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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合集10册

作者：【美】德龄　【英】阿绮波德·立德　【英】庄士敦　【美】史密斯　【英】麦高温　何天爵　【美【E.A.罗斯　【美】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美】哈雷特·阿班　【美】司徒雷登

目录

版权信息

我和慈禧太后

译者前言

遍地金沙

老佛爷的新玩具

火车员工

铁路官员

随驾大臣

尊贵的銮舆

接驾

御衣库

御膳房

光绪皇帝

伴君如伴虎

列车上的小朝廷

在旅途中

袁世凯

坍塌的长城

老佛爷回故乡

盛京故院

历朝皇帝的遗物

狐仙塔

射圃

同治帝的忌日

奉旨点戏

归心似箭

太后与春蚕

皇宫里的手艺人

参拜太后的狗

奇珍异宝

泛舟昆明湖

御医

宽容与仁爱

荷花的奇迹

太后喜欢吃人奶

皇家花园

沐浴

不祥之兆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译者前言

第一章 首访北京

第二章 从引航镇到大沽口

第三章 烟台八月

第四章 上海的城墙

第五章 上海

第六章 乡村中国

第七章 春日宁波

第八章 九月的芜湖

第九章 龙王洞和龙丘之行

第十章 阎王爷的府邸——丰都

第十一章 传教士的穷日子

第十二章 在重庆农村的生活

第十三章 西南地区的排外暴动

第十四章 心惊胆战

第十五章 温塘

第十六章 艰苦的进藏之路

第十七章 布置餐桌比赛

第十八章 传教士的职责

第十九章 反对裹脚运动（一）

第二十章 反对裹脚行动（二）

紫禁城的黄昏

译者前言

自序

1898：“百日维新”

任人宰割的大清王朝

康有为与光绪

太后压倒了皇帝

比太后更可怕的保守派

再次垂帘与义和团运动

光绪皇帝被囚禁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光绪皇帝的最后岁月

“老佛爷”感到很委屈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3岁溥仪成为大清皇帝

慈禧皇太后

迫不得已的“改革”

“活菩萨”想吃光绪的大腿肉

辛亥革命

无能的摄政王

窃国大盗袁世凯

清帝退位

清室“优待条件”

《清帝辞位后优待之条件》

“优待条件”的幕后是袁世凯

大清皇帝与洪宪皇帝

总统与皇帝相安无事

贪心不足的袁世凯

张勋拥袁有交换条件

八十三天皇帝梦

1917年的张勋复辟

“辫帅”“辫军”进北京

段祺瑞与轰炸机

心怀鬼胎的民国政府

誓死保“辫”的逸事

1919-1924年的紫禁城

民国总统不忘故君

我成了皇帝的英文老师

与世隔绝的紫禁城

皇帝的几位老师

洋人教师引起非议

梁鼎芬师傅是文学家

我和陈宝琛关系最好

朱益藩既是帝师也是御医

伊克坦专授满文

黄昏中的大清宫廷

一墙之隔的两个世界

皇帝怎样过生日

特准观礼的外国人

大清王朝的毒瘤——“内务府”

内务府是皇室的总账房

死要面子与硬装糊涂

腐败无能的吸血鬼

世续、绍英和另外几位内务府大臣

满族人不许做太监

羽翼未丰的“龙”

洋鬼子授课有人监视

“邓炯麟”竟然是大清皇帝

皇上授权我随便杀人

俄国沙皇邀请宣统帝加入联盟

改革紫禁城的梦想

帝制派的希望与梦想

五四运动与反日狂潮

死灰复燃的复辟传闻

躁动不安的天子

皇帝和鸡蛋的笑话

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走出紫禁城

电话、眼镜与辫子

胡适觐见成了大新闻

真龙振翅

四处寻求保护的小朝廷

皇帝成了受人豢养的哈巴狗

连婚姻都是阴谋

皇上想逃往英国公使馆

紫禁城里的无价之宝

珍宝成堆的监狱

皇上曾偷运宝物出宫

龙凤之喜

大婚的三个重要仪式

北京市民争看奇景

皇上的惊人之举

“跪进”与赏赐

逃出紫禁城

内务府抬来一座金塔陷害我

一次失败的逃亡

谁是逃亡行动的幕后黑手

离奇而令人痛心的火灾

皇上宣布遣散所有太监

御花园里的日子

郑孝胥进入内务府

辜鸿铭和泰戈尔

皇上捐古玩字画给日本

两朝末路王孙的会面

颐和园风波

内务府反对迁居颐和园

大清皇帝竟然也可以划船

杀手“已经准备就绪”

胡适博士替我抱不平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

颐和园是用海军经费建造起来的

令人窒息的两堵墙

紫禁城的黄昏

北京兵变

冯玉祥逼宫

“皇帝”变为“溥仪先生”

修正后的清室“优待条件”

最后一次经过神武门

笼中天子

危机四伏的北京城

摄政内阁极不正规

我和顾维钧成为众矢之的

两位老太妃挥泪出宫

张作霖和段祺瑞很生气

溥仪的逃亡

溥仪送钻戒给张大帅

从醇亲王府到东交民巷

日本最乐意接纳溥仪

溥仪出逃的连锁反应

尾声：龙归故里

溥仪与日本人

“中国最大的阴谋家”

我并没有帮助溥仪复辟

皇陵被盗让溥仪伤心至极

张学良替顾维钧说情

大难不死龙归故里

附录

庄士敦的身世及履历

义和团

溥仪的生母

清帝大婚的烦琐与无奈

溥仪及其后妃的诗文

建福宫大火烧掉了多少珍宝

溥佳关于遣散太监的记述

溥仪出宫的详细情形

宝熙与孙中山就“优待条件”的争论

溥仪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

参考书目

中国人的德行

译者前言

序言

死要面子

节俭

辛勤努力

处处守礼

浪费时间

漠视标准

说不明白

委婉的表达方式

柔中带刚

思维混乱

神经麻木

轻蔑外族

缺乏公德心

因循守旧

随遇而安

生命力旺盛

忍耐

知足

孝心

仁德

缺乏同情心

争强好胜

有责任心及遵纪守法

互相猜疑

缺乏诚信

多神论及无神论

现实与需求

同一性与多样性

裙带关系

喜欢吃

爱名利

容易轻信

性格温和

不敢得罪人

寄生性

不注重基础

不懂保存遗迹

注重中介

缺少利他思想

多面中国人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土地与土地法

第二章 帝国统治之道

第三章 军事制度

第四章 学者

第五章 经典书籍

第六章 教育

第七章 崇拜祖先

第八章 风水

第九章 神的喉舌

第十章 城隍庙

第十一章 山寺

第十二章 各式刑罚

第十三章 公开的私刑

第十四章 医生

第十五章 钱与债

第十六章 戏曲演员

第十七章 中国的城市

第十八章 水上人家

第十九章 家

第二十章 农民与农业

第二十一章 路

第二十二章 乞丐

第二十三章 脸面

第二十四章 杂谈中国人

第二十五章 中华新帝国

本色中国人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写在前面的话

第二章 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三章 难学但有趣的汉语

第四章 中国人的乡土情结

第五章 中国人的社交

第六章 中国人的信仰

第七章 神奇的风水

第八章 辫子的分量

第九章 衙门和司法制度

第十章 官员与百姓的微妙关系

第十一章 科举制度

第十二章 讲“礼”

第十三章 会做生意的中国人

第十四章 底层民众的本色

第十五章 货币及其经济制度

变化中的中国人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速读中国

第二章 生命力旺盛的中国人

第三章 从容、稳重的民族气质

第四章 生存是个重要问题

第五章 工业发展现状

第六章 为禁止鸦片所作的努力

第七章 妇女地位的变化

第八章 基督教对中国人的影响

第九章 西部的人文地理

第十章 教育的发展方向

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译者前言

第一章 东方之行

第二章 这般上海

第三章 国际城市

第四章 孙中山和袁世凯

第五章 内乱的阴霾

第六章 《蓝辛石井协定》

第七章 上海的白俄

第八章 我与哈定总统

第九章 山东与华府

第十章 华北的军阀混战

第十一章 蓝钢皮事件

第十二章 华南的局势

第十三章 二十年代的国共之争

第十四章 上海的战事

第十五章 列强对中国的干涉

第十六章 中苏之战

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第十八章 苏联、中国与日本

第十九章 海参崴的见闻

第二十章 西伯利亚之旅

第二十一章 1935年的莫斯科

第二十二章 签证的艰辛

第二十三章 1936年的菲律宾

第二十四章 西安事变

第二十五章 恍然大悟

第二十六章 西安事变的影响

第二十七章 日益恶化的局势

一、外交政策的改变

二、一连串的惨剧

第二十八章 美国军舰被日本炸弹炸沉

第二十九章 我与《芝加哥论坛报》

第三十章 日本人的压迫越来越沉重

第三十一章 炸弹与剃刀

第三十二章 德国人的思想宣传

第三十三章 历史断线了

第三十四章 无能的日本人

第三十五章 可怕的大桥监狱

第三十六章 危险思想

第三十七章 美国谷物来到了中国

第三十八章 交换名单上有我的名字

第三十九章 返回美国

第四十章 中国的未来

我的中国岁月

译者前言

卷一 中国醒来

一 独闯中国

二 初到沙面岛

三 孙中山的提议

四 辗转北上

五 柯乐文的秘密

六 加入《纽约时报》

七 京津的紧张形势

八 报道济南惨案

九 混乱的国民政府

十 国民政府的伎俩

十一 出现转折

十二 营救胡博士

卷二 日本发动战争

一 不被重视的提醒

二 日本的野心

三 拒绝诱惑

四 一·二八事变

五 日军蚕食中国

六 秘密协议

七 中国时局

八 西安事变

九 与莫斯科的关系

十 蒋介石的转变

十一 身临险境

十二 桥本欣五郎

十三 被日军占领后的上海

十四 我被日本人骗了

卷三 世界大战开始

一 日本的警告

二 和平的曙光

三 同日本高官见面

四 家中被查

五 报道日德谈判

六 横遭毒手

七 宪兵队的计划

八 大战爆发前的美国

九 中国真正的主人——中国人

十 战后必须面对的问题

结语 驻外记者的感受

在华五十年

译者序

第一章 家世溯源

第二章 大学和神学院时期

第三章 中国，我又来了

第四章 创建燕京大学

第五章 在燕京大学经历的种种

第六章 中国各阶层的人物

第七章 日本占领和孤岛上的自由

第八章 遭受监禁和重获自由

第九章 成为外交界一员

第十章 没有结果的努力

第十一章 不断加深的困惑

第十二章 在竹幕之下

第十三章 重返华盛顿

第十四章 退休后的思索

第十五章 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

我和慈禧太后

译者前言

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带领工兵炸开慈禧太后的陵墓，进入墓室盗宝。慈禧金棺的底部，铺着金丝织成的褥子，厚7寸，缀有大小珍珠10000多粒、红宝石85块、白玉200多块，上面铺了一层珍珠，共2400粒。尸体上盖着一条金丝与锦缎混纺的被子，织有汉字陀罗尼经文25000字，缀有800多粒珍珠。尸体头上的凤冠更是镶满宝石，其中一颗珍珠重4两，大如鸡蛋。最令人称奇的，是尸体口中的夜明珠，分开时是两块透明无光的珍珠，合在一起就会射出绿色寒光，可以照亮方圆百步。

慈禧太后统治中国48年，时间占整个清朝的五分之一，仅次于康熙、乾隆。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慈禧的奢侈腐化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与此同时，作为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她的昏庸无能也有目共睹。

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准备在颐和园大肆庆祝。恰巧这个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中外舆论认为，中国必胜。慈禧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提出全力支持前线，主张将庆典的费用移作军费时，慈禧却勃然大怒，恶狠狠地说：“今天谁让我不高兴，我就要他一辈子不高兴！”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不久，慈禧太后发布《议和大纲》，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后来签订《辛丑条约》，既割让土地，又赔付巨款，本息合计9.8亿两白银，这意味着平均每个中国人要拿出二两白银。款额如此之高，以至作为战胜国的美国自觉惭愧，主动归还了自己那份的一半，帮助清政府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

1906年，日本和俄国为了抢占中国东北，在中国土地上大打出手，清政府竟然发布上谕，表示“局外中立”。

可以说，慈禧太后是清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统治者。但是从某些角度看，慈禧太后又是一个强有力的女王。她手下的能人太多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任何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就连袁世凯也不是普通的乱世枭雄。如此一大批能人甘心受慈禧的摆布，足见她的手腕。

亲历了晚清宫廷生活的美国传教士I.T.赫德兰（Issac Taylor Headland）认为：“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就性格的坚强和能力而言，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她统治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利的国度。说她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最了不起的女人，这不算是夸张吧？”

美国学者斯特林·西格霍夫（Sterling Seagrave）则断定：“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当然了，她有很多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她只是想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已。”

西方人对于慈禧的评价往往过于“超脱”，他们毕竟没有体验过慈禧治下中国民众的凄惨生活。相比较而言，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Reginald F.Johnston）的评价更公允一些，他说：“在清醒的中国人看来，慈禧要对清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是中国日益衰败的罪魁祸首。我大致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想补充一点：慈禧只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女人，不可能对一切坏事负责，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罪责都算在她的名下。……她毕竟受到各种制度的制约，而这些制度并非她的独创，是祖先传下来的。她的恶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腐败的传统，不全是她自己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这位处于权力巅峰的女人的确犯下了诸多恶行；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慈禧太后必然也有她的无奈和苦衷，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对于这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叙述得最为真实、细致、生动的，恐怕就是美籍华人德龄了。德龄，满族人，慈禧太后晚年的首席女官，贴身服侍太后的生活起居长达两年，而在宫廷内生活的时间则更长。由于这种便利条件，德龄对于慈禧的了解要比一般人真切得多。在德龄笔下，慈禧太后是一位尝遍了生活和权力之酸甜苦辣的女性，既专横霸道、冷酷无情，同时也多愁善感，内心世界极为丰富。

本书原著为英文，初版于1933年初的美国。1934年4月起，中译本在上海《申报》副刊逐日连载。连载完毕不久，即由该报印出了单行本，从1936年至解放前夕，再版八次。

遍地金沙

那年春天，北平城内的桃花似乎比往年都要烂漫。风吹得花瓣到处都是，地上像是铺了一条红色的毯子，连鼻子里都是桃花甜甜的香气。

当时的那条大街，直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它上面铺了一层黄色的沙土，在阳光的映照下发出金灿灿的光芒。我们这一大队人马就从上面浩浩荡荡地走过，整个行列是那么齐整、肃穆，只能听到细碎的脚步声。

这是一支耀人眼目的队伍。骑在马上的人身着锦衣华服，朝帽上装饰着貂尾。胯下的坐骑是最好的蒙古马，浑身上下油亮亮的，鬃毛又长又整齐，气宇轩昂。不仅如此，就连马鞍、脚镫都非同寻常，上面不仅有花纹等装饰，还镶嵌着名贵的珠宝。这些马每一匹身上都汇集了好几种颜色，几百匹聚拢在一块儿，在阳光下简直绚丽如云霞。

离这些马儿不远，缓慢地跟随着一乘金光耀眼的轿子。轿子上面装饰着两条云中穿行的金龙，抬轿子的是十六个大内太监。轿子里面的人，面容庄严，如同庙堂之上的神祇，她就是此时的皇太后慈禧，四万万百姓的主宰。

紧跟着金色大轿的是六乘红色的轿子，分别由八个太监抬着。里面坐着的都是侍从女官，其中就包括我和妹妹容龄。

整个队伍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缓慢前行，不光是人，就连马都难得发出声音来。只有沉重的轿杠转动时发出的咯吱咯吱声，不时打破这份宁静。再有就是李莲英，那个尽人皆知的大太监，他不停地跑前跑后，呵斥着队伍中的人。他的声音尽管很低，却充满了暴戾的味道。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是他一个人精心布置的。

这条路是从颐和园至热河行宫的官道，长达几百里，上面铺了一层潮湿的黄沙，是专门为太后准备的。普通百姓不仅不能在上面走，即使是远远地看看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也要被杀头，所以谁也不敢冒这么大的危险违反。拐了几个弯之后，这条金色的大道便慢慢隐没在苍茫的山谷之间了。

此时的慈禧太后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是不是在想热河？她离开那里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五十年前的她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却仅仅做了咸丰皇帝身边的一个宠妃。后来咸丰突然驾崩，朝中两位重权在握的大臣居然开始合谋，打算把她年纪尚幼的儿子同治从皇位上拉下来。他们就是载垣和肃顺。（编者按：此处说法不准确。载垣和肃顺作为顾命大臣，秉承咸丰皇帝遗诏，辅弼时年六岁的同治皇帝，并无从皇位上拉下幼帝的行为，与慈禧太后之间实为权力之争。）

那时，慈禧并不熟悉朝中事务，更谈不上特殊的本领，可是，形势所迫，她必须想办法同那两个密谋的家伙对抗。结果，她在困难重重之中救出了自己的儿子，沿着这条黄色的屈曲盘旋的御道离开热河，回到了北京。那时，一路上负责保护他们的是荣禄。没有被咸丰选中为妃子的时候，荣禄是她的情人。后来，她成了咸丰的宠妃，荣禄便做了她忠心耿耿的仆从。当年的一番深情从此搁置，个中滋味又有谁能知晓呢？

现在，时光已经流转了半个世纪，那时候年轻美丽的宠妃已经成了世人敬仰的皇太后。荣禄早已作古，慈禧的爱子同治也驾鹤西去了。常伴她左右的只剩下了狡猾奸诈的李莲英，此时正跟随她，顺着这条当年的道路再次回到热河去。

紫禁城——那个勾心斗角的地方已经越来越远了。沿着这条黄沙铺就的大路前进，道路依旧，可五十年的风风雨雨恍如隔世，当年的人、马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支特殊的队伍在重峦叠翠之间不断前行，偶尔于事先布置好的庙宇里稍事调整。最后，在持续不断的长途跋涉之后，终于来到了热河行宫前的空地上。

可是，眼前的一切，如同死一般沉寂。

同样的宫殿，同样的黄色琉璃瓦，同样的麒麟龙凤绘琢于梁柱之上，可这些同北京紫禁城的宫殿相比，却少了几分细致与精巧。女官、太监、宫女们都走下轿子，悄无声息地跟随着太后，疾步前行。慈禧太后本就是个走路迅捷的人，而此时此地，从前的一切仿佛在冥冥之中召唤着她，使她不得不加快脚步，在这些凄清的大殿中间穿行。她几乎踏遍了自己当年做妃子时所有的足迹。最后，停在了一座空荡荡的宫殿前。

“唉！这就是同治当年加冕时的宝座。现在，他好像还坐在那里，还穿着那最最高贵的龙袍——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她突然说话了，声音低沉而孤寂。

在热河静静的风里，一切都停住了，唯有她的思绪在波涛汹涌。谁能想到，那时候的一场加冕礼成了她三次摄政的开端。从那时起历经的种种是非，如云烟一般从眼前闪过，是那么清晰可辨，仿佛发生在昨天。那时候，她就站在这里，就在此时所站的地方。

她就那样凝神注视着，沉默着。她的目光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婴儿，看到他正在眼前的宝座上接受加冕礼。身后浩浩荡荡的队伍，在此时，在她眼中，都恍如虚空，一切仿佛都回到了当年。

她的脚步顺着当年的足迹，又来到了另一座宫殿。她说，这就是当年安放咸丰皇帝灵柩的地方。这句话她说得真真切切，眼前似乎真的有个死去的咸丰静静地躺在那里。他撒手西去了，身后的千斤重担，全都落到了他的爱妃娇弱无力的肩膀上。而今，一切恍如隔世，当年的弱女子，已经成了万人敬畏的皇太后，成了一个垂暮的老妇人。

在没有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已经听太后讲过很多关于她自己的往事。此时，真的站在这里了，昨日的雍容华贵、温柔幸福，一切仿佛就在眼前，她一一给我指点着。而她心中的悲伤又有几个人知道呢？

不过，在离开此地，回到北京，踩到颐和园土地的一刹那，一切悲痛便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烟消云散了，就像史书轻轻翻过了令人哀叹的一页，再也不会有人去翻看。

老佛爷的新玩具

那段时间，太后好像特别喜欢外出活动，大概是热河之行触动了她的某根神经吧。没去热河的时候，她不过就是去紫禁城和颐和园转一转。以前她倒是去过一次西安，那还是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可那次远行又给她留下怎样的记忆呢？唉！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

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她已感觉到憋闷，想想那些朝中事务，她大概也产生了厌倦之心，这时候的她似乎特别向往不大一样的生活。加上我平日里的想法，或多或少也影响到了她，以至使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也使我背上了一个让人戳脊梁骨的罪名。

我和妹妹对我们满族人的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对我们的族人怀抱着某种神秘的猜想，这就成了人们指责我撺掇太后去奉天的原因。其实，自从我们的先祖入关以来，能回去看看的满洲人是少之又少的，怀恋故土的又何止我一个人呢？

皇太后下定决心要去一趟奉天，捎带着还要把东陵的故宫也看上一看。这边主意一定，马上就变成了命令，电报立刻去了奉天，吩咐把一切都准备妥当。尽管和热河行宫一样，那边的宫院也常年有人照看着，可毕竟无法和紫禁城相比。因此，太后还没出发，已经有一批人先行过去，准备把那几座空闲多时的宫殿拾掇一番，让它们能像紫禁城和颐和园那样舒适、华贵。

不过，北京离奉天实在是有些遥远，太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知道自己不可能再乘銮舆去。恰好，之前她从外国铁路公司那里花天价买了一列“御用列车”。这个价钱可不是铁路公司狮子大开口要的，而是因为经手人太多，层层瓜分，以至最后的价钱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国全年的花销。李莲英就是瓜分者之一，至于他得了多少银子，大概谁也说不清楚。

天价的专列早就买好了，太后却一次都没有用过。平日里她总在琢磨着，坐火车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次终于可以感受一番了。另外，更让她期待的是，趁着去奉天的这次机会，可以瞅一瞅自己治下的这片土地。离开北京，对于她来说实在是非常难得；再有，她还想看看老百姓，可这只能是停留在她脑子中的一个想法而已，因为普通百姓是根本无法见到她的。只要是圣驾出巡，闲杂人等是绝对不准在大路上停留的，即便是周遭小街巷的行人也会被驱赶得一干二净。

不过，百姓的眼睛是遮不住的。我和妹妹都知道，只要是皇太后或皇上经过的时候，街道两边的居民们都会躲在家里，在窗纸上挖个小洞偷偷地看。幸好，皇太后的銮舆和女官们的红色轿子全都遮掩得很严实，百姓们所看到的只是外面的一切，根本看不到我们这些人。我偶尔会把自己的轿帘拉开一点点，看看外面，但也只是那一点点，否则外面的人会看见我，那样就太不成体统了，别人更会以此兴风作浪，对我大加指责。

去奉天的事情已经确定下来，可真正启程还需要做许许多多的准备。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太后必须下一道正式的旨意，确定专列由北京开往奉天的具体日期。另外还要确立一条新的法律，那就是在太后专列行驶的过程中，本路段不允许有任何其他车辆出行，违令即斩。于是，在这次太后出巡的过程中，京奉铁路沿线的长官，都不免被派为基本扈从人员。还有就是由她亲自挑选随同前往的朝臣。除此以外就全是我与大将军庆善分内的事情了，在此不加赘述。

最先投入准备工作的应该是铁路工人，因为据估算，所有朝臣、太监、宫女，加上各种各样的家什、物品等，太后的专列至少要挂十六节车厢。另外，自从购回之后，这御用专列还未曾用过一次，为确保万无一失，肯定要先检查一番。不过说起来，这么复杂的工作，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将那十六节车厢全部漆成皇族专有的黄色，唯一不变的就是前面那辆机车。唉！至今回想起来都令人遗憾万分——在我们的皇天之下、厚土之上，竟不曾有过一辆完全黄色的御用列车。大概皇太后是没有想到这一点的，否则肯定会下令将机车也漆成黄色。

虽然皇太后去奉天这件事已经成了定局，可是，照规矩还要征询一下朝中各位大臣的意见。多年来，凡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皇太后都会让他们发表一下看法。只是，在我看来，朝臣抒发己见不过是一个过场，她根本不会去重视，假如意见恰好相反，那她就更不会听到耳朵里面去了。这次照例下了一道上谕，谁知“一石惊起千层浪”，朝臣们立刻忙乱起来，奏章纷纷送到了太后面前。大概的意思都差不多，总结起来有这样几句：

“吾泱泱大国，自尧舜以来，历代帝王轻以万乘之尊试彼迅捷之器者，未尝有之。而我皇太后年事已高，尤宜珍重再三，以免我大清子民惴惴不安于贵体之安好。……况诸多朝中事宜，亦有赖太后定度，岂可废弛一日？故臣等斗胆恳请太后，万勿为夷人妖言所惑，东幸之事暂且搁置不提为宜。此乃至善哉！”

里面所提到的“夷人妖言”，就是在说我和妹妹了。在为行程做准备的二十多天里，这样的奏章几乎每天都有。皇太后对此态度漠然，奏章拿到手里立刻就成了碎纸片。这是她向来的习惯，只要见到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奏章，便随手撕掉。看到这些奏章的时候，她曾生气地说：“以前的皇帝不知道坐火车的滋味，我们便也没有资格坐吗？况且，如果那时候火车便已风行，他们肯定早就坐了。会有什么危险呢？我们才不会害怕呢！想想看，惊险的事我们经历得还少吗？最令人恼怒的是，这些奴才，他们居然敢说我年纪大了！”

话是这样说，但毕竟岁月不饶人，太后此时已是古稀之年，的确是老了。她的面庞、手指上已明显显现出女人年老之后的特征。可女人毕竟是女人，当面指出她“年事已高”，是很难令她接受的。她气恼得很，觉得简直难以容忍。

“还有，他们怎能那样说？”她自言自语着，火气显然是越来越大，“因为有事情要我办理，就不允许我离开这里吗？他们是不是忘记了，我在哪里，哪里不就是朝廷吗？不管是什么事，不都可以照办不误吗？庚子年那么乱，我们去了西安，洋兵都追不上了，朝廷还是在我们手里啊！难道他们弄不清这些道理不成？这些蠢东西，要他们有什么用！”

她心意已决，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于是，钦天监负责给我们挑了个黄道吉日、吉时，准备启程。那天来临的时候，整个紫禁城里到处都是一团忙乱的气息，上至皇太后和各位宫眷，下至李莲英和我们这些侍从女官，甚至最低级的小宫女，都忙个不停。外面更不太平了，从朝中重臣到铁路上的小差役没有一个清闲的。

终于出发了，当我们走出紫禁城大门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金灿灿的大路——从朝门到火车站，一路又铺上了黄沙。黄沙都是潮湿的，整条路好像是海边的沙滩，据说可以防止风来的时候沙子被刮走。我的轿子就在皇太后銮舆的后面，我们一起从中华门前门出来，顺着前门大街一直走到永定门，这里就是我们准备上火车的地方。

那顶由十六名太监抬着、金光耀眼的大轿是皇太后的，我和其余的女官们照例坐在红色的大轿里。这些轿子也要被带到奉天，专门有两节车厢是为它们准备的。我很不喜欢老老实实地坐在轿子里，此时又把轿帘拉开一些，偷窥着外面的一切。先是看到了左手边的天坛，蓝色的圆形屋顶在闪闪发光；接着往右面看，那座先农坛便映入了我的眼帘；最后，终于来到了高高耸立的永定门前面。这浩浩荡荡的队伍慢慢从门洞里穿过去，径直来到了站台上。那列御用列车早就静静地等在那里了。一眼望过去，十六节车厢全都是美丽的金黄色，给人一种雍容而又别致的感觉！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那些轮轴依然是原先的黑色，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紧迫了，二十天的工夫，要把十六节车厢全部漆成金黄色，这些漆匠们的工作难度已经非常大了。

准备上车了。本来我们只需来到列车旁边，顺着梯子走上去就可以，没有什么复杂的程序。可太后偏要特立独行，吩咐一定要专门准备一个特殊通道才行。她并不着急上车，毕竟是第一次见到自己这列御用火车，所以她想好好地看一看。其实，不要说这列御用列车了，就是别的火车，她也未曾见过呢。据我所知，她仅有的一点关于火车的概念还是我没事的时候给她讲的，她甚至还没有见过火车的图片呢。想到这里，我禁不住为那些铁路上的服务人员担心——万一火车在行驶的过程中让皇太后不太顺心，他们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这个垂垂老矣的妇人轻轻说出一句话，他们的脑袋就得搬家。

不过，这时候的慈禧太后简直像个孩子，这列火车就像是她新得到的玩具。所以，她并没有急着走进火车里面去，而是决心好好把它看个究竟。她下令停轿，这样吩咐起来可以更方便些。她先是命令火车慢慢往前开，当火车真的动起来的时候，她——我们的皇太后简直欣喜万分，连自己高高在上的架子也放掉了。她把腰弯下来，一个劲儿地观察那些转动的铁轮，嘴里还不停地问着问题，比如：火车头为什么会有蒸汽呢？蒸汽从哪里来的？这些车轮到底是什么在推动着？火车为什么只能在铁轨上走，在平地上走行不行？

看着她那个样子，那种神情，你会忘记她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老佛爷，此时此地的她简直就是一个小孩子。

她一直命令着、观看着，火车就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直到她看够了，好像已经明白火车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才下令上车。太后要上的那节车厢，前面有一块轮船跳板似的木板，上面铺着一块黄色的丝绒毯。李莲英走在她前面搀扶着，旁边还有很多太监伸手保护着，以防万一。直到她的脚稳稳地踏上车厢地板，众人才松一口气，木板也马上挪开了。

这辆御用专列就要出发，但是，在正式上路之前又有了个特殊的规定，那就是：一定要预先得到皇太后的允许，火车才能前进、后退和停止。只有实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司机才能自己拿主意。另外，由于这次去往奉天的路程比热河要远很多，所以太后反复告诫，不管怎么样，这一路上不论是火车进站、出站还是行驶的过程中，都不准鸣笛，车站上也不准有其他的声响。她很想尝试这个新玩意，但路途实在漫长，才不得不下如此命令。

如果早上几十年，她年轻的时候，这样的一列御用列车肯定是人们眼中的妖物，想躲还来不及呢！哪个能想到它居然可以与人方便呢？而此时，皇太后竟然亲自坐在了火车上，顺着铁路去往遥远的奉天。世事多么不可思议啊！

但她心中还是有些犹疑，担心路途之中会出现什么阻隔，所以，最终还是带上了自己金黄色的大轿子。

火车员工

那时候，在宫中有一个规矩，不管太后要驾临什么地方，必须是她第一个走进去才行，假如有人在里面，那他就得先退到外面，等到太后进去了，别人才有资格往里面走。于是，在太后步入火车之前，早有人先上去把车上那些工人们统统赶下来，带到一个看不到太后的地方，齐刷刷地低头跪在那里，静静等待着她老人家的圣驾上车。仅仅是几分钟，却是令人难忘的一幕：长长一列金灿灿的御用火车，火已经燃起来了，黑烟不断从烟囱里往外冒着，蒸汽也在汽锅里蓄得满满的，车上却没有一个人。最后，太后终于稳稳地坐在了自己的车厢里，那些伙夫、司机们才直起身子来，各自回去工作。

就为了我们去奉天，庆善在那二十几天的时间里，简直累得身心俱疲，难题一个接一个地摆在面前，哪一个也不能绕开。首先是火车上的工人，宫里有一条规矩，那就是女人不能让男人服侍，因此，太后下令一定要让宫里的太监来代替工人做所有的事情。可这怎么行得通呢？太监们在管理宫内事务上是很在行，经验丰富，可侍弄火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连铁路上一些最基本的知识都不懂，怎么有本事让火车顺顺利利地到达奉天呢？

最后还是庆善好说歹说，才把太后的这个念头给打消了，并答应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那些火车上的工人都不会窥视到她老人家的尊容。尽管如此，太后似乎还是有些担心，便又下了一道听起来有些荒唐的旨意。她要让这列御用列车上的工人全都打扮成太监模样——脚蹬朝靴，头顶朝帽。想想看：那些满面灰尘，整天在烟熏火燎中做事的工人们，戴着顶小洋伞的帽子，有多么的不伦不类！再让他们脚穿黑缎长靴，身披色彩艳丽的锦袍，在煤堆旁边挥汗如雨，那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可是，不管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真就成了现实。皇太后的话就是法律，谁敢违抗呢！

先说说那三个司机，他们便服从命令打扮成了太监模样。这三个人一个开车，一个负责看路，一个负责替补。开车不用解释了；如果出现异常情况，铁路上出现障碍物之类的，看路的人负责及时向司机通报；至于替补的，如果有人要休息，他就负责依次顶上去。比如开车的要休息，便由看路的司机来代替他，替补的那个人就来负责看路。

这三个人的工作可是非同小可，要多少帮手都不为过，可是此时只有这三个人。正式开车的司机平时是可以踏踏实实坐在椅子上的，可这御用列车里面，能坐的只有皇太后一个人，其他人不管是谁都只有站着的份儿，因此，他也只能站着开。一般的车里没有看路的工作，即使有，坐在那里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工作应该很轻松。可在这里，他除了蹲着就是跪着，并不显得多么轻松。这就是皇太后所注重的礼仪与威严。

再说说负责烧火的那几个人。看炉子的是两个人，一个工作，一个先在旁边休息，等那个累了，另一个再上。另外的两个人，一个是专门供应煤的，他要用铲子将煤运到炉子旁边，好方便看火的人取煤；一个要在煤堆上面待着，用小铲子把高处的煤弄到下面，让运煤的人节省些体力。最后说到的这个人是最累的，想想看，他需要站在高处，可火车始终在运动着，所以不能站得很直，需要弯下腰来才能站得稳当；坐着呢？当然也不行，太后在啊。所以，他的姿势最难受，半蹲半站，很是费劲。因此，他的工作又累又慢，还不安全。即便是这样，他也一样头顶朝帽，脚蹬朝靴，身披太监的华服锦缎。另外那三个也不例外，套着同样的行头在炉子前面挥汗如雨。

不管怎样，火车还是出发了，所有的装扮、仪式都按照太后的吩咐继续着。我脑子里面总是在想，之前这些人肯定经受了一番训练，所以，不管怎么不乐意，也不曾出现过什么差池。这一点我很清楚，我经过太后的允许到他们那里去过几次，那些人都是满面愁容的样子，没有一点高兴劲儿，我知道这是万万不能让太后知道的，所以就视若无睹了。他们心里肯定是老大不愿意的，要干活还不能放开手脚，之前的哪一列火车也没让他们受过这样的罪啊。装扮是最要命的，朝帽和华服无论怎样也戴不惯穿不惯；其次，再苦再累都不能坐下来；最后一点，为了避免惊到圣驾，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能鸣笛或者敲钟。

这样一来，那些管理车闸的工人该怎样做呢？

他们的工作应该是挺难做的，想想看，这些黄色的车厢肯定不会让他们走近，车顶就更不能上去了，不然脑袋肯定会保不住。而进站停车又必须要用到手闸，这绝对是个问题。不过这个难题最终还是没有难住他们。煤水车后面有半节车厢并没有漆成黄色，是用来供车上的工人们休息的。每次要停车的时候，司机就派一个人跳下机车，跑到这半节车厢上，为的是告诉管理车闸的工人，准备停车。这就要求车速不能太快了，所以，这御用列车的时速始终是每小时十五至二十英里左右。快要停车的时候，速度会越来越慢，管理车闸的工人就从半节车厢上跳下去，跑到后面装手闸机的车厢上面去，或者就在地上等着，那节车厢一到跟前他就爬上去，很利落地用手闸把车子稳稳地停住。其实，这个管理车闸的工人已经违反了太后的规定，碰到了黄色的车厢，只是他们上下都非常迅速，太后没顾上看罢了。

这长长的一列御用列车，就像一条黄色的龙，在缓缓前行。两面杏黄色的大旗在火车头上迎风招展，那是清朝帝国的国旗，黄色的底上画着两条嘴张得很大的龙，中间有一颗大珠子。两条龙代表的是皇帝和皇太后，珠子代表的是整个宇宙，整幅画面所传达的意思就是，世界永远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平时火车到站的时候，为了显示是否安全，都会有个工人在车下挥舞红色或绿色的旗子，这次，太后的御用列车要经过了，拿着旗子的人全都换了，最低也是县级长官。不过，从北京到奉天这一路上，只有我们这列黄色火车，外加十辆普通客车装载的保护太后的卫兵，所以，这些长官们手里的红旗、绿旗就是摆设了，他们怎样挥都可以，错了也没有关系。

如果是平时坐火车，北京到奉天，一个昼夜就到了，可这御用列车居然走了整整三天三夜。让火车慢成这个样子已经够麻烦了，太后还不时地命令停车，车上的工人们可被折腾坏了。他们不仅休息的时间极少，而且就算是休息也不能坐着。我暗自猜想，这些人肯定都被严格地训练过了，不然的话，这样的行程和工作，一般人如何承受得了？

问题再多，困难再大，都难不倒这些人。那六个人——火车司机、照看火的人，还有管理车闸的人，当他们该吃饭或睡觉时，就会去煤水车后面的半节车厢里。他们会用很熟练的动作蹲着或哈着腰吃饭、喝茶，看上去挺费劲的，可他们好像都很熟练。很多出门在外做工的中国人都能把这个动作做得很自如，都是那样很熟练地一蹲。

睡觉怎么办呢？就算这些人习惯于蹲着也不成啊。站着睡觉就更离谱了吧？不舒服还在其次，车子在走动的过程中肯定会不停地晃动，睡着了也会倒下来的呀。不过，问题总会解决的，他们想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宫里面的人经常用这个办法。就拿我来说吧，在太后面前我也没有资格坐下，只有她老人家赏赐我坐的时候，我才可以坐。就算是太后睡着了，我也绝对不能找个凳子什么的坐下。不过，地上就没关系了，既可以坐着，也可以躺着。只不过缺了个舒舒服服的枕头罢了！关键在于，不管是在地上坐着或躺着，只要自己的身体不高于她老人家在床上躺着的身体就行了，就没有坏了规矩。

这个办法工人们也学会了。既然坐下来会违反太后的命令，蹲着又睡不了觉，那就躺在地板上吧。太后她老人家，或者是坐在宝座上，或者是躺在床上，不管怎么样都比躺在地上的人要高啊！这样，他们毫无疑问比太后低。床当然总比地板高多了。

这辆机车的内部空间，似乎比寻常的机车要大一倍，否则怎么能够容得下七个人在里面工作呢？事实上，这七个人并不是个个都在工作，而是尽量躲在煤水车后面的那半节工役车厢上，在这里，连一个凳子、一把椅子或一张桌子都没有，以防这些工役们在没有人注意的当儿，私自坐下去。

说说那些工人们的衣服吧。那太监式的锦缎华袍穿在他们身上，要想干干净净的几乎不可能，用不了半天时间，煤灰油污就蹭满了。怎么办呢？这么好的衣服脏了洗洗带回去穿多好啊！但实际的情形是，衣服一脏就被换掉，然后扔到车外面去。因为他们清楚得很，以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轮上再给太后开火车，而平日里穿成这个样子肯定会被人嘲笑，再说，他们也没有这个资格穿啊。一切经费都归内务府担负，所以不用担心花销问题，只管换上新的就行了。

此时的皇太后坐在火车上十分安心，这全是因为之前她自己的一番实践。车子还没出发的时候，她几乎就把火车运行的原理弄清楚了。尽管没有亲自到机车上去看，可该知道的她全都问了一遍，还亲自下令让这御用列车前前后后地走过呢。这样一来，她就放心了，觉得这火车也不算什么，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更有意思的是，太后对于这一段生活的印象非常深刻，好几个月之后，每当提起在火车上的生活，她都可以非常清楚地和别人谈起来，而且描述得非常细致。

铁路官员

这些车厢中间，有一节毫不引人注目，本来不说也罢，只是我曾经去过那里，就说一说吧。太后特别吩咐过，我可以到处去看看，所以我便有机会走到了那里。那辆车是专门给工人们准备的，让他们把衣服箱子、被褥等等堆放在里面。只要他们的朝服沾上了煤灰等脏东西，就会跑到这里换上新的，所以这里总是显得乱糟糟的，人们不停地出出进进。可是，我去那里的时候一次也没碰到人，既没有人换衣服，也没有人拦着不让我过。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以随时换衣服，或者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或者是他们看到我以后就相互提醒，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便小心地避开，等我走了再继续忙乱。

紧挨着这节车厢的是一节很特别的车厢，里面装的都是特殊人物，他们就是京奉铁路上的官员。这些人身上可写的东西真是不少呢。他们的庸庸碌碌、醉生梦死，或许更深地刻印着清朝官场的痕迹。

“铁路官员”这种身份，听起来似乎能在铁路上面大展雄风，而实际上他们什么成绩也做不出来。京奉铁路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坐收渔利用的，其他的一概与他们无关，即使想管也管不了。他们这一路跟来，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由于在太后的脑子里，这些人应该对铁路上的一切了如指掌，带着他们可以让自己更安全些；另一个就是那些人有自己的小打算，准备趁这个机会，充实一下自己本来就很鼓的腰包。

孟福祥就是这一群官僚的领袖。此人锦衣缠身，整日里摆出一副自认为仪表堂堂、身份不俗的样子。说是铁路官员，实际上这京奉铁路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大钱袋，收入的大部分都进了他的腰包，却什么事都不管不顾。如果哪天他心血来潮管起来，倒是这条铁路的不幸了。因为这个人在管理铁路方面的知识，还不如一个小学生呢。尽管如此，他可没有让自己闲下来，也忙来忙去的，只是忙着往兜里捞钱罢了。

这一群有着“特殊使命”的官员都在火车上，总不能一点儿正事都不管吧，所以他们给自己找了差使，第一件就是对前面说的那三个司机、四个管火的，外加管理车闸的六个人进行监督，看看他们的工作完成得如何。孟福祥不愧是领袖，他将这些官员分成两人一组，每组负责一块。在机车那里有一组，对三个司机和四个管火的人进行监督，防止他们做错什么事情。实际上，即使司机让火车出了轨，他们也不一定明白是对是错呢！好在他们有当官的身份，不管怎么样，那些工人不会不服从他们的命令。举个例子来说吧，如果他们让司机或管火的人往左边挪一下，后者肯定会动起来的，可往右还是往左就没准儿了，反正这些当官的也不一定看得出来。

不过，说到尽职尽责，这些官员倒也有一点很合格。火车的速度快慢他们不管，火烧得是否旺盛他们也不管，他们要做的是盯牢每个司机和管火的工人，不准他们偷偷坐着，以免犯了太后的规矩。他们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这个。整个御用火车上不管是哪个人，就连那个煤堆上的人也算在里面，只要没有偷偷坐着的，管理车闸的人也没有随便跑到黄色车顶上，就算是大功告成了。这样的工作应该不算复杂，可也把他们给累坏了。想想看，监督人也不容易啊，一定要寸步不离，更不能坐着了。

这里还有一些详细的内容，我慢慢讲来吧。

几百年来的清朝官场，已经形成了很多难以改变的东西，可以说是积习。其中之一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一个人得到了某个官职，而这个官职又很容易来钱，那么他就会把自己亲戚当中所有男子都招到身边来，美其名曰助理，分派到各个重要的位置上去。孟福祥当然也不例外，他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助理。他自己什么也不会做，该怎么指导这些助理呢？这一点倒是不用担心，他的身份和地位在那里摆着，助理是必须要有的，助理下面还有助理，总有人会办事情的。像这样的一群人，手中握着朝廷的俸禄，能真正把事情做好的又有几个呢？

孟福祥早已故去多年，那时他官居京奉铁路局局长，可他所掌管的事务不过是银子的流向而已。大家只知道他是皇太后亲自委派的，却不知道其中另有隐情。假如谁能把总管太监李莲英抓起来，严刑逼供，让他从实招来，就会明白其中的门道。这个孟福祥之所以能坐到如此高位，全是银子的作用，有一笔巨额款项装进了李莲英的腰包。孟福祥这个局长是否称职就可想而知了。关于这点还有几个小插曲。

这次出行，太后很想了解一些跟火车有关的知识，就让人招来了孟福祥。此人来到太后面前，先是恭恭敬敬行了大礼，然后就低着头站在一旁，眼皮都不敢抬起来，只等着太后发话。

太后说话了：“这火车能动起来，到底是什么在推着它呢？”

孟福祥天生有点口吃，所以平日里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慢了：“回……回太后老佛爷，火车就是那些工人开着才动起来的！”

“你怕我不知道这个吗！我问你的是，这火车在他们手里究竟是怎么动起来的？”

“奴……奴才不清楚！奴才该死！奴才不……不……不敢斗胆胡说！”

尽管他的回答很令人不满，可太后却执意继续问：“你还记得吗？前一站的时候，这火车不往前走，却向后退了退，你给我说说，它怎么又能往前走，又能往后退呢？”

“回……回……回太后！这个奴才知道！全是那几个司机鼓捣的！”

“既然是他们，车子能停下来又是怎么回事呢？”

“启……启……启禀太后！专门有六个人，到停车的时候就跳下去，跑到最后那节车厢里，使劲扳住一个大转盘，慢慢地，火车就会停了！”

其实，孟福祥心里面所想的并非这样，他总觉得这火车是那些管理车闸的人硬给拽住的。他说出来的这番话倒是比他的脑袋聪明些。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产生疑问了：清朝政府的铁路官员们，是如何取得任用资格的呢？其实前面已经提到，就是用银子换来的！而到任之后如何保住自己，也不会成什么问题，只需耍一些小手段就行了。我二哥勋龄就担任着一个铁路监督的职务，可具体该做什么工作，我至今都不清楚，而且不光是我，就连他本人都不明白。他是如何坐到这个位置上的呢？原因也很简单，只是由于他曾经在法国某某陆军学校做过留学生。

对于太后来说，宫中那些繁文缛节尽管令人不舒服，却又是让人无可奈何、不得不忍受的。文武百官对她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经常糊弄她，甚至欺骗她，那些铁路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她表面上装作不知道，其实心里又何尝不清楚？我在宫中、在太后身边这么多年，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朝臣们的脾气秉性，不管是虚伪也好，自傲也好，皇太后都是可以看出来的，并且看得非常透彻。

在和孟福样进行那番对话的时候，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据我们的猜想，大概会有两种想法，而且只可能有两种：一是将他赶走，再也不想看到他；另一个念头就是嘲笑他一番。但是她心里清楚得很，走了一个孟福祥，来的说不定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嘲笑也行不通！因为她要维持皇太后的尊严。

这一路走来，日日不用上朝，看似很轻松，可礼节是绝对不能有所减免的，只有我们这些女官才有机会放松一下。只要遇上什么值得发笑的事情，我们就跑到自己的车厢里，想怎么笑就怎么笑。

随驾大臣

这些朝臣们看起来都是那么庄严肃穆，可是对于朝廷来说，他们又有多重要呢？那些国家大事离开了他们会不会变成一团乱麻？又或者如同一匹马，尽管没有了尾巴，照样可以生活呢？至少在我看来，这些人最擅长的就是乖乖地站在太后面前，显示自己的恭敬，其他的似乎就没有什么了。也难免我对他们的能力与作用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朝臣理直气壮地、痛痛快快地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是如此。

按照常理来说，朝臣的职责应该是给太后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意见，做太后的左膀右臂，帮助太后将朝政处理得合情合理。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些人都太担心自己的脑袋，总是向太后讲一些有意逢迎的话，即使有了不好的消息，他们也不会如实禀报，而是有意歪曲事实，为的就是博得老佛爷的欢心。

我突然记起父亲曾经和我说过的一件事，那还是在甲午年中日海战的时候。当时，因为朝臣们都害怕太后发怒，始终不敢把打了败仗的消息告诉她，慈禧听到的全是“连连获胜”“我军大捷”之类的谎话，甚至于中国远洋舰队最后全军覆没了，她还被蒙在鼓里呢。

尽管如此，他们毕竟是朝廷重臣，这御用列车上当然要有专门为他们准备的车厢。不过，他们的待遇并不是太后之下最好的，仅次于太后的人是总管太监李莲英。那些朝廷重臣们，不管是最高级还是最低级的，全都挤在了一个车厢里面。而李莲英呢？有一整节车厢完全属于他自己，里面富丽堂皇又舒适自在，唯有太后的车厢才能比得过。这难道不稀奇吗？

为了让大家不至于走错房间，很多车厢外面挂着一块牌子，上面标明是什么人物的车厢，或者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比如这辆为朝廷重臣提供的车厢，就在显眼的位置上写着“内务府”三个大字，怕与铁路官员的车厢弄混了。不过，太后的那节车厢是个例外，牌子绝对是不能挂的，可记号必须得有，工人们便在那金黄色的车身上，用天蓝色漆画了两条舞动的巨龙，看起来色彩艳丽，气势慑人。

这些所谓的朝廷重臣们，在外人面前耀武扬威，似乎觉得自己很是重要。可实际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我二哥勋龄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所以，我对这点是十分清楚的，绝对不会因为私心而有所隐瞒。事实是，他们绝对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就拿二哥为例，他的为人与长相，确实都很出众，平日里的穿戴也很雍容华贵，不仅如此，他的能力、学问也不比别人差，完全可以担负一些重任。可是，他空有一身本事却没有用武之地，平日里连非常简单的事情都没有机会去做，想发挥自己所长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他唯一能为朝廷出力的地方，就是自己出色的长相与服饰了。

内务府大臣，这个头衔够大了吧？应该是负责所有与内务有关的事宜。不管是如今的中国国民政府，还是美国或者别的什么国家，从政治地位上来说，内政部长或是同等职位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晚清的中国却恰恰相反，我们下面要说的庆善就是一例。他一个堂堂内务府大臣，管理的事务却都是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打个比方来说，他就相当于一个大户人家的仆从或者总管，所管理的只是宫里的一些琐事。与其他大臣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是，他在宫里面，比旁人接近太后的机会要多一些。如果太后恰好看到他，指令他去做点别的事情，那他就可以想办法给自己谋些私利。

本书写到这里，要专门介绍一下这些大臣们的服饰。尽管他们的才能是平淡无奇的，甚至可以说很平庸，尽管他们的地位并非多么重要，可是，他们的穿着却非常合乎标准，并且是整齐划一的。庆善就是一个服饰非常精致的人。头上一顶小洋伞式的圆帽，一颗红珊瑚的顶子装饰其上——这是清王朝一品大臣的专利，红色顶子代表着无上的荣耀！帽子后面还拖着根孔雀毛的翎子，随着脑袋的动作流光溢彩地闪烁着荣耀。有一种“双眼”的翎子是最为尊贵的，只有获得主上的恩准才能使用，绝对不能滥用。在大清这几百年的历史里，只有三个人得到过这特别的恩典，风云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之一。（编者按：此处说法有误。从乾隆朝至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有傅恒、福康安、李鸿章等7人，而被赐双眼花翎者多达20余人。）

庆善是没有资格得到如此殊荣的。

不过，庆善的衣服还是很考究，甚至可以说是很漂亮。他身着一件齐脚跟长的天蓝色箭衣，外面套着件马褂，颜色紫中透红，上面隐隐地透着许多花纹。花纹的颜色同衣服是一样的，所以看上去是若有若无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暗花”。据说，这是一种最精致、最讲究的花体，织起来很需要一番工夫。暗花的花纹多半是变形的“福”“禄”“寿”等字，表达的是长命富贵、福寿双全等美好的意思。不光是这马褂上面，就是那天蓝色的箭衣上，也织着相同的花纹，而且也是“暗花”，这样就和马褂完全搭配。仅就这一点来说，庆善这身衣服的确是不同凡响，再加上脚下一双反着光的黑缎朝靴，真可以算是仪表堂堂了呢！

这些朝廷大员们身上，除了漂亮的衣服之外，还有两根所谓的“忠孝带”也很显眼。这是两根白色的丝带，拴在腰带上，上面分别绣着“忠”“孝”两个字。不管哪个朝臣，只要是离开朝廷出差到外头去，就得佩戴，意在让那些朝臣心里总想着朝廷：身子不在，心却不能离开，对朝廷绝对忠诚。

就拿这次随驾出巡来说吧，不管哪个大臣的腰带上都有两根这样的东西，如同礼盒上面系着的彩色带子。不仅如此，在两根忠孝带的末端，还有两对很小的荷包。这荷包是没有固定样式的，于是乎便出现了各种形状、各种颜色、各种花式，上面都有极为讲究的手工刺绣，色彩艳丽，耀人眼目，让这“礼物”更显得华贵可人。说起这些荷包的功用，实际上只是一个摆设罢了，从来也没有谁用它装过东西。这美丽的荷包与白色的丝带一起，共同构成了外出的大臣们随身而带的忠孝带，为了表示对朝廷忠心的忠孝带！可是，这一次这些随驾的大臣们有哪个远离了朝廷呢？太后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朝廷啊。

这些大臣身上惹人注目的配件，除去荷包之外，还有腰带。腰带的材料是蓝色的丝线，乃是人工手织而成，色彩艳丽。腰带上面起联结作用的是一副扣子，扣子同荷包一样，式样并不要求统一，可以任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出各种各样的来。于是，人们又把这扣子当成了炫耀自己的工具。朝臣们挖空心思地求购与众不同的扣子，想在扣子上面显示自己的出类拔萃。扣子的种类很多，金、银、铜质地的扣子是最常见的，一般都是那些官位较低的朝臣佩戴，完全是因为囊中羞涩不得已而为之。但凡有些财力的官员，都会随心挑选自己中意的样子，比如庆善，他就是一个典型。

我敢打保票，庆善现在腰带上的扣子至少要值一千两银子，因为我父亲也有这样的一副。扣子玲珑而精巧，用成色绝佳的翡翠打磨雕琢而成。到底是庆善要求做成这种风格，还是人家玉器师傅本来就做成了这种风格，然后卖给他的呢？这就不得而知了。可以确信的是，这样的扣子可不一般，非寻常官员所能比。另外，他的帽子上插孔雀翎的翎管，也非常讲究，竟然是玉制的，样子就像如今很流行的香烟咬嘴。再看看庆善的手指，上面套着一只硕大的玉戒，看成色与做工，同那扣子的价钱不会相差太大。这样看来，他这一身行头价值不菲，少于五千两银子是不可能办下来的，约合现在的中国国币七千元。像他这样的朝廷重臣，相同档次的服饰不会只有一套，至于有多少套备用，又有谁知道呢？当然了，堂堂一个内务府大臣穿些富丽堂皇的衣服是无可厚非的。但事实上，他还要屈居于李莲英之下，还要不时地送些什么东西去讨好。

下面说说我的二哥勋龄。尽管我们家世显赫，可是他的服饰同庆善比起来并没有出色多少。原因在于，爵位实际上只是一个虚名而已，在大事上面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庆善就不一样了，他虽然没有什么爵位，一品大臣的头衔也不大管用，可是无论在宫里还是朝廷上，他的权力都大得很，除了李莲英之外没有谁能与他对抗，简直可以为所欲为。与我二哥相比，不管在什么事情上，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庆善的权力总要大得多。其实，不要说我哥哥了，就算是光绪皇帝的嫡亲子弟，也都不如庆善的势力大。如此华而不实的爵位能有多大的价值呢？这一点我是说不清楚的。我只知道，当初我的先祖的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才获得了如此殊荣，封爵的时候，有那么多人由衷地羡慕、敬佩他们。可那毕竟只是短短的一瞬间，真正的功臣去世之后，他的爵位传给他的子孙，旁人敬佩或嫉妒的心理也就淡了。

二哥身上的装备只有一个地方与庆善不同，那就是腰带上的扣子，其他的如箭衣、马褂、帽子等，简直如出一辙。这副别致的扣子是用外国黄金打造的，上面连缀着一条精致的链子，末端拴着三个漂亮的金环，不仅金光灿烂，而且雕刻着很多“卍”字。二哥对这“卍”字情有独钟，所以连环上的花纹都是这个。除了黄金的质地之外，这副扣子上还镶嵌着几块上等的翠玉，比庆善的那个还要好看。二哥当然也有忠孝带，他那两个荷包不仅色彩华丽异常，花纹更是巧夺天工。一直以来二哥都很清高，在他眼中，整个朝廷里头几乎没有谁比得过他，再加上他是受西洋教育回来的，有一种优越感。在洋文并不盛行的时代，他成了稀有之物，更显珍贵了。

从长相上来看，我二哥也是可圈可点的人物。他性情儒雅，鼻子上又夹了一副眼镜，显得不同凡响。不过，二哥此举并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独特的魅力，他是真的得了近视眼，必须戴眼镜，否则就会看不清东西。

说到二哥的眼镜，我突然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虽然眼镜在中国的历史并不短，没有什么新鲜的，可二哥这样的夹鼻眼镜倒是不多，整个朝廷之上只有他的这副眼镜是独一无二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鼻梁很高，比较适合夹鼻眼镜。而别的人能戴的就不多了，至少在我们周围只有他一个。记得那还是我们刚刚进宫不久，二哥头一回来到太后面前朝拜。太后安排他站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于是乎，各位大臣都朝着他看，其中有一个人居然盯着二哥的眼镜发起呆来，好像看到了什么新奇的西洋镜似的。

据我猜想，系在眼镜上的那根金链子是“罪魁祸首”。这链子的另一头系在二哥的马褂纽扣上，细细的、软软的。那位大臣心里大概很纳闷：这么一条小小的链子，难道就能把那眼镜托住？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眼神中的认真劲儿着实好笑。二哥是个顽皮的人，平日里说话做事爱开玩笑。这位朝臣的模样他早就看在眼里，于是脑子里又产生了顽皮的念头。他将自己的鼻子夸张地皱了皱，突然间，眼镜掉了下来。那位入神的大臣慌忙伸出手赶上去，要帮他接眼镜。那眼镜呢，当然不会掉到地上，因为有金链在啊！那位朝臣看到眼镜掉到腰间，然后开始悬在金链上面打转，不禁更是迷惑了，嘴里忍不住惊叹，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还请求说：“再让我看一次吧！”

二哥于是又照样做了一次。老先生看了，一个劲儿地笑，还让二哥借给他试试这副奇妙的眼镜。结果，他的鼻子都弄得红红的了，眼镜还是戴不上去。问题出在鼻子上，二哥的鼻梁是高高的那种，夹鼻眼镜能夹得住，而这位老先生几乎没有鼻梁，让这眼镜夹在哪里呢？大家把好奇心都集中在了勋龄的鼻子上面，其热情一直同我们一道，乘着这辆御用列车，从北京来到了奉天。

太后这次去奉天，没想着要处理什么国家大事，也没准备在什么地方逗留，单单是为了谒陵，顺便看看沿途的风景。因此，比较重要的随行大臣只有我二哥和庆善，其他人都没有带。尽管如此，这御用列车上面有头有脸的人物似乎并不少。这是怎么回事？那些人又是谁？

清朝官场盛行一种风气：不管是谁，只要手里有权可用，亲戚朋友就要围上来，逼着他非用自己人不可，而且多多益善。这些人往往是整天游手好闲的主儿，不愿意踏踏实实做事情，却又想日进斗金，希望凭借着亲戚关系，硬将自己安插到某个位置上。

二哥与庆善身边带的都是这一类人。结果，他们两个似乎比太后还要繁忙，随行的人似乎比太后还要多。庆善手下有五六个人，从名义上来说，有给他处理杂务的，有给他弄文书的，可是说实话，人虽然不少，但能真正帮上忙的没有几个，至于文书一类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人做得来。这些闲人本来都是光吃饭、不做事的，庆善带他们来，就是为了挣钱。

二哥的情况与庆善差不多，随行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不清楚，我唯一知道的是，这些人的本事只是陪着人说说话而已，别的就什么都不会了。不过这倒是无关紧要的，二哥原本就没有指望他们能帮上什么忙。

我们这个大家族里面，不单二哥有随从，就连我的四弟也有好几个，父亲就更不必说，他的随从是最多的了。这些人加起来大概有二三十人，父亲他们不得不另花上一笔钱到外面去租房给这些寄生虫住。并非我家不够大，而是人实在太多，房子再大能养得下这么一大群人吗？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人也不是毫无作用的。朝廷之上的雍容华贵之气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靠这些一无是处的朝臣！他们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恭恭敬敬、庄严肃穆地立在那里，自然就有了气氛。包括这次太后出巡，正是因为有了勋龄和庆善的那些打扮得花花绿绿的门客，才使整个队伍充满了皇家气象。

那么他们这些人算是什么身份呢？大臣？前面已经说过，这次随太后去奉天的，真真正正的随驾大臣只有勋龄和庆善两个人。其余那些人，不客气地讲，根本够不上做大臣的资格。可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门客也应该被称为随驾大臣。在我看来，这些人与庆善和勋龄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那就是觐见太后的时候，站的位置不一样：庆善和勋龄总是站在最前面，其他人在后面，仅此而已。至于他们所做的事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前面我已经讲过，爵位只是一个虚架子，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可是，关系到站位可就不一样了。我们完全可以对爵位大声称颂一番，因为二哥就是靠自己的公爵头衔，终于在一项待遇上比庆善高了一个级别。每次朝见太后的时候，他都要站在庆善前面，离太后更近一些。那时候，这样的优待，简直就是一种荣耀。

从两个人的职位来说，庆善相当于宫里的大管家，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管到；我二哥就不一样了，他只是太后身边的一个侍从官，还是副职。不过，尽管实权没有，论地位倒是要高于管家，所以就能比庆善离太后更近一些。

列车就是带着这林林总总的人一路前行着。有时候太后兴起，会让车子停下来。每到这个时候，庆善和勋龄手下的“随驾大臣”们，就会来到太后身边随时候命。对于太后来说，这些侍立左右的人叫什么名字，什么官职，个人的背景如何，完全不清楚，也不值得留意。唯独这些人的穿戴和言谈举止，无法逃过太后的眼睛。她总是感叹说：“他们的装扮是那么雍容华贵！在这单调的旅途中，这些花花绿绿和装腔作势倒是给我们增添了不少乐趣呢！”

尊贵的銮舆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皇太后的“銮舆”了，其实那只是一乘藤轿而已，根本不能叫做“舆”，而“銮舆”之说不过是习惯下来的叫法。在举行朝廷盛典时，或者在小小的仪仗队伍中，这乘藤轿的位置都会非常显要。历朝历代的皇帝沿袭下来一种习惯，那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皇帝或皇太后拥有的，或者使用过的，朝臣们见到了就要向它恭恭敬敬地行礼、跪拜。这銮舆也是如此，即使皇太后根本没有坐在里面，无论谁见到了都要摆出十分的恭敬磕头。

这銮舆就像是太后的家，所以这次远行，太后下令一定要带上。于是，为了装上它又专门多准备了一节车厢。

銮舆的待遇不只如此呢，除了专车之外，还特制了一套专门的木架托着它，这样它就不会接触到脚下的地板了。原因很简单，这些地板是普通百姓走过的，如果接触到这样的地板，会把太后的銮舆玷污的。如此尊贵的銮舆，如果只是小心翼翼地放着还好，可在这一路之上，太后还要不止一次地用到它。只要太后要用銮舆了，事情就变得无比复杂。每用一次，火车就得停下来，太后先前上车时用过的木板要赶紧摆在她车厢门口，再用一块跳板把这木板和銮舆连在一块儿。当然了，不管是哪块木板上都铺着厚厚的绒毡，这样一来，太后走在上面就可以感觉柔软舒适，像是走在棉花上似的。

这銮舆真可以用美丽来形容，它的色彩、装饰加在一起是那么的光彩照人。专车的待遇对它来说真是一点儿也不过分。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出它的华丽！

至于銮舆的里面，与它外表的华丽比起来一点儿也不逊色。杏黄色贡缎的衬里随时更换，永远保持着色彩的鲜艳。这个差事是李莲英的，每次太后要用到銮舆，他都会亲自过去仔仔细细地查看一番。如果发现了脏污之处，就会立刻换上新的；如果发现缺东西了，就会立刻下令补上。

每次太后要上这銮舆，旁边都要用布幔围起来，等她在銮舆里稳稳地坐定了才能撤去，为的是防止人们偷看到太后。即使那些抬轿太监也没有办法看到一眼。这些轿夫的肩上可是千金重担，每每抬起来都会万分小心。如果不小心走错了一步路，把安坐在里面的太后摔出来，或者吓她一跳，后果可就不堪设想！这十六名轿夫的脑袋，出不了半天就得搬家。

说起来挺可怕的，但自打我记事以来似乎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些轿夫都不简单，他们是从全中国成千上万名轿夫里选拔出来的，都是最顶尖儿的高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走错路。这十六个人很是自豪，觉得做太后的轿夫是件最最荣耀的事情。他们的穿戴都是统一的，华美极了。脑袋上顶的是漂亮的普通纬帽1，没有装饰顶子或翎毛之类的东西。浅红色的坎肩，淡绿色的长裤，脚蹬黑色短靴。每次他们都这样漂漂亮亮地抬着太后的大轿走来走去，但是，不管起步还是走起路来，都会十二万分地小心。他们清楚得很，稍有差错就得掉脑袋，无论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况。

每当太后要上轿的时候，李莲英就会把这乘銮舆前面一个矮小的门打开。太后慢慢地走进去，之后轻轻地转过身子，靠在背后软软的垫子上，脸面朝前，在这活动的盒子里面安然坐定。如果坐轿子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那么轿夫抬轿子的时候，总会在不经意间让自己的肩膀上上下下地动一动，让轿子里的人不得不感受到一种颠簸。而宫里这些给太后抬轿的人绝对不敢，这可是拿性命开玩笑啊！

太后坐在里面的时候是很舒服的。她的座位两边分别有个扶手，专门让太后放置手臂，都是黄色绸缎里面包着丝绵做成的。如果太后想将身子往前面俯着，也很方便，面朝她的就是那道小矮门，一块长条形的木板搭在上面，也用黄缎裹着丝绵包着，摸上去又软和又舒适，两端分别有铁纽扣拴着，伏在这门上绝对又舒服又安全。

说是一道小门，其实应该说是一个长方形的扁匣子，所以里面可以放些东西什么的。首先就是太后用的粉扑，还有一根短短的玉尺。这根尺是太后用来按摩脸部，以防止和减少皱纹的，所以做成了圆形。另外，还有什么手巾、粉、胭脂、梳子、篦子等。只要是一个普通女子梳妆用的东西，里面就应有尽有，只会多不会少。

这个匣盖最能体现设计者的巧妙心思，它的宽度大概有五六寸，放下来可以做扶手，掀起来的时候就成了一块狭长的镜子；上面的盖板还能掀起来。说明白一些，这板的下面，因为做得和銮舆的阔度恰好相等，便一举两得地把它当作了一扇短门。而它的匣盖，同时又可给太后当搁几用。当初设计这个的人，真可算是别具巧思了！因此太后虽在途中，也可尽情地打扮，不用担心被人看见。

除此以外，这銮舆里面的黄缎也不一般。两边的帘幔和脚下的踏布倒没有什么，其他各处的那些黄色的缎子就非同寻常了，上面绣着极为美丽的纹饰。这些纹饰有个别致的名字——“八宝”，因为一共包括八种花样。每一个花样的大小大概有二寸见方，数量非常多，成行排列，就像是现在所流行的糊墙用的花纸。放眼望去，满眼纵横交错的花纹。

这“八宝”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八种宝贝？这个问题要是放在从前，是毋庸赘述的，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八宝”是什么。可是现在，这样的纹饰早就过时了，恐怕知道的人并不多。所以下面的这些介绍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1.和合。和合是个小盒子的形状，而且是六角形的。它的意思是说，盒子里永远都是满满的，永远不会空。在銮舆里面，它们是用淡红的丝线，端端正正地绣在黄缎上的，显得那么安然、富贵。

2.鼓板。在京戏和昆曲里面有一种乐器，用一根绳拴着两块木板，这就是鼓板。在中国乐器中，鼓板是用来调整节奏的。戏班里的师傅们教徒弟唱曲子的时候，都离不开它。它当然也有自己的含义，那就是齐整而有节制。鼓板大部分是用紫檀木制成的，颜色是接近于黑色的紫，不过，銮舆的黄缎上面并不适合用紫色，所以用了浅黑的丝线，这样显得更漂亮。

3.龙门。俗语中有个“鲤鱼跳龙门”，这“八宝”中所指的龙门就是它了。它的样子像是古代的牌坊，或者说像是现在足球场上的球门。由于它象征了一种神异的东西，所以女工们几乎用上了所有的颜色来装扮它，绣得简直犹如彩虹一般绚烂。我总是感叹于这样的绣工，真不知道她们长了一双怎样的巧手！

4.玉鱼。“玉鱼”是一种很简单的图案，是两条并排在一起的小鱼，大概一条雄一条雌吧。它们亲热地挨着，表示夫妻和睦、子孙兴旺，所以，“玉鱼”的意义就是人丁兴旺与生活和美。从绣工角度来说，鱼的图案并不复杂，可是它们背部上的鳍是极纤细的，绣的时候当然是十二分地辛苦。鱼身上大部分是用灰色丝线绣成的，鱼鳞部分则用了一种闪着银光的丝线，有种栩栩如生的感觉。

5.仙鹤。就是动物园里常见的白鹤。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里面，神仙往往是驾鹤云游的，鹤也由此成了仙物，于是它的名字前面就加了一个“仙”字。另外，鹤在禽类里面寿命比较长，这两个意蕴加起来就有了长生不老之意，“八宝”里选中它也是因为这个吧。在銮舆里的黄缎上，仙鹤简直美丽极了，纯白色的身体，头顶一点紫红色，鲜明的对比让它更显得与众不同。

6.灵芝。据我所知，灵芝只是一种菌类植物，具体是什么，大概谁也说不清楚，或许只是人们杜撰出来的呢！不管怎么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象征着吉祥与权威。那时候太后还在摄政，简直等同于天子，整个中国全笼罩在她的权威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说灵芝代表着太后的权威，亦无不可。它们的颜色是深绿的，和老的冬青叶相仿佛。

7.磬磬。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乐器。形状像一个“人”字，又像一个不完整的三角形。演奏的时候要用一根很细的木棒敲，木棒的一头装着一颗小圆球，就像我们经常见到的算盘珠子似的东西。乐工们敲的时候，力量都很轻，发出的声音柔美而清丽，听起来有种不凡的味道。尽管它也是“八宝”之一，但是究竟有什么意义，大概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因此，在那黄缎上面，磬磬成了最单纯的花饰，丝线的颜色也是最为单纯的白玉色。

8.松松。所谓的“松松”就是我们常见的松树，花饰简单，在这“八宝”当中代表的是稳定和统一。它的颜色很难随意发挥，也不能随意点缀，所以只是一水儿的纯绿色。

以上就是所谓的“八宝”，你完全可以想见黄缎上的这些花饰绣起来要耗费多大的人工。不仅式样复杂，每一种花纹所用的丝线颜色还不一样，绣工都极其精致，普通的绣品根本无法与它相提并论。如果你有机会亲眼见到，就会知道我并无半点夸张。于是乎其价值也非寻常绣品所能比拟了，据我所知，即使按照最最低廉的工钱来计算，六七千两银子也打不住。不过对于太后来说，六七千两银子又算什么呢？这样的銮舆她有两乘，这次用火车运往奉天的，只是其中之一。六七千两银子，说的只是銮舆里的一种装饰品，太后或许从未留心看过呢！

事实上，那些为太后织绣的工人都是长期生活在宫里的，工钱根本用不着计较。与普通工人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时间难以固定，全都是听从上面的派遣，有时候必须连续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年，做完为止。如果工作还没完成，这个人就累垮了，或者眼睛累瞎了，那么立即会有其他人来接替，直到将工作圆满完成为止。总之，都是宫里的工人，可以任意差遣。所以说，太后那銮舆里面的绣品，大概只有原料是花费了一些银子的。

从这銮舆的外面来看，两边的窗上，都挂着特制的双层帘子，两层帘子长短相同，不同的是，里面的那块正好靠近太后坐的地方，所以是用黄缎裹着丝绵做的。可是这样一来，不光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太后想看到外面也不可能。为了不至于太憋闷，靠近外面的窗帘就换作透明的轻纱。于是，太后就可以朦朦胧胧地看到外面的景物，而外面的人却看不到她。如果她还想看得更清楚一些，可以将身子往前探探，悄悄拉开一点纱帘，向外面张望。不必担心，即使是这样，外头的人也不会看到她，就算眼神儿再好，看到的也不过是她的几根手指头。这一切不过是为了防止老百姓看到尊贵的太后——太后对这一点很忌讳，所以只要是她的銮舆经过的时候，大街上是不会有人斗胆驻足的。不过前面已经说过了，老百姓的眼睛是怎么也遮不住的，他们会把窗纸弄出几个小洞，偷偷地在暗处观看圣驾从门前经过的情形。这些情况只有太后自己不清楚，即便谁和她说了，她也不会相信竟有人胆大到如此地步。

銮舆的主体是个藤制的大轿子，设计上突出了精巧耐用的特点。轿子旁边，挨近中部的地方拴着两根抬轿子的木杠。杠子选用的是很坚实的那种木料，扛在肩上的部分稍稍发扁，其他地方是圆的。前后分别有根横木把这两根杠子连起来，这样就组成了一个长方形，把銮舆框在了里面。另外，大概是为了更加稳固，在銮舆与前后两根横木中间，各有两根横木，比其他的稍稍长出一二尺来。这样一来，抬轿子的时候，就需要有十六名轿夫。其中八个人各自抬着长方形四角上突出的杠头，中间突出的四根杠子又分别由两名轿夫抬着。

从远处看去，这銮舆简直是流光溢彩、耀人眼目！里面是黄缎，外面全部用镶着金线的薄绸包裹着，其华丽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不仅如此，轿子的四周还分别绣着四条乘风而起的飞龙，龙的蓝色与缎子的金黄色交相辉映，别有一种威严庄重而富丽堂皇的气势。

轿子顶部的样式简直就是宫殿的缩影，不仅有向上翘起的飞檐，而且上面也金光闪闪。轿顶正中，还有一个黄色的圆球，约摸有一串葡萄那样大小；这个球并不是实心的，因为它用纯金制成，如果实心就会太重。

当然，銮舆也并非完美无缺，毕竟它的样式已经有些陈旧了。不过，这仅有的缺陷掩盖不了它所散发出来的光彩，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它都是那么无可挑剔——既美观，又舒适。我是没有资格进去尝试的，在我的印象中，李莲英是太后之外唯一一个曾经走进去过的人。其他的人，胆子再大也不敢这样做，至于乘坐就更不用说了。而李莲英则是因为要趁着太后不在舆中，到里面去打扫卫生。不仅如此，就连轿子里面那些黄缎上绣的“八宝”花纹，都是只有太后才能用呢，别的地方根本就见不到。

我说了这么多，你应该可以明白了，为什么銮舆能在这御用列车上独占一节专门的车厢。它享受如此优待，简直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接驾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太后似乎只是个见识浅薄的垂暮妇人，因为她的确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她的学识与一般人比起来并不算少。

她有一个乐队，里面所用的乐器有几种非常古老，大概只有擅长演奏这种乐器的人才知道它们各自的历史。可是太后全都知道，这实在让我佩服。我所知道的那些关于古乐器的来源与传说，全都是她讲给我听的。

不管去什么地方，太后都会带上自己的乐队。即使是在寝宫，或者是在宫里的其他小角落，那些乐工也会随时侍候在太后身边，没有太后的命令，谁也不能离开半步。上一次去热河，太后就带上了这些人，这次去奉天当然也不会落下。至于出行的过程中乐队会带来怎样的麻烦，造成怎样的经济负担，或者说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她才不过问呢。太后如此放心倒也并非无缘无故，因为不管出现哪一种不利情况，大家都绝对不会去惊动她，总会有人出面去处理。庆善和我二哥负责各种各样的杂务，其中就包括照顾乐队这一项。

由于工作关系，我对太后的这个乐队开始感兴趣。只要有机会，我就去他们那里，认真地看看、听听。时间长了，不仅他们的名字，就连他们各自最擅长什么，我都一清二楚。而且那些乐器我也能摆弄两下子了，技艺有多么高超我不敢说，至少不会出现什么大毛病。

这乐队一共有十二个人，毫无例外，他们也逃不过太监的命运。仅从外表来看，这个乐队非常整齐漂亮。他们各自的头上都戴着一顶纬帽，只是同抬銮舆的那些太监们比起来，纬帽上面多了一条艳丽的红缨。服装是统一的，一样的桃红色马夹，紫红色长袍，尽管是净面，什么花色都没有绣上去，依然艳丽异常。这乐队里面，除了乐工服装颜色鲜艳以外，就连乐器也都装饰得很华丽，包括放乐器的大架子，都系着几条亮丽的黄色绸布，飘飘洒洒的样子很惹人眼目。

除了这十二个正式的乐队成员之外，他们每一个人还有个帮忙的。这可不是在炫耀什么，完全是因为他们忙不过来，不得不找人帮忙，否则很多事情都会处理不好。那些所谓的帮手，在音乐知识方面，同自己的正手比起来，倒也丝毫不逊色呢。比如该奏乐了，正手使用的乐器总是要换来换去的，速度要求非常快才行，而且一般情况下，该用什么乐器了，根本不便出声说出来，全要靠帮手自己判断该递过去什么。对于外行人来说，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使。另外，一边把该用的乐器递过去，一边还得将不用的乐器往架子上面一挂，这中间容不得一点迟疑，手脚、脑子都要灵活，乐器知识一定要非常丰富才行。

乐队里面的乐器我都非常感兴趣，它们各自的历史更令我玩味无穷。所以，我要在这里仔仔细细地介绍一番。我总觉得，如今世界各地流行的新式乐器里面，有不少就是由这些古乐器发展而来的，就好像我们人类是逐渐由猿类发展过来的一样。

先说说“磬”吧，这种乐器与铜锣有些类似，但似乎更尊贵些，属于“八宝”之一。上一章已经说过它的样子，真实的乐器与缎子上面绣出来的图形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就不再赘述，主要说一说它的作用。

那时演奏出来的乐曲，是很难令人理解的。如果是现代人听，可能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因为它基本上没有节拍，从听觉的角度来说，感觉到的只是单调，而不是悦耳。但是，如果从心灵的角度来体会，那种庄重雅致的韵律，会令人感到一种灵魂的撞击。中国古乐的特点就在于此。“磬”这种乐器是用来协调节奏的，有了它才能让整个乐队发出的声音有所变化，时而急速，时而舒缓，不至于太呆板。

铜锣发出来的声音比“磬”要干脆一些，如同晚秋树林里吹过的一阵清风，给人一种凉意；如古诗一样意境深远，能够深深地撼动听者的心灵。这要求乐手在演奏的时候，手腕不能太用力，以免发出的声音过于宏大，丧失掉那雅致的美感。

还有一种乐器也和磬或铜锣一样，是用来调整节奏的，名字叫做番鼓，又叫“干预”。它的声音并不悦耳，可以说有些单调，你想一想拿竹筷敲打桌子是什么声音，它就是什么声音。另外，啄木鸟用嘴敲打树干时的声音也差不多。有意思的是，这一点并不妨碍它在整个乐队中的重要地位。番鼓是一种很特别的圆鼓，直径九寸左右，白色猪皮包成的鼓面，中间部分微微鼓起来，这一部分直径二寸左右，下面是空的，也用猪皮包面。整个鼓面是一整块猪皮，边上用很多小钉子固定住。小钉子很特别，名叫“圆头钉”，因为它的头特别大，同如今的螺丝钉大小差不多。

从外表看起来，番鼓是很美丽的，因为它上面裹着一条女人裙子那样的鼓衣。鼓衣用黄色的贡缎制成，上面精心绣着许多花纹，颜色鲜艳异常。如果你仔细查看这些花纹，就会发现，每一种花纹代表着一样乐器，仅仅这一条鼓衣，就差不多绣上了中国古代沿用下来的所有乐器。

在演奏的时候，一般中国乐队里面的番鼓手会在鼓的两边系上带子，挂在脖子上，这鼓就正好在肚子的位置，便于敲打。可是在皇太后的乐队里，鼓手不用这么费力气。他有助手啊，可以让助手把番鼓挂在后背上，他自己则拿着两根不是特别粗的鼓槌，站在后面左一下右一下地敲打。

下面要说的是“九音锣”。在我看来，它可以说是这些乐器里面最有意思的一种。之所以得名，就因为它是由九面小铜锣构成的，并且每一面所发出来的声音都不相同。而这九种不同的声音恰恰就是中国古代乐谱里面的九个音阶，同现在的1234567差不多，只是叫法不同，它们的名字是“工、四、上、尺、五、一、六、万、合”。为什么非得叫这些名字，它们蕴含着怎样的意义，这一系列问题不光我回答不了，应该说大多数人都难以回答。它们的渊源太久远了，人们已经不再感兴趣，只要能唱出调子来就行了。

这“九音锣”构造比较简单，放眼望去只是一个木架子。前面说过的那个用来放各种乐器的大架子，大概有五英尺高，宽度在八英尺左右，下面两个木制支架，分量重、角度大，多少乐器挂在上面都不会显得头重脚轻，即使刮风也吹不倒它。“九音锣”的架子式样跟这大架子差不多，只是尺寸不同，它的高度只有十四寸，宽度只有二寸。架子上钉着三根横梁，间距完全相等，每根横梁上悬挂着三面小小的铜锣。为了便于挂在那个大架子上，最上面的一根横梁后面还钉了一个钩子。

演奏“九音锣”的时候，用的是一种非常细的小木棒，木棒顶端是一个硬木圆球，大小有如算盘珠子。敲的时候，要轻轻地用力，由于是硬木的原因，发出来的声音响亮悦耳，更有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在里面——这也是我如此欣赏它的原因。

接下来要说的，是中国乐器中最古老却又最奇异的——笙。从外形来看，笙有如一个佛手的样子，二十四根长短各异的细竹管挨挨挤挤地捆在一起，上面开了很多小孔。底下翘起一个车把手一样的东西，演奏者就在它上面吹，手指头则相应地把竹管上面的小孔一合一放。于是乎，各种不同的乐音像九音锣那样发散出来，恰好也符合前面说的那九个音阶。只是由于竹管太细，乐师即使用上很大的力气，声音也不会太高。

对于笙这种乐器，中国人还有些偏见呢。大家都觉得，吹笙的人早晚会得肺病；更有一种恐怖的说法是，假如将用久了的笙劈开，会看到血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没有亲眼见到过血水，不敢妄下断言，但是我确实见过宫里一个吹笙的太监，吹得太辛苦，结果患了非常厉害的肺病，总是咳嗽不止。

另外，还有琵琶、古琴、喇叭、汤锣、笛、箫、铙钹等，都是中国传统的乐器，这里不再一一介绍了。

总之，太后的这个乐队装备非常齐全，所演奏的乐曲都是庄严肃穆、虚无缥缈的，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我总有一种想法，那就是，这些乐工之所以能演奏到如此境界，是因为他们吹吹打打的时候，根本没有投入自己的感情。他们的脸都板得紧紧的，一点儿表情也没有，如同会动的木头人。

可是，不管怎样，在皇太后的眼中，这个乐队可是全世界最好的，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第二个。

技艺好也罢，歹也罢，这个我们不好妄下断言，但是，乐工的辛苦是大家都能看到的。平日里，他们要按照规定好的时间、场合做一成不变的演奏。比如太后每次登上銮舆的时候，乐队都要在一边吹吹打打，一直到太后命令起驾，銮舆动起来了，才能停止演奏。这还没有完，接下来这些乐工要立刻收拾起自己的乐器，急匆匆地抄近路，赶往太后要去的地方，等在那里，太后一到，立刻就要再次奏起乐来，表示迎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整个收拾东西和夺路飞奔的过程中，不能发出很大的声响，否则要受重罚。

相比较而言，这还算是轻松的，难以应付的是太后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只要太后心里高兴，想听音乐了，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这些乐工都得马上吹吹打打地演奏起来。

这样的事情还真不少呢。我印象最深的几次，是在太后的寝宫和颐和园里的戏厅上。太后闭着眼睛，舒舒服服地在龙椅上斜靠着，乐队在旁边没完没了地演奏，往往连续好几个小时也不停歇。太后闭目养神的样子，似乎是真的睡着了，可是，一旦乐队停止演奏，她马上就会把眼睛睁开，责备乐工们偷懒。倘若她当真动了怒，这些乐工的脑袋可就难保了。乐工们整日提心吊胆的，担心自己的性命，哪里轻松得起来呢？

这次去奉天也是如此。每次火车停下来的时候，乐工们都要马上下车，恭恭敬敬地在太后那节车厢的窗户底下站定，开始吹吹打打。如果太后忽然想下车坐坐銮舆，或者要重新登上火车，也是必须要有一番演奏的。

就拿下车来说吧。太后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车下的人就已经齐刷刷地跪下了，光绪皇帝跪在前面，剩下的人都按照官职的高低依次跪在地上。其中也包括这些乐工，他们似乎更为紧张，因为他们极为恭敬地磕完一个头以后，就要立刻爬起来奏乐，这时要演奏的是欢送曲。

这些动作说起来很简单，可是对于他们来说，每一个步骤都紧张得不行。本来他们是拿着乐器的，要跪下磕头就得先将乐器放下，磕完头马上就得站起来，乐器也得立刻拿在手里开始演奏。等到太后在他们的吹吹打打中离开，赶往目的地的时候，这些乐工就更紧张了。他们要立刻把所有的乐器都收拾好，急忙赶往太后要去的地方。太后一到，立刻又吹吹打打起来，用刚才欢送的乐曲再欢迎一次。听起来挺好笑的，可是，这一举动有着非常庄重的名字，那就是“接驾”。

因为担心赶不上圣驾，这些乐工往目的地走的时候总是非常迅速。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太后的銮舆行动起来非常缓慢，根本不可能比乐工跑得快，所以这些乐工从来没有耽误过演奏。銮舆行动的整个过程类似于普通百姓的送葬仪式。

不用演奏的时候，乐工们的乐器都要挂在一个专门的木架上。这个木架结构非常简单，样子就像一个门框，竖着的两根木条大概五尺高，横着的木条也有两根，一根在上面，一根在中间。两根横木分别钉着几个钩子，记得好像是上面三个，下面四个。

这些钩子是用来挂乐器的。尽管乐器那么多，却不必担心没有地方挂，因为那些常使的必须随时随地拿在手里，根本没有机会往钩子上挂。对于中国人来说，普通的事情将就一下是没有关系的，于是一个钩子挂上好几种乐器也很正常了。当然，这种情况只适用于中国的乐队。

御衣库

这次去奉天，太后没打算待太久，所以只带上了应季的衣服。当时是晚春，正值春夏交替的季节，所带的衣服也只是这个节令常穿的，可是仅仅这些就装了满满一节车厢。想想看，这是一列金光耀眼的御用列车啊，居然有一节车厢是用来专门放太后的衣服的。

这些衣服全都富丽堂皇、令人目眩，光是那如云似霞的色彩，就已经值得你细细品味很久了。整整一节车厢啊，到底有多少真是难以数得清。假如让我非常详尽地描述一番，那可要写上厚厚的一部书了。在这里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大概的数目，这节车厢里面的衣服有两千件左右，鞋子倒是不太多，只有三四十双。太后很少走路，大概五六天换上一双新的鞋子就可以了。

这一节车厢里面装的衣服够多了吧？在平常人看来，简直一辈子都穿不了这么多。可是对于太后来说，这些只不过占到御衣库的三四十分之一。太后是个记性非常好的人，可即便如此，她也弄不清楚自己的衣裤、鞋子、项链、耳环到底有多少。

这么多的衣服，该怎么收藏呢？宫里的方法是很有意思的，并不像普通人家那样挂在衣橱里，或者叠得整整齐齐的，码在柜子里，而是专门准备了一种朱红色的木盘，每个木盘放三套衣服。太后有那么多衣服，细细想来，要准备的木盘也要相当多才行。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太后多年以来的一个习惯。每隔四五天，她就会把所有的衣服之类都看上一遍。这里所说的看，可不是她自己走到衣物跟前去，而是由人托着那些木盘，一个一个来到太后面前，让她过目。

每三套衣服放在一个盘里，每一个木盘都要由两个太监抬着，想想看，这么多的衣服，每当太后要查看自己衣饰的时候，要有多少太监？排在一起要拉出多长的队伍呢？不过还好，宫里面的太监总也不会觉得少。就说这次去奉天吧，太后带上了整整一千个。

这些太监抬木盘子的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笨拙的。两个人一前一后，后面的人把盘子托在胸前，看着倒还舒服些；而前面那个人就不行了。他的脸必须像后面的人一样向前看，绝对不允许倒着走，他只能把胳膊向后弯，双手拽住木盘的边，保持这样的姿势，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太后的衣服实在是太多了，就算一天换两三次，也不会觉得紧张。而且，即使这样频繁地更换衣服，她还是会把许多漂亮衣服遗忘掉。那些被遗忘掉的衣服也都是精品，它们的剪裁也非常精致优美，只是太后想不起来穿罢了！另外，还有一些衣服是太后从不再穿也没法再穿的，那就是几十年前太后刚刚来到宫里做贵妃时的衣服。她一直让人留着。在她眼中，那些已经不仅仅是衣服了吧？太监们经常奉太后之命，将它们捧来供她老人家观赏，那情形一言难尽，似乎她看到的不是衣服，而是多年以前的种种生活。

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偷偷地观察她。她往往看着看着就发起呆来，一坐就是很长时间。她的表情变化是那么微妙，似乎从这些衣服中望见了自己年轻时的婀娜身姿，望见了那时候的欢笑与幸福……总之，这让她感受到了一种虚幻而又真实的快乐。此时，任何人都是不能同她讲话的，她只想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不想被人打扰。即便是我有要紧的事情同她说，她也不会理睬。现在想想，我当时的确够胆量，总是不管不顾，她那么入神地沉浸在回忆里面，我却冒冒失失地去打扰她，非把要说的话说完不可。唉！

那时候，清朝帝国还没有灭亡，很多法令都要遵守，就连穿衣服也被写进了律法。所有的朝臣和他们的妻子，以及宫里面的各位女官，都必须照章施行，否则就是抗旨不遵。好在那些法令基本符合时令与个人的身份，所以不能说是苛刻。比如，春夏秋冬四季要穿各种不同的衣服，而且每个季节要有一种固定的花来代表。比如冬天要用腊梅花，春天要用牡丹花，夏天要用荷花，秋天则是菊花。只要是衣服都必须绣花，而且必须用符合这个季节的花才行。比如春天，如果谁的衣服上面绣的不是牡丹花，那就是抗旨不遵！

不仅衣服上面的花样要固定，衣服的款式也要根据不同的季节而有所变化。比如冬天一定要穿皮衣服，共有四种固定的皮子，它们是银鼠、灰鼠、狐皮和紫貂。要根据天气冷暖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更换，有的时候要穿出锋的皮衣，有时却必须穿里面衬着皮的衣服。

每到冬季来临的时候，所有的官员，包括京外的各省各府的官吏，都会接到皇太后颁布的一道诏书，大概的意思是“翌日即服裘”。当然，作为诏书不会就这几个字，一般都会有洋洋洒洒的一大篇官话在里面，不过总的意思就是这几个字罢了。这诏书在京城里会非常迅速地传开，有的是口头通知，有的是各衙门传达，还有用报纸公告的，外地的就用电报传达。总之，几小时之后所有人就都知道了。

圣谕一下，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朝臣们就必须穿皮衣服了。如果平日里不准备齐全，“临时抱佛脚”肯定来不及，所以，他们家里肯定都会多准备一些衣服。这样，皇太后动一动嘴唇，全国上下，一天之内都会穿上皮衣。

随着天气一天天转冷，太后的旨意也一道道颁布下来——吩咐各级官吏、命妇、宫里的女官、宫女换衣服，开始是银鼠的，继而换成灰鼠的，然后是狐皮、紫貂。不过，在法律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有二品以上的大臣才有资格穿紫貂，平常人是不能随便用的。因此，太后吩咐穿紫貂时，二品以上的大臣换了紫貂衣服，其他人却只能穿狐皮。总之，不管哪个官员以及他的家眷，都非常注意衣服与季节的搭配。几百年来，大家一直奉行不悖，俨然成了一种习惯。

但是，如果天气出现反常变化，又该如何穿衣服呢？这也不用担心，除了四季的固定服装之外，特殊情况也考虑到了。比如春天，这是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如果太后发布命令了，结果天气没有那么暖和或者没有那么冷，皮衣和春装都不大适合，于是就出现了一种“过渡”衣服，比冬衣凉快，比春衣又暖和。

有一年春天，天气一直很冷，夏季都快来临了，棉衣、夹衣还是不敢脱下来。可法令上规定，夏季一到，就必须穿纱衣服，哪个人敢违抗呢？于是，我们真的穿上了纱衣服，只不过纱下面是带衬里的，中间还夹了棉花。这种衣服既符合法令，又能保温，真是两全其美。

这倒不是什么新发明，也不算什么机密，大家全都是这样做的。大概在法令制定之初，这个办法就应运而生了。太后也不例外。不过，太后的衣服与我们的相比，还是有些不同，她的纱衣里装的是丝绵。宫中的养蚕女专门为太后饲养一种蚕，吐出来的丝比棉花暖和，却没有棉花那么大的分量。

春季来临的时候，珠宝饰物就成了宫中女官的必备品。她们头发上、耳朵上、手上戴的，除去珍珠，就是玉石、翡翠、玛瑙之类的，各个都光彩照人。

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在清王朝统治之下，从官到民，服装必须整齐划一，不管政治上有多么黑暗腐败，外表看起来一定要光鲜华美。

专门从服饰角度来说，女人的装扮是最有挖掘潜力的。原因很简单，从古到今，女人都很爱打扮，并且总是引领时尚。就算法令没有下达，她们也会自动让服饰花样翻新。冬天刚刚来临，腊梅花就缀满了她们的衣服。有的绸缎本身就是腊梅花图案的，有的是把腊梅花绣到单色绸缎上，绣的时候，又依据着装人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分成丝线、金线和双线混绣三种。

穷苦的女人可就要费尽心思了，精美是力所不及的，但她们也会极力把衣服弄得像是贵妇的服装一样，好让自己面子上沾些荣耀。不管衣服料子如何，花样相似就可以了。不过，穷人毕竟是穷人，永远都无法同有钱人相比，皮衣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中国，牡丹被称为花中之王，是象征富贵的花。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衣服上就是它的天下了。织的、绣的，光彩照人，衬得妇人们分外娇美。另外，尽管都要用牡丹花，但布料的颜色却没有统一的规定，因此，各种艳丽的颜色都被穿了出来，像是一朵朵牡丹花在四处游走！

夏天来临的时候，纱衣就开始显露自己的娇媚了，上面的花样也由牡丹变成了荷花。秋天，厚一点的夹衣顶替了纱衣，各种各样、颜色众多的菊花也顶替了荷花。一年又一年，永远都是这样转来换去。

不管在哪个季节，有钱有势人家的太太们总是打扮得最漂亮。地位稍低的官员家，妇人们也非常讲究。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不管是哪个阶层的妇女，都会倾尽所有打扮自己。

我突然想起一个故事，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事情发生在太后寿诞大典的前一天，所有人都忙着给自己准备衣服，可我的衣服偏偏都不合适。并非我的衣服不够漂亮，而是因为节令的原因，不适合穿。那时候还没到穿貂皮的季节，而我的衣服上有貂皮的出锋！如果我给太后祝寿时穿上这身衣服，太后肯定会治我一个抗旨越礼的罪。

我那时候真是勇敢，竟然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做了件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当时已经快到十二月了，天气也开始转冷，可太后的诏书没有下来，貂皮就绝对没人敢穿，甚至连一个敢催促太后颁布换衣诏书的人都没有。于是，我去了。实际上，当时也是巧合，并非我胆子比别人大多少。我是负责给太后办杂务的，所以总是紧跟在她身边。偶然吹来一阵风，她打了个冷颤，自言自语道：“怎么突然这么冷了！”

我一听，立刻大着胆子说：“这天真是冷得很，貂皮该穿起来了！老祖宗，您何不趁现在下个圣谕，明天就能穿貂皮了！”真是老天保佑，她当时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觉得有理，“翌日改服貂裘”的圣旨很快就颁布了。

整个清朝帝国，凡是有资格穿貂皮的官员、夫人们，第二天全部穿戴一新。我那件之前还不合时宜的服装，立刻变得最为时尚了。现在想来，大家确实应该感谢我。当时已经那么冷了，如果没有我的勇敢，大家都得一起挨冻呢。不过，反过来想，结果又不一样了。仅仅因为我自己没有合适的衣服穿，便催着太后下圣谕，这样一来，连夜赶制衣服的人不知道会有多少呢。

宫里面供养着很多裁缝，他们是绝对不敢偷懒的，不断地给太后做新衣服。那些太监每天都会捧着木盘子，给皇太后看新做的衣服。这次去奉天，倒是没有带着那些裁缝。

除了裁缝之外，宫里面还养着很多神秘的老妇人。这些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整天低着头，用笔给太后画新鞋的花样。当然，奉天之行她们也是没份儿的。

从这次去奉天太后所带的衣服，你就可以想象得出御衣库的规模与容量了。整整一节车厢啊，这些还只是为太后所准备的一个季节的衣服。

太后有这么多衣服，所以一套新衣只穿几天就被放到一边，其中少数会赐给我和其他人，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等到太后百年之后，同她一起葬入坟墓里面。这是真的，她死后，那些精美绝伦、数量庞大的衣服，全都随同她一起入了土，永远不能再见天日。实际上，这可不仅仅是皇家独有的习惯，只要深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人都会这样做。因为，佛教里面的轮回转世之说让他们相信，人在死去之后也是需要衣服的，因为灵魂还活着，如果没有衣服就只能赤身裸体了。不过，也是因为轮回转世之说，有些衣服倒可以幸免，只要是带皮的衣服，不管皮质好坏，绝对禁止下葬。人们认为，带着皮衣下葬的人会沦为畜生。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亲人来世变成银鼠、灰鼠、狐狸、紫貂之类，所以皮衣服就幸免于难了。

御膳房

对于这次奉天之行，“衣”“住”“行”三方面都已经安排好了，“食”又是怎么解决的呢？如果不出门，在宫里怎么都好办，要多讲究有多讲究，要多奢华有多奢华；可出门在外，尤其是在火车上面，太后也只能受点委屈了。首先是地方不够，御用列车已经把四节车厢专门开辟出来给太后当御膳房，可是同宫里头相比，依然低了好几个档次。

简单说来，这四节车厢是这样布置的：里面有五十座炉灶、五十个厨子上手、五十个厨子下手，做杂活的更是不计其数。另外，准备的正菜有一百种，糕点、水果、干果之类的也有一百种之多。

从古至今，中国人都非常重视吃的问题，光是食谱便足以著书立说，这里涉及的仅仅是中国饮食文化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说句大不敬的话，“吃”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是生存的一个重要目的。实际上，这句话也没什么，即便是我这样的普通女官不也如此吗？我们对于吃的东西似乎从来没有满足过。不光宫里面的食物极为丰富，我们各自的家里也逊色不到哪里去，尽管我们的食物不会珍贵稀有到宫里的那种地步，数量也没有那么多，可也足以让我们尽情享用，直到吃腻为止。

不知道从哪朝皇帝起，就有了这样的规矩，每当太后或皇上要上正餐的时候，端上来的菜必须有整整一百道才行，绝对不能重样。这样做的含义已经无从得知，这个规矩倒是一直传了下来，到太后这里也是如此。可惜的是，不论是谁，不论多好的胃口，要吃下这一百道菜也是不可能的，即便每种只尝一小口，也需要极大的饭量！

实际上，每次吃饭的时候，太后顶多尝三四种，剩下的不是扔了，就是交给女官、宫女以及那些身份高些的太监享用。

一般情况下，太后都是一个人面对满桌饭菜，慢慢享用，偶尔也会让我陪陪她。只是，我必须站着吃，不能与她一同坐在那里。

人们肯定疑惑，一百道菜要放在多大的桌子上啊？其实，太后的餐桌不是一整张桌子，那么大的桌子也不可能有，我们总是将很多张小桌子临时拼在一起，正好可以放下那些丰盛的菜肴。把桌子拼起来是很容易的，可太后要夹菜就不那么容易了，离得近的还好，远一些的就会够不到。这该怎么办呢？读者不要着急，太后肯定会被伺候得极为满意的。

那时候有个名叫张德的太监，专门在太后身边服侍她用膳。慈禧太后驾崩之后，李莲英的总管太监之职就由他继任。

用膳的时候，如果太后想尝哪道菜，就会吩咐张德慢慢地端到跟前来，恭恭敬敬地等她享用。端菜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实际上不是一般人能做得来的，必须经过严格训练，因为举手投足间都得极为恭敬、庄重才行。等到太后用完餐，剩下的菜就是我们的了，说是剩菜，但基本上没有动过筷子，如同祭祖时撤下来的祭菜。

上百道菜做起来当然不容易，煎、炒、烹、炸都会占用不少时间，技术还要高超，其难度可想而知。宫里的情形在此不加赘述，只说说车上是怎样做的。

尽管火车上准备了四节车厢做临时御膳房，但只有一节是专门烹制的工作间。这节车厢里装了五十座炉灶，分别靠两边排列，它们全都用白色的黏土涂着砖块砌成，生铁做的架子下面还有一个铁盘，上面一律涂着白漆，不仅安全，而且也很整洁、美观。

做菜的时候，每座炉灶只能承担两样菜的任务，因为很多菜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好的，像焖蒸鸭子之类，必须要用两天的文火才能做得酥烂可口。

只要是太后该用膳了，司机和司闸夫就会得到停车的命令。可是把车子停下再做菜又来不及，因此，厨子们只能在火车行驶的过程中紧张地准备着。幸好这列火车的速度始终很慢，所以厨子们也不是很为难。

前面提到过的“上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负责每座炉灶的厨子。这个称呼可不是随随便便叫的，只有资格相当高的人才能获此殊荣。不过，从工作内容上看，他们所要做的极为简单，每顿饭只要做出两种菜就行了。对于这些“上手”，我一直心存疑虑。首先，他们各自要做的那两种菜，到底是不是他们最拿手的？其次，就算是最拿手的，他们的技术水平是否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除了这节车厢，剩下的御膳车厢里，有一节是专门做准备工作的，也就是洗、切、整理菜肴原料，以便随时可以下锅。想想看，有的菜必须要剥皮才能吃，有的必须切成一段一段，有的要切成片，有的要切成块……几乎没有一种菜可以直接下锅，都要先经过一番整理。这个工作在普通家庭里不算什么，可这是给太后准备饭菜，不光菜目繁多，做起来更要格外精心，一不留神就会被治罪，所以这里安排了二十多个人，听起来似乎很多，但他们依然忙得不可开交。

就拿豆芽来说吧，要先将茎上的细根摘下去，还必须很仔细地弄，弄不干净不行，把茎弄断了也不行。想想看，光是豆芽就这么麻烦，别的更不用说了，二十几个人怎么会多呢？

再说那些炉灶，一共有五十座，尽管看起来整整齐齐，气势不错，可伺候起来也不那么容易。首先就是燃料，这些炉灶用的都是煤球，想要点燃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因为煤球不会一下子就烧起来，必须要用废纸或木花做引子。点的时候，引子过多或过少都不行，多了会冒很多烟，让人受不了，少了又生不着火。这个工作也有专门负责的人，我们就称呼他们伙夫吧。这样的人手也有五十个，每人负责一座炉灶。

“上手”只负责做好自己最拿手的两种正菜，然后就没什么事了。“下手”的任务就是在“上手”旁边站着，在适当的时候给他拿拿酱油、糖、醋等。这个“适当”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定要对烹饪有所了解才行。

这些人虽然都负责厨房的差使，但是也有高低贵贱之分。比如伙夫生火的时候，“上手”和“下手”两类厨师就算在一边闲待着，也不会伸手帮忙，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工作和自己比起来要低微得多，如果帮忙会有失自己的身份。

凡是在宫里当差的人，无论身份高低，从上到下全都很爱面子，而且更会摆架子，皇太后对大家的影响可见一斑。

炉火烧起来后就能用了，可是煤气也随之出来熏人。去奉天的这一路上，熏倒了好几个太监。后来，他们慢慢找到了预防的方法，只要开始生火，就打开所有的车窗，这样就不会再熏到人了。另外，还有一个方法能起到预防作用，那就是在炉灶上装一节烟囱，将出口冲着窗外，把那难闻的煤气放到外面去。等炉火烧旺了，里面的煤球都变得通红，就可以把烟囱卸下来。

伙夫工作的辛苦还不止这些，他们为了尽快把火生起来，还要用扇子不停地往炉灶的火门上扇风，而那火门又很低，扇风的时候一定要弯下腰。

想想看，每个炉灶都有自己的“上手”、“下手”和伙夫三个人，五十座炉灶加在一起就需要一百五十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太监来来往往、搬来送去，那可就数不过来了。太后进餐的时间一到，这四节用作御膳房的车厢立刻热闹起来。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做着自己的分内之事，小心翼翼地，不敢出一点儿差错。这些太监还真是训练有素，不仅没有出现过一次意外，而且任何人的工作都做得有条不紊。

开始生火了，五十个伙夫同时行动起来，他们几乎是以同样的速度和手法将炉子生好，就连那节散煤气用的烟囱，也是同时被拿下来的。这还算不上奇异，最令人惊叹的就是五十个伙夫一起弯腰下去，人手一把扇子在那里一下下扇动，看上去很像船夫们一起划桨，场面颇为壮观。

尽管厨夫们所做的工作不同，地位不同，但是在着装上没有什么分别。他们的装扮同宫里的太监相同，很是华丽，只在衣袖上多了个白布套子。因此，尽管这里是列车上的御膳房，倒也是流光溢彩、耀眼非凡。

太后很喜欢干净。过去的人，不论有钱没钱、身份高低，都不大注意厨房的洁净。太后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一般人。住在宫里的时候，她总爱去御膳房转一转，所以那里永远保持整洁。这次去奉天，虽然御膳房改在了火车上，地方十分有限，但整洁的习惯依然没有变。就连地板都干净得可以吃进肚子里，这是我见过的最洁净的厨房。

按照规定，“正餐”每天有两顿，每一顿都要上够一百道菜。此外还有两次“小吃”，顾名思义，小吃同正餐比起来逊色多了，可因为是皇太后的小吃，二十碗菜是最低标准，一般情况下要上四五十碗左右，她老人家不喜欢过分随意。

不管是“正餐”还是“小吃”，每个菜都是精品，值得大写特写。只是花样实在太多，一般人难以记清楚，所以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中国人在吃的问题上有很深、很广的研究，单独出本书恐怕都不为过，这里篇幅有限，只能简单介绍一下。

太后非常喜欢吃的一道菜是清炖肥鸭。做的时候先要去掉鸭毛和内脏，洗干净之后放上一些作料，用一个瓷罐子装起来。这还不算完，还要准备一个坩埚，倒进半锅清水，把那个瓷罐子放在里面，最后用锅盖盖严实，放在文火上蒸着，三天之后才能出锅。到那时候，整个鸭子都酥透了，只用筷子就能毫不费力地夹开，大饱口福。鸭皮是皇太后最爱吃的，它是这道菜的精华，最好吃的地方。

除了清炖肥鸭，太后餐桌上常见的最讨她喜欢的菜肴还有下面几种。

最合乎太后口味的是熏炙一类，比如烤鸭、烧乳猪、熏鸡、煨羊腿等，这些在太后的餐桌上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不过，这些东西在普通百姓的酒宴上或寻常的酒馆里都能看到，也没什么稀奇的。区别只在于烹调的方法，宫里面毕竟要讲究得多。

太后曾经说过，她年轻的时候，最喜欢吃的菜就是烧猪肉皮。做这道菜的时候，要先将带皮的猪肉切成小方块，之后用猪油煎，一直煎到肉上的皮非常脆才行。这道菜不仅好吃，名字也动听，北方人都管它叫“响铃”，大概是因为吃它的时候能脆到发出声音来吧。如此说来，“响铃”做得越松脆越好。

不过，上了年纪的人牙口不大好，吃“响铃”恐怕不适合。所以，晚年的太后只好放弃“响铃”，偏爱别的食物，樱桃肉就是其中一种。做这道菜的时候，先得将上好的猪肉切成小块，再加上调料，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就要加樱桃了。樱桃最好是新鲜的，如果季节不对，没有新鲜的，也不用担心。宫里随时都有已经蜜饯过或经过其他处理的樱桃，只要拿来用温水泡一泡，就会像新鲜的樱桃那样娇艳欲滴了。

把切好的肉块和樱桃用一个白瓷罐装好，清水浸泡，放在文火上煨十多个小时就可以了。那时候，肉已经酥透，樱桃的香味同肉味融到一起，令人垂涎欲滴。汤的味道要比肉还要好上几倍！

至于蔬菜，太后最喜欢吃的是豌豆。宫里头的豌豆一定要保证非常鲜嫩，那样不光吃到嘴里感觉爽口，就是看着也令人心动。白色瓷碗盛着嫩嫩的豌豆，看上去如同一粒粒翠玉珠子，实在是赏心悦目。

萝卜本来不被宫里人看好，认为这种蔬菜登不上大雅之堂，所以御膳房里面没有萝卜的一席之地。在宫里人看来，萝卜是一种低贱的蔬菜，只有普通百姓才会吃，甚至有时还会用它喂养牲畜，这样的蔬菜如果弄到宫里来，简直是对太后不恭。不过，后来太后自己想起来了，准备尝尝鲜，御膳房这才敢去准备。

厨夫们聪明得很，不仅想办法把萝卜本身的气味去掉了，还将它同火腿汤或鸡鸭汤混在一起，味道绝非一般的好。

除去上面说的两种蔬菜外，太后还喜欢吃鲜嫩的竹笋和非常细的姜芽，无论是“正餐”还是“小吃”，哪顿饭都少不了它们。

我们中国的菌类，大概有七八十种之多吧，蒙古那里出产的应该是最好的，不仅比别处的大，味道也很鲜美。太后非常喜欢吃这类东西，不管是什么样的菜肴，只要可以往里放香菇或蘑菇，就一定少不了。

我不大喜欢菌类的菜。在我看来，山东的胶菜才是少见的美味。它的叶子几乎全是白色，嫩嫩的、甜甜的，让我总也吃不够。

在中国，有名的菜多得数不清，胶菜只是其中很平常的一种，最名贵的蔬菜应该是四川的特产。银耳就是其中之一，价格总是居高不下，一二十两银子，只能买来很小的一盒。

据说，银耳是在老松树上寄生的植物，由于非常难找，就显得极为珍贵，价格总是特别高。对于普通人，甚至包括官员们，即使愿意花上很多钱，也未必能买到最好的银耳，因为最好的银耳都拿去孝敬太后了。四川的官员们为了讨好太后，专门雇了一批人，一门心思地搜罗最好的银耳。

银耳一般都是烘干晒透之后才运走，运输的过程中还要把它们装到盒子里。这也是有讲究的，不同等级的银耳要装在不同级别的盒子中。这些盒子都是锦盒，最好的锦盒要好几两银子一个，至于里面银耳的价钱，就不难推想了。

尽管银耳很名贵，味道却很难恭维，那是说不清楚的一种味道，不咸不甜，更谈不上独特。因此，它一般都是同鸡汁或别的什么汤一起煮的。

同银耳比起来，更让人觉得稀罕的就应该是猴头了。它也产自四川，大小同网球差不多，基本上都运到宫里孝敬太后。同样也是用锦盒装着献进宫里，一般是两个猴头装在一起。同装银耳的锦盒比起来，猴头的盒子更为精致、华贵，就连里面的衬布都是非常好的黄绸。

猴头入菜的方法很多，蒸、炒或同肉食混在一起吃都可以，整个弄熟后切成片吃也都没有问题。不过要论味道，把它和羊肉炖在一起味道最好；另外，如果用它来做汤，比鸡汤还要更胜一筹。

还有一种菜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了，由于它细得像头发，所以当时人们都叫它“发菜”。实际上，发菜也是菌类的一种，而且同样出产于四川。尽管金贵，可同银耳一样，味道并没有什么出色之处，只能同猪肉一起炒着吃。

至于海产品，鱼翅、鱼唇、鱼肚、海参等，是宫里头常用的，吃法与外头没有太大差别，这里就不多说了。

同普通的牛羊鸡鸭比起来，海味总是要贵一些，大概也是因为来之不易吧。不过，味道却难以称得上有多好，太后也不大看重。她最不喜欢的就是海参，不仅没有什么味道，看起来更是令人不舒服，只是因为人们盛传的滋补功能，它才得以同真正的美味并列在一起。

说到偏爱，太后对清炖鸭舌倒是情有独钟。炖的时候鸭舌要和鸭肉一起下锅，一次至少要二三十条左右。出锅之后要放到一个专门的大碗里，这碗是杏黄色的，每次都要放到太后身边，因为太后最喜欢这道菜。

除了清炖鸭舌，一种盐水制的鸭掌也很讨太后欢心，“小吃”上必备的特色菜肴之一就是它。不过，这种吃食我不敢恭维，除了那层蹼皮能让人吃下去之外，剩下的就光是骨头了。

说到这里，读者大概也猜到了，太后对鸭子可真是宠爱有加，不光是鸭舌、鸭掌，就连五脏六腑都不放过，除了奇臭无比的鸭屁股之外，厨夫们想尽各种方法把余下的部分做成菜肴，供太后享用。

夏季来临的时候，各式各样的瓜果都下来了，御膳房的厨夫又开始忙着做一些以时鲜瓜果为原料的小菜，让太后品尝。太后最喜欢的是“西瓜盅”，顾名思义，西瓜是必需的，但是做这道菜需要的只是西瓜的皮。里面的瓤要全部挖走，然后把已经准备好的鸡丁、火腿丁，以及新鲜的莲子、龙眼、胡桃、松子、杏仁等装到里面，从外面看还是个完整的西瓜，只是里面的瓤却完全不同了。接下来把这个西瓜放到水中，用文火炖着，几个钟头之后，又鲜又美的味道就会令人垂涎欲滴了。

我感到很奇怪，太后的食欲真是太旺盛了。不管是在御花园里面散步，还是在宫中闲坐，厨夫们随时都要做好准备，只要太后一吩咐，太监们就会立刻取来那些特制的小炉灶，当着太后的面忙碌起来。太后则等在一边，准备品尝美味。

这次去奉天的路上，太后的胃口依然非常好。只要她觉得肚子饿了，或者仅仅是感到不那么饱了，就会马上下令停车，让厨夫准备餐点。这边太后嘴唇一动，那边御膳房就开始忙碌起来，五十个厨夫赶紧催着伙夫生火。一时间，五十把葵扇齐挥，那阵势像是做什么大型的团体操。很快，炉子里的煤球被烧得通红，可以烹饪了。

厨夫们忙碌的时候，太后又在做什么呢？她老人家正倚在窗边悠闲地远望外面的景物。这种地方平日里是可以见到几个人的，或者在田里劳作，或者是路过，但现在一个人也看不到。早在太后的御用列车经过这里之前，当地的官员便下了禁行令，任何人都不能在附近活动。

炉火生好以后，厨夫“下手”们便开始行动了。他们一个个迅速地把用得到的酱油、糖、醋什么的，给“上手”厨夫搬到跟前，对方就开始精心烹饪了。大部分菜弄好之后，太监就开始用食匣给太后送去。他们往往要拉出很长的一队才能把菜送完，因为菜实在是太多了。

可是太后呢，见到这些菜的时候或许已经没有了饥饿的感觉，于是，这些菜便又一个个被端回到所谓的“御膳房”车厢里，列车又开始前进了。实际上，这次停车的目的完全变了，似乎不是为进餐，而是专门为了让太后好好地看看自己治下的土地。这可苦了她身边服侍的人，那扑鼻而来的菜香令人不住地咽口水。

我当然也不例外，而且我觉得，自己的胃口似乎也大了不少。

光绪皇帝

三十六年前那场轰动一时的戊戌政变，总会让人们联想到光绪帝。

作为一个皇帝，他实在很可怜。仅仅因为一次政变，就失去了手中的大权，从此太后一手遮天，而他却如同一个犯人，被软禁在宫里头，永无出头之日。

这次去奉天，他也随同前往。之前他从没有去过奉天，这次跟着皇太后去也是第一次。他显得很高兴，简直像一个刚刚放了长假的学生。那时候的光绪已经三十多岁，可看起来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眉目间稚气犹存。慈禧太后并非他的亲生母亲，他的生母是太后的同胞姐妹，他的父亲则是咸丰皇帝的兄弟。

光绪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从那时开始，太后就认他做干儿子。因为血缘关系隔着一层，这对母子缺少真正的亲情，所以，就算没有戊戌政变，光绪手中的权力也不会长久，太后绝不会允许他一直大权在握。以至到后来，只有一些无关痛痒的，比如祭祀之类的谕旨，才是以光绪名义下达的——这也是朝臣们在太后的授意之下才敢做的。凡是关系重大的旨意，全部由太后直接下达。

隆裕是光绪的妻子，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皇后”。她的父亲人称“桂公爷”，是太后的兄弟，同时也是光绪亲生母亲的兄弟。这样说来，光绪和隆裕本来是一对姑表兄妹。尽管在外人看来是亲上加亲，关系应该很好，可是这两个人之间根本没有真正的爱情。那个时代都是这样，每个人的婚姻都要听从父母的命令，青年男女闭着眼睛任由别人操纵，因此家庭的悲剧屡屡出现。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又如何呢？这束缚同样是逃脱不了的，结果他和隆裕之间不仅没有爱情可言，甚至逐渐发展为一对仇人，彼此都恨得咬牙切齿。

光绪一生中只爱过一个女人，那就是珍妃。可是，庚子拳乱的时候，太监们觉得她在宫里头没有什么用处，往西安逃如果带着她就太累赘了，便把她扔进神武门东角的井里。人们说，直到现在珍妃的尸体还没有打捞上来，只是用石板将那口井给盖上了。

说起那些太监，他们绝对不会有胆量去谋害一个妃子，不过若有人指使就另当别论了。这背后操纵之人是谁呢？各位大概已经猜到了——对，就是我们的皇太后！光绪对珍妃的宠爱，早就被太后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后来，戊戌政变的时候，太后又听信别人的谗言，认为是珍妃在背后撺掇光绪搞什么改革，于是便产生了处死她的念头。

珍妃的死对光绪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他仅存的一点幸福、快乐，都随着珍妃一同离去，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痛苦。不过，他很清楚自己是一个皇帝，同普通百姓不一样，既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能走出宫门，所能做的只有一个人默默落泪。不过，让光绪稍感安慰的是，珍妃的一个同胞姊妹也做了他的妃子，叫瑾妃。自从珍妃去世之后，光绪对瑾妃就格外恩宠，大概只有在她那里才能找到一些心灵上的慰藉吧。

这次去奉天，隆裕和瑾妃也有份，她们住在同一节车厢里，相处得也很融洽。大概因为她们在宫里都没什么特殊地位，除了吃饭穿衣，其他的事情一概牵扯不到，便也没有利害冲突了。瑾妃倒是很好理解，因为她不过是个“妾媵”2式的妃子而已，本来就没什么地位可言。隆裕呢？尽管她是皇后，太后却一点儿也不喜欢她，所以同瑾妃比起来，隆裕也并不显得多么重要。其中的曲折缘由真是令人费解。太后心里嫌恶珍妃还讲得通，那是因为光绪过分宠爱珍妃，可是太后对隆裕应该没有讨厌的理由，何况隆裕还是太后的亲侄女。奇怪的是，太后就是不喜欢隆裕。家大是非多，宫里头这么多人，想要和睦真的很难。

太后同光绪之间的感情很淡，甚至可以说无情，不过这次去奉天还是带上了他。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原因，即便是光绪自己也清楚得很。因为太后始终对他心存芥蒂，担心自己不在北京的时候，他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举动来。于是，不管太后到哪里去，都会带着他，带着这个特殊的犯人，否则她就不放心。慈禧大概也能看出光绪自己不会再产生什么想法，但是她担心朝臣们，怕个别有目的的人趁她不在蛊惑光绪夺权。

以上种种顾虑不无道理，况且太后又是一个热衷于权力的人，高高在上的太后头衔并不能让她感到满足。在她看来，只有将实实在在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留住眼前的荣华富贵，否则，一切早晚会变为虚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拼死也要保住手中的政权，危险、诽谤、非议，她通通顾不上去管。

有时候我不禁暗想：这么多的危险、困难，有时为了一件政事甚至会连续几天茶饭不思，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真是令人费解。

光绪又是怎么想的呢？实际上，太后大可不必处处防着他，因为光绪非常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此时的他要想重掌大权，简直比登天还难。只要太后在世一天，他就别想做一个真正的皇帝。正因为想得比较开，所以他并不为自己的处境而伤感，认为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就拿这次去奉天来说吧。太后的想法，光绪心知肚明，可是他并不为此烦恼，反而当自己是出去游玩，一路上总靠在窗边，神情悠闲地观赏外面的景色。每次火车停下来的时候，除了留几个人服侍太后外，其他人都可以下车去随便看一看。这时，光绪也会下车和我们一起游逛。他个子不高，看起来还有些孩子气，说话完全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即便对我们这样的女官，也像对待自己的朋友一样。可能他了解一些我童年的经历，所以总找机会跟我说话，让我给他讲讲欧美各国铁路、君主或元首之类的事情。我只不过给他讲了很少的东西，他就显得非常高兴。

记得有一次，他很兴奋地对我说：“假如我是一个真正的国君，能像老佛爷一样执掌大权，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学习那些外国的君主、元首，把全世界先转一遍。不过，我还是愿意微服出去游玩，那样才有意思，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就不好玩了。你看现在，玩起来多别扭啊。在陆地上玩还不是最有趣的，如果能到大海里游上几圈，肯定乐趣无穷！……周游世界以前，我一定要先去看看自己国家的那些大都市。不管怎么样，我的确非常向往出外旅行，所以，一想到这次外出很快就要结束，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

唉！我能看得出来，假如太后答应的话，他肯定永远都不会再回去。因为，回去的结果就是永远困在紫禁城或颐和园里面，而且，即便是在这两个地方，他也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力，就连那些地位比较高的太监都比他更自由。他的命令也好，责罚也好，基本上没有人会去执行，像我这样得到太后宠信的女官都比他的权力大得多！

正因为这些，一想到要回去，他那双大而清澈的眼睛里就闪现出忧郁的神情。

在我看来，他确实有先进的思想，而且凭借他的智慧和能力，挑起国家的重担并不难，只是太后不会让他有这样的机会。假如太后当年不夺权的话，全都让他自己做主，大概也能给当时的清朝注入一些新的活力，不管最后是不是灭亡，中国所经受的内忧外患总会少一些。不光我这样说，即便是他自己，也为此而抱憾终身。当然了，他这种情绪在太后面前半点也不敢流露出来。并非他太软弱，在这深宫之中，不管是软弱还是强硬，儿子是永远不能违抗母亲的，母亲随时都可以替儿子摄政，只要她愿意，而儿子愿意不愿意却无人过问。就这样，光绪的才能被永远地埋没掉了。

说说他的衣服吧。不管有没有权力，他毕竟是皇帝，所以，同那些随驾大臣相比，他的衣服当然更加华美出众。箭衣用天蓝色的缎子缝制而成，上面有很多“寿”字，全部用金线绣成。整件衣服剪裁合体，做工细腻，同他那清秀的面貌结合在一起，使他看上去像个玉树临风的美少年。不过，这件箭衣外还穿着一件背心，尽管也是用缎子做的，并且也用金线绣了很多“寿”字，可是这个背心的颜色却是黑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反正我认为还不如不穿，你想想，黑色的背心外多出两个蓝色的长袖，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光绪有一点与众不同。凡是有钱有势的人，大多喜爱金银珠宝做成的装饰物，光绪却非常厌恶这些东西。这一点看似古怪，但是想想他的遭遇，也就不难理解了。另外，宫里头原本就没有这样的规矩——每朝皇帝到底该用多少装饰物，所以，只要自己喜欢，戴多戴少全凭自己。所以，光绪在这一点上倒可以自由了。

不过，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戴。他那顶黑缎制的瓜皮小帽上就有一颗龙眼大小的珠子，正悬在眉心之上。这珠子又大又润泽，一看就绝非凡品，在小帽的衬托之下，更显得光彩熠熠。但是，光绪并不是为了好看才戴这颗珠子的，那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如果你平时注意观察他，就能明白这一点，只是那纪念的对象到底是谁，我不便妄加猜测。

另外，他身上比较显眼的装饰还有两个，一个是帽顶的结子，一个是帽子上面一尺多长的红缨，全部用红色的丝线做成，颜色非常鲜艳。脚下的靴子同大臣们一样，都是黑缎制成的。

我常常想，如果光绪能有机会穿上一套整齐的军装，一定英姿勃发。

事实上他是那么可怜，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处境却比不上一个普通的百姓，甚至比他们更加痛苦。

尽管他的帝位实际上已经被废掉了，可他永远也逃不出那高大森严的皇宫。他所能做的，只是日复一日地忍受着宫里那些繁文缛节的折磨。太后就是想限制住他，让他老老实实地做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

以吃饭为例，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每顿饭都必须享受那一百碗菜，口味完全和太后吃的一样，想换一下都不行。原因很简单，他的菜是同太后的一起做的，当然全都由太后做主。不仅如此，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吃着，喝着，隆裕和瑾妃两个人尽管是他的妻妾，却必须去太后身边伺候，很难有机会跟光绪同桌吃饭。这两个人也不好过，每次都要等太后用完餐，才能跟我们这些女官、侍女一起吃太后的剩菜。对于太后来说，尽管隆裕每顿饭都在旁边伺候着，她却像没有看见一样，依然对这个媳妇很冷漠，几乎一个月才说上一句话。大概这位皇后根本就不在太后的脑子里面吧。

光绪有时候会强迫自己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开心一下，苦中作乐。可是又不得不时时提防着皇太后，他实在很害怕，不敢有一丁点儿让太后不高兴的举动。所以，不管是做事还是说话，他都十分谨慎，每句话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不要说他软弱，这也是非常无奈的事情，他的身边总会有几个太监不远不近地转悠着，竖起耳朵听他说什么。即使在夜里睡觉的时候，那些人也不放过他，总盼望着能听到他说出什么不妥当的梦话，好马上跑到太后面前邀功请赏。

这就是那时候的光绪皇帝，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这次去奉天，由于是在列车上，不像宫中那么宽敞，所以他便不得不处在更加严密的监视之下，以至旅行的乐趣都被冲淡了很多。他甚至开始怀念宫里牢笼般的生活，因为在宫里或颐和园里面，偶尔还能有几分钟自由喘息的时间，他可以充分利用这短短的空隙开开玩笑，给自己找一些乐趣。

我现在还记得，他的玩笑总是那么稚气，那时候的他简直就像个大孩子。有件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宫里有个规矩，稍有地位的人，每日必须去参加早朝。但是和廷臣们那个早朝又不一样，我们去的目的是向太后请安，而非参与什么国事。光绪也会同我们一起去，这时我们便能与他短短地说上几句话。谁知道那天早上，他竟然同我开了个玩笑。

每当太后走出屋子接见我们的时候，都会有个人先站出来喊：“来啦！”大家一听就赶紧一同跪下叩头。那天我们正在一起等着太后，光绪突然回头冲我喊：“来啦！”我下意识地跪到了地上，根本没有去看别人怎么样，等听到大家的笑声才明白上当了。他居然和我开了个玩笑。那时候，太后大概还没起床呢。

这就是光绪，一个清朝的皇帝，只能在这种幼稚的玩笑中寻求一丝丝快乐，他的内心该有多么的孤独与悲凉啊！那时候的我，尽管也因为这个玩笑陪着他乐了一回，可只要静下心来，就忍不住替他掉眼泪。我非常清楚，这种无聊的玩笑是他仅有的乐趣。凡是他想做的事情，一样都不能去做；而他极为反感的事情，却每天必须要做。这样的皇帝与囚犯又有什么不同呢？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列御用火车就会停下来，因为太后要休息，一切声响都必须归于沉寂。不仅如此，还要绝对保证安全。露宿野外的是普通人也就罢了，可这是太后啊，当然要考虑周全。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尾随在我们后面的一列兵车也一起停下，几百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摸着黑爬下来，悄无声息地埋伏在我们周围，保护太后的安全。尤其是太后和光绪专用的两节车厢旁边，防守得更是密不透风。

尽管如此紧密地防守着，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可太后依然可以由着性子走下车来，只要她高兴，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光绪就不能这样了，不仅不能走下来半步，其他人也一律不许走到他的车上去。这个时候的他最孤独，外界的一切都同他隔绝开了，伴随他的只有漫漫长夜。

我这辈子见过的人也不少，而光绪应该是最值得同情的一个，他的不幸是与生俱来的，自己根本无力改变，只能听天由命。

这次奉天之行，大概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件乐事。

伴君如伴虎

在宫里头，太后的排场总是很大，相比之下，这次奉天之行倒俭省得很。并非她有什么想法，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辆御用列车毕竟不同于紫禁城。就拿服侍她的贴身女官与宫女来说吧，与她同行的只有二十几个人，包括我们八个女官，以及十几个宫女。

说到这里，正好介绍一下我们这些人的来历。女官和宫女不一样，女官几乎都是满籍高官的女儿，而宫女却来自满洲兵将之家，以容貌为重。女官同宫女比，身份似乎高贵些，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从实惠的角度来说，那些宫女要比我们舒服得多。我们这些在宫里面当差的女官不仅没有俸禄，还要时不时地往里面贴钱。

说句实在话，为了让我们姐妹两个能留在宫里，父亲不知道送来了多少钱。一个月算下来，我们两个光是给厨子的赏钱就要一百两，再加上太后时常要赏赐我们，我们花出去的钱就更没谱了。别觉得奇怪，尽管太后赏赐我们是好事，但赏赐给我们的东西可都是太监一件件送来的，必须要给他们跑腿钱才行。这些太监很有经济头脑，不管太后一次赏我们多少件东西，他们都会一人拿一样，一趟趟地送，这样一来，我们花出去的赏钱就更多了。

假如把那些赏赐的东西一次送过来的话，我们给的赏钱只有二三十两银子。如果分好几次送过来，一次最少给十两，加起来就是好几十两，甚至上百两。尽管我们心里明白是太监们在耍花样，可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因为讨赏钱在宫里已经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是习惯，即便我同太后讲了，她也不会说什么。这次去奉天，有个太监专门照料我的起居生活，这一路上的赏钱自然是不会少的。

真是苦了我们的父亲！粗略估算一下，我们在宫里或颐和园，平均一天至少要支出二十两赏钱，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个银币。如果再有突然冒出来的意外花费，这钱就更多了。我和妹妹都是不大会算计的人，所以，只知道父亲为了把我们维持在宫内花费不少钱，但具体有多少就说不清楚了。赏钱还在其次，最主要的花销是孝敬太后。一般的东西当然不敢献到太后面前去，所以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和妹妹容龄都是女官，出身于满籍高级官吏之家，我们的父亲就是裕庚公爵。当年朝廷派父亲去各国做出使大臣，因此我和妹妹从小接受的便是西洋教育。说句自夸的话，当时的女人能像我们一样会洋文的可谓凤毛麟角。由于这个原因，太后十分看重我们姊妹两个，这也招来了别人的羡慕。那时候的我们可以称得上是全体女官的领袖人物。

至于其他的女官，有两个是庆亲王的女儿，还有一个是顺王的福晋3。当时，庆亲王是军机大臣，地位当然显赫得不得了。而那个福晋的来历，更是非比寻常，她是隆裕皇后的胞妹，皇太后的亲侄女，这也是她被选入宫中做女官的原因。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皇太后对自己的亲戚很照顾。大概是出于我难以理解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某种古怪的心理，她对自己的亲戚们有些痛恨。

尽管太后大权在握，调遣官员易如反掌，可她自己的那些亲戚很少有人做过位高权重、捞钱比较容易的官，大部分很穷。另外，后来在东三省给日本人当“傀儡”皇帝的溥仪，他们一家更是令太后嫉恨得很，只要提起来，她就会不高兴。

太后的至亲们都很穷，这一点大概很多人难以理解。这不仅是事实，而且始作俑者还是太后自己。她总喜欢隔三差五地派人给自己的亲戚送点什么，往往都是一些不怎么实用却装裱得很风光的东西，放在非常大的盒子或箱子里，正儿八经地抬到亲戚家里。亲戚们看到之后，尽管心里不乐意，但不能表露出来，还得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表示感激。

其实，他们哪里高兴得起来，这与见到讨债的又有什么区别呢？同前面所讲的我们的遭遇一样，凡是太后或皇上赐给臣下东西，受赏者一定要给那些送东西的太监们赏钱。这种赏钱同我们一般的赏钱不同，并非依据礼物价值给钱，而是要依据跑腿太监的身份等级而定。一个三等或四等太监，要赏纹银二十两；地位稍低的，一个人十两。如果每个等级的都来几个，就是上百两银子。实际上，只要太后往外赏东西，没事干的太监们就会起哄似的一块儿去，当然谁的赏钱都不会少。这样一来可就苦了被赏的人家，每次都要付出一笔巨款才能把太后的人打发高兴。

太后可不管这些，只要她高兴，就会不停地赏赐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给自己的亲戚。到了后来，因为她赏赐得太频繁了，有的亲戚几乎把家底都送给那些太监了，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证。

这一点儿也不夸张。太监们每次都要拿到钱才肯走。那些亲戚不得已的时候，就先派人上茶点将他们留住，之后另外派人从自己的箱子里头找些比较值钱的衣服或用具什么的，偷偷走后门去当铺当回几十两银子，孝敬那些太监。而太监们对此心知肚明，绝对不会急着走，都开开心心地坐下来边聊边等。

有的时候，这些亲戚们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就会把太后赏赐的东西拿去暂时当些钱。这样的结果就是，太后赏赐得越频繁，亲戚们穷得就越快。

难道太后不清楚这些吗？我曾经细细观察过，她其实清楚得很。她的眼线那么多，一有个风吹草动就会有人向她禀报，更何况不止一个亲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有什么变动太后很快就能知道。那么，她为什么这样处心积虑地去害自己的亲戚？谁也猜不透其中的缘由，大概只有她自己才能解释清楚。

倘若我没有介绍这些，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皇太后的亲戚会如此落魄。

对于这一点，我还可以举出别的例子来。那时候，只要是皇上或太后的亲戚，爵位必定要有，而这爵位可不是那么好得的。为了维持爵爷的气派，衣食住行都要有些讲究，不能过于随便。可是，支撑这个排场没有钱怎么行呢？太后那边又万万不能得罪，于是，他们只能极力节俭度日，省下钱来硬撑着。外面风光，内中的痛苦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实际上，太后完全有能力帮助自己的亲戚们，国库不算，光是她自己的私房钱就有好几百万。如果她想帮助自己的亲戚，根本不必动用公款，只要把自己的私银拿出一点点来就可以了，任何人也说不出半个“不”字来。可她根本不打算这样做，反而幸灾乐祸地看人家的笑话，如此没有慈悲之心实在令我非常不满。

同我们一起做女官的还有个元大奶奶。“元”不是她的姓，而是小名，她的父亲是内务府大臣庆善。说起来，她也算是出身显赫，可命运却悲惨得很。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把她许配给了皇太后兄弟的儿子做妻子。谁知道，在即将举行婚礼的时候，那个未婚夫突然死去了。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尽管他们没有过夫妻之实，但既然许配给对方，就是人家的人了。所以，她不仅依然嫁了过去，还要一直为那个死去的人守寡，再也别想嫁人。

就这样，一个当年年仅十八、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变成了元大奶奶——一个苦苦守寡的小寡妇！这也是中国旧有习俗的残酷之处。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刚好二十四岁，可是看她那神态，已经同四五十岁的老妇人差不多了。对于这个女人来说，什么幸福、快乐都与她无缘。礼教不仅禁止她与任何男人说话，连笑都不能发出大声来，更难熬的是，她这一辈子都不能走出宫门半步，一直到死。还好，上天可怜她，让她天生就有一种麻木的性格，她脑子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人生”之类的字样。因此，尽管在外人看来她的处境很悲凉，而她自己并没有什么感觉。

另外还有几个女官，由于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这里也就毋庸赘述了。

女官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实际上，我们的工作非常轻松，只要把太后服侍好就行了。不过，穿衣、梳头之类的琐事并不需要我们。我们这些人两人一组，轮流值日，站到太后旁边，没事的时候跟她说说话、解解闷。但是“伴君如伴虎”，这一点我们都非常清楚，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引着太后说，我们则摆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认真地听，等太后问到我们的时候再谨慎作答。

太后实在没事可做的时候，会自己摆弄纸牌，我们的任务是在她身后站着，看她有没有弄错，并在适当的时候帮她整理一下。另外，如果她需要什么眼镜、烟斗或别的小物件，我们取起来又很方便，就去帮她取来。假如没在跟前，取起来要花费很多力气，就由那些宫女去做。总之，我们的工作非常轻松。

说句不自谦的话，我们这八个女官，尽管脾气禀性不一样，却全都长了副出众的容貌。在穿着打扮上，除了头饰必须是统一的样式之外，衣服可以听凭自己的喜好。所以，我们在穿衣上用了很多的心思，不管是样式还是颜色，全都尽力避免雷同。如果这天有人穿淡红色的衣服了，另外七个人就绝对不会再穿这种颜色的衣服。不管什么时候看到我们这八个人，都会眼前一亮。我们那么年轻，再一打扮，每一个都光彩照人，这让我们很得意。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有人在卧室里侍奉太后。这个差使有点儿辛苦，我们就轮流值班，每晚一个人，八天轮到一次，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太后有个习惯，每天临睡前都要和人说说话，所以，每天我们当中值班的人，就要陪着她随意地聊一聊，直到太后睡熟为止。值得庆幸的是，太后从没有失眠过，每天都能很快入睡，否则我们可就有罪要受了。

太后睡熟之后，我们也不能睡，只能坐在地板上或靠在墙上打个盹儿，还要注意不能发出鼾声，否则万一惊动了太后，大罪没有，小罚肯定逃不掉。每次我值夜，总是不想睡觉，脑子里面会不断地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念头，越是在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思绪越是纷繁。太后、光绪，他们的事情不停地在我脑子中转来转去。我老是想：光绪为什么对太后实行的专制政策感到不满呢？原因应该在光绪身上，他是个富于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他们母子的观念从根本上就不一样，永远也不会想到一起。

谁能想到，我当年坐在太后龙床旁边的经历，到今天也成了中国的一页历史？

在我们女官的车厢后面，是宫女们的专用车厢，这样便于我们招呼。她们要自己照料自己，没有人服侍她们，而我们八个女官是有人帮助料理身边事务的。有四名太监和四名女仆专门负责给我们收拾床铺，打扫地板，还要帮我们准备洗脸水。去奉天一路上都是这样，回来时也是如此。

尽管有人照料我们，可是不能洗澡实在令人难受，幸亏这一趟时间不长，天气也不是很热，就凑合着过去了。太后平时非常爱干净，经常洗澡，这回在火车上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擦擦身子，洗洗脚。说起来很简单，可实际行动起来则很麻烦。皇族要洗澡，火车自然不能再前进，一定要停下来才行，旅行也要注重自己的威严。可这样一来，也就把自己固定在刻板的模式里面——这就是皇族。

下面说说服侍我们的那几个太监。他们不仅要帮助我们整理衣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要在我们的车厢两端整夜侍候，就像我们服侍太后一样。如果我们招呼，他们会随叫随到，替我们去做事。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轮流值班。

平日里，只有我们找到他们，那些太监才能和我们说话，否则他们绝对不敢随便同我们搭茬，如果我们不高兴了，他们真会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他们同宫女们倒是可以说说话，但也不能过分张扬，言语上也不能过于随便，一般都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说几句。之所以这么谨慎，是担心太后知道，倘若太后听说哪个太监和宫女过于亲密，那就不得了了。宫女会被立刻拖来，在众人面前脱去下衣，用竹板打几十下；而太监就没有这么幸运，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对于我们这八个女官来说，尽管有自己专用的车厢，可是除了取东西，或晚上睡觉，一般都难得回去一次。我们必须全都守候在太后的车厢里，安安静静地等待她的吩咐，说不定什么时候，她就会想起我们中的某一个人来。所以，即使没有轮到自己值班，我们也不敢离开半步。读者们肯定知道病人等候医生诊治的情形，我们那时候就是那样，只是，我们绝对不能坐下来，累了只能躺在地上，或者靠墙歇会儿。

即使这样，我们也算是幸运的。整个御用列车上面，有资格坐着的，除了光绪、隆裕、瑾妃以及庆善、勋龄等人之外，就是我们这八个女官了。不过，我们的这个特权只能在自己车厢里，假如在太后的车厢里，就得等她特别吩咐了才行。正因为这个，沿途那么多新奇的景物，我们都没有心思去欣赏，有机会就要赶紧休息，实在太累了。

专用车厢就是前面说的这些，剩下的就是太监们住的地方了。尽管我没有机会到那里去看看，但是具体的情形并不难想象。人太多，车厢又很少，他们只能在里面挤着，就像装在罐头里面的沙丁鱼。

由于脑袋里总是有这样一个比喻，我便忍不住跟一个太监说：“你们简直像罐装的沙丁鱼，密密实实地挤在那些车厢里面！”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沙丁鱼”的概念，他听了直挠头，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于是，我就把外国人做沙丁鱼罐头的情形仔仔细细地给他说了一遍，他一听，也止不住笑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经过他的宣传，所有的太监都知道了这个比喻，其中也包括李莲英。李莲英有自己的专用车厢，所以，我这个比喻不至于得罪他，可是别的太监听了就难免不高兴——谁也不愿意别人叫自己小鱼啊！

对于太监的称谓，北京城里有个非常通用的叫法，那就是“雄鸡儿”。这是依据那些太监的嗓音得来的，因为他们的声音又尖又高，跟鸡叫真是非常像。我想，太监们大概也能接受这个名字，但对“小鱼”就不能认同了，所以才不乐意。

具体的情形，您可以想象得到：随驾的太监一共有一千多人，光是他们那全套的制服就要占用不少地方，何况还有人；而他们的车厢却只有几节，正常情况下只能容下四百多人。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

有一节车厢专门用来放置光绪和隆裕两人的大轿，尽管只有两顶轿子，车厢里很宽敞，有大片空闲的地方，但太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敢去占用的。太后的銮舆更是了不得，上面不仅盖了一块非常大的黄布，还单独享用一节专用的车厢，宽敞得能再住下六七十人，只是没人有这个胆量罢了。

这就是在宫里面做太监的待遇，还不如一件东西金贵。

至于我们后面那列兵车，不知道里面到底什么样子，因为我只能从远处看看，从没有机会走近过。

这些车厢当中，最有意味的就是太后那个了。现在想来，当时那一节车厢就等于是整个清宫，端坐在里面的老妇人就是整个清宫的核心。

列车上的小朝廷

下面具体说说太后的这节车厢。前半部分隔出一间小卧室，尽管地方不大，却花费了很多人的心思与精力。不仅看上去富丽堂皇，而且从轮廓到布局同太后的寝宫都非常像，简直就是把她老人家的寝宫缩小了搬到火车上。

这仅仅是从外形上看而已，里面的摆设同宫里无法相比。这间小卧室里面，大件的家具只有那一张大床，剩下就没有什么了。床是红木的，而这节车厢的材料是最好的柚木，漆得又光又亮，两种木质匹配得很。那时候中国的床上都有一副架子，是用来挂蚊帐的，太后这张床上当然也有。

太后的蚊帐是浅蓝色的，上面绣着许多美丽的林檎花。因为此时正值暮春时节，林檎花开得正旺。

大床左边有一张搁脚凳，同样是红木的，约三英寸高，面上铺着艳丽的黄色绸缎。对于现代人来说，这张凳子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可那时候的人都习惯有这样一件东西，因为不管床多么低，坐在上面时，把两条腿放在脚踏凳上都会觉得很省力气。

寝宫虽小，两边开着的四扇窗户却都非常大，春日的阳光暖暖地照进来，屋里亮堂堂的。对此，太后很满意。特别是每两扇窗户中间还有几幅艳丽、生动的壁画，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是光彩照人，引人注目。

这几幅都是漆画，笔调清新而又和谐。普通的铁路工厂的漆工当然难以完成，其作者都是在京城经过千挑万选的艺术家。壁画下面钉了一条窄窄的木板，上面摆放着太后的各种各样的化妆品，还有些零碎的小东西，这样设计很方便她使用。窗帘也是黄缎子制成的，分别挂在每扇窗户的上面。

隔出这间卧室的是一道隔板，尽管不厚，却也是柚木的，并且雕镂琢磨得很精致。隔板的另一侧是一间稍大的屋子，这便是御用列车上的“小朝廷”。从面积上看，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可是里面的布置与装潢，却无比富丽奢华。

可以这样说，不管花多少白银，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只要能让这里面看起来美观，用着舒服，大清朝廷是不会在乎的。

小朝廷里面最引人注意的是四瓶鲜花，分别安放在四个角落里，各自配备了一个精心雕琢的木头架子，又高大又漂亮。先说装花的瓶子，它们看起来古色古香，无论是样式还是上面的花纹，都具有古典美，其价值不同凡响，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古董。瓶里面的鲜花也不是随便放的。首先是牡丹，牡丹向来以富贵闻名，被称为“中国的花后”，大概是因为地位类似，太后对牡丹有种特别的偏好；其次是天竹，这种植物可以说是东方独有的，翠绿的叶子中间点缀着珊瑚一样红的小珠子，非常好看；第三瓶是迎春花，这种花开的时候金灿灿的，接近于皇家的专用色彩；第四瓶是纯白色的梨花，稍稍带一些绿的感觉，看起来清新得很。

这四种花都是春季常见的，不过，用它们来装点小朝廷，却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更主要的是这些花生命力非常强，极少的一点水就能让它们保持旺盛的生机，不断地长叶、开花。

这间小朝廷的地上铺着一条约两寸厚的地毡，完全用天鹅绒制成，浅蓝色，上面装饰着很多金色的牡丹和凤凰，简直不能仅仅用一个“美”字来形容。

这里的窗子同太后的卧室比起来要小一些，也是一种特殊的安排。平日里，太后非常喜欢把玩自己的珍宝，所以，去奉天的事情一定下来，她就想着要带上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她没有同任何人说过这个意思，但我们大家都清楚得很。因此，庆善在命人准备太后这节车厢的时候，就决定将车窗弄小点，这样可以在窗子中间多留下一些空间，在上面钉上些小架子，安放太后的宝贝。

太后对这个设计极为满意，自己还没有上车，就已经命人把那些珍宝放到上面去了。等她自己上了车，竟然像没有见过似的，左看看，右看看，兀自出起神来。

别看这窗子没有太后寝室里面的大，上面挂的窗帘却特别考究。整体上依然是平常用的黄色缎子，但下面多了一排金色短须，看起来更为华美。车厢墙壁上同样漆着很多色彩艳丽的壁画，不同的是，这里的壁画都是有故事内容的，一般取材于中国的旧小说或传奇，像“姜子牙斩将封神”“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等，大概是要激发人们的忠孝之心吧。前面提到的那四个放鲜花的古董瓶子，瓶身上也绘着这种故事的图案，精致而有韵味。

太后是个天生爱花的人，除了那四个大瓶子，还有很多小巧的花瓶，里面也用水浸润着她喜欢的一些花草。这些小花瓶也配备有特制的红木架子，同样是雕镂琢磨得非常细致。所以，在这间小朝廷，随处可以看见鲜花，张口就能吸到花香，既赏心悦目，又沁人心脾。

太后的这节车厢上，除了那间小寝宫和这座富丽堂皇的小朝廷之外，剩下的地方就非常小了。尽管如此，还是在后面拦出了两间斗大的小房间。其中一间是给我们几个女官预备的，每到该自己值班的时候，可以在里面休息，等候太后随时召唤。

另外一间更小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很小的炭炉，是专门为太后准备茶水用的。前面说过，太后进膳的时候，旁边有个捧碗端菜的太监张德，这茶水也是由他负责的。别看只做这样的差事，他的地位却比别人高，所以名义上是他负责，实际上他总是挑一两个认真细致的小太监来替自己做这些小事情，只有往太后面前上茶的时候，他才亲自送上去。太后当然不会察觉。

太后对茶叶很有研究，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品茶者。她平常用的茶叶有好几十种，最普通的是茉莉和莲花，其余的那些全是非常少见的珍品，名目繁多，根本记不清楚，即便是现在，有些茶叶的名字也不为普通人所知。

这节车厢上，尽管有四间作用不同的屋子，可是，最令人神往的还是那座小朝廷。在这里，轻声下达一个号令，就能指挥整个列车，让它向前、向后或是停下来。不过，这还不算什么，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整个中国从政治、军事到经济上的种种动向，都是由太后在这半节车厢里决定的。

太后的御座就放在隔出我们那间休息室的木板旁，这一排木板同样雕刻得十分精致，顶部还有个特别的装置，是庄严而堂皇的华盖，如同一把撑开的大伞，正好把太后的御座笼罩在下面。不管是在颐和园还是在宫里头，太后的御座都有一二十个，而且每个都比车上的这个大。不过，不管是大体的轮廓，还是细部的雕琢，全都是一样的精致华美。

这些御座都是用最高贵的紫檀木精制而成，还有无数的珍珠宝石镶嵌其上，到了晚上就会熠熠生辉、耀人眼目。坐垫上不能有珠宝，否则坐着就会不舒服，它只是用一块杏黄色的丝绒精心缝制的，光那颜色就足以引人注目了。

御座后面，安放着一幅插屏，同样是紫檀木做成，漆面光滑细腻，也有珠宝玉石镶嵌在上面，华美璀璨。不过，要说这插屏的用处，实在是无人知晓，只知道御座后面必有插屏，它们一定是要一起摆在那里的。似乎历代都是这样，并非清宫独创，只是没人能讲出它的渊源罢了。

不过，在火车上插屏倒有了特殊的用途。太后平时有睡午觉的习惯，回那间小小的寝宫又嫌麻烦，所以，我们就在插屏的后面为她准备了一张小小的软榻，这样，她在白天也可以随时休息了。

到现在我还记得，这次奉天之行刚刚开始的时候，在永定门车站，我和另外几个人搀扶着太后第一次走进车厢的情形。当时太后好像对列车不太满意，因为她平日在气宇轩昂的地方住惯了，一下子来到这么狭小的地方，感觉不大适应。这座小朝廷和寝宫花费了很多人的心思、精力，布置得的确有真正皇宫的神韵，可是它们的面积，任何一位大工程师都无法改变。

还好，太后的不快只持续了五六分钟，很快她就习惯了这里。她下的第一个命令，是让那些太监看看自己御座的方向，一定要保证与列车前进的方向一致。她认为自己的身子绝不能让这列火车拖着向后倒退，那样等于侮辱太后的尊严。

知道御座方向没错之后，太后又下令让太监们把车上的那些古玩玉器好好布置一番。她可能对我们的摆放方法不大满意，所以不惜耽误启程的时间，也要先花心思把这些宝贝重新摆放一遍，一直到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了，才下令开车。幸好她只是觉得古玩玉器的摆放不合心意，对其他的像壁画、窗帘、花瓶、地毡等都满意得很，所以，看起来她的精神也格外好。

尽管那时候的太后已经七十多岁了，可登上这御用列车之后，那份得意的笑就没有从她脸上消失过，简直像个刚拿到新玩具的小孩子。不过，这还不是最让她得意的，令太后的心理得到极大满足的是她的权威。在这里，皇太后的威严显示得尤为明朗，只需她轻轻动一动嘴唇，这列火车就会立刻按照她的心思前进、后退或者停下来。而她的那个小朝廷居然可以在她的土地上自由活动，在当时看来，的确可以令人感到万分得意。

对于我来说，坐火车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到太后身边之前，我就已经乘过好几次火车了，不光在外国，就是在我们自己国内也坐过。不管哪一次，我都没有过特别的感觉，可是这一趟去奉天，我始终非常紧张，从开始做准备就冷汗不断，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太后之前不仅没有坐过火车，连见也没见过，如果火车的某个动静让她感到不满意，所有人都要提心吊胆了。比如说火车启动的时候，往往要震动一番，平常人倒没什么，太后可就不敢说了。而且，不管多么有经验的司机，要他保证火车在开动过程中没有一点点震动，似乎不大可能，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到，更别说开这个御用列车的司机了。

太后一声令下，火车正式开动了。我们这些人都在小朝廷里恭恭敬敬地站着，太后独自在御座上正襟危坐，满脸洋溢着期待的笑容，似乎想好好感受一下坐火车的滋味。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火车先是猛地往后一退，紧接着又突然往前一冲，我们站着的几个人差一点倒在地上。这倒不要紧，要命的是旁边那些小木架上摆放的古玩玉器——太后的那些宝贝，在这巨大的动静之下一个个滚落下来。

我的魂一下子就飞了起来！太后的宝贝竟然被震到了地上，这还了得！皇太后肯定会迁怒于那个司机，我们虽然知道不是司机的错，但也没有心思去袒护他了，因为当时我们都自身难保呢！

前面已经说过，火车上的一切布置几乎都是我和庆善安排的，放太后这些古玩玉器的小木架，也是我们命人做好的。还没出北京城，这些东西就都掉了下来，以后还指不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这些人的脑袋恐怕会有保不住的，或许连我自己也逃不过，这是谁也无法确定的事情。而且，在太后出宫上轿的时候，我还向她夸下海口，说火车上布置得多么妥当，结果现在就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还敢奢求太后对我有什么好感吗？

实际上，在那里提心吊胆的只有我一个人而已，我旁边的那些女官、宫女、太监们全都平静得很。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个小意外。他们见太后那些心爱的古玩玉器掉下来，就赶紧奔过去捡起来。一时间，有的蹲在地上捡，有的往上放，列车上的这个小朝廷乱成了一团。不管是在宫里头还是在颐和园，几百年了，也没有出现过这么有失体统的局面。

我自己偷偷地想，假如那些拼死上奏反对太后冒这趟险的朝臣们知道了现在的情况，肯定会摇着头说：“你看看，你看看，还是我们说得对吧？这是不祥之兆啊！”

那时候的我，觉得这事情糟糕透了，吓得几乎昏死过去。所以，在他们手忙脚乱的时候，我只是在一边站着，心里想着，但愿太后能想出好办法收拾这个乱糟糟的局面。想到这里，我不禁回头偷偷看了看她，谁知太后居然在那里笑呢。这可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稀奇事，她竟能在这乱糟糟的时候那么温和地微笑！

我提着的心总算放到了肚子里，可刚才的惊吓还没缓过劲儿来，腿依然在不停地抖着，手也冰凉冰凉的。幸好周围的人没像我一样吓傻，不然那些宝贝落在地上，而且随着火车的运动滚来滚去，那场面是多么尴尬啊！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逃不掉一场劫难了。真要感谢他们，居然能不顾朝廷尊严，手忙脚乱地去抢救宝贝，终于令太后一笑了之。这可真是我们的万幸！

太后真是聪明，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她让太监将所有的木架子按照她说的方法重新安装一遍，再用彩线把每一件古玩或玉器固定住。这样一来，不管火车怎样动，宝贝们都稳稳当当地。

不过，有一样东西我们还是给忘了，那就是小朝廷四个角上的花瓶。它们下面的红木架子非常光滑，瓶底也是，所以，列车一动，那几个花瓶就跟长了腿似的，也一点点地移动起来。最后，有两个突然就掉了下来。太监们看到了，赶紧奔过去先扶住那两个没掉下来的。幸运的是，掉到地上的那两个也完好无损，多亏了地上厚厚的绒毡。

我正为花瓶没碎而暗自庆幸，突然想起来，花瓶里的水是脏的，要是把绒毡弄上污渍，罪过也不轻呢！想到这里，我赶紧走过去看，还好花瓶里的水并不多，一点儿也没有洒出来。

一场虚惊过去了，尽管瓶和毡都没有损坏，可我们已经吓得浑身冒汗。为了预防万一，大家又赶紧检查其他东西，把该固定的全都固定住，免得再来一场这样的虚惊，否则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我们的奉天之行就在这场忙乱中开始了。不过，现在还不能描述旅程，因为我前面虽然介绍了很多重要人物，但还是落下了一个。我们的地位同他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唯有太后在他之上。

其实，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只是太后的一条爱犬，它的名字威武得很，叫“海龙”。当然了，真正的海龙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而这只狗看起来很像海獭，可能太后不喜欢“海獭”这两个字，便改名叫“海龙”。

这条狗是纯正的北京种，毛是深棕色的，只有脖子和头顶分别有一大片银白色的长毛，如同老人的头发。它全身上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双大眼睛，我从来没有见过哪只狗的眼睛有那么大。相比较而言，它的身子就小多了，腿也很短，并且弯弯的，如同弓背，鼻子非常平，如刀削的一般。

北京这么多品种的狗，能长成这副奇怪模样的恐怕不多见，所以太后对它喜欢到了极点。晚上睡觉的时候，太后就让它在小朝廷里休息。当然了，能得到皇太后的宠爱，即便是休息也不能随随便便，专门有个竹筐给它做卧榻。这是一个很大的竹筐，装个小孩子都没有问题，里面还缝制着红色绸缎的衬里，不知道的人怎么也想不到是给狗预备的。

对它的优待还不止这个，太后专门派了个太监，日夜服侍这条爱犬。另外，它还有自己的衣服，如同马身上的马铠，红色的贡缎面，夹里用最柔软的皮革制成，看起来又漂亮又舒适。它的脖子上系了三个金铃，中间的那个大，两边的小一些，不管是走路还是跑跳，都会发出悦耳的铃声。

太后这只爱犬身上的装饰还不止于此，它的领圈后面贴近耳朵的地方点缀着两个东西，如同兵士们军帽上的帽章，一红一绿，用丝线做的，煞是好看。随时会有人帮它更换，只要颜色看着不那么鲜亮了，就会有新的戴上去。

不管享受怎样的优待，它毕竟是一条狗，所以永远都会有一根皮带将它牢牢拴住，让它不能自由行动。这皮带大概四五尺长，上面系着很多小铃铛，到哪里都很容易找到。如果它高兴了，跑快一些，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铃声。

至于那个专门服侍这条“御犬”的太监，他的工作可不简单。比如这狗的饭食，他必须亲自准备。不仅要精心调制，还不能总吃一样的饭食。不过，吃得最多的就是切碎的肝脏，同肉汁、新鲜的米饭一起拌好。光这样还不行，不能直接喂，必须先送到张德那儿，请他看看可不可以让御犬进餐。张德呢？他也不敢定夺，稍不留神就是杀头的罪名，所以，他每次都要捧到太后面前，恭请太后检查。太后每次都会很认真地看一看，假如发现饭不够熟，或是肝脏不大新鲜、肉汤太少等问题，就会下令重新弄，绝对不会潦草从事。一旦不合格，张德就会把那个管狗的太监臭骂一顿，连御膳房的厨夫也不能幸免。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服侍狗的太监是什么样子，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装得很郑重其事，胳膊上挎着那个巨大的竹筐，站在车厢一角。当列车停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他也会跟我们一起走下车去，手里还是带着这个竹筐。下车的时候，他先非常小心地把筐稳放在地上，之后轻轻抱出海龙，把那条挂着无数小铃铛的皮带系在它脖子上，这样就能领着它散步了。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人指挥狗的，这太监可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他永远都要顺着那条狗，它想往哪边，他就得往哪边走，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人才能拿点主意。

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会暗暗地想：那条狗能不能明白自己所受的优待呢？

唉！不管怎么样，它所受到的一切待遇绝对是事实。我甚至可以断言，不管这条狗出现什么意外，受了伤，吃坏肚子，或是走丢了，无论是其中哪一种情况，全宫上下就会骚动起来，即使是一名太监死掉也不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

当然了，这条狗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派头，全是倚仗皇太后对它的偏爱，京城里那么多大臣也养狗，哪一只的待遇能同它相比呢？

在旅途中

奉天之行终于开始了，我们这八个女官，还有张德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太监，心里全都兴奋得很，满心期待着欣赏旅途中的种种景物，可是，谁也不敢将这种心思表露在脸上。我们一个个恭恭敬敬地侍立在太后身边，如同庙里的木偶，瞟都不敢往窗外瞟，装出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列车是在下午四点左右出发的，丰台是第一站，它距北京只有十一公里，相当于北京站的旗站。可是，这么短的距离，我们的火车却走了很长时间，因为车子开得非常慢，就像老牛走路一样，慢慢地往前蠕动。即便这么慢，我们依然担心太后不满意，因为车子只要稍有颠簸，她就会不高兴。

我们计划到达丰台之后，让太后在车上进第一次晚餐。餐后休息一会儿，然后直奔天津，最好是在太后准备就寝以前到达。这是内务大臣庆善的主意，他觉得太后乃尊贵之身，随便在一个村镇安寝是不合适的，就算是太后不下车，也不妥当。

尽管我们的列车开得非常慢，还是到达丰台了。晚膳也已经备好。

火车从北京到丰台，正常情况下顶多用三四十分钟，而我们的御用列车却足足走了两个多钟头，估计是打破了全世界最慢火车的纪录。不过，太后不会顾及这个，不要说两个钟头，就算是走上两天，她也不会说什么。对她而言，时间有的是，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还有后天，后天不行还有大后天……况且，她说过，她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朝廷，国家大事照样可以解决，所以，她更不会在乎走多久了。

正是由于太后自己没有考虑过时间问题，所以也全然不顾时间对别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就拿这次去奉天来说，火车走得这么慢，看起来好像只有太后或我们这些随从受到影响，实际上连累了无数的人。举个例子吧，假如你当时正好要从天津赶到北平或锦州，平常买了车票很快就到；现在呢，皇太后的御用列车占用着铁轨，那就得等，不管你的事情有多么紧急，根本别想坐上火车。倘若你时间充裕得很，那就慢慢等，一天、两天……总会有让你走的那天。倘若你是个急脾气，这样等下去，便会有性命之忧啊。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太后的脑子里头永远不会考虑自己这个“断绝交通”的命令会对别人产生怎样的影响。而且，就算她能想到，也会认为这没什么不对的，自己本该有此特权，她根本不会在心里产生任何不安或怜悯。

到丰台站了，火车停了下来。从车窗往外看去，一个闲人都没有。我以前来过这里，原本是非常热闹的，此时竟如同进入了荒漠，沉寂得没有一点声响。我真是佩服那些地方官员，他们的才干与魄力简直无人能比——为了讨好太后，多么严酷的手段都使得出来。

可那些老百姓又怎么想呢？禁止他们走近车站，甚至禁止随便向御用列车看一眼——他们的想法谁又会注意呢？我暗自猜想：他们肯定是诚惶诚恐地远远观望着，以为经过这里的真的是保佑他们的老天爷。中国的皇帝一向被称为“天子”，这样说来，皇太后与老天爷也不无渊源，把她当成老天爷的代表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

我们出发的时候是春季，鲫鱼正是此时白河的当季名产，所以我们的车子一从北京出发，丰台附近的官员就开始花重金搜购新鲜的鲫鱼，准备敬献给太后。列车刚刚到达丰台，几尾活蹦乱跳的大鲫鱼就献上来了。

献礼是绝对不能随便的。这些鲫鱼都被装在非常精致的容器里，经过一道道烦琐的礼节，极其郑重地献了上来。尽管这些官员谨小慎微，太后却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因为丰台一带的官员，全都是些不上台面的小角色，连与太后见面的资格都没有。

对于这些小官小吏来说，即使太后不接见他们，甚至他们非常清楚太后不会接见他们，他们也没有胆量不努力侍奉。早在火车还没到的时候，这些人就一个个恭候在车站上了。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让太后满意自己站上的布置，并且保证附近不会出现半个闲人，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是那么谨慎，没有一个人胆敢走近火车，全都尽量离得远远的，在那里不停地忙碌着。

我从车窗远望过去，看到很多身着五颜六色官服的人，排成长长的队伍。他们不停地挤来挤去，显得郑重其事、诚惶诚恐。实际上，他们忙也罢，乱也罢，毫无意义，与太后或者这列火车毫无关系，只有那几条鲫鱼还有点用处。

还是说说鲫鱼吧。鲫鱼本身就是一种美味，刚刚出水时味道更是鲜美，一般只有在富贵人家的筵席上才能看到这道菜。对于那些比较注重口味的人来说，鲫鱼总是他们的首选。为了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家的富有，在大宴宾朋的时候，总会吩咐仆人们用大木盆盛着几条活蹦乱跳的鲫鱼，让客人们随意挑选，然后马上拿去处理、烹饪。更有甚者，会让自家的厨夫当着客人的面，将他们挑的鲫鱼开膛破肚，以表示没有弄虚作假。

由于太后不想见那些官员，所以，丰台站献上来的几尾鲫鱼都是我去检验的。我去的时候，那些鱼全都泼剌剌地游来游去，很令人满意。不过，我们可没有让厨夫立刻就把它们开膛破肚，即便是太后那么坚毅果断的性格，也不会忍心瞪着眼睛看那活蹦乱跳的鱼儿当场毙命。

话是这样说，这几条鲫鱼早晚还是会毙命的，因为尽管太后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鱼儿死，却极其喜欢品尝鱼儿的美味，况且鲜鲫鱼的味道更令人垂涎欲滴。太后又何尝不知道呢？于是，那几条鲜鲫鱼很快进了“御膳房”，没多久就变成了美味佳肴，被恭恭敬敬地捧到太后面前。

太后拿起筷子，刚刚吃下一片肉，嘴里就连声叫好。之后，她吩咐太监将这碗鲫鱼送回御膳房，不是她不吃了，而是让他们用她指定的方法再做一遍。该怎么做呢？首先，将鱼骨全都剔出来，鱼皮也不要，只剩下鱼肉；然后把同样分量的嫩豆腐与鱼肉拌在一起，再加上糖、酱油、盐等作料用文火慢慢煮，做好后就是一盅鲜美异常的鱼羹。

对过去的人来说，鲫鱼不仅仅是一种美味，还可以利用它来卜问吉凶。其主要材料是鱼鳃下的一根短骨头，每条鱼有两根，分别在头部两侧。这骨头的形状有点像扇子，同鱼身上其他部分的骨头比起来稍微有点软。由于它有一边很平整，所以完全可以立在桌面上，看起来很像一条小帆船。有人称它为小仙人，大概就是因为它可以卜问吉凶吧。

到底怎么用鱼骨头占卜呢？说起来简单得很，用筷子把一根鱼骨夹起来，从距离桌子大约半尺高的地方连续丢三次，如果有一次能让鱼骨立在那里，就是吉祥的意思了。

与此类似的迷信活动外国也有，只不过，他们用的是鸡或鸽子的胸骨。

皇太后是个思想陈旧的人，对神佛更是非常迷信，所以这根被称为“小仙人”的鱼腮骨对她也充满了吸引力，她立刻决定试上一试。谁知，接连扔了两次，鱼骨都没有立住，她的脸上立刻显露出恼怒的神色。尽管她不会完全迷信于此，不至于觉得这一根小小的鱼骨就能决定人的命运，但这毕竟让她有些扫兴。还好，结果很令人满意，第三次那根鱼骨居然直直地立住了，太后马上高兴起来。

我在旁边想：依着太后的个性，如果第三次仍然不成功的话，她肯定会再扔上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甚至是无数次。她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太后啊，哪个人有胆量限制她扔多少次呢？不停地扔，那鱼骨总会有直立的一次，那样她就会满意了。

据我平日的观察，不仅仅是鱼骨一类的小事情，对于国家大事，太后也极有耐心，一点点挫折、磨难是不会让她退缩的，她很快就会调整自己的对策进行处理。在这一点上，她的确令人敬佩。

剔了骨头和鱼皮的鲫鱼肉同嫩豆腐煮好后，太监们再次恭恭敬敬地捧到了太后面前。她拿起一个银匙，接连喝了好几口，边喝边称赞。弄得我们这些在旁边站着看的，也开始往外冒口水了。太后吃到一半不想吃了，便伸手把剩下的赏给我吃。

这可令我感到万分惊喜！因为当时太后倘若将吃剩的或喝剩的赏赐给谁，就表明此人的身份比旁人高。不光被赏者自己会觉得荣耀得很，旁边的人也会极其羡慕。此时太后将这新鲜的鱼羹赏给我，我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而且这嫩豆腐与鲫鱼一起做的鱼羹，味道真的是异常鲜美。

太后平日里就有这个习惯，将自己吃剩下或喝剩下的东西赏给身边的人。她吃得并不少，尽管是老年人，食欲却没有减退，只是御膳房供奉上来的吃食太多了，剩汤剩菜哪顿都有很多。对此，我总是很小心地处理，即使遇到非常想吃的东西，太后不吩咐，我无论如何也要忍耐着，眼睁睁地看着，命令小太监们马上收拾走。反之，即使我肚子已经很饱了，如果太后吩咐让我吃掉或喝掉剩下的东西，我也丝毫不敢犹豫，先给她恭恭敬敬地磕个头表示感激，然后马上把碗里或是盅里剩下的东西一股脑儿倒进肚子里。不这样，恐怕会得个抗旨不遵的罪名。

有一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次我和另外一个女官共同服侍太后，太后把手中的茶喝了几口，准备放下，那个女官看见后，忙走去接过来。当时杯子里还有半杯茶，大概是那个女官实在太渴了吧，居然没有听清楚太后是不是让她喝，磕个头就把茶喝掉了。

我偷偷看了看太后，她居然正冲着那个女官微笑。我也忍不住笑了出来。在太后眼里，这个过失并没有什么，当然也没必要责罚她，只是笑着让她自己醒悟罢了。女官很快就明白了，对太后万分感激，对我则心怀怒意。在她看来，我当时那样笑是心怀不轨。她非常生气，尽管当时没有表现出来，第二天便找机会挖苦了我一通。

她说我：“是啊，谁也比不上你聪明！不过，你也不要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你觉得耍弄别人很有意思是吗？看着人家出丑很好笑是吗？你有没有想过别人的感受呢？这一点你才不会去关心，对吧？你不要忘了，别人比你进宫的时间长，论资格都比你老呢！”

面对她夹七夹八的一顿数落，我什么也没有说。既然这是一场误会，我也懒得去解释什么。我只是冲她笑了笑就走开了。

火车停在丰台站上，我们便开始了第一顿晚餐。这顿晚餐意义不一般，首先这是上车后首度开饭，第二点在于，晚餐是一天当中的“大餐”，要上整整一百碗正菜。

开始上菜了，一百碗正菜都用同一种木制的大匣子装着送到太后面前。这些食匣子宽大得很，如果是普通的火车，门都进不来。前面说了，御用列车全都重新改造过，门也是如此，比原来将近大一倍。上菜的时候，好几十名太监排着很长的队伍，站在外面的月台上，从临时用做御膳房的那两节车厢，一直延续到太后这节车厢。那些装着美味佳肴的食匣，就在这些太监的手上不断传递，如同小学生做的游戏那样，从第一个太监一直传到太后餐桌边上的那个太监手里。大多情况下，最后这个太监是张德，他慢慢地从匣子里将菜捧出来，摆到太后面前的桌子上。

上菜的这一幕，简直可以说是流光溢彩！想想看，那些匣子全都是艳丽的金黄色，看起来金光耀眼，里面的碗盏也都是精美的瓷器，传递匣子的太监们又穿得五颜六色……只可惜，能看到这幅动人景象的只有那些令人厌恶的愚蠢官吏，普通人是永远无法见到的。

终于，第一次晚餐结束了。太监传令下去，火车继续前进。庆善原计划让太后到天津就寝，可车子刚刚走到一半，太后就说准备休息。庆善当然没有胆子就此事发表什么意见，立刻下令停车。实际上，这个地方根本不是庆善理想中的大都市，甚至连小村镇都谈不上，只是一片荒凉的原野。可太后根本不注意这些，一个劲儿地催着太监和宫女们给她准备就寝的东西，之后就悄无声息地睡觉去了。

那时候，所有的新思想或新发明当中，太后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灯了。所以，不管是宫里头还是颐和园里，都装着发电机，好方便太后使用电灯，这已经成了她生活中的必需品。所幸的是，我们的御用列车竟然也装上了电灯，太后对此非常满意。

我们这列火车一停下来，后面护卫的兵车就知道太后已经安歇了，于是，他们也慢慢停在了离我们大约二三十丈远的地方，几百名身着盔甲、全副武装的御林军悄无声息地走下车，肩负起了护卫的责任。一时间，黄色御用列车的四周，布满了来来往往的黑影和闪烁的刀光。而禁卫得最为森严的，就是光绪休息的那节车厢，名义上是保护，实际上不如说是在防备他。

光绪的处境实在是艰难，我因为看不下去，所以才再三提到他。

御林军看上去威风，实际上他们做起事来总是战战兢兢的。防护、巡察、警戒是他们必须完成的任务，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比如不能大声喧哗、走路的时候脚步尽量要轻等，说起来都是一些小事情，可是，倘若违反了就会有杀头的危险。因此，太后一开始安歇，一切声响就都停止了。

从车窗往外看，远处乡村人家的灯火若隐若现地跳动着，悄无声息，仿佛所有的声音都冻结在了空中。就在这种肃杀、冷峻的气氛中，太后安睡了一夜。

太后一大早就起床了。平日她就起得很早，这次在火车上睡觉，大概是由于兴奋，居然比平时还早。她先是草草地梳洗一番，然后就吩咐赶紧开车。金黄色的御用列车在晨光中再次上路了。

车子没开多长时间，天上就下起了蒙蒙的细雨。这样的雨，细细地，绵绵地，就算是不打伞，也不会湿透衣服。春天总会下这样的雨，有时候一天要下好几次，大概是时令到了。

有句诗说得好——“清明时节雨纷纷”。的确，此时正是“清明时节”。中国各地都有一个风俗，就是在清明节给祖先行扫墓礼。做子孙的带上一些酒菜、纸钱，恭恭敬敬地供奉到自家坟地去。

御用列车从荒野上经过的时候，我们不知看到了多少人在雨中膜拜着自己家的祖坟。当然，那些人都离铁路非常远。即使有祖坟在铁路附近的，此时也不敢来扫墓。尽管扫墓者离我们很远，我们还是看清楚了那些人，只不过他们全都背转着身子，没有一个胆敢往我们这边看的。这又要归功于当地的官吏了，他们肯定下达了极为严酷的警戒令。

不过，据我看来，这些人并没有严格遵守禁令。每个人都有好奇心，老百姓当然也是如此。平日里，他们只是听人说皇上、皇太后到底是怎样的神圣，从来没有看到过，现在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皇太后和皇上就坐在面前经过的火车里，他们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所以，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假借跪拜祖宗的空当，低下头，睁大眼睛，使劲儿往我们这边偷看。但是，他们所能看到的顶多是这列黄色的火车，以及车上晃动的人影，至于皇太后和皇上什么样子，根本不可能看到。

当时，我和太后对清明扫墓的习俗做过一番挺有意味的探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观点还挺一致的。

火车走过的这一段，坟墓特别多，所以扫墓的人来来往往，总也不断。太后透过车窗远望外面的那些人，神情凝重得很，眉头也皱到了一起。她一定是陷入了沉思当中，每到这种时候，她就是这样一副忧愁的样子，不管什么都引不起她的兴趣，不能让她开心。可是，任她如此下去，也是不行的！倘若她郁结于心，不得不爆发出来，迁怒于身边侍奉的人，我们可就倒霉了。

于是，只要发觉太后开始沉思，我们就赶紧找些有意思的话题去吸引她，实际上就是扰乱她的思绪。这个工作可不轻松，别人都没有信心去完成，总是把我往前推。在我看来，让她多想想倒也没有什么，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所以，这次我并没有去打扰她。

果然，过了很久之后，她用非常低沉缓慢的语调对我说：“你看，真是可怜啊！”说的时候，她用手指着窗外，那是一些没有人祭奠或膜拜的荒坟。

“长眠在这些荒坟里面的人，生前过着穷困的日子，在痛苦中煎熬，死后也没能给子孙留下什么，以至他们也过着穷苦的生活，竟然连扫墓的能力都没有，真是可怜啊！不过，想想也是，人死了还能有感觉吗？唉！还不是都一样？两眼一闭，什么也不知道了。看看我们现在，这么富贵排场，可到了闭眼那一天，也就全都结束了！等到埋进泥土里，渐渐腐烂掉，谁又分得清楚那尊遗骸是我们还是普通百姓呢？”

“……据我所知，很多穷苦人的坟墓都是由一些善人解囊相助建成的，否则，恐怕连这一个小小的土馒头，他的家人都无力来修啊！这样说来，就算这些荒坟因为年久失修毁掉了，他们的子孙也只能默默流泪，等着再有好心人来帮忙。所以说，他们的子孙不能来拜祭，肯定生活已经极其困窘了。倘若死者地下有知的话，心里该有多么愁苦啊！”

其实，太后说的那些荒坟是义冢，并不像她说的是由某个人完成的善举，而是地方上的慈善机关负责经营的。

说起扫墓，又要插进一些话题了。

人们对扫墓的初衷是一样的，可由于个人的经济能力千差万别，所以形式并不一样。首先说说富贵人家，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准备好丰盛的酒菜，由仆人们抬着，恭恭敬敬地摆到祖坟前面，然后边烧纸钱边叩头行礼。摆上几十分钟之后，这些酒菜便都被带回去，由家人吃进肚子里。

接下来说说中等人家，这样的人家置办酒菜的能力还是有的，不过他们是能简就简，带上一些纸锭去焚化就完事了。自古以来，人们深信把纸锭焚化以后死去的人就能真的得到银子，所以，这纸钱是万万不能省的。幸好纸锭不需要很多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一大堆，所以中等人家买纸锭也是很大方的，倘若让他们将真的钱票、银票、洋钱拿去烧给死人，出手肯定就没有这么阔绰了。

还有一种是中等以下的人家，他们的经济状况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本来钱就不多，活人用来买每日要下锅的米都不富余，哪里还有精力去给死人办酒菜、买纸锭呢？所以，每到清明节，他们绝对不会准备酒菜和纸锭，但墓还是会扫的。他们去的时候，带着掘土的工具，从坟旁边挖些泥土，亲手堆到坟头上，然后折些路旁的杨柳枝插到上面。

之所以选杨柳，是因为一到春天最先长出叶子的就是它，人们对它便格外看重；另外就是用它作点缀，说是点缀，并非只为了好看而已，是在向祖宗表明，尽管他们穷苦得很，连纸锭都买不起，可心里并没有忘记各位祖先。

他们的祖先尽管吃不到酒菜，用不上纸锭，心灵却能得到一种慰藉。这样说来，不管用什么方法，子孙毕竟让祖先的在天之灵得到了安慰，便不能说是不孝了。

最后一类人家，是泥土和新柳都不能去准备的。尽管这些是无需花钱买的，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还是不能到祖墓前去尽孝。或者是路途太遥远，或者是盘缠凑不齐，或者是工作太忙，为了养活活着的人，只好委屈自己的祖宗。

此时令太后心神凄凉的，就是这些没人来祭拜的义冢。那悲哀荒凉的景象深深触动了太后的心，之前的兴奋一时间都被她抛到脑后去了。

袁世凯

不知道我们的御用列车走了多长时间，慢慢地，被称为华北第一大商埠的天津出现在我们眼前了。起初非常模糊，只能看到一个大体的轮廓，渐渐地，比较高大的建筑可以看清楚了。天津终于到了。

此时，之前的绵绵细雨不见了，代之以一片蔚蓝的天空，太阳高高地挂在上面，金灿灿的，柔和而又美丽。老天好像也在给太后助兴，在她接受天津的盛大欢迎礼之前，先收起阴沉的脸，把阳光抛洒下来，令这次盛会显得更加意义非凡。

当时的情景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每每想起来，那时的一幕幕就会展现在眼前，清晰可辨。

据我所知，天津站应该是非常热闹的，但由于戒严的缘故，此时已不见半个闲人。尽管这样，我们的御用列车也没有停靠在天津站。离车站约半公里的地方，早就特地修建了一座完全用水泥筑成的月台。

水泥在那个时候是很贵重的，平常的建筑物很少用到。由于不能让太后的尊贵之身同普通百姓一样从普通的月台下火车，所以，短短几天就建好了这座御用月台。

这座月台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把天津车站隔开，还有一个就是免得太后去踩普通平民污染过的土地。

这个设计肯定又是哪个聪明人想出来的！不错，此人的确不简单，等我说出他的名字，恐怕就没有人不知道他了。他就是即将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一个重要人物——袁世凯，此时是直隶省总督。太后刚刚决定此行的时候，他就开始计划着举行接驾盛典，还要建造一座新月台。

这座新月台长得很，足足能停十节车厢。上面的竹篷挂着飘扬的龙旗、彩旗以及五颜六色的彩色条条。另外，月台上还种着青翠的松柏，挂着样式各异的宫灯，看起来又热闹又漂亮。月台的地面上居然也铺满了金色的沙土，正中央还铺着一张黄色毛毡，无疑都是专门为太后准备的。

这些设计的确花费了不少心思，可太后到天津后是不是想走下车来，谁也不知道，即便是地位非凡的袁世凯也不敢打包票。

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这个新建的月台了，地面上是金灿灿的黄沙，上面是色彩缤纷的竹篷，实在是华美喜人。大家全都争着从车窗往外看，列车也在此时逐渐放慢速度，准备停车。

这时候，最紧张的就是司机了，庆善命令他们一定要把太后那节车厢停在月台中央，使太后下车的时候正好踩在那块黄色的毛毡上。所以，司机们正在集中全副精力控制这御用列车，让它不至于过快，也不至于过慢。

为了迎接太后圣驾的短暂停留，天津及其附近所有重要的文武官员，全都按照各自的品级，尽心尽力地将自己打扮好，早早地来这里恭候。我们进站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花花绿绿的一大队人，漂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一见圣驾到了，他们立刻悄无声息地跪在地上，恭敬极了。只有一个人同其他人不一样，他在前面一些，虔诚地俯伏在地，这就是袁世凯。

列车以极慢的速度停在他们面前。我本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热闹的人，可眼前这些雕像一样的官员让我心里感到非常不舒服。那副样子倒还在其次，更可恶的是他们的脾性简直令人作呕。

此时，他们正压低了头，眼睛紧盯着地面，看起来似乎连气儿都不敢喘一下。这过分的恭敬中到底有几分真诚呢？不过，他们也不是没有值得欣赏的地方，那些衣服、帽子之类的堆在一起，着实令人眼花缭乱，甚至会产生惊艳之感呢。

先说他们的纬帽，上面都有孔雀毛做的翎子，孔雀毛本来就很好看，能发出动人的光彩，此时天气晴朗得很，灿烂的阳光照到这些孔雀毛上，又给它们映上了一层金色，抬眼望去，一片流光溢彩。

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不禁想到了中国古代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仿佛是他们重生过来专门向太后致敬来了呢。

太后对眼前的一切有怎样的感想呢？此时谁也不敢妄加推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十分清楚这些官吏此行的真正目的。天津的官吏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大部分都是通过拉关系、送银子得来的头衔，要学问没有学问，要才干没有才干，太后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们唯一突出的就是善于钻营，因此，给太后接驾就成了他们为自己谋利的工具，甚至还有人想借此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呢。

总之，这些前来向太后请安的人，没有一个人出自真心，全都另有所图，连袁世凯也不例外。

我一看到他，脑子就陷入了沉思，思绪不停地飘飞。

这个人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坐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宝座。此时他无比虔诚地跪卧在天津月台上，恭迎太后圣驾，谁知他以后竟然有那样的作为呢？肯定连他自己都想不到吧！

当时，我就那样静静地盯着他看，仿佛在审视一头大名鼎鼎的、我却第一次见到的怪物，脑子里迅速回忆起很多事情——他的成名绝非偶然。

当年那场中日甲午战争，让中国吃尽了苦头，整个朝鲜都乖乖地送给了日本，简直是我们中国的奇耻大辱。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个袁世凯也算是其中的一个罪魁祸首。

此人性情非常暴躁，还喜欢乱发威风，如果依着他的话，恨不得马上将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全都砍头了事。朝廷当然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朝鲜地区的变故一发生，中日双方立刻进入了备战状态。由于朝廷不想这么快就卷入战争，便派袁世凯到朝鲜，想让他从中斡旋，巧妙地与日本人进行交涉，尽力避免战争的发生，并暗示对方中国此时并不想有武力的举动。

谁知，袁世凯一到朝鲜，就开始由着自己的心情来，不仅没有同日本人达成共识，还狠狠地得罪了他们。当时的日本人恰好是一头刚刚出山的乳虎，正想找机会试试自己能力如何，于是立刻宣布正式向中国开战。就这样，中国的屈辱史由此拉开了序幕。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导致这种恶果的袁世凯，居然因此而出名。

袁世凯的杰作不止这个，还有件事情值得一提。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这件事可能没有多大影响，但对于清朝政府来说就不算小事了。从戏剧角度来说，实在是一出可歌可泣的悲剧。

在讲述这件事之前，我们先要了解袁世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他傲慢至极，目中无人。这副样子，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个性情耿直的人，光绪就是被他的外在表象蒙蔽了。因为看错了这个人，才使光绪在戊戌政变那件事上吃了天大的苦头，最终沦为一个徒有虚名的囚犯皇帝。

而袁世凯这个人，居然并不避讳谈起这件事，很快地，外边的人就知道当年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当年皇太后将政权还给光绪，就回颐和园休养去了。光绪终于做上了真正的皇帝，他一坐上龙椅就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新政推行到底。大概是过于急躁和缺乏安全感，专门把袁世凯从别的职务上调了过来，给他一队人马，打着护驾的旗号在颐和园周围驻扎下来，限制太后的自由，以免她出来阻挠新政。

实际上，光绪的意思是，只要新政推行顺利，步入正轨之后立刻撤军，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举措。谁知，光绪完全看错了袁世凯。这个人可不简单，他非常善于耍阴谋诡计，到了颐和园就改变了主意。袁世凯一心为自己打算，至于皇帝、太后谁当政，他才不管那么多呢。所以，不要说光绪让他去监视太后，就是派人去杀掉慈禧，他也不会劝阻，更别说产生什么恻隐之心了。

正因为这样一种性格，光绪一把密谕给袁世凯，袁世凯就开始盘算怎么做会有利于自己。在袁世凯看来，按照光绪的指示行事，自己肯定会得到好处，但毕竟不多；相反，假如反其道而行之，将这件事偷偷上报给皇太后，结果就大不同了。

袁世凯立刻选择了第二种做法，把光绪的命令当作晋升的资本，偷偷跑去拜见太后。他装出一副忠诚无比的样子对太后说，光绪派他暗中行刺太后，可他实在不忍心，便不顾皇帝的密令来通知太后。

尽管他的话一点儿也禁不住推敲，可太后居然完全相信了。太后立刻派袁世凯带领自己的军队保护圣驾，迅速来到光绪寝宫。由于正在盛怒之中，太后什么礼数也不顾，让人从床上拖起光绪，逼他签署将政权还给太后的诏书，根本没有给光绪说话的机会。

这一场闹剧的结果就是，皇太后重新执掌了国家大权，再次威风八面，而光绪则陷入了无边的苦海之中。太后发誓，无论如何都不会宽恕光绪，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太后永远不再理他。对于光绪来说，他必定为看错袁世凯而饮恨终身，只可惜这个仇已经无力去报，他已经成了一个地位奇特的政治犯，至死也未恢复自由。

现在，光绪跟随太后来到天津，站在了他的仇人面前。

尽管光绪有自己的专用车厢，但既然大臣们齐刷刷地跪在太后车厢前接驾，他无论如何也得露面并且必须非常恭敬地站在慈禧身后。

平时太后不注意的时候，我和光绪闲聊，曾经听到过他对戊戌政变的感想。每每说起来，他都会把这个捏造事实陷害他的袁世凯痛骂一番。此时来到天津，我的心情非常兴奋，期待着早点目睹光绪与袁世凯碰面的情形。

我们的御用列车果然不偏不倚地停下了，太后的车门恰好就在那块黄色毛毡前面。太后还真是关照袁世凯的面子，居然从车上走了下来，这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她威严地站定，开始接受袁世凯以及其他官吏的朝拜。由于袁世凯跪的位置比别人突出一些，所以，此时他几乎是趴在太后脚下叩头。他显得那么恭敬，那么虔诚，给太后磕完了头，又开始给光绪磕头。

当时，光绪就站在慈禧后面，身体挺得非常直，那份威严令人生畏。可是，那是一张怎样的脸啊，没有一点血色，如同死人的面孔一样白，嘴唇已经由白变灰，又由灰转成黑色，可怕极了。那双眼睛充满了红红的血丝，好像一下子就能喷出火来。

对于我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可以愤怒、痛苦到如此地步，却又不得不忍住，只是因为没有实权。我相信，倘若光绪手中还有一点点权力的话，当时的他肯定会不惜任何代价除掉这个著名人物。那样的话，袁世凯亲自布置的金沙，或许就会沾上他自己宝贵的血液了。

可是，光绪什么话也没有说，甚至连动都没有动过。很明显，这个让他永远不得自由的奸臣，在他心中已经一文不值。他用自己极度的冷漠向人们表明，此时，他唯一的仇人袁世凯就跪在自己面前，但他根本不把这个人放在眼里。

袁世凯当然能看到光绪的脸色，不过，他也很清楚，这个可怜的皇帝对自己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了。所以，他看起来非常从容镇定，请过圣安，又跟太后闲聊了几句。

就在这个时候，为迎接圣驾而准备的乐队开始演奏了。

袁世凯为讨好太后，可谓费尽了心思，就连这乐队都不一般。他准备了一支纯粹的西乐队，里面大概有二十个人，用的全是外国铜管乐队的那些乐器。其中的乐队长，是袁世凯专门花重金送去德国学过音乐和作曲的。学成归来后，此人便成了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西洋音乐家。他花费自己所有的时间，去教授袁世凯挑选的那些少年军官，教他们演奏西乐的方法。此时听起来，乐队演奏得还真是不错，肯定演练了很长时间。

袁世凯本身是个军人，因此这次迎接圣驾的所有仪式，除了这二十个少年军官组成的乐队之外，都带上了军队色彩。不仅如此，还有一支全副武装的大队军马，整整齐齐地在离月台百码左右的地方远远地参拜太后。

这个袁世凯真是莫名其妙，弄不懂他要做什么。那些人马只是恭恭敬敬地站着，没有要操练的意思，所以肯定不是要太后检阅的；倘若是调来保护太后的，那也太多了；站得那么远，怎么保护呢？再说，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呢？即使专门为行礼致敬而来，也不够妥当啊，那么远，把头磕破了太后也看不见。

按理说，这种场面宏大的盛会，必定要演奏事先安排好的曲子，并且应该排练得非常纯熟。西洋各国历来的习惯是，凡盛大集会，必定要先演奏本国的国歌。那么袁世凯的这个乐队也该如此吧？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大清国根本没有想过国歌是什么！

所以，当太后在我们的搀扶下走到月台上的时候，那个西洋乐队居然奏起了《马赛曲》。那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歌，旁边的人或许不知道，我和妹妹却清楚得很，心里止不住偷笑。可这话是万万不能马上告诉太后的，否则，那乐队里的二十一名队员，脑袋会立刻搬家。后来，过了好几天了，我才在闲聊中提到这件事，并建议太后让那些闲得没事做的大臣赶紧定首中国国歌，免得以后再闹笑话。太后当即表示赞同，可过后就忘掉了，清朝帝国一直到灭亡的时候也没有自己的国歌。

当然了，我们到天津那一刻，太后不知道这些内幕，尽管是法国国歌，但对第一次听到西乐的太后来说，新鲜感盖过一切，所以她居然高兴得很。《马赛曲》刚刚演奏完，她便吩咐李莲英亲自走一趟，把那些乐器拿来，她一件件细细端详。并让李莲英专门去询问乐队长，那些乐器分别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渊源、怎样使用，等等。尽管太后对此一窍不通，问题却很专业，那个乐队长不敢掉以轻心，全都详详细细解释了一遍。

接驾盛典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奏乐，结束之后，各位官员开始过来给太后献宝。所谓献宝，就是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东西当面献给太后。那个时候，臣下给皇上或皇太后献礼，是一种必需的、公开的活动；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官僚自称“国民公仆”，尽管贿赂照收不误，却总是偷偷摸摸，恐怕别人知道。今昔对比，不免令人疑惑而又叹息。

公开献宝同私下行贿比起来，给那些官员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好处。想想看，当众送东西，大家有目共睹，一下子就能看出谁的好，谁的次，为了不致当场出丑，那些官位较低的，往往要将家底搜罗一空，对这样的官员来说，献宝无异于一场劫难。

这次太后坐火车只是路过天津，平常得很，当地官员们接驾也就罢了，对太后表示一下尊重倒也应该，但送礼好像就有些多余了。可是，当时那四十多位官员，不仅齐刷刷地跪拜接驾，还在私下早早舍命准备了很多绝好的礼物，等着献给皇太后。

礼物是献给太后的，当然不能放到车上就完事，这些官员要按照官位高低，一个挨一个地捧着自己的礼物送到太后面前，请她老人家查看之后由太监们收起来。在天津月台上，第一个前来献宝的是袁世凯。只见他把腰弯下去，看着地面，高声向太后奏道：“臣要献给太后的，是一对专门派人从印度带来的鹦鹉，以此来表达臣的一片忠孝之心。”

说着，他向自己的随从挥了挥手，那人马上走上前来，手里捧着一对红红绿绿的鹦鹉。尽管不敢肯定这对鹦鹉是不是真的来自印度，但看起来真是美丽得很。它们并没有被装在笼子里，而是用一条特别细的镀金短链拴住脚，专门有个很好看的树枝让它们一起栖息。树枝两端分别有一个白玉雕琢的小杯子，一边是清水，一边是食物。

这件特殊的礼物显然赢得了皇太后的欢心，她远看还嫌看不够，又让李莲英捧到离她两三尺远的地方来看。当时，我们都觉得挺好笑，像鹦鹉这么普通的鸟，太后居然这么仔细地观赏。谁知，一会儿功夫，它们却令我们刮目相看了。其中的一只鹦鹉居然高声叫起来，说出非常清脆的一句：

“老佛爷吉祥！”

这可真是“一鸣惊人”！不仅声音洪亮，而且吐字非常清晰，如同一个小孩子在说话。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为此感到惊异的时候，另外那个也叫了起来，这次说的是：“老佛爷平安！”

我猜想，袁世凯为讨好皇太后肯定费尽了心机。要让这两只小鸟说出如此清晰的话，必定花了很多心血，就算是别人帮他教养的，那也不是一般的功夫！要不然，就算是会说了，也不一定能把时机掌握得这样好。

后来听人说，袁世凯调教这两只鹦鹉，只用了半年时间。最初他打算亲自带到北京献给皇太后，恰好太后即将出行路过天津，他就改变主意，一心等着在众目睽睽之下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让太后对自己更加另眼相看。

实际上，对于那些专门养鸟的人来说，让鹦鹉把话说清楚，或者学会掌握说话的时机，都不是什么高深的本事，只是太后未曾见过，便觉得十分难得，不禁龙颜大悦。唯独有一个人，根本不拿这两只小鸟当回事，依然站得笔直，面如死灰——他就是光绪。

袁世凯献宝之后，其他官员也纷纷将自己准备的礼物捧了上来。倘若让我一一说出，就真如记账一般了，所以不再赘述。总之一句话，那些礼物是琳琅满目，令人惊叹叫绝。其中吃的东西占了一大部分，但为了防止腐烂，全是生的。

下面要介绍的是前来接驾的那些官员。第一位就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直隶全省和山东、河南各处的军队都归他统领，势力非常强大，因此他便成了这一带的领袖。接下来就是抚台，一省的民政由他来管理。然后就是藩台、臬台，藩台掌理全省财政，臬台专门审理本省的刑事案件。

前面说的这四个人，尽管在名义上分别掌管军、民、政、法四种政务，而事实上界限很模糊，要想相互干涉或相互推脱是极有可能的。这些不提也罢，反正这四位在四十多个官员中都是首脑级的人物。他们之下就是道台，当时一个省份要划成好几道，每道的长官就是道台。道台跟现在的市长差不多，不过，严格讲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现在的市长是需要同人民直接接触的，而当年的道台才不屑于这样做呢，在他们眼里百姓是最低级的，和百姓打交道会让自己很没面子。于是，他们把管理老百姓的任务全都交给了属下的州县官，自己只是偶尔动动嘴问问罢了，有的人甚至连问都懒得问。

在直隶省里面，还有七个和道台同级的官员，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管理铸银币，人称造币厂总办。不要误以为这些人精通于此，专门来指导或监督铸银币的，他们完全是凭借关系、金钱坐到这个位置充充样子而已。

另外，这些官员里面有两个分别叫僧纲司、道纪司的，也与道台平起平坐，可他们只是管理寺院和僧道，相当于外国的主教。凡是朝廷或督抚大人准备修建盛大的醮台，这些人就要出面了。僧道不守清规或不合规矩的时候，他们要负责察办。再有，大寺院里面如果出现房屋、佛像损毁的情况，也是由他们负责督促修理的。这些就是此类官员应尽的所有职责。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大官简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在百姓面前装腔作势，趾高气扬。既拿着朝廷的俸禄，又不停地搜刮民脂民膏，而该他们负责处理的政务全都一层层往下推，还觉得是天经地义的。

再说太后，她本就是个好奇心很强、喜欢新鲜玩意的人，所以，袁世凯的西乐队初次亮相时引起她很大的兴趣，《马赛曲》听完了，她喜欢得不得了，立刻霸道地让袁世凯把他们借给自己，跟随我们的列车一同去关外。袁世凯正求之不得呢，马上打发那二十一个军官打点行李上兵车。

由于我对西洋音乐略知一二，所以每当太后想听乐队演奏时，就派我负责联络他们。时间一长，我了解到，那个乐队长不仅是个造诣颇深的钢琴家，德语讲得还非常流利，在当时也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了。

坍塌的长城

前面所说的就是这次天津站上对太后的迎接大典，只不过，它比预计的要简单很多。袁世凯之流早就同庆善、李莲英等人商量好了，准备借此机会大大地热闹一场。谁知，太后不听从他们的摆布，各位官员献完宝，她就转身回到了车上，并下令开车。这样一来，那些人计划的无数场好戏就泡汤了。

其实，那些人眼中的盛典，对太后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家常便饭而已。尽管太后被他们这些仪式闹腾着，难得清闲下来，但同宫中的拘谨死板毕竟有些不同。平时在宫里头，大大小小的仪式，太后都绝对不肯放松，总是特别庄严肃穆。但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太难了。对于这次天津站的接驾典礼，大家似乎都很兴奋，像是过节的感觉。另外，大概是路过的缘故，几乎每个人的眉宇间都洋溢着一种旅行的喜悦。

此时的太后也和先前大不一样，尽管还是在那个小朝廷里正襟危坐，但她眼睛所关注的不再是珠玉古玩，而是那条备受宠爱的小狗，和那两只刚刚来到这里的鹦鹉。看情形，她似乎很想看看那狗和鹦鹉见面之后，各自会有什么反应。其实，不光是太后，我也觉得它们放在一块儿肯定会有热闹好看。

谁知道，实际的情形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外，狗就像没有注意到鹦鹉一样，看起来一点儿也没有感兴趣的意思。很明显，这条狗尽管长相奇特，聪明的程度却不比寻常的狗高多少，或许还要低一些也说不定呢。真不知道太后为什么偏偏对它宠爱有加。

那两只鹦鹉呢？尽管它们外表看起来非常漂亮，初次见到的人没有不夸赞的，可它们的可厌之处实在是令人难以容忍。它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叫着，我们去睡觉的时候就不清楚了，只要我们待在太后身边，就总能听到它们颠来倒去地喊“老佛爷吉祥”“老佛爷平安”……后来我们几个的脑袋几乎要被它们吵炸了，真想用什么去把它们的嘴堵上。唯独太后，不仅看不出讨厌的意思，反而只要一听到它们叫喊就会笑起来，真是想不明白她喜欢它们什么！

由此我倒是不得不称赞袁世凯的本事，他简直太会讨好皇太后了。调教两只鹦鹉说说奉迎话，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想想看，太后听到鹦鹉叫的时候，怎么会想不起他袁世凯呢？怪不得袁世凯在太后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前面说过，这是太后第一次坐火车旅行，为了万无一失，车上还跟着四个医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服侍太后，我们这些人的健康也顺带着归他们负责。不过，一路上我们全都平安得很，所以那四位大夫竟然没有找到过显示本领的机会。

除了这几个人之外，还有个太监同我们在一起，他是因为临时的需要而一步登天的，地位非同小可。他别的本事没有，专门致力于植物的研究，大概祖上从事的是农业，而他又善于钻研吧。平时，他被安排在张德那个狭窄的烹茶室里面，一天到晚静静地等候。而太后只要看到窗外的花草、树木很特别，自己又没有见到过，或者见过但印象模糊了，就立刻叫来这个太监，命他细细讲解。

由于太后并不满足于简简单单的了解，每次都要听得详详细细才行，所以，这个太监没事的时候就会钻到那间狭窄的烹茶室，专心研究植物学书籍。大概是功夫下得比较深吧，每次太后问到他的时候，他总能做到有问必答，而且不疾不徐，非常详尽。太后本来是个急脾气，倘若问了好几分钟才听到对方答复，就算是说得天花乱坠，她也不会姑息的，此人倒是从未因此而受到过责罚。总之，太后对这个太监的解说是比较满意的。我可不是太后，对这个人的话总是将信将疑，只是因为他的文采不错，还没有到让我生厌的地步罢了。

大概是因为节气的原因，这一路之上，细细的雨丝几乎没有停过，感觉却是越来越暖和。当我们坐着的这列御用列车终于挨近奉天的时候，夏天已经快要来临了，迎面吹来的风暖暖的，令人心醉。随着天气的转暖，我们的心里也越来越快活；更重要的是，我们离北京越来越远了，那里的阴森恐怖、是是非非都被我们抛在脑后，那种轻松、快乐、兴奋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至于将来回去以后怎么样，谁也不愿意多想。

太后也感受到了晚春的气息，有一天忽然对我说：“春天真可爱！这暖暖的天气，让人感觉自己又变得年轻了。它是年轻人的季节啊！”

说完，她居然开始吟诗了，音调低沉而又优美。那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太后在诗词鉴赏方面是颇有造诣的，尽管我没有看到过她亲自写诗，可她背诵古诗是常有的事。在中国古代那么多位伟大的诗人当中，她唯独对李白赞赏不已。李白的诗，她几乎全部读过，甚至都能默诵出来。太后的这个特殊爱好，使当时的朝廷里面形成了一股风气，凡是能吟诗的文臣全都把能模仿李白当作一种荣耀，倘若再能得到太后的一两句赞赏，他们更会喜不自胜，觉得自己有希望同李白媲美了！实际上，太后对于诗歌也仅仅是停留在鉴赏上，她研究得比较多的，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和一些有名的稗史、传奇之类，而且颇有见地。

只要是读过书的中国人就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太后对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仅如此，孔夫子说过的很多话她都烂熟于胸，不管是批阅奏章，还是给臣下训话，总喜欢引用几句，仿佛这样可以令她的语言增加一种无形的威力，从而让人更加敬畏她似的。

现在想想，这次奉天之行对于太后来说，真的很辛苦。尽管路途并不长，可她毕竟已经老了，而且平日过的都是优哉游哉的生活，这样的颠簸实在是很辛苦。不过还好，她当时似乎一点儿都没有这样的感受，大概是兴奋的缘故吧，毕竟要去的是自己的先祖——叶赫那拉的故土，那里曾经栖息繁衍了她的家人，孕育了她自己。于是，她始终情绪高昂，身体的疲劳完全被忽略掉了。清代历朝帝、后当中，除去全盛时期的乾隆皇帝之外，太后是第一个回到故乡的人，那种对故土的热烈期望想必也激荡在太后的心中吧？

离开天津之后，没过两天就快到山海关了。那位“御用”植物学专家也越发忙碌了，几乎一刻都不能离开太后左右，以备随时听候太后的询问。两旁田野里的花草种类实在是太丰富了，太后越看越高兴，不时就会冒出来一个问题。

在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条大河，水面宽宽的，没有什么波澜，就像一面澄蓝的镜子。大概平日里此处也是个重要的航道，现在却静悄悄的，什么船都看不到。因为这里离御用列车的轨道太近了，早在太后到来之前就已经下了禁行令。没有了船只，这条河越发显得好看，太后见了非常高兴。

想想看，周围是无边无际的田野，中间是一条盈盈的绿水，简直像一幅美妙的山水画。不过，我后来发现，之前肯定有人来这里修整过，不然景色不会如此动人。因为，河道两边居然种上了树木，这是很不寻常的。中国人一直以来就缺乏园林美化的意识，实在是因为穷苦的百姓太多，随处可见的树木往往不能幸免于难，都会成为他们的灶中柴、炉中火。其结果就是，除了吉林、黑龙江那些很偏远的地方之外，辽阔的中间地带几乎没有什么森林，就连看起来稍微能成行列的树木都难得见到。可此时，这条大河两岸，竟然种着两行整整齐齐的树木，条条嫩绿的柳丝飘荡在河面之上，不时还有粉红色的桃花夹杂其间，那份艳丽令人惊叹。

如此美景，太后是绝对不肯匆匆而过的，马上命令把车停下来，她要下车欣赏一番。谁能改变太后的想法呢？就这样，黄色的御用列车再次停了下来。太后往下一走，其他的大臣、宫女们也全都要跟着下去，只是绝对不能自由行动，唯有我们几个侍从女官可以跟着太后随心走走。在车上恭恭敬敬地站了那么久，确实也需要活动活动了，即使只是略微的活动，对我们来说也很必要。其他人可就不行了，他们必须要像在宫中那样，面向太后恭敬地站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如同一尊尊泥塑木雕，连眼睛都没有活动的自由，只能一直看着太后，绝对不能望向别处，再美好的景色也不能有欣赏的机会，因为太后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和某个人说话，这个人马上就得走上前去才行。唯有那些不被当作人的太监们是自由的，可以随意地走动。

这条如同明镜一般的长河确实深深地吸引了太后，她就那样出神地看着，过了很久才说：“这里的景色真的很美！可惜忘了带上游艇，如果带上就好了，这里肯定会很好玩！”她看起来有些失望，语气倒是柔和得很。

太后是非常喜欢坐船的，平日预备了两艘御用游艇，兴致来了，就要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划上几圈。可惜那两艘游艇又大又笨重，每次都要动用很多太监才能划得动，假如同我们一起上路，一辆平车装载它们都没有什么多余的空间。不过，如果之前就知道会经过这么惹人喜爱的一条河，太后肯定会专门吩咐准备一辆平车，把游艇带上。而且，就算之前不知道，此时如果有办法能马上运来，太后也会不惜任何代价命人去的。只是，从这里到北京，来回两天工夫都紧得很，实在是没有法子。再说，让太后等那么长时间，谁又担当得起呢？她老人家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只是在那里叹息着，留恋着。

我又禁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私下里问太后，假如游艇就在这里，她打算怎么去玩。谁知，这勾起了她的话头，如同一个渴得厉害的人，猛然听到别人说茶的味道那样，立刻来了兴致。她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她就让我们跟她一块儿坐游艇，别的人坐车，只是车子一定要慢慢地开，同游艇一起往前走。她的想法是多么新奇啊！那样一来，泛舟的乐趣有了，观看她那列黄色火车缓缓在铁路上行驶的乐趣也没有错过。只是，这两样乐趣要耗费多少人力，她却不曾考虑，而且也不会去考虑的。

既然不能领略泛舟的乐趣，最后我们只能回到车上，继续后面的行程。此时，这条铁路的右面已经接近辽东湾了。北戴河和秦皇岛两处名胜就在辽东湾沿岸，平日太后总去那里，所以也就不大感兴趣，没有去看。对于太后来说，这并不遗憾，可我们大家都觉得有些可惜。此时，太后一心想的就是赶紧去奉天，去看看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那里不仅有一个险要的关隘，而且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曾经把中原地区和东三省一分为二的万里长城就在那里走到了终点。那绵延万里的灰色古城墙，就是在那里同蔚蓝的大海连在了一起。

这辆特殊的黄色御用列车，在苍山翠草间穿行了很久之后，终于来到了山海关。远望去，群山巍峨，万里长城如同一条巨龙盘曲错落地蜿蜒在上面。尽管大家都称之为万里长城，其实它只有八千多华里，假如按公里来算，应该是四千五百公里左右，但这样的工程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奇迹了。

山海关属于临榆县地界，临榆是个很小的地方，没有什么繁华的商铺，一点儿也不热闹。如果是在平时，依着太后的性情，她是绝对不会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停留的，可山海关实在是勾起了她太浓的兴趣，所以即使是这么小的一个县城，居然也引起了她的关注。我们的列车刚刚停下来，她就开始催着李莲英准备銮舆，打算去这个小县城里转上一转。

现在想来，庆善他们还是比较有先见之明的。太后还没有出发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通知了这里的官吏，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把这座破县城好好打扮打扮，免得让太后看了心里不高兴。所以，此时太后说要去巡视的时候，大家一点儿都不紧张，毕竟已经通知他们八九天了，再怎么着也应该装点出些模样了。当地官员此时也像天津站那些人一样，着装华丽地跪卧在车站旁边，迎接圣驾的来临。只是，这些人的官级太小了，能引起太后注意的人根本就没有，所以，他们相当于白来了这一次，连太后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到，只是给这小小的车站增添一些热闹罢了。

他们这里大概是没有力量再建个新月台，所以，只是在旧月台上铺了一层黄沙。太后的銮舆在当地最高长官的引领下，走出车站，顺着几条稍微宽阔些的道路，慢慢往前走去。这些街道平时都是肮脏丑陋的，此时，一切都被那层金色的沙土覆盖住了。太后当时怎么想的，我无从知晓，可对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我是非常反感的。中国人就是这样，什么事都不肯提前做准备，即使做也不肯踏踏实实地做好，总喜欢在最后关头耍些小聪明，投机取巧。眼前就是这样的。我们从一座城门前走过的时候，这个小毛病就越发看得清楚了。城门可不是简单的工程，尽管有七八天的时间进行准备，可平时坍塌得太严重了，又没有及时修缮，短时间内怎能修整好呢？所以，此时的城门简直就像一个垂暮的老人，在那里斜斜地垮着。

大概只用了半个时辰左右，太后就把这个小县城里面所有的大街都走了一遍。而她心里有着怎样的感受，谁又能知晓呢？不知道和我想的是不是一样。

从县城里出来之后，太后又让人抬她到旁边的一座小山上去。这山尽管很低，但在顶上也能将附近一带的景物尽收眼底，特别是那绵延万里的长城，看得肯定非常清楚。我正在心里偷偷想，在那山上观赏景物有多么惬意，太后已经开始命令李莲英找人给我们预备轿子了。这个好机会是再怎么样也跑不掉的。

站在山上远望田野的景色，那该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啊！谁不愿意玩呢？我想，当时别的女官肯定也是非常高兴的。我们乘坐火车去奉天，当然不能像太后那样随车带上自己的轿子，但是在前清时期，各地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轿子，所以现在临时找来十几乘，简直容易极了。而且，庆善他们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之前就已经通知这里的官员，接驾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几乘官轿，以备不时之需。

终于到了山顶。面对着眼前连绵不断的万里长城，太后笑了，那微微的一笑当中充满了得意之情。她兴奋地说：“想当年，这长城本来是要把我们隔在外面的！可现在呢？我们不仅进来了，而且还能在这关内的高山上远远地看着它。那时候的人怎么会想到这一点？他们真是太没有见识了，硬是要把我们看作和他们不同的人。实际上，大家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我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从语言到风俗习惯，与内地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是一样的。而且，自从我们入关执政以来，和内地更是融为一体了。从前的畛域已经一扫而空，唯有这一件已经颓废的大工程，还残缺不全地遗留着。”

太后说的不无道理，东三省本来就属于中国，尽管那里的人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情，但自从满族入关执掌政权以来，中土的人已经将满族人同化了，几乎没有什么分别。

皇太后说到这里，似乎想到了很多很多，她说：“明朝末年的时候，本来有个叫吴三桂的将军镇守在这里，同我们遥遥相对。谁知，当时的中国内患不断，流寇猖獗得很，官兵不仅没有能力去剿灭他们，反而一次次吃尽了他们的苦头，弄得崇祯连皇位都难保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吴将军派人到我们这边来，请求借兵援助，我们马上同意了。于是，他亲自开门，把我们迎了进来，我们就这样顺顺当当地入了关，建立了大清国。这简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然了，对于中原地区和东三省来说，合二为一倒是件对双方都有益的事情。”

我们在这座小山上足足停留了一个多时辰，都快把眼前的景物看腻了，可太后她老人家居然还是眺望得津津有味。不仅如此，在山上看了之后，她似乎觉得还不够尽兴，又突发奇想，要去海滨看看长城入海的地方。我实在是想不出，她到底为什么执意要去那个毫无特殊意义的地方。

面对那些残损的建筑，她边用手指点着，边感慨万千地说：“过去，滨海这部分的长城本来是建得比别处牢固的，面积也大得很，大概想用来做海防用的长堤。看看现在吧，它们已经坍塌成什么样子了？根本毫无用处了！另外，当年用来阻截我们的山海关，也向我们敞开了大门。大概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人们慢慢地就会记不清楚古代皇帝为什么要修建这条万里长城了，直到有一天将这些全部忘记！”

确实是这样，长城坍塌的状况已经越来越严重，山海关附近损坏的程度更大。两千多年了，长城的尽头日日夜夜都处在海水的冲刷之下，自动坍毁的现象非常多，如同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正慢慢死去。京奉铁路的轨道就是从它的大缺口穿过来的，而且显得很宽余。至于塌下来的那些砖石，由于没有人看守，附近居民看到了就捡走自己用，更有甚者居然偷偷去拆没有毁坏的部分，搬到自己家里去……这么伟大的古代建筑，居然任其如此毁坏着，太后发出如此感慨也就非常正常了。

我们站在中原地区与东三省的分界点上，从长城这里走出去，就是当年我们祖先进入中原的地方。太后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不知道会怎样想，据我看来，她对辽东湾那片蔚蓝的海水似乎很是神往。

慢慢地，她又把视线从海水转到了那几座高高的山峰上，它们看起来都像是被拘囚的犯人，被成年累月地锁在那里，万里长城就是拴它们的铁链。

紧接着，太后又往东面看去，那边就是奉天的方向。她一边往远处望着，一边低声嘟哝着什么，由于声音太小了，我也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不过，从她的眼睛可以看出来，在很远的地方似乎有什么人物或景象深深吸引住了她，那神情是奇特而又专注的。我们见她那么凝神远望，便也跟着看了看，可是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

终于，太后看够了，我们这才跟着她回到车上，继续前进。

火车缓慢地上路了，如同一条弯弯曲曲的蚯蚓，慢吞吞地离开了那个小小的车站，穿过前面说到的长城的缺口。前面的机车缓缓进入东三省地界的时候，我们的车厢还行驶在中原的土地上呢！很快，这些黄色的车厢就一节一节地离开中原，驶入了我们的故乡。尽管我不是一个地方观念很强的人，可是不管怎么说东三省都是我的故乡，我的祖先们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太后的祖先是叶赫那拉一族，他们也是在那里繁衍生息的。

东三省最大的贡献之一，应该是造就了那个举世无双的人物——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这个人，令整部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的清朝皇帝们：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一直到光绪，他们都是努尔哈赤的子孙。包括我们一家，也是他的嫡传，因为分支太多，所以就显不出有多重要了。拿皇太后来说吧，她是叶赫那拉氏的后代，这个家族一直都没有显得多么重要。直到清朝亡国的时候，他们当中也只有慈禧太后是唯一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至于我，尽管说起来是努尔哈赤的嫡系子孙，如今却要低声下气地在宫里侍奉太后，这世事可真的是变幻莫测。

老佛爷回故乡

大概是心理因素在作怪，当御用列车终于进入东三省地界的时候，一切的感觉似乎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就连车窗外面的田野都仿佛有些不同。可是到底哪里发生了变化，又说不出来。那样的感觉，应该是我们刚刚进入一个陌生地方时，都会情不自禁产生的。这辆黄色的御用列车，之前都是被迫慢慢地开着，此时也开始快了起来，大概它也有了自己不同的感觉，想要痛快些吧？

我早就知道东三省的高粱很有名，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于是，一出山海关，我就不停地往窗边跑，一次次使劲儿地往远处看，可每一次都很让我失望，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植物出现。后来，我请教了那个一心研究植物学的太监，他笑着跟我说：“此时的高粱才刚刚一两尺高，像麦子一样，即使看到了，你也不会认识的。”不过，可以想象得到，几个月以后，它们就会长到一人多高。由于它们长着浓密的叶子，到那时候，西起山海关，东至与朝鲜交界处，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绿色，简直像在地上铺了张绿色的大绒毡。如果从高处远望，满眼都是绿色，那些矮小一点的房屋、小溪、池沼，还有别的种类的植物，全都被高粱给挡住了，完全看不到踪影！所以，东三省的人把高粱地称为“青纱帐”，多少队伍藏到里面都不会被人发现的。

慢慢地，我们的列车驶进了一段非常荒凉的地段，轨道两边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物，更不要说雄伟的大建筑群了；如果出现了房屋，也多是非常分散的一些破瓦遮盖的矮房子，是穷人们勉强遮风挡雨的地方。偶尔会看到一些动物，有的是野生的，有的是被人饲养的，像牛、羊、马、猪、麋鹿等。它们在田野里面悠闲地游逛着，有的将自己整个都泡在一条脏兮兮的小河里，弄了一身的泥，令人忍俊不禁。太后本来就是一个喜爱动物的人，此时看到它们在田野上自由自在地撒着欢，更是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很可惜，她带来了那么多的人，上至大臣，下至小太监，想找个对动物学很有造诣的人却非常难，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要不然肯定会受到重用的。

在利用土地的问题上，中国人没有一点规划意识，大概觉得随处都可以用来埋葬逝去的人。所以，尽管到了关外，田野上依然能看到那些土馒头，孤零零的，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不过，关外有一点好处，那就是野草好像比关内长得快、长得好，所以每座坟上都铺着一张绿油油的草甸子，看着倒还舒服。

京奉铁路是依海岸线而建的，我们在窗边往东看，就能看到辽东湾的海岸在远处若隐若现。

进入东三省的地界之后，我的感觉非常复杂，感触最深的就是这里依然保持着一种粗犷的气息。对此我并没有太多的惊讶，因为我的先祖们在几百甚至几千年前，就属于那种强悍不羁的民族，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繁衍生息，依靠的就是与生俱来的强健与英勇。种田与狩猎是他们生存的方式，这在无形中使这个民族具有了很强的战斗力，后来居然依靠几万人马就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中土。尽管现在关内的旗人们已经慢慢变得文弱起来，可关外的老百姓依然没有丢掉游牧民族的勇敢与粗犷，全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先祖的特性。

除了那些坟墓以外，我们也看到了几座零零散散的县城。它们都非常小，距离铁路也很远，从车上远远地看过去，似乎已经到了天的尽头。幸亏有大太监张德在，他对这里的地理状况比较熟悉，经他的指点，我们才知道那些是县城，否则，远望去黑乎乎的，我们还以为是从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头呢。

刚刚从山海关出来的时候，两边随处可见的都是平原，一过新民，不仅人烟越来越稀少，平原也逐渐被高高低低的山岭所取代。这些山有的离铁路很近，有的离得很远，尽管都是某个大山脉的分支，却没一座具有雄伟的气势。只有西面很远的地方，能模模糊糊地看见一道巍峨的山脉直插云霄，而且绵延不绝。我们的列车朝着它慢慢行进，起初它如同淡墨一般，接着慢慢地变成了灰色，后来居然变成了一种非常可爱的蓝色！当然，我们离它依然是非常遥远的。

我正陶醉在远处山色之中的时候，忽然觉得周围发生了什么变化。尽管没有人做出过分的行动或者是言语，可这御用列车上的秩序居然变得没有先前那样好了，有种骚动的气氛在空气中蔓延着。我心里觉得很奇怪，赶紧问旁边的人，这才知道，我们的列车不会直接开到奉天去，而是要在皇姑屯停下来，也就是奉天的前一站。剩下的路程，就要靠平日里用惯的轿子了，那牛一样慢行的火车将提前进入休息状态。

该下车了，我也就没有什么心思再观赏窗外的景物，况且，这段路程的确也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景物。

慢慢地，骚动越来越厉害。太后也知道这趟旅程将要结束了，便开始指挥底下的人为下车做准备。尽管用不着收拾铺盖、整理箱子什么的，可是小朝廷里面摆放的那些古玩玉器，还有那只叫“海龙”的小狗、袁世凯供奉的两只鹦鹉，都是要格外用心的，所以大家也是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到皇姑屯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簇新的水泥月台，跟天津站上的一样，也悬挂了很多旌旗和彩灯之类，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当然这也是因为提前就通知了的，否则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另外，还有一点也同天津一样，这么重大的场合当然也要有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来主持，此人就是奉天总督怀塔布。他是一个满洲人，手中大权和袁世凯不相上下。

当这黄色的御用列车终于进站的时候，那新建的月台上已经跪满了无数的高级官吏，一场盛大的接驾仪式是在所难免了。尽管这里没有袁世凯那样的西洋乐队，可应有的礼节绝对不会少于天津。不过，这些人实在没有天津官员的运气好，此时太后无心于此，途中这几天也的确是累了，所以她想赶紧让这段旅行停一停，根本没有心思敷衍那些冠冕堂皇的礼节。她一个劲儿地催着李莲英给她准备銮舆。銮舆刚预备好，她就急急忙忙地躲到里面去了，于是重担落到了那十六个专门负责抬轿的太监身上，他们谨慎万分地抬起太后的銮舆，迈步向前走去。

太后已经上轿，剩下的人也就不必在站上停留了。紧跟着太后的銮舆，一乘乘轿子也依次出发了，光绪的、隆裕的、瑾妃的，还有我们这些女官的。而大大小小的太监一个个都闲散得很，同那些奉天的官员一起步行跟随着。

奉天的官员本来不比别的地方多，大概是为了迎接太后，专门动员了更多的人赶来参加这个仪式，所以那队伍显得浩浩荡荡的。他们跟太监们一样，全都穿着整齐簇新的公服，华丽异常。这两三里长的队伍，从远处看会别有一番趣味。记得小的时候，我跟随父亲参加过几次祭祀、迎亲和送丧的仪式；进宫之后做了侍从女官，在太后身边也看到过好几次仪仗，可热闹的程度都比不上现在这一次。不仅仅是人数的问题，若论起漂亮来，其他的仪仗也是难以企及的。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一座无比硕大的城门摆在了我们面前。有城门当然就有城墙，这城墙不是很高，可从那颜色和样式可以看出来，历史肯定也很悠久了，只是我并没有细致考察过，所以不能贸然断言到底是什么时代的建筑。幸好本书中的故事并不受其影响，所以也无关大碍。

城墙上修建了一座六角形的碉楼，式样同中原地区的建筑有很多相似之处。我曾经听人说过，当年乾隆回到奉天时，觉得这儿的建筑太过陈旧，样式也不美观，在他那雷厉风行的做派之下，马上拿出钱来，在奉天修了很多新的建筑，这碉楼可能就是那时候修建的。

一般情况下，中国普通的大门都是在一个门洞上安装左右两扇门。而这里的城门却很特别，是真真正正的两扇门，因为每一扇都非常大，都能独自把门洞遮得严严实实，或许当年是为了加强防御才这样设计的吧。

我们穿过这特殊的两扇门，就进入了奉天的禁城。直通入深宫的御道非常宽阔，上面铺满了金灿灿的沙土，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在上面，别有一种奇异的色彩。想想看，在金子般的路上，行走着花花绿绿的人物，那情景岂能用一个“美”字形容？

御道两旁的情形也不能不说一下，那也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由于太后的御林军还没有来得及调进来，怀塔布便专门从他的队伍当中挑了几百个满洲兵暂时保护太后。他们此时就远远地跪在御道两边，距离我们大概有三四丈那么远。中间空出来的地方也跪了一批人，他们也是奉天的官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官级太低，还没有资格去车站接驾，而另外一部分尽管有接驾的资格，却正好赶上衙门里面有要紧的政务，没能去成。于是，这两部分人也组成了两个队伍，在御道边上向太后叩头行礼，就当补个接驾礼。

怀塔布调来的那几百名满洲兵，名义上是来护卫太后的，并且来到了禁城里面；可是，按规定只有御林军才能进禁城，所以，这些人尽管进来了，却绝对不准带兵器。这就很为难了！他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保护太后，只要太后出了什么闪失，就要由他们负责。可是，没有任何兵器握在手里，两手空空的，怎么去制服刺客或叛党呢？所以，如果现在真的有刺客，这些满洲兵左右都是死路一条。幸好，在当时那个年代，中国人当中有手枪或炸弹的并不多，即使准备行刺太后也只是用用刀剑而已，那样一来，有这么多人抵挡着，刺客也难以成事。因此，倒也不用为那些士兵担心，肯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对于怀塔布来说，他调这几百名旗兵的用意，说是要保卫太后的安全，实际上只是为了讨好罢了。

前面说过，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所以当我的轿子穿过那个城门的时候，我又把轿帘拉开了点儿，一个劲儿地偷看外面的情形。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座皇城的城墙已经破损，一些伤痕累累的旧砖头在地上扔着，而那些缺口的地方很明显有被人私拆的痕迹。加上年久失修，城墙上面已经长了一丛丛野草，皇家的庄严气象被破坏得一点不剩了。有的缺口比较大，上面居然生出了很多小树，真不知道再过几年这里会成什么样子！我心里想，这里落成时的样子肯定不是这样，不知道当时又是怎样的景象。

这座皇城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产生想象中的那种特殊感受。尽管我很清楚，我们的祖先当年就是在这里崛起的，好像感觉上应该有些不同，可是毕竟年代太久远了，很难令我们产生怀旧的情绪。再说，我们长期以来都是生活在中原地区，对于那里，我们再熟悉不过，所以，等真的回到故乡，反倒觉得很陌生了。我当时想，假如老祖宗们此时就从地下走出来会见我们，我又会怎么做呢？大概只能用对待陌生人的礼节对他们表示欢迎，其他的就不会再有什么了。

当时的场面是盛大而又令人忍俊不禁的！不过要想看得很清楚，坐在飞机里效果是最好的。只是那时候的中国，不要说飞机，就连飞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过。即便真有的话，作为一个女官，也绝对不可以驾着飞机在天上偷偷观看圣驾。不过，此时的我看得倒也很清楚，因为有轿子，基本上也算是居高临下，可以把身边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两行衣冠整齐的旗兵了，他们一个个俯伏在地上，简直像蛤蟆一样，头使劲往下低着，嘴唇几乎要碰到地面了。他们前边是那两行来补接驾礼的官员，这些人同小兵比起来的确要硬气一些，尽管也是低头跪着，上半身却挺得很直，这样一来就少了些蛤蟆气，多了些神气。当然了，这些官和兵也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衣服全都是整整齐齐、华丽异常的。远远看去，简直像是两排会动的彩灯，专门为了迎接圣驾。

这些会动的彩灯分列两边，我们的黄色或红色的大轿，缓慢走在他们中间的金色沙土上，抬轿的太监身着极其华美的朝服……这情景简直耀眼夺目！另外，当时恰好赶上正午，是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使得这本来就已经灿烂无比的画面更加流光溢彩。

尽管我们的队伍美得耀人眼目，可整个气氛依然十分庄严肃穆，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就连那些抬轿的太监也都静悄悄地，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脚步轻只是原因之一，最主要的是那层半湿的黄沙把他们脚下发出的声音都吸走了。我们坐在轿子里，挺着直直的身体，穿行在庄严肃穆的空气当中，简直像是泥塑木雕的神像，又像是壁画或油画上那些故事中的人物，在某种神奇力量的感召下有了生命，排着队来到了大街上。

这样的场面，普通百姓当然是禁止观看的。对于奉天来说，如此声势浩大的仪式，大概几百年难得见上一次，所以，我清楚得很，尽管表面看上去没有人敢违背禁令，可那些好奇的眼睛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偷偷地观望着呢。成百上千双眼睛啊，哪里挡得住呢？

皇宫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了，这个整齐而华丽的队伍就在宫门外停了下来。

让太后就这样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走进去是万万不行的，必须得安排一些仪式才行。皇宫里面有个规矩，那就是皇上或太后来到一处不常去的地方，一定要安排人在里面跪拜迎接才行。此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形，所以那个总管太监李莲英开始不停地忙碌起来。他似乎天生就是个导演，只要是仪式表演之类的事情，总不能少了他。他首先给那十六个抬銮舆的太监使了个眼色，他们立刻会意，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御道正中间，这样，太后的脸便正好对准了三扇宫门中那个最大的门。

此时这些小太监简直像是十六尊石像，肩上抬着太后的銮舆站在那里，居然纹丝不动。如果是普通人家的官轿，主人坐在里面等候的时候，轿夫完全可以把轿子暂时停在路上，可他们抬着的是太后，而且这銮舆是绝对不能沾到泥土的。所以，即使是等候的时候，他们也必须把轿杠扛在肩上，不仅不能放下銮舆休息，就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呢。

把太后的銮舆安排妥当，我们这些人就赶紧走进宫里，由陪同太后出游的随从，摇身变成了奉天宫内恭迎圣驾的人了。多么有意思，像做戏一样！当然，这里的“我们”可不光是八个女官，光绪、隆裕、瑾妃也都包括在内，对于太后来说，谁又不是她的臣下呢？我们这些人必须先进宫，却不能坐轿子，更不能走正中间那扇大门，所以，我们就赶紧一个个下了轿子，在光绪的带领下，从左边那扇较小的门洞走了进去。

进门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很大的庭院，可这里是不能举行接驾仪式的，我们又继续往前走，进入了第二个大小差不多的庭院，然后又从第二个院子来到了第三个庭院。这个庭院是三个院子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大概相当于第一个的两倍。我们停在了这里，准备恭迎圣驾。

随同我们一起走进来的，还有宫中那个古乐队和袁世凯调教的西乐队。等会儿当然少不了要他们演出，只是因为习惯问题，这种正式典礼是绝对不能演奏西乐的，所以这次还是要用那个令人厌烦的古乐队才行。

此时，每一座宫殿之中，各个庭院、各个角落都已经布置好了很多执事的太监。他们这些人中，有一半是长期在这里留守的，其余那些是太后还没启程的时候，李莲英事先打发过来的，让他们提前过来做些清洁、收拾的工作，把该准备的东西全都准备妥当，这样太后和我们一到这里就能很快步入正轨，不至于忙乱不堪。因此，当我跟着光绪、隆裕进去的时候，一下子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所有东西的安排、摆放也跟北京的皇宫差不多，一时间竟让我觉得并不是在奉天。不过，这里建筑的样式同北京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由于要忙着准备迎接圣驾，根本没时间仔细观察，所以我只是大概看了看而已。本来我没什么事情可做，不过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我自然也不能在那里闲逛。这些人中最忙乱的就是那班古乐队了，他们先装配好那几个装乐器的架子，然后分别站到自己相应的位置上，再让他们的助手把架子上的乐器拿过来。什么铙钹、铜锣和小皮鼓之类，还有那个九音锣。等到他们手里都拿好了自己的乐器，接驾的准备工作也就完成了。这时，一个太监跑出去告诉陪太后等在门外的李莲英，紧接着，又有一个太监飞也似的跑进来，报告我们说：“太后起驾了！”

话音刚落，音乐便响了起来，院子里的人全都齐刷刷地跪下去。光绪跪的地方是正中间大理石台阶的旁边，太后下轿时，他恰好离太后最近。隆裕和瑾妃依次跪在他背后，而我们八个女官则排在她们两位的后面。至于我们八个人，由于地位是一样的，所以谁在前，谁在后，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想在哪里都可以。剩下的那些太监、宫女们也是不必排队的，原先在什么位置待着，现在就跪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分布得非常松散，而且，不光是第三个院子，就连前两个庭院，还有别的地方，也都有人跪着。这样的一幅画面也是色彩艳丽、令人赞叹的。不过，这幅画面里并没有那些奉天官员，因为在太后没有宣召的情况下，那些人是绝对不能进宫的。因此，我们正在上演的这场接驾的仪式，非皇室里面的人物是绝对看不到的，它历来都是一种完全属于宫廷内部的重大典礼。

平常的人回老家和我们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们虽说也是重返故乡，可无论是外在的形式还是内在的感情全都大相径庭。平常人回家乡肯定是受到自己内心的驱使，主动而为之，我们却是想来也得来，不想来也得来，被动得很；平常人回老家肯定是重游故土，我们却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家乡。此情此景不是很特别吗？表面看起来是热闹欢喜的，可内心呢？大概正在上演一出悲剧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当时到底是什么感觉，倒没有什么印象了。就算那时候让我说，大概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那时我所关注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太后，一心想知道她面对自己的家乡时是怎样的感受，对自己的感受倒忽略了。你大概会问我：你为什么这样注意太后的感受呢？是关心她吗？说句老实话，我完全是为了自己。太后的脾气是很难把握的，假如让她心里留下了对老家不好的印象，肯定会影响到她对人对事的态度，那样一来，我们到奉天的第一天就别想顺顺当当的了。

此时，十六名太监正抬着太后往里走，趁着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眼前，我又偷偷向周围看了看。这次看得比较清楚，那几座宫殿同北京的相比的确有些不一样，而且明显不是几百年前的老样子，全都经过了改造和加工。这也是当年乾隆皇帝主持进行的。一想到这些改造工程都是他亲自命人做的，我心里不禁对这位文才武略皆胜人一筹的皇帝生出了很多仰慕之情。

大概十分钟之后，太后的銮舆终于被慢慢抬了进来。空气中弥漫着空洞、低沉的古乐，此时更掺进了一些庄严肃穆。那种感觉只有孤身一人的时候才能体会得到，像是正在一个荒凉的古庙里膜拜一尊可怕的神像，这种感觉光凭语言实在是难以形容出来。石阶上突然传来了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我们都知道銮舆快到眼前了，可是没一个有胆量抬起眼皮看看，全都像刚才一样一动不动，连大气也不敢出地在地上俯伏着。銮舆落地的声音传过来了，轻得像是风吹落叶，足见那十六个太监谨慎小心到什么程度。待放下銮舆之后，他们也赶紧在身边的空地上跪了下去，为刚才这幅色彩艳丽的画面增添了一种新的颜色。与此同时，太后的玉趾也终于踏在了故乡的土地上。

我猜想，太后坐在銮舆里往院内走的时候，大概也从轿帘的隙缝偷偷往外看过了，只是看到的毕竟有限，所以，一走出銮舆，她就站在地上，使劲往四面观望，神情中充满了关切。尽管太后上了年纪，可眼睛一直很好，没有因为年龄而产生什么变化，加上格外的关注，一下子就能把这儿的一切尽收眼底。可她看了很久也没有动，依然静静地站立着，大概这些带着历史尘埃的景物，再一次像山海关一样引起了她无限的思绪。

而我们这些人，大气也不敢出，依旧胆战心惊地俯伏在地上，生怕把太后惊动了。她独自一人静静地立在那里，四周是静静跪拜的人群，这是一幅多么奇特的画面啊！整整十分钟，一切都静止不动，只有那穿越时空的风从古吹到今，撩动了人们的衣襟。后来，太后终于开始慢慢移动脚步了，可刚走五六步，又停了下来。大概她想换个角度再看上一看，以便观赏得更仔细些吧。

跪在地上的人依旧一动不动，全都像是泥塑木雕一样僵卧在那里，唯有身上那斑斓的色彩显出些活气，可那也是静止的，就像是把花插在了花瓶里。由于太后没说让我们站起来，所以不管是谁，即使是光绪也不敢轻易动一下，声音更是没人敢发出来。此时，太后正独自一人慢慢地踱来踱去，迈出的步伐是细小而矜持的。从外表看上去，太后总给人一种镇定自若的神气，可是，据我看，她的内心此时肯定也有些乱了，所以才会徘徊不前，在那里走过来走过去。

这些日子以来，她老人家不是坐火车就是乘銮舆，几乎全都是在动的状态之下，此时突然回到静静的宫殿里面，她反倒有些不对劲儿了。

很久之后，她终于开口了：“停下那音乐。”尽管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让乐队停止演奏，但对于我来说，这无异于一道福音，这班古乐队演奏的曲子简直让我难受极了。只是这个习惯由来已久，我是无力改变的，要不然早就撺掇着太后解散他们了。

不管怎么样，今天的情形实在有些不同寻常。平时，这班古乐队还是很得太后欢心的，加上她老人家也懂一些古曲，所以一般会等到一曲终了的时候才吩咐停止。这次却不是，她突然间说出了那句话，那曲子就如同被突然勒死的人一样，生命一下子就冻结在那里。乐工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手忙脚乱地趴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磕着头，都顾不上把乐器收到架子上去，生怕自己犯了什么罪，或者是曲子演奏错了，影响到太后的心情。

可太后呢？她根本就没有往他们那里看，仍然站在那里，低声说：“这才是我们的土地！今天真的来到这里了，第一次踏在了这片土地上。回来了！开始过我们往日的生活吧！”

她的这番话根本不像是在发布命令，语气是那么柔和，如同在和亲近的人说话。不过，她说的往日生活可不是别的，而是那沉闷、死板的宫中生活。

盛京故院

奉天终于到了，这些天的旅途生活实在累人，大家全都想着赶紧休息休息，再美好再吸引人的景致也无心欣赏，即使看也只看个大概罢了。幸好我们不是马上就走，太后早就定好了，要在这里驻跸七天。想要好好看的话，七天也应该足够了，只是今天肯定不行，要等休息好了才能尽兴地游览。我这个人是闲不住的，真想马上就到各处去看看，可毕竟没有那份自由，还得侍候着太后呢！因此，只好收拾起遗憾的心，等待着明天的到来。

对于这些空空荡荡的皇宫大院，我不想只是看看而已。实际上它们的外观也没有什么太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比北京的还要逊色很多；吸引我的是藏在它们背后的历史，以及曾经与这里有过关系的人物故事，这些才是最有意思的部分。可惜的是，能讲出这些历史的人并不多，随驾出巡的人里头大概只有李莲英和庆善能说上一两句。而我却不便去问，也不愿意同他们有过多的交流，况且，即使我去问了，他们也不一定能回答得令我满意。要是我父亲在就好了，他肯定能给我好好讲述一番。这样看来，只有明天冒险问问太后了，如果正好碰到她老人家高兴，那就好了，肯定会给我一个很满意的答复。

尽管这些宫院闲置很久，可现在已经被收拾一新，看上去很整洁。那些装饰用的物品也摆放得很合适，让人看了感觉舒服得很，太后肯定会非常满意的。先来的太监们就是做这个的，实际上他们人并不多，能在短短几天时间把这里收拾一新，还真是不容易。

在殿上看了看，太后就说要睡午觉了。这个要求丝毫没有过分之处，她已经习惯了每天都睡上一会儿。从御用列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大概是十二点钟左右，等到接驾典礼按部就班地演了一遍之后，都快三点了，午睡时间早过了，太后就算没有说到午睡的事，我们肯定也会去吩咐的。

这里的宫院已经收拾得非常好了，太后要休息，寝宫也肯定安排妥当了，所以太后就急着要去自己的寝宫睡午觉。我们听了咐吩便赶紧行动起来，刚才还色彩艳丽的人群，很快就剩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太监的人数是最多的，他们此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各做各的事情；光绪皇帝尽管如同一个犯人，倒也用不着在太后身边伺候着，所以带着几名太监去他自己的寝宫了。实际上，他又何尝心甘情愿地服侍太后？太后又何尝愿意让他服侍呢？他的寝宫同太后的寝宫挨得很近，旁边就是隆裕皇后和瑾妃的寝宫。

不管是普通的房屋还是宫殿，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这里的寝宫同北京紫禁城里的寝宫又不一样。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还真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不过，先来的那些太监的确很能干，在他们的修整下，这里的很多不妥之处已经变得妥当了。即使是实在不能变动的，也想办法进行了掩饰，不再显得那么扎眼。

太后寝宫的主体是座又高又大的正殿，尽管同北京紫禁城里的寝宫比起来小一些，但比颐和园里的要大得多。两座偏殿同正殿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倒的凹字形，偏殿就好像是正殿的两个翅膀一样，整齐地排在两旁。把偏殿和正殿连在一起的，是一条很长的走廊，建筑得也很有特色，琉璃瓦覆盖在顶上，既美观又可以挡雨。走廊就在殿前，因此，不管要去哪边，都要先出殿门，然后顺着走廊走过去。也就是说，这三座宫殿尽管都是太后的寝宫，却又是各自独立的建筑，走廊就是它们之间相互连接的通道。

太后走进了正殿，我们便也陪侍着一同来到了里面。这座正殿光线很好，因为前面有个很大的庭院，而两边的偏殿离正殿又很远，不仅挡不住正殿的阳光，它们的光线也不至于受到影响。正殿里有三间屋子，正中间是太后的便殿，她老人家办公和休息的时候就在这里。右面的那间是佛殿，专门为太后一个人准备的，她对佛教非常虔诚，多年来一直供奉着一尊瓷制的观音像，现在已经摆放到这里了。而且她很喜欢在没事的时候念念经，这么一间静室是一定要有的。至于便殿的左边，就是太后的寝室了。这里布置得很合理，既干净又整齐，太后放眼一看，就表示了十二分的满意。那些提前来到这里的太监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们最先走进去的那间屋子正中间，有一张矮小的圆桌，它倒是没什么特别的，引人注目的是上面摆放的东西，那是一副太后喜欢的骨牌。我们没有出发的时候，它本来是在颐和园内某个便殿里头藏着的。出发的前一天，它还在那里摆着，我们都看到的，太后也没说要带到这里来。谁知道李莲英和张德这班人竟然如此机灵，居然想到太后到奉天之后，或许会想着要玩，就偷偷让人带了过来。我们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的，因此，刚进去的时候，所有的目光便都集中在了这副牌上，就连太后都显得很意外。不过，她当然明白，这是那班奴才在想着法儿地孝敬自己呢。

寝室门附近，还有一张很大的桌子，是专门准备好供太后办公用的。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一副笔砚，另外还有印泥、水盂、各种各样的纸张等。

前面说到过小朝廷里头的御座，由于空间所限，都是专门定做的。这里的御座用不着新做，现成的就有好几个。不过，毕竟时间长了，又不经常用，同北京宫里的相比，在雕琢工艺上缺少了一些精致与华丽，可是并没有显得很陈旧。它们一般都是用紫檀木制成的，紫檀木的插屏矗立其后，上面镶嵌着名贵的大理石。同火车的墙壁一样，这里四周的墙壁上也画着大幅的图案，作者还是那些宫廷画师与漆工，不管是人物还是花草，颜色都用得非常艳丽，让人觉得有些俗气。

假如把这座正殿当作盛京所有宫院的代表，那么，从外表看上去，它也算是金碧辉煌的。不过，如果把热河的行宫和它们放在一起，那就能显出盛京宫院的逊色了。

就拿墙壁来说吧，盛京的壁画尽管也很多，颜色尽管也是艳丽的，却少了那么一点别致，并不让人产生很珍贵的感觉；而热河的行宫就不一样了，圣驾常去的那几座殿宇，完全是用颜色各异的贡缎糊成墙壁。贡缎上当然也有图案，而且全都是绣上去的，因此，价值就不是那些漆画所能比的了。另外，太后热河的寝宫里面，凡是正殿的庭柱都有好几个人合抱那么粗，上面还盘旋着很多活灵活现的飞龙。飞龙的材料既不是木头，也不是泥塑，而是用黄金浇铸而成。天花板上也点缀着很多飞龙飞凤，同样也是纯金的。就连附着那些装饰的庭柱和天花板，用的也是最贵重的木料。眼前的盛京呢？不仅木料普通，装饰品更没有一件是用纯金打造的。热河行宫所有的门键、窗栓几乎都是白银打制，即便不是银的，也是上等的紫铜或白铜。而此时在盛京所看到的，却只是黄铜和白铁打制而成的部件。从以上举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热河行宫在物质条件上的确比盛京的故宫强很多。

东三省的经济发展并不落后，饥荒什么的也很少发生，但是这里的百姓过惯了勤俭的生活，难以接受奢华的东西。另外，这里的税收也较别的地方要少，所以，能建出这样的宫院，他们觉得已经很富丽堂皇了，没什么应该整修的地方。而这里的官府，受经济能力的限制，同老百姓们想的也差不多。奉天行宫的建筑相当破旧，不过充作皇上或皇太后的临时住宿地还算合适。

刚到此地，太后不曾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她对这个地方似乎很满意。和太后不同，我们这些跟班的人倒有些不适应，也许是因为在北京城生活的时间久了，不仅自身的耐苦精神消失殆尽，还养成了许多奢侈习惯。长期待在紫禁城里面的我们，对奉天行宫的这些寻常物件大多瞧不上眼。

刚刚安顿下来，太后就决定要睡午觉。根据以往的经验，没有两三个小时她是无法醒来的。服侍她睡下后，我们照例留下一个当值的人守候，其余的人全部退到殿外休息。走出殿门，关外的冷风迎面吹来，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睡意也随之消失，便想趁空看看这座古旧的行宫。虽然我想到处走走，可是经验告诉我不能走远，太后也许很快就会醒来，如果到时候找不到我，肯定会引起大麻烦，因此我只能在宫殿外的长廊内来回踱步、徘徊。虽然穷尽目力，但由于受地点限制，我只能看到一小部分宫院。从这一小部分宫院延伸过去，我大致猜想出了这座行宫的建筑布局。这座宫院由很多庭院和长廊构成，每个庭院的三面或者四面均有其他宫殿包围，其他宫殿的外面又必定有一条和别处相联系的长廊，宫殿和长廊，彼此兜转，起合并拢，组成了一座宫殿迷宫。像这样的迷宫，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威胁，和北京城相比只是小儿科罢了。北京城的布局和此地差不多，但是更曲折，更繁复。

在太后住宿的正殿与我们住宿的偏殿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庭院，里面种了许多颜色各异的丁香花，每一株都开得很绚烂。丁香花的颜色特别淡雅清丽，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个可爱无比的小姑娘站在庭院里；但是花儿的气味着实让人难以忍受，我根本说不出来那是什么味道，既不香，也不臭，只是四处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我比较清楚自己的个性，知道过不了几天就会适应这些花儿的气味，所以也就没有过分在意。流连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一阵倦意渐渐涌上来，几天来的车马劳顿着实让人辛苦。除此之外，一个人游荡在如此冷清的长廊下，未免太过寂寞。于是我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打算合上眼睛美美地睡一觉，可是不管怎样都难以入眠，只能朦朦胧胧地假寐。过了没多久，一个宫女走来把我叫醒，说太后已经在翻身，估计很快就会醒，让我赶快穿上衣服准备妥当。

没多久，太后醒了，自然免不了一番梳洗。等到一切妥当之后，已经是将要吃晚饭的时候了。按照惯例，一百道正菜陆续端了上来。每次看到这个场面，我都感到害怕。一年四季，不管在哪里，也不管环境发生什么变化，这一百道菜总是必不可少的。晚餐吃过之后，在太后的安排下大家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太后和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但是没过多久就觉得非常厌烦。见她没有说话的兴致，我们也只好闭了嘴。停了一会儿，太后让人找来一副骰子，和我们玩起了“百鸟朝凤”的游戏。过了半晌，她对这项游戏的兴趣也失去了，于是就摆摆手说自己要睡觉。

当天晚上，我们只留下两名当值女官侍候太后，其他人陆续退了出来。由于初来此地，我并不想那么早睡觉，依旧独自一人在长廊内徘徊。在北京城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观赏夜景，到了此地仍然保留着这个习惯。在月光的照耀下，虽然只能看到行宫的一小部分，但由此推衍过去，也就不难想象整个盛京的夜晚景色了。

这本应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夜晚，无奈我实在受不了那些丁香花的气味，过了没多长时间，兴致就没了。盛京行宫的条件比北京要差很多，还不曾有电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庆善等人早在老佛爷动身之前就想好了办法。由于老佛爷最讨厌煤油的气味，所以通常用的煤油灯是万万不能拿出来的，除非谁不想活了，存心给自己找不自在。鉴于这样一种情况，在太后居住的地方，煤油成了一种禁忌品，取代它用来照明的东西是蜡烛。

行宫里面使用的蜡烛是特意制造的，体积非常大，虽然如此，对我们这些用惯了电灯的人来说，光线仍然显得暗淡。在我所站的长廊里面，每边都点了十支大蜡烛，它们不像以往那样安放在烛台或墙壁上，而是全部放在了灯笼里面。也许有人说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灯笼里面放蜡烛谁都见过。可是，有多少人看到过用牛角制成的灯笼呢？从外面看起来，这些牛角灯笼非常薄，差不多和玻璃一样透明。为了讨个吉利，牛角灯笼里面放的蜡烛全部是红色的，每一支大约半尺长。这么大的蜡烛要放进灯笼里面并点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是负责点蜡烛的太监太熟悉这套工序了，在我住在奉天的那段时间里，整个行宫里面的灯笼没听说有一个被烧毁的。牛角灯的顶部有三条铜链子，如此一来，牛角灯就可以在铜链子的牵引下安安稳稳地挂在长廊下的横梁上了。

也许是牛角灯发出的光线太黯淡了，我总觉得周围的环境有点怪异。从我站的位置向外望去，每个拐角的后面都透出一两点暗黄色的光芒，就像是一个个潜伏在长廊拐角内的幽灵。夜已经很深了，四周除了虫鸣听不到其他声响，但这过分的安宁反而给了我一种不太安静的感觉，甚至可以说是令人恐怖的感觉。在黯淡灯光的照耀下，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些不着边际的想象，好像看到过去死在这个庭院中的人一个个爬了起来，渐渐向我这里逼过来。这些令人不安的想象似乎给了我一个预兆：这里不久就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惨剧。太后居住的正殿中，虽然也是和外面一样的牛角灯，但并非悬挂着，而是并排安放在两个特制的木架上。紫檀木做成的灯架上面雕刻了许多精细的花纹，刀子顺着木质的纹理游走，留下了一个个美丽的图案，欣赏这样的图案，最好的方法也许不是看，而是用手去触摸。

整个行宫给人一种忧郁萧索的感觉，我很奇怪为什么太后至今没有对此发出半句埋怨，难道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感觉变得迟钝了吗？也许，太后已经感觉到了这种令人不快的气氛，只不过那么多年的世事沧桑告诉了她要学会忍耐。和太后相比，我们这些跟班的人就显得有些沉不住气了，感情很容易失控。面对这样忧郁萧索的景象，我不觉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不该跟随太后来到关外。不过我也知道这些事情只能想想而已，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就断然没有中途退出的理由，何况自己也没有这份权利。如今，我只期望自己能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第二天起来以后也许什么不快都忘记了。

不管想出什么理由安慰自己，我还是感到害怕，担心自己会在此地丢失一些什么。我脆弱的神经，已经沾染上了关于鬼魂的幻觉，如果不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肯定难以从中恢复过来。这座行宫和北京城内的宫殿一样，都已经建了好几百年，这几百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里面，他们的魂魄就留在了这处宫院，偷偷地注视着每一个前来居住或观望的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北京紫禁城里面的鬼魂肯定多于此地，但是由于那里居住着大量的活人，死人的魂魄也就难以立足了。但是此地不同，留守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想到这里，我连脚都不敢抬了，唯恐自己发出的声响惊扰了那些鬼魂的美梦，进而招来他们的报复。

虽然我自己清楚，这些担心不过是无聊的猜想，可我竟然没有排除它们的力量。我呆呆地站在长廊里面，任由那些迷乱的思绪撕扯着自己的灵魂。在幽暗的灯光照射下，别人如果看到我，肯定也会以为是鬼魂。这种恐怖的感觉和自惊自扰的举措，至今想起来我都觉得好笑，不过当时我的确是陷在了里面。现在想想，当时之所以会有那些迷乱的思维，多半是因为庭院中的景物太特别、太陌生。关外风光和北京城毕竟有所不同，不是人为的收拾就能解决的。在这种恐怖和迷乱的震慑下，我没敢在长廊内久留，站了一会儿就回到自己的寝室。

整个寝室住着四个人，除我之外，其他三个人早就睡熟了。我想，这个时候的太后，肯定也已经沉入了梦乡。恐怖和不安并不会侵入她们的梦境，她们的躯体和精神都得到了全面的放松、恢复，可是我却不能。这种大祸即将到来的恐惧折磨了我很长时间，后来，我陷入了半睡半醒的假寐之中。在我的脑海里始终盘桓着两个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我坚信那些奇怪的思维产生于自己的胡思乱想；另一方面也相信那是自己的本能对未来做出的准确预测。在这种思潮起伏的状态中，我不知不觉地闭上双眼睡着了，甚至连天亮了都没有察觉。

天亮的时候，我被一个宫女叫醒，睁开眼睛，发现其他人早已起身，听说就连老佛爷也已经开始梳洗了。于是，我赶紧穿衣化妆，随后跟随着其他宫女去给老佛爷请安。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的太阳升起得很早，等我们走到庭院里面的时候，已经是一片鲜活灿烂的阳光了。在日光的照耀下，昨天夜里种种阴森的幻觉和恐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是被阳光净化了一样。新的一天虽然让我的精神极为亢奋，但是昨天晚上残留下来的蜡烛气味和庭院里面盛开的丁香气味，还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历朝皇帝的遗物

到奉天之后的第一个早晨，老佛爷的神情看起来相当沉郁，好像内心有很多事情潜埋着，无法说出口，但有时候会从她的眼神里面传递出来。见到这种情形，我们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唯恐惹怒了她，招来意想不到的灾祸。谜底直到当天晚上才揭晓，她告诉了我们忧心的原因，那是一段关于先祖事迹的历史，当然其中也有她自己的。每逢遇到什么不畅快的事情，老佛爷总会表现出一副严肃的神态，就拿今天早上来说吧，她的脸上像蒙了一层寒霜，冰冷得让人无法接近。那天中午，当我们问她要不要稍事休息的时候，她立即拒绝了。

吃过早饭，我们簇拥着太后走出正殿，开始沿着行宫里面长长的甬道游逛。据我所知，老佛爷是喜欢到处游逛的，在北京城的时候，如果没什么政务需要处理，她就会带着我们到处游逛。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游逛，我们已经很熟悉老佛爷此时的心思了，因此，不等她安排，我们就排好了长长的两列队伍，各按顺序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最前面的是我们八位女官，紧跟在我们后面的是一班宫女，她们手里捧着太后梳洗装扮所需要的东西，再后面是一群太监，他们负责运送几件比较贵重的家具，以方便太后休息的时候使用。老佛爷出游的时候，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得带上，这也是总需要一大堆人跟着她的原因。虽然我私下认为太后的这个习惯不好，但也无可奈何。

出去游逛的过程中，有时候太后会猛然想起一件军国大事，这就得有人立即把写懿旨需要的笔墨纸砚奉上，片刻耽搁不得；又或者行进途中，太后的头发被吹散了，这个时候专用的理发匠就要走上前去帮她重新梳洗。像这样琐碎的事情还有很多，由此延伸开来，太后出游所需要的东西之多也可见一斑。

太后对我是比较眷顾的，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等到自己去世之后，能够把她的性情人格全部展现给世人的唯有我一个，所以平日里她总给我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她、了解她。在整个奉天行宫里，除了四座宫殿之外，我们这些跟班的可以随便游历各个地方，但是今天情况好像有了一点变化。走到那四座宫殿的时候，太后突然发话了，要让我们进去看看，并且解释了这四座宫殿以前不允许别人进去的原因——里面珍藏着清朝历代帝王留下来的遗物。太后说这话的时候是对着所有人的，但我总觉得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她心中一定希望我能够完整、真实地把她的全部展示给世人。

太后真的把我们带进了那四座宫殿，我们有幸目睹了太后所说的那些遗物。四座宫殿里面总共陈列着八位先帝的遗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光绪帝是清朝的第九位皇帝。据我所知，由于光绪帝生前并没有举行过什么重大的政治庆典，所以在他死后，一件遗物也没有被送到奉天行宫。这样的做法是违反清朝皇族惯例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佛爷不愿意光绪帝的遗物被放在奉天行宫，在她看来，光绪帝只是一个不肖子孙。按照清朝惯例，帝王死后，他生前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件都要被遣送到奉天行宫保存起来。清朝皇室虽然早已入关，但是由于这些遗物的存在，整个奉天行宫并没有就此冷落下来，一个品级很高的武官带着一队满洲士兵常年驻守于此。

四座宫殿是紧靠在一起的，我们从第一座宫殿开始，一路巡游过去。第一座宫殿里面供奉着清朝前两位君主的遗物，也就是顺治帝和康熙帝的遗物。进去之后，太后脸上的阴霾之气一扫而空，她的精神高涨起来，自动充当起了解说员。她的口才本来就很好，在这种场合下更是得到了高水平的发挥。不知道出于何种动机，太后好像定要把这两位帝王铺陈得不能再伟大似的，如果我们毫无保留地把听来的东西装入自己的脑袋，一定会把他们当作天神一样来崇拜。由于这两位帝王与当今相隔久远，太后对他们并没有真实的情感体验，她只是把他们摆在了和神佛一样的高度来顶礼膜拜罢了。

在她的叙述中，这两位帝王的生平事迹不像是真人真事，倒是有几分传奇色彩。整个宫殿里面安放了好多东西，很大一部分是他们以前穿过的龙袍，花花绿绿地塞了好几箱。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是他们生前使用过的珠宝翠玉，都用玻璃匣子装好，整整齐齐地排在架子上。靠墙壁立着的几个大柜子里，摆放了不少碗碟器皿，据说是这两位帝王生前的食具。单以价值来论，并不能算是贵重物品，但若要从纪念的意义上说，就再也没有比这更珍贵的东西了。

从第一座宫殿走过去，没多远就到了第二座宫殿，这里有乾隆皇帝的收藏室。在清朝历史上，乾隆皇帝绝对可以算是最出名的皇帝，关于他生前的事迹，我们也知道得最多。在奉天宫殿所有的收藏之中，数乾隆皇帝的最多，也显得最荣光。游历此处的时候，我们都是怀着一种特别重视的心理，细细地鉴赏这位帝王生前遗留下来的东西。在所有的遗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墙壁正中间的一幅巨型油画，上面是乾隆皇帝的肖像。看过画像之后，每个人都禁不住啧啧赞叹，他确实具有一代帝王的轩昂和雄伟，就连太后也夸赞他雍容华贵，具备大国君主的气度。如果这幅画的作者是如实刻画了乾隆帝仪表的话，那么乾隆皇帝真的可以说是英俊潇洒、豪雄倜傥了。其实我不该用这样的心态来揣测这个画匠的，从乾隆皇帝生前的事迹来看，他的确担当得起这样的容貌和气度。

画面上，是乾隆皇帝的狩猎像，他胯下一匹雪狮神驹和它的主人相得益彰。马鞍是按照蒙古式安放的，上面还镶嵌了许多珠宝。悬挂着的两个马镫也是用纯金打造的，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乾隆皇帝在马鞍上威威武武地坐着，好似一位天神降临凡间。他全身猎装，外披一条杏黄色的长披风，由于画的是奔驰中的乾隆皇帝，披风被风吹着向后散去。他的腰间围着一条黄色的阔缎带，上面还镶满了珠子。至于他头上戴的软盔，做得更是奢华、精致，软盔两边有耳盖垂下来，结在颔下，帽子的质地是黄缎，黄缎上面镶满了珠子，一行一行地盘旋着下来，顶上还有一簇非常漂亮的红缨，整个帽子远远望去就好比是大海里面的珍奇贝壳。乾隆皇帝脚下穿的是一双黑缎战靴，和其他衣物不同，靴子上面没有装饰任何珠宝，甚至连一道花纹都没有。这身装束不仅看起来漂亮，其价值也是我不敢想象的。坐在马背上的乾隆皇帝，腰挺得非常直，显得分外地壮健和勇武。丝毫不用怀疑，这幅画画的是年轻时候的乾隆。不管一个人的容貌多么漂亮，只要经过岁月的侵蚀，肯定会有极大的变化。根据流传下来的史料看，乾隆皇帝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皇帝，也是一位优秀的射手兼猎手，我想乾隆皇帝壮年时一定也非常精于骑马。

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整个画面的大貌，如果仔细端详一阵，就会发现一些更为精美的东西。比如马的肚带上有几个纯金制成的小扣子，上面还雕刻了精美的花纹；马缰是皮制的，绕马颈一周后和肚带联系了起来。正是这些极为精细的小装饰品，极为有力地衬托出了马和人的雄姿。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可能有人说我在吹牛，按照常理，仅仅看画像是看不出如此精细的东西的，我之所以把那些扣子和珠子描绘得如此精细、逼真，是因为我看到了实物，那些东西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画面的下方有一个玻璃匣子，里面放着画中人穿的这套装束，包括那蒙古式的马鞍、精致豪华的猎装、纯金打造的脚镫……画中所有的装备无一不能从中找到。因此我想，也许这幅画的作者并没有当着乾隆皇帝的面完成这幅像，他只是看到了这些装备，并结合自己的想象力，追忆出了画中人的雄姿。

那口大玻璃匣子里面还有三样刚才我没有描述的东西，一个是乾隆皇帝左手上挂着的皮鞭，一个是套在左手上的弓，还有一个是箭壶，里面斜插着几枝箭。由于有实物存在，我们得以仔细地观看这三样东西。皮鞭长约三尺，一端是用几条皮带编成的，用以驱策战马；另一端是用汉白玉做成的手柄，在手柄的底部对穿两个小洞，从中穿过一根丝绦，如此一来，骑马人就能很方便地挥舞这根鞭子了。皇家使用的东西都讲究奢华，看那箭头，竟为汉白玉雕成，我非常纳闷，汉白玉做成的箭头能够用来打猎吗？也许，这些汉白玉箭头只是一种装饰品，到打猎的时候还是要换用铁箭头。

在大玻璃匣子中还有一个小玻璃匣子，里面存放着两个极为珍贵却和画面无关的东西：一个是乾隆皇帝经常使用的、翡翠制成的戒指，另一个是非常精致光洁的鼻烟壶。这两个可以算作比较贵重的东西。除此之外，还存放着许多乐器，这是因为多才多艺的乾隆皇帝生前喜欢这个。乾隆壮年时，兴趣广泛，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其中更以音乐上的造诣为最高。

除去以上陈列着的东西，乾隆皇帝的遗物还有一大堆陶瓷器。也许乾隆皇帝生前比较喜欢收藏陶瓷，所以这里几乎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陶瓷器，约占整个大殿的五分之四，多是景泰蓝和古铜色的，识货的行家一看就知道是精品。这些平日难以找到的精品堆到此处，总价值相当可观。

叙述到这里，乾隆皇帝的遗物已经全部说完。由于老佛爷非常重视这些东西，我们也都陪着一起欣赏了许久。这些华美的衣着和器物堆积在面前，虽然能够引起我们的歆羡，但毕竟年代过于久远，我们心中已经很难再泛起对乾隆皇帝的追思。不仅我们如此，慈禧老佛爷虽然表面上一副非常虔诚的样子，其实在她的内心里，这些东西和乾隆皇帝是占不了什么空间的。

进入第三座宫殿以后，我们发现太后的神情渐渐地变了。个中原因，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各自留心检束，唯恐自己有什么过失惹得老佛爷不快。从这一座宫殿开始，里面存放的每一样东西都和老佛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记录着她曾经的生活。这里面的每一件遗物，都承载着老佛爷的一段历史，里面写满了伤心、绝望、奋斗、痛苦、恐怖和忧愁，以及许许多多令人心碎的惨变，昭示着一段罪恶的历史和一段辛酸的回忆——这些回忆是如此令人心伤，我想就连老佛爷自己也肯定不会愿意想起。我们看到了咸丰帝的遗物，也就是慈禧太后自己丈夫的遗物。想当年，太后是和其他十六位少女一同被选入宫中的，这十七个人都非常漂亮，可不知为何，咸丰帝只爱上了太后一个人，并且很快就把她扶上了贵妃的宝座。

关于咸丰帝其人其事，最熟悉的人，除了老佛爷之外就是李莲英了，不过李莲英当时还是个孩子，年仅十多岁，不可能对那些人和事有很深的印象。除了这两个人以外，光绪帝、隆裕、瑾妃以及我们八个女官也各有耳闻，在所有的人中数我听说的最多，因为闲暇时太后总是会给我讲一些昔日的回忆，其中很多事情都牵涉到咸丰帝。

走进这个宫殿之后，太后的神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似乎没有丝毫哀伤，她的眼睛直视着前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召唤她似的。她很少说话，像是精神失常一样，从一个玻璃匣子走向另一个玻璃匣子，有时候竟然反反复复去抚摸一个玻璃匣子。从她的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猜出，太后的内心一定沉浸在无比巨大的悲伤里。在所有的帝王之中，咸丰帝的遗物算是比较少的，根本无法和前面的乾隆皇帝相比，至于其中原因，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简单说来，咸丰帝的遗物之所以这么少，是因为他一生中武功文采并不突出，终其一生都沉溺于酒色之中。后人如果非要给清朝的前后期划一个分界线，那肯定就是咸丰帝的时候，从他开始，清朝的国运便一日不如一日了。在前面两座宫殿里面，老佛爷显得很高兴，兴高采烈地给我们讲解那些历史典故，分外有精神。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忘记了暂时的礼仪，会脱口问出一两个问题。但是此时，大家看着太后的神色变了，整个宫殿内顿时冷清了下来，除了老佛爷自己的脚步声，谁也不敢再大声说一句话。

如果单单从遗物的归属来看，这些东西的确属于咸丰皇帝，但是在更深的精神层面上，这里的哪一件东西没有沾染上太后的心血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遗物并不属于咸丰帝个人，而是他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东西。如此一来，面对这些自己昔日熟悉的遗物，老佛爷又怎能不心潮澎湃呢？她的脸紧紧地绷着，整个人就像泥塑的一样，这个时候恐怕即使世界上最滑稽的演员来表演也无法博得她的一笑。长久的沉默之后，太后终于开口说话了，也许她自己也觉得有向我们说明一下的必要。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太后都应该向我们解说一下咸丰帝遗物数量很少的原因，就算仅仅是为了尽到自己为人妻的责任，为自己夫君开脱也是必要的，为此她略带恳切地请我们谅解咸丰帝的平庸。在解释遗物稀少的原因时，她说咸丰帝嗜好不多，也不是什么艺术家，不可能像乾隆皇帝一样收藏很多东西，所以，等到咸丰帝死后，能够搬运到这里的遗物自然很少了。

听完太后的话，我们虽然表面上点头表示赞同，但内心都明白这是太后在为自己的夫君开脱。我们的这些想法，太后肯定是知道的，只不过她料定我们不敢反驳罢了，更何况当时在她身边还有一个李莲英呢。咸丰帝在位的时候，李莲英年纪尚幼，对于咸丰帝的所作所为也很难明了，不过无论何时他都会和太后保持高度一致。当太后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边连连称是，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扫视我们这边，看当时的情形，如果谁稍有异议，事后肯定会遭遇祸殃。太后发表完一通含糊其辞的虚假说明后，好像心中郁积的闷气顿时减轻大半，脸色也缓和了不少。真是想不到，一些自欺欺人的谎话，竟然有如此功效。临走之前，老佛爷又仔细扫视了一下那些遗物，然后把目光驻留在了我身上，好像在说：“你不要觉得这些遗物太少，不管怎么说，他生前毕竟是个皇帝。”

离开这座正殿，向前转过一个弯，就到了另外一座正殿，是四座正殿里面的最后一个。太后仍然在前面带路，行进途中没有说话，大家也都没有吱声，就算是再笨的人也知道最后一座正殿里面陈列着的到底是什么。明白了这些，我们更加谨慎小心，唯恐招来祸殃。没错，读者也应该明白，最后一座正殿里面存放着的是同治皇帝的遗物。同治皇帝是清朝的第八位皇帝，是老佛爷的亲生儿子，原本他会有一个非常远大光明的前途，不过他死得太早，卒年仅有十九岁。同治皇帝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不过皇宫里面的一致口径是得天花不治身亡。他在位的时间是如此短暂，以至根本没有为这个国家做出过什么贡献，不仅如此，就是他的文采武略也是非常低浅的。和他父亲不一样，同治皇帝的遗物有很多，我想这也许因为他还是一个孩子，对很多东西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吧。当然了，这里面也许包含着太后的私心，她想利用众多的遗物为自己的儿子博得一个贤君的名声。

在这间宫殿里面，太后不再是一国之尊，而是一位满怀哀伤的慈母。走进大殿，迎面撞入眼帘的是一个方形的玻璃匣子，里面放着一个雕刻精美的金碗。这个小碗虽然是纯金打造的，但丝毫不显得笨重，上面还雕刻了许多精细的花纹。和金碗放置在一起的是一个银制的小天平秤，这些都是同治帝生前使用的食具。紧挨着的是一个巨大的玻璃匣子，里面存放着同治帝幼年登基时所穿的龙袍。同治帝当时虽然不知道作为一个皇帝责任重大，但他毕竟做过皇帝。龙袍由黄缎制成，通体遍绣金龙，时至今日色调依然很鲜艳。借着午后的阳光，太后俯下身去向玻璃匣子里面张望，似乎想从里面看出同治帝的童年和自己的幸福。遥想当年，为了这件龙袍的小主人，太后她拼上了全身气力，历尽千辛万苦，才终于大权独揽。不过，当初为了孩子奋斗的目标却成了太后自身逍遥的台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太后的奋争又何尝不是一种失败？龙袍的衣领是用蓝色贡缎制成的，上面还缀了几颗龙眼大小的明珠做装饰。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件龙袍都考究极了，唯一的遗憾就是小，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同治帝当时的身体必定非常瘦弱。同治帝的遗物里面有很多铜制品，想必是他对铜制品有着特殊的偏爱。众多的铜制品中有一个小小的铜鼓，制作非常精巧，我想当同治帝的小手拿着鼓棰敲击铜鼓的时候，声音一定非常悦耳。可惜这样的鼓声并没有能够长久地回响，不久后，同治帝生命的音符也随之戛然而止了。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大玻璃匣子，里面装满了弓箭、木马、泥人、铃铛等，差不多各种玩具都能从中找到。但是这些东西都很平常，并不是只有天子家的孩子才有，为此，我们都有些失望。如果这些东西能够让底层民众看到，穷人家的小孩子也许会感到非常欣慰：一个皇帝幼年时的玩具和他们的玩具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在这么一大堆平淡无奇的东西里面寻觅了好久，我们才发现了一个稍微不平常一点的东西，那是一只用泥巴做成的小兔子。小兔子全身遍涂白漆，浑然雪白，还有两颗鲜红的眼珠，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要去摸摸。太后好像也一直在寻找它，发现之后先是愣愣地看了七八分钟，然后命令李莲英小心地把它拿出来。直到此时，我们才发现这只小兔子并不只是可爱而已，它的肚子里面还有一个机关，用红线穿了直接拉到小兔子的体外，只要轻轻拉动这根红线，两个眼珠就会转动起来，同时嘴巴也会张开，并从里面伸出一根鲜红的舌头。如果不停地拖拽这根红线，小兔子的眼球和舌头也就不停地转动和伸缩。太后当然知道这个，她轻轻地拉动机关，小兔子的表情顿时生动起来，我们当时都忍不住要笑了，但太后却丝毫没有欢喜的样子，为此我们也只能呆呆地看着，什么话也不敢说。终于，太后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他总喜欢摆弄这只兔子。”

太后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任何人，当然了，这句话也不是说给任何人听的，只不过是在自言自语。说完这话后，她又低下头，再次摆弄起了那只兔子。时至今日，没有生命的小兔子依然健在，而原本应该是壮年的同治帝却早已不见了踪影，白发人送黑发人，太后心中的伤痛自然是很深的。太后的神情越来越差，脸色也越来越苍白，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份尊严，她竭力忍耐着。我当时心里面一阵酸楚：一个这么强悍的女人竟然也难以忍受失去爱子的苦痛和酸楚，更何况是常人呢？此时我突然想起一个传闻，这个传闻是如此逼真，以至许多历史学家都在采录、调查，力争让它从传闻变成现实。这个传闻就是：同治帝的死是慈禧太后的一个阴谋，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登上权力的顶峰。在此以前，我对这个传闻也将信将疑，但现在目睹了太后的失子之痛，我不再相信这个传闻，如果是她害死自己的儿子，那么此刻产生的情绪应该是悔恨而不是悲痛。

至此，四座宫殿全部游览完毕，大半天的时间也过去了。许多人已经对此感到厌倦，他们想的是尽快回去休息。列位先帝的遗物看完之后，大家仍跟随着太后退了出去。离开存放同治帝遗物的宫殿时，太后并没有把那个小兔子放回小匣子里面，而是像捧着宝贝一样带了回去。自从我来到她身边后，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带东西走路，就算是有什么需要也都有人为她专程奉上，从这个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对于同治帝的离世多么悲伤。这一番巡礼过后，不仅太后的心情非常沉痛，就连我们这些跟班的人也感到无比惆怅。作为一个人，固然无法避免死亡，但是死去之后，如果自己的遗物还能引起别人的哀思，那么这死多少也算有点意义吧。

回到自己的寝宫以后，太后就一直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和哀伤之中。见此情形，我们不便进去打扰，就一起退到了门外，只留下一个宫女侍奉。我感觉不到疲累，只觉心里面堵得慌，异常烦闷。正想闲逛一会儿，却见光绪帝走了过来，他哀怨地说：“我几乎可以肯定，等我死后，不会有什么东西送到这里储存起来。”他发出了一串比哭还难听的笑声，随后掩面而去。来宫廷这么多年了，我相信光绪帝说的话，这些古旧的庭院里面，也许真的没有一间房子可以安放光绪帝的遗物。感伤之余，我抬头看天，原本明净的阳光此时被乌云遮蔽，我眼前所见的除了黑暗、愁苦和忧郁，再也没有其他的了。

狐仙塔

在奉天的那段时间，政务不是很多，闲暇时太后会主动提议出去游玩。与参观历代帝王遗物时不同，太后此时的愁思已经明显减少，那天早上梳洗完之后，她便计划着要去狐仙塔。太后贵为一国之尊，想去哪里别人自是无权过问，她表面上虽然询问我们去哪里好，其实内心已经有了答案。太后很喜欢卖弄自己的见闻，每到一个新地方，或者有什么新事情发生，她总要给我们讲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此次也不例外，从太后口中我们了解到，狐仙塔是妖狐用来忏悔的地方，具有很浓的传奇色彩，来到此地如果不去看看的话，很有可能会留下终身遗憾。

看到太后的兴致很浓，我们也不忍心拂逆，于是纷纷向她询问有关狐仙塔的历史掌故。见到我们这样问，太后得意地笑了，随后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千年九尾狐的故事：

“早在九尾狐投生成狐狸以前，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怎样的一头野兽，就连上界的天帝也搞不清楚它的前生，但是有一点大家非常清楚，那就是这条九尾狐不管前生还是今世都作恶多端，对于整个人类的繁衍生息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刚刚托生成狐狸的时候，它一共有九条尾巴，并且条条丰润圆满，非常漂亮。除此之外，这条狐狸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能够很快地把自己隐形，普通人根本无法看到它。其实呢，九尾狐的九条尾巴分别代表着九种坏习惯，正因为如此，它才犯下这么多的罪孽，成为人人喊打的首恶分子。”

讲到这里的时候，太后微微顿了一下，见此情形，我们知趣地问她这九种坏习惯是什么。太后喝了一口水，接着慢慢说道：

“这九种坏习惯分别是：卤莽疏忽；经常酗酒；毫无诚意，常常说谎作假；贪恋财宝，看见宝贵的东西便眼红；性格暴躁；贪吃，经常偷吃人家的食物；气量狭窄，经常打击报复；贪色，看见美丽的女人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贪淫，经常纵欲无度。就是这九种坏习惯把它原本善良的心灵遮蔽了，使得它无法看到人性善良的一面。由于它作恶多端，天帝再也无法忍受，于是派人将它捉来，严厉地斥责了一顿，并且要除去它的一条尾巴作为惩罚。至于除去哪一条尾巴，九尾狐可以自己选择。九尾狐对自己的每一条尾巴都非常喜爱，迟迟不能下决心，天帝等得不耐烦了，就命人把它贪色的那条尾巴砍去，同时还警告它，如果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面不能去除其他坏习惯，它将遭到更为严厉的惩罚。从天庭回来以后，九尾狐继续在地面上过着自己的生活，一千年很快过去了，它身上的其他缺点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变，只是这一千年来，它不曾奸淫过良家妇女。天帝按照之前的约定，把它再次捉来，并且施以同样的处罚，同时再给了它一千年，以便它有足够的时间改过自新。转眼间，又是一千年……相同的故事延续了八千年，这个时候的九尾狐只剩下一条尾巴了，但即使如此，它的行为仍然不是尽善尽美。经过长久的考虑，天帝决定把九尾狐的最后一条尾巴也砍掉，免得它旧病复发。于是，九千年过完的时候，天帝让九尾狐做好接受处罚的心理准备。”

“可是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这条九尾狐非常爱慕虚荣，说什么也不同意把自己的最后一条尾巴除去，在它看来，如果最后一条尾巴也除去了，它的美丽也就随之消失殆尽，这是它不能忍受的。于是，九尾狐就不断地向天帝哀求，并且向天帝保证自己以后再也不做坏事了，希望天帝能够回心转意，让它保留这剩下的唯一一条尾巴。看着痛哭流涕的九尾狐，仁慈的天帝动了恻隐之心，但鉴于之前的情况，也不能完全相信九尾狐。和众位神灵商讨过后，天帝做出了一个决定，既不砍掉九尾狐的最后一条尾巴，也不放任它到凡间任意妄为，他交给九尾狐一个任务，让它在接下来的九千年里救死扶伤，做一个帮人治病的好狐狸。九千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九尾狐没有犹豫，立即接下了这个任务，同时也保住了自己的最后一条尾巴。如此一来，这条狐狸还得到了一个青狐大仙的美名，在当时，不管是天庭还是凡间，大仙的封号都不是泛泛之辈能够得到的。从此以后，这条狐狸就担当起了救死扶伤的重任，由于它的医术着实精湛，凡间所有的病痛都能轻易治好，因此很快就赢得了世人的尊重。随着声誉日隆，越来越多的人来找它求医问药，而它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的要求。到后来，为了表彰它的功勋，同时也为了记住它的名字，人们集资建了一座狐仙塔，虔诚地供奉着。凡是有病害的人，只要到那里去祷告一番，就会得到一张药方，按照药方给病人抓药，病人十有八九都会痊愈。这个神奇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了下来，很多人都说，九千年的期限到现在还没到，青狐大仙至今还在忙着为世人治病。”

讲完故事以后，太后说，在她看来，狐仙塔里面有很多灵迹，到了此地就不能不去参拜。大家对太后讲的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也都想去看看。虽然都知道这个故事是假的，我们依然兴致勃勃。这个故事的漏洞是如此之多，以至我们想认为它是真的都不可能，故事里面的天帝每次只除去九尾狐的一条尾巴，并且还要每隔一千年才考察它一次，这并不表示天帝的宽容，而是编故事的人思维太幼稚。狐仙塔的具体位置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只觉得距离奉天行宫不远，现在回忆起来，它应该在奉天城内的东北角。我是一个方向感不太强的人，一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总是难以分清东南西北，再加上奉天城不像北京城那样方方正正，到处是曲折往复的回廊，所以我辨不清方向也没什么奇怪的。

太后传出命令后，大家就各自忙着准备起来。按照皇家出游的规矩，第一步是先派人到那里驱逐闲散人员，以确保皇室成员的安全；第二步是选定游览线路，并且沿着线路遍铺黄沙；最后才是皇家仪仗队开道，太后和随从人员威威武武地过去。我是坐轿子去的，一路上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别的民族中流传的神话，和我们本民族流传的神话有如此大的差距呢？不管历史年代是远还是近，也不管这些神话故事是真还是假，既然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多少应该有相同之处。但是如今我思索了好长时间，还是难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我对神话一向非常在意，虽然如此，毕竟不是专业研究人员，否则也许能够举出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吧。严格说来，太后上面所讲的那个故事，并不能算做神话，因此没能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只是觉得它特别滑稽好笑罢了。

整个仪仗队的行进速度很慢，这大概是因为我们身上都没有什么病，并不急着请大仙给我们开药方。不管走得多慢，总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到了那里之后，我发现了许多佐证这个故事的事实，那里不仅装饰得富丽堂皇，而且还悬挂了许多谢神的牌匾，下面签署着答谢人的名字。如此看来，这个故事在当地颇有影响力，也许很多人并不把它当作故事看待，而是把它看成了一个事实。在他们看来，这个狐狸确实在几千年前存在着，而如今它也在履行着自己对天帝发的誓言，为了保住最后一条尾巴而给世人治病疗伤。在我看来，之所以有人从这里出去以后痊愈，恐怕是信心创造出来的力量。

狐仙塔是一个比较大的庙宇，里面一派庄严肃穆。从正门进去，绕过一个大障壁，迎面撞入眼帘的是正殿。正殿正中间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神龛，里面供奉的就是那个所谓的青狐大仙。神龛两边悬挂着两幅帷幔，料想当初这两幅帷幔必定非常艳丽，不过现在已经显得非常古旧、脏乱不堪了。在这两幅帷幔之间，隐约可以看到一个神位，上面写着“敕封青狐大仙之神位”九个楷体字。神龛下方是一张供桌，上面摆满了各种供品，还有烛台、香炉等东西。

和其他正规的大庙宇相比，这里还是比较寒酸的。那么，善男信女是怎样前来求治的呢？其实，很多中国人都深谙此道，试问哪一个地方没有几间庙宇，哪一户人家没有多多少少求过几支签呢？所有的程序几乎都是一样的。病人的家属带了供品来到这里，先是献上供品，然后磕几个头，随后拿起香烛拜祭几下，这就表示已经通神，可以把自己的苦难讲给神明听了。接下来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摇签筒。一个很大的竹筒里面放了许多竹签，轻轻地摇动起来，总会有竹签落下，如果摇得速度快了，就会有几根竹签同时落下来，这代表求签人信心不坚，病人身上的疾病也会随之加重。如果摇得太急，再加上摇签人是个马大哈，也有可能全部的竹签同时掉下来，这就代表病人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为了避免如此不吉利的结果，摇签人都非常小心，轻轻地晃动着竹筒，最终总会有一根竹签掉下来的。有些时候，庙祝也会在旁边点拨，如果成功，小费自然是少不了的。等到唯一的一根竹签落下之后，病人家属就要带着这根竹签去找庙祝，由庙祝根据不同的号码取下一张药方。药方是预先用黄纸写好的，再用一条棉线穿起来，按照排列好的号码摞在一起。

求到仙方以后，当事人不敢怠慢，立即跑到药店里面抓药，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大部分人的药材都是从庙宇附近的药店中取得的。如此说来，庙宇附近的这些药铺真的要感谢狐仙塔了，它们生意中的十之八九都是由它介绍来的。药店的主人自然懂得为人处世之道，免不了要答谢庙祝一番。这些药方上的药材大都是温和滋补之类的，就算是吃下去没有什么效果，也绝对不至于要人性命。所以，狐仙开出的药方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如果万一和病人病症有几分吻合，进而造成病人病体痊愈，那功德自然要归于狐仙的无边法力了。见效的次数多了，人们自然也就把不见效的归于天命，说此人命该如此。虽然我觉得有病了应该立刻去看医生，无奈别人不这么看，他们对狐仙有很大的信心，不是简简单单的劝说就能改变的。就连太后这样的女人对狐仙也有无边的信心，何况是普通民众呢？

那天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也许是想东西想得太多，暂时忘了一切顾忌，随口向太后问出了一个问题：“太后，这些药方都是原来写好的，万一来求药的人拿到的是对自己身体不好的药呢？比如说得了热病的人拿到了热药，得了寒病的人拿了寒药，如此一来，对身体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许多坏处。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该怎么办好呢？”太后平日是非常容易发怒的，但对我总是格外优待，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地对我，可是今日情况不一样了。听完我的问题，她勃然大怒，大骂我怎能对神明如此不敬。其实，我一说出自己的问题就后悔了，我表达的意思虽然正确，但不合时宜。太后喜欢的东西我怎么能够随便指责呢？像我们这些人，对太后只能服从，就像年幼的孩子对父母一样，是没有丝毫反抗权力的。如今，我竟然敢公开表示自己的异议，无疑是胆大之极，如果太后不高兴，她想怎么处罚我都可以。想到这一点，我不禁浑身冒起了冷汗，平日受惯了太后的恩宠，此刻骤然被骂，自然要比别人仓皇很多。当时我六神无主，只能乱给太后叩头请罪。太后的怒气并没有那么容易消除，她依然在大声地斥责我：“你这个孩子真是太大胆了，难道不知道大仙法力无边吗？它怎么可能让人拿错药呢！你仔细想想看，它的神通肯定能够让人拿到对症的药，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大仙的药方害过人、闯过祸？”

太后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已经不再害怕了，因为我明显可以看出，在太后的眼中，除了怒火以外，还有对我的担心，她担心我忤逆了神灵而遭到报应。在这种情况下，她又怎么可能处罚我呢？骂完我之后，太后慌忙让我给大仙赔礼道歉。按照太后事后的说法，大仙不是那么轻易能够饶恕人的，如果我当时不磕头，难保以后不会发生什么灾难，等到灾难降临我头上的时候，想再赔礼道歉也晚了。我自己是绝对不会相信这类谎言的，并不相信会有灾难发生，但是碍于太后的颜面，也为了讨好太后，便顺着她的意思恭恭敬敬地磕头请罪。

等到我磕完头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太后脸上的怒气已经消失了，但她还是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对我说：“大仙的法力不是你这样的小孩子能够体验的。不管一个人得了多重的病，只要他的家属真心实意地来到这里祈祷，大仙就会给他灵验的药方，让他恢复健康，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病人家属必须心诚。凡是真心诚意求回去的药，没有不立即见效的。不要说什么药材，只要是大仙给的东西，哪怕就是一把泥土也能够治愈世界上最凶恶的疾病。大仙的法力不是我们这样的凡人能够理解的。”

射圃

此次前来奉天，太后的本意是游览此地的各处胜迹，没有抱太大的政治目的。从狐仙塔回来以后，不知道太后动了什么心思，非要去清朝入关前经常射猎的射圃看看不可。射圃位于奉天城外的东陵附近，从盛京的宫院出发前往那里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坐轿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早在清朝皇室入关之前，历代王公就常来这里射猎。射圃占地很广，约有一二十平方公里，其中一大半是郁郁葱葱的森林。由于林中的树木多是高大的常绿乔木，所以远望过去，整个森林显得极为浓密。关外像这样的小型森林到处都有，并不像关内。在关内，较大的树木几乎全部被砍去用作燃料了，所以很难形成森林。

这个射圃的历史很长，早在满洲还没有统一的时候，清朝皇族就营建了它。甚至早在满族还是一个小部落的时候，边境上的这个地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发生过很多具有纪念意义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地留存着清朝皇族的远祖血脉。除此之外，这里发生的事情大多是值得后代子孙光荣自豪的事迹，不像现在的朝廷，到处塞满了污秽和绝望。来奉天以前，我们就多多少少对此地有所耳闻，如今听太后说要过去，自然是兴奋异常。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次旅程不会像前两次那样无聊，这个地方无论怎么说也是值得过去的。基于此种原因，我们时不时地暗示太后早点动身，唯恐中途有变，错失良机。和其他人不同，我的兴奋还来自于另一个原因，想借此看一看太后对自己本民族的历史究竟知道多少。

太后身上有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她非常喜欢探究清朝皇族崛起的历史，另一方面她的满文知识又少得可怜，甚至少到了完全不认识的地步。在北京皇宫里，按照清朝皇族惯例，总要指派一部分人学习满文，以免这种文字年久失传。平日在皇宫流传着的奏章有不少也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的，遇到这样的奏章，太后就只看汉文，对满文写成的部分根本不理不睬。我知道后感觉非常不可思议，所以此次想借这个机会考察一下她对满族历史真正了解多少。太后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她对自己祖先的历史掌故知道得确实不少，在她的叙述下，我们知道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事迹，也对那个射圃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临出发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兴奋，可是太后此时拦住了我们，严肃地告诉我们到那里之后要举行一个仪式。不过她笑着要我们放心，说这个仪式非常简单，根本无须事先排练，到时候只要听她的吩咐就可以了。当然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对着的依旧是我们这班近臣，包括光绪、隆裕、瑾妃，还有我们八位女官。看见我们都在认真地听她说，太后的脸上闪现出了异样的光彩。我至今仍不明白，难道炫耀见闻真的就如此让人受用吗？一个如此见多识广的女人尚且不能免俗，更何况是普通人呢？

通过太后介绍，我们知道了举办这个仪式的目的，那是为了纪念一位先祖。这位先祖当时还只是一位部落首领，根本没有称王，手下的兵力也少得可怜。在一次部落战争中，这位先祖和自己的部队打了败仗，被迫躲入了一片森林，那座森林和我们今天要去的射圃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位先祖和他手下的士兵很快面临着一个考验：粮食用完之后怎么填饱肚子？为了积攒力量继续活下去，这位先祖带领士兵挖野菜、打猎物，在森林里面度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后来，他们终于等来援兵，里应外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讲解这个故事的时候，太后的脸上闪耀着自豪的神采，这一半是因为她现在是大清王朝的领袖，夸赞以往的先祖能够借机抬高自己的身价，一半是因为又有一个新的仪式要在她的指挥下完成。

多年以来，太后经常生活在禁宫之中，被各种各样的仪式烦扰，难道她就没有感到一点儿厌烦吗？这些从精神到肉体全面束缚她的繁文缛节，难道她就一点儿也没感到不自在、不自由吗？这些问题没有人敢问老佛爷，答案也只有她一个人了解。至少，从表面看来，新的仪式对太后有着很大的诱惑力。虽然这个仪式并不大，但是从北京城搬到奉天城，地点上的转换就足以让太后兴奋一段时间了。

坐着轿子走过相当长的一段路，我们这队人马终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射圃。此次前去的人数不算少，但是和那么巨大的射圃比起来，我们占用的空间还是很小的。按照太后的指示，我们没有向两边分散，而是直接朝第一座宫殿走去。从外面看来，这座宫殿已经有些年份了，显得很破旧，我敢肯定必定比奉天行宫的那些宫殿还要早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幸好这里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管理，不然恐怕早就崩塌了。另外，在太后流露出要去射圃的时候，想必也有人专门前往这里修缮了部分建筑，不然绝对没有现在看到的洁净和整齐。第一座宫殿其实是一个休息室，里面摆放了一些家具，想必每次皇帝前来的时候，都会在此地稍事休息。在皇帝休息的时候，那些负责管理此地的人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把野兽放进山林，进而为下一步的狩猎活动做好准备。等到一天的射猎结束，又少不了回到此地休息。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每位皇帝停留的时间都很短，至今没有一位皇帝在此地留宿。正因为如此，这座宫殿的面积很小，里面只有三间屋子，陈列的设备也很简单。

这座宫殿虽然简陋，但在清朝皇族发展史上却占有着非比寻常的地位，早先的几位皇帝都曾留下足迹，难怪太后会把这里看得非常有纪念意义。跟随在太后后面，我们鱼贯进入宫殿，并按照太后的指示，依序摆好了大大小小的装饰品，随后太后就逐一指着宫殿里面的摆设向我们解释这些东西的由来。她解释得如此详细、流畅，以至我们根本看不出她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虽然太后说得天花乱坠，但我却不能担保她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即使如此，她见闻的广博程度也足以骇人听闻了。从很早以前，太后就以自己的博闻强识自傲，各地的风俗逸闻，她几乎都有耳闻，并且能够说出个一二三来，这是我们所不能企及因而歆羡不已的。不过话说回来，太后如此卖力地向我们解释，其实也是女性虚荣心的一种表现，也许她自己并没有觉得，只是外人看来有几分可笑罢了。在整个宫殿里面，到处都是用油漆绘制的大幅故事画，由于没人妥善管理，很多地方的油漆已经剥离了。虽然如此，我们仍旧可以看出大貌。这种壁画充满了三间屋子，画中人的姿态和神情依稀可辨，太后一边引导着我们向前走，一边向我们解说画中的故事，所有画面连缀起来，就是历代帝王的狩猎写真。

整体来说，太后是一个尚武的人，只要有机会她就会向我们灌输这些思想，现在到了射圃，正是宣扬武德的好机会，太后又怎么会不加以利用呢？“成功是非常难的，尤其是在前些年，一个好皇帝不仅要会处理政务，打猎骑射也一刻耽误不得，如若不然，不仅皇帝的头脑会退化，身手也会变得迟钝。”我们照例俯首倾听。紧接着，太后又说道：“我们满洲人打猎从来不带猎狗，身边的随从很多，皇帝就派他们去寻找野兽。在山林中放养的野兽大部分是猛虎和金钱豹，当然了，它们不是在此地土生土长的，而是从别处捕来放养在笼子里面，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就放出来。经过一路的车马劳顿，皇上驾临这里的时候已经很累了，所以刚下车需要到这个宫殿里面休息。皇帝休息的时候，身边的随从人员需要做好打猎的一切准备，比如说放出野兽、磨洗箭镞和宝剑、整理马匹和衣服、扣紧弓弦等，只有做好了这些准备，打猎的时候才不至于发生意外。”

“现在的条件好了，打猎的风险也低了，要知道当时的条件可比不得现在。我们满洲人之所以能够统一四海、君临天下，就是因为有尚武精神，在这个精神的推动下，满洲武士无一不是勇猛彪悍、壮健耐战的。想要统领这样一群人，皇帝如果不能身先士卒、勇往直前，肯定是不行的，就算是皇帝不能锻炼出一身精熟的武艺，至少也要保证他的身体不比任何一个士兵差。入关以后已经是太平年代，不用再在马背上征伐，如果想要表现自己的体力和武艺，皇帝就要选择其他的途径，射猎就是其中之一。面对凶猛的野兽，如果皇帝内心胆怯，必定会招同行者耻笑，如此一来，皇帝的威严就会荡然无存。强大凶猛的野兽只能考察勇气，如果想要考察使用弓箭的精熟程度，小小的鼹鼠是最佳选择，它们身体细小、天性喜动，很难被射中，皇帝若能够轻易打到几只鼹鼠，那肯定能够赢得臣民的叹服。如果想要考察皇帝对剑术的掌握程度，需要近身搏击，这项运动太危险，通常是不鼓励的。只有那些胆力过人又本领过人的皇帝，为了使身边的人信服他，才会偶尔尝试。到了那个时候，皇帝就会抛弃弓箭，单独骑马赶到猛虎或其他野兽面前，和那些野兽展开肉搏战，并在决战的同时尽量展现自己的精妙剑术。”

从太后上面的这两段话，我们明白了帝王射猎的大致情形，但至于怎样才能算是圆满完成了一次射猎活动，我们至今仍未知晓。通常来说，天子的行为很少有不为政治考虑的，游玩之余还要兼顾国家大事。太后的话语明显没有说完，我们心中的疑问也没有全数解开，所以都看着太后，希望她给出进一步的讲解。太后满意地笑了，接着说：

“在大殿上休息过一会儿之后，皇帝就要准备动身去狩猎了。他带着随从出了殿门口，那些看守虎、豹的护卫早就得到了指示，这个时候会一齐打开关押虎、豹的笼子，霎时间，空阔的殿前空地上沸腾起来。随后，会有一队专门人员，用长矛或者鞭炮撩拨那些老虎、豹子，但并不伤害它们。可以想象，受到外围那么多人的威胁，那些虎豹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逃向山林。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山林里面早就埋伏好了大队人马，当然了，他们的任务依然是诱导，而不是伤害这些野兽。受到山林里面人的再次撩拨，虎豹们已经接近疯狂，身上的野性就会全部显露出来。到了此时，事先躲在山林里面的那些人就要把这些野兽向固定的出口驱逐。按照事先做好的安排，皇帝和随同的人会在固定的出口处埋伏，等待这些被驱赶过来的野兽。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些发狂的虎、豹就会冲出来，此时皇帝需要连续射出三支箭，如果三支箭全中，并且虎、豹也应声死去，那么这位皇帝就会受到热烈的追捧，同时他也顺利地向周围的人炫耀了武功。通常情况下不会三支箭全部命中，即便如此，虎、豹也会受重伤。如果三支箭全部射出去以后，扑来的虎豹还没有死掉，那么皇帝就需要拿剑迎上去进行肉搏战，直到把虎豹杀死。”

讲完这些之后，太后得意地朝我们看了一眼，我们自然明白她的意思，立刻纷纷向她表示自己的歆羡之情。即使如此，太后好像仍然意犹未尽，为了佐证自己所言不假，又指示了一堆东西给我们看。那些东西放在一个开放着的大橱窗里面，在阳光的照耀下，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陈列在橱窗里面的东西无非是一些弓箭和剑，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大多已经锈迹斑斑，无法再使用。在这些快被锈蚀掉的兵器上面，弯弯曲曲地刻着一些满文，为了探究这些文字的意思，我们拜托身边一位懂满文的女官充当翻译。根据她的翻译，我们得知这些东西都是昔日帝王们用过的东西，那些话大多是“XX年XX日XX于此地手刃一虎”，或者“箭射一豹”。听完女官的翻译之后，太后非常高兴，这一方面是因为夸赞了她祖先的勇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刚才的解说得到了验证。根据此时太后的表现，料想她指给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知道内情，所以此番得到验证，才会格外兴奋。我们仔细地看着这些刀剑，并从文字上追忆昔日使用者的荣光。

快走到尽头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东西，那是从空中垂下来的两个大铁环，用粗大的绳索吊在屋檐上。这两个铁环比人的胳膊要粗大很多，就连吊起它们的绳索也有三根手指那么粗，只不过这些物件经历的岁月太长，都已经损毁，变得疲软不堪，好像只要一用力，它们就会掉下来似的。两个铁环之间相距一尺半，由于用绳索吊着，想要拉宽一点或者弄窄一点都是可以的。看到这个东西，我不禁纳闷它究竟有何用处，百思不得其解，只有向太后求助。听完我的问题，太后朝我笑了一下，从她的笑容里面我已经猜到她必定知道答案，接下来只等她好好卖弄一番见闻就可以了。因此，我竖起耳朵，静听太后的见教。“这个东西当然有它独特的用处。”太后轻轻说了一句，仅此一句我就知道此物绝非装饰品。稍等片刻，她又缓缓说道：“如果想要知道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就非得去后面看看不可。”

太后朝身后一个官员摆了摆手，那个官员连忙上前几步，拉开了锁住后门的栓子。这扇门是连接正殿和后面庭院的通道，门打开后，我们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很宽阔的空地。以长度而论，足有三四十丈长，被一个巨大的石墙包围着，石墙下面栽着几排松柏，左上角有几间小房子，想必是这个射圃看守员的居所。一条约有五六尺宽的石子路把整个场地从中间分开，左右两个对称的长方形空地都非常平坦，只不过由于长时间无人照料，某些地方已经长出了野草。从距离门边大约十丈远的地方开始，参差不齐地竖立着一些竹竿，最高的比一个人还高，最低的仅离地半尺。再仔细观察，我们就发现这些竹竿粗细也不相同，最粗的像人的胳膊，最细的却只有拇指般大小。除此之外，这些竹竿也并不全是笔直的，其中有一部分竹竿呈弯曲状，还有一部分顶上被削尖后又打了一个卷。这些竹竿并不是等距离排列的，从距离门边没多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那堵高墙边，全部都有竹竿。见到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们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有大眼瞪小眼的份儿。

看到我们脸上的表情，太后非常高兴，她笑着对我们说：“你们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箭道，顾名思义就是历朝皇帝和近臣练习骑射的地方，至于这些竹竿，则都是射箭人练习时使用的箭靶。闲暇的时候，皇帝和近臣会来到这个地方练习射箭。开始的时候，大家轮流练习，每人连射三次，并且每次都要认定一支不同的竹竿，当然了，能够把这三支竹竿全部射中是最好不过的。竹竿的粗细、远近不同，想要射中的难度也不相同，只有那些精于箭道的人才会百发百中。开始练习的时候，要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从易到难，先从近处的粗竹竿开始，等到技艺进步后再开始射击远处的细竹竿。如果这个场地内的每根竹竿都能射中，这个人的箭术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此一来，等到打猎的时候，这个人的成绩肯定也不会差，进而他的威名也会传遍全国，被众人景仰。”

听完太后的叙述，我们都对箭道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不过并没有走上前去，只是站在门边远远地观望。直到此时我才发现，原来悬挂着的那两个铁环恰好正对着外面的空地，距离门口也只不过有三四步的距离。看到我们的目光都聚集在了那个铁环上，太后转过身来，指着这两个铁环对我们说：

“也许你们都想到了，这两个铁环和射箭有关。没错，这两个铁环就是为那些刚开始学射箭的人准备的，目的是为了敦促他们养成正确的射箭姿势。刚开始学习射箭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的不是准确性，而是如何才能把自身的姿势纠正好。想要养成一个正确的射箭姿势，必须首先摆好两条胳膊的位置，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要恰到好处才行。你们不要看我说得很轻巧，实际上，仅仅是把胳膊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练习。在握弓箭的时候，人的胳膊非常容易变动位置，往往容易变得过高、过低或者偏离正确位置。不仅是学习射箭，无论是哪一种技艺，如果想要学好，不仅需要老师的正确讲授，也需要学生的刻苦学习。只有平时下苦功，日后才能在人前风光。为了矫正姿势，负责教授射箭的人就要借助这两个铁环，首先把学习者的两手从铁环中间穿过去，恰好让他的胳膊保持一个合适的高度。在旁边指导的人也可以根据学习者的肩宽、身高做进一步的调整，务必使学习者的姿势完全正确。由于这两个铁环的束缚，刚开始的时候，学习者射出的箭，准确性奇差无比，简直可以说是乱射。但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等过了一段日子，学习者的姿势正确了，就可以把铁环除掉，专门进行关于准确性的练习。在练习准确性的时候，原来养成的姿势不会再发生变化，如此一来，进步就会快很多。就我所知的历代帝王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辛辛苦苦锻炼过来的，如果想要在人前表现自己英勇的一面，那就要在人后刻苦地练习。”

听完太后滔滔不绝的陈述，我禁不住要为太后的博学多才喝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太后给我们上了一课，由于她的解说，我们明白了不少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其实，太后以前并不曾来过这里，事先也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她所知道的一切全部是从书上看来的。如此看来，还真应了老话“开卷有益”“多多益善”。

看完箭道以后，我们又重新回到殿内休息。刚才太后说了很多话，仆人适时送来茶水，但太后喝了几口就放了下来，她的目光突然被墙角的一个东西吸引了，那是一个木马。既然是木马，形状自然和马相像，除此之外，木马的高度、大小也和普通的马匹也没什么区别。木马背上还有一个马鞍，上面用金属铆钉固定着，马鞍用木料制成，不知道经历了几番风雨，表面的纹路全部被磨平，在这个阴暗的殿堂内闪耀着紫铜色的光。太后走到木马面前，左右端详了一阵，会心地笑了，看来她对这个木马的用途也已经了然于胸。紧随太后的是我们八位女官和光绪帝，光绪帝看起来懒洋洋的，根本没有关注这些东西的意思，而我们又着实不知道这个木马是做什么用的，无奈之下，只好把目光再次投向了太后。

太后并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她笑着说：“我们满洲人讲求骑射，刚才你们已经看到了练习射箭的地方，这座木马就是我们满洲人练习另一项技能用的。打猎的时候不仅要箭法好，骑马的技术也不能差，否则就会面临生命危险。试想当皇帝狩猎的时候，如果一头野兽中箭倒了下去，那么如何去辨别它有没有死掉呢？方法当然是有的，那就是走到它跟前去察看。但是，当你走到跟前却发现这头野兽没有死，该怎么办呢？只能赶快跳上马躲避。在这种情况下，讲求的是上马的速度和准确率，这座木马就是为练习上马而制做的。昔日的帝王为了锻炼自己，很多时候是要练习到浑身冒汗的。”听完太后的解释，我想不佩服都不行了，阅历的深浅决定了对事物见解的不同，这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和太后无法相比的地方。由于太后的讲述，我们对这个木马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大家的目光死死地盯住它，好像要把它吃进去似的。看到我们脸上的表情，太后更加洋洋自得了。

如果太后所说的话属实，昔日满洲贵族的生活并不轻松。对比今日那些贵族们的生活，我不禁对太后的陈述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过这种事情就算是真的发生过也应该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当年为了统一中原、称雄四海，满洲贵族必须时刻磨砺着、准备着，如果没有每天艰苦的训练，战场上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有了死亡阴影的推动，他们训练得如此卖力也属情有可原。如果要评述当今满洲贵族们的生活，我只能用退化和软化来解释，关内几百年的舒适生活磨尽了他们的英气。

现在，宫殿内的三间房屋我们都参观完了，太后接着带领我们走到了外面的广场上。遥想当年，在这个广场上的人是凭借眼力和勇气取胜的，而今日我们在此看到的，则是他们走后留下的英雄气概。昔日和猛兽相搏的场景不见了，空留下这一片荒凉无情的土地。广场西边的森林看起来比几百年前还要茂盛，也许是因为自从那打虎的英雄走后，就再也没有人来光顾它了。面对此情此景，我想太后心中的想法也不外如此，我分明看到她朝西边的山峦长叹了一口气。

到这里之前，太后已经告诉我们说要举行一个纪念仪式，当时她只说了大致情形，具体要怎样做并没有交代。如今我们已经看完正殿，来到了森林前面，况且时间也将到中午，再不说的话，恐怕会错过举行仪式的时间。太后仿佛读懂了我们的心思，她先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对我们说：

“来之前我就说过，要在此地举行一个仪式，目的是为了纪念我们满洲人的一个伟大领袖。当我们还是一个小部落的时候，我们那位伟大、勇敢的领袖不满足于只做一个部落酋长，他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打下更为广阔的土地，进而把所有满洲人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富强、独立的国家。有了这个目标的支持，他励精图治，开疆扩土，等到时机成熟以后就趁机行动，先后吞并了周围的部落。在这个过程中，战争是少不了的，勇士的头颅和鲜血不断地抛洒在这片土地上，不过他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胜利总是倒向我们这一边。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永远胜利，后来，我们这位伟大的领袖遭遇了一次失败，被他的敌人围困在一座像这样大小的森林里，凶狠的敌人全面包围了这个森林，断绝了一切食源。但勇猛的满洲战士是不怕死亡的，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决不投降。两天之后，出征带的粮草吃完了，他们只好把山林里面的野菜挖出来吃，靠这些野菜，他们终于等来了援兵，里应外合，打了一个漂亮仗。后来我们每一位皇帝每年都要举行一个仪式，用以表达对这位伟大领袖的尊崇，同时也是为了磨炼自己吃苦耐劳的品质。其实，这个仪式很简单，并不需要跪拜或其他，只要每人吃一点山东胶菜卷起来的冷食就可以了。”

说完之后，太后向李莲英打了一个手势，示意他把早先准备好的东西端上来。很快，几个小太监捧着几个大食盒走了过来。这个时候已经是午饭时间，又听了太后的讲述，我心里顿时兴奋起来，不管怎么说又可以吃到新东西了。除了这份令人兴奋的感觉，我心里面也有一丝担忧，那就是我真的不喜欢吃冷饭。见我们面有难色，太后笑着说：“放心吧，这里面并不是真的冷饭，而是用别的冷食做了替代。不管怎么说，这只是一个仪式，冷饭是不能随便让人吃的。”心里的疑惑解除后，我们都迫不及待地要看一下食盒里面究竟是些什么东西。食盒终于打开了，撞入眼帘的是一些已经被洗净但不曾煮过的胶东菜叶，它们不仅长得肥大，而且颜色很白嫩，滋味想必不会差。除此之外，还有几碟肉酱。太后首先取出一片生菜，然后让人拿起那碟肉酱，从里面取了一些放在生菜上，随后她把生菜卷了起来，放进嘴里面咀嚼。看她的表情就知道这个东西绝对美味，不然她的脸上为何要流露出那么满足的表情呢？我们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听到太后一说“吃吧”，就迫不及待地效仿她的样子，每人卷了一片塞进嘴里面。那滋味果然很好，上好的生菜配上特意用多种精肉制成的肉酱，简直就是一种无上的享受。平日吃惯了炒菜，偶尔来一顿冷食，胃口不觉大开，那滋味已经不能单单用美味来形容了。

午饭过后，今天的行程也即将结束，和那日游狐仙塔一样，我们都是尽兴而归。像这样的假期，对老佛爷来说是比较少的，对我们来说更是少得可怜。在这样的日子里，太后的脸上时常会有笑意浮现，只要她的脸上带着微笑，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同治帝的忌日

此次出游，奉天并不是原定的终点站，太后只打算把奉天当作一处中转站。如此说来，奉天并不是一个非要停留不可的地方，只不过由于京奉铁路只到奉天，所以才在奉天行宫逗留了这些日子。在奉天待了几天后，太后想要舍弃火车，使用其他交通工具继续东进，目的地是长白山和松花江之间，我们满洲人最初的发源地就在那里。中国有句话：“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抵达奉天以后，太后再也没有提起过继续东进，好像奉天有什么特殊魔力似的，把我们一行人的腿全部拖住了。其实，不能继续前进的阻力有很多，太后的过度迷信就是其中之一。每次出远门，太后都要命人选好日子，以便趋利避凶，而我们到达奉天以后，掌管日历的人竟然找不出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来。

从北京城出发的时候，太后也是命人选好了日子才起身的。抵达奉天后，我们一连玩了好几天，把原来预定游览的地方全都看过了。到了这个时候，太后就急着要东进了，但同时又放不下选择好日子的主张。按照皇家惯例，选择好日子出行历来是钦天监官员负责的事情，此次东来，虽然钦天监的负责人因故不能随驾，但随同前来的钦天监学士却有两位；不仅如此，在晚清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大都懂得一些星象术。这两位钦天监学士分别编在庆善和勋龄下面，有什么事情就应召出来。一天早上，太后让李莲英把这两个人找来，命令他们当面推算何日启程最吉利。接到太后的懿旨，两人立即打开随身携带的历书和笔砚，十分郑重地计算起来，我当时捧着笔墨立在太后身后，觉得这么一大群人竟然把大好光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实在是很古怪和好笑的。平日在皇宫的时候，我经常听太后提起满洲人起源的种种美丽传说，早就想去那里实地看看；和我一同前来的其他女官，平日很少有机会出宫，此次出来自然也是想距离皇宫越远越好，听说有机会去长白山游玩，她们早就兴奋得睡不着觉了。想到这些，我突然发觉这件事情一点儿也不好笑了，如果这两个人算不出合适的日子，那我们的梦想岂不是要全部泡汤？我不禁紧张起来，唯恐出现什么不好的结果。如果能去长白山，我一定会细细地探究昔日流传下来的美丽传说。在众多的传说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关于满洲人起源的故事，故事中说：

很久很久以前，在长白山脚下的一条小河旁边，居住着一些人家。这条小河清澈见底，有风吹来的时候就会荡起层层波纹，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就像鱼身上的鳞片一样闪闪发光。某个夏天的中午，天气很闷热，一位美丽的姑娘来到小溪边洗澡，夏日的燥热让她对冰凉的河水有种说不出的亲近感。她一边戏水一边向前游。不知道过了多久，从上游飘过来一颗漂亮的红樱桃，姑娘瞧着好玩，也没有多想就把它捞起来一口吞了下去。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姑娘自然不会多想，洗完澡后就回家了。可没想到的是，过了没多久，这个姑娘的肚子竟然大了起来。别人都取笑这个姑娘，说她不知廉耻，不知洁身自爱。俗话说，知女莫若母，做父母的知道姑娘平日的为人，也知道她肯定不会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于是他们也没有过多追问自己的女儿，一直到她分娩。十月怀胎，姑娘生出了一个非常健壮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就是后来所有满洲人的祖先。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从来没有人考究过，但是大家都愿意这么相信。按照常理推断，这样的事情足够荒谬，根本不值得相信，但是在那白山黑水之间，人们对神异现象的尊崇已经远远超越了理性的范畴。正是这个奇异的故事吸引了我，才让我对那片神奇的土地无此向往，迫切地期待前去走一遭。

基于以上原因，我非常在意钦天监这两个人的一举一动，唯恐他们说出什么大煞风景的话。在看他们演算的过程中，我的一颗心紧张得都快要从胸腔里面跳出来了。最终的结果让我很失望，他们给太后的回复是不利东行，我知道自己前往长白山的愿望注定要落空了。他们当时是这样汇报的：“太后，我们刚刚推算了一下，发现大吉大利的出行日子在十六天之后。之所以会得出这个结论，是我们根据太后万寿节的年月日推算出来的，同时还兼顾了天上的星象和流年诸神的方位走向。我们十分肯定，太后最佳的出行日子是在十六天后，如果太后能够等到那个时候再出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马到成功的。”听完他们的汇报，太后的眉头皱了起来，大约几分钟之后说：“如此一来，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赶到那里了。”从太后说这话的口气，我听出了她对这个结果不满意，料想她自己也是万分希望前往长白山的。虽然如此，但是她绝对没有要打破自己迷信习惯的想法。十六天的时间，太后是万万等不及的。我当时曾经幻想，也许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太后会不顾一切地向东进发，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就知道，这个想法绝对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过不了几天，光绪帝就必须回到北京城去主持祭奠太庙的大典。

太后显然不满意钦天监的回复，不过当时站在一边的光绪帝则不这么认为，我清楚地看到，他听到这个回复后，双肩不由自主地抖了几下，好像非常愿意听到这类话似的。根据我对光绪帝的了解，他绝对不喜欢那些名目繁多的祭祀和礼仪，在京城的时候能够逃掉的礼节他一定会全部逃掉。在当时的贵族圈中，有他这样思想的人不多。太后对他这种做派进行过多次隐讳的批评，无奈光绪帝对此置若罔闻。

当天晚上，光绪帝找了一个时间对我说：“朕作为管理一个国家的皇帝，理应关心国家大事，争取早日使我大清富强起来，怎么能够把诸多时间浪费在各种各样的祭祀上呢？如果有这些时间，朕更愿意去建设一支强大的海陆军队。我记得几天前一起去狐仙塔的时候，太后曾经因为你的提问责骂了你一顿，现在我想问你的是，你真的愿意相信太后说的那些事情吗？”听完光绪帝的提问，我并没有直接回答。他提到前几天在狐仙塔发生的事情，当时由于我脑袋一时发热，差点把自己陷入灾祸之中，这件事情已经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怎么可能忘记呢？虽然这么想，但我不能轻易表达对太后的不满，于是轻描淡写地回答道：“您是说那件事情啊，太后只不过让我磕了几个头而已，如果您不说，我现在恐怕都已经忘记了。”其实，在破除迷信方面，我和光绪帝的主张是一致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只能用这样含糊的话语来回答他。同时，我还问了他对这些迷信事件的看法。“神神鬼鬼都是不存在的，当然也是不能相信的。”我没想到光绪帝一点儿也不含蓄，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光绪帝之所以在我面前如此坦白地表达内心的想法，是因为他知道在这个皇宫里面，除了我之外，几乎没有他可以信任的人了，就连他的老婆隆裕皇后都不可靠。在过去的几年间，隆裕皇后不知道出卖了光绪帝多少次。在这个人人自危、谁也不能相信谁的皇宫里，光绪帝清楚地知道我是唯一一个不会出卖他的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光绪帝才愿意和我贴心交谈，而从他口中我也知道了不少发生在他身上的隐秘事件。我下面记述的这个故事，就是光绪帝亲口告诉我的，他说：

“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并不多，我记得事情发生在去年太庙的祭祀大典上。那天，由于我听到了一些特殊的事情，整个人显得异常兴奋，于是在按照固有的礼仪参拜完毕后，并没有直接走下祭坛，而是学着西方人的礼节向列祖列宗敬了一个礼。我保证自己当时没有一丝一毫亵渎先祖的意思，只不过是想让他们看看这种新式的礼节。当时我一边敬礼，还一边说着让他们看看这个有趣的仪式的话，除了几个跟班的小太监，并没有其他人看到我的这个举动，我想，就算他们看到了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就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太庙祭祀完毕，我回到了寝宫，可意外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也许是白天使用过的蜡烛没有燃尽，半夜时分，太庙的帷幔着了火，幸好当时在场的太监人数众多，经过一番抢救才没有酿成大祸。大火虽然扑灭了，事情却没有就此完结，从第二天开始，那些迷信的小太监就四处传播那天我做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太庙之所以会起火，就是因为我敬了那个西式的礼。这件事情在皇宫里面被传得沸沸扬扬，最后有人告诉了李莲英，李莲英这个奴才自然不会放弃这个天赐良机，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太后。太后立即命人把我叫过去，狠狠地责骂了我一番，说我不该亵渎祖宗。听她那语气，好像这场火灾应该完全由我来负责似的，实在是太荒谬了。”

我进宫的时间并不算短，但这件事情还是头一次听说，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只能以微笑做台阶，让自己顺利地下了台。

总体说来，太后是一个相当古怪阴郁的人，不管做什么事情，她总有太多的顾虑和牵挂，如此一来，到了最后她难免会后悔。这次找钦天监的人来推算行程也是一样，对太后来说，能够出宫前往白山黑水的机会并不多，如果错过了这次，也许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如果不找这两个钦天监的人来推算，也许第二天我们就会动身，那么，她此刻已经置身于风景绚丽的白山黑水之间了。可是，事实是不容改变的，太后已经找过了钦天监的人，而且钦天监的人已经说出了那番话，就算太后很想去，也不会冒这么大危险的。

这两天来，太后一直陷于这样的后悔之中，她身上的烦恼又起了连锁反应，闹得整个奉天行宫一片沉闷，大家全都被忧郁的空气笼罩住了。我私下猜想，在我们回北京以前，快乐的时光是不会来了。其实，太后这两天显得格外沉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今天是同治皇帝的忌日。太后的爱子同治帝死后，他生前使用过的东西全部被搬运到奉天行宫，如今太后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触景生情，又怎能高兴得起来呢？按照清朝皇族惯例，祭祀活动只能用来祭祀祖先，而同治帝由于过早逝世，死在了太后的前面，所以并不能算作清朝皇族的祖先，如此一来，自然是什么祭奠活动也不能举行了。虽说太后现在大权独揽，但她并不想打破祖先的规矩。

同治帝去世以后，每逢他的生辰和忌日，太后都会陷入很深的忧郁之中，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身边的人和侍卫也只能陪着一道静默。今年的情况同样如此，大家停止了一切娱乐，保持静默的气氛，一同来分担太后的忧愁。整个奉天行宫顿时陷入一阵静穆之中，好像偌大一个宫殿群根本无人存在似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每个人都分外小心，唯恐招来祸殃。大家都缩手缩脚的，不愿去做容易惹太后注意的事情。今天我的情况最糟糕，因为轮到我服侍太后。我小心翼翼地做着自己本分内的事情，唯恐出现什么纰漏。时间过得特别慢，不过幸好没出什么事情，太后也没有生气，还给我讲了一些关于同治帝的事情。至今我仍然记得她对我说过的一件事，她说：

“同治帝从小就很聪慧，不仅勤学向上，而且还知道守礼，凡是见过他的人，没有不夸他容貌漂亮、心地善良的。在同治帝身上不仅有大方的仪表，还有非常高贵的气质，在他小时候，我就非常喜欢看他在我面前跑来跑去。时至今日，我还记得他许多的好。在一个夏天的午后，他和一群小太监到御花园里面玩耍，迎面碰见了几棵桃树，上面不少桃子已经成熟了，同治帝看见后非常高兴，身边的小太监为了讨好他，立即想办法摘了几个下来。在那些小太监看来，同治帝一拿到桃子肯定会立即吃掉的，可他们没想到，同治帝只是看了这些桃子一眼，根本连动都没动。随后，他让一个小太监捧了这些桃子来到我的宫中，见到我之后，说这些都是最新鲜的果子，自己不敢首先尝用，就先摘了几个送到这里让我先吃。你想想看，同治帝当时年仅十岁，这么懂得守礼，这样的孩子真是太少了。可是他为什么就这么短命呢？”

说着说着，太后的声音变轻了，那股难以言明的忧郁重新袭了过来。我不方便说什么话，同时也知道这个时候太后最需要的就是一个人待着。有很长一段时间，太后没有继续说话，我分明看见她的双眼中充满了绝望和苦楚的泪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我想没人比她体会得更深切了。

长久的沉默之后，太后又重新开口说话了：“天底下有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呢？我也一样，我是那么爱他，唯恐他在生活中受到伤害。虽然如此，最后我还是做错了一件事情：自作主张为他娶嘉顺皇后。但我也是被蒙骗的啊，我怎么可能想到承恩公崇文山尚书的女儿是那样的一个人呢？”说到这些的时候，太后显得非常生气，脸上流露出愤懑的表情，就连说话的声音也不由自主地大了起来。

在慈禧太后看来，嘉顺皇后就是自己的敌人，而嘉顺皇后好像也有同样的敌对情绪。按照常理推断，婆媳之间不合也是常事，但怎么也不至于发展到相互仇视的地步。嘉顺皇后和慈禧太后不和，这在紫禁城内并不是什么秘密，其间关系错综复杂，一两句话根本无法说明白。不过在我看来，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嘉顺皇后看不起慈禧太后，至于她为什么瞧不起自己的婆婆，原因也很简单，那是因为她知道慈禧进宫前曾和荣禄谈过恋爱。在嘉顺皇后看来，一个女人一辈子只能有一个男人，除了自己的丈夫，就是想一想其他男人都是不应该的。更何况，嘉顺皇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咸丰帝死后，太后很快就提升了荣禄的官职，并对他的家里人厚加优待。这些事情让嘉顺皇后无法忍受，为此才接二连三地闹出一系列事情来。其实，太后虽然年轻时和荣禄有暧昧之情，可自从进宫后就断绝这种关系了，即使他们两人都有意也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不管怎么说，正是因为这些事情，嘉顺皇后才对慈禧太后越来越看不上眼。

慈禧太后对嘉顺皇后恨之入骨，一提到她就咬牙切齿。这次也是一样，一提到嘉顺皇后，太后的声音就大了起来，随后是长久的沉默。“不过，皇家毕竟不同于普通百姓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忍着，为的是照顾皇家的尊严和面子，你可以想象当时我的生活是多么悲惨。后来直到嘉顺皇后自裁，我的苦日子才算熬到了头。”最后，太后如此说道。

太后说的没错，嘉顺皇后的确是自杀身亡的，这件事情宫中大部分人都知道，就连太后也知道没有隐瞒的必要。关于嘉顺皇后的死，外面有很多传言，大部分人认为和慈禧太后的逼迫有关。有人说，在同治帝大丧的时候，慈禧太后曾这样对嘉顺皇后说：“一个真正贤淑的妻子就该殉夫同死，不应苟且偷生。”就在太后说完这句话的当天夜里，嘉顺皇后悬梁自尽了。不管事出何因，嘉顺皇后自杀身亡绝对是事实。在她自杀的时候，肚子中的孩子已经好几个月了，即将临盆。如果这个孩子能够顺利出生，而且是个男孩，嘉顺皇后就会被立为太后，这意味着慈禧太后将大权旁落。

皇家的事情总是那么错综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轻易说明白的。说到嘉顺皇后，我突然想起了另外几个可怜的人来，她们的命运从进宫时起就已经注定了是个悲剧。这些人是同治帝的妃子，当年曾和嘉顺皇后一道来到皇宫，只怪同治帝太早夭折，使她们原本可以不那么悲惨的命运被彻底抛入了黑暗的深渊。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并不打算将这些妃子放出去，但她也不想看到她们，于是就将这些人锁入深宫，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这些人刚进宫的时候还是妙龄少女，如今都已经垂垂老矣。

一个人心里面不舒服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话要说。短暂的停顿过后，太后的神色稍微缓和了一点，她接着说：“如果我的儿子没有去世的话，现在已经五十六岁了，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帝王，因为他是那么聪敏和善良。如果他是这个国家的皇帝，不仅人民不会遭受这样的痛楚，我也可以安安心心地享几年清福。”同治帝生于公历一八四七年，十四年之后，咸丰帝死亡，在太后的扶持下，同治帝幼年就登上了宝座。当时虽然都说同治帝是十四岁，其实是刚刚十三岁过了一点。正因如此，我们在那座宫殿里看到的他加冕时穿的龙袍才会那么小。

女人的怨毒来得总是比男人更快也更持久，太后就是如此。当她陷入沉痛的回忆中时，如果有谁不小心惹怒了她，那么她肯定会记恨人家很久，也许是一辈子。正因为了解她的性情，我在听她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时候，心里面格外害怕，总担心外面有个风吹草动惹怒了太后，进而连累到我。每当太后这么忧郁的时候，她的脾气就变得格外糟糕，我偷眼看过她的表情，那种威严和压迫感竟然压抑得我无法直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有什么人或者事情惹怒了她，她一定不会轻易饶恕那个打扰她的人。比如说，当太后讲述这些伤心往事的时候，如果我不装出认真倾听的样子，肯定会引来她的记恨，如此一来，就算是我剩下的生命全部用来跪在她面前求饶，估计也没有什么效果。我这么说，也许有人会把慈禧太后当疯子来看，让这样一个人来统领几万万人民，想要不落后又怎么可能呢？不过，在这些貌似疯狂的举动后面，我分明看出了太后的真性情，那就是潜藏在内心里面的巨大痛苦和悲愤。正是在这两种情感驱使下，她才无法求得灵魂的安逸，以至变得如此易怒，她的这种怒火不知道焚烧掉了多少人的生命，但同时又何尝不是在焚烧着她自己的生命呢？

仔细想想，太后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女人，一个女人一生中可能品尝到的痛苦她都尝到了。按照太后现在的权势，她想要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可这些都是表面的、物质上的风光，内心里面的苦楚怎么可能被完全替代呢？年轻的时候，她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眼看就要开出美丽的花朵，和恋人荣禄在一起的那段时间肯定是她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朵花蕾还没有开放，就被选入宫中，做了咸丰帝的宠妃。如果咸丰帝能够对她好一点，那么她的心灵也不至于如此干涸，可咸丰帝偏偏是个花花公子，凡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他都想去宠幸，如此一来，他用在太后身上的心思和时间自然少得可怜。咸丰帝给太后的唯一安慰也许就是同治帝，偏偏这个孩子又那么早夭折，这怎能不让太后身心俱毁？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样的苦楚远远大于死亡，它就像是一把钝刀插在胸口上，既不能置人于死地，也无法让人舒心微笑。压抑的时间一长，太后的神经就被愁闷、痛苦、失望、忧郁等情绪包围了起来，而她的性情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差。难怪我们整个皇宫里面的人，个个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了。

今天本来该我服侍太后，但后来太后想自己待一会儿，就让我提前退了出去。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何况我心里面还有一个疑问要解开。离开太后的寝宫后，我直奔存放同治帝遗物的那间宫殿，想要看看那只被太后带走的小兔子有没有物归原位。到那儿以后，我左翻右看，始终没有找到那只小兔子，想必是太后自己留下当作纪念了。如果我猜想的没错，太后会在我们不在跟前的时候，轻轻抚摸着那只小兔子，追忆和同治帝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一天的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溜走了，黑夜慢慢地笼罩了整个行宫，在夜色的掩盖下，白天游荡在行宫里面的忧郁空气此刻变得更加厚重，置身其中的人连呼吸都越来越困难，好像天也变低了，将全部的重量压到了我们头上。那天晚上，钦天监那两个学士的预言得到了验证，呼啸的北风刮了起来，纸糊的窗户在狂风中呼啦啦地响着，让人有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我的服侍时间是到那天的晚饭时间，整整一天，我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晚饭后猛然间松弛下来，精神和躯体竟然有种难以言说的苦累。和太后告辞后，我匆匆退出了正殿。走到我经常驻足的长廊时，呼啸的北风带来了不少清凉的空气，让我的脑袋轻松了不少。在北风的撕扯下，那些紫色的丁香花纷纷飘飞，像一只只折了翅膀的蝴蝶，在风吹来的时候，它们身上那股难闻的气味散漫得到处都是，让我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我不想这么早回到寝宫，于是竭力忍耐着寒冷，站在长廊上向太后的寝宫看。四周一片静穆，偶尔有几个太监带着东西走进寝宫，丝毫听不见人声。除了北风，万物好像全部死掉了一样。黄色角灯点了起来，没多长时间，北风就把一片片黄色的光晕吹得支离破碎。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我太敏感，见到这种景象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鬼怪。北风从走廊吹过，在两面的屋檐下发出一阵阵的呼啸声。长廊屋檐下的横板上，原本雕刻了许多图案，虽然油漆有些剥落，但仍旧可以大致分辨出雕刻的是些什么东西。作为皇家的装饰品，那些雕刻无外乎一些龙、凤、狮子等吉祥物。在夜色的笼罩下，我真怕这些东西会突然从横板上跳下来，把整个行宫里面的生命全部吞噬掉。如今这座古宫不再给我新奇的感觉，而是让我感到恐惧，好像这里已经不再是人间乐土，而变成了地狱熔炉。这种时刻会有危险来到身边的感觉，我不知道从何而来，不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我现在都不会惊奇了。

夜色渐深，行宫里面的灯次第灭了，绝大部分人已经进入了梦乡，而我的目光仍然停留在那座寂寞的正殿上。遥想那寂寞的烛光下，一位年老的妇人正在独自玩弄一只泥制的小白兔。我要感谢今天，是今天让我看到了太后最真实的一面，而我也从中萌发出了几分感动。

奉旨点戏

每个月的朔、望两日，按照宫中传下来的规矩，是要唱一次戏的。太后当政以来，许多戏剧的剧本是她自己编写的。太后对中国的古典戏剧有很深的认识，并且也有相当不错的文学功底，所以完成一部剧本对她而言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虽然说是每月按时进行演出，但除了春节、万寿节和元宵节等重大节日外，宫里面很少请外面的戏班进来，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全。平日里唱戏，很多角色都是由太监担任的，闲暇的时候，太后会亲自指挥这些太监进行操练，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帮下手。在太后的敦促下，某些天赋比较高的人，唱功竟然比外面的伶人还好。每次提起这件事情，太后都感到很自豪。

由于同治帝忌日的到来，整个行宫都笼罩在一片忧郁之中。幸好不久就到了月中，是规定的唱戏日子。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月中的前一天，太后会把明天要唱的曲目分发下去，让那些负责表演的太监操练一下。这些太监并非专业演员，会的曲目并不太多，即便如此，太后也不会给他们把自己会的曲目全部唱出来的机会，太后每次点的曲目都是那几个。我很奇怪，为什么一出戏反反复复听了好多年，太后依然会那么兴致勃勃呢？难道仅仅因为那些曲目是她自己编排的吗？对于外面的王公大臣来说，他们是很难听到太后亲自编排的曲目的，但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人都听过很多次，甚至里面的每一句唱词都记得烂熟。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听以前的古戏，外面的戏班都存有这些戏剧的脚本，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有的古戏能够流传上千年，自然有它的高明之处。

每逢太后感觉不好的时候，整个宫殿里面的人都倍感压抑。所以，就算是为自身着想，我们也希望太后早点恢复过来，这样我们也能好过点。为了让太后高兴起来，我们想过很多办法，最后突然想到明天是月中，何不建议太后在奉天行宫里面唱一出戏呢？如果整个行宫再如此沉闷下去，恐怕对谁都没有好处。第二天早上，我鼓足勇气向太后提出了这个建议，当时太后的脸色虽然平和了一些，但还是有些不快，我说出这些话后，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样的答复。无论做什么事情，太后都喜欢听一下别人的道理，我是这样说服她的：“太后，既然来到了奉天，那么我们何不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也让老祖宗们看看我们如今的欢乐气象？”我不敢说这句话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最终太后答应了我的请求，她说：“你说的没错，何况我们已经把附近的游览景点全部看完了，这样呆坐下去也不是办法。就照你说的，我们唱出戏乐呵乐呵，这几天一直枯坐着，我也有活动活动的意思。”说到这里，太后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并把头微微点了一下。然后，她接着说：“你的主意确实好，既然这样，你就做主帮我选出戏吧！点戏的时候不要顾虑我的感受，我这个人向来没什么成见，你喜欢什么戏就点什么好了。”

太后这么说的意思，也就是让我奉旨点戏了，在皇宫里面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平日里就连光绪、隆裕或者其他王公大臣都很少得到。太后由于喜欢听戏，每次点戏都不肯轻易让人。如果太后让谁为她点戏，这代表她非常欣赏那个人，甚至可以说是宠眷不已。那个人脸上就像贴了金一样，大家都会非常羡慕，甚至有些嫉妒。此等荣耀突然加到我身上，还真是让我感激不已。但话又说回来了，这件事情给我的负担也不小。为太后点戏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点戏的时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不能有什么犯忌讳的地方；第二，要让太后看得高兴。相比之下，第一点比较容易做到，只要考虑周详就不会出什么大差错，关键是第二点，太后最近几天心情十分不好，如果看戏再让她感觉不好，那么她的心情会更加糟糕，奉旨点戏带给我的荣耀可能得让我用十辈子的羞辱来偿还。我们不久就要回北京，在离开奉天之前，谁都不想再给太后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我感到这件差事并不好办，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想把这个差事推辞掉也是不可能的，一来是因为我身边没有其他人，二来是因为这个建议是我提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提建议反倒成了作茧自缚。既然知道已经没有了后路，就没有必要再追悔不已，还不如留点精力揣摸一下太后的心思。当时我站在太后身边思考，想了七八分钟才略微有些眉目，幸好太后明白我的处境，不忍心催促。最终我选定了一出热闹非凡的戏——《四郎探母》。戏目确定以后，紧接着的就是找人准备，关于唱戏的一切设备，宫中一应俱全，不必大费周章到处去找。这些道具平日有专人负责保管，到使用的时候拿出来即可，所有的戏装、布景无一不是上好的精品，尤其是布景，春夏秋冬各有不同，力争最大限度地模仿自然。像这种设备也只有在宫中才能够办到，规模一般的戏班是不会如此不吝财力的。我这么夸耀宫中的设备，也许读者不能完全相信，那么我就再举一些实例来说明。在北京城里面，太后专门供养了十二个高级裁缝，他们每天从早到晚的唯一任务就是缝制戏装。缝制戏装的时候是不需要计算工本的，北京城里面没有的东西可以派人到两广和江浙去采买，一句话，只要能达到最高水平的工艺和外观，花多少银子都行。这次随驾东来的时候，我们也把那些唱戏的道具搬了来，并由一个老太监总管这些事情，这位老太监手下还有一二十个小太监，他们精于各种角色，并且懂得多种脚本，无论唱什么戏，都能够临时凑起来。

既然是唱戏，戏台自然少不了。奉天行宫由于多年无人居住，宫殿房屋都已经破旧不堪，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某个宫殿前面的空地上竟然有一个戏台存在。这个戏台已经有些年份，许多地方已经破损，不过经过宫中太监的修复，很快就焕然一新了。它和我们见过的老式戏台没什么区别，足有一层楼那么高，只不过它的场地比平常戏台的阔大。说到戏台，北京皇城中的那座戏台很是一般，和颐和园里面的戏台相差很大。我私下认为，颐和园里面的那座戏台是最特别的，一共有三层，据说当初建的时候，那些楼板全部都是可以活动的，可以为演员提供非常方便的通道。在最上面一层进行表演的时候，下一幕的演员就可以通过吊索在第二层准备。幕间休息的时候，外围的帷幕会降下来，这个时候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演员就会交换，如此一来不仅省去了许多时间，还可以让观众有目不暇接的感觉。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戏台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新鲜把戏，第一次开戏的时候惊动了不少人，大家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为的就是看看这个戏台，甚至大家只顾着看戏台，竟然完全忽略了上面演员的表演。颐和园的戏台是在太后的亲自过问下建成的，据说里面的一部分还是由太后亲自设计的，规模宏大，构架精美，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其他戏台。不过后来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这个戏台被废弃不用了。

奉天和北京无法相比，在这个古旧的宫殿里不能对戏台做过多的要求。为了让这个破旧的戏台不至于太难看，边边角角的装饰是必要的。幸好当时宫中太监众多，这种小事就交给他们办好了，只要发动那些闲人，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有问题。准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过了没多久，就有人过来告诉我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待太后一声令下就开锣。我先后跑了几个相关的地方，再三询问了他们的准备情况，得到满意的答复后，我才去告诉太后自己点的戏目。太后一听说戏目是《四郎探母》，立即表示赞同，这让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在前往戏台的途中，太后倚老卖老、喜好卖弄的毛病又犯了，她郑重其事地向我讲述起四郎探母的故事。这出戏既然是我点的，故事情节我怎么会不熟悉呢？不过，太后才不管这些呢，只要有机会就会卖弄自己的学识，管你喜欢不喜欢听。我心里面虽然不喜欢听，但表面上还是要装出虚心求教的样子，默默地听着，这一路走过去真让我感到难受。幸好，我早就习惯了被强迫听某些东西，好心情并没有被破坏。太后讲故事的兴致实在是太高了，很多时候都是强迫别人听，不过平心而论，太后的口才还是非常好的，能够把任何一个故事都绘声绘色地讲出来。只要太后愿意，能将一桩平凡的故事讲出许多趣味来，就算太后讲的是同一个故事，每一次听的时候，我们都能从中听出精彩的地方来。她的这个才能让我歆羡不已，我也曾想过刻意去模仿，但总是得不到其中的精髓。

按照惯例，太后坐在正中间的位置上，我们这些跟班同来的人并列在两边。站定之后，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装饰一新的戏台，不禁为这些太监的能耐喝彩。由于他们的努力，一座破破烂烂的戏台在短时间内就焕然一新了。从戏台的装饰来看，这些太监是在刻意模仿颐和园里面戏台的样式，虽然不能完全模仿，但也有三四分相像。更为巧合的是，早在我们来到奉天之前，负责修葺行宫的人就注意到了这个戏台的柱子，上面被重新油漆过，所以此时看来，这个戏台一点儿也不老旧。梁柱上雕刻的飞龙走兽也被重新施加了金粉，在阳光的照射下，明晃晃地射得人眼睛生疼。除此之外，戏台的边角处被几条崭新的锦幔缠绕着，显得格外艳丽。把这个古旧的戏台如此打扮起来，就像是给一个土老冒穿上了一件崭新的衣服，虽然让人感到略微有点不合身，但毕竟外表显得光鲜多了。看到装扮一新的戏台，太后点了点头，表示这座戏台尚可使用。虽说如此，这出戏还不能开演，戏目要开锣，必须等太后亲自发号施令，没有太后的吩咐，我们又怎敢胡乱做主呢？此刻，太后依然在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解杨四郎的故事，关于那段发生在宋朝的英雄故事，她无一不详地讲给我们听。

费了好长时间，太后终于关了话匣子，大家的精神陡然振奋起来，知道戏要开始了。到了这个时候，太后也不再说什么，轻轻地把手一挥，旁边的太监就飞一般地向戏台方向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喊：“老佛爷有旨，吩咐开锣！”话音刚落，戏台上锣鼓齐鸣，故事也随之一幕幕地上演了。

看戏的时候，太后的嘴巴也不肯闲着，她事无巨细地向我们解释舞台上的种种习惯和禁忌。这出戏由于看过了很多次，太后多少失去了点新鲜感，如此一来，就更不肯安安分分地看戏了。太后对我们说的那些话也是以前说过很多次的，我们不得不再次装傻来听她说，一边听一边还要问一两个非常幼稚的问题。“戏台上的人都非常信奉神佛。”老佛爷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看来今天她有一段比较新颖的事情告诉我们。停顿了一会儿，太后接着说：“唱戏的人尊奉神佛，而且信奉人称伏魔大帝的关公。只要说到去见关老爷，不管平日多么喜欢说笑话的人都会立刻变得端庄起来。每到一个新地方，这些戏班都会买一座新的关公像，郑重其事地供奉起来，以此期待自己能有好运。每次唱戏的时候也是如此，开锣之前，他们会在关老爷面前点起香烛、献上祭品，直到演出结束才收起来。”

说到这里，太后停了下来，旁边的人端上了一杯水。喝完之后，太后接着说：“唱戏的人也都是很守旧的，演出的时候，不管什么动作乃至唱词、念白，他们都要按照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一丝不苟地照办。他们遵守规矩的心非常虔诚，不仅他们这一辈子是这样，就是传到他们的子孙和徒弟手里也同样如此。”太后讲给我们听的这两段话非常中肯，后来我从别的地方也听到过两三次。我私下认为，中国的戏剧无疑是一种非常优美的艺术，就是武场略显喧闹了点，每逢两军交战，锣鼓声可以震得人发昏。

傍晚时分，《四郎探母》这出戏演完了。回寝宫的时候，太后告诉我，在众多演员里面，数演佘太君的那个太监表现最好，应该加以赏赐。当时由于非常劳累，我只是随口应对了一声，并没有太在意，至于后来那位太监有没有得到赏赐，我并不是非常清楚。

归心似箭

由于钦天监官员的推算，太后放弃了长白山之行，众多的随从人员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拿我们几位女官来说，知道长白山之行泡汤后，心里面怎么也安定不下来，一心想着要赶回北京。在这种思想压力的逼迫下，我们的内心变得非常烦躁，对周围的事物也失去了忍耐力，大家小心翼翼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唯恐在最后关头出什么纰漏。

内心刚开始发生改变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自己神经太敏感，等到大家相继流露出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开始惊讶于这种压力感的来源。到底是什么逼迫着我们非要赶回去不可呢？对此，大家纷纷猜测。当然了，这些只是我们私底下的秘密谈话，是绝对不敢让太后知道的。最后，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谣言，大家纷纷议论说：“也许就在今后的几天之内，京城内部会出大乱子，就连山海关的大门也会锁上，我们有可能长期滞留在奉天。”

来奉天之前，我们对此地是多么渴盼啊！但是现在，奉天已经难以引起我们的兴趣了。附近好玩的地方均已去过，再加上不知从哪里传来的谣言，大家都非常恐慌，毕竟谁都不想长期待在奉天这个鬼地方。如果谣言属实，那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每当想到这种可能性，我就会禁不住打寒战。就在这个时候，太后召见了我们八位女官，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消息：“后天我们启程回京城，太庙大典就要开始了，皇帝必须在那之前回去，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除此之外，我们来之前养了些春蚕，不管怎么说也该回去照料照料它们了。”

听完太后的话，我们心里顿时敞亮了不少，各自散开去准备回京城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到离开奉天，只不过两天的时间，屈指算算只不过三四十个小时，可就是这三四十个小时，竟让我觉得好像三四十年那么长。在这最后的三四十个小时里面，我们好像是在和厄运赛跑，谁都不敢轻易松一口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把这最后的时间看成了和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不是那所谓的厄运获胜，就是我们将它打败并顺利回到北京。时间越是向后推移，我们这种大祸临头的感觉越强烈，不知道灾祸会不会在这两天之内到来，或者我们能不能利用这最后两天的时间逃离厄运。太后虽然没有说自己的内心有多么烦躁，但我们能从她的行动里面感受出来，她的内心里面一定压抑着许多事情。一次，太后突然说：“我们回京的时间决不能再拖，回去的火车在沿途各站也决不能停留，当地的守官想要接驾，就到站台上去，我们的火车决不停留半刻。”从太后的话语里，我已经品出了她的万分焦急之心。大概连日来的精神紧张，已经让她的内心失去了平衡和安宁，像是让她预感到了什么危险一样。当时我误以为是自己多心，事后问在场的其他人，她们一致表露出和我同样的想法。不管怎么说，古旧的奉天行宫实在太阴森了，无论谁住在里面都会感到不安。

不管如何难熬，两天时间还是很快过去了，启程回京的时刻终于来到。太后虽然一再对我们说着急回去，不想接受大小官员的迎送，可是当地的大小官员并不知道她的这个想法，即使知道也不敢不来车站相送。启程的那天早晨，奉天车站照例挤满了一大堆前来送行的官员，都是从各地专程赶来给太后送行的。可惜太后毫无眷恋此地的意思，一下轿就扶着我们的肩膀直接朝火车走去，那架势就好像后面有许多追兵在追赶，如果不赶快走的话就会有杀身之祸似的。

太后刚刚坐定，就命人前去传旨开车，也不管别人是不是上来了，东西是否已经全部装上了火车。太后显得如此匆忙，我进宫这么长时间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平日无论什么事情，她总能表现出冷静的一面，而如今竟然和逃兵有几分相像。想当初太后出北京城的时候，是何等的镇定从容，如今离开的时候竟然如此急迫，这在外人看来不免好笑。坐在车中的我们和太后有同样的想法，自然不觉得这件事情好笑，但那些前来送行的大小官员是否这么想，就不得而知了，除非他们能够看出太后的心思，否则肯定不会理解我们为何这么匆忙地离开奉天。

火车上的所有人都急着回北京，可以说是归心似箭。即使在坐上火车之后，我们还是捏了一把冷汗，唯恐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会发生什么意外。人的心理往往非常矛盾，一面非常担忧、焦急，一面又巴不得有什么事情发生，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好奇心吧。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忍心向后面看，因为这也是被老佛爷认定为不吉利的。曾经由于我的好奇心太重，还被老佛爷大大地责骂了一番。当时我朝后面看得出神，老佛爷就不高兴起来，很严厉地斥责了我。我心里面虽然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也不敢向老佛爷多问什么，直到今日也不知道为什么向后看会是不吉利的，这两者之间难不成还有什么牵连？

一切和来的时候一样，在夜幕的掩护下，火车悄无声息地向前运行，既没有吹汽笛，也没有打警钟。我们乘坐的是专用列车，早在我们出发前三个小时，整个京奉铁路上的火车全都停止了运营，在沿线的各处车站，地方官已经派好了武装力量加以保护。这所有的一切都仿佛是来时情景的回放，唯一不同的就是车速提高了不少。回去的时候，老佛爷给司机的指示是越快越好，这和来时越慢越好的指示相反。老佛爷虽然如此命令，但司机是万万不敢遵守的，因为老佛爷还下达了一个优先考虑的命令，那就是保持车厢不要剧烈震动。如果开足马力向前冲，车厢的剧烈震动就会无法避免。我回忆起来奉天的时候，老佛爷兴致勃勃地观察沿途风景，时不时地还向我们调侃两句，如今她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份心思，只盼望火车尽快开到北京。

老佛爷下达的两个命令着实令司机为难，思考再三，他们只能把火车开得比来的时候快一些，但又不太快，以免导致车厢的剧烈震动。看着不断向后掠去的风景，我知道火车的速度正在慢慢提高。火车运行途中，老佛爷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那么静穆地坐着。看到这种情形，我们也只好闭了嘴，呆呆地看着前方。根据老佛爷的指示，我们不能向后看，为的就是避开那个不吉利的预言。我非常奇怪老佛爷到底从何处听来这个迷信的说法，即使她可以强制自己不向后看，可她能够强制管理好自己的心，不去想那些发生在奉天的事情吗？我想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不能说话的时候，我的思绪就随着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一同跳跃着。我暗暗猜想，留在奉天的那些官员会做些什么呢？此刻，也许他们已经从站上纷纷散去，各自履行自己应有的职责，毕竟衙门里面的公私事务还都等着他们去处理。在奉天行宫里，阴森的气氛也许会更加浓重，少了我们这些人，里面的野草恐怕又要疯长。先祖皇帝遗留下来的那些遗物，也许现在已经全部被放进玻璃匣子里面重新封锁，等待它们的将是不知道何时才会到来的皇家宗亲。对于那座古旧的行宫，我没有太多的留恋，毕竟它留给我的快乐并不多。

窗外的风景不断地后退，时间也慢慢地向前推移，我就这样恍恍惚惚地思考了很长时间，至于火车走到了哪里，还有多长时间才到北京，我一点儿也不知情。等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竟然是高耸着的万里长城。渐渐地，火车驶到了山海关的关口，看见关门口并没有锁起来，我们七上八下的心顿时安定了下来。只要过得了山海关，就能回到北京城，这恐怕是当时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想法。由于太后先前吩咐过火车前行途中一概不停车，所以过山海关的时候并没有减速，呼啸着开了过去。透过车窗我看见了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他们都是从附近各地赶来的官员，此刻全都跪倒在地上，借以表示自己对老佛爷的尊敬。

坐在车上的太后自然看到了下面跪着的官员，可是她现在哪里有心情去理他们呢？在她心里面，除了想要回到北京的急切感，再也没有其他的了。整个回程中，太后很少说话，似乎对身边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唯一的期望就是赶快回京。人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当我们生活在北京城里面的时候，总觉得那座皇城是那么刻板、讨厌，而如今呢，我们却都向往着早日投入她的怀抱；没有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走出北京城那个狭小的圈子，到处去看看，而现在呢，好像除了那些刻板的宫殿，我们竟然找不到另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几乎可以肯定，我们都在潜意识中把紫禁城当成了自己的家，唯恐在自己外出的这十几天里，家里面发生什么大乱子。刚去奉天的时候，我们一行人都充满了朝气，每个人对这段旅程都抱有非常美好的期望，而如今这些美好的期望一点儿也没有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刚听说要去奉天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充满了憧憬和希望，觉得能在那里学到不少知识、增长不少见闻，可谁想到，等到了那里以后，除了见到许多古怪的角灯和闻到令人窒息的花香外，那个地方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甜美的回忆。

车子快到天津的时候，李莲英谄笑着来到老佛爷跟前说：“启禀老佛爷，几分钟之后车子就到天津了，您看我们是不是稍微停留几分钟，让沿途的那些官员行一个最简短的礼。”说这话的时候，李莲英的头一直低着，好像这个要求很过分似的。平日里，太后总是很给李莲英面子，这次却丝毫没有犹豫地拒绝了李莲英的请求，太后说：“无论如何，车子不能停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进站之后速度尽量慢下来。你现在给我留心观察，等快到的时候再告诉我。”几分钟之后，天津车站的轮廓渐渐显露了出来，由于提前得到了指示，司机已经把火车的速度降了下来。为了接见前来迎驾的袁世凯，太后竟然起身刻意打扮了一番。不知道为什么，太后对袁世凯总是特别眷顾，她可以对其他官员不理不睬，但对袁世凯却觉得只把火车的速度降下来还不够，为此，她还特意起身准备还礼。其实，以老佛爷的身份和地位，仅仅把车子的速度降下来已经算是对袁世凯的优待了，但老佛爷却有自己的想法，很快地向李莲英做了进一步指示。“袁世凯他们跪在火车的哪个方向？”老佛爷高声问李莲英。“左侧，他们都在左边，太后。”李莲英慌忙答道。

火车终于开进了天津站，火车的速度已经降到了最低，太后慢慢地从御座上起身，站在车厢的地板上，脸朝外，靠近车窗站着。遵照老佛爷的指示，其他人都待在原地一动不动。按照惯例，这个时候光绪帝应该在太后身边一同接受百官的朝贺，但当时光绪帝正在自己的车厢中睡觉，所以太后只得作罢，并没有派人把他叫起来。太后让我站在她的身后，我自然是非常乐意，如此一来，我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外面的情形了。和我们离开天津的时候一样，站台上的一切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众多的官员、大队的兵丁，还有在站台上布置好的灯彩，甚至袁世凯跪的位置都没有发生改变，他照例比别人多向前跪了半步，以显示自己不同常人的领袖地位。太后显然对这个场景很满意，她朝着众人微微笑了一下，虽说如此，这个笑容里面依旧满含了疲惫和辛酸。虽然站在她的身后，但从她嘴角牵动的纹路，我还是能够想象出她当时的面部表情。只可惜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看到这个笑容，车窗外面的人都跪在地上，眼睛根本就没有向上瞧，而车厢内的人由于位置不太好，也是不可能看得到的。这个笑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还在我脑海里面清晰地保留着。

我们前往奉天的时候，为了给太后解闷，庆善曾向袁世凯借了一支西洋乐队，如今到了天津，自然没有不归还的道理。从奉天回来的时候，那支西洋乐队并没有和我们坐同一列车，而是在第二列车上。到了天津以后，那支乐队和一些士兵就留在了天津，我们则马不停蹄地继续赶路。刚开始的几天，这支西洋乐队着实引起了太后的注意，不过几天之后，太后就厌倦了这支乐队，说是声音太吵闹。等我们离开的时候，太后恐怕已经忘记了这支乐队的存在，所以当李莲英前来禀告的时候，太后脸上有些茫然，只是含糊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话。天津当时还不太繁华，所以天津站的站台并不大，那些官员跪满了整个站台。等到火车驶过那些官员，天津站的站台也就过完了。

出了天津站以后，两旁就是开阔的平原，不时还能看见几个小土包。这些景物很难吸引太后的注意力，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御座上。火车的速度逐渐快了起来，从震动的幅度来看，此时的速度明显快于到达天津之前。火车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平稳，但速度毕竟提了上来，对此太后并没有说什么，好像她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如今，我能切实感受到老佛爷焦灼的内心，她对北京城的渴望已经到了极限。当初出北京的时候，似乎再小的事情也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如今，景物依然是十几天前的样子，但我们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心情。

出天津不久，我们就抵达了丰台车站，和天津车站一样，站台上跪满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丰台是个小地方，太后自然不会在这里再次减速，李莲英也很识趣地没有来汇报。火车呼啸着驶过丰台车站，窗外的人影一瞥就不见了。离开丰台之后，北京城就在眼前，火车此时也开始慢慢地减速，前面不远处就是永定门，那里正是太后出宫登车的所在地，也是我们今日回程火车的终点站。太后今日到京的消息想必早已传遍了京城，所以我们还没抵达永定门的时候，就远远看到那里围了一大堆人，从皇亲国戚到宫中的太监、宫娥，凡是和太后沾染上一点关系的人，没有不愿意前来接驾的。在太后启程离开皇宫的时候，几个守旧的大臣竭力反对太后东行，此刻看到太后平安归来，也都乐呵呵地前来接驾。这些守旧的大臣很难接受新生事物，太后离开后，他们一定觉得此次出行凶多吉少，如今看到太后平安归来，心中不知道作何感想。

火车在永定门顺利停靠，太后下车后，看着这么多前来迎接自己的人，脸上竟然连一丝微笑都没有露出来。四十多年来的大权独揽，已经把太后磨炼成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叫做排场的人，寻常百姓觉得无比盛大的事情，在她看来却是十分稀松平常。如果没有大权独揽的资本在手上，我想太后肯定是无法抵御如此虚荣的场面的。我曾经私下里揣度太后的心思，对于这些所谓的权力和排场，她内心里面作何感想呢？如果把太后转变成一个普通的女人，让她过一种祥和安定的生活，她又会呈现出何种风貌呢？现在，在太后的生命里，虽然充塞着独揽大权的满足感，但无疑也充满了悲观失落的绝望感。

太后专用的銮舆早已经准备好，刚下火车，她就躲进了那个富丽堂皇的大轿子，而我们几个女官也立刻坐上了各自的轿子。也许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不见，这些小太监的心情好像非常兴奋，抬轿子的速度比平日快了很多。隔着轿子的缝隙，我看见地面的黄沙飞快地向后退去，由此可以推想那些太监是何等卖力。十几天前，我们赶到这里的速度也非常快，只不过那时的心情和这时截然不同，此时归去的心情竟然比当时离去的时候更迫切。

没过多长时间，我就看见了敞开着的皇城大门。列队的卫兵毫不迟疑地把我们接了进去，我们一行人通过之后，大门立即在身后轰轰隆隆地关上了。虽说这里已经是北京城的心脏位置，但并不是我们此行的终点站，老佛爷也照例不会在此停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太后并不喜欢这个地方，她一直对此地抱有很深的成见和误解。在太后看来，整座皇城太破旧、简陋，她曾经多次公开对此表示不满，她说：“在这个皇宫里面，除了高大得一无是处的宫殿，再也没有其他有趣的东西。宫殿是如此之高，哪怕是我们稍微发出一点声响，回声都会把人的耳朵震得生疼。除此之外，皇宫里面的颜色也太单调，不是黄色就是红色。就拿风景最好的御花园来说吧，除了非常阴森古旧的大树，再也没有了其他点缀，连经常盛开的鲜花都没有。不管怎么说，这个皇宫看起来就是死气沉沉的一片，根本没什么生机可言。”

太后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颐和园度过的，我想主要是因为她讨厌紫禁城。按照皇家的规矩，皇帝刚刚巡游回来，必须要回紫禁城走一遭，如果不是有这个惯例约束着太后，我想她肯定直接回颐和园了。果不其然，吃晚饭的时候，太后突然对我说：“我看最近几天皇上也没什么事情要处理，太庙大典要浪费很多精力，明天早上我们就回颐和园，在那里先休整几天。”太后说这话是不妥当的，太庙大典确实是在四天之后，但在这四天之中，不是皇帝没有什么事情做，而是太后没有什么事情要处理。太后说完这些话以后，我就知道明天肯定要早起。太后之所以喜欢早起，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大约八年前，太后和一位掌管钦天监的王爷闲聊，她问那个王爷一天中最好的时辰大约在什么时候，那位王爷告诉她说，每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最好，也最吉利。我不知道那位王爷有没有切实的科学根据，只知道太后牢牢记住了那位王爷的话，此后每逢有什么事情，她总会很早就起来准备。虽然太后早起的习惯源自于迷信，但却在无形之中养成了一个有益于健康的好习惯。

第二天一大早，恰巧在旭日初升的时候，太后带着我们一大帮人前往颐和园，其中包括光绪夫妇。上路的时候，大家的神情虽然比昨天回京的时候看起来舒坦许多，但还是显得很匆忙。在侍卫的保护下，我们进入了颐和园。我相信不管是谁，只要看到颐和园里面的美丽景色都不会后悔自己起了一大早。我们最后一次离开颐和园的时候，是前往奉天的前一天，那个时候冬天的寒意还没有退去，颐和园中显得有些萧条，只有一些常绿的松柏和含苞待放的花儿。如今再次回到颐和园，已经是真正的春天了。虽然只是短短的十四天时间，这里却俨然已成了花儿的海洋。各种各样的花儿在明媚的春光中争奇斗艳，把整个颐和园装点得分外美丽，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一片，置身其中就像是到了天堂一般。

在众多的花里面，太后最喜欢牡丹，牡丹花主富贵，这正迎合太后的趣味。因为是太后喜欢的花儿，所以颐和园里面栽种了许多牡丹，简直可以说到处都有。在春日朝阳的照射下，那些硕大的花朵不断地左右摆动，像是在欢迎太后的到来。起驾奉天的时候，由于受条件限制，很多太监、宫女无法随驾东往，李莲英就派他们前来管理颐和园。此时，那些人看到我们簇拥着太后回来，一个个显得分外高兴，纷纷上前来叩头，脸上满是欢喜的神情。

直接面对万寿山的是昆明湖，它就像一颗明珠镶嵌在颐和园里面，在日光的照射下，不断发出像银子一样的光芒。昆明湖中放养了许多小鱼，此时它们也好像知道主人回来了一样，接二连三地跳出水面，偶尔有些还会跳离水面两三寸高，但马上又重新落下去，沉入水底的瞬间，激起了一圈一圈的涟漪，好像螺纹一样慢慢四散开去。

看到颐和园里面的盎然生机，太后非常高兴，忍不住说道：“看啊，这里的景色真是太美好啦！”紧跟着她柔声的赞叹，我附和着说：“是啊，老祖宗，这里面到处都透露出一派和平宁静的气象呢！”我这样说完全没有谄媚的意思，的确是发自内心的赞叹。我自己都不明白，早些时候还非常厌恶颐和园的我，怎么突然间对此地有这么深的感情，觉得好像离不开她似的。在颐和园里面，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经常呼吸到新鲜空气，不管是颐和园里面的哪一座房屋，也不管是哪一座楼阁，都有非常好的空气，都适合找两三个好友促膝谈心，如果实在没什么话说，我们也可以在屋子里面坐坐，或者睡一会儿觉。在颐和园里面，我们有一种非常舒服的安逸感，一点儿也没有像在奉天行宫里面时的焦灼和厌恶感。我想太后肯定也有和我同样的想法。欣赏过颐和园的美景后，她抬起头朝东边看了好长一段时间，那目光触摸不到的远方是我们刚刚逃离的奉天，现在那里竟然陌生得像是另一个国家。虽然我们刚刚从那里回来不过二十个小时，但却像过了二十年那么久，谁也不愿意再次提起那痛苦的往事和尘封的回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把在奉天的那段时间看成一场噩梦。不管东三省以前和我们有多么深的关系，如今我们都对它感到陌生了，我隐隐约约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那个地方不再是我们的了，我们将永远也回不去了。

现在我有点庆幸太后并没有活那么长时间，这实在是她的福气，如果让她看到后来那些不成器的子孙，她肯定连悬梁自尽的想法都有了。许多年后，溥仪被日本人劫持到东三省，在那里做了傀儡皇帝，这真是奇耻大辱啊！如果让老佛爷知道这件事情，恐怕天都会塌下来，幸亏上天没有给她未卜先知的本领，不然溥仪绝对做不了宣统皇帝，甚至连性命都难以保全——事实上，溥仪这个时候还没有出世。

颐和园里面的美好风光足以洗涤一切忧愁，所有含有历史性的悲哀一同被颐和园美好的风光所阻断。太后喜欢的各种花卉肆意地开放着，这也足以让太后内心的不满渐渐散去。从西山那边吹过来的微风，轻轻抚摸着面颊，让我们感到无比惬意、畅快。不仅如此，微风还吹拂着园内的一切花草，不时送来各种奇异的香气。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颐和园都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要不然太后也不会选择此地作为自己的安乐窝。有了这么一个地方让太后颐养性情，太后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住在这里面的人，完全可以抛开外面俗事的纷扰，沉醉于湖光山色之中。在太后的一生中，能够让她感到安乐的无外乎三种情况：华丽、平静和知足。如果太后能够把朝政还给光绪帝，自己留在颐和园里安度晚年，就能够常享平静和知足，至于华丽，太后的一生都在和这个字眼打交道，凡是她使用的东西，有哪一件不是华丽的呢？

到了颐和园以后，我们都感到无比畅快，谁都想尽快把在奉天发生的一切忘掉。很明显，老佛爷已经完全沉醉于颐和园的美景之中，我们虽然不能有她那样的闲情逸致，但也足以让自己愉悦起来，至少不用天天晚上去看那些奇形怪状的角灯，也不用去闻那些令人不舒服的花香。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尽快忘掉那座年久日深的古宫，和充塞在那些宫殿里面的阴森气息。

早在回北京之前，太后就惦记着我们养的那些春蚕。刚进园子，老佛爷就再次问起，她恨不能让那些白色的小东西赶快吐丝结茧。平时，这些小东西给了太后不少乐趣。

太后与春蚕

太后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虽然距离春蚕吐丝的日子还远，但她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要去瞧一瞧自己养的那些白色东西。看到太后的这种行为，我不禁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情形。人们常说“老小孩”，也许年岁越大反而越会有一些脾气像小孩子。那些春蚕被放置在颐和园东端的一座宫殿里面，由于种种原因，早先我并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只是隐隐约约觉得那个地方挺大，这回是第一次实地参观。太后知道我对国内的情况不太熟悉，所以给我讲述了许多关于桑叶和蚕的故事。其实，早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不少这样的故事，还知道是一个名叫“嫘祖”的女人教会了人们种桑养蚕，不过今日从太后嘴里听说这个故事，我还是感到很新奇。她是这样讲述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非常能干的女孩子发现了一条蚕，她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趣，就把它捉起来，放在一个小匣子里面。回到家里以后，这个女孩子就把小匣子放在窗台上，此后的很多天里，女孩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等到有一天她忽然想起来的时候，那条蚕已经从匣子里面消失了，只留下一个白色的蚕茧。女孩子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就拿着那个蚕茧翻来覆去地看，不经意间竟然从蚕茧上抽下来了一股丝。女孩子立即想到了这些丝的用处，于是兴致勃勃地去找她的父母，央求他们和自己一起去田野里面寻找这种白色的蚕茧。她的父母爽快地答应了。到了田野以后，他们发现这些白色的蚕茧都在桑树上，由此他们断定蚕的饲料是桑叶。从此，中国的养蚕缫丝业开始发端。那个女孩子用这些搜集来的蚕茧寻觅利用蚕丝的方法，成了养蚕缫丝业的始祖。其后的几千年里，养蚕缫丝业逐渐发展，时至今日，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半数以上的省份都种了桑树。除此之外，每个乡村都有供奉这个女孩子的神庙，很多人每年都要前来祈祷有个好收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女孩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名的女人。”

现在谁也无法考证太后说的这些事情是否属实，但嫘祖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发明家，如果没有她，中国养蚕缫丝的历史肯定要向后推移很多年。老佛爷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走到了那座宫殿前。打开门，我看见许多被油漆刷得发亮的大木架子，又有许多小匣子放在这些木架子上。太后走近小匣子，随手掀开了一角，让我仔细看里面的情形，那是一些还不曾孵化出来的蚕子。看了一会儿，太后对我说：“此刻孵化出来的蚕子并不珍贵，它们存活下来的几率也比较小，因为现在新桑叶还没有长出来，它们出来以后往往只能面临饿死的命运。孵化蚕子可是一门大学问，早不得也晚不得，必须和新桑叶长出来的时间相吻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们顺利地活下来。如果过早，蚕子即使不被饿死，长大后也吐不出来什么好丝。如果新桑叶已经长了出来，而由于气候原因蚕子迟迟孵不出来，那就要想想其他办法，比如说用火或者热水去孵化，但这样未免太猛烈了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把这些蚕子用纸片包好，放在女孩子的胸口，借着体温来孵化这些可怜的蚕子……”

太后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只觉得身上一阵阵发痒，好像胸口也放着许多蚕子似的。如果真的放一些蚕子在我身上，我肯定会无数次地从睡梦中惊醒，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和我不太了解蚕的可爱有关。据我后来的观察发现，那些旗兵的女儿们对蚕确实喜欢得很，恨不得天天和它们待在一起，对她们而言，怀揣桑叶睡觉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太后也许察觉到了我的不安，接着对我说：“不要觉得刚孵化出来的蚕子小，它们成长的速度非常惊人，仅仅七八天的功夫，就需要用大张的桑叶来喂养了。在这几天里面，你可以看着它们长大，我可以保证，它们每天都会给你不同的惊喜。”这些木架子上面有许多圆形的竹盘子，盘底的一部分用的是极光滑的竹黄，边沿约有一寸半高，也是用竹片扎的。这些竹盘子大小均不相同，想必是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用处。等到我走近以后，才发现这些竹盘里面已经有不少蚕在蠕动，每一条约有七八分长，神气得很，但我怎么看它们也像田野里面的小青虫，只是身上没有花纹，通体灰白而已。看着这些灰白色的东西，我的心中突然涌起一阵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就像是看到了很多蛆虫一样，着实恶心得很。

不管太后怎么说，我还是感觉不出这些蚕有什么好看的。不过，既然太后说它们长得很快，几乎可以看着它们长大，我的好奇心又被牵动了起来。因为这个原因，自此以后，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到养蚕的那几间大房子里去。太后说的果然没错，那些幼小的蚕先是一寸长，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寸半，其后也是以这种速度递增。等到它们长大一些后，就不能那么多条拥挤在一个竹盘里面了，养蚕的女孩会把它们分开放进两个甚至三个竹盘里面。等到它们成熟以后，就不能放在小竹盘里了，需要挪送到大竹盘里。一天，太后告诉我说：“喂养春蚕也是很讲究的，幼蚕要用切碎的嫩桑叶喂养，但四五天之后就需要用整张的大桑叶了。”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一天，太后提醒我说：“蚕的颜色开始变化了，如果你有好奇心是不能不去看看的。”颐和园养蚕已经好多年了，太后对养蚕缫丝的这套把戏并不陌生，但她还是乐此不疲，好像看过千百次也不会厌烦一样。每次提到“春蚕”这两个字，老佛爷的眼睛中就会放出孩童般的惊喜目光，每逢政务闲暇时，太后总要去看看那些白白胖胖的蚕宝宝。

就在当天，看守春蚕的宫女告诉我：“一大批幼蚕已经长大，从今天开始喂整张的大桑叶。”到了这个时候，宫中的太监会变得分外忙碌，每天都需要去颐和园外采摘新鲜的桑叶，起初是每天几担，随着蚕宝宝的长大，这个数目也在逐渐增大。桑叶采摘回来以后，不能立即给蚕宝宝吃，必须先用温水洗，再一张张地擦干净，才能给它们吃。每一个大竹盘由两个女孩子细心地守着，一个在洗刷桑叶的时候，另一个就用干净的手帕把桑叶擦干净，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放到竹盘中。蚕宝宝看见桑叶以后——也许不是看见，只是触碰到而已——就开始大口咀嚼起来。如果灯光足够明亮，你会看到蚕宝宝的嘴巴在不停地蠕动，它们首先在桑叶上弄开一个小孔，然后逐渐把全身都埋进去。从开始吃桑叶到自己钻进桑叶里面，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的食量相当惊人，刚开始的时候，每天需要加两次桑叶，到了后来就是三次，乃至四次。

得知开始喂大桑叶的当天下午，我前去观看。那个时候第一次进食已经接近尾声，完整的桑叶已经没有，只剩下一些叶筋，上面兀自留着几条贪吃的蚕。这些蚕吃桑叶的时候，我不觉得有什么可爱的地方，那形态的确有些难看。这几间屋子里面总共有几千条蚕，所以每次进去的时候，总会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好像是雨点打在树叶上的响声。

不知道什么原因，每天总会有些蚕死去。虽然太后为这些蚕准备了考究的设备，养蚕的女孩子也分外小心，但总是无法令有些蚕摆脱厄运。每次发现死去的蚕，养蚕的姑娘就默默地把它们挑拣出来，决不会在那里说什么“死”之类的话，据说这是养蚕人的习惯之一。不仅如此，养蚕的人绝对不能在蚕面前说“难看”或“不好”之类的话，如果不小心说出了这些话，那些蚕将来吐出的丝也会不好或者难看。这些专门负责养蚕的姑娘头上都有一个头巾，把头发小心翼翼地遮蔽起来，据说这是扎给那些蚕看的，只有这样，它们将来吐出的丝才会不散乱。另外，那些女孩子的腰间还扎有一条非常鲜艳的带子，把她们的腰束得非常紧，这也是做给蚕看的，为的是将来它们结出的茧子会中间细两头粗。平日里照顾这些蚕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不仅不能对它们说什么不好的话，还要时常像哄小孩子一样照看它们，给它们说些鼓励或者恭维的话。在那些女孩子看来，只有做到了这些，那些蚕将来才会吐出精美的蚕丝。蚕活着的时候，颜色都是灰白的，但它们结出的丝却有纯白色和金黄色之分，金黄色的更为珍贵。

又过了几天，太后突然说道：“蚕儿现在恐怕已经到了该吐丝结茧的时候了，抽个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在太后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杀向颐和园东边，途中，老佛爷又给我们讲了不少新鲜事。与我们此刻的悠闲心情不同，养蚕的那些姑娘现在正是最忙碌的时候，她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过，除去这几天，她们的日子是相当清闲的，基本上可以说是高枕无忧。路上，太后说：“和民间不同，蚕儿结茧的方式在这里有特殊的安排。普通百姓会扎许多草山，然后把蚕儿捉到上面去，但这样结出来的茧子太粗糙，所以我们是不这么做的。我们这里要用特制的小匣子，每一个匣子里面装四条蚕，如此一来，那些蚕就会各自占据匣子的四角，然后结下漂亮的茧子。如果对此感到怀疑的话，你以后可以经常来看看。”毫无疑问，太后的话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决定以后更加频繁地来这里。蚕快要吐丝的时候，身体会变得很长、很粗，并且很透明，那样子看起来比以前要可爱很多。到了这个时候，蚕就不再吃东西，好像以前吃得太饱似的。养蚕的那些女孩子小心翼翼地把蚕放入小匣子里面，然后合上盖子，等到四五天后，匣子里面就会有四个或白色或金黄色的茧子。养蚕的女孩告诉我，放入同一个匣子里面的四条蚕必须一样，也就是说同一个匣子里面结出来的茧子颜色相同。如若不然，那个吐丝颜色不一样的蚕就会停止吐丝，为此，在挑选蚕放入匣子的时候就要做好这个工作。

匣子打开的一瞬间，对蚕来说最残酷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人们不顾蚕的死活，拿起那些茧子丢进沸水里面，这叫做煮丝。煮丝的时候需要一个专门人员拿着短帚不停地搅拌，以免所有的茧子融合到一起。大约过了一两个钟头以后，从一个茧子的上面就可以抽出一根丝头。这个时候就要停止搅拌，然后把那个丝头系在一个很细的针头上，这样就能很轻易地把丝抽取出来。第一个茧子抽完以后，就把第二个茧子续上去，如此一来，便可以得到一捆一捆的生丝。看那些女孩子抽取丝线的时候很简单，我也自告奋勇地前去尝试，没想到劳累了半天竟然一个丝头也没有抽出来。我才明白，什么工艺都不是轻轻松松可以学会的，那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些养蚕的姑娘也可以算是技工，掌握了专门的技术工艺，不过我并不羡慕她们，只是觉得养蚕缫丝比较好玩罢了。

看太后心情很好，我随即提出了心中的疑问：“太后，既然我们把这些茧子都用开水煮了，明年我们又从哪里得来的种子呢？难道我们还需要向别人要种子吗？”“这个你不用担心。”太后毫不迟疑地答道，“为了明年的养殖，我们早就拣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蚕茧当种子。”太后似乎兴致很高，随后又给我讲述了其他一些东西：“结成茧子以后，蚕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此后它的形态还会发生变化。再隔一段时间，那些茧子里面的蚕就会变成蚕蛾，蚕蛾是不甘心待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面的，它们会把蚕茧咬开一个小洞，从那里面钻出来。有些力量比较小的蚕蛾，自身难以从里面突破出来，这个时候就需要那些养蚕的姑娘来助它们一臂之力。”为了证明自己所说不假，太后还特意带我前去观看。在几个小竹盘里面，已经有了不少蚕蛾，它们虽然有一对翅膀，不过看起来很柔弱，根本不可能飞起来。看着那些到处乱爬的蚕蛾，我心中突然有一种非常疼惜的感觉。

蚕蛾分雌雄两种，只要把它们放在一个竹盘里面，就不用再看管它们了，时间一到，它们会自动完成产子的任务。化成蚕蛾以后，它们就再也不吃不喝，也没有想过逃到竹盘以外的地方去，它们想的只是找个合适的地方交尾，至于周围有没有人看着，有没有安全隐患，它们一概不管。交尾后，雄蛾就会死去，只留下雌蛾来完成产子任务。由于相继有雄蛾死去，看管竹盘的姑娘就会逐一拣去那些死去的雄蛾，一来是为雌蛾腾出空间，二来是为了不妨碍其他的蚕蛾进行交尾。交尾过后的一天或两天，雌蛾就会产子，只需要一夜时间，竹盘里面铺着的白纸上面就落下了密密麻麻的蚕子，同时还有死去的雌蛾尸体。当然了，到了这个时候雌蛾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养蚕的姑娘会立刻把它们抛弃。“蚕的一生真的很有趣，你难道不觉得是这样吗？”突然，老佛爷回头问我。我正在迟疑的时候，太后又接着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蚕的一生就是我们人类一生的缩略图，虽然它们的生命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天，却和我们人类一样经历了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过程，幼年、壮年和老年一个过程都不曾少。这些蚕来到人世间只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任务完成以后根本来不及品味其他东西，就匆匆死去。”听完太后的话，我唏嘘不已。不过我始终不能接受把那些含有未死的蚕的蚕茧投入沸水中的做法，那样未免太残忍。想到这里，我向太后问了一个问题：“太后，为什么我们非要把蚕茧整个投入沸水中，难道不能从一端开个口，挑出蚕蛾以后再煮吗？”

“这肯定不行。”太后一边笑，一边大声地回答我的问题，也许在她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虽然如此，太后还是非常愿意向我解释其中的原因：“蚕丝都是横连着的，一旦破开就再也连接不起来了。如果可以破开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等到蚕蛾出来以后再煮丝，可如果那样做的话，丝线势必会很零碎，最终会变得没什么用处。想要从蚕茧上抽丝，就必须把蚕茧泡在热水里面，目前必须经过这一道程序，根本没有可以替代它的方法。我知道你肯定是感到这样做比较残忍，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把那些蚕蛾都取出来，它们也活不了多长时间，还是会很快死掉的。”

太后之所以在颐和园里面养蚕缫丝，只不过是为了调剂自己的生活，根本没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普通百姓养蚕更多是被生活所迫，而太后养蚕是个赔钱的买卖。她投入的成本很高，先不说占用的那座宫殿和采购设备、桑叶花的钱，就是被她找来专门养蚕的那些人也需要不少钱。太后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缫出来的丝卖掉换钱，她也不允许别人这么做，每年缫好的丝被一捆一捆地扎起来放在木架上，不见得会有什么大用处。有些时候，太后心情如果很好的话，会让那帮女孩子把那些丝线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再一捆一捆地放起来，这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只不过多花一些钱而已。

那些蚕对太后也不是完全没有实用价值，至今我还记得太后教给我们的一种用法。在蚕快要吐丝的时候，找一两张白纸放在一个茶杯口上，让那些想要结茧子的蚕把蚕丝吐在白纸上，然后把这些白纸剪成圆形或者半圆形，再衬上一些绒布做成垫子，用来作为粉扑擦抹香料。不知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做成的粉扑的确非常爽滑，直到如今我还记得它那柔软的质感。

太后并不把养蚕看得多么重要，她只是把蚕当作一种玩意儿。但被她找来的那些女孩子并不这么认为，她们对待蚕就像是对待神明一样，很神圣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皇宫里的手艺人

皇宫里面有许多艺人，他们掌握着这个国家最高水平的技艺，由于他们的存在，皇宫几乎可以成为一个小社会。比起外面的普通工人，皇宫里面的艺工都有一手绝活，外面的艺工和他们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太后深信自己找到的工匠都是最好的，因此每次提到这些事情，都会感到非常骄傲。政务闲暇的时候，太后喜欢到处参观，当人家做一些精细的器具时，她就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看着。我来到太后身边以后，由于经常陪伴太后去见那些艺人，渐渐知道了不少关于各种工艺的故事，对它们的兴趣也在逐日提高，甚至到了想为他们写一点什么的程度。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地把那些技工的生活状态记录下来是不可能的，在颐和园里面，每一个行业都足以写一本书。就拿缝工这一行来说，如果想要全面介绍，至少要写很厚的一册，至于宫中其他行业，写起来的时候资料更丰富，绝不是一册两册就能够写完的。虽然如此，想要为那些技工写一笔的念头始终没有从我心头退去，最后我决定格外从简地写一些。

首先就从缫丝业说起。在上一章里面我已经详细介绍了养蚕的全部过程和结果，但缫出来的丝具体怎么处理，我却没有仔细说明。一天，太后对我说：“你还没有见过制丝的种种手段吧？那就和我们一起去，今天我要让你看到一些新东西。春蚕费尽生命吐出的丝，不是凭空想象就可以处理的，那需要去现场看过以后才能知道。”时间过去了那么久，太后的原话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但大致是这个意思。太后说出的话有一种魔力，能让人不知不觉地跟着她走，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到的，我自己重新构架出来的话语已经失去了里面的精髓，只能传达出大致意思而已。对养蚕缫丝这些活动，我向来不大感兴趣，但太后的话语却让我产生了一种想要去看看的冲动。除了我之外，自然还有其他人追随太后同去，这样一来，无聊的时候也能相互照应。

没事的时候，太后总喜欢带着一大堆人到处乱逛，今天她带着我们到了制丝的宫院里。那里距离太后的寝宫相当远，颐和园里面的大部分宫殿都在万寿山正面，而这座宫殿却在万寿山的背面，想要过去的话必须翻过万寿山。负责制丝的人往往是旗兵的女儿，她们大多数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年，几乎耗尽了青春。令人欣慰的是，她们在颐和园里面是绝对自由的，如果想要嫁人，她们尽可以出去嫁人，但要遵守一个条件，那就是出去以后再也不能回到颐和园来。这些人很多是不愿意出去的，毕竟待在颐和园里面，吃、穿、住、用都不需要自己操心，只要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如果她们出去嫁人，也许会一辈子生活在贫困的阴影下。居住在皇宫中，可以说样样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太容易做到，那就是博得太后的欢心。对这些艺工来说，想要博得太后欢心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工作上表现出良好的成绩。人毕竟不是神，怎么可能每次工作都完成得非常漂亮呢？总有出现纰漏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不要说赏赐，能够不受罚已经算是恩典了。除此之外，让这些艺工感到头疼的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太后对这些工艺可以说是样样精熟，想要瞒天过海是万万不可能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宫中的艺工都觉得要博得太后的欢心实在太难了。

一段时间后，我们抵达了制丝的宫院，那里占地面积非常大，如此宽敞的工房实在是世间罕见。工房由中央的一列正殿和两边的两列偏殿组成，皇家应有的雕梁画栋、飞阁流丹更是一点也不少。这些制丝的女孩子白天到正殿工作，晚上就到偏殿休息。这么宽敞的地方就这么几个人住，也难怪这些女孩子乐不思蜀，不愿意出宫了。

想要给蚕丝染色并不容易。缫好的丝不能直接拿来染色，还要经过一道工序——漂洗。把原本缫好的一绞一绞的丝漂洗过后，在日光下晒干才可以拿来染色。染色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总得经过两到三次才能够成功。颜色染好以后，还要拿出来晒干，这叫做晒丝。那些女孩子居住的偏殿旁边各有一方大石坪，就是晒丝的地方。晒丝的时候还需要一些三脚架，这些三脚架并不太高，目的是为了方便那些女孩子，如果太高，她们就不能轻易地把蚕丝取上取下。在两个三脚架之间架上一根竹竿，然后把染好颜色的丝挂在上面就可以了。晒丝的时候需要一个人专门看着，这个人要根据太阳光的照射范围不停地移动那些丝，为的是让那些染好颜色的丝干了以后不至于深一块浅一块。如果只让一半接触到阳光，晒了一段时间又不主动翻动，等丝干了之后，上面的颜色就会杂乱不堪。

太后每次提到染色都非常兴奋，她几乎搜罗了世界上所有的颜色，让那些女孩子帮她染到蚕丝上。颜色的种类繁多，就是一个颜色也要分很多种，比如说绿色，假如第一绞染成墨绿色，其后便是草绿、嫩绿、湖绿……依次变淡，直到最后几乎和白色差不多。不要看我说得简单，实际上这项工程没有那么容易完成，那些负责染色的女孩子几乎要倾尽全力才可以保证不出差错。虽然染色的时候很费劲，但是看到各种各样的蚕丝在空中迎风飘舞，那真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享受。在明丽阳光的照射下，那景致真的非常漂亮，我敢担保不管是谁，只要看过一阵肯定会有眩晕感。直到如今，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参观的情形，我想再过许多年我也不会轻易地把这美丽的景色忘掉。

我们去的时候，石坪上面已经摆了许多染好的丝，太后和那些人寒暄一阵之后就走到了石坪上。太后走到一杆蓝颜色的丝线边，从最深的一绞开始看起，然后顺次向后看。太后看丝线的时候，那些负责染色的女孩子都在地上跪着，在她们看来，此时就是最重要的时刻，虽然老佛爷可能不这么认为。在我的印象里，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太后总是要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在这里她肯定也不例外。果不其然，太后一边看，一边说这个染得不好，那个晒得时间太长，絮絮叨叨的话说了一大堆。后来，太后在一绞丝的旁边停住了脚步。她仔细地看了那绞丝，又和后面的做了对比，严厉地说：“你们肯定漏掉了一种颜色，你看这绞丝的颜色这么深，而另一绞的却又那么浅，很明显是你们不用心漏掉了，待会儿赶快补上，不然看起来就失去了协调感。”我很好奇地凑上前，顺着太后的指引看过去，那两绞丝的颜色相差得是大了些。我一直很奇怪，太后的年纪都这么大了，为什么眼神还这么好，竟然连这样的细节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太后让身边的随从人员都过来看。连我这样的门外汉都感觉得到其中少了一种颜色，更别说那些待在园子里面专司其事的人了。看过之后，大家一致认定少了一种颜色，必须立刻补上，不然就无法使这几十绞丝看起来有协调的感觉。在几十种颜色里面，太后只需要用眼一瞧就能看出哪里少了一种颜色，目光的锐利程度可想而知。平时和太后到处闲逛并不觉得厌烦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在内，无论到什么地方，太后只需要用眼睛一扫，就能立刻指出哪里有不当之处。每逢这个时候，管理那些东西的人就要立即改正，如果下次看到的还是那样，这个人肯定就要倒霉了。

对外行人来说，想要分辨这些丝的颜色和晒得好坏非常困难。在那么大的石坪里面，到处都是飘飞的丝线，蓝的、黄的、绿的……杂陈在一起，远远望去就像是天上的彩虹。负责晒丝的小姑娘不断穿行其中，以免某种颜色晒得不均衡。如果一时疏忽，导致一部分感光太久，而另一部分感光不够，那么这绞丝就无法再使用了，以前的努力也会白费。不管丝晒得好坏，我们这些外行人是不太容易看得出来的，而太后却能立即分辨出好坏，她的眼力的确是超越常人的。

有时候阳光不太强烈，到了晚上，有些染好的丝还没有晒干，这个时候就需要把它们挪到屋子里面去，目的是避免它们遭受夜晚潮气的熏染。屋子里面不用三脚架，而是由专门的设备来代替，那是一些特制的木架，女孩子们只需要把没有晒好的蚕丝一绞一绞地套起来放在上面就行了。木架做得非常讲究，表面上涂了艳丽的油漆，看起来让人感觉非常舒服。某些白天，女孩子们会把这些木架子整个搬出来晒，这样就可以省去把蚕丝取上取下的麻烦。对我们这些必须穿制服的女官来说，想要搬运如此笨重的木架是不太可能的，但对那些女孩就不是一件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在制丝的时候，那些女孩子穿什么都可以。一年之中，这些人大部分时间都闲着没事，于是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放在穿着打扮上。由于身边都是同龄人，大家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她们衣服的花样翻新速度就快了许多。等到染色的蚕丝晒好后，就可以把它们从架子上一一取下。取下来的蚕丝需要用锭子缠好，大致是一种颜色用一个锭子。这些弄好的蚕丝不用来织绸，只是零零碎碎地用作绣花或者缝衣的材料。像这样零零碎碎地使用，每年只能消耗掉很少的一部分，用不着的部分先放起来，等到需要的时候再去选用。

说到这里，制丝的工艺基本上结束了，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宫中的制鞋业。宫里面养那么多艺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照顾老佛爷。虽然说宫中很多有地位的女性的鞋子都由专人制作，但太后的鞋子却不会那么轻易让一两个人来做，下面我们就以太后穿的凤履为核心来介绍。

太后的凤履和平常人穿的鞋子大不一样，牵涉到的事情也特别多。不说别的，单是这些凤履的管理就需要一座专门的宫殿和一些专门的人员。在宫中，有两个专门负责管理凤履的太监，他们什么事情也不做，每天从早到晚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小心地看管这些凤履。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容易事，想要做好这份工作是需要付出很多精力的，他们从来没有一丝懈怠，像是在看管宝物一样。实际上，太后的凤履的确可以算是贵重物品，因为每个凤履上面都镶有价值不菲的珠宝或翡翠，绝对不是平凡的东西。保管这些鞋子的宫殿里面，到处都是编了号的小匣子，每个小匣子里面放着一双凤履，匣子外面贴着号码。负责管理这些凤履的太监手中有一本厚厚的簿子，上面也依次编了号码，每个号码的下面写着这双凤履的样式、颜色和花纹等。这种簿子另外还被誊抄了一份，平日寄放在一位女官手里。如果某天太后想换一双凤履，那位女官就把那本簿子呈上来，让太后慢慢地挑选。太后看到自己中意的凤履，只需要说出号码，就会有人立即把这双鞋子取过来。这种管理方法虽然古旧，但现在想起来也不失科学性。

负责看管凤履的太监并不能算在技工里面，他们只是宫里面普通的执事人员。真正负责缝制凤履的另有其人，照例也是一帮女孩子，这些女孩子和那些负责制丝的人一样，并不能算在宫娥的行列之中。和制丝的女孩子不同的是，她们不能选择外出嫁人，因为她们从事的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够替代的，而太后又万万少不得她们，所以她们的青春也就被埋没了。当时负责缝制凤履的共有八个女孩子，此外还有两个五十多岁的老姑娘，负责看管、教导这八个女孩子。这两个五十多岁的老技工在宫中待了几十年，深得太后宠幸，对太后的要求也知道得比较详细，因此太后更不愿意放她们离去，如此一来，她们只怕是要老死在皇宫中了。那些女孩子虽然埋没了青春，但她们的劳动并不繁重，在我看来反而有趣得很。

想要做好一双凤履，首先要学会打样。打样就是预先在纸板上描绘出凤履的大致轮廓，这种活儿对于平常百姓家的女孩子来说，并不会很费心力，但在宫中就不一样了，那些女孩子必须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才能打好一个样。她们打样非常精细，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画好之后，还需要用一种极细极细的线把纸上的界限穿起来，这可是一个细活儿，无论如何也是快不得的。做这项工作最累的是眼睛，由于宫殿过高，里面光线不太充足，再加上那些女孩子对此也不太注意，一般两三年后，她们就不得不戴上一副眼镜，这是让我感到最遗憾的地方。

太后对制鞋工序的兴致没有养蚕高，可这并不代表太后对制鞋不关心，平均算来，每个月她总有一两次前去观看制鞋。每次太后说想去的时候，她还没有离开御座，就有一个太监赶紧跑出去通知那些制鞋的人，让她们赶快收拾干净屋子并工作起来，静候太后到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算是一种作弊，不过太后并不这么认为，她反倒觉得这样做非常合适。正因为如此，太后每次去看的都是一些虚假的幻象，而太后就沉醉在这个虚假的幻象里面沾沾自喜，做着自己的帝国梦。制鞋的地方也占了很大一个院落，包括一座正殿和两座偏殿，正殿照例是工作的地方，而偏殿则留作晚上休息之用。由于这个院落在一个大平台之下，光线不是太好，不过环境倒是非常清幽。工作的时候，那两个领头的老姑娘不停地走动着，看到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立即指正，有些时候还要亲自动手帮着纠正错误。这两个人的四只眼睛总是不停地盯在那八个女孩的手上，唯恐她们犯错，显得非常郑重其事。这些都是我随太后前去察看的时候看到的，不知道等我们走了以后，这些人还会不会这么煞有介事。

第一次随太后前去，太后就给我讲了许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其中包括制鞋工艺的基本技巧和处理方法。太后这样说：“你不要觉得做鞋子很简单，一双鞋子从打样到最后完工少说也要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件非常费事的工程，幸好那些女孩子的手艺都比较精到，外面的工人是无法赶上她们的……想要做好一双鞋子，首先要把打样的功夫练好，除此之外，其他的工序也丝毫马虎不得，比如鞋料、式样、花纹等，其中每一样都需要妥当处理，在众多的工序中，鞋跟的高度要优先考虑、最先决定……”

说到鞋跟，我想有必要事先介绍一下。我们满洲人穿的鞋子和中土女子穿的鞋子不太一样，总体来说样式差不多，只是她们的鞋跟在后面，而我们的在中间。当我们穿着满洲鞋子的时候，就像是在空中行走一样，会产生一种特别的舒适感。穿着这种鞋走路就像是踩了一个小型高跷，身高会增高不说，自信心也会随之提升上来。鞋跟的高度一般在三寸到五寸之间，要和鞋底的厚薄、鞋子的样式相吻合，否则的话就会感到不舒服。鞋跟和其他东西具体怎么搭配，我不太清楚，但我能够从自己穿的鞋子上明显感觉出舒服还是不舒服。如果鞋跟太高，穿的人会感到很痛苦，脚心会一阵阵地发疼；如果太低，又会导致脚跟下坠。平常人家只要把鞋跟装上就好，但像太后这样的贵妇人还需要对鞋跟做一番装饰。最普通的装饰是用各种颜色的玻璃把鞋跟紧紧包裹起来，这样在走路的时候，如果能够反射到太阳光，就会闪现出各种颜色的光，好像是踏着宝石走路一样。不过这样的机会比较少，鞋跟毕竟是在鞋子下面，被人踩在脚底下，很少有被阳光照射到的机会，更别提闪闪发光了。除此之外，在鞋跟的最底部还需要做进一步装饰，那里常常要包裹好几层棉花，用非常细小的钉钉住，或者再在外面加一层皮缝起来，目的是有效避免木跟敲击地面发出的嘎嘎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处理和当今人们在皮鞋的跟部钉一块橡皮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的条件还是太差，用这种方法做好的鞋子并不能穿多长时间，不久之后，鞋跟就会出现磨损。

鞋跟做好以后，需要注意的就是鞋子本身。鞋子本身分为鞋底和鞋面两部分，相比而言，鞋底部分的制法要简单一些，它和中土布底鞋的做法基本一样，大部分是削一片很薄的木板，再用一层层的布包裹起来，这些是不用过多叙述的，基本上每个中国人对此都很熟悉。至于鞋面工程，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细算起来，鞋面的式样有几百种之多，最普通的是飞凤式和梅花式。至于我在宫中见到的其他样式，更是不胜枚举，有很多我根本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鞋面的面料多半是上好的贡缎，颜色各有不同，根据不同的要求可以制成不同的样式。鞋面上有很多装饰，大部分是用丝线挑绣的花样，这要用到制丝艺工缫好的丝线，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为皇城省下了一笔费用。绣在鞋面上的图案很精细，而那些丝线更是细得不得了，只要是看过的人就会明白这是一项非常费眼的活儿。

制鞋厂的核心部位在中央的正殿里，里面摆放了许多应用工具，其中很多东西以前我见都没见过，更别说使用了。正是这些器具对我形成了极大的诱惑力，使我不得不去一探究竟。后来，我逐一向那两个管事的老姑娘请教，得到了不少知识，好奇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那里面的许多工具，连这两个管事的也记不大清楚名字了，不过它们的用法，这两个人还是非常清楚的。每次去的时候，我都会央求那两个管事的给我看一些新出的鞋样，那真是一种享受，就像是看一幅画一样，而且是非常精致的工笔画。每次看到这些鞋样，我都有种爱不释手的感觉，很诧异这些女孩子是从哪里学来的这项本领，很多鞋样看起来就是一双鞋子，好像只要拿起来就能穿似的。这些做好的鞋样并不是单纯的素描，而是很严整的彩色画，鞋上要用到的颜料、丝线在上面都会体现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就是即将做成的鞋子的复制品，唯有做到了这些，鞋子做出来以后才会和鞋样上的一模一样，由此看来，这些鞋样就和现在公司里面的样本差不多。

一双新鞋子做好以后，需要立即送给太后验收，如果恰巧碰到太后很闲，她就会拿着这双鞋子翻来覆去地看，所以技工们想要偷工减料是万万不行的。送上来的鞋子不可能每一双都令太后满意，很多时候，太后只看一眼就立即差人把这双鞋子送到“鞋库”中，也许此后再也不会问津。如果恰巧碰上一双非常中意的鞋子，太后就会牢牢记住这双鞋子的号码，时不时地就会提起这双鞋子。有些特别中意的鞋子，太后非要等到特殊的场合才穿，每逢这种时候，太后会提前告诉身边的小太监，让他们在前一夜就把鞋子取出来。

在那座宫殿里面的诸多工具中，最显眼的是绣床，一来是它们体积较大，二来是经常需要使用它们，所以摆在了比较显眼的位置。绣床的样式和大小与织布机相似，需要绣花的时候，那些女孩子就端端正正地坐在里面，一丝不苟地开始工作。绣床的主体是一个绷架，它可以把贡缎紧紧地绷起来。一般来说，贡缎约有二尺高五尺阔，如果想在贡缎上面刺绣，必须把贡缎绷得非常紧，最好是像绷在鼓上面的皮一样。当时，在那个宫殿里面总共有十张绣床，每张绣床上面都绷着一块贡缎。负责管理此处的人告诉我，这里面的每个人都要绣一块，至于什么时候想绣，什么时候不想绣，则完全看她们自己。

我去的时候，并不一定每个人都在刺绣，有些人还在做打样或者其他工作。站在那些正在绣花的宫女旁边，可以很轻易地看清楚她们的一举一动，在她们翻飞的双手下，一朵朵鲜花不时地冒出来。一方贡缎上面通常要绣非常多的花，因为这么大一张贡缎，毕竟不是一双鞋子就能用完，很多时候一张贡缎的上下左右以及角落里都绣有花朵。刺绣的时候，那些女孩子的眼睛垂得很低，几乎贴在了贡缎上，因为这种工作确实太注重精细度，不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会出错。遇到工作比较忙的时候，整个大殿寂静无声，每个人都在俯首做着自己的事情。

现在我需要把做鞋子的工序仔细梳理一遍，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明白其中的艰难和复杂。第一步当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画样，拿到画样后，就要根据画样在贡缎上用白粉勾勒出鞋面的轮廓，在贡缎上勾勒的时候，两只鞋子之间要留有空隙，以便将来切割。等到鞋面的轮廓勾勒好以后，就到了第二步，需要一点一点地把鞋面上需要的图案绣出来。在做这个工作之前，负责这项任务的女孩子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假如鞋面上需要绣一朵牡丹，那么她就得先用纸剪出几种牡丹，再把这些剪好的牡丹分别放在鞋面上，通过比较确定采用哪一种。确定后，再用丝线把这朵牡丹固定在鞋面上，此时所用的丝线都是白色的，而且只是简简单单地缝上几针，不会对鞋面造成什么损伤。这些工作做好后，就到了最复杂、最困难的第三步，那就是开绣。为了把这几朵牡丹绣得逼真，女孩子们通常会去花园里面摘几朵牡丹，对着这几朵牡丹来决定用什么颜色的丝线，该用深色的地方就用深色，该用浅色的地方就用浅色。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果是要追求最大限度上的相似。在她们刺绣花朵的时候，往往是绣两针回头看一眼那朵真花，如此一来，在绣床旁边就要准备好四五十种各色的丝线，以便随时取用。在众多的丝线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绿色和红色。如此繁琐的工序，加上对技艺如此高的要求，普通人肯定做不来，那些女孩子无一不是经过了长期艰苦的磨炼。

那些预先放在鞋面上的纸花只不过是为了固定位置、显示轮廓，等到开始绣的时候，就要慢慢地把它们取出来。这样做虽然麻烦，但对保证鞋面的美观是非常必要的，不能随便省略。如果不把这张纸片取出来，绣出来的花看起来就会厚许多，不仅视觉效果不好，手感也不会好。在绣花的时候，有些部位需要突出来，尤其是花瓣部分，力争让它们看起来就像是真的一样，这也是中国绣品的独到之处。

皇宫里面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尤其是这些制鞋的女工，生活是如此平淡，以至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影响她们的心情。她们早上起床，白天工作、吃饭，晚上睡觉，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这种生活要是加在我身上，我肯定难以忍受，但看她们的神色，好像对此还相当满意。从她们的眼中，我可以读出，她们在工作的时候，都可以从中找出一些乐趣来。我曾经问过那两个管事的老姑娘，是什么让她们乐此不疲，她们给我的答复是，她们从中体会到了一种乐趣，因为她们的确喜欢刺绣，仅仅是看着一朵朵小花在自己手中开放，就足以让她们欢欣鼓舞。至此我才明白，原来在貌似乏味的工作里面，真正感兴趣的人却能体会出局外人不能领会的乐趣。对那些喜欢刺绣的人来说，在这里不仅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还能得到适当的补助。那两个负责管理此处的老姑娘说得非常正确，评价一个人所做的工作，首先要看的不是工作本身的轻重，而是这个人对工作是否有兴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人是否喜欢一份工作和他能否做好一件工作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最终都能有所成就，而且遇到问题也常常能够圆满地解决。那些制鞋的姑娘，我并没有询问她们的内心想法，想必和那两个老处女一样，如果不是天性喜欢刺绣，肯定早就称病告假出去嫁人了。

我最敬佩这些女孩子身上强烈的艺工精神。所谓的艺工精神，也就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为了工作而工作的精神。制作一双鞋需要一个月的时间，需要花费很多体力和精力，如果没有艺工精神支撑，她们肯定早就怨声载道了。不仅如此，她们做好的鞋子经常只有太后一个人可以见到，更何况绝大多数都被太后打进了冷宫，每天只有两个饱食终日的太监去看一眼。即使太后选用了某双鞋子，这双鞋子也很少有人会看到。这些女孩绝对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技艺而来的，她们追求的就是在工作的同时享受乐趣。她们只想着怎么把这项工艺做好，怎样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至于其他的东西则完全没有考虑过。有了这种可贵的艺工精神支撑，就算是得知自己做的鞋子被打入冷宫，她们也绝对不会灰心，仍然尽心尽力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几年前，一位外国记者说，中国皇宫里面的生活都是不正常的，从皇帝到普通的杂役都处于非常规矩的生活方式之中。这话说得不错，这些制鞋的女孩子在这种特殊环境下长大，她们的思想观念自然和外面的女孩子不太一样。对于嫁人和生孩子，她们非常漠然，有些人脑海中甚至根本就没有这些观念。每天陪伴这些女孩子的只有贡缎和鞋样，在她们看来，华美的贡缎就是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只要能够和这些贡缎待在一起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这些女孩子会这样一直待在皇宫中，直到她们衰老，乃至死亡。年轻时尚且如此，年纪大了以后的生活更是不同于平常人。年轻时的长期劳累，会让她们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就显得非常衰老，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到了那个时候，由于精力的下降，她们无法再继续这项工作，再说，也会有新人不断地补充上来。按照宫中的惯例，等这些女孩子老了以后，皇宫会为她们提供专门的居住地，一直供养她们，直到死亡。在不能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这些人也安于吃闲饭，在她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年轻的时候在皇宫里面用尽了全部精力，老了以后自然应该由皇宫来照顾。至于这样的生活究竟对她们有没有好处，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旁人是很难理解这些人的生活习性的，没有经历那种生活，是不可能有她们那种感受的。除非我像她们那样深得制鞋的技巧，能够轻易地在贡缎上绣出漂亮的花朵，否则我不可能理解她们的生活。

在贡缎上绣花非常耗费精力，这不仅在于它需要长时间地高度集中注意力，还在于它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前面说过，每一块贡缎上面都要勾描四五幅鞋样，绣好一幅鞋样后，就需要把下一幅鞋样翻上来正对着刺绣人，这样可以省去很多气力。除此之外，每个鞋样上的花并不一样，绣下一朵的时候并不能仿照上一朵，这样一来，那些女孩子就需要再次剪纸花，再次去寻找真实存在的花朵，再次重新定位并挑选颜色。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女孩子们绣每一朵花的时候，都像是第一次绣一样。她们在这上面耗费的精力之多，着实令人惊叹。每次看见她们忙碌的身影，我都感到非常恐惧，这项工作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来的。

等到鞋面、鞋跟和鞋底全部做好以后，就可以把这三样东西整合到一起了。先把鞋跟和鞋底钉在一起，然后再把鞋面粘到鞋底上，这样一来，一双完整的凤履就成形了。凤履做好以后，还需要做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给它加上装饰品，也就是在鞋面上放置珠宝等饰物。珍珠、宝石、翡翠、玛瑙等贵重物品，在太后的凤履上无一不能找到。在所有的珠宝里面，太后最喜欢的装饰品是珍珠。每次提到珍珠，太后都会说这东西适合放在鞋上，只要是珍珠，不管大小，太后总是很喜欢。在太后的凤履上，几乎没有一双不放置珍珠的。较小的珍珠用丝线穿在一起，像花边一样弯弯曲曲地盘起来，而那些较大的珍珠则可以单独镶嵌在鞋面上。那么多的珍珠用一条细细的丝线连接起来，看起来很容易散掉，可是我进宫这么多年来，从没听说有人捡到过太后鞋子上掉下来的珍珠，也没听说太后鞋上的珍珠断裂过。

请你千万不要奇怪，其实，只要你想一想缝制这些凤履的女孩和这些鞋子的主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珠子总也掉不下来了。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明白了那些珍珠掉不下来的原因。鞋库里面存放的鞋子少说也有四五百双，而且数量还在陆续增加，如此算来，每双鞋子太后也就穿一次到两次，最多不会超过两天。就算一双鞋子太后穿了两天也没关系，太后生性喜静，很少走路，剧烈运动几乎没有，这样一个连走路都轻缓无比的人，她脚上的鞋子又怎么可能损坏呢！由于上面说的这些原因，太后鞋上的珍珠从来没有脱落过。如果太后鞋子上的珍珠很容易滑落，宫中的太监、宫女完全可以靠拣珍珠开一间珍珠店。我说这话绝没有夸大其词的意思，太后每双鞋子上都有珍珠，多的高达三四百颗，少的也有三四十颗，平均算来，每一双凤鞋上面都有七八十颗珍珠。如果每双鞋子上都脱落十分之一的珍珠，这个数目相当可观。可惜的是，太后凤鞋上的珍珠没那么容易脱落，甚至从来就不曾脱落过。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感到奇怪，宫中的这些珍珠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般来说，这些珍珠大多是各地官府、京城内大小官员和朝鲜等属国进贡上来的。珍珠这个东西比较耐用，除非你用铁锤去砸它，否则它绝对不会坏。如果某双凤履因历时太久而被拆除，它上面的珍珠也可以重新收回，用到下一双新的凤履上面。我之所以要说被遗弃的凤履，是因为历时太久，被丢弃的原因完全是长时间放置不用，而不是它自身太破旧或者是不结实。

想要在凤履上钉珍珠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来说有两种方法：一是用我上面说的那种方法，先用丝线把珍珠串了，然后再把丝线钉在凤履上；第二种是直接把珍珠钉在凤履上，并且用珍珠排列出不同的图案。两种方法相比较而言，使用后一种方法钉上的珍珠不仅难以脱落，而且显得非常清静文雅。

记得我刚入宫的时候，恰巧碰见别人送新鞋子给太后，那上面的珍珠就是一颗一颗镶嵌上去的。当时看到这双鞋子，我眼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羡慕的神情。太后的目光何等锐利，立即就察觉了我心中的想法，再加上她有把东西赏赐出去的习惯，所以，她立即差人从鞋库中选了两双款式差不多的鞋子送给我。自此以后，我看到太后的新鞋子再也不敢流露羡慕的神情了，唯恐太后把它赏赐给我。即使如此，太后前前后后赏赐给我的凤履也总共有二十多双，至今我手里面还有三双，每次拿出来看的时候，都能够勾起我对昔日生活的回忆。

写到这里，有关凤履的事情就叙述得差不多了，最后要补充的是凤履和季节、时令的关系。对一般老百姓而言，夏天和冬天穿的鞋子也不会一样，更何况是老佛爷呢！所以棉鞋、夹鞋和纱鞋的区分也是少不了的。太后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的鞋子都随季节变化而变化，衣服上和鞋子上绣的花朵在不同的季节也不一样，这是有很严格的规矩的。毋庸置疑，即使在寒冷的冬天，太后也不会穿那些笨重的棉鞋。冬天的时候，她的鞋子里面加上一层丝绵即可，有些时候还会在鞋口钉上一圈毛皮，当然了，这圈毛皮大多是从银鼠和紫貂身上取得的。

为太后工作的技工都住在万寿山的背后，也就是昆明湖对面那一带。凡是到过那里的人，多少会有一些印象。在绿树掩映中，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宫院，每个宫院里面住着一种工艺的技工，不同工种是绝对不会混着住的。虽然相距很近，但每个宫院都是独立门户，就像是皇宫外面的独立工场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部分的颐和园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工业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早到晚，几乎所有的技工都像蜜蜂一样忙碌着，但他们的劳作和外面的产业工人又绝不相同。

这些手工作坊，无论是管理模式，还是出产的产品，和外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皇宫里面的工艺品，不管是蚕丝还是凤履，都不需要很大的数量，只需要出类拔萃的一两件。再者，聚集在皇宫里面的艺工都有很高超的技艺，他们的水平明显优于外面的同行。皇宫从来不会让一个新手参与制作工艺，一个新手来到皇宫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埋头学习，等技术积累到一定高度时，才可以参与进来和其他人一起劳作。普通技工的身手都如此了得，更别提那些领袖人物了。一个技工想要成为领袖并不容易，需要很多年的优异表现，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得到提升，并最终成为领袖的助手。成为领袖的助手以后，接下来就是静静等待领袖人物的退场，当皇家判定一个领袖因为年纪太大而无法继续效力的时候，领袖的助手就获得了晋升为领袖的机会。正是由于这个选拔制度的存在，皇家技工的水平才会多年保持在全中国的最前列，而不会轻易掉下来。技工们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些人虽然很少有血缘关系，但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时间长了，自然也就变得亲如一家。因此，上一代技工把自己的技艺传给下一代的时候，颇有些父传子的意味。

皇宫里面的开销非常大，绝不是平常人家所能想象的。自我进宫以来，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有人送来新的凤履或者衣服，这样的生活，开支自然不会小。据我所知，每天送过来的凤履少则两三双，多则五六双，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累积起来，数目自然庞大得惊人。与此同时，为了制作这些鞋子花费的银子也是一个大数目。如果仅仅鞋子是这样倒还罢了，除此之外，还有大件的宫袍和绣服，我想太后肯定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双鞋子、多少套衣服。平常的富贵人家，每个月能做一套新衣服就算阔绰了，而老佛爷的衣服是按天来计算的，有些时候每天还不止一件。

和制作凤履的人不同，给太后制作衣服的人是一些太监，我现在还没弄清楚这些人到底是先进了宫，还是先学会了缝纫。不管怎么说，他们现有的技术远远优于宫外的技工。这些太监的生活并不比那些女工舒服，而且相对要清苦一些，不仅如此，做工的时候他们的自由度也比较小。为太后制作衣服，这些太监当然尽心尽力，但不管他们费了多少心力，只要太后看着不顺意，他们必须立即修改，否则就会招致祸殃。和制作凤履不同，衣服的样图画好后，必须先呈递老佛爷验看，只有得到了老佛爷的认可，这件衣服才能开始做。由此来看，这比做凤履浪费得要少一些，毕竟是得到了太后的认可，做出的衣服多少都会在主人身上待一段时间。不像凤履，一旦老佛爷看不上眼，立刻就被抛入鞋库，成为什么用都没有的垃圾。如果大件的宫袍和绣服也像凤履那样随便制作，我想大清国库里面的银子会消耗得更快。

下面我来讲述太后所穿的袜子。现在年纪稍大一些的女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女人穿什么样的袜子，太后虽然贵为一国之尊，也不至于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比起凤履来，袜子毕竟是一种小东西，再怎么考究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因此，在皇城之内并没有设立专门负责制袜的机构，而是由那些制作凤履的人一并代劳。那个时候的袜筒都很短，有点像现代的短筒袜。太后对袜子的要求相当高，她每天都要换一双新袜子，并且穿过一次的袜子坚决不再穿第二次。在她看来，那些袜子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就像是一根线一样。实际上，太后的袜子并不便宜，制作一双袜子需要不少银两和精力。太后穿的袜子是用上好的白色软绸制成的，做工非常讲究，大小刚刚合适，可以说是一点儿也不大一点儿也不小。现代社会运用机器作业也未必有那么好，何况是单纯依靠双手的那个时代呢！和平常的袜子一样，每双袜子上面总有两个合缝，这是为方便太后把脚放进去而考虑的。软绸相当光滑，如果没有这两个合缝，势必无法围成一个筒，更不可能把脚裹住。太后虽然也知道这两个缝是必需的，但她总觉得不太美观，想找个方法弥补这个缺憾。后来，那班能工巧匠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那两个合缝处绣上图案，把缝隙巧妙地遮掩过去。如果非要仔细查看，会发现是袜子上唯一有花样的地方。在合缝处经常绣的图案不像凤履上的那样层出不穷，大多是蝴蝶和蝙蝠，别的图案不是不能用，只是起不到很好的遮蔽效果，并且绣上去也不太美观。

太后的穿衣方法和一般旗人没什么区别，袜子比鞋面高出三四寸，并且用一根绸带系在腿部，这样能非常有效地防止袜子脱落。随后要把裤脚管拉下来系在袜筒上，再找一根绸带扎起来，这些绸带的颜色要和裤子本身的颜色相同，并且大多是从同一块面料上裁剪下来的。如果颜色不一致，不小心漏到外面的时候会非常难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扎裤脚的做法，觉得非常幼稚，不过当时人们都这么做，也就感觉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况且这样做也有好处，由于腿部多了两重束缚，袜子绝对不会皱拢，而裤脚也绝对不会松开，所以满洲女人在行动的时候总显得干净爽利。

鞋子和袜子对太后来说都是必需品，负责此事的女工是万万怠慢不得的。虽然同为女孩，同样生活在皇宫里面，但这些女工和宫女的地位完全不一样。宫女的地位甚至还不如太监，什么脏活、粗活全都要参与，每天的工作就是忙着侍候人。相比而言，这些女工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不仅不需要跑着去服侍别人，还会有专门的人员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每天早晚会有专门的太监过来帮她们打扫屋子、清扫垃圾，每顿饭的菜肴也相当丰富，由御膳房负责供应。她们的膳食是非常好的，宫外一般的富裕人家也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在她们吃饭的时候，有专门人员给她们盛饭端汤；吃完以后，刷碗洗碟也不用她们亲自动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人每天除了为太后做鞋，就再也没事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诧异太后为什么要给她们如此厚的优待，后来想通了，突然又为她们感到悲哀。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看，太后都是一个只会为自己打算的人，这些女工优越的生活条件只不过是太后想要获得好东西的一个必要步骤罢了。对这些制作凤履和袜子的艺工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手指，如果她们的手指经常和粗糙的东西打交道，势必会变得粗糙不堪，绣花或者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就会把上好的贡缎弄毛，这样一来，工作质量就根本无法保证。如果不是出于这种考虑，太后肯定不会这么优待她们。

太后经常会对我感叹，说好的艺工十分难得，而要培养一个好艺工必须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精力。不管一个女孩子多么聪明伶俐，也不管她之前的刺绣功夫如何了得，想要进宫为太后缝制东西，还必须经过三年左右的学习，不然是无法下手的。太后这样说，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只有亲眼见过那些东西繁妙之处的人才会明白。在我看来，想要完成一件非常好的作品，不仅需要三年左右的学习，还要实际锻炼四五年，毕竟很多技艺不是通过别人口述就能学会的。

在颐和园内，不知道生活着多少这样的艺工，他们像蜜蜂一样活着，所追求的目标却很简单，那就是博得太后的偶然一笑。可以说，每个艺工辛苦努力的动力都来源于太后偶然的高兴。太后随意想起来的一个念头，也足够这些人忙碌好长时间。虽然太后给了他们比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可他们的精神是不自由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称为犯人。不管他们擅长哪样工作，最后的主宰权都不在他们手上，凡是太后不喜欢的，一概都不能做，也绝对不能让太后看见。虽然行动和精神都不大自由，但这些男女艺人看起来都很乐意长期居住于此，自愿栖身于这座大监狱里面。如果太后哪天心情高兴，突然赞赏了某位工匠做出来的东西，这位工匠就会很高兴，而其他人也会受到激励，更加努力地去做好东西。太后在赞赏人方面向来很吝啬，她怎么可能那么轻易赞赏一个工匠呢？不过也正是由于次数少，所以才显得珍贵。

和太后闲聊的时候，她总会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这些事情。太后的脑袋里面总有很多想法，不是计划着怎样增添新产品，就是打算训练新艺工。不仅如此，太后说出的话大都很详尽，颇切实际。后来我常想，如果太后能够活到现在，肯定能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管理人才。太后的记忆力一向受人钦佩，往往能够记住许多小细节。有些非常细小的事情，即使当事人都已经忘记了，太后还是会记得一清二楚。为此，如果要成立一个大工厂的话，总提调一职肯定非太后莫属了。

参拜太后的狗

一天早上，太后刚刚洗漱完毕，正准备去上朝，一个太监急急忙忙跑过来，十分郑重地说：“太后，奴才刚刚探视黑宝玉回来，她已经顺利产下四条小狗，一切状况良好。特意来向太后报告！”太后听过以后，脸上的表情顿时生动起来，显得非常高兴，说话时的语速也快了不少。

那个太监口中的黑宝玉是一条狗的名字。太后平日有很多爱好，狗是其中之一。既然是太后喜欢的东西，那么皇宫里面自然要养，并且还要郑重其事地好好喂养。太后养狗和普通百姓家自然不同，她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大，特意吩咐了一部分太监专司其事。除此之外，太后还让人搜集了很多关于养狗方面的书，闲暇的时候就照着书上写的进行操练，看她那认真的态势，还真会让人误以为她会放下太后不当而跑去养狗。太后豢养的狗都是名犬，每一条都出自名门。

我刚进宫的时候，太后就问过我对狗有没有好感，喜不喜欢养狗，当时我的回答是喜欢。这话没有谄媚的意思，平日，我的确喜欢养狗，直到如今对狗还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当然了，我养的狗和太后的无法相比，太后的狗不仅可爱，而且个个名贵；我养的狗大多是北京小种狗，也就是头和鼻子都很短的那种，可爱还说得过去，名贵则谈不上。不过这些小种狗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身上毛色不单一，很多时候是集多种花色于一身。由于我喜欢狗，当太后听说黑宝玉产子的消息以后，立即对我说道：“等下了早朝，你陪我去狗房一趟，那里面又添了四条小狗，以后会更加热闹。”

太后兴趣广泛，很容易迷上许多东西，而且凡是她决定要做的事情，很少有做不成功的，这让许多人感到羡慕。但同时也耽误了不少事情，比如说今天的早朝差不多就算是荒废了。今天早朝的时候，不管那些大臣有什么样的事情奏上来，太后肯定不会去注意，除非你说现在有外国军队已经到了北京城外，否则休想把她的注意力从那些可爱的小狗身上挪开。和她一样，我的脑海里也是狗影一片，盼着早朝赶快结束，至于那些大臣说的是什么事情，我根本没有在意。虽然进宫已经好长时间，但太后的狗房，也就是御犬厩，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在太后身边待的时间长了，我非常希望太后能时常带我到新地方去，每次去新地方她都会告诉我许多事情，这是最让我感到满意的地方。

以往陪太后早朝，我一点儿也不感到辛苦，相反还会觉得非常有趣。殿下有许多王公大臣，他们逐个走过来，一边通报自己的名字，一边恭恭敬敬地磕头，态度非常恭谨。这些大臣身上的官服非常华美，远远看去就像花儿一样。原来我想，这样的景色无论看多少次都不会感到厌烦，但今天心里却有一种焦灼感，恨不得催促他们一下。在恼恨他们耽误了我去看狗的同时，我用眼睛的余光偷偷瞟了太后一眼，发现太后和我一样，也陷入了焦灼之中，不仅说话的速度快了很多，而且奏章也不当庭拆看，只让太监收好拿回去。即使如此，早朝也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好不容易熬到早朝结束，我们便立即簇拥着太后回内宫。

太后匆匆换了一套比较轻便的衣服，就由大家扶着向御犬厩走去。御犬厩坐落在艺工工房的左侧，和那些制丝的工房距离很近，不过它们之间也有一二百步的距离。在前去御犬厩的路上，太后告诉我们那里的情形，这也是我最渴望知道的事情，为此听得分外仔细。

“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个地方，”太后以此作为开头开始了自己的演说，太后经常说这句话，好像她的每一件东西都值得别人分外关注似的，“我养的狗已经有了很长一段历史。最初，它们跟随我们的祖先从关外进来，我们满洲人给它们起了一个土名：哈巴狗。这个名字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了。这种狗的身体非常小，体质也不是很好，因此不适合守夜或其他工作，只能供人们抱在怀里，当作玩意儿来对待，这也是最适合它们的生存方式。满洲人入关以后，几乎每个贵夫人身边都有这种狗，再加上我们满洲贵族都居住在北京，这种狗就有了一个新名字：北京狗。后来，北京狗的名字越传越远，渐渐取代了哈巴狗的名字。喂养它们的御犬厩虽然不是什么深宫大院，但也绝对比平常人家好上许多。狗舍仿照宫殿的格式建造，只不过矮小一点点，另外，用来建造狗舍的材料不是木材而是竹片。为了饲养这些狗，一共分派了四名太监，其中一位算是总管，其他三位是他的下属。这些人在宫中不负责其他事务，终年只照顾那些狗。虽然名义上说是奉旨管理这些狗，但是这些太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管理，充其量是服侍那些狗，轻易不敢打骂，只能小心翼翼地伺候它们。”

距离狗房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一个太监看见了我们，立即转身跑进去高喊：“老佛爷驾到！”他的喊声很大，但语速很慢，所以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他的喊声还没有落地，就传来一阵很大的骚动，狗房里面突然跑出来很多狗，它们一边朝这边奔跑，一边低声吼着，与此同时，它们的尾巴还在拼命地摇动，这显然是表示欢迎太后的意思。见到这些狗，太后非常高兴，比起别人对她的参拜，太后似乎更喜欢这些狗的参拜。在众多的狗中，太后最喜欢那条名叫海龙的狗，那条狗也是唯一被批准跟随我们前往奉天的狗。原本没觉得这条狗有什么稀奇的地方，直到今日才见识到它的特长。它跑到老佛爷面前后，把身子立了起来，并紧紧地缩着两条前腿，就像是在作揖一样。在这些狗里面，它的表现确实出类拔萃，其他狗远没有它那么聪明伶俐，那么会讨老佛爷的欢心。看着它的表演，我不禁笑出声来，原来动物也懂阿谀奉承之术啊！

不管海龙多么灵巧，这样的姿势对它来说还是太费力，四五分钟之后，它就放弃直立扑了下来。到了此时我才明白，这畜生做出这种动作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刻意培养的结果，所以不能持久。这时我们已经离狗舍非常近，轮值太监开始检点那些跑出来的狗。对于那些挤在后面不肯走出来的狗，他只好大声地呵斥着，好让它们赶快出来。于是这些狗就一起跑了出来。等到所有的狗都出来后，那个太监发出了第一个命令：打圈子。命令发出以后，只见那些狗一起在狗舍前的空地上滴溜溜地跑起来，跑的同时还在打转，鲜红的舌头不时伸出嘴外。几条个头比较大的狗更是不停地翻跟头，就像是一群调皮的小孩子在空地上胡闹，让人看起来觉得非常舒坦。当然了，这些狗本身都是非常可爱的。

这样戏耍了一阵之后，那个太监再次发出命令。随着一声“站住”，那些狗竟然立即静下来，井然有序地排成了一列很整齐的队伍，大有和太后身后站的一排侍从人员一较高下的意思。如果仔细比较，这些狗列成的队伍还真比我们的整齐几分。当日的天气很好，在阳光的照射下，它们的双眸闪闪发亮，就像是两个小灯泡。这些狗的眸子很圆，并且全部突出在眼眶外面，给人的感觉有点像围棋中的黑子。列队的同时，它们的眼睛全部盯在了老佛爷身上。所有的细节显示，这些狗平日里受到过非常严格的训练，今日才能有如此整齐划一的表演。如果是平常，不太容易看得清楚这些狗的眼睛，因为它们头顶上的毛都特别长，长得几乎要把眸子盖过，只有在今天这样的条件下，被阳光照射到，它们的眼睛才会被人们看到。至于平日里这些狗自己看东西时，眼睛会不会被遮盖，我无法得知。

这个时候，所有的狗都排成了一条直线，工工整整地等待太后检阅，它们所有的动作都已经停止，站得非常稳定，就像是一排木桩。不仅如此，连狗的叫声都听不到了。想必平日训练的时候，叫声也包含在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不叫，都有严格的规定。就在此时，那个太监发出了第三个命令，他大喊一声：“直立。”那些狗就全部仿照海龙刚才做的样子，把身体立了起来，然后以自己的臀部作为支撑点，像人一样坐在地面上，并时不时地伸出鲜红的小舌头，神情非常得意，像是完成了一项了不得的任务一样。当然了，也不是每条狗都能做好这个动作，几条训练没多久的小狗还需要太监的敦促和帮助，这样才能做得好一点。

等到所有的狗都站直以后，那个太监发出了最后一个命令：“参拜太后！”这个命令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也从来没敢想过。话音刚落，那些狗就同时叫了起来，并不时地把它们的前腿合并到一起，上上下下地晃动着，不仔细看的话，还真有几分作揖的样子。这一幕的确太精彩了，此后很多年，我都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类似的情景。一下子见到这么多能够作揖、参拜的狗，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这么多条狗都能作揖、参拜，为什么太后会对那条叫做海龙的狗青睐有加呢？此刻的海龙完全没了刚才的威风，只能和其他狗一起做着相同的动作，除了脖子上面系着几个金铃，它和其他狗没什么区别。也许就是因为这几个小小的金铃，它的每一次动作都能引起太后的注意，进而博得太后的喝彩。在我看来，此时的海龙是一个非常廉价的小丑，可以毫不费力地博得太后的欢心和微笑，这就是它做狗成功的地方。

如果在御犬厩中待的时间长一些，除了观看一回这些狗的表演，太后还要对狗进行检验。太后想要检验哪一条狗，自然不会自己蹲下来看，而是让管事的太监把那条狗捧起来，放在她的面前，然后她再仔细观看。看过之后，太后照例会给一些评价或者建议，比如说，“这条狗的眼睛太脏，你们难道不会给它洗洗吗？”“这条狗尾巴上的毛太长，要及时剪一下。”听到这些话以后，管事的太监会立即让人处理。但是有些时候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太后如果说“这条狗的身子太长”，或者“这条狗的后腿太长，不合尺寸”，那就不是简简单单找人修理一下就好了的问题。如果被太后如此评价，这条狗面临的命运只有一个，就是被流放。有些时候为了省事，这些太监会把遭到流放的狗杀掉，太后很少追究这些狗的下落，即便被杀掉了也不存在什么隐患。如果被太后评价为不合格的是条小狗，那么它们的命运又有不同，太监不舍得杀掉，就会把狗抱出去卖掉。由于是从皇宫抱出来的，又加上是名犬，自然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那笔钱可是相当可观的。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看黑宝玉生的四条小狗，因此，太后休息过一会儿之后，管狗的太监就把那四条小狗盛在一个小竹篮里呈了上来。太后起身仔仔细细地看了这几条小狗，然后指着其中的一条对我说：“你看，这四条里面就数它最完美，兼具了它父母的全部优点。”这四条小狗的母亲黑宝玉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名犬，它们的父亲也非常有名，名字叫“乌云盖雪”，顾名思义就是通体乌黑，只有四条腿是白色的。逗弄了那条小狗一阵子，太后接着说：“四条狗中有一条这样的也算不错了，剩下的那三条稍微差了点。你看这一条的身子太细并且太长，这一条的后腿比前腿长，那一条的尾巴不向前弯曲而向后弯曲，不管怎么说，这三只小狗都太难看了点。”太后的评语一下，这四条小狗的命运也就定了下来，除了第一只以外，其他的小狗都要遣送出宫。趁此机会，我对太后说我喜欢其中的一头，太后毫不迟疑，当即宣布把那条小狗赐给我。

太后自己留下的那条狗是雄的，和它母亲的相像之处是通体黑色，而头上的一块白斑则来自它父亲的遗传。根据它的外形，太后给它取名叫“斑玉”，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字。太后又仔细地看了一眼这条小狗，接着说：“还要再过七八天，这条狗的眼睛才能睁开，眼睛睁开之后的三四天，我们就需要把它的尾巴剪去一截。”我很奇怪为什么要把小狗的尾巴剪去一截，太后很快就告诉了我原因。根据太后的叙述，我了解到这是养狗的一种习惯，如果不把小狗的尾巴截去一段，它的尾巴就会向后弯曲，并最终像一条马尾巴似的拖着，非常难看。如果剪去了小狗的一截尾巴，余下的尾巴就会向前弯曲，这有利于塑造良好的外形。除此之外，太后还告诉我说，哈巴狗两个下垂的耳朵也是人为造成的。刚生下来的时候，小狗的耳朵是竖着的，过不了多长时间，需要人为地把小狗耳朵的尖端和一块小石子或者铜钱粘起来，由于石子或铜钱的重量，小狗的耳朵很快就被吊了下来。过半个月左右，尽管石子和铜钱被去掉，小狗的耳朵却再也竖不起来了。

絮絮叨叨地讲了一大堆之后，太后停下来喝了点水，然后又补充说：“想要培养一条好哈巴狗并不容易。在蓄养的时候，有一点需要非常注意，那就是小狗吃的饲料。在小狗长大的过程中，它的身材能否令人满意，完全取决于饲料。在它还很小的时候，千万不能喂它太多水，如果这样的话，它的身子就会长得很细很长；也不能天天喂它吃肉，否则它的身体会长得又粗又短。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好的，所以掌握它们的饲料配方非常重要，没有经验的人是万万做不来这件事情的。”

养在御犬厩中的狗都有自己的名字，这些名字非常典雅，十分切合它们的样貌或者性情。狗的名字都是太后取的，她不仅能够给这些狗起恰当的名字，还能非常清楚地记得哪条狗叫什么名字。无论她见到哪一条狗，总能非常容易地叫出它的名字。有四条毛色发灰并且灰中带紫的哈巴狗，它们不仅毛色相像，就连身材、叫声都很像，如果不仔细观察肯定难以分辨。太后依次给它们起名叫做秋叶、琥珀、紫烟和霜柿，这四个名字真是太切合这几条狗了，以至谁看到它们都会立即联想到这四种东西，无怪乎太后会给它们起这样的名字。

在太后的御犬厩中，还有四条十分罕见的小狗，它们的身材委实太小，完全可以放在人的手掌上玩耍。这四条狗永远都这么大，就算再过若干年也不会长大，人们外出的时候，可以把它们放在袖子中，它们也因此得名为“袖子狗”。其实，袖子狗是哈巴狗的变种，只要进行合适的喂养，哈巴狗的身材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甚至连它们的毛色都可以人为控制。太后对这个知道得比较详细，并且也曾仔细地讲解给我听，只不过我记性不好，现在几乎全部忘光了。太后的这四条袖子狗全都非常可爱，并且都有自己的漂亮名字：白得像雪一样的那条叫做“雪球”；略带一些青紫色的那条叫做“雨过天晴”；全身浅灰色，非常活泼好动的那条叫做“风”；剩下的那条最好看，全身都是最纯粹的银灰色，太后特意称呼它为“月光”。这四条狗中，我最喜欢的是那条最好动的“风”。

太后豢养的狗大多成双，这个成双不仅仅是指雄和雌，还包括颜色、体型上的相像。这么做无非是想让它们留下相同的种来，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御犬厩中有一条孤零零的狗，它虽然并不高大，但看起来非常雄劲有力，是一条地地道道的猛犬。由于它的毛色是深黄和棕黑相间，有点像老虎皮，太后特意给它取名为“小虎”。太后曾经命人找一条和它颜色差不多的雌狗，可始终未能如愿，直到我离开皇宫的时候，太后还没有给小虎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

哈巴狗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们的毛，特别长，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了身体，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毛线团。如果哈巴狗不经常把舌头吐出来，我想很少有人会觉得那毛茸茸的东西是个生物。正是因为它们的毛特别长，所以需要特别护理，每天除了要洗刷之外，还要经常用一把特制的木梳给它们梳理，就像漂亮姑娘需要梳理自己的秀发一样。太后既然吩咐了专门人员照顾自己的爱犬，这些工作自然每天都有人做。

跟随太后住在颐和园的时候，太后时常要去瞧瞧自己的爱犬。她不仅非常宠爱海龙，对其他的狗也是宠爱有加。闲暇的时候，如果太后感到无聊，就会吩咐小太监把她点的几条狗抱过来抚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狗成了太后晚年的安慰。写到这里，我心中不免有些悲哀，也不知道自从太后死后，她的那些爱犬怎么样了。昔日被太后当作宠臣一样对待的狗儿，如今大多已经死掉了吧。

奇珍异宝

根据宫中年老一点的太监回忆，太后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现在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依然有别样的风采，这让很多人羡慕不已。平日穿衣的时候，太后对自己身上的装饰品非常在意，总是要反复挑选，力争让它们和身上的服饰相符。既然是佩戴在太后身上的装饰品，自然都是数量极少的珍品，样式漂亮不说，价值也都是我们不敢妄加揣测的。

每天早上太后梳洗完毕，便有四五个太监捧过来几个大匣子放在太后面前，让她挑选自己喜欢的珠宝首饰。到了太后这个年纪、这个地位，这样的装饰完全没有必要，就算她身上一件装饰品都没有，也无人能够否认她的权威和荣耀，但太后不这么认为，她好像对这些东西有天然的爱好。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太后的这个爱好，也许用“浮华”两个字最好。太后崇尚浮华，自然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我们满洲人的祖先历来不主张奢华，反而会劝人节俭。因为太后的浮华作风，内府里面的银两经常告罄，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一日早朝结束后，由于没什么事情，太后坐在大殿里面休息，而我则站在她身后陪她说话。过了没多久，李莲英几乎是跑着闯了进来，他跪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启禀太后，两湖总督张之洞刚刚送来一个奏折，并随同送来了一批贡品，奴才特来请示太后该怎么办。”听到这个消息，太后脸上泛出了一层喜色。我并非刻意挖苦太后，确实是她脸上欢喜的表情太明显。大小官员，无论是谁，只要有人献上贡品，太后总会欢喜一番，这一点非常像小孩子的表现。在朝廷做官的人都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思，太后的这个爱好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为了博得太后的欢心，这些人更是隔三差五地献上一批贡品，其中自然以罕见的珠宝首饰为主，有些时候还会有人献上来非常罕见的西洋器具。太后几乎每天都可以收到贡品，日久天长，她私人金库里面存放的珠宝翠玉，就连她自己也未必知道有多少，更别提其他人了。一般来说，那些下属官员进献贡品是不计成本的，为了博得太后的欢心，他们之间也颇有斗富的意思。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不禁暗自喟叹：有了这么一群官员存在，大清朝的国祚怎会长久呢？太后的金库里面塞满了各位将军、总督、尚书等官员进献的贡品，但不见得每一件都是精品，更不见得每一件都能博得太后的欢心，绝大部分珠宝首饰经太后看过一眼之后，再也没有被提起过，就那样尘封在金库中。太后对珠宝首饰的欲望非常强烈，在这上面花费的金钱也最多，凡是她老人家想要的首饰，不管花费多少钱，也不管需要经历多少困难，她都要得到。假如需要的珠宝不在京城，太后就会派人去各省寻觅，直至找到为止，如此一来，花费的银两就更多，甚至到了不可估量的地步。

张之洞这个人，我想大家并不陌生。当时他在两湖总督的位置上，官居要职，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再加上这个人非常有才干，颇得老佛爷赏识。张之洞做出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为此大家对他赞誉有加，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不愧是当时中国一流的政治家。其实，我和张之洞之间还有一点渊源。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还没有做到总督，只是湖北省的抚台。家父当时受到皇上的任命，出任湖北省藩台，加之我老家在湖北沙市，距离武昌非常近，所以两家之间就有了许多交往。张之洞家有几个和我们姐妹两个年龄相仿的姑娘，为此，我和姐姐去的次数更多，几乎到了两三天就去一次的程度。一来二往之中，我有缘结识了这位出色的政治家，并知道他有收藏各种古玩字画的习惯。他家里收藏了很多璞玉，这些璞玉比较特别，很少有被加工过的痕迹，大部分都是刚刚从山里面开凿出来的。张之洞把它们寻觅过来以后，并不急着做成器物，而是等到他自己闲暇时，慢慢地琢磨，他似乎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张之洞家里虽然有太太、姨太太、小姐，但他从来不把这些东西送给她们，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宝贝，不可以轻易送人。平日里，他就把那些大块的、长条的璞玉加以打磨，然后存放起来，等到闲暇时再拿出来鉴赏。

由于先前对张之洞有这样的印象，我猜想他送来的贡品必然是几件玉器。在张之洞看来，世间最珍贵的东西无非玉器，金银器皿都沾染了世间的俗气，无法和洁净无瑕的美玉相提并论。张之洞不仅喜欢收藏各种璞玉，在他家中还常年供养着几个玉工，如果他哪天想起来要把某块璞玉雕琢成某件器物，这些玉工能帮他轻易办到。购置玉器，然后再把它们加工、打磨，这要耗费很多精力和金钱，普通老百姓很难承担得起这样的消耗，但对于张之洞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物来说，根本就是小事一桩，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置办得起来。

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事情，那时经常有人向张之洞兜售刚刚开采出来的璞玉，经过仔细鉴别，如果他中意就会掏钱购买下来，然后拿进玉房交给那几个玉工验看。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所以不用有那么多顾虑，时常可以在他的书房乃至玉房之内走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得以看到玉器的打磨过程。我常常看见一块长宽各约七寸的粗玉，经过玉工们的再三琢磨，最后只剩下两三寸见方的一个小方块，再到后来只剩下一寸左右，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精玉，至于其他的部分，只是废材，根本没有什么用。不要小看那一小块，它很有可能价值连城。能够被张之洞收藏的玉，往往玉色均匀，甚至连一个斑点都没有，真应了“美玉无瑕”那句古话。

张之洞虽然不是初次给太后进献贡品，但由于以前进献的贡品各不相同，所以太后也想不出来他此次进献的到底是什么。为此，太后立即吩咐李莲英：“快点，快把他献上来的贡品拿过来。”张之洞派过来的是个小官，没有面见太后的资格，只能在宫门外等着，李莲英出去把他手上的锦盒捧了进来，毕恭毕敬地放在太后面前的桌子上。太后那时的眼神已经相当饥渴。李莲英送过来的是一具体积不大的玻璃匣子，用锦缎装饰得华贵非常，虽然体积不大，但雕刻得很精美，里面放了三个小玻璃匣子，花色和外面的大玻璃匣子差不多，显然是用同一块玻璃做成的。仅仅是看着外面的玻璃匣子，我就已经猜到里面必定是贵重物品。

太后毕竟年事已高，隔着玻璃匣子根本看不清楚，于是她命我打开外面的玻璃匣子，把里面的小玻璃匣子一个一个拿给她看。第一个小匣子里面放的是一对玉制的耳环，和我原来的猜想基本吻合。这对耳环显然是用上等翡翠雕刻而成，绿得就像一片完美的菩提树叶，玉色非常匀净、光洁。看到这样的耳环，我对自己以前拥有的玉器全部厌弃了，它们和这件的差距太远，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不仅我收藏的玉器，就是太后以前拥有的玉器，也绝对没有哪一个能和这个相比。平日里我和太后去金库，虽然能看到许多玉器，但从没有看见过比这个更好的，连和这个差不多的都少。看着这对耳环，太后脸上的表情已经兴奋了起来。这对耳环大约有一寸宽，太后很小心地把它们捏起来迎着太阳光透视，越透视越欢喜，她情不自禁地回头对我说：“你看啊，这块翡翠真是太美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好的翡翠。你以前肯定也没有见过吧？不管怎么找，在它上面也找不出一个斑点，真是太难得了。”

太后说的没错，这块玉堪称极品。中国人鉴赏玉器首先看的就是纯度，只有那些纯度高而没有瑕疵的玉才能称得上是好玉。如果一块玉这里太深，那里太浅，就难免让人觉得不舒服。因此，玉工在雕琢玉器的时候，一般会用非常精巧的手段掩盖那些不美观的斑点。善于鉴别玉器的人总是追求自然，这对耳环被雕刻成了新月形，确实没有比它更自然的形态了。太后还在不住地赞叹。老实说，我也很喜欢这对耳环，非常想戴在自己身上，但这肯定是妄想。如果太后不喜欢这个，还有可能赏赐给我，如今她那么喜欢这对耳环，又怎么可能赏赐给我呢？“太后，既然您这么喜欢这对耳环，何不戴上看一下效果呢？”我向太后建议道。太后此时已经非常亢奋，别人看见她的神情一定会觉得好笑。她听从了我的建议，命李莲英取来了穿衣镜。

太后慢慢地走到穿衣镜前面，把那对耳环戴上，仔细观摩了一番，还不忘观察一下自己呈现老态的脸。她就这样一直在穿衣镜前面站了五六分钟，始终没有说话，这种沉默让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不行啊！”随着一声叹息，太后终于开了口，她沉郁地说，“我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容颜，脸上的活气都少了很多，这么鲜亮的饰物还是不太适合我。”之后又是长久的沉默。我现在开始后悔自己提出的这个建议，没想到太后会突然想起自己的年纪。“暂且放着吧，过几天等我非常高兴的时候，也许脸上的表情会好一点，到时候少不得要用到它们。”幸好，太后在最后说出了这样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也算为我开脱。

岁月不饶人，愁闷也没用，幸好太后并没有一直沉浸在愁闷之中。不管用什么办法，一个人是无法再回到少年时代的。太后把那对耳环放回玻璃匣中，并随手取出了第二个玻璃匣，里面放的是一对手镯。这对手镯是用上好的白玉雕成的，不仅颜色是那种最纯正的羊脂色，就是放在太阳光下照射，也绝对找不出一个斑点。那对耳环的价值虽然极高，但毕竟使用的玉石是很小的一块，而这副手镯必须要用相当大的一块玉石，在众多的玉石中找出这么一块，想必张之洞费了很大劲儿。那块纯粹的翡翠和这块天然无瑕的白玉的价值，我不敢妄自揣度，但肯定是大得惊人，如果再加上雕琢这个东西花费的工银，那个数目绝非一般官吏能够承受得起的。太后拿起这副手镯，放到手心里摩挲了一阵，然后又到太阳光下验看，结果自然是非常满意。她静静地看了一会儿，似乎对玉镯的颜色发生了兴趣，但不大一会儿之后，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想必是再次想起了令人伤心的年龄。最后，太后缓缓地把这对玉镯放进了玻璃匣子。“这样的饰物我是无法使用了……”太后这句话连续说了三遍，声音一遍比一遍低，好像是为了确认似的。太后说得很对，这的确不是她这个年纪的人应该使用的。“对我来说，也许最合适的还是竹、石色的珊瑚做成的东西，它们的颜色比较深，可以巧妙地掩盖我失去了活力的神色。如果使用颜色这么鲜亮的玉石饰物，想必我身上的缺点会全部显现出来，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太后又喃喃自语了好长一段时间。

见太后的心情如此低落，我想说一些宽慰的话，可想了半天，不知道该如何措辞，只好作罢。不管怎样，太后说的毕竟没错。现在我开始有点了解太后早上梳妆打扮时候的心情了，每次挑选饰物她都要用上二十多分钟，在这个过程中，她肯定想起了以往的很多事情。当初太后年轻的时候，咸丰帝非常宠爱她，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珠宝都拿来给她。那个时候的太后非常美丽，那些珠宝戴在她身上肯定是与她的年龄相得益彰的。当时的太后对珠宝首饰特别在意，高兴的时候甚至一天要换两三次，但那又怎么样呢？大家不仅没有觉得不合适，反而觉得只有那样才能衬托出她的美貌。

可惜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太后的美丽和青春已经不在，脸上鲜活的神色也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发现从前喜欢的那些饰物竟然再也无法佩戴在自己身上了。我想这对太后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太后早上打扮的时候才会如此挑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想借此留住自己已经逝去的美好时光。还好太后现在至少还有年轻时候的一二分姿色，特别是碰到什么高兴事情的时候，她顿时像年轻了一二十岁。每逢这种情况，虽然她脸上的皱纹没有减少，但少年时代的风姿还是能够略微显现出来的。

也许大家都有和我同样的想法，所以都没有吭声。太后见我们对她的感叹反应很冷漠，深恐我们没有领会她话语间的深刻含义，就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太后说：“我的确是不太适合这样的首饰，你们还记得前几天肃王福晋到宫中来的情形吗？”

肃王福晋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美人，经常到宫里面来，上次来的时间是三天前。以前她来的时候，我们对她的印象都非常好，但那次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她身上的衣服和佩戴的饰物都是上好的珠宝，她的容貌也和前几次差不多，为何前几次我们没有那种感觉，而如今却有了呢？太后当时肯定也觉察出来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如今旧话重提，她就一一解释给我们听。

“上次肃王福晋来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觉得她比以前老了许多？”太后一语中的，我们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之所以感觉不舒服，是因为肃王福晋突然变老了。接着，太后继续说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肃王福晋不懂得佩戴翡翠和玉石首饰的精髓。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个不要紧，不管什么样的首饰戴在身上都会很好看，但福晋现在和我一样都不再年轻，如果再不懂这个，就很容易误戴，给人以不协调的感觉。玉石和翡翠这种东西不是什么人任何时候都能戴的，它最合适的对象和时机是年轻女子心情愉快时。如果容颜已老，或者正值忧愁之际，戴上它们不仅不会显出自身的美丽，就连首饰的色泽也会黯淡下去。换句话说，玉石首饰是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饰品。如果是年轻女子佩戴，两者相互辉映，自会相得益彰，再有笑容相伴，更会分外美丽；如果是一个老年人佩戴，或者恰值心情不畅、愁眉苦脸，不仅玉石首饰会显出人的老态，人的老态也会反过来令玉石首饰失去应有的光泽。你们仔细想想，上次福晋戴的翡翠耳环是不是把她衬托得分外老？那副耳环也许是极好的，可能不比张之洞的这对差，但由于被福晋的老态衬托，最后竟变得毫无生气了。”

听完太后的解释，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也没有比她的解释更正确的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太后刻意诋毁肃王福晋，但据我所知，太后和肃王福晋的关系一向很好，肃王福晋也没有什么地方令太后感到不快。太后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因为她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说完以后，太后吩咐李莲英把这几件东西收好，并且放到收藏珍宝的地方。从此以后，太后也许再也不会记起这几件东西，或许她会在自己心情高兴的时候佩戴，这谁也说不清楚。

张之洞是一个深通世故、判断力超强的政治家，向来以精细干练著称，他送给太后的东西自然也有深意蕴含在里面。张之洞不选择其他东西，偏偏选择玉石首饰送给太后，实在是非常聪明。转眼间夏天就会到来，老佛爷最喜欢夏天，她的心情肯定会随之好起来，再说夏天也是最适合佩戴玉石首饰的季节。不仅如此，张之洞送给太后只适合小姑娘佩戴的玉石首饰，里面也蕴含着太后在他看来一点儿也不显老的意思。如果真的如我所想，张之洞真可以称得上是“老奸巨猾”。不过，也许是我自己多想了，也许张之洞的动机很简单，只不过想向太后表示自己的忠心罢了。

太后不仅对首饰的搭配研究很深，对衣服的搭配也颇有心得。各种衣服之间的相互配合，哪几种合适，哪几种不合适，她了解得非常清楚。太后不仅要求自己了解，还非常希望我们也能够了解。每次上朝之前，她都会仔细审视我们八位女官身上穿的衣服，看见有不合适的，就会大声呵斥，责令穿衣人赶快去换。比如说前几天早朝，她就对一位女官吼道：“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又穿错了！你的这件袍子不适合这个时候穿，赶快回去换！”那位女官虽然不敢忤逆太后的意思，但她眼睛中明显流露出不理解的神情。见此情形，太后只好进一步说道：“你还不明白吗？衣服的颜色要适合人的心情，当一个人不快乐的时候，太浅或者太显颜色的衣服都会把我们的表情衬托得很难看。就像你现在穿的这件粉红色袍子，它的颜色和你的神情非常不相称，让人觉得很刺目，令人憎恶。所以你必须去换，并且还必须换成蓝色的。”

在宫中有地位的女人里面，就数珍妃的姐姐瑾妃最笨，老记不住太后给我们讲的那些搭配原则。为此，受太后责骂然后回去换衣服的次数数她多，不过太后也知道她笨，所以并没有过多地责备她。幸好瑾妃身边有人从旁帮助她，不然我敢担保，她每次都会被太后赶回来。次数一多，太后也就不想再和她待在一起，遇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太后也懒得和她解释，直接告诉她去换哪件衣服。瑾妃的衣服大都是太后赏赐的，所以太后每次都能给她正确的指示，瑾妃倒不至于太为难。

太后对于衣服和饰物的讲究，说得好听一点是富有艺术品位，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生活太浮华。不管怎么说，太后对穿戴的研究的确让我佩服不已，就是现在，我也会按照她教给我的知识去打扮自己，往往能够取得非常棒的效果。

泛舟昆明湖

今天是个好天气，既不热也不冷，更妙的是太后也在兴头上。年岁大了以后，太后通常都很阴郁，好像心底压抑着很多东西。今天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从她闪闪发亮的眸子和不时露出的微笑可以看出，太后此时非常开心。这的确是很难碰到的好现象，只要太后高兴，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心情一高兴，太后好像年轻了二十岁，竟真的像是回到了少女时代，脸上的神色也鲜亮了许多。如果太后此时把张之洞送来的耳环戴上，必定能够增色不少，但这只是我心底的想法，并没有敢说出来，怕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太后好像也忘了张之洞送贡品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再提起。太后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高兴呢？原因很简单，最近几天来，朝中的一切事务都处理得很顺利，没有让她感觉到不爽快的地方，再加上今天她又特别空闲，可以说没有半点需要她亲自去操劳的事情。由于这些原因，太后的一言一行都是前所未有的轻快，这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过的。

既然一切都那么顺心，老佛爷是绝对不会枯坐一整天的，我们知道，当老佛爷不说话的时候，肯定是在计划着去哪里玩。果然，过了没多久太后就说话了：“今天天气这么好，必须想出一个有趣的玩法，我们去昆明湖好了。”太后的游兴已经很浓，我们也乐意跟从。太后好像唯恐我们不愿意似的，接着说：“在这么好的天气里，如果能够待在船上，肯定特别舒服，就是午饭也得让他们送到船上来，不然的话肯定会减弱我们游玩的雅兴。”其实，这些话根本没必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跟着她到湖上走走。出发之前，我们八位女官聚在一起开了个会，相互提醒并约定要让老佛爷一整天都高高兴兴的，谁也不能说扫兴的话和做令老佛爷感到不快的事情。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如果老佛爷的愉快心情能够多延续几天，我们也肯定会过得特别舒坦。

说是要到水上去，并不是真的要去海边，而是在颐和园内的昆明湖上泛舟。昆明湖虽然是人工雕琢而成的，但面积足够太后浮游。太后有自己专门的游玩船只，依照惯例称为“御舟”。但她很少有像今天这样的闲暇时间，每年只会在春末或秋初的好日子里才泛舟，因此这艘御舟用得非常少。太后决定要去昆明湖以后，早有人传话让下人准备游玩用的船只、器物等东西。御舟的样式很普通，就是一艘有篷子的大船，想要前进依然需要使用橹和竹篙。御舟中间照例是一间船舱，只不过这间船舱特别大、特别高而已。在船舱的顶上遍绣龙凤，雕刻的飞禽走兽也都栩栩如生，远远看去像是一座真正的宫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更喜欢把这艘御舟称为“湖上浮宫”。御舟船舱的顶上用的是最上等的木料，这些木料被雕刻成了琉璃瓦的样子，并在外面涂上了鲜艳的油彩，做工之精细让人瞠目结舌，不仔细辨认几乎分辨不出真假。太后从我们八个人中，选了我和其他三位女官，准备让我们贴身陪伴，其他人则须紧随其后。

过了没多长时间，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完毕，只等太后登舟。太后吩咐动身，我们一大堆人簇拥着太后向停泊御舟的码头走去，远远就瞧见几个小太监已经整理好篙橹并站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我们四位女官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太后登上御舟，让她在御座上坐好。随后，有人打开了那两扇又高又大的船坞门，把这艘御舟慢慢地放了出去。撑舟的小太监都经过严格训练，能够在行进途中尽量减少震动。出船坞时需要经过一条狭窄的水道，大约走了五分钟之后，这艘御舟就开到了波平如镜的昆明湖上。离开那条水道以后，整个湖上秀丽的风景就一一呈现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太后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天上的太阳暖暖地照着，把湖水照射得一片金黄。湖上的空气特别清新，太后的心情比较顺畅，而我们也随着太后顺畅的心情变得分外高兴。

船在湖上行进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许多不一样的风景。昆明湖水很净，碧蓝的天倒映在水中，就连湖水也呈现出蓝莹莹的一片。坐在船上，目光可以透过水面直接看到昆明湖水底，那些刚刚透出水面的荷梗，我们都能数得一清二楚。空气如此清新，景色如此诱人，就算只盯着湖水看上半晌，也会觉得眼睛明亮了许多。透明的湖水中不时有金鱼游过，给湖水增添了动态效果。几尾较大的金鱼还不时跳出水面再落下去，期间发出清脆的声音，激起的涟漪也分外好看。到处都能让人感受到朝气，只要来到这里，人世间的一切忧患、烦恼都可以暂时抛开了。

靠着万寿山的宫殿正对着我们，从船上望去，那里就是仙境中的琼楼玉宇了。真不敢相信我们住在那种地方。颐和园中种了许多草木，尤其是昆明湖沿岸，可以说形形色色的树木都可以找到。微风吹过，站在船上看那些随风摆动的枝条，别有一番韵味。随着微风送来的还有花香，虽然已经是晚春，但不少花儿才刚刚开放，馥郁的花香，甜美的春风，这些糅合到一起，组成了令人迷醉的颐和园春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奇观不能不加以说明，宫殿顶上的琉璃瓦，因为阳光的照射而反射出炫目的金光，远远望去，就像是从半空中投射出来的金光一样。这实在是难得一见的美景，就算只看一眼，也绝对不会后悔来到颐和园上。

太后准备了两艘游艇，既然我们乘坐的是御舟，那么不妨把另外一艘叫做御舟的副号。御舟的副号形态和御舟相仿，只不过规模略小，顶上的假瓦也不是黄色，而是绿色，至于它里面的装饰是什么样子，我不得而知，因为我每次乘坐的都是御舟，没有机会到副号里面去亲眼看看。每次游湖的时候，我们八位女官会分成两拨，一拨坐在御舟上，另一拨则在副号上。在副号上乘坐的人，除了那四位女官，还有一些亲近的随从。每次游湖，御舟的副号都会紧紧跟在御舟后面，大约相距五六丈远，这样一来，既能保证不影响太后的视线，也可以随时听从太后的召唤。

除去这两艘大船，还有四艘小艇，那上面坐着的是乐队和御膳房的人。太后喜欢音乐，到了湖上也不肯免俗，不过这些人演奏的是细乐，并非庙堂之上吵吵嚷嚷的粗乐。细乐本来就非常好听，加之是在湖面上演奏，更是别有一番风味。这支乐队一共有二十人左右，分班轮流演奏，因为按照太后的要求，音乐声是不能停的。动听的丝竹声，加上柔和的风声、碎玉般的水声，让人觉得分外悦耳。音乐的声音本来是极软极柔的，如今仔细听起来却有一种回肠荡气的感觉，这种舒适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体会得到的。

乐队一共占用了两只小艇，另两只小艇上坐着的是御膳房的人，艇上载着几个小型的炉灶，如果太后想要吃什么，只需吩咐一声，很快就会有人将它做出来。

每次出游总少不了的一个人就是李莲英，不管太后有什么举动，也不管这个举动该不该由他承办，统统由他传下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才是出游的总指挥，这次自然也少不了他。除此之外，负责茶水和膳食的大太监张德也在御舟上，他还带了两个随侍的小太监。太后很潇洒地坐在中间的御座上，我们四位女官分列其后，肃然拱立。太后向来喜欢说话，到了这里又怎么会乖乖地闭上嘴巴呢？“你瞧，这里简直是太美了，你们以前肯定没见过。”这句话不知被太后说了多少遍，她既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向我们夸耀，“所以说啊，一个人不能老做事，要找时间出来走走，不然的话身体和精神迟早有一天会垮下来。”对于太后来说，这里的每一分钟都很珍贵，在她余下的生命里，这样的日子肯定不多，如果再不享用就来不及了。我想太后肯定也明白这个道理，看她脸上的表情就会明白。

御舟上有一个装饰品，我觉得有说一说的必要。那个装饰品是借着桅杆造成的，说是桅杆其实并不正确，因为那上面根本没有悬挂白帆。在那个“桅杆”上，除了悬挂有一面龙旗外，还有两根天青色的缎带。行进途中，由于被风吹拂，那两条缎带就向后飘，又因为这两条缎带很长，所以一直拖到了水面上。如此一来，在船行进的过程中，这两条缎带就在船后面形成了两道水纹，被水浸湿的缎带，在阳光的照射下，竟然闪现出犹如彩虹一样的颜色。有风的天气就会有水波声，如今有了我们这几艘船在上面滑动的声音，以及摇橹声，船底摩擦水面的声音，种种声音混合在一起，构成了非常美妙的天籁之音。小艇的声音若有若无地传过来，几乎没有一丝杂音，其他的声音完全听不到，身后几条船上虽然坐了许多人，但谁都不敢说话，好像是空船一样。大家谁都不说话，唯恐把老佛爷难得的好心情打破。那么大的船舱只有太后一个人在说话：“转到东边去，我们去看看那些种荷花的人，看看他们是如何工作的。”

太后喜欢荷花，所以昆明湖里面种了大片大片的荷花，最集中的地带是湖东侧。此时我们已经来到昆明湖中央，船走得很慢，就像是一头卧在平静水波上的黄色怪兽。银光灿灿的水波上，四周满是绿油油的荷花，那情景真是美极了。由于昆明湖水面宽阔，虽然种了那么多荷花，但并不至于拥挤，也不会妨碍御舟通行。御舟在一簇簇荷叶上飘过，船底被摩擦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竟然一点儿也不刺耳。御舟逼近的时候，荷叶向两边分开，上面还残留的水珠颤抖着滚落下去，宛如少女哀伤时流下的泪珠。此时此刻，所有的颜色都极其鲜艳，金黄色的御舟、银光闪闪的水面，绿油油的荷叶，再加上太阳光反射过来的黄澄澄的宫殿，共同组成了一出颜色交响乐。在昆明湖的正中央，太后穿着一身大红袍坐在御座上，显得分外美丽，也许在此时的颐和园里面再也没有比太后更美的人了。此时的太后已不是枯坐着，她更像个孩子，竟然忘乎所以地手舞足蹈起来。

按照太后的意思，我们慢慢把船划向昆明湖的东边。远远地，我们看见大约一百名上下的小太监正在工作，他们遍布于荷叶之间，不时地把腰弯下去。虽然我们从太后的口中知道他们是在从事移植新荷的工作，但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却不得而知。这些人一律穿着蓝色短褂，并且都把裤腿卷了起来。移植新荷当然要到水里面，昆明湖岸边的水也比较深，差不多要到他们的臀部，所以他们工作起来格外费力。原本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一会儿弯腰，一会儿又挺直身体，直到走近了以后才发现，原来他们必须先弯腰下去，把手伸进湖底抓住隔年的老梗，然后挺直了腰把它们连根拔出，还要顺便摘下上面的嫩芽，然后就可以把老梗抛开了。最后，这些小太监还要把腰弯下去，为的是把嫩芽插进湖底的淤泥中，让它们慢慢长大。

到了昆明湖东侧以后，太后吩咐停船，好让她仔细观看那些人是怎么工作的。与此同时，太后也开始向我们演说，以此来卖弄自己的博学：“你们要知道，种荷不仅是为了好看，它还是一桩非常赚钱的买卖。荷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可以糟蹋的地方，它的老根、梗子、叶子、荷花和莲蓬无一不可拿来使用，这些东西在中药里面都是很重要的。荷叶刚刚采下来的时候，非常干净，人们通常会拿它来包扎熟食。比较嫩的根也是好东西，夏天到来的时候，它们是上好的食材。”说到这里，太后命令张德派人取一些嫩藕上来，当场切了嚼食。托太后的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尝一尝。其实，藕这种东西谁没有吃过呢？只不过是太后赏赐的，所以觉得味道格外鲜美。吃过嫩藕，我们又看了一会儿那些人的工作，太后就吩咐开船。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已经绕遍了全湖，但此时的太阳还不到中天。太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她吩咐李莲英看了一下时间，然后说：“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把船开到湖心去，在那里吃过午饭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听完太后的话，船工立即调转船头，把御舟向湖心划去。到了一处觉得不错的地方后，太后吩咐停船，决定在那里吃午饭。御舟上有两支铁锚，此时一起放下水去，船也跟着停了下来。铁锚下水的时候，船底传来咕噜噜的声音，太后并没有觉得厌烦，看见船停了就没再说什么。

船停稳以后，李莲英拿出准备好的号角吹了几下。号角一响，只见御膳房的两艘小艇飞快地划了过来，分别停在御舟的两侧，御舟上的太监赶快拿出备用的木板放在御舟和小艇之间，而我们则迅速搬出了桌子准备开饭。借着跳板，御膳房的太监开始来来往往地送菜，我看着他们，觉得分外有趣。无论如何我是不敢尝试像他们那样做的，唯恐一个不小心掉下去。也许是考虑到今天的特殊情况，所有盛菜的碗碟用的都是金制或银制的东西，目的是避免菜肴滑落，不过筷子依然是玉筷。由于上上下下不方便，最后采取了上次在火车上进食的方法，从小艇到御舟，所有的太监排成两列，菜一道一道地经过他们的手传到御舟上来。这些太监手上都有一块白布，这是为了避免他们的手和太后的菜肴直接接触。此次虽然是在湖上进食，但一百道菜一点儿也没有减免，不过船上的空间确实太小，这么多菜无法全部摆上来，因此只好一部分一部分地上，暂时上不了桌子的菜由那些太监用手捧着。盛菜的碗碟上面都有盖子，所以菜的温度一时半刻降不下来。先上来的是冷盘，太后的神态显得很轻松，一边和我说话，一边用余光瞧着那些菜肴。她每道菜至多吃两口，等到她看完或者尝完了这些菜之后，便给我做一个手势，而我则顺势丢给张德一个眼色，张德轻轻地一摆手，那些菜就被撤下去，新的菜肴换了上来。接下来上的是热菜，那些太监把上面的盖子揭开以后，就僵直地站在那里，好像是一截截木桩。盖子一揭开，香气顿时在空中弥散开来，引得我们每个人肚子都咕咕乱叫。

太后进餐的时候，乐队依然在演奏着。看着眼前的景象，我不禁浮想联翩，并衍生了一番感触：作为一个臣子的女儿，我的地位和太后无法相比，正因为如此，我有许多太后不曾有过的经历。我已经见过大洋彼岸的世界，也知道那里的社会面貌和我们的是如何不同。我坐着大海轮出海，亲眼看到凶猛的波浪在铁舰的重压下臣服。在广阔的大洋上航行和在昆明湖泛舟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真想让太后也去体验一下，但这是不可能的。由于身份和地位带来的种种限制，已经完全抹杀了太后可能拥有的宝贵体验。每逢太后有闲暇并且想要玩水的时候，只能这样乘舟到人工湖上，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在昆明湖泛舟玩水，和远渡重洋、跋山涉水比起来简直太渺小了。老佛爷虽然年岁已经不小，但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个孩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人去照料，哪怕是我们这些女官，每一个举动都要分外小心，不然的话保姆就要从旁协助。这到底是怎样的生活啊，至少我不觉得这是幸福……

我想得很出神，偶尔一抬头，眼前迎面立着的就是矗立在万寿山前面的宫殿。如果这些宫殿是皇家的象征，是大清朝的象征，那么太后就是这些宫殿的孩子，也就是大清朝的孩子，只不过这个孩子未免太珍贵了，竟然需要动用如此多的人力、物力来照料。整个大清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滋养了太后，但却让她畸形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说不出这到底是应该悲哀还是应该无奈。除了大清国这个保姆，在现实生活中，太后还有许多保姆，颐和园中的师傅、教习以及女管事都要小心翼翼地照看着她，以免她受到损伤。

我还想继续思考的时候，太后已经用完了午饭，她一边漱口，一边颇有感触地说：“今天实在是太高兴了，真想天天都这么过。”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造化是公平的。孔夫子说过‘乐极生悲’，今天我们如此开心，也许明天就会有什么不快的事情发生。不过不要紧，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今天能够开开心心地度过，我就很知足了。”

刚听太后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不免紧张起来，唯恐太后自寻烦恼，弄得我们也跟着不自在，不过听完她的整段话，我就放心了。太后只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以她目前的状态，哪怕明天会有天大的事情发生，也难以阻止她今天的愉悦。对太后来说，今天这样的日子着实难得，如果不好好把握，肯定会留下终身遗憾。我想太后肯定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日是何年。

御医

那天在昆明湖上逗留了很长时间，谁都不觉得厌烦，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才回去休息。难得太后如此高兴，我逮到一个机会提出了心中的疑问：“太后，您中午说的那个造化是什么意思？”太后本来就知道我爱问问题，此时见我询问，不仅没觉得厌烦，反而高兴起来，估计是觉得又找到了一个可以卖弄学问的机会。

太后停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始解释，她说：“所谓的造化，换一个通俗点的名字就是神，来自于一个非常古老的民间信仰。据说，神掌管着人间的所有欢乐与哀愁，并且负责如何安排它们。如果过分沉醉于欢乐之中，它就会适当地惩罚你一下，让你忽然之间变得痛苦、忧愁。如果缺少了造化的存在，世间的许多人将变得耽于快乐之中，忘记自己还有意料不到的祸患；只要有它存在，人们就不至于沉迷于虚假的欢乐之中。当你感到非常舒适安逸的时候，造化就会马上把你弄得不安逸、不舒服；当你正趾高气扬的时候，造化又会过来给你一连串的失败和打击。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人世间才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也没有轻易可以达成的目标，只有那些在快乐中不忘记忧患、在忧患中坚定信念的人才能最终走向成功。可以说，造化是衡量人心是否坚定的神。”

听完太后的话，我不禁感到好笑和怀疑，我在无意之中助长了太后的迷信之风。我不知道太后对所谓的造化有多大程度的相信，不过我不敢去问她，至今我还记得在奉天狐仙塔发生的事情，我不想重蹈覆辙，招来太后的责骂。太后的目光非常锐利，好像看透了我心中的想法，于是接着补充道：“我自己不敢保证造化一定存在，权且把它看作真实存在但我们并不知道的神灵，像这样的神灵天地间还有很多。如果我们不能否认其存在，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相信，不管怎么说，这对我们并没有妨碍。如果你还是怀疑我说的话，自己不妨想一想，在你的人生经历中有没有乐极生悲的例子？也就是当你无论做什么都很顺利的时候，突然生出了种种枝节，让你感到异常烦闷。这样的例子，我想在你身上肯定有过，那个在冥冥之中给你挫折的人也许就是造化本身。”

听太后这么一说，我内心里面感到无比庆幸，庆幸自己刚才没有贸然发问，不然肯定又会招来申斥。不管太后怎么说，在她心中是相信造化存在的，至少是愿意相信。今天我们如此高兴地玩了一天，这让太后心中难免惴惴不安，在她看来，如果今天不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明天肯定就会发生，等待坏事降临的心情真的非常难以忍受。我们一直在湖上玩到天黑，也没见发生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老佛爷脸上的笑容也始终没有改变。太阳落山之后，温度逐渐降低，湖面上吹起了一阵寒风。俗话说春寒料峭，如果贸然被吹到的确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时候，我突然有点相信太后说的话了，也许这阵寒风就是造化恶作剧的开始。我虽然这么想，可当天晚上的确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也许真应了太后的那句话，第二天早上厄运到来了，天空下起大雨，并且还有很大的风伴随着。密集的雨点打在房顶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起床之后，雨点愈发密集了，风也越来越大。由于今天不是我当值，加上我居住的地方距离老佛爷的寝宫相当远，便打算不去她那里了，自己一个人待在屋内看书。但这是不可能的，我起床之后不久，一个小太监就跑过来说太后要见我。当时我心中多多少少有一些不祥之感，想起了昨天太后说过的话，也许真的会在我身上应验。我告诉那个太监说待会儿就过去，让他自己先回去。他走后，我隔着窗户看着远处烟雾笼罩的昆明湖，不禁感叹造化的神力之强，昨天还是阳光灿烂、笑语连连，没想到今天就是烟雾蒙蒙、凄迷枯寒。这个时候的天空是一团死灰色，大雨不断地冲刷着万寿山上面太后的宫殿。在阴冷的空气中，大雨织成了无数的帘子，阻挡了我去老佛爷那里的路。我不知道老佛爷今天召见我是为什么事情，也许真的有什么不幸发生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活在世界上还真是应该有一些值得敬畏的事情。今天的情形和那天在奉天一样，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从太监嘴里，我知道了老佛爷的大致情形。由于昨天游湖太辛苦，加上晚上回去的时候受到一点风寒，今天早上起来时，太后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并伴有轻微的咳嗽。听完太监的叙述，我不禁皱了一下眉头。太后在病中的时候，脾气非常暴躁，总是无故迁怒于人。每次太后病倒，我们都非常担心，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命都在她手中捏着呢！要是她不想让我们活到明天，我们肯定无法看见明天的太阳。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们向来把病中的太后看作吃人的妖怪。我不敢肯定有多少人持这样的看法，不过我们八位女官、光绪帝夫妇和身边随侍的太监都是这么认为的。在这些人中，我的处境相对好过一点，不管怎么样，太后总是特别优待我，也许是因为我去国外接受过高等教育。太后非常喜欢我给她讲一些外面的事情，也非常喜欢和我谈话，当她心情烦躁的时候，我总能想出办法让她冷静下来。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今天虽然不是我当值，太后还是命人把我叫了过去。奉了谕旨，我匆匆忙忙赶到太后的居所，一进殿门，自然是先给太后磕头请安。她让我站起来后，立即给了我一个比较特殊的命令：“德龄，你向前走点儿，用手摸摸我的额头，看看我有没有发烧。”

太后给我下命令的时候非常郑重，不过透过她冷静的外表，我可以看出她内心的焦躁和不安。我心里面非常害怕，手抖得厉害，但不敢抗旨，只好把手放到太后高贵的额头上去。长了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学过医，生活经验也不是很多，对于人正常的体温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有点说不清楚。虽说如此，那天太后显然是正在发烧，我刚把自己的手指放到她额头上，就已经感到了那份热量。除此之外，太后还在咳嗽，有时甚至一句话要分成两三次来说。基于这两点，我对太后说：“是的，老佛爷，您的确是发烧了。”我的声音很低，几乎到了无声的地步。太后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李莲英当时站在太后身后，他虽然十分担心太后的身体，但是没有太后的圣谕，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一脸媚笑地站在那里。过了好大一会儿，太后好像下了好大决心似的对李莲英说：“你快去一趟太医院，找几个当值的太医过来。”

和以往的朝代一样，皇宫中有一个太医院，里面全都是专门为皇室看病的御医。主持太医院的是院使，官阶很高，是正二品从一品；院使之下还有院判和御医，其中官阶比较高的御医和我父亲不相上下。李莲英是何等聪明的人，他早上起来看到太后不舒服，早就派人找好了御医，此刻正在偏殿候着呢。这些御医和外面的医生不太一样，他们读的医书比外面的多，医术比外面的高明，除此之外，每个人还都有一套侍候皇室的心得。这些人既然在朝为官，并且官位甚高，当然有完备的官服，如果单从外表来看，你是无法把他们和其他官员区分开的。进宫以来，大大小小的官员我见过无数，但御医还从来没见过，这次有机会一睹真容，整颗心都开始兴奋起来，我早就想看看这些人是怎么给太后治病的。此时我不禁暗自窃喜，如果太后想不起来叫我，也许我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来看这难得一见的奇景了。

由于李莲英事先做了安排，太后的旨意传下去还不到三分钟，四位太医院的御医就陆续走了进来。太后走到一个比较低的御座前，准备在那里接受他们的参拜和诊治。虽然一直在咳嗽，太后的庄严却丝毫没有减弱，那四位御医规规矩矩地磕了九个头，然后立在一旁等待太后的进一步指示。平常人看病，医生讲究望、闻、问、切，可这四个御医怎么敢直接瞧太后呢？这个过程只能省略。如此一来，太后的病到底该如何诊治呢？在太后就座的御座两侧放了两张小小的方几，上面垫了一层软垫。此时，太后吩咐两位女官把她的两只衣袖各卷起一半来，将胳膊缓缓地放到那两张方几上。除此之外，还须在太后的胳膊上放两张很薄的手绢，目的是不让那些御医直接接触太后的皮肤。

看见太后做好了准备，那四位御医分作两拨，膝行到太后的左右两侧开始号脉。只见他们非常谨慎地伸出手，再用指尖隔着手绢，小心翼翼地为太后按脉。说到诊脉，我真的感觉这种方法很神奇，虽然是手动，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仪器都先进。医生靠三根手指就能准确诊断出你的病情，其中到底有什么奥秘呢？我至今还不明白。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两边的御医对调了一下位置，我想是为了保证结果的正确性。在相互调动的过程中，这四个人谁都没有抬眼看一下太后的脸色，虽然都知道察看一下太后的舌苔或者面色会对诊断有很大的帮助，并且太后也不见得会拒绝，但他们谁也没有胆量提出这个请求。在皇宫中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们都养成了非常谨慎的习惯，怎么会冒冒失失地提出要看太后的舌苔呢？两班人换位的时候绕过了太后的视线，之后又恢复先前的样子，把头侧向一边，一动不动地为太后诊脉。这个过程足足有一个小时，在国外通常只需要两三分钟就可以断定一种病，如今却动用四位医生花了一个小时还没确定。诊脉的时候这四个人一动不动，从远处看去，竟好像是靠着太后睡熟了一样。在他们诊脉的过程中，太后的咳嗽一直没有中断，每次太后咳嗽，他们都特别在意，总会偷偷地交换一下眼神。由于时间太长，太后脸上明显呈现出不悦的神情，不要说老是保持一个姿势的太后，就连我们这些看的人都觉得很厌烦。我瞧着当时的画面，简直有一种想笑出来的冲动。穿着一身红色衣服的太后端坐在一张杏黄色的椅子上，背后却是一座颜色非常黯淡的短屏，这些颜色很不协调，让我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感。整个屋子的官服颜色，加上跪在地面上的几个御医的官服颜色，混合成了一个非常无聊的画面。如果谁能把当时的瞬间捕捉下来，肯定会逗笑很多人。

我天性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太后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中间偶尔一抬头，竟然看见太后在朝我微笑，心里顿时流过一股暖流。太后总是对我这么关照，她是非常了解我的，料定我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在这个时候，那四位御医的按脉过程宣告结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收手，然后从地上爬起来，又照例向太后磕了几个头，然后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退了出去。太后并没有和那些御医说什么，而是对着我说：“德龄，你跟着他们出去瞧瞧。”

太后给我下这个命令的时候显得很着急，显然不是怕我跟不上那四位御医，根据我的推测，是她自己对这四位御医不太信任。奉了太后的命令，我急急忙忙地跟着那四位御医走了出去。从太后的寝宫绕过去，我们拐进了一座偏殿，那里提前预备好了四张桌子，那四位御医进去以后都没说什么话，每人占据了一张桌子，开始写自己的脉案。看得出来他们很谨慎，搜肠刮肚地想使用最合适的词汇。写一套脉案本来不需要多长时间，但他们竟然写了半个多小时。

写好以后，他们就相互讨论起来，结果发现四个人有四套不同的脉案。这显然是不行的，无奈之下他们只好相互妥协，各自修改自己的脉案，然后写出一套意思差不多的脉案，这就算是为太后确定了病症。病症确定以后，四个人重新坐回去写药方，写药方的时候同样是事先没有商量，而是各自斟酌掂量。我在一边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实在是太谨慎了，每一味药都要想好长一段时间，那真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大约一个钟头以后，他们写好了各自的药方，由于事先没有商量，结果可想而知，四张药方各不相同。

后来，我把这四位太医的所作所为告诉太后，太后告诉了我他们开药方需要那么长时间的原因。原来，这些御医开出的药方不仅和病人的健康有关系，和他们自身的安危也有关系，因此他们总想开出一张完美的药方，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众所周知，御医是专门给皇室看病的医生，遇到皇室人员生病，太医院通常要派二名或四名御医过去，同时太医院会记下他们的名字，也就是说，病人非要他们几个治好不可，如果得病的人不能痊愈，这四位御医的任务就没有完成。由于有这一层关系在，御医开药方的时候都会特别慎重，唯恐出一点意外。如果很不幸，得病的人迟迟不见好转，这几个御医就会受到众人的鄙视，有些人还会受到责罚。最恶劣的情况莫过于病人中途死掉，尤其死掉的这个人还是一个当权者。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负责治疗的御医必须接受惩罚。在许多年前，给这些御医的惩罚是死亡，不管他们自身有没有错误。这个做法太不人道，后来有了明显改善。如果现在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通常会把这些御医的官服脱去，然后再摘掉顶子和翎毛，并且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二十多天，作为对他们无法治愈病人的惩罚。除非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是他们的误诊导致病人死亡，否则他们一般不会被杀掉。等到新皇继位，圣旨很快就会下来，依旧让他们在太医院供职。正是有这些复杂的关系在里面，御医开药方的时候才会格外小心，唯恐出现错误。

在这四个御医开药方的时候，太后也没有闲着，她早已命人把余下的事情做好了。首先，差人召来了一个精通药理的老太监和一个管理图书的太监。然后，命令两位女官取来了几册医书，比如说《本草纲目》之类的。太后摆明了是不信任那些御医，所以才预备了这么多后备措施。这样也可以避免那些御医产生偷懒的想法，一旦让太后抓住什么失职之处，等待他们的将是非常严厉的处罚。

那四位御医的任务直到开完药方才能告一段落。药方写好以后，他们把这些不相同的药方交给李莲英和我，然后再由我们转呈给太后。面见太后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们这样做可以有效避免自己的麻烦，接下来只要静静等候老佛爷的结果就可以了。这些药方拿给太后以后，太后一边翻书一边验看，还不时地询问一下那个老太监。当时我站在太后的旁边，只见她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微笑，审查的仔细程度不亚于验看奏章。

太后在看药方的时候，会不时地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个药我说过多少次了，太难吃了，以后不准再用，它怎么又放在里面了？”“这个御医怎么搞的，一下子开这么多药，不会是想让我当饭吃吧？”或者是：“你来看一下，这个药有什么用？用在这个地方合适吗？”每逢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位精通药理的老太监就会颤巍巍地翻开一本医书，找到那味药说：“太后，这味药应该用，它的主要功能是凉血。”听完老太监的回话并看完书上的介绍，太后才点头说：“那好，可以使用了，把它记下来。你再过来看看这味药是做什么用的。”随后，太后指出了另外一味药，那位老太监抬起头来，仔仔细细地看清楚以后，说：“太后，这味药的主要作用是清醒人的头目。”太后听他这样说，依然是瞧了瞧医书，看仔细以后才点点头，回头挥了挥手，让人把这味药也记下来。

按照中医的规矩，每个药方上面大约有十二味药材，如果病情特殊，可以酌情增加或减少一两种。那四位御医开出来的药方里面，大约有五六种药材是相同的，其余的则不同，如果把他们写出来的所有药材种类都加起来的话大约有二十多样。太后一边察看药方，一边由着自己的兴致撰写第五张药方。那些雷同的药物全部包括在内，不相同的药物就由太后挑选，每挑选一样，太后都会询问那个老太监，并翻阅医书，感觉中意就记下来，感觉不好就扔在一边。在那不同的几种药材里面，有些是太后知道的，她就自己掂量，不再询问那个老太监。这样一边看一边问，太后随着自己的意思拣满十二种药材，然后住了手，命令一个太监把这十二味药老老实实地誊写下来，第五张药方就这样诞生了。第五张药方是混合药方，与其说是博采各家之长组成的，还不如说是胡乱拼凑的。第五张药方采用了前四张药方上的部分药材，至于这些药材组合在一起是否合适，太后从来不管。写好新的药方以后，她也不让那些御医研究研究，立即就要抓药。虽说如此，如果太后吃这些药出了什么事情，受责罚的还是那四位御医。所以，当我看到这张药方的时候，吃惊得差点跳起来。

太后转过身来对我说：“药方现在已经写好了，德龄，你还要再跑一趟，那些御医给我抓药的时候你要非常注意，不能让他们耍什么鬼主意。”既然是太后的吩咐，我除了照办，没有其他选择。与其说是陪着那四位御医，还不如说是我押送着他们去药房。药房在一个偏僻的偏殿中，和太后的寝宫隔了两重宫院。从外面看去，药房的宫殿装饰得非常新，非常漂亮，可由于进进出出的人太少，里面的气象相当惨淡。门一打开，一股霉味迎面扑来。殿内的四面墙上钉着一排排木架子，每一排木架子上都放着许多白色或蓝色的坛子，每个坛子上面都用专门的盖子盖着，而坛子外面则用一方红纸写明里面存放的到底是什么药材。体积比较小的药材，往往两三种填塞在一个坛子里，如此算来，整个殿里的药材足足五六百种。这应该算是很完备的药房了。对于那些必须保持新鲜度的药材，一旦需要，就由外面的药铺负责供给。

直到此时，那四位御医才有幸目睹太后开出的第五张药方，至于他们辛辛苦苦写出的前四张药方，已经全部被李莲英撕掉了。虽然他们心里面有可能不赞同太后的药方，可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奉命照办，一件一件地把药方上面的药搭配起来。这四位御医的年岁已经不小，想必和药材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可不知怎么回事，他们取药的动作竟像是生手，确认再三才敢把药取出来，动作非常缓慢。不管怎么说，这种谨慎也有点过头。药材取出来以后还不算结束，还必须用一架制作非常精细的天平，仔细地称出它们的重量，这是一点儿也不能出错的。等所有的工作做好后，他们就把这些药物用纸包成一个个小包，让小太监捧着。等到十二味药全部包好以后，我还必须带御医们回到太后的宫中。在我们前去抓药的时候，太后宫中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在惯常煮开水的后殿里已经生旺了一个小炉子，上面摆放着银制的药罐，这是专门给老佛爷熬药的器具。紧挨着炉子有一张桌子，金制的托盘上摆放着一个玉碗，这是特地从太后的茶具中挑选出来盛放药物的。除此之外，那张小桌子上还摆放着四个小瓷杯，我看了之后感觉很奇怪，不知道那有什么用处。

煮药的时候那四位御医也有份，到了炉子跟前，他们非常谨慎地取过来一包包的药材，小心翼翼地放到银罐子里。银罐子里面原本就有大半罐水，一直处于微温状态，药物投进去以后就开始正式煮药。既然是太后要用的东西，自然不能按照平常人家的煮药方法，那四位御医一直侍立左右，等到罐子里面的水煮沸了，他们之中的一个立即把银罐子取下来放到地上，让它自然冷却，随后再放到火炉上，等它再次沸腾，再冷却……就这样煮了三次才罢休。接下来需要做的工作是过滤药汁，做这些工作的时候，那四位御医的表情非常严肃，好像手里面捧着的是人头一样。中药的气味并不好闻，当他们过滤的时候，我忍不住掩上了鼻子，真不敢相信太后会喝这样的东西。因为过滤器做得不是很精细，所以第一次过滤以后，药汁里面还有许多杂质，这是万万不行的，只能再次过滤。几次过滤之后，直到完全没有了杂质，他们才敢把这些药倒进太后的玉碗中。药汁的分量很多，太后根本不可能喝完，我还在惊诧的时候，四位御医已经把那四个瓷杯也注满了药汁。我非常奇怪：药汁为什么要注入那四个瓷杯呢？难不成还有其他病人也要喝这种汤药？

一切准备完毕后，剩下的就是把药送给太后。一个小太监跑过去报告太后，说药已经准备好了，随后，我和那四位御医鱼贯进入正殿去面见太后。走在最前面的是捧着太后玉碗的太监，其后是我，然后是四位御医，最后面是捧着四个瓷杯的小太监。见到太后以后，四位御医照例磕头请安，与此同时，那个玉碗已经到了太后手上。四位御医站起来以后，我惊奇地发现那四个装满药汁的瓷碗竟然到了他们手上，只是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这显然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但他们每个人都在尽力忍耐着。随后太后抛过去一个眼神，他们就像是接到什么命令一样，一起把瓷杯举到了嘴边，昂起脖子把药汁一饮而尽。他们的这个举动着实让我吃惊不小，这是给太后看病，他们自身又没病，喝下去这些药弄不好还要得一场病。那些药必定很苦，可四位御医喝完之后，竟然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如果不是平日训练有素，此时必定难以忍受。他们的这份勇气着实让我佩服不已。

这就是专制皇权的象征，为了自身安全，竟然不惜损毁他人健康。这种事情我觉得非常危险，试想一下，一个好端端的人被迫喝下去这些东西，到底会在体内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是谁也无法预料的。后来，太后告诉了我一些典故，我才知道，这种做法虽然不人道，却不是太后独创的，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了，目的是预防某些居心叵测的人加害皇室成员。如果某位御医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想要加害皇上，利用此招就可以有效避免。“我们不必替那些御医担心，”太后对我说，“等到这些人退出去以后，尽可以服用另外一些药来缓解自身的不适。”平心而论，这种方法虽然不人道，但还是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当时不比现在，有毒的药物很容易买到，用药物加害人确实是很简便的方法。

太后对这些事情早已司空见惯，但此刻见到四位御医如此爽利地把药喝下去，也禁不住笑了起来：“看你们的样子，是不是这药不够苦啊？不过我可不相信，只要稍微闻一下就知道非常苦。”太后装作很轻松地和他们打趣。见太后心情好了一点，那四位御医只能跟着干笑几声表示附和。这四个人喝下去以后，太后不情愿地举起了玉碗，看得出来她不想喝那碗药，可是她自己也知道不能太不讲理，御医是自己召进来的，药方是自己开的，她没有理由不喝。在太后喝药的时候，那四位御医一直低着头，好像药那么苦完全是他们的过错。等太后喝完以后，他们才得到退下去的命令，我看到他们出去的时候非常高兴，像是卸去了千斤重担。事实的确如此，他们谁也不愿意留在太后身边，能够早点退出去是最好不过的。

吃完药以后，太后宫中静了下来，大家都不希望再发生什么事情，毕竟病中的老佛爷脾气不是很好。在这样寂静的氛围中，我觉得不会有什么能够引起太后的不快，就算是有那也绝对不是我引起的。正是这个想法害了我，使我在不经意间做了一件非常傻的事情。我之所以会有如此举动，根本原因是对宫中礼仪的重要性认识得不清楚。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初犯，以前已经发生过一次，只不过当时只有我和太后两个人在场，所以太后也没有苛责于我。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那件事情。那天刚好是我当值，进太后寝宫的时候，我在外面碰见了送花的人，她们央求我代她们把花送给老佛爷。花是几簇粉红色的鲜花，被盛放在一个非常精致的瓷瓶里面，我给太后捧过去，说明了原委。太后好像对这些花并不十分满意，只是随手指了一个地方让我放过去。太后指的是靠在墙角的一张小桌子，接到太后的指示，我立即照办了。由于太后根本没有重视这件事情，所以等我走近桌子的时候就发现了问题。桌子后面是一张黄色的画板，如果在画板前面放一束红色的花，肯定会模糊了花的颜色，甚至连画板的颜色也会变得混乱。因此，我向她建议说：“太后，把这朵花放在这个地方不太合适，您看是不是换个地方？”

听完我的话，太后问我为什么，说这话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只是当时我没有注意到。平时我绝对不会如此大胆，但那天整个宫殿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就向她解释说：“这个画板的颜色和这束花的颜色太接近，不仅不能衬托出花的美丽，反而会有损画板的美妙。”我当时也不知道犯了什么傻，竟然滔滔不绝地给太后讲起了课。太后听完我的话，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表示，只是懒懒地吩咐我给花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非常高兴，觉得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展示自己审美水平的机会。摆放好以后，整个屋子里面的颜色顿时柔和了许多，太后虽然没有赞美我，但也没有说什么不满的话，我觉得事情就应该这样过去了。过了没多长时间，我就把这件事情完全忘记了，我想太后也肯定和我一样。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原来我早已经背负上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之所以今天才醒悟过来，完全是因为我第二次犯了类似的错误。

太后吃过药以后，躺在床上休息了两个小时左右，然后才起身。看得出来，太后的寒热已经退了许多，神色也比早上好了一点。那时，外面的雨还没有停，太后只能呆坐在自己的殿里面，刚开始还好，后来她就觉得烦闷异常，脾气也明显地暴戾起来。太后在寝宫来来回回地走了几圈之后，突然对我说：“德龄，我受不了，必须出去转转。我们现在就去长廊那里，你先和我一起过去，然后再去通知其他人。”听完太后的话，我觉得很为难，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照办。由于早上我替太后试过体温，此刻，我自动提出再给太后试试，太后很爽快地答应了。得到太后的允许后，我把手放到了她的额头上。太后的寒热虽然已经退去了不少，但还没有完全好，额头还是热得发烫，在这种情形下是不适宜出去的。出于对太后身体的关注，我向太后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老佛爷，请您忍耐一下吧，您的寒热还没有退去，如果我们现在出去吹风，恐怕您的病情会加重。到长廊去散步虽然畅快，但现在对您是不适宜的。”

太后听完我的话以后，脸上的表情急剧改变，好像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我非常奇怪太后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太后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用恶狠狠的眼神看了我几眼。不知道当时我从哪里得来的勇气，竟然完全不知道害怕。沉默几分钟之后，太后的神色缓和了一些，缓缓地对我说：“既然如此就算了，我们还是玩一会儿纸牌吧。”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了大错。晚上我向太后辞行，走到外面的时候才发现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想必是当时在场的几个小太监传出去的。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一位年纪稍大的女官已经在等着我了。见我回来，她立即声色俱厉地质问我：“德龄，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下了多大的罪孽！”当时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很诧异，那女官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接着说：“别给我装糊涂，你故意违抗太后的懿旨，破坏太后外出的兴致，这就是极大的罪过！等你受到处罚的时候，就会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过错！”经她提醒，我不禁想起了太后那凶恶的眼神。我知道太后的秉性，如果她真的在意这件事情，我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的，等以后有了合适的机会，她肯定会连本加利地返还给我。

那女官的话着实让我感到害怕，我带着半是恳求的神情说：“我也是无意的啊，当时太后的寒热还没退，出去的话肯定会加重她的病情，我是为了太后的身体着想才那么说的。”我慌忙把当时的情况解释给她听，希望能够得到她的理解和同情。最后，我问她，如果太后发怒，我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杀头！”她毫不迟疑地答道。我正想问问她有没有什么方法化解，她接着说了起来：“太后现在对你非常好，所以这次你不会有什么事情。但世事无常，等哪天太后厌倦你了，讨厌你了，你的死期也就到了。你不是老觉得自己很聪明吗？现在还是想想到时候该怎么办吧！”说完之后，她大声地笑了起来。原本我想请她帮我想个办法，但此刻我的害怕完全转化成了愤怒，我决定亲自去找太后问个明白，哪怕自己明天就会人头落地。我抛开那个女官，也没有想这个时候去打扰太后合不合适，我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如果这件事情弄不清楚，今天晚上肯定难以入睡。由于太生气，我的脸颊变得绯红。见到我回来，太后也感到非常诧异。按照宫中的规矩，没有太后的征召，一般人不能随便觐见。太后见到贸然闯进来的我，自然觉得分外诧异。进去以后，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扑通一声跪在太后面前，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见我突然这么做，太后连忙问我怎么了。“太后，我是来给您请罪的。”我打起十二分勇气向太后说了这句话，不过我的勇气确实有限，说出第一句话之后就哭了起来，“老佛爷，对不起，今天下午我不该劝阻您去长廊。我回去后听说这样做犯了大错，是要杀头的，所以我急忙赶了过来，请您放了我这一次。”听完我的话，太后原本不生气的脸变得怒气冲冲，大声追问是谁这样对我说的：“你告诉我是谁告诉你的，是不是李莲英？”我慌忙摇了摇头，把自己遭遇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听完我的话，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差人把那几位女官叫过来，严厉地质问她们：“谁让你们和德龄说这些话的？我是那么不通情理的人吗？德龄下午不让我出去是为了我好，这个道理我难道不明白吗？以后在宫中谁也不能再这样做，要是再让我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我饶不了你们！好了，都给我记住，以后不准再犯！都出去吧。”

听完太后的训斥，那几位女官战战兢兢地退了出去。可我仍然感觉不放心，再次问太后：“太后，我真的不用杀头了？”看我这样问，太后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什么呢？不会的，你现在完全不必担心了。”停了一会儿，太后严肃地对我说：“皇家有皇家的规矩，严格来说你下午的做法没什么，但刚才的举动就是大罪。以后要注意一点，不然的话，也许有一天你的头真的会掉下来。”

宽容与仁爱

一日早朝，太后按照惯例汇集群臣奏事。群臣参拜完毕以后，有事情的就一个接一个地上来禀告。没多久，军机大臣庆亲王出班启奏道：“太后，广东抚台某某的案子已经彻查清楚。奴才昨天接到了非常详尽的汇报，广东百姓控告他的十四项罪名全部属实。关于此事，太后派出去的钦差大臣也都有本回奏，并随同寄来了他的犯罪证据。奴才一接到报告，不敢有丝毫隐瞒，立即赶来向太后回报，恭请太后圣裁……”

庆亲王口中的那个广东抚台我并不陌生，早年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两个人在一个地方做官，当时我父亲给他的评价是太专制，可没想到他会犯下如此多的罪孽。我站在太后身后，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不过庆亲王回禀完以后，我看到太后颈部的肌肉明显地抽搐了一下，料想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位抚台在位的时候想必非常蛮横，才招致民怨沸腾，他太忽略百姓的力量了。由于他的苛刻统治，人民不堪其苦，纷纷起来反抗。广东民众私下联络起来到京城告御状，据说总次数是十六次，直到最后一次才被太后知道。民众状告抚台的罪行很多，并且罗列得也很详细，只可惜如今我都记不大清楚了，只约略知道其中几条：侵吞公款；抢劫广州富商，勒索金钱；公然在市上酒楼食肄宴饮，有玷官方；以暴力逼选本省良家民女，充作妾媵；某次出城巡行时因一老年乞丐不知避让，强行突过，该抚台家丁持鞭痛殴老年乞丐，导致此人立毙途中；私自掩藏各方贡呈太后的礼品。

当然了，这些只是别人控告他的罪行的一部分，比这些更严重的罪行还有许多，只不过我记不大清楚了。那些罪行的性质也和上面的几条大致相同。上面的几条罪行中，前两条主要讲的是地方官搜刮民脂民膏，这是很多官员都会犯的罪过，并不稀奇，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贪财。第三条说的是该抚台随便到市集上宴饮，今日大家也许觉得没什么，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行。根据前清制定的法律，清朝官员，尤其封疆大吏，是不能随便到市集上的酒楼中吃吃喝喝的。大家普遍认为，市集上的饭店是专门供下等人吃喝的，因此，稍微有身份、有地位的官员都不屑于去那里。如果哪个官员经常去一家饭店吃饭，不仅这位官员要受到别人的指责，就是饭店老板也会遭人非议，以为饭店老板勾结官府做出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封疆大吏被看作朝廷的代表，如果随便出入于市集之中，无疑会败坏朝廷形象，如今这个抚台就犯了这个忌讳。至于第四条，我觉得有解释一下的必要。现代人讲究一夫一妻制，一个男人不能娶多个老婆，而在那时以及更早的时候，一个男人可以娶很多个老婆，只要他有能力供养。无论民间或者官府中的人都可以娶姨太太，这是法律允许的。由于这个原因，从前的官员都格外地热衷于娶妾。但凡事总有一个限度，如果她娶的妾是从奴婢中选出来的，或者是小户人家的女儿，无论多少都可以，唯一不行的就是强行抢夺良家妇女为妾。除此之外，第六条也是非常大的罪行，掩藏别人呈给太后的贡品，无论是谁都知道这是很大的罪名，大到足以被赐死。

回禀完毕后，庆亲王把那个人的案宗递了上来，太后开始仔细翻看。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能够记起当时那种可怕的氛围。我父亲是最先被太后派往广东清查此案的专员之一，我至今还记得父亲接到旨意时的尴尬表情。父亲和那个抚台关系不错，之前曾有过多次交往，不过和那个人的犯罪毫无牵连，更没有串通作弊。身为好友，父亲不想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既然太后吩咐下来了，又不能不动身。幸好太后没有指派我父亲充当专员领袖，只是作为一个陪员，如此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

出发前的那一段时间里，父亲非常痛苦，他不理解自己的朋友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在广东待了一个多月，父亲返回京城，他告诉我，那位抚台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不仅别人控告的那些罪状属实，并且还连带发现了许多别人不知道的罪行，他肯定是罪无可赦了。我父亲一向看重友情，对朋友的事情常常记挂于心，这次回家之后，我常看见他老人家一个人背着双手不停地来回踱步，饭量也明显减少，这让母亲和我们这些做子女的非常担心，唯恐父亲的身体承受不了。

太后把那些案卷看完之后，就和庆亲王低声讨论了起来，看他们说话，就像是拉家常一样。我当时距离太后并不远，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很清楚。太后说：“看不出来某某竟然是这样一个人，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出身高贵，结交的也都是王公贵族，身份地位都很尊贵，并且年纪轻轻就做到了那么高的官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在别人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值得羡慕的人，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如果他把自己的良心放在中间，或者对整个家族有那么一点责任感，就绝对不会做出如此不堪的事情。”太后所说的把良心放在中间，指的是做人要遵守的几个原则，比如说忠诚、正直、值得信赖、无论对谁都抱有仁爱和公正之心……

紧接着，太后和朝臣谈论起那个抚台纵容家丁打死乞丐的罪行。太后说：“既然官至封疆大吏，就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遇事要懂得应变之道。他的官位已经非常高了，不仅他所在辖区的人民会尊重他，就连全国人民也会尊重他，他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强力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如果他能够想到这些，就绝对不会做出那些令人愤慨的事情，并且也会用宽厚的仁爱之心对待民众。在行进途中，看见躲闪不及的老年乞丐，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的家丁和仪仗队员走得慢一点，让那个老年乞丐平安过去，等到事后再敦促地方官吏，让他们往后提前做好清道工作。如果他不放慢自己仪仗队的行进速度，那个老年人肯定会被马队踏死，这也不是什么好主意。不管怎么看，这都是一个事件，我只是奇怪连这么小的事情都处理不好的人怎么就成了抚台了呢？”

这个人最大的罪名还不是以上说的那些，而是最后一条，也就是私藏进献给太后的贡品，这可是十恶不赦的罪行。按照当时惯例，地方上如果有什么稀罕物，比如说玉石、珠宝、雕塑，哪怕只是一只长得非常好看的动物，地方官都要费尽心力找来献给太后。由于某些人的官阶太低，无法直接面见太后，所以只得把这些东西交给当地的督抚，由他们转交，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问题。这个抚台私藏贡品的罪行并不是民众揭发出来的，而是他下面的府道官员揭发的。在广西、广东等偏远地区，进京一次不容易，所以当地的督抚总要等贡品到了一定数量才会差人成批送到京城，如此一来，有些地方官进献的贡品就需要在督抚衙门待上好几天。按照法律，那些贡品是不能在督抚手中过夜的，但历代皇帝考虑到偏远省份的难处，特意准许他们隔一段时间再集体送过来。各地府道送过来的东西放在了那个抚台的府中，没想到此人动了花花肠子，竟然把自己看中的东西全部留了下来。前去查案的官员到了以后，各地府道送来了自己献给老佛爷贡品的清单，两相一对照，真相就水落石出，他想狡辩都不成。这位抚台的罪名已经完全成立，一点儿都不用怀疑。案情讨论完毕以后，就到了给此人定罪的时候。此人以前是太后的一个宠臣，大家都拭目以待，看太后如何惩处这个叛臣。按照以往的情形来看，太后深恨这类事情，不可能轻饶此人，但是我知道太后身上并不只有冷血的一面，她也有一颗慈爱之心。如果一味严厉的话，那就没有我眼中太后的形象了。

下面我就以十几天前发生的黄河水灾为例，来说一下太后的另一面。

黄河虽然养育了中华民族，但也给这个民族造成了很大的祸患。它每年都要在不同的地方造成几处水灾，大多数官员对此已经见怪不怪，朝廷也为此专门预备了赈灾物资和款项。今年黄河照例出来捣乱，沿岸一带的百姓自然又闹饥荒。听说这一次水灾特别严重，不仅淹死了几千人，还有几万人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游民。赈灾物资和款项根本不够用，无奈之下，当地官员只好如实上报朝廷，希望能够增派赈灾银两。按照朝廷的规矩，不论什么奏报，来到朝廷以后总免不了诸多耽搁，最常见的程序是地方官先写奏报，军机处看到奏报后讨论，然后再转发给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如果解决不了则递给太后。所以，每件事情等到太后亲自解决的时候已经过一两个月了。这次由于灾情重大，军机处直接把奏报递给了太后，太后一看，立即批复，让户部拿出几十万两银子作为赈灾款，并且给他们规定了期限。不仅如此，太后唯恐那些人拖沓，补充说如果户部暂时拿不出银子，她自己的私产可以拿出去变卖。我至今还记得太后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是真的为了赈灾，就是把我的衣服卖了都没关系。”

这种富于仁爱之心的做法，历代帝王多有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虽说如此，每一次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事情，还是令我很感动。至于太后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了效法古人，还是完全发自内心，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太后毕竟展示出了自己的仁爱之心。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断定太后不会轻易地裁决那个抚台。按照那个人的罪行，最严重的莫过于杀头或者绞首，其次是赐死。考虑到此人的地位和所犯的罪行，杀头和绞首太严厉，最合适的就是赐死，让他自行裁决。即使如此，太后也于心不忍，在我看来，太后根本不想让这个人死掉。但太后也绝对不会让这个人轻松过关，那样就失去了自己的公正之心。权衡再三，太后发了一条上谕：“广东巡抚某某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前派户部尚书某某、刑部右侍郎某某等前往查办，据复奏勘查属实，应立即革职，发往黑龙江永不叙用，其家产交给江苏省巡抚并由地方官查封，钦此。”之所以要把他的家产交给江苏巡抚处理，是因为那位抚台的老家在江苏。

这个处罚相当轻，但这个裁决却影响了两代人，前后延续了很多年。那位抚台奉了上谕前往黑龙江，不久病死在那里，他的家人虽然能够平静地生活在江苏，但由于家产全部被没收，只能放弃了贵族封号，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吃饭。除此之外，当地的民众都知道他们是犯人家属，言语之中不免诸多歧视。总体来说，自从那位抚台获罪以来，他的家人不仅不再富贵，反而变得非常低下。

两三年前我居住在上海，当时清朝已经覆亡二十多年。一天我去一家绸缎庄买东西，由于东西太多不便携带，就写下了自己的住址让他们帮我送回去。办完这些事情以后，我自己先回了家。晚上，一个小伙计把东西给我送了过来。此人把东西递给我之后，表情显得很古怪，堵在门口不想离开，还问我道：“夫人以前是不是在宫里面待过？”听完他的询问我很诧异，不过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点头说是。随后，他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他自己的身世，他说自己本来是一个世家子弟，只因二十多年前父亲获罪，家境一落千丈，并且受尽了乡邻的歧视。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只身来到上海讨生活，做了绸缎店的小伙计。最后，他还说他父亲和我父亲是世交，并说出了自己的姓氏。直到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那位犯罪抚台的小儿子。那位抚台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没想到太后给予的处罚，效力到现在还在延续。

荷花的奇迹

宣布完对那个广东巡抚的处罚以后，整个下午，老佛爷都闷闷不乐的。当时老佛爷不顾情面地毅然处理了那个人，显然是出自公正之心，但老佛爷的性格中有明显的双重性，往往会在事后后悔，今天也是如此。回到寝宫以后，她想起了那人的祖父、父亲在朝中的表现，也想起了他本人对朝廷的贡献，越想越觉得不安，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直至最后全部收敛了起来。看见太后铁青着脸，我虽然知道她因为广东巡抚的事情不高兴，可没料到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太后是整个皇宫的轴心，她一不高兴，整个皇宫里面的人也都跟着严肃起来。所有的太监、宫女和其他执事人员好像全都消失了踪迹，听不到一丝声响。大家这么做也情有可原，毕竟谁都不想成为太后的出气筒。其实，太后当时并没有生气，只是由于上午那件事情，导致她心里不爽快，好像有什么事情堵着似的，与其说是怒气，不如说是难过更确切。太后心中非常苦闷，几次想要开口和我说话，但最终都忍住了。我知道太后心中有一个结，至今没有解开，而这个结也只能太后一个人来解，其他人根本插不上手。正是由于陷入了焦灼的状态，太后变得格外计较，平日绝不在意的小事情此刻也会反复掂量，一般老年人身上有的暴躁易怒也在她身上表现了出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饭时间，她的苦闷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解开了，具体表现就是她想说话了，而且一说就是憋了一下午的一大段话。最先和太后说话的依然是我，我们之间的谈话从一个问句开始，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也是老佛爷很少的开谈方式。“你以前有没有被别人打过？”太后如此问我。

这个问题真是出乎意料，我不知道她的意图何在，更不明白问题里面包含了什么样的内涵。我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家里就奴仆成群，对我这样一个养尊处优的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推测。我向来把挨打看成一种处罚，并且是对下人做错事情以后的处罚。在我年幼的时候，如果身边的婢女或者奴仆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会动手教训他们，他们不仅不敢还手、还口，还要跪下来谢谢我打他们。我有过打人的经历，但从来没有被打的经历。如果我要挨打，应该是谁来打我呢？我的母亲生性温和，从来不轻易发怒，连家中奴婢都没打过，更何况她的宝贝女儿；父亲是一个严厉的人，可他也没有打过我，就连高声的斥责都少。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父亲总是会把我找来和颜悦色地交谈，并且要我发誓以后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想老佛爷肯定了解我的父母，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想要挨打可真是不容易。因此，我低声回答道：“回老佛爷的话，挨打是从来没有的，直到目前为止，奴才确实不曾被人打过。”回答完老佛爷的话，我心中不禁怦怦乱跳，不知道老佛爷接着会问出什么样的问题。

太后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回复，她只是想找一个良好的开头说话。她问我问题，只要我说出答案就好，不管什么答案都可以。她自顾自地说起了自己的心事：“我虽然手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可是很多事情也不能随心所欲，总有很多牵绊影响着我。今天迫于形势，我不得不处罚自己的臣子，他那样一个功勋赫赫的人一旦被排除出朝廷，我心中还真是感到非常难过。既然他的罪状已经核实，出于公正之心，我就不能不对他做出处罚。如果很轻松地放过他，其他地方的督抚也许会纷纷效尤，一起贪赃枉法，如此一来，整个国家就会乱成一锅粥。依律法而论，我给他的处罚很公正，可是人心毕竟不是铁打的，人情这一关总是非常折磨人。除此之外，我觉得处罚一个贪赃枉法的人，靠我们这些仅仅能够勉强遵守法律的人来实施，心里面始终有些不安。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如果自己的亲生儿子犯了罪，做父亲的被逼无奈教训自己的儿子，他心里也会非常难受。”关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听我父亲说起过。“是什么样的感觉，太后能够说给我听听吗？”我带着非常好奇的神情问。

见我如此询问，太后接着说：“被逼无奈之下，父亲打儿子的时候，眼泪总是向肚子里面流。对他们而言，打自己孩子一下，就相当于自己承受了十下，打孩子一百下，自己身上就承受了一千下。孩子疼在身上，做父母的则疼在心里。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那些朝臣就像是我的孩子，我被逼无奈处罚了他们，可他们又怎么知道我心中的痛楚呢？处罚过他们以后，我接下来的几天都会惴惴不安。我那么做也是没有办法，当着众人的面不能不有所表示。他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了调和心情，我们必须找一些事情来做，唯有如此才能驱散我心头的烦恼。如果一直闲待着，我是无论如何也忘不了这些事情的。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必须把这件事情忘掉，以后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朝中那么多大臣，以后肯定还会有人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不能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情，任由这些苦闷积压在心头，我的身体肯定吃不消。”

从太后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对于大是大非看得相当清楚。其实，太后不仅对别人的对错分得很清楚，对自己也分得很清楚。虽然不管太后做的事情是对是错，都没有人敢对她有什么非议，但太后性格中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不愿意文饰自己的过错，事后总是勇于承认。太后做错事情的时候很多，可是从来没有人说过要责罚她，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那些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太后从来不会为了做错的事情向别人道歉，每次都是口头提一下就算了。比如说有一天太后让我去做一件事情，我感到非常不合情理，甚至根本就是一个错误，但由于我不敢对太后说，只好遵命照办。事情办好以后，太后并没有任何表示，过了四五天，我们几乎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太后突然说了一句：“前几天，我让你做的什么事情其实是我错了。”听完太后的话，我们真是哭笑不得，真恨不得说：“这本来就是您的错。”可是，我们谁也没那个胆量，只好一笑而过。

太后为了让自己忘掉不愉快的事情，一直想找一个解闷的办法，晚饭快要吃完的时候，她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并且她一说出来，就得到了我们大家的一致赞同。太后说：“近几日昆明湖中的荷花开了，明天早上少不得又有几百枝要绽放，那个时候的景色必定非常艳丽。”太后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我们都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接着说道：“明天早上我们去昆明湖看荷花，大家必须早点起来，最好是在早饭前出发。我们要驾着小船尽情游玩一番，只有如此才能忘掉心中的烦忧。”由于想到了这么一个好主意，太后非常兴奋，果然把所有的烦恼都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吃完饭上床休息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迹象。就是上床之后，她睡熟所需的时间也没有往日那么长，偶尔还会有鼾声发出来，看得出她睡得很香甜。那一夜刚好是我当值，由于太后睡得比较早，我去了以后就坐在地面上休息。一方面天色尚早，另一方面还要计划明天的事情，我根本不容易睡着。等到后来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的时候，东方已经泛出了鱼肚白。

太后大约是在凌晨三四点钟醒的，过了没多长时间，大大小小的跟班人员也都起来了。大家忙碌一阵，做好了游湖的一切准备。随后，我们簇拥着太后上了御舟，御舟依然用竹篙推进。太后的御座安放在船头的正中央，位置略高，目的是方便老佛爷观赏荷花。老佛爷的御座后面放了几个凳子，那是给我们几位女官休息用的。竹篙拨开水面，我们开始向昆明湖北面挺进，那里的荷花种植得最密。繁密的荷叶连在一起，就像是在湖面铺上了一张绿色的地毯。远远地，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那片荷花了，太后吩咐停船，并对我们说：“我们就在这里停船，你们要仔细地看、认真地听。”此时的情景神秘而美丽，足以摇曳一个人的心魂。

东边已经泛出了鱼肚白，西边仍然是灰黑的一片，随着红色领域的扩大，西方黯黑之神主宰的领域在逐渐缩小。虽然东边很大一部分空间被染上了红色，但太阳的头却迟迟不肯抬起来。几缕黑色的云彩顽强地坚守着夜的领域，但最终还是被太阳的光线一点一点扯碎。荷叶上方有许多翠鸟，它们矫健的身影不时掠过水面，有些翅膀已经沾到水面，划出一道道水纹。在我们正前方，无数荷叶在微风的吹拂下左右摇摆起舞，有些甚至被卷来的浪花打入水底，一会儿过后重又挣扎着站起来。有风吹过的时候最美妙，不仅有花香飘来，还可以使人注意到荷叶上犹如珍珠一样的水珠，让人想起来珍珠的颜色、光泽和圆润外形。

今天早上起来的目的，并非所有人都能心领神会，而我也只是大致了解。我原本以为太后只是想来看一看荷花，可没想到她会这么早过来。当时天色未明，整个颐和园寂静无声，就连灯光也很少，只有偌大一个昆明湖里面飘着的我们这艘小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是在做什么秘密事情。实际上，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很单纯，就是陪老佛爷散散心，省得她整日愁眉苦脸的，引得我们也没有一点儿兴致。不少人的脸上露出了焦灼的表情，他们很难理解太后的真实意图，但太后却气定神闲，好像对将要发生的事情非常有把握。见此情形，我们只好学着太后的样子，把目光紧紧地盯在那一片片荷叶上。

“大家注意看，”太后突然打断我们的思绪，压低了声音对我们说，“等到太阳升起的一刹那，所有含苞未放的荷花都会在一瞬间绽放。”直到此时，我们才明白太后原来是想看一下大自然的神奇。船上的每一个人都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也都想看看这样的奇迹。此时，东方的天空愈发明亮，借着光线，我们已经依稀看见一朵朵的荷花。那里的确有许多未开的荷花，我对此非常确信，因为每天从这里经过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些蓓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亲眼看着它们一点一点长大的，更美妙的是，今天早上我将见证它们开花的一刹那。灰色的天幕渐渐褪尽，一切都显得分外寂静，风儿也识趣地走开了。晨光撒在湖面上，我们身上衣服的颜色渐渐显露了出来。

此时，我偷眼瞧了一下太后的表情，看得出来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广东巡抚那件事。她的面色很红润，神情也显得格外畅快，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片荷田，唯恐错过了什么。不仅太后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全神贯注地看着东边即将升起的太阳和那些含苞未放的荷花。终于，一轮血红的太阳露出了顶儿，大家不由得格外兴奋。太后用一种很低的声音说：“你们仔细瞧着，等会儿就有奇迹了。”此时，所有人都把眼睛盯在荷花上面，尤其是我，眼睛睁得大大的，两颗眸子没命地张大，这一点和那些荷花有相似之处。没错，触目所及都是荷花的踪影，它们正在不断地张大。虽然还没有开花，但几百枝几千枝荷花聚集在一起，本身就是一道难得一见的奇景。

太阳渐渐升了起来，已经有不少荷花开始绽放。微风吹过，不时飘来阵阵花香，那种花香太令人沉醉，以至我产生了一种错觉，竟然误以为每个人的呼吸都是香的。这就是荷花的可爱之处，不仅给人视觉上的冲击，还连带着慰劳一下你的鼻孔。

东方的红色领域渐渐扩大，已经逐渐侵入西方，不过大家都没有在意这件事情，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荷花吸引住了。那些含苞待放的荷花就像是小孩子的拳头，白白嫩嫩的，外围的花瓣就像是攥在一起的手指，只不过现在不知道什么缘故，这只手要慢慢张开了。荷花的开放和小孩子睡醒时候的情形非常相像。先前太后不仅告诉我们要仔细看，还要仔细听，于是我屏住呼吸想要听到一些什么。也许是由于心理作用，恍惚间我还真像是听到了，那种声音既像细雨洒在草叶上，又像春蚕在咀嚼桑叶。

太阳愈发高了，花香也愈加浓烈，不仅我们的御舟，就连整个昆明湖恐怕此刻都沉浸在花香之中。小鸟们闻到花香，从远方飞过来，落在荷花上拍打着翅膀。由于这些鸟儿不断地鼓动空气，花香更加浓烈，我甚至觉得自己衣服上面都沾满了荷花的香气。太阳光渐渐强烈起来，湖上的一切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渐渐显露出来。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见荷花中间粉红色的花蕊了。不过荷花直到此时还没有完全开放，它们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只是尽量把香气散发出来，而不去顾及花朵开放的速度。

见到如此美景，我不清楚老佛爷想到了什么，只听到她在低声自语：“这景色真是太美了，真应该提前来看看。荷花的美不仅在于外形，更重要的是它有生机。人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可爱与可敬，它让我们了解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相通的，不能把人看成高高在上的唯一主宰……”后面的话语我没有听清，太后就那样含含糊糊地说了过去，也许是她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说法不合常理，所以及时住了嘴。其实，太后完全没必要理会周围的人，大家很少有人在听她说什么，由于受到她先前话语的影响，都在凝神倾听湖面上的声响。既然满眼都是荷花开放的情形，大家当然认为能够听见花开的声音。那些开到一半的荷花不再继续开放，它们像是在积聚力量等待下一次冲击。半开的花朵始终不曾全开，粉红色的花蕊也始终没能完全展露出来。此时，太阳又升起了少许，它越过北京城内高高低低的屋脊，直接把阳光洒向西北方向的天空，黑暗好像在一瞬间被涤荡干净了。此后，太阳上升的速度加快，差不多是在一寸一寸地跳升，整个颐和园的湖水全部被染上了一层金色。

又过一段时间，太阳完全显露在空中了，而太后口中的奇景也在此刻真正出现了。几乎和太阳的升起同步，湖上那千百枝未开的蓓蕾竟然同时绽放开来，花瓣平平地延伸开去，几乎要贴到绿叶上。令人惊奇的还不止这些，我发现以前那些半开的荷花竟然在一霎间全部开放了，我的眼睛都来不及捕捉它们开放的瞬间。见此情景，我不禁再次感叹大自然真是一个奇迹，并且它自身也在创造着奇迹。荷花大多数是粉红色的，白色的也有许多，至于其他的颜色则很少见。这里是颐和园，不是普通人家的池塘，自然有和别处不一样的地方。在昆明湖里面，种了不少外面罕见的品种。太后必定早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所以她成了我们今天第一个发现其他颜色荷花的人。那是两朵稍带绿色的荷花，她急忙指给我看，我当时真是惊诧极了，这样的荷花还是第一次看到。太后指给我看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人在高兴的时候难免紧张，看得出来太后非常兴奋。太后吩咐一个小太监把那两朵荷花摘下来，并对我们说：“在我们吃早饭以前，要把这两朵花用净瓶装好。这么好的花朵不能我们自己享用，应该先拿去供奉菩萨。”

太后是一个信佛的人，对菩萨很恭谨，有了什么好东西，总是先拿去供奉菩萨。我自己对菩萨很信仰，不过当时我的脑海里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冒出那个受罚巡抚的事，所以没能仔细观察太后的神情。等到我抛开烦恼之后，那个驾船去摘荷花的小太监吸引了我的注意。太后不时让人传话过去，指点他摘这摘那。等到我们回宫的时候，小太监不仅摘了那两朵带绿色的荷花，也摘了不少普通的粉红色荷花，太后看起来很得意。见太后如此，我们暗自窃喜，今天的确是好天气啊。

太后喜欢吃人奶

太后对面部美容非常用心，并且发明了相当多的美容秘方，如果把这些秘方公之于世，恐怕那些以化妆术炫耀于世的欧美人也要甘拜下风了。由于常年跟在太后身边，我对她的这些美容秘方相当熟悉，我相信有几种化妆秘诀直到现在世人还未知晓。每次跟随太后去梳洗室，我都像是去了一次美容院。太后每次都能给我新的体验，绝对不会让我这个学生有失望的时候。对于保持面部清洁，太后始终抱有十二分的热情。只要有机会，我就会静悄悄地跟着太后去梳洗室，特别醉心地观看太后化妆。太后的梳妆台是月牙形的，只要站在太后背后，就能很轻楚地看到她化妆的全过程。

太后的梳妆台值得特别提一下，式样是太后亲自设计的，高矮长短也很让太后满意。它不仅外形好看，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没有亲自看见过的人肯定难以相信它带给人的便利之处。就拿梳妆台上的镜子来说吧，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现在的凹镜，但太后梳妆台的上下左右都装上了镜子，而且镜子之间的衔接非常严密，如果不凑近仔细看，谁也不会想到那是一块一块的玻璃拼接成的。记得我刚来宫中的时候，第一次看见太后的梳妆台就非常惊奇，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奇形怪状的镜子。有了这些镜子，太后化妆的时候根本没有必要移动身体，正面坐着就可以看到自己上半身的各个部分。

由于太重视妆容，太后每次化妆需要的时间都特别长。经过多次观察，我发现太后使用的第一样东西是粉。也许太后注意到了我对化妆术的热衷，所以陆陆续续地告诉我许多秘密，首先说到的就是粉。

“说句实话，我用的化妆品无一不是精品。如果不是上好的产品，内务府绝对不敢买回来，那些地方官也不敢贡上来。面部对一个女人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不是好东西，我是不会用在自己脸上的。普通人家的女子一旦守寡就会放弃化妆，而我却不能。你也许会感到奇怪，但这却不是从我开始的，上几代的老祖宗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我这个地位上的人，每天都要接待很多人，我们身上的衣服很鲜艳，远远看去非常漂亮。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脸弄得很糟糕，如果那样，不仅糟蹋了衣服，也会对不起那些前来参拜自己的人。正是由于有人要看，所以才要精心打扮。可惜有很多人不理解我的苦衷。”

太后顿了一下，接着对我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我使用的粉。和外面的制法一样，它也是用磨成粉末的大米和铅粉放在一起做成的。如果仅仅从外表来看，它的颜色比外面卖的还要稍黄一些，但只要你懂得一些基本的化妆技巧，就会知道哪一种才是好粉。我使用的粉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制作出来的，它有几个特点：一，原料和外面不太一样，外面卖的粉大都使用当年的新米，而我的粉除了使用新米，还要搭配稍微泛黄的陈米，这样才能保证研磨出来的粉格外细、软；二，研磨技巧不同，我使用的粉不是稍微磨几下就能成的，原料选择好以后，要先把它们放进粗一点的磨里面研磨，得到颗粒较大的粗粉，然后再放到细一点的磨里面研磨，如此反复再三，最后才能得到一点儿极细的粉末，两种米粉研磨好以后还要掺合起来，其间的比例不同就会有很大差别，不是一般人能够掌握的，负责给我研磨米粉的人是几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太监；三，米粉和铅粉的搭配很讲究，为了避免米粉相互粘合在一起，需要加入铅粉，外面的人不知道轻重，往往加入了太多的铅粉，而我们只需要加入少量的铅粉不让米粉粘合在一起就可以了。上面所说的三点，其中第三点尤其重要，铅粉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不慎重使用，最后受害的一定是自己。民间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结果过了一年半载就中了铅毒，严重的甚至导致面部毁容，皮肤变得非常黑。你想一下，如果我在主持大典的时候，面部突然变得黝黑一片，那种场面岂不是要笑煞天下人？”临近末尾，太后还适当地幽默了一下，我当时差点笑出来。简直不敢想象太后说的那种情况，如果真像太后说的那样，肯定会让人笑掉大牙。不管我内心多么想笑，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如果让太后从镜子里面看到我的表情，说不定她会生气。

太后的粉虽然制作考究，但每次她只用很少的量，不像某些无知的女人动辄把自己的脸涂成京剧演员的样子。每次梳妆，太后只在脸上敷薄薄的一层，大概这也是化妆的诀窍之一。

紧接着太后给我讲述胭脂的妙用，她说：“比起粉来，我使用的胭脂的制作工艺更加考究，纯粹是用玫瑰花的汁液制成的。使用玫瑰花作为制作胭脂的原料并不稀奇，普通人家制作胭脂的时候也常常使用到它们，但我们的制作工艺他们是无法比拟的。世界上的玫瑰花有千万朵，颜色也有千万种，如果不管什么样的玫瑰花都采下来，然后放在一起乱捣，最后制作出来的胭脂肯定难以和自然界中玫瑰花的颜色相比。为此，我们只采摘颜色正的玫瑰花，颜色不正或者有杂色的玫瑰花一概不用。采集出来以后，还必须做另一项工作，那就是挑拣出颜色相同的玫瑰花瓣。这两个工作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平常人家根本无力承担，何况这些工作也不是生手做得了的。玫瑰花瓣准备好以后，就要把它们放到干净的石臼里面慢慢地舂，直到那些花瓣变成厚浆一样才能罢手。紧接着要做的是过滤，用特制的过滤器滤去其中的杂质，让它们成为最纯净的花汁，这样就完成了做胭脂最重要的一步……”太后说这些的时候，脸上的神情非常得意，看得出来她对自己手下人制作的胭脂非常满意。听完太后的话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总看到一些太监在偏殿里挑拣花瓣。

胭脂的制作方法并没有说完，太后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剪刀剪下了一块桌上放着的红色丝绵。那些丝绵我早就注意到了，颜色和玫瑰花瓣一样，并伴有阵阵香气，只是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有什么用处。太后接着说：“玫瑰花的汁液准备好以后，紧接着要准备当年新制好的生丝，也就是没有被染色的白丝。得到这些生丝以后，需要把它们压成一方方像月饼一样的东西，大小和我的胭脂缸吻合。再把这些成块的丝绵浸泡在玫瑰花汁中五到六天，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它们充分吸收玫瑰花汁。浸透以后，需要做的是把它们逐一取出来，放到太阳光下晾晒。大约晒上三四天，它们就干透了，到了那个时候，就可以送过来让我使用。制作一块这样的丝绵的确要费很多工夫，不过我也没有浪费，制作一次足够我用上半年几个月的。”

我们来看一看太后是怎么擦胭脂的。当时的审美观点和现在不同，所以化妆方式也有所不同。太后先把剪下来的那一小块丝绵放在温水中沾一沾，然后取出来擦自己的两个掌心，直到颜色均匀得她自己满意了才罢手。从前的女人掌心都涂得很红，所以太后的第一步也是先涂掌心。掌心涂好以后，她就对着镜子涂两颊，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太后很专注，她必须要把眼睛贴近镜子，才能确保既不涂得太浓，也不涂得太淡。两颊涂好以后，最后涂的是嘴唇。从前的人不像现在整个嘴唇都要涂，她们只在嘴唇的正中间擦上一点胭脂，大概是受到“樱桃小口”美学观的影响。

等到面部打扮好以后，就轮到御用的理发匠当值了。这个理发匠是个太监，手艺是在进宫以后学会的。虽然如此，别人告诉我说，此人的手艺可是独步天下，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太后对他比较满意，经常让他来为自己做头发。但在我看来，此人并不愿意给太后做头发。太后的脾气不太好，稍有不顺就要打骂，每次做头发对他来说无疑是在给老虎抓痒。如果稍不留神，从太后头上多梳了几根头发下来，或者力气稍大碰疼了太后，那就是犯了大错，免不了被拖出去打几十板子，更可恨的是，打完板子以后，他还要回来接着给太后做头发。值得欣慰的是，那种情况并不常见，到了后来，即使不小心弄掉几根头发下来，他也会用极快的手法藏起来，偷偷交给太后身后的宫娥，让她悄悄出去帮自己处理掉。那个宫娥既然敢冒险和他串通作弊，想必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不过花费一点金钱总比自己屁股受罪好得多。太后非常重视自己的头发，经常一边对着镜子摆弄头发，一边对我说：“头发真是一个烦人的东西，尤其是人的年岁稍大一些的时候，黑发就会一根一根地变成灰白色，这着实令人气愤。处于我这个地位上的女人，有很多理由不能让自己的头发变白，这并不是虚荣心在作怪，而是有切实的理由，我希望你能明白。所以，即使头上出现了白发，我也必须要把它染黑。”

既然太后如此在乎自己的头发，我倒是真想看看她怎么把自己的头发弄黑。那个理发匠进来以后，首先把太后的长发解开来，并小心地梳理一遍。等到头发极柔顺以后，太后拉开自己左边的一个抽屉，里面放着几罐深黑色的、看起来极富胶质的东西，她随手从中取了一罐放在桌子上。随后，太后拿起一柄并不大的毛刷在那罐里面蘸几下，举起来涂到自己头上。那黑色的东西确实能够把白发变成黑发，但也有弊病，太后的头皮往往也被连带着染黑了。

太后每次刷头发的时候都非常小心，唯恐一个不小心把头皮染黑，但这件事情往往不能让她如意，到最后总难免把头皮染黑。太后对自己的劳动并不满意，看起来就要大发雷霆了，但她毕竟已经有过二十多年类似的经历，忍耐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最终也没有把自己的怒气宣泄出来。自从太后的头发变白以后，她就开始使用这种染色剂，但这只能短期有效，根本不是治根的好方法。看到太后如此费劲，我想起了和母亲在巴黎时的情景。当时，母亲的头发变白了，她尝试着使用了西方的染发剂，效果不错。我一时心血来潮，把这个方法告诉了太后，事后想想自己真是太热心了，完全没有考虑到后果，如果太后用了以后效果不理想，那我难免要自讨没趣。

擦完头发以后，太后对我苦笑了一声说：“这种事情真的让我非常苦恼，我曾派人寻找染发的良药，希望既能改变发色，又能不伤害头皮，但这么多年来总是以失败告终。看现在的情形，我恐怕一辈子也找不到这种染发药了。”

我当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自告奋勇地说自己可以帮太后找到。太后微笑着看了我一下说：“想必你在西洋见过一些染发的东西，我早就听人说过西洋有一种药，可以很方便地把人的头发染成各种颜色。西洋人向来以灵巧著称，如果是他们的话，这种事情应该可以办得到，不过你知道那些药是怎么制成的吗？”对太后最后的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尽自己所能解释法国染发剂的质料、种类和功用。由于我的化学知识实在有限，很难给太后解释得非常明白，好在太后并没有仔细追究，听听也就算了。不过我对这种染发剂的效果做了充分的阐释，并且很幸运地打动了太后，她竟然同意让我试试。我说：“我这就写信到法国去定购，让他们邮寄过来，如此一来难免需要四五十天时间，希望太后不要觉得太迟。”太后连连摇头说：“不迟，二十多年我都过来了，何况是这几十天。只要那种染发剂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好，就是再多等几十天也是值得的。”我很惊诧太后从哪里来的这份耐心。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当时我还年轻，好不容易得来一个为太后出力的机会，心中自然很欢喜。当日我就拜托一位太监到我家中告知我父亲，希望他发一封电报去法国，托一位相熟的朋友选购几种顶好的染发剂寄过来。那天晚上太监从我父亲那里回来，带来了他老人家给我的一封密信，关上门窗后我打开了那封信，里面写的大概意思是：“你不应该如此热心，但是既然你已经答应了太后，我只得替你去办。同时我要警告你，从此以后无论你在宫中做什么事情，都要牢记下面两点：第一是不可多说话；第二是不能在人前自诩见多识广，尤其是在太后面前吹嘘。你的记性不应该那么好，如果你能够把当年在法国的事情忘掉就好了，如此一来我倒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如果那些染发剂寄过来以后，损伤了太后的头发，或者效果不明显，太后必定会降罪于你，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我想救你也力所不逮。希望你能明白为父的苦心，不要做那么多让为父担心的事情。”从这些叮嘱里可以看出父亲的一番苦心，只是当时我太年轻，不理解这份苦心。我确信自己的脑袋不会搬家，并且绝对相信那些染发剂会有效果。许多年之后，我的阅历变得丰富起来，回忆起父亲的那封信，真是感慨万千。父亲的话确实很有见地，我那种行为的确相当于引火烧身，如果稍有差错，我的脑袋肯定会搬家。

四十多天后，我收到了从法国寄过来的染发剂。刚刚收到东西，我就欢天喜地地抱着这些花花绿绿的瓶子来找太后，当着太后的面，把那些装潢得非常讲究的盒子一一拆开。我一边从中把那些东西取出来，一边对太后说：“太后，这里面还有非常详细的说明书，教我们怎么使用这些染发剂……”还没等我说完，太后就不耐烦地说：“西洋人真是什么都喜欢当别人的老师，就连这么一点东西也要教别人，真是让人受不了。”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刚才没有选择好恰当的言辞，于是慌忙改口说：“这些东西是法国人发明的，按照他们说的方法使用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儿，并不见得他们有多聪明。”见我这么说，太后心中的怒气才消了一点。看太后脸上露出了笑容，我接着说：“老佛爷，现在就让我把这些药的用法翻译出来，第一，需要先把头发洗过，然后再把它们弄干……”听完我的叙述以后，太后决定立即试一下，我根本没想到她会如此爽快。

太后表示同意以后，立刻有人打来一大盆热水，同时也把理发匠召了过来。但理发匠过来以后，太后不让他动手，非要我给她洗。听完太后的吩咐，我立刻傻了眼，我连自己的头发都很少亲自动手洗，何况是帮太后洗头？这着实太难为我了。我深恐自己毛手毛脚地弄疼了太后，不过既然太后这样吩咐了，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

费了好大的劲，我总算帮太后洗去了头发上那些黑色的药，并把她的头皮也洗干净了。洗净以后，我又找来几条干毛巾帮她把头发擦干。其间我扯下了太后不少头发，不过太后急着尝试那些染色剂，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头上的感觉。太后没有使性子，静静地等着头发变干。等她头发干了以后，我就要把那些药擦上去。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有些忧虑，想起父亲的话，觉得他说得非常正确，如果这些药没有效果，我真不知道要面临什么样的处罚。不过现在我没有后路可退，只能把染发剂擦到太后头上。

我鼓起勇气打开染发剂的盖子，往里一瞧，顿时大惊失色：里面的东西竟然像白水一样，像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把太后的白发染黑呢？我瞟了一下扔在一边的说明书，那上面的确写着它的疗效，应该没有错才对。太后已经在等着了，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便用一把小刷子蘸着药水给太后刷洗白发。一种药不管多么神奇也不会立即见效，在等待药剂生效的时候，我真切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感觉，并且做好了如果药剂无效就向太后请罪的准备。太后没我着急，她肯定也知道过一会儿才能看到疗效。

过了好大一会儿，太后才重新坐到镜子前。这种药剂果然没有令太后失望，虽然很多灰色的头发还没有变成黑色，但白色的头发已经变成了灰色，最难能可贵的是太后的头皮没有变黑。太后大喜，对这种药剂连连称赞，还褒奖了我的办事能力。当天晚上我又给太后刷了一遍，等第二天太后起来的时候，一头黑发飘然在胸，和二十多岁女子的发色没有两样。“都说外国人灵巧无比，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制造出这个东西的。这种看起来像水一样的东西抹在头上一点儿也不难受，还能不沾染头皮，真是太棒了！”太后高兴，我也很兴奋，如此一来，我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太后的头发变黑以后，她当着众人的面大大赞赏了我一番。父亲原来非常担心我的处境，看到我平安无恙也就放了心。仅仅是口头表扬，太后还不满意，又特意命人赐给我一件她年轻时穿的旗袍。那件旗袍非常漂亮，粉红色的底子上绣了许多兰花，想必是太后刚进宫的时候咸丰帝做给她穿的。太后那时得到的封号是“兰贵妃”，为此服饰上大多绣上了兰花。后来太后独揽大权，宫中其他人为了避讳，一概不在自己的衣服上绣兰花。她年岁大了以后，年轻时候的衣服没法再穿，于是就挑拣了一件赏赐给我。我虽然很喜欢那件衣服，但是没有胆量穿出去，唯恐太后触景生情。那件衣服我一直珍藏着，仔细算来如今它也有八十岁高龄了。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由于我保管得力，加上它做工精良，直到现在还像刚做出来的时候一样，颜色非常鲜艳。时至今日我仍然在想，如果当时我的脸皮厚一些，恐怕太后还会赏赐给我更多珍贵的东西吧。

头发变黑以后，太后又和我聊起了女人的穿衣问题，她说：“现在很多女人根本就不明白穿衣的真正含义，她们只是把衣服看成一套展示自己的玩意。每逢有什么宴会啊大典啊，才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平日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决不肯多花一点功夫，有些人甚至连头发都懒得梳。这些人显然是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我们的美丽不仅仅是给别人看的，还要给自己看。在外面的时候我们要讲究服装穿戴，回来以后同样也要讲究，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也丝毫不放松自己。在我看来，服饰不仅仅是一套玩意，经常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精神上我也会感到高兴一些，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愉悦感觉。”

太后有关服饰的观点相当有道理，我也深有同感。当我衣着光鲜的时候，整个人都会自信很多。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整日涂脂抹粉，真是让人觉得恶心。不管太后怎么努力，她脸上的皱纹和老年斑无一不在告诉人们她已经不再年轻，那些东西是无论用什么化妆品也无法消除的。虽然如此，只要有充足的睡眠，或者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从侧面看过去，除去脸上的皱纹和疤痕，太后还是非常美丽动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太后在自己的化妆术上的确是想尽了办法。至于她的那些诀窍，我知道的不多，只能简略地说几条，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也许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每天吃过晚饭后，太后喜欢给我们讲一些东西，地点是在她寝宫的偏殿里面。每逢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团团围着太后站着，恭听太后的教训。太后总是坐在一张盘龙椅上，胡乱给我们扯着今天发生的趣闻。太后说话的时候很古怪，除了嘴巴在动以外，脸上的其他部位根本没有变化。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适应，觉得那样讲话不仅不方便，而且让我们听得很难受。通过私下里询问其他女官，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太后脸上涂了鸡蛋清，目的是掩盖脸上的皱纹。以前我从来不知道鸡蛋清有这个功效。太后涂鸡蛋清的时候并不涂得满脸都是，而是只在有皱纹的地方涂。涂完以后，她就绝不再大幅度地牵动面部肌肉，以免鸡蛋清失去应有的功效，正因为如此，太后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才会显得那么别扭。鸡蛋清要在吃过晚饭的时候涂上，一直等到她上床睡觉的前半个小时，才用肥皂和清水洗去。

和其他物件比起来，太后的香皂并不精良。她不喜欢从外面买进来的东西，觉得那些东西使用起来不安全，所以，她的香皂是宫中太监制造的。和制造胭脂一样，那些人使用的原料是玫瑰花和茉莉花汁，然后在里面混合了一些油类，压制好以后就送过来给太后使用。那些香皂看起来非常漂亮，颜色够鲜艳，香味也浓烈，唯一的缺点就是去污能力不强，不过太后并不在意去污能力，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使用这种香皂，觉得挺好的。我来到太后身边后，曾经给了她几块顶好的法国香皂，她用过以后表示很不错，但就是不喜欢那香气。香皂的香味本来就有很多种，我和太后的品味不尽相同，我喜欢的，太后不一定喜欢，反之亦然。对我而言，选择香皂首先要考虑的是去污能力，香味倒在其次，说实话我觉得香味完全没有必要，不过这话我不敢说给太后听。

临睡之前，除了洗去脸上的鸡蛋清以外，太后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涂抹另外一种汁液。那种汁液也是太后特意命人制造的，据说效果非常好，能够有效地收敛脸部肌肉，让那些浸泡过鸡蛋清的皱纹不再长大。那种汁液使用的原料和制作工艺不太复杂，只是使用的工具比较特别，现在我把它的做法简单说一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那套用具很像现在的蒸馏工具，一共有三个圆筒和几根相互连接的铜管，那些圆筒也是铜制的，目的是方便加热。在第一个圆筒里面放了一些水和酒精，下面用不太猛烈的火加热，水和酒精受热散发出蒸汽，那些蒸汽经过一根铜管跑到第二个圆筒里面。在第二个圆筒里预先放置了一些忍冬花，和着流过来的混合蒸汽，第二个圆筒也要加热。一段时间之后，从第二个圆筒里散发出另一种蒸汽，这些蒸汽又通过另一根铜管到了第三个圆筒里面。到了此时，第三个圆筒里面的蒸汽已经是花香、水和酒精的混合物，不仅看起来非常清澈，还有一种馥郁的花香。经过试用以后，太后觉得它的效果非常好，于是就养成了每天晚上使用的习惯。每天晚上太后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擦抹这些混合蒸馏水。

第二天早上，太后刚一下床，就有一个小太监捧着一罐特制的脂油走进来，那里面掺有花露，所以闻起来非常香。这些脂油不仅能够除去昨晚敷上的汁液，还能有效缓解皮肤老化。太后随手从罐里面挑起一小块，放在手掌中间揉搓，过不了多长时间，那些脂油就融化开来。太后小心翼翼地把脂油涂到自己脸上，这次涂的范围很广，因为昨天晚上涂汁液的范围也很广。涂抹脸部的时候，太后不会让我们动手，恐怕我们做不好，或者损伤了她的脸部肌肉。涂好以后，太后还要等上十几分钟才能把这些脂油洗掉。

洗掉脂油以后，太后要做的就是涂抹胭脂。这套程序永远不会改变，就像小学生上课一样。太后的双手也涂抹了那种汁液，不过第二天早上涂抹脂油的时候，太后就懒得自己动手了，需要我们这些承值的女官代劳。我们必须把那些脂油先在自己的手掌心融化，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帮她涂遍全手。如果只看太后的手，肯定难以判断她的年龄，那双手不该是一个老年人应有的，不仅肤色白嫩，而且摸上去分外柔软。脂油涂好以后，过十几分钟，我们还要负责把它们去除掉。太后做事情很挑剔，不允许我们用水洗，而要用干净柔软的帕子一点一点地把那些脂油拍掉。我私下认为这样做费力不讨好，可是太后偏偏有此爱好。

为了美容，太后不知道想出了多少法子，其中之一就是定期服用珍珠磨成的粉末，服用周期是十天。据说这个法子是从古代传下来的，效果非常棒。太后每次服用的量是一汤匙，至于研磨一汤匙需要多少颗珍珠，我没有计算过。太后选择的都是上好的珍珠，想必价值极巨，一般人家肯定无力承受。那个汤匙一看就知道是特制的，唯有如此才能确保珠粉的量不多也不少。太后服食珠粉已经有好几十年，从来没有间断过，按照这个量来计算，不知道已经吃掉了多少珍珠。有一个太监专门负责为太后研磨珠粉，每次太后看见那个人进来，就知道自己该吃珠粉了。接过珠粉以后，太后也不多说什么，直接就把那些珠粉倒在自己嘴里，我们在旁边早就准备好了温水，太后也不接水，直接就着我们的手喝上几口，急急忙忙地把珠粉吞下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太后告诉了我服食珠粉的妙用，她说：“珠粉是一个可好可坏的东西，关键看你怎么使用。适量服用珠粉可以有效保持人的美丽容颜，能够使人的皮肤保持光滑白嫩，如果合理服用，即使是老年人也能拥有年轻人的皮肤。想要做到合理服用，首先要确定量，不能多也不能少。再者是确定服用时间，间隔太长或太短都不合适。如果服用的分量太多，或者不讲究规律随便服用，不仅对人体没什么好处，反而会大大损害身体。”老佛爷当初就是这么告诉我的，至于她说的是不是真的，我并不知晓，因为我无法亲自尝试。到底珍珠有没有保持皮肤白嫩的功效，那要等化验过以后才知晓，我并不能确认。不过太后的皮肤的确比同龄人白嫩许多，直到我离开皇宫，太后依然在郑重地服食珠粉。

上了年纪以后，太后最苦恼的还是脸上的皱纹。除了涂鸡蛋清、脂油以外，太后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对付皱纹，用一根玉棍在自己脸上滚动是其中之一。在太后的梳妆台上有两根约摸两三寸长的玉棍，两头都镶上了黄金做的手柄。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太后总要花费许多时间在这玉棍上，她会长时间用玉棍在自己脸上滚动，一边滚动还一边凝神瞧着镜子，好像滚动过后会立即出现奇迹。那个东西看起来很滑很冷，并且上面也没有涂什么药粉，我真是怀疑它的功用。为此，我找一个太后不在的空当，抽出那根棍子在自己脸上滚动了起来，除了觉得舒服以外，并没有其他感觉。我正在试用的时候，太后突然走了进来，样子看起来很生气。但她并不是因为我偷用她的东西，而是怪我不该怀疑那根玉棍的功用。

太后面色严肃地说：“这种东西你们年轻人用不着，就连其他什么鸡蛋清、珠粉你们也完全用不着，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用的玩意。”听完这话，我知道太后心中憋着一股火，于是赶紧跪下叩头说：“太后，我不是有意的，我以后再也不敢偷用您的东西了。我只是看这根玉棍非常可爱，想要试试它放在额头上的感觉，一试才知道它使用起来真的很舒服……”我胡乱地说了一通，太后看我如此着急，反而扑哧一声笑了。“既然你如此喜欢它，这个东西你就自己留着吧。”太后的爽快令我吃惊，这个恩典来得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实际上，太后的这次赏赐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情，而是因为这根玉棍已经经过了我的手，太后心里面有了厌恶的感觉，所以才将它扔给我。不管怎么说，我手里面又多了一件珍贵的御赐物。待在皇宫里面，经常能够看到一些非常稀罕的东西。每次见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总是竭力忍耐着。不然的话，以老佛爷的性格，再加上我当时正受宠爱，肯定能够得到不少宝贝。也许，我的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为了保持自己的美貌，太后还有一个非常奢侈的习惯，那就是每天喝大半茶碗人奶。太后喜欢美貌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就连选择朝臣也是如此，据说她曾经因为一个官员外貌丑陋而罢了他的官。选择我们这八位女官的时候，老佛爷也对我们逐一进行了检验、评定，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留在太后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丑陋”。围绕太后的都是一些漂亮人儿，女人天生的嫉妒心怎么会不被激发出来呢？相比之下，我们愈加美貌，太后则愈加丑陋，这是太后无法容忍的，为此她必定会千方百计地挽留自己的青春和美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老佛爷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想出了许多别人想不出来的法子。

皇宫里面无人生育，更没有人带孩子，想要找人奶简直不可能，但这难不倒太后，她雇了好几个乳母。这些乳母都是从大小官僚的妻子中选出来的，太后对这些人的要求很高，不仅要容貌漂亮，还要身上分外干净，稍有不洁就无法入宫。太后偶尔也会碰见自己特别中意的，不仅容貌漂亮，而且奶汁特别多，这时太后就会长期雇佣这个人，并且付给这个人很多钱，让她另外雇乳母养育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情形很难碰到，因此，太后总是要同时雇佣两三个乳母。由于这些人都有孩子，太后特别恩典她们可以带自己的孩子进宫。进宫以后，太后对她们特别优待，吃喝住用全部和我们一样，居住的地方每天都有人打扫，她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轮流挤一些奶出来。太后并不放心她们自己挤奶，每次都要派一位女官过去监视。

因为太后喜欢吃人奶，所以在宫内外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解。太后的生活习惯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的，就是那些王宫贵族知道的人也不多。因为宫里面随时有两三个乳母，并且她们还随身带着自己的孩子，所以造成了很多不便，最明显的就是孩子的哭声。哺乳期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唯一知道的就是通过哭声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需要什么东西，或者感到不舒服，他们就会扯着喉咙大哭，那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要说我们这些女官，就是老佛爷那么大的颜面也无法让他们不哭。如此一来，偶尔进宫的人就会听到小孩子隐隐约约的啼哭声。这些人肯定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知道，皇宫中按常理是不应该有小孩子的。他们心中有了疑问，又不好意思向太后询问，就是在我们这些女官面前也不敢透露真实想法，而太后本人又觉得没有向他们解释的必要。时间一长，自然是谣言满天飞，没有解除的误会历久弥深，进宫的人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以后总会以目示意，那神情仿佛在说：“瞧啊，外面的传言果然没错。”我在宫中行走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这样的人，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太后并不是到了老年才开始喝人乳的，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每天要喝一碗人乳的习惯。正因为如此，咸丰帝去世的时候，太后依然显得很年轻，就像二十多岁的姑娘。咸丰帝去世以后，太后继续服食人乳，后来一个太后钟爱的乳母进宫，由于她爱子心切，坚决要把自己的儿子带在身边，太后看那孩子生得可爱，并且那乳母的奶水也充足，就应允了下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大家开始听到了小孩子的哭声。自此以后，乳母可以带小孩子在宫中成了惯例，既然有了这个惯例，小孩子的哭声自然少不了。这些孩子的哭声反复被很多人听到，大家以讹传讹，最后竟然荒谬到说太后和安德海（李莲英之前的太监总管）私下里生了孩子。太后受了冤枉，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真是委屈至极。

这个谣言到我进宫的时候已经传了将近二十年，按照常理，人们不应该再继续怀疑下去，可每逢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人们还是会说太后生了小孩。这些人也不动动脑子想想，太后都那么大年纪的人了，怎么可能还生孩子？就算太后能生孩子，这么多年来这个孩子就一直没长大，哭的声音一直都像个孩子？这些误会之所以无法解除，某种程度上和人性中“抑善扬恶”的劣根有关。加上太后做过不少过分的事情，别人更加恨她，于是造谣、诽谤也就愈加多了起来。

我进宫没多久就听说了这个谣言，当时真觉得非常不舒服，想把太后喝人乳的真相昭示天下。后来仔细一想，觉得这样做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记得我刚进宫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太后喝人乳，除了觉得恶心以外，还觉得太后是一个吃人的老妖怪。在我朦朦胧胧的印象里，觉得那些被挤乳的女人很快就会死去。后来和太后相处的时间长了，渐渐明白了不少事情，知道这样做无损人的身体健康，何况太后也曾给这些人丰厚的待遇。太后还有许多特别的习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觉得不妥，等接触的时间长了就慢慢明白，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吃饭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外面的人不会理解，如果让他们知道，反而会引起粗鄙的谣言。

最后，我想大家一定想知道服食人乳对美容有没有好处，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母乳的滋养下慢慢长大的，由此看来，母乳首先是一种很好的滋补品。我曾经仔细观察过幼年时的婴儿，他们的皮肤的确要比成年人好得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母乳滋养的功效。母乳有这么神奇的疗效，无怪乎老佛爷会把它选为自己的美容佳品。其实，只要获得母乳的途径正当，并且不损害他人的身体健康，我们又何必多加指责呢？只要把母乳看成一种普通的滋补品不就可以了吗？如此一来，既能满足一个老年人临死前的虚荣，也能让我们全宫上下的人日子好过一点。这么一举两得的事情，我们即使不褒扬，至少也不应该乱加诽谤。

皇家花园

爱美的女人没有不喜欢花的，太后也是如此。由于爱美观念太浓厚，以至她对花卉的钟爱到了痴迷的程度。凡是自己喜欢的花卉，无论有多么困难，她都会想办法得到。通过我的观察，除了权势金钱，她最看重的东西就是花卉。颐和园内种植了很多奇花异草，凡是民间有的，在园内都可以看到。

皇宫中有一些太监专门从事园丁的职务，他们的园艺知识非常广博，几乎所有的花木到了他们手中都能得到最充分的照顾。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上苑里的花儿都长得格外繁茂。太后没事的时候经常在园内走动，这在某种程度上杜绝了园丁们偷懒的可能性。兴致比较好的时候，太后会亲自充当园丁，在上苑内显示一把手艺。每次太后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规模都比较宏大，她总是带着我们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地开去。挖泥挑水的工作肯定不会让太后做，她经常做的工作是帮着捉一下害虫，修剪一下花枝，还有就是剪去多余的小花朵，以确保剩下的蓓蕾得到足够的营养。除去这些，太后能做的就只有剪下一些花朵带回去了。

一天深夜，刚好是我当值。每次当值我都不敢睡着，最多是眯着眼睛休息一会儿。前半夜相安无事，时钟敲过三点的时候，外面突然下起了雨，粗大的雨点砸在屋顶上噼叭作响。这些声响不仅惊醒了我，还把睡梦中的太后惊醒了，她一醒过来就大呼：“啊，快点去叫那些当值的太监，这么大的雨点肯定会砸坏新种的菊花，让他们赶快把那些花儿盖起来……”太后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已经蹿了出去。按照宫中的规矩，随侍的太监不能进入殿内，他们守夜的时候非常痛苦，一般是靠着墙壁休息，此刻听到太后的呼喊也都醒了过来。我出去以后，立即对身边几个醒着的太监说：“太后有旨，让你们赶快去一趟上苑，把园丁叫起来，让他们把那些新种的菊花看护好，千万不能被大雨砸坏。”他们听完我的话，二话没说就拼命地朝上苑奔去。

那些太监出去没多长时间就跑了回来，还带回一个好消息：“不用担心了，园丁早就把幼小的花儿盖了起来。”这个消息对此刻的太后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听完那个太监的报告，太后翻了个身，又去和周公幽会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宫中的太监并非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其中不乏有识有能之人。据那个小太监带回来的消息说，那些园丁还没睡觉的时候就预感到夜里会下雨，并且也考虑到了那些菊秧经不起雨水的冲刷，就提前把花儿用芦席盖了起来。第二天太后醒来的时候，窗纱上已经映满了阳光。经过一夜雨水的洗刷，不仅空气分外清新，就连阳光也显得分外明媚。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太后的心情非常好，加上记挂着那些宝贵的花儿，她决定去一趟上苑。既然太后想去，我们这一班人只能排列成整齐的队伍跟着她一起去。太后照例走在最前面，只见她身穿鲜艳的服装，满脸堆着笑容，远远望去谁也认不出她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太后平日外出，脚步非常缓慢，可今天的情况有些不一样，她不仅走路速度很快，而且走了那么长一段路竟然没有感到疲累。

依据太后的个性，我猜想在路上她肯定会给我们讲一些关于花的事情。果不其然，还没走到一半的时候，太后就打开了话匣子：“你们猜一下颐和园内总共有多少盆菊花？”我们都知道太后又开始卖弄了，所以都没有回答，于是太后接着说：“根据确切的资料统计，在颐和园内总共有三四千盆菊花，这个数目可是不小。”这只是一个前奏，其后太后给我们说了许多关于菊花的事情。太后是一个爱美的人，只要是她觉得美的东西，不管多么难，都会想方设法得到，甚至不惜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只要回想一下太后对服装和装饰品的讲究程度，我们就不难想象太后对鲜花的钟爱。末了，太后说：“菊花的种类有八九十种之多，年轻的时候我能够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可惜现在年龄大了，记性也差了，只能说出很少的一部分。”

园艺不是一项随随便便就能完成的工作，不仅需要强壮的体魄，还需要丰富的学识，如果不具备这两点，肯定不能成为一个好园丁。做平常人家的园丁尚不容易，做皇家的御用园丁更不用说了。为了颐和园内的花木，那些人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和气力。一般来说，这些人非常有学问，不仅懂得种植花木的诀窍，往往还能为花儿想出非常典雅的名字，以此来博取太后的欢心。那些花儿原本都有名字，他们觉得合适就留用，如果觉得不合适就自己想一个新名字来代替。除了这一点，那些人还有其他优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有巧夺天工的本领。按照自然界的规律，菊花的种类不同，开花的时间也不相同。一般来说，早开的菊花会在八九月间开放，而那些迟开的花儿则要等到十月初。如此一来就造成了一种遗憾，一个人无法在同一时间欣赏所有盛开的菊花。不料这些园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打破了这个常规，他们搞了一间暖房，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培育不同的菊花，最后竟然让那些菊花同时开出了艳丽的花朵。

颐和园内的菊花有很多名种，我觉得最可爱的就是丹凤朝阳。丹凤朝阳的花瓣是紫色的，但如果只是紫色还算不上稀奇，难能可贵的是，它的花朵从花蕊到花瓣外端的紫色深浅不同，最里面的最浅，和粉红色相差无几，然后越向外面伸展，紫色越重，到了最外端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深紫色。这种花的颜色虽然非常鲜艳，但丝毫不妖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丹凤朝阳都是难得一见的佳品。颐和园中原本没有这种花，后来一个江南的老臣摸清了太后的性子，为讨太后欢心，送来了几种上品菊花，其中就有这种丹凤朝阳。太后非常喜爱这种菊花，每次去看菊花总要在它面前停留几分钟。除此之外，颐和园中还有白龙须、紫金玲、雪球、雨过天晴等数十种上品。在这里我不再一一描述它们的形态，即使举出来也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因此一概从简。

不管是什么东西，太后总喜欢物尽其用，尽量多地想出一些使用那些东西的办法。就拿花卉来说吧，无论什么花，太后都不止于观赏，玫瑰花和凤仙花被用来制成了化妆品，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太后对菊花也开发出了新用法，菊花汁液不浓，不适合拿来做化妆品，但却是绝佳的食材。每逢菊花盛开的季节，太后总会过来饱啖菊花宴，这已经是多年前就开始的习惯了，不是什么新鲜事。菊花总是现采现吃，太后常吃的是一种名叫雪球的菊花，大概是因为它花瓣肥厚而洁白，最适宜嚼食。

整朵的菊花采摘下来以后，先要把花瓣一瓣一瓣地扯下来，然后抛掉其中部分发黄的和衰败的。花瓣挑好以后还要放在水中清洗，首先是在清水中泡上二十分钟，然后捞出来放入融有稀矾的温水中漂洗，最后再把它们放入特制的竹篮内沥水即可。这些工作做好以后，菊花就可以放在一旁待用了。随后，御膳房的太监捧出一个暖炉。那个时候还不是深秋，暖炉并不适合使用，不过此时情况特殊，偶尔使用一下也无妨。暖炉里面并非空无一物，大多盛放的是熬得很浓的鸡汤，还配备着一个盖子，大小和暖炉严丝合缝，这样一来里面的热气就不会轻易散出，就连鸡汤的鲜美味道也不会有一丝一毫散逸出来。负责膳食的张德迅速摆好了一张小桌子，那张桌子和平常的不太一样，中间有一个小孔，大小和暖炉相匹配，估计是专门为这个设计出来的。御膳房不仅准备了暖炉，还随同备好了几小碟肉食，大多是生鱼片或生鸡片，由于太后喜欢吃鱼，很多时候往往只备生鱼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上好的酱、醋。

一切备好之后，张德揭开了暖炉的盖子，霎时间里面所有的香气都冒了出来。张德拿着盖子并不放下，目的是方便重新盖上。盖子掀开后，太后亲自挑了几片生鱼片放下去，张德就把暖炉的盖子重新盖上。五六分钟后，张德再次揭开盖子，生鱼片基本上已经熟透，随后，太后或我们这些女官酌情抓起一些菊花放进暖炉里面去。盖好盖子重新煮上五分钟左右，这种特殊食品就烹制成功了。煮食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太后亲自指挥的，其实她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辛苦，我们已经反复训练多次，根本不会出现错误。用菊花烹制食品最重要的就是鲜美，鸡汤本来就很鲜美，加上被烫熟以后的生鱼片，味道变得更加浓厚，又加上刚刚采摘下来的菊花，鲜美程度已经不是用语言可以描述的了。菊花本身并没有滋味，但经过鸡汤和鱼片的渲染，它的滋味顿时变得鲜美起来，太后心情高兴、食欲旺盛的时候，往往一个人要吃下很多片。看着太后自己吃如此鲜美的东西，站在一旁的我们着实不好受，肚子里面翻江倒海似的咕咕乱叫。偶尔太后会发发慈悲，允许我们把剩下的食物分食掉，我们就谁也不肯谦让，恨不得把整个暖炉都吞到自己肚子里去。

除了把菊花当作食材以外，太后还喜欢用菊花当作洗手用的肥皂。名义上说是洗手，其实应该叫作玩耍，并不是因为身上有什么污垢，而是完全出于兴致。太后总喜欢从花瓶或者花园的花枝上取下一朵将开未开的花儿，拆散以后放在自己手掌中，用力去摩擦，一直到那些粉嫩的花瓣变成了花渣才松手。松开手后，太后也不让我们帮她把手擦干，而是要等它们自然风干。如此一来，菊花的香味就留在了太后的手掌上，并且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太后还喜欢用鼻子闻自己用菊花擦过的手掌，好像上面涂了什么不得了的香味似的。太后不仅喜欢自己这样做，很多时候还要求我们跟着她一起做。不知道别人心里面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我个人觉得相当无聊，始终达不到太后那么高的兴致。当然了，我也有使用花瓣擦手的时候，那大多是在如厕后或者沾染上了什么腥臭之味时，平日闲暇我绝不忍心去糟蹋那些漂亮的花朵。

世间的花朵有成千上万种，颜色也有千百种，而最为少见的颜色恐怕还要数绿色。早在几年前我就听说有一种名叫“绿菊花”的名种，它不仅枝叶是绿的，就连开出的花朵也是绿的。我虽然听很多园丁提到过这种花，但从来没有见过，也不清楚世间到底有没有这种花。太后如此爱好菊花，当然也听说过这种菊花，为此她特意命人前往各地寻访。

得知太后要寻找绿菊，那些想讨太后欢心的人立即送来了几百盆，不过那些菊花开出的花朵大多只是泛一点绿气，或者只是上面有一些绿色的斑点，不仅谈不上什么美丽，而且还很难看。虽然第一次征寻结果不太好，但太后并没有灰心，接着派人去各地寻访。

第二年菊花盛开的时候，有人送来了四盆“绿菊花”。初看的时候，委实绿得可爱，太后非常喜欢。可惜，没过多久，那些绿色竟然逐渐褪去，露出了白色的质地，经过仔细查证，发现那些绿色竟然是人为用颜料染上去的。这下子惹怒了太后，那个献花的人也因此被扔进了大牢。不过，这个人虽然欺骗了太后，但也从另一个侧面给了太后一个启示，她决定自己培育绿菊。太后特意在颐和园中划出一块地，在那里播撒上最好的菊花种子。这些菊花从一开始就着重培养，虽然使用的肥料和其他菊花一样，但有一项完全不同，那就是所浇的水里面掺入了绿色的色素，太后想以此让那些白菊花吸收绿色色素，进而开出绿色的花朵。不幸的是，那些白色的菊花并不理解太后的心情，到了最后开出的花朵仍然是白色的，最多不过是在白色的花瓣上沾染一些绿色的痕迹。最终，这项培育绿菊的工程彻底宣告失败，太后从此痛贬绿菊，让人看起来分外好笑。

太后向来认为自己能够做到物尽其用，和我们闲谈的时候经常说，评判一朵花是不是上品不能只看颜色，颜色好看只能愉悦人的眼睛，还需要有其他功用相辅助，不然就会失去几分味道。上面说的用菊花做调料，或者用来洗手，都是太后想出来的主意，目的也是践行她所说的物尽其用。不仅如此，太后还用玫瑰花瓣和一些蔗糖调成了一种甜酱，味道非常鲜美，如果当时京城中有卖面包的，我肯定会每天早上都用面包蘸这种酱吃。从前的富贵人家崇尚喝茶，茶也被人们认为是高雅的东西，上好的茶叶非常贵，从来不按斤来卖，就是一两也需要花费一二十两银子，这是平常人家无力承受的高价。正因为茶叶高雅而价格昂贵，所以受到太后的欣赏。我很难断定太后喜欢喝茶到底是因为茶的味道好，还是为了附庸风雅。她使用的都是上好的茶叶，价格非常贵，每次喝茶都只要新茶叶，为此浪费了很多钱财。喝茶的时候，太后喜欢扔一朵或两朵晒干的花瓣进去，在众多的花儿中最喜欢用冬天的野花，夸它们有冰雪之气。每次太后喝茶的时候，碗里面总少不得要浮上一两朵野花。

太后拿来食用的花朵不仅仅只有菊花，荷花也是她喜爱的一种，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每到夏季，太后就会命令御膳房采集许多新鲜荷花，摘下它们完整的花瓣，浸在用鸡蛋调和好的面粉里面，取出来以后分别制成甜、咸两种，随后再把它们放入油锅里面炸透，这就做成了一种非常爽口的小吃。春天，每逢玉兰花开得比较鲜艳的时候，太后也会命人采摘玉兰花瓣，然后依照荷花的制法做成玉兰片，休息的时候太后常常拿出来吃。

颐和园内种了许多花，那些园丁的工作着实辛苦。虽然太后安排了很多人供那些园丁差遣，可他们还是忙得焦头烂额。太后兴趣广泛，每一种花木都要求他们尽全力照料，所以他们一年中很少有休息的时候。菊花是一种时令花，相对状况还好一点，就是再忙也只是秋冬两季。可即便如此，一到秋天，那几十名专门负责照料菊花的园丁就没有一个能休息片刻。他们每天都要忙着浇水、施肥、迁种，日光强烈的时候给菊花搭棚子，下雨的时候还要给它们蒙上席子，雨停了以后又要把席子撤去，好让它们充分吸收露水。另外，由于那个时候还没有打虫药，捉虫子也要费去不少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菊花特别容易招惹虫子，能够危害到它们的虫子很多，最可恨的是那些专门钻在花心的小青虫。小青虫非常狡猾，你不仅难以预测它们光临菊花的确切渠道，而且还难以发现它们的踪影，因为它们都狡猾地躲在花心里面，不仔细搜寻根本无法找到。菊花还没有开花的时候，你根本瞧不见它们的踪影，等到花儿一开放，它们就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一夜之间多了起来。它们常常几个几个地聚在一起，不分日夜地吞吃花蕊，甚至会把一枝花上面的花朵全部吃完。正因为如此，到了菊花开放的季节，那些太监真是忙到了极点。二十多个园丁分成十多个组，两人一组，一个负责把小青虫从花朵里面摇出来，另一个负责用一个大铁杯接着那些小青虫。仅仅这样还不够，那些人还要掰开花蕊一朵一朵地检查，不然难以除根。一般来说，每一盆花他们都要花费六七分钟，整个颐和园里面有三千多盆，那得需要多长时间啊，难怪那些园丁会整天忙得团团转了。很多时候我在想，太后花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在这些花儿上面，究竟值不值得。可是，如果不让这些太监从事这些工作，你让他们去做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劳动力投入进去，根本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如果这些太监的努力能够博得太后一笑，也总算他们的劳动有点回报吧。

沐浴

当初进宫做女官并非是我自愿的，不过既然是太后降下谕旨要我和妹妹进宫，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和妹妹刚进宫的时候，处处觉得不适应，洗澡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久居国外，我和妹妹都养成了天天洗澡的习惯，可来到宫中以后费了好大劲都没有找到洗澡的地方。回头去看宫中其他的女官和执事人，也没有发现她们有过洗澡的迹象。我和妹妹对这个现象感到不可思议，难道这些人都暗地里准备了一套洗澡的工具，专门等到没人的时候才拿出来使用？或者这些人只有在省亲回家的时候才洗澡？由于没有切实的解决办法，我和妹妹只能暂时忍着。忍着不洗澡的滋味非常难受，我想起了太后，这个尊贵的女人既然对穿着打扮如此讲究，又怎么会允许自己身上满是脏东西呢？太后肯定经常洗澡，只是目前我还不知道她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洗澡而已。我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人，故而十分想知道太后是如何解决这个私人问题的。

在说太后的洗澡问题之前，先让我说一说我和妹妹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的洗澡问题能够得到圆满解决，从根本上来说是太后优待我们姊妹两个。刚进宫的时候，我们和其他女官一起住在太后寝宫后面的偏殿里，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太后传唤。多亏了太后的好心肠，体察到我们不愿意住得那么拥挤，就在偏殿里面另拨给我们每人一个小房间。除此之外，在颐和园的其他地方，太后还另外给我们安排了房间。这样，我们就有了足够的空间安放洗浴设施。可是，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颐和园内仍无法得到足够的设备，无奈之下只好打发一个太监捎信给我父亲。过了没多长时间，父亲就带来了一个轻便的西洋式浴缸。自此以后，我和妹妹的洗澡问题就得到了完善解决。

接下来，让我详细地向大家介绍一下太后的洗澡方法。我来到宫里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一位女官过来对我说：“太后今晚又要洗澡了，轮到你侍奉，你赶快去准备一下。”从她的这句话里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太后不仅洗澡，而且常常洗澡。当天是我当值，自然是我服侍太后洗澡。“嗯，好的，我这就去准备，可是你能告诉我浴室在哪里吗？我不知道怎么去。”我诚实地向她请教。“浴室？什么是浴室？真搞不懂你在说什么。”她一脸茫然地回答我。原本我想向她请教一些问题，可没想到最后反而成了我要向她解释。费了好大的劲，我才让她明白什么叫浴室。其实她不知道什么叫浴室也情有可原，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不讲究这个，需要洗澡的时候拖出一个大木盆来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浴室，自然也就没有建造浴室的必要。

由于是第一次给太后洗澡，我不免有些紧张，于是又问道：“我在国外的时候，几乎每家都有浴室，洗澡非常方便。太后那么尊贵，怎么不为自己建造一间浴室呢？那样不是更方便吗？”

“这个问题我怎么知道？你要是真的那么好奇，待会儿自己去问太后好了。”那位女官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显得很着急，说话速度很快，最后她说：“你不用着急，反正到时候也不用你动手，只要看着就好，你那么聪明的人肯定没问题的。”听了她的安慰以后，我再也不好问什么，只能静静地等待着。

我前面提到过太后的一些习惯，其中之一就是她喜欢每天晚膳后和我们拉家常。吃过晚膳以后，太后会在我们这些侍从的簇拥下走到一间偏殿，在那里的靠椅上稳稳坐定以后，就打开了话匣子。所谓拉家常，其实是太后一个人说，我们这些人静静地站着听。太后所谈论的无非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和明天将要做的事情，偶尔也品评一下朝堂内各位大臣的人品。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然后太后就会回寝宫做睡觉前的准备。

由于事先知道今天要侍奉太后洗澡，我在其他女官退出后，跟着太后回到了寝宫，和我一同过去的还有四位宫女。不知道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事情，我感到很紧张，如果第一次给太后洗澡就出尽洋相，我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过了没多久我就知道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直接给太后洗澡的人是那四位宫女，而我需要做的就是给那些宫女一些指点。我刚刚进宫，对什么事情都不熟悉，怎么敢指点那些人呢？不过这也不要紧，太后凡事喜欢自己指挥，洗澡这么大的事情她怎么可能让别人胡来？如此一来，与其说我是在侍奉太后洗澡，还不如说我是在看太后洗澡。

回到寝宫以后，两个太监立即抬进来一个很大的木盆。太后使用的东西没有一样和平常人家相同，包括澡盆。虽然这个澡盆是木制的，但外面却包了很厚的一层银皮，因此这个澡盆无论什么时候看上去都是光明灿烂的。那两个太监朝里面注入了大半盆温水。和那只木盆同时送进来的还有许多洁白的毛巾，太后是一个崇尚奢华的人，单看那些毛巾就能明白这一点。毛巾四周都用杏黄色的丝线装饰着，看起来整洁美观。雪白的质地上勾绣了许多图案，大部分是丹凤朝阳。这些毛巾从做工到图案的设计、刺绣，无一不是精品，如果送到博物馆，肯定会有人把它们当作珍贵的工艺品来收藏。太监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太后稳稳当当地坐到了一个矮几上，那个矮几的靠背可以拿下来，目的是为了方便宫女们给她擦背。

那些太监退了出去，整个屋子里留下的只有女性，四名宫女正在忙碌地准备着洗澡的器具。太后看到她们太忙碌，就自己动手解开了上衣，裸着上半身。我并没有偷窥他人洗澡的爱好，只不过此刻我想不看都不成。但只看了一眼，我就惊得说不出话来。太后此时的年纪，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按照常理推论，她的身上除了枯皮老斑之外不应该再有什么，但事实恰恰相反。太后身上的皮肤不仅很白，而且还很鲜嫩，就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也并非每个人都有如此好的皮肤。如果太后再年轻一些，配上这样一个躯体，毫无疑问是这宫中最美丽的女人。仅仅是看她的皮肤，我就不难想象年轻时候的太后是何等美丽。

四位宫女正式开始给太后洗澡。她们首先散开站在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也就是前后左右各一名。我这里说站非常不合适，由于太后是坐着的，她们自然不能直直地站着给太后洗澡，只能是半蹲半站着。和这几位宫女不同，我站在距离太后不远的地方，由于没什么事情，我除了观察太后洗澡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那四名宫女扔了四条毛巾到澡盆里面，一直让毛巾浸泡了四五分钟才捞起来，然后用力把毛巾拧干，直到怎么着也不会有水滴下来才罢手。这四位宫女肯定受过专门训练，她们的所有动作都有条不紊，一举一动整齐划一，很容易让我想起军队操练时候的情景。毛巾拧干以后，她们取出宫中自制的玫瑰香皂，用力地涂抹在毛巾上，动作很慢，但看起来丝毫不会给人拖沓的感觉。香皂擦好以后，她们便一起凑近太后，正式动手给她洗澡，一个擦胸部，一个擦后背，其余两个分别擦肋下和双臂。太后一边一动不动地任由她们给自己擦身体，一边和我讲话，神情显得很放松，显然早就适应了别人看着她洗澡。如果换作我，打死都不愿意。

等到太后身上和两臂都涂遍了香皂，给她洗澡的第一步工作就宣告结束。那四位宫女扔掉手中的毛巾，转身拿了四条新毛巾扔进澡盆。和以前同样的程序，她们把毛巾浸湿以后又拿了出来，只不过这次没有绞干，而是弄得比较湿一些，这样做是为了擦掉刚才涂在太后身上的香皂。由于要仔细地抹去身上涂的香皂，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好不容易擦干以后，这四条毛巾就又扔开作废了，新的四条毛巾是用来把刚才擦香皂时残留的水珠擦干的。经过这三次擦抹，太后身上已经相当洁净，我想也许这样就可以结束了，可事实并非如此。那四位宫女又一起放入四条毛巾，并取过来一罐忍冬花露。忍冬花露本来是太后每天晚上都要涂抹在脸上的东西，那四位宫女分别用一块上好的丝绵饱蘸了花露涂在太后身上。等到涂完太后上身以后，她们取出了浸泡的毛巾，拧干以后轻轻地给她拍干。

用了那么长时间，总算把太后的上身洗干净了。紧接着那四位宫女取出一套崭新的睡衣给太后穿上，以免她着凉。然后，太后亲自脱下衬裤，把下身全部裸露出来。在太后脱衣服的时候，另有四位宫女抬了一个大木盆进来，它形式上和第一个大木盆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目的是方便洗浴不同的部位。这些木盆虽然很相像，但底部都标有号码，只要细心一点是不至于拿错的。如果哪天这些宫女拿错了澡盆，肯定会招来太后的责骂。给新木盆注满温水以后，她们小心翼翼地把太后的双脚放了进去，然后就按照先前洗上半身的步骤，给太后洗下半身，一直到把那些忍冬花露拍干为止。我站在一旁观看，越发佩服那四位给太后洗澡的宫女，她们的手法异常娴熟，力道也拿捏得刚刚好。她们知道一条毛巾需要浸入水中多长时间才会湿透，也知道用多少力气才能把一条毛巾绞干，更可贵的是，她们知晓给太后洗浴的时候该用多大的力气，既要擦干净，又不至于弄疼了太后。这些技艺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的，恐怕她们从很多年前就开始了这项训练。如果把给别人洗澡的人也算作艺工，这些人的技艺确实已经达到了顶峰。

拍干下半身的忍冬花露以后，洗澡的工作基本结束，太后赶紧穿上了睡裤，唯恐着凉。到了这个时候，剩下的工作还有一项，那就是再用四条新毛巾把太后的双手和面部擦干净。太后洗一次澡究竟要用掉多少条毛巾，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如果换作平常人家，她一次使用毛巾的数量抵得上人家半年。在皇宫里面，有十几个宫女每天什么事情都不做，专门负责浆洗太后的衣服和使用的毛巾，由此你可以想象太后使用这些东西的浪费程度。

太后刚刚换上一套内衣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睡衣更恰当。当时中国没有睡衣这个概念，但中国实际上却是最早发明睡衣的国家，不过现在睡衣已经成了纯粹西洋化的东西。太后的一切衣物都很考究，何况睡衣，那是用最柔软的绸缎制成的，胸前和背部都绣着金色团龙，看起来非常华贵。这些金色团龙并不是凸在睡衣外面的，而是巧妙地勾绣在软绸的纤维里，不会让太后在睡觉的时候感到不舒服。我不理解的是，这些睡衣的颜色全部是浅灰色，不像太后其他的衣服那样非常鲜艳。除了胸前和背部，太后睡衣的四个衣袖上也都绣着图案，大多是牡丹花，红花绿叶，非常好看。最大的一朵花绣在肩头，枝叶交叉着向下缠绕，一直到袖口处。睡裤同样绣了图案，尤其是裤管上。太后的睡衣本来是浅灰色的，但由于有了这么些花朵绣在上面，看起来还是非常养眼。那个时候还没有软鞋或睡袜，太后是赤脚钻进被窝的。她穿着睡衣睡觉的样子，远远看去非常安详、美丽，似乎一下子年轻了不少。她睡觉的时候，翻身动作不多，因此能够保持最整齐、完美的状态。

颇为有趣的是太后使用的枕头，它和我们常人使用的不太一样，而是经过了一番改造，在枕头的正中央开了一个口。这样做并非太后追新逐异，而是有特殊的原因。太后原来使用的枕头和我们一样，只不过考究一些。大家应该知道，民间怨恨老佛爷的人不在少数，有些武功高强的人想方设法来行刺老佛爷。这种人历朝历代都有，只不过由于皇家守卫严密，很少发生意外。有那么一次，一位刺客溜进了颐和园，就在快要得手的时候被侍卫发现了，抓捕此人的声响惊动了太后。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正面威胁到太后，但也着实把她吓得够呛。那名刺客当天夜里被抓住，第二天早上被正法，不过太后从此被吓破了胆。从那以后，太后不仅增添了颐和园的守卫，而且改造了自己的枕头。枕头正中央的那个孔并不大，有点像高尔夫球的小洞，自上而下贯穿了整个枕头。太后睡觉的时候就把左耳或者右耳贴在那个小孔上，据她自己说，能够听清楚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声响。我不相信太后的这个说法，曾经趁她不在的时候偷偷试听了一下，也许是由于心理作用，我还真听到了某些声响。这样也好，至少证明了这个像扬声器一样的枕头不是一无是处。

与其他东西比起来，太后的炕是最不考究的，和普通人家的炕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上面的褥子格外多、格外厚。太后睡觉时，身体下面的软褥冬天是三重，春秋是两重，夏天是一重，这大概是因为她年事已高，很怕冷。太后盖的被子非常考究，并且每隔两三天就要更换一新。在太后的寝宫内，除了夏天，每个季节都要生一个暖炉，春秋两季火小点，冬季火大一点。每次太后睡觉的时候，我们八位女官都要留下一个人守护。在宫殿外面的走廊下面，不管春夏秋冬，也无论是寒暑雨雪，总会有一大批太监一动不动地等候差遣。

看完太后的洗澡过程，我切实感受到，上天并不曾特别厚待某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只是肉身凡胎。太后虽然权倾四海，威震八方，掌管着全天下人的生死，可脱去衣服她不过只是个女人，一个平平凡凡的女人。她需要洗澡，把身上的污垢除去，虽然洗澡的方式不同，但最终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她和常人一样喜欢洗澡、休息，当那四位宫女给她洗澡的时候，她明显是非常享受的。虽然囿于太后的身份她不敢放声高歌，但从她发出的低微声响中，我分明感受到了那种非常高兴的心情。如此说来，太后也够可怜的，如果是我这种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在浴盆里面哼唱一曲。

不管怎么说，太后的尊严并没有改变。不管她有没有穿衣服，她永远都保持着作为太后的骄傲和尊崇。每天早朝的时候，她高坐在龙椅上，接受众多王公大臣的朝拜，那个时候的她是风光而又威严的；当她脱去衣服，全裸在宫女面前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她的威严。从头到脚，自始至终，她都是至高无上的皇太后，不容别人有丝毫猥亵的地方。不过，在她成为皇太后以前呢？毕竟是个平凡的小姑娘。我回想起了在奉天行宫时的情景，太后看到先帝遗物时表现出来的高兴和伤感，以及在同治帝忌日表现出来的哀思和悲痛，无一不显露出她是一个平凡的女人，有着平凡女人所有的每一份情感。只不过由于身处高位，她把自己的这些情感巧妙地掩藏了起来，不会轻易让外界发现。

不祥之兆

今年秋天来得格外早，并且更冷一些。对于我们这些常年居住在皇宫中的人来说，四季的变换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们也没有太多地关注过这个问题。九月过后，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各种树木的叶子开始纷纷下落。不知道什么缘故，今年整个皇宫里面的人都被一种奇怪的感觉左右着，这是多年来所没有的。包括太后在内，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自己心中感觉不太舒服。也许有人会说是由于秋天到了，天气凉爽，皮肤上的感觉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情。这些话也许有几分道理，但何以往年没有如此尖锐的感觉呢？除此之外，我们为什么会有大难即将来临的感觉呢？这些都是我们个人的感觉，谁也没敢在太后面前提起，直到那件事情发生，我们才知道这种感觉原来只是一个前兆。关于那件事情的前后脉络，我也是在事后才理清的。

事情起源于一株玉兰花。在颐和园中种植的诸多花木中，玉兰不算什么稀有品种，因此我们很少注意到它们的存在。颐和园中共有几十株玉兰花，至于栽在什么地方我并不太清楚。每到初夏的时候，这些玉兰总会开出不少花朵，大多被太后拿来炸食了。在玉兰开花的初夏季节我们尚且不注意它们，到了百花盛开的夏秋之季就更不会注意它们了。太后疑心比较重，事无巨细都要别人汇报，每个人的心思不同，谁也不知道太后心中是怎么想的，于是颐和园内凡是算点儿事的，大家就会立即报告给她。正是由于太后的这个习惯，我们才得以知道关于玉兰花的奇事。大家都知道，玉兰的开花季节是初夏，可今年深秋，一位园丁却惊奇地发现一株玉兰开出了一朵艳丽的花朵。我们八位女官经常在颐和园内行走，竟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现象，说来也真是奇怪。发现了这桩奇事以后，那个太监自然知道要禀告给太后。由于不清楚太后的秉性，他不敢贸然上奏，唯恐一个不小心招来祸殃。话虽如此，总不能隐瞒不报。无奈之下，他只好先去见太监总管李莲英，征询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李大总管，我想问一下太后现在的心情怎么样。”那太监试探性地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太后现在正不高兴，万一不小心惹恼了她，恐怕你的脑袋要搬家。”李莲英显得有点不耐烦，“如果你真的有事情上奏，奏完之后太后究竟怎么想，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也说不准。”“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园子里面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再借给我两个胆子我也不敢不报告。如果日后太后发现或者听说了这件事情，我的脑袋就保不住了。”那太监的脸色已经变了。“你说的一点儿都不错，到了那个时候，太后真的会生气，惹恼了她，你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李莲英说完这句话，竟然得意地笑了起来。李莲英为人歹毒，心肠狠辣，虽然他自身也是一个太监，但从来没有对其他太监客气过。如果哪个太监犯了错，他不仅不会帮着求情，反而会躲在一旁观看老佛爷惩罚那个人，说不定一边看，心中还一边偷笑。如果太后真的把某个太监拖出去杀了，李莲英少不了要高兴几天。

李莲英为人奸猾，大小事情总要自己掂量掂量，为此他问那个太监说：“先别说其他的，你到底想向太后奏报什么事情？”听完李莲英前面的话，那太监已经吓得面如土色，本想就此住嘴，当作什么也没发生，可李莲英如此问他，他又不能不照实说。如果他不说，李莲英一定会用私刑逼他开口。无奈之下，那园丁只好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说：“回禀大总管，园子里的一株……玉兰……开花了。”那园丁说话的声音变得沙哑，并且还结巴起来。“这不可能，玉兰早就过了开花的季节，你是不是看花眼了？”李莲英听完之后反问道。“的确很奇怪，但我是亲眼看到的，那株玉兰确实开花了。”“这可是奇闻，你以前见过这种现象吗？”李莲英又问了个新问题。“回大总管，小人以前未曾见过这种现象，据我来看，这可是不祥之兆啊。”那太监如此回答。“不祥之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玉兰应该在几个月前开花，而如今却有一株玉兰开花，并且只开了一朵。那花看起来孤零零的，在众多玉兰树的衬托下，显得有些妖气。”那太监结结巴巴地说。当他提到妖气的时候，噪音已经沙哑得说不出话来。

李莲英丝毫不怀疑那个太监说的话，他了解宫中的每一个人，知道没有哪个太监胆敢欺骗他。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以后，李莲英心中不免暗自思忖起来。在深秋季节，一株玉兰孤零零地开出一朵花，这的确是不祥的预兆。如果太后是一个豁达的人倒没什么关系，只可惜太后很迷信，平日做什么都要看吉时。由于这个原因，太后最喜欢听见赞颂的声音，或者看见什么“福”字、“寿”字之类。如果这个预示不祥的消息传出去，不知道太后会徒增多少烦恼。李莲英为人世故，世间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他，他盘算了一会儿之后就有了对策。“既然有这样的奇事，我们做臣子的只能报告给太后。没你什么事情了，如果太后有什么想知道的，我会让人通知你。”李莲英对那个太监说了这些话后，就挥挥手让他退出去。

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太后已经梳洗完毕，准备去上朝。当时我和另外几位女官正在一旁随侍，突然间看见李莲英慌慌张张地走进来，我们都非常惊愕，纷纷把目光投在他身上。平日看见其他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我们不会怎么在意，可是能让李莲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的事情肯定不是小事情。要知道李莲英城府很深，平时脸上没有一丝表情，除非看见别人受罚，否则他绝对不会露出半点笑容。除去那半点笑容，他常年都是那种一点表情都不带的死人脸。可是今天情况有些不一样，也许是受到那株不祥玉兰花的影响，他的神色改变了很多。正是他脸上那种惊疑慌张的神色，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太后都紧张起来。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太后的心情就不怎么安定，举止也比平常粗暴很多，我猜想在她心里肯定预感到了什么。现在又看见李莲英这样，她大概觉得自己的预感就要变成现实了。

李莲英此时强装镇定，进来以后慢慢地跪了下去，规规矩矩地给太后叩头请安。在所有人中，太后最宠信的就是他，又加上他为人狠毒，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惧怕他三分，就像是常人畏惧蛇蝎一样。我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突然发现一丝奸笑从他脸上滑过，我知道他肯定要故伎重演。果不其然，只见他恭恭谨谨地用最和婉的口气说：“老佛爷，奴才有事情奏上。”太后的心情已经很慌乱了，不耐烦地问道：“什么事情？快点说。”只听这句话，我就知道太后心中纷乱如麻，一方面她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方面又唯恐有什么祸事发生，如果可以的话，她真希望李莲英不要再说下去。虽然太后如此着急，可李莲英就是扭扭捏捏地不直说：“回禀老佛爷，奴才要报告的是一桩天大的喜事。这种事情如今发生在颐和园内，实在是万民之福、太后之福。”他啰里啰嗦地说了半天，我们一点儿有用的信息都没有得到。太后显然无法再忍耐下去：“快说实话，谁耐烦听你说这些废话！”

见太后如此性急，李莲英也不好再隐瞒，就直说道：“真是老佛爷的福气，我们园子里面的玉兰花又开了。”当时我和其他几位女官站在太后身边，我分明看到太后和那些女官的面部同时抽搐了一下。由于常年在国外，我对什么所谓的“异兆”“凶兆”并不十分清楚。虽然对玉兰此时开花感觉很奇怪，可并没有多想，此刻看见她们的表情如此奇怪，我不禁纳闷起来。太后带着慌乱的神情问道：“怎么回事？这个时候玉兰又开花了？你快点儿把详细情形说给我听，看你吞吞吐吐的样子，肯定还有事情没有告诉我，快点说！”太后几乎是在命令了。李莲英装作很慌乱的样子回答道：“我怎么敢欺骗老佛爷？是刚才一个园丁过来对我说，园子里面的一株玉兰开了一朵花……”“什么？只有一朵？”太后打断了他的话。“是的，太后。就是园中最古老的那株玉兰，今天早上它完完整整地开出了一朵花。太后，这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祥瑞之兆啊，真是恭喜老佛爷，贺喜老佛爷！”李莲英还在那里假惺惺地演戏。

虽然李莲英满口都是吉祥、福瑞，但是太后却不这么认为。站在太后身后，我当时看得很清楚，她心里面藏着很多话，只是郁积着无法说出口。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嘴唇一直在抖动，可就是没办法说出半个字。时间像突然停止了一样，沉闷的空气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太后仿佛在一瞬间老了许多，放在胸前的五根手指不停地在抖动。进宫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太后这样子。除了李莲英，我们这些人中没有人知道这个消息到底对太后预示着什么。由于不知道，所以无法劝解太后，只能让她一个人在痛苦的深渊中慢慢挣扎。“你乱说什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太后终于说出了一句话，“不许你在这里乱说。李莲英，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凶兆，还要给我乱说是什么吉兆，是不是存心气我啊？哼，原来你把我当三岁孩子哄啊，只有三岁的孩子才不懂那个是凶兆！”说完之后，太后愤怒地把手向外面一指，李莲英赶紧退了出去。李莲英巴不得太后这么做，他可不想留在此地多听她责骂。

也许是看到我一脸愕然的表情，太后回头对我说：“你久居国外，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不过你千万不要因此嘲笑我们这些人。这朵盛开的玉兰花确实有点诡异，如果不细加防范，日后可能真的会发生什么灾祸。”太后说话的声音很低，但态度非常郑重。我原本不相信所谓的凶兆、吉兆之类，见太后说得那么神秘，也禁不住打了个寒颤。长期跟在太后身边，我渐渐明白了很多事情。太后位高权重，稍有不顺心的地方就有可能迁罪于人，我虽然不相信上天会给人们降下什么祸患，但完全相信太后会给我们带来祸患。因为这株玉兰花，太后现在非常不高兴，如果我们再有什么不合规矩的地方，祸患肯定会来的。虽然和太后担心的不一样，但忧患之心已经在我体内生成了。

太后唯恐我不相信她说的话，又抛出了一个例子来坚定我的信念：“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傍晚，北京城上空出现了一层鲜红的云彩，几乎要把整个北京城全部盖住。当时城中的百姓很恐慌，到处说有凶兆。不仅如此，当天夜里，一颗彗星扫过天空——所谓的彗星也就是俗称的扫帚星。这两种现象都是不祥的象征，我和满朝文武都很忧虑，那一年我们事事小心，唯恐出现差错。即便如此，到后来我们还是让小日本打败了，不仅赔了很多银子，还割出去了不少土地。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情，我还恨得牙根发痒。几年过去了，这次不该开花的玉兰开出了花，并且还只有一朵，真不知道老天这次会怎么捉弄我们。”太后说话的声音非常诚恳，连我都要相信她所说的凶兆是真的了。我想无论任何人，只要听见了太后的这番话、看见了太后当时的态度，难免要随着她相信这是一个凶兆。整个皇宫里面，最迷信的人是太后自己，自从听了李莲英的报告，太后的举止越来越慌张，她背着双手不断地来回走动，几乎把还要上朝的事情给忘记了。看太后凶巴巴的样子，我们谁也不敢上去劝说。幸好太后还残留那么一点理智，最终还是穿好了朝服。

“快点帮我系紧，我还等着出去呢。”到了最后关头，太后竟然催促起我们来，“不管那个凶兆如何不吉利，早朝我们必须得去。也许在今天的早朝上会有什么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也许庆亲王的袖子里正揣着一封对我们不利的奏折呢。”按照皇家的规矩，太后是不能如此说话的，不过由于事出突然，太后也没在意那么多。俗话说无巧不成书，那天早朝发生的事情确实如太后所料。回来之后我不禁纳闷，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天意存在？

每次早朝，太后都会挑选一队人带在身后，这次也不例外，我就是这队伍中的一个。出去上朝的时候，我发现太后的行走速度比以往快了很多，脚步也显得很慌乱，而且她的身体时常向一边歪斜，远没有平日那么稳定。毕竟人的年纪大了，又加上今天早上那么一闹腾，太后的老态完全显露了出来。

走入正殿以后，那些等候太后的文武大臣齐刷刷地跪了下来，恭恭敬敬地叩头请安。这些都是平日里惯常的礼节。大家参拜完毕之后，太后让大家平身。众人都起来了，唯有庆亲王仍旧跪在地上，等候太后准许他发言。庆亲王是军机处领袖，每次朝班都是他率先奏对。庆亲王今日的神情和往日不大一样，倒有几分像今天早上李莲英的神情，这加重了太后心头的阴影。

老佛爷心里面肯定明白，庆亲王脸上的那副表情明白无误地告诉她，今天带来了坏消息。“庆亲王，你有什么事情要说？”太后心里面虽然很着急，但还是不急不缓地问了这么一句。虽然殿下还有许多大臣，但太后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庆亲王，好像怕他飞走似的。“回太后老佛爷的话，奴才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庆亲王依然保持着往日的风度，低声回答太后的问话。太后心中万分焦急，也顾不得那么多礼节，张口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有什么坏消息，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别推三阻四的。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有点儿不对劲，你就别想着蒙我了。”听完太后的话，庆亲王也觉得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地方，就鼓起勇气说：“日本向俄罗斯宣战了。”

这个消息的确出乎太后的意料，虽然太后也知道日本和俄罗斯素来不和，但没料到日本会这么早就向俄罗斯宣战。“这些外国人，真搞不懂他们，动不动就要打仗，有什么事情坐下来好好谈就可以了，干吗非要动刀动枪不可？对了，庆亲王，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开战吗？我瞧这两个国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对我们国家都怀有非分之想。”太后发了一通感慨，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这是因为日本派兵攻占了旅顺口。”“旅顺口？那不是我们国家的地方吗？”太后吃惊地说道。“是的啊，老佛爷。”庆亲王并不否认。“这真是太奇怪了，他们要打仗干嘛不到他们自己国土上去打？在日本本土或者西伯利亚都可以，为什么要在我们国家打？”太后非常生气，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请太后放心，这次战争和我们国家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亏你说得出来！如果真的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们为什么要在我们国家打？”

太后这话太辛辣了，弄得庆亲王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久在朝堂为官，这些人都练就了一副好口才，天大的事情都能说没了。平日里太后虽然也知道他们在说谎话骗自己，不过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没有拆穿他们。今日的事情委实太大，她终于忍无可忍，抢白了庆亲王两句。不过太后也没有弄得庆亲王下不来台，她自顾自地低下头思考起来，把那些朝臣晾在了一边。庆亲王和其他大臣都一脸严肃地待在下面，个个装出思考的样子，不知道背地里在绕着什么花花肠子。“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太后突然提高了嗓门，“和日本兵、俄国兵一样，我们的兵也是一天吃三顿饭。现在国家有难，即使他们只能打一仗，也应该让他们出去碰一下。不管最后能不能成功，我们都要有些准备。就让兵部调集几路兵马，赶往旅顺口吧！”

大家都听出了太后那段话背后的意思。太后并不是存心诬蔑中国军队，确实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军队太不像样了。她虽然明知中国的军队不堪用，无法抵御那些外国兵的侵袭，但还是主张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准备。在太后看来，就算庆亲王所说属实，我们自己也得准备一下，以防重蹈甲午海战的覆辙。太后接着说：“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得承认，不管外国人的哪一次战争，也不管是在我们国内打，还是在国境附近打，也不管是外国人和外国人打，还是外国人和中国人打，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都没有打赢过。闹腾到最后，都是我们割地赔款。依我看来，这次日俄开战，只是他们抢占东三省的前奏，战后他们肯定还会有下一步动作。东三省是我大清龙兴之地，说什么也不能拱手让给他们……”见太后越说越慷慨，庆亲王连忙插嘴，打断了太后的话：“望太后息怒，听老奴说两句。日本和俄国确实有豺狼之心，不过这未必能证明他们此次有非分之想。只要我们严守中立，坚定立场，肯定能够渡过难关。”庆亲王刚刚说完，太后就接口说：“话虽如此，你还是要吩咐沿线各道、府，务必让他们小心从事，千万不要有什么挑衅行为。”对庆亲王的回话，太后显然不以为然，她依着自己的意思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们在避免和敌人发生冲突的同时，还要布置好兵力，以防不测。如果敌人蛮横无理地向我们挑衅，或者直接劫掠我们的土地，我们就不能再退让了，要尽全力自卫。总之，目前我们需要做的是忍耐，不要说什么让人误会的话，或者做一些容易引起误会的事情。假如我们如此忍让，那些人还要找我们麻烦的话，我们就非得干他一架不可！”

大家千万不要就此相信太后说的话，太后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她对中国当时的现状非常了解，刚才的豪言壮语也就是在朝堂上说说而已。她一听说日本和俄罗斯开战，就深知这件事情不简单。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牵涉自身利益，太后都不会莽撞。她虽然说得很强硬，但并没有命令庆亲王去办理。同时，太后深知，如果自己这番话通过书面发表出去，日本和俄罗斯肯定会借机在东三省吵闹一番，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当时的中国是如此贫弱，加上外面又没有强有力的后援，她怎么会贸然和别人开战呢？如果事情闹得过大，也许会把她自己的宝座弄翻，这是太后死也不愿意看到的。由于发生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太后根本不想在金銮殿上多坐，她急不可待地离开了朝堂，在我们的簇拥下向自己的寝宫走去。

往日回寝宫的时候，太后总是东张西望地巡视。今天她却像是被什么追赶着似的，一味地向前猛冲。太后很喜欢花，平日回宫她总要对路边的花儿品评一番，今日那些花儿没了这份荣耀。不要说花儿，就是跪在路边的小太监也难以让太后抬眼瞧一下。走在太后身后的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太后把身躯挺得直直的，就像一个奋发有为的少年人。也许太后是想借此来为自己打气，她已经受够了那些外国人的侮辱，心中再也放不下任何委屈。在我看来，此时太后心中不仅满怀屈辱，肩膀也担上了责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从奉天回来时候的情景，当时我们就怕发生什么意外，可没想到意外这么快就来了。

回到寝宫以后，太后立即吩咐所有人都退出去，只留下两个女官供她使唤，我是其中之一。在当时的皇宫中，最可怜的人也许就是光绪。虽然他是名义上的皇帝，但国家的大小事务都由老佛爷说了算，很多时候他连发表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此时，光绪帝夫妇还有瑾妃通通被赶了出去。至于那些宫女、太监，太后更是毫不迟疑地把他们赶出门去。所有人退出去以后，太后一个人静静地坐了下来，就像枯死的干尸一样。我们谁也不知道太后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静静地站在她身后，陪着她一同静默。太后依然是往日的太后，只不过此刻显得分外苍老。比起前几天，她像一下子老了很多。看着这样一个老人孤零零地坐着，我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怜悯。此刻，坐在我们面前的不再是什么皇太后，而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太太，她的肩膀虽然很瘦弱，此刻却要担起全中国人民的福祉。目前，太后还有掌控一切的手段，但日后呢？不管以后时局怎么变迁，太后总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太后就这样静静地坐了许久，快到中午的时候，她终于回过神来，匆匆忙忙地发出了一道命令。她让李莲英带领几个花匠把那株玉兰砍掉，并剁成碎片，埋到泥土中去。不仅如此，太后还严令李莲英把这支玉兰埋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不让它有接触雨露的机会，以免它再次复活。

过了没多长时间，李莲英回来报告说事情已经办妥。太后的脸色稍微好转了一些，像是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她扭过头来对我说：“一个人不能老想着责任，如果时时以此来强迫自己，那个责任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把人的心智完全摧毁。好了，现在我们不想那些烦人的事情了，你不是会唱李白的《清平调》吗？现在你就给我唱一曲吧。”太后脸上忧郁的神色减轻了许多，但仍然没有一丝笑容。站在一旁待命的李莲英赶紧找了两个乐工过来，一个吹笛，一个吹箫，这些人的技术非常棒。见此情形，我打起十二分精神，提高嗓子唱起了《清平调》。唱歌的时候，我偷偷观察了一下太后，看到她脸上的皱纹渐渐地舒展开来。她居然真的忘掉了自己的责任，安安静静地欣赏着音乐。

一曲《清平调》并不需要多长时间，随着笛声、箫声的消散，我的声音也弱了下来。我看了一眼太后，她的眼睛已经闭了起来，好像睡着了一样。我向那两位乐工挥了挥手，他们就随着我一道出了宫门。站在外面回望太后的寝宫，灰色的天幕笼罩了一切，宫中静得可怕，一切都沉浸在这种不祥的静谧中。

[1]纬帽：清代的一种凉帽，无帽檐，框架采用竹丝或细藤，面料用纱。

[2]妾媵：陪嫁的妾。

[3]福晋：清朝制度规定，对亲王、郡王的妻称福晋。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译者前言

在崇尚男女平等的今天，女人缠足已经成为历史。可是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女性还在饱受缠足带来的折磨。康熙帝曾经下诏禁止汉人缠足，但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还有一些满族女子也仿效汉族女人缠足。

中国女性最终能够从缠足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有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于一位西方女子，她就是阿绮波德·立德夫人（1845—1926）。立德夫人是英国在华著名商人立德之妻。19世纪80年代中期，她穿着高跟鞋，提着装有精美的咖啡杯、雅致的桌布以及银制餐具的箱子，从英国坐船来到中国，追随经商的丈夫到处游历，一边游历一边用文字将她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

游历期间，立德夫人亲眼目睹了中国女人缠足的痛苦。在她看来，强行裹成的小脚不但毫无美感可言，而且致使无数中国女人失去健全的双脚，甚至夺走了一些幼女的生命，这让同样身为女人但拥有自我的她痛惜不已。可是，中国女人一向习惯了逆来顺受，不敢说出一个“不”字，于是愤怒的立德夫人站了出来，大声疾呼：“妇女不仅占了全国人口的一半，而且是另一半人的母亲。肢体不全、愚昧多病的母亲生育和抚养的儿子，会和他的母亲一样。自从缠足在中国盛行之后，中华帝国从没诞生过一个赢得万世景仰的男人。人们不禁大声呼喊：‘他在哪里？’”从此以后，立德夫人开始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废除缠足陋习的活动中。19世纪90年代末期，她在中国南方成立了“天足会”，到处宣传缠足的危害，号召中国人不再缠足。

在汉口的剧院里，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请官员来听立德夫人演讲。官员虽然大驾光临了，却很不情愿，因为他们觉得，由一个外国女人来跟他们讨论女人的脚这一敏感话题是不可思议的。政府官员的威慑力吓得立德夫人的翻译临阵退缩，幸亏一位会说中文的传教士及时赶来救场，演讲才得以进行。这次经历让立德夫人意识到了权威在中国的重要性，于是她想办法取得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并把张之洞反对缠足的题字悬挂在会场里，果然很有效果。不仅如此，立德夫人还通过一位西医联系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试图请他也题字支持天足运动。她说：“我不忍心看小女孩们因为裹脚而哇哇地哭。”李鸿章回答：“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不，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立德夫人灵机一动，请他在自己的扇子上写点东西，权当他是认可天足运动的。李鸿章最终同意了，却说：“你知道，如果妇女都不裹脚了，那么她们就会变得像男人一样强壮，她们会合力推翻朝廷的。”此后每次演讲，立德夫人都会展示李鸿章的题词，确实极有分量。

立德夫人就这样取得了中国官方的支持。为了推广天足运动，她在几年时间里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的所有通商口岸，克服重重困难，唤醒无数的缠足妇女，使她们大胆地扔掉了裹脚布，甚至影响到慈禧太后，使慈禧太后下达了让官员劝止缠足的诏令。

当然了，缠足陋习得以废除，并非立德夫人一人之功，书中对西方人的作用也有所夸大。不过，立德夫人作为一个西方女子，原本可以像其他在中国游历的外国女人一样过平淡、闲适的生活，她却因为不忍心看中国女人继续忍受缠足之苦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实在难能可贵。当时的福州道台对她说：“中国以前只有一个观音菩萨，现在有两个，你就是第二个。”这应该是对立德夫人这一行为的最高评价吧。

本书是立德夫人在中国的游记作品，初版于1901年，以后多次再版。书中除了讲述反对缠足的经历之外，还讲述了作者在中国十多个城市的所见所闻，描写了当地的风俗民情，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捕捉了一些被历史遗漏的细节，向读者展示了平民百姓对一个民族历史变迁的推动作用，值得一读。其中，作者面对彼时中国的状况，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故而某些看法略嫌偏颇，如谈到传教士的作用时，便明显带有“救世主”的意味。

为了完整、准确地反映原著的风采，此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参考了中华书局和金城出版社的译本，在此表示感谢。书中如有瑕疵，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第一章　首访北京

从北京归来，我一直在想，北京城真是我见过的最奇妙的地方。

天津再次映入眼帘时，新修的铁路和火车头显得尤为醒目。同欧洲相比，这铁路和火车头都太古老了，让人有种穿越了好几个世纪的感觉。仅仅三天前，我们还是骑着马出的北京城呢！伴着刺耳的汽笛声，天津的铁匠们正起劲儿地打着铁。河堤上，赶着驴和马的水兵慢慢走着。领事馆门外，停着一艘军舰，上面插着英国皇家快艇中队的舰旗。

记得三天前我们离开北京时，行李是用褐色的双峰骆驼驮着的。空气中弥漫的气味，让我们觉得此时所处的时代是如此肮脏。北京公共卫生的管理糟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前几天城门外那几个新弄的化粪池是仅有的卫生设施，下水道就更没有了。我闻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心想，北京到底是大都市还是小乡村呢？真令人疑惑。不过化粪池的出现，已经让我们心里觉得有些安慰了，毕竟这是改变城市面貌的新举措。

我很讨厌美学、卫生学、社会经济学这些伦敦来的新事物，所以，去北京旅行，让我和那些与我有同样感受的人异常兴奋。奎宁虽然治病很灵，吃起来却苦得很；北京虽然有效调整了我们的心境，却也给人带来了不少苦恼。

帝王家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站在汉白玉桥附近，或者在煤山上都能看到。当然，北京令人为之惊叹的东西还有牌楼、亭子、一尘不染的空气……一切都在阳光的沐浴下变得更加美丽，连泥墙也不例外。牌楼上的深蓝、嫩绿、朱红，与盘在上面的金色长龙显得分外和谐。

在西方，只有男人才穿长裤，而中国妇女几百年来都在穿。她们只有旗袍，没有裙子。我们跟这些最温顺的男人、女人走在一起，深刻感受到他们是如此驯服，时刻准备着，为那些乘坐八抬大轿的大官和骑马的侍卫让路。

我们乘船沿着白河慢慢往下游走，与我们同行的是一位候补道台和他的随从。道台的脸色很不好，白中带灰，而且面无表情，吸烟很凶，一句话也没跟我们说过。就官宦世家的人来说，他是我见过的最羸弱的一个。如果不努力提醒自己，我们就经常会忘记这位乘船同行的人是位即将走马上任的官员。

事物的外表往往受到人们的重视，可我们却没有见过北京大考场的样子。三年一次的全国科举考试就要开始了，在这种考试中，中国的男人们全力以赴地冲杀着。成功的，会得到高官厚禄，即使去世也不会被人忘记，因为他们的名字会被深深地刻在大石碑上，受人瞻仰。中国最奇特的事物之一就是这里的考场了，即使中国最出色的男人凭它建立了功业，也改变不了这一点。从毁灭人性的角度来说，就算是意大利的古罗马也没法跟它相比。

据说意大利异教的庙宇，已经有好几个世纪没有举行过宗教仪式了，可是，回想我走进去时的情形，感觉同北京比起来，它的宗教仪式应该算是一直没有停止过。每年在围城之前，北京的庙宇都要举行至少两次盛大的仪式。我了解到的情况是，释迦牟尼和观音菩萨在中国的情形，比不上阿波罗和丘比特在欧洲那么受欢迎。因为我从没见过中国其他地方举行宗教仪式，即使小规模的也没见过。

大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极为珍视和敬仰佛教、道教、儒教吧？可几个月之后，我开始怀疑这一点。因为，宗教在中国留下的痕迹只有庙宇与神像。假如宗教的象征只是庙宇和圣像，那么古罗马得有多少种宗教呢？我曾给来伦敦的外国人做导游，去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它是前英国国会的所在地，英国国会包括两部分：长老院[即上院]和平民院[即下院]）。

我们当时正赶上平民院的一些议员做祈祷，那种庄重和肃穆的感觉，深深感染了外国客人，尽管他们并不信基督。有一位女游客来自德国，性格很活泼，上前小声问道：“我们能用小望远镜看看这些漂亮的建筑吗？”而在孔庙，谁会因为用不用望远镜而犹豫不决呢？后来我们又准备去长老院参观，却被拒绝了，因为议院的长老还没做祈祷，所以里面的情形不得而知。一位警察告诉我们，祈祷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窥探里面的情形。一位瑞典教授很认真地问：“每天都会做这样的祈祷吗？每一天吗？假如是真的，我只能说，我对英国的印象是——奇妙。”

中国人最令我感到吃惊的一点，是漠视法规，而这点也开始显现在住在这里的欧洲人身上。这充分证明，漠视是多么符合人性。举个例子来说，我能听到一个住在中国的西方妇女，随便将野餐时间改到星期日。我这一生去过很多国家，基本是在国外度过，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就是在中国。对于住在中国的人来说，星期天用来野餐已经约定俗成，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她们还会辩解道：“星期天就是用来放松休闲的。”如果在伦敦或雾气腾腾的利物浦听到这句话，结果会怎样呢？

教堂在欧洲的文明国度里随处都能见到，而中国则没有几座。我经常想起一位海关检察官说的话：“人们都说中国人信奉基督教是英国人的功劳，而实际上英国人放弃基督教倒是中国人的功劳。”北京城像个大旅馆，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人。我不禁自问，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这些人呢？满族人曾经把它征服，结果却臣服于它。举目四望，发现周围的一切既让人感到无奈，又令人厌恶。这样的北京真是可怕！

有人告诉我，中国人对很多事都很麻木、冷漠，只对钱感兴趣。他们经常讨论钱的问题，而且只有这一个话题。不过，我想问，欧洲人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除了钱，还有别的吗？那些传教士们被派往中国，口中默念着“钱财是万恶之源”，实际上也没有离开过赚钱吧？

北京有很多美丽的花园，里面的鲜花五颜六色。我们从公园门口经过的时候，看到从里面出来的人手上都抱着一大捧晚香玉。前门（即正门）的周围香气四溢，那是一些小树散发出来的，它们正排得整整齐齐地等待出售。中国人很偏爱香味非常浓厚的花，且对花的欣赏似乎只停留在香气上。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人是幸运的，他们只对让他们心情好的味道有反应，而对那些气味不好的花连看都不看。

北京到处都是树木，根本不像人口众多的城市，而像一个大公园，尤其是站在城墙上面看，感觉更是如此。每个宫殿的院子里都至少有一棵树，庭院大一些的地方更是被树占满，就连宫殿外面也耸立着一排排苍翠茂盛的树木。大概古时候的北京真的像它所规划的那样，如果我能看到那时候的北京，肯定会赞叹它的雄伟，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能和它相比。站在钟楼或鼓楼上向对面望去，就可以感受到北京城宏大的规模。同时可以看出，它的透视和布局也很讲究，既有细致的妆点，又彼此保持着完美的距离。钟楼上的阳台，单看很普通，可从整体上来看，却是再壮观不过的了。

蒙古人出色的地方，恰恰是英国人的不足之处。比如我们英国的法院和新帝国学院，若是忽必烈肯定会拒绝在当初的选址文件上签字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宏伟与壮观，都不能同北京相比。作为历史遗迹，北京非常吸引人。住在威严的宫殿里，随身而伴的往往是奢华，但不一定是舒适。他们几乎想不起来走到外面去，每每外出，必定贴身带着不止一排侍卫。这些侍卫为了保护自己的主子不被百姓的浊气污染，每次都会将路上的人全部赶走。或许那些思想开放的年轻人，还有那些善良的女子们，坐着轿子经过的时候，会偷偷掀开轿帘，遗憾而充满同情地看看普通百姓吧？

这些老百姓的思想保守而落后，尽管身体残缺、生着脓疮、衣服破烂得仅能遮羞，却抵触任何能改变命运的努力。北京的大街上，到处流窜着好吃懒做的流氓无赖。这些人很多都是大人物家里的食客，专门为大人物叫嚣打架。这些大人物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树木，它们在深宅大院过的是遮风挡雨的生活，可大人物早晚会对它们由怜惜变成漠视甚至厌恶。有时我会在大街上看到笑意盈盈的满族女子，她们坐在马车上，长相很清秀。就那样宁静而面带善意地欣赏着这个城市和它的街道，如同欣赏那些中世纪或世界历史当中的著名人物。

忽必烈与他的继承者，是否在这个城市的清洁与管理问题上动过脑筋，历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如今北京这座城市已经变得破破烂烂，设计上的完美与雄浑，丝毫改变不了它留给我的感觉——遗憾。

我的这种遗憾，在回通州的路上一点点升级，最终由感慨变成了愤怒。通州大街上到处都是垃圾，混乱极了。路面凹凸不平，全是乱七八糟的车辙印，马车走在上面不停地颠来颠去，就像浪尖上的孤舟。马和骡子拉得费劲，赶车的汉子赤裸着古铜色的上身在后面推得也费劲。即使这样，车轮前进得也很勉强。一年又一年，他们都是这样拼命地挣扎着，把沉重的马车从那些本不该存在的车辙里推出来，不顾生死。我为此感到悲哀，这种简单而原始的工作居然让这些强壮的劳动力来做。我们都知道体力劳动有多么高尚，可也该得到恰当的运用，而不该随便消耗掉。

真该修修路了！到时候通州的路好走了，汉子们同样要流汗，骡子、马一样要拉车，可结果却能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更多的便利，那该多好啊！而此时，我在他们脸上看到的只是早熟与粗俗，还有浑身的伤痕。孩子们面色苍白，头上生着脓疮，眼神也不好。在中国，穷人感觉不到痛苦，于是有人便妄下评论说，中国到处是欢乐的笑声，因为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忧虑。我们的黑奴当中也能听到欢乐的笑声，可谁又想做黑奴呢？谁愿意与中国人民交换一下，像他们一样去承受人为制造的贫穷与苦难呢？

中国人贫穷困苦的境遇越来越严重了，我为此感到心情沉重。造成他们种种困境的原因，并不是气候、土地和他们的性情。因为，假如政府支持的话，肯定会有人去争先恐后修路的。到时候，他们会把路上那些障碍全都铲除，将每一条路都变得面目一新。欧洲人来到北京，也会惊喜于它的巨大变化。

阿尔马非总让我有种穿行在中世纪的感觉，因为那儿的街道黑乎乎的，满是窄窄的石阶，每层石阶都成了坏人藏身的好去处。身份不俗的女士们走在石阶上时，总是小心翼翼的，担心弄脏自己雪白的裙子，或者是担心碰到坏人。同阿尔马非比起来，北京规模比较大，可所处的时代应该更加蛮荒。整个北京城上空都弥漫着紫禁城的神秘气氛，欧洲人是禁止踏进紫禁城的，而里面那位小皇帝也从没有出来过。

皇太后应该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因为她决定做的事情就会坚持做下去，直到完成。她真是个有个性的人！难道她不曾用自己手中的权柄，关注抚慰过百姓的疾苦，而只热衷于权力吗？高贵的维多利亚女王曾经拥有过丈夫给她的爱，她自己也有过母性的仁厚，这位中国的皇太后呢？她曾经历过这些吗？年幼的皇帝一本正经地坐在前面，她在后头垂帘听政，下面是恭恭敬敬跪着的大臣们。此时的她，能否感受到中国千百年来对人性的束缚呢？她也对变革充满畏惧吗？或许因为她只是个女人，也和其他女人一样坚贞地固守旧的秩序。可是，她找出个荒唐的理由，说教堂的钟楼有窥视皇家花园之嫌，便下令让塔利亚布主教和他的神父搬走，从而占有了教堂，这说明什么？只能说她不仅仅是个女人，所追求的也不仅仅是权力。她并不害怕新事物，更不顽固守旧。

阿玛德·大卫神父那里收藏了中国鸟和教堂的管风琴，她得知后，叮嘱对方一定要完好无缺地给她留着。有人说，她曾经想过在教堂里接见外国人，把那里当作大礼堂。如果她真的能接见外国人，那么作为历史遗迹的北京城肯定很快就会恢复昔日的风采，同世界上的其他城市媲美了！

把北京城弄成别的城市那样，有什么好处呢？我曾听白金汉宫的管家说过一段话，每每想起来，心里都会疼痛。他说：“波斯国王是个绅士，他每天都睡在床上，即使星期天也如此。”波斯王国的那些嫔妃们，总希望人们觉得她们已经被欧化，所以一般都会去看芭蕾舞表演。北京历史悠久，过去曾经那般辉煌。明代的劳动人民修筑了我们脚下这段石头路，从通州直达北京城。在这条路上，人、马、骡子都在奔命似的挣扎着挪动车子，走路的人只好躲到大路两边的野地里。我心里暗自叹息，这还不如没有路！眼前的一切让我的心里非常感慨、愤怒！想到酷热的夏日和严寒的冬天，这样的情形会不断发生，并且伴着尘土或者冰冷的雨雪，我的感慨与愤怒便强烈到无法形容了！

英国人的污水把河流和海洋污染了，那么中国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怎么看呢？人类的生活会随着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化而改变，伦敦大雾给贸易和人们外出带来极大不便，可我们对此却习以为常。这在中国人看来，大概会认为改善是早晚的事，跟通州大路上的车辙一样。

每个民族都无视自己的缺点，却能瞪大眼睛发现邻居的不足。

第二章　从引航镇到大沽口

引航镇离大沽不远。以前，这里只是一个居住引航员的小镇，并不吸引人，所以那时人们乘船从大沽口经过，上岸寻访的人非常少。况且又有很多耸人听闻的说法，什么大沽口只有两英里宽，引航员在这里引航简直就是自杀之类的。当然，这毕竟是传言，引航员们个个都活得好好的，小镇也被他们侍弄得井井有条，甚至让人觉得这里的空气都充满了健康的味道。泥巴的墙壁和屋顶，与附近的其他中国乡村一样。可是，粉刷之后就不一样了，泥墙雪白雪白的，门柱则是煤焦油的乌黑，给人清新明快的感觉，两相应和着，富于动感。

整个小镇的确值得人们停下来欣赏。传统的英国村庄非常向往把绿地作为中心，而引航镇就是这样，草地网球场是这里的中心。我们刚刚到达这里时，就看到了草地上的两块网球场，它们似乎是这里的公共设施，边上还摆放着一些长椅，应该是欣赏比赛用的。小镇上住着十三位外国女士，听说在她们的影响下小镇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人们生活的方式。这里也有狂欢节，尽管规模没法与北京、上海比，却也能带给人们无尽的快乐。“出游、宴饮、舞会，对于中国的北方来说，没有什么活动不是以舞会作为尾声的。”

大沽口左边的乡村，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即使是最不挑剔的游客也难以说出它哪里迷人。斯奈格斯比先生经常说：“假如不用过分夸奖的话。”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这儿的乡村最多算是块泥地，平坦得犹如海水退去的沙滩。引航镇有一条通往大沽口的公路，是镇上的居民自己修的。他们不断地为它增高，防止洪水来袭时公路垮掉。整个镇子如同褐色平原上点缀的一块绿洲，高大的树木与灌木随处可见。里面的街道并不宽，但平坦得很，全都铺上了砖石，既防水，又显得整洁。这样说吧，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自然条件很恶劣的地方，几位老引航员居然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整洁宜人的居住场所。

一般来说，引航员这种特殊的工种，社会应该予以认同，可引航镇找不到一个牧师，或一个教堂，甚至连礼拜堂都看不到。要想做礼拜，只能等到偶尔有传教士经过时才行。冬季来临的时候，海面与河流都被冰封住，北上的船只能在烟台靠岸装卸。引航镇在整整三个月里面，都是与外界隔绝开的。没事做的引航员们，整个冬天都在骑马、滑雪、跳舞。看起来生活得很是惬意，可也有人不怀好意地说，引航员们总是争吵。当然了，与外界的一切隔绝开来，没事就看着彼此在网球场上来来回回地消磨时光，这种生活也实在难以想象。

对中国的北方来说，球场基本上都是非常泥泞的，引航镇的草地网球场也是这样。请原谅我下面要说的话：引航镇的精神生活很贫乏，社会生活也非常庸俗，同精神生活比起来没强到哪里去。这儿没有市长，当然也不会有市政府，更别提什么相应的行政部门了。不过，令人感到庆幸的是，镇上的一个居民很有经济头脑，开了家大沽旅馆。房子里摆放了两张台球桌，院子里开放着兴高采烈的向日葵，全镇的居民都为此感到骄傲。

有时候，天津一些想呼吸新鲜空气的城里人，会住进大沽旅馆。而《中国时报》总能抓住这些充满时尚气息的消息，马上刊登了出来。据报道，就在前几天，一对新婚夫妇还专门到大沽旅馆度蜜月。基本上，除去睡觉，大沽旅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只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引航镇的空气新鲜，而大沽旅馆又给客人带来了家的感觉。

在引航镇外有一条路，常有人来往。想出镇必须走这里——由引航人自己修建并多次增高的公路。在这条路上直着走，然后穿过泥乎乎的沼泽，就到了大沽镇，往左便是大沽炮台。英法联军曾经在颐和园（编者按：此处应为圆明园）给了中国人警示，可中国人并没有记住教训。当时，大沽炮台被攻陷，英国人从背后辗转进攻，这种做法令中国人不齿。在中国人看来，对方在开战前必定会有锣鼓声警示，而且起码是正面进攻，否则就不够正大光明。出入大沽炮台必须有证件，而实际上通过炮台大门就可以看到你所关注的一切：士兵们衣帽歪斜、毫无士气，军官们穿着褪了色的蓝紫色长衫、面露愁色，完全没有军人的气势。而这种样子，与他们的年龄无关——他们都是年轻人。

来大沽的英国人，大部分都会去一个地方——炮台附近1860年至1862年间葬身华北的英国军人墓地。墓园大门敞开着，里面只剩下破烂的围墙。墓碑被推倒了，地上散落着被拆掉的墓砖。其中一块石碑还可以辨认出字迹来，是死者的一位朋友所立，纪念的是阵亡的皇家炮兵和工程兵。

一些并非好材料的墓碑，却幸运地保存下来了。比如英国皇家海军舰艇“维泽尔号”上六名水手与两个司炉工的墓碑，是简易的木制碑，它静静地立在墓前，上面的碑文还清晰可辨。我想，这肯定是船上的木匠为了纪念曾经一起吃饭的战友，挑选了能找到的最好的木料精心雕刻而成，不然不会如此精致。花岗岩与石碑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已经破损不堪，而木制的墓碑上却没有任何风霜的痕迹。有一块墓碑属于一个叫马拉奇·努简特的舰长，他于1867年去世。还有一块属于二等兵墨菲。另有一块墓碑上只剩下主人的阵亡时间——1899年。最大的一块墓碑，铭刻着某旅在1860年至1862年间的阵亡将士名单，由于前面的两个单词已经模糊，不知是哪个旅。

这块土地上的墓园属于英国人。引航镇的居民为了保护它，曾经四处寻求帮助，不仅向英国领事求援，而且曾打算给卫斯理大臣上书。他们还产生过修整墓园的想法，以便在因大赦而狂欢时把它作为礼物献给女王，因为逝者毕竟是为效忠女王而阵亡在中国华北的。可因为某种世俗的原因，镇上的居民丢掉了这个念头，觉得还是不挑这个头儿为好。毕竟这些阵亡的将士与引航员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负责引航，偶然住在了墓园附近，没道理还得为英国守护它。

墓园的修整大概要花费不少钱。由于侵略中国，我们倒下了那么多将士，如今他们的墓碑却正一点一点地毁在中国人的后代手中。如果大英帝国觉得修整费用太高，不如在墓园里种上些花草，将仅剩的那些墓碑送进北京的公使馆教堂，这不是比看着它们继续被毁掉好些吗？毁掉墓碑的罪魁祸首不是光阴、洪水、风霜，而是人的双手；那将墓碑推倒、运走、偷窃，将墓园围墙拆毁的真凶就是人。

同是这样的手，居然把一具中国人的尸体停放在这儿——这座英国人的墓园，在英国人的坟墓中间。尸体只是草草盖了块席子，尽管停放的时间不长，可中国人一向敬畏死者，现在居然将同胞的尸体与英国人的坟墓放在一起，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况且，这块墓园是英国人的，当年英国人在纷乱中占领这里，出钱修建了墓园。

将来扩建大沽炮台时，不知道中国政府会不会征用这块土地做外围工事呢？假如中国政府真的这么做，谁又会出面维护墓园呢？中国人一盖房子，就来拆毁墓园的材料，这种做法怎么没人制止呢？不会只剩下墓穴里的士兵与水手的灵魂在看守这里吧？

我们一个挨一个地检视着墓穴，旁边围了一圈中国人。每当我们对着墓碑上模糊的字迹一筹莫展时，他们麻木的面庞就会显得很奇怪。那些守卫大沽炮台的中国士兵，每天都要穿过这里，常把这片安息英国将士的墓园当作玩笑，戏弄来戏弄去。所以说，最好趁着这些碑文还残存的时候快点修整墓园。

这是1901年访问大沽的所见所闻。相对于北京来说，这些年来，大沽炮台成为我们的士兵安全的安息之所。修建在大沽的墓园，能方便英国海军造访此地。不管什么时候，英国海军始终都是英国荣誉最好的守护者。

第三章　烟台八月

最令我感到诧异的是，生活在中国的欧洲妇女，大部分显得很憔悴，提不起精神来。女人们衰老得很早，男人们却满面红光，显得很年轻，比如一位35岁的男子居然被我当作22岁的年轻人。这是什么原因？参观上海跑马场时，我一看到那里的欧洲人，心里就产生了这个疑问。不过，从烟台归来，这个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

这里的英国女人基本上都戴着羊皮手套，腰束得紧紧的。每次看到这样的装扮，我都会觉得她们是准备坐马车去海德公园的，尽管当时温度已经超过10摄氏度了。这几个月，烟台的气温一直在30摄氏度以上，那么这些女人应该是连续几个月都很少外出，更别说锻炼身体了。大部分女性不玩草地网球，也不骑马；外出散步、划船、游泳、打猎、板球、网球这些娱乐活动，都被男人包揽了——我想，这就是男人容光焕发，而女士们花容憔悴的原因。

法国北部那些浴场里，有很多来自巴黎上流社会的人，他们整天穿着肥大随意的衣服到处晃，想尽力摆脱日常正装带来的束缚感。巴黎人中意那些比较原始的浴场，英国女士们却不大喜欢。她们总是怡然自乐地穿着泳衣，裹着浴巾，遮挡在阳伞下。在英国的海滨，女士们总是身穿白色亚麻布的衣服，看起来似乎要开始一场十英里的远足，或者准备去攀岩。可事实上，不管是攀岩还是远足，甚至在海边玩耍，都看不到她们的身影。

中国接纳了世界各地的人。起初我总觉得，生活在这里的欧洲女人，不会像法国浴场上那些女士那么不矜持，也不会像英国海滨的女士那么刻板守旧。可她们的脸色同样憔悴不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说起来并不复杂——她们的衣服是紧裹着的，高跟鞋是紧勒着的，这季节如此潮湿闷热，手套还一刻不离身，稍稍活动一下就会出很多汗，足可以把手套毁掉。她们总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脸上惨白惨白的，出门基本全都靠轿子代步。就算到了海边，她们也会在轿子里坐得很端正，仿佛在海德公园继续着上海的话题似的。

烟台是个风景迷人的地方，天气虽然热，可空气是新鲜的，还可以看到蓝得不能再蓝的大海。电灯是没有的，不过，在这夏夜，单单是星光与银色的月光就能让烟台明亮起来，如同骚塞的《科荷马的诅咒》中所描写的那样。这儿基本上见不到树木与绿叶。由于地处一个奇妙的海湾，整个烟台都被周围的小山环抱着，只有西边留了个口。同伯雷恩肯堡和斯海福宁恩比起来，烟台算是高的，可与霍利赫德和埃德达的地势比起来，就不相上下了。

在烟台，很多地方都能让我想起霍利赫德。海湾边上有座秃山，山后面就是烟台。它与美洲隔海相望，中间坐落着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同烟台一样，霍利赫德的大海也是湛蓝湛蓝的，海拔高度大概与烟台的小山持平。一想到冬天里肆无忌惮的风暴，霍利赫德就会真切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烟台南部那些青黑色的山峰雨量就少得多，同霍利赫德比起来，简直就像是来自阿拉伯沙漠，似乎从上帝造人那时起就没下过雨。

泽富村和烟台城那样的石头建筑，在霍利赫德是看不到的。烟台城里的墙也很独特，整个城墙都是用不规整的石头砌的，灰色的泥土勾缝，非常坚实牢固。就算是烟台最糟糕的房屋（其实对烟台来说，最糟糕的房屋基本不存在），都拥有让任何国家的古堡羡慕的围墙。在烟台，房屋的每个部分都很精致，屋顶、门窗、院墙上全都细细绘制着黑白两色的格子。有的房屋，还装饰着朴素大方的图案，也是黑白两色的。

如今，在欧洲人的作用下，烟台成了一个超级俱乐部——富有、凉爽、通风效果好，最大的特点就是思想开放。这一切都得益于那些出过力的欧洲人。这里有一个网球俱乐部，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教堂，那些小一点的教堂可以提供给任何宗教的信徒。烟台的欧洲人把一切能为客人做的，都做到了，并且真正落到实处。比如，禁止中国人在欧洲人的旅馆前游泳（中国人游泳是赤裸着身子的），这样的要求，他们居然可以落实到道台身上。

中国人习惯于等待，在等待中消磨时间，耗费精力，来自欧洲的人对此无不感到诧异。中国人连与我们谈生意的热情都没有，更别提赚钱了。那些引诱人掏钱的事物——海上挂着花的彩船、沙滩上出租用的椅子、姑娘手中卖的鲜花，在烟台是看不到的，等人雇佣的彩妆马与小毛驴、轿子，这些在烟台也一律绝迹。在这里，也听不到江湖艺人那恼人的音乐。

很快，室温就会超过32摄氏度。此时的烟台，已经由初来时清凉的东北风变成了西南风，它吹来了期盼已久的雨水，可之后便是火一般炙烤的阳光，整个天空似乎都快被烤化了，大地一片干涸。

在烟台，逛庙会、爬灯塔、游览怪石森森的岛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还可以骑马、游泳以及在海上划船玩。欧洲的沙滩上，总有小贩不停地叫卖，欧洲人的着装也时尚而华贵，总能把我带回到过去。英格兰的朋友和我都觉得很奇怪——中国人并没什么特别的吸引人之处。

中国和英国属于不同体制的国家，我热爱英国，所以，很怀疑到国外旅行是否真的很有意思。虽然烟台在中国是有名的海滨浴场，而我们也恰好赶在烟台最好的季节来到这里，可我怎么也看不出烟台好在哪里。

夏去秋来，炎热的日子被秋高气爽悄悄取代，这样的日子还会延续很长时间。风总那么柔和，出海的人总能准时归来，晚餐也可以按时吃上。当然，暴雨也会猝然而至。每到这样的时刻，我就像在英格兰的家里似的，陷入“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情绪。只是，烟台的天气真是没什么可抱怨的。空气清洁而凉爽，整天在外面跑都不会有冷的感觉；即使晚上沉醉于夜色之中，都不用担心着凉。可是，这种一成不变如同舞台背景一样的景色，我实在是有些看烦了。

站在走廊里向远处望去，景色也的确很好。从走廊的栏杆与遮挡太阳的芦苇帘子间向外望去，可以看到瓦蓝瓦蓝的大海，远处的海面上还有岛屿和灯塔。左侧有些突起的礁石，还有些上面建着平房的小山。每到落潮的时候，它们绿色的影子就会闪现在海上，我一直期盼着它们能发生些变化。有一队天主教修女经常站在岩石旁边，或者从海滩上走过，脸色都很憔悴，身后飘着灰白色的头巾。她们身穿灰白色的长裙，远望去如同一队身着素服的使者。

清晨，太阳刚露头，灯塔就熄灭了；晚霞的余晖刚刚退去，灯塔又再次亮起来。我在床上躺着，就能看到这一切景致。我真希望它们能变一变——这种光影交替的景致，舞台上实在见得太多了，不仅如此，还配合着柔美的音乐，一会儿是反面角色，一会儿是白衣飘飘披散头发的女主角，轮番上演。

烟台的景色似乎是很难改变的。沿着海滩，你可以看到小岛、小山、蔚蓝的大海，还能看到每天按时点亮的灯塔。即使爬上那些秃秃的小山，极目远望到的景色依然还是这些。离我住的地方最近的一座高山在泽富村边，一次我爬上了它的山顶，当时正好是夕阳西下时分，整个山顶笼罩在太阳的余晖中，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气勃勃。小路上的昆虫比较大，似乎是螳螂或者蜘蛛的孩子，它们令这里充满生的气息。浑身碧绿的合掌螳螂，大概是与它们亲缘最近的昆虫了。这种螳螂双掌合十，跪在那里像是在祈祷一样，中国人管它们叫“角斗士”。

数不清的蜻蜓呼扇着薄纱一般的翅膀，在空中飞来飞去抓着猎物。一旦饱餐完毕，它们就开始结队飞行，看起来欢乐得很，可爱极了！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它们的翅膀扇动起来的气流，如果不是肚子饿得叫起来，我真想就待在这里不再回去。

当我回到海滩上的时候，热意已经退去，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野餐、散步。

烟台的传教士们有四项工作，其中他们最想做的就是让中国人改变信仰，改信基督教。我无法得知传教士们的工作产生了怎样的效果，但觉得绝对不能忽视他们所做的其他令人瞩目的工作。

尼维斯教士，是美国长老会的，他往烟台引进了一种梨。到了九月，游客们都可以吃到这种梨——这得感谢尼维斯。这是一种肉质脆软、味美多汁的梨。中国人在烟台种起了这种梨，并拿到市场上去卖。后来由于得到广泛推广，价格越来越高。同时，更多的中国人纷纷来加入天主教。

这位好心的教士还引进了一种美味的葡萄，极其甘甜。我曾经品尝过，感觉即使是马德拉葡萄和梅浪葡萄在最兴盛的时期也比不上它。另外，天主教士还引进了土豆。对于中国人的语言与风俗习惯，传教士也很有研究，所以他们成了我们求教的对象。这些具有极大献身精神的男女，实在有着过人的精力。虽然没能改变人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可他们的努力还是得到了收获。尽管种下的是豆，得到的是瓜，但他们依然无须愧对那些最崇高的赞美。

传教士在烟台并不多见，因此对山东我不是十分了解。山东是中国最古老的省份之一，更是中国文化的圣地。山东的岩石属于远古时期的劳伦系，马尔文比也曾出现过同样的岩石，直到圣劳伦斯海岸产生之前，但后来再也没有了。如今，我们在烟台发现了这种石头，点缀着石榴石的云母岩熠熠发光，白色的大理石、粉红的石灰岩令人心生爱意。

住在租界的人一般都在租界里活动，只有两种情况除外——去山下散步，或者站在金黄的海滩上遥望大海。

我们周围全是突兀重叠的小山，要下很大的决心才敢走进山里去。而且一定要谨慎选择进山路线，以避开那些不大干净的中国房屋。这些房子临街的一边都有条排水沟，尽管不大，但是散发恶臭与污秽的程度可以和北京一较高下。中国的城镇又小又脏乱，有着中国独有的气味，如同蚂蝗紧追着你不放——那是饿肚子时最不想闻到的。我们像欧掠鸟一样叹息着，因为即使想躲也躲不掉。在中国，烟台并没有成为迷人的海滨胜地，假如它在别的国家肯定不会是这样。我记起《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那只猫，爱丽丝曾这样说它：“通常情况下，我看到猫是不会咧嘴的，可是，如果没有猫我也不会咧嘴。”

第四章　上海的城墙

潮水不断往上涌，速度很快，海面上吹来阵阵微带凉意的东北风。窗外不断有帆船逆潮而过，我看着这些有着五面风帆的船只，怎么也坐不住了。远处驶来一艘挂着红色帆布的船只，真像是洒满阳光的高大的栗子树。又有一艘汽船驶来，上面挂着欧洲的旗帜，它是期限不固定的远洋货船，航程很漫长，装船的货主不知会不会付运费，大概会吧，也可能不用付。远远望去，在那些笨拙的帆船中间，汽船显得格外轻盈。同时吸引着我的，还有灿烂的阳光、凉爽的风，我再也抑制不住对它们的渴望，把手套和帽子抓在手里就冲出去了。我看也不看一眼身边驶过的那些棕色或者红色的帆，一心想着：远处冒着浓烟的，是不是我日思夜想的家乡船？是她吗？真的是，尽管船上的礼炮还没有响起，但我知道，她肯定带来了家乡的消息。

她对身在上海的欧洲人说，她带来了他们老母亲的万般叮咛，带来了家里孩子的期盼，与妻子的思念；还带来了茶叶的行情、丝绸的需求量……每次接过这些信件时，我们的双手都激动得微微颤抖，想急切地看到里面的内容。可就算是礼炮响起，我们也没法立刻拿到这些信件，所以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还不大熟悉的上海旧城墙逛逛。目前，我们在上海的唯一活动区域就是外滩公园的草坪。我们可以在这里，在熙来攘往、肤色各异的人群中，远望那些驶来驶去的船只。

此时，又有一艘船从远处驶来，让我突然想起一种古老的威尼斯大帆船。那是一种平底海盗船，尽管逆流而上，速度却很快。学院墙上就挂着这种船的图片，名字似乎叫“载满诅咒”。实际上，这都是我想象的结果，眼前看到的只是一艘卸掉货物返航归来的中国帆船。

欧洲人一直炫耀的一点是，他们在上海租界20年来一直很守规矩，几乎不会进入华界半步，甚至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他们深信，中国最脏的地方就是上海旧县城。这暴露了他们的片面，因为最少有五英里（或者不到五英里）的一段城墙，道路平坦得很，适于散步；而且，经过乡村时还会闻到清新的空气。散步的同时，还可以默默地观察一下沿途的中国人，以及中国人的街道与市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个木匠之家，地上堆着很多刨花，火上放着一个正煮着胶的大锅，男主人在忙碌地工作着。一个男孩看起来是家中老大，看到需要加热了，就立刻用个手提风箱向火上吹气。正在一边玩的那个小一点的孩子，则佩服地望向自己的哥哥。我想：将来他们都会成长为手艺高超的木匠！正在看护小宝宝的小女孩，让我们看她怀中的婴儿，并且问道：“这样的小孩子，你们都想要吧？”我们回答说：“是啊，再举高点吧！”他们听了都高兴极了，女孩子手里举着那个胖婴儿，笑得差点跌倒。这就是他们做饭、工作、生活的房间，有时还会把地面清洗一下（我们为此感到欣慰）。这就是他们梦想的生活，有他们向往的中国式的家庭快乐。

再往前走可以看到一座城门，走进去就踏上了一条很窄的街道。街上人来人往、挤来挤去，我们则站在高高的城墙上，尽情俯身观察街上的人，既不觉得遥远，又能对他们一览无余。我们看到其中有个衙门里的官员似乎要出门，一个男孩子将被招进去做跟班。跟班们的大红制服又脏又破，头上戴着旧时代传下来的圆锥形帽子。远远看去，那帽子如同大学里的学士帽，上面挂着的饰物如同小丑帽子上的铃铛。看上去，他们似乎兴奋得很，长长的雉鸡翎毛是令其兴奋的最主要原因。那翎毛长约两英尺，还没来得及往帽子上插，正被他们拿在手里耀武扬威地挥来挥去。

接着，我又看到了一番在中国难得一见的景象——在城墙上绞绳子。绞绳子的人往丝绳两端挂上重的物品，这样做是为了将绳子拉紧。一个少年手里拿着两个梭子，抓住丝绳较轻的一头，灵巧而熟练地翻动双手，很快地一股由好几条丝线拧成的绳子就弄好了。就这样一直绞了五根绳子。这项工作没有借助一点机械，完全由手工完成。顺着这些长长的彩色丝线走，总能碰到它们。在绳子的另一头，一个男人负责将它们绕起来，团成一团。我们还与他攀谈了一会儿。为了挣钱，守城的士兵将城墙，甚至是哨所，都租给了这些绞绳子的人。

这座城市，从城墙上看下去，给人一种荒诞的感觉。这里每户人家，都在有限的空间里挤着种了一棵树。有的树长得还很美！中国人与英国人相比，有一点完全不同，那就是——对城里的树呵护备至，对农村的树却肆意破坏；而我们英国的城市却找不到一棵树，简直令人沮丧。不过，在中国，栽种那些树的唯一目的就是挂鸟笼子。这一点真的很可笑。有些种不起树的住户，就弄个竹竿，上面捆着一两根树枝，一看就知道也是挂鸟笼子用的。鸟笼子还能在滑轮的作用下，像旗子似的可升可降，方便得很。

大概笼中鸟更喜欢城墙的新鲜空气，所以，我们也见到了被人提着走的鸟笼子。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里面的鸟儿叫了个酣畅淋漓，那是一些画眉鸟。在中国人看来，会唱歌的鸟能带来更大的快乐。另外，中国人很容易与鸟儿心意相通，它们的快乐与忧伤都牵动着中国人的心。在中国人的心中，鸟儿是宠物，也是朋友。

中国人还喜欢菊花，并给它起了个别名——凌霜而开的花。我们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中国妇女，她正在城墙上采摘一种小菊花，黄色的。中国妇女把它插在鬓间，作为装饰。她们有时还会将头发盘起来，小小的菊花像是带叶的小草莓，插在头发周围。我们遇到的人大部分看起来还是和气友好的，也有些伸着手请求我们施舍；可有一部分人就不那么友好了，居然叫我们“拉找”——这个称呼是葡萄牙语中“ladraos”的胡乱音译，是强盗的意思——上海人对外国人一向都是这个称呼。

金色的太阳很快就下山了，周围的平原全都洒满了火红的霞光。城墙拐角有座很美的寺庙，由于该回去了，来不及去看。远望去，城里的一片居民区被污水沟包围成了一个孤岛，完全与四周的建筑隔绝开来，要进出那里只能通过一座搭建在污水沟上的小桥。“孤岛”上有藤条编成的门和篱笆，看起来还算整洁，后面还筑着一堵围墙。此时，桥上正站着两个身着深色衣服的人，脑袋后面拖着长长的大辫子……真想了解一下这里到底住着怎样的人。哦，时间快到了，我们还是先放下中国的一切“回到”英格兰吧，看看家乡的亲人在信中都说了些什么。

第五章　上海

回想起那个下午，当时我身边没有公务，所以在上海玩得很有兴致。我们几个人坐在人力车上，穿过生意盎然的外滩。形色各异的中国人，身穿天鹅绒的短款上衣与青布褂子，脑后全都拖着长辫子。锡克族印度警察身材高大而匀称，脸色棕红，表情很是严肃。到处是戴着红头巾的苦力，用根竹子做的扁担，挑着大大小小的包裹，嘴里不住地“嘿哟嘿哟”着。人群中的印度人则戴着高高的筒子一样的帽子，造型非常怪异。只有犹太人还是老样子，不管是从葡萄牙、法国，还是从英国来的。几个水兵赶着人力车夫的样子，简直像在吆喝驴子，甚至还会友好地轻轻拍打他们几下。旁边裹着脚的中国妇女在围着看，似乎觉得这情景很有趣。街上走来一队迎亲队伍，里面的人全都身穿艳丽的大红色衣服。

在这些“下等人”中，我们倒是能灵巧地穿来穿去。这时，一些男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们全都挎着塞得满满的篮子，里面的东西似乎要蹿出来了。再一细看，原来是些俄国鸭子。它们的羽毛被阳光一照，光闪闪地，脖子伸得老长，不住地打量着来来去去的人。

直到过了法国总领事馆，我们才再次焕发出精神来。这是一条细长的街道，正对着法国总领事馆的大门，一看就知道，它是受到法国人庇佑的。这条街上开着一家非常大的鸦片烟馆，毁在这里的中国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多！随着人力车又拐个弯，眼前出现一条又窄又挤的街道。人力车实在过不去，我们只能下车步行。再往前走就是上海县城，外国人几乎很少来这里，所以这儿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地方。

要想走进上海县城，得不怕麻烦，因为要折腾很长时间。传教士发明的“黄包车”这个词，曾经叫作人力车，因为在英语中叫Jen-li-che。很快这种叫法又演变到日语中，日本人分不清R与L这两个音，所以日语里人力车叫作Jin-ri-che，于是就产生了英文Jinricksha这个单词。中国这种又窄又挤的街道，黄包车根本过不去，可独轮车没问题。街上本来就窄，拐弯的地方又有陡坡。我们在街上走着，有那么一辆独轮车竟紧紧跟在后面，像影子似的，好像料定我们会雇车。车夫一直沉默着，看起来和气得很，我们没办法，只好和他一样沉默与好脾气。最终，我们甩掉他，走到了城里面。

这里的城门并不高大雄伟，路边有很多脖子上戴着枷的人，坐在那里，看起来可怜得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处罚人的方式。上海旧县城里到处都能看到戴着枷的犯人，我就想：这儿的警察与汉口或北京比，抓贼能力要强不少吧？是不是这里社会风气不大好？或者说，人们受到了更多更大的诱惑呢？不管怎么样，这些犯人还是挺可怜的，重重的枷锁套在脖子上，累了连靠都不能靠，想躺下更是奢望，从早到晚就这么一直戴着，吃饭都没办法自己解决。一旦身体扛不住了，只能伸出手指着自己的嘴巴，请人来喂。

可就算是饥荒难耐的岁月，奔放的那不勒斯人也不会像这些中国犯人——表达方式如此单调。中国人在表达上似乎天生就是愚钝的，他们想表达的意思，你无论如何也很难从他们的举止上猜出来。那不勒斯人则不同，他们拥有神采飞扬的眼睛，仿佛可以看到人心里；他们还拥有丰富的面部表情，让你一下子就能明白他们表达的是什么，甚至语言都显得多余。就算是相隔一英里，你都可以通过他们灵活多样的手势，明了他们想说的话——中国人没有这种能力。不仅如此，中国人连自己的语言也运用不好，表达的意思模棱两可，再仔细听都难以明白是要表达什么。是不是很久以前他们就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生理结构呢？不然，他们为何没办法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人肯定要辩解：这些人天生就会做挑水、劈柴等苦活，面对苦难，他们只能沉默地忍受。

上海旧县城最恶名昭彰的两个特点就是：脏，让人厌恶。可是，在这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居然没有发现这儿有多脏，有多令人厌恶。当然，我们也看到有条街上到处是脏土。那里有条很窄的小河，中国人的房子挤挤挨挨地拥在河边上。那是些木质结构的棚屋，每个房顶几乎都有个小阳台——在我看来那就是意大利式的阳台，可对中国人来说，仅仅是用来晒衣服的。他们似乎很不情愿享受阳光带来的乐趣，更别提像意大利人那样让酸涩的眼睛放松放松了。

涨潮了，我们与那些房子之间，被这条肮脏不堪的河流隔开了，气味有些难闻。河里汇聚了各处的污水，说是河，其实更应该称为污水沟。人们就是用这条河里的水洗衣、做饭、饮用的。实际上，它的旁边就是外国租界，那里有充足的、有卫生保障的饮用水，如果中国道台同意，那些自来水公司肯定会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水管接到上海旧县城里去。面对这肮脏的河水，那些在霍乱的折磨下死去的人会沉思。潮水退去的时候，这水会更令人作呕。河对岸的房子都有单独属于自己的桥，没事的时候会被吊起来，除非有客人来。桥被吊着的那面钉了很多钉子，就是一只猫都别想通过。可即使那桥是放下来的，想象力丰富得有些浮躁的欧洲人也很难走到对面去。

茶园是上海最好的去处。英国有种柳叶图案的碟子，上面画有小桥流水、假山小亭。这里的茶园远望去就是这种碟子的效果。其中，小桥到处都是，曲折蜿蜒，很是别致。看到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小桥刚刚建成的时候，下面肯定不是现在的污水和垃圾，而应该是清清的流水、碧绿的植物，点缀在假山与小桥间。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这里变成如此混乱的景象？答案里往往会有模模糊糊的两个字——“造反”（太平天国起义）。实际上，造反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半个世纪以来，完全有时间整修这个茶园。我心里想，上海的茶园或许该修修了吧？

在英国，只有那些酗酒女人的家才会像上海茶园这么萧条混乱。造反并不是导致此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源源不断的鸦片才是罪魁祸首。

很多年来，中国人在大量地吸食鸦片。懂得适可而止适量吸食的，只是第一代吸食鸦片的人，那时候鸦片膏并没有充满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后代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近些年来，英国出现了饮酒热，最近又开始流行喝烈性酒，可这如同吸烟一样，只是作为一种额外的消遣而已。从科学角度来说，国民性同食物和饮食习惯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现在还说不清。假如是鸦片令中国人变得如此麻木不仁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关注英国方面的动向了，因为在中国这种状况下我们也有些木然了。

我们坐到亭子里，品着最好的茶，剥着葵花籽和花生。那卖葵花籽和花生的小贩，肯定是鸦片的受害者，这点一眼就可看出来。葵花籽像小虾似的，吃到嘴里香得很，可我不禁思考：这么小的美味，需要花费那么多功夫来做，值得吗？这时，走过来一个卖鸟的，这也是个吸鸦片的人。他的鸟脚脖子上正拴着丝线，熟练地站在一根弯弯曲曲的木棍上，像我们看到的许多被中国人捕到的鸟一样，站多久对它来说都不为难。他说自己的鸟会抓瓜子，说着就把瓜子扔到空中，那鸟一下子就抓住了。

亭子外面那座歪歪扭扭的桥上，有个鸟市。一只鸟被主人扔到空中，过会儿又自己飞回来了。有时大概是累了，鸟会飞到茶园亭子的顶上歇着，可不管怎样，最后还是会飞去找主人。很多人围在那里观看。鸟市上还有个卖野雉的，那野雉羽毛非常漂亮，却挤在非常小的笼子里。总体来说，这里的鸟尽管漂亮，可与天津、北京的比还是逊色多了。

我们曾经在北京逛过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在那儿见到了我印象中最漂亮的鹰。它们是有头羽的，共12只，3两银子一只。同游的人奉劝说，假如我们能驯服它们并会放飞的话，可以买，否则就不要买，因它们是没良心的动物，不会记得主人的好，关在笼子里总有一天会跑掉的。我们还看到些标价40至50两银子的鹰，都是被驯服的，旁边放着只新抓来的小鹰。另外鸟市上还卖一种小鸟，脖子上有一圈金黄色的羽毛。据说，只要是受过训练的鸟，一般要价都在500大洋左右。北京人驯养的一种鸟会抓球，说是只要抛出一把球，立刻能抓回三个来。

在那儿，我还见到了一只蒙古乌鸦，是个浑身黑色的大肥鸟，羽毛黑亮黑亮的，漂亮极了。蒙古人去世后，尸体会被绑在野马身上，任它狂奔，乌鸦便会蜂拥而至，把他当作餐点，所以这种乌鸦被蒙古人称作坟墓。当然，这只是我的道听途说，真假不敢断言。法国公使馆的人经过西伯利亚回家时，记下了一件让我费解的事：在西伯利亚，都是妇女戴着马鞍拉车，而不是马。这种说法以前没有听人说过，尽管觉得有些怪异，但或许是真的吧？

还是说说上海吧。我们一行人停在了一个卖假牙的摊子前，旁边的广告上写着：立刻治愈各种牙痛。再过去有个江湖郎中，在摊子上摆了很多令人惊讶的东西，有虎心、虎牙，还有个畸形怪胎，肉乎乎的，有头、身子和连在一起的四肢——就那么摆在那里，大概是想让客人一眼就看出他们的孩子有什么问题。由于天不早了，他开始收摊，我们也遗憾地没有听到他介绍自己的生意。另外，尘土飞扬的地上，靠边摆着些漂亮的小瓷杯。摆在一起的还有做成山楂枝形状的中国笔架，镶嵌着四朵白色的花，其间落着只白、绿两色的小鸟。鸟背上就是笔架，用来晾干毛笔用的。

之前我们还去过一家绸缎店，买了几匹颜色惹人喜爱的绸缎。中国人的口袋用途很广，好像既能做旅行用的文件夹子，又可以充当鲨鱼眼镜盒。店里的小客厅挂着些不合时宜的鳄鱼皮小乐器，倒也起到了装饰作用。乐器上有两根弦，琴弦间固定着弓。中国裁缝的剪刀很有特点，一边的把手是条长长的曲线，这一点很是诱人。我们买下的同时还在想，假如英国也能普及这种剪刀，那么英国裁剪工的手指要少受多少磨难啊！同样令人难以抗拒的是街上的赌博，我们忍不住赌了几把，赢来的糖都给了围着看的小姑娘。她们的头发都梳得溜光水滑，上面插着带黄色菊花的梳子，秀气得很。我们赌博时，她们就围在旁边，满眼期待地看着。

很多商店打出广告说有“刮舌板”出售，结果却没有买到，我们只好改天再来验证中国铁器的精良。后来我们终于见到了它，发现跟美国的一项新专利很像，又像是我们船上平衡用的尾舵。假如没听说过英国木偶剧里的滑稽角色朱迪，人们就永远发现不了生活中还可以有便利的方法。

中国人很久以前就会做旗袍，这一点英国人并不知道。英国人的衣服穿或者脱都得又拉又拽、挺胸缩肩，很是费事；中国人的衣服一个袖子塞两个胳膊都行，做这种宽大的衣服他们很在行。中国城镇里的妇女，习惯于和同伴穿得整整齐齐的，拿着小凳子坐在门口缝补些什么。

美国人常常把英国人在国际帆船赛事中获奖看作是自己国家的功绩，因为英国的船上装着美国人发明的垂直升降板。可现在，我不得不告诉美国人，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用有垂直升降板的船了，那时候你们美国人连做梦都没想到过它呢！

再次回到电灯、马车、门房与苏格兰女佣当中时，我们的一身疲惫才得到真正的放松。

第六章　乡村中国

坐船游览名胜古迹，是生活在上海的乐趣之一。听到“去山里”三个字，每个人都会兴奋异常。从城市里往农村走，唯一的通路就是水路，公路是没有的。幸好，这里到处都是河流，穿行在这些四通八达的河流中的是一种可以住人的小船。要到吴淞口或黄浦江去，还可以乘坐帆船。那是冬季的一天，我们乘帆船时沿途所见，很值得人深思。那一片平坦的冲积平原，全部被开垦出来做坟地了，坟堆到处都是，放眼望去，稍微有些起伏的地方全是坟墓。而且，这里唯一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也就是这些坟墓了，跟中国北方一样，墓地里都种有树木。人们就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过着日子，枯燥无趣，唯一能让生活发生变化的就是死亡——对他们来说并不凄惨，也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死亡。

我们正在海上逆风而行。据说，面对这么大的风浪，英国的帆船是受不了的，只有中国人用自己天才的智慧设计的帆和缆绳才能胜任。坐船经过闵行的时候，内河船运税务局和救生站两座高大的建筑映入眼帘，它们都像外滩那里的建筑似的，矗立江边，坐北朝南，亭子修在大门上。在这西北风猛烈的季节，别的船只都不敢冒险出来，所以我们到达大通塔的时候，江面上就已经看不到几只船了，冷清得很。

上岸后看到的是一片荒凉，树与篱笆之类全都没有，只有苍茫的田野。稻田里已经没有稻子了，连里面的淤泥都已经干涸，走在上面舒服得很，没有一点怪异的味道（与平日完全不同）。我们总是经过小溪上的独木桥，有的桥只是两块狭窄的木板，中间还隔着缝隙，脚踏在上面时，一颤一颤地。沿途能看到一些起脊飞檐的宅院，映着旁边的树木，在夕阳中看起来漂亮极了。不过，附近总有些散发着怪味的大草堆，令人接近不得。我们最后到达的一个村庄，几乎让人觉得它是专门为农田提供肥料的，味道难闻极了。前面说的大通塔就在这个村子后面，塔门都上了锁，破破烂烂的。后来，有人帮忙爬梯子进入塔里，将门打开。我很想上去看看周围的平原和小山，又担心出现什么意外，心里觉得有些烦闷。

最先引起我好奇心的，是这座塔的建筑年代。我想，假如这座塔真的很有历史价值，就该有人来修复，否则就让人觉得很奇怪。不过，现在我知道答案了。在中国人眼中，不管修复什么建筑，都是毫无价值的。假如一个对公益事业很热心的人修建了一座桥，名字就可以刻在桥头的石碑上，保存下来。不过，单是每年为这座桥换换砖头是不够的，很难让名字流芳百世。

终于，我爬上了大通塔的第三层。它一共七层，到这层我就已经兴奋极了，但继续往上爬有些难度——我穿的是高跟鞋和裙子，还要爬梯子。于是，我放弃了。不过令人感到庆幸的是，这层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平原与丘陵。从这里往远处看去，丘陵所占的面积还是远远大于那些坟堆的，这一点倒成了我安慰自己的理由。从塔上下来时，一些中国人正围在旁边看，真不知道在这些穷苦而无知的人眼里，我们是些什么人。我只能确定一点，那就是他们都很明智地认为，决不能爬上那个大通塔——当然，那个小男孩除外。

我们连夜趁着月色往下游的闵行而去，第二天一早就到了。眼前再次出现了起伏的坟堆，和那些灵魂安息的平坦的冲积平原。江河滋养着周围的乡村，不仅为它们提供丰富的水源，而且帮助村民孕育庄稼。闵行镇的农民们只种棉花，不种植水稻。他们与中国别的地方的人比起来，要精神得多。镇里的街道上满是中国最帅气、最有朝气的人，是那么自信而健康。有时候，人们会到镇子附近的庙里去拜祭祈祷。可我走进庙里才知道，这里其实有座坟莹。高高的祭台之上，摆放着一尊美好的观音像，与俄罗斯圣母有相似之处。小庙的屋顶非常精美，粗大的屋梁上缠绕着雕刻精美的盘龙。

刚进庙门的地方，中国人称之为“亭儿”。“亭儿”那里，放着一尊弥勒佛，是鎏金的，一看就会让人觉得他拥有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正笑得合不拢嘴，非常滑稽。弥勒佛两侧站立着威武的四大金刚，由于岁月的侵蚀，腿脚都破损了。本该是雕像脚部的位置上，正坐着一个乞丐。为了乞讨，他不断地向人们展示着自己肿胀流脓的腿。实际上，乞丐与施舍者互相交换东西，令人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施舍者得往外掏钱，而乞丐则拿自己肿胀的腿给你看。

我们再次开始了后面的行程。中国的路都不宽，能让两个人并排走就很难得了。为了穿过那些大小不同的溪流，我们费尽周折。其间还经过了一个废弃的军营，那里有两座高大的烟囱醒目得很，可燃料是什么呢？真是令人疑惑。走近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他们用的是稻壳。一个男人正坐在地上拉风箱，边拉边往火里面扔稻壳。风箱不断鼓出气流，吹旺火苗，稻壳扔在上面越烧越旺。旁边还有一个男人在给榨碎的棉籽称重，称完装在篮子里，之后倒进一个容器加热直到沸腾，再倒进一个竹框里。必须在温度降低之前，用脚将竹框里的棉籽踩实，堆起来，最后压上篮子。压好的棉籽饼，像奶酪似的箍在竹篾框里，这样就可以去榨油了。

我们一直站在那里看他们怎么榨棉籽饼。他们把棉籽饼不断地放到一个长槽中，直到放满压紧，再往里塞楔子，并用石锤使劲敲打楔子，于是槽里开始流出汩汩的棉籽油。等到把楔子全部钉进去，棉籽饼就已经小了一半。这两个工人很有意思，其中一个把烟斗向我和丈夫递过来，意思是让我们抽，而实际上是他自己烟瘾犯了，又想在客人面前显得很大方。

当时我穿了件苏格兰粗呢外套，他们对它的材质很感兴趣，轮流看过后断定是皮的。他们身旁摆放着些榨棉籽的石磨，拴着几头戴着竹子眼罩的水牛。这些水牛正拉着沉重的石磨，不停地转着圈。那些花岗岩的石磨很令人惊讶，上面居然刻着很多图案，有的不仅有图案，还雕刻着精致的汉字，意思是说这磨盘是神仙的车轮，驾御这飞龙之车的就是神仙。真是让人感到意外，连这样简单的家庭作坊都藏着美学研究的对象啊！

这个作坊只是用来榨棉籽油的，不大值钱，构造也很简单，完全可以做机械学的入门教材的插图。拉斯金在他的《乡村工业社会》中描绘过这种理想图景，这个在清新空气中矗立的家庭作坊，真正实现了作者的构想。在这一点上，这里与英国非常相像。这种家庭作坊在中国是非常多的，可是，中国人一点也不快乐。

回去的时候，我们从一条人头攒动的街上走过，这里很是热闹。有户人家大门敞开着，一群年轻的和尚正在里面念经。有敲锣打鼓奏乐的，有忙着坐在那里给信封盖章的，一看就是官方信件——大信封上写满汉字。那个写信的人挺有礼貌的，看到我们过去，便停下手中的事，还允许我们看看那些信。信纸叠得细心而精致，共有好几页，信中的语言优美而严谨。

写信人说，这户人家有人生命垂危，信是寄给天上神仙的，里面详细地说明了病人所经历的痛苦。所谓寄到神仙那里，就是将这些信烧掉。如同我们国家的降半旗吧，这家人里里外外都挂满蓝色的灯笼。

再往前走，我们又碰到一户人家在举行婚礼。几重的门层层敞开，院里的人都穿着华美的衣服，我以为他们是这家的仆人，后来才知道是主人。院子刚进门的地方，一个乐队正在演奏。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用的居然是鳄鱼皮蒙的乐器，能在上海城里见到这个真是难得。我请求他们允许我们看看花轿，他们态度挺友好的，立刻就答应了。那轿子上满是精美的刺绣，华丽极了，可轿子里面却非常乱。尤其是新娘子坐的又脏又破的红垫子，让人看了心里很不舒服。

我们往院里走的时候，很多大街上的小男孩也跟着进来了，这让我们很是不高兴——似乎我们这突兀的造访给主人招来了麻烦——便转身出去了。不料，迎面碰到来参加婚礼的女宾客，正走下轿子。她们怀里抱着打扮得精致漂亮的婴儿，硬是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让我进去。我心里想，自己穿着如此随意，连句祝贺的中国话也不会说，在那些宾客面前——就像中国人总挂在嘴边的——多没面子啊！

与昨天的逆流行船一样，今天我们顺流而下也遇到了强劲的风。幸好我们的帆船很好，航行很顺利。回到上海，恰好赶上上海戏院的演出。我们走进去时，戏院里已经坐满了人。喜剧是中国人平淡生活中亮丽的一笔，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太需要这种人工营造的热烈氛围了。

第七章　春日宁波

两年前的6月，可爱的杜鹃花开满英吉利湖区时，我曾经去过那里。当时我还在途中拜读了高尔顿·库明小姐的书，她笔下描写的宁波附近的杜鹃花，令我很是着迷。当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能专门去中国看杜鹃花该多好。谁知，这一天真的来了。

那是一个晚上，我们从上海出发，坐在豪华舒适的嘉定号上，向宁波驶去。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就到宁波了。第二天，我们又坐着朋友的船到溪口去。这也是趟令人心情愉快的旅行，因为他的船里面温暖舒适，设备非常齐全，让人有种回家的感觉。到溪口之后，我们要坐着抬椅去雪窦山的雪窦寺。

宁波的船由两名船夫负责站在船尾摇橹，能像鳗鱼似的轻快前行，尽管没什么好看的风景，可感觉非常好。实际上，没上船的时候，我们已经领略到宁波的风采了。宁波很多商铺里在卖一种有名的木雕，而宁波同乡会馆里石柱上的雕龙也非常精美，再加上会馆的高大雄伟，依然能想见当年有多么奢侈、豪华。外国人居住的地方，修建着平坦笔直的跑道，不过似乎并没有什么比赛举行过。这里的教堂是为纪念罗素大主教而建的，窗户雕刻得精美异常。最后，我们来到新建的河堤，收获了更多的景致。

宁波的铺子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雅致的席子和可爱的竹编。宁波的水手服下摆居然有褶皱，这更令人觉得有意思。几个世纪以来，英国赶车的年轻人穿的就是这样的服装，看来这种带褶皱的衣服受到了我们共同的喜爱。估计除了褶皱的装饰性之外，中国的水手与英国人都发现了它的实用性。

刚到溪口，就围上来二三十个男人。他们非常有耐心，为了抓住为我们运送行李的机会，大概已经等了一两个小时。一直到上午九点，才好不容易将他们打发走。下午五点，我们终于来到雪窦寺。天气非常闷热，路上也没有几个人，感觉一直非常压抑。猛地看到松树丛下粉色的杜鹃花时，我们的惊喜便油然而生。从远处看去，附近一两个山坡上全都铺满了红彤彤的杜鹃花。经过一个山坡时，我们不由得跳下去，采摘各种颜色的杜鹃花。它们就像在英国花园里一样娇艳动人，竞相开放，有玫瑰红的，粉红的，还有紫色的。

田野里满是成熟的油菜，微风吹过，随风翻滚，如同波浪，空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而杜鹃花唯有在此处才显得分外美丽诱人，因为有这满地的油菜做背景。到了吃午餐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条水流很急的小河边。小河两岸开满了紫罗兰一样的花朵，不过，从叶子上能看出与紫罗兰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就在这河边吃起午餐来。

河上漂着很多竹排，竹排的两端像军舰似的向上翘着。这些竹排都由五根或者七根毛竹捆扎在一起，捆得并不紧密，缝隙间可以涌出水来。偶尔会有妇女坐着竹排从我们眼前快速划过，竹排上堆着赶集的各种东西。她们的发型都奇特得很，大大的假发髻向后远远地伸出去，并没有紧贴着脑袋。她们的脸画得如梦幻一般，这是我们在中国极少见到的。不久以后，我们也要坐在竹排上顺着河水前行了，我不禁开始想象，那会是种怎样的感觉呢？

午饭之后的景色越发诱人，简直可以和意大利北部的风光媲美。猛地看到路边的一丛灌木，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这是种普通的灌木，不大引人注意。但我多少有些了解，它们与一种山茶花很像，又类似于冬青树，却没有刺，很少见。直到第二天，我的猜测才得到证实，真是山茶花。沿途我们经过很多茶馆，里面卖茶与茶油。不过，一看就知道很少有人真正走进去。

一路上，我们都有小鸟的叫声陪伴，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布谷鸟尽情地唱着欢乐的歌，野鸡也在不住地啼鸣，我们在其中穿行着，享受着。迎面走来两个农妇，一边走一边高兴地交谈。她们身穿一种类似于中国古典旗袍的衣服，看起来很优雅端庄，只是上衣被截掉了一段，露出里面穿的长裤，实际上这样是为了做事更方便。她们和遇到的每个人都打招呼，包括我们。她们的手上抱了很多杜鹃花，一路走过时，地上落了很多红色、白色的花瓣，漂亮极了。

我们爬到一座高高的山顶上，看到了有名的雪窦寺。据说它建于宋朝朱熹在世的时候，是利用山顶的平地建成的。最后一座山峰过于陡峭，抬滑竿的一个年轻人实在走不动了，所以我只好自己往上走。天气潮湿而闷热，我们爬起山来非常费劲。本就心情不好的我，看着远处山顶上的旅馆愈加郁闷了。不过，这种不快很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一座高大的瀑布出现在我们面前，下面是被它冲刷而成的巨大的深潭。峭壁上盛开着紫色的杜鹃花，猛地看起来，如同一位在风中站立、穿着紫色衣服的少女，正顽皮地窥视我们。还有一种长春花一样的常绿灌木，正开着白色的花朵，香气迎面扑来。当然，最吸引我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庙里举行的祭祀活动。

之前，我在中国从没有看到过宗教活动，连一点点迹象都没见过，于是在庙里逗留了很长时间。祭坛前面跪着六个直挺挺的和尚，肩上披着金属扣系着的黄色袈裟，身上套着脏兮兮的肥大袍子。他们连续做了三次起立、下跪的动作。其中一个和尚看起来特别虔诚，每次下跪都会把手放在地下的蒲团上，头深深地低下去，几乎能碰到自己的手。看样子，他应该是这些和尚的头儿，或者主持祭祀的人。

下跪完毕，他们便排起队，垂下眼睑，边敲锣鼓边摇铃铛，绕着庙堂一圈圈地走，嘴里不断地念着经文。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投入，偶尔还能听到他们口中诵念的“佛祖在上，佛祖在上”，语气非常虔诚。其实，欧洲天主教堂的赞美诗与他们的一样虔诚，但那里可没有人围观。不过，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些祭祀者们的一举一动是更加虔诚的。在我看来，他们同欧洲教堂里的那些牧师比起来，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拥有听众。他们在千百年间，一直就用这种方式祈求上苍。

听说这座庙宇的香火也曾很旺，一度聚集了上千名和尚。他们的这种祈祷活动，受到人们的欢迎了吗？其实，只要虔诚，祈祷的形式并不重要。

或许，和尚们很无知，他们所为之投入的并非宗教而只是迷信，可欧洲也不例外啊。深究起来，这里的祝祷方式与罗马天主教廷的没什么区别，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是欧洲人把中国和尚们的这种方式进行了一些延伸或改变。

一扇窗子里，有位老人正在不停地数着念珠，眼睛却紧盯着我们一行人。来到庙里的妇女们，全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手里握着念珠。我们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处宗教胜地。

塔郎山是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又一大发现，就如同他们发现了人力车一样。塔郎山能让人想起英格兰约克郡荒原上的春天，因为它是峡谷中的一片高地，环境与天气情况都让人觉得舒适愉快。每到清晨，薄薄的一层水雾便将这里的一切都笼罩起来。黄昏时分，夜幕慢慢降临，与它一同落下的还有无边的薄雾。起初是远处的山尖儿，接着，山下的村庄与原野，全都覆盖上了飘渺的云雾。雾气中开始还能看到点点夕阳的光，到后来，仿佛世间的一切都被笼罩住了。

你完全可以几个小时都站在塔郎山上，观赏周围各座山峰的风采，因为这里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些山上满是苍翠挺拔的松树，还有些茶树，白色与紫色的杜鹃花才刚刚鼓出花骨朵，非常可爱。山间有些平地，都被农民们种上了水稻。只是，由于冬季还没有真正结束，毛竹那翠绿的叶子还没有长出来，否则就能领略它们最美的夏日风采了。不过不用担心，再过三个星期，赏心悦目的风景一定会降临这里的。山上洋房的主人们真是令人嫉妒，夏日能在这里度过，简直赛过神仙了！

听人说，仅仅六个星期前，山上还有足足六英尺厚的积雪呢，所以茶树上还留着霜打的痕迹。茶树主人告诉我们，眼前的茶树都有七八十岁，最年轻的茶树也有三十多年历史了。我心想：那些意大利的种茶人，会怎么看这些茶树呢？我们看到的大部分茶树都长在大麦田里，偶尔也能看到被一排排油菜隔开的、排列整齐、像篱笆似的茶树。茶树主人说，今年茶叶的收成肯定好，因为冬天下了很大的雪。我可以确信的是，阿萨姆的茶树肯定不会受到上天眷顾——降雪保佑的。这两种茶树，大概本质就有很大的区别。

来到山下，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和尚，所以念珠就更没有了。还没等我们开口询问，村里族长的儿子就主动告诉我们，这儿的村民不需要宗教就已经很本分和善了。在他眼中，一个传教士来这里传教是非常愚蠢、错误的。有人说这里只出现过一位传教士，也有人说，根本就没有传教士来过这里。不过，我们不该忽略的是，六年前就有传教士将房子盖在这里，并经常把这里当作度假和玩牌的好去处。

从雪谷到塔郎山之间有一条山谷，是到达那里的必经之路。这是一条非常迷人的山谷——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流淌在两峰之间，岸边长满密密实实的矮竹林，还有苍翠的树木。这里简直像是圣约翰斯哥特城堡，如此令人流连忘返！在山谷间，我们遇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全都穿着一种奇怪的马靴——实际上叫长袜更贴切——它是用人的头发编织而成的，长度能达到膝盖之上，因为从膝盖那里往下折了一截。当然，如何称呼这种靴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谁穿——那是些拥有熊一样强健体魄的年轻人！我们无法知道，靴子到底是用他们自己的头发，还是用他们情人的头发编织成的。

浙江一带的男人，只要外出，就会把烟斗或刀放在一个灵巧的竹篓里，用草绳系着挂到背后。去野餐的时候，用这样一个竹篓装那些五颜六色的野花，应该非常适合！一个茶商队的头目就送了我一个这样的竹篓，我很高兴。不仅如此，我们还荣幸地被邀请去他家参观。他家客厅有面墙，上面都是奉化工匠雕刻的图案。奉化木雕在宁波是非常有名的，只要是奉化工匠的手艺，肯定都是一流的佳作。据这个首领说，共有五个奉化工匠在他这里做事。就连他们家的大梁上，都雕满了趣味横生又精美异常的图案。我再次遗憾地想，上海的那些欧洲人建造的依然是欧式房子，没有一座像眼前这座，可以称得上中国艺术的结晶。这条雕梁画栋的走廊带给人们的愉悦感，是欧式建筑难以比拟的，即使在里面摆满古董也无济于事。

那些用来装饰的图案都不复杂，与被装饰物很是搭配。这里的人却对此视而不见，或许是灰尘太多，将中国人的眼睛都蒙蔽了吧！他们倒是对这户人家屋顶的燕子窝很感兴趣。在我们热热闹闹参观的时候，那些小燕子居然一点也不害怕，依然高高兴兴地往返着。中国人一点也不反感小燕子将巢安在自己家里，大概在他们看来，与其将它们关在笼子里，不如让这些会飞的小家伙拥有自己温暖的家。

对外国人来说，想在通商口岸获得居住权是非常难的。可在这里，居然很容易就解决了。外国人只要给土地的拥有者出钱造房子就可以，不过得向地主缴纳房租，直到将地价付清。在付款期间，房子的维修费用一律归地主管。这里有四座外国人的房子，相互之间离得比较远，环境很美，令人心情愉快。其中三所，属于宁波的传教士。另外一所，属于海关总监。当然，对游客来说，那些悬崖峭壁、美丽的瀑布、姹紫嫣红的花朵与欢唱的小鸟们，是更有吸引力的。有益健康的新鲜空气，倒在其次了。

晚上，我们就住在雪窦寺里。在这里住宿，有幸感受到了和尚们提供的特色服务——一本“书”。它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看到的旅游指南，旅客们几乎都在尝试，想在上面给后来者留下些人生感悟，还有人简单地介绍了当地的历史。维尔特·梅特赫斯特爵士，曾经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这里的游览路线与游览顺序。当然，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迷人，那些书反倒没那么重要了。书里还记载了很多鸟的名字，可花的名字没有记述。欧内斯特·梅捷先生在书里讲述了一个杀人狂魔的故事。他写道，一个杀人狂魔追杀一个和尚，结果和尚只动了动手指，对方的剑就动不了了。由此，狂魔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最后决定入寺修行。福莱尔医生写下了他对这里的观察与感悟，他最关注的是庙宇门口的两棵树，不知是什么特殊品种。最有趣的一段文字如下：

下面是对上述建议的总结：

这座山的路途非常危险，假如一定要攀登的话，建议您穿橡胶鞋（与保持安静无关），因为这里总会有些水汽存在，雪窦寺里也总会有些石头绊倒你。可不是为了吓唬你啊！这里到处是石阶、山谷、悬崖峭壁，但他们只修了一条石阶。到底是何居心呢？

各种交通工具我几乎都坐过，可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从雪谷出来，我居然整整一天都蜷缩在一个衣筐里，挂在竹杠子上，晃来晃去。这大概就是当地的轿子吧！这一路我们大概走了十个小时，比预想的长得多，只有中途吃午餐时休息了半小时。可是，那些抬着我们走的人，看起来居然一点儿也不累。

双脚终于踏在塔郎山上，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从杉树与杜鹃花中慢慢走过时，你会发现一切都在自己脚下，因为你已经站在山谷间的高地上了，盎然的生意包围着你。之前我还在遗憾，由于时间紧错过了泽林路上的美景，现在终于得到补偿——领略到了从雪谷往塔郎山方向的迷人风景。尤其是那些岩石与并不高耸的山崖，令这里的景观独有趣味。只有艺术家的双手，才有可能再现这些美景。往泽林去的坡路上，长满了繁茂的植物，假如它们并非野生，而是由高水准的园艺师保养的，那么这条坡路同繁华城市的园林景观比起来，也算出类拔萃的吧？

整个山崖的顶部长满了松树，峭壁上盛开着似锦的繁花，下面则是金黄色的矮矮的竹林和一种中国榕树。竹林里新滋嫩叶的蕨类植物，正生机盎然。美丽的田地中，有潺潺的流水穿过。这样的景致无限美好，与岭南比起来也一点儿不差。

塔郎山附近的当地人，对人很是热情，给人一种亲切友好的感觉。走路走得又累又热时，会有好客的人请你去凉爽的农家堂屋歇一歇，喝上一杯香喷喷的热茶。我们没有带面包，身上只带了鸡蛋和盐。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烟和酒，还端来一盆新打的热水，并放进一块布，让我们洗洗脸和脖子。估计，我们很难再感受到如此热情、有人情味的民风了。只是，我们发愁那块布怎么用，因为它即使放在水中，也能看出是被中国人用过了很多次的。

妇女们头上精巧别致的发簪，远远地向外伸出去，我真担心她们的发簪勾出小伙子的眼球。她们那变形的脚，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地。

没想到，这么热的天气里，我们居然在塔郎山上遇到了两场小规模的雷阵雨。下山的时候，变得非常凉快，山涧里弥漫着刚刚腾起的白雾。从五陵谷到大桥，一路上美景尽收眼底，我不禁在心里暗暗赞叹：这山谷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个！同时，脑海中竟然浮现出远在麦德罗的维尔佩拉索山谷：低垂着头的懒洋洋的孤挺花，长势茂盛的栗子树，此时也是生机勃勃吧？不过，五陵谷与它比起来更长一些，景色的变化也更多一些。从日本回来的人说，这儿很像日本，只是比日本的小巧，却又不乏雄浑。同时为这山谷增色的还有一种树，有点像月桂，上面开着白色的花朵。

这幽静的山谷里，飘荡着浪漫的气息，真想把上海搬到这里，沾染些清爽再搬回去。沿着河走到大桥，我们就可以坐船而行了。终于，我们坐上了一种极为轻捷的小船，观赏着一路上迷人的风景。河边看起来很干净、规整，路上都修着石阶。很多农夫在路上走着，到处都可以看到凉亭和威严的祠堂。

我曾经看过些记载，写的是温州周边的快船。这些船让人觉得心情很好，设计得巧妙，而且小伙子们的驾船技术也很高。我觉得快船肯定很刺激，宁波的快船肯定也能有这种效果。

有朋友的船在宁公桥接我们，于是，我们又顺着运河回宁波了。运河两岸的风景同半小时前相比，明丽了不少。杜鹃花色彩鲜艳，可与往日相比竟显得文静许多，像位亮丽的淑女。继续向前行船，两岸的景物再次变得无趣起来。河边一两棵树上，栖息着好几百只像是乌鸦一样的鸟，高挺着胸脯，伸着细长的嘴。翠鸟在我们船头飞着，耳边不时传来布谷鸟的叫声。有一只鸟正发出忧伤的啼鸣：“偶啊——偶啊——”据说，中国人觉得这种鸟会带来晦气。

第二天清晨，终于到达宁波了。吃完早饭，我们就开始闲逛。整整一天，我们不仅买了刺绣，还买了些点心，吃完晚饭才再次回到船上。早上从梦中醒来时，我们正向有名的天童寺驶去，离那些美丽的村庄越来越远，直到再也看不见。

浙江的特色大概应该是凉亭和祠堂，可在我看来，浙江人的怕生与害羞应该算是它另一大特色。我实际上很是内疚，因为这里人的怕生与害羞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以至我好几次都笑出声音来了。

只需要一块大洋，你就可以坐着轿子去五六英里以外的寺庙游览，之后，还能被轿子送回来。尽管路不大好走，却可以坐着轿子欣赏沿途的美景。寺庙里的大殿非常宽敞，那些和尚要的小费也很少。竹林里任你悠闲漫步，庙宇里任你品味佛理。每到5月，山上就会开满杜鹃花，黄色、粉红、紫色，到处都是。可我们到这儿的时候恰好是4月，蝴蝶花还没有到季节，只看到了黄色的杜鹃。

走在山路上，路边偶尔会看到一个凉亭，剩下就全是高大的松树。走到山路尽头，眼前便出现两个平静如湖面的水潭，水中绿影婆娑，如同仙女。路上遇到很多人，大部分是正往家赶的女人。这些女子全都衣着华丽，旁边都有男性亲属照应着，似乎是丈夫带着自己的妻妾出来游玩。不过，也许那些女子中也有他们的姐妹、表姐妹、姑姑、姨妈之类吧。

由于季节没到，路边的凉亭里还没摆出大茶罐子来。到了夏季，附近村里的有钱人家都会出来做善事，为过路人提供满满一大罐子的茶水。有的亭子中还会放上一大块石头，让那些精疲力竭的过路人搁置行李或货物用。中国的挑夫都非常憨厚老实，以至沉重的货物把他们的肩膀都磨破了。只要卸下担子，再挑就非常困难，又没人来帮忙。所以，有了这些石头，他们就能歇一歇了。

真希望英国的慈善机构能把眼光放在现实问题上。六月的时候，火车站能不能免费供应牛奶和茶水呢？只有水也可以啊。能不能在约克郡的荒原上，修建些可以生火的小屋子呢？传教士总有特权花费很多钱到处旅行，有没有人专门检验一下他们的能力呢？他们有本事让一个和尚加入教会吗？在天童寺里，共有200多个和尚。他们都不信教，但是非常友好、善良。这些和尚全都穿着灰色的棉布袍子，肩上斜披着长方形的红绸布拼接而成的袈裟。这样的一件袈裟对他们来说，花费太大。因为他们很穷，所以都是亲手缝制。每块绸布之间都要镶嵌上白边，缝制要非常仔细，做工才能精致。

天童寺里供奉的是玉皇大帝，一个大肚子的神像也在里面笑眯眯地坐着。还有一座庙，里面供奉着三座释迦牟尼像。庙里的大师说，释迦牟尼像身后的佛像是释迦牟尼的母亲。庙里香火很旺，信徒们来来往往，磕头跪拜。和尚们也很忙，正在为一个近来刚刚升迁的官员诵经做法事。

坐船从大桥去宁公桥要花费600文钱，轿夫每人500文钱，负责抬行李的工人每人300文钱，稍微少一些（一块大洋相当于1000文钱或者是2先令）。总之，这一趟的花费并不多，就算把从上海到宁波的船票也算上（15块大洋），都不算多，而且10天就到了。有人觉得日本好，想去那里，我倒觉得在宁波欣赏一下迷人的山谷和鲜花遍地的山坡，是不错的选择。假如你很痴迷于中国的传统习俗，那么天童寺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第八章　九月的芜湖

在靖江与九江之间，就是美丽的芜湖，长江上的众多港口之一。整个芜湖城都坐落在群山之上，林立而不显拥挤的民房之间点缀着很多高塔。一条宽阔的长江支流穿城而过，河面上千帆竞渡，让人产生一种壮观而怀古的感受。领事馆设在山顶，这里的欧洲人居住的范围不大，好在这里视野很好，可以欣赏到周围怡人的景色。海关总监的房子位置最好，在一座更高、景致更美的山上。传教士们则住在几英里之外的一座山上，那里树木茂盛，可以俯视长江的美景。不过，他们的房子周围全都是荒无人烟的田野。谁能说芜湖传教士的生活不安逸呢？他们这些房子，是多少商船船长和工程师们眼馋的对象啊！

传教士的别墅下方，有一所学校，那里有传教士最得意的工作——对年轻人进行教化。山顶上还有一座规模很大的建筑，那是一所医院——专门为附近两省教徒准备的医疗机构。一所混在中国人的平房之间的医院，简直是用来围攻周围中式民居的要塞。

荷花盛开时节的芜湖肯定非常美丽。这里水面极为广阔，覆盖在上面的荷叶与我们的睡莲不同，不是懒懒地躺着，而是像翠绿的大托盘一般挺立着。满满一池塘的荷叶，与排列整齐的、高大的向日葵一起，把欧洲居民的草地网球场围在了中间。在中国生活习惯的影响下，一些外国人也喜欢随手扔垃圾了，以至眼前如此好的美景也很难称得上浪漫，因为总有一股股异味随风飘来，令人郁闷。

尽管芜湖县城并不大吸引人，可这里有很好的生丝。一大束绣花用的彩色丝线，能用很低的价钱买到。周边有几个乡村倒是值得一观，比如金山。我们坐船去那里时，看到了放鱼鹰的小船，数量很多，都挤在河道里。怪模怪样的鸟儿追逐着水中的鱼儿，真像是在英格兰猎狗追逐野鸡的情形。这种鸟儿抓住鱼会交给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吞下肚。

午饭是在一个小码头吃的，周围的植物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到达金山的时候，我们边走边欣赏周围的植物。其中有很多野生的艾菊和紫藤，等到它们的花朵开放时，芜湖肯定更加迷人。脚下不断有野鸡飞过，后来同伴终于抓到一只肥大的沙雉，做六个人的美餐都没问题。左边是一大片开阔平坦的农田，上面飘荡着袅袅炊烟。前面是一座小山，站在山顶，四周的美景一览无余。右边山坳里有一座庙，爬上山顶我们才看到它。考虑到还要跑到另一边，我们都有些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走到那里值不值得。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冒险前往，从近道去庙里。

这条近路怪石嶙峋，非常陡峭，岩石间开放着一丛丛的百合。它们很像孤挺花，大大的花朵清香怡人，每根花枝上都开着至少六朵黄色的百合。我们每个人都挖了些百合的根，双手抱着满满一大捧百合花向那个庙走去。只见门口立着一尊神像，是个笑眯眯的胖子，很像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个爱吹牛的福斯塔夫。三尊代表着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佛像，摆放在后面的供台上，十二门徒分立两侧。这些都没什么可欣赏的。

来到庙后面，我们看到大概40英尺高的岩壁上，居然有无数真人大小的佛像。这是我所看到的，中国最惊人的艺术品了。岩壁两侧雕刻着牛、马，上面雕刻着鸽子，只是在多年的风吹雨打下都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一个中国人说：“看那鸽子，原来是两只，后来飞走了一只。”大概为了保护这些佛像，岩壁上方搭着个破棚子。在欧洲，这样的地方肯定有长长的说明，告诉人们作者的创作目的。可是，在中国，我们一团雾水！即使是当地居民，知道的也并不比我们这些外国人多，他们不怎么了解这些佛像。庙宇后院的一半，属于一尊镀金佛像。另一个院子里有几间非常矮的房子，里面住着两个穷苦、清秀的和尚，面带善意。

我们直到太阳下山才离开那里，夕阳映红了大地和远处的江水。这时，一只猫头鹰恰好从头顶飞过，停在山顶的矮树上歇了会儿，然后从岩石上飞过去，消失在了无边无际的平原上。岩石与污泥被烧焦的草衬托着，异常醒目。我不禁回想起英格兰的黄昏。夕阳映照出我们的轮廓，洒落在黄色的百合花上，令人产生如临天堂的幻觉，可污泥的恶臭和成群的蚊子全都迎面扑来。终于坐在船上了，随着竹篙一点一点，船不断地向前走去。岸上那些围观的人，在落日的余晖中渐渐变成模糊的影子。暮色苍茫中，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梦幻般的色彩，左岸稀疏的竹林，白日浑浊的河流，此时都变得美好起来。在月光下行船，没有了白日的炎热，坐在船上静静地前行，这种乐趣妙极了。

芜湖还有三山，我们也去看了。实际上，它们是三座比周围更高大的山峰。山下也有座庙宇，只是不大吸引人，反倒是庙前的土坡上绿意怡人。我们猜想，到春天时，肯定是满树的紫藤了。爬上其中的一座山，发现它并不美，却很有趣。山顶上有个长满乱草的大坑，人们说它深不见底。实际上，我们还是看到了它的底部。那里有通向周围各个乡村的地道，有很多出口。但谁也不知道这些地道是什么人挖的。当地民间有各种传说，有的说曾经从坑里飞出过一只像鸟一样的动物；还有的说，曾经有一条龙口里含着龙蛋，从这里钻进去，龙蛋落在地上，砸出了这个大坑。总之，说法不一，没有定论。

回去的时候，我们从一个规模不小的村里走过，这里似乎在庆祝什么节日。拐来拐去的大街上，全都铺上了垫子，家家户户挂着灯笼，红色居多，偶尔也有一两个其他颜色的。白天从村里走过都觉得非常漂亮，夜幕降临时，在灯笼的映照下，这村子肯定更令人流连忘返。大街上摆放着上供用的桌子，还有纸花。人们都穿着过节才穿的漂亮衣服，站在门窗后面。我们从每一户人家经过时，里面的男人和小孩就全都冲出来，跟着我们，好奇地看着。这种全村一起行动的架势，我还第一次看到。

一路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大荷塘，以及寺庙。那些古朴的庙宇吸引着我，真想停下来好好欣赏一番，可惜天色越来越暗，后面还跟着好几百人。看来，只有回到船上才能将他们甩掉。还是坐船看仙鹤去吧，这种鸟有着乳白色的羽毛和细长的腿。低垂的夜幕中萤火虫飞来飞去，而我们的小船也像一只胖胖的甲壳虫，闪着点点光亮。

这一周，我们在芜湖过得很快乐。离开时，依旧坐船，只是改乘汽船。坐船沿着长江向前走，两岸棕黄色的土地上，栽种着小米与高粱。岸上的村落掩映在绿树之中，庙宇也全都装点得很精美。向远处望去，青黑色的群山，映衬着点点帆影，帆船往来不断。经过一个镇子的时候，我们发现岸上有很多人，原来是全镇人都被汽船惊动，跑出来观看了。男人们身着蓝色长袍，在岸上挨挨挤挤地站着。高处的阳台上，也站着凝神观看的人，有穿蓝袍子的男人，也有穿着红裤子的女人。岸边还有一堆举着大红伞的人，不知是在办喜事，还是在迎接什么重要的客人。水牛在吃草，鸡跑来跑去，汽船经过的时候，它们也都抬起头愣愣地看着。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在我们眼前一掠而过。至于他们在做什么，我们这些汽船上的人无从得知，也并不在意。可是，这些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的东西，却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第九章　龙王洞和龙丘之行

宜昌东部和南部的地貌与峡谷区不同，峡谷区是石灰岩地貌，而这里属于砾岩地貌。在我了解的范围内，似乎只有西班牙蒙特塞拉岛的砾岩面积，跟这里差不多。龙王洞和龙丘就在这片砾岩当中，而我最想记录下来的，就是这龙王洞和龙丘之行。

我们是在下午开始向龙王洞和龙丘进发的。我和丈夫坐的是人力抬椅。M先生太相信自己的体力，非要步行不可，结果过小溪的时候他只能让人背着了。我渐渐有些不耐烦，因为这里河道太多，我们得不断地过河。直到晚上，我们才到达砾岩地区。一路上，总有石头从高高的山崖上滚落。M先生对我说，那是花岗岩的碎块，你可以想象，能让它们裂成两半的力量得有多大，而花岗岩之间的砾岩得有多么坚硬。河床里一片干涸，满是裸露的岩石，两岸山体清晰可辨，纵横的裂纹如同尺子量着画的。山上满是大大小小的岩洞，远看简直像个庞大的布丁，上面沾满葡萄干。

我们爬到山谷的上边，感觉依然很宽阔，悬崖就在眼前。天渐渐黑了，山路似乎在把我们引向黑色的深渊，直到后来，我们在松柏下发现了一扇门。这扇门看起来很是肃穆，我们认为里面肯定是户人家，结果门里什么都没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向前走，没有勇气是不行的。我好几次都想回头，回到山下的村里。谁知，进门后继续往前走，两个弯之后又出现一扇门。在松柏的掩映下走过石阶，我们终于来到一处院落——龙王洞。

高高拱起的穹洞下藏着几间庙堂，屋里屋外全都雕刻着龙与鹤的图案。拱沿上不断有水流下来，在院子里形成一个小水潭，水帘后面闪烁着客房里射出的灯光。又爬上两段台阶，才是大殿。走到庙后面，我先生和M先生趁着没有灯光，赶紧将带的衣服换上了。这一路攀爬，汗水早浸透了我们的衣服。不过我怕着凉没有换，因为这儿的夜里还是有些冷，直到进了客房小心地四处看看，确定没有人之后，我才敢擦洗并换衣服。

就在我忙着穿衣服的时候，走进三个和尚，给我送来点心、茶和瓜子。我叫住他们，打着手势请他们叫来住持。谁知，如果不讲中国话，这些中国人就不搭理你！他们就像没我这个人似的，继续认真摆放着那些东西，直到满意为止。不过，他们的确把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得恰到好处。吃完饭，桌子就成了我们临时的床铺。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去万佛山了。原野里分布着散乱的田地，河床几乎干涸了，到处都是岩石群，上面满是裂纹和窟窿。一路上，我们还看到了一条瀑布，大概有1000英尺高。山道紧贴峭壁而建，有的就是从峭壁上开凿的。人在路上走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有回头远望时才知道刚才有多小心。稍微陡峭的路上都有台阶，让人感觉还好些。天气实在热，我们一路向上，感觉越来越憋闷，喘不过气来。M先生说，最好能让我们这些登山者吃个橘子。我们在一块较平坦的岩石上休息一会儿，正要继续前进，我先生突然大声喊道：“我必须再休息一下，抽根雪茄，太累了！”

昨天就是因为他们要在山涧游泳，耽误了行程。今天他又要休息，我不高兴地说：“哦？赶紧走吧！”话没说完，我就看到了山路的尽头。原来我们已经爬到了山顶，龙丘就在山谷对面，比我们高出三四百英尺，右边是一堵大约八百英尺高的石壁，一直延伸到谷底。石壁表面非常平整，如同被人雕琢过一样。群山之间高高耸立着的龙丘，就是万佛山了。群山本就很美，在龙丘的映衬下，又平添了一番宏大景象。去龙丘，必须要经过山谷间一座天然形成的石桥，两边就是无底的深渊。过桥之前，M先生把龙丘拍了下来。我走在石桥上，用脚量了量，它恰好是四个脚掌的宽度。

看着简单，要想走上石桥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必须先迈上几节坑坑洼洼的台阶才行。我小心地走到桥上，努力不让自己恐惧，可眼前全是古怪的石头，不由得有些心惊肉跳。这地方最适合用来惩罚罪人，把他们推到深不可测的谷底，就万劫不复，永远不能投胎做人了。白色的百合花与黑草莓生长在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吃到没变红就很可口的黑草莓。

位于龙丘上的这座寺庙很干净、整齐，庙前的台阶也挺完整的。不过，站在龙丘顶上，我们感觉有些憋闷，就再次从石桥回到了对面。远远望去，蜿蜒曲折的长江正在静静流淌。我们期待着能看到从汉口开来的汽船，谁知一艘也没见到。当天夜里，我们住在了龙王洞。庙里的和尚带着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大厨房。里面岩洞可多了，我们沿着台阶走过一间挨一间的庙堂，感觉真是奇妙。第二天早上，我一个人出去玩，更加深了前一天夜里对这里的浪漫印象。

龙王洞后面有个地下湖，人们说可以一直延伸到地底深处。好像有人去探求过真相，走进了地下湖，结果去而无返。湖边停着一艘大船，是庙里和尚的。每到干旱天气，他们就坐船去湖里向龙王求雨，救济苍生。在中国人看来，龙王是负责降雨的天神，所以，为了留住龙王，他们在湖边修建了三座龙王庙。他们觉得这样就可以保一方风调雨顺，不再遭受旱灾了。

岩洞里昏暗得很，可湖水依然很清澈，能直视湖底，总让我担心会一不留神掉进去。水面上飘动着蓝色的雾气，这更加重了我的恐惧，同时又让我很好奇。我们沿着湖边继续前行，前面突然出现一座小庙。庙里好像还有个人，身披袈裟，正盘腿坐在那里沉思，头低垂着。我曾经在伦敦遇到过一个人，他说自己是印度人，还说想使英国人明白，所有的事物都是有灵性的。此时庙里的这个人，真像那个印度人。水汽弥漫中，此人似乎在动。渐渐看清了，原来是一位宋代大医学家的塑像，真是太逼真了。我见过很多中国的塑像，这一尊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

回到庙里的时候，我先生正在和两个身上脏兮兮的和尚交谈。他手里拿着一本破破烂烂的经书，仿佛在问他们什么问题。窗外的山上正飞泻着一股长年不息的泉水，苍松翠柏掩映着山上的岩石。我叫住一个年龄不大的和尚，他有些害羞。通过交谈，我了解到，他家里共有三个孩子，父母为了还愿，才把他送来做和尚的。

下山回宜昌的时候，我们没有走原路。当时雨下得很大，山路泥泞又危险，还不如走水稻田。山下有个叫安乐庙的村庄，村里的河流直通长江。河面上有人在放鱼鹰，这些鱼鹰的脖子上都套着环，默默地捕着鱼。我们从这里上船返航，这么大的雨，衣服倒没怎么湿。

回到宜昌的时候，那里的汉学家笑话我们说：“如此大的风雨，你们都能安然无恙地回来，真可谓奇迹！你们快成名人了！”我先生来不及换衣服就跑去安乐庙了，那里有地方官员举办的欧式晚宴，专门用来招待欧洲人的。说是欧式晚宴，可天气实在又闷又热，以至吃饭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将上衣脱下来，裸露着身体。而我已经精疲力竭，七个小时的艰辛旅途让我躺下就睡着了。

我曾经琢磨过龙王洞地下湖里的蓝色水汽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猜测可能是炊烟导致的，因为当时正是厨房里做早饭的时间。由于这个想法，我再次对龙王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没到过三峡的人肯定会认为，那里两岸的山岩怪石最吸引人，要比普通的石头美得多。三峡的基本地貌是由石灰石、白云石、花岗岩和斑岩构成的。岩石的断层不少，也有很大的起伏波动，可整体看起来，形状保持得很好。一点也不像有的人所描述的那么恐怖，也并不像伊拉瓦蒂或科罗拉多大峡谷，身处三峡之中，你会产生和那些地方不一样的感觉。

往三峡的入口游龙洞走的时候，居然有数不清的蝴蝶在我们周围飞舞。这些蝴蝶种类很多，不停地在我们身边舞蹈着，很快我便认出了其中的八个品种。地上有一只尾巴长长的蜥蜴趴在那里，似乎在迎接我们的到来。它的头有些像蟾蜍，还长个肉瘤，背上对称生长着金色的道道。往水面看去，一只红色的蜻蜓在休息，细长的尾巴打着卷儿。尽管处于少雨的天气，悬崖下的深涧中依然传来潺潺的流水声。

游龙洞再往前，就是太平山。我想，能在这种地方盖所房子生活，简直就赛过神仙了。太平山坐落在长江边，对岸就是高达2000英尺的峭壁，山顶上还有个小小的庙宇。对岸再往前去有个天然的小盆地，四周都是山。盆地右边有座3000英尺高的山峰，峰尖上也有一座小庙。要想征服这座山峰，还真需要些耐力与坚韧。对一个新手来说更是如此，得不断向上攀爬，锲而不舍才行。

当然，假如你没有征服这座山峰的心思，那就可以继续往前走。顺着狭窄得不能通过一顶轿子的石阶前行，一直可以走到三峡尽头的重庆。如果你喜欢步行，那么这儿绝对是理想的地方。我就不再赘述了，因为我丈夫的《三峡游记》当中对这一切描述得已经非常细致了。

第十章　阎王爷的府邸——丰都

中国人去世之后，便会修书一封寄往丰都城。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收到过来自英格兰的信。道士写完信，便将它郑重地烧掉，因为这是将信寄给死人的皇帝——阎王爷的最好方式。人们传说阎王的府邸就在丰都，就像百姓拥戴的真龙天子所在地是北京一样。对自己国家的鬼，中国人十分信服。在他们看来，不能说中文的人就是哑巴，那如果这样的信用英文写，不知道是否可行。可实际上，我真心希望自己写的信能在被焚毁之前到达目的地。

一个小伙子会用英文和我们交谈，他似乎很为此而自豪。他把价目表递给我们看，我被上面的价格吓了一跳，内容是：“冥王祭师五千文钱。”我高声问道：“冥王的祭师是什么？”这个年轻人不露声色地说：“就是那个刚下船的道士。”“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冥王的祭师呢？”我又问。他说：“我就是知道。”

这下可好，必须得准备五千文钱才能看到冥王祭师的风采。山顶上有座建于东汉时期的道观，这位祭师就来自那里。如果不对道观进行保护，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山脚下有一座绿顶子的塔，山上树木茂盛，道观和庙宇随处可见，远望还可以欣赏长江的景色，真是令人留恋。可人们对这些道观、庙宇以及脚下的山峰，都不太关注，所以把这座山献给了阎王。这里就是人们所说的极乐世界。在这儿，什么都难以吸引我们，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都令人感到无趣、提不起兴致。

在山上我们看到一口枯井，离它30英尺的地方堆着很多纸灰。听人说，这口井能与长江相通，所以人们总是想对它的深度一探究竟，便把燃烧的纸扔到里面去。山上立着阎王的塑像，左右陪伴的是他的两个妻子，当然也是塑像。当地人说，右边的塑像里有一具女人的遗骨。传说阎王在三百年前从花轿里抓来这个女子做第二任妻子，而当时，女子正准备嫁给一位活的新郎。当然，我们此时所看到的只是一件精心绣制的衣服，谁知道是否真的有遗骨呢？就当传说是真的吧。

这儿倒是有些趣味，我想买个什么做纪念。打杂的小伙子指了指庙墙那边，原来上面挂着一些小弓箭。我刚要拿下来挑选，却发现它们是当地人为自己生病的孩子祈福用的，祈求让孩子早日脱离病魔与死神的摆布。那个小伙子说，庙前供奉的大钢刀是可以卖给我的。后院有个带龙头的铁井盖，很是吸引我，便想起要给它照张相。我问旁边的人，可不可以将井盖搬出去照相，见没人出来反对，我就请两位英国士兵帮忙，他们答应得很痛快。井盖刚放好，一个道士就来到旁边站着，似乎已经摆好姿势。不仅如此，他还说如果能给他一炷香拿着，拍出来更有效果。中国的这些平民和道士，真是善良的人！

一下子有很多人都想照相，不仅有前面那几个人，厨师和忠州知县派来保护我们的官差也来了，都不想错过这个拍照的机会。这个官差是个又老又迂腐还很固执的人，因为他之前责打过一个淘气的小男孩，我从那件事发现了这一点。那个男孩当时朝我们扔了个小石子，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只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三个英国海军士兵和一只小狗也同我们在一起，由于很多人都来围观，所以我们只好将小狗抱着走。为了把围观的人甩掉，我们专门挑了一条偏僻的路上山，可后面还是跟来了五六十人。来到山顶，路边早就等着很多围观的人。下山时人就更多了，一路上站着一排排破衣烂衫的乞丐，顺着山路站了很远，景致都被他们破坏了。不过，这些人没有恶意，而且很善良。其中一位老农妇很想看看小狗的样子，特意跑过来，请我们将小狗放在地上。

这座山上有三座桥，阎王和判官的雕塑也有几尊。那些桥看起来都很素雅漂亮，据说死后能走过这些桥的，都是那些心地善良的人。女香客们才是最有意思的，她们居然穿着超短裙，戴着大得夸张的耳环。很多乘坐女香客的船停靠在丰都雄伟的城墙下，此时我们乘船顺流而下去往丰都，那些女香客坐的船则往上游驶去。

1870年丰都被毁掉后，当地的百姓在山上修建了新城。可是，洪水倒是可以避开了，生意人却也因此被阻隔开来。再也没有人在新城里面住过，就连衙门都没人。衙门的门楼、兵营早就破得不成样子了。

在丰都，我们换了个新桅杆，旧的几天前就已经坏了，被我们用旧鞋子捆绑着维持了几天，到鞋子也坏了之后，我们不得不用了根破棍子。三天以前，木棍也折了，桅杆倒下来砸坏了船舱。第二天，船又被石头撞了个大裂缝，我们只好将行李扔到岸上以便修船，整整半天时间才修好。忠州知县就是在那时产生了派人保护我们的想法。谁知，后来船再次撞在岩石上，船底虽然安然无恙，纤绳却断了，无奈之下只能漂流，幸运的是没过多久我们便靠岸了。往重庆去的路上，风景已经没什么好看的，还总有人聚众闹事，令人心里不舒服，我只愿能平安到达。

到万县的时候，情况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围观我们的人越来越多。随行的三个士兵，只能努力不让这些人离我太近。忠州江边的卵石滩很美，我想在那里留影，结果，几乎江边所有的人都远远地跑过来围观。当时，随行的英国士兵有五个人。当我们上船离开的时候，那些追着看的人都一拥而上，坐了满满三只船，继续跟着观察我们的举动。这样的围观船只，到后来还在不断增加。

反倒是农民们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因为他们见到我们又吃惊又害怕。我们碰到的最有意思的人，是个云游和尚。他身边有两个随行的人，帮他挑行李。每到有人躬身向他虔诚地说话时，这个和尚就不断地重复“阿弥陀佛”。我猜，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佛祖至高无上”吧？假如你在中国摆出一副好心人的模样，就有可能名声鹊起受人尊敬吧？四川是中国较大的宗教集中地，受其影响，这里的庙宇有很多。

四川同时还是美女集中的地区。经过万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过旁边船上的美丽女子。她们大部分有着红扑扑的脸庞，娇羞而美丽，大眼睛水灵灵的。不过，女性在这儿的地位还没有什么改变，我就曾亲眼见到一个年轻女子被吊在一家人的高墙上。这里的妇女格外美丽，男子也不同于别处的，全都在头上扎个头巾。

冥王的祭师就在丰都城，阴间很近了。这里生长着茂盛的罂粟，还有一群面色很差的人，一望便知是吸食鸦片的。假如你想在丰都得到些人生的教诲，那么肯定就是关于鸦片的危害了。

第十一章　传教士的穷日子

我们总是很关注在中国的这些传教士们。义和团起义之前，传教士的收入是人们注目的焦点。从世界各地涌来的传教士，每年都不少。在中国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到底是每年给这些不会说中文的人200英镑的年薪，还是让四个人平分这些钱呢？这个问题饱受争议。传教士们在中国可以不用自己出钱租房，但须自己支付吃穿、坐车、看病以及中国助手的工资才行。据豪斯波夫先生说，在中国他每个月需要10个大洋的生活费（一个大洋合2先令）。可是，为我们做事的中国雇工却说，他们每个月仅吃饭一项就需要4个大洋650文钱。这么说来，豪斯波夫只用5个大洋350文钱就可以解决吃饭之外的一切了。

不过，把一个平日身处英格兰优越生活中的绅士与中国的劳工相比，似乎不大合适，他们的生活费也该不尽相同吧？夏日的时候，我们去过好几个位于中国西部的传教地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些天主教的传教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传教士的思想深度和素质都比自己国家和中华内陆会的传教士强。当然，这些传教士对我们更是热情友好了。

旅行者总是对某地的风土人情非常感兴趣，可是在中国，如果你想从当地人那儿了解这些，肯定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尤其你还是个外国人，而教士们倒是可以详细地为你介绍一番教堂周围的情况。中国的传教团体很多，如果要说出这些传教士中哪个更好些，肯定会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换句话说：假如天主教的传教士中真的有圣徒，那么他们肯定是我们遇到的中国传教士中的一两个。用新的教义将中国人唤醒，应该是传教士们的任务，不过，似乎也有一些传教士并不适合这份工作。

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时间是最长的。我们最早探访的一个村子，150年前就已经开始信天主教了。只是这里没有牧师常住，因为村里没有教堂，只有村民自己出钱盖起来的一座大房子，里面的堂屋是用来迎接牧师的礼拜室。村里有三个女子学堂，没听说男子学堂如何，不过想来应该是有的。其中一个女子学堂的老师是位老太太，在一个农家大院的小屋子里讲课。学生们总有不来上课的，她们太腼腆，老太太又因为年龄的缘故，有些耳背，所以双方交流得不大顺利。其他两个学堂倒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女孩子们唱歌、读书，只是算术有些费劲。她们都长得眉清目秀，脸庞红扑扑的，眼睛里透着股机灵劲儿。

同中国的其他地方比起来，这个村子的卫生状况要好得多；再看看附近的那些村子，它这个特点就更加突出了。其他村里的人总冒出这样的话：“我是信奉三大宗教的，不会加入基督教。”估计他口里的三大宗教，就是儒、道、佛吧？一个长得很不起眼的小男孩，就曾这样说过。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假如一个村子看起来肮脏不堪、乱七八糟，那么村里人肯定是信奉中国宗教，而不是天主教的。距离这个天主教村不远的一个村子，我们都没敢在里面吃饭，因为那些村民全都脏兮兮的，看起来目光涣散、精神疲惫。和我们一起赶路的男子是个教徒，衣着大方得体，他说自己家就是经营旅馆的。于是，我们顾不上旅途劳顿，毫不犹豫地跟他走了。

这个人经营的旅馆，房间干净极了，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最整洁的地方。店主人说，他妻子的弟弟还在那个天主教村里开了一家旅馆。他们全都热衷于传播教义，每个人都发展了六十多个教徒。原来，信教的村子那么干净整洁，并不完全是宗教信仰的功劳，而要归功于这个积极向上、和谐、品质纯正的团体。鼓励村里的中国人都信教，让他们自己修建教堂，开办学堂，定期派牧师去那里传教——这种传教方式大概是最适合他们的。

往洪庙场的牧师驻地赶的时候，我们在山坡上看到一个小村庄，村民都信教。山坡上的民房随处散落着，成群的牛在其间走来走去。从这里到洪庙场，还得走二十多里山路。牧师住的地方外表庄严肃穆，实际上是三个普通的中国院子和一个小有规模的花园。旁边的教堂并不华丽，装点得简单大方。女子学堂就坐落在教堂的拐角处，与牧师的住所之间谨慎地隔着男孩子的寄宿学校。

我们是在星期天早晨到达那里的，人们刚刚做完弥撒，慢慢离开。很多人还在结伴聊天，或者跟牧师谈着什么。牧师很年轻，来自法国中部的山区。他特意让我们看了看他书桌旁边新装的几块玻璃，似乎很为此自豪。中国的窗户大多是糊着纸的，屋里光线很暗，工作不方便，而这位牧师却可以在屋里办公。他的屋里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只有三把椅子和简易书架上摆放的、从法国带来的几本书，连桌子都没有。

这位牧师平时根本没有饮料可以喝，只有做弥撒时用的葡萄酒。他身上穿着中式衣服，戴着当地的斗笠，去巡视教民的时候，骑的是高大的骡子。在这里，他没有亲人、朋友，只有自己。距离他最近的欧洲人，离这里也有一天的路程，再远些的，走好几十天都未必能见到人。他有一本带插图的旅游册子，上面有他在法国山区的家。我们注意到，他让我们看的时候，视线一直不敢接触上面的图画，即使瞟都不敢瞟。原来，他已经十年没回过家了。法国人感情都很丰富，那些画有家乡风景的插图会勾起他思乡的愁绪。

他说自己没有报纸看，连信都很少收到。我们问：“在漫长的冬夜，你是如何度过的呢？”他说熬过最痛苦的第一个冬季后，就慢慢习惯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在传教士中的地位并不高。假如再来一个牧师，就可以有个欧洲人跟他作伴了，思乡的愁绪也能被冲淡些，信教的那些村子也可以变得更好。因为，一般人是难以承受独自教化中国人的任务的。

花了整整一周，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传教士活动的地区。这里的传教士多些，有三个。打箭炉镇子外面矗立着庄严肃穆的教堂，像个堡垒似的，守护着广阔的田野。教堂的礼拜室非常小，却布置得很是得体。女子学校被中国修女管理得井井有条，尽管只有八个藏族女学生，还很爱脸红，可她们把课文读得非常流畅，歌声高亢而美好。我们给她们出了一些算术题，结果她们全都能够流利地说出答案。

这三个传教士为了来中国传教，准备了很多年。他们不仅自己筹钱置办了骡子、马匹、侍从，还用了很多年劝人们相信基督教义。这样一来，那八个女孩才能在教徒的资助下得到非常好的教育。尽管这些穿着中国服装的神父们在生活上已经很节俭了，可是传教的费用实在太高。不过，他们说，一切还是会继续下去的。这几个神父倒是有些社交活动，却同前面那个神父一样，没有报纸看。这个问题不能责怪任何人，只能说中国的邮政系统存在问题。

教堂的花园开满了鲜花，那里建了一个很大的鸟舍，满是小鸟。接待室的墙上挂着画和很多地图，中国式的庄严肃穆充斥在房间里。实际上，只有这间屋子给人这样的感觉，其他房间并不是这样。我们的来访，让这儿的神父感到很荣幸，这一点跟英国的传教士不一样。他不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我们，而且对政治问题也不避讳。

他问我们：“今年英国大选的结果怎样？你们知道吗？”同时将各个党派参选的人数，详细地跟我们一一报来。他还问我们接到过来自家乡的信没有，并告诉我们，最近那里死了很多人，是霍乱导致的。另外，他还极有耐心地为我们讲述了，来过这里的大人物都有谁，那些人游览过哪里，有哪些经历，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些显赫人物来到这里的时间是以年计算的，而不是月。二十年来，这个地区跟外界仅有的几次联系，就是那些了。

离开的时候，他还热切地跟我们说：“你们会永远记住这里的一切，绝对不会有遗憾的！”他眼睛湿润着，又说：“尽管你们该走了，可是我心里会永远保留这段有你们陪伴的记忆！”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十一年，可他说过的那些经历似乎都发生在他的昨天。我们心里不禁暗想，传教士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后来我们回到乐山，在那里第一次观赏了新教的活动。两个中华内陆会的传教士，和豪斯波夫先生创办的圣公会的一个传教士，住在这个可爱的城市中一座普通的中国房子里。这所房子没有花园，视野也不好，更没有传教必不可少的临街礼拜堂。对于我们的到来，传教士们显得很高兴，不仅向我们表示诚挚的欢迎，还热情地招待我们一番。一般来说，只有英国传教士才会有这样的礼仪。他们的房子不能说很好，可是比起那些肮脏凌乱、异味扑鼻的中国旅店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休息场所了。况且，这里也没有人群来围观我们。

中国内陆传教会的教士，已经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四年。他们说，当地人现在不仅喜欢而且尊敬他们，而刚来的时候，阻力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连房子都找不到。为教士们煮饭、整理内务的用人只有一个；还有一个，是负责传教的福音传教士。傍晚时分，酷热的感觉刚刚退去，他们就开始习惯性地做起自己的事情来。一个负责家里的事，一个要去乡下，为第二天发放福音书做准备。去乡下那位，主要是去劝说人们记得领取，尽管不能以此引领他们入教，却也能改变传教士在当地人心中的形象，从而减少偏见。

非常明显，尽管这些传教士的生活简朴得很，却愿意花更多的钱用在福音书和宣传教义的小册子上。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曾经想过，对领取小册子的人收取些费用，可那些舍不得花钱的人不就看不到上面的教义了吗？”他们用来给自己买奢侈用品的钱少之又少，况且一年才40至50英镑的收入，够买什么呢？他们过的简直是流放一般的生活，可他们不仅没抱怨钱少，也并没有喊苦。在他们看来，这里的中国人是最可爱的，这个镇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这是英国传教士的另一个优点——对中国人有好感。法国的传教士则相反，他们说喜欢中国人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在表达对中国人的厌恶。英国传教士对中国人的这种真诚与挚爱，让我确信一点，那就是：他们真的是在无私地付出着。同那些和他们本性与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是需要一种自我牺牲精神的，他们就是这种情愿牺牲一切的人。

去峨眉山的时候，路上我们遇到连续几天的暴雨。雅岱河水涨势凶猛，无法行船，耽误了我们三天行程。整整一夜，我们都听着屋外的倾盆大雨。天气稍有好转，我们马上派人去打探消息，回来的人说渡口被封了。再后来，我们就看到有房顶和狗的尸体在江面上漂着。当地人说，要是雨一直这么下，就会有知县的公文下令禁止杀生，猪或者别的什么动物都不可以杀了。因为他们认为上天是要惩罚地上的百姓，所以下起了暴雨，为了请求上天的原谅，必须禁止杀生。我们很想在禁令开始生效之前离开这里。不仅温度计外皮在这种闷湿环境中长了霉斑，一路陪伴我们的小狗也不舒服，不住地狂叫，它身上长了几乎一个兵团的虱子大军。尽管我们住的是旅馆的高级包房，可还是想快点离开，因为房间已经开始出现臭味。真想赶紧去峨眉山，呼吸一下干净清新的空气。

这里的景色真是太美了！城墙里面到处是苍翠茂密的树木和绿色的花园，外面则有雕刻在悬崖上的巨大佛像、古老的高塔、小巧的亭子。在三条河交汇的地方，周围都是巍峨的红色砂石山，唯独江心有一座葱郁的小岛。这里也有山洞，其中有两个我们去探访了一番。一个有两层，另一个很深，据说达到380英尺。有的山洞是在天然石壁上开凿出来的，高6英尺左右，凹进去的地方可以让人睡觉休息，还有搁架的地方可以放东西。从洞口精心雕凿的样子看，以前肯定有门用来透气，不过，应该是从里面才能打开。岁月的痕迹到处可见，却无法得知它具体的年代。

中华内陆会在这里的一个传教基地，是唯一能显示此地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不过，它是隶属于圣公会的，大概在经济上可以得到支持吧？据知情人透露，一年40英镑就可以在此地生存。豪斯波夫先生与他的同伴，每年只需要40英镑的生活费，平均每人就只有20英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总有人认为传教士来中国是有某种企图的，所以有人说，应该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到这里过一个夏天，感受一下其中的艰辛。这儿的肉食只有鸡肉和猪肉，吃的盐发蓝绿色，吃的糖要先洗洗，另外还有些乱七八糟的小吃，加起来每年共40英镑的开销。

如果你觉得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旅游和探险，那你知道吗？从上海到这里的运费比从英格兰到上海要贵两倍。不仅如此，在中国任何一个你熟悉的城市一连住上四年，那样的感觉你明白吗？这两个年轻的传教士四年前就来到这里，如今还没打算离开。

大概东山街上从没出现过穿欧式服装的女性，居然有人故意为难我们，他们在台阶上画了个十字架，觉得这样就可以阻止我们走过去。听说最初有传教士来到这里时，当地人觉得他们不是好人，认为基督徒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或许会把孩子偷走，于是，做父母的为了使孩子逃过基督徒的恶行，都在孩子身上画上了十字架。罗马天主教也在这里设立了传教基地。有个神父来四川已经28年了，他说，刚来时吸食鸦片的人很少，只有1%，最多也超不过3%去；如今大概有25%的人在吸了。这个数字在我们听来已经很保守，实际的情况只能比它更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在吸食鸦片，他们正在快速走向自我灭亡。

我用了11天从重庆走到乐山，期间全是陆路。在路上，我发现这里的人与别处不同，全都显得非常虚弱。村里人和我想象的也不一样，我以为他们会背着东西赶路，或者散着步，可是，在那些肥沃的土地旁边生活着的，是面色苍白的村民。这些男人全都躬着身子，似乎不光身体空了，连肋骨都被掏走了。他们手里大多拿着一个小盒子，最初我还以为那盒里是新型的柯达胶卷，后来才发现它比平常的胶卷盒小点，但很结实——这是专门用来吸食鸦片的。

这儿的孩子们倒是很健康，地里生长的庄稼比日本静冈和名古屋之间的还要多。附近有大片的盐场，那里被开采出来的盐井和搭起的井架得有成千上万座。为盐场照明和煮盐的是天然气，也是当地开发出来的。这儿还有一尊高大的佛像，简直令人赞叹——它是用一座山雕成的，草和灌木做成了佛像的眉毛，看起来没有乐山大佛历史悠久，或许是最近有人修整过的缘故。总之，景色宜人的乐山一带，的确是休闲的好去处，双福场是中华内陆会的一个基地，距离乐山有一天的路程。有两个传教士作为豪斯波夫先生的助手，在基地里研究中国文化。其中一个传教士不仅在这里娶了妻子，还有了个小婴儿。他说当地人挺友好的，就是不愿意听从上帝的教诲。就在前一天，当地人还把他分发的印有基督名字的宣传画撕毁了。尽管他来这里不到一年，可住的是中国最好的房子，不仅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室，还有教室。令人欣慰的是，学生们上课都很认真。一座小礼拜堂坐落在街边，后面是个大厅，一到周日就会挤满来做礼拜的人。据说整栋建筑是由两个商店改造的。

另一个中华内陆会把一座官邸作为基地，当然官员早搬走了，只有传教士住在里面。从双福场到那里，用不了一天的路程。屋外有个大花园，还有一大片一直连到山根的空地，屋里有些暗。这里的传教士来中国十年，一直没有与妻子办理结婚证，却已经有了五个孩子。

豪斯波夫先生的另外一些手下，也住在这里，专门研究中国文化。在那场刚刚过去的瘟疫中，传教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短短两年内，已经有十个人先后在这个基地做了洗礼。还有很多人对上帝产生好奇，前来进行了咨询和了解。每到这种时候，这些传教士就会趁机布道。每个中国人都要听上一年布道，才能入教。在我们去探访那里之前，这种传教的工作已经进行得很顺利，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他们都说，中国人愿意聆听上帝的旨意，待人友好。

在去年夏天的霍乱中，八名传教士失去了生命。我们问这些健在的传教士，是不是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连饭都吃不饱，他们只是微微笑了笑。尽管他们的居住条件不错，可每年16英镑的工资中，还要扣掉学校和教堂的房租。不过，同前面那些传教士比起来，这两个基地在吃饭、穿衣和居住条件方面，看起来都要体面些。在英国，中华内陆会的一些成员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当然，其中不乏自身努力的结果。这些人到了中国并加入中华内陆会之后，拿着很低的工资努力工作，很快就累倒了。可是，没有钱治病，只好向别的国家的传教士去借。

实际上，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建立些培养中国传教士的机构，让他们自己去引导同胞听从上帝旨意。中国人过的是简单、朴素的生活，性情和善，比欧洲人脾气好。几百年前，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传教，他们早就不用外国传教士了。从劝道的角度来说，中国传教士更适合于自己的同胞，外国传教士做教义指导，组织一些传教活动就可以了。

第十二章　在重庆农村的生活

我们在重庆住了整整一个夏天。这里是四川的商业中心，离上海有1500英里，如果坐汽船沿着长江往上游走，也只能行驶出500英里左右（几年后，我丈夫第一次将自己的汽船开到了重庆，当时船上只有我们两个是欧洲人）。这个城市里的房子显得非常拥挤，在这炎热的夏季，连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在城边郊外的山上租了块地，想盖个小房子度过这炎炎夏日，知县却跑来阻止。他说当地人对外国人很仇视，我们可以先向当地农民租房住，一起住上三个月，百姓的敌意或许就消失了。还说他可以想办法，劝说农民将房子租给我们。

我在炎热的白天都将自己关在民居里，不出去。在海上旅行的时候，人们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总会写写日记。我也出于同样的理由，记下了自己的农村生活。尽管我没有天天记日记的好习惯，但有趣的事一件也没落下。我的日记里，包含了这段农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1898年7月6日

（编者按：此处日期疑为作者笔误。一则，在这组日记的结尾，作者于日本补记的日期是1894年8月3日；再则，据相关资料可知，作者的丈夫于1898年亲自驾驶一条名为“利川号”的汽船到达重庆，而本章中作者自云丈夫是几年后第一次将自己的汽船开到重庆的。）

上午十点我独自出发，去我们的房东家，他住在长江另一边。两个小时后，我终于到了。滚滚江水从我脚下缓缓流过，这下面就有当地人所说的龙门，实际上，是冬天江水枯竭时出现的一些狰狞的石头。夏日江水暴涨，龙门就在水底，船则行驶在龙门之上。由于天气太热，不得不让渡我过江的苦力休息下，吃点东西。之后，才让他们将我送到了山上的土地庙里。

一到房东家，我就很生气。前几天我就已经要求他们打扫房间，可屋里一点打扫的痕迹也没有，满是灰尘。

我问：“为什么神龛还在这里？我之前就说过让你们拿走的！”

厨师吃惊地大叫：“不能动神龛！”

“那好，可以擦干净吧？”我一边说一边拿起鸡毛掸子，刚打扫几下，神龛上就开始灰尘飞扬了。

苦力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都不敢动它，你更没有这个权利！”

我回答：“那好，女主人来吧！”

女主人伸开双手表示歉意：“我也无权动它。”

苦力们再次异口同声地喊：“她只是个妇道人家，哪里能碰神龛呢？”

男主人走了出来，显得温和而严肃，估计有动神龛的资格。看他那架势，似乎想动手打扫一下，可他的神情却显得敬畏极了。我看他也未必肯做这件事，便独自清理起来，竟在灰尘中找到几样东西。

我说：“菩萨肯定喜欢干净，不喜欢灰尘。”结果，他们支支吾吾半天才说，这几样东西不是佛龛，而是自己祖先的牌位。我说：“祖先也不喜欢灰尘吧？干净谁不喜欢？”男女主人倒是对我说的话很感兴趣，女主人虽然还是不敢动祖先牌位，却同意了我的观点。

我继续说道：“纪念祖先的时候，我们英国人都是摆放鲜花的。”孩子们听了我的话，居然向我扔来鞭炮。大概在他们看来，供奉祖先牌位比放鲜花更能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与缅怀。

最后，在主人的带领下，他的大儿子与他一起擦拭了祖先牌位和香炉。一个苦力把供奉祖先牌位的龛擦得一尘不染，之后又将上面的柜子也弄干净了。龛下的柜子里有些发霉的书，我把它们拿出来在太阳下晒干，抖掉灰尘，再整齐地码放到龛里。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人出来反对我。主人的长子将祖先牌位上的白纸撕掉，重写了一幅贴上，上面写着：“祖先在上，万古长青！”还在牌位上镶嵌了块小镜子。由于我的一再坚持，他们又用清水将祖先牌位洗了一遍。我发现，他们对祖先如此地尊敬，却不会去管祖先牌位下的柜子，谁爱放什么都可以。这简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祖先牌位前有个供桌，主人的长子在上面放了两个坛子。

隔壁的农民一直在忙着纺棉花，织机的声音伴着我们入睡，又伴着我们起床。

7月7日

中国的衣服真凉快，第一次穿上后，我便决定整个夏天都穿它了。今天又是打雷又是下雨，令人心情很压抑。这比长江水面高出700英尺的地方，也无法排解我心中的郁闷。

7月8日

我的窗外就是打谷场，它是用三合土垫起来的，很适合坐下来看风景。可是现在，农民们在上面摆满了纺纱机，不停地忙碌着。我昨天用棉布条和草把脚裹上了，结果弄得很不舒服。女主人要帮我，并给我拿来比她自己那个宽很多的裹脚布，因为我的脚比她的大很多。她给我裹脚的时候非常小心，好像在裹自己的小脚，不仅把脚上每部分都照顾到，而且动作娴熟，让人感觉很舒服。我为此感到惊讶。

我还和女主人一起去爬山了。后来发现不远处的天空有闪电，还传来滚滚雷声，似乎有一场一触即发的暴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于是，我们快速跑到山下，连衣服都没换，躲在屋里等着暴雨来临。中国的衣服单薄些，我被突然降临的冷风吹得打了个冷战。像炮弹爆炸一般的惊雷猛地在空中响起，紧接着，我们就听见有什么东西掉进水稻田里去了。女主人一下子兴奋起来，赶紧跑出去看是怎么回事。我有些乏力，就没有跟出去。原来，路边一间祠堂的屋顶被雷劈掉一块石头，滚到水稻田里不见了，同时还传来一股非常浓的硫酸味。外面早已聚了很多人看。

7月9日

浑身疼痛，发了一夜高烧。尽管当晚下着雨，苦力们还是将我送到了镇上。我丈夫一路跟着，连睡衣都没换，只是将裤子往上卷得很高。苦力们的裤子卷得更高，腿露在外面，显得非常有力量。我又一次认真地穿上欧式衣服，变回了那个欧洲女人。我还是觉得欧式服装更适合自己，穿起来也更舒适些。

7月19日

一早我就闻到了空气中的清新味道。这样的好天气，最适合翻晒草垛了。女主人有个小孙子，脚上生了脓疮，却拒绝用药清洗。女主人正在外面数落他。院子里有一棵核桃树，女主人就坐在下面洗衣服。她洗衣服不用肥皂，只是将衣服放在一个很大的木盆里洗，却能将衣服洗得很干净。

今天是纱线上浆的日子。主人先把米汤烧开，然后把纱线放在里面煮，最后暴晒。我们随身带着的小马需要个马棚，主人腾出个猪圈给它，又另盖了个新的。四川的厕所一般和猪圈连在一起，作为肥料的唯一来源。厕所外表看起来还不错，里面也粉刷过，只是猪圈加上厕所的味道实在令人受不了。

主人有个大女儿，今天一顶轿子将她送了回来。她说丈夫打她了，这真令人心里难受。她的丈夫是个卖布的小老板，自己有个小商店。她请裁缝做了件新衣服，可并没有要求人家在自己丈夫的店里买布料，丈夫知道后，不仅拒绝给她付钱，还动手打了她。

我们拿着把椅子，牵着马来到后山散步。出发的时候已经下午五点多了，看着夕阳下的一切，懒懒地斜躺在山上，一丝伤感油然而生。远处的一座高山上聚集着云朵，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雷雨。在夕阳的映衬下，这座山轮廓清晰，山体闪着金光，顶部很平坦，这就是有名的金佛山，从重庆出发要走三天才能到达这里。不过，到这里度假的传教士已经有两批了。

我们雇佣的苦力当中有个当过兵的，他说曾经与将军一起到金佛山上香。山顶上的庙里根本住不了人，居住环境非常差。他还说，金佛山紧邻贵州省，所以，山上汉人、苗人都有。很多老乡围着我们，热情地讲起其中的一个传教士队伍。那些传教士一共九个人，身边带着孩子和五个拿行李的苦力。我心里想：希望他们能找到住宿的地方。天气实在太热，即使能遇到一些条件不错的旅馆，也不会是一趟舒适的旅程。

夜晚降临，银色的月光洒下来，晚风轻轻拂过我们的肌肤，这感觉真是美妙极了。就在我们惬意得要睡着的时候，一个小男孩跑来非要看我丈夫的洋枪不可。他似乎对枪很感兴趣，整整一天眼睛都盯在那把洋枪上。突然，全村的男人一下子涌出来，手里拿着的不是棍棒就是梭镖。原来，他们在追赶一只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动物，说是它偷了他们的玉米。我们的厨师和苦力们，也都跑过去看热闹。那些男人，白天时已经用石头和土封住了农田边上的一个洞口。现在，他们一拥而上，将洞口挖开，又发现了两个洞口。

一个男人拿着厨师递过去的蜡烛照洞口，烛光在风中晃动着。恍惚中，我们看到跑来两只狗，心里不由得一紧，真担心那狗以为烛光是自己的猎物。农民们恳请我们把手里的黑手杖借给他们，伸进洞口去捅捅里面的动物。我们没有答应，并表示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这好像是野猪的洞，人们用梭镖往里捅啊捅，也没什么动物往外跑。估计那野猪根本没回去，否则，鼻子还不被捅破？

宁静的夜空中，银河低垂，月儿向西沉去。田野沉浸在一片诱人的寂静当中，白天看起来参差不齐的水稻，在夜幕的掩映下竟然平整而美丽。我们站在山顶，边呼吸格外清新的空气，边数着天上的星星：牛郎星、织女星……后来我们就下山回去了。女主人为没能加入追野猪的队伍而感到遗憾，因为家里没人，她只能留下看家。尽管这是个有钱人家，能用烤玉米招待客人，却连根蜡烛都没有，只用一个自制的油灯来照明。说是油灯，实际上只是一个小碟子，里面倒点豆油，再往里放个棉线的灯芯罢了。

7月20日

两周之前，孩子们送来了美丽的卷丹兰，并告诉我，将花苞泡在水里，很快就会开花，美丽极了。每天早上，他们都会跑到我面前，鼓吹一番这花的美丽。如今，卷丹兰没有了，前天他们又送来一种乳白色的百合。在我看来，比卷丹兰好看多了。

前一段时间，厨师跟我们说，他不打算娶四川女人当老婆了。由于之前已经订婚，我们都觉得这样取消婚礼有些不体面，便借钱给他去办婚礼。今天他来请假回湖北老家，说这里的女人又抽烟又抽鸦片，很担心未来的老婆，不知道她是不是抽烟、抽鸦片，所以想回去弄清楚。从他这里我们才知道，四川的姑娘很便宜，10两银子（大概1.1英镑）就能娶回一个老婆，娶两个漂亮老婆也不过才20两银子。假如娶进门才发现，20两银子换来个大烟鬼，那不是亏了吗？不过，他老家的父母和亲人应该很了解那个姑娘。真是一个会算计的人，尽管他没有学过遗传学之类的，却明白影响后代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能否娶个好妻子。中国人总有些奇怪的道理。

我们的一条虾船在江里翻了，账房说：“为了避免出事，我吩咐了下面的人，不能再运虾了。你想想看，虾一腐烂就会被江里的大鱼发现，它们为了救自己的同类，会把船拱翻的。”罗马天主教的教士也说：“肯定有很多灵魂在船上。”

我沿着屋子后面的小山往南走，穿过杉树林时脚下飞过一只小鸟。低头一看，地上居然有个树枝搭成的鸟巢，里面有四个布满斑点的鸟蛋。在我的请求下，苦力们才没去打扰它们。回来的时候，我再次看到从巢里飞出来的小鸟，真是高兴极了。

今天，屋里又爬进一只可爱的螳螂，翠绿翠绿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稀稀疏疏的几颗星星，连月光都惨兮兮的。看样子，又要迎来一场暴风雨了。我们住的农家，房子高大，厚厚的草房顶起到很好的隔热作用，所以，尽管今天高达30摄氏度以上，待在屋里并没有觉得十分热。

7月21日

今天来客人了。一位是房东的女儿，她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回娘家来了。那个孩子还没有断奶，身上穿着他妈妈亲手缝制的肚兜。还有一位客人是个年轻女子，打扮得很是精细，手上涂着红红的指甲油，头发顺着中缝从左右两边向后拢去，上面还仔细地插了一圈白花。她的上衣是镶着白边的白色棉布衫，下身是镶着蓝边的白色棉布裤子。她来了之后几乎什么也不做，似乎很聪明，知道要保持自己客人的身份。房东的女儿跟她完全不同，进门就忙活了起来。她除去给孩子喂奶，剩下的时间全都在帮母亲剥一种荨麻。做粗布的时候，就要用到这种荨麻的纤维。

剥荨麻是个技术活，必须在不弄坏表皮的情况下，将麻杆弄折。我从来没做过这种活，不过，慢慢地，我发现并不难，只要用顺手的工具正确操作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右手握住剥皮器，大拇指插在上面的环里，然后将剥皮器刀口那端插在麻杆上转动起来，左手则拉住表皮，很轻松地就剥下来了。

今天有些阴，外面也不热，可女主人并没有让我帮她剥荨麻。她双手沾满了荨麻的汁液站在那里，说我的衣服会被弄脏的，所以就不用我帮忙了。他们边干活边用方言谈论我，并说：“这个外国人听不懂咱们说什么。”的确，我大部分都听不懂。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挑着两筐玉米花来到村里。那些玉米花有的做成了混着糖浆的玉米饼，有的装在一个个小包里。我身边这些大人没有打算买的意思，连小孩子也兴致不高。只有我买了一块，吃了一点，就递给旁边的孩子了。我吩咐手下人多买些，让孩子们都尝尝。在我的带动下，其他人也都抢着付钱买玉米花，吃得都很香甜。听到有人喊贵，卖主说，这种米花糖运到这里要走很长的路，是从重庆来的。起初我看这种米花糖挺干净，还以为是当地农民做的，听他一说才知道自己猜错了。

当天下午，我们去登山。到了山顶，我们让雇来的老马夫牵着马去接我丈夫。谁知，那匹小马竟然在草地上打起滚来，就是不走。老人很着急，只好蹲下跟小马驹聊天。我们听到他跟小马驹不断地说着好话，简直把它当成了人，我只好走过去帮他。老人刚牵着小马下山，身后就传来一阵马的嘶叫，听起来似乎快乐得很。我们扭头看去，只见一匹马向我们走来，它脖子上挂着带红线球的铃铛，身上配着红色的马鞍，前后各有一个人跟着。

山上有所带着大花园的房子，高大雄伟。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年轻人。他手里摆弄着扇子，向我们走过来，嘴里反复地问我们卖不卖马，想不想再买马，似乎是看上了我们的马鞍和小马驹。最后，他还邀请我们去他家里“耍”（重庆话中尽情玩的意思）。他对我们的长毛狗（中国人口中的狮子狗）也很感兴趣，即使我一再声称不卖狗，他还是坚持说要买。实际上，我早就看出来，他最想要的应该是我们的外国马鞍。他告诉我们，他的马是从贵州买来的，花了50两银子（合8英镑），非要问我们的马准备卖多少钱不可，就这样一直纠缠到了傍晚时分。走的时候他觉得很没面子，给自己找借口说，怕太阳下山时会下雨，之后匆匆而去。

夜幕降临的时候，并没有像那个人说的下起雨来，反而异常晴朗，万里无云。隔壁的纺织工大概是与我们一样的房客，他们整夜都在工作。听着他们的声音，我们简直无法入睡。他们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工作，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我急切地想弄清楚，他们租房要花费多少钱。我们这两间房是那个县官帮助定下来的，三个月6英镑。可是，如果把同样的房子租给中国人，租金就要低很多。房东说他们家的人比较多，为了租房给我们，特意腾出了这两间，所以比较贵。于是，我们退掉了一间房。可是，那房子后来却一直空着没人去住。

7月22日

今天是繁忙的一天，我丈夫要设宴款待附近的16位长者。我们快搬走的时候，那些老人全都来向我丈夫祝贺乔迁之喜，手里还拿着红色的帖子。他们坐了正好两桌，每桌八个人。另外一桌是我丈夫和他请来的六位重庆客人，他们与经纪人把第三桌坐满了。酒菜和器皿都是从重庆定的，每桌4000多文钱，今天一大早就送来了。我们的房间太小，只能在屋里摆下一桌酒菜，剩下的两桌便放在院子里。可外面太热了，我们便派人去城里拿凉棚，准备搭在核桃树下。客人上午11点钟就纷纷赶来，凉棚却直到下午1点也没取回来。

最先到达的客人，穿着一身白色丝绸衣袍，腰里还系着根丝带——他是钱庄老板。开始吃饭了，他脱掉外衣，里面是件黑色短褂，腰里系着的是根灰色丝带。那位经纪人，穿的是件灰色的绢质袍子。我丈夫穿的是白色粗布袍子，一位作家朋友和他穿的一样。那些长者朋友们大部分是短衣裤，只有一两个穿来了崭新的长衫，不过，他们的裤子都显得很笔挺。这是些令人尊敬的长者，他们见屋里凉快，便坚持坐到外面吃，把屋里的位置让给城里客人，嘴里还一个劲儿说自己是乡下人，不习惯在屋里吃。城里的客人请我和他们一起吃饭，但我拒绝了。因为，很多中国人热天都会把上衣脱掉，赤膊吃饭。幸亏今天还没热到那个程度，没人脱衣服。

宴会在下午两点多终于开始了，我就在卧室里面吃饭，他们让人把饭菜送了进来。饭后，我为大家拍了两张照片，那些长者为能有这样的纪念而感到非常开心。直到离开的时候，他们还都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城里的客人在下午4点45分一起告辞，离开了。送走他们，我们到山上看我们的房基地，竟然又碰到昨天那个年轻人。我丈夫邀请他来我们这儿喝茶，在交谈过程中了解到，他只上过一年学，还是在17岁时，此时的他看起来应该是个24岁的已婚人士。之后，我们又被邀请去他家做客。他家只有两口人——他和母亲。他的母亲是位退休官员的遗孀。

宴会结束之后，苦力们马上开始吃桌上的剩菜剩饭。房东家的妇女们也在被邀请之列，此时正围成一圈吃着饭菜，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所有人都吃完之后，一个苦力殷勤地告诉我，坛子里的酒全被喝光了。我相信是真的，可又不能不继续听他说，因为他的语气实在很能打动人。宴会开始之前，我们在大树上挂了很多长长的红色鞭炮，还有穿成了串的红艳艳的圈鞭。我们自己准备的鞭炮已经够多了，钱庄老板又送了很多做礼物，便全都挂上了。可惜的是，很快就都随风飘散了。

按照中国的传统，客人雇佣轿夫的费用得由我们承担，每人100文（合3便士）。客人也给我的用人钱了，具体多少我不清楚。那些受人敬重的客人，也包括我们的房东。桌子、凳子不够，一位长者特意把自己家的带来借给我们。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趁着月色下国际象棋。它与中国象棋的规则有很大区别，村里人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新奇。夜深了，我丈夫就睡在院里支起的一张行军床上，树上还挂了蚊帐。

今天孩子们送来了很多龙爪兰，起初我还以为是“龙舟”（“舟”和“爪”的读音我有些分不清）。这是一种像动物爪子一样的花，花萼、花冠和花茎都是鲜艳的红色。今天是中国的夏至（编者按：此处应是大暑），这意味着夏天最热的时候到了。可是，实际的气温却只有华氏81度，最低78度，时不时还有小凉风吹过。

7月23日

我们牵着马，在山上的林荫道里一路向南溜达。山路很陡峭，尽管修着小石阶，还是很难走。可我丈夫坚持走这里，还打算去参观一个路边的小旅馆。远远看去，那个小旅馆的确很吸引人。大门口两侧有两棵高大葱郁的榕树，对面则是苍翠的山坡。遗憾的是，旅馆周围显得很荒凉，就没必要再将它推荐给重庆的人了。走进旅馆里，客房本是两间大房子，被中间打通成了一间，变得格外宽敞明亮。里面只有一张铺着草席的床，别的什么都没有。尽管房间漆黑一片，院子似乎也很久没打扫过，但是同我们遇到的其他中国旅馆比起来，已经好多了。不过，估计谁也不愿意离开家睡在这里，一晚都不乐意。所以，我们就又回去睡在核桃树下了。

7月24日

我先生早上6点就起床去办公室了，随后我也穿衣起来，出去散步半小时。我爬上不远处那座2500英尺左右的高山（本地最高峰），那里有个山寨。寨子的工事将两座山峰连接在了一起，从寨门那里我正好观赏到了日出。这里一整天的气温都能保持在华氏80至86度之间，空气清新，风光秀美，居然有人还在抱怨这个夏天不好，真是不可思议。

回来后，一些妇女来家里做客。她们从我卧室门口经过的时候，竟然肆无忌惮地往里看，简直拿这里当自己家了，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傍晚坐着轿子上山去，在晚风的轻轻吹拂下，心里才慢慢痛快些。天黑的时候，远处雷声滚滚，大概是要下雨了。我一个人在家，院子里没有任何能够挡雨的东西，所以毫无睡意。厨师倒是毫不介意，习惯性地早早支起行军床，挂好蚊帐，在核桃树下睡了起来。本来就睡不着，旁边还有三只狗，见到人就会叫，我心里更害怕了，可又不好意思说自己不敢一个人睡。

我进院子的时候，那个参过军的苦力已经在椅子上仰面大睡了，椅子就放在我的床边。我问道：“你怎么在这里？”

“睡觉啊，我每天都在这核桃树下把椅子当床睡的！”他答道。

“这椅子以前不在这里吧？”我又问。

谁知，他居然毫不知耻地说：“今天蚊子太厉害！”

我生气了：“即使这样也不能紧挨着我的床啊？搬走，有多远走多远！”

他按我说的把椅子搬走了，可脸上一点抱歉的意思都没有。

现在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女房东正在咯吱咯吱地铡猪草。听着这咯吱声，我心想，他们每天差不多都是凌晨4点起床，估计女房东快休息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安稳入睡了。可是，铡刀依然在咯吱咯吱地响个不停。于是我又想，如此良夜不能虚度，我就坐在蚊帐里，裹着毯子，看着她铡猪草，把这当作享受吧！

夜风习习，清晨来临的时候我才发现，蚊帐都被吹开了。一个男人拿着火把走过，惊醒了院里的狗，三只狗不停地大叫。过了一会儿，农民们纷纷点灯起床了，门口传来洗漱的声音。晨风吹拂，树上的核桃被摇落了。真担心核桃会砸到我的眼睛，想进屋睡，又担心被人笑胆小。我就这样吹着清凉的晨风，犹豫不决地又躺了两个小时。结果，什么事也没有。

7月25日

今天我丈夫出门很晚。他说，在100英里之外的汉口，两个瑞典传教士被杀死了。据说出事之前就已经有人发出警告，请当地传教士按照规定期限离开，不然便会遭遇不测。而当地的官员说他们没法管恐吓者，只能让传教士暂时在衙门里避避风头。传教士们根本没把这个放在心上，觉得是吓唬人的。结果，那些暴民把传教士从家里赶出来，杀死了。到底为什么杀死传教士，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这个案件在汉口轰动得很。

7月26日

昨天夜里和今天一早都挺凉快的。厨师和一个苦力都不能干活了，厨师说自己病了，苦力则躺在床上起不来。自从6月2日我们搬到这里，一直没有欧洲人来做客，今天终于来了一个。此人是苏格兰人，在圣经会里做事。我们一起骑马去散步，说话很少，因为我总是找不到话题，只好沉默。后来我们在山上碰到了姓袁的那个年轻人，他正与他的堂兄一起。我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做客，结果让我后悔莫及。他们居然像小孩子似的，趁我不注意，敞开肚皮吃光了我所有的点心。

7月27日

厨师还在病着，没有好转的迹象。遥远的天边电光闪闪，不时传来沉闷的雷声，不知哪里又下雨了。我们决定去附近山顶的寨子里，那里能看清远近大小的山峰，欣赏闪电效果最好。我看了一下，南边大概有七座山，其中一座挨着金佛山的，听说有9000英尺高。西边有三座山，在阳光的映照下，云彩被镶上了银边，山下的荷塘也反射着银色的光芒，墨绿色的荷叶在水中挺立着。

我们那个小黑狗病了，瘦得只剩一层皮，真是可怜。我们不知道它到底生了什么病，只好按照中国人的方法，用药水给它洗澡。今天给它洗澡的时候，发现它身上长满虱子。我和那个当过兵的苦力不停地为它清理着，花费了好几个小时才弄干净。我每天与它待在一起，却从没好好观察过它。此时我才发现，它没有一只完整的脚，每个爪子上都缺了三四个趾头，即使病好了也会是个瘸子。

7月28日

今天他很早就出去了。我起床的时候是七点钟，当时的气温是华氏79度，感觉有些凉。我打算趁没吃饭的时候去散散步，结果被潮湿的空气弄得浑身湿漉漉的。回来赶紧将身体擦干，换了身衣服。天空一直阴沉沉的，重庆那边的乌云又在慢慢地向这边转移。天气又闷又热，山泉汇聚而成的小水潭里，挤满了绿色的小青蛙；燕子也屋里屋外不停地飞着，大概连它们都觉得憋闷吧？

下午1点我出发去重庆，一路上欣赏着路边野地里种的那些向日葵、稻谷、玉米、谷子、大豆、芋头，还有荷花。它们全都很没精神，向日葵的叶子懒洋洋地耷拉着，芋头和荷花在淤泥里也是蔫头耷脑的，有的荷花已经连藕一起被挖走了。由于江水暴涨，船不大容易找到。这次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继续沿着江边向前走。我们遇到了一艘大船，可船主不愿意让我们搭乘。最后，他收下我们180文钱，每个苦力8文钱，这才答应送我们过江。这价钱比平时足足高出了十倍。

大船开出十分钟之后，水流变得湍急起来，纤夫们害怕被船拖进江里，全都扔下了手里的纤绳。厨师劝我还是回去吧，可他越劝我，我倒越想赶紧去重庆。在我的坚持之下，我们终于在差五分两点的时候到达江对岸。这倒要感谢厨师了，如果他不劝我回去，我怎么能这么坚决地过江呢？当时紧跟着我们过江的另一艘船，和我们的船大小一样。可它的纤绳松开之后就没那么幸运，船翻了，八个乘客中有三个淹死了。

我丈夫早早就派人来通知我别去重庆，江水涨得很厉害，坐船太危险。可送信的人也被江水困住，并未及时送达，所以我才来到重庆。坐船的时候，感觉非常冷，人们说这是因为江里流淌的是西藏雪山的融水，跟上次不同，那回是云南大雨的缘故。

7月29日

头顶上雷声大作，我和丈夫则坐在屋顶晒台等着看闪电。谁知，雷电交加半天，一滴雨也没下成，倒是让我丈夫看到了奇怪的一幕——旁边染坊的一个工人，正在自己家的晒台上朝着打雷的方向磕头。晚餐时间到了，我们就弄了些半熟的葡萄和糖拌碎藕在门口吃起来，最后还喝了些汤，是用鸡、黄瓜和白菜炖的鲜汤。尽管鸡汤和藕一起让人觉得很怪异，可吃起来倒还不错。

7月31日

我昨天就想回去了，却无法成行——江水水位本来就高，又不停地下雨，用人们还病得不轻。今天我打算回去，只带厨师和苦力两个人。谁知苦力因为生病的缘故，找了个人代替他——原来中国人的抵抗力还不如我们，这闷热的天气同样让他们受不了。再次过江的时候，水位还是居高不下，只是流速已经减缓很多。过江后，再过小河的时候，发现石桥都被淹没了。记得以前石桥出水很高，现在只能看到露在水面的石头扶手。回到住处，我们的心情都很好。下午骑马出去玩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荷花，荷塘已经被它们挤满了，只是这些荷花的花瓣比日本荷花的小了一半左右。

8月5日

这几天乌云总是笼罩着田野，可我根本没时间欣赏，一直在招待客人。昨天那场暴雨太大了，我们住的房子差点被冲毁，当时我甚至觉得重庆都要随着洪水漂走了。不过，暴雨过后，气温从华氏85度降到了77度，凉爽很多，泉水也到处汩汩地流淌着。由于气候太潮湿，我丈夫回来就喊腰疼，这种毛病在这里太常见了。为了他，我们出去散步都没敢走太远，只是找个风景不错的地方坐下来欣赏一番。我们遇到一个小男孩，就跟他借东西当垫子坐。这个小孩在卖鸡蛋，办事周全又会说话，不仅借东西给我们，还请我们帮忙把他的六个鸡蛋都买了。跟着去的苦力告诉他，我们每次都要买十个鸡蛋。我很喜欢这个小男孩，不仅买下了这六个鸡蛋，还送了他两块英式小蛋糕。他高兴得像变了个人。

暴雨将沙核桃打落了，一个孩子兴奋地送来四个，谁能想到，昨天夜里他还在痛苦地呻吟呢？这个孩子腿上有种顽固的皮肤病，膝盖以下最为严重，他夜里的叫声让我一夜没睡好。

从上午十点开始下的雷阵雨，直到下午四点才停。尽管刚下过雨，天气还是闷得很。两个用人请假去庙会上拜神，而我们决定去那片杉树林里散散步。

昨天黄昏时分，我看到一个男子挑着大米去赶庙会。村里也有12个人去庙会了，回来后都来到场院里说笑。一个清秀的妇女还向我这边走来，跟我说话。可是，后来我很生气，因为她居然在我回卧室换衣服时，跑到窗口偷看。这实在难以容忍，我用力拉上了窗帘。

夜幕降临，星光闪闪，仙女座和大熊座清晰可辨。估计四川的云雾会嫉妒星光或日光吧？因为它们一般都会在夜晚弥漫开来，让你根本看不到星光。

8月6日

今天只有华氏74度，一早就有种秋意袭人的感觉。实际上，7月3日气温曾经降到这么低过，只是时间很短，两天而已。之后就持续高温，直到今天。6月21日，重庆曾经降到华氏74度，因为那天有雨。今天就不一样了，秋高气爽，凉风习习，天空是蔚蓝色的，上面飘着几丝雪白的流云。我想：这种日子必须出去走走。于是，还没吃早饭，我就跑到山后去了。站在那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凉爽的小风，欣赏着远处清晰可辨的金佛山（这里离金佛山得有四五天的路程）。此时金佛山背后有两片浮动的白云，估计到了晚上，山峰就会被它们挡住了。

烤玉米早就没有了，农民们正在剥玉米棒子，可以用来做喷香的饽饽——一种用玉米面做的饼子，我们曾经在去西藏的路上品尝过。百日红粉色的花朵已经凋零，我桌上只摆放着白色的木槿花。村里学堂的先生总是来我这里，每次都带着一个年轻人，起初我以为他是先生的助教，后来他自己说这个山寨是属于他们家的。150年前，他的祖先用两万多两白银盖起了这座寨子，现在他想卖掉它，价钱是8万两。一年下来，光山寨和周围的稻田，就有600两收入。寨子里大约住了100人，他家在寨子后面。他说自己家非常大，还有个美丽的花园。他邀请我们去那里做客，我们高兴地答应了。

这种晴朗的天气非常适合晒种子，阳光下摆放着一筐筐还没剥开的玉米棒子。一些红白相间的花生也被人摊在地上，翻来翻去，准备晒干后收到筐里去。

傍晚时分，我们又上山了。这里的景色还是这么美，林中飞来一群投宿的大鸟，像是野鸡，苦力却说大概是坚鸟，吃不得；空中也盘旋着很多鸟，在夕阳下不停地飞翔，那情景很是动人。

8月7日

今天我去重庆了。之前我们住的农家，早上才华氏72度。重庆竟然是92度，简直热得让人难以忍受。先去城里看了看信件和报纸，结果令人很失望。我们很久以前寄出的一封信，到现在也没有回信，连报纸也没有。如果一切顺利应该是5天送一次信的，上次收到回信已经是四周之前了。账房管事的妻子和经纪人的妻子说，准备在天主教会馆款待我一番，请账房管事转达我。可是，我得回自己的住处，就婉言谢绝了。那些苦力懒惰而又狡猾，他们不想回去，就找人替他们送我回去了。路上，我看到了一片种着生姜的田地，地里的姜苗长得很像甘蔗，栽种得非常整齐，隔上两行就有一道5英寸宽的沟。田野里飘荡着一股生姜味，可摘下叶子，却一点姜味也闻不到。苦力说成熟的生姜要长到两英尺高，这片地里的只有一英尺高，显然是新种的。天黑了我们才回家，路上有几只萤火虫飞来飞去。

8月8日

今天去袁家只见到了年轻人的曾祖母，他家其他人都去重庆了，只剩这位老人看家。她已经77岁，说话却非常清楚，眼睛和耳朵也都很好使。她说自己腿脚有些不灵活，所以不能陪我们去花园。上次来的时候，山茶树上一片绚烂，现在花都没有了，只有那些颜色各异的树叶留在那里。远远地就看到一大片红得像火一样的叶子，近了才看清，原来是百日红。依然在园中绽放的，还有一株栀子花和一种很常见的珊瑚色的花。它们不仅名字好听，花也好看。

我们的苦力对一口棺木很感兴趣，据说，那是为老妇人准备的。我丈夫说，按照中国的习俗，等会儿我要对老妇人说我看到她的棺木了，并且要夸奖一番做工才行。我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做。这位老妇人衣着朴素，如同一个穷苦的农村妇人，可她一言一行都显得很符合身份，很庄重。我今天是穿着中式服装来的，这里的仆人不住地看我，并不断地夸奖我穿着好看；可我穿欧式服装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么仔细打量过我。可以看出，这些中国妇女很欣赏我穿的中式服装。

这座房子的墙上，挂着一幅水彩肖像画，上面是个身穿官服的人——据说是这家人的祖先。画中人物的面部很有立体感，给人一种浮雕的感觉，而不是水彩。

打谷场上晾满了花生，颗粒饱满的玉米棒子则像干草似的堆在一边，等着人们来剥皮。房东的生意主要是零售煤，他从煤矿买到煤，再到重庆卖。今天他就是去附近最大的一家煤场谈生意了。由于房东的女人聪明能干，孩子和农田基本上不用他操心，所以他才能有精力做做煤炭生意。

那个有皮肤病的孩子没有去医院治病，女主人说他太淘气，也担心他在医院会吃不上饭。她总觉得医院不会那么慈善，居然会给孩子饭吃，即使真的提供饭食，她也觉得人家居心叵测。她倒也没有猜错，医院的图谋的确存在，那就是让病人相信上帝的存在。这样的改变对于这个满足于现实的女人来说，绝对难以接受。由于得不到医治，小孩子很难安静入睡，几乎整晚都在痛苦地呻吟着。他妈妈说，等天气凉快些就会好的。果然，如今孩子的病有了好转，夜里能睡得踏实些了。

8月15日

我的日记里曾记下这样一件事：可怜的小狗病了。现在这条小狗整晚叫个不停，吵得人睡不着。8月9日我将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扔进了一个大筐。当晚，我开始关着前门睡觉。夜里下起了雨，一直没停，天气越来越凉。到了第二天晚上，雨没停，天倒开始闷热起来，我只好又开着门睡。早上起床时我丈夫说：“怎么睡了一晚还是困，跟刚上床似的？这里实在睡不好觉。”

我并没注意他说什么，只是在看我的衣服：记得昨天我把它们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旅行箱上，现在却在地上胡乱地扔着，箱子里的东西和柜子里的衣服也都扔在一边。窗台上的刷子一向放在里面的，现在却跑到了窗台外面。烛台上的蜡烛短了很多，也被放在了窗台上。床那边的地板上，散落着我的墨镜和腰带……我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来到客厅，这里的灯也被人使用过，灯罩还被拿下来放到了一边。我们仔细找过之后，确定我的手表不见了，应该是小偷来过。同时被偷的，还有我们的眼镜、我丈夫的指南针、他所有的中式服装和我的很多欧式服装，另外，我们一直带在身边的勺子、叉子、床单和桌布，也都不翼而飞了。过了一会儿，一个苦力从外面抱回了我的衣服和湿透的毛巾、餐巾，他说是在玉米堆边上看到的。中国人的衣服都是整块布做的，而这件衣服是用一块块布料拼接而成的，不是中国人喜欢的样式。

我那小狗也很反常。以往它只对用人友好些，见了女房东都要叫的，要是夜里来人，肯定会从筐里跳出来，今天却只是在里面老实地躺着。我心里琢磨，肯定是有人给它吃了什么药，所以才睡得这么沉。房东去报了案，此时从外面涌进来一群维护治安的人。他们左看右看，不时议论着什么。不久，衙门派来一个了解案情的官差，他只是坐了坐，什么都没干就走了。又过了几个小时，三顶从衙门来的轿子到了，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给人的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看起来非常冷静。他们面无表情地要了一份失物清单，又做了细致的笔录，最后告诉我们会去搜查当铺的。村里人没有一个出来为自己辩解的，一点都不关心自己会不会成为嫌疑犯。

雨一直下到昨天才停，马棚里的小马关得太久，一出门就兴奋极了，不停地在路上撒着欢儿跑。山顶上有些农家孩子在采山楂，一边采一边往嘴里放，吃得很高兴，还大方地跑来送我山楂吃。我觉得这些小山楂一点也不好吃，什么味道都没有。我想让马遛遛弯，就让管马的老人牵着它去山下等着，自己则站在山上欣赏风景。此时夕阳西下，无边的旷野，风景如画。这匹小马已经长到4英尺4英寸高，身材匀称，非常活泼、淘气，它以为该回家了，想立刻从原路回去，猛地挣脱了老人手里的缰绳，在陡峭的山路上飞奔起来。很快它就跌倒了，不过，幸亏身体没事，只是摔坏了马鞍，我们又有备用的，所以不必担心。

去年旅行了好几个月，我从没用过大的穿衣镜，有面小镜子一直陪伴着我，谁知现在它也丢了，这让我火气很大。另外，皮带扣子也被小偷拧掉了。我丈夫说，那些中国贼大概烧了迷魂香什么的，否则我们怎么会睡得那么沉？两个箱子、一个柜子、一个抽屉以及一个盒子，这么多东西都被翻遍，而我们没醒，不是很奇怪吗？大概担心关盒子会发出声音，那些贼把我的一只拖鞋插在了里面。房东家也被偷了，可奇怪的是，只是丢了两个烛台和两顶草帽，东西却没有翻乱。由于下雨，房东家的狗当晚是关着的，平时则放在院子里；而我们的另一只狗也因为这个缘故，被关在了后面的厨房。

早餐之前，我在外面骑了很长时间的马，想用这个方法忘掉被盗的事。大概又要有暴风雨了，空气沉闷得很，站在山顶都感觉不到一丝风。房东一家子正在房子旁边的地里，忙着拔玉米杆。田地里挂着一排排红彤彤的辣椒，水田里的芋头也到了收获的时候。

8月16日

今天我采了朵向日葵放在卧室里，这种花在田野里随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葵花淡淡的香气。昨天那么闷热的天气，坐在屋里都能闻到附近那三潭死水散发的淤泥味儿。这里的土地贫瘠，岩石比较多，所以那些淤泥是田里的主要肥料。核桃被雨水打落很多。由于天气实在太憋闷，昨天我又睡在了打谷场。夜里与我作伴的，有无数疯狗的狂叫声、警笛似的蝉鸣声，还有远处闪电的余光。

我觉得自己一开始就该记得详细些，把孩子没有挨打的日子和天没有打雷下雨的日子都记下来。可细细一想，这种日子几乎没有。不知道女房东今天是用什么工具打人的，那个小男孩不停地喊叫着，我真想过去看一看。记得上次，女主人用个粗大的柴火棒追着打，那孩子不停地胡乱跑着。今天不同，她拿了根小木棒，打在身上的声音令人觉得恐怖。还好，小男孩的父亲及时出现，给他求了情。

我那小马驹似乎体会到了自由的乐趣，昨天又差点从马夫手里跑掉，大概想再次自由奔跑一回吧？今天早上我出去遛弯，又带上了它。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看小马驹打滚儿撒欢了，当然得把马鞍子卸了。欧洲来的小马像孩子似的，不喜欢受约束，而我们的这匹小马看着更像小婴儿。不过，一到晚上它就换了另一副样子——严肃认真，看起来很成熟。别看它小，干起活儿来一点不逊色，即使驮着东西，一天走30英里也毫不费力。

村里的大人和孩子大概把玉米秸秆当成甘蔗了，都在津津有味地嚼着。村里还有葡萄架，上面的叶子绿得像是刷了层清漆。他们说葡萄每年都会长得密密实实的，如果等它们成熟不知道要多久，所以总是早早就摘下来了。看着他们吃得美滋滋的样子，我怀疑他们有没有见过成熟的葡萄。他们让我也品尝一番这没成熟的葡萄，我的脸上大概写满了惊异，他们看了哈哈大笑。

8月17日

大家都去动手剥玉米了。还记得去年在丰都看到的情形：农民们把玉米棒子挂到墙上晾晒，每个人家的墙上都是一片金灿灿的玉米，好看极了。

今天，我终于知道农民为什么种木槿了。原来，这种花可以被做成一种清凉可口的饮料，有消暑的作用。做法很简单，只需去除花萼，取出雄蕊就行了。

今天早晨的气温是华氏82度，达到了近期的最高温。不过，由于有风，倒是没有闷热的感觉。晚上，我们照例睡在院子里。现在不用担心核桃砸人了，因为整个夏天我只被砸中过一次，还是打在胳膊上，什么事都没有。农民们只吃从树上掉下来的核桃，从来不主动将核桃弄下来。我也从树下捡起三个核桃，带给没吃过新鲜核桃的城里朋友。

房东那个嫁出去的女儿在为我丈夫编织衣服，那是一种草衣，不仅穿着合身，还漂亮得很。我请她给我编个装睡衣的小包。她说一个包得用上一个月时间，我得付她1000文钱（合3先令）。我的确曾经给了一个裁缝1000文钱的工钱，大概她看到过，所以这么信口胡要价钱。我一个朋友编过这样的包，只花了400文钱。当然，我这个包大概比别人的费事些，所以给了她600文钱。

8月19日

今天终于喝到了木槿汤，是我们的厨师做的，味道很好。由于天气太热，账房的头儿派人来告诉我丈夫说，天太热，做生意的肯定少，过一星期再去上班。这样的季节，那些乡下的仆人都脱光了上衣干活，于是我们眼前晃动的全是白白的半个身体。不过，与我们同行的那个欧洲小伙子并没有脱。

昨天黄昏时分，我们散步回来，房东一家正在款待袁家的两个年轻人，桌上摆着中国白酒。这两个人送给我一些花生，并说想看看我先生的打字机。还邀请我们再次去他们家做客，说上次他们去重庆了，没有招待成。于是，下午五点多，我们开始往袁家走。之前为了等我先生穿上长袍，在门外等了好一会儿；后来为了让仆人们把衣服穿上，又在路上停了半天。

一进门就看到很多纸糊的马、轿子和仆人，堂屋墙上挂着他家祖先的画像，一个道士正在念诵经文。我们这才知道，今天是他那位83岁去世的祖父的生日。袁家老五，也就是我们最先认识的那个年轻人，正在外面骑马，出来接待我们的是另一个年轻人。过了一会儿，进来一群衣着简朴的妇女。她们见到我们并没有鞠躬，但是也没有请我们入座。我以为她们都是袁家的用人，因为她们的罩衫和裤子料子都很普通，做工也不怎么讲究。

这时，跟我丈夫谈着话的那个年轻人走过来，开始介绍。原来，刚才那些妇人当中居然有他的母亲，而且第一次来袁家似乎就是她接待的我们。不仅如此，老五的母亲、妻子、妹妹都在其中。这些女人提议，让老五的母亲带着我和丈夫到处看看。这位母亲高挑秀气，容貌美丽，脸上流露着温和与诚实，跟他高大壮实的儿子比起来，简直差别太大了。转了一圈之后，我们征得她的同意，打算去她的卧室看看。老五的母亲请我们喝茶、吃发糕，其他妇女也都跟了进来。

这些妇女打量人的时候，很像那些贫穷的农家女，不仅上上下下哪里都仔细端详，还要掀开我的裙子一探究竟。就在我和老五的母亲聊天的时候，老五的妹妹居然招呼都不打，就悄悄用手去摸我背后的衣服褶边。我费了半天力气，才弄明白老五的母亲跟我说的话。她说自己每天上午10点起床，然后抽鸦片或者是“耍”，等到晚上10点就上床睡觉。她还说自己没有读过书，什么活儿也不会做，连饭都做不了。并说，她的两个女儿也没有读过书。我无法弄清她说的是否属实。

我们出去的时候，老五恰好也刚回来。一个小伙子正搀扶着他往花园走，原来他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那群小脚女人也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直到看到那口棺材才停下来。刚才那老妇人也出来见我们了，却没有说什么。此时这群妇女笑着说，棺材的主人就是老妇人。其中一个妇人还用自己的身体做示范，让我们明白老妇人将来就是那样躺在里面的。屋里有十多个装满纸钱的盒子，准备让道士烧给去世的祖父，据说只要烧掉，去世的人就会在阴间收到。

回到屋里时，几个写字漂亮的人正在写信给去世的亲人。小伙子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一棵百日红，还告诉我们，只要在树干上划一下，树叶就会自己动起来的。风一吹，树叶肯定会动，可划一下树干就动，难道会是真的吗？或许只是个传说罢了。老五太活跃，见树上有几朵粉红的花，竟然要去给我摘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居然和我们的一个苦力，把我和椅子一块儿抬起来，走出去有100码的距离。当时我怀里还抱着小狗杰克呢。后来，这两个小伙子终于把我放下，转身又跑去看我丈夫骑马了。

晚上回到家，我们一起坐在月光下乘凉。后来天色越来越暗，凉气袭来，我们就回屋睡觉了。还没等我睡着，外面刮起了大风。早上，大雨终于来了，屋里出现了漏雨的地方。

8月22日

今天星期天，下了一天的雨。黄昏时分，我们进城去了。一路上，我们看到有在田里收辣椒的农民。江边堆有纸灰，据说是给淹死的鬼魂烧的。江水水位居高不下，人家都不愿意送我们过江，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答应送我们的，只是得给他300文钱。平时坐船，一个人才60文钱，两个人120文钱，而苦力每个人只要8文钱。我们那厨师价钱都没讲，就同意给他300文钱了。谁知，过江之后，厨师只给了那个人120文钱。最后还了半天价钱，厨子以160文钱打发了船家。

我们问厨师为什么这样，他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假如直接给他160文钱，他肯定不答应。假如我们不答应给他300文钱，他又怎么会送我们过江呢？可现在呢，他不是也很快活？尽管只拿了160文钱。”我们明白，的确是这样的。

昨天去买东西时，我们被街上飘着的辣椒味儿呛得很难受。下午去教友会，差不多见到了当地所有的传教士。城门外的坟场上，燃烧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纸钱，浓烟滚滚，熏得我简直喘不过气来。直到回来的时候，天色都暗了，烟熏的气味还没有散尽。江边与城门之间，有很多的坟地，正在燃烧的纸钱几乎到处都是。夜色朦胧，这情景倒也很是悲壮。当然，我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城外肯定有更多的地方在烧纸钱。

今天早上回到住处，洁净的空气令人振作起精神来。城里的空气简直令人晕眩，哪里都是烟雾腾腾，几乎呼吸不到氧气了。

8月26日

女主人昨天拿出来很多纸钱，她的大儿子这几天则在展示自己最好的书法——给去世的亲属写信。这些亲属，包括他的祖父、叔叔在内共11个人。他有个名单，所以能精准地算好每位亲属应得的纸钱。桌上放着酒，还有小男孩儿们送来的筷子，房东便围着桌子的三个边摊开纸钱。桌前的香炉里已经点上了香，正在燃烧着。房东来到供桌前面，对着祖先的牌位恭敬地磕了三个头，之后在桌前烧了纸，还往地上泼了两杯酒。做这一切时，他的表情极为凝重。之后，人们将酒菜撤下去，吃掉了。

到了晚上，房东一家人开始烧那些写给去世亲人的信，火光绚烂极了。房东邀请我们与他们一起吃饭，可是我先生很晚都没回来，而我也有客人来访，所以婉言谢绝了。昨天，一个传教士为了锻炼身体、呼吸新鲜空气，专门来拜访我们。我陪着他上山，从上午九点一直溜达到下午一点。恰好这时候袁家请我们去吃饭，而用人说我先生还在重庆，所以我谢绝了。

昨天是8月25日，天气晴朗，和风习习，特别适合外出散步。身边不时有蜻蜓飞来飞去，它们的色彩比初夏时要丰富明丽得多。蝈蝈也很多，我最喜欢一种红脑袋的蝈蝈，它的背上还有琥珀色的花纹。

几个晚上的夜战终于结束，房东家的玉米剥完了。

9月3日

上个星期二，8月29日，大概是今年最热的一天。重庆一间病房的温度居高不下，连续12个小时始终保持在70至100华氏度之间。农村虽给人一种更热的感觉，实际上温度却一直在87华氏度左右，而且吃过午饭天气就开始有凉意了。那天风很大，走路都很费劲。到了第二天，温度就降下来了。我回到重庆时，气温已经下降到华氏72度，即使穿上厚衣服也觉得有些凉。

茶树开花了，人们开始高高兴兴地收割水稻。为了避免被大风刮走水稻粒，每块农田都拉起了挡风的屏障。人们在屏障后面打下稻谷，然后装起来运走。

昨天，女房东穿着新衣服来我们这里，求我们救救她。原来，就在盗窃案件发生之前，给她织布的男人失踪了。如今，衙门里的官员一再要求她说出那个人去哪里了。可她一点也不了解那个人，哪里说得出他的下落？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在怀疑那个织布的男人，所以并没有答应帮助她。

我们这些在华的外国人及我们的直系亲属，被偷或抢之后，当地政府有义务一查到底，找到我们丢失的物品；如果找不到，他们会照价赔偿我们的。

我昨天买了些印着蓝白图案的床单，用来做桌布。另外还买了些枕套，准备做椅子垫。为了印花，工人先要制作模板，将花或者图案刻在上面印到布上，最后在图案上刷石灰后染色。等到布干了，把石灰刮下去就可以了。这种工序做出来的花布，会越洗越漂亮的。我花了一块银元才买到这块桌布，尽管卖的人要的价钱比这个还要高，可我觉得已经不便宜了。我们还看了看绢，有些是没有染过的素绢。那些染上美丽图案的绢很吸引人，一共有10块，每块有60英尺3英寸长，我真想把它们全都买下来。城里可以享受讨价还价的乐趣，而乡下可以享受到令人精气神十足的、凉爽的风，这一点是城市永远都比不了的。

9月5日

昨天，两个裁缝来为我做晨衣。我要求里面加上丝絮，衣服边絮些棉花，好让它平整点。他们说，这件衣服得花8天时间才能做好，所以得带回去做才行。可如果这样，他们完全可以将丝絮换成棉絮，我又监督不了。不过，领头的裁缝是个教徒，应该不会当着上帝的面欺骗我吧？他是云南人，脸上一副不露声色的样子。我感觉他是伊斯兰教的教徒，他自己却说不是。

早上出去散步的时候，看到水稻田里一片金黄色的稻茬，玉米也都被砍光了。远望去，这片田野如同荒废的花园，只有稀稀疏疏的几棵向日葵在田边挺立着。地里已经种下了萝卜和大豆，不过，现在还没有发芽。

9月7日

昨天骑着马在山上溜达了很久。经过低矮的栎树丛时，小马一遇到看似危险的地段就会停住，看我的反应，假如我不下马，它会继续轻松前进。它只来过两次，可在我迷路的时候，它居然能将我带回到熟悉的路上。骑马的时候一直在下雨，时不时还刮来一阵风，帽子戴不住，只好摘了下来。我们刚回到家，雨就大起来了。到了晚上，变成了暴风雨。狂风吹得核桃不停地往下掉，孩子们忙不迭地捡着，快乐得像是蹦来蹦去的蚂蚱。

大风吹坏了我们的一块窗帘，又一下子刮断了核桃树的一根树枝。我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才能挡住这大风大雨。这么大的雨，客厅只有一处漏雨真是万幸。卧室漏得最严重，只能用来换衣服，没法住人了。

这里一下雨，山上就非常泥泞，欧洲的山好像不是这样。房东一家子一边在屋里跺着脚，一边青灰着脸抱怨太冷。孩子们的裤子都湿了，所以裤脚全都卷到了大腿上。不过，我倒没觉得很冷。我们弄了些干草铺在一个篮子里，让小狗杰克躺在里面，看起来它简直是只惬意的猫。我们也把马牵到了马棚里，让它暖和些。

9月11日

再次回到农舍时，天气晴朗得很，风和日丽，碧空如洗。一切都显得很美好。星期天一整天我们都消磨在了山上，直到晚上才去看望几位传教士。他们听说这里空气很好，也打算租房子住下来。他们租了一处大宅院，位置比我们的农家院子低150英尺左右。那所宅院比较豪华，还有个带围墙的大花园，这一点让传教士们非常满意。可我不大喜欢，花园倒是挡住了风，蚊子却被留在了房间里。我们去拜访的时候，传教士们都不在，接待我们的是房东一家。他们热情得很，完全把我们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客人。

这家的女主人看起来很端庄，手上还戴着琥珀色的手镯。我们的房东与这家人认识，似乎租过他们家的土地。他现在正兴味浓厚地看教会的宣传册，并不时与同来的传教士交谈着什么。其中一个小册子上，印着为英国阳光牌肥皂做的广告，画面上是三个用脸盆洗脸的女子。我们的房东觉得，那是三个英国菩萨，正坐在莲花宝座上。对于当地官员到处搜查我们被盗物品的行为，这个有宗教倾向的男人很不满意，而今天遇到的这位女主人似乎也不大高兴。因为那些官差一来，就在一些人家里白吃白喝。为了招待他们，穷一点的人家已经开始变卖家里的衣服了。女主人和我们的房东，希望我们能从中调停一下，想想办法。

我猜想，中国人为了得到破案线索，采用的就是官差这种逼迫方式吧？

花园里开放着红色的百合、凤仙，还有一些五颜六色的茉莉，一派生机。我们的房东邀请我们去土地庙看看，并在那里吃饭，我丈夫跟他去了。回来的时候，房东很不高兴，说那个庙里的和尚太懒惰，一心指望别人的捐助。以后，他宁愿捐钱给公路、铁路和免费的渡船，也不会再给庙里捐了。原来，他去这一趟是有这个不与人说的目的。每年粮食收割完毕，他都得给和尚送香火钱的，这下子以后不用给了。这就是中国人，做事总把真正的目的隐藏起来。

今天有个女传教士一直陪着我，房东不停地向她提问题，就是来这里做什么、能挣到多少钱之类的。我丈夫对他说，这位女士来这里唯一的目的是爱，她爱这里每一个人，并愿意无偿帮助他们；她富有得很，根本不缺钱；并说，我丈夫曾经劝她别来，因为这里的人不喜欢她，更不需要她的帮助，还不如趁早回家。

房东说：“怎么会不喜欢她呢？只有坏人才会不喜欢她，她帮助的穷人都会感激她的。”

女传教士告辞离去的时候，那个女主人送给她两个石榴，还有些核桃。

傍晚回来的时候，房东手里还攥着那个宗教宣传册，脸上写满困惑。由于视力有些问题，字又小，他看得很费劲。他送我一束红色的百合花，还问我上帝是什么，是不是与天主一样也代表着天与地。罗马教会在中国称上帝是天主，而中国人给他起的名字是上帝。或许中国人还称上帝是天帝，也或者天帝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神。在我所了解的汉语中，上帝和天主都是天地的创造者，意思是一样的。

房东听了我的解释，仿佛茅塞顿开似的。“对了，就是这样！”同时态度极为恭敬地指指天和地说，“佛和神是不同的。”之后，又骂了一通神像。我不知道他骂的是什么意思，思忖了一下说：“佛像是木头的。”他立刻接口道：“是木头和泥做的！”边说边急切地请我帮他念那本宣传册上的内容。我告诉他我也读不全，只有一部分会读。于是，他赶紧自己去琢磨了。其实，房东很像佛教名山峨眉山上的一个和尚。他对宗教感兴趣，却敌视佛教。

昨天黄昏时分，我坐在山顶上欣赏落日。天空在夕阳的渲染下变成了暖暖的橘黄，一切都被笼罩在这极光似的绚烂中，包括我自己。

今天，农家生活又发生了不愉快。我当时正坐在外面，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把山野生活中一切的美好尽收眼底。像每天一样，农民们坐在小凳子上，围着低矮的桌子吃早饭。孩子们手里抓着馒头，坐在门槛上吃。大家都在埋头吃着自己的饭。

早饭之后，村里的男人开始挑一种液态肥料，每两桶需花上四分之一银元。但这种肥料同固态的肥料一样，对地里的收成非常重要。只是那气味实在令人受不了，于是，我回到了屋里。

听人说，城里已经死了上千头猪，是瘟疫导致的。于是，我们开始小心饭食，不再吃猪肉。也嘱咐仆人们了，可他们似乎一点也不在乎。官员下达命令，要把所有的奶牛都关起来。因为奶牛到墓地去吃草，把坟墓弄坏了。实际上，是坟墓占用的土地太多，奶牛没有地方吃草，这才去墓地的。不过，也许是那些奶制品商人在制造牛奶紧缺的假象，以便于他们提高牛奶价格。经常能听到奶牛被关起来的消息，牛奶却从来没有短缺过，每天都可以喝到。

如今，当地官员借口追查我们被偷走的财物，把这些农民弄得怨声载道。我不禁有些疑虑，他们这么做的企图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想引起农民对我们的不满，从而不让我们在这里租地盖房呢？刚刚发生盗窃案的时候，一个传教士就曾这样怀疑过。他说，或许这场盗窃就是当地官员授意、谋划的，目的是找个借口，声称自己没能力保护生活在城市之外的外国人。假如事实的确如此，这个阴谋还真是费脑筋。如今，这起盗窃案成了我们和当地人之间敌意的开端。

去年租地的时候，官员就出来阻止。不仅不让当地人把租金退还给我们，还建议我们先租下农民的房子，说是让他们慢慢适应我们的存在。实际上，农民们一直对我们很热情、很友善，估计他们对那两个被杀的传教士也是同样的态度。如今，凡是与死者接触过的人，都不断被怀疑甚至无端指控。一些所谓的嫌疑犯几乎被折磨得家破人亡，可真正的凶手却至今未归案。我确信，杀手肯定是有人花钱派来的。每每想到这一点，我的情绪就很难平复。这些中国人太可怜了，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无端受尽各种折磨，几乎已经不成样子；假如我也是死者的朋友，肯定也会遭受与他们一样的折磨。一想起来，我就觉得恐怖极了。

打谷场上晾晒着紫色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棒子。人们不断细心地翻晒那些玉米，好让它们干得彻底些。

9月13日

后山我们已经爬了无数次，最不好走的地方接近山顶，路非常滑。我们的一个苦力力气非常大，大家总是跟他开玩笑，叫他野蛮人。这次爬山我们就把他带上了，想让他在山顶附近挖些台阶，方便我们往上爬。刚到山顶，耳边就传来一阵铃铛声。我们连忙往山下看，原来是袁家的人。他们去家里没找到我们，正坐在桌子旁跟房东家的人聊天。下山的时候，我丈夫也回来了，他一个劲儿地夸赞袁家的新马鞍。据说，那个马鞍子值10两银子，我倒是觉得它放在小马驹身上显得有些太大了。

葡萄酒被厨师端出来了，我们开始尽情品尝这美味。事后才听厨师说，为了节省点酒，并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他往酒里掺了一半水，还放了些糖。过了好几个月，那些喝过我们酒的人还在夸奖，说我们的酒是最好喝的，而且在他们喝过的外国酒中，我们的酒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一共有五个杯子，我丈夫用一个，剩下的四个就是大家共用。袁家的年轻人知道照顾人，特意将自己的杯子给我用，我委婉地谢绝了。那个马夫更有意思，由于我们的椅子不够用，他只能和别人一起坐在长凳上。他没有酒杯喝酒，一个人好意将杯子递给他，可他喝了一口，就将杯子放到了房东家一个年轻人手里。也就是说，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喝到了酒。

不仅如此，我丈夫的雪茄烟，也成了他们轮流享用的美味。袁家的小伙子兴味浓厚地看了半天雪茄，却说自己不抽烟。跟他一起的那个小伙子是他弟弟，曾经让我丈夫教他英语。这位倒是不客气，接过雪茄就抽起来，之后又给了别人。最后，雪茄在人们当中转来转去，大家像吸中国烟袋似的，全都吸了几口。

房东家那个已经嫁人的女儿，为我编过一个草袋，上面有个“喜”字，我用它来装睡衣。最近听说她得了严重的角膜炎，几乎失明，我们都非常担心。

周二晚上，我们的传教士朋友带来些幻灯片，要在庙外面放。孩子们知道这个消息后，简直高兴坏了。

桌上放着几朵散发清幽香气的兰花，和几朵艳丽的红百合，很令人着迷。昨天有客人住下了。半夜时分，狗突然疯狂地叫起来，吵得人睡不着觉。后来才知道，当时有运送煤炭的人经过附近。今天，它们又开始狂叫，这次是冲着那散发臭气的死水潭。男孩子们在抢向日葵的花盘，用力抠出上面的瓜子往嘴里塞。

9月17日

今天跑来一个大喊大叫的人。他站在我面前喊着，不断地做着手势，我的耳朵都要被他吵聋了。大概他觉得，不这样说话，我就听不到似的。不过，我只知道他说的是关于那个盗窃案的，别的我就听不懂了。跟他一起来的是个穿蓝色长衫的人，这个人表情很吓人，坐在那里一直不停地摇扇子。我拿出自己的小相机，想把他的样子拍下来，谁知他见到镜头立刻换了副正襟危坐的样子。这就没有意思了。女主人哭了，眼泪不住地往下落。她来求我帮忙，我才明白，原来是她儿子被当作这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给抓起来了。后来，她穿好衣服，跟那个蓝色长衫坐船去重庆了。

房东家那个被打回娘家的女儿，也带着小弟弟海清回了婆家。海清今天编了个辫子，头发都向后梳去，扎个红头绳，露出向日葵一样的脸庞。他就像一只小公鸡似的，挎着一个塞得满满的篮子走了。

他们刚走，我丈夫就回来了。我原来猜想女主人首先要去找的肯定是我丈夫，谁知他们竟没碰着，真不知道女主人会在衙门里受到怎样的恫吓。

最近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夜里又经常有狗叫声，连觉也睡不好。昨天倒是睡得不错，可一大早就被小狗杰克惊醒了。我猜，肯定是有人要进来，所以杰克才会越叫声音越猛烈。不一会儿，真的有人迈着大步出去了，我猜大概是房东家的什么人。昨天太热了，而我们的卧室只有一个门，没有窗户，屋子后头又有猪圈和厕所，开着门实在难以忍受那气味，关着门又太热，所以我们就睡在了客厅里。

今天天气让人感觉很舒适。一大早，我先生就从城里回来了。一起吃过早饭，我们拉着马去散步。穿过栎树和杉树丛，走过崎岖的山路，越过一个个山坡，终于来到拱山。树丛中有很多不知道名字的灌木，味道和野蔷薇很像。站在山顶上，可以欣赏到周围动人的风景，就连东南方的金佛山都看得非常清楚。北边应该是非常著名的华蓥山，我曾经去过一次；不过，今天有云雾遮挡，没看到。我们是在打箭炉买的这匹小马，据说，藏语里“打箭炉”的发音是“塔城多”，所以我们管这匹小马叫塔城多。到达山顶之后，我们就把它放开，让它去吃草。

我们去城里的时候，马夫骑马摔倒了，人和马都受了伤，所以，今天这小马走路还有些一瘸一拐的。我们从城里回来的时候，马夫可怜巴巴地向我们诉说了事情经过，如今腿上还缠着绷带的他已经能蹦能跳了。

一路上都没遇到能喝的水，所以，我们打算去近旁的村里找些开水喝。苦力们都害羞得很，谁也不乐意去做这件事。我们的马夫是个很有趣的老人，名叫广涛。所有的人都知道，虽然他是遛马的，可一般都是马遛他。这次倒多亏他了，因为近旁的村里住着他的朋友。在那里，我们不仅喝上了开水，还吃了柚子。我丈夫看到一池水，据说是用来浇地的。他伸手试试水温，说表层是热的，下面很凉。那个当过兵的苦力居然一下子跳进了池里，并说水非常凉。

昨天还没出发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只被熏过的野猪腿，就挂在一户人家外面。这就是那天晚上一群人追的那一只，肯定是有人趁我们不在时杀死的，因为当时它还活得好好的。

在庙外放幻灯片的计划泡汤了，因为当晚风特别大，传教士们只好宣布取消。可是幻灯片太吸引人了，大家都不愿走，非要等到第二天早上看。于是，传教士决定，把幻灯片搬到庙里面去放。顿时，庙里挤满了看幻灯的农民，都动弹不得。我实在受不了庙堂里的气味，看了一会儿就赶紧走了。房东家的人是和我们一起去的，他们看得倒是很入神，只是非常安静。不知他们是在认真地欣赏，还是被眼前的幻灯片弄糊涂了。

海清热情地为我描述了幻灯片里的内容，告诉我耶稣在说什么，做了什么事。由于直接劝说人们入教不大成功，传教士才想出了用幻灯片宣传宗教的方法。不过，在庙里看耶稣，让我觉得心里不舒服。况且，对于那些农民来说，耶稣完全是陌生的事物，衣服古怪，做的事情也很古怪。

我们在城里找到了新房子，所以把办公室搬了过去，生活起居还是在原来的房子里。这样一来，感觉宽敞很多，住的地方也安静了不少。另外，我不希望仆人跟办公室那些买卖人多接触，那些人就知道喝酒，生活太腐败，接触多了多少会受到不良影响的。昨天，我丈夫要带一个跟班去新办公室，却找不到人。结果，发现跟班一夜都没回来，回来之后站在我们面前居然也没有一点歉意。他平静地解释说，自己跟木匠去吃饭了，酒喝多了，所以没回来。在中国人眼中，能喝酒是很光荣的。

前天有个女人来看望我们，她的衣着打扮很时尚，是我丈夫一个雇员的母亲。她儿子是个不错的年轻人。过端午节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把自己的两个小女儿带来，并让她们礼貌地向我们问好。他把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我们一起坐船去看龙舟。这个年轻人是我丈夫商行的编外职员，没有薪水，只提供给他三顿饭，另外做成生意之后会有些提成。不过，他至今还没谈成一笔生意。所以他母亲来找我丈夫，请求给他儿子发薪水，并直接把钱给她。她说自己的儿子太喜欢挥霍，不仅不给母亲、妻子和儿女生活费，还逼着家里变卖东西，时间长了，这个家都快被他败光了。

她还问能否给她儿子换个别的工作，她儿子的狐朋狗友几乎都在重庆，就是他们整天拉着她儿子走歪路的。我丈夫说，会尽力帮助她的。后来，我丈夫没有提小伙子母亲来的事，只是非常严肃地把这个年轻人教训了一顿，谁知他竟然没什么反应。

裁缝终于把我那件絮丝的晨衣做好了。一开始，他以为外国人喜欢衣服紧绷绷的，所以每个部位都收得很紧，我提了意见之后，他又按我的意思一点点修改了。现在，这件晨衣穿起来很舒服、随意，跟那些中式服装似的。裁缝对我说，实在太麻烦，以后绝对不做外国衣服了。

9月19日

盗窃案终于告破。还记得前两天房东的妻子跪地的样子，当时她还在求我丈夫帮帮她儿子，可今天案件大白于天下，说正是她住在城里的大儿子教唆那个织布匠偷了我们的东西（这一点是谁也没有料到的）。这是用过重刑之后，那个织布匠招出来的。如今，房东的大儿子已经被抓到监狱里。他母亲再次找到我丈夫，求他出面证明她儿子的无辜。我们都比较了解房东的大儿子，无法把他和盗窃联系在一起，更不相信他会教唆别人偷我们东西，所以我丈夫很想去做证。另外，房东的大女儿为了给我编袋子，眼睛都坏了，现在他儿子又因为我们的事情被抓起来，我们更觉得应该这样做。

当地的长者也派人来传话说，那天大喊大叫做手势的人不是官差，是来给我们报信的，想告诉我们有人被抓起来了。在他们看来，被抓进监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一个穷苦的女人死了，就住在隔壁的村子里。夜幕降临的时候，弯弯曲曲的乡村小路上，点点火光延伸出去很远。别人告诉我说是在烧纸，我明白，那是纸钱。整整一夜，道士们都在做法事，音乐远远飘来，倒也悦耳。只是有时声音突然大起来，狗就会醒来不停地叫。这个可怜的女人，忙忙碌碌过了一生，连死都不能清静。

9月22日

在传教士租的那套豪华房子里，人们正忙碌地做月饼。有两个男人在杵糯米，他们手里拿的大棒子有四英尺长，是用整株刺槐做的。两人的棒子上都粘满了糯米，不时帮对方往下刮。旁边还有四个仆人，也在两两一对地杵米。四周围了一大圈人，都在好奇地看着，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这跟我们过圣诞节做布丁时的情景简直太像了。这时，走出来一群男人，个个神采飞扬，手里端着小碟子一样的月饼。我们的晚餐就是吃月饼，有些黏，不过，适合饿的时候就着糖水吃，味道肯定很好。

房东家里一点欢乐的感觉也没有，他们都出门去了。这两天，女主人一直在我丈夫面前跪着哭，求他去证明她儿子不是盗窃犯，而是清白的。我丈夫给她1000文钱，让她拿去贿赂官差，求他们别给她儿子动刑。当地有20名德高望重的长者，我丈夫建议她去求其中最有威望的那个（这位长者肯定非常了解她的孩子），请他出面给领事馆写信，让领事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在中国做儿媳妇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不仅要像苦力一样干活，衣服也穿得像苦力那么脏。房东家的儿媳妇今天也进城了。没见到房东，不知道去了哪里。他们家只剩三个小孩子了。空荡荡的大房子，此时只有我们和别的房客在。每天晚上我们都被吵得无法入睡，总有人喊捉贼，狗也不停地叫。不过，昨晚旁边的村里真的失窃了。

房东家的遭遇如此悲惨，我丈夫终于看不下去了。今天，他亲自写信给领事馆，把我们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他们，并请求他们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假如是为了帮我们追回失窃物品，才让房东家遭受如此折磨，那么在中国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愿意放弃索要的权利。

可是，房东再次露面的情形让我们很迷惑。两天前的一个黄昏，他居然带着一身酒气回来了。儿子入狱之后，他还能这么高兴，真令人难以理解。他自己说，是在土地庙喝的酒。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一追问，居然还在庙里吃了肉。

我丈夫以为他开玩笑，又问道：“真在庙里吗？”

他回答：“是的。中秋是拜坏菩萨的好日子。”

“你为什么非要拜坏菩萨不可呢？”

“擅长劫掠的虎豹豺狼都听命于坏菩萨，我们怎能不拜他呢？”

后来我们又说，峨眉山的庙里没有坏菩萨，喝酒吃肉都是不允许的。

这时，那个热心的湖北厨师说：“你们听说过我们家乡的庙吗？就是湖北首府武昌那个。你们说，龟山后面有坏菩萨吗？”

房东却对我丈夫说：“屋子后面那片杉树林很凉快，里面有块土地。你不是想盖房子吗？那块地是我的，知道你是好人，我愿意把它送给你。”

我丈夫问他：“你明天在家吗？”

“不在，我后天在家。”

我丈夫说：“那好，后天带我去看那块土地吧！”

天气热，又刚喝完酒，房东像夏天时那样将上衣脱了。对于长子被捕入狱，以及因此而给家里带来的烦恼与耻辱，他一句都没有提。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就在我觉得举棋不定的时候，我丈夫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夸奖你，千万要加小心了。”所以，我们决定再等等。

房东家新弄回来两只鸽子，三个孩子里最大的那个是最高兴的。他让鸽子随着他拍手的动作忽而高飞，忽而落下。还在一只公鸽子尾巴上绑了个哨子，随着鸽子飞翔速度的快慢，哨音也在高低长短地变化着。

星期天走路走多了，马的脚又肿了，我们找来湿布给它裹上。本来这马是不许人动它脚的，可我们给它裹伤时，它竟然抬着脚老实得很，似乎明白我们是为它好。

天又开始闷热起来，昨天城里居然达到华氏90度以上。我丈夫说，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也很少有这样的天气。傍晚来临，山顶上聚了很多乌云，我们以为又要下暴风雨，谁知云很快就散开了。晚上起风了，但月光皎洁，让人觉得很美好。我们静静享受着这一切。

农民们正在烧火，他们将土和干草混合起来用火烘烤。火堆分散在乡间的各个地方，我们坐在其中一个火堆边上，空气中弥漫着野草燃烧的味道，凉风习习，周围的一切都沐浴在清冷的月色中。今年从4月中旬就开始热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夏天特别热。可当地人却说，这么多年来，今年夏天是最凉快的了。

9月23日

房东的妻子昨晚从城里回来了，满面愁容。儿媳妇也是出去整整一天，晚上才回来。眉清目秀的小海清坐在核桃树下面，为了哥哥的不幸痛哭着，满脸泪水。他们家人说，老大在监狱里挨打了，还被上了夹板。厨师提醒我们，应该赶紧回重庆去，因为如果乡里人知道了房东儿子目前的状况，我们就有大麻烦了。苦力被我们派到城里去，很晚也没回来，我们又派那个一直跟在身边的年轻人去替换他，可年轻人也是去而无返。我猜，大概他们都担心乡里人来找我们麻烦吧？明天，乡里的老者们将再次应我丈夫邀请，前来我们这里赴宴。我丈夫写信给领事，说不能去见他了，因为有客人要来；另外，还在信中提到了房东儿子的事，并表示会竭尽所能帮他的。今天早上，重庆的天阴沉沉的，一片灰蒙蒙的雾气。我与丈夫拿着左轮手枪，在练习射击。

9月24日

今天还是阴天，只是和昨天比起来乌云少了些，山顶上雾气腾腾的。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有三个，中秋节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宴会等待的时间真长，那些族长一个比一个来得晚。他们一进门就说我丈夫人好，非常敬重他；还说他们已经写好一封联名状，一起证明房东一家人是老实本分的农民。还安慰我丈夫说，那个小伙子进监狱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他们的联名状上说，这家父母双方的家族已经在这里住了150多年，在当地是比较有名望的；可那个织布匠则不同，是乡里有名的无赖。房东妻子可怜他住在山里的老母亲，才答应租房给他住。那位老母亲很不幸，生的两个儿子都游手好闲，不是正经人。

我们的厨师在宴会上吃得很尽兴，宴会一结束就跑来找我请假，说准备过江进城，给房东的长子作证，证明其没有作案时间。房东的妻子在宴会上帮了帮忙，后来实在难受，就跪在长老们面前边哭边诉说着委屈。房东尽管也是一个族长，却并没有参加这个宴会。房东嫁出去的那个女儿已经瞎了，她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哭着说：“把我哥哥放了吧！”

下午我骑马出去，到山顶之后，开始坐下看报纸。上面有一个关于英国地方自治法案的讨论，我很感兴趣。不远处的另一个山顶上，两个苦力给马卸了马鞍和铃铛，让它去草地上撒欢打滚，然后他们也坐下了。塔城多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尽情地打着滚儿，我们看着它，全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玩够了，它就开始无忧无虑地吃起青草来，后来大概发现缰绳并没有束缚着它，就瞅准机会往家里跑去。快到土路了，它的速度才减慢下来。估计，我们到家里那棵经常拴它的树底下，才能见到它了。看马的老人好像也是这么想的，他扛着马鞍，摇着铃铛，正慢慢往家里走去。谁知，就在一个弯道很急的地方，居然把马抓住了。他高兴地把马鞍放在马背上，让它自己驮着走了。

回家的时候，我们遇到三群摇摇摆摆走着的鸭子，大概1000只左右。柿子、梨开始成熟，市场上有人在卖了。在重庆，一种水果的上市时间大概只有一个星期。幸运的是，我们在这里吃到了三次板栗。我们从城里雇的那个年轻的仆人说，这里有种很像柠檬的小橘子，皮是香的，小得可以拿在手里把玩。

9月25日

我们是三个月之前来到这里的，当时地里的玉米和谷子还是一片绿色的波浪，如今农民们已经把它们都收割走了，土地也已经重新翻过。再下一场雨，地里就该种上罂粟了。这几天总有种暴雨将至的感觉，可每天都只下那么几滴。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那些浓云，就是不下雨。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正坐着船在长江的浪头中飘荡，天上大雨倾盆。现在的重庆，室内温度已经达到华氏97度，而且一周连续好几天如此。大家都说夏天的这种日子是最难熬的，燥得很，我们期待着重庆能先下场大暴雨泡一泡，然后我们再进城去。

昨天我们过了中秋节。虽然很想帮助房东家入狱的大儿子，可还是没找到能帮助他的人。按照中国的习俗，中秋是要祭祖的，可房东一家哪里有这个心思啊？海清倒是给那些过世的亲属写信了，盼着他们能地下有知，为他哥哥洗清不白之冤。那信烧没烧，我就不得而知了。

下午我去拜访村口的一家人。他们家已经摆了满桌子的菜，还摆了酒，香炉里插着两炷香。开始祭拜祖先了，这户人家的长子进来后，把香举得高高的，几乎与眼睛持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祭祖结束后，酒菜都被端到后院去，让大家开始吃喝。很快，不管是小伙子还是小男孩，全都在烈性白酒的作用下红了面皮，眼睛里也变得泪汪汪的。我受不了这样的情形，心里觉得有些接受不了。他们肯定会说：“你们的圣诞节不也是这样吗？”

昨天，我们的苦力问，他们该不该像在中国过节一样，来我们房间里行大礼；那样，我们得赏给他们每人500文钱才行。估计只有中国人能想出这种赏钱方式，为行礼付钱。和丈夫商量过之后，我们决定先给他们1000文钱，让他们自己去分。前提是，必须给我们行真正的中国礼。他们立刻进屋给我们下跪，并开始用头磕地。这场面让我们新雇佣的仆人很震惊，他说自己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毕竟曾在上海读过书。

10月6日

商人搬新家了。搬家那天，我们弄了个大大的火盆，点燃之后，让两个苦力用竹竿抬着，像抬轿子似的在街上走。有人告诉我，买了新房一定要换掉大梁，以此表明换了新主人，否则还得偿还旧主人欠下的债。

商人的新房子很漂亮，尤其到了晚上。它包含两个院子，小院子在大院子的包围之内，闹中有静，幽静舒适。里里外外全都结着彩带，挂着红灯笼，房子四周还满是开着鲜花的花盆。由于刚搬新家，里里外外满眼红色，红色刺绣的垫子铺在椅子上，客人们送的深红色幛子挂在墙上，红色的地毯铺在最里面的屋子里。跟商行有关的人员，衣着很统一，全都穿着绸缎长衫，戴着有红缨的帽子，脚上蹬着高筒靴。向我丈夫行礼的时候，他们都双手合拢，但又不是完全挨着，之后弯腰将手放到膝盖上，最后很快抬一下手，几乎碰到嘴。当时我正在自己的办公室休息，他们竟然没经过我允许，突然闯进来给我也行了同样的礼。我一下子惊呆了！

那些民间艺人都来自不同的戏班子，唱的戏也不一样，有一两出听着还行，大部分都是用他们习惯的假嗓音，有些沙哑。

29日，我们邀请了很多客人来吃晚饭。现在，在湖南和湖北同乡会馆，我们连续举行了四天宴会，中间还有戏曲表演。在城里，这两个会馆的条件最好。昨天晚上9点，宴会正式开始，几乎当地所有的大商户都来了。首席的那位白色头发白胡子的老人已经有89岁了，可看起来只有72岁的样子，他可是八省同乡会的总会长。本来跟所有客人说的都是下午两点，可四点以后才开始有客人陆续到达，穿的倒是都很正式。商会会长最有意思，居然对着每个客户行了之前提到的那种大礼，而对方也回礼了。最后，他还带着客人往指定的桌子那儿走几步。戏还没有开始唱，他就已经摆好两个酒杯，并倒上了祭祀用的酒。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爆竹声，接着乐师奏起了轻柔的音乐。那些穿着红色戏服的男艺人纷纷进来，给客人们斟酒。在这段小插曲之前，客人和商行里的人都站在一边看着，之后才纷纷坐下，开始品茶抽烟。宴会开始之前是面点，吃的是饺子和热汤（饺子有两个肉馅的，两个糖馅的）。那些贵客非常有意思，刚进来时都要围着桌子，满脸堆笑地向每位客人作揖。

商会会长的妻子和孩子陪我坐在厢房，周围都用幕布隔开。这个女人见丈夫热心地领着一个个客人就坐，似乎觉得很骄傲，和我说笑的时候显得非常兴奋。我看着她倒是很想笑。她是个活泼的人，穿着绿色的长裙，五件上衣。她的儿子们也活泼得很，最小的刚刚四岁，居然很正式地请我喝酒。尽管当地的酒度数不高，可我还是觉得小孩子不喝酒为好，况且又是这么一个懂事的孩子。

这两天，艺人们都把一块贴着五个“喜”字的板立在台上，恰好能挡住我所在的位置。今天，他们居然把板挪开了，我就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了。艺人来找我丈夫，让他从很多写着戏名的象牙牌中挑选，找出自己喜欢的曲目。我丈夫一挑出来，他们就穿上戏服开唱，根本没做什么准备。在我看来，要记下那么多的台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老百姓们在院里站着看免费的戏，高兴得很。一个男人走进来，手里挎着个篮子，见戏开演了，放下篮子就看起来。忽然他旁边的一个人要抢他的篮子，他立刻拉住了那个人。院里的其他人都被戏台上的表演吸引着，没人注意他俩在干什么。有人告诉我说，昨天开场的那出戏最应景了。戏里演的是一个善良的渔夫，只用直钩钓鱼。只有那些受命运驱使的鱼才会被他钓上来，除此以外的鱼，他绝对不会去抓。皇帝听说了他的事情，对他委以重任，而他则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心辅佐皇帝，还帮皇帝聚集了一批忠诚、有能力的人。

今天观众看得都很高兴，因为戏太精彩了，连那些瘾君子也被吸引了过来。

房东女人总是来请我丈夫帮忙救救他儿子，昨天又从我丈夫这里借走一万文钱，可她的大儿子到现在也没有被放出来。我们的厨师今天去衙门了，听说必须有合适的人保释，那个年轻人才能被放出来。可是，至今也没找到一个这样的人。

10月15日

一位先生跟我们说，准备带两个孩子来我家吃早餐，时间定在早上8点。可是，等我们吃完早餐又过了一个半小时，他们才到。我们赶紧为他们准备另一份早餐，他们却说已经吃完了。就在这时，一个文雅端庄的女子走进院来。只见她走到我和我丈夫面前，屈膝行了个礼。那位先生介绍说，这是他的大女儿，13岁了。这个女孩明眸善睐，非常漂亮，衣着合体，小脚走起路来袅娜有致。

可是，这个只有13岁的小姑娘，居然抹着脂粉，还涂着口红。头发也像成人似的，盘在头顶上，用一个珍珠簪子固定着。上面的帽子装饰着蓝色的羽毛和珠宝，为了固定在头发上，用了根金簪。帽子的三条飘带垂在肩上，上面还装饰着假花。她的外衣是玫瑰红色的织锦做的，领子则是黑缎子的。里面的紫色衬衣上镶着花，下面的红裤子绣着花。她的妹妹5岁，非常可爱，戴着个小帽子，耳边耷拉着帽子的黑色丝带，躺在有皮毛垫子的椅子上像是一个布娃娃。此时，她已经睡着了。那个最小的弟弟肯定是全家的骄傲，他头发很短，像个小和尚，戴着玫瑰红的绸缎帽子，身穿紫色外衣、红色裤子。

前几天，我们正在吃早餐的时候，家里来了两位客人。由于来得很急，所以仆人将他们带了进来。我一看，原来是袁家四少爷和一位陌生的先生。据说那人是刚刚卸任，从北京回来的。寒暄了一会儿之后，这位卸任官员说，如果能让他的儿子跟着我学英语该多好啊！我问他孩子的情况，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分别是12和14岁。我说：“估计他们会怕我的。”那位先生说：“不会的。”

我最后还是答应教那两个孩子英语了，因为我们不久就要离开重庆，教得不顺利便可以一走了之。不过，他又说，从他家到这里要走一天的路程，所以希望能让他儿子住在我们家里，这样学习更方便。我只好说：“他们会不会淘气？不会把我的东西打坏吧？”这位沉稳文雅的父亲，听了我的话似乎很吃惊。于是，他又说，假如我能答应做孩子的英语教师，他愿意在旅馆给孩子租房子。这样，可以让他们每天跟我学习一个小时的英语。他还说，孩子们启蒙很早，深明事理，绝对不会做出淘气的事。讲完这些，他就走了，再也没有来过，更别提学英语的事情了。

我丈夫和我不同，他居然真的收了个学生。这个孩子只有5岁，是一位先生的长子，预备接父亲生意的。令人吃惊的是，他已经认识2000个汉字了。

两天以前，我去参观商行的新地址。我是跟着苦力一起进去的，结果被一扇走廊边的门吸引住了。走廊的奇妙之处是，站在里面可以尽情欣赏长江美景；而走廊中间的那扇门更奇妙，据说这是鬼怪之类的东西进出的通道。因为这传言，很多人都来奉劝我们不要买这个房子。他们说，这样的房子不利于做生意。我说可以装个带转轴的门，他们当时根本听不进去。

如今，在我们买下的那些房间里，住着四家人。我在那里见到很多邋遢的女人，年龄最大的那个，额头上还长着一个大瘤子。她们的床倒是很精美，都是镏金的床架子，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了。床边放着一个架子，上面可以摆放被子、毯子之类的床上用品。另一边放着两个凳子，分别搁在床头和床尾处，是专门在穿衣脱衣时坐的。中国人睡觉的时候，习惯把脱下的衣服盖在被子上，使得自己更暖和些。房间两边，全都是小橱柜，柜门上有黑漆的拉手。橱柜前面还摆放着几把没有靠背的椅子，显得屋里空间更小了。

屋里最像样的家具就是这些了，其他的都很破旧，这样的房子实在没法住人。商行里的人安慰我们说，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把屋子装修一新的。况且，这房子还带个花园呢，实在很难得。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出门的时候，居然让我掌管商行的业务，并把印章和钱都交给了我。他们说中国女人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很正常。

1894年8月3日，日本日光县

如上日记是在中国重庆的农村写的。起初，我怀着愉悦的心情开始写，可越写越伤心，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伤心的原因说不清，大概是因为医生告诉我得了败血症，又或许是为自己给别人带来痛苦而内疚吧。令人感到庆幸的是，这是在中国，很多事情都可以得到美好的结局。

那天，一个人居然给我下跪了。他的眼睛血红，瘦得皮包骨头，面容丑陋而凄惨。他就那样跪着，不停地给我磕头。我丈夫当时不在，房东夫妇两个请他去喝酒了，因为房东的大儿子终于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也正准备过去祝贺一下，谁知来了这个怪人。我刚想赶紧逃开，心里猛地一惊：眼前的不就是那个可怜的年轻人吗？从前见到的他是那么阳光、热情，记得他每次回乡下看望父母的时候，都会用洪亮而好听的声音向我打招呼说：“天气不大热吧，太太？”此时，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所有人都没心思庆贺了。

不过，这个年轻人毕竟是中国人。监狱里的磨难并没有击垮他，没过多久他就恢复了。我们那些失窃的东西最后也都还了回来，真正的窃贼们被关在四个笼子里，到村里来示众了。这样一来，房东家的名誉也终于恢复了。我们那个很有劲儿的苦力走了，连工资都没有领，因为他偷了人家一件上衣，被人发现，结果又还给了人家。不过，他真是我在重庆遇到的最壮实的人了。最识时务的人是我们的厨师，他请房东女人做媒，真的娶回一个四川女人做妻子了。而我们也拥有了自己的一块地，就在长江边的一座山上。我们盖了新房子，不用再与四川的农户们住在一起了。

补记这些日常琐事，我们能体会到一点：这个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中国人，他们和我们欧洲人没什么不同，都是朴实善良的男人和女人，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能简单度日就很满足了。

第十三章　西南地区的排外暴动

在1895年，四川发生了反对洋人的暴动。至于其中的真正原因，大概永远都没人知道。长江地区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没有外国人去深入思考过事情的起因。只要是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就不会相信中国人单方面进行的调查结果，也不会信服其解决的办法。因为，结果往往只是杀几个中国人装装样子，同时对在中国的外国人进行一下教育。假如结果是外国人被杀死，而凶手又不知道是谁，那么这个外国人的朋友就会受到指控，而处理此事的官员则可以凭借这个机会高升了。

中国的普通百姓们说，这些暴动的目的是让皇上和日本人知道，洋人对中国事务参与过多，老百姓不乐意。当然，主要是想让皇上知道这一点。所以说，这些暴动并不是对外国人或者基督教有什么意见。那些信息发达的外国人也深明其中的奥秘。清王朝驻英使馆的陈先生告诉我们，这些暴动是派系相争的结果。安徽人李鸿章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陈已经不做官了，可又想打压李，便采用这种方法给他制造麻烦。湖南人打心眼儿里恨外国人，所以他们被称为爱国派。由于陈先生曾经在英格兰与那里的洋人交往得很融洽，所以，即使不再做官，他也没敢回湖南去。

1895年5月底。

这天，成都城里突然贴满了告示，原因不得而知，内容是：“兹告众人：我家姓李的女仆说，她亲眼看到有人在洋人教唆下将小孩子拐走，榨油用。望众位相互监督，把自己的孩子看好，最好不出门。”

这是一张匿名告示，中国人看了之后，完全相信这是真的。那些在美国受过教育、作为大工业集团领袖人物的中国人，应该算是思想最开通的，可就算是这些人，看着天主教堂高高的围墙和紧闭的大门也在暗暗揣测：“里面肯定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英国领事馆里有个中国男仆，已经在这工作几十年了，他的女主人问：“你了解我和老爷是什么样的人，千万别信外面的谣言。这种挖小孩眼睛之类的事，我们肯定没有做，你相信我和老爷不是那样的人吧？”那人居然叹着气说：“我不清楚。”

或许，在所有中国人看来，外国人就是这样的人：挖小孩眼睛，用小孩榨油、洗相片……

5月28日下午，成都。

加拿大卫理公会教堂遭到突袭。这天恰好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成都人正在街上互相扔李子玩（别的地方是赛龙舟）。有个刚从城外传教基地回来的传教士，在城里看牙，做完手术才发现，自己被中国人包围了，那些人全都蠢蠢欲动、怒目而视。如果是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就会随身带着枪的，而在英国长大的传教士们，一直生活在治安良好的环境中，没有带枪的习惯，总觉得警察会保护自己的。而此时，人群越来越密集，两位医生不得不努力驱赶人群。他们把妇女和小孩放在比较安全的地方藏好，同时找人去衙门搬救兵。等到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死守了快两个小时。

说是救援人员，实际上只有几个官差和手无寸铁的士兵。他们告诉传教士和大夫，说会让人群离开的，大夫们听了就放心地去找妻子和孩子。可大夫们刚转过身，人群就涌进来开始乱砸东西，吓得他们躲在一堆木头后面。一个中国人见了，竟然扬言要将他们烧死。最后，连后门都被人群堵上了。大夫们被迫往空中开了一枪，人群一下子炸了锅，四处逃窜，这才让出了一条可供他们逃生的路。

暴民把教堂的大门撞坏了，传教士们不得不逃走。四个大人和孩子，就是从门上的洞口爬出来的。可谁敢收留这些东躲西藏的人啊？到处都是“杀死他们”的声音，他们只好不断地躲藏、逃命。这些人以为军营会收留他们，谁知士兵们不仅驱赶他们，还踢了一个女士一脚。无奈之下，他们向城墙奔去。那位牙痛的传教士在黑暗中还跑错了方向，进了中华内陆会的教堂。一个孩子也在逃跑的路上走散了。跑到城墙那儿的人，鞋子也丢了，就那样光着脚度过了后半夜。他们看着教堂在眼皮底下被烧毁，不知前方还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天亮了，终于有轿子来接他们去中华内陆会，并在那里再次见到看牙的传教士杰克逊先生。而那个走散的孩子，也被一个仆人找回来了。在这里避难的，还有哈特维尔先生和中华内陆会的女士们。这些全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的房子在暴动中被毁掉了。街上的人对中华内陆会的人说：“你们在这里做了十几年的善事，没人来袭击你们。”

暴徒们又开始在街上聚集，立刻有人跑去衙门报告。29日下午3点钟，一个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来到衙门里，手里提着一个箱子。他对衙门里的人说，请他们帮忙保管箱子里的东西。衙门里的人请他放心，说传教士们的财产安全是有保障的。这个人听了，只好又提着箱子出去了。

第二天上午，成都所有外国人的房子都被烧毁了，即使重庆的外国人也来不及帮他们一把。人群将前门团团围住，几个倒霉的加拿大人只能看准机会从后门逃走。他们顺着梯子翻过后面的院墙，跑进了一户人家。这家人的房子非常小，只有那张带蚊帐的小床可以藏身，他们给了这家的兄弟三人30两银子，才被允许躲到蚊帐里。也就是说，小床上藏了六个大人和几个小孩。他们的孩子大都只有两岁多，一直在那里哭闹着。今年的夏天恰好来得早，几个人就这样在难捱的酷热中躲在一起，屏住呼吸，度过了三个小时。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遭受洗劫与毁坏，可是，这个藏身处的男女主人却表现得非常淡漠。男主人将床放到门口，自己躺在上面抽鸦片；女主人若无其事，忙碌着自己的事。直到天黑，躲着的传教士们才敢出门。可是坐轿子去衙门的路上，又有一个人走散了。

后来才知道，那个走散的人，慌乱中跑到了一个中国医生家。这家人非常聪明，居然将他装扮成病人送了出去。他头上被扣上红蓝两色的中式头巾，鼻子上架了个夸张的中国眼镜，由两个人搀扶着走出了门。那些暴民正忙着毁坏外国人的房子，根本顾不上看一个病人。那两个人趁机扶着他钻进了一顶轿子，对轿夫说：此人病得不轻，生命垂危，一定要按时送进衙门里才行；在路上还要放下轿帘，因为他的病是传染病，即使接触到他呼出的气体也会被传染的。就这样，这个人平安脱险了。

那个曾经请求衙门帮忙保管财物的美国人，回去后三个小时，就发生了暴动。他曾经想跳墙逃走，结果并没有那么做。假如他真的翻墙出去，就会被那些赤裸着身体的强盗抓住。之前他们的用人就那样逃过，结果被抓住，交了10两银子才得以脱身。这些美国人躲到了阁楼上，他们当中还有个刚刚结婚七天的新娘子。他们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财产烧的烧，毁的毁，其余的都被带走了。这种令人恐怖的情景一直持续到深夜。夜里1点，衙门里的人觉得危险过去了，这才派人过来接他们。

5月29日，早上刚刚结束弥撒，就有人送到天主教会一封信。信上扬言说，所有在华的外国人都有危险。主教立刻给总督写了封信，向他求助。可是，总督并没有回复。主教很着急，只好亲自到总督府去，想借来100个士兵。结果，不仅大门都没让他进，还被总督府的人连骂带打地哄了出来。

主教说：“他们弄翻了我的轿子，还把我的轿夫痛打了一顿。乱石不断向我飞来，我拼命跑着，还是被击中了很多次。另外，一个官员模样的人还冲我抡斧子，要是真的被劈一下，我的脑袋早不知所终了。最后我浑身是伤地跑了，旁边护送我的一个衙门小军官也被石头砸中，血流不止。离开教堂后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暴怒的人群就将我们的天主教堂毁掉了。神父刚刚藏好几页纸，那些人就一涌而入。一个半小时后，教堂里就空空如也了——家具全被砸毁，值钱的东西被抢光。后来，还是几个军官发话，暴怒的人群才收手解散了。谁知，几分钟后，他们又回来了，准备彻底推倒整座房子。最后，总督终于出现了，可他居然发话说：‘抢东西砸房子都可以，就是不能放火，旁边还有老百姓的房子。’听了这样的话，本来夹杂在人群中想向我们施以援手的朋友，还有那些充满正义、一直在帮助我们的人，都不敢再与我们有瓜葛，只能远远走开了。

“主教莫塞耶勒·杜海思，是70年前被杀死的。这次烧毁教堂时，他的坟墓被暴徒挖开了。他们从里面弄出他的尸骨，挑得高高的，到街上炫耀、示威，嘴里还叫喊着：‘看哪！这就是传教士杀人的证据！这是我们刚刚从他们的房子里挖出来的！’这无疑可以起到激怒群众的作用，好让老百姓继续追杀我们。于是，接下来，我们所有的房子都被烧毁了——育婴堂，教堂，什么都没有剩下。

“到了30日下午3点，衙门终于派人来了。他们用轿子来接我们，18位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妇女、儿童，他们也同我一起走了。我们现在都是一样的人——像乞丐一样什么都没有，无家可归。衙门里的人客气得很，只是住得实在差劲。6月1日，我们又被移送到知府衙门，也就是我写信给你的地方。”

5月30日和31日这两天，31名外国人（英国、法国、美国）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家园。幸亏他们分别向驻重庆和北京的领事馆发出了求救信，否则真不知道还会有怎样的遭遇。总督得知他们求救的消息时，曾经试图阻止，但晚了一步。不过，那也成了外国人最后的求救信号，他们再也发不出去消息了。那些被挖出的尸骨和墙上的鸡血所蛊惑的百姓，已经逐渐失去理智，恨不得立刻冲到衙门里，把外国人全部杀死。

还有更可怕的事——有人把一个小乞丐弄到了衙门里，他没有舌头，带他来的人说是被传教士割掉的。这个小男孩失去了舌头，所以真相永远无人知道。可谁能做这种残忍的事情呢？除去外面那些暴徒，还会有谁？

有人说传教士把小孩子的脑浆混合在牛奶里了，所以整罐的牛奶被倒掉，街上洒得到处都是。一位躲在衙门里的女士早产，可找不到药品和纱布，只有束手无策的医生。终于，医生被允许出去采购药品。他在街上见到一个手非常白的人，那人手里拿着个瓶子。医生觉得很幸运，他知道这是一瓶石炭酸（腐蚀性比较强），可以做消毒剂。原来，瓶子是这个人从医生所在的医院抢来的，结果他的手被石炭酸烧伤了。当医生说要买下来时，那人非常高兴地卖给了他。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医生一直用它为这位生孩子的女士消毒，才使她免于感染。否则，在中国西部这么炎热的六月，她肯定会送命的。

5月29日，纵火与劫掠行为达到最猖狂的地步。周道台贴出告示说：“洋人在中国劫掠小孩的证据已经落实，军民要镇定，莫要惊慌。本官对他们的罪行一定会秉公办理，绝不姑息。”

30日，一个匿名告示又说：“目前，日本人强占了我们中国的领土，英法美三国全都视若无睹。你们要想在中国自由传教，必须先帮我们赶走日本人，否则不会有传教自由的！”

30日，巡抚大人的告示上说：“有人禀告本府，端午那日，街上百姓投掷水果为乐，洋人一味围观（这并不是事实）。结果，相互之间吵闹起来，导致教堂被烧毁。双方实际皆无错，只因有人挑拨，并趁机作恶。

“凡老实本分的百姓，要做好自己分内之事，有冤申冤，成都与华阳两府都会秉公办理各种事宜。对坏人绝对不能施以援手，否则会一同受罚。如若抓到带头闹事的人，本府一定会严格执法，对其实行严厉的惩罚。”

31日，似乎有北京来的命令，城里开始实行军事管制令，并发布告示：“今已禀告皇上，凡散布不利于政府的言论、迷惑别人的人，都将被依法逮捕并斩首。”

衙门终于得到命令，在暴乱发生11天之后，送传教士们离开。他们在军官和六只配有士兵的小船的护送下，于凌晨一点钟从岷江离开了成都。其中包括英国人和美国人。一个来自中华内陆会的传教士，想给重庆的英国领事发电报，请求继续留在成都。可那些军官表示拒绝发这个电报。终于，他们被安全护送到了重庆。回头想想，从开始逃亡，再到宜昌，他们已经颠沛流离一个月了。宜昌距离长江上游1000英里，一般情况下这里会有外国军舰出没，可他们一路上都没碰到一艘。

护送圣公会的传教士杰克逊先生回传教基地时，军官们非常谨慎。不仅给他戴上了墨镜，染黑了胡子，还让他穿上了中国官服，戴上中国官帽，脚蹬官鞋——俨然一个中国官员的模样。由于他坐着一顶过于豪华的轿子，身边还有很多人护送，故而引来了很多人围观。军官们赶紧提醒杰克逊先生，千万不能出声，也不要轻易下轿。他们还告诫护送的人说，假如有人问轿子里是什么人，就说是“来迎接新总督的高官”。因为恰好李鸿章的亲信——刘总督被撤职，来了一位新总督。这倒是整个事件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

7月2日这天，正逢星期天。暴徒们突然向中华内陆会和万县圣公会发动攻击，结果只抢走了几样东西，因为这次衙门很得力，及时赶来支援了。新都的一位女传教士家也成了他们袭击的目标，这家人从后门逃出去，却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因为没人愿意收留他们。最初连知县都没打算帮助他们，到后来才派人驱散了闹事者。现在又听说，那些女传教士住的地方已经有人在保护了。

忠州的天主教堂被毁掉了，闹事的人群将三位前去拜访的女士困在了里面。后来，人群里走出一个男人，他在三位女士门前的一块石头上磨着自己的大刀说，里面的人都是好人，只要他在，谁也别想进去伤害她们。一位女传教士和一个中国女子跑去求衙门的人，结果连门都不让进。那个中国妇女见状大哭起来，她说，假如衙门不去保护她们的财产和安全，就死在这里。僵持了很久后，她们终于走到了衙门里头，可知县竟然正吓得不住地发抖。

最后，拿刀的男人给三位女士雇了轿子，还请旁边三个围观的人一路护送着，回到了她们的住处。

7月4日，美丽的宜宾也发生了袭击事件。圣公会、美国浸礼会等几座教堂遭到毁灭性袭击，一部分遭到破坏，就连天主教堂也在其中。里面的女士们跳墙逃走，剩下的男士遭到了暴徒的毒打。中华内陆会的两个传教士，正带着两个孩子在乡下传教，听说这件事之后，仍然冒着危险赶回来了。刚到宜宾，就看到舱门外站着一位拿着宝剑的官员，船主提醒他们赶紧逃命去。结果，还是被暴徒抓到，抢走了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身无分文的他们，无处可去，因为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他们带着孩子，随着闹哄哄的人群赶到教堂那里，结果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幸好有三位善良的老妇人收留了他们，否则他们在天黑前只能四处躲藏。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终于来到衙门，见到了其他外国人。

泸州的教堂倒是没有被拆毁，暴徒们闯进那里的中华内陆会，只是毁坏了些东西，损失比较小。位于水富县的美国浸礼会驻地遇袭，里面的美国人坐船跑了。终于，当地官员开始采取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知县下令让水富县的所有外国人都坐船离开，有的传教士不想走，知县就明确地对他们说，衙门也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谁知，在长江上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位于雅州的美国浸礼会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他们想到，假如雅州也有暴徒聚众闹事，这里就不会幸免。所以他们决定，先把妇女和孩子送走，给他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容身。夜半时分，夜空中繁星闪烁，他们像逃犯似的，离开了这座睡梦中的城市。起初他们对未来有过那么多美好的设想，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竟要悄悄逃走了。

过雅江的唯一工具就是竹排，他们坐在上面，由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负责护送。路上，他们看到一处被毁掉的天主教驻地。到了宜宾，他们来到衙门里，与藏身在此的其他传教士汇合。躲在衙门里的传教士没有人身自由，不仅不敢出门，还要忍受士兵的侮辱，一个传教士更被士兵打破了头。他们只好在不走路风声的情况下，换船继续前行。在水富县想靠岸时，几个开船的中国人不许他们停泊在此，可长江波浪翻滚，他们的小船根本不敢再行驶了。

这时，突然从对面江上驶来一艘大船，上面坐着中华内陆会刚刚脱险的传教士们。雅州和水富的这些传教士正走投无路的时候，居然遇到了他们，简直是奇迹。后来，来了几只载着武器的船只，想要袭击这些外国人。幸好一个美国人非常勇敢，他站在船头，手里拿着温彻斯特连发枪对着那些船只，暴徒的船只被吓跑了。该上船了，美国浸礼会的传教士让一个人留在水富，等待下游的外国人，并让他保管浸礼会的钱财和东西。

谁知，这个留下来的传教士遭到了武装袭击。暴徒们不仅抢走了他保管的财物，还把他自己的财物也抢光了。更可怕的是，中国人将他吊在了船上，轮流用长杆的梭镖扎他身体。那些坐船逃走的美国人知道这件事之后，会怎么想？还会轻易把那几个武装船只放走吗？

泸州的女传教士被英国领事馆召回。当地的知县知道了，立刻封了她们的住所，并派兵守在门口。天主教驻地也被严加看管起来。

不久以前，天主教会得到确切的消息：整个四川，被毁掉的传教基地的教堂有20多座；牧师被赶走，中国信徒也没能幸免，全都遭到了洗劫。另外，彭山与新津教堂、长老会也无一幸免。假如更偏远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不知他们会过多久才能知道。

第十四章　心惊胆战

1895年7月。

听说在暴动中表现果决的道台，受到北京接见。另外，重庆的太平门正在建亭子，说是为了迎接来自成都的总督。外国人已经全部撤出成都城，可对那里贴出的针对外国人的告示仍感到心有余悸。这位总督会不会被罢免呢？会不会有人来接替他呢？

五天后就要开始科举考试了。听说有两三万人要来参加，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如何。这就是说，过不了几天，将有六万多人聚集在重庆。其中年龄从19岁到30岁之间的考生，有两三万，再加上他们各自的随从，人数就不止这个了。这些人都会相信告示上所说的话，相信外国人真的做了坏事。想到英国人和美国人落荒而逃的样子，他们也会窃喜甚至兴高采烈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人，在中国西部从未得到过尊重。如今将要涌进重庆的都是了解暴乱事件的人，他们又怎么会害怕外国人呢？任何政府都很难让这些人守规矩吧？

政府这时贴出告示说：“皇上已知晓有人造谣聚众作乱之事，并晓谕天下，再有发现杀无赦。”

中国军事管制令之下的我们，没法得到英国政府的帮助。英国政府顶多在宜昌还能帮上忙，可那里距离重庆太远，有一个月的路程呢。开通重庆港口的时候，就有中国人提出建立租界的事。那样可以专门为重庆的外国人服务，保护起来也容易得多。假如英国政府能接受这个中国人提出的条件，就不用再谈什么保护了。另外，假如外国人聚居在租界里，就算人不多，他们也可以保护自己。

可是重庆目前的状况是，妇女和儿童根本得不到保护。不仅如此，如果有意外发生，妇女们会觉得自己是男人的包袱，所以，军管令还没有宣布的时候，她们已经准备离开重庆了。她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孩子不再上学，医院没人去看病，只和少数信得过的中国人交往，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交际活动。那些友好的中国人对她们说，现在还来得及，应该赶紧离开重庆。重庆的教会都有分支机构相互联系，他们会了解各处想离开重庆的人员，并说希望能让妇女们先行离开。

这些可怜的女人开始收拾东西，只把那些实在舍不得的东西留给自己，其他的就等着暴徒来瓜分了。终于，她们不仅打点好了早上出发要带的东西，而且找好了同行的伙伴。留下来的是职位比较高的传教士。太阳出来了，大家又跟往常一样去做例行的祈祷，并辞别了几个很好的中国朋友，和那些泪眼婆娑的中国基督徒。开始祈祷了，所有人的内心都波澜起伏。一位女士说：“我们知道这里不安全，会有暴徒闯进来，可我们的丈夫留下来，肯定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看着我旁边的那位夫人，我一句话也没敢说。我知道，她也在牵挂自己的丈夫。我们就那样默默地坐在一起，最后还是她先开口了：“您有话想说是吗？”我问她今后有什么打算，她说很想离开重庆。说了些话之后，我们心里都觉得好过些了。由于担心中国人对我们有疑虑，她跟我说，我们夜里不能睡床，还是睡在地毯上的好。

第二天早上，一位英俊威武的先生骑着骏马来了。他来自苏格兰圣公会，是来通知我们一个消息的。他说军事管制令发布了，我们这些准备好行囊的女士都不用走了，因为这里安全了。而此时，女士们早就把收拾好的行李搬到船上，准备天一黑就离开重庆。领事馆禁止在暴乱中逃出来的外国人滞留，一些想逃离危险的女士，早已经跟那些逃亡到重庆的外国人一起坐船跑了。过了几天，见官府真的加强了管制，连中国人都开始说外国人在重庆没有危险了，女士们就又从船上搬回了箱子。

由于科举考试还在继续，所以一直有船在江边等着接应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万一发生危险，只有像在暴乱中逃亡的人们一样，急忙离开。

几个中华内陆会的成员，在衙门里躲了一个月之后，再次回到重庆。难以想象，他们关在衙门里有怎样的遭遇。据说，他们不仅身无分文，而且只能天天待在阳光都照不进来的小房间里，唯一的安慰是有一小块可以锻炼身体的空地。

6月4日那天，重庆所有传教士的住处都遭到了暴徒攻击。一个传教士身上有个不错的腰带，结果两个暴徒争抢起来，差点把这个人扯成两半。妇女们经历了暴乱，又在衙门里暗无天日地躲藏了一个月，这种种压力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对男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更别说生性脆弱的女人了。而她们不仅没有垮掉，还坚强地挺过来了。可英国男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都有些大男子主义。

假如此时离开重庆到长江下游去，10月份之前肯定回不来。因为夏季长江水位会暴涨，就算是水位没有变化，从宜昌逆流而上到重庆，没有一个月时间也到不了。而去宜宾则可以走陆路，两个星期就可以到达了。

尽管发生暴乱，可并没有外国人在成都被杀，所以有人觉得外国人在重庆不用担心，不会有生命危险。实际上，亲眼目睹过成都暴乱的外国人，都见识过那些暴徒们洗劫和烧毁的本领。他们心里都清楚得很，假如当时没有躲进衙门，天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悲惨遭遇。当时他们躲在衙门，还受到暴徒围攻，暴徒扬言要闯进去杀死他们呢。肯定是那封及时发出去的电报起了作用，重庆领事馆让衙门保证外国人在那里的安全。之前我们提到过，成都总督曾极力阻止发报，还好他晚了一步，电报已经发送成功了。就是这封电报让成都的官员收留了这些外国人，没让他们过早离开。否则，暴乱的结局肯定不会是没有人员伤亡。

天主教的主教是最后躲进衙门的。他慌里慌张地跑进去，穿过妇女的房间，直接冲进了男人的住处。他的衣着与举动都在告诉大家，暴徒们并没有善待他。假如这是真实的情况，那么他肯定是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岗位，实在迫不得已时才离开的。

那些在中国西部生活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随身携带枪支。一支温彻斯特枪，曾经在逃亡的路上发挥作用，避免了一场灾难。实际上，在整场暴乱中，这些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枪阻止了很多悲剧。保尔上尉就说：“当一个人冷静地拿着枪面对敌人时，对方的勇气也就消失了。”

7月26日。

海关人员不时地进来出去，身上都带着装满子弹的枪。就连领事大人去喝茶时，都会把枪放在帽子下面。如今，教会的每栋房子中都安插了10个站岗的中国士兵。他们受教会雇佣，保护房子里的人，每天能得到50文佣金。

太平门上还摆着那个新建的亭子，本来是用来迎接总督的，现在用不着了，总督不来了。他从成都乘船沿着岷江前行，在激流中经过了宜宾、水富，到泸州时，风浪猛地大起来，根本无法行船，于是他掉头回成都去了。中国人说这是报应，太好了。外国人则说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会遭到上帝的惩罚。天主教的中国教徒说，只有惩罚他，四川才能太平，不再发生暴乱。真的会有报应吗？成都从发生暴乱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英国政府到底是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而重庆的中国官员和我们的领事费莱塞先生，则对此提高了警惕。

一位总管天主教财务的法国教士，不无骄傲地说：“这场暴乱，毁掉了天主教在四川的40个驻地，可没有一个法国人因此而离开。就算生病，也没离开四川逃亡到北京去，没有一个。有四个法国人，包括一个法国伯爵，他们从暴乱中逃出驻地，徒步在大山中走了四十天，最后，到达了云南昆明。”或许有一天，这些外国人会跟我们说说自己遇到的艰难险阻。除去这四个人之外，其他的法国传教士不是躲进衙门，就是藏在中国人家里，始终没有离开驻地。

前面提到的打箭炉，就是与西藏交界的那个地方，也有传教士的驻地，那里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暴徒的袭击。一个中国传教士面对这些暴徒没有惊慌，他让12个中国人手持梭镖直对人群，之后开启教堂大门请他们进去。几百名暴徒，面对着12支梭镖退却了，居然一哄而散。就这样，那座教堂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大部分中国基督徒都是老实本分、事业发展顺利、衣食无忧的人。在成都，没有中国基督徒被抢的事件发生，可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中国基督徒的财产几乎被暴徒洗劫一空。所有的中国基督徒都惶惶不可终日，时刻等待着灾难的到来。

洪庙场（我丈夫的《峨眉山》中有描述）坐落在一片山中高地上，是个集镇。它的一侧是峡谷，另一侧是激流滚滚的沱江。江对岸，是峻峭的娄山。洪庙场后面也是一座山，高达一万英尺。据说，从山口翻过去就是自贡。在自贡与乐山之间，有一条盐商的必经之路。刚听说成都暴乱的事，洪庙场的异教徒就开始对基督徒发起攻击。双方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石头大战，后来中国基督徒大喊：“石头快用完了，赶紧准备枪！”异教徒听了，吓得落荒而逃。

有个牧师同时管理塔田泽和洪庙，两地相距一天的路程。他主要在洪庙场住，每年去一次塔田泽。在异教徒开始暴动的时候，洪庙场的教徒专门派出三个人去给塔田泽报信，以便那里的基督徒能及时做好准备。当那三个人翻山越岭，终于把消息送到之后，当地的教徒立刻在去往塔田泽的必经之路上集合起来，驻扎在一所房子里头。妇女和孩子一看到来袭击的暴徒，就开始尖声叫喊，男人们立刻开枪射击，11名暴徒被当场击毙。

塔田泽有一座非常好的女子学校，蜂房里飘荡着甜美的蜜香，这一切都被保留下来。塔田泽安全了。

别的地方也曾对暴徒的袭击有过正当防卫，可很少见到像塔田泽的教民这样对暴民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水富传出过暴徒死伤的消息，但据说是那些人自己造成的，并非教民防卫时杀害的。当时有个天主教学院，离水富三英里，暴徒们袭击那里的时候，爬到屋顶上准备拆大梁，结果掉下来摔死了六个人。据说重庆方面刚刚送到6000两银子，暴徒们就是冲着这个来的。他们不仅知道银子的数目，还知道银子埋在什么地方。在中国，哪里容得下秘密呢？结果，挖出来的所有银子都被暴徒运走了。

学院遭到暴徒侵袭，所以学生们都来复课，校长却还没有到。学生们被告知，在这里不许开礼拜堂，不能卖任何书给别人。连政府公告当中都说，要调查学院被劫的案件，学生必须严格遵守要求。

外国人真正担心的是，那个让一切走向恶化的总督不仅没受到惩处，反而还跑到别的地方去做官。那样一来，每个暴徒都会觉得，外国人的财物就是可以随意抢夺和焚毁的。那个道台大人倒是公正得很，不知道他会不会被调离这里。如果他走了，新来的大人又不喜欢洋人的话，暴力事件很有可能死灰复燃。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只逮捕了五个暴徒。

这些中国暴民的确与众不同。有一位中华内陆会的高级成员，在自贡住了很多年，深受当地人尊敬。发生暴乱的时候，他藏在了衙门里。后来他冒着危险回到家，发现那些暴民竟然正在忙碌地搬东西，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假如他们拿起传教士觉得有特殊意义的一个东西，他就会跟他们商量：“能不能别拿这个呢？”那些暴民居然会听他的话。一个妇女抓着卧室的睡衣冲到他面前问：“这个是什么？”他就笑着说：“嗯，你可以拿回去用它给孩子做衣服。”就这样，这位传教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被暴徒搬空了。

第十五章　温塘

重庆东面连绵起伏的群山，成为四川这个商业中心的东部屏障。在重庆北边20英里的地方，群山之间的深谷底部有一眼温泉，它就是中国人口中的“温塘”。自从来到中国，我们还没有光临过中国内陆矿泉疗养胜地。眼看就是圣诞节了，假日去温塘真是最好的选择。打定主意之后，我们立刻收拾好换洗衣物，将行军床也收进了行李里。平安夜的时候，我们便坐船过江而去。

在对岸一条石头长街的两旁，散落着海棠村的民房。这条长街正是通往贵州官道的起点。从这里往上，距离江面1000英尺高的地方，有个叫“榕口崖”的山口。叫它“榕口崖”，是因为这里有一棵大榕树，枝叶繁茂，浓荫遮蔽了好几百码长的石阶。攀上榕口崖之后，往左看就是叫作“老春藤”的山峰了，上面树木葱郁，半山腰处庙宇重重，听说供奉的是中国的哲学家老子。

山口间有个狭窄的凉棚，成为从重庆南下的赶路人休息的第一处地方。从山口穿过，就来到一个很深的山谷，两边是陡峭的高山。东边的山岭绵延、巍峨，上面苍松翠柏遮天蔽日。而半英里宽的谷底，则开凿出了一层层的水稻梯田，远望去看不到尽头。此时是冬天，稻田一派冬意。田里的水，静静的，清清的，田埂上的豆荚花开得正旺。

两边的山脉主要是石灰岩，两侧露出些四川的红色砂岩。山路开凿得很舒服，宽窄合适，连下坡都让人觉得不那么明显。一路下坡走出6英里之后，我们来到一个人口密集的小镇——老场。在“榕口崖”另一侧，正对着山口的地方还有个“新场”。老场的街道上，都铺着坚硬、光滑的石灰石块，宽4至6英尺，显得非常整齐。往前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一座山梁，它的山脊位于四川和贵州的交界线上。冬日的雾气将远近大小的山峰都笼罩起来，大概只有晴朗的夏日才能看到远处的山脊吧。安静的山路上，也弥漫着轻纱一样的水雾，给人一种清凉之感。

由于新场的饭馆都是露天的，我们在那里吃午餐的时候，被好奇的人们围着看了好久。之前的路一直很好走，过了新场就开始直上直下，不大好走了。在山谷里我们没看到水流，所以猜想，肯定存在着地下暗流。最后，我们在谷底和高高的山脊上都看到了水流砸出的深坑，证实了我们的猜想。

整个山谷连庄稼都没法生长，给人一种荒无人烟的感觉。周围几乎全是石灰岩，山脊直上直下，上面镶嵌着深灰色的石块，如同起伏的波浪。等走近些才看清，岩石之间那少得可怜的泥土里，栽种着参差不齐的罂粟苗。罂粟一般是11月播种，此时刚刚从土里钻出来，像狗尾草似的。即使从最近的小镇往这里运送肥料，也是很困难的事。

幸亏这样的野地并不多，不一会儿，又有一道迷人的山谷出现了。这里生长着低矮的树丛，栎树、棕榈、榕树密集地覆盖在山谷间的小丘陵上。平坦的地方生长着成片的罂粟，山坡上葱郁的灌木丛中掩映着富有生活气息的农家房舍。陡峭的山坡上开凿出来的小路，仅能走我们的小马，不过走起来倒还比较省力气。山路两边的石壁上，偶尔会有一些粉红色的野花探出头来，还有些藤蔓攀爬在其间。就这样走了5英里，终于登上山脊，同时山谷也走到了尽头。先前的一切都被我们扔得老远，离温塘越来越近了。

下山的路很陡峭，上面铺着零散的石块。踩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又前进500英尺，温塘就到了。它所在的位置是个小山村，这里四面都被高山包围着，俨然一处安静美好的山谷。山峰在苍劲的松树和飘渺的云朵间忽隐忽现。村中流淌着一条水波幽蓝的小河。到处弥漫着朦胧的雾气，混合着温泉的水汽，更显迷茫。一座雅致的三孔石桥坐落在小河之上，从桥上走过去，就踏上了一条平坦宽阔的石板路。接着，我们又穿过了村口的凉亭，把行李安顿在一个相对来说干净些的谷仓里。在这样的小山村，这应该是最好的客栈里的上等房间了。

温塘就坐落在谷仓旁边，那也就是我们说的温泉。刚把东西安顿好，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去看著名的温塘，结果有点失望——温泉看起来有点脏兮兮的。不过，我们还是纷纷跳了下去。这个温泉浴的四周有围墙，头上有盖着瓦的顶棚。里面的浴池分为男女两个，男浴池大概有3英尺深，30英尺见方。浴池墙壁是天然的、满是花纹的石灰石，如果在上海的花园里摆上这样的石头，肯定会吸引很多人来欣赏的。浴池两边开凿着宽宽的石阶，为的是方便人们入池洗浴。即使不下去洗浴，只站在石阶上，心情也非常舒畅。这个浴池与中国很多地方一样，对任何人都是免费的。

此时，有一个大人和三两个孩子正泡在里面。看到浴池的进水量很大，池水更新很快，我们没有犹豫，立刻跳进去与当地人一起享受起这温泉来。水中有股浓重的硫磺味道，但是非常清澈。从出水口巨大的声响可以判断出，温泉的入水量一定非常大。与我们同浴的当地人说，这个温泉一年四季的水量都是一样的。在温泉边上有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庙，庙前的石碑上记载着温泉的由来，只是字迹已经模糊了。

在中国人看来，有种看不见的力量操纵着自然界的一切。在四川，这样的思想处处有所体现。外国人正在积极传播异教教义，在它面前，这种思想还能坚持多久呢？如果有一天异教教义在中国获得认可，中国人或许会像美洲人一样，进入文明的时代吧？美洲所有的自然财富是上天赋予他们的，可是信奉基督教的投机者劫掠并垄断了这一切。结果，只有那些口袋里装满金币的人，才有资格与这些人一起分享。

可是中国不同，在这个与我们宗教不同的国家的西部，宗教已经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简单得可以随时拿起放下的东西。这里的穷人坐渡船都是免费的（冬天住在重庆的旅店里，米饭是不收钱的），收取路费或者过桥费在他们眼中都是令人厌恶的。假如情况特殊，连住店的钱他们都可以不收。英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如画的风景，却不允许人们擅自入内，因为它们通常属于某个非常有钱的人，而那里恰恰是他私人住宅的范围。中国不是这样，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是开放的。

温泉浴池旁边，有个大岩洞，里面向外流淌着清凉的泉水。洞口修建了一个镏金神龛，里面供奉着观音菩萨。拿着蜡烛往里走上50码，可以看到一个大屏障，估计是为了安全考虑放在这里的。中国人最欣赏80年前一位姓彭的人修建的宅院，离这里有几英里远。当年他斥巨资修建了这座又大又豪华的宅院，以至连同乡都觉得他不正常。而且，人们还提出证据进一步证明他的怪异——他每天早上都用凉水洗澡。既然有这么诱人的去处，我们何不去看看呢？

于是，我们踏上了去彭家宅院的路——彭河林。从温塘河谷出来，我们进入一个峡谷，里面长满茂盛的树木。温塘的水飞流直下，直达谷底，沿着笔直的河床向前流淌。彭宅倒未必有多美，可沿着峡谷前行的这段路还真是有趣。

30年前，那个让人又敬又怕的“妖怪”离开了人世，只留下这美好的宅院，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败落。可以想象，这个宅院当年会有多么耀人眼目，一定可以媲美最金碧辉煌的庙宇。大门前有个一英亩大的荷花池，如今被改造成了稻田。门前有个露天平台，现在已经塌陷了好几处。房间里的家具木器，能挪动的全都不见了踪影。花圃里面种满了白菜。花园里还矗立着当年修建的回廊，迷宫似的绕来绕去；桌椅是石头的，还完好地摆在那里；亭子是木头的，此时已经不见了踪影。园子里种的那些树木，都是一些名贵树种，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其中有一种叶子毛茸茸的松树，这里的人称它是“猫尾巴松”。

这个大宅院由36个院子组成，宅院后面满是名贵稀有的树种，从房后一直绵延到小山顶上。远远望去，隐约能看到山上的小路，就算是风雨来临也可以在其间流连吧？四川北边的那个省，已经开始变成沙漠，都是那些毁坏林木的人造成的；现在，他们正努力着，想把有山有水的四川也变成沙漠。彭家种植的这些树木能保存到现在，而且长势良好，真可以算是奇迹了。

值得观赏的地方全都观赏完了，第二天我们就要回去了。伴着缥缈的山中云雾，拖着疲倦的身体，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

山里的雾湿气重，很快就把衣服湿透了。回想起来，这次圣诞的行程还是很尽兴的。不过，回到温暖的家里，围着炉子烘烤衣服更令人感到一种家的温馨。这里的气候非常潮湿，连空气中的水蒸气似乎都饱和了，不再蒸发水分。客栈里一年四季都有一股霉味。不管是被抬着走、驮着走，还是步行，只要是走在贵州和云南这条官道上的人，一遇到刮风下雨，都会对路上休息的地方非常满意。走在路上倒还能忍受，如果在这潮湿的夜晚，睡在风雨都挡不住的客栈里，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

出门在外的中国人，居然能忍受这么潮湿的天气。这样的坚韧，同沉迷于鸦片的放任，同时存在于这个民族身上，不是很矛盾吗？欧洲人是无法忍受这种天气的，我们在这种季节只敢出门两三天，否则就受不了了。或许有一天，中国外出的条件会得到改善的。可是，我们这一代在中国生活过的欧洲人，还能看到那天吗？

中国人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能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好的，就不会有什么怨言。他们会不会生活得更幸福些呢？我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有这样的疑问。

第十六章　艰苦的进藏之路

中国的城市总是因为一些旅行家的路过，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起来。在中国住久了的外国人，往往会变得很沉默，无法给你讲出些有意思的事来。可外国旅行家不同，你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到很多在城市里见也没见过、听也没听过的事情。一连几天，我们都围着旅行家，跟他倾诉我们在中国的种种经历。我们也请他讲讲自己都去过哪里，有哪些经历和见闻。你会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有无数的话题，内容更是丰富多彩。大多数旅行家都写游记，并不断为自己的游记收集资料。将来这些游记出版的时候，肯定会让世界知识宝库更加丰富多彩的。

有两个旅行家和我说了很多有意思的经历，但还没有写出来。不过我相信，未来的读者一定会喜欢读他们在中国的那些旅行见闻的。他们中的一位是安妮·泰勒小姐，中华内陆传教会的一员。去年春天，她准备回英国去，从西藏出发路过重庆。西藏的路程她走了将近一年，因为严冬时节的西藏穿越起来非常困难。不仅如此，食物和住房也非常稀有。在恶劣天气的折磨下，即使最强壮的人也会倒下。她这一路上，的确经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苦与磨难。不仅如此，她的中国仆人还残忍地背弃了她，令她陷入绝望的境地。幸亏遇到了几个像骑士一样的西藏人，否则她肯定已经死掉好几次了。她具有坚定的决心、异于常人的冷静和意志力，所以极度的寒冷与饥饿都没有将她击垮。

泰勒小姐中等身材，棕色的眼睛非常有神采，一看就是典型的撒克逊人。她的皮肤是典型的旅行家的颜色，神态也满是旅行者经历磨难之后的平静与泰然自若。她生动的表情与闪烁的眼光告诉我们，她还是个富于想象、精力旺盛的女子。看起来她的身体很单薄，可是她的活泼与勇敢，肯定让那些至今生活在蛮荒时代的藏族人印象深刻。对西藏的百姓和文化，她非常着迷，很希望能把在西藏知道的一切都介绍给英国人民。

在拉萨，她被困了整整三天，幸亏一位藏族教民向她伸出援手，否则她可能会送命的——那样一来，我们也就听不到她讲述自己的旅行见闻了。泰勒小姐曾经在甘肃雇佣了一个回民，可那人半路跑了，她只好只身一人远赴西藏。1887年是她第一次进藏，当时她打算从印度半岛出发，可锡金还不在英国管辖范围内，当地政府不仅不为她提供便利，还不允许任何人帮助她。虽然她手里有钱，却经常挨饿，因为什么都买不到。后来她发高烧了，不想吃东西，用过奎宁后烧退了，可怕的饥饿却接踵而至，令她更加难以忍受。连续几天吃不到饭的情况经常有，饿到极点，她只能靠捡东西填填肚子。那些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故意撒落在地上的，因为大家都被禁止卖东西给她，更别说送给她吃的了。不仅如此，有两次她还险些被人下毒致死。整整十个月，一个欧洲人都没有出现过。

另外一次进藏，是她再次攒足了勇气之后。这次她先坐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然后走陆路来到西藏桑坝。在那里她住了整整一年时间，这期间几乎不怎么出门，经常在家里招待藏族朋友。听说她要去拉萨，很多藏民朋友都热情地要陪她去。进藏前，她雇佣了一个回民，名叫诺加。另外她还带上了四个随从，两顶帐篷和十匹好马，并答应回来的时候把这些马都送给诺加。结果，正是这些马，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起初，来了一伙骑着马、穿着白皮袄的土匪，袭击了他们。有两个人在混战中被土匪杀死，八个人被打伤。她的五匹马死了，钱财东西也丢了不少。幸亏一个喇嘛大喊一声：“她是女人！女人啊！”土匪这才罢手，否则肯定会把这一行人全部杀死。在蒙古人和藏族人看来，欺负女人是要被唾弃的。所以，他们中的男人必须随身带着武器，女人却可以空手上阵。泰勒告诉我们，在藏族宗教中，杀生是大忌。不仅仅人的生命不能伤害，大到绵羊，小至跳蚤，全都不能伤害。在他们心目中，一切生命都要受到尊重。

9月28日，这一行人跨过了黄河。黄河水流急、河道窄，于是他们在架子上放好充了气的牦牛皮口袋，自己坐在上面，让马拉着过河。河水不断从皮筏子旁边涌上来，凉得刺骨。河对岸就是格洛克地区，也就是说他们一上岸就进入了满是强盗的地方。不过，格洛克人从不抢劫自己地盘内的人，所以泰勒他们暂时还是安全的，还能欣赏一下沿途秀丽的风光。穿过这个地区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在西藏，如果雇来的牛马因意外或生病死去，你必须赔偿；可是，假如被格洛克人偷走，就不一样了。

格洛克政权掌握在一个女人手里，她的管理很严格，禁止在领地发生任何贿赂行为。因此，格洛克人非常拥护她。不过，随着思想不断开化，她也会被利益所迷惑吧？

听说曾经有500个俄罗斯人经过格洛克地区，首领派人去偷袭，结果俄罗斯人毫发无损，他们自己的人倒死了12个。还有人说，这里曾经来过一个旅行者，身上带着一个锡制的箱子。格洛克人很想得到那个箱子，却担心箱子里会钻出一支军队。结果错失良机，没得到箱子，他们心里都相互埋怨。泰勒小姐这次也带着两个带抽屉的箱子，格洛克人同样觉得很神秘，猜想里面是不是藏着军队。再加上关于泰勒小姐在当地有很多传说，所以格洛克人对她有些畏惧，并没有侵犯她。经过这个地区的时候，她非常安全。

有一天非常冷，皮肤碰上金属的刀片就会冻得粘到上面。一个回民随从病得非常重，即将离开人世。依据回族风俗，将要离去的时候，一定要洗净身体才行。这么冷的天怎么给他清洗身体呢？不过，他们还是照样洗了，只是这么做似乎让那个人死得更快了些。埋葬也是个问题。他们找来找去，发现了一块沼泽地，幸好是初冬季节，还有能挖得动的地方。在狼群到来之前，他们迅速把他埋葬在了这里。埋得不深，上面还盖了些草。之后，一行人就继续往撒加卡方向前进了。

在路上，泰勒小姐他们又遇到一个500多人的劫匪团伙。在这些强盗眼中，集团性抢劫很正常，而且是正当的，小偷行为才让人唾弃。于是，泰勒小姐也成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以此来保证自己一行人的安全。穿过德尼楚之后，泰勒小姐以为到了长江的源头。加勒就在眼前，房子依山而建，风格很奇特。每所房子的屋顶，恰恰是后面一所房子的露台。大概这里的田地从来不施肥，因为连石头都没捡出来，就那么随意地耕地播种了。大部分地里种的都是青稞，隔一年播种一次，之后就随它自生自灭。在这么冷的天气，很多藏族百姓依然住着帐篷。

当藏民听说泰勒小姐要去拉萨的时候，几乎全都跑来劝她别去。他们说，那里发生了战争，到现在还没停息。可泰勒小姐坚持要去，还说战争已经结束，停战协议也签订好了；况且，战争不会波及到旅行者的。那个叫诺加的回民随从，就是在这里开始对泰勒小姐不敬的，有好几次都不服从她的吩咐。更过分的是，他还威胁泰勒说要动武，甚至把剑都拔出来了。又是藏民，在这危急时刻救了她。藏民还对她说，头人是不会保护她的，他们会一直送她去西藏。原因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不是外国人倒没什么，关键是你是女人。”

用整整一本书，才能写尽泰勒小姐在西藏的所有经历。那个回民诺加离开的时候，把能带走的全都带走了，泰勒小姐只好变卖身边的东西，来支付路上的费用。最后，这一队人马连帐篷也没有了，还经常好几天都找不到路，到处乱撞。

12月24日那天，他们终于找到去西藏的路，于是利用休息时间庆祝了这个山中圣诞节。泰勒小姐高山缺氧很严重，在去西藏的路上，不停地喘息着，浑身是汗。食物只剩青稞了，她却没法消化。泰勒小姐有一根镶满宝石的金腰带，之前那个诺加经常跟别人吹嘘这个金腰带，弄得他们一行人白天不敢赶路，只能晚上再走。夜里气温骤降，茶水几乎刚倒出来就冻上了，那种寒冷简直令常人难以忍受。三天的行程，他们只在半路上的一个小山洞里休息过一次。山洞非常狭窄，刚好能让他们躺下休息。生火的时候，烟都跑不出去，把他们呛得不停地咳嗽着。

终于，12月31日，他们来到了拉萨。诺加比他们抢先一步到达这里，并且到处宣扬说泰勒小姐要来了。这算他做的好事吧！有个军官得到这个消息，从拉萨赶来见泰勒小姐。他所在的地方，离泰勒小姐驻扎的那干主喀有三天的路程。刚刚见到泰勒小姐的时候，这个军官并不友好，交谈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对于诺加的背信弃义，军官义愤填膺，还对另外两个随从进行了审讯。

这位勇敢的泰勒小姐，救了那两个藏族人的命。她对我们说，当时诺加诬陷那两个人不讲信用，背叛旧主——这在当地是可以送命的罪行。为救这两个人，她以英国妇女的尊严让众人对她肃然起敬，并相信她所说的话。尤其是军官，不仅完全信任她，而且放过了那两个藏族人。西藏地区的头人们给泰勒小姐传来消息说，欢迎她到拉萨去。可是，如果她真的去拉萨，或许会丧命吧？

在她回去的时候，头人们不仅派了九个士兵和一个军官保护她，还为她带上了很多旅途必备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保护她是担心有汉人来袭。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藏族人喜欢英国人，对他们很友好。当这些藏族人听泰勒小姐说，锡金战争时双方俘虏的生命都有保障，而且有吃的，还有回家的路费时，都惊讶极了。他们说，如果再发生战争，也想去做俘虏。

他们回去时骑的马都是喂羊肉、奶茶和奶酪的，泰勒小姐买不起这些饲料，马被饿得脚下发软。后来，他们幸运地遇到一个赶着牦牛的商队，大概有200头牦牛。泰勒小姐与这支商队一起，穿越了积雪达到20英尺深的高原。

泰勒小姐于1月22日从拉萨出发，到达打箭炉时已经是4月12日。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期间得经历多少艰难与痛苦啊！在藏族宗教中，女性神职人员被称为“安妮”，头发都剪得非常短。藏族人都管泰勒小姐叫安妮。藏族的姑娘结婚后，会带着孩子住在父亲家，丈夫会像做客一样来到老丈人家，看望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而孩子则都算是女人父亲家的。这些姑娘都不止一个丈夫，甚至会是兄弟几人的妻子。另外，男人们还可以和安妮们约会。藏族人不会像汉人似的，将女婴儿杀死。小伙子们大部分都会做喇嘛去，姑娘们也有去做安妮的。不过，更多的女孩是住在父亲家里，做了“年轻妈妈”。

泰勒小姐来到西藏，是为了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这里。去的时候，她心里很平静，没什么顾忌；回来的时候，她仍然是坦然的。这就是传教士公开的风格，不用隐瞒什么。

同这位女士给我们描述的西藏比起来，任何一本书里的介绍都是那么逊色。由于去西藏传教是件过于困难的事，而她又想继续传教给藏民，所以此时她到印度与中国西藏交界的地方去了。后来法国人终于在西藏建立了传教基地，这都是在法国领事的不断努力下完成的。

不过，在我看来，这一切对改变西藏人的信仰不会起到太大作用。

阿拉斯加的马哈鱼罐头厂，加拿大的铁路工地，还有美国的洗衣店里，都有不少中国人。如果在他们中间传教，肯定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起码比在中国好。第一方面的原因是，这些地方的中国人对基督教不会因为有成见而抱着敌对心理。第二方面，由于离开自己的国家时间太长，生活习惯、看事物的方式等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当地人的影响，因而悄悄发生转变，所以他们对基督徒很少有成见。身在异国他乡，如何生存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由于生活的重压，基督徒会成为异教徒；而这些中国人，也在逐渐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时趁机帮他们一把，不用花费太多力气，他们就会变成真正的基督徒的。

由于多年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原因，没有离开过故土的中国人就不容易转变了。几千年的思维习惯和定势，加上家庭观念的影响，一时很难真正摆脱。我在打箭炉见过许多好看的藏族少年，不过那应该不是真正的藏族人，而是梅里亚部落没开化的土著。

普鲁恩夫人与安妮·泰勒小姐一样，不能算真正的旅行家。她是中国内陆传教会的，曾经在贵州生活多年，那里就有很多原住民。中国人征服其他部落的时候，总要将对方同化成与自己一样的人，在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对其进行影响与限制。而贵州却不同，生活在那里的汉人对待原住民像对外国人似的，根本看不起他们。土著们主要居住在山区，高高的石像就是他们尊崇膜拜的对象。在云南也有很多这样的部落，实际上英国的康瓦尔郡也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太大分别。这几个地方的土著居民，会不会来自同一个祖先呢？布勒尔先生曾经对中国西部的这些部落做过详细的介绍，不过很可惜，他的手稿在暴乱发生的时候弄丢了。现在仅存的就是普鲁恩夫人的一些记录，因而显得异常珍贵：

每到2月的时候，苗族人的节日聚会就开始了。会有上千名苗族土著聚集在一起，欢庆节日。连续三天，他们都在唱歌跳舞。据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仪式，美普耳地区那种古老的英国舞蹈与这个非常相似，只是苗族人的显得更加郑重。

吃过早餐，两个当地妇女陪我们坐着轿子出发了。从贵阳城出去没多久就开始走山路，一个上午只走了三里。山坡上荒凉得很，光秃秃的，山谷里种满了鸦片、油料植物还有豆类。远处还有一块荒掉的地，似乎是留着种水稻用的。山路越来越不好走，我们只好下了轿子，开始走路前进。一路上坡、下坡，顺着蜿蜒的山路走出10英里，太阳快要下山时，我们到达了一块群山之间的高地。一个在这里开煤矿的中国人非常热心，极力邀请我们住到他家里去。

我们旁边的屋里也有几位客人，是带女儿们来跳舞的苗族女子。第二天上午，这些妇女用了整整四个小时穿衣打扮，跟英国女士准备参加舞会前的化妆似的。她们的衣服从里到外好几层，全都是黑色的。衣服和裙子上，有很多用彩色丝线绣出来的图案。她们的上衣是露胸的，就像水兵服一样敞着口；裙子有些像苏格兰短裙，不仅褶皱很多，而且比较短，刚好把膝盖盖住。她们的头发在一边盘着，上面插着服帖的发钗。未婚的姑娘头上还缠着白手帕，脖子上挂着父母给她们从小就戴上的银项圈。

中午，跳舞活动开始了。周围的山里一下子涌出许多成年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穿着蓝色或黑色的长袍，腰里系着非常好看的绣花腰带。跳舞的时候，这些彩带就在姑娘、小伙子们的身后飘舞着。姑娘们的头上满是银饰，光着脚，只在脚腕上系一条绣着花的布。那些年轻的小伙子，每人拿着一根六个管的笛子，吹奏出来的声音与手风琴的低音非常像。

整整三天，这些年轻人跳的舞蹈都是一样的。每5至7个人一组，围成大圆圈跳。小伙子先用笛子吹几个小节，之后把手一挥；姑娘们则先是轻轻推了一把自己身边的小伙子，后又拉着他往左边走几步，停下；小伙子再吹一小段笛子，将前面的动作全都重复一遍。结束的时候，大家又围在一起转上好几个圈，表示舞蹈终结。太阳下山之后，每个人都得回到自己临时的住处。跳舞的时候，舞伴间可以相互交换礼物，所以第二天有的姑娘或小伙子的脖子上就会有20个银项圈呢。

1894年3月的这次黑苗族的聚会，大概有400名姑娘和小伙子参加。而且连续三年，聚会的时间和地点都一样。他们在聚会上展示的手工绣品精致美观，样式非常多。与汉族刺绣不同的是，这些绣品是用五颜六色的丝线在当地出产的棉布上绣成的。欧洲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欧洲人眼中非常珍贵，其价值与镶着珠宝的绣品没什么区别。

苗族的银饰很有特点，一般是买不到的。如果实在想要，只能亲口跟苗家人去说。一个人为了帮我找些这样的苗银，从贵阳出发走了五天时间才弄到。苗族妇女有一种背孩子用的绣着图案的背带，据说要花费一年时间才能完成。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的确绣得非常好！

普鲁恩夫妇还赶在收割水稻之前参加了壮族人的集会。据说是为庆祝丰收的节日，实际上年轻人追求爱情的活动也不少。这种集会中很少看到老年人，年轻人才是主角，他们都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出现在大家面前。苗族服装的式样与汉族差不多，只是这里的女子与别处不同，没有裹脚。另外，几乎所有人的头上都围着黑色的头巾。每天有很多人聚集在我们住的旅馆外面，不远处的集会上人更多，差不多有好几千人。

夜幕降临的时候，那些姑娘、小伙子就会各自分组，开始对歌。由于他们的语言与汉语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根本听不懂在唱什么。这些人的衣服分为好几种样式，大概来自六七个不一样的部落。白天的时候，我们旅馆对面的街上，有小伙子边吹笛子边跳舞，姑娘们则站在一旁围着看。这些姑娘们的衣服，做工非常精细，样式端庄秀丽。她们头上缠着黑色头巾，身上穿着黑色的裙子，还镶着精致的白边。裙子的后半边比前半边长，下摆是圆形的，打着很多褶。走路的时候，裙摆晃来晃去，就像戴着衬裙似的。

同青苗族人一样，安顺的黑苗族人的脖子上也戴着项圈。我看过青苗族人跳舞，他们身上都佩戴着银饰。据说他们的银饰每盎司的加工费就要一盎司白银。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上面有很多做工轻巧的小鸟之类的装饰，都是银匠们一点点加工上去的。他们胸前还有条很长的银链子，一跳起舞就会来回晃荡着，跟中国官员的那些玉带似的。有的男人戴的项圈太多，脖子都弯不了。

妇女们非常珍视自己绣的裙子，从来不愿出售，所以如果想在这里买裙子，那可太难了。当然，也有些住在城里，靠摆摊卖裙子为生的人，她们大概是土著部落的，穿的是修改之后的汉族服装。裙子大概7码长，棉布的，后背绣着图案。上衣在裙子外面套着，松松垮垮地在背后系个扣。她们中的很多人，头上和身上也佩戴着很多银饰。但也有一部分妇女生活贫困，所以戴不起银饰。我们看到，在跳舞的时候，有的人身上的银饰几乎有40盎司重。黑苗族人连鞋子都穿得少，更别提袜子了，几乎不穿。侗族人的鞋子很有特点，鞋尖很尖，跟广东和广西人的鞋子似的。

每年三月，是黑苗族人跳舞的日子。跟青苗族人不一样，小伙子们每5至7个人一组，拿着笛子，被姑娘们围在中间。最外面的一圈，是由他们的父母和朋友组成的。小伙子们领舞，姑娘们在后面跟随，他们的舞步与苏格兰里尔人的很相似：都是一只脚跺三下，换另一只脚跺三下，之后原地转圈，转三次。

第十七章　布置餐桌比赛

我们正前往一个港口，观看在那里举行的布置餐桌的比赛。有趣的是，参赛者是中国的男仆，而非欧洲女士。正在比赛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北京的，一个是宁波的。经过他们的精心布置，餐桌竟然漂亮极了。应该说，他们的艺术品位都很高。

宁波小伙子最擅长平面布置。一只碟子里放上一丛叠好的玫瑰花，不仅有叶有花，还有花骨朵，并用宽菜叶做出了花茎。碟子旁边有一条用餐巾纸折成的蛇，红色的眼睛是用果子做的，竟然还露出黑色的眼珠来。蛇的对面是用餐巾纸折成的狼。还有个盘子里面，做的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最后还有一种用几片花瓣做成的植物，整个画面都是扁平的。

在这种平面图案方面，北京小伙子不如宁波小伙子，可他也有令人赞叹之处。北京小伙子在桌上放了一圈花朵，中间立了一束紫红色的玫瑰。果盘做得非常好，是用同色调的花和水果装饰的，只是颜色略深。在他的精心布置下，整个桌面的色调都是紫红色和橘红色，在白色桌布的映衬下格外美丽。另外，这个北京人还用红线串起了很多花朵，随意地围在桌上的物品周围，将整个桌上所有的装饰连成了一个整体，简直令人赞叹。就算到任何花展上展出，这都将是杰出的作品。

不光前面提到的这些，北京人还用软软的叶子做了个蝎子，栩栩如生地趴在桌子上；另外还有一条同样材质的龙，也盘在桌上。一只蜜蜂是用桃花做的，花蕊做成了蜜蜂的须子。最后，他还在每位女宾面前摆了一束玫瑰花，花骨朵上放着一只翅膀翘起的蝴蝶。假如哪只蝴蝶的翅膀掉了，北京人会立刻再做一只，令人吃惊的是新的蝴蝶居然有四个翅膀。

这两个年轻人布置的桌面，都让宾客们有种如入画境的感觉。左边是一幅画，右边也是一幅画，中间还点缀着些小动物。如此具有个人特色而又精美的桌面布置，在英国可能不会引起什么轰动，但是在上海就不同了。因为上海向来在这方面不讲究，还不如中国其他地方，更别说巴黎了。

中国的读书人或者有管家的商人家，很重视婚礼餐桌的布置，既要有讲究，还得新颖。他们在桌布上用彩色的沙子或锯末弄成一条带子，再往上面加些装饰。整个桌面看起来像是一条紫色的彩带，刻板但是也很赏心悦目。婚礼上，新娘将把脸贴在沙子上；而新郎则会与自己桌上的沙子告别。在英国，是没有这种风俗的。不过，我关心的不是这个，而是那两个男仆。这些布置桌面的方法是谁教给他们的呢？这些平面风景画是在哪里练成，又经过什么人的指点呢？在中国，除了婚礼和宴会，我从来没有见过在饭桌上摆放鲜花的。当然，中国的妇女和小姑娘的确喜欢花，不光头上，家里的花瓶中也都插着花，可放在饭桌上还是头一次看到。

中国人不喜欢用桌布，我们用的白色桌布就更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眼中，白色代表的是丧事，跟喜庆和节日一点也不沾边。在他们心中，颜色不同，代表的含义也不同。日本人更干脆，连桌子都没有，更别提桌布了，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漂亮的餐具。日本人吃饭时都是跪着的，给他们面前放上花瓶插上花，或许能说得过去。中国人吃饭的时候是不摆花的。

我曾经考验过一个中国小伙子，他没见过外国餐桌。我只跟他说了一句话：“把桌子收拾得好一些。”结果，他就把桌子布置得非常漂亮。有一次，我们买回些柚子，仆人们将柚子肉掏出来给大家吃，剩下柚子皮并没有扔掉，而是往里面放上一截蜡烛，做成了一个好看的柚子灯。它简直比我们从伦敦带来的小彩灯还要吸引人。就算是个苦力，只要听明白你准备把桌面布置成什么样，他也能很快为你摆放好。似乎可以总结出一条：文化素质越低的中国人，受欧洲文化影响越少，他布置出来的桌面艺术性就越高。在他们心中，怎样布置花似乎非常有原则性。有的孩子布置桌面的时候，喜欢用已经凋零的花朵。对这点我不太理解，枯叶的颜色不是更加丰富吗？为什么非要用凋零的花？况且，干枯的花朵意义好吗？

中国人同我们比起来，在颜色的敏感度上有很大不同。中国年轻有钱的少爷，总是穿得很鲜艳，就算是那些时髦女性在他们面前都显得没有光彩；伦敦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则不同，穿的衣服往往是纯色的。我总觉得，大概不是中国人在色彩的感觉上出问题了，而是我们。中国人用德国染料染他们那些刺绣的东西，之后送到欧洲市场销售。这种颜色的东西，我们非常喜欢，而德国的染料价钱也不贵。所以应该说，他们对色彩的感觉是没问题的。中国的刺绣，尽管在色彩上与苗族土著人的无法媲美，但是比起帝王皇宫的屋顶和英国议会来漂亮多了。

第十八章　传教士的职责

在中国，大概没人会问“传教士的职责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可英国经常有人提起。1899年时，我曾经沿着长江做过一次旅行，并记录了沿途的见闻。或许其中就藏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时我经过的第一个港口是清江。美国循道公会的女子学校，是清江比较有名的建筑。这个学校的音乐教师是个很会教学生、活力四射的人，而姑娘们的嗓音又圆润高亢，能自如地唱出所有的音。其他学校对他们非常羡慕，并且感慨音乐的魅力实在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你在清江碰到些看起来面带善意又很文静的年轻女子，身旁的人就会告诉你：“这个女孩子就是罗宾逊小姐的学生！”同时脸上都会显出一种赞美的神情。我心里想，这对那位杰出的女子学校的校长来说，应该是最高评价了吧？很多已婚女士拥有了幸福的婚姻，全都把功劳算在了罗宾逊小姐对自己的教育上。

如今正在上课的女孩子们，大部分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女生的后代，她们正在上母亲曾经学过的课。罗宾逊小姐很希望将来能继续教育这一代学生的女儿们。从这里毕业的女孩子都非常爱干净，不仅把家收拾得整齐洁净，还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很多普通的中国妇女做不到这些。罗宾逊小姐教育出来的女孩子，全都动静皆宜，娴雅而又不失活泼。即使不相关的人也能注意到，这些姑娘们身体健康，散发着青春的魅力。你只要看上她们一眼就会明白，她们比中国其他的妇女要幸福得多。

这所女校共有70名学生，而旁边的男校人数比她们多得多。所以，女孩子们的父母根本不用为女儿的婚事操心。前两天，天主教女校还把来校上学容易找到婆家作为理由，鼓励进入学校的女生放开缠足。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新教能做到，而天主教就不能做到，难道是新教教徒的影响力更大？不过，天主教学校也在慢慢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些安慰。长此以往，别人可以做到的，他们一定也没有问题。

九江开了一所美国学校。那里的学生没有清江的唱歌好，但是她们的健美操倒值得一看。想想看，60多个活力四射的女孩子优雅轻快地起舞，该是多么美妙的事！上课之前，这些女孩子们不是踢毽子就是跳房子，又活泼又快乐。我看了，心里很高兴。学校里还有四个四岁的孤儿，她们全都穿着蓝白相间的衣服，圆鼓鼓的，像是四个关节能动的小木偶，可爱极了。

九江还有一所很大的学校，专门培养女教会人员。有些小孩子被直接送到美国去，在西方社会接受教育。曾经有两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女性——年轻的石医生和康医生，分别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行医资格证书。现在她们回到故乡，开了家医院，过着忙碌的行医生活。这些学成归来的女士，是就此大门不出在家里做太太，还是夜里也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去出诊呢？当然，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在大讲堂里用温柔的嗓音讲课。我不知道这些选择哪一个更值得人敬佩。

石医生懂得园艺，养菊花是她最爱，也是最擅长的。她用自己的手艺，把花房两侧的菊花侍弄得非常漂亮。这两位年轻医生都说着一口纯正的英语，石医生的中文相对更好些。我不禁有些担心：这些被美国同化的中国人，到底会有怎样的出路呢？此时，又有两个女孩子到大洋彼岸去学习了。

杰克逊先生是一所男校的校长，学生都是年轻小伙子。这所学校非常大，很像是个学院。为了教好学生，杰克逊先生几乎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小伙子们应该会有成就吧？不过，没多久杰克逊先生就被调走了。这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无法适应。

斯图尔特博士是南京一所大学的校长。他们那里的教学设备都非常先进，令人羡慕。我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有地球仪，他们的仪器不仅可以看地图，而且能演示月亮与行星如何公转。我学过的很多科学原理，从前都不能被演示，现在用这些设备几乎都可以做到了。不仅如此，这里采用的是先进的教学方法，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掘出学生的潜能。所以，这里的学生看起来全都器宇轩昂、出类拔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中国青年。另外，这里还教授英文，学生坐的椅子也非常舒服。

南京有至少三家医院和一所人数众多的女子学校里的女孩子全都不缠足。我想，其他几所学校也应该是这样的。大部分学校的房子，都是教师们的朋友捐钱建的，并没有使用传教资金。其实，我对调查传教工作并没有兴趣，只是想记录下大家都感兴趣的所见所闻而已。

对芜湖来说，最有特色的就是传教团的建筑。如今他们的风格更加张扬，规模也更大了。芜湖城外的一指山那里，就有一些房子。那是维吉尔·哈特大夫离开美国传教团之前买下的土地，并为传教团盖了这些房子。这些建筑远看很有气势，实际上房子并不雄伟，而是它的地势与维吉尔·哈特在房子周围种的那些树木让人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如今，芜湖山上又建起了很多建筑，都是传教团或者传教联盟盖的。我心里想：传教必须住在豪宅里吗？传教团想给中国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在城市周围建堡垒吗？山顶有一座新建的医院，是新教教徒修建的，规模非常大。医院的出资人是易格顿·哈特医生，里面设施齐备，最多可以容纳70个病人。尽管同别的建筑比起来，它已经很豪华了，可哈特还打算继续扩建。

5年来，哈特医生一直用自己行医的收入，来维持山上医院的日常费用。这种做法有几个人能实行呢？哈特先生是海关的专职医生，来找他看病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中国病人对自己的医生总是充满感激，并且还会记得表示感谢。李鸿章大人就曾经给哈特太太送来很多礼物，其中还有一套银质茶具。有个病人一开始说给医院捐助1000大洋，后来又变了，打算每年捐助1000大洋。哈特夫妇的客厅布置得非常漂亮，到处都是价值连城的瓷器。这足可以说明，哈特先生在中国行医非常成功，中国人很信服他。中国人看重的是疗效，而不是医生救死扶伤的美好愿望，他们不会为后者付钱的。

人们总会问，中国人会因为你帮他而感谢你吗？我的回答是：会的。中国人总是感激那些曾经帮助他们的人。

住在中国的欧洲人，有多少听说过南昌府？我是前天才听说。假如没有听过南昌府，那么江西的九江应该比较耳熟，南昌府也属于江西，是它的首府。郝小姐是九江名人，她对我说：“南昌府的一个名人去年说，想请你有时间去那里做个演讲。”我连忙回答：“哦，那应该是戊戌变法之前的事了。”后来，听说美国传教团的尼克尔斯夫妇就在南昌，有老朋友在，不去看看，不大合适。刚要动身，又听说传教团要在南京举办个年会，尼克尔斯先生赶去那里了。于是，我又有理由不去了。

但最后我们还是去了南昌府，坐船去的。一个在美国学习了5年的小伙子，愿意给我们做翻译，所以一同前往。我们坐的那艘船，船主姓赵。他很有开创事业的激情，不仅在鄱阳湖上开客船，而且又争取来一项用轮船拖船的货运业务。内陆的水域，一般是禁止拖船用的轮船行驶的。他的货运权争取到10年，所以在疏通港口河道上要花费很多钱。五年后，鄱阳湖上又出现了一艘客轮，属于另外一家航运公司。这艘船不仅比赵的客船更舒服，而且可以随意使用赵花费了重金疏浚的港口，还不用交一分钱。生活就是这样！维吉尔在几百年前就曾经说过：“你无力拒绝。”

下午4点我们离开九江，到达南昌府已是第二天凌晨4点。本来以为会在沿途看到许多有意思的事，结果没什么可以记下来的。顺着长江极目远望，湖口和大孤山的景色美极了。轮船上要装煤，耽误了点时间，所以，经过湖口和大孤山的时候，天已经渐渐黑下来。第二天是在吴城装的煤，又耽误很多时间。吴城这座城市很重要，城外到处是桅杆，城内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塔，很精致。从吴城继续前行，到了一处地图标注是湖区的地方，可眼前看到的不过是个浅浅的河滩，一道道的黄沙中间满是芦苇，白色的鸽群在空中飞来飞去。进入内河的时候，矗立于群山前面的南昌府就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尼克尔斯先生的房子很特别，又建在城外，所以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这是一所可以俯视赣江的房子，很是诱人。虽然这所房子的规模和面积都不算很大，但是在微冷的北风中仰望它，不免还是被它独有的气势震慑住了。听说起初盖房子的时候，所有的设计师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中国人自己出资建造的教堂，是南昌城里最引人注目的建筑，里面供奉着我们共同的天父。

尼克尔斯先生来南昌快三年了。他不只城外这一座房子，城里也有。每年他都要在城里住半年，然后再去城外新房子里住六个星期。他只有两个外国助手，一个是阿伯特小姐，另一个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负责照顾三个孩子，不仅要给两个大的孩子上课，还要寸步不离地照顾小的那个，所以基本上帮不了尼克尔斯什么忙。这三个人负责的教区，大概有好几百万人。要想让这些人的思想全部改变过来，真有点像做梦。不过，这里已经产生了一大批中国牧师。南京将要举办传教团年会，大概会有20个中国牧师去参加吧？我想，这里的教徒大概很积极，因为祈祷场如今已经有36个之多了。

在中国，美国传教团的教区一共有12个。这些教区的房子，美国人没有花一分钱。直到现在为止，唯一掏过钱包的是尼克尔斯先生，他给传教团捐献了559个大洋。其他的经济来源，就靠那些中国基督徒了。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自己建造的教堂都位于比较贫穷荒僻的地方。不过，教堂一点也不破，去的人也不少。南昌府是个经济发达的城市，街道四通八达，满眼都是富裕繁华。在繁华的城门外面，坐落着富丽堂皇的万年寺。这里是南昌府最重要的戏园子，寺外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如同东京的集市。在如网状交错的街道上行走，有种置身于皇家宫苑的感觉，尽管并不宽敞，却处处精致动人。

中国基督徒正在万年寺对面修建新教堂。钟楼全部用玫瑰红的砖块砌成，是南昌第一座红砖建筑，高40英尺，上面还加了尖顶，窗户和门都是拱形的。教堂里大概可以容纳300人做祈祷。新教堂旁边是一个临街的能容纳200人的教堂。由于紧邻大街，它的门只好采用折叠式。教堂楼上住的牧师全是中国人，他们的卧室正对着熙来攘往的城门。城外那些人，做买卖的，变戏法的，简直应有尽有。

万年寺前面有一块比寺庙本身还大的空地，上面立了很多红色的杆子，据说是用来感谢庙里法师的。一些变戏法的和唱戏的，在这里休息。

中国基督徒建造的新教堂，很快就要完工了。一个是佛教寺庙，一个是基督教堂，谁会占上风呢？

在南昌城另一条繁华的大街上，原来有座小教堂，现在被推倒，又建起一座可以容纳300人的大教堂。我们到达的时候，这里刚刚举行了新教堂的落成典礼。不过，此时正在进行粉刷工作。这座新教堂非常高，屋顶是铺椽子的，显得朴素大方。

我的演讲在一个下午举行，是在一个教堂里，200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演讲的内容是关于反对缠足的。我站在台上，把台下所有的听众都认真审视了一遍。大概演讲内容与女性有关，所以女性听众明显多于男性。其中不乏衣着整齐得体、仪容端庄的女性，以及能认真听演讲的男性。剩下的，大部分看起来都是读书人的样子。妇女们坐的位置比较好，只有左边和最后一排留给了男性听众。主持人是一个精干体面的商人，虽然有很好的生意，却非常想正式成为一名牧师。他身上具备演说家必备的素质——感情充沛、语言丰富而生动。

有几位妇女拒绝加入天足会，因为她们的脚已经放开了，觉得没有必要再入什么会。有的人借口说没有带钱，所以没办法入会。还有的说自己不是本地人，所以拒绝入会。我想，假如她们能谨慎考虑，肯定会愿意加入的。我来南昌府的目的并不是演讲，现在写下这件事，只当记录罢了。

丰城县也有教堂了，是用佛教寺庙改造成的，已经有12个人在里面接受了洗礼。旁边还有一座大些的庙宇，可现在里面的佛像都被搬走了。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不能让佛像离基督徒祈祷的场所太近。城里一些老人正在考虑，能不能把这座大点的庙宇也改建成教堂。如果能够实现的话，我们将会看到一座能容纳1200人的大教堂。

传教团在建昌府收到了市中心殷宫遗址图，是基督徒送来的。不久前，尼克尔斯先生给那里的10个教徒做了洗礼。怪不得他拜见南昌知县时说：“同教堂联系在一起的人，都是这座城里最好的人。”

在南丰县，又有13个人接受了洗礼，其中7个都是读书人，并且已经取得了功名。人们打算再修建一座教堂，但是传教团得答应派牧师来传教才行。

明年，湖州府的人也要建一座教堂。湖州教区入教的人数已经达到402人，还有1732人即将入教，更有4000人在打听入教都需要哪些手续。仅仅今年一年，教区收到的捐款就已经有6368块银元。整个教区的资产，总共达到了15000块银元。

湖州教区的工作，是在1896年开始的。对教区传教士的评价，有这么一句话可以窥见一斑：“功劳是主的，在我们看来，这工作是非常神圣的。”这肯定不是在贬低他们吧？传教的成就如此耀目，背后会不会存在什么险恶动机呢？比如不择手段地争取外国人的支持，只是为了反对天主教？有人说，中国的天主教徒都不简单，或者是社会地位比较高，或者手段毒辣。如果真的在教区发生这种事，动机肯定与君士坦丁大帝类似了（君士坦丁大帝是罗马皇帝，曾经统一全国，支持基督教，临死前，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我们绝大多数人成为基督徒，是不是受自己基督徒父亲的影响呢？总之，我讲述的这件事——湖州教区的中国人加入基督徒行列——还需要我们多多关注，也许会有需要我们出手相助的时候。

在后来的旅行中，我听说过很多类似于湖州教区那样的事情，只是没有比他们更成功的了。

第十九章　反对裹脚运动（一）

第一部　武昌、汉阳、广东和香港

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把脚放进海水里感受到的冰冷吗？我现在的心情正是如此。因为，我将要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脚了。那里对我来说非常陌生，而裹脚又是中国最为古老，并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的一种风俗。

尽管我是一个人到南方宣传反对裹足，但天足会名誉会长给了我很大支持。她给中国招商局写信，告诉他们我是代表天足会走这一趟的。于是，我可以免费乘坐招商局的汽船，游遍整个中国。所以，我决定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不能辜负别人对我的优待。另外，他们还说要介绍一些中国南部的欧洲人给我，因为我在那里几乎没什么朋友。在中国西部我倒是有很多朋友，因为在那里居住的时间比较长。

到达汉口的时候，我们把维多利亚剧院租下来。我可以在这里登台演讲，宣传反对裹脚的思想。这次演讲，请来商会会长帮助安排座位，并邀请了中国政府官员来旁听。当中国官员依次走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身后跟着随从，头用力昂得很高，一副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见他们这么大的架子，我的心都凉了。领事先生先向大家简单说了说我的情况，然后我就站到前面去了。

真正站在台上，看着下面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外国妇女与中国官员讨论妇女的脚，这个话题太敏感了，在他们看来大概会感到十分难以理解。那位中国翻译面对观众时，太紧张，不敢上台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他被中国官员的气势给吓住了，没法完成自己的工作。幸亏有个中文很好的传教士来帮忙，他说出来的话很有分量。看着眼前的一幕，我差点笑起来，用了很大的力量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我看来，我说的那些东西，只是这些中国观众饭后的谈资，甚至是笑柄罢了。反对裹脚的小册子倒是发了不少，光会场上就发放了2000份。那些官员临走的时候，还来跟我要呢。

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与另外两个镇之间隔着汉江与长江。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是张之洞，据说他文采极好，几乎无人能比。他的官邸就在汉口对岸的武昌。在会场里，我们就把张之洞关于反对裹脚的文章用红纸贴在墙上。张之洞的古文简直洋洋洒洒，运笔如神。文中他把为什么反对裹足解释得不能再清楚了，谁想再补充什么也几乎不可能。当然，张之洞是写文章的专家，那些“愚昧的百姓”无法理解如此深奥的文章。一位军官似乎专为研究张之洞的文章而来，对我的演讲根本没兴趣。不过，最后他还是加入了天足会。

三个镇子中，汉阳是最小的一个。它与汉口都在长江一边，但中间隔着汉江。演讲的过程中，汉阳知县说他们家的女眷全都没有裹脚，这话当场就引起很大反响。张之洞大人极力反对裹脚，汉阳知县的家里已经允许女性不裹脚，面对这种情形，大家都在思考：汉口作为一个商业城市，是不是有些落后了？于是，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上前来，跟我要宣传单和小册子。他们都看到过家里女眷裹脚的痛苦样子，现在可以摆脱它，谁能不乐意呢？

开会之前，我的翻译还正常的时候，曾经告诉我们，他小女儿的脚曾经被他放开过两次，结果都让他妻子发现，重新裹上了。母亲们觉得这是为了女儿好，裹脚之后，将来才能让男人喜欢，能找到一个有权势的丈夫。一些年纪大些的男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都认为裹脚是野蛮的事，坚决反对裹脚。在欧洲，人们曾经对妇女戴耳环、束腰和穿高跟鞋进行过严厉的批评指责。可是，一些地位较高的年轻男子却钟情于纤纤玉足，认为越小越好；而有的女人则认为裹脚能让自己更有魅力，可以拴住男人的心。

继汉口演讲之后，我们在汉阳又举办了一次，不过参加的人仅限于妇女。所有来会场的女性，一致同意我的观点——废除裹脚。我们还请这些甩掉裹脚布的妇女站起来让大家看，一开始她们有些不好意思，但最终还是慢慢站了起来。我们为她们细致地讲解了裹脚的坏处，这些湖北女子们听了，脸上泛起了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本来她们已经坐下，听完我们的话立刻又站了起来。

在武昌演讲之前，我们专门给上层社会的年轻小伙子举办了一次集会。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女人是不是因为喜欢才把脚裹起来的呢？在场的人全都笑了，大概觉得我很无知。

第二天早晨，在武汉的大街上，跑来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问我宣传用的小册子还有没有，准备再要一些带回家。

总之，汉阳的演讲是成功的，其标志就是：摆脱裹脚布的女性，全都当场站了起来。之后我就回到了上海，准备继续南下，为废除裹脚进行宣传。

为了帮助中国人废除裹脚制度，很多欧洲人在默默付出着，他们为此而花费的心血是难以用语言说清楚的。不过，他们也因此而得到了中国人的尊重与热情接待。对于英国读者来说，最感兴趣的大概就是中国人怎么看裹脚。拜访李鸿章总督的时候，我听到了这种观点。起初，我请求英国驻华总领事帮我一把，或者可以直接让我去见李鸿章，把我介绍给他。领事说，中国总督怎么会见我这么个女人？这种失礼的事他不会帮忙，甚至连提都不会提的。

幸运的是，我认识一位意大利的总领事，他居住在香港。他答应帮助我，并给李鸿章的养子写了封信，请对方帮忙把我介绍给李鸿章。同时，我也给那位大人写了封信，信中阐述了李鸿章大人对废除裹脚运动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并说，如果李总督周日有时间的话，请他帮忙安排一下见面的事情。到时候，会有一位有名的美国女医生一同前往，时间最好不要往后拖，因为到时候我就要去南方了。

李鸿章的养子——李大人很快回复了我，并确定了日期与具体时间。可是，那时我已经跟人约好，去参加中国妇女组织的一个集会。之前，我还去了长老会教堂，参加另一个集会。会上，玛丽·富尔顿太太，为两位中国医科女学生颁发了毕业证书。这两位女学生与她们的朋友，都穿着亮丽、活泼的衣服。教堂里完全布置成了中国风格的会场，有很多绿色的树枝，人们手上都拿着一张印着赞美诗的红纸。每当人们翻动红纸的时候，教堂里就像飞动着很多红色的鸟儿，增添了几分节日的喜庆气氛。

科尔大夫是驻华传教士里最年长的，他把所有的年华与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亲手创建的两所医院里。颁奖典礼的时候，他也来了，还用一个故事阐述了自己对医疗技术的深刻思索。他说，20多年前，一位中国妇女从很远的地方来找他，请他救治自己的腿。这位妇女的脚是裹着的，已经坏死。她听说外国医生总能创造奇迹，所以请求帮她恢复双腿的功能。

假如真的有奇迹该多好！那样很多中国妇女都会远离痛苦。可即使医疗技术能将外在的伤痛恢复，她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又如何恢复呢？很多国家的年轻人都喜欢追时髦，他们哪里知道，这也能给人带来痛苦啊！

我的翻译是一位中国舰长，他毛遂自荐想要帮我。从听众专注的眼神与阵阵笑声可以看出，他的翻译肯定很准确、生动。有两次，这位威武的舰长在翻译的过程中停了一下，眼睛向教堂屏风后面看去。原来，那里坐着他的妻子，她是广东家资最殷实的人，同时也是脚裹得最紧的女人。尽管这样，舰长还是勇敢地把我说的话完整地翻译了出来。在我所参加过的集会中，广东听众的气氛最热烈、最活跃，不时传来朗朗笑声。对中国人来说，送给你的笑声就是最高评价。

集会结束的时候，男人们全都围过来交钱，领走一张纸，上面的文字证明他们是天足会成员；妇女们却被挤在一边，只能观望。舰长的妻子看准时机也领了一张纸，并告诉人家说她的脚已经放开了。一个70多岁的老妇人说，她这把年纪没人敢劝她不裹脚，可她还是扔掉了裹脚布。她希望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尽管一开始很痛苦，可她忍住了，现在已经没事了。看她走路的样子，一点也不像70多岁，脚步非常轻快。

第二天我们又举行了一次集会，是专门针对裹脚妇女的。这一天恰好也是李鸿章大人约见我的日子。雨下得太大了，只来了九位妇女。看来，中国人比英国人还畏惧雨天。为了赶去见李鸿章总督，我只简单说了几句话，赶紧满怀歉意地告辞了。这些妇女受到我的邀请，本可以不来的；如今人家来了，我却又急忙走了。不过还好，在其他欧洲女士的劝说下，这几个中国妇女也加入了天足会，还立刻扔掉了裹脚布。这比我演说几百次的效果还要好！实际上，我只是一个宣传废除裹脚制度的工具，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我与玛丽·富尔顿大夫坐在漏雨的轿子里，往李鸿章大人的衙门赶去。由于下雨，路上一片泥泞，我们在拐来拐去的街道上走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到。住在中国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官员的宅邸。衣服差不多湿透了，贴在身上很不舒服，再加上马上要见到李鸿章大人，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在路上，富尔顿就猜测说，衙门里肯定破破烂烂地，非常脏乱。以目前的情况看，似乎被她说中了。不过我心里想，假如是晴天，大门深处肯定一派雍容气势。

后来，有人领我们去厢房。我的两位翻译——李大人和马克大夫正在里面等我们。路上，我们经过一个房间，里面有个官员正躺在床上发抖，身上还盖着毛皮被子。

很快，李鸿章大人就派人请我们过去了。我们走在长长的走廊上，两边都是宽敞的庭院。右手边有个马棚，很多马拴在里面。长廊的尽头就是李鸿章大人的接待室，他正站在门口迎接。只见他身高将近六英尺，魁梧而挺拔；镶着貂皮的长袍直达脚面；头上是黑色貂皮的帽子，上面还镶着钻石；手上戴着大大的钻戒。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钻戒和貂皮，是那位美国传教士朋友——富尔顿大夫后来告诉我的。看来，美国人对这些的确很敏感。我所关注的，只是李鸿章大人锐利的目光，以及他像欧洲人那般高大的身材。他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语气非常和气，还请我们去他屋里的圆桌旁就座。里面的一把扶手椅是这位老人的专座，上面铺着垫子，有个人在旁边专门服侍他起坐。李大人在李鸿章对面坐着，我和富尔顿太太坐在左边，马克大夫则坐在李鸿章大人右手边靠后些的椅子上。墙边立着一排男仆，他们就是中国街头巷尾那些小道消息的源头，很多非常重要的国家机密也是他们走漏风声的。要不然，怎么那么重要的消息，街上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居然比外交官知道得还快呢？

李鸿章大人可能从来没有接见过像我这样对他做过的事情怀有偏见的人，我也很想把偏见丢掉，可一时很难做到。谁知，短短几分钟之后，我就被他的言谈举止折服，完全丢掉了之前的戒备。不过，他总是避开我的主要目的——裹脚问题。没进入正题的时候，他先问起我丈夫，说曾经与我丈夫见过面，还把他们交谈的内容说给我听，并微笑着问我对那次谈话的结果有什么印象。他说，船经过三峡的时候，肯定很危险，因为长江的水太湍急。我鼓了半天勇气才说，我丈夫已经把汽船开到重庆了，我是船上唯一的欧洲乘客。

李鸿章大人听了我的话，说道：“勇气不小。”我回答：“来拜见总督大人，需要的勇气更多。”接着，我跟他说明了来意，打断了他的话题。这个和气的总督小声说道：“是啊，我不愿听到小孩子因为裹脚而哇哇大哭。”接着他又说道：“不过，我从没听到她们哭过啊。”我对他说，他兄弟的家人，还有他的很多亲戚，都已经不裹脚了。他不大相信，于是，我又壮着胆子说起他母亲。他连忙说：“哦，我母亲年纪大了，已经不再裹脚了。我想，李家的女人都是裹过脚的。”听了他的话，我受了点打击。不能再和他纠缠这些家事了，一定要让他明白：年轻人绝对不能再裹脚。

这时，李大人插进来说道：“您看，我的小女儿没有裹过脚，将来我也不会让她裹的。”李鸿章大人大概觉得最好假装没听到他说什么，所以继续着自己的话题：“你打算让我下令，禁止全国的女人裹脚吗？这可不行，我的权力可没有那么大。能让全国的女人穿上同一双鞋？这绝对不可能。不然你是打算让我像张之洞似的，给你写点东西？没问题，我是该写篇文章了！”他笑了下，又小声说道：“不过，我老了，写不好文章，写不动了。”突然，我脑子里转出一个念头来——或许可以让李鸿章大人给我的扇子题个字，同样可以算作对废除裹脚制度的支持。终于，这个善良的老人接受了这个提议。不过，他真的老了，如果没人帮他，已经很难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两个仆人扶着他来到书桌前，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就这样给我写了题词。

后来的集会上，我总是把他的题词摆出来展示，每次都有很强的感召力。

李大人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对我说，他父亲年纪大了，工作又很繁重，假如不是这样，肯定愿意多给我写一些的。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明白是告辞的时候了。可是，总督大人让我们再等等，他让仆人拿来100块大洋，说送给富尔顿大夫的医院，让她一定要收下，不能推辞。他趁仆人去拿钱的时候，详细地询问了富尔顿大夫医院的情况，并仔细看了她的捐助名单。之后，他对我说：“你知道吗？妇女的双脚解放后就会变得强壮起来，男人已经是强壮的了，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会对朝廷造成威胁的。”直到后来，我反思自己如何抛开对他的偏见时，还经常想起他说的这句话。

李鸿章大人在这样大的年纪，依然能保持敏锐的思维，的确不容易。因为，能做到这一点的，无论在哪个民族中都可以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何况他还是个中国人？他极力避免一些敏感的问题，可只要提到，肯定是令人吃惊的坦诚。拉·布赫叶说过，面对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时，这种坦诚是最正确且最明智的选择。中国人喜欢舌战，这个特点在李鸿章大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他总是能抓住时机跟我开玩笑，给人一种风趣的感觉，相信每一个跟他谈过话的人都会被他说的话感染。

我暗暗想道，慈禧肯定很遗憾失去了这位能干的助手。听说是因为他们意见相左，所以彼此间有了嫌隙。慈禧大概正为此扼腕叹息吧？一个外表威严、内在有个性的人，肯定能给人带来安全感。李鸿章大人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有他，慈禧就放心了吧？

后来担任香港执行副检察长的波洛柯先生，帮助我安排了香港的集会。当时，香港总督夫人布莱克女士也来参加了，所以集会异常顺利。很多上流社会的人物都出席了集会，在市政府大厅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由于语言不通，很多人不能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还是受到我们的影响，积极地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香港在一年前成立了华人俱乐部，与欧洲人俱乐部差不多。这场集会的主要承办者，就是华人俱乐部。集会还没开始的时候，俱乐部委员会的几个委员，便以欧洲人的礼节接待了我们，并且邀请我们去包厢就座。包厢里面的中国贵妇们见我们进去，全都起立，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另外，被称为香港首富的何东先生，也出席了这次集会。俱乐部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尽兴地听演讲，还专门请来了一个著名的华人律师做翻译，因为他们担心有人听不懂英语。可事实情况是，翻译还没来得及说话，听众就开始有反应了。这说明很多人能听懂我说的话，并且没有什么误解。

大概你会奇怪，我怎么总提到笑声，因为集会上的话题多少还是有些沉重的，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实际上，在我看来，人们笑着接受这些，或许可以促使他们更快地放弃裹脚。中国人认为把悲伤表现出来是一件有失身份的事，这点与日本人是一样的。就算真的伤心，他们也不会直接表露出来。即使被宣判死刑，他们也会笑的。我们路过宁波修女驻地的时候，看到五个年轻的女孩，其中三个还是小孩，另外两个顶多20岁。她们只能用手和膝盖走路，因为她们的脚都烂了，是裹脚导致的。面对如此悲惨的境地，她们居然还在咯咯地笑着；假如英国人看到这种情形，肯定会惋惜得落泪的。

这次香港集会一结束，华人俱乐部的委员就把我们邀请到楼上。那里摆放着精致的广东木雕、大理石盆景、欧式的扶手椅，还挂着欧式窗帘，很是漂亮。屋子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特意为我们准备的各种糕点。两位中国维新派人物跟我们交谈的时候，天足会的前任会长对我们说，对于提倡解放双脚的问题别太乐观。他说，据他了解，那些鼓掌赞同扔掉裹脚布的家庭中，肯定还有那么一小部分，家里的女人依然把脚裹得很结实。

我在香港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撒谎。那些在这里定居很多年的居民，竟然告诉我说，他们这里的女人大部分不裹脚。如果不是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差点就不打算演讲了。有一次，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去做客，主人是位广东人。刚听到我的名字，这家的主人和另一个来自香港的白胡子老人，就立刻请求我千万别去他们女人的房间。后来，主人的儿子陪我们在院里到处闲逛的时候，从一间屋里走出个女仆，她请我们进房间说话。

屋里光线昏暗，但仍可以看到一群女仆中间坐着一位容貌与服饰都雍容华贵的年轻姑娘。我们恭敬地向她行礼，可她并没有起身的意思。后来，还是女仆打破尴尬，掀起她裙子的一角，让我们看那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这该多么痛苦啊！她看到我们闯进来，表现得很惊讶，并且有些不高兴。我便向后退了几步，而她则别过脸，弯着腰，踢打起我的同伴来。同时，她的嘴也没闲着，不停地嘟哝着，似乎是些表达对我们嫌恶的话。仆人们肯定注意到了我们惊讶的表情，便解释说，这个姑娘第一次与外国人接触，大概不习惯。

这时，女孩的姐姐进来了。可以看得出来，她还没来得及梳洗打扮。一看到我们这些人，她马上躲到了屋子角落里，还用胳膊把眼睛挡住。大概是不想看到妹妹那双可怜的小脚，又或者想遮挡住我们的目光。我赶紧退出门外，对主人的儿子说，请他代我们向那两个年轻女士表示歉意，并告诉她们：我们擅自进入她们的房间，给她们造成不愉快，内心感到很不安；如果事先知道不受欢迎，我们是肯定不会进去的。

主人的儿子倒觉得没什么，还说根本不用放在心上。他说，刚才的两个姑娘是两姐妹，后来的那位是他妻子，屋里那个白胡子老人是他的岳父。在香港，他岳父拥有的中国房子是最多的。那两个年轻姑娘，从小到大还没有见过外国女人。这就是说，香港的中国姑娘生活得也很封闭。而生活在香港的欧洲人，假如不注意，根本无法了解这些中国姑娘过着怎样的生活。后来，一个汽船船长也对我说，假如中国姑娘要坐船，都得由男仆扛上船，像扛麻袋似的。

可见，之前有人说香港的女人不裹脚，绝对是撒谎。实际上，有人告诉我，刚刚参加集会的那些人，过的都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他们的女眷没有一个不裹脚的。

布莱克女士说道：“那么，我们应该为上流社会的女士专门举行一次集会。”之后，她就开始准备起来。由于香港这些官员的女眷都是裹脚的，所以布莱克女士专门发请柬邀请了官员们。这样，他们就能带着女眷参加集会了。之前，女王学院院长帮我主持了一场集会，是专门针对男学生的，题目也是反对裹脚。英国政府在香港建立的女王学院，对中国来说，简直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如今活跃在中国各个省市的很多杰出青年，都曾在这里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维多利亚大主教带来的自己教区的一些男学生，也来参加集会了。伦敦教会的佩尔斯先生，在会上担任翻译。

一想到有500多个小伙子出席这次集会，我就有些担心。赶去参加这次集会的时候，轿夫走错了路，而我又没办法说清楚自己去哪里。后来一个懂英语的过路人来帮忙，轿夫终于明白我要去哪里，却不认识路。我没办法，只好任由他们抬着我左转右转。一想到那些主教、翻译、听众都在等着我，心里更着急了。最后终于找对地方，我满脸羞惭地走进去，却不好意思对大家表示歉意。

在向大家说明此次集会的目的时，我心里充满不安。而台下的小伙子们，也因为等的时间太长，显得有些不耐烦，笑声越来越高，而且不停地鼓掌，使我几乎没法再讲下去。没办法，我再次拿出李鸿章为我题词的扇子，并且免费发了一些照片和小册子。照片上是中国妇女脚部X光透视的样子，有裹脚的，也有不裹脚的。这下子把那些年轻人的兴趣勾起来了，他们一拥而上，挤倒栏杆，把手册和照片全抢跑了。当时我还没有吃饭，可这样的精神食粮已经让我很满足了。对于女王学院的这些人来说，这个下午肯定是非常难忘的。

小伙子的集会结束后，马上就要着手安排女士们的了。之前，我们都很担心那些女士们不来。集会还有一小时就要开始了，英国海军上将的妻子，拍着自己放在凳子上的脚说：“不参加也没事。”港督夫人说道：“天哪，她们肯定来。假如来的只有那么几个人的话，我们就把舞厅关上，请她们去客厅。”

我与港督女儿布莱克小姐——她已经同意担任香港天足会名誉主席——一起走回来。往舞厅去的路上，棕榈树和小树丛已经被园丁安放好，一路都很漂亮。离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了，女士们还没来。我真想说她们没有勇气来，因为就算她们此时来到大门口，也未必敢往里进——警卫戒备太森严了。谁知，她们竟然来了！这些女眷们把轿子停在门外，一路摇晃着走了进来。远看她们摇摇摆摆的样子，还真是壮观。

舞厅里已经人满为患，所有的椅子都被占住了。有两三个中国女士在旁边小声议论着，意思是说，主人在的时候，仆人是不该就座的。有人听到了这话，于是，所有的女佣全都起身，站到墙边去了。一下子有70至80个位子被空了出来。不过，小女孩只能坐在地板上——中国人对此表示很惊讶，英国人却觉得很正常，没什么可奇怪的。有人说要把那些女孩子送回去，因为她们太小了。可是，最后还是被留了下来。令人惊喜的是，集会结束的时候，这些小女孩也签名加入天足会，并捐钱了。我看到其中几个女孩子已经裹脚，心想，她们肯定知道自己在反抗什么。

站在台上的时候，我发现，前排最边上有两个脚裹得非常小的女人，很引人注目。而这次给我当翻译的那位澳大利亚女士，也注意到了她们。于是，刚翻译完我的开场白与布莱克女士的致辞，她就赶紧走到小脚的主人跟前去了。估计她对那小脚实在无法忍受，所以跑到它们主人近旁，这样就看不到了。听众们看到翻译这么做，有些不满。听众里的两位英国女士，多少感到不解，甚至是愤怒，最后用标准的南方话指责起来。这样一来，吸引了很多观众回头去看她们。

而那两位中国女士居然始终面不改色，冷静异常。其中稍微年长的女士说，自己一大把年纪了，即使扔掉裹脚布也恢复不了。可那个年轻的为什么也不扔掉裹脚布呢？我不得而知。集会结束的时候，在女仆们的搀扶下，这些裹着小脚的女人们又颤颤悠悠地上了轿子。看到这个情景，我心里很不舒服。

参加这次集会的女士中，有47位加入了天足会。其中一位，还给大家介绍了拆裹脚布的方法。一位在当地华文报馆工作的小伙子见到我，居然鞠了一躬，说道：“我妻子和姐妹都不再裹脚了。”一位中国医生曾经说，香港女人的脚裹得是最结实的，所以裹脚在那里是废除不了的。如今，事实摆在眼前，证明医生的话根本立不住脚。一个中国作家在书里说：“婴儿一般都会在床上躺着，尤其是出生后第一年。不到万不得已，父母是不会把他们抱下床的。”

一次，在上海妇女集会上，有位女士当场给大家表演怎么裹脚。她一看就是壮实有力的人，由于用力过猛裹得太紧，以至如果解开裹脚布，就会带下皮肉来，于是，只好连着裹脚布一起泡到温水里，慢慢往下拆。以前就有人见过类似的事情。福州的集会上，很多女士一起证实说，真的有个女孩因为裹脚而失去了双足，她们全都见过。一个中国海军军官的妻子也说道：“这样的女孩不止一两个，我见过的更多。”一双本是健康的脚，先是坏死，之后脱落，这中间的痛苦简直难以想象。

有位女士问道：“看看这屋里的中国妇女，是不是比英国的女士更出色？她们打扮得多么雍容华贵啊！”我们在穿衣打扮上，总是请教英国海军上将的夫人，因为她在这方面比较有心得。她听了那位女士的问话，说道：“我倒不这么看，我们是穿着平常的衣服来的，而她们却是仔细打扮过的。如果我们也穿戴好礼服和珠宝，怎么会不如她们呢？”说完，她又继续赞叹起中国刺绣的精细与美妙了。实际上，同苏杭的刺绣比起来，香港的刺绣只能算是次品。

第二十章　反对裹脚行动（二）

第二部　澳门、汕头、厦门、福州、杭州和苏州

澳门是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只是市场有些不景气。不过，在反对裹脚方面，它比繁华的香港要进步得多。澳门与香港的最大不同就是，几个世纪以来，葡萄牙人不仅在这儿定居下来，还与当地的中国人通婚了。有人说，在维新派的一个领袖和一名医生的努力下，澳门妇女的双脚才得到了解放。澳门总督府在一个小小的海湾里，对面是一个很浪漫的公园。夜幕降临的时候，葡萄牙人就在公园里奏起柔美的音乐，而那些母亲则带着孩子，年轻的女孩子们领着女佣，伴着海浪的拍打声慢慢走着。旁边有几座欧式建筑，它们是澳门最好的房子，里面住的都是中国人。在一座阳台栏杆都镀金的房子里，我惊喜地发现，他们家所有的女孩子都没有裹脚。

为我安排这次演讲的，是当地华人领袖何水廷先生。演讲结束之后，我还有幸被他请到家里做客。他对我说，保证不会让小女儿缠足了，还会把她的裹脚布扔掉。我们来到他家，发现屋里的装饰极为讲究，不仅摆放着很多艺术品，还摆了个台球桌。不过，我也看到，他大女儿的脚依然裹着。从这点可以看出，这位华人领袖跟维新派人物还是不同的，他的思想里还存在着保守的成分。

在一次小型的基督徒集会上，每个人都非常高兴，显得异常兴奋，我身边的翻译更是兴高采烈。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这个翻译的妻子。她裹着小脚，但是很积极地加入了天足会，一边捐钱一边笑：“给你吧，连同我不再裹脚的誓言。”葡萄牙人俱乐部主席还组织了一次集会，是专门为懂英语的人举办的。而澳门总督加哈德先生，为这次集会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他刚刚出席完复活节的狂欢，就赶忙来参加我们的集会了。

眼前看到的一切，不禁让人产生了置身欧洲的恍惚感：风景秀丽，阳光灿烂，橘红色的喇叭花，穿着节日盛装的孩子们，还有街上的一切，浪漫的公园……澳门对中国来说真是独一无二的去处，一定要在这里率先破除裹脚的陋习。天主教的修女们也在极力推行反对裹脚的运动，不过，她们拒绝与新教的传教士合作。

我不仅得到招商局的特许，可以免费乘坐他们的汽船，而且港粤澳分局公司和道格拉斯·拉普雷克公司也愿意大力支持我。轮船公司的慷慨大方，让我产生错觉，以为也可以免费入住旅馆的。谁知，愿意免费招待我的，只有广东和澳门那些支持反对裹脚的人。去别的地方，依然要支付住宿费。

接下来，我们去了通商口岸汕头。汕头妇女与其他地方不同，她们裹脚的方法很特别。通常，裹脚的目的是让女孩子的脚越短越好，这个过程痛苦得很。汕头人家的孩子是要干活的，所以总是等到女孩子十二三岁时，才裹脚。此时她们的脚已经发育得比较大，如果想把脚弄小，只好把四个脚指头往脚底绑，留下大拇指。之后，让她们穿上很高的高跟鞋，把脚斜着放，以便显得更小一些。她们的鞋尖部分都有洞，所以大拇指总是露出来。不过，用这种方法裹的脚，一旦放开，痛苦会小一些。

从汕头坐了四个小时汽船，到达揭阳。这里的很多中国妇女没有裹脚，让我感到很欣慰。我总是跟这里的妇女谈论脚指头的问题，因为我怀疑她们的脚指头是否还能直起来。结果正如我所料，她们松开裹脚布之后，硬是用绳子把脚趾拉直了。其中一位8岁开始裹脚的女士，21岁的时候扔掉了裹脚布。现在三年过去了，她的脚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她感到很自豪，总是很满足地说，自己的脚跟普通人一样了。还有一位女士告诉我们，她的脚趾由于弯曲过度，已经坏死了两个。这就意味着，她的脚再也没有恢复的可能了。另外一个女士则气愤地说，恨不得剁掉一个脚指头。

以前这里根本没有传教士，更没有反对裹脚的组织，她们完全是出于自愿反对裹脚的。现在这里的传教士们也说，他们刚刚来到揭阳时，就发现这里的妇女已经不再裹脚了。不过，广东省康有为的维新运动，肯定在扔掉裹脚布的问题上起到了推动作用。1898年，康有为的组织里已经有3000名成员，可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慈禧命令这个组织立刻解散。

当年揭阳的科举考试中，有一家人四个儿子成绩都很好，不仅全部考上了秀才，其中一个还是当时的第一名。他们家的大儿子，还中了举。如今，中了头名秀才的那个儿子，被请去皇宫里做老师了。他家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杂志，上面印着我的照片。我心里很感动，因为这表明我在这家人心里是有一定地位的。尽管在欧洲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事，在中国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虽然汕头的裹脚问题并不严重，可很多妇女还是被放弃裹脚的念头鼓舞。夜里，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位妇女愁苦的面庞来。

厦门这座城市非常美丽。20年前，麦克戈文先生就来到这里，开展废除裹脚的运动，如今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女基督徒们早就扔掉裹脚布，穿上了轻便的鞋子。广东那些不裹脚的妇女穿的是种船鞋——一种像船底一样的鞋，走起路来，前后很好找到平衡。外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从广东得到的，而广东的渔家女和农妇全都不裹脚，所以他们就误认为中国的劳动妇女是不裹脚的。中国西部那些妇女，不仅要拉纤，还得提水，可她们的脚也裹得像动物的蹄子那么小。中国北方的劳动妇女，总是跪在黑色的土地里劳动，因为她们的脚根本站不稳。

实际上，对于广东的妇女来说，裹脚只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对于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妇女来说，裹脚则代表一种品行。在广东和香港，那些有名气的女性是反对裹脚的，她们穿着一种木屐，像满族妇女穿的那样，鞋底有块厚厚的木头。而厦门妇女的鞋子，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已经都是方便轻巧类型的了。

汕头没有政府官员，而厦门有，所以我到达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那些人。语言在中国是个很大的问题，在南方，这种语言上的障碍体现得最突出。我不得不请了两个翻译，一个负责把我的话翻译成中国官话，另一个则负责将官话再翻译成奇特的厦门话。我的用人是宁波人，会说些官话，所以在广东和澳门都能与人交谈，可是在汕头他已经觉得交流起来很困难，到厦门就完全听不懂了。他对我说，在厦门他唯一能与之交流的人就是我，面对着厦门人感觉似乎来到了国外，他完全无法交流。福州还好些，领事馆里有个外地来的用人，他们倒是能说上话。在我的中国之行中，只有在厦门同时用过两个翻译。由于没有在福州举办正式集会，所以没机会与福州人更多地交流，否则大概也得要两个翻译才行。

满族妇女是不裹脚的，而厦门道台就是满族人，他按时出席了我们在俱乐部剧场举行的集会。在会上，他不仅表达了对裹脚妇女的深深同情，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予了称赞。出席这次集会的，还有英国总领事请来的其他中国官员，和一些有钱的中国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签名加入了天足会，而且答应配合我们的工作，并当场捐赠了很多钱。道台甚至说，很乐意帮我们在全城都贴上张之洞那些反对裹脚的话。

那场为妇女举行的集会，就没那么令人愉快了。集会是在一座与大陆隔开的小岛上举行的，周围都是海水，岛上有很多外国人的别墅与花园。中国人本来就不爱出门，又要到海中小岛上的外国别墅里去，而且时局动荡，气候多变，这对他们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是通过海路去往福州的，这一路的艰难让我毕生难忘。不过，到了福州才知道，真正的苦日子在这里。厦门所有的学校和教区，都被军队征用了，那里的妇女都不裹脚。所以，我们唯一可以为她们做的，就是表示祝贺，并鼓励她们坚持下去。福州则不同，这里是教育中心。厦门岛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大花园，非常小，福州岛要比它大得多。在福州的那些日子里，大雨一直下个不停。三山是这里的名胜之一，由于下雨，根本看不清它们的样子。路又湿又滑，我只能一直坐在轿子里，在泥泞的街上来回溜达。

美国人在福州建了一所非常大的学校，这里的男学生可以学习很多东西。授课的是美国女教师，这是学校的一大特色。作为一个英国人，我总感觉这所学校并不好，可毕竟对中国青年的启蒙与鼓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身边的几个汉学家是很挑剔的人，当这个学校的一个学生给我做翻译时，他们竟一致称赞这个学生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翻译。

中国的同乡组织比中世纪时的欧洲还要复杂得多。中国人举行聚会、宴会或者听戏，全都在同乡会馆——这往往是一座城市中最醒目、最富丽堂皇的建筑。同庙宇比起来，同乡会馆即使不是更强，也可以与之媲美了。我一直渴望在一家同乡会馆里演讲，说说反对裹脚的运动。如今，这个心愿在福州实现了。挑选会馆的时候，我们犹豫再三，因为它们都很出色。时间已经到了，听众们也越来越多，我们就赶紧定了一家会馆。

这是一家半露天的会馆，所以，许多女士要在夕阳下站着。有顶棚的一端是贵宾席，我们就坐在那里。大厅当中有两排椅子，是留给重要客人的，大部分听众都站着。这些听众似乎相互之间也有所选择：年轻的维新派和面容忧郁的知识分子，在右边站立；把裹脚看作野蛮风俗的外国人，和面带笑容的买办、财运亨通的大商人，则站在左边。当我请同意废除裹脚制度的人举手时，女士们全都高高举起了自己的手。这时，太阳下山了，夜幕正慢慢降临，会场上突然变得寂然无声，气氛非常压抑。看看人们的表情，全都显得非常愁苦、郁闷，并且谁也不打算出声。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冷酷的慈禧太后下令处死了戊戌六君子，那位年轻的领袖人物林旭就是福州的维新派。当年他领导的反对裹脚运动，声势那般浩大，他自己却突然惨遭杀害。此时这些就是曾与他站在一起的人啊！商人们的心情都很沉痛，女士们则非常悲伤，他们都在心里默默地怀念着他，却不忍再提起他的名字。

一个商人说，想请我们去劝劝他妻子，因为她执意要给他们的小女儿裹脚。他还说，本来有几个女士要和我们一同去解劝的，结果却没有来。我们一看到商人的妻子和女儿，就发现她们沉浸在痛苦之中。小姑娘很漂亮，可是非常瘦，眼圈是黑色的，神情愁苦。我们面对这个可怜的孩子时，心情非常沉重。我们知道，假如继续给她裹脚，不仅双脚会坏死，连生命都会受到威胁。就算现在给她放开双足，恐怕都已经有点晚了。

她的母亲说，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孩子这么痛苦，正打算给她拆掉裹脚布。我使劲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问道：“现在不就可以拆掉吗？我能荣幸地做这件事吗？”见她的母亲没有反对，我便伸手想把小姑娘的裹脚布弄松一些，打算先让她舒服点。因为，谁也不敢一下子将裹脚布全部拆除。可是，小姑娘根本不让人碰她的脚，一个劲儿地扯紧自己的裹脚布。我的手刚伸过去，她就哭了。一个孩子的脸上居然呈现出如此的绝望与痛苦，我不忍再看。

中国人很少直视别人的眼睛，可这个女孩就那么直直地盯着我，神情中充满幽幽的恨意，仿佛在说：“我没法忍受，我知道无法阻拦你，可没有了这块布，我会更痛苦。”这张苍白的脸上显现出来的怒气、怨恨、痛苦与无助，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令我永远也忘不掉。看到的这一切，更坚定了我早日破除这个恶习的决心。裹脚的痛苦是孩子无法承受的，那么小的心灵就要浸泡在苦痛与绝望中。可以说，世界已经将她们逼进了绝路，抛弃了她们，尽管她们还没有离开人世。这个可怜的孩子，眼光中透露的怒火与执拗，令人感到难以形容的凄惨。

我心想，她母亲真的会帮她拆掉裹脚布吗？就算拆掉，还来得及挽救吗？就算是没晚，又能如何呢？仅仅是为了满足那些心态不正常的男人，父母就让小姑娘们承受裹脚的痛苦，用一双扭曲变形的脚走入这个世界。有成千上万，或者说成百万的小女孩，已经或者正在忍受着和这个女孩一样的痛苦。假如这种制度不被彻底铲除，会有更多的女孩步入这个痛苦的行列。

在中国，我见过很多教育机构，只有卫理公会学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好。这个学校的小伙子们激动地大声宣告说，他们厌恶裹脚这件事。美国人在福州城里的外国人居住区开办了一所规模不大的寄宿学校，里面的年轻人跟卫理公会学校的小伙子一样，也非常真诚地宣称对裹脚充满憎恶。英国教会使团的女士们，邀请很多中国女士参加一个大型晚会。谁知，这些中国女士没有一个不是裹着脚的，让人看了感觉很痛心。因为我非常清楚，有的女孩就是因为裹脚，最终失去了双脚。

我每次演讲的时候，都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个弱不禁风的福州女士，迈着颤颤巍巍的小脚，在女仆的搀扶下来了，又走了。而她们的女佣，很像亚马逊人，大大的耳环，发髻像剑似的贴在头上。她们比裹脚的女主人要高一头，宽一个肩膀。站在那里时，双手抱在胸前，仿佛被施了魔法的巨人，受命于旁边的矮人。

假如整个中国都跟福建似的，得坏死多少双脚啊？更何况，每十个中国姑娘，就会有一个死于伤寒、湿疹或者别的什么病。汉口有一所700多名学生的学校，由一位在这里生活了30年的意大利修女做主管。临死之前，她对我说，她觉得中国女子的死亡数字是不准确的，光是她所在的地区的实际数字，就远远高于官方统计的人数。汉口这个学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里有魅力十足的建筑、盛开的鲜花，还有时髦的欧洲校服。尽管这所学校是英国教会开办的，可是并没有对中国原有的建筑进行改造，也没有建造英国特色的娱乐场所、房舍与教堂，而是直接把中国房子当了教室。

中华民族的确很伟大，我们在美学上就受到其很大影响。中国的建筑往往很注意细节，就算是最不起眼的小房子，他们也会加上装饰图案，使它拥有自己的魅力。一开始我不喜欢英国教会管理的这个学校，因为它太难看；可是到了福州，看到美国人的学校，我才知道居然还有更难看的。比较起来，还是汉口的学校让人心里舒服些，干净，有秩序。此时，我想起宁波的一所妇女医院，是英国教会建造的，风格简约，很像中国大部分的建筑，看起来让人感觉很舒服。对于中国病人来说，英国建筑风格的医院，怎么也比不上中国建筑风格的医院舒适吧？

福州是中国公认的最美的港口，这座城市风光旖旎，既可以泛舟江心，又可以登山远眺。不过，因为下雨的缘故，我并没有欣赏到它所有的美。作为教育中心，福州影响力非常大。教师们对教育都很有热情，尽管思维、风格迥异，但全都很有专业素养。对英国和美国来说，他们无法想象这些教师在做什么，更无法体会他们的事业有多伟大。在传教士的教育下，姑娘和小伙子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学业中，根本没时间与我们交谈。如今的中国大地伤痕累累，腐败的清朝政府正被欧洲各国争相劫掠。假如中国还存在希望的话，那就是这些勤恳的青年了。

福州总督年纪很大了。当时，他正因为欧洲各国海军的种种要求而忙得一塌糊涂，所以，尽管我到了福州也没能见到他。道台倒是邀请我们去了外务衙门，它就设在一座很华丽的中国建筑里。道台和盐政司、财政司、知府等共八位高级官员，一起接待了我们，我们享用了他们准备的欧式宴会和精致的点心。由于华北刚刚发生戊戌政变，六君子蒙难，所以这些人都比较沉默，不过都表示支持反对裹脚的运动。六君子的事情，他们应该了解得很清楚，其内幕是我们这些外国人不得而知的。

忽然，道台看着我说：“你很像观音菩萨！以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有一个观音菩萨，现在你也是，所以有两个了！”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最高的评价。可是，当我问到他小女儿的裹脚问题时，他开始吞吞吐吐，眼角还不自然地跳了一下，说：“哦，没，没裹。”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立刻转向另一个官员。那个官员的脸一下子红了，他说自己的女儿们都裹脚了。坐在我对面的财政司听了，严肃地说：“我们家的女性从不裹脚，200年来一直如此。”原来，他虽然是汉族人，但是已经入旗，跟满族人一起居住。所以，他们家里的女性与满族妇女一样，从不裹脚。道台听了这话，赶紧跟年轻的领事先生说，他刚才没敢说，实际上他女儿才三岁，不到裹脚的年龄。我真心期望那个小姑娘能永远拥有一双健康的脚。

告别福州，我们一路乘船回到上海。稍作休整之后，又往苏杭去了。杭州与苏州是中国两个著名的城市，同时也是最繁华的地方。杭州不仅是宁波所在省的首府，而且曾经做过中国的首都；苏州则是上海所在省的首府。每天都有从上海去杭州的小汽船，而我住的地方出门就能坐船。河流两岸没什么可看的，乡村萧条而无趣，石桥和牌坊倒是不少，可一晃就过去了。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来到杭州——中国最有名的城市之一。杭州道台在外务衙门里热情接待了我们。这个外务衙门比福州那个更精致、漂亮，坐落在一个满是假山和长廊的花园里，这里垂着条条紫藤，还有石桥，很像上海的茶园。由于当时在下雨，所以，我们进来后直接到大厅去了。

道台、两位高级官员和几位低级官员，一起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按照西方习俗，请我和领事夫人坐在首席，并端上了特意准备的西式糕点。道台对我们说，他的妻子和家里其他女眷，全都扔掉裹脚布了。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他还表示，非常愿意把总督张之洞那篇反对裹脚的文章张贴在杭州城里。实际上，张之洞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受梁启超之托，文中还两次提到梁启超的名字。梁曾经担任过《时务报》主编，古文功底深厚，他的文章感动了很多中国的读书人。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慈禧给他判了死刑，并悬赏要他的人头。如今，梁启超跑去逃难了。作为道台，怎能把写着梁启超名字的文章张贴出来呢？所以，这件事后来也就没有再提。我们是无法改动这篇文章的，中国古文就像弥尔顿的十四行诗，即使改一个字都是犯罪。当然，我们还想继续使用这篇文章，所以只好请张之洞总督亲自修改。他答应有时间了肯定改。当时是5月底，6月份太后就下旨驱逐在华的外国人，还派兵包围了北京各国公使馆。因此，李鸿章便没时间给我们写文章，而张之洞也没有闲暇为我们改动文章了。

一天下午，我们去参加一个杭州妇女的集会。与会的女士们都穿着鲜红的绸缎衣服，在黑色的头发上别着绿玉首饰，这些颜色交杂在一起，感觉很奇怪。估计这些女士们只注意到自己鲜艳的衣服，而忽视了头上的首饰——它们不仅把头发压趴下，还与红色的衣服相冲，造成了奇怪的效果。其中一个19岁左右、打扮得很漂亮的姑娘说，她就算裹着脚，也是想跑就跑，想跳就跳。她边说边拉住我们的手，做了几个大幅度的跳跃动作。我心想，她的脚肯定很疼。可从她脸上看不出一点痛苦的样子，她说自己一点也不累。

一双小得可怜的畸形脚，能完成如此剧烈的跳跃动作，真是令人不敢相信。可以看出这姑娘是个有活力的人，却也压抑到如此地步，竟然需要如此的方式来发泄，想来令人胆寒。也许自行车能帮她释放过多的精力，就算摔倒也没什么。不过，谁也没说裹脚的姑娘不可以骑自行车，况且她又生在有钱人家。

苏州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并没有受到官方接待，因为苏州所有的官员都要离开了。和去宁波时一样，官员们没时间接待我们，都在忙着迎接新上任的官员。我接到一位美国医生的邀请，去给他的学生们讲解一下裹脚的危害。终于，我可以不用翻译，直接用英语跟别人交流了。不过，我不能保证自己说的他们都能听懂。因为我的词汇跟他们常用的医学用语有很大区别，而且我说的是英式英语，而他们的是美式英语。可是，当我问到谁能举例说说裹脚有什么好处时，有两个小伙子立刻勇敢而肯定地回答：“好看！”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两个小伙子都定亲了，女孩都是裹着脚的。

我一下子有些难过，肯定是我的问题让他们产生了误解。我应该问他们，是鞋子漂亮，还是鞋子里的脚漂亮。他们说的漂亮，肯定指的是鞋子，因为他们肯定没有见过女孩子的脚。我是见过的，每一双小脚都奇丑无比。或许每一个中国男人摸着新娘的小脚时，脑子里都在幻想它与缎面绣花的小鞋一样，美丽而小巧玲珑吧？别的学生跟这两个人不同，他们很想立刻亲自组织一个反裹脚协会。

第二天我们举行了一次专门为中国男人开的集会，会后立刻有听众自己开起小会来，决定成立一个反裹脚协会，并把地点设在苏州附近一个盛产丝绸的小镇。他们还决定，随时在报纸上刊登工作进展的情况。医院的小教堂是开月例会的好地方，于是，他们立刻派人去询问能不能借用，否则就赶紧另外选址。不过，他们觉得小教堂是最理想的场所。

在被称为中国巴黎的苏州，能看到如此有热情的人，真是非常难得的事。因为有人曾经警告我，说苏州人只关心服装和时尚，其他的什么都不关注。首先验证这一点的是女士们的集会，她们都穿着高雅的服装，面带微笑地相互点头问候——真是美极了。我在中国生活了15年，第一次见到如此美丽的中国女人，是那种艳丽而不显妖媚的美。

奇怪的是，这些女士穿的全是浅蓝色的衣服。款式与杭州女士的一样，贴身剪裁，类似于英国的紧身服装，比中国西部妇女的衣服合体得多。袖子紧贴肩膊，露出小臂，而不像一般的中国服装那样，袖子一直垂到手腕那里。可以看出，苏杭女士们的服装剪裁合体，非常漂亮，是当今中国最时尚的式样。她们所有人的衣着都非常合适，而且端庄大方，不拘谨。这是我们的服装无法达到的，我们西方女士的服装通常是这样的：头上斜戴着大帽子，身上披着宽大的假袖子，穿小裙子时，衣不蔽体，穿大裙子时必须用手提着裙摆，否则没法走路。再看苏州女士的旗袍和缎子上衣，又漂亮，又方便舒适。对于英国女士模仿苏州女士的旗袍和裤子，我表示支持；如果苏州女士模仿英国女士的衣服，我一定要反对。

这是最拥挤的一次集会，即使打开所有的窗户，待在小教堂里也还是觉得无法呼吸。听众们把小教堂挤得无处下脚，窗户被堵得密不透风。集会还没开始，就有四位女士晕倒，被抬出去了。我的演说似乎并没有打动杭州的女士们，她们穿着时尚的衣服在我眼前拥来挤去，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地凑在一起。我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可是她们的悠闲自在告诉我，她们自我感觉非常好。我想，如果要和她们探讨裹脚的问题，只有直入主题了。直接告诉她们，在我看来裹脚是多么可怕，会造成怎样不良的后果。中国的广大女性都是裹脚的受害者，这些女士肯定比我更清楚裹脚有怎样的危害。

这次的翻译是个有美国国籍的女士，尽管从生下来就在中国生活，可她并没有失掉美国人的热情。对于中国妇女的裹脚问题，她同样很关注。由于屋里太热，不得不时常停下演说，休息一下。一位坐在前排的妇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想，她大概是当地最有地位的女士。她说的话都很短，每说一句就会稍作停顿：“我希望别再有人提我的脚，讨厌讨论裹脚的问题！我要加入天足会，解放自己的脚！”听到这里，坐在她后面第三排的一位女士喊道：“不！我要先来！”

之前有人对我说过，这位女士是苏州文化修养最高的一位，会写古文，她的丈夫很为拥有这样的妻子而骄傲。盐政司的妻子家里有五个女眷，她不仅领了自己的会员证，还把她们的也领走了。集会结束的时候，几个年轻女士伤感而又很体面地说：“我自己做不了主，需要征求家里的意见。”结果，除去这几个人，到会的所有女士都参加了天足会。很多人还说，要为废除裹脚制度尽一点绵薄之力。

离开苏州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希望。苏州的女性又优雅又前卫，假如双脚的束缚被放开，肯定会有力地推动废除裹脚的运动。没过多久，华北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下旨驱除所有在华的外国人。苏州局势也开始动荡起来，我很担心由于时机不对，苏州的女士们不敢站在维新派一边，不再放开双脚。不过，也许她们的双脚已经解放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良知，以及为了保护良知而表现出来的勇敢与无畏。很多外国人受到中国官员，以及穷苦人的保护，而且绝大部分向外国人伸出援手的是那些自身难保的穷苦人。虽然他们知道，这样或许会让自己丢掉性命，但他们依然那样去做了。中国的百姓厌恶战争，也不善战，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勇气。因此我想，那些优雅时髦的苏州女士，大概已经解放双足，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中国开展反对裹脚的运动时，我们努力节约开销，可依然受到八国联军的巨大影响。面对疯狂的义和团团民和猖狂的俄国、法国士兵，那些裹脚的妇女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裹脚促使她们离开了人世，这对那些保住性命的男性亲属来说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很多裹脚的女人不是被屠杀，就是集体自杀，当时的情景非常惨烈。直到现在，妇女们想起来依然心里很害怕。还敢继续裹脚吗？凡是亲历太平天国起义的中国男人都发誓说，再也不会让他们的女人裹脚了。对于直隶、山东和山西，也可以采用这种可怕的战争方式帮助废除裹脚吧？到时候肯定会有恐惧与惊慌，可那样一来，这种折磨妇女的人间惨剧就不会再上演了。战争很快会过去，可是，中国妇女受到裹脚的折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中国西部的妇女全都是裹脚的，八国联军并没有影响到她们，所以她们看不到裹脚的惨痛教训。真心希望那里的反裹脚组织能对她们进行劝说，从而解放她们的双脚。当时发生在中国北方的这场暴行，官方不许报道；欧洲的新闻界，对这件事也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可是，那些战地记者却吓得魂不附体地哀号道：“地狱之门打开了！这里就是地狱！”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在华北做了什么。

假如妇女们真的因此而彻底解放双足，那么这种种暴行反倒成为功德了。中国妇女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当然也是另一半人口的母亲。如果母亲无知、体弱、肢体残缺，那么她们生养的后代肯定也逃离不了软弱的命运。细细想来，有哪个受到万民称颂与爱戴的男子汉，是在裹脚盛行之后出生的呢？人们发出心底的呐喊：“他在哪儿？”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多救世主的诞生都对历史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可如今，尽管中国人认为救世主降临的时机已过，却依然在振臂高呼：“他在哪儿？”

紫禁城的黄昏

译者前言

《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是一本奇特的书。记述了晚清、民国之际的中国，大者如戊戌变法、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张勋复辟、冯玉祥逼宫、溥仪逃亡日本领事馆等等，小者如溥仪配眼镜、装电话、剪辫子、辜鸿铭哭主、民国总统送礼等等，读来如在眼前。书中人物众多，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康有为、溥仪、袁世凯、张作霖、段祺瑞、王国维、胡适等等，均生动鲜活。

该书初版于1934年的伦敦，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其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落款：“他的忠诚与依恋的臣仆及教师庄士敦。”书前有《宣统皇帝御序》：“……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

“多他人所不及知者”，道出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溥仪被质押苏联期间，苏联人就是以这本书为线索对他进行讯问的。20世纪60年代初，溥仪编撰《我的前半生》一书，绝大部分史料亦参照庄士敦这本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如内务府同庄士敦斗法，把一人高的金塔抬到庄府让他卖钱一事，就基本上按庄士敦的回忆重叙了一遍；有关建福宫大火的损失清单，字画古玩焚毁的数字，《我的前半生》也是照抄《紫禁城的黄昏》；1924年11月29日，庄士敦陪同溥仪逃出醇王府去德国医院再赴日本兵营寻求庇护，《我的前半生》也基本上以庄士敦的回忆为蓝本……凡此，均可见该书的史料价值。

《紫禁城的黄昏》行文老辣，颇有文采。该书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书中即有庄士敦这本书。

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英国人，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他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走遍中国二十多个省，是近代来华的外国人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而其传奇经历中最神秘的部分，莫过于担任溥仪英文教师的那五年。他的学生、溥仪的“伴读”溥佳在1964年的文章里这样回忆庄士敦：“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专门研究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到中国以后又读了不少佛家释典，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要比基督教的圣经不知高深多少倍，从此对基督教非常鄙视，也不到教堂做礼拜了。他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地众生成佛》；还和英国一个神甫经常通信，用佛教理论来驳斥圣经……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这是他的别号，非常喜欢人家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

庄士敦努力向溥仪传授西方先进思想，甚至把《新青年》这样的激进刊物带到宫里给溥仪开阔眼界，这使溥仪越来越不满于祖上的陈规陋习，并在紫禁城里面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很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承认，庄士敦已经成为他灵魂中的重要部分。

庄士敦努力传播西方文化，而他自己却被中国文化同化了。他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是二品花翎顶戴，像前清遗老一样迈方步，见人时拱手作揖。他还参与了溥仪复辟帝制的活动，并与当时中国的革命派针锋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与辜鸿铭颇为相似，两人都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也都过犹不及地袒护中国的传统，比如帝制。

1931年，庄士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英国，在伦敦大学任中文教授，兼任伦敦东方语言学校远东语言文化部主任。钱钟书先生留学英国时，就曾受过他的指导。

庄士敦忘不了自己在中国的三十多年。他以中国人的名义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作《一个中国人对于在华教会人士的意见》，得罪了英美教士，很不为当时舆论所容。忧伤的庄士敦更感孤独，就用《紫禁城的黄昏》所得的稿费买了一个小岛，在岛上挂起了伪满洲国的国旗，怀念他的“皇上”。每逢年节，他就穿起清朝的服装，邀请亲友到岛上相聚。如此数年，从未放弃。他1938年去世，终身未娶。

《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是庄士敦心血的结晶。作为晚清和民国的亲历者，他的叙述真实、生动、鲜活；作为帝制的拥护者、英国政府的官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失偏颇，有时候甚至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感情。比如说，他对“满蒙帝国”的推崇、对于日本人的偏袒、对于冯玉祥的敌视、对于伪满洲国的认同，都体现了他的狭隘之处。

我们这次翻译，一方面，要展示庄著的原貌；另一方面，通过“注释”及“附录”的方式补充相关资料，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事实。对于庄著中的谬误之处，我们进行了修正或批驳。这些注释工作都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供读者自行评裁。

自序

1901年7月25日上午11时左右，一位有着特殊使命的中国贵族登陆香港。他身穿丝绸外套，头戴清朝最高级别的红色花翎，满身华贵，而气质上却略带羞怯，甚至有些孩子气。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英国官员恭候在码头上，代表当地政府欢迎他进入英国殖民地。路旁围了很多中国人，表情木然，又似乎充满好奇，一群警察负责维持秩序，把他们挡在一定的距离之外。4名红衣轿夫迅速地把他抬出了码头。一刻钟之后，他已经到达总督府，受到了英国皇家殖民地总督的接待。

这位著名的来访者，便是当时中国皇帝的兄弟醇亲王1，接待他的是英王爱德华七世在香港的代表亨利·布莱克爵士。

这是中国亲王首次登陆香港，值得纪念。不过，港英当局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迎接他，也没有什么正式的仪式。当醇亲王乘坐的德国巴伐利亚号轮船入港的时候，英军并没有向他敬礼，更没有按照常规鸣炮欢迎；甚至在上岸后，英国人也没有安排仪仗队。之所以如此，并非英国人轻慢，而是尊重醇亲王自己的意愿。醇亲王此行的任务令他感到屈辱，作为一位有着皇族血统的亲王，他希望低调行事。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中国大使冯·克林德男爵在北京街头被一名“拳匪”打死，此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迫使清廷接受了一系列屈辱的和平条约。醇亲王此行，就是为了奔赴德国，替“天子”向德皇谢罪。这在中国人眼里无疑是奇耻大辱，长期以来，中国人都觉得德国只是个小小的属国，德皇只不过是傲慢无礼的部落首领而已。

醇亲王从德国返回后，慈禧太后替他做主，娶内阁大学士荣禄之女为妻。1906年2月，长子溥仪诞生。1908年12月，不满3岁的溥仪即位，成为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由于皇帝年幼，醇亲王以摄政王身份主持政务，成为动荡不安的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在醇亲王借道香港出使德国之后不久，另一位皇室成员载振亲王也途经香港，代表清帝赴英参加英王爱德华的加冕典礼。此行并不令人屈辱，所以他经过香港时的礼仪规格无一减免。

这两个人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清朝皇室成员，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们成了我最熟悉的中国人。

在认识他们之前，我已经认识了一位中国人，此人与大清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甚至比上述两位亲王荣耀得多。1898年圣诞节，我第一次来到香港。那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政治事变，失败一方的领导者避难香港。康有为，当时最受中国人推崇也最被中国人痛恨的知识分子。维新派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在世界之林中受到应有的尊重，这些人把康有为奉为楷模，倍加推崇，努力效仿；而一群头脑僵化的腐儒则对康有为恨之入骨，同时又心怀忌惮，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毋须向西方“夷狄”学习。

第一次见到康有为的时候，他正沉浸在对“六君子”的哀悼之中。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也在“六君子”之列，“六君子”在事变之后没有逃亡，沦为慈禧太后及其手下发泄怨恨的牺牲品。康有为虽然逃到了香港，但仍不安全，清廷悬赏巨资捉拿他，无论生死。尽管英国政府严加保护，他还是面临被暗杀的危险。在香港躲了几天之后，康有为南下新加坡，最后到达欧洲和美洲。清廷的悬赏令如影随形，使他始终活在密探的威胁之中。只要老太后一息尚存，康有为就只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多年以后，他重新回到祖国，但仍然需要东躲西藏、四处漂泊，直至去世。

本书的目的，是记录“紫禁城的黄昏时期”，共约13年，始于“共和”建立的1912年初，终于1924年11月溥仪皇帝被驱逐出宫。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段历史，我认为有必要从黄昏到来之前的夕阳谈起，直到黄昏之后的黑夜。所以本书的跨度延展为34年，始于1898年那场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终于1931年末代皇帝返回故乡以及1932年的满洲危机。

1898：“百日维新”

光绪皇帝必须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此人必须在官僚集团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力，必须强大到足以令人敬畏；他必须掌握一支强大而高效的军队，能随时调动；他还必须头脑开放，支持维新运动，绝不会辜负皇上对他的充分信任。光绪皇帝选中了袁世凯，除了最后一点，袁世凯符合其他所有条件。

任人宰割的大清王朝

在整个19世纪，清王朝的权威不断地被削弱。内乱以及灾难性的对外战争此起彼伏，动摇了皇权的基础，清王朝开始土崩瓦解。1894年，堂堂中华帝国被打倒了，而对手是她从未放在眼里的小小岛国日本。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台湾变成了日本的一部分，三年之后，中国又失去了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港。这时候俄国出面了，装模作样地帮着中国说话，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结果是什么呢？俄国获得了更多的中国领土，大大增强了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地位。1898年在中国东北居住过的英商说，“俄国在进行着对这个国家的事实上的吞并”；一位英国传教士则称，“俄国和他们的全部传教士都把中国东北视为俄国领土，仅名义除外”。不应忽略这样的事实：在俄国如此明目张胆吞并中国土地的时候，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更没有表示反抗。毫无疑问，如果没有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如果日本没有从俄国手中抢走中国东北，那么今天的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就会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成为俄国的一个省。

在1898年的中国，被抢走的土地不仅仅是台湾和东北。那年，西方列强争夺中国港口、租界和“势力范围”的活动达到了顶点。德国抢到了胶州地区，其中包括天然良港青岛。英国把近300平方英里的威海卫变成自己的租界，在此后的32年里，这一地区等同于英国的殖民地；面积与威海卫差不多的香港地区，也在这一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租期99年。临近香港的广东省南部沿海地区被法国“租借”。意大利也对浙江省的一个港口提出要求，却被中国成功地抵制了，这件事使意大利内阁丢尽了脸面，在全世界面前抬不起头，甚至因而倒台；中国人为此非常震惊，他们想不到自己可以如此勇敢。

西方人以为瓜分中国很简单，只要甩开膀子去干就行，不会遇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哪怕一点点的厌恶和愤怒。他们错了。随着侵略的展开，他们不得不把军事行动转变为“文明”渗透。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中国人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很少关注其他民族；现在他们开始清晰地认识到，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各民族之间充满竞争甚至对抗。中华民族人口最多，其土地之广阔是其他任何民族都难以企及的；然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低，无人尊重，有些国家的人口和版图仅为中国的1/20，但居然比中国强大。

中国人过分骄傲和敏感，他们不愿接受现实。毫无疑问，西方人和日本人已经超过了他们，但他们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幸运的是，某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现实面前睁开了眼睛，进行了探索和思考。于是，改革派诞生了。其右派崇尚渐变，反对一切灾难性的变革，希望在现有体制内进行改良；左派则认为现有体制毫无活力，难以依靠，所以应该从根本上重建国家，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起炉灶。左派的思路是革命性的，但充满危险，只要大清王朝仍然苟延残喘，这样的重建就要遭到镇压。

康有为与光绪

康有为2是19世纪90年代中国维新运动最杰出的领袖，由于籍贯是广东南海，其弟子尊称他为“南海”。他忠于大清，向光绪皇帝递交了一封奏折，直接导致了1898年那场著名而短命的“百日维新”运动。对于掌握着中国命运的大多数统治者来说，康有为是最危险的叛乱分子，必先除之而后快。统治集团的迫害使康有为充满愤恨，而对于中国的前途则满怀忧虑。他猛烈抨击中国正统说教，把大清官僚政治比喻为令人恐怖和憎恶的东西。康有为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使他在15年之后被当作了保守派和顽固派，遭到了人们的嘲笑。

在把“异端邪说”介绍给皇帝之前，康有为已经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不遗余力地倡导政治改革，并对儒家经典作出全新的阐释，因而成为“今文学派”的领袖（“古文学派”领袖是章太炎）。不过，他一直忠于皇权，并把孔子尊为中华文明的精神之祖。1898年的时候，他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激情洋溢的学生。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青年导师，康有为的名声从广东传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引起了某些达官贵人的关注，包括湖南巡抚陈宝箴、翰林学士兼监察御史许景澄、皇帝师傅翁同龢。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1856年，他首次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一举考中所有中国学子梦寐以求的状元。之后一帆风顺，先后出任户部尚书、大学士和同文馆（一所在北京新建的语言学院）总教习等。翁同龢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被看作刘墉的继承者，而刘墉是乾隆盛世的文坛领袖。后来，翁同龢被任命为皇帝的师傅，先后服侍了同治和光绪两代皇帝。

翁同龢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大师，但思想开放，对康有为颇有好感。翁同龢与志同道合的陈宝箴、许景澄等人商议后，在1898年初把康有为推荐给了光绪皇帝，而且与光绪讨论了这位改革家的政治观点。对于一般朝臣而言，要觐见皇上并与其展开讨论，实在是难上加难；但对于翁同龢并非如此。他是皇帝的老师，不必凡事都通过呈报和恩准。1898年的光绪皇帝年近三十，不再修学，但是翁同龢作为帝师却是终生的特权，他可以私下觐见光绪，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不必遮遮掩掩，也不必拘泥于繁文缛节。这种特权让其他官员十分羡慕甚至嫉妒，因为礼仪的繁简表明其与皇帝关系的亲疏。在清朝宫廷里，翁同龢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把改革者康有为介绍给皇帝，这件事意义非凡。我们可以推断，翁同龢心胸开阔，已经摆脱了官场上同僚之间互相敌视和妒忌的恶习，并从迂腐的儒家观念中完全解脱出来；我们也可以从这件事中推断，光绪皇帝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智力低下、毫无作为——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可能是某些人为了引起民众对皇帝的怜悯而凭空杜撰的。事实上，紫禁城内的所有人，包括皇太后在内，没有人比翁同龢更了解光绪皇帝的性格和能力；如果翁同龢认为皇帝既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实践康有为的改革计划，那么他就不会与皇帝商量此事。

1898年春天，康有为第一次觐见光绪皇帝。很多年后，我曾几次与康有为谈起那年发生的事情，康有为对这次觐见记忆犹新，一提起光绪皇帝就心潮澎湃，除了颂扬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评价了。康有为是一位激进的改革家，如果发现自己的国君不能心怀天下，或者缺乏治国平天下的才能，那么他肯定会掉转矛头反对清王朝。当时，反对清王朝的队伍日益扩大，人们确信，清室气数已尽，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扫除清王朝这个障碍。康有为是激进的改革派，毫无疑问曾经有过上述想法，不过，当他面见光绪皇帝之后，就抛弃了这些想法。他发现，光绪皇帝不仅支持维新运动，而且希望亲自领导这一运动。

有人把康有为当成皇帝的老师，事实上他从未担任此职。在他仅有的几次觐见中，皇帝授予他一项特权，允许他直接将奏折呈给皇上，无须通过官府的层层审批。面对如此恩典，康有为感激涕零。1898年夏天，在名垂青史的“百日维新”过程中，他的一系列奏折很快转化为了改革诏令，这些诏令引起轩然大波，少数的自由思想家感到震惊和兴奋，而广大的保守派则非常愤怒并表示强烈抗议。

保守派批评道，这些改革构想是草率的，不适应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且有违中国文化的精神。康有为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的某些设想的确是不恰当的，比如说要放弃中国服饰而改穿西服，这意味着中国的丝绸工业将被迅速摧毁。不过他坚持认为，改革的大部分目标以及为之进行的论战，是有理有据的。康有为和光绪的改革梦想遭遇失败，并不是因为不合理或脱离现实，而是因为改革者自身的性格与能力还有欠缺。

太后压倒了皇帝

“百日维新”3运动猝然夭折，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值得深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其夭折的原因。

1875年，光绪登基，但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清朝的真正统治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慈禧太后是咸丰皇帝的遗孀，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她所居住的宫殿坐落在紫禁城西部，故称“西太后”，另外她还被尊称为“老佛爷”和“老祖宗”。从1875年开始，慈禧太后实际上是摄政王。按照中国传统，女人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摄政王，皇后或太后如果想发挥摄政作用，就要“垂帘听政”，也就是在处理国家政务时把身体隐藏在帘子后面。这个成语自唐高宗以来沿用至今。当皇帝成人后，皇后或太后放弃摄政，称为“归政”或“撤帘”。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女人曾经垂帘听政，在西太后之前，还有宋代的两个太后。

1888年，清廷颁布了两个重要诏令：一个宣布光绪皇帝即将大婚（按照中国风俗，结婚表示他将成人），另一个宣布来年2月太后归政。同年，官方宣布颐和园即将竣工，宫廷内部的人知道，颐和园是西太后撤帘后的休养生息之所。

光绪大婚是在1889年初，当时他18岁。婚礼过后不久，他又举行了亲政仪式，开始担负起大清帝国的统治权。他的皇后（后称隆裕）是慈禧太后兄弟桂祥的女儿，太后希望通过这个婚姻亲上加亲，加强她和她所属的叶赫那拉氏的地位4。

按照惯例，皇帝还要娶若干妃子。在这些妃子中有一对姐妹，时年分别为15岁和13岁，姐姐被称为瑾妃，1924年去世，谥号端康；妹妹被称为珍妃，25岁时凄惨地死去。

在第二次摄政之5后，慈禧太后似乎心甘情愿地把政权归还给了光绪皇帝，人们既没有因此而赞美她，也没有对她起过疑心。当时她54岁，已经到了隐退的年纪。太后归政之后，改变了自己在紫禁城内的住处，从慈宁宫迁往宁寿宫。此举符合紫禁城的传统，表示新政权、新秩序的建立，表示让皇帝担负起管理国家的全部职责。这是有旧例可循的。1795年，已经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隐退，迁往宁寿宫。九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慈禧太后隐退，所选的落脚之处也是宁寿宫。乾隆6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之一，宁寿宫也因乾隆而颇有声誉。这可能就是慈禧太后选中此宫的原因。

无论是乾隆皇帝的隐退还是慈禧太后的归政，都只是名义上的。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任何尊严和权力。如果用“让位”和“退休”来形容1795年以后的乾隆皇帝，或者1872年及1889年之后的慈禧太后，会在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头脑中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乾隆为例，他在1795年让位，由“皇帝”改称“太上皇”，以便让继承者在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登上皇位。此后，在宫内乃至全国，乾隆实际上成为一个比让位前更权威、更辉煌的人物。他摆脱了作为皇帝必须处理的烦琐公务，只是提纲挈领地掌握着最重要的权力；如果愿意，他可以否定现任皇帝的所有决策，或者置之不理。退一步说，即使“太上皇”厌倦了作为皇帝的责任和排场，希望自己的继承人去享用皇帝的特权，即使他不问世事，只醉心于长生之道，他仍然会被群臣尊为国家元首，被看作终极权威。在所有诏令中，他的名字都列在皇帝之上；只要他还活着，甚至皇帝也要向他下跪。

归政后的慈禧太后当然不像乾隆那样威风，但其地位仍然超越皇帝。对“老佛爷”而言，这种荣耀并不过分，因为她在皇家谱系中的位置无人能比；即使她没有两次摄政，也应该列于光绪皇帝之前，因为她不仅是前皇帝之母，而且辈分较高。不仅如此，如果光绪皇帝死在她之前，那么她将成为继位者的二世祖，有资格获得更高的“太皇太后”头衔。在本书后面我们将看到，在1908年光绪去世后的短暂时间里，她成了“太皇太后”，并以此名义下葬。

中国的“太”字，实在是意蕴非凡，英文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能与其对应。正如“慈禧太后”又被称为“老佛爷”，都是要使人们相信，她一定具有非凡的能量，否则一个寡妇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呢？事实上，不仅“太后”居于皇帝和皇后之前，甚至已故皇帝的二等配偶——“太妃”也居于皇帝和皇后之前。当皇帝和皇后觐见太后或太妃时，或在自己的宫中接驾时，如果没有得到太后或太妃的允许，是不能落座的。我曾几次陪同宣统皇帝到端康皇太妃居住的宫殿，发现宣统皇帝总是心怀敬畏，言谈举止极其小心，因为端康的地位比他更尊贵。面对太妃尚且如此，面对太后时就更是战战兢兢了。

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遗孀都能代替皇帝执政。太妃必须升至太后才有这个资格，即使太后得到了执政的机会，也只能“垂帘”（如“老佛爷”那样），而不能彻底代替皇帝。从法律角度看，之所以让太后拥有比皇帝还高的地位，是为了便于牵制皇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暂时或永远地废黜皇帝；她甚至不用“垂帘”，而是按照规定颁布“紧急诏令”，其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在中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并不会遭到太多指责，至少不会被看作谋反。虽然如此，太后也不会轻易使用这项特权，除非她确信自己在统治阶层内部拥有足够多的支持者。太后的这种地位使她很容易成为“反对党”的领袖，他们会联合起来，与皇帝身边的羽翼抗衡。可以说，中国皇太后的作用类似于英国议会上院。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甚至连最忠诚的保皇党人也对光绪皇帝的不幸遭遇不闻不问。他们忠于皇权，但皇权的代表者并不只是光绪皇帝，还有慈禧太后。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容忍慈禧的错误和罪恶，才会忽略光绪的苦痛。

对我们西方人来说，皇太后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果她不但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赢得了尊重，就更是匪夷所思。可是在中国，这种事情很容易理解。中国的伦理道德讲究“孝为纲常之首”，中国人认为，长辈在青年人面前永远享有权威，而青年人永远不能不尊重或不服从长辈。这是中国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法则，即使今天仍然如此，人们希望皇室能在这方面为全国树立一个榜样。

康熙皇帝7是中国最强有力的皇帝之一，他专门颁发诏令表示对皇太后的尊崇和敬重，并表示愿意接受她们的“诏令”。我们无从考证康熙此举是否真诚，事实上，中国的皇帝往往喜欢在口头上对传统道德表示敬意，但做起事来却不一定。他们心里清楚，虔诚的言语可以带来奇妙的效果，至少可以赢得读书人的支持，这对皇朝的稳固大有好处。

一个典型事例能说明太后拥有怎样的权力。道光二年（1822年）11月颁布的诏令宣布，皇帝谨遵皇太后之命，立继妃佟佳氏为皇后。本来，皇妃头衔的升降纯属个人私事，但皇帝却不能自由发布，必须由他母亲皇太后代劳。这是严格按照规章行事的。只要太后健在，嫔妃升迁之命便只能由她颁布。甚至皇帝的婚姻也必须由皇太后主持，由她来挑选皇后并择定婚期。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慈禧太后的地位有多么稳固，而她所掌握的权力有多么大。我们将不难理解，她是如何从幕后走出来，压垮悲痛的皇帝，并使维新党陷入完全混乱和绝望的境地。在某些西方观察家看来，慈禧的胜利足以证明她在性格和智力方面的强大，而光绪的失败足以证明他的软弱和无能。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慈禧太后的确比光绪皇帝强大得多，但这不是因为双方自身的能力。从理论上讲，慈禧太后拥有更高的等级，但她之所以获得如此之高的等级，不是因为能力出众，而因为她是长辈；从现实方面看，她的地位使她凝聚了帝国中所有的保守派，共同反对维新。保守派围着她转，不是因为她治国有方或者充满智慧，只是因为她可以成为一个好斗的保守派领袖。保守派可以依附慈禧来摧毁维新运动，而且完全有法可依。

比太后更可怕的保守派

如果没有慈禧太后，保守派仍然会摧毁维新运动。他们也许会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光绪，让皇室中某个不那么“危险”的成员取而代之。他们甚至会更全面地发起暴动，在紫禁城以外更广大的区域翻云覆雨。不过，与劳神费力的政变相比，他们还有更迅速有效的方法来摧毁维新运动，而且完全合理合法。这个办法就是乞灵于慈禧太后，她能颁布诏令废除皇帝，还不违背道义。

康有为和光绪在变法的时候，错误地认为慈禧太后不会出面阻挠。当时的太后已经退隐颐和园，每天热衷于野餐和看戏，快乐得像孩子一样。她喜欢艺术和诗歌，并以她独特的方式成为一个佛教徒。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乐趣无穷，她似乎不该厌倦。可是事实上，她仍然无法放弃对权力的迷恋。例如1895年，她下令把瑾妃和珍妃暂降为贵人，理由是她们生活“奢侈”；1896年，载澎亲王因为没有遵从她的命令而被革职，挨了八十大板，并永远被囚禁于“幽室”之中。慈禧太后在归政期间，仍然一如既往地滥施刑罚。最不祥的征兆是，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涉国家大事，而皇帝无可奈何。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光绪皇帝之所以希望破灭，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其中一种说法是完全可信的：皇帝厉行节俭和改革的政策吓坏了一批高官，他们派监察御史杨崇伊到天津去见北洋大臣荣禄，让荣禄劝说慈禧太后重新摄政。

荣禄是大清皇族，从小生活的环境和接受的教育都使他自然而然地偏向保守派。他忠于大清，可惜的是，他把慈禧太后——而不是光绪皇帝——看作大清的代表8。不过，荣禄不大可能主动采取行动反对光绪并镇压维新派。他虽然保守，但也是满族大臣中为数不多的有识之士，这些人认识到，中国如果想从内外交困中摆脱出来，就必须仿效日本进行维新。作为一个同情维新运动的爱国者，荣禄不会轻易被监察御史杨崇伊打动。他最后之所以对维新派下手，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光绪皇帝深知保守派的强大，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处于何种险境。他和康有为希望在反对派聚拢之前尽快通过各项改革法案，不让对方有充足的时间组织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按部就班地改革是死路一条，光绪和康有为认为，不管风险有多大，迅速果断地行动要比“走着瞧”的成功率大得多。

光绪皇帝心里清楚，如果反对派行动起来的话，后果将非常严重。他知道，反对派一定能够取得太后的支持；他也知道，太后对外国人和外国习俗深恶痛绝，任何一种改革如果吸取了外国的先进经验，在她看来都是一种自我贬低的行为。慈禧太后在大清国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她已归政9年，但权力和权威有增无减，远远超越皇帝；同时她又愚昧、迷信、冷酷，虚荣心和嫉妒心极强。这两个方面综合在她身上，会产生可怕的破坏力。她稍感不悦，就可以迫使光绪将师傅翁同龢革职。虽然她现在还没有明令否定改革法案，但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取消它们。

如果要避开来自颐和园的威胁，就必须使顽固派奉太后为首领的企图化为泡影。而要做到这一点，光绪皇帝必须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此人必须在官僚集团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力，必须强大到足以令人敬畏；还必须掌握一支强大而高效的军队，能随时调动；他还必须头脑开放，支持维新运动，绝不会辜负皇上对他的充分信任。光绪皇帝选中了袁世凯，除了最后一点，袁世凯符合其他所有条件。

年轻而孤独的光绪看错了人，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弱点。事实上，无论是光绪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想到，道貌岸然的袁世凯9竟然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叛徒。1898年，他背叛了皇帝；1911年，又背叛了朝廷；再过5年，他又背叛了共和国。

皇帝交给袁世凯一个棘手的任务，让他阻止慈禧太后重返紫禁城，以免她成为顽固派的领袖。袁世凯接受了谕旨并保证听从皇上的安排。这次秘密会见据说是在1898年9月初。光绪曾给过袁世凯许多不同的谕旨，据宫廷内的某些人讲，大部分谕旨是通过第三者传递的，而这个第三者却出于私利而篡改了谕旨的内容。不管怎么说，光绪皇帝不可能命令袁世凯将慈禧太后囚禁起来，驱逐荣禄10并在必要时杀掉他。这样做无论对光绪本人还是对维新变法都没有好处。慈禧太后拥有广泛的公众基础，如果用过激的方法对待她只会引起公众的反感，会让光绪皇帝举步维艰。当时中国很少政治谋杀，至少不像现在这样常见。光绪皇帝性格平和，我们无法想象他是个复仇狂或者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如果袁世凯能够阻止顽固派与慈禧取得联系，使慈禧无法重登紫禁城的宝座，那么光绪皇帝的设想就完成了一半——这才是光绪皇帝的本意。

袁世凯从皇上那里接到命令后，立刻跑到荣禄那里告密。荣禄毫不犹豫地派出信使前往颐和园，向“老佛爷”报警。信使添油加醋地造谣说，大事不好啦，光绪皇帝和革命党将要包围颐和园，先控制住太后，然后再处置她，她将在监禁和饥饿中悲惨地死去。还说太后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自由已经受到威胁，如果不马上反抗，肯定会错失良机。造谣者一方面要丑化皇帝的品格和夸大他的罪行，另一方面要制造紧迫感，他们觉得只有迫在眉睫的危险才能催促太后立即行动。

谣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慈禧太后被夸大其词的报警所震撼，狂怒不已。第二天早上，她离开那座挪用海军经费建造起来的乐寿堂，突然出现在紫禁城，威严地站在孤立无援的皇帝面前。她肆无忌惮地咒骂着，历数光绪忘恩负义的种种罪行，指责他恩将仇报11。痛骂之后，光绪皇帝被囚禁到了紫禁城中一个湖心岛上，而慈禧太后则重登宝座，并以大清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项诏令。这个羞辱性的诏令宣布，由于光绪皇帝无法胜任大清王朝的统治工作，所以他屡次恳请慈禧太后屈尊摄政，在此之前，太后曾经担此重任而且显示出卓越的领导能力。诏令最后说，光绪匍伏于太后圣座之前，荣幸地代表臣民感谢她再次担负起摄政的重任。

与此同时，另一项诏令公告天下，文字简短却凶相毕露：“帝遇疾，皇太后复训政。”

再次垂帘与义和团运动

1898年9月，慈禧太后重新摄政，时年64岁，但精力充沛、思维敏捷。那一年，她的囚徒皇帝28岁。此后的很多年里，她时而入住紫禁城，时而到颐和园度假。为防止发生意外，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她的囚徒作为随行人员。

光绪皇帝被囚禁

“帝遇疾，皇太后复训政。”

京城百姓无法知道紫禁城里发生了什么，但觉得这条诏令意味深长。在他们看来，光绪皇帝危在旦夕，但并不是由疾病引起的。

一个离奇的谣言开始在全国流传，信者甚众。谣言说，当“老佛爷”从颐和园杀回紫禁城时，光绪皇帝化装逃到了英国公使馆。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可能，但后面的情节却难以令人置信。据说，英国公使粗暴地拒绝了光绪，把他赶回紫禁城去面对监禁。这样的事情是不大可能的，即便真有这回事，北京还有其他很多国家的使馆，如果光绪皇帝向其他使馆求助，是绝不会求助无门的。

更可能的事实是，光绪皇帝本来打算逃走，但宫内的太监出手阻拦。多年以后，有几个太监跟我聊起此事，印证了这种说法。当时宫内太监约有3000人，他们不仅敬畏太后，而且出于个人私利而反对皇帝的改革。这些阉人最害怕改革，因为改革一旦成功，那么至少在紫禁城内会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会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腐败制度。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只能拥护慈禧太后。

与顽固派的私心相比，光绪皇帝光明正大得多。尽管自身难保，光绪仍然没有忘记朋友，想方设法给康有为送了一封信，向他们通告危险的来临。慈禧太后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逮捕所有维新党人，而这时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等人早已逃之夭夭。

在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中，没有人比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命运更好了。御史徐致靖被判终身监禁，而他唯一的罪状是举荐康有为做官；湖南巡抚陈宝箴运气不错，仅被革职；御史宋伯鲁也被革职，而且终生不得为官。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在此之前已被革职，现在又被剥夺了荣誉，地方政府奉命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翁同龢在朝廷里为官多年，根深叶茂，朋友众多，其中很多人位高权重，保守派不敢轻易得罪，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朋友，翁同龢早就被处以极刑了。他算是捡了一条性命，最后在穷困潦倒之中死去。1908年，慈禧太后和囚禁中的光绪皇帝双双去世，翁同龢的功业才重新得到承认。1909年，宣统皇帝即位后，翁同龢被平反昭雪，恢复了头衔和荣誉，宣统皇帝追谥他为“文恭”，意为学者和绅士。

在被野蛮杀害的维新人士中，有六人的名字应该永远被记住，他们是谭嗣同12、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和康广仁。在他们受刑之前，刑部大胆地向太后提出一个请求，要求组织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此案。但“老佛爷”一声令下：“毋庸审判，即刻处死。”

与“戊戌六君子”的命运相比，光绪皇帝的结局也许更为悲惨。他苟活的十年，是在凄风苦雨之中捱过的。“老佛爷”重返紫禁城之后，北京立即开始流传光绪即将去世的消息。中国皇帝病危的消息常常是这样散布开的：朝廷一纸公文，诏令全国各地名医进京，当各省奉命寻找最出色的医生并将其送往紫禁城时，人们便纷纷猜测皇帝即将“龙驭上宾”。光绪皇帝即将驾崩的消息越来越确切，不久之后又被盛传的另一条消息所证实：这位无嗣皇帝的继承人，已从皇族的合格成员中选出。

没有人真的相信皇帝病重，但也没有人敢站出来替皇帝说话。少数自由派官员对这种明显忽略皇帝的做法表示不满，两江总督刘坤一给直隶总督荣禄写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建议，要求清查此事；还有许多人通过别的方式表示抗议，包括不止一封的恐吓信。抗议的浪潮从全国各地汹涌而至，主力军是在通商口岸做买卖的中国商人，以及不少海外华侨。上海商人进行抗议活动的领袖叫徐元善，朝廷很快下令逮捕他。他逃到了澳门，在葡萄牙国旗下躲避朝廷的悬赏。与此同时，康有为在海外成立了保皇党，在华侨居住的各国设有支部，共同反对罢黜皇帝。这些中国人不怕朝廷的报复，放言无忌，使朝廷寝食难安。抗议的风暴越来越猛烈，慈禧及其党羽东倒西歪，最后不得不妥协。他们不愿意放弃继立的打算，但是再也不敢废黜并杀害光绪皇帝了。

光绪皇帝并没有因此而活得更轻松。他在一种濒临崩溃的境地中苟活着，僵尸般熬过了漫长的十年。他曾经破釜沉舟地拯救中国，希望中国人生活得更好些。出卖他的袁世凯从未表示过一点歉意，更没有伸手帮帮他，哪怕放松一下对他的严密监视。中国缺少真正的男子汉，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慷慨大度地对光绪表示尊敬和怀念。

1898年9月，慈禧太后重新摄政，时年64岁，但精力充沛、思维敏捷。那一年，她的囚徒皇帝28岁。此后的很多年里，她时而入住紫禁城，时而到颐和园度假。为防止发生意外，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她的囚徒作为随行人员。慈禧太后热热闹闹地从一处宫殿搬到另一处宫殿，所到之处极尽奢华；对光绪而言，却是从一处监狱奔波到另一处监狱，沿途所见的一切饱含忧愁。在慈禧最喜欢的颐和园里，光绪被囚禁在玉澜堂。波澜如玉，拍打在囚禁他的围墙上，他却有耳不能听，有目不能望。他在紫禁城内的囚室建在一座小岛上，小岛名为瀛台，位于紫禁城西墙边三个湖（三海）中最南边的湖（南海）中。“瀛台”也叫瀛洲，在中国神话中是神仙居住的场所。中华民国成立后，“三海”作为紫禁城的一部分移交给总统。作为民国总统的客人，我有机会多次参观光绪皇帝曾经被囚禁的屋子，他就死在这个小小的“仙境”中。我曾向一些朋友建议，把它作为一处纪念地而永久保留，以怀念那个孤独的灵魂。

慈禧重新摄政之后几个月，觉得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就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立嗣计划。她选中了端亲王之子溥儁。端亲王是太后的亲信，像太后一样愚昧无知、顽固不化，而且像太后一样痛恨所有的外国人和改革者。溥儁被选定为皇位继承人后，慈禧决定不让他接受自由思想，不让他上学堂，而是由她亲自教养，并派了两个狂热的顽固派学究负责对他的教育。

皇位继承人一经公布，关于皇帝生病的传闻就重新流行。这一次慈禧不想再捅马蜂窝，决定在皇帝的健康再次急转直下之前保持沉默。就在这个时候，紫禁城外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大事，迫使慈禧太后及其党羽不得不转移注意力，从纯粹的宫廷问题转向另一个新问题。在这里，我不准备详细探讨义和团运动及围攻使馆事件，中国的现代史学者已经详细掌握了这些事件，我的记述最多只能作为注释。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很多人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初期只是反对清王朝，后来才转变为排外。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事实上，这场运动一开始便是反抗外国人和排斥基督教的运动。这场运动首先爆发在山东绝非偶然。德国人控制的胶州湾发生了一些极端事件，这使山东人民认为，正是因为德国人的侵占和统治，中国人的生活才变得越来越困苦。虽说中国人被欺负的深层原因是大清王朝自身的衰败，但是没受过教育的大众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可以确认的是，中国之所以一再受辱，罪魁祸首就是“洋鬼子”。要拯救中国，必须铲除洋鬼子那些精巧的发明，废除他们古怪的宗教，消灭他们令人难以容忍的优越感13。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鼓励义和团排外。毫无疑问，如果义和团没有得到更愚昧无知的朝廷的支持，他们会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当时荣禄和袁世凯的军队都很强大，而义和团只不过是靠弓箭武装起来的几千农民，政府军要镇压他们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正如一个美国人所说，北京的朝廷“暗中支持这些被称为爱国者的人，并把他们看作将来赶走外国人的强大同盟”。

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山东巡抚是毓贤。在此之前，义和团被看作危险的白莲教的后裔，该教曾多次掀起叛乱运动，朝廷对它又恨又怕。1897年，两名德国人在毓贤的辖区内被杀，此事给了德国口实，德国迅速出兵占领胶州湾，并迫使朝廷解除了毓贤的山东巡抚之职。但毓贤并没有失去朝廷的青睐，从山东出来后立即就任山西巡抚。1900年，他在山西残杀了不少西方传教士，并因此而著名。义和团是排外的，毓贤也排外，这个共同点使他全力支持义和团的事业。他上奏朝廷说，义和团是正义的，他们所拥有的力量令人吃惊，朝廷可以利用他们抵抗外国的侵略，拯救大清帝国。他认为，如果镇压义和团，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如折己羽翼也”。

义和团声称拥有超凡的魔力，很多人信以为真。首先相信这种神话的大臣是刚毅和端亲王，然后是慈禧。而袁世凯则权衡了一下，公开宣布义和团所谓的刀枪不入纯粹是骗人的鬼话。可惜，当时的宫廷里乌烟瘴气，弥漫着“宁信毋疑”的古怪气氛，开明的大臣如荣禄等人呼吁大家保持清醒，但无济于事14。

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和一名日本外交秘书被杀，这件事标志着义和团围攻使馆的开始。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5。

慈禧太后仓皇逃出北京。出逃之前，她摆出一副宽容的姿态，表示相信光绪皇帝的“孝心”，宣布撤除摄政，让光绪复位。此举何其下流，自己惹了麻烦却让光绪来承担！慈禧太后很害怕外国军队的打击报复，而光绪皇帝则不怕，这一点让慈禧充满愤怒和嫉妒，于是又强迫光绪随自己出逃，决不允许这个反叛的外甥16幸灾乐祸。为了不让光绪看自己的笑话，慈禧太后对于八国联军掠夺中国的惨状置若罔闻，一心逃跑；如果实在无法摆脱追击，她将拉着皇帝一起进入阴曹地府。

光绪请求留在北京，但徒劳无功。光绪最宠爱的珍妃跪在太后面前，乞求她不要强迫光绪随其出逃。珍妃知道，光绪希望留下来面对联军的司令官。大清王朝危在旦夕，阴险歹毒的独裁者自身难保，除了珍妃，谁敢向慈禧提出请求呢？当时，在紫禁城北门，正停着一辆普通的农家马车，悄悄等候着高贵的逃亡者们。洋鬼子随时都有可能抓住他们，必须立即出发。据说，太后没有理会跪在面前声泪俱下的珍妃，而是对随从太监大发雷霆，命令他们把珍妃扔进井里。

多年之后，我有幸进入紫禁城，亲耳听几名太监说起一种传闻，他们小心翼翼地强调说，这仅仅是传闻而已，因为他们未曾亲身参与这一悲剧，也没在现场（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参与者或目击者）。据此说法，慈禧太后并没有对珍妃的乞求置之不理，而是回答道：“我们全都要留在这里，但绝不能让西洋强盗活捉。摆在你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去死！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语毕，太监们抓住珍妃，扔到井里。

这口井自从1900年以后就荒废了。它位于紫禁城的东部，正对着1889年以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宁寿宫。我做宣统皇帝英文老师的时候，曾多次伴随皇帝路过此井。我们坐在井边，谈及他降生前不到六年时发生的这场悲剧。在紫禁城里，有许多地方据说被孤独的鬼魂萦绕，这口井应该也算一个吧。如果我们要在瀛台小岛或玉澜堂摆放光绪皇帝的神龛，就不应该忘记在这口井旁摆放另一个神龛，以纪念他那被杀害的妃子。

慈禧太后在外面流亡了几个月，见没什么大的动静，就回到了北京。她先是取消了原先所有支持义和团的诏令，然后还屈尊追授珍妃为皇贵妃，并授谥号为恪顺皇贵妃。毫无疑问，此举并不是为了抚慰珍妃的亡灵，而是为了让太后摆脱谋杀的罪责，寻求一丝安宁。

可是，她真的能在宁寿宫中找到安宁吗？

光绪皇帝的最后岁月

1908年，当光绪生命垂危时，太后召不满3岁的溥仪进宫继承皇位。溥仪继位，是以光绪皇帝临终遗诏的名义颁布的，说光绪“恭敬地接受了慈禧皇太后的意见，宣布幼童溥仪为继承人”。事实上，光绪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继承人；至于这份遗诏，他肯定没见过。

“老佛爷”感到很委屈

慈禧太后把大清帝国引向深渊，并使中国蒙受了奇耻大辱。在她生命的最后八年中，谄媚者和江湖骗子群集左右，挖空心思讨取她的欢心，驱除她作为一个寡妇的孤独无聊。慈禧天赋聪颖，但见识有限，根本不知道在中国之外还有那么大的世界，还有那么多先进的国家。在她一生中，海外蛮夷不止一次地冲进天朝上国，大清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他们低头。她弄不明白，这些蛮夷禽兽为什么违背了天性，为什么并不满足于昼伏夜出的原始生活。

1900年，老佛爷过得很委屈，大多数日子在逃难。在漫长而颠簸的旅程中，她肯定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1860年。那一年，外国军队把她丈夫咸丰皇帝赶出北京，她也随同逃往热河。此时彼时，如出一辙。那一年，洋鬼子火烧圆明园，40年后的今天，他们是不是也要把紫禁城和颐和园化为灰烬？洋鬼子肯定会像1860年那样大肆破坏，美丽的颐和园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废墟，她再也不可能在那里颐养天年了。洋人们会将所有珍贵的物件劫掠一空，带不走的则砸坏烧尽。然后这些野蛮人将返回他们那怪石嶙峋的荒岛，中国又将恢复平静，一如往昔的美好时光。

慈禧太后在臆想中熬过了颠沛流离的苦日子。她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如果不把她请回北京，洋鬼子根本不可能恢复社会秩序。一旦她重返京城，就会在废墟上重建宫殿，金银财宝也将从全国各地滚滚而来，四万万恭顺的臣民随时准备着为她供奉，钱财根本不用担心。洋人的铁蹄所践踏的一切都要重建，她所失去的东西全都要重新得到，她要听戏、要吟诗、要作画、要练习书法，她还要在崇拜者和太监们的簇拥中登船，在晶莹剔透如碧玉的昆明湖上游弋。在为百姓们遭受了义和团之祸后，她需要好好放松一下。

然而，即使在慈禧太后的想象中，也不可能事事如意。湖水、宫廷、音乐等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固然不少，但是不愉快的事情也很多，这让她感到很受伤害。当时有大量劳神费力的事情等着她出手。朝廷四分五裂，需要整顿。当初有些大臣被“拳匪”的魔法搞得神魂颠倒，还拉太后入伙，越搞越大，以至于引来了凶神恶煞的洋鬼子，害得太后东躲西藏。这样的大臣留他做甚？砍了他们是罪有应得！朝廷中还有一群崇尚西方文明的新派人物，也让太后头疼，这些人荒唐地认为应该立宪、应该允许群众结社、应该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等等，妄图以此拯救大清。太后鄙视他们、怨恨他们，但由于八国联军打败大清国的事实，她又不得不适当承认西方文明，不得不对这班新派人物作出让步。更可恨的是那些西方传教士，他们开口“耶稣”，闭口“上帝”，传播异端邪说不遗余力，贻害无穷；由于西方列强多次打败中国，传教士们越来越傲慢了。最后一个麻烦，是那位忘恩负义而且愚蠢的光绪皇帝，还是让他重回瀛台去自我反省吧；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应该能够体悟到“老佛爷”饶他不死的恩惠而心怀感激。

当“老佛爷”殚精竭虑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她正在远离北京的土地上“巡历”。那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连洋鬼子都不愿尾追而去。唉，有些事是该革新一下了，有些事则应该终止。1900年的风暴使她有所觉悟，但直到去世，她也没有真正认识到清王朝的不可救药。孙中山已经在领导革命党四处活动，大清王朝岌岌可危。慈禧太后顾不得这么多，她在逃难，她只想尽快恢复往日的威严。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老佛爷”能否返回北京继续执政，清政府就此问题同战胜国举行了谈判。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谈判进行得很艰难，漫长的拉锯战之后，终于在1900年10月签订了《辛丑条约》。按照条约，几名支持义和团排外的官员被严惩，毓贤等人被砍了头，徐桐、启秀和其他几人被流放到新疆，部分皇族成员如庄亲王、怡亲王和辅国公等也被处分，端亲王被革职流放，他的皇储儿子被废黜。以上是清廷对内要做的事，对外，中国要赔偿各国在骚乱中遭受的损失，以及八国联军出兵中国的所有花销，这笔钱被称作“庚子赔款”，其数额之大令人难以置信17。不仅如此，醇亲王载沣还要代表自己的哥哥光绪皇帝远赴德国“谢罪”。

《辛丑条约》谈判不顺利，其中一个原因是，俄国人不想让其他国家染指中国东北，所以想方设法单独与清政府谈判。早在1898年，中国东北就已经被俄国人占领，只在名义上还属于大清帝国。现在俄国人要做的，是巩固并扩大他们的地盘，彻底吞并东三省。

1901年6月，列强要求清政府严惩支持义和团的元凶，否则就不能保证和平。“老佛爷”成功地把自己排除在元凶名单之外，这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极其失望。当时康有为在槟榔屿，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并译成英文，交给几位英国朋友传阅。在备忘录中，康有为强烈抗议战胜国没有严惩义和团运动的罪魁祸首——慈禧；同时他表示，列强即使与慈禧联手，也不应该抛弃光绪皇帝。康有为觉得，光绪是因为自己才成为阶下囚的，所以自己对这位可怜的皇帝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康有为的备忘录有28页，其中5页的攻击对象是慈禧太后及其宠信的太监李莲英，而其余23页都在猛烈攻击荣禄。

这份备忘录一直没有发表，因为康有为觉得对荣禄的攻击有失偏颇，这是康有为后来亲口对我说的。“戊戌政变”使康有为对荣禄心存怨恨，但后来的一些事情使他改变了态度。新即位的宣统皇帝是醇亲王载沣的儿子，而载沣的岳父是荣禄，这样一来，荣禄就成了新皇帝的血亲。康有为是尊重皇权的，他像对待光绪一样尊重宣统皇帝，于是荣禄也沾了光。

不过，康有为对荣禄的态度转变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很多人看来，荣禄对于义和团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应该严办。康有为起初也持此观点，但后来发现自己错了。当时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和八国联军都痛恨荣禄，认为他是义和团最重要的后台，理由是荣禄曾经指挥过围攻使馆区的战斗。《辛丑条约》谈判时，慈禧所任命的代表除了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之外，还有荣禄，但是荣禄的谈判资格遭到了列强的质疑并最终未能通过。事实上，在围攻外国使馆的事件中，荣禄是极少数几个反对者之一，他反对慈禧向外国宣战，反对屠杀北京和各省的外国人。大清朝廷中，荣禄与端亲王是死对头，后者全力支持义和团排外，而荣禄为了反对端亲王，几乎丢掉了官职。义和团曾向荣禄借用重炮和其他作战武器，但是遭到了拒绝，否则使馆区早就化为齑粉了。八国联军冲入北京之后，慈禧才意识到当初没有听取荣禄的劝告是多么大的错误。荣禄一辈子忠于慈禧，直至1903年去世。为了报答这种忠诚，慈禧把荣禄的女儿嫁给了醇亲王载沣，并让他们的儿子溥仪继承了帝位。

辛丑国耻之后，慈禧太后开始“改革”，“改革”范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她想从头开始，可惜太迟了。激进的革命党人不相信慈禧真的要改革，因为她在不久前还残酷地迫害改革者。慈禧顶住了冷嘲热讽，接连不断地颁布各种“新政”诏谕，其中包括准许满汉通婚的条令，目的是消除满汉之间的隔膜和对立。可是此举无法抵挡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满运动。1905年，朝廷命令各省官员严厉镇压“革命排满学说”，收效甚微。同年，镇国公载泽率代表团出洋考察宪政，刚到北京车站就挨了炸弹，载泽和一名叫作绍英的代表受了伤。慈禧太后本打算通过建立宪政来安抚革命党人，减弱革命的势头，但革命党人根本不相信她那一套。

为了消除满汉隔阂，并打破满洲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界限，1907年，东三省开始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设立总督，首任总督是汉族人徐世昌18。此举意义重大，明确无误地表明了清廷的态度。满洲是清王朝的发祥地，一直以来都是由朝廷直接派人管辖，这似乎在提醒人们：1644年建立的所谓“中华帝国”实际上就是“满洲帝国”。1907年开始，满洲首次站在与其他省区平等的地位上，而且汉族人第一次被允许自由移居满洲。可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者还是根据历史得出结论，宣称满族是异族征服者，汉族人不应该接受他们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东三省改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当时这片土地已经被俄国擅自转让给了日本。1900年的时候，东三省几乎全被俄国占领。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在东三省的土地上进行的，日本获胜，抢走了俄国在东三省的各项权益。日本人宣称，他们是从俄国人手中，而不是从中国人手中夺得这些权益的19。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利用了清王朝的一个漏洞。有清以来，在官方语言中，一直称自己为“大清国”而非“中国”。满族君主在入关之前就自称“大清”，在占领了整个中国的广阔疆域之后仍然沿袭旧称。如此代代相袭，“大清国”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中国人并不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中华帝国”，也不称他们的皇帝为“中国皇帝”，否则就违背《大清律》。只有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中国才称作“中华帝国”，皇帝才叫作“中国皇帝”。这种内外有别的称呼令人无所适从，也让日本人有机可乘。

与此同时，清政府又为日俄两国划出了“指定战地”，以“供两国战时之用”，任凭日、俄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肆意践踏。

清政府之所以“局外中立”，有多方面原因：第一，清政府积弱已久，无力回天，根本无法与日、俄抗衡；第二，日、俄背后各有其他国家撑腰，而其他各国则对这场战争表示中立，并胁迫中国严守中立；第三，清政府认为，威胁自身统治的是国内人民，而不是外国侵略者，非常担心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害怕列强以此为借口，再次联合武装干涉。所以，清政府在发出“局外中立”上谕的同一天，又发布一道上谕曰：“现在日俄两国失和，非与中国开衅，京外各处地方均应照常安堵。……凡通商口岸及各国人民财产、教堂一体认真保护，随时防范。……倘有不肖匪徒妄造谣言，借端滋扰，即行缉拿审讯。轻者按律惩处，重者立即正法，以示儆戒。……钦此。”

3岁溥仪成为大清皇帝

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逝。光绪皇帝没有子嗣，按照清朝惯例，他的某个侄儿有机会成为皇位继承人。在光绪的兄弟中，年纪最大的是醇亲王载沣。慈禧太后健在的时候，把荣禄的女儿嫁给了载沣，并许诺要把皇位继承给他们的儿子。1906年2月，醇亲王福晋20生了个儿子，取名溥仪。1908年，当光绪生命垂危时，太后召不满3岁的溥仪进宫继承皇位。从这个时候起，溥仪便离开父母，搬进了紫禁城，直到1924年11月被冯玉祥赶走21。溥仪继位，是以光绪皇帝临终遗诏的名义颁布的，说光绪“恭敬地接受了慈禧皇太后的意见，宣布幼童溥仪为继承人”。事实上，光绪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继承人；至于这份遗诏，他肯定没见过。溥仪当了皇帝，光绪的皇后也就是慈禧的侄女成了太后，赐号隆裕；慈禧太后成了“太皇太后”，还加封了一长串显贵的徽号。

皇帝年幼，作为父亲的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这也许是“老佛爷”一生中最后一次失策，对清王朝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是极大的不幸。摇摇欲坠的清王朝需要一个才智过人的摄政王，否则将万劫不复，而载沣显然不是这个材料。“老佛爷”已经风烛残年，她可能没有时间考察醇亲王了；也可能她丧失了判断力，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将就。但她无论如何也不该忽略一点，那就是醇亲王过于年轻，根本不可能把中国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的消息一经公布，朝野上下立即骂声不断。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清朝从摄政王开始，也将到摄政王结束。”清朝的第一个摄政王是多尔衮，他为自己的侄子顺治皇帝铺平了道路，使满族人第一次统治了全中国。

袁世凯坚决反对载沣出任摄政王，对溥仪继承帝位也非常不满。袁世凯心目中最理想的皇位继承人是贝子溥伦。溥伦是道光皇帝曾孙辈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与袁世凯关系不错。如果溥伦掌权，那么袁世凯不但能够保住高官厚禄，还有望继续高升。但是如果溥仪上台、醇亲王摄政，那就万事难料了。

醇亲王天性善良，待人亲切，是个很容易接近的人。他热衷于看戏，不喜欢处理政务，不愿意担当责任；如果非干不可的话，他会慢吞吞地，左顾右盼，一旦遇到难题就没了主意。他成为摄政王之后，谄媚者蜂拥而至，争抢着帮他出主意，害得他摇摆不定，甚至朝令夕改。他没有治国的才能，在身心两个方面都缺乏活力，在群臣之中毫无威望。我曾经与他有过接触，对这一点深有体会。醇亲王摄政之后，赦免了光绪的师傅翁同龢，但是他不敢赦免康有为，怕别人有意见。

慈禧皇太后

从年轻的时候起，慈禧就爱慕虚荣，喜欢别人的奉承。她曾对德龄公主说：“我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没有任何人能与我相比。”如此露骨的自我恭维，是没有人敢反驳的。慈禧自诩维多利亚女王，更喜欢被人们比作伊丽莎白女王，并时常证实这种比喻是很贴切的。

迫不得已的“改革”

1901年，列强提出议和的先决条件，要求慈禧太后退出政治生活，让光绪皇帝重新掌权。这个条件刚一提出，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光绪皇帝很快就会因此而毙命。为了避免流言成为现实，各国不得不收回这个条件，同意慈禧继续执政，但她必须要保证光绪的安全。

光绪归政，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其中的优秀分子正为此而奋斗。中国教育和社会改良的先驱林部铿（音译）博士在1901年出版了一本著作，笔名“文清”（音译），书名是《中国人内部的危机》。书中写道：

列强应该迫使慈禧下台，让光绪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消除慈禧的政治势力并非难事……要重建光绪的权威并不困难，光绪完全有能力获得全中国的普遍认可。如果他归政，新政府肯定会摆脱重重束缚而飞跃发展，中国将迅速走到世界前列。相反，如果光绪没有归政，那么改良派就会转而同情革命党，大革命的浪潮就将席卷中国；这样一来，列强就会被赶出中国，从而丧失无数的商业机会。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大革命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世界列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机，正在苦苦寻求出路。难道他们没有认识到光绪归政的重要性？

世界列强的确没有认识到光绪归政的重要性，文清的预言在十年后成为了现实。

光绪皇帝是真正的改革派，如果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把政权交给他，中国就不至于动荡。这是文清的洞见。有人表示异议，他们认为慈禧太后流亡期间也转变成了改革者，并在她最后的岁月里大力推行新政。有些西方人宣称，慈禧重返北京后，已经彻底“改弦更张”。这个观点遭到一些杰出中国人的批驳，他们指出，慈禧并没有“改弦更张”，而只是“改头换面”。“改头换面”是骗人的，是假借改革之名来平息国内舆论并取得西方人的谅解和支持。因为她并不真正改革，所以无法防止改革派变成革命党。

事实上，与其说慈禧太后晚年领导了改革，不如说她被迫追随改革。她是聪明人，懂得顺应强大的历史潮流。另外，慈禧之改革很可能是受到荣禄和李鸿章的影响。不过，慈禧一直对1898年想要废除她权力的维新派耿耿于怀。“康党”仍然列在黑名单上，康有为仍然被缺席判处死刑，光绪皇帝仍然被囚禁。想当初，光绪力主改革，慈禧残酷镇压；而现在，慈禧却不得不赞同并实施改革。这使她没了脸面，更加嫉妒光绪，仇恨之火越烧越旺。

在很多不明真相的西方人看来，慈禧太后是一个高素质的统治者，延缓了清王朝的衰亡；而在清醒的中国人看来，慈禧要对清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是中国日益衰败的罪魁祸首。我大致同意后一种看法，但是想补充一点：慈禧只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女人，不可能对一切坏事负责，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罪责都算在她的名下。我不相信她会对中国历史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慈禧的确对清朝的灭亡负有责任，但她毕竟又受到各种制度的制约，而这些制度并非她的独创，是祖先传下来的。她的恶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腐败的传统，不全是她自己的问题；但她也不是某些西方人所说的“19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女性”，是“举世罕见的铁腕人物”。如果她真的伟大，就应该改造腐败的传统，励精图治，那么就不至于发生1894年的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就不会遭到残酷镇压，外国驻华使馆区就不会遭袭，北京就不会被八国联军践踏，中国人就不必节衣缩食地承担数额惊人的庚子赔款。如果慈禧太后真的英明，中国也许早就与别国平等相处了，不至于签订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不至于被整个世界抛弃。

苏珊·汤利夫人曾经访问过慈禧，在访问记中写道：“她看上去很和蔼，褐色的面孔像意大利农民那样温和。坐在她身边的就是那位有名无实的光绪皇帝。这就是慈禧太后吗？就是传说中独断专行的独裁者吗？……她是不是真的要对晚清发生的一切负责？或者她只不过是个被命运捉弄的工具？”

慈禧的确是一个工具，但她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工具。捉弄她的不是命运，而是那些狭隘而阴险的顽固派官僚。他们利用慈禧达到自己卑劣的目的，而慈禧的眼界、见识和修养都很有限，这使她很容易被顽固派所愚弄，成为他们的保护伞和替罪羊。从年轻的时候起，慈禧就爱慕虚荣，喜欢别人的奉承。她曾对德龄公主说：“我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没有任何人能与我相比。”如此露骨的自我恭维，是没有人敢反驳的。慈禧自诩维多利亚女王，更喜欢被人们比作伊丽莎白女王，并时常证实这种比喻是很贴切的。有人把这种比喻转告给了伊丽莎白女王，女王回答道：“我比慈禧差多了，我虽然不渺小，但也谈不上伟大。”伊丽莎白女王从来没有像慈禧太后那样说一不二，更没有为皇帝指配皇后；但是，当她的国家遭到危难时，伊丽莎白女王从未屈服过；她当众打朝臣和宫女耳光的时候，也从未手软。

“活菩萨”想吃光绪的大腿肉

慈禧在人间做了君主，又想上天做神仙。她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在颐和园扮观音菩萨。她脚踏莲台，手持如意，遍撒“甘露”，活脱脱一副普度众生的菩萨模样。在观音菩萨左右，恭恭敬敬地立着天仙，他们双手合什，看上去无比幸福甜蜜。天仙的角色往往由慈禧的心腹和管家扮演，大太监李莲英是必不可少的。慈禧相信自己是菩萨的化身，能够消灾祛难、普度众生。她不但自己相信，而且要求别人也相信。

我们再来看看慈禧与光绪的关系。有个老太监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据说这个故事说明了慈禧与光绪母子俩交恶的原因。中国有一种源远流长的说法，老人病了，只要吃了他的儿女或最亲近的人的大腿肉，就可以恢复健康。这种说法使中国的孝道蒙上了一层令人厌恶的色彩。老太监说，日俄战争之后不久，慈禧病了，光绪前来探望。慈禧病怏怏地自我怜悯道：“我活不了几天啦，因为没有人愿意为我作出牺牲。要想治好我的病，现在只有一样东西见效。”慈禧一边说，一边盯着光绪，然后又扫了一眼旁边的李莲英。光绪和李莲英心里明白，太后看中了他们的大腿肉。但是他们都没有表态。几天后，“老佛爷”病愈，对李莲英爱理不理的。过了几天，李莲英也病了，他手下的一个小太监偷偷告诉慈禧，李总管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从自己大腿上割了一块肉下来，煮熟之后给太后吃了。据说李莲英立即重获宠幸22。光绪是慈禧的近亲，却没能做到这一点，这让慈禧觉得很丢脸，从此把光绪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

李莲英处世圆滑，不但得到了太后的信赖，光绪也夸他忠心。有这样一个故事：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逃后返京，走到保定住下休息。太后的寝室富丽堂皇，李莲英的也不错，只有光绪住的地方很破烂。李莲英侍候太后睡下，然后去看望光绪，只见皇帝哆哆嗦嗦地坐在炕上，竟然连铺盖都没有，时值隆冬，根本无法睡觉。李莲英跪下痛哭，并把自己的被褥抱来让光绪使用。光绪后来回忆西逃的苦楚时曾说：“若无李谙达（老伙伴或师傅之义），我活不到今天。”

我还听一位皇室成员讲过光绪最后一次见慈禧的情景。光绪被囚禁之后，慈禧要求他每天前来请安，以此满足她邪恶的优越感。1908年的一个秋天，病重的光绪在太监搀扶下步履踉跄地赶到宁寿宫，给慈禧请安。他双膝跪下向慈禧磕头，当他抬起头时，大吃一惊，只见慈禧神色憔悴，脸挂泪珠，太监正忙不迭地给她拭去。双方无言地对视，空旷的宫殿里死一般寂静。忽然，慈禧打破沉寂，命令光绪：“继续跪着，不准起来！”光绪勉强支撑着跪在地上，用微弱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是要跪着，这是最后一次了。”

他说中了。几天以后，光绪、慈禧先后去世，光绪比慈禧早一天。此事蹊跷，引起颇多猜测。有人认为，慈禧为了不让大权落到光绪手里，所以想办法让光绪死在了自己前面；也有人说，宫里的太监为了迎合慈禧，曾经虐待过光绪，他们害怕光绪重新掌权之后会惩罚他们，于是就毒死了光绪。这两种猜测都没有证据。可以肯定的是，长达十年的囚禁和折磨加速了光绪的死，而慈禧难辞其咎。

光绪生于1871年，4岁继承皇位。在1889年光绪大婚之前，慈禧一直代替光绪掌控着中国；1889年之后，光绪做了10年真正的皇帝，有了实权。但即便在此期间，太后仍然不断干涉朝政，直接导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一败涂地，使中国以虚弱不堪的面貌暴露在全世界面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光绪被剥夺了所有权力，在囚禁中捱到1908年。光绪去世的时候只有38岁，如果他能活到现在（1934年），也不满64岁。光绪是个英明而坚强的君主，如果戊戌变法不被慈禧镇压，很可能会成为清朝复兴的起点，光绪很可能像日本的明治天皇一样名垂青史。

在距离北京数百里的地方，在连绵的群山和广袤的平原之间，坐落着一片巍峨的建筑群，其格局与大清王朝的宫殿相仿，同样是红墙黄瓦、耀人眼目、气势辉煌——这就是清朝的皇陵。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就埋在这里。光绪葬在“西陵”，而“伟大”的太后葬在“东陵”。慈禧的陵墓花费了六年多时间才建成，里面的金银珠宝不计其数。晚年的慈禧太后很喜欢住在颐和园，希望死后能继续享受华贵而悠闲的生活，并且继续把大清朝抓在手里。她的陵墓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设计的，其雄伟和奢华自不待言。可是“老佛爷”无论如何也想不到，20年后，她这座辉煌的安身之所将被打破，她的灵魂将被惊动并蒙受奇耻大辱23。

辛亥革命

1911年底至1912年初，革命党人与清廷在上海议和。最后，参加议和的各派达成了一项古怪的妥协：清廷宣布建立共和政体，清帝退位；新建立的共和政府对皇帝的体察民意表示感谢，保留了皇帝的一些特权，比如保留帝号不变，并且为小朝廷提供丰厚的年俸。

无能的摄政王

1908年12月，小皇帝溥仪登基，年号“宣统”。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上任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除袁世凯的所有权力，让他回家去治疗“足疾”。1898年戊戌政变的时候，袁世凯辜负了光绪皇帝对他的信赖，凭借露骨的背叛而得到了高官厚禄。1901年他升任直隶总督，1903年担任练兵处会办大臣，1907年调任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慈禧太后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使袁世凯有了平步青云的资本，否则他将遭到众人的谴责，甚至四面楚歌。对于这一点，袁世凯心里比谁都清楚，所以才会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极力维护慈禧太后，反对光绪复位。

光绪皇帝与袁世凯势不两立，幸存的维新党人也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在康有为等人看来，袁世凯不但出卖了君主，而且教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害“六君子”。袁世凯明白，一旦康有为及其余党获准归国并站稳脚跟，他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慈禧太后晚年推行新政，却没有赦免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这也许与袁世凯有关。

据说光绪死后留下了一份遗嘱，命令立即处死袁世凯。某些皇室成员本来就不信任袁世凯，现在有了这份神圣的文件，恨不得马上结果袁世凯的狗命。摄政王犹豫再三，决定放袁世凯一条生路，解除他所有职权，命令他回老家疗养。摄政王此举过于轻率，遗患无穷。袁世凯精明强干、交际颇广，在北洋军阀和新军中举足轻重，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佛经和书法中消磨余生？

立宪运动如火如荼，势头之强劲足以摧毁任何阻力。1909年初，朝廷不得不发布一道积极推行宪政的上谕，并且解除了一批守旧派官僚的职务。宣统皇帝的叔父载洵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英国考察海军，准备筹建中国自己的新式舰队；载洵的弟弟载涛率领另一个代表团前往德国考察陆军，并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热情接待24。虽然代表团已经走出国门，但是中国政府内部并没有什么改变，还是一如既往地陈旧而腐化，这使建立现代军队的计划成为空中楼阁。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请愿活动一浪高过一浪，要求政府尽快召开国会并设立责任内阁。1910年11月4日，摄政王发布上谕，声称将缩短预备立宪期，计划在宣统五年即1913年召开国会。某些革命者急不可耐，一位名叫汪精卫的革命者企图暗杀摄政王，但未能如愿。摄政王抓住了汪精卫，却没有判处死刑，而是改判终生监禁，以安抚情绪激动的革命者。汪精卫后来成了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领导人。

窃国大盗袁世凯

在1910年和1911年两年里，全国各地的起义接连不断，皇室一再退让，但丝毫改变不了混乱不堪的局势。著名的革命党人黄兴发动广州起义，摧毁了总督衙门，随后逃到香港组织人马准备新一轮的行动。1911年9月，四川起义；10月，武昌起义。武昌偶然地成了革命运动的司令部，黎元洪将军身不由己地成了起义军的总司令25。

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这一年的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在这次革命的强大压力下，满清朝廷变得更加愚昧无能。在摄政王短暂的一生中，曾犯过不止一次的严重错误，现在他又要作出更致命的决定——重新启用那个三年前被他撤职的最危险的敌人。

北洋军队是当时中国唯一精锐的军队，而在这支军队中，袁世凯的名字如雷贯耳，没有人怀疑他的领袖魅力。另外，由于袁世凯在义和团运动中曾经保护过外国公使，所以外国人很推崇他，认为只有他才能力挽狂澜，把中国从混乱中解救出来，1910年12月17日的《时代》杂志直截了当地言明了这一点。西方人的态度为袁世凯增加了一个砝码，这是因为：镇压起义需要钱，而大清朝国库空虚，掏不出钱，必须向外国银行贷款；而要想向外国银行贷款，那么朝廷就必须找出一个人来，他必须能够取得外国公使的信任，并在外国人心目中拥有很高的声望。袁世凯似乎是唯一人选，袁世凯出山似乎是中国解决内乱的唯一出路，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几乎都这么看。凭心而论，外国人并不关心清王朝的死活，他们只希望中国稳定下来，以便开展国际贸易，使他们获取源源不断的利润。昏庸无能的摄政王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被外国人所描述的美好未来冲昏了头脑，忘了考虑大清王朝的利益。摄政王比那些外国人更了解袁世凯的底细，他应该知道，如果要寻找拯救清王朝的人，袁世凯是下下之选。

摄政王发出了请求，袁世凯则遗憾地表示不能从命，理由是“足疾”未愈。三年之前赶走袁世凯的理由被抛了回来，狠狠地砸在摄政王脸上。袁世凯这种姿态当然是做出来给人看的，并不会坚持到底。他知道，现在中国的局势只有他才能控制，他有资格摆摆架子，并顺便羞辱一下当初逼自己还乡的摄政王。

很快，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和新内阁总理大臣。随后他展开了军事行动，并迅速扭转了长江中游同革命党人作战的局面。露了一手之后，袁世凯忽然按兵不动了，这使全国各地忠于清廷的大臣们非常愤怒。很显然，袁世凯有自己的目的，他并不关心清廷的存亡。

1911年底至1912年初，革命党人与清廷在上海议和。清廷的谈判代表是唐绍仪，此人是袁世凯的学生、幕僚和部下，这次代表清廷参加谈判也是受袁世凯的任命。我们无法查清唐绍仪究竟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什么指示，也不知道在议和期间他们如何秘密联络，但我们可以确认，唐绍仪在议和期间的举动一定与袁世凯有关。在议和期间，唐绍仪竟公开声明拥护共和，这使清廷遗老们大吃一惊。清廷恼羞成怒，唐绍仪辞去了谈判代表的职务。议和陷入僵局。

最后，参加议和的各派达成了一项古怪的妥协：清廷宣布建立共和政体，清帝退位；新建立的共和政府对皇帝的体察民意表示感谢，保留了皇帝的一些特权，比如保留帝号不变，并且为小朝廷提供丰厚的年俸。

清帝退位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发布诏书，正式宣布了共和政体的建立和皇帝的退位26。此后的很多年里，始终忠于皇室的辜鸿铭经常与人谈起这一天。当时，他正在上海一个知名学者沈曾植的家中聚餐。辜鸿铭后来专门写了一本书记录这一事变，书中说：“仆人拿进来一份晚报号外，上面登载着退位诏书已经发布的消息……全体来宾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面朝北方跪下，痛哭流涕地磕起头来……当在夜色中向沈子培（沈曾植字子培）告辞时，我对他说：‘大难临头，何以为之？’他眼含热泪地握住我的双手，用一种我永生难忘的声音说：‘世受国恩，死生系之。’”

清帝退位的时候，我正在威海卫。当地18万中国居民并不相信皇帝已经退位，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都抱着怀疑态度。他们不关心革命，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共和”是什么意思，他们也懒得去理解这种概念。直到今天，他们已经成了“民国”的国民，但是仍然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共和。威海卫人的愚昧和冷漠，似乎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反应。为数众多的中国民众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共和制的建立会对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

中国人痛恨清政府的懦弱，但并不痛恨所有的满族人。革命党人号召“反满”，于是大批中国人也跟着反满，呼喊“打倒满清”。他们不见得清楚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很可能并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像鹦鹉学舌一样喊口号。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中国的政治气候风云变幻，无数的学生和群众喊出诸如“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英国”“打倒日本”“打倒‘不平等条约’”，以及打倒这个或那个政治家之类的口号。很多人在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卷入政治漩涡，甚至失去理智。当然，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中国，现代欧洲也有过类似情况。英国人喜欢夸耀自己的冷静，认为自己不会像中国人那种陷入无缘无故的狂热。可是我记得笛福曾经说过，在他那个时代，千万名勇敢的英国年轻人准备为反对天主教而战斗至死，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天主教是一个人还是一匹马。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墙倒众人推”，中国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句话。1911年，革命者为了贬低满族人的清朝，抬出了明朝的汉族统治者，并把想象出来的各种美德都加在他们身上。实际上，根据德国著名汉学家理查德·威廉的研究，明朝“一开始就表现出残酷和血腥的特色，以至于必须采取绝对的君主专制。任何人如果遭到政府的怀疑，就会累及全家，甚至100个人中就有一个死于非命。人民不愿意接受蒙古人的压迫，所以追随明朝统治者，但他们很快发现，明朝的压迫并不比前朝轻。”就像明初一样，民国建立之初也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过上了比晚清更为不幸的生活。

晚清无疑是黑暗的，但奇怪的是，大部分中国民众并不反对清王朝，反对清王朝的往往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美国学者韦尔·威廉斯博士在其杰作《中世纪王国》一书中说：“中国政治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即使一名中国人会抵制不公正的税收或者干脆杀掉残暴的官吏，他仍然会虔诚地对待皇帝。”民众没有机会去了解皇帝的性格和品质，但是“皇帝”这个称呼代表着一种原始而神秘的力量，像宗教般令人敬畏，不容置疑。

随着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布，清王朝日薄西山了。入关后10个皇帝，近300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已经笼罩在沉沉夜色之中。不过，雄伟的紫禁城仍然被夕阳环绕，给我们展示了一片长久不逝的黄昏。

清室“优待条件”

除了袁世凯之外，清廷内务府也从优待条件里获得了利益，他们继续支配着宫廷中一切开销，暗中侵吞皇室珠宝。他们是依附于皇帝的寄生虫，对他们而言，皇帝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棵摇钱树。

《清帝辞位后优待之条件》

帝制被推翻之后，是一个漫长的“紫禁城的黄昏”时期。在此期间，皇帝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但仍然保有皇帝的身份和尊号，继续住在原来的宫殿里。

当时的宣统皇帝溥仪只有6岁，隆裕皇太后代表他颁布了令人伤感的退位诏书。退位诏书意味着清廷对共和政府的妥协，而共和政府对清廷的让步则体现在另一份文件中，这份文件名为《清帝退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退之后优待条件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优待条件”是清廷与革命党达成的最重要的协议。之后，又有其他一些文件作为补充，最后一份补充文件公布于1914年12月26日，即所谓“善后办法”七条：

一、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

二、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

三、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

清皇室所属机关，对于人民不得用公文告示及一切行政处分。

清皇室如为民事上或商事上法律行为，非依现行法令办理，不能认为有效。

四、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民国政府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

五、清皇室应允确定内务府办事之职位，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应负责任，其组织另定之。

六、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管理护军长官负完全稽察保卫之责，其章程另定之。

慎刑司应即裁撤。其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在违警范围以内者，由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应送司法官厅办理。

七、清皇帝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仪，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彻底垮掉。事实上，一些强有力的总督和将军仍然忠于清政府，并控制着国家的财政和外交机器。对于民国政府来说，使用武力推翻帝制并非最佳选择，因为可能引发一场持续多年的内战。既然如此，清廷为什么作出让步，甚至同意皇帝退位呢？隆裕皇太后保全面子的说法是不愿“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实际上，妥协是为了迎合袁世凯，他主宰了当时的局势。

“优待条件”的幕后是袁世凯

袁世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现在尤其如此。他对大清帝国并不忠诚，对于革命者和民国政府也并不尽力，他只关心他自己。从袁世凯的根基、能力、性格和机遇来看，清室“优待条件”很可能是他策划的。优待条件的内容很奇怪，不可能出自那些真正关心民国或皇帝的人之手。毫无疑问，起草人颇有才干，这样一个文件可以敷衍谈判的双方，而中国的实权却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面对革命党人，袁世凯也许会这样替清室“优待条件”辩解：“清帝已经退位，你们也已经实现共和。作为回报，你们应该允许皇帝保留名号，并支付他一笔年金，虽然数额不少，但与持续内战的花费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允许皇帝留居紫禁城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你们想让他搬到颐和园，他敢不搬？给他们一些特权，可以防止皇帝复辟，让他没有借口。你们获得了实质性的胜利，皇帝只是保住了脸面。另外，民国政府没有消灭满清朝廷，会在外国人心目中留下宽容大度的好印象，有利于赢得国际支持。民国必将飞速发展，前途无量。”

反过来，面对紫禁城里的受骗者——一个无能而无助的女人，一个胆怯而轻率的摄政王，还有一个年仅6岁的天子，袁世凯会是另一番腔调：“优待条件挽救了朝廷。虽然政权没有了，但皇帝仍然是皇帝。再说了，皇上现在只是一个孩子，即使政权还在，他也无法担负，所以又不能说我们丧失了政权。现在先把政权交给革命党，皇族就用不着那么劳心费力了；等皇帝长大成人，革命党人的疯狂已经过去，权力还是皇上的。民国政府只是一个混乱的机构，不可能长治久安，人民将越来越怀念自己的皇帝。时机一到，皇上就可以重新出山。优待条件保证皇帝的宗庙陵寝不受侵犯，并且提供了一大笔年金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可以说，大清皇帝获得了实质性的胜利，革命党人的优势则徒有其表。另外，清室为了避免内战而放弃武力，必将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有利于挽回清室的声望。用不了几年，大清皇帝就会出来主政，再现繁荣的中华帝国。”

袁世凯两面讨好，赢得了时间和机会巩固自己的地位。除了袁世凯之外，清廷内务府也从优待条件里获得了利益，继续支配着宫廷中的一切开销，暗中侵吞皇室珠宝。他们是依附于皇帝的寄生虫，对他们而言，皇帝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棵摇钱树。

民国政府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美好。它在欢呼声中登场，但很快就暴露了平庸的面目，令人厌恶。政局愈发混乱，人民更加困苦。共和制的支持者逐渐隐退，有的人宣布退休，从此不问世事；有人弃政从商或投身教育；有的人背井离乡跑到欧洲，在宗教中寻求安宁；还有的人不知所终。政治气候阴晴不定，一会儿东风，一会儿西风，今天还作为英雄和爱国者被夹道欢迎，明天就可能被当作罪犯和卖国贼，而后天可能又成了英雄和爱国者。许多人死于非命，许多人三番五次地逃到外国殖民地和租界避难，还有许多人逃入深山老林，或在寺庙、道观中安家，观水听泉，吟诗作画，在古圣先贤的著作中寻求安慰。

大清皇帝与洪宪皇帝

1915年冬至这一天，袁世凯在天坛举行了祭天大典，向所有中国人表明自己已是真正的皇帝，因为这种仪式只有皇帝才能举行。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袁世凯不得不节约时间，省略了许多庄严的仪式。从总统府到天坛，袁世凯一直躲在一辆全副武装的汽车里。

总统与皇帝相安无事

从1912年初到1924年末的13年里，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同时存在着一位总统和一位皇帝。民国政府允许逊位的清朝皇帝保持尊号，这在外人看来不难理解：新政府出于礼貌，送了一份礼物给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末代皇帝。西方人把溥仪看作被废黜的皇帝，就像欧洲的很多下台君主一样，所以他们称溥仪为“前皇帝”。有些人认为这种称呼不妥当，因为溥仪现在仍然领导着一个朝廷，占据着原来的皇宫，并高居宝座。称呼他为“前皇帝”是不恰当的，但称他为“皇帝”也不合适，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皇帝应有的权力。某些在华的外国人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称溥仪为“小皇帝”。这个尊号很快被大家接受并流传开来。

然而，当民国政府正式宣布允许清朝皇帝保留尊号时，并没有在皇帝称呼前附加“前”或是“小”，这令很多人感到不解：“民国政府怎么会容忍一个自称‘中国皇帝’的人继续存在呢？”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明白，民国政府这么做是很精明的，至少并不糊涂。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当某王朝行使主权时，不管其统辖的领土范围是大还是小，都被通称为“大×国”，如公元618年李渊建立的王朝名曰大唐，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的王朝称为大宋，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的王朝叫作大明，这意味着在这块土地上行使统治权的是唐、宋或明。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皇帝的尊号只代表一个朝代，并不代表领土。比如明朝灭亡后，其后嗣仍然统辖着一块偏远的地方，甚至超出了中国的版图，而且其统治下的臣民并不全是汉族，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大明”的国号。直到若干年后，他们再也无法苟延残喘，“大明”王朝才真正灰飞烟灭。

很多人认为是满洲人推翻了明朝，实际上并非如此。满洲人的进攻只是动摇了明王朝的基础，并没有直接导致明朝的灭亡。直接导致明朝灭亡的是李自成，他率领起义军占据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最后夺取首都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上自缢，明朝灭亡。

李自成27夺取北京后，建立新王朝“大顺”，并宣布自己为新王朝的皇帝，年号为永昌。如果新王朝没有很快垮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被称为大顺国，李自成便是开国皇帝，他统治的第一年将被称为永昌元年。不幸的是，这个新王朝只是昙花一现。

满洲人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认识到明朝已经腐朽、衰落。他们争取了大量有才干的汉族将领和文官，然后举兵入关，击溃李自成的军队，占据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从1644年起，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共历10个皇帝，他们都被尊称为“大清皇帝”，而不是“中国皇帝”。虽然清朝实际上统辖了全中国，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大清皇帝”理解为“某个朝代”的统治者而不是“某个区域”的统治者。

如果了解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中华民国为什么允许“大清皇帝”继续存在。在民国政府颁布的“优待条件”中，溥仪并不是“中国皇帝”，而是被明确地称为“大清皇帝”，这个称呼出现了五次之多。

大清帝国的皇帝被保留，但是大清帝国已经不复存在，这就使“皇帝”的称号变得有名无实，不可能在实质上威胁到民国政府。

贪心不足的袁世凯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革命党人浴血奋战得来的。可是，袁世凯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人物，窃取了革命党人的成果，代替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总统。革命党人让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并不是出于信任，而是迫于无奈。袁世凯大权在握，在北方的地位坚不可摧，而且他的军队完全能与革命军抗衡。

作为“选举”出来的临时总统，袁世凯应该于1912年3月10日在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宣誓就职。尽管袁世凯窥视总统职位已久，但他却借口北方政局不稳，脱不开身，拒绝去南方就职。袁世凯心里明白，革命党并不信任他，他们之间充满了猜忌和憎恨，因此他绝对不能将自己置身于革命党控制的地区。为了证实北方政局不稳，袁世凯在北京自导自演了一场兵变，最终心满意足地留在了北京。

1913年3月20日，南方革命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所有人都知道是袁世凯策划的。同年7月，爆发了旨在推翻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遗憾的是，此次革命运动在一个月内就被袁世凯彻底镇压，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者开始了流亡生涯。孙中山再次流亡到日本，并得到了日本友人的许多帮助。对于共和制的追随者来说，“民国之父”这个称谓孙中山是当之无愧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可仅仅如此是无法满足他的，他略施手段就把总统选举制变成了终身制，并且总统还具有了可以推荐下任总统的权力。如此一来，整个共和制度被他损坏殆尽。随着袁世凯势力的不断增强，他越来越不满意国民党的存在，于是就下令把它解散了28。1913年12月，他又征召副总统黎元洪进京，名义上说是为了辅佐政务，其实是怕他被反袁分子利用29。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就废除了孙中山的临时约法，颁布新的约法，并任命前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国务卿、前任山东巡抚孙宝琦30为外交总长，开始自己的专制政权。

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袁世凯为了避免过多的麻烦，和清朝皇室达成一致，允许他们暂且继续居住在紫禁城，民国政府会拨出一定的经费安定他们的生活，至于仆人、太监他们可以照常留用。不幸的是，到了民国二年，袁世凯却根据此条文要求隆裕皇太后和宣统皇帝移居颐和园，以便自己入住紫禁城。

袁世凯的这个要求弄得整个清皇室人人自危、狼狈不堪。内务府的官员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简直就被吓得魂不附体。这次移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等于说从此以后袁世凯不再承认朝廷的存在了。清皇室成员觉得太委屈，在内务府的极力怂恿下，愚昧的隆裕皇太后决定亲自出面与袁世凯交涉，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谅解。可想而知，由于手中没有实权，她提出的反对意见没有产生任何效力。拖到最后，亏这些遗老想得出来这么一个理由，他们向袁世凯说，颐和园太不安全，那里不仅地处偏僻，而且围墙也低，一不留神就会有坏人溜进来！这个理由虽然荒诞，但是袁世凯也不好说什么。在此情况下，他只好命人把颐和园的围墙加高，但他也不是笨蛋，修围墙的钱中华民国的国库坚决不掏，而是让清皇室负责。

遗老们的提议没有改变事情的结果，只不过延迟了一点搬迁的时间罢了。隆裕皇太后不仅没有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得罪了袁世凯，至于那些内务府大臣则着实从中捞了一笔。颐和园面积那么大，所有的墙壁要加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事，可正因为不容易才有赚钱的机会啊！对此，内务府的官员理解得比谁都清楚。不管怎么说，如果颐和园的宫墙真的能够修起来，也算是个好事，可由于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没过多长时间，绝大部分的新加宫墙就倒塌了，有时还会连带坍塌一部分原来的墙体。好多年后，正因为这些倒塌的围墙，我还遇到了不小的麻烦。1924年，我受命前去修理这些倒塌的围墙。当我赶到的时候，刚好一场大雨过后，我看到许许多多的砖头瓦片碎裂散落，很多地方甚至在整块整块地倒塌。由于当时经费有限，我不能作大规模的修葺，再加上要遭受内务府大员的盘剥，真是让我苦不堪言。

张勋拥袁有交换条件

由于颐和园围墙坍塌，袁世凯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允许清室成员继续留在紫禁城。当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和外交人员不太了解为什么，他们都很纳闷为什么订好的计划又不实行了。原来这件事情是有内情的，袁世凯是由于担心坐镇徐州的张勋31有意见，进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才收手不做的。当时张勋拥兵徐州，对袁世凯表面听命，心中却在不断地考虑着自己的事情。虽然对此情况袁世凯早有察觉，但为了拉拢他，还是要多少给他留点面子。这张勋本来是袁世凯的心腹，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就是他拥护袁世凯为领袖的。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可大家也许不知道，张勋拥护袁世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要优待王室。

当初隆裕皇太后敢于向袁世凯提出反抗，也就是基于张勋的支持。虽然张勋忠心可嘉，但最终他也成了内务府愚弄的对象。当袁世凯刚提出要清室搬家的时候，内务府大臣就派人到徐州去找张勋，说：“宣统帝一旦离开紫禁城，生命就会有危险。如果您不出面干涉，就再也没有人保得住皇上的性命了。”表面上看，内务府这些人完全是为了皇上的利益，实际上完全是个人利益在作怪。对自己被愚弄的状况，张勋毫不知情，他动用了自己的势力，劝袁世凯取消这个决定。这件事成功后，张勋一定觉得自己送给了故主一份大礼物，孰料却事与愿违地保留了内务府这条大蛀虫。

由于张勋从中阻挠，袁世凯也毫无办法，只得暂时让步。他之所以提出让宣统移居颐和园，并不是替民国考虑，而是因为他自己想入住紫禁城，逐步实现称帝的美梦。他现在是大总统了，是全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可还要继续蜗居在皇宫的外围，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两年之后，突然撕掉了伪善的面具。他运用高超的权术，不仅把总统选举制变成了终身制，而且拥有了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权力。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实质上的皇帝。按照常理他该满足了，可谁曾想，他希望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帝，在群臣的拜叩之中登上宝座，就像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一样。就是这个决定，使得本来可以大富大贵的袁姓一族越来越没落32。多年后，被人追杀的袁克定躲到了英租界，祈求我的保护，也是因为这个。

就这样，袁世凯一步一步地推行自己的计划，他好像已经看到自己变成皇帝了。他的御用文人杨度为他组织了筹安会33，替他做好宣传攻势。其他方面也都有人替他打点好，袁世凯准备大干一场了。

八十三天皇帝梦

袁世凯想要做皇帝的心，得到了某些攀龙附凤之徒的拥护。他们兴高采烈地期盼着，希望自己能够从中分一杯羹。如果袁世凯能够顺利登基，他们就是开国功臣了，倘若如此，荣华富贵岂不是唾手可得？在众多劝进的人中，溥伦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作为清皇室的一员，他竟然跑出来劝别人做皇帝，这在当时被很多人引为笑谈。事隔不久，在溥伦的带动下，许多其他的皇室成员也出来劝进了，这不能不说是皇室一件很丢脸的事情34。

在中华民国的参议院里，溥伦本来就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再加上现在积极劝进，自然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此后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对他是信任有加，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旁人不太容易看明白的关系。如果你觉得袁世凯是真心实意地对溥伦好，那你就错了，袁世凯只不过是想利用溥伦来获得交泰殿里面的传国玉玺罢了。然而就在溥伦亲王安排好一切，准备偷走玉玺的那天，袁世凯的伟大事业彻底垮台了。那块玉玺一直稳稳地留在紫禁城里面，直到1924年宣统皇帝离开紫禁城时，才被整理皇室财产的官员收缴35。

在积极劝进的人群中，广东籍的政客梁士诒36也是比较著名的一个。他建议袁世凯追认明朝抗清英雄袁崇焕为祖先，使得袁世凯称帝也有个来头。不仅如此，他还建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神化袁崇焕，对此袁世凯很是赞同。当时中国的反满情绪强烈，袁世凯可以借助其“祖先”抗满的英雄事迹，表明自己是一个汉族爱国者，提高人气，让那些指责他不忠不孝的人闭嘴。为了不落人口实，袁世凯把神化袁崇焕的任务交给了政事堂礼制馆。可惜的是，关于袁崇焕英雄业绩的报告还没出炉，袁世凯就倒台了。

为了实现宏图霸业，袁世凯和他的奉迎者们不择手段。他们制造了数以千计的请愿书和电报，谎称代表国民公意，要求民国恢复帝制，将“洪宪”作为新王朝的年号。这些人还一再声称，新王朝的第一个皇帝非袁世凯莫属。随后，袁世凯的代理人召集了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君主立宪制正式获得通过。几天之后，袁世凯发布公告，宣布称帝，同时一再强调这是为了顺应民意，并不是他本人的意思。

1915年冬至这一天，袁世凯在天坛举行了祭天大典，向所有中国人表明自己已是真正的皇帝，因为这种仪式只有皇帝才能举行。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袁世凯不得不节约时间，省略了许多庄严的仪式。从总统府到天坛，袁世凯一直躲在一辆全副武装的汽车里。就在这位“皇帝”身披古怪的长袍祈求神灵保佑的时候，他部下的一名将领蔡锷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前往云南。1915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和贵州发动了护国战争，即“第三次革命”，号召所有真正的革命者站在一起，推翻袁世凯这个背叛共和的独裁者。这次起义得到了中部和南方几个省的积极响应，革命范围迅速扩大，这令袁世凯始料不及。他以为经过两三年的准备，所有军政要津都是他的人，以至于完全低估了反对派的力量。面对来势汹汹的起义，袁世凯极度恐慌，只好取消帝制，并极不情愿地写了一份冗长的“罪己诏”。但他还是洗脱不了民国罪人的骂名。几个月后，袁世凯郁郁而终。从1916年1月1日洪宪改元，到3月23日颁令废止洪宪年号，袁世凯一共做了83天的皇帝。

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但是，这些人不见得都反对帝制。对于这一点，北京大学的教授陈独秀认识得很清楚，他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他在1917年5月1日的《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说：

政治进化的潮流，由君主而民主，乃一定之趋势，吾人可以怀抱乐观。……袁氏病殁，帝制取消，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

毫无疑问，袁世凯是他那个时代最有能力和魄力的人之一，但他虚荣心太强，而且会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忘乎所以。他像异想天开的儿童一样，期待着返回古代，登上亮闪闪的皇帝宝座。他打算恢复一些古代的习惯，于是有文化的喽啰们就给他描述2000年前的大汉王朝，并绘制了几幅汉朝皇帝祭祀天地的草图。据说还有人专门为袁世凯铸了一枚金币，上面的图案是袁世凯头戴皇帽、身着皇袍。在祭天大典之前，袁世凯就命人制造了一批铸有“洪宪纪元”“中华帝国”以及袁世凯肖像的钱币、银元和勋章，作为新王朝登基大典的纪念品。他简直乐昏了头，早在登基大典前的几个月，便迫不及待地发行这些钱币。袁世凯死后，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仍然作为普通货币流通了一段时间，只不过这时银元上的袁世凯肖像代表民国总统，而不是皇帝。

假如袁世凯能够满足于做一个终身总统，那么他或许能领导中国走向和平和秩序，得到国人的尊敬和怀念。但他受到称帝美梦的诱惑，不顾一切，背叛了皇帝，背叛了朝廷，又背叛了中华民国，终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1917年的张勋复辟

在张勋宣布复辟之后第二天，段祺瑞发动了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一场决定王朝命运的战斗在京津之间爆发。在这次战斗中，中国战场上第一次出现了轰炸机，当轰炸机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紫禁城上空，并投下几颗炸弹时，张勋及其手下明白，他们的事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辫帅”“辫军”进北京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试图建立一个新王朝，结果以失败告终。一年后即1917年，我们不得不目睹又一次复辟的失败，与袁世凯不同的是，张勋试图复辟的是一个旧王朝。

这两次复辟使中国的议会制度饱受挫折，直到1934年，国会仍然没有恢复。也就是说，在民国建立23年之后，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人们在私下里议论纷纷，说共和政体是失败的。事实上，正是这些说三道四的人阻碍了共和制的成功。在当时的中国，超过90%的民众是文盲，要想让他们投身政治革命，简直是难上加难。即使在知识分子之中，积极参与政治的人也不会超过10%，即全国人口的1%。这说明，中国的政治必然会掌握在少数职业政治家手中。令人遗憾的是，在职业政治家中间，能够无私为国、心怀民众的人，只是极少数。

1911年的武昌起义中，黎元洪虽是革命军的领袖，但实际上是被强迫的，并非自愿。袁世凯当总统期间，黎元洪身为副总统，处境却比普通老百姓还糟。袁世凯为了防止他成为反袁运动鼓吹者的工具，对他看守甚严，根本没有自由，比国事犯好不了多少。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他占着这个高高的位子，却难以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因为他实在太平庸了。他就像一个普通的国民，缺乏对民主的认识，而且也没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面对日益混乱的政治局势，黎元洪曾试图恢复秩序，但他的尝试往往导致更大的混乱。

此时的北京虽然混乱，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于是张勋驻守的徐州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徐州是津浦铁路上的战略要地，如果占据徐州，就相当于占据了整个长江以北的华东地区。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北方任何一个军事或政治领袖都不敢忽视张勋的存在。

张勋是当时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帝制分子。为了表示自己对清朝的耿耿忠心，张勋一直未剪去辫子，并且要求他的士兵效仿他，因此有人讥讽张勋为“辫帅”，把他的部队称为“辫军”。对于这种称呼，他们并不觉得不舒服。

前文说过，张勋之所以拥护袁世凯，是为了让民国政府优待清朝王室。袁世凯的死使张勋不必再拥护民国，于是他的唯一任务就是保护清朝王室。

1916年末和1917年初，张勋在徐州召开了一系列政治会议。会议是保密的，与会者包括张勋的朋友及支持者，还有华北、华中几个省份的督军或他们的私人代表。在徐州会议上，大家信誓旦旦地向张勋保证，坚决支持张勋复辟清王朝的任何活动，并愿意与其共创大业。

张勋的意图黎元洪心知肚明，他也知道如果张勋控制了北京会发生什么。但他仍然大胆邀请张勋访问北京。黎大总统之所以冒此风险，是因为当时中国各政治团体之间出现了较大分歧，各团体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为了避免出现更严重的混乱，黎元洪只好将张勋请来充当“调停人”。同时，黎总统还采取了一个重要举措——将当初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重新召集起来，准备议事。从此，北京的国会中经常出现醉酒狂闹的场面，国会成了帝制分子攻击的新目标。

1917年6月，张勋进入北京，开始他的“调停人”使命。他一到北京，立即要求解散国会。身为民国总统的黎元洪由于没有实权、个性优柔寡断，只能答应张勋的要求。此事一经传出，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帝制分子就群集北京。他们长期压抑着的复辟的激情，由于“辫帅”的到来而被激发，进而达到顶点。很快，一系列宣布重建大清朝廷的诏谕颁布。7月初，宣统的皇帝职能得到恢复。

1917年7月这件热闹的事情我未能亲身经历，但我的一位朋友碰巧当时在北京。他写信告诉我，在复辟的当天早上，大街小巷到处都悬挂着龙旗。中国很多城市的市民，尤其是北京市民，为了应付当地军政局势的变化，家中一直备有各种旗帜。从这次满城飘扬龙旗的壮观场面来看，北京民众对恢复帝制是持肯定态度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几个世纪以来，北京已经习惯于向朝廷尽忠，遗老遗少们一直存在着，复辟的成败对于他们来说尤为重要。

段祺瑞与轰炸机

然而，给遗老遗少带来希望的张勋将军，却犯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错误。他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过分自信，认为摧毁民国政府轻而易举；他还想独吞复辟的胜利果实，于是愚蠢地甩开了徐州会议上的同伙，孤军奋战。

张勋的自以为是和贪功排外惹恼了当初的盟友，段祺瑞将军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当共和派找到段祺瑞，要求他保护中华民国时，他答应了37。当时段祺瑞拥兵天津，拥有京津地区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军队。在张勋宣布复辟之后第二天，段祺瑞发动了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一场决定王朝命运的战斗在京津之间爆发。在这次战斗中，中国战场上第一次出现了轰炸机。当轰炸机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紫禁城上空，并投下几颗炸弹时，张勋及其手下明白，他们的事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没过几天，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避难，康有为则逃到了美国公使馆；宣统皇帝再次退位，重新深居简出，就像两个星期以前一样。北京街道上飘扬的龙旗忽然间不见了，如濮兰德在《中国、日本、朝鲜》一书中所说：“人们把龙旗仔细地叠好，藏起来，以便哪天皇上真的复辟成功，再重放异彩。”

1917年7月这段小插曲发生之后，一位有胆识的中国作家写了一部名为《复辟潮》的戏。此戏从未公演，剧本也没有公开出版，而是由私人印刷发行。该剧对皇帝形象的描写是巧妙而尊重的，对张勋的所作所为也持宽容态度，但当写到那些见风使舵、背叛张勋的“盟友”时，则大加鞭挞和羞辱。该戏最后一幕描写张勋逃往荷兰公使馆前，最后一次觐见皇帝的场面，弥漫着悲剧气氛。从作者对张勋的同情和剧本中表现出的宫廷礼仪知识来看，作者应该是帝制分子。1921年，宣统帝送了我一份这个剧本。虽然皇上本人是剧中人物之一，但他并不认为这个剧与他有什么关系，更没有被剧本中的腔调激怒。他似乎觉得这个剧本可以用来消闲解闷。

自1917年张勋复辟以来，南方的激进派一直强烈要求取消“优待条件”，主张将宣统皇帝变成普通公民，甚至认为应当以叛国罪处罚年轻的皇帝。事实上，皇帝是不可能参与复辟阴谋的，因为当时他只有11岁5个月。

在一本公开出版的奇闻逸事选辑中，有一个故事可以当作小皇帝本人对复辟问题的态度。“复辟前几天，张勋偷偷进宫觐见宣统，并向宣统奏明了他的复辟计划。宣统摇了摇头，拒绝批准此计划。‘皇上能告诉奴才为什么拒绝吗？’张勋问。宣统答：‘师傅要求我读十三经，终日没完没了，我怎么可能抽出时间管那么多事呢？’张勋立刻解释说：‘皇上有所不知，如果您重登宝座，就不必做那么多功课了，因为您得花时间了解军政大事。’宣统喜形于色：‘此话当真？如果我重登宝座，真能取消所有的功课？’张勋拍胸脯保证：‘自古以来只有马上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读书的皇帝。’宣统：‘既然如此，一切都按你说的办吧。’”

尽管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但至少可以说明，讲故事的人对张勋的忠诚是持否定态度的。

心怀鬼胎的民国政府

南方激进分子要求惩罚宣统皇帝和复辟分子，但没有得到民国政府的支持。本来，民国政府可以利用这次事件取消“优待条件”，但是“再造共和”的元勋段祺瑞以及其他北方领袖，包括继黎元洪之后出任总统的冯国璋，都没有表现出要对清廷、张勋以及同谋者采取惩罚措施的迹象。复辟事件的领导者张勋不仅得到赦免，就连财产也得以保全。要知道，中华民国对那些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失败的一方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没收财产。从公布的大总统令可以看出，民国政府对皇帝并无指责，认为皇帝“深居宫禁，莫可如何”。两个朝廷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维系，还是像以前一样相互尊重。在紫禁城的黄昏中，皇帝依然端坐龙廷。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当段祺瑞被问到为什么如此大度地对待张勋时，段祺瑞说：“张勋和我是老朋友了，我怎么能伤害他呢？”中国的政治家尊崇谨慎、稳健和中庸的行事风格，这个故事就是典型。正是得益于此，张勋才被赦免，并在富足之中悠然引退。

民国政府如此宽容地对待复辟分子，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张勋手里掌握着1917年复辟运动的重要文件，包括徐州会议的会议记录，以及许多民国领袖参与复辟阴谋的信件和电报。如果民国政府胆敢对张勋等人动手，张勋便会将这些文件公之于众。1924年5月6日，《北京导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复辟失败后，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并将1917年有关复辟的重要文件转移到一个姓王的人手里，后经多次转手，这些文件最终被带到巴黎妥善保存。据说，这些文件能证实82位有影响的中国人参与了帝制复辟的阴谋。

誓死保“辫”的逸事

张勋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个人经历也颇有传奇性。有很多人认为，张勋最初的事业是从马夫和侍从开始的。义和团运动后，慈禧太后败走西安，张勋凭借翩翩风度和强健的体魄赢得了太后的宠爱，之后平步青云、一路高升，直到成为高级将领。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可信。

复辟事件之后的几年中，我同张勋以及他的许多朋友熟悉起来，渐渐得知了张勋的真实经历。张勋隐退之后，利用闲暇时光写了一本自传，叫作《松寿老人自叙》，交代了他戎马生涯的一生。张勋在写诗作文的时候，自称“松寿老人”，意为像松树一样长寿的老人。在中国文化中，松树象征着老当益壮，这位年老的帝制派领袖就用这个意象描述自己。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的寓所中逝世。他的六个儿子发表了一篇精心构思的讣文，里面记载了一些自传里没有的内容。

讣文中记载了张勋誓死保“辫”的逸事。1915年，张勋进京，在觐见了年仅9岁的小皇帝之后，又去拜访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老上司袁世凯。他的辫子引起了袁世凯一些部下的嘲笑，于是张勋发誓说：“谁敢碰一下我的辫子，我就跟他同归于尽！”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冒犯他的辫子。张勋一直保留着辫子，直到去世。

张勋的儿子们谈起父亲所发起的复辟运动时，都认为他是在履行一项神圣的职责。讣文中写到，当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开始后，由于同盟者一一背叛，导致复辟流产。有人劝张勋提早寻求避难、保护自己，但他却说：“复辟并非陛下所愿，乃吾等尊崇之故。此逢危难，若置陛下于不顾，即构陷陛下之罪也！吾张氏家风，以献身大业为重，身家性命、妻子玉帛不足挂虑。吾所挂虑者，乃伤及吾皇之痛！”据说，当时在场的人都被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家父说完之后，便亦膊上阵，以惊人的英勇顽强奋战到底，直至陷身火海。这时荷兰公使派来一辆汽车，把父亲强行拉到了荷兰公使馆。在那里，他一直处于痛苦之中。”

讣文继续写道：“父亲卧病在床的日子里，皇帝派人前来慰问，并打算派一名御医为他治病。父亲得知了这个消息，当天晚上下床跪到地上，向着皇宫的方向，声泪俱下地自陈：‘奴才年过古稀，辛亥年即当死而未死，丁巳年又当死而又未死，今日之死已经太迟，我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呢？呜呼！我不能报答皇帝于万一！’我们听到他的哭声，心痛不已。意外的是，情绪的激动使父亲恢复了一些元气，竟然可以吃下一些东西了。但是没过多久，他又衰弱下去，直到逝世。”

张勋的葬礼在天津举行。这次葬礼成为天津市最隆重、最壮观的一次，甚至逊位的皇帝也派来代表参加。天津的报纸用《“虎”在壮丽的光焰中逝去》作为这一葬礼的标题。《京津泰晤士报》也做了重点报道：“一支由4000多人组成、长达4公里的送葬队伍，从张的寓所出发，穿过英国、法国和日本的租界，然后再折向之前的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租界，最后又回到张的寓所，总共游行了8个多小时。葬礼上，不仅有张勋自己的总司令军旗，还有小皇帝赐给他的一面‘虎’旗。毫无疑问，小皇帝对张勋充满了信任和厚爱，所以才会赠送30余件昂贵的礼品，这些礼品都是珍品，格外引人注目。根据最保守的估计，这次豪华的葬礼大约耗资10万美元以上。”

对于这位忠实的保皇派来说，最令他满意的也许并非礼品，而是小皇帝赐给他的谥号——“忠武”。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最杰出的军人才能有此殊荣。在张勋之前，共有5位得此殊荣，他们分别是公元2世纪的诸葛亮、19世纪的杨遇春、邓绍良、塔齐布和李续宾。

1919-1924年的紫禁城

即使在最动荡的民国前13年里，即从1912年到1924年间，紫禁城还是非常平静的。当时很多老百姓都羡慕居住在紫禁城里面的人，觉得他们能够安全而平静地度日，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天堂里面一样。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紫禁城里面也有大大小小的麻烦事。

民国总统不忘故君

1917年的张勋复辟，虽然轰轰烈烈地开始，但维持了短短12天就草草结束了。当张勋的辫子军来临时，民国总统黎元洪吓得躲进了外国大使馆。可笑的是，张勋复辟失败后竟然也躲避到了大使馆里面，只不过黎元洪躲到了日本一个武官的馆舍里，而张勋则蜗居在荷兰公使馆。后来，段祺瑞率兵平定了这股复辟浪潮，派人去迎接大总统黎元洪复职。黎元洪认为是由于自己的失误才引起了这次骚乱，所以引咎辞职38，大总统一职就由副总统冯国璋代任。

新任大总统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前清时曾身居要职，在民国时是袁世凯的心腹大臣。这次由于参加了段祺瑞的讨逆军，所以就以“再造共和”的名义就任大总统39。虽然如此，他对民国却是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冯国璋上台后，段祺瑞就以国务总理的身份组织内阁了。组阁后的段祺瑞政府，由于得到大总统冯国璋的支持，就积极地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向德奥宣战。

与此同时，身在南方的孙中山由于对政局不满，开始组织军政府准备北伐。

1918年初，曹锟率领北洋军进攻南方。4月初，长江以南的军事要塞岳州和长沙被北洋军占领，堵塞了孙中山北伐的道路。5月，孙中山辞职，流亡日本。南北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一些在北京不得势的旧国会议员南下广州，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会。与此同时，北方政府也根据2月公布的选举法选出了一个新的国会。南北两个国会并存，使中国的国会成为一个瘫痪无效的施政机构。

这年8月，冯国璋的代总统期满，北方国会选举新总统，徐世昌以绝对多数当选40，就此结束了冯国璋的大总统生涯。

徐世昌的上台引起了南方国民党人的反对，孙中山明令岑春煊、伍廷芳领衔竭力抗议。不过北方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徐世昌还是安安稳稳地坐满了三年，然后才拍拍屁股走人。徐世昌出生于封建士大夫之家，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早在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时就已经是军机大臣了。除此之外，他还是第一任东三省总督。东三省向来被看作满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多年来一直不设行省；到了近代，考虑到时局变化，才设立行省并且任命徐世昌为总督，由此可见满清王朝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光绪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刚登基，就任命他为太保，掌管宫内外大小事宜。他被选上大总统的那一年，也只不过刚刚63岁而已。

虽然身为民国大总统，可是徐世昌一点儿也不喜欢民国，一直想要恢复帝制。刚一上任，他就撤销了张勋复辟的罪名。重获自由的张勋，此后多年一直蜗居北京。虽然大受排挤，但是他热爱故主的心一直没有改变。

身在大总统位上的徐世昌，不仅大力提倡尊孔，将每年的孔子诞辰日作为全国的假日，而且处处以太保身份自居，简直忘记了自己是民国总统这个事实41。

我成了皇帝的英文老师

岁月流逝，转眼间宣统皇帝溥仪已经12岁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曾经有过几个博学多识的老师，在他们的细心教导下，溥仪非常顺利地学会了中文。就在那一年，徐世昌和几个满清遗老讨论溥仪的教育问题。中国近些年来的变化，让他们意识到必须让溥仪接受西方教育。在当时的世界上，英国是最强大的，因此他们希望溥仪能够懂得一些欧洲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英国的政治架构。

在徐世昌这些人心中，对中华民国的将来确实没有多大的奢望，但是如果就此说他们此举是为宣统复辟作准备，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些人心中，或多或少地对故主抱有效忠之心，他们希望溥仪能够多多学习西方政治历史，将来一旦民国政府垮台，他也能够组织一个较为稳定的政府。不管怎么说，这种想法的出发点还是非常好的。经过西方先进思想的洗礼，他们觉得溥仪完全有能力成为共和政体下的君主。如果此种构想能够顺利实现，他们对故主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聘请了一位著名的美国人来做溥仪的老师。此人不仅是个外交家、教育家，更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对中国有比较深的了解。但事情也就是因为这个才麻烦，他太了解中国了，被召去做了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帮办，所以不便接受帝师之职。最终，这个职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我之所以被聘请为溥仪的英文老师，并不是完全地依靠运气，背后一样有许许多多的故事。

很早以前，我就来到了中国，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作长时间的旅行。后来我又被派为英国驻中国的行政官，由此有机会接触那些清室成员，也就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徐世昌和其他若干人。我和这些人的关系一直比较好，其中与李鸿章之子李经迈42关系最佳。辛亥革命爆发后，李经迈避难威海卫军港，那个时候我刚好是威海卫军港的行政长官。后来，李经迈担任过清王朝驻奥地利公使，但任期还没有结束，他就接到命令到德国去考察了。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考虑到他出色的外交才华，屡次邀请他加入国民政府，不过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徐世昌当上大总统以后，也曾经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出面担任外交使节，可他也是一点不顾朋友面子地谢绝了，此人对满清皇室一直抱有忠心。正是借助于他的推荐，我才有机会担任了溥仪的老师。

李经迈的家里是很豪奢的，他在上海的“丁香花园”是请美国人艾塞西·罗杰斯特设计的，率先采用了西方的卫生、取暖设备及通风设备，开创了近代上海建筑的先河。屋内的设计也别具一格，据当时人的笔记，屋内的陈设中西结合，墙上既有祖宗画像，也有西洋油画；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进门的地毯，竟是一张巨大的白老虎皮。

1918年11月底，他专程来到我的住所，请求我担任溥仪的老师。经过短暂的考虑，我答应了他。由于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没多长时间，所以我还必须先征求伦敦政府的意见。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我就正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邀请。过了没多长时间，大总统徐世昌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递交了书面请求，从此我就正式成了溥仪的英文老师。1919年春，我离开威海卫军港前往紫禁城，开始走向另一种全新的生活。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溥仪的时间，是在1919年的3月3日。虽然是刚见面，可是我对这个年仅13岁的孩子有很强的好感。到达紫禁城后没多久，我就向英国政府写了一份报告，主要是我的所见所闻。很明显，满清王朝已经没有复活的希望了，可是在紫禁城里面，溥仪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元首。

溥仪的学业牵动了许多人的心。1919年2月22日我抵达北京，当时在火车站迎接我的是总统府的一个秘书。两天后，溥仪的父亲醇亲王、即光绪帝的弟弟载沣在自己的府第里接见了我。在谈话中我看到了他们对我寄予的期望之深，溥仪的学业让他们着实费了不少心力。在我的心目中，载沣亲王可以算是头脑比较灵活、开通的一个，比起那些守旧的满清亲王、大臣，他对时局有更深的了解和独特的看法。接见我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真诚，一再告诫我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他。后来他还为我举行了一次晚宴，把我引荐给其他几位皇族成员。

2月27日，徐世昌总统正式召见我，虽说是多年的老朋友，但礼节还是不能少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满清皇室成员和其他几个官员作了短暂的互访，他们有内务府大臣世续、绍英、太傅耆龄、宣统帝的中文师傅梁鼎芬、朱益藩、伊克坦等。3月1日，他们一行人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我，预祝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好成绩。接下来就到了我正式去见宣统帝的那天了。3月3日早上，他早早地穿好了朝服，由一大班朝臣服侍着来到了我面前。按照惯例，我向他鞠了三次躬，以示尊敬。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向我行欧洲最流行的见面礼——握手。由于初次见面，我们两人都说了一些客套话。他客气地问了我以前担任的官职、做过的工作，对此我都一一作了详细的回答。双方行过礼后，我去偏殿休息，而皇上则去自己的寝宫换衣服。换好衣服后，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当我到达作为教室的毓庆宫时，皇上已经在认认真真地看书了，在他面前堆满了我推荐给他的书籍。请我坐定后，我们就真真正正地变成了师生关系，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约束，一切都变得随意起来。第一次课结束后，很多大臣和太监都来向我道喜，恭贺我成为帝师。

溥仪虽然从未接触过西方语言，但是看起来对这些很感兴趣。在所有课程中，他对新闻的好奇心最强，每天都要求我说一些关于西方伟人的事情。他不仅智力活跃，知识也非常丰富，地理、政治知识尤其如此。虽然年纪很小，可他对旅行和探险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因为喜爱运动，他的身体发育非常棒，长得很壮实。在性格方面，他不仅有乐观的天性，而且出乎意料地有一副好脾气。在他身上，你绝对找不出丝毫妄自尊大的影子，虽说生活在宫廷之内，每天都有繁琐的礼节，可他的个性并没有因此变得骄横自大，这是非常难得的。他从来没有机会走出紫禁城一步，也没有机会和其他孩子打交道，这让他显得过早地成熟了。在整个紫禁城里，除了他的兄弟溥杰和其他几个皇兄，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玩，自然也就不会有朋友了。有很多人在伺候他，就是每天去上课的时候，也必然会盛装列阵，由太监抬着他走进书房。

由于位置高高在上，他身边围了许多谄媚之人，年幼的时候这种影响还看不出来，但是如果长期如此，等他长大以后就很危险了。为了不使他在这些人中间丧失自我，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迁出紫禁城，移居颐和园。乌烟瘴气的紫禁城并不适合他个性的发展，而在颐和园里则不存在这种现象。在那里，他不用受种种烦琐礼节的束缚，身心可以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除此之外，颐和园里地域广大，不仅有利于运动，行动也非常自由，这能够让他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自由空间。移居以后，以前使用的那些人肯定是不能再用的了，不然的话，还不如不迁的好。除此之外，我还打算请徐世昌总统和皇叔载涛来监督整个颐和园，以免受到外界干扰。虽说是一个孩子，可在他身上凝结着的精神绝对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处理好的。目前我还没有能力做此行动，但是我已经向一些军政要员大略地表述过这个意思。

中国人做事要择吉日。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三月三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他们之所以安排我这一天去见溥仪，也正是因为这一天行事大吉。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至今还保留着一些迷信观念。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居住时，我暂时住在北京饭店。初到北京那几天，一直忙于交际应酬，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太多的事情。二月的最后一天，清廷内务府派人告诉我说已经选好了黄道吉日开课，一个是下月的三月三日，另一个则是三月二十八日。在他们的脑海里，这两个日子符合古人所讲的天人合一。由于皇帝已经等不及太长的时间了，所以最后就决定在三月三日开课。

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看一看皇历，选择一个黄道吉日。这是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如果哪次不小心违反了这个原则，是要受到众人指责的。宣统帝在1922年结婚，也是经过一群宫廷占星家精心挑选的。在他们看来，凡是有重大的事情，就一定要求助于黄道吉日。因此当我准备从旅馆搬进新居时，他们不顾我的拒绝为我挑选了一个“吉日”，我虽然不以为然，却也不得不从命。

与世隔绝的紫禁城

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名存实亡。军阀轮流把持着北京政府，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他们长年内战，根本不顾民众死活。政局十分不稳定，全中国人民都陷入极端的恐慌之中。但即使在最动荡的民国前13年里，即从1912年到1924年间，紫禁城还是非常平静的。当时很多老百姓都羡慕居住在紫禁城里面的人，觉得他们能够安全而平静地度日，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天堂里面一样。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紫禁城里面也有大大小小的麻烦事。

自从清帝宣布退位以后，紫禁城立即分为了内外两部分。内部留作皇室居住之地，而外部则由民国政府接收了。相比内廷而言，外廷的面积非常大，包括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再加上左右两侧的武英殿、文华殿，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陪衬建筑。不过现在文华、武英两殿已经改作博物馆了，大部分清廷珍贵物品都保存在这里面，供人参观。

与外廷不同，内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内，除了宫廷人员，平常人是不允许进入的。整个内廷包括御花园、文渊阁、内务府、军机处和建福宫。原本这里面也珍藏着许多宝贝，只不过在1923年的那场大火中，绝大部分被焚毁殆尽了。

在整个内廷里面，奉先殿是比较重要的一座。每月的初一、十五，皇帝都会如期到这里来祭祀祖先。即使有时候皇帝不在紫禁城，那日也必定会派一名亲王作代表前往。当然了，在所有的建筑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乾清宫。乾清宫作为朝会之所，在众多建筑中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的。每逢有什么重大事件，大家都要齐集在这里商议。可以说只要在历史上留得住名的事情，都会在这里找到它们的影子。比如说每年的元旦、正月十五、皇帝的生日等，在乾清宫里面都必定会有一番盛会。紧挨着乾清宫西侧的是养心殿，此殿名称出自孟子的名句“养心莫善于寡欲”。养心殿是前几位皇帝的居住之所，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押送到瀛台小岛之前，就住在这里。

进入紫禁城教书以来，我也成了养心殿的常客。不过，我和我的皇帝学生会面的主要地点是毓庆宫，那里是我们的教室。毓庆宫位于奉先殿西侧，斋宫以东。斋宫是皇帝在大祭之前的住所，以便独居斋戒。

当时的紫禁城里面，不仅有宣统皇帝，还有四个太妃。1913年隆裕太后死了以后，同治帝的三个妃子瑜妃、珣妃、瑨妃和光绪帝的瑾妃就各自晋升为皇贵妃，开始共同管理宫中的大小事宜。

珣妃死于1921年，生前被晋升为庄和皇贵妃。瑾妃死于1924年，生前被晋升为端康皇贵妃。瑾妃本来还有一个妹妹，珍妃，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在出逃之前让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了。同治帝另外的两个妃子，瑜妃被晋升为敬懿皇贵妃，瑨妃被晋升为荣惠皇贵妃，二人最后死因不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她们都死于宣统帝被驱逐出紫禁城以后。对这两位老人来说，晚景是非常悲惨的。假如瑾太妃多活一两个月，恐怕也会遭致同样的下场。在这四位太妃中，我经常见到的是瑾太妃，她待人和善、从不轻易发火，无论何时总能让人感觉到温暖。

宣统皇帝的父母和兄弟并不居住在紫禁城里面，他们在北京城有各自的府第。如果没有皇帝的征召，虽说关系很近，他们也是不能随便进宫的。这些人都是王公贵族，每个人都拥有非常宽敞的宅第，比如说醇亲王载沣吧，他的私人宅第在什刹海和钟鼓楼之间，地方极大，当时的人们通常称那里为北府。紧挨着北府的是载涛亲王的府第；再远一点儿，是恭王府。恭王府占地最广，最富丽堂皇，但是自从1912年以来，就没有人入住其中，府内光线幽暗、一片寂静。

表面看来，紫禁城里面只居住着皇帝和四位太妃，其实加上仆役、太监、女眷，紫禁城里面的人口也不少。在辛亥革命前，整个紫禁城里面，仅仅是太监人数就达到了三千。即使到了1919年，皇宫里面的太监数量也不下一千。在那场革命中，许多太监吓破了胆偷偷溜走了，还有一些人在战争结束后也携款逃跑了。离开紫禁城后，富有一点的就避居在租界里面开商店、做生意，而那些倒霉的则只能去五台山、普陀寺做和尚。在留下来的一千多名太监中，除了极少数人有专职外，其他人的职务则相当宽泛。太监也像满清官员一样是分品级的，最高级的太监是御前太监，品级为三品。不同的太监衣服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想要分辨出来哪个品级并不困难。在紫禁城里面，除了这些太监，还有的就是宫女和女官了，不过这些女官通常不居住在紫禁城里面。在远离紫禁城的偏远地带还有许多建筑，那里面居住着许多仆役。他们负责一些杂务，没有皇上的允许通常是不能进宫的。他们只能做一些粗重的笨活，比如说倒垃圾、打扫宫殿等。在紫禁城的北面，比较靠近外城的地方，居住的就是保卫整个宫殿安全的御林军了。

午门和神武门在清朝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在全盛之际，皇帝出入紫禁城，必须要从午门经过。午门的取义是为了显示出天子的尊严与高贵，暗示着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像是正午的太阳那样，高高地悬于众人头顶之上。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或皇帝需要出宫，肯定要打开午门。但在辛亥革命后，午门和其他建筑一道被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了。自此以后，逊帝如果想要出入紫禁城，只能使用城北的神武门了。和午门一样，神武门也由三个门组成，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用途。一般情况下，中间的一个只允许皇帝和他的侍从经过。如果王公、大臣、贵族、师傅等人想要觐见皇上，只能走西边的小门。经过这两个门的时候，不管地位有多么尊贵，一律要下马下轿步行入内。当然了，如果得到皇帝的钦赐，允许他在紫禁城骑马或坐轿，那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出入。除非有特别大的功勋，否则是不可能得到这种赏赐的。每逢有什么重大庆典的时候，皇上也可以临时指定某些人不必步行，可以骑马或坐轿进入紫禁城，比如说溥仪就曾经给予过某位亲王这种赏赐。得到这种赏赐的官员，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服，一般来说，他们会在自己的府第大门前竖起一块木牌，上面写上“赏赐紫禁城骑马”等字样。

即使得到在紫禁城骑马、坐轿的赏赐，也并不等于在紫禁城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如此。一般来说，他们可以骑马、坐轿到大内的景运门和隆宗门前，如果想要继续向里面走，那肯定是要步行的了。天子居住的地方也叫作圣地，作为臣子步行进入是应有的礼节。在清朝历史上，只有一位亲王得到可以坐轿直到养心殿门前的恩赐，那就是宣统帝的父亲醇亲王。

神武门位于紫禁城北，整个明朝和清朝前期都叫作玄武门。据说是在乾隆六十年，即公元1795年的时候，嘉庆帝登基后为避他父亲乾隆的讳才更名叫作神武门的43。

一出神武门，紧挨着的就是景山。景山又名煤山，二百多年前明朝灭亡时，崇祯皇帝在这里自缢身亡。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很不明白为什么在皇城里面会堆起一座山，后来熟知内情的人告诉我，这是营建北京城的时候，人们用挖三海的土堆砌而成的。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北方历来有阴煞之气，如果不堆一座山来阻挡，肯定会妨碍到一个王朝的王气。这种说法相当可靠，中国人爱吉祥，在这里堆出一座山来阻挡煞气是完全必要的、可能的。同时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猜出，为什么皇帝的宝座总是坐北朝南了。

辛亥革命后，景山依然划归清室管理，被当作了紫禁城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同时，民国政府之所以没有接管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清王朝的皇帝死后，尸体一般都要先转移到景山的寿皇殿安放，等各种事情都准备妥当了，再迁到皇陵里面。不仅如此，在寿皇殿里面还尊藏着清朝各位皇帝的遗像，如果民国政府贸然接管此殿，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民国政府并没有接管这里，只是拥有可以批准某些人进入游览的权力。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人。在我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受到过我这么多的恩遇。在宣统帝的批准下，我可以自由地出入皇宫大内，游览各处名胜古迹。靠着大内稍西一点就是著名的三海，它们原本也是紫禁城的一部分，只不过后来被民国政府接管了。

民国政府成立之时，曾特别注明优待清室，其中一条特别有趣，那就是宣统帝退位后，可以仍然居住在紫禁城中，保持皇帝名号不变，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更为有趣的是，就在他居住的大内的西边，便是当时民国大总统的居住地。这个大总统虽然不具有皇帝名号，却拥有统治全中国的实权。有虚名的皇帝和有实权的大总统比邻而居，这种有趣的现象恐怕在全球历史上也不多见，但在中国却存在了13年之久44。

皇帝的几位老师

请一个外国人做皇帝的老师，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此，朝廷中一些头脑僵化、顽固的人极力反对，他们害怕宣统帝接受了西方教育以后会把他们抛弃。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担忧，但是我不能和他们一起愚弄皇帝。

洋人教师引起非议

在中国，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学生对老师只有绝对的遵从，就像臣必须忠于君一样。在宫廷中，帝师的地位仅次于少数皇室王公，皇帝对于师傅们那种深切的敬意早已成为世人传颂的佳话。

自古以来，中国皇帝坐着的时候都是面南背北，臣子则必须面北而立。不过，这种规矩并不适用于师生之间，皇帝也不例外。皇帝的老师在教授他身为君主的学生时，不必拘泥常人的礼节。上课时，皇帝坐在一张方桌的北端，面向南，而老师的座位则在桌子的东侧，面向西。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当老师走进室内时，皇帝必须起身，等老师走到屋子中间一鞠躬后，双方同时坐下。在授课过程中，如果老师站起来去书架上拿书，这时皇帝也要起立，等老师回到座位上才能重新就坐。这种古老的规矩沿袭至今，我进宫教书的时候也是这样。

请一个外国人做皇帝的老师，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此，朝廷中一些头脑僵化、顽固的人极力反对，他们害怕宣统帝接受了西方教育以后会把他们抛弃。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担忧，但是我不能和他们一起愚弄皇帝。他们的担忧在后来确实也应验了，仅仅过了几年，宣统帝就对宫中发生的一切不满意了，进而提出了改革紫禁城的设想。

虽然他们一致反对让我当老师，但是由于徐世昌总统和其他几个亲王、贝勒的默许，他们也是无可奈何。即使如此，他们也提出了比较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在我任职期间不得封受官职、不得享受师傅名号。在他们眼中，一个洋鬼子是不能享受太多恩遇的，况且我这个洋人师傅只教授英文，当然不能享受和其他老师同等的待遇。名义上来说，我这个洋人只不过是内务府的雇员罢了，他们如果不高兴，随时都可以解雇我。在我刚到京城的时候，内务府的一些官员就警告我不要参与政事。但是即使是在昏聩的内务府，也有人和他们持相反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只要是皇上的师傅，就该享受同等的待遇，不存在国别之差。如果不能平等对待，不仅会导致我在宫中行动不便，而且会引起洋人政府的反感。有人甚至更加严厉地批评说，蔑视皇上的老师，就是蔑视皇上。

我到了紫禁城以后很久，这种争论还在进行。当然了，这样的争论我是不会参与的，有没有师傅名号对我来讲都是虚文，没有必要太在意。从进入紫禁城的第一天起，我就注意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不去触动他们的痛处。和我的弟子见面后，我们的关系竟然出乎意料地顺畅，就是内务府的那些官员和皇亲国戚也对我相当敬重。我的第一次争吵是和一个宫中的小太监。那是我刚来没多久，一个小太监跑过来向我讨赏钱，我虽然明知道这是宫中的惯例，可我还是看不惯。于是在给他钱之后，我要求他给我写一张收据，这一下他不答应了，说了一些相当难听的话，不过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找我讨赏钱了。

随着时间流逝，我在宫中的表现渐渐平息了我的地位之争。这是因为皇上给了我帝师应有的尊重，使得他们不得不承认我是帝师。在我任教期间，皇上给了我许多赏赐。刚进宫的时候，他就赏我二人肩舆。在他的授意下，内务府对我的生活也作了妥善的安排。仅仅过了没多久，他又赏赐我二品顶戴，可以在宫中自由行走。1922年皇上大婚后，大赏当时内廷出力人员，借此机会我更是加封为一品大员。就这样一步一步，不知不觉中我竟然成了中国最高级的官员，虽然只是虚名，但我还是非常高兴45。

这种恩典并不仅仅加在我一人身上，平日里，皇上对自己的每位老师都有不同的赏赐。逢年过节，他都会派人分别赏赐银钱表示慰问，至于其他大大小小的赏赐，更是数不清了。皇上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内务府珍藏的字画、瓷器和玉器等东西，有时候也有一些点心之类的吃食。我当时还住在宫外，由于宫中的太监来的次数太多了，自然而然地引起了邻居们的注意。很快这件事情又引起了京城报馆的注意，他们来我这里调查过后，就在自己的报纸上编辑登载了。这样的报道有很多，下面谨摘抄北京《新报》上的一段，和大家共同分享：“据报：清室的瑾贵妃，鉴于毓庆宫的洋文师傅庄士敦教读辛劳，恐怕他的喉咙干涸，特赐给庄士敦吉林人参和西洋参数两，以示优异云。”

梁鼎芬师傅是文学家

皇上要学习相当多的课程，所以毓庆宫里面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师傅。早在我入宫之前，毓庆宫里面就已经有几位师傅了，他们分别是三位教中文的师傅和一位教满文的师傅。这几位师傅中，只有中文师傅梁鼎芬我没有见过，据说他体弱多病，是个半身不遂的文学家。就在我到京城的那年年底，他病逝了。他是一个广东人，提起广东，恐怕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革命的发源地。的确，历史上很多次革命，都是从这个偏远的省份开始的。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很多极端顽固的满清遗老和复辟分子，也都出自广东。这些复辟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天下就要被外国人抢去了，一味地对这个清朝废帝忠心耿耿。在这些极端顽固的人中间，梁鼎芬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光绪六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梁鼎芬考上了进士，被选作庶吉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从此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后来他还做过湖北按察使，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就在戊戌政变前，他还向慈禧太后进谏，向她状告某些朝廷亲贵贪污的事，结果引得慈禧太后大怒，差点丢掉脑袋46。后来幸亏湖广总督张之洞替他求情，才幸免于难。戊戌政变后，由于梁鼎芬和康有为是好朋友，结果被怀疑成康党，要对他严加处罚。其实，他和康有为虽然是好朋友，但他对康有为的变法并不赞成。辛亥革命后，他曾力劝好友黎元洪离开民国政府，和他一道为恢复满清王朝努力，但该提议被黎元洪拒绝了。接到黎元洪的答复，梁鼎芬非常失望，当天晚上他就跑到光绪帝的陵寝前大哭了一场，发誓以后要忠于故主、不忘旧恩。宣统帝继位后，梁鼎芬由于得到另一位中文师傅陈宝琛的推荐，做了监造皇陵的大臣，后来一位中文师傅陆润庠去世，他就补上了空缺。

梁鼎芬并不仅仅是一名官吏，还是一名诗人、文学家。早在我到来之前，他就有好几部诗集问世。在很年幼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也是一名晚清官吏，在梁鼎芬还很小的时候，就给他灌输了忠君爱国、不怕牺牲的思想。大概是受这种思想长久的浸染，他对生死一向看得很淡，但对名誉看得很重。张勋复辟的时候，整个紫禁城里面弹火纷飞，他恰巧那天要给皇帝上课，所以他就坐上车子出门了。在那种时刻，面对张勋毫无组织性、纪律性的队伍，他竟然能够如此泰然自若，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那天照例有官轿在神武门等候他，由于交通混乱，大家猜测他是不是不过来了，但就在大家胡乱猜测的时候，他优哉游哉地来了。见此情况，那些候着的人虽然害怕，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他们一行人刚走了没多远，一颗子弹就击中了墙壁，大块的砖石掉了下来，随从们都劝他还是避一避风头，等战祸结束后再去。可是，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随从们的提议，朗声说道：“我的责任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大家还是继续向前走吧。不可误差事！不可误差事！”随从们听完这话后都非常感动，于是就打起十二分勇气继续向前了。依照我对清廷和宣统帝的了解，那天毓庆宫里面肯定是没有上课的。但是梁鼎芬不怕死、尽责任的态度，至今还让那些随从们唏嘘不已。

为表达对梁鼎芬的尊重，在他死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派人前往祭奠，并且亲自捐了1000块钱作为吊礼。与此同时，作为弟子的宣统皇帝出手更是大方，谥号“文忠”，还赏了一大笔治丧费。

我和陈宝琛关系最好

在毓庆宫所有的师傅里面，陈宝琛是个老前辈。在晚清历史上，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起初他的官衔是太保，后来晋升为太傅，由于为人坦诚，又非常有礼貌，他在京城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除此之外，他还是著名诗人，写得一手好字。陈宝琛并不是北京人，家乡在福建闽县，当他用家乡话和老乡交谈时，我一句也听不懂，幸好他的北京话说得也非常地道、流利。年轻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干。1868年，即同治七年，他考中了进士，被选作庶吉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职务。由于他直言敢谏，官职升得比较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和梁鼎芬一样，他也曾因为直言敢谏而触怒慈禧太后，被迫隐退47。不过，在隐居的二十余年里，他致力于钻研古代诗文，学问进步很大。

老佛爷去世后，陈宝琛回京复职。此后不久，朝廷准备任他为山西巡抚，但还没有动身，他就又被征召为宣统帝的师傅了。当时一同被拜为师傅的人还有陆润庠和伊克坦两人。辛亥革命那年，恰巧是宣统帝典学之时，所以他和其他几位师傅的责任还不是太重。即使如此，身为首席师傅的陈宝琛依然没有放松对宣统帝的教导，他就像保姆一样从每个细微之处关心着宣统帝。由于自身的阅历和办事能力出众，在后期宫廷里面，他渐渐成为了皇室最依赖的人。每逢有什么重大事件，宣统帝习惯上都会找陈宝琛咨询。虽然受到这么大的宠爱，陈宝琛却深知自己的本分，从来没有参与过军机事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

当我有幸成为陈宝琛的同事时，他已经在宫中任教8年。他亲眼看着小皇帝从5岁成长到了13岁，两人关系的亲密程度自是毋庸多言。中国有句古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没有爬山这一共同爱好，我和陈宝琛根本不可能成为好朋友。虽然我们相见的时候，他年事已高，可是兴致却一点儿也不减。得知我也喜欢游山玩水后，他时不时地邀请我出去玩，西山一带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毕竟岁月不饶人，很多时候他要借助于肩舆。后来，我由于得到徐世昌总统的照顾，在西山买到了一幢别墅。我正式入住那天，陈宝琛写了两首诗送给我，用来向我表示祝贺。这两首诗是：

梦回疑雨复疑风，身在飞流乱石中。

此景故山吾最习，天涯老顾与君同。

涧谷能为盛夏寒，未霜林叶巳微丹。

潺潺洗出中秋月，拥褐深宵数起看。

还有落款，上面写着：“庚申八月十四日，志道（庄士敦的别号）吾友招观樱桃沟泉石之胜，信宿油幕中，口占似正。宝琛。”下盖朱文“臣陈宝琛”、白文“太保之章”二印。

在当时的京城里面，陈宝琛的字是非常受欢迎的。虽然对中国的书法艺术我不太了解，但是看他的字却让我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在众多的艺术中，中国人最看重书法，他们说能够从一个人的书法中，看出这个人的性格、胸怀气度等。陈宝琛的字清秀中略带柔媚，回国后我的几个朋友曾说他的字太柔，也许这就是他性格的外在体现吧。

在我的印象中，陈宝琛确实不是一个性格激烈的人。他为人随和，宫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他是知道的，但是很少见他指责某人，因此他的人缘在宫中极佳。宣统帝非常看重陈宝琛，简直就把他看作了自己的精神教父，可即使如此，陈宝琛也不肯向宣统帝提出某些过于激烈的建议。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年岁渐大，所以失去了年轻人的朝气吧，他的过度随和最终换来的却是一个好好先生的称谓。他老家本来在福州山中，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恬淡冲虚的个性，没事的时候能够听听音乐、写写字，他就非常满足了。

朱益藩既是帝师也是御医

我的另外一个同事，是来自江西的朱益藩。他比陈宝琛小了十多岁，也是翰林出身，曾经做过山西学政、山东提学使等职务。他早我7年来到毓庆宫做宣统帝的师傅48。

在当时的京城，朱益藩是很有人缘的，大家都说他平易近人、待人坦诚，可不知为什么，他总是让我有一种莫名奇妙的畏惧感。也许是因为他一直在用江西方言说话吧，和他讨论问题的时候，我经常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正是少了语言这个重要的沟通工具，他和我的关系才不像其他人那么好。虽然如此，我还是非常敬重这位老先生，他为人坦白诚挚，乐于助人。当时宫中的人无论是谁碰到了困难，第一个反应就是向他求助。相比陈宝琛而言，他是一个更为守旧的老古董，对西方知识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在紫禁城里，他并不想管很多的事情，那些不平的事情，他也只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罢了，并不直接说出来。有些时候我向他述说宫中的种种弊端，他总是一笑置之，并不放在心上。这位老先生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他甚至认为太监就应该在宫廷内永远存在。他的理由非常简单，那就是既然中国两千年来都有，那么这种现象必然是正确的。

朱益藩不仅学问很大，对医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懂得如何切脉诊病，也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药使病人尽快好起来，尽管那个时候西医已经很流行了，可他对西医却持怀疑态度。宫中自然有很多御医，可是宣统帝如果感到不舒服，还是更喜欢去找朱益藩。所以他在做师傅的同时也兼任了御医一职，深得皇帝的宠爱。关于养生之道，这位老先生有自己的理论，他觉得皇上不适合作大规模的运动。他认为，作为一个皇帝，首先就要有皇帝的样子，如果到处乱动会有伤风化。再者，他认为人之所以活着就是因为体内有一股气，当人们做剧烈运动的时候，体内的这股气就会慢慢散佚。出于这种理论，他断言道，那些拼命工作而早死的人，就是因为体内那股气丧失殆尽造成的。

他竭力反对我劝皇上多做户外运动的建议。对于他这种荒谬的观点，我向来是不赞同的，在皇上面前我也多次指出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并向皇上建议不要听朱益藩的胡言乱语。双方经过短暂的争吵过后，我总能赢得一些小小的胜利。当时我并不知道太多这方面的知识，后来我归国后，看到美国一个著名的生物学家写的论文，竟然和朱益藩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我重新考虑这个观点，觉得它还是有很大正确性的。其实，人生就像是一个蓄电池，电量都是一定的，如果你过早地将其消耗殆尽，那么生命也就结束了。为此，我曾向朱先生写过一封道歉信，不过他没有回信，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

伊克坦专授满文

当时宫中还有另外一位师傅伊克坦，他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教授宣统帝满文。虽说满清贵族入关后，大部分都被汉化了，但伊克坦还是想让皇上更像一个满族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能够保全满洲语言，即使国家灭亡了，这个民族也依然存在着。这位师傅和朱益藩一样都是出了名的老好人，性情随和、脾气极佳，从来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发脾气。不管是宫内宫外，每当人们提起他的时候都会竖起大拇指。他的满洲话讲得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的北京话似乎要远远优于满洲话。据我所知，宣统皇帝对学习满洲文化并不感兴趣，虽然也偶尔说几句满洲话，可更多地是带着玩耍的心态49。当时京城里面懂满文的人并不多，以至于伊克坦死后，竟然再也找不出一个继任者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宣统皇帝不再学习满文，而是只学英文。

1922年9月26日，就在宣统帝大婚前夕，伊克坦死了，享年58岁。其实，从很早以前他就知道自己不行了，常年的病痛让他无法建立起充足的自信心。他很想看完皇帝的大婚再死，可是上天并不给他这个机会。得知伊克坦生病的消息，皇上曾经亲自前往看望。不过到达他家里的时候，伊克坦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伊克坦听说皇上到来，神志恢复了很多，还想要竭力挣扎起来给皇上行礼，不过身体条件不允许，挣扎了几次终于没有成功。就在那天晚上7点钟，他去世了，据说他临走之前是含着笑的。

宣统帝很少有机会走出紫禁城，这次是少有的一次。伊克坦死后，宣统帝并没有太多的表示。一年后，宣统帝才颁发上谕，谥伊克坦为“文直”，赏“太子少保”衔，并派了一个亲王前往祭奠，除此之外还加赏了3000元作为治丧费，并让他的儿子在内廷之中做了一个小官。

黄昏中的大清宫廷

中华民国成立后，在中国广阔的领土上，同时存在着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府，一个是共和政府，一个则是君主专制政府。1919年3月3日清晨，当我跨过神武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从共和制回到了古老的君主制。

一墙之隔的两个世界

中华民国成立后，在中国广阔的领土上，同时存在着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府，一个是共和政府，一个则是君主专制政府。1919年3月3日清晨，当我跨过神武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从共和制回到了古老的君主制。一个是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一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王朝，时间和空间就这样奇异地被撕裂开。北京城中有上百万的人口，他们都在努力着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崭新的社会，如此一来，紫禁城中小朝廷的存在就更显得不伦不类了。这个城市的教育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它有一所非常棒的大学，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用以批判传统文化中腐朽没落的部分。总统府里面的宴会上，人们的穿着和西方没什么差别，长袍马褂长辫子，这些只能是紫禁城中独有的风景了。每逢议会召开时，虽然他们还没有产生犹如毕特、格莱斯顿那样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他们已经学会了相互辩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但是一过神武门，一切都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这里面的人仍然穿着满清的服饰，留着长辫子，年轻的贵族也不坐汽车，依然保持着骑马的传统50。如果不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人们肯定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众多的太监、女眷立在两旁，伺候那些王公大臣出出进进。每天早上朝会的时候，被召见的人进宫去见皇上，而没有被召见的则留在原地等候。平日里，如果你能有幸走到养心殿去，就会看到一个身材瘦长、衣着朴实的年轻孩子在忙碌着，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封建国家里，他依然承袭着命运加给他的“天子”称号。

总负责的是亲王那彦图，他是管理上驷院（掌管宫内马驼事务）的长官；同时派奉恩公载泽教给溥仪骑马的姿势。载泽的骑术很平常，可是他的姿势在当时的王公中数第一。另外，还在王公中选派了八个“压马大臣”护驾。负责溥仪骑马的人定下来了，可是又在挑选“御马”时发生了困难。上驷院的马虽说有一百四五十匹，但90%以上是老弱病残，有人讥讽上驷院都变成“养老院”了。其实，蒙古王公和活佛每年都要向“皇上”进贡许多马和骆驼，其中不乏良骥。但是，从光绪以来，因为很少骑马了，上驷院无人过问，营私舞弊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每次进贡的马匹在未牵进宫以前，上驷院的官员就把好马以高价卖了，然后再用低价买进劣马来顶替，并克扣马的草料费，从中大饱私囊。在这样的上驷院，怎能挑选出好马来呢？最后，只好从马店里买来一匹小黑马，算作溥仪的“御马”。这匹小黑马，配上宫内那些明晃晃的鞍具，看起来倒也富丽堂皇，可就是过于驯顺了，非用鞭子打着才敢走。这样一匹老实马，又有压马大臣“护驾”，溥仪骑着还是害怕，练了几天就不练了。

只有在这两个社会分别生活过的人才明白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其中一个是进步的，有着全新的生命和前途；而另一个则是倒退的，早就被历史抛弃掉的王朝。虽然目前还有许多人在高呼万岁，但不可争辩的是，它已经穷途末路了。

习惯上，紫禁城里面的人都称溥仪为“皇上”。按照清朝规定，内廷人员和内务府里面的人，是不能随便称呼皇上的名字的。有时候，他们也叫溥仪为“上头”。但是，大多数的太监、女眷还是习惯了称他叫“万岁爷”。这里仍然延续着旧中国古老的礼法，纪年依然用的是阴历。其实这并不奇怪，也不难换算，比如说民国八年即公元1919年，在紫禁城里则被叫作宣统十一年。

民国政府成立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府。相比外面而言，紫禁城里面的这个肯定是小朝廷了。这个小朝廷不时发行宫门抄。这里所说的宫门抄，可以算作中国近代报纸的雏形，也可以说是政府公报。这种形式的报刊并非清朝独有，早在唐朝的时候，这种形式的书报就出现了，只不过当时叫作邸报。辛亥革命后，宫门抄的内容和形式虽然都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它们依旧在宫廷内部流传着。这种报纸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它的主要用途是传播信息。为此，它的印制数量少得可怜，除非是内廷人员，否则别人是很难得到的。为了让大家对宫门抄有一个大致的认识，我摘抄了一些片断供大家阅读，上面记载的日期是“宣统十四年正月初一、初二日”，如果换算成公历，那应该是公元1922年1月28日和29日。

初一日：

陆宗振授乾清门二等侍卫，谢恩；

恭亲王溥伟等代奏献帛爵章京等得赏缎疋，谢恩；

多罗郡王巴雅斯固郎请安，呈进佛一尊、哈达一方；

章嘉呼图克图请安，呈进佛一尊、哈达一方；

扎萨克喇嘛文宝请安，呈进佛一尊、哈达一方。

初二日：

舆銮卫代奏官员校尉等得赏银两，谢恩；

王怀庆51等得赏瓷器，谢恩；

又代奏兵丁得赏银元，谢恩；

薛之珩得赏瓷器，谢恩。

宫门抄在旧日满清王宫里面，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内容涵盖了上谕、全国重要官员的升降任免以及国家的重大事情。虽然严格说来它并不能算作一份报纸，但是它在清朝士大夫群中的影响力绝对不可小视。宫门抄即使是在清朝全盛时期也没有新闻和社论，到了晚清时节，更是风雨凋零、难以为继了。这个时候宫门抄的重要作用也明显降低，刊登的事情变成了宫廷内部的琐碎杂事，比如说皇帝今日接见了谁，或者发出了什么命令，或者某个旧臣死了，或者哪个亲王出了什么状况。这个时候的满清王朝，真是满目疮痍，对外面的世界毫不知情，而外部世界也不想过多地了解这个没落的王朝。现在，我就摘抄两段这个时期的宫门抄，让大家有参考的版本：

典礼处奏：11月20日辰时（7时至8时）制作恭顺皇贵妃神牌。

又奏：11月24日为冬至，应举行祭天典礼，请旨。

上谕：着诚贝往。

每年冬至，满清皇室都会前往天坛祭天，这是国家的一个重大典礼。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虽然已经废除了这项典礼，但是满清皇室仍然继续着此项活动。在这段文字中，上谕说“着诚贝往”，意思就是派诚贝勒在冬至那一天，代表皇上前往天坛进行祭天大典。

另一段文字是有关换戴帽子的小事情，全文如下：

内务府典礼处奏请更换凉帽日期；

上谕：着于3月28日换戴凉帽。

像这种到了夏日更换服饰的小事情，以前在清王朝的宫门抄中是不存在的。如今它却被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可见当时的满清王朝确实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了。

皇帝怎样过生日

王室的礼节相当繁琐。如果有什么重大的典礼，皇帝是必须亲自出席的，每当这个时候溥仪就非常烦恼，因为没有一个小孩子喜欢穿礼服，不过幸好一年之中这样的日子并不多。中国人对祖先传下来的节日都是非常遵守的，这在王室里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所有的节日里，属于汉族的节日要远远多于满洲节日。每当节日来临时，他们所有的一切都要依照规矩行事，从礼节到衣服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哪一点没做好，人们就会担心是否会惊扰到祖先，进而招来灾祸。在紫禁城中，最重要的节日莫过于皇帝的生日和阴历新年了。虽然在端午节、重阳节等节日里，他们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庆祝活动，可是比起这两个节日，显然都差一个层次。

和皇宫里面的规矩不同，外面的民国政府要求人们奉行公历，可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哪有那么容易就改掉呢，人们对政府的这个提议一概不理，逢到农历新年依然是欢天喜地，把它作为自己最隆重的节日来对待。民国政府唯一的功绩就是给普通民众示范了一个新节日，那就是阳历元旦。每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溥仪都会派一个贝勒前往大总统府表示祝贺。同样，每年的溥仪生日和农历新年，大总统也会派人表示慰问52。

在皇宫里面，皇上的生日也叫作万寿盛典，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这天早上，皇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亲自或者派一名亲王前往奉先殿，向祖先祷告，保佑自家王朝万寿无疆。到了上午8点钟左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大小官员都会齐聚乾清宫前的广场上，向皇上恭贺万寿无疆，他们排列的顺序依照官职大小，官职越大就越靠近皇上。在此之前，这些王公大臣们会先在懋勤殿或端凝殿集合，并适当地补充一些食物，要知道整个典礼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有些人是坚持不下来的。

这么重大的节日，当然少不了音乐。宫廷里面本来就有乐人，这个时候他们都身穿红衣，一字排开站在乐器面前。这些乐器平日里是不能摆在乾清宫门前的，所以现在大都放在临时做的架子上。在众多的乐器中，古代乐器为主，很多现在已经不流行了，比如说锣、鼓、笙、磬等等。典礼快要开始的时候，也是鸣赞官最忙碌的时候。当一个官员把一面绣有黄龙的华盖立在宫门外的时候，整个典礼就正式开始了。鸣赞官们忙着把大小官员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按照惯例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站在最高的一层上，紧接着是皇帝的师傅和大小官员。

等官员们都站好后，就有人把那顶黄华盖从宫门外移到乾清宫门前。那么大的华盖立在乾清宫门前，就像是一个大帷幕把一切都遮蔽了。在此情况下，就算是站在最前面的亲王、郡王也看不到里面的情景，至于站在更远一点的官员，想要看清楚里面的情形，简直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升殿了。这并不是故弄玄虚，在人们的观念里，皇帝是九五之尊，旁人是不能随便观看的。用这个华盖一遮挡，皇帝升殿的路径就没有人看得到了，这从某种程度上也造就了皇帝的尊严和神秘感。一般情况下，皇上升殿的路径是殿后一条不常用的道路，在一个内务大臣和四个太监的陪伴下，皇帝走到了宝座前坐定。

就在皇帝落座的一刹那，音乐开始鸣奏。群臣中一个最亲近的亲王走出来，从旁边的侧门走进殿里面去。现在是宣统帝在位，这个人选理所当然就是他的亲生父亲醇亲王了。进入殿堂后，醇亲王代表群臣向皇上表示祝贺。一两分钟后，他重新走了出来，向大家宣读皇帝的圣谕，如此一来，本次盛典也就完成了一半。

宣统帝万寿盛典的时候，醇亲王需要出场，用双手捧着一只玉如意，将它献给皇上，并祝他万寿无疆、万事如意。许多外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很奇怪，这个怪头怪脑东西怎么可能给人带来好运气呢？其实，中国的玉如意有点像外国君主手中常拿着的玉笏。醇亲王双手捧着玉如意，一直走到御座前，见此情况，宣统帝赶快从宝座上站起来，双手接过玉如意，然后又坐回御座上。在此过程中，不仅双方都没有说话，并且醇亲王也没有下跪。

大家都知道，醇亲王是宣统的亲生父亲，中国礼法森严，固然臣子要向君王行礼，但是父亲又怎么能向孩子行礼呢？面对这种尴尬的境地，宣统帝就钦赐他的父亲醇亲王免跪。平日在宫中，宣统帝并不称醇亲王为父亲，而是喊作王爷，同样的道理，醇亲王也须尊称自己的儿子为皇上。

多年前，溥仪被立为王储时，就成了其伯父光绪皇帝的养子兼继承人，从此与自己的家庭断裂开来，父子也不再以父子相称。虽说如此，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醇亲王仍然是皇帝的父亲。为此，在整个皇宫里面，就他一个男人享有不下跪的特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皇宫里面有几个女人也有这种特权，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四位太妃和皇帝的母亲醇王妃。

醇亲王行过礼后，就轮到其他的亲王、郡王和贝勒、贝子了。鸣赞官说过赞礼后，他们就伏在台阶上行三跪九叩首礼，这个结束后，他们还要再叩一个表示谢恩的头。三跪九叩首礼是作为臣子向皇上敬献的最高礼节。在行礼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各自行着自己的本分，他们在用实际行动向主子谢恩。作为回礼，皇上一般会赏赐些金银玉器。几千年来的规矩都是这样，这些东西一般在前一天皇上就差人送过去了。

紧跟在这些人后面的是毓庆宫里的师傅、内务府大臣和二品以上的官员，大致过程和前面的贝勒、贝子相同。中国人讲究礼仪，就是磕头跪拜也一丝马虎不得。跪下去的时候，他们的双眼要从平视逐渐回落到地面，然后慢慢地把身体向前倾去，尽量靠近宝座行礼，这样才能显示出对君王的尊重。宣统帝生日那天已经是寒冬了，天气非常冷，受赏有资格穿貂皮大衣的官员都穿上了大衣。

典礼进行到最后，鸿胪寺赞礼官宣布礼成、鸣鞭奏乐，宣布皇上已经退下宝座，直到此时那些跪着的官员方能起来。最后一项活动就是撤去华盖，这表示典礼彻底结束了。但是皇帝并不能休息，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换去朝服之后，他要急急忙忙地赶去接见皇族人员和其他赶来祝贺的人。就在皇帝居住的地方，宴席已经备好，静候他的到来。

这也是皇宫万寿盛典的传统节目，据说在清朝全盛时期，在乾清宫这地方曾经举办过无数次的大宴席。康熙五十二年，即公元1713年，康熙大帝六十大寿在此举行，前来祝贺的臣民竟然高达2万人，其中包括1900多位从全国各阶层百姓中挑选出来的老寿星。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他效仿皇祖，在自己五十大寿的当天，在乾清宫款待了4000多位老人，席间每位老人都获赠得到了一只玉如意。这就是当时闻名天下的千叟宴53。

特准观礼的外国人

我是皇帝的老师，而且官居一品，但是并不与同级官员一起参加盛典。我是在另外一班人里面向皇帝行礼，在这班人中间，只有两个人穿着西洋的礼服，一个是民国的代表，一个就是我。考虑到我们的处境，鸣赞官让我们两个单独行礼。我们没有其他人那么麻烦，只要三鞠躬就行了。由于我还接受了皇帝馈赠的礼物，所以在此之外还要再行一次礼，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和其他人一样，当我行礼的时候，皇帝照样是一言不发，这是做皇帝必须摆出来的派头。虽然如此，他还是能够通过微笑、点头来暗示的。整个典礼中，只有他父亲前来时，他才有所反应。

除去这些人，还有一批比较特殊的人，他们人数很少，通常由民国总统代表、陆军总部武将组成。他们的到来也只在清室一年两次的大典时，其他时候他们是不来的。他们的穿着一般是军服或者西洋礼服，这在众多的满清官员面前显得格外抢眼。这些人现在虽然贵为民国要员，但对故主还是一往情深，所以每逢这两次大典他们还是会回来看一看。等到这些人行礼完毕后，就轮到那些官阶较低的官员了，他们还包括宫中仆从等。

作为一名外国人，我是非常幸运的。皇室的万寿盛典一般是不允许外国人观看的，而在晚清这个特殊的时期，我有幸目睹和亲自参加了这项重大典礼。在每年盛典举行之前，都有某些顽固的内务府官员反对外界人员参加，而对我这个外国人更是排斥。1922年宣统帝大婚之后，他已经16岁，许多原来不能做主的事情现在也能够做主了。相比于他的臣子，宣统帝更愿意接近外国人。正是得到他的恩准，我才有幸参加这次盛典。

1923年到1924年间的那次元旦盛典，我曾向宣统帝请求让几个外国人进入紫禁城观礼，虽说他是皇帝，但他也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办到。在这座规矩森严的皇宫里，祖宗家法有时候拥有比皇帝本身还大的权力。得到皇帝的答复后我很高兴，只是没有想到那次竟然成了皇帝在紫禁城里面过的最后一次元旦，在1925年元旦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他就被驱逐出紫禁城了。

在那次我举荐进入紫禁城的人中，有一位是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著名记者波斯富·兰敦先生（Perceval Landon）。后来他写了一篇日记来记述这次盛会，刊登在1924年2月6日的《每日电讯报》上。在那篇文章中，感觉敏锐的他已经意识到紫禁城将要面临末日了。在那篇报道中，他说：“这次盛大的典礼给了我一种非常奇怪的印象。在整个紫禁城辉煌宫殿的映衬下，在漫天弥漫的音乐声中，我却感受不到丝毫的欢愉。战争为整个中国带来了动乱，而居于政治中心的紫禁城想要长久保持住这份安宁简直是不可能的。在黑暗的日子即将到来前，我有一种感觉——这将是紫禁城最后的辉煌了。”

历史真的被他不幸言中，仅仅过了9个月，宣统帝就被赶了出去，紫禁城和皇族的最后一点血脉联系也被扯断了。

大清王朝的毒瘤——“内务府”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清廷内务府失去了中国财政的控制权，但是它仍然苟延残喘，越发腐败无能。内务府每年的支出和收入都没有明确计划，内务府官员花钱从来不会思考和计算，他们只知道有了需要就花钱，而没了钱就想办法向民国政府要。

内务府是皇室的总账房

中国人常说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曾经和清室签订了优待条款，按照那些条款，宣统帝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仍然可以居住在紫禁城，保持皇帝名号不变。不仅如此，民国政府还要每年支付大量的经费，保证这个无用的小朝廷维持奢侈消费。

没来中国以前，我和其他大多数外国人的看法一样，觉得清政府的灭亡完全是因为它本身腐败无能，任用了一大批无知昏庸的亲贵。再有就是慈禧老佛爷犯下了诋毁洋人的大错误，进而导致西方国家对它群起而攻之。在此过程中，一些进步的中国青年接受了西方民主共和思想，进而起来推翻了这个腐朽的王朝。

进入紫禁城后，我才发现自己原来的看法有多么肤浅。在紫禁城里的那几年，我曾细心观察过清政府的组织形式和种种制度。拨开表面的浮云，我渐渐看清楚了事实的真相，上面我所说的那些原因，固然帮助中国人推翻了满清王朝，但却不是主要原因。真正导致满清王朝灭亡的最大因素，不是别的，正是满清王朝的总账房内务府54。

不管是中国的作家，还是西方的记者，每当描述晚清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会提到内务府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内务府在清政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它具体的职能和内幕，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明了。内务府里面藏着太多的阴暗面，比如说太监制度。虽然太监制度一直被后人诟病，但它还不是内务府最危险的一面。有人说满清王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和太监制度有关，太监们过多地干预朝政，结果导致了吏政腐败。其实，这一切都和内务府脱不开干系，太监虽然名义上是皇帝的仆从，但实际上隶属于内务府55。

长久以来我就渴望能够废除太监制度，按照西方的人权法则，这是很不人道的。自从我进入紫禁城的那一天起，我就想为这种制度的废除做点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想法很不正确，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如果不去除内务府这个大毒瘤，太监制度就是废除了也会有更荒唐的事情发生。

在清朝历史上，内务府向来是“反动”的代名词。光绪皇帝戊戌变法的时候，他们就勾结反对派压制光绪帝，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戊戌变法才会如此快速地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之后，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他们又积极鼓吹老佛爷英明。等到老佛爷信任义和团的时候，他们又反复向老佛爷叙说义和团忠勇可嘉，而且神勇无敌，结果导致老佛爷贸然向11个国家同时宣战，引来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大势已去，内务府又转而竭力主张签订优待条件。表面看来他们此举是为了满清皇室好，其实完全是为了个人私利。在优待条件中规定了皇帝保持尊号不变，这无疑给内务府吃了一颗定心丸，只要满清皇室一天不倒，内务府就不会失去牟利的机会。

有人说内务府之所以腐化，根本原因还是君主堕落，如果君主非常英明的话，即使内务府想为非作歹，也是没有机会的。这样的设想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表面看来的确如此，但是如果稍加分析，我们就能看到这种设想的荒谬性。很多人觉得内务府之所以行为猖狂，无非是因为皇帝个人懒惰、不爱理事，于是就大权旁落到了这些人身上，但是这样的解释是非常不充分的。

死要面子与硬装糊涂

如果我们能够对那些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的经济状况作一个简单的分析，我们就能得出其中的症结所在。不管是哪一个亲王、郡王，他们都有自己的府第和财产，这些贵族拥有大批的家臣和门客，使得他们能够安享平静幸福的生活。但是要维持这样的生活，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撑。一般来说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地产和商铺，如果此人又是一个拥有实权的人物，他的收入中自然又多了俸禄一项。

对大部分皇亲国戚来说，想要计算清楚自己有多少钱财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些时候，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田产在什么地方，每年都有多少收入也不知道。在此状况下，他们无法掌管自己的财务，只能把全部的经济管理大权让渡给管家人。至于这些人怎么去处理主人的田产，他们是不过问的。除非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管家拿不出来，他们才会仔细地询问一番。当然了，并非所有的管家都是卑鄙小人，如果能够碰到一个老实诚信的人，那应该算是这个贵族的福气；但更多的时候，这个管家只忙着为自己捞好处，而把主人的利益放在一边。在中国有一个不好的传统，那就是人们往往把自己和家族联系起来。对那些管家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他们的生活很富裕，就绝对不会让自己的本家人饿着，如此一来就只能坑害自己的主人了。像这样一人带着全家的现象，在京城王府里面比比皆是，如此这般又怎能不把主人拖垮呢？

不管怎么说，有些道理管家心里面还是明白的，他们知道，如果让自己的主人露出穷相，他们的好日子也走到了尽头。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把主人的生活维持在一个很豪华的水平上。很多时候，那些王公大臣并不是不知道管家趁机揩油，但是他们也毫无办法，因为一旦把这些人赶走，他们自己的经济就会立即陷入困境。聪明的管家总会知道主人何时需要金钱，然后提前把这笔钱准备好。如果有大笔的支出，管家就会说这笔钱是举债借来的。京城里面的王公大臣一般都比较好面子，当然不会再继续纠缠下去。如此一来，管家就可以安稳地从中赚一笔。

真正让这些贵族警醒的是辛亥革命。看到满清王朝大势已去，那些管家也纷纷撒手不干了。在此状况下，那些王公大臣们也就很自然地知道了自己的真实经济状况。1919年，当我进入紫禁城的时候，很多王公大臣已经不再富有了，靠领取俸禄度日的人转眼间就变成了穷光蛋。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这些人只好变卖从前皇上赏赐的东西，中国很多珍贵的文物就是在这个时候大量流失的。不管怎么说，变卖皇上赐予的东西总归不是太好，王公大臣说什么也不肯自己亲自前往，无奈之下只好把这些东西又交给管家去处理。面对这样的肥肉，管家怎能不动心呢？恐怕卖掉之后所得的大部分好处归了管家，而剩下的那一点儿油水则交给了那些所谓的贵族。

晚清时期，大部分王公贵族的府第还是一如既往金碧辉煌，只不过主人的境遇已经大不相同了。到北京后，我曾经去拜访过多个王公大臣。在他们宽敞的大房子里，虽然触目的都是豪华，但是我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喜庆。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他们的大部分资产已经流失了。由于缺少维修费用，这些王公大臣府第里面的某些院落已经长满荒草，秋风一吹，满目萧然。即使在这种情形下，那些王公大臣照例还是会一年几次大宴宾客。我曾参加过这样的宴会，虽然主人殷勤地劝大家喝酒，可明显看出他已经贫困交加了。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一味地要面子死撑，导致许多王公大臣走向了穷途末路。我认识这样一个王孙，他的高祖是声名赫赫的乾隆皇帝，而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一贫如洗了。此后没几年他就死在了北京，而他的大宅院则卖给了一个外国人。

在京城里面还有另外一种贵族，他们不肯让管家摆布自己，只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都会一点一点地检查那些账目。在这些凤毛麟角的人当中，贝勒爷载涛是比较典型的代表。我在这里写下关于他的故事，但愿他不要生气才好。此人是光绪皇帝的同胞兄弟，按照辈分是宣统皇帝的叔父。这位贝勒爷十分喜爱骑马，家中养了许多宝马，他曾经送给我一匹白尾的满洲名驹。年轻的时候，他曾到德国考察过，所以又喜欢上了德国汽车。他的见识比较广，处事比较精明，总能想到一般人想不到的细微之处。

在皇族中间，他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亲自料理家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刚到京城的时候我就听说他办事非常干练，刚开始我还不太相信，等到我们认识以后，亲眼目睹了他的所作所为，我才从心眼里佩服他。有一次，我和载涛以及他的儿子前往他们家祖坟游玩，碰巧墓园正在进行一项大工程，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砖石木料。看到我们，老远就有一个人跑过来，跪下请安，然后把一本账册递给了载涛。他接过之后随手放在了身边的石桌上，然后带着自己的儿子给祖先请安去了。等到祭奠完毕，他重新回到了石桌前，一笔一笔地对起账目来。他是如此地仔细，以至于管家根本不可能做任何手脚。

中国有句古话说：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同样是皇族，大部分人不像载涛生活得那么潇洒，由于不懂得料理家务，往往结局凄惨。

在北京城的那段时期，我还认识了另外一个皇族，在这里我就把他的名字隐去，他的生活处境和载涛有很大的不同。这个皇族以前的生活非常奢侈豪华，曾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不过现在他没落了。由于欠下许多债务，他不敢继续留在北京豪华的家里，只能居住在天津。每当需要钱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的管家，让他想办法变卖一些家中的古物。这些古物大部分是以前皇上赏赐的，有书画、瓷器、玉器等东西。每次接到主人的命令，管家总是欢天喜地的回去办理。每次变卖的时候，管家总拣一些最好的东西去卖，这些管家也不是傻子，当然知道如何才能让自己赚的多一些。变卖之后，这些管家总有理由去解释价钱为什么这么低，比如说什么军阀横行啦、什么盗贼猖獗啦。如此一来，主人也只能闭口不言。

由于什么事情都要依赖管家，最后这些满洲贵族就被管家牵着鼻子走了。他们不懂算术，就是最简单的加减乘除也要忙上好一阵子，因此家里的财务只能交给那些管家。有管家的管理，他们自己乐得清闲。不过，不要以为这些人不关心钱财，其实他们是很贪财的，只是他们太平庸，面对困境根本不知道怎么办罢了。

之所以落到这种地步，与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在中国的旧式教育和考试系统中，算术不受重视，读书人只要熟读经典即可。算盘是中国的发明，但是有身份的贵族对算盘不屑一顾，觉得算盘是下等人谋生的工具。传统文人不懂算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不懂算术、不摸算盘是养尊处优的一种表现，他们的双手除了用来练习书法和使用筷子之外，是不能做其他事情的。

腐败无能的吸血鬼

换一个角度来看，皇宫里面的内务府与王公大臣府里面的管事人员，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不用怀疑，这些管事人员所采用的手法，都是跟内务府官员学的。两者相同之处很多，但也有极其重要的两个不同之处，第一就是那些王公大臣府第里面的管事并非官员，而内务府的那些人就完全不同了。平日里，王公大臣府内的管事并不被人们看重，人们只当他们是一些管账的；但是内务府的官员呢，不仅是官，而且还是全中国最大的官。内务府的官员大都是满清贵族，除了会贪污，剩下的只有无能了。像这些身份尊贵的官员，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亲自检验账目的，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派几个属员做这些琐碎的工作，可想而知，这些属员也不会坐看着金山银山而毫不动心。

两者之间另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影响力不同。不管一个管事人员如何腐败，他的败坏力至多只局限于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但内务府就不一样了，它掌控着全中国的经济大权，如果它腐败了，最终受害的将是整个中国。由于这个机构管理着皇室财产，每一个细小的举动都牵涉到整个国家，所以它的影响力遍及整个政治、经济界。内务府这个衙门虽然没有六部尊贵，但是六部的运行，又有哪一个能够摆脱掉它的束缚呢？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清廷内务府失去了中国财政的控制权，但是它仍然苟延残喘，越发腐败无能。内务府每年的支出和收入都没有明确计划，内务府官员花钱从来不会思考和计算，只知道有了需要就花钱，而没了钱就想办法向民国政府要。在满清王朝强盛时，这种预算也是没必要的，每当皇上有需要的时候，只要一开口户部就会如数奉上。但情况到了晚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表现为收入明显减少了；再者就是由于内务府的层层盘剥，结果导致钱总是不够花。

按“优待条件”中的规定，民国政府每年拨给紫禁城的银子应该有四百多万两，如果恰当地使用，紫禁城是会很富裕的。但民国政府从未照付过那笔年金，再加上内务府的层层盘剥，银子每年都会早早地花完。世界上历朝历代的皇宫都有自己的账房，他们控制着大笔金钱，替皇帝安排穷奢极欲的生活。毫无疑问，这些机构也像内务府一样腐败。所不同的是，在挥金如土的过程中，他们偶尔也会造就某些不朽的艺术，比如阿拉伯的宫廷孕育了《一千零一夜》这样美丽的故事，而唐玄宗的宫廷则在声色犬马之余扶持了大量画家、乐师和文人骚客，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但是满清王朝的内务府呢？除了腐败什么也没有留下，他们把充满活力的满清王朝慢慢吸干榨净了。

辛亥革命后，为了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竟然不惜奴颜卑膝，以牺牲满清江山的代价来保住内务府。为了实际利益，他们可以不顾脸面，常常到民国政府去要银子。这样的事例发生得太频繁，以至于京城的大小报馆都有所察觉了。在1919年10月1日的《京报》上曾刊载了这样一则消息，大意是说内务府大臣世续向民国总统徐世昌哭诉，要求政府拨出优待费60万元，否则整个清室就难以为继了。这样的事情每年都有发生，最多的时候竟然一年之中可以有三四次。他们索要现款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为了“维持现状”，可是这个现状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为了保住他们继续中饱私囊的贪欲呢？这一点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说得清楚。

世续、绍英和另外几位内务府大臣

内务府是一块肮脏的地方，这是京城尽人皆知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内务府里面所有的官员都是坏蛋，在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好人。内务府并不是一天两天变坏的，它早已百毒攻心，没有挽救的余地了。

内务府大臣都是满族人，并且往往是由大学士兼任，大学士是百官之长，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官职。清朝最后一名内务府总管大臣是世续，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光绪元年得中进士。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是清政府中的主要官吏了，先后任内务府郎中、武备院卿、工部侍郎、理藩院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最后转文华殿大学士，有着非常丰富的政治经验。1896年开始，他正式接任内务府总管大臣一职，一直干到1922年病逝。

经过官场多年的磨练，世续的才干和气魄是不需要过多证实的。虽然他明知道内务府里面的官员腐败，可也只是装作没看见。多年的官场经验为他培养出了超人的忍耐力，同时也让他认识到，如果解雇那些人，清政府的财政就会立刻垮掉。北京城里面的人都认为世续是清白的，就是为人守旧了点。如果单从外表来看，他的确是一个相当顽固的人，凡是有什么改革，他都一律反对。但是接触久了，你就会发现他能够容忍许多别人听不进去的意见，就算是抛开这一点，他的脑海中也还是有些自由思想的。

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时候，他是帮了民国政府一把的，而且他也是要求民国政府优待清室的人员之一56。他的这种做法不能说全部是为了清王朝，客观上来讲，他是以摧毁整个满清王朝的代价来保全内务府的。但也正是因为世续的建议，使很多人得以免受战火纷扰。

1922年世续病逝，民国总统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并发表了公报，大意是说：“总统听说世续病逝后非常伤心，世续在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曾经力劝清帝退位，进而促使了民国政府迅速成立，这是对民国的极大贡献。”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宣统帝对他非常反感。在他死后，宣统帝一度没有任何表示。不过后来迫于压力，还是追谥他为“文端”，派了一名贝勒代表自己参加葬礼，并亲赐8000银元作为治丧费。

在满清内务府里面，绍英是仅次于世续的第二号人物。清末新政的时候，他和其他四名大臣曾被派出国考察，不过刚进火车站就遭到革命党人刺杀。幸好五人均无大碍，只有载泽和绍英两人受了一点轻伤。这件事情震惊了当时的整个朝野，出国考察的时间也只好向后推迟。等到再次出国考察的时候，绍英并没有去，而是另外派了一个人。不久之后，绍英就升任户部右侍郎了。

绍英一生小心谨慎，从不敢越雷池半步。相比世续，他不仅魄力不足，办事能力更是不济。每次做事之前，他都会为自己考虑好退路，如果稍微有点风险，他宁愿不做。虽说他身上有很多缺点，但是为人还算厚道。当宣统帝提出要改革紫禁城的时候，他表面上非常拥护，但暗地里却一点行动也没有。日常生活中，他和同事、下属的关系都很好，唯恐因为自己的不小心而开罪了某人。

相比其他满清官吏，绍英非常喜欢和外国人打交道。归其原因，无非是想要取得洋人的保护罢了。如果有了洋人做靠山，就算以后有了什么变故，他也可以高枕无忧。绍英原本居住在东华门附近，在那里他有两栋房子，一栋自己住，另一栋则专门租给外国人，为的就是一旦有事，房客能给他提供帮助。不过，不是哪个外国人都能住进来的。在入住之前，他一定会对租户考察一番，如果觉得满意，租金是不必太在意的。然而，由于东华门距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稍远，即使他不收分文，也没有洋人愿意租用，所以他的房子曾经好长时间没人居住。我们两个认识后，我曾劝一个英国朋友租下了他的房屋。为此，他一直很感激我。

世续死后，按照惯例，绍英就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了。但是好景不长，1924年冯玉祥进宫，愣是把整个小朝廷毁掉了。面对此种情况，胆小的绍英慌忙称病躲进了德国使馆区。当时他就居住在一家德国医院里，出人意料的是，过了没多久他竟然真的生病了，并且再也没有从病榻上站起来。

除去世续和绍英，内务府里面还有几位大臣。在这些人中，耆龄是仅次于绍英的第三号人物。耆龄字寿民，正红旗人，光绪三十二年升任商部右参议，光绪三十四年迁内阁大学士。严格说来，他和宣统帝是亲戚，和溥仪的亲生母亲有姻亲关系。刚见面的时候，我见他办事干练，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可没想到他只对我的改革建议作口头支持，坚决不肯实际执行。

1923年，宝熙被任命为新的内务府大臣，从此开始了短暂的内务府任期。宝熙字仲明，号瑞臣，满洲正蓝旗人，光绪十八年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光绪三十二年升任内阁学士，一年之后又升任署学部右侍郎。宣统三年的时候被授予总理禁烟事务大臣、修订法律大臣等职务。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曾被聘请为大总统府的顾问、约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此人和前任山东巡抚孙宝琦有姻亲关系，在朝中属于实权派。

1923年同时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的人除了宝熙以外，还有荣源。荣源，满族人，黑龙江省纳河县人，生于1884年，早年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很快就承袭爵位做了轻车都尉。后来因为女儿婉容被选为皇后，被宣统帝封为承恩公，后世也称他为荣公爵。此人虽然是皇帝的岳丈，但是也时刻不忘占自己女婿的便宜，一样是个大贪官57。

内务府大大小小的职员，全部加起来数目相当吓人，在这里我唯一想提起的人是佟济煦。此人虽然官职微小，但为人诚实、忠厚。他是我在1919年进入紫禁城后认识的一个朋友，但他真正到内务府当差的时间是在1924年，他在内务府里面所有的时间加起来也绝对超不过三个月。佟济煦字楫先，满洲镶黄旗人，生于光绪十年，即1884年，早年毕业于福建高等学堂。民国初年，担任过参谋本部科员、航空学校副校长等职务。1924年进入内务府后，做了内务府郎中，是溥仪的亲信之一。1931年溥仪去东北时，他追随前往。

满族人不许做太监

辛亥革命后签订的“优待条件”第六款这样写道：“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此项规定曾遭到很多守旧大臣的反对，但最终他们还是让步了。尽管如此，截止到1923年，紫禁城中的太监仍有一千多名。

内务府里面的大小官员都是满族人，汉人是不能担任这种官职的，但是这个规矩只能截止到1923年。因为那个时候办事人员缺乏，内务府的不少职员就由当时宫中的太监担任了，而太监全部都是汉人。在整个晚清历史上，太监虽然被世人看不起，但他们的权力却是相当大的。由于天天伺候着皇帝、皇后，每天和最高权力中心有着直接交往，所以也导致他们的双手沾染上了权力的光环58。

太监虽然名义上是伺候皇帝皇后的，但是他们在理论上归内务府管辖。西方人在谈到晚清历史的时候，总是不清楚内务府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要知道李莲英这个人，就不难理解内务府和太监之间的关系了。李莲英当时不仅是太监总管，在内务府中也有相当大的权威。大家都知道李莲英的贪污索贿手段极其高明，可是他的继任者小德张比起他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59。

清朝王室虽然有众多的太监，但是太监中没有一个是满族人。根据清朝家法，满族人是不允许做太监的。现在很多西方人觉得做太监的全部是满族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究其原因是因为某些太监为报复李鸿章，而恶意中伤他才说出这些话的。

羽翼未丰的“龙”

皇上对意大利那个堪称“伟大”的政治家墨索里尼非常崇拜。因此，当他收到墨索里尼的一张签名照片的时候，显得很激动。据我的观察，他虽然崇拜墨索里尼，但是绝对成不了墨索里尼，在他身上缺乏那种霸气和政治权谋。

洋鬼子授课有人监视

自从1919年我进入紫禁城，到1924年宣统帝被逐出皇宫，我明显可以感觉到宣统帝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此我可以把自己在紫禁城服务的时间大致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我进宫开始，到1922年宣统帝大婚结束；第二个阶段是从宣统帝大婚开始，到1924年离开紫禁城结束。之所以如此划分，绝对不是为了简便起见。没有结婚前，宣统帝还不算是成年人，所能决定的事情很少，只有一些细小琐碎的事情。但大婚之后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成年，可以自由决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当时的处境下，只要他不干涉外面的民国事务，紫禁城内的事情大概是没有人能够管束他的。

第一个阶段，皇上非常守规矩，每天准时到毓庆宫上课、写作业。从很早以前，毓庆宫就成为了皇帝的读书之所，虽然中间做过嘉庆太子的寝宫，但这在满清历史上仅此一例。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院落，里面散落着一些配房，供师傅和伺候师傅的仆人使用。每天早上，每位师傅都要穿过神武门来到这里。到了之后，皇上早就派好了内廷特备的轿子。坐着轿子穿堂过户，每过一道门，都有警卫官向我们行礼。有些时候，我也偶尔使用自己的“特权”，直接骑马进皇宫，一直到景运门前。到达景运门以后，所有的人都要步行前往毓庆宫，这是谁也没有特例的。

师傅们到了毓庆宫以后，一般会先在边上的配房里休息一会儿，一边喝茶聊天，一边等候皇帝的驾到。皇上来上课的时候，一般乘着12个人或者16个人抬的金顶黄轿60。皇上走到毓庆宫门前时，师傅们不需要走出门去迎接。这是皇室给予师傅们的特殊待遇，但是他们必须在偏房里站起来，表示自己的尊敬。皇上进入毓庆宫准备好之后，就告诉身边的小太监，让他们传唤，师傅们听到传唤，便开始准备上课了。

在配房里面的师傅走进书房后，首先站定，向他的学生鞠一个躬，然后双方同时坐下，授课正式开始。摆在书房里面的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书案，皇帝面向南方，师傅就在他的左手边，面向西坐61。

由于多个老师教授的课程不一样，所以时间错开了，使得老师和学生都有休息的时间。我刚到紫禁城的时候，师傅们上课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清晨，夏天是早上五点半钟，冬天是六点钟，一直到七点半钟，是陈宝琛老师的课，这样安排也符合皇帝每天要早朝的习惯；八点半左右到十点，是满文师傅伊克坦的课；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则由朱益藩老师讲授；到下午一点半钟的时候，是我的授课时间，照例是两个小时。早上七点半过后，是师傅们特定的膳食时间。一般来说，师傅们想吃什么，只要说出来，御膳房就会准备好端上来。师傅们的膳食是非常好的，大都是山珍海味。御厨做菜很卖力气，当然，他们从中得到了不菲的收益62。

给皇上上课是没有多少假期的，除了规定的正式假期，平日里没有休息日。但1922年是个特例，那段时间除了规定的假期，许多非正式的假期也常常增加。规定的假日，就是夏天有一个月的暑假、阴历新年三个星期、端午节、中秋节以及列圣们的忌辰，在这些日子里皇帝是不上课的。所谓的列圣忌辰，就是皇帝祖先们的死忌，这在宫中是非常重大的日子，在这天之前，皇帝都要例行吃一天斋。这些都是中国的节日，而星期日以及西方的其他节日根本就没得到承认，更谈不上假期。毓庆宫内是没有假期的。

刚到毓庆宫的时候，我没有太大自由。每次上课，我都不能和皇帝单独待在一起，书房里面除了固定有一个太监之外，还会有一个师傅或者内务府大臣。那个太监总是面对墙壁站着，纹丝不动；但是另一个师傅或内务府大臣则坐着，陪伴皇上和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他们的理由是皇上自出生以来就没有和外国人接触过，唯恐心中不安。但是据我观察，皇上从来没有不安过，他的心理素质相当好，第一天就能和我谈笑风生，根本没有丝毫紧张情绪。反观那些坐在一旁的师傅或者内务府大臣，则显得萎靡不振，老是打瞌睡。见此情况皇上没有生气，也没有派人去叫醒他们，而让我继续授课。

转眼间，我和皇上在毓庆宫度过了两个月比较愉快的日子。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紧张感可言了。到了这个时候，陪读的师傅和内务府大臣不见了，但是仍然有太监雷打不动地到来，他们就在一旁呆呆地站着。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的师傅上课时都有太监在场，后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为什么唯独我这里有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就因为我是个外国人。无论我和皇上的关系多么好，内务府的那些官员都不放心让我和皇上单独待在一起。盯班的太监是轮流值班的，大约每半个小时换一个人，无论值班还是换班，他们都是静悄悄的。两个小时的课程，他们通常要换三四次班63。

为了让皇上的英语有较快的进步，我建议他找个伴读。当时我选中了他的堂弟溥佳，溥佳比溥仪小两岁，非常聪明伶俐，同时，溥佳也是我朋友贝勒爷载涛的儿子。从王孙中选伴读，这在清朝皇宫里面是经常有的事情。但就为了这个，还发生了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皇上的生父是醇亲王，他见我选择伴读没有选择他的儿子，而是选择了载涛的儿子，心中非常不高兴。醇亲王和载涛长期以来就彼此嫉妒。不管怎么说，醇亲王也是当今皇上的亲生父亲，还身兼摄政王一职，如果伴读落选的事情传出去，名声不太好听。但是这件事情也不难解决，既然要找伴读，多找几个有什么关系？于是我又选择了皇上的亲兄弟溥杰为伴读，这件事情就解决了64。

“伴读”来上课时，服饰是统一的，要求必须穿长袍马褂、戴官帽、穿靴子，腰间系上一根黄带子。那时在宫内当差的都留着长辫子，溥佳、溥杰因为从小没有留过辫子，他们的父亲就各自给他们买了一条假辫子，挂在官帽上，害得他们老是担心它会掉下来。

这样一来，毓庆宫里面就有三个伴读了。在我到来之前，毓庆宫里面就有了一个中文伴读，他是贝子溥伦的儿子，名叫毓崇，14岁。这个小孩的来历相当复杂，据说当年他的父亲差一点儿就成为皇帝了。当年光绪帝病重，袁世凯曾经力主立溥伦为帝，但是老佛爷没有答应。假如袁世凯的主张得到实施，那么现在的毓崇就是皇帝了，因为他的父王两年前已经去世了。清王朝落败后，袁世凯想要称帝，当时溥伦为了表达对袁世凯的感激，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其他目的，曾经竭力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了讨得袁世凯的欢心，他还曾主动要求去索要玉玺，不过最后没有成功。袁世凯称帝未遂死了以后，溥伦在皇宫中遭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冷遇。不过后来，溥伦还是主动和内务府修好了。宣统帝为了表示既往不咎，就把他的儿子毓崇选作伴读了，也算是给溥伦吃了一颗定心丸。毓崇进宫后，两人的关系相当不错。皇上有一副珍藏的盔甲，是日本天皇赠与的，有一次他拿出这副盔甲让毓崇穿上，两人还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现在，毓庆宫里面的三个伴读都齐全了。事情确定的当天，宫门抄就发出了上谕，赐予他们三人紫禁城骑马的荣耀。

“邓炯麟”竟然是大清皇帝

由于我的介入，宣统帝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对学习英文很感兴趣，也不怕和外国人接触。随着认识的外国人的增多，他渐渐感到有起一个英文名字的必要。在中国，皇帝的名字是非常神圣的，臣民从来不准乱叫皇帝的名字，就是在给小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也不能和皇帝的名字有相同的字。就是因为这个，他在和外国人交往的时候碰上麻烦了，有时候他要写英文信给我，或者是在某张照片上签名，没有一个英文名字是非常麻烦的。于是他就央求我给他起一个英文名字，当时我就把外国君主的英文名字拿给他看，最后他选取了“亨利”（Henry）这个名字。有了这个英文名字以后，他和外国人再见面的时候，双方也就有了相互沟通的媒介了。

在溥仪心中，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别人特别。我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到他是真龙转世、是天子之类的话，他没有觉得自己与凡人有多大的区别。他生性不喜欢奢华，穿着一直很朴素。那些浪费钱财的奢侈铺张他一概不喜欢，有什么重大节日、盛典，他虽然也参加，但总是显得不太高兴，回来以后总说自己头痛。满清皇宫里人人想穿的龙袍，披在他身上只能让他感觉难受。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穿龙袍的。他非常不愿意在外人面前穿龙袍，尤其是在西方人面前。

从一开始，我和皇上的关系就非常好。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越来越多，他不仅聪明，而且为人坦率。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都怀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对待问题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他待人很宽和，从来不念旧恶，对贫苦人非常有同情心。在我进入紫禁城以前，他对西方世界和英语是一窍不通的，但是他很努力，想要通过这种文字让自己的生活和整个紫禁城鲜活起来。比起学习语言，他对西方国家之间发生的种种事情更感兴趣。西方近代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地理、旅行、自然科学都是他学习的对象，对这些他统统来者不拒，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吸取知识。不仅仅是对西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状况，他也有很深的了解，有些见解还非常精到。有些时候，他利用上课时间来和我讨论问题，结果导致我们的学习内容老是不能按时完成65。

皇上的字写得相当漂亮，他所受的那套教育要求他每天花大量时间练习书法。在清朝历史上，有好几位皇帝精通书法。按照中国宫廷里的惯例，皇帝会用自己的亲笔字赏赐大臣，这些字往往很大，可以被复制在牌匾上，然后再用名贵的金漆装饰，富丽堂皇；有时候，皇帝也赐字给寺庙，或者挂在著名的建筑上。也许宣统帝想仿效自己的祖先，每逢万寿盛典和阴历元旦，他总是要写一些字送给王公大臣。皇上写的字大都在下方落款，并且印有一方玉玺，玺文是“宣统御笔”四个字。

也许是出于遗传，宣统帝和他的同胞弟弟溥杰，艺术天分都相当高。在他们还很年幼的时候，这种天分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两人不仅书法好，在绘画方面也有特长。溥仪由于幽默感非常强，所以常常画一些小漫画来表达内心的感情。几年时间下来，我手中有了他不少漫画，这些漫画大都是他信笔写意，并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可即使如此，他的画里面也蕴涵着某些比较深刻的东西。

比起同龄的儿童，他在受教育方面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他的每一位中文老师都是著名诗人，所以他从小就掌握了丰富的诗学知识，稍长一点之后，他就能够灵活运用写诗的技法了。我清楚地记得，在1921到1922年间，他曾经用化名“邓炯麟”向京城报馆投过稿。“邓”是中国人常见的姓氏，“炯麟”可以理解为“闪光的麒麟”。报纸的编辑们非常欢迎这位“闪光的麒麟”，他的稿件一律刊登。后来他们实在奇怪这个邓炯麟到底是谁，经过千方百计的打听，仍然没有查明。虽然我知道皇上曾经写过许多诗，但是直到1922年6月，我才知道“邓炯麟”的秘密，是他主动透露给我的，并且给我看了那些登有他诗歌的报纸。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学生是一名出色的诗人。时至今日，除了我之外，恐怕还没有人知道邓炯麟就是清朝皇帝，我透露的这个消息一定会让中外人士备感惊奇66。

皇上授权我随便杀人

溥仪从小就不是一个沉着、冷静的孩子，他性格中有冲动、虚浮的一面。刚见面的时候，我以为这是每个青春期孩子都有的坏毛病，但是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在溥仪心中其实隐藏着两重性格。虽然生性浮躁，但是如果他想要完成某件事情的话，又会非常认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担心在他成年后，性格中虚浮的一面会影响到他的前途，所以在闲谈的时候，我经常坦率地指出这一点，并鼓励他努力改掉这个坏习惯。那个时候，我和皇上的关系已经非常好了，如果毓庆宫里的师傅和其他王爷、贝勒有什么难言的事情要向皇上说，他们总是喜欢找我代言。

正是由于这双重性格，虽然我多次当面指出他的缺点，并劝他改正，他还是没有生气，对我也没有丝毫的恶感。每次他都说自己知道错了，下次一定改正。很明显，他是会实践自己的诺言的，但不是每次都能做到。更多的时候，他对自己诺言的实现，并不是为了成功地去完成某一件事情。我也曾和毓庆宫里的其他几位师傅讨论过皇上性格方面的问题，他们也表示有同感。陈宝琛师傅是看着皇上长大的，他说皇上性格中的优点大部分来自他的母亲，而虚浮的个性则来自父亲醇亲王。

对待事情，皇上有自己的思维逻辑。他很富有幽默感，会时不时地引起众人的欢笑。一次我和他讨论到专制君权和立宪君权差别的时候，我举例向他说明什么样子的君王是个暴君。我说那些所谓的暴君，就是手中掌握着极大的权力，想做什么都可以，根本没有人能够约束他的人。听完我的叙说后，他笑着说：“如此说来，我的列祖列宗都是暴君了。”听完这话，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一天，我正在自家花园里看书，仆人急急忙忙跑过来说，外面有人找我，看模样好像是宫里面的太监。见面后，那太监说皇上有十分紧要的事情告诉我，并随手把一件荧光闪闪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只镶嵌有宝剑的手杖，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那太监开口说话了：“万岁爷差我告诉你，他授权给你，以后你可以随便杀人。”

我不觉得这是对我的特别恩宠，但是皇上显然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下次刚一进宫，他就急急忙忙地问我，太监是不是说了他的那一番话。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他脸上露出了放心的微笑。但是他给我的这个权力我一直没有使用。十年之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满洲国67的元首了，我们二人再次谈起这件事情，连他自己都不禁哑然失笑。

皇上身边总是有很多人簇拥着，那些内务府官员和宫中的太监，每天都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巴结着他，唯恐他哪天不高兴，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不仅如此，就是毓庆宫里的那些饱学大儒也相信他不是凡人，说他是什么真龙转世，有过人的天资。这种话听多了，连我自己也开始疑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平凡的孩子。其实，他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孩子，但是命运偏偏把他推到了一个不平凡的位置上。有些时候，他自己也知道被人耍了，可是没办法，谁让他必须维持起所谓的君权神授呢？有时候，某些满清遗老历尽千辛万苦前来紫禁城参拜皇上，他虽然感动，却没有欣喜，因为他比谁都明白自己是一个平凡人。

皇上对意大利那个堪称“伟大”的政治家墨索里尼非常崇拜。在他眼中，那个意大利人是了不起的，他把自己的生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走向了新的生命。正是因为如此，当他收到墨索里尼的一张签名照片的时候，显得很激动。据我的观察，他虽然崇拜墨索里尼，但是绝对成不了墨索里尼，在他身上缺乏那种霸气和政治权谋。

俄国沙皇邀请宣统帝加入联盟

我被聘请为皇上英文老师的时候，各地的大小媒体对此非常关注。总的来说，北方的报纸大多抱着乐观和信任的态度，但是南方的报纸则完全不同，他们给予我的只有怀疑和冷嘲热讽。我刚进宫没多久，就有很多人写信过来，问我要怎样教育这个皇帝学生。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的信件都包含着嘲讽，也有一些人的确提出了好的建议。在众多信件中，有人恳请我让他进入紫禁城工作；有人向我诉说东三省的复辟活动；有人托我转交一些东西给皇上；也有一些人拜托我一定让他见到皇上，因为他们有“重要事情”向他汇报。凡此种种，多不胜数。在这些信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骂我的，他们警告我立刻滚出紫禁城，不要自己找不痛快，否则只能自食其果。当时北京城内有些开明的家长，请求我做他们孩子的英文老师，他们觉得让帝师做自己孩子的老师是无上的荣光。

虽然这些信件比较烦人，可是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比起这些，还有更麻烦的事情等着我，那就是有些人会动不动就找上门来。面对此种情况我是毫无办法，不过幸亏我有一个好管家。他是一名满族人，以前曾是某个郡王的管家，很善于阻挡这些无理取闹者。如果我不想见这些人，他会想尽办法去挡驾。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完全杜绝此种现象，有些人长时间守候在我的府门前，一旦我要坐车出门，他们就跑上来。在这些人中，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年轻人。那天他身穿长衫，脚下穿着靴子，头上戴着一顶美国帽子，面容苍白猥琐，而且还长满粉刺。我一出现，他就把我拦住了，非得和我说话。无奈之下，我们两个拉扯了许多废话，最后他托我转交一份东西给皇上，说这件东西肯定会指引皇上走向光明的未来。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无论是什么样的东西，在阴霾笼罩下的紫禁城也不会发出光亮。

当时，我不仅负责皇上的英文教学，还要替他处理外国来的信函。得到皇上的许可后，我和北京邮电局商量好，以后再有类似的信件首先送到我家中，我看过之后再转呈给皇上。不可否认，我给皇上过目的信件绝对不超过1/3，因为有些信件确实无聊至极。更为可笑的是，有几位不知名的女性竟来信表示愿意充当皇上的妻妾。也有一些人想要皇上的签名。对于这样的信件，我一般当作没有看到，不会回信，自然更不会让皇上看到。

在众多的信件中有一封比较特殊，写信人自称是俄国沙皇。在信中，他说自从他被赶下皇位后，就逃亡到了美国，打算建立一个联盟，目的是联合全世界失去了王位的君主，他诚挚地邀请皇上加入他的联盟。看到这封信后，我第二天就把它转呈给了皇上。皇上非常感兴趣，立刻动用了自己的幽默感，提出要给这个联盟增加一个项目，那就是成立一支乐队，如果能够做到这些，他们以后的生活就会充满乐趣了。他还提出，这个乐队最好是由退位的君主组成，这样一来到世界各地演出，肯定会大受欢迎。皇上个人非常喜欢乐器，许多中国古代乐器他都懂，并且能够弹奏，比如说锣、鼓、钟、磬都是他所擅长的。想了这么多，他还是不满足，又提出用宫中的牡丹作为他们的会徽，最好能够做成王冠形状。看到他这么高兴，我也随意附和说，与其这样，他们反倒不如买下一个小岛，成立一个国家，经过民主选举从中找一个人来做总统，这将是多么有趣的事啊。

改革紫禁城的梦想

早在到紫禁城做英文师傅以前，我就有记日记的习惯，把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如实地记录下来，并抱着热切的希望去了解这个国家、这座皇城。刚来没多久，我就发现了皇城里面的贪污腐化现象，我想帮助皇上尽快地从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走出来，于是有了主张皇上搬迁到颐和园去住的想法。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当时并不具备改革的条件和环境。

在紫禁城住了两个月后，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知道自己太过冲动了，改革紫禁城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它要求合适的人选和社会环境。虽说如此，我还是要坚决主张让皇上搬出紫禁城，这个污浊的皇宫并不适合他的成长。假如搬到颐和园去住，他的身体、精神都会有莫大的收获。但是在这之前，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改革内务府。确切地说，内务府是清政府身上的一个毒瘤，如果不割除这个毒瘤，清政府搬到哪里也是枉然。前不久，我曾经去见过我的好朋友载涛，他对我的想法非常赞成。用他的话说就是，内务府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了。”

又两个月过去了，在1919年7月17日那一天，我写了一封信给一个懂英文的中国朋友，告诉了他我的想法。长期以来，他都关心着皇上的生活状况，我觉得有必要取得他的支持，在那封信里面我这样写道：

很久以前，你就知道我改革紫禁城的设想。我觉得在皇上正式迁往颐和园之前，我有必要向你再次述说我的想法。现在皇上的生活非常奢侈豪华，这虽然有利于显示他身份的尊贵，但是对他的健康、道德和智力的成长都是有害的。为了他的前途打算，我觉得迁往颐和园居住是最佳选择。在颐和园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他能够把自己的心灵和身体完全舒展开来。虽然他是满清的皇帝，但他首先是一名儿童。违背了儿童的天性，肯定会收获苦果。为此，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赶快给他换一个崭新的居住环境。如果他能够完全摆脱世俗权力对他的束缚，在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中漫游几个月，那将对他的个人发育有很大的好处。当然了，我也知道自己这个提议肯定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是为了皇上着想，我请你还是面对现实，和我站到一块来。如果继续困在紫禁城里面，皇上将得不到新鲜的空气和充分的活动，这对幼小的他来说是非常有害的。

我能理解你们忠于故主的心情，但现实是残酷的。在你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君主就应该生活在紫禁城里面，可现实是，溥仪首先是一个孩子。如今最重要的不是考虑他作为一个皇帝的尊严，而是他的个人成长。况且，现在的他已经是有名无实的皇帝了，就算是移居颐和园也不会有太多人注意。就算将来你们准备拥戴他复辟，但是一个没有发育完全的皇帝，你们愿意服从吗？为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你都没有反对我的理由。不仅在东方，就是在西方的某些君主国里面，他们仍然把君主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了制造神秘感和保持所谓的威严，他们把君主牢牢地保卫在王宫里面，不让他外出，更不让外界人和他接触。如此一来，这个君主还有什么自由和尊严可说呢？虽说名义上是君主，其实连囚徒都不如。

当今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是民主共和占主流，世界各地的君主国相继发生革命或变法，王位不保的君主越来越多。阁下是一个游历过四方的人，对此现象肯定了解。在这种浪潮的冲击下，如何保住自己的王位，英国为世界提供了范式。古时候那种“君权神授”的观点，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已经破败不堪了。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我和威尔士王子是同学，对他的生活和学习状况非常了解。虽然他注定要成为英国的君王，但是他那时的生活和我们普通同学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学毕业后，他和我们一样去服兵役。他的这种行为不仅没有让我们觉得他有失尊严，反而发自心底地佩服他。但是现在我们这位皇帝呢？他生活奢侈浪费，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可以摆脱常人的成长规律。如此下去，最后受伤害的会是谁呢？毫无疑问，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皇上他本人。教他读书的时候，我曾经用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去帮助他认识这个问题，而他自己对此也渐渐有了体悟，如果此时我们再努力一把，帮助溥仪健康成长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民主制的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你们的圣人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都不愿意像一个奴隶那样生活着。就算是退一万步，将来你们准备复辟，你们希望看到的肯定也是一个有为的君主吧？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把宣统帝培养成一个健康的人。

如果单纯从我个人角度来考虑，身为老师，我有责任把我的学生教育好。如果他真的把自己当作真龙转世，或者是什么天子，那么他的人生无疑会失败。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是不适合做国王的。如果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向他的脑海中灌输复辟的思想，等到将来他发现这一切根本没有可能，那么他的失望感也就可想而知了。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把自由、民主、博爱的思想告诉他，他的人生将就此找到新的方向。也许将来他做不成皇帝，可是至少他还是一个有自由思想、具有爱国精神的开明绅士。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做老师的责任就尽到了。

如果满清皇室能够顺利迁往颐和园，它就需要一套全新的组织机构来辅佐皇上。不必要的官员、太监、仆役和女眷都将撤去，这在无形之中会也节省大笔开支，而工作效率反而会有质的提高。不要觉得我对这个问题关注得太多，这其实是紫禁城内每一个有抱负的人都明了也都想说的话。

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说服皇上和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就行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还会有其他那么多的阻力。等到我去游说的时候，不仅皇上本人不答应，宫中的太监、内务府官员都不答应。像这样的难题，在以后的日子里越发地多起来了。

帝制派的希望与梦想

对于张作霖和张勋的复辟计划，宫中没有做出回应。年轻的皇上不想参与复辟，他经常对我说，他再也不想充当1917年被张勋抬出来的那个角色了。他心里清楚，在满洲乃至全中国，有很多人等着他重登皇位；但是他更清楚，重登皇位有多么艰难，而前途是多么渺茫。

五四运动与反日狂潮

皇上对政治事件的热情由来已久，刚给他讲课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老是问一些有关国际形势的问题。等他年龄稍大一些，他就订阅了各种各样的报纸，不仅有北京出版的，还有天津、上海乃至广州等地出版的。很多次我去看望他的时候，都发现他把自己埋在各种报纸中间，一边研读一边做笔记。看到他如此辛苦，我多次上前劝说道：“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时间很宝贵，陛下还是多花一些时间在其他有意义的事情上吧。”

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驳斥我的观点：“先生这话就不对了，从这些报纸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读完这些报纸后发现，虽然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每家报纸的说法并不一样。如果完全信任一家报纸，事实的真相是很难分辨清楚的。”每逢遇到比较混乱的事情，他都会开动自己的脑筋去思考，正是通过这种学习方式，他掌握了很多知识。虽说如此，读报并不是皇上获得政治信息的唯一方法，他手下的众多官吏，每天都会以各种方式向他传达各地的最新消息。比起前一类，后者报告上来的消息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闲暇时我会告诉他一些关于欧洲的事情，他听了以后也很感兴趣。

那个时候的世界和中国都不太平，1919年我担任皇上老师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没多久，战胜了的国家正在巴黎扬扬得意地瓜分世界。不要觉得这件事情离中国人很远，要知道巴黎和会上青岛问题可是一个热点。青岛本来是中国的领土，但是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就被德国占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从德国手中抢走了青岛，掌握了原来德国在山东修建的铁路，成为山东地区新的占领者。

在巴黎和会上，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提出要收回青岛主权，但是日本人从中作梗，要求大会把德国在青岛的所有权益转让给他们。双方争吵了很长时间，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最后日本人提出这件事情应该由日本和中国直接谈判解决，不能列入大会讨论日程，中国人听说后非常生气。后来听说五大战胜国的领袖竟然都同意日本的提议，这就更激怒了中国人，结果一场由爱国学生领导，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目的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次运动在全中国取得了广泛的共识，紧接着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力支持这次学生运动。最后终于迫使中国政府坚持了立场，严令出席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爆发后，皇上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每天都找来各种版本的报纸看。除此之外，他对中国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平日里休息的时候，我经常和他一起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那段时间，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呼吁自由、革命的进步报刊，比如《新青年》《改造》《曙光》等。在民国成立不久的社会上，它们的影响力非常巨大。一般而言，它们的言辞相当激烈，对政府的不作为有很大的愤慨。当时，为这些报刊撰稿的人通常都对现实社会不满，有些人甚至后悔将革命思想灌输进了普通民众脑海中。

辛亥革命结束十年后，在1922年《曙光》杂志第2卷第3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主要表达了对当时民国政府的失望。经历过革命洗礼的中国人，此时差不多把清室还存在着这件事情忘记了，但是读过这篇文章之后，他们一定会惊奇地问自己是不是看错了。文章中有一段这样说道：

中国的农人，80%—90%都是文盲，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他们的脑子中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权利，什么叫作政府。他们日夕所想的就是怎样纳粮之后，能逐日安排过日子。如果有人行经乡村里的市场，就会有人这样的问道：“宣统皇帝怎样了？”或是“现在宫里谁人主持？”除此之外，人们可以听到农民诉苦之声，听到他们这样说：“年情不好，我们的生活更难过了，除非有真龙出现，天子重坐龙廷，我们才有好日子过。”试听听这些话吧！乡下人对中国政府是怎样的失望，他们希望过好日子除非有个张勋再来一次复辟。就让那个张勋招兵买马吧！他招到了兵以后，人们就可以看见他的军士热心勤王，什么都不能改变他们的信仰了，如果有人想拿些什么新思想向他们灌输，他们会掉头不顾的。

这样的过激言论，在当时的进步报刊中时常可以看到，就是在呼吁民主自由最厉害的陈独秀的《新青年》中，也有不少类似的话语出现。这些言论一方面显示出民众对民国政府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还有不少人在拥护清王朝的那一套东西。虽然他们对复辟没有多大的信心，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存在着这种幻想。像这种思想，在东三省表现得尤其明显。

死灰复燃的复辟传闻

我进宫做老师的时间，距离张勋复辟不过短短19个月。张勋从复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他要失败。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当时有些政治、军事力量不支持他，而是因为他个人太愚昧，觉得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把皇帝重新扶起来。这个大辫子元帅是出了名的刚愎自用，并且从不轻易相信别人。当他复辟的时候，有好几次机会能够力挽狂澜，可他就是不肯任用那些复辟派人士，结果导致大好时机白白流失。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他要作什么决定的时候，他从来不和手下商量，只知道一意孤行。当时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把宣统帝扶上龙椅，自己成为开国元勋。还没到北京的时候，他就为自己想好了日后的爵位，比如说什么摄政王、军机大臣和总督之类的。但是时不凑巧，那时的人们不再欢迎帝制，这从客观上注定了张勋最终要失败。此外，不相信别人，只知道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是他失败的主观原因。

那个时候的人们是不欢迎帝制的，但是对现存的民国政府也非常不满意。中国人把张勋复辟看成是一出闹剧，觉得他只是一个跳梁小丑，就算以后要光复大清，也不该由他这样的人来光复。后来清朝重臣徐世昌做了民国大总统，不仅满清皇室欢天喜地，那些对清王朝还不死心的普通民众也欣喜若狂。他们觉得凭借徐世昌以前和清政府的关系，就算是不能实现他们心中的复辟愿望，至少也能推迟清室灭亡的时间。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赦免张勋，这让很多人看到了清朝再次复辟的希望68。可是徐世昌做事情也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群众的心理做过调查。虽然以辛亥革命为界，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辛亥革命刚结束的时候，人们以为幸福的生活就要到来了，欢天喜地地欢迎新政府的成立，可是民国政府最终还是让他们失望了。民国成立后，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不是改善了，而是变得更糟糕。对当时的社会情形，新闻媒体也有大量描述，下面这则新闻摘自上海1919年6月23日的《字林西报》，从中我们看到当时社会情形的一面：“苛捐杂税以及官吏的贪污枉法，使人民怀念清朝，渴望清朝能够有朝一日恢复它的政权。人们认为清政府虽然很坏，然而中华民国比清朝更坏十倍。我们不只在这个偏远的地方听到这种慨叹之声，希望满清卷土重来，就是在其他地方，也听到人们期待着复辟。”

复辟之风刮得最盛的，是地处中国东北部的满洲。清王朝从那个地方发源，然后发展壮大，最终入山海关做了全中国的皇帝。虽然入关后的满洲人全部汉化了，但他们对满洲的眷恋还是一如既往。满洲虽然是满清王朝的发源地，但是在当地居住着的并不仅仅是满族人，还有大量的汉人、蒙古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东三省对这件事情并不怎么关心。其实，如果当大势已去的时候，满清王朝退守关外再图复兴，未尝不是一项明智之举。假如真能做到这一点，以东三省为根据地，恐怕会出现一个“满蒙（满洲—蒙古）帝国”。这一步一旦实现，再过没多长时间，热河、甘肃等省份肯定会自动加入进来。等到了那个时候，满清政府再和南方的革命政府一决雌雄，胜负真的难以预料。

中国是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长久以来，满洲人被视为蛮夷，受到人们的排斥。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可能忘记了，正是这个外族政权为他们开辟了广阔的疆域。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人们只想着如何把满洲人赶走，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最主要的敌人不是满洲人而是西方列强。

如果“满蒙帝国”真的要建立的话，它不应该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最好的选择应该是联邦制。地方政府各自独立，但同时也要听从中央政府的调遣。如此一来，在北方广阔的领域上，就能迅速调动起地方的积极性，把新帝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如果有人曾经英明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满洲国”就不会晚了20年在1932年才成立。中国人现在痛恨日本人，痛恨他们制造的“九一八”事变，让中国变成了受奴役的国家。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中国早点成立“满蒙帝国”，就会获得20年的发展机会69。

1919年7月20日，我通过私人渠道听到一个传闻，说张作霖70打算在秋季恢复帝制，让年轻的皇帝在沈阳重新登上皇帝宝座，同时宣布满洲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独立。1919年12月27日，《北京导报》上刊登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最近，社会各界盛传一个新闻，说是在不久的将来，清朝的君主制度将重新建立，以取代现存的共和制政府。据说此次复辟由张作霖将军主持，而中国西北的某些军界要人将全力协助。张勋将军也会扮演重要角色，他曾经在1917年7月成功地把年轻的溥仪扶上皇位达12天之久。据说，目前唯一反对复辟的，是段祺瑞元帅和西南地区的某些领袖。

民国建立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所以徐世昌总统和前总统冯国璋也赞同恢复帝制。曹锟、李纯等军界首领也不反对，只要允许他们保存现有职权，再当个亲王、公爵、侯爵什么的，他们就会心满意足。

很多中国官员认为，假如不久以后真的恢复了帝制，那也是民国咎由自取，谁让它没有治理好中国，弄得比清朝时期还要糟糕？如果中国恢复帝制，将采用“君主立宪制”，即仿效大英帝国的形式，皇帝只是在名义上领导政府，真正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掌握在总理手中。届时，世界各国将称中国为“中华帝国”，而不是“中华民国”。

这类传闻在之后的一两年里没有间断过。1921年3月23日，《华北正报》的一篇报道说，在中国的北方各地，一场旨在建立新帝国的运动已经开始，倡导者是1917年复辟的主角张勋将军，另外还有前清的端亲王以及义和团首领。报道声称，新的“满洲帝国”将命名为“华北帝国”，以沈阳为首都。1921年5月，《华北正报》又爆出一个“内幕”：“根据官方掌握的可靠情报，肃亲王和前总督升允已经动手，准备在中国恢复清朝的统治。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复辟派就会提出‘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这样的口号，力争在沈阳重建一个缩小了的满族人的王朝。”

早在1920年初，张作霖就在中外报纸上登载了一份声明，其中的暗示不言而喻，声明说：“尽管大清朝的旧臣仍然怀念故主，但是，只要中华民国尊重并履行‘优待条件’，这些人就不会再追求政治权力。”尽管张作霖没有直接参与1917年的复辟，但他是支持这一活动的。现在，尽管他竭力否认自己与复辟派的关联，但是人们心知肚明：张作霖和1917年的“皇帝再造者”张勋就是这次复辟阴谋的首领。事实上，张作霖与张勋关系亲密，甚至还结成了亲家。为了让张勋重返政治舞台，张作霖做了很多努力。他们原本打算在1921年实施复辟，但是由于张勋没有如期获得长江地区的一个战略要地，复辟阴谋才没有得以实行。

对于张作霖和张勋的复辟计划，宫中没有作出回应。年轻的皇上不想参与复辟，他经常对我说，他再也不想充当1917年被张勋抬出来的那个角色了。他心里清楚，在满洲乃至全中国，有很多人等着他重登皇位；但是他更清楚，重登皇位有多么艰难，而前途是多么渺茫。溥仪崇敬他那些做过皇帝的列祖列宗，但是对于自己的未来不抱幻想。有很多革命者怀疑溥仪有复辟的野心，指责他随时随地打算破坏共和，实在是不了解这个小皇帝的性格。溥仪并没有体验过权力的滋味，早在幼年时期，他手中的权杖就被摄政王父亲拿走，到了1912年，又被背信弃义的袁世凯踩在脚下。

躁动不安的天子

皇上剪辫子这件事情对当时人们的触动还是很大的，原本在紫禁城里面有1500多人留辫子，自从皇上剪辫子后不到一个月，整个紫禁城就只剩下皇上的三位师傅还继续留辫子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皇上的满文师傅伊克坦病逝，整个紫禁城的辫子就只剩下两条了。

皇帝和鸡蛋的笑话

紫禁城四太妃之一的庄和太妃，即同治帝的珣妃，早于宣统帝的生母5个月在1921年4月14日去世。作为皇宫里面的重要人物，她的丧礼举办得非常隆重，其间有许多烦琐的礼节。她死的当天，她的金棺就被移往老佛爷居住过的慈宁宫安放。隔天，宫门抄发出丧礼通知，同时还刊登了一则消息，说皇上将亲自前往慈宁宫向庄和太妃告别，而接下来几天内则轮到各位王公大臣。前去行礼的时候，王公大臣们是要匍匐跪拜的，由于我不是中国人，所以只需要三鞠躬就可以。庄和太妃的金棺在慈宁宫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5月中旬才安葬在皇陵。

庄和太妃金棺安放在慈宁宫的时候，在金棺旁边围了一群太监，他们身着孝衣号啕大哭，看起来非常悲伤。在分辨他们究竟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些事实：庄和太妃刚刚去世，她身边的许多金银珠宝就不翼而飞了，皇上派人追查的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其实这件事情根本不用调查，主人死后，太监偷窃主人的财产已经成为宫中的一个惯例。如果等到庄和太妃顺利安葬后，这些太监再文雅地处理这些钱财，虽然每个人得到的会少一点，但是也不会产生这种恶劣的影响。在当时的紫禁城中，除了我和皇上比较生气以外，再也没有人说要惩治这些太监。当皇上要追查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竟然拼命阻挠，说如果追查下去是对庄和太妃的不尊重，会打扰到她的在天之灵。

在紫禁城里面我没有见过盗贼，所有丢失的财产绝大部分是太监所为。内廷人员谎报账目、敛取金钱的现象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在宫中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种现象。一次早朝，某个皇帝问自己的一个臣子说：“卿家最近身体可好，每天早晨都吃些什么啊？”那大臣毕恭毕敬地回答道：“多谢陛下关心，微臣身体还算可以，每天早餐只不过吃三个鸡蛋而已。”听完这话后，皇帝大惊失色，说：“鸡蛋不是很贵吗？我每天早上只能吃一个，你竟然能够吃三个。”大臣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改口说：“陛下吃的鸡蛋和微臣吃的不一样，我吃的都是劣质鸡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没有必要深究，它无疑可以说明内廷的腐败现象有多么严重。

皇宫内廷之中的腐败现象由来已久。内廷人员按照官阶不同层层盘剥，大家合伙来蒙骗皇上。一位西方作家在著作中写道：“清王朝的贪污腐败之风举世罕见，有一次皇上拨了8万元用于修理北京街道，结果经过层层盘剥，最后到达工人手上的时候，竟然只剩下80元了。”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就能让大家对这种现象有一个清醒的了解。一次我的朋友宴请清室成员，内务府的那些官员都在场。席间闲谈的时候，他们偶然提起宫中举办一次宴席需要花很多钱，为了支付这样的费用，他们不得不常常变卖一些珍贵的瓷器、玉器。听完这话后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们：“举办一次宴会不会花很多钱的，这对你们内务府来说怎么会困难呢？”他们解释说，并不是举办宴会要花很多钱，而是打赏那些帮手的太监需要花很多钱。相比赏钱，真正用来举办宴会所花的钱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当我询问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说这是宫中的惯例，况且自从辛亥革命后，这些太监也失去了其他谋钱的门路，如果再剥夺他们的这部分外快，他们的生活就真的没办法维持了。

当时的满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却还要努力维持盛世时期的排场，结果怎能不让人灰心失望呢？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清廷内部的贪污腐化之风已经深入骨髓、不可救药了。

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走出紫禁城

紫禁城虽大，但是如果让一个年轻人每天都待在里面，他肯定也会感觉到不满足。1920年的时候，宣统帝将要14岁了。这个年纪的他非常活泼好动，渴望了解外部世界。渐渐地，他对宫中的种种规章制度觉得不耐烦了，他想要做一个不被约束的人，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玩耍，而不仅仅是困在紫禁城里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明白了自己处境的尴尬。虽然身边的人还把他当作至高无上的存在，但是他知道，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是71。

那个时候，皇上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够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就连这个小小的愿望，在当时的处境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常常看到他在空闲时，爬上御花园最高的假山，偷偷地眺望外部的世界，那样子让人看了眼睛发酸。偶尔获得一点外部世界的消息，他都会欣喜若狂。越是不让他出去，他心中的欲望就越强烈。每当他要求出去的时候，内廷人员都会阻止他，并告诉他说外面的世界很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有时候，他们也觉得这样对待一个小孩子太残忍，所以就骗他说等他再长大一些就能出去了，但是在这之前，他必须学会忍耐。我不知道当时皇上心中作何感想，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明白这只是一种敷衍性的托词。

不过皇上后来还是获得了一次走出紫禁城的机会，但是那次机会得来的背后却是残忍的事实。1921年9月30日，皇上的母亲醇亲王福晋去世了72，在此情况下谁也没有理由阻止皇上外出，他终于得到了一次宝贵的外出机会。10月1日早晨，他乘车前往醇亲王府哭丧，并在那里停留了半日。虽然走出了紫禁城，他的行动还是不自由，从神武门到醇亲王府沿途布满了军警，名义上说是为了加强保护，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监视皇上的行动。

民国政府对这位满清的没落皇族是相当客气的。如果要出紫禁城，必然要经过三座门。在帝制时代，中间的那座门只允许皇帝通过，其他百官和普通民众只能走东西那两个小门。民国成立后，大总统为了自己的威严，又下命令说只允许自己一个人走中间那道门，其他人一律不准通过。但是这次宣统帝外出，中间的那座门还是打开了，民国政府给予了他“元首”级别的待遇。

皇上前往醇亲王府的时候，不是坐轿，而是坐汽车，他的随从们也一样。虽然早已经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但他的出行还是引来了许多人的围观。他们站在警察身后，翘首望着车队，希望从中看到昔日统治者的模样。一路之上，没有什么大的波澜，既没有革命党来行刺，也没有侮辱谩骂，大街上一片静悄悄，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丧礼结束之后，皇上提出想在北京城内溜达溜达，但这个提议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有人说出去游玩需要花许多银子，现在内务府的金钱已经不多，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下半年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有的说这需要徐世昌总统的批准，如果前去请示的话，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的说在他前往的路上需要大量的军警保护，而现在抽调不出足够的人手。他们这样说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更大程度上是为了阻止皇上外出。见此情形我上前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何不让皇上微服出游呢，他身边一个人也不用带。”虽然我觉得这样很好，可是一说出来，大家立刻群起而攻之，觉得我是在开玩笑。

虽然皇上出城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归来之后他强烈要求买一辆汽车。他的这个提议被人们认为可笑，的确，待在紫禁城里面哪里用得着汽车呢！当时反对他这么做的人有许多，他的父亲醇亲王就是反响最强烈的一个73。但在皇上的坚持下，内廷人员最终还是妥协了。有了汽车之后，很快他就获得了一次外出的机会。他的师傅陈宝琛不幸身染重病，民国政府特批皇上前去看望，于是1922年5月13日，皇上坐上他的私人汽车前往陈宝琛的府第。虽然病情严重，不过幸好这位老先生身体底子不错，竟然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1934年我离开北京的时候，他仍然活着，那年他已经87岁了。同年，皇上的满文师傅伊克坦病重，皇上再次坐车前往探视。

虽然这两次出门均为私人事务，但是仍然有内廷人员和两个民国军官跟从。刚开始我真的以为这两个军官是来保护皇上的，后来才明白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监视皇上。在出城的路上，他们只允许皇上前往自己的老师家，其他地方一概不准去，尤其是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那更是禁区。内廷人员和民国政府是保持高度一致的，他们不仅不为皇上着想，还时常帮着民国那两个军官劝说皇上。

在清廷任职期间，我曾两次去拜见徐世昌总统。当谈起宣统帝的行动自由的时候，他说只要宣统帝还活着，民国政府就不会干涉他的私人自由，但是范围仅限在紫禁城内。当他听完我要改良紫禁城的建议后，怎么也不肯赞成，他觉得清廷怎么过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作为民国大总统他不便参与。这个理由很冠冕堂皇，其实是因为他不想开罪各路军阀，比如说段祺瑞、张作霖和部分王公贵族。

电话、眼镜与辫子

仅仅买了一辆汽车，远远不能满足皇上的需要，虽说有出宫的机会，但终究不能经常。后来，他又想在紫禁城里面装电话，这个提议自然又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如果皇上装了电话，随便什么人只要知道了皇上的电话号码，就能打过来聊天，那样有失皇上的威严；除此之外，如果让某些革命党、反对派知道，他们也许会打电话过来侮辱谩骂皇上。虽然那些人的反对理由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最终电话线还是进了紫禁城。有了电话以后的皇上开朗了许多，他不仅利用电话和身边的人开玩笑，而且还和京城里面的一些菜馆联系过74。

1921年到1922年间，紫禁城里面发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我是脱不开关系的，对这些事情我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

我前面说过，皇上喜欢读报，结果长期的眼睛劳累让他的视力逐渐下降，最后在不知不觉间患上了很严重的近视。刚开始的时候，他老是说自己头痛、看不清东西，御医开了几服药也不见效。我知道这个情况的时间要相对晚一些，上课时皇上的一些奇怪表现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毓庆宫的书房里，皇上书桌上有一个小闹钟，但是我惊奇地发现，他每次看时间的时候，都扭头去看墙上的那个大挂钟。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自己看不清楚面前的那个小闹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他的眼睛已经近视得很厉害了。

我立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内廷相关人员和皇上的亲生父亲醇亲王。让我吃惊的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出奇一致，那就是漠不关心，好像觉得那不是多大问题似的。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自告奋勇替皇上找了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让他来给皇上检查一下眼睛。可是当那个眼科医生来到以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端康太妃，即瑾妃，听说有人要看皇上的眼睛的时候，非常生气。她严令手下人不让那个眼科医生接近皇上，理由是：皇上的龙目非常珍贵，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看的。我再三恳请她为皇上想一下，见我不肯罢休，她接着说：“假如让这个外国大夫检查，结果是近视眼，那皇上就要戴眼镜。这太不像话了，你看一下，我们满清皇上有哪一个是戴眼镜的？”听完这话，我立即回答：“我不知道你们历代的皇上有没有戴过眼镜的，但是我知道，如果皇上是近视眼，那么他就要戴眼镜。”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就说如果他们不让这个眼科医生给皇上看眼睛，我就会在1921年底辞职不干了。看到我的态度如此坚决，内务府和醇亲王只得勉强同意，但是端康太妃仍然不答应。

当时我说那些话，绝对没有要挟端康太妃和醇亲王的意思，我只是想多为皇上做些事情罢了。但是我这么说，有些人反倒高兴了，他们巴不得我早日滚出北京城，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继续为非作歹了。

虽然我的那种说法太莽撞，却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经过长时间的协商，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在1921年11月7日，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朋友贺华特（H.J.Howard）教授，让他来给宣统帝看一下眼睛。当时，贺华特是协和医学院的知名教授和著名的眼科专家。我请贺华特来紫禁城这件事，当时并没有告诉端康太妃。直到贺华特给皇上诊视完毕，我才让人告诉她，那时即使反对也来不及了，我之所以如此大费周折也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11月8日早晨，贺华特医生来到紫禁城，同时前来的还有一位名叫李景模的中国助手，在他的帮助下，贺华特医生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诊断的结果让人心痛，皇上眼睛的近视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想要补救，非得戴眼镜不可。除此之外，一年之后还要再检查一次，以便确认近视程度有没有好转。当诊断结果出来以后，贺华特和助手都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请医生？当我向他们讲明我面临的种种阻挠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从此以后，皇上就戴上了眼镜。戴上眼镜后，他不仅能够看清楚东西了，头也奇迹般不痛了。短短一个月过去，皇上越发喜欢自己的那副眼镜了，大有一刻也不能离开的架势。如果细心一点的人就会发现，从那以后皇上所有的照片都戴上了眼镜。这件事情虽然对皇上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宫中的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指责我多事。他们不仅对我的行为不满意，甚至还希望端康太妃不要宽恕我，大大责罚我一番，幸好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到现在也不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触怒了端康太妃，比起她而言，皇上的健康更重要75。

这件事情至此可以圆满地画上一个句号了。但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记述一下比较好。任务结束后，贺华特医生说什么也不肯接受诊断费。在此情况下，皇上只好让内务府给协和医学院送去一千银元，以示感谢。自此以后，贺华特医生变得更加有名了。大家都知道他曾经为皇上看过眼睛，并且受到了皇上的封赏。虽说这样的声誉贺华特医生当之无愧，但是也给他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不明就里的人以为皇上一定赏赐了许多东西给他，结果老是想着去捞点便宜，后来贺华特医生到东三省的时候，竟然惨遭绑架，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除了皇上的眼睛以外，我还对另外一件事情负有间接责任，那就是皇上剪辫子事件。满清王朝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们背后的大辫子，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看到皇上抚摸着自己的辫子发呆，在此之前他就曾多次向我表达过要剪掉辫子的愿望。那个时候，皇族人员大都把辫子剪掉了，见此情况，他也想把自己头上的辫子剪掉，可是内廷的那些人说什么也不让他这么做。在他们看来，皇上是所有满洲人的主人，如果连他也把满洲人的标志剪去了，满洲就真的完蛋了。尽管他们三番五次地阻挠、劝解，皇上只是保持沉默。一天，他突然找来了宫中剃头的太监，让他把自己的辫子剪去。那太监登时脸就变白了，他哭着喊着请皇上三思。他自己也知道，如果把皇上的辫子剪去了，弄不好自己是要被杀头的。皇上看到他这个样子，并不为难他，自己走进另一个房间，把房门锁好后，拿起大剪刀，一下子就把辫子剪掉了76。

对于皇上剪辫子这件事情，内廷里面很多人责怪我，他们把皇上剪辫子的原因归结为我的唆使。皇上剪辫子这件事情对当时人们的触动还是很大的，原本在紫禁城里面有1500多人留辫子，自从皇上剪辫子后不到一个月，整个紫禁城就只剩下皇上的三位师傅还继续留辫子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皇上的满文师傅伊克坦病逝，整个紫禁城的辫子就只剩下两条了。这两位师傅有自己的说辞，他们不肯剪去辫子，是为了表示不忘本和表达对民国的抗议。

皇上剪辫子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当时不少新闻报刊的注意。他们纷纷加以报道，天津的《华北先驱报》在1922年10月28日刊载说：“从逊帝剪辫子一事，我们可以看到逊帝是一个很开通的青年人。这件事情也表示他愿意接受近代文明，不甘与落后的封建思想为伍，他的这种行为，必定会为他增加不少声誉。”

皇上的中文师傅对这件事情非常恼火，可也毫无办法。就在皇上剪辫子后不久，他的中文师傅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大意是说洋人要把满洲人残害殆尽，不仅占了中国大量的土地，连满洲人头上的辫子也不让留了。我看到这首诗后，感觉非常痛心，中国的沉沦确实有西方国家的责任，但是也不能什么事情都怪罪到我们这些洋人身上。皇上想要剪辫子是他个人的主意，我并没有直接劝他这么做。

胡适觐见成了大新闻

为了让皇上接受近代文明，我曾推荐他读陈独秀等人编写的《新青年》，正是因为这些刊物，他渐渐对当时人们提出的“少年中国”产生了兴趣，进而导致了紫禁城里面发生的第三件大事。我私人认为主持《新青年》的那些人物言辞太激烈，我是不主张皇上向他们学习的，但是他们的许多观点对皇上很有启发意义。我不想让皇上跟着那些激进派走，但是在无形之中却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之所以向他推荐那些刊物，最初只不过是想让皇上了解中国其他的青年人头脑里在酝酿着怎样的思想观念。在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下，不管这股激进之风是好是坏，每一个青年人都有投身进去的必要。当然了，像这样的观点和言论，皇上不可能从他的中文师傅那里了解到，这也就是人们责怪我的原因。

力主进行新文化运动的人，有几个我是认识的。有几个《新青年》的编辑和文学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和我同属文友会的会员，由于文友会定期有集会，所以我和他们几个的关系相当不错。文友会创办于1920年，截止于1924年，参加人员不限国别，只要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和独到的见解，我们都敞开门来欢迎。比较荣幸的是，我还担任过该会一年的会长，而我的下一任就是我那个大名鼎鼎的好朋友胡适。由于这层关系，我经常选择一些胡适77的文章给皇上阅读，使他能够了解到当时中国文化界、思想界最新的发展动态。可令我没想到的是，皇上看完胡适的文章后非常感兴趣，非要见一见这个胡博士。这就直接导致了1922年5月胡博士被召进宫的事件。

很自然，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觉得让这样一个“危险分子”走进紫禁城太不应该。可这个时候的皇上已经不同往日了，他知道如何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胡适进宫之前曾和我讨论过礼节问题，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向皇上下跪的。我明白他心中的想法，告诉他皇上不会要求他下跪，他听完之后很高兴。发邀请的时候，是皇上亲自打的电话，内务府并不知道。结果胡适应邀到了神武门之后，把守宫门的卫兵不让他进去，直到卫兵收到皇帝放行的传令，才允许胡适进去。

胡适和皇上具体的谈话内容和情形我并不知道，但事隔没多久，胡适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上面邮戳显示的日期是1922年6月7日。在信中，他大略讲到了当时的情形，现在我就摘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读出某些东西来：

我入宫见皇帝时，他对我很客气也很恳切。我们谈到新诗和新诗人以及其他文学等事情，我在宫里的时间只不过二十分钟，本来我预定的时间不止那么短的，因为在神武门受阻，把一部分时间耗去了，并且我又另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不得不向皇帝陛下告退。……我原意是不想新闻界知道我们这次会见之事的，可是，不幸得很，有很多家我不大看的报纸却似乎认为这是一件大新闻，把它发表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不管怎么说，胡适和皇上的这次见面注定要成为大事件，这不仅是新旧两种思想的对碰，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观，为此很多报纸都做了报道，比如1922年8月11日的《京津时报》曾有过专门报道。这件事情结束后，新文化运动中的左派人物就攻击胡适，说他革命之心不坚定，与封建落后思想为伍78。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很久，对此我也很抱歉，觉得很对不起这位老朋友。

为使大众了解事实，胡适特撰《宣统与胡适》一文，刊载在当年7月23日出版的《努力周报》第12期，全文如下：

“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下，我就坐了。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很单弱；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他穿的是蓝袍子，玄色的背心。宫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本日的报十几种，内中有《晨报》和《英文快报》；炕几上还有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西游记》。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都是文学的事，他问起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作过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我提起他近来亲自出宫去看陈宝琛的病的事，并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此外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事，如他出洋留学等事。

那一天最要紧的话，是他说的：‘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我们谈了二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了。

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情味的事，在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件事作‘新闻’，还捏造出‘胡适为帝王师’，‘胡适请求免跪拜’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

像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而且大部分事情都和我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客观来说，皇上对自己生活的环境不满意，想要尽最大努力去改变，这里面包含着我的影响。因此在1922年前后，在整个紫禁城里面我非常不受欢迎，以前培养起来的良好的人际关系顷刻间土崩瓦解，对此我没有太多的埋怨。内务府因为有绍英的存在，对我还算客气。但我看得出来，这种客气背后掩藏着的是极端的厌恶和排斥。从一开始到现在，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作自己人。幸好皇上对我的信任有增无减，这多多少少让我有了些许安慰。后来我实在顶不住压力，想要辞职，可皇上和徐世昌总统都不答应，我也只好作罢，继续留下来做皇上的英文老师。

真龙振翅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不能接受民国的施舍，觉得自己应该抬起头来、自食其力。当时清廷里面的人都对现状很满意，可是宣统帝却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耻辱。他觉得自己被民国政府豢养了，就像一条小哈巴狗。

四处寻求保护的小朝廷

1922年的中国并不太平，政局一直很紧张。处于南方的军政府坚持不承认北方的军阀政权，作为回报，北方政府也指责南方军政府扰乱国体。但是如果就此把北方政局不稳定归因为南方军政府就不正确了，北方政局之所以混乱，主要是由于皖系、奉系、直系三派军阀之间的互相争斗。这三派军阀都想占据北京政府，在他们看来，只要控制了北京政府，就可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就可以号令天下、自称正统了。在这三派军阀中，盘踞东三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79之间的矛盾最大。张作霖对自己只能蜗居东三省的现状非常不满，发誓要拿下北京做全中国的主人；与此同时，吴佩孚却很瞧不起这个北方的军阀，吴佩孚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宣称要用武力统一全中国，把人民引向光明幸福的新生活。在1922年之前，张作霖想要控制北京的意图并没有那么明显，只想扶持宣统上台，进而自己在幕后操纵。但是由于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从1922年下半年开始，他对北京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张作霖图谋不轨，他不断地收买紫禁城里面的人，让他们为自己窃取情报，以便随时掌握皇上、内务府以及其他王公大臣的活动情况。到1922年的时候，几乎全紫禁城里面的人都认为张作霖是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更把张作霖当作自己的护身符，以为只要有他保护，清室就不会发生什么意外，自己的性命和财产也就不会受到侵犯。面对此种情况，我感到十分焦虑。我不敢说全部的王公大臣都被张作霖收买了，但至少内务府已经站到了张作霖那一边。内务府做什么事情都要先考虑自己的实际利益，他们想利用张作霖来保全自己，但是在无形之中反倒被张作霖利用了。抱着依赖张作霖的态度，内务府的人员把张作霖当作了自己的再生父母，竭尽全力帮助他，把自己降到了卖主求荣的位置上。

徐世昌做大总统后，虽然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但北京政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皖系军阀手中，这让直系军阀很恼火。民国九年（1920年）的7月3日，早不满意自己地位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共同出面通电全国，要讨伐皖系军阀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80。直系军阀势力强大，大总统徐世昌想要息事宁人，就罢免了徐树铮的内外一切职务。段祺瑞见此情况大怒，立即弹劾曹锟、吴佩孚二人。迫不得已，徐世昌只好又把这两个人留职察看了。段祺瑞对这种处理结果非常不满意，于是在7月9日组织定国军，前去讨伐曹锟、吴佩孚。曹、吴二人立即应战，双方在14日展开激战，由于实力差不多，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见此良机，张作霖立即挥兵南下。经过激战，奉、直两系军阀获胜，皖系势力基本上被消灭。这就是著名的皖直战争。

徐树铮有段祺瑞做靠山，很是硬气。在他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期间，总统是黎元洪，但是徐树铮处处秉承段祺瑞的旨意，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一次，因公布福建三个厅长的任命书，徐到总统面前盖印，当黎问及三人情况时，徐不耐烦地瞪起眼睛说：“总统不必问，请快点盖章，我的事情很忙。”黎备感难堪，连连叹息：“昔受项城（袁世凯）侮辱，今又见侮于段。”

就是这场发生在北京郊区的战争，把紫禁城内的人吓得够呛，从这场战争中，我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张作霖的真正用意。这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张作霖的部队好像受到了不小的损伤，消息传来后，全紫禁城的人都慌了神。如果让反对派控制了北京，那么这个小朝廷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当天晚上，一名小太监请我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在会上，内务府人员要求我负责保护皇上，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就动用我的关系把皇上转往外国公使馆居住。听完他们的叙述后，我没有推辞，回家稍微收拾了一下，就拎起一个皮包前往紫禁城住下了。但是过了没几天，消息又传过来说张作霖胜利了，顿时整个紫禁城一片欢腾。见此情状，内务府的官员认为我已经没有必要再保护皇上了，就又劝说我回家去住。张作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整个紫禁城的心，当时让我感到很意外，后来仔细想想也就不难理解这是为什么了。

不管小朝廷如何信任张作霖，最终他们还是失望了。早先的时候，清室大到王公大臣，小到太监、女眷，都对张作霖抱着非常大的期望，但是形势在1923年起了重大变化。随着吴佩孚势力的扩张，直系军阀势力渐渐控制了整个华中、华北。面对这种发展态势，当时北京的政治家都预言，不久之后，吴佩孚将控制整个北京城，成为中国的主人翁；而与之相对比，张作霖的势力将会被消灭，就算不被消灭，从此以后他的军队也只能徘徊关外，失去了进入中原的实力。

面对这种情形，小朝廷再也坐不住了，还是内务府打前站，他们率先表示要支持吴佩孚。在内务府的引导下，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纷纷向吴大帅暗送秋波。对此情况张作霖不会不知道，但是形势所逼，他也毫无办法。如果这些事情张作霖还能忍受，那么发生在吴佩孚生日宴会上的那件事情，张作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那一年的三月初七是吴佩孚的五十大寿，中外许多知名人士前往洛阳祝寿，甚至侨居国外多年的保皇党领袖康有为也亲身前往了81。见此情形，小朝廷当即派出特使郑孝胥前往示好。小朝廷送出的礼物是一块匾额，吴佩孚很重视，把这块匾额摆放在客厅正中间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以示自己对皇帝的耿耿忠心。恰巧，民国总统黎元洪送的寿礼也是一块匾额，吴佩孚把这块匾额放在了一边。不但如此，皇上所派的代表，其座次也在黎总统代表之前。

不管张作霖、吴佩孚出于什么动机，表面上来看还是尊重、拥护皇上的。在拥护皇上的背后，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打算，恰恰因为这个，使得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加深了。随着吴佩孚势力的增长，小朝廷也日益向他靠拢，这让张作霖非常生气。这种赌气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他对小朝廷王公大臣们的不理不睬。

不仅如此，张作霖还和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闹得很不愉快，他们两人之间曾有过几次争吵。张作霖非常看不惯徐世昌两面讨好的处世态度。后来吴佩孚反对奉系军阀支持的梁士诒内阁，徐世昌为了息事宁人，就没有出面管这件事情，任由梁士诒内阁倒台了。张作霖非常恼火，于是就有了1922年4月26日的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张作霖非但没有报成仇，反而被直系军阀打了个落花流水，丢失了大量的地盘，不得不退到关外。

大总统徐世昌原来是支持奉军的，这次奉军惨败，他自己也觉得总统职位难以保全，就提前辞职了82。他虽然辞职了，可张作霖并没有放过他。回到东北以后的张作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觉得是徐世昌出卖了他，帮助直系来削弱自己的实力。如此一来，张作霖倒是没什么，只是苦了徐世昌，原本想两面讨好，结果反倒落了个两边都不满意、两边都得罪的下场。

1922年是个多事之秋，皇室人员经过仔细的衡量发现，不管哪一家军阀取胜，对皇上都是一个不小的威胁。他们在惊恐之下又来找我，重提旧事，想要我在英国公使馆帮助皇上找一个避难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皇上就可以安全地避居那里。对这种请求，我找不到推辞的理由。那时英国的驻华公使已经不是朱尔典了，继任者是贝尔比·阿斯顿爵士（Sir Beilby Alston）。我向他说明情况以后，他非常同情皇上的遭遇，也乐意提供这样一处住所。不过他不想直接出面邀请，害怕别人说他干涉中国内政，进而沾染上不洁之名。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英国公使馆内为我提供一个房间，准许我居住在里面，然后由我出面邀请皇上来居住，这样就能避开旁人的闲言碎语了。后来我又和葡萄牙公使馆、荷兰公使馆交涉，希望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向满清皇室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也都坦率地答应了。自此，皇室的安全问题算是解决了。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这种担忧只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直系、奉系两派军阀之间的较量，直到几个月后才正式展开。因此，皇上移居东交民巷的计划也就搁浅了。虽然皇上的生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但是他和张作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了。后来张作霖和西北督军冯玉祥交好，这也直接导致了皇上在1924年11月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的严重后果。1922年的时候，冯玉祥在陕西做督军，当时他曾向奉系军阀张作霖宣战，大骂张作霖通敌叛国、破坏共和政体。但不知为什么，这两个人在短短的两年间，关系竟然迅速升温、打得火热，但事实就是事实，容不得人们有过多的猜想和杜撰。

皇帝成了受人豢养的哈巴狗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一片，军阀们你看我不顺眼，我也瞧不起你，双方你争我抢，各不相让，稍有冲突就兵戎相见。相比外面的世界，紫禁城里面的生活就安静得多。1922年的时候，宣统帝已经16岁了，他对自己的处境渐渐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同时对内务府的贪污腐化状况也有了深刻了解。这个时候的他，对紫禁城里面的生活越来越不满意。同时，他知道内廷的那些人都是目光短浅之辈，只满足于现状，根本不可能理解他内心的伤痛。他是一个很热心的爱国者，对自己的子民正在遭受的苦难，也感到非常痛心。很多时候，我看到他在深深责备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但谁让他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呢？他希望看到中国繁荣富强起来，而不管是在谁的领导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不能接受民国的施舍，觉得自己应该抬起头来，自食其力。其实，虽然民国每年仍旧会支付清廷一定的金钱，但是比起往年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救济式的恩遇就会完全消失。当时清廷里面的人都对现状很满意，可是宣统帝却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耻辱。他觉得自己被民国政府豢养了，就像一条小哈巴狗。在平日闲谈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表述过这种想法。

直奉战争之后，徐世昌自知大总统职位岌岌可危，于是提前递交辞呈，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居住。离开北京的时候，徐世昌的表情非常落寞，人们对他的离去也没有表示惋惜。对徐世昌的辞职，我和皇上都深表遗憾，但是也无力回天。至于北京城的老百姓，他们都觉得徐世昌是个逃兵，是个胆小如鼠的怕死鬼。但是熟悉他的人都不会同意这个观点，客观地说，徐世昌更像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待人温文尔雅，颇有古代的君子之风，为此他也受到了朋友们的爱戴83。

徐世昌在大总统任上的时候，也曾想过要为国为民做些事情，只不过面对当时的形势，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他当政期间，皖系、直系、奉系三派军阀互相争斗，把他夹杂在中间左右协调，可以说是出尽了苦力却没有捞到丝毫好处。

徐世昌没有退位前，总会按期宴请几个满清王公和毓庆宫的师傅们，席间他常常会提及自己以前受过的恩典，并表示自己对故主的关怀。见过他说这话的人都不会怀疑他的真诚，并且我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有必要，他会放下总统的尊严和架子拜倒在皇室脚下的。每次我和他私人会面的时候，他提到垮了台的清朝时，用的词语都不是“前清”，而是“本朝”。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问题，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称呼里面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涵。在封建社会里面，无论官民，称呼自己的国家一律用“天朝”“国朝”或者是“本朝”。当时徐世昌身为民国总统，竟然把前清政府称为本朝，足见他满脑子的帝制思想。

表面看来徐世昌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是新思想、新潮流的代表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满含着旧王朝的封建思想。不过徐世昌比张勋要聪明得多，他从来不公开宣称自己的复辟梦想。他深深知道，封建王朝的寿命已经终结了，如果谁要再复辟，那就是逆潮流而动，势必会被历史的车轮碾个粉碎。每年徐世昌都会给皇上送来礼物，按理说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是内务府的有些人还在指责他，说他在给皇上送礼的时候，不仅不下跪，也不称皇上。听完这话后我当时就指出他们这种说法的荒谬性，不管徐世昌对清室有多么深的感情，他名义上仍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如果这个民国大总统对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俯首称臣，那么就不仅是徐世昌本人的耻辱，更是整个中华民国的耻辱了。

徐世昌辞掉民国大总统职位以后，在天津的英租界度过了一段非常安静的日子。他完全不管外面的事务，过着文人雅士般的隐居生活84。1933年我去天津参加他的80岁生日宴会，见到他的时候，他依然精神矍铄，这让我很欣慰。徐世昌死于1939年6月6日，享年85岁，当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还通电褒奖，“用示国家眷念耆旧，激励忠贞之至意”。

连婚姻都是阴谋

皇上对宫中生活非常不满意，尤其是对内务府那些人，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当时和他见过面的人，都能从他脸上读出这种愤怒。内务府那些人把他装扮成皇帝，从中大肆敛取钱财。他们并不傻，当然看出了皇上的愤怒。为了缓解皇上的愤怒，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尽快给他选择一个皇后。

在内务府的操办下，1922年阴历二月十三日，即民国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当时的皇家报纸宫门抄刊登出了这样一则消息：“荣源之女郭布罗氏立为皇后。”中国皇家的婚姻制度和西方有很大的差别。在西方，只要双方正式登记结婚，这名女子就是理所当然的皇后了；但是在中国则完全不同。如果一个女子想要成为中国的皇后，首先必须要经过皇上的册封，册封的谕旨写在金册上面，由当时的文学大臣用华丽的词藻撰写而成。经过了这道程序，不管两人有没有正式举行婚礼，这名女子都可以称为皇后。所以，宫门抄发出的这个消息，并不代表他们已经结婚，也不代表他们就要结婚，仅仅是完成了上述程序而已。

荣源的女儿被封为皇后的时候，荣源全家正居住在天津。自从辞掉官职以后，他就一直借居天津。荣源本来是满洲贵族，他的祖父曾经做过吉林将军，家世显赫。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荣源年纪尚轻，所以并没有在朝廷里面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他的第二个老婆是毓朗贝勒的女儿，因此他自己也夫随妻贵了。要说毓朗贝勒，那可是一个大人物。此人早年留学日本，在宣统二年的时候担任过军机大臣，不仅如此，毓朗贝勒还是乾隆皇帝的嫡派子孙85。这么多显赫的光环加在他身上，让他身边的人也沾染上了荣光。当时被选为皇上老婆的，除了荣源的女儿外，内务府还选择了端恭的女儿为淑妃。比起荣源，端恭的地位就差多了。满清王朝还在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名候补知县。

这次为皇上所选的后妃全都是满族人，这符合清朝的历史传统。在满清皇朝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汉族女子被封为皇后。这是清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定下来的规矩，很多汉人对此深感失望。康乾盛世的时候，汉人曾经萌发过一个愿望，那就是将来皇帝能够到汉族中间来选择皇后。但满清皇族的思维无疑是顽固的，从清朝的第一位皇上，一直到最后一位，所有的皇后都是满族人。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扬言说皇上将来要选徐世昌的女儿作为皇后，但这充其量只是民间传闻而已，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传闻的准确性86。

自家女儿被封为皇后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那年的3月14日，荣源携全家入宫谢恩，席间说了许多感谢皇帝的话语。与此同时，淑妃一家也派人前往皇宫谢恩。由于官职低微，淑妃一家并没有获得当面向皇上谢恩的机会，只能拜托内务府转奏。不久之后，皇上又加恩典给荣源，赏赐包括头品顶戴、御前侍卫总管、紫禁城骑马等荣耀。两个月后，荣源又被提升为内务府大臣，最后还加封了公爵。

中国的封建王朝向来采取的是一夫多妻制，皇上除了皇后以外，还可以拥有众多的嫔妃。但是宣统帝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他坚决不同意一夫多妻制，这让主持婚礼的三位太妃非常为难。宣统帝不愿意一夫多妻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整个紫禁城为之震惊，他们一方面指责皇上破坏祖宗规矩，另一方面也十分不理解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此，皇上有自己的解释，他觉得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同于以往了，一夫多妻制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和侮辱。在众多的反对人员中，三个太妃反对得最厉害。皇上被逼无奈，只好选择了文绣为淑妃。宣统帝不肯采纳一夫多妻制，清室的很多人认为是受我的影响。当时我并没有申辩，如果他真的是受我的影响，我将感到非常光荣，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向他灌输过这样的观念，就是偶尔讨论起关于结婚的话题，我也只是劝他说他的年龄还小，没有必要这么早就结婚，结婚的事情可以推迟几年再考虑。国外某家杂志说我把宣统帝教成了花花公子，纯粹是无稽之谈。

皇上结婚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有人替他打理好，所以在那段忙碌的日子里，他的空闲时间反而多了。

皇上想逃往英国公使馆

这年6月份，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事情发生后，我立刻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的好朋友李经迈。这封信总共有一万多字，在这里我摘录了其中的一部分，大家可以从中得知有关当时情形的一些信息。

亲爱的李经迈先生：

端午佳节的时候我因故离开北京，等到回来已经是6月了。刚到家就有人告诉我说出大事情了，经过询问才知道徐世昌总统辞职了。皇上得知我归来的消息，立即派一个心腹太监送来一封信。在信中，他请我当日下午3点钟务必到宫中和他见面，同时他还让我预备好两辆汽车在东华门前等候。虽然他并没有告诉我什么事情，但是我能猜到那天下午肯定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于是我就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了。我自己家中只有一辆汽车，所以在中午时分又去租了一辆，到了下午我开着车子准时出现在了东华门前……

刚一进宫，小太监就告诉我说皇上已经在养心殿等候多时。走进养心殿，我发现偌大的宫殿里竟然找不到第三个人。这次会面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长达一个多钟头，他要求我立刻带他到英国公使馆去。看得出他已经下定决心，不然也不会让我多雇一辆汽车。他的意思是自己和我坐一辆车，他的随从坐另一辆。当我问他去英国公使馆做什么的时候，他说一到公使馆，他就会发表声明，告诉全中国人民他的真实想法；他还会说明自己接受民国政府每年四百万银元的做法是可耻的，他不想再无功受禄了，从此以后要搬出紫禁城，不再浪费人民的血汗钱；同时，他也准备放弃皇帝的尊号，前往欧洲旅行。为此，他希望能够亲自前往英国公使馆一趟，拜托英国公使为他办理这些事情。如果可以，他想一直居住在英国公使馆，直到所有必需的手续办齐全。

现在的皇上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他有了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以前我曾和他讨论过世界政治格局、中国局势的发展等问题，而如今他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了。虽然现在北京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风浪，可是他已经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随着知识的丰富，他逐渐了解到自己生活的不合理性，如果一日不能改变这种局面，他的灵魂便一日不得安宁……

皇上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使我感到诧异。在此之前，他曾多次向我透露过这样的想法。正是有了以前的铺垫，今天突然听到这个消息，我才不会大惊失色。我想他正是知道我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才会如此推心置腹地把全部计划告诉我。但是对这件事情我还是感到非常不妥，徐世昌总统今天刚刚辞职，紧接着满清皇帝又跑到外国公使馆，面对此种情形，就是头脑再清楚冷静的人也会胡乱猜疑，他们会觉得徐世昌和宣统帝两个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不仅如此，那些平日里就喜欢小题大做的新闻媒体，也肯定不会放过这个绝佳新闻，它们肯定会连篇累牍地攻击皇上和徐世昌……

我坦率地告诉皇上，这个时候他想做公使馆的客人是不可能的。不错，前不久公使馆是答应收留他，但是如今形势变了，公使馆肯定会作出不同的抉择。在北京发生内战的时候，公使馆答应收留皇上，纯粹是为了他的个人安全考虑，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援助。而如今呢，北京城一片安静，毫无危险迹象，如果此时英国公使馆收留皇上，那无疑会遭来他国的闲言碎语，进而影响到两国的正常邦交。既然此时皇上已经失去了要求英国公使馆庇护的客观条件，他想利用英国公使馆向全国发通告的想法就更不可能实现了。英国政府绝对不会答应他这么做的，否则，英国公使馆不仅会得罪中国人民和民国政府，引起他们的反感，其他的西方国家也会指责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在不合适的时候错误地为宣统提供庇护。为了劝说他打消这个念头，我打算立刻出发去见英国公使阿斯顿爵士，并保证在一个小时内给皇上带回答复。但是，已经下定决心的他听不进我任何建议，一心想立即行动，连一个小时都不愿意等……

事情不会说来就来的，皇上之所以选择在那天向我提出要求，我想背后肯定有原因。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这些原因归结起来无外乎以下三点：

首先，皇上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通过不断地读报自学，他对世界格局和中国形势发展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通过对那些政治家言论的仔细对比分析，他在脑海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个人见解。因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对自身的处境有比较明晰的了解，根本不再抱有任何奢望了。比起他的师傅们，皇上对世界了解得更多，知道的事情更多、更全面。他不仅知道中国的历史状况，也知道西方国家的发展史，所以他能比较清晰地体悟出王朝兴衰的真正原因。长大以后，他对自己王朝被推翻这件事情一点儿也没有埋怨，曾经很坦白地向我承认慈禧太后的腐败和无能。如今的他和孩提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虽然有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他还是感到非常不幸福，这恐怕主要是来自精神上的压力。懂事以后，他觉得只拿钱而不做事，对他简直是一种侮辱。

再者，皇上痛恨宫中的腐败现象。在平日聊天的时候，他有时甚至会破口大骂某人，说他是国家的蛀虫、人类中的败类。在这里我不想一一列出这些人的名字，不过我觉得你能了解皇上的真实想法。对内务府那些人来说，没有比捞钱更重要的事情了，只要有钱赚、有利图，他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扑上前去。庄和太妃死的时候，她的遗体还没有抬到慈宁宫，太监们就已经把她的财宝分割殆尽了。在如此贪婪的风气下，人不再是一个人，而变成了只知道敛取金钱的畜牲。比起这些，王公大臣们反对他追查事实真相更让他伤心。看尽了这些人的丑态，他再也不想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了。况且，长期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封闭环境里，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每天只戴着虚伪的面具生活，他已经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经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和我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当初与民国政府签订优待条件的人，不是为了满清皇室的利益，而是为了保全他们个人的私利。如果不把皇室保存下来，那些人想要继续保持奢侈的生活是不可能的。长期待在宫里面，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在社会上谋生的能力。除了吸取清王朝的血液，他们真的不知道靠什么养活自己。无疑，皇宫里面的人都想皇上好好地活着，他们知道，一旦皇上死去，他们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保障。只要皇上还活着，只要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还有效，他们就不会存在丢掉饭碗的危险，他们的生活也会简单许多。比起皇上的健康，他们更在乎皇上是不是活着。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在乎皇上眼睛的近视问题了……

第三个原因虽然不如前两者冠冕堂皇，但是显得更为实际。经过反复的讨论，中国的议会就要再次召开了。在议会召开期间，反对派议员肯定会提出取消优待条件的建议。因此，与其让人家把自己扫地出门，还不如自己乖乖离开呢，至少这样做能够保全珍贵的颜面。

除了这三个大原因以外，如果还有原因的话，那就是皇上对自己有名无权的尴尬处境不能忍受了。早在几年前，我就向皇上的首席师傅陈宝琛谈过，紫禁城内污浊的氛围不适合皇上的成长。听完我的话后，陈师傅曾多次找机会教导皇上要忍耐，并且告诉皇上说古往今来的帝王都是这样过来的。但是随着皇上的成长，这种毫无逻辑的谎话让他愈加反感。再听到这种胡话，他就会反驳说：“不错，以前的帝王行动是不自由，可是他们手中有权力。动用手中的权力，他们可以弥补自己在自由方面的损失。可是我呢？身边除了太监，就是内务府大臣，既没有子民服从，也没有事情可做，这样的日子不是人过的，更不是一个皇帝过的。”听完这话，陈师傅虽然还想反驳，但终究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我向皇上说了很多理由，劝说他暂时打消这个念头。最后我说，就算是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思办理了，他也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现在的中华民国有名无实，既没有大总统，也没有正式的议会，如此一来，就没有合法政府能够批准他放弃这项权利。听完我的话后，皇上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最终还是答应把这件事情暂且搁置一旁……

在以前的谈话中，我们也曾经谈论过这类问题。当时你和刘健之（李经迈的好朋友）都说，如果不彻底弄清楚清廷内部的财政状况，就宣布中止优待条件，对皇上是很不利的，那将引起人们的无端猜疑。正是你的这番话，使我不敢立即遵从皇上的话，而是让他三思而行。

内务府里面的贪污腐化状况，你我都心知肚明。12年来，他们一直蒙混度日，妄想扰乱皇上的视听，直到如今，皇上对自己的真实财产状况还是一无所知。很明显，放弃民国的优待条件将有利于皇上，可以使他从浑浑噩噩的日子中醒过来。如果有一笔详细的账目，皇上就能掌握大量的财产，这些财产足够保证皇上后半生的生活。在我的建议下，皇上一度决定要委派阁下和刘健之先生全权负责调查宫廷账目，他对阁下是很信任的，很多次他说，只要你愿意，他很乐意加封你为太保。如果这个建议得到实行，你的地位将在紫禁城内空前提高，同时你也能够自由出入内廷。当然了，内务府里面那些官员对此是坚决反对的。但此时的皇上态度非常坚决，他召见了那些大臣，并郑重地告诉他们说，他已经不再是傀儡了，从今以后他要成为紫禁城里面真正的君主。他要自己掌控命运，后来他还为此特意颁发了一道诏书来表明心迹。

因为阁下是将来宫廷财产的保护者，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向阁下交待一下皇室的财政问题。在阁下接管皇室财政以前，你有必要弄清楚民国政府的规定，确切明了哪些财产是属于民国的，哪些财产是属于皇室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民国和皇室之间取得最佳平衡。如果经常阅读报纸，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新闻，皇上不时将某些宝物卖掉换取金钱，现在已经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了。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完全属于国家所有，不是皇帝的私人财产，因此皇帝无权将这些宝物卖掉。就在我给阁下写信的当天，《顺天时报》还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说紫禁城里面的宝物最近经常流失，追究根源，是由于“某外国人”长期居住在紫禁城。虽然此类消息未可全信，但也足够引起我们的警惕了。此外，皇上对变卖宝物这件事是不隐瞒的，他一直把那些东西当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大体上，他肯定了《顺天时报》的说法，不过他说那里面的“某外国人”不是我，让我不要胡思乱想。说了这么多，我想阁下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此事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势必会影响民国和小朝廷的关系，进而危害到皇上。如果阁下当职，应该尽快和国民政府谈判，确立某些财产的最终归属权。

之前，我和刘健之先生谈过这类问题，他认为皇上大可不必放弃民国的优惠待遇。就算自己不堪忍受，必须要放弃优待条件，至少也要保持皇帝的尊号。从你以前的来信中，我看出你也有同样的想法。虽然我们二人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我与阁下的观点未必全部一致。我是主张皇上放弃皇帝尊号的，只要他一日还是满清皇帝，身边就会围着不少心怀叵测之徒。在此种状况下，就是皇上想要自立图强，也是不可能的。不放弃这个虚无的皇帝尊号，就等于要维持那个虚伪腐败的满清皇廷，这是我很不愿意看到的。不仅如此，只要溥仪还是皇帝，京城里面大大小小的报纸就不会放松对他的攻击。在他退位以后，虽然中国人民对他在紫禁城里面称孤道寡、加官封爵的举动根本不放在心上，可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退位的皇帝就和平民一样，不应该再有什么特殊的待遇，这是普天下都知道的公理。如今的中外人士在谈起宣统帝的时候，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只是一个虚空的概念罢了。为此，就算是抛开皇帝尊号，在外国友人的心目中，他也不会丢面子。对所有的人来说，就算是他抛弃了这个皇帝虚名，他仍然是中国退位的皇帝。

也许你们不主张皇上抛弃皇帝名号，心中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不抛弃皇帝名号，就相当于还保留了一丝微弱的复辟希望。对此观点，我抱以冷眼旁观的态度。阁下曾经到西洋各国考察过，应该知道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如果继续坚持君主专制，只会遭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唾弃。腐朽的封建王朝已经走向了终结，不可能再死灰复燃了。就算是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哪一天中国人民真的对民主共和制失去了信心，想要恢复帝制，那个时候的皇上依然是最受推崇的人。现在抛弃皇帝尊号，不仅不会有损于皇上的威严，如果日后复辟，还会成为皇上有力的砝码。前任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勋爵曾经和我谈起过这件事情，他希望有朝一日宣统帝能够完成学业，周游世界各地，顺利成长为一名健康的青年。假若如此，他的杰出表现也许能为他换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荣耀。这个希望虽然渺茫，但是并非难以企及。两相对比，阁下又觉得哪种主意更适合如今的宣统帝呢？要迈向新的政治生命，他就要抛弃皇帝尊号和民国优待费，否则是不会有人推举他的……

不可否认，毓庆宫里面的师傅们个个都是正人君子，不过他们生不逢时。在当今社会下，他们转变成了顽固守旧派的代表。时代已经把他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对于中国现今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潮，他们一概不知。比起他们的学生，他们的思想已经非常腐朽了。我这么说并不是有意贬低毓庆宫的师傅们，而是事实如此。在他们眼中，中华文明天下第一，其他国家的文化都是糟粕。如果皇上长期生活在他们的教导之下，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我清楚地记得，一次皇上和他的师傅谈起中国的财政状况，说人民的负担很重，生活非常艰苦，他想放弃民国给予的优待费，为民国作点贡献。没想到他的师傅不仅不赞成他的观点，反而说应该趁此机会多要一点优待费。在他的师傅看来，既然中国人民把满清皇室推翻了，那么他们就是皇室的敌人，他们的死活和皇室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思想啊！幸好皇上和他的师傅不一样，皇上对辛亥革命把自己的王朝推翻，不仅没有丝毫抱怨，反而倒过来为民国的百姓着想。皇上的心胸是非常宽阔的，有一次他对我说，南方的某个军阀很能干，如果那人能够统一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点。当时我就说此人是个激进派，对满清皇室一向是很仇视的，他立即反驳我道：“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百姓的日子好过不就行了吗？”……

皇上待我一向很好，我们甚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我也是非常看重这份友谊，才拖延到现在一直没有辞职。到紫禁城后，虽然我和醇亲王、内务府大臣的关系都不错，但我还是很恐惧，毕竟在我的影响下，皇上渐渐变得对现实不满了……

庄士敦谨上

1922年6月8日北京

我之所以不同意皇上立即放弃民国“优待条件”和皇帝尊号，除了上面所说的原因以外，其实还有更深的顾虑。在这些顾虑中，内务府及其党羽是极重要的一个方面。一旦皇上决定这么做，就意味着他们以后没有了吃饭的地方。在这种压力下，他们也许会铤而走险，做出对皇上不利的事情来。假如他们真的强迫溥仪下台，另外找一个听话的人上台，溥仪的麻烦就大了。虽然这种阴谋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可是在紫禁城里没人敢小瞧内务府的力量。这帮人不仅善于使用阴谋诡计，和民国政府中的某些军政要员也打得火热。

内务府掌管着皇家财政，库房中有着数不尽的宝贝，如果他们想要拉拢某个官员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皇上不满意他们控制财政的情况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早就想好了对策，每当皇上问起这方面事情的时候，他们都能回答得滴水不漏。皇家财产到底有多少，除了内务府的那些大臣，恐怕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当时我不敢答应皇上的请求，还有另外一个顾虑，那就是害怕他出宫以后受到复辟派的围攻。一旦宣布放弃皇帝尊号，皇上就只能以平民身份居住在紫禁城外，到了那个时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想要接近皇上就简单多了。失去了民国政府军事力量的保护，皇上等于赤裸裸地暴露在了全国国民面前。复辟派把皇上看成精神领袖，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接近皇上，如此一来他的生活就永无宁日了。放弃“优待条件”以后，他虽然会变成自由身，但行动反而会受到更大的牵制，并且一不小心就有被人利用的可能。缺乏了必要的保护措施，那些居心叵测的复辟派人物就会每日围在他跟前，说一些软绵绵的甜言蜜语。也许他们会把皇上比作复兴汉室的光武帝刘秀，也许他们会让皇上觉得自己是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也许他们会让皇上觉得自己是一个英明的开国君主。试想一下，不管溥仪多么有自制力，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年仅16岁的孩子，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的夸赞，谁能担保他不走向歧途呢？

皇上还想在英国公使馆发表声明，让全中国都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可是他的这种提议被英国公使馆断然否决了，这不仅会严重干扰英国公使馆的正常活动，也会让其他西方国家觉得英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许多激进的青年，正在大骂英国是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如果英国公使馆再有如此行动，无疑会受到全体中国人的排斥。因此，我和英国驻华公使都认为这件事情不可行。

我能了解皇上心中的苦闷，于是就给他提了一个建议，让他立即召集王公大臣，明白地宣布自己的想法，然后迁居颐和园。趁此机会，他还可以如愿以偿地全面改革紫禁城，成立一个由皇帝亲自领导的委员会，全面负责迁往颐和园后的新事务。在他的领导下，新的委员会将要全面清查宫廷财产、改组内务府。等到移居颐和园后，皇上就可以慢慢地和民国政府协商，修改优待条件。如此一来不仅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干扰，也能让民国政府高兴。等到这一切事情结束之后，皇上就可以安心前往欧美游历了。如果可以，他甚至可以在英美的大学里面读书。

紫禁城里的无价之宝

毫无疑问，紫禁城里面有很多极其珍贵的文物和艺术珍品。里面的建筑也都是艺术品，气势宏伟，巍峨庄严，让人顿生敬佩之心。但是紫禁城表面上的繁华，并不能遮去它暗藏着的愁苦和凄凉。在紫禁城里面，如果你用心体会，每一块砖瓦都能向你讲述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珍宝成堆的监狱

有时候，内务府为了筹钱，就把皇家珍藏的宝贝拿出去卖。这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他们立即向民国政府报告，于是引起了民国政府和清室的争吵。其实，宣统帝对这些事情是不太了解的。内务府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会对皇上讲，而皇上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宝贝。以前民国政府一直认为这些宝贝是属于清室的，但是自从有人提出那个观点以后，民国政府的观点也随之改变了，他们喊出了要保护国宝的口号。在当时的社会上，反对呼声最高的还不是民国政府，而是那些报刊杂志。

清室内务府时常拿一些宝物出去卖，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随着军阀混战的升级，民国政府名存实亡。正是因为这个，清室每年四百万元的优待费总是不能按时到位。原本开销就很大的内务府，现在根本无法支撑，只好变卖一些宝物来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转。民国政府原先并不是不知道清室在变卖国宝，但是他们不愿意干涉，根本原因也是他们拖欠清室优待费在前。

当时在北京的皇家国宝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内务府保管，另一部分则是辛亥革命后从奉天、热河的故宫运来北京的，被民国政府看管着。1916年的时候，民国政府把手中所有的宝物分成三部分，分别储存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但是绝大部分还留在文华、武英两殿，后来这两个宫殿成了古物陈列所，并对游人开放。游人可以通过东华门和西华门入内参观，而紫禁城的北门是严禁出入的，因为那一带属于皇室私产。自从1916年开始，古物陈列所就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外国游客，令全世界的参观者瞪大了眼睛，惊叹不已。

毫无疑问，紫禁城里面有很多极其珍贵的文物和艺术珍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紫禁城里面的所有建筑物都是艺术品，那些建筑气势宏伟，巍峨庄严，让人一看就顿生敬佩之心。但是紫禁城表面上的繁华，并不能遮去它暗藏着的愁苦和凄凉。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它有过愉快的日子，但是现在居住在里面的人肯定感受不到丝毫的喜庆。在紫禁城里面，如果你用心体会，每一块砖瓦都能向你讲述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无数个哀怨的幽灵在宫殿内外徘徊，他们的故事没有一个不是悲剧性的。居住在紫禁城里面的皇帝，最可怜的估计就是明朝的崇祯皇帝了，李自成的军队到了宫门外，太监和大臣都四散逃开，他呼喊了半天也没有人来帮助他。万般无奈之下，他杀妻杀子，然后在景山上吊自杀。

居住在紫禁城里面的人不到死是不会获得自由的，皇帝在周围人的安排下，木偶似的到处乱转，而仆人们要忙的事情就更多了。如果民间传说多少有一点事实依据，那么，能够在死之前逃离紫禁城的人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清朝的顺治皇帝。按照常理推断，顺治年纪轻轻就做了皇帝，应该非常高兴才对，可没想到他后来竟然到五台山出家做了和尚87。长期待在宫中，我对这些传闻了解得越来越多，后来我还写了些文章，陆续发表在1920年上海《新中国评论》的第2卷上，其中一篇叫作《一个皇帝的浪漫故事》，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这个世界有一座宫殿堪称为监狱的，我想，北京的紫禁城就应该当选了。清朝的顺治皇帝，为了寻求自由，宁愿舍弃帝位，出家做和尚。他的子孙，最末的一个统治者光绪皇帝，于12年前也在紫禁城里完结了他提心吊胆的日子。在260年前，这座皇宫已是不祥之物，它是皇帝的囚牢，一直到今日，仍然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的监狱。

知道了紫禁城的另一面，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年轻的宣统帝会感到浑身不舒服，想要远远地离开紫禁城。客观来说，紫禁城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可以耐得住的地方，如果长期居住在里面，一个人首先应该具备的就是超强的忍耐力。

皇上曾偷运宝物出宫

中国是世界上有名的文明古国，在发展历程中，创造了数不清的宝物。如今古物陈列所的开放，给了世界人民一次观赏这些珍宝的机会。1916年后，古物陈列所的收入逐渐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古物陈列所里面的宝物，绝大多数都是从清室手中没收来的，剩下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辛亥革命后，清廷通过别的途径转交给民国政府的。这两个权力机构转换这些国宝的具体情形，我并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清室的支持，古物陈列所肯定办不起来。我对这些国宝的流通问题非常感兴趣，从1923年开始就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民国政府和清廷都提供了一些文件给我，通过这些文件我渐渐明白了这些文物的来龙去脉88。

我这里有一份影印文件，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有用的信息。这份文件现在也没有在中国公开，我相信读完这份文件后的中国人，肯定会感到非常吃惊。这份文件是在1916年9月11日签订的，记述的事情发生在1914年1月。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和清廷内务府共同派人前往奉天、热河两处的皇宫，把那里的宝物整理，运回北京，并且明确规定了这些宝物的主人是清室。宝物运回北京后，清室和民国政府又联合请来了专家进行估评。经过反复统计，当时运回北京的宝物一共有70万件，紧接着专家对这些宝物进行了估价，其中的无价之宝另行处理。民国政府和清室达成协议，除了一小部分宝物清室可以继续留用外，其他大部分由民国政府付钱购买。但是由于当时民国政府财政困难，清室答应暂时先把这些宝物借给民国政府，等到以后民国政府财政好转再支付给清室。后来运到北京的这批宝物，大部分存放在了文华、武英两殿，并向世人开放，这也就是著名的古物陈列所了。当时双方还规定，古物陈列所的所长由清廷内务府派出，直接对民国政府和皇室负责。

上面那些文字是我根据原文总结的，下面才是文件的原文，懂得中文的朋友可以自己阅读，文件中所指的大总统为黎元洪。它的全部内容是：

国务总理段祺瑞为呈请事：

窃据镶红旗蒙古都统兼护军都护使治格咨陈，民国三年一月同清皇室人员前往奉天、热河两处检取清宫历存陈设物品及珠宝书籍等件，运送来京，分置太和、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各殿，统计两处古物共七十余万件，均经分别品类，登记册簿。旋由清皇室派员约同古玩商家逐件审定，折中估价，约五百余万元之谱。尚有物极罕贵、无从拟价之件，不在此数。当经内务总长商明清皇室，就武英殿地址建设古物陈列所，并呈经前大总统责成经理古物陈列所所长事宜。三年十月，该所开幕。瑰宝杂陈，奇珍备具，中外瞻仰，侈为巨观。此该所成立之实在情形也。唯此项古物系属清皇室私产。本拟由政府备价收归国有，徒以财政支绌，迄未实行。现值大局稍宁，清皇室待款甚亟，治格对于民国及清皇室均负有保存之责，朝夕维护，常用兢兢。窃以国粹重要，为中外观瞻所系，自未便由清皇室收回；而未经付价以前，究未能属诸国有，常此悬置，殊非永久办法，亟应从速解决，俾得有所归宿，等情。查此项价款，为数甚巨，必俟财政稍裕，始能筹议措还，当未付价之先，该都统既以清室护军都护使兼充该所所长，受有双方委托之责，自应饬就原有地址，照旧妥慎保存，以重国粹。对于清皇室方面，即由国务院确实担保，用昭大信。所有酌拟缓付古物陈列所价款，照旧保存办法，除俟分行内务、财政两部，及清廷内务府查照外，理合呈明大总统鉴核训示祗遵。谨呈大总统。

中华民国五年九月十一日

在清内务府和民国政府提供给我的众多抄件中，还有一份是关于从奉天、热河两地故宫运到北京的古物估价清单，现在我也把它一字不差地抄在下面：

总估计：

奉天故宫：1984315元

热河故宫：2081732元

合计：4066047元

不拟售与民国的古物：

奉天故宫：520171元

热河故宫：34400元

合计：554571元

从这份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出，除去清室留用的一部分，民国政府还应该付给清室银元3511476元，按照当时的外汇比率，这些钱折算成英镑也高达351147镑。不过这些数字只是写在纸上罢了，实际上民国政府一分钱也没有给过清室。当时他们的理由是财政状况不好，可是还没有等到他们的财政状况好转，清室就被冯玉祥赶出北京城了。

民国虽说是要购买这些文物，实际上是把这些文物变相收归国有了。不仅仅是在这件事情上，民国对自己制定的优待条件也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履行过。他们对这笔文物的处理，就能够让我们看出某些底层的东西来。他们把自己制定的条款看成废纸一张，结果还要反过来指责别人做得不对，说别人偷卖国家文物，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愤慨89。

龙凤之喜

皇后队伍出发的时候，刚好是在凌晨3点和4点之间，那个时候月亮已经落了，路上一片漆黑。北京的冬天本来就黑，再加上还没有路灯，就显得更加黑暗了。可即使如此，路两边也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他们拥着扛着，唯恐看不清楚。

大婚的三个重要仪式

宣统帝立后是在1922年3月11日，但是他的大婚一直推到了12月1日才举行。在这段时间里，皇上每天都忙于为大婚做准备，他不时发出各项指示，让内务府和手下人去操办。当时，由于中西方的新闻记者都没有被邀请入宫观礼，所以除了我之外，就再也没有外国人了解其中的详细情形了。

皇后的父亲荣源进宫谢恩后，皇上就升了他的官，还赐他在紫禁城骑马的荣耀。过了没多久，皇上又颁发了一道上谕，让贝勒载涛、中文师傅朱益藩、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四人主持大婚典礼。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皇后请到北京来了，但即使她在北京也不能立即住到紫禁城里来，要知道离他们大婚的日子还远着呢。迎接皇后入京的仪式非常隆重，皇上派出好多官员、太监和护卫军到天津。3月17日，皇后在众多随从的陪同下，从天津出发赶往北京。到达北京后，她还要待在皇家别院里学习宫廷的各种礼仪，静静地等候大婚的到来。

皇后抵达北京的那天，整个北京火车站呈现出了和往常不一样的景观。许多身着满洲官服的宫廷大员和众多女眷，都立在两旁静静地候着。为了表示祝贺，民国政府也派出了一队仪仗兵在车站欢迎。从车站到皇后下榻的别墅，一路上全是军警，每当皇后经过的时候，他们都按照上面的吩咐举手致敬。皇后居住的地方在北京东北角的帽儿胡同，距离神武门不足一英里。从此以后那座大院就被称作“后邸”了，虽然荣源也住在里面，可是他无法赶超自己女儿的荣光。

4月6日，皇上亲自前往景山顶上的寿皇殿，向祖先陈述自己纳后的消息。这是皇家婚礼的必要组成部分，在结婚前的一两天内，皇上还需要分别派大臣前往太庙和寿皇殿，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派出的是礼亲王和怡亲王。除此之外，在大婚典礼举行之前，还有三个很重要的仪式，一个是纳彩礼，一个是大征礼，一个是册封礼。这三个仪式分别在10月21日、11月12日和11月30日举行。之所以选择这三个日子，是因为这三个日子是钦天监经过长期测算得出来的黄道吉日。这三个仪式虽然各有侧重，但也有相同点，那就是在每一个典礼中，执事人都要从乾清宫门前出发，然后停在后邸门前，由皇后的父亲把他们迎接进去。在这些典礼中，执事人通常是由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做先导走在最前面。

纳彩礼是在10月21日那天早晨举行的，虽然满清帝国已经覆灭了，但是当天的礼节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减少，所遵守的都是以往的帝王之礼。

纳彩礼的当天，奉命前往送礼的官员一大早就在乾清宫门前集合了，鸿胪寺卿忙着安排这些大臣的站立顺序。一切准备好之后，宣制官就站在最东边宣布皇上的圣旨：“候补道荣源之女郭布罗氏着立为后。命卿等持节行纳彩礼。”90

当时的礼物是非常丰厚的，共计有配备鞍辔的马2匹、羊18只、缎40匹、布80匹，轻便的东西分别被缎与布包裹好放在了黄色绸布围裹的龙亭（龙亭是一个颇像黄色小轿子的东西）里面。当时，在乾清宫门前还摆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支圣节。宣制官读完圣旨后，就由其中的一个官员把圣节授予正使。然后正使就率领众多的执事人出发了，他们从乾清宫经神武门，浩浩荡荡地开往帽儿胡同，然后停在门外，等候主人的邀请。北京城的老百姓得知这个消息后，都赶过来围观，由于人数众多，道路交通竟被阻断了好几次。这一行人行进的过程中，不仅伴有锣鼓器乐，还有民国的骑兵、步兵护送。这种组合让西方人着实惊诧了好多天，他们不敢相信一个主张民主、共和的政府，竟然会派出卫队去帮助封建王朝维持秩序91。

大征礼在纳彩礼之后约两个星期进行。这个典礼和纳彩礼的形式大同小异，首先也是先给官员排序，然后再由宣制官宣读圣旨，紧接着赐给正使圣节。在这个典礼中，也要送礼给新娘和她的家人，不同的是，这次的礼物比上次的要贵重。当时他们赠送给皇后的礼物是黄金180两、白银1.8万两、金茶器1套、银茶器1套、银碗2个、缎子100匹、配备鞍辔的马2匹。送给皇后父母的礼物也不少，共计黄金40两、白银4000两、金茶器1个、银茶器1个、缎子40匹、布100匹、配备鞍辔的马2匹、朝服2袭、冬服2袭、腰带1副。在这个礼节中，就连皇后的两个弟弟也有封赏：缎子8匹、布16匹及文房四宝1套。同时，参与这次行动的太监也人人有赏，内务府总共拿出400元让他们自由分配。

比起前两个典礼，后一个册封礼更加隆重。这个典礼举行的日子是在大婚的前一天，即11月30日92。当天，乾清宫门前并排摆下了三张桌子，中间的一张桌子上照例放着圣节，东边的一个桌子上面放着写有册封诏书的金册，西边那张桌子则放着金印。其他的礼节和前两次差不多，不同的是这次的礼物要亲自交给皇后本人，然后再由皇后带回紫禁城。这次随同正使一起出门的，除了皇后的金册、金印和圣节外，还有皇后的凤舆。这个凤舆由22个人抬着，非常地雍容华贵。当一切都准备好之后，皇帝要穿上朝服，走到乾清宫门前检阅册宝。检阅完毕，皇上还要升座，当皇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乾清宫东西两檐下的乐官要同时吹奏起“中和乐”。这首曲子据说是舜帝创制的，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要行三跪九叩首礼。随着宣制官再次宣读圣旨，正副使起身前往皇后的住所。到达后邸以后，皇后要亲自走出房门迎接，毕恭毕敬地聆听圣旨，行完三跪六叩首礼之后才能接过册宝。等到所有的礼节都结束之后，皇后就在女眷的陪伴下，将仪仗队送到内院的中门外。很显然，比起前两次典礼，这次显得更加庄严堂皇。

北京市民争看奇景

在册封礼当天，淑妃就进了宫，但是皇后还要再等一天才进宫。迎接淑妃的礼节要比迎接皇后的礼节简单得多，更没有那么大的排场。之所以安排妃子先进宫，是为了让她第一个迎接新皇后。

根据满洲的惯例，新皇后凤舆进宫的时间应在凌晨4点，那个时候离天明还有一段时间，天空中应该没有云彩，只有月光，四周也会显得很安静。

凌晨3点的时候，凤舆到达了后邸，皇后早就在房间里面等候着了。迎接皇后的礼节是很郑重的，凤舆直接抬进了后邸的庭院中，静静地等待吉时。没过多长时间，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新娘就从内堂里面出来了，她穿着结婚礼服，在女官的搀扶下坐上轿子。看着吉时已到，办事大臣不敢怠慢，立即吩咐轿夫启程。很快，轿子就穿过内院，来到大门外。在大门口，轿夫做了更换，然后就按照既定的行程向紫禁城走去。皇后出门，按照惯例只能由她的父亲跪在门口恭送。

皇后入宫的排场相当大，不仅有众多的皇室随从，还有清朝王室护军，民国的陆军、骑兵和保安警察。同时随行的还有两支乐队，一支是中乐，另一支是西乐，幸好它们是互相交替着吹奏，要不然就要闹笑话了。除了皇后的凤舆，队列中还有一乘空着的银顶黄缎轿子，三辆空着的旧式北京大车，它们也都是银顶黄缎。这四个交通工具，当时并没有什么用，只是为了防备以后皇后出行要用。凤舆作为皇后结婚时的专门工具，用过一次之后就要收藏起来。由于当时天色还不明亮，前面有60个人拿着宫灯开路，紧跟着宫灯队伍的是70多人的龙凤旗和黄罗伞队伍。这些人只不过是先头部队，后面还有数不清的仆役、女眷抬着装满了嫁妆的龙亭。再后面就是正使庆亲王了，他捧着圣节，郑重其事地走在副使前面，副使郑亲王手里面则捧着圣旨。紧随着正副使的是众多的执事人，这些执事人手里面捧着香炉，沿途不断地点上各种名贵的香料，为此他们所经之处异香扑鼻、烟雾缭绕。在执事人的后面就是22人抬着的凤舆了。围在凤舆两边的是众多的太监、女官，而跟在凤舆后面的则是众多的内务府大臣和其他满清官员。

皇后队伍出发的时候，刚好是在凌晨3点到4点之间，那个时候月亮已经落了，路上一片漆黑。北京的冬天本来就黑，再加上没有路灯，就显得更加黑暗了。可即使如此，路两边也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他们拥着挤着，唯恐看不清楚93。

对于这次大婚，天津《大公报》的报道相当全面，12月3日它的北京通讯登载说：“昨日（即二十九）神武门前，汽车、马车、骡车都摆得满满的，神武门额扎有彩棚，中间那两扇门居然开放，对过的北上门里有许多兵。再往东去，路上有临时站岗的兵，领上有‘内城’两个字。在九点钟的时候，瞧热闹的人拥挤不开。出入神武门的，都是十一年没有见过的服色，头上顶着些各色球儿，身上是些花斑斑的衣服。更有些耀武扬威与文绉绉花人儿，坐在一辆汽车上，一直向后门驰去。还有年轻的男子与女子站在马路旁边，说是给皇帝送嫁妆。那些抬嫁妆的人都套上一件花衣，顶着一顶大帽，一步一步地向神武门里走去。这些站岗兵，仿佛是一种陈设品似的，或者因为苦人太多，怕闹事，故特地叫来弹压，亦不可知。”

皇后的凤舆是从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的。轿夫一直把凤舆抬到了乾清宫门前，然后换由太监抬着。按照惯例，执事人是不能接近乾清宫的，他们只能在乾清宫门外立着。到了乾清宫后，凤舆就停了下来，方向正对着乾清宫内的宝座。当时众多的宗室王公、福晋、女官、内务府大臣、皇上的师傅们都分列站在宝座前面。漫长的等待过后，吉时终于到来了。新娘子从凤舆中走了出来，那些女官和太监立即赶上去扶住她。这是清廷的规矩，除了女官和太监，旁人是不得接近皇后的。等到新娘走进乾清宫，宫门立即关闭了，立在门外的那些官员也四散离开。

在太监、福晋和格格们的簇拥下，新娘穿过乾清宫，从后门向坤宁宫走去。那里将是新皇后的洞房94，她那个16岁的丈夫正在那里等着她。在这一天之前，皇上从来没有见过皇后。皇后到来之后，皇上把盖头挑开，直到那时，他才看清楚今后陪伴自己一生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婚礼之后的全过程，完全是按照满洲旧俗行事。接下来的礼节，主要的就只有喝交杯酒和在龙凤床边吃长寿面了。第二天他们两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那就是前往寿皇殿祭祖。当然了，在皇上大婚的那段日子里，紫禁城里面是非常热闹的。根据我的判断，自从慈禧太后死后，这是紫禁城中笑声最多的一段时间。

皇上的惊人之举

接受群臣祝贺，是皇帝大婚的一项重要礼节。12月3日，皇上在乾清宫升早朝，接受满蒙王公、内务府大臣、内廷行走大臣等人的祝贺。在这次早朝上，许多在民国政府任职的前清官员也赶来了。那天早上，乾清宫内到处都是满洲官服，后来民国政府也派了几个人表示祝贺，和满清官员不同，他们穿的是西洋礼服。这些民国官员有的是政府差遣来的，也有一些是不忘旧恩，自动前来的。民国要人，上自大总统，下至各地军阀、下野的政客，纷纷表示祝贺95。

作为回礼，皇上当日就摆下宴席款待群臣。和以往的皇帝不同，这次宣统帝作出了惊人之举。他摆脱老例束缚，不仅宴请满清官员，还举办了一次酒会来款待外国客人。虽说老佛爷当年也曾款待过洋人，可那太过于正式。这次皇上举办的酒会是非正式的，并且首次实现了男女同席。时代在不断发展，年轻的皇帝和皇后有自己的处世方法，他们想给外界留下一个开明的好印象。这次酒会是在宴请群臣之前，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皇上对友邦人士的重视。

当时有200余名外宾参加这次酒会，他们有些是我介绍来的，有些是新皇后以前认识的。酒会开始前，接待官先把各位来宾引到了乾清宫，在那里他们可以先喝一点茶水。为了显示亲近，也为了说明此次宴请并非正式，皇上不仅没有穿朝服，也没有升宝座。由于这不是接见，所以皇上夫妇二人并没有坐着不动，而是站着和熟悉的人打招呼。在场的还有两位内务府大臣，以及四个负责向皇上介绍来宾名字的人。我就是这四个人中的一个，其他三个分别是梁敦彦、联芳和蔡廷干。在当时的中国，梁敦彦和联芳的名气虽然很大，却一直不愿意接受民国政府的邀请去做官。据说，袁世凯曾以高官厚禄引诱联芳，但联芳宣称，他宁愿拉人力车谋生也不愿为民国效力。

当时的来宾，绝大多数是西方各国驻华的外交官，但他们都是以个人名义来参加这次酒会的。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的言论只代表他们个人，而不是本国政府，毕竟他们是驻中华民国的外交官，而不是驻满清政府的外交官。所有来宾到齐以后，宣统帝发表了简短的谢词。在众人的注视中，宣统帝优雅地拿起一杯香槟酒走向宝座的台基，见此情况所有的人都平静了下来。宣统帝首先平静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用纯正的英语缓缓地说：“今天在这里能够看到诸位贵宾，朕感到不胜荣幸。我在此感谢大家的光临，并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说完谢词后，他举起了手中的香槟酒，请大家尽情享用。

“跪进”与赏赐

皇族大婚一般都要花许多钱，宣统帝自然也不例外。那次婚礼具体花了多少钱，现在谁也无法说清楚了。开销虽然大，但是送礼的人也很多。皇上大婚后不久，内务府就印了一本红册子，里面详细记载了送礼人的名字和所送的礼物96。在这些送礼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前清臣民，清王朝覆亡后，他们中有很多进入民国政府做了官。

内务府官员和在任的满清官员肯定要送礼。除此之外，西北督军冯玉祥赠送了一柄白玉大如意，已经下台的民国总统徐世昌光是礼金就送了2万元，此外附带的珍贵礼品也有很多，比如说：名贵瓷器28件，龙凤大地毯一张。参加过大婚的人肯定都还记得那天在喜堂上铺的地毯，那就是徐世昌送的。送礼的人群中，还有一些人是从遥远的边疆专程赶来的，他们包括蒙古王公、西藏活佛以及有地位的喇嘛。辫子大帅张勋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但是也差人送来现金1万元。

民国的高级官员、当时中国的大军阀也都送来了礼物和礼金，他们包括吴佩孚、王怀庆、蔡廷干和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后来做了民国总统的曹锟97也亲自登门道贺，并送来了厚礼。

虽然东三省对宣统帝的某些做法不太满意，张作霖还是派人送来礼金1万元。其他各省的督军大都效仿张作霖，各自送来1万元作为贺礼，他们的属员所送的礼金也都有好几千。至于前清官员、现在留在民国政府做官的人以及皇亲国戚，送来的礼物更是繁多98，比如说现任民国总统黎元洪礼金就有2万元，此外还有许多的礼物。

值得一提的是，宣统大婚后，立即吩咐内务府官员将民国总统所送的礼金和礼品捐给北京的慈善机关，帮助救济北京的贫民。

为了表达对故主的依恋，许多前清官员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在收到的贺礼中，有一副非常珍贵的康熙皇帝手书的“千字文”，那是一名已经没落了的前清官员送的。为了祝贺故主大婚，他把家中珍藏二百多年的宝贝拿出来了。相比于送的礼物，皇上更看重这些人的忠心。在这场婚礼上，我看到了他们担忧故主的款款深情。不少现在身居要职的满清遗老，在进献礼物后面的署名竟然是“臣某某某恭进”。蒙古人、满洲人虽然有不少人自称臣子，但大部分还是以惯例自称“奴才”。在他们看来，对宣统帝称臣不仅不羞耻，反而非常光荣99。

民国官吏碍于身份限制，大部分都不当面称臣，在礼单的后面也只是写上“敬进”“恭进”等字样。但是也有极少数的特例，比如颜惠庆、张勋、张海鹏都在后面大书“跪进”。虽然他们三人现在的身份地位都非常显赫：一位是驻苏联大使，一位是前高级军阀，一位是热河省的督军，但是他们都一致在宣统帝面前自称奴才，这不能不让当时参加婚礼的人汗颜。

别人送给宣统帝大婚的礼物，后来的命运相当可怜，没有能够一直陪伴自己的主人。1924年11月，西北督军冯玉祥进京，拘禁了总统曹锟，改组了摄政内阁，并由改组后的内阁下令驱逐宣统帝。在宣统帝出宫的时候，紫禁城内几乎一切物品都没有允许宣统帝带走。他走后，这些财产遭到了查封，收归民国政府，这里面当然包含人们送给皇上的大婚贺礼。更为可恨的是，民国那些官员竟然昧着良心助纣为虐，帮助冯玉祥查封那些自己昔日送的礼物。我想这些人肯定也不愿意这么做，只不过被逼无奈罢了。在这些人中，不反对这项举动的人恐怕只有那位西北督军，正是他在两年前送给宣统帝一柄大喜白玉如意，而现在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回来了100。

皇上结婚是件大喜事，为了表示与民同乐，按照惯例，皇帝一般会加恩给众人。在大婚前，皇上就颁下圣旨，加封三位还健在的太妃为皇贵太妃。这么大的恩典，当然少不了王室宗亲、内务府大臣和毓庆宫的师傅们。我的头品顶戴花翎也是在那个时候获得的；毓庆宫的师傅们都受到了封赏，陈宝琛师傅晋升为太傅，朱益藩师傅被封为太子少保。与此同时，皇上的同胞弟弟溥杰被加封为辅国公。内务府的绍英被加封为太保，耆龄则成了少保。像这样的大臣都受到了恩典，就更别提醇亲王府里面的一干人了101。

皇上大婚后的12月3、4、5日，宫中连续请北京著名的京戏班子助兴。为此，皇上还特旨批准内廷行走人员可以入座听戏，当时有资格入座听戏的人员都感到非常荣幸。按照宫中传下来的老规矩，凡是被赏的人，内务府都会发出专门的公函去通知。由于我也在被赏之列，所以有幸目睹了公函的全貌，现在就把这封公函的内容照实抄录下来：

敬启者现奉奏事处传出奉旨

赏庄（士敦）于十四十五十六日在漱芳斋听戏等因，钦此，用特布达，专此即颂

公绥

内务府启

大戏一直唱了3天，北京城有名的演员全部都接到了邀请。短短3天之内，他们竟然表演了33出戏目，这让置身其间的人感到眼花缭乱102。当时的王公贵族都身着礼服，到前排就座听戏。我记得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年老的公爵，他一边听戏一边高兴地对我说，自从老佛爷过世后，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喜庆的场面。

逃出紫禁城

计划虽然周密，但紫禁城中还是有些人提前觉察到了，宫中的小太监早就看出不久会有大事发生。他们的预感非常正确，在皇上计划外逃的前一天，内务府就专门警告皇宫人员要加强戒备，以防不测。在那么多人的监视下，皇上想要外逃肯定是没法成功的。

内务府抬来一座金塔陷害我

皇上的大婚虽然进行得很顺利，也很排场，可是这并没有使皇上放松对内务府的彻查。婚礼过后，皇上还是强烈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自己的财政状况。内务府努力阻挠，但是并没有收到什么切实的效果。皇上坚持要改革紫禁城，而且计划派一个汉人进入内务府工作，内务府那些人当然坚决反对，但皇上心意已决。内务府向来把皇宫财政状况看成自己的私事，不允许外人插手，也绝对不能容忍别人窥探其中的秘密。如果外人进入内务府，那他们还怎么保守秘密？如果即将成立的委员会里面全都是满族人那也罢了，可恨的是委员会里面不仅有汉人，还有我这个西洋人。在他们的脑海中，依然保持着满族人比汉人优秀的传统观点，如今委员会里面绝大多数是汉人，又怎么能让他们不竭力反对呢？

最终，皇上的计划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内务府的官员依靠皇上亲生父亲醇亲王的支持，把汉人进入内务府的计划击败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每当皇上要改革紫禁城的时候，内务府的官员就会向醇亲王哭诉，而每次醇亲王一干涉，皇上就不得不取消计划。虽然派驻一个汉人到内务府任职的计划失败了，但是委员会里面包含汉人这个建议却得到了实现。经过皇上和醇亲王的长期协商，最后我推荐的两个人都得到了委员会委员的职位，他们一个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另一个则是刘健之先生103。他们二人都在前清做过官，并且精于财务，担任这样的职务，皇上认为非常合适。

可惜的是，李经迈先生由于长期抱病，最终没有来紫禁城就职。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让他不想来到紫禁城，那就是他对整个委员会的前景不抱多大希望。他认为，内务府有醇亲王做靠山，即使皇上想要彻查内务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和李经迈不同，刘健之先生来到了北京城。不过事情的发展趋势不幸被李经迈先生言中了，刘健之的同事不仅全部是满族人，而且还都是内务府大臣，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怎么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呢？虽说如此，刘健之先生的加入毕竟打破了满族人垄断财政权的现象，是清廷制度上的一大进步104。

内务府对我一向很讨厌，再加上这次事件，他们更是觉得我可恶。如此一来，我和内务府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紧张了。

事实上，内务府变卖古物我并不反对。由于民国政府总是不能按时支付优待费，为了维持生计，内务府只能出此下策。虽然我不反对抵押古物，但是我反对内务府通过抵押古物来谋私利。很早以前我就提醒过皇上，让他留意内务府，他们在变卖古物的时候，瞒着皇帝上下其手，和古董商暗地里进行丑恶的私人交易，这严重损害了皇上的利益，让我无法容忍。内务府的那些官员变卖古物，首先考虑的不是皇上的利益，而是古董商和自己的利益，在有利双方的前提下，他们完成了交易，受损失的只有皇上一人。皇上从小生活在皇宫里，对金钱没有一个详细的概念，也不知道一件古物值多少钱，在此情况下也只能任由内务府的那些人来愚弄自己了。内务府的官员就是看准了皇上这一点，所以每次都能从变卖古物中得到很大的利益。进了紫禁城以后，我曾经千方百计地调查内务府，并且发现了他们捞钱的小秘密。掌握了确切的证据以后，我才向皇上讲明，也就是从我这里，皇上得知了自己被蒙骗的事实。为此，内务府的官员对我十分憎恨。

有一次，内务府搜罗了一批价值连城的珍宝，包括一尊一米多高的金塔，准备卖掉。他们去请求皇上的批准。面对那么多稀世珍宝，皇上目瞪口呆，随后大骂他们是败家子。皇上提起了我的名字，很权威地训斥他们说：这样的宝贝如果拿去公开拍卖，肯定可以换来很多钱，要比私下卖给个别商人划算得多。

当天晚上，内务府就派几名太监抬着那些珍宝来到我家，告诉我说：“奉皇上圣谕，内务府特意转交这些物品给您，您可以自己想办法去变卖。”刚听完这话，我就觉得这里面有鬼。如果真是皇上的主意，他肯定会亲自告诉我的。于是我就向那几位太监要皇上的圣谕，可是他们摸索了半天也没有拿出来。见此情况，我让他们把这些东西赶快抬走，并说明天我会亲自去皇宫把问题搞清楚。几位太监回答说，他们奉旨将这些东西抬来，只能带收条回去。我告诉他们，我无权保管这些珍宝，不可能给收条；如果他们非要放在这里不可，我就把它们扔到门外的马路上去。见我态度如此坚决，他们不敢坚持，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临走的时候，还特意恳请我说，明天到了皇宫以后，一定不要乱说话，大家都平安才好。听他们这么说，我心里愈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第二天早上我进宫去见皇上，当我讲明昨天晚上的经过时，他断然否定自己下过这样的圣谕，一定是内务府那些人在假传圣旨。很明显，内务府之所以大费周折做这些事情，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栽赃陷害我，趁机把我驱逐出紫禁城。皇上非常生气，叫来内务府的人询问是怎么回事，内务府的官员谎称是误会，皇上也没什么办法，这件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一次失败的逃亡

宣统大婚两个多月后，在1923年2月24日，民国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在总统府宴请外宾，我也应邀参加。在这次宴会中，某国的一位公使夫人说宴会结束后务必请我跟她走一趟，她丈夫有急事要见我。见她态度非常坚决，我找不出推辞的理由。让我没想到的是，那位公使找我，要谈论的话题竟然是溥杰。据他说，溥杰连续三日来公使馆找他，并且转告了宣统帝的真实想法。溥杰说皇上想要离开紫禁城，特意派他来到公使馆，询问这位公使能否帮忙协助，暂且收留他在公使馆，然后再派人护送他去天津。这位公使知道我是皇帝的老师，于是就询问溥杰说皇上是否和我商量过这件事情，溥杰当时的回答是没有。这位公使又问为什么，溥杰说皇上认为我不会赞成他这个计划。

按照溥杰的说法，皇上早就派人在天津做好了准备，一到那里，他就会住进某王公为他准备好的、在英国租界里面的房子，然后伺机出国。至于钱财那更不是问题，在天津的那所房子里面，皇上早就派人预备了很多宝物，相信如果变卖掉这些宝物，足够皇上舒舒服服地度过下半辈子。听完溥杰的陈述，那位公使说自己会仔细考虑这件事情的，然后他又向溥杰索要了他和那位王公的电话号码，当时溥杰很爽快地答应了。不过离开没多久，溥杰就打电话来说，希望这位公使不要打电话给那位王公，因为那位王公不想有过多的麻烦。

这位公使对皇上的遭遇非常同情，经过仔细考虑，他决定要帮助皇上。当然了，这位公使还不会笨到亲自去迎接皇上出宫，他的想法是让皇上自己想办法来到他的公使馆，然后他就会以主人的身份接待他，并把他送到天津去。听完这位公使的叙述，我感触非常大，于是就把去年6月我和皇上的那一番谈话讲给他听，并且明确告诉他，英国公使馆绝对不会采取这种行为。最后，我又告诉那位公使，皇上想要离开紫禁城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能把紫禁城里面的太监和民国护军全部贿赂一遍，但是很明显这完全不可能。在这期间，如果有丝毫马虎，他的计划就会有失败的危险。

第二天，即2月25日，我又写了一封信给这位公使，信里说：“昨天晚上听完阁下的叙述，我回去后经过反复思索，还是觉得这个计划太不具有可行性。如果这个计划真的实施，恐怕会引起很坏的结果，这对我们心中所爱护的那个人也有很大妨碍。当然了，你也知道我不方便插手这件事情，如果我参与进去，英国政府和英国公使馆肯定会极力反对。如果皇上向我咨询意见，我会保持自己的反对立场，但是我不会采取实际行动干涉他的自由，毕竟阁下对我坦诚以待，我也不会把这个秘密泄漏出去影响阁下声誉。”

皇上逃走的计划我知道得比较晚，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是阴历新年的假期，在这段时间内，毓庆宫的所有师傅除非有皇上召见，否则是不能进紫禁城的。那段时间是从阴历壬戌年的除夕到皇上的生日，即1923年的2月16日到2月28日。

虽然我给那位公使写了一封信，但是并没有改变他的主意，就在当日下午，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还是帮助宣统帝。溥杰说皇上已经反复考虑过了，他的主意绝对不会再更改，并且决定要在今天晚上行动……我虽然对他说过我曾经和阁下谈过了，但是宣统帝并没有回心转意的表示。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并且要作出相应的举动，我只有恳请你前往见一见宣统帝，如果方便，你可以把你们会面的结果告诉我。”

读完他的信，我觉得要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于是立即做了回复：“首先我很感谢你的来信，既然你和宣统帝都做了决定，我是不会干涉的。作为皇上的老师，我非常了解他的性格，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不会断然否定他的决议。他一直很信任我，之所以不把这次行动告诉我，也是因为他知道我会反对。我并不反对他出宫，只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今天夜色降临之后，我会衷心地为你们祈祷，祈求上帝保佑你们一切顺利。我自觉目前的能力还不够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幸而有你的帮助，我感到十分欣慰。最后，再次衷心感谢你的帮助。”

我写完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等这封信送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最早也是黄昏时分了。我待在家里静静地等候消息，离最后一班前往天津的火车出发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十分忧虑，恐怕有什么事情发生。将近11点的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对方用焦急而又惋惜的声音说：“我们的计划失败了。”皇上并没有按照约定准时出现在公使馆。

第二天早晨，我前往公使馆，想从这位公使口中得到一些确切的消息，但是很遗憾，他知道的并不比我多。据说当天公使馆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静等宣统帝的到来。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后来皇上打了一个电话过来，请求公使派一辆汽车去接他来公使馆，但是这位公使坚持自己的观点，只在公使馆内等他，其他的一概不过问。就在当天下午，这位公使已经买好了票，订了一个车厢，而至于为什么皇上没能来到公使馆，他是完全不知道了。

2月28日是皇上的生日，我应召进宫面圣，才有机会得知整个过程。当时整个乾清宫内，只有我、溥杰和皇上三个人。虽然在此之前，那位公使已经把我知道情况的消息告诉了他，但皇上刚见到我的时候，以为我要询问当日的情况，面色还是显得比较紧张。坐下之后，他首先为没有和我商量的事而道歉，并说他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和他同谋的那位王公坚决不让他告诉别人105。

潘际坰在《末代皇帝秘闻》里说：“溥仪毫无保留地向我承认，在1924年冯玉祥将军逼宫前两三年光景，他已经做过两次逃出紫禁城且到外国乘机观变的尝试，失败了的尝试……他曾经和他的同母弟弟溥杰商议，打算两个人秘密逃出紫禁城。然后依靠当时驻北京的外国使馆帮助，再到英国留学。溥仪说：英文老师庄士敦同意了之后，我就托他想办法。庄士敦说去托北京外国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于是溥杰亲自打电话给这位公使提出请求，答复是派汽车来接。……毛病出在汽车身上。公使馆派来的汽车只能停在紫禁城外。城里有‘护军’，也就是宫里的警察，在各处布岗。……所以溥仪要想收拾细软堂而皇之地走出皇宫，当然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溥仪在失败之后，又和溥杰商议从皇宫西北角的一个小门里私奔出来，这小门后来给我找到了，是在故宫北部延晖阁的西侧。但是，这次私奔又因为泄密而流产。在他准备行李、分钱给近身的太监的时候，不料走漏了风声。结果是醇亲王下令，严闭宫中各门，一时竟然断绝了出入。”

这次精心制定好的计划之所以失败，是有原因的。早在此之前，皇上为了转移财产，就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把大量字画偷运出宫，在那段日子里，溥杰几乎每天都要带大箱子出紫禁城，经过证实，仅仅在1个月内，溥杰带往东交民巷的箱子总数就高达14个。溥杰这些特殊的举动，让内务府的官员觉得很不对劲儿。此外，溥杰的仆人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皇上的父亲醇亲王。同时，皇上近期的奇怪活动也引起了太监们的注意，于是更加严密地监视着皇上的一言一行。当天皇上还没有准备好行动，内务府的大臣就已经得知了这个消息，立即通知醇亲王，各个宫门的护军也都换了人。如此一来，皇上就身不由己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牵制。皇上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向那位公使求助，但是没想到，那位公使首先要求他到公使馆来。

事情泄漏后，那位协助皇上外逃的王公不仅断然否定曾经参与此事，也竭力劝说皇上和溥杰不要承认。面对醇亲王和众多大臣的询问，皇上和溥杰顶住了压力，对此事一概否认，说自己绝对没有想要溜出紫禁城的想法。其实，皇上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必要隐瞒，如果他照实说出来，内务府大臣和醇亲王就要去和民国政府商量，也许经过反复的讨论，能够为皇上赢得正大光明走出紫禁城的机会。毫无疑问，溥杰是这次外逃行动的同谋者，但他对这件事情断然否定，面对任何盘问，他都用沉默应对。盘问者对他这种行为很生气，但由于他是摄政王的儿子，别人也没有什么办法。他的强硬态度并没有受到惩罚，众人之中没有谁敢拿醇亲王的儿子问罪。

谁是逃亡行动的幕后黑手

这次出逃行动失败后，皇上并不觉得沮丧，他那泰然处之的态度让我非常吃惊。刚开始，我十分不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表现，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我渐渐看清楚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据我的了解，这件事情在开始计划的时候，皇上并不知情，他只是被人说服而充当了这次行动的主角。整个事件一直有一个幕后导演，到底这个幕后导演是谁，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天津的那个王公肯定知道不少内情。

皇上和溥杰对此事绝口不提，让醇亲王和内务府的大臣很无奈。虽然他们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件事情和我脱不了干系。在他们的脑海里，似乎我就是那个幕后策划者。俗话说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整个紫禁城都知道我是幕后策划者了。2月28日，也就是皇上的生日那天，我照例入宫行礼，结果一路走来所有的太监、宫女都对我指指点点，好像我穿错了衣服一样。到达乾清宫以后，所有的满蒙大臣和毓庆宫师傅也都用特殊的眼神看着我，并且绝不上前和我打招呼，这让我感到很无奈。当天，我就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配房里，虽然有人进来给我添茶续水，但是我能从中感受出厌恶的成分。一整天，从我入宫到傍晚离开这么长时间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上前和我说话，这让我备感凄凉。

我觉得自己已经被众人遗弃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陈宝琛师傅就突然来访，这让我非常吃惊。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他的到来完全是受内务府的差遣。内务府想利用他和我的特殊关系，企图从我口中得到更为详细的“密谋”情况，并且搞清楚我在这次行动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由于我对这件事情确实不了解，他最终失望地离去了。我虽然竭力为自己辩解，说了一大堆自己没有参与的废话，不过明显看出他并不相信。

陈宝琛师傅离去后，很快又来了第二位访客，他是民国总统府的秘书。虽然二人的身份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虽然我早就料到民国政府会知道这件事情，但还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来人直接向我讲明，他们已经知道了皇上企图逃离紫禁城的事情。并且说，不仅民国政府知道了，连普通的国会议员和众多的地方军阀也已经知道了。讲了一大堆道理后，他道出了自己的来意：民国政府中有些人怀疑我是幕后策划人，希望我能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出来。虽然我也很想帮忙，可是我知道的毕竟太少，最后他也失望地离去了。此后，他还来过两次，每次目的都是一样，而我的回答也是一样。最后一次临走的时候，他说民国政府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调查这件事情，那些人表示一定会尽快查出事实真相，而对那些收受了贿赂的太监、护军他们绝对不会宽恕。

幸好这种被人怀疑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皇上外逃的真相，或者说是部分真相慢慢显露了出来。为了替自己申辩，4月18日那天我给英国某官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大略提到了当时的情形，现在我就把其中的一部分摘录下来，最后一句隐含着这次密谋的线索。

这件事情发生后，皇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苛责，行动也没有受到什么限制，甚至他新装的那个电话也没有被拆掉。不过从此以后皇上想要出门是不可能了，民国政府明确告诉那些紫禁城的护军，皇上如果从他们手下偷跑出宫，他们就要被枪毙。现在总算一切都平静下来了，那些王公贵族都在庆幸自己没有卷入这次密谋，否则他们将被贬为平民，失去所有特权。据我私人猜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平息下去，肯定是因为牵涉到了某个王公。就在前不久，天津的某王公106还亲口告诉我说，他替皇上买了一所房子，距离皇上在英租界的房子不远，如果当天皇上能够出逃成功，就会暂时居住在那所房子里面。说完之后，他还再三叮嘱我说不要走漏风声，不然势必会引起恐慌。据我看来，一旦皇上到了天津，这位王公就会把皇上完全托付给张作霖。我突然想起，这位王公与张作霖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这封信里面，我特意说明皇上对这件事情知道的不多。皇上只知道自己待在皇宫里面不舒服，千方百计想要逃出去，如果能够顺利到达英国租界，他就有了很大的活动自由。有了自由以后，他就能够慢慢地计划自己的未来了。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只是一颗棋子。别人为他安排好一切，让他安心地外出，但并不全是为他考虑。

后来听人说，皇上那次外出的最终目的不是到国外，而是去东三省。具体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候在天津的辫帅张勋已经准备好迎接圣驾了，只要皇上一到天津，他就会担起保护圣驾的重任；然后再找机会护送皇上前往沈阳附近的北陵，在那里皇上向自己的祖宗献祭，宣告自己已经结婚了；一旦到达沈阳，张勋的护驾任务就宣告结束，剩下的使命就转交给当地的实际统治者来完成。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我们就可以毫不怀疑地断定那个幕后策划者了，他不是旁人，正是东三省最有势力的军阀张作霖。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张作霖看上了忠于前清的辫帅张勋。至于那个只愿意出力不愿意露名的王公，则完全是看在亲戚情分上，想要使皇上的生活快乐一点罢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位王公都不是这次行动的主谋，他只不过替皇上在天津买了所房子，像这样的小事情，就是这位王公不做，也会有其他人来做。早在行动之前，这位王公就再三强调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把自己拖下水，他只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至于最后的结果是失败还是成功，都和他没关系。这样一个置身事外的人，是没有人怀疑他是主谋的。在整个计划中，皇上要首先赶往沈阳北陵祭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早有预谋的，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时间要选在皇上大婚几周后的原因了。如果皇上出了宫，别人就是追查也可以用这个理由来搪塞，毕竟这也是满清礼法中规定的礼节。

这个计划虽然周密，但紫禁城中还是有些人提前觉察到了，宫中的小太监早就看出不久会有大事发生。他们的预感非常准确，在皇上计划外逃的前一天，内务府就专门警告皇宫人员要加强戒备，以防不测。在那么多人的监视下，皇上想要外逃肯定是没法成功的。早在2月23日，皇后的父亲荣源去拜访自己的一个美国朋友时，就表达了这样的忧虑，他对那位美国朋友说：“我有不好的预感，在最近几天内，恐怕紫禁城内要有重大事件发生。”结果不幸被他言中了。

其实，皇上外出之所以会引起民国政府的不安，关键不在皇上本人，而是身在东北的张作霖。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掌握北京政府的军阀应付其他军阀的挑战尚且乏力，哪里还有时间去管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呢？但是如果他们有一丝证据怀疑皇上前往的目的地是东北，并且可能和当时最有势力的军阀联系到一起，他们就不会坐视不管了。如果让这两个人联合在一起，势必会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如果他们在东三省重新组建满清王朝，那对整个华北政局，乃至全国政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众多的军阀中，没有多少人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和政体的，如果他们得知皇上在东三省重新组建了满清政府，那势必会引起军阀实力对比的极大变化。为了预防这些变化会危及到自己的统治，与东北军阀有矛盾的军阀集团自然要想方设法来阻扰皇上前往东北了。

如果张作霖的目的在于拥护皇上在东北重建满清王朝，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的王公贵族只有一个呢？如果能够多拉拢一些人来帮助皇上，岂不是更好吗？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当时在紫禁城内的王公大臣，绝大部分只为个人私利考虑，愿意安于现状，根本不想与民国为敌，如果让他们知道皇上的真实想法，他们肯定会拼死阻挠，如此一来，皇上想要出逃的计划就更不可能成功了。皇上一旦外逃，紫禁城立即就会被民国政府接管，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内务府大臣和王公贵族都会失去饭碗，民国政府肯定会取消“优待条件”，所有的太监、宫女也都会面临生存的困境。

鉴于日本和东北军阀张作霖的特殊关系，有人猜测那位帮皇上出逃的公使是日本人。为了避免某些人胡乱猜测，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件事情和日本公使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了表示我对那位公使大人的尊重，在没有得到他同意之前，我是不会说出他的姓名的。他没有什么阴谋和政治动机，纯粹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情皇上的生活遭遇。在他眼里，皇上生活在紫禁城里面就好比一个囚徒，不仅活动范围有限，思想也不得自由，这在他看来是不能忍受的。在此情况下，发自内心的同情让他决定帮助皇上。当时他也只答应帮助皇上离开北京，一旦皇上抵达天津，所有的事情他都不会再干预。

整个事件当中，某王公只有很少的举动，所以我觉得还是不提他为妙。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张作霖对这位王公非常生气，因为以后每次提到这位王公，张作霖的语气总是那么不屑和烦躁。对于张勋来说，这次失败意味着希望的彻底破灭，他再也没有机会复辟了，就在那年9月，他去世了。

有关这件事情的报道并不多，事件发生当天，中国的报刊对这件事并不知情。几天后，才陆续有些报纸刊载了一些相关的消息。大家都知道，按照满洲惯例，皇上大婚后必须前往沈阳北陵祭祖，所以紫禁城内盛传皇帝夫妇不日即将前往沈阳的消息，但是大家万万没想到这个祭祖典礼后面还潜藏着这么一个阴谋。1923年3月23日以后，也就是皇上外逃行动失败一个月后，北京的一家报纸才出现了这样的报道：“据有关方面称，清朝的废帝溥仪不日将前往东三省祭祖。这是符合满洲旧俗的，根据满清皇室规则，皇帝大婚后要和皇后一起去祭祖谒陵，禀告他的祖先自己已经结婚了。但此次谒陵行为却遭到了很多人的猜疑，很多人猜测皇上和张作霖会趁此机会耍阴谋。不过关于皇上将往东三省的说法，至今还没有得到证实。”

相比这一条消息，5月24日《京津时报》的通讯说得更明白：“读者读到记者这段通讯时，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记者要说的是，民国成立了的十二年的历史中又要来第五次革命了。……这个革命何时爆发，何人在幕后主持，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件事情是从奉天的张作霖搞出来的，很多旧式官僚都在背后以金钱及其他力量予以支持。这个大野心家是否是进行复辟，尚为一问题，不过那班复辟派人物已大肆活动，倾其全部财力，欲推倒民国而建立满清皇朝了。在目前，记者所能说的还不多，我只能说在此未来的革命中，张作霖和张勋都牵涉在内。这个消息是记者从中国官方很不容易才获得的。”

这名记者获得的消息完全正确，只不过他知道的时候，皇上外逃行动已经失败三个月了。就新闻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了时效性。

离奇而令人痛心的火灾

过了没多长时间，大家似乎都已经忘记了皇上逃跑的事情，没有人再提起它，平静的日子再次来临。在这段短暂的和平期内，皇上致力于整顿内务府，清理剩余的财产107。在皇上的坚决支持下，以前成立的委员会也开始对内务府展开调查。由于皇上的坚持，这个委员会的人员几经变动，已经很少有内务府的官员了。面对态度坚决的皇上和没有自己人的委员会，在宫中根深蒂固的内务府也开始有所顾忌了。

皇上对内务府的第一次打击，是他规定把平日宫里面的经费由600万元一下子减到50万元。这个举动得到贯彻后，皇上又命令内务府开具一张宫中古物的清单，以备闲暇时他可以抽查这些宝物是否存在108。检查这些宝物的时候，他不会事先通知任何人，突然间就命令内务府把那些宝物拿出来。清单开出来以后，皇上在我的陪同下把它们全部封存起来，并且在上面贴上新封条。检查的时候我发现，许多装宝物的箱子已经很破旧了，上面的封条也完好，这说明许多宝物自从被运进宫后就一直没有动过。虽然这些封条看起来完好如初，但是箱子里面的物品却和清单有明显的差别，这让皇上非常生气。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当皇上连续打开几个箱子发现宝物都不一致的时候，勃然大怒，把立在一旁的内务府官员吓得浑身发抖。

一次，皇上点名要去检查紫禁城建福宫109内珍藏的财宝。结果计划还没有实行，建福宫就化为灰烬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23年6月27日早晨，天还没亮，仆人就把我从床上叫了起来，说皇上有急事要召我进宫。还没有到神武门的时候，我就看见前面围了很多人，对此情况我感到很奇怪。按照惯例，这个时候人应该比较少才对，现在竟然出现了反常情况，看来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走到神武门的时候，我才惊觉发生了大事情：建福宫已经全部被焚毁了110。

进宫后，我直奔建福宫而去，远远地看到皇上和皇后满面愁容地站在那里。已经有不少王公大臣提前赶到了，内务府的官员正忙着指挥众人救火。当时火势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但是部分地方依然在冒着黑烟。在我要向皇上行礼的一刹那，突然发现了三个欧洲人，其中一个还是女的，他们笑着从烟堆中走出来。看到他们的样子，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原来整齐洁净的晚礼服，现在已经不成样子了。等到走近一点，我才发现原来我们认识，他们是贾甘尼先生和英国公使馆的职员卡逊先生、卡逊夫人。我向皇上介绍了他们，皇上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热心救火、见义勇为111。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原来在北京饭店的天台花园聚会，发现建福宫失火后，毅然冲了出来前去救火。

这次火灾的损失相当大，除了具有历史价值的宫殿被焚毁之外，珍贵物品也损失了很多。据后来内务府报上来的清单，被焚毁的物品一共有6643件，包括金佛2685尊，古画1157幅，周、唐、宋、元各代的瓷器、铜器、玉器435件，书籍数目无法计算，此外还有31箱貂裘、朝服等。在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已经只剩下一件，失去之后就不可能再有了。

建福宫大火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大家都认为是太监在作怪。由于太监们总是拿一些宝物出去卖，导致皇上要检查的时候不能交差，为了毁灭罪证，他们索性把坏事干到底，一把火烧了整个建福宫。新闻媒体也持相同看法，比如北京某报纸这样记述道：“紫禁城某些建筑失火，现在已开始点查详列清单。据说幼帝已下令详细清查被焚去两座宫库珍宝的数目。这么一来，使得一向侵蚀故宫的那些犯人不久就会受到法律裁判，他们的阴谋一定会揭穿。中国人的报纸曾举出前几年一个同样性质的例子。北海公园的万佛楼，因为常被太监等人盗窃宝物，为了消灭证据，突然失火焚毁。现在万佛楼已变成一片瓦砾的空院子，就在九龙壁之北那一个地方。”

建福宫失火后，内务府立即表示要调查起火原因，但是调查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决定性进展。一直到现在，这次火灾的真正原因也不是很清楚。有人曾经告诉皇上说之所以失火，是因为当时电灯的保险丝断了，虽然皇上不相信这种说法，建福宫当天值班的太监还是被抓了起来。但是不久之后，这些太监大部分被无罪释放了，继续留在宫中当差。按照常理，当时有那么多太监当值，建福宫刚刚着火的时候就应该发现，为什么一直等到火势蔓延以后才发出警告呢，那就无从得知了。内务府的态度很明确，既然宝物已经被焚毁，就不要再提它了，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忘记，然后重新开始建造建福宫，如此一来大家也就相安无事了。这样说似乎有些道理，但皇上就是不肯罢手，他坚持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紫禁城内显得很平静，大家似乎已经忘记了那次火灾，但是嗅觉敏锐的人已经从中闻到大爆炸之前的火药味了。

皇上宣布遣散所有太监

果不其然，比建福宫着火还要大的事情发生了。当这个消息宣布出来的时候，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是汉人还是满族人，全都惊呆了。在1923年7月15日那一天，宣统帝宣布遣散紫禁城中所有的太监，这表示在中国持续了三千多年的太监制度被取消了112。

明显可以看出，皇上作出这个决定下了很大的决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皇上已经在背后忍了许多年。很早以前，我就知道皇上有这个想法，而且我竭力支持他的这种做法。任毓庆宫师傅的时候，我们在闲暇之余经常探讨太监问题。在我的教育下，他认识到这种不人道的制度是违背人类正常发展轨迹的113。早在1923年初，他就向醇亲王和其他王室成员提过这个建议，不过当时所有的人都竭力反对，他也只能作罢。虽说如此，皇上并没有放弃自己心中的想法，他在暗中制定了一整套详细的计划，等待时机的到来。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突然宣布了自己的这项决定。

在这之前，皇上首先告诉醇亲王要在某日前去拜访，让他在家等候。到了那一天，皇上驾车去了北府，他们两人进行了私人会面。据说当时皇上的态度非常强硬，他说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宫中的太监全部赶走，并且即日开始实行。醇亲王反复劝说皇上要三思，但皇上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看到皇上的态度非常坚决，醇亲王提议给太监们一个缓冲的时间，让他们分批次逐渐离开紫禁城。但这个提议也遭到了皇上的断然否定，他说自己一刻也不能容忍这些太监，除非醇亲王忍心看到整个紫禁城都像建福宫一样被烧毁。太监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让皇上无法容忍，他甚至不想再多看他们一眼。至于他们的个人衣物，皇上说可以在他们离开紫禁城后，再分批回来领取，到时候皇上会派人专门监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醇亲王明显没有皇上看得远，如果给那些太监缓冲的时间，他们就会暗中商量好一起造反，到那个时候，局面恐怕很难控制。也许在他们离开紫禁城以前，紫禁城里面所有的建筑物都已经被焚毁了。

这次父子会面不欢而散，后来皇上向我描述起当时的情况，说他向醇亲王提出了自己出生以来最强硬的要求，同时他也表示，只要那些太监一天不离开皇宫，他就一天不返回紫禁城。醇亲王虽然不赞成皇上的请求，但最后被迫无奈同意了114。

争执了很长时间后，两人休息了片刻。等到醇亲王完全平静下来，皇上说出了自己的具体安排，他想立即请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派兵保卫紫禁城。王怀庆和皇室的感情一向很好，这次请求他应该不会拒绝。况且他的军队一直驻扎在北京城到颐和园之间，能够很方便地调用。除此之外，皇上还要召见内务府总管大臣绍英，让他在某个时间把全部太监召集在一起。届时，他将亲自宣读上谕，让他们立即离开皇宫，不得有片刻停留。如果那些太监谁敢表示不服从，就让王怀庆的军士把他赶到紫禁城外去115。

皇上这一手做得相当漂亮，当日那一千多名太监在军队的驱赶下，并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表示，在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里，就乖乖地从神武门离开了紫禁城。

遣散太监之举使皇上的声望空前提高，北京城里面的人对此都拍手称快。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一切都在皇上的掌握之中116。神武门外，被驱逐出紫禁城的太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他们是在等候自己进宫拿衣服的命令。在领回自己衣服的同时，他们每个人也会得到一笔遣散费，用作以后的生活费用。遣散费的金额并不固定，是按照职位高低和年龄大小来划分的。

这个时候的皇上已经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他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对付自己懦弱无能的父亲，他已经感觉不到吃力了。虽说如此，在遣散太监这件事上，他还是遇到了麻烦。宫中还健在的三位太妃听说这件事后，一直以泪洗面，埋怨皇上败坏了祖宗规矩。在她们眼里，太监是皇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了他们，紫禁城根本就无法顺利运作起来。这些太监时刻伴随在她们身边，可以说是她们最亲近的人，可是转眼间，他们都被赶走了，这怎能不让她们伤痛欲绝呢？考虑到三位太妃的感受，皇上格外开恩留下了50名太监，特意用来伺候三位太妃。皇上的父亲醇亲王费尽唇舌也没有做成的事情，竟然被这三位太妃的几滴眼泪做到了，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奇怪。

皇上驱逐太监的行为，得到了新闻界的极力支持。他们高度评价皇上，说他是一个不甘落伍、勇于和封建旧势力做斗争的新青年，比如说在1923年7月18日，北京一家报社刊出了这样一则评论：“宣统帝遣散太监之举，极为一般人及本地报纸所欢迎。现在人们都称赞他，向他喝彩，并说他是今日少数进步的满族王公中的一个开明分子，如果他早生三四十年，也许就不会有今日的中华民国了。”

在评价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些报纸还把我牵连在内。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皇上是受了我的影响后才把太监赶走的。在这些评论中，大多数对我很友善，比如说1923年7月17日的《顺天时报》。事情有好必有坏，那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我的平静生活彻底被搅乱了。我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收到一些匿名信，其中绝大部分是让我劝说皇上回心转意，仍旧召回那班太监。有些信札甚至还明确地说，如果我不这么做，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发生117。

御花园里的日子

皇上看出我非常喜欢御花园的气氛，所以在1924年初特旨给了我一个恩典。据说这个恩典是以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皇上特意指定御花园里面的养性斋作为我的休息之所。从此以后，我可以经常到御花园来读读书、喝点茶水，如果愿意我也可以在御花园中住上一夜。

郑孝胥进入内务府

凡事有弊必有利，建福宫失火虽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皇上未尝不是件好事。紫禁城里面的御花园不太大，这直接导致皇上的活动场所有限。但是等到人们把建福宫的灰烬收拾干净后，皇上却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游乐场。以前，皇上每次想要做户外运动的时候，总得想尽办法去找场地，现在好了，那么大一块场地怎么用都可以。皇上很具有开发眼光，在他的支持下，1923年10月22日，一个网球场诞生在了建福宫的旧址上。

刚开始，整个紫禁城只有四个人会玩网球：皇上，皇上的弟弟溥杰，皇后的弟弟润麒和我。初次比赛时的情况很糟糕，根本没有说出来的必要，因为这是刚刚开始，所以也不难理解。如果1934年我们四个人又能聚到一起，那么再次玩网球的时候，情况就会与1923年大不相同。

把太监遣散后，皇上要做的事情更多了，这并不仅仅是指户外运动。年轻的皇上希望在紫禁城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忙着召集人手实施改革紫禁城的计划。但这件事情实施起来并不容易，由于内务府还存在，皇上的每一项活动都要受到非常大的制约。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皇上认为必须找一个既不腐化又有能力的人来做内务府总管，可在当时的条件下，满族人里面没有这样的人。如果真想找到这样一个人，必须借助汉人的力量。

经过反复考虑，皇上觉得符合条件的人只能从汉人中选。如果从汉人中选择的话，问题就非常好解决了。当时在南书房里面，有很多优秀的汉人学者，他们早年就已经名扬海内外了。虽然身在民国，但是他们对满清还是忠心一片，不肯在民国政府内做官。处于黄昏时代的紫禁城，当时最看重的正是他们的忠心。他们学问一流，但是皇上觉得他们的忠心比学问更宝贵。在这些南书房学者当中，有三个人非常著名：一个是罗振玉，一个是王国维，一个是郑孝胥。当时他们的名气都非常大，尤其是在史学和考古学方面。

皇上最终看上了郑孝胥。1923年下半年，在同乡陈宝琛的极力推荐下，皇上召见了郑孝胥。两人见过面后，皇上被他的才华折服，当即下定决心使用他。事后，皇上对我说郑孝胥是个了不起的人，并建议我跟郑孝胥聊聊。我和郑孝胥及其儿子郑垂见了几次面，相谈甚欢，他们都对紫禁城里面的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跟郑氏父子见面之后不久，皇上问我对于郑孝胥的评价，我回答道，我在中国生活了25年，还没看到过如此令人敬佩的人。

严格说来，郑孝胥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曾经做过前清的武官和文官，一度担任过地方政府的道台和布政使。如果前清王朝没有灭亡，他应该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途。清朝灭亡后，他和其他许多前清官僚一样，立即向民国政府提出了辞呈，自愿做遗老。平日里，他以书法、诗文自娱自乐，不可否认，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书法家和诗人。他对西洋事物不是很欢迎，但是也绝不反对。像其他前清官员一样，他信奉儒教。我与他相识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是精神和体力都很好，丝毫不像那个年纪的人。由于他忠于大清王朝，所以一向仇视革命，认为革命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益。1912年宣统帝退位的时候，郑孝胥非常伤心，当时就挥笔写下了一首诗，预言中国将乱，人民生命将遭涂炭。

对尘世间的功名利禄，郑孝胥是不放在心上的。我曾经见过他写给长子郑垂的一首诗，里面有“功名富贵如鸿毛”的词句。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多次拒绝了民国政府请求他参与政事的提议。在当时的中国，他是少有的具有崇高目标的人。由于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他才能安贫乐道、自愿去过清贫的日子。相比于民国政府，郑孝胥更看重他的满清皇室。他虽然多次拒绝做民国政府的大官，但是一听说旧主子需要他来主持内务府，立即就赶了过来。在皇上的关心和支持下，郑孝胥顺利成为了第一位汉人内务府大臣，并且还是内务府总管。皇上现在做事情已经圆滑多了，他没有同时撤去内务总管绍英的职务，只是增设了另一名内务府总管。但是紫禁城里面的每个人都看得出来，这是皇上给绍英面子，实际上并不打算让他继续管理内务府。

对内务府那些官员来说，有人干涉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自然不会高兴，当然要极力反对。刚开始，内务府官员处处和郑孝胥为难，就是一件很细小的事情也不肯卖力去做。除此之外，还有人写信恐吓郑孝胥。一次某蒙古王公设宴款待郑孝胥，我也应邀参加。席间，郑孝胥递给了我两封信，说是自己刚刚收到的。我打开一看，里面的言语非常恶毒，说什么如果他再执迷不悟，小心脑袋落地。郑孝胥为官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都经过了，怎么会被这么一点小事情吓倒？等我读完信后，他当着我的面把信撕了。这样的恐吓信是那个腐败集团常用的伎俩，一般也就是吓唬吓唬人。郑孝胥到任不久，就让他们感觉到了压力，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显示出郑孝胥的工作成果。

内务府为了赶走自己的新主子，恐吓不成，就跑去向民国政府哭诉，并且与民国内阁中一个有势力的派系结成了联盟。他们无耻地造谣说，皇上任命郑孝胥做内务府总管是有阴谋的，他想控制故宫内的财宝，然后趁机逃走。幸好郑孝胥为人清廉，根本不贪图财宝，所以这个谣言过了没多久就自动消失了。刚上任的时候，由于事务繁忙，郑孝胥根本就没有时间回家。短短三个月内，郑孝胥已经为清皇室节省了上万元开销，可以相信，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发生，很快郑孝胥就能为清皇室提供一个非常合理的财务预算表118。

郑孝胥碰了几个钉子以后，逐渐认识到，只是“节流”而不去“开源”，什么事都办不成。于是又向溥仪建议，将内务府名下的房产、土地拍卖以充经费。可是绍英等人讲，内务府所管的房地产确实不少，光契纸和租约就堆了三间库房，多少年来从没有人动它一动；但是辛亥革命后，经过十多年的变迁，有些土地已由民国政府接管，盗卖的也不在少数；另外，房产大部为铺面房，平时有交租的就收下，不交也不去催问。所以内务府也闹不清土地、房产在什么地方。既然土地、房产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售卖？

郑孝胥在一系列计划泡汤后，仍不甘心失败，又向溥仪建议，要把文渊阁所藏的《四库全书》运往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向国内外销售，所获利润作为宫内经费。不料，民国政府得知了这个消息，首先是国会议员李燮阳等十余人致函内务府，接着，总统府与国务院也发表意见，禁止把《四库全书》运沪影印。同时，外边还盛传民国政府对清室私运古物事已严加注意，拟派冯玉祥、李石曾等草拟保护清室古物的办法。在各方面的压力下，郑的这个计划又以失败而告终。

辜鸿铭和泰戈尔

皇上大婚过后，毓庆宫里面的功课就取消了。到1923年底，我的地位和职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其说我是他的英文师傅，还不如说我们是朋友。余暇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聊聊外面的世界和政治发展形势。相见的时间并不固定，皇上并没有规定我要在什么时候觐见，我们每次见面大都是在他居住的那一带，要么是新开辟的游乐场，要么就在御花园。位于紫禁城最北的御花园历来是宫闱重地，闲杂人等不得入内。由于它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的后面，皇帝和妃嫔可以很方便地进去游览、玩耍。御花园是一个非常古朴宁静的所在，园中不仅古木参天，还有众多的假山和山洞，在曲曲折折的回廊包裹下，形成了许多美不胜收的景色。紫禁城中所有的地方，御花园是给我欢乐最多的一处。不期然之中，我的记忆力就会被牵回那个地方。

皇上也看出我非常喜欢御花园的气氛，所以在1924年初特旨给了我一个恩典。据说这个恩典是以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皇上特意指定御花园里面的养性斋作为我的休息之所119。

从此以后，我可以经常到御花园来读读书、喝点茶水，如果愿意我也可以在御花园中住上一夜。白天的时候，皇上时常来到御花园和我聊天，随着紫禁城内工作走向正轨，他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多，我们两个在那里度过了许多非常开心的日子。

养性斋位于御花园的西南角，距离皇上的养心殿只不过几分钟路程，所以皇上很方便前来闲聊。也许是照顾我的生活习惯，皇上派人把那幢两层的小楼布置成了西式结构，我虽然很感激，但我还是喜欢中式布局。等到一切布置妥当后，我又从家里搬来了很多书，如此一来，这个休息之所就更舒适了。正对着养性斋还有一栋房子，是给我的仆人居住的。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呆坐着看书，有时候皇上来，我们就一起聊聊天、吃点饭，不过那个时候他是不会用我的厨师的，御膳房会及时送来皇上想吃的东西。这样的次数并不太多。偶尔皇上也会带来一两个年轻王公，那个时候养性斋就比较热闹了。后来皇后和她的英文老师伊莎贝尔·任萨姆（Isabel Ingram）小姐也常伴皇上前来，养性斋的日子一天天充实和丰富起来。在养性斋里面，我们是不太讲究宫廷礼节的，大家都像朋友一样亲昵。

居住在养性斋的那段时间，皇上时常带一些客人前来。在这些客人中，有一位便是辜鸿铭120。辜鸿铭是一位忠于清朝的遗老，对清朝有着非同一般的眷恋。当初清帝刚下退位诏书的时候，他正在上海沈曾植家中吃夜宵，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伤心，立刻面向北磕头。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前来养性斋的情形。来之前，他已经在养心殿和皇上谈了一会儿天，然后皇上就把他带到了养性斋。当日中午，我们三人共进午餐。也许是初次见到皇上，这位老人显得非常激动，觉得自己非常荣幸，已经不枉此生了。吃午饭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拿筷子的手也哆哆嗦嗦的。此后几年间，我还见过辜鸿铭几次，但是从来没有发现他像这次这样紧张。他把这次觐见作为一生中最骄傲的一天，一直到死也没有忘记此次恩典。

辜鸿铭在中国学问并非一流，但是影响非常大。虽然早年他曾留学苏格兰，并结交了许多外国朋友，但是他对西方人一向不太喜欢。他推崇中国古代文化，觉得近代中国的没落，完全是西方列强干涉的结果。辛亥革命后，他对这个观点更加深信不疑，并时常说出痛恨西方的话语。他非常不喜欢西方的民主制度，觉得这些思想的传入导致了中国今日的混乱。对那些不属于中国的思想，他一概轻视，总是觉得中国虽然物质落后，但思想肯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至今还记得他曾经说过的话：“崇拜民众是从英美输入的思想，结果而有辛亥革命、而有中国今日的混乱局面。此种思想如果不及早扑灭，则不仅欧洲文明受到摧毁，就是世界的文明也有大害。”

辜鸿铭是个很极端的人，绝对尊崇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和传统。他曾将随地吐痰、纳妾、狎妓、廷杖、太监、三寸金莲列为中国的国粹。辜主张帝制，是个铁杆保皇派，他曾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以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辜鸿铭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满清的帝制，而不是袁世凯的帝制。1915年，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议员。某一日，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了300银元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一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窑子。北平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者挑选其看上眼的。辜先生到每个妓院点一次名，每个妓女给1块大洋，到300块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从外国归来后，对于中国自身的改善，辜鸿铭并没有太多的建议。他疯狂崇拜孔子，觉得只有他才能把中国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辜鸿铭非常聪明，懂得多种语言和中国的诸子百家，并且他很自负自己的西方文学知识，动不动就引用西方某位著名作家说过的原话。他为人虽然傲慢，但并非没有礼貌。虽说此人性格乖戾，但是在某些方面确实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有中国古代的贤者风范。辜鸿铭身上有一个优点，我一直很敬佩，那就是他从来不贪图钱财。他曾经做过一些不小的官，但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这些职权为自己谋过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曾经游历北京。在那次游历活动中，他曾经谒见过宣统帝。那是在1924年，和辜鸿铭来谒见是同一年。那年4月，应胡适、徐志摩的邀请，泰戈尔来到了北京。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化受西方影响颇深，许多青年人都热衷于空谈美学和唯心主义哲学。泰戈尔和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因此他的演讲遭到不少人的反对。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泰戈尔的名字，但是他在中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我觉得这对一个国际性的大诗人未免太不尊重，因此我主张宣统发出邀请，请泰戈尔来紫禁城谒见。在此之前，我曾经向皇上推荐过几本泰戈尔的诗集，读完之后他感触很大，就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这一切安排好之后，我就静等泰戈尔的到来了。

能够见到这么著名的诗人，皇上非常高兴。同时，能够见到中国的末代皇帝，泰戈尔也觉得非常荣幸。我们是在御花园的养性斋中见的面，当时郑孝胥也在。这两个人都是著名的大诗人，自然有许多话要说。同时，他们两个的接触，也有利于两国文化的交融和沟通。自从皇上大婚后，紫禁城中的繁琐礼节慢慢变宽松了。少了太监和内务府的阻绊，紫禁城里面的外国人也明显增多。仅仅是经我介绍来到紫禁城的人，就包括英国驻华海军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里维逊爵士和他的家人，香港英军司令约翰·法勒爵士以及北京外国使馆的官员……几乎都不例外，他们见面的地方都在御花园中的养性斋。

皇上捐古玩字画给日本

皇上接见的外宾绝大多数是欧美人，很少有其他国家的人，至于日本人那就更少了。在我的印象中，皇上仅仅接见过两次日本人，一次是经过我的介绍，我的朋友吉田茂先生来紫禁城谒见，当时他是日本公使馆的参赞。不过遗憾的是，最近他死在了土耳其。在那次谒见的8年后，他曾经随同国联到过东三省，调查过“九一八”事变的真相。除了他之外，另一次皇上接见的是一个日本政府代表团。他们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道谢，感谢皇上在日本大地震后的慷慨解囊。

皇上捐钱给大地震后的日本，时间是1923年。那个时候我无意中告诉皇上日本发生了大地震，许多人都无家可归，生活非常凄凉。皇上听完后心里触动很大。他想筹出一笔钱捐给日本，但是当时内务府没有那么多现金，于是皇上就派人给日本公使馆送去了一大堆古玩字画，请他们自由变卖，变卖所得的金钱用于赈灾。据说这批字画日本人并没有卖掉，他们觉得卖掉这些东西太暴殄天物了，不如把它们好好地珍藏在日本东京的博物馆里。这个建议得到了日本天皇的同意，如果现在你到东京去，应该还可以看到那些字画。据有关专家估计，那些古玩字画的总价值绝对不会少于20万元。日本政府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在1923年11月初派了一个代表团专程来北京，向宣统帝转达日本民众和天皇的感谢。因为有别的事要忙，这次盛会我并没有参加，具体情形我并不清楚。不过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次会面的场面非常隆重。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皇上的这次赈灾之举绝对没有任何政治动机。这件事情的起因在我，是我给他描述了日本发生地震的情况，并且亲眼看到了他悲伤的表情。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皇上不仅宅心仁厚，而且胸怀博大、富有同情心。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其后几年间，他曾经以各种名义捐助了大量金钱给那些孤苦无助者，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只要他听说中国哪个地方发生了天灾人祸，肯定会解囊相助。绝大多数时候，皇上做这些好事的时候不留名，所以很少有人知道皇上有这方面的善心121。即使在皇上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后，他的生活没有以前那么阔绰了，但是对慈善事业的关注也一点儿没有减少。

两朝末路王孙的会面

当时有很多人想让我介绍入宫谒见皇上，如果是中国人，我一般情况下会推辞。根据满清皇室的规矩，如果中国人想要谒见皇上，正规路径应该是由内务府引荐。在我的印象里，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中国人是我非常乐意引荐的，他当时的名气并不大，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作为，但是他的祖先非常有名，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知道他祖先的名字。如果没有这层关系，我也不会大费周折地去引荐他了。初次和这个无名贵族相遇的时候，是在1924年9月。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个人，是因为某日我在宫门抄上读到了这么一些内容：

本日朱侯启程前往明陵致祭。

延恩侯祭扫明陵归来，谢恩。

这里提到的朱侯名叫朱煜勋，看到他的姓氏可能大家已经猜到了，他是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明王室的后裔。大清雍正皇帝的时候，曾经封明帝的子孙为延恩侯。之所以封为“延恩侯”，是要表示清朝的恩德遍施天下，虽然满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但是它绝对不会歧视明王朝的后裔。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心，每一个世袭的延恩侯都要每年两次前往十三陵致祭。每次前往祭祀的时候，延恩侯都要向大清皇帝说明前往十三陵的时间，并且禀明要说的祭词。等到完成任务归来时，清帝则要拨出一笔经费以示慰劳。以前朱煜勋的所有奏报都是内务府代劳的，所以皇上并没有亲自见过他。不仅如此，我的同事也没有见过他，很多常年居住在紫禁城的人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侯爷。

我之所以想把延恩侯介绍给皇上认识，是因为我觉得两个末路王孙走到一起，肯定会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现象出现。国家的沉沦、个人的遭遇，注定他们会有很多共同语言。那个时候已经是1924年9月，隐隐约约地我已经感觉到紫禁城就要走向穷途末路，如果不及早实施这个计划，将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对皇上说了我的想法，他很赞赏，答应要召见延恩侯。诏书刚发下去的时候，内务府的人觉得很奇怪，他们实在想不出皇上在这个时候召见延恩侯会有什么事情。

两人会面的日子是在1924年9月7日，那天延恩侯奉旨进入紫禁城，皇上在宫里面单独接见了他。得到皇上的接见，他非常高兴，同时也知道了这次会面是我安排的。为此，当日下午他就来到我家中拜访。我拿起仆人送来的名片一看，上面写着朱煜勋几个大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在那张名片上还印有一些小字：“明裔延恩侯”“炳南，东直门，北小街，羊管胡同。”从这些小字中间我得知了他的住所。

他来的时候，穿的是清朝的官服。对这次冒昧来访，他感到非常抱歉，一直对我说对不起。我问到紫禁城里面的情况，他说皇上在宫中单独召见了他，对他训勉有加，为此他非常高兴。此外他还说，他这次之所以被召见，完全是我的功劳，所以刚从紫禁城出来，他就到我这里来了。在我的印象中，延恩侯是一个非常冷静谦虚的人，但是显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在谈话中，我得知他43岁，膝下有两个儿子，一个9岁，另一个刚刚4岁。他说自己的孩子天性顽鲁、很是没用，当然我也知道这是客气话。最后，我请他允许我为他拍一张照片，他很高兴地答应了。

临走的时候，我说自己过几天就去回拜他。他听说之后，请求我万万不能那么做，因为他家里没有单独的客厅。唯恐我不信，他站起来撩开官袍，让我看里面的衬衣。直到此时我才发现他里面穿的竟然是破败不堪的衣服，接着他又说：“其实，身上的这件官服不是我的，为了谒见陛下，我特地求人借了一件。”见此情景，我知道他的拒绝是出于至诚，也就不再强求了。过了没几天，我派人前去他家，送去了一些小礼物，并且顺便把上次拍的照片送给他。仆人回来后向我述说了当时的情况，延恩侯当时坐在院中的一个长凳上，衣衫褴褛，脚上的鞋子也裂开了大口子。不用说，如果是我去拜访的话，那样的环境肯定会让他非常尴尬122。

从朱煜勋书桌上所摆的书，如《玉匣记》《七侠五义》之类小说，可以估量出来这位侯爷肚子里没多少墨水。不久，侯爷来待客，其人三十多岁，是个粗浊的胖子，一脸酒肉气。寒暄过后，客人向他请教，出自明太祖的哪一支系？哪一年受封为侯？传了多少代？朱煜勋茫然支吾，无以为答。不谈祖先，就谈他自己的职司吧。客人们以为他既奉祀明陵，当然到过凤阳，祭扫过在南京的孝陵；谁知他连凤阳和孝陵的远近、所在都不明白。于是只好请他拿家谱出来看。不知道他是根本没有家谱，还是另有别的顾忌，他吞吞吐吐地表示，改一天再说。很可能是没有家谱。因为封侯的来历就不明，而看朱煜勋的家教，亦不像是慎终追远的人家。谈话至此，再也没有话说了。

此后，延恩侯又来看了我一次，并向我表示感谢，说自己不该平白无故让我如此破费。总之，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君子，虽然很贫穷，但没有给他的祖先丢脸。

延恩侯的生活如此落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国政府拒不承认他的官位和爵位。民国刚成立那几年，延恩侯每年可以从民国政府得到800元补贴费，但是后来民国政府财政紧张，就没人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延恩侯的祖先就是鼎鼎大名的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他在位31年，死后被安葬在南京。由于朱元璋从蒙古人手中取得了江山，历来受到很多汉人的尊重。1912年，民国刚刚成立，孙中山就前往南京孝陵拜祭朱元璋，告知他汉人的江山已经恢复了。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君主都是昏庸无能的，这种情况在明朝更是如此。在明朝历史上，即使有几个伟大的皇帝，功绩也远远赶不上清朝的康熙、乾隆。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民国政府修葺孝陵的时候，不让这个明朝后裔参加了。

辛亥革命后，延恩侯一直没有改变对清朝的忠心，每年的春秋二祭，他从来没有不去或迟到过。这份忠心并非暂时的、表面性的，对清朝他确实是发自内心的遵从。1924年9月7日，皇上召见他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是大清臣民这一观点。在那之后不久，冯玉祥进京把皇上驱逐出皇宫，很快皇上的生活就像延恩侯那么贫困了。虽然延恩侯一直深爱自己的故主，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故主竟然沦落到了和自己同样的地步。皇上避居天津租界的时候，延恩侯曾费尽千辛万苦前去探视，他的这一行为，真的是称得上延恩了。

颐和园风波

两艘小艇造好后，直接送到了颐和园。它们的到来，引起了紫禁城和颐和园中所有人的关注，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东西，尤其是那艘小摇艇，竟然需要人来回划动。在他们看来，天子是不能随便劳动的。如今天子竟然要亲自摇动那两支木浆，这怎能不让人觉得万分奇怪呢？

内务府反对迁居颐和园

民国政府和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并没有规定把紫禁城作为清帝的永久居留之所，当时指定的永久居留之所是颐和园。很多外国人也把颐和园称为夏宫。我进入紫禁城后的第一年，就多次劝说诸位王公大臣和皇上移居颐和园，但是他们一直不答应。为了督促他们自动履行“优待条件”，我曾经陈述了以下论据：

首先，长久居住紫禁城是不可能的。民国政府虽然未能全部按照优待条件办事，比如说总是延误支付优待费，但是清室却不能不遵守优待条件，这是实力对比的结果。民国这么多年来，除了袁世凯曾正式提出让清帝搬入颐和园，其他人至今还没有这个表示。但是清帝离开紫禁城是肯定的，只不过时间早晚罢了。一旦民国政府正式提出，皇上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民国政府对皇上在紫禁城内称孤道寡的现象不管不问，如果皇上还要拒绝他们的正当要求，那么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也许某些人会借此理由提议取消优待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不少人对优待条件不满意了，他们大部分是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学生。虽说当时共产党的影响还不太大，但它的发展速度却非常惊人。这些人对封建主义非常痛恨，对清帝长期居住紫禁城更是不满意。如果皇上一不小心，就会让他们抓住把柄，那个时候想要全身而退，简直是不可能的。除了那些激情洋溢的学生，还有一些极端激进的政客值得忧虑，他们的影响力远远大于那些学生。

再者，清帝移居颐和园后，得到的好处会远远大于在紫禁城的时候。那里没有太多豪华的宫殿，相应的开支会减少很多。虽说皇室的排场有所减少，但是得到的实惠却大大增加。如果合理安排民国政府的优待费，皇上很快就会有一笔可观的存款。移居颐和园后，皇上可以更加方便地实行自己的新计划，大量裁撤无用人员。如此一来，整个清皇室的运转效率就会提高，那些人浮于事、只拿钱不做事的现象会减少很多。

虽然论据充实、逻辑严密，我的观点最终还是没有被采纳。当我和紫禁城内的那些官员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竭力反对。为了移居颐和园这件事情，1923年我曾和内务府大臣耆龄进行过长达数小时的辩论。当时，他反对我的理由主要是颐和园地处偏僻、面积狭小，容不下紫禁城那么多人口。如果继续留在紫禁城里面，不仅内务府全体人员不会面临裁撤危险，就是那些内廷行走人员和太监、女眷也不会有丝毫损伤。对于我提出的第二点论据，他同样给予反驳，不相信搬迁到颐和园可以裁撤掉很多人，即使能够裁撤掉一部分人，费用也不会节约多少。耆龄的同事和他持同样的观点，虽然有些人表面不说，但是只要一交谈，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一致性。在他们看来，如果皇上离开紫禁城，那就无异于抛弃了他们。与其让自己走上绝路，他们更希望让皇上身处危险之中。在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宁愿牺牲皇上来保全自己。

既然内务府不赞成，我不管怎么努力也是枉然。在当时的紫禁城中，如果他们想要反对某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绝对不可能成功。他们为了不让皇上产生移居颐和园的念头，甚至不愿意让皇上前往颐和园去看一看。面对皇上的盘问，他们也有理由搪塞，说什么颐和园年久失修、经常有盗贼出没，与其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反倒不如老老实实地待在紫禁城中。说完这些后，他们还大义凛然地说，如果皇上不放心颐和园里的事务，他们可以代劳前去察看。

郑孝胥担任内务府总管以后，我很高兴他能赞成我的观点。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一般来说，除非信仰问题，我们很少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他对我的观点表示赞赏，并且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建议。他说如果想成功做好这件事情，必须事先作好周全的准备。这么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在一日内完成的，依他来看，如果皇上要移居颐和园，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改革颐和园周边的行政组织和治安状况；再者，要提醒皇上赶快整理宫中财政，尽快把紫禁城内的一切事务纳入正轨。颐和园向来归内务府管辖，郑孝胥既然知道了我有劝皇上移居颐和园的想法，就极力主张把颐和园的一切事务全部交给我管理。

郑孝胥升任内务府总管后，紫禁城里面就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冲击。1924年初，他又在紫禁城内丢下一颗重磅炸弹。经过仔细考虑，他决定委派我全权管理颐和园。当初郑孝胥要做内务府总管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竭力反对，如今郑孝胥还要委派一个洋人去管理颐和园，这真让那些人无法忍受。在他们眼中，所有的洋人就只会烧杀抢掠，现在竟然让一个洋鬼子来管理颐和园，那岂不是把大好园林白白糟蹋了吗？

虽说他们有一万个不同意，我还是收到了内务府的任命书，我相信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大清皇帝竟然也可以划船

我被任命为颐和园总管的当天，内务府的大小官员再次接受打击。皇上和我简单商量后，决定立刻前往颐和园参观，并且吩咐太监把自己和皇后的车子准备好，两个小时以后出发。那次是皇上长这么大以来的最远旅程，以前他最远也只是到过醇亲王府。内务府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大小官员急忙前来劝阻，理由和以前一样，说什么皇上这么做太莽撞，不能用万金之躯以身犯险。

当时绍英虽然有职无权，但毕竟还是内务府总管，在劝阻无效后，他赶过来找我，希望让我帮他们劝阻皇上。但是听我讲明皇上此举是我的建议后，他非常生气，说一旦皇上游园发生了什么意外，我要负全部责任。面对他的责骂，我一笑置之，并不做过多的辩解。

内务府绝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立刻派人前去通知民国政府，请他们务必阻止皇上外出游览。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民国政府听说这件事情，不仅没有反对，反而派出了一队士兵沿途保护皇上的安全。民国政府的这一举动，不能说全部是为皇上着想，实际上他们是害怕皇上借游园之名，前往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寻求庇护。内务府的计谋全部失败后，他们并不放心皇上一个人去，也相继跟着赶来了，责骂过我的绍英也在列中。到了预定启程的时候，在神武门外排了一长溜的汽车，总共有14辆，分别运载皇上、皇后、淑妃、内务府大臣和民国士兵。当时我和皇上坐车先行，皇后和淑妃尾随在后。

能够到外面去玩，皇上非常高兴。那么多年来，他被困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根本没有行动的自由，如今能够亲自到郊区去领略自然风光，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辛亥革命后，由于年久失修，颐和园的宫殿已经相当残破了，但是远没有皇上想象的那么难以忍受。在园中漫步的时候，他逐一游览了所有的宫殿。我们登上了颐和园的最高处万寿山，然后又到昆明湖中去划船。在这期间，我们还乘船前去龙王岛游玩，我和皇上一艘，皇后、淑妃和其他女官一艘，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

尝到游园的乐趣以后，皇上以后一有机会就想外出。每一次外出，都毫无例外地是汽车成行，卫兵和内务府官员每次必定跟着。皇上不愿意那么大费周章，但是内务府的官员却坚持要这么做。此后，皇上又来过很多次颐和园，我也借机给他介绍了不少优秀人士，有些是欧美人士，有些则是中国的高人隐士。在西山所有的风景名胜里面，皇上最喜欢八大处。1924年8月，他第一次去那里，并在那里度过了相当愉快的一天。

颐和园的昆明湖中有些御舟，是很笨重的大艇。在慈禧太后时代，这些船当然是十分适合老佛爷和那班太监的，但在今日，对于这位要学划船的年轻君主，就绝对不适用了，对于要指导他划船的那个英文教师当然更不适用。为了便利皇上——同时也是为了我——我不得不在上海、天津、烟台这三处各建造小艇一艘。一艘是装有舷外架铁的小艇，我给它取名“艾丽尔123”。另一艘是有稳固座位的小摇艇，我给它取名“阿特拉斯124的巫婆”。第三艘是独木舟，还未造成，便遇到11月的事变125，皇上离开了紫禁城，我的职务也突然终止了，因此没有送到颐和园服务，但我也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复仇126”。

前两艘船造好后，就被直接送到了颐和园。它们的到来，引起了紫禁城和颐和园中所有人的关注，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东西，尤其是那艘小摇艇，竟然需要人来回划动。在他们看来，天子是不能随便劳动的。如今天子竟然要亲自摇动那两支木桨，这怎能不让人觉得万分奇怪呢？

杀手“已经准备就绪”

我开始全权负责起管理颐和园的职务。我与颐和园中管理宫殿的人员逐一碰了面，做了自我介绍。从那天起，我的办公之所又多了一处，除去紫禁城内的教习职务，我还要抽时间到颐和园办公，樱桃沟的别墅已经很少去了127。

皇上对我信赖有加，这让许多人对我不仅嫉妒而且深怀敌意。如此一来，我要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棘手，除非皇上施加压力，否则他们坚决不配合。每次我提出改革紫禁城的建议，他们都会竭力反对。表面上来看，紫禁城里面的人对我非常客气，但暗地里恨死了我。

在我担任颐和园总管的那年夏天，一位职位挺高的官员去世了，许多人纷纷向我推荐继任者。由于考虑到这个职务并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于是我就当面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当他们明白我的意思后，纷纷骂我心狠手辣，我对此也不做过多的辩解。

从此以后，凡是我提出的建议，他们都要竭力反对，哪怕这些建议毫无疑问有利于颐和园的建设。一次，我提出要修葺颐和园，他们表面上非常支持，立即介绍了海淀的两个建筑商给我。对此，我当时并没有过多的怀疑，觉得他们长期主持颐和园事务，肯定不会有问题。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却让我非常生气，两个建筑商开出的估价表非常高，高到让我根本无法接受。面对这样的情形，我当然不肯同意让他们承建颐和园。接下来，我在北京城内的报纸上登载了招商广告，有意接任此项任务的承包商，都可以把估价表送到颐和园来。此举虽然触怒了不少人，但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工程以优异的质量如期完成，所花的费用还不到海淀的那两家承包商的1/7。

一个人办事情总是有困难的，后来我又说服了属下几个有见识的人来帮助我。我对他们说，我们都是替皇上办事的，没有必要勾心斗角，如果齐心合力，不仅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也能回报皇上的隆恩。其中有些人颇能了解我开源节流的想法，所以也乐于帮助我。虽然成效不可能那么快，但是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此之前，颐和园每年都要向皇上申请一笔费用，用于修葺管理之用，但是我上任那一年，不仅没有向皇上伸手要一分钱，反而盈余了很多钱。我们的生活足够自给自足了，用于维持生活的费用主要来自门票、昆明湖里面的活鱼和玉泉山的汽水厂。另外，开放日来临的时候，颐和园里面的茶馆、旅馆也一样能够赚到钱。

虽然有很多人反对我，但是胆敢采取具体行动赶我走的人却没有几个，他们大都采用种种幼稚的方法逼我离开，比如说写恐吓信。我曾经收到过许多恐吓信，并且有一封恐吓信的署名，竟然是一个自称非常钦敬和爱护我的人。信中说，他对庄士敦先生非常关怀，觉得有责任提醒庄士敦先生：有人打算在颐和园和紫禁城之间的路上杀掉庄士敦，杀手已经准备就绪，庄士敦危在旦夕。当时，我经常骑马往来于颐和园和紫禁城之间，收到这封信之后也一如既往，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活得好好的。我想，“已经准备就绪”的杀手肯定都是一些胆小无能之辈，要不怎么连这么多的机会都抓不住？

反对我的人，并不仅仅是紫禁城和颐和园里的人，很多比较激进的报纸也对我大肆攻击。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的中国学生思想都比较亢奋，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反对我这个洋人，就不能表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许多人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这矛头指向已经很明显了，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分子。在那些反对文字中，许多人根本就忘记了基本的礼貌称呼，把宣统帝直接称为溥仪，而且语气颇为轻蔑128。

胡适博士替我抱不平

1924年的中国，总给我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很多报纸都变着法子贬损紫禁城。当然了，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肯定不会放过我这个洋人和宣统帝。你要是不信的话，我可以举个例子。在1924年9月，北京《大晚报》刊登出了这样一篇文章，里面写道：“溥仪的英文教师，由于被一种卑鄙的想法所驱使，把他的女儿带入紫禁城介绍给溥仪；溥仪见了她，就凝望着她，认为她长得很美丽；那个英文教师——沉吟了一下子之后——就把他的女儿留下送给溥仪了。”

世间再也没有如此卑鄙的事情了，他们用如此下流的文字侮辱皇上和我，让我和我的朋友都十分气愤。像这种子虚乌有的诬陷，我有许多证据去反驳，但是所谓的证据我只要举出一个就足够了，那就是我根本没有女儿。

在我还没有作出回击的时候，我的朋友胡适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在信中他为当时中国某些人的行为道歉，并表示深深的遗憾。那封信写于1924年10月10日，现在我还记得它的大意：“阁下在中国的行为，历来被许多有识之士赞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的杰出表现自然会招来某些小人的嫉恨，但我希望阁下不要因此而生气。对一个心胸开阔的国际友人，他们的这种做法确实是可耻至极。虽然目前有很多人诽谤阁下，但是我相信阁下必有被全体中国人接受的一天。”

胡适的那封信并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件事，他还有更深的忧虑。他在对那些下流报纸进行批判的时候，也深深谴责北京的某些无聊政客。中华民国的议会虽然有名无实，但是某些议员却颇为活跃，多次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在这些无聊政客中，李燮阳是叫嚣声音最大、反对意见最强烈的一个，同时他也是那些政客的领袖129。按照他的说法，我之所以经营颐和园，无非是为复辟积累资金。像这种无聊至极的话语，我觉得有反驳的必要，于是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托付给当时北京的一家中英文报纸发表，英文版的《华北日报》发表完我的公开信后，在1924年8月9日又刊登出了评论《皇帝与议员》，文章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支持庄士敦先生，并发表庄士敦先生答复议员李燮阳的一封信。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以李燮阳先生为首的政客团体，对庄士敦先生和他背后的宣统帝进行了很无耻的人身攻击。读完庄先生的信后，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会后悔自己曾读过这封信。在中国现在的政局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尊自重的必要，李燮阳先生的言论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如果说中国现在的政体是共和政体，那么这个共和政体也非常令人失望。人们渐渐认识到，除非有君主政体，否则这个社会必定团结不下来。在开明君主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有好日子过，才能走向建设繁荣富强新家园的正途。在中国广袤的领土上，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呼唤宣统帝的回归，而如今李燮阳议员却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攻击宣统帝，真是让人非常气愤。李燮阳先生的话已经引起了庄先生的愤怒，庄先生觉得有必要对此作出回应，如果李先生有足够的勇气承担责任，他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向受侮辱的和受损害的庄先生道歉。

当然了，李燮阳是不会如此轻易就道歉的。但是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某人举办了私人宴会，恰巧李燮阳先生和我都在场，我请当时的主人介绍他给我认识。在我的坦诚和众多人的压力下，李先生最终向我道了歉，并说自己是误听了别人的谣言。

内务府和颐和园里面的人攻击我、诬蔑我，我不难理解是为什么，但是民国政府的人和议会的人也诬陷我，就让我很不理解了。经过反复打听，直到1924年10月我才从朋友徐善伯130口中了解了其中的内情。原来这并不是对我个人的不满，而是有计划的阴谋，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宣统帝疏远我、抛弃我。徐善伯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对皇上一直抱着忠心。他是通过写信的方式告诉我内情的，我记得我收到信的那天是10月4日，信中有一段这样说道：“……昨日来看我，他对我说，参众两议院一些议员正在酝酿一个阴谋，要将您逐出宫廷，他们开始散播谣言，在报纸上恶意攻击您，说您在皇上派给您的职务中赚了很多钱，现在已是一个大富翁了。他们最终的目的，无非是要毁灭皇上，将皇上赶出紫禁城，然后把他的财产充公。”

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他的预言在一个月后真的应验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人的攻击似乎也起到了一些作用，并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

1924年是我遭受诽谤中伤最多的一年，但遭受攻击的人绝对不止我一个，我的朋友、内务府总管郑孝胥也面临着和我同样的困境。相比于我，攻击郑孝胥的人少得多，并且全部都是内务府里面的那些人，而我不仅要遭受紫禁城和颐和园里面人的攻击，还要时刻提防民国政治势力的诬陷。郑孝胥做了内务府总管以后，在紫禁城里面进行了许多改革，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他就感觉到累了，于是向皇上请求放一段长假，希望皇上能够让他休息一下。但他没有打算放弃他的职务，他不想让年轻的皇上孤军奋战。

从很早以前，我就和郑孝胥的儿子郑垂交好，他也是我经营颐和园时候的好朋友。当时在紫禁城中，和郑孝胥齐名的还有两个人：罗振玉和王国维131，世界上许多专注于历史和考古学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个的名字，他们认真对待历史的态度，至今还值得我们学习。中华民国政府刚成立的时候，有人竟然把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当作废纸卖掉，见到这种情形，罗振玉把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全部买了下来，为世界和中国保住了一大批无价之宝。得到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以后，他们需要一个非常宽大的地方供他们学习和研究之用，于是就来颐和园向我求助，我立即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把他们带到玉泉山西面的一幢大楼里面去，告诉他们想用多长时间就用多长时间。那幢建筑不仅面积大，而且地处偏僻，不容易被外界干扰，他们看过之后都非常满意。后来我们三人在昆明湖畔散步的时候，他们又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构想，就是把那幢大厦发展成为中外历史研究所。对此，我非常赞赏，并鼓励他们要多加努力，有朝一日齐心协力把梦想实现。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梦想，过了没多长时间，他们其中的一位就溘然长逝，再也不会回来了。

自从宣统帝被驱逐出皇宫以后，罗振玉、郑孝胥、王国维就走上了不同的命运之路。罗振玉仍然在钻研那些历史资料，企图从中找出救治中国的良方；郑孝胥后来成了“满洲国”的国务总理，仍然为他热爱的皇上服务；但是第三个人，我们敬爱的王国维先生，已经撒手尘寰、驾鹤西去了。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王国维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儒者，是一个对大清王朝满怀忠心的君子。宣统帝被逐出皇宫后，王国维先生在孤苦郁闷中又度过了三年。1927年6月2日，我们都应该记住这个日子，一代大师、著名文化人王国维先生最后一次游览颐和园，然后在夜幕降临时，他自沉昆明湖，离开了他深爱着的国家。据他的遗书来看，他对当时中国的前途没有信心，感觉前途一片暗淡，于是就选择自杀来了却残生132。

王国维并不是满族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对满清王朝的忠心。1924年末，皇上虽然被赶出了紫禁城，但是王国维对皇上的忠心一点也没有改变。皇上被驱逐后，王国维的经济来源也就断绝了，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穷书生，这下子就更要去找其他生活的门路了。幸好他文名早著，不久就在国立清华大学找到一份职务，在那里教授史学。这个工作很适合他，他自己也很满意。但由于对皇上抱着非常深的感情，他不愿意舍弃正在困境中的皇上而自己一个人前往。见此情形，清华大学的校长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劝说皇上让王国维去清华任教，并且说如果王国维能来，清华学子肯定会受益匪浅。我把这个提议告诉了皇上，皇上立即写了一封信让我带回去，结果王国维一看到这封信就立即前往清华任教了。到了清华以后，王国维仍然拖着一条大辫子，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清华学子对他的敬爱。王国维一直在清华任教到1927年6月，那时北伐军已经接近了北京城，王国维看到满清皇室肯定彻底完蛋了，万念俱灰，于是就在6月2日那天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在游历完颐和园后跳湖自杀了。

颐和园是用海军经费建造起来的

颐和园是奉老佛爷的旨意修建的，里面储存了相当多的文献资料。我奉命管理颐和园后，有机会接触这类资料，从中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在这些文件中，有一份讲述了颐和园建造的动机和过程。光绪大婚后不久，老佛爷为了表示提携后辈，就把一部分军政大权表面上交还给了光绪帝。太后为了表示自己的坚定决心，坚持前往颐和园居住，并宣称将在那个地方颐养天年。为了方便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我特意找出了当年皇帝批示修建颐和园的上谕，读者可以从中慢慢领略这座园林的由来。表面上来看，修建这么一座园子是为了光绪帝，但是真正得到实惠的却是老佛爷。在那封诏书里，慈禧太后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道貌岸然的好人，责怪光绪帝不该如此破费，可是细细追究起来，那里面有哪一项工程不是按照她的旨意来做的呢？下面是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一日的上谕133：

二月癸未，朔，谕：

朕自冲龄入承大统，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垂帘听政，忧勤宵旰以来，前后二十余年，我圣母为天下忧劳，无微不至，而万几余暇，不克稍资颐养，抚衷循省，实觉寝馈难安。因念西苑密迩宫廷，圣祖仁皇帝曾经驻跸，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养性怡情。至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为高宗纯皇帝侍奉孝圣宪皇后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规，尤臻祥洽。其清漪园旧名，谨拟改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量加修葺，以备慈舆临幸。

恭逢大庆之年，朕躬率群臣，同伸祝嘏，稍尽区区尊养微忱。吁请再三，幸邀慈允。钦奉懿旨：“自垂帘听政以后，夙夜祗惧，如临渊谷，今虽寰宇粗安，不遑暇逸之心，无时稍弛。第念列圣敕几听政，问民疾苦，凡苑囿之设，搜狩之举，原非若前代之肆意游畋，此举为皇帝孝养所闻，深宫未忍过拂，况工料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未伤国计。但外间传闻不悉，或竟疑圆明园工程亦由此陆续兴办，则甚非深宫兢惕之本怀。盖以现在时势而论，固不能如雍正年间之设正朝、建公署，即使民康物阜，四海又安，其应仰绍前猷克光令绪者，不知凡几，尤当审时度势，择要而图。深宫隐愿所存，岂在游观末节，想天下亦应共谅。惟念皇帝春秋鼎盛，此后顺亲之大，尤在勤政典学，克己爱民，不可因一意奉亲，转开逸游宴乐之渐。至中外大小臣工，尤宜忠勤共励，力戒因循浮靡积习。冀臻上理，庶不致负深宫殷殷求治之意，实所厚望。钦此！”

朕仰承慈训，惟当祗服懔遵，不敢稍涉侈纵，诸臣亦应仰体圣慈谆勉之意，各勤职守，共赞升平。现在西苑工程将次告竣，谨择于四月初十日恭奉皇太后銮舆驻跸，其一切值班守卫事宜，均照王大臣等前奏章程敬谨办理。为此通谕知之。

读完上面的文件后，我想读者必然会产生和我一样的疑问，他们这么写明显是在骗人，他们究竟是在骗谁呢？当然了，宣布这个上谕肯定不是为了欺骗老佛爷，再说老佛爷的头脑也没有那么简单，她不会相信那么大的一个园子仅仅是光绪帝献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同时这道诏书也不是用来骗光绪帝的，光绪帝自己也不会相信什么“工料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修建颐和园具体花了多少钱，光绪帝可以说是比谁都清楚。之所以花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修建颐和园，光绪帝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让老佛爷从此以后待在颐和园里面，明天游山，后天玩水，就不要再管紫禁城里面的事了。中国人有一个明显的长处，他们能够把很不好的事情用很好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做一方面讨得了统治者的欢心，一方面也对历史有个委婉的交代。撰写上谕的官员全部都是当朝大学士，文采自然是没话说。建造颐和园的经费有很多是挪用海军军费凑来的，老佛爷处事精明，当然不会不明了这件事情134。只不过为了自己能够享乐，她宁可自欺欺人地相信上谕里面所写的罢了。仔细论究起来，慈禧皇太后对大清国的海军并不是没有贡献，她扶持的海军虽然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了，但是至少颐和园里还留着一艘石舫呢135！

令人窒息的两堵墙

慈禧太后一生中有许多罪恶是无法抹煞的，除去昆明湖中的石舫，另一处能够昭显她罪恶本性的地方就是玉澜堂。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把光绪帝囚禁在了这个地方。退居颐和园后，老佛爷接见臣下的地点是仁寿殿，这座宫殿是颐和园中的正殿。如果绕过仁寿殿，往南走不多远，隔着湖水，你就能远远地瞧见光绪帝曾经被囚的玉澜堂了。

玉澜堂按照规定是不能对外界开放的，游人也不可随意靠近那个地方，玉澜堂内外各门都用封条封紧了，这种现象直到我做颐和园总管的时候依然没有改变。我仔细看过那上面的封条，竟然发现许多封条是在很早以前贴上去的，大部分纸张已经变得灰黄，只要轻轻一触，就有脱落的危险。见此情形，人们能够很自然地想起这个地方已经多年没人居住了，也许自从光绪帝离开后，就再也没有人居住在这里。

我接管了颐和园后，立即下令撕掉门上的封条，进去一看究竟。走进玉澜堂，首先经过的是一个铺满石头的院落，院子正中间是一座正殿，左右还有两座小一点的配殿。正殿包括四个房间，处于正中位置的房间是客厅，里面有一尊御座，规格不大，面南背北。御座两旁各有一道门，西边的门通向光绪的卧室，卧室不大，东西宽不到4米，南北长大约5米，空气不是很畅通。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两幅画，一幅是风景，另一幅是象征着长寿的鹿和鹤。

御座东边的门通向另一间卧室，里面挂着徐会沣的书法条幅和沈师桥的花卉作品。在两间卧室及客厅的西边，还有一间屋子，里面摆放着吴石仙的雕刻，墙上则是一幅檀木浮雕的风景画。

玉澜堂有两个配殿，左边的叫霞芬室，右边的叫藕香榭。这两个配殿名字虽然起得十分诱人，但具体它们是干什么用的，还需要亲自看过才知道。撕开门上的封条，拉开门，看到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正对着门是一堵灰色的砖墙，将面向院子的一面完全封死，而墙体与门窗之间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如果门朝外开还好，但如果朝里开，只能开一条窄窄的缝隙。不管怎样，光绪帝都无法进入配殿，更不可能透过配殿看到玉澜堂外面。如果没有这两堵砖墙，光绪帝在闲暇的时候还可以眺望美丽的湖光山色，但老佛爷的巧妙安排使他只能看到两堵灰色砖墙。这两堵墙壁和紧锁的院门，共同组成了困扰光绪帝的屏障，让他和外界隔离开来136。

在这样的地方筑两道砖墙，老佛爷真会巧妙安排！她之所以要这么做，无非是想让光绪帝觉得自己是个囚徒罢了。如此醒目的两堵砖墙，不仅使得配殿无法居住，而且还可以时刻折磨光绪帝的神经，使他一看到这两堵墙，就明了自己的囚徒地位。虽说是个皇帝，可是在老佛爷的威压下，他竟然连看湖光山色的自由都没有。我想，在当时光绪帝的脑海中，肯定浮现出无穷的悲哀和耻辱。那个生性残酷、喜欢折磨人的恶毒女人，绞尽脑汁想出了这个折磨光绪帝的办法，使光绪的精神和心理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其实慈禧太后并不想把光绪帝彻底隔绝起来，她没有那么慈悲，如果她有慈悲之心，她可以把玉澜堂全部封闭起来。她想在更大程度上折磨光绪帝，就是要让光绪帝碰壁，就是要让他一拉门就看到那两堵冰冷的砖墙。

能够想出如此冷酷的法子来对付自己的亲侄子、亲外甥，老佛爷做人也真是无以复加了。这一发现，让我明白了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恨有多深。后来我进宫面见宣统帝的时候，曾对他提起过玉澜堂的情形，他听后非常惊奇，决定亲自前往观看。后来在他的示意下，我领他去玉澜堂观看，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的目光才开始关注那两堵墙。

我做颐和园大总管的时候，这两堵墙我是不愿意拆毁的，它们代表了一段历史。民国政府接管颐和园之后，那两堵墙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那两堵砖墙值得长久保存，后人来此游玩、凭吊的时候，都可以见证到慈禧太后的阴险和毒辣。一个如此残暴地对待自己亲人的老太婆，又怎么可能不把中国的大好江山丢掉呢？由于她的存在，中国人民至少多受了20年苦。

紫禁城的黄昏

这是宣统帝最后一次离开神武门，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以皇帝的身份进入过紫禁城。那扇原本只对皇帝打开的中门没有按照旧例打开，车队从一个侧门驶出皇城。这是皇上生平第一次没有享受如此尊荣，那一刻他彻底明白了，现在他和他原先的子民是一样的，不再享有任何特权。

北京兵变

酝酿许久的战争终于爆发了。1924年，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内战，战场首先在中国南部展开，浙江军阀卢永祥和江苏军阀齐燮元首当其冲，紧接着就是东三省的军阀张作霖为了援助卢永祥入关作战，直系军阀、当时的民国大总统曹锟见此情景再也坐不住了，和吴佩孚商量过后，直系大军就开到了北方。吴佩孚在北京“四照堂”点兵遣将，准备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做好准备之后的直系大军，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早在此之前，许多政治家就宣称，只要曹锟总统肯前去督战，用不了多长时间，直系军阀就能直入沈阳。

在10月份之前，中国南北双方虽然打得不可开交，紫禁城内的生活却没有多大变动。一切都像是沉静的死水，激不起半点波澜，宣统帝、皇后、太后和宫中的太监都像以往那样有条不紊地生活着，谁也不会想到生活很快就要发生变化。

吴佩孚出兵和奉系军队在前线打得火热，根据前方的战报，直系军阀可以说是节节胜利、稳操胜券，眼看就可以大获全胜了。可就在此时，吴佩孚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下令把冯玉祥的军队调往古北口，镇守北方这个最重要的隘口，从而阻止奉系军阀从北面进攻。客观来讲，吴佩孚确实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这个主张确实是一个好主意，可惜的是，他用错了人。冯玉祥很早以前就是吴佩孚手下的大将，虽然有人认为他对吴佩孚并不是十分忠心，但吴大帅显然没有料到他会在自己最危急的时刻捅一刀。

就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紫禁城内也发生了一件大事。珍妃的姐姐瑾妃病重，传过来的御医束手无策，只好静等她油尽灯枯了。在那段外面打仗、里面平静的日子里，我向皇上请了假前去樱桃沟别墅小住，然后又去颐和园游玩了一天，归来后没多久就听到了瑾太妃去世的消息。我从外面回紫禁城的时候，我很惊奇于北京城人民的镇静，虽然外面谣言频传，但是他们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依然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兵变发生的那天，我清楚地记得是10月23日清晨。当时我刚刚起床，一个仆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告诉我说，北京城发生了兵变。听完这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给皇上打电话，但是拨了几次也没有拨通。当时北京城内的情况相当混乱，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忙着囤积粮食。而那些有钱人则忙着把家眷转入使馆区避难，他们通常会入住六国饭店。

严格说来，那次北京事变不能算是兵变，冯玉祥十分聪明，在没有大动干戈的情况下，就达到了政治目的。当初吴佩孚命令冯玉祥把军队开往古北口，但冯玉祥并没有听命，而是半路杀回了北京城。当时和他一同起事的还有两位将军，一位是孙岳，另一位是胡景翼。这两位本来是吴佩孚留守北京的将领，但是他们暗中和冯玉祥商量好了，一旦冯玉祥的大兵返回北京，就开城迎接。按照计划，冯玉祥在10月23日天色未亮之际来到北京城外，当地的驻军遵照指示打开了城门。军队进城后，首先控制了火车站、电报局等交通、通信要地，然后又包围了曹锟总统的住宅。就这样，横行一时的直系将领、现任的民国大总统曹锟，在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就被冯玉祥活捉了。这件事刚刚传出来的时候，我并没有过多担心。民国成立以来，北京城发生的兵变太多了，不仅我，就是那些普通民众也没有过多地担心。但是，当我驱车前往紫禁城的时候，发现事情有些不妙了。在景山和紫禁城之间，到处都是大兵。北京城里面的至高点是景山，以往那上面只有参天古木，但是现在也堆满了冯玉祥的部队。到达紫禁城门口的时候，以往民国政府派来的护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进城的军队。

不过神武门的情景还算平静，皇上派来的轿子还在，守门的士兵照样对我行礼问好，看到他们安逸的表情，我暂时放松了心情。到达紫禁城后，迎面赶上来的仆人告诉我说，皇上已经在养性斋等候多时了。听完这话，我立即前往养性斋去见皇上。皇上正坐在我的书房里，仆人则立在一旁。见到我进来，皇上让那几个仆人出去，把自己和我单独留在了房间里。

皇上非常急切地问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被局限在宫内的皇上，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当他问到景山是否有军队把守的时候，我做了肯定的答复。他非常生气，大骂民国政府不遵守优待条件，擅自进入景山。我劝他说，那些人并不是民国政府的军队，他们也是刚刚进京的，估计不会遵守民国政府和清室制定的优待条件。在我的劝说下，皇上派内务府大臣绍英带了礼物前往景山慰问，并且适当地探听一下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但绍英带回来的消息，让皇上更加生气，那些士兵不仅不肯透露自己的意图，还要求清室多拿些东西过去。

忙了一个早上之后，皇上和我同到御花园散步。我们对时局的变化做了进一步的估计，然后皇上说：“不如我们去看看那些驻扎景山的大兵吧！”于是，我们就在御花园中的假山上用望远镜看了一下情况，但是除了漫山遍野的士兵，我们并没有发现其他什么。走下假山后，皇上非常忧虑。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还在和绍英等内务府官员讨论如何是好。过了没多久，醇亲王也进宫来了，他带来新的消息，说军队已经释放了许多关押的犯人，满大街上飘的都是共产党的传单。皇上等人非常着急，我就告辞了，说是去东交民巷区打探一下情况。

离开紫禁城后，我直接去了北京俱乐部。在今日的情况下，人们当然不可能讨论其他问题，但是很遗憾，在北京俱乐部，似乎所有人都对这件事情不怎么了解。他们只是在胡乱猜测，根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着边际的不止北京俱乐部的那些人，就是使馆区里面的人也对此感到茫然。见到这种情况，我想反倒不如回家好些，也许在路上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果不出所料，在路上我听见人们说总统曹锟已经被囚禁在了总统府，而曹锟的手下也都遭到了拘捕，现在被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这个消息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回到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一个在民国政府供职的朋友，但是没有人接，后来才知道他也被捕了，顿时我觉得大事不妙，就赶紧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皇上。

此后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曹锟手下掌管财政的那个人由于拒不交出财产，很快就被枪毙了。后来，冯玉祥等又威逼曹锟，让他下令解散国会，并且说如果曹锟不答应，他们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他进行惩罚。他们解散议会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说曹锟贿选，大总统得来的不光彩137，现在既然囚禁了大总统，顺便把国会解散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就是从那天开始，中国就没有议会和议员了，这对中国虽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于我却有一点小利，那就是我再也不用担心李燮阳之辈的攻击了。冯玉祥的部队进京后，他们不仅强迫曹锟解散了议会，还让他下令解去了吴佩孚的各种职务，立刻停止战争，前来北京报到。和这一切同时进行的就是，他们开始重新组阁了。

听说要重新组建内阁，很多和直系军阀有关的高级官员，都脚底抹油、纷纷开溜了。在这些决心要换换空气的人中间，顾维钧是最积极的一个。这位前民国政府的外交总长，听到要重新组阁的消息后，立刻躲入了东交民巷的大使馆。在大使馆躲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凭借一个加拿大朋友的帮忙，乘汽车从北京逃到了天津。即使到了天津，这位前外交总长还是不放心。据他后来说，躲在天津的那段时间，他非常担心，以至于总是梦到自己被拘捕。结果在天津只住了短短几天，他又借故跑到了英国租借的威海卫军港。幸亏借助于英皇陛下的权力，他的生命才得以保全。他选择威海卫军港避难，这中间还有一点小插曲。当他身为前任外交总长的时候，曾经奉命和英国驻华大使商谈收回威海卫军港的事情，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他还没有来得及再次前来谈判，就发生了这次事变。事后他说，如果谈判成功，他真的不知道该向何处去避难了138。

新组建的内阁政府规模不大，只是一个小型的内阁，有些阁员还身兼两职。当时的内阁总理是黄郛139将军，外交总长是王正廷140博士。

吴佩孚听说冯玉祥在北京搞政变而且建立了新内阁，立即撤回了正与张作霖作战的部队，转而对付冯玉祥。战斗在京津之间展开，吴佩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不得不带领残部退到长江流域，暂时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冯玉祥逼宫

随着冯玉祥军队的逼近，紫禁城里面的人们也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了。瑾太妃的葬礼本来应该非常隆重，可是由于这次事件来得太突然，也只能大大缩减规模了。原来驻扎在景山上的部队，已经失去了耐性，慢慢变得放肆起来。其后几日我进入紫禁城的时候，仆人都无一例外地告诉我，驻扎在景山上的队伍又惹事了，他们总是想尽办法挑起事端，并以此威胁紫禁城里面的人。

11月2日清晨，我刚起床就被皇上召去紫禁城开会。到了养心殿后，发现荣源和郑孝胥已经到了，会上，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预感，紫禁城里面将要发生大事情，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从最近的发展态势来看，冯玉祥很快就会有所行动，与其他行动不同，这次如果行动，针对的肯定是宣统帝。确定了这些以后，我们就纷纷出主意，如何才能让皇上顺利离开紫禁城，前往大使馆避难。在通往外面的路上，每一道门都被军队严格把守着。皇室原来的卫兵现在已经被全部撤了回来，取而代之的是孙岳的部队。我这次进宫，皇上还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求我把一些重要的文件和贵重物品带出京城，以备将来发生意外。像这样的事情，就是皇上不吩咐我也会做的，出门以后我就把这些东西寄存在了汇丰银行。

办完这件事情后，我又回到紫禁城。祭拜完瑾太妃，我直接赶到皇上的住所，向他禀明了我的所作所为。皇上对我非常满意，他随即拉开柜门，拿出一个小盒子，说：“这些东西本来是属于端康皇太妃的，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最后肯定会被别人偷光，在此之前，你还是选择一样作为谢礼吧。”我虽然再三推辞，最终还是没有抵过皇上的好意，于是我就选择了一枚绿玉戒指。我这次进紫禁城的时候，气氛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了，一种巨大的压迫感和恐怖感笼罩在紫禁城上空，让人感觉怪怪的。

到了11月3日，紫禁城里面的许多办事人已经借机逃走了，剩下的一些人则在忙端康皇太妃的葬礼。11月4日是星期二，我和皇上一起吃过午饭后，又一起到储秀宫见皇后。等了没多长时间，郑孝胥也来了，我们一行人前往养性斋商量皇上外逃的计划。最后郑孝胥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我们都觉得不错，就商定在明天实施。面对种种困境，紫禁城中的人们终于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而我将见证紫禁城皇族最后的荣光。

11月5日是星期三，早上一醒来电话铃就响了。电话是载涛贝勒打来的，内容虽然在我意料之中，但是乍听之下还是非常吃惊。在电话中，他说冯玉祥已经带领部队进入了紫禁城。据他说，冯玉祥的军队已经占领了神武门，严禁宫内外的人出入，同时皇上的电话线也被切断了，现在根本就没有人知道皇上的真实状况。在电话中，他问我能否想办法进入紫禁城，我考虑了一下答应试试。在当时的中国，借助外国人的势力进入紫禁城不失为可行之策。

等了没多长时间，载涛自己驾车来到我家。他一直把车开进了我的庭院，然后下车和我同坐一辆车前往。事态紧急，我没有过多犹豫，立即前往紫禁城。从我家到神武门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很快就到了，但是神武门的三道大门已经被锁上了，守门军士虎视眈眈地望着前来的每一个人。走到那里的时候，我的车子被迫停住了，一个军士前来盘问，我拿出自己的中文名片递给他，请他拿了名片去请示自己的上级，看一下能否让我们通过。接过我的名片，那个军士转身离开了，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和我坐在一起的载涛贝勒感动地说，如果能获准进入紫禁城，我可以说他是我的仆人。

载涛贝勒无疑是皇室中最优秀的人。他不仅有远见，而且还有难得的勇气。他一方面担心自己的安危，另一方面也担忧皇上的生命安全。即使有一点微小的机会，他也绝不放弃，所以才冒着生命危险进宫一探。假扮我的随从，有可能损伤他的名誉，但是他对此不怎么在乎。这种要求竟然出自大名鼎鼎的载涛贝勒之口，真是让我吃惊不已。同时从这句话中，我也深深了解了他内心里的痛苦。康乾盛世的时候，王公贵族身份何等尊贵，如何肯对别人自称仆人？不过身逢乱世，载涛贝勒也顾不得自己的颜面了。慈禧太后向来不赞赏洋人在中国的举动，如果她看到今日的情形，不知道要作何感想。

我和载涛贝勒在车上等了很久，那个军士才不急不缓地回来。见到我们，他不客气地说：“上面命令，所有人都不许靠近紫禁城一步，你们两个赶快走远点。如果有谁胆敢违抗司令部的命令，我们就让他好看。”见此情形，我知道怎么着也不行了，于是就把车转头开走。载涛贝勒非常担心，一直问我该怎么办好。考虑了一会儿，我说：“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好想，除非去请外国公使帮忙，让他们出面劝说冯玉祥。”

很快，我们两人就到了东交民巷。在北京当时的使馆区，荷兰公使欧登科是公使团的领袖。这次运气不错，当我们刚到荷兰公使馆门前的时候，英国公使麦克莱爵士也正要进去，我急忙上前拦住他，请他带我们前去拜见欧登科。过了没多久，欧登科和我们三个人就坐在一起商量问题了。奇怪的是，直到那时，欧登科和麦克莱爵士还不知道紫禁城里面发生的事情。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他们商量、考虑了一阵，决定当日下去见新任外交总长王正廷。为了稳妥起见，他们还邀请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先生一同前往，届时他们将要求新任政府不要对宣统帝作出过激行为。

“皇帝”变为“溥仪先生”

就在我们和欧登科先生会谈的时候，北京城里面发生了大骚乱。北京城里面的普通市民纷纷谣传，冯玉祥的军队要在紫禁城里面大开杀戒，不仅杀死了皇上和两位太妃，还要把所有的满清皇室成员和贵族杀光。面对这些谣言，许多满清王公贵族心惊不已，纷纷跑到东交民巷使馆区避难。幸亏德国公使馆有一座废弃的兵营，否则真的不知道如何安排他们。我从荷兰公使馆出来以后，立即前往看望这些满清贵族，让他们安心等待，不要胡思乱想。除此之外，我还明确告诉他们，皇上和两位太妃还活着，没有丝毫损伤，至于那些所谓的要杀戮皇族的消息纯粹是谣言。

虽然很盼望三位公使能够在谈判中取得理想结果，但还不到下午，宣统帝等皇族成员就被赶出了紫禁城。被驱逐出紫禁城的皇上，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押到了他父亲醇亲王的府第。一路上，很多人都看到了皇上，这一方面有损皇帝的威严，另一方面也让很多人放宽了心。得知皇上还活着，而且国民军并没有伤害满清皇室，许多躲在德国公使馆的满清贵族纷纷回家了。但是某些胆小的贵族还是坚持留在公使馆里，打算先看看形势的发展，然后再作决定。我虽然很想立刻前往醇亲王府面见皇上，但我还是忍住了性子，静等三位公使谈判的结果，然后准备把这个谈判结果告诉皇上。

见到外交总长王正廷后，欧登科公使率先请求，让他们不要为难宣统帝。他说明了自己和其他两位公使来此的意图，并请他予以协助，不要危害宣统帝和他的家人。但是对于他们的请求，这位新任外交总长只是假装听不见。这位新任外交总长态度非常傲慢，就连委婉的好话和暗示也不愿意给一个。见此情形，欧登科等三位公使非常愤怒，最后他们说，如果中国政府不从人道主义出发，最后导致什么意外发生，三国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不管141。见到三位公使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王正廷才有了紧张感。他很快调整了态度，并请他们放心，说国民军绝对不会伤害宣统帝，如果有谁胆敢冒犯宣统帝、干涉宣统帝的自由，新任政府绝对不会答应。

最后，王正廷总长还向三位公使解释说，长久以来中国人民就不满意优待条件，政府现在这么做也是顺从民意。除此之外他还说，政府这么做绝对没有伤害宣统帝的意思，只不过是要取消宣统帝的皇帝称号，并把他赶出紫禁城罢了。

关于三位公使和王正廷总长谈判的内容，我只知道这么多。王正廷总长虽然口头上说保证宣统帝的安全，但是他自己可能并不知道事态的发展，因为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宣统帝被赶出了紫禁城。当然了，他更不可能知道，宣统帝被驱逐出皇宫以后，冯玉祥的军队曾经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他。

不管怎么说，得知皇上性命无忧，我非常高兴。告别欧登科先生后，我驾车前往醇亲王府，去探视皇上。刚开始，我并没有十分的把握能够入内。等我驱车赶到北府的时候，天色已经很黑了，北府的大门关闭着，冯玉祥的士兵把守在外。我停住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出来，把我领了进去。走进醇亲王府没多久，就看到了几个面容非常熟悉的仆人，他们见到我，立即上前说，皇上和醇亲王已经等我很久了。当时我们是在醇亲王府的大厅里面相见的，除了我之外，还有内务府官员和其他一些王公贵族。在这些人中间，除了皇上还算镇静，其他人都面容紧张，满脸焦虑。见我走了进来，皇上友好地笑了笑，示意我坐下142。

过了一会儿，皇上把我带进内室私谈。虽然被赶出了皇宫，取消了皇帝称号，皇上的态度还是那么泰然自若，高傲中透露着威严。他非常看不起那些遇到一点小事情就惊慌失措的人，同时也对自己的举止行为进行了适当的训练和调整。

皇上并没有告诉我他离开紫禁城的经过，所有这一切还是我从内务府官员那里听来的。那天早上9点钟左右，冯玉祥派鹿钟麟到了神武门。首先，他们解除了神武门守卫的武装，然后用自己的士兵取代了他们的职位。当鹿钟麟走进紫禁城的时候，还特意命令守门士兵不许任何人进入。随后，他们让原来守门的士兵带他们去内务府，在那里，他们向内务府官员提出要见“溥仪先生”。被逼无奈之下，内务府里面的一个人告诉了他们皇上的住所，然后他们就大摇大摆地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内务府的人还听见他们说要“溥仪先生”和他妻子以及两个太妃在三个小时内离开紫禁城。

在将要离开的时候，鹿钟麟还交给内务府总管绍英一份文件，声称是对“优待条件”的一次“修正”：“立刻送去给溥仪先生过目。上面所列条款不得有丝毫改动，要他立即无条件地接受这些条款。”说完之后，他们就离开了。

修正后的清室“优待条件”

许多人早就看不顺眼的优待条款终于走到了末路。鹿钟麟交给绍英的是经过修改的优待条款，其内容与原来的很不相同。现在我把原文摘录在下面，以供读者参考：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

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从上面显示的时间来看，这件公文是在1924年11月5日签署的，签署的双方分别是新成立的内阁和清朝皇室。这份文件是鹿钟麟交给绍英的，绍英等人看到这份文件，吓得两腿发颤，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连哭带叫地跑去见皇上，并把这份文件交给他，让他看着定夺。皇上面对这样的事情相当冷静，他不仅没有一丝恐惧，反而开始担心幸存的两位太妃。这两位太妃死也不肯出宫，并且扬言如果让她们出宫，反倒不如死的好，这件事情让皇上一想起来就头痛。

起草这份文件的是民国当时的司法总长张耀曾，但最后签署发出令的是内阁总理黄郛。除此之外，在这份文件上面，还签署有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和北京市长王芝祥的名字。

最后一次经过神武门

皇上离开紫禁城的时候，只被允许携带少许的个人财物，在众多军士的看管下，皇上和皇后走到御花园，然后从那里坐上汽车，前往醇亲王府。在整个过程中，皇上的每一个细小举动都有人监视，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新任内阁制定的优待条款的可行性。他们一直在强调宣统帝以后是个自由人，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又分明把宣统帝看成了囚徒。

皇上和皇后分别上了汽车，紧接着每辆车又上来一个军士，表面看来，这两个军士是为了保护皇上和皇后的安全，实际是为了监视皇上和皇后的一举一动。很快，车子抵达神武门，这是宣统帝最后一次离开神武门，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以皇帝的身份进入过紫禁城。皇帝车仗来到的时候，那扇原本只对皇帝打开的中门没有按照旧例打开，车队从一个侧门驶出皇城。这是皇上生平第一次没有享受如此尊荣，那一刻他彻底明白了，现在他和他原先的子民是一样的，不再享有任何特权。不但如此，他还不能像个平民那样享受人身自由。

按照皇上的主意，他们出了紫禁城就直奔北府而去。那个地方位于北京城的北面，距离紫禁城仅有三公里之遥。皇上本来的意思是想居住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可是鹿钟麟不允许，他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暂时居住在北府。

得知皇上将要居住在醇亲王府，鹿钟麟立刻撤换了醇亲王府的警卫。为了测试一下民国对待自己的诚意，也为了检验一下新制定的优待条款的可行性，当天下午皇上就提出想去外面逛逛，结果守卫人员一听说皇上要外出，立即宣布，根据他们得到的命令，“溥仪先生”不得离开现在的住所。

在醇亲王府，我和皇上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谈完之后，已经将近8点钟了。临走的时候，我问皇上是否需要我过来陪他，刚开始，皇上对此提议表示欢迎，但是略微一沉思，又否决了我的提议，他说我现在最要紧的任务是和外国公使保持联系，而不是顾及这些碌碌小事。经过反复考虑，最后他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如实地转告出去。

我觉得皇上的主意非常不错，就立即走到院子里说我要离开。两个军士替我拉开了车门，但在我上车之前，他们说要进行安全检查，把我汽车的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也许他们觉得我有可能把皇上藏在汽车里面，然后由我把他偷带出去。此举让我非常反感，但是我也没有说什么，只是一言不发地把汽车开走了。离开醇亲王府，我立刻开车前往东交民巷，在那里一直徘徊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家。

对于宣统帝被驱逐出紫禁城这件事，我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我感到庆幸，另一方面也感到遗憾。皇上被驱逐出紫禁城后，一直束缚他的内务府消失了，他终于堂堂正正地成了一个自由人，虽然这份自由现在还没有得到。遗憾的是，这个自由并不是他靠自己的力量争取过来的，而是被武力逼迫着接受的。那些使用武力的人并不知道，而且也不会相信，年轻的皇帝并不喜欢原来的身份，他比任何人都急于放弃手中的特权。

回到家后，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孤独感，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想要努力看清楚皇上的未来走向，但是眼前总像有许许多多的烟雾笼罩着。我回忆起以前和皇上在一起的快乐日子，没想到仅仅过了数年，一切都不会再发生了。溥仪最终也没有逃脱末代皇帝的命运，走上了悲剧之路。所有人都应该记住那个特殊的日子，1924年11月5日，满清皇族在紫禁城苟活13年后，终于走向了灭亡，从此中国再也没有了皇族的存在，有的只是共和国民。

笼中天子

皇上出宫之后第二天，当我驱车前往醇亲王府看望皇上的时候，守门的军士说根据他得到的命令，严格禁止我入内。就这样，我和皇上连续三个星期没有见过面。起初，一同被禁止入内的人并不多，又过了两天，被允许进入醇亲王府内的人就仅剩几个直系亲属了。

危机四伏的北京城

宣统帝被驱逐出紫禁城那天，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家里面的人都非常紧张，用十分不安的眼神看着我。经过询问我才知道，他们听到许多关于紫禁城的谣言，又见我出去了一整天没有回来，都非常担心和恐慌，唯恐我出什么意外。吃过饭，休息了一会儿，仆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在我的房子外面有一大批便衣和军士，他们拦着来访的客人，不让任何人入内。听完这话，我立即拉开门走了出去，但遗憾的是没有看到人影。后来我从朋友口中得知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有不少人曾经专程前来告诉我，我面临极大的危险，但是他们一概被挡在了门外。

虽说我知道自己有危险，但是我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放心的。如果真的有人想要杀掉我，在几个星期前他们就动手了。现在连皇帝都被驱逐出了皇宫，我一个洋文师傅还有什么值得报复的呢？但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我的危险不是来自我以前的职务，而是现在我为了皇上的事情，拼命地和各国公使交涉。我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他们为了阻止我的进一步行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皇上出宫之后第二天，即11月6日，当我驱车前往醇亲王府看望皇上的时候，守门的军士说根据他得到的命令，严格禁止我入内。就这样，我和皇上连续三个星期没有见过面。起初，一同被禁止入内的人并不多，又过了两天，被允许进入醇亲王府内的人就仅剩几个直系亲属了。也许是考虑到舆论影响，他们很快又改变了这种做法，允许人们前去探视，其他毓庆宫的师傅和郑孝胥都被批准入内了，但就是我，迟迟得不到批准，这让我非常生气。当我向他们提出抗议的时候，他们只用一句“所有的外国人都不许入内”就把我打发了。

我心里面明白，那些在北京搞政变、成立新政府的人，对我是恨之入骨。他们把我看成揭露他们丑恶行径的罪魁祸首，他们向世人宣布，宣统是自愿接受新的优待条款的，但是我却拆穿了他们，让他们脸上很没光彩。这怎能不让他们万分气愤呢？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金钱优势，让许多中英文报纸为他们宣传，进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信誉度，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可没想到我这么一搅和，他们以前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这又怎能不让他们气愤难耐？在我的劝说下，不仅仅是前去和王正廷谈判的三位公使，还有其他国家的驻外公使，纷纷站出来谴责冯玉祥部队的不人道做法。在众多公使的努力下，冯玉祥他们精心编织的谎言被打碎了。距离北京事变仅仅几个星期，冯玉祥的支持率已经下滑了一大半，到最后，除了几个崇拜权力的宗教分子外，几乎没有人再相信冯玉祥的谎言了。

在外国人中，崇拜冯玉祥的宗教人士也有很多，比如一个名叫古霍士的牧师就是如此。北京事变发生后，有人告诉他冯玉祥被共产党赤化了，他听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没错，冯玉祥是赤化了，但是他的赤化是用耶稣的鲜血换来的。”虽然对他如此崇拜，后来冯玉祥的所作所为还是让他失望了。冯玉祥兵败失利后，远走莫斯科，奉命前去搜查的军士在他的寓所里发现了许多列宁的照片，这充分说明了问题。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外国传教士对冯玉祥的热情逐渐减退、消失了143。

不可否认，冯玉祥和他的部队受到了共产党的鼓动。北京事变发生后，东交民巷一直流传着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当使馆区的公使询问这位共产党人对北京事变的看法时，他冷笑一声回答道：“这根本就不算什么稀奇事，在俄国，我们早就摸索出了一条怎么去对付皇帝的办法。现在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我们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我私人对此不便多作评价，但愿这个故事不是真的。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以后陆陆续续还有一些消息传过来。六年后，一个在军政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官员又告诉我一个更加可怕的消息，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公使馆里面的人定会感到非常气愤。

据这个人讲，当初冯玉祥进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囚禁总统曹锟、废掉无用的国民议会、撕毁以前制定的优待条件、把宣统帝赶出紫禁城，他还有更深的预谋，那就是准备用武力夺取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把所有的外国人赶出北京城。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实行，恐怕会酿成自从义和团事件以来最惨重的灾祸。根据以往制定的条约，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某些特权，这些特权的取得并不光彩，其中也不乏有损害中国人民权益的内容，因此许多有骨气的中国人和高级将领气愤不已，日日盼望收复主权。如果从这些方面来考虑，冯玉祥作出这样的决定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件事情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行，这对中国人民和北京公使馆里面的外国人都是一件好事情，如果冯玉祥执意那么做，中国必定又要和外国军队打一仗，这一仗不管输赢，对双方的损害都是很严重的。我私人认为冯玉祥的头脑不至于那么不冷静，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传闻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摄政内阁极不正规

新内阁成立以后，编织了相当多的理由为自己辩解，他们为了掩盖自己驱逐宣统帝的丑恶行为，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当然了，他们最好的辩解理由莫过于说宣统帝妄图复辟。他们当时考虑到张作霖势力强大，不太容易摆平，于是就转而诬陷宣统帝和被打败的军阀吴佩孚相勾结144。平心而论，张作霖和吴佩孚虽然都是民国高级官员，但是都心存复辟的思想。尽管如此，说宣统帝和他们相勾结，那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复辟派一直小心翼翼地行动，唯恐一个不小心把皇上拉扯进去，从而前功尽弃。在此情况下，他们怎么还会明目张胆地和皇上联系呢？为了寻找有关复辟阴谋的证据，冯玉祥一伙翻遍了宣统帝所有的文件，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任何此类的证据都没有找到145。

对于民国政府以前和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冯玉祥他们早就不满意，如今终于轮到他们掌权了，他们又怎么会不在这上面动一番脑筋呢？当初签订那些条款的时候，民国政府和清室都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反而是那些围着清室和民国政府的人受益最多。所以，对于这个优待条件，皇上也非常不满意，早就有意提出修改。如果民国政府借此机会，好言好语和皇上商量，皇上必定十分乐意合作，但是他们放着光明大道不走，偏偏采取逼宫的方式，这不能不让人气愤。再说了，一个还未取得全中国人信任的内阁，一上台就用暴力解决前朝遗留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不恰当的。

民国政府大总统曹锟正式修改优待条款的时间是11月5日，这份文件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所以我也从内务府那里得到了一份。令人吃惊的是，这么重要的政治文件，民国政府竟然仅仅用中文发表，而没有任何英文版本。当时民国总统曹锟虽然遭到软禁，失去了行动自由，但仍然是用他的名义发出的。负责看守曹锟的人，威胁曹锟发出行动指令，委派鹿钟麟、张璧等人前往紫禁城，和清室商量修改条款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商量，但清室根本没有发言权，鹿钟麟等人也没有给宣统帝发言的权利，只给了他应该接受的义务。关于新的优待条件的所有条文，很早以前就被新内阁制定好了，鹿钟麟他们只不过是拿去让宣统帝签字罢了。

新的优待条件制定后，就取代了1912年制定的那一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清室在这个不正规条款的逼迫下离开了紫禁城，把自己与皇族的尊严和荣誉隔离开来。当时负责制定此项条款的黄郛摄政内阁极不正规，他的全部阵容如下：

国务总理：黄郛；

陆军总长：李书城；

司法总长：张耀曾；

财政总长：王正廷（兼）；

外交总长：王正廷；

内务总长：虚悬无人；

海军总长：虚悬无人；

教育总长：黄郛（兼）；

农商总长：虚悬无人；

交通总长：黄郛（兼）。

看过这张名单的人肯定会感到非常奇怪，在西方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一个人担任三个总长的现象。中国人口众多，向来不愁没有人做官，但是此时竟然有三个总长没人担任，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万分奇怪。

除此之外，当初签订这个条款的时候，清室的所有成员均一致反对，但是他们照样拿出去执行了。他们的这种做法让当时许多的外国人气愤不已，但是也无可奈何。宣统帝的皇帝尊号被废，无疑剥夺了很多人信仰的自由，也让很多满清遗老遗少伤痛不已，民国政府不考虑人民的感受，就制定出这么一个条款，可以说是糊涂之至。

冯玉祥当初制定这个条款的目的并不简单，他想把宣统帝赶出紫禁城后，让他失去皇帝的威严，进而遭到北京臣民的唾弃。这种卑劣的做法也只有他能想得出来了，但是宣统帝显然没有那么不受欢迎，北京的普通市民对他普遍表示同情。在当时的北京人中，除了少数受到共产党影响的激进学生，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如此一来，冯玉祥想要利用民众来反对宣统帝的做法就宣告失败了146。

我和顾维钧成为众矢之的

优待条款修订后，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他们纷纷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愤怒。我的朋友胡适就是极力反对新优待条件的人，他给外交总长王正廷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条款只能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不能单方面地说改变就改变，如果这样做，不仅违反了国际上通行的惯例，也很难对国人有所交代。不仅如此，胡适还把这件事情称为民国历史上最不名誉的一件事情。在众多的反对人员中，满蒙王公和清朝的遗老遗少是主力军。这些人的名誉、财产都依附于宣统帝而存在，如今宣统帝没有了皇帝称号，又离开了紫禁城，他们的这些利益自然也就保不住了。如此看来，宣统帝被迫放弃皇帝尊号，间接影响了很多人。蒙古人和藏族人并没有参加革命，他们对冯玉祥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意，同时也表示坚决支持宣统帝保留皇帝尊号。

在这次事变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冯玉祥军队的做法越来越过分，到最后他们竟然破口大骂，完全没有一点绅士风度。在这些被骂的人中间，有我和上文提到的顾维钧。在他们眼中，我们两个人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每天除了做坏事，再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做了。顾维钧和现任外交总长王正廷积怨已久，被骂也可以理解，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一直让他们骂不绝口。

紧跟着他们的言语，北京许多报刊也出现了类似的消息，大骂我的人品和行为有问题。比如当时北京的《世界晚报》这样登载：“北京城内近来不断有谣言发生，经过仔细勘查，终于发现了罪魁祸首，一个是前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另一个是宣统帝的洋文教师庄士敦。”不仅如此，这家报纸还对我们两个大肆攻击，他们说：宣统帝被驱逐出了紫禁城，顾维钧也失去了饭碗，如此一来就给庄士敦和顾维钧的相互勾结奠定了基础，据有人亲眼看见，他们两个走进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举行私人会议，最终他们决定制造谣言，在北京引起骚乱，进而推翻摄政内阁。同一时间，有些报纸竟然还说，我和顾维钧收了吴佩孚的大笔贿赂，想要密谋造反。其实，仔细追究起来，他们的这种说法是根本没有什么证据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两位老太妃挥泪出宫

优待条件废止后，按照规定，紫禁城里面的人全部都要离开。对宣统帝和其他皇室贵族来说离开也就离开了，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留恋的地方，但这件事情实行起来对宫中幸存的两位太妃就很困难了，她们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紫禁城。冯玉祥逼宫的时候，端康皇太妃刚刚去世，丧礼正在举行，这本来就够冯玉祥和他的同谋者头痛了，现在又加上了这两位太妃的阻止，他们就显得更加无奈。随着搬迁时间的临近，小太监多次进来劝说她们，并说如果她们不自动离开，待会儿民国政府的军队就要开进来，把她们强行拖出去。听到这个消息，两位太妃立即表示，如果真的有这种事发生，她们就立刻撞死在宫中。

她们拒不出宫，引起了冯玉祥和摄政内阁的忧虑。他们一方面希望清室成员赶快离开紫禁城，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敢使用强力，如果这两位太妃真的在紫禁城中自杀，必定会引起北京人民和满清皇室成员的骚乱，如此一来冯玉祥和新内阁的声誉就荡然无存了。面对这种尴尬的境地，他们只好求助于宣统帝，希望借助宣统帝的力量，命令这两位太妃离宫。宣统帝听完鹿钟麟转达的想法后，感到非常为难，他不希望为冯玉祥办事，但也不希望两位太妃命丧紫禁城。如果两位太妃真的在紫禁城中自杀，那么宣统帝必定要为此事负起很大的责任。如果他不配合冯玉祥的行动，最后导致两位太妃真的在紫禁城中自杀，那么冯玉祥和他的同谋者必定会埋怨宣统帝，说他只顾个人私利，完全置两位太妃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到那个时候，中国人民责骂的就不是冯玉祥他们，而是宣统帝了。经过反复思量，宣统帝答应帮助冯玉祥他们说服两位太妃，但同时也提出了交换条件，那就是让两位太妃暂缓出宫，等到端康皇太妃的葬礼结束后，再让她们离开。鹿钟麟代表冯玉祥和新任内阁接受了宣统帝的提议。

端康皇太妃的葬礼是在11月9日结束的，那天下午，清朝皇室成员为她举行了出殡大典，这可能是中国皇室的最后一场葬礼了。由于事态紧急，典礼缩减了一切繁琐礼节。端康皇太妃的金棺抬出神武门后，没有立刻下葬，而是暂时寄放在了一所庙宇之中。等到一切都办妥之后，剩余的两位太妃也于两日之后离开了紫禁城。可以想象，两位太妃经神武门出宫的时候，一定感慨万分。当初她们被选为嫔妃的时候，就是从神武门进入紫禁城的，随后的几十年间，她们再也没有出过紫禁城半步。现在当她们第二次经过神武门的时候，已经是几十年后了，并且这次离开意味着永久的诀别，从此以后，她们再也回不来了。离开紫禁城后，两位太妃的生活和住址都是秘密，除了满清皇室的几个成员，很少有人知道。可以确定的是，她们离开紫禁城的时候，年岁均已很高，现在肯定早已不在人世了。

张作霖和段祺瑞很生气

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张作霖是从一个英国人口中得知宣统帝被逼宫的消息的。张作霖心中一直有复辟的想法，据那个英国人说，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张作霖认为，冯玉祥倒戈就是把北京城占领了也应该，但是他逼迫宣统帝离开紫禁城就非常不应该。撕毁优待条件、驱逐皇帝离开紫禁城，冯玉祥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张作霖忍无可忍了，他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给冯玉祥点颜色看看。

早在吴佩孚攻打张作霖的时候，张作霖就和冯玉祥有了密切接触，他们两个商量好共同打击吴佩孚。但是现在反对曹锟、吴佩孚的战争刚取得胜利，冯玉祥就不把张作霖放在眼里了，连驱逐皇帝这么重大的事情也不和他商量一下，这让张作霖在心中恨上了冯玉祥。不过，张作霖的怒气不仅仅是因为冯玉祥损害了皇室尊严，也因为他觉得冯玉祥会独自霸占紫禁城内的财宝。张作霖认为，如果皇上不能继续监管紫禁城的财宝，那么最合适的监管人就应该是他自己。不过，从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张作霖对皇帝的安危还是多少有点关心的。

为了不让冯玉祥在北京独断专行，张作霖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兵入关。张作霖为人聪明，并不急于和冯玉祥见面，他的兵团也停在天津观望。结果他自己在天津不慌不忙地看了半个月风景，冯玉祥倒是先坐不住，前去拜见他了。两个军阀之间本来就有很深的芥蒂，而且谁也不掩饰对对方的厌恶，因此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就吵得不可开交。因为逼宫，冯玉祥不仅得罪了张作霖，而且也让段祺瑞非常不高兴。早在冯玉祥逼宫的第一天，段祺瑞就公开发表声明，反对冯玉祥的粗暴做法。段祺瑞自从驱逐了张勋之后，就以“再造共和”的元勋自居，如今冯玉祥驱逐满清皇帝竟然没有和他商量，这让他心中非常不快147。

和张作霖的那次会面，冯玉祥没有讨到任何便宜，回到北京后，冯玉祥越想越生气，四处对人说自己不干了，改天就回家休息。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伟人，一遇到点儿挫折就喜欢这么说，但是从来没有见他们实行过。就在冯玉祥回到北京的时候，张作霖和段祺瑞也快到北京了。随着这两个实力派的登场，人们纷纷猜测刚刚组建的摄政内阁还会不会继续存在。

果然不出所料，这两个军阀一到北京，摄政内阁就宣布解散了，而段祺瑞则成了国务总理。作为新政府的首脑，段祺瑞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内阁。至于段祺瑞组阁的具体情况，我觉得没有必要谈论太多。不过在这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段祺瑞和郑孝胥是多年的老朋友，段祺瑞一直比较欣赏郑孝胥，于是他刚一上台，就竭力拉拢郑孝胥为自己效力。这样一方面能够扶植自己的势力，另外也能拉拢那些忠于满清皇室的成员。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郑孝胥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一计不成，段祺瑞又生一计，一厢情愿地在报纸上公布了郑孝胥担任内务总长的消息。他想用强拉的手段，先给郑孝胥一个内务总长当当。满以为郑孝胥会欢天喜地地过来就职，可没想到郑孝胥根本不愿意前来。在郑孝胥心中，名节要重过生命，他肯定不会事二主的148。

溥仪的逃亡

为了纪念皇上脱离虎口并成功进入日本使馆，郑孝胥作了一首七言律诗，最后两句是：“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意思是，在这次奇迹中，虽然没有武装军队保护，但至少有一位秃顶的老人保护着皇上。这位秃顶的老人就是郑孝胥本人。

溥仪送钻戒给张大帅

北京事变后不久，即1924年11月22日，段祺瑞进入北京，一天之后，张作霖也抵达北京。这两个人进京，为了表示拥护共和的信念，并没有带大部队，段祺瑞未带一兵一卒，张作霖仅带了一个贴身侍卫。段祺瑞刚入京，就在11月24日宣布就任“临时执政”之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执政权属于中华民国大总统，但由于冯玉祥取消了议会，民国大总统无法选出，只好暂由内阁总理代为执行。这个新组建的政府，只是为正式政府的成立做准备，所以显得并不是很正规。

11月25日，几乎所有的中英文报纸都用很大篇幅刊载了这个消息，他们说：“前任摄政内阁修改优待条件，把宣统帝驱逐出紫禁城，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昨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后，就针对这个情况，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其中有一条是撤销对宣统帝所有的监视，让他恢复自由。”除此之外，在当时报纸上还有这么一条信息，颇引人注意：“段祺瑞刚刚执政，就命令冯玉祥悉数撤去醇亲王府的守卫，恢复所有满清皇室成员的行动自由。至于宣统帝的安全，则改由京师警察总监负责保护。”

与段祺瑞不同，张作霖对冯玉祥在北京的所作所为不做任何评价，也不愿意接见任何满清皇室成员，但他却表示“对宣统帝的英文老师非常感兴趣，将在合适的时候和他见上一面”。不可否认，这些消息都是准确的，在11月25日下午，我收到了来自中华民国政府的公函，说我可以自由前往醇亲王府探视宣统帝了。更为巧合的是，我刚收到公函，皇上就派人告诉我说，冯玉祥派出的军队已经撤退，现在我可以自由出入醇亲王府，如果有时间，我最好立即去看他。

封锁解除后，我立即驾车前往探视皇上。刚到醇亲王府，就发现有人等在门口了，一下车我就被引入内堂。皇上见了我很是激动，握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那次我们两个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谈话的内容也比较烦琐，这里就不再一一记述了。在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张作霖的一个仆人进来告诉我说，张大帅想要见我，请我在今天黄昏时分务必前去见他。听完后，我爽快地答应了，并请他转告张作霖说我一定准时前往。解禁后的第一天，白昼我都和皇上待在一起，当我离开去见张作霖的时候，皇上交给了我一张他的签名照片和一枚镶着黄钻石的戒指，请我务必转交给张大帅149。

当天下午6点钟，天色将黑的时候，我驱车前去张作霖的府第。醇亲王府的管家张文治陪我一同前往，他和张作霖是多年的老朋友，又是同宗同族，有他陪同，皇上和醇亲王比较放心。抵达张作霖的府第后，门口的卫兵立即把我引入客厅。见我到来，张作霖非常高兴，很礼貌地接见了我们。由于当时还有其他一些人，张作霖陪着我们和他们寒暄了一阵子，就把我们带到了他的书房里面，并且吩咐卫兵，没有他的指示，任何人不得入内。说过一阵话，我就把皇上交给我的两样东西递给他。他对着这两件东西凝视了好一阵子，然后把照片收了起来，把钻戒还给了我。

谈话的时候，张作霖大骂冯玉祥不是个东西，这样对待皇上简直是罪大恶极、天理难容。他表示将竭尽所能恢复皇上的身份，使皇上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虽说这一直是他心中的愿望，但是他不愿意让中国人觉得他想复辟。谈话中，他还透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他想要尽快恢复优待条件。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干净利落，千万不能让人觉得这件事情是他主使的。此间，他还详细地向我描述了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我在这里不能记述，但大致想法是借助满蒙贵族和遗老遗少的力量，如果有可能，外国公使团的加入，将大大提高事情成功的概率。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他找我来的意思，以他现在的身份见皇上非常不合适，而我不仅能够把这个消息转达给皇上，还能帮助他去联络外国公使团。

离开张作霖的府第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在张作霖府第的门口，我和张文治分了手，我驱车回家，而他则回去向皇上和醇亲王报告。回到家后，我赶忙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记下来，然后把张作霖的想法和计划制作成备忘录，分别送给了很关心宣统帝的三位公使：英国公使、日本公使和荷兰公使。这三人不仅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做后盾，而且荷兰公使欧登科先生还是公使团的领袖，如果他能点头首肯，将事半功倍。

这件事情办妥后，大家拥有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这段时期内，我一有时间就去探视皇上，告诉他新近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他一直处于焦虑和担心之中，虽然表面上他显得非常坚强，但是我看得出这个年轻人的内心非常疲累。近一个月来，虽然冯玉祥、王正廷等人对皇上非常过分，并且单方面中止优待条件，但他们始终没有敢说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这多多少少让皇上有些安慰。对于皇上的不幸遭遇，中外报纸大都抱有同情之心，有个别报纸甚至还对冯玉祥强加谴责，这也让苦难中的皇上能够偶尔一展欢颜。

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局面突然又变得混乱起来了。北京城内纷纷传言说，不久就会发生另外一次政变，并且这一次会比上次更加混乱、复杂。冯玉祥被段祺瑞、张作霖排挤出北京城后，心中愤愤不平，一气之下到西山的一座寺庙去静养，立地成佛，声明从此以后不再理会凡尘中的俗务。他还真做得到，过了一段不问是非的清淡日子，除了极少数的亲朋密友，其他人等一概不见。中国的军阀、政客向来善于利用口舌，说一套做一套，现在虽然冯玉祥做了出来，别人还是难以相信他会真正就此罢手150。

张作霖能在战场上力克吴佩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位“基督将军”的倒戈。关于这一点，张作霖深深明白，另外他也领情。假如冯玉祥没有后来的过激行为，张作霖必定知恩图报，支持冯玉祥执掌北京政权。但是因为冯玉祥一意孤行要驱逐皇帝，结果导致两人关系破裂，最后的兵戎相见似乎不可避免。

对于这一点，冯玉祥不是没有预料到。冯玉祥早就宣布拥护共和、反对战争，再说他的兵力并不占优势，一旦开战，自己的军队肯定受损。思考过来思考过去，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全力阻止战争的爆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张作霖、段祺瑞虽然权势很大，但北京城仍然牢牢地被冯玉祥控制着，更何况张作霖只带了一个贴身侍卫，解除了张的侍卫后，冯玉祥可以邀请张作霖、段祺瑞前来陆军总部喝茶，喝完茶后一起去散散步，当然了，散步的时候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如果终结了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性命，冯玉祥的政治前途就明亮多了。冯玉祥的这个设想虽然近似空想，但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当这个消息走漏出来的时候，许多中国人连连摇头，觉得根本不可能。但是皇上和前任内务府官员都信以为真，而我也不怀疑他们侦查消息的能力。

后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使馆区的朋友，他们也是一笑置之，觉得冯玉祥不敢那么做。北京的政界面对这个消息非常平静，这出乎我的意料。一次我告诉一个英国朋友说，也许张作霖会因为“意外事故”一命呜呼，他当时就大笑着说：“这绝对不可能，在中国暂时他还不会发生意外。”当时张作霖的势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人相信他会主动离开北京。另外，他不离开北京的坚定信念，从他频繁举办舞会招待军政界人士也可以看得出来。

从醇亲王府到东交民巷

张作霖虽然不认识多少字，但此人脑袋的确聪明，要不然他也不会从一个土匪成长为东三省的最高统帅。此人有很强烈的自尊心和傲气，向来看不起自己的敌人，觉得那些人都是一些平庸之辈，根本不能和自己相提并论。他统治的土地面积比法国、德国的总和还要多。正是他这份要命的自负心，很多次让他惨遭失败。刚进北京的时候，张作霖对冯玉祥的举动丝毫不过问，表面看来是张作霖对冯玉祥非常放心，其实是他太瞧不起冯玉祥。我和他那次密谈的时候，张作霖亲口告诉我说，冯玉祥不仅是一个善变之人，而且还没有什么能力，迟早会失败。虽说看不起人是件坏事情，但是那时确实没什么人敢在他头上动土。

皇上虽然想要借助张作霖的保护，但他对张作霖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心过。皇上对于将来有很深的忧虑，虽说自己已经是个自由人了，可他并没有放纵自己。我曾向皇上建议赶快趁此机会搬到使馆区去住，可是听说过这个消息的满蒙王公和其他贵族都一致反对，他们觉得无论是张作霖，还是段祺瑞，都对皇上关爱有加，肯定不会加以迫害的。如果皇上此时搬进使馆区，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会伤害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好心，让他们非常不满。

当我得知北京又将发生政变的消息后，立即告诉了郑孝胥和陈宝琛，他们非常震惊，表示会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皇上。当天晚上，他们两人又来到我的家中，向我转达皇上的看法。据他们说，皇上想让我找一幢靠近使馆区的房子，以便他能迅速搬出醇亲王府。我表示赞同，并且商定第二天就去找房子。

可就在那时候，北京城内又有了新的谣传，人们纷纷说冯玉祥已经展开了第三次行动，各个城市的外文报纸纷纷开始报道，但不知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中文报纸对此却是不闻不问，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得知消息后的郑孝胥和陈宝琛立即赶到我家里来，询问我对此事的看法。为了让他们二位安心，我说公使馆的人对此一直持乐观态度。可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两个还是担心，后来我们决定，即使冒着触怒张作霖和段祺瑞的风险，明天也要把皇上迁到使馆区去。

关于皇上迁出醇亲王府后的住址，我们看中了一块地方。在临近东交民巷东边入口的苏州胡同，有一栋大房子，条件非常好，内务府很早以前就和房东商量好了，本来打算用作内务府的办公地点。皇上搬出醇亲王府后，可以先住在那里，一旦有风吹草动，就立即溜进东交民巷，十分安全。

11月29日清晨，我早早来到醇亲王府，陈宝琛已经在等着我了，而郑孝胥尚未赶到。陈宝琛见到我来，立刻焦急地说，他得到准确情报，冯玉祥已经向北京城增派兵力，并且召集亲信前往西山他所在的寺庙开会。也许过不了多长时间，冯玉祥会再次派军队把醇亲王府包围起来。真到了那时，恐怕皇上就不可能平安离开醇亲王府了。事不宜迟，他建议我们立即行动，现在就把皇上送出醇亲王府。我同意他的观点，假如冯玉祥真的行动，恐怕北京城里面任何一个人都别想跑出去，更别说特别扎眼的宣统皇帝了。临走之前，陈宝琛说要去禀告醇亲王知道，我极力反对。要知道，醇亲王为了让自己不担责任，一向反对皇上外出，如果告诉他，他肯定不愿意。在我的坚持下，陈宝琛放弃了这个想法。

随后，我和陈宝琛一同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皇上，并且请他立即起身前往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皇上也觉得有这个必要，就很爽快地答应了。由于对外面的事情不是很了解，他把所有事务都交给我们两个处理。为了出行顺利，我请求皇上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北府里面的任何人，免得让他们担心、阻挠。皇上觉得我说得非常有道理，就点头同意了。

为了不让醇亲王和内务府官员起疑，皇上在动身离开之前并没有收拾行李。他只是交给我一包珍珠和一些珍宝，让我藏在皮大衣的夹层里，以便于以后花费，对皇上的这种做法，我向来没有推辞过。

我们一行人悄悄地来到院子里，吩咐司机赶快备车。可就在皇上将要进入汽车的一刹那，醇亲王府的大管家张文治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非要拦住问我们去哪里。当时陈宝琛只是说出去逛一逛，并没有告诉他实情。但是凭借多年的经验，张文治明显预感到了什么，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不明白我们究竟要干什么，更不敢冒险让我们大大方方地出去，于是问我们能否让他一同前往。在此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反对。皇上先上了车，然后让我坐在他身旁，负责给司机指示出行路线。幸好这位司机完全忠于皇上，我不必有所顾忌。陈宝琛把自己的四轮马车打发回家之后，也上了我们的车，张文治紧随其后。

我们一行总共有两辆汽车，驶离北府的时候，冯玉祥派来守卫北府的警察并没有干涉我们的自由，只是派了两个人站到车外的脚踏板上警戒，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为了不在大街上碰见冯玉祥的部队，我们选择从小路开过去。刚刚离开醇亲王府的时候，我就吩咐司机说我们要去苏州胡同看内务租的那处房子，让他向东开。那天郑孝胥并没有去醇亲王府，陈宝琛已经派人告诉了他实情，让他以后有事情直接去使馆区找皇上。

为了避过冯玉祥的军队，我让司机先后换了两条线路。从醇亲王府到东交民巷的最短距离不过3英里，我们却走了1个多小时，所走的总路程也超过了5英里。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那次出行还算顺利，不仅没有碰上冯玉祥的部队，连天气也帮我们的忙。那天北京城刮着呼呼的东北风，大街上尘土满天，很少有人在风中行走，所以很少有人看到我们。车子抵达哈德门后，往东拐是苏州胡同，往西拐是使馆区，我突然吩咐司机不要急着去苏州胡同，而是向西转弯，等看到一家照相馆就停下，那是家德国人开的照相馆，皇上想去那儿看一眼我以前跟他提过的几张照片。车外脚踏板上站着的两名警察并没有表示反对，我们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从哈德门到那家照相馆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很快我们就进入了使馆区的东门，把车停在照相馆外面。推开门走进那家照相馆，我们看了一会儿照片，又挑选了几张满意的。在那里还发生了一桩趣事，由于我和陈宝琛师傅平时称呼“皇上”习惯了，一时间改不了口，竟然一不小心当众说了出来。刚说完，我就发现身边的一个中国人愕然地抬起头，然后迅速地离开了。果然不出我的意料，等到我们离开的时候，照相馆门前已经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幸好他们都没有恶意，只不过是想看看昔日的皇帝罢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皇帝。

在此过程中，德高望重的陈宝琛师傅一直是一副镇定而快乐的表情，而张文治则满脸狐疑，我觉得非常有趣。张文治不停地问：“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们不是要去苏州胡同吗？”我们根本就不理张文治，让他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我对皇上说：“德国的棣柏大夫（Dr.Dipper）就在这附近，待会儿我们去见见他吧。”这位棣柏大夫，我需要介绍一下，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德国外科医生，由于名气很大，以前曾多次被请入紫禁城看病，在当时的使馆区里面，他的医术、医德都被人们深深赞许。

抵达目的地后，我把自己的名片递给门口的仆人，让他去禀告棣柏大夫，说我们按照约定前来拜访。很快棣柏大夫走了出来，并且立即认出了皇上。把我们让进去后，我请他准备一间秘密房间，我们有要紧事和他商量。他没有丝毫耽搁，立刻把我们引到二楼的一个空房间里。我对棣柏大夫讲明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计划，并且恳请他在我前去寻求外国公使庇护的时候好好保护皇上。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临走的时候，我把原来皇上给我的珠宝归还给他，并且嘱咐他千万小心，没事不要到大街上去。陈宝琛没有和我一同到公使馆去，而是留在那里陪伴皇上。当初上楼的时候，张文治并没有和我们一同上去，如今看到我自己一个人下来，突然间好像明白了什么，顿时气得浑身发抖。但他也无可奈何，只好气急败坏地走了。

日本最乐意接纳溥仪

离开棣柏大夫的诊所，我直奔日本公使馆而去。之所以选择日本公使馆，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动机，而是觉得在所有的公使里面，只有日本公使最乐于接纳宣统帝，并且愿意全力保护。我到达日本公使馆的时候，大约是在下午1点钟。公使馆内的人告诉我说，芳泽公使不在馆内，正在外面吃东西。于是我就转而向荷兰公使馆走去，但不巧的是，欧登科先生也不在公使馆内。最后，我只得到了英国公使馆，英国公使马克雷爵士刚好在家。我向他简单说明了事情经过，问他对此事有何看法。一直以来，英国政府强烈反对英国公使干涉中国内政，所以我并没有对马克雷爵士抱多大的希望。为了不让他起疑心，我还说自己并没有直接参与这件事情，宣统帝只是开着我的汽车进入使馆区罢了。

在英国公使馆逗留了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我又前往日本公使馆。在我看来，只要芳泽公使在，他一定乐意保护宣统帝。这件事情既然英国公使馆的人不愿意参与，有日本人代为出面那是再好不过了。在英国公使馆的时候，英国公使也赞同我的这种做法，并承诺只要宣统帝不住到英国公使馆，他可以尽全力提供帮助。不仅如此，他还许诺我可以在英国公使馆内住下来，这里离日本公使馆比较近，我可以非常方便地去探视宣统帝。等我再次到达日本公使馆的时候，芳泽公使仍然不在。直到下午3点多钟，他才从外面优哉游哉地回来。我用简短的语言诉说了自己的想法，并征求他的意见。他当时并没有很爽快地答应，而是在屋中来回踱步思考，最后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他和日本政府都很愿意帮助宣统帝，并且会妥善安排宣统帝的起居。随后，他让我立即赶回那家德国医院，迅速把宣统帝接过来。他保证，等宣统帝到达的时候，房间肯定已经准备好了。

和日本公使谈妥以后，我兴高采烈地离开了使馆区，前往德国医院迎接皇上。刚到德国医院的门口，我就看到佟济煦在门口徘徊。他非常忠于皇上，是皇上特意带进使馆区的一个官员。见到我过来，他非常焦急地问我皇上到哪里去了。我诧异地说就在这里面啊，可他却说怎么找也找不到。于是我带他上楼去看，可是找了一通，皇上还真不在里面。我急坏了，立刻问医院里面的护士，宣统帝到底去哪里了，他们都说不知道。经过我的再三盘问，才知道皇上已经离开，但具体去了什么地方，医院里面的人谁也不清楚。对这件刚刚发生的事情，我非常迷惑，到底是谁把皇上带走了呢？看到我一脸迷惑的样子，佟济煦问我刚刚去了哪里，我说自己前往日本公使馆求援去了。听完我的话后，有位德国籍护士说：“没错，我想起来了，皇帝是来了，但是刚刚被人接到日本公使馆去了。”听完这话，我心里面算是放下了一块石头，但仍然疑虑不已。

我立即前往日本公使馆，但是皇上并没在里面，而是在日本公使馆武官竹本的兵营里。我急急忙忙赶过去，发现不仅皇上在那里，陈宝琛、郑孝胥也都在。经过我的追问，皇上失踪的谜团终于揭开了。原来，那天早晨郑孝胥驾车前往醇亲王府，半路上碰到了陈宝琛派过去送信的仆人，仆人把所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他，并请他立即前往苏州胡同。但是赶到苏州胡同后，他并没有发现我和皇上的踪迹，于是又赶往那家德国医院，终于见到了皇上。郑孝胥也非常担心皇上的安全，总觉得长时间留在德国医院不安稳，必须尽快搬到外国公使馆才好。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急，主张越早把皇上搬入公使馆越好。郑孝胥和日本公使馆的武官竹本有很深的交情，于是就打电话问竹本能否帮忙。得到竹本肯定的回复后，郑孝胥立即带着皇上动身前往日本兵营。抵达竹本的兵营后，皇上受到了热烈欢迎，竹本把他看作最高贵的客人，用最周全的礼节招待他。那个时候，我正在和芳泽交谈，而竹本也答应迟一点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的公使大人。

郑孝胥告诉了我整个事情的经过，当时他们是坐马车前往日本公使馆的。刚出门的时候，还发生了一点小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车夫竟然把马车驾到了长安街上，远远地离开了使馆区。幸好当时天气非常恶劣，没有人发现他们的踪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来马车调头，又驶回了德国医院附近。沿着东交民巷走了没多长时间，他们就到了日本公使馆。当时，竹本大佐已经恭候多时了。我赶去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刚到不久，而竹本也在我前往探视的那段时间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芳泽公使。从此以后，皇上就要在日本公使馆内度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51。

现在，皇上终于安全了。他在日本公使馆受到了应有的礼遇，得到了足够的休息。但与此同时，醇亲王府内却是混乱不堪。满蒙王公和大小贵族都挤在客厅里，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可是皇上那个懦弱无能的父亲又能做什么呢，商量了一天的结果，他们觉得还是等等比较好。第二天，醇亲王前往日本公使馆请皇上回去，可皇上礼貌地谢绝了152。

宣统帝成功逃入使馆区，让北京军政界的许多人感到震惊和恐慌。各大报纸纷纷登载宣统帝外逃的消息，有些报纸得不到准确的消息，甚至不惜连篇累牍地撒谎。一时间，收留宣统帝的日本公使馆成了京城许多报馆的批判对象，人们纷纷指责日本公使干涉中国内政，不把新成立的段祺瑞执政府放在眼里。在众多的报纸中，攻击性最强的是共产党支持的《京报》，在这份刊物中，不仅日本公使受到了大肆诋毁，就连我也被牵连其中。

皇上从醇亲王府出来的时候，冯玉祥派来守卫王府的警察并不知道皇上的真实目的，所以并没有阻止他出行，只是派了两个警察沿途保护。这两个警察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在意，他们也想不到宣统帝会突然奔入使馆区，等到抵达德国医院的时候，他们虽然知道大事不好，可也没办法阻止。既然宣统帝不再回北府，再借给他们两个胆子，这两个警察也是不敢回去的。皇上在日本公使馆住下以后，他们两个请求皇上让他们继续留在他身边，皇上考虑到他们的难处，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从此以后这两个人就成了皇上的贴身警卫。皇上逃离醇亲王府以后，守卫王府的警察全部受到了处罚，而这两个人有赖于皇上的保护，幸免于难。

住进日本使馆第二天，皇上就收到了皇后的信。在信中，皇后请求他赶快把她接过去，不要把她一个人长时间地留在醇亲王府。当时皇上让我去征询芳泽公使的意见，芳泽公使听说后，立即派人前往北府交涉，力争把皇后带回来。芳泽公使给派出去的人下了死命令，如果请不到皇后，那么他们就不要回来了。等了没多长时间，前去迎接皇后的人打电话回来说，皇后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守门的警卫却拦着不让走。听完属下的报告，芳泽公使立即吩咐备车，前去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交涉。见到段祺瑞，芳泽公使的态度非常强硬，他坚决要求民国政府放行。由于他的强力干预，当日下午皇后就来到了日本公使馆153。

为了纪念皇上脱离虎口并成功进入日本使馆，郑孝胥作了一首七言律诗，题目是《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舆幸日本使馆》：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坼见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

最后两句的意思是，在这次奇迹中，虽然没有武装军队保护，但至少有一位秃顶的老人保护着皇上。这位秃顶的老人就是郑孝胥本人。

郑孝胥不但写诗纪念，还特地作了一幅画。画幅的左侧是一棵古松，树枝扭曲、飞动，表现出了狂风大作的天气状况；画幅的正中是漫天风尘，隐约可以看到紫禁城的一段城墙和几座楼阁；画幅的右上角，是一条腾飞的龙，象征着得到自由的皇帝。

郑孝胥邀请我和陈宝琛师傅在自己的画作上题字，我的题词是用英文写的，简述了皇上逃离醇亲王府并进入使馆区的过程。陈宝琛是书法家，他题写了“风异”两个大字，并附一首短诗：

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

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

“昌黎”是指唐朝大诗人韩愈，他是陈宝琛师傅最敬佩的诗人。陈宝琛这首诗恭维郑孝胥说，郑的画作、诗作都有韩愈的意境。

溥仪出逃的连锁反应

皇上在日本公使馆住下以后，我在11月30日那天再次前去拜见张作霖。这次拜访有几个任务我必须完成，一个是履行以前答应过去拜访他的承诺，一个是把皇上外逃的事情告诉他，还有一个就是代表皇上向他解释，希望他不要生气，日后多多支持皇上。

和上一次会面不同，这次张作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不再是一个和蔼可亲、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中国军人，而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东北土匪。他接见我的时候，态度是如此恶劣，以至于我开始怀疑上次我们究竟有没有见过面。这次会面的地点也和上次不同，上次是在书房里，这次是在他宽敞的大客厅。当他大发雷霆的时候，我被围观的人当成了跳梁小丑。

这次见面，我们两个少了宾主相见时最常用的寒暄。一进客厅，他立即说我脑袋笨，根本不该把皇上引入公使馆。看他那表情，我可以猜想醇亲王府里面的人是怎么推卸责任的。我想为自己的行为解释几句，可如果解释的话，必然要面对张作霖在北京的影响力问题。这种坦白的话语一旦说出来，我真的不知道是福是祸。我还没有开口，他就嚷嚷开了，质问我说，难道有他在北京，皇上还会出什么事情吗？既然他说了出来，我也只好豁出去了，我说正是因为不敢相信他会在北京待很久，所以我才冒险把皇上转入使馆区。听完我的话，张作霖连连摇头，眼神凶恶吓人。

那次和张作霖会面，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糟糕。他根本不愿意听我解释，只知道一味地发泄自己的怨气。等到把我骂得够呛，他就连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张作霖和我会面的时候，我不清楚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即将不保。如果我不及时把皇上转移出来，等到张作霖走了以后，恐怕再想进入使馆区就不那么容易了。

12月初的一个早晨，我刚刚起床，仆人就过来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张作霖已经在今天凌晨悄悄离开北京，冯玉祥的军队再一次控制了北京。

不久，张作霖与冯玉祥的军队就打了起来，最后冯玉祥落败。与此同时，报纸上开始披露冯玉祥的“阴谋”，甚至把冯玉祥称为“中国最大的阴谋家”，按照这些报纸的说法，张作霖如果不是及时离开北京，就会被冯玉祥干掉。一位中国人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的政治党派》，提供了一些较为详细的情况：“冯玉祥计划的第一步，是处死张作霖、段祺瑞、曹锟和废帝宣统。李景林将军也参与了这一计划……1924年12月初的一天下午，李景林突然从北京来到天津……他的使命是，一旦张大帅死在北京，他便截断东北军的后路。……张作霖和张学良非常警觉，当天晚上就抛开同伙，秘密逃往天津。”

宣统帝逃出醇亲王府，被外国人保护起来，这使张作霖失去了一面大旗，这可能是他离开北京的重要原因。宣统帝的出逃引起许多谣言，人们纷纷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各大报纸纷纷派遣得力人员前往北京，运用各种关系探索情报。他们对自己得到的任何一点信息，都大力渲染，竭力想让世人知道自己最了解内情。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不再一一记述。在这些造谣的人中，有一个名叫Nora Waln的美国作家做得最过分。他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收录在1933年美国出版的《大西洋月刊》5月号上，里面有很多捕风捉影的想象，但他叙述得如此生动，以至于连我自己都要忍不住相信了。在那篇文章中，他如此说道：

1924年11月，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正在和他的妻子吃早餐，伺候他们吃饭的仆人突然进来禀告说，外面有很多士兵正在高喊“杀死溥仪”。听完仆人的汇报，这位末代皇帝和他老婆立刻从后门溜走了。刚开始，他们来到了英国公使馆，可是英国公使不接纳他们。这对蒙难夫妇非常伤心，认定了就是投奔美国公使馆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在无奈之中只好投奔日本公使馆。当他们走到日本公使馆的时候，日本公使馆的卫兵很快把他们迎了进去，日本公使馆内的人员对他们非常礼貌，招待非常周全。关上大门后，日本公使夫妇还拿出了自己的衣服，给皇帝和皇后换上，以免他们着凉。

在上面所写的内容中，作者想当然地以为宣统夫妇肯定想过投奔美国公使馆，又认定美国公使馆必定会拒绝。这种说法不仅幼稚，而且还会让熟知内情的人感到好笑。其实，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各国公使馆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那就是面对受欺压的民众，他们会出于人道，断然不会置之不管。既然以前有先例，现在救助宣统帝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么明显的常识皇上怎么会不知道？这位作者显然误解了皇上的做法，并且对自己掌握的信息也不是非常明了154。

尾声：龙归故里

火车将近沈阳的时候，要经过清王朝的皇陵，为了皇上的安全考虑，列车长建议皇上不要下车。溥仪考虑一下就答应了，但是他要求火车经过皇陵的时候暂停一下，他要站在车里向祖先表达恭敬之情。

溥仪与日本人

从宣统帝被驱逐出紫禁城开始，满清皇室的光辉就不再闪现了。在漫长的、死寂的黑夜里，北京城和全中国发生了不少事情。宣统帝逃离醇亲王府，转眼间已经在日本公使馆内住了好几个月。1925年春，当孙中山先生抱病入京的时候，宣统帝还老老实实地躲在日本公使馆里面。

自从进入日本公使馆后，除了偶尔回访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皇上几乎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我当时住在附近的英国使馆，皇上来过几次，我们还一起去使馆区的南部散步，那里距离冯玉祥统治的北京城仅有几米之遥。如果清朝没有灭亡，这广袤的天地都是他的，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如今，他只能望着使馆区外面的世界嗟叹不已。以往快乐的日子化作种种幻想飘散在他的脑海里，常常让他泪流满面。以往在紫禁城里面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囚徒，如今离开了那里，他又发现自己成了没有家的可怜小孩。一次，我和皇上在落日余晖下散步，迎面走来了苏联驻华公使加拉罕，当他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我特意拉住皇上，小声地告诉他此人是谁。

皇上后来离开了北京，在天津的日本租界生活了将近7年，即从1925年到1931年155，在那段时间里，中国报纸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对他的污蔑。许多心怀叵测的人，不断造谣中伤，说日本人正在引诱溥仪到日本去，溥仪总有一天要叛国做日本人的走狗156。据说，只要溥仪愿意去日本，就可以得到日本人专门给他准备的一座皇宫；如果溥仪不愿意住皇宫，也可以选择京都地区或者风光秀丽的富士山地区，在那里找一处民房住下；总之不管怎样，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比困在天津强得多。

如果真像这些报纸所说，那么溥仪可能早就到富士山定居了。事实上，日本人多次通过我告知皇上，如果他去了日本，或者到了日本在满洲的租借地，日本政府将“极其尴尬”157。

“中国最大的阴谋家”

冯玉祥和张作霖的同盟关系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1925年秋季，他们两个的合作宣告终结。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张作霖抛弃冯玉祥后，转而和他以前的敌人吴佩孚合作。为了迎取更多的人心，张吴同盟准备邀请唐绍仪担任文官主席。唐绍仪在中国有很高的政治声望，虽然早已宣布退出政坛，但是影响力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不能小视的。很多人觉得他非常能干，并且也能够识大体。对于张吴二人的邀请，唐绍仪并没有立即接受，而是提出要求说，除非吴佩孚保证不让曹锟出任总统，或者解散臭名昭著的贿选国会，否则他不会支持张吴同盟158。

虽然唐绍仪未必能成为文官主席，但他借这个机会发表了惊天言论，把人人都不敢说的尽情地吐露了出来。他明确主张恢复优待条件，保持宣统的皇帝尊号。1925年10月，唐绍仪和民国政府讨论优待条件的相关事宜，是这样说的：“满洲自古以来都是满族人的地方，虽说民国政府成立后有收取祖国河山的权利，但是满洲原来并不是中国的，它是在满洲贵族入关后带来的。现在满洲仍然是满族人的合法遗产，任何一个明智的政府都不应该对此作出否定的政策。”

唐绍仪这个发言引起轩然大波，大家普遍的反应是不理解。领土历来是中国人看重的东西，不会轻易分裂出去的。为了弄明白他的真正意图，我在1925年底曾经前往上海询问，从他口中得到了切实的答案，他确实主张把东三省划归给满族人。

唐绍仪如此惊世骇俗，自然无法加入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联盟。不过，这并不影响后两者的合作，张吴联盟至少做成功了一件事，那就是打倒了冯玉祥。在1926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冯玉祥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莫斯科找到了精神归宿。

后来，这位被称为“中国最大的阴谋家”的基督将军，又多次回国进行政治活动。但是在一些人看来，他是一个惯于使用诡计的叛徒，不值得信任。不过，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冯玉祥是中国少有的爱国者和英雄，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劳苦大众的好朋友。在外国基督徒眼里，冯玉祥的某些做法令他们意外，但是仍然对他持肯定态度。热心的传教士乔纳森·布伦特神父说，冯玉祥“是一位绝对可以信赖的教徒。我真诚地为他祈祷，但愿他真的是他国家的救星”。

可以说，冯玉祥一直被花环和掌声所包围着，但同时，也淹没在诋毁和谩骂之中。举个例子来说，冯玉祥既有“播雨人”的美誉，又有“旱魔”的恶名。据说在1920年，天下大旱，冯玉祥请附近的和尚、道士祈雨，可是毫无效果。于是冯玉祥出来亲自祈祷，不久之后大雨就倾盆而降。然而7年之后，冯玉祥却被陕西人民比作“旱魔”。据说在1927年，冯玉祥来到陕西，跟随他来的除了军队，还有长达3年的旱灾。然而就在他宣布辞职的那一天，陕西人民翘首盼望多年的大雨倾盆而降。

毫无疑问，这位基督将军是个奇特的人物。在我写作这本书的同时，他正隐居在著名的泰山，也许这座历史悠久的圣山会净化他的心性，给他新的生命。

冯玉祥在泰山修身养性的同时，被他赶出紫禁城的皇帝正困在使馆区，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了散步和叹息上。不理解宣统帝艰难处境的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他，说他凭借外国人的势力压迫中国人，说他卖国求荣。

移居天津以后，宣统帝依旧生活在日本大使馆里。中国人对他的态度一直都没有什么改观，外国人一般称呼他为“亨利·溥仪先生”，其实按照国际惯例，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革命而失掉王位的君主，一般不能称之为先生，而应该礼貌地称为“废帝”或“逊帝”。依照当年优待条件的规定，溥仪依旧可以保持皇帝尊号不变，因此人们提到他的时候，也称之为宣统皇帝。

我并没有帮助溥仪复辟

无论何时都有一些反对满清皇室的人，他们打着各种旗号反对宣统帝，反对民国政府对清室成员实行优待。中华民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反对以袁世凯为首的政府制定的优待条件，如今他们又开始反对摄政内阁制定的优待条件了。在他们看来，除非把宣统帝和所有的满清皇族成员处死，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停止反对。1925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说从宣统帝的卧室里发现了一大批文件，其中有很多涉及到复辟内容。这些文件如果是真的，不仅能够证实宣统帝确实有复辟图谋，而且还能把许多当时的掌权派拉下马来。他们想要把这些文件发表出来，无非是要贬损清室的形象罢了。在这种互相憎恨的环境下，他们中的不少人竟然诬陷我，说我是这些复辟活动中的主要人物。只要在那些信件中出现了我的名字，就统统被他们认为我具备了参与复辟活动的动机，而目的只是为了让我的学生能够顺利登上宝座，掌握全中国人的命脉。

为了达到整垮我的目的，这些人往往能够想出许多门道。他们千方百计地制造谣言，说我利用外交豁免权进行不正当活动。在这些诬蔑之词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英文报纸《民报》在1925年8月1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这里我摘录一小部分，读者可以自由参考：“自从前皇帝到达天津以来，庄士敦就打着皇帝的旗号四处奔波。他奴颜婢膝地恳求各国的公使、领事，承诺说，只要他们支持皇帝的复辟，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租界地。他的阴谋活动取得了成果，英国代办完全被他所操纵。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庄士敦与英国代办在帝制阴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这些粗俗的谣言就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很快，北京城里面的人都知道了我的名字。我行事一向低调，发生这些事情后，每次出门都要先看看有没有人围观，这真是开创了我人生的新境界。从那以后，很多人写信给英国领事馆，请求他们赶快把我遣返回去。有些激进分子甚至反复提出申请，让英国政府对我的行为作出判决，最好是处以极刑。对于这些无聊幼稚的举动，我向来是不大在意的，也没有准备发出公开声明进行反对。虽然我能忍受这样的耻辱，我的朋友和民国政府里面的人反倒不能容忍了。一天，段祺瑞派人告诉我说，如果我再不站出来澄清事实，那么他们只能被迫对我采取行动了。在此情形下，我被逼无奈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多家报刊杂志上。我觉得自己举出的事例足够反驳那些无聊之人的责问，为了让读者能够多了解一些事实真相，我特意摘录了一些字句罗列在下面，读者可以自己去思考、评价：“甚至逊帝到了天津隐居后，他的敌人仍然不肯放过这个19岁的皇帝，对他施以恶意的攻击。他们认为把优待条件取消尚不满足，还要进一步把去年11月摄政内阁所订的修正优待清室条件也取消。他们不断地攻击他，指责他阴谋复辟。即以今日出版的报纸来说，就有一段说到他在天津受复辟派所包围；他又和天津的外国领事馆建立了密切关系；最近又向某外国请求保护，并答应将来他复辟成功，重坐龙廷，即以中国各种重大权利为报酬。并说，逊帝本人已和某一军事集团合作，将利用这股力量为复辟资本。所有这些指摘，无非是逊帝的敌人用来攻击他的借口，其实都是捕风捉影之词，皆不可信。”159

很早以前我就来到了中国，想要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所作为，可没想到我在中国一待就是28年，在这28年间我仅仅回家两次。1926年的那次是第二次，是为了处理英国的庚子赔款问题，我随团回到英国做短暂的度假。等我再次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1927年初了，一到中国我立即前往威海卫军港，领衔英国行政专员一职，任职4年期间我曾经前往天津见过宣统帝几次。

那年2月14日是宣统帝的生日，只要是在中国，每年我都会前去道贺。当他21岁生日那天，我前去道贺的时候，得益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老年的康有为。几年前，别人提起宣统帝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将我和康有为两人的名字放在一起批判。1927年2月14日是我和康有为最后一次会面，我们谈论了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皇上的未来了。时近中午，我们两个一同前去给皇上祝寿。按照臣仆之间的礼节，康有为一见到皇上就俯身下跪，慌得皇上连忙从座位上起来，双手扶住了他的肩膀。

那天宴会结束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康有为，据说他回到了上海，并在那里度过了七十岁生日。在康有为七十岁生日那天，皇上也派出代表前往庆贺，这让康有为非常感动。七十岁大寿结束后，康有为返回青岛并在那里定居。在皇上的生日宴会上，我和康有为本来约好了来年在威海卫相聚，可我刚刚回到威海卫军港，就传来了康有为去世的消息。康有为是1927年3月31日在青岛去世的，而我那天刚好接任要职。

皇陵被盗让溥仪伤心至极

中国帝王死了以后，陵墓之中往往放置很多财宝，以便于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继续享用。在我任职威海卫行政长官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的孙殿英160竟然不顾国人唾骂，前往东陵盗宝。事情暴露后，宣统帝非常生气，据宣统帝身边人说，即使在被驱逐出宫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如此生气。

由于平日生活的穷奢极欲，皇陵中埋藏了大量的宝贝，孙殿英之流觊觎清朝皇陵中的宝贝也不是一天两天了。1928年7月，他们用炸药炸开墓门，进入皇陵中大肆盗窃。他们把死者的尸首扔出棺木，然后把里面的金银财宝全部抢走。孙殿英盗窃的是乾隆和慈禧的陵墓，两人的尸身被砍成了碎块，骨头扔得到处都是，这两位大人物生前恐怕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会受到如此待遇。皇陵被盗后，宣统帝亲自派人前去查看，对破损的地方做了修缮。

盗陵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161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对罪犯进行追究。一些盗陵的小头目受到惩罚，但量刑很轻，仅仅是做样子而已。至于孙殿英之类的罪魁祸首，则完全逍遥法外162。他们手握重兵，法庭是不敢得罪他们的，甚至默许他们将盗来的财宝据为己有。盗陵事件平息之后不久，这些财宝就浮出水面，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外国租界流散到世界各地。皇上希望国民政府能够对此作出解释，至少要对清皇室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虽然国民政府早就郑重承诺，他们有责任保护皇室墓地，但是盗陵事件发生后，无论是当时大权在握的国民党，还是其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向皇上表示歉意，更没有检讨自己的失职。

在以前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出宣统帝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早在盗陵事件发生之前，就曾发生过多次的侮辱、讥笑、戏弄满清皇室的事件，但宣统帝并不十分放在心上，依旧正常地生活。即使在1924年被驱逐出宫、撕毁优待条件的时候，宣统帝也没有表现出多少愤怒。他为人和善、气度宽宏，向来不轻易发火，即使偶尔发怒也绝不骂人。但是这次盗陵事件，让他再也忍不住了。也就是在这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此以前，他只是默默地祝福民国政府，希望他们能够统一全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和安宁，可是这件事情发生后，他对民国政府彻底失望了。自己祖先的陵墓被盗，宣统帝心中有很深的负罪感，由此也激发了他对权力的向往，于是他开始向东北行进，希望在那里重现昔日祖先的荣光163。

比盗陵事件早一些天，中国还发生了另外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随着南方国民党政府实力的增大，北伐军逐渐逼近北京。镇守北京的张作霖当时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宣布退出关外，拱手让出北京。按照当时的实力对比，张作霖的军队似乎要优于南方北伐军。也许张作霖怕自己调动大部队进北京，有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实力吧，于是他就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出了关外。不幸的是，就在他乘坐的专列到达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专列爆炸了，张作霖被炸死。这桩意外事件的发生，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纷纷猜测这件事情的内幕。对于整件事情的内幕，由于我不是太了解，所以不做过多的推测164。

张学良替顾维钧说情

张作霖死后，人们纷纷猜测东北会怎么样。许多人预言东北很快就会大乱，群龙无首的奉系军队也将很快被消灭。但是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比他的父亲更聪明、更有远见，他隐瞒着父亲死亡的消息，直到重返奉天才发丧。如此一来，他很快控制了奉系全部军队，没给某些野心家谋反的时间。

张作霖退出关外、身死皇姑屯后，国民革命军就进入了北京，国民党也随之掌握了北京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每一届新政府成立，都不可避免地要杀戮前朝旧臣，为此许多前军阀和高级将领纷纷逃亡。南京国民政府果然有此一着，1928年7月11日，他们下发通缉令，严令缉拿前朝余孽。被通缉的人大约有二十多个，我的朋友顾维钧也是其中之一。

考虑到自身安全，顾维钧多次求庇于使馆区。7月20日，他乘船从天津前往威海卫的英国使馆区，并在那里停留了很长时间。威海卫使馆区享有的独特权利，成为了他躲避政治攻击的挡箭牌。后来他又到东北投靠张学良，并托张学良的保护，在东北住了很长时间。张学良面对国仇家恨，为了拥护共和，在东北易帜，宣布效忠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报答他，凡是张学良请求的事情，他们从来就没有拒绝过。于是，在张学良的劝说下，南京国民政府把对顾维钧的通缉令撤销了。从此以后，顾维钧不仅恢复了人身自由，并且还依法取回了原来的财产。

大难不死龙归故里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后，通过和平磋商，英国政府答应归还威海卫军港。在交接仪式举行前两个星期，我去天津看望宣统帝，告知他我即将回国的消息。来中国这么多年，中间虽然有过回国经历，但都是短暂的告别，唯有这次，我真的是一去不知何日才能再回来了。谈话中，我对皇上的将来表示关切，他让我不用担心，说自己在天津的流亡生活很快就会结束。

在天津逗留了几天，我于1930年9月15日离开天津。那天清晨，皇上专门赶到旅馆为我饯别。从那时候开始直到我上船，他一直不肯离开，深情款款地告诉我要一路保重。由于距离开船还有一段时间，他又来到船舱中和我话别，直到马达轰鸣，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轮船离开了半个多小时，我回首一望发现皇上竟然还站在码头上，霎时间我老泪纵横，有这么一个学生，我在中国的三十来年没有白过。临出发的时候，皇上赠送给我一个小礼物，那是一柄他亲自书写的折扇，上面写着两首古诗，表达的都是离别送行之意，现在我把它们照录下来，读者可以自己品味：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期。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

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

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

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165

1930年10月1日，英国政府委派我为全权大臣，全面负责威海卫军港的交接事务。威海卫地区不仅有各种优良的设施，还有居民将近20万，它的面积比英国的韦特岛大一倍。当初威海卫地区是大英帝国从满清皇族手中取得的，现在要经我的手归还给民国政府，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意难料吧。

把我在中国所有的时间加起来，绝对会超过30年。对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我怀着深刻的眷恋，希望改日能够再次回来。移交工作结束后，我回到了英国。但是事情往往会出乎人们的意料，原来觉得再也不可能回中国了，没想到仅仅隔了一年，我就再次踏上了这片熟悉的土地。这次回中国一方面是因为庚子赔款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太平洋会议在中国召开。由于熟知中国和西方的政治经济状况，我随团又来到了中国。

这次前来中国的时间不是特别好，在我们抵达的前两天，日本贸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到了中国，我先去处理了一些事务，直到10月7日才抽出时间去天津看望皇上。很早以前我就打电话告诉了他我的行程，为此我刚到火车站就发现已经有人在等我了。那个时候外面盛传宣统帝准备前往东北投靠日本人，但我并不相信。在和皇上相处的两天里，我逐渐弄清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并从郑孝胥那里得到了证实。当时，陈宝琛、郑垂和徐良都在场，我们之间的谈话一直围绕着即将发生的那件事情166。

10月8日晚上，我离开天津前往北京。那个时候，少帅张学良已经被日本人逐出了东三省，暂时居住在北京。他得知我刚从天津回来，而且和宣统帝见过面，所以我刚到北京，他就派人来请我过去，想从我口中获知一些宣统帝的具体信息。但是对于这些我不能告诉他，最终他失望地送我走了。在北京的那段时间，很多人都说我此次前来必定和“九一八事变”有关，对此我总是一笑置之，不作任何辩解。

处理完北京的事情，等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是10月15日了。前往上海参加会议的途中，我顺道前往天津再次看望皇上，并且商量了一些事情。等到21日我抵达上海的时候，各大报纸已经纷纷刊出宣统帝即将在东北登基的消息。在这种时候，他们竟然还没有忘记我，说我对宣统帝的举动有很大的影响力，应该及时劝阻宣统帝，让他回心转意，不要执迷不悟。对这样的言论，毫无疑问我是不会在意的。11月10日，我抵达南京，当时的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宋子文立即派人请我前往，说是有要紧事商量。会面后，他告诉我说溥仪非常危险，希望我立刻前往帮忙。他的意思非常明显，我能感知到他背后国民政府的真实意图。当时我就回复他说，如果皇上有危险，他肯定会亲自通知我，没有接到他的通知，就说明他暂时不需要我的帮忙。临走之前，我还说如果皇上真的需要帮忙，只要一个电话，我会立刻前往。

我得知皇上前往东北的消息是在11月13日，我的一位好朋友写了一封信给我，明确地告诉我说宣统帝已经身在东北了，让我不必忧心。中国人向来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到了此时，他们一方面大骂宣统帝卖国，另一方面也力图证明宣统帝去东北并非本意，而是受了日本人的蒙蔽。但是，他们太自信了，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宣统帝前往东北的确是出于自愿167。当日他前往东北的时候，伴随他一路同行的还有郑孝胥及其子郑垂。

阔别许久，溥仪再次回到东北，再次回到了祖先的龙兴之所。

溥仪首先在关东半岛的汤子岗住了几个星期，一来是养精蓄锐，二来也是为了接受众人的拥戴。等到万事俱备，溥仪就应邀出任了“满洲国”执政一职，虽然这个政府还只是临时性的，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最后它一定会发展壮大为一个帝国。溥仪离开关东半岛前往执政府就职途中，每到一处都有人向他挥手致敬。人们热切地希望一睹自己元首的音容。那些满洲的遗老遗少更是激动，对着火车当即就跪了下来，一边高呼皇帝万岁，一边用实际行动向自己的主子表示忠诚。火车将近沈阳的时候，要经过清王朝的皇陵。为了皇上的安全考虑，列车长建议皇上不要下车。溥仪考虑一下就答应了，但是他要求火车经过皇陵的时候暂停一下，他要站在车里向祖先表达恭敬之情。

沈阳附近的皇陵是清太宗的陵寝所在地，太宗死于1643年，是满清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太宗在位17年，巩固并拓展了父辈的功业，建立了完全独立的满洲，不再向大明朝称臣。事隔二百多年，他的子孙宣统帝溥仪重回故土，在同一个地方登基，假若清太宗在天有灵，定会感到欣慰。正像前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所说的，满洲是满族人的满洲，溥仪对东三省拥有合法的继承权。如今，宣统帝不仅真的回来了，并且还要取回自己的合法继承权。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是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经过无数次的大风大浪，宣统帝已经逐渐变得成熟了，明白自己的处境，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就算以后再也没有回到中国的机会，我也会深深为他祝福。在皇上的一生中，先后经过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冯玉祥逼宫等事件，大风大浪他都安然无恙地走了过来，我相信此后的大风大浪他也肯定能够顺利走过。如果中国的那句俗话是正确的，皇上的后福肯定会绵延不尽。假如真有此事，皇上是不会独自享受这份福气的，他的目的是要全天下的人都明了自己的心事、都过上幸福的日子168。

附录

庄士敦的身世及履历

庄士敦是苏格兰人，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被称为“中国通”。1919年3月，他由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与李鸿章幼子李经迈推荐，入紫禁城出任废帝溥仪的英语教师。他的学生溥佳在1964年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回忆庄士敦：

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专门研究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毕业后先被派到香港任英国总督的私人秘书；后又被派到山东任威海卫殖民地行政长官。最初他只能讲广东话，到威海卫后北京的官话也说得很流利了。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在青年时期就研究过中国的古典文学，到中国以后又读了不少佛家释典，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要比基督教的圣经不知高深多少倍，从此对基督教非常鄙视，也不到教堂做礼拜了。他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地众生成佛》；还和英国一个神甫经常通信，用佛教理论来驳斥圣经，后来还把他们的来往信札辑录成书。他为了研究佛家释典，曾到过我国不少名山古刹，向那些法师高僧探讨释典的妙谛……

和庄士敦接触多了，我便逐渐感到他是一个性情非常孤僻的人。他住着一所有三十多个房间的大宅院，但除了一个管事的和看门的，就再也没有别人了。他曾对我说：“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按照我们欧洲人的习惯，结婚以后，就得殷勤地伺候妻子，一切行动都要受她的约束，实在麻烦。我现在有了这些书籍，它们就是我的妻子，能和我做无声的谈话，我也不必伺候它们。”他所收藏的古今中外的书籍号称万卷。在他住的那五间大厅里，摆的全是由地板到顶棚的大书架。我看没有万卷，也有五六千卷。无论我什么时候到他那里，总是看见他坐在那张特制的书桌旁读书。

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这是他的别号，非常喜欢人家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

庄士敦对我们管教很严，凡是他不愿意做的事，从不教我们做；他不愿意见的人，也不叫我们去见。我记得1929年2月，庄士敦和我父子二人到上海看李经迈时，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夫妇请我们吃饭。庄士敦对犹太人本来就有些轻视，及至看到哈同的妻子罗迦陵（广东人）那种傲慢的态度，以及管事人满手的钻石戒指，便说成是有意识地向他夸富，于是就用极其尖刻的语言来笑骂他们；哈同的妻子也反唇相讥，庄士敦就一怒而去。从此也不许我同他们往来了。我父亲常说，庄士敦是一个外国“书呆子”。

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民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养心殿发现一个箱子，里面有些文件涉及庄士敦，表明他奔走于英、美、日等国使馆，游说外国政府帮助宣统帝复辟，且许以种种特权。工作人员于1925年8月17日致函民国外交部，请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勒令庄士敦出境。这一纸公文未能奏效，不久庄士敦重回英治的威海卫租借地任行政专员。1930年10月1日，他代表英国政府将威海卫租借地交还中国政府。翌年回国后，依其资历可外放为殖民地总督，然因其曾以中国名字“林兆阳”写过一本《一个中国人对于在华教会人士的意见》，得罪了英美教士，很不为当时舆论所容，故只能在伦敦大学任中文教授，兼任伦敦东方语言学校远东语言文化部主任。钱钟书先生30年代留学英国时，就曾受过他的指导。

义和团

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庄士敦对于义和团的看法有失偏颇。他过多地从英国殖民者的角度看待问题，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事实是，义和团在一定程度上反抗了侵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义和团本来叫作“义和拳”，其口号是“反清复明”，同时也顽强反抗外国侵略者。后来，义和拳被清政府招安，改称“义和团”，成为慈禧太后等人对付西方列强的工具，其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并对在华的外国人进行了镇压。

不可否认，义和团并不是一个先进的组织。他们愚昧、迷信，喜欢用画符、念咒、请神等“法术”自欺欺人，号称能练成“神拳”，刀枪不入，甚至还能使敌方刀枪失灵。义和团遍请佛道诸神，连项羽、赵云、黄天霸、穆桂英、孙悟空、猪八戒等历史人物和小说人物都成了膜拜对象。由于这种狂热的崇拜，致使“香蜡铺生意比太平之时胜强百倍。大街小巷无分贵贱，每夜无不向东南方烧香，京城香料几为卖尽”。

义和团对外国人的抵制是盲目的。他们无选择地抵制所有外国事物，烧教堂，杀洋人，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当时流传最广的一张义和团揭帖是：“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义和团认为：“只有把一切洋人赶走，一切洋物取消，人民大众才有出头之日。”

义和团的盲目，在当时就引起了非议，比如袁世凯、荣禄就坚决反对义和团。十多年后，有识之士反思这段历史，也对义和团提出了批评。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义和拳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1918年，李大钊在其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唯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指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结果。瞿秋白分析说，义和团“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

不过，在1900年的中国，在慈禧太后眼里，义和团可是一股完美而强大的力量。义和团之所以能够与清军共同作战，围攻北京使馆区，就是得力于慈禧太后的支持。慈禧太后相信义和团的绝顶神功，心里有底。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假借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11国同时宣战。1个月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

1900年围攻使馆区是一场奇特的战斗。从5月24日开始进攻至7月20日联军攻入北京，两个月中，打打停停，似战非战，似和非和。事实上，当时负责攻打使馆区的荣禄根本就不同意慈禧太后的决定，在整个围攻过程中，始终“暗中救全”。据当时在北京出任顺天府尹而又与荣禄关系密切的陈夔龙记载，荣禄暗中把炮口抬高，使炮弹从使馆区上空飞过，故意不击中目标（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3-24页）。如果不是荣禄等人“暗中救全”，使馆区不可能得以保全，恐怕早就化为齑粉了。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大肆抢劫，皇宫里的奇珍异宝流失无数。最后进入北京的军队是德军，他们前来执行德皇威廉二世的命令：“要让中国一千年之后都不会忘记日耳曼的名字，要让所有中国人连偷看德国人一眼的胆量都没有。”在联军里面，德军可能是最疯狂的，甚至引起了其他同伙的批评。

溥仪的生母

溥仪的生母名幼兰，是荣禄的女儿。自幼娇生惯养，个性极强，但人却相当聪明伶俐，深受慈禧太后的喜欢。19岁时，遵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嫁给了大她一岁的醇亲王载沣。赫德兰的《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里，有一段是描写这位醇王福晋的，读来生动如见：

醇亲王福晋的身量不大，不太爱说话，眼睛又黑又大，当她凝神看别人时，就越发显得孩子气。她的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她出身那样的家庭，当然人也很聪明。在这些抛头露面的公共场合里，她自然要表现得非常尊贵、稳重……荣禄死的时候，她被慈禧请进宫里，当时她尚在服孝期间。她脚穿青鞋，那是满清女子在服孝时穿的一种鞋。慈禧问她：“为什么穿着青鞋进宫呀？”她回答道：“因为父亲刚刚过世。”慈禧又问：“难道哀悼过世的父亲比陪伴尚且在世的主子更加重要吗？”从此以后，醇亲王福晋即使尚在服孝期间，每次进宫，也必定换上红色鞋子。

载沣在和荣禄的这位千金结婚前，本来是订了婚的，只是尚未过门。载沣的母亲为此还去求过慈禧太后，希望她能收回赐婚的成命，却被慈禧拒绝了。王小航的《方家园杂咏》二十首里记：

荣禄女早有艳名，太后常召之入宫，认为养女。某亲王先已订婚，系旧勋将军希元之女，太后勒令退婚，改订荣女。某王之太侧福晋入宫哭求太后曰：“我之儿妇已向我磕过头，毫无过失，何忍退婚，教人家孩子怎么了？”太后坚执不许。希公女闻而仰药死。

至于这位醇王福晋的婚后生活怎样，溥仪的亲弟弟溥杰在1963年写的那篇《清宫会亲见闻》中，谈到他们的母亲时，说她经常打牌、抽大烟，被“府里上下称作‘烟鬼’”，夫妻生活可想而知。另外溥杰的这篇文字里，谈到他母亲和宫里的关系时，有如下两段，值得注意：

此后，瑾妃召我们会亲的次数就多了起来。诚如我母亲所言，确是“冷锅里冒了热气”，她对我们的态度居然全都变了。每次到她那里，不但饮食供应处处超过了瑜妃，还一度表示要认我三妹韫颖为义女，每天并派专人给我家送两笼饭菜。她知道我好收藏鼻烟壶，就经常赏赐给我。

后来，她以我祖母年纪大为理由，会亲时就不再让她去了，只是让我母亲单独去，并允许带上我和我三个同母生的妹妹。从此她不仅和我母亲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就连她的大总管刘承平和我母亲的亲信太监张金，也搞得火热。原来，她们是通过这两个太监，利用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袁得亮曾是我外祖父荣禄的旧部的关系，竟和奉系的一些人勾结起来，想借用奉系的力量来搞复辟，以便自己独占“母权”，坐上太后“宝座”。当时因我年幼，虽不知道他们勾结的具体情况，但也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如从张金同我母亲的谈话中，经常听到奉天、张作霖等等这样一些名字，我母亲也经常同瑾妃密谈到深夜。有一次，听说奉系于冲汉的儿子于静远还曾悄悄地到宫中来过，由刘承平负责接待，并在刘的住所吃到了瑾妃赏的丰盛佳肴，临走时瑾妃还有赏赐。也是在他们的策划下，张勋的女儿还几乎和我订亲，只是因为“命相不合”才作罢；但瑾妃就立将自己最宠爱的二侄女和我配了婚。有一次，我因看到瑾妃与我母亲的来往异乎寻常，曾问我母亲：“您和端康主子商议什么秘密事？”她说：“现在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言罢颇露得意之色。

溥仪的生母死于自杀。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述：

过了不久，太医院里一个叫范一梅的大夫被端康辞退，便成了爆发的导火线。范大夫是给端康治病的大夫之一，这事本与我不相干，可是这时我耳边又出现了不少鼓动性的议论。陈老师说：“身为太妃，专擅未免过甚。”总管太监张谦和发出同样的不平之论：“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了吗？再说太医院的事，也要万岁爷说了算哪！连奴才也看不过去。”听了这些话，我的激动立刻升到顶点，气冲冲地跑到永和宫，一见端康就嚷道：“你凭什么辞掉范一梅？你太专擅了！我是不是皇帝？谁说了话算数？真是专擅已极！”

我大嚷了一通，不顾气得脸色发白的端康说什么，一甩袖子跑了出来。回到毓庆宫，师傅们都把我夸了一阵。

气急败坏的端康太妃没有找我，却叫人把我的父亲和别的几位王公找了去，向他们大哭大叫，叫他们给拿主意。这些王公们谁也没敢出主意。我听到了这消息，便把他们叫到上书房（上书房是皇子念书的地方，在乾清宫左边）里，慷慨激昂地说：“她是什么人？不过是个妃。本朝历代从来没有皇帝管妃叫额娘的！嫡庶之分要不要？如果不要，怎么溥杰不管王爷的侧福晋叫一声呢？凭什么我就得叫她，还要听她的呢？”

这几位王公听我嚷了一阵，仍然是什么话也没说。

敬懿太妃是跟端康不和的。这时她特意来告诉我：“听说永和宫要请太太、奶奶（满族称祖母为太太，母亲为奶奶）来，皇帝可要留神！”

果然，我的祖母和母亲都被端康叫去了。她对王公们没办法，对我祖母和母亲一阵叫嚷可发生了作用，特别是祖母吓得厉害，最后和我母亲一齐跪下来恳求她息怒，答应了劝我赔不是。我到了永和宫配殿里见到了祖母和母亲，听到正殿里端康还在叫嚷，我本来还要去吵，可是禁不住祖母和母亲流着泪苦苦哀劝，结果软了下来，答应了她们，去向端康赔了不是。

这个不是赔得我很堵心。我走到端康面前，看也没看她一眼，请了个安，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皇额娘，我错了”，就又出来了。端康有了面子，停止了哭喊。过了两天，我便听到了母亲自杀的消息。

据说，我母亲从小没受别人申斥过一句。她的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她从宫里回去，就吞了鸦片烟。后来端康担心我对她追究，从此便对我一变过去态度，不但不再加以管束，而且变得十分随和。

于是紫禁城里的家庭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我和太妃们之间也恢复了母子关系。然而，却牺牲了我的亲生母亲。

对此，溥杰在《清宫会亲见闻》一文中也有记述：

溥仪15岁那年，因受他的英语教师庄士敦的影响，很想买些舶来品装饰时髦，就命李延年、李长安两个御前小太监给他买了些洋袜子之类的东西。不料瑾妃闻知，却认为违犯了“祖宗家法”，立命我父亲载沣进宫，大加申斥。那时，我们恰好又在那里会亲，亲眼看到父亲被申斥后面色苍白、颓然退出去的情景；还听到那两个小太监挨打时的竹板声和号叫声（每人被打了二百板子，也罚在“地方”当差）。接着，瑾妃又把溥仪叫来，亲自训诫了一通，我母亲则在一旁敲边鼓，使这时的溥仪，确有当年光绪的狼狈处境。瑾妃为了控制溥仪，每日还将自己的亲信太监派去“伺候”他。其实，这与其说是去“当差”，倒不如说去“监视”更合乎事实。

不过，这时终究与西太后的时代不同了；同时，又有势均力敌的三位太妃俨然存在，瑾妃要想再当翻板的西太后就困难了。就这样大约过了一年的“风云酝酿”时期，溥仪终于在帝师陈宝琛的支持下，借着瑾妃斥革太医范一梅为借口，到瑾妃处大吵大闹。瑾妃召集了王公近臣来压制溥仪，但由于这时既无恭亲王奕那样的忠于“母后”的人，又无荣禄、袁世凯那样的忠实走狗，结果这次“宫中会议”，只好在王公近臣的抹稀泥和溥仪针锋相对的还击之下，草草收场，毫无结果。不仅如此，听说溥仪事后也把这班人马找来，大喊大叫了一通。在这种情况下，瑾妃深感自己力薄势单，终于从“太后梦”中醒来，从此消沉下去了。而我母亲也在这种情况下，觉得既对不起瑾妃，又认为已无法再使溥仪就范，就给我写了一封遗书，吞生鸦片、白酒自杀了。

清帝大婚的烦琐与无奈

清代皇帝大婚时的礼节，《大清会典》里有这样的记载：

大婚：凡纳彩之礼，内务府官备文马十、甲胄十、币百、布二百。是日早，礼部鸿胪寺官设节案一于太和殿内正中。内阁官自阁奉节陈于案。内务府官以龙亭分载甲胄布帛，陈于丹陛上左右，陈文马于丹陛下左右。正副使祗俟于丹墀东，鸿胪寺序班二员立正副使后。授节大学士一人朝服立殿东檐下，鸿胪寺官一员立大学士后，预备宣制，朝服西面。鸣赞官二员朝服分立殿东西檐下，届时，鸣赞官赞齐班，序班引正副使就丹墀东班立。赞进、赞跪、叩、兴，行三跪九叩礼。序班引正副使升东阶，立丹陛上。鸣赞官赞有制，正副使跪。宣制官进至殿东门之左，面西。宣制曰：“皇帝钦奉皇太后懿旨，纳某氏某女为后，命卿等持节行纳彩礼！”宣毕，大学士进殿左门，诣案奉节由中门出，授正使。正使受节，偕副使兴，前行，降自中阶之左。内务府官率校尉异亭，自中阶下，卫士牵文马随行。御仗前导，由太和中门出，诣皇后邸第。

是日，后父饬子弟洁扫邸第，有司预设案一于厅事正中，南向，又设案二于左右，东西向。正副使持节至邸，后父朝服跪迎于大门外道右，候过随入。正副使入中门，升中阶，正使陈节中案，偕副使退就案中，西面立。龙亭至仪门外止。内务府官奉甲胄布帛入，陈于左右案。卫士以文马入，陈于中阶下左右，讫。后父升自西阶，于厅事中门外正中北面跪。正使传制纳彩。后父跪受。行三跪九叩礼，与。正使诣案奉节出，偕副使复命。后父跪送于大门外如初。内务府官皆退。是日皇后邸设纳采宴，皇帝特命公主、大臣命妇宴后母于内。命内大臣、侍卫、八旗公以下、满汉二品以上官，宴后父于外，如常宴仪。大征之礼，所司备黄金二百两、银万两、金茶器一、银茶器二、银盆二、币千、文马二十、闲马二十、驮甲二十备赐后父、后母。黄金百两、金茶器一、银五千两、银茶器一、银盥盆一、帛五百疋、布千疋、马六、甲胄一、弓一张、矢一箙、朝服各二袭、衣各二称皆冬一夏一、貂裘各一领、带一朿，备赐后兄弟，及从人服物有差。届日，陈大征礼物于丹陛上，陈赐物驮马于丹陛下。礼部奏请命使传制授节于太和殿。如纳彩仪。正副使承制持节诣皇后邸，执事官陈礼物于堂，陈赐物于阶上，陈驮马于中阶下之南。后父跪受行礼。均如纳彩仪。传制讫，后父率子弟于中阶下之东，向节行三跪九叩礼，预往大门外祗俟。后母率诸妇出，于中阶下之西，向节行六肃三跪三拜礼毕，退。正使持节出，偕副使复命。后父以下跪送如初，执事官皆退。

大婚前一日，遣官各一人，祗告天、地、太庙、后殿、奉先殿如常仪。届吉，行册迎礼。是日早，陈皇帝法驾卤簿，乐悬于太和殿外。陈皇太后仪驾，乐悬于慈宁宫。礼部鸿肪寺官设节案、册宝案于太和殿内，设龙亭于内阁门外，鉴仪卫陈皇后仪驾于太和门阶下及午门外。内务府官陈官服于凤舆之南。内阁礼部官自阁奉金册、金宝，及宣读册文、宝文，分设龙亭内，校尉异行。至太和殿中阶下，亭止。礼部堂官奉节诣太和殿，陈节中案，陈册左案，陈宝右案。正副使序立于丹墀东卤簿之南，授节大学士。宣制鸿胪寺官举册宝案内阁礼部官，均序立于殿檐下，如册立皇后遣使之仪。钦天监官报吉时届，礼部堂官奏请皇帝具礼服乘舆出宫。……至慈宁宫门左西向立，内监转奏皇太后升慈宁宫宝座，礼部堂官引皇帝就正中拜位行三跪九叩礼，毕，皇太后还宫。皇帝……御太和殿，午门鸣钟鼓，作乐鸣鞭，序班引正副使就丹墀东行礼毕，升东阶北面跪，宣制官宣制辞曰：“皇帝钦奉皇太后懿旨，纳某氏为皇后，兹当吉月令辰，备物典册，命卿等以礼奉迎。”宣毕，大学士授节于正使，偕副使兴，执事官举册宝案，由中阶下，设龙亭内，以次出太和门……

以上只是大婚之前的程序，正式大婚更是烦琐、复杂得令人目眩，极尽铺张，气派非凡，似乎真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事实上，这样的婚姻往往并不幸福。

同治的皇后是蒙古正蓝旗，姓阿鲁特，崇绮之女。崇绮字文山，是清代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蒙古状元。阿鲁特氏较同治长一岁，结婚时她17岁，同治16岁。他们的婚姻维持了两年，先是同治死，后是她死。关于阿鲁特氏的死，曾有逸闻，近年启功先生口述历史，有这样的说法：

崇绮的女儿是同治的皇后，封号为孝哲皇后。崇绮自然也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后来同治病死，西太后总迁怒于她，认为是她没伺候好同治，对她百般挑剔，处处为难，十分蛮横。她觉得实在没有活路了，就想自杀，又找不到自杀的办法，就把父亲崇绮叫去，商量怎么办。崇绮跪在帘子外——这是宫里的规矩，女儿做了皇后，父亲见她也要行君臣大礼——问她：“不吃行不行？”她说：“行。”于是最后决定采取绝食而死的办法。试想这是一幕多么惨不忍睹的情景：女儿没有活路，又无人救助，请来父亲，父亲不但束手无策，还要跪倒在封建礼教前，替女儿出主意怎样去死。这真称得上是“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典型了。崇绮女儿绝食几天后，西太后曾看过她一回，给她调了一匙杏仁粥，她不敢不喝。这样又多活了两天，最后还是悲惨地饿死了。但史书上又是怎么记载的？《清史稿》居然说：“初，穆宗崩，孝哲皇后以身殉，崇绮不自安，故再引疾（称病）。”明明是被迫自杀，却说是“以身殉”；既然是以身殉，那就是大“节烈”，父亲又何必“不自安”地引退？这不明明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唉，历史书啊，真不能随便相信。

光绪帝大婚，也没有带来好结果。光绪所娶，是他的表姐，慈禧太后的二弟桂祥之女。光绪是在慈禧太后的威凌下，含着眼泪把玉如意交到她手上去的。章唐容、王蔼人所著《清宫述闻》，曾引述太监唐冠卿叙述当日选后时的话，云：

慈禧太后为德宗选后在体和殿，召备选之各大臣少女进内依次排列，与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都统桂祥女，慈禧太后之侄女也；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侍郎长叙之二女。当时太后上座，德宗侍立，荣寿固伦公主（为恭王奕长女）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前设长桌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两对，为定选证物。清例选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太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言时即将如意授与德宗。德宗对曰，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令其自选，德宗乃持如意趋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将如意授首列者。太后以德宗意在德馨女，即选入妃嫔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与末列者二女，此珍妃姊妹之所以获选也。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光绪帝在选择自己妻子时，也须任人摆布。

溥仪及其后妃的诗文

溥仪有两位夫人，“皇后”婉容在宫中自号“植莲”，“淑妃”文绣则自称“爱莲”“如夫人”。下面是一些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溥仪和他这两位后妃的日记、信函及诗文习作，其中多有错别字，又偶尔夹杂一两个英文单词，读来甚是有趣。

溥仪早年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

予见蒙古人，彼言语甚为可笑，故记上。余曰：“你们几时来京城儿？”蒙曰：“我们没有吃茶。”余曰：“不是吃茶，我说你何时来到北京城儿？”蒙曰：“呕呕，臣才明白，皇上问的是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啊？是不是啊？”余曰：“为何不是呢？”蒙曰：“大前天早5点钟来的。”余曰：“我听说蒙古地方不安静，可是真的么？”蒙曰：“皇上胡说。”那彦图大呼曰：“蒙古人敢口出不逊，这是皇帝，不许你乱七八糟的胡说八道。”蒙曰：“是、是。”余曰：“不要紧，他没有见过我，偶尔说一两句不对的话，也无须责备。”蒙曰：“皇帝说的甚对。”那彦图又叱之曰：“皇帝二字是你叫的么？”蒙曰：“那么方才你为什么说皇帝？”那曰：“呸呸，我不同你等混蛋说话了。”登时出去。蒙古人亦去。我下座大笑。简直的是二人斗口，不是余见人也。

全是问答之语，但很传神。文中最妙的地方，是那个蒙古人说的“皇上胡说”，及“皇帝说的甚对”之语，读后令人忍俊不禁。

溥仪早年曾仿刘禹锡的《陋室铭》，写有《三希堂铭》，云：

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唯吾祖馨。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希》，无心荒（慌）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语近俚俗，模仿味很重。下面是溥仪写给“石霞女士”的信：

石霞吾爱妆次，敬启者：猥以贱质，幸蒙青眼，五中铭感，何可胜言。一日不见，有如三秋；鹣鹣鲽鲽，我我卿卿；爱情密密，月夜花前；携手游伴，柳岸河边，并坐谈心。你是一个仙人，我是半个北鸭旦子么？

信写得似通非通，末一句尤为可笑。溥杰的第一任夫人唐怡莹号石霞，此处所指，不知是否此人？

故宫所藏，还能见到溥仪早年所作的一些新诗，今摘录数篇如下：

灯闪着，风吹着，蟋蟀叫着，我坐在床上看书。月亮出了，风息了，我坐在椅上唱歌。

月亮出来了，她坐在院中微笑的面容，忽然她跳出来冲着月鞠躬，一面说：好洁净的月儿，菊呢来哉。

正月一，宰个鸡。二月二，放个×。三月三，绣褥单。四月四，写个字。五月五，静吃卤。六月六，大汗出。七月七，爱拉稀。八月八，吃西瓜。九月九，狮子吼。十月十，（原缺）。十一月十一，吃个大鸭梨。十二月十二，商人到处卖字。

下面是皇后婉容写给文绣的闺中密函，从这些文字里，可以感觉出两人的微妙关系。

明明月，上东墙，淑妃独坐空房。娇弱飞燕常自舞，窈窕金莲世无双。

爱莲女士媚鉴：正月里打新春，爱莲房中口问心。一二十岁把书念来吧亚唉嘎，二八青春作好文来把（吧）咦哑嘎。

爱莲女惠鉴：才闻傅（传）萧炳琰（炎），想是欠安否？俔（现）痊愈否？望君赐以回函，以慰余之疑念。Elizabeth爱莲复书：现在无有何等不适，不过每日必令萧诊脉一次。因午间有事，故今晚间来，you放心可也。来函笔误甚多，兹特更正还回。

爱莲女士惠鉴：昨接来函，知you之兰楮俔（现）以（已）痊愈，甚欣慰之。至诸君勿怕me错误，是于（与）君互相立誓，彼此切不得再生误会。不拘何事，切可明言。所以君今不来，以ure稍有误会之处〔不过明（莫名）其妙而已〕。只是君因病不得来，此实不能解也。君闻过中外各国有you不能见之理么？若有何获罪于君之处，还望明以见告为幸。不过自叹才德不足，难当君之佳偶耳。请罪人植莲启。本思在（再）写数行，以博君之一哂，怎奈不会写了，只得作此不通之数字，以解君之幽闷。

爱莲女士惠鉴：数日不见，不知君还顾影自怜否？余今甚思构（购）一明镜，以备顾君之影。念有一曲，以还君之一笑：

爱莲女士吉祥，爱莲女士弹琴弹的好，爱莲女士唱得好，爱莲女士的娇病好点了。爱莲女士进药拉吗？爱莲女士进的好，拉的香。诸君晚安！

文绣以荷花自娱，取“爱莲”为别号，并写下颂扬荷花的短文，反映了她当时内心虽苦而仪表高傲的矛盾心态。文章如下：

荷花色艳而娇，迎风欲舞，清气芬芳，俱一种爱美姿态。且其全体皆有宜于人：从其根至其梗、至其叶、至其花、至其实、皆成药品。妒者谤其过艳，知者赞其德纯。多才而色艳，所谓“出污泥而不染”，此非德乎？且其全体皆可入药，此非才乎？叹余何福，每当晨起或当夕阳欲堕之时，扶小环，持蕉扇，徘徊于竹阴荷塘前。或歌一曲“阳春白雪”，或歌一曲“汛彼柏舟在彼中河”，或歌一曲“梦里不知身是客”……

除此之外，在故宫还能见到文绣早年的一篇日记。这篇日记记叙了文绣一天的大致生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宫中生活比较真实的一面。在日记中，她写道：

二十八日，星期六，早晨八点钟起，洗手漱口，饮水已毕，梳洗吃饭。坐片时，我们宝先生（即溥仪中文师傅陈宝琛）出门去了，我就没读书，也就写了一大篇。可巧这个工夫，报就来了，我便看报。已毕，教婉春念四书诗经。完后饮茶，我同老二、老三一同按琴唱歌，游戏已毕，歇了一会。洗面。此时大钟已然二点三刻了。我就饿了，想吃回头，告诉厨房急速做，我坐在屋中久等不至，忽然Teacher陈（即陈宝琛）来了，我一时着急，回头又热，所以我的嘴烫坏了。皆因又有卖珠花的来卖花，我心里又着急念书，先生在旁边等我，心焉有不着急之理？故此有这一烫，皆因不小心之过也。吃完回头就上课，六点钟下课，送出先生，我就吃饭。我在院中游片时，后来天色渐黑，我同大哥、老二、老三等说说玩玩，也就各自归屋。我就摘花洗面，九时安歇，今日日记已然记完，明日再记。

文秀最出名的，当然是她的那篇《吊苑鹿》了。这则文字，凡是谈小朝廷掌故的，大都引用过。见于下：

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憩，忽闻囿鹿悲鸣宛转，俛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思此鹿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此鹿于囿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而不得出也。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

以“悲呜宛转”“奄奄待毙”的御苑之鹿自比，字里行间流露着痛苦郁闷的心态。而且就文字言，诚属上乘之作。

建福宫大火烧掉了多少珍宝

建福宫里的宝物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溥仪在《我的前半生》提到建福宫时说：

我看到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帝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部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其中的一库。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库尽是瓷器，有的库尽是名画。……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我还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百宝匣”，据说这也是乾隆帝的玩物。这种百宝匣用紫檀木制成，外型好像一般的书箱，打开了像一道楼梯，每层梯上分成几十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是一样玩物，例如一个宋瓷小瓶，一部名人手抄的寸半本四书，一个精刻牙球，一个雕着古代故事的核桃，几个刻有题诗绘画的瓜子，以及一枚埃及古币等等。一个百宝匣中，举凡字画、金石、玉器、铜器、瓷器、牙雕等等，无一不备，名为百宝，实则一个小型的匣子即有几百种，大型的更不止千种。还有一种特制的紫檀木炕几，上面无一处没有消息，每个消息里盛着一件珍品，这个东西我没看见，我当时只把亲自发现的百宝匣，大约有四五十匣，都拿到养心殿去了。这时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我能看到的，我拿来了，我看不到的又有多少？那些整库整院的珍宝怎么办？被人偷去的有多少？怎样才能制止偷盗？

建福宫大火41年后，1964年，溥仪的堂弟溥佳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邀请，写《清宫回忆》一文时，也曾谈到建福宫的这次大火。下面是他的回忆文字：

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搜刮来的珍宝，不但在各宫里多得难以数计，而且在库内更是堆积如山。据我所知，这些珍宝虽有账簿可稽，但从来没有查点过一次，自我进宫伴读时起，就常听说太监们有小偷小摸的行为，只是还没有听说有大批丢失的情况。1921年以后，溥仪、溥杰和我有时把宫内收藏的珍本古籍和历代名人的书画偷运出宫，开始我们还自以为做得十分严密，其实太监与护军们早就知道了。那时，太妃们也常把珍贵物品交给心腹太监运出去变卖，或者偷回娘家去，当时北京的各个古玩铺，就不时发现宫内的古物。因此，这就影响到太监们的偷盗之风越来越严重……

溥仪从结婚后，虽然每天依旧到毓庆宫读书，可是念书的时间越来越少，经常让我们陪着到各处游玩，玩厌了又叫太监把各宫收藏的古物搬来玩赏。……在建福宫起火的前些天，庄士敦还向溥仪建议，把清朝历代皇帝的画像和行乐图取出拍照。当时溥仪正苦于无所消遣，听此建议当然很高兴，于是庄士敦就和一家美国照相馆接洽，每天下午由一个美国摄影师到宫里拍照。这些画像都储藏在建福宫里，拍摄时就叫太监到建福宫去取，每天大约拍摄十来张。我记得有康熙、雍正、乾隆、同治的画像，还有康熙的射虎图、乾隆的行猎图等。其中尤以万国来朝图画得最为细密逼真，有许多穿着不同的外国人。行乐图中，有许多都是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的手笔。

溥仪经常让太监到各宫去取古物来玩赏，太监们见了早就有些心虚；现在又拍摄这些画像，太监们有时竟取不来了。大概是那些监守自盗的太监眼看自己就要暴露，就不得不用火来消踪灭迹了。

6月27日晚9点多钟，建福宫突然起火。……共烧毁房屋三四百间，损失的物品，除延寿阁里收藏的全部古物都被烧毁外，记得起来的还有：广生楼的全部藏文大藏经，吉云楼、凝辉楼的数千件大小金佛与金质法器等。据说，其中最宝贵的是金亭四座，都是钻石顶、景泰蓝座；还有敬慎斋所藏的明景泰年间（明代宗，1450—1457）刻制的大藏经版数千块。中正殿雍正时制作的大金塔一座、全藏真经一部和历代名人书画等等，也在一夜之间付之一炬。……那时，我也曾去看过几回，在残垣断瓦之下，不时发现有未烧完的珍本书籍及大堆烧得毫无光泽的各种宝石，我都交给了溥仪。那些金佛、金塔等，俱被熊熊烈火熔化，有的成了碎块，有的化成金水流入土中，结成半土半金的板块。经内务府大臣绍英与溥仪商量，把炉房的工人叫到宫内，又把这些碎块重新熔化成纯金，一共化了三四百斤，然后拍卖给金店，作为这场火灾善后的开支。据说这些金块名义上是公开拍卖的，其实内务府的官员早已和大金店串通好，在拍卖中大发了一笔横财。

溥佳关于遣散太监的记述

建福宫大火后，溥仪开始遣散宫里的太监。对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景，溥仪的堂弟溥佳在他1964年的回忆文章里也有提及，他叙述的许多细节，在我们今天看来，有许多实在是庄氏文字的有力补充，现就相关部分摘引如下：

7月16日中午，溥仪打电话叫我进宫，说是有事商议。我来到养心殿，溥仪就对我说：“今天我决定把宫内的太监全部裁撤，叫他们立刻出宫！”当时我感到这太突然了，就迟疑地对他说，一切全没准备好，这怎么行呢。他说：“你既然同意，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办呢？夜长梦多，迟了恐怕第二次火灾就要发生了！”说罢，我们便乘汽车直奔我五伯家里而去。

我五伯听说要裁撤太监，又惊讶，又着急，就以祖制不可违背的大道理劝了半天，溥仪仍不动摇，又命把我父亲和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找来。他们一到，溥仪就把预先写好的“将宫内太监全部裁撤，立即出宫”的一道谕旨，交给我父亲看；我父亲自然和我五伯意见一致。这时溥仪说：“宫里如果再发生第二次大火，谁敢负那个责任？”我父亲听了，默无一语，大家也都无话可说。这时溥仪一面命我父亲到宫内与三位太妃说明原委，一面命绍英、耆龄调集全部护军，把太监强送出宫。太妃们开始曾力争不可，后来知道溥仪已经降旨，也就无可奈何了；只是要求留下若干名太监，以供驱使。又经溥仪与我五伯等再三研究，最后决定除三位太妃、溥仪、淑妃这五个宫各留20名太监外，其余全部裁撤。

由于绝大部分太监在北京没有家，若叫这数百名太监流落街头，未免有碍北京的治安。于是又把王怀庆、薛之珩找来，商量处置的办法。议定由内务府筹措一笔遣散费，北京有家或有亲朋投宿的，即刻携带行李出宫；实在无处投奔的，暂时住在地安门内大街雁翅楼内，待领到遣遣散费后，再各自回乡。

当晚，我父亲、绍英、耆龄等俱领命进宫，分头去办。溥仪、我五伯、溥杰和我，留在醇王府等候消息。

关于当晚遣散太监的情况，据事后耆龄对我说，当绍英把全体太监召集在乾清门内，宣读了溥仪的谕旨时，大家都非常恐慌和愤慨。因为这些太监，绝大部分都是河北沧县、河间一带的人，他们在宫中当了几十年的差，宫中就和他们的家差不多，也积攒了一些东西；如今限令在几小时内出去，叫他们投奔何处？以后怎么生活？所以有的惨号大哭，有的高声咒骂，情况极为悲惨。

晚9时许，得到绍英的报告，说是太监们除留下的以外，已全部出宫了，我们这才回到宫内。当走到神武门时，只见门口堆积的太监们的行李、物品，像一座小山；有的还在摸着黑找自己的东西。这时宫内一片漆黑，空无一人。像养心殿那样高大的宫殿里，只有两三名外随侍，燃着几支半明半暗的蜡烛，使人有置身于古庙之感。

次日，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虽然临时调来了几名护军代替殿上太监的差事，但溥仪吃饭时，连摆桌盛饭的事也无人管了，只好由溥杰和我担当起来。另外，还从内务府调来若干名官员和数十名护军，看守各处宫殿。我父亲为了溥仪的安全，召集了全体王公，每天分两班，每班六七人，轮流在宫内值宿；溥杰和我每晚也住在养心殿里。以前曾听太监们讲过，每到深夜，就有身穿朝服的人在宫内走来走去，因此每到夜间，我就有些害怕起来。溥仪为了给我们壮胆，特地给了我一支手枪。这样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溥仪也感到许多不便，又叫回了100多名太监，并增添了十余名外随侍，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情况。

7月下旬，内务府筹妥了遣散费，就在雁翅楼里会同军警人员开始发放。综计这次裁撤的太监，共有700多人，首领每人发200元，一般太监发20元。这些太监除北京有家的外，其余有的搬到了庙里，有的回到原籍；还有300余人仍旧住在雁翅楼内。我每天到宫内经过这里时，总看见不少衣衫褴褛的太监在廊下升火做饭，极像逃荒的难民，其状颇为凄惨。后来军警怕他们引起火灾，屡次驱逐他们离开，直到1924年春，才先后散净。

溥仪出宫的详细情形

逊帝被驱逐出皇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情。关于此次事件的详细内幕，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已有详细的记载。此外，长期供职故宫博物院的那志良先生，在他的《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一书中，对此也有一段很传神的文字：

民国十三年11月4日深夜，摄政内阁举行摄政会议，决议清废帝宣统，即日迁出皇宫，这实在是代表大多数国民的措施。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是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并请李煜瀛做国民代表，会同办理。11月5日上午9时，警卫司令部先派出军队，到神武门一带，把驻守该地的警察改编资遣。这里的警察，共有四队，每队约120多人，驻守在神武门护城河的营房里。这次的编遣工作，到12时就全部完毕。神武门一带的警卫责任，正由警卫司令部接收的时候，警卫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及李煜瀛诸人，也就会同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在上午10时去见溥仪，要求他即日废去尊号，交出宫廷印玺，并迁出皇宫。到下午3时，溥仪和他的夫人亲属等，乘汽车出宫，迁到什刹海的醇王府里去。溥仪出宫之前，交涉情形，当然是费了若干周折的。不过，情势所迫，他自然是非迁不可了。出宫之后，还留下不少的问题，在清室方面的，主要是瑜、瑨两太妃的拒绝迁出；在社会上的，是一般前清遗老与复辟党人的抗议。清室方面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11月18日，北平出版的《社会日报》，对此有综合性的报道：

“关于清室之善后事宜，中外人士，非常注意。兹将昨日所得消息，报告于下：

一、清室所有之警卫队，业于昨晨解散完毕，现由鹿司令派所部步兵代任警卫之责。

二、溥仪夫妇及瑜、瑨两妃之应用器具物品及衣服等，已次第由清室运送出宫。

三、藏于库内之元宝银，昨日下午1时，由双方委员公同监视，先将藏于里库者过秤，计秤得该库银两共6333斤，合101328两。秤毕，佥以该元宝均镌有福禄寿喜字样，每颗均重量达十余斤，确系当时清帝用以为犒赏之用者，遂议留数颗，为将来陈列之用，其余悉数发还。当即由鹿司令饬兵当众代为装包，每包装讫，即书明数量于其上。俟全部装讫，即由鹿司令派兵百余人，并由双方派员监押送往清室所指定之盐业银行。事毕，清室代表因士兵劳苦，请以1000两为犒赏搬运银两兵士之用，但鹿司令则璧还之，谓此事乃吾人应为之事，无犒赏之必要。清室代表因强之至再，终不尤受，乃致感谢之意而退。至于外库之银两，其数稍少，截至下午5时，尚未秤毕，此则须容明日再行报告矣。

四、瑜、瑨两妃前此之所以颇踌躇于出宫，盖恐物品钱银，不易携出，现因政府方面，对于非古物之物品及金钱，无丝毫留难之意，遂决计择于阴历十月二十五日出宫，现已以此意令清室代表转告鹿司令矣。……到11月21日，瑜、瑨两老妃出宫之后，迁到北平宽街大公主府里。溥仪出宫问题，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宝熙与孙中山就“优待条件”的争论

1924年，内务府大臣宝熙曾给当时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写了一封信，极力主张恢复优待条件，让宣统帝能够安享皇帝尊号。对冯玉祥驱逐宣统帝一事，宝熙也希望孙中山能够伸手阻拦，让宣统帝顺利回到紫禁城来。

孙中山回了信，其中说道：“条件须双方遵守。自民元以后，清室帝号自娱，不迁居颐和园，屡违条件；至民六复辟，更有何条件之可言！”

这封信可以说是义正词严，容不得宝熙有丝毫反驳余地。内务府的大臣们见孙中山不听劝告，竟然抬出外国公使进行要挟，说如果孙中山任由不合理现象继续下去，势必引起列强不满，进而威胁到新生政权。

孙中山对国际法非常熟悉，根本不理会遗老们的威胁。很快，孙中山回了第二封信，信中说：

凡条件契约，义在共守，若一方既已破弃，则难责他方之遵守。民元之所以有优待条件者，盖以当日清室既允放弃政权，赞成民治……故有优待条件之崇报。然以国体既易民主，则一切君主制度之仪式，必须力求芟除，一以易民群之视听，一以杜帝制之再见。……又于民国三年清室优待条件善后办法第二款载称：‘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行民国纪元，不适用旧时年号。’第三款载称：‘清皇室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乃自建国以来，清室始终未践移宫之约，而于文书契券，仍沿用‘宣统’年号。……是清室应履行之各款，已悉行破弃。逮民国六年复辟之举，乃实犯破坏国体之大眚，优待条件之效用，至是乃完全毁弃无余，清室已无再请民国政府履践优待条件之理。……综斯数端，则民国政府对于优待条件，势难再继续履行……

溥仪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

1954年6月，溥仪在远东法庭上对日本侵犯者进行了控诉，清楚地交待了他与日本人之间关系的来龙去脉，节录如下：

我在天津居住时，日本总领事派日本人警官一名和日租界内的中国人巡捕三四名，借保护为名，经常住在我的院内，我出门时日本警官总要跟着，并且他还要把我的每天出门和见人的事记载下来报告日本领事馆……

日本总领事以及驻屯军司令官时常请我吃饭。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郑垂和日本领事馆、司令部往来很密。天津日本司令官高田丰树曾对我表示过，大意是：过去清朝时代满洲民族是如何兴盛，到了现在满洲民族受汉族压迫、歧视，名为五族共和，却是汉族专政，而且汉族经常内乱，远不如清朝时候好了。我当时深深同意日寇的话，而正是中了帝国主义对我民族挑拨离间的毒计。后来日本桑岛主计总领事谈过和高田丰树所说的相同的话，我也对他说同意，我表示只有中国实行帝制，才能统一富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土肥原贤二对我要求上东北，我完全是盲目地轻信他的话，并且没有任何条件的。我在天津所做所为都是盲目轻信，因为我只是一心专想做恢复满清的迷梦。同时郑孝胥、罗振玉也都是经常以恢复满清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事业。罗振玉经常对我说清朝的列祖列宗的所谓深仁厚泽，凡是有天良的中国人，没有不念旧回想本朝的。并常常称赞日本有了所谓明治大帝，日本才有那样富强。郑孝胥常常以中国古代“伊尹”和“臣糜”自居，表示他是复辟人物……

日寇占据东北，在东北树立了汉奸地方维持会，天津日寇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找我上日军司令部见面，他劝我上东北准备主持政权。罗振玉和一日本人也早在这里，经罗介绍才知道是上角利一（日寇板垣征四郎的代表）。罗振玉……要求我上东北主持一切。罗说上东北，可乘日本军舰。我对香椎说回去考虑考虑。我回来向陈宝琛、胡嗣瑗（我的秘书）商量，他们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对我是极不妥。陈宝琛以为罗振玉说上东北，可乘日本军舰，这是绝不可能的。他认为这里面有诈，他认为我去时容易回来就不可能了。因此我没有答应香椎的要求。香椎又找我第二次去，还是要求上东北，我拒绝了他。

随这前后，在我旁边发生了一些恐怖事情。一次有人拿赵欣伯名片（当时赵欣伯我并不认识）给我两筐果品，打开以后发现炸弹两枚。当时我害怕极了，告诉日本警察，由日本警察和来的日本军官拿走炸弹，不一会他们回来说，经检查是中国制造的。又一次还有一个饭店（英租界，我常去的饭店）侍者来电话，告诉我别再来这饭店。他说，有人称张学良派来的人在饭店各处找你，问溥仪在那里，他看见这人衣服露出手枪和刀子。还有许多匿名威胁信（内容记不得了），当时我感到深刻不安。可是这些事情，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故意做的烟幕。

后来土肥原贤二来见我，极力地劝我上东北主持，他表示日本绝没有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他说满洲是清朝故乡，我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等等的话。我想这是本庄繁的部下特务头子，是日本军部的权威者，他既然一口表示日本无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这是没有错的。我想这是恢复满清唯一机会，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又经郑孝胥、郑垂的极力赞成，竟认为我答应土肥原贤二是完全正确的。日寇土肥原见我及对我的利用是有步骤有计划的。这是我在1946年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当日本战犯的证人时，我曾听国民党政权副检查官长裘劭恒对别人说过，当我在天津承认了土肥原的要求后，土肥原立即打密报给日寇军部什么人告诉我的承认。这说明他是按计划来实行的。而我又是一心想恢复满清的罪恶迷梦，一向想利用日本帮助恢复满清，所以土肥原一说，正合我意。这就和蛾的喜火自焚一样，断送了东北，危害了祖国以及亚洲，把自己变为历史上万代唾骂狗彘不食的大汉奸、罪人……

过了些日子，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参谋……正式要求我上满洲当执政。并告诉我这个国家名“满洲国”，给我看新国旗样子，并告诉首都是长春。他说满洲国不是清朝复辟，是五族的新满洲国（汉、满、蒙、日、鲜），因此日本人同样当满洲国官吏。我当时以为这是与我一切作主的话完全不合，日本人怎么能当满洲官吏，怎么能算五族之一，我表示不能接受，拒绝了板垣的要求。板垣忿忿的走了。到了第二天，郑孝胥、罗振玉、郑垂、万绳栻都被板垣叫去。他们回来由郑孝胥说：板垣参谋在旅顺大和旅馆找他们去，命转通知我，如果我拒绝他的要求，他认为就是日本的敌人，那么他将采取自由措施与行动对我。就这么一句话，已吓着我了。郑孝胥更说，如果我不答应板垣的要求，他也就只好告辞回家了。郑垂接着说，不如将计就计，答应了他，我们有了政权，有了自己力量，再对付他不晚，不然徒死无益。鼠目寸光、怕死贪生的我就完全承认了板垣的要求，于是，这就走上了名副其实的该死的汉奸道路。

参考书目

[1]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M].London：Victor Gollancz LTD，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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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10]胡适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1]指第二代醇亲王载沣，光绪皇帝的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

[2]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后来革命失败后出逃。后于1913年回国，定居上海辛家花园，主编《不忍》杂志，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3]百日维新又叫戊戌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由光绪皇帝领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力图让清朝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不过，这次变法遭到了慈禧太后与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只经历了103天就结束，参加变法的主要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

[4]隆裕皇后是“凤凰窝”中飞出的小凤凰（大凤凰是慈禧太后），是慈禧太后的侄女，比光绪帝大三岁。光绪从小体弱、口吃，长大后肾亏、有肺病，但他丰神清秀，文质彬彬，颇具“龙凤之姿”，而隆裕皇后长得实在不好看，脸长、面凹、微麻，还驼背。玉树临风般的光绪帝怎么可能看得上她呢？特别是光绪选后时，还有好几位漂亮的小姐参与。事实上，光绪是在慈禧太后的威凌下，含着眼泪把玉如意交到隆裕皇后手上去的。慈禧太后固有强拴红线的权威，却无法迫使光绪对她的侄女产生真感情。所以，这宗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光绪对这位新娘来了一个消极抵抗——他根本不理她，直到他死。隆裕皇后等于守了一辈子的活寡。在当时，帝后感情不好，已为王公大臣们均知之事，慈禧太后也曾多方挽救这种局面，但均未奏效。

[5]慈禧太后第一次垂帘听政始于1862年同治即位，终于1872年同治成婚。第二次垂帘听政始于1875年光绪即位，终于1889年光绪成婚。

[6]乾隆皇帝（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即爱新觉罗·弘历，清朝第六位皇帝，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当了三年太上皇，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他与康熙帝统治的这一时期，曾被称为“康乾盛世”。

[7]康熙皇帝即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是清朝第四代君主，他开创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其主要成就有收复台湾、开府设县、抵制沙俄侵略、大败准噶尔汗国、编修文化典籍、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等。

[8]根据宫中传言以及慈禧太后贴身女官德龄的叙述，慈禧太后在嫁给咸丰皇帝之前，是荣禄的情人，两人已谈婚论嫁。不管这种传言是否真实，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荣禄对慈禧太后向来忠贞不渝，而慈禧太后对荣禄也颇为照顾。

[9]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汉族，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北洋新军的创始人。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统一国家，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0]荣禄（1836年4月6日—1903年4月11日），字仲华，满族，清末大臣，晚清政治家。辛酉政变前后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也是戊戌变法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

[11]同治帝死后，最应该继承帝位的并不是光绪帝载湉。慈禧太后出于私心，将载湉推上了皇位，原因有二：第一，载湉的生母是慈禧的亲妹妹；第二，当时载湉年幼，便于慈禧垂帘听政、独掌朝纲。虽然如此，但慈禧仍然认为自己有恩于光绪。

[12]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首，撰《仁学》一书，杂糅中西文化之长，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及“纲常名教”，宣传“君末民本”的民权思想。他是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就义时年仅34岁，临刑有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13]义和团运动并不像庄士敦说的这样简单。庄士敦站在外国人的角度，单纯地把外国人和基督教看作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而对于当时中国人民所受的欺压却置若罔闻，这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义和团与外国人之间的仇视是有原因的。19世纪后期，西方人大量涌入中国，由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差异，经常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冲突的结果几乎无一例外是中国人遭到打压。外国人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处罚外国人。这使中国民众越来越憎恨外国人，其极端表现就是义和团对外国传教士的杀戮。

[14]关于这段历史，请参看附录“义和团”。

[15]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派兵国家虽然不少，可是全部兵力却不足两万。当时北京的清军有十几万，义和团拳民兵更有五六十万之众，竟无法阻止区区两万外国兵。这让人联想起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当时的英法联军有多少兵力？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总共25200人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大清朝首都，杀人放火，大清皇帝等不及天亮就仓皇出逃。晚清时代的统治者腐败、虚弱、无能至此，令人垂泪。

[16]慈禧是咸丰皇帝的遗孀，而光绪是咸丰皇帝的亲侄子（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所以从亲缘关系上讲，光绪是慈禧的侄子；另外前面说过，光绪的生母是慈禧的亲妹妹，所以光绪又是慈禧的外甥。但是光绪称慈禧为“圣母皇太后”，又有母子名分。

[17]“庚子赔款”的具体数额是4.5亿两白银，再加上利息，共计9.8亿两白银，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要拿出二两白银。除了赔款之外，《辛丑条约》还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各国可派兵驻守，中国人不得入内；各国可在山海关至北京的铁路沿线驻军；中国人不得反对外国，违者处死；等等。这些条款使中国完全丧失了主权。

[18]徐世昌，袁世凯的老朋友。据说两人在20岁左右时曾各抒抱负，相约得志之后，一定要废除科举。袁书读得不好，因此投笔从戎；徐虽也不喜读书，但听风水先生说他家祖坟的方位好，动了凡心，偷着应试，居然得了一名进士。袁世凯责他不守誓约，他辩解道：“我们要图功名，不能不求出身，不去应科举，怎能废科举？”袁无话可驳。徐世昌处世圆滑，喜怒不形于色，总是一副庄重面孔，每见下僚晚辈，常以“君子不重则不威”诫人，其实他是一个机变权诈的角色，大家背后称他作“老滑头”。袁世凯的大儿子、“皇长子”袁克定背后则说他是“不搽粉的活曹操”。可以举一例，袁世凯活着时，袁的第十子袁克坚本被订为徐的女婿，孰料袁皇帝刚刚撒手归西，徐竟单方退婚。克坚听说悔婚并非徐小姐所愿，登门求见，却被徐责令仆从驱逐出门。克坚哭诉于北洋三杰之首的王士珍，王士珍也爱莫能助，只频频摇着皓首说：“人道之蠹！人道之蠹！”

[19]1904年2月12日，在日俄战争开始之后的第三天，作为受害者的清政府颁布“局外中立”上谕：“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例办理。着各直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并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钦遵，以固邦交，而重大局，勿得疏误。”（《清季外交史料》第181卷，第19页）

[20]福晋，音译词，清代皇室称呼“夫人”的用词。

[21]冯玉祥，字焕章，人称“基督将军”，安徽巢县人，其父冯有茂为淮军下级军官。冯玉祥是现代中国声名卓著的人物，清末入淮军当兵，不久改投北洋军，历任营、团、旅、师长，后升任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对他的情况，庄士敦在本书里曾不断提到。

[22]根据晚清太监刘兴桥等人回忆，慈禧与李莲英的感情十分深厚。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中，刘兴桥说：“每天三顿饭，早晚起居，他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问候……在西苑、颐和园居住的时候，慈禧太后还经常来找李莲英：‘莲英啊！咱们遛弯去呀！’慈禧太后有时还把李莲英召到她的寝宫，谈些黄老长生之术，两人常常谈到深夜。”

[23]慈禧生前酷爱奇珍异宝，死后陪葬品价值超过白银亿两。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带领工兵突袭东陵，炸开慈禧太后明楼下的金刚墙，进入墓室盗宝。慈禧金棺的底部，铺着金丝织成的褥子，厚7寸，缀有大小珍珠10000多粒、红宝石85块、白玉200多块，上面铺了一层珍珠，共有2400粒。尸体上盖着一条金丝与锦缎混纺的被子，织有汉字陀罗尼经文25000字，缀有800多粒珍珠。尸体头上的凤冠更是镶满宝石，其中很多颗的价值都超过1000万两。最令人称奇的，是尸体口中的夜明珠，分开时是两块透明无光的珍珠，合在一起就会射出绿色寒光，可以照亮方圆百步。

[24]载涛算是皇室中比较能干的人，清末专司训练禁卫军。武昌起义后，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战、和两派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太后不知如何是好，就问载涛：“你管陆军，你觉得咱们的兵怎么样？”载涛连忙趴下磕头，战战兢兢地回答：“奴才不知道。奴才只练过兵，还没有打过仗。”太后长叹一声，打消了用兵的念头。

[25]黎元洪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是严复的学生。甲午海战中，所乘战舰被日本炮舰击沉，他漂浮海上，幸亏游泳技术过关，方侥幸捡得一条性命。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黎元洪算是一个异数。辛亥革命时他在武昌带第二十一混成旅，传闻他是被从床底下揪出来用武力逼着签字发布命令的。但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认为，黎元洪不可能那么被动和猥琐。杨步伟在她写的《一个女人的自传》里说：“武昌起义的第一炮是黎元洪命令放的……他（曾经）对（我）祖父和父亲就那么明说，那腐败的清朝快点亡了好。”可见他也是不满意皇权专制的。

[26]隆裕皇太后的容貌虽在中下，书也念的不多，可是颇明事理。就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极少而可信的资料能够看出，清帝之所以退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坚持。恭王溥伟在《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记录了这一事实。当时，恭王溥伟、镇国公载泽、徐肃王善耆、蒙王那彦图都不打算放弃帝制，主张死战到底，隆裕皇太后却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了，岂不是要亡国么？”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在《国闻周报》发表的随笔中有一段说：“辛亥武昌举事，湖广总督瑞澄逃。谕革其职，而仍令署总督图功。闻当时奕劻曾力争于隆裕前，请拿问瑞澄，隆裕弗听。奕劻曰：‘封疆重臣，弃职逃走，岂可宽贷？’隆裕曰：‘庚子那一年，咱们不也是逃走的吗？’奕劻语塞。”（见《国闻周报》十卷五十期）从隆裕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她是个有见地的女人。

[27]李自成（1606年—1645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古代杰出的军事家。

[28]此处的国民党，与我们熟知的国民政府时代的国民党并不是一回事。此处的国民党是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为夺取国会多数议席，钳制袁世凯，以同盟会为基础组织的政党。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死后，国民党内部在反袁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多数人对孙中山的武装讨袁主张不感兴趣，倡言“法律解决”。7月，李烈钧、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希望保住辛亥革命的成果。11月4日，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国民党也被袁世凯解散。

[29]黎元洪被召入京，纯粹是袁世凯“削藩”的手腕。黎元洪入京后的办公地点，即在曾经囚禁过光绪帝的瀛台，每次出入都须通过一条专备的小船，境同囚禁。

[30]孙宝琦，人称“好好先生”，与庆王奕劻是儿女亲家，首开满汉联姻的风气。他人长得很漂亮，人缘也好，在民国初期风云一时。袁世凯当国时，他迭任内务、外交、财政各部总长，并兼任过国务总理；袁死后，他任税务署督办，借此养老，日子过得很是滋润。曹锟时代又被拉出来做内阁总理。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有专门文章记他，其中一段，甚是有趣：曹锟看上孙宝琦的长髯道貌，要拉他做摆设，出任内阁总理。孙拟好了阁员名单，提交给曹，而曹却早将阁员排定了，只等孙来签字，孙很有意见，但不得不屈服。曹又取出一纸公文，孙一看，是特派王承斌为税务署督办（当时的税务署督办是孙宝琦）。孙大惊，忙向曹说明自己境况不好，专靠此差养活，以后从内阁总理任上退下，也有个退路。曹哈哈大笑：“总理还怕没钱用？你还怕将来没事做？承斌既让出总理，不能再让他落了空的。”孙气得发抖，但也无可奈何。

[31]张勋，江西奉新人，放牛娃出身。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和1917年的复辟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大家也不可忘记。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南京曾遭遇过三次屠城的命运：第一次是1864年清军攻下太平天国之后，第三次是1937年日军的“南京大屠杀”，而第二次，即是张勋于1913年“二次革命”后对南京的清剿。张勋忠心清室，恨透了国民党，因黄兴、何海鸣等人都是湖南人，因此也恨透了湖南人，进驻南京城之日，即封闭了湖南会馆，并下令“三天不封刀”，让部下“打起发”。南京城是8月26日陷落的，他挨到9月4日才进城。在这一周内，辫子兵挨户搜查，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都给搜掘个遍，尸横遍地，血流成渠。辫子兵多有脱下军衣，把步枪当作扁担来挑包袱皮箱的；更有因争赃物而短兵相接、自相火并的。

[32]对于袁世凯称帝的原因，有一点是很可笑的。据说袁的家族里，男子没有活过60岁的，他的儿子袁克定就劝父亲借做皇帝来冲一冲。谁知皇帝倒是做了，袁世凯也没能活过60岁。

[33]筹安会的成员除了杨度外，还有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如、胡瑛，共六人，也称“筹安会六君子”。

[34]溥伦之外，奔走于袁世凯之门的前清宗室并不在少数，溥仪的叔叔载洵、载涛等也绞尽脑汁，希望能在总统府谋得一差事。

[35]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里谈到此事时说：“洪宪时向清宫索传国玺，当系庶务司所为，不知学问。比取至，印文为‘皇帝之宝’，并有满文，不能用，始谋另制一玺。”此亦一趣事也。

[36]梁士诒是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核心人物，号称“梁财神”，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与他有关。入民国后，他是“交通系”的首领，在民国初年的金融界和政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被称为“五路财神”。

[37]晚清官场上有“北洋三杰龙虎狗”的说法，龙为王士珍，虎为段祺瑞，狗为冯国璋。段祺瑞自晚清开始进入军界，入民国后秉政十余年，叱咤风云，占近现代史重要的一页，很多人认为他有“三定共和之功，一匡天下之志”。事实上，段祺瑞是一个两面三刀、见风使舵的政客。当初国民党受到打压时，他公开对国民党表示憎恨，对孙中山的态度也非常恶劣。后来他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国务总理，私下里拉拢国会议员，教唆他们诋毁孙中山，说中华民国并不是孙中山创立的。孙中山病逝，他不去吊唁，借口是洗脚之后穿不上新靴子。此举引起了公愤，中国人民从此认清了他的虚伪和歹毒。到了民国二十二年，当时国民党已经发展壮大，他特地从北平赶到南京去献媚，遭到了国民党内许多人的唾弃，弄得很尴尬。

[38]黎元洪虽然平庸，但是在民国总统中，属于比较顾全大局和关心民生疾苦的人。他引咎辞职后，继任者冯国璋打算每月给他银币3000元作为退任总统之津贴，让人问黎元洪的意见，黎说：“总统任期五年，使退职者均有津贴，徒重加人民负担。余尸位一年，无功德于民，断不敢开此先例。”

[39]冯国璋入主总统府后，首先遭殃的是三海（北海、中海、南海）的鱼类。自明清以来，三海一直是历代皇帝的放生之所，水中有许多大鱼。有些大鱼的鱼翅上甚至绑有明清两代帝后赐予的金牌或银牌。即使在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期，也不时从进贡的鱼类中拣出个儿大的放生。孰料冯国璋继任总统后，“尽捕三海巨鱼出售”，有的百年寿星鱼竟然流入饭店，其中有明朝嘉靖金牌放生鱼一尾，被某使馆花重金买去。冯国璋死后，有人写对联讽刺说：“南海鱼何在，北洋狗已无。”

[40]徐世昌当上总统后，也看中了北海的鱼。当时总统住中海，国务院在南海，北海是公园。北海的水面很广，大约有一百多亩，鱼很多，是游人观赏的一个重要景观。徐世昌上任后，觉得北海的鱼不能白白放过，就指使贴身秘书去找鱼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每年2500元的价格将北海的鱼包卖给鱼商。从此以后，游人不得在此垂钓，北海水面上再也不得平静，每月都有渔船来捕鱼，大煞风景。此事传遍北京，人们讥笑说：“堂堂大总统，一年2500元的生息也不放过！”徐世昌的夫人听到此事，不以为耻，反而要徐世昌把故宫后花园的花木划给她包卖，说是“利益均沾”，徐世昌只得答应。徐夫人找来花木商，以每年2500元的价格将故宫后花园的花木包卖了。从此，“卖鱼总统”“卖花夫人”成了人们的笑柄。

[41]徐世昌念念不忘前清的官衔。他本来和世续同是太傅，世续死后，追赠“太师”；周馥死时，小朝廷也以周孤忠不贰，破格优恤，追赠“太师”。徐世昌见二人身后之荣，艳羡不已，央人向清室表示，要生前得一“太师”衔。梁鼎芬、陈宝琛诸人听了大哗，说：“既为清室臣，又就民国职，怎么可以？”徐大惭。

[42]李经迈是李鸿章第九房姨太太所生，当时李鸿章已经54岁。由于父亲李鸿章的关系，李经迈与英国上层的关系极为密切；又因他精通英语，清廷每次向英国借款都由他从中磋商。据说，每次借外债他所得的回扣，都在百万两以上，因此家资豪富，不但备有汽车数辆，还备有专用的轮船、汽艇。

[43]庄士敦这种说法不可靠。乾隆皇帝名叫弘历，并没有需要避讳的地方。如果说为了避皇祖康熙的讳还有几分道理，因为康熙名玄烨。但如果按此推断，改名之举应在康熙朝或者雍正朝，而不是嘉庆朝。

[44]民初的北京，的确是一个奇特的城市。《顾维钧回忆录》曾有如下描述：“我到过许多国家的首都，北京在某些方面可谓与众不同。首先，它当然是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总统、内阁和政府各部门在这里治理国家，为全国各省制定法律和向全国颁布法令。同时，在北京的中心还保留着在废帝宣统管辖之下的紫禁城。城内仍沿用皇帝年号的历法。按照官方公布的全国通用历法，1912年是民国元年，而在紫禁城内却称为宣统四年。在紫禁城的城门上就贴有这样的日历，据说是为了供宫内侍从和官员们参考。这种怪事引起了总统的注意。他立即派人去见宫内府大臣，要他转告废帝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张贴皇帝年号的历法，宣统立即同意。从此，民国的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东交民巷多少可算是北京独有的特点。解决义和团事件的《辛丑条约》中规定，东交民巷归外交团管辖。大多数使馆在此区内，外有高墙环绕，四周有缓冲地带。东交民巷内的行政管理、交通规则完全由外交团掌握。它有自己的警察，北京的警察未经允许不得入内。大多数使馆有自己的警卫，警卫员人数多少视其国家的大小而定。日本军队人数最多。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均有驻军。逃至东交民巷的中国罪犯，中国警察未经东交民巷警察当局许可不得入内拘捕。北京由紫禁城、东交民巷和民国首都三部分组成。”

[45]溥仪为酬谢庄士敦教他英文，下了一道“上谕”，赏他“头品顶戴、毓庆宫行走、紫禁城内赏乘二人肩舆（即二人抬的一种小亮轿）”，月俸是银元1000元。除此之外，按照宫内向来的规矩，每月逢二放假休息，春节放假十天。节后开学，溥仪照例赏给师傅、伴读每人一套殿版书、一匣极为精致的古墨。端午、中秋两节，由懋勤殿出面，请大家吃一顿丰盛的酒席。夏天由初伏到末伏放假一个月，照例赏给每人祛暑药两匣、乾隆贡扇一把。冬至节前，每人赏一幅《九九消寒图》、一块宫内自制的朱砂墨。“消寒图”有由九字组成的题词：“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据说是乾隆之作。每个字都用红笔双钩下来，装在木框里，裱工极为精细。因每个字都是九画，从一九开始每日描写一笔，到九九八十一天正好描完。有的人还在每个字的笔画中，用朱笔勾出晴、阴、雪等日的天气图像。

[46]梁鼎芬一辈子最出名的事，是27岁时因弹劾李鸿章而被贬官。但对于此事，清人的笔记里另有记载，甚是有趣。说是梁鼎芬做京官时，南书房翰林李文田是他的同乡前辈。而李文田的星相之学，在当时是名气很大的。这一年，他为梁鼎芬排八字，算出他27岁必死。梁鼎芬一听只有一年好活，大为恐慌，请李文田帮忙禳灾。李文田说化解之法只有一个：“遭遇奇祸。”古语说，“福祸无门，唯人自召”，于是梁鼎芬打算自己寻一桩祸事。恰逢中法交涉破裂，清议抨击李鸿章卖国，梁鼎芬就拿李鸿章做题目，上折说他“十可杀”。他的想法是：此折一上，多半会得个充军的罪名，既可以禳灾免死，又可落个以直声震天下的大名，一举两得。果然，慈禧太后震怒之下，要重治梁鼎芬的罪；而朝中一些大臣爱才，说他书生之见，并无恶意，好不容易才将他救了下来。此事甫平，不想又遇上清流的对头孙毓汶，借机旧案重翻，将梁鼎芬以“诬谤大臣罪”，降五级使用。朝旨一下，清议大哗，梁鼎芬却大异其趣，一脸“无官一身轻”的神情。因为这年正是他27岁，获此严谴，则性命可保矣！

[47]陈宝琛（1848—1935），晚清有名的“清流四谏”之一，与张之洞齐名，光绪十七年（1891年）被黜回乡，创办全闽师范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因张之洞的推荐，复被起用，任总理礼学馆大臣、溥仪帝师等职。辛亥革命后，因忠于清室，深得溥仪的信任，被看作故宫小朝廷的“智囊”。1932年赴东北效忠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因受郑孝胥排挤南返，不久郁郁死去。

[48]朱益藩（1861—1937），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被皇上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又在翰詹科道考试中获第一名，时称“馆元”。此后曾任多省学政，入值南书房，授都察院左副都御使职。1907年，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即今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12年被宣统帝溥仪聘为老师。

[49]《清史稿》里有伊克坦传，他是满洲正白旗人。伊克坦身材不高，一脸黑麻子，初为帝师，整日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小皇上生在京城，一口纯正京腔儿，满族话只是偶尔说说，哪会对这等复杂的学问感兴趣，于是课上不听瞎玩，闹得出格。有一次伊师傅刚讲完课，斜在炕几上准备抽袋水烟，隔座的小皇上看到师傅一翘一翘的山羊胡子特别好玩儿，就偷偷扒下自己的靴子，再脱下袜子，伸过小脚丫去夹师傅的胡子。伊师傅气得满脸通红，又不能骂，只好喝道：“皇上脚脏，哪能捋须？”小皇上赶紧哄师傅道：“我刚洗过脚丫子，一点儿也不脏，看师傅的胡子乱了，给你梳一下，师傅别急，以后我找到梳子再给你好好梳。”伊师傅一时哭笑不得。

[50]1920年前后，王公贵族们为了溥仪练习骑马的事，还特别开会研究了一番。大家一致认为，清朝历代皇帝都是“马上天子”，现今皇上正处鼎盛之年，如果不会骑马，是有违祖制的。载沣把这些意见向溥仪奏明，并取得他的同意后，即日就派了一些人去筹备。

[51]王怀庆，北洋资格最老的将军，当时负责紫禁城的守卫。北洋诸将很多有外号，有好听点的，像吴佩孚叫“秀才将军”、冯玉祥叫“基督将军”；也有难听的，比如孙殿英叫“盗墓将军”、曹瑛叫“茶壶将军”（茶壶即妓院之杂役）。王怀庆属于后一类，人称“马桶将军”。据说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枪可以，没有马桶不行，一具漆红烫金、上面写着斗大“王”字的马桶总是不离左右。办公桌后面放的不是椅子，而是马桶，办公就在马桶上进行。行军打仗，得有一个班左右的人马抬着马桶随行，只要看到那只硕大而且鲜艳的马桶，人们就知道这是谁的队伍了。攻山头的时候，他的士兵打着上书“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他则坐在“王”字的马桶上督战。

[52]《顾维钧回忆录》里曾谈到这一奇怪的现象：“每逢废帝生辰或新年，总统要派专人去祝贺，群众对此也习以为常。但更奇怪的是，在前清做过官的政府高级官员也进宫表示个人的祝福。他们可以得到一轴条幅或盖有御玺的‘福’‘寿’字幅的赏赐。我个人从未进过宫，因为我未在前清做过官，我置身政界是民国元年开始；但归国留学生中有人进过宫，如颜惠庆就曾得过宣统赐给的大‘福’字，挂在客厅壁炉之上。”

[53]按照本书早期译者秦仲龢的考证，康熙当年的千叟宴并没有招来那么多平民，更多的还是满汉大臣、王公贝勒，与会的老人年纪在60岁以上的不过三四百人。乾隆皇帝举行的那次千叟宴是在1785年，那年乾隆皇帝74岁。那年正月，他在乾清宫摆下大宴，让皇亲国戚、群臣、绅士和普通民众前来参加。当时规定，凡大臣70岁以上、平民90岁以上都有资格参加，当时在座的年龄最大的是105岁的郭钟岳。

[54]清朝以前的中国历朝历代，均没有设立内务府这个机构。是满洲人创立了内务府，满清入关之前，内务府就已经初具规模。顺治十一年，即公元1654年，清政府在原来内务府的基础上改设十三衙门，即司礼监、尚方司、尚衣司、司施监、尚宝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尚膳监、惜薪司、钟鼓司、兵仗局、织染局。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到顺治十八年的时候就裁撤了十三衙门，仍设内务府管理宫中大小财务。内务府设总管大臣一名统管诸务，但是办事大臣却没有一定的限额，皇帝喜欢派几个就可以派几个。内务府人员不用汉人，全部从八旗子弟中选出，目的就是为了显示亲近。内务府总管虽然只是个二品官，可是其影响力绝对不小于任何一名当朝宰相。即使皇上需要钱，如果内务府说没有，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55]庄士敦对于内务府和太监之间的关系，介绍得不够准确。晚清时期，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除了内务府之外，在宫内还设有四十八处太监，专门为皇帝和他的家族服务。例如敬事房、奏事处、懋勤殿、上书房、南书房、四执库、尚乘轿、御茶房、御膳房、御药房、钦安殿、毓庆宫、做钟处等等。在这些机构中，除了茶、膳房的厨役、懋勤殿的匠役和做钟处的修理人员外，其他都是太监。也就是说，太监并不完全隶属于内务府。

[56]世续是袁世凯的结拜大哥，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世续帮了很大的忙。以写《老残游记》著称的刘鹗刘铁云，据传即是因为与世续有过节而被罗织罪名流放的。

[57]荣源能任内务府大臣，全凭了他是皇帝的岳丈。溥佳在《清宫回忆》一文中说：“1923年，溥仪先后命宝熙（满族宗室）、荣源（溥仪岳父）为内务府大臣。宝熙虽在古典文学方面颇有研究，但在政治上，只是一个腐儒式的官僚，遇事夸夸其谈，而结论必归于毫无办法。荣源则更不及宝熙。他原是一个地道的纨绔子弟，不但文化程度不高，社会经验也很不足，似乎还有一些轻微的精神病状态，遇事毫无主见，只知唯唯诺诺。这样的人，当然难以满足溥仪理想中所要求的那种‘能臣治吏’。”

[58]清代前期规定：“宦官官职的品级最高为四品，永不加至三品以上。”至清代末期，规定遭到破坏，太监有了三品、二品的官衔。例如李莲英代表慈禧太后到天津小站阅兵，就提为二品官衔，赐红顶戴、黄龙马褂。宣统大婚之时，太监大总管张谦和、二总管阮进寿，都提为二品官衔，打破了祖宗家法。

[59]《清稗类钞》记载，小德张得势时，极力“骗取宫中之钱”，曾经手宫内某佛殿的修理工程，“报销至二百余万”。就连当时的内务府大臣奎俊都说“报销太不实”而自请处分，结果“隆裕以经手者实为小德张，置不问”。小德张财富达到了“贵敌王侯，富捋天子”的地步，不仅在原籍及北京、天津等地大量置买田产，购建楼房府第，而且以巨额资金开设了多间当铺。在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以后，小德张凭借这些财富又过了几十年颐指气使的阔佬生活。

[60]据溥仪身边的人回忆，溥仪每天到达毓庆宫的时间都很准确。头一两年，他到毓庆宫都是坐轿子，轿子的围垫都用明黄缎子制成。明黄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妄用，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在溥仪轿前大约六七十米的地方，有个太监一路走，一路用嘴发出“哧、哧”的声音，叫作“打吃”。只要一听到这种声音，凡在屋里的人都要停止说笑，在外边的人都要急忙躲藏起来；实在躲藏不及的，就得面向墙壁而立，以免“惊驾”。轿子前后，还有不少太监，有的负责护卫，有的挑着圆笼，内置茶水、点心等东西。

[61]据当时人回忆，溥仪读书的地方是在毓庆宫的西间，里边没有什么珍贵的陈设，摆的尽是书籍，靠北墙有一个大钟表，高度几乎与墙相等。宫内有专门伺候溥仪读书的太监，还有伺候师傅的仆人、太监和匠役四五人。他们除伺候师傅们的茶饭等杂役外，几名匠役还得管理溥仪和师傅们的书写事务。这些匠役不光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擅长书法，凡溥仪赏人匾额或对联时，一般是师傅先把拟好的词句写在纸上，再由匠役们按笔画用针刺成小孔，撒上白粉；白粉漏在另一张纸上，溥仪就照那白粉的字形来描写。有时他认为是不甚重要的人物，就干脆全叫匠役们代笔。反正印上他那颗“宣统御笔之宝”的玉玺，受赏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62]溥仪当时除点心外，每天吃两顿饭，早饭在11点，晚饭在下午5点。每顿饭都由御膳房备好四桌菜，每桌二十余件，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御膳房大师傅很多，最有名的有两位，一位叫郑大水，一位叫宋登科，工资都在100元以上。这两位师傅每顿饭只做几样菜，所做的菜，都要有他们签名的银牌标记。溥仪每餐只吃摆在他面前的几样菜，不到1/10，其余大部分都赏给了太监与侍卫。

[63]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庄士敦对被人监视很不满。一次授课结束后，庄士敦扭头恶狠狠地盯了那个太监一眼，然后对溥仪说：“陛下，这样的授课方式我很不喜欢，为什么只有我上课的时候才有人在场？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请你考虑。如果没有改进，我会转告徐世昌总统，毕竟我是他请过来的。”当时溥仪的脸就红了，不过这件事情还是拖到1920年才宣告结束。

[64]对于此次“伴读”风潮，溥佳在1964年的文章里回忆说：“1919年春天，宫内传出消息，要在近支王公子弟中挑选一个伴读英文的。所谓‘近支’子弟，就是皇帝的直系子孙。因同治、光绪两个皇帝没有儿子，我和溥杰就是与溥仪最近的王公子弟了（溥仪、溥杰为亲兄弟，溥佳与溥仪为堂兄弟），因此成了‘竞选’的主要对象。按照亲疏和年龄而论，当然溥杰更为适当，可是把他的名字提上去以后，庄士敦却不同意。理由是我的英文已有相当基础，而溥杰必须从头学起，他感到太麻烦。为此，我五伯对我父亲还产生了误会，以为是我们托了庄士敦的人情了。这样僵持了多日，最后还是尊重了这位外国‘帝师’的意见，我被‘荣选’为溥仪的英文伴读。但为了敷衍一下我五伯的面子，又挑选溥杰作了汉文伴读……（我父亲）带着我进宫去‘谢恩’。一路上，我看见那些护军们一个个那样威严可怖，以及太监们那种诚惶诚恐的样子，心里跳得发慌。父亲领我先到上书房，又到奏事处，不知经过了多少道手续，才到了养心殿朝见溥仪。我们侧身进入殿内，先向他请了一个跪安，接着又跪下，我父亲便说：‘奴才带领溥佳叩谢皇上天恩！’然后这才把官帽摘下放在地上，以额触地，叩了三个头。溥仪那天穿的是袍褂，端坐在东暖阁的宝座上。我在恍惚之间，似乎听溥仪说了声‘伊力’（满洲语，起来的意思），我们才带好官帽，侧身退出来。之后，父亲又带着我分别到四位太妃那里去谢恩。待到这场‘谢恩’戏表演结束时，我已汗流浃背了。”

[65]溥仪上课时的情况，庄士敦在这里并没有详细记述。倒是溥仪的伴读溥佳，在事隔近半个世纪的1964年回忆往事时，提到了一些生动的细节。现摘录如下：“……为了使气氛轻松一些，他（庄士敦）几次让我跟溥仪说些笑话；可我惶恐犹不暇，哪里还敢同他说笑话呢？庄士敦无法，只好自己讲一些外国故事和笑话，这样我俩才慢慢厮熟起来，我也敢和他说笑了。有一次，溥仪趁老师不注意，偷偷地用铅笔给我画了一张速写像，把我的脸画得圆圆的，递给我看，我也把他画成一个上宽下窄的长脸，偷空送给他。溥仪的速写确实不错，我还曾收集过一百多张。还有一次，我俩用脚在桌子下面打起来，开始庄士敦还不理会；渐渐打得激烈了，他不好对溥仪怎么样，就向我怒目而视，我们这才暂告‘停战’。”

[66]事实上，溥仪的文学水平并不是庄士敦认为的那样高。溥仪曾醉心于文学，并在15岁时发表过一篇作品，但随后的多篇投稿无一命中。1922年，溥仪想出一条捉弄编辑的“妙计”，他以“邓炯麟”为笔名投寄了多篇“新作”，全部被采用。多年以后，秘密终于揭开。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透露，当年他被采用的稿件，其实是抄袭明代某诗人的作品。庄士敦一直被溥仪的恶作剧蒙在鼓里。

[67]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着手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以便于其殖民统治。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登场，就任“执政”。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同日本人签订了《日满议定书》，使得日本侵略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中国东北。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投降。18日，伪满洲国“皇帝”退位，伪满洲国结束。在本书中，庄士敦多次提到“满洲国”，而且言语之间对溥仪和日本人颇多赞赏。这种态度违背了历史事实和发展趋势，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庄士敦是以“高人一等”的姿态生活在中国的，与溥仪的密切接触使他同情溥仪，并且爱屋及乌地同情帝制，忽略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日本当时力量强大，并且尚未完全暴露其凶恶面目，所以庄士敦是以肯定的姿态来描写日本人的。读者在后面的阅读中要注意这一点。

[68]当时希望复辟帝制的人不少，康有为甚至直接参与了张勋复辟的谋划，有人问他，他回答：“吾固保皇党首领，保皇即保清，是以主张复辟也。”

[69]庄士敦的这些言论非常荒谬，完全忽略了中国人民的立场，对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视而不见。对此，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曾有所检讨及批判；而中国现代史的发展，也以事实为依据，戳破了庄士敦的奇思异想；尤其是伪满洲国成立之后的短暂历史，更加清楚地证明了分裂中国的可悲下场。

[70]张作霖，早年投身绿林，1902年被官府收编，武昌起义后，仍效忠清廷，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后被袁世凯任命为第27师师长，镇压反袁的国民党人。袁称帝，张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东三省，成为奉系军阀首领。

[71]溥仪在宫里的生活，的确是无聊之极。在学骑自行车之前，他最喜好的就是养狗，养的狗达一百多只。据他的侍卫周金奎回忆，他每天给狗喂的都是猪肝、大米饭之类，有专人饲养，光“狗食”一项每天所浪费的钱财，就多得无法计算。溥仪有两只警犬，一名佛格，一名台格。台格身体壮大，额上有一“王”字。佛格生性机敏，溥仪把东西埋在地下，或交给某人，它都能找出来。溥仪常拿人取笑，有人从养心殿门口经过，他有时便令佛格率领群犬向人扑去，用前腿搭在人家的肩上不放，把人吓得要死。有时将人咬伤了，溥仪也不介意，反而很高兴，无非给几个钱了事。

[72]对于溥仪生母的情况及她去世的内幕，读者可参见附录所列的材料。

[73]《我的前半生》里提到，溥仪的父亲载沣虽是最反对溥仪买汽车的人，但他自己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先装电话和买汽车的，因此溥仪对他的父亲“心里很不满意”！

[74]1957年1月，香港文宗出版社出版潘际?的《末代皇帝秘闻》一书，第40页谈到，溥仪安好电话后做了这样的事：“我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徐狗子的。他是一个杂耍演员。回想当时的情形，非常可笑，我按号码接通以后，就在电话机旁高叫一声‘徐狗子！’然后赶忙把电话挂上。我是谁？对方不知道；对方听到了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些话是潘际垧在抚顺战犯监狱访问溥仪时的记录。徐狗子是旧北京有名的杂耍演员，满州镶白旗人，属狗，所以取“狗子”为乳名。光绪十六年，有个太监向慈禧太后说徐狗子的吹唱极好，因此得以入宫献艺。

[75]关于溥仪戴眼镜引起的风波，他的堂弟溥佳在事隔近半个世纪后回忆说：“戴眼镜，现在看起来是件极平常的事，宫中又从没有不准戴眼镜的规定。溥仪是近视眼，就叫精益眼镜公司给他配了一副戴上，结果在宫中也引起了纷纷议论，说是清朝历代皇帝都没有戴过，有违祖制等等，但溥仪还是把它戴上了。最初，他在典礼的时候还不敢戴，以后就经常戴了。后来我也配了一副戴上，但向溥仪及长辈们请安时，还得摘下来；否则就算‘失仪’。”

[76]据溥佳回忆，溥仪剪掉辫子后，因当时宫里没有理发的，就由他的七叔载涛到理发馆请人来，给他理了一个“学生头”。在溥仪剪掉辫子后，溥杰、毓崇等也相继剪掉了辫子，只有陈、朱二位师傅还是把辫子留着，一直到死。

[77]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中国现代史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78]觐见溥仪所引起的麻烦，是胡适始料不及的。溥佳在他的《清宫回忆》一文中说：“记得胡适会见了溥仪之后，庄士敦在‘中英协会’为欢迎胡适而举办的晚会上，曾向胡适问起溥仪会见他的观感，由于庄士敦对人谈起溥仪时总是称‘His majesty’（陛下的意思），胡适也顺口答言地说了一句‘His majesty’，恰巧被一位记者听到了，翌日就在报纸上说胡适见了溥仪，受宠若惊，连呼‘皇上’。这大概就是对胡适在见溥仪以前，曾对人表示绝不向溥仪叩头请安、不称呼皇上的一种讽刺吧！”

[79]吴佩孚，秀才出身，一生崇拜关羽、岳飞，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儒将。他是第一个上美国《时代》杂志的中国人，《时代》称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早上4:30到5:30让家庭教师教自己学习英语”。他是北洋武备学堂测量科出身，与段祺瑞有师生之谊。

[80]徐树铮（1880—1925），自比诸葛亮，人称“小扇子”，在民国初年的政坛颇有名气。1901年，他到济南上书山东巡抚袁世凯，希望以此获得进身之阶，不成功，却无意中结识了段祺瑞，受其赏识，从此成为段的亲信。关于段对徐的信任之专，及徐对段的忠实之贞，都是民国初年的佳话。徐1905年由段保送去日本士官学校，两年后毕业，回国时年方二十七，入段幕府，运筹帷幄。

[81]是日康有为的寿联是：“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如此夸张，足见吴的风头。相比于康有为等人的奉承，冯玉祥送来的礼物独树一帜，是两缸清水，并附信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焕章（冯玉祥字焕章）虽不敢以君子自比，然足下实君子也，言清行清，洁如清水，故焕章不敢不以清水待也。”

[82]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军阀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府，成为中国最大的军阀头子。徐世昌于6月2日向民国政府递交了辞职书，从此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居住。6月11日，黎元洪被捧出来复职。那时的吴佩孚拥兵自重，声势如日中天，谁都没放在眼里，只知道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这才有了五十寿诞上的那件事。自此以后，他和黎元洪之间的矛盾也慢慢加深了。

[83]我们在前面的注释里曾经谈到徐世昌是怎样一个人，他实在只是一个念了几年旧书，有些传统文化底子的政客，而不是什么学者。他曾向小朝廷索要“太师”头衔，遭到拒绝；又想得到外国博士头衔，于是就向驻法公使陈箓求助。陈回电说，不论名誉法学博士或文学博士，应有著作。于是徐世昌请人捉刀，成《欧战后之中华》及《将吏法言》两书，令译员译成法文送巴黎。两书思想浅薄，文学上又无价值，还是通不过。陈箓为了敷衍他的面子，让他写了行楷若干幅，作为美术之一种，才得了“名誉美术博士”。因为得来不易，竟沾沾自喜。他从大总统的职位上退下来以后，在天津召集文人合编《清朝学案》《晚晴簃诗汇》，以附庸风雅，大家可以翻一翻这些书，有哪些是他自己的，有哪些是别人的。

[84]据说徐世昌在津时每日黎明即起，练习跪拜甚勤，自谓是练习筋骨；又招了亲戚、故旧、少女十余人，教以绘事，写字赋诗，却也自得。“卢沟桥事变”之后，平津相继陷落，东北半壁也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日本特务很想拉他出来，此老却能洁身自守，闭门谢客。1939年夏，疾终津寓，总算保有了晚节。

[85]毓朗是定郡王溥煦的第二个儿子，军机大臣。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理论，在当时影响很大。他说：“中国要办警察，非旗人不可！”他认为旗人“幼习弓马”，是天生的当警察的料。

[86]关于此次溥仪选妃的经过及出现的竞争热潮，溥佳在1964年写的《溥仪大婚纪实》一文中也有述及，文云：“早在1921年，溥仪16岁的时候，我五伯载沣、父亲载涛，以及载泽与内务府大臣世续、‘帝师’陈宝琛、朱益藩等，就相聚议论，谓‘皇上春秋已盛，宜早定中宫’。大家同意后，又和溥仪及太妃们奏明，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即开始办理选后事宜。挑选的条件，必须是蒙古王公或满蒙旧臣家的女儿。自从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我们家里简直是门庭若市，前来送‘名门闺秀’相片的人往来不绝，并且还再三拜托我父亲，务必‘玉成’其事。记得我父亲的书桌上堆集的照片，几乎可以装订成册了。消息传到了天津、沈阳，连徐世昌和张作霖也派人来提亲。只因当时有满汉不能通婚的限制，况且溥仪又是皇帝，所以都婉言谢绝了。我父亲几次把这些照片送进宫去，供溥仪与太妃们挑选，均不如意，以致拖的时间很长。后来经过几番淘汰，只剩下了四家，即阳仓扎布（蒙古王公）、衡永（满族，曾任都统）、荣源（后任内务府大臣）和端恭（满族，额尔德特氏）。又经过仔细挑选，最后只剩下荣源的女儿婉容和端恭的女儿文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端恭的女儿文绣是由我六伯载洵和六伯母推荐，并得到了敬懿太妃的大力支持，荣源之女婉容是由我父亲推荐，并得到了端康太妃的支持。双方各不相让，于是形成僵局。我六伯与我父亲之间、敬懿与端康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一直拖到第二年春天，实在无法再拖下去了，就由我五伯拿着文绣、婉容的照片，到宫里请溥仪作最后的‘圣裁’。不知溥仪是和我父亲的关系比较密切呢，还是由于其他缘故，他毫不犹豫地就指定荣源之女婉容为皇后。对于落选的文绣，王公、师傅们又经过商议，劝溥仪纳她为妃。据我所知，溥仪本不愿纳妃，大概是碍于敬懿与我六伯的面子，也就只好同意了。”

[87]顺治笃信佛教，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被佛界人士称为“佛心天子”。他曾多次打算放弃皇位，落发为僧，但并未如愿。按照民间传说，顺治后来到五台山做了和尚。实际上并非如此。顺治24岁时死于天花，死亡地点是紫禁城的养心殿。

[88]紫禁城内的宝物到底有多少？遗失了多少？这是当时那些内务府的官员也说不清的。除了零零碎碎的盗卖外，以溥仪的名义大宗抵押出去的，也有那么几次。其中最大的一次，就是为筹办溥仪婚礼而进行的典卖。溥佳《溥仪大婚纪实》记述：“皇后选定之后，溥仪即下了一道‘上谕’，命我父亲（即载涛）总办大婚典礼事宜，绍英、耆龄（均为内务府大臣）为副，紧接着，大婚典礼筹备处也成立起来了。由于主办此事的内务府衙门人员不够用，又从宗人府调来不少人员会同办理。为了使这次婚礼办得合乎体制，于是又查阅了《大清会典》和历代皇帝大婚的档案，认为同治皇帝那次大婚典礼既简肃又隆重，最为适宜。溥仪也同意按那次的婚礼办，还说要一切从俭，不要过于铺张等等。不过经过办理官员们的‘精打细算’，最少不能少于40万元，又经过溥仪批‘可’，就这样定下来了。如果按当时面粉两元一袋的价格计算，竟可买20万袋，可以说是一笔罕见的庞大婚礼费用了。这笔婚礼经费虽然定了下来，可是内务府却库空如洗，无法开支。没有办法，只好向北洋政府磋商，要求把历年所欠的清室优待费先拨给40万元，权充婚礼经费。但得到的答复是：方今国库空虚，碍难照办，请另行筹措。的确，由于当时军阀连年混战，北洋政府的国库，比起内务府的府库来，也被‘洗’得差不多了。因此，要办理这次婚礼，就只有向银行抵押宫内的珍贵文物，来筹措经费了。当时，负大婚筹备主要责任的内务府堂郎中钟凯提出，把这些珍宝弄到天津卖给洋商，并亲自去联系了一次。不料其他官员怕他一个人独吞回扣，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报馆，报纸上大登特登宫中出卖古物的新闻，引起了北洋政府与各方面的反对。在舆论的压力下，便改用抵押的办法向英国汇丰银行筹措经费。抵押仍由钟凯经手，抵押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咸丰、同治年间的金银器皿，一共装了四十多个大木箱还不够，又加上两箱瓷器和玉器。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反对，还特别声明这完全是抵押，绝非拍卖，一俟北洋政府的欠款拨到，即行赎回云云。但后来始终未听说北洋政府的欠款拨到，这四十多箱珍玩就这样‘押死’了。其实，这种抵押与拍卖本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让汇丰银行多赚了大批利润，钟凯等大得回扣而已。”

[89]庄士敦对于溥仪“盗宝”的看法，与溥仪的四弟溥任大体相同。溥任在2001年写给贾英华先生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在优待条件上将乾清宫以内的财物作为清室私产，将前三殿所存物品作为公产，可细查一下‘优待条件’就可清楚。既民国政府已同意将乾清宫以内的‘古物’作为私产，则将该项文物移动就不能说是‘盗窃’。何况优待条件每年由政府付给四百万岁费也无法兑现。所以溥仪出卖‘古物’也只好不加干涉。”译者对于以上看法不敢苟同。关于溥仪和溥杰盗运宫中珍宝的经过，溥佳在1964年的回忆文章里，曾有详细记述：“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未雨绸缪，做了一些准备。从1922年起，我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批盗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的周折。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簿上要记载清楚，还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再开一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用赏给我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我们满以为这样严密，一定无人能知。可是，日子一长，数量又多，于是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久，就有太监和宫伴（宫内当差的，每天上学时给我拿书包）问我：‘这东西都是赏您的吗？’……这批古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详细数字记不清了），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税收督办孙宝琦是载伦（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伦，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13号路166号楼内。”

[90]当日还闹了一个笑话。内务府大臣耆龄的《赐砚斋日记》记载，册封皇后时，办事人误将谱牒上皇后的姓“郭布罗”写作“郭佳”，等发觉，时间已来不及，又怕溥仪不高兴，遂将错就错，不敢作声。皇后婉容也不想闹不愉快，索性就姓了一回“郭佳”。

[91]最可笑的是，纳彩队伍前面的马队、乐队，穿的全是民国的礼服，扛着洋枪，吹打着洋号洋鼓，后面跟着的正使、副使、仪仗队以及一应执事人等，一律是清朝的服装，手持龙旗、黄伞之类。简直是奇形怪状，不伦不类。

[92]11月29日，溥仪结婚前夕，先举行了一次册封“淑妃”的典礼，也就是为文绣进宫举行的一次仪式。这次仪式，既无纳彩，也无大征，更没有乐队仪仗，只是把册封“宝册”送到端恭的家里；并于30日凌晨2时备了黄围轿车一辆，悄悄地把她接到养心殿，给溥仪叩了头，然后等着迎接皇后到来。

[93]1922年溥仪结婚时，清王朝虽已被推翻多年，但由于他仍旧保持着皇帝的尊号，所以这场婚礼仍然引起了大家的重视。结婚时的一切仪礼，不但俱按清朝旧例来办，而且增加了不少民国以来的新花样。所用承差官员和人役等等，不下数百名之众，都穿着清朝的服饰。一时之间，头戴顶翎、身穿袍褂的人，又在北京的大街上此来彼往，大摇大摆起来，对当时已成立了11年之久的中华民国，形成了一种尖锐的讽刺。京城的市民们都互相招唤：“走，瞧小皇上娶娘娘去！”连当时的电影院，也把溥仪结婚当作广告，以招徕观众。

[94]坤宁宫是清代皇帝、皇后的洞房，但仅仅是新婚第一夜在这里度过。溥仪的“皇后”婉容新婚之后的固定住所是储秀宫。

[95]当时民国政府派来的代表是总统府侍卫长荫昌，他本来是个旗人，年轻时曾在德国陆军部见习，归国后曾任宣统帝的陆军大臣。刚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下跪，完全把宣统帝当成了外国君主。但是等到这些礼节结束后，他就跪在了地上，说：“刚才行的礼代表的是民国政府，如今行的礼才是奴才自己的。”说罢，他就在地上磕起了头。当时和荫昌采取同样行为的人相当多，他们都以私人名义向皇上表示了祝贺。

[96]康有为除送来磨色玉屏、磨色金屏、拿破仑婚礼时用的硝石碟和银元1000元外，还有他亲笔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八国衣冠瞻玉步”，下联是“九天日月耀金台”。

[97]曹锟，幼年家贫，以贩布为业。1894年甲午战争后，投袁世凯部，不久升为北洋陆军第一镇第一协统领。1915年袁世凯暗中谋划称帝，曹上书请求恢复帝制，被授“虎威将军”，封一等伯。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起，曹锟与吴佩孚趁机控制了北京政府，翌年10月，曹锟以每票5000银元收买国会议员的贿选手段当上了大总统。

[98]与各界人物所送的礼不同，溥佳送溥仪的是一辆自行车。因溥仪从未骑过自行车，看了十分高兴，就开始练习起来。陈宝琛得知后，把溥佳狠狠申斥了一顿，说：“皇上是万乘之尊，如果摔坏了，那还了得，以后不要把这些危险之物进呈皇上。”

[99]给溥仪送贺礼的遗老之中，陈伯陶（1855—1930）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是东莞历史上第一位探花，曾在前清任职，官阶不高。宣统大婚时，他在香港，并不富裕。但是他很积极地招揽人前去祝贺大婚，经过反复游说，竟然凑了15600元，亲自带到北京。随同礼金一同呈上的还有一道奏折，名曰“大婚趋朝进奉奏”，充分表达了一个满清遗老对故主的眷恋之情：“窃臣生从东粤，入直南斋，衡文历滇黔奉岱之邦，提学莅淮海维扬之地。记宠施之稠迭，愧报勖之无由。嗣因老母八旬，乞恩归养。旋以我朝三让，守节穷居。处海滨者十一年，望京华兮八千里！今幸我皇上遵时养晦，及岁论婚。臣景迫桑榆，已臻暮齿。而心同蔡藿，思觐天颜。重念昔年膏泽之深，弥思此日涓埃之报。谨将平素俸廉所得，及节缩所存，共大洋银一万元，敢竭愚忱，贵呈御用，匪颁有式，庶少资天府之流泉；贡献无多，聊自比野人之喧负……”1930年8月，陈伯陶病逝于香港，小朝廷念其耿耿忠心，赐谥“文良”。

[100]庄士敦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早在1924年之前，溥仪就涉及了多次复辟叛国事件，不过因为影响不大，民国政府并没有追究。几年后，一个思想较为先进的临时政府作出这个决定，惩罚他的罪责，把他驱逐出紫禁城，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至于把宣统帝驱逐出紫禁城后，冯玉祥把收缴的国宝充公，这件事谁都不会有意见。没收他们二百多年来搜刮的民脂民膏，完全符合人民的利益。至于庄士敦所说的冯玉祥送礼和非法占用事件，也有很大的疑问。冯玉祥到底有没有送礼给宣统帝尚且值得考证，就算是送了，一柄玉如意也算不得什么珍贵东西，更不能代表什么。至于说冯玉祥非法占用那些宝贝，除了庄士敦之外，没有任何人持同样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即使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我们也很难找出类似的证据。

[101]由于清王朝已经退位，不能再大肆封王赐爵，因此除荣源由于女儿做了皇后，被封为“承恩公”外，其他人等，只在服饰方面以示恩荣。如载洵、载涛兄弟都赏穿亲王补服，溥杰、溥佳、溥侊、毓崇赏穿辅国公补服，庄士敦赏穿貂皮褂子等等。这个办法，真是既省钱又省事，只须溥仪颁一道“上谕”，再在“宫门抄”上登一下，受赏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102]溥佳在1964年的回忆文章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最后一天的戏，有小翠花、尚小云的《五花洞》、傅小山的《巧连环》、余叔岩、钱金福的《珠帘寨》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杨小楼演的《霸王别姬》。由于这场戏当时还没公开演过，也许演得很少，大家都很想看，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在这样大喜的日子，演这出戏是不适宜的。我记得肖长华通过武长寿曾把这个意思向溥仪说了，溥仪认为没有关系，还是决定演了。这出戏演得相当真切动人，尤其是演到虞姬自刎的场面时，听说太妃和王公的女眷们还掉下泪来。散戏以后，有些王公旧臣却带着一种悲凄的心情离去，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到了1924年溥仪出宫的时候，还有人说：‘大婚的日子演《霸王别姬》，就应在今日了！’”

[103]刘健之，名体干，安徽庐江人，其父刘秉璋，官至四川总督。刘健之在清末官至候补道。刘秉璋之女嫁给李经迈长兄李经方，故李经迈与刘健之有亲戚关系。

[104]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我在婚前不久，干过一次清理财产的傻事。那时根据庄士敦的建议，我决定组织一个机构，专门进行这项工作。我邀请庄士敦的好朋友，老洋务派李经迈来主持这件事，李不肯来，推荐了他一位姓刘的亲戚代替他。内务府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曾搬出我的父亲来阻拦。我没有理睬父亲的劝阻，坚持要委派李经迈的亲戚进行这件事。他们让了步，请刘上任。可是他干了不过三个月，就请了长假，回上海去了。”庄士敦记这件事发生在溥仪结婚以后，是不准确的。

[105]庄士敦说他不知道溥仪要逃出紫禁城的计划，这种说法恐怕不可信。按照溥仪自己的说法，庄士敦不但知道这个计划，而且帮忙出谋划策。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说：“我们的第二步计划，是秘密逃出紫禁城。……我的庄士敦师傅给我想出了具体的办法，他叫我先和公使区的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联络好，好使他事先有所准备。……9个月前，他曾反对我出洋，认为时机不好。现在他何以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以及他另外和东交民巷的公使们如何商量，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从他的指点上获得了很大的信心。这就很够我满足的了。我先请他代往公使那里通个消息，然后我亲自给欧登科公使直接通了电话，为了把事情办得稳妥，我又派溥杰亲自到荷兰公使馆去了一趟。结果一切都是满意的。欧登科在电话里答应了我，并亲自和溥杰约定好，虽然他不能把汽车一直开进宫里，但将在神武门外等我，只要我能溜出这个大门，他全可以负责。当下我们把出宫后的具体日期钟点都规定好了。到了2月25日这天，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走出神武门了。……谁知在预定时间前一小时，不知是哪个收了钱的太监报知了内务府。我还没走出养心殿，就听说王爷传下令来，叫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全部进入戒严状态。我和溥杰一听这消息，坐在养心殿里全傻了眼。……第二天见了庄士敦，我向他发了一顿牢骚。他安慰了我几句，说不如暂时不去想这些，还是现实一些，先把紫禁城整顿整顿。……我那时万想不到，后来他在那本书里写到这次逃亡时，竟然把自己说成了毫无干系，而且还是个反对者。”

[106]此处的“某王公”，据秦仲龢指出，为溥仪的七叔载涛。

[107]从1923年秋天到1924年11月溥仪出宫为止，是溥仪在清宫度过的最后的一年。此时，民国政府正忙于上演曹锟贿选的那幕丑剧，无暇顾及清宫的事。溥仪便借此机会大有励精图治的意思，继裁撤太监之后，又大力整顿内务府，打算做到经费自给，以实现“天下太平”。

[108]1924年夏，溥仪在王公、旧臣和宫廷文人中，选派了二十多个学识渊博和能书善画的人，查点宫中的珍本书籍和历代名人书画。这批人中，有载泽、载润、溥伒、绍英、耆龄、宝熙、郑孝胥、袁励准、温肃、王国维、景方昶和朱汝珍等。一方面是查点，另一方面是在这些书画上盖一颗“宣统御览之宝”或“宣统鉴赏之宝”的印玺，以示崇尚文风。

[109]建福宫位于紫禁城西北角，包括大量宏伟壮丽的楼阁，里边除供有金佛、金塔，各种金质法器和藏文经版以外，还有清代九个皇帝的画像和行乐图，历代名人字画、古铜、古瓷等稀世珍宝。另外，在溥仪结婚前，为了装修储秀、长寿两宫，把这两宫的珍玩也移过来不少。溥仪结婚时所收的全部礼品，也都储藏在这里。因此，里边的奇珍异宝堆积成山，是清宫存放珍宝最多的地方。

[110]“这次大火本是可以控制得住的”，事隔近半个世纪后，溥仪当年的侍卫周金奎回忆说：“1923年夏天的一天晚上，溥仪正在储秀宫皇后婉容那里闲谈，忽然发现外面有火光，我急忙前去查看，原来是建福宫失火。溥仪闻知，连忙赶去，一面令人救火，一面急回养心殿，给内务府中堂绍英和卫戍司令王怀庆打电话，要他们马上派人来救火。绍英在电话中回说，为防意外，先不要开宫门，候他到了再开。结果消防队到了不能立即进入宫内，火势迅速蔓延。据说这次失火，是意大利使馆的消防人员先发现的，可是当他们来救火时却叫不开门，只好爬越两道城墙才进得宫来。这次大火，经过各处来的消防队整整救了一夜，还是把建福宫及其附近的静怡轩、延春阁、积翠亭、凝辉楼等全部烧完”。

[111]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谈到这件事时说：“在救火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人来人往，沸腾一片，忙成一团。除了救火还忙什么，这是可以想象的。但紫禁城对这一切都表示感谢。有一位看热闹的外国太太，不知为什么跟中国消防队员发生了争执，居然动手把对方打得鼻子出了血，手里的扇子也溅上了血。后来她托人把这扇子拿给我看，以示其义勇，我还在上面题了诗，以示感谢。这场火灾过去之后，内务府除用茶点招待了救火者，还送给警察和消防队6万元‘酬劳’费。”

[112]建福宫大火之后，养心殿东暖阁又着过一次火，虽然及时扑灭了，但却引起了溥仪的疑心，以致直接引起了一场驱逐太监的风波。

[113]庄士敦一进宫教书，就对太监的那身装束——长袍、坎肩、搭包、脑后拖着一条辫子——很反感。太监们对他虽然也像对待陈宝琛那样恭敬，但并不让他愉快，他认为他们简直是奴颜卑膝。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溥仪说：“在今天的世界各国，大概只有紫禁城内还保留着中古时代的太监和发辫吧！”“我看了太监的动作和那条猪尾巴（辫子），心里就感到厌恶。”一年正月，有几个太监给庄士敦叩头拜年，这本来已经闹得他面红耳赤，不知所措，可这几个太监事后又托溥仪的伴读溥佳向庄士敦讨“节赏”，结果庄士敦大发雷霆，大骂太监们“太讨厌了”！还对溥佳说：“你告诉他们，我并没有叫他们给我叩头，我不能给他们钱！”太监们对庄士敦表面恭顺，实际上常在背后骂他“洋鬼子师傅”。庄士敦对太监的态度，使溥仪对太监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建福宫大火以后，溥仪从该宫首领黄进禄的口中，审问出了太监们多次偷盗古物的事实，甚至连养心殿新换的总管邵兴禄也牵扯在内。同时，据消防队说，他们初到宫中救火时，还曾闻到煤油气味很大。溥仪更加确信是监守自盗，促使他下了裁撤太监的命令。

[114]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对此事也有一番交代：“我知道这件事必定要引起一场风波，不把父亲对付好，是行不通的。我想好了一个主意，亲自去找我的父亲。他没有办法和内务府大臣及师傅们商量，突然遇到了这个问题，他的口才就更加不行，变得更加结巴了。他非常吃力地讲出了一些七零八碎的理由，什么祖制如此咧，这些人当差多年不致图谋不轨咧，等等，来进行劝服。并且说：‘这这也得慢慢商议，皇帝先回到宫里，过两天……’我不管他怎么说，只用这一句话来回答：‘王爷不答应，我从今天起就不回宫啦！’他见我这样对付他，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又抓头、又挠腿，直在地上打转儿，桌上的一瓶汽水给他的袖子碰倒掉在地上，砰地一声炸了。瞅他这副模样，我禁不住反倒格格乐起来，并且从容不迫地打开书桌上一本书，装作决心不想离开的样子。父亲终于屈服了，最后决定，除了太妃身边离不开的一些以外，其他太监全部遣散。”

[115]溥仪对太监的厌恶由来已久，而这完全是太监们咎由自取。溥佳在《清宫回忆》里说：“裁撤太监距建福宫大火仅隔20天，当然和大火有直接关系，但也有它的远因存在。……那些地位较高的太监，都带有浓厚的官气。我在宫内遇见他们，他们后面总是跟着四五个太监，分别拿着衣包、烟袋和水壶等物，随时伺候他们，有的还牵着两三只哈巴狗，供他们玩赏。尤其是伺候溥仪的大总管阮进寿，自以为是二品大员，更是官气十足。他的生活也极为阔绰，在家使奴唤婢，出门备有专用马车，养着好几匹快马，供他玩乐消遣。还有一个姓唐的掌案（名字已忘），曾用500块银元买了一只西藏产的大狗，专用一个太监喂养。这只狗大小几乎像一头小驴，全身都是虎皮花纹，脑门上还有一个‘王’字。后来溥仪见了，便给要去了。据我所知，他们的俸禄并不甚高，最多也不过百余元，绝对不够他们那样挥霍。他们所以如此阔绰，是因为另有生财之道。辛亥革命以前，凡是有权势的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很少有不向他们请求通款的。我记得在民国初年，庆亲王奕劻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抟、载抡请我父亲给他们分家，载抟因嫌分给他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革命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和总管张兰德（即小德张）每人报效了300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由此可见，接受贿赂，确实是那些权监的生财之道。辛亥革命以后，外边的贿赂是断绝了，可是内务府大臣和总管太监们仍然互相勾结，盗窃文物。宫里向银行抵押文物所得的回扣，也得分给他们一部分。每年宫里招年轻太监来补缺，新来的太监进宫时，照例要拜一个年纪大、地位高的太监做师傅，来学习宫内的规矩礼节。每逢节日，徒弟得向师傅送礼。送礼多的，提升就快；送礼少的，一辈子也别想抬头。这些都是太监们一笔不小的收入。有些老的太监，因为徒子徒孙多了，就形成一个个小集团，营私舞弊，相互包庇。记得宫内的好多处大烟馆与赌局，都由有地位的太监做保险，每天的保险费也是相当可观的。记得有一次，溥仪的大总管阮进寿、二总管陆某（名字忘记了）因为赌局的欠账发生口角，大吵大闹起来。御前太监报告了溥仪，溥仪亲往查看，见到屋内摆着烟灯、烟枪等物；又听到二人互相揭露设立赌局、烟馆、冒领官款等情，不禁勃然大怒，回到养心殿，拿来康熙用过的那把‘宝刀’，照着阮进寿砍去，没有砍中。后来，革了阮进寿的二品顶戴，免去大总管职务；把陆某杖责了几十板子。有权势地位的太监由于有以上种种额外进项，生活得都很富裕，有的甚至富盖王侯。但是大多数的穷太监们，每月薪俸不过10元左右，除了过节必须孝敬师傅以外，每天还要狂吸滥赌（宫内吸大烟的太监很多），到了穷极无聊的时候，只有偷窃宫内的物品来还债了。因此，宫内的盗窃之风愈来愈盛。这是溥仪要裁撤太监的远因。”

[116]原来以为裁撤太监以后，宫内的偷盗之风就可以绝迹了，不料1924年春天，溥仪在养心殿里的一块大钻石还是丢了。紧接着，内库又丢失了珍珠、朝珠和玉镯，御药房丢失了朱砂和熊胆，四执库丢失了金银器皿和古铜器等等。裁撤太监的结果，并没有煞住偷盗风，只是由太监们的监守自盗，变成了护军们的监守自盗而已。

[117]受到憎恶的当然不止庄士敦，溥仪更是被太监们恨得咬牙切齿。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的时候，太监们无不拍手称快：“这才是一报还一报呢！”

[118]郑孝胥上任后，想从“节流”开始，减少开支。首先想把各处机构加以裁并，精减人员，可是宫内自裁撤太监后，人员并不多了。宫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恐慌，纷纷到摄政王载沣和载涛处求情，说是再裁减就无人了。后经载沣等人干涉，郑的计划未能实现。随后，郑又向溥仪呈递奏折，建议把奉宸苑、武备院、上驷院、银、灯、皮三库等十余处裁减；在开支方面，把上赏、津贴等名目一律取销，所有薪俸均改为月薪。溥仪把这个奏折交给绍英等人研究处理，绍英等人认为，裁撤人员必须补发欠薪、发遣散费，目前库空如洗，无法筹办。

[119]事实上，庄士敦搬入紫禁城并不是单纯的“恩典”。当时，内务府财务告急，连庄士敦的房租都支付不起了，房东屡屡催要，内务府无可奈何。于是溥仪“恩典”庄士敦入住紫禁城的养性斋。

[120]辜鸿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古怪的知识分子，精通十种外语，为六国使节作过翻译，曾与泰戈尔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被孙中山誉为“中国第一”，被林语堂称为“天才”。辜早年就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学的是工程，却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及英国古典语文。归国后，先在张之洞幕府做文案，协助张的涉外事务；1917年蔡元培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后，辜被聘为外文系教授，专讲英国文学。民国后，辜一改往日西服革履的模样，自许遗老，长袍马褂，瓜皮小帽，留一条小辫，为当日北京一景。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一文记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编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里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辜鸿铭这个样子走进课堂，学生们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121]溥仪捐款赈灾的许多内幕，庄士敦在这里并未写出来。溥佳《清宫回忆》对此有所交代：“溥仪对于所谓‘慈善事业’也大感兴趣。最初，凡在报纸上看到‘因贫求助’的旗人请求救济，即派人送去捐款五元或十元。报纸上也常登载‘宣统帝助某人若干元’的消息。后来，捐款的范围逐渐扩大，有一次，向当时的一个慈善团体‘窝窝头会’捐助了一千元，并附亲笔信一封，署名‘宣统’。我记得一次在看窝窝头会举办的义务演出时，他们还在正楼挂着一张很大的黄纸条，上书‘宣统帝捐助一千元’的字样。当日本横滨发生大地震时，溥仪又给日本公使馆送去了古瓷和珍珠手串等物，表示‘救灾恤邻’之意。据说这批古物价值二十万银元，超过了北洋政府赠款的数额。当时的中外报纸都把溥仪说成为‘大慈善家’。北洋政府对溥仪这种‘乐善好施’的举动，起初只认为不过是沽名钓誉，还不十分介意。后来看到溥仪捐款的范围愈来愈大，捐款的数额愈来愈多，特别是未通过自己的外交途径，即把大批古物送到日本使馆，便认为他别有用心，有意识地在国内外来提高自己的威信了。因此，对他动用宫中古物也就特别注意起来。”溥仪出宫几十年后，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坦白了自己捐款的动机：“动机是很清楚的，因为我这时懂得了社会舆论的价值。那时在北京报纸的社会版上，差不多天天都有‘宣统帝施助善款待领’的消息。我的施助活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报纸登载的贫民消息，把款送请报社代发；另一种是派人直接送到贫户家里。无论哪一种做法，过一两天报上总有这样的新闻：‘本报前登某某求助一事，荷清帝遣人送去x元……’既表彰了我，又宣传了‘本报’的作用。为了后者，几乎无报不登吸引我注意的贫民消息，我也乐得让各种报纸都给我做宣传。……我付出一笔最大的赈款，是对民国十二年九月发生的日本‘震灾’。那次日本地震的损失，惊动了世界，我想让全世界知道‘宣统帝’的‘善心’，决定拿出一笔巨款助赈。……后来因为现款困难，便送去了据估价在美金三十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日本芳泽公使陪同日本国会代表团来向我致谢时，宫中出现的兴奋气氛，竟和外国使节来观大婚礼时相像。”这些话是溥仪自己说的，并有当年的《平报》为证，可见庄士敦说他的“皇上”行善不求人知，赈灾无政治动机等等，皆不可靠。

[122]1919年，北京大学的林传甲教授因为编《京师地志》，知道了延恩侯府第的地址，一时好奇，就约了两个朋友前去拜访。侯邸与寻常百姓人家无异，既无门额，规模也不大。等把名片投了进去，朱侯没有立刻出来接见，来接待的是他的教书先生常某。常先生谈起朱侯的家世：两百多年来，朱家的人丁不旺；现在的“延恩侯”朱煜勋，只有一叔一弟；弟弟年纪还轻，跟哥哥同住；他们的叔叔住东门外，靠所谓“马甲俸”过活，没有儿子。朱煜勋仍有“岁俸”，由民国政府发给，每年约800元，但实际上常常欠着不发。幸好另外有数十顷祭田，生活不成问题。朱煜勋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常先生的学生。

[123]艾丽尔是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的精灵。

[124]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很有势力，而且力量很大，双肩能够扛起天庭。后来他的名字被用作地名。

[125]指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事件。

[126]原文“A1astor”，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神。庄士敦之所以为这艘独木舟取名“复仇”，似乎不难理解。

[127]庄士敦在文章里提到他当时在北京的住处共有四所。通过考证，分别是：一处在北京城，一处在紫禁城的御花园，一处为颐和园，另一处即樱桃沟别墅。从1920年起，庄士敦每年夏季都要去京西樱桃沟避暑。这块地方是内务府的官产，只是拨给他使用。庄士敦除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山沟盖了一所住宅外，还修了一座小庙，取名为“五柳先生祠”。里边供着数十个牌位，除了五柳先生陶潜外，还有李白、杜甫、苏轼等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以及外国的荷马、莎士比亚等。庄士敦说，这些都是他所钦慕的中外名人，每天烧香供茶。

[128]庄士敦此处大有为“帝国主义”辩护的意思，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帝国主义。对这个观点，明眼人一看就立即可以作出判断。至于学生不说满清皇帝和宣统皇帝，而是直呼溥仪，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当时已经是民国，哪里还有什么皇帝？况且，自从张勋复辟以来，宣统皇帝日日为了复辟奔忙，这让许多中国人痛恨不已。后来溥仪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全中国人都愤怒地呼喊“打倒溥仪”，更不把他当作皇帝，那个时候庄士敦尚在中国，不知道对此情形作何感想。

[129]李燮阳，云南昭通县人，字弥青，出生于光绪九年，早年曾留学日本。他是民国十一年第三届众议院的众议员，在此之前曾经历任云南实业司副司长、护国军第四军筹饷总办和云南全省模范工厂监督兼铁路局长，在当时中国政界的影响力非常大。

[130]善伯乃徐良之字，广东东莞人，是著名的复辟小喽罗。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之后，曾派他为驻日“大使”。1945年，日寇投降，徐良入狱。1949年在华北出狱，后来在青岛被镇压。

[131]溥仪《我的前半生》里曾谈到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关系：“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两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27年6月2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132]关于王国维之死，历来众说纷纭，溥仪在事隔多年后分析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2000元’。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翻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

[133]此道上谕，我们据《光绪朝东华录》录出。

[134]光绪朝的太监王世龢在《造陶庐日录》里说：“近年来如醇贤亲王辅政之设立海军衙门、武备学堂，名谓海军，实未办丝毫海军事，惟着司重修清漪园大工事。自光绪九年内廷翊坤宫、体和殿、储秀宫、丽景轩四地重修，改为一所，彼时获重利者惟内务府各堂司匠役人等，均得数万金。相继修西苑，归奉宸苑司其事，动用二千万余金，差役各得数千金、数万金不等。海军各堂司看见如此得金，营谋修建清漪园（现改名颐和园），动款三千余万，而海军各堂司，较奉宸苑司鱼肉尤甚。”

[135]清廷以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当时就是一件遮掩不住的大事。海军经费所剩无几，于是从光绪十四年以后，连一艘新舰都买不起了，舰越旧行越慢，而且安装不起新式快炮，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一战，全军覆没。梁启超在《瓜分危言》中论道：“刮全国之膏血以修国防，而其实乃消磨于园林土木之用而莫之或知，率令一蹶不振。……元气尽斫，国丑全露，以启戎心而速危亡。”梁启超的话，可谓痛言。根据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的叙述，因为老佛爷修颐和园，所以李鸿章本来打算购买的一艘新式战舰买不起了，日本趁机抢购了这艘战舰，命名为“吉野号”。在随后不久的中日黄海海战中，这艘军舰令北洋舰队吃尽了苦头，邓世昌的“致远”舰便毁于“吉野”号。当时日本为了买下它，明治天皇甚至捐出了自己的首饰。而慈禧太后呢？当时她每天花费至少4000两银子。这意味什么？慈禧太后半个月的花费，就可买“吉野”战舰一艘；一年的花费，就能装备一支强大的舰队，可以排入世界前七之列；也就是说，老佛爷过上一年“普通”日子，中国就要“报销”掉一支相当于当时海上最强国英国2/3力量的海军。

[136]光绪皇帝的卧室原来有一道小门可以通向后妃居住的宜芸馆，但后来慈禧下令把那道门堵死了。为了预防光绪帝逃跑，慈禧太后又派了几个心腹太监日夜盯着玉澜堂，不许光绪帝走出玉澜堂一步。堂堂的一朝国君被当作囚徒对待，可面对此种情形，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犯颜进谏，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吏治已经腐败透顶、不可救药了。

[137]1923年，曹锟以贿选的方式当了总统，引起海内外抨击，选他的国会议员也被骂为“猪仔议员”。其时吴敬恒正好在北京，他某次演讲提到贿选时指出，人的精虫若能全部胎化为人，则曹锟和他太太房事一次，即可有四万万个子女，一致投票选他老子了，根本就不必浪费许多钱来收买议员。这异想天开的言词，让闻者大笑，从此常有人称曹锟为“精虫总统”。

[138]顾维钧是民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翘楚人物，并不是庄士敦所描述的这样委琐。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内阁总理唐绍仪的延揽下，顾维钧出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顾维钧建议以争取外援的方式瓦解日本的侵略企图。1919年，顾维钧参加巴黎和会，他以“中国人不能放弃山东”如同“基督教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的说法打动了各国代表的心，此举不仅保住了山东，同时也奠定了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的地位。顾维钧的敏捷反应、犀利辩才，成功地扭转了清末以来中国积弱不振的外交地位，同时也成为后来外交界选才的标准。曾任民国外交部长的罗文干说，一个外交官如果可以兼具王宠惠的智能、施肇基的气概以及顾维钧的机智，那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外交全才。《顾维钧回忆录》里提起过顾维钧离开北京时的情景：“我抵达天津时已近拂晓。在天津法租界帝国饭店的门口遇到辛普森先生，他写过许多关于满洲的书，也是《北京导报》的编辑。第二天一早，《北京导报》消息说顾维钧博士化装成女人逃离北京。幸亏辛普森先生亲眼看到了我，但是报纸上的东西传播很广，这条无根据的消息曾以讹传讹，广泛流传。甚至连庄士敦爵士——他当过宣统皇帝的英文教师，后来成为威海卫的行政长官，退休后著有《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也在他的书中引用了这则消息。许多年后，当我在伦敦时曾写信告诉他这条消息是虚构的。我还告诉他，当年登载这条消息的《北京导报》的编辑曾亲眼目睹我和何士先生抵达天津，而那时我穿着正常的服装。庄士敦爵士对我很好，在回信中说他很抱歉在书中引用了这条虚构的消息，并说将来此书再版时一定要加以更正。”

[139]黄郛（1880—1936），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与鲁迅等为同学，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为最早的会员。他与蒋介石、陈其美为结义兄弟，曾参与上海独立之役。1924年参与北京政变，一度代理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国民党所控制的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在国民政府对日外交中经常担当重任。

[140]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浙江奉化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19年为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之一，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1922年后历任中华民国政府工商部次长、外交总长，并一度代理过内阁总理。他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936年和1948年曾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总领队，率团参加第11届和第14届奥运会，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他同时也是中国欧美同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141]在这段记录中，庄士敦把荷、英、日公使塑造成了人道主义英雄，但是我们可以从中读出另一种味道，那就是外国列强对中国内政的横加干涉。

[142]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面，对那时的情景也有描述，大体上和庄士顿描写的一致：“他（指溥仪的父亲醇亲王）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语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他说：‘王爷，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办法，先打听一下外边的消息呀！’‘想想办法？好！好！’他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忽然又站起来，‘载洵也不露面了！’说了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得打听打听消息啊！’‘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上有兵！’‘打电话呀！’‘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143]在本书中，庄士敦多次对冯玉祥进行抨击、挖苦，其原由不言自明，那就是冯玉祥驱逐了前清小朝廷，而庄士敦对小朝廷恋恋不舍。事实上，冯玉祥在晚清和民国政坛，是少有的关心国家疾苦、顾及人民死活的军人，也是寻求进步的政治家。正因为其仁慈，才有“基督将军”之名，才赢得了广泛的拥戴，这一点连庄士敦也不得不承认。在本书的“尾声”部分，庄士敦花了大量篇幅论述冯玉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庄士敦想极力贬低冯玉祥，但是仍然力不从心。

[144]庄士敦的立场和观点代表了当时的少数复辟派。对溥仪的被驱逐出宫，刚开始的时候连胡适都是反对的。然而《胡适日记》里提到，“九一八”后，他有一次和友人游景山，望着紫禁城的城楼，他忽然感觉到自己当日错了。

[145]庄士敦此说纯粹是信口雌黄。溥仪一直谋求复辟，康有为、金梁、徐良等遗老全力相助，并时常通过庄士敦向溥仪传递消息。故宫现存康有为等人致庄士敦的信函，现摘录一封康有为的信函如下：“献岁发春，伏惟万福。去岁梁格庄欲见颜色乃不可得，方思不任。承赐玉照，如常相见。经已托人密商，亦得同情，黔刘在沪，时常往来至洽，亦无异言。滇唐向多往来，今惟歌舞自乐，则亦可传檄定。惟有浙卢不归款，只此区区，不足计也。洛忠于孟德，然闻已重病，如一有地，则传电可以旋。今年为中元甲子，又立春为元日，三者合符，千年未有，此盖圣上德符，天佑中兴，非关人力，更非奔走之所能为也。承过存问，勤拳奖许，爱挚逾常，何敢当，何敢当。顷游西湖稍为偃息，望以所历代奏，以慰圣怀。”信中所说“黔刘”指贵州省长刘显世，“浙卢”指浙江卢永祥，“滇唐”指云南唐继尧，“洛忠于孟德”指吴佩孚忠于曹锟，“今年为中元甲子，又立春为元日，三者合符，千年未有，此盖圣上德符，天佑中兴，非关人力，更非奔走之所能为也。”的大意是说，千年难见的良辰吉日马上就到了，赶快复辟吧。良辰吉日并没到来，冯玉祥来了！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之后，清理善后委员会在养心殿发现了一些文件，“有内务府大臣金梁四次条陈及康有为请庄士敦代奏游说经过函等共五件”，信函中有“心腹之臣运筹于内，忠贞之士效命于外，成则国家蒙其利，不成则一二人任其害”等句，而且金梁认为，要想复辟成功，就必须联结外人，“借外交以定内乱”。清理善后委员会认为，“今庄竟以外人参预清室复辟密谋，挑拨我政潮、扰乱我治安，照国际惯例应即驱逐出境”。但当时中国积弱已久，而且内乱不断，国力衰微，根本不可能挺起腰杆，所以庄士敦仍然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

[146]在本书中的很多地方，庄士敦只要一提到“冯玉祥逼宫”以及宣统帝被废等事，就变得异常激动，对于相关人、事的交待也变得不再冷静、客观，甚至有蓄意歪曲事实之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

[147]1924年，曹锟倒了之后，张作霖入关，亲自到段祺瑞宅劝驾，建议段出山统领中国。段以手无寸铁为理由，表示谦让。冯玉祥听说张作霖有意捧段，表现得更为殷勤，也亲自前来劝驾。既然两大军阀都出面了，段祺瑞便以为天予人归，遂又东山再起，做了“执政”。

[148]事实上，这班遗老虽然都是愚忠，但居心互异：陈宝琛、朱益藩偏向保守，他们旨在维护溥仪的安全与尊荣，不希望轻举妄动，自蹈危机；郑孝胥、郑垂父子，罗振玉、罗福葆父子，则均属极端的一派。而郑、罗之间，其用事心眼，也有所不同。郑一心一意策划复辟，想要把握时机，向外国人求援，以实现其“后清”的计划。罗则主张一面倒地倚赖日本，在溥仪祖宗的发祥地东三省成立一个帝国。罗曾极力主张溥仪赴日留学，目的便是想把溥仪日本化；他本人和台湾籍的谢介石勾结甚深，关东军方面，便是这姓谢的在奔走。

[149]在那时溥仪的心里，张作霖是比较值得信任的，他将张氏父子看作他复辟的希望。

[150]诚如庄士敦所说，中国政客多有皈依佛老之举，但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名为避世，实际上是追名逐利的“烟霞捷径”。比如段祺瑞，他在下野后结交了一些所谓高僧法师之流，在一起讲经说法。那帮和尚贪图他的布施供养，恭维他是菩萨转世，是为了救度众生才降在人间的。段于是在佛前发誓，从此不再过问尘世是非，并说：“这班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我虽是菩萨后身，具有普度众生的慈悲愿力，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虽大，难胜群魔。”闻者传为笑谈。

[151]进了日本使馆后，最与溥仪接近的是郑孝胥父子。郑垂是个日本通，此时溥仪与日本人的一切交际，皆通过郑氏父子。

[152]在溥仪进入外国使馆这一事情上，郑孝胥和庄士敦都想独占“皇上”的恩宠。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说，郑孝胥把溥仪安排到日本公使馆之后，庄士敦很愤懑，“他对我解释说：‘我到英国公使那里去了，马克雷说那里地方小，不便招待……既然陛下受到日本公使先生的接待，那是太好了，总之，现在一切平安了。’在那匆匆忙忙之中，我没再细问——既然我保险了，过去的事情我也就没有兴趣再去知道了。后来我才弄明白，引起他愤懑的，并非像他那天和我解释的‘马克雷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以致有失面子，更不像后来在自己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所说，只有日本公使馆才愿意给我以有效保护，而他在这次争夺战中成了败北者，才是使他愤懑的根本原因”。

[153]从庄士敦所记述的这些，不难看出日本公使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同时，庄士敦、郑孝胥等人逆时代而动的狭隘心理也昭然若揭，他们到底是以中国人民为重，还是以“皇上”一人为重，不言自明。

[154]庄士敦这里的话，是在为溥仪和日本帝国主义辩护，明显违背历史事实。在这本书出版（1934年）之前，已经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而庄士敦对此则视若无睹。1924年，日本驻中国使馆之所以甘冒西方国家的指责收留溥仪，而且“态度强硬”地与中国政府交涉，并不是因为庄士敦所说的“出于人道”，而是他们早就想到以后要利用溥仪。在庄士敦的记述中，日本公使芳泽并不知道溥仪出逃，而是由于溥仪前去恳请，芳泽公使才应允。表面上看，日本公使馆和这件事情毫无瓜葛，其实庄士敦忽略了日本长期以来的野心。对土地、金钱的渴求，使日本人并不满足于占领东三省。对入侵中国的计划，日本人早就做好了详密的部署。退一步讲，就算庄士敦记述的一切都是事实，那么谁能保证溥仪事先不知道日本人的企图呢？再退一步，当溥仪送上门的时候，谁又能保证芳泽公使仅仅“出于人道”才收留溥仪？庄士敦为溥仪和日本人辩护，不仅仅体现在这一章节。在他的书中，从来就没有提过“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侵略”之类的字眼，就算偶尔借用，也加上双引号。庄士敦如此为日本人和溥仪辩护，可如果他能多活几年，必定会后悔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就在他写完这本书的七年后，日本在侵华的同时，也攻击了英国在远东的基地，杀了很多英国人。庄士敦如果看到这个情景，书中的记述必定会和现在有所不同吧？

[155]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匿居大约3个月，溥仪又在日本公使馆所派的池田政次及罗振玉父子的掩护和伴同下（此时郑孝胥在上海），逃往天津，时为1925年2月23日，农历乙丑年二月初一之夜。是日晚溥仪下榻天津大和旅馆，三天后搬入张园（辛亥革命时第一镇统制张彪的房子），就在这一天，日本公使芳泽在华文的《顺天日报》上发表一项声明：“本公使馆滞留中之前清宣统皇帝，于二十三夜，突然向天津出发。本馆即于二十四的午后，将此事通知段执政及外交总长，备作参考。原宣统皇帝怀有离京之意，早为执政之政府所熟知，而无何等干涉之意，又为本馆所了解。但预想迄实行之日，当尚有多少时日，不意今竟急遽离开北京。想因昨今一二新闻，频载不稳之记事，致促其行……”将一切嫌疑推得干干净净。

[156]事实证明，当时中国报纸的预言是准确的。从1925年2月26日起，溥仪及其妻妾留在天津日租界，被日本人豢养，达6年之久。先住张园，每年租金5万两，后来又搬进静园（五四运动时的亲日分子陆宗舆的房子），直至1931年12月，在日本人的劫持与汉奸特务的恐吓下仓促转赴东北，而且后来在日本人的扶持下成立伪满洲国，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157]按照庄士敦的描述，日本人简直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天使。事实上，日本人把溥仪安顿在天津日租界，居为奇货，留着派用场。溥仪在天津的6年中，日本来华的官吏、议员、财阀、新闻记者，不断地到他的住处去拜见；吉田茂还邀溥仪参加天津日本小学的毕业典礼，叫小学生列队欢呼“宣统皇帝万岁”；水野子爵拜访这位废帝，送了一把扇子，题上“天莫空句践，时非无范蠡”的诗，尽情勾搭。所有这些，都使溥仪色授魂与，奠定了他出任伪满洲国皇帝的心理基础。

[158]唐绍仪是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翘楚，能力很强，恃才倨傲，人称“唐大架子”。此公行事，刚愎得很。1913年，唐的女儿唐梅与顾维钧谈婚论嫁，定在6月2日举办婚礼。唐绍仪要求女儿、女婿把婚期改为6月3日或4日，因为唐绍仪自己也准备在6月2日结婚，他不希望跟女儿同一天结婚，也不愿意排在女儿后面。他结婚的计划，事先他女儿并不知道。顾维钧和唐梅只好改变了婚期，在与岳父相同的地方虹口花园举行了婚礼。这件事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有记载。

[159]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面承认，他的确在暗地里进行过复辟活动，而且庄士敦积极配合。他居住在天津使馆区的时候，每天都积极地和各地军阀联络，想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实现复辟大业。在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1931年，溥仪明确宣布投靠日本政府，充当了卖国贼。如果庄士敦了解这些，还会替溥仪喊冤吗？至于庄士敦文中所说，某些人造谣污蔑庄士敦，事实上远远没有达到庄士敦所说的那种程度。后来段祺瑞政府考虑到这些人的恶劣影响，就下令把他们逮捕起来，许多人还被判了刑。当时这件事情非常有名，许多报纸杂志做了详尽报道。

[160]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记孙殿英“其貌不扬，身材中等，一脸麻皮，人称‘孙老殿’或‘孙麻子’”，又说他“目光炯炯，两眉之间隐含杀气，一口家乡土语，三句不离‘奶奶的’‘你姐个’，除对自己姓名似曾相识外，什么大字也不识”。此公一生波澜起伏，由号兵而土匪，由土匪而军官，野心勃勃；所做行径，除了盗陵，其他恶事也做尽了。但时人的笔记里也说他严于克己，不嫖不烟不酒，自奉俭朴，对部众相当慷慨，绝不愿背信弃义。

[161]1912年1月1日由孙中山建立的新政府，全称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现在一般称为“民国政府”。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合流，统称“南京国民政府”，或简称“国民政府”，由国民党统一领导。1928年4月，“国民政府”北伐张作霖，并于6月8日占领北京。孙殿英盗墓事件发生于1928年7月，当时在北京主政的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声称继承孙中山的衣钵，所以也继承了“民国政府”的责任，比如保护皇室陵墓的责任。

[162]孙殿英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仍然胡作非为。中原大战前，孙殿英去洛阳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冯紧握他的手说：“殿英老弟，你好哇！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上，我干的是首都革命，是铲帝制的根（指驱逐溥仪出宫）；你的刨掘东陵（指盗陵），是革死人的命。”孙听了这番话，满脸通红，忸怩不安，却很受感动，事后对人说：“总司令真伟大，他要是叫我卖命，孬种才会含糊！”

[163]盗陵事件及其后民国政府的处理方法，的确大大伤了溥仪的心，使他在自我意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此时溥仪对他老师陈宝琛的态度转变，也可说明问题。陈宝琛自溥仪“典学之年”起，授学十余年，接触最久，感情最深。但自冯玉祥逼宫、孙殿英盗陵诸事件以来，溥仪心里开始对民国衔恨，加上郑孝胥、罗振玉在一旁煽风点火，于是他对陈宝琛之持重起了反感，甚至视为迂腐。假若当日溥仪能多听听这位老成持重者的意见，或许不会有以后的悲剧。

[164]对于张作霖之死，庄士敦不可能完全没有想法，只是为了避讳日本人，不得不在书中装傻。皇姑屯事件的来龙去脉比较明朗，并不像庄士敦说的那么扑朔迷离。关于张作霖之死，唐德刚说了以下一段话：“张大元帅由于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汉奸，因此不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容，终于兵败之后，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国。这一段简略的老帅传记，本身便已是够戏剧化了。那时曾有意侍候老帅、终于变成少帅顾问的顾维钧博士就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作霖于1926年6月15日就职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曾举行过一次历代帝王和历届民国总统都循例举行的祭天大典。当张氏正在天坛之中捧爵而祭并喃喃祝祷之时，孰知一不小心竟把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帅惊慌失措，与祭者也都认为是不祥之兆。其后不久，那批在北京以专才身份待诏的博士帮，包括顾氏自己，可能还有王宠惠、颜惠庆、施肇基等一群，日长无事，结伴行街。他们曾戏以张大元帅的生辰，冒为一无名老人的八字，请当时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为算命。这相士把八字一排说：这个命贵则贵矣，只是现在他已是黎明前的‘电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电灯胆’便是北京土话中的电灯泡。在那电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电灯胆是特别明亮的。可是不久张氏这个明亮的‘电灯胆’便在皇姑屯熄灭了。这一故事是顾氏在海牙做国际法庭法官、返纽约向我口述其《顾维钧回忆录》时亲口告诉我的。这位国际法庭大法官，那时没有向我捏造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这些小故事，也只是帮助说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一生是多么富于传奇性罢了。”

[165]第一首诗名为《行行重行行》，采自《古诗十九首》；第二首诗名为《步出城东门》，见《古诗类苑》。

[166]到底是哪件事情？庄士敦在这里遮遮掩掩，欲盖弥彰。他显然是不好意思承认，溥仪竟然的确准备投靠日本人，并将做出对中国不利的事情。

[167]溥仪当时的下意识里，总是把中国的全部领土当作他祖宗的遗物。而自他被逼迫出宫后，所得到的情报及讯息，又尽是从日本人那里转述而来的不实之论，不免使他怨愤、恐慌，最后交织而成一种反动心理。再看日本人，不论外交官，还是军警界，都处处对他表示同情和呵护，自然让他对日本人产生了倚重之心。

[168]在这节文字中，庄士敦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对溥仪和新成立的伪满洲国大加赞扬，似乎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当时中国人民的意愿，但是他却没有真正看清楚当时的社会情形。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成了太上皇，借助于溥仪之手，每天胡作非为。这样的政权肯定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自然也不会长久。距离庄士敦去世仅仅7年，伪满洲国就彻底垮台了，溥仪也沦为阶下囚，一直到15年后方被特赦。《顾维钧回忆录》曾提到顾维钧在1932年随“李顿调查团”赴满洲进行调查时，有关婉容的一则见闻，根据这则材料，可见早在1932年，溥仪就开始悔恨和日本人的合作了。文云：“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顾维钧的一个警卫）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以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以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皇后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就可以帮助他逃走。我为这个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中国人的德行

译者前言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动荡、东西方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当时，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向中国民众宣传基督教思想。其中一位传教士名叫亚瑟·亨利·史密斯，中文名为明恩溥，在中国待了四十多年。明恩溥在华期间写下多部著作，向世界介绍他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本书便是其中之一。

本书着重讲述中国人各方面的特质，或可说国民性，从面子问题、时间观念、公益心、同情心等多个角度对中国人进行解读。书中谈到不少中国人的优点，但更多的是他们国民性中的缺陷。该书在欧美国家发行之后，曾一度成为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主要渠道，并成为旅居中国的外国人阅读最多的著作之一。在美国，它是影响力最大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二战之前，这本书也是日本研究中国的重要资料。

中国近代曾掀起一股改造国民性的思潮，鲁迅作为其中的代表，曾郑重向国人推荐这本书。鲁迅本人的思想受这本书影响颇多，他曾多次提及自己吸收了本书中的观点。虽然鲁迅对本书中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但他承认本书对中国人反思自身的本性有着极重要的价值。鲁迅逝世之前十几天，曾写下这样的语句：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中国人对待本书的态度，可分为两派，一派便是如鲁迅这样，希望从书中寻求一些营养和教训，以促进自身改良；另一派则以被誉为天下第一骂人高手的中国近代学者辜鸿铭为代表，对本书持完全批判的态度。辜鸿铭曾在自己的多部著作里对明恩溥的观点予以驳斥，还讽刺明恩溥“没有在中国民族性问题上说三道四的资格”。

客观来看，在这本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人勤劳、坚忍等优点的肯定，同时也会发现，整本书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与作者当时所生活的中国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作者当时所在的中国，正值清末及民国初期，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伺机来侵占中国，再加上鸦片战争的爆发，更让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民国初年，面对破败不堪的中国，再加上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国人的确表现出了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等特点。因此，展现在作者眼中的中国人就有很多民族略根性。作者在讲述列强肆意侵略中国的一些情节里，作者并没有站在同情中国人的立场来写，而正是作者的这种笔法，将当时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的原因展现得生动逼真。不过以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明恩溥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一点是难免的。我们在看待本书时，既不可完全屈服般地接受，也不可完全激烈地排斥，这两种方式都有失偏颇。不如用批判式吸收的方式，以此书为镜，照出自身的各项特性，借以自鉴。

本书最早出版于1890年，虽然距离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但是书中所涉及的问题，有些现今依然存在。虽然当代的中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百多年前的眼光，对于现在的我们仍然不无裨益。

本书原著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有所删节。我们这个中译本，遵照的是未删节的版本，以期完整地展现作者的思想。

序言

对于任何事，人们都希望知情者能够道出实情。很多人虽然对中国人有所了解，却很少能说出全部实情。因为，一个人无论有多么丰富的学识，都不可能弄清楚中国人的所有情况。也正因为如此，本书将面临三种不同观点的质疑。

第一种观点认为，努力向人们展示中国人的性格完全是白费力气。库克先生是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曾于1857-1858年专程采访中国。他与所有来中国的作家一样，见到了生存在各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并通过一些学识丰富的人了解了中国人。后来，库克先生在其所写的书信集的出版前言中描述了中国人的性格。不过，他坦言自己对这番描述并不满意，并因此深感歉疚：“说到中国人的性格，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好文章，可是我在书信中却没有采用，真是太疏忽大意了。这样一个题目，不但非常吸引人，还有很大的伸展空间，能让人进行巧妙的联想和深刻的概括，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我呢，却丝毫没有从中受到启发。这事如果被那些挑剔的人知道了，他们肯定会责备我的。其实，我原本已经写了中国人的几个好性格，可是在我写这些书信时，看到的却全都是中国人粗暴的言行。为了保证真实性，我烧掉了其中的好几封信。不过，有一点我不得不说。我认识几位汉学家，他们不但业务出色，而且为人坦诚。我在跟他们谈起此事时，表示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用一个词就能概括的，他们竟然也同意我的观点。当然了，像这类难题，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才会遇到。至于那些‘精明’的作家，他们完全可以绕开主题，用浮华的言辞写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论调。说实话，中国人在性格方面的确有相互矛盾之处。可是，现在就要我对其进行全面而又准确的分析和评价，我却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我能做的只有用性格这一恒定因素来描述中国人，而避免给中国人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不怕任何压力，真叫人理解不透。确实，外国人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外国人普遍承认自己捉摸不透中国人。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也跟中国人打了几百年的交道，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研究中国人与探究其他复杂情况是一样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书作者根本没有资格写这样一本书。这种反对意见非常强烈。没错，我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所以要想成功地写出中国人的性格，在能力方面确实有所欠缺。我这种情况，就像一位只会埋头苦干的矿工。这位矿工虽然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二十二年，却不见得有能力写出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方面的论文来。中国那么大，而我只在其中两个省份居住过，考察过的省份也不足半数，所以当然没有资格来评论它。这些书信，原本只是给上海《字林西报》的读者看的，后来，其中有些话题引起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人的兴趣，所以我才应他们的强烈要求将这些书信收集起来并出版。

第三种观点认为，那些讨论中国人性格的观点具有误导性且有失公允。有一点人们应该很清楚，那就是印象不可能像统计学那样分毫不差。印象就像胶片，它们显然不可能完全相同，却能真实地反映不同的现实。照相所用的胶片、镜头、冲洗方法不同，得到的照片自然也不同。

许多人在中国住了很久，所以对中国的了解也比我多。不过，从实质上说，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跟我并没有什么差别。还有一些人认为，在单调的画面上增添一抹亮色，会使他们的观点更加真实、更加引人注目。考虑到这些中肯的意见，我彻底修订了原文。由于时间紧迫，我把原文中与中国人性格有关的内容删掉了三分之一，只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并新增了《知足常乐》这一章。

中国人具有许多好品性，这一点透过他们的言行就能看出来。对于这些好品性，我们自然应该予以赞美。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本书言过其实，认为夸大中国人的好品性，实际上是对中国人的贬损。说到这一点，我不由得想起了英国著名讽刺小说家萨克雷。他笔下的人物，好人一般都很愚蠢，坏人却聪明透顶。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写，他回答：“因为好人总是有眼无心。”

有一幅用橡木雕成的木刻画，雕的是拿破仑低头、抱臂站在英国圣赫勒拿岛上的轮廓。一个人就算久久盯着它看，也不一定能看出什么来。可是，如果事先有人指点，看画者却能立刻看出拿破仑的轮廓。这样的事在中国比比皆是，它们最初并没有显现出来，可是一经人指点，它们就变得令人难以忘怀。不过，有一点必须提醒读者，就是本书只类似于一个限制性从句，所以不能像具有概括性的主句那样概括整个中国，也不能代表中国所有民众的特点，只代表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大致印象，只反映了中国人的一部分性格。它就像一条光线，只有与其他光线汇聚在一起，才能形成一道光。这些文字来源于我和其他各种人的个别经验，其中有许多特别的见解和例证，可以作为了解中国人的初级读物。

在众多研究中国及其人民的作家中，英国领事官密迪乐算得上是最富有哲学头脑的。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正确地认识了其他民族的人的性格，并希望与人分享这一认识，最好的办法就是仔细阅读大量曾经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并留心当地居民对这些事件的观点。透过诸多这类事件，可以得出一般性结论。即便结论有可能受到怀疑，也要坚持引用真实的特例。凡是与中国人的性格有关的理论，都应该认真考虑。如果有人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他会强烈地感觉到很难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而且会逐渐意识到中国人在性格方面代表了所有的东方人。读者只需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可以判断出这句话的真实程度。

据说，外国人可以通过研究中国的小说、民谣和戏剧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这三条途径无疑都是有价值的，不过好像还有一条途径更能达到目的，那就是亲眼见证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不过，并不是所有想写中国或中国人的作家都有机会走上这一途径。一个人要想弄明白一个地区的地形，最好去农村而不是去城市。了解人的性格也一样——去农村比去城市更容易。一个外国人如果想了解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情况，那么他可以去中国的农村待上一年，这么做的效果比他在中国的城市待上十年还好。农村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立足点。这本书体现的并不是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一个观察者不带任何主观情感的见闻。所以，本书没有说中国人需要基督教，更没有提倡用基督教改善中国人的性格。不过，如果书中提到中国人的问题，比如性格方面的一些重大缺陷等，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研究一下如何来弥补这些缺陷。

如今，“中国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且在二十世纪时会变得更为紧张，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当今世界，中国人所占的比重非常大。所以，只要是希望人类能够过上美好生活的人，都会关心怎样才能改善中国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便是那些曾经被忽视的证据，也能进一步证明它；可是，如果我们的结论错了，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证据来支持它，它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上海商界曾经就此问题向英国的额尔金勋爵提出疑问，额尔金勋爵做了回答。如今已经好多年过去了，可是他的话还是那么恰当而又具有说服力。他说：“在这个国家获得自由时，西方基督教会发现它并不野蛮，反而是一个文明古国，只是存在许多缺陷且正在走向衰败，所以难免会对它产生一丝同情。可是，这个智谋过人的国家对基督教充满了疑虑之心。所以，基督教要想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取胜，就得让人们明白基督教在保证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方面占有优势地位。”

死要面子

“面子”是全人类共有的身体器官。用它来概括中国人的性格，乍一看上去确实非常荒谬。可是，对中国人来说，“面子”一词不仅指人的脸部，还是一个义项众多的复合词，其中所包含的意思甚至比我们所能描述或理解的还要丰富。

在中国，戏剧可谓唯一的全民娱乐方式。中国人对戏剧的痴迷，丝毫不亚于英国人对运动的情感，也不亚于西班牙人对斗牛的热爱。中国人只要受到刺激——无论那刺激有多么轻微，都会把自己想象成戏剧中的某个角色，进而做出稽首等各种戏剧化动作。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所用的思维方式是戏剧式的。一个人在需要为自己辩护时，即便听者只有两三个人，他也会像对着一群人那样说话：“既然大家都在，所以我也不怕当着你们的面说……”如果他辩护成功，他就能体面地“下台”，否则就无法“下台”。而这一切，明显都与事实无关。对中国人来说，问题的形式永远比内容重要。如果一个人能够抓住时机，用恰当的方式说一些漂亮的话，那么他演戏的欲望就得到了满足。我们作为观众，没必要跑到幕后去窥探事实真相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打破所有戏剧给我们留下的美好印象。在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时，人们适当地做一些戏剧化的举动就算是“有面子”；相反地，如果不会做甚至忽略或阻止这些举动，就会“丢面子”。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偏差，那么我敢说，一旦你清楚了什么是“面子”，你就能了解中国人的许多重要性格。

还有一点要补充，那就是中国人获得“面子”的方式，以及中国人对“面子”的调控原则，往往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西方人在面对中国人时，经常会忽视这种戏剧化因素，只当这种因素是与南太平洋岛民的与塔布1类似的东西，因为它明显存在却令人难以捉摸，而且其兴衰不受规则约束。说到这一点，中西双方都必须承认，在面对同一事物时，双方永远都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在中国农村，村民之间经常发生一些小的争执。要是有人想做“和事佬”，那他事先必须好好斟酌一番，以兼顾双方的“面子”。在欧洲，政客们在均衡权力时所费的心思也不过如此。中国人的调停，并不是为了维持公正，只是为了兼顾各方的“面子”。因为，公正在理论上虽然可行，可是对于东方人来说却是不现实的。在诉讼时，情况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的诉讼，判决的结果都是把当事人各打五十大板。

送一份厚礼给别人，就算是给那个人“面子”。可是，对于收礼者来说，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既不全收也不拒收，只收其中一部分。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怎样才能保全“面子”。

如果一个人犯了错并被人揭发，那他就丢了“面子”。这时，即便铁证如山，他也会矢口否认，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保全“面子”；有人丢了一只网球，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这只网球被一个干粗活的人捡走了。当主人问这个干粗活的人有没有捡到球时，这个人生气地否认了，可是接着他就会跑到那只网球丢失的地方，然后顺利地“找到”球，并说：“你‘丢’的那只球不是在这里吗？”事实上，那只网球先前还在他的袖口里，后来才悄悄地到了地上；一个女仆偷了客人的折刀，并把它藏在主人的房间里。等客人发现折刀不见了之后，女仆却当众宣布她在台布下面找到了折刀。在这几种情况之下，当事人都保全了“面子”。

一个佣人不小心弄丢了主人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要么掏钱赔偿，要么拿一部分工钱抵偿。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找到主人，表示他不想干了，并骄傲地说：“我也不要那把银勺子的钱了。”这样就保全了“面子”；一个债主即便知道欠债人无法还钱，他也会找到欠债人并放出几句狠话，以表明自己对此事的态度。他这么做虽然没有拿到钱，却告诫了欠债人别想赖账，还保全了自己的“面子”；一个仆人因为粗心或故意，没能完成主人交代的任务，即将被主人解雇。他得知主人的想法之后，竟然一再犯同样的错误，只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

为了“面子”不惜丢掉性命的事，根本不足以激发我们的兴趣。不过，有一件类似的事却值得一提。听说，中国有一位地方官犯了杀头之罪，却因为就刑时穿着官服而保全了“面子”，因为穿官服就刑是一种特殊的荣宠。

节俭

“节俭”说的是持家之道，主要指能够恰当地平衡家庭生活的收支。从概念上看，节俭的表现方式有以下三种：节制开销、杜绝浪费、选择“少投入多产出”的资源配置方式。无论用哪一种方式来衡量，中国人都是极其节俭的。

外国人来中国旅行，会对中国人产生多种印象，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吃得很简单。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发现大部分中国人都只吃大米、小米、豆类、蔬菜和鱼，食物品种相当有限。好几百万人呢，可是吃的几乎都是这些东西，最多也就再加一点儿别的食物。至于肉类，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是遇上什么大事时才有机会吃。

如今，西方国家为了实现以低价向穷人提供营养食物的目标，可谓煞费苦心。而中国呢，在一般的年头，一个成年人每天在饮食上的花销几乎只要两美分就足够了；遇到了荒年，一个成年人可以连续几个月过着每天的饮食花销只要一个半美分的生活。作为一个西方人，在面对这样的事实时，内心难免会生出许多感慨。因为，这表明中国人普遍具有精湛的厨艺。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吃的东西低劣得几乎无法下咽。可是中国人呢，他们拥有精湛的厨艺，能够用双手把任何东西都变成可口的饭菜。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说到厨艺，温格罗夫·库克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水平高于英国人，而且仅次于法国人。至于美国人的厨艺，库克先生几乎没有明说。说中国人的厨艺低于某些国家的，我们不敢肯定。可是，说到中国人的厨艺高于某些国家的，我们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中国人的主要食物非常简单，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国人的眼光简直堪比生理学家。中国人的厨艺的确很精湛，以至于即便只有简单的原料，他们也能做出各种可口的饭菜。这一点，即便是那些很少关注中国厨艺的人也有所耳闻。

还有一件事也很有趣，而且很容易被证实，只是它还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已，那就是中国人做饭时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种原料。他们吃饭时也一样，一顿饭下来，几乎不会有食物剩下。这一情况在中国很普遍，所以很容易被证实——只要看看狗和猫的身体情况就行了。中国人养的狗和猫，主要以主人吃剩的少量饭菜为食，所以生活得很艰难，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而在那些新兴国家里，人们的消费普遍没有节制，这一点几乎尽人皆知。就拿生活条件优越的美国来说吧，其民众在一天内浪费的资源足以改善六千万亚洲人的艰苦生活。在中国，许多人都会把剩余的饭菜给仆人和孩子吃。有些人在喝完茶之后，还会把杯子里的茶叶渣倒回茶壶，以便多冲泡一些茶叶汁。如果人们都能这样做，我们会非常高兴的。

能够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中国人在饮食方面没什么讲究。这一点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人对饮食普遍很讲究。在中国，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吃。在中国北方，人们普遍用马、牛、驴和骡子甚至骆驼来干活。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或许会让许多人都觉得中国人的有些看似节俭的做法实在算不上节俭。一般情况下，在这些牲畜死后，中国人会很快将它们吃掉，而不管它们是老死、病死还是意外死亡的。在中国人看来，即便牲畜是因为得肺炎这类传染病而死的，也照样能吃，而且不会遭人非议。事实上，他们也知道吃死畜或病畜的肉不好。所以，如果有人出售这种肉，那他会把价钱压得很低，以便能尽快卖完它们。买肉的人虽然明知这种肉不利于健康，可还是会买来吃。他们心想：这些肉虽然有可能对身体有害，但是价格低廉，值得冒一次险。更何况，即便吃了这种肉，也不一定会得病啊。在中国，死马、死驴和死骡子会被吃掉，死狗和死猫也不例外。有几个村民为了摆脱狗的骚扰，用毒药毒死了一些狗，然后又把这些死狗给吃了。有一次，有几个谨慎的村民找到洋医生，想知道这种死狗肉会不会对人的身体有危险。这时候，死狗已经下锅。这几个村民最终没能经得起诱惑，美美地吃了起来。吃完了以后，他们还好好的！

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中国人很节俭，那就是他们做饭时会考虑怎样才能节省柴火。中国人所用的燃料一般都是树叶和庄稼根茎，它们很快就能烧完，所以非常紧缺。为了尽快烧熟食物，中国人会尽量把锅底做得薄薄的。也正因为如此，在用这种锅做饭时，必须非常小心。既然燃料不可或缺，所以中国人在收集燃料时也极尽节俭之能事。有些小孩由于力气小，所以还不能干活，可是捡柴火却没得说。每到秋天，漫山遍野都是拾柴火的人，场面真是壮观。在他们的竹耙所经之地，看不到一根枯草。在大人的吩咐下，男孩子们来到树林里，用棍棒把枝头残存的枯叶都打了下来。那幅场景，令人想起了收获板栗时的画面。田间的稻草也是拾柴人的目标，往往还没到秋风吹起时，它们就已经被人捡走了。

在中国，任何一位家庭主妇都知道怎样才能充分利用布料。她们在做衣服时，会选择既省时又不费工夫、不费布料的方法。做出来的衣服，无论是从花样还是做工上看，都很简单。相比之下，西方女人的服饰就奢华多了。在中国妇女眼里，哪怕是小小的一块外国布料，也是非常可贵的，她们会将它再次利用起来。当然了，经她们这么一加工，虽然做出来的衣物不一定好看，但是很实用。至于她们所用的方式，即便是那些专门研究“家政学”的女作家也想象不到。一小块布料，如果在这里用不了，那就换一个地方，总能派上用场。就拿一根碎布条来说吧，用它做鞋襻不就挺合适？在伦敦或纽约，有些好心人会把自己多余的衣服捐给同胞。不过，有一点令他们有些担心，那就是此举有可能让接受者自认为是穷人。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接受者在受到帮助的同时也受到了伤害。可是，如果把这些衣服捐给中国人，那捐赠者就不必担心这个了。因为，即便这些衣服在材质和款式上都跟中国服饰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

在送朋友礼物时，中国人经常送一些用线简单地固定在绢帛上的字画。他们之所以用线而不是用胶来固定字画，是为了让受赠者方便地拆下字画，从而使绢帛派上更大的用场！

商品零售商也非常节俭，他们在做生意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琐碎的细节。比如一个杂货店老板，他不但知道火柴有多少品种，还知道每盒火柴里装有多少根火柴，以及每盒火柴的利润。

即便是旧账本，也能派上用场。中国人会用它们糊窗户或做灯笼。

中国人为了省钱，甘愿忍受饥饿。由此可见他们有多节俭。在他们看来，这么做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妥。这类事例可以在美国传教士亨利博士所写的《十字架和龙》一书中找到。亨利博士要到二十三英里之外的地方，就叫了三个轿夫抬他去。这三个轿夫空着肚子把他抬到了目的地，然后才赶回广州的家里吃早饭。他们来回要走共四十六英里路，其中有一半的路还抬着人，可是他们竟然都空着肚子，只因为在外面吃早饭需要花费五美分！

还有一次，两个轿夫早上六点钟出发，抬着轿子走了三十五英里，然后就坐上了回家的船。他们宁可空着肚子，也不去吃饭，因为吃两大碗米饭要花掉三美分。不巧的是，船在途中又搁浅了。等他们回到广州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两点钟了。到这时，已经三十来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吃东西，就这样空腹抬着一位先生走了三十五英里。尽管如此，他们还在坚持——他们提出要送亨利博士和他的行李去十五英里之外的广州！

中国人的节俭带来了一些让西方人高兴的东西。可是，中国人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天性，也就是所谓的纯朴，却很难让我们认同。中国有些地区，尤其是中国北方，每年里总有那么几个月，孩子们差不多都光着身子到处乱跑——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这种现象真奇怪。究其原因，有可能是不穿衣服更舒服，但最大的可能还是节俭。中国是个独轮车大国。无论你走到哪里，几乎都可以听到独轮车发出的嘎吱声，那声音可真刺耳。其实，只要往独轮车上滴几滴油，就能消除这种噪声。可是，那些“神经麻木”的人却没有这么做，因为它们认为油比噪声贵，用油来消灭噪声是不划算的。

日本人侨居国外时，会在租房合同里特别注明每天必须要有多少热水供应，因为日本人习惯了洗热水澡。中国也有澡堂，可是大部分中国人都没去过澡堂，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澡堂是什么样的。一位中国母亲在拿扫帚掸孩子身上的灰时，碰巧有一位外国妇女经过。外国妇女很好奇，就问：“你是不是天天都给孩子洗澡？”那位中国母亲生气地说：“天天给他洗澡？从他出生那天起，我就没有给他洗过一次澡！”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即便肥皂零售商打出“比污垢还便宜”这样一句广告语，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感想。

在意大利人眼里，英国人是“浪费肥皂的家伙”。而在中国人眼里，可能所有外国人都像英国人一样浪费肥皂。当然了，中国人也会用肥皂洗衣服。可是，他们很少使用肥皂，而且每次的用量都少得令人无法想象，洗好的衣服自然也达不到我们的清洁标准。他们这么做，并非全是因为节俭。因为，还有些中国人虽然出身贫寒，但是照样跟我们一样爱干净。

由于节俭是中国人的本能，所以在中国购买工具，一般都买不到成品，只能买到半成品，然后自己动手配把手之类的东西。一般来说，半成品都比成品便宜。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才很难买到成品。

节俭可以是物质层面的。比如，在许多人家里，你都有可能在相邻两个房间之间的墙壁上看到一个小洞，这个小洞是用来放灯的，这么一来，昏暗的灯光就能同时照到两个房间了。这类节俭范例，在中国的编织法、陶艺、金属加工和牙雕等工艺中也普遍可见。对我们来说，说这些工艺代表节俭比代表精湛的技术更合适。说到这类工作，中国人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最好的。我们无疑可以发明很多方法，而且能使每种方法都更加有效。可是，如果论及怎样使材料变得无关紧要，我们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中国人的。中国人好像无所不能，可是同时又好像什么都不能。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也一样，大多都具有这一特点，无论这些东西是简单还是复杂。比如，中国人可以毫不犹豫地在一个小院子里建造一个小铸铁炉。小铸铁炉是用一堆泥砖垒的，一个小时就能垒好，可是从表面上看，它就跟一个既牢固又美观的灶台差不多，它虽然效率不高，可是既便宜又好使。

即便是在做大事时，中国人也会考虑到物质上的节俭。要证明这一点，可以看一看运送大批贡粮进京这一典型事例。运贡粮的过程可以说秩序井然，但也可以说毫无头绪。大批贡粮从天津运到北京通州时，成堆的粮食需要卸载、称重和搬运，可是负责完成这项任务的却是一大批苦力。西方的一位谷物交易商见了，觉得非常惊讶，因为在他看来，这么繁重的工作本该由机械完成。也难怪这位商人会如此惊讶，因为苦力们所用的工具只有一双手，还有形如截头圆锥、容积大约是一蒲式耳的小箱子，以及数量不一的芦席。苦力们先把芦席铺在地上，然后把粮食倒在芦席上，再一点一点地称这些粮食的重量。称好之后的粮食会被运走，最后是芦席被撤走。光秃秃的河岸又重新恢复原状。

在美洲经营烟草种植园，建造烟叶烘干棚是最大的一项支出，因为要把它建造得又长又精巧。可是，在中国的烟草园，这项支出并不需要多少钱，因为他们的烟叶烘干棚主要是用茅草搭建的。棚子拆了之后，建棚子所用的材料还可以当燃料。摘烟叶时，人们会把叶柄也摘下来，因为叶柄又粗又硬，可以用草绳系成一排并像衣服一样挂起来。用这种方法来烘干烟叶，真是既简便又有效。

还有其他一些事例也能反映中国的社会现实。只要你细心观察，就很容易发现这些事例。在这些事例当中，下面这件事例最典型：一位中国老妇步履蹒跚地向亲戚家走去，只为了节省她死后家人为她抬棺材的钱，因为亲戚家离祖坟更近！

辛勤努力

勤劳是指无论做什么事都非常专心。在当今社会，勤劳是一种值得高度赞扬和推崇的美德。

勤劳总体上是由长度、宽度和厚度这三个特性构成，其中前两个特性表示外延，第三个特性表示内涵。长度指的是辛勤劳动所持续的时间，宽度指的是辛勤劳动者的人数，厚度指的是做事时的专注度。只有把这三个特性进行综合考虑，才能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勤劳。一个偶尔到中国旅行的人对中国居民的印象，肯定不同于一个久居中国的侨民。不过，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认为中国人很勤劳。一个初到中国的人，会认为中国人就像英国著名的基督教牧师约翰·卫斯理所说的那样“尽心竭力，持之以恒”。在中国，很少能见到闲人，好像每个人都很忙。当然了，也有许多富人即便不做事也能过得很富裕。不过，这些富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平庸。他们并非什么事也不做，而是非常关注自己的事业，就像他们当初白手起家时一样。

中国人分为以下几个阶层：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等。这些阶层都辛勤地劳作在自己的岗位上，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

中国的教育模式存在许多严重的弊端，所以很难被西方人接受。不过，其中有一点却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中国人认为“勤劳才有收获”。没错，中国存在用钱买官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读书人的热情，但这并不是卖官鬻爵最主要的结果。各省都在抱怨有待填补的空缺太少，而且远远少于合格的候选者。各级考场都挤满了人，经常是一个职位就有上万名考生来竞争。即便如此，中国人依然费尽心力想要进入考场，可见中国人有多勤劳。中国有一本书叫《三字经》，其中提到许多勤奋读书的事例。比如，借萤火虫的光亮读书，还有把书固定在耕牛角上，一边耕地一边读书的故事。时至今日，这类故事还是许多中国人努力学习的对象。一般来说，许多人在小有所成之后都会有所懈怠，不再像以前一样勤奋学习。这样的人，在中国根本算不上读书人。只有那些敢于劈荆斩棘、坚持不懈、最终功成名就的人，才配得上“读书人”这个代表着荣誉的称呼。除此之外，祖父、儿子和孙子还有可能出现在同一个考场，只为了争取同一个头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

1889年春，《京报》上登载了几份奏折，其中谈及了老年考生参加省试的情况。据福州一位官员反映，在福州的秋试中，年过八十的考生有九个，年过九十的考生有两个。这些老年考生都通过了考试，因为他们的应试文章结构严谨、用词精确、论述有力。这位官员还说，这些老年考生是年过六旬才中的秀才，为了晋级，他们参加了三次会试。如果第四次晋级失败，朝廷就要授予他们名誉头衔。河南有一位官员也反映了同一种情况。他说，在河南的秋试中，年过八十的考生有十三位，年过九十的考生有一位，他们也同样因文章写得精练而通过了考试。要知道，这类考试为期九天，可是在此期间，他们却丝毫没有表现得像个老人。最令人吃惊的是安徽的情况，在安徽的秋试中，年过八十的考生有三十五位，年过九十的考生多达十八位！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出现。

中国的读书人过的是持续勤劳的生活，中国的农民更是如此。中国农民的工作就像家务活一样永远也干不完。就拿中国北方来说吧，各省农民只有在寒冬时期才能得到短暂的休息，其他时间都有许多活儿要干，根本闲不下来。当然了，其他国家的农民也很有可能面临同样的情况。但是，相比之下，还是中国农民最勤劳。

工人的情况还不如农民。工人们长期过着极度贫穷的日子，对他们来说，生活太艰辛了。农民种下白菜并细心地清除害虫。工人一样尽心做事，只是为了能够养活一家人。在有些地方，即便能够雇上马车，一些外出办事的人也不会坐马车，而是习惯了半夜就动身，一步步走到目的地。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看到一些身形矮小的农民在忙碌着。他们手拿粪叉，身背粪筐，四处寻找着粪便。如果没有其他事可做，他们就去拾粪。时至今日，这件事已经成了一种习俗，而且好像永远也做不完。

有些人为了养活一家人，经常被迫做两份工作。比如天津的船工，他们在河流封冻时无法继续行船，于是他们就想起了拉冰橇，为人们提供一种既快速又低价的运输方式。有些农村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了能够多赚一些钱，农民们会忙里偷闲地做帽子或搓草绳，然后拿出去卖。农村妇女几乎没有不纳鞋底的。她们即便是在村口聊天，双手也在忙活着。她们还会搓棉花来纺纱……反正她们不会闲着。

最勤劳的是商人及其伙计。当然了，西方国家的伙计也很忙碌。可是，相比之下，还是中国的伙计最忙，他们手上的活儿好像永远也干不完。他们的活儿很重，而且几乎没有节假日，只有在忙得有些晕头转向时才能休息一会儿。

中国的店铺总是早早地就开门了，却迟迟不关门。记账采用的是既细致又繁琐的复式记账法，账房先生总要忙到深夜才能记录好销售额和收入情况。伙计们呢，没事做时也不能下班，只好从收到的钱币中挑选出值钱的铜板来解闷。

中国最辛苦的阶层是官员，这真是出人意料。与此同时，这个阶层也最令人嫉妒。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中国人都乐意当官。作为中国官员，无论你级别是高是低，都必须忙于公务对其负责到底。公务很繁杂，这也出人意料。一位驻华大使曾经采访过中国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下面就是他的采访报告：“有一次，我听中国的一位内阁大臣抱怨他们整天疲于应付日常工作。他说，每天凌晨两点，他都要离开家到皇宫里值班，直到早上六点才开始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处理公务；九点至十一点，他得以兵部官员的身份掌管兵部；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两点，他得在刑部办公；下午两点至六点，他要待在衙门里，因为他是总理各国事务的高级官员。这样的日子一天天重复着。除此之外，他还不得不抽空出席各种特别会议，除非他忙得实在脱不开身。他每天晚上回到家，几乎都已经过了七八点钟了。”据说，大约半年之后，这位官员就因劳累过度去世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丝毫没有感到意外。的确，中国有许多官员都对政府做出了很大贡献，可是他们最终却累死在仕途上。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勤劳的外延既包括辛勤劳动所持续的时间，又包括辛勤劳动者的人数。在这两个方面，中国人做得都非常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每天天刚亮，中国人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事实上，中国的新一天经常是过完午夜就开始了。中国皇帝上早朝时，欧洲各国的皇帝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中国皇帝这么早上早朝，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自然的，可是西方人却无法理解。在中国，许多民众都会效仿皇帝的言行。无论是广州铜匠、福州锡匠、宁波木匠、上海磨工，还是北方各省的纺织工，都是起早贪黑的。天还没有亮，菜农就出现在集市上了，他们是从数里之外的家里赶来的，只等天亮了好卖菜。西方人吃早饭的时间与中国集市结束的时间差不多。夏日的上海，如果你在早晨五点半以后去主要街道上散步，就能明显地发现东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差。欧洲人在黄浦江边建了一些高楼，然后在里面做买卖。每天早上，在欧洲人还没有动静时，亚洲人就已经出现在街上了，而且已经活动了很长时间。几个小时之后，中国人已经把半天的活儿都忙完了。直到这时，西方人才慢腾腾地来到市场上，与西方人抢生意。

关于中国人的勤劳，英国驻华公使约翰·戴维斯曾经做过正确的评价。在他看来，中国人如此勤劳，表明中国政府成功地令人民自给自足了。勤劳是中国人的特性之一，应该受到重视，并将其长期保持下去。

下面再谈一谈勤劳的内涵。身为亚洲人的中国人，在工作时也体现了这一点。中国人充满了活力，如果我们试图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改变他们，肯定是白费力气。另外，我们无论对什么事都充满了热情，并且非常崇尚这种热情，可是中国人却不一样。我们身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即便没有《圣经》的暗示，也知道用心工作很重要。而中国人呢，他们即便有成熟的宗教和哲学的共同影响，也仍然没什么变化，因为他们更看重流传了几千年的经验，做什么事时都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有人禁不住要问：假如有那么一天，白种人和黄种人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一场激战，以勤劳和热情的角度，失败的会是哪一方？答案不言而喻。

古代以色列王国的第三任国王所罗门认为勤能致富。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中国无疑应该是地球上最兴旺的国家。可惜的是，中国人明显缺乏一些美德，所以他们才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中国人能平衡发展各种美德，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兴旺起来。中国人所缺乏的美德，主要是诚信。如果中国人能够想尽办法恢复这一美德，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的勤劳就能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回报。

处处守礼

在礼节方面，中国人与其他东方人之间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点，这两点就是称赞和批评。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向来认为刚强是最重要的美德，并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一点。后来，我们来到了东方，发现东方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许多技巧，所以认为中国人很能干，并且因此对他们充满了羡慕和敬重之情。就算是一个对中国人有偏见的批评家，也得承认这样一点，就是中国人非常注重礼节，并且已经把它升华到了完美的境界。这种境界，对西方人来说是前所未闻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恐怕连想都想不到，更不用说去理解它了。

中国典籍记载：“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说的是礼仪准则有三百条，行为准则有三千条。中国人面对如此重大的压力，也能繁衍生息。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原来，对中国人来说，学礼仪就像受教育一样，完全是一种本能，根本不必刻意去学习，只要日常交际时留心一下就行了。而在西方，这种繁文缛节只有在宫廷里或外交场合才使用。当然了，中国人不会时时刻刻使用这些繁文缛节，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就像每逢节日就穿上盛装一样。至于何时使用这些礼节，中国人会用本能来判断，而且几乎不会出现失误。如果一个中国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可笑的，就像一个西方人虽然受过教育，却不知道九乘以九等于多少一样。

在西方人看来，礼节是用善意表达出来的美好情感。所以，对于中国人的礼节，西方人难以赞同。一种文明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人觉得幸福，那他就是幸福的。可是，中国人却不这么认为。就拿中国的艺术表演来说吧，中国人对人表示礼貌，并不一定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可能只是为了服从某一方面的需要。他们制定礼貌用语，然后在与人交往时使用它们，只是为了维护现有的尊卑关系。在西方人看来，这么做实在令人大惑不解甚至疯狂。可是，中国人却不这么想，反而以为这么做既能保障社会秩序又能调节人际关系。上下有序方能万事亨通。这就像下棋，先走的一方说：“敝人卑贱的士兵向前走两步。”对手回答：“敝人卑贱的士兵也向前走两步。”先走的一方又说：“敝人调动卑贱的马，吃掉阁下高贵的士兵，进入九宫格中的第三格。”当然了，虽然下棋的人都很客气，可是整盘棋却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下棋时，双方都不会提前说出自己下一步将怎么走，不然就会贻笑大方了。中国人在礼节方面也是如此，一个中国人在面对某一礼节时，不知道回礼就会被人笑话。对中国人来说，礼节就像下棋一样。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懂得礼节，足以说明他很无知。

距离中心城市远近的不同，制约着中国人在恪守礼节时的差异。礼节在中心城市不可或缺，但在乡村的要求却不高。农村人也知道要有礼节，却无法像城里人那样恪守礼节，因为他们不清楚城里人在礼节方面的具体要求有哪些。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点，那就是在礼节方面，最不懂礼貌的中国人也比有教养的外国人做得好。外国人跟中国人一比，就像婴儿一样不懂礼貌。对外国人来说，除非他生活经验丰富，而且时刻牢记礼节代表着教养，不然他就不会像中国人那样讲礼貌。外国人曾经向中国人学习过最基本的礼节，却收效甚微。每当提及这一点，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面露鄙夷之色，并自然地称外国人为“野蛮人”。

气垫里面虽然没有东西，却能减轻震荡。礼节就像气垫一样。中国人在与同胞交往时非常注重礼节，主要是为了表明自己很懂礼貌，根本不以客人是否舒服为出发点。中国人对外国人讲礼貌，原因也一样。我这么说，丝毫不觉得有失偏颇。比如，中国人家里来了客人，主人会不顾客人的意愿，固执地生火烧水，沏茶给客人喝。客人就算不喜欢主人这么做，也拗不过主人，只好忍着被烟熏得流泪的痛苦。主人才不管呢，他们根本不在乎客人高不高兴，只会自以为是地以为自己尽了地主之谊，这样就够了。再比如，你在农村租了一个勉强能住的房子。房主认为他有责任把房子打扫干净，再布置一番，接着就向你承诺他会这么做。可是，直到你准备搬进来时，他才开始兑现承诺，就像在敷衍你似的。你被四处飞扬的尘土刺得睁不开眼，恳求主人停下来，可是主人却置若罔闻。究其原因，也许是《礼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无论客人是什么人，主人都应该为其打扫房间。”中国的宴会常常令人觉得恐怖，因为宴会一开始，主人就会热情地为你夹菜，把你的碗装得满满的。至于你是否喜欢吃，能不能吃得了，他们才不关心呢，他们只当你喜欢。即便你一点儿也不想吃，主人也不会觉得是自己照顾不周，反而会认为是你不对。而其他中国人呢，也不会觉得主人照顾不周。如果哪个外国人不懂这个规矩，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与主人毫不相干。

正是由于这个规矩的指导，一位中国新娘在拜访一位外国夫人时才会背朝这位夫人行礼。这位夫人非常生气，同时也充满了好奇。后来，她一询问，才知道新娘为何背对着自己向北行礼。原来，这位新娘只注意到中国皇帝在北方，而没有注意到这位外国夫人站在房间的南面。由于这位外国夫人不知道这些，而新娘又非常遵守自己国家的礼节，所以这位新娘才会不管不顾地向北方行礼，以表明自己知道应该如何行礼。

中国的礼节经常通过送礼来体现。我在前面已经说过，送礼是给收礼人面子。收礼者在接受礼品时，要遵从一定的习俗。中国人送礼时，经常送一些用红纸包得既整齐又干净的点心盒，其中装的大多是一些又油又腻的糕点，大部分收礼者都不肯吃。即便如此，收礼者也不会把礼品退回去，宁肯送人。

在带礼品拜访时，中国人允许主人发表对礼品的看法。主人经常会问客人礼品是多少钱买的。送客时，主人还会这么说：“让您破费了，真是抱歉！”

一位外国人应邀去参加一个婚礼。在婚礼上，这位外国人看到了很多糕点，还看到有人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装着两三块正冒着热气的糕点。人们见了，都不停地说那盘糕点还在冒热气，好像这样的糕点很美味似的。最后，这盘糕点被送给了这位外国人，因为这位外国人是个贵宾。对于这份好意，这位外国人婉言谢绝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给这个宴会蒙上了一层阴影。至于那盘糕点，随后就被撤了下去。原来，中国人有一种风俗，就是参加婚礼时要送礼钱。通常情况下，都是主人趁客人还在吃酒席时就开始收钱。不过，由于直接向客人收礼钱不符合礼节，所以主人就找了一个托辞，那就是送热糕点给客人，婉转地请客人掏钱。在这场婚宴上，只有这位外国人不知道这个规矩，并拒绝了主人。他的拒绝影响了其他客人，使得他们也不好当场掏钱给主人了。后来，这家人又举行了另一场婚礼，并再次邀请了这位外国人。主人在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之后，变得比西方人还直接，他对客人们说：“请大家把礼钱放在这里！”

在社交方面，中国人虽然非常注重繁文缛节，但是依然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虽然为人真诚、顽强，却有行事莽撞的缺点，我们应该抛弃这一缺点，学习东方人懂礼貌的优点，这样我们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可是，有许多西方人却不赞同这一观点。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长期定居巴黎，渐渐地接受了巴黎的风俗习惯，再回伦敦时，他每次看见朋友，都会摘下帽子，同时向朋友鞠躬。有一次，他照例向一位朋友鞠躬。这位朋友见了，嘲笑地说：“朋友，你可瞧好了，这里不是法国，你没必要耍猴！”如果一个人能够同时吸取东西方人的优点，学会中庸之道，并且能够自如地应付一切艰难险阻，那该是一件怎样的人生乐事啊！

浪费时间

在当今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信奉“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名言，因为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而工作量却越来越大。在工作期间，一个工作者可能会面临各种工作，而且工作量繁重。如果在上个世纪，完成这些工作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引起这一变化的，无疑是蒸汽机和电力的广泛应用。当这一变化来临时，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素质已经提高了，所以丝毫不惧怕它。在此之前，我们的祖先虽然也曾游手好闲，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要么就是打架斗殴，可是他们的精力却很旺盛。正是因为他们保持了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在做完一件事之后，才得以接着做其他事。

在问候语方面，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迥然不同，而且这种不同是耐人寻味的。比方说，同样是遇到同伴的场合，中国人会说：“你吃饭了吗？”盎格鲁—撒克逊人则说：“你好，事情怎么样了？”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英国人注重做事，而中国人却注重吃。由此可见，英国人视时间为金钱，并将这种意识变成了一种天性。通常来说，英国人会充分利用时间，哪怕是最后一秒钟。可中国人呢，他们看上去就像大多数东方人一样悠闲自在。在中国，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也就是说一个时辰只代表一天的十二分之一，所以中国人根本无法清楚地界定时间。比如“晌午”这个词，它是对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一点这一时间段的总称，可以指这一时间段内的任何时间。中国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月儿何时挂中天？”这句话多少有些含糊，其实问话人真正想问的是：“当月亮处于子午线上时，是夜里几点？”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所用的计时方法也是不精确的。对中国人来说，“日出”和“日落”就算是最精确的计时概念了。虽然中国是一个纬度和经度都跨度很大的国家，可是他们却把“午夜”和“晌午”视为同一类概念。也就是说，对中国人来说，“午夜”并不特指某一时间段，它通常用“更”来划分，所以根本不精确。不过，最后一更由于接近天亮，所以相对来说是精确的。说到“更”，它也不那么精确，即便是在城市里也不例外。当我们说起便携计时器时，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有一部分中国人倒是有钟表，可是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充分利用钟表，更不用说依赖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日程了。他们能对钟表做的，最多是每隔几年擦洗一下，免得钟表停止运转了。即便是这一小小的举动，中国人也很少做。大多数人确定时间，利用的都是太阳高度的变化。天晴时，他们用“日上一竿”“日上两竿”等计时；天阴时，他们就利用家猫瞳孔的大小变化来计时。这样的时间概念虽然模糊，但是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足够了。

中国人计时的不精确性，影响了他们对时间的有效利用。英国牧师西德尼·史密斯把世人分为两种，一是绝世大灾难之前的人，二是绝世大灾难之后的人。绝世大灾难之后的人，在发现人类不可能再活几百岁甚至上千岁之后，就学会了充分利用时间以适应新环境。而绝世大灾难之前的人却相反，他们没有意识到长寿者——圣经旧约里提到的族长玛士撒拉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依然像以前一样生活着。中国人无疑属于绝世大灾难之前的人。茶馆老板为了吸引顾客，经常会雇一些优秀的说书人。说书人说书的时候，能令人想起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的那些篇幅很长的诗作。客人们换了一批又一批，说书人却“永远”在那儿。据去过泰国的人说，泰国有些戏竟然会持续演出两个月之久。中国人的戏虽然没有泰国的长，但是有时也会持续好几天。中国有些杂耍是很出色的，它们不但富有智慧，而且能够令人由衷地发笑。不过，要命的是，每次开场之前都有一大串废话，这令许多外国观众都无法忍受，甚至后悔来看杂耍。更可怕的是中国人的宴席，好像永远不会停止似的，而且菜肴多得出人意料。这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有些人甚至舍不得离开。可是，对任何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么做都叫人心生恐惧。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好像是嫌这样招待客人的时间太短。像我们这样的“野蛮人”，却希望可以早早地散席。可是，在这种场合之下，我们这种希望经常会落空。

中国人从出生那天起，做起事来就慢腾腾地，好像他们还生活在绝世大灾难之前。读书时，他们从日出到日落都待在学堂里，中间只休息一两次，同时吃一些食物充饥。在有人说起其他的教育体系时，教师和学生都一无所知。科举考试长达几天之久，而且要求严格，给考生们带来了许多不便。这些听起来显得很可笑，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可是考生们却意识不到这些。

由这种教育体制训练出来的人，创造出来的精神成果会令人联想到他们的教育经历。中国的语言与绝世大灾难之前的语言基本上没什么差异。掌握这种语言所耗费的时间就像《圣经》中活了近一千年的族长玛土撒拉的一生那样漫长。换言之，古代中国人和古代罗马人一样，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自觉学习自己的语言，就永远不可能说出或写出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人的历史也停留在绝世大灾难之前，因为它不仅起源于混沌初开的时代，而且掺杂着许多落后的观念。中国历史这条长河虽然缓缓地向前流淌着，可是两岸除了长有高大的乔木之外，还覆盖着无数的枯草和残枝。这样的历史只有不知珍惜时间的民族才能书写并阅读出来。这一切是那么庞杂，也只有中国人这种大“肚量”的人才能装得下。

中国人不知珍惜时间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他们勤劳的强度体现出来。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的勤劳强度明显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

有些外国人在中国盖过房子，因此有机会接触中国的包工头和工人。可是，自此以后，还愿意再盖一次房子的外国人就所剩无几了。因为，中国的包工头和工人总是迟到早退，干活儿时还经常停下来喝茶。他们拿着小布袋去远处的石灰坑里运灰泥，所以每次走了很远的路却只运了几夸脱灰泥。要是改用手推车来运灰泥，至少可以提高三倍的工作效率，可是他们却根本不在意这一点。遇上雨天，哪怕只下了一点儿小雨，他们都会全体停工。这么做事，自然是事倍功半了。可是，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所以很难估算这群人每天的平均工作量。据说一个外国人雇了木匠给他钉板条，结果他嫌木匠动作太慢，就在木匠吃饭时自己动手干了起来，竟然把四个木匠半天的活计都干完了。

对中国工人来说，即便是修工具这类小事也很费力劳神。如果用的是外国人的工具，他们根本不会珍惜。就算这些工具不知何故地坏了，他们也不会去修一修，因为他们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句名言。他们支脚手架时，先在墙边树起几根木桩，然后用绳子把细棍绑在木桩上，这样就算完事了。整个工程期间的每一天都可能出现问题。以前的那些经验，好像对他们一点儿用处都没有似的。至于沙子、石灰、泥土等建筑材料，没有一样是合格的。对这个外国人来说，他简直是在孤军奋战。英国杰出的游记体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格列佛，来到小人国之后被小人们用无数根细绳拉倒在地，根本无计可施。这个外国人的处境就跟格列佛差不多。一位广东包工头曾经向人许下诺言，可是后来他却吸上了鸦片，他的钱财因此被挥霍一空，他的诺言也随之一起消失在烟雾之中。雇主对这位包工头一忍再忍，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就找来这位包工头，向他历数了他所犯下的所有过失：“你已经知道了玻璃的尺寸，也亲自把三扇窗户都量了好几遍，可做出来的窗户还是全都不能用。还有你做的门，上面没抹一点儿胶，根本关不上。铺地板时偷工减料，用的都是一些又短又有节疤的材料，把地板铺得一塌糊涂。”这位性情温和的包工头听到雇主这么斥责自己，好像很受伤，他看了看雇主，语气温和地抗议说：“别这样，别这样！身为君子，不应该这样说话。”

在中国人眼里，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没有耐心的，这令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清楚。他们说我们没有耐心，令我们很不高兴，就像我们说他们不讲诚信也令他们不高兴一样，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可是，无论你付出多大努力，都不可能迅速地让中国人意识到时间的重要性。据说，一位邮差在把一个装满外国邮件的邮包送到十二英里之外时，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因为他的毛驴在途中病倒了，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阵子！中国的电报系统也非常混乱，发电报时经常出错。

中国人登门拜访时也不注意把握时间。在西方国家，到别人家里拜访是有时间限制的，客人一般都不会超过这个限度。可是，中国人去拜访别人时却没有时间限制，他们会一直说下去，就算累得筋疲力尽也不会停下来，直到主人说要留他们过夜。中国人在拜访外国人时也一样，根本意识不到时间有多珍贵。他们到了外国人家里，一坐至少一个小时，却谈不了几句话。就算没什么可谈的，他们也不愿意离开。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曾经把“谁想见我，我就想见谁”这句话当成座右铭。如果他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或许就不会这么认为了，甚至会采纳某位神职人员的做法。这位神职人员在接待过几次中国人的拜访之后，写了一句醒目的格言挂在房间里：“愿上帝保佑来者好走！”这句话的意思够直白了吧，可是由于中国人本性爱误解人，所以他们根本弄不清主人的意思。来拜访的人经常沉默不语，而且是长时间的沉默，就算是再有耐心的欧洲人，恐怕也无法忍受。他们一旦开口，主题一般都是有事相求。如果所有外国人都能像已故医生麦肯锡那样就好了。这位医生生前接待了许多中国客人，发现他们一拨接一拨地来，然后就坐下来不走了，弄得他根本无法安静地给人看病。面对这一情况，他对他们说：“我还有急事要办，不能奉陪，望见谅。请自便！”这位医生能够摆脱困境，就是因为他说起话来就像中国学生一样天真、直率。中国学生往往喜欢在老师跟前卖弄一下自己刚学的英文，所以就在下课时说：“Open the door！Go out！（开门！出去！）”结果让老师不知所措。

漠视标准

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几乎千人一面，就像是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他们总是穿着蓝色的衣服，双眼呆滞无光。两个中国人站在一起，看着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仁一样，没什么区别。当然了，无论中国人看着有多么相像，他们之间也会存在差别。关于这一点，即便是最不善于观察的旅行者，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也能看出来。即便是距离很近的两个地方，人们的口音也会存在差异，而且这一差异很难解释清楚，真有意思。时间长了，这种差异就会越来越明显，后来就形成了各种方言。我们经常听人郑重地说：“中国人虽然用同样的文字，但是说出来的话却有地域差异，而且有时差异还很大。”除此之外，中国各地的风俗习惯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一点可以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句中国俗语加以证明。此类事例还有很多。

计量标准的统一为西方人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保障，可是中国的计量标准却做不到这一点。对于一个事物，只要是存在双重标准，西方人就会觉得烦恼，可是中国人却认为这根本不算什么。在中国，货币、衡器、尺度等都存在两种标准，可是中国人却觉得很正常，所以也根本不会提出什么异议。有人问一个卖肉饼的人每天能做多少个饼，卖饼人却用“要用一百斤面粉”来回答他，而没有想过这一答复与饼的个数的确切关系。有人向一位农民询问一头牛有多重，农民说出的数字明显与真实数据相差悬殊。这个人提出质疑，农民竟以此数字不包括骨头的重量来为自己辩解！还有人问一位职员有多高，这位职员说出的身高比他的实际身高低了很多，这位职员的解释是他没有把头部算进去。原来，这位职员当过兵，在接受部队分配的负重任务时只关注与负重有关的锁骨高度，而没有把头部算进去，这一次也一样。还有一位乡下人的计量方式更出奇，有人问他家距离县城有多远，他坚持说有九十里。再问他，他承认自己说的不对——他说的是往返一次的距离。实际上，他家距离县城只有四十五里！

计量标准不统一的典型例子要数对铜钱的计量。铜钱是中国的货币之一，当时各地都采用简易的十进制法来计量。人们一般都认为一串钱是用一百个铜钱串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走访二十五个省份的大部分地区，就会发现各地一串钱所含有的铜钱数并不都是一样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一串钱从理论上说应该包含一百个铜钱，可是事实上却只有九十九个、九十八个、九十六个不等，山西省省会的一串钱只有八十三个铜钱，直隶省东部更是少至三十三个！至于其他一些不知道的地方，说不定还会更少。银两交易情况更是如此，除了巧合之外，任意两个地方的“两”都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地方的“两”，也各有不同。许多外来人在遇到这一情况时，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种不同给许多人（尤其是为数众多的老实人）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只有那些专门买卖银子的人能够幸免，所以很令人苦恼。货币如此混乱的原因不言自明，不过我们现在只谈事实。

中国的各种度量标准都很混乱。在不同的地方，“斗”的大小也是不同的。中国人习惯了逆来顺受，所以即便政府在征税时使用的是不同标准的“斗”，也不会出现什么乱子。如果换作其他民族，可就不一定喽。在其他国家，一品脱就是一品脱，一磅就是一磅。可是，到了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一品脱不再等于一品脱，一磅也不再等于一磅。这种混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普遍存在。除此之外，随意制定标准的情况也很常见。就拿盐业专卖来说吧，一斤居然等于十二两！购买者掏了十六两的盐钱，可是得到的盐却只有十二两。这一做法不仅是公开的，还成了行业内默认的做法。据说，这一做法并不算欺诈，而是百姓们都熟知的盐业买卖的“老规矩”。类似的不精确性在土地丈量中也很常见。一亩地，在一个地区还算作一亩地，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也许就只能算作半亩了。假如一个人正好住在田亩制不同的两个地区的边界线上，那他为了生存，就得准备两套丈量工具。

一些外国人曾经做过一些关于中国粮棉价格的调查。不过，这些调查并不完全可靠，因为其中的“斤”标准不统一。同样地，仅凭现有的统计数据也无法准确得知每亩的粮食产量，因为其中的“亩”标准也不统一。类似的问题在计量路程时也普遍存在，这一点对任何一位外国旅行者都不陌生。在陆地旅行时，如果用“里”来计算路程，得先确定一下“里”的大小。中国人用“里”来估算距离，这么做不无道理，可是它并不精确，标准也不统一。据我们所知，所有外国人都觉得中国的“里”偏长。一百二十里的公路，与一百里的乡村小路和八十里的山路竟然是等长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测算路程时，依据的往往不是实际距离，而是道路的难易程度。提起这一点，中国人也不否认。所以，当中国人说到山顶有九十里远时，可能只代表到山顶还不足四十五里。中国人会这么说，究其原因是爬上山顶所花费的力气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所花费的力气一样多。还有一个特例体现在对直线的丈量上，那就是从A点到B点的距离，不一定就与B点到A点的距离相等。也就是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等量之间彼此相等”这一定理到了中国就不适用了。再比如，依据里程碑来推算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上的一段路，发现从北到南有一百八十三里，可是从南到北却有一百九十里，不管你走多少个来回或是多么仔细地根据里程碑来计算，结果都是一样的，真叫人莫名其妙。

类似现象在另一种计算中也有所体现。“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理论，到了中国也不再适用，这一点在河上航行时体现得尤其明显。一位外国旅客问还剩多少里到达目的地，得到的答复是四十里。这位旅客仔细分析了一下，才搞清楚这四十里是两个“十八”加起来的结果，所以他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对方却回答：“四个‘九’是不是等于四十？”真叫人无言以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三个“十八”岂不是等于六十了？据说，还有这样一件事，一位邮差没能在规定时间内跑完六十里路，他为了替自己辩解，就说这六十里路偏长！他的上司认为他的辩解合乎情理，就命人重新测量了这段路，结果发现这段路确实偏长——长达八十三里！从此以后，人们才开始按八十三里来计算这段路的长度。

那些距离城市一至六里的村庄，都会被命名为“三里村”。还有一件事也容易引人注意：一段大概一里长的路，如果两边盖上了房子，那么这段路马上就会变得长达五里。如果有人指出质疑，村里人会向他保证自己说得没错。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标准，所以难免会出现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做秤的人在街上寻找客户，然后根据客户的要求，在秤杆上镶上不同的秤星。于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至少拥有两种秤——它们分别是用来买东西和卖东西的。生意人如果买秤，只会买旧秤，不会买新秤，因为新秤的标准并不是唯一的，而是由生意人的特别需求决定的。

中国人普遍漠视精确，这一民族特点在计算年龄时也有体现。中国人能够根据属相轻易地推算出一个人的年龄。人们所说的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去年才满七十岁。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上了七十岁就是年届八旬的老人了。如果你想弄清楚一个人的年龄，就必须考虑到一个“常数”。因为，中国人在计算年龄时，往往是从新年开始算起的。中国人习惯了以“十”为计算单位，以致许多领域的计算都是不精确的。比如，他们习惯了用“一二十个”“几十个”“好几十个”这类模糊概念来计数。所以，在中国很少能遇到能够准确计数的情况。在表示约数时，中国人更是用上了“好几百”“好几千”“上万”这类数字，而根本不关心怎样才能更精确地表示这类数字。

我听一个熟人说，有两个人花了两百吊钱去看戏。过了一会儿，这位熟人又说：“那两个人花的是一百七十三吊钱，也就相当于两百吊钱，你说是不是？”

一对夫妇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准备回国。临行前，他们的中国朋友送了两幅画给他们。这两幅精美的画其实并不是送给他们夫妇的，而是送给他们的老母亲的。夫妇俩的父亲都已经去世，只有两位同岁的母亲还健在。其中一幅画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句祝福语，以及一行小字——注明是送给七十岁老人的。另一幅画上也写着同样的祝福语，可是旁边的小字却注明受赠者是六十岁的老人。夫妇二人分别代各自的母亲收下了礼物，然后把这两幅画称赞了一番。接着，其中一个人终于鼓足勇气向赠画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说：“您明明知道两位母亲的同龄，可是在写这两位母亲的年龄时，为什么还能把其中一个写成七十岁，另一个写成六十岁？”对方的回答简直出人意料：“如果把两幅画上的年龄都写成‘七十岁’，那不是太没有创意了吗？”

不精确的习惯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干扰了人们的生活。有一个希望得到法律帮助的人，对我说他的家在乡下。通过他的叙述，我可以明显判断出他就住在城郊，就再次询问了他，结果跟我判断的果然一样。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我发现他们家族早在十九代人之前就已经搬出乡下了！于是，我就问他：“你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吗？”他坦然地回答：“我们家族如今确实住在城里，但是我们老家在乡下，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

有一个人指着他们村里的一座古庙得意地对我说：“这座庙是我修建的！”经过一番考察，我发现这座古庙修建于明朝时期，距今已有三百多年了，而他那时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学习中文时，遇到的障碍之一就是不知该如何区别那么多相似的东西。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假设，而这种思维方式令我们很不习惯。西方人对任何事都力求精确。中国人不但不理解这一点，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怪癖。一个农村人，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村里总共有多少户人家。如果是其他国家的人，可能都有意愿弄清这一点。可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一点则像一个谜似的。他们只会说出一个大概的数字，比如“几百家”“好几百家”或“不少家”，而不可能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中国人不仅在计数时不精确，在书写甚至印刷品中也一样。翻阅中国出版的任意一本廉价图书，都能发现许多错字。有时候，滥用一个字会衍生出更复杂的意思。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图省事只是次要的，在日常生活中不注重精确才是最主要的。这种马虎作派在普通信件往来中就更加明显了，人们经常误用同音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错误，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怎么受教育，更是因为人们太粗心了。

从信封上的称谓也能明显看出中国人不注重精确。中国人在写信时，通常都会在信封上写上诸如“父亲大人亲启”“母亲大人亲启”“叔祖大人亲启”“贤弟亲启”等又大又黑的字样，至于其中的“大人”究竟姓甚名谁，根本没有明示。

中国人普遍讲求实用，可是对于姓名，他们却丝毫不在意，说起来真是让人出人意料。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相互通用的名字，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大部分人都拥有好几个名字，其中包括本名、字、学名等。说起学名，它完全不同于其他名字，只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使用，真叫人好奇。也正因为如此，明明是同一个中国人，外国人也经常会误以为是两个人，甚至三个人。村庄的名称也不确定，一个村庄通常有两三个可以相互通用的名称。即便人们发现村名误用了，他们也能让这两个名称相互通用，比如在正式场合使用正确的名称，在平时则使用那个被误用的名称，有些地方甚至拿被误用的名称来修饰正确名称。

身为中国人的不幸之一，是缺乏一种只有通过研习化学公式才能获得的精确性。中国最早的化学家，曾经把几十格令与好几十格令的两种东西混在一起，以致两种东西发生反应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只要中国人用心去讲求精确，那他们就能像其他民族一样把事情做好，甚至比其他民族做得更好——他们完全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生来就很有耐心。可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精确，更不用说去追求精确了。由这一判断可以推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我们在考查中国历史时必须考虑到中国人的这一民族特性。也就是说，中国有许多统计数据都是没有进行过精确计算的，所以我们不能轻信它们，不然我们就会上当；二是我们对中国的“人口调查”结果也不能轻信。一般来说，整体都小于或等于各个部分，可是在中国，这一理论却不成立。对于中国的“人口调查”结果，我们只要进行一番推敲，就有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真是一个谜！”这句话最早出自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之口，他在强烈地意识到“法律不可抗拒的不确定性”之后，就是这么评价美国最高法院的。

说不明白

外国人在学习汉语时，只要学到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程度，就会发现中国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容易误解别人。一个外国人在说汉语时，如果不能被人理解，那他就会觉得痛苦和惊讶。接下来，他会更加努力地学习汉语，而且一学就是好几年，这之后他才能拥有与公众接触的信心，进而与别人探讨那些复杂的话题。如果对方从未接触过外国人，那么他在用汉语与对方交谈时会觉得非常痛苦。因为，对方明显听不懂也不愿意听懂他的话。在他说话的时候，对方根本不注意也不愿意注意他在说什么，只会用“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句话来打断他。说这话的时候，对方满脸都是优越感和笑容，好像他只是一位试图好好说话的聋哑人。除此之外，对方好像还在说：“你的话有谁能够听懂呢？你无法生来就会说汉语，虽然有些不幸，但也怪不得你。不过，你还是要接受这一现实，不要再用我们听不懂的话来难为我们了。”遇到这种情况，他再也无法平心静气了，就气愤地说：“你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话吗？”对方回答：“不，我听不懂。”

还有一种情况是，中国人即便听清了外国人所说的汉语，却因为没有注意某些细节而无法完全弄清楚外国人的意思。就拿“在中国的外国人”这个词来说吧，如果有“在这一条件下”“有条件的”“基于这种理解”等大量词语的支持，它能表示许多义项。可是，这些词语对中国人来说却是多余的，而不像外国人那样认为它们很有必要用。另外，外国人习惯了使用并重视时态，可是中国人却不一样。

中国人最注意的问题是防止在钱方面产生纠纷。在中国人看来，掏钱买东西对外国人来说就像军需物资一样不可少，甚至是外国人的主要职责。这种情形，可以用一句将来完成时来概括：“你将在干完活之后拿到钱。”可是，汉语里不存在任何时态，又哪儿来将来完成时呢？中国人说起话来很简单，那就是“干活，拿钱”。他们心里只有钱，而没有时态这个概念。所以，外国人一旦请中国人帮忙做事，中国人就希望立刻拿到钱，好去填饱肚子。言外之意，好像是他们只有帮外国人做事才会有饭吃。所以，我们有必要反复提醒大家，在中国做生意时，一定不要在钱方面产生纠纷。把钱给谁、给多少、给的是银锭子还是铜钱等一般不易说明的细节，都要说得一清二楚。如果给的是银锭子，还要说明成色和重量；如果给的是铜钱，还要说明每串铜钱是由多少个铜钱串成的。在与建筑商、经销商或船主签合约时，必须事先把对方的职责、双方要履行的条款等都说得明确而又具体。不然的话，事情会非常麻烦。

在中国，人们对“自作自受”已经习以为常。一个外国人要去某地，就雇了一位中国车夫，可是后来对方却拒绝，像事先说好的那样把雇主送到目的地。这时的车夫，就像他那匹骡子一样固执。那匹骡子正舒服地躺在泥泞的道路上歇息，任凭车夫怎么用力拿鞭子抽打它，它也不愿意起来。最后，车夫累得精疲力竭，骡子依然没有起来，好像车夫刚才鞭打它只是在给它挠痒。这一幕让我们想起了英国批评家德·昆西对中国人的评价——像骡子一样固执。这一评价真是尖刻啊！实际上，中国人并不像骡子，因为骡子会一直固执到底，可是车夫则不然。一路上，车夫公然反抗雇主。雇主警告他说，如果他再不听话，那就别想得到买酒钱。车夫并没有把雇主的警告放在心上，还说他根本看不上那些钱，可是到了目的地，他却拜倒在地，恳求雇主给他钱。所以，旅行者在雇用车夫或船夫时，要慎重地立个字据，免得将来有什么麻烦。

中国人在处世方面很谨慎，这一点有“有言在先”这句名言为证。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即便你用心立了字据，将来还是有可能产生纠纷。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外国人发现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钱。目不识丁的苦工能够通过误解占据优势，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几乎一样。对中国人来说，误解就像风过缝隙和水流进洞一样迅速而又自然。盎格鲁—撒克逊人逐渐适应了中国人的这一“天赋”，甚至将其“发扬光大”。古代波斯人学会了拉长弓和讲真话，盎格鲁—撒克逊人受古代波斯人的影响，对待敌人像对待朋友一样真诚、公正。对中国人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这一特点就像犹太人的习惯一样有利用价值。说到犹太人的习惯，就是在战事紧张时期，即便面临着大将军提图斯率领的罗马大军的侵犯，犹太人也会每隔七天就停止军事行动。犹太人的这种习惯，给罗马人的进攻提供了便利。同样，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此敌友不分，也让中国人占了便宜。

1860年之前的一百年里，西方人与中国人打过交道，并由此充分认识到了中国人容易误解别人。1860年之后，中国人依然会误解别人。外国人在与中国人交往时，需要面对的主要事情就是试图为自己辩白，因为中国人经常误解外国人。虽然说，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发生，但外国人绝对不会失信的想法还是先入为主地扎根到了中国人的心中。同样的，这些中国人也相信外国人会非常公平公正地做事，虽说有些外国人也会不履行诺言，但中国人却并不在乎。正是由于中国人对外国人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即使是再顽固的外国人，他们也有方法应对。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对话，正好反映了上述这种情况。“你这么说过了吧？”“不，不，我并没有这么说。”“但你确实说了，我们都可以做证，难道你当我们都是傻瓜么？不管怎样，付钱吧，这是你说过的。”就这个问题，中国人与外国人已经争论了不止千百次。但事实是，外国人真的已经付了钱。其实中国人心里也很清楚，但他们还知道，外国人为了表现出自己的诚实和公正，绝对会再一次付钱，所以就有了上面的那些争论。下面还有三个例子，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人是怎样为了目的而使用各种手段的，其中还有两次让他们成功地达成了目的。

相信有很多经验丰富的读者都会发现，自己的身边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有关误解的例子。比如说，你想要一片漂亮的草地，所以你雇来一个苦力希望他帮你把院子中的杂草清理干净，只留下嫩嫩的草皮。但你回来的时候却发现，这个蠢货把地上所有的草都给铲除了，还一本正经地和你说这样才算清理干净。他根本没理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再比如说，你想让你的厨师到远处的菜市场去买一只鸡和一条鱼回来，你坐在家里等了很久之后，厨师拎着一只鸡和三只大鹅回来了。你问他为什么，他一定会回答，是你让他买的。这也说明这个中国人，没有理解你的话。

再或者，你想要你的仆人在收发室下班之前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送到法国领事馆。你会发现，只过了一会儿他就带着信回来了，问他原因时，他会告诉你，人家不收。最后你会发现，之所以对方说不收，是因为他把信件送到了比利时大使馆。不但如此，因为他在路上耽误的时间，使得送信时间迟了，耽误了事情。这些例子都说明，他没有理解你的话。

中国人非常容易误解外国人，关于这点我某位朋友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有一次，我的朋友拜访了一家中国的银行，他与这家银行的老板关系非常不错，所以谈了很多。当他们谈到附近发生的一场火灾时，我的朋友说：“哦，火灾没有蔓延到这里实在太令人庆幸了，感谢上帝。”老板听了后，马上就生气地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实在是太失礼了！”直到后来，我的朋友才明白，原来那位银行老板将他的话理解成了“如果火势再大点，可能银行就烧了”。这种话即使是用庆祝的口气来说，也是非常令中国人忌讳的。

曾经有一个来北京的外国人，他在路上歇息的途中看到了一个骆驼队，其中有一只骆驼还处在幼年时期。于是他把车夫叫来说：“如果你再回家时，看到我的小儿子，就让他过来看看这只小骆驼，我想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过了半天，这个车夫也像之前例子中说的银行行长一样，考虑了半天后说：“就算你把这只小骆驼买到手了，你也不会养。它最后一定会死的。”

我曾参加过一次中国的礼拜仪式，我还记得当时布道者讲了纳阿曼的故事。他讲述的是阿兰王军长纳阿曼走到以利沙的门口，派人叫门时的情景。这个布道者为了能够描绘得详细一些，加上了很多表情，并努力地模仿那些随从大叫的样子：“开门！守门的，阿兰的军长到了！”刚说完这句，布道者惊奇地发现，坐在后排的一个先生突然消失了，就像是中弹了一样。后来人们才搞清楚，这个人是教堂的门卫，之前的内容他并没有注意听，所以突然听到有人叫他开门时，他很突然地就跑了出去，打算为纳阿曼开门。

同上面所讲的例子一样，在中国谋生的一位传教士也被这样误解了。当时他为了让听众记忆深刻一些，用幻灯机放映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寄生虫。当这个寄生虫被成功地放大至一条鳄鱼那么长时，一位听众悄悄地对一旁的人说：“看，外国的虱子有这么大。”

委婉的表达方式

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心直口快，我们也为这种习惯自豪。当然，在一些正式的外交和社交场合中，我们也会仔细斟酌自己的语言。可是简单直接的说话方式仍然在我们的骨子里，只是在不同的地点，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亚洲人则不同，随着与他们接触时间的增加，渐渐地，我们发现他们的性格及为人处世与我们全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

很多亚洲国家的人，对别人的称呼恭维得过分，而我们很少用这种恭维的称呼。中国人总是用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十分简单的事，我们不这样。比如说，一个中国人对于死亡的表达就有很多种方式，其中没有一个是简单直接的，皇帝也好，乞丐也罢，在提及死亡的时候，都用一些委婉的方式，只是用词不同。我们并不谈言语的准确性，只是就一般的表述来说，若是每个人都这样直白地表达，也都知道其他人也是如此，那就仅仅只是采用何种方法的问题了。

熟悉中国人的外国人都会有这样的发现：只听中国人讲话，几乎不可能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就算这个外国人中文讲得再流利，甚至对中国的俗语方言也十分了解，他也未必能明白中国人内心的想法。这是因为中国人习惯说一些与内心想法相关的事，来让对方推敲出他想要表达的部分或者全部意思。

想与中国人交流，除了要对汉语十分精通外，还要有很强的推理能力。当然无论这个外国人的推理能力多么突出，他仍然会经常推断错误，因为推断和理解能力始终是有限的。举个例子来讲讲中国人生活中的这种普遍现象吧，首先说说我们比较熟悉的人——仆人，他们看似不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中国人的代表。一天，仆人跑到主人面前说自己的阿姨病了，希望能请几天假去看看她。外国人听到这样的话只是会想，也许是他的阿姨真的病了，所以请几天假而已，肯定不会想到有其他的意思。实际上这个孩子可能根本就没有阿姨，或者说他的阿姨并没有生病，他只是与厨子闹了矛盾，而厨子的势力又大过他，所以找个借口，实际的目的是暗示自己的主人，他想要远走高飞。

有这么一个人，帮助了别人，那个被帮助的人当时身上没有钱，只能拿一些随身的物品来赠送。而那个施以援手的人则是有礼貌地拒绝赠送，并且说：“这种小事也要索取报酬，有损‘五常’。”如果对方还是坚持要送，那就是贬低他，看不起他。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的意思而已，绝对不是他的本意。那他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可能是被帮助的人给的东西太少他不满意，希望能多得一些的意思。就像是奥列弗·特维斯特（Oliver Twist）说的那样，想“得到更多”。或者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想暗示将来你有能力送他好的东西的时候再接受你的答谢。

中国人之所以会以这种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大概是怕伤了听者的感情。在谈到别人的时候，中国人会格外小心，唯恐惹来麻烦，得罪别人。中国人喜欢聊天，但是他们清楚在怎样的场合该说怎样的话，尤其是有外国人在的情况，他们会特别谨慎。所以这些中国人经常在人多的场合保持沉默，除非他们既不用冒险又能够得到好处，才会表现得不同一些。

当中国人想把一个坏消息暗示给别人时是很有趣的，他们想找到最佳的方法来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但总是词不达意。经常委婉地暗示对方这件事情只可意会。举个例子，有的人说话时，刻意地压低声音，还要时刻谨慎地看看有没有人偷听，然后伸出三只手指来暗示那个人就是他家老三。然后，他在叙述的过程中指出可疑之处，说着说着可能突然停下不说了，接着，他高深莫测地看着你点点头，一副“你明白了吧？”的表情。可能这个外国人根本就没弄明白他在说什么。于是这位告密者又会将你拉入黑暗之中，暗示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每个民族的人都希望尽可能隐瞒坏消息，报喜不报忧，这点中国人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人的方法在我们看来令人咋舌，毫无用处。据说曾经有位老奶奶的孙子不幸去世，两位老乡特意从外地赶来告知这位老奶奶，两人正在小声商量如何转告的时候，三人意外地相遇了。他们反复地强调自己是在聊天，半个小时之后，才将事情转告。还有一位正在归乡途中的儿子碰上了他的朋友，那人叫他快些回家，不要留在这里看戏，他就知道自己的母亲去世了！曾经有一个离家的中国人，托我替他送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他在外的这段时间他的老婆死了，邻居趁着他家没人，拿走了本来属于他的全部家当。不过，信封上却写了“平安家信”这四个莫名其妙的大字！

中国人在数字上也喜欢绕弯，一套五本的书，按先后顺序不用一二三四五等数字，而是用“仁、义、礼、智、信”等所谓的“五常”来表达。像《康熙字典》这种四十册以上的书，并非按照我们估计的那样用一二三四五等数字，或是ABCD等字母，而是用所谓的十二地支来排列。而考试时每个考生的考场次序又参照了《永乐大典》的字目顺序。

另外，中国人对已婚妇女的称呼以及已婚妇女对家人的称呼也都不一样。中国人称呼这种已婚妇女并不用原名来称呼，而是用丈夫的姓和女方娘家的姓来称呼，或者是“谁谁他妈”，比如你的中国朋友对你说“小黑他妈”病了，可能你并不知道他家有个“小黑”，但他认为你知道。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可能此女会被称为“小黑他婶子”，或者是其他拗口的称呼。上了年纪的妇女一般称呼自己的丈夫是“外面的”，这个“外面的”是指在外面赚钱养家的人。如果是年轻的已婚妇女没有孩子的话，就不用两家的姓了，而只用丈夫的姓。她们会称呼自己的丈夫为“先生”，或者干脆直接称呼其职业。

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将军，在出征的途中，他对着沼泽中的青蛙鞠躬，想要告诉士兵们，要像这些青蛙一样英勇。对我们这些西方人来说，这位将军想要表达的意思需要极强的推理能力才能理解，但是比起中国人所希望的那种推理能力来说，也就没什么了。比如说中国每到年末，都是算总账的时候。一位中国的朋友来看我，一句话没说，而是先指了指天，后指了指地，然后指指我，最后指了指自己。我实在看不懂这些手势要表达什么，但是他以为我故意不理他。他觉得我通过他的手势一定会明白他想要借钱，而且希望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中国人委婉的另一个例子表现在复杂的礼仪规定上，这让人往往不明不白地就冒犯了他人，而这种委婉的方法又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例如叠信时，没有将对方的名字另起一行，就是对对方的冒犯，这种行为就像是英国人故意用小写字母来拼写对方名字一样。在社交场合，不说话，或是说了不好听的话，也算是不尊重对方。没有按照客人的身份而送出不同的距离，或者没去合适的地点迎接客人，都算是一种失礼。在一些简单的动作中，哪怕是忽略了其中一丝细节，都可能是一种侮辱，而且中国人会立刻发现。许多不懂此道理的外国人不但不觉得自己得到了特殊礼遇，还受到了很多伤害。

中国人生气时，经常恶言相向，但是那些有才学的人，会用很巧妙隐晦的话来侮辱他人。这种隐晦的暗语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就像裹着糖衣的药丸一样，吃的时候是甜的，咽下去才渐渐觉得恶心。比如“东西”这个词，用来形容人就是一种辱骂。若是拐个弯来说一个人不是“南北”，那就是说他是“东西”！

中国人，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人，凭空虚构找一些借口也会让外人觉得似乎很合理，这种随机应变的水平实在是我们外国人所不及的。然而除了外国人，没人会相信这些借口，除非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就算是最认真的外国人也不会对其穷追不舍，对外国人来说，用最简单的方式看清真相已经变成一种习惯。如果中国人被逼到理屈词穷，他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来掩盖他的行为。就像上帝一样，无知的人是会被宽恕的。

《京报》每天都会刊登很多关于类似的话题。比如古人所说的“指鹿为马”在当今已经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事情的外观与内在的不同是中国人的特质。这种半透明的镜头反映了关于中国政府的本质，更是其他所有窗口所不及的。如果中国人的普遍规则是对任何事情都不讲实情，那仅从语言中猜测对方的意思，就成了最高深的技巧。中国朝廷将矫揉造作和局限于形式的生活发挥到了极点。《京报》刊登的希望辞官的老官员所遭遇的痛苦写照有哪些意义？将奏折作为事实材料揭露出来又意味着什么？官员们的请求被无视存在，被强制送回岗位这又是为什么？一个犯罪的高官被判无罪从轻发落，这是因为起诉人影响力不够，还是那个官员真的没有犯罪？没人能够说清楚。

就像他人所说的，每个仔细阅读《京报》的人，在对待每一个事件时，都要看清事件背后的真实情况，这要比阅读一些名著更能了解中国。但目前为止，每个外来的野蛮民族都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人，因为他们忽略了很多，仅仅是根据语言的表象来解释其中的意思而已，这实在是令人担心。

柔中带刚

我们通过仆人，对中国人有了初步的了解。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我们对中国人性格认知的最好的老师。虽然他们有些时候会令我们不满意，但他们那些表现无疑是最好的教科书。

每个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整个民族的缩影。随着我们与中国人接触的加深，我们发现，在与仆人交往中所得出的结论，被更加广泛地证实了。此篇要讲的是中国人的一种奇异的特性，它们虽然互相矛盾，但却最适合用来形容中国人，只要稍加说明就会让人明白。

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家中的所有仆人中，左右着家中安宁的，只有厨师。当厨师刚进入家中时，对女主人的话言听计从，对家里的规矩也诚心诚意地表示遵从。例如，主人说，之前的厨师做面包时将没发好的面丢进了烤箱去烤，这让主人无法接受，而且总是与主人的意见相悖，最后被辞了。新来的厨师立刻会做出表示，虽然自己有很多缺点，但是绝对不会忤逆主人的意思。女主人又说，狗和吸烟者以及游手好闲的人都不能带进厨房。新厨师回答说，他不会吸烟，也很讨厌狗，自己又是个没有什么朋友的外地人，朋友中也没有游手好闲之徒。于是新厨师得到了自己的工作。过了几天，主人发现他几乎和前一个厨师一样，没发好面就把面包丢进了烤箱。厨房里烟雾缭绕，一些不知名的人在厨房进进出出，有的人还带着狗。厨师很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面包做得不是最好的，但是面肯定揉好了；仆人们都不会抽烟，烟都是从邻居家传来的，那一家的仆人都抽烟；至于在厨房里看到的那些人是他的朋友，其中没有牵着狗的，而且他们已经走了，不会再来。这个仆人能够遵守家规，但其他人却不能遵守，他无能为力。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有一个割草的仆人，主人给他一把锋利的国外制镰刀，让他拿来割草，仆人微笑地收下了镰刀。但是在干活的时候，他用的却是一把中国制的旧镰刀，似乎是觉得这把旧镰刀用起来要更顺手一些。

洗衣工在洗衣服的时候，主人为了省时省力，又不损害布料，交给他一台外国的洗衣机和绞干机。结果主人回来时候，发现洗衣机和绞干机都被束之高阁，洗衣工仍然用手在搓洗和拧干衣物。主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只能不断地监督他们。

有一个园丁，雇主交给他一些砖来修补墙壁。但他却将小树枝埋进墙头处一尺深。雇主奇怪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这个方法更好些。”

有一个脚夫，别人雇他去远方送一封重要的信，让他第二天一早就出发。结果第二天下午他仍然在附近，问他原因，他答道：“因为要洗袜子，不得不耽误一天。”

中国的马车夫也如此，明明告诉了他路线，他却走了不同的路，因为他从过路人那听说那条路不好走，所以走了最熟悉的路。

从以上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厨师、割草工、洗衣工、园丁、脚夫、马车夫，他们全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我们的判断不予理会。

在外国人开的医院或是药店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出现。医生确诊病情，为病人开了药，并悉心地嘱咐了他吃药的时间和数量，病人也仔细地询问了几次。然而到了家后，病人仍然一次把所有药，或是两天的药给吃了下去，他觉得药量多，好的就会快一点。还有的病人贴上膏药后，不管医生之前如何叮嘱，仍然会在回家后揭下膏药，原因是他不想自己的皮肤变得像龟壳一样。

还有一些病人，认为药房的助手和主治医生的话有同样的价值。即使这个助手不懂病症和药名，甚至不识字，而主治医生却是学术精通，经验丰富。甚至一个仆人的说法都会让病人完全忽视医生的嘱咐，而采取一些愚蠢得可笑的方法治疗，还坚信一定会治好。

如上所述，我们说了很多中国人柔中带刚的例子，这些例子关系到我们的利益，所以应该注意。随着我们对这种性格的了解，会发现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口是心非”的状况到处都是。中国的仆人对自己的主人唯命是从，无论他的主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但中国的主人知道自己的命令不会让仆人完全遵从，所以会适当地放宽要求。而外国的雇主却希望自己的仆人完全遵照命令，否则就会让仆人难堪。我的一位朋友有很多忠诚且顽固的仆人，朋友在谈到他的一位特别的男仆时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该辞掉他还是该给他涨工钱！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一个外国雇主所面对的两难境地。而中国雇主会事先想好办法，来应对忽视自己命令的仆人，就像有人为了还债而存钱，或是为了避免机械摩擦而留一些空隙。

中国各级的官员，乃至最高层的相互关系上，也一直存在着这种无视命令的现象。他们违反命令的理由有很多，比如朋友的情面，个人的懒散，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金钱的诱惑。

有一个地方官，没法喝自己住地的咸水，就命令自己的仆人去几英里外的地方挑水来喝。然而仆人却去了一个有甜水的村庄打了水，虽然违背了命令，却节省了三分之二的路程，而且双方都十分满意。这位地方官即使知道仆人并没有执行自己的命令，但只要水好，他也不会追究。其他人不是不知道，知道内情的有五百人。然而中国人天生怕得罪人，唯恐惹出乱子，所以就算五百人都知道仆人违反命令的内情，也不会有人去报告。

又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主人命令仆人将水池中的水盛进其他容器中，方便以后使用，结果仆人将水全倒进了井里。这看似遵循了主人的命令，实际上结果却正好相反。

雷尼医生（Dr.Rennie）曾提到一位厦门的官员在外交的时候将国家的公文剪开，然后颠倒次序，将前半部分贴在后面，后半部分贴在前面，这样外国人就读不懂了。中国官员很少让外国人满意，在涉外事务中这种做法十分普遍。

在执法过程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与法律冲突的违法行为。某个罪犯被判处带两个月的木枷，除夜间外，一律不准取下。可是如果花上一些钱的话，犯人就可以把木枷丢在一边，在官员进出衙门时带上木枷装装样子即可。官员虽然知道贿赂会改变他的判决，但是他不会回去抓住违背命令的证据。因为官员自己也是中国人，下判决书时早已经知道命令不会被遵奉了，所以他将刑罚的期限延长了一倍。这只是外国人看到的中国官员之间关系的一个实例，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高官命令下级官员检查命令的实施情况，而下级官员完全没有检查，却不断地报告说事情进展得如何如何。一般情况下，事情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上层的命令十分紧迫，不断地给下层施压，那下层的官员就会将压力转接给更低一级的官员，并且大肆批评，直到上层的压力完全消失才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之为“改化”，就像是种植和贩卖鸦片的禁令一样，忽强忽弱，结果可想而知。

有些人认为用“柔软”这类的形容词来形容“顽固”的中国人十分不恰当，他们认为中国人是最“固执”的民族。但我却坚信，中国人绝不是最固执的民族，因为比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他们骡子一样的“强硬”性格中，还包含着一种“柔软”，这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性格中一直缺乏的屈从。

中国人具有一种“顺从”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们能够从容地接受他人的指责。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说，这是一种失传的艺术，一种不具备的艺术。中国人能很坦诚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很耐心诚恳地听你指出他们的不足，然后笑着说：“是我不对，是我的错。”他会感谢你善待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并且保证会立刻、彻底地改正你所指出的缺点。虽然你知道这些漂亮话只是镜花水月，但是这种不着边际的承诺很可能使不快的事情就此结束。而且，若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做的也正是你所要求的。

中国人就像是柔韧的竹子，他们柔顺而中空，无风时挺拔高雅；风起时随风而弯。竹苗属草本植物，它虽然柔顺，却不会像草一样打结。人的头发是世界上最柔顺的东西，头发可以被拉扯得很长，但拉力消失就会立刻恢复原状。头发可以朝着任意的方向梳理，但发根始终向着一个方向不会改变。有一种上翘的头发很不易梳理，其他头发都得顺着它的方向梳理。如果每个民族都是地球这颗脑袋上的头发，那中国人就是那片上翘的头发，可以修剪，也可以剃掉，但是长出的新发依然会和以前一样，方向永远不会改变。

思维混乱

思维混乱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也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特点，这只是中国人的特点之一。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的智力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完全能够在世界民族中脱颖而出。但教育在中国并不普及，有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或是受的教育不完全，他们十分喜欢汉语的结构，但这种喜欢就像是律师眼里犯罪的从犯一样，只会帮倒忙。这令他们的思维含糊不清，对此他们或许应该感到惭愧。

多数人都知道，汉语的名词既没有变化，又没有“性”“格”的区别。动词不受任何时态、语气、语态、人称和单复数限制，形容词也没有比较级。名词、动词、形容词之间几乎没有区别，所有汉字在能用的场合都可以通用，毫无问题。汉语可以将人类的思想表达得很清楚，但汉语的结构让人感觉到思维混乱，就像是炎热的夏天让人感觉昏昏沉沉一样。

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很难弄清楚。他说的话就像传说中的穆罕默德悬棺一样悬在半空，令人摸不着头脑。对说话的人来说，完全可以省略主格，因为他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但是对于听话的人来说，主格是个很重要的部分，一旦省略，一般人根本无法弄懂他在说什么。当然，对中国人来说，将主谓语补充上就可以，丰富的经验使中国人完全适应了这种语境。

总有这样的情况：一句完整的话，不知道句子中的哪个关键词被省略掉了。一般说话人的主语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但听话的人发现说话的人已经在说他道光年间的祖父了，而不是像几分钟之前那样在说自己。我们很疑惑他说的话是怎样从这里跳到那里的，这种例子几乎每天都可以遇到。对中国人来说，这种话题的跳跃就像看玻璃窗上的小虫顺便也能望见不远处的牛群一样，是很平常的事。

中国人讲话时从不交代时间地点的变化，因为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他们常常处于思维混乱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就不得不提出一系列的疑问，比如说，刚刚你说的人是谁？他在哪里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在做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结果怎么了？面对这样一连串的问题，中国人会无奈地望着你，而且表情困惑，好像是你的五官没有发生作用一样。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这样问，才能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任何想法都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并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头脑就像是一门满是锈迹的炮管，调整了很久，最后依然是哑弹。他不明白，也没想过要弄明白。如果问他：“你多大年纪了？”他会盯住你半晌，然后问：“问我吗？”在得到你的肯定后，他又会问：“多大年纪？”当你再次表示肯定后，他还会问：“我多大年纪？”在你反复的肯定后，他才会清楚地回答你的问题。终于，他的思维正常运行了。

另一个思维混乱的例子是，中国人总是用事情的本身来说明事情。当你问一个厨子：“为什么面包里没有放盐？”他的回答是：“我们都不在面包里放盐。”如果你问：“你们为什么不留下一些东西在冬天吃呢？”他肯定会回答：“没错，我们不留食物在冬天吃。”如果哪位说出“能够知悉事情的缘由的人是快乐的”的诗人在中国的话，他一定会把这句话改成“试图知悉事情缘由的人是不快乐的”。

一个人总是将歪曲的话转达给别人是思维混乱的另一个特征。在中国，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叫A去告诉B，让C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做的结果，不是信息传到C那就已经歪曲了，就是信息根本就没有传达出去，因为各方根本不明白这是个重要的信息，最后导致信息面目全非。想指望在这样精密的机器中，协调三个齿轮的契合，这个想法实在是不现实。对一个理解力强的人来说，不歪曲的转达想法也十分困难，就像是在水中插入了一根棍子，从外面看这根棍子一定是歪的。

外国人总能碰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对一些不正常的行为，你也许会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得到的回答十分简洁：“是的。”这种回答十分含糊不清，大部分还带着一些令人郁闷的常用语，有表示肯定的“几个”，也有表示疑问的“多少”。如果你问：“你来这里多少天了？”得到的回答是：“是的，我来了好些天了。”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回答屡见不鲜。在汉语中最有歧义的词语是人称代词“ta”，这个词语可以表示男人、女人，也可以表示动物。有时候说话的人只是含糊地指向他所说的人所在的方向，或者是指向住所。“ta”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个指定的形容词，或是关系代词、指定代词。中国人的对话在这种情形下就像是法庭上证人的证词：“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和他一样狠狠地打他，那就不是他打死他，而是他打死他。”这种斗殴的证词绝对会让听的人一头雾水。

你突然问一个懒散的仆人：“刚刚叫你，为什么不来？”他会直接回答你：“不为什么。”这种混乱思维经常会惹怒做事有条有理的西方学者。厨师做饭时总是习惯性地想把佐料用光。当他做下顿饭时，就会少放一些佐料。若是问他，他会回答说已经没有了，如果再追问下去：“为什么不再弄一些？”他会干脆地解释说：“我没有弄。”

算账时，你算好账后，打开保险柜，将零钱付给他，又杂七杂八地聊了很多，然后他才说还差了一笔账没算。如果你问：“刚刚怎么不说？我可以一次结清。”你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因为这两笔账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位医生，花了大把的时间给病人看病，但是一会儿的功夫，这个病人又回来了。医生表示他的病已经看过了，病人会简单地说：“我还有其他的病要看。”

延误病情治疗对我们而言是最愚蠢的事情，而在中国，这种现象很普遍，原因是病人太忙或是没钱。他们觉得，忍受病痛的折磨要比花钱买药便宜得多。其实有很多病，都是因为延误病情而恶化到无法救治的地步。

有个中国人，他家离医院非常近，在一次外出时他得了眼病，回家后忍了两个多星期才去治疗。结果因为拖得太久，眼病恶化成眼角膜溃疡，他失去了一只眼睛；还有个病人，每天都去医院治疗他颈部的溃疡，到第十八天他又说腿疼得让他无法入睡，医生检查后发现他腿上也有一块溃疡，已经恶化到茶碗口那么大。医生问他为什么不早说，他回答：“我想先治好脖子，然后再治腿。”

这些现象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屡见不鲜，就像英国小说家查尔斯·里德在小说中写的：“人并不缺乏智慧，只是有一点儿愚昧。”

中国的教育，很难让人理解与掌握一门学科，更谈不上实际应用。据一些西方传教士说，中国的一些学者以“天花”为课题，但说的时候没有提任何“天花”的字眼。中国的狗从不去追捕狼，当狗遇到狼的时候，不是往相反的方向跑，就是往直角的方向跑。中国人在讨论时，经常是快谈到想要说的话题时选择绕开，最后说得非常疲倦，不但没把话说完，还越说越远。

中国人的贫富差距很大，智者和愚者的分化也很明显，他们鱼龙混杂地生活在一起。这些贫困无知的人，眼界就像是井底之蛙，只能通过狭窄的井口看到一点光亮，这也注定了他们的思绪必然混乱。这些人几乎没见过距离家门十里之外是什么样子，他们不清楚外界人怎样生活，连人类本能的好奇心，在他们身上也看不到。也许有些人知道有个外国人住在一里之外，对于这个外国人是谁？从哪里来？要做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打听一下的想法。他们除了维持生计的本能外，对其他一无所知。

他们不清楚人是有三个灵魂，还是一个都没有。在他们眼里，除了和粮食价格有关的事，其他事情都毫无意义。他们相信坏人死后会变成狗，变成虫，也相信人死后身体会变成土，灵魂会在空中消散。就像西方人所说的“务实的人”，胃和钱包构筑了他们简单实际的生活。他们无法理解没见过没听过的事，是真正的实际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一连串不顺心的事的组合，除此之外，他都选择不信，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

只要一点点尊敬和食物就能够得到满足，这种天性是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的。对他们来说，肉体是与精神和心理无关的，是独立的存在。这样的人，就像一直沉睡在夜里一样。想要唤醒他们，就必须灌输一种新的思想，向他们展示古代基督教的创始人所讲述的真理：“人是有精神的。”只有这样，“神，才会赐予他们智慧。”

神经麻木

言语所表达的意思，常常根据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其中“神经质”这个词从古到今的变化尤为明显。这个词的原意是强壮的、坚韧的、有力的，而现在渐渐演变成了“神经衰弱、有病、易激动、软弱”等负面的意思。很明显，随着现代文明的急速发展，人们的神经越来越紧张，神经疾病也变得更加普遍。

“神经过于紧张”几乎是每个现代人都会出现的状况。我们所指的是正常的西方人，而不是那些神经疾病患者。前者的身体很健康，也清楚神经系统对人体而言十分重要。

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言，不同的时代，人们的神经紧张程度是不同的。而在这个连吃饭的空闲都没有的，一切都急匆匆的时代，人们的神经一直保持高度紧张。这种“神经过于紧张”导致的结果显而易见。

每个现代人都急躁地想完成要做的事（不少西方人都是如此），就像是等待决定命运的加急电报一样，坐立不安，心神不宁。谈话时也紧握着铅笔，生怕错过了要记录的东西。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着，似乎要去完成什么伟大而庄严的使命。我们像野兽一样焦躁不安，左顾右盼，手里忙个不停，生怕有危险的事物被忽略。我们无时无刻都想要做事，想要用最快的时间将要紧的事做完。

神经的过度紧张导致了许多“书写痉挛”“弹琴痉挛”“按键痉挛”等一系列的病。在这种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我们的睡眠质量越来越差。鸟的叫声、风吹动窗户的声音、阳光照射进屋子的一丝光线，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我们一旦被惊醒，就再也无法入睡。我们每天的时间都被工作占满，最后发现自己连休息的时间都失去了。“银行家不抱着银行睡觉，银行就无法运营。”这句格言表达的意思是，股东在获利的同时，银行掌柜正在神经紧绷地支撑着。

对于西方人的生活，我们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与西方人紧张的生活相比，中国人的生活显得悠闲得多。虽然不能剖开中国人的身体来检查神经情况，但我们却清楚地知道中国人的神经同西方人相比是大不相同的。

中国人的一个优点是不知疲倦，他们可以在同一个位置待一天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可以像机器一样一整天都重复单调的动作。如果他是个手艺师，他会待在同一处，重复同一种如“编织”“制造”这种单调的工作，从早到晚，每日如此。工作一成不变，意识当然也不需要变化，而中国人可以忍受这种单调。中国的学生也是如此，所学的功课单调重复，受各种各样的限制，缺乏休息。若是西方的学生，过不了多久就会抓狂，他们无法忍受这种单调。可中国的孩子就像寺庙里的菩萨一样安静，与此相比，西方的孩子则像是猴子一样调皮好动。

中国人不理解外国人为什么喜欢散步，对他们来说体育锻炼是多余的。至于相互追赶的垒球运动，他们更是难以理解。广州有一位教师看到外国妇女们在打球，就问随从：“她这样跑，一天要付给她多少钱？”随从说：“不付钱。”教师根本不相信。对中国人来说，能雇苦力去做的事情，自己尽量不做。即使我们反复解释，这样做对身体有好处，他们也无法理解。

关于睡眠，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可以睡在任何地方，用砖块当枕头，草当褥子。任何影响西方人睡眠的东西，都不会影响到中国人。不需要很安静、也不需要很暗的环境。即使是小孩子昼夜啼哭吵闹，也不会将他吵醒。

中国的一些地方，夏天时有这样的习惯：午后的两个小时内，不管是什么人，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做什么，都会像冬眠的熊一样找地方睡觉。他们像蜘蛛一样垂着头，张着嘴梦呓，周围还有一群苍蝇。如果征兵的标准是睡觉，那中国的士兵将突破百万，甚至千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不注意空气的流通。除非是一阵台风掀掉屋顶，不然他们的屋子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空气流通。中国人经常一群人住在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对此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拥挤。如果他们同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容易神经紧绷，那么，他们也会感到不幸吧！

中国人神经麻木的另一种表现是对疼痛的忍耐。熟悉中国医院手术的人都知道，中国病人所面对的疼痛连西方的壮汉都会望而生畏。有很多文章都谈及到这个方面，若是一一举例，恐怕要浪费太多章节。这里仅提一下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在一封信中所说的：“中国人的外科手术不给病人服麻药，但病人坦然自若，实在是令人惊讶。”如果乔治·艾略特说的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的神经实在是麻木而迟钝。

勃朗宁夫人说：“对于没同情心的人来说，观察等于拷问。”这种人无疑就是她这样的诗人，或是与她性格相近的人。

西方人在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在做一些细致而困难的工作时，不喜欢被别人盯着，而中国人在别人的观察下会做得更好。我们每次去一些外国人少的地方，都会引来一大群中国人好奇的围观，这让人很反感。虽然这些中国人的观察并不会给我们造成伤害，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赶走他们，自己就会“发疯”。而中国人却不理解外国人的这种感觉，他们不在乎有人围观，看多久都没关系。如果有人对他的围观表示反感，他会觉得那个人肯定有毛病。

西方人喜欢安静，睡觉时需要安静，生病时更要安静。即使他是个好动的人，生病时也希望安心静养，不被人打扰。所以朋友、护士、医生都会互相配合，让病人能够静养。病情严重的人更需要静养，而中国人与西方人完全相反。在中国，一旦生病的消息传出去，探视的人由四面八方接踵而至，病越重，来的人越多。而且对于这些来探视的客人，我们要热热闹闹地迎接、招待。在这些人中，有担心病人死掉而痛哭流涕的；有和尚尼姑为了驱鬼而弄得乌烟瘴气的。没有人想到病人需要安静。西方人处在这种环境中反而会觉得死是一种解脱。有一名法国的夫人，生病时拒绝探视，她说：“我希望安静地死去。”对于这位夫人的要求，西方人都抱有同感，而中国则不会有这样的请求，就算有也没人会认同。

生活在这样一个烦乱的世界，处处都让人感到忧虑和不安。中国人也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被这些深深地影响着，甚至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甚。很多生活条件低下的地区，人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雨水多了，山洪会让他们无家可归；雨水减少了，又会有千百人挨饿。这种事情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中国人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造成他们性格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只有那些目睹过这些天灾的人才能够明白。只有亲眼去看，才能完全理解。但无论如何，西方人都不能理解，正如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人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念一样。

在我们眼中，中国人始终是一个谜。比起我们，中国人天生就“麻木不仁”。只有这样推测，我们才能逐渐理解他们。也许这个推测会影响到我们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最适应二十一世纪生存的，是“神经过分紧绷”的西方人，还是“不知疲倦，任劳任怨”的中国人呢？

轻蔑外族

有很多初次去广州旅行的西方人并不知道，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往来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之久。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值得欧洲人引以为豪的事。无论外国人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人都会像古希腊人对其他民族的人一样，将对方看成是“野蛮人”。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对外国人的称呼也都是“蛮夷”，而不是“外国人”。到了1860年，才有条约规定不许再叫外国人为“蛮夷”。

自古以来，中国的邻国都是一些很差的国家。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被奉承，所以才会如此蔑视西方人。中国人发现，只要是威胁，或是稍加哄骗，他们接触的外国人就会按照他们意思去做。在北京被外国人占领之前，中国人一直觉得自己的地位和优势是崇高的，并一直以这种态度对待外国人。但这样的优势只维持了一代，最后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外来的文明，认可了外国人的价值。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面临这样一个窘境：中国人并不尊敬外国人。无论是平民还是官方，虽然他们已经不再蔑视外国人，但他们依然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们的服装令中国人感到十分新奇。我们的服装短小轻便，这与中国人拖沓的长袍大不相同。我们觉得中国人很适合穿这种东方风格的服装，但中国人却觉得我们的服装很可笑。他们认为，服装应该宽松地罩住全身的线条。在中国的租界，外国人在外出时总是穿着短小紧身的上衣，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他们外出时绝不会穿成这样。外国人的短上衣、燕尾礼服都让中国人无法接受，在他们看来，燕尾服后面的双扣既难看又没用。

在中国人眼里，外国的女装比男装更令他们感到惊讶。这种不得体的穿着与他们的文化严重冲突。西方人讲究男女交往自由，而中国人则极力限制这样的交往。中国人完全按照“老祖宗”的规矩来行事，对这种外来文化，他们无法理解，甚至排斥也是理所当然的。

听不懂汉语的外国人，会让中国人产生一种优越感。哪怕这个外国人精通所有的欧洲语言，只要他听不懂中文，就会被中国人瞧不起，即使是一个没文化的中国苦力。虽然苦力是无知的，但是他却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优越。一个外国人如果想要适应这种环境，想要学习汉语，那他就必须学会忍受这种蔑视。就连他的仆人都会悄悄地说：“呵，他听不懂！”其实如果中国人说得清楚一些，外国人是可以听懂的。但是中国人觉得自己讲得很清楚了，即使发现自己没讲清楚，这种优越感也不会消失。

不管一个学汉语的外国人懂得多少，总有他不懂的地方。时间长了，外国人就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懂得的东西少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中国人对学汉语的外国人的评价就像约翰逊博士评价妇女们的唠叨一样：“狗如用两条后腿走路看起来虽然可笑，但是很令人惊讶！”

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的风俗。他们觉得这些他们早就知道的事是不会有人不知道的。

中国人经常怠慢外国人，而外国人对此却毫不知情，久而久之中国人更加看不起外国人。我们因为忽略了本地人对我们的态度，应该受到惩罚。

很多中国人都会开外国人的玩笑，这种略带蔑视的玩笑就像利蒂莫看到大卫·科波菲尔似乎若有所思一样。并不是每个外国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只有一部分敏感的外国人经历过这些。任何人都有他不知道的事，初次听到的事或是某些事情的细节，是无法用知识和经验来了解的。

有很多事情，对中国人来说轻而易举，而我们却无法做到。这让我们被中国人看不起。比如我们无法忍受在嘈杂的地方睡觉，咽不下中国人吃的东西，受不了太阳的暴晒。我们不会用船桨划船，不会使唤骡子。有这样一个例子：1860年，英国炮兵在去往北京时，被马车夫扔在了天津河西务镇的路边，结果英国人十分慌乱，因为英国军人无法使唤中国的马匹，哪怕是让它前进一步都做不到。

中国人觉得我们十分没有礼貌，因为他们的观念我们无法理解，规矩和礼仪我们也完全不懂，这让他们更加看不起我们。外国人也会鞠躬，但中国人鞠躬的方式非常困难，这让外国人无论在身体还是心理上都无法接受。外国人野蛮，举止轻佻，从来都不浪费很多时间闲聊，即使是时间充裕，也不会慢悠悠地散步。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这让中国人无法理解，虽然他们有些人并没有钱，但是他们的时间有很多。中国人意识不到时间的宝贵性，他们也意识不到，他们浪费的并不是别人的时间，而是自己的时间。

中国人繁琐的礼节令外国人感到厌恶，因为这些时间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其实外国人自己也清楚自己是多么缺乏礼仪。比起中国官员优雅的风度，外国人显得十分生硬、蠢笨。在这种场合下，中国人尽管对外国人十分轻视，但出于礼貌，中国人也不会表现出分毫。中国人十分重视礼仪，所以他们看不起不懂礼貌的外国人。若是他们见到格兰特总司令身着便服，叼着烟走在大街上，或是看到“来自美国的皇帝”，他们会怎么想呢？试想一下，一位高级外国领事，为了解决国际纠纷而去拜见中国的巡抚大人，数以百计的中国百姓爬上城墙，却只看到了一些不相干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轻蔑会很快代替好奇，浮上众围观者的心头。

我们觉得有些地方，西方人比中国人优秀得多，但是却无法让中国人重视。他们对西方发明的机械评价并不高，认为这些东西不实用，是儒家学者所不予理会的魔术戏法。很多外国商人对中国人的这种冷漠态度感到失望。中国人并不认可外国的科学模式，对生理学、卫生设备、通风设备丝毫不感兴趣。他们更乐意享受成果，而不想采纳方法。如果非要他们学习这些方法的话，他们连成果都会放弃。他们渴望“强国”，却无法忍受改革。一些中国学者很清楚中国比起西方是多么落后，但他们认为，西方所谓的科学和数学，是老祖宗早就留下的东西，只不过被西方人盗用发展了而已。

外国人的务实精神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重视。盎格鲁—撒克逊人欣赏有实力的人，卡莱尔喜欢将这些有实力的人称之为“王”。中国人觉得外国人的技艺很有趣，有些还令人十分惊讶。若是用得上，中国人会一直记得这些技艺，但他们绝对不会模仿这些技艺。对中国人来说，见多识广、出口成章、头衔高贵，除了废寝忘食的学习外，他们不会去做任何事，这才是学者的最高境界。

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比西方国家差。前任驻英国公使郭大人在谈话时的反映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理雅各博士说：“英国人比中国人更加有修养。”郭大人想了一下，淡淡地回答说：“这真让我震惊。”这种肤浅比较对两个国家的外交是十分不利的。它涉及了太多东西，比如对对方国家生活的深入了解，以及经验的交流分析。所以我们当前并不做这样的比较。我们很清楚，中国的学者们是抵制西方文化最强大的力量。即使外国人的机械技术再伟大，也无法理解中国所谓的“道德”。这些学者虽然是现代人，却有着宋朝人的思想。他们既嫉妒外国人的发展，又对外国人的科技表现出不屑一顾。他们怀着这样纠结的心情，书写了大量排斥外国人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迅速地铺满了中国大地。

有人认为，中国渐渐地会被欧洲同化，随着英国的刀、叉、长筒袜和钢琴运往中国，西方的发明必将攻占中国。虽然中国曾被这样的方式侵略过，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像那样的侵略，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中国不会任人宰割，中华民族不会被任何民族所同化。只有用事实证明基督教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加优越，令现在的中国文明无法企及，我们才会被中国人尊敬。否则，我们仍然要忍受这种轻蔑的态度。

缺乏公德心

中国的《诗经》上有一句话：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大致的意思是，农夫希望雨水首先滋润公共的田地，然后再滋润自己的田地。也许周朝兴盛的时代会有这样的祈祷，但这样的祈祷肯定不会出现在现代。中国的政府实行的是家长式的统治，统治者希望臣民们像子女对待家长一样对自己唯命是从。一个在种植园干活的奴隶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改成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自己”。这位奴隶不经意间道出了普通中国人的心声：我只能顾得上自己。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政府的事情完全轮不到自己担心，因为政府是很强大的。而对于身为家长的政府人员来说，家庭成员应该自己照顾自己，我要维系的是这个家。

总而言之，在灾难来临之前，政府是不会做什么事情的。人们都很清楚，政府之所以治理各种灾害，是为了不影响税收。百姓也会本能地做一些避难防护措施，因为他们不希望政府以这种理由增加他们的苛捐杂税。

从中国的道路状况完全可以看出政府对公务及百姓的关心程度。在中国，每个城市都有石子铺成的公路，道路四通八达，连接很多城市。保养道路并不用花很多钱，但政府和百姓却从来不去维护保养。最后导致很多城市的道路早已经损坏，这些破败的道路不但没有为大家提供便利，反而成了出门时的障碍。就算这些道路是毁坏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战争过后也有两百多年的时间可以修复。但是这些道路从来没有修复过，也没人想过要修，最后就变成了今天看到的这种破败的样子。

政府与国民的想法都是一样的自私，百姓们觉得没有必要更没义务去关心所谓的“公共财产”，只要守好自己的财产就够了。民众们始终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想法，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道路当然也是，所以皇上的事用不着我们操心。但是田地旁边的道路就不一样了，农民们认为自己交了税，田地旁边的道路和田地就都是自己的。于是农民充分利用田边的道路扩展面积、挖沟渠，最后可以供人行走的道路越来越窄。一旦农田反复被暴雨冲垮，田间的道路就会完全无法行走，而变成一条水沟。西方人所说的“道路权”中国人完全不懂。

有些航行在北京至天津的乘客偶尔会发现，北运河上的一些地方总是竖着一些小旗。打听后才明白，原来水的下面有水雷，而旗子是提醒船只绕行的标志！还有一支部队在训练时将大炮架到了交通干线上，使周边村子的牲口受到了惊吓，造成交通阻塞，引起了严重的交通意外。

一些商人把马车停到路的中间装卸货物，还有些农夫将砍倒的树直接横在道路上。他们完全不管其他行人，只顾自己。

城市的生活是惬意舒适的，但城市道路却因为街边杂七杂八的货摊而变得十分拥挤。除非皇帝驾临，否则小贩们不会将货摊移开。而在皇帝离开后，小贩们又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吆喝叫卖。中国的很多城市街道两旁都摆满了东西，各种手工艺人都在路边支起临时店铺，杀猪的、理发的、做木工的、卖小吃的、箍水桶的，甚至有些女人因为自家院子太小把被褥挂到大街上晾晒。在中国，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摆在街上。

阻碍交通的不止是那些流动小贩，木工们在自己的摊位前摆放一堆木头，开染布坊的在店铺前晾着五颜六色的布料，做面条的将拉好的面条挂在货摊前……对这些摊主而言，摊铺前面的空地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可以随意摆放任何东西。

中国人从不承认“既然占有，就应该负起修补的责任”这样的观念。而且每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自己没钱又没时间，怎么修？至于一群人合作来修路更不可能，每个人都想出最少的力，得到最多的好处。人们都抱有自私的想法，道路也变得越来越破败。就连中国的县官也从没想过保持辖区范围内道路的畅通，更别提普通百姓了。

中国人对公共财产总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却总是想着将那些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城墙上的青砖被盗走了，铺路的石头也拿回家垫院子了。最夸张的是有一个港口城市，一座外国人墓园围墙上的砖被全部扒走。几年前，京城的皇宫里发生了一件盗窃案：紫禁城某个宫殿上的铜瓦大量被盗，这宗窃案曾轰动一时。很多中国人觉得，在十八个省份中，皇上的东西是最容易被偷的。

总是有人问，中国人是否爱国？这个问题无法用一句话来回答清楚。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非常强烈，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敌视外国人，认为西方的发明来源于中国。最近几年，湖南省出现了很多诽谤外国人的文章，这些作者希望可以借着混乱将“洋鬼子”赶出中国。就像西方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抵抗一样，发表这样排外的文章很值得称颂。对西方国家的憎恨以及误解，导致了这种过激的排外事件的发生。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中国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但是引起这场运动的中国人的目的是什么？是出于“爱国主义精神”还是为了哗众取宠获得金钱？这些问题若没有证据，任何人都说不清楚。并不是说一个中国人不关心王朝的命运，就是不爱国的表现。我们完全可以说，无论在什么朝代，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都不会改变，就是极度冷漠。

孔子的《论语》中有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很符合中国人对公众事务所抱有的态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漠不关心的原因。

对于中国人的冷漠，号称法国“西天喇嘛”的古伯察先生谈到了他的经历：“道光皇帝驾崩那年，我正在四处旅行。在一个茶馆喝茶时，我看到了一些正在聊天的中国人。我们对皇帝驾崩之后，哪个皇子会继承皇位十分感兴趣，于是问他们：谁知道皇上的三个儿子哪一个会继位？当时的官员分为两派，皇子会依附哪派？新上任的皇帝会有怎样的政策？等等。结果他们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完全不理会我。他们的冷淡让我很不舒服。这时一个中国人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有些嘲讽地说，这些是大臣们管的事，老百姓操这心干啥。周围的人也随声附和。最后这些中国人示意我茶凉了，该离开了。”

还记得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天津和北京通州为了各自的利益答应英法联军，只要不骚扰他们的城市，联军所有需要的东西他们都会提供。于是，英国军队就有了在山东买来的骡子。外国人从香港雇来很多中国人来做苦力，这些中国人曾经作为俘虏被剪掉了辫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公德心，与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完全不同。

有些地方为了反对统治者的压迫和繁重的苛捐杂税，组织起了武装起义。在头领的带领下，政府很快就会妥协。但事情平息后，这些带头起义的人都会被迫害致死。他们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付出了生命，这才是真正大公无私的公共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改朝换代时，也会有一些为国家献身的勇士。他们为了理想，为了国家的利益，英勇地奋斗。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在这样拥有大无畏精神的英雄的带领下，中国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激发出隐藏在他们冷漠背后的一腔热血。

因循守旧

中华民族认为，古代是中国最辉煌的时代。中国人将古代人称为“圣人”，而“圣人”们对比他们还要古老的人十分尊崇，谈到这些人时，“圣人”表现出无比的崇敬。孔子曾经说过：“我不是开创者，而是一个继承者，我只是将人们所知道却被忽略和遗忘的知识归纳起来。”孔子以优秀的才能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完成了这项伟大的任务，成就了非凡的事业，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所敬仰的“圣人”。

儒家对古代的思想十分推崇。儒家学者们认为，君主是百姓的表率，君主怎样，百姓就会怎样；君主和百姓就像是盘子和盘子中的水，盘子变化形状，盘子里的水也会跟着变化形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君主谦和贤明，社会的风气才会好。在中国，即使是不认识字的粗人也会说尧舜时期，人们可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对他们而言，尧舜时期是个完美的时代，因为没有贼，人们可以开着门户睡觉。不用担心丢东西，因为发现失物的人会一直轮流等到失主回来。

现代人总是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对古代人都十分敬仰。但只有中国人对古代人的做法最为推崇。现代人一般通过古代的文献来了解古代的美德，并且会模仿古人的做法。这些记录了古代美德的文献被奉为经典。比如中国的四书五经，基督徒的《圣经》。这些古代的经典是古代人智慧和美德的结晶。即使几百年之后的今天，它们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仍然没有丝毫改变。儒家学者和基督徒们认为，他们所奉的经典再也不需要增加新的内容，因为这些经典已经是最完美的存在。

《圣经》因为时代的局限，有很多事情当时的作者并没有想到。而基督徒们会在《圣经》中寻章摘句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些东西。中国的儒家学者也认为，统治者的思想、古代数学甚至是现代科学，都来源于古代那些“圣贤”的名著。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古代经典的传承和发展，中国的政治体系的理论依据也来源于古代圣贤的结晶。不管这种政体的本质怎样，它都是牢不可破的。民族及个人的第一准则是自我保护。若是一种统治方式恒久不变，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那么这种统治就会被后世尊为经典。至今没有人能够解释中国政治体制是如何形成的，哪怕是对中国历史研究得很透彻的学者也不能。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几乎从没有实行过政体改革。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工匠砌了一堵厚六尺、高四尺的石墙，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砌。他回答说，一旦有风将这面墙吹倒，那么它将变得更高。中国政府就是这样一堵无法吹倒的墙，因为它是一个立方体，无论怎么翻倒，也只是换了一个侧面而已，其内涵始终不变。就像是从高处摔下来的猫依然可以走路一样，政府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是可以预测的。对于后人来说，先人的智慧是永远无法企及的，对于先人智慧的结晶，任何改动都是歪理邪说，后人永远无法赶超古人。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明白了中国人因循守旧的根本原因。中国人和罗马人都认为行为与道德是相通的，本质是一致的。对中国人而言，风俗习惯就是最神圣的领域，不容他人侵犯。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些风俗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国人像母熊保卫自己的幼崽一样守护着自己的风俗。这是一种本能，一种全人类都具有的本能。所以渐渐地出现了这种现象：很多人都时刻准备着为某一种信仰而献身，也许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理解这种信仰，也从没有人按照这种信仰规范的方式生活。

中国的风俗习惯和汉语一样，是一个谜，没有人清楚它们是怎样形成的。风俗习惯形成之后便很难再改变，这一点和人的语言是一样的。但汉语和中国的风俗的形成条件却不尽相同。有一句话恰好说明了中国风俗的发展情况，叫作“十里不同俗”。理论上说，风俗与方言一旦形成，就像石膏一样，即使打碎也不会再发生改变。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风俗习惯是一成不变的，在某些条件下，也会发生改变。

有这样一个例子：清军入关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种全新的发型。起初，很多中国人宁死不从，但清政府依然坚持这种剃发政策。后来，这种“辫子”发型却渐渐成了中国人的自豪。只有广东和福建用头巾遮盖前额，意图掩盖清政府带来的民族耻辱。

佛教在传入中国时遭到了中华民族的强烈反对，但后来仍然成功地在中国扎根，像道教一样深入到中国人心中，得到了发展。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形成开始就没有改变，因为中国人民一直都相信“老祖宗留下的经验”是绝对正确的。从来都没有人问过这些风俗习惯始于何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大多数人只是盲目地遵循而已。对他们来说，只要遵循祖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就够了，没有必要了解那么多。在中国，很多民族对宗教的信仰是不同的。三大宗教的仪式有很多人参加，但实际上他们不懂什么是宗教信仰。就像他们不懂什么是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如果问他们为什么保持这种宗教的习俗，他们会回答，这种与天神沟通的方法是古人传下来的，当然要遵循。要么就是回答，其他人都这样做，所以我也应该这样做。大家都遵循这些习俗，跟着大家一起就不会错。风俗就像是一部机器，而遵循这些风俗的人们是机器上的齿轮。中国永远是机器带动齿轮转动，而不是齿轮推动机器运行。

蒙古人有个有趣的习俗：吸鼻烟的人碰到朋友，要把自己的鼻烟壶掏出来给对方吸一吸。就算是鼻烟壶的盒子里没有烟丝，也要将空的鼻烟壶传递一圈，客人会象征性地捏一捏才将烟壶递回去。在很多事情上，中国人为了不失“体统”保全对方的面子，经常会按照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去做。就像是船夫即使知道珊瑚虫已经死了，只剩下珊瑚礁，为防止翻船，还是会墨守成规地走原来的航线。

做事死板不知变通的不光是中国人。印度人搬东西时习惯用头顶着，修铁路时老板为了快捷省力，为他们提供了手推车来运送土料，结果这群印度人将手推车也一起顶在了头上。巴西人和印度人搬运东西的风俗一样。有这么一个巴西佣人，老板叫他去邮局寄一封信，结果老板惊讶地看到用人将信放在头上，又压了块石头走了出去。中国人的思维总是不知变通，所以做起事来特别死板。有很多思维僵化做事死板的例子：一个厨子在做布丁时总是先打开一个鸡蛋然后扔掉，因为他第一次看到别人做布丁时，第一只鸡蛋是坏的；裁缝在新衣服上补了一块补丁，因为做样子的那件衣服有块补丁。虽然这些例子有些夸张，但是却说明了中国人墨守成规的做事风格。

了解中国人习惯的人几乎都能举出一些中国人墨守成规的例子。外人无法理解中国人因循守旧的性格，他们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中国是一个横跨地球三十五纬度的大国，南方和北方温差很大，但是南北两地的人们却在同样的时间统一脱下皮衣，带上草帽；还有些地方，只有冬天才会烧炕取暖，有些赶上寒流的旅行者想要客栈老板将炕烧热，得到的回答却是，还不到烧炕的季节。这种死板的例子在中国屡见不鲜。

一般人都知道，中国的工匠总是按照传统的工艺去做事，其中最为守旧的是一位帮助外国人烧砖窑的工头。有一次老板叫他做一个大一些的模具，烧制一些比平常尺寸大一些的方砖。结果几天过去了，砖头仍然没烧出来。问工头原因时，工头底气十足地说，他绝对不会烧这种砖，因为天下根本没有这样的模具！

即使对中国的未来丝毫不感兴趣的人也总有一天会看到，中国人的这种因循守旧会严重制约他们的发展，最终影响到中国人同他人之间的关系，不管对方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对于中国来说非常关键。由于中国人的因循守旧，他们仍然用很旧的酒囊来装酒，而国外已经发明了新的盛酒容器，中国人却不接受。即使接受了外国人的新酒，守旧的中国人也要用自己准备的容器。

对于外国的新文化，中国人所采取的态度是拖延。他们不想舍弃旧的习俗，也不是很愿意接受新的文化。就像是那些年代久远的土屋一样，虽然有柱子在支撑，但是迟早会倒塌。那些旧的风俗习惯和古老的信仰已经过时，正如一句俗语所说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有抛却那些陈腐的旧物，才能取得新的发展，虽然变化的过程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但冲破阻碍后将是一个崭新的局面。

电报刚刚引进中国的时候，某省水师提督奏明皇帝说，当地人对这种西洋玩意儿十分敌视，连电线都无法架起。但与法国开战后，中国不但顺利地将电线架了起来，也设立了几处电报站，曾经对电报敌视的人们也开始渐渐转变了自己的态度。

几年前，很多人很迷信“风水”学说，这让铁路在中国的修建十分困难。最早的铁路是建立在开平煤矿的出口处，只有很短的一段。为了修建铁路，许多中国人都将坟墓迁到了别的地方，这种事情在英国法国是很平常的事情。每次看到被分开的墓地时人们就会觉得，与火车相比，风水简直不堪一击。虽然最终这条铁路的扩展进度十分缓慢，但与风水无关，完全是财政的原因。

虽然中国人非常墨守成规，但在处理重大的事务时，也会打破惯例，突破创新。在中国，守孝是最令人重视的习俗，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规矩。就算是大臣的父母去世，他也必须回家守孝。但宰相却不行，皇帝要求宰相即使是父母去世，也要尽心地为国家做事，就算宰相含泪申辩也没有用。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父为子纲，君为臣纲。”这是中国人遵循的最为严苛的原则。在中国，皇位的变更有两种情况：一是老皇帝去世，二是老皇帝不再参与朝政。可是近几年有一次皇位的更迭却出现了这样的状况：皇位由旁系的亲属所继承，而小皇帝的父亲还活着。也就是说，小皇帝的父亲要么自杀，要么辞官。光绪皇帝继承皇位之后，他的父亲醇亲王辞去了官职。醇亲王病重期间，光绪皇帝去探望自己的父亲，还要以“探望下臣”的名义。因为醇亲王一直到去世，都是光绪皇帝的大臣。

正如本章所说，因循守旧的中国人总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祖宗留下的习惯和规矩。对于这个特点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并加以利用的话，与这些守旧的中国打交道将不再困难。这些规矩将成为外国人的保护伞，只要学习中国人因循守旧的性格，像那些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一样模仿中国人坚持规矩的态度，一切就会非常顺利。对于船来说，暗礁是十分恐怖的存在，但是一旦穿过礁群，就会风平浪静，再也不会出现狂风和巨浪。

随遇而安

在开始这一章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一件事情：本章所提出的中国人“随遇而安”的性格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说的，本章的目的就是展示东方与西方两种标准的不同之处。

首先是服装方面。在轻蔑外族章节时，我们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中国人无法接受西方人的服装款式。其实反过来也一样，中国人的服装风格我们也无法接受，但是最令人感到惊讶的还是中国人的头发。这个国家的人将脑袋前半部分的头发全部剃光，并且将脆弱的脑壳暴露在外面。这实在是一个反常的习惯。但这个习惯是被刀子逼迫而不得不遵循的，它是一种臣服的表现，是一种对皇室忠诚的标志。究竟怎样，我们就不去追根究底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态度，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适，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恢复明朝的蓄发制。

中国人一年四季都光着脑袋，他们从不考虑自己舒不舒服，夏季最热的几个月，每个人只拿着扇子在太阳下行走。虽然有些人也用遮阳伞，但是人数很少。据观察，中国的男人有的时候会戴着帽子，而中国的女人却只有头巾，虽然在外国人眼里这些头巾连装饰都算不上。中国人觉得夏天只带一把扇子就足够了，夏天时总是看到光着上身的苦力边摇扇子边拉着沉重的盐船逆流而上，连中国的乞丐有时都会打着破扇子。

中国文明有很多方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据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畜牧业的，在这方面他们一定水平非常高。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人仍然没有一件羊毛纺织的衣服，只有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才能看到为数不多的纺织店。虽然在中国可以看到很多羊群，但是纺织业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发展，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我们都知道，古代人的衣服是用一种植物纤维制成的，因为那时还没有棉花，而现在所有的衣服制作都要靠棉花。在中国，有些地方的冬天十分寒冷，人们都要穿几件衣服来御寒。小孩子在穿太多衣服的情况下，只要摔倒就会很难爬起来。即使这样，也从来没有人埋怨衣服的蠢笨。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绝对无法忍受这样的缠缚，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让自己穿得舒服些。

在西方人看来，如果不经常换洗衬衣，会觉得很不舒服。而中国人却没有衬衣，他们从不觉得这样有多么地不方便。他们穿着几层棉衣，就像在身上挂了个棉布口袋一样。冷风灌进棉衣，直接刺进皮肤。虽然中国人也会觉得不舒服，但他们并不是特别在意。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说自己快要被冻僵了，善良的人送给老人一件西方人穿的衬衣，嘱咐他说每天穿着它可以避免被冻僵。结果只过了两三天，老头子就将衬衣脱下不穿了，他觉得穿衬衣“太闷热了”。

中国人穿的布鞋只要沾到一点儿水就会变得很潮湿。每到天冷时，他们都会觉得脚底冰凉冰凉的。于是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涂油的防潮靴子，但很少人买，因为价钱太昂贵了。在中国，雨伞被当成装饰用的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即使被雨淋，中国人也很少换下自己的衣服，因为他们觉得用体温来烘干也很好。中国人觉得西方人的手套很漂亮，但他们自己却不做，只有北方地区为了御寒做过一些笨拙的连指手套。

在西方人眼中，最让人郁闷的是中国的服装都没有口袋。这对西方人来说十分不方便，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要装。手帕、记事本、铅笔、牙签、怀表等等都需要口袋来装，剩余的口袋还要装小刀、钱包、钥匙等等，有些外国人还会带一些梳子、卷尺、镊子、指南针等特殊的东西。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些东西是经常使用的必需品。而中国人却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处，当然他们也没有口袋来装这些东西。中国人会将手帕随手塞进怀里，他旁边的小孩子也是一样。如果中国人要带一份重要的文件，他会将文件塞到绑腿里扎紧，或者干脆将文件别进裤腰里。如果带子或者绑腿绳松了，文件就会随之丢失，中国经常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如果一个中国人身上要带的东西很多，那么他会把东西塞进袖子里卷好，或者是掖到帽子里。中国人有很多便利的窍门，比如他们会把烟袋和烟杆卷在腰带上；将钱卷起来夹在耳朵上；将钥匙、钱串绕在外衣的扣子上。为了防止物品的丢失，他们在脱衣服时非常小心，也要不时地看看自己的腰带是否松动。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常服评价非常低，而对中国人的睡衣，我个人认为连评价的必要都没有。因为中国人是没有睡衣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睡觉时都脱光衣服钻进被子就睡。虽然孔圣人很早就说过：“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但中国人却认为，这只是孔圣人斋戒时的礼服，不是睡衣。现在的中国人并没有效仿孔子而穿上“寝衣”，也几乎不斋戒，这是显而易见的。婴儿对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这点中国人并不知道。他们经常为了炫耀自己的孩子而掀开婴儿的被子，也从不在意婴儿的被子是否盖好。所以中国的婴儿经常因为受寒而引发惊厥症，满月之前夭折的非常多。在中国，有些地区用“土裤子”来代替尿布，这种装满沙土的口袋让孩子们看起来像是抱着铅球的青蛙一样。这种恐怖的做法无疑会令宠爱自己孩子的西方母亲不寒而栗。在有这种风俗的地区，人们用还没脱掉“土裤子”来嘲笑一个人的孤陋寡闻。

中国人在住房上也同他们的衣服一样，并不讲求舒适。那些因为没钱而住不起房子的人我们就不去说了，我们来说说那些家境不错的人。中国人会在院子里种植很多装饰性灌木，而不会在房子的周围种植遮荫的树木。天热时，他们会支起一个“席棚”来遮荫。如果酷暑难耐，席棚里也热得不得了的时候，他们会坐在街上乘凉。如果还是热得受不了，他们就会回到房间去。中国人的房子一般都没有北门，这种只有南门的屋子无法形成空气对流，非常闷热。如果问屋主为什么房间都没有北门，屋主会回答：“我们这没有开北门的习惯！”

北纬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区，中国人都在砖垒的“炕”上睡觉，这种“炕”连接着炉灶，烧饭时就会自然加热。所以“炕”的温度无法自由地调整，不管是没有生火的冰凉的土炕，还是火大得令人无法入睡的发烫的火炕，对一个西方人来说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但中国人就坦然地睡在这种冷热不均的炕上。因为“炕”是土和砖头垒砌的，所以有很多小虫在里面筑窝，即使每年都换砖，也无法将这些虫子彻底清除干净。

虽然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害虫对健康的危害有多么大，但很少有人去驱虫防病，即使是城里人也很少清扫墙上挂着的蛛网。对西方人来说，苍蝇和蚊子是非常讨厌的害虫。而中国人却对他们并不是特别的反感，只是偶尔会烧一些带有香味的草来赶走它们。

对西方人来说，睡觉时的枕头一定要柔软，这样才能舒服地享受睡眠。西方人用袋子填满羽毛来做枕头，而中国人则不然。对中国人而言，枕头能支撑住颈部就行了，一只小竹凳、一段木头，最常用的是一块方砖都能被当作枕头来用。如果一个西方人枕上这种东西，估计会难受得整夜失眠。而中国人也同样无法忍受西方人的这种“羽毛袋子”。

之前曾经提到中国的毛纺技术十分落后。与之相同的是他们对羽绒也完全不了解，他们不知道羽绒可以做成被褥，只知道家禽的羽毛可以扎起来做鸡毛掸子。在中国人眼中，羽绒一文不值。所以他们经常廉价地将羽绒廉价地卖给外国人，或者是将羽毛洒在田地周围来防止动物啃食庄稼。

在西方人眼中，结实、柔软、有弹性的床才是完美的床。近年来，符合这种条件的钢丝床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而在中国，这种床似乎并不是很受欢迎。据说中国最好的一家医院曾经在换了这种高档的床之后，有几位病人居然宁可躺在地板上，还说这样像是躺在家里的感觉，这实在让购置这些物品的医生们感到不愉快。

在中国，到了夜里是用油灯来照明的。一般地方用的都是菜油、豆油、花生油、棉籽油来做油灯，这种油灯燃烧时不但有股怪味，而且不是十分明亮，仅仅能维持看到东西而已。虽然中国人知道用煤油来点灯更好，但是却很少有人使用。对于他们来说，能看得见东西就够了，用不着看得那么清楚。所以每到夜里，中国的屋子都黑暗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家具非常蠢笨，使用起来也十分不舒服。比如，中国人坐的是非常窄的长凳，和西方人可以靠坐的宽椅子相比显得十分简陋。如果坐在另一边的人突然站起身来，或者是凳腿松动的话，另一边的人会突然坐倒在地上。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的椅子实在和“舒服”这两个字挂不上钩。除了前面所说的长凳外，中国也有一些样式相对华丽的椅子，这些椅子的样式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流行的样式十分相像——高座位、直靠背，看起来十分呆板。还有一种样式比较普通的椅子承重能力很强，可以承受一个二百五十磅的人坐在上面，可是这种椅子的承重不均匀，过不了多久就会散架。

中国的房屋地基打得都很随便，所以房子有时会显得潮湿。而房屋的潮湿阴冷是西方人最无法忍受的，西方人认为，用没烧好的劣质砖头铺的地面，或者干脆什么也不铺的泥土地面对身体的健康十分不利。松垮垮的房门也同样令人讨厌，这种关不严的门四周都透着风，即使用结实的纸将门缝糊严，还是会有风灌进屋子。因为无论怎样耐心地说教，中国人都学不会随手关门。曾经有一位外国商人在门外贴了一条“随手关门”的告示，中国人根本就视而不见，更没有人去照做。在中国，不管是房门还是院门，门框都做得很低，进出时不低头就会直接撞到门框上。

中国的纸窗根本无法抵御阳光、热气、灰尘以及风雨的侵袭。百叶窗在中国不普及，即使有的地方有，也经常没人使用。

有很多中国家庭，厨房里只有一口容量很大的铁锅。这种铁锅每次只能煮一种东西，要么烧水，要么烧饭。煮东西的时候还要有人在灶膛前守着，不停地添柴加草。厨房里满是烟或者水汽，外国人如果身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要么会被呛得泪流满面，要么会呼吸困难。而中国人却并不在意，虽然他们明白长期被烟熏会导致眼病，可仍然毫不在乎。

中国的房屋内并没有暖气。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只是靠煮饭的炉灶和炕来取暖，这对西方人来说是最难以适应的。中国人认为“炕”十分便利舒适，有些女人将炕称之为“亲娘”。但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炕”远远不如西方的壁炉或火炉舒适。因为“炕”所发出的热量并不适宜人体恒温。

在中国，有煤的地区非常少，所以一般的人冬天靠烧木炭来取暖。烧炭也和烧煤一样需要小心，不然会导致中毒。由于他们烧炭十分节省，所以屋子里并不暖和。于是他们将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来保持温度，到了出门时，他们已经没有其他衣服添了。一旦问他们“冷吗？”他们都会回答“当然！”以我们西方人的标准来看，这些中国人一生都没有暖和过。在寒冷的冬季，他们的血就像是冻住的河水，虽然在冰下仍然有水在流动，但流动的水已冰凉彻骨。曾经有位去国外访问过的道台打趣地说：“我的衙门还没有美国的监狱暖和。”

之前的章节我们说过，中国并不在意拥挤和噪音。这点在寒冷的冬天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旦天气转冷，中国人就会三五个人聚集在一起取暖聊天。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总会看到，一艘船上的一间船舱里挤满了中国人，任何西方人都无法忍受如此拥挤在一起，而中国人却不在乎。他们不管房间内通不通风，他们也不管做事会不会受到干扰。就算他们有条件可以不被打扰，独自在通风的房间，他们也不清楚好在哪里。在中国，有很多城市的周围都有很多村庄，这些村庄的房屋就像是七拼八凑硬挤在一起的一样，杂乱不堪。这并不是地价太高的缘故，在城里也是如此，各种狭窄的院子、房屋乱糟糟地挤成一堆。大家都挤在一起，连活动的空间都没有。

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起出门时，中国人可以在客栈里几口吞下晚餐后立刻回房睡觉，无视来往马车和其他人喝酒聊天的嘈杂。但外国人却因为各种声音而无法安睡，甚至可以分辨出骡马吃东西时的咀嚼声和不安的嘶鸣声。中国的客栈是十分吵闹的，夜里经常有吱嘎吱嘎的木头响声，汪汪的狗叫声，以及驴子的叫声。这些响声在寂静的夜里令人发狂。就像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清楚，只要在驴尾巴上拴一块砖驴就不叫了。但是他们却不会这样做，因为几十头驴叫和他们并没有关系。而外国人却不能不在意。”中国人对动物的吵闹漠不关心，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无关。下面的例子就正好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中国大官的太太在家里一次养了一百多只猫。她不会想到这群猫叫起来会怎样，也不在乎。中国的每座城市里都穿梭着大量的野狗。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消灭它们，也许这种行为受到了佛教“不杀生”教义的影响吧。曾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罗斯·布朗先生写过一本带有插画的东方游记，这本游记上有很多反映中国现状的插图，其中有一幅名叫《君士坦丁堡总览》的插画，上面画了许多聚在一起开会的流浪狗。中国人并不感觉到一大群狗的乱吠有多么不舒服，他们也从不担心被这群疯狗咬伤。由于中国人经常面对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中国人被疯狗咬伤后，只是在伤口处胡乱地敷一些狗毛，他们的做法很符合我们的谚语“狗毛治狗伤”。目前看来，中国人仍然没有消灭这群野狗的打算。

之前所举的例子都是关于中国人忽略舒适感的。下面再讲讲中国人对便利的漠视吧。中国人以自己民族的深厚文化底蕴而自豪，中国也确实是一个文学大国，每个中国人都清楚，笔、墨、纸、砚是中华民族的“文房四宝”，只有一间书房具备这四种，才可以被称之为“文房”。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无法随身携带。没有水来磨墨，即使四种东西齐备了也白搭，不将毛笔的笔毛浸软，毛笔也不能使用。除了毛笔外，中国没有其他可以写字的笔来替代，譬如说铅笔。但实际上即使他们有了铅笔也没法使用，因为中国没有铅笔刀。更何况中国人的服装也没有口袋来装这些东西。

前面关于节俭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谈到，中国人很善于用很差的材料做出好东西，这种技术令人钦佩，但是中国人也确实不像西方人一样懂得享受便利。在西方，住在宾馆里的旅客只要按下一个按键就可以得到需要的服务。而在中国，即使是全中国最好的旅店，需要什么服务也要站在走廊高声叫服务员，声音低了服务员还未必会被听到，和下等旅店没什么区别。

中国的卖货郎总是穿梭在各个城市中间，没有规律，所以很多想要买的日常用品都无法及时地买到，就像是被遗弃在了苏丹一样。在中国走夜路是要提着灯笼的，而在有些城市，灯笼只有在固定的时间，在特定的小贩那里才能买到。就像是西方人买鲜奶和酵母一样，是定期购买的。中国城市的人口一定没有农村人口多，因为在城市买东西太不方便。比如有些地方的人习惯二月份出去卖造房用的木材，卖木材的会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走，直到卖掉木材为止，如果没有卖掉，就拖回木厂。如果一个刚来中国的外国人一定要在五月份买木材，那他一定会失败，正如东方的一位智者说的：“世上的机会只有一次。”

之前的章节我们说过，中国的工具大多数都是顾客买回零件自行组装的。在西方人看来，这实在非常麻烦。有一次我叫我的仆人去买一柄斧子，他没买到。结果他买回了十四个马蹄铁请铁匠打了一个像尖嘴锄一样的斧头，又请木匠安了个把儿上去，这些所花的钱比买一把外国斧子还要贵很多。

外国人认为，在中国最不方便的就是缺乏“卫生设备”。无论在什么时候，下水道总是越修越坏。就算在首都北京也是一样。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哪座城市最脏？这个问题即使是长期住在北京的人也无法回答清楚。有位来自北方的旅行者对一个住在厦门的人说，提到脏乱，南方的城市没有一个能和北方相比的。为了证明他的判断，两人一起游览了厦门，结果发现非常干净（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出于嫉妒，这位厦门居民说，这判断不是很准确，因为厦门最近下了一场雨，街道正好被冲洗干净！这个旅行者又到了福州，他发现原来福州才是中国最脏的城市，然后又先后去了宁波、天津，他更认为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最后，他回到了北京，在他思考北京卫生水平状况时，收回了他当年武断的判断。

在谈及中国生活时的不便利，每个外国人都会抱怨：邮局少，道路阻塞，货币流通不通畅等等。虽然中国也有私营邮局，但是，这种私营邮局的业务覆盖实在是太小了。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经说过中国的道路状况恶劣。山东有一条十分狭窄的穿山公路，道路两旁有士兵把守，只能按照规定的时间由规定的方向从这条路通过。我们曾经说过中国人的鞋子和中国的路况，结合二者的情况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下雨天，中国人就只能待在家里不出门。在西方，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笨得连回家躲雨都不懂；而在中国，我们要将这句话改为“连雨天应该躲在家里不出门都不懂”。

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等雨停了再说。”除了政府部门，很多中国人的活动都要随着天气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是执行公务也会如此。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驻兵要塞，拥有精良的武器和久经训练的士兵。但是每到下雨天，岗哨上的士兵都会放弃站岗回到室内。他们严格地遵守了“等雨停了再说”这句俗语。1870年时，天津发生了一场惨案，但一场及时的暴雨阻止了悲剧的蔓延，否则死亡人数将要再翻四倍之多。有位外国人曾亲眼看到，从高压水枪中喷出的水柱，五分钟就能镇压住凶残的暴徒。这种水枪要比橡胶子弹管用得多，因为对于水，中国人从汉朝开始就抱有强烈的反感。对于中国人来说，喷射到身上的冷水是致命的。

想要将中国的货币制度说清楚，一段文字，甚至是一篇论文都是远远不够的，最起码要一本书才能够讲得明白。中国的货币制度混乱到能让一个西方人发疯的地步。也许这种弊病会渐渐地消失。这种关于“精确度”的问题，实在让人搞不明白状况。中国的一百文钱并不是一百枚铜钱，一千文也不是一千枚铜钱，具体是多少枚只能靠经验来判断。在中国的很多地区，一个铜钱算两文，二十个铜钱以上也是这样换算。所以当你得到五百文时，很可能你只获得了二百五十个铜钱。这些还要根据不同地方的规矩而有所改变。

在中国，总是有很多假币流入市场和社会，引起各行业商人之间的争吵。地方官时不时地颁布告示来制止这种情况。结果又导致了钱庄税收的增加，给货币的流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物价也随之上涨，最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使是货币重新流通物价也不会立刻回落。针对这种状况，渐渐形成了一条很有作用的规律：劣币驱逐良币。货币的状况越来越坏，最后导致河南某些地区的人们去市场时都带两套钱：一套假钱，一套新旧掺杂的真钱。有些商品只用假钱付账，而还有一些商品则要付两倍的价钱。

中国的钱币大多都很脏。因为穿钱的绳子很容易断掉，尤其是五百文钱或一千文钱这种很多枚铜钱的钱串子。散开的铜钱又要重新数、重新穿，实在是很麻烦。每枚铜钱的重量也不一样，唯一相同的就是每串钱都又笨又重，如果用中国的铜钱去换一元墨西哥币的话，铜钱的重量在八磅左右，挂在腰上的钱袋里能装几百个铜钱。如果一次性消费几吊钱的话，连钱币的携带都很成问题。为了解决铜钱携带不便的问题，中国人用银锭和银票来代替高额铜钱。但是使用银锭交易时很容易上当受骗，造成很大的损失。使用银票虽然是个不错的方法，但又会面临新的问题，比如区域问题，本地钱庄开出的银票到了异地完全无法使用，就算可以使用也要被贬值很多。用银票去钱庄兑换银两又会同钱庄老板产生或大或小的矛盾。令我们觉得惊讶的是，即使存在这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人依然有条不紊地四处做着生意，丝毫不去在意。就如之前章节所讲的，中国人从不觉得这些事情值得烦恼，而外国人则对此十分抱怨。

细心的外国旅行者会发现，在中国村庄总能看到这样的情况：一根木桩上拴着一头四蹄伸展躺在地上的驴子，绳子环着驴脖子挂在木桩上。而驴子却总是把绳子绕到最短的限度，驴头已经斜扭到四十五度，而始终没有调整自己的身体来适应绳子长短，我们实在是担心再这样绕下去这头驴子会颈椎脱臼。中国的驴子很听话，没有什么反抗挣扎的举动，所以不会把自己的脖子弄伤。这跟西方驴子的脾气相差甚远。虽然这个例子放在这里不是很合适，但相信读者应该已经明白，虽然在我们眼中，中国人的生活十分窘迫，但他们依然满不在乎。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关于舒适、便利衡量标准的不同。中国人懂得适应环境，在面临不可逆转的窘境时，他们会表现出极大的耐心，默默忍受一切。

有很多熟悉中国人和他们生活方式的外国人总是说，中国人是没有开窍的愚民。很显然，这种没有依据的判断错得离谱，而且极其肤浅。比起三个世纪之前，中国人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这与西方所经历的变化过程是一样的。明白这些，才能公平地下结论。我们会将弥尔顿、伊丽莎白和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视为不文明的国家么？虽然很多现代人无法忍受那个时期的英国式生活。

去追溯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发生变化的原因毫无任何意义。值得说的是，近五十年来，人们对舒适和便利的生活要求越来越高。如果时光倒流，我们回到自己的祖父甚至是曾祖父的时代，我们也许就会考虑自己活着是否有价值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中国人则不会，同样的时代，同样的人，他们对关于舒适、便利的标准也完全没有改变。除非有新情况出现，这些标准才会无法避免地发生一些改变。但无论怎样，这些标准都不是现代西方人所能习惯的。

生命力旺盛

中国人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这是中国人其他特性的基础，这个特性自身也十分值得外国人深思。中国人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繁衍能力、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长寿以及康复能力。

谈及中国，大多数外来旅行者首先会想到这个国家“人口过剩”。好像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虽说日本的人口也不少，但和中国相比，日本的人口密度还差得远。就人口的绝对密度和相对密度而言，只有印度可以和中国类似。但印度拥有很多民族，语言也是五花八门，而中国人大多数都是汉族，其他民族的影响微乎其微。

中国的土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居民，这些密密麻麻的人群更加巩固了外来旅行者对中国“人口过剩”的第一印象。虽然有些地方人口十分稀少，但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太平天国的袭击、回族的暴乱，然后是1877年到1878年那场覆盖五省的饥荒，这些灾难令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几百万。中国人不喜欢迁徙，对自己的故乡十分眷恋。所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并不像西方那样容易修复。但破坏力再怎么大，也抵不过修复能力。中国只要连续几十年的安定和丰收，就能够从一连串的打击中迅速地恢复过来。我们无法否认，中国具备一切恢复元气的条件。

在中国，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最醒目的是一群群嬉闹的孩子们，就像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讽刺那些骄傲母亲时所说的一样：“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每一条死胡同。”对我们来说，拿什么来养活这些小孩子是一个永远的谜团。但实际上，中国有许多孩子连最起码的“吃穿”都无法解决。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贫困并不可能令中国的人口有所减少。

想要阻止中国人口的增长，只能采用一些极端的手段，譬如鸦片、战争、饥饿、瘟疫等等。这些直接导致死亡的手段无疑是有效而且持久的方法。中国人的繁衍能力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所以人口数量也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保守估计，中国的现有人口大概在两亿五千万左右。人口的数量并不是问题，恐怖的是增长速度之快。虽然我们并无法精确地算出中国的人口数量，但得到的结果是非常接近准确的。传宗接代是中国人在心中最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观念更甚于对钱财的喜爱，所以为了能够早一些繁衍后代，中国人结婚都很早。

与中国人相比，法国的人口状况就不是那么乐观了，法国的人口增长率是欧洲最低的。而且据最新的报告，法国的人口数量还在下降。这个报告引起了许多人对这个国家的担忧。而中国人则截然相反，同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丝毫没有什么衰退的势头。圣经中说，上帝要人们“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曾经有位学者说过：“这个命令，已被人类所遵从，并且这是人们唯一遵从的上帝的指令。”对于这个命令，中国人明显是执行的最好的国家。

正如之前所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几乎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土质及气候。无论中国的哪个区域的人民，看起来都十分兴旺。即使是有些差别，也不是环境适应的能力有所不同，而是该地区人民所特有的特征。中国的广东人和福建人，不管移民到印度、缅甸、暹罗，还是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墨西哥、南美洲，他们都能很好地适应新的环境，而且比本地人还要勤劳节俭。而中国人本身又非常团结，以至于这些国家的当地人为了民族的安全，集体驱赶中国人。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不再大规模地向外国移民，这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无疑是个令他们安心的消息。如果东亚现在都是些野心勃勃的人，像中世纪的中亚一样渴望征服侵略，那我们将无法预测“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由于没有精确的统计资料，所以我们也只能笼统地讲一讲中国人的长寿问题。很多人会发现，中国每个地区都有很多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非常受尊敬，对中国人来说，“寿”是“五福”之首，所以在中国“高寿”是一种荣耀。所以中国人对出生日期的记载十分看重，甚至连出生时辰都会记录下来。虽然中国计算日期的方法并不精确。中国人在墓碑上总是习惯刻上死者的年龄，但是除了石头的产地外，其他地区的墓地并不用石碑。所以只靠墓碑来推断死者的年龄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没听说中国有什么人活了百岁以上，但如果仔细寻找，会发现中国接近百岁的老人到处都是。其实中国大部分人口都是穷人，这些穷人极度缺乏营养。我们实在不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人是如何活到如此高龄的。如今西方人的平均寿命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善密不可分，人们不断地改进医疗手段。而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若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医疗科学能够像英国一样的发达，那中国长寿者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

每个中国人似乎都不怎么讲究卫生，即使他们已经明白“这样做是不讲卫生的”，但是依然会这样做。这些事情，只要是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知道。这些外国人一直都有这样的疑问，对自然规律的无知和轻视所导致的疾病为什么没有让中国人灭绝呢？实际上中国每年有很多人死于这些明明可以预防的疾病，但是染上疾病的人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些，这充分证明了中国人令人佩服的抗病和康复能力。中国人气愤时常常会豁出自己的性命，同时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又十分珍惜，这种矛盾的性格是中国人显著的民族特性之一。

我们在本章已经反复提到，我们没有详细的统计资料，只能依靠外国观察者的记录。所幸的是外国的医院数量在不断增加，记录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准确，也越来越有价值。

为了弄清楚中国人的抗病和康复能力，必须要定期整理和分析每年的医学报告，我们相信一定能获得我们想要的信息，得到令人意外的结果。在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并稍加说明，前两件事情我比较熟悉，而另外一件则是取自天津一家医院的报告。这几件事例与多数读者所了解的事实一样，非常特别，而且互相也有一定的联系。

前几年，我和一个中国家庭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一天下午，突然听到有人在窗户下面惨叫，原来那个碎砖砌成的窗台下面的洞里有个大马蜂窝，一个十四个月大的小孩以为这个洞是个好玩的地方，就爬了进去，结果光头上被蜜蜂蛰了三十几个包。孩子只是哭了一会儿就躺在炕上睡着了，既没有涂药，也没有敷什么东西。奇怪的是，一个晚上孩子都没有哭闹，第二天孩子头上的包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1878年，世界上有很多人死于流行性斑疹伤寒，而一位在京的外国人雇的马车夫也患上了这种病。第十三天的时候，车夫的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几个人联手都无法制服变得狂暴的车夫。当天晚上车夫被捆在了床上，结果当看守的人熟睡时，他偷偷解绳子逃了出去。凌晨三点左右的时候，看守的人醒了过来，发现车夫失踪了便开始四处寻找，后来在一座大约十尺高的墙边发现了他。他是先爬上一棵树，然后翻过高墙沿着皇宫城墙的护城河逃走的。人们发现他时，他的头伸到了城墙涵洞的铁栅栏里，估计是头热的无法忍受想凉快凉快。在这个状态下他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在带他回去的路上，看守的人惊奇地发现，车夫除了腿上还有一些风湿痛外，热病的症状竟然完全消失了。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有个三十岁左右的天津人，以在中国军队的训练场附近捡废弹壳为生。有一次他在拆卸捡到的炮弹时，左腿被炸断。医院为他做了截肢手术，左腿膝盖以下全部被截掉了。出院后他很快重操旧业，继续了捡弹壳的生活。半年之后，悲剧再次发生，他的左手腕连同手腕以上两英寸胳膊被完全炸飞，右臂上半部也被火药严重灼伤，鼻梁和上嘴唇，连同右脸颊、右眼的上眼睑以及额骨的后侧都被爆开的弹片不同程度地划伤，右小腿被切开，连骨头都露了出来。他被炸得昏了过去，被太阳暴晒了四个多小时才被路过的官员看见，并且命人将他抬到医院去。抬他的人趁官员一走，就把它丢进沟里不管了。因为失血过多他已经非常虚弱，但是他还是爬出了沟，单脚跳了很远，在一家店吃了些东西。店主为了不让他在这里继续妨碍生意，就用筐把他抬到了医院门口，任他自生自灭。虽然他因为失血过多而非常虚弱，但他神智十分清楚，甚至还能清楚地说话。他曾经吸过一段时间鸦片，这对他的身体康复非常不利。但是，治疗的这几天，他只有在第五天和第六天有些轻微的腹泻和疟疾，其他任何不好的症状都没有。最终，在四个星期后他带着假腿出了院。

要是一个民族的人民能有像中国人一样的身体素质，那么这个民族将能够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生存下来，战争、鸦片、饥荒、瘟疫都不再恐怖。若是能再稍稍注意一些生理和卫生法则，有充足的食物和营养，那么这样的民族，将站在世界民族的顶端，占据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忍耐

“忍耐”这个词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意思：第一，它表示的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品质；第二，它表示一种默默承受苦难的坚强的行为；最后，它表示的是如竹子一般的韧性。很明显，上述这些品质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人有很多特性，我们不能拆分开来单一只看某一种特性，不然便无法弄清楚。中国人的忍耐性与他们的吃苦耐劳特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他们的麻木不仁和漠视时间也有一定的联系。中国人的忍耐性，通过吃苦耐劳的特性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在之前的章节，我们也或多或少地谈到过中国人的忍耐特性，但都是一带而过，表述不清，所以应该着重的说明一下中国人的这个特性。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每个人都在“为生存而斗争”。想要生存，就要有物质基础。所以，每个中国人都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而努力地奋斗着。这些为生存而努力的中国人把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贫穷和艰苦的生活不会让人变得勤劳，但如果一个民族或是一个人有吃苦耐劳的天性，那么贫穷和艰苦的生活将是对这种天性最好的锻炼。与此同时，贫穷和艰苦的生活会让人变得节俭，这种生活也会磨练人的忍耐力，渐渐地让人变得更加坚强。

猎人和渔夫的生活处处都要保持着小心谨慎，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有等待时机的耐心。不管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都一样地小心谨慎。中国自古以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恶劣，所以，他们既要像文明社会一样勤奋刻苦，又要像印第安人一样需要隐忍低调。

中国人经常为了很少的报酬而做很多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说，报酬再少也比没有强。长久以来累积的经验让中国人懂得，勤勤恳恳并不能换来更多的机会。但是西方人则认为只要努力，就会有机会。只是这种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要满足适当的条件，机会才会随之而来。当然，在每平方英里居住五百人这样的环境下，“勤劳和节俭是能带来财富的双手”这句格言是无法被证实的。但是，中国人为了很少的报酬而勤奋工作，却丝毫没有怨言，正体现了他们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

已故的格兰特将军说，在他的环球旅行要结束的时候，有人问他旅途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最难忘的事情就是看到一个中国小贩凭着他的精明，在竞争中战胜了一个犹太人。这实在是令人难忘。每个人都知道犹太人是多么聪明，聪明的犹太人在世界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但犹太人只占了人类的一小部分，而中国人却将近世界人口的一半。那个竞争失败的犹太人的才智并不比其他犹太人差，而获胜的中国小贩也不比其他中国人聪明。所以即使换一对竞争对手，竞争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中国人的韧性绝对是世界第一。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曾经有一位中国学生每年都坚持参加考试，直到九十岁才考试合格，他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不是为了能得到报酬，只是为了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韧性是每个中国人都具有的天性，就像鹿天生就有奔跑的能力，鹰拥有广阔的视野一样，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就算是每日乞讨的乞丐也具有这样的韧性。虽然他一次又一次地被赶走，但是他还是会反复地出现，直到讨到钱为止。

曾经听到过一个阿拉伯人的故事：有一个阿拉伯人，头巾被小偷偷走了，但他并没有去抓小偷，而是回到了部落的墓地并坐在了入口处。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抓小偷而坐在这里，他回答说：“他迟早要回到这里的。”故事中所讲的这种消极等待的情况不但在中国的百姓中普遍存在，在政府的行为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康熙皇帝是亚洲最被人称道的帝王，他的统治从1662年一直到1723年，在他漫长的执政过程中，成就了许多令后人敬仰的辉煌事迹。但在他统治的时期，一位号称“国姓爷”的前朝爱国将领不断在广东、福建等地区组织破坏，连清政府的战船也被他打败。针对这种情况，康熙皇帝想出了一个缓解的方法：命令这条海岸线上的居民全部向内地退回三十里，让这位前朝将领无法继续骚扰。百姓们执行命令后，果然“国姓爷”没有再继续推进骚扰，而是转头去台湾驱赶荷兰人。最后这位“国姓爷”被康熙皇帝招安，封为“海澄公”。外国人每次读到这段历史都会想到《中国总论》作者的评论：既然政府有能力使这么多沿海居民不惜代价地撤回内地，那应该也有能力组织一支装备精良的战队去打败那些破坏家园的敌人。

还有一个例子也让外国人至今印象深刻。1873年，驻巴里坤和哈密的将军左宗棠奉旨平息回民暴动。这次暴乱起初并不算严重，但后来整个中国西部，甚至是中亚都受到了暴乱的波及。当时左宗棠所面对的困难几乎难以克服。各种在华的外国报社都在各自的报刊上发表嘲笑左宗棠无能和清政府昏庸的文章。结果左宗棠的表现让所有外国报社都为之震惊，他的军队到达暴乱区不到一年，就进入了天山，平息回民的暴动。每走过一个地方，若是粮草不足，就停军种粮，以蓄辎重。最终他以这种且战且蓄的方法平息了暴乱，完成了使命，外国人认为左宗棠的功绩“在现代国家的历史记载中是最值得一提的”。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关于忍耐力主要表现在毫不抱怨的等待和沉着冷静的忍受两个方面。曾有人说，想要测试一个人的品性，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他在饥寒交迫而又浑身湿透时的行为。如果他表现得令人满意就“烘干他的身体，让他温暖，给他吃的东西，让他像天使一样幸福”。当代文学作品总是出现这样的说法：一个被剥夺了晚饭的英国人和一头被抢走幼崽的母熊一样危险。这句话不但适用于英国人，同样也适用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不管我们的文明多么令人自豪，也始终要受制于自己的胃。

我曾经看到大约一百多个中国人去参加宴会，其中还有很多人赶了几里路专程去参加，结果却碰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原本宴会是十点钟开始，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吃早餐就来赴宴，但宴会却推迟了一段时间才开始。于是先到的人像是侍从一样站在一旁，看着后来的人慢条斯理地吃喝，这种从容的态度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之一，比西方人要优雅绅士得多。这些没吃东西的人经过了长时间的等待，刚要落座开饭时，又来了一群人，于是他们又默默地开始等待。如果最后他们被怠慢了会有怎样的反映呢？如果是英国人或者是其他崇尚基督教的国家的话，他们一定会满脸愤怒的表情，然后一直抱怨、怒骂到他们坐下来为止。甚至他们会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一封充满激愤之词的信。而这一百五十个中国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表现出愤怒的表情，一直礼貌地告诉主人：“等等没关系，晚些吃也可以。”而哪个西方人能够承受这样的压力呢？

我们说中国人的神经与西方人的完全不同，并不是说“神经麻木的图兰人”和忍受痛苦而不发出抱怨的北美印第安人是一样类型的人。中国人靠毅力和耐心来忍受生活中的苦难，比起毅力，对一件事情，特别是令自己难受的事情保持耐心要不容易得多。

一位中国盲人问外国医生自己还能不能复明，马上又接着说，如果不能复明也没有关系，这样以后就不用再操心自己的眼睛了。医生很无奈地告诉他，他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复明的可能，这个盲人说：“我可以心安了。”这并不是放弃的表现，也不是绝望和冷漠，这只是一种“忍受病痛”的能力。西方人认为焦虑是侵入现代生活的祸患，就像是刀刃上的铁锈一样。对于中国这种让人担心的民族来说，中国人的这种不紧不慢的天性实在是件好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总是遭受着各种灾难，而这种灾难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连续几年的饥荒、百姓流离失所，而当这种像打官司一样麻烦的事情临到中国人头上时，我却并没有发现这些中国人有什么消沉或是抱怨的举动，实在是令人意外。我们曾经很多次问这些失去土地、房屋的中国人今后要如何生活，这些中国人总是回答：“谁知道？”“那就没太平日子了。”或者是“既然躲不掉，就这样吧。”“这种日子也许没个尽头。”在这种如此多灾多难的条件下生存，除了忍耐，也许没有什么别的更妥善的方法。

中国人面对各种接连不断的灾难所表现出的忍耐力令外国人印象深刻。据外国人所知，中国很少有城市不会发生水灾、旱灾和饥荒这些灾难。1877年至1878年，中国陷入了一次让人恐惧的大饥荒之中，这场饥荒导致了几百万人背井离乡、失去生命，十分凄惨。那些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即使现在也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黄河的泛滥给沿岸各大地区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有很多省的种植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千里沃土被黄沙所覆盖。几千座村庄毁于一旦，灾民们无家可归，只能绝望地四处流浪。对于任何政府来说，这种情况都非常难办。自我保护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就算那些因为饥荒而流浪的人们联合起来，逼迫有粮食的人将粮食分给他们一些，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虽然有些大城市也适当地进行了一些救济，但那里有太多贫困的人，救济的数量又不多，时间也很短，这种救济对缓解灾情并不起什么作用。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难民今后的生活。土地的开垦，在新的环境下重造房屋，开始新的生活，这些只能灾民自己来完成，政府无法提供任何帮助。若是政府能免去赋税的话，这些受灾的人民能活得更好一些，这也是百姓们所期望的。但政府却不经常免税，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地方官收不到税。对一个经常喊着“没有面包就要流血！”革命口号的西方人来说，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中国难民都绝望地在其他受灾地区流浪，而不团结起来求助于他们的地方官。虽然就算求助，这些地方官也没有安抚灾民的能力，但只要不断地施加压力，这些官员多少会做些事。若是他没有安抚百姓的能力，就将他革职，由别的官员接替。我们曾问过这些灾民，为什么不团结起来向官员施压，他们的回答一律是“不敢”。即使你不断地说“饿也是死，造反也是死，但后者最起码还有活下去的希望”，他们还是会回答“不敢”。

中国的灾民不会暴动，应该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人是最讲求实际的民族，他们觉得即使联合起来暴动，也不会得到救济，所以他们不会联合。就因为中国人的忍耐，所以经常会酿成这样的悲剧：许多人完全可以抢到维持生计的粮食，但他们并不会那样做，最后自己被饿死。而其他中国人的心肠已经变硬，就像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一样，对死人已经熟视无睹。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灾民们面对灾难只懂得默默承受，这种消极的态度注定了他们要一辈子被苦难所笼罩，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只要这些灾民还能拖家带口地去乞讨，他们就不会放弃这种生活方式。若是家庭不幸分开，他们就会分开乞讨，直到灾难结束。若是附近已经没有了乞讨之处，他们就会在冬季去其他地区乞讨。并且暗暗祈祷自己能找到一个粮食收成好，生存空间大的地方。等到洪灾过去，这些在外乞讨的灾民们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已经变成烂泥的土地上挖出一道道小沟，洒下麦种，然后继续进行乞讨的生活直到收割的季节。若是上天会眷顾他们，他们就不用再去乞讨，但是他们知道，灾难与饥荒时刻都可能再次让他们流离失所，这些灾难永远都不会过去。

有些崇尚灵魂学说的人，相信人的灵魂是不会被毁灭的。他们认为，人的才华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施展。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应该只是用来忍耐灾难和困苦，而是有更伟大的目标等待着他们。如果说，历史上的种种灾难是在提示“适者生存”这个法则，那拥有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强大旺盛的生命力的中国人，未来一定是一片光明。

知足

在前一章节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对病痛和灾难的忍耐力非常强，这种能力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心理矛盾，这种心理实在令我们难以理解。面对绝望的境地，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失望的表情，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挣扎的样子，可以说他们一直没抱有什么希望。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急躁或者不安的情绪，而世界上很多民族的人都有这种情绪。尤其在十九世纪末，人们将这种情绪表现得分外明显。中国人没有迎接“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的觉悟，甚至他们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过。

“忍耐”和“坚韧”只是中国人众多美德中的两种。中国人经常可以在逆境中保持平和的心态以及舒畅的心情，这种精神用东方的俗语来说是“知足者长乐”。此章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注意这种美德，更希望人们能够最终理解这种美德。

我们说中国人“知足”并不是说他们对现在的一切都很满足，不想改变。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中国人因循守旧，他们的“知足”也仅限于中国现在的体制。很多中国人并不想打破这个体制，并没有改善它的想法。总体来说，因循守旧并不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很多民族都有这种情结，只是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因循守旧的观念扎根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左右着中国人的思想，让他们安于现状。正因为这种守旧的观念已经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所以没有人会想去建立新的体制，因为每个中国人的压力也都很大。在中国，知识界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情况，即使有，也不像中国人表现得这样突出。中国的知识界向每一个中国人灌输这样一个思想，即如今的体制已经是最完美的体制，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并且引经据典以为证据，这就渐渐地让中国人变得守旧、顽固，相信这种体制真的是最好的。

中国人非常相信命运，有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点。在中国的古籍里，关于“天命”的说法有很多。百姓也经常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种说法和西方的上帝论非常相像，但是在核心思想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对西方人来说，上帝是具体的存在，世间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所有事情都是上帝安排的。而中国人所谓的“天”指的是一种朦胧模糊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什么神仙之类的，可以说中国人眼中的“天”所指的是人的命运。西方童话书中的“善良的精灵”和“邪恶的精灵”到了中国人的嘴里就是“命好”或者是“命不好”。在中国人眼中，似乎命运是无所不能的。

占卜在中国被称为“算命”，这是一种很深奥玄奥的理论，有很多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并按照算命先生的指示来生活。这种迷信活动在不同地区的影响也不同，但是不可否认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一些影响。于是总是有一些倒霉的中国人垂头丧气地说：“这是我的命。”以这样消极的情绪对待生活，最后的结果肯定更加令人失望。期待着自己的命运能够转好的人，尤其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中国人，就像是一个垂死的病人一样，只是盲目地等待死亡，自己就解脱了。可能中国人所说的“命”与土耳其人所说的“天命”并不相同，中国人也不会像土耳其人那样坚信所谓的“宿命”，但是，中国人依然不会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不会同命运的安排斗争，因为中国人认为人的命运是早就被安排好的。

古希腊人有这样一个说法：“历史用实事来教导世人。”之前我们曾说过，中国人因循守旧正是因为他们过于尊崇古代人，对中国人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教导他们成长的恩师。其他国家的人并不是靠了解本国的历史来接受教育，对这些国家的人来说，历史和系统的教育是两回事，就像是一个人只了解自己经历的事，并不能说他已经什么都懂了。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缺陷十分明显。除了自己国家，中国人对其他国家的历史完全不关心，西方的文艺复兴、欧洲的基督教改革、发现新大陆、科学的诞生等等世界性重大事件，中国人更是一概不知。世界各国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而互相了解、互相进步，并开始渐渐强调“人权”的重要性。而中国人还在墨守成规，固步自封。

中国人总是抱有一些前朝的思想，和他们谈改善生存的环境，无疑是对牛弹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应用，给各个国家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但对中国人来说，这些东西毫无意义。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认知程度甚至不如西方十字军东征时代的古人。当然，就算了解，他们也没有兴趣。只有当他们看到别人卓越的生活条件时，才会想着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中国百姓对其他国家完全不了解，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其他国家的生活条件比他们优越多少。也有一些人稍稍了解一些外国人的生活，但墨守成规的天性令他们没有再去进行深入的了解。在中国，只有大规模的改善，才能让百姓生活得更好，但那些有实力做这些大事的人却不想这样做。虽然百姓也会不满，但这种不满不会流露到表面上来。所以就整体而言，中国人的知足，阻碍了他们的发展。之前讲过，中国人之所以不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是因为他们的经验。熟知中国历史的外国人知道，迁移可以减轻中国人的不幸遭遇。虽然我们知道，一旦中国人接受了这个方法，就一定会获得成功，但是中国人绝对不会为了减轻自身的压力而抛弃祖先，远走他乡。按照儒家思想的理论，人应该在自己的家乡守护祖宗的坟墓。除非是被逼无奈，否则中国人不喜欢为了赚钱而远走他乡。中国人的理想生活是：像植物一样生长在土中，开花，结果，最后凋零在这片土地上。

离开故土的中国人都渴望着最后能够落叶归根。从离开家的那一刻，衣锦还乡的想法就始终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每个中国人都希望死去的时候能够葬进祖坟，同列祖列宗在一起。“埋骨于子孙脚下”这种想法支配着中国人的情感和行为，它会让中国人放弃那些有效减轻痛苦的方法，成为中国人改善生活质量的阻力。除非是“天命”使然，不然中国人不会为了改善生活而移居到其他地方。虽然他们也会不满于现状，但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们将不满的情绪藏在心里。

西方人并不具备与“知足”相对应的特性，所以对于中国人的这个特性并没有解释得那么详尽。中国人知足的性格就像鱼长鳍是为了游得更快，鸟长出翅膀是为了飞翔一样，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中国人天生就懂得吃苦耐劳，相安无事，遵守社会秩序。除此之外，中国人还有前所未有的毅力和坚韧的耐性。他们清楚自己所面临的苦难是自己无法抗拒的，所以中国人非常乐观，也不会像外国人一样精神紧张。中国人面对苦难时，会像鸵鸟一样将自己保护得很好。对于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中国人会毫无怨言地选择顺从，就像中国人知道“用脑袋撞墙，墙也不会挪开”一样。中国有一句俗话：不能治的病，只能挺着。中国人知道怎么实现理想，也知道怎样赚钱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最可贵的是，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懂得“知足”。

中国人非常乐观，这也算得上是他们的特性之一，其实，知足和乐观这两个特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总是得到超过自己期待的幸福，因为他们很容易满足，也总是最大限度地让自己保持快乐，这与西方人是不同的。中国的百姓从不挑剔什么，他们在哪吃饭，吃的什么，他们都不在意，他们绝对是好客人的典型。最令西方人惊讶的是，即使是那些贫穷的中国人，也总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中国人乐观的性格和他们喜欢交朋好友的性格是密不可分的。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好相反，他们忧郁而孤傲。中国人非常喜欢聊天，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他们都能聊得来。中国人通过聊天可以缓解很多生活中的压力和受到的痛苦。

有件事情值得说一下：很多中国人都喜欢种一些花或一些树来装饰他们的住所。中国有一句含义模糊的话非常有道理：我们的东西很少，但我们可以做到物尽其用。

尽管曾经我们或多或少地批评过自己的中国仆人，但他们几乎从没有抱怨过，就算安排给他们一些工作以外的活，他们也不会不满，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抱怨的。

中国的仆人不会抱怨自己的命苦，因为那样会被同伴嘲笑，还会被当成话柄来调侃。之前的章节我们有提过中国人非常吃苦耐劳，有些做纺织的工人常常从早上一直纺线到深夜，而且他们并不点油灯，就为了省一点油钱而在黑暗中工作。他们不辞辛劳地工作，从不抱怨，而且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一些诸如苦力、车夫一样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他们经常占用休息的时间干活，也从没有发过什么牢骚，一顿饭就能让他们感到非常满足。经常有一些善于观察的外国人发现中国劳动者这个特点。英国领事谢立山先生曾在《华西三年》中这样描绘长江上游的景象：“纤夫们非常值得关注，除了乐师和潜水员，几乎所有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都在江岸上拉纤，他们要在一刻钟内把饭吃完，但从来没看他们闹过情绪。”李德先生也在《通过长江三峡》一书中有过类似的描写：“五个纤夫，将手脚按在崎岖不平的石头上，一点一点地拖着船逆流而上。这些可怜的苦力的毅力和忍耐性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们每个月只有一元钱的收入，每天仅靠糙米饭和一点点炒白菜来维持体内的营养，为了生活，他们从黎明一直工作到天黑。”

我认识一位中国车夫，他是外国人的佣工，经常推着车子连续行走好几个月。一年四季，不管是什么气候，他都早早出发，光着脚翻山越岭地运送货物，一直走到很晚才休息。到了驿站他还要给主人准备食宿。他的这些劳动只能换取很少的报酬，但是他从不抱怨。他的主人说，干了几年的他也从来没闹过别扭发过脾气。我想有过这样经历的读者，都会讲出很多类似的故事。

中国人乐观的天性，在他们生病时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人面对所有事情都能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也希望别人对自己的情况保持乐观。我们都知道，很多特别贫穷的中国人，在患病时都得不到适当的营养，身边也没有什么亲人，即使有亲戚，也会冷淡地疏远他们。对于未来可以说一丝希望都没有。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能保持乐观的态度。而如果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则会表现得特别焦躁不安。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具有乐观的性格，每个在中国旅行的人都会碰到具有这种品质的中国人。如果“适者生存”这句历史教导是正确可信的，那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定一片光明。

孝心

说到中国人的特点，就不能不说他们的“孝心”。但是，想把中国人的“孝心”讲清楚却十分困难。正如之前章节所讲的，中国人所谓的“孝心”与我们西方人理解的大不相同。其中还有很多意思是汉语所特有的，译成英语的话，怎样翻译都没法表述得很准确。其中最典型的词就是“礼”，它和之前所说的“孝”有着紧密的联系。为了说明“礼”的重要性，也为了提供一个能够解释中国人“孝心”的背景，我们首先引用伽略利先生的一段话（转引自《中国总论》）：礼是中国人所有心理的集中表现，我认为，《礼记》是中国人向其他国家展示的关于中华民族最准确、最完整的记录。中国人的感情，由礼来丰富满足；中国人的义务和责任，也由礼来完成；中国人的善恶，由礼来衡量；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也由礼来维系。简而言之，中国人如何对待家庭，对待社会和宗教，都由礼来掌控和制约。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博士对这段话的评论十分正确，他说：“把中国的‘礼’翻译成‘ceremony’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人所谓的礼，除了外在表现的行动之外，还包括一些抽象的，规范人们行动的一些行为准则。”

中国的四书五经等一些古代书籍，特别是《孝经》，关于孝的诠释非常全面，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对“孝”的重视程度。迄今为止，我们只注意到中国人在生活中表现出的孝顺，但中国人自己对“孝”是怎样理解的？“孝”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所特有的特性？这就不是容易搞清楚的问题了。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中国人所谓的“孝”包含了很多方面，并不是简单字面意义上的孝顺。

美国传教士晏马太博士在1877年的传教士大会上读了一篇有关“先祖崇拜”的论文。这篇文章囊括了他在中国三十多年的所见所闻。在文章的开始处，他表示，先祖崇拜仅仅是孝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随后他说：“‘孝’是个误导性非常强的词，很容易让人误解。据我所知，中国的子女是所有民族中最不孝顺父母的，他们不听父母的话，从懂事起就开始我行我素，不听父母的劝告。”而著名的中国古书籍翻译家理雅各博士在回到英国后曾对晏马太博士的这段话予以驳斥，理雅各博士说，他在中国生活三十余年的所见所闻和晏马太所说的完全不一样。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人们的意见经常会出现分歧，就像是不同的温度计所显示的温度刻度也有差别一样，想要得到正确答案，就要综合来自各处的看法和意见，虽然这些意见不尽相同，但这些意见非常全面，会让人了解得更加透彻。

西方人把服从父母的命令当成孩子行动的准则，而中国人却完全不懂，因为中国的孩子并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但是当这些孩子长大后，却并不像西方人想象得那样不堪。中国有句俗语“树大自然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小孩子在长大后，自然就会明白怎样做才是对的。虽然这个俗语可能还有其他的意思，但它也说明了中国人所谓的“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中国人的教育方式和对“孝”的理解与西方人不同，所以才会形成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典型。

《孝经》中有一段话：“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所有中华传统美德之中，“孝”是最被中国人所重视的，应该发自内心地“敬”自己的父母，“顺”自己的父母，这才是“孝敬”“孝顺”。如果只是在行动上“孝”，而心不“孝”，那就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孝子。中国人认为，不管怎样的道德缺陷，都是因为孝心不够。因为缺少孝心，所以悖逆礼节；因为缺少孝心，所以对国不忠；因为缺少孝心，所以徇私舞弊；因为缺少孝心，所以在战场上临阵脱逃。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孝”的内涵并不止西方人所理解的那些，它超出了行为的范围，涵盖了很多道德内容。

一般人都认为，孝顺的基础是感恩。关于这一点，《孝经·圣治章》中有专门的描述。中国人所提倡的“守孝三年”是很有道理的，孔夫子曾经说过：“子生三年，然后娩于父母之怀。”在中国，孩子对父母恩情的报答方式之一便是“守孝三年”。孝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羊羔跪乳”。中国人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是最基础的孝心。父母在世时，要服侍好父母的衣食住行；父母离世后，要经常去扫墓祭奠。“子循父道”是孝心最基本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孔子曾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卫三畏博士在《礼记》里摘录了一段话：“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不悦，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这段话大致的意思是说，子女在父母有过失时，可以适当地给予提示，使父母改正，但不可以过激顶撞。如果是在西方国家，子女是绝不会对父母的过失予以劝诫的，即使劝诫，父母也未必听得进去。而在中国，这种情况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孔子在《论语》的第二章中对“孝”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说法。关于“孝”，孔子在不同的环境下，解释也会做出相应的改变。首先是孔子回答鲁国孟懿时的说法。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意思是说，“孝”就是不违背父母。孔子并没有对孟懿解释“无违”的含义，后来他的弟子樊迟送他时，他又提起这件事情，樊迟不懂，于是问孔子：“无违，何谓也？”孔子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显然，孔子希望樊迟能将“无违”真正的意思转达给孟懿。还有一次是孔子回答子游时的说法。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说，如果孝只是赡养父母，提供衣食给他们，和饲养马和狗没什么区别。“孝”一定要对父母顺从和恭敬才行。

总的来说，孔子的话就是要说“孝”不但要满足父母的需要，还要顺从父母的意愿，要恭恭敬敬地对待父母。这在中国是个古老的观念。孔子之所以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是因为他感到如今的“孝”已经和古代所强调的“孝”完全不同了。而孔子则希望能恢复古代时的做法。虽然孔子的话距现代已经很久远了，但他的思想已经在中国人的脑中根深蒂固，融进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如果孔子活在这个时代，他会更强调“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这句话。

到这里，我们已经大致地了解了中国人所谓的“孝”与其他礼仪、责任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的中国人如何理解“孝”，我们还不清楚。如果找十个没读过书的中国人，问他们“孝”是什么，他们可能会有一大部分人会说：“不惹父母生气就是孝顺吧！”也许他们会引用孔子说过的，孝就是“无违”，不违背父母的意思，父母就不生气，这样就是孝顺。但孔子所谓“无违”的特殊意义，恐怕是他们想不到的。

关于中国的孝，如果有人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去读一下《二十四孝》当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其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东汉末年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在去拜见某位官员的时候，官员用橘子招待了他。这个小男孩想让母亲尝尝橘子的味道，就在袖子里藏了两个橘子。结果在告退时，橘子从袖筒里滚到了地上，场面变得十分尴尬。而小男孩却面不改色地跪在了官员面前说：“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这句话和这个小男孩的名字，被后世传颂了两千年之久。在西方人眼中，这个小男孩懂得利用机会来满足他母亲的愿望，非常聪明。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男孩是“孝”的典型，因为他从小就知道孝顺自己的母亲，懂得为自己的母亲着想。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晋朝的一个八岁的男孩，因为家境贫寒，他的父母并没有蚊帐，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能让父母不被蚊子侵扰的方法：早早地躺倒床上，然后一动不动，连扇子也不摇，于是蚊子只去咬他一个人，父母就能安稳地睡觉了。晋朝还有个男孩，和他的继母一起生活，继母非常喜欢吃鲤鱼，但是冬天并没有办法钓到鲤鱼，于是这个男孩脱下自己的衣服，躺在冰面上求鱼，最后水里的鲤鱼撞破冰面跳到他的怀里，以感念他的孝心。

在中国，溺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是一种不孝的表现。《孝经》甚至将它和赌博划分在一个行列中。《二十四孝》中曾有一个“为母埋儿”的故事，故事大致是说，汉代有一户人家非常的穷，家中的粮食不够这一家人生活的，于是这家的主人和自己的妻子说：“我们太穷了，粮食根本不够，把孩子埋掉，就能省出一些吃的给母亲吃了。没有了孩子，我们还可以再生。母亲若是饿死了，就再也没有母亲了。”他的妻子没敢反对，结果挖坑的时候，挖出了一坛金子，金坛上刻着“天赐孝子”四个字。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若是当时没有挖出这坛金子，这个三岁的孩子就要被活埋在地下。我们西方人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孝”是第一位的。对妻儿的感情不能超过对母亲的感情，不能因为妻儿而拖累母亲的生命。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中国人之中还流传着这样的迷信：父母如果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吃下自己儿女的肉就有痊愈的可能。要在父母不知情的时候将肉做好，然后让父母吃下。虽然不会百分百地治好顽疾，但总有一线希望，《京报》中就出现过类似的报道。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中国人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为了治好父母的病，他在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每次提到腿上的伤疤时，他都像一个老兵一样感到骄傲。虽然这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常见的事情，但也绝对不少见。

孟子曾经提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理论是中国人关于“孝”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中国人非常重视传宗接代、继承香火这件事情，因为只有留后，才能有人拜祭祖先，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所以比起西方，中国男孩结婚非常早，有的人三十多岁已经做爷爷了。我的一位朋友在临死之前忏悔自己有两不孝：第一件事是没法为母亲亲手养老送终，第二件事是还没给十岁的儿子讨老婆。我想大多数中国人面对这样的事情时，都会有同样的感叹吧！

中国的男人有七种理由可以休掉自己的结发妻子，其中最没有回旋余地的就是妻子不生男孩。因为中国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导致了一夫多妻制度的产生，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家庭内部的勾心斗角及各种家庭悲剧，也正是因为中国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导致了大量的溺婴事件的发生。这种溺婴事件，南方出现的次数较多。有很多北方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人会谈这类的事。中国男人的私生子数量也有很多，而这些私生子经常长不大就被杀死了。虽然很少有证据证明杀害女婴这件事，但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既然有为母埋儿这样的事件发生，那溺死女婴的事件也极有可能是真实的。

关于“守孝三年”这个观念前文已经解释过了，其实现在这种行为已经被缩短到了二十七个月。孔子其中的一个弟子认为，守孝一年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守孝三年。孔子说，君子在守孝的时候，三年都不会有快乐的情绪。如果你认为父母新亡一年后就能感到安心快乐的话，那你就那样做吧。虽然孔子这样说，但孔子却明确地表示这种做法“不仁”。

有很多人拆房卖地筹钱为父母举办葬礼，在中国，这是很常见的事。其实这种做法非常不合理，但中国人却不明白。只要这样做符合中国人所谓的“礼”，也符合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就会不假思索地去做。

古伯察传教士的经历中有一个证明中国人重视“礼”和“孝”的例子非常好，十分准确。当时，古伯察传教士刚刚来到中国不到一年，住在南方，有一天，他想找人往北京带封信，于是想到了他雇佣的教书先生。这个教书先生是北京人，已经四年没有回家了，他的母亲也不知道儿子在哪里谋生。在信使就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教书先生叫来他的一个学生说：“来，替我写封信给我母亲，信使就要走了。”这件事情让古伯察感到十分惊奇，于是他问那个代写书信的小孩子是否认得先生的母亲，结果这个小孩子根本不知道先生的母亲是谁。于是古伯察问这位先生：“这个小孩子都不知道你的母亲是谁，怎么写信？”结果这位先生淡然地说：“他学写作文已经一年多了，已经懂得很多修辞，难道连写封信都不会么？”不一会儿孩子就把信写好封口了。而这位先生只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已。这封信无论寄给中国的哪个母亲，那个收到信的母亲都会非常开心的。

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孩子对父母的孝敬程度都不一样。当然，非常孝顺的和极不孝顺的这两个极端也比比皆是。偶尔也会出现杀死自己父母的疯子，但是对他们的刑罚与普通杀人犯没什么两样。一个人如果太穷了，也有可能虐待自己的父母。儿子甘愿替父亲顶罪的情况也有。这充分说明了“孝”在中国的力量。

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国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淡薄，中国的孝行对于刚刚脱离家庭的西方人十分有吸引力。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尊敬长者就是一种特别好的品质。西方家庭的孩子长大后就意味着自由自在，想去哪里，做什么，都没有人去管。而西方家庭的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眼里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只有动物才这样无拘无束。如果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去想，西方人的很多行为都需要改正，就像是生活在玻璃建造的房子当中，无论做什么都要小心翼翼才行，即使是一块小石子也不能乱扔。研究中国人的“孝”就不能只看到这种性格的优点，当中的缺点也一定要指出来，这样才能更加透彻地了解这种性格。

中国人关于“孝”的观念存在着五种错误。这其中又有三种错误是积极性错误，两种是消极性错误。中国与“孝”相关的古籍中，只讲了孩子对父母应该有怎样的责任，履行怎样的义务，而父母对孩子有什么义务呢？书中一个字没有提过。中国人认为这种事情没有提的必要，而在西方国家，父母对孩子应负的责任是不得不提的。保罗传教士蒙神的指引，在歌罗西的教会中提出了理想家庭应具备的四大支柱：“身为丈夫，要疼爱自己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身为妻子，应顺从自己的丈夫，就像顺从主人一样；身为儿女，要听从父母的话，这样才能蒙主喜爱；身为父母，不可惹儿女的气。”孔子在谈及道德时，那种世俗的言论与这种具有深刻意义的准则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中国人的理论和观念，都有着深厚的重男轻女色彩。多年以来，一直以男人为核心，而女人始终是附庸，中国的女孩在男人面前始终抬不起头，她们始终被遗弃的存在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对人性的摧残。

中国人觉得，与男人相比，女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关于夫妻间相互的责任，孔子只字不提。基督教主张男人应该离开父母陪在妻子身边，而儒家却要妻子随着自己的丈夫守着男人的父母。若是男人的父母与妻子发生矛盾，作为低贱的妻子必须要认错、屈从。中国的这种家长制度将人的一些善良的天性压抑至极端，相对应的，也肆无忌惮地发展了人的另一些天性。最后年轻人的思想被压抑、封闭，而老年人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这种囚禁人类思想、压抑人性的制度，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的孝道告诉人们，“孝”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传宗接代，这就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它造成了中国人口的严重泛滥，贫困的人越来越多。这些遵守孝道的人，不管家庭生活条件多么恶劣，都要生养孩子，而且还不止一个。其次，这种“孝道”成了中国一夫多妻制最大的借口。我们完全可以想到中国达官贵人家中妻妾成群的样子。中华民族的信仰主要体现在先祖崇拜上，我们可以将这种祖先崇拜看作一个铐在中华民族精神上的枷锁。晏马太博士曾在他的文章中说：“中国有几亿人口，这些活着的人都被他们早已经成为枯骨的祖先禁锢着思想。古代人的观念像绳索一样捆住了现代人的手脚。”对于中国人来说，“先祖崇拜”成了那些古代迂腐观念的保护伞。如果不能打破这种迂腐的保守观念，中国人就始终不能进步，更无法适应世纪末最后二十五年的环境。如果中国人仍然沉迷于对过去陈旧观念的崇拜中，那么，他们将无法进步，中国也无法发展。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过分的自爱和恐惧心理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孝心。正因为这两种情绪不断影响着他们的内心，才使他们如此尊崇孝道。就像孔子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人们对鬼神之所以又崇拜又恐惧，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行恶。忤逆了神的思想，神就会发怒，就会毁灭，所以人们尊崇神的意见。同样的道理，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尊崇孝道，是因为他们明白，他们也有老去的一天，所以中国人有很多这类的俗语，譬如“种树遮荫，养儿防老”“尿床的孩子上坟的纸”。对于中国人来说，儿女生下来就欠着父母，所以要穷极一生来还父母的养育债。而当他们成了父母，也要求自己的子女这样做。久而久之，这种孝行被传承了下来。

中国人所谓的孝道，和西方人所说的“上帝的指示”没有任何关系，中国人也不清楚上帝究竟存不存在。孝道说白了，就是“先祖崇拜”的一种趋于完美的表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对祖先的崇拜和无神论、多神论、不可知论是相同的。只不过“神灵”被替换成了“已故的先人”。中国人的爱和感恩之心，只是相对于自己的父母而已。中国人不知道上帝是什么，究竟存在不存在，他们对此也没有兴趣知道。基督教和先祖崇拜在中国是无法共存的，二者只能存在其一。在它们漫长的争斗过程中，只有适者才能站稳脚跟，最终存活，得到长远地发展。

仁德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五德之说，而“仁”则是五德之首。这个汉字由“人”和“二”两部分构成，按照字面上的意思，似乎“仁”这个字是应用在两个人的交往之中的。

如上所述，人们推测“仁”也许是促进二人之间交往的桥梁，但实际上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并没有体现出“仁”的意义。其实有很多细心的人已经明白，所以我们并不去深究这个问题。但还有很多人武断地说，中国人没有“仁德”的存在，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孟子曾经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对中国人思想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个是佛教的思想，另一个是儒家思想。佛家思想导人向善，儒家思想教人谦和。中国人的天性是讲求实际，所以中国人经常会抓住很多行善的机会，做出很多善事。

中国的慈善机构有很多，比如保育堂、麻风病院、养老院、免费学堂等等。我们无法真切地了解到这些善堂究竟做了哪些善举，因为中国从来都没有进行过一次像样的人口普查。英国的李修善教士曾经对中国的慈善机构做过详细的调查，他说，目前湖北省汉口市有三十个不同规模的慈善机构，这些机构每年要投资八千多英镑来做善事。但是，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了，这些慈善机构根本就不够，特别是在大城市，需要很多这样的机构。

每次灾难降临，百姓闹饥荒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地方设立粥棚，为百姓施粥赠衣。不光是官府，很多百姓中的富贵人家也会做这样的善举，这些中国慈善家为了这样的活动，耗费了大量家资，这种行为非常值得赞扬，实在令人感动。当然，有些地方是迫不得已才做出这样的善举的，因为只有最大程度地安抚慌乱的灾民，他们才不会采取过激的行为，做出类似抢粮、偷窃这样的事情。

除了上述提到过的慈善机构外，中国的各个省份都有设立“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照顾远离家乡的人们，主要是帮助一些背井离乡的人回到家乡，或是将客死异乡人的尸体运回家乡安葬，这个组织带有一定的保障性质，中国人也觉得设立这种保障性机构非常好。

中国导人向善的书非常多，这些书籍都教导着人们，要对自己所行的善事和恶事负责，不管是善事还是恶事都要大胆地说出来。因为中国人认为，这些事情到了人死后，都会记载在阴间的“生死簿”上，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会报应到他来世的人生中。中国人执着地为了来世而努力修行着，因为他们认为来世是今生的扩展与延伸。就像之前章节里所讲的，中国人非常讲究实际，所以他们不断行善积德，目的就是为了来时能够得到好报。当然，带着明确动机来做善事，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下面的例子正好可以说明这一点：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为了救济遭受水灾的灾民，试图在茶馆的茶水中增收一些税收。这种行为对于这些杭州古城的人来说，就像是1773年波士顿人征收茶叶税一样，并不是什么善举。这些官员还发布一些公告，试图诱导民众：“倘若行善，必有好报。”官府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获得民众们的支持。结果，城中的百姓和茶馆商人联合起来，集体抵制这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善行”。全城人同仇敌忾抵制“好报”的情况，在中国实在是十分少见。

在中国人的慈善行为中，有几种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将野外的弃尸埋葬，帮穷人家去世的人买棺木，买一些鸟和鱼来放生，为穷人免费种疫苗，免费送人一些劝人做善事的书籍，免费赠送给病人膏药等等。但是，在我看来，真正出于善意而做的善举却是少之又少。有些人站在河边，将渔夫打的鱼全部买下然后放生，类似这种做法可以看到很多，每个人都在模仿做这些“善事”。因为这种善事本身对自身并没有什么影响，要比帮助那些上门求助的人解决问题容易得多。

对凡事都看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放生的鸟和鱼只要重获自由，他们的善举也就完成了，别人再去捕捞也和他们无关。因为他们的善事已经做完，这些“积德”的活动并不包括给这些放生的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空间、保证他们生存的义务。

中国有句俗话，叫作“开仁德之门，难；关仁德之门，更难。”这些善行的结果怎样，以及这些善行会给自己惹来什么样的麻烦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预料，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小心地做一些不会惹来麻烦的善事。曾经有个住在中国的传教士，答应了当地乡绅为一个瞎乞丐治疗白内障。而当乞丐重获光明的时候，那些乡绅反倒说，这个传教士因为治好了这个瞎乞丐，让他无法再博人同情去讨饭了，所以应该雇佣这个乞丐去看教堂的大门。还有，一个很少与人交流的善良老婆婆招待了一些她觉得不错的老妇人，结果很可能会被这些人欺骗，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还有很多。我们不得不说，并不是所有中国人做善事都是发自内心的。

中国总是会有类似河坝决堤或是饥荒等等灾难的发生。发生灾难的时候，政府的官员们总是快速赶到灾区去，想要帮助受难的百姓。但他们并不会采取什么长远的措施来防止灾难的再度发生，只是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来解决眼下的问题而已。不仅如此，他们对灾民的救助也十分不彻底，经常在关键的时候停止救助。例如，春季来临的时候，因为长时间地奔波和贫困的生活，这些灾民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一定程度，非常容易生病。这种时候，政府并不是采取什么治病措施，而是给这些灾民一点钱财，让他们回乡去像以前一样生活。政府这样做的理由是赈灾的资金已经分发完毕，如果这些灾民能够回乡继续做农活，丰收时就不会再为吃饭而犯愁。但如果灾民们在天气变暖时还四处流浪的话，就很可能死于瘟疫。对于政府来说，小部分的灾难总比死去一大群人要好一些。

中国还有一个典型的慈善活动，叫作“腊八施粥”。和其他慈善活动一样，这种施粥活动也只是表面上过得去而已。农历十二月初八的时候，有很多平时没有机会做善事的人，就会准备一些粥来施舍。他们在一天内，会将准备好的腊八粥施舍给那些前来讨粥的人。但这些粥十分便宜，也十分难喝。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对施粥的人来说，这种活动只是自己行善积德的一个方法而已。碰到丰年的话，连乡下的穷苦人家吃的都比这些粥要好，这些粥也就没人来喝了。不过这些“善人”并没有换更好的粥的意图，一整天没人来喝粥的话，他们就会将这些粥倒进破罐子里去喂猪。对这些“善人”来说，不管有没有人来吃，自己也做完善事了，足以证明他是个仁德宽厚的人。如果赶上灾年，粮食产量下跌的时候，这些“善人”反倒没有这种善举了，问起原因，他们会回答说：“施舍不起了。”

之前的章节我们说过，中国的乞丐几乎随处可见。有些人对这些乞丐施舍，单纯是为了能够“保险”一些。这些乞丐在城市里组织起了“丐帮”，这个帮会要比其他争斗势力更加强大，因为他们没钱，甚至随时连命都会没有，所以他们没有畏惧。如果一个乞丐，像日内瓦仲裁人一样带有“应有的勤奋”，总是像一个店主乞讨，而店主没有施舍的话，这个店主就将面临一大群灾民和乞丐的骚扰。而乞丐们也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要求，如果不满足，店主就无法做生意。这些生意人知道拒绝乞丐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总是不间断的有人对这些乞丐进行施舍。

灾民们同样也经常受到人们的施舍。在之前提到的例子中，我们应该可以发现，中国人行善布施的目的并不是真心想帮助别人，而是布施人自己得到回报。这些行善的人所做的事只是为了将来能过得更好些而已。

谈到中国人慈善活动的缺陷事，我们也不得不注意，不管事情多么紧急，不管有多大的灾难，赈灾的物资都要受到日渐衰落的中国政府的盘剥和压榨。这些盘剥的部门都有着周密的计划，所以这些私吞灾款的证据很难被找到。即使情况十分危急，比如大规模的饥荒，这些政府部门也会无视受苦难的百姓，将赈灾的钱财收入自己的钱袋中。而人们的注意力都被灾情和灾民所吸引，根本不会去注意赈灾物资的情况。百姓们根本不知道救灾款项的多少，也不知道究竟使用在了哪里，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显而易见。

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基本上都是坏的方面，好的方面了解得非常少。对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中的慈善机构遍布整个世界，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许很多中国人都会猜测这些慈善机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也许中国人最终会注意到，“仁”字并不像其他表示情感的字一样用“心”来做偏旁，它既没有“竖心旁”又没有“心字底”。所以，中国人的“仁德”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

中国人不了解，慈善应该是一种“本能”，一种发自内心的活动，而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才做一些善事。中国人只有经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过程，才会真正懂得“仁德”，才会做出真正的“善事”。

缺乏同情心

在前一章节，我们大致谈了一下中国人的慈善活动，明白了“仁德”是中国人的善良品质之一。而本章所要讨论的，正是建立在“仁德”基础上的“同情心”。仁是指美好的仁爱之心，它表达了一种祝福的愿望，而同情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善良，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感情。本章所要说的，是关于中国人缺少同情心的问题，即使中国人做了很多善事，可在单纯善念驱使下做的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说，中国人非常缺乏同情心。

大家应该都记得之前所讲的，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同时中国也经常被各种饥荒灾害所侵扰。在其他国家，每次受到灾害都会减少大部分人口，而在中国，显然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因为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思想十分强烈，即使是穷人，也要想方设法地给自己的儿子早早娶个老婆，然后生几个孩子，即使无力抚养，他们也要这样做。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人为了养家，过上了短工一样的生活。每天的生活就是干活和吃饭的反复。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细心的外国人会发现，差不多每个中国人都没有现钱。中国人总是在干活之前先要工钱，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钱吃饭。在中国，即使是过得不错的人家在急用钱的时候也会很难把需要的钱筹够。中国有句俗话叫作“度粮荒”，意思是为了办丧事、打官司之类的事而四处借钱，就像是闹了饥荒四处流窜的灾民一样。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面对这种事情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在中国，最明显的事实就是贫穷，而贫困的生活严重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长期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已经形成了很多无法改变的习惯。就算是生活已经改善，他们也已经习惯了过苦日子。粮食和钱财，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轴心，中国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在这个轴心的牵引下而进行的活动。

中国人经常为了维持最起码的生计而奔波劳碌，整个中华民族都被贫穷所笼罩。如果碰到了灾年，情况会更加糟糕。中国人民早已经习惯了各种灾难，对于灾难他们已经麻木了。不管处于何种目的，中国的那些行善的人们也只是为了能减轻压力，为了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而已。中国人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不管是个人的行善者，还是政府的救援，都只是饮鸩止渴而已，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根本就无法解决问题。中国人的做法就像是给伤寒的病人每人一个小冰袋敷住发热的头，而并没有治疗的医生，也没有药品和食物。所以说，中国人没有更好的方法行善这一点也奇怪，因为他们缺乏大型慈善机构的制度规范，无法长时间地保持行善的习惯。就算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也会束手无策。近几年的战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人在初次看见血喷出来时精神会十分紧张，印象也会特别清晰，但这种情况很快会消失不见，人也会渐渐变得麻木。经常见血的人都知道，对血的恐惧，只会有一次。中国经常发生战事，所以人们对于战争带来的结果早就习惯了。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还体现在对残疾人的态度上。中国人都会刻意地避开一些残疾人，比如盲人和智力障碍者之类，如果是聋人、秃子和斗鸡眼的话可能会躲得更远。可能在这些中国人眼中，身体上的缺陷和道德是相关联的。据我所知，中国人虽然不会对这些人冷漠苛刻，但也没什么同情的心理。就像古犹太人的说法：他们一定是暗自犯下了罪过，才会被神惩罚。西方人与中国人不同，他们会发自内心地同情这些残障人士。

这些残障人士只有忍住屈辱才能活下去。中国人有时也会用各种语言来刺激这些可怜的残疾人。相对来说用一种不那么过分的嘲笑方式描绘缺陷，吸引周围人的注意。比如，药铺伙计对一个病人说：“麻子哥，你哪村儿的？”稍稍过分一点的，就像是一个人嘲笑一个斜眼人的这个：“眼睛斜，心也是歪的。”还有一些揭短的玩笑，例如：“十个秃子九个诈，还有一个是哑巴。”这些人的身体缺陷会被人开各种各样无聊的玩笑，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这些可怜的残疾人只能忽略他们说的，如果想过得快乐些，就要无视那些无聊的嘲笑。

对于一些精神有问题的人，中国人更是对其缺陷直言不讳。比如，对一个孩子说：“这孩子是个傻蛋。”也许这个孩子并不笨，但是如果总是这样说，那这个孩子尚未发育起来的智力很可能会被损坏，中国人这样对待精神病患者是非常常见的。有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这种态度，才导致了他人的精神病，并让病情恶化。这些精神患者的病变成了中国人茶余饭后的笑料，而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只能被人叫作“疯子”“傻子”“白痴”等等。

中国人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所以一旦哪个家里没有男孩出生，就会被人不断地嘲笑甚至辱骂。就像《圣经》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所遭遇的一样：“毗尼那大大的激怒她，使她生气。”无论什么原因，一个母亲闷死自己的女儿也不会令人在意，因为闷死的不是男孩。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婚礼上新娘的遭遇。因为中国人传宗接代的念头非常强烈，所以中国的新娘大多都很年幼，她们非常羞涩，对四面八方的宾客，她们显得非常恐惧。虽然中国的风俗有很多，但不管是哪个地区，新娘都要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人去管她们的心情。在一些地方，人们甚至可以掀开轿帘看新娘的脸。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出阁的姑娘们会拿新娘取乐，她们会站在路边把草籽撒到新娘头上。当新娘走出轿门到公婆家时，公婆们会像去马厩买马一样对新娘品评一番，恐怕这种感觉换作是任何人都不会觉得好受。

中国的礼节非常繁杂，这在之前也提到过，但是中国人在说话时却从来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就经常说让人很尴尬的话，可是他自己却丝毫没有察觉。有一次他说：“第一次看到满脸胡须的外国人时，以为看到了猴子。”然后又说：“不过现在看习惯了。”还有个人曾经当着学生的面希望一位老师评论一下自己的学生，这个老师说：“门旁边的那个最聪明，二十岁左右就能大展才华，而旁边桌子那两个是我见过的孩子中最笨的。”他们在说这些时，丝毫都没有顾及到他人的感受，至于能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也都没有想过。

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也能体现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这个特点。虽然每个家庭的生活方式都不相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家庭生活都不幸福。因为他们缺乏西方人所一直看重的“感情上的结合。”中国家庭更像是联合在一起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整体。这些个体有同样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益。所以对西方人而言，中国人的家庭生活非常糟糕，因为彼此之间没有同情心。

中国的女孩一直不被家人所看好，从她们出生到成长都充满了坎坷，而这种影响将伴随她们的一生。中国女孩的遭遇也算是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吧！

在中国人的家庭中，母女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难免会有意见不同的情况，于是经常发生口角，时间一长，就养成了随口乱骂的坏习惯。中国有一句俗话，非常发人深思：“再骂也是亲闺女。”女儿一旦嫁人，名字就会在家谱中抹掉，与娘家的关系也随之抹去了。唯一剩下的，就只有与娘家人相融的血脉。对于家庭来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对女儿的母亲来说，她已经是别人的媳妇儿了，不再是我的女儿了。而作为出嫁的女儿，又总是会回到娘家去看亲戚。这也是根据各地风俗而有差异的。比如有些地方，女儿总是回娘家，而且可以常住。而还有些地方，女儿则是越少回娘家越好，若是娘家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干脆再也不回去了。虽然各个地方的风俗略有不同，但在中国，媳妇儿始终是属于婆家一方的人。女儿回娘家时，娘家人要帮助出嫁的女儿做一些活，女儿回娘家时还要把孩子带回娘家，这样孩子就有人照顾了，而且，回娘家期间，孩子的花销都是娘家人负责。有些家庭的女儿比较多，她们回娘家的探亲活动甚至比地主的剥削还要可怕。所以女儿的父亲和兄弟总是想办法阻止女儿回娘家。但是到了节日，女儿们回娘家就不会被阻止了。

中国有句形容小偷的谚语叫作“贼不走空”，这句话用来形容儿媳妇回婆家再合适不过了。这些媳妇儿会给婆婆带很多家乡的礼物（一般都是吃的），如果媳妇忘了带礼物，就免不了被婆婆发一顿脾气。

如果女儿当时嫁的家庭并不富裕，那女儿回娘家时就会变得像医生说的一样“禁忌”。如果她有兄弟而且已经成了家，那女儿回娘家时就会发生一场“阵地保卫战”。就像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一样，两方都会将家看成自己的领土，并将对方看成侵略者。如果最后女儿获胜，她就会像非利士人一样向自己的敌人索要“贡品”。媳妇就是婆婆家的廉价仆人，这么形容这些媳妇一点都不过分。既然是找仆人，当然会选一些正值壮年的，而且懂得很多生活技巧的人，而不会选那些瘦小年幼的。有这样一个例子，正说明了“仆人”一样的儿媳悲剧的一生：一个二十岁的美丽年轻的姑娘，嫁给了一个只有十多岁的男孩当老婆。他们结婚后的前几年，她一直在全心全意地照顾自己那患了天花病的丈夫。

中国的女孩是悲剧的，她们嫁人后所受的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每个中国女孩很年轻的时候就要嫁到别人家去当媳妇，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婆婆牢牢地控制着。相信每个人都能够想到她们可能受到的那些痛苦。而女孩的亲生父母无法帮助这些可怜的女孩，只能适当地劝解，或是等到女儿忍受不了虐待而寻短见后要一些下葬费。丈夫若是将自己的妻子打伤，甚至是将她杀死，只要以对公婆“不孝”为借口，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在中国，婚后忍受不了虐待而自杀的女孩非常多，甚至有些地方会接连不断地发生这类事情。一个母亲在训斥自己自杀失败的女儿时说：“你明明有机会，为什么没死成？”这句话实在是太令人心寒了。

几年前，《京报》刊载了河南巡抚的一本奏折，揭露了当时出现的一些不人道的情况：父母杀死自己的孩子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而婆婆杀死自己的儿媳妇需要交纳一些罚款就没事了。其中，奏折上的案例有一个婆婆，先用香去烫她的童养媳，然后用烧红的铁钳烫儿媳妇的脸，最后将这个可怜的女孩丢到沸水中活活煮死。类似这样的案例奏折上还有很多，因为奏折要呈给皇帝看，所以信息应该是准确的。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也许并不多见，但儿媳妇因为这种虐待而自杀的事情却屡见不鲜，当地人已经对这种事情见怪不怪了。我熟识的家庭有很多都发生过类似的状况。

在中国，还有一些女人连做妻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给别人做“妾”。她们的地位更加低下，全无幸福可言，争吵、打斗，几乎每天都发生在她们的生活当中。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很久的外国人写道：“我所在的城市里的市长非常有钱，他是个大学者、大诗人，非常有才华，但是他总是欺骗百姓，还总是剥削和体罚这些善良的人们，以满足自己邪恶的心理。他有个妾逃走了，抓回来后被脱光了衣服，吊到房梁上毒打。”

在中国，穷人千万要祈祷自己不要生病。妇女和儿童的病从来都不被人放在心上，最后直到病入膏肓，也许是因为男人太忙而没时间去管，或是男人“没钱付医药费”。

在之前关于“孝”的章节中，我们曾经说过，中国人并不重视年幼的孩子。小孩子应该看他未来会有怎样的作为，而不是看他现在多么拖累。中国人的做法往往是和西方人相反的。如果有三个人一起出门，那最重最累的活肯定是最年轻的人去做。仆人也是一样，越年轻，干的活就越重。因为贫困，百姓们生活得都非常辛苦，而在家庭的压力下，经常会有孩子离家出走，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这些孩子选择离开自己的家有很多原因，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受不了家人的虐待。这些孩子逃离家乡后，会迅速找到雇主，过着打工的生活。我曾经认识一个男孩，他的斑疹伤寒刚刚好转，特别想吃些东西，而自己家里只有难吃的黑窝头，于是他去街上买了两毛钱的点心。他父亲知道后狠狠地骂了他一顿，结果他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跑到东北去了，从那开始就再也没有消息。

乔治·D·普林蒂斯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用来形容中国妻子在家庭里的地位非常合适，他说：“男人是主宰，而女人则只是附庸而已。”结婚对于男人来说，可以传宗接代；对于女方家庭来说，则是可以省下女孩的抚养费。也有一些藏在心底的目的，但是每个人都会刻意回避这样的话题。但在中国，这些目的谁都清楚。

穷人之间的男婚女嫁目的性更强。再嫁的寡妇总能受到这样的评论：“她用不着挨饿了。”中国有一句俗语：“再婚再嫁，为了吃饭；没衣没饭，一拍两散。”闹灾荒的时候，有很多男人都会扔下自己的妻儿，任其自生自灭。还有些人把儿媳妇退回娘家，而且说，这是你的女儿，自己去管吧。娘家有粮食就跟着吃，娘家没有粮食就饿死。还有一些男人，将发给哺乳期妇女的粮食抢走，虽然不多，但总有这样的情况。

仅从一个荒年就判断一个民族的好坏确实不太公正，但是比起正常的日子，这种荒年往往会让人看到最真实的一面。虽然在中国平常的年月也有卖妻儿的事情发生，但却不如在荒年那样普遍。应该有很多人记得，前些年，中国有很多灾区的人卖自己的妻儿就像卖牲畜一样，公开买卖。只是卖妇女和儿童用不着赶到集市上罢了。1878年，整个东三省都笼罩在灾荒的阴影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遍地都能看到买卖妇女的人。因为运送妇女的车辆太多，导致运输的车辆不够，甚至有的地方连一辆马车都雇不到。这些倒卖妇女的人贩子将妇女们从灾区运往娶妻困难的贫困地区。更为讽刺的是，这种交易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成全，不管最初的目的是什么，最起码双方都因此而得到了活下去的机会。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中国人对妇女和小孩的病漠不关心。被西方人看成是瘟疫的天花病毒，中国人一点都不放在心上。虽然因此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毫不在意，因为死的都是一些小孩子。在中国，时常会遇到因童年得天花病而导致双目失明的人。在这个总是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中国如此漠视孩子们的生命，这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孩子死后，不是随手扔到荒地，就是用草席卷着，扔到乱葬岗。最后这些尸体都会成为野狗们的腹中餐。有些地方甚至还要把孩子尸体的脸给弄得一塌糊涂，目的竟然是为了防止孩子的“鬼魂”打扰家人。

中国人不怕西方人畏惧的天花病毒，却十分害怕伤寒病毒。这种恐惧就像是西方人见到了猩红热一样。出门在外的中国人一旦染上伤寒，可能连护理都得不到。因为别人怕传染，所以都对这样的人避之不及。中国的云南省有一种热病传染性极强，英国将领贝德禄先生对这种病印象非常深刻。患病者会变得非常虚弱，然后会浑身疼几个小时，最后会被烧得言语模糊，思维混乱。得了这个病，基本上就等于宣布了死刑。当地的云南人对这种病谈之色变，他们说：“病房中飘荡着人的鬼魂，床和桌子也会吱吱地响动，他们在交谈，甚至能回答你提出的问题。胆子大的人才敢走进这样的房间。听传教士说，这种病非常可怕，人们都怕被传染，他们对待患者就像是对待麻风病患者一样。家中的老者如果得了这个病，最好迅速隔离开来，在患者的身边放上一壶水，每过一段时间家人用竹棍捅一捅患者，看看人死了没。”

中国人的性格非常温厚，我们相信他们会有自己的方式关心自己的家庭，只不过我们目前还发现，往往患难才能见到真情，当遭遇灾难或是疾病的时候，中国人性格中好的方面就会体现出来。我们在一家医院里见了或是听说了很多事，在那里，父母对孩子非常关爱，孩子也非常顺从自己的父母。妻子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生病的丈夫，也能看到丈夫疼惜自己的妻子。甚至陌生人之间也会彼此关心，正在哺乳期的妇女怕那些没有母亲的婴儿饿死，用自己的奶水去哺育他们。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喜欢帮助别人，除非是有某种目的或是什么其他原因，这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例如，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因为某种原因而没法去学校读书，但他十分渴望学到知识。而他周围有很多读书的学生，这些学生宁可闲着无聊，也不愿意教他读书认字。他也曾向这些人表示过自己想要读书，但马上遭到了这些读书人的讽刺。这些读书人仿佛在想：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东西凭什么教他？我们请了老师，在学校待了这么多年才学到这些东西，他想轻易地学，哪有那么容易。想学就自己找老师去。也许有些人可以自学成才，但那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人别说学到什么知识，甚至连是否能识字都成了很大问题。

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会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几乎不去救溺水的人。前些年，长江中有一艘客轮失了火，船上的人纷纷跳水逃生。当时有很多中国人在岸上看热闹，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施以援手。甚至有些人还会抢那些游到岸边的生还者的财物，有很多刚刚从水中逃生的人又因为岸上人的趁火打劫死在了岸边。英国也有过类似沉船的事件，1892年入秋时，一艘英国的轮船在中国的海岸上出了事故，但是与上个例子不同的是，人们都奋力地展开了救援行动，很多官员和本地的渔夫都尽力营救生还者。虽说如此，但中国人对他人的灾难漠不关心是个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在旅行中尤为常见。于是出了这样一句俗语：“家贫不算贫，路贫贫煞人。”

中国人对遇到困难的外来旅行者一般都会袖手旁观，虽然没有什么敌意，但也不会发善心地去帮助别人。梅雨时节的路非常泥泞，但是有些人却必须赶路办事，仿佛天、地、人在这一刻都像在和这个赶路的人作对一样，有时走了很远，人们才发现前面是一个根本无法通过的大泥坑；要是不小心陷在坑里，附近的人也不会去帮忙，都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之前的章节我们谈过，中国的道路状况非常糟糕，根本没人去修整。所以一旦到了雨季，道路会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走。一旦有人掉进泥坑，立刻会惹来一群人来围观，并且对其指指点点。不给他们一些好处，就绝对不会有人下来帮忙。还有些人在这个季节会特意在路上挖一些深坑，故意等着人掉下去花钱请他帮忙。在这样的季节，旅行者最好是相信自己的直觉，不要随意地问本地人该走哪条路，因为也许他们会指给你一条满是泥泞的路，等着你陷进坑里后花钱雇他们帮忙。

曾经听人说起过这样的事情，一个住进中国内陆的外国家庭受到了当地人非常热心的帮助，左邻右舍借给他们一家很多日常用具，并说这些用具不用急着还，等这家人的日常用具齐备后再还就行。这样的事情应该不止这一个，但这样的事应该不会很多。也许这些邻居只是好奇这些外国人的样子，想找个借口来看看而已，不然仍会是冷漠的态度。就像是一只肥嫩的鹅，不管周围的人对它多好，最终它也会变成这些人的盘中餐。至今还没听说过中国人发自内心地帮助别人的事情发生。唯一知道的中国人主动帮助别人的例子就是，曾经有一些在陆地旅行的水手，从天津到芝罘、从广州到汕头，在旅行的过程中，曾免费吃住过一次。

在中国，运送客死异乡的尸体回家，基本上是没有客栈招待的。曾经听人说过，一位死者的兄弟因为没有客栈肯收留，在大街上过了一夜。若是需要用船只运送尸体，船家也会收取很多的酬劳。据说有些人为了避免这些状况，用草席将尸体包得严严实实，扎好后像是货物一样。曾经听过这样一件事情，几年前的一个冬夜里，山东潍县某客栈的老板怕旅客死在店里而不做他们的生意，结果这几个可怜的旅客冻死在了大街上。

中国的罪犯有很多都不会被处罚而逍遥法外，因为有很多人并没有告状的钱，所以官家就没法定罪，还有一部分原告是羞于公开自己所受的侵害。很多强奸案都是按照当地的风俗而惩罚的。罪犯被当地的一群男人围殴，要么被打断腿脚，要么被弄瞎双眼。这种事情经常可以见到，我就知道很多类似的事。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中国人，也很清楚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但他听到西方人说中国这种滥用私刑的方式过于残忍时，他还是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人就算杀了都在情理之中，只是将罪犯打残已经是很宽松的处理方式了。

一个嫂子对自己丈夫的兄弟说：“为什么总在我家吃喝？这没你的饭，这有刀和绳子，你自己想办法吧。”这个可怜的兄弟离开家很多年了，因为在外面犯了事情，被人用石灰烧瞎了双眼。他的双眼已经无法复明了。他和我说，自己还想恢复光明，如果真的没有复明的可能，那不管，刀子和绳子都能让他解脱。这些私刑的受害者不能去告官，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们不利，当官的也觉得他们罪有应得。所以他们即使报官也很少成功，甚至还会被加重处罚。官司打赢了，官家也只可能给他个公道而已，情况并不会好转，而且会惹怒自己的左邻右舍，那时就真的连性命都保不住了。

在中国，人的价值和尊严经常被人轻视，虽然中国人总是说“人命关天”。中国的盗贼非常多，人们最厌恶的也是这些盗贼。中国人口太多，有很多人都非常贫穷，甚至穷得活不下去。这样的环境下，盗窃罪成了仅次于谋杀罪的存在。有一次闹灾荒，一个发救灾物资的人抓住了一个精神不好的女人，因为她经常偷东西，所以像只狗一样被人拴到了磨盘上。中国的盗贼如果被抓住，基本用不着什么太复杂的审讯，几句简单的问话后就会被当众处死。用得最多的方法是活埋，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刑法，也被人称为“吞金”。我认识的人中，有四个就差点被这样处死。有两个人当时已经被绳子捆好，甚至连坑都挖好了。要不是一位长者出面阻拦，恐怕就直接丢在坑里埋了。还有一次，在我熟悉的某个小村里，人们抓到了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小偷，这年轻小偷的亲戚只是知会了小偷的母亲一声，就在河面上刨了个冰窟窿，将他扔了下去。

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中国各处都是士兵。一旦碰到没见过的面孔，就会抓住严格地盘问。如果被抓住的人回答得不对，马上就会被定罪。距离盘查地点几百米远的地方有一张告示，告示上写着二十几年前发生的两件惨案。当时官员们鼓动百姓帮忙盘查所有他们认为可疑的人。有一次，百姓们看到了一个骑马的人不像本地的，而那个人又说不清楚自己来自何方，而且他的包裹中被百姓搜出了很多财物，结果他被百姓当成盗贼给活埋了。活埋的时候，百姓看到一个人从田间跑过，看起来慌慌张张的，于是这个可怜的家伙被当成了“盗贼的同伙”，也一起被丢到坑里埋掉了。更有甚者，这些即将被活埋的人还要被逼得自己动手挖坑。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变得大胆，变得无法无天。有一些经历了这个年代的老人回忆说，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根本数不过来。1877年发生的那次剪辫子事件，让很多地区的人们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在当时，有很多被怀疑的人也不明不白地被处死了。但是这种恐慌现象并不只是在中国发生过，其他国家也有过类似情况的发生。

中国人非常残酷，这是他们缺乏同情心最突出的表现。中国人都觉得在本国的穆斯林比他们还要残忍。也许这些中国人说的是真的，但即使如此，中国人面对他人受苦时，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任何文明的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拿中国的孩子来说，在家里时，他们几乎什么都不想，每天无忧无虑的；一旦开始接受教育，就再也没法这样无拘无束了。《三字经》被认为是孩子们的启蒙读物，里面有一句话是：“教不严，师之惰。”每个老师对这句话的理解都不同，具体执行尺度也不同。老师脾气的好坏、学生头脑的好坏都会改变处罚学生的标准，在一般情况下，处罚都很严厉。我曾经看过一个刚从老师屋子里出来的学生，那样子就像是刚和街头混混打了一架，浑身是伤。老师经常因为自己心情不好而责骂自己的学生。而作为孩子的父母，以为自己孩子犯了错才会被惩罚，结果可怜的孩子又会被父母打一顿，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如果孩子的母亲平时就总是拿自己孩子当出气筒的话，那碰到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变本加厉。

中国的刑罚制度也能体现中国人缺乏同情心这一特点。中国的法律普及程度并不高，因为有一些地方并不按照法律来做事。有些事情法律判定为违法，而地方的风俗却认为是没错的。地方也经常按照自己的风俗，处死他们认为犯罪的人。比较突出的是，各地打板子的次数，有些地方是法律规定的十倍，有些地方是法律规定的百倍。关于中国囚犯所受的严刑拷打，我们无法给予公正的评价。在《中国总论》《古伯察游记》一类的作品中，对囚犯严刑拷打的例子有很多。《古伯察游记》的作者曾经亲眼看到，因为衙役的疏忽，忘记给囚犯戴脚镣，而将囚犯的手钉在囚车上的事情。想要免受折磨，囚犯只能花钱来打点上下，那些没钱的囚犯就只能默默地忍受狱卒恶意的拷打。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中国人有“心”，但是他们的心中并没有“善念”的存在。前些年，上海某报纸刊登了一起案件，两个老囚犯因为向新囚犯索取“孝敬钱”而被判刑打两三千板子，他们的脚踝骨还被砸碎了。正是因为衙门中的黑暗，所以才有了中国的这句俗语：“死不下地狱，活不上衙门”。

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证据，正好证明之前所讲的。以下文字摘自1888年2月7日的《京报》：云南巡抚在奏折中说，在本省的一些农村地区，发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做法：当偷粮或偷果子的小偷被抓住时，村民们会强迫其父母立一个同意火刑的字据，然后逼小偷的父母亲手点火，以防事后报官。还有些人仅仅弄倒了一根庄稼，就被处以这种极刑。更有甚者，为一时之愤编造谎言，将人处死。这种令人发指的刑罚在云南暴动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政府想废除这种习惯，但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在福州的一些地区，丈夫死后，妻子就要跟着殉情。之前也有一些报纸有过类似的报道：寡妇以身殉夫，被逼悬梁，尸体被焚烧。这么做的目的竟然只是为了所谓的“贞节牌坊”。政府虽然也曾尝试着改变这一习俗，但始终没收到什么成效。

中国缺少很多本该有的东西，在政治家们眼中，扩充一些海军、陆军和军工厂对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而友好的外国人则认为，比起发展军事，中国更缺乏的是货币、铁路和正确的科学指导。但是了解中国人的人们最清楚，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所有人类都有的“同情心”。儿童需要得到同情和重视，因为儿童在十八个世纪后的今天已经成为人类最大的财富，而在以前，他们一直是人们忽视的存在。中国人还需要同情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十八个世纪以来，这种同情心已经深入每个人的心中，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中国人要把“人”真正地当成是一个“人”，学会同情他人。古代有句俗语说得非常好：仁慈就像是天上的细雨，不管是施仁的人，还是受恩的人，都会被浇灌。只有懂得仁慈的人才会得到上帝的恩宠，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将这种情感称为“心灵缺陷”，但这种神圣的仁慈之花会在基督教的培养下开遍世界，让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花香。

争强好胜

中国是个人口非常稠密的国家，所以中国的家庭都是所有成员住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发生一些争吵。当你问你的邻居家里有多少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回答说：“十一二口。”你如果问：“东西也都共用么？”一般他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试想一下，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几乎祖孙三四代人都住在一起，只靠一些生意或是一些土地来维持生计，所有家族内成员的花销都要依靠这些收入。家族的男丁为了家庭而辛勤地工作，而妯娌们相处得却并不和睦。这些女人们小的妒忌大的，大的欺负小的。她们都用出浑身解数来向自己的丈夫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我们在家族里吃的亏最多。

家族中的孩子是造成家庭各种争端的主要原因。恐怕没有哪个社会能够承受中国这样的家庭条件所带来的压力。西方人非常注重家庭和谐，但争吵也在所难免，更何况是结构复杂的中国家庭。产生矛盾的原因有很多，金钱、衣物、食物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小事，都能够引起争吵，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目的，自己的小算盘。

汉语中有一个表达愤怒的词，叫作“气”，译成英语是“愤怒的物质”。这个词非常神奇，不管是在中国的哲学中，还是在现实生活里，“气”都是个重要的概念。一个人一旦被激怒，“气”也就随之产生了。中国人认为，生气会导致各种身体疾病，甚至会导致失明、心力衰竭等等。中国大夫常常问自己的病人：“谁惹你生气了？”了解中国的外国医生都确信，中国医生所说的“气”可以产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关于这点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山东的某个山区里生活着一家人，1889年10月，男人的妻子去世了。这件事让这个男人十分生气，因为这个男人并不懂怎么带孩子，他有两个孩子还十分年幼。愤怒之中，他用剃刀在自己的肚子上开了三个口子。他的朋友听到后匆匆赶来，替他把伤口缝合了。过了六天，他又一次因为生气而导致伤口裂开。最后他忘了自己在盛怒之下都做了什么事情。六个月后，他步行去了几百里外的西医院去治疗。他腹部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一大部分，结了疤，但是肠子的功能还是被破坏了很大一部分。之前的章节我们谈过中国人的生命力很强，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人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很喜欢大声地命令和批评他人。中国人绝对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劝对方，并听对方的解释。他们一定要大声地打断别人，就像是狗在被刺激时会狂吠一样，是无法改正的。

中国人辱骂别人的话可谓五花八门，也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准。只要开始争吵，骂人的话就会滔滔不绝如脏水一样地喷出，关于这方面，实在令西方人望洋兴叹。就像是伦敦比灵斯门的渔妇一样，语言恶毒，只要有一丁点儿小摩擦，都会被像连珠炮一样地大骂一顿，就像是两个电线相触而发出的火花一样，久久不灭。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也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一样。与男人相比，女人骂人的语言更加恶毒，坚持的时间也更长一些。关于这点，有一句话说得非常贴切：“女人的舌头就像她们的裹脚布一样长。”刚会说话的小孩子就用从父母那学到的脏话来骂自己的父母，而且还将骂人当作一种有趣的事情。中国的社会，每个阶层都有骂人的情况出现，骂人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第二个天性。不管是多大的官，只要被惹怒了，他们都能像街边的苦力一样从嘴里冒出一大堆骂人的话。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将骂人发展成了一种打招呼的方式，一方以骂人的话打招呼，另一方也同样回应。

西方人诅咒别人时声音不高，但是非常恶毒；与之相比，中国人骂人时的声音都非常高。英文中诅咒别人的话就像是插上翅膀的子弹，而汉语中骂人的话就像是一个污秽的球。中国人将骂人的脏话当成是一种诅咒别人的咒语。比如说，一个人发现自己家的麦穗被人割走了，这个人就会在全村里高声骂那个小偷，其实他心中有怀疑的对象，但他还是要骂。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通知左邻右舍他丢东西了，还能顺便宣泄自己的怒气，心里会舒服一些；第二，他将骂人当作一种惩罚，为了让那个小偷不再偷他的东西。而那个小偷则暗中听着他这些辱骂的话。其实这个小偷也拿不准自己是不是被发现了，当然，一般情况下是无法被发现的。而骂人的人却知道谁是小偷，当众骂了一顿之后他就觉得舒坦了，因为对他来说这种辱骂是一种警告，警告那个小偷已经被发现了，以后别动我的东西。要是丢东西的人损失非常大，这种辱骂则变成了一种宣战，他会公开告诉小偷他将要报复。大多数当众骂人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些中国人也知道他这样骂并不能防盗，甚至都不会吸引小偷的注意力，因为很多小偷都不清楚这人骂的其实是自己。

中国的女人比男人更能骂人，她们经常坐在房顶，扯着嗓子破口大骂，而且能坚持半天，嗓子不哑，她们不会罢休。社会地位高的家庭，一般不会出现这种行为，因为他们懂得克制自己来维持形象。一般来说，这样不顾形象的当街叫骂是不会有人理会的。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房顶或是街头唾沫横飞地骂着，周围连看热闹的人都没有。若是天太热，他会中途扇扇子凉快一下，然后起身接着骂。

吵架往往会以人身攻击的方式而终结。那些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发现，他们打架的时候猛撞对方肩膀的习惯让意大利人感到非常惊讶。中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没学过拳击，即使学过，也不是正统的拳法。中国人打架时总是习惯抓住对方的头发用力地拽。如果没有人拉架，而双方又都没有武器的话，这场打斗就会变成一场揪头发比赛。

其实按照上面说的理论，中国人的吵架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比赛，一种对骂比赛，看谁说的话最能宣泄怒气，最糟践人。这个比赛的唯一结果就是双方都会喊破自己的喉咙，不管身体条件如何，双方都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损伤。虽然我们也想看看若是有其他人加入“战局”会有怎样的结果，可实际上旁观者从来都不会加入。偶尔也会有几个人出面抓住对骂的双方进行劝说，但是往往结果并不是双方偃旗息鼓，停止争吵，而是骂得兴起的一方发现被劝架的人看着，会骂得更凶，直到有人将这个多管闲事的劝架者给拉走。其实中国人非常讲“理”，他们非常有理智。即使是在非常愤怒的时候，我们也没看到过哪个吵架的人拉住了劝架的怪他多管闲事。中国人希望以吵架的方式来恢复“和平”。但是往往临到自身的时候，他们发现和平是很难做到的。最后只能是劝架的将好斗的人拉走，双方分开的时候还要边走边低声骂着对方。

中国人在吵架时并不指出对方错在哪里，而是不停地侮辱对方的祖先，然后讽刺对方的出身。被骂的人觉得自己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他生气并不是因为当着很多人的面骂他，也不是因为骂得多严重，而是当众被骂觉得自己很窝囊很丢面子。骂人者有时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不对，但是那并不是因为自己骂对方，或是失了身份，而单纯是因为用错了骂人的话。

如果中国人都随身携带武器，比如左轮枪或是武士刀的话，那每天一定会有很多惨剧发生。

中国人如果觉得自己蒙受了什么冤屈，一下子就会失去控制，怒发冲冠。曾经听人说过，有个男人希望一位经验丰富的牧师为他做洗礼，祝福他，但是被牧师拒绝了。这个男人立刻就掏出刀子对着这个牧师，逼迫他为自己洗礼，似乎决斗可以证明他有被洗礼的资格。幸好信奉上帝的人不会都采用这种方法，但很多中国人却经常采用这种方法。如果你拒绝了一位乞讨的老太婆，她一定会躺在你的马车前。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她，那她就会以此为借口一直让你供养着她。我所住的小村中就有这样一个老泼妇，她经常说自己要自杀，左邻右舍也表示这是个好主意，但她一直也没死成。后来她跳到一个泥沟里想要自杀，但却发现泥沟里的水只能没到她的脖子。她没有低头将自己浸死，而是以自杀失败为理由对村里的人破口大骂。终于在第二次，她如愿以偿地把自己淹死了。

中国人碰到没法申诉的冤屈时，多半会采用私了的方式。例如婆婆虐待儿媳这种事情，各地都认可这种做法，法律也没法管，所以女方只能找“娘家人”为自己讨公道了。一言不合，双方就会大打出手。若是做婆婆的逃走了，那娘家人就会将其屋子里能打碎的东西全部砸碎来出气，气消后才会罢手。当然如果事先被婆家人知道，这些易碎物品就会被转移到邻居家。中国的某家报纸报道过一件发生在北京的事，有个年轻的小伙子与一个美丽的女孩订了婚，可结婚时发现新娘变成了一个丑陋的秃顶女人，而且明显岁数不小。这个小伙子愤怒地揍了媒人一顿，又痛骂了来参加婚礼的娘家人，将新娘的嫁妆全部砸烂。碰到这样的情况，一般的中国人都会如此。不管多么生气，事情总会平息的，所以“劝架人”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这些人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他们非常喜爱和平，就算事情和自己无关也会出面制止干戈，让双方平息怒气，融洽相处。

有些时候，双方的干戈愈演愈烈，到了劝架人也无法调和的地步，就只能打官司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打官司并不是件小事。西方人认为，不管怎样，报官都是莽撞的行为，而中国人则不然，怒火攻心的中国人会暴跳如雷，失去控制，最后将对方告上衙门以求发落。中国有句俗话：“饿死莫做贼，气死莫告状。”自己的狗被人打死，对西方人来说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而一位中国的移民却曾经因为一条狗，要将他人告上法院。问他一条狗才多少钱，至于么？他回答说：“不管值不值钱，他也太过分了，我得要求赔偿！”可是像这类事情，西方的法院收了钱也不屑处理。而在中国，这种事情轻则双方都讨不到好，重则双方会因此成为世仇。但中国人在打官司期间，都会找一些说情的人来调解。这些调解人的作用非常大，有很多不必要的官司，都避免了衙门的判决，提前结案。我听说过一个小村，几十年来都没有什么争端发展到报官的地步，因为村里有个人在县衙里当差，他无形中制约了报官现象的发生。

如果说每个国家都是一部社会机器的话，那中国就是零件最为繁杂的一种，但它运行起来却十分流畅，并没有齿轮磨合刺耳的响声，也并没有因为压力而导致损坏。中国的政体就像是人的身体一样，也有四通八达的血管，流动的血液会迅速补充到需要它的地方，让那个地方充满活力。每个喜爱和平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一滴血，虽然法制并不健全，但他们仍然遵纪守法，尽力地维持着和平。

也许，只要能找到让中国人习惯的方法，他们就将是亚洲所有民族中最容易被同化的。虽然中国的文明比起很多国家来说要拙劣得多，但是如此文明带动下的中国社会却是最能够承载压力的，不管多大的压力，都没有导致中华民族的崩溃。而维持这一切的“劝架人”则居功至伟。

有责任心及遵纪守法

“有责任心”是中国人最显著的特点。关于中国社会“责任”的含义和意义，西方人是无法明白的。对于西方人来说，国家只是一大群人聚集起来的一个群体而已，而中国人则将国家分成了家庭、村落、宗族等等不同的结构。最大的单位是宗族，经常是一个村落或是几个村落的人都是一个姓氏，他们的族谱是一样的，属于同宗。这些宗族子弟迁徙到了一个地方，安家落户，渐渐发展成了大小不一的村落。有些村庄甚至有几百年的历史，经过了朝代的更迭，宗族依然在延续、发展。

在“宗族系”的村落中，几乎每个成年男性都有着不低的辈分，也许是伯伯、叔叔，甚至有可能是爷爷辈的。因为传宗接代的思想，中国人普遍都早婚，而且中国的男人是可以纳妾的，这就导致了他们一辈子都在生孩子，而孩子间年龄的差距也很大。所以在中国，辈分很高的人年龄不一定很大，甚至有的小村中会有十一代同堂的情况出现，这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在这样的村落中，亲属之间的辈分关系十分混乱，不问清对方名字中表明辈分的“字”，就根本没法分辨出辈分的高低。有的时候，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的辈分足以让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家叫他爷爷。所以说，即使都是亲属，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已经非常淡薄。在这样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中，连堂兄弟或是表兄弟的关系都算是“远亲”。每个辈分相同的人都相互称作“兄弟”。有些搞不清楚状况的外国人会问他们到底是不是“亲兄弟”，他们会回答：“是亲的堂兄弟！”我也试着问过这样的问题，对方很自然地回答：“没错，你可以当他们是亲兄弟。”

上述所讲的例子都突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团结”。而中国人的责任心就是倚靠着团结而发展起来的。父亲要将孩子抚养成人，一生都要对其谆谆教诲。而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作“父债子偿”。所以说，父子相互之间都有必须要负的责任；作为兄长，要保护弟弟，所以兄长对弟弟和妹妹也有责任关系；而作为家长，要为整个家庭负责，他的责任也最为重大。但这些责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情况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不管各个地区的风俗习惯有怎样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每个地区的“族长”都拥有绝对的权利，“族长”的意见也是必须要参考的。在这方面，似乎用理论是说不通的。在一个家族式的大家庭中，也许会有人非常明事理，或者有人在本地非常有名，也许还有人中过科举。与之相比，也许“族长”只是一个窝在家里一辈子的糟老头，甚至连字都不识。但是一旦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这些“优秀”的家庭成员必须要征求“族长”的意见。

西方人主张的是“个性自由”。而在中国，年幼的孩子处处都在学习着自己家中长辈的做法，这些年长者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年幼的弟弟会被自己的哥哥呼来喝去，像是用人一样。弟弟想买一件棉衣，但哥哥觉得贵，不许他买。长此以往，弟弟就会产生一种期盼心理，期望自己能够成为哥哥，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我写书时偶然间看到了一篇报道，一个外国人想买一个中国人手中的古钱币，这些钱币因为比较稀少，所以价格不低，但是外国人却担心中国人不卖。在中国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个人手里握着其他人想得到的东西，明明对自己不重要，但是看到对方迫切的心情，就会死死抓住不放。于是中间人建议外国人送一些国外的糖果和一些小礼品给卖家的叔叔，然后再由卖家的叔叔求情，这样就能顺利地买到了。

有一个故事让我感到十分可笑，一个西方人在旅行的时候看到路边一个老人在低头哭泣，这个老人的长胡子和头发都已经白了，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于是问老人为什么哭。老人说自己被爸爸用鞭子给打了。于是外国人问他：“你父亲在哪呢？”老人把手指向了前方。外国人顺着老人指的方向走了一会，又遇到了一个白胡子老人。外国人问：“那个人是你的儿子？”老人回答：“没错。”外国人又问：“你为什么拿鞭子打他？”老人的回答让外国人大跌眼镜：“谁让他对他爷爷无礼的！如果他下次不改，我还打他！”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我想就不会有人觉得可笑了吧！

中国有一句古话“远亲不如近邻”。在中国，邻居之间的责任是仅次于家庭责任的存在。不管邻里之间是不是亲属，都不会对这种责任发生影响，这个责任只是为了邻里之间而存在的。中国有句俗话叫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意思是不论是善良还是邪恶，都是会感染他人的。中国古代典故之一的“孟母三迁”中的孟母就是为了要找一个让她满意的邻居，选择良好的环境来教育儿子，三次进行搬迁。这一点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同，盎格鲁—撒克逊人很可能在一座城市住了很久都不知道自己的左邻右舍叫什么名字，所以对他们来说，谁当邻居都无所谓。如果在中国的话，一个人犯了罪，邻居也会被牵连。这个罪名在英国的法律中叫作“包庇罪”，如果解释说你并不知道罪犯的犯罪动机，根本不会有人理会，中国人的理论是，你是他的邻居，就一定知道。

中国法律对杀死双亲的罪犯惩罚是非常严重的，在前面的章节谈及孝心的时候有提过，一般只有疯子才可能犯这样的案子。犯案的人如果不自杀，等待他的就是最严酷的刑罚“凌迟”。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中国人的负责观念是很强的。前几年《京报》曾报道过一篇某省巡抚的结案报告，他处理了一件杀亲案件，除了对犯人的惩罚外，还推倒了罪犯左邻右舍的房屋，因为他们没有以身作则才让罪犯误入歧途。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处理方法十分合乎情理。在一些地方，人若是犯了罪，除了对犯人自身的惩罚外，还要拆一段城墙以作示警。或是改变一下城墙的样子，比如把城门换个样式，或者说封死，又或者把城墙上的装饰做一些修改。要是一座城市总是发生犯罪，就会把整个城市都摧毁，然后建立新的城市。不过这也只是听说而已，并没有真正看到过这样的事。

村落中的保长是继邻居之后，又要承担很多责任的人。他们管的事情杂乱而繁多，有时不止是一个村庄的事情需要他们来管理。他们是地方官和老百姓沟通的桥梁，所以要负很多责任。

知县是比保长更高一级的官员，在老百姓心中，本地的知县就是他们的天，是全中国最重要的官员。知县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一碰到比他们大的官员立刻就会萎缩成胆小的老鼠。虽然知县的官不大，可他们处理的事情非常多。作为知县，他们最起码要履行六种职责，他们要负责民事审判，要负责行政司法，要负责收税，还要负责司库和验尸。一个小知县根本没有能力去处理如此繁多的事务，因为职权的不合理分配，使得官员们身体和心理都十分疲惫。于是这群官员请了很多幕僚和随从，而自己则专心地捞起了“油水”。也有的官员会很负责地处理这些事情，但事务实在太繁杂了，很容易就会犯错，犯的错又要自己来承担。许多中国官员都认为，自己应该掌握辖区内所有的事情，这样才能防止很多诸如犯罪、灾难之类的事情。知县也是一样，于是他们将十户人家设为一甲，每户人家都在自家的牌子上登记，将家庭成员的数量和户主的姓名标好，然后分门别类。这种制度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分户区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便于管理。比如，某甲区出现了可疑人物，由该区民众报告甲长，然后甲长将信息交给保长报告给知县，知县就可以迅速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问题。如果是某甲区的住户犯了罪，很容易就会被发觉，民风就会渐渐变得好起来。

上述所讲的措施只在人口没有大幅流动的地区比较管用。虽然中国是一个人口固定的国家，但这种制度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假设性。有些时候，在某个地方突然每家都挂出了门牌，从这一举动可以猜到，知县可能刚刚将这些规定通知下来。还有些地方只在冬天的时候才将门牌挂出来，因为坏人经常在寒冬季节出现。但是据我了解，如今这种措施变成了一种形式，已经没有当初的作用了。可能连续走几千里路，沿途的人家也没有几个会挂着门牌的。

中国的保甲制度最初的目的是人口普查。如果门牌上的数字能够一直保持最新的消息，标出该家庭成员的具体人数，而每个保长都有一份自己区域内人员的具体名单的话，只要县官简单准确地计算一下数字，就可以清楚地算清这个国家的人数。但实际上，这些事情都没有被准确无误地落实。每家每户也没有挂门牌，保长也没有那样一份名单。县官进行普查人口的时候，还是一大群保长将大概的数字上报给他，然后县官也马马虎虎地计算一下上报给上级政府。这种费力而又没有油水的事情，本身对县官就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就算在西方国家，人口普查与税收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中国，这样只能让百姓们更加怀疑政府的动机。只有各地都配合这种“保甲制度”，才能准确地算出人口的数量。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地方官若是犯些过失，也许会安然无恙，也有可能惹出大乱子。只要花些钱财，再找几个影响力大的朋友求求情，他就可以平安无事。就算是因此丢了官，他也会把责任推到事情本身上去。这类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京报》中每期都会刊登一些官员履行责任的具体情况。前些年就曾揭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值班的士兵监守自盗，偷了三十多箱子弹，卖给了一个铁匠，铁匠觉得这些子弹可能是部队不要的次货。后来案发了，卖子弹的兵被打了一百大板，还被流放到边疆做苦工；买主因为毫不知情而从轻发落，挨了四十板子；唯一幸运的就是这个连队的连长，因为“纵容”士兵犯罪被撤了职，还没等审判就逃走了。最后连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也被牵连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一定区域内的每一个人都是锁链上的一部分，以“不知情”和“没法防止这类犯罪”作为借口，是无法逃避惩罚的。

《京报》上每年都会刊载一些关于河水泛滥的奏折，这些奏折更能体现出中国人责任感强烈这一特点。1888年夏天，永定河泛滥，奔腾的河水从山顶灌下的力度之猛，完全可以推动一座水车，而且水流十分湍急。而官员们不畏来势凶猛的洪水，拼死抗洪。他们就像是一个个站在暴风雨中的蚂蚁，苦苦地支撑。但李鸿章对这些大臣们拼死抗洪的表现无动于衷，仍然请求皇帝降旨惩罚官员们的失职。负责写奏折的总督将自己的名字也写到奏折上面，以求同罚。最后皇帝命令刑部对此事做一个“备案”，并没有给予惩罚。还有一件事情和这件事情非常相像，前几年河南省修复黄河河堤的工程失败了，但这次并没有“备案”，而是从巡抚以下，大批官员被革职或流放。

中国人非常有责任心，这点皇帝也是一样。中国的皇帝经常发诏书反省自己的错误，把民间的灾荒揽到自己身上，祈求上苍的赦免。皇帝要对天负责，而大臣们则要对皇帝负责。皇帝失去了皇位，是因为上天要将皇位传给“天命所归”的人，而他则失去了上天的垂青。

关于社会责任，西方国家最无法接受的就是中国的“犯法者，诛灭九族”。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就出现过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土耳其斯坦穆斯林起义军的头领阿古柏也被灭门了。诛灭九族并不只是针对叛军，1873年，一个中国人被怀疑盗了皇族中的葬器，结果家族内上至九十岁老人，下至满月婴儿，全家整整四代人，全部被杀。虽然不能证明这些被杀者都是同谋，但这些人还是以同罪处死。

之所以中国的各项制度都一直维持着现状，正是因为中国的责任心。这种责任像是镣铐一样约束着每一个中国人，即使是官员也无法避免因他人失职而受到牵连，于是这些官员都开始弄虚作假，为了避免受到惩罚，都开始不再上报真实的情况，最后将这种无法打破的“公正原则”颠倒扭曲，完全违背了人性。每当官员发现自己犯了罪的时候，都会想办法逃避，而不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之所以中国总是出现徇私舞弊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公正原则”的滥用。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

每个热衷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发现，中国的官僚体制还有另一个弊病的存在。这个弊病就是官员们的生活完全是依靠朝廷的俸银来维持，而得到的津贴更是少得可怜，甚至连衙门一天的开销都不够。这些官员们还要缴纳各种各样的罚银，最后自己的俸禄就一分不剩地又还给了政府。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当官的压迫、盘剥百姓，因为不这样他们就无法生活下去。

虽然中国人的“责任心”与“公正原则”是相反的，但我们看待问题却不能只看短处，而忽略了长处。在西方，若一个人没有被判处有罪，那他就是清白的，对他来说也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火车因载人太多而压断了桥梁，我们没法去惩罚任何一个人。楼房倒塌将人砸死，我们也无法去处罚建筑工人。军用装甲车撞翻了民用车，或者说是因为没准备好而影响了军事行动，这种事情人们只会指责体制，而不会惩罚某个人。虽然说中国人的思想相对于我们略显落后，但他们也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中国古老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更加严格，对自己的行为更加负责，也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安全。

其实，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和中国人的责任心有着重要的关系。我们又一次必须提到我们的朋友——“男仆”。他什么东西都把在手中，以便能随时拿出来帮助你，勺子、叉子等等一系列你需要的东西他都会随身带着；管家把一切事情都打理好，负责家中大小的事物，管理众多的用人，他不会让任何人欺骗他的主人，除了他自己。中国客栈的老板名声都不太好，特别是面对外国人时尤其过分。但是我却听说有一个客栈的老板为了将一个沙丁鱼罐头盒还给外国人追了半英里远，他并不知道罐头已经空了，以为那是什么贵重物品。他觉得应该把失物交还给失主，而不是像美国旅店老板一样态度恶劣地说：“如有物品丢失，本店概不负责。”

中国人一旦向他人举荐了人才，他就会对这个人的品质、行为负责，甚至连债务都会负责。中国人认为，这些是必须要尽的义务。想要与中国人共事就一定要谨记这一点。包工头会对他下属的工作和失职负责，不管他在哪里，在干什么。经过长时间的交往和了解，中国人负责任的优秀品质，得到了所有外国人的欣赏。据说，曾经有一个银行里的首席买办被叫去训斥了一顿，原因是男仆不小心让蚊子钻进了银行经理的蚊帐。如果一个外国人对自己的下属不负责，或是不注意这些本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些下属中的中国人就会渐渐地放纵自己，用很不妥善的方式去做事。

中国人天生就遵纪守法，这是非常优秀的一种品质。不知道是因为这种品质而规范成了社会制度，还是社会制度促成了这种品质的形成。但已知的是，中国是由一个守法的民族组成的国家，这从国民的天性和国民的教育程度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守法的这个特质和有责任心这个特质是相互关联的，这两种特质同样重要，我们在之前谈到“忍耐”天性时已经提到过中国人“守法”这个特点。之前我们说过，中国的家庭成员之间都相互负责，一人犯错，全家都要担责任。中国有句古语叫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意思就是一个人虽然可以逃脱，但家庭是逃不掉的。虽然这并不会让一个人变好，但也不会让人堕落得十恶不赦。

法律是中国人行动的准则，无论做什么事情，中国人都不会违法。中国的一些有功名的秀才都非常害怕本地的知县，即使他们没犯罪，也非常害怕进官府，一旦被召去问话，他们更是战战兢兢，连大气都不敢喘。曾经听说有一个秀才听到自己要被官府抓去问话，当场晕倒，像羊癫风发作一样，送回家后不久就死了。

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的都是“共和体制”，这种“共和体制”精神明显与中国人尊重法律的特质不同。“共和体制”精神由崇尚共和政体的人所创造，令人十分向往。这种精神抵制一切法律法规，不管是市政的法令还是国家的规章都是如此。他们不会去冒险，坚持个性解放，精神的自由。碰到了不诚实的行为而不去阻止，并且认为放任不理才是正确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在挑战中国的公务处理方式——律法。

在西方基督教盛行的国家，不管是受没受过教育的人，都会有意无意地无视国家的法律，好像不遵守法律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有很多法律在西方国家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因为根本没人去遵守它，也没人提议废除它，完全是一种被无视的存在。律法被人无视的结果导致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西方的犯罪事件明显增多。对于这一切我们无能为力，法律的神圣在人们的思想中已经淡化。相比之下，在中国生活比在美国生活要安全得多，在中国旅游也比在美国旅游要安心得多。实际上，在中国也有聚众闹事的事件发生，但是这些事件并不会威胁到外国人，这令我们十分惊讶。

中国人相信，上天的意志会受到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在讨论中国人“孝”的性格时，我们说过曾经有个人为了给父母治病而割自己的肉的例子。这个例子同样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的这个观念。虽然这个观念不一定正确，但还是值得一说的。中国的地理环境和美国洛基山以东的地区环境非常像。美国的气候经常变换，就像马乔里·弗莱明说乘法口诀的话一样：“令人难以忍受。”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霍桑曾经说过：“新英格兰没有气候，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天气样本。”把美国波士顿、纽约、芝加哥地区的气候和同一纬度的中国地区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的气候大抵相同，也有严寒酷暑，北京所处的纬度，年内温差大概有100华氏，这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气温。

中国的气温变换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毫无规律，冷热的交替就像是个古老的社会体制一样平稳而有规律。中国的黄历结合了天、地、人变化的规律，并将三者的变化和谐地统一起来。我们并不知道在如此大的国土内，这种历书是否全都适用，但在我所知的所有地区内，节气的信息还是表述得十分准确的。“立春”是春天来了的标志，而炎炎夏日会在“立秋”终结。在西方国家，总是会不定期地降霜，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危害，而且人们完全抓不到规律。为避免受到霜打的危害，中国将十二月二十三日定为“二十四节气”中的“霜降”。在霜降之前一直看不到霜的出现，而从这一天开始，大地就会被茫茫白霜所覆盖。经过我们长期的观察发现，黄历上所定的“霜降”时间，误差不超过三天。

在中国，一切都有规律可循。不只是无生命的死物，有生命的昆虫和动物也是如此。在“惊蛰”时，我们会发现，失踪了几个月的苍蝇又会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

人们说，讲英文的民族都非常不受约束，热爱自由，以至于无视法律。因为这些人血管中的血液是沸腾的。布莱克斯通曾经说过：“伟大的英国祖先认为，自由活动要在特定的时间才会被允许。”正因为这位伟大的祖先，人权学说和自由的观念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实施和推广。

虽然说“人权”和“自由民主”的制度已经被世人所接受，但是在强调这些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服从公众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这一点，中国人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互相猜疑

每个人都知道，想要在这个社会生存，就要互相建立诚信。而在中国这种社会结构复杂的国家，互相信赖更为重要。但实际上，中国人却是互相猜疑的民族。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并不常见，所以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我们所说的互相猜疑，几乎是每个东方的民族都有的特性，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中国人的“猜疑”与其他国家的猜疑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人认为，一旦知道了自己不该知道的事就会惹来很大的麻烦，于是“猜疑”便产生了。这一点其他民族也是一样。

最能表现出中国人“猜疑之心”的，就是各个地区的城墙。在汉语中，“城”这个字就是指用墙围起来的区域。这和拉丁文中“军队”代表着操练一样，都有着深层的意思。中国的法律规定，城市周围一定要有围墙。但是这条规定也没有被严格落实，人们对城墙的坍塌破损都视而不见，城墙也没设什么保护措施。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有一所城市被太平军所占，城墙坍塌了大部分，直到十几年后，依旧是那个样子没有修补。有很多城市的城墙只是用泥砌成的，又薄又矮，老百姓和狗都可以轻松地从上面走过。通过这点，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贫穷和衰败。一旦发生了战事，首先要做的就是修葺城墙，于是地方官和当地的暴发户又多了一个掠夺贪污的新途径。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城墙？因为政府并不相信百姓们。虽然皇帝是臣民之首，臣民之父，而官员们也总以城市的“父母官”自居，但是人们都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就像加减乘除一样。实际上，君、臣、民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继父子之间的关系。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农民起义，政府只要适当地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完全避免。但是政府并没有这样做，也许是为难，也许是没来得及采取措施，或者说政府根本就不想。于是，起义爆发了，这时的政府官员会全部躲进之前准备好的防御圈内，就像是缩进壳里的乌龟一样，让军队去压制起义的农民。

和东方国家的城市一样，中国百姓住处的周围也有围墙或是围栏，这是中国人“互相猜疑”的另一个表现。西方人的住处周围并没有什么防护措施，这一点中国人十分难以理解，当向一个中国人提到伦敦、纽约这一类城市是“没有围墙的城市”时，中国人会觉得很惊讶，他们会毫无根据地认为，那些国家的坏人非常少，所以才不用围墙。

另一个能说明中国人“互相猜疑”现象的是中国的农村。这些农村人一般都会拥挤地住在一个地方。可以说，农村就是城市的微缩版，这群人聚在一起住并不是为了防御外来的威胁，而是为了能时刻盯住对方，防御彼此。只有在一些特别贫瘠的山区，这种情况才不会出现，因为那个地方太穷了，又没有什么土地，住在那里的只有零零散散的几户人家。因为贫穷，他们根本不怕有贼来偷。当年的英国将领贝德禄先生曾经提过四川省的某个地方说：“农民和雇工都住在天边的农舍里，彼此互相分开，并不聚在一起。”德国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说，这些人之所以没有聚在一堆互相防备，是因为他们太过渴望和平。如果真如李希霍芬男爵所言，那就说明贝德禄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这种渴望经过了太多的心酸和失望，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虽然曾经也有过长时间的和平局面。

中国人对妇女的态度是“互相猜疑”的特性在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例证。人们对妇女总是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这一点大家都非常熟悉，就不再占用篇幅赘述了。中国的女人一旦到了青春期，就变成了像“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若是她们订了婚，她们出门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少，而且无论做什么都要加倍小心，唯恐惹来他人的闲言碎语。有一俗语说得非常正确，那就是“寡妇门前是非多”。虽然比起印度和土耳其，中国的妇女算是自由的，但是中国人还是谈不上尊重妇女：中国的妇女不能念书；中国的妇女是男人的附属品；中国的妇女没有地位等等。中国是个一夫多妻制的国家，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对妇女的一种不尊重的表现。相比之下，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尊重女性。中国对妇女的评价有很多俗语，这些俗语多是不好的方面，我们随处可以听到。形容妇女一般都是目光短浅、无法信赖、善妒。这个“妒”的发音很容易让人想到“毒”。于是有了这样一首诗：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者皆犹可，最毒妇人心。

在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表达了歧视妇女的思想。这些文学作品经常能引起人的注意。我向一位汉语学者请教了一些文字知识，发现一百三十多个“女”字旁的常用字只有十四个是褒义词，比如“好”“妙”等等，而贬义词却占了三十五个之多，还有八十多个是中性词。这些贬义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包含的意思无一不是汉语中最恶毒无耻的。比如，妒、奴、奸等等，都是些诡诈、卑鄙、不忠、下贱的词义；三个女字垒在一起表达的意思更加龌龊，有“通奸、私通”等等。

人们说，不相信别人无外乎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不了解对方，二是因为太了解对方。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原因，中国人也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人天生就能够像化学分子一样彼此联合。但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并不信任，而且会以非常内敛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家中的儿媳，她们会轻易地挑起家族成员之间的猜疑，为了能够多分一份财产，她们会用尽办法，挑起自己丈夫和家族之间的矛盾。

关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方面就不过多赘述了，那些事情用一章也未必说得清。我们简单地说一下家庭结构不那么复杂的人吧。“仆人”，一样是在大户人家打工的仆人，但如果他们不是由自己的伙伴介绍来的，彼此之间就始终保持着一条“警戒线”。如果某个仆人有一些不好的传言被主人知道了，这个仆人首先想的不是主人是如何知道的，而是想“究竟是谁告诉主人的”。即使他知道有很多不利于他的证据，但他还是固执地认为有人告状，想要排挤他。有这样一位中国妇女，有一次，她听到院子里有人谈话，马上就变了脸色冲进了院子，她以为这两个人是在背后议论她。结果谈话的双方是在为一堆谷草讨价还价。

如果某个仆人被老板解雇，他会非常生气，怀疑除了自己之外所有的人，他认为除了自己之外，每个人都可能是背后说他坏话的人，于是他坚持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解雇。就算他知道自己被解雇是有原因的，也许是懒散，也许是其他的什么，但他不管，他觉得一定要保住“面子”，找到那个说他坏话的人不可。中国家庭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如果外国人雇佣了中国的仆人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但是仆人也许闹得不会太凶，因为仆人知道，中国的主人要比外国的主人难缠得多。中国仆人懂得如何利用外国人的善意，有很多外国人仍然雇佣着那些早就应该解雇的中国仆人，而那些人早就应该被解雇。外国人心里明白，如果解雇了他，那其他仆人也会受到猜疑，最后惹恼一大堆仆人，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所以外国人不敢贸然辞退仆人，害怕引起大麻烦。

有一个奥地利的故事：中世纪，某座奥地利城市被土耳其大军围攻，马上就要被攻破城池的时候，一位奥地利姑娘将蜂箱翻倒在城墙上，飞出的蜂群将攻城的土耳其军人蜇退，保住了城池。而中国人的智谋也与这位奥地利姑娘的计策差不多，对中国人来说，成功只是一个标记而已，就像一位教拉丁语的教授说的：“风暴永远要比通知风暴的警报更能令人恐惧。”中国人面对骚乱时，就像对待风暴一样。中国有句古语，叫作“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非常有哲理，中国人在面对那种情况时，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看不到，但是外国人却做不到。

每个家长都应该让自己的孩子记得：独自出门闯荡时，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中国人却不用，因为他们的孩子从出生就明白这个道理。中国有句俗语让我很难理解，“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在寻求答案时，我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一个人进庙，和尚也许会谋财害命！而两个人如果往井里看，一个人就会趁机将另一个人推进井里。也许两人是债务关系，或是其中一个人觊觎另一个人身上的物品。

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互相猜忌的小例子。在西方，提倡的是自由，所以哪里都看不到什么压制的现象。而在中国，处处都存在着压制，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自由。对西方人来说，搞清楚事情的始末，然后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处理问题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在中国，凡事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行。特别是涉及“钱”和“粮食”这两大关系到中国人命脉的东西时，更要多加留意。中国人不相信将一笔钱交到令一个人手中，那个人会不留下回扣将钱分发给其他人。因为在他曾经分配时就私下扣了不少钱。这种事情在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人们也没有什么不满的情绪。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不会互相猜忌。实际上，中国人将“猜疑之心”当作机器中齿轮的摩擦，人和人之间本来就不可能完全互相信任。而外国人却认为互相猜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中国餐馆的小二有个习惯，就是大声吆喝出客人所付的钱数，这并不是为了恭维客人出手阔绰。而是，这个店小二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并没有拿客人的小费，或者是私自扣除了一点点酒钱，虽然这个店小二很希望客人能给一些小费。

如果一件事情需要重新决定，中国人就不会像西方人一样一封信就可以解决。他们会亲自拜访负责人，若是负责人不在家，他就会择日再去拜访，直到见到对方为止。他们不信任中介，因为他们觉得经过中介的话事情会被扭曲。

中国人的团结经常成为人们的话题。有的时候，一个人的事情很可能受到整个家庭甚至是家族的干预。这时，若是外姓人就会对自己的言行特别小心，以避免事情波及自己。中国有一句很不错的格言“不同姓，勿相劝”。中国人普遍认为，若是其他人参与了自己的事情，那肯定是居心不良，或是有什么目的。别说是毫无关系的外来人，连周围的邻居和自己的朋友，他们都会如此对待。

汉字中的“外”有很多含义，不同的场合意思也不同。西方人来自“外”国，所以不受待见；其他村子的人都是“外”村人，所以本村的人对他都很冷漠。若是有个人，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他又不肯说，那就会惹来麻烦。因为中国人可能会想：“他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如果一个外出的人走错了路，在天黑时到达了一个小村内，他会发现根本没人会为他指路。我有一次就迷路了，自己转了几个小时实在走不出去，于是想请人带路，结果话都没说完对方已经走了。

外国人非常受不了中国学生，因为他们上课时会将课文读很大声，这个习惯会严重损坏他们的发声器官，但是他们不管。对他们来说，这是“传统”。要是非要问出个结果，他们就会回答，只有大声地读，老师才能知道他们在用功学习。而他们背课文的时候要背对着老师，目的是让老师知道他们并没有偷偷看书。

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有些文明并不提倡招待陌生人。若是和东方人接触，所罗门关于对陌生人谨慎的箴言就会有新的意义。对于中国人的谨慎，其他民族恐怕永远都无法超越。一位外国人雇佣了一位中国的教师，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收集中国的童谣，有一次，这个教师听到了一个自己没听过的童谣，因为小男孩并没有唱清楚，于是教师希望他重新完整地唱一遍，结果这个孩子被吓跑了，再也没出现。这个小男孩的行为可以说是中国式“谨慎”的一个代表。一个精神病患者走失了，他朋友四处寻找打听，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下落。虽然他的朋友也知道，这很可能是徒劳的。如果有人表示看到过这个人，后来这人又走了。那他的朋友立刻就会问：“你当时在干什么？”然后麻烦就惹上身了。所以在对待陌生人问话的时候，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一问三不知。

一个陌生人想要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也会碰到与上述相同的情况，这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一次，一个外省的人到一个小村去找一位名人，结果这个小村的人都说不认识这个人，甚至都没听过这人的名字，这让他十分失望。这种集体撒谎的行为并不是刻意安排好的，而是一种本能，全村人本能地想避免麻烦，就像是老鼠受到惊吓会立刻钻回洞里一样。

中国人区分是不是本地人的标准很简单，只要打声招呼就可以。从方言中就可以大略地判断出一个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乡下人经常会被人问：“你来自什么地方？”“你家离某某地多远？”然后确定他不是在撒谎之后才放心。考生在入“闱”时，也会受到盘问。比如，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内容如何如何？怎样完成的？考官希望以这种方法来确认考生有没有代考，是不是骗人等等。在中国，想要冒充什么人是行不通的，因为各地的口音不同，只要开口说话，就会引起大家的怀疑。同样，一个陌生人想要寻人也是不容易的，人们会觉得他的行为很可疑。就像之前例子中说的，整个村子都不会提供帮助，而且还会怀疑陌生人的目的。曾经有几个中国人在一家外国医院里接受长期治疗，我曾试图让其他的中国人去找过他们，结果无一例外全都没找到。有的时候，一个人鼓足勇气和陌生人打招呼，也只会说出自己的姓而已，一般不会将自己的名字告诉别人。还有个例子，一位信使到小村中寻找收信人，结果全村所有的人都闭门不出，最后连一点儿线索都没有了。就像之前那个去别村找名人的例子一样，也许他们要找的人距离他只有几十米远，但是由于没有线索，他们只能无功而返。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邻居非常富有。两人以前都是一个秘密教派的成员。当别人问起我这位朋友的时候才知道，他和他的邻居从小一起长大，而且做了六十多年的邻居，但二人却从来都没接触过。人家问：“怎么会这样？”我朋友回答说：“因为他老了，不喜欢出门。”那人又问：“那你怎么不去看他呢？难道你们关系不好了么？”而我的朋友却笑着摇头说：“不不，关系很好。只是他有钱，我没有，去他那别人会说闲话的。”

中国人有一个本能，就是不喜欢自己待在一个房间里。中国人自己也承认互相之间都会有一些猜疑。如果一个人单独待在房间内，中国人会感到坐立不安，最后会走到走廊里，表明自己没有拿别人的东西，自己也不屑那样做。他们在拜访外国人时也会这样。

如果有个人突然莫名其妙地死去，中国人就会将“猜疑”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女儿嫁出去后死在了婆家。就像前面章节说的，女儿活着的时候，父母对她能采取的保护手段非常少，但是一旦女儿不明不白地死了，那娘家的父母就会获得主动，不再像之前那样忍气吞声，而是会挺起胸膛向婆家索要赔偿。如果婆家人拒绝，娘家人就会告上衙门，然后打一场又无聊又冗长的官司。娘家人的目的很简单，首先报复一下一直压制他们的婆家人，让他们得到教训。而最主要的目的是保住自己的面子。

中国有一句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中国，走路也要小心一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冷漠的原因之一。而西方人则不同，中国人知道祸从口出，但西方人明显不清楚这个道理。

中国人的互相猜疑还体现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上。做生意的双方都不信任对方，只能通过中间人才能促成一笔生意，因为他们只能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来决定获取多少利益分成。钱不到手，生意不算成。而碰到更复杂的情况时，双方就会写下字据，因为“口说无凭，立字为证”。

中国的金融界非常无序，混乱不堪。因为钱庄和顾客都不相信对方。而假外币、假银元就是双方猜忌最直接的证据。这些商人想做成交易时会表现得十分精明，想要拒绝交易他们就会表现得更精明。一个人在天黑之后才花钱，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这样认为。所以中国的商户总是挂出“今日打烊，明日请早”的牌子，这是非常聪明的表现，一点儿也不奇怪。

中国把银行叫作“钱庄”，这是个非常繁琐复杂的系统。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中提到，中国很早就在使用“银票”，但这种银票的有效地域并不广泛，只能在一定区域内流通。若是钱庄的距离相隔十里以上，这种“银票”就会失去效用。

中国的利率非常高，大约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左右，这也算是中国人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一种表现吧。高利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多少利润，而是一种“保险金”一类的措施。西方人并不熟悉中国的投资方式是怎样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和人之间并不信任，而不是因为西方人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探索得不充分。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民无信不立”。若是按照这句话的说法，中国人之间如此缺乏信任，最终会令他们遭受巨大的损失。

前些年，某家报社在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关于美国华人区的报道，其中有几个不错的例子，正好能说明中国商会中相互缺乏信任的状况。这个商会组织和中国人在其他城市建立的组织完全相同，他们有政府，也有市政官，这些市政官是由十二名很有名气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把市政府的钱和文件锁在了一个铁质的大保险箱里，为了避免发生意外，还在保险箱外挂了十二把中式的铜锁，看起来十分笨重。更具讽刺的是，这十二名市政官突然去世了一位，这让这些人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因为除了他，谁也找不到那把钥匙。就算找到也没人敢去代他开锁，因为中国人始终迷信死者会缠着那个继承他的人，导致他的继承者也会得上他的那种病。最后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式，才重新选了市政官，取出了钱。经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中国人的特点，比如擅长组织、有商业头脑、互相猜疑，轻信以及对西方文明的蔑视，若是当时他们用的是英式的密码锁，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中国的政府中也有很多互相猜忌的例子。“宦官”是亚洲的一个典型群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人员，为祸他人，扰乱宫廷。但清政府却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来遏制住了这些人，让他们无法再像之前朝代的那些宦官一样危害他人。

在清朝统治期间，汉人是失败者，而满人征服了中国。两股势力人群在政府中难免会有一些摩擦，互相猜忌，所以只能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指定六部的官员以及副官由满族人和汉族人来担任，这样做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让国家这部“机器”能够顺利运行。与此相似的是检查机关，他们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那些熟悉清政府内部情况的人认为，无论是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还是官员的官场生活，其中都充满了互相猜忌。这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而是中国人的本性，我们对此观点深信不疑。在官场中，上级官员害怕下级官员的竞争，所以他们总是在提防；而下级官员害怕上级官员影响仕途，他们也心存猜忌。就连官僚阶级、文学阶级和普通百姓之间也互不信任，相互防备。中国的很多半政治性的宗教团体，就能很深刻地说明这一点。这种互相猜疑的心态使得国家像马蜂窝一样一团糟。各地的衙门都禁止一些禁欲者的集会，例如在理教，这个教会的成员不过是主张禁止鸦片和烟酒而已，并借此希望衙门也能够收敛这些歪风邪气。但衙门却认为，他们有谋反的意图。实际上，衙门认为所有“非法聚会”的神秘宗教都有谋反的企图。所以，想要安心一些，衙门采取了最简单的方式，将这些教会的首领抓获流放，或是处死，这样衙门就不用再怀疑了。

因为“猜疑”的特性，中国人变得更加保守，所以更加无法接受新事物。中国人不明白人口调查的意义，政府的调查也会让人们疑心重重，哪怕是名义上的调查，中国人也会觉得这样的行为是有目的性的。

想要证明这些百姓是真的怀疑政府的调查还是别有用心，就不得不提到邻村的一个事例。这个村子有一对兄弟，其中有一个人听说政府要进行人口普查，就怀疑政府要强行移民了。这个村子有一个习俗，就是必须要留一个人看守祖坟，弟弟觉得自己一定会被迫迁移，所以为了逃避迁移，他马上就自杀了。最后政府只能放弃人口普查。

中国的赴美留学生之所以受到诸多阻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的猜疑和保守。中国建设铁路也受到了这两个特性的影响。百姓总是对政府的政策有所猜疑，这会对中国的改革形成极大的阻力。三十多年前，有个人曾向中国的一位有名的政治家提出了改善钱币的重要性，而政治家听后说：“中国的钱币绝不容更改，如果进行货币改革，百姓会认为政府想要从中获利。”事实上，中国的现状的确如此。

中国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若是开采得当，中国将会变得非常富裕。但是矿藏的开采受到了强烈的质疑，所以想要开矿十分困难。中国人认为，地下有“龙脉”存在，而官家和商户都会在政府拨的公款中抽取利润，最后开矿行动连一步也无法迈出。新事物的引进会让人民生活得更好，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往往是外人的一句质疑，一个皱眉，就将这一切美好化成了泡影。已故的倪维斯博士在山东省烟台市的芝罘区为中国培育国外高级水果时，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虽然这种水果可以获得很大利润，但是仍然还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倪维斯博士每有一点进展，都要尽力平复周围人的猜疑。要换作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早就放弃了。想要让这些质疑的声音消失，就一定要让这些人看到效益。当年，中国海关曾经对蚕农和茶农进行过一系列的调查，但是被这群人严重地怀疑了动机。这些人并不相信此次调查是为了增加产量和收益，而是为了增税。中国的这种怀疑态度，用荷兰的谚语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狐狸钻进鹅圈，问候了一句早安。”

说了这么多，我想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中国人的“怀疑”性格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对外国人十分不信任，这在之前已经提到过。他们还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外国人可以将最难办的事情很轻松地做好。若是外国人散步时突然去了一个自己平时很少去的地方，中国人就会觉得这个外国人可能在看此处的风水；当这个外国人看着一条河的时候，中国人就会怀疑，也许河底有金子。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的眼睛能够穿透地面看到地底的财宝。若是一个外国人在救济灾民，那中国人就会觉得，也许他想要掳走这群灾民去做苦工。外国人不能上中国的城墙就是因为中国人的“风水”理论。外国人在中国建造的建筑物，高度有着明确的限制，就像是国家的国境线一样。看起来，中国人非常欠缺自然统一的观念。贝德禄先生在提到四川某山区时说到：“罂粟花茂盛的地方，地底一定有丰富的煤矿。”这是个非常睿智的观念。美国的庞培勒教授说，曾经有一位北京的高官也如此说过，并且将这句话当作反对开采煤矿过快的根据。清朝政治家文祥先生曾读过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的《天道溯源》一书，他认为，书中的科学部分他是可以接受的，但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这种“宗教理论”是他所不认同的。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已经超出了中国人目前能够接受的范围。李希霍芬男爵曾经骑着马在田野乡间游历，在四川人眼中，这种漫无目的的行为简直就是个亡命之徒才会做的。虽然随着外国人的增多，中国人对外国人已经非常了解，但他们在刚刚接触外国人时，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所以中国的妇女都被告知，只要走进外国人的住处就会被外国人念动咒语而控制住。若是到了外国人的家里，千万不要照镜子或者踏门槛，否则就会发生危险。

前些年，从中国的内陆来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学者，到我家里来教一个刚来中国的外国人汉语，因为他的家乡从来没有去过外国人，所以他对外国人也没有什么印象，沟通起来显得有些困难。最后这个学者在那人家中住了几个星期，推说自己的母亲需要照顾，就回乡了。临走之前他曾经向我保证在某一天会回来，可是到现在也没见到这位学者的影子。在我朋友家住的这段期间，这个“聪明”的学者从来没有吃过或是喝过什么，生怕吞进什么迷魂药。有一次这个学者想要给他母亲写一封家书，一个老师出于好意给了他一个外国信封，并告诉他，只要舔湿就可以封口，非常方便。结果他变得非常紧张，推说自己不擅长做这个，将手中的“麻烦”推给了那个送给他信封的老师。

中国人不接受由外国人印刷的中国书籍，他们认为书上有毒，而且这毒就像是小说中大名鼎鼎的“蒙汗药”，实际上那不过是油墨的味道罢了。甚至有人传言，谁读了外国人印刷的书就会成为外国人的奴隶。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仍然是“猜疑”。我们曾听说有一位小伙子非常与众不同，他读过一本印刷册子，不过仅仅看了个开头就害怕得扔了，还和自己的朋友说，若是有人读了这本书后说谎，以后就会下地狱！有些时候，宗教赠送的刊物并不会有人接受，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抵触书中的内容，而是中国人普遍认为，送书者会以送书的名义对其进行敲诈。

若是外国人想记住一些小孩的名字，就会引起人们的猜疑，造成混乱，曾经有一所学校就因为发生了这类事情而解散了。汉字中的罗马拼音在引进时，曾经遭到了老一辈人强烈的质疑和排斥。这些老一辈认为，汉字非常完美，对后代也有好处，而洋老师教的字家里人全都看不懂。连祖宗都不知道这些是谁的。外国人不管发明什么，都一定不如汉字优秀。不管外国人有什么想法，都会被驳回，不管外国人做什么，都会被排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外国人”的。中国人的这种“顺而不从”的性格会让你的中国朋友用最温柔和最坚决的话告诉你，你的提议令他非常赞同。但是，你的提议他并不准备接受。

外国人会把“讽刺”当作武器，而中国人不会。外国人不会按照自己的愿望或者需要来以不同的情绪对待中国人。有一个外国人，他对仆人犯的错表示非常生气，于是用英语说了那位仆人一句“骗子”。仆人就问了一位汉语很好的夫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当明白英文表达的意思时，这位仆人说自己的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有些中国官员曾读过罗伯聃所译的《伊索寓言》，结果和这位仆人一样，受到了打击。他们想到了那些会说话的老虎、狐狸、鹅和狮子背后隐藏的意义，于是他们将这类书查禁，以防后患。

在各个城市的医院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中国人不信任外国人的例子。虽然外国医生的医学技巧和善良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但还是有不少的患者非常不信任外国医生，他们听信谣言，认为外国医生的药是用人的眼睛和心脏做的，外国医生还会将人切成碎肉，他们还会藏起中国的小孩，做可怕的实验。若是没有仔细询问，我们将很难知道这些患者的想法。虽然经过了一两年，中国人也知道了西医院的好处，但是仍会有一些讨厌的谣言如同细菌一样四处传播，四处扩散。

在外国人与中国人交往的历史中，中国人给外国人留下的是“多疑”和“推脱”的印象，当然，在这其中外国人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每当想到这段历史就会让人觉得烦躁不安，可是那些外交官却从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中国，每个人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外交天赋，这些事情中国人可以做得很好。下面的例子就可以充分论证这个观点：有位外国人想要在中国的某个城市租用一些民居，但当地的官员却找了很多理由来拒绝。在一次会面时，这个外国人带了很多书写用具，换上了一身中国装束。在谈话时，外国人慢慢地打开了文具包拿出了纸，检查了一下钢笔有没有墨水，他的神情非常专注。中国人感兴趣地看他做完这些后问：“您在干什么？”外国人说：“整理一下书写用品而已。”中国官员又问：“这些书写用品要用来干吗？”外国人答：“将你的答复记下来。”结果这位中国官员赶忙制止了外国人的行动，说：“不用记了，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我们非常疑惑，当下次提到这个记录时，这个中国人会不会承认记录里的内容是他说过的。

中国内部的谣言非常多，所以经常人心惶惶的。前些年，住在新加坡的华人有一则报告说，劳工们在天黑之后坚决不会走某条路，因为那里有个神秘的杀手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砍掉他们的脑袋。也许中国人会这样一直恐惧下去，就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巴黎人一样。因为无休止的“轻信”和“猜忌”让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充满了谣言。当这些猜忌和轻信被加到外国人身上时，一定要立刻澄清，因为他们曾经有过惨痛的经历。若是各地的官员能够认真办理，事情就不会这样严重。但如果放任其蔓延而视而不见，就会像当年的天津大屠杀一样悲惨。中国境内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省没有谣言，因为中国的民俗和一些特殊的环境非常利于谣言的传播。想要彻底消灭谣言，就要加快脚步，争取时间，然后用最无法让人反驳的实例来让中国人相信：外国人对中国人非常坦诚，并无恶意。一旦让中国人产生信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梦想离我们将不再遥远。

缺乏诚信

汉语中的“信”是一个会意字，它由“人”和“言”组成，从字面上看，人的语言就是“信”。在“三纲五常中”，“信”排在“五常”之末。有一些自认为对中国很有研究的学者认为，“信”在中国诸多的德行中，是排行最后的。有很多熟悉中国人的学者都认为基德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谈及中国人的“信”时，基德教授说：“把这个品德当作中国人的气质，非常不切实际。在我看来，中国人不但不具备这个品德，而且还十分缺乏‘诚信’。中国人的表现完全和‘诚信’挂不上钩，所以经常有人讽刺他们表里不一。这个民族最大的特征就是趋炎附势、不坦诚、喜欢欺骗、假仁假义！”对于这些言论，我们需要仔细观察，看看中国人在生活中是不是有这些现象，然后才能准确地下定论。

经过细致的观察，我们发现当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的差别并不是很大，相信很多对中国有所研究的人也会同意这种说法。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信”的看法不同。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时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含糊不清、意义不明的地方。而中国人对待西方人的态度则是“直而无礼则绞”。这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太过直率就是一种无礼的表现。对于西方人来说，《论语》中说的孔子与孺悲的故事非常有内涵，而儒家学者却完全不懂故事中的意思，下面摘抄一段雅各的译文：“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孔子是想要避免不愉快，他并不想见孺悲这种人，所以孔子采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办法解决了问题。

孟子在后来也做了和孔子相同的事。有一次，孟子在某个国家作为贵客被邀请去朝堂，但是孟子希望国王能够亲自召见他，所以他托病不出。为了让皇帝明白这是他的一个借口，孟子第二天就出门拜访了别人。当时陪伴孟子的官员在夜晚时谈了一下关于孔子与孺悲的故事，但仅限于礼节方面，并没有牵涉到道德问题。对于当时的谈话有没有考虑到关于“谎言”的道德问题，并没有什么证据，而现代儒家学者在讲学时，也没有对此做过多的解释。

古代的中国人非常懂得保护典籍，与之相比，同时代的西方人却要差得多，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史书虽然又长又啰嗦，但是记录非常详尽。有很多西方的作家都十分喜欢读中国的史书，而且对其中所讲的内容非常相信。下面一段话摘自维也纳大学讲师辛格博士的文章，1888年7月，《中国评论》刊载了这段文字的译文：“经过科学研究，中国历史典籍的真实性已经被证实。”李希霍芬先生在谈论中国人性格中的那些自相矛盾的成分时认为，中国人对于历史的记载非常准确，尤其是涉及数字时，他们非常严格和认真。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显露出的却总是谎言与欺骗。有两种方法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历史，一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和主次来书写历史事件；二是从精神层面和动机性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件。有些深入研究过中国历史的人发现，若是历史事件发生在写作之前，中国的史历官就会用第一种方法来记录，而用第二种方法书写的史书却没有辛格博士说的那样严谨。对一些了解不透彻的事情，我们不随意评述。我们只是想说，当一个国家到处都充斥着谎言的时候，史官还能出淤泥而不染，尊重历史的真相，这绝对是前无古人的。在其他国家，强烈的情绪多少会使一些历史真相得到掩盖或是扭曲，但为什么这种情况在中国却没有？难道中国的历史就没有被史官歪曲过吗？这一点很值得人们深思。

我们要清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不但儒家思想对历史的尊重存在着不足，孔子本身也非常不尊重历史的真实。理雅各博士非常欣赏孔子作《春秋》时的取材方式，但他对“不以一眚掩大德”的说法却并不赞同。《春秋》所记载的是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期间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历史。理雅各博士关于“儒学”曾经发表过一次演讲，有一段内容还记录到了《中国的宗教》一书中：“孟子认为《春秋》是孔子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而且说乱臣贼子非常害怕看到这部著作。孔子本人也说过，有人会因为这部书而了解他的思想，也有人会因为这部书而怪罪于他。在被怪罪的时候，孔子会不会有不安的情绪？其实《春秋》这部书不但非常简略，而且有些词还颇具歧义，让人产生误解。《春秋》流传了一百多年后，孔子曾经对《春秋》有过评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三个‘讳’有三种含义，即略过、掩饰、篡改。对此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曾经想过否定《春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样就能迅速地解开我们的疑惑，但是《春秋》中的证据都与孔子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若是外国的学者贸然曲解了其中的意思，从而无法看清孔子不尊重历史真实性的缺点的话，中国的统治者和学者绝不会可怜他，更不会同情他。孔子和他的弟子一直提倡真实，而《春秋》却使后人冒着损坏圣贤名誉的危险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我们看得出，这些声称自己相信中国历史真实的人只是想说，在中国，只有在历史的记述中才能看到真实。当然，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所有的中国人都说谎。就算有证据，我们也不会那么做。等到中国人渐渐有了良知，开始注意到自己的“信”时，他们自己就会找出证据。经常有中国人谈论自己的民族时说：“我们只要开口，谎言就出现了。”这一点非常像海南岛的某位首领形容自己部落时所说的话。可是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撒谎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某些利益而已。贝德禄先生说，中国人不说真话，同时他们也不相信真话。有一个懂得英文的中国小伙子想要问我的朋友“你说谎”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我的朋友告诉他，如果不想挨揍就千万不要用这句话来说外国人。但是这个中国小伙子对这个提醒表示非常惊讶，因为他觉得这句话和“你哄我”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库克先生（1857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在谈到西方人讨厌被人指责说谎时评论道：“如果你用这样的话去说中国人，他根本不会生气，也不会感觉到有损身份。他甚至根本就不否认。他顶多回答：‘我可不敢对阁下说谎啊。’对这些中国人说：‘你这个骗子，你现在就在说谎！’就相当于对英国人说：‘你真是风趣，我相信你现在脑袋里又在想一些鬼主意了。’”

虽然中国人谈不上完全虚伪，但是他们平时讲话时的确缺乏诚信，所说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假的。想在中国人口中得到真相是非常困难的，谁都不敢说自己在中国人那里完全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就算是中国人请你帮忙打官司，你也会发现有一些重要的细节他们没有告诉你。他们并不是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这种天性只会让自己受到伤害。不管你采用什么方法，事情的真相都只会在最后时刻才水落石出。对于一个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听了一部分陈述绝不代表掌握了全部事实，他会将所有听到的事情结合起来，然后找一些比较信任的人一起研究推理，才能判断事情的真伪。

之前我们说过中国人有相互猜疑的特性，再加上他们缺乏诚信，这就足够说明为什么每次和中国人谈了很久却始终没有什么进展了。因为就如本章所说的，中国人不真诚，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无法理解。我们不知道这些中国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觉得他们隐藏着很多东西。所以如果有一个中国人到你面前，神秘地告诉你一个让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你一定会觉得疑惑，因为你不知道他讲的是真话还是在背后搞鬼。当一个中国人对一件事情下结论时，我们无法搞清这个结论是不是最终结论。这对于商人和外交人员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牵扯出很多麻烦的东西。

人们根本无法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真正原因，就算知道了也没法相信。因为每个中国人都像一只滑头的乌贼一样，被追踪时会喷出一大堆墨汁来阻碍你的实现，以求自己躲到安全的地方。即使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是如此，这是他们的本能。如果有人希望你捐些钱给那些贫穷的冒险者，你的中国仆人并不会说：“你的钱和我无关，你自己看着办好了。”而是会脸上带着纯真的笑容对你说：“你的钱只够自己花的。”这样你就不能捐款了。中国的看门人不会提醒其他人说院子里有狗，而是会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一旦有人进去，他就会放狗。

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能自觉地遵守约定，这与他们天性误解和漠视时间的特性有关。不管是因为什么而爽约，他们总能找到借口。一般的中国人会这样：有人责怪他失约，他会说没关系，下次补上。如果他的一些缺点被人们指责，他就会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定会改正。他会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就是因为太过彻底，人们反而更加期望他能够诚信。

有位中国先生被我们雇来撰写并且注释一些格言，他将古人的一条非常精辟的意见写下来后，又做了一则注释，大概的意思是，人永远不能生硬地拒绝别人的请求，就算不想答应，也要表面上应承下来。他在注释中标明：“明日复明日。”意思是你可以拖到明天，然后再拖到明天，如此反复。这样他的心里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欠债的人也会采用这样的方法。所以不管是谁都无法一次把钱全部要回来，但是这些人却不会失望，因为欠债的肯定会说，下次一定还，然后下次推到下次，然后还有下次。

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能证明中国人的虚伪。这些孩子从小就学会了撒谎，但是教育者和孩子本身并没有发现这一点。孩子刚在懵懂时期，大人就告诉他，如果不听话，大人袖子里的怪物就要出来咬他。外国人经常成为这些大人口中的“怪物”，所以，中国人经常说外国人的坏话。因为这些孩子从小就觉得我们很恐怖，长大后突然发现我们并没有大人说的那样吓人，而且非常可笑，他们就会在街上哄赶我们。

马车上坐着几个外国客人，后面尾随着一群高声喊叫的孩子。车夫大怒，吓唬这些孩子说，要将他们绑在车后面拖死。船夫碰到这种情况也会吓唬说要用开水烫死他们。对一个懂事的中国孩子来说，“我揍死你”“我杀了你”就和“不要这样做”几乎是一样的意思。

在中国生活，要想显得很懂“礼”，就要学习很多敬语词汇，这些敬语能抬高听话者的身份，显出说话者谦卑的态度。举一个例子，有一些文人将自己的妻子称之为“拙荆”或是“贱内”之类的，就是一种文雅的自谦语。也许乡下人将自己的老婆称之为“臭婆娘”也是一种“礼”的表现吧。中国人非常注重礼节，有个故事正好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身着华服的人在客厅里安静地等着主人的到来，突然客人发现了在房梁上偷灯油的老鼠，被吓了一跳，但他的举动也同时惊动了梁上的老鼠。逃跑时老鼠碰翻了油瓶，灯油撒到了客人的身上，弄脏了衣服。客人非常生气，正巧主人从后堂走出来，在寒暄后，客人解释说：“区区不才来到贵舍，端坐于梁下，怎奈惊动贵鼠，鼠走，贵油罐落于在下寒服之上，在下狼狈之相实令足下见笑。”

一个外国人想要按中国的礼仪接待中国人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经过长时间的熏陶和锻炼。请客时，主人要对赴宴的客人诚挚地鞠躬，然后微笑地招呼客人说：“请诸位贵客入席。”喝茶时，主人要把茶杯端到嘴边，然后向宾客点头致意，一本正经地说：“诸位，请用茶。”中国人在某些场合还要向对方“叩头”来表示自己“必须向您请安、一定要向您请安，或者是我应该向您请安”。这种礼节无疑让每个外国人都难以接受。还有些人因为忽略了一些细节，没有照顾到某些人会边打自己嘴巴边说：“该死该死，我真该打。”有些人正在骑马的时候碰到了认识的人，也不管对方的所走的方向是不是和自己一路，就立刻下马说：“您来骑吧，我走路就可以了。”

就算是没有接受过教育，中国人也经常谦恭地邀请对方。这种礼仪令西方人赞叹，即使是非常冷漠的西方人，也会因为这样的谦恭态度而对中国人表示尊敬和赞扬。这种随处可见的小礼仪，令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少，这无疑是中国人对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即使这种贡献有些时候是被逼迫的。若是有人不想做这样的贡献，那他就是心术不正的人，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若是一个车夫，在问路时还将辫子盘在头上，很可能对方就会将错误的方向指给他，更有甚者还会因为他的失礼而指责他。

如何选择礼品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其他东方国家里也是这样。对于收礼的人，有些礼物可以接受一点，而有些礼物则绝对不会接受。若是一个外国人擅自决定要送什么的话，百分之百会出错。收礼人会考虑一下，特别是一些有特别意义的场合，他们更要考虑收哪样的礼物才合适。比如说，生儿子时、孩子满月时等等。有一句格言在世界各国都非常有名，在中国也十分适用：“我怕希腊人，就算他带着礼物也是一样。”中国有一句歇后语非常完美地说明了送礼背后的学问，“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回报的一定要比付出的多。

很多在中国居住的西方人都对中国人虚伪的送礼目的有着深刻的体会。关于此类事情，我们也非常了解。一次，某个小村的中国人为了表示尊敬，请几个外国人看了一台戏，因为明白其中缘由，这些外国人打算设宴款待这些村民。但村民们却回绝了外国人的邀请，而是向外国人表示，请求捐一笔款给村子，少一些也没关系，他们想要建造一座村民公用的房子。外国人顺应了这些村民的想法。结果又有十几个村子也派了代表来邀请外国人看戏，而且表示，他们对于外国人为灾害和饥荒的付出非常感动。有了前次的经历，外国人果断拒绝了这些村子的邀请。这些村子的代表大感意外，每个人的表情都流露出悲哀的神色，但迟疑了一会儿，他们还是提出了请求捐款的要求，理由同样是建设公共设施。但是却只是随口提了提，并没有再说什么其他的。

不光是外国人会被这样的“礼节”眷顾，有一些有钱的中国人也会如此，当他们家中有了一些值得庆祝的事，邻居们就会纷纷拿着礼物过来祝贺，比如为孩子买一些玩具、衣服之类的。然后主人设宴感谢这些前来道喜的人，这种礼尚往来，在中国是十分常见的。即使是最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此时也会想到中国一句非常精辟的格言：“吃自己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碰到这种情况，主人即使心中不快也不能表露出来，只能勉强面带微笑地欢迎每一个来“道喜”的人，不然就会丢面子，比起那点吃的，面子更重要。

上述的种种情况都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人有很多行为都是为了保住“面子”而做的。在被外国人雇佣时，中国人从始至终都会表现得非常注重礼节，但那只不过是一种言不由衷的客套而已。若想要搞清楚这件事，只要将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表现和私下的行为稍微比较就可以发现。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先生，他非常注重礼节，在主人家时，他的行为几乎无可挑剔，但若是在街头碰见了主人，他就会装作不认识。因为若是和主人打了招呼，别人就会看出他是跟着外国人混饭吃的。虽然周围的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但在表面上或是在公共场合，他还是不会承认。有些中国人在走进房间里时，只会给中国人行礼，而完全不去理会外国人，这种事情十分常见。有时，中国的先生会夸奖他的外国学生说他接受语言的速度非常快，发音准确、听力出色。但私底下，这位先生却会和其他同事来笑这个学生古怪的发音。可以说，汉语先生决定着学生汉语发音的标准，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的中国人总是口头上答应，但实际上却什么都不做。这是中国人的礼貌虚伪和注重表面的另一个表现。如果一个中国人答应了为你帮忙，到头来却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也不用太过于失望，因为这是很平常的事，中国人答应了帮助你，他的面子就保住了，至于有没有能力帮，或者是否会帮助你，他是不会去想的。若是住店时，在金钱上与客栈掌柜发生了争执，你的车夫会走过来帮你垫上一部分钱，但实际上那笔钱本来就是你的。就算是车夫本人的，他也会在事情过后向你讨还那笔钱。你若是和他争辩，说那是他主动垫的，他会反驳你说：“一个人去参加葬礼，难道要陪着死者的棺材一起埋入地下么？”

虽然中国人非常表里不一，但也有一部分人非常谦逊，尽管有很多人的谦逊是装给别人看的。有很多文雅的人讲不愉快的事情时，不会完全说明白，但是人们却都明白他说的意思，只是都不想说明白而已。但即使是这样的文人，被逼急时也会口不择言地大骂出声，说出很难听的话。

有些中国人的谦逊充满着虚伪，同样他们的同情心也非常虚伪。中国人总是说很多空话来表达他们那虚伪的同情心，对于这种行为，我们无法做出任何评价，因为中国人没有足以维持同情心的财富。中国人在对待死者时，可以一边说着一些空洞虚伪的表示同情的话，一边又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这一点比虚伪的同情还令人感到郁闷。贝德禄曾经提到过一件事情：灾难过后，一个四川人在拉纤时看到一具尸体被两只野狗撕咬，他不但无动于衷还哈哈大笑。密迪乐先生也曾经告诉我们说，他的中文老师也经常说他的朋友死得非常可笑。孩子如果不幸夭折，父母也会因为过度地悲伤而渐渐变得麻木。但这种因悲伤而产生的麻木和那种违背人性的麻木有着本质的区别。

之前我们提到过，中国和西方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有贸易上的往来了，在这几百年间，中国商人的口碑一直很好，非常有信誉。下面来举一些例子，证明这并不是信口开河。汇丰银行的经理嘉漠伦先生在离开上海时曾经说过：“在商业素质上，中国人表现得非常好，一点儿不比我们西方商团表现得差。中国的银行家和商人能够快速地让人产生信赖，这一点我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人同汇丰银行谈过一些资金量很大的生意，但即使是数量到数亿两白银，他们也从来没有过违约行为。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但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在嘉漠伦先生谈完这番话的三年后，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有一个身在香港的中国买办，在银行受到很大损失，在实力大减的情况下，仍然能坚持每年为银行赚取一百万的利润。毫无疑问，这件事就是证实嘉漠伦先生看法的最佳例证。

在中国，批发商与零售商的生意手段是否相同，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应该仔细地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人。之前提到过中国人的种种优点，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责任心”使然，这个特性让西方人十分欣赏，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有些中国人缺乏诚信，这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每当同中国人做生意时，西方人总要让中国人拿出自己的诚信来，因为只有这样，西方人才能在双方交易时受到应有的商业保护。但经过长期的观察，结果无疑非常令人失望。中国人缺乏诚信的最大例证恰恰就表现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

曾经有位聪明的学者写过一篇论文。当中的论点很有意思，他说两个中国人做生意，就是相互欺骗，欺骗成功了，生意也做成了。这两人的关系用中国的俗话说就是“铁刷”遇见“铜盆”。而用《圣经》中的雅各和拉班来形容他们的关系，我想是最贴切的。在我们看来，若是让一个孩子学做生意几乎就是毁了他的人生。中国很多店门口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类的牌子。但实际上到处是假称、假尺、各种各样的假货，甚至还有假钱。这些现象在中国早就司空见惯了。

我们并不是说在中国没有诚实的人，但经过我们细心地观察和研究，即使有诚实的人，也非常少。中国人如此不讲诚信和真实，和这样的民族交往会发生怎样的情况，我想人们心里应该非常清楚吧。一个中国学者可以面不改色地对外国人说自己不认识字，但若是你拿给他一本书，他会头也不回地钻入人群溜走。即使这本书仅仅值三个铜钱，他也不会觉得自己羞愧，反而会因为刚刚欺骗了外国人而窃喜。他会觉得这个外国人实在蠢得可以，连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都会相信。中国人在购买外国人的东西时经常以自己钱不够为理由少付几个铜板。若是你恰巧看到他帽子上掖着一枚铜钱，他就会非常不情愿地摘下来给你，似乎受骗的人是他一样。还有一种人，他会在你那晃悠好长时间，想免费获得一些东西，问他买不买的时候，他会回答说他没钱。若是你相信他说的，在免费获得了你的东西后，他会高兴得哼起小曲儿，就像是刚宰了一条为祸多年的蛇妖一般。但若是你质疑他的说法，他就会满脸怒气地抛给你一大串钱，让你把零钱找给他。

中国人经常向自己的亲戚“借东西”，但这种借几乎就是拿走了直接用，连招呼都没有一声，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会打招呼的。也许中国人认为这样“不见外”的表现会增加民族团结性吧。但这样“不见外”的表现也有令人压抑的时候，有时候，好心借出去的东西，再想要回就要去当铺赎了。将别人的东西送去当铺，这可真是“不见外”。有一个中国同学偷了宿舍的外国管理员的钱，被抓获后，他哭着说：小的时候经常偷妈妈的钱，这个外国人长得很像他的妈妈他才会忍不住的。

西方社会中同样也会出现中国社会这样的事情。但同样是不好的方面，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诚信”。中国人缺少诚信，虽然自己碰到的并不多，但是总能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前，我们说过很多中国人缺乏诚信的例子，但我认为，有些事例应该更为详尽地说明才行。

中国人非常擅长敲诈和勒索。上至皇室，下至乞丐，人人都非常精通这项“技艺”。若是有一位知识丰富的作家想要写书，那无疑这就是个最好的题材。因为中国人非常注重实际，所以这种敲诈勒索的风气已经变得如同存于世间的空气一样，将所有人都包括其中，没有人能从这个体系中逃开。这个体系是那样恶毒和堕落，只有彻底整顿帝国，才能将这颗毒瘤连根拔起。

外国人想要与中国人有更多的交流和来往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你肯放弃“上等人”的名誉。这都是中国的现状及他们的性格所致的。中国有句俗语，“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与同行的外国人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因为外国人宁肯自己吃一些亏，也不想惹出什么乱子。外国人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也没能力。而中国人则不然，他们若是有一方破坏了公正的原则，只能以这种引起乱子的惹事方式，才能最终让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

“中庸之道”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想要采取“中庸之道”的中国人也十分少见。“中庸之道”的完美体现就是不过分轻信，也不过分猜疑，永远都保持着中线。中国人非常擅长判断别人的性格，如果我们不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地虚伪说话，中国人就会认为我们是“性情中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佛祖一样气定神闲地面对事情，并且时刻保持自己的风度的话，中国人就会觉得我们可以随便敲诈。有一个被外国人雇佣的中国人，在逛街时，他看到大街上的小贩在卖一些泥塑制的外国小人偶，他看了一会儿对小贩说：“你这玩意儿是假的，我每天玩的可是真的。”

中国政府是中国人“虚伪”特性的典型代表，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这种“虚伪”的例子随处可见，不管是在中外关系中，还是在国内官民的关系中都能看到很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每天贴在城墙上那些告示，每天都能看到城墙上贴着的告示。这些告示内容各种各样，辞藻非常华美，唯一不具备的就是最重要的真实性。因为这些告示上所说的这些事，政府并没有打算施行。关于这一点，相信写告示的人和读告示的人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一个中国的政治家，他的生平和所写的公文，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可以形容，就是卢梭在《忏悔录》里说的“感情高尚，但行为卑劣”。也许他的一生杀过上万个人，但他却用孟子的话教育大家说生命是如何如何神圣；他侵吞公款，将修水坝的经费贪污，导致整个省都被泡到水里，但他看到人们背井离乡还表现出叹息的样子；他批评那些说假誓言的人，但他自己却在签协议时对人说这只是一张没用的废纸而已。虽然中国也有光明正大的清官，但却非常少，而且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清官，他们马上就会被孤立起来。如果把中国古代典籍和中国的现状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典籍根本无法改变中国的现状。

如果问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他所认识的所有人中，完全可以相信的有几人，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但如果你问外国人同样的问题，外国人大多会回答“不多”“七八个吧”“十几个”等等。虽然也有人会说：“多到我数不清。”但这样的人非常少，越是见多识广的人越不会用最后一种回答方式。

根据观察来做出行动是每个民族都会有的行为，这也被看成是一种智慧的做法。在之前章节谈到中国人的猜忌特性时，我们就说过，中国人认为猜疑别人是非常正常的事，原因他们也都很清楚。这样的情况让中国的未来一片迷茫。中国的统治者都是一些品行上比较糟糕的人，而精英却大多都被疏远和排挤。曾经有位聪明的道台对西方人说：“皇帝手下的官员都该杀掉，因为他们都是坏蛋，但杀了这些官员也没用，皇帝本身也不比我们强多少。”中国有一句俗话“窟窿多大蛇知道”，这句话恰好可以用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比较有趣，就是商人阶级，之所以说是件“有趣”的事，是因为作为官僚阶级的下层阶级，这些商人并不信任他们的上级。因为他们知道，政府总是在说一些“改革”事宜，而这些“改革”只不过是外表的装饰而已，其核心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一座房子的烟囱和屋顶都是由最糟糕的砖头砌成的，泥匠用没有和好的泥，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将其抹平。虽然泥匠知道，一旦下午房顶就会漏水，一旦生火，烟囱就会四处冒烟，但他还是那么做了。这种事情在中国极其常见，每天都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

中国如果留心开发国土资源的话，他们很快就会富强起来。但如果没有信心，这些资金就只能埋在地底。想要开发这些资源，就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怎样的人才都要具备。但如果这些人才彼此猜忌，那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空谈。

前几年，曾经有一位非常喜欢琢磨问题的中国人请教我，问某地区打井非常困难，要怎么解决。中国人打井的习惯是井上井下都用青砖砌好。但在那个地方，一旦打好井，地面就会跟着下沉，最后井壁坍塌，只剩下一个泉眼一样的小洞可以打水，然后渐渐地，小洞也会被塌陷的泥土堵住。如果说，中国人长期都忍受着病痛折磨的话，那即使药开得再好，也只能暂时缓解病症，病不会被根治。最终这个国家的人只能病入膏肓。就像一个载满了珠宝的马车陷入了泥潭，若不及时拉出来，只能越陷越深。

多神论及无神论

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崇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拥有很高的学术成就。虽然西方人觉得儒学经典中有很多空洞的内容。但若是深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经典对人们的影响十分巨大，它可以改变很多人的思想。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它也是世界上历史记载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从没有被入侵者赶离故土，他们也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他们的文化也至今没有被毁灭。他们的一切都很古老。

以上的这些情况该如何解答呢？为什么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这个古老的族群一直居住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没有迁移？民族衰亡几乎是每个国家都经历过的事情，但为什么中国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古老的民族究竟有怎样的神秘力量在庇佑着？这些问题一直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其中也不乏激烈的争论。但对于此类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的学者们认为，其他民族和国家在依靠物质的力量征服领地的时候，中华民族却早已经懂得利用道德的力量。每一个学习历史的人，或是洞悉人类想法的旅行者们都十分佩服中华民族的道德力量，因为这种道德力量的约束力胜过任何武力。不止在古代，即使是现在，这种道德的约束力依然存在着。美国“汉学之父”卫三畏博士曾经说过：“儒教对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追求人性的善良和人格的理想这方面。他所提出的道德标准至今还影响着一代人，整个民族都以儒家的准则来衡量人的德行。”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博士也说过：“我非常欣赏儒家学说关于责任心的说法，这其中包含了四个方面——文、行、忠、信。这其中有三个标准和摩西律法以及福音书是一致的，这样的标准可以导人向善，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中国的古代典籍，每一部都是导人向善的，没有哪些是让人变得堕落的内容。经常有人说，中国古代经典最伟大的特征就是这一点。古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也有很多古籍，但内容上却不像中国这样一点引人堕落的地方都没有，这是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英国学者密迪乐先生说：“从古到今，只有中国才有如此神圣的典籍。它没有任何出格的描写，没有任何诱人犯罪的语言。中国典籍的每句话和注释都可以在任何一个西方家庭大声地诵读，而不必忌讳什么。在任何一个不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崇拜偶像都是一种堕落和罪恶的行为。而在中国的典籍中，却永远都看不到这些。”

皇帝要管好自己的国家，对上天负责；比起统治者的精神，民心所向更加重要；统治者必须惟贤惟德，以德服人；关于人与人之间五种关系的理论；还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等等。这些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心中深深地生了根，也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如今，关于中国人的性格，我们已经在前面的文章中有了很深的了解。而本章节将侧重地谈一谈儒家学说的优点，想要更深地了解中国人，就要正确地理解儒家学说的优点。这些优点深深地感染着中国人，让他们遵从道德的约束。中国的科举考试，需要学生引用古籍来写文章，这就将人们的思想都统一到了一起。让这些应试者认为，只有政府稳定了，他们才会成功，于是他们变得干劲十足，而这些正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条件。

相信每一个西方人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中国人有没有信仰过“神”。有很多研究中国经典的学者们都认为中国人信仰过“神”。但有一些自称判断力独特的人却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过。就算是中国人曾经信仰过某位“神”，但也随着时代的更迭渐渐地淡忘了。就像是钱币上的文字，经过了千年的时光，已经变得锈迹斑斑。虽然这些提问题的人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来说，这完全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课题。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不是什么历史和理论，而是实际，就是中国人和他们所谓的“神灵”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

通过一些资料我们发现，古代的英雄经过一些渲染和文学作品，渐渐地让人们从对他的尊敬转为纪念，而最后这种纪念变成了崇拜。中国人所谓的神，都是已经死去的人。若是从先祖崇拜这个角度来说，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所有死人都是他们的神。皇帝批准百姓们为这些生前声名显赫的人修建庙宇，以供人们纪念。而最终这种纪念变成了供奉，这些死去的人就成了神一样的存在。总的来说，中国是个多神国家。

很明显，人类都有崇拜自然的倾向。因为自然的力量是神奇的，是人类所不可抗拒的。对于那些未知的力量，人们无法解释，于是就将它们都拟成人形，然后供奉在庙宇里当作神来崇拜。所以在中国，雷神庙、风神庙等等之类以自然元素命名的庙宇随处可见。北极星也是中国的“神明”之一。在北京还有“日坛”“月坛”这种有关皇帝崇拜的祭坛。还有些地方，对太阳的崇拜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把二月的某天定为太阳的“生日”。到了那天，一大早村民们就会起床，然后向东走去迎接太阳，而傍晚时则会一路“护送”太阳西落，然后一年一次对太阳进行的“朝拜”就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了。

自然崇拜最常见的就是对各种树木的崇拜，拜祭树木在很多省份都是很平常的事。有时路过几百棵大小不一的树，你会发现这些树上都挂着小旗，这就表示这些树木是神的使者，你脚下的土地也许是某位神明的住所。有些时候，有一些树并没有这些标记，人们还是会对它们奉若神明。比如说，有一间茅草屋，前面长了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那这个屋子的主人一定不敢砍倒这棵树，因为他相信这棵树已经有了灵魂。

中国人认为，只有皇帝才有祭天的资格。祭天大典非常独特，整个大典只有皇帝一个人站在坛上举行。对于没有资格祭天的百姓来说，“皇帝祭天”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兴趣的新闻。中国的百姓，每家几乎都有一个小神龛在朝南的正墙上供奉着，有一些地方将这种神龛称之为“天地龛”。这些中国人的祭祀活动都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举行，他们会供奉上一些食物，以表达对大地恩德的感念之情。但他们的祭拜并没有祷告词，供品也是摆上去一会儿就拿下来，有的地方的人也会在神龛的面前吃掉那些食物。对于他们在祭祀什么，我们曾经问过一些中国人。他们有的回答祭的是“天”，也有人说是“老天爷”。“老天爷”这个称呼，让人们觉得中国人似乎非常钟意于人性化的神，所以“老天爷”是与“土地婆”相对而产生的神。一旦想到这两个神是相提并论的神，那么问题也就出现了。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人们将六月十九日定为“老天爷”的生日。这时，我们会想，既然“老天爷”有生日，那他的父亲是谁？或者说，“老天爷”是什么时辰出生的？这个问题就算问之前祭拜太阳的人们，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也许他们没想到，或是他们根本就懒得去想，总之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传统，而传统，他们不会去质疑。我们偶尔也会碰到一些人，他们对“老天爷”的经历多少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知道“老天爷”会操控天气，影响他们的丰收。但即便是如此多的人祭祀“老天爷”，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这座神明的庙宇，甚至连形象都没有。而祭祀他们的物品则是和“天地”相同，都是早期留下来的，而他们的祖先对此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在中国的古籍中，经常会出现“天”这个字。此处的“天”并不是指我们头上的天空，而是指人的一种意志和愿望，有时候也指一些其他的意思。每当我们读到“天，即道”这句话时，都会觉得它的意思十分含糊不清。不只是在古籍中，即使是在日常用语中，它的意思也非常模糊，让人理不清头绪。若是你问一个总是在祭天的人“天”是什么意思，一般会得到“天”就是头上的蓝天这个答案。这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即这种崇拜其实和自然崇拜是一个道理，只是群体崇拜和个体崇拜的区别而已。美国文学家爱默生对于这种信仰的说法是：“自然并不总悦人以节日盛装，昨日氤氲芬芳、晶亮悦目一如为林仙嬉乐而设的同一景致，今天就可能蒙上悲伤的面纱。”换句话说，这个祭天的人是一个“泛神论”者。这种信仰，是中国人崇拜“天”的最大缺点，因为他们虽然将“天”人格化，却没有任何明确实际的含义。

中国的下层阶级大都是“多神论”者和“泛神论”者，这与上层阶级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中国的上层阶级是宣扬“无神论”的。通过神学研究者的论证，通过一些表面呈现出的迹象，还有一些对“天理”的细致观察，我们得到了一些结论：这个世界上最彻底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就是中国的儒学家，他们全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上已经升华到了一定的高度。宋代的唯物主义学者提出了“天理循环”这个观点，这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这方面，最具有权威性的就是中国的一位古代典籍注释学家朱熹，他提出的观念非常正统，任何对此表示质疑的观点都会被列入异端邪说的范畴。他以唯物主义的视角去解释中国古代典籍，完全没有掺杂关于“神”的说法及看法，他的注释甚至比古籍中原有的教诲更有影响力。

黄河的流向自西向东，它的发源地在山西和陕西的山谷之中，沿途绵延奔流几百里，最终流入大海。多年以来，黄河经过了多次改道，从扬子江口直到渤海口，横跨六七个纬度。但不管它流经何处，都会造成很大的灾害。而宋代注释家的唯物主义观点就像是奔腾不息的黄河一样，对中国的古代思想不断进行着有力的冲击。这些唯物主义观点泛滥了七百多年，将民族灵魂中的沃土全部变成了一片无神论的沙漠，再也没有了精神上的食粮。在这种唯物主义观点不断冲击的背景下，古老的道教变成了捉鬼除妖的妖术教派，虽然道教曾经在佛教中吸取借鉴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儒教逐渐变得无法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所以中国从印度引入了佛教。然后，各种宗教以信仰的方式相互吸取经验，人们的信仰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有很多喜欢行善积德的人，他们并不介意将钱赞助给各种慈善机构，他们认为，既能维持信仰的香火，又能达到行善的目的是非常好的事情。只要所谓的“神明”能够在某一方面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非常乐意供奉，这就像是在雨天，行人突然看见前方有一家伞店一样。买伞的人不会去问店主这把伞产于哪里，也不会问人们第一次使用伞是在什么年代。所以崇拜“神明”的人也不会对他们的“神”追根究底地探究起源。

经常会有一些讲座，说中国的佛教徒有多少，中国的道教徒又有多少等等。对此，我们觉得，这种事情就像是统计英国人有多少人喜欢吃菜豆，有多少人吸十便士一包的香烟一样。只要买得起，他就可以吸，就可以吃，没人去理会他。中国的“教义”也是如此。不管哪个中国人，只要他请得起和尚，又想要做一场法事，他就可以花钱请来。这样他就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要是他想请一个道士，那他也会随之成为一个“道教信徒”。要是他把道士和和尚一起请到家，那他就理所当然的是两个教的教徒，这种事情并不冲突。在中国，儒教、道教、佛教，三教的思想和文化都在不断地互相汲取融合着，所以，“三教合一”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奇怪。

若是想说明中国人和“三教”的确切关系，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组成关系来解释最为适合，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描述自己的语言结构时说：“撒克逊语、丹麦语、诺曼底语都是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清楚自己的祖先是谁。选择自己的语言以及讲什么话是我们的权利，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自己是撒克逊人而改变。在不同的场合，或是有不同想法的时候，我们会使用不同的词汇。我们的农民主要使用的语言是撒克逊语，而有学问的人则很多都使用混杂着诺曼底词汇的拉丁语。撒克逊语是我们的语言基础，其他的语言是作为补充而存在的。”儒教是中国信仰的基础，所有人都信仰儒教，就像所有的英国人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虽然儒教也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一些语言、教规之类的影响，但“三教”的融合并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会使用不同民族的语言一样。

两种不同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排斥、无法同化的。但显然，想让中国人明白这一点非常困难。中国人不明白什么是逻辑矛盾，当然，他们也没兴趣了解。中国人可以将两种不同的东西融合到一起而不去理会他们的关系如何，本质是否相同等等问题。就像液体能够通过“内渗”和“外渗”来相互融合一样，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融合多种信仰的基础条件。他们从不讲究“学术上的兼容并蓄”，他们也不明白，就算是解释给他们听，他们也还是不会明白。

中国人把各种不同的信仰硬生生地糅合到一起，这样做导致了两种结果的发生。第一，这种行为违背了中国遵守秩序的本能。这个特性是中国人最鲜明的特点，从官品的划分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官阶按“品”来分，从一品到九品，各个品阶的官员拥有不同的权限，他们的标志也不同。但是中国的“神界”却没有这样严格的秩序，要是问中国人“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祖”究竟谁大，肯定不会得到答案。在“万神殿”中，中国人将神仙一个一个地做了整齐的排列，但这种排列并不是固定的。换句话说，他们只是将这些神像随意摆在那里而已，并没有什么次序间的关系。在中国人所谓的“神界”中，这些神并没有什么等级，他们的权利也不能互相约束。若是在现实社会中，这种混乱的状况就是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在“三教堂”中，三位圣人的排列次序也十分混乱。一般人都会觉得，最受尊敬的人理应摆在中间，而孔子无疑是最受中国人尊敬的。就算不是孔子，那也应该是老子，因为老子从没有自称自己是什么神仙。但事实偏偏就是，摆在“三教堂”中间的，是如来佛祖这个外籍神明。关于这个问题曾经还引发过十分激烈地讨论。

将信仰硬生生地糅合在一起所导致的第二个结果就是，人的道德本质都被这些信仰贬得非常低，就像是真钱被假币所顶替了一样。儒教的箴言对道教中所提到的牛鬼蛇神毫无作用，所以人们依然对这些妖魔非常恐惧。总是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最迷信和轻信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句话说得十分准确。在中国，有很多富商和知识渊博的学者每个月都要祭拜一次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并且将它们画到黄纸上称之为“仙儿”，认为这些动物可以影响人的命运。

前些年，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政治家在一条水蛇面前屈膝下跪，据他说，这条水蛇是前朝某官员的化身，他曾经平息过黄河的水患。我想，被作为神的化身，这条水蛇会感到十分荣幸吧。在中国，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一种习惯，就是每到水患的时候，就会拜“蛇仙”。在黄河附近的村落，人们甚至会将普通的蛇来当作神灵祭拜。若是洪水退去，人们就会做出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来感谢神的恩德。到那时，蛇会被放在托盘上，然后托进庙宇或是其他公共场所里，官员和百姓们每天会对着它烧香跪拜。有一些河道附近的地区，河神也会被当成雨神来祭拜。而在内地，战神关公也会被当作神来祭拜。还有些地方，不管与河的距离是多少，求雨时都会拜祭观世音菩萨。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懂得自然界一切都是统一的道理。即使向他们说明，他们也不会明白。

还有一件事情是和求雨有关的，但这件事情看起来更加荒诞有趣。在中国的名著《西游记》中，有一个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猴子，渐渐地，这猴子进化成了人的样子。在一些地区，这只猴子会被人们当成雨神来拜祭，它既不是河神，也不是战神。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得出，中国的现实和幻想之间是没有分割线的，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西方人认为，事情的起因和结果是互相联系的。而对于中国人这种对一个想象出来的猴子求雨的行为，西方人永远都无法理解，因为中国的因果观念十分混乱。

中国人信奉的神非常多，这些中国人要怎样面对这些“神明”呢？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崇拜和忽视。有一些人会计算中国人每年在拜神上的花费。他们将某个地区当成一个样本，然后统计出准确的数量，然后推算其他地区的消费情况。但是这种计算是毫无意义的，就像是一个人非常认真地计算一群蚊子究竟有多少一样，只是大概的计算出几个准确的数字，然后估算出大致的结果而已。

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下定论是不准确的。这点从他们去庙里拜神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位在广州登陆的西方人，如果看到庙里有很多香客，其间烟雾缭绕的话，他会把中国人当成世界上最盲目崇拜的民族。若是他已经游过了中国大陆的另一方，他就会发现，有很多庙已经没有人去拜了，甚至初一和十五也看不到一个香客。虽然他能看到这些庙宇有被修复过的痕迹，但即使是当地人也说不清是谁重修了庙宇，又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而重修的。还有的地方，人口非常稠密，但是却几百里都看不到和尚和道士。在这样的地方，妇女和小孩是不会去庙堂祭拜的，也没有人去教孩子祭拜祈福。另外有些地方则将拜神的仪式融入到了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活动。

中国的宗教和夏威夷的火山一样。在夏威夷的北部和西部的很多岛屿上，都只是依稀能看到曾经火山喷发的痕迹，现在火山却早已经沉寂下来。而在夏威夷的东南部岛屿，火山喷发的频率非常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中国的拜神活动也是如此，有些偏僻古老的地方，几乎没人去进香礼佛，而在另一些比较蛮荒的地区，却非常盛行这种礼佛活动。但人类经常被这种表象所蒙蔽，结果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实际意图。只有做更加全面的研究和调查，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儒家学者们也因为孔子的话而认为，敬畏而远离这些“神”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中国人比起日本人和蒙古人，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宗教偏见。在有些庙宇的门楣上还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句古话：“敬神如神在。”用“如”字来表达含糊不清的意思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有一段话就将“如”字的这个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敬神如神来，可来可不来。敬神如神在，不敬神不怪。

比“避而远之”稍微好一些的是形式上的敬神，然后在规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方式举行祭祀仪式，只不过这种行为是想获得一些利益而已。

对中国人来说，“庄重感”似乎是一种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他们祭神也只是表面上做做样子，给人一种虔诚的感觉而已。中国人所谓的祭神，只不过是在指定的日子里弄个仪式而已，这种祭神仪式更多的是被当成一种交易而存在的，做仪式的人付出了多少资金，他就会相应地得到多少好处。每个地方都把“老天爷”给人性化，并且虔诚地供奉和祭拜他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如果问一个祭拜“老天爷”中国人为什么祭拜他，你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因为我们的吃喝穿都是老天爷显灵给我们的。”就算这个中国人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老天爷”，但他依然还会跟着大多数人一起去拜。祖宗留下来的习俗肯定没错，所以一切都照做。至于拜祭“老天爷”有没有用，估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吧。

中国人的宗教仪式总是流于表面，没有深层的意义。有一副贴在寺庙柱子上的对联说得非常贴切，虽然它包含了一点儿讽刺的意味。

上联：庙内无僧风扫地

下联：寺中少灯月照明

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就像西方人对保险公司的依赖一样。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说即使没有这些神，相信也没有什么坏处；但如果这些神真的存在而你又没有重视的话，可能就会引起神的报复。中国人认为神和人是相同的，都有一些目的性，而这些目的性支配着他们的行动。有句古话说，奉献羊头的人，可得荣华富贵。那些不能赐予人们福分和安康的人被认为是“穷神”，比如“三皇”。而观音菩萨和关二爷则是尊贵和富有的神明，所以有很多人供奉和尊敬。

对于中国人对“神明”的信仰态度，西方人非常反对。因为中国人的信仰都是在“假设”的基础上的，他们认为信神对自己只有好处，不会有什么坏处。他们都认为“信则有，不信则无”，就像他们说的“信皇上，就有皇上；不信皇上，就没有皇上”一样。中国人非常容易接受这些神，但是他们却无法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国的朝圣者一步一叩首，这一点西方人非常不理解，这种又花时间又沉闷又辛苦的朝圣历程完全没有意义。如果要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会回答，如今太多人拜神不虔诚，用这种苦行的方式才能表现出自己的诚心来。抛开这种情况不说，单从拜神的行为来看，中国人“没有诚信”的特点实在是名至实归。偶然间看到了一张北京某寺庙的和尚合影，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像蛇一样滑溜、狡诈的人。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相由心生”，所以从他们的脸上完全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长着怎样的一张脸，就在过怎样的生活。

中国人将他们信奉的神明假想成他们的模样，这种行为和其他国家的非基督教徒相同。我曾看过一张告示，是以菩萨的名义贴出来的，告诉人们说：人类的邪恶天庭已经得知，玉帝非常生气，所有的天神都被玉帝训斥了一顿，因为这些天神没有导人向善。中国人认为，每个人的身边都有很多妖精和神明，这些神和妖都像人一样，可以被收买、贿赂以及欺骗。中国人不但做生意时喜欢讨价还价，对求神他们同样想要多得到一些好处。他希望通过捐款修建庙宇来获得好运，于是他捐了二百五十文钱，但功德簿上的记录确是一千文。他认为神明只能从功德簿上得知他所捐的数量，因为在修庙时神像是被红纸蒙住眼睛的。这样做是为了让神看不到混乱的场面和不敬的行为。有些庙宇是修建在村子外的，但这样的寺庙往往会成为盗贼分赃的据点，按照上述的说法，只要将大门完全关住，那神明就只能与天地交流了。

中国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年的岁末都会用粘糖来封住灶王爷的口，这样他就不能上天庭告状了。还有些地方，生了男孩会给孩子取个女孩名字，这样吃男婴的妖魔鬼怪就不会将小孩子抓走了。贝德禄先生曾经说，在四川，女婴被溺死后，大人会烧些冥币，目的是安慰当地的神明。妇女去庙宇的非常少，只有送子观音庙不同，妇女经常会到观音庙去求子。有些观音庙会在架子上摆着泥土捏的男婴，妇女烧香的时候会掰下“男婴”的下体吃掉，借此来希望自己生一个男孩儿。每个上香的妇女都可以带走一个泥婴，但一定要偷偷带走，如果日后真的生了男孩，妇女还愿时就要带两个泥娃娃摆在曾经拿男婴的地方，以谢菩萨的成全，这已经成了当地的一个习俗。中国的一些出海人认为，海上的一切风暴都是恶魔引起的，恶魔潜伏在水下，就等着这些船的经过。所以这些出海的人在出海时就会做一艘和自己的船一样的纸船，在恶魔“兴风作浪时”投入水中，就可以避免自己的船遇难。

中国还有一些地方有这样的风俗，当瘟疫发生时，人们就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庆祝新年。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把瘟神骗住，以为自己算错了日子，于是不再施法，瘟疫就会不治而止。这样人们就知道为什么“秋二月”指的是“永远”了。当地人还有一种骗神的方法，即在供桌上挖一个洞，自己蹲在供桌下，把头从供桌伸出去，这样神就会以为他把自己的头都献给了自己，于是感念他的虔诚，赐他好运。一旦祭祀结束，这人就会把头重新缩回到桌下，溜回家里等待好运的降临。

我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个小村想将一间庙宇改建成一所学校，所以把神像从庙里挪了出来。这些村民想，也许这个神像的肚子里会有“银子”。于是他们七手八脚的将神像砸开了，结果只找到了一块很便宜的锡块。其实也会有一些和尚或者道士将宝贝藏到神像里，但那样做的结果就是寺庙被盗，佛像被砸。这些盗贼也信奉神明，但他们却能做出这样的事，这一点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听说曾经有一桩案子，县官审问僧人时需要传召一个重要的“证人”，这个证人就是庙里的“佛祖神像”。县官命令“证人”下跪，神像不跪，于是县官下令打神像五百大板，结果当场将神像打碎。最后县官无奈，对这个“证人”做了缺席判决。

每年遇到旱灾时，人们就向雨神求雨，祈求雨神能够大发慈悲，滋润大地，让庄稼可以生长。如果求了很久都没有下雨的话，村民们就会将神像抬到最旱的地方，让“雨神”能够看清楚，现在已经非常需要它的神力。人们有时也会对雨神表示不满，而且将这些不满都表露出来，用一句俗话说就是，“三四月不修房，五六月骂龙王。”

听说有一个大城市，所有人都被一种奇怪的传染病感染了，当地的人们都以为是某个神明在作怪。于是他们把神像抬了出来，像是对付流氓恶棍一样狠狠地打了神像一顿，直到把神像打成碎石他们才罢休。也许这件事并不是真实的，毕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不过这件事正好可以用来做例子，因为这样的行为非常符合中国人的神灵观念。

看了之前我们举的例子，有很多不了解中国人性格的人可能都会因此而认为中国人是不可能有宗教的。也确实有人曾经下过这样的断言。号称“中国通”的英国人密迪乐先生曾经在他的《中国人及其信仰》一书中批评了古伯察先生的一些涵盖面极广的概括，认为古伯察先生的话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污蔑”。但密迪乐先生也说，中国人并不在意那些宗教辩论的结果，他们更不会把这种辩论结果当成是民族的信念。但他却否认中国人“缺乏渴望、缺乏追求，缺乏对英雄人物、善良人物的敬仰，缺乏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和赞叹、缺乏一颗向往神圣的心灵”。当年的英国驻华使馆中文秘书威妥玛爵士曾深入地研究过中国人的性格，所以他对中国和中国人十分了解。关于“中国到底有没有宗教”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无疑是具有权威性的。他认为如果宗教是超越道德之外的事物，那他可以明确地说，中国人没有宗教。虽然中国人也有过崇拜行为，也举行过祭拜的仪式，但他们却不是真心信仰，他们虽然不敢忽视他们所谓的“神明”，但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嘲笑和蔑视这些崇拜偶像的行为。

中国的宗教信仰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但却非常难以解答。想要细致地讨论这个问题很容易，但想要将事情弄明白就会非常困难。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比讨论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众所周知，道教和佛教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但中国人却并没有变成佛教或是道教的信徒。他们永远都只是儒教的信徒，无论再叠加多少个信仰，这都是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应该试着讨论一下儒教的不足之处，为什么儒教不能成为中国人的宗教，并以这个话题来结束本章。所以，在这里，我们将引用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学家的研究结果，他的结论是具有权威性的。

德国汉学家花之安博士在《儒教汇纂》一书中，在结尾处整整用了一个章节来叙述“儒教的错误与不足之处”，他在文中指出了儒教诸多不足和错误的地方，同时，他也描述了儒教很多关于人际关系的优点，他认为儒教的很多观点都与基督教的启示相差不多。在这里，我们仅引用其中的二十四条来加以说明。

一、儒教认为，它和世上所说的“神”毫无关联。

二、儒教并没有区分人的肉体和灵魂，无论从生理上还是生物学的角度，它对人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

儒家学说关于人的灵魂方面，从来没有过明确的解释，这也让学习儒学的西方学者感到非常困扰。对一般人来说，儒教根本就不知道灵魂是什么，只知道人的身体是有活力的。传统的说法是，人死后灵魂会升天，肉体会入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灵魂会消散在空气中，肉体入土。这种说法和儒家的不可知论和唯物主义理论完全相同。一个中国人不会对灵魂产生兴趣，不管是一个灵魂、三个灵魂，还是没有灵魂，他都没有兴趣知道。这种问题，就像是问一个人，身体的哪块肌肉带动咀嚼一样。只要吃得舒服，他才懒得去追究什么肌肉。同样的道理，只要他能填饱肚子，能养家糊口，他才不会理会什么“灵魂”，除非这个问题能关系到米价和菜价。

三、儒家学说没有讲清楚为什么有些人是凡人，而有些人出生就是圣人。

四、儒家学说声称每个人都可以达到道德的最高点，任何人都具备那样的力量，但与这个论断对立的情况却没有说明。

五、儒家学说对于罪恶的训诫，口气不够果断严肃，因为它只提出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谴责，并没有谈什么惩罚措施。

六、儒家学说对罪恶的洞察不够深刻。

七、儒家学说无法去解释死亡。

八、儒家学说没有什么调节自身的方法，它强调的是人的本能欲望与理想自然的统一。

九、祈祷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没占有很大的比重。

十、虽然儒家学说中经常提及信任，但当中并没有鼓励人们用一种诚实的语言交流，所以现实中因为谎言而导致人们互不信任。

十一、儒家学说并不反对一夫多妻制。

十二、儒家学说承认多神论。

十三、儒家学说相信迷信的东西以及想象的产物（如算命、择日做事、梦，或者是幻想中的龙、凤凰等等）。

十四、儒家学说将伦理思想和表面的仪式相混淆，把二者变成政治专制的一种手段。

十五、儒家创始人孔子对古代一些制度所持的态度总是在改变，反复无常。

十六、儒家学说认为人的品德会因为某些音乐而改变。

十七、儒家学说强调“圣人”的作用，它总是会立一个榜样，认为榜样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孔子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儒家学说的“君为器，民为水，器圆则水圆，器方则水方”是真实的话，我们不禁要疑惑，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伟人，他们却没有对后世的学者产生影响呢？如果“榜样”真的会对人们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却与“榜样”的行为背道而驰？儒教对“圣人”的尊崇已经到了神化的地步，结果这样的神化直接导致了调节方法的匮乏，就像之前第八条所说的那样。不管这些“圣人”做得有多好，他也不能干涉人们的行为，只能提一些建议。至于其他人会不会按照他所说的做，他也无权约束，顶多是不再提了而已。

孔子有一句话非常发人深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句话是对“圣贤”所讲的，说得非常好，但是却起不到什么预防作用。若不能预防，那就需要一味补药。一个孤身旅行的人的财物被劫匪抢光，他自己也受了伤。这时其他人却走过来和他说，如果当时参加了某某旅行团，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但他已经听不到了，因为失血过多，他已经昏过去了。其实这位受伤的旅行者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现在不应该反思这些事情，他应该找一个能养伤的地方，弄一些营养品养好身体。但前提是，他得有一个乐意将他送到医院的朋友。也许对于身体残疾的人，儒教能帮一些忙，但“道德”和“精神”若是受了伤，儒教也束手无策。

十八、在儒家学说的教义中，妇女是奴隶，孩子在家长的眼中是臣民。整个社会的生活都在以一种“专制”的方式进行着。

十九、儒家学说提倡孝敬父母，并主张将父母当作神一样供奉。

二十、儒家学说的理论体系的终极是对“圣贤”的崇拜，比如将人“神”化。

二十一、儒家学说对于“不朽”的说法没有明确的态度，但它提倡毫无伦理意义的“先祖崇拜”。

二十二、儒家学说“现世现报”的理论大大有利于“利己主义”的发展，最后导致的结果不是变得贪婪就是变得野心勃勃。

二十三、儒家学说对人并未给予过任何安慰，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

二十四、从中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儒家并没有赐予人新生，并不能让人过更高尚的生活。在现实中，儒家已经和佛教道教互相融合。

在本章中，我们谈到了中国各种奇怪的信仰和这些信仰中的融合。中国人自己也十分清楚，不管是儒教还是其他的宗教，都不能赋予人新生，也无法让他们过上高尚的生活。有一篇不知道是谁作的寓言很好地反映了这个方面。一天，孔子、老子和佛祖在极乐世界中相遇了，他们纷纷摇头叹息，如今时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们已经渐渐堕落。他们的主张和一些很好的建议都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他们互相讨论后得出了一个结果，就是一定要在人的中间树立一个榜样才行，这样他们的教义和思想就可以被继承和发展了。于是他们开始四处寻找“榜样”，孔子找到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者。这位老者看到孔子来了，他依然坐在那里，只是让孔子坐下同他谈论一些古代的教义和现代人对这些教义的忽视。老者对古代圣贤的教义非常熟悉，他渊博的知识和判断力令孔子十分欣赏。他们聊了很久，在孔子告辞的时候发现，老人并没有起身送他的意思，于是孔子十分失望。回去后，孔子将他的经历告诉了老子和佛祖，希望他们也能去拜访一下那位老者，看看老者是否也精通其他教义。老子先去拜访了那位老者，他惊奇地发现，这位老者对“道”的了解程度竟然不逊于自己，口才也非常好。但老子同时也发现，这位老者虽然态度看起来非常好，但是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最后佛祖也发现，这个老者并不起身，但是他却非常了解佛教典籍的深层意义，这让佛祖十分惊异。

最后，三个圣人又重新在极乐世界聚首，他们都认为，这个老者就是他们要寻找的人。他不但精通“三教”的教义，还能用充分的论据来论证现实中的“三教归一”。于是他们三人一起去拜访了那位老者，希望这位老者能够振兴三教，让三教的教义得到传播和发展。老者还是那样坐着，恭敬地听完了他们的话，然后说道：“三位尊敬的圣人，你们充满智慧，计划也让人十分赞叹。你们的善心比天还要高，比地还要辽阔，但你们却选错了完成这一使命的人。虽然我研究过各教的经典，也了解其中的深远意义，但我的下身是石头，只有上半身才是人体。我虽然可以指出人类应该肩负怎样的使命，告诫他们如何做才是正确的，但我却无法行动，所以我的任何观点都无法传达出去。”三位圣人听到这些话后，无奈地叹息了一声，消失在了老者的面前。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寻找过传播三教教义的凡人。

有很多人都会把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帝国同现代的中国相提并论。当然，当年古罗马帝国的道德状况远不如当代的中国，但有一点相同，两个国家的宗教信仰都近乎于崩溃。就像英国历史学家吉本评论古罗马帝国的话一样：“对于普通人来说，所有宗教都那样真实；对于哲学家来说，所有宗教都那样虚伪；而对于政治家而言，所有宗教都是可以利用的手段。”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来评论中国，因为中国的皇帝与古罗马皇帝是相同的，他们既是虔诚的信徒，也是无神论者，他们甚至也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神。正是融合了“多神论”和“泛神论”的儒教，才导致了中国如今的状况。

外国人对“无神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丝毫不感兴趣，甚至比承认“无神论”还要恐怖。“多神论”和“无神论”就像骰子上的“一点”和“六点”一样，是相对的两个侧面。但在中国，很多知识渊博的学者也不觉得二者有什么矛盾的地方。中国人对那些深奥的宗教真理毫不关心，这是他们的冷漠本性使然。他们可以接受肉体是没有灵魂的，他们也可以接受灵魂是没有思想的，他们甚至可以接受世上并没有神的存在。他们对这些不抱任何兴趣，这无疑是最让人感到悲哀的。

现实与需求

整个中国就像是一艘缓缓前行的大船，而儒家的思想典籍，就是船长手中最精准的航海图。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博士、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博士和其他对中国研究颇深的学者们都认为，儒家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受到了神的指引和启发。也许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如今面临我们的问题是，中国这艘大船是如何被成功驾驶地？这艘大船的目的地是哪里？它目前所处的海域是哪里？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早已和西方的很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些问题很可能对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据说，判断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是否合格，有六项重要的指标，他们是研究社会特征必不可少的依据。这些指标分别是：

一、工业水平；

二、社会习俗；

三、家庭的特点和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

四、统治者的品质以及政府的组织形式；

五、公共教育的状况；

六、现实生活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的特性时，对上述的指标都已经做了说明，虽然说得不全面，比例的把握也不那么精准。在研究中国人的性格时，有很多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也有一些方面有时却必须省略不谈。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只谈了中国人特性的大致情况，并没有仔细完整地说明，因为那样需要考虑太多方面的问题。

之前在说明中国人的特性时，我们举过很多事例，这些事例的说服力非常强，就像是骨架上的骨骼，只有摆对位置，才能看清骨架的轮廓。所以说，这些骨头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忽视的，除非它是石膏像，并不是真正的骨头。当然，也会有人提出反对，觉得我们并没有把重要的骨头摆在适当的位置，也有一些骨头完全摆错了地方。这样的反对非常正常，对于这样的严谨态度，我们会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还要附加说明一下，我们所选的特性无法让人对中国人有非常完整的理解，就像是仅凭五官无法了解整个人的身体构造一样。但我们还要提醒读者，这些判断是经过反复研究才得出的结论，我们实际上所看到的事实远不止书中引用的这些。有很多我们无法确定的观点，都能得到充分的论证。去过中国北方的都知道，那地方的风沙天气十分糟糕，人的头上、耳朵、鼻孔和衣服上都是尘土，沙尘暴来临的时候遮天蔽日，所以当地的居民经常会用灯，有时中午都要点灯才能看得清。人们虽然不清楚这种自然现象是什么引起的，但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却没有错误。当然，观察自然现象和观察道德现象是不同的，自然现象会引起每个人的注意，而道德现象却只有那些善于观察的人在偶然的机遇中才观察得到。

中国人在生活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若是只看一个方面，分析时就一定会出现误差，而且还不知道错在哪里。虽然将两个互相冲突的观点结合起来非常困难，但有时必须要这样，因为在中国想要弄清楚事情的一个方面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更别说想要掌握两个不同的方面。

我们在前一章说过，儒家学说非常强调道德品质，而且儒家学者认为，儒家的理论能够让很多人变得品德高尚，所以很多人对儒家的理论体系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可儒家的理论有什么办法让人们的品德都变得高尚呢？人的真实性格可以通过三个问题来了解：一是他与自己的关系怎样；二是他跟别人的关系怎样；三是他对信仰持什么样的态度。想要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品质如何，通过这三个方面就足够了。可能读到这里，读者们也大致知道了答案，他们缺乏诚信，没有信用，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他们自私，从来不为别人着想。对于信仰，他们崇尚的是“多神论”“泛神论”以及“不可知论”。

中国人非常有智慧，他们的耐性也非常强，他们讲求实际，他们也懂得知足，这些方面都是中国人的优点。但是中国人没有好的品格和良心，有些中国官员为了拿一些贿赂而做错事，他还以为一辈子不会有人发现，因为当时的情况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很多中国人都会举荐自己的亲戚去做官，但这些亲戚并不称职。所以中国人害怕面对这种“内定”而造成的结果，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面对这样的情况，即使有道德理论又有什么用？中国人对此会有怎样的感想呢？中国的每个组织机构中都有裙带关系，都有寄生现象。所以，中国的警察和门卫会不尽职尽责并不会让人觉得惊讶。

通过中国人对他人的帮助，可以观察到中国人道德最真实的情况。虽然中国人总是试图掩盖自己和朋友们的缺点，但是他们会非常坦率地承认他们民族本性的缺点。中国人对其他同胞们的描述，让人想起卡莱尔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一生》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段对话。这位君王手下有一个督学非常得宠，皇帝很喜欢和他交谈，有一次皇帝问这个督学：“苏尔泽先生，你那些学校最近好吗？你的教育事业顺利么？”督学回答说：“是的陛下，还好，最近好多了。”“最近？怎么这样说？”“陛下，过去学校的规章制度非常严格，因为总认为人性本恶，但现在我们才知道，人性本善，所以放松了管理制度。”“善良？”皇帝摇了摇他那满是白发的头，然后笑着说：“亲爱的苏尔泽，你还是不了解这群可恶的人类啊！”

中国的社会就像是那些名山大川一样，远看风景如画，但如果你走进就会发现实际上破败不堪，而且空气中还有一股说不出的难闻的味道。照片无法反映出真实的情况，人们都说，照片是一种“无情的公正”，但这句话用在中国就不行了，因为照片会遗漏那些肮脏的东西和难闻的味道。

只有中国四处贴满了“福”这个字，这个字象征的是平安吉祥。但细心的人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幸福”只是流于表面而已。我们相信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就像有人说真正的家庭生活不可能出现在亚洲一样。

每当开始对中国进行研究分析，并探讨怎样把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时，我们就会想到横跨河流的主干公路旁边的石碑。这些石碑上刻满了名字，都是当年修建桥梁的工人的名字，立碑的目的也是为了后代能够记住他们的功绩。每走几步就会看到这种石碑，但石碑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我们对这些有年代的东西非常感兴趣，于是问起当地人，关于桥和石碑的事情。结果当地人回答说：“啊，那些东西啊，几代以前就已经没有了，几乎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几年前，我在大运河上游玩时碰到了逆风，于是被迫在当地留了下来。我们在岸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沿途看到农民们在田里劳作。当时正值五月，田野的景色非常美。这种时候，恐怕任何游客都会对这些不知疲惫的农民表示赞叹，正是农民们辛勤的汗水才将田野变得如同花园一般美丽。但是和这些农民们交谈过才知道，去年的冬季他们过得非常艰苦。因为夏天时爆发了干旱和洪水，他们几乎颗粒无收，村里有很多人快要被饿死了。从他们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农民现在还在挨饿。政府虽然有赈灾款，但每个人只能领到一点，甚至就连这一点都要经过层层的盘剥。这些农民们无法和官家抗衡，只能忍气吞声，但这些情况从他们的脸上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就在那一年，当地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百姓们的日子终于变得好起来了。但《京报》和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杂志却都没有报道此事，但不管报不报道，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就像当年这群百姓在挨饿，即使装作不知道，他们依旧在挨饿。否认事实并不代表采取了有效措施，因为灾情并没有被缓解。不管之前对中国人的研究推论是什么，这都不影响现实中国人的生活，他们的实际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只有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后，才能明白。

我们在本书中指出的中国社会的种种缺点，在西方国家也会出现。那些国家都是些“虚有其表”的基督教国家。可能读到这里有些读者会感到很失望，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拿出具体的例证来证实，也没仔细比对过。曾经我们也想拿出一些具体的实例来证明这些情况的存在，但最后只能放弃。因为我对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不是很熟悉。我希望每个读者能够公正地比较，而不要受到所谓的“爱国主义情绪”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够公平比较的话，不妨做一个假定：西方国家的未来充满曙光，而中国人此时却身处在漆黑的长夜之中。如果这个假定成为事实的话，那这将是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我们不禁会想到，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事实呢？

虽然之前也有提到，但我不得不再啰嗦一次，中国目前所需要的东西很少，仅仅是品格和良心而已。或者说中国人只缺少一样东西，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良心和品格本身就有着相同的意思。曾经有人这样评论一位钢琴制造家，说他的品格“就像他做的钢琴一样，正直、宽厚而不失高贵”。在中国，恐怕碰不到这样的人吧。

有一位英国作家，前几年去世了，他的妻子在他丈夫的自传结尾处写道：“外界一直称呼他为作家、牧师、社会活动家，但只有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我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别人会觉得他是个非常浪漫的人，会收到很多内容优美的私人信件，他的生活也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这些人，如果世界上还有‘永不逝去的爱’的话，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能将爱升华到一个神圣的高度的话，那这个人一定会是他。他的爱纯洁而热烈，三十六年间，无论健康还是病痛，无论晴朗还是阴霾，他的爱始终没有变过。他从没对我表现出过任何不耐烦的样子，也从没有过一次自私的行为。如果说，将这份爱转化成骑士精神的话，那作为骑士所守护的最幸福的人，我要说，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莱是现实中‘最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中，最成功的产物就是它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并不少见，当代已知的就有数百个记录，另外还有很多例子我们并不知道。每一位读者最起码都知道一个全心全意帮助别人的例子，也许还有一些幸运的读者遇到过更多。我们不知道要怎样解释这样的人生，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动力是什么，因为我们并不想胡乱地猜疑。但是，经过我们细致的研究，我们确认了一件事情：如果有一种力量能把中国也变成这样，也能在中国塑造出一个如同金斯莱一样的人，这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比道家典籍中那些寓言里所说的奇迹还伟大。人类的制度都逃不过无情的规律，《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看到他们的果子，我便知道他们了。”儒教有足够的时间获得它的文明产物。但我们确信，儒教能做的、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它再也不会有什么新的产物衍生了。它将中国人的某些能力发展到了极限，在这些方面中国人已经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的人类。经过仔细地观察和研究后，即使是对中国最友好的人都会承认，中国的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儒教所造成的。

对于中国人的改革，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个是，中国没有改革的必要。当然，这肯定是中国人的意见，但这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其实有些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第二个是，中国的改革肯定会失败。在改革开始之前，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许多人都会因为意识到这一点而抱有悲观的想法。对这些人来说，对中国进行改革就像是用电流去刺激木乃伊的心脏一样，这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在我们眼中，前两种观点都没什么道理，不过若是我们之前所讲的还不能让这些人明白的话，再多说什么其他的也没有作用；第三个观点是，中国需要改革，而且改革的成功几率还很大。抱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改革的关键是采取哪种方法。关于改革的方法，也有几种不一样的态度。

首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中国能不能进行自我改革。有一些中国政治家已经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进行自我革新。《京报》上曾经刊登了一份奏折，在这份奏折上就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奏折的作者抱怨某个省的民众不断地闹事，而且他已经派得力的手下去巡查此事，也派了一些专人去给民众们讲《圣谕广训》的那些训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以这种方式去感化这些闹事的人群。这种向民众讲道理的方法最开始是模仿基督教的布道，虽然起的作用不大，但是确是当时改善道德环境最常用的方法。无奈的是，最后教化依然是以失败收场，只能再次沿用以前的方法。经过很长时间的实践，我们了解到，这样做只会让事情发生一些表面的变化，并不能改善根本，最后的结果还会是一样。这和前一章节提到的“石腿老者”的寓言的道理是相同的。

用理论教导没有用处，中国人便将希望寄托在了“榜样”的身上。这一点在前一章也讲过，而再次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是想解释，为什么好的榜样，却没有产生好的效果，或者说没有发挥出想象之中的影响力。要解释这个问题很简单，原因就是这些“榜样”没办法让人民接受自己的做法，按照自己的做法做。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据说，原山西巡抚张之洞曾经采取过很强硬的手段来制止手下吸食鸦片，而且还勒令禁止老百姓种植。结果他的下属欺骗了他，而老百姓也没有几个人愿意配合他。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当他的中国“老板”不认可他的改革建议，那他也只能表示自己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了。其实不只是外国人，中国人也会觉得这样的情况令他无从下手。尽管他是官员，但他能做的也顶多是确立一个目标，然后开始慢慢地解决眼前的问题。就像是一只躲在阁楼上盯着老鼠的猫一样。只要猫一走，甚至只走开了一点儿距离，老鼠就会跑出来，依然一切照旧地偷粮食吃。

如果有一位中国的政治家，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国家的现状，这并不可笑，而且非常可信和自然，因为中国的情况注定了他的做法，他只能靠自己一个人，没人会去响应他改革国家的“号召”。中国人有一种“东方人特有的冷淡和宿命观”，而席勒先生则将这种宿命观称之为“连神都无法改变的愚蠢”。如果一位聪明的大不列颠官员已经知道了上述状况，并且知道“改革”会引起哪些后果，牵扯到哪些，那他就可以完全预言出改革的结果。贝德禄先生在谈到中国开采铜矿所暴露的弊病时说：“在铜矿被开采完之前，云南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云南必须增加人口，以增加劳动力；第二，中国必须修建公路，必须改善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备。总之，中国必须有所改变。不然除非借助外力，否则一千年时间，他们都无法完成这个工程。”中国的改革，若是不请外援的话，就像是在海上造船，无情的巨浪和狂风会将你仅有的那一点成果击个粉碎。如果一个维修工，从机器造成一开始就在这个机器的内部，那么无论他多么用力地推，都绝对无法带动这个机器前进，因为这本身就是违背物理学规律的事情。

天津和北京之间有一道北运河，路过的路行者可以看到这道运河上有一个河湾，河湾的岸上立着一间破庙。庙身已经被洪水冲走了大半，尽管庙的周围有很多芦苇扎成的栅栏，但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连栅栏也被毁坏了一半。庙里的神像就如前面所讲的一样，只能直接和天地进行交流了。这片土地并没有防洪设施，整个河流都被污泥堵住了。这幅情景，似乎是中国现状的缩影。中国有句俗语“朽木不可雕也”，想要让老根发出新芽，就只能将所有的“朽木”全部砍下。所以说，中国想由内而外地改革是一定会失败的。

前段时间，西方大部分国家都觉得中国可以和其他国家“联盟”，这样革新的成功几率会高很多。但这只是个没有任何依据的想法而已。西方国家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派遣使者进驻了北京，但这些使者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与强国之间的频繁交流并没有为中国带来好处，这无疑是令人感到悲哀的。中国人非常敏感，对于让中国像西方一样的改革，没有证据来证明西方国家的改革目的要比中国人的目的更加崇高。中国正慢慢地形成一股力量，一股让西方国家之间造成利益冲突的力量。而中国则在等待时机，坐收渔人之利。中国从没有和那些只会抢夺的野蛮国家学什么东西。所以说，通过外交的方式来改革，这样的办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有很多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中国需要融入到国际大家庭来，他需要自由的交往和贸易，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和睦的关系。增加贸易量可以满足中国的很多需求，中国需要更频繁地与其他国家进行进出口贸易，降低一些关税，并且将通行税取消。比起二十多年前，这样的说法已经少了很多。因为那时，中国经常与澳大利亚和美国进行外交和贸易，但却没有形成“自由交往”和“友好和谐”的局面，因为总能听到一些“中国出口的茶叶质量不符合要求”这样的话。其实西方国家也曾向中国出口过不合格产品，这两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

贸易是文明的附属品，虽然它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但他并不能作为改革的手段。亚当·斯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倡导者，他曾经指出人类是一种“商业动物”。因为不管是多聪明的两条狗，都不会懂得交换骨头。如果它们知道，而且在每个城市都建立了骨头交易市场，这会对狗的性格产生巨大影响。历史上的那些贸易量巨大的国家并不算是好国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最差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后代都非常优秀，这不是贸易的错，而是其他的原因所导致的。有句话说得非常贴切：商业，就像是基督教，它的目标非常远大；商业，又像是彩虹，哪里有金色它就弯向哪里。

只要看如今的非洲大陆就可以了解，不管是酒类走私，还是奴隶贸易，都是那些基督教国家引进的。所以说，商业是无法起到改革作用的。

深入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为中国改革出的主意五花八门，每一个都比上面讲的方法复杂。他们的看法有三点：第一、中国需要引入西方的文化；第二、中国要引入西方的科学；第三、按照密迪乐先生的说法，就是中国人需要发展“物质文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文明的国度。当西方人的祖先还在过茹毛饮血的生活时，中国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文明。这个方法只适用于中国，而不适合其他的国家，这样的文明该如何改革，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文化是种非常自私的东西，似乎每天都会有外来的“侵略者”强调：“是我，但不是你！”很多令西方人非常自豪的文化在中国都会遭人嘲笑。若是不加以控制的话，外国引入中国的其他东西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中国人非常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那丰厚的资源需要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才可以开采。如今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更加明白自己的国家是多么需要科学的引进。但是科学会改善这个国家人民的“道德品质”吗？要怎样让中国引入科学呢？众所周知，化学是现代社会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他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但在中国传播化学知识能不能让中国人获得新生，这一点谁都不知道。也许化学的引入还会引发出新的欺骗和暴力事件。按照中国人现在的性格，若是他们掌握了制作现代炸药的知识，而且不控制化学药剂的泛滥的话，恐怕人们的生活也将充满危险。

人们认为“物质文明”才是中国最需要的东西，因为一旦发展了“物质文明”，中国就将拥有西方的那些高度发达的物质成果，比如蒸汽机、电力设备等等。铁路、内河航运、银行、钱币、完善的邮政系统以及电报和电话，这些都将是中国生活改善的标志。

张之洞曾经上过一封关于修建铁路的奏折，其中就包含了很多很好的想法，比如修建铁路可以改变河运危险的情况，可以防止船员监守自盗等等。但物质文明的发展是否能改善道德上的邪恶，修建铁路能否让铁路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变得诚实，这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曾经读过《伊利之章》，上面写道：州与州之间的道路完全被人侵占，而股东们却拿不出任何办法，因为他们发现“没有人可以指责”。这种情况是“物质文明”的自身原因造成的，还是由于各种原因相互冲突所造成的，没有人知道。让中国建立共和制度，变成民主国家，并不是依靠投票能够解决的。中国只有具备西方那样的条件，才能取得西方那样的改革成果，才能发展更多的“物质文明”。而我们所说的条件，并不是物质上的条件，而是道德上的。

为什么中国不向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学习，在内地也设立一些“租界”呢？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变革，即使设立了“租界”，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近三十年中，中国人亲眼看到了在海关施行规范化管理所获得的成效，但他们并没有在其他方面也采用这样的方法。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本国采取抽税的方法，在道德上中国人是不能接受的。英国人历经十个世纪，才将良知与品格发展到当前的水平。而这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并实施的。接受这种事情不可能像是克虏伯大炮一样，只要架起来就能够发射。

文化倡导者马修·阿诺德说过：“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因为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艺术及科学的掌旗者，就像正义的掌旗者是犹太人一样。在当代，每个国家都需要艺术和科学。伟大的希腊人如此热爱艺术和科学，却并不注重品格。最后，辉煌的希腊因为不注重品行而覆灭了，因为世人需要良好的品行、沉静的心态以及优秀的人格……不光是这样，希腊人的遭遇还让世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使知识非常重要，世界也越来越需要丰富的知识，但良好的品质依旧是一切的基础。所以说，能支配着世界的，不是希腊人，而是犹太人；支配这个世界的永远是崇高的正义，而不是卓著的艺术和科学。”

只有找到中国人特性的根源，在实际中让中国人唤醒自己的良知，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若是像日本天皇一样整天在宫里哪也不去，根本无法谈什么改革。有一位现代哲学的倡导者，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铅永远都炼不出黄金的品质。”中国需要的是一颗正义正直的心，为了得到这些，就要了解上帝，改变对人的看法，并且明白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活，不管是个人、家庭还是整个社会。总而言之，中国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归结成为一种，而这种需求，只有接受了基督教的文明才可能被永久满足。

同一性与多样性

与其他的种族相比，非洲黑人的太阳穴长得很不一般，英国驻华公使拉瑟福德·阿尔科克曾经对这个现象进行过描述。不过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与他们非常相似，只是要近距离观察才能看得出来。而日本人对此丝毫不在意，他们觉得这是自身的一大特色，从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如此。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人，就会有不同的发现。一群中国人凑在一起，就好像草丛里的一窝蜜蜂、地上乌泱泱的蚂蚁、空中飞舞的成团的黑虫子。就连偶尔旅居中国的人也能发现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身边的中国人没有任何个性。不过应该说中国人还是很有特点的，如果跟其他种族的人放在一起，还是一下子就能把中国人区分出来。在具有这种一下子就能区分的特色的同时，他们那统一的辫子、统一的服装、统一的表情，又让人将他们混在一起。这一点是非常确凿的，就算不断扩大观察的范围，还是能发现同样的情况。

如果作为旁观者的话，不管多么聪明，有多么丰富的经验，也没办法看出广州人、福州人、上海人、天津人之间的明显区别，反而会觉得他们彼此之间本来就是相同的。或许唯一能发现的是，越靠近北方的中国人，身材就越高大。其实就算找不出他们的差别，也不必奇怪，既然都是中国人，何必一定要有差别呢？但是那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如果旁观者或旅居者能够在某个地方长时间居住，尤其是能在几个不同的省份和城市长时间居住，那么他会有新的认识，会发现那个中国人之间差别不大的观点其实是非常肤浅的，甚至根本就是违背事实的。拿中国中部和南方的中国人作一下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不仅在体型上有差别，在语言和性情上也有明显的差别。南方和中部的中国人，跟北方的中国人的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差别一旦呈现在视野中，便绝对不会再将他们混在一起。

中国人的尊老敬长、落叶归根、守坟祭祖等习俗，几千年来一直代代相传，这对中国人的特性造成了很大的压制，并完全形成了固定的规矩。在里奇的小说中有一个角色曾疯狂地声称，本初子午线在自己的大脑里。在我看来，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不知不觉中饰演着这样的角色。在中国人的眼里，自己所在的村、县、市、省乃至全国，都是自己的，在此以外的所有人，都被看作是“外人”。（顺便说一句，有不少中国人把自己的同乡都称为“外人”，而那些“外人”对他也是同样的称呼，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惊讶于他们称呼我们外国人为“外人”呢？）另外还应该注意，对于那些别的省的人，中国人并不只是把他们称呼为“外人”，还会非常直接地把自己的轻视之心表达出来。广州那些精明的商人和技巧纯熟的工人，把中国的北方人称为北方佬；而北方人则将南方的福州、广东等地的人称为南蛮子。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又都对来自北边的邻居——长脑袋、多数都十分丑陋的山西人嗤之以鼻。而山西人也总是倾向于和所有的外省人进行对抗，如此一来，那些外省人便也都站起来和他们对抗。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能获得一定成就和财富的，尽管他们的寿命通常都比较短。从实际情况来看，相比于自己的寿命，他们更看重的是财富。

中国人必定不会将某个来自“家乡”（中国范围）的人认作自己的“亲人”，在整个中国，这都是一条普遍适用的真理。因为他是来自“外省”的，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外人”。如果对自己的同胞，那些普通的中国人都是用这种眼光去看待的话，就更别说那些之前涌进中国、在富庶地带的村庄居住的外国人了。

上面的结论，并非是出自一位旅人，而是出自一位长久居住在中国的人。这里所说的也不是某个中国人，而是众多的中国人，一群被各色各样的方言、各色各样的习俗、文学作品、历史以及政府结合在一起，但是从根本上说却又千差万别的人。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和偏颇的。事实也证明，尽管各个省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各个地方之间也有各样的差异，但对中国各个地方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观察之后就会发现，中国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能有幸涉足这片大地的十八或者二十个省的旅行者很少，但是不少人得以经历其中的大部分地区，经历的地区越多，他们就越能明显地体会到其中的一致性，反而不是它的多样性。曾有一位十分精明的年轻教师告诫自己的学生，在中国进行旅行考察的时候，一定要留意那些在中国人眼中非常“自然”的事情。中国某些地方的房子全部是两层的楼房，有些地方则一概是茅草屋；有些地方字词之后的辅音发音，有的地方则不发音；有的地方重商，有的地方重农；有的地方的冬天异常寒冷，有的地方的冬天则像春天一样温暖。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能够认定，我们的结论——从整体上看，中国人是有同一性的；越发显示出了它合理的地方。如果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这一推论或许会对这个伟大的民族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就是中国迫切需要变革。

我们不应对这个推论有什么疑惑。人们已经开始有所感悟，就连那些向来都比较悲观的人也感觉到，即便在中国，改革也是行得通的。但是从整个中国看来，那些能促进改革的调控和准备性政策，都还是空中楼阁。但是不管怎么样，改革是没办法阻挡的，始终都会进行。或许在这个世纪里，中国就会进行一次大的变革，其规模将超越从秦始皇至今的任何一次变革，它将使各个省之间更加具有同一性。假如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她是会实现统一，还是像某些冰山一般，分裂成大小不一的碎片，各自离散？我们坚信，她的内在凝聚力，是远远超越破坏和离散的力量的。身为东方的大国，她必将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裙带关系

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条原则：任何人都应该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也应该以同样的态度看待他人。也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如果父亲是一位银行家的话，并不代表儿子就应该从事银行工作。没有哪种职业、商贸或者其他任何的事业具有遗传的性质，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儿子也许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儿子也有可能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以常规来看的话，人类社会必然会发展出裙带关系。但是在西方有些不同，我们眼中的裙带关系似乎并没有包含这一点。在我们眼里，个体不过是社会的一个细胞而已。

而在中国，则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在漫长的世系更迭中，每一代人都被标明为一个驿站，此前的祖先们，已经如此走过了无数的驿站。姻亲关系复杂而又精确，但是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则会对此感到困惑。每个中国家庭都固守在自己的祖先所选择扎根的地方，从来不去改变，对于那些喜欢流浪和冒险的西方人来说，这样的事实是他们没办法理解的。这些西方人已经踏足过世界上一半的国家，他们生命的力量和根本就是流浪。不过也有一种可能是，他们的流浪是为了寻找最终的栖息之地。反观中国人的生活，完全被笼罩在各种腐旧习俗的桎梏下，或者说是在落后的生活方式下，在祖先所订下的各种严格规矩中。从古至今，中国社会都像是一架庞大的机器，每个个体都只是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齿轮一直都是随着车轮转动，而不是车轮随着齿轮转动。对于其中任何一个单元来说，要单独推动整个家族的转动，那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整个社会机器已经协调，各个环节之间都得以密切配合。中国家庭就像一大堆马铃薯一样，要想看清其中的一个，就必须把一整堆的顺序都理清。他们的祖先十分聪明，对子孙在这方面的特质看得十分清楚，并将其发扬到了极致。祖先们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准则，使后来的中国人都沐浴在其光芒中。

整个国家是一个名义上的巨大的整体，皇帝高居统治地位，依循天道统治百姓，自上而下的每一个阶层，一直具体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是组成这个社会的单元，对彼此相互依赖又相互负责。要想看出这种对他人负责的法则与行为在现实中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可以有多种方式。相比于观察他们平时生活中的小事，《京报》上经常登载的稀奇古怪的表达自我的文章，更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读者们如果能把一年里所有的这些文章都看一下，上面所载的那些突发事件，如黄河突然闹洪水、弑杀亲人的罪行等，把对这些事件的处理方式、指导思想等，跟西方人的思想做一下对照，就能清晰地把中国人的裙带关系刻画在脑中，并且对其进行一个立体直观的了解。中国人的裙带关系的体现，不仅在于普通百姓之间的交际，或者虚与委蛇的官场，甚至在生活的各方各面都能看到其表现。

中国人有一种先天的内在凝聚力，并且有非常强烈地结合在一起的欲望，还没有其他哪个民族在这方面能有这么强的体现。行会虽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商业行会能像中国的行会那样，有如此强的凝聚力量。而且这种凝聚并非是简单的聚合，而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结合。外国人在面对着中国人这种强有力的结合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就如同面对大气压力一样，很轻易地就被打倒了。各个地方的行会之间，都会经常发生一些矛盾，在处理这些矛盾时，西方国家的那些方法和原则根本就不适用。而正是这些矛盾，让新加坡海峡殖民地和香港殖民地政府面临着尴尬的境地。

要想取得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原则的事实证据，根本不必跑到中国大陆的偏远地区，因为就在我们的办事处，在我们家里的仆人身上，都能随便找到这些证据。那些买办、厨师、管家或者苦力只要感觉到丝毫的压力，甚至这些压力是莫名其妙的，他们也会离我们而去。他们会为这一决定找出原因，而在找出的九条原因中，大约会有八条和离去本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还有一条可能会有些关联，但肯定也不是真正的原因。从实际情况来看，是不可能弄清他们离开的真正原因的，即便他们本人也不清楚。他们清楚的是，他们一定要离开了，所以就离开了。在这个神奇的社会机器中，他们自身就是其中的一环。他们时刻面临着变革的胁迫，要承受另一个齿轮传来的压力，随时有可能从这个机器中脱离。中国人从来都只是机器的一个零件，而不是完整的机器。如果哪个齿轮能够带起其他齿轮的转动，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齿轮，而其中的裙带关系便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人们会将他铭记于心。据说，在他们的股份公司中，他们总是忙于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裙带关系，而没有时间处理其他事情。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心中的裙带关系，和西方人意识里的个人平等是相对的。

对于我们预测中国进行变革的前途来说，他们这个本质上的重要特征，会给我们提供很重要的参考。裙带关系会对他们的变革产生消极作用，只要中国仍然处于这种几千年不变的状态下。而如果中国出现了已经逝世的曾国藩大人所说的那种“苏醒”的情况，那么我们就总可以肯定，只要她能醒来的话，就能变得清醒无比。不过她已经沉睡了几个世纪了，不可能用一天时间就苏醒过来，就算十年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她醒过来，我们可以预见，就像曾国藩大人所希望的那样，她必定不会把主要的心思放在车船大炮等物质方面，而是会着力进行思想和道德的改革，力图找回那带给她昔日荣光的力量。只有这样，她才有可能变得像以前那么强大，并置身于现在超级大国的阵营中。

喜欢吃

西方某个国家有一个火车站，人们一想到它就会觉得厌恶。原因是每列火车到了这个站，列车员都会用那种呆板的声音向旅客公告“五分钟用餐时间”，并在显眼的位置上立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假如你能利用起你的每一秒钟，那么五分钟是非常充足的。”要想概括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别，这句简单的话可以说是最准确而又有针对性的了。如果把中国人的生活凝炼为一道选择题，到底是为吃而生，还是为生而吃？那么他们肯定会没有任何犹豫地进行选择，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犹豫的必要。古代的一句有名的格言曾经提出过，圣人们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吃上，而是放在阐述道理上。我们这里要说明的是，这句话是来自远古时期的，而且它所说的对象也只是圣人，如果中国曾经有这类人，那么现在要想认识他们的话，就只能像参观博物馆的大地懒和翼指龙那样了。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他们只能成为人们大脑中的遗传下来的一种模糊的意识，没有其他的任何事物作为凭证，甚至连一块骨头也找不到。

现如今，中国的百姓不会对那些大道理产生丝毫兴趣，他们只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吃”。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如果你听到了一小段中国人的对话，并且从中清理出一个核心内容，那么这个核心内容不是吃就是钱，而关于钱的问题，人们也只是关心它能买多少吃的。吃已经成为中国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如此严峻的民生问题。其他的问题和这个问题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到惊讶，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注意到中国那庞大的急需粮食的人群。不管是什么时候，中国总有那么几百万人，从来就不知道吃饱是什么感觉，他们从出生就处在严重的饥饿中。面对着时刻压迫自己的饥饿和瘦弱，他们就必定会把吃当作最主要的任务。我们对此没必要吃惊，尽管西方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必须承认，在吃这个方面，西方文明远远落后于中国文明。关于吃，中国人非常明白时间在其中的作用，但我们并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十分聪明地指出，需要加快速度的应该是工作，而不是吃。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他们丝毫没有顾及到外国人的感受。吃饭已经成为他们之间非常常用的一个合乎情理的借口，他们可以利用吃饭去拖延所有可以拖延的事情，而且没有丝毫顾忌。在中国人眼里，这个借口具有先天的合理性，其合理性就像一位法国女人在无法与访客见面时，所用的“我马上就要死了”这个理由一样。对于那些在吃饭时总是胡思乱想、急急忙忙，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吃饭上的外国人来说，这种特殊的饮食方式，可以说是一种无言的警示。不过假如拿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还不能认定，中国人的饮食方式在每个方面都是值得肯定的，无论如何吹嘘素食有怎样的优势和好处，那些都是空虚和抽象的。在中国普通百姓的食物还达不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要不是我们每天都亲眼见到，也肯定不会认为他们那种大口吃饭的方式有必要做重要的改变。

在西方社会，人们很可能会把他人的宴会邀请看作让人烦恼的负担，也不会去想宴会上的食物有多丰富，不过在通常情况下，食物是非常丰富的，并且丰富到无以言表的地步。如果在中国进行一番长时间体验的话，就可以发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人们几乎从来不会对他人的宴会邀请表示出不情愿，而是通常会连续几天表现得兴高采烈。而且可以发现，怎样更多地去得到别人的邀请，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如果有人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得到别人的邀请，在吃上达到如此高的层次，那么在别人的眼中，他将是个英雄，甚至比古代的那些“圣人”更让人景仰。我们或许经常会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一种妒意，也就是对中国人在赴宴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心满意足的嫉妒。他们对赴宴的盼望，就好像孩子们对圣诞节的企盼一样。他们会尽情享受整个宴会过程，丝毫不顾及时间的流逝（而西方人则肯定会感觉厌烦）。不仅这样，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还会清楚地记起那时的享受和满足，一直到这一场宴请的光彩被另一场宴请的荣耀所掩盖。他们对每场宴请充满期待的情景，就好像一条不断摇动尾巴、焦急地期待着享用一大块骨头的狗一样。在我们看来，所有的客人都聚拢在八仙桌周围，所有人都高举手中双筷又同时停下的庄严时分，那种趣味就已经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宴会的主人通常非常高兴，满脸笑容地招呼着每一位客人，“来，来，来”，然后每个人都开始尽情地享受。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消化系统在不停的运动中将（或者是应该）产生出愉悦感。假如真的是这样，那我就不得不说，中国人比我们西方人更加接近理想中的生活。

假如说中国人懂得如何吃和喝的话，那么他们也必定深谙制作食物的技巧。当然了，各位看客，我并不是说你一定会认同中国人的烹饪技术，因为我本人就不怎么喜欢。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他们在烹调过程中所使用工具的粗糙简陋来说，他们的烹饪技术已经远超大多数的西方人了。在《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虽然是“圣人”，但是也绝不会摒弃那种高明的烹饪技术。他不乐意去吃那些做得不得法的食物，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假如他活到现在的话（当然这不可能），并且能到我们所说的那些中国地方去走一遍，那么对于那里的食物，他也是难以认同的。在可以使用餐桌的时候，就把食物摆到上面，尽情享受，中国人明白这一点，而我们不明白。有一位中国官员受邀参加大不列颠领事馆的一场宴会，后来这位官员对人说，那位英国的“大人”站在桌子的前面，手里拿着刀叉，叉起放在面前的一大块牛肉就开吃。所有的仆人都在旁边，客人们也在旁边，就这样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然而，每个人对此都不觉得奇怪，甚至还夸赞一番，这真让人难以想象。主人为什么要在客人面前表演这个呢，是不是从他的解剖学中，可以得到对此举动的解释？明明是仆人可以顺手就干得更好的工作，主人却偏偏要在自己不方便的时候去做，难道这是十九世纪的文明所重视的一个高尚而又无比伟大的义务？考虑一下我们所忍受的那种痛苦，那些每天都收到邀请的人常常为此苦恼，而且我们知道，主人在杀鹅的时候，经常会把死鹅弄到旁边的女士的腿上，或许她会微笑着表示没关系，但是她真的丝毫不为此感到厌恶吗？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单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切肉、做饭、吃饭这些方面，中国人的文明超过了我们。

爱名利

中国人在行为的心理动机上，和其他的民族相比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不过跟西方人比起来，在某一点上还是差别很大的。西方人普遍认为，人类的行为主要来自于动机的推动作用，而人们的动机千差万别，因此人们的行为也就复杂多样，而中国人却不知晓这一点。在那些繁杂而又无序的动机中，中国人所明了并且注重的动机只有两个——名和利。中国人通过名利去看待世界，并且他们认为，把名利放在适当的位置之后，就可以透视人类的所有行为。在对亚伯罕家族（此处指代美国）进行抵制的行为中，中国人表现出了很高的商业天赋，这种天赋超越了所有其他现有的民族。他们那种取得利益的本领让人惊叹，就算是最微小的利益，他们也不会放弃，比如把针头上的铁锈弄下来继续使用。在他们的讥讽故事中，经常有一些爱占便宜，而不管是大便宜还是小便宜的人。例如在描述判官的故事中，人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憎恶，判官在其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就算是被扔进滚沸的油锅将要魂飞魄散的时候，也要拼命抓住油锅的边缘，因为那里比油锅里面要凉一些，到此地步都还想着占便宜。应该说明的是，并不是只有中国把逐利的天性进行了高水平的发挥，但是只有中国人，能够把它发挥到更高的水平，并将其普及和充分展现。每一个稍微对中国人有些了解的人，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普遍流行着对利益的追求。

有时这种对利益的追求也会得到缓冲，这种缓冲来自于另外一种差不多同样强大而经常为人所忽视的力量，它就是对名的追求。我们如果对中国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一下假想，就可以轻易发现，我们意识中对名的追求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根本就毫无用处，即使用了，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对于中国人来说，发明新鲜的事物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将它变成现实则更加困难，就算做到了，最后的结果也是他的发明被人们推崇，他本人则默默无闻。对于一个并非专门从事科学的中国人来说，科学的大门会一直关闭着。事实上，像中国这样没有专利法，没有定期专科文献目录，科学大门敞开与否并没有什么不同，文学界也不会有什么改善，出版的作品大大超过了读者的购买力，并且读者也没有能力去消化这么多的作品。不管是在哪个国家，进行著述的人都不宜太多，中国更是这样。

在中国，一个人不会因为旅行而出名，首先他不会去南北极或者赤道进行严肃的科学考察，其次，就算他真的去了，那他也成不了名。而且他也不能期望自己被选为官员，因为那里本就没有选举。总的来说，就是他被严格限定在那唯一的道路上，只有通过这条道路他才能得到地位和权力，那就是参加竞争残酷的科考。正常情况下，通过科考的概率低至百分之二，但是只要通过了，就算成为最低级的秀才，也会被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嫉妒。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微不足道的晋级是无法满足中国人对名利的那种普遍而热切的追求的。除了这条科举之路，中国人成名的道路就只剩下钱了，用无节制的花销来博得大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把追名行为看成是一种反向的力量。中国人对名的追求，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们对利的追求，并且对利的追求越弱，对名的追求就越强。

从《京报》上不计其数的报道就可以看出，一些具有反面意义的人物，如单身汉、老寿星等等，经常会因其“功绩”而得到荣誉，受到皇上的特殊表彰，而这样的表彰表面上看都是理想的及认同式的光环，其实本质上都是钱的问题。并且这样的人还一定要见诸报端，某些时候，还要像机器里的轴承一样，用一些润滑油，有时是大量和反复地添加润滑油，直到没有了摩擦力，才算最后达成目的。某些不知情的旅者在见到了那些为贞洁烈女、寡妇或者大学者花费巨资修建的石头牌楼之后，才明白这些都是朝廷下令修建的。之后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想到，所有石匠的费用都是由皇帝支付的，皇帝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施，就如同凯撒大帝把金质十字架赏赐给功臣一样。但是这样理解就错了，皇帝付出的不过是对这一行为的批准，或是交由皇子或大臣办理，等完工之后，在上面题上字，宣称这是皇帝下令建造的。以中国人之务实，这样获利很小，甚至“把刀叉和汤全部吞下”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肯定愿意不惜一切去获取名上的满足，像牌楼、街名、牌匾等，可以算作对他们热衷于名的最好体现。只是这样的国家荣誉还是非常少的，大多数的人都止步于地方授予的荣誉，比如因为做公益事业而获得的无意义的虚名，或者是因为婚礼、葬礼或宴请等场景的豪华隆重而得到的更小的名誉。像这样的花费，人们是不会吝啬的，而所有的花费都是为了博得一个名声。如果最后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那么他们便会认为这些钱花得有价值，花得有水平。

曾有聪明人提出，要想让人们的思想水平得以提高，最恰当的方法是开拓人们新的需求。对于中国人来说正是这样，他们非常需要拓展自己的视线，改变自己的思想，并真正理解一个人的利益所在，而且这种利益和其他人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应该把自己看成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一份子，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拥有团体思想。还有一点急需的，就是像他们的一条非常有智慧的格言所说的那样：该做之事不偷懒，做好做坏且莫管。

容易轻信

所谓的轻信，就是指人们在没有获得足够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轻易相信他人。中国人通常对证据的重要性是毫不知晓的，这一点让人感到吃惊。而且在他们的意识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证据两个字，这就导致那些在西方人眼里很容易就能做出判断的事情上，中国人则经常受骗，甚至遭受到很大损失。惠特利大主教认为，要想不轻信或者尽量避免轻信（这两者通常是紧密相连的），最正确的方法就是聆听，只认同那些最让人信服的证据，在足够的证据面前才做决定。而这一点，正是中国人缺乏的。要想做到这一点，中国人就必须发掘自身评估证据价值的本性，订立正确的标准去衡量证据的合理性。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科技所展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时，往往会觉得茫然失措，那感觉就好像漂浮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中国人见识到了那些机器的能力，但是无法理解其中的原理，对于那些摆在面前的事实，他们也找不到证据去辩驳。

八年之前，北京某个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受不了马车的颠簸——在北京乘坐马车通常会遭受这样的痛苦，在自己的马车上安装了一根硬弹簧。有个人有幸了解到了这项发明的原理，然而他在跟别人解释的时候，却说那不过是一件装饰品，这种发明的意义不过是给丰富生活增添一点色彩。但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在安装上弹簧之后，车辆不需要骡子便可自行前进，而那个人丝毫不知。

中国人并不喜欢旅行，而且中国也不能被称为一个旅行大国，不管这是事实还是猜测，西方人的视野显然比中国人的要广。然而中国人的心里都十分清楚，那些外国人是为了什么旅行，并且对这个结果完全接受。这就导致他们经常会去轻信。不过在其他的民族中，同样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西方的国家对自然一致性这个问题，是持普遍认同态度的，不管这种一致性是怎么得到阐释的。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问题经常是模糊的。作者时常会遇到一些读书人，按照科举考试来平定的话，他们已经达到了秀才的水平，但是他们会非常认真地向我提问：“贵国亦有太阳、月亮否？”还看到过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围聚在路边，认真倾听外国人介绍外国的庄稼。当他们听到外国的庄稼和中国的一样，只是茎在地面上，果实在地面下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满意。西方人对这样的事情没有丝毫兴趣，这些事情就像海洋深度、金星和地球的距离一样无趣。英国部队进驻中国北部的时候，一位外国女兵翻身上马的动作被一位中国士兵看到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外国女人，于是一条令人惊诧的谣言流传开来：多数西方女人都只有一条腿。即使到现在，有些人还认为这是真的。

对于外国孩子的皮肤为什么这么白这个问题，一位中国的妇女曾经认定，是因为妈妈们每天都在用舌头舔这些孩子，就像母猫会经常舔舐猫仔一样。一些外国报纸为了增强自身的趣味性，在上面登载了一些漫画，但是这些报纸在中国的销量非常差。据说有一位聪明的人曾经问外国医生，那些长着翅膀、居住在树上的人来自哪里。外国医生开始很不理解，过了很长时间才明白，那个人所见到的其实是印在火柴盒上的漫画。

七十年代的时候，位于北京的英国领事馆中，有一条好看的大黑狗。当有中国人问起这条黑狗的年龄的时候，领事馆的人或许是为了勾起中国人的好奇心，于是开玩笑地说，这条黑狗和那些被人们珍爱的陶瓷一样，是生于明朝时候。而他们听了这荒诞的答案之后，竟然信了，而且就像每天被迫接受那些奇特的事物一样，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

中国人深信那些人类未亲身去过的地方的存在，就像孩子们相信童话世界是存在的一样。他们时常问外国人有没有去过女儿国，他们认为女儿国除了女人之外，就是一些长了狗头的奇怪的人。有位妇女恰好看到了报纸上的插图，便高兴地认为插图上的就是女儿国的人。“不错，这就是狗头国的人。”一位仆人打开一个盆子，看到了里面的半爿青花鱼，竟然惊讶地认为，这些鱼只有一只眼睛。而另一位年长一些的仆人则说，这是一条以前的外国鱼而已。还有一个特别的观点，是他们从一本书里得到的，就是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那里的人们肚子上都有一个前后贯穿的大洞。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中国人向一位没有同情心的外国人询问那种人的情况，外国人十分肯定地回答：“肯定有这样的地方。”中国人就问：“那它在哪儿呢？”外国人说：“在中国。”中国人觉得这不可能，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外国人说：“真的吗？那你就脱下衣服，我告诉你在哪？”中国人真的把衣服脱下来了，外国人仔细检查了一下他的肚子，露出一副沮丧的表情，然后说：“肯定是你把它缝上了。”

用各种药品交易中的大量备用药来比喻中国人的轻信最恰当不过了，这些备用药可以治疗人们易患的某种疾病，与此相同，轻信也可以被当作兵器，用来对付繁杂的佛、道教义。正是中国人轻信的极致发挥，导致了这些教派的存在。就算是眼光最短浅的人，也能轻易看出最后的结果。

在西方国家中也存在着无数的轻信，这不容置疑，但是这并不是因为科学的缺乏，而是因为科学的繁荣。对于那些曾亲自体验进化论所带来的风潮和电力所造成的影响的人来说，不管是怎样新奇的事物，他们都打算去相信。曾经引起轰动的“月亮诈骗案”就可以作为例证，在解释时可以适当延伸。因此我们应该反省一下，在我们对蒙昧的中国人的轻信进行讥讽的时候，我们自身对那些由教派严格判定、教义都一知半解或者毫无所知的艺术，是不是就真的比较高明。

在将视线放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往上时，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有一个因素极大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轻信，就是中国人意识中的对于外国人的善恶区分标准。两个外国人在获得当地官员的批准之后，到黄河两岸去勘探，但是当地的中国人认为他们是想要用妖术把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变成弹丸，然后携带而逃，回到远方——他们自己的国度。还有，他们还相信人类的眼睛有着某个特殊的隐藏的功能，就如同在生产银子的过程中选用原料，是适者生存的。这样的理念本来就不是来自理性，因此也无法用理性的推导方式去否定它们。对这种敌人的攻击，理性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就好像在苏格兰的大雾中用大炮对远处的一堵高墙进行射击。大炮的炮弹无疑是非常有威力的，在正常情况下，立马就可以把厚实的城墙轰塌。但是现在笼罩着大雾，虽然炮弹可以顺利从投降的敌人中间打开通路，但是并不能让大雾为之移动分毫，就算是产生数不清的弹头，也无法把大雾驱散。但是如果吹来一阵微风，大雾就会立刻散去。同样的道理，中国人也需要一阵风，用来驱散人们思想中的大雾。当然了，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西方基督文明。

性格温和

在中国旅游的时候，那些外国游客最初通常会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中国幅员辽阔。事实上，中国确实非常大，整个亚洲也非常大，而正是因为这样，她备受非议。她高原广阔，山脉挺拔，江河奔流，人口稠密，饥荒泛滥，关于中国的一切，很适用德·摩尔根教授对德国的论断：对她有太多的著述，著述里面有太多的句子，句子里面有太多的词汇，音节里有太多的字母，字母里有太多的笔画，笔画所费的墨水太多。同样的，中国拥有太多的地区，地区拥有太多的省份，省份拥有太多的州郡，州郡拥有太多的县，县拥有太多的村，村里有太多的家庭，家里有太多的人口，中国的人口总是有千百万之多。不管是哪个地区，如果下了太多的雨，河水就会泛滥，山和水连成一片，不过通常不会变成汪洋大海。面对这样的灾难，只要有山的地方，就会有上百万的难民往过聚集，狭窄的道路上和险峻的山峰上，满眼都是密集的人群，从远处看，就像是一群虫子趴在苹果上。只是因为他们太过习惯这些了，所以不会把这些情景刻在自己的脑子里，这或许是得益于他们性格中的温和，或者说不是简单的温和，而是极度温和。

到底为什么他们不想与别人比较，而只是把精力放在相互之间制约奢侈？我们觉得麦多士分析得很有道理，中国人本能上的需要，已经被中国主流文化中的道德力量给压制住了。人们不会忘记广东的那场家族斗殴，那次斗殴使得广东的恶名众人皆知。在斗殴过程中，两边经常展开阵地斗争，上百人在斗殴中丧生。国家的法律制度在这些社会斗争面前，根本没有办法。官员们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丝毫不愿意涉身到这种斗争当中，于是只能采取隔岸观火的姿态，等双方的力量达成平衡，还是处于相持状态的时候，官员们才会出面，打着维持秩序的旗号，对这件事进行调解。我们从这样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广东人和福建人都是很重视家族性的，一向喜欢团结对外，而且很喜欢斗争。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这样的斗争通常都只发生在广东附近。如果从整体来看的话，中国人不是这么喜欢斗争，他们的性格是很温和的。他们有时也会有一些斗蛐蛐或斗鸡之类的活动，但是并没有斗牛或者斗狗这么猛烈的运动。

我想很少有人看到过这样的情景：两个中国人在怒视着对方，战争马上就要爆发，旁观的人们也都很激动，兴奋地大叫：“打倒他！揍扁他！”而且也很难看到人们大声吵嚷着要求用“公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这里所谓的“公平”的方式，也就是武力，谁更有力量谁就有理，而人们也普遍认为像牛一样健壮的胖子更加有力量。不过我们没看到过，不代表别人也没看到过。这么多的人口，再加上地方之间的利益纷争，很容易导致各种各样的暴力事件。不过总的来看，通过暴力来解决问题的还只是一少部分，而且其中产生严重后果的也只占更少的部分。大多数中国人之间的争斗，都只是限于辱骂。这些辱骂通常都很肮脏下流，不过词汇倒是很丰富。在中国人的斗争中，通常实力较弱的一方更容易受到严重的伤害，而辱骂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因为太用力而把嗓子喊哑。曾经有一个参与斗争的中国人让我们感到很惊奇，因为他的口袋里装满了鸡蛋。

调解人经常出面对这些斗争进行调停，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场景，而且也经常看到。他们经常会两个一起，有时候会是四个，每个人都会拉住一个正在激愤关头的当事人，劝慰他冷静下来。而当事人看到自己被调解人控制的时候，他通常会比原来更加愤怒，故意让自己更加不受控制，一直持续到其他的人来调解。而过一会儿之后，他会再次突然爆发，不过不用担心，这根本不会带来什么影响。中国人就算处在极端愤怒的状态中，也是不愿摆脱理性的，因为这样的行为不管是在想象中还是在现实中，都会赢得他人的尊重。事实上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不管当事人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他也不会把调解问题的人赶走。虽然有些难以理解，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就算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也还是抱有和解的欲望的。如果当事人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他会认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和解的可能微乎其微。不过调解人可不这么想，他们的做法也很特殊，大都是把当事人拖离现场，然后得到最后的安宁。而当事人即使被拖走，也还会一路不停地叫骂，并且呈逐渐激昂的发展趋势，借以充分表达对对方的蔑视。

中国人性格中的温和，使得他们有了在社会上的特有价值，即使在法律并没有多大价值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尊重法律和社会秩序。比较一下亚洲所有的民族，可以发现，中国人也许是最容易被管理的民族，那些适合他们的管理方式，通常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如中国这种拥有庞大群体的社会，在现实中很容易发生错节甚至扭曲的情况，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有压力能让它崩溃。整个社会就好像人类的身体一样，其内部隐藏有一些润滑剂，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它自身最需要的时候，润滑剂就会及时出现，即使只有一滴，也能很好地修复损坏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少文明都能在很多领域超越中国文明，但是极少有文明能如中国文明一般，在沉重的负担下，能够坚持如此之久。而且跟其他文明相比，单凭借调解人这个特点，中国文明就更能得到上帝的恩赐。

不敢得罪人

在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裙带关系有一个大体了解之前，没能对中国的社会体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想这是可以谅解的。前面我们已经讲述过裙带关系的问题，不过这里我们要重新提及，并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曾经有人指出过，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和多半的西方社会是差别很大的。西方社会的流动性强，不像中国那样，中国社会的裙带关系把每个人都拴在固定的地方，很少有流动性。就拿一个居留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且不论他是哪个西方国家的，如果他在中国居住了很久，还进入过中国内陆，现在不想留在中国了，想要回到自己的祖国，那他回去之后会在哪里定居呢？他或许不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或者临近的村落，或许也不会去他妻子的家乡，而是选择一个他最喜欢、最有感觉、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假如他有一块地的话，他可能会选择落脚在那块土地，不过也有可能他会把这块地卖掉，然后到远处置办另一块地。

如果是一个中国人的话，则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国人的思想里只有那一个地方，就好像蜜蜂一样，不管飞得多远，最后都会回到蜂巢。而西方人则像是没有责任心的蚂蚱，不停地跳来跳去，并不会对某个地方表现出深沉的爱，或者因为独特的感情而疏远其他的地方，不过，这要刨除某些与生存密切相关的情况。中国人的活动半径虽然有时会相对较广，但是他们通常根植于广袤地球上的一个点，也就是他们的家乡。从我们眼睛所见到的情况中就可以得到这个推断，中国拥有如此多的人口，却几乎没有人出去旅行，平日打交道的只有家乡的邻居，从来没和外地的人有过交往。即使长大了以后，儿时的玩伴仍然住在隔壁，和儿时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人搬来，也没有人搬走。社会的变化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几个方面：老人的死亡，疾病或事故带来的死亡，不断出生的小孩。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在一个村子，甚至是一个家庭中循环发生。可以想象的到，在这种状态中，是没有丝毫秘密可言的。每个人对他人都知根知底，而旁人对他同样也是完全了解。这样一个共享信息、共享利益的社会团体，简直就是理想中的美好田园，幽静而朴素。但实际上，中国社会不会存在那种美好的田园，每个人都会被牵涉进那吸引人目光的社会纠纷中。不少人还会胡乱使用自己的权力，而得不到任何的限制。

中国人会对他人造成各种各样的伤害。造成这种伤害的原因，我们可以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私事，一种是公事。私事的情况包括施加在那些有钱有权的人身上的难以计数的各种阴谋，比如烧毁他们的财产，毁坏他们积存的粮食等。那些人拥有财产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己遭受伤害的几率，如果他能采取一些如同安装避雷针一样的预防性措施的话，那么他就能应对那不明的攻击，将攻击消解或者使它返回去攻击对方。我们确实可以发现，那些富人为了保护自己，运用了很多措施，有的措施甚至妙到毫巅。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面对很大的损失财产的风险。

在公事这一方面，差不多全部的痛苦都来自“诉讼费”。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词，而是代表着一笔可怕的花费，对于了解中国人来说，这一点很关键。读者们可以大概回忆一下自己在中国时所见到的情况，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到自己身边那些人为“诉讼费”而忧虑。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包括男人、女人或是孩子，在面对突降其身的诉讼时，都会如临大难一样。只要是牵扯进了诉讼，就算自己没有任何的过错，只从时间和结果来看，对他们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每个地方都经常出现这种灾难，每个中国人都在留心自己被卷进诉讼的可能，这些人不清楚事情的经过，非常害怕那些意外之灾带给自己无法治愈的伤痛，因此他们对诉讼的合理性总是持怀疑态度。

有这样一个故事：印度某地举行了一次军官联欢晚会，在晚会进行过程中，时值深夜，周围都是各种爬行动物，其中就有一条毒蛇爬到了一个人身上，并把他缠住了，不过这个人一直没有察觉。直到那条蛇不停扭动，得意地伸缩自己的蛇信的时候，那个人才清醒地意识到当前的情况。这个可怜的人吓得丝毫不敢动，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生怕稍有不慎就会命丧当场。于是他像具尸体一样地躺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条魔鬼般的毒蛇。就这样盯了三个小时，这时候旁边的一位伙伴醒了过来，他的手恰好触动了左轮手枪的扳机，一个误触的射击，误打误撞地把毒蛇的头给打烂了。

用这个故事来比喻中国人的生活环境，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人们身边随时都隐藏着一个强大到足以致命的敌人，它随时有可能偷袭他们，将他们带进无边的深渊。有鉴于此，中国人在自己的本性中生产出了一种保密的能力，并将它变成一个社会生活的特性。就算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人，也可能有伪装的敌人。以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不管是什么时候，如果还没确定对方是不是敌人，保密都会显得更加安全些。以此而产生的后果，便是每个中国人都在试图了解别人。但是同时也应该清楚，要想真正摸透一个人的底，那是非常困难的，就像中国的俗话说的一样：“没有不透风的墙。”它的意思就是说，“风”（谣言）是所向披靡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风”是能辨认方向的，它所进攻的对象只是特殊的墙。如果一个人不懂“风”里的奥秘（实则连渔夫都明白），那么他要想弄明白别人在每一股“风”里所夹带的东西，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中国人的意识中，面子是无比重要的，如果谁让一个好面子的人丢了面子，那么他将遭受到巨大的威胁，因此没有人甘冒如此大险。如果一个人仅凭自己的影响，就能召集来长老、高官、富商、有名望的人，那么其他人不管有什么样充足的理由，都不敢对他有丝毫侵犯。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官场其实就是在玩一场游戏，不敢得罪人的本性就是人们手里的牌，只是人们平时都把牌藏在自己宽大的袖子里。谁手里的牌最多，并且能将自己的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那么他就能赢得最终的胜利，获取胜利者的所有奖励。尽管这个简略的描述是绝对的事实，但并不能把它看作全部的事实，因为在中国的话，不会有人因为了解了全盘的事实而身陷窘境。

在中国的政府中，也可以看到不敢得罪人这一特殊的景象，这里所说的就是“监察”。这个庞大的人群，从道理上来说，他们应该是为理想而工作的，只要发现了官员们（这里当然不包括皇帝）违犯规矩的行为，就应该随时向皇帝汇报，然后皇帝就会如同其他官员那样，在最后的裁决中现身。皇帝虽然是所有案件的最终裁决者，但是他本人在通常情况下也是愿意接受监督的。从中国的社会体系的原理来看，监察这样的制度似乎并不容于这样的体系中，因为这一制度建立之后，有时甚至会抗拒自身的实际行动。不过也有例外，从《京报》这个半透明的媒介中有时可以发现，某些官员敢于在公开的场合中进行谩骂，或者全心投入地对所有相关的人进行斥责，斥责完之后，他会显得相当尽兴。我们不必对此有疑惑，他们的这一行为终究要付出代价，就是有可能遭受到那看上去能制约多数中国人日常行为的法律的制裁。

从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中国人不敢得罪自己的同乡或者外国人，这一点非常关键，它对我们雇佣的人有了一个限制，让他们不敢多想。有一次，我打算辞掉一位让我讨厌的仆人，匆忙之中，就草率地提拔了另一个我自认为合适的人来取代他的位置。但是他们两个人全都当即消失在我眼前了，这让我很气愤，他们就这么走了，有一个甚至没有任何理由，不过要指出，这里的理由是指我们所能推理出的理由。不过其余的仆人对此都十分清楚，第二个仆人并不是自愿离开的，他不敢得罪自己的伙伴，因此也就不敢留下来。其他的外国人也可以发现，如果决定聘用某个中国的学者为自己工作，那么只要还没有最终辞退他，就不能再找其他的学者来代替他。这正是对他们一句俗语的很好的阐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的不敢来，这就是最庄严的理由。

前面提到的这个问题，可以为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提供解释。不过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一个复杂事件发生了，你就不可能弄清它的真相。这一点很好解释，事情并不复杂，也就像一位诚实的顾问所说的，没有什么真相。在某些情况下，就算我们认为自己所观察的是一群赌徒或者瘾君子，但是我们仍无法确凿地认定这一点，而这正是其中的秘密，一个被明了其重要性的中国人所隐藏的秘密。虽然他们早已经知道其中的真相，但是他们仍然会在很长的时间里对外国人保密。因此如果一个外国人难以弄清一件著名的大事的真相，也就不难解释其中的原因了。就像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大气中有强烈的电流，但是电火花产生的具体过程，仍然没有办法弄清楚。

在碰到可能会使自己惹祸上身的事情时，中国人通常会十分保密，这样的情况则常常使中国的审判达到良好的效果，这和我们西方的审判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所看重的证据，在中国人眼里根本就是无关的，他们甚至对证据毫无所知。中国的很多审判都类似于法国流行的情人间的分手方式。某个人在厌烦了自己的情人之后，就会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都知道了，就这样吧。”事实上，他还有很多情况没有了解，但是事情就此打住了。诉讼往往会出现人们无法承担的后果，因此人们通常不会通过认真地调查来获得真相，而是采用一种大体上的相互平衡，或者某种精明的推理和猜想。这种说法完全立得住脚。有一位将要死去的老人，当道士召唤他去总结自己的过错与成绩时，老人给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回答：“我就要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愿再得罪人了。”这就是中国人所生活的国度，他们对此完全清楚，因此他们不会去得罪人，更不会只是为了让外国人高兴而得罪人。

寄生性

“寄生”这个词在英语中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原意是将自己的生存建立在获取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目前这个词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用法，并且已经融进欧洲各个国家的语言当中，它所表达的，已经成为一个无时间地域差别的社会现实。寄生问题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着贫富的差距、身份的差距、权力的差距。在中国社会中，有很多的原因导致了寄生现象，这些原因是充满诱惑的。但是能够对这种恶劣行径进行遏制的力量，在西方社会中有，中国却几乎没有。我们已经从反复的观察中了解到，解析中国人特性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社会的裙带关系。而正是这种裙带关系，为中国社会上的寄生现象提供了最为稳固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只能从这种裙带关系中，去了解寄生问题为什么能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

大家应该还记得，中国社会中的家庭并不像我们印象中的家庭那样，我们印象中的家庭的组成包括丈夫、妻子和孩子，而中国的家庭，则是由同一个姓氏，从同一祖先传下来的一群人组成的。某一代人和自己祖先的传承关系，有可能会因为社会的动荡而中断，但是在一个家庭重新建立之后，新的繁衍、分流又会开始。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家庭，父亲有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也有自己的兄弟姐妹，然后他们还有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在这八个孩子长大之后，父母就会早早地张罗他们的婚事，五个儿子分别领回了自己的新媳妇，然后家里会有专门供他们生育的地方。如果有外国人在这个时候来进行调查的话，他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要调查的是六个家庭，但实际上他是错的，他们可能仍然属于一个家庭。这个拥有很多成员、关系复杂的家庭，会像以前那样生活，所有的财产都会共享，就算每一对小夫妻都分到了一小块地，但是他们仍然是属于这个大家庭的，在别人的眼里也是这样。

在这八个孩子婚姻的基础上，这个家庭和另外的八个家庭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而那八个家庭又都有自己的关系网络，这就构成一张大网，整个大网上的每一个关系，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这个家庭的运作。假如这个家庭的某位重要的人物去世了，那么就会通过婚姻关系，影响到处在这张大网上的每一个家庭。如果某个家庭富有了，而恰好又和自己的家庭有关系，那么这种富有会带给整个亲戚圈以震动，这个亲戚圈或者是以血缘关系建立的，或者是以婚姻关系建立的。再重新回到前面的例子，过了几年，八个孩子就各自拥有几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子。如此一来，一大群孙子辈的成员就会进入这个不断扩大的循环中。在此之后，每一对父母就要各自为自己的孩子谋划怎样去谋生和养家。如果家里面非常富裕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能很轻易地被解决，但是从我们所观察的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家庭来看，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做到不依赖外来力量的帮助。假如真的有外来力量介入进来，却不是来自那张巨大的亲戚关系网，这有没有可能发生呢？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善心。

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着独立的特性，一个年轻人会拒绝富有的亲戚帮助自己，这样他在经历自己的人生时，他的肩膀会变得强壮，他的大脑也会变得灵活。但是对于这种情况，中国人根本就不理解。从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看，这主要是由遗传导致的，不过环境因素在其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跟中国比起来，英国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英国的年轻人要不断借助朋友等外在力量以求能够独立生存，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种做法正在变得困难，并且这种困难的程度每隔十年都会增加一些。不过不用担心，虽然难度越来越大，但这种做法仍然能够持续下去，并且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都将持续。而且英国的那些优秀的殖民地，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困难。就拿印度来说，英伦三岛带去的那些优秀的人，已经让印度持续繁荣了一个多世纪，其中的海陆军当中就有很多非常有理想的英国年轻人。

那些独自谋生的方式，都不对中国年轻人开放，就算开放了，中国年轻人由于不具备盎格鲁—撒克逊年轻人那种独立的本性，因此也无法将其利用起来，就算他们有了这种本性，也无法做到盎格鲁—撒克逊年轻人那样。这就是中国社会，这就是中国人，这是无法改变的。英国的孩子在离开家之后，会去异国他乡，在世界各地留下自己的足迹，这和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克鲁索差不多，把世间各种困难都经历一番。然后在二十年之后，带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无数的西班牙金币，回到家乡。但是中国的孩子在离开家之后，通常有固定的地方可去，即跑去自己的亲戚、老乡或朋友那里，然后在那寄居，直到他们找到工作。所以，孩子在离开之后，父母及其他家人通常不会很焦虑，他们基本清楚，只要想一想附近哪里有他的叔伯、堂兄弟或者朋友等，就能知道去哪里找他。

在我们向中国人传授那些西方发明的时候，就受到了这种广泛的寄生现象的阻挠。那些聪明的中国人非常清楚，运用那些外国的发明可以为自己带来非常大的好处，不过他们对此仍然心有疑虑，而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有理由的。那些来这里传播发明成果的外国人，完全是用殖民地的人的血汗钱把自己养肥的，但是对于那些发明成果，他们并没有做很彻底地介绍和传授。实际上要想实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新的企业管理理念教给那些有才干的中国经营者。其实中国人非常务实，他们很可能并不缺乏管理能力，但是处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就算一个人的管理能力再强，也会被各种求情的亲戚围困，而他们自己又不愿努力去摆脱这种困扰。虽然裙带关系和寄生现象都非常不合理，但是在中国的官场里，这些现象都是相伴相生的，而且中国人把这当成很自然的事情。假如这种现象出现在轮船公司或者矿厂的管理部门，那么最终肯定会导致股东的不满意，而且这样也不利于推广外国人的思想。

有一种想法自然而然便会产生，就是那些满洲官员在得到政府补贴的同时，肯定会受到最严密的监控，但是从诸多事实来看，在那么严酷的竞争下，满洲人面对的肯定不只是与那个被它征服的民族的简单的较量。1883年，《京报》刊登了一篇论述管理衙门的文章，这篇文章被排在了皇帝指责八旗兵管理“四大弊病”的前面，它很好地解释了我们所探讨的这个问题。这篇文章这样写道：“一定要杜绝汉人进入八旗兵了，为了防止汉人用欺瞒的方式进入八旗兵，每年的年底都会进行登记，用来阻止汉人对军粮的过度消耗。现在的八旗兵，有一半是汉人，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满族人的情况，这样的状况完全由那些汉族小吏造成。他们掌握着登记的权力，让自己的儿子像被特殊照顾的寡妇的儿子那样进入八旗兵。他们还会贿赂官员，参加科举考试，就像自己是八旗兵一样。汉族官员中也有不少人的儿子进入了八旗兵。如果不进行严格清理的话，这样的弊病就会经常出现。”然而对于怎样清除已经登记的虚假名字，文章中并未提及，这一点也是需要人们思考的。

中国的整个官场结构就是复杂的寄生现象的鲜明证据。政府给官员的俸禄非常微薄，而工作又因繁重而背负骂名，假如有一些额外的收入，不管有多少，都会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迫。用一个通用的词来称呼这种压迫，那就是“敲竹杠”。表面看的话，它是来自于上面阶层的，然后一路向下传递，就好像机器上轮毂和齿轮把震动传递到机器的各个部分，直到这种震动把机器的所有部分都带动起来，然后出现适量的摩擦。不管怎么样，这些摩擦都是机器运行不可缺少的。对于这一点，也可用中国一句有讽刺意味的俗语进行表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草泥。”当然，这样的情况不只在中国存在，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曾在一百五十年前写过这样一首诗：

跳蚤，自然主义者们这样说，

它们身上有小跳蚤在折磨它们，

还有小小跳蚤在将小跳蚤撕咬，

如此往复，以至无穷。

要是在生存的压力下，中国的官员都要成为寄生者，那就更别说那些依附他们、随着他们脚步前进的下属了。尽管这些下属对于国家事务的履行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人数如此众多的下属，不但没有俸禄可拿，还要自掏腰包为自己买这么一个位置。他们是如何去为这些资本和利滚利形成的利息去买单的呢？只要随便咨询一下那些涉身于官司之中的中国人，就能轻易得到答案。你会先了解到官司双方的具体情况，然后就会知道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双方被怎样“敲竹杠”。如果人们能在自己的一生中小心谨慎，也有可能躲开那些官司。但是那种寄生现象还是会施加于他们身上，就是以公共事务为借口进行强行索要，比如要求车马、船只修河的材料等各类资源。跟其他的制度一样，这种方式也已经形成了规则，并自然而然地得以施行。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也有着同样的寄生现象。中国的师生关系比我们想象得要紧密，如果一个人曾经是另一个人的老师，那么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便有权力对自己的学生提出要求。要是一位老师变得一贫如洗，就会到处行走，从自己的学生那里“募得”一些钱财，大部分老师都是这样。如果这样的所得还是不够，那么这位老师就会变成一个穷酸的文人。就好像中世纪时候的一些僧人，他们一旦遇到学校，就会停下来，以便获得一些捐赠。如果一位老师同时教了两名学生，或是同时为两个人监考，那在他穷困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应该轮流对他施以照顾，以使这种照顾不致断绝。寄生现象在中国已经非常广泛，随处都会有一些精明的流浪汉，通过结识朋友的名义卷进某个事件中，借以探听自己的亲戚叫什么，住在哪里。然后在自己有难的时候，就可以去寻找他们，称自己是他们朋友的朋友，进而得到食物或者住宿。

在中国，佛教和道教中的人就是一个庞大的寄生群体，他们在与人打交道时凭借的是人类天生的对信仰的崇拜，以此来让那些精明而又实干的中国人帮助自己得到相对轻松甚至富足的生活。但是有一点要说明，能够有这种幸运的只是少数人。在麦收、秋收时节，和尚们会获得一些捐赠，剩余的时间，和尚们就会到处去行走，要求经过的村庄中的每一户人家都捐赠一些粮食出来，如果有人敢于拒绝的话，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假如这些行为所得的捐赠还是不够，那所有的和尚都会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或者在葬礼进行时，在庙中举行法事，从而得到大量酬劳。吃饭由庙里负责，而且还能得到额外的费用。如果把这些勤俭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那些和尚的奢靡生活做一下对比，就会明白一位诗人的诗句：“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懒惰并不配得到这样的名利。

最后一个事例，是中国大地上规模庞大到令人吃惊的乞丐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已经表明中国处在病危状态了。怎样才能缓解中国社会的贫困，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还不适合讨论，我们也不用为此而时刻焦虑。不过对于一位慈善家或者政治家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深思的。

不注重基础

在建造房子的时候，中国人最不重视的部分就是房子的地基。他们在地基上下的功夫是最少的，这可以说是他们在建筑方式上普遍会犯的一个毛病。几百万中国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没有见过山是什么样子，也包括小山包。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山，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把石头拿来建造房屋，代价是昂贵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可以把石头当作建筑材料。除了石头之外，砖可以算是最好的建筑材料。但是烧砖的费用也是很高的，中国人的砖肯定不会烧得很好。把松软的泥土放进砖模里，表面弄平整，然后等干到能搬动的时候，就被送进砖窑里。因为并没有经过压制，并且只是大概烧一下，所以最后烧制出来的砖大都是布满坑洞的，就跟一块海绵一样，非常容易渗水。如果泥土里含有太多碳酸钠的话（大部分草原上的泥土就是这样），碳酸钠就会由孔道逐渐渗入到砖的内部，如此扩散到屋顶、地基，整个形成像奶酪一样的东西，并经受老鼠的咬啮。有时会把很多稻草、薄木片等东西放到地基上，以此来减少损伤，但这不过是起到了遮掩的作用，根本无法防止快速地侵蚀。几年的时间里，在这种侵蚀的作用下，房子的主人就必须要对房子进行一遍翻新，而这时候房子的上半部分还是完好的。

抛开砖本身的缺陷不说，中国的建造师们差不多都会有这两个毛病：地基挖得太浅，石灰的分量太少。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堵墙差不多就是在平底上建立起来的，而且没怎么用石灰。而如果由外国承包商来做这项工作的话，他们肯定会先挖一条沟，大约深五英尺，在沟中填入上吨的石灰，以此来打好地基。他们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建筑的坚实牢固，反观中国的建造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材料问题。如果有人想要多看一些那种带有明显中国式缺陷的建筑，其实只要绕着北京紫禁城外围走一走就行了。我们所能想到的唯一能做到坚固的中国建筑物，恐怕就是珠宝当铺了，因为安全性对于他们来说是首位的。

中国在保护古建筑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的这种建筑方式。这跟中国在教育上的情况非常像，中国人明显缺乏数学教育。他们从来不会设定一个简单的假设，然后把与此相关的证据罗列出来，每一个证据都是很明显地与上一个证据紧密相连的，从而使每一个表达都符合严谨的逻辑。逻辑学本来应该是中国科举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目前的情况却让人失望，真不知道在现在这种科举制度下产生的秀才或者举人，是怎样的一种状况。要让中国学者清晰地表达出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那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认同“A是A”和“A不是非A”这样的命题，就已经表明，中国人在某些领域的信条是不正确的。

对于一些相悖的信条，中国人经常将它们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并非是因为他们抗拒人类通用的思想原则，而是因为他们的大脑里存在着不正确的反启蒙思想。中国人从来都没能看清矛盾的真实面貌。以我们的准则来看，中国人的本性中就缺乏精确，他们不会通过经过验证的事实去分析其他的事物。我们经常很难弄清他们到底是怎么得出结论的，有时候就算弄清了，也无法理解其过程。有一些事情在我们看来应该是需要最严密的论证的，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他们讲述自己那些并非由推演得出来的结论，并表现得非常专制。

在证据方面，现代法学中出现了能保持自我完满的证据理论，并且这一理论在法庭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巩固。在这个理论中，证据一定要是直接的和确定的，并且有事实作为依据，这个证据可能跟审判相关，也可能不相关，可能被法庭采信，也可能不被法庭采信。一定要注意，这里的每一个词汇，都已经因为其内涵而被固定下来，成为术语。在现代庭审当中，那些对于是否应该采信证据的辩论，已经演变成了象棋一样的游戏。虽然不能预料象棋中的每一步是怎样走的，但是每一步都要严格地按照规矩行走，不管法官怎么想，都不能不顾这些规矩而妄为。反过来看中国的庭审，法官们虽然有时很想做出一些成绩来，以使自己表现得公正廉明，但是即使所有的证据都被采信了，仍有一些证据游离在庭审之外，本来应该被广泛搜集的次要证据，却根本没有被理会，甚至都没人想到要去搜集这些证据。如果案子的判决最终依据的并不是一些直接、确凿的证据，那么审判从开始就没有什么意义，也完全不合理。不过在中国，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根本不必为此而惊讶。

关于中国的审判，大概每个读者都能找到很多事实来证明其公正性，而在此我要说明的是，我也不想用找到公正法官和审判的困难来对中国审判进行全盘否定，不过从多数的审判事实来看，其公正性都有待商榷。这个问题暂且不多说，这里只是想把中国审判和西方审判做一下比较。假如一位不列颠的法官能有机会对中国审判的记录进行审查，那么不管中国法官有多公正，不列颠法官也总能从其中发现，记录里面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对他人的攻击。

在中国的历史中，也可明显地看到中国人对基础的不重视。他们在看待自己的史前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客观地将它认定是无法明确、无法厘清的历史。对于史前历史，无法做出肯定的结论，但是中国人相反，这里引用英国汉学家梅辉立先生的一段论述：“在汉朝以前，古中国的文人们热衷于想象那繁冗的统治者的世系谱序，并以此来对传说中的远古时期的空白进行填充，而且在他们眼里，自从吸收天地精华、征服了整个神州的人出现之后，就再也无法回到那段荣光的时期了。”之后他又说：“对于从史前历史和世袭制故事中流传下来的传说，中国学者从来不探讨其可靠性，而只是考虑紧承神话时期尧舜禹那个光荣年代的叙述的可靠性，然后将其确定下来。就算是这样，欧洲的批评家还是会提出更严格的标准。而要想改变中国人这种观念的话，一定要有更加可靠的证据才行。”

这里不必再着重讲述中西方对待精确问题上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先来说一个开发区的农民的故事。这个农民大力地夸耀自己家乡的雾有多浓，还举了一个例子进行证明。他请来一群人为自己建造粮仓，当时正好下大雾，人们就在浓雾中干活，最后发现已经把粮仓建到了四十英尺高。这件事是用来比喻，中国人同样陷在了远古的大雾里面，而且已经陷了几千年，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历史的源头，也没有认识到神话迷雾的笼罩。这里可以引用一句中国的俗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此时如果把视线放在中国三大宗教的基础上，就能明显地看出中国人的历史观有多大的合理性。道教和佛教都有各自的历史，而且其历史只有其内部的少数拔尖的人知道。那些作为寄生虫的道士或和尚，很多时候根本不了解，也根本不关心自己宗教的沿革。如果想向一位道士询问《道德经》中某句艰深的话的意思，那是白问的，因为他们都无法通读其中任何一章，如果之前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去问这么傻的问题了。佛祖到底活了多少年，六百年还是两百年，还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关于这个问题，基督教出现之前的信徒们是持何种观点呢？如果考察一番，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关于这些历史起源的问题，普通的信徒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就算存在也不应该去认真考究，尽管这些问题很关键，甚至应该排在对教义的了解之前。

中国有无数的秘密教派，它们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而在对这些教派的沿革进行考察的时候，也会遇到上面所提到的问题。对于自己的教派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创始人是谁，创立的宗旨是什么，那些教派的信徒们根本就不知晓，也根本不关心。可以做个这样的比喻，一个英国人走进买雨伞的店铺，只是因为需要一把新的雨伞，而你却要追问他雨伞何时发明、何时普及，这和追问一个中国人他所崇拜的神明有怎样的起源一样。人们对待慈善也是同样的，如果一个人需要行善，那么当有慈善组织能够为他的慈善提供途径的时候，他就会提供赞助，因为这条路和其他的路对于他的行善来说，意义是完全相同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神，只要是在某个方面有益于某个人群，那么这群人就会信奉这个神。

对于中国佛教徒和道教徒人数分布的学术研讨，我们经常见到。其实这类问题在我们眼里，就好像比较联合王国中使用十便士的指甲刀的人数和吃芸豆的人数哪个多一样，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只要买得起，他便可以使用十便士的指甲刀，同样的，只要他买得起，也可以随便吃芸豆。这样的比喻很适合中国的这两大宗教。一个人只要请得起，就可以请来和尚为自己举办法事，如此他便成为佛教徒；而如果他想成为道士，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请来道士，这时候他便是道教徒了。在中国人眼里，请谁是不重要的。只要有能力，他可以同时把两边都请来，而使自己成为佛教徒的时候，也是道教徒。很多著作都提出，完全不在乎有没有神明，其实比完全的无神论更加可怕，而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在中国可以发现，有很多相互对立的信仰，多神论和无神论仅仅是其中的一对。许多文人认为这种情况很正常，但是根本没有认识到其中的矛盾。中国人在思想上最可悲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精神根本毫不关心。多神论和无神论的融合，表明他们已经认同了这样的观点：肉体不需要灵魂，灵魂不需要精神，精神不需要生机，宇宙不需要有起源，世界不需要上帝。

不懂保存遗迹

中国人比如今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都要崇敬古代，但是在保存古代遗迹方面，却做得不如其他任何国家的人。前面已经专门讲过中国人对名声的热衷，和对基础的不注重，这里我们要讲的，是这两个特征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与保守主义本性之间的关系。中国人非常想让自己的后代了解关于自己的事情，甚至是整个家族、整个国家的扬名的事情。其实就这一点来说，整个人类都有这样的本性。中国人用了很多方法来实现自己的这个目的，包括建纪念馆、建牌楼、刻石碑或者牌匾等。在明朝的时候，人们还会在直通墓地的道路两边雕刻石头人像或石刻动物。

中国人对公用道路的破坏速度，跟他们建造建筑物的速度是差不多的，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在中国，没有哪座庙宇能够保存几十年之久，几十年通常就是寺庙的最高寿命了。几十年以后，如果它没有坍塌的话，就会被另一座新建造的庙宇所替代。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并不存在古老的寺庙。其实寺庙和果树一样，是有一个确定的寿命的，要想延长其寿命，就要时常进行修剪，不如此的话，就要撒下种子，以便长出新的芽苗。寺庙中用木头制成的油漆牌匾，在刚做成的时候，的确装饰得非常好看，但是在变旧之后，就会很明显地变得色调阴暗。这种牌匾虽然在短时间内能够满足中国人对面子和名望的要求，但是它的寿命是很短的，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就再也起不到这种作用。

存在的时间比较长的，是那些为大文人、有声望的官员、贞洁烈女和寡妇们建造的牌楼，尤其是那些贞洁烈女和寡妇，她们通常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国的朝廷经常敕封他们各种名誉称号。为这些人建造的牌楼，采用的都是非常方正的上等石料，而且牌楼的大小正合适，不太大也不太小。牌楼建好之后，石碑跟着就立起来了，这就是中国大地上建筑艺术的优秀代表作。如果巴黎、伦敦或纽约的某个有钱人想要给自己的家乡带一件礼物，并且能让人们对中国建筑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那么最好的礼物，就是带一个中国的牌楼。如果能把牌楼放在公园中，那么它肯定会引起好几代人的极大兴趣。中国人在建造牌楼的时候会花费大量的钱财，石料便是很好的证明。如果找不到石料的话，就会用木头来建造，北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木头造的牌楼通常过不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会被毁掉，就像其他的中国建筑那样，先从底部开始腐烂，然后整个建筑会往任意的方向倾斜，上面的油漆也会陆续剥落，跟患上重症麻风病差不多。之后，位于顶部的结构复杂的木头装饰也会脱落。其实石头牌楼也存在这同样的情况，只是木头表现得更明显一些。从采用的材料和耗费的资金来看，原本可以持续使用几个世纪的，但是我们很难找到历经三十年还保持完好的例子。地基塌陷，石柱倾斜，横放的大块石条从钻眼开始扭曲，继而出现裂缝，每一处凸起看上去都是始于凹陷。就算一个观察者非常想要研究它的建造年代，或者对它奇怪的形状非常感兴趣，但是在他看到这样的建筑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也会是，趁着它还没有倒塌赶快离开。任何人在面对这个建筑的时候都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它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倒？突然倒塌的时候会不会砸伤人？

如牌楼这样的建筑虽然高大，但是其结构还算是简单的，说起来的话，石碑的构造则要更简单些。稍微大型的石碑，会修建在大型石龟的背上，用来表征寿命长久。从表面上看，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利用石碑将自己的荣耀流传“百代”（“万代”就不太可能了）。不过应该看到，那种建造方式或者说损毁方式，对这些石碑、牌楼或者寺庙产生了很大的限制。不牢固的地基早晚都会陷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石龟也会被损毁，或者被泥土掩埋到颈部。然后那些标记着荣誉的牌匾就会掉落在地上，或者分裂为碎片。所有的荣誉，都只能通过这些细碎的东西流传至后代。假如石碑还保持完好的话，可能会成为附近饭馆里的凳子、石阶，或者是被铺在道路上。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由于碑文刻得太浅，已变得非常模糊，某个旅行者就算经历大半个中国，认真查验见到的值得考察的碑文，恐怕也找不到上面标着的年代属于元代（五百年前）的石碑（一些大城市里的“界碑”除外）。

我们在开头就指出过，中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崇尚古代，但是比任何国家留存的遗迹都少，反观曾在亚洲大陆另一边出现，但现在已经失落的古巴比伦、巴尔贝克等城市，其中留存的大量的遗迹，都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废墟中，看不到挺拔的石柱，能找到的只有数不清的碎瓦片和砖块。要想确定这样的古城市的具体位置，寻找那曾是世界大都市的身影，唯一的途径就是到泥土里去搜寻线索。汗巴里克是一个古代都城，也是一个相当现代的城市，但是就算跟它附近的城市的位置相比照，旅行者也很难弄清它在殷、唐、宋时期的位置，在中国基本找不到保存得很好的古城市。不过从他们的历史记录和一些城门上对古城的记载来看，其实他们还是想要保留对古城市位置的记录的。在某段时期里，人们保持了这样的传统，不过仅限于在城门上贴一张写着“这里是古城”的红纸，但是古城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里，还是没有人能弄清楚。

中国人很注重对历史知识的保存，前面已经说过，这样的工作不能交给寺庙、牌楼、石碑来完成，而需要那些精致的地图来完成。这些地图标注了一些地方以前和现在的名字，这些地方存在于二三十年前，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遗迹。以前确曾有人做过这样的工作，比如官府会制作生员地图，或者会制作王朝强大时的疆域版图或变迁图。一些学者满怀着恢复荣光的希望，认为黑暗终将过去，光明就在前方，于是开始对六七十张地图开始研究。中国人向来不够精确，这在其他地方也说过了，这一点可以从地图中明显地看出来。在地图上会标注一些地名，为的就是展示地名从古至今的演变，古代的名字用黑色的墨水，现在的名字用红色的墨水，但是因为地图的大小有限，所以到最后，地图上到处都是古代的名字。还有一个想不到的结果，就是地图上的红字很快被黑字覆盖了。而且地图上的注释通常是写在最方便写的地方，并且差不多占据了几百平方米版图的全部空间，而不去写在占有三分之一空白的边缘。在有些地图上还能发现，新甘府和北京这么重要地方竟然没了位置，就像那些相邻的国家一样。不过如果和其他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相比，前面说的根本就不重要。比如把地图上一些地方的相对位置标错，有时候在绘制敌对国家的地图时，还会经常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个国家，与它们接壤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假设一种情况来做说明，现在要确定燕国首都蓟的位置，也就是元大都或者现在北京的位置，离古代蓟大概十二英里的地方，是古代的潞县，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通州。如果查阅三十五张对其地理位置进行描述的地图就能发现，其中会有十八张既没有标出蓟，也没有标出潞县；还有八张或者只标出蓟，没有标出潞县，或者只标出潞县，而没有标出蓟；只有剩下的九张把蓟和潞县都标出来了。以此我们就可以想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城市就像旋转的灯塔一样，时而显现，时而隐去，并且这种隐现没有规律可循。并且在某些地图上，燕被称为燕国，但是在有些时候则只被视为一座城市。在标注“战国七雄”的地图上，燕与长城相邻，向东偏移了一个经度。在几个世纪后的地图上，燕虽然还是紧靠长城，不过向西北移了很多，被称为“东燕”。要想全面了解燕国首都的信息，就必须从它的位置变动和名称变化上来看。潞县和蓟一样，也是踪影不定的。在它出现的十张地图里，差不多围绕现在的北京城转了一个圈，最开始是在东边，然后出现在南边和北边，就跟大熊座绕着北极星旋转一样，只是方向上有所不同罢了。要想弄清楚这个丝毫没有规律可言的轨迹，是需要花上一些时间的，在一张较早的地图上，潞县又向东偏移了七个经度，位于山东和盛京的中间。

这里要再说一次，像中国人这么保守，却这么缺乏从古流传至今的纪念碑或者建筑物的情况非常特别，而且引人深思。说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长城、大运河、城墙和河堤。长城是人类历史上一大伟绩，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也有人认为，长城不过是地面上的一座吸引人眼球的建筑物。长城被不断重修过，根本没办法确定具体的一段到底是在哪个年代建造的，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只剩下了一堆碎石头。在中国无数的城墙上，不断重现着长城这样被破坏的情景。这样的城墙无法证明其古老，所有的城墙都在不断被重修，很多的城墙还从一个地方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并且这种迁移寻不到任何规律。

大运河是一项丰功伟绩，它显示了中国在隋朝时期的高度文明。它的挖掘时期正值隋朝，而那个时候欧洲还没有出现比较有价值的运河。不过从隋朝之后，大运河不断被破坏。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大运河的快速损毁，三十年前的黄河改道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坏了大运河。人们经常见到用来描述大运河的句子，比如“能承载最大吨位的船只”“大部分的河堤上镶有花岗岩”等，不过如果人们看到天津大运河的北端时，就会对此失望了，那里根本就不能算是大运河，河道非常窄。再往前走三百英里的话，就到了山东临清州，在那里，人们口中的大运河只是一条宽一两竿（大约五码半）的水沟，里面的水只能承载一条运土的平底船。古代修建的河堤现在还保留着很多，并且非常长。在平时，人们根本不会关心河堤，因为那不是自家的事。一旦到了雨季，突然下起了大雨时，人们才会突然想起那些河堤，以及河堤下自己家里的庄稼，然后开始努力修理河堤。等雨季过了之后，人们又对河堤不闻不问了，这两种情况经常是循环发生。人们在这些工程的价值问题上，通常观点分歧比较大。不过有一点是人们都同意的，那就是伟大的长城、大运河、城墙、河堤被称为中国人世代为之努力的劳动目标。

注重中介

有一位现代小说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里描写了一位很特别的美国船长。船长的船在航行途中触礁了，然后他和手下逃上了一艘捕鲸船，身上带着原来船上的一些工具和食物。在太平洋中飘荡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条鲸鱼，然后利用丰富的经验和高明的手段，用鱼叉把鲸鱼杀死了。不过鲸鱼太大了，不能用船拖着它，所以船长带着自己的手下跳到了鲸鱼背上，把鲸鱼当作甲板，每天站在上面瞭望。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遇到了另一条捕鲸船。这条捕鲸船的船长听说了这些人的特殊经历，就商量着要买下这条鲸鱼，而他也知道，对方肯定会和自己讨价还价的。下面是两位船长的对话，没有任何改动：

美国船长：你用什么来跟我换？

之后的船长：你要什么呢？

美国船长：你用什么换？

之后的船长：你要什么？

美国船长：你用什么？

之后的船长：你要什么？

就这么简单的两个人的对话，占去了半页纸之多的篇幅。

这一段对话，可以用来作为西方人和中国人做事情的方式的最鲜明的对比。如果按中国人做事的方法和思维的话，要想协商一件事情，不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只要两个人，而是会需要三个人，其中两个人是事件的主体，还要有第三个人充当中介。中介不只是为了让两边方便，而是协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就好像中国俗语说的：“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不同的地方在处理事情的具体方式上，肯定会有很大的不同，不过有一点是大家都遵从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对重要的物件进行买卖，就一定要有两个以上的人来做成这桩买卖，不管是土地转让、牲畜买卖，还是其他交易数额比较大的买卖。

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人在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偶然遇上一位朋友，他会说：“你那五十英亩地打算卖多少钱？”那位朋友会说，打算五十美元一英亩出卖，可是这个人只想出到四十美元。过了十分钟，两人最终协商为四十五美元。然后两个人来到一家饭馆，一个人交给另一个人四十五美元的支票，约好第二天上午支付剩余的部分。整个过程都发生在这个下午，只需要短短的时间，程序就都完成了。但是如果在中国的话，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商谈过程非常缓慢，要得出最后的结论也同样困难，一开始就要考虑到交易的各种可能性，然后大家会私下里相互介绍一些人，这第一步的行动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中国有句俗话非常重要：“庄稼佬一大怪，越贵越不卖。”我们假设这块地能买下来的话，那一定要以中介为媒，两边进行长时间的、看上去没有尽头的面对面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两边会不断地抬高价格或者压低价格。中介会在这个过程中使用各种手段掌控双方，因为只要交易达成，他就可以从中分得一些酬劳，正是这样的利益促使他这么做。就算交易的双方是隔墙而住的邻居，或者是一家人也是同样的情况，而且中介在其中更加必要。如果不用中介的话，双方就根本不能提这件事情。或许你会表示疑问，既然两个人这么熟悉，干脆直接谈好了，这样还能省下中介的费用。不过他们会告诉你，之所以需要中介，是因为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而中介则和两个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简单地说，就是两个人互相不相信，但是全都相信中介，所以不管出了什么情况，都需要中介。双方都需要职业的中介来对交易进行掌控，维持两边的平衡，就算这桩交易远比土地买卖来得简单，也必须要有中介的介入。

举个例子，某个人有很多的萝卜，但是没有红薯，他的邻居有很多红薯，不过没有萝卜，而他们两个人都很需要对方的东西。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利用早饭之后隔着墙提个建议来解决事情。他们会带着各自的萝卜或者红薯，跑到离家几英里的集市上去，然后在有人买的时候，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可能你会有疑问：“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在家里交易，反而要费力又费时地把东西带到集市去卖？”答案其实很简单，如果不把东西拿到集市的话，他们是不会说出自己心里的价格的。他们互不信任对方，生怕自己受骗，而他们也明白，要想让自己不被骗，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东西放到一个由大家监督的地方，用市场销售的方式来完成这件事情。大家都到了市场上，然后就只剩对市场价格的讨论了。而实际上，中国市场的价格和行市根本就没人清楚，不同地方不同时间，价格都会有差异，所以很有必要找中介。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中国的中介所抽取的佣金并不是很高，基本都是百分之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芝加哥的大型谷物市场每年的交易情况。在芝加哥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位农民把自己家的麦子拉到市场，支付了铁路的运输费用、升降机的装卸费和中介人的中介费之后，不但不能给自己省下钱，还会欠那位帮自己把谷物卖出去的邻居中介一笔债务。与此相似的，一位老农认为中介和交易双方都走得太近。

货物的买卖需要中介，而生活中的另一项重大的事务同样也需要中介，那就是婚姻。在《诗经》的《颂》里，有两处地方都提到，对于婚礼这项古老的传统，第三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好像斧子对于砍伐树木所起的作用一样。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因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从古至今的过程中，中国人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要是媒人是其中一方的亲戚或者朋友，也是被认可的，并且这一方会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安全，不然的话，这一方无法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在中国，专门做媒人的人，大都有着比较差的名声，原因是她（或者他）只关注双方是否能够结合，而不去关心双方是不是合适，以及双方自己心里是不是真的愿意。中介为了得到利益，往往会使用欺骗等手段，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由他们经手缔结的婚姻，还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也许有人认为，如果两个人互相都愿意，并且也合适的话，那么应该把所有的外在力量都抛开，由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婚姻。但是在中国人眼里，这种想法简直就是犯傻，就好像河上有桥还要划船过河。父母们经常独揽子女的婚姻，事先并不跟子女商量，有时还会在子女很小，甚至还没出娘胎的时候，就把婚事定下了。在父母们看来，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些亲近的亲戚们，通常会亲自参与子女的婚姻，并参与策划婚礼如何举办。这时候就算子女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婚礼也同样可以被安排得非常好。假如在这段时间里，子女在外地人的撮合下已经结婚了，那么法律会认可这桩婚姻，而由家里安排的那位女孩，会被媒人转而介绍给其他人。如果中国妇女和外国女士熟悉了之后，她们通常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外国女士的婚姻是由谁来安排的？为什么可以离开婆家这么远？如果外国女士回答，自己的婚事是由自己来决定的，并且会经常收到男士们求婚的情书，那些中国的妇女和姑娘们在听到之后，便会哈哈大笑起来，感觉就像是这位外国女士在说什么有趣的笑话。人们对于世界上一些荒蛮部落不举行婚礼的做法，常感到不合情理，这就像一般的中国人看待我们的婚姻习俗。我们的这种婚姻方式，经常让中国人感到惊讶，无法相信。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有一句古语：“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前面谈到过中国人的温和，当时我们就说过，中国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平衡。中国人的生活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宗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就算是最亲近的两个人，他们的利益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大部分人口都还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这种种的情况足以证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非常不顺利，总是充满着斗争，很多因素都会导致家庭斗争的风暴，小到生活小事，大到涉及家庭利益的事情，这些斗争自然会使整个家庭受到伤害。在这种的家庭斗争中，调解人的角色非常重要，这个人通常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是这种事情经常会比较耗费精力，而且因为调解人是自愿出任，因此很难得到好处，甚至是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此看来，他是做了一件非常有功德的事情。要判定一个人是不是适合当调解人，主要看的并不是他有多少钱，也很少有人关注这一方面，同样也不会看他的地位，注重这方面的更少，人们通常要看的，是这个人的说话能力。在聊天的时候他能口若悬河，就算是一个鸡蛋，他也能给说成肉；他很会引用经典，并且能利用自己的经验，来列举大量事实。这样人不管到了哪里，都会非常受人追捧。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人会老得比较早，即使很年轻也会长满白头发，因为调解工作会让他承受很大的压力。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人遍及中国各地。公平地说，他们虽然通常很难得到合理的评价，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不少诉讼事件在最开始的时候，会遇到很大困难，或者在前期阶段进展缓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了这些调解者的介入。他们看上去非常安静，但是他们能很清楚地认识到，事件双方都是很希望和解的。这些善良的调解人也会经常陷入到纠纷之中，由于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性质，他们很容易跟别的调解人或者其他人结下冤仇，从而惹上麻烦。他们总是为他人调节纷争，而现在自己要想从其他人的围困中逃出来，就非常困难了。这也算是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还清了之前工作中所欠下的东西。这也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万事皆有报。”对于中介在转让、代办、委托、资料查询等事务方面的重要性，中国人给予了很好的证明。

英国著名动物画家埃德温·兰西尔曾经说过一件事，一个认识他的猪贩子曾经问他，认不认识王后。他回答说：“当然，所有人都认识王后。”而那个猪贩子说，他说的并不是单纯的认识王后的脸，而是能和王后搭上话，而且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兰西尔明白之后，就问猪贩子为什么要问这个。猪贩子说：“在伯明翰宫等王宫里，一定会有很多经常被扔掉的猪食。我和妻子在想，您能不能帮我们在王后那里说两句话，让我们每周能去一次王宫选猪食。王后这么仁慈善良，您只要愿意跟她说，她一定会答应的。”这个猪贩子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的处事方式，也就是自己做不成的事情，就要尽可能地找别人帮忙。

西方的邮政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很方便地交往，而对于中国的情况，我们则难以解释。在中国的话，如果你不是身在考验耐力和德行的庭审中，那么你很难和法官说上一句话。而如果在庭审中，就算这个中国人平时很镇静，此时也会因为紧张而全身发冷。中国没有完善的邮政体系，没有人愿意为你去送信，例外的情况就是，看门的人非常了解信使的品行，并且用大量钱财贿赂他。在请求官员帮助自己的时候，死缠烂打并不是很好的策略，要是第一次请求没有得到回应，那么后面的情况就不是很乐观了。中国人通常对自己的朋友并不是十分信任，就算他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比如一个人去发电报，虽然他不知道怎么采用正确的方式发电报，但是他并不会十分信任发报员。形象地说明一下，就像一个人虽然有很多针，但是如果没有线的话，他也没办法缝衣服；如果一个人没有船，同样也不能过河。这很好地说明了中介在中国的诉讼过程中的作用，在有中介参与的情况下，整个过程才有可能进行下去。要想写打官司的诉状的话，就一定要有长者的帮忙，而在接下来的诉讼直到宣判的过程中，当事人的所有信息都要掌控在中介的手中，因为只有这样，中介才有可能让当事人得到好的结果。

当然了，中国庞大的政府体系，同样也很好地体现了中介的重要作用。在这个体系中，有着各种级别，一个人要想从较低的级别升到较高的级别，中介的调和是非常重要的。想要升官的人和中介的关系，就好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一旦水干了，鱼只能面临死亡。

外国人如果身在中国，一定要雇中介，他们对中介的需要甚至比中国人都要强烈。在主人和仆人之间，大都会有一个中间人，主人的命令要通过这个中间人传达给所有的仆人。要是没有了这个中间人，那么一切都会停滞，仆人什么都做不了，主人也什么都做不了。或许中间人会因为受重伤而离职，但是只要他还在这个职位上，他就有绝对的权力。这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商业行会中。茶叶行会、丝织品行会等行会要想和外国人交往，就一定要通过中介。之前我们提到过，这些团体当中的中国人，虽然彼此之间有隔阂，但是在面对外来力量时，他们会非常团结。中国的商人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利益上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个时候，只有用协商的办法才能解开这个矛盾，而在通常情况下，能帮双方做到这一点的都是中国人。其实想一下就可以明白，一位外国的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或者旅者，在中国能顺利处理的事情极少，更别说把事情做到完美。外国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能请求中介的帮助，否则的话，就会沦为笑柄。外国人在这方面反抗，就好像在跟大气压力反抗。面对中介，我们要使用一些方法，不过并不是要取消中介的，而是要让中介能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如果没有了中介，我们会一事无成。

缺少利他思想

在西方国家，有一个普及范围很广的术语：利他主义。利他主义是指人们从内心出发或者从人道主义出发，顾全他人利益，热衷公益事业，反对自私自利。关于这一点，儒家的著作里也有提及，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很好的规诫。这条规诫虽然是从反面出发的，但是它成为了中国人在道德方面的极高标准。不过从实际来看，跟其他的民族一样，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达到规范中所要求的那样。要想看一下他们在实际中到底与理论上的道德规范有多大差距，那就要考察一下他们在生活中的实际表现。不过由于考察的范围不可能无限扩大，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没办法弄清楚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很有可能会招来批评。从另外一点看，关于中国人的很多情况，我们并不了解，或者说了解得不够透彻。所以，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来对中国人的生活进行详细解析：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村与村的关系、与家族以外的人的关系、人们与朝廷和官员的关系、和外国人的关系。和外国人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来讲，以期吸引大家的目光。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后面所说的结论，并不是来自我的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我长时间的考察，并且所依凭的也是多种事实上的铁证，绝对不能忽视。

有一点不要忘了，中国人的人口是非常多的，虽然洪水和饥荒是很有效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在其他国家可以看出来），并且在中国的各个朝代，这种灾难都会反复出现，但是由于中国人对于“开枝散叶”的期盼，这些灾难本应起到的作用，在中国却丝毫未见影响。人们总是让自己的孩子很早结婚，然后让他们再生一大堆孩子，而丝毫没有考虑粮食是否足够养活他们。这种现象和其他原因综合起来，就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最普遍的处世观念，即得过且过，并且以现在的情况看来，这种状态暂时还没有办法改变。外国人就算不知道中国人手里没有富余的钱，也没办法和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长时间相处。因为中国人到现在都很贫穷，因此他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第一目标都是挣钱，如果有人为你做事，那么在他得到这个差事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他有饭吃了。如果遇到突发状况急需用钱，中国人通常拿不出钱来，就算是富人也会有这样的困境。人们通常认为，当一个人因为饥饿而需要紧急救助的时候，没人愿意去独自帮助他们，除了那些富户。

和外国人有合约关系的中国人，多数都会背负着一些债务。有人需要钱，有人想往外借钱，于是双方达成了一种平衡。这一点令我很奇怪，借贷有这么高的风险，但是所有人还是能很容易地把钱借来借去。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中国缺少如储蓄银行之类的好的投资方式，在西方国家，储蓄银行可以在最大限度内为穷人提供贷款。在之前说中国人缺乏信任时，我们已经说过，这种随意的借贷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高利率。在这种借贷中，通常会有三厘或者更高的月利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利息还会更高，甚至能达到日利息一厘。中国最显而易见的现状，就是贫困，并且让人看不到生活的光明。这种情况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就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在美国密西西比河谷的某个州，有一位农业部门的官员，他在多年以前曾做过一项报告，关于饲料和猪的产量之间的关系。这位官员做了一项实验，他挑选了两头年龄和体重都相同的猪，然后分开喂养。其中一头每天要喂两磅半的食物，而另一头则每天只喂两磅的食物。结果多吃食物的那头猪，成长得很健康、很迅速，而少吃食物的那头猪，则不停地叫唤，索要食物。仅仅是半磅食物的区别，就让一头猪不再叫唤。这很正常，很多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所以人们一直在抱怨。要是没有了抱怨，那可真是让人感到奇怪了。

这些人没有什么有效并且稳定的方法来维持生存，吃了上顿没下顿，因此他们不会以利他为荣耀。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会形成某种固定的生活习惯，即使在生存的压力没有那么紧迫的时候，这些习惯也会让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和钱就好像椭圆上的两个焦点一样，成为人们生活的重中之重。

最能在中国人心中引起反响的话题，可能就是孝道了。在面对中国人意识里对待老人的道德观和信念的时候，我们努力使自己的态度公正，但是在熟悉了中国人的内情之后，我们会了解到，有很多老人并没有被很好地赡养。我自己就知道很多这样的事情，这些事实有的来自那些老人自己的哭诉，有些来自那些熟悉细节的邻居的闲谈。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有的人会虐待自己的父母，甚至进行殴打。不过要说明的是，这种事情并不是非常普遍，家庭、家族和邻居们，总是对那些忤逆不孝的人持批判态度，虽然那些人有时候不会尝到苦果。

这几年，在我居住的天津河西区发生了两件这样的事情。其中一件是一名男子动手打了自己的母亲，然后又向母亲开枪。在大家的指责声中，这名男子离开了家，但是不久之后又回来了，在自己叔叔的引导下，他向母亲赔了罪。最后他又跟母亲一起生活，并且以后再也没有动过杀母亲的念头。离这个村子几里远，有另一个村子，村中有一个比较富裕的男人，就在前面所说的事情发生几年之后，这个男人用斧子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原因就是他觉得自己的父亲长了一副穷酸相，给自己丢了脸。最后，这个男人被送到省里审判，然后被判处了死刑。

就在向母亲开枪事件发生的同一个镇上，有一个耳聋的男人，他对母亲非常孝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关注着他，就连地方官员也注意到他了。后来为了赞扬他的孝顺，地方政府颁给他一块牌匾，让他挂在破屋的门口上。

还是在向母亲开枪事件的村子里，有一位老婆婆，已经七十二岁了，是从家乡逃难出来的。她的双眼已经失明很多年了，不过她还是坚持自己做饭，为此她要到很多地方去捡拾麦秸当柴烧；有时她还会自己做些针线活，去集市上换点零花钱。她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中国人的最低限度了。她能活这么大年纪，完全是靠邻居们的帮助。其实她自己有两个儿子，而且儿子们对她的生活状况一清二楚，但是两个儿子都没有对她表示出一点同情，他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和母亲来往过了。有一位痴迷于探讨道德沦落准则的老太太，她就始终坚持一条标准：合乎现实的就是最好的。对于这条理论，我们从中国人在孝道方面的准则中也可以得出。

在一次跟一位有过教育经历的中国人谈话时，我听说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那些有很多兄弟的家庭中，十家里有九家都会羡慕富人家的财富。对于这样的结论，我在当时并没有采信。而就在这一天，我遇到的一件事情，其当事人的讲述很好地验证了这个结论。

有兄弟两人，哥哥由于花钱不知道节制，总是处于贫困的状态中。两人继承了街边的店面，这个店面并不怎么值钱，所以在分家的时候，哥哥选择了要家里的房子，而把店面给了弟弟，弟弟则自己租房子住。一段时间以后，哥哥又把钱花光了，而弟弟则将店面经营得很好，变得富裕起来。哥哥看到弟弟家的富裕，非常眼红，于是便打算报复一下弟弟。在弟弟所住房子的后面，正好住着一位外国女士，这位女士早上在街上走过时，突然看到弟弟家的门前停了很多手推车，一群扛着扁担的帮工进了弟弟家的院子。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哥哥雇来了很多在附近居住的男人，在大门刚刚打开之后，就带人闯进院子，进入弟弟的卧室。当时弟弟还没穿衣服，哥哥把弟弟从床上拉到屋子外面，用棍子狠狠地揍了弟弟一顿，然后用生石灰弄瞎了弟弟的眼睛，让弟弟无法再从事店面的经营。哥哥的老婆也随着哥哥一起来了，她把弟媳从床上拉了下来，也是一顿暴打，然后用把石灰撒进弟媳的眼睛。那些被雇来的人，原本以为自己是被雇来帮人搬家的，现在看到这样的情况，明白这是家庭内部矛盾，于是所有人都散了，怕给自己惹上官司。

早上七点钟左右，在这次事件中受伤的人被朋友带到了衙门。在处理这种案子的时候，官员一定要检查被打的人受了多重的伤。不过这位官员喜欢抽鸦片，并且有所有官员的通病，就是要到晚上才开始处理公事。朋友们看到当事人的眼睛基本都已经坏掉了，但是为了保留案件的证据，却不敢把石灰从受害者的眼睛里弄出来，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在官员对他进行完检查之后，他才在晚上九点的时候被送回家，然后他请来一位外国医生，为他清理眼睛里的石灰。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件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医生对受害者眼睛里的石灰进行了检查，发现要想把石灰清理干净，就要把石灰弄得松一些；还有，石灰中混入了烟草，这样会加大对眼睛的伤害。总的来看，情况并不是很严重，他的眼睛并没有坏掉，只不过身上有一些瘀伤，胳膊上有一道指甲留下的很深的伤痕。他妻子的眼睛也受伤了，不过比起他来，程度要轻一些。她浑身是伤，并因为长时间地喊叫而把嗓子喊哑了。肇事者看帮工们都跑了，就盯上了屋子里的东西，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都砸烂。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案子本来用很短时间就能审理完结，但是按照中国案件审理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几个月之后，作者才从那位弟弟的口中得知这一切，而此时这件案子已经被审理过多次。哥哥被关进监狱一段时间，而其他的同案犯都逃走了。在案件中有一些丢失的衣服，到最后也没有找回来，也没有人出面就这些衣服是否被偷作证。也许几个月之后，会有一些无关痛痒的文件对此事作出调解，之后，生活还是照常进行。

在中国，道德准则集中体现在了那些经学书籍和皇帝的教谕之中，它们总是教谕人们要懂得克制，并且认为克制比宽恕更值得赞美。中国人的克制力很强，是因为社会的安定需要这样的克制力。有一个例子可以为这一点做很好的证明。一个人在大街上破口大骂，他曾经是一个富人的仆人，此时他正站在富人家的门前，咒骂富人家的所有人。他的手里攥着一把刀，声称要把刀子插在富人家的大门上。面对这种情况，富人选择了克制，他要等这个曾经的仆人自己平息怒火。后来，那个仆人骂够了，就跑去喝酒，结果喝醉之后，死在了富人家的门前。很多时候，会有人利用这个机会向富人敲诈一笔钱，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却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道德的天平已经完全偏向了富人这一方，懂得克制的人是会有好报的。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所有事都有可能成为引发争吵的导火线，用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哪有勺子不碰锅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看到隔壁村子里的一个荒废的葡萄园，就想到这个葡萄园既然被主人抛弃了，那么买下来的话，价格肯定很便宜，而且到了我手里，这个葡萄园还可以恢复它的价值。于是我雇佣了那个村子的一个村民，让他去跟葡萄园的主人交涉。结果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葡萄园很快到了我手里。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就此结束的。与我签订合同的是主人家庭的几个兄弟，由于人们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结束，所以几兄弟认为这个葡萄园还是他们的。不久之后，几兄弟中的一个认为，出卖葡萄园是在亵渎祖父，因为这片葡萄园以前是由他们已经过世的祖父经营的。其他的几兄弟并没有参与具体过程，但是此时他们都认为，他们之前考虑得不是很周到，现在要想调和这件事情，只有让那个中间人把自己的酬劳拿出来，分给几个兄弟。

在所有这样的事件中，中介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他们经常会因为没有协同完成一项罪恶的欺骗而遭受指责。尤其是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事情中，因为人们总是希望从外国人身上挣更多的钱。外国人总是遭受到别人的咒骂，尤其是在他们不说汉语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会大手大脚地花钱，而那些店主或者其他人并不希望他们这样。连带外国人所雇的仆人也会遭受这一切。当一个外国人在受到咒骂，而让人保持平静的时候，中国人通常会感到惊奇。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常会这么回答：“这又如何？他能克制自己，我当然也能。”而如果一个中国人被骂了，却丝毫没有反应，就会被认为是失去了自尊心。当外国人面对咒骂表现得很平静的时候，人们会认为他那是无知，当外国人反对在任何事情上都争吵的时候，会被认为是根本不懂耻辱。

外国人很容易误解中国人，中国人也很容易误解外国人，我的一个外国朋友的遭遇就是很好的证明。有一次，他的一些朋友陪他参观了中国的一家钱庄。在此之前不久，钱庄的隔壁发生了很严重的火灾，这个朋友就向钱庄的主人表示祝贺，认为他的钱庄很幸运地没有被大火烧到。可是钱庄主人听到这句话之后，便大发脾气，冲我的朋友吼道：“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的朋友终于明白那位钱庄主人为什么这么生气了，因为他的话表明，如果着起大火的话，很有可能会把钱庄烧着，而这么说是很犯忌讳的，即使是用祝贺的方式说也不行。

在中国的社会体系中，有一种人可以在自己能力所及的地方取得利益最大化，在英国，这种人被称为“无所不为的人”，而在中国，这种人则被称为“恶霸”。在中国社会中，恶霸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如果不对恶霸进行了解，就没办法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行。在中国的城市、农村中，都可以看到恶霸的身影，他们有的很富有，有的很贫穷，有的受过教育，有的则没有念过一天书，甚至有的恶霸还是女性。我们可以看到，恶霸身上集中了中国人很多方面的特征，有时候这些特征的表现程度，还能决定一个恶霸是否成功。一个恶霸应该有能力应付各种人和事，并且能在自己管理的区域内插手任何事情，以便让别人都注意到自己。中国有一句俗语至今令人迷惑不解：“豆腐恶霸管一方，棍子恶霸管一长。”说的是，豆腐是方的，棍子是长的，它们用来比喻恶霸们管辖地区的形状。有的城市的恶霸声名远播，左右的中国人都惧怕。听说在有些地方，旅馆的门口上会贴着“天津人禁止入内”的字条，因为在天津，不少恶霸因为破坏罢工而闻名，甚至因为其罪恶而被赋予“恶贼”的称号。臭名昭著的天津大屠杀就是由他们操控的，因此不管在哪里，他们都是非常危险的。

经过这么多省份的经历，我们发现，要想引起一些导火索的爆发，尤其是在一些和外国人有关的事件中，不管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都是非常容易的。其实正是因为这些恶霸的存在，让所有在中国人的外国人都弄不清，到底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恶霸们有时候可能会联合起来，再加上中国生活环境的复杂，这就使得在中国的外国人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危险中。就像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博士说的那样，外国人在中国就好像生活在马车上，无法知道这辆马车什么时候会翻倒。对恶霸们极为有利的一点，就是他们和官府的密切联系。他们可以花很小的代价甚至什么都不用花来引发一场官司，让那些人身不由己地陷入官司中，并被衙门里的人敲诈，为此衙门的人要感谢这些恶霸。

争斗对于这些特别的恶霸来说，就好像家常便饭一样，如果没有了争斗，他们就会到处去没事找事。在中国人看来，这些人如果三天不和人争吵，就会浑身觉得不舒坦，然后迫使自己冲着灶王爷大骂，以保证自己在争斗中的良好状态。要是在这方面他们已经炉火纯青了，就会有能力去坦然承受任何程度的欺骗，而从来不会表现出痛苦，因为那样会让他们失去自己的威望。假如身体不再对他们构成限制，那么他们就会认为，所有的争吵对自己都是有益的。由于某些官员是非常讨厌他们这样的人的，因此会惩罚他们，而他们则认为这是必须承受的，并且安慰自己，认为这是在用下半身的损伤来换取上半身的强壮。有的恶霸会在法庭公然辱骂，这让那些审判的官员非常生气。与农村相比，城市里的恶霸、骗子还有单身汉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他们读过书，那他们会获得一些特殊的利益，如果他们很穷，无法再失去什么，那他们所能获得的利益就更多。其他人面对他们，只能独自叹息，因为无法把他们从自己身边赶走。无论他们处于什么境况中，都可以对村子里的事务产生关键影响。

在很长时间里，纽约市长都以为自己城市的管理是最好的，并为此而自豪。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他的那些管理方法在中国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得到了完美的施行，所带来的结果，就连民主也徒呼奈何。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有很多，虽然并不是每个村子都有，不过碰巧的是，我所在的村子就有这样的情况。这些年里，我们总是抓住各种机会，考察村子里的恶霸们保证自身利益的方法。前面我们已经对他们的各项特征进行了描述，其中有历史发展的痕迹，也有历史停滞不前的遗留。在这些特征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或许会在某个深夜发生一场神秘的大火，烧掉一个人所有的柴草，而真正的纵火犯并不会被抓到。当大火燃起的时候，就知道谁是真正倒霉的人了。

根据我们的考察，中国的大火一旦烧起来，就会成为一出惨剧。大火周围有不少人在看热闹，但是极少有人愿意主动为灭火做些什么，面对这样的火势，参与灭火的几个人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在正常情况下，村子里的大火很容易被扑灭，甚至连水都不用，只要盖上一层土就行了，土的灭火效果往往比水更好。但是如果这场大火是某个恶霸制造的，那么就不要奢望去扑灭它了，如果谁做出了灭火的举动，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倒霉的人。

某些狼是喜欢成群活动的，如果某个路人被狼群追逐得筋疲力尽，当他杀掉了一条狼之后，那么剩下的狼他便没办法应付了。剩下的狼会暂时停止它们的追逐，先把自己死去的同伴吃掉。在中国人中，也会出现相同的情况。很多人会认为这不可能，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件事中举一反三，来认识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社会中的诸多悲剧，恶霸们都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不敢得罪人，假如有一个中国人敢于得罪人，得到了与人争执的机会，那么就没有力量可以制约他。大众的舆论虽然会表现出分开和反对，但是他又何必在乎。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人，可以说是“不好惹”。恶霸们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所以他们热衷于对现有的社会秩序进行破坏。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是实际上，他们身上已经集中体现了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

最初的时候，动乱往往只是在积攒自己的力量，而逐渐发展，便会成为“太平天国”那样波及整个国家的灾难。

在离我的住所不远的一个村庄，有一个小孩在庙里玩的时候，把一座泥塑雕像的手指撞了下来。大家应该可以想到，正常处理这件事的程序，就是让小孩的父亲把雕像修好。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会让恶霸不满意。恶霸想要看到的，是关于赔偿的争执、高额的罚款、与事者的宴请。这种由恶霸出面干涉的事情，在很多地方都经常出现，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如果事件中涉及死人，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展到极致，恶霸会利用这种事件大赚一笔。在最尊崇生命的中国人那里，这就是他们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中国有一句很形象的俗语：“生时贱如草，死后贵如银。”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价值就相当于一根草那样，而当他因某种原因死了之后，就会为家里带来巨大的财富。对应这种说法的，是中国人完全脱离法律的处事方式。这就好像在一条人来人往的路上，某人在做出声明之后，向第一个走过的路人开枪，然后通过赔偿钱财的方式进行了结。不过有一点，即使在中国也改变不了的，那就是泥土并不会感到悲伤，金钱也无法治疗创伤。

中国人做善举背后的真实想法是怎样的？搞清楚这一点最困难。起初，一般人的感觉是中国人不做善举，后来人们纠正了这样的偏见，不过又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像是中国的善举多得数不过来一样。进一步调查之后就会发现，中国的善举如同人们对爱尔兰丝绸的称呼，都是些“残次品”。但是，不时就会出现的一些善举又使我们无法对其视而不见。在中国这样一个性格温顺的民族中，一定少不了无数家庭内部的善举。在疾病和困苦面前，人们往往会被唤出美好的一面。在一所专为中国人开设的医院中，我亲眼见到了很多真诚和无私的善举，除了父母对孩子之外，夫妻之间也很常见。这样的事在不认识的人之间也常发生。很多处于哺乳期的女人会把多余的奶水给那些没有母亲的饥饿孤儿喝。

最近，一个老朋友说了这样一件亲眼目睹的事情，恰好反映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面。一个中国女人骑着毛驴到另外一座城去，两城相距十二里。路过一个大水坑，毛驴滑倒，跌落坑中，这女人被摔到了一块石头上，前胸后背都伤得不轻，躺在地上呻吟，非常痛苦的样子，但那个牵驴的男孩却扔下她不管，牵着驴慌忙逃掉了。这件事发生在上午七点左右，是在一条通往省会的繁华大道旁，但是任凭她躺在那里一整天，只是有人把她挪了下位置，不让烈日暴晒到她而已。只有一个人主动提出帮她一把，把她送回家，但是要求她付5美元报酬，其实她的家不过在两三里外罢了。这个女人虽然非常痛苦，但是脑子还很清醒，这种清醒帮助她好好盘算该不该接受这个条件。当时已经事发十二个小时了，那个牵驴的小伙子又回来了，他怕这女人有什么三长两短，自己脱不了干系。他回到出事的地方，希望那个女的已经离开了，结果发现她还躺在那，这男孩找了个平底的筐子，把女人放进去，疼得她死去活来，像猪一样不停地扭动。这个男孩找来两个人，把她抬到附近的镇子上。到了镇子上，这女人又疼又吓，半条命都没了。她坚持要送到外国人那里去，回自己家的话保管就没命了，她这样想确实很对。后来这个女人被送到药房，丈夫也被找来了。她丈夫到了之后，却对妻子大怒，怪她居然笨到从驴身上掉下来。这个女人被照料了几个星期，身体逐渐康复了。

有这样一件事，是我们听来的。一个外国家庭，搬到中国内地的某个城市居住，当地人对他们十分热情，邻居们甚至还主动借给他们一些家具，等他们自己置办了再还回去。这样的事情肯定还有，但只能说是个例，这一点谁都知道。迄今为止，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基本上就是跑去看看外国人长什么样子，满足下好奇心，别的事情就不管了。再有就是贪便宜，把外国人当成老天赐予的肥鹅，不拔干净上面最后一根毛不罢休，这样的想法使他们身上天天笼罩着一种敌意和怒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外国人有麻烦的时候，中国人主动提供帮助。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海员想要试着从陆地上旅行，先从天津到烟台，在从烟台到汕头，一路上旅程漫长，但从没有中国人为他提供一口饭，一次住宿，当然，可能也有例外。

在中国做善举很难，但是做了之后停下来更难。善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这一点没有人能预测到，不过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们倒是很清楚，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变得非常小心。有位外国传教士，住在中部一个省份，当地的乡绅请他帮助一位两只眼都瞎了的穷困乞讨者，帮助他重获光明。后来查明了病因，这人得的是白内障，他用自己的医术将其治好，视力大增。事情已经了结了，但这位乡绅却赖着传教士，说这个穷要饭的以前靠瞎了的眼到处乞讨，现在眼睛好了，怎么乞讨？所以，传教士必须要为此做点什么，要这个人去给传教士看门，给他一份工作。必须承认一点，在中国真心实意做善举的事情并不多，遇到灾荒，流民允许住进车棚和一些闲置的房子，但这更多是出于不得不这样做。若是这些流民集结起来，加上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抵制，一定会进行反抗。这时候一般会有人说，要小心谨慎，做一些妥协。

在西方，一个人走在路上，虽然不认识，但路过的货车若是有空位子的话，还是很有可能载他一程。但是在中国，一个人走上千百公里也不会有这种好事发生。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真事，一个好心的外国人想要在中国也实行西方那一套，他坐着马车走在路上，见到一位步履艰难的中国老太太，便邀请她上车。马车停了下来，当那位老太太明白他的真实意图之后，觉得遭受了莫大的羞辱，什么也不顾，一下子躺到地上，一边打滚，一边非常生气地骂人，骂那位试图好心帮她的那位外国人。

在中国境内旅行的时候，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陌生人很少得到中国人的好心帮助。夏天里，瓢泼大雨让旅行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但有些时候人不得不继续赶路，这时候天上、地下，还有人的因素都成了阻碍，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他走在一条通往大片沼泽的路上，但是没有人会提醒他。若是等他返回，去问那些田地里劳作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跟他说这条路走不通？这时候他会得到一个自大且带蔑视语气的回答：“谁知道你要去哪？”是啊，你要想去沼泽，也不关别人的事。关于中国的道路建设，前面已经几次提到，旅行者面临沼泽地的时候会发现，身边哪都有路，不知道应该走哪一条。每当这时，一群中国人便围了上来，他们自然不是来出手相助的，而是看热闹。直到经过讨价还价，他们确定你会给一定的报酬时，才会答应帮忙。这群人，无论规模多大，都会统一表态，发誓会在任何时候提供帮助。有些人不但不帮你，还使坏，一些当地村里的人会在少有人走的荒野里挖很深的坑，专门给外国人准备的，等这些外国旅行者掉进去之后，只能花一笔大钱雇这些村民把他救上来。要是有人怀疑你选的这条路时，一般情况下你还是应该坚持，不要听当地人好心的忠告，因为没人知道他们是在好心帮忙，还是给你设了个埋伏。

在中国的时候，我常被那里人的聪明感动，即便是一个做苦工的人也是如此。他想要做成一件事，没有门路也会找出个门路来。但要是一件事与他们无关，即便村子里全是些聪明人，都有能力解决问题，也不会有人出手相助，除非让他们看到自己出手后能得到什么利益。

关于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前面已经有所提及。同时，他们遵循着一条古老的规矩，那就是互惠互利。在中国，这是一门学问。你给我一头牛，我就得给你一匹马；你给我一尺，我就还你一丈；从你那拿了一个盒子，就得再还回去一个。我们见到，在结婚和办丧事的时候，人们从四面赶来，送上礼品，他们发明了一种记账方法，精准又符合务实的本性，能知道谁送了礼，送了什么礼。并且，每当有人家有婚事或丧事时，当家人便会按照上次收到的标准再还回去。在对待人情世故上，没有人像中国人那样更能表现出什么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中国社会中有个很明显的现象，裙带关系在生存竞争中作用巨大。同样是失去基本的权力，来自大家族的人要比一个没什么名气家族的人处境更难。同样是一个村庄，同一个姓，同一个祖先，同一个祖坟的村庄，显然要比人数少、不同姓、仅是邻居关系的村庄更难对付。如果这两种村子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话，摩擦便不可避免。

洪水泛滥是这类摩擦中最主要的一种。一个村子或者几个并排的村子在平地上，洪水来了便很容易被淹。为了防止被淹，一些村子便联合起来，修筑河坝，可能背后还有官方的支持。但是，水总要泄掉。中国这样一个人口稠密、面积广大的国家，不可能没有人受到损害。因此，河坝修筑好之后，自然有人希望这道坝赶紧塌了。相对应的，村里派出很多人去巡逻，昼夜不息，不让河坝出事。那些可能被淹的村子里的人们，晚上出动，去挖河坝，要是成了的话，也看不出这缺口是挖的还是河水冲的。这种时候两伙人碰到一起，便会爆发出血腥的冲突。

通常情况下，村庄之间的矛盾交由法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没有法官愿意插手这类的纠纷，能躲就躲。就算是他们愿意插手，办事也是效率低下，等决定该怎么做的时候，纠纷和矛盾要么已经过去了，要么已经解决了。有时候冲突非常激烈，会死很多人，这样的官司当官的一般会遮掩，这样才能保住乌纱帽。所以说，在《京报》上一般不会看到此类事情的报道。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发生，中国又是如此之大，所以大体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发生推算一下就会心中有数。

关于相邻村落之间的矛盾，在那些可动产，尤其是庄稼的安全问题上便能窥知。相比其他财产，庄稼更容易被糟蹋，所以一般都会严密看守。有时候，人们会自发组织起来看守庄稼，破坏者一旦被抓住，下场会很惨。不过，只有那些一起组织看守庄稼的村子会是这样。别的地方发生偷窃，哪怕是邻近的人被偷了，他们也会把小偷看作能人。因为这样的缘故，两个村子交界的土地上的庄稼格外容易被偷，因此，这些田地要比他处的更便宜。

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个家庭，家里面一共兄弟六人，其中有五个加入了天主教会。问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没有加入，他们说：“要是出现什么意外，得留下一个能声张的，一定要树立起威望来。”

中国人对陌生人有一种本能的厌恶，这一点很好地体现在他们对待外省的生意人身上，这些生意人大多集中在商贸中心。他们讨厌外省人不是因为他们穷，相反，这些来自远方的人一般都很富有，并且他们还成立了强大的商业互助团体；也不是因为他们抢走了生意，大家做生意的机会均等，谁都有钱赚。他们讨厌外省的生意人，纯粹就是因为他们是外人，他们与自己不一样。他们都管对方叫野蛮人，这种公平的精神倒是蛮有希腊人的作风。

北方人眼中的广州人有很多自己不及的优点，如会摆弄机器，擅长做生意等等，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把广州人称作“南蛮”。相同的道理，北方人到了南方，会被称作“北佬”，也是野蛮人的意思。山西人可谓中国的犹太人，这个帝国最厉害的银行家基本上都出自那里，他们在这个帝国的作用谁也不能代替，但即便如此，他们在中国各地还是受到嘲讽，头上被安加了不少外号，都是带有侮辱性的。

就在这些文字写成的时候，广州出的一份中国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广州商人抱怨去邻省福建买菜的时候被当成了白种人。这个广州人真是可怜，因为被当成白种人就只能出高价买东西，不仅是买菜，别的也一样。

中国人对外地人抱有偏见，所以第一次到某个地方的外地人，在当地人眼中基本上都会被视作坏人。中国人眼中没有公共利益，这一点前面也有详细的论述，至于事例实在是太多，数不胜数。中国人挖了一口井之后，基本上都会装上杠杆装置，用来提水，但这个装置横在马路上，只要有人提水，马车便别想通过，这简直就是这个帝国的缩影。同样是这类人，他们往肮脏的大街上倒脏水，往泥路上倒泥水，一边这样做还一边跟旅行者打招呼。一个旅店店主对一个大坑视而不见，不去填上，因为那条路通往别的旅店，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大坑真的就会帮助他抢走多少生意。一般情况下，马车会在早上集结，一起从小旅店出发上路。他们选择一起走是想要彼此有个照应，少些麻烦，不过土匪也很聪明，他们选中最末一辆马车抢劫，让前面的车逃走。对此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抢劫往往能轻松得手，除非这辆车的车夫还有别的关系。

在西方社会，让人们支持一个项目的时候，最好的理由便是说它是为公众服务的。当然，那里也有人不吃这一套，但是如果整个社区都对这样的人宽容，宽容他们阻挠和破坏那些对公众利益有益同时又不损害某人利益的行为，那这个社区就是个另类。但是，在中国事情就截然不同了。我们听说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港口想要为药局和医院置办一块地皮，但是最终遭到了当地士大夫们的反对。他们的反对没有任何理由，只因这件事是一个外国人策划的。

关于缺乏利他主义，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很重要。全世界的人在人性方面没有多少差异，只是在表现方式上不同而已。中国人最有说服力的表现体现在主仆关系上，这一点前面也有提到过。在很多方面，中国人作为仆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这一点我们一直坚信，包括在跟那些刚到中国的外国人的争论中。我们已经拿出一定的篇幅来阐述，那些优秀民族身上的特点，在中国仆人身上也有。很多仆人都对主人很忠诚，一种最常见的表现就是，那些做保姆的中国人，外国小孩对她的依恋情感比对亲生母亲还深。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外国人离开中国之后又回来暂住一段时间，结果他们之前的仆人辞掉了手里的所有工作，到原先主人家好好伺候他们，尽管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谁都知道，这个人以前为这位外国人做仆人已经有三十年时间了。

不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些地方的仆人的确要比其他地方的优秀。距离最初有人到这里来雇佣仆人，已经过去了好几代人的时间，你很相信之前的那些优秀的品质至今仍在。为了弄清楚这些仆人的素质，最好的方法就是亲自到内地去，寻访那些遇见的仆人。拿出一年时间，你就能变成一个这方面经验丰富的人，比那些在港口住了二十年的人还要老道。有个小孩，是擦桌子的，被派到外国人家去当侍者，这家外国人要办一个宴会招待另外一家中国人。没想到的是，宴会开始之后这个孩子就不见了，把客人晾在那里，没人接待。后来找到他，他说自己回家去了。他脸上露出悲伤，显得很委屈，说家里来了客人，自己必须要回去招待他们。当时那个外国人已经为这个孩子的时间和服务付过钱了，结果却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毫无责任感，做事随意，永远把自己的利益摆在前面。后来，又派这个人去做别的事情，结果他又回家去了，并且说自己今天没法工作，有个约会要去。

在中国，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多到没人当回事的地步。一位船夫或者马夫，外国人雇了他们，让他们按照自己指定的路线走，他们有时候就会明确拒绝做事。中国的马车车夫非常固执，这一点上就像他们的驴表现出来的那样。驴到了路中间一个脏水坑边上，就会一下子倒在里面，用那些脏水洗澡，马车夫怎么抽打也不起作用。驴子就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挨了苍蝇一下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又不像驴子那样固执，驴子的固执里面没有心态的变化，但马车夫的固执前后变化很大。马车夫在路上的时候很固执，不管雇主怎么要求，怎么警告，都是我行我素，但在旅程结束之前，又会拿出半天时间来哀求，甚至下跪，来求得雇主的原谅，哪怕是雇主始终都瞧不起他。所以，外国人在中国旅行的时候，会先跟车夫、船夫签订一个书面协议。这样做是为了不给这些人什么孔子钻，因为他们如前面所说，擅长误解别人的话。

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学会跟中国人打交道需要付出格外多的精力，首先你得丢掉原则，再就是具备超强的忍耐力。一般来说，不会有协议达成，即便是关系最好的朋友之间，在钱这个问题上也不会满足彼此。到了最后的支付时刻，那个看上去脑子不清，也说不出什么报价的人会不会制造麻烦也不一定，按理说，他应该会用一种看似礼貌的拒绝方式来达到心中的目的。

我们的读者，你们可曾有过与中国的承包商和建筑师一起工作，并从中得到快乐的经历呢？如果有过，你是否愿意再来一次呢？中国的那些按天数拿钱的工匠们，上班晚，下班早，更让人没话说的是他们那种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闲逛。我的一位朋友对这些工匠的工作进行了观察，最后觉得一定要给这些人指出工作应该怎样做，但是那些人警告他，不能碰板条，不然就弄坏了。这位朋友早年就是靠锯板条挣钱的，并非什么都不懂的人，于是他等那些工匠去吃饭的时候，提起一捆板条，全铺在地上，嘴里噙住钉子，很快就把它们固定住了。就这样，趁着工匠们吃饭的功夫，他一个人完成了四个工匠半天也做不完的工作。

中国的工匠们还有一个磨工的重要手段，那就是工具需要修。不过，要是外国人提供工具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让人困窘的事了。虽然没有人碰，但工具居然就坏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工匠们常说这样一句话：“工具坏的时候我不在。”他们用杆子和枝条插进墙里，再用附近买来的绳子捆绑下，脚手架就支起来了。同样是这些脚手架上，还挂着邻居们的牛腰肉、羊腰肉，每天都有莫名其妙的险情出现，之前的经验完全作废。就连沙子和泥土，这时候也不像以前的那样，变得无效了。

对于吸收掌握一件事的能力，我们之前做过描述，但是这件事在中国人社会中的重要程度，要比我们最初遇见的还要大。拿外国人对中国人做的种种限制来讲，基本上没有产生作用。这些中国人会因为一点小事就生气地闯进女主人的卧室，他们自然也会趁着没人到外国人的家里去，这里瞧瞧，那里看看，悠闲自在，像是没事一样，还抚弄花草。当外国人质疑他的作为时，得到的答复仅仅是“随便走走”。关于这种事的处理上，一类外国人是宽容派，一类是强硬派。不管怎样，若无其事的态度可谓是最有效的手段。一个贪小便宜的店主，明明晚上已经拿到小费了，第二天外国人要走的时候还上去笑嘻嘻地要小费。外国人果断拒绝了，说你有额外要求的话为什么昨晚我结账的时候不说？店主早就想好怎么应对了，说昨晚我想今天还会见你。强硬派的外国人就说了，那我想明天我也还会见你的，说完就赶着驴子走了。

对于那些总是尽量想要获得最大好处的中国人，如果你总是去抵抗他们，那你毫无意外会成为不受待见的人。前面已经描述过，中国人在必须举办的婚礼和葬礼上是怎么遭受朋友们勒索的。对于那些专门负责处理这些复杂事务的人来讲，要是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没能满足同伙们预想中的好处，那他将受到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报复。那些朋友们会趁着他忙于自己事务的时候，悄悄来到他身边，用一种竹子做的喷水器把水撒到他的新衣服上。这样的做法在那里被普遍认可，以至于让我们不得不注意。一位和我很熟悉的中国老人最近跟我说，他主持葬礼的时候，都会专门穿上一件旧衣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争论常会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到底懂不懂得感恩。很明显，他们看上去不是这样的，就像夏威夷人最开始连用自己的语言说谢谢都做不到一样。但是，这不表示中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就不知道。当初，千万遭遇饥荒的灾民得到预想之外的赈济时，所表达的感激之情都很真挚。关于这种事，事例还有，只是不太好列举。

关于感激之情，不仅在赈济灾民的时候能看到，在药局和医院边上的人也有流露。中国人很含蓄，不习惯流露感情，所以他们真想要表达感激的时候，帮助他们的人不一定能感觉到。事实证明，那些离药局和医院越近的人，反而越不会表达感激。他们渐渐将邻近的这些地方当成专门给他们修建的设施，那里的医务人员也有义务关照他们的健康，不管是不是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他们会说，快开门，给我拿药，我还有事，来不及了。要是药局的规定很死，他们没有得到额外的照顾，便会不高兴地离开，嘴里骂着医院以及所有相关的人。下一次等他有需要的时候，还是会再来。

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一起上路的中国人没钱了，希望外国人拿钱帮他们完成旅行。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别的人身上，会有什么结果一想便知，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这种事无处不在。要是一个旅行中的中国人遇到了另外一位熟人，那这个人就会问熟人借旅行费，这种事一般都不例外。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中国病人一起到一家外国医院去看病，需要做很严重的外科手术，但是所有人带的钱加起来就算是省着花，也不够前两天吃住用的。还有一件事，两个患白内障的人想要去治病，结果在走完一百五十里之后，因为已经花完了所有的钱，不得不第二天就返回。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件事，一个中国人怪一个外国人没有礼貌，因为他走很远的路去看他，他居然都没问下是否还有旅行费。外国人对这样的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不过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这是个很普遍的问题。一个旅行者会对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乞丐说：“可是我不认识你啊。”乞丐则迅速回应道：“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问你要钱，尊敬的先生。”但是，这种事情在中国恰好相反，他们会说我认识你父亲，你得帮帮我。或者，直接说我认识你父亲，你必须要帮我。不管是哪种说法，他们都觉得自己理所应当获得帮助。要是他们找人帮忙只是写篇文章之类的事情，他们会说，这样就行了；要是借钱一类的事情，则永远没个够。经验表明，不要表扬中国仆人，表扬会刺激他们重复做事。也有人认为不要给中国人小费，你要是给了，他们就会留下一部分份内的事情不做，你不再给的话，他们就会撂挑子不干了。

住在内地某省的一位外国医生，一次被一个有钱人请去救治他的小妾，凭着这个医生的果断和坚持，最终将其救活。不久之后，这位丈夫送了二两银子给药局，以示感谢。这人的一个亲戚，正好也是这个外国人的老师，非常反感这样虚假的感谢，他生气地说道：“要是这人没救活，花的钱将何止两百两银子！”

中国人看起来很含蓄，但只有在面对外国人时才会这样。即便如此，他们的敌意也早晚会通过守门人、下人的嘴里被装作不经意地表达出来。

[1]塔布（taboo）原是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汤加岛人的土语，意为“神圣的”“危险的”“不可接触的”。在中国，与“塔布”相对应的词便是“禁忌”。

多面中国人

译者序

本书作者麦高温，是来自英国伦敦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与中国各阶层的人都有过深入交往。他不否认中国的伟大，承认这是一个可敬可爱的民族，但他批判起这个民族的“劣根性”来，也是针针见血，毫不留情。

本书出版于一九零九年，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三年后轰然倒塌，中国开始向所谓的“文明社会”迈进。一百多年过去了，对照今天中国人的某些表现，书中所写所思仍未过时。

且看麦高温对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的描述：喜欢拐弯抹角，不愿直截了当；推崇热爱自然，却对人冷漠麻木；本性善良，但喜欢掩饰，不让别人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生活艰难困苦，却总能发挥出幽默来；崇尚金钱，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喜欢送礼，礼越重越好；公事总有另外一套标准，潜规则已经深入人心；富人为富不仁，对穷人缺乏同情心；文人多无耻，没什么真正有用的学问，缺少道义感；要面子，常常需要旁人配合，生活就像演戏……

当然，麦高温也肯定了中国人的一些品德，如修建万里长城的气魄，面临困境时极强的忍耐力，每要失败时总能奇迹般地重生，艰苦条件下表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等等。

今日中国已非往日中国，但中国人的某些品性仍未改变，无论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如果一个民族要进步，就应该重视别人眼中自己坏的一面，以求改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阅读本书，恰如敲响一口大钟，让百年前的钟声来震荡一下心灵，以求反省和改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对此前的中译本有所参考，在此表示感谢。

前言

在这本书中所看到的中国人生活是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在中国生活的五十年间，我和中国的各层人民都有很深的接触，并在这些接触中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快乐。我越是了解他们，就越被他们吸引。中国人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中，都时刻显露着属于这个民族的优秀品质，无论是欢欣鼓舞的时候，还是被哀伤淹没的时候，以及满身的正义都被激发出来的时候，一直如此。

有些外国人去过中国后总是抱怨说，中国人丧失了原本应有的智慧，并且连前进的力气都没有了。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个国家一直在原地踏步，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死神无处不在，它就像是在夏天为我们遮风挡雨的枝叶繁茂的白杨，就像花瓶中彼此缠绕的病怏怏的植物，而中国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着。但现在，死神正慢慢松开自己的手，在稀薄的空气中慢慢抽出自己的影子以及蛛丝一般密集的手指。用不了多久，大自然就会用自己孕育出的新力量对自己的失误进行惩处。

中华民族无疑非常强大，翻翻它的历史就知道了，有两件事就能证明。一件是很久以前的，另一件则刚发生。

为了抵御残忍嗜血的游牧民族的侵略，公元前二世纪，秦始皇这位“中国的拿破仑”修筑了长城，中国人称它为万里长城，事实上，它也确实像是一座城墙一般将中国所有的城市包围了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城市也不为过。

长城有二十多英尺高，上面的烽火台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当士兵抵御外敌的时候可以住在里面。长城建在崇山峻岭之间，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霜，无视怒吼着的狂风，从山涧以及沟渠中穿过。冬天，皑皑的白雪笼罩了整个大地，凶狠的巨风恨不得将山都吹平了；夏天，酷暑难当，炙热的日头恨不得将砖瓦融碎，但是直到今天，长城依旧昂首挺立，一点都不曾减少自己的威慑力，就好像工匠们昨天才把它建成一般。

第二件大事刚刚发生没多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强大的英军的胁迫下，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一条约之所以能签订，完全是因为英军手中的枪炮，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生活的掌控者就不再是死神而是武力了。正是凭借着武力，英国势力才能在中国横行，商人才能在中国贩卖鸦片，而英国的战船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就在中国的东部海域巡视着。

在以往几十年的时间里，从国外运到中国的鸦片不计其数，使得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赚得盆满钵满，英国也从中获益，让自己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发展。但这一行径是多么地邪恶，令人轻鄙啊！在中国的上方，起到震慑作用的拳头仍旧举得高高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个中国都被鸦片笼罩了。人们的心被鸦片那脏污的手紧紧地抓着，不计其数的家庭被鸦片毁去，就算是朝廷也没办法解决这一灾祸，因为武装的铁拳从不曾失去威慑的力量。

从我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抗争似乎总是失败，罂粟花也总是在这片土地上绽放。俯视中国，似乎人们的生活已经被灾难统治，病入膏肓。

但是，重大的奇迹出现了。这个国家的革命者心中燃烧着愤怒之火，并迅速蔓延开。他们抗争了五年，终于使得侵略者放下了具有震慑性的铁拳。

现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不见罂粟花的影子，人们希望用两三年的时间，使鸦片在中国绝迹。

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件事。

这本书除了最后一章，所有的章节都曾经在中国上海的《北华捷报》上单独发表过。它们后来又合成一本，起名为《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以书的形式在中国出版。之后我又对书里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有幸得到编辑的准许，在英国再版，给英国的读者享用。

J.麦高温

第一章　土地与土地法

中国自古有一个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几乎是历朝历代中国人的共有观念。中国有土壤肥沃的平原、还没有开垦出来的原野、高耸入云的山峰，以及结满果实的山谷，这些全部都是皇帝的财产。所以，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候向现任财产占有人提出要求，征用这些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征用方法很简单，国家只需要提出要求，并支付相当于财产价值一半的钱财就可以了。国家之所以支付这笔钱财，并不是因为承认财产所有者就是占有人，而是为了给占有人一种情感慰藉。

举个例子，如果把阿拉伯国王放到中国体制中，让他变成中国皇帝，他若想要那片垂涎已久的奈伯斯葡萄园，那么他只需要派几个臣子去征用葡萄园就行了。这简直不需要费什么劲，而且葡萄园主人奈伯斯听到命令，肯定会立刻服从，把自己的财产双手奉上，心甘情愿地退出并且毫不以为这有失颜面。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中国要架设电报网，需要建设资金，但政府从来没有在日常会议中讨论过向群众征用财产的事。电报网线路覆盖了数千英里的土地，它既要穿过繁华地带，又要经过连政府权力都无法抵达的乡村。繁华地带的人过惯了不被束缚、自由自在、冷漠自我的生活，乡村的原野、花园都是有主人的，而政府却要将电线杆埋在这些土地，甚至别人家的院落中，并且从不考虑自己是否有权做出这样的事。

改革过于激进，动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多人的看法。如果改革刚好与当时的风水犯冲，那就更是这样了。但人们心中总有个死板的、因循守旧的怪物，那就是对法律的盲目顺从。任何时候，只要他们觉得自己触犯了法律，那么他们的精神就会遭受或大或小的折磨。不过因改革而生的动荡在中国从未出现过，因为政府决定的事，只要开始付诸行动，那么就算人们心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嘴上也会保持缄默的。所以最后，电线杆还是会静悄悄地立起来，好像电报系统是伏羲或神农氏的发明，好像在中国古代它就已经出现了，好像它出现在中国历史中还混沌、还黑暗的年代一样。

不过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微不足道的反面例子。比如，工人埋电线杆时挖的洞，刚好在一位已故学者的墓地旁。这位学者曾被皇帝格外推崇，而墓地则是皇帝亲手赐予的封地。学者的儿子也是一位著名人物，他刚好看到了一个男人在他父亲的墓地旁大挖特挖。他很吃惊，很生气，他的心情简直可以被称作震怒。除此之外，他心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想法。这些心情、想法让他激动得难以自抑。他希望能捍卫自己的财产、自己的荣誉，他想跟这种破坏自己家庭的行为来一场大对决。带着这些复杂的想法，他走进工人挖好的坑中，声称他愿用生命阻止电线杆被立在父亲墓地旁。他不厌其烦地对人解释说，自己这么做不是因为不承认土地是皇帝的土地，而是因为这片土地是皇帝赐给父亲的墓地，他认为自己在土地上拥有特权。

双方僵持不下，工作难以为继。这时，负责线路设计的外国技师和陪同技师的中国官员走了过来。官员协助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走到坑中人面前，说：“真难理解，像你这样有学识、有能力的人居然会做出这么孩子气的举动。你该知道，这个国家寸土皆王土，你所拥有的荣耀也都是皇帝的赐予。”说到这里，官员抬起手，指向了竖在平原上的那一排电线杆—这望不到尽头的一长排电线杆就像一队幽灵一样。他接着说：“修建这条线也是皇帝的旨意，你难道是想抗旨不遵？你十分清楚他有多大的权力，他能把你和你的妻儿送进监狱，还能把你们碎尸万段。他这么做，没人敢提出异议。”

这番话说得简洁，但十分见效。学者听了，恍然大悟。他马上站起来，朝官员深鞠一躬，表达谢意，以示对方的好意自己心领了。之后，他不发一言，离开了墓地，而工人们则接着做他们的工作。

土地税是除海关税外，国家能直接征收的唯一款项。款项中有多大数额用于教育、海陆军、国防与警察，以及救济穷人，恐怕没人能知道。支付中国官员薪水的方式格外简单，这种支付方式形成已久，沿用至今，足以承担官员们的薪水和其他各项开支，所以官员们对此格外满意，并且不会产生任何压力。话说回来，这种待遇可不是为那些长期受苦，钱财又被压榨干净的寻常百姓准备的。

中国政府征收土地税的方式，最能体现他们经济体制的绝妙。这种经济体制能让政府可以不用支付任何工资，或者其他杂费就能延续自己的权力。任何一个新王朝开始后，国家总会颁布新宪法，以之为将来颁布各种法律的基础。颁布新宪法是为了满足政府需要，中国历朝历代的所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六四四年，满族人掌握了执政大权。跟之前的王朝一样，他们也颁布了自己的法律。在这部名叫“大清律”的法律中，土地登记法被改变了。法律严格规定，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拥有的土地缴纳税金。对缴税方式，法律也做了明确规定：水田税金按水稻插秧量计算，旱地税金则以豌豆播种量计算。

我们可以揣测，政府这么做是为了扮演人民的父亲，体现自己的公正与宽容，使土地税不会变成人们的负担，所以在计算征税方式时，政府的标准并不千篇一律。不同土地中的征税方式是不同的：在土壤肥沃、作物产量高的地区，水田农民要为每升稻种付八到九个便士的税金，旱地农民则只需要付四到五个便士的税金就可以了；在雨水稀少、土壤贫瘠的地区，人们要缴纳的税金金额则要看情况依次递减。征税时不应对农民过分压榨，可视情况放宽要求。

在各类税种中，土地税是较稳定的一项。满人刚一上台就颁布了土地税政策，政策被沿用至今，一直没有发生太大改变。虽然中国有过革命发生，但革命没有对土地税的征收造成影响，革命产生的共和政体也没有被法律承认。中国人天性愿意遵从法律，愿意维持旧秩序，所以就算皇帝已经不存在了，他们也还是没办法召开国务会议。

对人民来说，土地税本身算不上一个沉重的负担。让那些愿意缴税的人感到伤心、觉得不公正的，是土地税的征收方式。收税的人都是些名声很差的家伙，他们虚伪而且劣迹斑斑。这些人没有经济来源，现有职位是他们花钱买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既然付出了金钱，那么他们就要得到回报。他们想要的是一种特权，一种能让他们用各种方法从人民身上揩油水的特权。中国人敬重自古就有的习俗及惯例，认为法律是崇高庄严的。这些无恶不作的人为让所作所为看上去合法正当，把自己做的坏事全归到了尊重法律、尊重传统的名下。

中国人生性不直接，说话做事总喜欢拐弯抹角，这种收税方式跟他们的个性的确相符。对收税人来说，这种收税方式营造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大展手脚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勒索钱财。用这种方法把钱财装进腰包，可比等着领薪水容易多了。这种收税方式不公平，这每个人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提出将它废除的建议。因为这样的收税方式是国家创始人推行的。

有一些人被人们称为“贤人”。如果能看到他们的私人账户，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不过是些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他们十分喜欢这种税收方式。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政客都用这种方式中饱私囊。那场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的大革命之所以会爆发，正是因为收税人收税时滥用职权，让人们生气了、爆发了。革命过去后，中国人开始了新生活，可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旧体制却仍然存在着，好像新生活和旧体制中间萌发了一种新力量，能改造这个国家一样。

收税人之所以变得腐败，是因为他们依附于这种税收方式而生存。这些人心中眼中全是钱。他们在收税这条道路上看到的是满地元宝，就算跟人交往时看上去被什么话题吸引住了，他们的思维也仍然在无形中被钱财控制着。他们把自己管辖的区域当成了“金矿”，靠它解决吃饭问题，为家庭积攒财产，购买田地，为儿子娶妻。不过，真正深埋地底的金矿要通过辛苦的劳动、特定的技术、长期的等待才能最终提取出来。他们的“金矿”也一样，要靠开采才能拿到。他们想通过这种税收方式挖取财宝，就只能让自己的头脑变得敏锐非凡、灵活非凡，同时也卑鄙非凡。

所以，每个人都憎恶他们、鄙视他们，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些收税人为达到目的，不得不使用诡计、欺骗等阴暗的手段，使人们对官员们的贪婪盘剥只好听之任之。除此之外，很多家庭还因为他们的敲诈勒索而变得悲苦不堪。这些人每年收税两次。从收税开始到收税结束，他们在整个的收税过程中都想尽办法敲诈、欺骗，让那些被他们管制的农民变得更不幸。

多数不得不缴纳税金的中国人都生活贫困，让人看见就心生怜悯。他们实在不知道该去哪里筹集这些钱款。女人们或许会拿出打扮自己用的发夹、金耳环，男人们或许会去附近的当铺当掉自己的农具。等着那些无法拿出税金的人的，则是粗鲁残酷的待遇。没有人会对他们手下留情。他们家里唯一一口做饭用的锅，他们身上那点可怜的衣物都会被掠走。

有一件事中国人非常拿手，就是让富人们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不上税金。这些贪得无厌又冷漠无情的收税人最喜欢做这件事。做这件事的方法非常简单，他们只要抓住时机就够了。办事拖沓，这样的习气在东方十分盛行，就连做事极有效率的西方人，到这里不久之后个性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会觉得自己脚步变慢了，做事也开始变得拖沓。

一个男人带着税金来缴税，这时缴税期已经过去几周了。收税人面色愤慨，问他为什么拒缴税金。这个人要倒霉了，他不知道自己面临着敲诈。他态度谦卑地解释说，因为他觉得晚一两周缴税金不算什么大事。“不算什么大事？难道你想拒绝缴税给皇上？这是特别大的事，你会明白的。你要缴纳双倍税金，这个昂贵代价就是对你行为的惩罚。”这个不幸的人只好妥协了，他知道就算向官府求助也没什么作用，这个地方的所有官员都跟收税人立场相同，他们会下这样的判断：这个男人不但拒缴税金，还无礼地攻击了收税人，伤害了他。

收税人有多年跟卑微农民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早就已经成了训练有素的老手。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农民有几小片土地但是没有家属，他逝世就等于一个家庭不存在了。人有生有死，但土地永远存在。拖欠土地税是不被允许的，所以这块土地会被重新注册，并且仍然要缴税。

收税人负责这块土地的缴税事务。这笔钱他肯定不会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拿，他要想办法让别人拿。他走进一个富裕农民家，拿出那张没有主人的土地税票，提出自己的要求。农民听了很生气，他拒绝说，这块土地跟自己完全无关。收税人听见他的话，面带微笑，平和地说：“我知道的事可比现在的状况好多了。你私自占有了这块土地，还偷偷在上面种了庄稼。这可是千真万确的消息。”

这位收税人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可这些话比真话更能激怒农民，让他发脾气。这才是收税人的目的，是他最想看到的事。收税人揪着农民的衣领朝门口走去，边走边说要带他去官府，让官员裁决。农民觉得事情不公平，他被自己的情绪控制了，平时的审慎、理性全都消失了。他忘了眼前这个人的身份，只想着保护自己，开始还手。他有两个强壮的儿子，他们也过来帮他。没多久，收税人就被打倒在地。

这样的结局也在收税人的意料之中。他虽然感到暂时的屈辱，但心中仍然是欣慰的，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计谋成功了。他躺在地上不起来，高声呻吟，假装自己受了很重的伤，痛苦得难以自抑。他的一个跟班见状，马上跑回城。没多久，他带着收税人的妻子和五个警察回来了。收税人的妻子大哭大闹起来，恐吓说，她丈夫执行收税任务时，这些人居然敢对他下毒手，她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这出喜剧编排的精彩程度可以称得上“后无来者”了，可它的表现形式却是悲剧。要知道，几乎每个人的表演都只能惹人发笑。当然，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除外。中国人总是容易被舞台效果吸引。他们有大量戏剧演员，这或许就是他们能不断排演新剧目，并且在他人面前扮演好自己角色的原因吧。这个剧目包含了剧中的所有人物，是每个人都喜欢看的优秀剧目。现在，反派角色正躺在地上，痛苦地滚个不停。

打倒收税人后，农民开始害怕。他面色发白，心跳加速—他自己都没感到。收税人的妻子披头散发，手指天空，情绪异常激动，正粗鲁地高喊着什么。警察们目露凶光，一脸残酷的表情。四周围满了旁观者，他们看起来都十分害怕，十分惊慌，十分恐惧……这一幕如果搬上舞台，效果肯定难以被超越。构成这一幕的所有因素都经过精心谋划，剧目正式上演前已经在幕后排演过多少次了。

这个无赖看到效果已经达到预期，觉得闹剧可以结束了，于是做出一个可以谈判和解的暗示。农民当然愿意和解，他也只能和解。要知道，如果事情闹到官府，他身上的每一枚铜板都会被搜刮走，他会变得一文不名。这些穿着官服，有政府做依靠的强盗开始跟他讨价还价。一番激烈的争执后，农民拿出十个英镑，了结了这件事。收税人和他那几个名声极差的伙伴对今天的收获格外满意，他们带着钱挤眉弄眼地走出了村庄。一到村外，他们就开始哈哈大笑。

中国人之间的争执，最多的是因土地而生的争执。人们普遍贫困，几乎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背负着债务。为还清债款，他们用自己的土地做抵押。这很容易想明白，如果一定要用什么做担保的话，没有哪样东西比有永久属性的东西更安全了。不过，如果中国司法审判中出现重大错误，错误恐怕就要被无权无钱的普通人承担了—他们根本没办法保护自己。而那些常发生的争执、常出现的欺骗行为，只有永久属性的土地根本无力阻止。

举个例子，一个人与富邻签订契约，将自己的土地抵押给了他，契约年份到期后才能赎回。然而契约年份来到后，他却没有比当年借钱时富裕一点。这块他祖上传下来的土地被别人占用着，他做梦都想赎回来，然而这种想法无异于伸手摘月。一年年过去了，他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点儿都没有改变。等到他的儿子或者孙子那一代，他们有了钱，想赎回这块地时，五六十年已经过去了。可这时，邻居已经把这块地当成了自己的财产，已经不准备归还了。

如果碰上这么不讲道理的人，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把问题交给官府处理。可官府会无止无休地拖延审判，敲诈诉讼者，并且向诉讼者索要昂贵的费用。穷人会因此倾家荡产，而钱财则会进入作恶者的口袋。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常用方法，就是造一张假契约，用这张假契约证明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不存争议，它就是现有者的合法财产。这么做是需要技术含量的。契约要用常规法律术语书写，写好后埋入地底。过一段时间，它会被染上一种略显陈旧的颜色。然后准备一口铁锅，把契约放进去用文火烤，直到契约变成棕色—这种颜色就像用几百年时间变成的。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契约足以以假乱真，就连专家也难以甄别。

类似的事很多年前就曾发生过，爷爷抵押出去的土地孙子去赎回。中国人对祖先总是心存崇敬，家族有了繁盛的希望后，孙子想把祖先留给子孙的财富找回来。然而土地现有者否认土地是抵押得来的，他们说这块土地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自己的了。为证明自己所言非假，他们还拿出了旧的、颜色都变了的文件。他们找到了县官，请县官裁决这件事。县官是位学者，对中国历史有过深入研究。他抱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仔细查看契约，不放过上面的每一个印迹。他紧盯这些褪了色的棕纸卷，像要穿透纸卷看见旧印迹后面隐藏的秘密那样，眉头紧皱，默不作声地思考着什么。

原告提供的契约看上去是真实的，可被告拿出的文件也充满了古旧气息。只要弄明白哪方提供的契约是真的，哪方提供的契约是假的，案件就可以裁断了。县官脸上忽然现出一丝笑容，他转身对被告说：“你伪造契约的技术非常好，这张契约肯定能骗过普通人。不过它们终究是假的，这你也知道。证据很明确：契约中你写的皇帝名字是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的人—你对中国早期的历史应该不算熟悉。所以，你应该立刻归还土地给它的法定拥有人。”案子判得公平公正。不过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官员不秉持公平心也没有学识，那么被判错的案子就太多了。

说到土地所有权该分给谁的问题，通常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没有哪条法规规定，土地所有权一定要由最年长的儿子继承。如果父亲去世，那么土地要平均分给各位儿子。不过也有例外，如果父亲离世后长子变成了一家之主，那么他就可以多分一些地了，因为他承担起了家庭责任，这是给他的报酬。女儿无权得到土地，因为她们要结婚，要有新的生活，婚后她们就变成了丈夫家族中的人。没有哪个女人会嫁给自己家族中的成员。

祖辈们留下来的房屋归儿子们共有。他们的居住习惯是，儿子们跟他们的家人住在同一栋屋子里。这是英国人非常讨厌的习惯，中国人却不这么觉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不觉得各个家庭应该独立居住。他们处理这座房子的理想方式是，分掉祖先的房子，带着各自的家庭生活在房子的各个房间中。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希望能跟同胞在一起，他们简直为这种希望发了狂。对他们来说，这是最舒服的环境。可如果我们英国人被这样安排，那么我们会争吵不休，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被拉远，我们会难以忍受这样的公共生活。中国人修街道时，会尽量把房屋建得挤挤挨挨，把街道修得极窄。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土地缺乏，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在做事，就跟河狸在河边的小空间里凭借感觉挖隧道一个样。

中国人闭关锁国太多年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死去，他们已经扎根在这里了。他们不了解外国，觉得外国是野蛮俗气的，他们对外国人的态度也是粗鲁无礼、看不起的。他们没什么见识，只喜欢同与自己相关的人来往，对范围更大的人群则缺乏关爱。他们完全不爱国，就算现在“美”和“善”两个字已经在人们心中萌芽了，他们也仍然不知道这两个字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中国像个大而拥挤的公共场合。在这里，人们出生成长，繁衍发展。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让他们的个性变得越来越相似。一个想开鞋店的人会被直觉驱使着走到街上，没想到街上所有的店铺都变成了鞋店。布店也没有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它们集中在一两条街上，出了这一两条街，你会发现就连一码布、一束丝都难买到。

之所以所有的中国家庭都像兔子一样窝在一处，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相同的天性。环境永远喧嚣，人们耳中不断听见各种声音。安静不是中国人需要的东西，交往才是，而喧嚣杂乱的声音则是他们耳中最动听的音乐。坐在挤挤挨挨的人群中，跟周围的人一起看街边表演，看得入迷—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享受。街边表演的演员们又吼又叫，敲击铜钹和锣的声音能让西方人发疯—声音太大，都要把人们的耳朵震聋了。

从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依次往下分，一代一代地分，结果是中国农田变得越来越零碎。但在中国，没有哪部法律讲到长子继承权问题，这个国家人口又多，招来巨大灾祸、出现各种问题的可能性极大，而这种分配方式或多或少也算解决了这些可能的潜在问题。中国人思想保守，风俗迷信得近乎极端，这对地下矿藏的开发利用是有一定损害的。如果父亲离世时，把所有土地都给了长子，那么在中国这种土地制度下，其他儿子会被饿死。不过，即使从前的古老历史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这个古老的帝国还是能一代代延续下去，不断有新的希望。这是因为中国人有着对勤劳的极度热情，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能生存。正是这些，给这个古老的王朝带来了新希望。

第二章　帝国统治之道

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朝廷模式与家庭是相似的，并且治理国家正是以和睦的家庭为榜样的。这种模式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它和孔子一样，从古就有。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英国家庭成员间亲密多了。英国家庭中的子女，成年以前被父母教导，成年后就会脱离父母的家庭，结婚并且组建自己的家庭。中国却不同。在中国，永远脱离家庭、不再被父母管制的只有嫁出去的女儿；儿子永远不能离开父母家，永远不能脱离父母管制。无论儿子是否娶妻生子，是否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哪怕已经白发苍苍，他们也都要在从前的家庭中生活，像童年时一样遵从父母的权威。对他们来说，随着时间流逝、年龄增长，老一辈权威会有松懈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维系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除了情感外，还有一个就是契约。这个被称作“责任”的契约有种神秘的、充满潜能的力量，它无法被看见也无法被触摸到，然而由它交织而成的网就连时光也无法割裂。英国人大概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契约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它被人们信服、拥护，没有形迹却笼罩着每一个家庭、社会的每一个环节。它的影响无处不在，就像一只有魔力的手杖，指点着官员的行为，也影响了政府的作为—如果没有外力影响政府的运作、改变政府的意志，政府或许就会做出非正义的决策。

在东方的整体观念中，家庭是一切的根基。在东方人看来，个人必须将自己的个性、意志融入在家庭或家族中—这种模式是被社会其他方面广泛接受的模式。在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要对其他成员负责：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人行为不端，那么作为家长的父亲要对其负责；反过来说，如果父母犯了错，那么儿子也是要被追究责任的。正是这种模式导致了中国历史上黑暗、惨痛场景的出现。如果哪位朝廷命官因越权被判刑，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满门抄斩—他自己要被处以最残酷的极刑，他父系和母系家族中的所有成员，无论男女老少也都会被无情地杀害—这场屠戮直到所有人都死去后才会停止。

而且，不只家庭中使用这种彼此负责的体制，事实是，这种体制贯穿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彼此负责。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国家看作一架构造极其复杂的机器，机器内部那些旋转不休的轮盘，组成方式是最杂乱无章的。与此同时，亿万名普通百姓要彼此协调、彼此适应，以达到尽可能完美的状态。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完美，机器的运转才没有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或者出现闪失。

中国社会体制根植于这种观念，从古至今。社会中的所有人，无论高贵还是低贱，也都只是社会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罢了—存在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持社会生活运转。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职业和行当，这些职业全部归于各自的区域行会中。各个行会都有会长，会长的职责是处理突发事件，保护行会中的人。之所以出现这种体制，正是因为彼此负责的社会契约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人们对这种契约形式已经达成了共识。很明显，行会会长在中国各地都有。如果出现难以解决的事，他们是最能帮得上忙的人了。举个例子，如果你雇船到码头，等待被雇的船工躺在那里对你不恭敬的话，你可以去找码头会长，把你的意见告诉他。只要他认为你说得对，就会立刻让对你不恭敬的人给你下跪。那以后，哪怕你在他们身边停一千次也不会再出问题，我保证。

中国责任体系遍布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如果你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认真研究它的体制，这种责任体系一定会对你的思想造成冲击。这种体系的特点肯定不是松散、不确定。它的结构是极其严密的，严密到你拿到了什么样的证据，关系到什么人的毁誉，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打击到谁，这些你全都能准确预料到。

中国社会自动分成了几个不同部分，这种自动分类正是为了适应中国无处不在的这种观念。各个部分都有会长，成员遇到困难时都可以找他，向他寻求保护。这么说吧，各个行业都有会长，会长尽全力维护行业利益，乃至每个成员的微小权益。镇中当铺会推选一个人为代表，这个人代表其他人，为成员们解决诉讼或者官吏欺压等问题。中国所有的村子都有村长，所有的县、城镇、重要街道都有会长，就连一文钱都没有、衣服破破烂烂、名声极差的乞丐都有会长。会长的职责不仅是帮大家争取应得利益，他还要站在自己的同伴和压迫者之间，出面协调，以维护彼此的权益与地位。

同样，责任契约思想也笼罩着官场。这种思想在官员间比在普通百姓生活中更普及，更广为接受。中国官员都要对比自己级别高一层的官员负责，就这样一直负责到皇帝。

举个例子吧。中国官场中级别最低的官员是村长，在中国叫地保。中国城镇被划成了很多村子，这些村子组成了郊区群落，地保就是村子的管理者。这些人没受过太高的教育，也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很明显，他们的作用异常庞杂，职能也没有是非可言。他们要了解村中每一个人的情况，熟悉村民们的职业；知道他们白天晚上分别做什么，脑中想什么，个人收入从哪里来……他权力很多，但这些权力多数有违常理。比如，他可以不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只用一句话就把那些没钱贿赂他又可能给社区惹麻烦的游民赶走；他还有权力不让不知来路也不知品行的人住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

地保的职责之一是，他要向自己的上级官员报告自己村中发生的所有要事，所有自己知道的事以及众多自己或许不知道的事。在他的管辖区域内或许会发生一些他根本不知道的事，他或许会因此而被打成肉泥，所以他要时刻保持警醒，他必须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要处事圆滑、面面俱到，还要能言善辩。不用说，任何村庄都有很多劣迹斑斑的人。他们有的因为抽鸦片而倾家荡产；有的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有些人以偷盗为生；还有些人成群结队地躲在街道的黑暗角落中，像刚从下水道中爬出来的那样，他们是一些不务正业专唱下流歌曲的流浪歌手。

地保对这些人的事全都一清二楚。这些人必须向地保进贡，如果他希望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或者不被检举揭发，让那位可以轻易把他赶出居住地的当地官员知道他的话。地保命如蝼蚁，不过比自己辖地中的这些危险分子略强些罢了，所以如果事情还有转圜余地，没有弄到针尖对麦芒、人尽皆知的地步的话，他是很愿意假装不知道，得过且过的。尽管如此，有些事还是不能更改的，比如那些被允许待在他管区内的人的行为是他必须要负责的；他随时可能被召到上司面前受皮肉苦，因为发生了他知道的，或者除非他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然绝对不可能知道的事。

中国人心中的责任契约理论是，就算事情的发生不是哪个人可以预料或阻止的，也要有人为此而认罪并接受制裁。这种理论深植于中国人心中，它完美得让人无可挑剔，它排除了西方人能想到的所有平常借口。

为了清楚表达我的意思，现在举个例子。在镇上某个冷清的地方，有一间不容易被看见也不容易被找着的房子。凌晨两点，两个人在里面赌博时起了争执，双方都动了手，其中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刺死了。这时，城镇中的所有人都在睡梦中，地保和他的家人也不例外—对这个惨剧，地保一无所知。可是，当他为自己辩解说这件事自己完全不知道时，得到的回复却都是冷笑和同一句话：“所以，你该知道。”地保只好毕恭毕敬地说：“但我怎么会知道呢？”上级回答：“怎么知道是你自己的事，我不管，你负责管理村庄，就应该对村子里的人负责。”接着，几个一直用期待和饥饿眼神看着他的衙役不由分说把他按倒在地，就像用竹杖教训村民那样把他好一顿教训。这通管教足以让他在未来一周中不能起身。

县官是地保上面好几级的官员。比县官职位高的官员有很多，但比他实权大的官员却几乎找不到。来自最高层的所有指令，只要下发到县里，都要由他传达。他是真正负责指令实施的人。在老百姓心里，他才是大小官员中最重要的那个。

县官是县里的执政者，他的职位很重要，职权也很广泛。他的大堂要解决与民生、捐税、诉讼、量刑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有一个加在县官身上的称呼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这个称呼全面而准确地表现了县官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县官，百姓们的衣食父母”。

中国人的目标，或者说中国政府的理想模式就是家庭模式。这种观念被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们摆在了首要而关键的位置上。百姓们管县官叫“县太爷”。这个称呼提醒县中的执政者，不管为官还是做事都要像父亲那样，智慧、慈爱、公正、严格，处理公务活动时心中牢记父权思想。

举例说明。一些小偷到临近的县去抢劫，当铺被抢，几个为保护财产而反抗的居住者被杀；两个私下有恩怨的村庄起了争执，双方都有人受伤有人身亡；儿子学坏，沉迷赌博，把自己的所有家当都赌光了，于是想办法偷父亲的东西，两人起了争执，儿子杀掉了父亲。这些违法犯罪的事发生后，人们归罪于县官的心理远胜于归罪犯事者本人内心的邪念。原因是，有一个听上去可笑的说法早就把县官的角色圈定了：“县官就应该了解县里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县官本人行为不端正或者治理无方，那么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件—县官的上级深信这一点。在他们的理论中，如果做官的人有高尚的节操，生活、品性都让人无可指摘的话，那么百姓内心就不会产生邪念，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愿意跟随上天的指引，将更高的良知带进每个人的心中。

中国人有关责任的理论的确存在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认，可取之处也很多。在英国历史上，无论民事还是军事领域都曾出现过很多次灾祸，然而却没有人因为要为此负责而遭受惩罚。在中国，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事情总会被看成是某人的失误，总有人会为此负责并受惩。

这么说吧，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战舰舰长都要对战舰负责。就算战舰被狂风暴雨、巨涛大浪冲进了避风港，舰长也不应该以此为借口安慰自己。战舰是皇帝的财产，他有义务为皇帝保管好这件神圣的物品，使之完好，因为皇帝将其托付给了他。既然舰长同意指挥战舰，这就意味着他完全清楚自己肩负着什么责任，他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负担起不可推卸的已知责任，随时准备接受责罚。

1884年法国舰队向福州港的中国舰队发起进攻时，我有一位朋友是海防舰舰长。多数中国战舰都很快就被击沉，战舰残骸间漂着侥幸活下来的水手。这位朋友清楚，自己的战舰将和其他战舰有相同的命运，于是他抛锚将战舰驶进了一条小河道。战舰被沉在浅水中，躲开了法国人的炮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位舰长的想法是，敌人退走后，战舰很容易被打捞上来。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想，他保全了战舰，应该得到奖励。这么想就全错了。清廷认为，他的做法丢了军机处的脸面，所以政府把他流放到阿木尔河流域的荒郊野地，仅免去了他的死罪。他为自己辩护说，自己的确保全了战舰，然而法官对此毫不理睬。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他根本没有权力把皇帝的战舰沉在水里，他对战舰负有责任，他有义务使战舰既能幸免于风暴侵袭，也能幸免于敌人的枪炮轰击—让战舰始终完好是他的使命。

对于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来说，这样的责任理念反倒是让人欣慰的事。旅客住宿的旅馆中，掌柜唯恐客人住店时发生什么事，危及生命或财产安全，所以客人入住后他会格外谨慎，生怕自己担负责任。这件事无从考证，说有一天一个旅馆掌柜追一位凌晨离店的客人，追了好几里地。他追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追上后，一脸虔诚、满心高兴地递给了对方一件东西，说是客人留在店里的—这件东西居然是一个空火柴盒。

如果我们沿高低不一，级别、类别不一的国家官僚体系一直往上看，跳过这个庞大体系中不值得提起的那些官员，最后看到皇帝本人身边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皇帝该对谁负责？要知道，如果遵循中国圣贤们的理念，就连皇帝本人也不能摆脱限制，就连皇帝本人也不得不遵循法则，就像他自己统治下的所有人那样。

人们把皇帝称作“圣上”，这个头衔的含义是，皇帝不必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行为，他可以置身于批评之外，他是这个国家可以这么做的唯一一个人。朝廷虽然设有六个大部门，可以协助政府统治全国，不过对这些部门拥有绝对权威的只有皇帝本人。皇帝可以随意推翻这些部门的决定。

看上去，枢密官好像也有权力质疑皇帝的决定，不过他们的言论并不能改变道义以外的方面。而且，如果皇帝的做法让他们觉得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他们每提出一次质询就要冒一次生命危险。他们提出的建议、他们的做法如果冒犯了皇帝，他们很容易就会被流放，或者被处以极刑。

然而毕竟有绝对法则管辖着皇帝，在这一法则之下，皇帝不过是个最普通的臣子，所以皇帝只需要向上天赋予他的绝对法则负责，他也只需向上天负责。人们通常认为，皇帝的人选是上天的安排，皇帝之所以能坐上皇位，是因为上天给予了他足够的权力，使他可以掌管国家事务。如果皇帝心中有正义，为人民谋福利，那么上天就会护佑这个国家；如果皇帝荒淫无道、不理政事，那么他的过错也会产生同样的反作用力，他的臣民们将不得不忍受饥饿和瘟疫，他的国家或许会出现战争、叛乱。在中国，这个道理的古老程度几乎等同于这个国家的历史。中国有一部名叫《礼经》的经书，书中记载了因为皇帝荒淫无道，导致天狗吞日，致使整个国家人心惶惶，大片土地受灾的事。这部公元前8世纪的书中写道，因为恐慌，就连高大陡峭的山峰都倒伏在地上，引起了河流拥堵，洪水泛滥，大片土地变成了荒地。上天这么做不过是想给皇帝一个警告，告诉他上天知道他犯下的一切过错，如果他仍不悔过，不积极治政的话，那么他将得到更严厉的惩罚。

“道义”是中国国家体制中一种极强的统治力量，这种力量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相信且认同。我们的感官能够感受到的国家机器，它的组成部分是活生生的人。国家机器如同一张巨大无比的网，里面满是结扣，连接这些结扣的神秘的责任契约把社会各阶层紧密地绑到了一起。除此之外，冥冥中还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这就是上天的力量。上天的眼睛能洞察一切，它双眼检视的唯一对象就是道德。

要知道的是，皇帝的王位是上天的赐予，他既然被称作“天子”，那就有义务接受上天的监督。上天的力量非尘世力量所能及，也非凡人所能察，这种力量对皇帝和草民都平等相待。上天的眼睛能看见每个人的劣行；上天会为此而对人们实施惩罚，它的惩罚不偏不袒，不受身份地位影响，不会让任何人提出质疑。正因如此，上天的强大力量才会被从地保到官员的所有人畏服。在官员们的意识中，自己对官位更高的人负责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时，他们下意识里明白，因为自己的所有过错都有上天在记录，所以除了对官位更高的人负责外，自己还应该对上天负责。

在南方的一个大城市，很多人曾因致命的热病流行而濒临死亡。医生对此无能为力，这种热病似乎无药可治。每个家庭中都有受病痛折磨的人；狭窄的街道上，死去的男女挤挤挨挨。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年轻貌美的姑娘、白发苍苍的老人以及还被抱在怀中的孩子，全被死神无情地带走了生命。城中到处都能听见痛苦的呻吟声，悲伤的情绪笼罩全城。人人畏惧死亡，可死亡的消息有增无减，这些可怖的谣言让城中人心惶惶。高悬的太阳俯视着这座不幸的城市。烈日炎炎，折磨着这些原就挣扎在痛苦中的人，让他们的痛苦加倍。

灾难如此严重，这座城市的执政者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责任难以推脱。他决定请求上天的帮助。第二天一早，他站在原野中，抬头望着灰白色的天空，祈祷上天能将疾病驱逐出城。他祈求道：“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犯了很多错，所以您才会降死亡给百姓。我感到十分痛苦，请您让我自己弥补自己的罪过。如果我的死亡能让百姓免于灾难的话，我情愿这么做。”

这个帝国的建立，就是以这样的道德为基础。皇帝的权力是上天的赐予，所以皇帝只需对上天负责。上天的操纵力，我们在叛乱、杀君和天灾造成的王朝覆灭中都能看到。一旦统治者不再有资格坐在龙椅上，那么，为了让更优秀的人取代他，看不见的正义能量就会将他赶下。

有一种信念会激活扎根在中国人心中的民主精神。这种信念被广为认同：上天会在关键时刻做出最后的裁决，比如因统治者治理无方而使政局生变、国家发生内乱的时刻。这样的信念拥有无形的力量，像沉睡千百年的庞大怪物，经历了岁岁年年，却始终没有找到肯定自己的合适时机。帝国西部的山峰高峻挺拔、直入云端，像无法跨越的屏障，将带领这个国家走入新生活的思想阻挡在外。官员们故步自封，西方文明和革命思想传播到沿海省份是被每一级官员坚决遏止的。

伟大的变革有着狂风巨浪一般的力量，让人热血沸腾，让帝国为之震动，这正是这个国家需要的。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英国枪炮的回声响彻大清帝国，正是这种回声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最初的震动，开启了帝国如今这种全方位的新生活。回声不会停，将来还会有西方的其他声音涌入。人们眼中已经看到了西方的崭新人生观，崭新国度和人世景象。点石成金的双手编织出的传奇和诗篇带出了全新的观念，这些观念中有关于政府统治之道的全新设想，这样的设想是这些国人的先辈们连梦都梦不到的。这些观念给了他们以新的启发。

第三章　军事制度

在西方确立常规军事制度之前，中国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频繁的战争。在这个国家形成之初，创建者们将血腥而残忍的战争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当时，中国的版图还很小，却有众多诸侯。虽有一个名义上的最高掌权者，但当诸侯们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不应再屈居人下时，独立、反叛无疑成为必然。在诸侯之间，为了自卫、壮大而发生的交战十分频繁。最终，在那位“中国的拿破仑”的领导下，他的王国获得了胜利。他击溃所有对手，完成了“大一统”，秦朝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他封自己为统一中国后的第一个皇帝—始皇帝。中国的战争体系自那时就确立了。从根本上讲，今时的中华帝国的建立，就源自这种体系。

“中国人，整体来说并不好战。”作为一个西方人，如果你不熟悉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如果你认为他们畏惧战争，害怕在战场与敌人殊死搏斗，就完全错了。在历史上，如果说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能像英国军队那样经历过如此多的战争，也就只有中国军队了。为了摘取胜利的果实，无数的生命在数不尽的战争中消逝。即使那个部落以凶狠好战闻名，仍然要去征服；即使士兵的尸骨堆得像山一样高，依旧要翻越过去；哪怕忍受饥饿，也要去占领那一望无际的平原。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上疆域最广的帝国之一，正是由于有这些勇敢的中国人。他们凭借着不屈不挠的毅力，在以死亡铺就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中国的士兵具有优良的素质。除了征服外族，他们的勇气在面对强敌入侵时也毫不逊色。在这个国家的北部和西部的边疆上，生活着很多好战的民族。他们为了得到这个美丽的国家那肥沃的土地、洒满阳光的平原和硕果累累的山谷，一次又一次发起血腥的战争。鞑靼人便是其中活跃的一支，他们的铁骑几番入侵，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灰头土脸地逃回老家。

事实上，堕落腐化的官员与昏庸无能的帝王为外族的入侵创造了不少机会，致使国家主权数次落入外族人之手。然而，这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包容力，他们接纳入侵者，并同化他们。现在的清朝就是如此，它的统治者是曾经的入侵者—满族人。鞑靼人大约在三个世纪前赢得了这个国家的权柄，他们推翻了原本汉人的统治，建立了清朝。现在，鞑靼人的士兵像以前一样驻防在各省，由满族人担任全国十八个省政府部门以及军队的重要职位。但除了这一点，很难找到满、汉两个民族的差别。现在，入侵者与被征服者的后代站在一起，他们无论是在服饰、语言，还是思考方式上都没什么不同。

中国的士兵在外表上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去嘲讽、鄙视的感觉。这与他们是否强壮无关，即使是一个大块头，他看上去也总是那么滑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官的从不曾告诉过他们要如何做才能展露出自己的聪明机敏以及军人特有的气质。在西方人眼里，他们接受的训练极不正规，简直不值一提。没人要求他们抬头挺胸，他们也毫不在乎地浪费了自己原本的身高。没有人要求他们去学习如何走正步，这对中国的士兵来说，真是太幸运了。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左腿、右腿的概念，正步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一种精神折磨。中国的士兵因为没有受过正规的行军训练，所以着装十分随意，充分地展示出了个人喜好。在行军的路上，如果环境恶劣，他们的队列会十分松散，不过这并不会受到上级的指责。

中国士兵的卫生习惯真是糟糕透顶。长官们并不在乎下属的穿着，当然也不在乎他们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如何。士兵们不喜欢水，也不亲近肥皂。他们就像是一直都穿着军装睡觉，看起来又脏又邋遢。早上起来，他们不洗脸，不换衣服，即使那件外衣看起来满是褶皱，闻起来汗味儿十足，也全不在意。在中国的南方，部分省份的士兵甚至是光着脚的，看起来一点军人的气质都没有。在行军的时候，他们保护双脚的工具不过是一双草鞋。而平时，他们的做法简单极了，就像是一个普通穷人一样什么都不穿，将自己的双脚运用得十分彻底。

温和的秉性似乎刻在中国人的骨头上，他们宽容而且随和，这一点并不会因为成为士兵而有一丝更改。他们如此地单纯，充满了童真，看起来全不像是被国家征来打仗的。如果你在中国看到下面的场景，完全不必惊讶，因为这没什么可稀奇的：一群老百姓将一个正在执勤的士兵围在中间，不时地摸摸他的步枪。那个士兵以中国人惯常的方式蹲在地上，为他们讲解这把枪的结构，并十分谦虚、含蓄地表示：这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并不比原本的矛厉害多少；至少矛这种东西不用做细心的养护，生了锈也不妨碍使用，枪就不行了。

中国的政府从来就不为士兵的军服操心。他们将这件事做得非常简单，除了前胸后背那个显眼的“勇”字，士兵们看起来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普通百姓没什么差别。如果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当兵的，只要将军装翻过来穿就行了。

中国的军装只包括上衣和裤子，它们并不合身，看起来又肥又大。中国人常常摆出这样一个姿势：坐在地上，下巴支在膝盖上。当然这并不雅观，对于英国人来说，维持这种姿势不用说太久，十分钟就足以让他们身心俱疲。然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休息方式，舒服极了。他们那肥大的裤子，正是为这个姿势准备的。

如果有机会见到正在执行任务的士兵，你会发现观察他们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无论是行军，还是装备。他们把枪扛在肩上，人手一把扇子。扇柄插在背后的领子里，另一端伸展出来，靠近耳朵，这样就不会影响他们的行动了。当天气炎热的时候，他们会将扇子固定在头上，这并不难。先将扇子打开，盖在头上，然后他们用辫子缠绕固定。这时扇子就化身为屏障，将灼热的太阳挡在外面了。

竹制的烟枪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其重要性直逼扇子。他们如此热爱吸烟，如果要在烟枪与肩上的长枪之间做选择的话，恐怕长枪将会输得极其惨烈。在长途行军中，不时地来上那么一口，除了可以缓解疲劳，对于抵挡由饥饿引发的疼痛也颇具功效。为了避免烟枪占用双手，他们一般将它横插在背后的腰带上。

第三件重要的装备是雨伞，这是一件关系到他们脸面的装备。一个军人如果缺少了雨伞，人们会怀疑他作为军人的基本素质—勇，大家会认为这个人没有用尽全力。中国人非常务实，他们相信军人的尊严、素质与你是否被淋得像个落汤鸡关系极大。雨伞有很多缺点：它们很沉，不够精美，而且不易携带，不像烟枪、扇子那样可插在背上。但一旦下雨，雨伞可以免除他们的淋雨之苦，所以这所有的缺点都不妨碍士兵们将它带在身边。

长长的队伍就这样经过我们面前。士兵们神情肃穆，专注行军，全不为外物所动。他们的祖先是那些和他们一样受过严苛训练且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如同先辈们一样，渴望成为英雄，英勇无畏。中国之所以能一点一点地扩大自己的疆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正是依靠他们。

如果想要成为军人，就要通过公开的考试。考试的内容包括对剑、盾牌以及弓箭的运用，当然，力量也是考察项目之一。观看他们的入伍考试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考点周围，那些人随意地走动着，看起来十分悠闲。他们在等待这次考试的考官。不一会儿，那位考官来了，他的坐骑是一匹鬃毛杂乱的小马，看来他并不喜欢打理它，也许从没这样做过。考官大步走到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座椅前坐好。接着，考试开始了。应试者们被依次叫上前，轮流表演。叫号声非常响亮，满含着命令的意味。

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穿着普通的蓝色棉衣和一条肥大的裤子，表情沉重，从面相上看并不精明，以第一印象来说就是随和与笨拙。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激情，整个人也似乎与英勇二字沾不上边，看起来就好像只要对手一发起进攻，他就会立即逃跑。他一手短剑一手盾牌，为他安排的对手是一位手持长剑的年轻人。虽然这个年轻人的剑比他的长，不过，他比对手多了一个盾牌，理论上来说，这对他要有利一点。一声令下，两人摆出防御的姿势，戒备地看着对方。眨眼之间，那个呆笨的小伙子消失了，他双目炯炯有神，像换成了另一个人。显然，他的激情完全被掩盖在迟钝的外表下了，现在它们瞬间被释放出来，将他整个人变成了个初入剑道的武者。

他的对手非常谨慎，忽然，那人向前迈了一步，挥剑向他猛刺。他微微弯着身体，在盾牌的上方看见对手的动作，他可能有些紧张，但动作迅猛，一手持紧短剑，另一手迅速地移动盾牌挡住那刺向自己的剑。接着，在对手反应过来之前，他凶猛地回敬一剑，使得对手不得不全力闪躲。这时，兴奋的表情出现在二人的脸上，无疑他们都将为这场战斗拼尽全力。进攻、防御转换得非常快。最吸引人眼球的是那位使用盾牌的应试者，他对于盾牌的运用令人眼前一亮。他的动作极为迅速，这一刻盾牌还挡在身体的前面，下一刻马上就会出现在脚前，这会儿挡在身侧，瞬间又移至头顶。在他进攻时，我们只能看到上一刻留下的剑影。此刻，他挥剑猛刺对手，转瞬，又提剑上挑。他的身手如此矫捷，几乎让人目不暇接。这时，这场对战对他来说好像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试，他将自己的生死融入对武器的运用上，竭尽所能。对于这种演示，有时我们会觉得它非常可笑，不太像一个军人需要的功夫，更像街头卖艺的杂耍。不过，耳边不时传来的叫好声告诉我们，其他人显然并不这样想。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武术表演，并且十分精彩，他们毫不吝啬地为表演者精湛的武艺喝彩。

接下来要考察的是射箭。他拿到了一把弓和三支箭，目标是大约50码外的靶子，如果他不能射中，就会落选，到时只能回去多加练习，等到可以达标时再来。好在他的三支箭全部正中靶心。

由于武器使用得非常漂亮，他得到了考官的认可。接下来对于力量的检测是最后一关。他要做的是将那些散乱地摆在地上的石头搬到别的地方。他最开始选中的是其中一块最小的，不过，即使是这块也要超过五十磅。他试了一下，看来这个重量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的肌肉所受到的锻炼让做这件事变得非常轻松，这块石头在空中停留一下之后，就被举过头顶。接下来，他所搬的石块一块比一块重，最后的那块足有一百磅，他需要把它举到脸的高度。这对他来说有点困难，这个重量无疑达到了他的极限。他的脸因为要提起全部的气力而变得通红，他的身体也在石块的重压下不停地颤抖。不过，最终他还是成功了。人们认可了他的力量，在战场上就是抓起敌人扛在背上也不是问题，因此，他入伍成功。以后，他的名字将和这个帝国的其他战士连在一起。

步枪的使用按要求也已加入考核，不过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仍旧普遍采用上面的考核方式。现在，一些军队按照西方的方式训练，在考核方面，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不过，在中国的各个省市，传承已久的老方法仍旧十分盛行，采用新的考核方法的地方非常少。

新兵会被分配到具体的连队中，他们受到的待遇远不如英国士兵。众多二十五英寸的方形房间构成了他们的军营，每间房十人。政府为他们提供的生活用品非常简单，五张床、一口锅、几副碗筷、几张小桌，再加几条长凳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每个月士兵得到的军饷只有十四先令，不管是吃饭，还是其他开销全都在这儿了。只要不是接受检阅或执行某些任务，他们就要自己做饭，十个人轮流来。没有任务的时候，长官不会干涉他们，不检查营房，也不管士兵怎样穿衣服，当然，也没有一定的卫生标准。士兵们完全可以自己选是每天洗澡，还是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一次也不洗。因为想要洗澡而提出申请，这对他们来说完全是笑话。如果某个士兵这样做了，那么，他的整个服役生涯恐怕都要在嘲笑中度过了。

在行军的时候，伙食由沿途的官府负责，免费供应。他们会将士兵的数量以及将会驻扎的地点这些信息写下来，事先送到沿途的驻扎地。由于饿极了的士兵希望一驻扎好就马上饱餐一顿，所以那里的人要先为他们准备好足够数量的米饭、咸鱼、腌萝卜以及豆腐。

对于沿途的店主来说，这些军人并不讨喜，他们害怕这些人。这种害怕，在需要军人与敌人拼死搏杀的时候会越发严重，因为原本就不严格的军纪在这种时候就会更加糟糕。士兵们认为自己马上就要为国家去浴血奋战了，所以稍稍放纵一些也没什么关系。因此，他们所经之处的店老板们只能忍痛贡献出自己的货物，不敢稍有反抗。一次，有一支一千人的队伍从某地出发，他们走的时候是没有帽子的，等他们出现在二十里外的另一座城市，每个人头上就都有了一顶崭新的帽子。当然，这是“免费”的。

如果哪次的驻扎地没有营房，他们一般会选择当地最大的寺庙。他们这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人们相信上天会庇佑这些士兵，保佑他们在战斗中获得胜利，所以，他们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不过，士兵们在寺庙里的神像面前可不会有丝毫避忌。在神像的注视下，他们全无顾忌地吸鸦片、打牌、争吵谩骂，而且随手乱扔垃圾，一两天后，这座寺庙就和垃圾场差不多了。

对于老百姓来说，士兵的到来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清朝的官吏在为士兵们提供伙食的时候往往要从中取利，所以士兵们到口的伙食不是数量不足，就是质量问题严重。如果士兵们将这一情况向管理粮草的官吏反映，那么，他们将会受到严厉的责罚，名义是士兵这么说表示他们认为政府从他们身上榨取利益，所以士兵们不敢这么做。没办法，他们只能将这种委屈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就这样，一些胆大的士兵开始胡作非为、抢掠百姓，或明或暗，将原本平静的小镇搞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在这群凶恶的士兵面前，稚嫩的雏鸡也要唧唧大叫着落荒而逃。生机勃勃的小猪也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只留下女主人呼叫它们回来吃食的声音，不过，它们再也不能回家了。很快，寺庙里的神像就闻到了烹饪食物的香味，原本肃穆的神情也变得疑惑起来。那些野蛮的士兵贪婪地盯着锅里的食物，不停地咽着口水，对于即将到来的大餐万分期待。这帮无赖赊买各种水果、点心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美味的食物，完全不顾主人家的反对。或许他们会保证明天就把钱送来，不过，实践诺言的可能性基本可以忽略。

虽然也有通过考试而来的军官，但是大多情况下他们来自于士兵的升职。考试内容和入伍考试一样，但这时它们要难上很多，而且对能力也有更高的要求。除此之外，买通考官的钱财也是必不可少的。军官可以得到人们最高的尊敬，以及最深的畏惧。因为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们更加勇猛无畏，这让他们看起来出类拔萃，自然获得了士兵们的敬畏。那些想成为高级军官的人，几乎每一位都要凭借自己卓尔不凡的勇猛以及高超的军事才能来获得上级的认可。

数年前，在我居住的地方有一位姓林的将军，他就是这样的。他年轻的时候，十分粗野狂放，总是率性而为。他不甘于平淡的生活，也不肯为惯常的所谓社会准则折腰，结果他成了一个依靠偷和抢而生活的流浪汉。忽然有一天，参军的想法在他脑中出现，他认为这也许是他的出路。当时，朝廷的军队正在和台湾土著打仗。那些土著们披头散发、残忍嗜血。他们在原始森林里伏击那些士兵，割下头颅，鲜血淋淋地带回山中的聚居地。军队伤亡惨重，急需新的血液。林这样体格健硕、力大无穷的人用于对付土著非常合适，正是他们急需招募的人才。

对于这一选择，林尚没有来得及多想，就在几天后随着部队穿过了被狂风暴雨笼罩的台湾海峡，靠岸上岛了。

这座岛屿是林的福地，它结束了他的流浪生涯，使他成了一名受人敬仰、颇有名望的人。他很快就凭借自己不凡的勇气获得提升，手下有了十名士兵。

在这之后没多久，就爆发了一场与土著之间的激战。中国的军队在土著迅猛的攻击下不住地后退，不计其数的土著动作迅猛地冲出丛林，有如闪电。林扛着军旗随着队伍后撤，猛然间发现自己的剑不见了，想来是在混战中遗失了。丢失兵器对于一个军人来说，不仅是一种耻辱，还要丢官罢职，若是让上面知道，连性命也要不保。当时他想：与其因此被处死，还不如战死沙场，无论如何也要把剑找回来。就这样，他毅然决然地冲进正在追击的敌人中，他的手下紧随其后。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林为什么要冲回去，但紧随军旗是军人的本能。本来狼狈后退的敌人突然反攻，这着实让土著人大吃一惊。本以为敌人已经被击垮了，现在却又冲过来，他们相信这一定是敌军派来对付自己的后援，这种想法让他们产生了恐惧。很快，原本胜利在望的土著人被击溃了，四散奔逃。战斗结束后，将军将林叫到跟前，当着全军的面表扬了他，称这次之所以能够取胜，林的英勇就是关键。自然，林再次升官了。在此之后，他开始不断地升官，最终成了一方统帅，所管制的辖区不仅大而且非常重要。

以目前的素质以及训练情况来说，中国的士兵并不能让人发自内心地去敬佩。他们受到的军事教育太差，因此素质低劣。他们表现得不够勇敢，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天性如此，而是环境造成的。如果中国人完全没有胆识，这个国家绝不会成为东方的霸主。中国的士兵目前缺少两样东西，一个是受过正规训练的、英勇的将领，一个是相比于他们目前的军营生活来说，更加积极、更加尚武的环境。在如何将一个新兵训练成一个合格的士兵这方面，戈登将军就做得非常不错。他的士兵勇敢无畏、战功赫赫，绝对对得起“常胜军”这一响亮的称号。

在威海卫兵团为夺取天津与义和团发生的激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秉性，一九零零年九月五日的《北华捷报》提到了这场战役：

“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中国人也能成为一个好的军人。这导致他们对威海卫兵团持有偏见。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能证明这只是偏见。在天津城下，威海卫兵团的士兵们作战英勇，他们捍卫着自己的文明与作为人的本质，尽管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抽象的概念。

“总有不少评论说中国人只差一个好的领导，威海卫兵团就用其短暂的生命证实了这一点。就像追随沃森上尉的那些第四连的士兵一样，当人们相信自己的长官，愿意舍命追随他冲过枪林弹雨，他们就不会像普通士兵们那样绝望。一个战士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前线，长官们和骡子都中弹牺牲了，他仍旧坚守着自己的职责。一个团队能培养出这样一个士兵，就绝不会无所作为。在奥利维特上尉死后，目睹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表示：这位中国士兵应该获得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我在上面那段文字里尽我所能对中国的军队进行了描述。的确，是有一些按照西方的方式组建、训练的军队。如果你不熟悉实际情况，可能就会以为在那儿采用了全部的西方制度，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军人的情况基本没什么变化。而在目前这场革命中，取得胜利的那一方也基本没受过什么新式训练。他们憎恨入侵者，渴望从征服者手里获得自由，这给了他们胆量和勇气—一切为了理想。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新生的共和国诞生了。未来，他们会意识到：严格的训练对士兵是多么重要，不如此，就不能在入侵者面前守护住国家的尊严。

第四章　学者

当一个中国家庭有一个男孩儿降生的时候，这个男孩儿的父亲对儿子的期望就是他可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从孩子一落地，这一愿望就在父亲心中点燃，孩子是整个家庭的未来与希望。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所有的父亲都可以在这一愿望中畅游，因为在中国，任何阶层都有获得财富与荣誉的机会。除了妓女、演员、剃头匠和一些特定职业者的儿子不能获得学历外，只要你愿意，任何人，无论身份、地位都可以成为文人，都有权利获得这个国家所授予的最高荣誉。因为，教育是获得荣誉最通顺的大路，至少理论上如此。

读书人，是这个国家对行政官员最基本的要求。只要想想管理这个国家如此广阔的地域要有多少行政人员，就可以想象出文人阶层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以及它的影响力了。此外，还有为数众多未能通过任何考试的读书人，他们或许没有得到官职，但在自己的家乡，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他们所受的教育将他们从普通百姓的地位上高高抬起。他们总是处于领导地位，这是因为无论是在人民与官府的抗争中，还是在不同村落的争斗中，或者是阶级斗争中，人们总是愿意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形成紧密的同盟，彼此互相支持，那么，与他们发生冲突就十分危险。这是因为除了背后的同盟者的支持，每个人背后还有与他同宗的村民们，那些人会不计后果地跟随他，不惜任何代价。文人，从整体上看，更像是一群无耻之徒。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在获得教育、提高智慧的同时，在道义上似乎也变得麻木起来。他们拖住了这个国家进步的脚步，他们对于外国人有着最强烈的憎恨，深入骨髓，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

读书人成功地通过了考试可以得到三种称号：秀才、举人、进士。从字面上来说，秀才是指聪慧而且有才干的人，举人是指地位高贵的人，进士是高级学者。通过乡里的考试就可以成为秀才；通过省里的考试可以成为举人；通过北京的考试的人可以成为进士，当然这要先通过前面的两次考试。而且成为进士后，一些人还可能被皇帝点选为翰林——中国的皇家学府中的一员。

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获得这些称号或官职所需的知识少得可怜，如果是我们英国的学生恐怕会觉得十分可笑。对儒家经典的透彻理解，就是中国学生所要掌握的所有的知识。先不说英国大学生需要学习的那些高级课程论，就是那些基础课程中国人也知之甚少。数学、天文学、几何学、地质学……几乎所有这些名词，中国学生连它们代表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提英国青年必学的纯科学的知识了，他们听都没听过。

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学生的学习内容是非常容易的。在很多方面，相对于英国学生的课程标准，中国的要求要严格很多。学生们要将所有的经典以及这些经典的解释全部背下来。这些内容常常非常深奥、晦涩，很难让人提起兴趣。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无关，集中于道德和哲学这些抽象的问题。无论是现实思想的内容，还是研究自然以有所创造的课程，他们都没有。整个学习过程非常地枯燥，由于所有的书都是由那些看似神秘的象形文字构成的，所以一个学生首先就要掌握数以千计的汉字，然后按照那些文字在书中的排序背诵，牢记于心，无论书中的哪个词、哪个短语都必须非常熟悉，以便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准确地引用出来。在这两方面，任何一个英国的学生都没办法忍受，这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在中国，究竟有多少读书人在这可怕的令人过度疲惫的学习过程中被压垮，恐怕只有那些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才能告诉你了。这些可怜的人啊，只能带着他们永远也不曾实现的梦在山侧长眠了。

必须通过四门考试才能成为秀才：五言诗或七言诗，字数在六十个以内；格律文，长短不限，主要描写著名建筑物或古物；小品文，可从正反两面来写，主要针对一些经典的词句；评论，主要针对一些重大事件，可以是古代的，也可以是现代的，具体看考官的心意。

诗讲究韵律，所描写的东西要韵味十足，依靠景物发挥想象，并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下面是一些以前的考题，它们因为表现得非常完美，极具韵味，被刊印成册，以便后人学习。“古林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描写的是从孤山之中的寺院里传来悠扬的钟声，飘到在山中独居的人的耳中；《别有人》描写的是一个有名的官员离开任职的地方，返回遥远的家乡的情景；《玉镯春水》描写的是春雨之后，溪水在山间蜿蜒而下，欢快地流向山下的平原，太阳照在溪水上，为它镀上了一层翠玉般的色彩。此外，还有《鸟鸣涧》和《春天的石榴》等。

有很多诗都极具韵味，读起来朗朗上口。它们展现了诗人惊人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想象力。一些西方著名诗人因为受到这些想象的启发而收获了不少荣誉。中国人的观察力与想象力显得非常可贵，因为单凭第一印象，你很难联想到他们内心竟然燃烧着诗的火花。尽管这些中国人看起来呆笨、麻木、粗俗，身上完全不存在诗的味道，但即使以一头老牛或者犀牛为对象，他们也能迅速地找到它们生而有之的闪光点，描写得既雅致又细腻。

中国人的外表看起来鲁钝、麻木、完全不存在艺术方面的修养，你永远也想象不到在那层表象下所拥有的天赋和才华。但其实他们在很多方面颇具才能。而且在内心深处，他们对大自然充满热爱，只要一眼就能发现它的魅力所在。他们似乎拥有在自然中发现美的天赋，不仅如此，他们还能用诗将这份美展现出来。大自然是如此地羞涩，它常常将自己的美丽掩藏起来，也只有那些真正具有艺术眼光的人才能发现。

从本质上来说，格律文所描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诗意。但在马丁·塔珀形式之后，格律文就不再像是散文，因为它有了严格的韵律规范，看起来像是一个即将成为诗词大师的人所写的文章。在以前的考试中，主考官曾经出过这样一个题目：《阿房宫，铜雀台》。为人称颂的铜雀台建造于三国时期，那时候中国分裂成了三个国家，它们互相敌对。为了能提前得到敌人的消息，其中一位篡位者修筑了铜雀台，站在它上面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再来的一个考题是“宫花”。相传，在汉朝的时候，有一棵石榴树，它给人感觉就像是会睡觉一样，每天有三次会垂下自己的叶子，小睡片刻后，就又精神十足地把枝条伸展开来。

小品文的论述是这样一个过程，考生通过对那些从经典中引用的词句进行批评，进而引申出自己的观点。下面列举了几个以前考过的题目：《饥与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德不孤，必有邻》《心诚则灵》《以德报怨》。

评论的对象非常广，上至远古，下到当下，相对于其他的文体来说，评论是一种更加普通的方式。以前有过这样一个题目—《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要求考生找出秦始皇要焚书坑儒的原因。焚书是指秦始皇为了使人民变得愚昧，烧毁了当时所有的经典，使人们没有书读。在秦始皇为新帝国推行一系列政策时，那些饱读诗书的读书人成了他最大的麻烦，这是始皇帝焚书坑儒的主要原因。“对万里长城进行描述，并对铁路以及铁制船做出评价”，这一考题出现在光绪帝时期，这个题目的提出，除了在考试选题上给了考官们一个新方向，也可以看出光绪皇帝当时有了改革的想法，在一八九八年他开始着手改革。

透彻地理解经典中的每个字、词，了解这些字、词公认的解释是写出小品文以及评论文的基础。且不谈还要写出文章，单是记住这些字词的工作量就已经十分庞大，足以将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人压垮了。由于每一部典籍都有各自不同的内容，特点不一，所以都要分别学习。他们非常看重引经据典的准确性，一旦有一处引用错误或者书写出错，这篇文章就算废了，考官不会再往下看，考生自然也没了通过考试的机会。

这样想象一下，一些文字—方方正正的，像是来自诺亚时代一样古老，五六千字的样子—放在面前。这些字既生硬又枯燥，就像数字一样，但每个都有故事掩藏在点画之后。要想将这些文字变成各种各样的故事去讲述那些爱恨情仇、阴谋爱恋或者人类那薄弱的自控能力和令人敬仰的理想，就要了解每一个字的意思，并且掌握它们的笔画结构。由此我们就能想象出要完成这样一份工作是多么地困难了。

尽管如此，这也还只是这项工作的一小部分。此外，还要牢牢记住那些经典图书的全部内容，尽管那些词、短语是写于三千年前，也一样要清楚地掌握它们每一个的意思。考生除了这样做别无选择，因为赐予称号的权力掌握在那些思想保守的主考官手里，不如此，怎能配合他们？

在枯燥乏味这件事上，再没什么东西能超越那些书了。在经过所有的这些重压后，那些一流学者的脑袋里竟然还有残余的智慧，不得不说，这些学者本身都算是一座纪念碑了。那些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们似乎并不欣赏普通大众的人性，在那些经典之中他们也很少加入人类的生活元素。可能是那些先贤生活太忙，不能详细地解说，也可能他们从没学过写作，所以那些典籍中的文字才总是如此干脆、简洁。这些书通篇都在讲些高尚的道德和美好的情操，又长又啰嗦，完全不存在浪漫、刺激的元素。它们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既没有成年人的言谈，也没有孩子们的欢笑，甚至不存在其他任何与人类有关的声音，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看到这些，但在这些书里我从没找到过。《圣经》就不是这样，它的语言惟妙惟肖，像活的一样，透过它们，我们几乎可以看见鲜活的人物在我们面前经过，它的语言如此直白，易于理解，清晰地描画出人的喜悦与悲痛，好像我们身在其中一样。

省试、乡试的内容一样，不过前者对于文章的简洁度、规范性要求更高，此外，考生的知识面要求更宽，对知识的掌握也要求更加深入。省试的考点设在省会。为了到那儿，不少考生要赶两三百英里的路，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之所以会如此，除了地域广阔之外，交通不便也是主因。赶路的辛苦暂且不提，一路所需的花费也是个大问题。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盘缠的问题，因为考生里的大多数人都非常穷，和约伯以及教堂里的老鼠有一拼。

有不少故事是说这些考生的，讲他们为了获得荣誉如何历尽千难万苦，最后得以千古留名。在中国南方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山，有一条重要的通往考场的路从它的内部穿过，那座山非常陡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就是关于这座山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穷秀才要去考举人，他要到那紧系着他的命运的省会去，从他所生活的小山村算起有两百多里路。他翻过高高的山峰，越过难走的险滩，在人口密集的平原上穿过，凭借自己不凡的勇气、强健的身体以及坚忍不拔的毅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这个时候，他身上已经没剩多少钱了，好在勉强坚持一下还可以撑过九天的考试。果然，等到考试结束，他真是一穷二白了，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虽然举目无亲，但只能先留在这座大城市里。尽管在中国的经典里救助陌生人这一品德受到了高度评价，不过在现实社会中你很难找到它，没有人会帮助这个穷秀才。但他没有因此而感到绝望，因为他是一个勇敢而且自主的人。尽管学富五车，但他并没有因此轻视体力劳动，也愿意老实地干些活儿。因此，他在轿行里找了一份活计—抬客返乡。轿夫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很低，这个穷秀才愿意做一个受人轻鄙的轿夫，暂时将自己高高在上的秀才地位放在一边，这恰恰展示出了他的胆量以及别具一格的思维模式。

他抬着轿子翻过高山，攀过峭壁，穿过平原上稠密的人群，不停地走，一直走了整整一百五十英里的路。一路上，他不停地想着考试的事，翻来覆去地揣测考试结果：放榜了没有？我考中了吗？如果他有足够的钱，就能在城里等着结果揭晓了。他的两个肩膀由于长时间抬轿而高高地肿胀起来，上面还有轿杆磨起的水泡，他的生活正被愁云惨雾笼罩着。这一天，在他的路途前方又迎来了一座山，又高又陡，他站在山脚仰望山顶，觉得气都要透不过来了，但他还要抬着轿子爬过去。就在这时，“报喜官”的锣声在他的身后传了过来，那些人一边骑着马飞速向前跑，一边高喊着那些幸运的中榜者的名字。“报喜官”以此为生，一放榜他们就上路，去给那些上榜者的亲朋好友报喜，他们选择的人都居住在较远的地方。他们一行一般有四个人，不时地敲两下锣，高喊中榜者的名字，很容易就能认出来。

随着那些人不断走近，秀才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非常紧张，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什么，终于，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现在，在省里面他也是一流的学者了，因为他不仅上了榜，还高中榜首。以后，他的生活中将不再有贫穷与苦痛，无论是金钱，还是荣誉，他都能轻易获得了，他整个人都被兴奋这种情绪充盈着。他把轿子放下来，表示自己不再抬轿了。然而，客人并不这么想，提醒他说，按照约定他得将自己送回家乡。秀才想了一会儿，决定遵守诺言，不过面前那座山实在是陡峭高大，他希望拿到更多的报酬，客人同意了。于是，他们再次起行，轿杆又回到了那满是水泡的肩上，不过此时，秀才步伐轻快起来，他抬着轿子向上攀援，心中响起愉快的歌声。用不了多久，他的声名就会在省里家喻户晓，本省，乃至全国的书院，甚至每一个秀才的家里都会出现他的名字，尽管目前他看起来和普通的苦力没什么不同。从那以后，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轿夫每当抬轿经过这里，都会在山脚停下，要客人增加报酬，才会继续上路。

成为进士、翰林的考试地点在北京，通过考试的人将收获光明的前程，尤其是翰林，如果能通过这个考试就能在这个国家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职位。只要是上榜者，无论原本身份如何，地位怎样，都可以成为这个国家上流社会中最显贵的人。如果在翰林的考试中高中榜首，就有成为两江总督的可能。两江总督负责治理两个省，生活在那儿的四五千万的百姓都归其统领，在那里他有绝高的统治权。

《瑞普·凡·温克尔》中有这样一句话：“沉睡的日子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正可以用在这里。几百年来，这个国家血管里的血一直重复着同一种缓慢的旋律，现在，一种新的思想正在扩散。古老的舞台将成为历史，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正在睁开他们的眼睛，充满好奇地看着外面的世界，面前的景致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了。

对于那些书和题目，他们不再像父辈一样热衷，这些再不能吸引他们。众多西方思想涌入中国，它们像一曲鲜活而动人的歌，彼此应和着穿过平原，跨过高山，越过峡谷。人们的心灵被一种新的生活观念惊醒，这种观念从不曾在那些伟大的诗中出现过。一个新的乐章奏响了，原本已经死亡的梦想在人们的心中活了过来，引领着他们那卓越的想象力。

渴望知识的少年们把全国各地新建起来的国立学校挤得满满当当。他们为所看到的西方大陆吃惊地张大双眼，以前他们并不了解这块大陆，现在，当他们开始明白西方思想的奥秘时，这块大陆终于展现出来了。

在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些曾经容纳上万人的考试大厅，已不复有原本的辉煌，大门随风摇摆，巨大的蜘蛛在那儿安家落户。这些大厅已经被人们丢弃，孤寂地站在那儿。仔细听，那些曾经在这里得到荣耀的人的感叹声，那些为国家所遭受的磨难而痛苦的人的叹息声，如同幽灵的轻吟传过来。

第五章　经典书籍

尽管中国已经转移视线，开始注意西方这片土地以及自身的未来，但无论是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丁，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依然深深地受着中国经典著作的影响，在支配他们行为的思想中那些经典仍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这一章我们探讨的，就是中国的经典著作这一最古老但又很现代的问题。

在当今的思想家和学者看来，这些典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会在谈论它们的同时尽最大的努力让读者们了解到。对于这些典籍的发展史以及传播情况，我觉得可以用现在时，因为与从前相比，它们的地位没什么变化。

尽管不是神学意义上的至高无上，但在中国人心中，那些经典著作绝对地位超然。只是他们还没有像部分外国学者那样称呼这些经典著作为“中国的《圣经》”罢了。

即使心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人们也并不能在这些经典著作中找到答案，纵使想要弄明白一些与未来有关的事，这些经典著作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大多数中国人从不看这些书，如果遇到道德方面的问题也不会找它们，因为他们不识字。这些书并不能满足一个人的精神需求，即使这个人满腹经纶，认识书里面的每一个字，他也不认为它们可以帮他。我认识不少这样的学者，而且就偶像而言，它在我所遇到的每一户人家都是存在的，这个偶像通常非常普通而且没什么文化，然而却被那户人家所有的成员崇拜着。这些经典里既没有神的指示也没有神的启示，与神学没什么关系，至少与西方人所认识的宗教书籍不同。这些书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并受到中国人的高度评价，是因为它所包含的道德理念，中国人行善以及以理服人等观念的树立正是受到这种道德理念的影响。

在中国还有大量涉及其他领域的著作，但无论是声名还是权威性，它们之中再没有一本能达到那样的高度。这些经典著作遍布这片大地，社会成员人手一本，所获得的尊敬甚至超过帝王。尽管可能只是年轻的时候偶尔看两眼，但你可以在每日劳作的老农手里发现它们；或许将它们当作守护自己的神灵，每日在繁重的体力活的重压下生活的苦力手里有它们；因为要研究它们才能名扬四海，所以那些才名在外的学者自是拥有它们。这些经典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和这个国家融在一起了，这个国家任何一个阶层的成员，无论是思想还是想象力都由它们统领。除了外国的《圣经》，再没有哪本书能像它们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只要认识到这些经典对中国人的非凡意义，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这些典籍是这个国家唯一一种教科书，在过去近二十个世纪里从没变过，别的书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这种像是格言一样的真理被每一代中国人学习，也就是说，从国家选择教科书的角度来讲，其他的书籍在“适合”这方面做得总是不如它们好。一千多年以前，天刚刚亮，中国的男孩们就要起床，揉揉惺忪的睡眼，看看屋子外面正在追赶黑暗的日光。由于学校已经开门，老师已经在等他们了，所以他们必须立刻起来。这时，阳光从村庄穿过，光线闯进树林，教室里那面富有沉郁气息的墙壁也被一道金色的光线照亮了。孩子们飞快地爬出被窝，因为先生那严酷的面庞出现在他们脑海：两条眉毛紧紧地皱在一起，目光中充满威严。没几分钟，在上学的路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了。刚刚升起的太阳放出万道光芒，在阳光的照耀下，远处的高山一眼就能看清楚，由于昨晚的黑暗尚流连不去，平原有些模糊，看来只要新的一天没有完全到来，这种模糊是不舍得离开了。

在这些孩子们匆忙上学的路上，在田间的小路上会出现另一些孩子，还有一些孩子出现在榕树林中，那沐浴在清晨阳光下的榕树林满含着露珠，此时显得格外可爱。很快，钟声响了起来，充斥在破旧的教室里的沉闷气息被二十多个吵闹着冲进来的孩子打破了。

之后，这些枯燥乏味、印刷粗糙的经典们就被塞到了孩子们的手里。整本书你找不到哪怕一副插图，总之，看起来沉闷极了，没有一点生气。由于它们实在是太深奥了，所以对于书中讲的到底是什么，从开始学算起，大约四到五年的时间内，孩子们完全不知道，而先生们也完全没有讲解的意思。这就像是一个美国的小伙子得到了一本柏拉图的书，但这本书的语言是未曾翻译的希腊文，所以这个小伙子只能一个人苦想这本书的每个词到底在说什么。

而现在，中国的学生们所经历的教育模式与他们那十个世纪前的前辈们一模一样。教学书籍也好，教学方法也罢，与原来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所有的学校都没有开过校务会议，更别提讨论一下，是不是用现代的教学书籍以及新式的教学方法来替换那些已经过时的书和教学方法了。更换教科书以及教学方法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无异于异端邪说，这会将整个国家推到骚乱之中，生长于这片土地的学生与思想家们也将不会再像原来那样柔顺。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在这方面提出过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这些经典著作崇高的统治地位不仅是在小学中不会受到相关教育部门以及朝廷的干涉，即使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也从没被威胁过，所有人都认可了这些书对学生思想的影响。这种想法从不曾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出现：把这些已经被翻得残破不堪的，让他们多次头疼欲裂的书籍扔掉，如同解脱一般宣告“现在，我觉得快乐极了，我以后将和你们再无瓜葛”。当然不会，对于他们来说，或许这些书曾令他们异常烦乱，或许在学生时代曾让他们感到无比厌倦，但正是这些书，在进入高一级的考试中，他们参考它，也正是因为研究这些经典，他们获得了荣誉，如果足够幸运，这些书会为他们带来一省总督的职位，到那时，他将对省内的整个辖区拥有绝对权力。

为什么中国人会对这些书如此敬重？其实你完全不必感到奇怪。如果一个人就算读了这些书也不能变成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那么，他早把这些书像那些看不看都无所谓的初级课本一样扔得远远的了。即使这位学者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这些书也会是他的伙伴。对于他来说，想要在学历以及思想层次上有所提升，或者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些经典著作无可替代，其他读物只能在闲暇的时候看看，当作一种放松心情的方式。

这些经典著作官方说法就是“四书五经”，学者们都这么叫，一共九本。在以下的介绍中，我会按照中国人对它们的排列顺序来讲。如果要在“四书”中找到一本在趣味性以及重要性都名列前茅的，当属《论语》。这本书收集的是那位伟大的孔圣人的言论，在孔子离世后由他的弟子们编著而成，那些言论往往充满智慧且鞭辟入里。这本书涉猎很广，从它的题目就能看出来。因为孔子的弟子众多，有的希望孔子可以就那些深奥的、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他们答疑解惑，有的希望知道孔子如何看待当时的那些名人权贵，所以这里面的不少论题都是由他们提出的。

在这些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一些见解。这些包含着他伟大的智慧的见解，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国那些传统思想之所以能形成，它们功不可没，甚至对当代社会各层人民来说，在达成理想的路上，支持他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正是来自这里。算上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论语》一共包括六个部分。这本书里的那些学说造就了整个中华民族对于高尚道德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想要实现的理想、达到的目的和行为动机。孔子被尊为圣人，甚至被神化了，在我看来，他为中国带来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也有不好的，中国现代社会的所有的优缺点，无论是思想、社会还是政治生活层面上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受到了他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相信如果你研究过《论语》中的某些言论，会跟我得出一样的结论。我们先来看看“天”这个字。在孔子之前，不少哲学家都喜欢用“神”这个字，不过孔子并不喜欢，至于原因就不得而知了。虽然看起来不喜欢“神”，而热衷于“天”，不过他并不能完全不受神的影响，在一些比较深奥的思想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点。如果没有将一些属于“神”的特性挪到“天”里面，他在这方面的问题上所表露出来的思想将更加耀眼。在他看来，纯物质方面的力量既不能理解人的喜乐，也不能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所以，与它们相比无疑天更加重要。他曾经这样认为：上天监督着自己所做的一切。对于这种想法，只要天认为是对的，就算别人不明白，他也会非常开心。

一次，他感到非常灰心，那些政治主张自己坚持了一辈子，但诸侯们却并不愿意采用，他对自己的徒弟说：“莫我知夫。”他的徒弟马上问道：“何为其莫知子也？”孔子自言自语似的回答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天乎？”在那个时候，他的思绪还被浓浓的挫败感笼罩着。不仅仅是这样，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对天表示不满，是非常不智的，因为在天的意志之下，没有人有反抗的余地，天是什么，天是一种力量，它统治着世间所有凡人。此外，他还表示，如果一个人不肯遵循天意，那么在整个宇宙之中都找不到哪怕一个能帮助他的人，这种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生活以及思维模式中了。

对于人类来说，漠视神的存在是一件不幸的事，后果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种后果从宗教那方面来说，几乎是一场灾难。天在客观上存在但并不清晰，人们用它来替代掉心里原本的神，将神抛到了脑后。把原本仅属于神的属性赋予了天。上天安排所有的这些：这个人是死还是活，是承受苦痛还是拥有幸福，是王侯将相还是乞讨为生。人们拥有为希望筹谋、努力的权利，但能否实现，要看天怎么安排了。尽管人们把天当作信仰，相信天会为那些受到委屈的人洗雪沉冤，但追根究底，天只是人们头顶上那个广大的空间，对于人类所承受的苦难，天既不会伤心落泪，也不会满心同情。显然，在宗教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坚持的无神论是由孔子引起的。“天”这个字孔子使用的频率非常高，虽然他未曾给它下过明确的定义，并且告诫他的徒弟们在面对神这个问题上要非常谨慎。

“孝”这个字在孔子的著作中也经常出现。孝这一美德在这位孔圣人的教导下融入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一个人不是在中国长大的，他不可能了解这种渗透已经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你的生活状态最大的标志是什么，什么是你最根本的责任？无论那个人处在社会的哪个层面，他都会马上告诉你，毫不迟疑：对父母的孝顺。

在中国，为了纪念那些以孝顺而闻名的孝子贤孙，修建了不少牌坊，它们非常宏伟，也花了不少钱，走在大街上，你经常会遇到它们。在所有的美德中，孝顺所得到的敬重最高。如果一个人在孝顺这块儿做得不好，他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远远超过他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所引起的。在孔子的家庭观中，孝顺至关重要，对父母的敬爱顺从不仅影响到家庭的稳定，就连国家的安定也会受到它的影响。孔子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中国人就像接受神谕一样接受了这一思想。

“君子”这一形象的建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构想，孔子受到灵感的启迪，他描绘出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具有高洁的品性的人，这个人做人的根本准则就是高尚的道德。他永远葆有仁爱之心，无论遇到怎样令人惊惧的事，遇到什么样的危险，这一点都不会变。在这个人所生活的环境中，仁爱无处不在，所以他永远不会做那些卑鄙龌龊的事情。

还有一种形象叫“小人”，他所做的事，所想达成的目标与君子完全相反，在他的反衬下“君子”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即使是在表现自己高尚的情操或是某些优点的时候，小人做的事也总是给人一种他正在暗地里筹划着什么感觉。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像一个君子一样去生活的理念对其影响非常大，君子所具有的那种高洁的生活境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追求的。君子以一种固定的形象扎根在中国人心中，甚至在整个国家的价值体系中也是如此，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学习这些经典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都不得不仔细研究君子这一完美的形象，他们还要全方位地分析君子所具备的性格特点。尽管是这些先哲们的后代，但中国人的路途无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君子所呈现出的形象。中国人之所以没有比现在更加腐化、堕落，这要感谢那些思想家前辈们，他们是如此地富有智慧，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形象。这一形象，对于这个国家因漠视神灵造成的损耗来说，尽管不多，但总算有些弥补。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还有两个字孔子非常喜欢，他赋予这两个字荣光，人们的思想受到它们的控制。首先是“忠”这个字，它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振奋感。在这个字的刺激下，那被懒散的表情所覆盖的爱国心将会被激发，那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激情也将不再沉睡。“忠”这个字会带给人勇气，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传奇故事都来源于这个字。在形式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无论敌人怎样强大，那些人也绝不退缩，但也并不进攻。在被团团围住的防线内，那些士兵就算遭受猛烈的攻击，就算被饿死也绝不投降，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忠”，它拥有一种魔力，会让人们将自己当成那些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在很久以前，一个国家即将灭亡，它的一个国民为它而死，这个国民死后，后人们为他的事迹所感动，视他为英雄，在那片土地上，人们供奉他如同供奉神灵，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他对君王的忠诚。

还有一个深深吸引孔子的字是“诚”，不过尽管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非常美好，但如果想要在这个国家的道德体系之中，找到一个具有这么高的道德品质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对“诚”这一品质是十分钦慕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一旦我们之间真诚成为需要，一旦我们之间遭遇真诚危机，这个字就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亮光在他们眼中出现，严肃的神情也变得柔和起来。生活在二十个世纪以前的这位伟大的圣人，他的思想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触及人们内心深处的某些情感，这种思想所具有的魔力形成一种旋律带领着人们的心弦随之跳动。孔子曾经表示，他总是弄不明白一个不诚实的人怎么能活着。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最不能理解的问题。除了这些，孔子还提出来这样一个观点：诚实是天自身也要遵循的准则，假使一个人的品德之中缺少真诚，那么，他必不能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后来，孔子表示自己可以与天相比，甚至将自己称为神，就是因为在他继续深入“诚”这个问题后，孔圣人发现自己离理想中的贤者越来越近了。

“四书”中的第二本是《大学》。主要讲的是人才的培养、得体的家的管理、封建社会的朝廷以及如何统领国家等问题。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已经点明了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真正地循着这些原则走下去，那么他就能成功地统治这个国家，即使是这个国家之外的东西，他也将有所收获。在这本书开篇之后，为了证明上面的阐述，引用了大量君王及名流们独到而睿智的言论。

传说孔子的孙子著作了“四书”里的第三本—《中庸》。这本书的内容非常深奥，主要研究的是美德的本质，并将那些完美的人类—君子，作为典型来研究。

《孟子》是“四书”里的最后一本，是孟子著作的合订本，主要内容是讲统治策略，即以公正、正直为原则，统治者如何才能管理好他的臣民。与孔子一样，孟子对于“君权神授”这种论调并不赞同。他认为只有那些德行优秀的人才能做统治者，如果一个帝王不合格，他就应该被拉下来。在孟子的著作中经常能见到仁爱、正直这两种美德，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两种品质。人性也是孟子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并且在这一问题上，孔孟二人观点相同—人性本善。孟子极力主张这一点，并通过人最起码具有四种品德的论调来证明人本性正直。这四种德行，首先是恻隐之心，孟子认为这种品质是由正直引发的；其次是仁慈之心，孟子认为正直是这种品性的根之所在；第三个是恭敬之心，他相信这种品质是出自于人内心深处本有的礼貌；最后这个是善恶之心，他相信分得出是善还是恶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孟子认为只要让这些天性在人的发展中尽情释放，大家的生存环境就会变得充满良善。对于孔子所描绘的君子形象，孟子也十分推崇，并且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认为君子应该永远保有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在中国，社会的各层人民将这五个字作为一种辨别是非的标准。

《周易》是“五经”里的第一本，也是中国最著名的经典著作中的一本，从某些方面来讲，这本书无疑十分深奥。中国人相信它包含着宇宙的源起、做人的哲学、卜算问卦以及其他隐秘法术的秘密，认为这些都能够在这本书那深奥的文字和构成这本书的论点和根基中找到，那些最有智慧的思想家和学识最丰富的学者对于这些奥秘也总是摸不着头脑。

《周易》在超过三千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当作卜卦、预测的基石，中国的思想家们也对占卜、预知抱有浓厚的兴趣。尽管《周易》被推崇至此，人们使用它的时候也往往只是为了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例如，在中国的大街上我们会看到那些卜算摊儿，算卦先生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告诉人们未来的吉凶，《周易》上那些神秘莫测的文字大多会成为他们卜算的依据，然而，在西方人看来，这些文字完全不具有意义，而且非常荒唐。

《尚书》是“五经”中的第二本，主要讲的是尧舜一直到周朝这段时间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文献的书写稿被遗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孔子将其中流传下来的那些收集到一起，汇编成册。不过，尽管孔子收集了其中八十一篇，流传到现在也只剩下四十八篇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哪个史学家想要著书讲述那时候的历史，《尚书》是他们唯一的参考文献。

《诗经》是“五经”里的第三本，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这本书意义重大，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族精神的形成。古代的民谣、民歌是这本书的主体，就像《荷马史诗》一样，这些诗代代相传，直至今天。相传在周朝初年（公元前1120年），周文王将这些诗歌收集到一起并为它们谱了曲。然而，相比于当时，现存于我们手中的只是其中的一个边角。这些流传至今的诗歌种类很多，有的是民谣，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流传，有的是用于祭祀的诗歌，还有一些或长或短的赞美诗，它们按照不同的类别被整理到一起。这些诗歌与那些伟大、崇高的事情无关，所有的这些诗歌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缺少震撼人心的激情，读这些诗歌，你既不会激情澎湃想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也不会心驰神往想去让自己的精神境界的层次获得提升。

《礼记》是“五经”中的第四本。由于这本书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喜好以及偏重产生了共鸣，所以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它。相传《礼记》是由孔子编著的，主要内容是在不同的场合各层人士应该遵循的礼仪规范，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中人们如果想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应该怎么做，要想不让自己失礼于人要遵循哪些行为准则。这本书对以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有详细的解说，适用范围广，即使最笨的人也能看明白。

不过在《礼记》中，女性应该怎么做，这位孔圣人并没有说。他要是生活在现在，将会发现自己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不过由于受到自身的人生观的限制，尽管这些东西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很有帮助，能够开阔眼界，但他恐怕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些。

《春秋》是“五经”中的最后一部，所有人都相信这本书是孔子写的。它是一本史书，讲述的是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公元前四八一年之间发生的事，在《尚书》的基础上又延长了二百四十二年。虽然是史书，不过，这本书并不好看，尽管孔子在文学方面颇有才华，但在这本书里一点也体现不出来，因为整本书像是记流水账一样记录了一些国王的功德和恶行，完全没有融入自己的感情。对于那些远古时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记录就像是一个搬运工为了记住火车出发时间而做的备忘录，枯燥极了。这位孔圣人只是简单地描述了一下历史事件的大致轮廓，至于其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迂回曲折就完全靠读者的想象才能补全了。这本书能流传至今全靠了作者的赫赫声名，要是原作者换成个籍籍无名的，保准已经被人扔得远远的了。

在以上九本之外，由孔子所著的另一本书—《孝经》也被普遍认为是一部经典著作，在人们的心目中，几乎能和“四书”“五经”比肩。内容讲的是孔子与弟子们对于孝顺的本质、来源的探讨，以及为了将这种美德发扬光大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如何做。不少有名的评论家都研究过《孝经》，因为这本书的著作者是赫赫有名的孔子以及中国人在骨子里对于孝顺这一品质的强烈尊崇，所以尽管这本书对于中国的学者们来说不如“四书”“五经”重要，但他们仍在中国的古典名著为它留了一个位置。

西方的学者一般思维缜密，有很强的逻辑性，然而中国的这些经典著作在处理论题的时候往往将所有的材料简单地罗列在一起，给人一种拼凑感，所以最开始看这些书的时候，他们很轻易地就会感到失望。例如，这些著作人在处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非常随便，只是在那些非正式的或者随性的谈话中讨论一下，与为人所熟知的逻辑推理毫不相干。在讲述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的时候，这些作者不会加入自己的看法。或许这些人觉得后人们想要看到的只是这些被草草记录的事件摘要，并不准备在看了之后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或者再给别的人讲讲，所以他们在记录那些意义非常的事件时，甚至都没想过把这件事仔细地查证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特定的方法是为伦理学的传授准备的。那些崇高的理想的表述采取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的名言警句，由于在逻辑上这些话次序紊乱，所以在说服力上不尽如人意。

上面所描绘的这些情况对于那些普通的读者以及一般的哲人来说，可能会成为一种警示，他们或许会认为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将那些所谓的经典著作放在如此高的位置上，从而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在思维方式上，东方人和西方人存在根本的差别。西方人热衷于演绎、推理，主张充满逻辑的推论，为了让整个情况每一步都清晰明了，所以在推理的过程中，步骤之间的关联性非常强。然而，东方人却非常鄙视这种方式，因为这样做既枯燥又缺少诗情画意，所以他们不屑于如此。相比于纯粹的理论上的推理来说，他们更喜欢诗，喜欢让思绪漫步在想象的世界，喜欢用魔法变幻出来的神奇幻境，这些幻境可不会来自那些推理。东方人的心态我们可以在那些经典中窥测一二，他们只接受这种教学模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伟大的哲人传授自己思想的方式中看出来，他们将自己的学说藏在那些崇高而且深奥的名言警句中。

这些经典著作感染并鼓舞着整个中华民族，它们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但有一点却让人感到非常奇怪，那就是它们没有为原始未开化的人启智的能力，这些书的内容对他们的感情以及思想完全不具备影响力。举个例子，《荷马史诗》因为描写了军队征战的壮阔场景、声名显赫的武者的英雄事迹，所以激发了整个民族的战斗意志，让这个民族更加好战，年轻的小伙子们因为它变得激情澎湃。也就是说《荷马史诗》这本书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将埋藏于希腊人心灵深处的最炽烈的激情唤醒。而这样的力量，即使是一点点，也不存于中国的经典著作中。正直良善、忠心耿耿、仁爱世人、道德崇高才是他们的追求。如何生，又如何死，从来没有任何源于神的启示来告诉他们这些。那些创作了中国经典著作的人也没想过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在人生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所以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着重突出对人性的看法。不过可惜，这种弥补方式显然不够清晰、明快。君子形象的建立确实非常伟大，但这只是来源于偶然出现的灵感。君子以它如此美好的形象震慑住了整个民族。虽然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但它非常圣洁，已经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开花结果了。翻遍中国所有的书籍，你再也找不到一个被塑造得比君子更加完美的形象。

长期以来，这些经典著作一直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位置，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性格的形成，但现在它们的地位已经不如以前那般稳固了。人们的心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它们对经典书籍的威信造成了冲击。新的力量已经产生，神将为这片土地送来一个引导者，牵引这新生的力量给中国那些先贤们并没有了解透彻的美德带来更多的深意。人们将会逐渐淡忘这些著作，但这种淡忘并不会将他们与外面宽广的世界分隔开来，与之相反，人们会发现自己与世界各族人民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第六章　教育

中国人非常相信教育。所有人都对教育持有一样的观点，并不会因为这个人的身份而有不同，无论这个人是位高权重还是平民百姓，富有四海还是一穷二白。只要这家人不是太穷或者父母实在是管不了这个孩子，所有的孩子都会去上学。在这方面人们的思想如此统一，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想在朝廷那里得到荣誉以及金钱的话，相比于其他途径，读书是一条更加宽敞与正规的路，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只有读书才能保证自己脑海中那奔腾不休的野心最后能够实现。西方人想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或者想在社会中得到一个较高的地位，他有很多路可以选，例如成为国会议员，或者某个政府部门的主管，想要与公众互动，这些职位都不存在问题。但在中国，除了从学校毕业那一条路，别无他选。

尽管如此，但这也不意味着没有读过书的中国人就没有改善生活的办法。其实在中国，除了所有人都渴望的上学的路，其他的路也不会因为你没上过学就走不通。举个例子，你可以当个能挣钱的商人，买房买地，让自己因为有钱而远近驰名。不过，商人的地位并不高，就算你再有钱也只是个商人，那魅力十足的上流社会也许永远也不会对你敞开，那卑微的头衔或许连一个最没用的酸书生也能拿到，却不会给你。

从另一面来说，一个读书人，无论别人如何看他，但就算是面对着一个富甲天下的商人，他也总是能将腰板挺得更直一些。尽管他或许穷得就像寓言里那只生存在教堂的老鼠；他的父亲可能只是个苦力；也可能他自己也无才无能，连养活自己的钱都挣不到。但那又如何，每个读书人都有成为总督的可能，到时候他将有权管理两个省，超过两千万或三千万的人受到他的管辖，至于他是否有这个能力，没有人有权怀疑，包括他的上级。

不知道有没有一天能够发生下面的奇迹：不需要法律限制，也不用政府出钱，无论在哪儿，是在人口众多的城市，还是虽不太富裕，但还能请得起教师的乡下，学校都建得起来。一直以来，不管计划能不能成，会不会被执行，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制定自己的教学计划。因为政府没有专门负责乡村教育的部门来解决农村学生的教育问题，所以乡下或者住在城郊的一些较有威望的老人，会在年尾的时候聚聚，商量一下学校的事。为了能请到一个有能力的老师，他们需要筹到足够的钱，所以这些人要走访那些有孩子的父母，弄清将有多少孩子会来读书以及明年一年能拿出多少钱。这些都办妥了，就要去找校长。由于校长的人选对于教师以及村民都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步是最难办的。运气好的话，校长的人选在本村或者当地就能找到，他要有出众的人品以及才能，并被证实可以胜任，然后就可以成为校长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对学校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非常顺利。如果本地没有合适的，那么教师们就要去别的，传言有合适人选的地方找。在通过了漫长的面试、推荐以及以证实学识人品为目的的暗访后，他才能成为校长。这件事一旦确定，他会有一年的任期，在这段时间里，除非他自己不想干，任何人都无权辞退他。与中国现存的这种方式相比，米提亚人和波斯人惯常的办法更有弹性一些，不过孔圣人恐怕不会喜欢这种做法，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协商来决定是否解雇教师，一旦解雇的意见通过，就会付诸行动。我们不如来做一下这样的设想：现在，新的学期开始了。寒假刚刚结束，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七，阳历的话，大概是二月中。人们开始为新的一年筹划起来，过节以及喜庆的氛围随着新年的远去已经找不到了。尽管在两天前，人们还在为元宵节的到来欢欣鼓舞，放眼望去，每一家都挂红灯、系彩绸，热闹非凡，不过现在，元宵节过完了，这些也就都消失了。因为过年而被暂时放在一边的生意、买卖、教育等，又被人们拿回来继续干了起来。

那些生活在村子里的长者们，虽然还没正式开学，但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学生准备好了所需要的东西。中国人为这些学生都准备了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吧。毕竟这些学生可是中国未来的学者、高官，甚至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成为一个统领一方的总督。大家可以把这所学校当成一个范例，看到它，我们也就差不多知道中国所有学校的情况了。中国人对校舍并没有特定的要求，除了要遵循传统的理念外，什么样的校舍都有生存权。这所学校的校舍只有一间，孤零零地趴在那儿，不起眼不说，连一点美感都没有。屋子里也一团糟，去年的学员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地面弄得极其肮脏，而且坑坑洼洼。在墙面上既没有悬挂地图，也没有悬挂字画。教室内到处都是凝结的污垢，如果一定要找出一幅“图画”，那就只能是那些又大又黑的墨迹了，这些“图画”来自于未来的画坛圣手们的涂鸦。年复一年，这些污渍在没人清理的情况下随意累积，形成了厚厚的一层。蜘蛛在角落里自由自在地结网，一点戒心都没有，没人会打扰它，它也对此非常自信。相比于乌漆麻黑的墙面，白色的墙面当然会让人感觉更舒服，如果屋子给人一种鼓舞的感觉，那么，学生们在这里学习也能充满热情。不过，在中国从来没人考虑过这些，也可能有，但他们并没有将这种想法用于孩子们的校园生活中。在这样的屋子里，孩子们将度过他们的孩童时代。孩子们的母亲以自己的柔情来弥补这里环境的艰苦，这种柔情是这个民族特有的，她们对孩子充满慈爱，希望孩子们的身体以及心灵都能够在这里得到发展。

这所房子的窗户有两扇，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做工很糙。长两英尺，高二点五英尺。因为它上面有不少又细又直的木条，所以在防贼，还有透光这两方面有不错的表现。坐在屋里，透过窗户，夏天你能感觉到轻轻吹过的微风，冬天你能听见狂风的怒吼，那声音非常沉重，就好像在告诉你，它非常痛苦，因为它的心被撕碎了。这间校舍的条件确实很糟，让人感觉非常失望。但房子的外面倒是有一番优美的景致，打开屋门或者那扇小窗，向外望去，你会看见一棵榕树，这棵榕树非常大，一副枝繁叶茂的样子，伸展出来无数的枝杈以及那些好像永远也不会变得再浅一点的叶子，侵占了院子的一部分领空。这美丽的景色霸气十足，它有让人忘记其他事物的能力，又脏又乱的教室里那乌糟糟的墙壁、坑坑洼洼的地面以及浑浊的空气。大榕树看起来非常感性，在不同的情景下，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对于那些必须在此度过童年的孩子来说，这棵大榕树将成为他们那大好年华里快乐的源头。当阳光普照大地，它看起来快乐又悠闲；当日薄西山时，它看起来压抑又忧伤；当暴风雨降临，它内心深处的情感似乎也将随风雨喷薄而出，无论最后如何，它都希望将自己躯干之下所包裹的力量展示人前。对大榕树来说，学生们的生活如此地枯燥与乏味，不过这和它到底没什么干系。

学生们随着学期的开始慢慢地汇聚到一起。各种年龄段的孩子都有，小的有七八岁，大的有十七八岁。这些孩子里有一些似乎对于即将到来的学校生活十分陌生，所以不知如何是好，在他们脸上，腼腆和胆怯如此明显。还有一些则看起来兴致勃勃，跃跃欲试。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样，属于孩子独有的天性在他们身上显露无遗，他们漆黑的眼睛不时地闪现出快乐的光芒，他们欢笑着，在玩闹带来的愉悦中奔跑着。这些孩子与差不多大的英国孩子相比，看上去野蛮而且没什么教养，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来说，像绅士一样彬彬有礼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很难让人喜欢。尽管真相并不是这样的，但他们确实都长着一副卑微相。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衣服，中国的衣着不仅质量很糟，而且样式也非常死板，这使他们给人一种身份低微的感觉。看看这些孩子，他们的衣服就非常不合身，上衣和裤子都松松垮垮的。这些衣服是孩子们的母亲自己做的，它们原本是自家织出来的棉布，都是深蓝色的，母亲们将它们裁制成衣，给了它们相同的样式，在它们的衬托下，所有的孩子都如此地普通。如果两个孩子个头差不多，那么就算是穿错了也不会有人察觉，因为这些衣服在尺寸上没什么要求。他们看起来身份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外表，他们的长相缺少贵气。事实上，中国人的五官所具有的特色导致了他们很难漂亮。所有的这些—高高的颧骨，宽大的嘴巴，过小的黑眼珠，以及枯黄、缺少血色的肤色—都意味着一张平凡的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长成这样。

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子和一个高一点的凳子，是孩子们的必需品，当然，这些由他们自己准备，为了方便放置书本，所以一般桌子会有两个抽屉。原本空荡荡的教室，随着孩子的涌入，瞬间就被填满了。二十几个孩子选好自己满意的地方坐下，在未来的一年里，那个地盘就属于他们了。以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这真是太挤了。在我们的卫生观念中，这间屋子，如果考虑到对孩子们的健康的影响，装十个人都嫌多。对于这种情况，孩子们倒是不在意。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对孩子们来说没什么不妥当的，因为悠闲、舒适的生活离中国人太远了，他们习惯了现在的一切，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污浊的空气、肮脏的环境、恐怖的味道、坚硬的桌椅已经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在这种环境下学习，任何一个英国孩子都得看大夫。

老师在孩子们入座的嘈杂声中走了出来，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内，他的家就是和教室相连的那间房了。教室在他进来后马上安静下来，二十个孩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想要掂量出这位教师的分量。他们想知道接下来和他们相处的人性格怎样，严厉？宽容？他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学习时光，是悲惨的煎熬，还是快乐地过？如果是后者，那么这需要老师有一颗宽厚的心，只有这样才能把学习这件事变成一种快乐。这些问题在孩子们的大脑中飞旋。他们需要抓住每一个细节，以找到可以获得答案的那些微小讯息，即使那位老师看起来如此严厉，就像一座“狮身人面像”。

村里的长者们特地为这位教师准备了一套座椅，他在椅子上坐好。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砚台，一个装水的小瓷瓶，一个棕色的小茶壶以及与之相配的两三个像是来自小人国的茶杯，其中那个瓷瓶里装的水是用来研磨的。一根戒尺摆在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它是用一块又粗又硬的竹子做成的。在上课的时候，教师们通常戒尺不离手，这似乎成了教师的一种标志。

孩子们看着这个人，眼睛里充满了急躁与不安，不过这个人一语不发，他的脸孔上没有一丝笑意，让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既没有发表一些充满热情的言论，也没有被眼前这些孩子打动，至少没有一丝如此的痕迹，尽管这些孩子的面庞充满童真。他当然不会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要是这样，孩子们就会发现自己对他们感兴趣，或者发现自己在内心深处对他们抱有怜悯宽容之心，那么，在过去的传统面前，自己将会成为反叛者，人们会认为他缺少气魄，品性懦弱，而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在孩子面前的威信也会受到影响。

把学生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分开来，是教师开始要做好的最重要的事。首先要弄清楚学生都读过哪些书，然后再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情况因材施教。学生们在任务下达之后，就在各自的座位上开始读书。为了镇住那些顽劣的学生，所以教师一般对此要求非常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用于认字的书吧，首先，把视线调到孩子们的肩膀上方，看到了吗？这些书看上去非常奇怪，带着一种古旧感。接下来看看这些书的内容，在破旧、乏味、奇怪这些方面，再没有什么书能超过在孩子们手中的这些中国课本了。也许在作者著书的时候，就从没考虑过让学生喜欢它。要是说这些书哪里做得最出色，就是那些活泼开朗的孩子从不曾因为这些书而感到一点轻松快乐。这些书看上去死气沉沉，乏味、单调到了极点，完全不存在诙谐、机智等因素。在中国学者以及智者看来，西方人那种从“猫”“狗”开始的学习方法实在是过于简单幼稚，所以他们不屑于这样做。中国人开始学习生活的方法，是让那些八九岁的孩子看一本充满了深奥的道德理念的书。由于这本书由一系列仅有三个字的句子组成，所以这本书取名《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这本书的第一句话，颇有一种信条的感觉。对于这一观点究竟正确与否，两个派别的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一派认为对，一派认为不对。对比一下吧，一个英国孩子，大约十岁，这样开始他的一天：读一个轻松有趣的小故事或者看一副漂亮的图画。而中国的孩子们，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那些艰深而且抽象的问题，他们必须得探讨这些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所以中国孩子的校园生活，在开始的时候是多么地枯燥乏味，一想即知。

接下来，马上被放到孩子们手中的是中国的经典著作。这些书相比于孩子其实更适合成年人，里面满是一些抽象细致的描述以及一些艰深的道德探讨或者其他什么，主要谈论的是一些治理国家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小学生们所看的那些书正是那些老人们穷其一生的研究成果。但是这对孩子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他们真是太可怜了，他们能从那些书里得到什么呢？反正不是快乐，他们要在无尽的填鸭式的浇灌下，透过那些糟得不能再糟的印刷，将那些文字记在心里。而且这些东西离他们平常的生活非常遥远。欢笑、玩闹仿佛成了一种罪过，是孩子们不应拥有的。在他们稚嫩的脸孔上，我们只能看到冷静与严肃，看起来非常僵硬，缺少应有的光彩。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课本，没有一点声响，没有欢乐的笑声。尽管这些孩子也一样喜欢笑闹，有幽默感，但《少年和姑娘》《杰克和豆茎》《杰克盖的小屋》这些书却不能让他们的双眼显露出激动的神采。事实上，中国人的世界里关于孩子的东西非常少，他们总是将目光放在成年人身上。在中国，所有的学校的教科书都一样，既没有图，也没有图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两千年的时光里没有一个作家为孩子写过故事；所有的艺术家们，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都不曾把给孩子带来欢乐作为绘画的目的，也不曾将孩子的生活入画，专门描画这些；那些学者们，无论是谁，都没考虑过为孩子编写一套易于学习且富有趣味的教科书。这些课本看起来一点也不美观：它们所用的纸非常薄，而且很脆，文字间的缝隙很小，乱糟糟地挤在一起，字迹非常模糊，封皮的角也很容易就弯起来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孩子们吧，他们已经在桌边儿坐好了。功课安排好后，孩子们开始认真学习自己要掌握的东西，而老师也开始做自己的工作，他要为孩子们准备好以后临摹字用的字帖，他看起来十分严肃，将脸板得又冷又硬。我们当然希望教室能一直保持这种安静的状态，不过很快它就被打破了，安静的时间结束。整个过程让人感到非常奇怪：先是在教室的一角传出来一丝微弱的带着一点颤抖的声音，接着，几乎是瞬间，另一个有点儿低沉的声音在对面传来。一个，又一个，不断有声音加进来。所有人都高声朗诵课文，像呼喊一样展示着他们所能发出的最大音量。这些嘈杂的声音在我看来是每个人所需记忆内容的混合体。在整个教学体系中，这种大声的朗诵被中国人看作是一种最有帮助的事情之一。这些合声从孩子们的嘴里喊出来，既不协调也没有节奏，但站在外边的大人们却听得非常高兴。这种教学方法起源于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开始的时候，现在这些人仍尽自己的努力让这种教学方法继续流传下去。

我对中国的教育方法所处情境的看法是：非常尴尬且毫无意义。首先，中国的教学方法导致孩子们的学习时间过长。早晨六点前后，孩子们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他们的老师板着脸，好像从没学过怎么笑似的，正在那儿等他们。一直到八点，孩子们才能回家吃早饭。一个小时后，他们必须回到各自那高高的凳子上，摇晃着脑袋，继续大声地背诵来自两百年前的文章，这次他们要一直念到吃午饭的时候才能够回去。孩子们飞快地用筷子将米饭划拉进嘴里，配菜是那些被虫子啃食过的圆白菜，以及锅里那些蜗牛和蛞蝓，这些蜗牛和蛞蝓被弄成黑乎乎的一团，看起来就令人作呕。午餐之后的读书过程是上午的翻版，孩子们只得再次回到凳子上。等到太阳沉到山下，昏暗占领了榕树以及教室的领地，原本就不清楚的文字变得愈发模糊。孩子们因为阳光的离席再也不能和那些瘦小的文字玩了，放学的时间终于到来。孩子们回到家吃过晚饭后，就可以睡觉了。

其次，在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这方面，中国的学童教育方法非常不好。当一个学生第一次拿到书本，结果这上面全是一排排按照不同笔画拼合成的图形，这些图形都有各自的某些特性，从而和别的区分开来。这些图形相互独立，既没有彼此联系的桥梁，也没有各自内涵的最本源的解释。这些图形如此地神秘，它们构成了中国的书面语，与它们相比，亚述碑文上的楔形文字实在是太平常了。

开始的时候，老师只告诉学生这些字的发音，并不为他们解释这些方块字的含义。就像是最准确的意思只有那些发明这些字的学者和先贤们才知道一样。这种想法当然不是真的。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字的发音已经和原来不太一样了，在中国不同的地区，这些字的发音也有所不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字具体如何发音关系不大，完全是随意的，它们对字本身的含义没有影响。然而，直到将所有课本都看完为止，这种对发音的学习要持续四五年。在几年的时间里，学生们因为只学到了如何发音，所以什么新思想都学不到，他们的思维才智不会因为上学而有所不同。可想而知，这样的生活是多么地缺少生趣。单调乏味的习字之后，孩子们迎来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老师开始为他们讲解他们所学过的所有课文，这时整本书不再是些对头脑半点启迪也没有的奇怪的图形了，它终于活了起来。孩子们的读书声中终于出现了感情色彩，在这时，文字也终于成为了人类的声音，它们可以被人听见，而且魅力十足。孩子们努力想要抓住这些来自于几千年前的声音，他们与这些声音似乎被一些看不见的丝线连在一起了，在未来，他们的思想之所以总是透露出这些声音的形迹，正是因为在孩童时代孩子们的思想就受到了这些声音的影响。

孩子们在与这些声音不断的碰撞中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所有的碰撞所花费的时间都很短而且碰撞出的结果也不协调，长期以来，他们成长的脚步总是那么地沉重，因为从不曾有人领着他们去浪漫、随性的领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单调乏味无时不在。课间休息这个东西要是存在的话，也许还能缓解一下整个学校的沉闷气氛，学生们可以互相打闹玩耍，用十分钟的时间暂时忘记学习的枯燥与痛苦，以及教室的压抑和限制。然而，孩子们休息的时间只有一两分钟，这是他们仅有的可以放松的时间，而且每次只能一个人。在老师的桌子上有一根竹签，如果有谁觉得非常累想要休息一下，他随时可以把这根竹签拿起来放到自己的桌子上，休息好了，再把竹签放回去。这样老师就能知道谁出去了，以及出去了多久，所有人都在老师的注视下学习。学生在学校的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在教师严格的看管下，那些刻板、生硬的纪律规范总是被严格地执行着。学校里的惩罚主要是针对懒散、不上进，其他的纪律，即使没有遵守也很少处罚。戒尺是最常用的处罚工具，被摆在讲桌最明显的位置上。若是哪个学生不好好学习，老师就会让他把手伸出来，用戒尺打上几下，通常学生都会被打得嗷嗷直叫。跪在地上是另一种处罚方法，只有学生的课程达标了，他才能从地上站起来。再有一种惩罚方式是站砖，要求学生双脚站在砖上不能动，那块砖大约一平方英尺，如果他总是不能在老师面前将功课准确无误地背出来，他就要一直这样站着。

就像我们所想的那样，老师在性格上各不相同。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绅士，坚守着自己的权力与骄傲。自负、傲慢、古板守旧，视所有舶来品，包括人，为敌人。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我，或者说以一个英国人的视角来看，非常明显，他们如此地愚昧，可以说无可救药。在教学内容上，既没有任何文科方面的论题，也没有算数、地理或者历史这些基础学科。他们不停地、重复地教导那些孩子的，只有那些经典著作，而这些东西的作者甚至是生活在二十个世纪以前的。他们逐字逐句地重复着这些东西，非常仔细、用心，对于这些书的内容采用众所周知的解释。

尽管这些经典在某些方面对人们的思想是一种启发，并且对于人们的理论水平颇有促进作用，但在扩大知识面这个方面，起到的作用实在是不足。有些知识那些英国学生觉得非常熟悉，但这些中国教师却几乎全然不知。对于别人的干预与指责，所有的中国老师都不能忍受，因为在各自的学校，他们就是王者。一旦有谁有胆子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不满，这个人就要做好吃官司的准备。对于那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官府会出面对他施压，直到他对那些老师表示“心悦诚服”，并为抚平老师们那脆弱的心灵花上大笔银钱为止。这种事在教育界十分常见，即使那些教师本身行为不端，对于学生缺少起码的责任心，也会这样。举个例子，有个老师完全不把教学工作当回事，只教了几天学就出去享乐了，几天甚至几星期也不见人。或许大多数学生对此异常兴奋，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心里必然气愤难平。可是他们只能把这种愤怒藏在心里，在背后悄悄地议论几声，万不敢把这种不满传到教师的耳朵里。教师的这种行为可能会持续上整整一年，到最后，他上课的时间摞起来也不过几个星期，但他的工钱少一分都不行。一年之后，长者们虽然不会跟他续约，但在嘴上，他们还是会毕恭毕敬地说上一些赞扬的话，说得他就像是一位模范教师一般。无赖是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在以后，人们再也不敢找这样的人来当老师了。

“游方学者”是存在于中国农村的一群非常特别的学者。这些人通常聪明，富有才干，但在人品这方面，真的让人不敢恭维。他们在社会上四处漂泊，对于学术界来说，他们非常可耻。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有烟瘾，因为固定工作所挣的钱有限，不足以换成足够的鸦片来缓解烟瘾发作带来的痛苦，所以他们很难在稳定的工作岗位上坚持下去，总是四处流浪。在游荡的路上，沿途的每一所学校都会接到他们的拜帖。在这片土地上，有这样一个惯例：如果有一位学者路过某地，当地的教师必须请他吃顿饭，若是天色晚了，还要提供住宿，并在那位学者离开的时候，给他准备好盘缠。一想到那些黑心的游方学者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用尽各种招数手段把自己的储蓄耗干，老师们就直冒冷汗。要是这个老师满腹经纶、身强体健倒还好一些，要是他资质平庸、学识一般就糟了，被坑一笔将无可避免。举个例子，一个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课，这时，一个游方学者走了进来，他打量一下那位老师，发现他只不过是个酸儒，一脸倒霉相，自己也没比他差多少，于是这位学者马上摆开架势，脸上满是严肃、愤怒的表情，说：“你这么平庸的人，哪配教这些孩子，要想知道你是不是真有才华，也不难，我考考你，不过，你要是没才，最好马上走，换我来教他们。”除了中国，这样任意妄为的事，我敢肯定，绝不会在其他地方发生。这位游方学者确实很聪明，他的话很快得到了想要的效果。为了能从无赖的手里逃出来，那位可怜的老师只好迅速地掏出钱来跟他交涉。最后那位游方学者终于走了，他一脸的志得意满，原本惨白的脸孔又添了一抹凶狠的笑意，冲着大烟馆飞奔而去。鸦片的雾气在烟馆内缭绕起来，那位学者终于可以畅快淋漓地享受鸦片烟了，他慢慢地睡着了，嘴角犹挂着笑，毫无疑问他对于自己的才智非常满意。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上面所描述的这种学校仍然非常多。截至目前，只有在比较大或者重要的城市，才能见到由政府创建的学校。尽管总是要想尽办法去应付那些不断上涨的学费，仍有很多孩子到这里来上学。其中有不少学生是为了将来能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

让孩子去政府兴办的学校读书并不是所有家长的意愿。有一些仍然能够接受传统的教学方式，因为他们觉得孩子只学点东西能够算清楚账目就可以了。

毫无疑问，新的知识早晚会影响到中国的每一所学校。但中国地域如此辽阔，要想让这种影响完全实现，恐怕还要等很多年。与旧的民办方式相比，新生的共和国创建的学校无疑将会得到更迅猛、更正规的发展。对于政府来说，民办学校采取什么样的教育举措，它们也很难干预。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整体而言，中国旧有的教育体制仍在沿用。因为短时间内他们别无选择，毕竟新式教师的培养，以及新的教学方法推广要花很长的时间，想想中国那不计其数的学校吧。所以在培养出足够数量的新式教师以前，这种情况会一直延续下去。

第七章　崇拜祖先

对祖先的崇拜，是我们在中国发现的一种“宗教力量”，它的影响力以及控制力都非常强大，并且广泛适用于社会各层。如果要对祖先崇拜所处的地位做一个说明的话，我想说的是，就算仅仅是一秒钟，也没有任何信仰可以替代它。我这样说吧，偶像具有可选择性，可以崇拜，也可以不崇拜，一个人既可以坚定不移地拥护偶像，也可以凭借着怀疑的精神质疑那些偶像，他究竟怎么想没人介意。不过一个人如果胆敢表示他不崇拜自己的祖先，那么，暂不提他的亲朋好友，就是左邻右舍也会对他表示鄙视。对于那些胆敢信基督的同胞，中国人常常辱骂他们埋没祖宗，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对祖先的嘲讽、侮辱，是最恶毒也最能挑动人神经的一种方法。

这种崇拜在中国历史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对于典礼中应该遵循哪些礼法守则，孔子在《礼记》中有详细的要求。“礼”的特征现在已经与孔子当初所描绘的有了本质的不同，从前的那些在祖宗祠堂里举行的仪式，更倾向于一种追忆，目的仅在于让活着的人不要忘记那些已经去世的、他们曾经爱过的亲人，从而唤起一些曾经的回忆。

但现在，在历史推进了几个世纪后，原本的想法被延伸了，人们开始这样想：祖先创建了这个民族，即便现在肉体已经消亡，但族内目前所拥有的金钱以及人命依然受到他们的影响，因为他们的精神还在，并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对于祖先的崇拜随着这种思想的发展，慢慢地融入到整个民族的血液中。现在对这个民族来说，祭拜祖先已经成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在遵循一定礼教规范的基础上，一刻也不能停止活人与死者的联系。因为整个民族的荣辱都系在那些已经死去的祖先身上。人们拜祭祖先再不是因为想要忆起原本那种亲密的关系，而是因为担心一旦落下什么，就会失去财产，并祸及子孙。

中国人相信人有三魂，死后，其中一魂就会去阴间报到。在中国人心里，阴阳两界非常相像。阴间可以说是阳间的翻版，只是阴间环境更差，且毫无生气，至于其他的，阴间到底什么样，人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另一魂留在坟里，而第三个则去了祖先排位里。与祖先崇拜相关的就是后两个了。

在祖宗祠堂里有那么一个区域，要想把排位放在那儿，生前要足够优秀。要是这个家族的头领当然没问题，不过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排位就只能在家里找个合适的地方放着了，那些为他离世感到伤心难过的人可以去那儿拜祭。在每年清明的时候，人们会去拜祭在坟墓里的一魂。在中国可以见到很多有趣的事，这种拜祭方式从某些方面来说，位列前茅。中国人喜欢将遗体埋在山里，中国的南方有很多山地和丘陵，所以常常能看见人们的坟冢。埋身山野并不是因为山里的环境更优美，而是因为封建迷信，他们对于风水之说非常相信，认为死去的祖先能够凭借强大的风水之力为子孙后代带来好运。

在清明节去山上的墓地拜祭已经成为了一种习俗。男女老少带着愉快的表情三五成群地到山上去。这件事对孩子们来说更像是一次野餐，既有意思又有魅力，一年以来，他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男人们将锄头扛在肩上，女人们将装满了食物的篮子提在手里，那些食物是拜祭用的供品，通常种类很多，味道也不错。在拜祭仪式结束之后，家庭成员们就可以享用它们了。

在清明的时候，山上的风景真是美极了，像画儿一样，明快的阳光在人们身上徜徉，高山上有一处陡峭的悬崖，形状怪诞，阳光照在它身上形成一条影子印在这块耀眼的画布上。天空飘过一片云彩，为沐浴在阳光下的山坡围了一层暗色的薄纱，这片山坡看起来更美了。在春雨的抚慰下，原本被冷厉的寒风欺压得又枯又黄的草地，终于换上了一件绿衣裳。炽烈的阳光将远处的青山围了起来，原本发黑的山沿儿透出一种微微的红色。

山坡上那层层叠叠的坟冢在这画儿一般的景色的映衬下，变得生机勃勃起来。众多的男女们身穿深蓝色的衣裳，炽烈的阳光打在他们身上，看起来有一种褪色、黯然的感觉，那些小女孩们穿着白色的裙子，上面还有一些粉色或紫色的小花儿，她们就像是一条条银白色的丝线连接着阳光下的每一处影子。这片地上原本是那么地沉寂，没有半点活气，现在人们却从中闻到了罗曼蒂克的味道，这是因为这幅图画如此富有诗意，那阳光、那白云、那在山冈上缠绵的光与影共同造就了它。

当人们到了墓地，由家里的男人负责修补坟冢，在过去的一年里，坟墓可能会被雨水冲坏，他们带着锄头就是为了修坟的。如果坟变矮了，就给它添点土。在坟头通常有一块石板，女人和孩子要将供品摆在上面，亡灵们已经饿了一年，现在可以吃饭了。准备工作结束后，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会合十双手在墓前站好，开始慰问亡灵：“我们带了些祭品来看您了，现在家里还不宽裕，否则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好的食物，比您离开我们时所能吃到的最好的食物还要好。来吃吧，千万别嫌弃，希望您一如既往地爱我们，就像您离开人世去地府之前那样。”

接着，他会把家里的一些情况告诉那些亡灵：“这一年来，我们过得不太好，买卖做得不顺利，家人也被病魔伤害过。虽然我们勤勤恳恳地工作，节省每一分钱，但仍然只能勉强过活。看在我们这么恭敬的分上，希望明年您能保佑我们。用您的力量为我们祝福吧，带给我们一些好事，爸爸，听我说，救救您爱着的人吧，让我们脱离贫穷和困苦。”

这家人在拜祭仪式结束后已经非常饿了，好在亡灵们的进餐活动结束，现在轮到他们享用了。孩子们肚里的食物早就被山中的野风吹光了，他们直勾勾地盯着那些糕点、鸡肉以及水灵灵的瓜果，他们居住的那座残破的城市就在山脚下，在那儿，他们从没吃到过这么美味的食物，今天对他们来说，真是再美好不过了。这时，他们的脸上再也找不到一点阴暗的颜色，一天就这么伴随着美食与欢笑过去了。

在人们还没有察觉的时候，太阳就下山了，阳光不再晃眼，变得柔顺起来。黑暗把阳光从大地上赶走，占领了整个天空。人群慢慢地离开了。祖先们知道了过去一年家里发生的事，留恋了一会儿尘世后，就再次回到了地下，那里宁静极了。在之后的一年里，他们的生活将充满孤寂，留下来陪伴他们的除了自然之外，也就只有偶尔路过的行人那急急忙忙的脚步声了，雨水依旧会把坟墓冲开，野草也仍然会将它们埋没。

就像山上的坟墓一样，放在家里的牌位也要每年供奉一次。家族领袖以及氏族的创始人的牌位被供奉在宗庙内，人们相信他们的灵魂永不消亡，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全体氏族成员都会去拜祭他们。这种祭祀仪式究竟在中国人心目中有多重的分量，他们在这一活动中表现出了怎样的想象力以及恭敬、虔诚，我相信只有通过对它进行翔实的描述，读者才能了解到。

举行仪式的地方是一个既大又坚实的大殿，容纳六七百人不成问题，周围那些又小又破的小庙与它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这座殿堂不仅被修建得十分结实，而且也一直被精心照顾着，修缮得非常好。

这一日是秋天的祭日，全族的人聚在一起拜祭祖先，希望他给族里的每个人带来名誉和财富，场面盛大。族里的男人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他们刚刚刮过胡子，把辫子编得非常漂亮。今天的饭菜无疑将非常丰盛，他们因此感到兴致勃勃，对他们来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值得举杯庆祝。他们的欢笑声，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见，欢快的笑容以及喜悦的神采一直浮现在他们脸上。

这个聚会非常正式。人们脱掉了平时穿的破破烂烂的旧衣服，换上一套最好的。所有人都很重视这次盛会，有些人的着装近乎是官服了，不过这些服装让人们看起来都怪怪的。有一个人我们竟然没认出来，因为他穿得实在是太奇怪了。这人是个农民，平常你要是在田间地头看见他，可能会把他当成乞丐头儿，不过他和乞丐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是个劳动者。然而今天，他是坐着一辆豪华的马车来这儿的，他的衣服既干净又漂亮，头上戴着老式礼帽，看起来，尽管不大，但却像个官儿。另一个一身华丽长袍，看上去像个贵族的家伙，也许某一天，你会在他家中见到他穿着一件有三十年历史的破衣服，他会自豪地向你介绍它。

嗡嗡的交谈声在一声号令下戛然而止，人们脸上满满的笑意瞬时被肃穆替代。同时，十个头戴官帽、身披长袍的人来到放着牌位的长桌跟前。这些家伙是各个分支家族的家主，尽管他们看上去德高望重，但事实上这也只是看上去罢了，内在不过是些伪君子。他们在几百年前拥有同一个祖先，现在他们各自代表着一个大家族。这十个人中的两个站在桌子的两端，其他人站在桌前。那两个人中的一位，大约三十岁，面相上精明强干，看起来很有学问。尽管这人看来身体不太强壮，脸色有些苍白，但在他的眼睛里，我们能看见满满的神采，他的脸孔也告诉我们这人非常能干。他是一个读书人，拥有秀才学历。在一大群人中非常显眼，这与他做工精湛的秀才服、华丽的帽子以及漂亮的纽扣脱不开干系。

在他的对面站着的是另一位学者，这位学者的身上也有这个阶层的人所特有的性格特点以及行为举止，尽管在外表上他给人一种恭谨谦逊的感觉，但他的灵魂却桀骜不驯，在那些伟大的祖宗牌位面前，或许他竭尽全力让自己看起来虔诚、恭敬，但他的自大和无礼却不时地溜出来，不信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他微微歪着脑袋，黑黑的眼珠不时闪动着放肆的光芒。

在那些读书人的理想中，他就是一个典范。他的颧骨很高，看起来非常明显，一双杏仁般的眼睛，微微眯缝着，光芒闪耀。他的嘴很大，不过并不难看。扁平的鼻子，看起来像是被摔瘪的，或许他小时候从篱笆上掉下来，但没有养好。他的样貌并不好，气色看起来也不健康，皮肤原本是黄色的，不过在阳光的洗礼下，现在有点发黑。一点也不用奇怪，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为什么会透出一种烂菜叶般的枯黄，因为那金黄色的田地他从不曾亲眼见过，那从山楂栅栏里吹过来的空气他从没有呼吸过，那果实累累的果园他也从没迈进去过。旧势力的印记在他们身上仍然发挥着作用，他们视自己为皇亲，中国那混乱、不正常的文明因他们而逐渐没落，这个伟大的国家，它的百姓的生机几乎被这种文明压榨干净了。今天这场祭祀的司仪正是这样的两个男人。

大殿装了至少五百个男人，却一个女人也见不到。女人在这个神圣的节日里，没有一点位置。没多久，在立着的人群里出来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他走到灵位前，按照指示在三个小杯里分别倒好米酒。他两膝着地跪好，将酒杯高高举过头顶，一边摇动，一边大声道：“您的第十代子孙跪在这里了，我们为您带来了祭品，请享用吧。”各种各样的供品满满地摆了一桌子，不过在先人们对这些美味佳肴表示满意以前，它们仍然会继续增加，至于怎么知道先人们是否已经满意了，这就全看他们自己了。

接下来，一个长长的卷轴出现在一位学者的手里，这是用来告慰先人的，在那上面是所有分支家族的名字以及各支子孙的数目。在家谱中，女人是没有权利出现的。女人在家族中没什么地位，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人对本族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她们生来就注定要嫁到别人家。这张令人乏味的统计报表最后会被扔到火里，人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它就能被直接送到先人在地府的居处，在未来的六个月，先人们要是有空就可以看看。

这个奇怪的拜祭仪式有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结束式。那位主持仪式的人一声号令，大殿内所有人应声而跪，对着灵位行叩拜之礼。在这个时候，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心无杂念，诚心敬拜，五百个头颅磕在地上，发出的声响清脆又洪亮。为了能让孩子们将这件事铭刻于心，在以后的人生中把拜祭祖先当作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有些父亲还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这里和其他氏族成员一块拜祭，以保证他们能真正融入到这种仪式中。

在这个结束式上，他们要磕五个真正的响头，恐怕只有中国人才会不觉得疼。拜祭一结束，所有的人立刻飞奔到放着珍馐美味的桌子前，那些食物是厨师们精心烹饪的，量非常大，都快将桌子压垮了。直到这时，这些人的本性才显露出来。没什么能比一顿丰富的饭食更能让中国人全情投入了。就像我们对圣诞节的企盼一样，他们对于这顿大餐也是时刻盼望着。那些食物光是香味儿就能让人胃口大开，有令人垂涎欲滴的大肉块，有晶莹剔透的米饭，还有香脆可口的腌黄瓜，除此之外，主桌上的食物更丰盛，像鸡啊，鸭啊，燕窝做的汤啊等等，数不胜数。这些景象实在是太美好了，他们一在桌边坐好，美食就在眼前出现了，当可以真正享受这份快乐的时候，所有人都禁不住要仔细品味其中的美好。人们一样不落地享用每一道佳肴，随着食欲的增长，胃口也不断变大。这顿大餐如此丰盛，而且用不着自己付钱，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呢？除非遇到一件更大的喜事，否则他们会一直回味这顿盛宴带给他们的愉悦。在中国人看来，那句“节俭的人坚信饥饿是人生最好的调剂”简直蠢到家了，在他们的观念里，没什么比一顿免费的大餐更能让人胃口大开。在宴会开始的几分钟，没有人会说话，只有那些声响不断地传来：碗筷间的碰撞声、人们为了让米饭尽快凉下来从喉咙里发出的吹气声。中国人把这些动静当作是一种优美的韵律，可以加快进食的节奏，当然对我们来说，这非常不礼貌。

经过一段时间的补充，原本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逐渐淡去，嗡嗡的交谈声在人们吃饱喝足后，再次响起来。米酒又热又辣，它慢慢地开始发挥效力，人们的脸涨得通红，整个大殿到处都是嗡嗡声。也许这顿大餐让人们感到十分满意，所以他们逐渐浮想联翩起来。这次盛宴，人们在半年前就开始想了，他们在桌边围成一圈，把酒言欢，享受美食，直到吃净所有东西，才放下筷子，表示自己吃饱了。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滑走了。

还剩下那么几个人并没有放下筷子，他们的食量非常大，并对此非常自豪，所以故意邀请那些失败的“对手”继续和他们一起吃。而那些可怜的失败者已经吃不动了，他们摇摇头，拍拍自己的肚子，表示已经很饱了。因为“饱”这个字给人一种粗鄙感，所以我们一般不在正式场合用它，但这个字在中国却很常见，并且还有些说法：用来表达肉体所获得的极大的满足。在中国，一个人向他的朋友问好，他不像我们那样含蓄地说：“你好吗？”他说：“吃了吗？”回答的那个人会说：“吃了，你呢？”他点点头，道：“嗯，也吃了。”然后他们会因为知道两人都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并没有受到霉运的伤害而露出愉悦的笑容，即使这满足只是暂时的。

我认为，祖先崇拜能流传到今天，这些盛宴功不可没，要是有一天将它们抹掉，那么拜祭祖先这件事也就没什么精彩的地方了。

正是因为这些大餐，祭祀祖先这件事才能持续到今天并且被发扬光大。氏族的创始人非常聪明，他们知道光是依靠感情并不能让后代们永远怀念自己，所以要有别的东西。他们采用的办法是捐赠遗产，他们将自己的遗产作为公共地产，今后，子孙们祭祀所需的所有费用都从这里面出。为了避免氏族中某个有权有势的家伙私吞这笔钱，所以由每个家族轮流监管，在支付完祭祀活动的所有花费后，那个在管这笔钱的家族有权先花剩下的钱。这种做法除了可以加强信仰，还能激发人们祭拜的热情。

祭拜祖先可以让每一位氏族成员受益。既可以免费吃一顿大餐，还可以在监管那笔钱的时候任意花费。正是因为可以在其中获得利益，所以这种习俗才能够深入人心。人们对先人们的崇拜，在拿走土地、取消盛宴之后，恐怕剩不了多少，这种惯例式的祭祀最后也会消失。为了确保国家的某些制度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而将捐献遗产作为一种手段，并围绕它形成某些习俗，这些习俗一般会成为于国不利的陋习。但这种做法，在世界范围内，绝不止中国一家。

这次卓越的聚会终于随着盛宴的结束而落下帷幕。人们离开了原本围绕着的，曾举杯共饮、把酒言欢的饭桌，回家去了。他们沿着田间的小径行走，或单个，或成群。那些衣服、帽子被细心谨慎地放到箱子里，确保它们能够不沾染一点尘埃，它们已经完成了此次的任务，暂时改变了主人们破衣烂衫的形象，为他们长了脸面，在以后其他的庆祝场合，它们会再次被拿出来。现在，大殿的门已经关上了，今年掌管祭祀的家族已将宴会所剩的食物拿走了，那些寂寞的先人们将要靠仅留下的那一点儿供奉度过随后的六个月，这种祭祀活动每半年一次，完全是公事公办，全无半点诗意、情趣。那些人，来参加上面所描写的这种祭拜活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祖先神灵的热爱。那些祖先一百多年前就去世了，他们和今天来拜祭的人从没相处过，人们不了解他们的为人，也没有想去了解的愿望。是什么将生者和死者联系到一起呢？这个东西非常玄妙，人们相信，每一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活过的先人，在他们死后去了阴间，并被赐予了一种可以影响后世子孙是福是祸的力量。人们活着的时候所具有的宽容与良善，在黑暗的世界里，被悲痛与苦难消耗殆尽。地狱是真实的人世，魂灵们再不能感到快乐，复仇之火不断在心中燃烧。一夜暴富对于穷汉们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的世界既没有阳光，也没有欢乐，魂灵们在这里仍然要奋发图强，努力的程度甚至要超过活着的时候。一个人被砍掉了头颅，做了鬼也只能是无头鬼，它四处飘荡，悲惨到了极点。它再也不能和人类做朋友，连内心到底在想着什么也没办法告诉别人了，就算你再怎么对他报以同情，他内心的苦闷也不会得到一点儿缓解。

显然，在中国人看来，只有靠着阳间的亲友，那些在阴间生活的鬼魂才能获得舒适的生活。这些魂灵每年的吃穿用度都来自于祭祀。一旦有所短缺，魂灵们就会觉得被忽视了，会因此而生气，并且报复阳世的亲友，给他们带来痛苦和危难。

这种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为了告慰那些没有亲人在世或者被人遗忘的，不得不在阴间忍饥挨饿的魂灵，人们特地为他们设立了一个节日。时间定在八月份，在露天的大坝上摆一个桌子，上面是人们为其准备好的各种美食，当然人们也有所求，希望这些魂灵可以向阎王求情，在未来的一个月放世人一马。此外，鬼魂们为了报答世人的良善，也会少用一些神鬼之力，减少给他们带来的灾祸。

这种拜祭活动带有一种交易的色彩，但相比于在大殿进行的那种，去坟前拜祭看起来更有人情味，因为在坟前祭奠的人一般都是死者的亲友。亲人不在了，他们非常悲伤，泪水不禁滑落，甚至放声大哭。那些人如此难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坟前，向魂灵们倾诉他们心底的悲伤。例如，一个女子，她的丈夫英年早逝，他们本来相敬如宾，形影不离，生活十分平静，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天人永隔。在中国，无论夫妻间如何相爱，都不能将这种感情表露于人前。忽然有一天，一种在华东地区猖狂游荡的疾病击倒了丈夫，对这件事的严重性，那位妻子还没真正地体悟，她的丈夫就忽然离世了。

这个意外袭来的灾难实在是太大了。原本埋藏在心底的巨大的情感冲破所有藩篱，汹涌而出，她终于把自己浓浓的爱恋之情诉说了出来。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她身上被强加了太多来自于社会的枷锁，现在丈夫去了，它们也随风而逝，她终于可以将自己最深的爱意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这种爱在每一个西方女性的身上都能看到。她悲伤地哭着，在众多邻居面前，所有人都能从这哭声中看到她对丈夫的爱，不过在这个时候，没人会指摘她的妇德。上帝给了我们各种风俗习惯，它们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的心脏都按照一个节拍跳动，当自然发出召唤，所有人都能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我相信世界上最让人悲伤的事，就是站在坟前聆听妻子唱给逝去丈夫的歌。有一天，我去散步，路上经过一个山坡，上面的坟冢连成一片，彼此紧紧地挨在一起，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有一些坟很明显就能看出还很新，它们盖着的泥土是新的，周边的草有刚刚被清理过的痕迹。还有一些坟已经很老了，它们在雨水以及大风的侵袭下，逐渐被削平，几乎成了平地，旁边长了满满的杂草。这是一座公墓，历史悠久，好几千人在此长眠。

这一景象还在我都脑海中奔腾，忽然，隐约之间，一个女人沿着坟墓间弯弯曲曲的小径走了过来。她停在一座新坟前面，双膝着地跪了下来。她长得很美，可惜脸上没有一点笑容，若是她笑起来，必然十分惹人怜爱。而现在，说不尽的伤痛和悲苦将她的脸占得满满的，她用双手遮着脸，这无疑是一个悲伤欲绝的寡妇，她在向她死去的丈夫倾诉心中的苦楚。尽管那份悲伤几乎将她压垮，她恨不得号啕大哭，但在最初的时候，她仍然只是默默流泪。慢慢地，她的哭声大了起来。她哭号着，声音中满含着感情：“啊！可怜啊可怜，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受不了了。啊，让我去死吧！让我去死吧！我再也受不了了。”她完全被悲伤笼罩了，哭喊声不断加大，她开始哭诉自己不幸的人生，用世间最哀痛的词汇来发泄自己失去丈夫的痛苦：“我的丈夫啊，我的命，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将我一个人丢下？我的心如此地寂寞，还有谁能向你一样听我吐露心事，还有谁能像你一样触动我的心弦，再也没有了，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为什么你要离开我啊，我的心都要碎了呀。”她是那么地悲伤，以至于在诉说这些感伤时，声音又一次拔高了，现在她的哭喊声几乎可以称之为呐喊、哀号了。泪水滂沱而下滑过脸颊，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看上去她已经悲痛绝望到了极点。她想要丈夫醒过来看看她，看看她有多疼，她用尽一切词汇，用所能想到的所有蕴含着满满的情感的词来呼唤她那沉睡中的丈夫。中国的女性都很实际，浪漫的爱情很难触动她们，通常她们一生也不会炽烈地燃烧一次。但此刻，墓前的这位女性，从她们中脱离出来了，似乎她来自别的国度，那个国家的人如火一般富有激情，在他们心灵深处满满的都是浪漫与爱情；爱在那个国家是一件崇高圣洁的事，它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让一个人在精神上获得提升。在事实上，这个女人当然是这片土地的女儿，这个国度的每个人按照他们自己的习俗将心里最浓烈、最炽热的情感寄放在心灵深处。

这一幕情景确实非常哀婉，极具戏剧效果，让看到它的人感触良多，但在这里面，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件事。她呼唤她的丈夫，向他倾诉自己的悲伤与绝望，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处可以体现出，她认为他们还有机会再相见。这种想法并不会在一个中国人的思想里出现。她的丈夫走了，以后再也不能依靠他，离别为她带来的苦楚撕心裂肺。在她的生命里，丈夫离开了，无论她去哪儿，她都不可能再见到他，她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幕令人非常伤感，两个英国姑娘的出现，为它添加了一些不一样的音符。她们穿过坟地，因为内心的同情，满含惊讶地走过来。她们在坟边停下脚步，聆听这个女子的辛酸事。看着女人扑簌而下的泪水以及满面的愁苦，她们渐渐为她难过起来，不由得走上前去安慰她：“别哭了，你今天已经哭得太多了，要是再哭，身体都要弄坏了。”她们轻轻地搀扶着女人的胳膊，将她从地上拉起来，女人十分诧异，她抬起头，看到她们充满真诚与怜惜的脸，接受了她们的好意。和那两人闲聊几句后，她离开那里回家去了。

神秘莫测的祖先崇拜将死去的人与活着的人联结在了一起，但事实上，对亡故的亲人的思念并不能给生者的未来予以任何帮助，所以活着的人除了回忆什么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圣贤都不曾提出指导性的建议，也没有哪个见解独到的天才曾在这方面抓获过一星半点的灵感。对于世界的未来，基督的描绘既神秘又别致，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在西方人为未来世界惊奇时，正怀着浓浓的期盼，热切地期望着一切巨变的发生。

第八章　风水

物质世界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是死的，完全没有生命特征。其实在我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高山、流水、丰饶的平原，以及在其中镶嵌着的村落和已经成熟了的金灿灿的谷子。我们细致地观察这些景物，以为我们看到了全部，然而，那些自然的孩子，这片土地上的居住者告诉我们，情况并不单单只是这样。在他们看来，高山不是静止的，在它上面有迷失方向的游客急急奔走的声音，有飞鸟们翱翔天际时扇动双翼的声音，有雨水从天上滑落击打碰撞的声音，这些声音破开了山林的静谧。在他们的认知里，仙人们住在山上。他们头脑中的神仙和我们先辈告诉我们的不太一样，在我们的脑海里，神仙会在林间的空地上，沐浴着银色的月光翩然起舞，或者是在小溪边唱着婉转动听的歌，是将音符洒落在山林间的精灵。但中国的神仙，往往是一些须发皆白的老人，他们的胡子长长的，满脸的皱纹，眼睛里充满智慧，看起来正气凛然。

那些峡谷里的松树长得又粗又壮，将阳光完全屏蔽在外面。传言，很多神仙就住在那里。他们在太阳落山，或者皎洁的月亮升起，将银丝般的光线洒到树上时就会出来。然后，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又会离开。在中国有很多传说，这些传说把他们、人世以及众多浪漫的故事糅在了一起，那些故事往往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在那里不光有为人们带来好运的神仙，不少妖魔也喜欢住在那儿。他们在山林间四处游荡，寻找一切可以迫害人类的机会；他们具有变化的能力，可以让自己以任何形态出现，就像圣·邓斯坦（St.Dunstan）那样，他们有时会变成一个非常美的女人，有时又会变成一个老人，看上去是那么地善良，满口的仁义道德。如此伪装，使得他们轻易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他们吃掉了很多人，在他们的毒计下，数不清的金银珠宝不知所终。

中国人的想象力很丰富，除了创造了这些善良的神仙以及恶毒的魔鬼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发明。他们相信除了这些魂灵之外，还存在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人类命运的轨迹。它既可以为人类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难；既能让一个地方兴盛，也能让这个地方衰败；能让一个地方山洪暴发，颗粒无收，使人受尽饥饿之苦，也能让这个地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这种力量非常神秘。谁也不能说出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它来自哪里。它按照自己的意志，想怎样就怎样。某一刻它在山谷里徘徊，某一刻它又在平原上奔跑；它在高山上攀援，在山顶上休息；它在海边的高原上狂奔，发出的怒吼声就像暴风雪来临时那样。它宣告要以一种神秘莫测的方法控制生者与亡灵的命运。在中国，所有超越自然的神力中，风水被看作是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有很多东西拖慢了中国前进的脚步，风水之力无疑更大一些。在中国，风水已经成为了一门学问。有一些“专才”凭借着风水术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他们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了风水运转的规则，并可以在处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时，将风水术运用进去。

风水的发展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从它的发展史来看，人们使用它更多地是去伤害，而不是祝福。狠毒、自大、脾气暴躁是这种力量的属性。要是没有一种别的更加强大的力量去改变它，诅咒将继续下去，不能转变为祝福，它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灾难。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中国的每座城市，每寸土地都有自己的卫士，它们是自然界中的某种东西，凭借它们可以抵挡那些肉眼看不到的伤害。简单来说，就是风水。人们相信自然界中的这种东西力量强大，特别在它与某种生灵存在相同点的时候。

举例来说，某个乡下城镇，它的风水是这样一片土地，以市中心为一点，从郊区开始，所有的土地都向这一点倾斜，看起来就像一只蜗牛，人们认为这座城市能够繁荣发展的根源就是这种奇异的造型。事实证明，这是真的，力量确实存在，风水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它将这些坏处凝聚在城市周围，并予以转化，变成祝福。因为相信这块土地可以影响这个地区的兴衰以及个人的荣辱，所以当一个新的掌管者一来到这座城市，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到这块蜗牛形的土地上拜祭，清楚地告诉它，它需要守护的土地的范围以及方向。无论是谁，要是有胆子在这块土地上修建建筑物，不管这建筑物是干什么用的，他必然要走背字、倒大霉。对他的这种行为，生活在那儿的人也会感到非常恐惧、愤怒，他们会杀了那个家伙。由于在这个城市当官非常轻松，传言那些在这儿干了很多年的官儿，一件烦心事也不曾遇到过，因此所有的官员都喜欢这儿。

在他们任职期间，从不曾出现过这些情况：百姓因为对他们不满而去上访；因某些问题被罢职；官员之间争来斗去。所以这里的官员在任期结束后都能够衣锦荣归。他们相信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块土丘，它默默地保护着这座城市。大自然是多么地仁慈啊，它为人们提供了那么多与某种生灵相似的物质，或是一片土地，或是一块石头，经过风水先生们仔细的观察计算、冗长婆妈的分析解说，这些物质被宣告拥有神力，可以保护这片区域，为它抵挡人类看不见的巨大灾害。有时，对于某座城市，自然界实在是不曾为它提供合适的风水，这时人们会制造一个，通过人造的风水来解决这一难题。如果一个城市的外围到处都是残忍嗜血、抢掠成性的盗匪，那么人们一定会为它建造一座坚固的城墙，所以，明知城市的外围有着不可捉摸的危害，人们自然不能忍受没有风水的保护。

在中国的南方有一座城市，在时间的长河中，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现在几乎已经要被毁掉了。瘟疫无情地收割着人们的生命，洪涝灾害给他们带来无尽的苦楚。绝望的情绪笼罩着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灾难？人们开始寻找造成这一切的因由。最后，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风水。这座城市的街道窄窄巴巴，人们的房屋拥挤不堪，瘟疫是怎么看上它的？现在，人们这样解释瘟疫蔓延的原因：不是因为卫生环境不好，排水设施不到位，而是因为风水，不好的风水导致了邪恶力量在城市内部肆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找来了风水先生，他在附近颇有名望，可以说远近驰名。风水先生的解决办法是在城市的东西两端分别建一座宝塔。人们依言而行。为了建塔，城市的所有居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捐赠。最后，塔终于建起来了，它所在的地方非常显眼，城市里的每一处居民都能看到。

凭借着宝塔的守护，人们的心安定下来。他们相信宝塔镇住了那个攻击这座城市、为它带来灾害的恶魔，它已经夹着尾巴回家去了。现在这座城市兴旺发达起来。省里其他城市的商人们来到这里，交易买卖，填充着它的每一条街道，使这座城市变得喧嚣热闹。这个国家的各处都有来自这座城市的人才。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两座镇妖伏魔的宝塔。

直到现在，我们都这样相信着，风水是一种与人们的生命轨迹息息相关的力量。然而，在相关程度上，与生者相比，风水和亡者更亲近，更加令人恐惧。在中国人看来，亡者有祝福或诅咒活着的亲友的能力，他们的力量人们看不到，但这种力量确实存在，一般汇聚在死者的埋骨之地附近。而这种力量强大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坟地所在地的地形。具有强大的风水之力的土地，要求在外形上与某种动物相似，而且这种动物的力量越大，这块土地的风水之力也就越强。要是谁死后被埋在这样的地方，他的子孙后代也将人兴家旺、平安幸福。中国的每个农夫都知道这些，要是一片土地看起来像一只趴着的老虎，他们会十分渴望以后可以在那儿长眠。因为中国人认为老虎是百兽之王，可以统御其他动物，所以外形与它相像的土地也必然风水极旺，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无可抵挡。人们认为在这块土地上，虎头、虎爪两处风水最好，力量非同凡响，要是能埋在这里，死者家属的生活会瞬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当然，可想而知，相比于普通人，有权有势的自然更容易得到这样的土地。风水先生自然非常喜欢自己的职业，他们可以找出那些特别的位置，使埋在那儿的人最可能为家人带来财运。在找墓穴位置的时候，他们拿着指南针，仔细观察山丘的位置、河流的走向以及土地的趋向，最后在分界线上标出的那一点就是了。为了不出一点纰漏，在下葬的时候，这些人也要在旁边看着，以防坟墓的位置偏离那条汇聚着风水之力的线。

在通常情况下，为了找个风水好的地方，有钱人死后，他们的尸身要在几个月之后才能下葬。而穷人们因为不可能买得起那么贵的墓地，再加上尸体长时间那么放着会给家人带来很多不便，所以他们的尸身往往随便找个地方很快就被埋掉了。要是有一块土地，被证实能为一个家族带来财富，那么那些更有权势的家族就会来争抢，用尽一切手段。各家族之间为了争夺那些风水先生口中的风水宝地，你争我夺成了世仇。在争夺中，某些地方甚至沦为战场，上千人拼死厮杀。不过有一点很有意思，在成为坟地前，那块土地从不曾比别的地更值钱，但在那之后，埋在这儿的死者获得了祝福或者诅咒人类的能力。

无论我怎么描述，读者可能都不能对“幸运之地”有清楚的认识，不如举个例子吧，相信这比任何描述都有用。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中国商人。他十分厉害，讲价功夫炉火纯青，总是能做成大买卖。目光敏锐，什么东西将会畅销，什么东西最挣钱，他总能看出来。这个商人体格健硕，又高又壮，气势不凡，很能镇住场面。他向来说一不二，要是有一件事他不答应，无论别人怎么讲也很难让他改口。在五十年以前，他家还很穷。一家人住在一个又矮又小、残破不堪的房子里，他家的田地少得可怜，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那时正赶上英国的舰队来袭，他们想要用大炮攻击护卫城市的堡垒。人们对此感到非常恐慌，因为政府官员们用最恐怖的词汇来描绘这些英国人的残暴：他们吸食人血，非常疯狂，会挖出孩子的眼睛，将男人们一块块分割开。人们被吓得四散奔逃，凡是能跑的都跑了，我说的那家人也在其中，在离开之前，他的父亲就死了，在一片兵荒马乱中，他们在路上随便挖了坑，匆匆忙忙地把父亲的尸体埋掉了。

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英国人并不像描述的那么凶残，所以又陆续回来了，那家人也回到了这儿，那个儿子这时找了个风水先生想要给父亲找一块“幸运之地”，从而借助风水的力量给原本一贫如洗的家带来些好运。在这里我要提一下，那个父亲被埋的地方是一个三岔路口，一条主路，两个分叉。那个风水先生一看到那位父亲的长眠之地，就猛地退了一步，他非常惊讶，说：“不用换地方了，你捡到了一个最旺的地方，用不了多久，你们家将远离贫穷，你将会变得非常有钱，看看这两条路，”他接着说，“从这一点，它们分开，和那条主路正好形成了一把大剪子，你父亲所葬的位置是最强的一点，就像是连接两个刀片的钉子，这块风水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在那儿，你们家将会因此兴旺起来。”

果然，一切如风水先生所言，一一应验了。因为躺在那把剪刀的铆钉上的亡者，以及那看不见的以掌控死人骨灰为乐的力量，他们家从那一刻起开始走运，这家人积蓄了大笔的金钱，一座富丽堂皇的宅邸取代了原本矮小破旧的茅屋。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财富，那位儿子当然功不可没，他坚忍不拔，而且具有绝佳的全局控制力。但人们却看不到这些，他们始终坚信，要是没有那种力量不停地为他带来好运，他最终还是会失败。

中国人之所以一直没有对地下含量丰富的矿藏进行发掘，正是因为风水之术的阻挡，它成了中国最大的祸患之一。直到近期，人们还不敢开矿挖煤，生怕影响了地下的龙脉。几千年来，在中国大片土地之下，那些埋藏数量庞大的煤炭以及铁矿资源一直安安稳稳地在那儿躺着，而中国的人民却正饱尝贫困之苦。镐头的敲击声会惊醒原本在地下睡得香甜的龙，在土地中聚会的亡魂会受到铁锹、铲子的伤害。它们将因此而狂怒起来，将无尽的、令人恐惧的灾难降到人间，饥饿、瘟疫、战争将不期而至。所以人们忍饥挨饿，即使地下埋藏的财富足以让那里的每户人家都过上舒适的生活，也不为所动。当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电报网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恐慌，让他们害怕的是两件事，第一个是为了竖起电线杆而必需的挖掘，这会惊扰到在地下生活的龙和别的亡灵；第二是长长的在国土上空穿过的电线，会影响在天上生活的神灵，它们会因此将人类当作敌人。那个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在此期间会非常危险，因为发生的所有麻烦、灾难都会被推到这件事上。一个孩子因为生麻疹死掉了，是因为这件事；一只猪掉到水沟里淹死了，是因为这件事；庄稼失收也是因为这件事，所有不好的事都是因为那些电线杆和电线。

在一次搭电线的时候，电线路经某户人家，要从他家的房子上空穿过去，这家的主人非常生气，强烈要求电线改道，以绕过他家房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位房主当时就跪下来了，他的声音非常可怜，请求他们的怜悯，希望能摆脱这可怕的灾难。工程师们再次拒绝了他，他忽然不再说话，整个人安静了起来，默默地等待着某些不可预知的灾难的降临。过了几个月，他有儿子了，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他非常高兴，马上想到房子上面的电线，并认为这些哼哼着的家伙给他带来了好运，形成了非常好的风水，不但没有灾祸，反而给了他两个儿子。这件事传开以后，附近的人都表示，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并希望电线可以从自家的房顶上空穿过。

很难算清整个中国因为风水这种迷信遭受到了多么巨大的损害。在阻碍国家进步这方面，再没有什么东西能超过风水了，它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拖到了贫穷的泥沼中。举个例子，某些地方藏有大量的优质煤炭，但那里的人却一穷二白，为了生存，每年有大批的百姓逃离那里，去别的地方讨生活。他们家乡的土地那么贫瘠，产出的大米、土豆对快速增长的人口来说，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啊。大地之下的丰富矿藏确实可以让人们吃饱穿暖，他们可以建工厂，摆脱饥饿过上幸福的生活，但那又怎么样，没有人敢下一铲子，万一磕着龙的脊梁，让这个并不随和的家伙发起火来，它会降下疫毒报复人们的。

二十多年前，有个来自英国的工程师在一个我熟悉的山区测出了铁矿，含量巨大，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用上一千年都不是问题，他将这份报告上呈给当地的官府。这件事对那里的一部分人来说，真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他们主张马上行动，建造炼钢炉，从英国请一些有经验、有技术的钢铁工人，让人们从此不再挨饿，富足起来。然而，大部分群众却不这么想，他们惧怕风水的力量，不敢往前走一步，尽管也希望生活中可以充满安逸、幸福、财富，但那些看不见的力量正守护着那些煤和铁，人们又怎敢与它们为敌呢？那些矿场在这么多年之后仍然在那儿躺着。有一家英国公司曾经表示愿意出极高的价格购买那片土地，承诺开采所需的一切费用由他们来出，愿意给开采人员提供高额报酬，并长期雇用他们。尽管这些极具诱惑力，人们还是拒绝了，因为他们对那些魂灵是如此地惧怕。直到现在，那些煤、铁还安安稳稳地在那儿，没人敢动它们一手指头。而那些人仍然在与贫穷斗争着，战况十分惨烈，看不到一点儿希望。

除了矿藏，石头的开采也受到了风水的影响。那些人为了弄到盖房子的材料不得不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买，为此付出了大量的人工、财物，然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却到处都是花岗岩。船只沿着海岸线扬帆远航，不久，噩耗传来，因为突然遇上暴风雨，船沉了。人们认为会这样，是因为那些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与风水发生冲撞，惹怒了某些魂灵，它们降下狂风骤雨，让那些人葬身大海。

要是你到中国的城镇观光，你很容易就会注意到，很难找到一所房子在高度上超过别家，它们是如此地平齐。这样走上几十里，你会感到非常奇怪，它们怎么能保持得这么一致，这么乏味，一点变化也没有？还是因为风水，中国人完全没想过让自家的房子比邻居高一点。因为对于周围的房子来说，如果有一所房子比他们高出很多，那是非常危险的。高高的屋顶可以把四面八方吹来的风聚集到一起，四处漂泊的孤魂会影响它，从而危害到周围较低房子的住户。说不清道不明的疾病会让人突然死亡；传染性的疾病会侵袭到猪的身上；母鸡不再下蛋；小孩子的脖子会断掉，尽管他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商人的生意会一落千丈。直到这些令人恐惧的事件全部消停下去，邻居们强烈的谴责才会停止，最后，所有的房子又一般高了。

无疑，风水的范畴很广，很多东西都是由它衍生出来的，但由于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很多原本不属于风水的东西也被加了进去。中国人的生活非常黑暗，远超过中世纪的欧洲。当发生了一件人们弄不明白的事时，他们就把这件事推到神秘莫测的风水身上。然而，原本那些事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根本用不着用那些鬼神之说。例如，有一户人家孩子死掉了，他们因为觉得那里风水不好，继续住下去也许会死更多人而马上搬家，事实上，那个孩子之所以会死，可能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对，或者他本就不太健康。一个读书人去参加科举考试，榜上有名，从此他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扶摇直上，为什么能够这样，他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都不是最首要的原因，究其根本，是因为鬼魂的默默帮助，它就寄居在山脚下那破败的坟墓里。

以往，人们一直相信冥冥中有一种力量。这种想法为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现在有那么一种味道流露出来，人们开始觉得这是一个骗局。中国人在近几年终于开始醒悟，政府机关为摧毁这些迷信思想，正在制定相关律法。对风水之说来说，电报网以及铁路的建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经政府批准，国内外不少公司将开始在中国开采矿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毁坏中国人的迷信思想。毫无疑问，在未来中国必将国富民强，兴旺发达，前提是能让人们不再迷信，将异常丰富的矿藏开采出来，彻底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第九章　神的喉舌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那么一个信仰：崇拜神像。这种信仰不强烈，但不含杂质，且非常简朴。人们对于祖先的崇拜在灵魂的最深处，不过它们过于奥妙、模糊，对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常遇到的众多麻烦，往往不能很快地提供帮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很多寺庙兴建起来，那里有数不清的神像。如果人们在生活中遇到了麻烦，它们可以马上帮忙，与祖先们的反应时间相比，它们的动作更快。

从神像们的外表以及那些仪式上，可以看出这些神像多数来自于印度，这些仪式可以从古梵语的记录中找到。另一部分神像是中国的一些政治家、将军以及英雄，在很多年以前，他们出身寒微，但经过努力，最后得到了皇帝的封赏。国家的大事小情由皇帝以及为数众多的官员们管理着，而这些人，人们相信他们是老天派下来管理这些事的。

有这样一批人，人们称他们为“术士”，他们相当于翻译，可以告诉人们神的意愿。这些人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人们听不懂神的话，而神也不会用人们的语言表达意愿。一般来说，人们要求神马上回答自己的问题，刻不容缓。例如，一个人想将所有的钱都投进去，开家新店，在最后敲板之前，他会去问问神，看这次冒险能不能成。再比如，一个人的妻子生病了，大夫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丈夫既着急又难过，他强忍眼泪，满怀不安地来到神像面前，希望知道，什么药才能将妻子治好。

木雕神像在神龛里坐着，脸上的表情严肃而骄傲，那些跪在脚下的人是如此地虔诚而急切，但对于他们的问题，它牙关紧咬，默不作声。这时口中念念有词的术士走了过来，他的声音、动作逐渐加大，完全不能自控，非常疯狂，他不停地跳动，整个人就像一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在他突然“发病”的这段时间里，他不断地回答着人们的问题，看起来像是神告诉他这样说的。这位术士是早就预备好的，他向求神的人透露着来自异世的答案，这些话普通人是听不到的，只能靠他来翻译。术士这一行业的组成者一般是赌鬼、烟鬼以及破产的生意人，这些人的道德水准无疑很受人怀疑，正是如此，他们才肯做术士。因为人们并不喜欢神的代言者这个职业，这一职业的社会地位很低，不是一个光彩的工作。只有那些本身在人们猜忌的目光下生活的人才会去做。

当术士，对一个人的名声会造成极大的损伤，所以无论是谁，只要他稍有学识、地位，就不会干这个。要是一个家族出来一个术士，这极不体面的工作会让整个家族蒙羞，而不会带来半点光彩。

必须经过一个非常荒诞的仪式，一个人才能获得最基本的术士资格，从而最后成为一名传达神谕的译者。他可以告诉人们，对于他们的问题，神是怎么说的。一个外国人要想看到这种怪诞离奇的仪式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我有幸目睹了一次，现在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又是风，又是雨，天空中乌云黑压压地盖在头顶上，大块大块的乌云像墨染的一样，看起来非常可怕，狂风就要来了。所有的东西都浸染在黑暗之中，只除了庙门前那棵巨大的榕树。在这棵榕树下，那个古怪的仪式即将开始。在灯光的笼罩中，榕树一副神秘的样子，如同一个鬼怪正张牙舞爪，让人不由得胆寒。

寺庙内灯光晦暗，透过不断忽闪的小油灯，最远能看到庙门。虽然光线阴暗，但不时摆动的灯光将寺庙映衬得更加惹眼起来。不知是不是想要制造出阴森恐怖的效果，在神像前面还有一根烛光不停摇动的大蜡烛，神灵正透过它看着面前的一切，态度轻慢又不屑。这种由晃动着的烛光带来的效果，无论是否刻意而为，都让人印象深刻，并与即将在庙内上演的戏码非常契合。所有的这些都在跟我们说，神就在这儿，他的形象在阴影的衬托下更加巨大起来，他的表情神秘莫测，充满力量而且让人惧怕。

那些狭窄的地方，由于所处的环境更加昏暗，所以暗淡的烛光照过来，却使得他们看起来越发神秘莫测了。在中间那座大神像两边，还有一些神像，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妖魔，模糊不清，似乎想将自己排除在摇曳的烛光之外，隐藏在暗淡的世界中。在他们之中有一尊神像，表情沉静，看起来像在思考什么，而且心如磐石什么也不能触动他。还有一个神像伸着双手站在那儿，似乎正为某个向他祈求的人解惑。在他旁边儿，还有一个看起来正在搏杀的神像，他的敌人正想要他的命，而他显然看不见那个人。他的身体被绞成一个非常痛苦的姿势，他肌肉被撕裂、手臂扭曲变形，它们高高地肿起，布满伤疤。但在他脸上奋战到底、绝不认输的神情，显示出他永不屈服的心。他们是正神的属下，执行正神的命令，并分别有不同的职责。人们相信由于和正神的某些关联，这些属下得到了正神所给予的一些权限，可以在信徒遇到麻烦的时候帮忙。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站在庙门那儿，对着正神站着的，不同姿势的四个人。其中最惹眼的是那位未来的术士，不过他看起来完全不适合。人们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神如此富有智慧，却要和这样的人联系。他作为神职人员，却声名狼藉。看看他的样子吧，不知道是从烟馆还是赌场里刚出来，要不然就是个流氓，总是在不三不四的地方瞎混。

他的举止、穿着无不昭示着他来自社会底层，一打眼就能看出，他完全不曾读过书。这位未来的术士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完全不具有一个神职人员的神态。这样的人，绝不会有一个正当的行业愿意雇用他。就算一个主妇看到他，最先想到的也未免是鸡被偷走，先把鸡笼子关好。一个看起来非常粗鄙的家伙站在这个人的右前方，作为这次主持仪式的人，他看起来却像是异教徒，让人印象十分深刻。为了使神的魂灵附体到未来的术士身上，他不断地念着咒语。在这人前边还有两个人，他们慢慢地按照一定的节奏敲击着手里的铜锣，与寺庙内原本响着的、单调的声响相呼应。

我目光灼热地看着那个未来的术士，他低着头，安静地等着神灵的到来。无疑，对于主持的咒语，这人并不着急，种种迹象表明暂时还没有神灵出现，就连铜锣声也没带来什么细微的效果。中国人往往耐心十足，似乎有千年的光阴可以等着他们去达成愿望。在漫长的等待后，神灵似乎还是没有出现，主持的念咒声开始加快了一点速度，加大了声音，并保证发出来的每个字都连绵不绝。

仔细听，能听到这些话：“来啊，你，掌控灵魂的人，快快地来吧，阴司的头领们，无论大小一块来吧，在四周充斥着众多的妖魔，斩杀他们，撵走他们。来啊，你，珍珠国国王的儿子，十代的变化已经将您变成了强大的君王，来吧，带着您的炼金之药，天上的星宿因它将更加耀眼，大地因它充满光辉，来啊，将那些给人们带来病痛以及瘟疫的魔鬼赶走。让您的军队和您一起来吧！快快地来吧，没有什么能阻碍您的脚步！来啊！来啊！到这个人的身上去，他正等着您呢。”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给人一种用炸药批次炸出来的感觉，一蹦一蹦的，一点也不连贯。那两个敲锣的人，为了应和他的咒语，让氛围更加契合，加快了敲锣的节奏，并加大了力度，这时寺庙内回荡的声响听起来非常凌乱。

终于，那个人动了，这次仪式的核心人物，那位未来的术士，其他人立时围过来，将视线集中到他身上。念咒声再次拔高，敲锣声越发急促，看来，这个更加喧嚣的声音是一种催促，他们希望神灵加快附身的速度。果然，这人几分钟后开始摆动起来，似乎神灵正在侵入他的身体，并试图掌控一样，看起来这位神灵并不温和，他正狠狠地摆弄这个人。这时，仪式的主持人又一次加大了念咒声，而且与原本的祈求不同，现在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命令。主持人—那个外表粗鄙的家伙，显然认为自己是仪式能否成功的关键，他瞪大双眼，目光灼热，一种不正常的激情在他脸上浮现，骄傲地向那些神灵发布着命令。

这时，一种神奇的变化出现在那位未来的神的喉舌身上：他的神情不再麻木呆滞，炙热的激情之火在他心里激烈地燃烧起来。那个呆呆傻傻的家伙不见了，现在的他内心激情澎湃，丰富的情感剧烈地碰撞着，就像是在他体内爆发了一场暴风雨。昏暗的寺庙内，他疯子一样狂乱地摆动手脚，狂放、无畏的表情占满整个面庞。锣手鼓足了劲儿，将锣敲得震天响，念咒的声音更急了，这场景确实激动人心。最后，那个男人四肢瘫软地昏倒在地上，刚刚疯狂的手舞足蹈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那人躺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仪式成功了。从此，神灵们附在了这人身上，人们相信他已经可以转达神意了。

迷信的人们由于对术士的一切言论深信不疑，所以在保持术士可信度方面，他们居功至伟。无论术士所说的话有没有应验，道理总在他们那边。要是灵了，那他声名将更加响亮；要是不灵，那也和术士无关，要么是因为向神灵祈求的人心不诚，要么是神灵改变了心意。

一次，我认识的一个中国人，发烧烧得非常厉害。他的儿子住在离他非常远的地方，人们给这人的儿子传信，跟他说他父亲生病的事，并让他快点回来，好见他父亲最后一面。这个儿子收到信后，对这个消息又惊又痛，他飞快地跑到附近的庙里，希望神灵告诉自己能否赶得及见父亲最后一面。为了让人们相信自己已经是神的喉舌，术士让自己呈现出一种疯狂的状态。他言辞肯定地告诉那个儿子，要想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必须在某天以前赶到。那位父亲在大量奎宁的帮助下退了烧，儿子飞奔到家的时候，父亲还活得好好的，并在术士口中必死无疑的那一天，正逐渐好转着。父亲没事了，儿子自然非常高兴。后来他嘲讽术士说得不准，那位术士非常淡定地说：“要不是神灵见你可怜，你的父亲原本死期已至，又如何能躲过这一劫？现在神饶过了你的父亲，决定多赐他几年阳寿，神如此爱护于你，难道你不应该额外做点什么以示报答吗？”

术士们宣称自己掌控妖魔的能力非常强大，当然，这是寺庙具体工作之外的。如果有人不小心遇到了那些妖魔—地球曾经住户的魂灵，他将会受到伤害，因为这些妖魔喜欢让它所遇到的每个人遭遇厄运，它们在世上的每一个角落到处折腾。在它们活着的时候，它们受到过伤害，现在它们死了，但一想到这些伤害，它们报复的欲望就会翻滚蒸腾。它们让某些人家承受疾病以及死亡的侵害，让某些人生意破败，让猪死掉，让鸡由于某些再也不能好的病忽然丧失活力，最后暴毙。

一座城市的某一区瘟疫蔓延，无论到底是因为什么，绝对不会有人相信是由于所喝的水不卫生或者水受到了污染，这种言论人们不屑一顾。他们会神情蔑视地问：“它们之间能有什么关系？生病和糟糕的气味，哈！”他们会这样跟你说，从古至今，中国一直如此。他们的祖先是三皇五帝。这些味道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就像他们身边跑来跑去的孩子。他们健健康康地在这些味道中一直长到了这么大。要是没有这些味道，国家都不安稳，因为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它们是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人相信，恶魔是各种传染病的元凶，要想把病治好，找术士就可以了，因为他们有将这些妖魔鬼怪驱散的神力，这些鬼怪人类肉眼看不见，很难降服。至于那些清洁环境卫生，将沟渠处理干净，并为了消毒而使用大量石碳酸的做法，根本用不着。

术士们在进行驱魔的仪式时，为了与妖魔厮杀，会带着全套装备。他们用最粗野的形象向人们展示战况的凶险。人们惊奇地看着他们，但术士们心里很清楚，他们的敌人并不存在，取胜的关键在于饰演不同角色的能力，要让观看者们感到惊悚、恐惧，因为这是一场人类与妖魔的搏杀。

在某些时候，住在寺庙周围的人会看到一场专门为他们准备的“表演”。随着观看人数的增加，袒胸露背的术士会突然从一个漆黑的屋子里蹦出来，他一直在那儿，为即将上演的虚假战斗做着准备。他当然知道，自己绝不会死在这场“战斗”中，但他必须让周围的人相信如果逼不得已，他会欣然赴死。这些中国人骨子里满是演绎的天赋，现场的这位更是个中高手，而且这出戏他已经擅长得不能再擅长了，正是因为对自身安全的肯定，他更加愿意拼尽全力表演。

右手一把刚刚磨好的长剑，非常锋利。左手一面七星黑旗，传言，对于妖魔来说这些星星杀伤力十足。一把短刀贴在右脸，这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更加凶悍，那柄短刀挂在那儿，颤动着的手柄指着脖颈的方向。

在庙前有一处比较宽的平地，这人一到那儿，忽然暴怒起来。这愤怒是因为阴间的妖魔如此胆大，竟敢到自己的地盘捣乱，侵扰相信自己的人。他像疯了一样狂奔，用剑凶猛地穿刺，在击杀躲在暗处的敌人的同时，还将剑凶狠地刺向自己一丝不挂的后背。在所有的招数中，那“自杀”式的动作对于不迷信的人来说非常好笑，因为看似凶险的动作，无疑只是一种招数。人们每次见到他将锋利的剑刺向自己光裸的后背的时候，都很担心，心脏都要停跳了，一个弄不好，一剑扎到后背上，恐怕会丢掉性命。但见了几次之后，我就发现这自杀一般的动作看似气势汹汹，其实半点危险也无。

仔细看看现场的情况，你会发现，术士身后有两个人隐在暗处，时刻留意着术士的动作。每当术士凶狠地把剑刺向自己后背时，那两人手中的木棒就会及时出现，熟练地挡在剑与背之间，不让术士伤到自己。他们对术士如影随形，无论术士多么灵活，使出怎样的招数，这两人都能一样敏捷，很好地保证了那锋利的长剑不会在猛刺中伤到人。戏在很久之后还没落幕，那些围观的人对这场神奇的人魔大战却已经印象深刻。术士满口胡言，凶狠地警告那些鬼怪，再不离开，他就不客气了。他将会给它们带来巨大的伤害，甚至让它们灰飞烟灭，永不超生。接着，像是告诉那些鬼怪，要是再不听话，将会被乱刀砍死一样，对着空气一通乱砍。最后，严重警告以及厉声指责结束，这出戏，终于落幕了。

这是一个荒谬的笑话，然而其中有一件事非常奇怪：中国人素以熟知生活中的各种常识闻名，现在，他们为什么没有怀疑过？要是术士真的能控制那些毫无头脑的鬼怪，他应该有能力将鬼怪们集中到刀剑能够砍伤的范围内，但现在鬼怪们却那么聪明，知道躲到剑伤不到的地方。事实上，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并无不同，中国人一样聪明、敏锐。但他们所有的智慧以及推理能力在迷信面前被丢掉了。

对神的崇拜，在传染病被遏制后，越发深入人心，这对术士来说非常有利，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人们觉得之所以能幸运地逃离这场灾难，要感谢那些道法精深的术士。尽管如此，他们却绝不会想成为术士中的一员。人们通常看不起这些人。在他们看来，与术士过从甚密，绝不是什么好事，还会带来灾难。时间慢慢逝去，术士的家人生病了，渐渐虚弱，最后死去。可能先是他的妻子，无论念哪一种咒语，无论怎样向神灵祈求，他的妻子还是死了；接着是他心爱的儿子，他那么爱他，可他落井溺死了；他的另一个儿子也没有逃过去，高烧昏迷，然后死去。现在这个人什么都没有了，他的妻子、孩子先后死掉，人们看见他，摇摇头：“看，上天果然公平，他骗了那么多人，为那么多人家带来痛苦，现在遭报应了吧。”

这些人，生活不检点，道德更是败坏到了极点，可是非常奇怪，在民众的信仰中，他们却能够取得这样一个突出的位置。这些术士是怎样生活的，人们了解得一清二楚。这些家伙开的方子，常常让人死得更快，但这些神棍总是有诸多借口，告诉人们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到神的摆布，这个方子也是神开的，所以无论是官府还是这些人的亲朋都不曾考虑过让他们偿命。人们没有胆量反驳他们，深恐触怒神灵，为自己带来祸患。传言，神灵们焦躁易怒，睚眦必报。一般，人们比较喜欢的信仰模式是就是拜祭神像，因为这很自由，它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并且具体想怎么做也非常随意。然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术士破坏了这一切。这些臭名昭著的家伙，在他们的影响下，这种信仰变得非常霸道，把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让他们一直因为害怕会承受灾难或者惩罚而无法安心。然而术士们却这样告诉人们，他们是神的喉舌，是神让他们这样或那样做的。

然而，这些品行不良的家伙有时确实会遭报应，一旦迎来这一天，人们绝不会可怜他们。一次，一个人生病了，为了让神灵告诉自己吃什么药会好，他去找了术士。一通咒语后，术士神灵附体，疯子般地让神灵告诉他该给这人吃什么药，然后刷刷几笔写个药方，交给病人去开药。结果到了药房，掌柜的看见方子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方子里有好几种药剧毒无比，这个剂量毒死几个人都绰绰有余。

病人吓坏了，急忙去问术士是怎么回事，他将药房掌柜的话说了一遍，但这位言行粗鄙、气势逼人、极好面子的喉舌，却对此非常愤怒。他淡漠地告诉那位病人，他非常生气，因为那人竟然质疑神灵，觉得神灵会弄错而害了信徒的性命。他语气强硬地表示，那个药店掌柜是个毫无想象力的呆瓜，自然无法领略神的意思。神是为了展示神力，才要借这一惊人的方子来治好他的病。看着吧，告诉我这个方子的神必然能帮助相信他的人。为了证明这件事，这位术士表示愿意服下这服药，尽管药店掌柜早就说了它毒性凶狠，但他一意孤行。自然，最后他死了，死在几个小时的痛苦煎熬中。

或许你会觉得，既然这样，人们就不会再那么相信神了吧，但结果并不是这样。人们对神的崇拜并没有因为这次事故而有丝毫减少。因为他们相信术士之所以会死，并不是因为神的法力失灵，而是因为术士太坏，要是病人吃下这服药，即使它夺走了术士的命，病人也不会死，因为神会设法救他。在地域广阔的中国，矗立着不计其数的神像，对于它们究竟法力如何，追求的是什么，中国人从没考虑过。术士、祭司有恃无恐，因为他们的地位绝不会有丝毫动摇。

这些喉舌的出现，与佛教行善积德的思想没什么关系。释迦牟尼，那位佛教创始人，绝不会自贬身价让这些骗子加入自己的阵营。对他来说，人们的幸福如此宝贵，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些伤害、苦难施加到人们身上。而那些术士往往要让人们吃苦、受罪。现在，佛祖对世人的怜悯与告诫只有在书中才能找到。普通大众对于这些并不知情，而绝大多数祭司也没有专门研究、学习过，术士更是连稍稍了解一下这些东西的想法都不曾有。那些祭司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术士，对他们手中的佛教半点热爱都没有。各种不好的事将祭司这份职业玷污得一塌糊涂，术士也不是什么体面的工作，引人向善的美好品德绝不会出现在祭司、术士的身上。现在，救世主—耶稣基督才是中国需要的神，因为他伟大的人生振奋着整个世界，他以“寻找并救助找不到方向的人”为人生目标。

第十章　城隍庙

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城隍庙，它们像山一样，坚挺地耸立在那儿，彼此应和。有不少寺庙既粗俗又乏味，城隍庙却并不这样，它们肩负着让那些骗子，以及其他作奸犯科的人受到惩罚的重任。不过，那些受人敬仰的人就和这里无关了，例如仁善的菩萨，战神之类的神灵。举个例子，一个人得了普通的疾病，随便去哪家寺庙求助都行，但要是那些因恶魔引起的疾病，如疯病、中风、疫病之类的就应该向“帝王”祈求，那样才有效。

“城隍”知道世间所有的事，他能知道一个阴谋里面所有的起承转合，绝不会被任何奸狡之徒迷惑。在这方面，别的受人敬仰的神灵与之相比，实在是过于单纯了。让我们好好地观察一下这座远近驰名的寺庙，在它内部每天都有不少事情发生，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这座寺庙坐落在一条街道上，不过这条街道非常窄小，并且卫生情况也很糟，众多残破不堪、倒掉的房屋围着它。我们不得不飞快地拿出手帕遮住口鼻，因为那浓重的潮湿霉烂味儿正扑过来。门的设置和衙门的风格一致。正门非常大，看起来很有气势，十分惹眼。在它旁边还有小门，人们平时就从小门进出。这种与官府相似的建造特点将在神灵处理某些争执的时候发挥作用。

我们沿着台阶慢慢进入寺庙，映入眼帘的情景，可以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了解中国的信仰，以及这些信仰对其道德品质的影响。有四个人正在庙门前的空地上赌钱，他们非常认真，全神贯注地看着手里的牌，就像在使用某种力量以查探出对手的牌。我问他们在寺庙内赌钱难道不会对神灵不敬吗？神灵难道不会因此处罚他们吗？这些人并不理我，他们仍旧紧盯着手里的牌，好像他们的命运寄托在牌上一样。我又问了一次，仍旧没人回答，他们沉默以对。还是一个旁观者为我解的惑，他说，一看你就是个外地的，对这里的情况并不了解，他们在赌博开始之前，就向神灵许诺过种种好处，如此也就合情合理了，而且他们还保证赢了钱会拿出一部分来供奉它。所以他们在这儿赌，神灵再愿意不过了。

一进侧门，迎面是二十个和人一般高的木雕，他们担负着衙役的角色。主要工作是将罪犯抓捕归案，带到铁栏杆那儿，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这些人长相凶恶，让人遍体发寒。从他们的面貌神情上可以看出这些人历经了人世的各种苦难，这里不得不说，工匠们的手艺非常高超，将他们的神情刻画得惟妙惟肖。

那些凶恶的家伙眼里满是狠戾的光，在他们之后，有一个宽阔的院子，通过院子，在房屋里侧正房里，神像就坐在那儿。这位长官的神情与手下们—门口的木雕像，并不相同，下属们凶恶的样子让人胆战心惊，他却更凝重沉稳一些。看起来就像是正为哪个扑朔迷离的案子鸣不平。人类的阴暗面充斥于他所经手的每一件案子中，所以他的神情慢慢就变成这样了。

位于他前方的人看起来像是个神情严肃的书生。他拿着笔坐在桌后，全神贯注地记录一些重要的事。他是神的私人秘书。他所记录的是用于指证罪犯的证据。那些罪犯将被带到这个法庭接受制裁。这些犯罪记录永远也不会消失。这些文字资料在记好后没多久，就会被传送到地府，交到阎王手里。

城市里的“城隍”是人们公认的对付一切恶行的正义使者。他的直接领导人是阎王，他是阎王在人间的眼睛。那些在阳间被证明有罪的人，阎王为他们准备好了各种刑具，并在庙里为这些悲惨的家伙设置了各样的酷刑。人们对于神绝不会简简单单地就放过恶人这点，深信不疑。不过事实上，神在不少时候却会给恶人改过的机会。例如，一个罪犯生病了，神可能会让他回去，从这儿能看出神的善良。要是这个人从此改过向善还好，要是这人死不悔改，更大的灾难将会降临。或是生意一落千丈，或是家人相继死去，总之，在他家完全垮掉以前，祸事将接连不断。

人们相信，对于那些犯了罪的家族领导人或者别的成员来说，神灵的判决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惩处。神相信因果轮回，认为无论原本身份地位如何，因果会对其一视同仁。那些犯过罪的人，必然会受到神的处罚，绝无被遗漏的可能，就算谁想帮他，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在维护正义的路上，什么都不能阻挡神前进的脚步。

我们很快就被几个出家人围在了中间，在我们刚刚在神像面前站定的时候，他们就从内堂走出来了。他们穿着松垮垮的灰色长袍，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反正一点正面的印象也不曾留给我。我相信在以前这些人内心也一定满含激情，无论心里想的是什么，都可以从脸上看出来，不过现在，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并不看好他们的道德水准，恐怕路上的行人，以及跟在我们身后进来看热闹的普通人都要比他们高。

不过，这些出家人当然只能是这副样子。他们整天什么活儿都不干，大字不识一个，缺少家人管束的环境，这些为他们沾染上各种坏习惯提供了便利。他们没有家人，是因为出家必须离开父母，要是已经成家，抛妻弃子也是必需的。他们只能孤孤单单地过一辈子，既没有崇高的理想，也没有一份可以让他们为之奋斗的工作。

落座之后，我们开始闲谈，不时地喝上一口仆从送来的茶水。就在这时，一个男人从大门那儿走进来，通过院子的木雕神像走了过来，他的脚步声透着股谨慎小心的味道，整个人看起来缓慢、腼腆，被吓到了似的。他无疑非常紧张，时不时地笑一下。他身上的快乐很容易感染人，让人心生亲近。不经意间，我已经对他有了怜悯之心。

他来自农村，这点很容易看出来，他的衣服有些磨损，脸庞也因为太阳晒变得黝黑。他家最好的那件衣服就是他身上那件了。他的前额被剃得精光，在向神像走近的时候，他快速地将原本盘在头上的辫子拿了下来，让它自然地垂在身后，我想这是出于对神的敬畏之心，在礼节上，面对地位较高的人时，辫子盘在头上是不礼貌的。他把点好的一把香插在神像前的香炉里，然后烧了一串长长的纸钱，那些纸钱代表着大量的金钱。

烧香、烧纸是拜神请愿前的准备工作，也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中国人相信要想获得帮助，送东西是最有用的办法，礼物越重效果越好。中国的大小衙门，几乎所有公堂，都以这个标准来处理案件，维护正义。这一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人们内心深处，到了现在，这个准则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了一种常规，谁也不再对此觉得奇怪了。

所谓神不过是被神化了的凡人。在由人世提升到别的世界时，他们克服了人所具有的很多欲望，但再怎么克服，对财物的执念也不曾稍减。人们拜神之所以烧香，烧那些代表大笔钱财的纸，就是因为这个。烧这些东西或许连六个便士都用不上，但人们相信，这些花花绿绿的纸制品在经过某些咒语之后，神就能得到可以使用的钱财，之后，就能向神请愿了。

准备工作结束后，这人拿出一张长长的纸条，在上面写下自己所求的事。写好后，将它们大声、清楚地念了出来，原来写的是他自己遇到的麻烦：这人在父亲死后，和弟弟共同继承了父亲的田地、房子，但不幸的是，不久前弟弟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并开始吸大烟。为了弄到钱，弟弟假造文书将遗产卖给了一个不远处的财主。他诚恳地请求财主不要乘人之危买下那些东西，事实上弟弟根本没有权利卖掉它们，但财主拒绝了。他没办法就一纸状书将财主告到了官府，可是财主早已买通了官府的人，他现在除了靠神为他主持公道之外，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接着，他希望神为他报仇，让财主遇到各种灾祸，那些灾祸是人类受苦的根源，现在他希望它们降临到财主身上。他希望财主所有的家人都恶疾缠身，财主的妻子疯掉，儿子变成孤儿、乞丐，财主自己一无所有，在死亡之前一直贫困潦倒，让财主觉得活着太累，只有“死亡”—这两个人们认为不吉的字，才是他的救赎。

这份状纸无疑是深思熟虑的产物，读完之后，那人将其在神像面前烧掉，鞠了一躬，神情非常郑重，接着他笑了笑，不过，这种笑容看起来很假。周围的人一直认真地听着他的祈求，他看看那些人，犹豫了一下就默默地走了。将自己的房子、田地拿回来这件事他并不抱有希望，失去了就是失去了，不会得到任何弥补。但他相信，要是自己能将无形之中的那种力量引发出来，并让它一直起作用，最后让伤害自己的家伙遭报应，自己将会非常高兴。

我们接着和这些出家人喝茶聊天。在逐渐了解之后，我们的心逐渐拉近，原本厌恶的情绪慢慢退去了。他们对于我们所说的神、基督、救世主非常感兴趣，甚至被这些故事触动心弦。凶恶从他们眼中离开，神情也温和起来，在不久之前他们脸上还满是让人厌恶的傲慢，不过现在，他们看起来极富人情味。当我慢慢地告诉这些人，神是如何地亲切并富有慈爱时，其他一切似乎都消失了。庙里的神灵默默地在一边倾听，那位秘书握着笔，看起来像是在记录我们讲着的故事，原本这些是为出家人讲的。

在我们讲述这些的时候，没人反驳，甚至其中很多理念对他们触动很大，所以他们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我们的话。不少人围过来听我们传教，并不时地发出讨论的声音。所有人都接受了我们说的思想，因为我们传播的教义与天国的一样。

安详和谐的氛围被突然而来的吵嚷声打破了。一大帮人紧接着就涌了进来，显然大多数是来看热闹的，正期待着看到一些好玩的事。那些雕像守在门口，看起来残破不堪，它们看着这些人高昂着头，神气十足地走过去。穿过院子后，这些人来到了神像面前，闹哄哄地聚在那儿。

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啊，这些中国人怎么能对着神灵们一点恭敬之心也没有，更何况这还是他们自己的寺庙，他们相信着的神灵？他们对于神灵的敬畏，即使我再怎么观察，也找不到一点痕迹。他们在神像面前高声说话，走路咔咔直响。他们吵嚷，嬉笑，所用的言词粗鄙不堪，就像是在公开场合一样，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会让神感到不满。

在这群人中，有两个男人最惹眼，看来接下来这振奋人心的时刻，他们将是主角。他们之所以最惹人注意，是因为他们与别人不同的严肃。这倒与寺庙内的庄严相符合。其中那个中年男人看起来是个生意人，给人一种可信的感觉，看起来一直没遇过太大的麻烦。他的脸型较宽，双眼有神，看上去富有人情味，谈不上帅气，但绝不会令人厌恶。他质朴的脸上不时有各种表情浮现，看得出这人虽严肃但情感丰富。

这人最近丢了一大笔钱，是他所有的储蓄。他本来打算把它们作为流动资金来为生意保底，要是遇到周转问题，或者债主逼得急了，就用它们。藏钱的地方是他家一个在他看来非常保险的地儿。

有天上午，他有笔账要付，本打算用这笔钱，可是，忽然发现所有的钱都不见了，他感到非常震惊。在他想来，既然除了自己，就只有伙计知道他把钱放到哪儿了，那现在偷钱的一定是伙计。他非常生气，怒不可遏地喝令伙计把偷的钱交出来。但是，伙计表示自己对此全不知情，并且愿意在神明面前立下重誓，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所以两人现在才到这儿来。我们暂时称呼那个伙计为被告好了，他现在看起来有点紧张，但一脸温和敦厚，而且看着也不聪明，普通极了。他站在人群前面，神像直直地盯着他，目光冰冷、锐利，我们也在仔细地看着他，不过他不曾露出一点心虚的样子。我完全看不出他有那样的胆量，敢偷走那么大一笔钱。恐怕只有那些没有良知、心如铁石的十恶之徒，才敢对着神灵发假誓，因为只有他们才不怕冥冥之中某种力量带来的惩罚。现在他敢对着神灵发誓，这在某些程度上，似乎确能证明他是无辜的。一只白色的公鸡被他抓在手里，正拼命地挣扎着。它实在是讨厌这些人，一直想要跑。农户家的院子、这些人待着的地方，相比起来它更喜欢前者。

原告在神像前上香、烧纸，以期神灵可以认真地听听这件事。然后他开始大声朗读写好的诉状，说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将一把笔钱藏在家里某个秘密的地方，可是当需要用的时候，这笔钱却又怎样地不翼而飞了，对此，他如何地失望、气恼，由于小偷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所以尽管他到处找，可最后什么也没找到。他万分肯定要是有谁能偷走这笔钱，一定是身边这个人，所以，神灵啊，让他把钱交出来吧，而且希望所有人都鄙视这个家伙。接着，为了让住在神像里的神灵拿到状纸，原告将状纸烧掉了。

然后轮到被告，他走上前表示自己是无辜的。虽然在中国，表面上显示出来的事情，往往和实际情况有差异，但面前这个小伙子看起来确实非常诚恳，围观的人看起来已经相信他了。不过，中国人掩饰自己真实情绪的功夫确实出类拔萃。可能他们正在跟你说一个天大的谎话，但在神情上却可以完全不动声色。在面对质问的时候，他们可以将真相埋在心里，脸上的表情却真实又自然。你严厉地控诉他们，他们会回以从容、镇定的神态，让人信服的动作以及让人同情心泛滥的神情，最后编出来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

轮到被告开始讲这件事了，不知是不是因为心虚，这时他看起有点烦躁，原本发黄的脸，又透出了一些绿，不过也不能排除周围环境压迫的可能，毕竟这恐怕是中国人一生之中最毒的誓言了。

他先声明钱不是自己偷的，接着表示若是自己所为，神可以降下最可怕的处罚：家人恶疾缠身；自己饱尝各种痛苦，一辈子受穷，直至自己死去之前各种磨难永不间断，而且自己将暴毙，如同这只鸡一样。接着，手中的斧子应声而落，凶狠地将鸡头斩落下来。鸡血在瞬间喷出，流了一地，那只鸡可怜地躺在地上，身子还不断地扑腾着。

这个画面实在是太过诡异、残忍了，要是现场有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家，我想必将会有一副伟大的画作问世。在他的画布上我们将看到：被告砍下鸡头，立重誓以证清白；人们安静地站在周围，专注地打量着他；而原告与被告全都一副愤怒的样子，诚恳地祈求神灵用神力为自己主持公道；神像默默地站在那儿，神情严肃地俯视众人，而人们脸上满是期盼的神情；原被告双方的申告正被那位文书记录在案，这真是个扑朔迷离的案子。这无疑将会成为一幅让人为之震撼的巨作，并永传于世。

这件事最激动人心的部分结束了，人们慢慢散去，剩下的部分是神的事了。门口的雕塑们，他们模样怪异、没什么好名声，现在的姿势和我们来到的时候并无不同，不过人们认为神已经向他们下达了命令，可能这些家伙已经开始干活了，他们正忙着抓捕那个小偷，要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事情的真相在几天后浮出水面，那个真正的小偷把钱还给了失主，不过具体是谁，到现在也不清楚。显然，那个恶毒的诅咒起了作用，让他一想到就心惊胆战，噩梦连连，他害怕神真的将那些惩罚降到自己身上，所以小心翼翼、拐弯抹角地把钱送回去了。失主拿回了钱自然非常高兴，至于小偷到底是谁，他没有工夫想，也已经不在乎了。

不过有一件事他必须马上做，就是去庙里取消对伙计的控告。控诉一天不取消，就一天有效，就像人间的衙门一样。因此要想在神那里销案，就要先去庙里取消申请。就这样，他又一次来到寺里，在神像面前上香烧纸，告诉他钱已经回来了，对伙计的控告也算了。对于神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件事，他表示万分感谢，接着他深鞠一躬，然后带着对神满满的感激之情离开了。

我相信这个中国人绝对是一个敏锐且聪明的人，但是他竟然认为这件事之所以能解决得这么好，完全是因为那些木雕神像法力高强，这实在是让人惊奇。但是只要你多了解一些中国与此相关的知识，你就不会这么吃惊了。中国人的祖先用神像来代替神行使掌控世间万物的权力，并代代相传，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一种对神的渴慕，这是永远也无法摆脱的。所以人们在面对困难、内心混乱，但同类无法帮到自己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向神求助。

在这个寺庙里你想立什么誓言都行，但别的寺庙，想用良心来约束誓言是行不通的。就算那个人所立下的誓言里谎话连篇，他也完全可以那么做，一点心理负担都不会有。官府正是知道誓言的真实性很难保证，加上棍棒具有更加强大的说服力，而且与良心无碍，所以更喜欢用棍棒解决问题。但一个人就算再怎么坏，要让他在“城隍”面前立伪誓，他恐怕都得前思后想一番，因为那众多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情景，那因为虚假誓言将会承受的折磨，只要一想都让人冷汗直冒。

有不少例子可以证实鲁莽地发下假誓，报应将接连不断。有一件被传得热火朝天的事就是与此相关的，这件事发生在南方的一个很有名的小镇上。有一户人家因为没落了，所以将家产全部卖掉，房子被一个富豪拿走了，但或许是命运使然，后来他们家的某个成员发达了，想将房子买回来。但那个富豪表示现在房子是自己的，他绝不会卖。就这样，他将富豪告上公堂，要求他归还房产。

那位受理这个案件的官员刚好是个好官，这在官场中已经很少了。他不收受贿赂，没有一点私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所做的一切只为“正义”二字。但那位富豪有钱有势，还有众多支持他的权贵，那些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这些无疑将会让案子的审理变得复杂。正是感觉到这个案子将非常麻烦，所以他决定将审案的地点换一下，不是公堂，而是城隍庙。

那天，他在神像面前设立公堂，命令衙役也跟过来。审了一会儿后，他说：“我知道这个案子审下来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既然你们二人都觉得房子应该是自己的，公平起见，那不如让神来决定这个房子应该归谁所有，谁才是合法的所有者。”

这一提议，原诉人欣然应允，不过富人也答应了，虽然他觉得自己不占理，不过一时也没什么办法。

那位官员准备了白公鸡—他让手下买的，并写了一份正式的文书准备交给神。一切办妥，衙门的人去一边儿站着，神将接手这个案子。富豪站在前面，文书托在手里，提着鸡的下人跟在边上，在富豪的周围还有不少支持他的朋友，不远处，他的儿子也在。此时，神看起来非常严肃，他俯视着这些人，气愤的神情似乎正在他的脸上浮现着。文书低着头，全神贯注地记录着。富豪开始发誓，在他读完诅咒后，手起刀落，鸡头被砍了下来，突然，一声惨叫传来，奇迹般地，他的儿子像是瘸了一般，摔倒在地。这时那位官员马上上前宣布：“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房子判归原告。神对富豪发假誓非常愤怒，所以施法在他儿子身上，所以现在他动不了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不少是关于为蒙冤者平反、为世人主持公道的。所以人们对城隍庙总是心存恐惧，尤其是想到法力高强的“城隍”降下的责罚，更是胆战心惊。

第十一章　山寺

我想在历史的早些时候，那些中国的佛教创建者必然对大自然充满热爱，并且将这种热爱代代相传，以致后辈的和尚以及方丈们都有这种感情。为什么这么说？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在和尚们所选的建寺地点满溢着高雅的品味，他们总是能很好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因为大自然总是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无论是什么地方。这些人的头被剃得精光，地位低下，不曾受过教育。他们的脸肿胀僵硬，缺少帮助他们净化心灵的亲人。但就是这些人，尽管看起来只不过是些是刚入空门的家伙，却也有高超的艺术天赋隐藏在骨血中。他们身上似乎藏有诗人的特性以及艺术家般敏锐的眼光，这种眼光可以洞察大自然的魅力所在，这些特质将会帮助他们找到最合适的建寺地点。人们可以在那儿，在四周景物的帮助下，平安祥和地避世养老。那些和尚能够心性不变地在此打发掉避世的时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些景致：寺庙安稳地坐落在群山之间，下方的山谷宽阔而宁静，潺潺的溪水唱着欢快的歌儿一路跑远，山间回荡着自然所发出的各种声响。

在此我要生动细致地描绘一座佛家寺庙。在天亮前一个小时，我就已经上路了。周围还很黑，巨大的岩石像一条睡着的龙环绕在寺庙周围，整夜守护着它。四周安静极了，不远处的松树笔直地站在那儿，像是放哨的士兵，一动不动。

奇迹般地，前面的山冈忽然影影绰绰地透了出来，看来它已经扯下了遮在自己面前的黑色幕布。它在变魔术了吗？要不然，寺庙上方那腼腆着浮起来的柔光是怎么回事？它们看起来完全不像是来自这个世界。慢慢地，阳光如金色的丝线划破天空，描画出各式各样的色彩。没多久，就铺满了整个山顶，并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照到山腰，射进漆黑的山洞，在巨大的岩石周围，它们欢快地跳跃着，接着是潺潺的流水，那迅速奔腾着的节奏吸引着它们，它们要融入进去，所以嬉闹着从山腰上跳下来。

现在太阳升起来了，并且越爬越高，坐落着寺庙的那个山谷被笼罩在它那长长的跳动着的光线里了。这道风景实在是太美了。群山披着光线制成的外衣，它们的影子就像在山间追逐打闹的孩子，不停地动着。清晨的阳光将远处的海面照得金灿灿的，在更远的地方，几乎是天尽头，连绵起伏的山峰矗立在那儿，那么远，好像不是这个世界的一样。和尚们就靠着欣赏这些美景，忘记内心深处的孤寂。

确实，那些和尚能忘记孤单，就像是太阳施展了神奇的魔法。太阳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他们，因为周围实在是没有别的人了。阳光走进他们的寺院，将树林照亮，将庭院照亮，将寺庙里木雕的神像照得光芒闪闪，但神像们对阳光将其照亮这件事，默不作声，不肯做出任何反应，他们似乎一直是这样说的：“我们所在的地方本来就不黑，山冈以及除了我们谁也进不去的深谷里的黑暗都是我们驱散的，云层因为我们的碰触才褪下阴沉的脸色，让各种颜色穿过去，正是因为这样，各个时代的艺术家才有机会费尽心思在他们的画布上描绘光影色彩。我们还到达了人们的内心深处，让他们不再绝望，把哀叹变成愉悦的歌声，只要人们愿意，我能让他们的生活如同自然中的风景一样美，让他们一见到我们就开心快乐。”

人们希望可以恢复健康、远离灾祸、获得财富，不再生活得那么辛苦，而在他们心中，寺庙有创造这些奇迹的魔法，所以这些寺庙在居民的心里有很高的声望。在那条弯弯绕绕的路上，每天无论早晚都能看到零星的身影正向那条石制的台阶走去。这条小道，夹在浓密的树荫之间，沿着它可以直达寺院的大门，一座座村落间的小桥枝杈般地连着它。在寺院内的神龛里，神像静静地坐在那儿。

要是能去这些寺庙参观，你会发现那是一件趣事。中国人对崇拜的神像抱着这样的态度：他们非常相信这些木雕的神像，却又有不少不尊重、不诚恳的行为。他们是怎么将这两方面融合在一起的呢？有这样一个寺院，坐落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商业大都市的郊区，那座城市里生活着数十万人，而那座寺庙也非常不错，可以说是中国寺庙界的翘楚。而这座声名远播、广受赞誉的寺庙正是“白鹿寺”。

相传，一个仙女坚信猎狗们看到了一只白鹿，这无疑是错觉，为了抓这只白鹿，猎狗们一路翻山越岭，在白鹿的身后紧紧地追赶着，在马上就要抓住的瞬间，这只鹿忽然倒在地上死掉了，它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再也跑不动了，看起来鹿之所以在这紧要的时刻放弃逃命，似乎是由于那位仙女的法力。

一个人，他没有米歇尔·安杰洛那如同诗人一样的直觉，不能将看到的情景细致地描绘下来，他连眼光也不够敏锐，不过这个艺术家却靠着那变异的鹿形塑造出一个造型，并将其搁在歪扭的岩石上，让它呈现出一种最不讲究、最不含有艺术感的姿态。这个故事因此流传下来了。

这座建筑刚映入眼帘的时候，我们并不在意，一笑置之。不过当我们以一种欣赏艺术品的眼光再去观察它，想象自己在看一位颇负盛名的雕塑家的作品，尽量将它看得令人心旷神怡的时候，我们果然发现了它的不同，马上严肃起来并且非常钦佩。

那时，这个故事流传得非常远，为了纪念这只鹿，附近的居民筹集了一大笔钱建造这座寺庙。为这只鹿所选的安眠之地无可挑剔，要想找到一个比那儿更浪漫的地方实在是太难了，那是位于城郊的一个坡度极大的半山腰，无疑，它才是自然界真正的艺术家。在花园和荒弃的坟冢之间有一条曲折的小路，我们沿着它慢慢地往山上走，走完这条山路之后，我们所在的位置已经超过这座城市了。接下来，是数不清的台阶，我们继续向上攀行。这些台阶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经有些破败了，但青苔和小草在破损处冒出，很好地修饰了这些台阶。最后我们到达了顶点—那最浪漫的地方。

这儿对于任何人来说似乎都是一个适合养老的地方。时间将那些巨大的岩石以及圆石头打磨得非常光滑，它们为数众多地散立在四周，现在，这些呆瓜似的家伙变成了独具魅力的艺术品，这全是靠着大自然的独家秘方。白鹿寺就在这些岩石的环绕之中，显得高大雄伟，高高隆起的岩石、造型各异的圆石头护卫在它周围，整体看来，像个自然形成的山洞。它们所在的位置似乎是仙女精心选好，然后把它们抛到那儿的。从城里出来爬山的游客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下，整个场景因为它们看起来更美了。在岩石中间有一些石制小凳，人们可以在那儿的背阴处休息，这里一直都很凉快，因为灼热的光线常年照不到这儿。

对于寺庙里面的情况，我们觉得很失望。那里看起来似乎从来也没人收拾过：地面没扫，墙上坑坑洼洼的，灰尘都快把缝隙填平了。要是想在寺庙内找个灰尘最多的地方，就是拜神的地儿了，其实那儿是最容易被落下的地方。在神像的头上垂着一条黄布，上面斑斑点点的全是污渍，看起来非常脏，让我们有一种想把神像和它一块带走，狠狠地洗刷一遍的冲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让人觉得它们是粗制滥造的便宜货。让人们心生敬畏或者让我们感到这里非常神圣的东西，一件也看不到。总之，这里既不能让我们产生摘帽默立的感觉，也不能让我们为出现在眼前的神力感到畏惧。

正相反，那些风景将人们吸引过来游玩观赏，人们就像是到了一个档次很低的古玩店，如同旅游一般，追逐打闹，没玩够绝不回去，在中国人心里，寺庙的地位也就这样了。游客的言行举止无不昭示着这一点：他们在庙里四处闲逛，没有一点避忌，不曾考虑到响亮的脚步声是否会破坏寺庙原本的安宁。在那些肃穆、法力高强的神面前，他们不但没有温顺地垂下头颅，反而像根本没看到似的，将花生剥得劈啪作响，还弄得一地花生壳。“观音菩萨”默默地看着下面的人，她脸上确实满是慈爱温柔，但人们难道没想过，在她面前一边抽烟，一边大声谈笑，说到好玩的地方，还张开嘴哈哈大笑，不是太不尊重她了吗？他们互相打斗嬉闹，就像是在参加盛宴一样开心，并且常常因为某个好笑的笑话放声大笑，那笑声在寺庙内飘飘荡荡一直飞到天上。

敬畏情感或者说牺牲，中国人在信仰面前缺少这些东西。可中国人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些信仰呢？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恐惧，二是交易，其中交易是最主要的一方面。疫病侵袭了某户人家，人们认为这是因为恶魔而不会考虑是因为卫生，或者别的什么。所以他们为了赶走恶魔，去最近的寺庙祈求神灵。买卖开张之前，人们会向神灵报告，并让神来告诉他们能不能成，要是这个神说会失败，他们就换一个神问；要是神说行，他们就会如同得了法旨般兴高采烈；要是神预测失误，最后生意失败了，人们也不会对神心生责备，只当作是自己生性不纯、霉运缠身或者天生福薄，注定了一辈子不能成事。

和我们不一样，中国人对于他们的神从不会日思夜想。他们对神缺少思慕之情，无论是哪一个神，人们恳求他的关爱怜惜，却不会对神报以亲近或者其他的属于人的情感。有一件事非常好笑，就是在你问一个中国人神爱不爱他的时候，去看他的表情。在他的脸上先是出现好笑的表情，眼睛泛着光，接着他将张开嘴哈哈大笑，最后就是来自心灵深处的最无顾忌、最滑稽的大笑。

接下来，我们到达的地方是正房，最主要的神像就放在那儿。一个负责这里的和尚走过来，我们被他憔悴的样子吓了一跳，好像他整晚都不曾睡过。高高的个子，但瘦得皮包骨头一样，他的颧骨像是蒙古人一般高高耸起，和他的脸非常不协调，而且给人一种一点水分也没有，只剩下枯萎的一层干皮儿的感觉。他那双深陷进去的眼睛，在以前一定让人觉得不错，但现在它们一点光彩也没有，尽管它们的主人在与我们说话的时候，努力想让它们亮起来。他一定是个大烟鬼，所有的这些都在向我们揭示这一点。他面如死灰，要是把他那身僧袍换成乞丐服，他不仅和乞丐别无二致，还会是乞丐堆里最脏的一个。

今天是初一，中国人似乎认为这天—每个月的第一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初一、十五的时候，人们会穿过拥挤不堪、臭味弥漫的大街，去庙里烧香请愿，因为中国人认为诸神会在这两天善心大发。对和尚们来说，这两天是挣钱、收获的日子，他们会收到一大笔钱，光是解签、卖纸钱的收入，就能保证他们有一个月的舒适生活。

我们在一棵榕树下的石凳上坐着，看着人们来来去去，阳光不会照到我们，因为榕树的枝叶铺开为我们挡住了它。一位老太太走了过来，她有一双三寸金莲。天啊，那凹凸不平的破烂台阶，她是怎么走上来的？这真是太神奇了。当然还要感谢扶着她上来的她的外孙，要不是那位外孙足够强壮，老人绝对不可能上来。这是一位颇有代表性的母亲，她的脸型很美，看得出学识丰富且头脑灵活。尽管她的脸上满是笑容，漆黑的眼里透出无尽的慈爱，但是当她和那个顽皮的外孙挨着休息时，因为她那苍白的脸色，我们仍能感觉到她的疲惫。她只稍稍地喘息了片刻，就直接走到观音菩萨面前，手里拿着从和尚那儿买的竹签。她雕塑般地站在那儿，动也不动，双手合拢着举过头顶，这无疑是祈求的姿势，她面前的神像平和安详，她专注地看着它。

她轻声告诉菩萨最近这段时间自己的身体出现的问题：晚上睡不着，也不爱吃饭。自己已经看过不少大夫了，可身体每况愈下。现在菩萨也不能用神力帮自己恢复健康了吗？难道是这样吗？她恳求着眼前这位一身灰尘、缄口不语的观音菩萨，脸上诚恳的神情有触动人心的力量。她并不指望菩萨马上就能回答她，只是希望能得到一点启示。

她一离开那个位置，马上就有人补了上去，等着许愿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有人想要健康，有人想要生意兴隆，还有人希望神灵能阻止那些想要强占他的田地的人，那是他家祖上留下来的。我留意到了其中一个小伙子，他看起来精神奕奕，是个机灵的家伙，他跟我说他问的是能否找到工作，到现在他已经有三个月没活干了，为了向神灵祈求，他去了不少寺庙，可是结果都不尽如人意，现在他来看看观音菩萨能不能帮他。

不过，来寺庙的并不全是拜佛的人，还有一些人是来游玩的。到这儿来真算不上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通常人们要从窄巴巴的街道上挤过来，一路上看到的房子又破又旧、乱七八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臭味，满是蒸腾的热气，而且空气也非常浑浊。这些人就在我们前边，我们跟着他们随处游荡，不经意间就走到了一个由六块巨石相连而成的大岩洞里。那里非常凉爽，且散发出阵阵幽香，还有一条专为游客准备的石凳，我们坐在上面欣赏洞中的美景。这些寂寞的石头能形成如此无可挑剔的组合，是因为古时候地质构造的巨变，它们绝对不是人工雕琢的成果，因为就算是世界上最棒的巧手也不能把它们弄成这个样子，以彰显他们的手段。时间已经走过了几千几百年，谁都不曾将它击垮，无论是数不清的雨季里那狂妄刷洗的瓢泼般的大雨，还是咆哮着肆虐的巨风。现在这个石洞依然坚挺地立在这儿，看起来就像是昨天才被那些无名的巧手们建好一样。

这个岩洞里的空气既清凉又干净。而不远处，我们可以看见那条热气腾腾、沉闷无比的街道，人们正从那儿走进来，我们实在是太享受了，阳光无法照到这个岩洞的内部，它里面的空气是多么地清凉啊。人们进来后长出了一口气，扇子被随手扔到石桌上，接着就开始喝着茶，聊起天儿来，那些茶是侍者端上来的。人们总是不紧不慢的，绝不会因为高兴而让自己随心所欲从而精力尽失。他们悠然地端着茶碗，轻轻地抿一口，然后让茶的香气在口腔内扩散开来，他们满面笑容地闲聊、玩笑，时不时地将甜品、糕点放到嘴里，只是偶尔为了确定时间才扫上太阳一眼，一点也不介意时间的流逝。没多久，一声叹息传来，离开的时间到了，因此他们说“是时候回去了”。天已经晚了，那条肮脏的街道又迎来了带着扇子的人们，乏味的生活仍将继续，人们是如此地豁达，似乎寺院里那清凉舒爽的空气他们从不曾享受过。

从这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岩洞出来，我们沿着狭窄的石制台阶慢慢往上走，不同于此的美景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令人目不暇接的景致实在让人惊喜。眼前的地方宽阔而且敞亮，在房子和空地之间，供游客休息的桌椅零散地点缀其间。事实上，这是附属于武神的小庙，武神正严肃地坐在神龛里。把生意与宗教联结到一起，就算是那些干巴巴的和尚也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武神被放在那儿，以吸引来这儿玩的游客。无疑，他做得非常好。原本被刷得干干净净的墙壁，现在变得乱糟糟的，这是在此疯玩的众批游客的战果。它像是一个广告牌，向过往的行人宣告：“这个地方好玩极了。”它比任何语言更能清楚地表达这一点。今天，这间屋子的暂时领主是大约二十个英国人，其中，有几个是年轻的女孩儿，快乐、兴奋的情绪满满地从她们脸上溢出来。无疑，这伙人打算充分地利用接下来的每一分钟。

屋里的座椅被他们全部挪到一边儿，接着开始的游戏是他们在英国常玩的，周围有不少中国人看着他们，满脸的新奇、讶异，这些游戏在他们看来也非常有趣，所以他们看得非常开心。“抢壁角”“捡宝”……这些英国人一个又一个地玩着。旁观的中国人随着游戏的起伏逐渐兴奋起来，那些绅士从孩童的时候起，就不曾跑跳过了，现在他们的眼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看起来似乎极其渴望可以加入进去，甚至，这令人激动的场面还感染了那些一脸鸦片相、面如死灰的和尚。光亮从他们的眼睛里绽放出来，他们的身体不停地抖动着，好像只要稍一触动，就会冲进嬉闹的人群。附近的岩石间一直盘旋回荡着众人的欢笑声。

只有神情严肃的武神在这一场面中完全不受影响，眼前这一切—那群人好笑的动作、飞扬的笑声以及兴高采烈的面庞，不曾让他受到半点触动，他就像一个旁观者。不用想也知道，他从没有张大过眼睛，神情也不曾改变过，即使在没人注意的角落。他要用冰冷的面孔在信徒前树立自己的威严，所以绝不会融入欢笑的人群。在西边有一群高峰矗立在那儿，太阳不知不觉间从它们中间滑落下去了，只在地面与山腰之间，留下一条长影子落在身后，游人们意见一致，决定回去了。不过他们正被那个眼窝很深、长得像鬼一样的和尚直勾勾地看着，他正等着他们支付使用这个房间以及饮用茶水的钱。因为对这样的家伙表现诚意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人们躲着他，这是一种潜意识。人们在交钱的时候，像是怕被弄脏一样，绝不愿被碰到，所以总是让钱挨个隔空滑到他那鸡爪子一般的手上。

我们离开这儿的时候，还是有一点不满足的，不过从整体来说，就户外游玩而言，今天过得不错，与此相关的所有事都挺顺心，没有哪个地方比寺庙更美了，它实在是个游玩的好地方。形态各异的石头像随手放置的一般散落在周围，一棵强壮的松树从岩石的缝隙中挤出，寺院因它而带上了一种古意。寺院的风景如此迷人，就像是大自然这位最有格调的艺术大师构思出来的，阳光为远处连绵的山峦穿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色纱衣，平原上弯弯的河水流淌而过，仿佛一位仙女路经这里时飘落下来的银色丝线，浓绿的稻子满满地铺在田里，镶嵌在满山林木之间，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公园，技艺超群的巧手们将所有的这些细心地安放在自己的位置上。

寺庙里的环境是唯一的缺憾。一切都是那么地粗俗、丑陋，木雕神像所穿的黄褂子，那绝对是个便宜货，上面乌糟糟满是从没人清洁过的沉灰，从不曾有人刷洗过的地面，磕磕巴巴的。无疑，这里到处都是污垢，需要一个女人拿着肥皂，用水狠狠地清洗一次。那些和尚都像是刚从路边的下水道里爬出来的一样，和一群肮脏的乞丐没什么不同。

人们对于他们能有什么感觉呢？唯一的感觉就是：宗教事务由这样的人来管，那么，无疑，以摧毁宗教信仰为目的的灾难性时代来临了。中国这个庞大帝国的东南方，这样的寺庙不计其数，看见它也就等于见到了其他的寺庙。人们对宗教毫无感情，宗教信仰当然会变成这样，因为在宗教的世界里，导师、典范这样的人物完全可能是个瘾君子、赌徒、流浪汉。救世主，您快点到来吧，人们正凄惨，都耐心地巴望着您的到来！

第十二章　各式刑罚

中国人常常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怪念头。他们的想法像万花筒一样，就算你以为已经抓住了他们那奇怪、别致的想法，但其实，他们真正内里的东西，你并没有看到。例如，平常的生活中，你觉得他们敦厚、好说话。

在很多方面，中国人和英国人都很相像。中国人学识丰富，性格柔和、乐观，对自己以及祖国信心十足。他们相信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都不如中国人，这个国家像一座美丽的花园，唯一值得人们一住的地方就是这里。

除了这些，中国人正义感十足，对于人的道德品质寄予厚望。但是，当中国人开始起草并执行针对犯人的法令时，他们就不再和英国人相像了。仁慈的秉性被他们迅速地放在了一边，他们表现得残忍嗜血，就像是一个喜欢把猎物撕碎的野兽。

因为在所有刑罚中，用棍棒击打只是审案的基础，所以在我对中国刑罚的描述中就不包括它了。杖刑会让受刑者皮开肉绽，这种伤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调养才会好，显然和孩子们的游戏截然不同。这种刑罚就是在当下的体制中，仍有不少官员继续使用着。因为中国的法庭还没有发展出严谨的审讯、律师的辩护以及法官的评判，所以，所有的这些都由杖刑代劳了。在中国人看来，杖刑的作用很大，案子的审理会因它顺利起来，伸张正义这件事也因它变得简单快捷。在英国审案过程中会出现的枯燥乏味，绝不会在中国出现，因为被告是如此地害怕杖刑，要是记不清自己都做过什么，他就会发挥想象找说得通的说辞为自己辩解。在英国，法官的权力相对较小，一切依照程序来，所以大多数案件的审理都伴随着单调沉闷，然而那些能让审讯看起来趣味十足的因素（如杖刑）却不见了。在中国，审讯要是没有杖刑，将会演变成一出闹剧，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止被告任意胡说，不过，那些脸色发黄的观众倒是会因为被触动而笑得乐不可支。一般说来，木制的枷锁或项圈适用于窃贼以及抢劫犯，它是由两块中间有洞的木板拼成的，长四英尺、宽三英尺的木板，罪犯的脖子卡在那个洞里，拷好后用锁头锁住。此外木板上还有一条铁链，它的另一头拷在犯人的手、脚或者脖子上。要想知道一个人犯的罪有多大，看链子绑着的位置就差不多能知道了。要是缠在脖子上，那么这个抢劫犯一定特别凶残，要是缠在脚上则说明这个人还好，而且他受到的惩罚也将不会太重。

判决下来后，地保或者管理这个罪犯的狱卒负责看着这个罪犯。狱卒每天早上会把他带到犯案地点附近的街道上，这个家伙必须整整一天都待在毫无遮挡的大坝里，以此缓解人们的愤恨，并警示其他不安分的家伙。

木枷这种刑具乍一看非常普通，但实际会对人体造成非常大的折磨。过宽的木板导致犯人必须把胳膊弯起来才能穿过去。因为手够不着脸，所以吃饭的时候更惨，要像表演杂技似的，耍一些小手段，让木板倾斜起来，好能把饭送到嘴里。火辣辣的夏天，各式各样的苍蝇—从又圆又胖的巨型苍蝇到又细又长但无论发生什么也不会改变其邪恶本质的小苍蝇，持续不断地滋扰他，让他一刻也不得闲。他根本没办法保护自己的脸，苍蝇往鼻子上一落，别指望简单地摇头就能把它赶走，中国的那些绿头巨蝇聪明极了，总是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将最舒服，所以犯人毫无办法只能求助于身边的某个好心人。

那些苍蝇喜欢你追我逃的游戏，要是那群中国人中的某一个被苍蝇逗弄够了，它就会再找一个更老实的继续玩。

那些犯人不得不待在被圈禁的地方，不管是烈日当空还是大雨倾盆，直到晚上，地保才会出现把他带回牢里去。夜晚的降临，并不意味着逃离苦难，事实上，更悲惨的生活也随着夜幕一起来了。再也没有哪个地方比中国的监狱更令人恶心了，那是最凄惨、最污秽的地方，它是那么地可怕、令人作呕，就算是人们在逼不得已时所选的洞穴也比它强。在没超过十平方英尺的小房间里，一条狭窄的石缝就算是窗户了，即使晴空万里，光线也只能勉强挤进去，完全不足以改善牢房的黑暗。墙壁乌漆麻黑的，想必泥水匠将它抹好之后，就再也不曾有人打扫过，所以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灰。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原本平滑的泥地现在变得坑坑洼洼。房间里的犯人有十几二十个，但家具一个都没有，就连床也只是某个室友弄来的几捆干草。尽管这里又脏又挤，不过要是他们不发生争执的话，一般能处得不错。

现在，这个凄惨的家伙需要考虑的是怎么才能在这凹凸不平的地面上睡得好。首先他要将木板铺好，要是一个弄不好，晚上这些他原本压着的木板会报复他，忽然翻过来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此外，将木板铺平也是必需的，要不然，他脖子上那柔软的皮肉会因木板沿儿的尖锐、粗粝受伤。尽管他用尽了各种方法，但可怖的噩梦总是会纠缠他，而且被惊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一直挨到清晨降临，他万分感激，因为这表示他终于可以离开这令人厌恶的牢房了。

流放是一种比木枷、坐牢更重的刑罚，它适用于那些犯了更大罪行的犯人。这是一种新颖而且省钱的处罚方式。在中国，因为社会无法承担过大的开支，所以人们既不会弄一个地方专门囚禁囚犯，也不会为他们建一座大监狱。他们所采用的惩处方式，不仅效果显著，而且也用不着监狱，从而也就不需要那些以国家为长期饭票的牢头或狱卒了。

我知道的一个案子，正可以解释我的观点。在驻守北平的军队中，有一个将领因杀人而被判流放，地点是离京一千五百英里的地方。被押送很长一段路后，他终于被交到一位州知府手中，他以后的人生必须在那个州度过。他在几天后就被放了，除了要求按月到官府报到外，基本算是自由了。在限定的区域内，他想去哪儿都行，至于想做什么工作，也可以自己选。虽然管得并不严，完全有机会逃到别的地方，甚至坐车逃往国外，以完全获得自由，但他绝对没有这么做的胆量。因为他知道，要是自己逃跑，这个消息会迅速传回北方，政府就会处罚他的家人，这种做法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一个家庭成员犯错，其他成员一起受罚。他一想到亲人们的面庞就犹豫了。他不能逃跑正是因为对他们的挂念。从分离到现在，第一次，他如此地思念他们。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当他们之间有了如此远的距离，如此多的阻隔之后，他再次想起他们，发现他们更亲近了。

非常幸运，我认识了一个罪犯，并且我们处得很不错。当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我有了好好观察他的机会，有时他会教我看《北华捷报》。他是一位英俊的绅士，性格积极乐观，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从他的言行举止可以看出他出身不错，大多数人身上经常能看到的恶习，并不能在他身上见到。正是因为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接触里，我都忘记他罪犯的身份了。他的行为举止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受到了众人的一致好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恶习暴露了出来，为他的人生带来厄运的正是这一恶习—酗酒。他的激情在他酒醉的时候像猎豹一样猛地爆发出来，瞬间将他变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桌子、椅子……他凶猛地袭击所有够得着的东西，除了人，即使如此疯狂，他仍聪明地避开了对人的攻击。周围的人对于他的疯狂非常震惊，他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毁坏这些东西。在他疯了一阵之后，他终于耗尽了所有力气，睡在了他一手造成的狼藉中。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眼前破烂的现场让他感到非常奇怪，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安静地开始了清扫工作，最后房间又整洁起来了。

中国人真是天才，他们所发明的流放这种方式，既省钱又有用。因为被流放的人必须自己赚钱生活，所以政府不用花多少钱养他们。有些人觉得罪犯到了流放地后得到的自由，会削减他们对这一刑罚的惧怕，但实际并不会这样。因为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流放所代表的离乡背井就已经是一种身心的折磨。在中国人的心底藏着对家深深的眷恋。对中国人来说，相比于爱国，他们更爱家，这个神秘民族的人民，对家付出了最真、最深的爱。流放对人们来说代表着将春天从他们的生活中剥离，代表着将阳光从生命中抹去，即使原本的家穷困到了极点，并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灾难。

保证流放这一刑罚既严苛又不会轻易遭受反抗的因素有两点。第一是犯人本性中对家的眷恋，第二是犯人逃跑，他所有的亲人将会受到朝廷的责罚，他们每个人都要为他的行为负责。犯人们当然不会逃跑，因为他们不忍心让父母、叔婶、堂/表兄弟以及堂/表姐妹承受牢狱之苦。他们之所以会在流放地一直待下去，正是因为对家人的爱，或许他们心如刀绞，被浓浓的乡愁折磨得四肢都在发抖，但他们仍要继续待在这儿，并坚信这么做正是因为对家人的忠诚与爱。

有一些行为我们觉得根本没什么，但在中国却会受到最严酷的刑罚。“囚笼”就是其中一种。有一天，我听说有一个盗墓贼被抓住了，并且正在案发地点承受一种专门的酷刑，我马上跑向行刑地点去看，同时心里因为即将看到的残酷画面而感到非常恐惧，事实证明那确实非常可怕。在一座坟冢遍布的山坡下有一处空地，在那里我见到了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恐怖的场景。在一个看起来和英国人装羊的工具很像的笼子里，犯人就被装在那儿，他脚下踩着一堆砖，手捆在身后，头伸出笼外，交错的木条卡在他的肩上。这是一个大热天，太阳像个火球挂在天上，天空中没有云，炙热的光线直直地炙烤着犯人光光的头顶。

犯人所处的境地真是可怜。一大群苍蝇像秃鹫在猎物上飞旋一样，在他的头上回旋。它们中已经有几只开始吸他嘴唇上的血了。他所承受的来自太阳的炙烤以及苍蝇的袭击，必然让他非常痛苦，但他看起来像是完全感受不到这种痛苦一样，神情安定而且从容。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但只是像陷入沉思般看着远处的高山。

他挣扎求存的画面实在是让人心生不忍。他心里清楚，自己绝没有活着离开这个笼子的可能。苍蝇嗡嗡地高唱着，用它们有毒的牙齿叮咬着这个人，每个被咬到的地方都透出一层黑色。想要摆脱这种痛苦并不难，他只要把脚抬起来，或者将脚下的砖踢走几块就可以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吊死。但他没这样做，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加神圣珍贵了，他绝不放弃一丝活下去的希望。

“钉刑”是另一种恐怖的刑罚。这种刑罚的施行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频繁了。这无疑是一种古代的刑罚，代表这种刑罚的两个字在汉字里是专门指代它的，这种刑罚也不是外国流传过来的，因为它不是复合词。我有一次看到了这一刑罚的执行。它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因为被钉的那人看起来像基督教里吊在十字架上的死神。这个人被钉死的地方是路边上的一棵大榕树下，行人熙熙攘攘地从那里走过，几百几千人涌到行刑地，因为他们都对这人将如何受刑死掉非常好奇。

开始的那种对于基督受难场景的联想在我站到那人跟前时消失了。我们所认知的那种钉死于十字架的刑罚与他们这种差别很大。一根直立的木桩与横梁钉在一起形成一个十字。有两条板子从木桩伸出，可以将犯人的脚绑在上面，并往上钉钉子。那条横梁在木桩的上半部分，与犯人的肩膀一般高，在它的两边，犯人的手将被钉在上面。犯人的胳膊被绑在横梁上，这是为了避免犯人的身体因痛苦而下坠。犯人的辫子被缠绕在木桩上是为了让犯人抬头。这些手段都是用来防止身体下坠的，要不然犯人的手会被拉下来，身子也会脱离木桩向前扑倒。他胸前的大字非常清晰，告诉众人这人是个抢匪，凶残且屡教不改，为了让他偿还罪孽，除了“钉刑”，朝廷再不能找到一种刑罚，对他进行更严厉的制裁。

我站在这人面前，仔细地观察他，可是没有任何迹象能向我表明这人真如朝廷所说的那样罪大恶极。他所穿的是和所有贫寒的苦力相同的蓝布衣，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的身上。看上去和满大街都是的苦力并无不同。在街上那么多人中，要是以前见到他，不会觉得他有任何特别。不过他惊人的忍耐力在受刑时表现了出来。他扭曲的脸孔告诉我们他疼到了极点，但他一声不吭，不曾发出任何代表痛苦的声音，无疑，他决定安静地死去，不让人在他身上找到一点软弱的影子。在刑架的边上有两个士兵站在那儿，他们的手里拿着长矛。再没有更多的士兵了，因为不需要，周围看热闹的群众态度十分明显，他们认为这人应有此报。我想知道眼前这一幕是否对周围的人有所触动，环视了一圈，发现那样的人一个都没有。实际上，那天人们聚在那儿像是在庆祝什么一样，高兴极了—脸上满是笑容，彼此间笑闹着，热烈庆祝犯人被抓住了。

相比于“钉刑”，“站笼”是一种更加凶残的刑罚。一个有盖的大笼子就是刑具，犯人的头卡在盖子上的小孔上，在他的脚下是一层厚石灰以及七块砖，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他没有任何办法能让自己稍稍地放松一下。白天他要接受那些心肠冷硬的家伙的围观，晚上只有星星默默地陪着他。这种简单的站着只是一个开头。他脚下的砖在第二天会被拿走一块，这表示他的命又少了一天。此外，他脚下的石灰也被加了水，这次只是一点，但产生的毒气蒸腾着他的脸。接下来一直重复到最后一块砖也被拿走，到这时，他将直接站到石灰水里，和火相比，石灰水对肌肤的灼伤更厉害，给人带来的痛苦也更大。这个酷刑在第七块砖被撤走后不久，终于结束了。伴随着因为脖子卡着盖子而发生的窒息，以及下半身的严重灼伤，这个犯人死得极其悲惨。

“砍头”这种刑罚非常平常，不过人们认为它比上面所描述的所有刑罚都重，因为用不了几分钟，它就能让人身首分离。中国人相信被判这种刑罚是最大的灾难，因为这样会尸身不全。只要能留得全尸，他们宁愿承受上千次，一次残酷过一次的酷刑。这绝对是一种迷信思想。因为人们相信死后会去阴间生活，砍头会变成没有头的鬼，这会让他接下来的生活非常难过。他的手拿着筷子，可是食物放到哪儿？他已经没有吃东西的嘴了。也可能他想成家，但那些女鬼又怎么肯嫁个无头郎君？就算活着的时候长得再难看，也会有能娶到的女子，但要是没有头，所有的女人都会因为害怕而离他远远的。他除了到处飘来荡去，什么也做不了，黑暗中，他摸索着往前走，那些阴间的鬼魂也因为害怕而远离他。要是在砍头和最恐怖的刑罚间二选一的话，犯人将选最恐怖的刑罚，而绝不会有任何迟疑，他们愿意承受任何痛苦。

我认为“凌迟”是最残忍的刑罚，即使印第安人用来处理俘虏的刑罚也比不上它。这种刑罚在执行的时候一边要犯人忍受极致的疼痛，一边还要看护他们，保证他们不会死得太快，为了保证这一点，能够致命的地方被安排在最后，身体上的皮肉被一片一片地片下来，先是把腿从膝盖锯断，接着是把胳膊从手肘锯断，再接下来是挖眼睛。这个令人心惊的肢解将持续三天，当在犯人的身上再也榨不出一丝力气、一滴精血后，他终于解脱了。

中国的那些审判者断案的依据仅仅是自己的分析，因此不少案件难免判决鲁莽。有时，他们为了找出真相要运用自己的学识、才智，以想出各种办法。一段时间以前，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那位审判者在此次事件中证明他非常诙谐并且极其了解中国人的性情。有一个在国外待了十五年的中国人，他攒了一大笔钱决定回国养老。

当他到了村口时，天已经晚了。在他出国的这些年，他和家人断绝了联系，完全没有书信往来，对于妻子以及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就连妻子是不是还活着，他都不能确定。就算活着，能不能诚心地接受自己也是问题。他因为这些问题焦躁不安，最后把用钱换成的金条藏了起来，藏钱的地点就是村中庙里神像前的香灰里，然后就满怀不安地回家去了。令人高兴的是，他的妻子不但没死，而且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他。她对于丈夫的归来万分高兴，哪里会责备他呢。在他们交谈的时候，他告诉妻子他挣了很多钱以及藏钱的地方。为了防止别人听见，他特意压低了声音，但是还是被人听到了。对于轻声说话这件事，中国人似乎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们可以喊得非常响亮，却不会属于两人的窃窃私语。“小声地”这个词，他们完全不懂。隔壁邻居透过墙缝，将二人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他的耳朵紧紧地贴在墙上的那条缝隙上，对他来说，这个令人惊奇的故事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当知道金条的事后，邻居有一种被仙女告知宝藏所在地的感觉，快要乐疯了。等到第二天早上，那位丈夫悄悄地来到庙里取钱的时候，他吓呆了，因为那些金条已经不见了。他马上想到是邻居所为，让他还钱。邻居当然不承认，还反驳说，别说钱了，自己连他已经回来了都不知道。他很快意识到，这种争吵毫无意义，所以急忙跑到当地的衙门将邻居告上公堂。正巧那位审案的官员非常聪明，他还是一个幽默的人。他召来被告，让其还钱。那人拒绝了，他说自己根本没偷。这位官员却笃信这人必是小偷无疑，为了证明自己没看错，他为这位窃贼设计了一个圈套，并自信一定能拿下他。他派人去寺庙把神像搬过来，并向神像发问是谁偷了金条，神像当然一声不吭。于是这位官员又说：“人家把钱交给你看着，现在钱不见了，难道你不认为自己有责任说出小偷是谁吗？”神像依然缄口不言，官员生气了，大声指责他不尊重自己，并且眼看着小偷在他眼皮底下行窃。他决定将案子押后一天再审，并气愤地威胁说，要是神像再不交代，就会对其当庭施以杖刑。

当晚，官员将被告召至自己的房间，带着神秘的表情，满含担忧地跟他说：“神像已经承认了，它说是你偷的，而且它非常生气，庭上的时候我扬言要杖打它，它觉得非常丢脸，所以要报复你和你的家人，因为这一切都是你引起的。它说你家的地将颗粒无收，你的家人将恶疾缠身，你会失去所有的儿子，你死后将无人拜祭，只能在阴间饥肠辘辘、可怜兮兮地飘荡。要想平息神像的愤怒，你只有招供一途。要是你肯，我会尽一切努力让你得到它的原谅。”这个令人心惊胆战的未来对这人来说无疑将是一场灾难，他战战兢兢地招了供，并退还了所有金条。虽然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的心却因为不用担心神灵的报复而轻松了。

在上面所描述的刑罚之外，还有一些刑罚是官员们自创的，相比起来不那么重要。国家把权力下放给了这些官员，他们有权对辖区进行管理，惩处那些不守法令以及引起混乱的人。中国的法律体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谋杀案不归司法部门管。朝廷不重视这类案件，惯常的做法就是给受害者的家人一笔钱作为补偿。这也是人们公认的一种处理办法，当受害者家里上诉索赔的时候，官员要做的就是弥补他们失去亲人的损失。人们的思想里从不存在“杀人偿命”这种想法。

第十三章　公开的私刑

霸权统治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个国家发生的所有案件都由衙门独立审理，正因为这样，中国人在自由方面的权限少得可怜，这一点英国人也一样。此外，中、英两国人在保守这件事上旗鼓相当，要是没有外力打破，他们会毫不动摇地坚守祖辈传下来的一切。在人们心里，今天平平无奇，而过去却颇有威信，两千年前的各种人权、神权以及它们包含的内容被传承下来，人们按照它们的意思行事，毫无异议。

很难说清现代社会中的民主意识和以前的到底有什么不同。但民主意识绝不是生于当下，而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之初就已经存在了，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那些白发苍苍、一脸皱纹的古人，尽管看不起现代人，但早就有了民主意识，并让这种意识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而且他们非常欣赏这种意识，决定要把它传承下来。从那些革命斗士对于民主非比寻常的执着可以看出，要是中国早早地就有了自己的西蒙·德·蒙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恐怕议会早就在中国产生了，专制的封建社会也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

中国和英国一样，私刑自古就有。行刑者完全不用背人，所以在私刑中绝不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一个蒙面大汉飞奔到一个隐秘的地点行刑，并在完事后迅速撤离。私刑已经成为一种广为世人接受的惯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就像美国创建之初允许私刑的初衷一样，不仅仅只是处理盗马贼这样的事。

除了叛国罪，私刑几乎适用于所有不法行为，并且可以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按不同需求做出相应调整。因为法庭高昂的费用以及繁复的手续，有不少案件被迫搁置，但私刑可以避免这些麻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裁决可以做到本其公正。

用私刑所处理的案件中，偷窃案最多。似乎偷窃这种行为对中国人来说比其他恶行更能激起内心深处的愤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多数人都在贫困线上挣扎，钱财对他们来说比命还重要，就算窃贼偷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并不值几个钱，中国人也会凶狠地惩处他。

当人们抓到一个正在偷东西的窃贼时，必然会对他拳打脚踢，并用最粗暴的方式把他绑起来，狠狠地打他。中国人非常耐疼，面对如此凶狠的击打，他就像是一袋任你施为的面粉，就算你猛击他的肋条，把他打得像个弓着身子的虾一样，他也很快就会把身上剩余的力气提起来，让人觉得这些对他一点效果都没有。还有一些小偷会在人们暴打他的时候，哭爹喊娘地讨饶，但只要摆脱危险，到了没人的角落，或者离开了那些对他喊打喊杀的人，泪水就会在他脸上消失，他又变成一个满脸童真的人。

人们抓到小偷后，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决定如何惩处。有一天，我路过一处房子的时候遇到一大群人，他们显然正为什么事感到欢欣鼓舞、兴奋异常，就像他们刚刚看了《庞奇和朱迪》这出剧目一样，喜笑颜开，过节似的。等我走到近前才明白为什么人们这么开心，原来大家正在围观某个皇族处置小偷。这个小偷在行窃时当场被抓，现在双手被绑在背后，吊在一个树枝上。那个树枝离地有好几英尺高，那条绑着小偷的绳子都勒到肉里去了。我原本因人群感染而快活起来的心情，在看到那个凄惨的犯人时不见了，现在我的心里全是对那个小偷的同情。

那人的手臂被又粗又硬的绳子吊起，和后背已经成直角。他一定非常疼，因为这样一来他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到肩胛那儿了。这人必是小偷无疑，因为他一看就是那类会偷窃的人。他一身破破烂烂的蓝布衣衫，有一张喜欢肆意胡为的脸。他那僵硬的脸孔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让人一看就觉得这人是坏人。他因为疼痛不停地呻吟，并哀号着祈求人们把他放下来，因为他的胳膊已经要被扯折了。

在他看到我的瞬间，就开始了竭尽全力的哀求，希望我能为他说情，让人们把他放下来。我当时因为心里的怜悯，被他说动了，但很快我就发现，要想打动周围的人实在是太难了，人们反驳说：“要是现在放了他，用不了多久这个家伙就会再来。现在让他受点教训，多遭点罪，以后他就不敢冒险了。”尽管如此，我仍坚持劝说，人们最后还是把这个人放了。不过直到现在我还常常会想，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那个惯犯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付出相应的代价，但在我的帮助下他却被免除了惩罚。小偷自己得了好处，而社会却失去了让事情公平的权利。不过就算这样，面对这人凄惨的样子，我仍然不能狠下心肠。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小偷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与他所偷东西的价值无关，而完全依靠施刑者的心情、地位。举个例子，要是所偷的那户人家既有权又有钱，那小偷受到的惩处将非常可怕，远远超过他所偷的东西的价值。

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件事，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用来解释这一情况刚好。有一天我因职责所在去了一家医院，这是一家由英国人负责的医院，那里有很多病人，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他们中有一些来自偏远的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土包子”，总是因城里的各种“怪事”目瞪口呆，并因为自卑不愿意说话；有一些是四处奔忙的船员，来自附近的港口；还有一些苦力、卖杂货的小老板、大烟鬼以及腿上生疮的家伙。这些人都是为了看病到这来的，他们整齐地坐在凳子上等着英国医生的到来。

我挨个看过去，注意到一个坐在地上的男人，在他身边有个年轻的妇人，也许是正为孩子的病情担心，脸上满是哀愁。在我正想走过去问明情况的时候，忽然注意到男人的眼睛，他的眼睛似乎有问题，给人一种奇怪、愤恨的感觉，我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所以走近去看，天啊，原来男人的眼睛被人剜掉了，这让我非常震惊。

在那人身边站着一个男孩，我问他：“那人是谁啊？”

他说：“我父亲。”

我又问：“他为什么会失去双眼呢？”

他回答说：“一个有钱的邻居在几天前，把它们剜出来了。”接着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他们家的牛在河边吃草的时候，吃了几口边上田里的稻子。稻田的主人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决定要对这种行为严惩不贷，以保证以后不再发生。

写到这儿，我认为有必要详细地解释一下中国人生活中的独特之处。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这么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所有事都能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迅速传开，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惊奇。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你偷偷地做了一件事，用不了多久就会人尽皆知。当你满心欢喜地前往以为可以静静独处的目的地时，你的后边马上就会有七八个人偷偷地跟着你。你向山下飞奔，沿着荒凉、渺无人迹的小路去你心中绝不会有其他人去的地方，你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为那些随处可见的中国人找不到这儿而满心欢喜。但正当你为无人监视自己的自由感到无比快乐时，你只要一抬头就会发现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有几个黄皮肤正在偷窥你，他们透过树枝的缝隙看着你，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诡秘得就像“斯芬克斯”。他们给人这样的感觉：原本就长在那儿，永远也不会动。接着这些人会陆续回去，很快村子里所有的男女老少，对于你出去做了什么就都知道了。

但是在这之中有一件事非常奇怪：没有任何设备的帮助，那么远的地方，他们是怎么把消息迅速、准确地传出去的？一件事发生了，数千里之遥的人都在对它议论纷纷。当你对一件事感到很惊讶，把他讲给一个中国人时，你会更惊讶地发现他已经知道了。你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会告诉你：“啊，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的。”至于那位又是怎么知道的，就没人能告诉你了。也许你收到的那份电报，那位朋友也收到了一份，而且内容上并无不同，不过这个可能性非常低，因为在中国电报费非常高，除非他在衙门或者大企业里任职，要不然这些高价的通讯设备他绝不会用。

这些讯息到底是怎么传播的，我是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几天时间，消息就已经被传得很远了，就连非常遥远的、不曾收到过电报的地方都已经知道了。几里外，人群密集的城里有人听说了；在集市上，集市结束后，路人在主路边议论它；在背山的小村庄里，那个令人惊奇的故事也不缺少讲述的人，人们窃窃私语、议论纷纷，这惟妙惟肖的描述声在空气里嗡嗡作响，到处都是。

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报道新闻的报纸在中国只有少得可怜的那么几张，在荒凉的地区连电话线都没有，但是人们，无论身份是高是低，贫穷还是富贵，却都能快速、准确地知道这些事。其速度与在电流帮助下的传送相比也毫不逊色，就像是数千“电报局”正日夜奋战，发送着这些讯息。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凭我是解答不了了。

现在把话题拉回那个失明的乡下农民身上。这个农民没注意到一双眼睛看到了老牛吃稻子这件事，这个消息飞一般被传到了地主的耳中，那位地主对这件事非常愤怒，并且他抓住了这个动用私刑的机会，他找来了一大群族人，气势汹汹地准备对这一恶行实施报复。

那时，这个农民正在默默地放牛，完全没想到悲惨的遭遇马上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忽然，那群人出现了，恶狠狠地冲过来抓住他，接着，那些人宣称在来的路上，已经对他的罪行做出了挖眼的判决。这个农民对此又惊又怕，他苦苦哀求那些人，但一点用也没有。他承诺只要不挖掉自己的眼睛，牛吃了多少稻子，他愿意一百倍地赔给地主，甚至愿意把那头犯错的牛交给他们，但是那些残忍凶狠的人心如铁石，农民凄惨的哀求完全不能打动他们，他们不要钱，一心只想报复那人。悲剧在几分钟后上演了，他们剜掉了那位农民的双眼，把那个疼极了的可怜人扔在路边。从此，阳光、爱的人的面庞，那人都再也看不见了。

我问：“你为什么来医院呢？”

他回答说：“我的眼睛被挖掉了，听说英国的大夫医术高明，想看看他们能不能给我换双新眼睛。”

人们一个又一个地过去，轮到他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事都讲给医生听，并苦苦地哀求，希望能得到一双新眼睛，他说：“我听说您高超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你愿意用您卓绝的医术让我重见光明吗？”医生表示他当然愿意，但是他的医术还做不到这件事。“啊！”这个农民凄厉地叫了出来，他大声喊道，“你不是没这个本事，你是不肯。”在被带出诊室时，这人还在哀号抱怨，指责大夫没有同情心，不肯给他换眼睛。

私刑的审判者会在众目睽睽下，判处偷窃惯犯以死刑—这一最重的刑罚。无论是警察，还是某个官员都不会为了阻止这件事特意到那儿。

最近就有一个案子可以证明这件事。有一个农家子弟，他与蒙昧的中国社会中的其他恶人一样，道德品质非常糟糕。在他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恶习，抽大烟、嗜赌、挥金如土，坏事做尽。他没有可以支撑自己好吃懒做、肆意挥霍的工作，只能四处占社会的便宜。有一天早上，农妇起床后发现鸡窝里的鸡不翼而飞，牛棚里的牛也不知去向，这么大的牲口，无论她怎么找也找不到。还有个农民，天没亮就到了自家田地，却发现原本在田里长得好好的土豆被人偷了好几垄。还有一个瓜原本长得金光灿灿的，现在也不见了，不知是谁把它从藤蔓上摘走了。村子里所有的人都非常愤怒，表示要是抓到了那个贼必定会狠狠地教训他。人们心里清楚是谁偷了这些东西，但那个狡猾的家伙一点痕迹也不曾留下，所以人们不能抓他。强烈的正义感要求中国人必须在有证据后才能抓人，而没有的时候，人们是不会行动的。在中国，如果证据确凿，但犯人不曾画押，就算是官吏，也没有权力处决他。为了让他画押，你可以用棍棒打他，对他施以最严厉的刑罚，但只要他没有在纸上签名认罪，执行死刑的人就不能杀他。

再狡猾的小偷也无法从侦探的手中逃脱，终于到了小偷伏法的那天，一个农民抓住了他。当时他刚把拴在牛身上的绳子解开，准备把牛偷走。第二天，村子里的头头儿们在一片喧闹中商量了一番，他们对于这件事都非常气愤。小偷终于落网了，他被绑在那儿，捆得牢牢的，就算是魔法师也不能让绳子稍稍松动。他知道自己即将被处死，这从他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出来，但他告诉自己绝不让人看出自己的怯懦。

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往往声音非常洪亮，他们喜欢这样，就算平心静气的时候也是如此，说起话来就像在狂风中一般用尽气力。今天的场面更是如此，嗡嗡的嘈杂声震耳欲聋，人们历数他所犯下的每一个罪行，讨论要怎么处置他，最后人们将他拖到一处田地，那田地的主人正是他的父亲，人们向那位可怜的父亲宣布对小偷的处置决定—由那位父亲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活埋在他的田地里。

父亲听了这个判决，吓得连着倒退几步，他哭得满脸是泪，对着这些愤怒的村民磕头，哀求他们饶了他的儿子，不要这么残忍地处罚他。可这些泪水有什么用？它们只不过是那位可怜的父亲为了救儿子的心痛以及苦苦的哀求，愤怒的人们又哪里会理会它们呢？人们最想做的是惩罚那个儿子，而恰好他们正握有这个权力。人们凶狠地告诉父亲，要是他不肯这么做，他们就把他的家烧了，把他以及他家所有的人从这里赶出去，并且他仍将亲眼看着他的儿子—那个无耻的家伙被杀死。

他清楚地知道人们说的话不仅仅是恐吓，他们真的会这么做，他心惊胆战，哆哆嗦嗦地拿起锄头在房前挖了个坑，那是他儿子小时候玩耍的地方，他在儿子的脖子上绑了一块石头，声嘶力竭地号哭着，在那些观刑者面前把儿子推到坑里埋了。这件惨事终于结束了，人们高高兴兴往回走，并在离开前在埋着那个可怜虫的地方特地做了个标记，那位伤心欲绝的父亲，被他们毫不在乎地留在了身后，他们因为自己捍卫正义而欢欣鼓舞。在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不觉得这么做有哪怕一丁点的不妥。

使用私刑的案件中，凶杀案无疑是里面最大的案件，但大多杀人犯所受的惩处不过是赔钱，很少有偿命的。在中国的违法乱纪行为中，杀人不是最严重的，而且中国的律法也认为杀人并没有严重到要由法律来严惩的地步。算起来，对杀人犯免除死刑，中国可以算是最早如此的国家中的一员了—可以杀人但不用偿命。

举个例子，一个人被杀了，既不会有警察去案发地点进行调查取证，然后追捕疑凶，也不会有哪个人要朝廷出面解决此事，这就引发了后面的一系列情况。案件的负责人变成了与被害人关系最近的亲朋好友，他们会竭尽所能力求从凶徒以及他的家人身上取得最大的报偿以平息自身的愤怒，他们高声叫骂、痛哭失声，对于追偿这笔血仇来说，那位悲痛万分的寡妇凄厉的哭号必不可少。受害人也许颇有权势，不过人死如灯灭，他现在已经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可是他还是重要的，他成为了一种在他活着时不曾具有的力量。他的死极大地影响了活着的亲人和他原本的家庭，他用命换回的大笔金钱，亲人们很快就能得到了。既然如此，只要没什么精神方面的问题，所有人都应该接受他已经被杀的现实了。

旁观私刑处理这类案件，真是一件让人不知如何是好的事，因为你很难决定是哭好一些，还是笑好一些。那个审判者原本一心维护公理正义，力求揭露真相，毫无杂念，可是现在，他眼前都是光芒四射的金子，它们闪花了他的眼睛，使他再也看不到面前的受害者，满心都是要把这具尸体变成摇钱树，让他比活人更值钱的想法，他已经失去人性了，声名、公理、理智全都顾不上，满心只有一件事—用尽一切手段从凶手身上榨取赔偿。

受害者的亲人组成了陪审团，要是受害者有妻子的话，那位妻子也一定会出现在陪审团里，因为在案件的处理中，她的作用将非常大。要是受害者还有个高龄老父，那就更好了，因为这将非常有利，他可以用最痛苦的声音让人们站在他们这边儿，支持他们。就像凶手希望的那样，陪审团全体成员都会去凶手家，凶手已经准备好了，他请来了自己最有势力的亲人，他们会和他一起承担陪审团的任何判决。

人们在审理这类案子的时候，完全不愿意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手续上花时间，他们会简单地说一下案情，接着马上就提出赔偿金的数额，那个数字通常非常可观。为了不给人留下一种软弱可欺的印象，他们的脸上不会有一丝笑容，他们神情严肃，眉毛紧紧地攒在一起，响亮的声音带着强烈的感染力，这样做还能掩饰内心的惧意。

受害者的父亲为了能博得更多同情，会讲一些儿子的故事。儿子被无情地夺走对他来说是多么地残忍啊，那孩子原本善良、能干，他一心巴望着儿子能为自己养老，并在自己死后每年去坟头拜祭，使他不至沦落成孤魂野鬼，可以在阴间舒服地过活。可是现在，要是自己死了，必然会饥肠辘辘地到处游荡，不知应该飘往何处，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自己的阳光，那个可怜的儿子，已经在阴间四处流浪了。凶手那边的人在这个时候忍不住打断他，表示他的儿子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他闹事，要不是他们运气好点，现在死的就是他们了。

死者的妻子一听到这席话，就再也坐不住了，她猛地跳出来，双眼冒火，满脸是泪，谁敢侮辱她的丈夫，她就痛骂谁，她成了现场的焦点，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她长长的头发在身后胡乱地披着，目光锐利，口齿清晰地描述自己凄惨的境况，在述说中她细小的手臂随着情绪不停地摆动着。她吸引了全场的目光，用愤恨的音调，疯子一般痛斥凶手是那么地残忍，让她失去了丈夫，让她的孩子没有了父亲。这位女士如此地瘦小，但她无疑是一位出色的辩论家。在她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她在辩论方面的天赋发挥了作用，让她顺利地通过了众多难关，她的声音随着情绪的起伏不断地变化着。

但是，其他的女辩手出手了，她们气势汹汹地加进来阻击她，成为了她的对手。她们挨着个地站出来，不让她多说一句话。这间屋子刷地一下就变成了精神病院，到处都是激动的脸以及狂摆的手，除了吵成了一片的嗡嗡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争论，双方都因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不得不暂时休息，最后，受害人的亲友终于得到了一笔高额的赔偿。这个案子在判决者的宣判中落下了帷幕，这个审判就是终审，和朝廷的判决具有同样的权威。

这种私刑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超过了绞刑在我国的作用。当中国人意识到，要是自己杀了人，自己或者家人不得不支付巨额赔偿时，就算再怎么生气，他也会压制住内心的怒火不去动手。

第十四章　医生

在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公开行医的权利，绝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而在英国，人们对行医者管得非常严，要求只有学医的人才能行医。中国既没有教授医学知识的学校，也没有大学考试，既没有医院，也没有人专门研究医药以及解剖，那些麻烦的行医执照，他们完全不需要。他们所要的仅仅是一件长衫、一副在英国常见的看起来学识丰富的脸，以及浅得不能再浅的一点关于汤药、成药的知识。有些病就算是英国最好的大夫也束手无策，这些人却可以毫不迟疑，马上着手“治疗”。

那些人只要掌握点医学知识就去当大夫，因为在中国成为医生是那么地简单。在那些大夫里，你几乎遇不到一个能谦虚地表示自己的医术还不到家、对医学还知之甚少的人。比方说，一个人非常脏，就算是用钳子碰一下，也会让人觉得恶心，他满脸油腻腻的泥垢，所穿的衣服积满黑泥。这个普普通通的苦力，既没有过人的才智，也没有某种会让人希望与之相处的气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偏偏注意到他了，因为竟然有人悄悄告诉你，他还有一个医生兼职，并表示他颇有名望，曾治好不少病患。

我遇到的所有的这类大夫，都有一种在短时间内为那些原本要靠高科技才能治愈的疾病开方的能力。例如，某人得了肺结核，并且到了晚期，恰巧碰到一个这样的大夫，他有一副大嗓门，看起来鲁莽、笨拙，但他会让人觉得他本来的职业就是大夫，他为这人诊脉开方，并表示病人只要按照他说的喝某些草药熬成的汤就一定会好。每个人都对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他们都确信这人能将病人治好。

一般说来，想要当大夫的人都要学一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医书典籍，这些书的作者作为国家的先烈名垂千古，他们有众多学术著作，人们之所以毫不质疑书里的内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书是古人写的。在他们看来，只要学好书里的知识，就能治好那些名医曾医好的病。中国人认为医学不会再有什么突破性的发展了，因为在身体结构上，今人和古人并无不同，既然才智卓绝的古人们都已经细致地研究过那些人类会得的疾病，并且把研究结果记载、流传下来了，那么，今人只需信心满满、毫不动摇、安心舒适地背背那些处方也就可以了。

在中国所有流传下来的古典医书中，最负盛名的那一批里，有一本的作者是炎帝神农氏。他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人。因为那些典籍写着神农氏的名字，所以人们坚信他生活于现实，而不是神话传说。药圣是世人对他的尊称。传言他原本是一位神仙，因为不忍看着世间的人们饱受病痛的折磨却总是治不好而化身为人。他的胃因为可以分辨物质的属性，所以在这一善举达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了辨认药物的属性，神农氏吃了各种各样的草，并仔细地观察草药在消化过程中对人的身体产生的影响，还一一记载下来，最后成了那本传言中由他所写的医书。现在医生们治病开方都要参照这本书。

华佗是三国时代最负盛名的医生，他有胆有识，并敢于尝试，相信可以通过开刀为人治病救命。相传，三国时期三雄争霸，当时的一个英雄被箭矢射中了胳膊，因为箭上有毒，要不是华佗帮他刮骨去毒，用不了几个小时，这人必死无疑。当时的另一个统帅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把他请来为自己治病，他有头疼的毛病，每次发作都疼得非常厉害。华佗给他仔细地检查了一番后，告诉他：“你的病已经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采用一个大胆的治疗方案。你要是想恢复健康，就要允许我为你开颅切除病灶。”病人一听竟然要这样治，又惊又怒，凶狠地骂道：“你这是想治我？分明是想杀了我，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会先杀了你。”就这样，华佗被送进大牢，并将于几天后斩首。在死前的几天里，看守的狱卒对华佗非常和善，想尽一切办法力图让他过得好一点。华佗为了报答这人，将记着所有治疗方案的手稿给了他，并说：“我给不了你什么，这里有一份手稿，你好好留着，它会为你以及你的后代带来财富。”

这些宝贵的资料被看守带回了家，他告诉妻子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保管，并盯着妻子的眼睛，语气坚定跟她说，一定要保管好，自己以及后代们都不会觊觎用它来换得钱财。这本书确实被小心地保管了一阵子，可是有一天，当丈夫回家时，发现妻子正在一张一张地烧着什么东西，他问她在做什么。妻子说：“在烧华佗的书，我前前后后地想了又想，觉得华佗之所以落得这样凄惨的下场，完全是因为这些知识，要是有一天，你也因为这些知识功成名就，弄不好也要死在刀斧手的手里，为了救你，我只好烧了它。”看守急忙把书抢回来，可惜只剩下一部分了。这以后，这部分书都被保存得很好，全国的大夫都用里面的处方为人治病。

随着时间的脚步，我们来到宋朝（始于公元960年），孙思邈就是这个时期的人，他显赫的声名一直流传到现在。一直以来，他在人们心里都是神仙一般的人物，人们为纪念他修寺建庙，并相信他可以妙手回春，治愈任何疾病。皇后病重的那回，是他经历的一次重大考验。对于皇后的病，皇宫里的御医全都束手无策，当时，孙思邈因为已经颇有名望，被传召入宫。按照要求他既看不见皇后，也不能碰到她，所以只能悬丝诊脉，就是拿一根丝线，皇后手腕上系着一头，他在隔壁房间拿着另一头。皇后因为不相信这个民间大夫，所以决定试探一下，她先是把丝线系在床柱上，孙思邈一摸丝线立马说：“这哪里是人手，明明是木头。”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不过皇后仍不放心决定再试一次，于是把丝线绑在了一只小狗的脚上，孙思邈又马上说自己被耍了，因为这回也不是人，是低等动物，断言丝线绝不是系在皇后手上。皇后终于放下心来，孙大夫高超的医术也很快显露出来，那个让最有名的大夫束手的疾病，被他治好了。

医生主要分为内科大夫和外科大夫两类，也有少数大夫能内外科兼治。为了接触到中国大夫，观察他们治病的手法，我特地找了一个中国医生来为我患有疟疾的仆人治病。这位“中国的埃斯库拉普斯”没多久就来了。他五十岁上下，一身白色长褂，高高瘦瘦的，整体给人感觉是温文尔雅，从外表看来，他医学造诣颇深，不惧任何疾病的考验，他脸上的微笑可以鼓舞患者，让他们安心。

这位大夫开始对佣人的身体进行细致的检查。他先让病人坐过来，伸出左手，然后用三根手指为病人诊脉。诊脉的情况好笑极了，他那三根手指像弹钢琴似的不停地移动，三分钟后，又让病人伸出右手，将上面的检查再来一次。我问他两手的脉搏难道不一样吗，为什么都要检查？他回答我说：“是的，绝对不同。两手都看才能找到他生病的原因。”“全身，”他接着说，“共分十二个腔室，左边的脉负责六个，右边的脉负责六个，所以要两边的脉全部看过，才能确定是哪些腔室有损伤。”

“那么，现在你检查的结论是什么？”我问。

“他之所以发烧是因为肝、胆受凉。要想治病就要服用对这两个器官起效的药。”

接下来，我们又谈到胆，评价中国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它。他想了一想说：“有些男人的胆很小，有些则很大。”

“大体说来，你认为大一点的胆对人类更好，还是小一点的更好？”我问。

“小的，一定是小的好。”他马上说，“胆小的男人对社会不会产生什么损害，因为他们脾气好，而大胆的人更适合当兵，因为他们勇猛、果决、有血性，这正是士兵不可或缺的素质，他们凭着它奋勇杀敌，不畏死亡。”我本想跟他说，中国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看起来胆子都很小，但出于礼貌没有打断他。当然，要是我直接跟他说的话，他也不会生气，因为当别人说他胆小、懦弱的时候，他并不会因此血气上涌，满面通红。接下来他告诉我说：“确实如此，我的胆就一点也不大。”

这时，我又问他十二腔是怎么回事。“人体，”他微弯了一下身子，动作非常雅致，接着说，“按照结构分为十二个部分，血液每天在一定的时间，按照一定的规律流过相同的腔室，不会出一点错。例如位于身体中央的心脏，血液会在每天的十二点流进去，要是此时心脏受到攻击，就算很轻微，也能让人丢掉性命，因为那时人体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那儿，任何暴力伤害都是致命的。其他腔室也是如此，”他接着说，“不过有一点不同，就是它们离生命本源有一定的距离，受到伤害后不会马上危及性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继续说，“血液在流进某个腔室的时候，其他腔室什么都没有。血液里存在一种让自己流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自发的、可以控制的，血液能够在不同器官间循环就是靠它，要是这种力量受损，并在血液中又有一种危及性命的力量产生，那么人的根基就受到影响，人也就危险了。”

人们完全相信这些医学观点，特别是那些打拳的人更是把它当成金科玉律。在比武场，他们对着对手那正充满血液的腔室狠狠挥拳，因为他们深信，这些部位受伤，会使得对手受到更大的伤害。即使过了很多年，这些拳手还会表示，当时受到击打的腔室现在还会隐隐作痛。那些病患面如死灰、不停地咳嗽，他们在谈起自己病因的时候会说，是从几个月或者几年前，被人打中腔室开始的。

在中国，医生们把大部分疾病的病因归结为“受凉”以及“受热”。因此，他们的药物、食物也分出“凉”和“热”两种属性。一个生病的人，要是他血液流速变慢，身上没有力气，整个人死气沉沉的，那么一定是因为吃了热性的食物或者药物；要是浑身发热，脉搏跳得太快，那他使用的药物就应该是凉性的。

人们发热的时候，通常吃梨，因为梨是凉性的。那种梨和我家乡的梨相比，除了外表就没什么相同点了，它们一点味道也没有，还非常硬。我曾经看到一个人脸烧得通红，眼睛里全是血丝，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还要竭尽全力地啃梨，并希望靠着这硬得跟石头似的家伙退烧，可怜极了。要是你觉得牛奶又好喝又有营养，应该让病人喝这个，马上就会有人跟你说，牛奶是热性的，病人要是喝了它会病得更重，因为他身体里的火气原本就过多了。

中国人相信大夫，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喜欢生病、服用大量汤药一样，吸收药物的能力非常强大。众所周知，中国人身体羸弱，所以在这片土地上游方郎中这个职业发展得非常好。这种人四处漂泊，称自己什么病都能治，要认出他们非常容易，从穿着就能看出来。他们一身勉强能看出是白色的长袍垂至脚踝，手里有一面花花绿绿的旗子，上面全是他以前的病患对他的褒奖之词。

这些人是一群无赖，而且非常狡猾，因为干不了别的工作，就做了四处游荡的游医。他们的脸长得就像是波西米亚人一样，我们见到这些人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同情。我下面描述的是中国游方郎中里的一个。那人一副历经风霜潦倒像，我们一见就能猜到他的经历了。很明显，他的人生道路崎岖不平，也不曾有过什么大的成绩。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一些，他很用心地维护了自己的衣装，这在他的衣服上很明显就能看出来：虽然旧，但却被仔细地缝补过。他的鞋给人一种随时要摆脱他，飞奔离去的感觉，难看极了。人们并不会惊异于他的装扮，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并不穿鞋，或者只在需要长途奔走的时候穿双草鞋。

他五官深刻，有棱有角，整体说来并不难看。相比于探险者，我觉得说他长着一张坏人的脸更合适。在他的脸上，人们隐约能看出一些诙谐的痕迹，不过这种诙谐出现的场合却是在那些荒唐事中。他富有神采的眼睛总是敏锐地逡巡着，力图找到每一个病患。他只要一眼就能分清病人是谁，像有第六感似的。他能掌握别人的个性，也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赢得顾客，这得益于他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在你观察过他之后，你会发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中国社会的阴暗面知之甚详，诙谐幽默，不曾被所生活的环境以及周围的人完全染黑。

城市的环境很好，但城里人聪明，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对于这些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不能像在乡下，特别是农贸市场中那样将他们与众不同的本领完全发挥出来。乡间的农贸市场更适合他们，在那里他们才能尽展所长。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哪个国家的病人比中国人更易于相信大夫的了。这些大夫选的地方通常人群密集、非常惹眼，然后他们会把那些能给农民以及乡下土包子带来奇迹的药展示出来，周围的人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药，眼里满是新奇。

那些新手能展示的草药会少一些，几根干巴巴的树根、几绺枯草、黑乎乎的蛇肉，以及一些在中国的医学界赫赫有名的草药，它们被平铺在那儿，看起来一点都不吸引人。还有一些原本是别人嘴里的牙，现在肮脏不堪，都已经烂掉了，它们的适用对象是那些掉了牙的可怜人。但是这些药并不是这人赚钱的依仗，他要靠的是自己的才智。几个农民围了过来，他带着微笑，不动声色地观察那些人，并很快锁定目标—那个面色发青的家伙，这个施救对象棒极了。他问：“这位先生，尽管可能有些直接，但我还是要问，你知道你已经得了重病，随时会丢掉性命吗？你可能还不清楚，但我的医学知识告诉我，你的情况非常不好。”这句话明显吓到了庄稼汉，原本发绿的脸又透出些黄来，身子不住地发抖，吓得一身是汗。他忽然觉得不舒服起来，看看周围的人，眼中满是惶恐，人们正窃窃私语、议论纷纷，说这家伙看起来真的像是生了重病啊。

为了强化影响，江湖郎中又说：“把你的舌头伸出来。”那人战战兢兢地伸出了舌头。他的舌头红彤彤的，颜色跟胡萝卜差不多，周围那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颜色的舌头才健康，什么颜色的舌头又不健康。“看，”郎中说，“这人的舌头真是糟透了。病情正在加重，不过他运气不错，因为我正好有治这种病的药。这种病我知道得非常清楚，不少人像他一样得了这种病，都是我治好的，那些人要是没有我早就死了。”那个庄稼汉在知道大夫有治疗自己的病的药物后，放下心来。他立刻买了些药，飞快地跑回家去，跟他的妻子报告这个重大事件，多亏了这个医术卓绝的大夫，要不然自己恐怕活不了几天了。

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些江湖郎中人品不行，但人们总是会上当受骗。一个中国人生病了，无论是什么药他都有可能服用，无论是谁的建议他都有可能听从。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无疑十分强悍，不曾学过医学知识的大夫、游医、业余大夫以及其他什么人一直摧残着他们，可是他们却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健壮。是什么让中国人保持了身体的健康呢？不是那些没经历过医学训练的大夫以及那些让人早早丢掉性命的治疗方案，而是强大的、与生俱来的、强健的、韧性十足的身体素质。

第十五章　钱与债

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不少外债，这似乎已经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种必然状态，好像他们的人生原本就应该这样过似的。债务在他们呱呱落地的时候就已经陪在身侧，一路伴着他们长大成人，上学，成家，就算是到了弥留之际，债务仍然不离不弃，直到他们到了别的世界。

中国人看起来一点也不会因为债务而心情沉郁。在中国的所有人中，被债务抓着的人至少占了五分之三，欠债这种习气就像传统一样流传下来，家家都有，它们遍布这个国家的城市乡村、街头巷尾。毫无疑问，祖辈们把它留给后世子孙，像家传宝物一般。由于所有人都对邻居的财政情况了如指掌，不存在任何例外，所以人们从不觉得欠债有什么可耻的。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欠债都是这个国家风俗一般地存在，正因为这样，人们借钱的时候满不在乎，直到很多年后，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债台高筑了。

例如，一个人的儿子要结婚，但通常婚礼的开销非常大，又要为新娘准备彩礼，又要置办婚宴以维持家族颜面。他虽然没钱，但为了儿子，这些东西必须准备。钱从哪来呢？或许这个父亲原本就已经有很多债务了，但他仍会借钱。要是让一个英国人为了履行自己的某些职责而借钱的话，他一定会前思后想，好好琢磨一番。可中国人却不这样，婚礼、宴席一个都不会少。这位父亲会邀请很多人，里面有一些甚至完全不熟，但为了礼数周全，他还是会请，这些人一通吃喝，他无疑要一穷二白。但他完全不为将来打算，到处借钱，家族颜面是保住了，可是那原本可以省下来的钱却没有了。

我实在是弄不懂中国人。平常的时候，就算是一个铜板他们也看得非常重要，素有“吝啬鬼”之称。在中国人眼里，可以省钱似乎是件了不得的事，就算只是一个铜板，中国人也常常为了省下它而来回讨价。有时候，商家和顾客会仅仅因为六个铜板就争论很长时间。英国人也会为讲价争执，但他们争论的是先令，绝不会是便士。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先令已经是一笔巨额财富了，因为它相当于五百个铜板，足够让一户中等收入的人家，好好地过两三天了。也就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才把每一个铜板都看得非常重要。然而，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如此，在办婚礼或者关系到家族颜面的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们会极尽铺张浪费，无所顾忌地花掉不少美元，而一个美元就相当于一千铜板，他们表现得就好像他们是英国贵族，有英格兰银行做靠山似的。

一个月的时间里，所有参加了婚礼的人都会对这次成功的典礼赞不绝口，他们称这个婚礼为这户人家添光了。债主也不会为自己借出去的钱担心。但当还钱的时间到了，那位父亲却很可能因为没钱还，而要求宽限一个月的时间，并诅咒发誓一定能连本带息都还上。债主答应了。但是事情随着利息的不断累积越来越糟，因为光是利息就已经比本金还要吓人了。要是他真能连本带息按时还清还好，要是他金钱短缺，利息、本金一个都应付不了，争执将无可避免。在债主不断的搅扰纠缠下，他别无办法，只得再找个债主借钱，先还了这个债主。

英国的放债人属于某个专门的阶层，但中国不是这样，每个中国人都会成为放债人，他们一旦有钱剩下，就把它借出去。一个女佣把她的工资一点点积攒起来，终于有了一美元，她一逮到机会就马上把它借出去。一个苦力发现自己有三美元了，正巧邻居要用钱，他马上借给他。可以这么说，整个中国都呈现出那样一种状态，钱财的借进借出，好像永远都不会变一样。大多数中国人每天都在考虑怎样才能尽可能少地支付利息这样的现实问题。

中国人非常具有商业头脑，他们对于钱财的升值能力认识得非常清楚。在他们看来，把钱藏起来实在是太蠢了。那些有很多余钱的人也这么认为。中国人不了解银行，而且说来他们更愿意把钱借给正需要钱的农民或者房主，因为抵押品是田契与房契，要是别人还不上，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些，这些东西的价值比他们借出去的钱要高多了。债息的额度和借债双方的亲近程度有关，要是双方缺乏信任，债息就高，不过要是借债人在还款方面的质量非常出色，利息也会很低，只有百分之十二，这样小风险的借债，双方都愿意接受。债息还和借债人的偿还能力有关，要是偿还能力低，利息就高，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六。

贫苦大众受尽了穷困以及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的苦，那些年幼的孩子，当他们的家长债务缠身的时候，他们也要承担这些负担。为了保住祖传的土地，人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卖给那些大户人家，以满足那些有钱人的欲望。例如，有个人只有个四五岁的儿子，当债主临门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还债的东西了，债主直接朝那个孩子指了一下，表示这个难题其实不难解决。“卖了他吧，”债主说，“只要这样，你就能把欠我的钱还清了，不仅如此，你还能剩下一笔，它将会帮你重新开始。”

夜幕降临，黑暗笼罩了整个村庄，那个孩子睡着了，他们一直珍爱着他，像是爱惜自己的生命一般。父亲和母亲低声地诉说着这个人间惨剧。他们别无办法，只有卖掉孩子才能拯救这个家，那个债主心如铁石，只想着从他们身上榨钱。第二天清晨，父亲告诉儿子要带他出去玩，去几里之外的那个大城镇。那位母亲心如刀绞，仔仔细细地看着她的儿子，她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那个孩子紧紧地抱着他的母亲不肯走，他也许感觉到了母亲的痛苦，但父亲却一再跟他说，城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要带着他去看，他们回来的时候，还会给母亲带几件礼物。最后这个孩子带着对城里的种种天真美好的幻想离开了母亲，尽管他眼里带着泪花，但脸上却挂着微笑。

城里对孩子来说像是一个童话世界。那么多店铺，那么多好玩的东西，那么多人，他从没见过。父亲领着他来到了一个又大又漂亮的房子里，不过，和家人相比，这里的人对他不太好。他紧紧地贴在父亲身上，心里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儿待那么久。有个男人坐在桌边正写着什么，偶尔还会高声读一下。那个孩子不知道那正在滑动的笔正在为他打造一条把他卖给一个财主家的锁链，与此同时，他和父母的血缘关系也将被这支笔砍断。

这笔买卖在父亲画押后完成了。那个孩子卖了七个英镑，那份契约被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尽管它对神是一种轻视，但却具有法律效力。

父亲为了安抚儿子，骗他说自己有事要先出去一会，让他乖乖地在这儿等，很快会回来接他，然后他们会一起回家，他就能看到妈妈了。小男孩紧紧地盯着门口，眼里满是焦急和担忧，他仔细地听着路过门前的每个脚步声，可没有一个是来自父亲的。他还那么小，却再也不会拥有那样的幸福了：从梦中醒来，母亲正满眼慈爱地看着他。

这是现实中的一景，绝不是我胡编乱造的故事。和男孩相比，女孩被卖掉后的遭遇会更惨。男孩会被收为养子，通常过得比在家里好些。女孩大多要成为一点人身自由也没有的奴仆。她的主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她好也行，任意打骂、侮辱她也可以，要是他高兴，把她转手卖给别人也没问题。买卖活动一结束，她的父母就已经和女儿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她就像是一头牛或者一匹马，一旦被卖掉，就完全是别人的财物了。

典当是另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筹钱办法。当穷人们急需一笔小额金钱，但又只有那些衣服、家具一类的物品，没什么别的值钱的财物能确保还钱的时候，他们就会采用这种比较特殊的借钱方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这种情况到处都是。通常有钱人家才开得起当铺，因为要有足够的财势才能抵挡如狼似虎的官差以及抢匪。

中国的当铺老板可一点也不容易。当地的官吏总是想方设法力图抓住每个生钱的机会，他们盯着当铺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像等待猎食的老鹰那样在天空中飞旋，只要一有机会就狠狠地敲当铺老板一笔。当铺里藏着那么多金银财宝，牢牢地吸引住邻里的视线，他们眼冒凶光死死地盯着那儿。要是律法不能被严格地执行，当威慑作用减退，大烟鬼、赌鬼以及流氓无赖们就会不安分起来，最终在某天晚上，五六十人轰然出动。

通常，当铺会被修建得非常结实，并做好各种防护措施以抵御这些抢劫事件。巨大坚硬的花岗岩是当铺的基本骨架，进出的门只有一个，由非常厚的木板制成，锁着它的锁头是铁制的，又大又坚固，还会用门栓把门卡住，这个门栓也是个大家伙。此外，为了抵挡住抢匪的攻击，大量的枪支弹药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做足了防护措施，但当铺被抢是十分常见的。在匪徒将一个看当铺的人杀掉后，他们还是进来了，抢走的东西够他们大手大脚地花上几个月了。

在各个城市，除去这些影响力、实力都非常强大的当铺，还有一些没多少钱的小当铺，它们的服务对象是那些穷得不能再穷的人，它会借给这些人一些小钱。大当铺是看不上这些穷人的典当品的，他们为了渡过眼前的困难，典当的常常是些又破又旧的袍子，只能换几个铜板罢了。

典当大致每月要付百分之二的利息。要是典当的东西是毛织品的话，利息就会有所提高，每月要付百分之三，因为保存这一类的东西并不容易，要是它都发霉了主人还没来赎，它们就废了，卖都卖不出去。一些大当铺，赎回典当物的期限是三年零四个月，要是典当物的主人在限期到达之后还没有来赎，典当物就归当铺所有，对于过期的典当品，当铺老板有卖掉的权利。在典当物抵押期间，当铺按例应当妥善保管，定期晾晒，以防受潮，要是当铺粗心大意没做到的话，典当人有索赔的权利。

通常，一些小当铺把典当品的赎回期限定为四个月内。典当品所具有的特点正是抵押期限缩水的原因：这些典当品已经破破烂烂，满是灰尘、污渍，要是放的时间稍长一点，恐怕就要变质了，到时候就一文钱都卖不出去。

大当铺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做的不是放债生意，但它们的角色却和放债人差不多。缺钱的农民从乡下当铺借出钱来，他们不得不借，因为中国的普通百姓常常会遇到不得不借钱的情况，这些钱农民们要非常艰难才能还清。按照收成的不同，债息也会不同。当铺会让伙计在庄稼成熟的时候去田里取利息，甘蔗、谷子这些好像是债主的东西一样。那些农产品长好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支付债息，必须如此。农民们站在田地边上，眼睁睁看着那些伙计把维持全家生计的大部分收成带走，他们满眼是泪、满腹辛酸却毫无办法，他们知道家人又要饿肚子了。

要是赶上大丰收，支付债息之后，庄稼还能剩下一部分，这对农民来说日子将不会那么艰难；要是因为旱灾庄稼失收，那他们未来将非常悲惨。就算如此，那心如铁石的当铺老板也不会有一点通融。账目绝不会因为情感而有丝毫变化，当铺所有的金钱交易都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在中国，有钱人对穷人的凶狠残忍，真是令人吃惊。中国的百姓在遇到干旱、洪涝等灾害的时候，就一点活路都没有了，要是在英国出现这种情况，英国人第一个想法就是拿钱捐助他们，但中国的有钱人却非常吝啬。

这些人的粮仓里早就装满了粮食，这时却不会拿出一粒来帮助周围即将饿死的人。不仅如此，他们还趁火打劫，借机抬高米价。他们认为把粮食免费送给那些饥肠辘辘、不住哀号的人们，实在再蠢不过了，他们是绝对不会这样的。

穷人们常常会受到有钱人，尤其是当铺老板的残忍对待。人类善良的天性似乎已经被这些人忘记了，他们一心只想着榨干穷人身上的钱，非常狠辣。下面的例子就是这样一件事。

一个寡妇从当铺里借了笔钱，她有一块田地，不过并不大，他们议定，庄稼成熟后，以粮食付利息。可惜那年收成不好，寡妇发现一旦当铺拿走了支付债息那部分，剩下的将不足以支撑她和孩子下一年的生活。想到要饿肚子，她心惊胆战，必须要为孩子们准备足够的食物，所以她把一部分粮食藏了起来，可是却被狡猾的当铺伙计发现了。这件事对寡妇以及当铺老板来说正是悲剧的开始。心如铁石的当铺老板让寡妇对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这悲惨的现实世界她再也不能忍受，最后带着满腔的怨恨自尽了。她的亲人立即把当铺老板告上公堂，说他逼死了寡妇，要求他做出赔偿。当铺老板自然愿意，因为虽然死了人，但只要花钱就能摆平。

官府插手了这件事。对于当铺这么大块肥肉，那些当官的早就等着狠狠地砍上一刀了，现在是时候了。那位官老爷表面看来对当铺老板的行为义愤填膺，言辞狠戾，痛骂他没德行、没良心，逼死了已经失去丈夫、生活凄惨的寡妇。他要严厉地制裁他，绝不宽容，让他成为一个警示他人的反面典型，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于是，官老爷以及他的随从们拿走了当铺老板所有的钱，他的当铺也倒闭了。

相传，当铺老板受到的惩罚还不仅仅是这样，他的儿子在两三年后疯掉了，不久暴病而死。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寡妇的冤魂回来索命，她不仅要报复害死她的当铺老板，连老板的儿子也要承担她的怒火。

这件事吓到了一个住在附近的有钱的放债人，他一听说这件事马上放出消息说，免去借债人所有债息。他之所以这么做，当然不是突发善心，而是担心自己以及家人受到阴魂的报复，那些阴灵生前没少受到过他的欺压，现在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补救措施可以让阴灵们放过他。

银两是在中国流通的标准钱币，一两差不多等于一盎司白银。一般在商业账簿里是以它为计量单位的，在大宗贸易中也是使用它。唯一能够替代银两起作用的货币就是银锭了。一个银锭重好几两，人们出门的时候带起来也比较方便，要是有需要就可以去钱庄把它换成现钱，这种钱庄遍布全国，兑换一点也不麻烦，要是不想兑换全部，还可以根据需求切一块下来，钱庄会根据这块的重量帮你换成等价的现钞。

人们不会用银子来买些小东西，大多数中国人一生也没见过银子。国家发放的铜币是中国唯一愿意铸造的钱币。和先令差不多大小，中间有个方形的小孔，每一百个串成一串。一美元、两千先令，差不多是那样的十串，铜板的价值真的是非常小，差不多相当于千分之一美元。

对那些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来说，银子、铜板都太沉了，用起来实在是不方便，因此，墨西哥元作为中间媒介被引入进来，成了一种辅助货币流通的工具。不过只有在外贸发达的城市或者外国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才使用它，因为要知道银子、墨西哥元的兑换关系才行。

铜币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眼里真正起到通货作用的货币。由于大买卖才用银子作为计量单位，比如，国家税务、数额较大的账目、田地交易等，所以银子在货币的世界里属于贵族。在政治事件中所涉及的金钱数额通常非常大，所以银子才是双方认可的货币。此外，在中国用来表示股市变化、市场变动的也是银子。

从另一侧面来说，贫民的货币是铜板。它是穷人的朋友，就算是乞丐，也能有几个铜板的。那些苦力就算是做梦的时候，也不会奢望自己有银子，累了一天，要是能拿到二百铜板，他们就非常高兴了。一个工人，技术非常熟练，要是一天能挣三百铜板，他会兴高采烈地把它们交给妻子，以应付日常开支。那个妻子的眼睛也会因为丈夫能带回这么多钱，而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有个逛市场的男人，在他肩上挂着一串铜钱，这无疑是一种夸耀，他在无声地告诉那些摊主，对他礼貌、谦逊些，他可是来买东西的。他买了一磅大米，花了三十个铜板；一磅白薯，十个铜板；一磅鱼，一百二十个铜板。此外，他还花了五十个铜板买蔬菜，足够他全家吃的了，那些菜有的很新鲜，是刚从田地里摘下来的，不过有些就不是很好了，带着刺鼻的味道，像是来自于某个阴暗、潮湿的贮藏室。也许今天是个需要庆祝的节日，他想着要和家人开心一下，所以又买了只鸡，用了三百五十个铜板，半升酒六十个铜板，还有一些糕点他也没忘，一块普通蛋糕六十个铜板；他还买了点带有甜甜的果肉的蛋糕，那要五个铜板一块，还专门为孩子们买了不少太妃糖，又甜又脆，一个铜板一块；他又买了些水果花了六十个铜板，橘子六个，菠萝一个。过节的东西他都买得差不多了，这时他的肩膀还挂着几百个铜板，要是他想再转一圈，买些别的东西，这些钱也够了。

对于穷人来说，铜板才是属于他们的钱币。他们不停地和贫穷厮打，那些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他们总是买不起，可是铜板却不会嫌弃他们，总是亲切地关注着他们。铜币不会成为值钱的货币，也没人会大量贮存。携带铜币并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数量少的时候还不显，要是量大，你就会发现它们实在是太沉了，那时你自然会希望你带的是银子或美元，不过你要是真的拥有了美元或者银子，就表示你已经不属于穷人的行列了。要是谁想去进行一次长距离的旅行，路上使用的铜板就算价值只相当于五十英镑，他也要弄头驴专门驮这些钱，此外，为了防止被抢，还得带两名配枪的保镖。无疑，没有人会做这么荒谬的事，他一定会带银子，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把尊贵的银子换成低贱的铜板。铜板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它对每个人，尤其是穷人都非常重要，对于穷人们来说，它是真正的朋友，因为它时刻注视着他们，帮助他们买到生活必需品。

第十六章　戏曲演员

对中国人来说，看戏是一项适合于所有人的娱乐活动，它兼具优美与通俗，在整个中国都很流行。再没有一种消遣能像看戏这样带给人们那么多的欢乐了。所有人，无论有钱没钱，有知识没知识，都可以在戏曲中找到快乐。它会松弛人们紧绷的神经，即使只是一时，也可以消除心里的烦闷。

台上所演出的每一幕场景总是能轻易地触动观众的心，让他们从中收获快乐。帝王将相在这里粉墨登场，那些声名盛极一时的高官从台后走上前来，发表着那些让他们青史留名的言论，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耐心倾听。在今人面前，那些随风飘逝的过往被展现出来。在戏台上，穿着那个年代的衣服的“将相王侯”演绎着历史学家、诗人笔下的逸闻轶事。

中国人天生对古代的人和事抱有崇敬之情，而这种娱乐方式无疑和这种崇敬相契合。由于带有古味的古物是在中国历史绽放光芒的古代形成的，所以深受中国人爱戴。这些几近完美的文化无疑凝结着先人的智慧，但它们在今人的手中却失去了光彩。那被歪曲扭伤的文化因为时间的沉淀，被今人放上神坛，成为无可替代的权威参照物。任何事物无疑都有时间的痕迹，人们对年代久远的碗上的雕刻都满怀崇敬，这些历史剧也是如此，因为它们身上带着的是早已逝去的历史，将那些掩埋于时光之河的人们再次呈现出来，所以人们观赏的时候总是透出丝丝敬畏的味道。

什么场合需要准备一台戏呢？这种场合不计其数。一个有钱人需要一场盛大的宴会以及一台戏来庆贺生辰。中国人相信这些将会给他们带来极致的快乐，一个盛大的宴会当然也非常不错，但是要是能再有一台戏就更棒了，客人们将会对这次狂欢更加难以忘怀。就这样，有钱人花了大把的钱请了最好的戏班子，在这欢乐的气氛中，有钱人及其亲朋好友固然欢喜，其他看热闹的百姓也兴致高昂，这真是美好的一天，人们衷心祝愿有钱人长命百岁。

中国所有的戏曲材料中，最丰富的部分来自神灵。在中国，所有的神灵身上都透出清晰的人的感情。它们和它们的信徒一样，执着于金钱，只要给的钱足够，它们无所不为。尽管站在公理正义这一边，但要是施以巨额的贿赂，它们将毫不犹豫地转投其他阵营，就算是那些无赖恶霸，它们也会毫不愧疚地降下福佑。而对于神灵以及百姓来说，一台戏最能让他们同享快乐。那时，快乐的氛围随着笑声、吵嚷声、节奏鲜明的锣鼓声达到了顶点。

例如，有一座广受赞誉的寺庙，它所供奉神灵的寿诞即将到来。这是一位有些声名的神，人们认为它曾使不少信徒受益，并且乐于实现信徒的请求。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也为了以后可以更好地得到帮助，人们决定帮它庆祝生日。当然，人们也不敢不这样做，因为他们担心神灵会因为报复而降下灾祸致使民不聊生。为了让神灵在生日这天过得幸福快乐，以及在看到以后人们不计其数的愿望时，想起今天的快乐可以发发善心，人们安排了各种各样的节目，戏曲就是其中之一。中国人和很多西方人一样务实，绝不会忘了信仰和商业的结合。在能从中获利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这种一箭双雕的方式更好呢？中国人在这时会眼冒金光，他们是那么地快乐，孩子般天真的笑容在他们那斯芬克斯式的脸上浮现出来。

对于我们来说，有一点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既然他们如此地热爱戏曲，又怎么能对戏曲演员轻鄙成这样？演员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光彩的工作，这些人的孩子不用说当官，就连成为学者的可能也没有，因为那些孩子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四种考试机会里面任何一种都没有。先不说为什么不行，演员的品德操守也总是非常糟糕，当然，之所以如此，和他们从事的职业有很大的关系。通常，这些人不是抽大烟，就是滥赌，还有在街上浪荡的无赖。因为他们总是一副猥琐放荡的样子，所以总是给人道德败坏的第一印象。他们之所以如此堕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没什么知识，大字不识一个，靠什么来打发休息时间？他们受卑微的职业所限，只能把精神寄托在那些粗鄙的方式上。他们挣钱容易，所以花起来也毫不珍惜，一不当心就变成了穷光蛋。

在中国，演员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帝王将相、有权有势的人的扮演者。为了与被饰演者身份相符，会给这类人配备华丽的马车。中国人认为派头十足的装备是渊博的学识与显赫的家世的表征，为了不使演员们在饰演这类人时因身上的贫民气而让观众讥笑，使被饰演者受到屈辱，所以奢华的行头不可或缺。第二类是丫环和村妇的扮演者。这类人的扮演者全都是男人，这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让女人抛头露面、登台表演。第三类是生活在社会上层的贵妇的扮演者。这类人的扮演者当然也是男性，不过他们在演绎以及外形上简直找不到一丝破绽。要是你对中国文化不够了解，你很难发现这些人是男人，因为他们上妆之后可以将那些贵妇的言行举止模仿得入木三分。在形象上，他们不但与那些妇人发式一样，就连上流社会妇人的“三寸”小脚，裙子以及因裹足而轻轻慢慢的步调、仪态也一模一样，自然得就像他们原本就是这样生活着似的。第四类有点像我们西方的小丑，不过在角色上有所不同，而且他们的服饰不像我们那样滑稽可笑。这些人身上带有一种让人发笑的气场，脸上的表情也总是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上场时间在戏里是固定的，任务就是运用语言艺术以及笑话使观众发笑。就算是平时很严肃的人也会因他们那逗乐的表情捧腹，他们用发达的面部肌肉做出瞬息万变的表情，只要稍有幽默感，都没办法忍住不笑。

在上面所说的几类之中，薪水最高的要数贵妇的扮演者。饰演这类角色的男演员最受人们喜爱，特别是当这位男演员声名赫赫的时候，人们在获悉他将出演某出戏，十里八乡的人就会呼朋唤友赶去观看。

有一些有资历的师傅会对演员们进行训练，只有通过了这些，演员们才有机会成为主角。而训练开始的时候，这些演员往往还只是孩子。那些孩子是戏班班主从他们父母手中买的，之后班主会成为他们的师傅。接下来，孩子们就开始学戏并且被分配所要饰演的角色。师傅们通常非常严格，对于那些不好好学戏或者有疏忽的人，他们决不轻饶。小演员们稍有成就会被安排演出，不过这时他们演的角色，通常较容易上手且无关大局。这一方面可以让演员增长信心，不怯场；另一方面，他们也能够在几年的磨砺中增加经验，领悟演绎的本质，从而在最后能够成功把握所有角色。

笼统一点划分的话，中国的戏剧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历史题材的曲目，另一种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悲剧或者喜剧。要是对中国的戏曲追根溯源的话，人们一致认为，现在还在全国流行的木偶戏就相当于它的前世。无论是哪种戏曲，在它出现以前，人们所观看的都是木偶戏，不过木偶戏并不被人们看成一种表演，而仅仅是一种对那些先辈的艺人、先贤们的追忆以及称颂他们为了让后辈们的精神生活更加多姿多彩而不知疲倦的革新创造。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历史类的剧目主要讲述的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例如，在中国北方的边境外，生活着一些胡人，他们曾经入侵中国，让居住在边关的百姓陷入战乱之中，正在这个危急关头，一个大英雄站了出来，救民于水火。那些凶狠放荡的胡人或者蒙古人不得不逃回那片广阔的草原老家，因为他们经受不住更大的伤亡了。这一幕无疑让人热血沸腾，那些演员凭借精湛的演技将这一幕惟妙惟肖地在观众面前展现出来。大部分历史剧都经过艺术加工，这一方面可以让人们了解一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也可以因为人们崇拜那些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而产生一种英雄主义的社会风气。

中国人天生就有一种排外的感情，然而这类曲目却有让这种感情升温的作用，这无疑非常糟。从中国历史开篇起，这个国家由北到西的边疆百姓就开始受到外族的侵扰。中国一直饱尝这些胡人、蒙古人、金人、塔塔尔人所带来的苦果。他们烧杀抢掠，将城市搬得空空如也；他们把数以万计的百姓抢走，有时候掳走的人里甚至包括皇帝，他们把这些人圈禁起来，让他们凄惨地死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朝代的统治者是外来的侵略者—蒙古族和满族，他们将原本的统治者从王座上赶了下来。中国人为什么在内心深处如此仇视外族人，就是因为这个。那些古老的故事代代相传，所以，这个辽阔国家的子民心里刻着血的烙印。所有人心里都带着对蛮族的仇恨，并且日益深重，最后在这个国家人们的思想中，这种心理占据了主要位置。

现在，这些历史剧成了这样一种工具，首先可以让人们去纪念从前所遭受的悲苦，此外还可以加深人们对外族的仇视。这些历史剧遍及中国的每个角落—宁静的乡村、喧嚣的都市、有钱人家的院落、拥挤忙乱的市集。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演员们凭借心里的激情以及精湛的演技成功地再现了悲壮凄惨的画面，那些可怜的祖先们被无情地杀害。那些蛮族在这些曲目中被刻画成丑陋、凶残、野兽般的怪物，他们的脸不再是人脸的形状，嘴巴特别大，满脸胡须，一半蓝一半红，眼睛露出嗜血的光芒，满脸凶恶带着粗野以及杀气。在中国的内地有很多人从没见到过外国人，在他们眼里，外国的那些野蛮人就是如此。他们认为外国人都一样，都是野蛮人，英国人、法国人或是德国人并无区别。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蛮夷呢？应该把他们杀光，就像他们曾经杀害自己的祖先一样。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第二种剧目所涉及的领域更宽，而且对于人民的现实生活有更加综合、全面的体现。所以人们更加喜欢这一类的剧目，与此同时，在价钱方面，这一类的也更加便宜。而这类剧目相比于历史剧便宜的原因就在于戏服，要做一件历史剧中帝王将相的戏服所需要的费用非常高，而相对来说，它的戏服则简朴很多。

这两种戏，它们竟然有一样的背景，这是因为在背景方面所依靠的只有观众的想象力。对于让舞台效果更加突出这件事，完全不必寄望于画家的创造力，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所有剧目都是露天演出。不过中国人无疑在艺术方面才华横溢，大自然总是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奇妙景象，而他们在运用这些景象方面得心应手，好像天生就是要运用这些景象似的。戏班子的班主带着手下的演员们选好演出地点。这些人生来就一副卑微可怜相，你看着他们很容易想到那些曾经让你寒毛直竖的人，或者那些你只要一见到就会心生同情的人。这些人一定终日流连于烟馆，所以才一副病恹恹、没精神的样子，他们脸带邪佞，脸色发灰，嘴唇一丝血色都没有，他们活在置身于天堂的幻觉中，这种美好但虚假的幻境让他们不再留恋现实生活，但这些幻觉却不会永远存在，当清晨的阳光照射过来，它们就消失了。不知道和那些最负盛名、在灵感方面独具天赋的画家相比，这些演员是不是对这些东西有着更深的了解：艺术、烘托他们演绎的光影以及大自然运动的奥秘。班主靠着自己的阅历选好了表演场地，这个地方选得非常合适，因为阳光铺散开来，正好将演员们的不足遮住了。

要是条件允许，必然会选上一棵大树，为了让背景宏伟惹眼，而且变幻多端，这棵树越大越好。一时树荫给背景带来一种庄严的氛围；一时阳光那金色的丝线透过树叶的缝隙又给人一种夏日般生机盎然的感觉；又一时，大量的阳光铺满了树叶，立时美得不可胜收。树叶刷刷的抖动声应和着演员的台词。时间慢慢滑走，剧情铺展开来，观众在剧情—主人公逃离敌人的陷阱的带动下，逐渐兴奋起来，他们密切地注意着那个阴谋家的诡计如何败露以及将会受到怎样的惩处。这棵树仿佛也知道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悄悄地给这出戏营造一些幽默的氛围。清风吹拂过树枝带来的沙沙轻响；在树叶之间人们欢快的笑声；喜悦从人们眼中落去，笑声停息下来的静谧……所有的这些都为演员的台词添加了一些生动。这些声响无疑是没有声音的台词，要是没有它们，台词将会不再生动、富有感染力。

不过，在演戏的时候，这种画儿一般的风景并不总是能找到。有时，尽管在美观以及声效方面可能非常糟糕，不过这些不羁的演员毫无办法，不得不把舞台搭在老顾客家的门前。那条窄窄巴巴、挤成一团的街的旁边就是这些老顾客的家，那个地方很难让人联想到典雅的艺术，那里满是灰尘、污泥以及刺鼻的臭味，那种臭味连一头英格兰的驴都能熏死。这所有的一切，对这些真正继承了戏剧艺术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足以造成负面影响的。他们看起来完全不在意演出场地在哪儿，以及周围的境况。他们所在意的是什么呢？是观众，是人们对他们的怜悯，是观众在激昂的台词下那不可言说的变化，是轻易地使观众受到触动，让他们悲伤，让他们欣喜。

对于这种情况，这些中国演员已经非常适应了，要是把英格兰剧团放到这种境地之中，英格兰剧团恐怕很难活下去。不如假想一下，伦敦的某家声名远播的剧团正准备上演一出剧目，这个曲目广受世人喜爱，可是演出现场却一件演出必需品都没有，没有演出所用的戏院，没有可以衬托环境、帮助演员提升演出效果的舞台背景，没有演练场地，没有让演员休息以及在上台之前为化身角色而上妆的地方。演员们被召集到一起准备马上开演，选择的地点竟然是在海滩大道或者牛津大街某个熙攘喧闹的地方。因此交通堵塞起来，公车司机、马车车夫在知道原因后，安安静静、心平气和地换路绕行，那些乘客们在知道必须绕路的起因后，微笑着对他们的行为表示理解与赞赏。对于交通的拥堵，运送木材的货车以及马车的司机全不在意，继续驾车前行直到围观的人群外围，在适当的地方停下来，监管装车的同时，正好可以观赏亨利·欧文先生的演出。接着，笑容在他的脸上浮现出来，如此开心的笑容，就算是他的妻子以前也不曾看到过。然后，他要继续工作了，他把车换到最近的那条路上，完成他没有完成的旅程—一英里或者更远一些。来往的路人为了找到交通堵塞的原因，也会挤过来，把脖子抻得长长的，透过前方人头的缝隙向里面张望，在离开的时候脸上还带着满足的笑。那些赶火车的人，因为时间的缘故从人群中挤过去，然后弓着身子穿过舞台的下方，就算头总是会撞到伸出来的柱子，他们也完全不在意。

在这个时候，演员们正为演出准备着。所有演员都在上妆，这出剧目看起来应该是个喜剧。有的在描眉、抹口红，有的在把长长的头发变成美丽的发髻，还有一个人换上了一条裙子，那条裙子让她的美丽更加张扬地显现出来。在容貌上，男人虽然比不上女人那般引人眼球，但他们穿着戏服，脸上的神情从容、愉悦，看起来全不会因别人是批评还是称颂而有丝毫动摇。

上面的情景来自中国的一个大港口，在那里，外国的东西涌入进来，正试图改变这里的一些风俗习惯。在热闹的主干道中央搭建的舞台，将交通堵塞得一塌糊涂。演员们在众人面前化妆，戏中的女子全部都由男人扮演，他身上的衣服非常漂亮，是女人常穿的。他一边往脸上抹脂粉，一边挽头发。这些工作和平时一样全部在街上完成。中国人的骨子里素来有诙谐、宽容的天性，相比于庄严的剧目，他们的性格使得他们通常更喜欢喜剧。中国人非常喜欢笑，尽管长得不是很好，但他们的脸型可以为笑这个动作提供更大的施展空间。中国人天性乐观，即使那个玩笑很难发现笑点，他们也能很快发现，并露出发自内心的笑。中国有很多这类喜剧，我将对其中一个进行描述，从而让读者有更清楚的了解。这个曲目的名字是《劈棺记》。戏里的主人公是个颇有名望的学道之人，他知识渊博而且道法精深。他因为知道很多自然界隐秘，所以有变化的能力，甚至可以创造奇迹。他有招风唤雨之能，妖魔鬼怪也要听命于他。

有一天清晨，他在村中散步的时候见到了一位年轻的妇人，她正面带愧疚地用手里的扇子轻轻地扇着面前的墓碑。他很好奇，就走上前去，问那位妇人这样是为了什么。那个妇人回答说，她的丈夫在不久前去世了，临死前曾经让她立下誓言，说只有墓碑的石膏干了，她才能再嫁。“我也不想违背誓言，”她说，“可是我实在是太穷，生活全无着落，只能想办法让墓碑干得快些，我好再嫁。”

这位学道之人回家之后跟他那位以美貌闻名的妻子讲了这件事，并表示那位女子在丈夫死前可以应下这样的要求，并在丈夫死后不违誓言，实在是令人钦佩，他认为这种品德十分高贵。“高贵，你竟然会觉得她高贵？”她在质问的同时扬起头，满含轻鄙地说，“我觉得她令人恶心，她急着让丈夫的墓碑干了好再嫁，哪有什么贞洁可言？一点都不觉得羞耻吗？要是我的话，我是绝不会想着再嫁的。”

学道之人听到妻子这么说，想了很久，最后决定试上一试。几天之后，他突然死掉了，没人知道是因为什么。对于他的死，他的妻子非常难过，而且又惊又怕。第二天，她正伤心难过着，来了一个拜访她丈夫的年轻人，那人仪表堂堂，表示他原本想要拜她的丈夫为师，因为他也想要学道，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而那位才华横溢的丈夫正是他拜师的目标。可是没想到他竟然死了，年轻人对此表示万分难过，言语中的悲伤显得非常真实，并安慰这个寡妇，话说得雅致又有分寸，所以寡妇不那么难过了。

这个相貌出众的小伙子来自很远的地方，到现在还没找好住宿的地方，那位寡妇找家里的老仆商量一番，决定让小伙住过来，让他在这儿继续他的学道生活。他们经过几天的相处，激烈地相爱了，并在发生了关系后，决定立即结婚。

婚宴当天，宴席上的笑声在房子里四处飘荡，两人的眼里满含着幸福的火焰。就在这时，俊美的新郎忽然晕倒在地，像是死了一样。为了让他醒过来，人们用尽了各种办法，可是一点用也没有。新娘急忙把仆人叫来，问他在这样紧急的时刻到底应该怎么办。仆人看了看新郎，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告诉她：“他得的这种病十分罕见，不过这种病例我以前遇到过，有人跟我说，要治好这种病需要一颗男人的心，以及心脏里的液体，这种办法非常有效。”“我想，”他接着说，“先生不是就在隔壁吗？不如打开棺木，把先生的心拿出来给这个濒死的新郎服用。虽然这听起来有些恐怖，不过先生到底已经死了，把他的心脏拿出来，并不会伤到他。不如此，我实在是想不到要去哪里弄一颗心脏了，要是这个人也死掉的话，您就又成寡妇了。”

这个寡妇正沉浸在爱情之中，对于这一提议毫不犹豫。她提着一把斧子就去了前夫所在的房间，没过几秒就把棺盖撬开了。棺材刚一打开，就从里面传出一声喷嚏，原本躺在里面的死人还打了个呵欠，抬起头对着妻子说：“亲爱的，我睡了很长时间吧，到起床的时间了吗？”那位妻子被吓得满脸都是惊怕的表情，急急忙忙飞跑出去，到了隔壁，发现那个来拜访的年轻人已经消失得一丝痕迹不剩了。她当然找不到了，因为那个年轻人是学道之人为了验证妻子是否真会像她说的那样为他守节，自己幻化出来的。

在丈夫复活后，那位妻子因为满心的羞窘自尽了。这番经历对学道之人来说也是不小的打击，他从此立志终生不会再娶。他还写了一首诗来安慰那些失去妻子的人，并通过戏剧流传了下来，大意是说：“你的妻子先你而去，你不必因此难过，不如想想要是先走的人是你会发生什么吧。你的妻子，曾经她是那么地让你感到自豪，之后她会成为别人的；你的孩子，你曾经是那么地疼惜喜爱，之后会受到取代你的人的欺辱；你的家，你的田地，之后会成为别的男人的财物，而且，他不能接受任何关于你的追忆，就连你的名字，他都不愿意别人提起。你的妻子先走了，你失去了她，但也仅仅只是失去了她，你还有其他的东西，他们都属于你，谁也抢不走。因此，振作起来吧，像以前一样生活，不要敏感哀伤，感谢上苍吧，谢谢它，让先走的人是你的妻子。”

所有人看了这部戏之后，都会从中得到一种释放般的快乐。寡妇用扇子扇墓碑，学道之人忽然起死回生，妻子因为情人失踪的惊恐，整个表演过程中，观众一直都非常高兴，因为这一切表现方式都如此地具有讽刺效果。

在中国，那些演员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不过这和他们本身也有一定关系。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挥霍无度的恶习。由于本身素行不良以及演员这一行的职业特点，这些演员通常也是一些可怜人，在戏台上，观众沉迷于他们精湛的表演，随着他们流泪、欢笑，他们凭借自己高超的演艺，触动观众的心。但演出一结束，他们身上的光彩也就消失，又变回了原本的可怜虫模样。演员们对于自己的形象并不会刻意维持，这是由于中国人骨子里就很散漫，他们对于自己的外在也很随意。他们在演出结束后走下高处的戏台，在众人面前脱掉戏服，那件戏服原本让他们看起来像个身份尊贵的大人物，现在它被脱掉了，演员们融入众人之中，毫无特色。

例如那个男人，他的角色一直都是优雅的女士。现在他把挽着的头发放下，绸子的戏服脱去，属于女子的装饰品全部摘掉，接着他把靴子脱了，脸颊上的脂粉去了，嘴上的口红擦干净，看，那个人，他原本是那么地优雅、美丽，他所扮演的女主角曾经迷住了那么多人，可现在，卸去装扮却变成了一个俗不可耐的无赖。午夜时分，我们会在清冷的大街上见到这类人，他们有一种十分不讨人喜欢的气场。在他旁边的那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个高官，他在戏台上穿着官服的时候表现得高傲威严，那时人们心中对他满是敬服，可现在，那件华美的戏服一脱，他因为那件戏服而表现出的神采与威严也立马消失了，你所看到的不过是个平常人，而且他的名声也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和蒙昧的社会中满大街都是的小喽啰没什么不同。

演员一般没什么好下场。他们的烟瘾不断地侵袭着他们生命中原本的美好和良善。人们的道德底线在它的影响下逐渐下滑，对鸦片的追逐使得他们不再在意亲人，变得自私狭隘。演员在最风光的时候，不考虑存钱，等到演技下滑后，收入又每况愈下，这时烟瘾犯了，但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来遏制浑身的酸痛。就算他们在后来落到更加卑微的田地，仍旧不能摆脱夜以继日的对鸦片的渴求。那些演员中，有很多人沦落成了流浪汉或者在街边卖艺的人，那些人沦落街头，他们曾经饰演过达官显贵、将相王侯，那么多人曾经为他们倾倒，可最后他们只能靠着路人的怜悯苟活，口中唱着悲悲切切的调子。

第十七章　中国的城市

中国的城市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它刚刚建成，并且因为在建设之前给它留的地方实在是太小，所以不得不委委屈屈地挤成一团。那条主干道，即使要负责的交通是最繁忙的，给它留下的宽度也只有十到十二英尺。但是认真算来，它的实际宽度只有四五英尺，这是由于道路两旁商家们的侵占，他们为了摆放货物，用凳子、桌子占用了一部分。普通街道就更不用说了，还要更窄一些，胡同里的干脆只有三四英尺。

房子们紧紧地挨在一起，有些房子因为要容纳很多人，被建成可以容纳好几户人家的格局，就算要满足这种需求，它也非常小。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并无不同，中国人也有这种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但表现得悠然自在，好像所有空间都是他们的使用范围一样的能力。

要是一个外国人到中国的城镇中游玩漫步，很快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在这里，隐私是完全不存在的。清晨，在店门开启之后，店铺里所有的事物就完全在人们眼前展现出来了，里面正在“上演”什么，人们看得清楚，也听得明白。没有一个人会因此不自在。各家的说话声，店铺里的叫卖、议价声彼此交融，人们完全不曾考虑自己不是这百里之内的唯一住户。真的，城里的买卖行为就像是发生在大街上，而隐私这件事完全和人们的生活无关。

在中国，那些城镇，就算是最繁华的街段—商业聚集区，也总给人以一种残破不堪的感觉，那些店铺的建筑毫无特色，一点吸引人眼球的地方都没有。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才华，不过绝没有一种是与城建相关的。看来中国建筑行业的先辈们深深地影响了今天的建筑工人。举个例子，人们打算新建一条街区，他们不会在开始之前画好图纸，做出设计方案。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也不会专门请个设计师。他们采用的建筑方案是祖辈留下来，早就绘制好了的，每个建筑工的头脑之中都有。那些与此相关的条例规定永远也不会有多少更改。要是一把大火把整条街都烧了，工蚁般的建筑工人没几天就能将它还原，并且房梁拥有与从前相同的尺寸结构，甚至连倾角以及拐角都几近相同。读者只要见到我对一个城镇的描述就能够知道其他城镇的样子了，因为那些房屋、店铺在不断的翻修中总是尽量与过去保持一致。

构成这个城市表征的是那窄窄巴巴、弯弯曲曲、凹凸不平的街道，那聚集了众多贫民的低矮残破的小房子，那些人身上都带着恐怖的、令人恶心的气味，无论高低贵贱。对那些满怀好奇、四海漂泊的人来说，他们对这座城市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座城市吧！我们随着人群慢慢向前，先是通过那条窄巴巴的马路，接着见到一个宽敞的街区，在那儿，人们的生活百态一下子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街区的一边儿，有一座观音庙，这无疑昭示着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强大号召力，因为这片繁忙的街区地价非常昂贵，可是那些财主们仍然在这儿弄出了这么大一片区域建庙。这座寺庙看起来级别较高，里面有供人参拜的神像—面色温和的观音菩萨，她正通过庙门一脸柔和地看着人们每天的生活。在中国所有的神灵中，观音最受人爱戴，在信徒的数量上，其他的神灵远不如她。观音并不是中国本土的神灵，人们之所以如此敬爱她，是因为她善良的心地以及对世人的怜悯。远方的印度才是她的家乡，相传，她是一位公主，在她父亲的宫殿旁，有很多受尽苦楚的妇人，她为她们的苦难打动，发誓终身不嫁。她果然不曾违背誓言，一生保有贞洁，她在死后成神，并且信徒日益增多。她的事迹飞过喜马拉雅山和土耳其，传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百姓耳中，他们深深地感动于她那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他们说：“我们应该尊这样的人为神。”于是，四亿中国人几乎全部都成了她的信徒。

庙前原本有一处开阔地，不过现在已经摆满了商家们的各式商品，就算是过道都被那些货摊占满了，只留下一条条窄缝供人们穿行。一大群孩子围着那个卖糖果的小贩，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装有糖果的篮子，无意识地咽着口水。在糖果堆里有果脯、天津苹果、油炸花生米以及汁水丰富的太妃糖，这些东西不仅味道好，而且价格也十分低廉。对中国的孩子来说，吃糖果简直就是天堂里的生活。这里盛产各种好吃的，花生糖、甘蔗、果脯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不知名的东西，孩子们只要愿意，随时都能买下大量不同种类的糖果吃个过瘾，因为它们实在花不了几个钱。

在离糖果摊不远处有个水果摊，上面摆着很多水果：香蕉，来自遥远的广州；菠萝，对那些口渴的人非常有吸引力，它们被切成众多小块；西瓜，黑黑的皮，鲜红的肉；芒果，在碧绿的外衣上透着耀眼的金黄。还有其他的水果，它们带着成熟的、金光灿灿的色泽，被细致地摆在一处，吸引着来往的行人来买。

我们继续往前，见到了一个男人，在他面前有一个矮小的圆桌子，上面有一个瓷碗，男人的四周围着一大群男人，他们正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他的任务是把手中的三四个色子投到碗里。这帮人无疑正在赌博，他们的控制欲极强，这从他们暗沉的脸以及眼里被压制着的凶狠的光芒可以看出。他们在色子落下的瞬间算出点数。这种赌博方式极具魅力。赌徒们迅速地将色子掷到碗里，又迅速地算出点数。那些人在赌博的时候一声不出，掷色人的脸就像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一样麻木僵硬，一点表情也没有，好像他是看守庙门的石狮子，他面前钱堆不断增高，可是他以及他周围的赌徒们的神态丝毫不变，看起来全不在意好运的去留。

在这伙人的旁边有个剃头匠，他没有固定的店面，所以要东奔西跑四处找客人。剃头装备当然就带在身边：一个带抽屉的长凳子，剃刀、皮带、磨刀石之类的东西就装在那些抽屉里。在凳子边上，有一个放脸盆的架子，一个装满水的铜盆，一个常年不熄、置于盆下的炉子——当有需要的时候，用扇子扇一扇就能着火。这些工具在剃头工作中非常重要。剃头匠是一个非常需要耐性的工作，好在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这个，所以他心平气和地等待着顾客的到来，就好像他是个拥有固定工资的工薪阶层，完全不靠到访顾客的数量过活一般。他神情闲适，一副平和、淡然的样子，你根本无法想到他已经一文不名，而且马上要成为巨额债务的拥有者了。

我们满眼好奇地打量着剃头匠和他的工具，就在这时，顾客上门了。一个男人走过来，坐到了那条窄巴巴的长凳上，整个过程一句话都不曾说。和客人一样，那位剃头匠也一言不发，他把剃刀从抽屉中拿出，然后再把炉子扇着，工具是一把破破烂烂的扇子。那把剃刀只不过是个开了刃的粗制铁片，简单到了极点。为了保持锋利，磨刀石随侍在侧，一有需要就磨上两把。这把剃头必需的刀具，恐怕花不上两便士。那位客人怡然自得地坐在那儿，他的头上直立着的头茬正在等待剃头师傅的打理。剃刀在两三分钟后被理发师磨得非常锋利，铜盆里的水开始汩汩地翻着花。现在是剃头的时候了，理发师将毛巾在热水里泡了一下，拿出来把水稍稍拧出去一些，然后动作轻柔地为客人擦头，由于头顶的地位高贵，所以不在擦洗范围内，这一过程会在杂乱的头发变得顺服前一直重复。接下来，理发师在皮带上大致地蹭蹭剃刀，动作优美地开始理发工作。非常神奇，那漆黑的头发在剃刀所到之处，像成熟的庄稼经过镰刀的洗礼一样柔顺地滑落下来，理发师的技术非常娴熟，不用肥皂，单凭热毛巾就行。头顶的周围很快就被剃干净了，露出来的头皮如此白晳，与漆黑的头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和英国人相比，中国人在刮脸这方面做得更加细致，尽管因脸上没什么胡须所以处理得非常快，但他们还要处理眼睛和耳朵，而且做得非常小心。要是你有机会看到他们如何清理眼睫毛的话，一定会寒毛直竖，因为他们会把眼皮撩起，沿着眼睛边儿，用尖利的剃刀直接剃过去。你很难知道他们做这样的修剪到底能获得什么样的好处，不过这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做的。相对于称这种行为是对旧习的继承，我宁愿说这是在破坏人类的眼睛，事实上，中国的那些开创这种先例的理发师前辈们，绝不会想到这个国家会因他们受到了多大的损害。这种做法流传至今，现在理发师用他们柔软、灵巧的手打理着顾客的头、眼睛、耳朵，为客人揉肩捏背、梳辫子，等这一切结束，客人站起身来，漫不经心地付钱—一个便士，给剃头匠。

瞧，那些人，他们为什么要聚在寺庙门口呢？菩萨在散发灵光的大殿中安坐，眼睛正注视着他们。我们好奇地凑上前去，透过人群的缝隙看到一个坐在长凳上的男人，他正随意地念着手里那本破破烂烂的书，一副浑不在意的样子，虽然是对着众人，却完全不把听众放在心上，无疑，他并不想发起一次演说。在他讲述的声音中，没有丝毫感情；在他的眼睛里，也没有一丝神采；他演讲的时候，绝不吐露一点自己的看法。然而就算是这样，周围的听众仍然被他那乏味、缓慢的音调带出的故事吸引了。

这个男人无疑是那种精于世事的人，他看起来机敏、狡猾，但是他的脸上却完全不具有幻想的色彩，满是各种惨事一次又一次的击打留下的风霜。长期的大烟瘾让他脸色苍白，人们只要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流浪汉。他的眼睛像是忙于侦察什么似的，滴溜溜乱转。身上的袍子又脏又破，像女人一般尖细的手从胖大的袖子里伸出来，指甲里满是污泥，所有这些告诉我们，这是个落魄的读书人。现在他以一些小手段维持生计，至于那些山一般高壮雄伟的理想，他早就不记得了。他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史学家”，负责宣传古代的神话传说以及英雄事迹，每天讲上一段从书里翻出来的故事，调剂一下自己落魄的生活。那些古代的故事正是因为这些人才得以流传，那些将相王侯也正是因为这些人才不曾被人忘记。要是没有他们，或许人们早就把过去遗忘了。现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流传着那些声名赫赫的人物的传奇故事。

这人拥有众多听众，人们非常喜欢他，全神贯注地听他讲。他拿着书表示自己依书直说，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他并不曾完全把自己的思维锁在书里，当讲到精彩的地方，他会把自己的想象力充分调动起来，为书中描绘的英雄们找到最合适、最形象的话。他现在讲的孔明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是位有胆有识的一军统领，孔明为了他的国家贡献了一生，每当人们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即使是最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也无法不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灼灼的光辉出现在那些青年人的眼里，在他们的幻想中，自己已经成了一个正与敌人拼死搏杀的士兵。中国人狂热地喜爱着故事，在这方面他们和其他东方国家的人并无不同。他们记忆力惊人，对这些故事总是过耳不忘，一回到家，他们又会讲给家人听，要是遇上精彩的地方，他们还会对先人们的伟业做一番评说。

我们随着人流缓缓地向前移动，离开了这条拥堵的街区。起初遇到的是绸缎庄，在那儿，有不少来自广州、苏州的好货。接着遇到的是古董店，众多古代的瓷质瓶罐、铸造的钱币、雕工精湛的古代雕塑正在那儿等着古物收藏爱好者赏玩。再往前遇到的是卖鞋的铺子，在鞋架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鞋，这些鞋有着精美的表象，会迷惑那些乡下的土包子，使他们付出超过实价的钱来买它们。

我们随着周边的行人继续朝前走，我们对他们脸上的闲适悠然印象深刻。狭窄的街道导致人们要彼此擦着身体才能走过去，但像是魔术似的，人们总是能避免撞在一起。别忘了那些轿子以及商品还要占用一半街道。东西方人在秉性上的巨大差异从这摩肩接踵的人群就能看出一二。这种行走上的不方便足以让每个西方人心烦气躁，但这些东方人照旧心境平和，一点不快的痕迹都找不到。

在这条街道的拐角处，有一个人正在桌边坐着，那桌子上摆了不少东西。他的招牌告诉我们这人是个大夫，就他所言，无论内科、外科，凡是经过他的手都能治好。他对自己信心十足，完全看不到一点因为压在身上的重任而出现的忧虑。我们问他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医术精湛，他笑得坦坦荡荡，似乎觉得我们问得这样坦率非常好笑，他微微歪了一下头，优雅的动作带着一点俏皮，显然在告诉我们，他随时准备着治愈所有疾病，就算不能彻底治愈，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病痛。

即使这人带着如此自信的表情，我仍忍不住对他的医术抱有怀疑。不过我们倒是不会质疑他的智商。他的眼睛透出坚定果决的神采，无疑正告诉我们他信心十足。这个人心思灵敏，目光灼灼，看起来内心激情澎湃。但是看着他，我总是不免要想起那些四处游走的半吊子医生，因为他说起话来实在是过于油滑了。他身上穿着破破烂烂、满是油渍的衣服，完全不像是一个医术如此高超的人应有的穿着，这件衣服跟了他很多年了，上面满是一块又一块的补丁，虽然整体看来还算完整，不过却在悄悄地告诉众人它主人的窘境。

在桌子上放着的一些东西显示这人不光是个可以治疗一般病症的普通大夫，还是个牙科医生。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我们不禁又打量了这人一下。我们眼前的牙齿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各式各样，什么样的都有，它们都是天然的，没有半点人工的痕迹。在牙齿堆里，有强健的臼齿，它们曾经像忠实的仆从一样为人们工作过；有犬齿，它们虽然表面看来仍然坚实有力，不过已经被磨平了，它们像是在生死边缘好不容易逃回来一样，到大夫这儿寻求最后的解脱。这些牙齿在长期的耗损碰撞下变得伤痕累累、死气沉沉，不复有当年的光彩。被集中到这儿，看起来十分吓人，很难想象它们是怎么到一起的。

“这些牙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啊？”我指着那些牙齿，尽可能不碰到它们，问这位大夫。

“啊！买的。”他回答说。他看起来惊异于我会问这样一个没有价值的问题。“当病人的牙齿不得不拔下来的时候，”他接着说，“人们不会扔了它，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些牙齿对于牙医很有用处，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用到，所以会把它卖给我。”

我们正说着的时候就来了一个病人。这人简单地回答了大夫提出的一些问题后，就尽可能大地张开嘴巴，以便医生查看。他从墙上掉下来的时候，磕掉了四颗门牙，所以在他的牙床上有一个巨大的洞，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泰晤士隧道口。现在他正焦急地等待医生告诉他这几颗牙还能不能修好。

“当然，一点问题都没有。”医生一边回答，一边着手测量工作，他要弄清楚磕掉牙齿的那部分上颚的尺寸。之后，他凭借那双经验丰富的眼睛，谨慎地在牙齿堆里搜索出四颗尺寸吻合的。然后，在牙齿上沿纵向依次钻出一个个小洞，用一条粗陋不堪的铁丝将它们拴成一串，接着又将嘴里挨着破洞的两颗好牙也小心地穿上洞，最后把铁丝穿过去，那个洞就被补好了。这时周围传来一片叫好声，他们以苛刻的目光围观了补牙的过程，现在他们表示新牙齿就像原本就长在那儿一般和谐，所以他的嘴看起来自然极了。

在离开了那个大夫和他的工具们后，我们再次随着拥挤的人群缓缓前行，就像无形之中有某种力量在推动着，无从阻挡。那些在街上乞讨的流浪汉为了博得我们的同情以得到些施舍，称我们为大人，这是对政府官员的称呼。在我们身边行走着读书人、商人，以及光着脚、穿着蓝色粗布衣衫的苦力，他们在人群拥挤、道路狭窄的地方会和我们挤成一团。我们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缓步前移，一个偏僻安静的地方出现在我们面前，在这儿生活的各式人物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人的生活的了解。我们注意到了一个老先生，他坐在桌子前面，上面放着一块砚台和一支随时准备开工的毛笔。这人大约五十岁，看起来像个儒雅的商人。我立刻意识到这人是靠卖字为生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文盲，很多人家一个识字的都没有，所以只能靠这些代写信件的人与远方的亲朋好友联系。

中国人身上独有的耐心在老先生身上发挥着作用，他心平气和地坐在桌边等待着顾客的到来，从表面上完全看不出他是靠着到访顾客的数量过活的。他是那么地平和悠闲，给人一种他有大笔钱财作为靠山，对是否有顾客上门并不关心的感觉。就在这时，一位客人到了，那是个四五十岁的妇人，手里拿着纸张，穿过人群走了过来。这妇人独自在街上行走昭示着她来自社会下层，因为社会中层的妇人是绝不会如她一般单独出门的。虽然这人现在因为某些原因获得自由，有了新的人生，不过她以前应该当过丫环，因为她的双脚不曾被绑缚过，拥有自然的尺寸。

这是一个面目慈祥的妇人，我在倾听她的经历时，深切地感觉到中国人和英国人在情感上并无不同，尽管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却按着相同的曲调跳动。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们她的儿子如何去了国外，并且与儿子有很长时间没联系上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她满含热泪地呜咽起来。“他一直都非常听话，”她接着说，“要不是我们实在太穷，他怎么会走？他那么辛勤地劳作，可是挣的钱却总是吃不饱肚子。一天，一个曾经出过国的人跟我们说，他这么踏实肯干，要是去了新加坡一定能挣到钱，因为那里的报酬很不错。这个消息带给了他希望并鼓动了他，他向我恳求让他去试试。我因为不忍心与他分离，害怕他在那么遥远的异国遭遇祸事，要是他病了，死了，我会永远地失去他，所以很长时间一直坚决不肯。可是他也很坚决，想方设法地要去，后来我实在没办法就答应了。”

“到现在，五年过去了，”她接着说，“开始的时候他每年都往回寄钱，可是今年，他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我担心他出了什么事，害怕得要死。”说到这里，妇人已经泪流满面，呜咽得说不出话来了。这个悲伤的故事实在是感人至深，几个停下脚步默默倾听的人脸上满是同情怜悯的神色。他们为了让她不那么悲伤，杜撰了个谎话来安她的心，说她的儿子身体根本没什么问题，而且赚了大钱，务必要让她坚信她是因为那个不正直的信差才没有收到信。他们跟她说：放心，你很快就会收到信了，到时你就能开心起来了。这些话当然是人们编出来的。中国人和我们不同，在他们看来，和面对真相相比，那些动听话虽然不真实却可以让人抱有希望，所以他们坚信这样做非常好。

写信的老先生在这些话中思索起来。他像法官一般坐在那儿听取各方陈词，面色平和、沉稳，从不曾打断那位妇人源源不绝的诉说，也不曾为了提高办事速度，示意她应该快点或者说得简洁一些。他耐心地倾听着妇人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陈词，甚至不会打断旁观者的议论，直到她全部说完，他才会动笔，好像这样才能保证收录妇人所有的想法一般。这种画儿一般的情景正是东方人钟爱的，画面上铺洒着从四面八方投射过来的光影，润色一般为整幅画作提炼出一个不朽的中心。

老先生在每个人都发表完见解，所有围观群众都全方位地议论过这个人间惨剧之后，猛然提笔挥毫，妇人带来的信纸很快就被填满了，上面满是精美的言词以及从先贤的文章中摘出的华丽的句子，详细地描绘了妇人对儿子的思念之情，以及对儿子能早日回信并把他的详细情况告诉自己的期盼。写好之后，他当着众人的面读了一遍。然后将信纸对折，把妇人报出的地址填在上面，这份工作就结束了，而这位老先生此次的收入不过半个便士。

我们再次融入人海，随着众人前行。走在那条窄巴巴、凹凸不平的路上，我们深深地为眼前见到的一切所吸引着，尽管所处的环境糟糕透顶，垃圾和刺鼻的气味充斥了每一个角落。在这里，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这种生活西方人就算是在梦里也从不曾见到过。他们的行为，虽然我们如此地不熟悉，但它代表着自己的文明：只有富饶肥美的东方才能让他们形成现在的观念。在人群之中，各式各样的人—用扁担担着农产品的庄稼汉，穿着僧衣的光头和尚，小摊贩、卖艺人，以及不务正业的流氓无赖—融合到了一起，当这座城市被黑夜笼罩，那些无赖就会露出一脸的凶恶以及猥琐。你不妨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在一个熙攘繁忙的大市场里，那儿聚集了来自社会各层的人，他们带着嬉戏、交易的目的来到那儿，其中更主要的目的是嬉戏。那里有很多说书和玩杂耍的艺人，他们带着滑稽的表情，你不知为什么一见到这些人就莫名其妙地想笑出来。

继续向前，一如既往地慢吞吞，前面出现了一座小寺庙，在它前边的空地上正演着木偶戏。这一场景瞬间将我们带回了远在天边的西方。似乎英国的《庞奇与朱迪》正在我们面前上演，这无疑让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致。我们对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如此陌生，但眼前的情景却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因为它像是一阵清风拂过面颊，带着家乡般的温暖与清香。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喜爱木偶戏了，常常被它逗得笑个不停。和英国木偶戏相比，中国的木偶戏像是它的孪生兄弟，区别仅在于木偶长着中国人的模样，说的是中国话，粗俗不堪、硬邦邦的，而且在表演中没有狗的角色。在表演这方面就没什么区别了，一样是有人在幕后娴熟地操纵，木偶们被举到观众面前，为了表现争吵的场景，配音的那人故意把声音弄尖，在叙述故事的时候，他就用平时说话的音调。

中国和英国相距如此遥远，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化系统，但是为什么却都能创造出这样别致、幽默的消遣方式，例如《庞奇和朱迪》，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没多久我们又再次汇入人群之中，带着满怀的不舍离开了这儿，虽然看《庞奇和朱迪》这部木偶剧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当我在这里看到木偶戏的时候，那部戏中的人物又出现在我的脑海，空气中仿佛传来了庞奇尖锐的喊叫声。

我们刚上路没一会儿，忽然，一阵非常洪亮的敲锣以及呼喝声从远处传了过来，嘹亮、漫长的呼喝声一直延续着，一直到发出呼喊的人气接不上才停。这些声音是在告知人们，一个官员正在往这边过来，大家必须马上让路，不能有丝毫迟疑、怨怼。在声音传来的瞬间，原本悠然前移的人霎时动作起来，飞快地奔到一个最近的转角，其他的人则像大饼一样紧挨着墙站好。他们双手自然向下，贴在背上的辫子也带着温顺的感觉，这一切都代表着对这位即将到来的大官的顺服。

在马路空旷起来的同时，官员的仪仗队也开了过来。敲锣的那些人时不时地敲上一下锣，在前边为队伍引路。他们穿的官服长至脚踝，戴着的高帽子，歪歪地靠在一边，尽管在中国人看来这很正常，但我们却觉得非常滑稽。那些负责吆喝的人，手握长鞭，灵活的眼睛不停地左右逡巡，盼望着一展身手的机会。不过他们必然要失望了，因为路人们是如此地安分，实在是找不到给路人一顿鞭子的理由。手里攥着铁链的人就跟在吆喝的人身后，要是谁倒霉惹怒了大人，他们就可以把人抓起来，这些人看上去全都肮脏不堪，他们穿着的衣裳就是用肥皂狠狠地搓洗也不可能干净了。接下来的就是那位大官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轿子，带着典型的官样：身形壮硕，挺着硕大的肚子，气焰骄横。

他的脸盘很宽，胖乎乎的，不过因为上面满是冷峻自负，所以看来并不和蔼。他完全不会对路上的行人感到亏欠，即使他们是因为他才像烧饼一样贴墙站着。他一点笑的模样都没有，好像脸上罩着霜雪似的。他的眼睛也寒气逼人，全无半点悲悯。他就像是一头在街上行走的牛，坦坦荡荡、不会被人类的情感触动。无疑，这人并不是没有其他表情，不过现在他正端着架子。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上位者应该持有稳重的言行以及严肃的神情，然而，我曾经见过一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在私人场合的时候会和普通百姓一样温和地说笑。这时，官员的队伍过去了，人们吓出来的汗随着喘出来的那口长长的气慢慢风干了，他们再次回到街上，按照原本的步调向前移动起来。

我们观察着身边这些熙攘拥挤着的中国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街上看到的情况来说，大多数中国人都非常穷。他们的衣服破破烂烂，是用最便宜的料子做的，而且这些衣服上全都带着厚厚的灰尘以及油污，好像从它们第一次上身之后就再也没被洗过似的。就因为这样，所有的人们看起来肮脏、邋遢，这种情况在缺少主妇的时候更严重。

我们在街上缓缓前行，视线漫不经心地滑动，寻找能吸引我们目光的行人以及能提起我们兴趣的店铺的牌匾，就在这时，佛像店门口聚着的一群人挡在了我们面前。店里的佛像在架子上安然地坐着，一脸平和地看着面前的人群，这种因为人而使得交通受阻的情况，他见得多了，哪里还会在意。我为了弄清原委，挤过人墙，原来是两个人正在吵架。那两个人神情激愤，脸上带着熊熊的怒火，挥舞着的手愤恨地指着对方，言词毒辣、尖锐。看起来一场殴斗不可避免，不过很快我就改变想法了，因为这两个人并没有像是随时会挥出去一般攥紧拳头。他们就像正在争论的英国绅士，只不过言词粗鄙、刺耳罢了，他们以一个特殊的手势来攻击对方，在不碰到敌人的前提下，尽可能把中指竖到别人眼皮子底下，而这个手势在吵架的时候时常会被用到。中国人用这种方式告诉敌人他们的鄙视以及憎恶，这是个非常有效的方法，那又细又长、剑一般的手指，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在敌人跟前一竖，对方马上就会被激怒，就像是被鞭子抽到了似的。这二人对对方的憎恶无疑非常强烈，但他们却谁都不会真的狠揍对方一顿。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选择发起攻击的时机，是确定围观的人们会把他们挡开、拽回去的时候。这两人确实非常愤怒，可是这个场景却逐渐变成了一出闹剧。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粗鄙的杂耍，目的是在中国人那乏味、沉闷的生活中掀起一点涟漪。

整个城市一个警察都没有，自然也就不能指望他们来处理这件事了。公共安全靠城里的百姓自己维持，当然没有人会付给他们工资，要是城里发生混乱，百姓们也要自己负责平息。一会儿之后，佛像店的掌柜终于受不了这件再烦人也没有的事了，他警告两人，要是他们再不走，他就要发火了。于是这两人带着满腔的愤怒，骂骂咧咧地各自离开了。道路就这样再次畅通了起来。

这条街有个特色，就是每家都有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只能依靠这些狗防贼。中国的这些狗除了忠心护主之外，一点别的用处都没有。它们非常普通，身上的毛色混杂，而且非常肮脏，一点也不漂亮，不过它们总是精力旺盛，流露出浓浓的战斗欲，对它们来说，最好的音乐就是打架时的争吵声。一听到这种声音，它们就会大张着嘴，带着简短的吼叫声，飞奔过去，然后加入其中。

要是你有机会在街上观看狗的行为，会发现那非常有意思。那些狗在捍卫自己的权限那方面有自己的手段，和人一样，它们会让自己随时处于戒备状态。举个例子，所有的狗都把主人家门前的一定区域作为自己的地盘，要是有哪条狗迷失方向，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擅自闯入，这些狗马上就会发动最凶狠的攻击，而且邻家的狗也会加入战团。这条通路在中国人通过的时候，这些狗视而不见，但是一见到外国人，立刻，一场遭遇战不可避免。一发现外国人，那些奇丑无比的家伙就开始龇牙，并且发出短促但威胁性十足的怒吼，它紧紧地尾随他，其他的狗也在这人继续向前走的时候，马上开始盯人，目光中带着满满的戒备。那位外国人之所以没遭遇凶残撕咬，要感谢那些狗为了坚守阵地而有所保留了。

我们继续在街上慢悠悠地行走，一种枯燥、沉闷的感觉不知何时在心底升起。中国的城市缺少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所有的事物都如此地平凡、残破。他们的建筑不曾被精心规划过，所以缺少艺术魅力，而自然那原本秀丽的景致也受到损坏。所有的商店都是一个样，大敞四开的门就是它们的特征，白天人们把门板撤下，店里的东西以及人们的生活就那样清清楚楚地摆在世人面前，一直到晚上，他们才会把门关好。不计其数的大街、不计其数的小巷，每一个地方的门都一样，两千年前的祖先们那样设计，今天人们还是那样设计。在街上看不到树，路面是经过简单打磨的花岗岩——它们乱七八糟地铺在那儿，一点规律都没有，不过无疑非常有用。这些岩石经过长期的磨损，现在坑坑洼洼的，要是赶上雨季，你会发现不少被水填满的小坑。由于没有受到妥善的修理，排水沟早就被堵住了，开口的地方盖着漆黑的污泥，阵阵刺鼻的恶臭在空气中飘荡。

在这里，我们闻不到大自然的芬芳，也看不到来自她的色彩，人们将自己淹没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春天来了，怒放的鲜花以及刚抽出的翠绿嫩芽却不属于这里，我们看不到它们，即使有一朵或是一棵偷跑到了这儿，人们也无心欣赏，他们走过那窄巴巴的街上，将那一朵花或一棵草踩到了泥里；夏天来了，美丽的植物爬满田野、高山，可是这座城市里的道路却显得越发枯燥单调了；秋天来了，稻子、瓜果熟了，田野中硕果累累，一片金黄，可是那条街道，弯弯曲曲，恶臭逼人，哪里有一点秋的影子；冬紧跟着秋到来了，天越发寒冷，太阳像是失去了力气一般，再也不能把什么东西烤得火烫了，大树因为失去了树叶，秃掉了，它安静地等着，耐心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这些大街常年如一，人们挤在一起，那么近，就连喘口气，好像都不够地方似的。霍乱、疫病、感冒在这里横行，各种各样来自生活的苦痛蹂躏着人们的心，他们只能依靠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苟活于世。这种生活当然一点也不浪漫、诗意，但人们仍然尽最大的努力挖掘着。

要想不再保持这种脏乱、令人烦躁的情况，人们只能依靠自己。我们在他们身上仍能感觉到一点魅力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漂亮的外在，事实上，在这些人中，大部分都非常普通，很难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言行粗鄙，有时还带着浮夸。不过，就算是这样，有一些东西在他们那并不美丽的脸上浮现着，确实对我们产生了吸引力：他们的脸上满溢着温和、宽容的笑，这种笑容向我们昭示着这些人的幽默以及真实丰富的情感，正是这些情感让我们和他们亲近起来，他们丑陋的外貌简简单单地就被人忽略了。

第十八章　水上人家

在中国的所有朝代中，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的人民，都竭尽所能以河流为最主要的运输渠道。关于中国人不会主动修路这一点，我会在“路”那章进行说明，在这方面所有的东方民族都差不多。其实，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对修建公路这件事翘首以盼，希望可以有一条公路贯通东西，开通从东边的黄海到西边的四川的路，以助于货物的跨省运输。

人们之所以修建公路完全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和情趣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在此基础上，对于公路的维护，不但不能让人满意，还总是让人担心。无论是维修公路的机构，还是为保证公路不会完全受损而按期对路况进行检查的官员，全都没有。比如一座桥，人们早就觉得它残破不堪了：铺在桥面上的厚厚的花岗岩变得坑坑洼洼，从上边走过去的时候总是会遇到麻烦，苦力们扛着沉重的货物在磕磕巴巴的桥面艰难前行，喘着粗气，又累又烦，但还要时刻留心脚下，要是被绊倒，撞到石板那锋利的边角上就惨了。但就算是这样，也没有人来把这座桥重新修整一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负责这一块的人。人们什么时候才会想到要修葺这座桥呢？要等到它摇摇晃晃、随时会塌掉的时候，只有到了这种局面，本地的财主们才会主持为修复它而进行的捐赠活动。

从太阳刚刚冒头到黑夜降临人间，在这张由不计其数的街道互相交织成的大网上，交通一刻不停，行人如织，在其中有达官显贵，也有扛着沉重货物、背上生疮的苦力，要是真相就是如此，那么万物的创造者真的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啊。上苍在运用万物这方面的确功力深厚，可是却不曾使花草们坚韧健壮，它们总是受到暴风雨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们的蹂躏。暴风雨像洪水一样不时来袭，而那些人，他们在漫长、令人疲惫的旅途中，对这些花草的磨砺一刻不停，一年又一年，人们的脚步总是那么地沉稳而富有耐心。

在这个国家有数不清的江河湖泊，它们如同卫兵一般时刻守卫这片疆土，中国的十八个省共同组成了这片辽阔的土地。在它上面，河水穿山过岭奔流不息。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苦力们，这个国家所有人中的大多数，可以说运气不错了。

河水、湖泊以及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朝着大海奔去的大江，它们展开身体，伸出双手，让无尽的分支深远、宽广地流淌开来，布满了自然许可的所有地方。就是因为它们，茂密的丛林、硕果累累的田野、芬芳亮丽的花朵才能在大地上铺洒开来，而中国也得以因为这千娇百媚、形态各异的鲜花被世人称为“花的国度”。

江河的作用当然不止如此，它们还连接着这片土地上那些遥远、荒凉的地方，正是因为它们，这些地方才没有从这儿到那儿远得就像是从一个陆地到另一个陆地那样。

就以长江为例，这条令人惊奇的河流被称为“海之子”，在中国的中段横跨而过。一望无际的大海就是它的出海口。江水泛黄是因为河里的泥沙。微风轻轻地拂过江面，江水泛起微微的涟漪；台风呼啸而来，卷起惊涛骇浪。当风力强劲时，巨大的轮船顺风而行，上行可达六百公里，最远的时候能达到六百一十五公里，一路航行下来，能见到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在以前，人们把货物从东边运到西边，就是用的这条航线。笨拙的大船数以千计，型号样式各不相同，它们从入海口一群群地涌进来，逆着水流向前冲去。去崇山峻岭之中，去河水丰沛之地，去五湖四海、任何地方。宽阔的河道因为上面过多的船只，只留下几百码宽的空地，河水卷着浪花向大海奔去。在人们去西部的路上，有的时候河水流经平原，有的时候他们则需要和湍急的河流抗争，就像现在，在漆黑坚硬的岩石上，几百名纤夫拼命拽着绑在船上的绳索，河水奋力地摇晃着船只，绳子一断，船就会被卷到河底。每一天每一天，循环往复，中国人带着特有的耐力与固执离开港口，一路经过说着不同方言的地方及物产丰饶的地方，最后，他们到达了两千公里之外的西部，那里的人正满是惊奇地看着这些陌生面孔。

中国文明的另一个发源地是黄河。它就像是一条连着不同地区的大公路，数以千计的船只在它上面航行、运货，在它的帮助下，每年有不计其数的游客踏足他们从不曾去过的地方。因为与中国的文化体系有最深远的牵连，所以它在中国也最有名望。在人类历史之初，华夏人的祖先向东迁徙的时候，最初的落脚点就是黄河边，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逐渐发展，最后出现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现在的这个具有相同的语言以及风俗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形成的。

由于中国史书上所描绘的只有那些伟人和先贤，所以看起来就像是这些人造就了中国的历史，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在古代发生在黄河之畔的很多大事件都是如此地神奇。黄河确实有为自己的过去感到自豪的资本，那些广为人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英雄，很多都是在黄河边长大的。每个朝代的兴衰荣辱黄河都看在眼里，那些被载入史册、神圣、永垂千古的事件它亲眼所见。黄河灌溉了中华文明，看着她开花、结果。

不过黄河变幻莫测，并不总是温和善良、忠心耿耿。它另一个举世闻名的称号是“中国的恶魔”。当它展现出狂野那一面的时候，你将会看到一个凶狠残暴的悍妇。老幼病残，它不会怜惜任何人。高山峻岭上的冰雪消融，春天来了，暴雨一盆盆地从天上泼下来。不停上涨的河水，如同发了狂的野兽，堤坝再也不能关住它，它猛地冲出来，在宽阔的平原上尽情奔腾，覆盖了一切—村庄、城镇以及在那儿生活的百姓。在一片汹涌的波涛之中，村落成了装饰品。

在中国，最大的两条河就是黄河和“海之子”长江。在所有河流中，它们运货的能力最强，远远超过别的河流。中国有丰富的河流资源，而且中国人对于它们的价值也有深刻认知。他们竭尽全力为应和多样的河流造出了各式各样的船，以带着他们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生活在水上的人随处可见。我这里所说的生活在水上，可不是那些在水上航行到了地方就上岸的游客，而是以船为家，一直在水上居住的人。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在船上出生，在船上成长，然后成婚，生子，就连死也在船上。也只有中国人才有这样惊人的耐力以及对各种磨难的承受力，要是让一个英国人来试试，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受不了枯燥乏味的船上生活了。

那些在水上飘荡的人们，我找出了一家来描绘。要是你愿意花数星期的时间亲身尝试一下，你就会发现，尽管那些事我们厌倦到了极点，不过那家人早就适应了。这是一艘用来摆渡的船，长二十四英尺，宽六英尺，中间的船舱占了十英尺。在船舱内部有一个宽三英尺的隔间，是用可以滑动的木板隔出来的。一个伙计站在里面管理放在那儿的小行李。

挨着隔间到船尾有八英尺，这个空间之下的底舱被船主以及工人们用来掌舵、划船、做饭、睡觉。五英尺左右的船头是工人们在没有风或者逆风的时候划船的地方，划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要看当时的情况而定。

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奇怪：在航行的路上，那么小的空间，六个身体健硕的伙计是怎么平平安安地挤在一起的？尤其是，他们要怎么住呢？不用划桨的时候，他们在哪儿坐着？在哪儿吃饭？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哪儿睡觉？

这些问题在行船的时候倒是很容易处理：在船头划船用一半人，在船尾干活用一半人。但吃饭的时候，或者晚上抛锚的时候，中国人就要发挥他们特有的应付各种困境的能力了。

船上的伙计就像是早就学会了如何在最紧窄的地方伸展身体的办法，所以对他们来说，无论是找个地方坐下休息，还是找个地方站着，都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就像是木工手里的卷尺，随时都能蜷起来。坐下的时候，就变成了一段弯了三道的尺子，膝盖和胸口紧紧地靠在一起，腿被手臂环抱着。

这样的环境，英国人连待五分钟都嫌长，可是你简直不能相信，那些中国人，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如此地闲适、惬意。这种姿势无论多长时间，只要他们想，就能一直保持下去。既不会感到厌倦，也用不着换姿势。吃饭的时候到了，一个伙计站起身来准备做饭。在他撤掉挡在船舱上的那个一点五英尺的方形木板后，一个小厨房露了出来，里面有一个小炉子和一个盆，这些应付一顿简单的便饭足够了。伙计们的食物都是在这个厨房准备的，要是客人需要的话，伙计也会在这儿为他准备一份。

饭好了，冒着热气的大盆米饭被放在船舱中间，它的周围是正向伙计们招手的碗筷。随着船主的一声高喊：“来吧！吃饭了！”伙计们就围了上来。他们开始的时候蹲在那儿吃，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姿势，要是累了，他们就改成坐着，两条支得高高的腿像是木工的卷尺。由于没有足够的地方让人们把腿伸展开，所以他们只能蹲着或者这样坐着，要不是中国人足够聪明，又怎么能把这么狭窄的地方使用起来呢？

这些年轻人非常讨人喜欢，在你观察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脸上的表情质朴又自然。他们一直保持的那种姿势无疑是最能引起人的疲劳感的，而且做起来也并不舒适，所以你很难弄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尽管你认为这种生活并不好，不过他们看起来却觉得已经满意了。他们脸上带着笑，船上的每个角落都洋溢着他们的欢笑声。饭凉了，锅空了，人们把自己的碗在河水里洗一下，甩甩，然后在船舱的某个角落放好，接着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劳作。

人们在夜幕降临前一直按部就班地工作着。晚上到了固定的休息点儿，他们会在靠近船队的某个地方抛锚。这样做是为了彼此之间有个照应以抵御海盗。天在这时已经黑下来了。夜色深沉，清凉的晚风温柔地拂过河面、堤坝，大树在岸上随风轻摇，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做饭生出的青烟袅袅升起，晚饭的时间到了，船舱上再次出现了冒着热气的饭盆，伙计们又一次围上来，他们吃晚餐的时候，那种滑稽的姿势也被再次摆了出来。他们因为怕碰到别人而不敢伸腿。水面上波光粼粼，伙计们晚餐结束，他们把碗刷好就去船舷上坐着吸袋烟，腿仍然蜷着，下巴支在膝盖上。

中国人仿佛从不曾考虑放松身心去简单轻松地过活。他们当然也知道要是身心没有束缚自己将会非常快活，可是他们安于现状。尽管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状况难熬到了极点。慢慢地，疲倦袭来，伙计们想睡了。他们当然要早点休息，因为他们已经辛劳一天了，而且明天天一亮，太阳都还没完全冒头，他们就要继续上路。但是，那么点儿的地方，小伙子们怎么睡呢？你很难相信他们竟然挤得下，不过别急，答案即将揭晓。在船舱上面的厚木板被撤掉两三块后，他们的“睡房”露出来了，舱面下那凹陷着的黑乎乎的底舱就是了。伙计们依次进入，他们在舱底就像是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严丝合缝地贴在一起。

最后休息的人总是船主，因为他要再看一眼河面，以确保安全无虞，尽管这一过程他不停地打着呵欠，很难让人相信这一眼的作用。之后，他把身子团成一团，勉强挤进了船头的小“洞”里，看起来像是把自己关到了箱子里或者蜗牛缩回了壳里。很快，船主就睡着了，世界消失，只剩下轰轰隆隆的呼噜声。身体既不能伸直也不能翻滚，这样能睡好吗？你实在不必为此感到担心，同其他国家的人并无不同，中国人对于如何才能让自己舒服点这件事了如指掌，无论处在怎样令人难受的环境里，他们都会把自己调整得好像生来就长在那似的安闲自然。

随着夜色逐渐深沉，温度越来越低，冰冷的风从河面扫过。罐头里的一个沙丁鱼伙计因为受不住冻醒了过来，他爬起来，把舱口用厚厚的木板盖好，将寒冷的空气挡在了外面。没多久，这个小空间里的温度就升高了，不过空气也逐渐浑浊。这般污浊沉闷的空气，要是把一个欧美人塞到这儿，他一定会马上跳起来，疯狂地一把将木板掀翻，让外面的空气流进来。不过这些中国人完全不受影响，他们睡得十分香甜，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也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像整个晚上，他们吸到身体里的空气都非常地干净清新。

我在上面所描述的船家，还是在水上生活的人中条件比较好的，相当于水上人家中的上流。这些人靠着河水维持生计，并在其中享受快乐。但是更多的在水上生活的人却活得更加悲惨，他们生活的空间更小，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穷人，紧巴巴的生活逼得他们不得不整天不停地劳作，因为挣的钱实在是太少了。

在河上观光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观察那些穷苦渔民们的生活，他们在鱼比较多的内河聚集。黑夜到来，这些小船按照自己的航线到固定的停泊地点抛锚。因为我在的地方刚好靠着抛锚点，所以能清楚地看到他们所做的事。一般说来，这些小船长十二英尺左右，在结构上和大船没什么区别。篾篷在小船的中部，船尾是掌舵人站的地方，在捕鱼的时候，负责划桨的人也在这儿，撒网的地方是船头，渔民们在那儿收网、休息。

和我们挨得最近的那条船里住着一户人家，家庭成员包括丈夫、妻子、儿子、儿媳以及两个小孙子。尽管空间已经非常狭小，不过他们显然不这么想，因为还有一头小猪养在船头，那头猪看起来过得不错，并没有因为活动空间太小而郁闷。最小的孩子刚刚学会走路，兴趣正浓，他扭着身子朝前使劲，显然想到处逛逛，不过，他不可能再往前了，因为担心他掉到水里，他的长辈们在他的腿上拴了绳子。外面的世界对这户人家来说十分陌生。二十五年前，丈夫娶了别的船上的姑娘为妻，她也是在船上长大的，岸上的人家绝不会愿意把女儿嫁给水上的人家。在成婚之前，父亲除了重新刷了刷船，其他的就没准备什么了。生活一切如常，孩子相继出世、慢慢长大，女儿嫁给别的渔夫做媳妇，独子们留下来继承香灯，在双亲年纪大了之后为他们养老，在他们离世后为他们办理身后事。

尽管生活空间如此紧窄，不过这户人家看起来全不在意。是站是坐，有多大的空间，他们就用多大的地方。他们会在站累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在脚后跟上坐下来。他们天性乐观，没什么大的欲望，质朴又温和。我们过去和他们交谈，几句之后，他们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高兴地和我们聊起来。起先那些女士们还很腼腆，但没一会儿，她们就放开了，开始和我们随意闲聊，好像我们已经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了。有一条船在离这条船稍远一点的地方，上面死气沉沉，没有一点动静。“那条船为什么那么安静啊？”我向我的朋友们发问。他们把声音压得尽可能低地回答我说，那条船上的妻子几个小时前刚刚去世，丈夫悲痛欲绝，现在正在妻子的尸体旁躺着呢。

中国人在造船这方面非常精通，特别是那些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船。我所坐的所有船中，我最喜欢的是一种用于快速行驶的船，多用于山间激流，在那里行船常伴有各种危险，而它的构造正是为了应付这些。这些快船在设计上几乎找不到一点瑕疵，在湍急的激流中，它载人载物都没有问题，那些黑色的山崖、锋利的礁石，它都能轻易避开，并顺着轰鸣的河水向着平原飞奔。

建造这种船所选用的木材，不是那种坚硬的硬木，而是那种韧性十足、能弯出一定弧度的软木。由这些木板绑在一起造成的船仍然保有柔韧的特性，能在急流中绕开那些凶险的拦路石。拥有一个巨大的船桨是快船最大的特色，它几乎和船拥有一样的长度。有人表示，这种船之所以能应付各种危险，全靠这只桨。在河面开阔平直的路段，它可以作为一般的船桨使用，但只要一遇到危险，它就能制造出巨大的推力，让船转向，绕过坚硬的礁石。

在水流非常湍急的河里坐船疾行，真是一件让人热血沸腾的事，刺激极了。在峡谷飞流直下，时刻面临着船毁人亡的危险时，人们万分紧张，不敢有丝毫松懈。由于一旦顺流而下，再无折回的可能。所以船在河里，你最先感觉到的就是完全的孤立。船主对于自己的工作性质无疑有着深刻的认知，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面前翻滚的浪花，而另一个人，明确说来就是舵手，正紧紧地攥着手里的长篙站在船头的最边上，对任何突发情况，严阵以待。

船刚刚上路的时候，乘客和伙计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过，相比起来，乘客更为紧张，他们脸上的神情更加怯懦，脸色也更加苍白，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没办法让自己冷静以对。

事实上，人们如此恐惧和周围的环境也不无关系。河水向下汹涌奔腾，两岸的峭壁上长满松树，它们向后疾驰而去的速度快得惊人，所有的这些都让人不由自主地心惊胆战。有时在飞奔的船的前方会出现突出的岩石，河水击打上去翻出雪白的浪花，船不得不马上改变方向以免触礁。各种危险层出不穷，可是船主全不把它们放在心上，航程仍在继续。其他人却很难像他这样镇定，一想到要是船与向后飞奔的山崖相撞，将会立时变成碎片儿，就不由自主地屏住气，瑟瑟发抖。人们之所以还能挨住，要感谢船主，他像一尊石雕一样纹丝不动，目光如炬紧盯着江水，不曾遗漏任何危险。船的狂奔还在继续，两岸以更快的速度向后飞快地退走，山崖带着狰狞的面孔注视着我们，危险随时在侧，从未稍离。突然，山岩猛地靠近，直逼眼前，不过数英尺就要撞上了，船头的伙计飞快地把长篙撑起来，全力调整船向。喘息之间，船安全了，危险被抛到了船尾。

船上所有的人都长出了一口气，乘客们的脸色舒缓很多，终于有了谈笑的心情。船主也稍稍安下心来，他将竹制的烟斗点上，狠狠地吸了几口，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眼睛仍紧紧地盯着河面。现在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尽管河面很阔，不过可供航行的范围却非常窄。看看那些飞起雪白的浪花、飘着轻盈的泡沫的地方吧，那平静的水面下，湍急的河流正冲刷着暗礁，要是船磕上去，必然会被撞飞。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船所经之处，两岸风景如画，那美丽的景色像是在梦里见到的一般，茂密的竹林在两岸排排站立，山顶的树木如卫兵一般庄严。隐隐约约的，房形的轮廓在松树和榕树间显露出来，显然，在那儿有个小村庄。船在水中航行，人在船上默立，两岸的美景像是诗画中的一般，婀娜多姿，美极了。

但航行并没有一直顺遂下去，在危险到来之前，船主以及伙计的举动将乘客们从梦幻般的美景中拖拽了出来。严肃的神情再次回到了船主的脸上，他的双眼紧紧盯着河面；伙计攥紧长篙，随时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险情。一个转弯之后，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纵横交错的礁石几乎布满了整个河面，哪有行船的地方？

和此前相比，这段水流最急最凶，就像是一只发了狂的野牛一般横冲直撞。受到山脚那片敞亮的开阔地的召唤，河水发出轰隆隆的声响飞扑过去。四周密布着黑漆漆、冷冰冰的岩石，河水疯狂地撞上去，掀起成片的浪花，完全看不到可以行船的路。船疾驰过去，满眼都是浪花，这浪花之下的礁石、漩涡、激烈的暗涌可想而知。船上静极了，似乎除了心脏，再没有别的能动的东西。随着船快速地接近，我们终于在两列巨大的岩石之间看到了通路，可是，天啊，这歪七扭八的路，我们要怎样才能不撞上那不计其数的礁石呢？

危急关头，心反倒不再乱跳了。礁石就在我们前面，在即将撞上的瞬间，站在船头的伙计挥起长篙猛推，划桨的伙计也将手中的大桨舞动起来，霎时，船像是安了滑轮一般自如地转了个弯，穿过紧窄的通路，摆脱了危险。激流还在继续，我们被带着一路飞奔。由于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所以在船到了水流较缓的路段时，我们还没回过神来。

如此这般，在一个个激流中闯了过来。有的地方坡度非常大，河水激烈得就像要把石头斩断一般，有的地方又十分平坦，慢得令人心焦。不过随着我们冲过最后一个险滩，总算见到了平静的河水。我们长出一口气，回头看看我们闯过的险途，不由得想：“真好，总算安全地过来了。”

第十九章　家

中国人对于家庭生活十分重视，并对家抱有浓厚的感情。其实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感情已经把心占满了，所以他们的心再也找不到地方去热爱国家。他们不明白英国人为什么如此热爱祖国，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随时为了捍卫国家而让自己忍受痛苦甚至献出生命。他们对家付出了自己所有的爱和力量，并不觉得当前的家庭生活有什么不好。他们的一生都在一个地方生活，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那儿有他们认识的人和熟悉的环境。要是他们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离乡背井，他们就会一刻不停地思念故土，每一个不在家乡的日子，他们都盼望着回去，一旦有机会，他们马上就会回家。

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中国人，他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时间有二十五年那么长。他的事业如日中天，妻子是个爱尔兰姑娘，三个女儿长得如花似玉，身姿苗条，有着爱尔兰人特有的鼻子，杏仁一样的眼睛总是流露出款款深情。忽然有一天，他再也不能忍受再次涌上心头的思乡之情，所以告诉妻子、女儿他要回国，回去那个有烤猪，有燕窝粥的地方。他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人，所以卖掉商店，把一大笔钱留给了妻子，这笔钱只要不过度挥霍，足够让妻女安逸舒适地用上很多年了。与妻女诀别后，他就怀着满心的喜悦动身了。他家在海边一个残破不堪的小村子里，那里的生活水平极端低下。不过，尽管已经离开了二十五年，他却在到家后马上适应了那里的生活。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那二十五年的日日夜夜，他从不曾停止过对这个破落的家以及家门前那个布满沙石的海滩的思念，并在他的思念中，为它们加上了一圈浪漫的光环。

尽管以一个英国人的视角来说，凭借爱以及感情来维持家庭生活，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过中国人确实是这样做的。在中国，男女成婚之前，他们从没有见过，结婚当天，一顶花轿将新娘抬到那个她将度过一生的家，而此前，她对那儿一点也不了解。之前，两人谁也不曾表示过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他们没有信件往来，更谈不上情书了，那些细心琢磨出来用以表述深情的词句他们见都没见过，他们不曾为了加深对彼此的了解而去对方家里做客，也不曾设想过对二人来说这段姻缘是不是合适。这件事无疑关系到两人一辈子的幸福，但操持这件事的人竟然是一个媒婆，尽管那人宣称自己最是稳妥，不过她哪有什么好名声，她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早点完事，早点收钱。

在离开家的时候，孤孤单单的新娘子泪流满面，从今以后，她将离开父母，离开她长大的家，前方是福是祸，她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她坐着轿子去新家的路上，心里满是烦恼和急躁，反复猜度着未来的婆婆好不好相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与此同时，新郎的心里一样非常紧张，不过他习惯性地掩饰着，即将到来的新娘会为这个家带来什么呢？也许是欢声笑语，也许是沮丧、悲伤。

以前，我曾见过这样一个新娘，在她进门的一瞬间，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将面临惨淡的未来了。没有人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们只是用探究研判的目光盯着她，既不和她握手，也不张开双臂拥抱她。唯一到门前接她的新郎一声不吭，脸上不带半点笑意，带她去新房的路上，像是担心被传染了瘟疫一般，碰一下她都不敢，只是用指尖微微地捏着她的袖口。像是为了告诉别人自己有多么地冷硬，他把头扭到一边，并不看新娘，似乎对这场婚礼已经厌烦到了极点，只是为了遵守礼仪不得不忍耐罢了。婚礼是他们见的第一面，在相见的瞬间，两人才在头脑中勾画出将来一起生活的画面。英国人在结婚的时候总是沉浸于快乐和欣喜中，可是，这种快乐的情绪在这对夫妻身上却一点都感受不到。在这儿，既没有为婚礼筹备的早餐，也没有为夫妻蜜月送行的亲友，既没有朝他们扔旧拖鞋的人，也没有为他们抛洒谷物的人，甚至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就算这户人家儿子众多，在他们成婚后，也要带着媳妇和父母一起生活，而当家作主的人也仍旧是父母，就像他们还是孩子一样。

中国的媳妇必须无条件地忍受各种苦难的这种情况，又催生出了各种各样的痛苦。这个国家的婆婆们和西方国家的一样极具权威，不过不同的是，在这儿，受苦受难的是媳妇。媳妇从嫁进门就开始受到婆婆的监管，要是婆婆是个暴脾气，那些可怜的姑娘就惨了。就算婆婆再怎么刁难，媳妇也只能忍气吞声，让丈夫为自己出头，想都不敢想。丈夫们见到媳妇受苦，自然也很心疼，心里或许会为媳妇鸣不平，可是却完全不敢帮媳妇说话，就连不满的表情也一定要藏得密密实实。否则，那位媳妇会受到家人的强烈指责，日子就更惨了。父母以及邻居会因为儿子竟然这么做非常愤慨，他们指责他不孝顺，在中国，“不孝”这个罪名会让所有男人胆战心惊。自古以来人们就凭借这种风俗将众人聚拢在一个大家族里，在社会中上层，按照父系的形式组成的大家族不计其数，里面有好几百人。脱离大家族，建个自己的小家这种想法从不曾在人们的脑海中出现过。

在史料上有一个声名赫赫的大家族，其成员数量众多，论资排辈共有九代，好几千人，虽然有这么多人，可是所有成员都能彼此融洽相处，就连外国都曾听说过这个家族的声名。一家子上下从没红过脸，妇人们不会对别人产生嫉妒心，孩子们不会争吵，抢夺别人的玩具，甚至于家里的狗也像是受到家庭气氛的影响一般都有一副好脾气，遗忘了本性中的劣根，当别的狗啃骨头的时候，它们可以自己追着尾巴玩，完全不会上前去抢。

这件事传到皇宫，就连皇帝都有了耳闻，他在一次去泰山祭拜的时候，特地到这个家族来实地考察，以验证传言是否属实，最后，他满意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大家族不愧是各大家族的典范，关于它的各种传闻并无夸大，真正是实至名归。在皇帝和那个家族的族长交谈的时候，皇帝很好奇族长是如何保证家族成员彼此融洽相处的。于是族长拿了一张纸出来，运笔如飞，很快上面就写了一百个字。他把这张纸呈给皇帝，并告诉他：“我们不争执的原因就在这些字里，陛下一看即知。”

皇帝当然一看即知，因为整张纸上写的都是一个字“忍”。“我们对自己进行训练，”那个有权威的族长说，“为了让大家彼此间互相容忍，克制自己的脾气，我们会经历超过一百种的训练方法，孩子们刚一懂事训练就开始了，他们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我们彼此之间的喜爱、怜惜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声名远播，就是依靠这个。”

小夫妻的生活能否幸福与婆婆有很大的关系。要是婆婆天性善良随和，家里的事就会顺利很多，大家就能开心快乐地一起生活；不过要是她性情冷硬，任性霸道，那媳妇恐怕就没什么好日子了。要是媳妇运气好，生了个儿子，那她的境遇会好很多，虽然婆婆严厉的管教还在，不过在继承香火的儿子生下来后，相比从前她多少会获得一点地位与自由。

东方人对于儿子十分钟爱、执着。他是父亲的希望、母亲的梦想，祖父祖母也会因他感到自豪，从他一出生，关爱、诗情画意以及中国人的抱负就笼罩着他。他是家人的希望，他或许会参加科举，榜上有名，然后金钱、荣誉纷至沓来，而作为他的家人自然也能跟着进入上流社会。就算这些他一样也没有达成，他还可以成为一家之主。当他的父母被死神带走，他将站在这个世界，为在阴间的父母准备祭品，让他们在那个我们不熟悉的世界少受点苦。在阴间生活的人十分重视这些祭品，既然这些要靠阳间的儿子提供，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希望生个儿子呢？

要是哪位妻子运气不好，生的是个女孩，那么一般说来，她将会承受更多苦难。因为无论是高傲的婆婆或者是自己的丈夫，都会对此大失所望。他们原本是那么地期望她可以生个儿子。他们为即将到来的儿子准备了一切，并且对儿子的将来做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设想，他们一边这样做一边设想那是儿子，这种想法逐渐加深，可是最后生下来的竟然是个女儿。

这个可怜的孩子，母亲只顾着哭泣不想看见她，奶奶已经要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了，对她更是嗤之以鼻，父亲虽然因为对妻子的感情不曾将不满的话说出口，可是心底的失望以及怨怼遮都遮不住。左邻右舍原本想着为这家即将到来的儿子举办个宴会庆贺一番，不过现在他们连说话都要小心再小心，把声音尽量压低，生怕流露出庆贺的意思被当成讽刺，加剧这家人的痛楚、羞愧。其他亲戚知道生的是个女儿的消息后，都非常吃惊，这家人如此疯狂地想要一个男孩，可是这个女人却让所有人失望了，她将会因为这个受到怎样的惩罚呢？是直接被这家人弄死？还是被扔到院子里，挨冻、挨饿？那个女儿或许会被某个家里有男孩的邻居抱走做童养媳。对母亲来说，这样安排婴儿，其实对她还是有好处的，只有如此，她才能在家里保有一个立足之地。经过数小时的哀号，母亲的哭泣仍然没有停止，她一边埋怨着自己的不幸，一边将女儿抱起来，原本因为这孩子是个女儿已经消失的母爱在这时又出现了。她看着女儿的脸，紧紧地抱着她，爱意在她们相贴的胸口升起，或许这位母亲对女儿的宠爱一辈子也赶不上儿子，不过，这种爱与生俱来，使她不由自主地越来越爱这个孩子。

现在，让我们来这样想象一下。这位新娘已经不是新娘了，当年她怀揣着满满的不安嫁进那个新家，那里的人原本她一个都不认识。但现在时间飞逝，好几年过去了，新面孔变成了旧面孔，她的生活里多了几个儿子以及一两个女儿，婆婆还活着，虽然仍旧强硬、霸道，不过孩子的出生已经打破了原本的专制格局，并且她升高的地位，也让她的日子不再那么艰难了。

为了让儿子们有更加光明的未来，他们被送去读书。大儿子立志入朝当官，光耀门楣，所以，母亲看到他的时候总是满面春风，眼睛里流露出高兴的神采，就像看到儿子的英格兰母亲一般。二儿子不喜欢读书，他之所以没有辍学，是为了学习从商必需的读写知识，他表示将来自己要成为一名商人。老三对于未来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想去新加坡投奔叔叔，和他一起开店。三兄弟中他精力最旺盛，总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要是有谁被捉弄了，找他准没错。家里因为有他显得生机盎然，不过他总是喜欢捣蛋，几个姐姐对此感触颇深。三个男孩子，最让母亲忧心的就是他，这个孩子性格如此跳脱又粗枝大叶，万一犯了大错可怎么办？要是他出了国，也许会一直留在国外，即使回来，也许已经成了那样的人—花钱大手大脚，或者一穷二白。

对于孩子的将来，所有的父母，无论是遥远的英国父母，还是中国父母，总是有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忧虑。那些男孩儿，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呢？还有女儿们，她们已经足够大了，原本因为亲情的关系，他们和父母紧密相连，可是现在，她们的心已经被那些小伙子占满了。她们嫁人之后会幸福吗？婆婆会不会欺负她们？她们的丈夫呢，那些人是不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千万别是些大烟鬼或者滥赌鬼，以至于作为他们的妻子要饱尝各种艰辛。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些都已经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了，但是，在看待中国人的时候，我们总是存在一种偏见，觉得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比，他们或者会不一样。在观察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的时候，要是有些事你实在是没办法理解，那么请记住这句话，“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是上帝亲手所造”。

在中国的所有家庭中，大多数人家都存在着真实的夫妻之情，这一点毫无疑问。这可能不太容易让人相信，因为中国的青年男女，只有在女方嫁进门的时候，两人才能第一次见上面。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中国的女子实在是缺少妩媚动人的吸引力。好在他们之间并不是依靠美丽的外貌来产生情愫的。时光慢慢前行，别的因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的脸上绽放出独有的神采，让他们原本朴素的容貌变得不同起来。他们的心就像被丘比特拿链子捆上了似的，慢慢接近，最后交融。

对于旁观者来说，要是你不够用心，很难发现这种变化。你所能看到的只是夫妻二人看到对方的时候，冷冰冰的，谁也不在意谁，一句甜蜜亲昵的话也听不到。为了证实这种情况，一天，一个英国姑娘问一位中国媳妇爱不爱她的丈夫，那个妇人被这个问题吓了一大跳，好像刚刚听到的话是一个在她耳边炸响的巨雷。她满脸通红地踟蹰一番，接着飞快地回答说：“不，当然不爱。”要不是这位女士和英国姑娘十分熟悉，她尽管支支吾吾，最后也绝不会承认自己是如此地深爱着丈夫。不过现在，无论是谁，再也没办法让她把心中的爱说出口了。就算是她的母亲，她也不会说。要是现场还有别的中国人，她心里的这个秘密就算是用几匹马也休想拽出来。在中国，妻子什么时候才会主动袒露自己到底有多爱丈夫呢？只能等到丈夫离世后。你要是想知道，就在两天以内去她丈夫的坟前，就会见到悲痛欲绝的妻子在坟前跪着，泪流满面地倾诉自己对丈夫的痴心。她说：“啊！我的心啊，我的爱人，你是我的命啊，你到底去哪儿了？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啊，现在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心里一点光都没有。你回来吧，亲爱的，没你我真的活不下去！”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一直在这里哭诉，释放出自己所有的情感，她诉说自己凄惨的人生，用世间最真挚的话语告诉丈夫自己的爱以及失去他后心被碾碎般的痛。

一次，我认识了一对令人敬重的中年夫妇。他们性格沉稳，不喜在别人面前表露自己的情感，在这一点上和其他中年的夫妇并无不同。他们衣着简朴，也没有迷人的外表，可以说很难在他们脸上找到与美相关的因素。他们住的地方是个小山村，距离城镇以及主干路都很远。在这个偏远的山村生活的村民有着和城里人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一天，丈夫突然发起高热，连三天都没挨过就去世了。这时，妻子心中埋藏已久的爱再也止不住终于爆发出来。这个女人没有迷人的美貌，没有引人的气质，连动听的话也不会说。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丈夫的爱，她默默地回想两人相亲相爱的日子。那个男人不善言辞，说起话来粗粗鲁鲁，一点温柔的举动都没有，可是在她心中，他就是她的骑士，牵扯着她的心，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欢乐。现在丈夫死了，她的心碎了，谁都安慰不了她。生命对她来说，从丈夫离世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她的生命是为丈夫而存在的，现在丈夫死了，支撑她活着的力量也就没有了。十天之后，她因为伤心过度也追随丈夫而去了，她在临死之前将两个孩子交给我，让我代为照顾，就算是那两个孩子也不能缓解她的痛苦，她就这么走了。

在中国有很多婚姻生活并不幸福的人，夫妻经常吵架。这种情况别的国家也一样，即使那里先恋爱后结婚。我要说的是，中国人因为那些陈旧的、与浪漫一点边也沾不上的风俗习惯的压迫，建立起来的家庭确实令人厌倦，但在这片土地上并不是完全不存在滋长爱情的土壤，其实，中国这个美得像花一样的国家，它的子民也崇尚爱情，追逐不变、浪漫以及忠诚的爱。

现在读者也许已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了，那就是，与原本想象的不同，中国的妻子们也是可以宣泄自己的感情的。在一些旅行家写的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国际上对中国女性的主流看法：她们和奴隶差不多。不过，要是你真的相信她们在丈夫面前完全没有话语权，不得不毫无怨言地执行丈夫的每一个命令，就错了。从本源来说，没有什么事物的存在是完全偶然的，一定有其客观的合理性。女性看起来柔弱，可是上苍赋予了她们一种独特的魅力，让她们可以自我保护，不必向男人那样接受各种挑战、磨砺。这种魅力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比世界上任何壁垒都要有用，保护女性不受到欺凌伤害，要不是有它，她们在与生活进行的抗争中怎么能坚持到现在？世上的国家有很多，中国家庭确实遇到很多艰难困苦，但也并不是只有它才这样。我认为大多数中国家庭还是幸福的，要是我能有足够的经历，我会确信这一点。

中国人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家庭观。有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在一个美满的家庭中不可或缺，但中国人却觉得无关大局。孟子曾经指出人类应该永远保持的五大美德中，有一个美德就是“洁净”。如果中国人真的遵守了这一美德的话，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般脏乱。要是你有机会去中国的中下层居民家中做客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对看到的情况非常吃惊。他们在建房子的时候似乎从不曾考虑过怎么盖住起来才舒服。屋里的物品破破烂烂，而且放得乱七八糟、毫无条理。地面布满尘土，中间的空地或许扫过，可是桌子、椅子、床铺下却积攒了很厚的一层，在房梁上的蜘蛛悠闲地结着网，它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一直不曾被打扰过。屋里的那些东西似乎是带着让人看着难受的目的制造的。或许先辈们不想子孙老是坐着，所以特地把椅背弄得凹凸不平，而子孙们也照单全收了。凳子的宽度实在是过窄，在上面坐一会儿，身子会不由自主地前倾，所以人们总是把手拄在膝盖上，这个姿势是美国偏远地区的人在铁轨上休息的时候才摆出的。中国人能摆出这一姿势，在原因方面相信和美国人是一样。他们常常这样做，这种英国人连保持十分钟都做不到的姿势，对中国人来说是打发时间的最好的办法。

他们的床是一块带有四条腿的厚木板。人们睡觉的时候，直接就躺在上面的席子上。要是让一个西方人倒在这样的床上睡一宿，他保准会失眠，第二天腰酸背痛是免不了的。不过中国人却睡得很好，就像是躺在铺着羽绒被的床上一样。在英国人眼里，中国人的枕头奇怪极了，说是刑具也不为过，他们枕枕头似乎不是为了让头舒服一点，而是找个东西好把脖子放在上面。家庭的经济情况会影响枕头的制作材料，对于穷人来说，木头或砖头都能当枕头，这些枕起来当然不舒服，不过所有的穷人都已经适应了。不过就算是有钱人家，他们的枕头也和穷人家相差不大，只不过制作材料不同，看起来更漂亮些罢了，一样是硬邦邦的。无论高低贵贱，所有人枕枕头都是为了搁置他们的脖子。我认为这一点可以从侧面证明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手法：大家都认为在睡觉的时候头应该被抬起来一些，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直接把头垫高，而中国人则是通过把脖子垫高来提高头的高度。要是你跟一个中国人这样说，枕着砖头睡觉多难受啊，它的边老是戳脖子。那人会觉得这个问题十分好笑，温和地笑一下，跟你说这只是习惯的问题。以他的角度来说，砖头戳脖子不是正好可以打发夜晚的无聊时光吗，你之所以不能理解这种乐趣，是因为你是个野蛮的蛮夷。

英国人非常注重隐私，认为家庭生活就是要有隐私才有乐趣。所以英国人总是小心谨慎地保护着自己的小家，讨厌受到干涉，但中国人对此却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喜欢旅行，经常会去中国内陆，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些中国人对我非常感兴趣，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躲不开他们。我走在大街上，他们看我。我因为要看什么东西停下脚步，他们就密密麻麻地围着我。我走到一个巷子里，他们跟着我。我飞快地跑起来以期摆脱他们，可是一出巷子，另一群人又出现了。他们为了把我看个明白，排成两列，把我夹在中间。我笑一下，他们就陪着我笑一下，我随口说点什么，他们就像是为了讨好我一般，哈哈大笑，可是天啊，我说的那些话到底哪里可笑了？我接着往前走，他们就像是影子一样，自发地跟着。他们好像永远也不会厌倦似的盯着我，或者我身上的某样东西，尤其是我的眼睛，因为不同于他们的黑眼珠，更是得到了重点照顾，他们议论它，并对于它的不同表示一点埋怨。不光这样，我上衣后面的两颗扣子也受到了他们的关照，他们一直在揣测它们的用途。

最后，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为了甩掉这些虽然友好但过于热烈或者说尖锐的崇拜者，我冲入一户人家，男主人客气地请我进去，可是那些人也跟了进来。他们一点也不曾因为在别人家而有所拘束，就好像在自己家一样。只要我不离开，这里的大部分人都会留下。他们有的在屋里游来荡去，乱七八糟地说着什么；有的拿出烟袋就开始抽，没多久，难闻的烟味就在空气中四处飘散；一部分人在边上逛荡，观察屋里的摆设；还有一伙人继续盯着我看，他们把椅子搬过来围着我成一个半圆形坐下。对于擅自闯进来的这群人，屋主似乎毫不在意，他一边吸烟，一边和人唠几句，抽空还跟我笑一下，看起来一点不高兴的意思都没有。

对于隐私，从没有人告诉过中国人要注重这个。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有钱人才会想的事，不过就算他们想，也做不到，因为也不得不让自己的亲属住进来。对于普通人来说，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是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的奢侈品。所以，房子在建造之前，就已经考虑到要装尽可能多的人家。我们在说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仔细地观察一下周围，为了确保没人能听到，有时还关上门悄悄说，可是中国人却不会这样，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众人的面肆无忌惮地大声谈论，左邻右舍不用支起耳朵就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这样，中国人几乎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秘密的事了。一个人到底什么情况，所有人都知道。他每个月赚多少钱，身上扛着多少债，做过什么坏事，他此前请客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这一切，众人了如指掌。中国人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巨型货柜，里面装满了各种日程和事件，一有需要就能快速地调出来。对外国人来说，中国人实在是太奇怪了，无论怎么想都想不明白。既然他们那么重视“脸面”，尽一切努力不让别人看轻自己，那么为什么不把自己家里的隐私藏好，却让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呢？

中国人的家庭还有一个英国人无法忍受的特点—太吵。家家户户的房门大敞四开，大街上的喧闹声、邻里的说话声一点阻碍都没受到，直接就冲了进去。有人说，这些噪音伴随中国人出生、长大，要是生活中缺少了它们，人们甚至无法活下去。通常，人们交谈的时候，说起话来就像对方在另一条街一样大喊大叫；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也尽可能让朗诵的声音更洪亮，整个学校都弥漫着这种轰鸣声；那些演员因为唱戏的地点是喧嚣的大街，所以更是要放开嗓子，不这样观众怎么听得清；那些当官的离职回乡的时候，为他送行的百姓会点上鞭炮，那声音更是有把人震聋的威力。

“烦躁”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中国人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一扇门在那咯吱咯吱地叫了好几个小时，中国人就由着它这么叫，而不会过去把它关上；半夜三更，一只狗一直叫一直叫，英国人都要疯了，中国人还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绝不会气愤难抑，甚至想把狗宰了；附近农场的一头驴支棱着耳朵吱哇乱叫，几个小时一口气都不歇，人们一样浑不在意，好像那声音婉转动听是夜莺发出来的；学者全神贯注地研究学问，而他的旁边就是吵闹不休的孩子；一个人生病了，正躺在床上左右翻腾，他的头像是要炸开了似的那么疼，可是，就在他的身边，那些人高谈阔论，没有人制止他们，或者拿个棍子把那帮家伙赶走。对于喧闹声，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他们一生都伴随着这些声音。中国家庭主流的氛围就是这种喧嚣，当一个人过世，人们会送他去安葬，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喧嚣，人们的哭喊声、送葬的哀乐声震耳欲聋，而这样盛大的葬礼，是每个中国人都想要的。

尽管我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到家庭生活的质量，但不容置疑的是，无论中国人还是英国人，我们所有人都在追求这里的一些东西。就这一点来说，无论贫穷富贵都是如此。这些东西不可或缺，要是因为穷困暂时不能得到，人们就会寄望将来。我知道这样一件事，有的人会因为思念家乡而生病，例如瑞士人，要是他们不能回到家乡，回到亲友身边，他们就不能痊愈，连精神都会出问题。

第二十章　农民与农业

大体上来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多数中国人都是农民，这片土地上有不计其数的农场，人们在自己的田地上耕种，一辈子都是如此。不过要是你去广州、上海、汉口这样的商业都市游览，或者去离农场距离几英里的商场逛逛，再或者去看看街道那喧嚣拥挤的人群，你可能会觉得中国是个商业大国。

此外，证明这一点的看起来还有很多，在这个国家的各大流域或者航道上，满载着各种货物的船只不计其数，正夜以继日，不停奔忙；横贯这个国家东西两端的公路，连接着众多不同风俗的城镇，公路上马拉的车、骡子拉的车以及人力车交错如织，它们带着各个城市的货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当你看到这些，你会觉得中国人非常重视商业。

然而，要是你真的这样相信就错了。因为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是农民，你在农场能见到他们，但是别的你想不到的地方他们也在。其实，你很难了解到别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就算你为了了解它花了很大的力气，也很难真的做到。

举例来说，城里的苦力基本就都是农民。表面看来他们喧闹不休、粗鲁蛮横，并因苦力这份地位低下的工作受人轻视，但他们却差不多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在村子里，他们看起来也和别人不同，肮脏不堪、不修边幅，似乎他们喜欢在闷热的房子里面光着膀子扛货一样。那些站在街边的轿夫也是农民，他们带着惹人怜悯的表情请求别人坐自己的轿子，他们都是男人，因为这似乎是属于男人的工作。当地里的庄稼被收割下来，就到了农闲的时间，这些时间人们可以按自己的喜好随意安排，时间、力气、精神头都有了，他们就做起了副业。相比于专门做轿夫的人来说，他们或许技术上稍有欠缺，不过他们态度好，而且办事效率高，客人能够更快地到达想去的地方，也更少地遇到被勒索的情况。

像登山这种短距离的旅行，带上几个轿夫是最好不过了，当然他们要有强健的身体、平稳的步伐，耐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些人可以把他带到人迹罕至的顶峰。当这位客人为这次登山做准备的时候，他就会仔细地对轿夫做一番选择，那些皮肤经过太阳的洗礼变得黑黪黪的当然是首选，因为他们身上一丝赘肉也没有，肌肉紧实，硬得像铁一样，他们因为辛勤的劳动所以挨得住辛苦。当问到他们的职业时，这些人会说：“我们是庄稼人，不过你放心，一定会将你安安全全地带上山顶，然后再安安全全地把你带回来。”

要是你想在一条河上进行一次长途旅行，租好船、雇好船夫之后，你们出发了。这是一些个性随和的老实人，对于你能雇用他们，他们表示万分感谢，并为这次水上航行，做了充足的准备。一路无风无浪自然没什么说的，不过就算是风大浪高，要连续划几个小时的船他们也会好好干，没有一点怨言。他们所有人都是农民，航行结束后只要没被再次雇用，他们就会回乡种地，像是从没驾船航行过一般。

一群捕鱼的船从海上驶过来，船员们的脸呈现出红褐色，这是因为糟糕的海上天气，那里的风雨将他们的脸浸染成这种颜色。那些渔船看起来弱小而且残破，惊涛骇浪中，人们驾着这样的船穿行，无疑昭示出他们绝佳的技术，这种技艺可想而知要经过无数的磨砺才能造就。可是这些人却都是农民，这次出海捕鱼是第一次出海。他们在宁静的码头或者离家不远处抛锚停船，回家继续自己的耕种生活，直到下一次航行。

由于农民的生活过去贫困，所以他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去胜任各种与农业无关的工作。小小的村庄住着很多人家，而每户人家都有很多人，男人们外出务工才能多赚一些养家的钱。农民们柔和的个性使得他们能够忍受各种重活，再加上耐力极强的身体，所以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苦力。在外表上，中国农民与英国农民区别很大，他们身体干巴巴的、非常瘦，脸上满是萧索，而且脸色也不好，带着一种病态的苍白，对于《笨拙》这本杂志来说，找他们做肖像插画的材料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只要扫一眼，你就能看出他们是苦力。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一点赘肉，他们的脸和手上的皮肤呈现出一种发黑的褐色，这是因为毒辣的太阳以及田间恶劣的环境。要是这人是一个年老的农民，你会发现他的手已经变形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多年来对锄头的抓握。对中国的农民来说，他们最常使用的工具是锄头，与之相比，铁锹的使用频率要逊色很多。

他的脊柱一直都保持着弯曲的状态。背部稍稍向前弯，并且不是直接向前，而是有点偏左，会这样是因为像搬运这种在英国由马或者运货车完成的工作，他却要自己干。为了让土地更有劲一些，那些身强体健的农民必须为它施肥，要是天气干燥，他们则必须抬水给它喝，所有的这些工作左肩都要参与。当收获的季节到来，他们要收割庄稼，并把多余的粮食扛到左肩赶几英里的路去城里卖掉。中国的农民从没有用火车、马车、牛车或者其他牲口把货物运走的经历，他们可以想，但因为太穷却不能真这么做。

这人从外表看来是个工人，他为了让因高强度劳作而疲惫不堪的身体有所放松，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可这个滑稽的姿势在他那身衣着的衬托下显得更可笑了。他穿着一件肥肥大大，在长度上超过臀部的衣服，而且衣襟朝一边歪着。裤子也一样肥大，不过在长度上却只到膝盖。不知是不是出于工人阶层的习俗，他这身衣服以及其他衣服都是棉布做的，而且在颜色上都是蓝色。天气变冷，要是钱够的话，他会弄一件棉衣，但即使是最冷的时候，他的腿和脚也不会被保护起来，要想让他们穿上裤子和鞋，那只有等到限于礼节而不得不穿的时候。

就外表而言，中国农民因为卫生习惯太差实在很难讨人喜欢。他们剃头的频率非常低，所以每次剃头，都会把理发的地方弄得乱七八糟—到处都是头发，现场肮脏、杂乱到了极点。他们的辫子也不曾被仔细整理过，四边的头发任意生长，看起来既不干净又邋遢。

除了头和辫子，他们对脸和手也并不重视，在中国，那些本来属于水和肥皂的工作却被交给了大自然，让它用自己那典雅的手来为他们修饰遮掩。工人们似乎忘记应该如何处理个人卫生了，农民工尤其如此。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皮肤经过太阳的暴晒已经变成了褐色。相对来说，西方人对水进行了充分的利用，这从他们那洁白细腻的皮肤、蓝色的眼睛以及金光闪闪的头发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劳动者对于清洗工作的厌倦被他们的外表掩藏了起来，他们的肤色是褐色的，眼睛和头发是黑色的，这些让他们看起来不那么脏了。

我在上面的所有描述绝对来自于所见的真实情景，而不是因为某些敌对因素。整体说来，他们都是善良的好人，我对他们持有的感情与厌恶相比更多的是同情。以一个男人来说，和世界上所有男人一样，他们大体做得非常好，他们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并且尽量做到最好。他们不喜欢抱怨，尽管他们想要获得更加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住的地方实在是糟糕。在饮食方面，他们吃的东西过于单一，而且营养也不够。他们一天三顿都是白粥配腌萝卜或者圆白菜，有时也会变成一些更加便宜的大众食物：咸鱼、豆腐乳、酸豆角和腌黄瓜。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贫苦百姓的眼里，能吃上一次大米实在是太奢侈了，满打满算，一年也就能吃十几回。他们没别的选择，只能以地瓜为主食，配着腌渍的白菜和萝卜一起吃。可想而知，想要维持身体健康，一顿饭就吃这些东西怎么也不可能够的，可是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就是如此，特别在农村，身体健康、体格健硕的人连一个你都找不到。

据一些在中国建医院并为穷苦百姓治病的外国大夫说，这些病人的身体状况大多不及格，并伴有消化不良的症状。腌萝卜虽然便宜，但长年累月那么吃下去，引发消化不良甚至胃病是必然的事，中国人却一年到头都在吃。不妨设想一下：一个民族大部分人都患有消化不良的病，对于人民的性格以及国家的历史变革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英国消化不良的病患常常为心绪不宁以及幻想中的生活而烦恼。那么，有众多消化不良病患的中国呢，它的国民会有什么症状呢？他们总是喜欢思考，说话也总是乐于采用一些侧面的方式，是不是因为这个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很多在外国人看来非常奇怪的事，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呢？这都是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人非常坚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面对生活时尤其如此，他们为了填饱肚子竭尽所能。在宗教这一问题上，虽然神可以成为人们的心灵支柱，安慰他们，但中国人的心胸过于狭窄，他们因为不相信偶像会对他们抱有仁爱之心，所以不肯接纳神。他们凭借内心的坚强默默忍受生活中的一切磨难，他们非常疼爱家人，愿意为他们勇往直前，不会有一点犹豫。

人们对中国人的敬佩并不是因为对他们的同情，其实，人们总是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中国人。他们虽然生活艰难，可是那双黑色的眼睛里却充满了从容和懒散，似乎不曾受到任何压迫一般。和那些在安逸中过着顺遂的生活的人们一样，中国人也喜欢听笑话，尽管他们表面看来麻木不仁，但当听到有趣的笑话的时候，他们会高兴得跳起来。无疑，他们之所以在生活的重重压迫下仍能乐观地生活，正是因为他们的幽默感。

对于本职工作，中国农民可以说得心应手。他们就像是住在蔬菜王国的核心一般，对于菜蔬们的秘密了如指掌。田园里的蔬菜，他们不用费什么心就能长得很好，种子会按照人们所想的那样发芽，要是雨水也好，那么就会大丰收，层层叠叠的喜悦之花在人们脸上绽放。人们像是爱惜美丽的花朵一般爱惜庄稼，因为这些爱，他们竭尽全力地照顾它们。某些时候，中国的农民还可以轻松地成为花匠，因为只要细心观察一番，很快就能掌握花的秉性习惯。

一个人非常邋遢，看起来就像个跑路的犯人，他上身短衣服，下身光着腿，正在花园照顾那些妩媚漂亮的鲜花，仔细观察这个场景，你会发现这非常有意思。所有的花都长得非常好，这无疑是因为他的细心照料。为了报答花匠的关爱，它们总是在他面前展现自己最美的一面，并为得到他的注视而感到自豪。这些养花的知识，是谁交给花匠的呢？要是你问花匠这个问题，他一定会非常吃惊，并回答你说：“我是一个种地的啊，难道你不知道吗？要知道我在自家的地里干了那么多年，对于花当然应该非常了解，而且我有的是学习养花的条件，所以相比于别的，花匠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更容易一些。”

水稻、白薯、小麦、大麦、花生、小米、甘蔗、蓝靛，豆类，以及其他各样蔬菜，例如萝卜、胡萝卜、圆白菜、西红柿、茄子等，是中国南方的主要农作物。其中水稻是谷物里面最重要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穷苦人都主要吃这种食物，其重要性就相当于英国人眼里的小麦。种水稻是个非常费力的活，可以说从它被种到地里开始算，直到收割，没有一刻，是人们可以安下心的。首先要选个易于灌溉的田地，在水里密实地下种，稻苗在长了一阵子后变成密密麻麻的嫩芽，田里一片翠绿，这时，稻苗已经长到六七英寸了，需要把它们连根带土地拔出来，五六根为一束移植到水田里，此后田里绝不能断水，要不然稻子就会死，其中水的高度要保持在两三英寸，除非还有几天就要收割了，否则要一直如此。

水稻一年两茬，种植的时间分别是四月和七月末。在九月收割过第二茬后，农民一年的辛苦和因为它而产生的焦躁就可以结束了。因为水稻对水的依赖，农民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确保水源充足。要是那一年雨水丰沛，地下水富足，稻田附近的井、河都有足够的水，农民自然心情愉悦；不过要是那年天干物燥，农民和太阳的对战就开始了，太阳像火一样无情地炙烤着大地，农民们眼看着那些对稻子来说就像是生命一般贵重的水被蒸干，感到非常痛苦。时间慢慢流逝，雨水仍未降下，农民的痛苦日益加深。没多久，池塘也干了。天空一丝云彩也没有，火球般的太阳明晃晃地挂在那儿，贪婪地吸收着稻子根部那维持生机的最后一点水。在太阳的炙烤下，田里的土地裂开一条条巨大的口子，那些可怜的稻子的每一片叶子都在诉说着对于可以让自己活下去的水的渴求，而那些农民无能为力，他们的心早就碎了。

人们为了救它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未来迎接人们的只有令人绝望的贫困。通常人们住的地方就是田地的某个角落，那里像野地一样荒凉，展示着人们悲苦的生活。在那些干枯的土地下埋葬的，是人们的家以及对家的牵绊，因为收成的失利代表着人们只有卖掉妻儿才能保住家。

在许多惨剧中，中国人就像是一种习惯似的总是把凄惨、不幸带回家。有不少让人心生怜悯的情景发生在少雨的夏天。井里、小池子里一滴水都没有了，那些在地里的稻子，失去了健康的绿色，换上了一身泛着死气的枯黄。要是再不浇水，用不了两三天它就会死。于是，人们开始挖井，挖不计其数的井，不能是白天，因为太阳瞬间就会把那些水蒸干，所以人们只得在半夜进行。

虽然人们为了拯救田地尽了一切努力，这个过程看起来凄婉得令人心酸，可是结果总是让人伤心欲绝。人们为了让自己的家逃脱苦难，疯狂地抢水，这无疑是因为内心的原始本能。为了这个，左邻右舍之间的争执时有发生，甚至打斗也不可避免。冲突声将夜晚的宁静打碎了，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看着男人们彼此厮杀。

有一点非常令人惊讶，就是中国人竟然能用那么粗陋的农具从田地里收获如此多的粮食。犁这种仿佛是中国开山祖发明的农具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是这里的基本农具。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把这个老古董代代相传，就好像这是某种精神，和祖先们一般神圣不可侵犯，要是对它进行修改就是亵渎祖先，所以直到现在它仍保有最初的样子，没人有胆子提出一点改进方面的意见。犁由犁铧以及扶手两部分组成，非常简单，其中扶手的作用是控制方向。相比于英国的犁，中国的重量更轻一些，只有二三十磅，不过这种犁只适用于松软的土壤，而且很难犁深，它在过湿的土地上是没法用的。他们瞧不上英国的梨，不过必须承认，中国人在耕种方面确有过人之处，因为只靠着这种犁，他们就能获得不错的收成了，他们的财富也是因为这个获得的。

中国的耙和英国的在样子上非常相像，不过中国的看起来又破又旧。犁和耙都是非常重要的农具，不过除了它们，还有一样也非常重要，就是锄头。它耐使、省劲，需要铁锹的地方，它也能用。对在中国的工具来说，能省劲是个非常重大的优点，因为那里的大多数体力劳动都是手工作业。在狭窄的田间小路上，人们像是扛枪一样把锄头扛在肩上。由于长时间地使用锄头，他们的手满是老茧，并且为了更好地掌握锄头而变了形状。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人们为了让它有所改变而辛勤劳作，四季更替中连自己的年纪都不记得了。在劳作方面的丰富阅历保证了人们对土地的熟练开垦，他们平整小路，施肥到马铃薯的根上，清理杂草丛生的沟渠。在那片土地上居住的大多数人都非常穷，因为没有拉犁的牛，所以只能用家里的妇人替代，有些人家甚至连犁都没的拉，只得挥舞着锄头上阵。

中国农民耕种技术确实高深，并且他们耕种得非常努力，不过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惊诧的成功，并不全是靠这些。当然，这些都是能获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肥料的信任，并且一直坚持施肥。他们之所以能在没有余粮以及土地无法轮作的情况下不被饿死，是因为就算土地不肥沃甚至沙化，他们也能得到好的收成，而不会因为这个遭遇贫穷。他们在长期的劳作中认识到了施肥的重要性。大量的人口以及相对不足的田地导致中国的帝王不许田地休养生息，但是田地得不到休息就会没有力气，但它休息了人民就要饿肚子，而对于肥料的善用以及充足的使用巧妙地调节了这个矛盾。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最有效、最廉价的肥料的探索，最后发现是粪便，再没什么比它更合适了。对于这一点后代们也认同了，由于它物美价廉，所以人们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毫无疑问，没有粪便就没有中国的现在。相比于其他地方，那些贫困地区土地更为贫乏，之所以还能种田就是因为粪便。生活在那里的人，要是没有这些粪便，也不可能养育出优秀的人才，使得他们成为这个国家的栋梁，而不是被埋葬。

不过粪便也不是全都是优点，例如对环境的污染，例如为了收集、管理这些粪便必不可少的花费，这两个问题非常严重，必须要研制出完美的粪便收集方案才能解决。城里有很多依靠拾粪为生的穷人。对于城市的环境卫生，政府不曾设想实施过任何解决方案，它“放权”给普通百姓。垃圾的处理实际上有很大的收益空间，所以吸引了不少有能力做这个的私企。其实，由于这个方面确实有利可图，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人们就会考虑朝它投资。街头巷尾以及人多的地方，厕所随处可见。不仅如此，每天清晨就有人开始挨家挨户地购买粪便。不管别人怎么看，但卖粪并不是一个值得羞愧的工作，所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进行。人们早就习惯了那喧嚣的砍价声。收购来的粪便被储存到一个大型厕所里，然后定期运走。

每个月，农民会驾船进城运粪，他们在合适的地方把船停好，装好粪便后再运到地里。他们做这个的时候，正是一天之中最忙乱的时候，街上人潮汹涌，买货卖货好不热闹。收粪人在大街上横冲过去，就好像这条街是他们家的，装粪的木桶大敞四开地轧过那条狭窄的街道，他们大声地呼喝威胁着，表示要是人们不快点让开，他们就直接撞过去了。这种威吓无疑非常有效，人们迅速地让出路来，默默地看着这些嚣张的家伙在自己身前跑过去。

在城市周边的农村，那里的农民或者他们的老婆孩子每天都到城里运粪浇地。在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城市里，那里有数十万人生活在那儿，有一天，我去郊外散步的时候，碰到了一群妇人，其中还有些年轻的女士。她们看起来身体强健，容光焕发，一路上都是她们的欢笑声。这些人笑意盈盈的脸，让人看起来舒服极了，她们就像是一群快乐的学生正在郊游。不过这些妇人，她们左肩上都担着两桶从城里买的粪便。这些农村姑娘对农活非常熟悉，丝毫不比她们的丈夫或父亲逊色。聊过之后，我了解到这些妇人的丈夫出去赚钱了，现在田里的庄稼由她们照顾。尽管这些农活非常累人，可是她们并不会因为这个而发愁。这些人有些要挑着担子赶上数英里的路，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她们的精神，更不能让她们失去发自肺腑的欢笑声。

在农村中被大规模使用的肥料，除了粪便，还有豆饼和骨头，中国人对它们也非常喜爱，原因和粪便一样：物美价廉。

由于财产继承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田地大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在父亲死后，他生前拥有的土地会被平均分给每一个儿子。女儿因为要嫁给别人，所以没有继承遗产的权利，自然也得不到土地了。因为一直是这样分的，所以土地看起来越来越小。甚至到最后面积小得根本不足以养家活口，所以年轻的儿子们除了外出打工别无办法，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赚钱，有些则要靠着租种有钱人的田地来建自己的家。

相比于那些自己有地的农民，佃农往往过着更惨的生活，而且中国的佃农和西方国家的佃农也有很大不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佃农支付租金的方式几乎全部都是实物。例如，地主会在收获的时候到地里选个最方便的监督地点，看着佃户收割，粮食一割下来马上过秤，地主、佃户对半分。这种方式有效地保证了欠缴以及争执的发生。

土豆这种农作物在它尚未长成之前就已经进行平均分配了。之所以这样，是为了防止农民们把土豆吃光。中国的农民有这样一个习惯，在地垄上挖洞，将大些的土豆当粮食吃掉，在庄稼收成前，一直如此。要是某户人家实在太穷，等秋收的时候，田里的土豆可能已经只剩下那些小得已经不值得一吃的小嘎豆子了。提前把种着土豆的庄稼平分，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样双方就可以看好自家的土豆，并在土豆长成之前，自己挖自己家的吃了。

和其他作物相比，芋头和豆类的分配是不同的。芋头因为需要的肥料很多，所以地主只能拿四成，而豆类虽然平分，不过地主要提供豆种。佃农除了上面那些作物，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种点别的。小麦、大麦和各样蔬菜，这些地主是无权分享的。

整体来说，地主和佃户之间因为上面的这种做法，相处得还是比较愉快的，这看起来非常不错。靠着这块土地生活的地主和佃户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要是这一年五谷丰登，稻田里的稻子沉甸甸地闪着金子一般的光芒，佃农和地主无疑都将十分欢喜，清风吹拂着稻子，一片沙沙的响声，人们看着眼前的美景，听着稻子的歌声，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刨去糊口的粮食后，剩下的粮食的价值。要是年头不好，稻子枯了、烂了，毫无疑问庄稼歉收了，佃户们也不用为租金过于担心，因为地主将承担一半的损失，他们只需要和地主一起寄望于来年就行了。我们时常听到的中国等级差别不大的说法，就是因为这个。佃农、地主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佃农不必私下集结，以图报复地主的恶行。在清朝以及以前的朝代中，中国都没有为了保护土地所有者而订立的土地法，而之所以没有关于双发利益划分的详细条文，就是因为将地主和佃户紧紧绑在一起的共同利益。

第二十一章　路

无论从哪个角度—文明或者任何别的标准来看，中国都是一个没有路的国家。修路这个工作几乎可以说已经被中国的政府和百姓交托给自然了。我们都知道大自然是极喜欢美的，所以出自它手的路自然和结实、可长期使用关系不大，不过是一种修饰景色的摆设罢了。事实证明，中国并不是从来都没有路，在数个世纪前，确实存在公路连接着这个国家的重要商业都市，它用厚重的石板铺就，不计其数的脚在它上面踢踏，直到现在人们还能看出它曾经的光彩。对于人工修建而成的路，大自然并不喜爱，它用风吹，用雨打，让杂草以及野花在大路上生长，致使它逐渐变化，最终与四周的美景合为一体。

中国的路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别的国家的路所不具有的，就是一条路要是人人都在上面走，就是国家公有的了。没有人会买下一条路，修好后交给国家，以供世人使用。他们的路是这样形成的：从某地到某地，人们会发现一个距离是最近的，然后人人都走，他们披荆斩棘，最终把这条路走了出来。要是这条路从某户人家的地里穿过去，那么无论是地的主人，还是过路的行人都会认为这段路和这个农民在权限方面有一定的联系。中国的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整体上可以分为“大路”“小路”。而这个国家庞大的交通网，是由小路作为主体的。不计其数的村落被这种简陋而且弯弯曲曲的小路连在一起。它们有的时候因为穿过的田地非常贫乏，不宜耕种而有几码宽，有时又因为田地肥沃，只有一到一点五尺。

要是你想真正体验到这种田间小路的坏处，不妨选个雨天走上一次。雨从天空中滑落，一刻不曾停息，在一片稻田之间，小路弯弯曲曲地爬过，田里的稻子不堪雨水的重负，雅致地向路的一侧弯下身子。这条仅达一英寸宽的小路，就是在天气晴好的时候想安全无虞地穿过去也要有一身不错的平衡功夫，否则很难能不掉到水田里。但是现在因为雨水将小路变得又湿又滑，行路变得更困难了，看起来就像是在沼泽里行走。为了在软烂的污泥中穿行，你不得不把鞋和袜子脱掉。这些大多是自然造就的路，通常极其曲折，比如，原本一个小村子，看起来不过一英里远，可是沿着这样的道儿走，你不得不多走半英里。对于这样的情况中国人倒挺喜欢，因为契合了中国人的个性：无论什么时候，都选一种委婉、曲折的路到达目的地，绝不走直线。除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相信，一条路直直地通到村子里，会为村子带来巨大的危险，因为那会引来恶鬼。而弯弯曲曲的路会给鬼怪们带来困扰，它们为了避免迷路，所以不走这样的路。

上面这些个特点是中国所有小路的共同点。英国那些构成美丽景致的事物，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大都看不见。例如春天青翠的草地、攀爬在山楂树上的鲜花，夏天迷人的葡藤以及各式的野花、牵牛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国家太穷，任何资源都不能浪费，把一部分土地用于让环境更加雅致是绝对不被允许的，那些能够生长粮食的土地，只有最贫瘠的角落才能划出少许的边角供人们行走。中国和英国的差距，从这一方面来看，前者比后者落后怕有数百年，这也导致了中国人的愚昧和迷信，在社会各层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几乎可以说是最原始的了。要是你跟一个中国人说，英国人和中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脑袋都是长在脖子上的，你会发现他的表情非常滑稽。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中国人才有智慧和思想，除了中国，别的国家都是未开化的，这种观点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他对于你所说的话非常震惊。毋庸置疑，中国人落后的思想和他们那闭塞的交通是分不开的。一个国家没有畅通的交通环境，如何与外界交流？缺少交流他们就会对外界盲目排斥，把自己关在高墙之内、铁笼之中。一个这样的国家，自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文明。中国糟糕的交通状况以及对外界的排斥一直拖着中国朝着世界奔走的脚步。

除了这些小路，中国人还有他们所谓的“大路”。人们称其为大路不是因为它们被修建得如何，而是因为它们是交通枢纽，长年有不计其数的人在上面穿行。只有到达了这个标准，中国人才称之为大路。其他的路在命名上倒颇符合实际情况，像“大骗子”“大失败者”以及别的更糟糕的名字。为它们命名的人就是经常使用这条路的人，具体起什么名字要看人们当时的心情。大路是依托着繁忙的交通而存在的，或者是连接着不同的省，或者是连着盛产某些东西的市。由于中国的修路工都是一些肩扛手抬的劳苦大众，而不是那些拿着指南针的技术人员，所以为了省力气，自然要选最近的距离修路。就是前面有座山，他们也要直接铺过去，而不是绕过去，就这样，中国的这些大路与古罗马的路都有了笔直这一特点。

我会尽我所能对这么一条长两千多英里的大路进行描绘，它从位于中国华北地区的北京一直南下，直到西南地区的广州，这确实是一条大路，至少从某些方面来看是这样。在我为某些读者讲解这条路的时候，他们立刻问我：“那条路在哪里呢？”我朝他们脚下一指：“你们正踩着的这条路就是。”说完，我又朝远方的行人指指，跟他们说，那些人就是这条路上的行者。光裸的道路以及不曾断流的行人就是我们正走在那条大路上的唯一明证。这条宽四英尺的大路由于地面是由岩石铺就的，所以非常结实。不过在这条路上行走，我是产生不了丝毫与艺术相关的情绪的。一直往前，在路的两边紧挨着的就是农人的田地，中间不曾有任何围栏或者其他的遮挡物。我们沿着小山丘慢慢往前走，一路上都在期望可以见到真真正正的大路，可是一直都没见到。在我们脚下的是三四英尺的石头小道，道的两边就是水田，会这样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中国原本就没有真正的大路。我们一路行走，慢慢地遇到了一个小村落，村子里高大的树木伸展着浓密的枝条，一直伸到道路上方。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绝佳的休息地。一路上有很多这样的休息地，美丽的小村落大概一英里就会出现一个。人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番，让满身的疲意消散开，对于路上的行人以及担着货物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靠近大路的人家自然不会放弃这个商机，他们把自己的房子变成小馆子，为行人们提供一些“快餐”，例如又香又甜的红薯，热腾腾的米饭。这种小馆子里通常摆着几张小桌子，为了吸引顾客，桌子上还有一堆花生以及摞好的碗筷。

我们尝试了一次这里的户外午餐。拿起筷子，并用手跟老板比了个碗的形状，老板什么也没说，在盆里盛了一碗米饭就递给我了。盛着米饭的盆就放在锅里，为了防止米饭变凉，锅里的水一直开着。桌子上还有各式小菜，像腌黄瓜、豆腐以及红萝卜泡菜。客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吃什么都行，我们就这些小菜，挥舞着筷子往嘴里填那些看起来没什么味道的米饭。饭后，我们一边闲聊，一边吃花生。整顿饭满打满算也就六个铜板，而且因为这是户外小店，所以不用付小费。

我们现在休息的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不错，很值得欣赏一番。高大的榕树向天空伸展的枝条，一直铺到路上。我们能够不受阳光的炙烤，要感谢它那密实的枝叶。太阳的金色丝线穿过叶子在路面上投出点点金灿灿的光斑。除了美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儿可以对中国人的生活有更深的了解。这条路每天川流不息，在上面走过的那些人总是带着痛苦的神情，一脸的哀伤。对大多数人来说，走路都是一件最枯燥乏味的事，全人类都在这件事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和耐心。人们在我们面前走过去，他们就像是一幕幕更替的风景画，有做小买卖的，有小贩，还有因为和太阳过度亲密而肤色发红的庄稼汉，各种各样的人。那些农民因为长年在田间地头拿着锄头劳作，所以在步履上和别人有很大的不同，一望即知。官差也是路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带着官帽，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正行进在送紧急公文的路上，目的地是一座二十英里外的城市。在路人中还能看到学者，他们也非常好认：一身破破烂烂的长褂子，一双补得不能再补的鞋，以及一身书生气。

尽管有各式各样的人在这条路上奔走，不过大多数都是穷人，他们每天带着满身疲惫在它上面走过，背扛着几乎能将人压死的重物，而这条路也并不能给人一点宽慰，它尘土飞扬，看着就让人烦闷。正在走过来的这个人就是个明证，一副非常沉重的担子正压在他的肩上，让他的每一步看起来都分外艰难。这个男人二三十岁，体格健硕，可以说是中国体力工作者的一个模板。他在我们座位前把担子放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因为重物的压迫已经满脸通红，并且嘴里呼呼地大口喘着气，看起来已经疲惫到了极点。“你担着的这些东西有多沉？”我问道。他擦着汗，回答我说：“一百八十磅。”我接着又礼貌地向他询问：“不能少挑点吗？”他马上回答我说：“不，有什么办法呢？要是我挑得少了，我就赚不到足够的钱养家糊口。因为我们算钱的方式是按照个人所挑货物的多少算钱的。挑得少，挣得就少，怎么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呢？唉！”他又接着嘀咕道，“活着真是太难了，特别是我们这样的挑夫，除非你不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否则，你就得忍受这些苦楚。”

我们正在闲谈，又过来一顶双人台的轿子，轿夫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前面那个满脸通红，就像是正在发高烧一般。他的嘴唇不见丝毫血色，一脸因为负重太沉再也撑不住了的神情。后面的轿夫肩上又红又肿满是水泡，他把轿杆滑下肩头的动作放轻，即使如此，仍给人一种痛苦不堪的感觉，就好像正在被扒皮似的。他什么话都没说，摇摇晃晃地蹒跚到桌边坐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才稍稍缓过来一些，他伸出手比了个碗的样子。小二一直留心着呢，一见这个动作，立马给他盛了一碗热腾腾的米饭。他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填，不一会儿，大半的饭就都进到他的肚子里去了。他的嘴唇的颜色恢复了过来，满脸的疲惫一扫而空。饭碗还没空，他就已经有了笑的模样，并有愉悦的笑声传出来。饭后，他又拿出随身携带的烟杆，怡然自得地抽了一会儿，没多久，他们就又抬着轿子，摇摇晃晃地出村上路，在太阳的炙烤下，身影渐渐消失了。

他们俩走后没多久，又来了两个轿夫。先前那顶轿子停放过的地方，现在又停了这二人的轿子。他们看起来都非常年轻，一副身强力健的样子。看得出他们非常骄傲，虽然能把轿子放下歇一会儿，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不过他们尽量不让人感觉到他们的开心，所以他们抬着轿子过来的时候才一副举重若轻、非常潇洒的得意相。轿子像是什么小玩意儿一般被他们随意地放在一边儿，他们随手擦擦脸上的汗就开始和众人谈笑，很快，小饭馆里就满是诙谐的小笑话以及欢笑声了，及至后来，人们已经忘了这两个小伙子正像其他众多的苦力一样，为了生活干着繁重的体力活。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条路无论在哪个角度来看都是直的，并且有这样一个特点：一成不变。事实上，中国的路因为没有人对其进行维修养护，全都非常糟糕。要想知道这条路已经被毁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登上高处一望即知。在这样一条路上行走，中国人展现出的耐心实在令人钦佩，要是换成英国人，他们必定对此会非常愤恨，并要求相关部门修路，直到达到民众所走的道路的标准水平。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条被损毁的路，之所以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就是因为缺少维护人员。实际上这可以说是一条窄沟，时间飞逝，路边的斜坡被风削平，路中间挤满了别处滚来的大小石块。人们除了这条狭窄的土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两边就是庄稼。下雨的时候，那些轿夫在这条路上走过去，会如何地艰难暂且不提，就说晴天，轿夫们抬着轿子一路行过去也非常痛苦。我们正站在这样的一个残破的、勉强称得上路的土沟中，对面又行过来一顶轿子。坐在轿子里的是个看起来非常和蔼的中国人，身材短小，一副心宽体胖的样子。不过抬轿的人看起来非常惨，他们的身体因为长期服食鸦片变得非常虚弱，抬着这么一个大块头，就算是在平坦的大道上，两人怕也不堪重负，但是现在他们正抬着这样一个人行走在这样一条路上。他们嘀嘀咕咕地在沟里行走，突然一个影子投到了脸上，凭借以往那些令人心酸的经验，他们就知道又遇到麻烦了。就在刚刚他们才从一段稀泥一样的路里闯过来，鞋上的泥水还没干，但现在麻烦再次出现在面前，他们愤恨地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和以前相比，这次的障碍物要更加麻烦，要是路宽一点，他们还能绕过去，可是在这儿，除了正面克服别无他法，谁也躲不过。他们慢慢走到大石头跟前，前面的轿夫凶狠地瞪着那块巨石，然后向两边张望，看看是不是真的无路可走。事实证明，确实只有翻越这一个办法，因为两边的斜坡上不是一堆堆的垃圾就是锋利的石块。他朝后边的搭档喊一声后，就朝石头冲过去并在一番挣扎奋战后，爬上了石头，不过由于动作过快，轿子在惯性的作用下，像一匹飞奔的马一样直接撞到了他的背上，他大声叫骂着又从这块挡着路的石头上跳了下来。坐轿子的人在后面的轿夫站到石头上的时候，为了避免从轿子中摔出来，脑袋磕到泥里，不得不紧紧抓着轿子。轿子在后边的轿夫也离开石头的时候安稳下来，因为这次艰苦的奋斗，三个人全都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就像上面描述的那样，这条路非常不利于行走，尽管如此，但要是能在行路的同时悠闲地欣赏路边的风景的话，多少还是能获得一些安慰的。在你远足的时候，要是路边的小村庄不是十分常见，且风景宜人，我们的双眼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吸引，这时，我们脚下的路就算再怎么残破糟糕，我们也会忘记，心中的郁闷不知不觉就不见了。在这条路上，选一个较高的地方沿着路伸展的方向向远处张望，蓝天下，群山此起彼伏、连绵不休，阳光洒在上面，巨大的山峦像一把把向天空中刺去的金色的剑；远处的山谷，宁静安详，一年到头都不曾受到阳光的滋扰；那弯弯曲曲的小溪潺潺地流淌在广阔的土地上，滋润着稻田、竹林以及榕树林；在那些浓绿的树叶之间，小小的村落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这幅风景画真是美极了。

不过，桥才是人们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经常见到的最有趣的东西。幸运的是，我们今天也看到了一座桥，而且是一座非常有名的桥。中国人在建筑方面的才华，我们在这座桥上可以多少了解一些。当时我们正漫步在一条长街上，印象最深的就是肮脏杂乱的街道以及邋里邋遢的人。但就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幅美丽雄壮的景致。港湾上一座长达五百米的大桥横跨而过，它无疑非常雄伟，而周围的景物对这一点也起到了很好的烘托。海面上阳光铺洒开来，海浪轻轻地亲吻桥墩，一派和谐美好的景象。这座桥像是由某个仙女修建而成，洒落凡尘，出现在这儿的一般，人们看着它不知不觉就忘记生活的苦楚与疲惫。在桥的一边有一座高山正在阳光里徜徉，一些巨大的裂口横陈在山坡上，清晰可见。不过这边的桥面却一年到头都享受不到阳光的照耀。宽阔的海湾占据了桥的这一边，里面有一些小岛，像是哨兵一般，值守在那儿，形成一道为大桥遮挡凶狠海浪的屏障。

这座桥已经有一千多岁了。人们在它建成之前，只能驾船渡海。可是对于人们来说，过海所需的花费实在是太高了，他们原本就没什么钱，何况过海还非常危险。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当地的一个大财主决定建造一座大桥，一则可以造福后人，二则自己可以流芳千古。在这儿修桥无疑是个非常艰难的工程，跟山谷中的桥不同，它要忍受凶猛的风浪，而这里的风更是非常猛烈，潮水的冲击力也非常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人们将大量坚硬的石头铺在海床上，这些坚实的石头是所有桥墩的桥基，此外，桥面也是由厚石板铺就的。桥修好后，人们就可以沿着这座桥过海了。而高额的建桥费用来自最初的提议者以及其他支持这件公益的人的捐助。这座桥的所有费用都从这些财主的捐款中拿，政府是不管的。

在道路所有者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认知真的是和别的国家截然不同。在他们眼里，无论是谁，只要个人有需要都可以占用这条路。举个例子，在一条只有六英尺宽的街道上，某户人家觉得自己街边的房子有修葺的必要，而且房子的墙面也得扒掉重建。他请来木匠和泥水匠，和他们签约之后，就开始又扒又砌，街坊邻里、过路行人全不放在眼里。甚至房前的街面还要占用，泥水匠在那儿和泥，而他旁边就是正在为房梁以及木板进行刨光的木匠。这条街道成了他们工作的工棚，你很难猜到面对这一情景中国人会怎么想。众所周知，中国人没什么激烈的情绪，你很少能看到他们激动的样子。面对这一情况，人们会站在屋主的立场上考虑，对他没有别的工作场地表示谅解，不会说任何抱怨的话。路上的行人看到路中间那连泥带水的土堆，也不过是看一眼泥堆之后从上面跳过去，或者从边上绕过去。这时，一顶轿子又晃晃悠悠地从远处过来了，轿夫大声吆喝着：“借过，借过，往边上站站啊！”轿子前边的路人听到这客气的吆喝声，连忙向边上让让，一时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被众人站满了。这堆泥明晃晃地挡在那儿，怎么过呢？轿夫到了跟前，想了又想，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接着，他朝后面的搭档喊了一声，朝着那堆泥疾奔过去。猛地一跳而过，然后重重地踩到了泥堆的边上，鞋子自然无可避免地沾满了泥。后边的轿夫也依样跳过泥堆，然后抬着轿子继续他们的行程。对于堵住的道路，虽然他们也大声抱怨，可却绝不会考虑让这种情况得以改正。

还有一个例子也非常有意思。一个店老板的家人为了庆祝店主的生日，决定请个戏班子来给他贺寿。妻子的脸上挂着满满的笑，高兴地表示自己对听戏的喜爱。听说戏班子会来，孩子们开心地直跳，他们杏仁般的眼睛闪着激动的光。这个消息，使得他们的伙伴非常羡慕。戏剧演员们搞笑的动作即将在他们眼前上演，响亮的鼓声、戏曲发展到紧要关头时的钹声，即将在他们耳边响起，只要想想都觉得这将是个非常美好的时刻。他们商量妥了，就去找戏班子的班主，最后选了一出当下非常流行的曲目，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人们无疑将非常高兴。他们将舞台搭在街上，堵得整条路水泄不通。除非戏演完了，否则就一直这么堵着。几个身强力健的汉子从远处走过来，肩上正担着重物，他们一直走到围成一圈正观赏戏曲的群众外围，看了看乐不可支的人们，转身另找一条路绕行，绝不会有半句怨言。这场演出对人民的利益来说无疑是一种侵犯，不过对官差衙役绝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一旦听到开路的锣声，演员们马上就会跳下戏台，尽管刚刚搭好，也会为了让官老爷过去马上把它拆掉。

这种对道路的堵塞以及侵占表面看来是一种暂时现象，不过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因为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在道路的使用权限这方面中国人有自己的理解。那些以大街为工作场地的人正在侵犯民众的权益。通常，剃头匠会找个通道给客人剃头。卖小吃的，会找个避风的地方支摊，给客人做饭。你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画面：在摊主的周边围着一圈拿着碗正大口大口地吃着的客人；在街道上某个非常显眼的地方，猪肉贩子的切肉的案板正摆在那儿，老板和顾客大声争论着价钱，路人只得绕过去。实际上，木匠、泥水匠、卖字先生、以缝补为生的老妇人以及所有走街串巷的小贩，在所有这些人眼里，街道就是为了让他们做生意才建的。不过现在事情已经有了改变，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件事：道路改革即将爆发。电报已经传播到了中国，不同的省市已经搭设了电报线，它跨越不计其数的高山、一望无际的平原、宁静祥和的村庄，在不同的地方用自己的语言传递讯息。中国的某些地区已经铺设了铁路，内燃机尖锐的啸叫声，给了人们思考的动力，将多年来一直沉睡着的中国人叫了起来。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路人已经太累了，他们应该让自己的脚休息一下，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疼了，轿子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在中国新修的道路上，商业与文明将大踏步发展起来。

第二十二章　乞丐

以自然风光而言，中国风景优美，且不乏宏伟壮丽。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一样，在每个省都有或雄伟或雅致的美景。层峦迭起的高山、肥沃的河谷、起源于遥远的西部的名山大川、大江大河，所有的这些都是来源于大自然的妙手，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自然造就的美景随处可见。

中国的不凡之处除了表现在这些自然景致上之外，还表现在丰富的矿藏资源上。大山里含量富足的煤矿明晃晃地摆在人们眼皮子底下。含量可观的铁矿在这片土地的深处也为数众多。要不是人们不知道要怎么把这些到处都是的财宝挖出来换成钱，中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穷。但是就算人们知道了，他们也不会动手，因为他们的手脚正被迷信的思想捆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财富安安静静地在那儿躺着。于是大多数人都要忍饥挨饿，一天到晚发愁怎样才能活下去。

要想知道中国人为了活着有多么地努力，看看他们有多么地省吃俭用就知道了。在中国，毫不过分地说，你绝不会见到任何被浪费的东西，尤其是吃的东西。中国人会把所有东西使用到极致，即使是在我们看来已经没什么用处可以扔掉的东西，在这里也会被好好地留起来，以防以后有用。

中国人一向主张自力更生，可是他们所处的状态总是贫穷到和沦落为乞丐只差一线，一不小心就越过界了。无论是救济站还是贫民救济金，这里全都没有，要是有人丢了工作，那就只能上街乞讨，靠着好心人的施舍苟活了。中国的乞丐居无定所，没什么生活保障，也没有亲人，钱财更是谈不上。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人是社会不安定的隐患，但真实情况却并不是这样。中国的律法就像是一条巨龙，对于社会各层进行着严密的监控，尤其是那些会对社会安全造成负面影响的人，这条巨龙会看得更加严格。为了对乞丐进行严密的监管，政府专门给他们找了个头儿，自然，关于乞丐们的情况，这个头儿了解得一清二楚，政府要是想知道某个乞丐的情况，找他一问就知道了。乞丐是不可以在城里划好的地方居住的，因为他们实在不讨人喜欢。就算中国人的鼻子再怎么迟钝，总是能很好地适应任何环境，即使是能熏死一头英国毛驴的臭味，他们也能忍受，但是，他们实在是受不住乞丐们聚居的地方所散发出来的恶臭。于是政府把他们圈在城外的某块荒芜的土地上，这块土地离城市不远不近，使得这些可怜的男女近不能叨扰到脆弱的市民，远不能自由太过以致可以东奔西跑地沿街乞讨。

我们印象中，中国最惨的那类人里就是这些乞丐了。这点非常明显。英国的乞丐和他们相比日子过得实在是太好了，近乎奢侈—身份比他们高，衣服也比他们好。虽然是同行，可是中国乞丐的处境却大不相同，他们地位极低，只要一打眼就能看出他们乞丐的身份，在外形上也非常丑，要不这样，怎能引起民众的同情？要是某户人家穿着干净工整的衣服，带着一个写着“我们实在是太饿了”的硬纸板，默默地乞讨的话，绝对什么也讨不到，人们看到他们只会觉得这是个笑话，甚至连看都不会看上一眼。“什么？”他们会说，“穿着这样的衣服还要饭，要是真缺钱，把衣服当了、卖了，换钱做点小买卖过活不就好了？”所以他们绝不会得到人们的怜惜以及帮助，人们就像守财奴一样紧紧攥着每一分钱，而这户人家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盯着他们的钱袋的家伙。

接下来我要对一个有代表性的乞丐来进行描述。这个家伙坐在路上，大概五十岁，身材健硕，一副高头大马的样子。他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衣裳，值得一提的是，我想法中的破旧和它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他身上的简直就是一堆布条，这么多条，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挂在身上的，好像一阵风吹过来，它们就会随风飘散，只留下一具光裸的身体一样。也不知道到底用了多少碎布才拼成这么一件衣服，不过“五彩缤纷”的色斑以及一条条的碎布，都在告诉我们它已经很有些年头了。

要是一个人穿的衣服就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那么这个人也会给人一种非常可怜的感觉。他的头发并没有编起来，而是乱糟糟地纠缠着，恐怕难打理了。他的脸瘦得皮包骨头一般满是皱纹，手不知是不是为了适应他不愿意碰水的习惯像是长了一层鳞片似的。不过他的腿才是最让人心颤的地方，像是在炫耀似的，他把腿伸到人前，看起来就像是为了吸引顾客而展示货物的店老板。他的腿得了重度溃疡，整条腿的前侧全都被溃疡面占据着，而且还在流血。他会竭尽所能让你心生同情，在你经过的时候，他指这条腿给你看，并像是工作一般加上几声痛苦的呻吟。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伤病已经成了中国乞丐乞讨的常用手法。它们总是长在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不是脚背，也不是人们不容易看见的地方。除此之外，它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不会往好的方面来，但也不会朝坏的方向去。夏天来了，炙热的光线直直地烤过来，一群群苍蝇嚣张地攻击着，但伤口安然无恙。冬天来了，自然本想用自己精湛的医术让已经流脓的伤口好起来，可是竟然失效了。某个荒芜的角落，那人被冻得瑟瑟发抖，可是实在是太幸运了，那条养活着他的伤口竟然不曾恶化。

得到官府授权的乞丐头儿可以管理所有乞丐。要是他让乞丐在店铺营业的时候到那里行乞，必然会吓走不少客人，于是店铺老板只好和乞丐头儿签约，按月付钱。这样就能得到一个可以贴在门上的葫芦，乞丐们看到这个信物，就不会过来乞讨了。要是哪家店主冥顽不灵，不肯给钱，乞丐头儿只用一招就能让他服软。既然没谈好，那么就由他的乞丐兵去谈。第二天一早，五六十个不修边幅、又脏又臭的乞丐就会到他的店铺门前“站岗”。他们要是不走，根本就没法做生意。窄巴巴的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来往的行人在这个拥挤的地方一过，立马会因为受不住这些令人恶心的家伙身上散发出来的恶臭，别过头、捂紧鼻子。此外还有嗡嗡不休的吵嚷声。这些乞丐不停地诉说自己不幸的人生，并大声地声讨店主冷硬的心肠，他们这么可怜，可是店主竟然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不肯拿钱出来做这件好事。用不了几分钟，这个可怜的老板就会让步，表示愿意按月付钱了。

就这样，事情“和平解决”，店门很快也有葫芦贴了，头领会给参与这次活动的所有乞丐发钱，以报偿他们对这家店铺进行“友好访问”而花费的体力。乞丐们开开心心地收了钱，为了补偿店老板的面子，他们会高度称赞他的仁慈、大方，并“幽默”地说，今儿个老板之所以会往外赶他们，全是出于对他们的爱护之心，他一早就想跟他们认识，并给他们礼物了。

那些给不起钱的店老板最惨，成群结队的乞丐每月的初一、十五就会来骚扰他们，好拿走自己的那份钱。长蛇般的乞丐队在窄巴巴的胡同里穿行，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瘸子、瞎子……这些人平时在街头巷尾乞求着人们的怜悯，可是今天向人们要钱的时候却带着一种本该如此的神气劲。打头的是个身强体健、凶神恶煞的无赖，他时不时地就会大喊大叫一番。这个人的头发没有编起来，有一些散乱地粘在脸上。他的两只手多年下来不知积了多少泥垢，黑得就像是抹了锅底灰似的。他的脸上带着十足的凶狠，就好像身陷敌营预备拼死厮杀出去一般。紧挨着他的那个家伙，手里拿着班卓琴，拉出来的旋律带着欢快的色彩。这人以拉琴为生，他的手指无论何时都在琴弦上粘着，就连走路也以音乐伴奏，这是因为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尤其是对音乐的钟爱。在他边上用手扶着他肩膀的人是个瞎子，他的两个眼珠都没了，只在原来的地方留下两个洞。他像是真的能看到太阳一般朝着太阳的方向抬着头，要是可能，他多想再看一看这个世界啊，可是现在他所能看到的只有一片漆黑。他看起来惨极了，为了让别人同情怜悯他，他一遍又一遍地诉说自己的悲惨的人生，当我听到这个惨剧的时候，确实对他产生了同情。他们按着顺序去街边的店铺领钱，店老板就等在柜台前边，给他们每人发一点儿。这些钱按照惯例都有个大致的数目，看来这次是够了，所以他们也没多说什么，挨着个地从柜台前走了过去。显然，对于今天的进项他们还是非常满意的。

对于这些乞丐来说，他们不仅能从城里的店铺、货仓得到一些少得可怜的钱，还有一些别的专门为他们提供的赚钱途径。比如他们能从婚礼现场得到一些钱，至于是多少，要看结婚那家人有没有钱了。不知乞丐们是不是自己就有收集情报的组织，所以哪里有婚礼，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了解得一清二楚。要是办婚礼的那家人颇有些资产，那一定要和乞丐头儿好好商量一下会给乞丐们多少钱，要不然，婚礼上保不准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最近就有一件这样的事，有一个出了名的守财奴，当然，他非常有钱，他的儿子就要结婚了，虽然他也给乞丐头儿送了消息，不过给的钱却非常少，和他所拥有的财富一点也不搭。这点钱当然不可能让乞丐头儿满意，实际上他因为实在是太生气，把钱还回去了。虽然他们为此吵了很久，不过财主始终不肯改变心意，表示不管乞丐头儿怎么做，他一个铜板也不会多给了。对此乞丐头儿并没有表现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这种事他见得多了，当然知道没必要如此，对此他回复说：“好啊，既然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拿出我认为合理的价钱，那么，我们也没有谈的必要了，就让别人来跟你谈吧。”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脸上挂着凶狠的笑，眼里闪动着恶意的光，脑海中正上演即将在婚礼上发生的“趣事”。

婚礼如期到来。新娘子正坐着花轿被抬往新家，朋友、宾客喜笑颜开地说着话，就在这时，笼罩在阳光中的大门前出现了一个人影。马上，一场由乞丐导演的闹剧就要登场了，对于那些达官贵人来说，他们很少能见到乞丐们的戏码，不过现在他们有机会欣赏一下他们在演绎方面的才华了。那是一个外形非常丑的女人，邋遢极了，你无论怎么找都不可能在她身上看到属于女性的美，但她却带着一脸的浪荡相。她是个疯子，这一点从她身上那件几乎遮不住身体的衣服上看得出来，这身衣服残破不堪，显然不曾被缝过，她当然不会缝，要不怎么能显出破来。也许这身又脏又破的衣服是别人让她穿的，不过她看起来完全不会因它受到困扰。她走到院子里开始向众人乞讨，苦求施舍，就像乞丐们平时做的那样。对于这一情况，人们自然是想把她赶走的，他们骂她，让她快点滚，然而她却完全不为所动，厚着脸皮接着和众人讨要，而且脸上的神情以及讨要的语气也比刚刚嚣张了不少。不过很快人们就顾不上这个女人了，因为门口又出现了一个男的。那人一身乞丐常穿的破衣烂衫，旁若无人地走了进来，大喊大叫地要东西，他的头发乱七八糟、一缕缕地耷拉着，前额、眼睛被挡在阴影后，加上一张怒气横生的脸，看起来非常吓人。

一个瞎子紧接着他走了进来，领着他的是两个没什么精神的大烟鬼，他们朝客人所在的房间进发，大喊着要求众人施舍。宾客们这时才怕起来，但乞丐却越来越多跟海浪似的冲了过来。那些人中有的两条腿都烂掉了；有的一脸的麻子；有的是手指变形的麻风病患者，他们的手再也不会好了；还有一些人长着非常恐怖的脸，这是生活的艰辛以及某些恶疾造成的。他们在这个房间里晃荡，就好像这是他们自己的家。大喊大叫形成的嘈杂声震耳欲聋，在整个房间里来回激荡。把门口的、围在街上的乞丐都算上足有两百人，就好像整个乞丐窝的人都到这儿来了。在乞丐们的眼里，今天如同他们的节日，他们会到这儿，是因为首领的命令，律法也不会阻碍他们今天的行为。在狂欢中，他们也并不是无所顾忌，既不会伤害这里的人，也不会偷这里的东西，只是大吵大闹以及苦苦哀求，用一切行乞时用的语气要求施舍。他们会这样规矩，是以防乞丐头儿受到处罚，毕竟他将为他们今天的行为负责。最后，财主以及宾客们都被吓坏了，迅速地派人去请乞丐头儿，以期他能将这些乞丐弄走，他家已经被他们弄得乱成一团了。不一会儿，乞丐头儿优哉游哉地来了，一副受到困扰的样子，懵懵懂懂地眨着眼睛，似乎正在奇怪，财主竟然这么快就受不了，把他请过来了。在宾客面前，财主颜面尽失，他哀求乞丐头儿把那些讨厌鬼弄走，并飞快地表示自己一定会按照他的要求给钱。

毫无疑问，现在主动权在乞丐头儿手里，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逼迫财主，而是非常大方地挥一挥手，像是变魔术似的，这帮刚刚还在吵闹不休、令人厌恶的乞丐很快就散去了。瞎子、瘸子以及那些病病怏怏的家伙，所有这些人排着队，挨着个地走了出去，马上，留在房子里的就只剩下来观礼的宾客了。接着乞丐头儿把葫芦贴在了门上，而他那些四处飘荡的手下看到这个高贵的信物，就不会来此打扰了，因为它标志着这家人已经付过钱了。

乞丐也分很多种，有一些乞丐是长时间在固定地区行乞的，不过也有一些是流动的，他们偶尔到这个城市一次。不过相比于定居在这儿的乞丐，相同数量的流乞所造成的危害却更大，素有“流浪的罪犯”之称，从这一点来说，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独有的现象。中国人向来讲求实际，而且非常乐观。他们没什么城府，所有高深的思想全部用于解决现实问题了。他们的祖辈认为社会没有承担或者说养着罪犯的义务，后代们也继承了这种想法，并且把它当作不可动摇的古老的训诫。

英国的犯人可以得到足量好吃的饭菜，以及宽敞明亮的房间。要是他们生病了，人们会为了让他们恢复过来，找大夫，甚至允许他们在医院养病。不过中国人可不会这样做，在他们看来，犯人已经对社会造成危害，自然没有理由再让这些恶人过好日子，再次损害社会了。所以中国的犯人要么自己养自己，要么让朋友帮一把。要是既没钱也没朋友，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只能在官府那儿拿到少得可怜的补助勉强过活。是病、是死，官府一概不管。中国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刑罚，有时会用在那些犯罪情节较严重的罪犯身上，那就是把他们流放到远方的其他省份，而不是关在大牢里。在他们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路上，乞讨是唯一的生存办法。表面看来这不是什么惩处的好办法，但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从犯人被流放开始，直到刑罚结束，他要想活下去，就不得不以行乞为生。这样以来，国家用不着为了养活他们花钱了，一个铜板都不用花。

不妨让我对这些人描述一下。有一天，我在一条嘈杂的街道上走过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流浪的罪犯”，一共有四个。他们的外表看起来非常粗野，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吓了一大跳。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从贫民窟里钻出来的正欲行凶的恶霸。显然，他们这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是为了尽快从店铺那儿勒索到钱。他们披头散发，透过额头前面那成缕的头发，可以看见他们的眼睛正闪着阴狠、恶毒的光，店主无疑被吓到了。他们手脚上带着的重锁，此刻正哗啦哗啦地响着，好像是在说：“快点交钱，要不然就有你好看。”虽然都是行乞，不过他们的方式显然完全不同于那些不会对任何羞辱进行反抗的卑微的哀求者。

这些“流浪的罪犯”说着北方方言，南方人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不过他们说话的语调真是再嚣张也没有了。原本就让人听不懂的北方话，在哗哗作响的锁链声、凶狠的眼神、狠辣的表情所有这些的烘托下，显得更加专横迫人。对于这种敲诈，人们哪里敢和他们争辩，只能哑忍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恶棍身上带着官府特批的行乞执照，所以和他们争执一点好处都没有，只能赶紧扔些钱把他们打发走。虽然表面看来这些家伙可以不受律法阻碍，给这个城市带来极大的损害，但实际却不是这样。这些犯人心里也明白，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大吵大闹，把锁链挥出响声而已，断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为恶伤人，否则，马上就会被律法惩治。当然，衙役并不是遍布于城镇各处，他们一行凶就冒出来。可是，他们还是在律法的管制之下的，围着这些北方莽汉看热闹的人里，谁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衙役，正时刻准备着把他们扔到牢里去呢？尽管他看起来就像个悠闲自在地吸着袋烟的苦力。

不算上面说的那些乞丐，还有很多四处漂泊的穷人，他们既不愿意加入某个组织，也不愿意和当地的乞丐一起乞讨。他们通过演奏让心地善良的人给点施舍，使用的乐器既古老又不和谐。其中一种乐器是提琴，不过它只有一根琴弦，整个演奏也就靠这根弦。还有一种乐器是竹管，将三根放在上面的手指往回按，就会发出咚咚声。第三种是两块平整的竹板，它们敲击到一起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一点也不协调。他们的音乐并没有触及灵魂、让人受到感染的力量，人们自然不会因为听了他们的演奏就心生仁爱，主动付钱了，但他们还是会掏钱，只不过这是因为想要从他们身边逃走。要是你有机会仔细地对中国的乞丐进行观察，你会发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特别是他们行骗的花招，就算一个人已经穷得跟个要饭的差不多了，乞丐头儿也有办法从他身上再挤出钱来。他勒索的钱除了让自己的家人衣食富足，还能泽被后代，买地盖房留给他们。对于这一点，只要你在中国生活上一阵子，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这个伟大的国家，所有的人都在用这种手段榨钱，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在街头行乞的叫花子。举个例子，乞丐头儿要是不把自己榨来的钱和上司共享，他的职位恐怕就保不住了。

第二十三章　脸面

“脸面”这个词，在汉语里的地位非常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中国这个辽阔的国家有四亿人口，脸面虽然和人有关，却不是用来形容人们的外表的，它代表的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融于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思想。中国人之所以活得像个戏子，不停地在舞台上演出一幕幕闹剧，正是因为这种思想。他们对其他人的想法非常重视，老是想着要在别人面前显得光彩一些，做到了就是“有脸”，没做到就是“丢脸”。中国人对于如何才能脸上有光这件事知之甚详，所以总是在人前表现出一副得体的样子，就像是演戏似的。尽管旁观者对这种情况心知肚明，深知这只不过是为了某种炫耀的目的演出来的，但他们不但不会拆穿，甚至竭尽所能不露出一点自己的真实情绪，就如同参见葬礼一般，要不然，主人就会因为辛苦营造出来的氛围被打破而“丢脸”了。

暂且不提“脸面”这个词暗含的众多它意，总体而言主要包含两个。第一种指的是名望和荣耀。比如一个人因为做了一件不少人都能从中获益的善事，而得到了极高的声望，他的名字以及事迹被刊登在北京的报纸上，由此声名传遍了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一件让人很有“脸面”的事，他会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的钦佩，这其中还包括他的父老乡亲，虽然他们住在偏僻荒凉的穷山沟，但是他们仍然为他感到自豪，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那份报纸，要让他的事迹代代相传。

从前，一个在中国某个城市任职的官员因为任职期满，即将被调任到别的省市去。他是一个既有能力也有政绩的官，而且并不像大多数官员那般剥削百姓。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完全做到了廉洁奉公，一点贿赂都不收。只不过是没人往那儿想罢了。他买官花了一万块，自然要挣回来，此外，还要往家里寄钱，要不然他离职之后，怎么又得名又得利啊？在中国人看来，这也是应当应分的事，没什么值得非议的。这些钱他赚得光明正大，除此之外，他从未通过压迫人民获利。而他前面的那些官也很有名，只不过是以横征暴敛、敲诈勒索闻名，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不记得公义和怜悯所代表的意思了。但这位官员的主要人生目标却是伸张正义以及让百姓过得好一些。

因此，离别在即，人们决定送他一份特别的告别礼，一件饱含着所有百姓对他的感激之情的礼物，一件可以让他一辈子都有面子的礼物：万民伞。光看名字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百姓们只送得起这件礼物，而且事实上它的确非常珍贵。皇帝可以给他崇高的荣誉，但给不了这个；上级可以因为他廉洁奉公送礼物奖励他，但也给不了这个。“万民伞”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着数以万计的百姓在他的领导下获得了利益，代表着他们对他的敬爱与忠诚，能送这件礼物的只能是百姓。这把伞非常大，是用红色的绸缎做的，把伞打开的时候，伞沿上会有一圈长两英尺的帷幔垂下来，上面用天鹅绒绣着一些名字，代表着准备这件礼物的主要成员。在名字之外还有一句话，虽然不长但非常令人感动—“他因为爱，保护着我们”。

现在到了官员离开的时候了。衙门里所有的人都非常高兴。文书、衙役和长长的一串挤在过道上的仆从，都热情洋溢的样子。这位受人敬仰的官员，数以万计的百姓为了再看看他，成群地涌过来，将衙门边上的几条窄道完全堵住了。在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最惹眼的要数那顶在阳光下泛着红光的万民伞，在几双健硕的手臂的努力下，它被高高地举了起来。在伞的两边还有特地请来的乐队，他们会护送它去河边，官员即将坐的船就停在那儿。等到官员进轿起行，乐队也立马启动，欢快的奏乐声，霎时弥漫到了衙门的每个角落。接着，他们从人群中穿过，慢慢走远了。

现场所有的中国人看起来都非常开心，就连平时总是一脸严肃的官员，都换上了一副温和的表情。不计其数的脸孔全都挂着笑，不计其数的眼睛全都闪着喜悦的光，这样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就要离开了，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心底埋藏的感激慢慢地流淌出来，以一种东方人的委婉慢慢道来。随着送行队伍的不断前移，不断有新人从巷口涌出加入进来。乐队无疑更加彰显出了官员的光彩，因此看起来也非常骄傲，他们精神十足地拥着官员和红伞，相信今天之所以能营造出这样一个盛大的场面，全是因为他们。吹奏的时候他们的脸鼓鼓的，就像是吹起的气球，吹打声几乎毫无章法地在空气中嚣张地跳动，它们上一刻嘶喊得尖利绝望，下一刻又有种荡气回肠。这一天无疑非常美好。围观的人们看着前行的队伍和那顶炫目的红伞，小声地谈论着：“他今天真是太有面子了，一定非常高兴，把这事跟朋友一讲，他的朋友也一定会为他骄傲的。”

这位官员当然很高兴，要不是受礼仪所限，又怎么会只是干坐在那儿，而不能向别人宣告他的快乐？在他有生以来，这一天也是值得纪念的。现在，他正看着那把为他遮挡阳光的红伞，那把伞蹦着、跳着，美极了，就好像世间最美的东西都凝结到了它的身上，从此，在他的生命中这把伞的价值将永不消减。那些人虽然敬仰他，可是他们会离开；那些吹奏虽然现在他耳边响着，可是会消散；虽然自己在这座城市备受尊敬，可是也会慢慢忘记；但这把伞会一直跟着他，直到永远。他会带它回家，将它放在供奉着祖先排位的屋子里，就算他死了，这把伞也会代代相传。

“脸面”的第二种意思指的是尊严，中国人对此无论何时都会竭尽所能去保有。对也好，错也罢，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都会保住“脸面”，不让自己受到羞辱。

举个例子，当一个苦力知道他的外国老板因为不满意他，打算炒了他，他就会先于老板开口，编出各种各样令人费解的话，声称自己不想干了。那个老板只不过是个未开化的人，哪里明白其中的原委，根本想不到他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不丢脸罢了，不过，私下里这个老板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不管怎样，终于可以甩掉这个不可靠的家伙了。这个苦力虽然没了工作，不过总算保住了脸面，所以走的时候还满脸笑容。此后两三天，他遇到了一个朋友，那人说：“啊，对了，有人说你不在谁谁那儿工作了，是不是真的啊？”“嗯。”他像个大法官似的威严地说，“我真是再也受不了了，那个家伙一点教养也没有，粗鄙极了，跟着他干活，绝对是在消磨自己的性格，所以我辞职了，他为了求我留下，还说要给我涨工资，但你是知道的，钱可不是万能的，所以我就走啦。”“当然，你做得对，确实如此。”他的朋友说。他们认真地看着对方，一副严肃真诚的样子。但实情又如何呢？那个朋友早就知道真相了，对于这人演上这么一出的原因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不过是为了保住脸面而已。他当然不会拆穿，还表现出一副被蒙骗住的样子，这完全是出于中国人的天性，所以他很自然地就入戏了。

人们为了保住脸面，常会耍一些滑稽的小花招，不过要是没有这些花招，人们一定会丢脸的。这里就有一个非常荒谬的例子，我相信除了中国，它再也不可能在别的国家出现了。一个财主犯了法，官府发下檄文通知他哪天去衙门接受审判。自己犯了什么罪，财主自然清楚明白，而且他还知道还没等到开审自己就会被按倒先尝一顿刑杖。这么大一个羞辱下来，以后哪还有脸见亲戚朋友？不过，也不用太担心，在中国，没有什么事是连钱也解决不了的，只要肯花钱，这么个不光彩的事自然也能避过去。果然，等到开庭受审的那天，他刚一到衙门口，就被一大群争着替他挨刑的人围住了。这些人早就等在那儿了，他们谋生的手段就是替人挨杖刑。在他们眼里，这可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毕竟犯罪的又不是他们，只是以此为生，再磊落不过了，挨完打，离开的时候一样是一清二白的。就这样，财主和那群人里的一个开始商量价钱，以千为单位，他替财主挨了几下，就拿几千。接着他们走进衙门，财主一副坦荡无辜的样子，那个替他挨打的倒是一脸畏缩，他默默地跟着财主，连喘口气都刻意压低了声音。当开审的时候，他就在后边缩着，那位法官也不在意，他早就拿了财主的钱，允了他找人替罚的事。

现在这个荒唐的戏码正式上演了。财主在官老爷面前跪好，听着他对自己所犯罪行的严厉指责。最后那位义正词严的大老爷宣布，要对他施以杖刑。一声令下，财主应声而起，飞快地站到了一边儿，而被衙役们按在地上受刑的就是那个替身，这时，棍棒打在肉上的声音，以及替身痛楚的喊叫声在法庭上扩散开来。

这一切都赤裸裸地进行着，没有一点遮掩。法官、衙役，所有人都知道受刑的不过是个替身，可是那又如何？替身挨打就不是维护正义了吗？财主难道不曾因此损失钱财吗？最后，他剩下的钱还会有不少要以一种婉转的方式换个新主人—官老爷，为了保住颜面他要付出的金钱可不止如此呢！

“脸面”这一思想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会把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和脸面联系起来，战战兢兢地保证丢脸的事不在自己身上发生，以致在人前出丑。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发生在衙门的。衙门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是代天子行权的官员的府邸，它是对罪恶进行惩处的地方，它代表着对社会秩序的规范，在百姓眼里它极具威严与名望。威严与名望的形成，也离不开官府对这种形象的刻意维持。

关于维持形象这方面的工作，我不如详细地说一下，这样大家就会知道了。在衙门有一面大鼓，为什么要挂一面鼓呢？原来，古时候有个帝王，他对手下官员的办事效率非常了解，知道他们总是慢吞吞的，所以就下令所有衙门都配一面鼓，要是谁遇到危难或者某些紧急的事，就可以击鼓。这样一来就省了不少累赘的程序，而官员们无论白天黑夜，只要鼓一响，就要立刻开堂审案。这对百姓来说当然是件好事，可对官员来说，难免堕了衙门的威风。从某种意义上讲，衙门原本对于百姓的那种威压、权威受到损害，衙门丢了脸面。所以为了有所挽回，官员们采取了一个措施，即开审之前，凡是擅自击鼓的原诉人都要先被轻轻地打几下板子，这种做法不是明文规定，不过已经成了俗例。

中国的这种面子观很早就有了，并不是现今才产生的。历史上有记录过这么一件事：周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皇帝，他发现他的宰相常常收受丝绸作为贿赂。由于还想让这位宰相继续辅政，所以皇帝并没有处罚他。可是又不能放着不管，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在不损伤那位宰相脸面的情况下，让他改掉这个毛病，好继续工作。这一天，皇帝命人把非常多的丝绸给宰相送过去，说是送给他的礼物。宰相收到礼物后前来拜谢，并好奇地询问皇上为什们会送自己这么昂贵的礼物。“我听人说，”皇帝说，“你对于这种礼物非常喜欢，所以就送给你了，我猜你收到我这份大礼一定高兴极了，不是吗？”霎时，宰相就明白过来，皇上已经知道自己收受贿赂了，不过皇上既然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警告自己，显然是在说这次就算了。就这样，宰相保住了脸面，以后还可以继续辅助朝政。

要是我们的外交官能知道脸面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很多事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英国不会在这片土地上声名日益下坠，而那场让中国蒙羞、让子孙受辱的中日战争也就打不起来了。在中日战争后期，日本扬言进攻北京，但英国没有进行干预，对于这件事，中国的官员觉得非常气愤。他们陷入危难，而英国不但没帮忙还把中国政府对它的期望推了出去，让他们去找德国、法国、俄国，这导致李鸿章成了坚实的反英分子。

不要觉得中国人汲汲营营地只会为自己的脸面奋斗，你把视线放宽就会发现，他们绝不会只顾自己的尊严而不管其他。中国人有一种独特的天性，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玄妙的感情，使他们除了敏锐地关注那些影响到自己脸面的事情之外，还会考虑到邻里的脸面，并也尽力为他们维持，使他们免受羞辱。我想我在下面讲的这个例子，可以把我的意思解释得很好。

一个我负责的辖区里的乡下教堂，有一个传教士，他非常不讨人喜欢，是个言辞笨拙的人。在他的话里，你找不到一点诗情画意，看不到一点幻想出来的色彩。他的传教手法真是非常僵硬，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在生活中，这个人也没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地方，可以说活得一塌糊涂。除了木讷的说话方式，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你从他的话里完全感觉不到他有仁爱之心。我想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无趣了。最后，教众们实在是受不了了，决定让他换个地方。可是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并不想让他觉得丢脸。就算只是暂时让他停下教会的日常工作，也一样会如此，所以他们一直忍着。他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可是都因为执行起来的时候不能达到这一效果而夭折了。最后，他们找到了我，希望我可以想个办法把这个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传教士调职。由于我也顾及这位传教士的脸面，所以也非常为难。后来我杜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借口把他调到别的教堂去了，当然，我猜他一定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等他的调任工作安排好后，我让他写了辞职报告，然后跟那些教众说，他们的传教士因为某些原因现在已经辞职，现在他们得另找一位传教士辅导他们了。在这一消息公布的时候，人们的反应真实极了，就好像一群演技出众的演员。他们先是震惊，接着流露出由惊诧衍生出的各种表情。一阵儿之后，他们像是才反应过来似的，开始对此表示拒绝接受，并恳求传教士把辞职报告收回去，不要离开。要不是我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真相，恐怕真要被他们骗过去，和他们一起劝那位传教士留下来了。不过既然我已经知道了，当然就不会再那么做，因此，跟他们说，传教士主意已定，不会改啦。又过了一会儿，人们才结束了挽留活动，接受传教士即将离开、教堂职位暂时闲置的事。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这些人的不诚实而指责他们。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是为了保全传教士的颜面，他们虽然不喜欢他，却仍不想伤害他。他们原本可以直接把传教士的工资一发，然后直截了当地跟他说，他们再也用不着他了。可是他们没有，他们以这种委婉的方式让他离开，让他保全了自己的尊严。要不然，未来几年，在教堂里，他都不会有什么好名声了。

不过在那天的表演结束后，事情并没有真正结束。大概是几个星期之后，有一天，佣人到我的书房跟我说，有几个教众的头儿和那个教堂传教士来找我了。我一边想他们为了什么事情来找我，一边让大家坐下了，然后我礼貌地问他们，这次来找我，是有什么事要跟我商量吗？教众中身份最高的那个跟我说，对于传教士的离开，他们感到很困扰。自从他辞职，教堂就变得乱七八糟的了，情况十分令人担心。他们这次来，就是想跟我谈谈看能不能让传教士再想想，他们都这么恳求他留下了，他是不是能不走，继续指导他们。

他们挨着个地跟我表明态度，并陈述了他应该留下的种种理由。我真的是完全被弄懵了。他们不是刚刚才想尽一切办法劝我把人调走吗？现在我如他们所愿这样做了，可他们怎么又来求我劝他留下，还带着那个他们厌烦透了的传教士一起来，上次他们来的时候就站在那儿，可现在，他们说的是什么？是大段大段的这个人必须留下的理由。还好，我没真的相信他们的话，而且传教士也和我站在同一个阵营，表示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去邀请他的那个教堂传教了。要不然，他们恐怕要哭死了。接着我们又聊了一些别的事，传教士就站起来离开了，因为他还有一个约要赴。他前脚关门离开，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质问这些人，我气愤地问他们：“你们难道不打算跟我说说你们搞出这么多事来，到底想干些什么吗？开始你们跟我说，受不了这个传教士了，我同情你们，给他换了一个工作，说实话，比不上这个，但大家的脸面是保住了，可是现在又是怎么回事？你们竟然又来求我劝你们受不了的人继续留任，你们在搞什么啊？”

都这样了，这帮人还一副威严郑重的样子，眼都不眨一下，好像他们刚刚真的不是在演戏似的。在他们之中，表情最严肃的那个，愉悦的光在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真诚的笑在脸上挂着，他抬起头对我说：“我们想让他离开的心真的是非常真实，而且他本人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件事直接摊在大家面前，因为那么做他必然颜面尽失，甚至未来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但现在，他的脸面得以保全，而且在他即将工作的教堂里，他被我们苦苦挽留的事会被传得人尽皆知，他从此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自卑，可以昂首挺胸地生活了。”随着他的诉说，笑容一点点在他的脸上扩散开来，最后，布满了整张脸，他那双闪现着幽默、诙谐的眼睛不时地跳跃着动人的光彩。这出由他一手导演的喜剧也触动了其他人的神经，他们一起笑了出来。这种笑像是电流一样传播开，从脸颊到额头到头发根，他们的笑有着感染人心的力量，所以我也加入了他们，跟着他们一起笑了出来，这发自内心的笑在屋子里震动着，久久不歇。

中国人的幽默感几乎没有尽头。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幽默感，生活中那些他们不得不忍受的艰难、饥饿、苦痛以及各种各样的灾难，他们才能承受得住。它如同来自天堂的一束光，照到了他们的身上。它就如同轻灵的溪水，高高兴兴地歌唱着，顺着山间的小道欢快地跑下，它就像是从厚重的云层中挣脱出来的一道彩虹，暗淡的天因它而焕发光彩，让人们心里存有一丝阳光，就算世界已经一片黑暗。

这种幽默感是中国人天生就有的，它非常奇妙、美好，但是任何一种展示幽默感的手法，都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特色，这种手法为幽默感的展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它不但有意思，而且随处可见。透过这种风格，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那奇异的思想以及他们对这种思想的看法。好在在实际行动中，这种思想已经过了初级阶段，从最原始的单纯对个人脸面的维护，进化到了自己和别人脸面的兼顾这个更加广泛的空间。

第二十四章　杂谈中国人

中国人对西方人来说还是一团谜。在他们看来，再没有什么人比中国人更令人费解了。他们如此神秘、令人捉摸不透，是因为一些与他们密切相关的小东西，总是存在于我们忽略的地方。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总是缺少某些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华民族就如同一个精妙的工艺品，我们要想了解它的神髓，最好先了解一下它是怎么制成的。

那些在中国住过的外国人离开中国的时候，都还被这样的感觉困扰着，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怎么老是弄不明白啊。要是让他们谈一下中国人留给他们的印象，能说得明白的真是一个也没有。这些人整天和中国人在一起，融入他们的生活，说他们的语言。但时间流逝，四十年过去了，他们却不得不说：“啊，中国人啊，我还有很多事没弄明白呢。”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些表面上的行为举止并不代表着中国人的真实性情，他们并不热衷于表露真实情绪，而且性格具有多重性，缠绕成繁复的一团。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才给人一种看不透的感觉。毫无疑问，中国人的这种性格以及他们委婉的行事方法加剧了外国人对他们的迷惑程度，那些西方人可是向来有什么说什么的。

中国人缺少那种瞬间就引人注目的魅力，他们皮肤发黄，也没有婉转动人的声音。以西方人的审美来说，无论怎么看，他们都不具有一张美丽的脸孔。他们脸长得什么样呢？首先是颧骨，它高高地在那儿隆起着；接着是鼻子，又矮又扁，就像是先人在争斗中被人打塌的鼻梁，被当成礼物留给了后代；然后是嘴，他们的嘴唇很厚，整体看来又宽又大，就像是为米饭准备的坟冢，他们总是用筷子大口地往里扒拉，这样倒也方便；最后是眼睛，他们眼睛细长，黑色杏仁状的眼珠就像是跟外界捉迷藏一般在眼眶里滴溜溜乱转。除了以上这些，从精神状态来说，大多数中国人都给人一种呆笨、萎靡以及思想过于僵硬的感觉。虽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不过中国人也不是完全不讨人喜欢，至少以英国人来说，他们就比其他西方国家的人更喜欢中国人，至于原因，就不太容易说清楚了。

不过他们强大的幽默感绝对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幽默感非常有意思，还很与众不同，它已经在人们的大脑中开花结果了，要想除掉，恐怕只有把脑袋打开，开个刀才行。中国人身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影子，外界稍一刺激，它就欢快地跳出来了。他们会因为任何一件荒唐事乐不可支，最少也会轻笑一下，就算是看到阳光美美地铺散在凹凸不平的山坡上，他们也会露出会心的笑，马上神采飞扬起来。原本一本正经的脸，看上去神秘莫测，可是通常只要一个笑话，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就能让它换个样子，让你马上觉得可亲可近起来。

中国人对于笑话一点抵抗力都没有，这一点，完全不会因为他们当时心情而有任何改变。任何生硬、敌对的氛围，都扛不住幽默这种溶液的浸泡。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件事，一群互相看不过眼的人正准备干一架，可是却因为几句幽默的话笑了出来，结果，没用上几分钟，敌人就成了朋友，原本他们可是想着用石头砸死对方的。

无论你听得懂汉语还是听不懂汉语，都请牢记这件事，中国人有着和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截然不同的思考方法。对我们来说，当然是直截了当最好。所以我们总是能很快地就弄清楚别人跟我们说的事是什么意思。可是中国人却正相反，在跟你说一件事的时候，相比于直接，他们更喜欢委婉一点的方式。

只要在中国待上几年，你就会发现这一点，要想弄明白中国人的真正意图，仅仅凭借他们的话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中国人正在说话，你竭尽全力仔细去听，他脸上的表情诚恳、自然得就像个孩子，连神态也非常从容，但你要是有足够的阅历，就绝不应该只注意到他所说的话，因为那和他的本意之间的距离可不是一星半点。

你向一个中国人提问，可是你总是不能得到问题的直接回答，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他们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举个例子，你有一些活儿，所以找了个瓦匠来，你跟他说，一周内做好预算交给你。一周之后，他如约带来了一张所需物资的预算清单。这时候你要是问他：“哎，你觉得我给你多少酬劳合适呢？”就像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平时做的那样，你恐怕要头疼一下了。因为在中国的俗例中，这样的问题是很少直接问出口的，所以他先是呆呆地看你一下，然后，躲开这个问题，先谈一下这份工作的艰难、做起来有多少曲折之类的。你没能得到答案，开始失去耐心，就说：“工作中的那些旁枝末节我并不想知道，你直接跟我说你要多少工钱就行了。”结果，他一点干扰也没受，继续跟你掰扯工作过程中所需的各种东西。你受不了了，气急败坏地跟他说：“立刻、马上，告诉我到底要多少钱。”可是他仍然不为所动，就像是坚实的万里长城，而你的脑袋无疑在上面撞得生疼。你终于败下阵来，意识到这家伙完全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你跟他对着干是干不动了，所以只能满肚子怨气地听他继续说。最后，他终于把他自认为该说的一切理由都说完了，工资这个你最想知道的问题才冒出头来。

中国人似乎从来就不明白语言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人们用最明了的手法来表达意图。在他们看来，语言更像是一个可以运东西的容器，要想知道到底表达了什么，要抽丝剥茧才行。例如一个看起来非常和善的中国人正在解释自己做某件事的原因，他一口气说了九个，可是你慢慢就会发现全都不是真正的理由，他把那唯一一条真的、可以说明原委的理由藏在嘴里，怎么也不肯说出来。要是你问他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他会继续一脸坦荡地告诉你更多如此的理由，不过和他刚刚的解释并无不同，这些话也全是假的。

中国人不讨喜，最起码在顽固不化这点上是这样，他们总是坚信自己说的才是对的。你想做一件事，把想好的计划告诉中国人让他们去执行，要是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好，就会跟你陈述一下他们的建议。这时，要是你坚持己见，并表示就按你说的办，你会在他们脸上看见一副乖孩子的表情赞同你的计划，并说，确实，这样才是最好的。可是事情办完了，你将会非常震惊，因为他们执行的是他们自己的计划。你厉声质问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啊，”他们回答，“我们还是觉得，我们的计划更好一些。”

再举个例子，一个女士找了个裁缝来给她做一件新衣裳，她告诉裁缝自己所需要的款式以及修饰，裁缝表示赞同，并笑得满脸真挚。他宣称这位女士所有的要求他都记下来了，并以买卖人惯常的利索劲儿收起了布料，在离开的时候他说：“后天我就给您送过来。”过了几天，裁缝带着做好的衣服上门，笑得一脸真诚，就像上次那样。他飞快地把带来的小布包打开，向女士展示那件新装，这件华美的衣装全是靠了他那双灵巧的手，可是在衣服展示出来之后，女士的脸上却满是阴云，她质问道：“你为什么把款式改了？”于是那位裁缝说：“我是最好的裁缝，您不知道什么样的衣服最时兴、最漂亮，可我却一清二楚，所以就帮您换了个更好的款式。”在表现自己更“优秀”的时候，这个裁缝的态度真是再厚脸皮也没有了，可是这种心态却广泛地存在于中国人中。

虽然中国人的这种行为令人讨厌，但绝对没有讨厌到让人心生报复，想要狠狠地惩治他们的地步。就算是在最生气的时候，中国人也会利用他们的幽默感让你笑出来，通常来说，他们的办法是杜撰个好笑的故事给你听，你一笑，就没法继续生气了。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明恩溥先生对于自己与那些陌生且怪脾气的中国人相处时产生的种种感受，做了细致的描述。他对那些固执的中国佣人一直非常纠结，不知道是把他们弄死好，还是给他们涨工资好。

在和中国人相处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件十分烦人的事：他们总是说谎。以西方人的标准来看，他们可能连诚实两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要是你直接跟某个中国人说他在骗人，让他下不来台的话，他一定马上否认。开始的时候，他满脸带笑，从容不迫地向你表白说，他这一辈子，一句谎话都没说过。这时，你完全不必指望靠一句“你根本就没一句真话”就能压制住他。在人们说话的时候，要是蹦出这么一句来，无疑非常无礼，不过，那又如何呢？在他看来，这句话的寻衅能力甚至还不如我们惯常用的“哎！你在说笑话”。但对我们来说，要是被人说上这么一句，就无疑是挑衅了。

一次，一个苦力—一个没有礼貌而且非常粗鄙的家伙，就用了上面的那句话来回答我的问题。我跟他说：“面对一个英国人，你最好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要不然，不出几天，你就会被棒揍一顿，被打得谁都认不出来，就算你妈都不行。”他看着我，非常惊讶，好像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效果也就这样了，他看起来非常稳重，一点影响都没受，就好像我刚刚说的是他是个诗人或者史学家。

在中国，这种欺骗行为随处可见。有一天，我去见一个商人，希望他可以给医院捐钱。我以前没见过那个人，所以进门后，见到一个满脸威严看起来非常稳重的男士就问他，这家的主人在不在。“他才出门。”他立即回答，而且还伸手向主人离开的方向指了指。就在这个时候，我猛然想到我想要找到的就是这个人，所以我笑着说：“您得给我两份捐款，因为我知道我要找的人就是您。”他和他旁边的人马上笑了出来，显然觉得这一切好玩极了。你不用指望他们会因为这个跟你道歉，事实上，他们连一点尴尬的表情都不会有，因为中国人在拒绝访客的时候，都用这一招。

没几天，我又去拜访一位财力雄厚的银行家，目的和上面的一样。我刚到门口就被佣人拦住了，他告诉我说，主人生病了，除了家人，什么人都不见。我并不相信他的话，进了房间坐好后，跟那个佣人说：“你的主人病好以前，我就在这儿等好了。”接着我又添了一句，“我有的是时间，反正现在也没什么要赶着办的事，可以一直等到你的主人病好。”那个佣人显然非常惊讶，眼睛瞪得大大的。没几分钟，他就回来了，说主人今儿个实是病得很重，没法儿见客，虽然觉得很失礼，但还是请换一天吧。我跟他说，对于他主人生病这件事，我真的是深表同情，但是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就在这儿等着吧，一直等到他痊愈。最后，扛不住我的纠缠，这位银行家终于见我了。见面的地点是他的卧室，我一进屋就见他精神奕奕地对我笑，显然是没生什么病，而且深深地觉得刚刚那个幽默的玩笑挺好笑的。

中国人总是紧张兮兮的。他们对于经手的消息会进行一番严格的审查、评判，就像他们是法官、陪审人员。举个例子，一个人一脸高深莫测地进了你的房间，他先是向边上看看，确定周围没人，然后又谨慎地走到窗口，做贼一般地向外查探，接着又蹑着脚去过道巡查，以防有人在那儿藏着，再然后，他又去检查烟囱，就像猫那样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最后，他向上指指房顶，向下指指地板，又朝你和他自己分别指一下，然后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接着他又谨小慎微地朝门口扫了一眼，然后才贴着你的耳朵，说那件令你像被电到一样震惊的事，那件事是关于你非常信任的朋友的。很快你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然后开始分析，那个长着宽大的嘴巴、高高的颧骨的家伙，在他拐弯抹角地攻讦你的朋友的时候，你当然不能一头扎进去，你要想一下，他的这些话里，有哪些话是真的，有哪些是假的，夸张的是哪些，他是不是隐瞒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等等。慢慢地，你会发现你很难证明你的朋友是清白的。不过一旦你将心中的疑团全部解开，就没什么烦心的了，因为你已经可以对你的朋友继续深信不疑了。

如果你看了我上面的这些描述就认为中国人胆小怕事、一点自己的主张都没有，那就错了。要是在世界上找出一个骨头最硬的民族，非中国人莫属。关于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们对环境绝佳的适应性。比如，你把他们扔到一个洒满阳光但常年积雪的地方，没多久他们就能活蹦乱跳了，好像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在那儿生活的一样。要是你把他们扔到一个骄阳似火、暑气蒸人的地方，他们也一样活得从容不迫、兴高采烈，看起来就像是他们早就盼着这么热的天气一样。

不知是不是因为上天赋予了中国人一种随遇而安的性子，所以他们才能无视即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总是一副淡然处之的样子。他们在哪儿都能活，可以漫步于常年积雪的高山，也可以无视蚊虫的叮咬以及喧嚣，留宿于泥坑边上的小茅屋；能够坐着奢华的轿子如同“娇花”一般让人抬着行进，也能如同土生土长的暹罗人一般在闷热的小屋里生活。他们晚上睡觉的地方是硬邦邦、坑坑洼洼的土地，枕的东西是一块粗粝的砖头，可是他们仍能像是睡在床上一般一觉到天明，第二天起床的时候精神奕奕。

在很多地方你都能看见中国人的身影，无论身处何地，他们看起来都是那么地从容不迫。一条豪华的邮轮上，他们能弄个头等舱，怡然自得地踱步；一个在内河飘荡的小船上，他们能随便找个地方蜗牛般地一卧，然后在能熏死人的臭味中，安然舒适地睡上一觉，然而，随便一个西方人都无法忍受这样的环境。

西方人总是比东方人敏感，他们总是忙忙碌碌、汲汲营营，但东方人总是稳稳重重、慢慢吞吞。别的区别暂且不说，在大街上，光从迅速交替的脚步、高速轮换的手臂以及脸上明显的急躁，就能把西方人认出来，因为他们和周围那些神情平稳的中国人是那么地不同。那些中国人似乎认为自己有的是时间，所以一点也不着急。无疑中国人之所以能迅速地适应环境，正是因为这种镇定。中国人在遭遇苦痛的时候，通常会默默忍受，就像圣贤一般。在忍受非人的苦痛时，他们表现得就像是一个英雄，十分令人敬佩。以前，我在医院见到一个手因为发炎肿得老高的人，我当时心想这一定疼极了。他的眉毛紧紧地攒在一起，脸都青了，但能看出他正强忍着疼的表征也就是这些了。当医生为他手术，把刀插到他手里的时候，他“啊呀”地叫了一声，脸上的肌肉直跳，看得出他非常痛。这种情况要是换到一个西方人身上，通常来说，他都要呼天抢地，大喊大叫一番，甚至为了继续手术，还要找两个人按着他。

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忍受各式各样的磨难，正是依靠这种斯巴达式的隐忍以及顽强。他们常年与饥饿为伍，连星期天也没有地重复那些几乎将人压垮的重活。他们在休息的时候，脸上流露出哀伤、愤恨以及无可奈何，但一开工，他们仍会起身，执拗地扛起生活的重压，脸上带着的表情就像寺庙里的神佛那般庄严、高深。值得一提的是，在顽强这方面，中国的女性和男性相比毫不逊色。她们勇于承担生活的重压，对于那些困苦以及哀伤默默忍受。当丈夫在赌博以及鸦片中沉沦的时候，生活更加艰难，可是她们仍旧表现出英雄般的勇敢与坚毅。

在等待这件事上，也能看出中国人的隐忍。对于西方人来说，因为别人的磨蹭而损失时间，实在是一件令人生气的事，可是中国人面对这种情况，却表现得非常平静，似乎完全不在意。

例如，一个中国人为了某件要事来找你。开始说的时候，他要先过渡一下，说点别的，可是还没谈到正题，你就恰巧因为另一件事被支开了，所以你请他稍等一下。他在那儿坐着，一脸的安适悠闲，完全不像是为了某件特别的事刻意来访。你忽然走开，然后又被另一件事绊住，竟然忘了正在等待的客人，等你回来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了。这件事要是让一个西方人遇到，他必然火冒三丈，等着你的肯定是一张愤恨的脸与一双火光四射的眼睛，甚至于你们将因此而关系破裂。可是这位中国客人只是对你微微地笑了一下，甚至还礼貌地弯了弯腰，完全看不到丝毫恼怒的痕迹。一个中国人在你忘记他的时候仍然在这儿默默守候，正是凭着这种宽厚以及隐忍，他才在最后得偿所愿。然而，为了平息自己因为被忽视而产生的愤怒，英国人却会带着一身的火气拂袖而去，可是这样一来你们以后还怎么往来？

在中国人看来，英国人这种做法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既然你只有靠着这个人才能最轻易地办成某件事，那么怎么能让怒火、脾气这样的东西坏事呢？要是有需要，两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他也会等，就像是完全不着急一样。实际上，就算你因为时间错不开，再推上一天，他也会回以真挚的笑脸，并表示不用客气，这对他来说没有造成困扰，他还会鞠躬表示自己挺知足的。

第二天，那个中国人准时赴约。可是这个时候，你因为忽然想到的一个必须要赴的重大约会，只能再次爽约。你唉声叹气，冥思苦想，希望他可以明天再来。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只得把你的想法跟客人说了。可是你的层层顾虑，在他面前一下子就消失了，因为他宽容地表示没关系，再晚一天也没什么，明天什么时候都行。他对你如此耐心、温和，试问你又怎能不为了达成他的所求尽心尽力呢？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时常能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例如中国著名将领左宗棠，在他的军旅生涯就有过这样的事儿：当时是公元1873年，伊斯兰信徒起义，战火迅疾蔓延开来，整个东土耳其斯坦和中国西部边境全部受到波及。只有把叛军压制下去，打得他们心服口服，才能保证清帝国的安全。而负责此次平叛的正是左宗棠，他受封平叛大将军一职。这场仗对于将领的指挥能力要求非常高，一个普通人是绝不可能完成的。叛军非常猖獗，他们不仅在中国偏远的西部地区作乱，甚至还占有领地，面积已达数百英里。那里高山丘陵遍布，能耕种的地非常少。对于清军来说，他们不但没有适于行军的通路，还面临着勇猛嗜血的敌人，要保证粮草的供应非常艰难。

军队还在辖区的时候，左宗棠还能保证国家的补助尽量满足军需，可是当他们进入战区，才知道自己还要面临粮食供应不上这个颇为考验才智的问题。因为士兵打开刚运来的粮草袋，就发现几乎没剩下什么了。一路上，运粮的人和驼马已经把粮草吃光了。左宗棠马上意识到，等着吃运送过来的粮食恐怕是不行了。

这样的情况，要是换个普通将领，肯定会为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回去。可是左宗棠没有，因为这对他来说，无疑会成为自己军旅生涯上的一个污点。皇帝给他的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他都到要取得最终的胜利。为此，他想了一个计策，这种妙计恐怕只有聪明的中国人才能想到。他命令士兵选一块适于耕种的地方，然后挖好沟渠把它围起来，在那儿建军营，并让所有士兵变身农民——这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大多数士兵以前都是农夫，完全不用学。他们量好地，按不同的区域种粮种菜。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化身为爱好和平的农夫，这幅画面无疑非常惊人，他们看起来，似乎原本就是为了种地开荒而来，和行军打仗半点关系都没有。

一年之后，军队的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这一年来，军人们将中国人的忍耐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以前也没有受到过这般严酷的考验。左宗棠全心投入于这次平叛，他虽然累瘦了，不过仍精神奕奕，因为他坚信能得到最终胜利的一定是他们。

一天清晨，农民在喇叭吹响后瞬间变回士兵。整支队伍被重新编排，士兵飞快地跑去自己的连队，没多久，就响起了军队行进的脚步声，向着敌人的营地飞扑过去。很多时候，他们总是要停下来种田，可是最后，他们多年的隐忍和毅力终于获得报偿，叛乱平息了。左宗棠和他的“农民军”收获荣耀，将被叛军掌控的省份再次收回，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以此展现出来。

在人生历程的各个阶段，中国人一直展现着他们的忍耐与坚持。在西部的某个省份，那里有很多盐矿，可是要想把岩层钻透，却需要四十年。对于人来说，这无疑是漫长的。一个人他明知自己所剩的人生已经不足以看到盐矿了，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始钻矿。他的儿子也参与进来，心无旁骛。寒来暑往，他一直那么钻着，从不曾因为冬日的严寒、夏日的酷暑而有丝毫懈怠。时间流逝中，他变成了个老头儿，可是仍在钻，即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响在他耳边的，仍是那些为了将埋藏在地底深处的盐矿钻出来的人的干活声。

在中国人身上我们能见到许多彼此相冲的性格，毋庸置疑，有不少是因为人性本身的劣根性。不谈那些与道德相关的方面，只说一种不严谨的态度就让人头疼，无论你交给他们的是什么工作，他们总是弄得差不多就满足了，好像从不考虑做到最好，为未来生活而努力拼搏这么远大的志向也很少能在他们身上看到。如果说“效率”这个词是西方人生活的主旋律，那么代表中国人生活态度的那个词一定是“粗心”，我这么说，绝对是非常公正的。

家里的佣人、公司的员工、进行贸易的商旅、在办公室的公职人员，无论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没有将事情做到圆满，让自己因为优异的成绩而自豪的心。要是找一个词来形容中国人正处在的那种状态，我认为“粗心”是最合适的，而且无论是何时何地都能见到这种“粗心”。一个东西刚买没几天就坏了，可是事实上，保修期才刚开始；给佣人安排一件事，可是他转眼就忘；那些应该待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却能发现他们在街上逛荡；明明约好的在某个时间把钱汇过来，可是等啊等，却连钱的影子都看不到；把一件衣服交给裁缝，说好是当天完工，可是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才送来。这样的事西方人受不了，可是中国人却全不在意。有不少词是人们用来为“粗心”找借口的，当然它们更隐晦复杂一些，例如“别往心里去”“用不着管它”“担当些”等等。中国人在性情方面无疑有很多优点，但也不能否认，中国要想在世界上站稳脚跟，必要经历一场革命，一场严肃、严谨的革命。与此同时，也必须让一种更加积极的气氛去替换人们思想中的散漫性。

第二十五章　中华新帝国

多年来人们持续不断的艰苦斗争，终于在清朝的后二十年结出了果实：思想的转变产生、扩散，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当传教士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试图对周围的中国人造成影响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样一件事：如果说什么东西能给中国人留下最深的印象，一定是印刷品。在中国，生活在最前沿的是那些读书人，他们在对待书籍时，总是抱着深深的尊敬与虔诚。就连那些高深莫测的汉字也拥有人们最深的敬意，无论一个人识不识字。

在中国的各大城镇都能见到这样一类人，他们背着一个筐，上面非常显眼地写了四个字“敬惜字纸”。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拾起路上那些写着字的纸和瓷器。在中国人的眼里，这些纸和瓷器记载着中华帝国的各种卓越功绩，要是就这样任人践踏，岂不是一点规矩都没有了？于是人们把它们捡起来，在公共场合专门修建的炉子里统一焚烧，进行一次光彩的告别礼。

为了迎合这一情况，传教士在中国行走、传教的时候，会随身带着买给中国人的书，并且讲解给他们听。并在离开的时候，把书给他们留下。开始的时候，这些书所讲的东西完全是关于宗教的，例如福音以及与风俗相关的东西，它们被订成一个个小本，供那些未曾听过福音的人学习。

对于所有学者来说，他们要想研究宗教方面的东西，只能依靠书本。因为他们是不屑于去传教集会的，此外，没有任何一个“蛮夷”有胆子给这些学者讲学，因为学者们实在是过于自以为是了。这个国家一直坚信自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榜样，谁又敢给它普及知识呢？

然而，影响这些人才是最重要的。在中国只有他们才是思想家，才是精神领域的上层人士。而且他们执教于全国各个学校，主导着中国人思想的方向，并在这一方面极具权威。

对他们来说，已经成型的书籍有着非比寻常的号召力。他们非常喜欢这些书，因为那里有很多重大的问题是本国经典中未曾涉及的。时间慢慢流逝，传教士将众多西方其他方面的优秀著作译好带到中国，比如历史、科学、国际法等。

最简单有效的影响中国学者的时机是三年一次的科举，因为，此时聚集于各省准备参加考试的考生有近万人。虽然他们像贵族那般守旧排外，但你可以集中把那些洋溢着新思想的书发给他们。

对于传教士来说，带着书在这些人中间出现是非常危险的。不过他们经过总结发现进入举办会试的大殿的入口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时，那些学者所能做的也不过就是轻鄙地看着这些“蛮夷”，在心里膈应一下罢了。

虽然表现得文质彬彬，也不曾像凶徒一般施以暴力，但他们的行为所带出来的感情色彩其实更具有侮辱性。比如他们会带着惊讶与好奇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传教士，就好像他是刚刚被抓回来的稀罕物。还有一些人高昂着头走过传教士面前，表情十分不屑。没一会儿又来几个，他们横冲直撞，直接就把传教士挤到墙上去了，甚至那些书也被撞到了地上。

不过在这个时候，也会有人出来责备这些人对待生人过于野蛮，并温和地接过书，表示回去后一定仔细看看，还有几个平素就十分喜欢思考的，接过书马上翻看几眼，并一再对传教士表示感谢。

以这种方式发放出去的书绝不少于一千本。它们被带到省里的各城各镇、村落、市集，在万籁俱静的夜晚，学者拿着书陷入深思，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所有经典都不曾描绘过的新景象。他不断地研究，思想中开始出现关于国家的新构想，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就算是在传奇话本里也找不到。

时间流逝，中国那些最排斥外国人的读书人也受到了传教士给他们的那些宗教以及俗世书籍的影响，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但毫无疑问不可抗拒，因为真理不可阻挡，它隐含的力量不容忽视。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人生观就受到了影响。渐渐地，你会发现，当传教士在中国各大城市开书店、发新书的时候，那些当初最保守的一流学者，常常是反响最热烈的好客人。

那些读书人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冕之王，而传教士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理念，这种影响巨大而且成功，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们平静地接受了那个可以让他们获得新职称的全新体系。

中国人祖祖辈辈都是熟读经书然后登科及第。他们三年一次的科举所参考的唯一一套教科书就是那些腐旧的四书五经。但如今，光绪帝一声令下，这种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人们建立官学，在那里采用新的教学方法，而授课内容除了经典书籍，原本那些被中国学者当成祸患的西方知识也被包含了进去，英语就是其中一门。学员们在读完这些课程后，要是考试合格，就能得到学位，就这样，旧的考试制度被慢慢地终止。

这么大的变革，也就是在中国，否则无论换成哪个国家，都必然会经历一场“大地震”，甚至是牵连甚广的大革命。中国的皇帝具有惊人的权威，他挥一挥朱砂笔，就让不计其数的饱学之士仕途无望。那些已经通过科举的人倒没什么，可别的数以千万计的人，原本那光彩四射的梦却被他戳破了。

于是，这些人那么多年头悬梁、锥刺股算是白费了，那些知识他们学得多么地艰难，本想着用它来升官发财，可是现在一点用处都没有。年纪小的还好，年纪大的，几乎仕途全毁，因为他们不可能再进入新学校和年轻人死磕了。这种打击对他们来讲无疑是致命的，但就算如此，当政令昭告天下时，却不曾有暴动发生，就连孔学研究会也没有聚众闹事以抗议皇帝这种毁了他们独有优势的独断命令。

中国人乐于思考，也勇于付诸行动。长期以来传教士一直为中国学者提供最新的好书，这促成了他们新思想的形成。最终他们意识到要是想让中国在世界强国之列占有一席之地，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甚至于他们时刻准备着以自身利益来换取国家的繁荣复兴，这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爱国之情，也表现了中国人的高贵品质。他们眼见着日本国民自觉接受西方思想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忍受中国和它一样排在二流，而且那个国家千百年来不过是它的一个属国。日本仰仗军队以及血腥的征战变强，中国却不愿意如此，它在新思想中看到了更深层的力量，这可以让它成为世界强国中的强国。

随着官学、新的教育体系全面展开，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未来一片光明。过去那些只能拼死记忆，偶尔才闪现出一点儿价值的经典，既没有孩童的欢笑，也没有女子的音容，不过，现在这个艰苦的工作结束了。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的是浪漫而富有想象的思想，是外国的历史、勇敢的革新，还有意义重大的科学发现，最重要的是在那些雄心万丈的年轻人心中澎湃着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荣誉感。

这些人中有一个小伙子十七八岁，正在新学读书，他是个基督徒。要是按照以前的教育体制，他要经过很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参加科考，要想获得功名还得榜上有名。不过现在他看的书不是那些涉猎广泛、能给他功名利禄的经典，而是英语这门考官要求必须掌握的课程。和不久之前相比，中国人的思想竟然已经走了这么远。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眼前的风景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风景了。

另一个代表着中国正从沉睡中醒来的预兆，是动荡着整个中国的大革命。虽然新学的发展从某些方面来讲和革命爆发有一定的关系，但最主要的责任肯定不是它，而是因为在中国社会浸淫多年的一种现实情况。

满族人统治中国始于公元一六四四年。最后一位明朝皇帝为了巩固统治，借助了满族军队，但请神容易送神难，满族人见了中国这么一片大好河山，再也舍不得走，急欲占为己有。从没有一个奖赏可以如此吸引人，而且就在嘴边儿。他们一直知道这是一片妖娆的土地，所以一直在边缘劫掠，垂涎欲滴。但此次真正进到内部，才知道它竟如此美丽，眼睛忍不住发出灼灼的金光。这片土地笑容灿烂，有丰饶的草原，有碧波荡漾的溪水，这让粗鄙的抢掠者心旷神怡。他们眼看着这辽阔的草原、连绵的高山以及奔腾的河流，思绪翻飞，要是，要是能抓住机会，这个国家就是他们的了。

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呢？怎么也不能让到嘴的肥肉飞了。当时明朝已经是一团混乱，各地叛军四起，战火连绵不绝，却没有一个能号令天下的人。伴随着攻占王庭的命令的下达，满族军队将首都一举拿下，之后迅速在各省省会驻兵，成功夺取政权，开始了满族的统治。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外族要想侵占、统治，绝不会是一个顺遂的过程。胜利者是一群野蛮人，他们祖祖辈辈都崇尚武力，后代自然也是如此。他们没什么文明，从没有接触过礼教。要是一定要在部落中找到什么伟业的话，只能说，相比于其他部族，他们为入侵中国这片肥美的土地所进行的劫掠和杀戮更加大胆、凶残。中国的第一个帝王（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秦始皇就是抗击这些粗野部落的佼佼者，长城就是他为抵御这些原始、嗜血的游牧民族修建的。

在中国，你可以看到很多发展得非常好的东西，它们存在的地方肥美而富饶。在全国有很多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它们的建筑富丽堂皇，各式楼阁金碧辉煌，成群的高塔连绵不绝，还有宏伟壮丽的宫殿，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人所具有的智慧。

这个国家敬畏知识，满腹经纶的学者随处可见。在它悠久的历史中，也曾有过先贤们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的繁盛时代。这些经典代代相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形成，深受它们影响。现在它们已成为国家遗产，永垂不朽。

对于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生活的国民来说，对满族人低头实在是奇耻大辱，他们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中国拥有这么多人口，却要被粗鄙的牧民统治——他们是什么人，不过是些小鱼小虾，趁乱夺取了政权，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统治这样一个帝国的能力。他们是蛮夷，单凭这一点，中国人就不可能心服口服、安心于此，心中的仇恨与蔑视永不消失。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一直都在进行抗争。他们不肯屈服，坚信满族人和他们不属于一个民族，是应该回到长城以外的原始部落，应在那儿找个与满族人的习俗更加契合的地方生活。

这样想的人到处都是，他们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秘密结社。满族统治的王朝叫清，字面意思是“清雅纯粹”，而他们推翻的统治叫明，字面意思是“敏锐富有智慧”。

以推翻满族统治为目的的起义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其中太平军起义或者长毛军起义是最成功的一次。这次起义始于中国的最南方，并迅速蔓延至全国，收复了中国的大多数省市。其中长江沿线，包括中国的古都南京也被他们收复了，在他们的攻击下，清军落荒而逃。

要是能按部就班地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夺取王庭，摘取胜利的果实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惜，事情并没有按照这样的轨迹一直走下去。

太平军轻松收复上海，但在吴淞口等待命令的是英军的战舰，英军的领军人给太平军传信，表示会尽全力攻打他们。太平军是知道英军的战斗力的，所以不敢与其正面对阵，就到城边扎营。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赛马场。

第二天，英军收到了来自太平军的一封信，这封信非常感人，对于任何一个英国人来说，只要他还没忘他的国家那些骄傲的宣言，都会受到它的触动。英国一直这样自夸，它是战败方的朋友，对于那些寻求帮助的人来说，大英帝国的国旗就是保护他们的信物。

这封信翻译出来是这么说的：

英国的同胞（在汉语中，同胞指的是一家所生的兄弟）—请求你们不要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之所以起义，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恢复自由。我们知道成功就要来临，侵略者即将被我们赶走。对于你们来说满族人是敌人，对于我们也是一样。他们仇视你们，也仇视我们。他们一直厌恶你们，称你们为蛮夷，内心深处满满的都是对你们的仇恨和鄙视。要是这个国家由他们统治，必定明天就把你们驱逐到海上，并以见到你们的覆灭为最大的乐事。

可是我们却不这样想，我们称你们为同胞，要是能夺取政权，必将像对待兄弟那样对待你们，而不是把你们当成外族。我们因为需要一个港口来准备生活用品以及武装器械，以保证可以成功地击溃侵略我们国家的敌人，所以非常需要上海。

我们并不奢望可以得到你们的帮助，只恳求你们别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我们的英国同胞，只求你们两不相帮，一旦能够取胜，你们会发现我们对你们的感激到底有多深。

这封恳求信是如此地雅致而动人心弦，可是英军对它的回应是狂轰滥炸的炮火以及对这些爱国人士的射击。驻地内的太平军人仰马翻，呼喊声连成一片。他们是那么地悲苦，是在为英国人的作为难过吗？英国人竟然帮助侵略者，攻击受侵略者，这样的场景，让人忍不住发起抖来。

戈登将军的到来是接下来的另一件让人觉得奇怪、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在所有英国人心中，这人都是个伟大的英雄。他是一个温柔的人，总是对世人充满怜悯。他有一种天赋，这是所有对人类抱有同情的人所具有的。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因为他的这种天赋而敬佩他。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影响着他，这种力量无可阻挡，他被它推着经历各种困难而不能像别人一样过真正的生活，他的人生最高的追求就是为世人抵御灾难。这一点很容易就能证实，为了他的事业以及他事业中的人民免受压迫，他愿意献出生命。啊！比神秘更神秘，他的灵魂如此高贵，他的声名即使是在英国英雄之林也绽放着耀眼的光彩，可是，他所帮助的却是满族统治者。在不计其数的血战中，由他统领的“常胜军”都担当着屠夫的角色，被屠戮的爱国人士数以万计，那些人原本满怀着将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赶走的愿望。

太平军被英国的海军军官逐出上海继而又遭遇戈登将军的镇压，因此中国革命的脚步被拖后了几十年。他们阻碍了这个国家的进步，同时，人们也清楚地知道即将倾倒的清朝之所以还能存在，英军也是一大助力，他们厌恶清朝统治，理所当然地也要厌恶英国人，他们不会感激他，自然也不会对他谦让。中国的统治者素来是排斥外族的，对于基督教也没什么好感，他们心中盘桓着这些复杂的情绪，当然也不会真心感激英军。

时光飞逝，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国家更加风雨飘摇，密谋起事的社团日益增多。清王朝虽然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了下去，但显然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进而增长智慧。人们再也无法忍受，立誓定要将其推翻。在清朝最后的那段时间，统治者却始终坚信自己的统治牢不可破。在他们看来，既然铁路和纵横交错、令人惊奇的电报网都已经遍布全国了，那么在这片土地上，无论哪里发生暴乱，他们一定会立刻知晓。可是铁路、电报在整个国家都已经被战火笼罩着的时候，还能起什么作用呢？它们一眨眼，就会和起义军结成联盟帮助他们获得自由了。

光绪皇帝终于登基。中国如此辽阔，但要是从中找出一个可以挽王朝于倾颓的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光绪。他深受民主思潮影响，是个最积极的民主主义者，而且他比这个朝代的任何一位君王都爱他的臣民。

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整个朝廷都万分惊恐，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抛弃都城展开大逃亡，可是光绪帝却并不想这样，当皇家卫队行至午门，等着文武百官一起出城的时候，他希望皇太后可以先走，让自己留下来。“让我留下吧，我要和我的百姓死在一起。”他这样哀求，眼中满是泪水，因为一想到外国军队进入北平，民众将遭遇各种苦难，他就痛彻心扉。

但太后一直是个专横跋扈的人，她厉声拒绝了光绪帝的要求，逼着他和自己一起逃走。事实上，这位勇敢的君王与王朝的存亡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太后和袁世凯对这一点并不知晓，所以他们才如此地轻视他。当时全国的人都对这个王朝充满痛恨，并且恨意一日强过一日，在这种状况下，要是说还有谁能拖住这个王朝覆灭的脚步，也只有他了。不过可惜，他们并不能预知未来，所以没多久，就给命运抓住了机会，得偿所愿。

这个王朝磕磕绊绊行至1908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光绪帝驾崩了。这个皇帝心性纯良，一心想着让清朝振兴，可惜最终也没能实现。没多久，那位心如铁石、强势干政的老太婆也突然辞世了。这时，朝廷上下，竟然找不出一个可以主事的人，最后，一个年仅五岁的孩子当了皇帝，他的父亲代他管理朝政。你不可能指望一个五岁的孩子为了保卫国家提剑御敌，更何况他最擅长的还只是号啕大哭！王朝崩毁的时候终于到了。人们枕戈以待，快马加鞭地开始筹措各种计划，为了自由，全国人民热血沸腾地团结到一起，发誓无论如何，不取胜决不罢休。

接着，革命之火喷发而出。人们还没喘过气来就发现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通过电报网，全国十八个省，甚至西方国家都已经得到起事的消息了，清朝的中心重镇汉口，那里有全国最好的演武场以及满仓满谷的枪械弹药，但现在已经被起义军占领了。稀疏的城市不约而同地把龙旗扯掉，所有人家都高举白旗，以示向新政权投诚。

在这次革命中，有一件事非常惹人注意，就是全国各层人民都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热血沸腾地将自己摆到爱国阵营那边。那些农民骨子里就有一种战斗热情，清朝即将覆灭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地，这让他们心潮澎湃，扔掉锄头急不可耐地冲向战场，随时准备着战死在激烈的战争中。应召入伍的还有那些苦力，他们一向穿着残破不堪的衣服，邋里邋遢，死气沉沉，一脸的倒霉相，要是以前谁说要把他们训练成能征善战的士兵，一定会被当成笑话，但现在他们来了，就好像前卫的爱国情怀也影响到了他们。在他们心中激荡着新的思想和志向，他们的脉搏以一种激情四射的曲调跳动着，这种曲调已经几百年都不曾在中国奏响过了。

谁都没想过，当这些人面对敌人的时候竟然可以如此地勇敢无畏，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只有西方那些嗜血好斗的国民才拥有这种特质，但事实证明，它们在中国人身上也存在。

这些农民带着满满的激情聚集在革命将领身边和清军厮杀，尽管清军历经严格训练，可是却节节败退。除了少数无关大局的战役失利外，革命者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有省市都脱离了清朝的统治，就连满族的发源地满洲国都宣告独立。还有蒙古人，他们在很久之前就和即将覆灭的王朝紧密相连，可是现在他们也趁势宣告独立，要求自治。

在清朝覆灭，它的最后一个皇帝宣布退位后，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未来以哪种方式治国呢？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后者。正是因为这种理念的影响，孙逸仙成了新帝国的第一位总统。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这样选举实在是令人惊奇。因为千百年以来，这个国家的人民都在被拥有无上权力的将相王侯统治着，他们竟然能如此迅速地抛弃过往，毅然决然地接受议会统治。虽然有些吃惊，不过要是你了解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民主成分，就会觉得理当如此了。

解释明白这一点，整件事也会更加易于理解。中国这个地域广阔的国家，确实划分了省、府（州）、县，拥有不少大小城镇，可是中国的四亿民众，大部分都在农村生活。

所有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都吃惊于中国竟然能有这么多的村落。在无边无际的平原上，它们密密麻麻地点缀其间，河流交错如织，绿柳红花在岸上交相辉映，好一幅人间美景；在宁静安详的山谷里，小小的村落生机勃勃地散落在那儿；在山脚下的小块平地上，在长长的边界线上，也有宁静的小村落零零散散地装饰在那儿，村民们以打柴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这些乡村的实际情况，正是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心中共和思想的源泉。我想为了证明这一点，还需要描绘一下这个国家的各级官府以及它们的工作模式。

村子里的实权人物是长老，他们来自于村民选举。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会找他们裁决。比如家庭内部日益严重的争吵，比如村民为了确认田地的边界发生争斗，一方的安全受到威胁，这时，通常来说，人们都要遵循长老的判决，最后恢复平静。村里的内部矛盾，县老爷是不管的，人们唯一能想起他的时候，就是在规定的时间段，负责收税的人来收土地税的时候。

有些时候，以英国人的视角来看，县官怎么也应该到场，可是却完全找不到他的身影。例如，分属于不同村落的两个家族因为某个原因持枪对击，甚至已经有人因此受伤、有人因此残疾、有人因此死去，也见不到他。就算发生械斗的地方是衙门口，他也仿佛一点都不知道似的。枪声在耳边轰鸣，民众的安全受到威胁，他却什么都听不到，就算你提醒他，他的眼睛也一如既往地平静安闲，还脸不红气不喘地跟你说：哪有什么枪响，一定是你听错了。

在中国的农村，真正管事的只有那些长老，除了他们，再也没有人干预村子的运作了。它就相当于一个拥有自治权的小共和体。

县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记起自己治下还有这样一个村落，就是村民们认为自己受到了长老的压迫，产生不满，因而跟他反映的时候。

就算是这样，县官也不会马上行动，而是尽可能地让这个村落继续保有自己的自由。当他接到正式的投诉，首先要做的是请长老过来说明事情的原委，然后再看情况处理。只有他认为长老的处理确实有违公平，过于霸道的时候，才会重新审理。要是他觉得长老的裁决还算公正，则会维持原判。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会时刻注意以免触及从古至今村子里一直保有的那些自治所特有的权限。由此可以看出，人们祖祖辈辈的成长环境就非常自由，充满了共和思想。所以在帝国新生需要选择治理方式的紧要关头，他们选择共和这种过往就给了他们极大自由的方式是理所当然的。一九零九年，为了验证这个国家是否到了可以实行议会制度的时候，曾试行过省议会。无疑，人们之所以会如此强烈地想要应用共和的形式，它作为先例功不可没。

当时试行的省议会效果非常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一致表示会议成员所提出的问题非常到位，而且他们在议政时的从容不迫也令人钦佩。

在那些议员中，有一位后来的财政重臣，他提议由全国人民自愿捐款以偿还国家所欠的外债，从而保证国库基本储备。虽然当时需要的金额非常高，差不多要到两千万英镑，但还是被认可了。这样一个大计划别的议员也同意了，所有人都坚信这会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因为当时国家的各层人民心中都炽烈地燃烧着爱国之火。

这个计划之所以能得到如此高的认同度，也和人们都知道国库里的钱不好管有关。由于大多数官员都过于爱财，以至于假公肥私的艺术被练得炉火纯青，所以这些钱要是落到官员手里恐怕剩不下什么了。但是现在共和的思想已经在人民的心中留下烙印，它会慢慢融入这个伟大的民族的骨血中，用不了多久，只要人民拿到主权就能够冒出头来。

知道这些，就不用为人们能如此认可共和感到惊奇了，因为他们再也受不了那些京官儿的统治，那些人一天到晚只想着假公济私、中饱私囊。而现在，与各级官员紧密相关的独裁、压迫和受贿等行为将受到国家以及议会的监督。在西方盛行的公正将第一次在东方的历史上展现，将新的力量和追求注入伟大的中国。

新生的帝国以良好的开端预示着最终的成功。它最先要破除的就是裹脚这无论哪个国家的女性都不能忍受的恶习。

在三十七年前，笔者曾经将厦门的女性基督徒召集到一起讨论这件事，在那时就开始了反对这项恶行的行动，还成立了一个反对裹脚的社团—天足会。千百年来，在各式各样的折辱和磨难下，中国的女性心中慢慢滋长着英勇和无畏，致使她们不畏惧别人的藐视和指摘，勇敢地让女儿的双脚自由成长，并将自己的缠在脚上的裹脚布扯下来扔掉，挺胸抬头，坚定不移。

这些女性基督徒无疑为其他省份的人树立了极好的参照，使得他们在为让妻女免受裹脚的苦楚进行的抗争中毫不动摇。人们沉睡的善心睁开双眼，有不少人加入到了这场恢复人性的战争中，英国妇女阿切巴尔特·利托夫人就是其中一员。她最先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是在厦门，二十年后，她又把这个工作带到了中国的北方，很快，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这种带着“三寸金莲”的美名，但实际不过是一种恶行的时代，就会结束了。这幅未来画面，就算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也可以预见，因为新生的共和国绝不会让这种声名狼藉的恶行继续残存。

这个新生的帝国另一个良好的开端是对鸦片流通的遏制。毫无疑问，在未来一两年里，鸦片将在这片秀美的国家中消声灭迹。西方人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像鸦片这般邪恶的东西，中国人也可以如此快速地控制起来，甚至摆脱它们。它们覆盖的区域非常广，从东面的黄河一直到西边的西藏，从北边的长城一直到南边的南海，几乎罩住了整个中国，明明昨天还满地都是大烟鬼，可是今天人们就已经能够自信满满地畅谈鸦片的灭绝了。

我想我的亲身经历或者可以揭示鸦片迅速消失的谜团。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和安县种植了很多罂粟。每当年景好的时候，白色、紫色的罂粟花就在一些种植区里绽放开来，形成一幅动人心弦的美景。然而这片美景的背后是什么呢？困苦、祸患以及死亡。

卖鸦片的商铺以及大烟鬼与日俱增。几乎每个农民家里都有鸦片，只要一不舒服，他们就马上服用，要是鸦片没了，他们就会被烟瘾，也就是通常说的“黑土”这种力量掌控，最后只能把他们关在地窖里，让他们自己挺过去。

时间流转，现在已经到了中国站起身和这种名为鸦片的劲敌殊死搏斗的时候，北京发布了消灭罂粟的正式诏令。

和安县县令自然也收到了，恰巧他是一个性情坚定的人，而且他对鸦片有着最强烈的憎恶，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县里所有东西几乎都要被鸦片毁了。他行事果决，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注意律法、上诉以及保守派的攻讦，什么时候可以将这些暂时放下。幸好他有这样的智慧，因为那些人所属的阵营在改革的对立面。他完全是靠着自己的才智执法的。

一天早上，他下令对全县发出通告，就像惯常做的那样。于是布告遍布于各个集市中拥有众多信徒的寺庙门口，每天川流不息的主路上。

人们的双眼在看到布告时绽放出夺目的光彩，他们实在是太高兴了，尽管其中有不少人以种植罂粟为生，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心中的爱国之火从未像现在这般热烈地燃烧起来。国家能因此脱离灾难，他们一想到这个，就心潮澎湃。

公告中称，从今以后谁都不能在本县的土地上种罂粟，无论是谁，要是有胆子违反，必将受到没收土地的惩处，要是村里的长老胆敢隐瞒不报，也将严惩不贷。

只是这种程度当然还不能让知县满意，为了更进一步，他跋山涉水，走了几十里污泥横行的山路，特地到我所负责的辖区拜访。他对教区里的牧师说：“我此次特地前来打扰，是因为有一件事想请您帮忙，希望您能帮助我，让禁烟这一活动能够更加顺利地完成。您知道我已经在全县公布了禁烟的诏令，但绝不会没有反抗的人，他们想要靠着贿赂以及隐瞒不报获取暴利，挑战律法的也大有人在。我知道基督徒向来是鸦片烟的反对者，而且您素来遵纪守法，支持官府，我相信您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有些事既然我无权干涉，那么我不如把一部分区域划出来由您帮我看着，要是您发现有人种植罂粟，就跟我说。我只要知道名字就一定能抓住他。”

牧师把他和知县的这次有意思的见面告诉了我，我就问他有没有告发过。

“没，”他回答说，“我不想让任何人受伤，所以又想了个更好的办法。要是我知道谁种了罂粟，就在罂粟抽苗的时候去找他，闲聊两句然后就和他说：‘你要知道，我已经答应了县老爷要是发现谁胆敢私种罂粟，就向他揭发。现在你要是不在我面前把罂粟苗拔光，我就写信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相信你一清二楚，你的田地会被没收，你会坐牢，你的妻子儿女都将受你牵连。但是只要你把罂粟拔了，这些就都不会发生了。’”他接着又说：“那人一听说只要这样就能轻松过关，非常高兴，一会儿就拔光了所有的罂粟苗，然后有气无力地躺在地边上了。”

以前由那些理直气壮的白色、紫色的罂粟花构成的美景，一年以来，真的再也没出现在县城这片土地上。它们在整个县城消声灭迹，再也不能在蓝天白云下夸耀自己将永远存在。

这位县令如此霸道确实会让部分人的利益因此受损，可是绝大多数民众都站在他那边，因为他们相信利益暂时受损，总比女人伤心落泪，孩子饥肠辘辘，甚至将所有家当赔得一干二净好。

今天，再次漫步在中国这片养育了四亿人口的土地上，观察他们禁烟活动的整体效果，你很容易就能发现他们能迅速摆脱鸦片这一灾害的奥秘。实际上，这实在太过明朗了，所以称为奥秘已经不太合适了，在你眼前的中国人，他们性情坚毅，崇尚公正无私，满怀新生的爱国之情，你会发现他们力量巨大。

引发这场革命的基督徒将给新的共和制度以力量，要是有谁愿意为他们付出生命，那么，他们将会用最高的忠心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左右革命，从而将伤亡减到最低。在中国的所有革命中，再没有哪次革命能像最后这次一样，付出这么小的代价。中国政府终于给耶稣留了一个地方，毫无疑问，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好兆头。那位康熙帝并不信教，但他在自己钦定的词典中称上帝为“救世之人”，在不少于两百年的时间里，这本词典一直被中国的学者参考着。虽然康熙帝定义这个词的时候，并不是在预言什么，但现在这个词更像是一个即将实现的预言，珍贵的新思想将和共和体制的希望之光一起来临，而这个词的预言也将随之实现。

本色中国人

译者序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看待同一事物时，局外人往往会比当事人冷静、客观，因此看得也会更加清楚、全面。何天爵就是这样一位旁观者，他看待中国人甚至比中国人自己还要透彻。

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于1869年来到中国，在北京负责“公理会”创办的教会学校，1871年担任驻华使馆翻译，1876年升任头等参赞，此后又几度担任代办，1880年参与起草了关于华人移居美国的条约，1885年回国，1895年出版《本色中国人》一书。

《本色中国人》对晚清社会各阶层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解剖。正如何天爵本人所说，他在中国居住了十余年，几乎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过接触，甚至与其中一些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所以比较了解中国，通过他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积累了一些心得和体会，故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清醒地认识“真正的中国人”这一形象。

在这本书中，何天爵力图用“大视角”“粗线条”来描绘在西方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中国式思维模式和社会风尚，书中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状况、社会生活、官民关系、礼仪习俗、宗教信仰、商业精神等各个方面，虽然其中不免有偏见、误解，但这并不代表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批判，只是作者依据自己的认识对中国当时的状况做出的反映。它大体勾勒出了晚清社会的真实面貌，有些认识不能不说是深刻的。本书是近现代西方人中国观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对如今的中国人和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借鉴意义。它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隐约看到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自我，同时也让我们警醒。

作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分析，有不少是一针见血的。某些国人也许一时无法接受，不过，只有敢于正视问题，才有机会解决问题。局外人特有的视角，会帮助我们真正地认识自己，完善自己。

本书的翻译，在确保文字准确的同时，亦力求语言能够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为此，我们参考了其他几个中译本，在此对同行们表示谢意。

前言

有一位老太太，住在茫茫青山之间的一个角落。她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住处，为的是躲避街坊和邻居，以求得安静而又平和的快乐时光。在夏季的一天，有个陌生人路过老太太那里，想讨一杯水喝，便敲响了老太太家的门。老太太问他从哪里来。陌生人说，他是从波士顿城过来的。听他这么一说，老太太顿时惊讶地叫起来：“天啊，您住的地方，那么遥远，不会感到很孤独吗？”

在老太太的观念中，与她的小木屋相比，波士顿就是一片原始落后的地区。她的小木屋虽然总是经历风吹雨打，却是她心中的天堂，甚至是宇宙的中心。与她的想法一样，人世间的大部分人莫不如此。

正如那位老太太，我们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每个人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一切。而其他人正确、明智与否，在我们看来，唯一的判断方法就是，看他们对我们是否惟命是从，与我们的意见或想法是否完全一致。这时候，就自身所持的评判尺度和思维模式而言，或许很蛮横、专制和狭隘，但是我们一点也不在乎。

在中国，人们在冬季穿棉衣，夏季穿单衣。一年四季，人们随着季节的交替而不断更换服饰。他们很少有不按时节换衣服的时候，其做法相当刻板、机械。还有，他们会遵照某一个人的意志，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共同更换衣服。诸如此类的做法，还有很多。对此，我们不但感到可笑，而且对其冷嘲热讽。然而，只要去美洲或者欧洲转一圈，就不难发现，那里有很多贵妇人或盲目或刻意地追求新奇的服饰。尽管自称很有修养，但是在“时尚”外衣的追捧下，她们所做出的极端行为，与中国人的习惯相比，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么，两者之中，谁的做法更为理智一些呢？

在您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之前，可以仔细看一看，欧美妇女们曾经自然而又优雅的线条，现在变成了怎样一种奇形怪状的轮廓。当然，您也可以思考下面的一些情况：

在欧洲和美国，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妇女，竞相追逐一种奇特的服饰，而这种衣服很有可能发源于巴黎或者伦敦的贫民窟。与她们不同，中国人遵照某一个人的意志，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在同一个时间里集体换服装。欧美人和中国人对比，谁对谁错呢？

当然，在评判他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少一些偏见和有失公允的论断，而努力做到全面了解他人。不用说，如果我们能时时处处反思自己，并用一种别人看待我们的眼光来重新打量一下自己，那么情况就会比现在好很多。如果我们还可以立足更高远的境界——一个更为准确的视角，使用一种更加理性、标准的人的眼光，审视和评判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时候，那么情况就会变得比刚才所说的还要好。只有拓宽视野，我们才能获得更为准确而合理的判断。也唯有如此，人们彼此才会更加宽容和友爱，也才能更好地相处。只有达到这个程度，人们才会真正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价值。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不是这个样子。

与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人相比，批判和指责中国人，明显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管是东方也好，西方也罢，彼此之间接触太少；对于双方的历史，彼此都知之甚少。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不是从事实中求得的，而是从想象和猜测中得来的。鉴于此，我们很容易会对中国人产生误解。不过，他们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民族。在中国人眼里，与任何虚幻的臆造和猜想相比，现实生活是如此妙趣横生和丰富多彩。有一些矢志不渝的研究者，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认真地研究着中国人。然而，吸引他们这样做的，是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还有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社会习俗，而不是被一般人所歪曲丑化且为人所知的中国人的愚蠢笨拙，尽管他们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且有些迂腐落后。

写作本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道歉或者忏悔，也不是为了辩护，更不是为了批判，或者与之相反的大肆鼓吹赞歌。我曾经在中国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也同他们各个角落、各社会阶层的人们打过交道，并与其中一部分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期间，我接触和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有一定的认识和体会。这本书所写的，正是我的感悟和心得。这本书的写作，完全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而不是我个人的主观臆断。我在书中描写和论述的一些现象，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很重要而又奇特的一部分。之所以要向读者展示这些，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某些特定的思维模式和风俗习惯，而在中国人看来却是如此稀疏平常，甚至是理所当然的。总而言之，这本书所展现的是真正的中国人。它所使用的勾勒手法，是一种独特的大视角和粗线条。

为了使得书中所描述的内容，更加贴近生活，生动有趣，也为了让读者更易于接受和理解，我们在每一个章节安排了很多小插曲。每一个小插曲，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一点夸大其词的成分。在必要的时候，作者本人可以将每一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涉及的相关人物，做一番细致的罗列。

中国人身上有很多缺陷和不足，但是他们也有很多优秀的道德品质和性格特点，令人钦佩，也值得我们学习。他们身上的优势和短处，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相互衬托，显得很有趣味。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东西必然会发生变化，并不断地保留下去。它们的变化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迅速，尽管它们不乏旺盛的生命力。但是，不管是谁，只要对中国人有了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了解，就会明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这个国家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这个民族终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何天爵

1895年1月写于纽约

第一章　写在前面的话

三十多年以前，中国与西方各国开始交往，并慢慢地相互了解。从那时起，到后来中国与欧美国家签署第一批国际条约，中间也不过五十年的时间。在第一批国际条约中，中国正式承认了欧美各国的存在。然而，那些条约缺少一些具体的条款，比如说允许双方寻求和建立友好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因此，那些条约对双方前期的交往来说，只是起到了一些介绍性的作用。

如果外国的使团只能停留在军舰之上，在中国的沿海各地漂泊；如果进入北京的大门，一直没有对各国的外交代表开放；如果外国人在中国的内陆地区，不能自由地远足游历；如果中国的开放口岸，还是仅仅限于沿海地区的那三四个城市，并只允许外国人在那里进行商业贸易和居住等等——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下去，那么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就永远无法了解中国人了。反过来，他们对于我们的认识，也始终处于模棱两可的阶段。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这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直到这个时候，外国人才可以在中国的内陆地区自由游玩，而外国使节也才被允许在北京城内设立办事处。在这之前，就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情况没有发生一点改变。

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人们，第一次如此贴近地站在一起。他们面对着面，彼此仔细地打量着对方。一边是保守，具有高傲自尊心的中国人——为人处世从容不迫；另一边是积极进取，聪明机智，对未知充满了渴望的西方人——具有明显的侵略性。这两种不同的人相遇，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碰撞，一些保守与进取的较量。西方世界早已先后经历了蒸汽机时代、钢铁时代和电气时代。他们对于还处在孔子时代的中国心怀不善，伺机攫取。为了让读者对中西方最初接触时的情形有一个深刻而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场景：一位西方的商人经人引见，出现在中国的圣人面前。这个商人积极进取，富于远见；而中国的圣人，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态，不愿意见这个商人。最终，这两个人还是被单独留下，彼此相识，并开始交往。如此一来，这两个人彼此之间会形成怎样的看法和意见，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并没有可以使双方彼此认可的利益支点，也没有可以使双方自由交往的文化基础。不错，我们很想与中国人做生意，但是清政府与我们进行贸易往来的诚意和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只划定广东这一个地方，作为我们与他们进行商贸的有限区域。于是，便出现了以下我们不想看到的贸易场景：大捆的生丝和一箱箱的茶叶，从牢固的城墙上通过绳子传下来，继而到我们的手中，然后我们再把英国鸦片和墨西哥银元通过那根绳子传回去。像这样的交易方式，十分脆弱，且交易量很少。只要这样的方式一直存在，我们就认为这是一种限制性的贸易，而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贸易规则——一种鼓励性的贸易政策。

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就与欧美国家建立政治和经贸关系而言，中国持有强烈反对的态度。事实上，在任何一方面，中国只是不想与西方国家交往得太过密切。为了防止内地人相互联系，并支持郑成功抗击荷兰军队，在顺治十八年，也就是1661年的时候，清朝政府下令，沿海地区的居民向内陆迁移三十到五十里。这些地区包括江南、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与此同时，清政府还下令，禁止一切船只进入海域，并烧毁了沿海的居民住所和船只。为将禁海令彻底地贯彻执行，清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酷刑。凡是破坏上述规定，或者私自出海的人，不管远近，立即被执行死刑。即便有些人偷渡到国外，有一天回到国内，不小心落到了官吏手中，那么他也没有办法逃脱死刑。尽管这条规定多少年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但是直到今天，它还是有法律效力的，并没有被官方完全废除。

此外，清政府还规定，普通百姓不得建造长于六英尺的船只。这样一来，这些只能在海上进行短期航行的船只，既没有办法获取利益，也没有办法规避风险。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船只，都不被允许进入中国的港口，而中国国内的船只被限制在有限的海域内航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清朝政府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交往，并接待我们；对于我们这些海外的远客，清朝政府乐不乐意亲自到我们的国家进行回访。清朝政府虽然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从泰国来的商船，只要按时注册登记，就可以在曼谷或者中国的几个港口进行贸易活动。在夏季，这些船只迎着东南季风，毫不费力地飘荡到中国。等到了冬季，这些船只又在西北风的吹拂下返回故土。就这样，它们每年完成一次往返行程。

关于这本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研究闭关锁国政策所带来的后果究竟被中国认可还是否决，也不是为了探究中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不过，有一点却是有目共睹的：对于西方各国的地理位置以及特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据说，中国拒绝了一个外交使团想签订一个条约的意图。这个外交使团，是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派遣来的。幸好英国官员从中斡旋，清朝政府才收回了拒绝的成命。然后，清朝政府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国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民族，他们的国王与英国的女王是亲戚。当然，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自然是听信于英国官员所提供的消息。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决定与德意志帝国进行谈判，并签订条约。

1870年，北京有个高级官员，被派往欧洲。当时，他担负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临走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一百五十多磅的食盐连同其他的行李，一起带上车。在他看来，即将到达的那个地方，一定没有食盐，而他早就习惯了吃盐。最近的时候，大概是1884年前后，清朝内阁中有个官员，询问他的一位同僚有关外国人的婚姻等问题。外国人是不是男女混居在一起，男女之间是不是没有最为基本的伦理观念，以及任何形式的婚约在外国人的婚姻中是否存在，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被在场的另外一个人听到后，迅速传开。

正是由于上述对于西方人的无知，中国人头脑中便产生了许多荒唐可笑的看法和观念。这些片面而又失真的观点，涉及西方人的风俗习惯和外貌长相等方面。相对于中华帝国来说，西方人居住在偏远的地区，根本无法接触到中华帝国的影响力和开化力。在北京或者中国的其他城市，对文化人类学感兴趣的学者，随便到一个书店，就可以找到一些图书。在这些书里，有很多对外部世界野蛮人的描述。其中，有些描述还配有插图。那些插图是用水彩描绘出来的，看上去经过一番颇为仔细的雕琢。在这些插图里面，有一些人被描绘成腿非常短，看上去很弱小的样子；而另一些人则是耳朵非常长，都已经接触到了地面。在对第一类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一定在很早之前听说过大猩猩，并且很有可能获知了关于大猩猩的准确外貌。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脑袋长在左手臂的下面，被他们本人灵活自如地提着；同时还有一些人的脸，就像是一个瘤子，采用浮雕的形式附着在胸脯上。对于西方世界，中国人知之甚少，并总是在头脑中胡思乱想。于是，对于中国人不愿与西方人进一步交往和交流的做法，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在闭关锁国政策未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之前，中国不知经历了多少年。在此过程中，中国一直以为，她是世界上国家的中心；这个世界的运行，是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一颗永久不变的恒星，是一个强大开化并具有高度文明的帝国；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处于她的支配力量之下。作为中心国，在中国的周围，还有一些大小不一的卫星国。他们用最为体贴的方式模仿中国，以此来让她感到满意。中国的文明，被周围的卫星国所借鉴，连她的政府体制都成为卫星国的体制蓝本。

此外，中国的宗教也得到卫星国的纷纷效仿。还有几个卫星国，直接使用她的语言——汉语。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从她身上吸取有益的文学和艺术智慧。在众多卫星国心中，她是至高无上的霸主，并且是东方世界里的最高权威。对于卫星国所涉及的事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她都充当着一位仲裁人的角色。而当卫星国发生叛乱和暴乱的时候，她会使用武力，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在她看来，她就是他们的保护神，而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所有的卫星国都必须服从她的意志。就这样，中国与她的卫星国，共同组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世界。

就上文所论述的行星系统，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其中，有一颗令人捉摸不定却十分危险的彗星，就是日本。在东方，与日本相比，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攫取中国大量的实际利益上与之相媲美。日本的那位大陆邻居——中国，贡献出了自己的艺术、语言、文学，甚至至少一种宗教流派给它。中国的两种主要农产品——茶叶和生蚕丝，也已经传入日本。关于这一点，从日本对它们的称呼中可以看出。尽管如此，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却是一个惹是生非的邻居。对于中国的权威地位和霸主雄风，日本早就怀有非分的企图。最近，中日之间爆发了一次冲突。有些人认为，这是两个国家交往过程中的一次意外事件。很显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那只不过是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在当代的中日两国之间，重现演绎一遍而已。

除日本之外，周边的很多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种关系非常明确，彼此之间也易于理解。在每一个新年来临之际，周边的小国家纷纷派出使者前往北京，向中国的皇帝表达节日的祝福。当他们觐见中国皇帝的时候，手里往往带着贡品。而中国的皇帝则会亲自接待他们。当他们返回各自的国家时，中国皇帝会回赠他们很多礼物。这些礼物的价值，远比他们进贡给中国皇帝的贵重得多。这是因为中国皇帝比他们的国王拥有更大的权力，很自然，他所拥有的财富也比他们的国王多很多。

白象，是泰国皇帝进贡给中国皇帝的礼品之一。除了很少的几年没有那样做，几乎每一年，泰国皇帝都会派使者送来白象。送来的白象，有的到现在还活着，就被圈养在北京的象苑中。此外，从1894年到1895年的冬季，是几百年或者几十年以来，朝鲜第一次没有向中国进贡礼品。之前，每年朝鲜国王都要派出进贡使团。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往来都是由进贡使团完成的。在使团中间，一般会夹杂一个商人队伍。这支队伍，数量庞大，阵容可观。对于他们，中国给予了最为优惠的待遇：在中国做生意，免除一切形式的关税。与此同时，上述国家还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每一个新继位的国王，都要派一个使团去清朝请示，希冀获得清朝皇帝的准许。像这样的情况，在朝鲜和越南国王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既松懈灵活，又带有本质性的特征。西方人向来思维精密，严格准确，凡事都讲求实用。因此，这样的一种关系让他们感到颇为不解，甚至引起他们思想上的混乱。中国对周边小国家所宣称的控制和维系关系，在欧洲的任何一种语言当中，都没有办法找出一个与之匹配的合适术语。他们之间的相对地位和身份关系，在我们现有的国际关系概念中是完全陌生的。像这样的一种关系，一方面我们对其内在的本质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术语为其命名。于是，我们将其称之为宗主和藩属的关系。

其实，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藩属国必须向宗主国提供一定的军事力量。同时，藩属国每年必须向宗主国上交一定的贡品和财物。但是，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宗主国都不能强迫藩属国去做上述行为。当藩属国内部发生动乱或者造反时，中国总是派遣军队，帮助他们镇压国内的暴乱。但是，像这样的军事帮助，中国从来没有向藩属国请求过，也没有接受过。每一年，中国和藩属国之间互赠礼物。当然，每一次都是中国给予的多，获得的少。除此之外，藩属国并没有向中国皇帝赠送过什么特别的贡品或者财物。

对于东方人来说，上述的这种关系十分简单，且很清晰，尽管它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显得那样模棱两可和捉摸不定。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关系的存在，恰恰与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相契合。这种关系，被他们形容成一种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比如说，就像描述一个家庭中，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当中国政府需要表明自己与朝鲜之间的关系时，就会采取老大哥和小弟弟之类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流行于中国的各个地方。实际上，中国政府体制赖以建立的基础——宗法家长制，也是依靠这种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形成的。在小弟弟面前，老大哥自然有凌驾于其上的特权和义务。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周围卫星小国跟前，中国无疑就是一个道德权威。此外，中国还负有支配正义的权力。与我们传统的思想观念相比，这些与之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很自然地，我们对这种关系感到由衷地厌恶。因为这种关系本身的存在，极为不确定：既可以轻易地取消，又可以任意强加在别人身上。基于此，这一体系中一些令人称道的特点可以随时被发现，只需要我们依据主观判断，尽量加强或者回避上述不确定的关系。

多少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自身的霸主地位。在她的周围，有很多弱小的和未开化的小国家。这些小国家不断地恭维和赞美，使她变得日益骄傲自满，甚至以自我为中心。关于这一点，善于思考的人们从不感到有任何奇怪之处。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一个小圈子，它由崇拜中国的小国家组建而成。这样的一个小圈子，带有明显的排外性。因此，中国和她的小圈子不希望有其他的国家闯进来。对于那些没有按照她的模式来经营组建政权的国家，对于那些在她所能惠及的范围之外的偏远国度，中国没有理由不采取一种鄙夷的神情对待他们。同时，中国与印度，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对于印度这个东亚伟大的帝国，中国与欧洲的相互交往，一定会给它带来一定的影响。而这些，中国人从传统的东方立场来看，有着自己准确的看法和判断。

在与欧美国家交往的时候，中国显示出一种坦然自若的神态。然而，这其中也不乏有荒诞不经的骄傲自大。与我们的交往和联系，对中国来说，是一件极其不情愿的事情。很显然，在清政府和它的臣民看来，这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联系与往来是多么可恶啊！这就是中国面对欧美等国家，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时所持有的态度。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讨论，必要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诉诸武力，以求得与另一个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进行贸易往来。这个问题不是本书所研究的内容，它可以留待专业的国际法权威去回答。所谓的鸦片战争，本书并不想就其正义性问题发表任何有关的看法或意见。当然，本书也不会记录其他人的各种观点和意见。作者想要做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勾勒和描述鸦片战争的真实情景。鸦片战争的经过，对于每一位聪明的读者来说，是了然于胸的，因此，每一位读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然而，在中国人那里，这场战争究竟使得他们持有怎样的观点，怀有怎样的情绪；对于所有外国人的看法，这些情绪和观点是如何扭曲中国人的认识，以及如何影响整个中国的对外关系，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了解。对于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也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基于此，我们要重新描述一遍鸦片战争，以期对近代的中国人有一个客观、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就鸦片战争这一问题，下面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1842年，西方国家攻击了吴淞要塞。这一要塞位于广东省以外的偏远地区。1860年，欧美国家又攻占了北京城，并火烧圆明园。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海陆战争，不管其他原因是什么，在中国人看来，“鸦片”这两个字是导致这些军事行动的直接目的。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的不满，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他们真正的目的在于，打开中国的大门，并将中国作为倾销鸦片的广阔市场。这些鸦片是外国殖民者在印度种植的，它们被运送到中国，卖给中国的臣民吸食。

在中国看来，上述事实是确凿无疑的，西方国家没有任何可以抵赖的理由。其实，早在1842年以前，清朝政府就规定，不管是公开运送还是暗地里走私，只要将鸦片运到中国，就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就这一问题，已经有不少的摩擦和冲突，频繁发生在广东地方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之间。后来，东印度公司经营鸦片的特权被取缔。接着，它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的碰撞和摩擦日益加剧。1840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被朝廷派往广东禁烟。当时，清朝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明确指出一定要杜绝鸦片贸易。林则徐谨遵圣谕，丝毫不敢怠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状态。来到广东后没过多久，林则徐就发现了一大批鸦片。这些鸦片分装在二十二艘船只上，在广东的水面上停泊着，其价值高达九百万元。这一事实的存在，公然挑衅和亵渎了中华帝国的法律。按照当时的惯例和法则，所有的鸦片连同装运鸦片的船只，一律没收。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逼迫外国商人交出鸦片。无奈之下，那些鸦片经由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交给了林则徐。同时，他还向中国政府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向中国的港口运送鸦片。

在这次禁烟运动中，林则徐一共缴获了两万两百九十一箱鸦片。这些鸦片全部被运送到海边，进行严格的销毁处理。在海边的高地，林则徐派人挖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池子，然后往里面注满夹杂了不少石灰的海水。所有的鸦片投进池子里，全部被销毁。事后，销毁的残渣随着潮水流入海洋。在销毁鸦片的现场周围，还安排了很多官员把守。在处理鸦片的过程中，他们仔细地进行监督。谁要是想顺手牵羊，拿走一点鸦片，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有一个中国人，他妄图从那里带走些许鸦片，结果被当场砍头。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势之下，鸦片全部被彻底销毁。对于清政府销毁鸦片的决心，我们深表敬佩。收缴鸦片，并彻底销毁，这是一个政府本应该做的事情。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林则徐扮演着一个仆人的角色。因为对于皇帝的命令和旨意，他忠心不二地坚决予以执行。

虽然中国政府的禁烟行为，是正义的，并且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赞扬，但是就像中国人早就预料到的那样，英国人派来了海陆军。紧接着，中国沿海的几个港口，被英国人侵占。古都南京，被英国人团团包围；还有舟山群岛，也在几日之间被英军夺取。最后，在军事力量的威逼之下，清政府与英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了和约。按照和约的规定，清政府给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还将香港岛无条件地割让给英国女王。在二千一百万银元的赔款中，有六百万是鸦片费用，三百万是商贸欠费，一千二百万是军费。

以上所述，就是让中国人难以忘怀的鸦片战争的经过。这一事实，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对外国人产生了偏见。有一种说法认为，英国人采取军事行动，纯粹是出于严重的不满。如果我们想为这种借口辩解的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国人即便不是为了鸦片，也迟早会对中国动武的。在1860年北京被攻占之前，英国人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中国皇帝的出逃，以及他在流亡过程中意外病故，使得清朝政府不得不做出更大的让步。于是，鸦片贸易在中国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英国人在华的鸦片贸易得到认可后，他们才会放下武器，进而寻求一种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与英国人的协商或谈判过程中，清政府竭尽全力地劝说英国人尽量与中国人保持合作。否则，鸦片要么被严禁查处，要么慢慢地被拒绝倾销。对于清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洞察世事的人心里很清楚。另外，对于清政府的那些请求，英国人或者严词拒绝，或者根本不予理会。关于这一点，中国人也心知肚明。正是这些事实的存在，使得中国人对西方人产生了一种固有的偏见和深深的怨恨。

当时的形势，具有上述那些重要的特点。中国在这种形势之下，被迫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走出来。她开始接触西方世界，并从正面关注近代的西方国家，尽管她与这些国家建立了一种无奈且不情愿的关系。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一切西方国家无理的侵略行径，都是她所无法容忍的。这一点对她来说，是很正常的。同时，对于那些为她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人们，她总是怀有偏见和误解。这一点，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近代国际法的原则及其具体内容，她的最高统治者一无所知。同样，对于那些支配独立国家间平等交往的准则，中国人也闻所未闻。正是这种无知，清政府总是被他们的最高统治者摆放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因此，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本就是一些合法的东西，他们还要力争一番。这样一来，反倒使得胜券在握的外交斗争归于失败。像这样的情况，与评论他们的人一样，清政府自己也心知肚明。然而，由于虚荣心和傲慢自大的缘故，他们从不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无知和失误。在清朝的内阁中，有一位官员，曾经对本书的作者说过：“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最终总会遇到屏障。有时候，情况在最初阶段对我们很有利，然而往后走，我们就会自乱阵脚，顾此失彼，最后酿成错误，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正义和公道究竟站在哪一边，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对于这样一种过于悲观的自我评价，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远远超过说这句话的内阁大臣所能认识到的。

这位内阁大臣的话，通过下面的一个简单例子，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在很早的时候，北京就形成了一个惯例：皇帝不管什么时候出门，所经过的街道，都要进行封闭，不允许任何人在那里随便行走。有一次，皇帝马上就要出门了，总理衙门很快将这条惯例告知各国的外交使团。然而，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做法，除了一家外交使团没有说话外，其他的各家都纷纷表示强烈的抗议和不满。事实上，外国人所居住的地方，并不在要被封锁的街道之内，因此，这种做法根本不会影响他们的出行。即便有些许麻烦的话，禁止通行的时间也不过几小时而已。其实，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不管是市政府还是枢密院，都不会主动告诉外国使馆，他们要封锁哪一条街道。出于需要，他们会把某些街道封锁一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当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提出质问的时候，他们会立刻用相当体面而又得体的答复予以回应。如此看来，清政府对外交使团过分地客套，反倒惹了一堆麻烦。

如果我们对中国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能够细数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这些优点和缺点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再把他们与西方人相互交往的三十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完全记录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在这一阶段，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古老的传统模式没有发生一点变化。相反，中国基本上可以适应近代世界的要求。在她的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人们表面上看起来头脑停滞，麻木不仁，思维混乱，但实际上，他们绝不是那样的。就本质而言，中国人既骄傲自大，又谨言慎行，甚至有些保守。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沉睡之后，他们突然被唤醒了。实事求是地说，在一种非常不利的环境中，他们被唤醒了。四亿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由于这种唤醒，需要重新塑造和发展。很明显，这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

就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成果而言，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加以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一点说服力的。原因很简单，就本质而言，中国和日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借用中国的服装样式，但是很快，他们就抛弃了这一服装样式。而对中国来说，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亲自设计发明了传统的服饰。这些服饰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身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抛弃东方的模式，吸取西方的文明精华方面，日本抛弃了他们旧有的服饰。与之相反，中国人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在过去的很多年间，中国人在不辞劳苦地纺织棉布。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他们一直坚持着。

除了上面说的一些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存在于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之间。自从与西方国家接触，到后来的建立外交关系，处理日常事务，日本很明显都要比中国占有优势。关于鸦片战争，前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论述。我们知道，正是因为那次战争，中国不得已被拖进了国际体系——一种西方人所谓的秩序空间。这次战争没过多久，日本也在西方国家的威逼之下，被迫打开了国门。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丝毫的疑问。之后，在美国的主持之下，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在此过程中，美国和日本达成了共识，严禁贩卖和吸食鸦片。并且，这一点还成为两个国家法律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对于这些法律，与中国签订第一个条约的英国怀有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妨做一番简单的比较：英国对于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做法，表示大为不满，并野蛮地进行干涉，阻止中国的立法机关做出相关的规定。相反，对于日本的立法，美国则从道义上表示支持。而且，美国的官员在进入日本之后，严格地遵守日本的相关法律。对日本政府来说，美国官员的做法无疑增强了他们的权威。

在刚开始的时候，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他们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些影响和结果是没有办法想象出来的。可以这么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现在所形成的不同地位，就是上述的影响和结果造成的。1872年，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立正式的条约关系。那时候，旅居在日本的一部分中国人，写了一份申诉书，并将其交给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他们请求美国大使馆，一定要把这封申诉书递交给日本政府。这封申诉书的内容大致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日本居住期间，吸食鸦片。然而，日本当局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们还宣称，在晚上的时候，日本的警察经常闯进他们的卧室。为了判断他们是否正在吸食鸦片，日本警察总是要闻他们呼出的气味。他们无法忍受日本人这样做，对他们而言，那简直就是痛苦的折磨。基于此，他们妄图通过申诉书，为在日本遭到的不公而讨回公道。

在美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1878年，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从在美留学生中选拔几个，将他们送到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的陆海军学校学习。对于这一请求，美国政府的回应显得很怠慢。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清政府一直在做努力，希望能实现那个请求。然而，他们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美国政府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后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清政府直接撤回了在美的全部留学生，并下令解散留美学生事务所。原本，派遣留美学生，是清朝政府主动与西方世界接轨的一项重要事业，既现实，又很有意义。现在，所有这些全部化为泡影。当清政府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日本的在美留学生正在安那波利斯学习海上战术——关于这一点，清政府已经明白无误地获悉了全部实情。

美国偏袒日本而拒绝中国的这种做法，对于最近发生的中日甲午海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呢？对此，我们无法轻易地做出判断。不过，在那次海战中，日本方面的主要指挥官，有几名是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同样的道理，美国的做法，究竟对清政府产生多大的影响，使其沮丧不已，感觉受到了巨大的羞辱；使其胆量变得越来越小，没有办法应对；使其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而不断徘徊，无法前进。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也很难做出有效的估计。

在世界上，只要是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移民都是可以去的。但事实上，在那些所谓的把中国劳工当人看待的国家，在法律上已经明令禁止了中国的移民。而对于日本的移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采取过类似的禁令。对于自己的臣民，清政府坚决反对他们出国移民。这是因为，在清政府看来，自己的臣民绝非一无是处。与此同时，针对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歧视中国移民的措施，清政府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在这里，我们不是出于争论或者谴责的目的，才做出这样的一番对比。中国和日本这两个相邻的大国，所遭遇到的西方国家不同的对待，是不是把他们从各自的封闭状态中唤醒；他们的不同遭遇，是不是导致双方产生了嫉妒或者猜疑；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和日本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和措施，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明智或者正确。诸如此类的问题，作者要么不想提出，要么根本不准备讨论。不过，今天中国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与上述一番对比有着直接而又重要的联系。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做出一番比照。任何一个人，如果要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更进一步地，他若想要明白，那些外部和内部因素是怎样相互作用，从而使得中国处于今天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前文所做的一番对比，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

在清政府打开国门，向西方国家开放的前三十年间，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神秘莫测的问题突如其来，让她有些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事实上，那些问题事关重大，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恭亲王奕和李鸿章，逐渐掌控了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甚至主导着整个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1860年，当北京遭遇英法联军的强行闯入时，整个皇家贵族中，只有恭亲王——当时咸丰皇帝的亲弟弟，留守在北京城内。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理所当然地被指派为中方代表，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各国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从此以后，恭亲王在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渐地，他权倾朝野，烜赫一时。一直到1884年，他被罢免后，这种情况才宣告终结。

然而，外国人对另外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可能会更加熟悉。这个人，便是李鸿章。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恭亲王作为皇亲国戚，身份高贵，一般的外国人是没有办法与之相见的；另一方面，与李鸿章不同，恭亲王远离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而一直在北京城内深居。但是，不管怎样，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如果说恭亲王是清政府的头脑心腹，那么李鸿章便是它的左膀右臂。

近代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进行交往的外交体系，还有高效率的海关制度，都是恭亲王在他的政治生涯初始阶段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当清朝帝国内部接连出现动乱——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的陕甘回民起义时，恭亲王采取果断的军事措施，对其进行了有效的镇压。接着，在天津，发生了中国人屠杀外国传教士的惨案。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外国政府的愤怒。但是，恭亲王立刻出马，用一系列优惠条件抚平了这次风波。外国公使想要觐见中国皇帝，恭亲王围绕礼节这一问题，与各国代表展开了喋喋不休的争论。然而，当事态的发展有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时，恭亲王又能富有远见地预见到，并及时做出了让步。在处理伊犁问题上，恭亲王在与俄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占尽了上风。此外，他还想方设法地消除了劳工贸易。之后，法国人侵占越南，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恭亲王出现闪失，并被当政者赶出军机处。即便如此，新上任的执政者依然采取了他制定好的政策。

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恭亲王总是事先将对手放在假想的对决场景中加以研究。对他而言，当问题真的出现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在许多外交事务的处理上，他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他善于预见各种可能的情况，并选择恰当的时候做出一定的妥协或者让步。在各种角色的转换中，恭亲王显示出了惊人的速度。在他身上，你既可以看到骄横粗鲁的一面，又可以看到谦和文雅的一面。有时候，他待人接物显得很有耐心；但在另外的一种场景下，他却又变得相当暴躁。立足不同的情况，出于各种需要，他会灵活自如地运用自身的特点。

或许，你会认为，恭亲王变来变去的一副副面孔，显出他的犹豫不决。其实，在那不断变换的面孔背后，他正在快速而又仔细地琢磨、研究对手。在彻底摊牌之前，他一直在判断对手的情况，探究对方的真假与虚实。这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坚定，丝毫没有要妥协的迹象。然而，就在最后的时刻来临之际，他的对手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与之争夺时，刚才那个坚挺不屈的恭亲王瞬间不见了。而站在对手面前的，却变成了一个笑容可掬、阿谀逢迎的奕。可以说，在东方的外交场上，恭亲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老行家。

在清政府中，恭亲王的才能在周围的一群人里显得格外突出。作为一名领导者，他坚定不移地执行防御型保守性的外交政策。对于清朝帝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恭亲王比任何人更加清楚。对于这个庞大帝国所存在的问题和弱点，他比常人更有深刻的洞察。到目前为止，在大清帝国内部，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肩膀上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深刻而又细致地观察着世事的变迁与发展。在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二十四年当中，他先后辅助了两个皇帝。那两个皇帝继位的时候，都还是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同治皇帝，不但女性化倾向严重，而且生活奢侈腐化，最后在荒淫无度的生活中死去。

实际上，在恭亲王的从政生涯中，他一直是清政府内政外交的中坚力量。有很多内政外交政策，都是他一手苦心经营并机智地执行的。可以说，恭亲王是清政府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最近，这位多才善变的恭亲王，官复原职，又回到了总理衙门大臣的位置上。这对于清政府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内政外交中，它意味着清政府将会有很大的收获。

1823年，李鸿章出生在安徽省。那是清朝帝国内部的一个中部省份。当时，李鸿章所在的家族在当地并没有什么名气。后来，李鸿章的兄弟及其子侄辈们，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他们先后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并被允许顶戴花翎。至此，这个家族在当地才有了声望和名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鸿章的母亲才倍感荣耀。说起李鸿章坦荡的政治仕途，可以追溯到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那时候，他担任江苏省巡抚。而在江苏省，太平天国的起义活动，此起彼伏。一次，五个姓王的起义军头领向清军投降。在此之前，戈登已经向那五个人保证，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一定会给他们一条生路的。然而，李鸿章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下令将那五个人斩首示众。（编者按：此处资料有误，作者所记之事可能为发生在1863年的“苏州杀降事件”，被杀者有八人，分别为：郜永宽、汪安钧、周文嘉、伍贵文、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汪怀武。）1871年，李鸿章被清政府任命为直隶总督。在这一职位上，李鸿章一直待到他去世时为止。当时，整个北京城也在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在清廷的督抚中，李鸿章拥有最高的地位。

作为一名直隶总督，李鸿章具有丰富的军事作战经验。从外在的言行举止和思维方式来看，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政治家。然而，与政治家的身份相比，我们情愿说他更像个士兵。在中国人中，李鸿章是少有的身材高大者。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浑厚且有些粗鲁。然而，他的性格却很温和，容易让人接近。作为一名典型的东方官员，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李鸿章显得有些矜持和自重，并且处处流露出安宁祥和的神情。然而，与他相见，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能经由他的同僚带话，希望与他谋面，那么像这样的请求，一般都会得到李鸿章的允许的。

在与那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的交往过程中，许多外国人明白了真正的彬彬有礼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和行为。有一次，一位美国人——某州的前任州长，在总督府里，受到了李鸿章的热情接待。当他们见面的时候，老总督和那位州长先生，包括那个在场的翻译员，彼此相距不远，差不多是站在一起的。当州长先生离开那里时，对他身边的一位美国朋友这样说道：“谁说那位老总督是个顽固不化，地道的野蛮人？他明明是一个很有礼节的人啊！”

在中国，近代海军和新式陆军的组建，可是说是李鸿章一人所为。作为清廷的左膀右臂，李鸿章在坦荡的仕途道路上，向整个清王朝显示着自己至死不渝的忠心。而清政府对于他，也越来越倚重。不管是什么事情，清政府都会找他协商，希望他能出个主意。可以说，在所有的大臣中，李鸿章是最受清政府宠爱的一位。在整个朝廷里，没有一句谣言，是关于清政府不再重用他或者他对清政府存有异心的。与李鸿章一样，对于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其他官员也没有什么异类的想法或者态度。作为统治者，满族人在历史上曾经是聪慧、理性，且富有远见的。整个国家上下，汉族人和满族人之间，清政府都一律平等对待，而不存在什么差别或者种族歧视。当然，那种极个别的受到特殊恩宠的人除外。实际上，满族人已经被土著的汉族人所同化和吸收。这两个民族已经彻底融为一体了。在清廷内部，满族官员数量远远低于汉族官员。众所周知，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血统。如果因为这一点，要她与自己的英国朋友势不两立的话，很明显，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的事情。同样，如果让清朝的满人皇帝与他的汉族官员作对，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第二章　中国的政治制度

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是那么与众不同。当他们接触到中国的事物时，难免会产生一些不恰当的看法，似乎已经成了一条尽人皆知的规律。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西方人所产生的偏见，通常是可以理解的。哪怕是一个专门研究政治制度的西方学者，对于延续几千年的中国政治系统也是一筹莫展，因为这种政治系统繁冗复杂，仿佛就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在西方人看来，政府是这样一种组织：它的领导人首先需要通过一部分或者全部公民投票选举；当组建政府完毕后，还要按照不同的职能，划分不同的部门。每一个部门都有明确的权限，依据相应的权力，对全体公民负责。这样一来，各个部门，互为分工，相互制约，这就是西方所实行的分权制。此外，各个部门在履行职责的同时，还必须随时接受公民的监督。

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系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杂乱无章，彼此冲突。他们试图从理论上理清中国的政治体制，但是发现自己很快就陷入了徒劳的境地，于是不得不放弃这种尝试和努力。原因很简单，面对这种政治体制，他们不知从哪里下手，几经辗转，便有些不知所向了。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如果有像中国这样的一种政治体制，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因此，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能够延续，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人们能够在此体制下生存，对于西方的学者来说，始终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最后，他们把中国的政治体制划分到“专制政治”的行列。这种最为人熟知的说法，其实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之后，他们就置之不理了。

作为一个局外人，仅仅从外部的条件考察，而没有进行深入的内部探索，便轻易地得出上述结论，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出来的事情。在中国，人们不像西方人那样，渴望拥有一些基本的权利。这些基本的权利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并被认为是上天赐予的，而在中国人那里，可有可无，或者说一点用都没有。

在中国的法庭上，人们不知道有陪审团这回事。倘若给被告提出陪审这一建议，他们会像拨浪鼓那般摇着头。他们觉得把自己的案子托付给十二个人，是一件极为不妥的事情。因此，他们宁愿委托给一个人。在中国人的语言系统中，没有一个表示人身保护的字眼。像这样的情况，曾经在英国和美国也出现过。对于西方人熟知的怎样保护基本权利，中国人一点也不知道，更别提《大宪章》之类的东西了。我们西方人实行的选举制，他们只当是一件有趣的事，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无论是选择统治者，还是制定政策制度，中国人向来不直接参与，没有一点发言权。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意志就是一国的法律。皇帝每一次处理案件，就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号一次命令，积累起来，就是整个国家的法律。这其中有一部叫《大清律例》的法典，那只不过是历代皇帝意志的综合表述。这部法典的内容，都是从历代的案件处理中整理而来的，几乎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连最细微的可能发生的情节都包含了进去。与中国的司法审判程序不同，西方人通常会设置律师这一行业，并允许律师参与到审判中来。这一点，是中国人无法容忍的。他们对律师极其厌恶。曾经有一位中国的政治人物对作者亲口说道：“我们有自己的判断力，并且能够依据常识解决每一个案件。至于那些律师，则会把正义和谬误混为一谈。”

“政府的一切权利，全都出自于人民”，已经是全体美国人民的共识。实际上，就整个西方世界而言，人们越来越认同上述政治观念，而中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更不要说让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明辨其中的得失。不过，在他们曾经读过的一本古老书本里，有这样一句话：“人世间的一切权力，全都出自上天。”这与我们的政治观念虽然只差两个字，但背后的含义却迥然不同。几千年来，不管是改朝换代，还是风俗变迁，中国人一直恪守这样的政治观念：他们会遇到圣明的贤君统治，但也会遭到昏庸的暴君奴役。这样一种风风雨雨的历史变迁，在他们那里逐渐演变成一个个神话或者传说。然而，这其中亘古不变的还是他们的那套政治理念。在历史上，我们没有发现中国人对他们的政治制度做出过任何改动或变革。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相比，他们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几千年过去了，没有一项记载表明，中国人想要改变这种政治体制。这一制度代代相传，并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他们一再采用，从不感到有任何不妥。另外，这种制度向外延伸，对周边的小国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并积极模仿采用。这一种制度曾经统治着占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还给它统治下的臣民们带来了适度的安居乐业。这样一来，它的存在历史远比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要久远。前文已经说过，统治者们乐于采取这种制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既然它存在这么长时间，一定有它存在的某种价值，甚至还保存有人类天性中美好的东西。

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阐释，与之相关的在中国人的性格当中，除了有甘于忍受的一面外，也有奋起反抗的一面。因此，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至于说其他民族面对同样的压迫时，早就进行反抗，打倒执政者的说法，也是失之偏颇的。中国人的骨子里，流淌着一种性情：谨言慎行，深思远虑，同时又刚愎自用，不听劝告。但是，与其他民族一样，他们天性热爱自己的正当权利，并竭力维护。一旦权利受损，他们也会当机立断，奋起捍卫。这又是他们性格当中坚强果敢、独立自主的一面。尽管都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但他们可能会采取不同于他人的手段或方法。在许多反抗或斗争的事件中，中国人针对的是他们现行体制下的某一个弊端，而不是这种政治制度本身。某个地方的主要官员，由于其行为超越了他们的职责范围，就有可能遭到老百姓们的撕扯，甚至是被他们扇耳光。他们对付这些官员的方法，也使得这些官员臭名远扬。可以说，这是他们一种最为民主，也最为无礼的方式。除此之外，他们还会给这些官员起一些绰号，通常形象地反映出这一官员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与民众交往的方式。甚至有些时候，他们还会给皇帝起绰号，诸如“我们的总管家”这样的称谓等。不过，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在公众场合使用。

从理论上讲，西方学者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划分到专制政治里，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不过，就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运行规律来看，这一结论却是失之偏颇的，甚至还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在中国，社会以每一个家庭为基本的单位。这种单位不只有单独的个人，而是涵盖了所有的家庭成员。所以，中国的政治可以说是家长制统治，且结构非常简单、明晰。而社会政治和政府体制的理论基础也是家长制。从古至今，中国人一直对一家之长怀有敬畏之情。在整个家庭里，家长的权威和地位是极为崇高的。对于孩子，父母有绝对支配性的权力，这是家长制中唯一比较专制的地方，也是家长制赖以存在的基础。

目前，在中国较为盛行的仍是宗法制。比起其他的法律或者政策，宗法制更容易得到维护和加强。那么，宗法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在中国，宗法制很简单，它就是父亲对儿子的绝对支配。只要儿子还有一口气息，他对父亲就必须百依百顺，丝毫不能违背父亲的意志。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儿子在父亲面前，永远是儿子，从来不会变老。因为只要老子还活着，儿子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儿子可以牺牲自己的妻儿来保全父亲的利益。

倘若父亲死了，做儿子的还必须为父亲大办丧事。只有这样做，才能提升死者的荣誉。接着，在三年的时间内，儿子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妻子生儿育女，这种做法便是常说的为父守丧。此外，只要儿子还活着，每年必须祭奠父亲的坟墓。废纸烧香，一年不得少于两次。

中国的法律曾经规定，如果他人的父母、祖先，遭到任何人的辱骂，或者丈夫的父母和祖父母遭到妻子的谩骂，那都是大不敬的行为。咒骂的人将会被处以绞刑。法律上还明确规定了其他的惩罚措施，不管是哪一种违反孝道的行为，都有相应的处罚。清朝时期，有关孝道的法令执行起来比其他法规更为严厉，其程度是后者所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按照政府的规定，父亲还要对儿子的所作所为负责。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儿子犯了法，他的父母和祖父母活着的话，一家三代都要受到惩治。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作为父母和祖父母，他们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使得朝廷少了一个忠臣顺民。

1873年，北京发生的一桩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这件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位皇子的坟墓被一个中国人偷盗了。其实，整个事件没有一点证据表明，犯人的家属们参与其中。然而，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犯人的整个家庭成员，包括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不满两个月的婴儿，整整五代人全部被处死。其中，犯人和他的父母被凌迟处死。其他的人，男人被砍头，女人则被绞死。

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是建立在这种树立家长绝对权威的宗法制度上，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家庭就是一个小世界，如果这个小世界的权力分布不变的话，往外扩充，就形成了整个清朝帝国的权力分布。

每个家庭就是一个权力单位，家长的权力最大，处于独裁的地位。家庭组成村落，村落彼此联合，又成为另一个权力集团的基本单位。这种单位在我们看来，可以称作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同样，老人在这里拥有一定的权力，控制和管理着整个村落联合体。对于年轻人，老人们担负着一定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恪守国规和家法。这种由老人组成的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组织，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社区中的一些事务。当然，这些事情不算很大。但是如果有重大事件出现的话，他们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不但朝廷的高层官员认可这种组织，就连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其存在的价值。

两百多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最英明的康熙皇帝，他亲自起草并颁布了十八篇法规政策，其内容主要阐述了臣民应该做的各种事情，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应该怎样相处。此外，关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内容。这些法规政策出台后，康熙皇帝又命令各个村落的老人们，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召集全村所有的年轻人，将这些法规政策宣读给他们。就这样，从村落开始实施，逐渐扩大到整个省份。说到中国的省份，其实就是我们美国人所说的州。清朝初年，共设置了十八个省份，一起构成了整个帝国庞大的版图。

当然，中国的皇帝一直处于整个政治体制的中心。他是国家的创始者，是全体黎民百姓的衣食来源。就像所有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一样，他们也把皇帝摆放在最高的位置。皇帝昭告天下，自称是上天赐予他的权力。因此，他就是权力的来源，而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整个国家内部的所有东西，都是他的财产。这是他拥有至高权力的应有之义。照此说来，中国是不会出现内债的。当皇帝需要某些财产时，他根本用不着向臣民打欠条，只管拿来直接使用。因为那些财产名义上是臣民的，但实质上是皇帝他本人的。除此之外，对于整个国家的人力和财富，皇帝都有绝对支配性的权力。当他需要建造某个大工程时，可以动用整个国家十六岁到六十岁的臣民。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只能由他代表所有人祭拜天地。在天坛举行这种仪式时，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他，而他的身边也不能有任何仆人。就这样，在天地之间，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皇帝对百姓拥有无限的权威，他的手中掌握着无数人的生死权。因此，他就是一位理想的大法官，铁面无私，奖善罚恶，简直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他是上天的儿子和仆人，同时又是黎民百姓的代表，他站在祭坛上祈祷，其实就相当于黎民百姓在与上天交流。在黎民百姓看来，上天不但是历代皇帝的老祖先，还是他的父亲。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感觉皇帝拥有无限大的权力，但实际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皇帝与每个家庭中的家长一样，所扮演的角色相差无几。无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还是怎样实施这种权力，两者基本上是相同的。在整个“中华帝国”这个家庭中，皇帝就是全体臣民的家长，行使着一切权力。即便是在贫穷落后的地区，随便一位家长所拥有的权威，几乎与皇帝没什么两样。整个国家划分为若干个省份，在必要的时候，皇帝会把这种宗法制的权威下放到各个省份的官吏那里。于是，每个省份的官吏就成为那里的父母官。

想要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宗法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只有从宗法制出发，我们才能发现并解释这种政治体制存在的合理性、永久性，以及它对臣民所具有的无限约束力。可以说，宗法制是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当地方各级官吏自主地处理本区域内的事务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行政区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治单位。在本区域内，上级官吏只对重大事务及其处理的结果负责。至于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需要由下面的官吏们自行裁夺。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必须保证不要让老百姓感到不满，闹到京城里去。所以，他们在管辖区域内一定要主持公道，维持好社会秩序。此外，他们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按时征税以及向皇帝申请减免税收。对于其他的朝廷政令，他们尽可以充耳不闻，坐视不管。

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国家出现了两种局面：一是，地方政府拥有很大自由空间的同时，不得不考虑民心所向；二是，有些贪污腐败的官员乘机作乱，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利。当然，还有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就是老百姓会把不满发泄到某个官吏身上，而不会追究到皇帝本人。这样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那么严密，职能运作存在很大的漏洞。不过，当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也是会爆发出来的。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政府对他们实行专制，而是政府不管不问他们。有意思的是，真正拥有专制权力的皇帝，其实很少实行专制。这样，他倒显得有些徒有虚名了。

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清朝的法律还是充满人道主义的。这一点，比其他国家要高明得多。翻译过《大清律例》的乔治·斯丹东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从古代波斯袄教经典《阿维斯陀》，或者印度《往事书》中，我们发现的全是一些杂乱无章的东西。直到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部法典，感觉就像从黑暗当中找到了光明。这是一部较为正式且充满智慧的法典，虽然它在许多细节上存在诸多缺点，但是与我们欧洲的任何一部法典相比，它的内容和体系都要丰富、严谨得多。字面上的模糊含义，主观上的凭空假设以及偏颇观点，这些在欧洲法典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在这部法典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影子。”

中国的老百姓对于统治者的统治以及政治体制，很少有挑剔的时候。这种情况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不少原因。各种各样的预防监督和制止权力滥用的措施，在清朝统治期间发展到了极致。谁要是想去控告或者申诉，可以直接去北京。非但如此，路上的所有费用都由官方支付。虽然地方上的事务很少遭到中央政府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它专门成立了一套缜密细致的刺探侦察系统，可以应对所有官员的行为。此外，京城还设置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考察并记录整个国家所有官吏的行为。

一般来说，官吏获得的奖赏和惩罚，都会记录在案。就连他们日常的所作所为以及所管辖的区域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详细的记录。有时候，这些记录可以决定一个官吏的仕途命运，虽然有些内容在西方人士看来简直荒谬绝伦。有些事情是任何官吏都无法掌控的，但是一旦发生了，地方官吏或者某些朝廷重臣都会主动申请降低职位。即便像李鸿章这样的斗士和政客，曾经也不止一次地向皇帝请命，要求贬黜他的职位，因为在他管辖的区域内有条河流因为降水而不断发洪水。还有一位地方官员，虽然没有李鸿章位高权重，但是也因为所治理的地方出现大旱，导致许多人饿死而深感不安。他自认为，他的个人过失造成了这一切。于是，他上奏皇帝，请求被撤职。

对于那些勤于政务的官吏，政府也有奖励的措施。第一种奖赏就是，授予官员三眼花翎、双眼花翎、单眼花翎或者无眼花翎；第二种奖赏就是，允许官员在紫禁城内骑马；第三种奖赏是，给官员一件貂皮大衣；最后一种奖赏是给官员一件黄马褂，这是最为优厚的奖励。黄色，历来是皇家使用的颜色。这些皇家所赐予的奖赏，可随时颁发，也可随时撤回。但无论怎样，接受人的地位和身份都不会有丝毫影响。在这四种奖赏里面，后两种只给高级官员。有时候，针对一些确实需要褒奖的官员，皇帝会加封他们一些荣誉。一般说来，这些荣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表明他们在皇帝面前的忠心得到了认可。

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拥护和支持。这种政治制度能长久地存在，有两个因素必不可少。现在，我们就对这两个因素进行一次深入的探究。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这种政治制度是一种绝对的家长式统治，其基础是每个人心中对宗法制观念的认可。研究它的学者估计会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中国人自然而然的发明，或者是由于他们性情中存在某种偏好；第二，他还可以这么想，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早期无意识的创造。而它之所以长时间存在，是因为整个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体制，导致每个人的心态与之相适应。

总而言之，不管怎样，学者们对于这样一种观点保持高度的一致。那就是，中国的政治观念深入人心，并且有很深厚的基础。就普通民众的生活特点和适应能力而言，这种政治制度完全与之符合。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所接受的教育，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唯一变化的只是朝代的更替。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对家人尽孝道，这也是他们教育内容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孝道，被中国人看做一切善良行为的开端，有道德涵养的标志，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

可以说，孝道是中国人的一种宗教。这种宗教从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开始生活时就产生了。在学校中，你会发现，课堂上的每一本书都有讲孝道的内容。孝道的说教，伴随着教育活动的进行，从始至终都有渗透。如果在孝道方面，有人做的比较突出，就会把他及其事迹报送给皇帝。然后，皇帝根据实际情况给这个人嘉奖。这种惯例古已有之，一直持续到现在。孝道，已经成为中华帝国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一个小孩子都必须接受它。学校、家长和社会不遗余力地向他们讲述孝道方面的突出事迹。这些故事经常更新变换，使得孩子们从小就记住了那些人及其他们孝顺长辈的事迹。像这样的事实，举不胜举，但较为出名的有二十四个。在《康熙圣谕》中，就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要人们一定要尽自己的努力做到孝顺。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说有一户姓陈的人家，住在常州地区。家里面有好几代人，总共大概有七百多口人。尽管如此，他们每天还是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此外，家里还养有一百十五到一百二十条狗，每当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狗也一起吃饭。这时，如果还有一条狗没有赶来，其他的狗就不会吃，一直等待那条狗的到来。这时候，当政的老皇帝便对此事颇为赞赏，他说这户姓陈的人家和睦相处，连狗的本性都在这种氛围中得到了改变。这个故事意在向人们表明，尽孝是有因果报应的。

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追究，更没有必要去调查一番，看看康熙皇帝是否受到了愚弄。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得知朝廷竭尽所能地向人们灌输孝道的观念。他们试图把这种伦理观念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甚至成为规范人们日常言行的一种宗教。

关于孝道的存在，孔子早就发现了它的功效。于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孝道又做了一番详尽的论述，并使之越来越具体。在孔子看来，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孝道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切道德的智慧，乃至人生的精神境界，都可以用孝道来衡量。两千多年以来，历朝历代的民众和国家政策，都受到了他所创立的孝道理论的影响。上至皇室家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一不熟知他的理论。就连路上的叫花子，也能说出他的一两句话来。有许多纷争与不和，只要随便从孔子的著作或语录中，随便找出一句话来，就可以平息或者定夺它们。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种亘古不变的教育方式。这与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紧密相关的。可以说，就维持这一政治体系不变，牢牢掌控民众思想而言，这一教育制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一政治制度之所以永恒持久，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官员绝大部分来自民间。一方面，在整个皇室宗亲中，只有皇帝一人义不容辞地管理着国家，其他的人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兴趣，几乎没有什么人担任重要的职位。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官吏可以独占某个爵位，以至于他的后世子孙可以不断承袭，甚至于连皇族中的人也没有这样的特殊权力，用以长时间地占据一个要职。实际上，皇帝平时给官吏加封的称号，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它们的作用，仅仅起到表扬那些作了杰出贡献的官吏而已，但绝不是提升官位的实际依据。虽然这种封号可以无限期地传承下去，但是每传承一代，它的等级就要降低一级。即便是皇族中的人，也是这样的待遇。作者曾经雇用过一个泥瓦匠，他虽然与皇帝一个血统，并且被允许腰束黄带，但收入很微薄，每天仅有六个铜板。

在皇帝和黎民百姓之间，那些被加封特殊荣誉的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还能随时转化为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一般说来，皇帝的位子是由他的大儿子来继承，每一代都是如此。事实上并非总是这样，老皇帝的大儿子，并不一定就是未来的皇帝。根据每一个皇子的性格、能力，老皇帝会挑选他最为中意的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皇位。挑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老皇帝要仔细观察和研究他的每一个孩子。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情况：长子经常受到冷落，甚至完全被扔在一边。在清朝，有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就是老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此外，还有一种说法，皇位继承人可以从臣民的家庭中选出。不过，像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很少出现。

谈到这里，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已经十分清楚了。在这种体制下，皇帝位居最高的地位，他是上天的儿子，也是全体臣民的衣食父母。在他的下面，是无数的黎民百姓。作为皇帝的耳目和手足，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员们都是通过一整套严格的选拔系统任命的。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做官的机会。每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未来很有可能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尽管如此，每一个人都必须从最低的官吏做起，然后一步一步向上升迁。他所能达到的位置，全凭他的个人能力以及对皇帝的忠心。这不是什么空洞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历史上，有很多元老级别的大臣，都是从穷乡僻壤中走出来的。他们从最底层做起，逐渐成为重要的大臣。关于他们的贫穷程度，我们难以想象。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一两个实例进行说明。文祥，清朝时期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出自农村，曾经担任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大臣等要职。他的父亲是一个佃户，靠着租种十亩来地，维持着整个家庭的生计。还有一个例子，是文祥官职的继任者沈桂芬。他的父亲是个小商贩，经常在大街上叫卖。一天之内，如果他的父亲能赚到十个铜钱，那就算得上是奇迹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决不在少数。

如果我们仅从高级官吏的任命来看，在东方的中国，皇帝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中国的皇帝一样，美国的总统也亲自任命政府官员。就这一点来说，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很相似的。但是，西方实行的选举制度，是中国所没有的。在中国，就像在我们的国家一样，政府官员也是来自民间。一个人，如果他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从一个被统治者转变为统治者，那么他几乎不会受到什么阻拦，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意愿。当官，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可以的。意识到这一点后，人们便疯狂地谋取权力和地位。关于官吏的政绩和才能，人人都有权发表议论，提出意见。在西方人看来，这种普遍民主的精神已经完全被扭曲。当他们无法解释中国的政治体制时，只好用专制政治来称谓它了。

其实，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对各级官员甚至皇帝大加评论，而不管每个人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和态度。只要一开始评论，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他们可以对各级官员的职责失误和私生活提出批评和指责，甚至还可以给他们随便起外号。当然，这些行为都是出于善意，而官吏也被他们看成是自己人。当说到皇帝时，人们就会变得很老实，说话的声音会变得很小，语气也变得异常恭敬。因此，中国人完全能理解这一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体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蕴藏着一种力量。它使得统治者过分依赖它，并不断使其增强。然而，即便这样，我们对这种力量的评价也不能过高。政治事务的荒废以及专制统治的增强，都是可以得到谅解和宽容的。因为这种结局的出现，往往是由于执政者的个人错误所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咎到这一政治制度上。在中国内部，每一个家庭都希望结交几个这样的人。他们正在谋求权力或者已经是一个有官职的人。正因为这样，老百姓逐渐接受了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那就是，任何正义的扭曲，权力的腐化以及各种阴谋算计，只要是为了达到升官的目的，就不算是太大的过错。从民间走出来的官吏们，由于他们自身是老百姓的一部分，因而也对官场的这种勾当予以默认。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探讨中国官僚的选拔制度。这种制度意义重大，长久地维系着中国政治制度以及政府官员的存在。

第三章　难学但有趣的汉语

对于学者来说，要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就必须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民族的语言，并能用它来进行思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学者基本上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一个想要了解中国并深入研究她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语言作为他最大的障碍，远比穿越万里长城要难很多。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汉语都可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从古至今，汉语一直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中国人所使用的母语。就语言结构和书面表达等方面来说，自从汉语形成以来，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变化。就像其他民族的语言一样，汉语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当新的内容出现时，一定会有相应的文字符号出现。在此过程中，有一些字因为意义的变化而慢慢流逝，最后几乎没有人再使用它。不过，中国人在生活上向来勤俭持家，在文字表达领域也是如此。旧的文字并没有随着新的字词的出现而彻底消亡。时间一长，中国人便拥有了一个庞大的词汇体系。这一体系的内容很丰富，没有一个人能够数清里面的字词。据估计，汉语中大约有二万五千到二万六千之间的字，有较为明确的含义。在《康熙字典》这本中国标准的权威字典中，总共收录了四万四千四百四十九个字（编者按：维基百科标注为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现代汉语学习辞典》标注为四万七千个）。但是，经常使用的却只不过一万个而已。即便是有文化的人，他们所使用的字词数量，也不会超过这一数字。

中国历史上的九种经典作品——“四书”、“五经”，所使用的不同字词，加起来也不过四万六千六百零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九本经典著作中，有五本的字数总和超过了二十万个。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可推断，汉语中经常使用的字词远远少于不常使用的字词。然而，中国人有一个坏习惯。他们喜欢引用一些长时间没有被人使用过的字词，或者堆砌一些不为人所见的华丽辞藻，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高深学问。为了讨好皇帝，显摆自己的才学，中国官员们经常在一些故纸堆里，挑出一些不常使用的辞藻，赋予其新的含义，然后编出一篇文章给皇帝看；或者找一堆不相关的文字凑在一起，竭尽所能地恭维皇帝。时间一长，汉语的学习和研究，就变得非常困难。不过，像这样难学的语言，你如果碰到个别不认识的字，或者不知道怎么读，都是可以得到谅解的。这恐怕是学习汉语的唯一一个好处吧！

没有一套完整的字母系统，可以公允地与汉语相匹配。每一个汉字，其本身就表达了一个意思。于是，这样的一个字，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语言，虽然它只具有一个音节。但从事实上来讲，我们使用的语言，其中的每一个音节都与汉语的每一个字相对应。与英语相同，汉语在日常的使用当中，也讲究音节和韵律。由于汉字是竖体字，当人们书写它的时候，总是从头部开始，往下写；从右边开始，往左边写。在写书的时候，我们开头的地方，却是他们写结尾的地方。

中国人的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和墨汁。早在欧洲艺术发端，并走向成熟的几百年前，中国的印刷术就已经产生了，虽然比较简陋，但已为人所知。每一本书，每一页的书写，要与印刷后的成书一样。当书稿完成，并准备印刷的时候，人们就会把书稿的每一页纸贴在木板之上。按照字体的大小，人们在木板上刻写下来。刻好之后，每一个字就清楚鲜明地留在木板上了。接着，备好油墨，往木板上一涂，轻轻地压上白纸，再揭下来即可。就这样，每一页书稿印刷出来，慢慢地汇集成一本书。有些人写了很多著述，但是有的地方字迹不是很清楚，于是当人们印刷之前，便会找来一些抄写员，专门将书稿的内容誊写一遍。这种做法，后来被人们普遍采用。

汉字没有固定的字母系统，这就使得学习并使用它，成为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每一个汉字，都需要你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然而，当你学会了一千或者五千个字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汉字等着你。你已经比较熟悉的汉字，作用其实不是很大。它们能帮你辨认它们与其他汉字的区别。当然，这种区别仅就汉字的写法而言，并不涉及其他。当你学习汉字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你会发现你开启了一个奇妙无穷的汉语世界。同时，你还会发现，汉字的魅力越来越大。

使用汉字的人，往往在选择某个字的时候，就已想好了他想要表达的内容。逐渐地，每一个汉字，都被赋予了完整的意思，并可以构成一幅生动的图像。也许，我这样说有欠稳妥，但是许多学习汉语的学者，除了学会使用汉语讲话和思考外，还可以通过汉字领会汉族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等。

对于汉字的书面语来说，上文所说的欠妥之处便不存在。汉字，原本就是象形字。它们每一个字样，就是对所代表的具体事物的描述，尽管它们的形状并不精致。第一次进行改革的时候，汉字的象形字略去了一些与实际事物无关紧要的线条。这样一来，有关事物的独特结构和实质部分的笔划，便被人们保留了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表示“人”的汉字，就是一个竖直的笔划作为身体，下面是一撇一捺，分别表示人的两条腿。“羊”的汉字，上面就是两条曲线，代表羊的两只角，剩下的几笔分别代表羊的头、脚和尾巴。如果想写“牛”的话，首先要画出一个牛头，接着画出两条曲线，代表牛角，最后再添上一条尾巴。书写“日”，别忘了在一个圆圈里画上一个点儿；书写“树”，就要使用一些线条，一部分代表树干，一部分代表树根和树枝。这种造字的方法，只能表达单个有形的物体，而且形成的文字数量有限。这是它本身所具有的无法克服的缺点。

创造汉字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将这些简单的象形字进行合并，用以表达超出一般事物的抽象观念。这种构造文字的方法，就是表意文字。在汉语中，这种文字占了很大一部分。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它的构成过程和方法都是很有趣的。随便拿出一个汉字，你会发现，每一个组成部分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它们组合之后的整体含义。发明这些文字的人，虽然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很明晰地融入到合成字中，但是这些字所表达的含义还是让人捉摸不定，无法彻底把握。

在这里，我们向读者再举一两个例子。在汉语中，两颗树木代表一片树林（“林”），而三棵树代表更为广阔的树林（“森”）；太阳和月亮放在一起，就是光明（“明”）；把一个人关在一个框子内，就是表示犯罪的人（“囚”）；门里面要是一张嘴，便是“问”；一条狗和一张嘴放在一起，表示狗在叫（“吠”）；在别人的窗户跟前，有个女子偷偷张望，就是嫉妒（“妒”）；如果房子的屋檐下，有一头猪，那就是中国人意识中的家（“家”）；一名女子站在有一条猪的房子旁边，代表她要与人结婚（“嫁”）；一名女子的头上，放置一个“取”字，就是中国男人在婚姻方面所特有的权力（“娶”）；一个女人，手抓一条扫帚，就是中国已婚女人在家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被称之为“妇”女。另一方面，一个女人和儿子站在一起，表示母亲对儿子的偏爱，这就是“好”；家里有房子，有一张嘴，再有一块田地，就是“富”的象征。

还有一些合成词，在我们看来也是比较合理的。比如，“白”字（white）与“心”（heart）放在一起，表示恐惧（“怕”）；一个人（a man）旁边放着一只手（a hand），用来表示帮助（help，查无此汉字）；而一个人（a man），时刻守护在他所说的话（words）旁边，就表示他很有信用（“信”）。如果一个人心里面，始终揣着一只老虎，那真是一件提心吊胆的事情（“虑”），这种说法很贴切；把人的心丢在猪圈里（“pig-sty”），岂不是一件很丢人或者耻辱的事情吗？（这里，原文作者的表达很模糊，没有查到这一汉字）。

此外，中国人给予妇女的种种描绘，其中有一些含义并不准确。比如，屋顶下面有一个女人，表示平安（“安”）；而两个女人站在一起，就表示争吵（此字在现代汉语中早已消失）；三个女人站在一起，就表示奸淫或者有失体面的事情（即“姦”字，同“奸”）。这些合成词，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女性的认识存在偏颇。与法国人相比，东方人在歧视女性这一问题上，可以与之匹敌，甚至更为严重。一般来说，当一个法国罪犯被抓住时，人们首先问他的是“那个女人现在什么地方？”这种对于妇女的偏见，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日常语言中。在法国，男人被人们看作亚当，而女人则被视为罪恶和诱惑的根源。

在汉语中，有一些惯用的语言结构，也存在前文提到的类似情况。虽然它们看起来结构简单，但优雅和内容的分量丝毫不减。不过，有时候它们表达的意思却很荒谬，甚至与真正要表达的含义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白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颜色。他们非常不喜欢使用“白”这个词语。在他们看来，白色意思是没有用的东西或者做事不成功。一个人如果什么也不会做，那他就是一个“白痴”（a white man）；而一个到处受到欢迎的人，就是“红人”（a red man）；如果一个人住的房子很简陋，那就是“白屋”（a white house）；如果几个人谈话，无法达成共识，就是“白谈”（white talk）；一个人费了半天劲，却没有一点收获，就是“白跑腿”（white running）。这些习惯用语让人摸不着边际，甚至让人感觉莫名其妙，但却是汉语中的日常用语。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汉字早就脱离了原有的含义。这就说明了一点，与把它们组合成一些让中国人自认为很明白的词语相比，我们学习数量巨大的汉字相对来说简单多了。许多外国人尽管掌握了大量的汉字，但是他们在使用中国俗语方面总是捉襟见肘，没有办法灵活自如地使用。

不过，有一点很幸运，对于大多数外国学者来说，汉语的语法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汉语的语法就像是根本不存在似的，十分简单。有些词汇，经过长时期的使用，其含义和用法已经变得十分圆通。它们可以被人们随意拿来，当做一句话中的任何成分，或者被赋予新的词性。只要使用这些词汇的人愿意，他可以让一个字既可以充当名词、动词，又可以充当副词或形容词，甚至其他的任何辅助词。一切全凭他的个人喜好。在汉语中，时态、语气、人称、性和数都没有明确的使用方式。正是由于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也没有前缀后缀一整套情态动词的用法，与英语相比，它才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并十分引人注意。

在汉语中，一个字，单独来看，往往只能代表它本身所具有的含义。如果它有什么特殊含义的话，你必须通过上下文的内容来推断。在中国，有少数人通过教育，企图学习和掌握英语。他们遇到的最大学习障碍，就是我们的语法。在他们看来，这些语法相当难懂，并不容易掌握。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指出，即便对于一个英语民族的人来说，如果不注意的话，也会陷入英语语法带来的困难之中。因此，想要真正地掌握和使用英语，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那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本书的作者，曾经与清朝的官员曾纪泽一起出海航行。我们在海上相处得很友好，为了留纪念，他特意送给我一把团扇。在当时的中国，曾纪泽可算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的父亲死后，他留在家中守丧。在此期间，他的一切官职都被罢免。在家中，他没有教师，只有一本《圣经》、一本《韦氏大辞典》、一本华兹（Watts）的著作，以及一本《赞美诗选》（Select Hymns）和一些习字本。仅凭这些，在近三年的时间内，他下了很大工夫自学英语。在他送我的那把团扇上，就有他写给我的英文赠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英文功底确实很厉害。

扇子上面的每一个单词，都是他用最为普通的毛笔写下来的。就像他所写的汉字一样，他的英文诗歌很流畅。就其书法和风格而言，这首英文诗歌都称得上是难得的作品。只要我们拿着扇子，看着上面的英文诗歌，再想象一下他所使用的书写工具，不得不让人啧啧称奇。在这首英文诗歌中，“黑洋”（the black ocean）指的是海上的大雾。这一词语后来侯爵先生看到后，十分惊奇。“红流”（the red water）指的是在我们路途的终点，有一条河流入海，那里的水质十分浑浊。“船长的床”（the Captains bed）指的是我们谈话时，坐在上面的一张沙发。那张沙发原本是在船长室的，后来在旅途中成了我的专用品。当然，曾纪泽先生的英文诗歌中，有一些表达不确切的地方，也有一些语法问题。但是，原来汉语诗歌的含义，基本上由这首英文诗歌表达出来了。

不过，在另外的一个场合中，这位聪明的中国学者却栽了一个跟头。在英语情态动词的使用方面，他显然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下面是他写的一首英文诗歌。这首诗歌，是他特意为称颂一位美国朋友而作的。与送给我的诗歌一样，这首诗歌也写在一把扇子上。

与前面的汉语诗歌一样，这首诗歌的汉语形式也很流畅。它的英文内容如下：

To combine the reason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Only the sage's disciple who is can.

Universe to be included in knowledge all men are should, but only the wise man who is could.

I have heard doctor enough to have compiled the branches of science.

And the books of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ll to be experience.

Choosen the deeply learning to be deliberated are at right.

Take off the jewels by side of the dragon as your might.

就像前面所说，对于所要表达的内容，每一个汉字就是一幅幅相应的图像或者图形。它们自身没有办法显示怎样发音或者拼读的线索，尽管它们的含义在形体中已经表达出来。与英语以及欧洲其他的语言相比，汉语有着最为根本的区别，那就是它没有办法显示自身的发音、拼读。这样一来，许多学者们就被搞糊涂了。在汉语中，每一个字词都包含着自身的含义；在欧美语系中，单词或者字母，它们的组合不仅可以传达含义，还能告诉人们怎样正确地拼读。

汉语有它自身的优势。它可以表达各种各样或具体或抽象的内容，甚至是最为复杂微妙的含义。对于不同意义的内容描述，汉语可以做到十分精确的表达，这一点是英语无法做到的。虽然如此，英语中存在的许多事物和概念，在汉语中往往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描述。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那些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甚至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其具体内容。举个简单的例子，由于中国人一点也不知道关于各种科学以及简单科学研究的东西，所以在他们的语言中，我们的科技语言，以及学校教科书里的简单词汇和专用术语，都找不到相匹配的表述。

有一次，国务卿下达指示，要我向总理衙门递交一份文件。在这份紧要文件里，我们希望中国方面能为我们的几名海军官员提供一些方便。他们这几个人要在一些地方进行观测，以便找出一条地磁亚黄经圈的准确位置。当时，清朝内阁中的所有官员都在总理衙门做事。但是，这份文件送去后，一周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派人送来一张纸条。大意是，他们总理衙门的全体内阁成员将要来我这里拜访，看望我是否一切安好。第二天，他们按时到访。一见到我，他们首先着急地询问我身体状况。事实上，在与他们处事的十多年间，我的身体一直安然无恙。

之后，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才慢慢发现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对于那份文件，就文风和语言特点等方面而言，他们用最好的词汇大肆赞扬了一番。他们声称，那份文件文字地道，用词准确，言简意赅，甚至说当下的中国学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写出这样的公文。然而，话说到这里，他们就此打住，左顾右盼，欲言又止，最后才承认没有搞明白那份文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在此之前，他们少不了一番自责。

对于那份文件，他们只能猜出是要请求什么事情，但具体什么内容，他们一概不知。我们花费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向他们认真解释，但是成效不大。亚黄经圈，对于他们来说，显然就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向他们声明，这件事情不会给他们带来丝毫的麻烦和危险。但是，如果他们拒绝这一请求的话，那就是一种很不理智的做法。他们也很直率，将内阁成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告诉了我们。其中，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其他人认为，文件谈论的是制造某种火炮的事情；以户部尚书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文件要求他们迅速隔离传染病人，因为他们看到了有关霍乱的词语。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一份批准函，那上面答复的语气很有礼貌。

不过，话说回来，谁要是想要真正吃透中国人，不掌握汉语恐怕是不行的。事实上，学习汉语面临的困境，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作为一个学习者，耐心、观察力和记忆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每一个学习汉语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在外国学者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研究汉语的专家，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去研究。在我看来，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勤于背诵，能够正确地使用每个汉字的用法，那么，即便是那些最为复杂的词汇以及容易混淆的俗语，你都能掌握。

学习汉语，有一个困难是始终存在的，那就是日常的运用，尤其是生活中的对话。正是由于这一点，汉语成为了解中国人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要想会说汉语，必须从别人的谈话这种最为鲜活的教材中学习。如果只限于书本上的那些知识，你研究得再透，也是不会说汉语的。要做到准确的发音，你必须具备灵敏的听觉和灵活的发音器官。这两个基本条件适用于一切训练，而不管其形式和数量如何。不过，一旦你超过三十岁，便再也没有办法学会一口流利的汉语，这已经成为一条客观规律。因此，要满足上述这些条件，其实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

一个人过了三十岁，他的发音器官便不像年轻时的那样。在说话的时候，它会丧失一部分的灵活性。正因为如此，今后他不管付出多少努力，都没有办法说流利的汉语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虽然我已经学会了中国的猫叫，但是学会说汉语的外国人，十个人当中恐怕没有一个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过，这并不值得炫耀，因为经过十七年的努力，我还是没有学会北京大街上赶驴人的吆喝声。虽然我感到有些懊丧，但心中还存有半点欣慰，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学会那种吆喝声。

尝试着想要把汉语中所有的语音记录下来，并归纳分类，这种做法几乎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没有办法创造一种归纳系统，将汉语中所有的语音都囊括进去，即便我们忽视汉语的语调影响语义这一重要的事实不予理会。同样，我们也没有找到一个字母系统或者复合字母系统，能够准确地发出汉语中所有的语音。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在一种接近正确的表达方式下，不管这种近似程度多大，学习者所讲的汉语和发音，听起来都不是原汁原味。一般说来，汉语中的元音较为简单，也很容易学会；但是辅音就比较难了。对于外国人的发音器官来说，有些发音他们永远无法掌握。

关于哪一种字母系统最为接近汉语的语音系统，那些在外语方面堪称专家的人们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或许，人们永远无法弄清，汉语中的“人”（man）是以“j”还是以“r”开始拼读。这是因为，“人”的准确发音介乎于“j”和“r”之间开始拼读。对于这个中间音，外国人是没有办法掌握的。曾经有几位在汉语方面颇有研究的美国和欧洲朋友，接受我的邀请，到我的家中做客。借此机会，我便向他们请教，关于“粥”字，如果用英文字母的话，到底该怎么拼写。最后，我收到了几种不同的结果：“chou”、“chow”、“cheu”、“chau”、“tcheau”、“djou”和“tseau”。与此类似，关于汉语中的“鸡”（fowl）的拼写方式，相关的学者也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通常会有以下几种拼写方式：“chi”、“ki”、“dji”、“kyi”和“tsi”。看来，一个如此简单的母鸡（hen），竟然会有这么多的拼写方式。

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中国人在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一如既往地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对于像我们英文中的“l”、“m”和“r”等这样的流音，他们也没有办法辨别清楚。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这几个音总是被他们搞混。对于每一个字母的发音，他们始终拿捏不准。不过，在汉语中，他们就可以十分灵活地使用这些语音。汉语中，有很多字的发音是长音，它们的首字母以“sh”为代表；而另外一种数量相对较少的字，发音以首字母“hs”为代表。

我们继续探讨。能以英文字母“ch”、“p”和“t”开始拼写的汉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它们在发音时，采取爆破的方式送气；另一类是，它们在发音时既不爆破，也不送气。一个人，如果他在说话时犯了错误——将送气音变成不送气音，或者将不送气音变成送气音，那么他就可以改变原先要表达的意思。比如，在发“tan”这个字音时，如果“t”不送气，那么它的意思是“蛋”；如果“t”发成送气音，那么它的意思就是“炭”。

我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场景。有个传教士，在一大群中国人面前向上帝祈祷。他原本是想说“无所不知的上帝”，但是由于他发出了一个送气的爆破音“ch”，他的那句话就成了“无所不吃的上帝”。结果，闹出了大笑话。还有一次，一个传教士，面对急忙离开的听众，大为不解。原来，他说了一句客套话，想要大家坐下。但是，由于他发出一个送气音“t”，导致这句话的意思大变，说是人们犯了错误，这里不欢迎他们。尽管不爆破的辅音“ch”、“p”、“t”与“g”、“b”、“d”非常相似，但是它们还是存在本质不同的地方。一个外国人，在发音的时候，可以尽量让人们听懂，但是永远无法做到纯正的发音。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中有一些语音存在细小的差别。

汉语中，每一个字的具体含义，还因为另外一个显著特点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正因为存在这一特点，所有汉字字母化的尝试，都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特点进行论述。在英语或者其他大部分语言中，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语调来使用同一个单词。这时候，同一个单词既可以表示疑问的口气或者鄙视的态度，还可以表示尖锐的批判，抑或惊奇、发怒以及其他感情。但是，无论怎样变化，这个单词的基本含义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它可以忠实地传递发言者想要表达的含义。因此，在我们的语言中，人（a man）永远是人。不管它用什么口气和语调说出，在一切语言环境下，它的意思始终是“人”。

但是，在汉语中，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每一个字的发音，如果采用不同的音调，那么它的含义就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它的音调决定着它的含义。由此可见，与语音相同，语调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判断一个词语的含义时，一定要将语音和语调结合起来考虑。这是因为它们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语音的错误，可以直接导致人们得出错误的含义；同样，语调的失误，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在汉语中，说“人”的时候，你随便改变一下说话的语调，那么“人”就不再是“人”的含义了。或许，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疾病的名称，或者一只可爱的夜莺，更或者是一根胡萝卜。只有在单一的语调中，它才表示“人”的含义。

在外国人看来，所谓的中国标准方言不外乎分为四种音调。第一，降调（a falling inflection）；第二，拐弯的音调（a curving inflection），也就是我们通常发问的时候使用的那种音调；第三，升调（a rising tone）；第四，高音调的爆破音（a high keyed explosive tone）。

同一个语音，如果使用这四种音调发音，就会得出四种不同的语义。并且，这四种语义之间没有交叉或重叠的地方。我们还是以英语中的“man”（人）这个单词为例。如果它读第一个音调，意思是速度很慢的意思；如果采用第二个音调，意思是充溢、饱满；读第三个音调，意思是躲避、隐藏；读最后一个音调的话，意思是不讲道理，蛮横无理。在汉语中，还有一个字的发音，相当于英语单词“one”（一）的发音。如果使用第一个音调，它（问）的意思是询问；读第二个音调，它（稳）的意思是四平八稳；采用第三个音调，它（文）的意思是涵养深厚，有学问；如果它（温）读最后一个音调，意思是温暖。

这几个例子已经证实，同一个语音，如果采取不同的音调，其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这就足以证明，我们判断语义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语调的因素。语调与语音同等重要。在汉语中，有许多句子的最后一个字使用升调。这些句子就是英语中常说的一般疑问句，回答的时候不是“Yes”（是的）就是“No”（不是）。不过，外国人在使用这一语法规则的时候，总是出现失误。当然，这不是说这一规则本身有问题，而是人们机械地遵守这一规则，已经成为一种近似本能的反应。不幸的是，当他们进入汉语世界后，还是恪守原来的规则，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一个句子，如果使用升调来表示疑问的话，最后一个字的含义往往发生变化。可惜的是，外国人经常忘记这一点，导致他们做出与本意截然相反的表述，闹出不少笑话。如果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变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如果他的意思变成了一种粗鲁的冒犯，那就是一件相当糟糕的事情了。

在欧洲的语言中，绝不会出现像汉语那样的情况——只要你稍微不留神，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本意表述成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含义。而其原因仅仅在于，你忽视了某些特殊的辅音发音或者一些与具体含义紧密相关的语调。因此，读准或者用好每一个汉字，不是一件轻松而又简单的事情。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发音器官的训练，而且这种训练一天也不能松懈，必须长期保持。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每天要花费四个小时练习语音语调。像这样的练习，一直持续了将近八个月的时间。我的做法是，将学到的每一个汉字都用四种不同的音调读出来。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时不时地重复练习它们。

就像英语语法中存在的很多特例一样，在汉语中，有时候出于押韵的需要，四个语调之间也会发生转换。一般来说，这样的转换是很灵活的，并进一步加大了学习和研究者的难度。比如，在一个含有两个音节的词语中，第二个音节重读，并且使用降调。那么，在这里发生改变的，首先是音调而不是语音。就这样，同一音调的不同变化，使得汉字变得很有韵律。它就像时钟上的钟摆，说起来不仅有趣，而且听上去也很有节奏感。有一些人，说汉语的时候，声调有高有低，发音有爆破有不送气。这样在我们听来，他就像是在唱赞美诗。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达到这种效果，毕竟我们讲话的时候，不可能全都使用一个音调，并使任何一句话中的音调都能在五个音阶中找到相对应的音符。

只有经历痛苦，才能享受收获的甜美。如果你用持之以恒的毅力，学会了天底下最难的汉语，那将是一种不可低估的成就。不过，许多人在学习过程中，由于时常犯一些低级错误，而不得不放弃学习。如果很好地总结一下这些错误，估计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一位传教士，原本想说上帝在地上“周游四方治病”（healing the sick），结果却说成了“吃饼”（went about eating cake）。其原因就是，他不慎发出了一个送气音，“治”就变成了“吃”。还有一点，他说话的语调不对，病瞬间成了饼（cake）。

有一次，我举办了一个重要的宴会。作为主人，招待客人的活儿自然不可避免。这时候，我吩咐身边的一个中国仆人去拿一件东西，因为我忽然发现餐桌上还缺少它。听到我的话后，仆人摆出一副大为不解的样子。于是，他再一次询问我要拿的东西。我十分肯定，不想让他再多问，并要他迅速拿过来。他离开了，很快，就像所有中国仆人那样，他怀着特有的敬业精神，用托盘端着一个拨火棍走了过来。这根拨火棍长约三英尺，两端分别是一个疙瘩和一根锋利的铁棍子。也许，仆人认为，主人在宴会上要敲掉某位客人的脑袋。但实际上，我根本不会那样做的。最后，那根拨火棍被送回了原地。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由于我发错了一个送气音，导致仆人拿错了东西。

还有一次，我准备在晚上举行一个大型的招待会，并将这件事吩咐给了厨师。由于工作量繁重，我特意交代他，可以直接买一百只“妇女的手指头”（ladies fingers）。两个小时之后，他驾着一辆马车，来到领事馆。那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大型马车。从车辕上跳下来后，他找到我的办公室。一进门，他就对我说，虽然跑遍了周围的大街小巷，但是只买到了六十四只“妇女的手指头”。如果我执意要买全的话，他必须要到更远的地方找寻。我对他说，六十四只也不少了。

可是，他为什么还要赶着大马车呢？于是，我疑惑地向他问道。

“我得把买来的东西拉回来啊！”他回答。

“但是，你自己完全可以将它们带回来啊！”我又说。

“不行，不行，那可不行！一个手指头得有五六斤重呢！”

我更加疑惑了。于是，我赶紧跟着他走出去，查看马车里买的东西。走近一看，我成了六十四条牛舌头的主人。那些舌头分明刚刚从牛身上割下来，血淋淋的，看上去让人感到恶心。

其实，我最初的意思，是要厨师买一种小蛋糕。那是一种长条形的甜点，宴会上与冰激凌一起招待客人。仔细回想，这场恶作剧的始作俑者，就是一个错误的语调。

以上所说的这几点，可以应用到绝大部分中国人所讲的汉语上。在一些地区，流行着别样的发音和俗语。但是，这种现象毕竟是少数。虽然我们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不过这一问题还是要提出来。这种独特的语言区，分布在中国的沿海一带。它的大致范围北起上海，往南一直延伸到中国的最南端。同时，这个促狭的地带，向内陆延展，大约有五十到一百五十英里不等的幅度。在这块区域内，虽然书面语言与其他地区相差无几，但是口语却迥然不同。通常，这些口语可以划分为几种方言。同一个汉字，在相邻的两个地区，人们说出来的发音差异悬殊。正因为如此，这些地区的人们时常说：“隔着一条河，距离如此之近，但两边的人却听不懂谈话。”（People living upon one bank of a river cannot understand a word uttered by their neighbors upon the other.）在中国，有一个惯例，那就是一个人当了官以后，决不允许在其家乡所在的省份任职。因而，如果有官员到上述地区赴任，那么他要与地方的百姓沟通交流，只能借助于身边的翻译了。实际上，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只要发现中国移民，他们大部分都来自上述地区。所以，像这样的中国移民，对于地道的汉语，他们既不会讲，也无法听明白。

在近代，许多外国人住到了沿海地区。他们在那里居住，并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很快，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语言。他们没有办法描述，也不能确定是哪一种语言。我们在这里讨论汉语，如果不提及的话，显得颇为不完整。外国人在这一地区几乎不怎么学习汉语。他们与当地人做生意的时候，仅仅凭借一种被称为“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的媒介。

其实，这种“洋泾浜英语”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玩意儿，它是当地人拼写“商务”（business）这个单词时发展而来的。时间一长，这种“洋泾浜英语”就成为“商务英语”（business English）。之后，除了有限的几个合成词外，人们几乎不会知道，这种新式的英语是怎样发展而来的，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将汉语中的东西与英语中的俚语杂糅在一起的。不过，这种新式英语的发音可以适应讲汉语人的需要。他们只要听到这种英语，便可以明白其中的意思。这里有一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语言的交流方式十分可笑、粗俗。同时，它的独特优越性也显示出来了。对于我的观点，读者可能会感到诧异，甚至有些怀疑。不过，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事实根据的：中国人与外国人所进行的交易，有百分之九十是通过这种稀奇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完成的。如果没有它，双方是没有办法顺利成交的。

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先生，去拜访两位女士。为他开门的，是一个中国仆人。仆人知道来意后，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两位小姐恐怕您都没法见到了。第一位，正在楼上洗澡；第二位，出去办事了。请您还是赶紧离开吧！”（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这位仆人想要说，两位姑娘较大的那位正在洗澡，较小的那位出去了。

1881年4月，来自夏威夷群岛的卡拉库亚王（king kalakua）来到上海。在艾斯多宾馆（Astor House），租用了二楼的一套房间。有两个美国绅士，很想见这位国王一面。于是，在某一天的中午，他们一起来到宾馆。这时候，他们在楼下遇到了宾馆的掌柜。两个美国人向掌柜表明了来意，并询问卡拉库亚王此时在不在房间。“让我看看啊！”这位掌柜回答道。楼梯口有个中国仆人站在那里。掌柜踮起脚跟，冲仆人喊道：“小子，楼上的那块王在吗？”（boy！That piecey king top side has got？）“有的。”（Has got.）那个仆人随声答道。“两位先生，”掌柜对这两个美国绅士说，“上去吧，国王正在楼上。”（His Majesty is in, pray walk up.）

第四章　中国人的乡土情结

世界上，中国在家庭生活方面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这个国家，男人一定要娶妻，女人一定要出嫁。几乎没有一个人会与他人一起，坚持过单身的生活。因此，你会发现，中国有多少处于婚龄期的人，便有多少成家的夫妻。而有多少对夫妻走到一起，未来就有多少个家庭成立。凡是稀有的东西，一定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于是，在中国，单身的男女很少见。如果偶尔发现一两个，便会立刻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在中国，两个人结婚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立的家庭就要产生了。对于一个成年男子来说，婚姻并不能消除他身上背负的责任和义务。他必须对自己的父母负责，要服从他们的命令，更要尽到赡养的义务。只要父母还活着，他永远是一个儿子，一个年轻的儿子，无法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力。中国有个惯例，凡是结婚的夫妻，都必须与男方的父母住在一起。事实上，婚礼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双方家长对新娘的交接仪式。坐在花轿里的姑娘，被抬到新郎的父母跟前。在那里，她经由新郎的父母被交到新郎的手里。至此，新娘便与娘家人完全失去了直接的联系。今后，她就成为婆家里的一个家庭成员。婚后的生活，与其说新娘子是丈夫的妻子，倒不如说她是婆婆的佣人，一个干体力活的劳工。

在中国，新婚妻子的命运，值得每一个人同情。在成婚之前，她没有权力选择与哪一个男子结合。而且，那个将要娶她的男人，她是一次也没有见过的，更不要说谈话了。定好黄道吉日，她就在那一天被送往丈夫的家里。实事求是地说一句，在交接仪式中，新娘被“包裹”得很严实，她就像是口袋中的东西一样，或者说是一只小猫，被人送来送去。对于新郎来说，未来的妻子他也没有见过面。与妻子一样，他也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伴侣。所以，事情往往只有一种结果，新郎与新娘就像是陌生人一样，彼此之间没有一点感情。当然，结婚以后，他们或许会产生好感，甚至互相萌生爱意。但是在婚前，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恋爱与婚姻，在他们身上体现不出一丁点的关联。

在新郎的家里，新娘就是一个仆人，而且地位极其低下。家里一切最重、最粗俗的活儿，原本只有仆人才去干的，现在全都一股脑儿让她做。她在家中有时生不如死，但是唯一支持她活下去的理由，就是生育子女，给婆家延续香火。在小孩出生之前，在周围的人看来，她还算不上已婚妇女（married woman）。因此，人们在谈论她的时候，仍然称呼她为“姑娘”（girl）。在中国，已婚女人是要在生完孩子之后，才由“女士”（Miss）变成“夫人”（Mrs），而不是在结婚的时候。只有成为母亲，并且生了男孩之后，妻子的地位和境遇才会有所转变。此时，她才会告别那种终生不得获释的驮兽（a beast of burden）待遇，才会稍微获得一些尊重和认可。然后，当这一天来临之前，有许多年轻的妻子就自杀或者企图自杀，以逃避婆婆对她的虐待。这种虐待，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容忍的。

于是，“母亲”这一称呼，在中国对于已婚妻子来说，不仅是一道天然的护身符，更是一种荣耀。不过，即便承认她们做母亲的身份，但是在西方人看来，她们的地位还是有些特殊，甚至让人难以理解。在中国，在任何情况下，母亲都可以要求孩子服从她。可以说，她掌控着自己孩子的一切。尽管她的孩子已经年过半百，甚至成为另外几个家庭的父亲或者祖父，但是他还是得服从母亲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自然会变成几个媳妇的婆婆。到了那个时候，她也会像当初婆婆对待她的那样，在自己的儿媳妇身上故技重施，并把年轻时的不满和怨恨全都发泄出来。但是，只要丈夫在她的身边，她就像一个仆人，而不敢随意做些什么。在她死后，家里的儿子们要为她守孝，并且在一百天之内不能剃头刮脸。这已经成为清朝法律的一条明文规定。但是，如果她的丈夫也表现得与儿子们那般悲伤的话，那么他就会受到周围人的嘲笑和讥讽。

作为男人，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时再娶一个妻子。而一个失去丈夫的妻子，如果她改嫁给另外一个男人，那么她就会被认为不守妇道、极其可耻。对于这样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中国人往往不会在公开场合说的。比如，“王寡妇又结婚了”，中国人一般不这么说；他们会说“那个王寡妇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一个年轻的寡妇，如果想得到人们的尊敬，比如说为了得到皇帝下令修建的贞节牌坊，可以选择一头撞死在丈夫的棺木上。如果她不是这样的想法，那么她便会安分地伺候自己的公婆，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事实上，中国的妇女结婚以后，是没有姓氏的。她们一般会跟随丈夫的姓氏。

有一次，我与清朝的一位高级官员交谈。谈话中，我提到了恭亲王的妻子。由于他的妻子已经过世，我当时便认为恭亲王会暂时放弃处理政事，不与外人接触，自己单独生活一段时间。

“不会的，不会那样，”这位官员笑着说，“妻子的去世，对我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只要王爷愿意娶，他想要多少妻子，就会有多少。”

实际上，在恭亲王的身边，已经有好几个小妾了。在中国，法律和道德都没有明令禁止男人再娶。只要他有能力养得起，想要几个妻子都是可以的。第一个妻子，也就是所谓的正妻，她的地位要远远超出其他妻子。虽然她也是丈夫的仆人，但是她却是仆人的头领。不过，不管是正妻，还是其他妻子，她们所生的孩子都具有相同的继承权，也都拥有合法的地位。下面一些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皇帝大多都有四个以上正妻。同时，他还有拥有七十五到一百名的侧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情妇。当这些正妻和情妇生下孩子后，皇帝就要认真从中找出天资聪颖，可以担当重任的继承人。就像我们所推测的那样，皇帝会把他最喜欢的情妇所生的儿子，立为皇子，成为他的接班人。近百年来，死于1875年的同治皇帝，生平没有什么政绩，也不是皇帝的正妻所生；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乾隆是他父亲的第四个儿子。

在中国的中下层人群中，大部分人几乎都是一夫一妻制。这样的事实，不但有根据，还是经过他们的选择而形成的。首先，虽然清朝法律不反对男人多妻，但是现实中真正娶两个或两个以上妻子的人，几乎很少；其次，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讲过，汉字“安”是指家庭里有一个女人，这是极其安详的状态；如果有两个女人，便意味着经常会发生争吵（“奻”，就是争吵的意思）；如果有三个女人，那就意味着会发生一些伦理所不容的事情（“姦”，同“奸”）。这样看来，如果这些事实真有发生的话，中国人主动选择一夫一妻制，是极有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人既注重实际，又善于思考。他们早就发现了一夫多妻制的弊端，于是便把这种意识渗透到他们的语言结构中，用以警示后世的子孙。如此，这种做法确实可以理解。

如果仅凭以上论断，就认为中国妇女除了干活和生育子女外，几乎无所事事，那么你的想法就错了。在家里，女儿的一切都由母亲掌控。这种状态不断持续，直到她出嫁，不在母亲身边生活时为止。对于儿子，母亲从小管理他们的生活，并要求他们时刻服从她。这种情况的维持，直到母亲过世后为止。另外，对于一些流言或者不确切的消息，乡村里的老妇人既可以让它们到处传播，也可以让它们迅速消失。因此，在掌控社会舆论方面，她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处理乡村杂务的过程中，她们也会起到一定作用。有时候，一些明显与她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她们凑在一起，就能做出一项决定。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她们在家中对儿子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有关。

在清朝的统治阶层里，也有两个女人把持朝政达三十年之久。她们就是咸丰皇帝的两位皇后。她们的旨意和判断，被认为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因此，在很多紧要关头，她们的意愿成为清朝政府制定各种政策的依据。然而，囿于东方的礼节，她们必须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于是她们上朝听政的时候，面前必须挂上一个帘子，以此与朝臣们隔开。那些大臣们只能听见她们说话的声音，但是看不到她们的面容。后来，两宫皇太后中有一位去世，但是另一位还健在，并且精力旺盛。这种情况之下，清朝的内政外务少不了被这个女人继续操控。

以上两个女人的事例，足以说明清朝时期妇女所拥有的特殊权力和地位。作为妻子，她们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力；但是作为母亲，她们的权力很大。咸丰皇帝在世时，两位皇太后只是他的玩乐工具而已，而且她们无所作为，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关注。当然，更没有人听说她们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但是，当咸丰皇帝死去之后，她们就策划并实施了“辛酉政变”。最后，所有的朝政大权都落入她们的手中。直到现在，慈禧太后还在垂帘听政。从1875年1月开始，在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清廷在位的是光绪皇帝。他是前任皇帝的侄儿，与两位皇太后并没有血缘关系。尽管如此，他也必须顺从慈禧太后。这说明，在中国，母性控制（maternal control）是一种不可小觑的权力。

有一个事实，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弱者总是受到强者的支配。在中国，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和风俗习惯，制约和限制着妇女，使得她们生活在种种框架之内。她们可能比仆人的地位稍微高一些，但毕竟没有权利接受教育，或者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重。不过，也有少数几个妇女，能够稳操胜券地控制住自己的丈夫。在这种情况之下，她们的丈夫俨然是她们的代言人。像这样的例子，现实中有很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妇女始终没有忘记她们特有的口才。也许，在其他方面，她们的能力无法探究，但是，有一点十分肯定，那就是她们的那张嘴非常厉害。通过那张嘴，天底下最尖酸刻薄的谩骂，会肆无忌惮地喷发出来。随便一个人，只要身临其境地听一次，就会发现，在那漫无止境的咒骂声中，不但用词生动，而且连周围的空气也随之震动。霎时间，天昏地暗，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还好，对于那些骂词，我没有办法将其翻译成英语。

在中国女人的舌头里，暗藏着一种武器。面对这种武器，男人们根本无法招架，要么跑得远远的，要么任由他的女人支配。这时候，他的男性邻居绝不会出来帮助他。与之相反，对于他害怕老婆的做法，他们会给予极大的讥讽和嘲笑。当然，你要是认为他们是在同情妻子，那就错了。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办法管住自己的妻子，这是最为丢人的事情。这一点，凡是亲身经历过中国妇女叫骂场面的人，是深有体会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地域观念。他们非常看重地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当他们新建一个家庭时，往往将房子盖在离老家最近的地方。这样你会发现，在中国，父母居住的地方周围，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家庭群落和各种家庭组合。还有，一座又一座的村庄，几乎都是同一个姓氏的人住在那里，不仅有四世同堂的家庭，甚至还有五世同堂的。就像国外有“史密斯村”（Smith ville）、“琼斯庄”（Jones ville）一样，中国有“张家庄”、“王家镇”、“李家村”等村镇。像这样的村庄名字，在清朝的统治区域内，随处可见。它们在中国所有的地名当中，占据着很大一部分比例。

在中国，一家的财产和土地，都是大家所共有的。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只有当男性家长去世后，人们才可以分财产和土地。平日里，所有的家庭成员一律参加劳动，都必须去田地干活。如果家里的土地很多，那么人们便要大早起来，一直耕作到黄昏。在田间地头，你时常会看见，男人和妇女一起劳动。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农夫在耕地。在前面拉犁的，除了一头牛和一个猴子外，还有那个农夫的妻子。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十分富有，到世界各地去旅游观光。于是，他们被人们称为“跑遍地球的人”（the globe trotters）。即便他们博闻强识，阅人无数，但当他们面对中国人的时候，却始终无法理解他们看到的一切现象。中国人十分恋家，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始终念念不忘家族里的人。对于自然界的山河风景，他们从不眷顾。他们很少出远门，除非出于公事和私事的需要。一旦他们出门在外，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漂泊的人，心中不免升起一种思乡之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地盼望，终有一天，可以返回故乡，而不管那里有多么贫穷和落后。如果真的做到了，那将是他生平最大的快乐。

中国人是不会成为遍布全球的殖民者的，这是由他们的自然禀赋决定的。在美洲（不论是北美还是南美）、澳洲、缅甸、泰国、东印度群岛、爪哇、日本等地，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足迹。但是，他们根本不会成为殖民者。因为他们都是一些短期的移民者，过一段时间就会离开那一地区。他们成群结队地移来移去，就像是一群候鸟一样。这种鸟，在某个地区寻找食物，之后便返回它们原先停留过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它们筑巢、产卵，并孵育后代。这个地方，虽然距离它们觅食的地区很遥远，但是它们却很清楚地记得它在哪里。

中国人不愿意流落他乡，除非被逼无奈，才离开自己的家乡。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动身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盘算怎样回到家中的各种安排。这些安排在他们走出去的各种目标和梦想之间，一直纠缠不清，使得他们的思乡之情更加浓烈。经常有一些轮渡来往于中国与世界各地之间，这其中有很多中国人走出了国门。但是，如果做一番为期若干年的调查，你很快就会发现，原来那些出国的人陆陆续续又返回了中国。虽然他们奔波于世界各地，但是到老却又回到家乡，这就像那些候鸟一样。如果有些人回不到中国，他们生前就千叮咛万嘱托地请求别人，一定把他们的骨灰带回家乡，埋葬在先人的坟墓旁边。在美国，如果你能准确地统计出过去二十年的在美中国人口数量，然后你再找出二十年后实际埋葬在美国的中国人口数量，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与前者相比，后者的数字少得可怜。而那些埋葬在美国的中国人，一定在家乡无亲无故，并且自身的经济条件有限。

中国人能吃苦，有诚信，还比较勤劳。作为商人，他们很会安排自己的收支，并竭力减少不必要的花销。然而，这个民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他们长年累月地漂泊在世界各地，但始终心系家乡。到了晚年，他们更加希望能回到故里，与亲人们在一起生活。就连死后，他们也要与祖先的坟墓葬在一起。不管被逼无奈，他们流落海外，还是在国内的其他地方成家立业，他们终究是要努力实现上述心愿的。因此，他们对乡土的眷恋之情，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国家的热爱。比如，在北京的广东人，不会一辈子停留在北京的。在北京，他们也是生意人，但在他们心里，总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外乡人，一个流浪者。他们的真正归宿，以及想要达成的事业，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们出生的那个地方——某个小山村里的一个家。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北京去世，如果他没有留下任何钱财，也没有什么朋友，那么就会有一个好心人出来，帮忙把他的尸骨运回他的老家埋葬。

在清朝时期，每一个大城市中，都设立了若干行会，或者说慈善机构。每年都有死在他乡的旅居人，而这些慈善机构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负责把这些人的尸骨送回其家乡入土。在旧金山，设有六个中国同乡会。关于它们，曾经有许多虚假的报道和描写。其实，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在美华人的尸骨运回其家乡。游山玩水的外国人，在中国偶尔会在路上碰到棺材，里面躺着旅居在外的人的尸体。那棺材紧紧地绑在两根杠子上，杠子两端分别系在两头骡子的鞍子上。在棺木的最前头，摆放着一个柳条笼子。笼子里，有一只活生生的白色大公鸡。这只大公鸡，必须是纯白色的，没有一点杂色。这只公鸡的特殊作用在于可以导引亡者的灵魂，使其附着在尸体上面而不离去。更为神奇的说法是，如果笼子里的公鸡越是闹腾、乱叫，那么它的导引职能就发挥得越好。就这样，棺木由这两只骡子驮着，慢慢地穿过街道。也许，在到达死者的安息地之前，它们要经过清王朝的东西或者南北的全部路段。

几千年来，乡土情结在中国人那里产生之后，便不断地加强、丰富。慢慢地，它变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信仰，就像西方的宗教那样。这种情结归为一点，就是对乡土的眷顾。出生与死亡，在中国人那里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当然，这一点与他们特有的“祖先崇拜”有密切关联。

在我们看来，乡土情结是一种偶像崇拜。也许，我们必须对此加以批判。同时，还有一点不得不说，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中国人的棺材，跨越海洋，最终到达死者的老家，而后入土安葬。但是，中国人的这种乡土情怀，使我想起了《圣经》前半部分的一个美丽故事：在希伯来，亚伯拉罕为妻子萨拉买了一块墓地。后来，亚伯拉罕也埋葬在妻子的那块墓地里。他们的儿子以撒和儿媳丽贝卡，去世后也埋葬在那里。若干年后，以撒的儿子雅各在埃及去世。以撒的儿子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一起将父亲的尸骨运回迦南，与他们的母亲列侬安葬在一起。以后，约瑟夫也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放在父母的墓前。然而，直到约瑟夫死后两个世纪，他的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和我们最早的人类祖先一样，中国人也拥有这种乡土意识和情结。像这样的一种感情，自形成以来，已经世代相传了数千年。对此，我们不得不尊重他们。

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正是看清了民众的乡土情结，才得以使用这一有效工具归化外国人。于是，那些想要做中国臣民的外国人，就被要求具有乡土情结。做法就是，在中国买一块墓地，死后安葬在那里。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就证明了，他想永远留居在中国。

几百年来，中国政府还使用另外一种方式影响民众。他们总是把老百姓限制在一个小天地里。接着，他们千方百计地打消人们想要转移住所或者改变职业的想法。《大清律令》里就有这方面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家庭以及成员必须从事自己的原有职业，不得随意更换。这项规定还使用这样一句话予以概括：“世世代代，无改其术。”原本，这个民族就深怀浓厚的乡土情结，不愿意到其他地方生活。而后政府又颁布这样一条规定，其做法未免有失稳妥。尽管这项规定早已是一纸空文，但是却对整个民族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这使得老百姓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内，只能延续上代的操作程序和生产方式，而不会有所改革和创新。这样一来，中国人的发明和创造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很大限制。后来，中国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也就不足为怪了。第二，生活在各个地区的人们，被生硬地隔离开来，不能有效地进行沟通和交流。试想，一个人的生计是继承他的父亲而来的，那么他在家中或是家乡，就继续走他父亲的老路子。他的利益和兴趣，全都投入到了他父亲所从事的行当。逐渐地，他被牢牢地限制在维系生存的行当上。于是，他很难走出已有的圈子，更别说出国了。

有一次，我在中国向一位老人打听，我要投宿的那个城市距离这里还有多远。当时，正值一月份，凛冽的寒风吹着。老人正靠在一堵墙上，背着风向晒太阳。结果，他对我说，他不知道。我登时大为不解，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于是，我再一次询问他，看他是不是外地人。“哦，我是这里的，”他说，一边点头示意，一边用手指着一座房子，“就住在那边。”“那您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了？”我继续追问。“今年七十八岁，我一直就在这里。”他回答说。“那您对那个城市，真的一无所知吗？”我又问起了那个城市，心里还是不相信他刚才的话。“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回答，“从来没去过那里，我为什么非要知道呢？”这一回答，在我十分有趣。“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一直待在这里，没有去过城里吗？”我的声音比先前略有提高。“为什么要去哪里呢？”老人有些激动，直接反驳我的话，“我的家就在这里，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我知道，从我问路的地方到那个城市，中间不过十英里。

还有一个例子，同样证明了，不允许臣民变换居所和职业，所带来的封闭、停滞的后果。当然，我们的说法或许有些过分。在中国，每一个城市，只要规模还可以，就少不了几家修表店。有一点必须声明，钟表这种玩意儿在中国是没有人生产的。买钟表的人很少，相应地，从国外进口的钟表也不多。一个观光者，碰到这样的店面，兴许会有疑问：他们是怎么招揽顾客的呢？不过，他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疑团：他们是怎样学会修理钟表这门手艺的？其实，答案很简单。这门手艺，原本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是，他们是天主教徒的子嗣，不仅从先祖那里继承了信仰，还延续了他们的修表职业。两百多年以前，中国迎来了很多天主教的传教士。他们的先祖就在那个时候皈依了天主教。现在，他们所掌握的修表技艺，正是他们的先祖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的知识。

在中国的社会里，流行着一种“光耀门楣，父母有荣”的观念和思想。在普通民众看来，这是理所应当的要求，在法律上，也有相关的严格规定。如果有人对这种观念和想法产生怀疑，那么他就会被当做罪犯而受到惩治。当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后，当事者就会被社会所唾弃，不被人们所容。这种情况早已经成为一种极端现象，并沦为一种专制行为。在家里，孩子的独特想法和行为，是家长所不允许的。只有成年以后，身体不再有所发育时，他才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同时，做晚辈的对长辈极为尊重和顺从，也是中国人家庭生活的一个有趣现象。对于祖先生活中不光彩的一面，即便是头脑充满幻想的小孩子，也不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来。像“这个老家伙”、“那个老太婆”、“那个巡抚”这样的称呼，几乎很少在日常生活中听见，最起码在自己的父母身上是无论如何也不敢使用的。

在中国，年长是一种荣誉，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就连大街上的女乞丐，即便她衣衫不整，浑身散发着恶臭，但只要她满头白发，便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对于她，人们会尊称她为“老太太”，而其他的称呼一概不宜使用。在朝廷里做事的大臣，如果家中老母亲还健在，他们每天也是要抽出一定时间去照顾她们，尽管他们的母亲早已老得不成样子。不过，八十岁的老人，就像儿童一样，满脑子稀奇古怪的念头，并且脾气无常，又是哭，又是笑，让人摸不着头脑。这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折磨。但是，身为大臣的儿子们理应照顾母亲，就像母亲照顾幼小的他们一样。如果说子女孝顺是中国老人长寿的秘诀之一，那么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的确要长很多。

有时候，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敬老传统有些疑惑，尽管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和必要礼节。在北京，或者中国的其他一些地方，时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一条长长的队伍行进在大街小巷中。那是由一帮男人组成的队伍，其中有几个人抬着两口棺材，在乐队和彩旗的指引下，向前走去。有一点很奇怪，他们每个人身上并没有穿任何白色的服饰：一种专为举办丧事而做的衣服。那音乐很欢快，敲打着，沁入每个人的心扉，并化作一种甜美的心情。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并不是在为某个人办丧事。事实上，那两口棺材是由做子女的买给父母的，比如，张先生夫妇二人的儿子，特意为他们购买，以表示对他们的孝敬。

就这样，他们一路敲锣打鼓，欢快地向周围的人们炫耀，并向父母家中走去。到了那里，做父母的不免会大吃一惊。首先，儿子们会对他们说一番恭敬孝顺的话，接着，便将棺材奉上。父母们此时已不再诧异，而是欣然表示接受。在我们看来，在一位朋友家里做客，如果看到对方拿出手表看时间，那就意味着我们要主动请辞，不方便久留。中国的父母收到这样一份“礼物”，与这种情况大致相似。但是，中国父母不会想那么多，他们会认为子女们对自己很孝顺，考虑事情全面、周到。棺材送来后，便被放在家中的正房里。此后，棺材会得到精心的看护，不会受到一丝损伤。如果有亲朋好友到访，做父母的还会趁机炫耀一番。因此，中国人的家中必备一副棺木以照料后事，而一架值钱的钢琴则可有可无。像这样的做法，夸张一点说，它反映了中国人爱慕虚荣的心理。做父母的经常会担心，他们死后的葬礼会究竟如何。如果送给他们一副棺材，那他们就安心了。看到棺材，他们确信，孩子们将来会把他们安葬得风风光光。因此，他们对于这种“礼物”背后的含义，全然不顾，更不会去主动思考。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点，虽然与本章主旨联系不大。前文说过，中国人往往在壮年时期，就准备好了死后的棺木，并妥善保管，以便将来使用。多年前，我曾经雇用过一个老太太，她没有一个子女。每个月，她都要节省四元钱，打算为自己攒一副棺材。若干年后，她的愿望实现了，买到了一副薄薄的棺木。这幅棺木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上油漆。买好后，她没有地方安置。这个时候，她的一位远方亲戚，主动提出来要替她保管。这位亲戚就住在城外不远的一个村庄里，老太太答应后，每隔半年的时间，就去那里一趟看看。每一次，她都骑着一头毛驴，虽然旅途劳累，但乐此不疲。但是，有一次她从亲戚家回来，简直悲痛欲绝。原来，她的亲戚急需用钱，便把那副棺木抵押给了当铺。而后，当铺又将其卖了出去。这次打击过后，老太太重新攒钱，准备再买一副棺木。然而，她很不幸，愿望还没有实现，就被霍乱夺取了生命。不过，我与朋友主动帮忙，给她办了一个隆重的丧礼，也算是帮她达成了心愿。

第五章　中国人的社交

在娱乐、消遣方面，中国人对自己向来以吝啬著称，舍不得花费一点时间。在中国，贫困阶层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他们而言，生活就是一场抗争，因为他们每天都要与饥饿相伴。早出晚归，勤劳耕作，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每一年都是这样，他们既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当然，在三种场合之下，他们也会享受休息的时间。其中，结婚和办丧事，是他们最为激动和兴奋的时候。因为在这些场合下，米饭、蔬菜、茶水和烟叶，可以尽管食用。有时候，他们还能吃到一星半点的猪肉呢！那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口福。在平常的日子，如果他们稍微有些偷懒，就要半天没饭吃了。对于他们来说，生平难得有机会参加娱乐活动。即便有，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参加。

社会上的中等阶层，每天虽然忙忙碌碌，但尚可以从容自如地面对生活。而娱乐时间最多的，莫过于大多数官员了。不过，那些深受皇帝宠爱的大臣，却不是那么一回事。每天，他们要不辞劳苦地忙于公务。有一次，清廷的一位内阁官员对我说，他很劳累，甚至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我便请求他介绍一下每天的工作情况。他说，每天凌晨三点到下午六点，他要在朝中或者部里做事。因此，每天凌晨两点钟的时候，他就得从家里出发。如果皇帝有政事与他商量的话，他必须在黎明之前赶到皇宫。早上六点到上午九点，他在军机处处理事情。然后，从九点到十一点，他又得去兵部处理事务，因为他还身兼兵部尚书一职。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他这个督察院的官员不得闲，必须抛头露面。而下午两点到五点，甚至六点，他必须到总理衙门报到。谁让他还是总理衙门的一位要人呢！

这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当然，有时候，一些特殊的使命还会指派给他。比如，他必须应对皇帝的询问，或者处理一些额外的体力活儿。所有这些事情，再与其他事务搅和在一起，十分繁琐、复杂。而他呢，只要有空闲，就得利用，以便想方设法地把所有问题解决。按照他的话说，每天晚上七点或者八点之前，是不可能到家的。在家里，他很少与家人一起在饭桌上吃饭。因此，他与他们仅仅是名义上的家人关系而已。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说他对皇帝事情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家事的了解。在平常的休息时刻，他总要去附近的饭馆吃饭。因此，他与饭馆的关系反而更为亲密。

我和他结束谈话后，刚刚过了六个月的时间，他便去世了。老实说，他的去世，与他的疲于奔命有直接关系。还有其他很多官员，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死去。实际上，这种命运发生在他们身上，是无法避免的。对于他们来说，皇帝的意志就是一把宝剑，时刻高悬在他们的头上。因此，他们不得不听命于皇帝，拼着身家性命为他办事。直到有一天，他们油尽灯枯，耗尽最后一丁点儿体力，早早地步入天堂。像他们这样的人，根本谈不上休闲，更别说娱乐了。

关于什么是社会，中国人与西方人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在我们看来，有些交往行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他们眼中却是十分荒谬的。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拿一套老掉牙的习俗作为衡量的标准。我在这里所说的交往，就是男女两性之间的正常往来。在中国，男女之间不得有任何私自的接触。在大清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可能导致男人和女人像朋友一样交往和娱乐的集会或社会活动。像这样的男女交往活动，本身并没有任何害处。相反，它会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如果中国不破除旧的习俗礼制，这种交际活动是不会发展起来的。更确切地说，两性之间的往来，在中国是根本不允许的。这是铁定的法则，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在中国，即便是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在谈话中是不会询问对方家中女性的健康状况的，更不要说提起她们的名字了。“您的妻子，最近还好吗？”像这样的客套话，在他们听来是十分刺耳的。然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却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提起这样的问题，最好的朋友也会怒目而视。经常混在一起的人们，即便到老，他们的谈话当中，也只是有关对方儿子的状况如何，过得怎么样，但对于家中的女性却绝口不提。即便是家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他们也是避而不谈的。对于那种话题，他们通常采用一个模糊的词语——“您的家人”，估计这是最贴近那种意思的用词了。但是，这几个字的表意相当不清晰。

这里有一个事例，很值得我们一读。1875年5月，北京收到一条消息，说是一位清朝官员与一位美国姑娘结婚了。当然，他们还在美国，并没有回到中国。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与其他领事正好有事需要到总理衙门处理。于是，有位领事对我说，何不就中美两国联姻一事，向总理衙门道贺？当时，我就对他说，这种做法不妥，有损中国的礼教习俗。

到了总理衙门，与往常一样，我们依次按照顺序坐了下来。每个人都是端坐着。茶水上来后，双方相互寒暄了一番。这时候，领事请求我向恭亲王祝贺。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况且恭亲王是清政府中首屈一指的大臣。“在过去许多年里，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良好。而最近，中国的高官与美国姑娘的完婚，更是将这种关系大大推进了一步。”这是领事要我说的原话。我再一次奉劝他，不要这样做，但他执意要我这样说。

于是，当着恭亲王的面，我将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并讲了出来。当时，我们围坐在一张圆桌子周围。桌面上，除了恭亲王和我们两个美国人外，其余的六个人都是内阁中的大臣。他们的年事很高，头上长满了白发，看上去很威严的样子。当我讲完这句话后，在场的每个人都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他们每个人毫无例外地低着头，俯身看着眼前的茶具。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说话。最后，还是恭亲王先打破僵局的。他说：“今天，这天气可真够热的啊！”在说这话之前，他还特意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才若有所思地叹口气说道。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最后回应，可见领事的一番好意全然付诸东流。

中国的那套礼制，不但禁止男女正常的交往，而且不允许夫妻两人一起在公众场合露面。当然，也有个别场合例外：当家人要出远门的时候，男女之间的清规戒律才会有所松弛。不过即便如此，在旅途中，男主人还是要尽量避免与女性成员直接见面。而她们一般会由专门的仆人伺候或照顾。事实上，中国人的夫妻以及亲友关系，都被外在的一套礼俗所约束和限制，因而变得很冷漠。其实，每个人都明白，这种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大家就是没有一个人敢提及，更别说公开承认了。在中国的大街上，我们几乎看不到丈夫与妻子相互搀手，共同逛街的场景。即使有，丈夫也是远远地跟着妻子的身后。并且，丈夫是不能与妻子乘坐一辆马车的，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如果他那样做的话，个人的名誉就会随之扫地。

在北京，一名外国人和几位中国的赶车人曾经发生过一次口角。这次争吵，很能反映中国人极端地信守关于夫妇间的行为准则。事情是这样的：几个外国人想要外出，进行为期五天的旅行，便喊来了几辆骡车。其中，有一位绅士想要与他的妻子乘坐一辆马车，这样的话，旅途中便可以相互照应。虽然马车不是很大，但只要稍微挤一下，就可以容纳两人。然而，车夫看到这种情况后，表示强烈的反对，并且拒绝驾车。他们的理由是，这种做法违反了中国人的礼俗。一旦到了路上，他们会遭到别人的耻笑。他们甚至表示，尽管那为外国绅士可以不顾及自己妻子的名声，但是他们却要为自己的妻子考虑一下了。所以，他们坚决不做这种事情。不管怎么劝说和解释，甚至提出给他们加钱，他们还是没有半点反应。无奈之下，那位外国绅士放弃了自己的要求。由此可见，在中国人那里，与钱财相比，礼节更为重要。如果违背了礼数和德行，那将是最大的耻辱。

与此相类似，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在美国，中国设立了留美学生事务所。它坐落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处理清政府派往美国的留学生的各种事务。在这些年轻的留学生中间，有些经常参加教堂的活动，或者去主日学校。有一天下午，有位学生带着一位年轻的姑娘，从教堂里走出来。按照常理，这是美国极为普遍的一种做法。不幸的是，他遇到了留学事务所的一位长官。当时，这位长官因为有事正驾车路过。看到长官后，年轻的学生赶紧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那位保守的孔夫子门徒，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个孩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一个外国女子一起走路。而那位外国女子，既不是他的亲妹妹，更不是他的表妹或者堂妹。仅凭这一点，这位留学生的长官就认定，他是一个道德败坏、无可救药的学生。

然而，在长官看来，这些都还可容忍。最无法容忍的是，年轻人居然站在他的面前，把头上的帽子摘掉。按照中国的传统礼俗，这种做法简直坏到了极点。后来，这件事情被这位保守的官员汇报给北京。结果，与那位留学长官一样，北京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一致认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道德修养和礼仪。这件事情的影响，再加上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原因，最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全部被清政府召回。于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就这样半途而废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明，对于两性的正常交往，中国人与我们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啊！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指引下，他们的做法使得他们自身的利益和自尊都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就像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女性一样，中国妇女也特别注重自身的打扮。尽管她们做衣服的工具和方法没有改变，依旧是用剪刀裁剪布料，但是她们的衣服却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更新。每天，中国妇女要做大量的事情，还得负担很多社会上的义务。这样一来，她们的生活圈子完全被这些事情所限。一般来说，她们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地方就在附近，那里偏僻而安静。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很少看到她们到别的地方购物。据说，对于赌博，她们很在行。非但如此，就连吸食鸦片也是她们经常做的事情。但是，我对这种传言持有相当的怀疑。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她们能有什么娱乐活动，用以消磨时间，不管她们是在自己的家中，还是傍晚时分很多人相聚一起喝茶的时候。

在她们当中，很少有人会写字或者读书的。家中的一切杂务都由奴仆来担当，因此她们平日里根本不需要劳动。她们长期不参与劳动，指甲长得很长。她们甚至戴上一种名叫“指甲箍”的玩意儿，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女性。这种指甲箍通常是金制或者银制的，与妇女们做针线活时所戴的顶针相似。它是仿照手指的弯曲程度而做成的，套在手指上很合适。此外，为了美观，指甲箍上还嵌有一些小铃铛。小铃铛通常是一连串，这极大地限制了妇女们的活动。于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妇女不同，中国妇女在平日里没有办法使用手指，制作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借以打发无聊的时间。

对于西方人所说的社交聚会，中国妇女几乎从来没有想过。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中国底层社会的妇女除了这些事情外，几乎不会去想做其他的事情。夏季时候，她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树荫下，家长里短地说些闲话。而到了冬天，她们的谈话地点换成了阳光照射下的土墙边，而谈话内容却丝毫没有改变。有一次，几位较为贫困的中国妇女受邀，来到一位外国夫人的家中做客。外国夫人想和她们一起度过那个下午。外国夫人用小果子、面包和茶水来招待她们。在国外，这是一种极为简单的待客方式。这些妇女到了之后，外国夫人有事需要回卧室一下。她嘱咐那些妇女，随便吃些东西，不要客气。过了一会儿，女主人回来了。她很快发现，这些客人们每个人端着一杯茶水，在客厅的角落里，独自享用。原来，女主人走后，这些妇女们便开始清算桌上的食物。这些食物被她们平均分开，一人一份。另外，还多余一整份，她们便用最为公正的方式，将其切成几份分开。

那些严禁异性接触的清规戒律，在中国的乡村有些收敛，甚至还出现了人们置之不理的局面。比如，逢年过节之际，村中有人自动筹集一些钱财，招呼人们搭建一座简易的戏台。之后，有一些居无定所的戏班子被请到村中，在台子上表演。这种表演时间不会很长，通常为一两天。这时候，村中不论男女老少，只要是家庭中的成员，都可以前来听戏。不过，看戏的地方，会有专门的位置预留给妇女和姑娘们。这样，男女之间相互交往的机会，也是比较稀有的。在稍微大一些的城市里，偶尔有女子进出戏院。但是，她们必须停留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包厢里，这已经成为一种定制。那包厢是单独设立的，外面围着一层帘子，十分严密。前文已经说过，乡村里，男女老少通常一起下地干活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管如此，就如同相对宽松自由的大城市一样，乡村田间的人们也受着一定程度的限制，不能自由地相互交谈。这是因为身在田间的老年妇女，总是目光犀利地扫视着面前的人群。那些年轻男子和女子的一举一动，都在她们的眼皮子底下。这使得被注视的一方，时刻感到拘束，没有办法相互交流。

在中国，异性之间存在着一个天然的屏障，就像楚河汉界一般。如此，社交生活中的高级乐趣和享受，在他们身上无法得到体验。与中国人所认为的娱乐相比，这种高级乐趣和享受截然不同。根据记载，第一位清朝官员，踏上美国土地后，受邀参加一次招待会。招待会在华盛顿举行，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举办一场大型的舞会。在舞会上，面对满脸通红、激情昂扬的男女舞伴，这位官员简直惊呆了。活泼狂野的舞姿，与舞者身上典雅考究的服饰，在这位官员看来，就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事物。观赏了一会之后，这位官员好奇地向身边的一位朋友问道：“那些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啊？看上去，他们很劳累，为什么不雇佣一些人来做呢？”

关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即使它是虚假的，但像这样的事情一定发生过。它很准确地反映出，对于我们的社交乐趣，东方人是怎样的一种看法。同时也说明，与西方的模式不同，他们的观念形成于另外一个系统中。在他们的生活中，孔子及其儒家弟子是他们的榜样。作为一个正人君子，一个人首先要注意他的言行举止。他始终必须摆出一副有威严的样子，不能随意说些与主题无关的话语，行动也要稳重、矜持。

走路的时候，不能走得很快。但是，你如果飞快地跑起来，那便是最大的恶行。跳舞中的男人，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疯了，或者神经不正常。因为他们在干净的地板上，做一些无聊的转圈活动，同时手臂还不断挥舞着。如果男人和女人，一起手拉手、臂挽臂地跳着，中国人看了一定会大吃一惊。用他们的礼俗去衡量，中国人认为这绝不是一件正当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女人不能像男人那样，享有娱乐的权利，并做一些剧烈的活动，以打发时间。

在中国，男人之间可以相互来往，并自取其乐。不过，他们见面之后的礼节如此之多，令人厌烦。在主人和客人之间，正是由于这种过多的嘘寒问暖，使主人的待客之道多了几分虚假，而少了一点真诚。因此，这种交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负担，也失去了原有的乐趣。举个例子，有个中国人去拜访他的朋友，在门口，他的朋友会出来迎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就谁先进门这一问题，客人与主人少不了一份谦让。通常，这种揖让的工夫要花上五六分钟。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亦无可非议。主客双方都明白，谁先进门谁后进门，只是他们谁也不明说，就是讲求这个礼仪。这在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定制。进门之后，客人落座。接着，不管他口渴与否，主人都要奉上一杯热茶。另外，在与主人谈话时，客人必须小心谨慎，时刻观察着主人的脸色。从朋友相互拜访这一简单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社交活动已经成为他们一种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在中国，大部分官员都有很多藏书。这些藏书精美考究，大多是古代的经典著作。对于自己的文化，他们怀有极大的兴趣和爱好，经常滔滔不绝地相互谈论。他们的知识渊博，就某一问题通常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于中国古代的瓷器、玉器、钱币或者绘画等，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深有研究，并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在生活中，如果碰到还有另外的一些人也对此感兴趣或者深有研究，就会视为知己。在谈论诸如古玩钱币等事物时，中国人确实比外国人有见识多了，并且可以担当外国人的老师。在外国人面前，中国人通常会显摆他那富有奥妙的研究心得，并详细地分析、讲解每一个细致入微的环节。就这样，他们的老师风范显露无疑，并使得他的学生大为赞叹，甚至仰慕崇拜。

对于身怀西方思想观念的人来说，想要与中国人和睦相处，并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有一门课程是必须要学习的。这种课程必须由已经获取实际经验，并对中国有全面认识的人开讲。同样，中国人想要与西方人相处的话，也必须这样做。双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教育体系和内容，都各不相同，因此在交往的过程中，各方都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彼此之间怀有宽容，并保持适当的自由空间，以供对方回旋。一句话，在许多事情上，双方都会发现对方所表现出来的严重失误和无知。这样看来，只有经过长期的接触和了解，双方才能成为好友。比如，在我们看来，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他必然会知道，地球是圆的。同时，他也明白，一个从纽约出发去北京的旅行者，无论他从东向西走，还是从西向东走，都可以到达目的地。然而在中国，就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另外，不管是哪一位政治家，洞察万事的他不知道万有引力定律，甚至认为由于天狗吞食太阳或月亮，才出现了日食或者月食。像这样的事实，不管是谁，都是无法接受的。然而，在中国就有这样的人，且不是什么稀罕事。还有一种现象，同样令我们大为不解，那就是许多文人骚客，用华丽的辞藻和新颖的风格进行写作，但他们并不知道应该教育人们学习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在我们看来，可以组成教育一个人最为基础的框架。像这样的文人骚客，在中国为数众多。

在中国，通过某一级的科举考试，文人就一跃进入士大夫阶层。他们通常拥有一套独特的逻辑思维，总是喜欢与人辩论。尽管他们思路灵活，意见针锋相对，并能抓住对方的理论要害和缺陷，进行有力地反击和证明。但是，他们往往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一些莫须有的理论基础之上。这种方式，在我们看来很荒谬。比如，如果有人从孔子的典章中引用一些话语和观点，那么与他争辩的人便会主动屈服和让步。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谁能比孔子更加贤明的了。因此，争辩的双方中一方快要溃败的时候，他就可以勇敢地引用孔子的观点，压服对方，彻底扭转局面。他们双方对某些既定事实的认可，使得各自可以就争论的议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阐释，从而在争论中逐渐占据上风。基于这一点，中国文人争辩的一些特殊情况就显示出来了：我们可以得知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置公认的一般原则于不顾，而盲目地信从某位圣人的只言片语。

曾有一次，就某个问题，一位中国学者与我争论了几个小时。当时，那位中国学者在朝廷中担任某要职。在谈话过程中，他提出一个观点：按照自己的意愿，狐狸可以随便转变成人。尽管这个观点很荒唐可笑，但是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争论，我们最终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

过了一会儿，那位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辩手的中国官员，对我讲起了一件事。他说：“北京发生过一件真人真事，我想您恐怕也没有办法否认。对于那件事，相信您也有详细的了解：几年之前的某个晚上，在英国的使馆内，有个士兵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他听到院子里，有一只狐狸在叫。于是，他重新起床，穿好衣服，拿起一把枪，告诉妻子他要去射杀那只狐狸。接着，他就走出去了。一会儿，一声枪响过后，他的妻子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妻子醒来后，发现自己的丈夫并不在房内。过了几分钟，她丈夫的尸体，被另外两名士兵抬了进来。人们在一丛月桂下，发现了她丈夫的尸体。在他的脑袋上，有一颗子弹穿过的痕迹。人们发现，他的枪还在身边，但狐狸却不见了踪影。您看，”我的辩手正使用一种十分肯定的语气，兴高采烈地向我宣布，“事情的真相已经水落石出：那名士兵追逐狐狸，跑到月桂丛的时候，狐狸眼看就要被逮住了。于是，它随机应变，在很短的时间里变成一个人，夺过那名士兵手中的枪，瞄准他的脑袋，开枪打死了他。之后，狐狸显回原形，迅速地逃走了。对于这样的事实，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说完这些，那位官员满心欢喜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应。我对他说，这件事情北京人几乎无人不知，我也非常相信。不过，对于他的结论，我坚决不同意。这可能是我唯一的解释和答复。我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在于，狐狸变成人射杀士兵，并不是真正的事实，而是人们的主观推断和猜测。而我给出的另外一种猜想是，士兵在月桂丛中慢慢地朝狐狸爬去。但是，他忘了一点，爬行的时候，随身携带的枪，正对着自己的头部。这时候，枪的扳机正好被一个树枝挂住并拉动。于是，“砰”的一声枪响，子弹便穿过了他的脑袋。

我们的争论就此打住，不过，谁也没有说服谁。就这件事而言，虽然这位中国官员缺少必要的常识，因而得出荒谬迂腐的结论，但在其他事情上，他仍然不失为一位朝廷的重臣——做事情眼光看得远，与人相处度量宏大。

在中国，家里的客厅和书房，装修和用料都十分考究，可称得上是古色古香。这一点，也许并不符合我们实用的心理。不过，让我们重新返回中国家庭，探讨一下女性从小在闺房中长大，与世隔绝的情形。只要你留心，就会发现，只要来访者走到书房或者客厅门口，他们都事先咳嗽几声，算是向里面的人通报。尤其是女性在的话，可以让她有足够的时间回避。不过，对于他们的儿子，中国人则引以为傲。如果有外客造访，他们定会让他们的儿子在场。然而，当父亲把儿子介绍给客人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无所谓的口气，并向客人一再表示，他的儿子愚笨无知，不成器。一句话，在当父亲的看来，儿子就是成才太慢。不过，做父亲的说这些话，却掩饰不住他骄傲的神气和心情。如果你想与一位中国父亲套近乎，并建立良好的关系，那就亲自去他家拜访，当着他的面，竭力夸奖他的儿子。虽然建立良好关系的办法有多种，但这种做法却是最为可靠的一种。

在中国，当地人与外国人交往，仅仅限于同性之间，差不多已经尽人皆知。不管从哪一种角度看，这种做法是极为不妥当的。只要东方的礼俗没有发生改变，社交规则还是搞原来的那一套，那么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你越是想要它在尽快的时间内发生改变，你就越觉得它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因此，任何一种强制的手段或方法，将会使得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就现在而言，中国举办的任何一种国际性的集体活动，单调乏味，丝毫引不起人的兴致，除非他们允许女士上场，进而营造一种温文尔雅、活泼欢快、其乐融融的氛围。像这样一种状况，我们要忍耐，并用一种理性的态度等待它的转变。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这样做，就是极力避免一桌宴席的人，意兴阑珊，寡欢而散，或者防止这种荒谬可笑的状况继续干扰我们的欢乐宴会。

在中国人举办的宴会上，外国朋友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因为他们就像木偶一样，完全受到主人的控制和摆布。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每一道菜都有独具的特色。这一点，与西方的菜肴颇为不同。与之相应的，主人与客人之间的应答招呼、举杯饮酒等形式上的礼仪，也是截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在中国的餐桌上，经常会闹出一些笑话，这让人们感到颇为有趣。而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会使用餐的人们感到无助，甚至单调乏味。这些西方的食客，有很多人在自己的国家也算是美食家了，但是面对中国神奇多样的菜肴，他们全都变成了小学生。这也没见过，那些没吃过，就连吃饭使用的工具，他们用起来也捉襟见肘。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人家中做客，可能会手持一双筷子，为顺利夹起一颗米粒，而下一番功夫。然而，当他回到美国，在自己家中招待中国人时，他很有可能看到，这位中国客人屡次使用刀叉无效后，将其愤怒地扔到一边，而不得不求助于天然的工具——十个手指头。这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美国人会因为找到一个机会报复中国人而感到内心极大的满足。

在与异国他乡的客人吃饭时，人们总会发现其中的一些乐趣，并铭记于心。曾经有一次，我招待一位来自朝鲜的客人。他是朝鲜的内阁成员之一，每年率团来访中国的皇帝。这个人看起来，很有修养，言谈举止，流露出不凡的气质。此外，他还是个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并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众的人物，居然没有见过照相机，并且生平以来第一次照相。就连一盏煤油灯，在他也是个新鲜的东西。因为他之前根本没有见过煤油灯，甚至连煤油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煤油是从地底下采来的，很显然，他是不会相信的。至于西方人住什么样房子，他也一无所知，更别提亲自住进去体验一下了。因此，在我的房间内，他对一切都是那么好奇和惊异。当他坐到沙发椅上时，惊讶得仿佛整个身体的灵魂都要出窍。此时，他平日里的个人颜面也一扫而光。

他和自己的一位同事，第一次来我这里做客，我自然要设宴款待。席间，两位先生可怜巴巴地望着桌上其他人的举动，并拿起刀叉进食，做出一副竭力模仿他人的样子。随后，客人们向主人简单介绍了朝鲜人在宴会上的习惯做法，并请求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习俗进食。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接着，他们开始采用他们的做法，但是结果却让人看起来不受用。原来，他们喊来贴身随从，并让他们站在自己的身后。刚开始的时候，随从只是站在主人身后，并不进食。在外人看来，他们只是象征主人崇高地位的一种标志而已。但是，后来的事实却让我们颇感意外。

主人吃过喜欢的菜肴之后，便把盘子里剩下的东西，或者手中的东西，统统递给身旁的贴身随从。他们从主人的肩头接过食物，然后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比如，上来一道炸鸡，主人把他啃得稀烂的鸡肋递给随从。随从接过来，把所剩无几的肉搜刮得一干二净。最后，他们直接将骨头扔到地毯上。也许，餐桌上的其他人看到这些，感到很有趣味。但是，对于我的地毯来说，那可就遭罪了。

不过，他们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主人金洪吉把吃剩下的一块法式芦笋的残根递给随从后，他们倒霉的时候就来了。在这之前，按照其他人的做法，金洪吉应付那根芦笋显得绰绰有余。然而，这根芦笋到了他的随从手中，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了。随从使劲地咬着，嚼着，脸上顿时一片漆黑，不成样子。看到这些，我心里略微感到不安，是我让他们在这里出尽了洋相，吃尽了苦头。而且，当那位随从离开宴席的时候，心里一定在想：他们招待客人的是什么玩意儿，好像是用黄油浇在了诸如玉米秸之类的东西上。不过，他们会对外国人产生由衷的敬畏：这种看来如此坚硬，无法下咽的食物，在外国佬那里却不算事。由此可见，外国佬的嘴巴是多么得刚强，而牙齿又是多么得锋利。

第六章　中国人的信仰

对于孔子如何被人们广泛认可，并被拥护成为一种宗教信仰的创立者，我们很难理解。与缺乏真实资料而又想著书立说的人相同，许多外国人对于孔子及其事迹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立论或者观点，大多数人只是随波逐流而已。

在孔子的一生中，几乎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宗教的东西。在他出生之前，中国的人们之间实行着某些社会规范和礼仪习俗。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这些规范和习俗一直维系着人们的行为举止。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于是他竭力主张恢复原有的礼节习俗。于是，他经常教导他的学生们，一定要牢记并遵守这些礼节和规范。除了这一点外，孔子并没有作出什么更大的贡献。

在孔子看来，他肩上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恢复古代的礼乐教化和文治武功。同时，他又宣称，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能超越于自然之上。一个人，虽然担负有很重的责任和义务，甚至超过了一家之长和一国之君所能承受的。但是，他从不向周围的人宣传这一点。有一次，别人问他关于神仙的问题。他回答说，他并不知道有什么神仙，更不相信有神仙。他唯一确信的就是，一个人应该对家庭和亲人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去膜拜不可知的神灵。另有一次，别人问他关于死亡的问题，他直接回应道：“活人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哪里还顾得上搞清死人的事情呢？”

孔子不是一名宗教领袖，也不是一个信徒，他只是一位解说道德伦理的教育家和圣人。他辛辛苦苦地创立了一整套伦理道德体系。经历几千年的考验，这一伦理道德体系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导致他们形成保守、封闭的性格。但是，对于孔子的谆谆教导，人们是否真的将其铭记于心；对于人们的不同态度，孔子是否真的关注过这一点。在我们看来，这一切问题的后面，挂满了一个个巨大的问号。

如果孔子真的对人们的切实态度感兴趣，那么关于之前社会的宗教崇拜，孔子的注意力一定不在其实际的效用如何，而在于其存在的长久历史。孔子说教的核心，是要人们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他指出，每个人在为人处事时，不要过分放纵自己的欲望，而要走中间道路：既不太过，也无不及。其实，这些规范在我们看来，都是比较一般的道德伦理。孔子曾经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很有可能，他的所有主张即使具有宗教般的性质，也可以归结为前面的那句话。还有，在孔子看来，所有的规范礼俗推行起来，一定要走正道，给人一种温文儒雅的感觉。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死后，过了大约两百五十多年的时间，人们才发现他的理论体系中蕴含着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显示，第一个特别拥护孔子的帝王是汉朝的开国皇帝高祖。大约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汉高祖开始把孔子奉为圣人，并带领着全体大臣，到孔子的墓前祭拜。等到耶稣纪元的第一年，政府明确下令，修建纪念孔子的寺庙。一直到今天，诸如此类的孔庙已经达到千万所，遍布中国的各个地区。

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里，孔子就是天上的神灵。他的每一句话所产生的效力，与法律不相上下。最让人惊异的是，对于孔子的说教，上至皇亲国戚，下到穷苦百姓，每一个人都熟知于心。于是，整个国家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孔子的言论被引用到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不管是日常生活中劝人向上从善，还是重大的国际问题商讨。大街小巷里，时常会发生一些争吵与纠葛，孔子的言论此时可以派上用场；国家的大政方针需要作出调整，孔子的言论又可以发挥作用。有时候在某些场合，人们引用孔子的言论，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可笑的人，甚至精神有些失常。但由于在整个国家内部，孔子一身集中了三个重要角色——最伟大的仲裁者；说话最有分量的权威；以及一位和平的使者，所以他的言论经常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人们引用他的原话与所谈论的问题没有一点关系。

孔子死后，他的门徒及其后继者们，从他的著作中挑选出一些含义模棱两可的字句，加以阐释和扩充，逐渐形成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宗教体系——孔教，亦称儒教。儒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来源于“第一元素”，也就是最基本的微生物。这种元素本身具有一定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后，产生出阴性元素和阳性元素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之后，这两种元素交汇在一起，经过长时期的进化，于是地球上便出现了最早的生命形式。可见，儒教的理论体系，完全建立在物质世界基础之上。

当谈及有没有造物主或者上帝这个问题时，一位对孔子研究颇有造诣的评论家说：“关于上帝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任何证据。因此，孔子果断地将这一问题搁置。”另外，对于因果报应和灵魂转世的说法，孔子也是抱以同样的态度，绝口不提。因此，对于儒教的观念和理论，真正研究宗教制度的学者，从来不奢望能从那里获得什么，更别说抱有任何兴趣了。就目前存在的文献来看，对于儒教理论的解释，都是一些杂七杂八、不成系统的文字。它们既没有系统的思想，又没有明确的主题。同时，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那些追随者们，大多数活在离孔子很遥远的时代，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猜测或者推断，他们得出的并不是孔子的真正思想。

外国人所说的儒教，在中国人看来，可以表述为“光明会”。这是由于，与“光明会”相比，儒教的很多东西与之接近。“光明会”规定，对于天地、祖先的祭拜，是他们宗教仪式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此外，对于日月的祭拜，他们也很热衷。从时间角度讲，到了近代，“光明会”的教规中多了一条对孔子的膜拜。慢慢地，它就变成了中国的儒教。然而，只有那些官员，不管是在职的，还是候补的，才经常去孔庙祭拜孔子。而对天地的崇拜，则与之完全不同。不论男女老少，他们都很热衷于天地的祭拜。在中国，人们举行婚礼的时候，也是先要祭拜天地。在其他重要的场合下，祭拜天地也放在了首位。

在中国，最令人称赞的宗教建筑，是位于北京的天坛。在那里，共有两座祭坛，都很高大。其中一座露天，另一座在室内。每年，整个国家最为隆重的两次仪式活动，就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去天坛祭拜天地，同时进行一些祈祷活动。在这一过程进行时，皇帝身边没有一个随从，而且他必须本人亲为，不能让他人代替。此外，当这种仪式快要举行的时候，皇帝需要到一个专门的地方进行沐浴戒斋。这个时候，他手头的政事也就不得不暂时搁置一边。

关于这种仪式的详细内容，我们不用仔细探讨，就可以充分肯定，就整个过程的特点和每一个具体的环节而言，可以在《圣经》中找到痕迹，有些地方甚至极为相似。不过，与《圣经》中的宗教仪式有一个最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每一个祭坛的周围，分别环绕着如同篮子般形状的巨大铁炉。每年冬季的祭祀，皇帝都要在铁炉中焚烧一些纸张。那上面，记录了去年所有被处决的罪犯姓名，以及他们的罪行、审判结果。通过这种形式，这一年中的所有政事，尤其是全国的死刑执行情况，面对苍天，皇帝算是做了一个总结汇报。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皇家建筑里，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祈祷仪式。虽然全民上下都可以积极参与到祭拜天地的活动中，但是在天坛举行这一仪式时，女性却不被允许站在举行仪式的广场那里。一般来说，几乎在所有的祈祷仪式中，女性都是不被允许参加。并且，不论什么时候，她们都不能出现在天坛的附近，否则就要背负亵渎神坛的罪名。即便是看守天坛的官兵，怀中抱着一个不大的女婴，到精美绝伦的天坛周围闲逛，也是不被允许的。如果被发现，他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1879年春天，格兰特将军来北京访问。当时，天坛第一次向他开放。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中国人看来，那是一个外国人受到的优待之一。有几个外国女人，知道了这一消息，便趁机跟随将军的人马混入其内。在她们看来，胆小如鼠的看守士兵们，见到她们跟在将军的后面，一定不敢横加阻拦。事实也果真如此。就这样，这几位外国女士实现了她们的心愿。后来，当着恭亲王的面，就这件事，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参观天坛的事宜，都是由我来牵线安排的。我本想认真解释一番，但是恭亲王立刻对我说道：“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万一被更多的人知道，那就不太好了。所以，请您不要再提它了。”

在中国，人们是十分重视教育和文化的功效的。这一点，通过他们祭拜孔子的活动就可以看出来。几乎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较大的村落，都有一个类似行会性质的组织。那是由当地的文人骚客自发组织成立的。在街上，或者在其他人流较多的地方，他们都会设置一个箱子，里面放满了废弃的纸张。在箱子的外面，他们通常会贴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珍惜字纸”等字眼。任何人都要把手头的废纸扔进箱子里，而不管它们是印刷品还是手写的。有时候，在街头巷尾，你会看到一些人背着篓子，到处巡视。他们是行会组织雇佣来的，手里拿着一根嵌有锋利铁钉的竹竿，专门扎取纸片。

每过一段时间，文人骚客都要把收集起来的废纸弄到一起，在乐队的引领下，大张旗鼓地将其送到当地的孔庙。在孔庙中，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建筑模型——神龛，或者又称神炉。当人们来到孔庙后，先把废纸倒进神龛。接着，人们纷纷跪在地上，看着神龛中焚烧的火焰，同时不断进行祈祷。在那些有学养的中国人看来，外国人对待废纸一点也不谨慎，总是毫不犹豫地乱扔。外国人的这种做法，常常让他们感到厌烦。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首先是极不敬的，也是难以理解的：或许，外国人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对废纸采取如此不端的态度呢？要知道，废纸可是他们学识的最初起源啊！正因为这一点，使得中国人对外来文化及其精华，怀有深深的蔑视之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事情更让他们产生这种情绪了。

在中国，人们对于祖宗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你都可以看到祭拜祖宗的现象。我们采取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祭拜祖宗的人很多，但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人除外。像基督徒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祭拜天地和祖宗，在中国可谓是异教徒了。他们经常会遭到人们的辱骂，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一直到今天，我们才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民族的发展与其祖宗祭拜，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对于祖宗的祭拜，已经深深地融入这个民族每一个成员的血液中，成为一种历史最长、根基最深的宗教形式。不难想象，以后在中国人心里最后消失的宗教信仰，一定是他们对于祖宗的崇拜。

祖宗崇拜，这一看似简单的现象，其背后蕴含的理论基础，却引发了人们无数次的争论。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不管怎样，这种普遍存在于每个中国人身上的信仰，具有这样一种真实的内涵：每一个中国人相信，人死后，他们的灵魂并没有散去，而是飘荡在生前的住处。于是，生者死后也希望能与这些灵魂在一起。同时，人们还相信，这些灵魂会利用自身的神秘力量，赐给后世子孙很多福祉。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人们要祭拜祖先的亡灵，以便获取他们的好感。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极其愚昧的人认为，灵魂会存留在坟头的供品上。如果没有那些供品，灵魂是没有办法显灵的。人们在祭祀祖先的时候，还会焚烧一些纸钱。这是因为他们相信，纸钱燃烧后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转化成阴曹地府通用的货币。这样一来，神灵就能使用这些钱财了。尽管人们的这种做法和想法有些粗陋，但是它们却维系了数千年，并且激励着很多中国人照此做下去，而不会感到厌倦。不可否认，这些做法和观念中包含了子孙对于祖宗的孝敬，但更多的是他们出于对祖宗灵魂的敬畏，渴求与之友好相处，并从中获取保佑的心理诉求。因为他们始终相信，亲属的亡灵具有神奇的魔力，而这种力量可以办成任何一件事情。

尽管在中国人的信仰中，有很多地方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有一点却很清晰，那就是对祖宗的祭祀和崇拜。它表明，中国人相信亡灵是存在的。而且，这种信念的存在足以证明，祖先崇拜不是中国人盲目的行为，而是他们经过思考而做出的选择。另外，中国人在其他事情上的做法和行为，也有力地验证了他们所特有的信念。在中国，很少能看到单身汉。每一个男子，必须结婚成家，养儿育女。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持续不断地祭祀祖先，从而保证他们不管是在人世，还是在阴间，都能获得长久的幸福和快乐。对于一个男子来说，女儿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儿子必须有一个。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每一个家庭都要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虽然每一位家庭成员都要参加，但是占据主要地位、发挥关键作用的，一定是家中的男性。

第二，当女儿长大成人后，必定嫁给他人，成为丈夫家中的一员，而不再过问娘家的事务。

以上事实，充分解释了为什么四处闯荡的中国人很少成为殖民者。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另外一个事实：一个中国人客死他乡，无论多么远，他都会事先请求别人，把他的尸骨带回故土，安葬在他的祖先的坟墓旁边。只有这样，他才能因为遵守传统的礼俗而使得尸骨获得恩泽。如果他被埋葬在异国他乡，那么他的灵魂注定居无定所，孤零零地四处飘荡，并过着啼饥号寒的生活。

在中国，每一个家庭都会设立一个祖宗牌位，而且这已经成为一种定制。从理论上来讲，人们每天都要在祖宗的牌位前磕头跪拜，以表达自己的恭敬之意。祖宗牌位通常由木板和底座构成。一般是在底座上，固定住一块木板。做好之后，漆成红色。然后，刻上祖先的名字等内容。上面的字体，都采用金色，以传递神圣的含义。最后，把牌位放在一个神龛里。那种神龛的空间不大，一般经过精雕细刻，装饰得相当考究。每隔半年，家庭要举行一次正式的祭祀仪式。这种隆重的仪式一般设在祖坟上。其场面可大可小，视操办者的经济条件而定。

祭祀仪式开始的时候，先要把祖坟周围的杂草清除干净。接着，把坟头的形状重新整理一遍。做好之后，便在坟头摆上桌子，把早就预备的供品一起放在上面。祭祀的供品无外乎是各种肉类，比较常见的有猪肉和鸭子等。除了肉类外，还有米饭、糕点、酒水和供神灵穿衣用的丝绸。在中国的传统庆典中，鞭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祭祀祖坟的时候，自然也少不了它。一声声鞭炮响起，纸钱也焚烧起来。就这样，人世的纸币瞬间就化成了阴曹的通货。

在世界上，中国人的节俭是最出名的。当供奉祖先的祭品被先灵充分享用之后，家庭中的成员就将那些残羹冷炙一扫而光，连汤水也不剩下一滴。可以说，祭祀祖先的这一天，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隆重的节日。有些人家，由于生性吝啬，不想在祭品上多花一分钱；而另外一些人家，则由于经济条件太差，买不起丰盛的祭品。于是，这两类人经常去别家借用祭品，等白天祭祀结束后，再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归还原主。这些都是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并不是我们凭空杜撰出来的。还有些人的做法更为卑贱，他们买一些纸糊的烤乳猪和烤鸭子，在祭祖的时候欺骗死去的亡灵。那些东西与实物的外形很相像，而且与活人相比，亡灵更容易受到糊弄，于是他们便采取作假的方式。

在中国，除了皈依基督教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信奉儒教。这一事实，我们必须接受，倘若我们想要理解三大宗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其实，儒教并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他们只是把一个名称加在了上面而已。因此，对于真正的儒教，中国人知之不多。不过，他们只清楚一点，那就是崇拜天地和祖宗，再有就是信从孔子的教诲。这就是最为质朴的中国儒教，可以说是最为原始的，没有掺杂其他成分。在下文，我们将要论述的两种宗教，在中国一直处于次要的地位。明白了这些，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宗教，将会有巨大的帮助。

关于道教，它是不是在中国起源，至今还有很多争议。其中，大部分人认为，道教并不是在中国产生的。它的创立者虽然是一名中国人，但是他曾经游历过亚洲的其他国家，思想上深受印度婆罗门教的影响。与孔子相比，他稍微年长一些，但这两个人差不多属于同一个时代。有一次，他还与孔子见过一次面。“道教”，也称“道”主义，这一名称就明白无误地透露给人们有关它的信仰内容。

“道”，这个中国汉字，具有“道路”、“途径或者方法”等含义。道教的创始人宣称，他所创立的宗教，就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和研究宇宙、人生、万事万物与“道”之间的联系。在他的著述中，尽管论证的方式颇为简易，并且论证的含义也相当荒诞，但我们还是要选取几句话，以便说明他是怎样阐释自己的思想的。而这几句话，也许正是读者想要真正了解那种宗教所必须掌握的东西。第一句，“有形生于道，道生于物”。第二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两句话极易让学者们想起这样一个画面：一条狗，正费劲地追逐着自己的尾巴，但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理论的意义甚微。

从理论上讲，盲目的偶像崇拜，在道教的原始形态中是极力避免的。换句话说，道教是不主张人们对有形的东西进行顶礼膜拜的。但是，它却引发了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无数偶像形式。可以说，现在有些新的偶像，还在被它所创造，逐渐融入到旧有的偶像序列中。刚开始的时候，道教认为，人的主要责任和义务是研究“道”，并遵循“道”。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要限制自己的各种欲望。不过，经过长时间的流传，这种说教早已不是原来的面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道教的追随者变成了江湖上的术士，杂耍戏法，无所不通。还有些人一跃成为算命的先生，或者治病的医生等。每天，他们四处招摇，嘴里喊得无非是那些帮助人们实现青春永驻、长生不老、体力不衰的神奇药物。其实，道教的说教内容，就蕴含在这些江湖术士的骗人鬼话中。只要稍加分析，你就会发现其中的某些思想观念。另外，来自欧洲的一些虚假承诺，也成为他们装点门面的套语，比如，像什么化腐朽为神奇，将破铜烂铁变成金子等等。

可以这么说吧，以下事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一，孔子被中国官方正式定为人们膜拜的对象，从此以后，儒教成为人尽皆知的一种信仰；第二，耶稣降生；第三，佛教传入中国。这三件大事，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在中国，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人们之间广为流传。说的耶稣降生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人告诉他，说西方有个大智大慧的人就要诞生了。他还建议皇帝，派出一个使团的人马，亲自去西方邀请那个人。还有一个故事，说是五百年前，孔子说过一句话：“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位圣人。”皇帝看到孔子的这句话后，真的派人去西方寻找圣人了。关于第二个传说，我们倒是可以相信。因为在基督降生的时候，中国为了寻找新的信仰，确实向西方派出了一个使节。这个使节转了一圈，不想走到了印度。最后，佛教被他带回了中国。

在中国，到处可以看到有关佛教的建筑。它已经成为中国大地的一种景观。一般说来，在较大的城市里，佛教寺庙会有上百所；而在城市规模稍小的地方，寺庙只有几十所；到了更小的村镇，就只剩下两三所了。《哈姆雷特》如果没有了丹麦王子，整个故事情节就无法进展。同样，如果佛教寺庙中缺少了土地神，那么它就不成样子了。这些佛教寺庙，最初只是个别人收集财物修建起来的。在之后的岁月中，维修以及运作寺庙，也是靠人们的集资完成的。迫于公众的舆论压力，乡村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付出一些钱财。与此不同，有些寺庙是通过政府每年出钱来维护的。像这样接受国家财物的寺庙，其建筑都是很奢华的，给人一种流光溢彩、金碧辉煌的感觉。因为那里的建筑屋顶，一概是用黄色的瓦片铺就的。而黄色，它是皇帝专用的颜色，象征着权威。一般而言，普通老百姓是不被允许使用黄色的。

在中国，除了有正式的佛寺外，还有许多乡村野外的小寺庙。在正式的佛寺里，是人们专门供奉释迦牟尼的地方。与之不同，小寺庙主要供奉身份和地位比较低微的小神。当然，它们有时候也会供奉释迦本人。曾经有一次，我出游山西。在那里，有一个佛教圣地，名叫五台山。当我距离那里还有十多里地的时候，在路上发现了一个小庙，十分破旧。这个庙不大，仅有狗窝那般大小，是用泥土垒起来的。别看庙小，作用很大，它是用来供奉当地一千二百四十九位无名的地上、天上和海里的众神灵。各路大神在中国都受到了较好的待遇，有单独的寺庙供奉。然而，还有为数不少的小神没有地方安置。畏首畏尾的中国人便想办法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小庙，在那里供奉起来。虽然这种想法和做法，反映出中国人的细致周到，但对于这些，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甚至会觉得有些荒谬。

每个月，初一、十五以及某个特定的节日，是寺庙举行祈祷活动的时间。其他时候，一年到头，不论白天黑夜，人们可以随意进到任何一个寺庙。不管在什么时候，现场的祈祷仪式，总会有一个和尚主持。在佛像的前面，有一个油灯，里面漂着一根灯芯。虽然灯芯发出的光不亮，但是它一年四季从不会熄灭。一次祈祷仪式，只能为一个人祈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说过，一次祈祷牵涉到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群。在几分钟内完成的祈祷，那是普通的祈祷。一般说来，人们从门口进去，接着从僧人那里买几柱香，然后僧人在佛灯那里将其点燃，并把它们递给祈祷者。最后，祈祷者将点燃着的香插进香炉里。这香炉就放在佛像前的桌子上。做完这些，祈祷的人站在面前的垫子旁，跪下去，叩头。像这样的跪拜，总共进行三次。与此同时，站在一旁僧人，会敲钟或者击鼓，用来提醒佛祖有人光临了。这道程序结束后，整个祈祷仪式算是完结了。祈祷的人从垫子上站起来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这就是中国寺庙里进行的一般祈祷仪式。这种做法很简要，并不需要人们花费多少金钱。另外，人们在清闲的时候进行祈祷，并不会耽误他们的工作。对于他们而言，这种祈祷方式很方便。

规模较大的寺庙中，有许多老僧人和一些小和尚。小和尚们必须每天轮流值班，就像海上的水手一样工作。在一些特殊的时刻，他们还得为祈祷的人主持仪式。在中国社会里，僧侣算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经常遭到人们的非议。他们不但生性愚笨，还不守门规，总是做出一些不法的行为来。对于宗教礼俗的东西，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不过是几句梵语而已。而就连这样的几句梵语，也是他们从别人那里偷学过来的。当人们嘴中念诵的时候，他们也跟在后面不断地重复。慢慢地，他们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整日嘴里念念有词。

寺庙中的僧侣，存有严格的等级界限。我们暂时找不出一个更好、更恰当的名称来，便把寺庙中级别最高的和尚，称之为大主持。在中国所有的宗教事务中，他的地位仅次于西藏的大喇嘛活佛。在佛教圣地五台山，我就见过这样一位高僧。他，西藏人，约莫七十岁的样子，看起来和颜悦色，行为举止从容不迫。我和他交流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很好，虽然他汉语讲得不是很好。为了招待我，他特意选取上等的茶叶，泡好给我喝。与汉族人的习惯不同，在茶水里，他还添加了酥油和食盐。我喝了一口这样的茶水，感觉一点也不难喝。这是一位健谈的老人，一说起话来禁不住唠唠叨叨。对于国外的一切事物，他一点也不了解。但是，在畅谈的过程中，他又表现出极强的好奇心。他对我说，寺庙中的大主持是很多高僧们一起选举产生的。选举出来的大主持，担任六年的时间。过后，就要重新选举。他已经连任三届了，再过几个月，将要面临下一届的选举。他还对我说，对于这一单调乏味的职务，年事已高的他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兴趣，而且连任的代价远远高于他所获得的名誉、报酬以及其他之类的好处。

以上介绍的僧侣制度，是中国比较正常的一种。此外，还有一种独特的制度，即活佛转世的说法。相对于正常的僧侣制度，这一制度是近代才兴起的。活佛，被人们认为是佛祖本人的化身。佛祖不参与佛教组织及其日常事务的管理，他本人十分圣洁。不过，为了接受世俗的祭拜，他必须一直坐在莲花宝座上。从理论上讲，他是不会死的，只是不断地转世投胎。然后，人们苦苦寻找，在一个地方发现一个男孩。据说，这个男孩就是佛祖的化身。按照这种说法，活佛转世以后，这个世界上应该只有一个。不过，令人感到纠结的是，中国在近代居然找出了四个转世活佛。他们当中一个在西藏的拉萨，另外几个分别在三个佛教圣地。那三个佛教圣地，据说还是相互对立的。

自从基督教产生以后，佛教一直与之共存。在后来的时候，对于基督教中的某些思想和观念，佛教就逐渐吸收了进来。从佛教中的某些词汇和用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今天，在佛教最初的关于尘世生存、善恶因果以及轮回报应等思想体系中，你是找不到它现在所宣传的思想和观念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十分肯定。有关天堂和地狱、人格化的妖魔以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等内容，你在早期的佛教理论中根本找不到影子。不难想象，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图画，上面画着一个佛教徒双脚踏住魔王。对于这样的内容，早期的佛教徒是没有办法理解其中的意义的。同时，再找出一副观世音的图画，他也是不明白，这位佛教的圣母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走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西方人总会感觉有些奇怪。与美国任何一个城市一样，名目繁杂、各具特色的广告在中国的城市也随处可见。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广告，密密麻麻分布在大街小巷。偶尔看到一块干净的墙壁，那里一定写着“禁止张贴”的字样。如果这个西方人仔细搜索的话，在那些夸大其词的庸医假药广告中，他会发现这样一些内容：“只要心诚，不管要求什么，你都可以得到”，“有所求，必得到”等等。看到这些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美国人的幻想和狂热，不单单限于他们身上，中国人也擅长此道——在一些杂七杂八的地方张贴一些词句为自己做宣传，而这些词语与《圣经》里的差不多。事实上，这些吸引人注目的词句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就像是佛教的招牌一样，为了吸引更多的香客和祈祷的人。只有这些人带着钱和物去了，寺庙中才会有人为他们主持仪式。如果不出钱的话，是不可能完成祈祷仪式的。这已经成为一项规定。这样看来，那些广告无疑都是在拉拢生意了。

在中国，还有一部分云游四方的僧人，而且数量非常多。像他们这样的僧人，在中国是不合法的。根据规定，任何一个云游四方的僧人，可以在他所选择的寺庙投宿，并且吃喝、住宿等全部免费。实际上，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专门乞讨的流浪汉。为了博得人们的同情，使得他们的遭遇为更多人所吸引，他们往往把丑陋的面容装扮得更加悲惨，或者故意把自己的身体致残，让人们不忍心再看一眼。他们还有一个惯常的做法，总会宣称自己是某个遥远古刹里的僧人。

曾经有一次，我在大街上就碰到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左手上面，指甲非常修长，因而特别引人注意。当着我的面，他用一种十分真诚的语气说，十年来他的指甲从来没有修剪过。不过，看看他的手，似乎没有清洗的时间远远超过十年。那些指甲大概有八英寸长，那弯曲的样子，活像一只鸟爪子。手上的大拇指，与其他手指不在一排，非常突出，就像一个长长的拱形结构，逐渐延伸到手背的地方。通常，他会把手掌微微收拢，手心向上，高高地放在胸前。这样一来，他的那只手便更加吸引人的注意了。我对他说，只要他愿意剪掉指甲，我可以出一大笔数量可观的钱财。当他听到我这样的话时，愤怒地拒绝了。还有一点，他的做法与佛教礼俗截然不同。他留着一头长发，披散在肩上。他总是对人说，他的头发已经超过整整十年没有梳理过一次。这头发和指甲，是这位云游僧人的谋生饭碗，所以，他说的那些话一点也不夸张。

除了云游僧人，还有一种被称为“职业化的聚钱僧”。这样的僧人一般不属于任何寺庙。但是，当一座寺庙需要大规模修缮，或者由于某种特殊需要着急筹集大量钱款时，这样的僧人便派上了用场。在北京，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位僧人。在他靠近脸颊的部位，上牙和下牙全都拔掉了。而且，在他的脸颊上，还穿了两个圆形的洞。这样，一根与中指差不多大小的铁棒，从这两个洞里穿过，两边各露出一英寸多些。在铁棒的两端，挂着一个半圆形的铁环，绕在脑袋的后面。在这个铁环上面，还有一条铁链。那链子很长，他走路的时候，能在地上拖几英尺远。除了这些以外，他身穿百衲衣——只有街上的乞丐才穿的。这种衣服很有特色，由无数块颜色不同、形状各样的小布块拼凑而成。就这样，他拿着一身的装备，到处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请求人们施舍或者捐助。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还声称是为了修缮寺庙。

其实，这个人就是一个无耻之徒。他是被某个寺庙雇佣来的，并且每个月从那里领取定额的报酬。非但如此，在人们捐助的款项中，他还要拿走事前与寺庙说好的一部分资金算作回扣。在他的身上，没有一点值得人们同情的地方。他身上的铁棒、铁链和破衣烂衫，是他精心策划，刻意装扮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还有一个绝活，可以做出一种假象，让口中的鲜血，从脸颊上的圆洞中不断流出来。

为修缮寺庙而到处筹款的方式，除了上面的那一种方法外，还有一种方式需要说一下。在寺庙的院子前面，会安放一个箱子。那箱子不大，仅仅容得下一个人站立。有一个僧人，站在箱子里面，他被安全而又牢固地安置在那里。这种僧人也是乞讨僧，他们的乞讨方式很特别。

当僧人在箱子里被安置好后，在箱子的表面，就会钉满锋利的大头钉。大头钉透过木板，几乎接触到僧人的全身部位。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此时，他身上唯一可以活动的部位只有右手和前臂。在他的面前，有一根细绳，他刚好可以够到。于是，他抓起绳子，不断地敲打寺庙的大钟。过往的行人，被钟声吸引，无一不观看他的行为。箱子上面的钉子，每一根都有一个价码。这些价码加起来，就是这次募捐的总额。位于僧人不同身体部位的钉子，其上的价码是不同的。当然，位于眼睛和其他重要部位的钉子，其价码是最高的。寺庙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过往的行人看到僧人如此的献身精神，一定顿生恻隐之心，并会用财力尽量相助。只要他们出钱，便可拔掉箱子上相应价码的钉子。一旦有人付钱，箱子附近专门有僧人负责拔钉子。那根钉子拔出后，一般会送给购买者。他们拿走之后，好好保存，算是他们乐于捐助的纪念。那被困在箱子里的僧人，只要钉子没有被全部拔掉，就得日夜待在那里，没有任何间断或者休息的时候。

对于信徒，佛教不但要求他们忍受苦难，还教导他们应该怎样奔赴苦难。在这里，由于篇幅有限，我只举一个例子，用以说明这一点。有个下午，天气炎热，灰尘满天。在北京的西南部，路边有个小茶馆，我坐在那里休息。这时候，有两个人朝这边走来，一男一女，行为非常古怪。他们所过之处，到处尘土乱飞。那个男子，按照估计好的距离，每迈出一大步，都要俯下身子，把头磕在地上。接着，他起身，把脚放在额头触地的那块，接着抬起另一只脚，向前迈去，再磕头。就这样，不断重复。当我看到他每次匍匐在地，磕三下头的时候，不禁想起童年时候见到的一种虫子。那是虾蠖，走起路来，一拱一曲的。

我很好奇，便问那个男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回答说，一年之前，他的独生儿子患了重病，于是他向佛祖许下诺言，如果能救活他的儿子，他便用上述的方式，从家乡走到五台山。在那里朝圣之后，他再接着以同样的方式返回家中。从他家到五台山，行程有几千里地。按照他这样的做法，走一步，叩三次头，每天大概只能走五公里的样子。这个男人已经七十八岁了，额头上有一个鸡蛋大小的肿块，身体极其瘦弱。浑身疲惫的他，即将接近人生的终点。很显然，在有生之年，他要完成自己的许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当我建议他不要再继续朝圣下去时，他先是一惊，接着很气愤。最终，他没有听取我的劝告，继续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下去。我看着他们，直到他们的身影在眼前消失。

与西方的男人相同，中国男人多半在得意洋洋之际，不会想起宗教的用途。但是，当他们遭遇逆境的时候，又会义无反顾地寻求宗教的庇佑。因此，真正虔诚的佛教徒，大多是妇女和儿童。也许，男人们会把佛教视为一种附带的信仰，但是他们绝不会真正地遵从其宗旨和信条的，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比如说，佛教严禁吃荤，不允许人们杀生。有一个考验佛教徒的方法，想必人人都很熟悉，但多少会让人感到恶心。那就是某人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不会杀死身上的任何一个虱子。不过，你只要在中国随便待几天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喜欢吃肉的。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不吃肉不是因为信佛，而是经济条件所限，买不起肉而已。还有，他们经常不喝酒，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另外，佛教要求信徒不要撒谎。仅凭这一点，在中国，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合格的佛教信徒。

当较大的灾祸降临的时候，佛教能以一种巨大的神奇力量，将中国人吸引过来。这种现象，让我们感到很惊讶。就连那些富有智慧、运筹帷幄的大人物，当遭遇不幸时，也会匍匐在佛祖面前，做一些弘扬佛法的道场之类。尽管这种荒诞不经的做法，使得他的颜面和威风尽皆扫地。为了趋利避害，求得好运，他们经常不惜花费大量的钱财用在佛教徒身上。曾经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发生在中国的清朝时期。有一位官员，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不幸被皇帝免去职务。为了恢复官位，他到处找人，几乎用尽了所有的人际关系，但是还没有办法恢复原职。结果，他算是空忙活了一场。无奈之下，在一年的时间里，他祭拜了北京所有的寺庙，几乎花光了自己的所有财产。当时，北京大大小小的寺庙，多得无法算清。这位下马官员为了扭转命运，前往寺庙朝圣时的方式，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一步三叩头”法。

具有高度智慧的中国人，也有很强的功利主义信念。对于现代道教所宣扬的那些华而不实、夸大其词的荒唐内容，他们是不会认认真真接受的。不过，佛教却在一定程度上认准了东方人的弱点——较强的迷信观念。于是，与道教相比，佛教更能吸引人们的关注。正因为如此，佛教能够在中国长时间流行，并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它直接威胁到中国整个民族的身心健康，并使得他们的身体素质急剧下降。在此过程中，佛教的消极作用不可低估。只要是一个身心健全，充满理智的人，当他看到中国人受到佛教毒害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怀疑上面对佛教的评价。只有那些对佛教一知半解，甚至全然不懂的人，才会对佛教顶礼膜拜，并极力赞扬。作为影响现实社会的宗教制度之一，佛教无疑就是一个座停尸房。在这座停尸房里，堆砌了不少死尸或者白骨，它们正在慢慢腐烂。

在中国，儒教的实际掌舵人是历朝历代的皇帝。他要求文武百官一律信奉儒教。对于外来的其他信仰，政府采取了一种宽容默认的态度。不过，面对佛教和道教，皇帝还是有所偏爱的。他经常以捐款或者资助的名义，维系着道教和佛教的存在。可以说，皇帝养活了无数的道教佛教信徒。还有的皇帝，亲自去过一两座寺庙。幸好，他不是去祈祷了，而是作为募捐人的身份前去察看。唯一能让皇帝下跪叩头的地方，只有在天坛或者孔子的牌位前。面对佛祖神像，他只是象征性地弯一下腰。至于到了道教的庙宇，看到纷乱杂多的众神像时，他也只是挑选其中的要人，稍微欠身而已。

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广泛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穆斯林教徒。从血统上来讲，这些教徒属于波斯人，而不是汉人。因为这一点，他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几百年来，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一直谨慎地遵守着。在与汉人相处的过程中，他们维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并与汉人和谐相处。现在，穆斯林的清真寺广布中国，仅北京一带就有二十四所。

不过，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的中心地区，即河南省中部，有一个村落，全是由犹太人组成的。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从犹太人被迫流亡世界各地以后，他们就一直居住在这个村落里。几百年过去了，虽然这个村落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是村中的人们始终保持着往日的风俗。凭借这种礼仪风俗，我们就可以辨认出他们是犹太民族。

第七章　神奇的风水

凡是执着于喜爱研究迷信的人，想要看看它究竟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危害，产生了多久的影响，那么，中国无疑是他选择研究的最好对象。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地方，能比中国更适合的了。就中国人的思维结构和精神状态而言，他们无一不沉浸在迷信的氛围中。

在中国人的日常起居中，迷信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人，不管他做正经事，还是娱乐休闲，迷信都对他的计划产生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迷信，既能使人获得横财，又能让他一贫如洗；既能使美好的愿望逐步实现，也能使之半途而废。谁与谁，能够结为连理，以及谁的丧事该什么时候办理，这都是有一套说法的，而这套说法全都在迷信里。由于迷信，人们会认为一些事情处理不慎，就会导致家庭不和，尤其是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更为严重的，还可以影响到他们的生命，使之过早地离开人世。当一个人去世后，他的墓地位置、出殡时间、下葬方式等等，都有迷信的指导参与其中。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达平民老百姓，几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被迷信深深地感染。可以说，迷信影响和支配着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在人们的理智和逻辑之间，迷信通常混淆视听，扰乱秩序，颠倒是非。

除了个人的家庭事务不能免于影响外，国家政治领域内的事务也经常受到迷信的干扰。比如，国家的繁荣昌盛，原本是政府的事情，却交由迷信裁断。如果你有所怀疑的话，这里还有一些事实根据。一个外国人，只要他在中国长时间地居住，很快就会发现迷信广泛存在于中国人的心灵里。这就像是一张张蜘蛛网，布满了天空一样。在这些蜘蛛网底下，人们没头没脑地撞来撞去。有时候，他们觉得挺有意思，但是大部分时候都觉得很茫然，颇为烦恼。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迷信决不是什么蜘蛛丝，而是一条条坚硬的、不可突破的钢线。

在中国的迷信形式中，儒教或者道教的任何一种形式与内容，都不包含在内。很明显，迷信与宗教信仰是两码事。迷信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有人会说，就像雾气和水的关系一样，迷信与宗教的关系类同。但是，迷信与宗教又有所区别。迷信的力量是持久的，范围比较广，同时，人们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面对它。而宗教信仰呢，往往是人们被迫接受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消极性。即便是伪宗教——一种虚假的信仰体系，迷信也与它的内容和形式极为不同。如果说，宗教体系是一个人创造的超自然理论，那么迷信就是他创造活动结束后手中所剩的那点零碎。不过，与那个宗教体系相比，这些零碎实际上更具有潜能和影响力。因此可以说，迷信是一种让人捉摸不定，不成体系，但又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渗透力的信仰。一个中国人，可以毫无顾忌地看着佛祖的神像在他的面前打碎，但是他却不敢擅自出门远行，一定要找一位风水先生，选择一个黄道吉日。对着道教体系中的各路神仙，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破口大骂，但是却没有胆量允许邻居，在他家的附近修建一座低矮的烟囱。

在中国，各种各样的迷信在地理位置上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由于这些迷信通常与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因此人们常常将其称为“风水”。幸运的是，在英语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合适的单词与之相匹配。如果我们英文中有这么一个词汇的话，那说明我们也深深地陷入了迷信的泥沼。所谓“风水”，按字面理解，就是“风和水”的意思。其实，关于它的真正含义，我们可以做一个概要的阐释：在中国，每一个具体的位置或地方，都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着那里。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因此，不管是对某一地形地貌的修改，还是对周围环境的变动，都有可能使那种力量受到影响。这种影响或许是良性的，但并不排除恶性的产生。不管怎样，人们倾向于认为会发生不好的结果。

同样的风水，所产生的神秘力量，对于不同的人，其效果也是不同的。也许，在这个人身上感觉很好，但在另一个身上，却惹出许多麻烦。因此，如果一个人可以在某个地方盖房或者做买卖，那么，他今后不但不会受到风水力量的干扰，还能得到它的庇佑。于是，他的家庭和事业，会变得一帆风顺，事事都好。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人完全模仿第一个人，也来这里凑热闹的话，他就有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结果——各种不顺心的事情接踵而至。他的儿子会患病，并且没有来由地死掉；他的生意也会日渐萧条，最后赔本破产；盘旋在周围的凶神恶煞，不断地诅咒他，使之最终灰飞烟灭。这说明，他不被此处的风水所接纳和欢迎。而如果另外一个人换一种方式建造房子，或者不改变房子的形态结构，只是把它挪为他用，那么这个人就可以避免灭顶之灾了。这是因为风水之神对他的做法感到满意，便对他置之不理了。据说，在一个地方，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开肉铺，但是改作他用，比如卖干货或者五金器具，那么就违背了那里的风水，接着神灵就会不断地找人们的麻烦。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假如布朗的母亲过世，被埋到了一个地点。在那里，他母亲的亡灵很安稳。它既不会跑出棺材，做一些打扰别人的事情，也不会受到其他事物的干扰。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人的母亲，比如说是史密斯，他把死去的母亲安葬在上述的同一个地方，就有可能与布朗的母亲完全不同。她的灵魂可能在那里待得极为不适。于是，史密斯就会日夜受到他母亲亡灵的骚扰。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两个人的母亲都可以安然地埋葬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有一天邻居琼做了一件事情，惹怒了其中一位老太太，那么这位老太太的亡灵就会跑出坟墓，四处侵扰，使得周围的一片地区都不得安宁。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人们只好想方设法地安抚她的亡灵。之后，那一地区的风水才会平息下去。

就在几年之前，为了制止在距离皇家陵园约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采矿或者挖煤，朝廷里的一部分高级官员联名，共同写了一封奏折，请求皇帝下令禁止那些行为。在这份奏折中，官员们声称，如果继续开采矿物的话，某位皇后的亡灵必然会受到惊动。同样性质的一件事，也发生在几年之前的福建省。那时候，有些外国人跑到福州城的一个山坡高地上建房。这件事被福建总督知道后，很快就向皇帝上书，要求停止这一做法。他给出的理由是，在福州城的下面，有一条巨龙潜伏在那里。整座城市的基础，其实是建立在这条巨龙身上的。而那些外国人准备修建房屋的地方，恰好是巨龙的动脉和静脉。因此，一旦房屋建成，势必将巨龙的动静脉压住。这样一来，整个城市都将面临危机。

1875年1月，在光绪皇帝之前的同治皇帝不幸去世。然而，他并没有立刻安葬，而是等到第二年的10月份才办理丧事。这是因为，考虑到风水因素，合适的安葬地点迟迟找不到。清朝时期，人们为了平衡风水，便建立了两座皇家陵园。其中，一座位于距离北京城大约一百多公里的西边，而另一座则位于北京城的东边，其距离也是一百多公里。既然在东陵安葬了同治皇帝的父亲咸丰皇帝，那么按照平衡原则，西陵应该安葬年幼时就死去的同治皇帝。但是，宫廷御用的风水先生宣称，同治皇帝无论如何都不能安葬在西陵，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整个国家将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灾难。

于是，人们最终决定放弃西陵，而另外选择一个地址安葬同治皇帝。就这样，调查取证开始了。在此过程中，先是各种级别的官僚部门进行商讨，后来，新继位的皇帝也参与进来，不断地质疑、询问这件事情。当然，他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答复。整个事件前前后后，总共持续了将近九个月的时间。西陵是绝对不可以安葬同治皇帝的，但是东陵可以，只不过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以调和抚慰那里的风水。经过比较对照之后，同治皇帝的安葬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在此之前，这件事情不仅是政府会议中的首要议题，更是全国上下万众瞩目的焦点。事后，粗略估算了一下，整个过程花费了二十五万元的资金。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颇为不划算的事情。一个年轻人，庸碌无为，死后仅仅只是为其找一个安葬的地方而已，但是却浪费了大量的金钱。

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也有一部分人投机取巧，偷奸耍滑。同时，还有更多的人在一些公众的场合聚集，比如茶坊、酒肆之类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广散言论，告诉人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为了提高说服力，他们声称这些禁忌是由风水先生和江湖术士潜心研究的成果。虽然这些人在皇家墓地的选址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只要有空子可钻，可以捞点油水，他们巴不得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些事端，并使得选址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因此，如果有什么问题碰到他们手里，想要快速解决，基本是不可能的。不过，对于上述的事实，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按照上述说法，当下中国境内已经死亡但是还没有入土安葬的人数，只要我们随便统计一下，就会得出惊人的数目。这些死人被装在棺材里，高悬在寺庙里。不过，也有很多棺材直接放在家中比较偏僻的房屋或者作坊里，甚至有的露天放置。在这些棺材上面，通常会盖着一层草席子。这些迟迟没有入土的棺木，有的是因为家里虽然有时间，但没有足够的钱财操办盛大的葬礼；有的则情况与之相反，有钱但是却没有充分的时间。除此之外，很多情况下未下葬的症结在于风水问题。在中国，几乎所有家庭都有这方面的体会。

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出于宗教因素的考虑，死后总是想法设法地安葬在先祖的坟墓旁。不过，就墓地的选择和丧事举办过程中的各种细节问题，他事先一定会请教风水先生。而风水先生一般都会说，这里神灵有哪些不满意，那里有哪些地方不妥。于是，新的问题产生了：怎样解决这些令神灵不满意的地方呢？改变墓地周围的环境和地形地貌，这是必须的。问题是，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措施来达到这一目的呢？一般说来，风水先生解决这些问题是比较容易的。比如，可以清除墓地附近的一块大石头，或者挖走一个灌木丛；或者在某个地方栽种一棵树。在我们看来，这些措施和方法，确实比较搞笑，一点意义也没有。偶尔有些情况比较棘手，神灵的不满难以解决。于是，死人下葬的事情便一拖再拖。也许，丧事办理会拖一个月的时间，也有可能会拖上一年或者几年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如果有人等不住了，宁可冒着风水的危险，将死人安葬，那么他们全家可算是有极大的勇气了。有一点我们需要指出，死者入殓以后，就被严实地封在棺材里，并不会影响到活人的健康。

事实上，在中国风水先生、江湖术士这一类人当中，有很多性格贪婪、爱财如命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有的人以给人治病骗取钱财，有的人早就臭名远扬，但仍旧大肆鼓吹，以求钱财。当然，这些人都是少数，并不是普遍现象。在中国，风水已经牢牢地掌控着人们的行为，使得他们言听计从，尽管它只是一种错觉或者幻觉。风水先生、江湖术士这些擅长风水的人，与那些经常向他们请教解决难题的人一样，他们都深受迷信思想的毒害，俨然成为它的殉葬品。这里，我们再插几句有关同治皇帝的安葬事宜。前文已经交代，同治皇帝本应该在西陵安葬，但是由于风水问题不得不安葬在东陵。这一决定做出之后，虽然朝中有些大臣持不同意见，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于直谏。随后几年，各地出现连年洪涝、饥荒，以及其他天灾人祸。这个时候，那些大臣中的某些人，便向皇帝直言，指出天灾与破坏风水有很大关系，并认为是同治皇帝的不适当安葬所引起的。

风水，在中国可以称之为“地理迷信”。它已经对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很多影响。如果我们将这些影响全部记录下来的话，估计会写成一大本厚厚的书。在中国，风水是得到法律认可的。比如，如果乙做了某件事，从而使甲的风水遭到破坏，或者使他的生意经营惨淡，只要甲有足够的理由让法官相信那些事实，那么他就可以将乙告到法庭，并要求乙赔偿他的损失。甲的房子的烟囱或者一扇窗户，被乙不小心俯瞰了，那么甲就可以此为理由状告乙。而且像这样的案子，法庭很快就会受理。

在中国，像这样的案件有很多，在全部案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比如，多年之前，有个著名的美国人，他与清朝的一位户部尚书是近邻。同在朝廷效劳的美国人，与这位中国官员的关系很好。有一次，美国人想要在邻居宅院的附近修建一座烟囱。但是，这位中国官员坚决不同意这一做法。理由是，那将会影响他的住宅风水。后来，到了寒冬腊月，这位可怜的美国人抱着火盆取暖，与此同时还得穿上厚厚的大衣。这是因为，在他的住处，暖气供应严重不足。后来，为了与供暖设施相匹配，北京城要建立一座高烟囱。但是，由于风水的原因，在烟囱周围，方圆几里地的住户陆续搬走了。剩下的住户没有迁移走，但是强烈要求降低烟囱的设计高度。最终，烟囱的高度降低了，但是供暖设施的效能大打折扣。在中国，人们一般不会将教堂的塔楼和其尖顶视为可以带来好运的事物，尽管它们没有给建造者们带来任何麻烦和危险。这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建筑物极大地影响了风水。善于使用超自然力量的风水，一定会用不好的结果来回应人们的做法。

在中国，对于接受并认可其效用的人们来说，风水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各种影响。对此，我们没有办法用准确的数字去衡量，也不可能做到全面的认识。尽管如此，有些影响还是可以预见的。比如，在生活中，人们的正常事务会受到风水的干扰；在身心健康方面，人们无疑会深受其毒害；面对风水迷信，人们畏首畏尾，思想上毫无疑问地会受到严重的桎梏。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些影响。此外，人要是迷信风水，很有可能变成一个疯狂的信徒，为所欲为；还有可能变成一个胆小如鼠的懦夫。如若这样，那真是天下最让人失望和恐怖的事情了。

人们沉迷于迷信，就像是面对一种危险。这种危险没有现成的形式，让人不可捉摸。最终，人们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不难想象，这样一种迷信体系，既繁杂，又多变，必然会对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起到严重的阻挠作用。一切事物，在风水面前，会停止发展，止步不前。但是，面对如此的困难和麻烦，中国人天性中的适应能力就显示出来了。他们的忍耐力和柔韧性，呼之欲出。这样，他们会巧妙地躲过一些壁垒。然而，当他们实在躲不过时，就会做出适当的让步和妥协。这一点，在大多数中国人身上都有体现。同时，中国人善良、务实，又不乏冷静。因此，在整个国家笼罩在迷信之下时，他们并没有变得失去理智，甚至发疯。

对于众多神灵，中国人要经常给予一番抚慰。于是，他们便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在他们看来，这些方法具有神奇的作用，能让神灵庇佑人们，从而使得一切危险和凶兆都化为泡影。有些人能够预见未来的福祸，他们就是被称为算命先生的占卜者。对于他们而言，不仅可以预见一件事情的吉凶，还能将有害的征兆转变成祥瑞。

在中国城市的大街上，你经常会看见墙壁上镶着一块石头。那石头四四方方，上面刻写着几个字“泰山石敢当”或者“南岳神石”。看到这些，你不要感到奇怪。其实，东岳泰山和南岳衡山，是中国著名的神山。于是，人们便从那里采集回来一些石头，将其制作成方正的石块，并刻写题字。最后，将其嵌入墙壁的某个部位。这样做，为的是发挥它们降妖镇魔的效用。在某一条街的尽头，通常会有一个建筑物。这些预备好的石头，便被安放在这个建筑物的墙壁上。人们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只要有妖魔鬼怪走在大街上，一旦看到这些石头，便会朝两边任意一个方向拐去。如果没有这些石头的话，妖魔鬼怪就会穿墙而过，荼毒生灵。

还有一种方法，既可以安财保命，又无需太多花费，就是找出一张红纸，在上面写下“抬头见喜”或者“出门生财”等字样。这些内容简单明了，直接反映出张贴人祈求赐福、避免祸乱的心愿。写好后，将这些红纸直接贴在人们的家门或者建筑物的墙壁上即可。

在中国有些地方，为了永久性地镇压某些凶神恶煞，便建造了很多宝塔。这后来成为中国的一大景观。它们的影子，遍布全国各地，随处可见。在中国，人们倾向于认为，奇数是个吉祥数位，可以带来好运。因此，他们建塔的层数都是单数。建立在玉泉山上的宝塔，即是这样。它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的山峰之上，美观别致，堪称全中国最好的宝塔。

为了趋利避害，中国人还在某些地方修建小的神龛。在很多城市的屋顶上，都会发现这样的建筑。这些神龛看上去很小，就像一个麻雀窝一样。从外观看，它们确实不怎么吸引人，但是它们可以起到保护风水的作用，使其不受到干扰。此外，按照朝廷的旨意，在河岸边上，人们修建了很多比小神龛更加别致的建筑物。这种娇小的建筑物，人们用它来祭拜河中的“水龙”。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害怕“水龙”由于受到冷落而发怒，以至于河岸的堤坝被冲毁，周边的黎民百姓遭受洪涝之灾。

在中国，还有其他的神秘力量主宰着人们，而不仅仅限于风水迷信。在这些神秘力量面前，人们十分担忧，唯恐惹怒神灵。比如，一年四季当中，他们很多人相信有一些吉祥的日子，还有一些到处是凶兆的时候。有人想要搬往新家，那么他就会选择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只有这样，全家老小才会平安。有人想要购买一块田地，他也会挑选一个好日子进行交易。新到任的官员，一定是在吉祥的日子接受官印。商人想要做生意，也肯定在一个黄道吉日里开张营业。

为了寻找这样一个黄道吉日，人们不得不求助于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接到求教人的一些数字和日期后，口中便开始振振有词。过了一会儿，就像是变戏法一样，算命先生挑选出了一个好日子。在决定人们的婚配嫁娶时，算命先生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通常的做法是，他手中会拿着两张纸条，上面分别写着男女双方的姓名、生辰八字等信息。根据这些，算命先生就可以指出男女双方能否结为连理。算命先生的推算，就像是皇家的圣旨一般，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和效用。因此，只要结果是否定的，男女双方就不得不分开。当然，中国人当中很少有逆天行事的。另外，因为男女双方原本就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基础，取消婚约这种事情便很容易办妥，而不会让男女之间产生悲痛欲绝的感觉。

还有另外一种奇特的迷信，也在中国人当中广为流传，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泥土占卜。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打算在此做详细的论述。实际上，关于这种迷信也没有必要详加细谈。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欧洲，流行着一种占卜命运的做法，与中国人的泥土占卜，十分相似。不过，不管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他们都没有互相模仿。欧洲人的算命法与亚洲人的占卜法，可能是同一个出处，或者两者的相似，正好验证了天下所有人的忧患相同，而为解决这些忧患，人们便想出了这些方法。

在巨大的意外灾难降临之时，中国人往往求助于迷信。为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迷信观念。据说，基督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产生的。比如，现在的北京城外，大约有几英里的地方，有一堵古老的城墙，是当年蒙古人建的。在这堵城墙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狐狸洞，荒废已久。每次遇到久旱不雨的时候，京城里的老百姓，不论男女，都会跑到那个狐狸洞里烧香祭拜，祈求狐仙降雨。事实上，他们所祷告的对象，就是一个空荡荡的洞穴，根本就没有什么狐狸的影子。不用猜，狐狸以及它们的祖先早就逃离了这个洞穴。因为它们认为，这群人是要他们的命来了，而不是什么雨水。

以上这个故事，虽然被人们认为是旅行家随意编造的狐仙传说，甚至是荒谬的幻想。但是，人们祈求狐仙降雨的事实却是存在的。每次遇到大旱时节，官府的做法也是很可笑的。相比较而言，老百姓的这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大旱来临时，皇帝会亲自下一道圣旨，杜绝人们宰杀牛羊。关于这种做法，我一直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我们知道，在天坛求雨的时候，一定要宰杀一头小牛作为祭祀。这样一来，牛被赋予了一些神圣的色彩。如果禁止杀牛之后，仍然没有下雨，那么皇帝就要亲自去天坛祭祀。在那里，他将会代表整个国家向老天爷求雨。如果还是没有降雨，皇帝会不断重复祭祀活动。

如果天坛的祭祀还是没有奏效的话，皇帝就会采取一种更为极端的做法。他会派人去一座寺庙，取回一个铁块。那座寺庙就在北京城西南方向，大约有几百里地。寺庙院子里有一口井，几百年前，人们从井里发现了一个铁块。据传，那块铁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以后，人们就将铁块当做神灵之物，妥善地保管起来。皇帝屡次求雨未果，就会让其中的一个皇子带领人马去办这件事情。当铁块拿回京城后，紧接着选定一个寺庙，在那里举行交接仪式。铁块暂时寄存在那个寺庙里。然后，皇帝确定一个具体日期。当那一天来临时，皇帝亲自来到寺庙，匍匐跪拜在铁块面前，向它祈祷降雨。

在皇帝看来，他没有塑造起那些萦绕在中国人周围的神灵鬼怪，并使之成为有形的物体供奉在寺庙中。对于这些神灵鬼怪，皇帝本人也充满敬畏之情。除此之外，有些天然形成的神奇之物，皇帝偶尔也能够发现。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会赶紧走过去，对着神奇之物，恭敬地祭祀一番，希望它能为人间降福。下面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山西省的中南部，有个叫灵石县的地方。在县城内，有一个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灵石庙，面积不是很大，周围风景宜人。在那里，有一帮身体健壮的僧人。很明显，他们有很好的待遇，根本不是什么穷和尚。有一块神奇的“灵石”，几百年来一直被人们顶礼膜拜。那块石头，深黑色，大约四至五英尺的直径，呈一个球形体，边缘很不整齐。它被人们长年累月地抚摸和亲吻，现在整个变得很光滑，也很润泽。就是这块石头，它的名字被清政府用来命名这个县城。为了更好地祭拜它，人们为它建立了一座寺庙。与之而来的，还有一帮僧人，作为它的忠实仆人。

来到这座寺庙后，招待我的僧人，便向我讲起这块石头的神奇力量，以及它对人和善的特点。听到他的话，我几乎无法相信，所有的善行居然来自于一块石头。因为它既不能抚慰痛苦和忧伤，也不能治愈疑难病症。有一把锤子，安然地摆放在石头的旁边。如果石头的神力遭到了人们的质疑，那么它可以接受质疑者的敲砸。当着僧人的面，我还是毫无保留地流露出对这块石头的怀疑。于是，僧人把锤子递给我，请我亲自验证一下石头的神力。按照他的说法，我拿起锤子，对着石头，狠劲地敲打下去。接着，石头发出声音，就像清脆的铃铛声一样，十分悦耳。看到这些，僧人对着我得意地笑了笑。在我看来，经过这一敲打，可以明确无误地肯定，那块石头要么是一块陨石，要么就是一块铁矿石标本。这种铁矿石在当地一定存储量非常大，且质地优良。这就是我1874年参观那座庙宇时所看到的景象。

在中国，枯藤老树也被人们认为具有某种特殊的力量。在这些树周围，经常建造起一些祭坛。就连树枝上也挂满了各种供物。这些东西主要是一块一块的木条，上面写着赞扬这棵树具有什么神奇功能之类的话。还有一些人，通过向它祈求获得了福运，便写了大量恭维的话。像这样的话语，也被挂在了它上面。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当地人自愿供奉的。

在距离山西太原大约有五英里的地方，有一块麦田。麦田的地头有一棵老刺槐。这棵树饱经风霜，浑身长满了疤瘤，经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它足有几百年了。然而，当地的人却坚持认为，这棵树已经存活了大约四千多年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即使没有当地人神乎其神的宣传，这棵树在当地也是颇有名气的。当然，这是因为它是大清朝最古老、最引人注目的一棵树，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很神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就已经对它顶礼膜拜，并将其流传下来。

那一次，我亲眼目睹了这棵树身上，挂满了无数形状不一的匾牌。那上面书写的内容不外乎“感谢治好重病”、“感谢赐予福运”以及“有求必应”之类的话语。根据传言，这棵树还有治愈眼病的功效。我从远处看去，这棵树果然就像一个乞丐，衣衫破败不堪。它的身上布满了布条和牌匾。其中，有一块布条上还有两只眼睛。那是人们专门画上去的。像这样的景致，是那些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们的杰作。经过祭拜之后，他们的视力确实有所改善。于是，他们专门制作了一块布条，将其一端钉在树上，使之在风中迎风飘展。

在中国，还有许多形式的迷信，非常荒唐可笑，也很有趣味。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们影响到每一件小事上。与前面所讲的迷信形式相比，它们算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了。比如，某个地方正在打一口水井，在此过程中，任何女人都不能靠近它。当打井的人开始动工后，他们首先要挂出一面红色的小旗子，警示所有的女性远离这里。看到这种情况，我想了半天，始终不明白这其中的奥秘。

再有一个例子，参加中国的宴会，无论这种盛会持续的时间多么长久，每个人在桌子上的餐具都不能撤走。曾经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宴会。上菜后，桌子上摆出了七十八道菜。人们进餐的时间，前后大约持续了十二个小时。在这期间，每一个人面前的盘子都不能撤走。

另有一次，我接受邀请，在北京一家最高级的餐馆吃饭。请我吃饭的是朝廷的一位高级官员，与我私交甚笃。吃饭的时候，这位官员朋友对我说：“我和您之间，经常往来。对于双方的风俗习惯，也非常了解。在与外国人吃饭的时候，其中也有您在场。每一次吃饭，我都会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每上完一道菜后，客人在餐桌上的盘子，总会被人撤去，然后换上一个干净的餐盘。我想，您应该早就发现了，在我们的餐桌上，餐盘是不允许撤换的。不清楚，您是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其实，我惯有的看法是，中国人向来不讲究卫生。但是，当着他的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于是，我对他说，我不知道。这位官员朋友好像已经看穿了我的心思，便继续说道：“也许，您认为我们不太讲究卫生。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在我们国家，普遍存在着一种迷信，就是换一次家伙什儿，媳妇就会死掉。”中国人将这种说法运用到宴席上，于是席间人们便不撤换餐盘，否则他的媳妇就会死掉。像这样的例子，只是中国无数迷信事例中的一个。

黑暗与无知的内容，是中国各种迷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我们对它进行准确的描述和概括时，省去那部分内容，是有失公允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揭露出迷信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人性当中的各种野蛮行径。在前面几章内容中，关于中国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助和关爱，我们已经完全领略。这种关系经过中国人不断地向外扩充，已经普及到稍微有点血缘关系的人当中。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感到很自豪。因此，他们指责敌人时，所使用的最刻毒的话，就是谴责他们没有血缘之爱。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不管亲人与他们的血缘关系是远还是近，他们都不会让他安然地死去。中国人的惯常做法是，当死者快要咽气的时候，他们便将他从床上抬下来，放到一个木板上。这样做的理由是，生怕死者的亡灵永远占据着那张床。虽然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是中国人却尽量做到这一点。不过，有一点不得不说，他们的这种做法加快了病者的死亡进程。因为当他们从床上抬下病者的时候，大多非常仓促，显得极其混乱。如果人们在病者死去之前没有将其转移到木板上，那么病者生前所住的那张床，就要被彻底焚烧。就连病者所待的那间房屋，也要重新粉刷一遍。之后，人们才可以入住。

中国人杀害婴儿，虐待儿童的事件，层出不穷。这在我们刚刚认识他们时，就已经发现了。中国人普遍存在着弃婴的现象。关于这一点，只要是在中国长期居住，并拥有正常人头脑的外国人就会承认它。有一些权威人士，专门研究过这种现象。不过，他们却不承认这一现象的存在。魏三伟博士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他治学严谨，是当今一位权威性很高的学者。当谈到中国南方的弃婴现象时，他明确指出：“关于广东省的弃婴现象，我们做了一项严格的调查。结果可以证明，这一地区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虽然国家法律中，没有明确禁止人们弃婴，更没有规定相关的惩罚措施，但是根据当地的民众意见可以看出，他们根本不会赞成和支持这种做法的。”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中国北方是否存在弃婴现象，他没有明确的表示。

一个外国人，如果住在中国的城市，比如北京，只要认真观察的话，不难发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很奇特，甚至会令他大吃一惊。首先，他会看到，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儿童，欢快地在大街上玩闹。然后，只要想一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缺少正规的医生这些事实，就不难判断，与西方国家任何一个城市的儿童死亡率相比，中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在他眼前，很容易浮现一个问题：既然有那么多儿童的尸体，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为他们举办的葬礼呢？关于这个问题，他会进行思考。但是在短时间内，他是没有办法想通的。也许，他实在等不及，就会询问当地的一位中国朋友。不难想象，他是得不到想要的答案的。在中国人看来，这种话题根本不适合拿出来谈论。因为它的提出，会让他们感到晦气，而且提出问题的人一定会让人觉得没有礼貌。不过，有一次，他走在大街上。当时，正是大清早，他看到了一辆运尸车。那里面装满了儿童的尸体，外面被捂得严严实实。这辆车子由两头老牛拉着，前面还挂着一个小旗子，用以表明这是辆干什么的车子。那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答案终于浮出了水面。

有一次，就在这样的一辆车子里面，我至少发现了有一百多名的儿童尸体。他们像垃圾一样被丢进车厢。这些尸体浑身赤裸，只有少数几个用麦秆裹住，还有的尸体早被狗啃咬得不成样子，其状非常悲惨。偶尔，也有一两个尸体被装在棺木里，而那种棺木也是极为轻薄的。每到晚上，运尸车就要在大街小巷来回晃荡。那些可怜的小尸体，就会被收拾起来。这些尸体就像木头一样，被扔进了车里。接着，运尸车拉到城外，将这些尸体倒进一个大土坑里。然后，用生石灰和泥土覆盖。这种丑陋的恶俗，用虐害婴儿的理论来解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仅就中国的北方地区而言，很少有大人故意虐伤小孩的。然而，那些不幸儿童的尸体，却是一种迷信的陪葬品。这种迷信是目前世界上最残酷无情的。在中国，与西方的家长一样，面对生病的小孩，父母也是积极采取救治措施，并细致入微地照顾孩子的。但是，当孩子无药可救，快要死亡的时候，父母就会采用另外一种相反的方式。在院子里的泥地或者砖地上，父母将那小生命放在那里，浑身一丝不挂。孩子就这样躺在那里，父母安然观察，等待最后的结果。对于这样的非人考验，孩子如果经受住了，那就是父母的亲生骨肉；如果他死亡了，那就不会被当作父母的孩子。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存活的孩子非常少。那些死去的孩子，会被父母认为是一个妖魔鬼怪，它化作人形来到这个家里，破坏家里的一切。于是，死去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被父母丢弃在大街上。最后，孩子的尸体由运尸车处理掉。

在中国，对于死去的孩子，父母不会为其举行体面的葬礼，更不会将其埋在祖先的坟地。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哪一种力量，都没有办法劝服他们。如果父母那样做的话，就等于承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但是，作为一个理智的中国人，他们是没有办法容忍一个妖魔鬼怪成为他们的家人。他们把这当成理论根据，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那种把小孩扔在地上，置之不理的做法，不知害死了多少儿童。然而，这些死去的孩子如果在另一种环境下，或许可以获得新生。很明显，这种迷信导致了那些恐怖的现象——运尸车及其装满的“货物”。鉴于此，故意伤害儿童的罪名用在这种迷信上，一点也不为过。

以上讲述的迷信以及人们的做法，在中国的各个阶层中，都是随处可见的。在北京城，掌管军事的官员是九门提督。那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有一次，他想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并得到了上面的准许。在这段时间，有一天下午，他来找我。当我看到他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的那副样子时，便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他对我说：“没有，我的身体很好，只是最近遭遇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您知道的，我结婚这么多年了，身边只有几个女儿。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多么渴望要一个儿子啊！对于这种心情，我想您是可以理解的。三年之前，我终于盼来了一个儿子，那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然而，不幸的是，大约在两个月之前，我的儿子突然患病，一副病怏怏的样子。于是，我赶紧请来当地的医生诊治，但是病情并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更加严重。百般无奈之下，两周前我破天荒地请来一位外国大夫。我多么希望那位外国医生能够治好我的孩子，但是结果，他也是无能为力。最终，在上周的一个晚上，孩子的尸体被我扔到了大门外。”

在我所经历的事件当中，还有一件对我来说，印象颇为深刻。有一所中国教堂，守门人是当地的一个中国人。他的孙子生病了。关于这一消息，在与人闲聊中，他告诉了教堂的教士。这个教士，是一位外国的年轻妇女。在一个礼拜天的早上，这位妇女提前来到教堂。她想在礼拜仪式举行之前，去守门人的家中看望一下生病的孩子。当她来到守门人的家中时，发现那扇门不容易打开。于是，她使劲地推开门。当她推开之后，却发现门后面有一个孩子。那孩子浑身赤裸着，就挡在门口。此时，孩子的父母以及他的爷爷奶奶，都坐在屋子里的另外一个地方。这家人看样子个个都很悲伤，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肯为这个孩子做些什么。

当时，已是十一月的下旬，刺骨的寒风从破落的窗户里吹来。屋子里没有生火，十分寒冷。年轻妇人看到眼前的情景，大叫一声。同时，她很快将自己的披肩脱下来，把孩子包起来，希望这样做能给孩子一些温暖。那孩子几乎要断气了。她连忙让孩子的父亲送来热水，接着又让他在屋内生火。手忙脚乱了一阵之后，孩子慢慢地苏醒过来，看上去有了一线生机。安排好一切后，年轻妇人要去教堂做礼拜了。临走前，她嘱咐孩子的家人，一定要将孩子放在火炉旁取暖，包在孩子身上的披肩也不要拿走。一个小时过去了，当年轻妇人重新返回这户人家时，像第一次一样，还是有什么东西挡在门后。当她推开门之后，发现已经晚了。就在那年轻妇人的怀抱中，孩子再也没有半点生气。

原来，当年轻妇女离开之后，孩子的家人立即将披肩撤走，同时又将他扔到地上。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在验证一个问题：孩子是亲生骨肉，还是妖魔鬼怪？关于孩子的后事，年轻妇人恳求他的家人将其埋葬在祖先的坟地里，但是守门人的全家硬是不肯。在年轻妇人的逼迫下，他们同意用一口轻薄的棺材为孩子收尸。在黄昏的时候，那尸体被运出城外。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孩子的尸体被埋葬。

关于那个孩子，我还知道，他是家中的独生子。他的父母以及爷爷奶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多少年来一直谨言慎行地恪守着教规。不过，从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来看，我觉得他们根本算不上什么基督徒。通过这一点，我只想说明，中国人的内心被迷信深深地攫住，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第八章　辫子的分量

与西方人的外表相比，东方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有一条长长的辫子。欧洲人和美洲人一般长着卷曲的、柔软的头发，并且颜色绚烂，富于变化。而东方人则不同，他们的头发又粗又直，乌黑发亮。在欧美，也有人的头发像乌鸦的羽毛一般黑，但是那样的人很少见。我在东方生活了这么多年，很少发现东方人有其他颜色的头发。不管他们是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还是马来西亚人和印度人，一律是黑色的头发。当然，这里要排除那些因为岁月流逝而变得白发苍苍的老人。另外，如果家族患了白化病，人们的眼睛是粉红的，而头发自然是雪白的。像这样的情况，也不属于我们所探讨的范围。

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除了在头发方面有所不同，在面部的毛发生长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一个亚洲人来说，无论他怎么费尽心思，始终长不出旺盛而又茂密的胡须。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的东方国家，人们的下巴或者上唇上，顶多长着几根胡须，看上去十分稀疏。不过，最为常见的，还是那些面部寸毛不生、光溜溜的人。偶尔有一两个人的脸上或者下巴上，长着几颗黑痣。在那些黑痣上面，往往生出三四根粗毛。像这样的人，他们通常会感到无比的骄傲。于是，他们随时整理、看护这些毛发，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他们的通常做法是，随身携带一把专门制作的梳子，随时梳理它们。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基于这样一个理由：仅有的稀疏毛发，是一个男子汉的标志。

依据这样的理由，中国的男人们非常羡慕，甚至是嫉妒欧美的兄弟。因为欧美人的胡须，竟成了一种美的标志。西方人的头发短短的，密密麻麻地散乱着，就像是灌木丛一般。而中国人认为自己的辫子很笔直，很修长。西方人的头发，颜色杂乱，而中国人的头发乌黑光亮。因此，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的头发是不能与他们的相提并论的。然而，尽管西方人的大鼻子在中国人眼中不算美观，但是中国人惨白的脸色在西方人看来也是很难看的。就连西方人的蓝色眼睛，以及它们深陷其中的眼眶，中国人也是极为不喜欢的。甚至有的中国人，将西方人的耳朵比作他们家中驴子的耳朵。但是，当谈到胡须的问题时，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西方人的优势，并自叹不如。

在中国，有很多人认为，不但西方的男子有胡须，就连女人也长胡子。1874年秋季，有那么几个月，我一直行走在中国的内地。当然，我所经过的那些地区，一般的外国人是没有到过的。和我一起同行的，是两位美国的男性朋友。其中有一位，身材矮小，十分瘦弱。但是，如果用男子汉的标准来评价他的话，却也名副其实。这是因为他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具有男子汉特有的洞察能力。此外，他还有一撮胡子，很浓密，在胸部那里自由地飘荡。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的旅途中引起了不少中国人的误解和谈论。

原来，人们都以为他是一个女性，并且是我的夫人。当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十分吃惊。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误解是没有道理的。虽然那位美国人的个子非常矮小，但是，除了这一点外，他浑身没有一点女性的特征啊！有个城市，大约有十万人左右。当我们路过那里的时候，几乎全城的人，都赶来观看我的那位美国朋友了。这时候，我无意中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这是两位比较质朴的居民，只听见一个叫阿山的人，走在大街上，在背后指着我的那位同伴说：“那，一定是个女人。”“他还有胡子了，”另一位接着回答，“所以，一定不是女人。”“哼！你太没有见过世面了。”阿山接着说，“在他们那里，与男人一样，女人也是长胡子的。”阿山说话时的神态，显出一副知识渊博的样子。他的邻居居然很佩服他。就此，两个人的谈话宣告结束。这些谈话，被我的朋友托马斯听到了。原本，他是不相信这一事实的。现在，他听到后，叹了一口气。

中国人留着长辫子，就像西方人蓄胡子一样，也算是他们作为成年男子的标志。从刚出生一直到幼年时期，中国人的头发要么被剃得光光的，就像一个弹子球，要么头上留着一圈一圈头发，就像是一块又一块的补丁。就这么点儿头发，就像杂草一样，在头上长着。然后，长到一定程度，每一片头发都被扎成一根一根的小辫。远远看去，让人觉得头部的血液供应很充足。随着时间的推移，头发很快长起来，最后可以梳成五六根羊角辫子。当孩子长到十三或者十四岁的时候，他的小辫子才被剪掉。至此，那根标志着他们已经成人的长辫子在头上蓄起来。

作为成年人的标志，辫子并不是中国本地的风俗，而是从其他民族那里借鉴过来的。在近代清朝的版图内，与其他风尚相比，辫子算是一种革新创造了。最初，鞑靼人或者蒙古人最先蓄辫子。大约在三百年前，清朝的统治者作为外来的民族，采纳了这一习俗，并将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顺便说一句，汉族人从满洲人那里唯一学来的，就是蓄辫子。在清朝之前，像西方人一样，中国人也是不留辫子的。当满洲人建国立业之后，清朝的开创者就要求人们一律剃光前额的头发，并在后面扎起辫子来。刚开始的时候，清朝统治者的这条命令，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这是因为在汉族人看来，扎起辫子就是向异族人低头，是一种屈辱的标志。于是，当时在全国各地，爆发了不少的动乱。一时间，整个国家人心惶惶，危机四伏。这种情况预示着，不经过一场血雨腥风，蓄辫子的习俗是没有办法推行下去的。

不过，面对这种情况，清朝的那位统治者并没有手足无措。相反，他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后来，因为这件事情，人们将他视作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英明君主之一。与之前所采取的严厉镇压和打击不同，对于人们的反抗，他没有理睬，而是颁布了另外一条法令。这条法令规定，凡是犯罪的人，都不能留辫子。此外还规定，各个地方的官员马上将罪犯的辫子剪掉，而这些犯人也不能剃头发。就这样，皇帝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人们表明，剃光前额，留起辫子，是一个人与罪犯显著不同的标志，而且还能受到他人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很乐意接受这种发型。后来，就像他们当初反对的程度那样，他们又以相同的程度接受了蓄辫子。

更为重要的是，这位皇帝又颁布了一条新规定：如果某个人的父亲或者母亲过世，那么这个人就要蓄起头发，让辫子披在脑后，并不得梳理。因此，一个儿子，正在服丧期间，他在一百天之内是不会去理发店的，尽管他看上去多么脏乱、邋遢。由此看来，这位满清皇帝是利用中国传统的伦理孝道来推行蓄发制度的。这样一来，每一个蓬头垢面的孝子，便成为他服丧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今天，对于辫子，中国人十分看重，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每一天，他们都要对辫子进行梳洗，其呵护的程度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在此过程中，为了让辫子变得更长、更粗，他们还会主动添加一些马鬃或者生丝。有时候，为了保持辫子的清洁，人们会把辫子盘在头上，然后戴上一顶干净的帽子。中国的儿童们十分渴望留起辫子，就像美国的孩子希望早日穿上带兜的裤子一样。在中国，谁的辫子被人扯一下，对那个人来说，简直就是受到了最大的侮辱。而将辫子剪掉，更是表示对统治者的极大不满。因此，那个剪掉辫子的人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礼仪规范方面，比如衣着打扮，或者言谈举止，东方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甚至有些挑剔。就像这些规范一样，中国人对辫子的装扮也很苛刻。一个没有编紧辫子的人，会被人们认为是个无赖，且行为粗野。因此，每一个人的辫子一定要编得整洁紧凑，而且在末尾要系上一条黑丝带。如果有人恰好在服丧期间，那么他辫子尾端的黑丝带就要换成白色的。这是因为在中国，白色是表示服丧期间哀悼的颜色。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直或者有教养，路上遇到朋友或者熟人的话，一定要在认出对方并打招呼之前，把自己的辫子放下来，笔直地垂在背后。如果在灰尘飞舞的街上行走，为了保持清洁，人们会把辫子盘起来。像这样的风俗还有，在男主人或女主人面前，任何仆人都不能盘起辫子出现。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好比仆人穿了半截衣服。在主人眼中，这自然是一种不检点的行为。

对于辫子，中国人已经把它当成国粹，每一个人都对辫子很重视。同时，他们对于辫子的迷恋几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于是，我们不难理解，每年在某些地区开始出现“剪辫子”的风波时，人们会反应如此激烈，甚至变得很恐惧。对于这种风波，人们一般不会知道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原因导致，以及最后的结果怎样。正如美国西部大草原上的旋风一样，这样的风波总是来无影去无踪，使得人们根本无所适从。不过，从有些事实可以看出，“剪辫子”风波是由某些不怀好意的中国人精心策划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外国人的不满，而对外国人存心报复。然后，他们把风波的肇事者推给外国人，说是外国人挑起的。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在中国的外国人屡次遭到他们的无端指控。每一次风波，都让外国人心神不宁，寝食难安。

每一次“剪辫子”的风波，都会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失去理智。不管男女老少，还是聪明愚钝，他们或是感到恐惧，或是感到兴奋。面对各种各样的谣言或者传说，人们几乎毫无分辨的能力，全都接受下来。下面就有几个传说，是我亲耳听说过的。第一个说的是，有个中国人走在大街上，忽然，他的辫子掉在了地上，接着便不翼而飞，再也找不到了。可是，他的身边并没有任何人。第二个是说，另有一位中国人顺手挽辫子的时候，发现辫子早就没了。第三个是说，又有一个中国人，猛然间感觉后脑勺一凉，接着便发现辫子与脑瓜分家了。第四个说的是，在大街上一起走的两个人，正聊得火热的时候，其中的那个陌生人突然不见了。接着，这个人发现自己的辫子跟着陌生人一起而去。第五个说的是，有个中国人看了外国小孩一眼，而那个外国小孩死死盯住他。这时候，伴随着一阵烧焦的味道，中国人发现自己的辫子没了。

上面这些都是让人感到害怕的怪人怪事，非常典型。每当骚动爆发时，它们就会频频出现。尽管这些事情听起来是那么荒诞不经，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会相信。如果你想试图解释一下，并用最为正常的理智去说服人们，甚至与他们争辩，那绝对是白费口舌。比方说，你想说明，只有拿起剪刀或者其他锋利的工具，才能将辫子剪掉。但是，对于你的说词，人们根本不予理会。不难想象，中国人已经沉浸于迷信和江湖术士之中。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他们毫不怀疑地相信“剪辫子”现象。关于这一点，上面的那些事例可以充分证明。确实是这样，每当“剪辫子”风波兴起之际，人们便像发狂似的失去理智。每当这个时候，即便是最亲近的朋友或是仆人，外国人也不要与他们争论。沉默是金，说话是银，而不开口这是最为妥善的方法。关于这个问题，如果你不小心说错了话，就有可能遭到中国人的怀疑，甚至还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按照常理，中国的官员应该出面，对诸如此类的“精神台风”采取一些措施，以便有效地安抚人心和稳定社会秩序。然而，与我们猜想的完全相反，他们的做法反而加剧了动荡。这是因为在对待鬼神迷信的问题上，与所管辖下的百姓相比，这些官员的认识也不差上下。当“剪辫子”的风波刚刚兴起的时候，北京的官员就赶紧发布一些公告。那上面的内容，根本不是在消除不安因素，而是在加剧人们的恐怖不安。通常，这些公告的内容一上来就是警告民众，要他们在家中安稳度日，千万不要多管闲事，因为外面到处存在危险。接着，公告便要大家远离陌生人，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要关好家门。尤其是到了晚上，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不要在夜间出门。还有一些公告，直接告诉人们守护好辫子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都是很简单且容易实施的。有一张公告提供的方法是，让人们将红色和黄色的丝线编在头发里面；另一张公告的方法是，要人们口服某种药物；还有一种方法，也是开了一张药方。不同的是，这种方法要求人们将一半药撒到厨房的炉火中，另一半则直接吞下。

1877年1月，顺天府尹公布了一个处方。关于处方的内容，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的方法是这样的：找出三个汉字，交织地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字，并用墨汁将这个大字写在三张大小一样，呈正方形的特制黄裱纸上；然后，烧掉其中的一张纸，并将其纸灰收集起来，放进茶水中喝掉；接着，将第二张纸直接编进辫子中；剩下的第三张，则直接贴在大门的正中间，而且必须是面向街道的那一面。实施这些措施之后，顺天府尹十分肯定地向当地的老百姓保证，再也不会出现凶神恶煞的“剪辫子”现象，人们可以尽管放心。在他们看来，正是那些凶神恶煞要夺取他们的国粹象征，还有他们作为男子汉的标志。后来，人们将顺天府尹的这个处方称为“无所不能地保护人们辫子的神灵”。

当然，有一点我们必须说明，就是在这种骚乱中，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有人被剪掉辫子的事实。实际上，他们甚至连一根毫毛都没有缺失。那个时候，每当风波兴起，人们口中相传的就是那些怪事。这样，人们就会变得坐立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就连街上的生意也收摊了。那些诉说种种怪事的人们，其实根本没有亲眼见过他所说的事实。而向他们传说的人，也无不白日说梦，无中生有。因此，对于一个真正被剪掉辫子的中国人，他们从来没有发现或者看到过。事实上，在我所遇见过的中国人中，他们在风波当中也没有亲眼见过另外一个中国人的辫子，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神奇力量所剪。可以这么说，每一件怪事都是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的传言，并由此形成一种流行病，使得人们异常恐惧、不安，最后便形成了风波或者骚乱。

1877年，在北京，这种流行病猖獗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顺天府尹也发布了公告以及那个处方。在某个大清早，我被一位美国传教士喊醒，说有事情着急向我汇报。原来在他所管辖的教堂里，有个中国人昨天晚上睡觉，半夜里辫子竟然没了。当时，正值“剪辫子”风波期间，这位传教士深知这一事件的后果。如果这件事情被传开，不到一小时的时间，教堂就有可能被一群愤怒的暴民毁掉，甚至有人会因此丢掉性命。考虑到这些因素，这位传教士将那位中国人锁在了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天亮之后便急着跑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向我求助来了。听完这位教士的讲述，我立刻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京城的九门提督。在信中，我请求今晚与提督见一面。虽然我没有说明理由，但是明确告知他，希望他派出一队人马保护教堂，以免遭到意外的骚扰和毁坏。做好这些后，我便急忙前往现场调查这件事。

事情的经过很快水落石出。不错，这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剪辫子”事件。除了法律规定的罪犯必须将辫子剪掉之外，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位丢掉辫子的中国人，是从乡下来的，到北京，是为了学习基督教。他和另外两名当地的基督徒，一起暂时住在教堂背后的一间小房子里，当然，这些都是传教士安排的。他做这些，完全出于一片好心。由于那个丢辫子的中国人是外地人，于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认定他是由某些心怀不轨的中国人派来的：学习基督教是假，故意剪掉辫子、挑起反对外国人的事端是真。然而，经过认真的盘问后，我发现自己错了。那位乡下人说的话，几乎前后一致，没有丝毫破绽。因此，最初的疑云也从我的心头消散了。

出事的那天晚上，那位乡下人早早地上床睡觉。当时，大概是不到九点的样子吧。过了一会儿，另外的两个人也上床休息。凌晨两点钟左右的时候，他睁开眼睛，发觉头上不对劲。于是，他顺手摸了一下。原来，他头上的辫子不翼而飞了。这一下，他吓得大叫起来。此时，他身旁的同伴也被惊醒了。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他的同伴也吓得魂不附体。接着，他们点亮了一根蜡烛。三个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缩成一团，吓得直抖。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才去找传教士。那个人一走出房门，便发现了那条辫子。很明显，那是被人剪掉后，直接扔在雪地上的。

在我的盘问下，那位乡下人讲述了以上经过。听完他的话，颇使我困惑。在那间小房子里，三个人一起度过了一整夜。关于这一点，没有丝毫值得怀疑的地方。知道那位乡下人的陈述后，另外两个人也深表同意。此外，这座房子的院墙是很高的，人是没有办法爬上来的。还有一点，一到晚上，房间的门就被严严实实地关上了。所以，只要晚上有人试图进入房间，一定会弄出响动来的。这样一来，里面睡觉的人一定会被惊醒的。但奇怪的是，辫子还是被剪掉了。我顺手拿起那条被剪掉的辫子，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这条辫子又粗又长，在它的一端，很明显有剪刀留下来的痕迹。那肯定是一把十分锋利的剪刀，在靠近头部大约一英寸的地方下手。锋利的剪刀，加上有力的手腕，那位乡下人的辫子便被不知不觉地剪下来。

又经过数小时的盘问，我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于是，我又将前面的问题重新问了一遍。

“在睡觉的房间里，除了你们三个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没有。”

“那么，傍晚时候，是不是有其他人来过？”

其中有一个人说没有。但是，另外一个人想了一会儿，说：“有人来过。在昨天傍晚的时候，阿山来过这里。不过，在我们睡觉之前，他就走了。”

“噢，他来这里做什么？”

“帮助外国人将报纸装订成书。”

“哦，他使用什么工具？”

“有麻线、一根针，还有一把剪刀。”

“这间房子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使用过另外一把剪刀？”

“没有。房子里没有其他剪刀，最近也没有其他人使用过剪刀。”

“那么，阿山离开的时候，是不是将剪刀带走了？”

“是的。”

我不断追问，结果又意外地收获了以下事实：其实，阿山并没有离开那间房子。他坐在那里，一直在忙着装订报纸。等那位乡下人上床休息之后，他也没有离开。阿山的位置，距离那位乡下人睡觉的地方不远，可以轻易地接近乡下人的头。而另外两名中国人正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低头看着什么东西，距离阿山的位置比较远。如此说来，阿山不用挪动一下身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那位乡下人的辫子剪下来，并且不会惊动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当然，如果另外两个人中的一个抬起头，也不会发现什么的。这是因为那张长长的桌子，远比那位乡下人的头高很多。阿山在那张桌子的掩护下，就可以剪掉乡下人的辫子。

以前，在我的一位朋友手下，阿山做过一段时间的事情。我很清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却干了不少坏事。尽管他长相英俊，但是眉宇间透露出一股凶恶之气。不难想象，乡下人的辫子很有可能惨遭他的毒手。于是，我便让传教士喊来阿山见我，但不要告诉他为什么。我想，只有阿山才能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当时，阿山在一家教会机构开办的印刷厂工作。很快，阿山就来到了我的跟前。他面带微笑，从容不迫，看上去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见到我之后，他客套地寒暄了一番，接着便静候我的下文。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昨天晚上剪掉别人的辫子。听到我的话，他先是坚决不承认，接着便装出一副很吃惊的样子，并且还反问我，到底有谁能犯这样的罪行。他说昨天晚上，他确实在那间房子里待过，就在上文我们所说的位置上，并且还使用了剪刀。在我的再三追问下，他承认了一件事实，那就是那些装订的纸张是他从印刷厂里偷来的。在他看来，偷几张白纸，就是一件小事，算不得什么。但是，剪掉一个人的辫子，那可是犯法的事情，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对于后者，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敢做的。

然而，我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追问。就这样，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不断重复地回答我的问题。在一切细节问题上，我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破绽。我对他讲了一番好话，并劝慰了他许久。然而，他一直无动于衷。看来，他是不会轻易落入圈套的。比如，我对他说：“你做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好奇或者冲动，原本不是要故意伤害他人或者制造麻烦。当那个睡觉的人的辫子从床下垂下来时，你看见了就忍不住开了一个玩笑。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他就打断我的话，立即用严厉的口气更正，说他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深知剪掉别人的辫子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当然，平时玩弄别人的辫子，也是不被允许的。我又对他说，如果他讲出真相，是不会得到任何惩罚的。但是，他还是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做那件事，要他承认什么。

我与阿山的初步谈话，就是以上那些内容。我明白，任何一种简单的方法，都是徒劳的，最终事情的真相还是没有办法浮出水面。面对那张孩子般天真的脸，冷静沉着的目光，以及明确坚定而又十分有礼的答话，我找不出任何合适的词语加以形容和描述。简而言之，我没有办法找到阿山的任何一个破绽。他的一言一行，表现得无可挑剔。如果他要是有罪的话，那么全中国的人都要判刑。我有一位朋友，他善于侦破中国的盗窃案件。有一次，他告诉我一个秘诀，就是要冷不防地询问被怀疑的对象：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要偷盗别人的东西。问完后，就要仔细观察他的喉咙，看是不是有咽口水的迹象。如果他真的偷了东西，那么他就会在答话之前，咽下一口唾沫。可是，阿山在我面前连眼睛也没眨一下，更别提咽口水了。

拖到最后，我变得有些不耐烦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就是阿山剪掉的辫子。于是，我对他说：“很好。尽管你不承认，但我还是认为，你是有罪的。我找你来，是想帮助你，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而不是找你麻烦。相反，正像我所给予承诺的那样，我很愿意想办法帮你。昨天晚上，你确实在那个房间里待过，也使用过剪刀。而你也承认，那把剪刀整个晚上都在你的手中。因此，昨晚那个乡下人的辫子一定是你剪掉的。既然你这么顽固不化，我只好把你交给你们的父母官，并交代清楚事情的原委。你们的父母官会如何处理一个‘剪辫子’的疑犯，尽管他只有一丁点怀疑。关于这一点，我想，你比我更加清楚。这样一来，不管你是否有罪，都由他们来最后裁定。说到底，这毕竟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

说完这些话，他还是无动于衷。于是，我便转身喊仆人过来。我让仆人带上我的名片，到附近的警察局，请两名警察过来。看到我的这些安排，阿山还是站在原地，一点也不在意。可是，当我的仆人跨出门槛时，阿山瞬间改变了态度。他对我说：“不要那样做。那个乡下人的辫子，确实是我昨晚剪掉的。您说得没错，我走出房间后，将辫子扔在了雪地上。那是一个愚蠢的乡巴佬，我这样做就是想让他吃点苦头。”

我们知道，像阿山这样的小伙子，一旦落入当地官府的手中，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于是，我和教士商量了一下，决定将这件事隐瞒不报。不过，关于九门提督那边，我得编排一个理由，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与他见面。传教士可以在一小时之内，将阿山送出城外。而那个被剪掉辫子的乡下人，白天先在房间里单独待着，另找两个大胆细心的中国人晚上护送他回老家。当然，必不可少地要给他一些礼物，权且缓解一下他的恐惧。这些事情办理得极为周密，几乎没有被任何一个人发现。

这件事情过去一周后，恭亲王率领内阁大臣们一起来到领事馆，恭贺新年的到来。在闲谈当中，恭亲王问我为什么那天要与九门提督约见，但后来又取消了约见。我想，他们可能费尽周折才找到九门提督，但紧接着又收到我的第二封来信。在后一封信中，我取消了约见。当然，在回答恭亲王的问题时，我便将那天的事情说给他听。不过，我再三说明，阿山不是故意的，而是年轻人一时的冲动。我还请求说，这件事就这样算了。但是，恭亲王却不这么认为。听完我的陈述，他很气愤。他对我说，当那个阿山剪掉别人辫子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后果是什么样子——他会掉脑袋的。与此同时，恭亲王强烈要求我，将阿山的真实姓名和具体的住址提供出来。幸运的是，我早就忘记了那个年轻人的姓名，更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因此，最后官府也没有办法追查下去。可以肯定，一旦那个年轻人落到官府手中，他的一时冲动会将他送上断头台。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对于“剪辫子”的违法行为，中国上层官员所持的态度是多么严肃。

第九章　衙门和司法制度

在一座衙门的中央大厅，摆放着一个木制架子。在大厅的地面上，铺着一张红色的毛毡。那个木制的架子十分低矮，大约有十平方英尺的大小。在木架和毛毡之上，有一张桌子，还有一把太师椅。那太师椅造得十分威风，也很引人注目。当然，这两件物什也被漆成了红色。在桌子上面，有一套书写工具。在墙上，挂着一条鞭子、一个竹板以及其他用刑的工具。在架子的另一边，摆放着铜锣、钟鼓，当然还有可供敲打的木槌。

上面所描述的物件，就是构成中国原始法庭必不可少的东西。这种法庭的存在，可以追溯到中华帝国产生之时。由此可见，这种法庭的历史多么久远。尽管所有的案件无一例外地都在高墙大院内审理，并且有些还通过私人关系最终了结。但是，如果从理论上来讲，中国真正的法庭就是上面所描述的。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到现场观看犯人的审讯过程。当然不必说，这种法庭也是允许上天参观的。

在中国，只要任何一个人有事，需要控告另外一个人，那么他就可以径直来到法庭，敲打锣鼓，喊冤叫屈，而不管当时是白天或者黑夜的什么时候。收到讯息后，地方官员应立即穿好官服，走到前台，端正地坐在太师椅上。而台下是任何一个原告或者被告，他们不用交任何费用，并且在没有威胁或者偏袒的情况下，倾诉各自的请求。当然，在此过程中，地方官坐在台上会认真听取双方面的陈述。“正义的眼睛，永远是亮的”，这种古老的说法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而中国法庭处理案件的方式，可以说是这种说法的最好注释。从理论上讲，在办事效率、花销费用等方面，中国法庭确实有独特的优势，并且享有较高的权威。

在世界上，中国司法制度的历史可能是最为悠久的。几千年来，这种制度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变化。虽然这种司法制度较为简单，但是它的理念却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保护每一个向司法制度求助的人们，无论他是原告还是被告，无论他们所申诉的内容是敲诈勒索，还是对官方做法的不满。一件案子，在其审理过程中，还有诸多的监督和预防机制。比如说，那些对审判结果不服的人，可以到上一级法庭进行申诉。甚至有时候，皇帝亲自出马，审理某些案件。在大清朝建国初期，为了保护那些最底层的民众，还建立了一套特殊的司法制度。对于这样的人，中国法庭不能收取他们的任何费用，不管他们是申诉还是上诉。从理论上来讲，即使是那些大街上流浪的乞丐，他们的案件也可以送达到皇帝的手中，由皇帝亲自裁定，只要他们按照规定的司法程序去做。

就组织结构和权限范围而言，以上所说的司法制度，或者说中国法庭，是独具特色的。其中，都察院是最主要的组织机构。在现实中，人们更多的时候将都察院称为“监察部”。它是朝廷专门设立的，负责调查、破获各种案件的一个部门。因此，后一个名称好像更能说明它的具体职责和功能。在都察院办公的官员，称为督察官。他们可以随意听取任何司法案件的审理情况。在听取当事人的申诉时，督察官不能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或者报酬。对于各个司法部门的官员表现和行为，督察官要经常履行观察、监督、弹劾等职责。任何人，只要是朝廷的官员，不管他是朝廷重臣，抑或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都必须接受督察官的监督。在督察官面前，每一个人的位置都是平等的。面对他们的监督和弹劾，有时候连权力最大的皇帝本人也没有办法逃避。

清朝帝国的现任皇帝光绪，在去参加前任皇帝同治葬礼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位督察官。只见他跪在地上，双手恭敬地捧着一份奏折，其内容是反对光绪皇帝将全部大权揽于一身。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和对朝廷的鞠躬尽瘁，这位督察官当场拔剑自刎。而那时的光绪皇帝年仅三岁，还是一个小孩子。1871年，由于某件事情，恭亲王与在京的一位督察官闹得不可开交。在公开场合，督察官表示了对恭亲王的强烈反对。当时，恭亲王没有台阶可下。对此，我亲耳听到恭亲王对我说，真想收回成命，再也不管这件事情，而任由那个督察官去处理。这样总比与督察官发生争执，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要好得多。

在中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开始了法律的制定。之后，所制定的法律条文，被人们不断地修改和增减。就像我们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就整体而言，清朝的法律饱含着中国人的智慧。面对人们，它不但温和，而且很有人道主义的色彩。

针对各种各样的犯罪情况，清朝的法律制定了程度各异的惩罚措施。这些措施，十分具体和详细。比如，它规定，对于那些重复犯罪的人，一定要加大惩罚的力度。关于这一点，与我们的法律很相似。还有，对于那些轻微犯罪，但次数众多的人，交纳一定的罚金，便可以了结。这样一来，某个人可以直接交纳五十两银子，从而避免一百大板的皮肉之苦。其中，还有一些法令，比我们想象得要温和许多。比如，《大清律令》规定，如果死刑犯是独生儿子或者独生孙子；如果死刑犯的双亲或者祖父母身体残弱，常年卧病不起，或者他们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七十岁。像这种，只要刑犯被处死，其父母或者祖父母就会失去生活依靠的案件，就必须上报给皇帝，并由他亲自审理。除此之外，任何人不能擅自处治。有些妇女犯了罪，需要施以鞭打。这种情况下，她们可以获得准许，穿好自己的内衣。当执行对妇女的惩罚时，只要是七岁以下的儿童和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一律不准观看。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那就是当妇女犯了叛国罪或者起义造反罪，接受惩罚的时候。

清朝还有一些法令条款，独具特色，也很有趣。比如，如果天文学家被判流放，那么他只要接受一百大板，就可以得到减免。但是，如果他犯了极为严重的罪行，那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减免的了。很自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天文学家会有如此的待遇？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没有找到答案。再有一个例子：如果一个男子，忽视父母为他择定的配偶，而远走他乡与另外一位女子结合，那么他必须听从父母的安排，与之前指定的女子结婚，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选择。对于所管辖下的老百姓的女儿，地方官员不得与之结成连理；对于同一亲族的几代人之间，因为存在较为亲密的血缘关系，他们是不允许结婚的；更有甚者，如果两个人是同一个姓氏，也是不被允许结合的。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婚约必须解除，没收的聘礼全部上缴给国库。

对于这些条款，乍看上去不会对中国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过，只要我们想一想，中国大概有四亿多人口，共四百零八个姓氏。因此，与其他国家对于男婚女嫁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相比，中国的法律条款一定或多或少地给男女之间的结合带来麻烦。但是，有一条法规，也是关于婚姻方面的，却值得永远流传下去，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也理应学习这一点。那就是，当婚姻关系确立时，男女双方必须相互坦白，告诉对方的家人关于自己身体、年龄等方面的情况。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未来的新郎和新娘年纪不会相差太大，身体也都健康完好。如果其中有一方故意隐瞒实情，那么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整体而言，中国的司法制度还是比较温和且符合常理的。再加之，它还有一套完备的监督和预防机制，可以有效禁止滥用职权和不公正的审判。可以说，只要它可以正常地运行，没有一个犯罪的人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也不会有一个无辜的好人含冤不白。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法庭存在着贪污受贿、徇私舞弊、陷害忠良等不法现象。像这样的情况，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尽管中国的司法制度堪称无与伦比，但是在开庭的时候，既没有律师，又没有陪审团。而案件的审判，不是依照现有的法律条文，而是根据以往审判过的案例来类推最终的结果。像这样的做法，产生了一批依靠法庭吃闲饭的食客，即被人们称作“求证者”的一部分人。

在社会上，这些人并没有获得公认的地位。不管是官员还是皇帝，都坚决反对这类人的存在。但是，尽管采取了不少限制的措施，这类人始终出现在全国的各个地区。只要哪里有具体的案件需要审理，这类人便派上了用场。在繁冗复杂的过往案卷中，他们要找出相似或者相同的案例。只有这样，法庭才能找到可供审判新案件的依据。不难想象，在那多如牛毛、历史久远的案卷中，“求证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意找出任何一个案例。也就是在这个关节，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现象产生了。不管是被告人，还是没有犯罪的无辜者，他们都要去拜访“求证者”。如果“求证者”能收到意外的钱财，那么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他就会特别照顾那个给他钱财的人。

这里，我们要补充一点，贪婪的“求证者”除了接受原告或者被告的财物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收入来源。尽管如此，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腰缠万贯，十分富有。这样，我们所要说的真相已经完全显露。根据传言，中国的官员几乎从不直接收受贿赂。但是，通过法庭雇佣来的食客，中国官员可以私下与食客用一种近乎做生意的方式相互往来，接受财物。

在中国，官员手中享有极大的权力。为了获取当事人或者证人的口供，他们可以毫不受法律约束地采取任何手段或者方法。这样的一种做法，危害可以说是极为严重的。在中国的法庭上，很少能碰到有人当场宣誓。即便他做出了这样的行为，他的言行仍然得不到信任。在西方，证人出庭作证，如果是伪证的话，那无疑就是犯罪；而在中国，根本没有作伪证这一说法。在中国人看来，如果有人存心要撒谎，那么即便宣誓，也是无济于事的。

事实上，中国的审判官员有自己的一套取证方式，而不会要双方当事人讲出实情，也不会请证人当堂对质。通常，他们首先对每一个当事人，单独过堂审理。对于证人的言词，他们会仔细地盘问和推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证据与证词不吻合。不过，当有好几个证人的时候，他们的证言就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互相矛盾的证人就会被带上法庭。然后，当着审判官的面，他们之间予以对质。这时候，每一个证人要当着另外一个证人，重新陈述一遍自己的证言。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坐在一旁的审判官会仔细观察他们的神情举止。通过其中的细微迹象，审判官就可以推断出，谁在撒谎，而谁又说出了实情。对于这样的一种判断方式，中国的官员们都很上手。

如果上述方法没有奏效，对于被怀疑说谎的人，审判官就会采取严刑峻法，逼迫其招供。在审问的过程中，审判官经常命令停止审讯，接着被审问人的嘴巴会遭到竹杖的抽打。通常，被审问人的嘴巴被打得满是鲜血。此时，审判官会严词警告被审问人，如果再不老实交代，就会遭受更加痛苦的拷打。然后，案件的审讯会继续进行下去。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对于证人，审判官不仅可以让其跪在铁链子上长达数个小时，还可以将其双手捆绑，直接吊起来。甚至有时候，证人会被关在一个小房子里，不给吃，不给喝，或者限制吃喝。在某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那些被法律条款所禁止的手段或方法，也被用来对付被审问人。如果一个人被认为犯了某个罪行，那么审判官所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的让其招供认罪。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审判官经常会采取一些耸人听闻的残酷手段。这样一来，为了从难以忍受的酷刑中暂得解脱，有些人会承认他们犯过一些罪行，而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做过那些事情。

曾经有一次，我看到三个中国人是如何被迫承认其罪行的。这三个人被人指控，偷了东西。他们每一个人的双手被绑在背后，靠近手腕的地方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捆住。然后，有一条长长的绳子，一端系住他们的捆绑处，另一端高高地挂在一棵大树上。就这样，他们三个人被腾空吊起。当时天气特别炎热，太阳暴晒着他们的身体。大概过了三个小时，他们才被放下来。此时，他们早就失去了知觉。他们的肩关节处肿得很厉害，貌似骨头已经脱臼。那个惨状，让人不忍目睹。接着，经过一番折腾，他们终于醒来。不过，他们还是矢口否认偷过东西。于是，他们马上又要遭到先前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慌忙承认了，其肯定的程度与刚才否定的程度不差上下。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再一次讲述那些残忍的手段，是清朝法律所不允许使用的。此外，上级官员收到的由下级官员呈送上来的案件处理报告时，他们根本看不到下级官员所使用过的酷刑，即便他们果真采用了那些残忍的手段。

但是，根据以上这些，我们还是不能武断地说，这种丑恶现象已经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司法界。那些现象只是极个别的特殊情况，绝不是一般性的规律。尽管中国的官员不乏庸碌之辈，甚至相当迷信，但是他们绝大多数还是正直善良的，并且充满了人情味。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所使用过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在我们看来，它们是相当的荒谬而且迂腐。无论就内容还是形式而言，与两百年之前的欧洲法庭相比，这些做法显然极为不同，但是所获得的效果却等量齐观。虽然这些做法看起来比较可笑，但是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

在这些做法中，检查被害人尸体的方式是最为荒谬的。比如，在受害人的尸体面前，他们会将嫌疑犯拉过去，让他触摸一下尸体。如果尸体的伤口重新流出鲜血，那么这个嫌疑犯就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当一名受害者被怀疑是中毒而死，在检验尸体的时候，验尸的人会使用一根银针，将其扎进受害人的尸体。如果银针在拔出来之后，变成了绿色，那么受害人就是被毒药害死的。此外，受害人的骨头也会接受验尸的人检查。如果他的骨头颜色发生了变化，那么就证明，他是被毒药害死的。

与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一样，中国的司法制度也是建立在封建宗法思想基础之上的。从理论上来讲，各地的政府官员是他所管理的辖区内老百姓的衣食父母。因此，作为父母官，这些地方官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总是想法设法地劝说证人或者嫌疑人承认其犯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使用劝诱、恳求和威胁等手段，甚至还会用孔子的名义去教化一个顽固分子。在这中间，他们还会提出一些问题，甚至向犯罪嫌疑人承诺，他们会像父亲一般爱护和体谅他。至于他们所提的那些问题，与案件的审理根本没有任何关联。然而，为了弄清事实，他们在所不惜地使用这些方法。就是在这种不着边际的谈话中，父母官们细心观察，妄图从犯罪嫌疑人那里获得一丁点的线索。

有一次，一位美国公民遭到了七名中国人的袭击。一名主犯和其他六个人，全部被抓获归案。我和中国的官员一同审理这个案件。很幸运，我与中国官员坐在一条长凳上，可以观看他审讯主犯的过程。那几个人都是挖煤的矿工。他们每个人的肩膀上，分别挂着一个小垫子。他们使用这种工具，直接将煤块从矿井下面扛上来。那些垫子上面沾满了煤粉矿尘，就像一个个小沙袋一样。像这样的一种垫子，一旦击打到人的头部，后果不堪设想。然而，他们就是想用这种工具攻击那位美国人。可想而知，如果美国人被击中的话，早就死掉了。眼前的事实很清楚，这几个人难逃其咎。这次事件发生在该城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且当时又正值中午，因此围观的人不在少数。如果需要找证人的话，估计一百个人也能找到。

审问开始了，那位已经七十多岁，让人肃然起敬的中国官员，先是询问了每一个人的姓名，接着用那张慈善的脸庞对着台下的一个人，用一种极为亲切的口吻问道：

“说吧，现在把整个事情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打美国人？把知道的，全都说出来。”

“老爷，我根本就没有打他，”那个人说道，“当时，我并不在现场。您是知道的，我一向安分守己，是个老好人。我向您保证，我绝对没有动过那个美国人半根手指头。我敢向您承诺一千次，乃至上万次。”

“哦，你说的这些，我们已经听到了，”那位官员接上对方的话茬说，“像你这样的人，温存善良，估计连大清的一个小孩都不敢动。但是，你为什么要去伤害那个美国人呢？孔夫子曾经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吗？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去伤害自己的兄弟？关于那件事，我们自然知道你没有去做。实际上，事发当时，你正在家中的床上躺着，或者正在享受一场甜美的梦。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知道，就是你做了这件事。当然，我们知道，你并不是故意的，而只是想开个玩笑。或许，你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地痞无赖，他告诉你说，只要你敢打美国人一顿，或者恐吓一下对方，他就会永远地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你听信了谗言，便想着尝试一次。就像你在场一样，你还是打了那个美国人，尽管你当时确实不在那里。我们并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麻烦，只要你趁早坦白。抬起头来，你看看，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先生，他从北京赶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他是美国的官员，关于事情的全部经过，他都清楚地知道了。他说什么，我就得按照他的意思去办。不过，从这位先生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善良的人，脾气温和。因此，你赶快告诉我实情，请求我将你们抓起来。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并且会放你走。不过，有件事我得向你说明，这位先生着急地要回北京，因为那里还有要事等着处理。如果我们今天把事情解决掉，他答应我，明天会请我吃饭。如果耽误他的事情，他一定会不高兴的。我想，你不愿意这样做，对不对？那你就赶紧交代吧，他已经知道了全部经过，就等你的坦白了。”

就这样，这位年长的官员没有任何逻辑，絮絮叨叨地乱侃。在这中间，他又是劝导，又是利诱，前前后后用了一个多小时。与之相应，那个矿工一直不厌其烦地说自己是无辜的。不过，他说话的口气和声调，越来越没有先前的气势。最后，他终于耐不住了，说：“我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没有他们那样下手狠。”就这一句话，被这位官员灵敏地截获了。很快，他反问道：“稍等，如你刚才所说，你确实打了那个美国人，是吧？你的表现不错，来，接着把所有的实情都说出来吧！”

听到这里，那个矿工低下了头，就像是一个顽皮的学生，用针扎老师的椅子，突然被老师逮了个正着一样。他知道无法抵赖，便说：“好吧！我交代，坦白交代。那个美国人，可能是我先带头打的。”

“你早该这样做了，”那位官员继续说，“其实，我们早就知道是你干的了。不过，你坦白交代，终归是一件好事。”然后，那位官员转过身来，看着我，对我说：“您看，我应该怎样处治他们？”我向他传达了我的意见。那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惩罚，他表示同意。随即，他宣布了对那个矿工的处罚。其他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也纷纷承认了罪行。最后，审理顺利结束，前后共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对于大清的监狱，即使是最好的牢房，只要让美国监狱改革协会的成员看一下，他也会感到触目惊心的，甚至可能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是因为那些地方在中国简直就是地牢，阴森恐怖，臭气熏天。而且，那里经常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其残暴的程度令人发指。不过，对于这样的监狱，我们必须说明两点：

首先，在中国，这种监狱是有威慑作用的。在乡村中，存在一些很庸俗的地痞流氓，或者鸡鸣狗盗之辈。这样的监狱，可以给他们一个较好的警示：谁要是成为那里的一名囚犯，一定会尝尽苦头的。基于此，那种监狱一定要设置得像地狱一般恐怖。但凡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知道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那么不管他是谁，都可以理解中国的监狱为何这般模样。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美国条件最差的监狱搬到中国来，把它随便放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那么不出几日，周围有能力犯罪的人会迫不及待地想要蹲监狱。这其中的人数，最起码不会少于一半。因为这种单身的牢房，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福利。而他们在做了某种犯罪行为入狱后，为了能够长期留在监狱，还会想方设法地加重自己的罪行。

其次，关于中国的监狱，我们还得明确一点：在中国，法律对罪犯施加的惩罚，不是单纯的囚禁。监狱只不过是暂时扣押一些人的地方。这些人当中有证人、犯罪嫌疑人，还有那些候审的犯人。可以说，在监狱里，这些人在等待他们的最后判决。因此，在大清帝国内部，从来没有长时期地监禁某人这一惩罚措施。当然，这种事实也加剧了中国监狱实施灭绝人性的种种残暴做法。许多无辜的受害者，在这里遭受折磨，有的甚至含冤而死。在这里，各种各样虐待犯人的手段和方法，多得几乎超出我们的想象。只要你愿意找，在中国监狱内你可以发现任何一种残忍的手段。曾经有一个北京人，他在北京某处监狱的大门上，书写了“地狱”这两个汉字。其实，监狱内部的种种现象，远比这两个字所传达的内容要丰富得多。

在清朝的法律中，还有五种对犯人实行的刑罚措施。这五种措施分别是：笞刑、戴枷锁、烙刑、流放以及死刑。在这五种刑罚中，戴枷锁需要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根据大清的律令，这种枷锁用一块干木头做成，形状近似于正方形。它有三十五斤重，三英尺长，两英尺零九英寸宽。此外，它还能被加重，最重可达一百二十五斤。当然，这要根据罪行的轻重来衡量。一般而言，枷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用铁链子接在一起的，另一部分是一把锁。在正方形的中心，有一个圆形的洞，比人的脖子稍微粗一些。当使用它的时候，先将其打开，在犯人的脖子上比划一下，调整到一个合适的粗细程度，然后将犯人锁好。这种刑具套在犯人的脖子上后，他的脸上还要贴上两张纸条，一边一个。其中，一张上面写着犯人的罪行，以及他戴枷锁的天数；另一张上面写着犯人的姓名、年龄和家庭住址。枷锁戴上之后，犯人就要日日夜夜与之陪伴，一直要到规定的天数才可卸下来。在此期间，犯人不能自己吃饭，而由专人喂食，这是因为他的手没有办法触摸到自己的嘴巴。白天的时候，他被拉到街上，游行示众；晚上的时候，他被关在监牢里，睡觉的时候不能躺下，只能站着、蹲着或者坐着。

关于死刑的执行，有三种方法。其中，按其程度而言，最严厉的方法是凌迟处死，其次是斩首，最后是绞刑，而这也被人们认为是最体面的一种死法。执行凌迟处死的时候，犯人的肉会被一片又一片地割下来。这种残酷的处罚方式，只适用于两种情况——叛国罪和违反伦理孝道的罪行。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后者的罪名是最为严重的。比如，杀害父母或者祖父母的罪行等。执行斩首时，犯人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头低着，跪在地上。在他脖子的后上方，有一把沉甸甸的大刀。这种大刀有两个柄。只要大刀一落，那犯人的头就掉在地上了。执行绞刑时，先将一根绳子打个圈，套在犯人的脖子上。然后，刽子手里拿着一根木棒，从犯人的后脑勺处伸进绳圈中，开始转动这根木棒。随着绳圈的紧缩，犯人会慢慢断气。

在中国，孔夫子曾经宣教过，每个人的身体、头发和皮肤等，都是来自父母的。鉴于此，每个人临死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完好无损。就像刚出生时那样，他们死后要与自己的先祖见面。因此，那些被斩首的犯人，他们的朋友会想方设法地帮助他找回首级。当然，为了打通官府，少不了要花费大量的钱财。当找回首级后，便会在犯人下葬之前，将其首级缝到脖子上。于是，他的尸体就周全了。不过，这样做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的头不能照原来的模样缝上去，而必须脸朝后背。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孔夫子的宣教产生了一个弊端：处于病痛中的中国人，宁愿死掉，也不要通过外科手术去除身上的任何一个患病部位。

执行死刑的时候，还有一种特别的待遇，那就是自杀。当然，这种方式只限于某些朝廷的忠臣，尤其是皇亲国戚。当他们被判处死刑的时候，往往会收到这种恩赐。比起那些由刽子手执行的任何一种死刑方式来，自杀是最为体面的一种。一般而言，如果一个高级官员犯了死罪，他会收到一个盒子。那是一种非常精美的物件，上面漆着华丽的图案。打开盒子，里面有一束白丝细绳。这些绳子的外面，包裹着一层丝绸。丝绸的颜色是皇帝御用的黄色。凡是收到这样一件东西的人，就像是接到了一个严厉的命令，必须用这根绳子了结自己的生命。如果一天之内，他并没有自杀，那么刽子手就会亲自找上门来。

在中国的法庭上，假如有一个外国人观看了案件的审理过程，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的这种做法与他所在的国家截然不同。在中国，审判官位居法庭的高台，犯人和证人跪在台下，两只手伏地，趴在那里。等到案件审理结束的时候，他们才能站起来。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要跪趴在那里。而其他的人，包括有些官员、旁听者以及围观的群众等，都必须站立在一旁。像这样的法庭规则，在某些时候会引发一番争论。这时候，尽管会让人感到尴尬，心中颇为不快，但也有不少有意思的地方。

那是1873年的冬天，在北京，有两个长期居住的美国人与当地的一位包工头发生了纠纷。事情是这样的：这两位美国人想要建一座楼房，于是他们便找到这个包工头，与之签订了一份合同。然而，当楼房施工以后，包工头赚到了大量的钱财。之后，他就违反合同的规定，停止了在建工程。

事后，美国驻华大使馆与总理衙门进行交涉，一致同意将这件事情交由我和一名中国官员一起处理。当然，这位中国官员是总理衙门的人。很快，我们将那三个当事人传唤到法庭。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到底让谁站着，或者坐着，让谁跪着？当时，我们并没有制定一个细致周全的规划。于是，按照我的意思，让他们三个人都坐下来。然而，对于我的这一建议，在我身旁的中国官员听了后，吓得六神无主。按照他的意思，包工头是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要跪在地上。而为了公平起见，另一方当事人即那两个美国人，也要跪在地上。对于他的这种态度，我深表理解。在这位中国官员看来，如果原告和被告堂而皇之地走进来，找个地方坐下，那岂不是与自己的地位平等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法庭的尊严和权威就会完全丧失。后来，他又补充说道，一个中国的当事人坐在法庭上，而且还是他允许的，那么他的颜面就会荡然无存。不仅别人会嘲笑他，恐怕连自己的官位也保不住了。而如果让另外的两个美国人坐在法庭上，那么他将对此案采取一种袖手旁观的态度，置之不理。

那两位美国人，是我国的两个自由公民。他们的年龄比我稍长，其中的一位，已经是满头白发。可是，这位中国官员现在居然要求他们下跪。对于这种看法，我感到既荒谬又可笑。如果同意那位中国官员的意见，我劝说这两位美国人下跪，那简直是天底下最搞笑的事情。就此事宜，尽管我与那位中国官员的沟通很困难，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我还是明白无误地向他宣称，在我们国家是从来没有类似做法的。在美国，即便犯人做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法官审问他的时候，也只是让他站立着，从来不会要求他下跪。此外，我还向他声明，如果按照他的意思去办，那将是对他们人格的严重侮辱。因此，关于这种做法，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商讨下去了。

然而，我们还是花费了很长时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最后，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看法：那位中国包工头按照中国官员的要求，跪在地上；而那两位美国人则听从我的意见，站在旁边。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按照各自国家的通行做法行事。这样，我们才开始审理案件，作出判决。

1877年，在中国的福州，发生了一件案子，与上述情况相似。这是一起受贿案件，牵连到一大批中国人。就程度而言，它要比前文所说的案件严重许多。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我又一次勉强去做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和福建省的按察使共同审理此案。当案件快要了结的时候，按照需要，另一位中国人必须来到法庭作证。当时，这名中国证人在美国驻华领事馆中工作。此外，他还拥有正式的任命书。那是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亲自签发的。看来，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如果我们通融的话，这名中国人就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并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只有我才有权力传唤他。那位按察使不断请求我，要那位中国人出庭作证。但是，除非把他当做一名美国人来对待，否则我是不会同意的。最后，按察使同意了我的要求。

第二天，那位中国证人来到了法庭上。可是，当他刚刚站定，按察使就一声大喝：“跪下！”

“不好意思，”我说，“昨天已经与您谈妥了，他必须按照我们美国的通行做法行事，不能下跪。”

“他是中国人，就得下跪，”按察使继续吼道，“我才不管那一套，给我跪下！”

“证人是不能下跪的，”我接着说，“看来，您已经违背了我们当初的承诺。”

“跪下！”按察使继续坚持道。

“站起来，不要跪！”我还是这样说。

“不行，你给我跪下！”按察使又大吼一声。

“马上离开这里！”我对证人喊道。

那位证人，按照我的意思，迈着小碎步，迅速逃离了现场。看得出，当时他是多么惶恐不安和手足无措。

接着，我和按察使又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吵和辩论。最后，按察使向我表示歉意。我又派人请来了那位中国证人。这一次，他是站在法庭上接受审问的。

从这一案件可以看出，极端的不公正和残酷的野蛮行径，在中国的法庭上肆意纵横。案件的当事人中，有一个中国商人和一名翻译。这个中国当事人虽然被判有罪，也是整个案件唯一有罪的人。但是，从始至终他就没有接受审判，反而得意洋洋地出现在法庭上，充当了按察使的贴身顾问和最好朋友。原因是，他早就暗地里活动，打通了各处关节。就这样，他与当地的官员们勾结在一起，相互配合，十分投机。那名翻译虽然是土著中国人，但是他早就移民到了英国，成为那里的臣民。因此，面对中国和美国的法律，他不受其中的任何一个约束。结果，除了被免去职务外，他丝毫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这一案件的另外当事人，是当地的三十多名渔夫。他们愚昧无知，成为案件里最无辜的受害者。仅仅从所掌握的证据来看，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触犯法律。审理案件的时候，正值八月份，天气十分炎热，福州城内霍乱肆虐，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臭味。尽管如此，这些渔夫还是被关在牢狱里。那里，昏天暗地，不通风，没阳光，条件很差。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每天除了没有饭吃外，还要忍受各种拷打和折磨。就这样，他们被关了几个月的时间。

当他们出庭的时候，活着的人已经只剩二十三个，其余的七个已经在狱中惨死。事实上，在法庭上的这二十三人，看上去各个遍体鳞伤，其状十分悲惨。他们虽然活着，但也仅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其中，还有一个人，就像木头一样，被四个狱卒抬到法庭上。到庭之后，他被放在地上，努力挣扎着要跪，但却一头栽倒在地。看样子，他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头朝天，躺在那里，接受审问。每一次问话，他只能吐出一两个字，并且声音极其轻微。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总是无法听清他在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那人躺在那里，用颤抖的手，不住地在胸部摸索着什么。那里的衣服已经完全破烂，他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果然，很快我就发现，他从中摸出了一张纸条。那纸条是折叠起来的，被他紧紧地握在手中。不过，他的手已经无法完全合拢，纸条的一角在指缝间露了出来。这时，按察使的小厮，凶猛地扑过去，想要夺取那张纸条。不过，在那小厮行动之前，我早就偷偷地告诉我的随从，要他密切关注那个渔夫。渔夫的任何言行或者举动，都不能错过。因此，我的随从比按察使的小厮更为迅速，首先抢到了那张纸条。

接过纸条一看，原来是向我求助。纸条上面详细记录了渔夫们所遭受的酷刑，还有那七条人命。还说明，直到现在，法庭也没有证明或者指控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由于我是外国人，对于涉及到中国当事人的问题，没有丝毫能力可以帮助他们。于是，我只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正义被抹杀。当时，我既感到厌恶痛恨，又满怀恐惧。我清醒地知道，对于中方的任何干涉，只能导致他们的官员更加不满。毫无疑问，最后倒霉的还是那些渔夫，他们将会受到更为残酷的打击报复。可以说，我在中国的法庭上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唯有这一案件让我看到，中国的法庭是那么的黑暗、丑恶和野蛮。

在中国，司法制度中还有一条历史久远的规定。尽管它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但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在我们看来，那条古老的规定似乎有些可笑，但是仔细琢磨，它其中蕴含了不少的智慧和道理。它的内容大致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双方当事人依靠法庭来解决彼此的纠纷，那么在审判官正式审问或者当事人申诉之前，他们都会受到一通处罚——每人各打三十小竹板子。对于此，审判官十分公正，绝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告诫他们，不要一遇到事情，就跑到法庭来解决。要知道，鸡毛蒜皮的小事是不值得青天大老爷审问的。

第十章　官员与百姓的微妙关系

在中国，老百姓与父母官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如果有学者感兴趣的话，可以对此稍作研究。不过，很快他就会发现，这种关系独具特色，既繁冗杂乱，又让人颇感兴趣。在这种关系中，有很多地方是相互矛盾，甚至是抵触的。不过，这或许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出中国民情所独有的一面。

比如说，就经商而言，中国的商人恐怕是世界上最为谨慎行事、勤俭节约和细致周全的群体。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对于自己的生意，他们通常了解得十分透彻，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自己的得失。为了一丁点的金钱利益，他们可以与同行吵得面红耳赤。然而，对于官府各种不同的苛捐杂税，他们从不敢落下。虽然他们知道上交的数额已远远超出法律所规定的，但是他们还是心甘情愿地上交。对于官府中发生的冤假错案、贪污受贿，他们从不妄加评论，只是默默无闻地忍受；而当他们的一位邻居或者一个好友，由于在某件细小的事情上没有顾及到礼节，他们便认为那是对自己的大为不敬。于是，他们很快就会挑起一次争吵或者殴斗。

有两位兄弟，我都认识。有一次，面对老大，老二直接喊叫老大的名字，而没有称呼“尊敬的老大哥”。结果，老大很气愤，两个人就在一起进行了一场昏天暗地的争吵。事实上，官府一直在欺压这兄弟二人，但对此，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

以上事实，反映了中国民众的独特性格。当然，我们不能就此直截了当地推断，他们是一群迂腐无知的人，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权利，他们一点也不关心。可见，要理解和解释中国民众，以上的事实并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与某些人所宣称的恰恰相反，中国的民众既非麻木不仁、愚钝无知，也不是缺少必要的生命力和活力。对于官府的所作所为，他们也不是出于惧怕，或者躲避惩罚，才忍气吞声的。现实中，当谈及到皇帝的时候，他们的口气总是那么恭敬、严肃。然而，当谈论的对象换做地方官员，他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大胆地指责和批判，是他们经常对地方官所持有的态度。这是由于他们清楚地知道，地方官是从他们当中走出来的，曾经也是普通人，与老百姓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也是因为这一点，对于地方官给他们的褒奖或者批评，他们也丝毫不会认真对待的。

另外，中国的老百姓很喜欢给别人起绰号。一般来说，根据地方官的特点，诸如说话的方式、相貌、为人处世的风格等，他们可以恰如其分地起一个或者几个绰号。甚至连那些元老级的大臣，也摆脱不了此种命运，经常也会得到几个特别的称呼。比如说，在朝廷中，恭亲王是首要的大臣，而他又是前任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因此他被人们戏称为“领队的头目老六”；恭亲王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对他们很友善，而中国老百姓又将洋人称作“鬼子”，于是恭亲王又得了一个“鬼子六”的称号。另外，在朝廷内阁大臣中，有一位官员被直接称呼为“尺蠖”——一种为人熟知的能屈能伸的虫子，而没有人喊他的官衔或者尊号。还有一次，军机处有个大臣，和我谈起他们的皇帝时，将其称为“我们的老板”。

虽然有很多迷信的观念、独特的喜好或习惯，充斥着中国人的头脑，但是总体而言，他们还是比较追求实际的一个民族。精神生活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很少意气用事，几乎从不幻想，而是理智、冷静地看待一切。在他们看来，那种不着边际的事物，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因此，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走上一条遥远无期的道路。不难理解，这种性格上的特点，与中国人忍气吞声地对待不公正待遇，有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当面对程度轻微的剥夺时，除非有十足的把握，确信能够获得实际的好处，他们才会起来反抗。在他们看来，如果为了维护某项权利，而使得自己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失，那么他们就会置之不理，而不管你怎样对他们进行劝说和请求，都是徒劳无功的。根据以往的经验和观察，他们认为，与官府斗，是没有好下场的。因此，对于官府那些很明显的敲诈勒索、贪污腐败行为，他们一般只是默默忍受，而不会去做一些不靠谱的事情，更不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在中国，只要谈论地方官员与老百姓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无法回避。那就是，在名义上，中国官员的收入是非常低的。为了使得整个官僚机构得以运行，中国官员们大都需要雇佣幕僚、走卒、奴仆等人员。然而，这些人员的工钱开支，远远超出了他们从朝廷所获得的俸禄——一种被称为劳动补偿的薪水。只要我们想一下，为了管理家务，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需要花费他一个月的所有薪水；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各个国家，我们所设立的外交机构中，领事馆的首席外交官仅仅凭借他个人的薪水，就能在一处不错的地方租赁到一套有模有样的房子。像这样的情况，几乎是没有或者很少的。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官员的苦处和困境。清朝统治者意识到这一点后，每年给官员一部分额外的补贴。这些钱从当年的“反敲诈基金”中出。尽管中国官员可以收到比自己的俸禄多出二十甚至二十五倍的补贴，但是他们的生活依然过得很拮据。

对于上面的事实，几乎人尽皆知，没有一个人会提出质疑。正是所有的人都认同以上事实，于是便产生了一种通行的做法。那就是，在为老百姓办理的项目中，收取一定数量的额外费用，是每一个地方官员应有的权力。于是，如果官员审理案件，那么双方当事人必须向他行贿；如果官员为国家收税纳粮，那么吃定其中的一笔回扣，是在所难免的了。在大清帝国内，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惯例被人们所接受，而不会导致老百姓的怨恨。因此，所管辖范围内的平民老百姓才是真正养活或者支撑地方官的人。如果官员的心太黑，胡乱摊派在老百姓头上的费用过于繁多，那么就会引起民怨沸腾。当然，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官员的这种做法，会产生很多弊端和危害。这种可怕的后果十分明显，用不着人们过多地进行解释和评论。然而在中国，人们非但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已经加剧了贪污腐败的出现，反而竭力维护并支持它。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做法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就像是他们做生意一样。

在中国，这种做法已经使得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发生了诸多变化。有一位中国官员，常年代表清政府在国外处理事情。凭借优秀的才能，他在国外赢得了外国人的尊重。有一次，他对我说，从国外回到北京，他去拜见某位皇室成员的时候，随从的仆人必须带上见面礼——一份一百两银子的礼物。在进门之前，他必须给看门的官员这些银子。当然，这只是第一次。以后，如果他还要来的话，与之前一样，也必须给看门官员见面礼。不过，与第一次不同，后面的几次只需要五十两银子即可。此外，那位官员还对我解释说，在中国，只要拜见皇室成员，都必须上交见面礼。每个官员按照自己的官衔等级，决定上交的数额。而这位中国官员的官职，正好需要上交一百两银子，因此那就是他第一次所带的见面礼数额。

下面是另外一个事例。有一次，有个官员从职位上卸任后，想去觐见皇帝。但是，内侍告诉他，像他这样的官衔，最起码需要五千两银子才能见到皇帝。这一数字，让这位官员整天闷闷不乐。最后，他提出只交一半的见面礼。但是，他的这一请求仍然被拒绝了。就此，他放弃了见皇帝一面的打算，尽管他清楚地知道，他将再也没有机会得到朝廷的重用了。然而，作为一名严于律己、克己守则的官员，他不得不那样做。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也没有办法弄到那么多钱。

还有一次，算是比较偶然吧，在北京的一个珠宝商人那里，他向我展示了一百只盘子。那些盘子各个精美绝伦，颜色亮丽，通体就像丝绸那般光滑。盘子上分有十个空格，每一个空格处，刚好可以放下一块银锭——一种十两重的银块。此外，珠宝商对我说，目前他正在做准备，只要接到某个高级官员的通知，他立刻就会把银锭摆好。所有盘子的空格装上银锭，正好一万两银子，这就是那位高级官员要送给一位皇子的见面礼物，既高雅，又体面。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给人送礼物的做法也有它的好处。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方面，这种做法显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清朝的法律制度中，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某种犯罪行为的赎罪，可以通过缴纳一定的钱财冲抵，但是对于某些轻微的处罚，它却允许罪犯缴纳一定的钱财了事。这种做法的存在，导致了一种十分不好的现象出现：那些善于投机取巧、偷奸耍滑的人，往往通过交纳一笔钱财，便人不知鬼不觉地了结了案件。尽管交上来的这部分钱财，在某些时候，可以用到急需建设的公共事业上，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根本不可能到达国库。

有些官员因为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引起老百姓的普遍不满。这个时候，钱财便派上用场了。这是因为上级官员碰到这种情况，按照规定就要处罚下级官员一定的钱款。而一旦出现问题，下级官员会积极主动地向上级官员上交罚金。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官职，而不会有什么危险。交上来的罚金，再由这一级的官员，向更高一级的官员上交。就这样，罚金一级一级地往上交，用以安抚不同级别的官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罚金的作用影响深远。

这种罚金送礼的制度，具有一种抽象的意义。当然，人们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是，不管其意义和根据如何，我们看到，这种制度直接导致一种后果，那就是，征收罚金的官员，为了避免被自己的上一级官员处罚罚金，他会竭尽全力地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他在征收罚金的时候，会变得更加小心谨慎，生怕触怒民情。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地方官员必须意识到，当他们捅了篓子以后，他们的上级会与他一起共享征收来的罚金。那么，他们就只能得到一小部分财物，而一半或者大部分钱财都被上级拿走。与其这样，他们倒不如少征收点老百姓的罚金——只是原先金额的三分之二，这样到手的那部分钱财，也比他们与上级瓜分后的数额要多。如果地方官员不这样做，那他们简直太傻了。

与上面的情况相似，有些官员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引发的民怨积累到一定程度，那么他必定难逃其咎，尽管有时候这些民怨不值得一提，或者根本就没有正当的理由。以下就有一个简单的事例，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有一次，我遇到一件偷窃案，迅速到美国领事馆附近的一个巡捕局报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个中国人受雇于领事馆，在这里做一名抄写员。在抄写员所住的房间里，有一些银质器具，是供摆设或装饰用的。结果，有个小偷，悄悄地溜进他的房间，偷走了那些银质器具。抄写员大概损失了不超过十二或者十五美元。

听完我的陈述，这位中国警官十分诚恳地向我保证，那个小偷一定会抓捕归案。但是此后，这件事情就再也没有了消息。于是，这件事情慢慢地淡出我的脑海。三个月过去了，又有一个小偷，居然溜进我所住的房间，盗窃走了比上一次更加多的财物后，逃得不见踪影。这一次，那位中国警官被我请过来。鉴于上一次的情况，我决定对他施加一些压力。我警告他说，九门提督会知道这件事情的，如果他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

没有想到，我使用的这一计策奏效了。案件发生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他将盗贼抓捕归案。那些丢失的东西，一样也不少地归还给了我。又过了几个星期，那位警官约我见面，我答应了他。刚一进门，他就把上一次失窃的东西——抄写房中的银质器具，摆在了我的面前。我看了看，一件也没有少。对此，我先是感到惊讶，接着便向他表示感谢。然而，他却对我说出了下面的话：

“您知道吗？为了找回这些东西，我损失了一大笔钱。如果您向九门提督汇报这件事情之前，跟我说一声，我肯定会更早地帮您找回失窃的东西，也不至于我枉费了那么多钱财。”

“可是，我并没有向他汇报这件事啊！”

“不可能，您一定对他说过，要不然，他不可能了解得那么清楚的。”

“真的没有。就这件事或者其他事情，我从来没有在提督面前，说起对您的不满意。至于我房中失窃的东西，我只是警告您，要尽快处理。事实上，您处理得很好，令我非常满意。而抄写员房中丢掉的东西，不值多少钱，因此我就不再追究。事实上，我早就忘记了那件事。”

“在九门提督面前，就失窃的事情，难道您从来没有提起过吗？”

“您第二次迅速地抓捕了窃贼，关于怎么处治他，我曾多次到提督那里与之商讨。我们在交谈过程中，对于您的办事效率，我向他美言了几句。说实话，我对您的表现，既感到惊讶，又感到高兴。我还对他说，之所以我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之前也向您报过一个案子，可惜一直没有消息，尽管您当时答应得很爽快。我只是间接地提了一下，并没有直接告诉他什么。”

“哦，这就是了。有一天，提督把我喊过去，先是把我夸奖了一番，说您对我是如何满意。接着，他的语气一变，要我交代之前的那个案子是怎么一回事。他还处罚了我一千两银子。之后，他又警告我说，如果再不把您第一次失窃的东西找回来，一个月之后他还要罚我一千两银子。更为严重的是，我的官职也保不住了。现在，您再也不用担心了，以后领事馆不会再有小偷进入，也不会再丢失什么东西了。”后来，正如他所说的，领事馆再也没有发生过失窃事件。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拥有一套完整的统治管理体系，恐怕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相媲美。就这一点来说，它确实让我们感到很惊讶。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中，对于不公正的压迫以及各种职权滥用等现象，他们设计出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十分严密，处处充满了智慧。与中国相比，其他国家真是难以企及。老百姓如果遭到政府的欺压或者虐待，可以求救于许多法规和章程。那些法规和章程，细致入微，也很丰富全面。这样一来，监督体系如此严密，各级官员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那些不受监督的行为，都是无效的或者非法的。如果政府拥有这样的统治管理体系，那么它就是世界上最为理想的政府。

此外，中国的监察制度，我们在前文中也提过。这种制度的存在，可以排除外界一切因素的干扰，对公众利益实行独立的监督。按照这种制度，都察院各级御史必须时刻注意各级官员的举动。而那些被监督的对象，不管他们身居何职，地位如何高贵，都必须接受同样的监督。在这样的体系之下，每一个人，即使是那种身份最为低微的人，如果有了冤屈，也可请求皇帝为他主持公道，而不用花费一分钱，更不会受到任何人的胁迫而有所顾虑。

还有其他的一些规章制度，也是有关官员的任命，以及如何规范他们的行为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叙述一下。这些制度不仅充满了智慧，而且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制定颁布它们很有必要。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各种社会弊端。比如，有些制度规定，任何官员不得在他所出生的省份任职，同时，他亲属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允许在他手下当差。只要是官员，不管他的官衔如何卑微，都不能与当地老百姓的子女通婚。此外，如果两兄弟是同一对父母所生，那么他们也不能在同一个省区内任职。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根据相关规定，他们将会在一年时间内调离。像这样的几条规定，目的很明确，就是防止出现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从而出现不公正的现象。

在中国，还有一条规定，那就是同一个地区的官员，任期不能超过三年。三年过后，这个官员就会调往他处。不过，从理论上讲，政府会根据他们在职的表现和政绩，要么升官，要么降职。还有一种情况很特殊，那就是，如果当地的老百姓极力挽留的话，这个官员可以继续留任三年。不过就整体而言，三年一届任期，然后再改任他处，在大部分官员身上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这种做法，可以制止官员与当地某人结成过为亲密的关系，或者预防他们相互勾结，压榨百姓。总之，它可以有效保证官府进行正常的管理，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

在大清帝国内部，卖官鬻爵的现象自然会有，而且有好多人凭借这种方式获得了一官半职。他们在自己的职位上，还做出了不少荒谬可笑的事情。关于这样的内容，人们已经写了不少的著述。它们大多是一些奇闻异事，虽然可信度不高，但很有趣味，因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我个人看来，它们中的某些说法和观点，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对于朝廷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荣誉，虽然人们竭力追求，但是始终分辨不清，以至于产生了那些观点和说法。在某些形势危急的时候，朝廷会出卖一些官方的荣誉头衔。获得这些头衔的人，一般会在帽子上佩戴珠子。像这样的荣誉，皇帝还经常授予某些个人。他们一般是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比如，那些捐款兴修道路、桥梁和水利工程，以及在其他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经常会收到皇帝赐予的荣誉头衔。尽管这些荣誉中包含着某种特权，但绝不是说你拥有了它，就可以加官进爵。

在我的周围，有许多这样花钱购买并拥有这种荣誉头衔的人。然而，他们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官员。另外，经过调查和询问后，我发现，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凭借这种名誉性头衔，将官职做到乡村级别以上。在中国，名誉性头衔可以通过金钱购买。但是，获得一官半爵必须通过国家举行的科举考试。不过，当某个人通过科举考试后，在仕途上平步青云，要说没有金钱的作用，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规范各级官员的行为方面，公众舆论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一个人，如果不顾及公众舆论而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并引发老百姓的怨愤，那么他的命运早晚会变得多舛。在清朝帝国内，一个地方官员需要履行三种职责：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保持安定；帮助朝廷在此地收取捐税，或者减免一定程度的赋税；务必使得当地的老百姓安居乐业，对地方官员没有任何意见或者不满情绪。

如果一个地方官员可以做到这三点，那么他就可以放任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只要社会安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百姓没有怨言，那么，就不会有人出来指正地方官员的为政方式。对于地方官员的职责和权限，老百姓比我们所料想的要清楚明白得多。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老百姓可以容忍地方官超越一定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做事。然而，如果地方官员的行为，做得过于离谱，老百姓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反应。一位地方官员三年任期届满，如果有一份政绩不佳的档案跟随着他，那么可以说，他今后的仕途生涯就不会有什么起色。因此，对付地方官员的超越或者滥用职权行为，中国人有两样法宝：洁身自好、严于律己。

在清王朝统治的疆土内，还有一个被人们称之为“乡绅阶层”的一类人。对于这类人，我们外国人也很熟知。一般而言，乡绅阶层是在当地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与一般的读书人一样，他们也读完了该读的东西。不但如此，他们还通过了通往仕途的科举考试，尽管只有一两级。与西方社会阶层相比，那些毕业后不在政府机构担任职务的大学生，与乡绅阶层在中国的境况十分相似。不过，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国人将做官视为终身最大的奋斗目标，他们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做大官；而西方人读书却不一定是为了从政。在中国的科举制度下，每一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都可以成为当中的佼佼者。可见，在仕途面前，中国人都是有希望和机会的。

乡绅阶层中的每一个人，在他们所在的社区中，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一点，我们早就预料到了。一些法定的特权和豁免权，也是他们所拥有的权利。而对这样的特权，督抚之下的地方官员，根本没有权力进行干涉，更没有办法将其减免或者废除。可以说，与地方官府相比，乡绅阶层是独立于他们之上的，并不受其管束。

乡绅阶层很少进行体力劳动，也不从事商业。在他们看来，那些活动都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当然，除非万不得已，他们才会为了衣食而奔波忙碌。可以说，他们生活过得很闲散，衣食无忧，自由自在。当然，他们也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对未来做一些精打细算：去投靠到哪一位的门下，按照谁的路子走，往哪里走？同时，他们自认为是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因此当他们评论地方官员的时候，言辞不会很过火，一般比较中肯和适度。对于公众舆论的形成，乡绅阶层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们既可以决定公众舆论的形成，又可以对之加以引导，甚至是控制。对于地方官员与老百姓之间产生的各种问题，他们可以帮忙处理；对于平民老百姓之间的琐事纠纷，他们可以充当仲裁者。就这样，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随喊随到的“陪审团”，虽然不是官方指定的，但是被人们广泛认可。为了与这一阶层保持密切联系，清朝统治者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监察制度。这样，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可以迅速地反馈给朝廷。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代表并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清朝政府深知，对于群众不满意的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因此，对于乡绅阶层提出来的意见，朝廷绝大部分都会采纳。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乡绅阶层调节着其中的矛盾纠纷。对于那些地方上的贪官污吏，他们显然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乡绅阶层自认为位于统治阶层之列，他们中的很多人积极谋求在仕途上的发展。因此，对于徇私舞弊的贪官，他们评判时很含蓄，不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不法作为。另一方面，乡绅阶层的亲朋好友，往往遭受着当地政府官员的盘剥或压榨。对于亲朋好友的申诉或者请求，乡绅自然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因此，在必要的时候，乡绅也会义愤填膺地指责地方官员，为他们的亲朋好友说话。而对地方官员而言，他多少能听取乡绅阶层的意见。毕竟，他的管辖统治想要获得一定的权威，必须仰仗乡绅在道义上的支持。由此可见，不管是在中国的哪一地区，乡绅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调节、平衡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在中国的官与民之间，乡绅阶层的介入，无疑对形成一个良好的政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另有一点，他们在其他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国家而言，这些作用是消极的，并产生了很大的危害，如大量的对外赔款，多次使国家濒临战争的危险。中国的乡绅阶层，每一个人都认为是孔子的后世化身，并且拥有孔子那样的智慧，可以充当后世的典范。对于孔子本人及其理论，他们十分推崇，并达到了极端的地步。任何理论或学说，只要是超出了儒家理论的范畴，就会被他们视为旁门左道，甚至是不值一提的垃圾。就这样，维护传统的道德说教、遗风古俗和封建王朝制度，都被他们当做自己的责任。

就个性而言，乡绅阶层既顽固不化、不知变通，又狂热地沉溺于迷信。在他们身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自我无法克服的弊端：不求进步，固步自封。因此，当历史潮流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就是其中的绊脚石。在老百姓与外国人之间，他们百般挑唆，使得老百姓极度仇恨、敌对外国人。许多暴力冲突，尤其是那些袭击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背后都有他们在推波助澜。关于这些指控，我们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充分的事实证据。事实上，对于国家的强大与发展，乡绅阶层起着相当的危害作用，尽管他们一再声称自己是维护清朝统治的中流砥柱。

为了褒扬地方官员的杰出政绩，中国老百姓自创了很多独特新奇的方式。如果一个官员出行，他的随从在前面开路，手里拿着一把红色的绸缎伞撑着，那么人们认定，这个官员一定是深得民心，爱护老百姓的。这是因为，这种伞不是普通的伞，它是由老百姓捐赠的财物专门制作的。在这把伞上，老百姓会刻写一两句称颂的话语，同时还将捐资人的姓名留在上面。做好这些之后，人们就会把这把伞送给那个受人尊敬的地方官。有时候，老百姓还会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比如搞一场盛大的游行，将这把伞送到地方官的府衙。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将一些颂扬的话直接写在牌匾或者是一条绸缎的绶带上。然后，老百姓将其恭送给那位得民心的地方官员。1870年6月，天津有个地方官就收到了这样一把伞。与此同时，还有一块类似于上面所描述的那种牌匾。老百姓在伞上刻写着“万民之伞”等字样，而牌匾上则写着“万民的活佛”。在他们看来，这位官员就是保护者，就像以慈悲为怀的如来佛祖一样。总之，这些东西和话语，反映了当地老百姓对这位地方官的美好祝福。

这些礼物，确实非同寻常。不过，它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乡绅阶层的幕后力量和作用，真是让人不可小觑。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及。不难想象，那把伞，连同那块牌匾，如果没有乡绅的舆论支持，可想而知，那位地方官是不会得到这种奖赏和鼓励的。然而，一起重大的屠杀事件，就发生在天津，而且距离那次赠送仪式仅有三天。这一事件的整个经过表明，正是乡绅阶层以及他们煽动下的老百姓，才酿成了那一悲剧：二十名外国人，且大部分是妇女，丧生在一种令人恐怖且难以描述的方式之下。接着，那位地方官员被发配到边疆，到阿穆尔河畔充当劳力，这就是他的那把伞和那块牌匾所换来的。政府处决了二十个当地人，此外还另有一批人受到牵连，遭到了惩罚。最后，清政府向法国赔款五十万两白银。同时，为了抚慰法国，清政府还专门派出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向其道歉。

在中国到处游历的人，当他进到一个城市，路过城门的时候，很有可能看到一双或者几双靴子挂在牌楼上。那是一些大小、形状各异的靴子，且有些已经破败不堪。像这样的一种场景，是中国老百姓对他们所爱戴的官员表达敬意的另一种方式。当一位地方官的任期快到三年的时候，他马上就会离开这个城市。在他走之前，老百姓会在当地选出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在当地人中间，必须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威望。然后，这个代表就会去找那个地方官员，请求他将自己的靴子留下。当然，在这之前，这个代表还会极力夸赞地方官一番。像这样的一种请求，在地方官来看，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几乎不会拒绝它。最后，地方官的那双靴子，被人们用一种极为隆重的仪式悬挂在城门上。整个仪式过程，人声鼎沸，敲锣打鼓，乐声不断。之后，那双靴子一直停留在那里，经历长期的风吹日晒后，最后完全破烂掉。

对于地方官员的敲诈勒索和强取豪夺，中国老百姓抱以宽容的态度。不过，老百姓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可以有效地抵制地方官员的徇私舞弊。像这样活生生的事例有很多。下面就我所知道的一件事情，来证明这一结论的真实性。这件事情充分展示出，老百姓对于地方官员的忍耐和克制，是有一定限度的。地方官员的做法一旦超过那个限度，老百姓就会采取措施，直到取得一定的成效。看来，老百姓确实有一套自己的处事方法。现在，我们用这件事作为这一章的结尾，可以说再合适不过了。

清朝的法律有一条规定，凡是种地的农户，都要上交一部分土地税。对于每一亩土地而言，都有固定的税款。每一个人的土地数量不是很多，因而单就个人而言，所缴纳的税款是很少的一部分。老百姓在缴纳税款的时候，一般都是用铜钱代替银子。每一两银子对铜钱的基本比价，大概是一比两千文左右。尽管这一比价经常变化，但是大体维持在这一水平。虽然如此，这还是给当地的官员提供了投机取巧的机会。由于市场上银子与铜墙的比价在不断波动，地方官员利用这一现象，趁着收取税款的时候从中捞利。

京城外有个县城，大概距离北京有一百来里。在那里，多年来，地方官员使用一比四千文的比价征收税款。换句话说，地方官可以通过征税这种方式，从中谋得百分之百的利润。像这样的情况，人们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就像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地方官员的生计也挺艰难。老百姓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一般都按时交纳税款，没有半句抱怨。可是，当一位新来的官员上任之后，他把原来的比价进一步提高，变成一比五千文。当老百姓知道后，并没有说道什么，只是继续缴税。这样一来，就给新任官员一个错觉：老百姓就是那个样儿，不敢说什么。接着，没过几个月，他又开始提高比价。这一次，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到一比六千文。慢慢地，人们私下里开始议论了。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缴税。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比价再一次上调，结果变成一比七千文。这下，老百姓忍无可忍，个个义愤填膺。人们开始想办法，准备组织一次反抗活动。但是，这次活动半途而止，并没有取得最后的结果。当新任官员的任期超过一半时间时，他将比价提高到一比八千文。如果使用这样的比价征收税款，地方官将获得超过老百姓正常缴纳数额的四倍。

这样的举措，直接导致一场危机的爆发。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当地的老百姓自发地组织一次群众会议。在集会上，人们决定写一份申诉状。这张状纸是写给皇帝的，经由御史转呈。状纸的内容陈述了老百姓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表达了他们强烈的愤慨。同时，他们要求皇帝尽快查处他们的地方官。这个县城距离北京很近，为了尽快摆脱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人们在会上决定将状纸直接送到北京。申诉状写好之后，交由当地的代表团。他们带着申诉状来到北京，亲手将其交给都察院的相关负责人。这个代表团由三名乡绅组成，在当地他们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

关于正式的申诉状，其规格、形式和写作方式等，清朝政府都做了不少的规定。这些规定既严格，又繁琐，人们必须按照它去做。状纸必须是特制的，其颜色也较为特殊。与一般文体相比，状纸的文风极为严谨，必须符合规范要求。状纸的内容写好之后，折叠好，然后装入信封封好。折叠的时候要注意，必须按照规定的尺寸。做好这些之后，在信封上写好收状人的姓名和地址等内容。

然而，这三位上诉者却遇到了麻烦。在他们的状纸上，有一两处地方，不符合状纸的规定要求。虽然那两处地方微乎其微，但是状纸还是被御史驳斥了回去。并且，他们每个人还挨了五十大板，罚款若干数额。理由是，他们的做法藐视法庭。就这样，代表团的这三个人回到了家乡。他们灰心丧气，就像是被打败的公鸡一样。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地方官那里。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他很快再一次提高银铜比价。这一次，比价上升到一比九千。

然而，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以及他们的力量，这位地方官知道得太少了，甚至有些轻视。很快，人们重新召开了一次集会。在会上，人们比第一次更加认真地起草状纸。其中，人们还把地方官最近的一次暴行写了进去。写完之后，人们又派几名代表到京城递送。这一次，他们的状纸被接收了。那位地方官非但官位丢失，连以后被任用的机会也没有了。这就是他最后所得到的惩罚。

接着，朝廷又派了一位官员到那里赴任。这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清官。为了确定一个合理的地税比价，这位官员到任后，立即召开民众大会。这次大会参与的人十分众多。在会上，大家畅所欲言，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最后，所有的人一致同意，将地税的比价定为一两白银比五千文铜钱的标准。为了更好地维持这一标准，人们专门树立了一块纪念碑。那是一块花岗岩石碑，矗立在城镇中心的广场上。上面刻写了一些内容。其中一部分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地方官与老百姓协商后，一致同意将地税的价格比定为一两银子比五千文铜钱。从此以后，地方官将按照这一标准执行下去，永远不得改动。

第十一章　科举制度

在中国，“读书做官”似乎是每一位父母经常在口头上念叨的一句话。这不仅是为人父母的殷切希望，也是每一个做孩子的奋斗目标。“读书做官”，简而言之，就是接受一定的教育，然后在朝廷中谋得一官半职。每一个中国的孩子，最先接受到的教育和灌输，就是读书做官。从孩提不懂人事到慢慢融入社会，再到进入学堂，孩子们无时无刻不受到这一“格言”的熏染。而所有的中国父母，在竭尽全力为孩子提供教育机会的时候，他们所思所想的，也不外乎是“读书做官”这一点。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抱有强烈的求学动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可以说很好地解释了这一动机。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权大部分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这些人往往出自平民百姓，他们接受了一定教育之后，在仕途的道路上逐渐攀升。最后，他们到达了高处，俯视着周围的一切。可以说，这些人是白手起家的。在美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穷苦人家的孩子，通过奋斗成为人尽皆知的大人物，比如，林肯、格兰特、加菲尔德等。而在中国，由于其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比美国要长久的多，像这样的例子多得更是不计其数。

在中国，每一年都有很多学子，在先辈的榜样激励下，进行着艰苦的读书生活。想要做出先人那般的光辉业绩，对于那些读书的学子来说，是很有可能的。就在刚过去的几年前，清朝有位官员病死。这是一位执政大臣，他本是一名寒门子弟，父母都是农民。虽然曾经担任要职，但是始终克己奉公，清明廉洁。因此，他的死给皇帝带来了无限忧伤。皇帝为他加封了谥号，并亲自下诏说明：“他是朕最重要的臂膀，更是朕的心腹。”这位官员的尸骨在北京停放期间，皇帝亲自派遣一位皇子为其守灵。皇子带领他身边的贴身侍卫，在那段时期内一直守护着。此外，这位官员的尸骨运送其家乡后，皇帝还派了当地的督抚，去他的家乡主持丧礼。通过这种方式，朝廷借以表达了对那位大臣的尊重和褒扬。当时，全国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由此可见，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中国对有所作为的大臣，也是格外重视和恩宠的。

有些人持有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观念：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却没有文明，一点也不开化；在这个国家里，到处充斥着落后低俗且野蛮残暴的封建迷信；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终日沉溺于封建迷信中，不能自拔。但是，如果这些人稍微阅读一下中国的文化古籍，那么，他们原先的观点就会发生改变，旧有的狭窄眼界也会得到拓展。从中，这些人会发现他们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数量众多的箴言佳句，崇高纯洁的伦理道德，以及一整套价值规范评判体系等。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对于西方人来说，可以直接用来教育他们的孩子。而在中国，这些东西也早已编写进教科书里，成为教导训诫学生的重要内容。大约在公元775年之前，有一位学者，很出名，专门研究孔子的典籍。在阐释、评论孔子典籍的基础上，他将其改编成一套教材。这套教材很有特色，非常适用于学龄前儿童的启蒙教育。这本书自从编订以来，一直没有发生过改变。直到今天，它还是中国大地上所有学堂的通用教材。

就这本书而言，调教和培养孩子，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当孩子学会说话的时候，作者告诉人们，应该先教会孩子们如何回答问题。对于男孩子来说，回答问题时要响亮干脆；对于女孩子来说，回答问题时要温柔缓和。接下来，作者又讲了一些内容，主要是针对男孩子的教育而言。他说，男孩子七岁的时候，应该教育他们学会认数。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不能与大人或者长辈在一个餐桌上吃饭，也不能与大人或者长辈共同坐在一个座位上。八岁的时候，他们应该学会礼让，凡事要做到先人后己。同时，他们要学会侍奉自己的长辈。十岁的时候，他们应该外出读书，在私塾里向先生求教。这一时期，他们日日夜夜待在私塾里，不仅要学会写作，还要学会算术。外出的时候，他们穿着打扮一定要朴素、庄重；待人处事时，一定要谦逊，不要说或者做一些不符合自己年龄和身份的言谈或行为。十三岁的时候，诗歌和音乐，成为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十五岁的时候，骑马和射箭，是他们的学习内容；二十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人，为此要举行一些专门的成人仪式。当然，他们还要学会一些其他的礼节，凡事都要做到切实遵守孝道伦理。这时候，虽然他们已经掌握了广泛的知识，但好为人师、卖弄学问的做法，是不允许出现的；三十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娶妻成家，并从事一些家庭的杂务；四十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为国家效力；五十岁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国家的重要部门工作，比如担任尚书等；七十岁的时候，他们就要告别朝廷的职务，回到老家颐养天年。

这本书还就其他方面的内容，给出了一些教导的意见：听大人或者先生讲话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神，不能分心；在听取正确的意见以及善意的规劝时，要像流水那样快速而自然；看到德才兼备的人，一定要向他看齐，看到不贤的人，要经常反省，看看自己有没有相似的毛病；穿衣时，一定要保持整洁，不能粗心邋遢；每天要复习以前学过的东西，这样可以加深对新内容的学习和理解；儿童们讲话不能撒谎，一定要说实话、真话，让他们时刻明白自己该待在哪些地方，无论是站立还是坐着，都要挺直身体。这些相关内容的阐述，全都包含在这样一本教科书里，并被广泛用于中国的课堂。像这样一本富于智慧的教科书，真是难以想象，居然会诞生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的三百五十年左右。

这里，还要介绍另外一本教科书，它与上一本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效用。这本教科书的名称是《家训全书》，它主要讲述了作为一名成功的学生，应该掌握哪些学习方法，寻找哪些学习路径。这本书传达了一个最为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学习的内容不在于多和杂，而在于少且精”。换句话说，它要求学生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有毅力和恒心。在学习的过程中，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一定要钻研到底，千万不能略微尝试一下就停止。对于学习，既要树立高远的目标，又要脚踏实地，认真对待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透彻理解多方面的知识道理。此外，这本书的作者还建议，在每个人的书桌上，摆上一两本不错的书，以便一有时间就能阅读它们。同时，他还建议每一位学生，准备一些抄写本。这样的话，如果在读书过程中碰到一些良言美句，就可以随时抄写下来。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还运用了一条谚语。与这本书的历史相比，这条谚语的历史要悠久多了。它的内容是，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学习，那么他的面目就会变得可憎，就连语言也失去了味道。像这样高超的教育智慧，建立其上的教育体制该是多么稳固啊！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历史久远，且长盛不衰，根源就在于此。前文提到的那部分持怀疑态度的人，看到这里，估计不会再有任何疑问了。

就中国所拥有的力求至善至美，教导人们怎样安身立命的名言警句，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其所经历的任何一个时代，恐怕都不能与之相比。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论断说，在世界上，不论整体还是部分，中国的教育内容都是最完善和最美好的，那么未免失之偏颇。卫三畏博士曾经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指出：“在那个以天朝自居的国家里，人们接受教育无非有两个最为重要的目标：一是为了使人们服从统治者的管理和约束，使他们变得中规中矩；二是为了净化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使其变得更加单纯如一，就像是被洗过脑子一样。因此，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绝不是用知识来武装大脑。”

如果中国的古代教育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中国近代教育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这是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从古代发展到现在，教育的内容一如既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关于清朝所规定的教育内容，只要我们认真审视就会看出，只要是高级官员，他们必须学习和掌握那些教育内容。明白了这一点，对于那些道德说教和良言美句，我们原先的态度会迅速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我们会感到震惊，接着便认为它们完全是一些教条。在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中，还有一些政治格言，分散在各处的历史和习俗，以及一些杂乱无章的地理知识。其中，那些政治格言，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不敢恭维。那些有关历史方面的内容，有些准确，有些模糊，与地理知识一样，数量很少。因此，它们并不是每个人必须要学习的内容。总之一句话，这便是清朝教育的全部内容，它们往往摘自于儒家经典的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句话，而不顾全篇的主旨和内容。况且，这些儒家经典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写成，甚至比基督诞生还要早几百年。从这些事实中，我们不难想象那些知识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到底如何了。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有一些伦理道德的说教，在我们看来是有必要存在的。除此之外，即便我们用最为乐观的态度审视这一教育体系，它所起的作用也无非是教会人们学会阅读和写作，提升人们的记忆力，并使之不断强化。可以说，中国学生经由这种教育体制的培养，人人都会变得记忆力惊人。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关于学生的课程，我们在这里也做一些简要的概述。《三字经》——许多儿童最先接触的第一本书，早在他们五六岁入学的时候，就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三字经》的目的在于，锤炼一个人的良好品格，能明辨是非，远离坏人而站在好人的这一边；不断告诫学生，要不断诵读古代圣贤的书，并且要神情专注；在皇帝面前，力争做一个忠心耿耿的臣民，并对其怀有恭敬之心；一定不要忘记给父母增添荣光，始终要以光耀门楣为己任。除此之外，这本主要由一些传统道德规范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组成的书，还讲了一其他一些为人处世所应具备的品质。就内容形式而言，《三字经》相当于打油诗之类的东西，每三个字一句话，读起来很有韵味。这本书的篇幅短小，作为一个学生，不仅要做到每一个字都要会写会读，熟悉地背诵整本书，还应该明白其中的正确含义。

学习完《三字经》后，接下来学生应该学习的第二本书是《百家姓》。与《三字经》相同，这本书读起来也韵味十足。不过，就其内容而言，它只是将中国的所用姓氏罗列在一起，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们要会读、会写其中的每一个字，并能将整本书的内容熟记于心。学生应该学习的第三本书是《家训全书》。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论述过它的内容。与前两本书相同，学生们要会读能写其中的每一个字，并要熟练地背诵整本书的内容。当然，这三本书学完了，只是学生学习生涯的初始阶段。往后，学生要学习那九卷本的儒家经典。对学生而言，学习这些通常摆放在他们书桌上的经典，是最为艰难和繁杂的任务。就像对待之前的那三本书一样，对于这九卷本的儒家经典著作，学生们务必要会读能写其中的每一个字。

当然，对于学生而言，学写诗歌和作文，与学习儒家经典要同时进行。在中国的历史上，流传着许多优美动人的诗歌。并且，中国素来就有吟诗作赋的传统。中国的语言不但可以表达出细微精妙的思想和情感，还具有简洁、明快的特点，能在固有的形式中显示出万般的变化。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其语言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无疑是其中大部分人擅长作文和写诗的前提条件。有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他的一些书信集被我翻译成英文。就原文来看，用词精确、简洁，如果去掉或者改变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作者的原意就会发生变动。而完成翻译后，我发现这些英文译稿足足有一百多页。

我们已经对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做了很多的阐述。事实上，就内容价值而言，有一部分微不足道，根本不值一提。同时还有一部分内容，不管是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晦涩难懂的，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弄清楚。其实，那些书当初写出来的时候，可以说是最高的智慧，也可以说是深刻的哲学。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的含义和作用已经发生变化，并且连用法也较以往大为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今天再次探究它们的真实含义，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就是一堆无法解决的难题和谜团。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它就是《易经》中的一句话：“大人见虎，往见神明。”像这样的一句话，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胡言乱语。那么，我们能从中获取些什么呢？学生们在学习那九卷本的儒家经典时，不但要牢牢记住每一个字，还要对其做出某种解释。与那九卷本的儒家经典相比，《易经》的内容似乎要更好一些，最起码不差上下。就我们所论述的这些，已经涵盖了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大清帝国内部，每一座城市和每一个乡村，都有学校的分布。作为父母，如果不能送自己的子女去读书，那便是脸上最没有光彩的一件事。很快，他们就会受到人们的议论，甚至是指责。由此可见，在中国，广大民众十分重视教育。学校一般是民众捐资兴建的。其中，学生缴纳的学费也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因此，这里的学校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由政府拨款建立的。在课堂上教书的先生，薪水很低，他们往往是通过了某一级别的科举考试。在偏远的乡村，经济落后，教书先生每年只有七十五元的报酬；而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镇地区，他们每年可以得到一百五十元左右的报酬。此外，还有一些私塾先生，他们帮助学生应对科举考试，虽然使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但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像这样的私塾先生，他们往往被人们冠以盛名。鉴于此，他们每年的收入也不低。

在每一间教室内，都有一张八仙桌。那桌子上面，摆放着孔子的牌位。在八仙桌的旁边，是教书先生的坐椅。以上就是一间教室里最为重要的设施，十分简陋原始。当然，八仙桌前面，还有一些桌子和凳子，十分小巧，供学生上课使用。这些凳子，形状就像是木匠使用的木马一样。一间教室所包含的所有东西就是这些了。

每一个学生，人手必备一些纸张、一块砚台、一块黑墨和一支毛笔。那毛笔似乎是用骆驼毛做成的。当然，这些用品都是次要的，最为重要的是那些书籍。教书的先生一般都有一把戒尺，或者是一根竹棍。另外，他们通常戴着一副眼镜，大大的，圆圆的。教鞭，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学生都不会陌生的东西，可以及时惩戒学生。大圆眼镜，可以更好地展示教书先生的师道风范。

一般来说，五岁或者六岁的时候，儿童便开始进入学堂。有些孩子进入学堂的实际年龄，甚至还要更小。每天，这些孩子在学堂里度过九个小时。就是遇到周末或者假日，也没有他们的份儿。这样的情况会持续下去，直到他们学完前文所说的教育内容。此时，他们大多已是十八岁的年纪。学生们在进入教室，或者离开那里的时候，路过教书先生和孔子牌位，必须行礼鞠躬。在背书的时候，学生们需要做到一字一句地朗诵，并且不断重复。同时，他们的声调十分高亢。看样子，如果他们背不会，就不会轻易放弃。如此说来，一个中国孩子，如果很用功读书的话，他的肺活量可以将教室的屋顶掀翻。虽然距离教室的距离很远，但是你只要听到孩子们大声地读书，你很快就会知道，那里是他们上课的地方。此时，与中国的教室相比，一家工厂或者锅炉房，尽管它们机器轰鸣，或者热气沸腾，但仍旧是一片教区墓地，到处充斥着死气沉沉的气氛。

在学校里，每一个学生会根据自身的状况，慢慢地进行学习。而教书先生也会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因此，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他们都是相互独立的。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如果哪一个学生最先背会了，他就可以径直走到先生跟前，把书本交给先生。然后，他背对着先生，双手交叉，放在背后，大声地背诵刚才所学的东西。实际上，“背书”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在中国就是学生“背对着书本”。这种独特的做法，就成为“背书”的起源。英文中，有个单词叫“recitation”，它的含义与“背书”基本相似。

就整体而言，中国人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通常具有较高的创作能力。关于这一点，有很多证据可以说明。最近，有许多考试和测验。与西方学校的青年学生相比，中国学生的实力很强劲。这一点，从中外学生在各个方面的竞争可以看出。有个中国孩子，他在教会学校接受了一段时期的教育。那种学校是香港和澳门地区特有的，一般对孩子实行预备教育。紧接着，这个中国孩子被教会的慈善机构送到了美国。在那里，他可以继续完成学业。这位学生后来在耶鲁大学的英文写作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若干年前，在北京街头的一个水沟里，人们发现了一个被丢弃的女婴。尽管当时是十二月的晚上，但是小女孩被人们打捞上来后，竟奇迹般地复活。后来，幸运的她，被送往英国接受教育。接着，她又来到美国，在一所著名的女子学院就读。最后，她在那里毕业时，由于取得了最为优秀的成绩而获得了该校的最高荣耀。仅仅以留美学童（清政府选择出来到美国接受教育的儿童）而言，按照西方人惯有的标准衡量，就可以从他们的表现中看到，这个东方民族不但善于思考，还拥有惊人的智慧。

这一百二十名被选派到美国的学童，大多数年纪不过十一岁。就汉语的学习程度而言，他们的能力已经不算差了，人人都可以做到会写能读。不过，外文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事物。在他们当中，只有非常少的几个人在我们所开办的教会学校里学习过。在美国的女士们看来，那些学童一定出自皇家贵族或者鼎鼎有名的大户人家。实际上，她们的想法错了。在中国，有一部分家庭，年收入大约在二百到五百元之间。像这样的家庭，就已经算是中产阶层了。这些学童全部来自这样的家庭。当然，他们的选拔是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标准来的。这些孩子们来到美国，用最快的速度学会了英语。要知道，英文是世界上第三大难以掌握的语言。然后，他们又开始学习另外的课程。那些课程对他们而言，也是完全陌生的。不过，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展示了优越的天分和较强的适应能力。我们发现，在行为上，这群孩子没有一点不恰当的地方；在智力上，他们也没有丝毫的欠缺。无论是理科课程，还是文科课程；无论是最为基础的中小学内容，还是具有较高难度的大学内容，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表现很出色，每每成绩都排在班级的前几名。在这里，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称赞，那就是他们的言行举止，没有一处不符合规矩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他们身上挑出毛病。那些学生中，有五十一名曾经与我共同乘坐一艘客轮。那一次，我们横跨太平洋。他们所在的舱位条件非常差。当时，我认为，如果是美国学生的话，在那样的条件下是不能坚持那么长时间的。然而，中国的学生却做到了。他们不仅能做到，而且还很有绅士的派头。他们在外漂泊，既没有负责的官员，也没有指导教师，简直就像是一群失去了母亲的孩子。然而，他们每一个人都展示出非凡的独立能力，对自己的行为也能够很好地控制。我和他们在海上度过了二十五天。与他们相处，是一件令我难以忘怀的事情。

最近，有所美国大学校长告诉我说，有两个中国女孩和三个中国男孩，获得了这所大学的入学资格。在美国，这所大学的规模是最大的。他们能通过入学考试，并顺利地进入校长所负责的学院学习，真是难能可贵。要知道，他们五个人只是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接受了一点很基础的课程，根本没有在美国接受过任何入学前的辅导。即便如此，他们在与几百人的考试竞争中胜出。其中，那两名女孩的数学成绩是最高的，而那三名男孩则是拉丁文考试的佼佼者。

在中国，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文盲状态总是怀有极大的兴趣。各种各样的论断和估计层出不穷。不过，所有这些观点没有一点价值，它们仅仅是凭空猜测而已。这是因为，人们所做出的这些论断，根本没有一点确信可靠的事实证据或者资料。在中国偏远的乡村地带，教育的普及率和文化程度，远远低于较大的城镇地区。根据粗略估计，就整体而言，不同地区识字的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会有很大的差异。在中国，人们可以十分肯定的一点是，妇女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对中国的教育和文盲问题来说，这一事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在整个大清帝国内部，没有可供女子读书的学校。当然，这并不包括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这样看来，如果我们要对中国的文盲程度进行粗略估算的话，整个人口的一半，也就是全部的女性，都得算作全文盲了。

在大清帝国，学校可以开设任何课程，并且没有一点限制。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官方决定了现在学校的全部课程。像这样的情况，如果真有，那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有关那方面的官方记载，由于间隔的时间相当久远，可以说现在几乎找不到任何痕迹。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在中国的唐朝时期，也就是距今大约九百多年前，有个皇帝开创了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很好地笼络了天下的有才之人。直到今天，这种制度还在使用。不过，科举制度从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动。就像其他的事物一样，科举制度一出现，就没有发生过变动，好像它本身就是最完美的，不需要做任何补充和完善，就可以永久流传。

在清朝内部，有一部分人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尽管他们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些人包括演员、犯人、娼妓、宦官、主持葬礼的人、理发师、店小二以及奴仆等。这些人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就连他们的子孙四代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在被禁止的范围内，如果有人斗胆参加了科举考试，一旦被查出，将会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

像这样的政策，饱含着浓厚的歧视之意。其中有些政策看似理直气壮，实则没有任何合理的成分。有时候，读者看到一些说法，一定会感到荒诞不经，甚至有些可笑。比如说，一个厨师，还有他的后代，是可以自由参加科举考试的。换句话说，在功名利禄面前，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追求。政府的荣誉和奖赏，对他们而言，并非完全得不到。然而，将厨师做好的菜肴端上饭桌的伙计，却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他自己连同四代后人，都与科举考试无缘。通往仕途之路的大门，对他们而言，永远是紧紧关闭的。他们站在外面，只能唏嘘叹气。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艺术家身上。虽然在别人的脑袋面前，他们整日忙碌，但是在科举考试的大门外，他们及其后世的四代子孙，却从不需要忙碌。比较之下，在修脚行业做活的脚医算是幸运的了。他连同后世子孙，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在科举之路上顺利行走。他们不但可以得到高官厚职，还能收获不小的俸禄。

对于这样的歧视政策以及它们所存在的差异，我们始终捉摸不透其中的缘由。但是，就像中国人在其他事情上所表现的那样，他们对此也能找出说服自己的理由。在中国人看来，奴仆身居卑贱的位置，整天围绕在主人周围，奔波忙碌。与之相比，厨师的状况是截然不同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中国人还认为，理发师站在顾客的身旁，忙着用剃刀和剪子干活，因而这是一种很卑贱的工作。干这样活的人，不适合谋取功名。不过，他们很快又补充说，修脚的脚医从来都是坐着干活的，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如此，因而他们的职业相对高尚些。这就是中国人找出来的理由，他们才不管西方人是怎么看待的呢！

在中国，科举考试有不同的级别。一般而言，通过考试的人大致分为三个级别：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最低级别的，他们算是刚刚出道，只有很少的名气；“举人”是中间级别的，他们的身份比秀才有所提升；“进士”是最高级别的，他们是拥有渊博知识的学者。一个人，想要取得秀才的资格，必须参加在当地县区城镇举行的三次考试，且这三次考试必须通过；想要获得举人的资格，必须到所在省的省城参加考试，这种考试，每年只举办一次；想要获得进士的资格，必须到京城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考试。只要是参加考试的人，不能越级，必须从最低一级开始。任何一个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只要他愿意，可以无限期地考下去，甚至付出整个一生的代价。事实上，像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不断地在考试之路上徘徊，有希望，也有失望；有成功，也有落败。总之，他们执着地追求，一直到年老头白之时还在深入研究经书。只要他们没有触犯考试的规则，就不会被禁止参加考试。对于他们而言，能参加考试，就有一线希望，于是他们便不断地考下去。有时候，外国人用西方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学位，与中国的秀才、举人和进士相比较。但是，由于它们的本质完全不同，那仅仅是比较而已，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获得秀才资格的人，其实就可以担任某些公职。但是，由于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学位，因此很多人不满足现状，不想待在某个从属的位置，而奢望更高的追求时，要么请教一位先生，要么继续只身苦读。等考取了更高级别的学位后，他们才去谋求官职。正如前文所说，许多人的青春年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耗殆尽，等到头发都白了，他们还是没有通过考试。在北京，每隔三年，都要举行一次举人考试。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在考场上就会发现一些两鬓斑白的学生，堪称是一道风景线。有一次，在一张参加考试的名单中，我发现了一个考生，他填写的实际年龄是八十六岁。另外，还有六个考生，他们的年龄也都在七十岁以上。还有一次，一位八十八岁的考生，由于在考场上精神和体力过度疲劳，最终死在了那里。对于他的不懈追求和努力，朝廷特意追加了一个荣誉称号，算是对他的一番表彰。有很多考生，尽管通过了前两个级别的考试，但是在最高学位的考试中却屡次失败。像这样的人，言行端正，品格良好，如果他们到九十岁的时候还没有成功，皇帝就会赏赐他们“进士”的荣誉。当然不必说，这种荣誉与实际的官位没有一点关系。

关于科举考试，有很多规则和制度，如果我们详加研究的话，可以写出篇幅较长的论文。为了消除一切作弊的行为，比如冒名顶替、相互抄袭或者串通一气等现象，每一位考生在考试的过程中都处于极为严密的监视之下。与科举考试相对应，各有三部分政府官员负责与考试相关的事情。参加秀才级别的考试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考生必须到登记处报到。面对负责的官员，他要证明自己完全有资格参加考试，与其他考生竞争这一学位。所有相关的情况，他都必须向官员解释清楚。最后，他们把一个糊好的信封交给负责的官员。那信封里，装着他们各自选定的化名。考试的时候，考生只需在试卷上填写自己的化名，而不用填写真实的姓名。等到考试的时间一到，考生就进入规定的考场。这时候，负责考务的第二部分官员就来监督考生。首先，他们要严格搜查每一位考生的身体，如果有谁被发现身上有任何带有字眼的纸条，那么他就会被驱逐出考场，并且永远不能参加考试。如果考生经过搜身，没有发现一点异常情况，那么他就会被关进一个小房子里。这是专门为考试而准备的，仅仅只能容下一人。几张纸，一盒笔墨，就是考生的所有用具。等到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考生才能得到统一分发的考试题目。考试的题目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里出，数量至少一个以上。在那种小房子里，考生必须停留二十多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考生的周围不断有监考官和巡查人员来回穿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考生串通舞弊。考试结束以后，所有的试卷交由负责考务的第三部分官员——阅卷官。经过一段时期的评判，他们会确定出胜出者的名单。当然，这里的名单还只是化名。最后，根据信封里的化名，再一一核对考生的真实姓名。从理论上来讲，关于失败的考生姓名，考官是没有办法得知的。

不管是哪一种级别的科举考试，考试的流程和出题方式，与上文所说的基本相似。在北京，进士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每一次，参加考试的人数都在一万四千人左右。但是，每次考试结束后，胜出者仅有五百人左右。通过这一事实可以看出，科举考试的竞争程度是很激烈的，考试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审阅试卷的过程中，阅卷官主要看考生的书写、文体和内容。与之相关的要求是，书写必须规范，文体必须符合八股，而内容则不能超越孔孟经典。考生的试卷上如果出现任何逾越儒家经典著作的学说或观点，那么他的成绩是不会好的。他的观点和学说不仅被视为异端邪说，还要遭受严厉的批判。此外，文体和书写也深得阅卷官的重视。如果试卷上的字体优美，文风流畅，那么这张试卷一定会受到阅卷官的青睐。而做出这张试卷的考生，一定会在众多人中胜出，并在仕途之路上不断前进。相反，如果试卷上有一个错别字，或者有零星的墨点，那么这名考生今年的努力就白费了。每一次考试下来，能够如愿以偿的人，大概不会超过参加考试总人数的百分之十。

每次考试，失败者居多，而成功者只占少数。因此，幸运的考生会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兴奋。而他们的家人也喜气洋洋，顿觉有无限风光。之后，自然少不了一番热烈庆祝，通常，他们会大摆筵席。席间，夸耀称赞的声音此起彼伏。考试的成绩出来后，中第的人或者他们的亲朋好友，会把这一消息在大街上广为散布。他们采用这种方式，借以表达喜悦和炫耀。关于那些张贴在大街上的消息，我们尝试着翻译了其中的一份。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好消息啊！很荣幸与大家分享，承蒙皇帝的浩恩，王先生的愚钝之子在省城最近举办的考试中，以第一百六十九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举人学位。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特与诸位一起分享，共同庆贺！”于是，王先生的家人和其他的朋友们无不欢天喜地，将这个消息到处宣扬。

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有许多文化作品，但其中值得评说的内容并不多见。每一个朝代积累了众多的文学作品，然而，它们的价值较为一般。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当中的精华部分，无一不是建立在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上。当然，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清除掉其中的糟粕部分——错误的宗教思想和封建迷信观念。我们还发现，那些东方的思想家们只是选择一个细致入微的方面进行研究，然后不断钻研，将其扩充到极致，而他们从不顾及自身具有怎样高超的思辨能力和智慧。同时，这些创作者们从不触及较为宏大的题目，自然也不会形成大工程、深功夫的著作。他们的能力仅仅限于细微的描述和生动的解说，并涵盖所有的方面。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一切文人的创作，都必须以孔子的著作为典范，竭力效仿。那些偏离孔子思想或观点的学说、言行，将会受到极大的侮辱。它们其中的有些观点或言行，甚至有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容有很大关系。此外，除了几部精彩的小说，具有相当的价值外，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很低劣。它们往往说了一大堆废话，就像垃圾一样。因此，这样的作品需要专门审查的人员予以禁止。

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留下了大量的警言箴句。这些话语都是从历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中选摘出来的。它们反映出中国人的头脑具有丰富的智慧。与英文中的谚语相比，虽然它们的形式不同，但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里，我们选出几条，以供大家欣赏：

“富贵的人未必没有烦恼，但是安贫乐道的人一定逍遥自在。”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让三分心平气和，退一步海阔天空。”

“挥霍导致贫穷，积累创造财富。”

“十个女人里面，必定有九个怀有嫉妒心。可见，这是她们的天性。”

“身正不怕影子歪。谣言终究是要破灭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和商人做朋友，你会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官员做朋友，你会变得越来越贫穷；和僧人道士做朋友，你只会得到一本请求募捐的小册子。”

“有聚必有散。”

“沉默是最可贵的，就像水越深，越是平静。因此，那些喋喋不休的人，一定不是圣明之人。”

“学习任何东西都是低俗的，只有读书才是最为上乘的。”

“让土地荒芜，粮仓就会空虚；有书本不读，子孙就会变得愚蠢。”

第十二章　讲“礼”

在中国，与一个人身上的道德水准相比，礼仪的重要性要远远高出许多。与其他国家相比，仅就礼节形式而言，中国确实是一个礼仪之邦，因为它所拥有的礼节看起来十分严格、刻板。关于这一点，其他国家是没有办法与之相提并论的。的确如此，中国人的礼节已经变成行为者的一种嗜好或者习惯。这些繁文缛节的形式以及人们对其严格的要求，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尽管它们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在中国，不管是农村里的乡下人，还是城镇里的纨绔子弟；也不管是街上的马车夫，还是路边行乞的要饭人，他们的言行举止，从未敢超越礼节一步。由此可见，全中国的人们欣然沉浸在礼节的形式当中，从来不会感到丝毫的疲倦。在很多情况下，你可以公然指责一个中国人，说他是一个骗子或者善于撒谎的人。对此，他会欣然接受。因为他觉得，你是在恭维他。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却不是这样。那就是当你指责一个中国人没有礼数，做出了失礼的言行时，他就会和你吵嘴，与你争辩。

就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中国拥有一套礼仪习俗。它们不但具体固定，而且还体系繁冗，规定复杂。长期应付它们，确实会让人感到疲劳。但是稍微做出变动，就会受到惩戒。礼节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人们完全受到它的包围。中国人在与人谈话的时候，总是陷入一种僵化的模式。他们先要竭尽所能地恭维对方；同时，他们不会忘记，要把自己无情地痛斥一番。这样的做法，好像要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或者很荒谬可笑，但是通常会让人感到很无聊，甚至恶心。哪怕与他们交谈的是一个很小的话题，他们也是这样的做法。这样一来，语言的鲜活魅力和创造性，就在这样的谈话过程中丧失了。于是，整个谈话将会变得索然寡味，意味阑珊。比方说，两个乞丐，或者两位绅士见面时，他们一定会按照下面的套路开始谈话。以下是他们之间的一小段对话：

“请问，您贵姓？”

“兄弟我免贵姓张。”

“今年高寿？”

“不高，我今年才七十有余。”

“贵府在何处啊？”

“寒舍在某某地方。”

“令郎近况如何？”

“犬子怎样怎样。”

当然，在这样的对话中，人们也会或多或少地得到些有实际价值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很简单，也有准确的内容，但是必须按照固定的谈话模式进行。为此，说话的两个人还得格外小心，显得十分呆板。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如果其中一个人没有使用恭维和谦卑的话语，那就算是失礼的行为。换句话说，这个人对另外一方做出了大为不敬的行为。不可否认，按照固定的谈话模式进行交流，初衷是好的。毕竟，它有效地维系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然而，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说话的双方总是在不断地贬低自己，而过高地恭维对方。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肯定，它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效用，并且变成了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形式而已。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毫无来由的吹捧，也会使得谈话本身变得可笑，而没有传达任何实际的内容。

在中国，众所周知，当众直接呼喊一个人的名字，尽管那个人与你是同辈，也是一件严重失礼的行为。不过，这种情况也有例外，比如在与知己的朋友或者关系较为紧密的亲属交往的时候，可以不受上述礼节约束。除此之外的情况，尽管双方是同胞兄弟，也不能直接呼喊对方的名字。如果那样做的话，被呼喊的那个人，就会变得怒气冲天，不可遏止。像这样的两个人之间，他们只能说“尊敬的大哥”或者“尊敬的弟弟”之类的话语。一个母亲所生的两个儿子，彼此之间经常由于违反了这一礼数，而闹得不可开交。这样，一场恶斗，势必在他们之间展开。像这样的事实，是有可靠的证据的。

在中国，按照儿子们出生的先后确认他们的长幼顺序，以及使用数字排列，是人们所采用的一种独特方法。按照这种方法，琼斯先生的儿子们，便有了“琼斯老大”、“琼斯老二”和“琼斯老三”，与之对应的分别是他的大儿子，二儿子和三儿子。在家庭之外，有些人的官衔和地位相同，这样便有两种称呼方式。一种是，可以直接使用官衔称呼；另一种是，直接称呼他们为“尊敬的琼斯老大”或者“尊敬的琼斯老二”等。上述做法，在中国被认为是很有礼貌的，并且实行起来，很容易被人们接受。

另一方面，面对下级官员或者晚辈后生，高级官员和年长的人可以随意地直接呼唤他们的名字。这是因为高级官员和年长的人有权力那样做，也应该那样做。如果高级官员和年长的人使用下级或者晚辈之间所采用的称呼，那么他们将会被认为是极其愚蠢和低俗的人。这种事实正好印证了前文所交代的同辈人之间那种奇特的谈话方式。如果同辈人之间，直接呼喊对方的名字，那么将被视为冒犯行为，是对高级官员和年长的人所拥有的权力的侵犯。像这样用以区分长幼和尊卑的细节有很多，在生活中可以随处发现。然而，这种情况的存在，给在华的外国人与他们雇佣的中国奴仆之间增添了不少的麻烦。尤其是他们谈话的时候，总会出现错误，显得很可笑。

在我印象当中，就有这么一位外国绅士。在他家里，有个勤杂工，外国绅士不懂汉语，却总听见别人喊那勤杂工为“老兄弟”，于是他想当然地认为，那个勤杂工的姓名是“老兄弟”。结果，他总是称呼那勤杂工为“老兄弟”。在北京的美国使馆，有个成员一直称呼总理衙门的大臣为“恭亲王”。后来，他收到了一份严重的抗议，理由是，他没有按照中国的礼仪，称呼总理衙门大臣为“王爷”。像这样的错误，不仅仅是听起来有趣，有时候还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是由于在东方人看来，事情本身的内容，其重要性远远低于形式上的礼节。而有些外国人由于触犯了那些礼节，因此被中国人看作是没有一点教养的野蛮人或者乡下人。于是，在某些情况下，有些重大事务的交涉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整体而言，在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礼节问题至关重要，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由于礼节而产生的中外摩擦和误会，是一般人没有办法预料的。在中国，各级官僚之间的交往存在一套礼仪规范。这种规范十分严格，甚至达到了苛刻的地步，身处其间的每一位官员都不得违反。单个人的脸面和尊严，是中国官员特别关注的。有时候，他们的在意程度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遇到与自己的级别近似或者相同的外国官员时，中国官员十分不愿意在彼此之间推行更为高级的礼节。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在中国，如果一个官员的级别很高，那么他的府邸大门就很特殊。这种大门一般由三个门洞组成：在中间，有一扇大门是全部打开的；在两边，分别是两扇小门，则是半翕半开的。中间的大门，只允许与自己同级别的官员进出。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条规定，十分严格。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驻广东省的各国外交领事，与当地的督抚一直没有见过面。原因就是，督抚拒绝打开大门迎接他们，而他们也不愿意从旁门进入。就这样，双方进入了一个僵局。确实，与督抚的官阶相比，各国的领事要明显低很多。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如果从旁门进入，那将是对他们国家的极大侮辱。就这个问题，双方唇枪舌剑地争辩了很多次，并直接影响了中外的贸易进程以及其他方面的事情。幸运的是，督抚做了最后的让步，僵局终于得以打破。

与上述事件相似，外国人怎样觐见中国的皇帝，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就此事宜，人们谈论得够多的了。当然，见不见皇帝，是次要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它关系到整个天朝的礼节和体制问题，其影响是不可小觑的。事实上，经过长达六个月的争辩与讨论，清廷内部才于1873年有了一个处理问题的方案。对于外国人想要觐见皇帝的事情，中国人从来没有表示反对。不过，他们一致要求，外国人朝拜皇帝的时候必须按照中国的礼制。

我们知道，从古至今，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官员觐见皇帝的时候，都得行“三跪九叩头”之礼。不管他们是多大的官员，抑或皇室宗亲，也不管是什么时候，都必须这样做。通俗地说，这种礼节就是磕头。人们先将双膝跪在地上，同时两只手接触地面，然后再俯身向下，用额头贴近地面。就是这样的一套动作，但是来人必须重复做完三次，才算结束。

当得知必须行使这种礼节后，各国的领事代表严词拒绝了。因为他们知道，那种做法非但不高雅，还将对人格构成极大的侮辱。因此，在他们看来，按照此礼节行事，他们的身份将被大大贬低，而他们在本国会见最高统治者的时候，也不是行使这样的礼节。更为重要的是，一旦那样做，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或政府，在外交关系上与清朝政府的地位相比，显得极为不平等。所以，他们表示，只能按照本国的礼节方式觐见皇帝，除此之外，他们不会采取其他任何方式，用以表示在皇帝面前的忠实顺从。然而，中国人还是一再坚持，要外国人行磕头礼。这种局面大概僵持了将近六个月的时间。

后来，我遵从美国政府的指示，向清政府表明了立场：如果一直坚持原来的要求，那么美国政府将宣布与之断绝外交关系，并会根据事情的发展和后果，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这种情势之下，清朝政府权衡利弊，不得不做出了让步。于是，他们的皇帝答应各国领事，只需要在其面前鞠躬行礼即可，而不用行使磕头的礼节。

这里，值得一说的，还有两件小事。有一次，我们的一位外交大臣被他们弄得洋相百出。这位外交大臣的脾气相当温和，中国人便利用这一点，坚持要求他在觐见皇帝的时候，务必把眼镜放在家里。要知道，我们的这位外交大臣高度近视，没有眼镜，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然而，中国人的理由是，戴着眼镜会见皇帝，是一种很不合礼数的行为。就这样，我们的外交大臣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结果，他进皇宫面见皇帝的时候，由另外的一位同事搀扶着胳膊，摸索着走路。还有一件事情。在外交活动中，外国人总是喜欢佩戴一把刀剑。其实，这种刀剑只起装饰性的作用，并没有任何杀伤性。对此，中国人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在皇帝面前，不管佩戴什么武器，都是极其严重的失礼行为。

在中国，一杯茶水递送和接收，以及怎样喝茶，都有着一套严格的礼节规范。在外人看来，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实际上，那里面蕴含着很多学问，并非我们所想的那样。在这一环节上，许多外国人总是存在过失，以致闹出了不少笑话。下面这件尴尬的事情，就是我所知道的其中一件。出于某件事务的需要，一位美国绅士前往一位中国官员家中拜访。刚开始的时候，这位客人受到中国官员的热情而有礼貌的招待。当他坐下之后，官员的仆人马上端来一杯茶。接着，官员双手端起这杯茶，高高地举到额头处，送到美国绅士的跟前。官员这样做的时候，神情十分庄重。然而，客人却一直坐在那里，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那杯茶。奉茶结束后，官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端坐着。这时候，仆人又给他送来一杯茶。这位美国绅士经过长途跋涉，早就口渴难耐了。于是，他一把抓起茶杯，几口就喝完了。这一下，麻烦便来了。看到这种情景，中国官员的态度大变，刚才客气有礼的行为，在官员身上立刻消失殆尽。相反，官员摆出一副傲慢的神情，对美国绅士的所谈论的事情置若罔闻。最终，就像对待奴仆那般，那位美国绅士被打发走了。

其实，在整个事件中，美国绅士出现了两个失误的地方。在西方人看来，这两处失误纯粹是细枝末节的问题，无伤大雅。然而，在中国人看来，那却是严重的失礼行为。首先，作为客人，当主人端送茶水的时候，一定要起身相接。其次，不管客人口渴的程度多么厉害，他都不能着急地去喝茶，要等主人的再三催促，或者主人先带头喝茶，然后他才能端起茶杯喝茶。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另外，客人必须明白，当主人再三劝茶时，那就是暗示他时候不早了，应该起身告辞了。与那位中国官员的官阶相比，如果美国绅士的官阶与之相同，甚至更高，那么他就可以随意地喝茶了。但事实上，他的官阶要低很多。因此，按照中国的礼俗，主人的言语神态是客人说话办事的指挥棒。如果主人端起茶杯，那就表示他已经不耐烦了，希望将谈话尽快终结。

如此看来，那位美国绅士是第一次拜见中国官员；而中国官员似乎之前也没有接待过任何外国客人。于是，双方各行其是。为了判断眼前的客人是否有教养，中国官员用他的老眼光打量着美国客人的言行举止。很快，客人的喝茶举动，立刻引起了主人的不满。在主人看来，那位美国绅士一定是个鲁莽粗野之人。最后，中国官员下了逐客令，而那位美国绅士拜访时的言论也就成了不经之谈。

在中国人看来，那些细微繁琐的礼节，是评价一个人道德品行的重要标志。因此，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十分重视礼节。不过，对于他们的那种观点，我们的评价不是很高。一个人，如果想要与东方人处好关系，并与之进行贸易往来，那么他必须重视那些礼节。这样做对他而言，实在是明智之举。在判断一个人的品行修养时，中国人往往就是采取那些礼节标准，尽管它们繁琐且没有什么实际效用。与整个民族的历史一样，那些礼节流传了数个世纪。就像自然界中的高山河流一样，它们永恒地在后世子孙间相继延伸。在那些标准中间，有些内容一点意义也没有，枯燥而又荒谬。对此，我们可以冷眼旁观，并嗤之以鼻。然而，不管怎样，它们已经成为这个民族整体内在的一部分，并一直存在下去。想要与中国人搞好关系，并试图与之合作，共同建立一番大事业，任何人都不能对他们的礼俗掉以轻心。当然，对于某些让人掉身价，丧失个人尊严的礼俗，我们则另当别论。就像前文所述，同级官僚之间，以及上下级之间的礼节，中国人是相当重视的。在这一方面，外国人往往出现失误。那些故意违反礼节的行为，以及忽视礼节的做法，经常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或后果。对此，我们可以为读者编写出一本专著来。

有一次，有件公务需要到清朝内部的某个省会解决。当时，使馆内部有位工作人员，被我派往那里，与当地的巡抚合作处理。这位工作人员拥有一座产自墨西哥的马鞍，上面装饰有很多小物件。在他看来，这样的马鞍，要是能配上一匹高大的马，一定很有派头。然而，这位绅士骑的仅是一匹产自中国的马且身材矮小。配上那座马鞍后，那匹可怜的家伙只能露出头部和尾巴。最后，他穿上长靴，戴上边沿很大的帽子，手里拿着一条重鞭，启程了。他脚上穿的长靴，产自墨西哥，上面还有马刺。就这样，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他自豪地向目的地走去。所经之处，中国人都望着他，眼中流露出惊恐不安，好像他是动物界中的一个怪物；所有的狗跟在他的身后，大声喊叫着。

经过一周的奔波，这位绅士顺利到达目的地。到了省城之后，他虽然满是尘土，一身疲惫，但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跨上马背，匆忙向巡抚衙门走去。就这样，他沿着平直的街道，十分莽撞地向前走着。从到达省城，再到巡抚衙门，这中间的行程仅有三十多分钟。看来，我们的绅士动作极为迅速，甚至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尽快解决掉事情。到了衙门口，他把马往附近的一根柱子上，胡乱地一拴，接着便用马鞭的手柄敲起府衙的大门来。听到声音后，从那扇威严的大门后面，站出一位高贵的仆人。看到眼前的绅士，仆人吓得心惊胆战。绅士掏出自己的名片，往仆人手中一塞，希望他快快进去通报。结果，这位绅士吃了一个闭门羹，巡抚大人不想与他见面。不过仆人回话说，如果想要与其他官员交涉那件事情，倒是可以。对此，绅士表示没有办法接受。就这样，一周的时间过去了，绅士在省城白白晃荡，一无所获。最后，他不得不收拾行装，打道回府。

在归途中，绅士路过一个城市时，遭到了当地人们的攻击和骚扰。原因很简单，这位绅士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国人的礼节。而他身上肩负的那项使命，在此后的三年时间内，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件事情被推来推去，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令人大伤脑筋。不过，凡事有始有终，为了交代清楚，我还是将此事的处理结果告诉读者，当然，这也是为了说明在中国遵从礼节的重要性。三年之后，带着同样的使命，我来到了那座省城。同样是那位巡抚，但是他对我的态度，与对那位绅士的态度迥然不同。我们之间非常客气而又友好地进行交谈。我与那位巡抚第一次会面时，那件事情就得到了圆满解决。对于那位绅士而言，如果他能稍微注重一下中国的礼节，那么他的使命也会很轻松地解决。与他相比，我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为人处事的方式不同而已。

在中国，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两个相识的人在路上骑马相遇，或者乘坐的轿子相逢，或者乘坐的马车邂逅，每一个人理应从交通工具上下来，彼此致意，打招呼。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每一个人都尽量争取第一个站到地上，然后恳请对方不要下来。但是，对方还是会下来的。两个人碰面后，必然要相互寒暄一番。之后，为了礼让对方先走，双方又少不了一番争执。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无不显示出真诚、坦率、热切和执着。其实，这些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并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在他们各自的心中，对于谁应该先从交通工具上下来，已经思量得很清楚了。如果有谁在对方的请求下，在该下来的时候没有下来，或者在该后走的时候先走，而让比自己年长或者地位较高的朋友目送，那么，他会尝到这样做的恶果。那就是，从此之后，朋友们将不会再信任他，也不会再认可他。而他那由来已久的绅士声誉，也会随之扫地。

然而，人类天性中的某些东西，在那些素以修养颇高著称的中国人当中也时常出现。在公开的场合，他们从不忽视或者违反那些繁文缛节，尽管它们是那样得枯燥无味和繁冗啰嗦。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千方百计地尽量回避这些礼节。这样，便产生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那些很少步行出门的绅士们，在大街上要么对自己的朋友熟视无睹，要么就竭力躲避与朋友碰面。如果他们骑在马上，那么他们总是望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不肯看你一眼。如果他们坐在轿子里，那么他们总是把帘子拉得很紧。有一位中国官员，我与他相识许久。有一次，在街上，我和他不期而遇。看到我，他很客气地鞠了一躬，算是打了声招呼。然而，还有一位中国官员，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同事。他们在一起处事已经四十年了，几乎每天都要见面。可以说，他们是很要好的一对朋友。当他按照国外的礼俗冲我打招呼的时候，却根本没有顾及他的那位朋友。可见，他在心中权衡利弊后，决定与其虚情假意、逢场作戏地与朋友寒暄一番，还不如装作完全没有看见。

在中国，当许多人要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入座，或者走进一间房屋或者离开时，也有一套十分麻烦的礼节。实际上，对于自己应该在哪里入座，每个人心知肚明。每一个人都明白，谁应当坐在上位，谁应当坐在下位；谁应当第一个出来，又是谁应当最后一个进去。这是因为与他人比较，每个人的地位和官阶都是确定无疑的。像这样的礼俗规定，要求很严格，时时处处都有所体现。对于那些违反这条规定的行为，人们一般是没有办法容忍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要装腔作势地往后退，总是礼让别人先走。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碰到一起，这种你推我让的友好言行，一定要上演好几分钟，每个人才能按次序地各就其位。这样看来，中国人好像没有什么时间观念。如果他们认识到时间重要性的话，就不会花费那么多时间去搞一通逢场作戏的客套礼数。

以下是我在总理衙门经历过的一件事情。那次，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亲自去总理衙门跑一趟，与那里的官员进行商讨。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只有两名官员在。那两名官员共同出来迎接我。当我们进门的时候，彼此相持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理清楚进门的顺序。接着，在一张谈论正事的桌子面前，大家又开始了一番礼让，然后各自才找位子坐下。我们的谈话开始后，接着又先后来了五名官员。这五个人当中，每来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的官员都要连忙起身，走到门口去迎接。于是，进门的时候，大家又上演一次你推我让。落座前，人们又忙着絮叨，谁都争着把首席位子让给他人，而自己要坐下位。就这样，在这场荒唐可笑的闹剧中，许多宝贵的时间悄悄地流逝。结果，那次我们开会前后不到两个小时，但是每个人的座位次序就变动了五次。

相传，有人认为，中国人就整个民族而言，吃了很多苦头，犯了很多错误。究其原因，就是他们苛求礼节造成的。在中国人看来，谁要是说一个“不”字（尽管它十分简单、坦诚），也会被认为是最没有礼貌的行为。换句话说，在拒绝别人的请求时，他们的语气非常柔和、委婉。当他们不无遗憾地说出那些话时，听者也会由衷地感到，确实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或者是他们没有办法胜任。一般来说，中国人身上很少发生那种不给别人面子或者不赏脸的事情。即使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么拒绝者一定面带忧色和歉意，表现出十分难过的样子。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炼，中国人逐渐练就一种功夫，可以让他们很随意地就能找到托词或者借口。像这样的做法，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是无法企及的。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当不愿意做某件事或者不想与某人见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找出一大堆义正言辞的理由，为自己开脱。

当谈话中出现不合时宜的话题时，中国人也时常使用上述的做法予以处理。达成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所采用的方式一定要迂回，反来复去，不能太直接。尽管别人所讲的话，自己听起来很不高兴，但是他也不会当众表示出来，更不会说出一些故意冒犯或者不得体的话。当他不苟言笑地讲述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时，他不会直接告诉对方他的不满以及不满的原因是什么，而是让对方细细品味他说的这番话背后的含义。当然，在我们看来，这种不满的情绪和原因是可以直接说出来的。但是，中国人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如果直接说出来的话，会影响彼此的和气，伤害大家的面子。

对于所从事的工作，如果中国的奴仆感到不满，或者认为薪水太低，那么他从不会在公开的场合表示抱怨。因为他心里明白，那样做是很没有礼貌的。不过，他会编造一些理由，比如说他的父亲病逝，或者自己的哥哥突然生病，卧床不起。然后，他将这些理由告诉主人，希望能让他早点回家。如果主人是个外国人，同时对东方人的这种伎俩不是很熟悉，那么他就会相信仆人所说的话，并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仆人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会真的离开。这样，主人便失去了一位宝贵的仆人。但是，如果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习俗早就如雷贯耳，那么他除了表示遗憾和同情外，还有可能向其他的雇工打听真实的情况。然后，他根据实际的情况和需要进行处理。他明白，如果把所有的话说开了，那么就会使得仆人丧失面子，并感到极度的不光彩。这样一来，即便他给仆人再多的金钱，仆人也是要离开的。所以，对于主人来讲，这个时候他会假戏真唱，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

遇到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或者不想表露真实的情感和行为动机时，中国人往往会将其隐藏得很深，其程度让人感到十分惊讶。这种做法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对这样的一种礼俗，与那些最为卑贱的苦力工们相比，官阶最为高级的官员和学识最为渊博的学者的实践能力反而比不上，或者说他们之间是不差上下的。就一件不幸或者不受欢迎的事情而言，当不得不向别人提起的时候，他们会采用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态，以及满不在乎的语气。我曾经就遇到这样一位中国官员。当谈到幼年的儿子不幸死亡时，他表现得异常镇定，泰然自若，好像那唯一的儿子的死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事实上，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是其他任何事情所无法比拟的。只有私下里与自己的至交好友聊天时，他才会一吐衷肠，发泄出所有的不快和痛苦，而不去理会什么礼节或者面子问题。

对于自己的真实情感，中国人总是喜欢刻意地压制和约束。其实，这是很不正常的。在西方人看来，就整个民族而言，中国人好像冷血动物一样，既没有热烈的激情，又对一切表现得很冷淡。但是，事实绝非如此。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是很丰富的，他们不但眼光敏锐，而且自视甚高。正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当他们被逼无奈，走投无路时，又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任由情感的力量去支配行动。不管最后的结果是吉，还是凶，他们完全不予理会。在我们看来，他们这时候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这种做法与他们压抑真实情感的行为相比，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极端荒谬的。也许，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未免有失公允，甚至过于苛刻，毕竟我们的思想观念与他们的是迥然不同的。

中国人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礼仪规范，就好像一件厚厚的大衣，披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将其严实地包裹着。一般情况下，别人没有办法获悉他们的真实想法。除非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其中的某些真意才会流露出来。最起码有一半的外国人认为，人类天性中的优秀品质，在中国人所谓的那套礼仪中是没有任何踪影的。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人的礼节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我们经常发现，面对一些微乎其微的事情时，中国人的反应异常剧烈，通常会变得难以遏制，怒气冲天。像这样的事实，更加肯定了上述的错误认识。有一个人，他的脚被别人不小心踩了一下，于是他勃然大怒；一会儿，这个人被羞辱了一番，他却抱以淡淡的微笑。也许，我们会想，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脾气，是孩子气的一种表现，而面对羞辱一言不发，也不是男子汉所应具备的品质。尽管如此，这样的一种看法并不具有普适性，它只局限于一小部分特殊的事例。中国人在漫长的时期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克制自我、谨遵礼节等信念和法则，并深受其影响和控制。只有深刻了解这些信念和法则，并以此作为评判的标准，我们才有可能对现在的中国人做出一种比较公允的评判。

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中国人喜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包裹起来。与之相反，我们却倾向于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所以，当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大张旗鼓地追求某件事情或者实现某个目标的时候，再没有比这更能让中国人感到惶恐不安和不知所措的了。在与中国人的交往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坦率、直接，他们经常会步入歧途。于是，他们便误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并不是内心真正所想的。这样，一旦满足我们的需求，他们便会暗自得意。另一方面，他们从不直接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经常使得我们很着急，但却又摸不着头脑。

下面所讲述的这件事情，足以说明中国礼俗中极端复杂的一面。1881年1月，我的管家突然告诉我，他要辞职离开我这里。管家在我这里干活，快有十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他做的一直很好。所以，当听到他的这一请求时，我感到很吃惊。于是，我追问他，为什么要辞职不干。他对我说，前天晚上与伙夫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有事，管家吃过晚饭后，就径直出门了。临走前，将宿舍的门锁上了。那间宿舍，除了他之外，伙夫也在那里住。他走得很匆忙，忘记把钥匙留下来，而是将其带在了身上。那时候，伙夫本人也出去了。当伙夫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由于没有钥匙，伙夫进不了宿舍。于是，一场乱子便产生了。

原本，伙夫可以到另外一间宿舍，与其他人凑合住一个晚上。然而，他却没有那样做。管家的家庭住址不远，就在领事馆附近。伙夫很生气，便径直来到管家的门口。他越想越来气，越来气越乱想，最后忍无可忍，怒气冲天地在管家的门口大声骂起来。他将管家的妻子和老娘，逐一骂了一通，且所用语言十分淫秽，简直难以入耳，就连管家附近的邻居也深受其扰。

就这样，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伙夫才回到领事馆。他来到另外一个宿舍，与那个仆人睡了一个晚上。其实，他应该早点这样做的。事情的前因后果就是这样。另外，管家还对我说，伙夫闹得动静挺大，几乎周围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为此，他决定要与伙夫“打一场官司”。鉴于一个主人底下的两名仆人打官司，会对主人的声誉产生影响，所以，管家决定向我辞去工作。

听完管家的讲述，我首先向他指出，对于他的控告，中国的法庭是不会受理的，原因很简单，只要伙夫一直停留在领事馆，中国的法庭是没有权力传唤当事人的。如此说来，伙夫也必须得辞退。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放弃工作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次，我告诉管家，将这件事告到法庭上，无疑会让伙夫当着至少五百人的面重新陈述一遍他所骂的内容。这样一来，原本只有不超过五六十人知道的脏话，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向管家承诺，我一定会认真调查这件事情。如果事情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伙夫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同时，我还劝说管家，在我处理这件事情之前，不要轻举妄动，更希望他不要辞职。对于我的提议，管家听后稍有犹豫，但是，很快就答应了。

打发管家离开之后，我便派人喊来了伙夫，想听一听他单方面的说辞。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与管家的陈述相比，伙夫的话几乎一模一样。他很坦然地承认，他做了一件错事，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羞耻。同时，他向我表示，愿意接受我给他的惩罚。就伙夫的罪行，我明白无误地指出，如果他是一个外国人，辱骂另外一个外国人的家属，并采用同样的骂词，那么他的性命早就保不住了。

我狠狠地训斥完伙夫后，将这件事情暂时搁置。两天过后，我把管家和伙夫同时喊过来。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在场的还有其他仆人。接着，当着众人的面，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重新说了一遍。那两个人听后，没有任何不同的看法。然后，伙夫跪在管家的跟前，承认了错误，并磕了三个头。伙夫用这种谢罪的方式，诚恳地请求管家谅解。后来，我又让人陪同伙夫和管家，一起到管家的家里，向管家的妻子和母亲赔罪。这件事情，按照中国的解决方式算是了结了。

在我看来，受害的一方既然没有异议，那么整个事件就到此为止了。然而，又过了两天，管家来找我了。对于伙夫的道歉，管家和他的家人都感到很满意。但是，管家附近的邻居已经听见了那些骂人的脏话。还有一点，对于伙夫的道歉，周围的邻居们并不知晓。现在，邻居们对伙夫另眼相看，并且不再理会他。用管家的话说，“除非伙夫能把自家的大门重新漆一遍”。换句话说，只有让周围的邻居们都知道伙夫已经认罪并道歉，人们才会与他相互往来。而那种最严重的事态——将伙夫驱逐出去，才能得以避免。

对于管家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些道理的。我认真考虑了一会儿，对他说：“好的，你的意见是可以接受的。为了表示惩罚，我将会扣除伙夫半个月的工资。我把这些钱交给你，算做补偿。然后，你告诉邻居们我所做出的这一决定。你来，我这就把钱给你。等到了月底，我再从伙夫的工资中扣掉。”

我掏出三元钱，递给了管家。

没想到，管家不接受。他对我说：“您这钱，我不能收。如果我收下的话，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邻居们知道后，一定会说，只要花三元钱，就可以对我的家人进行辱骂。”

“那你觉得，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呢？”

管家说：“您把这钱给另外一个仆人，只需告诉他这钱的用途，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按照管家的意见，我把这钱给了马夫。我告诉马夫说，他可以采用自认为最好的办法，向邻居们证明这件事情已经得到圆满解决，并且伙夫还向管家做出了赔偿。在我看来，马夫一定会利用这些钱安排一座酒席。之后，左邻右舍都被请来，一起吃饭喝酒。在酒席上，当着街坊邻居的面，伙夫会再一次向管家认罪和道歉。

但是，三天过后，马夫向我交差来了。他对我说：

“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妥了。我买了一些油漆，请来一名油漆工，交代了他应该做的事情。现在，一切都弄好了。买油漆花费一元四十分，请油漆工花费一元，最后剩下六十分。您看，该怎么处理剩下的钱？”

对于马夫的话，我感到很震惊，对他说：

“买油漆，请油漆工，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

于是，马夫向我提起了管家曾说过的“重新漆一遍大门”。这时，我才明白那句话的真正含义。原来，有一种风俗在北京流传已久。一般来说，凡是辱骂别人家属的人，为了表示认罪和道歉，需要把受害人的家门重新漆一遍。当然，这其中的费用由侵害人承担。

因此，马夫按照这种风俗，买油漆，请油漆工，把管家的大门重新粉刷了一遍。就这样，周围的邻居们才算解了恨，受害者的尊严和荣誉也得到了恢复。

最后，我告诉马夫，把剩下的那些钱，全都交还给伙夫。

第十三章　会做生意的中国人

在中国，没有等级制度，也没有分明的、固定的阶级差别。这一点，是美国社会所不具备的。如果非要划分等级，中国人通常采用人们所从事的行业来进行。所有的中国人按照这种方法，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这四类范围从高到低，依次排列，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这四类人在西方的社会阶层中，相对应的就是学者、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商人。从这种排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各种职业的评价和认可程度。

乍一看，中国人的这种分类方法很有哲学思辨的味道。一个人的大脑，显然比身体重要，所以，中国人把学者放在第一位，成为社会各阶层之首。农民由于能供应生产和生活资料，支持各种建设，可以说是“无中生有”，因此，他们排在第二位。事实上，农民所干的活儿，其他阶层的人员也可以干。工人或者手工业者运用自己的智慧，通过体力活儿，对一些物品进行加工改造。这些原始物品或者半成品，经过他们的提炼，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就这样，它们的使用价值较原先大为提高。因此，工人或手工业者的次序没有排在最后。商人既不生产，也不提高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把他人的劳动成果和另外一部分人的需求进行交换，因此，他们被排到了最后。以上观点不管正确与否，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此外，“士、农、工、商”这四个字的含义是极为丰富的。从最低阶层说起，“商”是指各种各样以经营商业为主的那类人，他们数量很多；“工”是指各种工人或者手工业者，而不管他们的技术是否熟练；“农”是指那些在田间地头劳动的人们；“士”，不仅仅指那些当官的人，还包括所有接受过教育的人。

在中国，尽管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人相比，他们一点也不逊色。中国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诚实守信，受人尊敬。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既灵敏机智，又积极向上，不断开拓事业。良好的商业信誉，在他们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维系着它。就这一问题，几年之前，一家外国银行的经理说过：“对于我们外国的商号，我很欣赏，因为它们拥有良好的信誉。然而，在这方面，中国人做得也很好，并不比我们差。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我更加青睐于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在此我想说明一点，我们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一直与中国人有生意往来，其数额已经超过亿万两银子。不过，直到今天，我们没有遇到过一次中国商人失信或者不履行合同的情况。”这家外国银行的经理所在的银行，实力雄厚，地处东方最重要的商贸金融中心城市。我想，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这位经理还是有发言权的。还有一位英国学者，最近作出了如下评论：“凡是与中国商人打交道的外国人，没有一个不尊重他们的。”

中国的商人拥有如此良好的信誉，这背后当然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清朝内部，在每一年的时间里，国家设定了专门的“清债日”。在这段时间里，每一个阶层都要清算自己的来往债务。如果双方当事人同意，清算的时间可以往后推迟，但是最后一天必须清算完毕。换句话说，每一笔生意和每一笔账目，在每年的最后一天，必须有个了结，不能存在任何尾巴。关于这条规则，很少有人去违反它，或者不严格遵守。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这条规定是毫不留情的催命鬼。在大清帝国内部，债务人可以向债权人提出请求，要求把借贷的利率降低几个百分点。当然，这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必须在每年还债的最后十天时间里。然而，像这样的要求，几乎没有人会提出来，除非是那种极其贫困的人。这是由于，提出这种要求人的信誉就会降低，直接影响到以后的借贷。

在中国，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到了晚上，不管月色如何明亮，出门的人都要提着一个灯笼。于是，在中国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大年初一的早上，一群穿着新衣服的人们，在晨曦中走来走去。他们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着票据，忙碌地收回一些钱，同时又归还一部分钱。在他们看来，只要手中提着灯笼，就还是前一年的最后一天。等把所有的债务结算完毕，他们才会吹灭灯笼。这时候，他们才舒缓一口气，浑身轻松地享受这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中国人智慧丰富，头脑灵活，可以说是天生的商人。在生意场上，他们勤勤恳恳，在使用人力、财力和物力时，计算得很精细，同时具有长远的眼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很强的毅力和耐力，不超过对手绝不罢手。在经营生意的过程中，中国商人使用的手段和方法，名目繁多，方式奇特，让人不由得称赞。与西方商人一样，中国商人也很精明。他们也意识到，如果把商品的定价控制在成本以下，有时候可以收获丰厚的利润。

在北京，有一个中国人，开办了一个小旅店。按照中国人的看法，他算作一个商人了。曾经有一段时期，这位中国商人就运用了那条规律。那一次，他到领事馆来找我们。起因是，他那里有个美国房客，一直没有给钱。他想把那个美国人驱赶出去，并将其行李扣押。他问我们，按照美国的法律，是否可以那样做。我们的答复是可以。然而，我们又建议他，最好不要扣押那位美国客人的行李，因为那些不过两元半钱，如果他执意要驱赶那个美国人的话。

“对，说得没错，”他回答说，“但是两元半的钱，总比一分钱没有的好。实际上，”他又接着说道，“那个人住到我的店里后，我让他每天缴纳一元的食宿费。然而，在此后的六个月时间里，他一文钱也没有交。为了弥补一些损失，并防止日后更大的亏损，我后来把价格降低到每天半元钱。”举这样一个例子意在说明，中国人的精明有时候让人很吃惊，而不是想说他们是怎样精打细算的。

与西方的同行相比，中国商人有很多不同寻常的地方。商品的成本高低，质量如何，以及市场上行情，是西方商人非常注重的地方。一般来说，市场上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成为他们确定这种商品具体价格的依据。

对于以上诸多因素，中国商人在做生意时一般会考虑在内。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中国商人还特别留意每一位顾客的身份和心理特征。只要顾客来了，他首先要做的是，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一番。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他就可以判断这位顾客的心理特征，顾客的出价是否大方，以及顾客对市场价格的了解程度等。做完这些预备工作，他才会开口告诉顾客，要买的商品需要多少钱。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不是按照实际价值来定，而是根据不同的人来定。在中国，同样一件东西，外国人买的价格总比中国人要高一些。有些不会讲中国方言的外国人，在买东西的时候，付出的价格往往要超过原价的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百。

一次，有个花匠在市场上的某个地方卖花。这是一位年老的花匠，满脸皱纹。他卖的花是紫罗兰，两文钱一束。在花匠的周围，满是人群，大家纷纷购买。我站在一旁，仔细地观察了一阵行情。后来，我艰难地挤到老人身边，打着手势，意思是问他多少钱一束。“三十六文钱一束！”老花匠随口而出，一点也不犹豫。“你真是个强盗，”我很气愤，“你管别人要两文钱，而对我的出价，却是别人的十八倍。”“噢，”他说道，“原来您会说中国话啊！不好意思，刚才我不知道。好吧，就像对待中国人一样，我给您算两文钱一束。”说完这些，老花匠和周围的其他人哈哈大笑起来，算是对没有捞到暴利的一种掩饰吧！

对于顾客，中国商人有一套特殊的察言观色方法。以下事实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在中国，你走进一个商店买东西，自然要询问商品的价格。这时候，如果商店里只有一位店员，那么你很快就会得到答复。但是，如果店里有好几位店员，你可能不会立即得到答复。此时，他们一定要先确认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已经告诉了顾客某个价位。于是，他们会互相询问一遍。等情况搞清楚之后，他们会以一个统一的价格说给顾客。如果他们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导致每个店员报出的价格不一致。如果是这样，他们就露出了破绽。同时，这也表明，他们对顾客的判断是不一样的。不过，这样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

有意思的是，曾经有一次，我碰到两个店员，他们就发生了上述失误。在他们所在的商店里，有一件价值两元钱的商品。其中，一位店员向顾客索要的价格是五元。过了五分钟，另外一名店员说话了。这位店员声称，整个商店要赔本甩卖，决定降价销售。结果，他最后报出的价格是每件商品十五元。

在中国，根据不同的人，商人会给出不同的价格。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外国人在中国购买日用品的价格，很快就能体会到这一点。同样一件东西，外国人购买的价格，要比中国人的高很多。即便两个外国人购买同一件东西，也有可能会遇到不同的索价。甚至有时候，在名义上他们被索取同样的价格，但是在实际的重量上，经常会缺斤短两。像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北京，有一个理发匠，独自一人居住。在他的理发店里，不同的顾客，要价是不同的。如果是外国的大使到他这里理发，他的要价是五十美分；如果是大使馆的秘书，他的要价是二十五美分；如果是一般的外国人，他的要价是十美分。而当一个中国人来到他的店里时，他的要价却只有半美分。看来，他对要价，与对外国人的发式，有同样深入的研究。

在中国，当外国人需要挑水工、清道夫为他们服务的时候，那些中国劳工对他们也采取同样的索价方法。

有一次，路过日本。当时，因我身体有些不舒服，便请来一位中国医生。这位医生住在日本，专门治疗手脚病。很快，我们见面了。他先告诉我他的收费标准。对一般的日本人来说，每一次看病需要支付十美分；对于其他外国人，每一次需要五十美分；而他的同胞中国人，每次则需要五美分。

在治病的过程中，我免不了要和他谈论一番。突然，这位中国医生问我：“我听说，今天中国驻日本大使来到这里。不知道，他是来看望谁的？”

“哦，是的，”我说，“他是来看望我的。”

“这么说，您也是一位来头不小的官员了，”中国医生继续说，“要不然，大使也不会来看望您的。”

对于他的这种说法，我谦卑地承认了。然后，我们谈话的内容转移到其他方面。为我治病结束后，他向我索要一美元的薪酬。前文已经交代，除了日本人外，其他外国人的索价是五十美分。于是，我对他表示不满。然而，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理直气壮地对我说道：“既然中国的大使都来看望您，可见您至少和他是同一个级别。既然这样，那您的官阶算是很高了，所以，您务必支付一美元。没有比这价格再合适不过的了！”（“Sposey that China minister come see you, you b’long all same he, you b’long same he, you makey pay one dollar all same.That b’long ploper.”）

与中国人做交易，你会发现，无论是大买卖，还是小生意，他们毫无例外地都要与你争论一番价格。这已经成为他们从商的一个特点。实际上，他们每次做交易，就像是参加一场战斗一样。在他们看来，商场就像战场，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武士。各个带上齐全的装备，雄赳赳，气昂昂，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有时候，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絮絮叨叨，竭尽所能地大费口舌，仅仅只是为了两斤橄榄菜、一个冰凉的煮红薯，或者一根黄瓜。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人不断地拐弯抹角地骂人，意在使得别人死去的先人不能安宁；你会看到有人在不断地煽情，妄图获得周围人的同情；你还可以听到满腹诗书的人，正在滔滔不绝地引经据典地与别人争论。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一些合理的讨价还价。总而言之，他们这样做，仅仅只是为了几分钱的好处。

在每一次交易中，每个人都想贪图对方一点便宜。然而，几乎每个人都是这种想法的胜利者。这是因为，买方总认为自己少花了钱，而卖方也因缺斤短两而沾沾自喜，这样一来，双方都很满意。举个例子，在某个鲜鱼市场上，有一些中国人，穿着打扮就像绅士一样。你总能看见他们手中拿着一杆秤，一本正经地走来走去。在那杆秤上，有三个刻度。不过，每一个刻度都不是标准计量。这杆秤，是他买鱼时，专门用来与卖家讨价还价用的。从水盆里，这位绅士捞出一条鱼来。那盆子里有十几条鱼，都是活蹦乱跳的。他先用自己的秤称了一下，接着再用卖鱼人的秤称。结果，卖鱼人嫌买鱼人的秤，称得太少了；而买鱼人嫌卖鱼人的秤，称得太重了。就这样，双方之间展开了第一次唇枪舌剑之争。

就是这么一条不大不小的鱼，两个人的秤，称出来的重量居然相差半斤，甚至是一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如果双方同时做出让步，便可以达成一致；如果双方就鱼的重量可以达成妥协，但是价格上却还有较大分歧，那么少不了一番更为激烈的争吵。每一个人都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已经做出了让步，并且达到了最大的限度。与此同时，双方都力图向对方表明，谁也不愿意在这几文钱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和口舌。因为这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不要看得太重。然而，他们每一个人又以正义之士自居，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维护社会公平。就这样，他们不断地争论下去，一直到彼此口干舌燥，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双方才会做出一定的让步，终结这次交易。

实际上，中国人并不喜欢刺激发音器官，或者增加肺活量，也不喜欢与他人争吵辩论。他们所真正关心的，是一种满足感，而不是几文钱。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建立在力争使得对方让步的基础之上。面对商人的第一次报价，如果顾客迅速接受了，那么商人的伙计就会认为，这个中国人是个笨蛋。同时，这位商人也会感到一定程度的失望，甚至是痛苦。这是因为商人感觉，顾客正在侵害或者愚弄他的正当权利。

在中国，如果你不想买东西，却询问东西的价格，这将会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同样，当卖家告诉你价格之后，你头也不回地一走了之，也会被认为是一种相当无礼的做法。比如，在大街上，一个过路人碰到卖毡子的商贩。过路人问道：“这种毛毡怎么卖？”

“二十五元一块。”卖家回答。

“哦！”过路人随口答应着，但随即就走开了。

当那个过路人还在走着的时候，小商贩盯着他的背影，就开始大骂起来。他讲了一连串难以入耳的话语，其中自然涉及到了对方的八辈祖先。他就这样，不停地骂着。霎时间，周围变得天昏地暗。那个过路人，先是放慢了脚步，接着停下来，转身，迎着小商贩的摊位走过来。虽然一路上，那个过路人有些犹豫，但还是到了摊位跟前。此时，他也早已火冒三丈。一场激战就要开始：

“你为什么骂我？”过路人怒气冲冲地瞪着对方。

“你为什么问完价格，转身就走？”小商贩也不甘示弱。

“不打听一下，有你那样的天价吗？”

“那样的价格，怎么啦？作为一个实在人，你是知道的，我们做生意的，只是喊个价格而已。你应该明白，第一次的要价，自然是不确定的。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的，那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啊？你应该停下来，和我共同商讨一个价格，才是最为可取的做法。”

于是，那个过路人和小商贩开始讨价还价起来。很快，双方争吵得异常激烈。不过，最后两个人终于达成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价格。就这样，一桩买卖成交了。

顺便提一句，在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喜欢讨价还价的做法。在中国，讨价还价的现象，每时每刻都渗透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就一些重要事件或问题，政府官员和其他国家代表进行商讨的时候，喜欢讨价还价；普通的老百姓在菜市场上买黄瓜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己不想做什么，却对别人要求很多；有时候他们或许是不想多付出，但往往导致不好的结果——连本钱也搭进去了。为了留有更多的空间，人们在进行讨价还价之前，都会保存自己的真正实力。在很多次圣谕中，康熙皇帝曾经多次使用“让”字。“让”是中国语言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字，意思是要人们学会谦和忍让。之所以要求人们这样做，是因为“让”是一切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这种观念始终存在于大清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没有严格的法律机制，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在全国推行严格的、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在各种商业活动中，存在很多欺诈行为，其原因就是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可见，关于度量衡的统一问题，很值得我们去研究、讨论。在市场上，随处可见有卖杆秤的。这种杆秤一般有两套刻度。其中，在买东西的时候，使用一套；在卖东西的时候，使用另外一套。在棉花的买卖中，不同的斤两比例，与不同的等级相对应。在棉花的收购过程中，商人通常使用定斤定量的方法。如果是粗棉花，他就按照十六两一斤计算；如果是中等棉花，就按十二两一斤计算；如果是最为优质的棉花，就按照二十一两一斤计算。当他做布匹生意的时候，就按照尺寸计算。在卖出的时候，他使用的是短尺；在买进的时候，他使用的是长尺。

一般来说，用于量丝织品的尺子要短于量毛织品的尺子；而量毛织品的尺子又要短于量棉布的尺子。不同的度量衡，与之相对应的通常是不同的价格。因此，商人们约定好不同的度量衡，并成为一种潜规则。这样一来，就可以产生相互抵消和平衡的效果。不过，这样的度量衡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只是使得一部分不小心的人经常受骗，并成为人们时常聊起的话题。到现在为止，这种现象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合理解释。关于不同度量衡的盛行，他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更不明白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对于此，我们也只能说，自从有了中国人的那一天起，这种现象就产生了。

在西方人看来，与其他的传统习俗一样，没有统一规则的做法显得很荒谬，让人没有办法接受。虽然这些习俗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了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仍然被人们奉为圭臬，从来没有人尝试阻止或者改变它们。这种现象的产生，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从远古时期，这些传统习俗就已经产生了，而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的。在游历中国西部的时候，曾经有一天，我乘着车，来到一家小店。这家店铺在乡村，院子里有一大堆车轴，很破旧。看到这些，我感到很惊奇，便向店主打听它们的用途。

原来，小店门前的大路，宽度不是固定的，到了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向东边走的路，比向西边走的路，其宽度要窄六寸。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不管就地形还是交通便利程度而言，这种做法都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凡是来到这里的车辆，必须换上新的车轴，或宽或窄，接着才往或西或东的方向走去。不管是长途跋涉的大车，穿越了千山万水，还是刚出道的新车，只要到了这家乡村小店，必须换上新车轴。这种事实就摆在面前，让你感到不可理喻，摸不着头脑。然而，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对此，人们给出的可能解释是：“凡是到达这家小店的车子，不管是什么样的车子，都要换车轴。”因此，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始终恪守着从远古时期传下来的习俗。在他们那里，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感情——一种没有逻辑，没有办法用理性分析，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加之货币价值的波动空间较大，因而所有的商业贸易变得极其不稳定。与之相应的是，贸易的交易额也没有办法计算出来，更别说准确的数字了。在经营的某一个具体时间段内，或者就某一项具体生意而言，商人可以大概估计出自己的经营状态：盈利多少，亏本多少。然而，与其说中国人是个数学家，倒不如说他们是个哲学家。在经营方面，他们从不计较无关紧要的事情，总是忽视具体的细节，而在大的方面下文章。

对于中国商人来说，只要财源广进，就是最高兴的事情。他们想方设法地利用时机钻空子，谋取暴利，甚至不惜走私贩毒。对他们而言，只要能挣到钱，可以从事任何性质的活动。这样，做生意在中国商人看来，就是一场智力上的斗争。在这场拼斗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生意场上，只有最聪明的人和最勇敢的人，才是最终的赢家。因此，做生意对他们而言，绝不是单调乏味的物物交换。在中国，人们向来认为，按照常规做生意，把布匹卖出去，再收取相应的金钱，只有笨蛋和傻瓜才那样做。谁要是那么做生意，简直无聊乏味极了。而且，那样做的话，一点也显示不出自身的聪明才智，更别说艺术和技巧了。此外，中国人还认为，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是做成生意的料。

在中国的商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那就是，一种合作精神普遍存在于商人之间。其具体表现是，在一家商号里，上至老板，下至招待客人的小伙计，甚至拖地板、擦桌子的仆人，他们都是一个共同体，有了利益，大家分享；有了风险，大家共担。每一个人所承担的职能不同，有高有低，有轻有重。按照这个标准，每个人在整个利润中相应的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虽然红利的分成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把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那么每个人得到的钱财就越来越多。一般说来，老板和他的雇员们就像是一家人，他们一起吃，一起住。所有的人，就像一条绳子上拴着的蚂蚱，只要其中一个人受到损失，大家都脱不掉干系。对于商家来说，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旦群体中出现了不安定的行为，或者大家做不到齐心协力，很快就有人出面，将这些现象消除，或者将其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以避免造成危害。

另外，对于中国的商业合作精神，我们还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用途。虽然它并不值得人们称赞，但确实广泛存在。在外国人看来，这种商业合作精神的另一种用途就是“揩油”（the squeeze）。只要是关于中国商业的文章，作为一项重要的生意经，“揩油”是无法回避的。否则，那将会导致整篇文章不全面。

这里，“squeeze”是指中国的一个商业用语——揩油，而不是表示友好地握手，也不是恋人之间的拥抱。在中国，“揩油”有具体的含义，是指商人在做生意的时候，通过使用各种方法，让流经自己手的钱，有一部分白白地进入自己的口袋。当然，经手的那部分钱不属于商人自己的。白白流进口袋的那部分钱，在中国被称为佣金或者回扣，虽然没有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而且，像这样得来的钱财，在中国被认为是合法的，并且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在此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当事人称“揩油”为盗窃；而相对的那部分人则认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们有权得到这部分额外的好处。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揩油”的受害者。但是，每一人又都是采取“揩油”手段的受益者。与中国的历史一样，揩油这种做法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相传，这种做法源自一个古老的习俗。很早的时候，在主人家中劳作的仆人，是没有固定的工钱的。仆人所得到的，只是主人赐予的住宿和饮食，另外还有每年一套衣服。一般来说，中国家庭是深宅大院，只有一个大门可供出入，这就为守门人揩油提供了前提条件。从大门口进入主人家的日常用品，守门人要收取每一件价值的五十分之一。这样，时间一长，他就积累了些许钱财。然后，按照每个仆人所从做事情的高低贵贱，每年有三次瓜分这些钱财。

事实上，守门人在这里充当了一个收税人的角色，而奴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他们的工钱。对于一家商号来说，其中发生的所有交易往来，守门人都是一清二楚的。如果有个商人不想提交“揩油”这部分钱，那么就会被守门人挡在商号的门外。确实，关于“揩油”的解释，我们不敢妄自做出任何结论。但是，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是存在的。那就是，在与店员做交易的时候，除非你们达成特别的协议，否则你是不会得到满额钱款的。换句话说，那五十分之一的“揩油率”，你是怎么逃，也逃不掉的。

关于中国的店伙计，我们有必要做一番专门的论述。在中国，各个行业，各个社会阶层，你都会看到店伙计这类人。按照主人或者老板的吩咐，他们与顾客打交道，每天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可以说，从广义上来讲，店伙计也是一种商人。在工作中，他们几乎从不抱怨干活时间太长，或者工作太累。对待工作，他们态度认真，做事总是一丝不苟。他们对主人或老板忠心耿耿，遇到意外情况时沉着冷静，办起事来动作麻利。可以说，他们身上有着浓厚的敬业精神。对于他们，你可以完全信任，可以将任何宝贵的东西，比如精美的台布、稀有的银器以及价值连城的珠宝或古玩等，托付给他们保管。在北京的十五年间，美国领事馆里雇佣了很多中国伙计，很少出现由于疏忽大意导致东西残缺的情况，更没有一个人从事过偷窃行为。在一般人看来，由于中国的仆人提供的服务一直很优秀，许多国外的女士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回国后，竟然忘记在家里怎样操持家务了。

尽管中国的伙计如此值得信赖，并且具有优秀的品质，但是碰到揩油的时机，他们还是照做不误。他们那些良好的品质——吃苦耐劳，毫无怨言，眼明手快，其实是在揩油的利益驱使下使然的。在他们看来，从事的活儿越多，揩油的机会和数量也就越多。所以，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从不抱怨自己的工作多累，活儿太多，或者还得做其他的什么事情。相反，如果老板的门庭冷冷清清，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离去。理由很简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什么油水可以揩。对于主人或者老板的喜好和弱点，每一个伙计都心知肚明。同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表现，能否赢得东家的欢心，也相当有把握。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对于东家的油水，不能过于揩，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否则，他们的饭碗就保不住了。对于人们的内心感受，中国的伙计可以琢磨得很透彻。这一点，可以从他们丰富多彩、变化无常的面部表情上看出。

在中国，“揩油”的做法由来已久。曾经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无论他们怎样想方设法，总也逃脱不了被揩油的命运。如果有人亲自到市场上采购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么，隔上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他的仆人正悄悄地跟随着他。他的仆人会到他所去的每一个地方，索要回扣。同时，还有一个很意外的发现就是，如果让仆人去买东西，即便加上回扣部分，总共花费的钱财要比他亲自去买的要少。正因为如此，一个外国人自己买东西，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既浪费了时间，又多花了钱。

如果他脑子一转，想出一个办法，即弄清楚仆人所买东西的一般价格。这样的话，仆人就没有办法再投机取巧了。然而，仆人又开始在所买东西的分量上做文章。通常，仆人会买四斤的东西，但是向主人却要五斤的钱。于是，主人再生一计，将所买的东西都要亲自一一过称。这一次，主人觉得万无一失了。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主人会发现，自己所用的秤是十四两一斤，而不是十六两一斤。事实上，他的仆人一直在揩他的油，但是他丝毫没有发觉。

于是，主人经过思考，重新想出一个办法。他找来一杆标准的新秤。仆人每次买回来的东西，他都要仔细检验，然后将那些东西锁在一个安全的柜子里。这一次，主人自我感觉很好，认为不会再有任何闪失。因为之前的所有漏洞，他都能确保万无一失。可是，主人的做法虽然稳妥，但是仆人的计谋更高一筹。比如说，经过检查，主人确认仆人所买的羊肉是一斤。然而当他转身刚走，仆人就拿起刀子，砍下一大块肉。之后，仆人将那块肉直接送到屠夫那里，换取钱财。

我有一位朋友，曾经使用过上述方法，但仍然感觉不可靠。在他的心底，始终充斥着着一种怀疑的情绪。这种情绪告诉他，仆人一直在背后揩他的油。有一天，厨师被主人喊到餐厅里。原来，餐桌上摆着一块烤羊肉。但是，这块肉已经干缩得非常小了。面对主人的质问，厨师表现得很镇定。他用惯常的口吻对主人答道：“先生，您说得不错，那块羊肉确实变小了。但是，您不要忘了，与您所在的国家相比，北京的气候是多么干燥。既然如此，那么羊肉自然免不了要收缩，且收缩的程度远大于在贵国的时候。”

如果主人实在无法容忍，将一个喜好揩油的仆人解雇。就其结果而言，未必就是最好的策略。也许，主人很快发现，新来的仆人比原来的揩油更加严重。这是因为除他自己之外，他还要给原来的仆人揩油。作为一种回报，他将会把非法收入中的一部分，分给此前被解雇的仆人。多年之前，北京有一家外国使馆。面对日益疯狂的揩油事件，大使决定要采取一些措施，以遏制这种现状的发展。于是，使馆的守门人被大使解雇了。谁也没有想到，那个被解雇的守门人，正是揩油体制中十分关键的人物。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使馆的人们才得知，前任守门人每个月都会定期收到一定的钱财。钱财的数额是按照以前的标准送的，一直要送到他去世为止。这些行为，就是仆人们在新任守门人的带领下做出来的。被解雇的守门人去世后，那些仆人们为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在这群人中间，有专门记账的。不但如此，他们还在银行开立了一个户头。所有揩油得来的钱财，全被存进银行里。每一年，他们要分三次红利。

就揩油这种习俗，不要向中国人追问到底有什么永恒的意义。任何争辩和探究，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缘木求鱼，一点作用也没有。对于中国的这种习俗，我们只能将其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毕竟它是中国历史的产物，我们没有办法杜绝，只能小心翼翼地加以预防。如果中国人的劣根性可以彻底根除，那就另当别论。不过，很明显，这一点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当中国人揩油的时候，他们首先危害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外国人。这是因为，外国人说话做事比较直接，从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事。而且，当他们询问所有物品价格的时候，总是怀着彬彬有礼的态度。然而，中国人好面子的本性以及虚假的尊严，使得外国人面对此种情况时，往往退避三舍。于是，这些外国人就成了中国人陈规陋习的牺牲品。那些仆人可以尽情地揩油，即便他们的主人损失再大，也是不会有半句怨言的。

最后，我在这里补充一点。本章节的最后部分，论述了中国人做生意的种种习俗和陋规。对此，我只是随意地写了一些内容，并没有把它们当做中国商人的本质来加以陈述。在前半部分，我们论述了中国商人所具有的崇高品质。与此相比，后半部分的内容明显不同。在整个人类群体中，人们的本性是普遍一致的。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很多人怀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他们对于自己的信誉看得很重，为人正直。可以说，像这样的一些人，是永远值得我们信赖的生意伙伴。但是，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为了追求金钱和利益，总是喜欢玩弄一些小把戏。人，在从事伟大的事业时，总是显得很伟大；而当他做一些渺小事情的时候，却又显得极其渺小。在本章节的后半部分，我之所以持有批判的态度，原因多半在此。

第十四章　底层民众的本色

某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是很富裕的。殊不知，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确实，大清帝国地域广阔，拥有十分丰厚的资源和无穷的潜能。尽管如此，这些优势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在那里，广大的民众还处于比较贫困的状态。这种状态，恐怕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如果我们拿中国与美国做一番比较，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均财富几乎不能与美国的相比。美国人均财富量是中国的数倍。可以说，这两个国家对“贫困”含义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

在中国，一个人如果每天赚取两美元，那么他就会被认为很富有；而在美国，一个人挣两美元，却要养活一个家庭，这是相当贫困的状态。在中国，一个体力劳动者，即便认为自己的收入相当丰厚，他一个月也没有办法吃起一斤肉；而在美国，如果一个劳动者没有办法让他和家人一天吃上两次肉，那么无疑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在中国，贫困意味着没有吃的东西，也没有穿的衣服，家里人衣食无着，虽然人没有被饿死，但也是濒临危境；而在美国，贫困只是指人们的生活没有达到奢侈豪华的地步。

在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与食品的价格，紧密相关。当然，这种不可避免的关系，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如果劳动者的工资不是很高的话，与之相对应，生活资料的价格也会降低。这些生活资料可以维持劳动者的生存，以及帮助他们恢复体力。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两者价格相差悬殊，劳动者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中国人平时很节俭，总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安排好每一天的花销和开支。这一点，与其他国家或民族没有什么两样。正如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量入为出也是中国人最为基础的生活消费观念。不过，中国人骨子里透着一种乐观的态度，对于自己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会感到艰苦。同时，他们安于自守，很少做超越自身身份的事情。一个穷人，他有自己的打算；而一个富人，他也有自己的活法。对于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来说，他可能会穿得比较讲究，而住的地方也会有一张豪华的桌子。也许，在别人看来，他的做法很让人感到奇怪。其实，与西方国家的人们一样，他只是为了保持体面而已。

在中国，一般劳动力的工资都在二十美分以下，唯有技术比较熟练的劳动者，他们每天可以挣到十到三十美分的工钱。而那些纯粹的苦力工，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卖力气的人”，每天只能挣到五到十美分。就他们而言，平均工资水平远在七美分以下。在中国，既没有单身的男子，也没有不结婚的妇女，他们就是依靠自己的体力，赚取一丁点儿工钱，去养活自己和家人。一般来说，每个中国家庭有四到五个人。

在我经常雇佣的人里面，就有一个送信人。他每天要跑三十多英里的路程，而所得的报酬不过八美分而已。此外，拉纤的船夫也是我们经常雇佣的劳力。这些人从天津出发，逆着京杭运河而上，一直到达通州。这一路走来，大概是一百二十五英里的路程。除了负责他们单程的饮食外，他们所得报酬仅有五十美分。而对于他们的返程，我们则不予理会。回去的时候，一般来说，他们都是步行的。换句话说，他们为了获得五十美分，以及几顿饭菜，要走很长的路程。像这样的距离，其实已经超过了波士顿和纽约市之间的路程。

在中国，你会在大街上看到为了争抢路边的一堆马粪，十多个大人和孩子争吵得相当激烈。对此，你不要感到奇怪。像这样的情况充分说明，对于人们来说，贫穷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一天没有动手干活，或者丢掉了工作，那么毫无疑问，这一天他们将会挨饿。

就上文所述，我们很容易得出，在四万万中国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辛。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生活，他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的呢？对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在夏天，人们的家常菜是黄瓜。通常，整根黄瓜全被人们吞下。在秋天，人们吃萝卜和胡萝卜等。有时候，他们也会吃点儿西瓜。一般而言，那西瓜连瓤带皮，都会被吃掉。在平日里，人们吃米饭，还有一些甘蓝。甘蓝通常是水煮过的，并且煮得很透彻。如果他们的饭桌上，再添加一些生萝卜咸菜，那就是一段美味大餐。生萝卜咸菜是人们用浓度很高的盐水腌制的。如果再奢侈一点，买点干的西瓜子，就像是点心一样，反复在嘴里咀嚼。在清朝帝国的某些地区，小麦、燕麦和玉米代替大米，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那些整年不断劳作的普通人家，就吃上述的那些东西。至于路边的乞丐以及特别贫困的人，他们恐怕连肚子都填不饱呢。

在北京城东边大约一百多里的样子，有一个四周环山，风景优美的山谷，坐落着一座佛教寺庙。曾经有个晚上，我在寺庙里过了一夜。那时候，正值金秋十月。虽然寺庙里的和尚喜欢帮助并招待外来的客人，但是他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吃食来。他们所有的，仅仅是一些生板栗。再有，他们的院子里有一个泉眼。从那里，有一股清泉冒出。寺庙里有个老和尚，专门负责寺庙的事务。当我说起那里的食物不怎么样时，老和尚听后好像很惊讶。接着，他对我说：“对于我们的板栗，您可能不是很了解。它们可不是一般的水果，很神奇的。您只要吃上一斤板栗，再喝点我们的泉水，那可是一顿饱饭。这样，您一定不会感到饥饿的。”

另外一次，在中国的西部，我和几位同伴一起游山玩水。在一个周六的傍晚，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那里，有个很小的店铺，所能提供的食物，仅仅是一些面条。那面条是将面粉和水和在一起，直接擀成，然后下锅，用开水煮熟。这种食物既难吃，又不好消化。吃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还硬得像皮革。但是，店铺里就只有这些了，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我们四处寻找，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终于找到几个鸡蛋。那几个鸡蛋，还是一位热心而又真诚的当地人提供给我们的。实际上，整个小山村，再也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了。

第二天，街上有人喊卖肉。这种意外情况，被我的一个仆人发现了。当时，我们备受煎熬，饿得几乎什么都可以吃下。于是，我的这个仆人什么也没有多想，就直接买了一些肉回来。买来的那些肉，已经煮过了。仆人着急地热了一热，就把肉端到我们跟前。那种肉的气味很特别，但我们具体说不清是什么感觉。仅仅尝了一口，我们就不再吃了。这时候，我们的胃感到很难受，里面不断翻腾着，原先的饥饿感也一扫而空。于是，我们赶紧找来仆人，问问他这到底怎么一回事。仆人也不清楚那是什么肉。但是，根据判断，仆人认为好像是牛肉。

此外，仆人还对我们说，卖肉的是一个老人。他推着一个独轮车，就在那家店铺附近叫卖。我们所吃的肉，就是从老人那里买的。很快，我们出去寻找那位老人，并找到了他。于是，我们与老人进行了一次如下的谈话：

“老先生，您好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生意真是太好了。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满满一辆车的肉，您看，现在，剩下的已经没有几块了。”

“您卖的是牛肉吗？”

“不，不是牛肉。我住在另外一个村庄，离这里只有几里地。我们家有一头老骡子，生病之后死掉了。要是把它白白扔掉，我真是舍不得。于是，我把它的皮剥掉，卖给了别人。而它的肉，我也给煮熟了。瞧！现在卖得就剩下这么些了。”

还有一次，在中国的西北部，我和另外两个同伴一起游历。不清楚怎么回事，我们迷路了。我们一直在前面走，赶骡子的人、行李和仆人都在后面跟着。慢慢地，我们把他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然而，我们却因此走错了路。夜幕降临之后，我们才摸索着走到一家小客店。当时，已经十二月了，天气很冷，随便一滴水，马上就可以结冰。在我们身边，没有一个照应的仆人。就我们这三个人，显得极为狼狈。我们身上没有带多少钱，三个人的钱加起来正好一百文铜钱，大约相当于十美分。就这么一点钱，我们却要用它支付住宿和吃饭的费用。与一般的客店相比，这家算是比较好的了。当地有什么东西可吃，这家客店就提供什么。为了照顾我们，客店以及所在的村庄，几乎把最好的东西都提供给我们。而我们，也很愿意为此付出应有的费用。在店里，我们住了一个晚上，吃了一顿晚饭和一顿早餐。最后，我们算完账，手里还剩十二文钱。我们三个人的住宿饮食，总共花了不到九美分。

不过，话说回来，这家客店要那么多钱也就足够了，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不是很好，住的地方也很一般。我们的食物其实就是用盐和水煮成的爱尔兰式土豆，在当地，被人们称为地蛋。还有一种食物是荞麦粥，也是用水直接煮成的。我们睡觉的地方就是一个用砖支起来的土炕，上面有一张干净的席子。除此之外，什么被褥也没有，因为在中国，长途旅行的人都是自己带铺盖的。而我们的铺盖全都放在了骡子身上，到现在还不知道它们的去向呢。于是，我们只好把冰冷的鞋子当做枕头，也没有脱衣服，就直接躺下了。在这种土炕的另一端，人们会燃烧大量的煤。烟火进入土炕下面的通道，可以释放出一定的热量。就这样，我们睡在上面，倒是没有感到多冷和不方便。

上面所讲的三件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这三件事情，发生在相距几百里远的不同地区。其中，有两件发生在地处交通要道的村落里。那里，每一个月都会有数以千计的人过往，并分别在那两家客店住宿。之所以列举上面的事实，主要是想说明：在中国，即便是那些经济条件稍微宽裕一些的家庭，日常生活也很节俭，因为吃的东西不是很充足。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那样过日子，一顿饭、一顿饭地将就着。一名普通的中国劳工，即使十分勤劳，也有养活不了全家的可能。而与他地位相差不大的一个美国人，却可以购买保险债券或者公债券，而这些开支最起码也得几千美元。

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或者村镇，有一种景象特别常见。那就是，一个男子或者一名女子，神情严肃地走在大街上，一只手里拿着几只粗瓷的器具，另一只手里攥着三四文钱。他们这个样子，是去买一些家庭所需的柴米油盐。他们一般会这样支配花销：一文钱，买木炭；两文钱，买米或者面；再有一文钱，买青菜。当他们的经济状况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也许会买点酱油或者食用油之类的东西。当然，这些花费不过一文钱而已。遇到特殊的情况，或者正值盛大的节日，他们会买一汤匙的水酒，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喝下。而这也仅仅需要再多花一文钱。

对处于贫困状态下的中国人来说，与他们的饮食一样，他们的衣着也很简单、朴素。在夏天，他们的全部服饰有鞋子、袜子、单裤和棉布马褂或者大长褂。鞋子、袜子以及单裤，一般都是用棉布做成。但是，只要天气的温度允许，他们一般是不穿马褂或者长褂的。

在春季或者秋季，人们会在衣服里面加上一层衬里，以便让衣服厚一些。当然，这只限于那些虽然贫困，但多少还有些经济能力的人。到了冬季，只有气温下降到像纽约和费城那样冷时，他们才会穿上棉裤和棉袄。有些人甚至还穿上了羊皮袄，但是里面并没有夹衣。对于贫困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内衣，更别提穿内衣了。只要有一套衣服，他们就感到很欣慰了。不管是劳动的时候，还是睡觉的时候，他们都会穿着那一套衣服。在中国，有一部分穷人，他们能劳动，有稳定的收入，被称为“舒适的穷人”。像这样的人，只需要花费三美元就可以买一大堆衣服，足够他们穿一个夏季。而另外一些没有能力的穷人，他们身上的破衣烂衫，价值不过二十五或者三十美分。

在中国，凡是乞讨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来不会光着脚走路。对于一个乞丐来说，最为重要的家当是一只碗。有了这只碗，他们就可以用来接收人们的施舍。一般来说，这些施舍有食物和金钱。除此之外，乞丐还有一双鞋子。对于他们来说，鞋子远比饭碗更重要。一个乞丐，他可以没有饭碗，但绝对不能没有鞋子。在中国，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一个赤脚走路的人。

中国的穷人，住的房子很差。它们一般是用土坯或者碎砖做成的。在房子的顶部，大部分覆盖草秸，再往上面敷一层泥灰，最后，在泥灰上面加一层草。有时候，他们也盖一些瓦片。通常，每一座房子都很低，不及一层楼高。就在这样的几间房子里，一般会住上五六口人。房间内的地板，有可能是砖块铺就的，也有可能是泥土地。人们从来不使用木板铺地。在窗户上，随便用纸张糊住即可。房间的门，可以自由地拉开或闭合，空气可以自由地流动，效果很好。整个房间内没有一处可供取暖的设施，因此也就不会有什么烟囱之类的建筑。不过，在土炕的底下，有一个烟道，做饭的时候，烟火可以从中通过。这样一来，便减少了热量的损失。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如果看到房内有烟火的话，那一定是人们在忙着烧火做饭。在家中，一张桌子，一两条凳子，偶尔也会有一个衣柜，便是所有的家具了。除此之外，家中还有一张供全家人睡觉的床。这张床其实就是用砖块砌成的土炕，上面铺着一张苇席。而在中国的南方地区，竹子或者价格便宜的木材，是人们做床的主要材料。

随便找出一个西方人，问问他们如果在上述条件下生活，是否会感受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我想，他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人们难免会变得自私自利。甚至，当他们面对另外一些人的遭遇时，会表现出极端的冷漠，以及对人性和责任的漠视。如果人们发生这样的变化，在我们看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然而，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一句，绝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就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样，在中国，就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而言，往往穷人比富人更加富有同情心，也更能仗义大方地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

在这里，关于中国穷人生活中各方面的美德，我们可以鸿篇巨制地畅论一番。中国穷人之所以能乐于助人，想别人之所想，急别人之所急，就是因为他们自身就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即便他们穷得叮当响，也不会放弃照顾老人或者身体病弱的人。还有一点，我们不容忽视。那就是，在那些贫民大众之中，历史上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学者和杰出的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一批人创造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从而使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屹立不倒。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的国家统治者。生活，是一幅又一幅美丽的画卷，其上的色彩炫目，让人看起来赏心悦目。在中国，即使在极端贫困的家庭中，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些许生活的真谛。

自从美国成立以来，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求一种方法，试图节约劳动力，或者发明一种器械，可以有效地减少劳动力。最近，我们就在尝试制造一种可以代替十个人每天劳动量的机器。竞争是存在的，只有那些适应竞争的人，才会生存下去。我们相信，人们在剧变的环境下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因此，我们刚才提出来的想法，一定会变成现实的。在发明、制造机械以求更好地节省劳动力方面，美国人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与美国相反，中国却处于极端落后的地位。中国的劳动力，一直就有过剩的问题。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美洲大陆被发现之前。换句话说，国内这么多的剩余人口，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使得大部分人维持简单的生活，怎样才能将有限的劳动机会分配得更加均匀，甚至进行第二次分配。不难想象，面临此种难题，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必然要变得更加勤俭节约。如果仅仅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人确实没有多少创造性。关于这一点，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在这方面又的确做得很优秀。

在中国，你根本不会发现任何浪费的现象。哪怕是一点布条，也会被人们收集起来，用浆糊粘在一起，做鞋底用。对于一些小木板，尽管十分零碎，但是人们也可以将其用钉子连接起来，做成一个大的板子或者柱子。诸如此类的东西，可以被人们巧妙地利用起来。在北京，绝大部分的房屋是用碎瓦破砖建造起来的。这些建筑材料通常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其中有些还会继续为人们服务几百年的时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你会看到，人们使用废弃的牡蛎壳、罐头盒之类的东西，制造出一种灯具。这种灯具卖得很好，生意异常红火。在农村，田间地头和路边的杂草，都被妇女和孩子们收集起来，用来当做烧火的材料。玉米以及其他农作物的根，也被人们从地里弄出来。他们把根部的土敲打完之后，直接放在太阳底下晾晒。最后，那些晒干的根也可以当做燃料。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在某些方面的做法，说的是节约，其实就是在浪费。就经济观点而言，他们的与我们的，一点也不相同。这是因为在中国，人们的劳动力是市场上最为廉价的商品，一点也不值钱。因此，人们只要能得到一份工作，不管工资怎么低廉，他们也是很乐意干那份活的。

在中国，处于穷困状况的人们，几乎每一个都要参加劳动，而且很少有休息的时候。然而，他们家中唯一一个可以闲着的，便是小孩了。当大人们在田地劳动的时候，他们会把小孩安置在地头。在那里，铺着一张垫子，孩子直接放在上面。之后，他安静地躺在那里，眼望着太阳，握紧小拳头，跟太阳玩耍。如果孩子很听话，就是对大人的最大帮助。在中国，采茶和摘桑叶，是妇女最为擅长的工作。每一天，她们起早贪黑地干活，所得的报酬不过一到三美分。在中国的北方，有个省区，那里的妇女专门编织草帽。她们的收入很低微，每天一个人最多可以得到两美分。我们头上戴的帽子，其实就是她们用草编织的。

在中国，政府没有下发任何救济或者帮助乞丐的条文或者规定。但是，作为一种行当，行乞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合法化的职业，并且人们私下里也承认了它。因此，如果有一群乞丐，大约有五十到一百个左右，个个衣服破烂，身体病弱，臭气熏天，在一家商店或者官府门前围堵，那么，即便是警察看见了，也会熟视无睹的。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满足他们的要求，给点钱，将其打发走。也许，警察会说话。不过，他通常会说：“不就是那么一点东西吗？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一旦你给了他们，马上就会散去。他们不会赖着不走的。”像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实际上，乞丐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很少成群结伙地乞讨，甚至连两个人搭班子的情形都不多见。只有当他们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时，才会联合起来，一起行动。

对于乞丐来说，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一两美分而已。这对其他人来说，一点也不过分。但是，你千万不能立刻就满足他的请求。一旦你这样做了，他会再一次找上你。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你让他在那里多待一会儿。经过一段时间后，你再把钱给他。如果你不但不给钱，反而将其侮辱了一番，那么你便犯了一个错误。第二天，他还会找上你的门来，并且带着另外几个乞丐继续行讨。他带来的新伙伴，与他相比，衣衫更加破败不堪。如此一来，你花费的不仅是五十美分了。这一次，如果你再撵走他们，那么，很快将会有一大群的乞丐来到你的门前，将你的家门团团围住。这样一来，你花费的不是刚开始的一两美分，而是至少一百美元。

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对于乞丐，商人和店家都要支付一定的补助金。至于给多少钱，可以与乞丐们进行商量。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商家和店家就会在自己的门上，画上一个神秘符号。这种符号只有乞丐的同行才能明白。它的含义是，只有专门负责收钱的乞丐才能来这里，其他的人一律不得来骚扰。当固定的日期到了后，那个负责人会收取这笔类似敲诈性质的钱，并做出一份收据。当然，那些不愿意与乞丐达成协议的商家和店家，一般也不会轻易撵走乞丐。这是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

在北京，与其他东方城市相同，也有很多流浪的乞丐。那些人模样奇特，浑身脏乱。除了男性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妇女。而且，每个人的年龄也各不相同。对于他们而言，乞讨就是一种职业，是一件正儿八经的事情。他们这些人，从刚出生时开始，就接受行乞的思想。其中，有些人长大后，确实做得很出色。一名职业乞丐，与一名业余的行乞者，两者之间存在明显不同的地方。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像分辨一匹马和一头骡子那么简单。在这里，业余的行乞者是指那些突然遭遇不幸，而不得不到街上要饭的人们。

在北京，乞丐都有固定的组织。在这种组织内，通常会有两个管事的，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这两位领导人的产生，是经过全体乞丐选举而来。所以，在整个大清帝国内，只有乞丐这一社会阶层才享有选举的权利。据说，对于丐帮的帮主，一般人是没有办法见到真人的。然而，有一次，我在北京却有幸见到了女帮主。并且，我们之间还进行了一次交谈。这位女帮主是个老太太，年纪大约六十五到七十岁之间，穿着整洁、得体。谁见到她，暗地里都会产生敬佩之情。

在北京城内，丐帮划分了很多小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有专门的人负责。不管是谁，不能随意侵犯别人所在的区域。这样一来，丐帮的管理和运作就方便多了。然而，就像在其他的任何一个行业一样，丐帮中也有很多危害整个群体的人。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有那么一群被称为“云游乞丐”的行乞者。他们不属于丐帮，没有固定的区域，也没有自我和他人权利的概念，到处乱窜。在他们看来，流落到哪里，就在哪里安身。在丐帮兄弟看来，那些云游乞丐没有固定的区域，更没有任何组织纪律。因此，他们一直对云游乞丐抱以厌恶和鄙视的态度。

在中国，乞丐有一项特殊的技能，就是可以装疯卖傻，或者佯装残疾。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博得围观者的同情，从而获得人们的施舍。在北京，我经常被一位年轻的妇女跟随。这件事情干扰我很长时间，以至于每一次出门，就能遇到这位妇女跟过来。她一只手里领着一个孩子，另一只手里抱着一个孩子。那两个小孩子嘴里不停地嘟囔着：“先生，可怜可怜我们吧！给我们一点钱吧！”同时，那个年轻妇女也发出一种难听的声音，同时还用一只手比划着，意思是自己不能说话，也听不见声音。在我看来，那个年轻妇女其实没有什么毛病，耳朵和嘴巴也是正常的。我说不出为什么，就是凭个人的感觉。为了证明这一点，我采取了一个措施。

有一天，她领着一群人，在我的身后跟着，比平时更让人感到厌烦。他们不停地大呼小叫，我突然调转回头，对着那个年轻妇女说了一通难听的话。我知道，如果她能听见的话，一定会变得很愤怒。果不其然，她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对着我破口大骂。当周围的人看到这个场景时，很快就大声笑起来。那个年轻妇女意识到自己当场出丑后，很快就溜之大吉了。从此以后，每当我在路上遇见她的时候，她再也没有向我乞讨，并表现出一副很友善的样子。

在我的记忆中，北京有很多鱼龙混杂，样貌招人可怜，甚至惨不忍睹的乞丐。不过，曾经有一个乞丐，确实让我产生了同情之心。几个月之后，我心中的那份纠结才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情况也是我平生的第一次。那是一个年迈的乞丐，虽然穿着几件衣服，但看上去很单薄。每天，他都会坐在大街上，在冷风中不断地颤抖着。还有，他的双脚已经溃烂、化脓，上面的皮和肉已经分不清。就这样，他把脚伸出来，放在地上，样子很凄惨，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直叫人不忍心看。然而，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老人在路上走着。他从行乞的地方站起来，朝着家的方向飞快走去。看到这种景象，我很吃惊，决定追上去问个究竟。费了半天周折，我终于追上了老人。到了跟前，我发现，他那双不成样子的双脚早已不知去向。

“咦？”我和他一起走着，同时好奇地问，“您那双脚，真是太可怜了，难道还能用来走路？”

“哦，”老人回答说，“你说的那双脚，藏在我的怀里。我要是穿着它们走回家，一定会弄坏它们的。”

接着，老人没有任何犹豫，伸手向怀里一摸，掏出了一双袜子。那袜子用粗帆布做成，里面塞满了棉花，看起来很鼓囊。在袜子的表面，涂上一层颜色之后，就像一双人的脚。使用精湛的技艺，可以使这双脚变得肿胀，变形，血肉模糊，就连上面的指甲也是溃烂的。之前，我曾经亲眼见过那双脚，但是一点也分辨不出真假。

知道实情后，我当时很生气，对老人说道：“我觉得，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居然还在行骗，难道不感到可耻吗？工作，也可以挣口饭吃。难道您是过于懒惰，而不愿意付出劳动吗？”

关于我的问题，这个骗子给出了一个直率的答案。他说：“不，我有一份工作。原本，我是一个修鞋匠。对于这种骗人的把戏，我早就不想干了。由于我这双出名的脚，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我，并且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迹。而且，与以前相比，我现在能捞到的钱，越来越少了。每天坐在那里喊着‘给我一点钱，可怜可怜我’，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此，我决定要重新修鞋去。”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显得十分光彩，好像近来的行为应该得到赞扬。

过了一两天，在我们领事馆大门的附近地区，他想摆设一个修鞋摊。很快，他的请求得到了我们的批准。从此，他在那里修鞋，一干就是十年。每天，他都会带着自己的工具和一条板凳，准时出现在那里。他去世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家业。刚刚去世的那会儿，他的儿子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帮忙料理老人的后事。他儿子之所以有这样的请求，是因为老人生前与我们的关系很好，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做一些事情。

第十五章　货币及其经济制度

在中国，作为辅助货币，铜钱和纸币非常流行。就它们而言，一个货币单位就是一两纯银。在一些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墨西哥银元也是一种极为流行的货币。不过，像墨西哥银元这样的，都是按照重量计算价格。当它们从海外来到中国时，绝大部分都被扔进了熔炉。经过重新提炼后，它们才被铸造出来，然后再在市场上流通。在世界上，墨西哥银元是通用货币。这是因为不管是成色还是重量，它都堪称标准。不过，在中国，墨西哥银元却受到了冷遇。听起来，这件事有些荒唐，但背后确实存在着很多原因。

在中国，商人的眼睛是十分犀利的，尤其是当他们判断本国银两的成色时。与中国的银锭相比，墨西哥银元截然不同，因为它没有可供人们辨认的符号和条纹。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疑心重重的中国商人总是相信，像墨西哥银元这样的货币，在国外一定是用一定比例的合金铸造而成的。所以，中国商人把墨西哥银元重新回炉，铸造成自己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样一来，判断钱币的价值就变得轻松，因为只需要随便看一眼即可。在中国，政府接受、认可或支付的货币只有纯正的银锭。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形式的货币。

最初，墨西哥和西班牙银元，是通过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流入。原本，这些银元的流通无非是想说明，当地的居民是可以信任和接受它们的。但是，事情的结果却不是那样。它们都被送进了熔炉，不管是先流入还是后流入。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沿海地区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作为一种定额兑换的信用标志，当地的钱庄或者银号，都会在钱币上刻写上自己商号的印记。很快，这种做法又被其他商号效仿。于是，一块银元上面，会有很多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记号。结果，一块银元被人们搞的面目全非，几乎没有办法辨认出来。当这些银元没有办法辨认后，还能凭借自身的重量流通一阵。不过，它们最后还是没有办法逃脱重回熔炉的命运。

多年之前，有位在当时很有名气的美国女士来到中国的广东旅游，想用墨西哥银元在当地购物。于是，她拿出自己的信用卡，希望能在钱庄获得五百元的墨西哥银元。然而，钱庄的老板却建议她，不要带着现钱而是凭借一份购物证明买东西。买好东西后，她把所花的钱提交给钱庄老板，对方会在账户里扣除相应的额度。这位美国女士还是想自己带着钱买东西，便拒绝了钱庄老板的好意。无奈之下，钱庄老板拿出了美国女士想要的银元。当夫人看到银元从一个麻袋中倒出时，就好像看到了一堆破铜烂铁。接着，钱庄老板让夫人仔细核查一下她所需要的数目。在那堆银元中，没有一块可以称得上是完整的。这样，只能按照银元的实际重量来计算。后来听说，那是广东省最好的墨西哥银元了。

在中国，有一套通行的银子成色标准，是由清朝的中央政府颁布的。凡是符合这一标准的银子，统称为“库平银”。这种标准规定，银子的成色是百分之九十八。按照这一标准，政府收取一切进项，并同时支付一切开销。尽管如此，对于民间的交易活动，这条标准并没有约束力。关于每一两银子的实际重量和成色，政府也没有制定相关的任何法律。这就导致在银子重量和成色上出现了许多问题，并且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在北京，人们逐渐形成了五种不同的银两标准，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个人在银子重量上作弊。这五种标准分别是：海关银、政府的库平银、官银、商业银、二两银。海关银，主要用于海关进出口货物税的缴纳和征取，是五种标准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银量标准产生于近代，但比清政府的“库平银”还要重，至今不明其因。二两银，按照其标准规定，一百两银子只有九十八两，也就是说，与实际重量相比，它少了百分之二。在所有标准中，这种是最轻的。

在中国，其他的城市或地区，与北京的银两标准截然不同。而且，它们彼此之间的标准也不一样。实际上，即使是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地区，银两的重量和成色也是不同的。可以说，全国各地根本就没有一条统一的标准。很明显，这种情况极大地阻碍了商业贸易发展，并有可能导致其产生经济风波。对于各个城市不同的标准，银行和钱庄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和把握。如果在两个城市之间，他们在商业上有往来，比如汇票业务或者现银交易等，一定要给自己准备一条后路。

在中国，已经有很多事实表明，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习俗。双方在事前如果没有达成统一的协议，那么可以按照此类生意的惯例行事。也就是说，双方使用某种固定成色的银子作为相互支付的手段，已经成为商界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比如说，在北京租房，人们用成色最轻的银子进行交易；“市场银”或者“商业银”可以偿还赊欠商家或店家的债务。如果是其他的一些账目往来，人们必须找出更为重一些的银两标准来权衡。这种通行于商业贸易的标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设立，对于这样的问题，你最好不要感到好奇，因为你是没有办法得到答案的。对于一种银两标准，一个人可以要求成色最重的。但是，当面临其中的道德律时，他不得不中止这一要求。这是因为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总会有人站出来劝说他，甚至与他争论。这样，他就会降低原来的要求，而屈从于他人的意见，并接受现有的银两标准。道德上有修养的人，往往深明大义；而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却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他最终接受了他人的建议。不然的话，他是不会白白浪费一番口舌的。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勇于尝试，总不会全是有害的。”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深谙此道。

关于熔铸银锭的事情，政府向来袖手旁观，而由各个私人钱庄和商号自行处理。铸造出来的银锭，通常是椭圆形的，就像中国人所穿的鞋子。于是，外国人将其称之为“足银”。一般来说，每一个银锭是五十两。但偶尔也会有小一点的，每一个银锭大约有十两左右。在每一块银锭上面，有商号和特殊的标志。商号就是铸造者所在的商家，而特殊标志用来表示银锭的纯度。一般来说，这些标志是由久负盛名的商家做出的，很值得人们的信赖。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中国商人只要看一眼银锭的铸造方式，就能很快地判断其成色和纯度。铸造银锭的模子，通常是用石棉做成。银子熔化以后，倒进铸模里，然后猛然摇晃一下。等到冷却之后，将其倒出来，就是银锭了。在银锭表层，我们会看到一些波纹，非常细小。在银锭的各个边缘和底部，还有一些小孔，就如针孔般大小。人们根据针眼和波纹就可以判断银锭的纯度是怎样的。一般来说，针眼越多，波纹越密集，证明银锭的品级就越好。在日常的生活中，这些银锭往往被人们切割成小碎块，以方便支付或者使用。

在中国，做生意之前，双方首先要明确使用哪一种成色的银两作为支付手段。不管这种生意是大还是小，人们先要搞清楚这一点。有一次，在中国的某个城市，一群暴民殴打了一位美国公民。最后事情的结果是，作为惩罚和补偿，暴民需要交给美国公民几百两银子。这项罚款交由我来向该城市的主管官员索要。当时，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使用“库平银”进行支付。很快，那些银两送到了我住的地方。它们被分成了好多包，每一包上面都贴着封条。看起来，这些包裹弄得很整齐，每一包上面都标明，其中含有五十两银子。

我深知，与中国官员打交道，必须时刻小心谨慎。因为他们很少守诚信，总是喜欢做一些偷奸耍滑的事情。于是，我找来一杆秤，随便拆开一包银子，仔细地称起来。很快，我发现，这包银子只有四十七两，而且成色只能算是三等品，很差劲。我又打开了第二包、第三包，与第一包一样，也是同样的结果。我告诉送银子的差役们，要求他们将这些银子送回原主。同时，我很不客气地要他们带话给原主，希望他在一个小时之内用库平银支付，不然的话，我将取消之前的协议，并将这件事禀告给他在京的顶头上司。我的话被原封不动地带了回去。结果，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方将足够的银两送到我住的地方。这一次，银子的成色也很好，其质量甚至超过了协议中所规定的条件。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那一天的下午，那位官员邀请我吃饭。刚一进门，他就冲我哈哈大笑，同时对我说：“今天早上，我先是用稍次的银子糊弄您。我想，作为一个外国人，您应该是不懂其中的奥秘。然而，我发现，我的判断错了。关于银两，看来您比我更加了解。”然后，这位官员有对我说，他其实预备了两份银两。一份是按照协议的要求来的，另一位就是第一次给我的那些银子。作为一个玩笑，他先将那份量轻质次的银子送到我那里。他的盘算是，如果我没有察觉，就没有什么事了。万一被我发现，他立刻将合格的银子送过去。

在中国，铸币是在铸模里做成的，而不是用机器制造或生产的。作为金钱，它们的使用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盘古开天辟地。据说，第一枚有记载的铸币，铸成于公元前2300年。那个时候，地球上正遭受洪涝灾害。以下是三种铸币，都流行于两千多年以前。那种最大且最长的铸币，叫做“刀币”，形状奇特，大约在公元前221年的时候开始流通。那时候，万里长城很有可能已经修建完毕。在大卫国王统治耶路撒冷前后，圆形钱币的铸造和使用就开始了。与当前流行的铜钱相比，它们的形状大体上相同。不过，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现在使用的铜钱上面铸有文字，且那文字是凸出来的。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铜钱是在哪一个朝代，由哪一个皇帝负责铸造。按照中国人的话来说，这种钱币被称为“国家通用货币”。

在中国，收藏古币，是很多知识分子的爱好。一般来说，真正的古币，其价值是不菲的。有一些钱币，其自身的历史没有超过三四百年。像这样的钱币，是没有资格称作古币的。于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现象：那些没有资格成为古币的钱币，依然被穿在绳子上流通。如果你突然发现，在中国的小型交易市场上，人们使用一种在美洲大陆发现的铸币，那就更不用感到奇怪了。因为那种铸币被发现时，仅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在中国，铸币的形状往往是一个圆板，材料是纯铜的。这个圆板的直径大约是四分之三英寸，中间部位是一个方形的孔。通过这个孔，人们可以把铸币串起来。每一枚铸币的重量，大约有几千毫克，与一两标准银的千分之一价值等同。铸造铜币的造币厂，遍布北京和全国各个省会城市。在造币厂的工作人员，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必须停留在工厂区内。遇到有特殊情况的人，必须采取特殊的安全措施之后，他才能离开工厂区。在中国，伪造铜币和个人私自造钱，都是不被允许的。关于这一点，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预防措施。政府规定，公家的铸币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即成色和重量以及实际价值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私人仿造钱币的话，必须达到这一标准。这样一来，那些仿造或者假冒行为，就没有办法获取利润，或者说利润十分微小。可见，这条规定对于制止仿造铸币有很大的作用。

在以往的历史上，在控制货币并自由升值或者贬值方面，中国政府与西方政府的做法简直如出一辙。一句话，中国与西方都很有智慧，善于发明创造。早在几百年之前，中国就实行了一种称为“不兑现纸币”的政策。这种政策规定，国家可以没有限制地大规模发行纸币。1368年，中国皇帝命令全国的臣民一律使用纸币。这种纸币与硬币具有相同的单位价值。与欧洲相比，中国的纸币发行历史早多了。从理论上来讲，通过使用专制手段推行的政令，应该可以彻底贯彻并实施下去。然而，事实上却不是那样。纸币的发行和流通，最终宣告失败。

今天，有这样一张残存的纸币，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虽然在那个年代，这张纸币不是很显眼，但是经过历史的变迁后，它现在却是无价之宝。在中国古老的历史上，已经尝试推行过纸币的发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正在推行的纸币政策来说，这已经不是什么首创了。每一次尝试，每一次新的办法，好像都没有取得彻底的成功。对于中国的历代统治者而言，强大的经济实力才是实行新政策的有力后盾。否则，人们是不会相信皇帝的任何诺言。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他是位高权重的皇帝，还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人可以强求别人接受高于市场价格的东西。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事件，已经充分地证明和检验了。

在中国，像类似于上述的金融“实验”，国外的旅游观光者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经常会遇到。在他们看来，这些现象很有意思，不过也让他们为手中的钱感到有些迷惑。今天，清朝政府的金融“实验”一直在进行着。这一点，从经常变化的铜钱与银子的比价，我们就可以清醒地看出这一点。前文我们已经提起过，一两标准银子的千分之一，就是每一枚铜钱的价值。在铸造铜币的时候，如果减少每一枚铜钱的实际重量，可想而知，它在流通的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影响。今天，铜钱的价格又发生了改变，每一千八百枚铜钱，才能兑换一两银子。当然，每一天这个比价都在变动。在大城市里，以及商业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设有专门的商会。在那里，人们可以每天决定铜钱对银子的比价。

曾经，有一个皇帝，非常聪明。他大笔一挥，下了一道政令，在原先的基础上，将铜钱贬值一倍。也就是说，皇帝规定，以前一枚铜钱的价值，相当于现在的两文铜钱。对于这位高高在上的天子意志，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顺从了。但是，有一些地区却不肯接受。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极为荒谬的做法。虽然绝大部分地区按照皇帝的做法行事，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方式。而这种方式，是皇帝万万想不到的。根据这条规定，现在使用两倍于先前的铜钱，才能购买一两银子。如果有人不知道这一规定的话，那么，他在帝国各个地方游历时，不免会遇到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一定会让他感到很奇怪。

比如说，在一个村子里，兑换一两银子，他需要花费三千六百文铜钱；而在另外一个村子，仅仅相隔十二里路，兑换一两银子，却只需要花费一千八百文铜钱。更为奇怪的是，如果在这两个地方，他分别卖出一两银子，那么两处所得的铜钱是相等的。在上面所说的例子中，一个村子虽然接受了皇帝的贬值令，但是相应的，所有的物价也已增加了两倍。这样一来，所有的生意还是像以前那样，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在另外一个村子，那里的人们更加理智。对于皇帝的政令，他们根本不予理会，而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做。

在国家的银库紧缺的时候，另外一位皇帝想出了一个办法，决定下一道指令，用铸造出的铁钱来代替铜钱。皇帝的这种做法，实在不是高明之举。很快，满朝上下，所有的人一致反对。不管采用哪一种比价进行兑换，对于铁钱，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如果把这些铜钱发给军队的士兵，他们马上就会将其扔掉。如果你想找一些这样的铁钱留作纪念，那么到北京城外，随便找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捡到一大堆。在人们看来，这些铁钱一点价值也没有。于是，人们早就将它们扔到野外，现在差不多快成古董了。

铜钱被铁钱所取代，这一政策在清朝帝国的实施，导致某些地区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表明，在中国，与皇帝的任何旨意相比，民众的意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民众的意愿是一部法律，在国家内部拥有最高的权威。同时，这种现象还说明，在中国人的性格里，不仅有包容忍耐的一面，还有勇于反抗和斗争的一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现象作一番必要的论述。

在一些地区，人们为了应对铁钱，开始使用不同数目的铜钱。这些数量不等的铜钱，被人们拿来当做一百文使用。曾经，我发现了如下情况：在一个镇上，人们把七十七文铜钱当做一百文用；在另一个镇上，人们把八十五文铜钱当做一百文用；而在第三个镇上，六十一文就是一百文的价值；第四个镇上，七十二文代表一百文。这些比价，看起来杂乱无章，让人摸不着头脑。实际上，这种现象很容易得到解释。这些地区根本对铁钱的发行不予理会。于是，地方政府便提出了一个建议，把铁钱与铜钱的比价调整为一比一。也就是说，一百文铸币中，有五十文铜钱，也有五十文铁钱。然而，这个建议也遭到了人们的拒绝。接着，就这一问题，当地老百姓与地方政府继续争论和交涉。最后，经过各自的让步和妥协，双方达成了一个意见。

由于铁钱作为流通货币这一政策的实施牵涉到了很多城镇，自然双方妥协达成的结果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城镇统一将八十五文铜钱当做一百文用，另一个城镇却是七十七文，而第三个城镇则又是一个不同的比价，等等。这样一来，名义上的一百文钱与实际的钱数是有差距的。这种差距说明了各地人们对这项政策的屈从和对抗程度也是不同的。结果，全国的会计工作将变得比从前复杂，到处存在着一些理不清的头绪。比如说，有一种比价是七十七文铜钱兑换一百文铁钱。当我在实际操作中，使用这一比价的话，我就有可能得到很多这样的铁玩意儿。另一方面，当人们在实际购物的时候，所进行的交换价格，必须先按照实际钱数与名义上的一百文铁钱的比价推算出来。因此，一个人，如果他想买一百文的大米，那么他实际上得到的是七十七文铜钱所能买到的数量。

有个皇帝曾经下令，铸造一种大型的铜钱。他规定的比价是，普通铜钱十二枚相当于大型铜钱一枚。在时间上，这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危害中国通货的行为。皇帝的意思是，想要大型铜钱参与到流通当中。然而，这种做法开始实行后不久，人们就发现，每一枚大型铜钱的实际价值，充其量相当于四枚普通的铜钱。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这种大型铜钱根本没有办法流通。在京城，它也只能按照本身所具有的实际价值，在一定的时期内为人们所用。

每一枚铜钱的价值不大，因而在流通过程中，作为人们的支付手段，它使用起来很不方便。银子的价值虽然高些，但也面临使用不便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各个城市以及具有一定规模的乡村，逐渐开始使用纸币。在不同的地方，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也是不同的。它们往往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纸币经由私人银号或者银铺发行，一般不需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或认可。不管是铜钱也好，银子也罢，只要持有这些纸币的人有这方面的需要，就可以随时进行兑换。当然，发行纸币的银号，必须满足地方政府规定的条件。那就是，它们必须具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纸币的信用安全。如果纸币没有办法兑换，出现了信用危机，那么发行该纸币的人就像是一个欠了巨额债务的破产者，最终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正是有这条规定的存在，很少有纸币丧失信用的情况产生。

下面有一些事实，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发行纸币十分有必要。在中国，有很多银锭，每一块可以达到四斤的重量。这样的一块银锭，大约相当于墨西哥银元七十块。而说到铜钱的使用，则更加不方便。这是因为仅仅在北京，一美元就可以兑换大约七百文的铜钱。而这每一枚铜钱的大小，与半张美元的面积差不多。

纸币的纸张材料既硬朗又结实。每一张纸币，在发行之前，会被铺在一个账本上。这个账本是作为存根用的。然后，发行者会在纸币与账本空白纸张的连接处，打上自己的商号或者银铺的标记。此外，在纸币和空白纸张上面，还要画上一些线条。这样一来，发行的纸币数量，与存根上做过记号的纸张页码数是相吻合的。这种方法虽然比较简陋和原始，但是有效地防止了纸币的伪造。

1883年，在北京，有两家实力雄厚的钱铺先后破产，从而使得京城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金融现象，并直接引发了人们的恐慌。于是，许多银号和钱铺，虽然信誉十分良好，但是它们在人们用银子兑换纸币的时候，一律用铜钱支付给人们，而拒绝使用自己发行的纸币。不但如此，他们还向人们允诺，为了收回之前发行出去的纸币，它们情愿付出高于本金百分之十五的利息。他们的这种承诺，与他们发行纸币的时候，要求人们一年之内不得换回硬币的说法截然不同。像这样的现象，的确让人感到很奇怪。对此，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即使在朝廷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对这种现象也摸不着头脑。

这样的现象持续着。整整过去了两年，它还在延续。终于，政府再也没有办法容忍了。于是，经过仔细认真的讨论，朝廷决定给地方政府发一道政令，要求银号和钱铺在人们兑换钱币的时候，要将铜钱和纸币同等对待。并且，关于想要哪一种钱币，顾客有自由选择的权力。这道政令很快就发出去了，但结果，如同石沉大海，没有起到任何效应，就像以前政府颁布的任何有关金融的指令一样。可以说，不惜花费高于本金百分之十五的价格，用铜钱收回纸币，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购买东西的时候才会出现。

另外，全国各地分布有银号，它们专门经营汇兑业务。所有的汇款，经由这些银号，可以寄往全国各个不同的角落。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个理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在整个大清帝国的疆域内，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都归皇帝一个人管理。在整个国家，皇帝就是臣民的父亲，是全国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对于他管理之下的任何事物，他都有权按照自己的喜好处治。一个人，对于自己来说，是不可能向自己借钱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中国政府是不会存在内债的，而且永远也不会。当国家出现一些特殊的紧急情况时，便会出现名目繁多的自愿捐献的名头。自然，这些名头会被强加给大臣和百姓的身上。在此过程中，朝廷还会赐予某些人一定的名誉称号，以表彰他们的积极捐款和慷慨雅量。

在中国，每一个人还得上交人头税。虽然从名义上来说，人头税比较轻，但是这种税款由于比较固定，不受任何外在的因素影响，因而对于老百姓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政府垄断了盐业，仅就这一项收入，每年就可以聚拢好多钱财。在国家所有的收入当中，土地税是最为丰厚的一项。每一亩土地，要征收大约二十五美分的土地税。每一年，政府的收入可以超过一亿五千万美元。此外，还有很多税种，多得就像牛毛一样。在这里，我们没必要再进行全面而又详细的描述，就可以知道：尽管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些税收不会给人们造成多大的沉重负担，但是这种税收制度波及的范围广，十分全面，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掉皇粮和国税，即便是那些远在天涯海角的人。由此可见，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为国家的存在而付出自己的辛劳。

关于每一年朝廷的总收入，要想准确地予以判断，并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就算是中国人，不管是在朝廷内部，还是在朝廷之外，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准确的估计。对于国家而言，每年的收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关于这个数字，究竟是多少，却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这一问题之所以这么费劲，没有办法弄出个究竟，是因为国家征收税款的手段、措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承担的比例，以及收税人各种合法和违法的侵占等因素所致。加之，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算起来可以达到十几种，从而使这一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

在中国，还有许多税收，是实物形式的，比如大米。在某一些省区，每一年都要将生产的大米运往北京。在那里，这些大米将作为皇粮储藏起来。同时，在北京城及其附近的八旗军队，也依靠这部分粮食生活。作为内陆水系，大运河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开凿大运河，主要是为了将南方的大米运到北方。大运河从杭州起，北上一直到达北京，全长约七百英里。它的开凿从七世纪开始，一直到十四世纪才算完工。在此过程中，人们充分利用天然的河流，因此，整个运河自然包含了许多天然水系。大运河的开凿，是一项耗费时间、人力和财力的工程。与万里长城相比，大运河没有太大的名气，却有着更为实用的价值。现在，由于年代久远，大运河的某些地方已经没有办法修理。即便如此，它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作为一条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每年大量的粮食，都要通过它运送到北京。

与盛产大米的省份一样，出产丝绸的地区为了完税，必须向中央政府上交一定的生丝或者丝绸制品。北方边远的蒙古地区，要上交马匹税。一般来说，清朝的士兵会使用这些马匹。当然，马匹不仅限于军事用途，还会用在其他方面。而产茶叶的地区，则要上交茶叶税。

在中国，汇票是绝大部分税收的形式。它们会被寄送到北京。但是，也有一些散装的银子会运往北京。当然，这只是极少数的省份或地区才这么做的。一般来说，这种散装的银子，装运的方式十分原始、特别。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有一列长长的车队，向着北京城慢慢地行进。那队人马，长途跋涉，历经无数坎坷，早已人困马乏。一面三角形的黄色小旗，插在每一辆车子上。那面黄色的旗子，表明车上的东西都是给皇家的。除了旗子之外，每一辆车还有一个士兵把守。远远看去，每一辆车子好像装的都是圆木，一根根又粗又大的圆木。每一根“圆木”上，都缠绕着一圈又一圈的铁箍。此外，每一根“圆木”上贴着封条。那封条上面，写着签名。事实上，每一根“圆木”分为两部分。上面那部分是空的，大概有几英寸的深度。就在这部分空间里面，装满了银锭，每一块银锭大约为五十两。这些银锭就是通过上述方式，运送到北京的。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它们最终停留在皇家银库里。

在中国，财政金融制度从来都不是严密、完整的。现在清朝政府所制定的金融制度，存在着严重的漏洞。这一点，已经导致险象环生。就拿政府的税收来说吧，到处都存在着缺陷。在中国，任何一项税收得到的税款，并不是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征取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纳税人总是上缴超过自己理应缴纳的那一部分。然而，多余的税款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落到了官员的口袋里。至于皇帝，多余的那部分税款，他一文钱也得不到。政府官员对于老百姓，免不了要做一番徇私舞弊的行为。他们通常会敲诈老百姓，甚至明目张胆地进行巧取豪夺。每一年，政府会出台各种名目，比如举办一些公益事业，修建一些公共工程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老百姓手中的钱或者财物被征收。如果我们认真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在公共事业和公共工程上花费的钱财，远远低于同一时期为此目的而征收的财物数额。这两者之间的实际差额，会让每一个看到这一结果的人，惊讶得瞠目结舌。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讲，清朝政府已经发现了金融制度的漏洞，并急切希望改革。比如说，为了保护自身以及子孙的利益，也为了消除各种徇私舞弊的社会现象，他们一再表示，一定要建立一套货币制度。这样的制度要比从前的更加严密、准确。金融制度的改革，使得很多官员没有办法继续盘剥老百姓，也没有机会贪赃枉法。因此，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改革，各级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反对。在他们看来，这无疑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1877年，各个国家的驻华大使齐聚北京，在那里起草了一份关于金融制度改革的备忘录。人们用极其认真的态度完成了这份备忘录。它不仅在文字上处理得很好，而且内容全面，证据确凿。清政府的内阁成员看完后，认为那些内容属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他们一致表示，愿意接受其中的建议，并力求用最快的速度实行改革。然而，当他们很快给我们答复时又说，各级地方官员的意见，在处理全国各阶层的重大事务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一定要听取这些意见，而这已经成为清朝的一种惯例。同时，他们满口答应，等地方各级官员的意见全部收齐之后，一定将其意见和看法如实反馈给各国领事馆。后来，正如他们所说，地方官员的书面意见转交给了我们。结果，所有的意见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怀有强烈的敌意和反对意见。

对中国的未来，有一部分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对于中国的发展，他们时刻关注着，并且急切盼望能在金融制度等方面，实行彻底的改革，清除掉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是国民素质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还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推行改革，革新变旧，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至关重要。

变化中的中国人

译者序

本书作者E.A.罗斯是美国社会学家，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曾在中国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考察。当时正是辛亥革命前期，东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有着明显的冲突，作者正是以这种文化冲突为视角，试图客观地描述中国社会。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状况。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中国人的体质与精神、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中国的环境、工业、禁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等。作者走访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对这些方面的观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由于作者是一位社会学家，因此其视角带有一定的专业性，他目光敏锐、老辣，对中国文化的特点抓得很准，可谓入木三分。不过本书所采用的语言风格，并非逻辑严密的理论叙述，而是采用随笔式行文，形象生动，文笔优美，毫无学究气，读起来并无枯燥感。

除了对当时中国的某些现象进行描述外，作者还对中国当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比较深刻的见解。比如环境恶化问题的根源以及救治办法；中西方人的体质差别及未来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中国人的体质将发生的变化；中国工业的现状以及未来走向；禁烟运动的成败所涉及的因素；中国妇女地位的状况；中国教育事业的困境及解决方法……

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描述和解析的时候，作者尽量让自己保持客观。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谁也没办法做到绝对的公正客观，本书作者在某些问题上，就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本书中的文字，始终带有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理解和关怀。

本书英文原著是在1911年发行的，距离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当初作者的那些预测，有些已经变为了现实，如中国工业问题、教育问题等；有些似乎正在朝其预测的方向发展，如中国的环境问题、中国人的体质问题等。某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痼疾扎根于几千年的文化土壤，其转变还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

古语有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国人的角度来看自身，有时难免会因为自尊或自豪而失于偏颇。适当地通过外国人的眼睛看看自己，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对自身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作者所记述的虽然是一个多世纪前的人与事，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些地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E.A.罗斯写的这本书，是辛亥革命前西方观察中国的代表作，对于塑造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中国，这部著作受到重视是近年的事，目前已有多个译本。我们这个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对此前的中译本有所参考，以求奉献给读者的文字更完美。即便如此，文中仍然难免会有纰漏，还望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前言

许多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西方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要想了解中国人，只花上大半年时间去中国各地旅行、观光、采访，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只有长时间居住在中国，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一位在中国待了三十年的高级工程师说：“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反倒越来越不了解中国人了。”一位商人也有类似的困惑：“我原本以为，只要在中国待上一两年，就能成为半个‘中国通’，但中国人实在太难理解了。”由此可见，如果一个外国人试图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似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哪怕是一个在中国通商口岸居住多年的外国人，都很难有勇气写一些关于中国人的东西，更别说那些只是来中国旅行的游客了。情况也许没那么糟糕，因为在西方，也有一部分自信的家伙认为：中国人很容易了解。这些人熟知东西方人心理素质的差异，他们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只要对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了解，理解中国人就易如反掌了。如果不排除物质水平的高低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让一个西方人从小就生活在中国，他同样会拥有和中国人一样的文化习惯。

很多东方国家的人并不认同这一点，他们觉得要在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达成畅快的沟通和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东西方心理素质的差异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不过，一些专门从事东西方社会比较研究的学者，却对此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有文化方面的，如敬祖、父权制以及女性附庸状态；也有政治方面的，如闭关锁国、军事力量的减弱和“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总结出了诸多对于中国的认识。

E.A.罗斯

第一章　速读中国

在遥远而古老的东方，有一个和欧洲中世纪时期十分相似的国家，那就是中国。那里的每一座城市，都修建了坚固的城门和高大的围墙，尽管历经风雨洗刷，这些城墙却没有丁点破损和残缺，其防御外敌的功能也丝毫不受影响。其中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则被中国的统治者——满族人，选作军队安营扎寨的国防要地，每当突发战事或者遇到外敌侵袭，满族人就进入这些城市，躲避灾难。

和坚不可摧的城墙相比，中国的街道则要逊色许多。中国城市的街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道路大都窄小不平，弯弯曲曲，脏兮兮的路面还时不时地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城市的公共交通具有鲜明的南北差异。在中国北部城市的街道上，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一种用骡子拉客的载人马车，满大街随处可见，它和来来往往的行人一起形成了一派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但在盛产水稻的中国南方，情形却大不一样。骡子拉的马车几乎就看不到了，那里的人们用手推车来解决出行问题。不然，他们就干脆步行。但由于交通规则的缺失，城市街道几乎被商贩们侵占，通行十分困难。随便想象一下：在一条不到两米宽的道路上，充塞着商贩、货架、柜台以及一排排用篮子构成的货摊，还有手工艺人和他们的工具，将会是多么的拥挤和混乱！幸亏权威机构有一条为坐轿腾出通道的规定，否则，街道会变得更加拥挤和狭窄。不过，即便是这样，也难以改写旅行者心目中对中国的印象：街道拥挤不堪，城市人口众多，人口高度密集。但很少有游客真正科学地统计过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他们在游记中关于这点的描写，大多是一种感官上的揣测，再加上文学效果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夸大了事实。

中国的城市面积都不大，最大的要数北京了。低矮、宽阔的平房是中国城市的主要风景线。此外，还能在大街上看到一些身穿统一黄褐色制服、手拿警棍的警察。他们的职责是维持公共秩序，不过，这样的街景只是在最近才刚刚出现。一旦遇到动乱，这些警察就会不堪一击。广州的士兵大都不穿鞋，个个看起来萎靡不振，一脸和善，法律的威严根本无法从他们身上展现出来。

城市的公共设施十分匮乏，既没有公共用水，也没有公共照明。在一些傍水而建的城市，当地居民就依靠河水维持生活。挑夫挑着满满一桶的河水，挨家挨户地送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去往河边的石板路，终年都是湿漉漉的。由于河水未经过任何处理，遇到浑浊不堪，无法饮用的情况，人们就在竹筒里加入一些块状的明矾，然后将竹筒放到水里搅拌，不大一会儿，水就会变得清澈。

由于没有公共照明，每当夜幕降临时，城市就会笼罩在一片黑暗中，街道上冷冷清清，看不到一个行人，气氛阴沉可怖。人们的照明设备十分简陋，最常见的两种是纸灯笼和花生油灯，点亮纸灯笼里面的蜡烛或者花生油碗里的棉灯芯，就可以看到光亮了。后来，随着煤油灯的出现，人们的生活便利了很多。他们逐渐打破了规律的作息，不再按部就班地一天亮就干活，天黑就睡觉，而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或者读书。

城市燃料的供应常常捉襟见肘，人们想尽各种办法自给自足，树木的枝叶、谷物的皮壳、干枯的杂草，凡是能够燃烧的花草树木，全被视为柴火，平日里用来加热泥炉、砖炉，煮衣、煮饭，到了冬天，就用来烧炕，以此抵御寒冷。不过，稳定供应的柴火并不是没有，伐木者盯上了茂密的森林，一棵棵参天大树轰然倒下，然后被加工制作成一捆一捆的干木柴，这些干木柴在广州和香港有很好的销量。在珠江的干流西江最繁忙的航道上，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运输船载满柴火，顺着河流的方向南下。伐木者寻找财富的脚步从未停止，他们甚至逆流而上，在河流的上游城市开辟新的市场，森林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

燃料的匮乏，也对人们饮食习惯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穷人家庭，为了节省柴火，他们常常去街上买熟食填饱肚子，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生活习惯。这个习惯无形中养活了那些以卖小吃谋生的人群，大街上的小吃摊点前总是人头攒动，生意火爆。不过，西方人很少去凑这个热闹，在他们看来，熟食是一种昂贵的食物，普通家庭是消费不起的。

如果走进中国内地城市的居民住宅，一定能在厨房看到一面黑乎乎的墙壁，几乎家家如此。由于房屋没有烟囱，灶炉生火时产生的烟雾总是直接喷到墙壁上，于是烟熏的黑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屋子的采光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大部分光线被不设玻璃的门窗挡在室外，只有极少部分能透过粘上白纸的窗棱照射进来，内地的人们就在昏暗的环境里起居生活，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瓦片是铺设地面和屋顶的主要原材料，除此之外，人们也会用到泥土、砖块，或者茅草。

这里讲到的是绝大多数内地人的生活环境，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他们大都过着一种清贫、简朴的生活。当然，富贵人家也是存在的，他们的房屋大都藏匿在一堵高大的围墙之内，若想一睹高贵华丽的风采，普通人是没有这个眼福的。

在这些富丽堂皇的宅子里，室内的陈设十分奢华：也许有价值不菲的瓷器、有美妙绝伦的工艺刺绣，也许还摆放着全世界最令人赏心悦目的家具。不过，西方人在欣赏这一件件亮丽出彩的物件时，并没有完全被其魅力折服，一是因为它们的表面经常覆盖着灰尘，有时还有蜘蛛网，一些东西甚至出现损坏，但无论是宅子的主人还是仆人，似乎都对此视而不见；二是因为，若和西方的富人阶层横向比较，中国内地富豪的这份深受传统手工艺影响的儒雅，就相形见绌了。

中国人一向极少重视环境和物品的美观和卫生，这点和日本人有着显著的差异。通常，人们对“中国”一词条件反射般的印象是：石砌的道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路面开裂倾斜严重；茅草屋破破烂烂，顶棚肮脏腐烂；寺庙的屋顶向下凹陷，泥瓦上布满苔藓，祭坊屏饰犹如一团乱麻；船舶用破烂不堪的草席搭建而成，根本没有遮风挡雨的作用；在乡村，随处可见粪便、污水池、水泥坑。中国人似乎对创造优美环境，清洁、修补事物这类事情毫不关心。所以，很难在内地城市看到为居民休闲而建的花园或者草地，顶多寺庙内会种植一些树木。究其原因，或许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们不关心眼前的小问题，也不担心小问题会演变成大问题，如果要费尽心思修葺、保护旧有事物，还不如重新做一个新的。

日本的环境和中国完全相反。路面平整干净，道路两边看不到成堆的垃圾；墙壁被精心清洗过，草屋也被打理得十分整齐。眼所能及之处，都是一片干净、整洁的景象，哪怕是到了日本的乡村，依然保持着这样整洁的风貌。日本人无法容忍破损、杂乱的事物存在，无论修补工程大小，他们从来不计较，大到加固堤坝桥梁、修整道路，小到翻修栅栏、墙壁、屋顶，他们毫不含糊。倘若要在世界上列举出一些能够与之媲美的环境，我想只可能在荷兰、法国诺曼底、英国的一些地区或者美国境内侨民和新英格兰人集中居住的区域才能找到了。日本人一直享有讲卫生、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赞誉，一九一零年夏天那场令世人铭记于心的洪水发生过后，日本人更加声名远扬。

谈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记忆，就不得不提到一种蓝颜色的棉衣，由于这种棉衣不易穿坏，十分受中国百姓欢迎。平日里，他们穿用棉布本色裁剪的深蓝色棉衣，这种衣服摸起来手感比较粗糙。在节庆日，他们就会穿上专门的服装，要么是做工精良的淡蓝色棉衣，要么是绚丽多彩的丝质外套。到了冬天，人们很容易从穿着上分辨出是穷人和富人：穿厚棉衣的是穷人，穿着一身丝质棉袄，棉袄还镶嵌有动物毛皮的一定是富人。

西方人的服装和中国完全不同，多是穿用毛料纺织而成的衣服。如果有人想在中国推广毛料制成的西式服装，恐怕会因为原材料匮乏的问题失望而归。现在，中国的畜牧业还处在自给自足的阶段，大规模的养殖场凤毛麟角，羊毛的供应量根本无法满足批量生产成衣的需要。但是客观地讲，中国人的棉衣是十分实用的，他们把开口留在衣服的侧面，扣上肩上的扣锁后，人的身体就能严严实实地躲在厚厚的棉衣里，即使是在北京遇到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凛冽寒风，也能毫不畏惧。相比之下，西式服装的开口习惯实在太愚笨了，大大的V型开口，把人胸口以上的部位全部裸露在外，寒风肆无忌惮地往身体里灌，这个时候，你要是看到一个穿着粗布棉衣的中国人，一定会觉得自己就跟一个衣衫褴褛的图腾崇拜者差不多。

在中国，政府通常会在城市主干道口修建一道拱形的大门，名曰牌楼。牌楼闻名于世，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建筑，一般由两门或者三门构成，样式各异，但造型都十分精致，有一种磅礴之气。建造牌楼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对一些事件或者人物进行表彰，不过战绩显赫的遇难士兵通常被排除在外，能够享此荣耀的人，单指一些在相关领域成就非凡的文人学士。中国人之所以热衷于建造牌楼，一是因为牌楼的使用寿命能达到几百年，相当坚固耐用；二是因为胸怀博大的中国人需要通过修建纪念性的建造物来满足消费需求，同时借此传播仁爱之心。于是，在一些城市边缘的路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牌坊，这些牌坊延续精美的品质，但由于样式单调重复，谁看久了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如果看腻了千篇一律的牌楼，去中国华南的城市看看，一定会有耳目一新的发现。在一排排简朴的平房间，耸立着一些近八层楼高的平顶塔楼，外有壕沟围绕，上有隐蔽的天窗，它们的外观和中世纪时的欧洲城堡的高楼极其相似。建筑可以相似，人的情感也有相同之处。十三世纪，比利时佛莱芒人和汉莎商人到伦敦讨生活，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十分强烈，如今，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中，那些来自其他省份的异乡人也同样体验到和比利时人一样的感受。于是，他们和同乡一起，成立行会，建造会馆，没记错的话，一批生活在西安的四川人、河南人、山西人，就在当地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三省会馆”。

在中国，当铺的功能十分强大，当你经济拮据时，可以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到当铺换成现金救急，同时，物品又可以安安稳稳地被“寄存”在当铺行。要是遇上盗贼，藏身于当铺是最明智不过的选择。换个角度来看，当铺既是银行，又是托管中心，还是避难所。

中国河流众多，在公路建设滞后、负重牲口良莠不齐的情况下，水路无疑是百姓出行、货物运输的最佳选择。因此，中国的船多得惊人，如果把其他国家的船只加在一起，或许刚好能和中国的船只数划上等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量的劳动力涌向港口和码头，使中国成为世界水上作业劳动力最庞大的地方，当然，中国船夫的能力在世界上也数一数二。

船舶机械化程度不高，多是依靠人力划桨前行，所以总能看到甲板上奋力划桨的船夫。如果看到近二十多个光着胳膊的船夫正伴着船工号子的呼喊声有节奏地划浆，那一定是一艘大船。在顺风顺水时，船夫们比较轻松，但到了有些河段，船夫们不得不选择逆水行舟。这时，他们来到湿滑、陡峭的河堤，手里紧握纤绳，由于没有现成的纤路，他们必须一面用力拉船，一面探索纤路，翻越岩石、穿过狭小的壁架，每走一步都异常困难。

许多贫困的南方人一辈子过着水上漂的生活，在丢掉土地以后，他们不得不把家安置在舢板小船上，在天气晴好之时，他们的水上房屋，看起来就像一个个连接游廊的独立单间。虽然远离陆地，但那里不存在地主、工头、老板，这使他们远离了失业、受剥削和工作的压力，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们从来不会感到冷清、寂寞，因为在水上世界，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河水缓缓流动的声音，船只碰在一起时发出的嘎吱声，人们在一起唠唠叨叨的交谈声以及婴儿的咿呀学语的声音。水上人家的家居环境大都十分整洁，和荷兰人的家里一样干净，这和取水的便利是分不开的。住在水上的好处还远不止这一点，因为免交租赁税，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在任何喜欢的地方安家、随心所欲地选择邻居和居住环境。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心态十分开朗，即使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他们也从未唉声叹气过，在坚持简朴生活的同时，他们乐观快乐地享受着这份自由。有谁能像他们一样把日子过得如此自在、多彩的呢！

由于智力开发得较早，水上人家的子女大都聪慧机智，这完全得益于他们生活的环境。生活在水上，不慎落水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为此，孩子一出生，大人们便会拿出一个封好口的空坛子，然后把孩子用绳子系在上面，如果孩子掉进水里，大人只要找到坛子，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孩子了。这些孩子的智力发育速度比同龄人要快很多：一岁时，他们就学会了照顾自己；到了三四岁，他们的智力水平几乎相当于美国六七岁的孩子，他们学会了用竹竿撑船，用浆划船，用黑溜溜的、机灵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这使得他们像意大利婴孩一样讨人喜欢，你会情不自禁地从腰包掏出铜钱，送给这些机智的孩子。

居住在城市的西方人，从来不会和农村打交道，但在重视亲缘关系的中国，城市人却保持着和农村家族的联系，即便是每晚例行关闭的高大城门，也无法阻挡他们的来往。前段时间，香港造船、修船业遭到重创，大量在码头从事水上作业的劳动力失去了生活来源，寻找新工作似乎是他们度过危机的不二选择。但出人意料的是，失业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太大的冲击，这批人回到祖祖辈辈居住的农村，投靠家族大家庭，一边依靠祖先留下的家业维持生存，一边等待形势好转的那一天。但这样的待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家族中和女性同姓氏的亲戚，是没有资格长时间待下去的。为了让后代不忘本，珍视血脉相承的家族关系，那些来自乡村、并在城市里赚了钱、扎下根的商人，会想出种种办法，让自己的孩子和家乡接触，和农村的大家族产生联系。平日里，他们会捐款资助家族祠堂的日常保养、帮助家人购置土地。每年的家族宴会，他们还会送上一份象征吉利的烤猪肉。有了子嗣之后，他们会把儿子的名字记录在家族祠堂的名册里，到了节假日，他们带着孩子一起回到故乡探亲，让孩子和乡亲们交朋友，有些人甚至会干脆让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乡村的大家族里。正因为如此，在这些孩子们的心里，从小就烙上了难以磨灭的乡土情结，即便是父母过世之后，他们对乡村的依恋也不会消灭。恐怕只有他们家族的人在战乱、洪灾或者饥荒中全部丧命，才有可能隔断这样的联系。

因此，中国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团体，团体成员来自不同的小组织，散乱而缺乏集体精神，和真正的市民社会相去甚远。如果不建立起城市市政议会，并鼓励城市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激发他们的集体意识，则会很难使城市人的家族观变弱，从而不那么留恋乡土。

在中国，极难看到公墓，死者的墓地通常单独占居一块土地，选在家族所在的乡村。因此，随着山势高低起伏的座座坟墓便成了城市周边常见的风景。把死者的坟墓安置在如此显眼的位置，不能不让人对中国人的生死产生怀疑。在城市向外扩张发展的进程中，这些坟头必将成为阻碍。广东基督教学院的现状就能很好地证实这一点，该学校修建在墓地集中的区域，为了建设校园，学校前后签订了将近四百多份财产转让证书，但学校在向部分墓地主人购买土地时，遭到拒绝，直到现在，校园里还零星分布着一些墓地。

为死者设置灵堂是中国人的一种风俗，人们请来懂风水的相士占卜吉利的入葬时间，并挑选风水好的墓地。所以在这之前，安放死者的灵柩会在灵堂停留好几个月，时间长的能达到好几年。制作灵柩的原材料不是木板而是圆木，挖掉中间的部分，形成可容纳一人的空心，即做成了一口棺材。中国人的做法虽然足够虔诚，但无形中给农村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在中国华北的绝大多数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地貌景观便是黄土地，许多最富中国特色的观念的形成，便深受黄土地的影响。在地质学家看来，这些地方深居亚洲内陆，气候干燥、多大风，随之而来的尘土经过长年累月的累积，便形成了黄土，一些地区的黄土有五十多米之厚。不过，纵向观察过黄土的人会发现它是缺乏层次的，厚厚的黄土掩埋了植被、草地，因此，指望在黄土里找到海贝之类的东西不太可能，但在黄土里能发现贝壳，还有烂掉的草根留下的针般大小的笔直小筒。雨水和河流把聚集在山坡上的黄土冲到山下，山脊很快就裸露出来，水流夹带着泥沙沉积在盆地的低洼处，在乡村形成了松软的土质。

泥沙给经过的河流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任何一条河流经过此地，都会被黄色的泥土染成“棕黄色”，河流中过多的泥沙，导致大型船只无法通行，此外，泥沙阻塞了平原地带的河床，河流经过时，不得不被迫改道。为什么黄色是中国帝王的象征？“黄河”、“黄海”、“黄帝”的来源又是什么？了解过这片黄土地后，这些问题也许能迎刃而解。

京汉铁路北段要经过一片辽阔的黄土地，一路放眼望去，看不到山、树、石头，俨然到了一个黄色的世界：黄色的土地、黄色的河流、黄色的房屋、村庄、城墙，连空气中都飞扬着黄色的沙尘，植被被黄沙遮盖也成了黄色，人们的衣服仿佛也被染上了一层黄色。沿着铁路沿线还能隐约看到一些铁质器具留下的痕迹，但过不了几年，它们将被黄沙掩埋，全部不见踪影。这便是黄土地，中国传统文化的摇篮，黄皮肤的中国人最早居住的地方。

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地，看上去和奶酪极其相似。人们利用高原地形在黄土坡上凿洞而居，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窑洞建筑。窑洞内抹上泥灰后，非常适合居住，不仅冬暖夏凉，而且干爽整洁，唯一不太理想的地方就是自然通风不足。一些窑洞高达两三层，洞口有精美的门窗，屋子里的家具陈设也安排得井井有条。

黄土高原的农田景观十分奇特，由于房屋、道路、人和牲畜全部被一堵二十多米高的黄土墙挡在视线外，所以当你站在辽阔的田野里举目四望时，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块块耕作精良的农田。高原的道路沿着河谷蜿蜒分布，在沿途陡峭的山崖上可以看到人们依山而建的房屋以及饲养牲畜的棚舍。

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还不存在保护“公共利益”这一认识，绝大多数中国人要定期向统治阶层交纳贡赋，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因此享受过任何福利。因此，部分阶层的利益是通过牺牲公众的集体利益、公共利益、甚至子子孙孙的利益而得到的。在中国，由于统治者缺乏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不适合种植庄稼，又没有主人的山地上，植被、树木等事物遭到破坏、抢掠是常有的事。所以，中国人从来不会花费心思在这些地方栽种花草树木。在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沿岸，就出现了这样的风景：原本用来种植庄稼的农田里，耸立着许多葱郁的大树，但不远处的山坡却是一块不毛之地，一棵树也看不到。为了守住自己的利益，人们全然不顾那些枝繁叶茂的大树会和庄稼争夺生长必需的营养。

在直隶北部靠近热河的森林地带，生长着大片松木，这些松木树干笔直、坚固，非常适合用来架设电线，现在，随着伐木者的到来，这片森林遭到严重破坏，松木也越来越少。令人想不到的是，人们宁愿用一些曲折不直的柳树来架设电线，也从不考虑采用松木，于是，成堆的松木因为无人问津而被荒弃，然后烂掉。对此，官员们态度冷淡，毫不关心，不难想象，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定能从中捞到好处，至于木材的去向，就不关他们的事了。

事实上，中国许多地方都有程度不同的环境破坏问题。几百年前，香港对面的九龙山森林、树木繁茂，但在遭到严重的砍伐、破坏后，水土大量流失，若不是及时在山上放置巨型花岗岩对其阻拦，后果不堪设想。在东京湾（今北部湾）的北岸，土地过度开发造成的土地浪费，使那里的树木基本全被毁坏，仅仅能在田埂间看到几棵“幸存者”。更糟糕的是，当表层肥沃的土壤流失后，留下的是肥力极低的生土，农民只有被迫离开，不再耕种。

西江两岸、福建沿海都有类似的现象。西江沿岸的红土坡，寸草不生，长年侵蚀使地表高低不平，遍布深沟和土堆，裸露在外的大片红土像鲜血般殷红，极其炫目。不过，福建沿海山坡的状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由于水土流失严重，那里除了光秃秃的岩石，几乎看不到一点土壤，而剩下的一些灌木和杂草也岌岌可危，一些对水土流失视而不见的砍柴人常常来到这里将它们连根挖起，加速了土壤的流失。种植树木兴许能拯救这片山坡，但一旦种了树，就要日夜守护在此，否则树木很容易被人偷走。所以没有一个人肯主动站出来担负这个责任。不过，在离海岸稍远一些的伐木区，不仅土壤保持良好，还能在山坡上看到青翠茂盛的植被。其实那里的森林也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但多雨的天气促使草木迅速生长，从而防止了水土流失。

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塌陷的土坡随处可见；湍流冲击着堤坝，泥沙从山坡冲到河谷平原，沉积而成的淤泥阻塞了河道和桥梁，使河水流动的速度减慢，桥梁无法通行；夹杂着泥沙的溪流，也变得混浊不清，和豌豆汤的颜色一样；植被稀少的谷地，土壤肥力不足。这一切，无不昭示着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岌岌可危。在以后的几百年内，倘若人们继续毫无节制地乱砍乱伐，必将使这片土地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急速下降。覆盖在那些缺乏草木保护的山坡上的黄土，会和雨水落到屋顶一样轻而易举地被冲到山脚，如果雨季来临，黄河决堤，凶猛的洪水就会冲向平原地区，淹没农田和村庄，使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遭到毁灭性的灾难。此外，黄土高原的生态破坏也会使下游地区面临危险。因为任何一条经过中国西北黄土地的河流，必然会把大量的泥沙带入下游，从而抬高了下游河床的水位，对于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一枚充满危险的定时炸弹。

值得一提的是，外国人对山区的植被恢复和重建工作有着极大的热忱，比如居住在广东九龙的英国人和山东胶州的德国人，他们早就把植树造林的事务提上了日程。但中国人对此的态度则要淡漠得多，他们并不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重新造林，不过，京汉铁路公司倒是在鄂北山区栽种了不少树木，但其造林的初衷也只是为了为制作枕木提供原材料。

中国的生态环境之所以如此糟糕，与其过早地取缔分封制度以及缺乏相关环境保护制度有关。如果在几百年前，中国统治者能够借鉴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制定森林法，对滥砍滥伐的行为加以约束和惩罚，并修建宽广的渔猎场，保护森林，中国的环境一定会好很多。当然，这只是假设，木已成舟，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遭到极大的破坏，唯一能做的便是立即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防治结合，从而使环境恢复到以前的面貌。这必是一场耗时不短的持久战，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欧洲国家曾经采用过的环保措施相比，中国需要制定出一套综合度更高，并且贯彻始终的治理方案。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习惯着眼于当下，缺乏这样的未雨绸缪和高瞻远瞩，同时，也不具备与之匹配的管理才干。因此，在当代，中国的自然环境的继续恶化不可避免。

和糟糕的环境相比，中国野生动物的数量却令人大吃一惊。在一些地区，可以看到频繁出没的老虎和豹子。就是在长江的江面上，也能看到许多逗留、玩耍的野鸭，这为那些旅居在各大通商口岸、又爱好捕猎的外国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过，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出台过保护动物的法律法规，那么，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密集的国家，是如何使野生动物得到如此完好的保护呢？首先，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夺取动物的生命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快乐，所以，他们很难对捕猎产生兴趣；其次，中国人没有捕猎必备的工具——枪支，因为拥有和携带枪支在中国是严厉禁止的。

在人类史上，很难找到比中国的万里长城更加雄伟和杰出的建筑了，世界上能与之齐名的只有埃及金字塔和巴拿马运河。那些曾经被西方人赞不绝口的铁路路基、隧道，在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长城面前也相形见绌，就像是侏儒修建的。长城绵延长达上万里，它到底用了多少块砖石建造而成，恐怕难以计数，如果要用长城上的砖石来修建埃及最大的金字塔——胡夫塔，只需要拿走五十米内的即可，而且还能得到一座比胡夫塔高得多的金字塔。在长城南口，顶端高达六米，砖墙上方设置了向外突出的隘口，地表的砖石形状大小一致，最宽的地方可容纳七八个人并排行走。平均在一百竿内，就会出现两座体积庞大的塔，这种塔能使长城更加坚固，塔的顶端十分开阔，面积达到十平方码。

长城就像一条在群山峻岭间缓慢爬行的巨蛇，它沿着陡直的石壁，爬上又高又陡的山坡，到达山顶之后，放下一座方正的烽火台，绕过山脚的平原，又接着向另一条山脉爬去，于是，几乎每个山顶都矗立着一座烽火台。从远处看去，烽火台就像皇冠一样，戴在走向朝北的山麓小丘上。长城的建造充分利用了地形，它的石基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并顺着山脉的走势，蜿蜒曲折地延伸出去。因此，随着山势的起伏，这条石头巨蛇，不是隐藏在狭小的山谷间，或黑色的大山深处，就是出现在高高的山脊上，向人们毫无保留地展示着它的三十英里长的庞大身躯，此时，十二点以后的天空就会被它的城垛分成两片。长城之外，就是风沙密布的蒙古高原，那里居住着凶猛的游牧人，他们是中国人的宿敌。

此情此景，不由地令人想到了这样的画面：在漫天沙土的高原上，游牧人身穿羊皮袄，胡须稀稀拉拉，牙齿也露在外面，他们手拿长矛，骑在不干不净的矮种马上，正忐忑不安地眺望着眼前这条石蛇，试图找到攻破它的方法，他们以抢夺财物为生的祖先，一直都能成功地越过这道巨大的屏障。此时，中国士兵也早已在长城的扶墙上排好队列，和对面的游牧人形成对峙之势。士兵们身穿蓝色本色布衣服，一面通过城墙石头的缝隙，向宿敌发射弓箭，一面对游牧人的穿着打扮冷嘲热讽。

中国人修筑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塞北游牧民族频繁的侵犯，不过到了这个时代，随着佛教的传入，蒙古人在喇嘛的帮助和佛教的洗礼下，逐渐改掉了凶残的本性，长城的军事防御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了。现在，关内关外互通有无，长城的关口演变成了重要的通商要道，关外的羊毛、皮制品、木材被带到关内，而关内的砖茶、火柴、煤油也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关外。行人络绎不绝地出入，驼队长长的，队员们意气风发地走过，这里呈现出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

由于国土面积辽阔，中国人的外形和文化习惯不免出现南北差异，在差异存在的同时，两者也有着相当高的同一性，只要对南方人和北方人进行一番比较后就会发现，这种同一性尤其表现在文化方面。直属北京城的直隶人的血统里，有一部分来自鞑靼人，因此，他们的混血特征十分突出，个个肤色明亮，体魄健壮，人高马大，那些广东人以及居住在福建、浙江的客家人至少比他们矮十多厘米。他们性格豪爽、待人也很真诚。铁路警察也是北方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行动稳而有力，是当之无愧的好士兵。他们的性格温顺、诚恳、善良，虽然思维不够活跃，但绝对是值得一交的朋友。他们的言谈举止，像极了美国的那些来自乡村的年轻人。

南方人肤色偏黄，身材也比北方人要瘦小得多，他们性格精明谨慎，虽然缺乏北方人的坚毅和憨厚，但头脑比北方人灵活得多。尽管如此，西方人理解他们却更加费劲，也不容易对他们产生信任感。在一些价格低廉的小说里，常常能看到一些关于中国人的描写，大多是这样的：像猫一样狡黠，脸上爬满皱纹，相貌丑陋。事实上，这是作者依照南方人的形象加工而成的。此外，一些趣味十足的传奇文学里也有对东方人的刻画，说他们城府很深，狡诈多谋，原型就是广东人。毫无疑问，论才干和智谋，北方人远不及南方人精明、智慧，但在经营股份公司时，北方人却更容易成功。这完全得益于北方人的性格，和广东人相比，他们做事谨慎踏实、信心十足。和大多数南方人相比，北方人对朋友以诚相待，相互信任，所以，北方人更容易团结在一起。在中国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中，走在前面的一定是北方人。

第二章　生命力旺盛的中国人

在中国，婴儿的成活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和成活率高达百分之七十的西方国家相比，相差甚远。东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是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中国儿童从小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所以其成活率一直处在很低的水平。但是，在体质方面，中国人比西方人要好很多。

一些白人孩子和中国孩子，他们在刚出生时都具备同样的生命活力，随后会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一部分，剩下一些幸存者，但在他们当中，中国人的体质总是强于西方人。如果将白人婴儿中幸存下来的百分之七十拿到中国养育，成活率并不乐观，能够克服恶劣环境并最终存活下来的婴儿，兴许只有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五十体质较弱的婴儿，则因无法适应环境而夭折。中国婴儿虽然只有百分之二十获得幸存，但他们却将体内优异的基因——强大的生命力，保留了下来并代代相传。

如果想弄清楚白种人和黄种人的体格差异到底在哪，分析东西方儿童的成活率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在当代，西方国家的医疗卫生水平领先于世界，人们的生活也十分富足、优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即使是一些身体孱弱的白人儿童，也有了存活的机会。但在中国，身体素质较弱的婴儿，却只能被动地适应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自然法则。在东西方条件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是什么重要的因素使得中国人的生命力反倒比白种人强呢？了解了这个问题，对改善白种人的体质会有极大的帮助。

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西方人一直在不懈地努力，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能力，事实证明，这些努力成效显著，着实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不过，西方人的体质有没有随之增强，甚至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呢？带着这个疑问，我走访了许多中国教会和医院，从三十三位白人医生的口中获得了不少新的认识。

在青岛，我遇到一位医术娴熟、医德高尚的德国医生，在他看来，中国人的体质并不比白人强多少。他说，来中国之前，曾经在德国中部的绍林吉地区工作过一段时间，那里的农民吃苦耐劳，体格强健，但是中国人的体质远不如这些人。中国人免疫力低下，体弱多病，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反应迟钝，畏惧病痛的现象。另外三名在中国旅居了二十多年的外籍医生，和这位德国医生有着相似的观点。他们一致认为，白种人和黄种人的体质是一样的，区别不大。随后，我又问了他们几个问题，其中两位医生的回答却和这一结论自相矛盾。他们指出中国人高烧时，忍受病痛的能力很强；对于白种人来说，血毒症无疑是绝症，但中国人却能战胜它。显而易见，这样的事实明显证实了中国人的体质在某些方面是比白种人强的。这三位医生之所以做出前后矛盾的表达，和他们缺乏将白种人和中国人进行比较的意识有关。他们远离家乡二十多年，恐怕早已不记得白种人的体质状况，所以，也难以对白种人和黄种人体质方面的差异做出客观的评价。其余二十九名医生的观点出奇地一致：和家乡所在地的白种人相比，中国人的体内确实存在某种更加优良的基因。外科医生们在对中国人做手术时发现，中国人极少出现休克的状况，“在手术中，中国人总是平安无事。”一位来自英国的医生这样说道。这些白人医生还告诉我，东西方的医疗条件优劣分明，中国的教会医院一般规模不大，医疗设备也十分简陋，即缺乏设备又没有良好的消毒环境，西方国家医院的条件则要好得多，那里设备齐全，品质优良，医院环境也十分洁净，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两种环境的手术效果却差不多，中国人被治愈的机率并不比白种人低。一位在福建从医的肯奈尔医生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这一点。前段时间，他去德国度假，回到中国后，他将两国的医疗条件和治疗效果做了一番对比，在治疗炎症方面，在柏林从医的冯·鲍曼医生用的都是先进的医疗设备，而自己则只能使用那些极其简陋的设备，但是，中国人和柏林人的治疗效果却不相上下。由此可见，倘若中国人能和白种人享受一样的医疗条件，他们在经历过大手术后，身体就会恢复得更快，治愈的可能性也更高。

令白人医生们惊诧不已的是，中国人即使受到重伤，也能极快恢复。他们告诉我，有一次，他们遇到一名腹部被划伤的苦力，当时，他的伤情十分严重，连肠子都露了出来，被人抬进医院时，他不得不用手托着肠子。几名医生把他的肠子放回体内，然后缝住伤口，就完成了简单的手术。没有消毒设备，和肠子一起进入腹内的还有看不见的细菌。没过多久，这个人就痊愈出院了，实在出人意料！

事实上，让医生们大感惊讶的还不止这些。在治疗过程中，中国患者往往能表现出异常灵敏的反应。比方说，在一次意外中，小孩被切去了几根手指，为了应急，大人们赶紧把切下的手指放在原来的位置，然后用几块烂布条将其缠绕在一起，当然，这样草草了事的包扎完全忽略了可能会加重伤情的因素——细菌感染。不出一周，小孩的手就肿了起来，大人们不得不带孩子来医院治疗，但已经出现的破伤风，使医生们对治愈不抱希望，他们清洗了孩子手上的伤口，就大人带孩子离开了。他们都以为这个孩子很快就会死于破伤风，没想到三天后，这个孩子的破伤风竟奇迹般消失了，孩子也恢复了活蹦乱跳的生机。

一辆马车轧伤了一个人的手指，很快就引发了血毒症，病症集中出现在胳膊以及腋下腺，经过医生的简单治疗，这个人的血毒症就不见了。一名患者刚来医院时，高烧已经持续了数日，受伤破裂的地方也生了蛆，但当医生对他的伤口进行过药物清洁后，他很快就退烧了。一位乳腺癌患者，由于手术后伤口感染，她一度烧到了华氏一百零六度，进食困难，在高烧不止的日子里，她就靠着丈夫喂给她的硬水栗子勉强填肚子，最后，她挺了过来，烧退了，身体也完全康复了。

中国人在面对血毒症时，表现出了极强的抵抗力，关于这一点，几乎所有白人医生都觉得吃惊。他们不由得对这个现象展开了讨论。大多数谈话都被我记在了笔记本里：“中国人体内存在着对抗疾病的优质基因”；“血毒症是一种十分少见的疾病，但中国人对它的抵抗力要比我们西方人强得多”；“中国人对产脓病菌有的免疫力也很强”；“我们国家的人一旦染上坏疽这种疾病，很快就会发展成更为严重的疽病，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在中国人身上发生过，显然，他们比我们更能抵抗坏疽病”；“即使是非常严重的疽伤，也不会使中国人发烧，他们好得很快”；“有时，医生们会对一些身患妇科病，又不幸染上败血症的妇女，放弃治疗，但最后，她们却总能靠着自身强大的抵抗力，渡过难关”；“我们白种人如果连续高烧七天，多半会丢掉性命，但中国人却能痊愈。”由此看来，那段在洋医生们口中广为流传的话，真是一点也不夸张：“除非死亡来临，否则千万别放弃对任何一个中国人的生命进行挽救。”

生孩子对于南方妇女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她们在生产过程中也很少大声喊叫，她们的身体恢复得极快，一般不到三天就能自如地活动了，这或许和南方妇女不需要裹足有关，在中国，裹足现象更多地出现在北方。我从一位叫斯文的医生那里，听到了这样的例子：他在河边找到一个女船家，想坐她的小船到河对面去，不料，她示意他等上一会儿，十五分钟，最多不超过三十分钟就行。原来这位女船家已有十个月的身孕，此刻正要分娩。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她就生完孩子，拿起船桨去送医生渡江了！船尾的一堆破布中，不时传来婴儿的哭声。斯文说，在广州工作时，他碰到过很多次类似的情况。

如果妇女是在家里分娩，通常会请来一位助产婆帮忙接生，她们大多是一些年纪较大的老人。由于屋子里总是脏兮兮的，孕妇生产的环境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产婆们对这些也视而不见，反正就算条件再恶劣，中国妇女也很少有产褥热的症状。但西方人是绝不会允许产妇在这样糟糕的环境里生产的，因为这很可能会要了一个白人产妇的性命。如果中国妇女遇到难产，只能忍受着巨痛，等待家人去请洋医生。往往一等就是两三天，这时，腹中的胎儿已经死了，产妇也出现了低烧的状况。但只要洋医生将死胎从体内取出来后，产妇的身体很快就能复原，其性生活也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中国人口众多，环境拥挤，时常让人产生一种呼吸困难的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具备一定的卫生常识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中国人对卫生知识的了解基本为零。从表面看起来，病菌更易入侵中国人的身体，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人的机体因为长期和它们对抗，免疫力反倒变得越来越强。许多外国人对此即惊讶又羡慕。要证实这一点并不难，可以找到很多事例。就拿蚊虫叮咬来说，凡是来中国不久的老外，被蚊子叮咬过的地方总会马上出现肿块，但中国人从来都是安然无恙；即使喝了不干净的河水，中国人也从未得过痢疾；以前，医生总是把伤寒病和一种与之是非相似的病症混为一谈，所以现在，如果没有经过细致的检查，医生不再轻易做出诊断。事实上，中国人是极少患伤寒的；此外，风湿性心脏病在中国也不多见。在三十三位医生看来，天花这样的疾病，在中国并不算什么大病，对于中国人来说，天花顶多就是一种流行性腮腺炎。

白人医生们还发现，中国人在呕吐过后，很快就能回到正常的状态。在对麻醉药——氯仿的反应方面，中国人比白种人要平静得多，中国人总能很快地进入昏睡的状况，而白种人在此之前，总会兴奋一段时间。一位医生说，他在中国长达二十五年的从医生涯中，从未碰到过一个因使用麻醉剂而死亡的患者。有六次外科手术，他甚至没有使用麻醉剂，病人不但没有胆怯畏缩，还表现出了极强的忍耐力。白种人无法忍受这种疼痛，没有麻醉剂，手术根本无法进行。但在中国，做手术不用麻醉剂是司空见惯的事，小到拔牙，大到切除肿瘤以及烂掉的肌肉都是如此。当肿瘤长在体内不易探寻的地方，或者腐肉刚好位于肋骨顶端时，手术带来的巨大疼痛，常人难以想象，但中国人却都能咬牙忍受，并最终坚持到手术结束。这些事实无不展示了中国人在面临疼痛时，具有超强的忍耐力。

其中三十位医生还进一步表示，患者对疼痛的反应的确相当迟钝，甚至可以说他们感觉不到痛。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了滋生毒刑拷打这类残酷刑罚的土壤，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极少出现对人体这般肆无忌惮地摧残。不过，如果说所有中国人都对痛苦毫无感觉，就有些不够客观。比如脑力工作者，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很少做运动，他们在遇到疼痛时往往不够顽强。而在上层阶级中，一些人整日敞开肚皮大吃大喝，他们承受痛苦的能力，自然无法和饮食简单、日子清苦的劳动人民相提并论。至于那些士绅们，生活方式奢侈糜烂，身心未老先衰，身体上一些细微的疼痛都避之不及，更谈不上忍耐力了。所以，部分医生一致认为：中国人对疼痛反应迟钝，是绝大多数中国百姓在简朴、节制的生活中，无意识形成的一种现象，和种族特性毫无关系。

一位医生提到，给篮球打气时，会产生吱吱的声响，如果他们国家的人听到这种声音，身体就会感到不适。但中国人绝不会这样。另一位医生补充道，神经衰弱、神经过敏症这类疾病，也极少出现在中国人身上。一名在部队管理医疗事务的领导说，秋训时，由于气候的原因，地表总是湿漉漉的，结束了一天的对抗军演后，战士们就在上面简单地铺上些干草，倒头便睡，这样半湿半干的“床”，他们要一直睡到训练的最后一天，但战士们没有因此染上任何疾病。

苦力们的身体素质也很强，在肩挑重担快步行走两小时后，他们停下来吃饭，片刻工夫，就把冒着热气的米饭扫了个精光，接着又马不停蹄地继续赶路。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个情景。我想，如果做苦力的是白种人，以这种又急又猛的进食速度，胃会吃不消，疼痛说不定会折磨得他们满地打滚。我还发现，中国人在哪都能睡着，哪怕是在一年中炎热的日子，他们也能在骄阳下，把砖块、石头当枕头，躺在砖石、木堆上入睡。面对一些即缺少变化又毫无趣味的工作，中国人往往能够坚持下来，但这样的工作，对于白种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这样的对比只反映了部分问题，事实却还有另外一面。一些医生表示，对肺炎的抵抗力，中国人要弱于白种人，哪怕他们极少染上这种疾病。疟疾是中国人常得的一种病，他们的生命在疟疾面前显得十分脆弱，比如在香港，就有不少中国人死于疟疾，但这种状况极少出现在外国人身上。中国人对结核病的抵抗力也很一般。他们发高烧时，通常能很快康复，但是如果持续时间过长，还是会超出他们的忍耐范围。对于中国儿童来说，他们的生命总是会受到猩红热和麻疹的威胁。

还有一些医生对中国人生命力逐渐减弱的现象，做出了这样的解释：缺乏卫生常识的生活习惯和肮脏的居住环境是产生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走进中国人的家里，会发现他们总是紧闭门窗，好像生怕外面的新鲜空气闯进来一样，即使在温暖的季节，也是如此，长期生活在空气不流通的环境里，会滋生出许多身体问题。在教会学校上学的中国学生，同样有关窗关门的习惯，但有时老师们会强行开窗，天一黑，他们好像能在空气中看到飘荡的鬼魂，个个警惕地紧紧蜷缩在被窝里。在中国人眼里，外国人身体娇弱，因此需要讲究卫生，但他们觉得这对自己根本不起作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拿在美国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女孩来说，她们的精力和体力总是无法承受快节奏的教学速度，于是，每每学习一段时间，她们就需要做一次长时间的休息和调养。自然，她们的学习进程总会比那些身体状况良好的美国女孩慢很多。基于中国学生这样的身体条件，我想英国人的教会学校会是他们更理想的选择，那里的教学速度要慢得多。

绝大多数医生都承认，在疾病面前，黄种人免疫力强、痊愈率高，一定和他们体内某种特别的生命基因有关。不过，也有一些医生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态度才是真正原因。还有一些医生说，现在，糟糕的生存环境导致中国人对痛苦的承受力越来越弱，但是即便如此，如果把白种人放到和中国人一样的生活环境里，中国人的生存力依然占据优势。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那些刚毅、坚强、百折不挠的部分，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某种与众不同的生命活力的影响。在形成这种生命力之前，中国人经历过一场即漫长又严厉的生存竞争，最后，强者带着优异的生命力存活了下来。尽管北欧人的祖先也有和中国人相似的经历，但中国人所经历的从蛮荒到文明的过程，比北欧人要漫长得多，期间生存竞争更为激烈。如此严格的自然进化提高了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水平，更加促使他们形成了极强的康复能力、对疾病的抵抗力，以及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

在华南和中原的农村和城市里，人们集中居住在一起，他们的饮用水直接取自运河，要么就是从稻田里，甚至排水沟里打来的脏水；吃的东西不干不净，无论是变质猪肉还是用污物做肥料的蔬菜，他们都照吃不误；居住环境即简陋、又肮脏，污浊不堪的巷子内，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一些低矮的房舍，屋内屋外都是脏兮兮的；睡觉的地方面积不大，空气混浊，令人感到很不舒适。人口高度集中以及恶劣的生活环境，导致病毒极易滋生，在和有毒物质进行对抗的过程中，仅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能够凭借体内的免疫力存活下来，并将这种免疫力传给后代，其他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就会被无情淘汰。

不过，幸存者们要想在新一轮的自然选择中再次获胜，不得不适应令人窒息的空气、繁重的劳作、变质的食物和毒菌。如果选出同样数量的美国人去福州、苏州生活一段时间，并让他们完全按照当地中国人的方式起居饮食，我敢断定，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活不到一年，就会死掉。没错，这样看来，中国人的生命力确实比美国人强悍得多，但中国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一般他们身体发育迟缓，体能弱。比如中国儿童，他们的个头看起来总是和实际年龄不吻合，普遍不高。婴儿的身体素质和我们相比，也强不到哪里去。在中国，恶劣的生存环境对人们的生存影响实在太大了，不光弱者更易被淘汰，就算是顽强存活下来的强者，其生命力同样会被减弱。

我想强调一点，中国人强有力的生命力，和一些还处于蛮荒阶段的民族的原始生命力，是截然不同的，两者绝对不能画上等号。原始生命力在世界上许多种族都有表现：逐草而居的阿拉伯人；生活在东南亚地区，靠渔猎谋生的达雅克人以及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原始生命力主要是指人体先天具备的一些能力，如人体活动中，发达肌肉能付出的耐力及各个器官的活力常态等，此外，也涉及人们对野外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它绝不具备对疾病的免疫能力。所以，移居文明社会，对于那些尚未开化的民族来说，必定会遭到灭顶之灾，就像成群死去的苍蝇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居住在格陵兰岛上的爱斯基摩人，祖祖辈辈就住在冰天雪地的圆顶雪屋里。尽管在文明社会的人们看来，纽约公寓的空气十分新鲜，但如果让爱斯基摩人去住，他们却无法忍受。没错，对于这些尚未开化的土著人来说，疾病对他们生命造成的威胁，甚至比火枪都大。如果那些开辟殖民地的欧洲人，将疾病传染给当地土著，他们都会因此而丧命。

当人们告别原始状态，进入文明阶段，许多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病菌便会向他们宣战，只有在体内形成了对新病菌的免疫力，才能有存活的机会。密集而居的中国人之所以能抵挡住病毒，就是因为体内具备了应对它们的特殊免疫力。当然，这种抵抗力是中国人在文明社会里，通过一次次艰难的磨砺培养出来的，绝不是在几千年前，从他们逐草而居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它产生的环境都是病菌容易传播的地方，要么就是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要么就是在庄稼繁密的农业社会。想想看，无论是花草树木，还是种着稻谷的庄稼地，哪个不是适宜病菌生存的场所，花草树木本身就自带病菌，而稻田则是蚊虫繁殖的温床。此外，原本干净的溪水遭到农业用水污染过后，也成了细菌密集的浑浊的水沟。不过，这样的环境只会存在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蒙昧的阶段不会有，在进入更高一层的发展阶段后也会消失。在这个时代，人们已经学会了用科学手段杜绝这些病菌的滋生，产生免疫力抵御病菌的习惯也就逐渐被人们抛弃。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体质中的某些特征，比如坚强，极有可能形成并发展成一种极具威胁的军事力量，这令西方人极为不安。如今，人们不会全凭兴致去打仗，在开战之前总会做一番周密的准备。然而，倘若白人军队和中国军队，在人数相同的前提下进行激烈的对抗，占据绝对优势的会是中国军队，白人军队即使拥有精良的军事装备也无济于事。尤其当战事陷入焦灼状态，不可避免地进入持久战，粮草物资就会越来越少，战士们长时间吃不好、睡不好，饮水困难，再加上过度疲劳的行军打仗、焦虑心理也会在军营里蔓延。这时，中国军队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吃苦耐劳的中国士兵往往能坚强地熬过这一切，但白人士兵的身体就会有些吃不消。这样一来，如果双方再次短兵相接，耐力不足的白人军队多半会不堪一击，技不如人的中国士兵，则能依靠他们极强的忍耐力获得胜利。

既然中国人和白种人存在诸多差异，那么，当把白人劳工和华人劳工之间的竞争力作比较时，就不能单以人的价值高低来做评判标准，必须考虑到环境对两者的影响。我们看到，一些环境不错的工作总是由白人掌控，好的工作环境能使他们的精神、身体状态达到最佳，在同等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效率确实比黄种人高不少；但是，如果在较恶劣的环境里劳作，白种人的成绩就比不上黄种人了。因为他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很高，吃穿住行样样讲究，他们无法像黄种人一样，吃变质的食物，穿破旧的衣服，如果整日在空气混浊、噪音不断、肮脏不堪、病菌横行的高温环境里工作，会要了他们的命，他们也承受不起半点痛苦。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这一点：白人雷利在与华人阿三竞争工作时，雷利可以顺利地找到一份好环境的工作。阿三败下阵来，最后找了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微薄的收入使他的生活水准远低于雷利，但如果换成雷利拿着这样一份工资，他的日子根本过不下去。阿三的工作比雷利干得好，但即便如此，他也无法夺走雷利的饭碗。不过，如果是三四个阿三，工作成绩更加出色，就能够撼动雷利的饭碗了，但是，他们依然得不到工作的机会。雷利并不排斥竞争，也并不是心胸狭窄的人，他之所以极力将阿三阻拦在自己所在的劳动力市场外，完全是因为，在他的观念里，好环境里的工作只有强者才能胜任，至于那些在恶劣工作环境中，具有极强忍耐力的弱者，待在他们原来的位置才是最恰当的。

然而，当西方领先的卫生设施进入中国后，中国人体质内的顽强因子，一定会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以及残酷的优胜劣汰的结束，而从人们的身体里渐渐消失。当然，这必须在人们使用过西方的先进设备的基础上，对科技能解放人的身心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后，才能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这将会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兴许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比如在居家生活方面，引入排水通风设备；在医疗卫生领域方面，加强对医疗工作者的专业能力；重视食品安全和饮用水的干净；增加公共休闲场所，鼓励人们到户外进行体育锻炼等。此外，西方劳力市场也应该为中国人多开方便之门，以此增加中国人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第三章　从容、稳重的民族气质

对外界事物反应灵敏是所有新兴民族的共同特征，这些历史不长的民族很难能在第一时间准确地找到前进的目标，他们在遇到外在刺激时，总是条件反射般地鲁莽行事，似乎不经历一阵混乱，就无法真正探寻到民族发展的方向。因此，要认识这些新兴民族，甚至对其前景做出预测并不困难，只要参照他们简单的经历，找出他们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可。和新兴民族的冲动完全不同，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前进的过程中，则会表现出一种稳重、从容的气质。他们历经磨难，经历丰富，因此总能够沉着地应对外界的刺激，并合理地调整行进的节奏和步伐。历史的车轮每前进一步，他们就会及时地将来自各方面的刺激吸纳、升华，最后演变成一种民族独有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即民族意志力。这种力量，正是这些民族前进的动力。依靠这种精神力量，他们制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因此，他们的任何行为，都是有据可依的，他们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并向正反双方征求意见，毫无计划的冲动行为绝不可能发生在这些民族身上。正因为心中怀有信仰，他们的激情并不像谷草一样，极易点燃却很快熄灭，而是和烧化钢铁的烈火那样，持续时间长又非常稳定。他们行事风格平稳、保守，品行稳重，有始有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品行会逐渐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当社会组织形式日益繁复，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阶段时，这种行为规范就会显得尤为重要。当人们的行为受到了规范的约束，他们在做出决定前，必然会经过一个慎重思考的过程，长期的思维锻炼，使人们的思想更为成熟、稳重，因此，人们便能做出更为理智的决定。

我们的民族特性里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情感比较单一，处事太过刻板，对美好事物反应迟钝等。南欧人的情况则和我们完全相反。具备上述品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能和我们形成互补。中国人的品行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差不多，他们即稳重又可靠，自控力极强，从不会冲动行事，善于在等待中把握时机。尽管在行动之前，他们惰性十足，但只要一开始做事，他们就能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仿佛拥有无穷的动力。虽然他们在做出承诺前，总会考虑再三，不过一旦答应别人的事情，他们一定会竭力完成，非常讲信用。他们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并不是顽固不化之辈，只要证实确有其事，他们就会客观地纠正自己的观点。如果要从西方世界里找出一些人来和他们的语言风格相比较，我想，既不是法国人甘比达（Gambetta），也不是英国人奥康内尔（O’Connell）——十九世纪英国宪章运动的领军人物，最相似的应该是分别生活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两位英国政治家皮特（Pitt）和布来特（Bright）。由于大多数人自杀的初衷极其相似，所以自杀这种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并不莽撞。在中国，一些爱国者在向国家表示效忠时，往往就会选择自杀。面对那些位高权重的叛国者，爱国者不会擅自行动去结束叛徒的性命，而是去君主面前毫不避讳地揭发他们的罪行，之后便以身殉国。中国人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这股力量促使他们在个人情感千差万别的情况下，依然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发展而努力，所以他们总能在行动上保持同步。一九零九年召开的第一届省议会就极好地反应了这一点。令人大为惊叹的还有中国人非凡的自控力和恰到好处的行为礼仪。

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时，表现出了他们谨慎、慎重的一面，曾有一位绅士在夏威夷做过一些关于人寿保险的调查，他发现在是否购买保险这件事情上，如果将那里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行为进行对比，就能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人的这一特点。日本人很容易对人产生信任，打个比方，如果某个日本人从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某位朋友购买了人寿保险，他便会不假思索地掏钱订下一份，保单金额还不少。下完订单后，这个日本人会很快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恐怕要在一个月后收到来自纽约的保险单，他才会想起。他需要再向保险公司支付另一笔钱，才能拿到保险单，没办法，这是保险公司的规定，他会毫无怨言地照办。但是，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国人身上，进展就不会像日本人这么“顺利”了。

轻率行事不是中国人的风格，他绝对不会轻信旁人的言论，更不会当场做出决定，他只会拿走一份人寿保险的样单，等回到家里后，再慢慢琢磨要不要购买这种保险。至于先让保险公司预支款项，再领保险单的做法，已经预定了保险的中国人根本不会理睬，他的想法是，一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拿到手，却要提前交钱，太冒险了。中国人就是这样谨慎，哪怕领了保险单，也不会将紧绷的心放松下来，他写好收据，回家后再将正式的保险单和样单，每条每款一字一句地挨个核对，其细致程度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如果不能确保两者完全一致，他们是不会交纳保险费的。但请不要误会，我之所以大费笔墨地叙述中国人的这些状况，并无意以此破坏日本人的形象，仅仅为了论证中国人处事稳重、谨慎这一特征。事实上，日本人聪明、睿智的形象广为人知，并不会因为这样一些言论而受到影响。

中国人是保守的，不过，这种保守绝不能和落后民族的保守性相提并论，当然，如果只是把它看作人们内在情感的外在表达也不够全面。中国人的保守性，是中华民族在前进的过程中，经由历史选择、发酵、沉淀而生的自然产物。所以，它形成的原因既不是在面对新兴事物或未知状况时的畏惧心理，也不和宗教一样虔诚地依赖现代社会里的那些思想体系有关。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体系得到更新，他们的行为必然会随之产生改变。如果他们能获得一套全新的哲学理论，并将其吸收、消化，他们就能在对历史的质疑和对未来的期望中，信心十足地大踏步前进，他们所能取得的成绩一定像现在的德国人一样多。

马丁博士，一名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中国人非凡的创造力，只存在于中华民族刚刚进入文明社会的那个时期，到了当代，就消失了。他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畸形的教育制度，即科举制度。在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下，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中国人忙于背诵一些艰涩的语言，原本用来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间和精力就变得所剩无几。不过，这种说法，我们不赞同，我们觉得导致中国人创造力减弱、智慧被遏制的，并不是教育上出了问题，而是人们的社会意识。

不难发现，中国文化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出现了原地踏步的情况：他们作画不讲究手法；作曲或演奏音乐时，也从不关心是否曲调和谐；说话时，语句间很少用到关联词和关系代词；而汉字完全就是一种象形文字，就和古巴比伦文字和埃及文字差不多。一些革新社会的先进思想，极难撼动中国人意识里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毕竟，这些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现在的中国人对古代圣贤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认为他们才是智慧的真正拥有者，而自己则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在这样的自我认识下，现代中国人极少会主动地去挖掘自身潜在的创造力，如果想看到他们爆发出从未有过的创造力，其难度不亚于指望在十月份看到开花的苹果树。在保守思想盛行的大环境下，具备新观念的思想家要提出一种新思想，不得不冲破层层重压，但保守力量太过强大，他们总是无功而返。总而言之，在现代中国社会，早已看不到中华民族发展初期的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状态，而是笼罩在一种压抑和沉闷的氛围里。事实上，中国许多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发明都是在那个时期诞生的，比如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瓷器、多舱船等，每一样发明无不反映了中国人在那个时代强大的创造力和杰出的智慧。

到了现代，由于受到一些类似宗教的观念束缚，中国人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僵硬和固化，形成了一种止步不前的局面，由此可见，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人们从未对那些观念产生过质疑，因为他们发现，在运用这些观念来指导生产实践时，总是成效显著。在中国这样一个高人口密度的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百姓人身安全和幸福感的充分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观念的引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对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由于从来没有出现过能对其形成威胁的思想体系，它们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把触角伸向了东亚，使许多东亚国家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外国文化却很难入侵中国，在中国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天主教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最终的命运就是被时间淹没。在开封府，犹太人被当地文化同化，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甚至改变了宗教信仰，要不是他们还长着一张洋人的脸，谁都会把他们当成中国人。中国的统治者满洲人也不例外，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学也早已被他们抛弃。“中国就像大海一样，任何一样东西流入其中，都会沾上咸味。”我想，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中国文化极强的同化力。不过到了现代，情况发生了改变。中国社会出现了一部分致力于改进中国文化的改良派，但他们的行为遭到了文化保守派的极力反对。保守派们以中国文化的同化力为豪，认为改良派的行为愚昧无知，狂妄自大。当然，我能理解保守派对中国文化的保守态度。

几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世界文化的中心地带占据着一席之地。也许，至今起五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像中国人一样，拥有这样的地位，好比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他们也站在世界文化体系的中心。那个时代必然是这样的：科学研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再突出，按照经济规律，土地报酬递减的现象浮出水面；实验室的辉煌早已成为过去，新发现对于中国人来说，根本不足挂齿；人们对那些即将在科学研讨会上讨论的话题兴趣索然，这和他们对十七世纪在基督教促进会上的论题的态度如出一辙；在我们的年代，每一个科学真理的发现都令人振奋，比如发现放射现象、自然选择规律、突变理论，洞悉了病菌产生的原因以及精神领域的可暗示性。但到那时，在后辈精英人才的记忆里，这些将不会存在。他们对于科学的认知全面而深刻，牢固而难以撼动，这使他们对外界刺激的反应灵敏度不够，但或许这些智慧非凡的白种人，并没有失去之前的智慧光芒，要想重新点燃他们的热情，促使他们创造出新成绩，唯一的方式，只有让他们和火星人打打交道。现在，中国人的创造力确实乏善可陈，这一点透过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时，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思想保守性便可略知一二，但是，如果仅仅因此就认为黄种人是有缺陷的，便显得不够慎重。现在的中国，旧有文化正在逐渐被瓦解，人们的传统文化和集体观随之消散，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能人志士，他们将在各自的领域取得非凡的成就。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早已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在当地，他们享有和白种人一样的礼遇。一些持客观态度的白人也对他们的创造力和做事能力，表示认可。他们之所以能有此成就，和他们远离祖国压抑的气氛和社会组织有很大的关系。一些工程学专家预言，只用不到二十年或四十年的时间，如果中国青年接受了和西方青年同等水平的工程学类专业的教育，并顺利完成了学习，他们所具备的就业竞争力足以击败那些在中国拿着丰厚报酬，有着丰富工程技术工作经验的白人专家。如今，在中国，极具经商头脑的上海人，也在沿海的商业领域崭露头角，和外国人同台竞技。据说，他们精明干练，很快便在许多洋人长年垄断的行业里快速地成长，并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那些曾经让白种人获得巨额利润的行业包括银行业、航运、棉花贸易等，而现在，上海商人已经进入这些市场，威胁着白种人的利益。在一些人看来，在中国沿海经商的白人商人，早晚会遭遇他们在日本经商时的命运，那就是，被本地商人排挤出来。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智力有没有高低之分呢？为了调查这个问题，我先后请教了四十三个人，他们都是一些对中国人思想具备充分了解的老师、传教士和外交官。结果，三十八个人表示：在智力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完全相同。其中，令我印象最深也最为吃惊的回答来自一位见多识广的汉学家，他曾经担任过使馆顾问、大学校长以及传教士，他说：“在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已经在中国待了超过二十五年，我们逐渐发现，白种人的发展是不正常的，类似动物，真正的正常人其实是黄种人。”有人进一步指出，如果将普通百姓和上流社会的人的智力作比较，将来，中国的这一智力差比西方国家的更大。尽管如此，这些人一致认为，只要中国人能学习西方的科学艺术，积极更新知识，中西方人的智力不存在差异。

如果想让那些久居中国的白人，做些为本国政府谋利的事，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早已变得和中国人的差不多。罗伯特·哈特博士（Sir Robert.Hart）就是这样的典型，有人为此不满，说他就像一个正宗的中国人。据说，绝大多数驻华领事馆的官员们，也有被中国文化同化的迹象，在同一问题上，他们更倾向于接受中国人的观点，而对西方人的观点给予否认。一些综合素质优良的中国人，向这些官员们展现了他们优于西方人的地方：全面看问题，心胸宽广，遇事从容、豁达，承受力强，这正是令轻率、冒进的西方人最觉羞愧的地方。

或许，下面的分析能够阐明什么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开辟新航线后，西欧和东欧白人纷纷到海外拓展新的殖民地，西北亚和北亚被划入东欧人的势力范围，而西欧人则在西印度群岛、南亚、美洲、澳洲、非洲的海岛等地区分得了一杯羹。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便用武力和原住民进行对抗，在整个殖民地扩张期间，他们碰到过上百个前所未闻的民族，但是那些民族的斗争总是以失败告终。在随后的两三百年里，他们发现，从这些民族身上找不到任何能对西方文明的进步有所帮助的地方，相反，这些民族倒是急需从西方的政治和工业化成果上汲取营养。因此，白人便把自己看作地球的领袖，认为世上没有一个民族能与之抗衡。然而，当接触到东亚地区的民族以后，他们开始为其殖民地的统治感到担忧。因为，那些民族的能力和白人不相上下，完全具备和白人争夺殖民地的实力。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白种人独揽天下的局面将不复存在，白种人和黄种人将共同对世界先进文明作出贡献，并共同统领整个世界。

在中国，那些怀有民族同情心的白种人，都和中国人交上了朋友。他们能真诚地，毫无偏见地，在中国人身上找寻到中华民族的闪光点。在白种人的眼里，中国人和日本人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欣赏日本人的温文尔雅、柔和细腻以及精巧的艺术。而中国人的可爱之处，则是需要一定时日来慢慢发现，和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越长，随着了解的加深，对他们的好感也会越来越强。不过，总有一些心胸狭窄、性格偏执的白人看不到中国人的这一面，他们总是肆无忌惮地对其进行诋毁和侮辱。

事实上，中国人绝不会让人产生厌恶感，也不会使人心情变坏。他们十分友好，总会对你的笑容报以充满善意的眼光，使你能在这种无言的交流中，感受到一份认同和理解。此外，他们也十分幽默。一个外国游客曾经在大街上和几个无赖的人发生了纠缠，他一把抓起其中一个人的长辫子，顺手用鞭子将其绑在门柱上，就走了。当时在现场看热闹的中国人，个个笑得前俯后仰。此外，中国人的幽默也无不反映他天性中的善良。有一个外国人，由于长得太高，他每次和矮个子村民站在一块时，总是习惯性地将手臂搁在村民的头上，看到他们一高一低的鲜明对比，周围的人总是忍不住发笑，从没有显露出半点不悦之色。

中国也不乏暴民，不过他们所制造的暴乱，和中世纪白人暴民的犯罪行径的残酷度相比，相差甚远。我们的先辈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社会上巫术和宗教迫害横行，狂舞病和信徒自我体罚盛行。中国的普通民众的思想现状与其差不多，他们相信迷信，愚昧无知，思想落后。不过，值得称赞的是，虽然很多中国人读书不多，有些人甚至目不识丁，但他们从来都很有骨气，从不向人摇尾乞怜，此外，他们还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当中国人在路上遇到一位陌生的外国游客打着手势咨询时，从不会因为觉得对方孤陋寡闻，或者动作不够雅观，而对其不理不睬。

中国人重视家庭，“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他们敬老爱老的习俗。尽管如此，妇女晚年生活的幸福度远低于男性，妇女在年老以后，既要忍受裹脚产生的痛苦，也很难拥有内心的宁静，由于过了大半辈子任劳任怨的生活，她们情绪多变、脾气暴躁。此外，丈夫丧命，妇女不得改嫁的婚嫁风俗，更加重了妇女们郁郁寡欢的状况。在中国，几乎所有乡村都有这样一些孤独终生的寡妇。所以，在跟那些老年妇女打交道时，需要透过她们的和蔼和平和的表象深入了解，才能看到她们真正的内心。但在中国老年农民的脸上，我头一回看到了真正的平静、从容、慈爱和尊贵。他们能拥有这样的心境，一方面源自他们坦荡无私的心胸，总是怀着一颗为他人着想的博爱之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不用为日常开支费心劳神，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他们看起来容光焕发，眼神安定，这份轻松自在在美国老农民那里是十分罕见的。

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大家庭主义，而西方社会推崇个人主义，在通常情况下，前者在促进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远不及后者。我们西方人最大限度地享受着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家里人绝对不会冲出来横加阻拦。此外，西方并没有一人犯罪，其所有亲戚都要和他一起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相反，犯罪人只需要独自担负法律责任。想到这些，我觉得十分庆幸。不过，在对父母尽义务方面，我觉得西方成年子女的表现确实有待改进。在西方，老人们常有一种被遗弃感，他们认为自己是多余的，拖累了他人和社会，惆怅和凄凉的负面情绪总是占据着老人们的内心。但在中国，大多数老人在大家庭里安享晚年，尽享天伦之乐，晚年生活是宁静而幸福的。在中国人传统的家庭道德观里，有这样不成文的规则：父母享有诸多家长的权力，子女也有许多需要履行的义务。对于老人来说，手中的权力不仅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愉快，更是他们求得生存的保障，特别是碰到艰苦的日子，这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子女来说，在国泰民安、收成良好的年头，尽义务不是难事，但也有遇到困难，难熬的时候。虽然喜忧参半，但总的来说，在给长辈带去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的同时，他们的内心也会因此而获得愉悦感，这时，他们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和中国人做比较，我们很容易看出自身家庭道德观里那些需要改善的问题。

如果仅仅因为黄种人有足够强的能力，便把他们看作能在未来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就显得有些鲁莽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去西方留学或者旅行，企图在那里找到治国富国的良方。但由于太过理想主义和主观，他们还没有弄明白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原因，就开始武断地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展望：只要将西方的科学、法律制度统统引入中国，中国人很快就能达到和现代西方人一样的财富水平、能力水平以及智慧水平。事实上，即便中国能在硬件上迅速和西方接轨，比如在全体民众共同倡导除旧立新的大环境下，使许多来自西方的先进事物涌入中国。但软件的彻底更新，却不能一蹴而就，个人主义者要像西方人一样，具备高效的执行力，需要时间的磨炼；美国人、西欧人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以及社会政治等领域的价值观的形成，同样需要时间。所以，在我们看来，底子不够好是中国发展的桎梏。打造西方国家那样的发展基础，难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我们国家人少，商机多，在此基础上，社会得到蓬勃发展，不过，其发展根本原因是国家制度和法律。因此，我们也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贫困、落后的原因即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华夏文明。但真正限制中国发展的是庞大的人口超过了土地所能承载的范围。

假如上述观点符合事实，那么，中国要想达到和西方国家一样的发展水平，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一定要先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努力。

一是加强经济建设，扩宽就业渠道：在基础建设方面，增建铁路促进交通运输、开展水利工程便利农田灌溉，在荒山植树造林恢复生态；在工业领域，则要建工厂，并使其机械化，发展矿业、石油开采业以及发掘水能在工业上的运用；在农业方面，进行家禽养殖，引入品种优良的农作物，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推广科学种植。

二是控制人口的高增长率。假如不能控制人口数量，那么在上述经济建设中所做的种种努力都会成为无用功，新增人口会将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效益快速消耗掉，即便当经济发展水平和西方国家相差无几的时候，但由于人口太多，中国人的人均财富依然少得可怜，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唯一改变的是人口数目变得更加庞大，不变的是人们的贫困、无知和艰苦。想要彻底改变这个恶性循环，就必须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制度来降低人口的高增长率，这些制度要减弱人们家庭主义的观念，培养个人意识。比如，摒弃敬祖的习俗，取消家族制；提高女性的地位，使她们学会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鼓励晚婚，禁止使用童工，普及义务教育等。上述各项措施的实施和生效都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如果中国能幸运地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并且在这个前进的过程中，不受到任何内乱、外族侵略、历史反动的干扰，不出两代人，中国民众的生活质量就能提高到和美国人差不多的水平。

第四章　生存是个重要问题

当代中国的社会现状十分独特，这在中世纪以后的西方看不到，也绝不会在未来的世界再次出现。几百年来，中国人固守在祖辈生活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于是，其他国家的人便对中国人有了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并没把耕种放在心上，也从未考虑过和辉煌的文明挥手告别，而是向野蛮主义时代进发。他们宁愿在原地不动，直到生死相等，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但在美国，人们会把握一切机会，他们在广袤无垠的自由地带开拓新生活，为社会进步作贡献；他们总是心情愉悦，充满激情。所以，在美国人看来，如果一个民族长时间向同一环境索要口粮，这个民族的社会现状以及生活状态就会出现异常。

为了满足自己并不太高的需求，中国人对自然资源肆无忌惮地侵占和索取，这就是他们最突出的生活现状。迷信成了中国人矿产开采业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一般，将近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二十的耕地都被用作先辈的墓地。不过，其他土地却被人们竭尽所能地使用，好像除了这些土地再也找不到耕地一样：道路边的空地都被充分利用；稻田间的道路，路面窄小到只有一到三步的距离，只能供人行走。即便如此，农民们仍不满足，他们在路两边的土地也种上作物，致使重压下的路基变形后，可怜巴巴地歪倒在稻田里。显而易见，耕地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他们绝不会把珍贵的土地专门用来种植牧草，建立牧场。那些适合牧草生长的土地，都成了玉米地，即便在陡峭的山坡上，草也极其罕见，觅食的山羊总是失望而归。我们常常能在道路两边、水沟边以及稻田的田埂间，看到被老奶奶带出来吃草的水牛和奶牛，其他地方根本没有野草可吃。

令游客震惊不已的还有旅店的环境，店内始终是脏兮兮的，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臭烘烘的味道，虱子也到处都是。虽然游客早就听人说，帐篷在这里很难派上用场，因为没有一块地是干净的，但他们依然持怀疑态度，直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才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因为他发现，在中国，要想找到一块草坪、一片树林、一个果园，或者一块空地、通路比登天还难，哪怕一个庭院，一个牛棚在这里也极其少见。不过，他如果要坚持使用帐篷，倒是可以花点银两，在庄稼地里安营扎寨，通常是一些水田、大豆地或者红薯地。

如果从人们对土地的利用方式来看，中国确实成了一个“花园”的国度。看不到几块完整的石头，杂草也没有生存的空间，唯独农作物得到了特殊优待，人们打理它的细心程度就像是在照顾一个婴孩。通常，新作物早在成熟作物还未收割的时候，就种在了它们之间，土地没有闲置的时候。事实上，“花园”这个原本应该让人联想到美和快乐的词，在中国完全变了味。无论哪个乡村，土地几乎没有一块是用来休闲、娱乐的，连一个纳凉的地都看不到，更别说公园。也没有绿地、草坪、鲜花这类使环境更加美好的装饰。至于树木，最多能在庙宇附近看到一些，其余的则是拿来备用的，和美化环境毫无关系。

在中国内地一些有钱人家里，是可以看到一些修建得很精美的花园的，院子里植物爬满假山，开满荷花的池塘边柳枝低垂、翠竹也绿意盎然。只不过，由于有钱人少得可怜，我估计在两千户人家里，最多能找到一个这样的花园。此外，令人惊讶的还有罕见的果树，比如桔树和葡萄树。在乡村集市上，蔬菜倒是堆积如山，但水果却只有那么区区几篮。中国人在饮食方面的需求相当低，只要保障生存的口粮足够充足，他们就不再有其他奢求了。正因为他们对粮食的需求更为迫切，所以土地大多都用来种植农作物，比如大豆、麦子、水稻、大葱等，商业用地少之又少。

在乡村，可以看到依山而建的梯田，它们沿着陡峭的山坡层层向上分布，就像为巨人建造的台阶。其中一个山坡上的梯田，数量竟达到四十七块。很显然，人们这样创造性地发明梯田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耕地。在距离梯田五百英尺的地方，溪水缓缓地流淌着，不过，一旦遇到倾盆大雨，溪水暴涨，洪水从山上奔泻而下，上百亩的宝石般珍贵的水稻田将会遭到无情的冲刷。有一些大山，因为地表多岩石，棕色土层较薄，并不适合改造成梯田，人们就依照它们天然而成的地势，在上面种植麦子和玉米。耕作方式有两种：牛耕或者使用锄头。依照标准，这类农田都呈四十五度角倾斜，但如果以水平视角观察，所有土地的倾斜度仅有四十度。农民们住在比水平视线高出半英里的山顶木屋里，四周树木繁茂，山下散布着光秃秃的黑色岩石，然而，岩石之间的土地仍然被农民们利用起来，他们离开山顶的家，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下攀爬，把这些土地变成了块块耕地。但由于地表缺少植被的覆盖，当洪水来袭时，大量的泥沙便会被冲下山坡，堆积在山谷里，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以黑龙江、汉水、珠江为例，它们下游一千英里的江水原本是翠绿色的，但现在却成了黄褐色或者蓝灰色。那些经过长时间才形成的富含有机物质的营养土就这样白白流失，进入江河后，它们成为毫无用处的东西，留给山坡的却是贫瘠和灾难。有个山区便遇到了如此严重的打击，光秃秃的山顶上没有泥土，沙砾石吞没了曾经肥沃的山谷地，环境的剧变导致人口急剧减少，现在每四万平方英里才一户人！这样的状况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在中国西部山区，一条长达七千英尺的通道蜿蜒其间，只有在这里，那些致力于调查人与生存环境作斗争的人们，才能看到更加宏伟壮丽的景观。西部江河众多，有汉水、渭河以及以“四河之省”——扬名海内外的四川境内的各条河流。在洛河山谷地带，人们绕开陡峭的山崖和岩石，将山坡上所有能种庄稼的土地全部辟为耕地，低至山谷，高至五千英尺的山巅，看不到一寸被浪费的土地。不过，由于山脉地势起伏大，山脚到山顶的气候变化明显，人们便在不同的自然带种植与其相适应的农作物，山脚种蔬菜，往上依次种玉米、小麦。每当山顶长出一片绿油油的小麦时，远远看去，就像戴了一顶绿色的帽子。

山地的表面，有的彼此平行，有的互相重叠，有的褶曲舒缓，使那些直入云端的耕地看起来凌乱不堪，耕地之间的界限要么极其突兀地向外伸展，要么就是往里画一道大大的曲线，看上去充满诗情画意。和这片广袤无垠的圆形土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有的两户山里人家。人们在黄蓝色的山坡上凿山而居，洞口呈圆拱形，洞内比较干燥，这样的窑洞紧密相连，举目眺望，像极了一排黑色的地鼠洞。

为了能在更高的山坡上种植作物，农民们不得不付出艰辛的努力，从窑洞出发后，他们往往要沿着斜坡往上攀爬几千英尺。这实际上是人们把繁重的人口压力向自然环境转移的表现。由于人口过多，人们对耕地的需求与日俱增，当山谷地带的耕地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时，人们便把视线投向山坡，随后逐步向山顶进军。每到六月，当人们看到满山坡的绿色海洋时，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并感叹自然之美，但倘若一想到这是人们在紧迫的生存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奇迹”，又不禁眉头紧皱。

水稻的种植条件十分苛刻，在生长季节必须将它们一直浸在一层浅水中，为了不让这层浅水流失，不仅要求秧田是水平的，还必须在稻田周围修筑一圈低矮的堤。所以，为了将水引入稻田，农民便在温暖的季节聚集在一起，合力挖掘引水渠。至于劳动力的投入量，我持质疑的态度。有一座山，十分粗犷，农民们经过辛勤的耕耘，硬是让这座山一面的深V型岩石峡谷彻底改头换面。在陡峭的悬崖下方，人们将大量的泥沙运往谷底并填充其间，然后在那里修建起阶梯式的梯田。这些梯田宽约二十公尺，上下两块梯田的距离达到一人高。引水渠十分低矮（能看到站在里边的小孩），沿着水渠，可以看到许多小洞口，那些和小孩手指一般粗细的水流，就是从这里流向桌布般大小的稻田！有一块稻田，是人们根据地势开垦出来的，它形同玩具，面积和一块桌布差不了多少，即便如此，农民们却在这里种了十九窝水稻！每窝水稻相距仅八英寸！

农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农田里耕作，使土壤的肥力得到了保持。在甘肃，粮食产量低，农民修筑了一种矩形的定形盆地，这种盆地有利于排除农田多余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比如泉水。泉水里面夹杂了一些来自农田的富含有机质的腐殖土，农民将它们提取出来，重新在耕地使用。池塘里的有机物质，也免不了随着溢出的池水流失掉，农民就在主沟周边开凿了与其相连的若干沟渠，将有机质拦截起来，再回收利用。生活在华北黄土地区的农民，干脆就在田地里挖一个土坑，在坑内积攒肥料，然后将其施入黄土地中。

中国的城市对沟渠的需求并不大，所以人们极少在城市里看到沟渠。在乡村，人们总是赶在天未透亮之前，就将船沿着运河开往城市。而当洋人慢悠悠地享用完早上的咖啡时，他们早已在水沟里忙碌起来，水沟里那些被洋人丢掉的东西，正是他们要寻找的宝贝——肥料。用城市清道夫来形容他们，再合适不过了。雨天过后，地面的坑洞、沟道里积满了黑色的污泥，他们就用水勺将这些污泥舀进水桶里，即便是阴沟里那些脏兮兮的东西，他们也会取走。除此之外，农民们还会带着篮子守在大路的两边，等待着经过的马车掉点什么下来。所以即使在一天当中，大路上有两百辆马车来来往往，它也能和公园小路一样保持着干净整洁。

对于自然资源，人类总是竭尽全力地加以利用，哪怕是再微小的东西也不放过。在海洋里，人们找到了许多可以食用的东西，使海菜成为餐桌上重要的食物，其中甚至包括手指般大小的贝类，它们被发现后，便源源不断地运往内陆。真菌也可以吃，下雨天是它生长的大好时机，在草地上往往可以发现很多。而红薯是穷人的主食。路边水沟里的小鱼，只有手指一样大小，人们照吃不误，即使要掏干水沟才能找它们，也丝毫不嫌麻烦。草莓总是在还未熟透时，便被人们从山谷里采摘下来，成筐地拿到市场卖。野草和树枝也难逃被割、被折的命运，那些用竹竿当拐杖，在户外寻找柴火的老人，就是它们的“天敌”。稻子和麦子的茎干可以用来当柴烧，是做饭时的必备之物，于是在收割季节，农民的镰刀总是紧挨地面将它们从根端割下，不会有一点儿的浪费。落叶总是被用心的孩子们捡起来。无论是烂掉的树干还是圆木，都会被人们利用起来。为了烧制砖瓦和陶器，人们会不辞辛劳地走上几英里的路，去寻找干草。而树木被砍光了以后，那些又远又难爬的山岗上的树根便成了人们新的目标，那里的植被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果树根尚存，兴许还有恢复的机会，但人们却将树根挖光，对于山岗来说，无疑又被脱了一层皮。某个险峻的山顶生长着松树，景色迷人，一个外国人向一个四川人问道：“是否觉得那里很美？”四川人说：“从来不觉得，要是山顶又高又峻峭，妨碍了我们上山砍树，哪还有心思去留意它美不美。”这下，外国人弄明白了一件事情：为何在西安、太原两地，当地火柴厂和外国火柴厂的木柴产量悬殊那么大，前者大约只有后者的百分之三十。

中国的烹饪技术在世界上是非同寻常的，不过，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普通百姓只关心吃的东西能否饱腹，而完全不会考虑自己的口味偏好。比如，人们吃蚕吐丝结茧后留下的蚕蛹；干不了活的牲畜都会被宰杀食用，像马、骡子、驴、骆驼、牛、猪等自然死亡之后，绝不会被遗弃。有位传教士一直都把死掉的小牛交给自己的厨师去安置，但此后他的小牛便频频夭折，于是，他把死牛放在碳酸水里浸泡后，再交给厨师，小牛死亡的现象随即就消失了。在广东的市场上可以看到卖老鼠和猫的。在洋厨师丢掉的厨余垃圾里，船夫也能找到吃的，有家禽的头、爪子和内脏，只进行了简单清洗后就下了肚。香港总督曾计划在香港开办制革厂，为此特意对本地猪皮的去向做了一次调研，结果发现，人们把猪皮做成一种“船上食品”进行销售。之前，香港九龙的村民染上了一种叫疥藓的传染病，这位总督便命人将染上传染疾病的狗消灭干净，但他很快发现，作为一名英国殖民地的总督，实在不该有此决策，因为即将遭到“屠杀”的是村民们的“口粮”。

在丰收季节，田里的庄稼一定会被农民收割殆尽，连剩下的短桩也会被寡妇和孩子连根拽走。哪怕一天的收获只有一把是勉强填饱肚子的麦穗，他们也会很知足。为了生存，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在香港，衣衫褴褛的妇女们背着婴儿，挤在水路的两边，等着苦力在把货物运往大帆船的途中，掉下来一些有用的东西。一些人则守候在运粮车经过的地方，一看到袋子里有大豆、大米掉出来，他们就拿着刷子和篮子去捡。几十名妇女在打包粗糖的码头忙得不亦乐乎，卸糖的地方有六十个，搬运工的身后也有一大群，他们个个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可能会掉出糖来的口袋。搬运工们光着脚扛着糖袋，在驳船与包装点之间忙了两个小时，一路上灰尘扑扑，搬完最后一袋糖之后，妇女们便马上涌了上来，一会儿工夫，掉在地上的糖粒，甚至尘土都被她们清理得干干净净。

不过我听说，比起捡落物，人们更乐于直接去偷。夜晚成了京汉铁路失窃的高峰时段，人们丢掉的螺丝钉和盘子数目惊人，一年下来，盘子至少不见了一万个，而螺丝钉，平均每个月就有六万个被盗！它们会被做成各种工具，比如剃须刀、剪刀、锄头、犁铧。铁路厨师也会做一些小偷小盗的事情，他们会想法子留一些肉汤，卖给窗外的流动商贩。此外，他还会打那些用来款待客人的茶叶的主意，为了掩人耳目，他每次只拿一点，等攒到价值一英镑时，他就把它们卖出去。为了摆脱饥饿的困扰，就算薪水再微不足道，也能让这些人们全力投入，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从沿街的各类手工作坊不难看出，当代中国还停留在手工业经济的时期。工匠的类别很多，有铁匠、铜匠、银匠、木匠，还有雕刻象牙、琥珀、乌龟壳、玛瑙和玉等的雕刻匠，以及用亚麻、棉花、丝等做编织活的编织匠，此外，还有做藤杖、羽毛、石蜡和漆的工匠。工匠们长年累月地在自己的作坊里，辛勤地制作手工品。而在工业机械化的美国，工资计件，工人们会共同协作劳动提高生产效率，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热情。而相比之下，中国工匠们的内在动力有限，压力之下的焦虑情绪十分明显。

此外，人们有目共睹的是，一些从事特种行业的劳动者，其生命健康也正在受到威胁。西江踏车匠明显地感觉到，在对轮船的后轮施加助推力的过程中，自己的寿命变短了。在中国，家具基本都是纯手工打造而成，因此，锯木匠的生命损耗非常大。大理石匠、纽扣匠、还有弹棉花的、碾米的，他们的劳动都无异于在慢性自杀。对那些从事高强度体力活的搬运工、轿夫以及黄包车夫，医生们的判决是：搬运工的寿命不会超过五十岁，而轿夫和黄包车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疾病缠绕，这使轿夫最多能干八年，黄包车夫顶多能干四年。轿夫和搬运工在劳动时，肌肉会紧绷起来，这是由肌肉血液的持续回流引起的，长期如此，就会得静脉扩张和动脉癌。此外，长期负重也会引发心脏病，在福建，一位女医生在给十多个搬运工患者看完病后发现，只有两个人没有心脏病。

广州是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那里看不到汽车和力畜，但大街上随处可见搬运工，就算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也能察觉到，因为他们愁苦的形象实在是太明显了：脸上毫无血色，眼睛和下颚都往里凹陷，嘴张得很大，看上去毫无活力，这些都反映出他们早已精力衰竭，疲惫不堪。他们每天要搬一百至二百旦的重物，干活的时候，他们努力打起精神，边吹口哨边跑，样子和小狗差不多。干完活，他们就像死尸似的，低垂着脑袋，无精打采。种种迹象显示出，他们的生命活力就像动脉喷射般在逐渐消失。再过几年，他们的状况会更加糟糕：脸上爬满了皱纹，就像戴了一副硬梆梆的面具；小腿因为静脉扩张成了血红色，而小腿静脉则醒目地向外凸起，跟大绳子一般粗，看得人心惊胆颤；肩膀和脖子上长满了一种白色的厚茧。一些孩子十一二岁就开始做搬运工，如果一个八岁的孩子失学在家，也会出来干活。

这些社会现象生动地展现了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普通百姓是如何求生存的。铜钱是中国流通范围最广的一种货币。尽管一文钱只有一美分的五分之一，但依然无法满足中国人的需求，因为一文货币的数量太少了。所以，有些省份自创了一种矩形的小额铜币，面额等于半文铜钱。一家制作器皿的西方公司，只有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研发出价格低廉的产品，才有可能要让自己的产品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英美烟草公司推出了一种单价二美分，一包二十支的香烟。美孚石油公司成功地靠出售一种十一美分的灯和八点五美分的灯草，收获了一百万美元的利润。顺便提一下，奇妙的是，和美孚石油公司同台竞技的亚洲石油公司，却在这次竞争中败下阵来，他们设计的灯不太符合中国人的喜好。为了迎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商人们在安排零售商品的配额时，竟然出现了二立方英寸的豆制品、十五粒烤豆、四颗核桃、五颗板栗、二十粒甜瓜籽，份量小得惊人。卖甜瓜的摊主把甜瓜摆在两块木板做成的货摊上。肉摊的摊主用稻草将小份牛肉、鸡内脏、一条和沙丁鱼有些相似的鱼绑在一起，递给户主。如果想了解一个安徽人“靠什么谋生”，更地道的问法应该是“吃哪碗饭”。一般来说，感谢主人精心准备的美味佳肴，是宾客离开时惯常的致谢词。80%的中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话题便是食物，这是观察家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发现的。

食物来之不易，安逸的生活环境也同样难求。在城市，我常能在那些空气污浊、肮脏不堪的小巷子里，看到苦力头枕砖头，身披薄被，睡在一块木板上。华南某医院收到了一位美国慈善家的捐赠——一批足够全部床位使用的床垫和弹簧。谁知第二天一大早一看，这家医院的病人因为睡不惯软床，都躺在地板上过了一夜。对于他们来说，一块木板，一张草席就足够了，太好的床，他们反倒不适应。

为了求得生存，人们绞尽脑汁，想尽各种方法挣钱。据说，有人为了谋生，化身成“鸡妈妈”，利用自身的体温来孵化小鸡。一些地方的人为了捉害虫，发明了一种捕虫的圈套，它是用又细又小的竹节做成的，底部被涂抹上了一层香料，人们把套圈放在起居室，等待被香味吸引的害虫。最近，四川就出现了一种新行当：有人挨家挨户地将套圈上的害虫清理掉，再用新的香料更换旧的失去效力的香料，服务费是一美分的百分之五。

艰辛、紧迫的生存斗争，使大部分人的生活极端痛苦，“生活”对于在他们来说变得毫无意义：在一个广东西江的船夫看来，失去一个生命是无所谓的事，因为人已经够多了，所以，他无视旁人的质疑，让一个病人在岸边自生自灭；在大街上，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个弯腰驼背、枯瘦如柴的麻风病人，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拿着篮子，沿街乞讨，那条拥挤不堪的街道只有六英尺宽，他已经变形的身体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即便如此，他也只讨到了四文钱；广州有一个麻风病村，那里的麻风病患者每天能从当地政府领到二文钱的求助金，但这点钱最多能买两碗熟米饭，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只有出去乞讨。

有些情况糟糕的人甚至故意犯罪，就为了能到监狱里吃上一顿饭。前段时间，淋巴腺鼠疫在华南地区的一个港口猖獗起来，每到夏天，就有将近一万人死于这种疾病。一位外国海关高级专员目睹了这一切后，打算和中国官方联合起来，对那些鼠疫盛行的港口城市，实行定期隔离检疫，从而使鼠疫得到有效的遏制。但是，统治者满族人并不买账，拒绝了这位高级专员的提议，他们的理由是，要将如此之多的中国人分开隔离，并安置到新的居住点，比登天还难。于是，那位高级专员不得不放弃之前的计划。去年夏天，那座港口城市又遭遇了一次鼠疫，它如野火般席卷而来，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但这仍然没有使满族官员从无知中觉醒。可怕的是，对于死亡，许多人却持这样的观点：得瘟疫死得快，这比被饥饿慢慢折磨死要好得多。但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事实是，相比因饥饿而死，因得病而死的人要少得多。

巨大的生活压力会使任何一个遇到失败和挫折的人，彻底丧失振作起来的机会。听人说，工作上的错误或能力不足都将成为一个雇工被解雇的原因，解雇可能意味着永远失业，这时，饥饿袭来，雇工的生存就将面临着极其残酷的考验。对于美国人来说，失业并不可怕。但中国人很害怕失业，他们对此怨声载道，充满了敌对情绪，这也间接地减慢了人口的增长。因此，每个中国人都会竭尽全力地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不过在中国，家族和汉族人的生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人会对一个已经和家族、行业和家庭分离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即便他遭遇了极为惨重的失败。所以人们不会单枪匹马地出来闯荡，因为个体总是难逃破产的命运。学生们的行动通常都是一致的，无论是罢课、游行，他们都是集体出动。哪怕这样的行为在有些聪明人看来即愚昧无知又不合情理，他们也绝不会指出这一点，因为之前的经历教给他们的生存法则是：“任何反对集体的言论都会给自己带来饥饿的麻烦。”明白这一点，或许就不难理解，学生的集体活动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在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里，有这样一种习俗，那就是与其费尽心思去谋求一份差事，还不如求助于那些有权势、威望高的亲属，因为从后者那里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同时，那些拥有职权便利的官员、兵工厂督办、大学行政官员，也深谙这种道德准则，许多好差事便像礼物一样从他们的手里分发出去。

无论如何都不要发生冲突，这是中国人共有的观点。因此，即便有一方是错误的，他们也会做出让步，并对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加以批评，以防止纷争的发生。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他们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是十分明智的。当一艘拥挤不堪的轮船即将沉入水中时，船上的每个人都在努力要求自己：不要去为水面上仅剩下的立足之地而争抢，而要选择默默无言地承受。

物质至上，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价值观。他们在对一个陌生人做出评价时，第一反应就是考察对方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在祭祀用品方面，他们极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一系列纸制品替代真正值钱的东西来焚烧给死者，比如用在坟墓前烧给死者的纸钱来取代真钱。相比精神上的愉悦享受，他们更青睐于得到物质方面的好处。他们判断祭祀或祭坛是否有价值的唯一准则就是，它们能不能让人走运。比如，有一些小神龛，本来已经破旧不堪，毫不起眼，但当人们在它们面前许下的愿望得以实现之后，它们就会被加倍推崇和赞美，祈福的人还会在它们四周放些物品，以示感谢。但当人们虔诚地向神像祈求降雨后，旱情仍无缓解，人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将神像毁坏。中国人急功近利的民族特征是十分鲜明的，但对于这一点，那些和他们关系亲密的外国人始终保持着缄默。不过，在极少部分受过基督教和佛教思想洗礼的中国人身上，却也能看到一些理想主义，他们对未来心存高远的希望，脸上闪耀着不惧死亡的光芒，就像圣徒一样。当然，这些不必为吃喝发愁的极少部分人，其影响力微不足道，无法改变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因为大多数人，必须要为明天的口粮而进行残酷的斗争，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他们不得不选择物质至上。

贫苦的人们为求得生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到底有没有繁荣经济，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呢？关于这个问题，一些社会学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事实完全相反，因为能促使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是发明和创造，但在中国，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们的生存竞争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微乎其微，它的影响是静态的，同时还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中国人为什么会如此贫穷呢？如果继续套用之前的常规理论来阐释这个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首先，中国人的贫穷和资源匮乏无关，因为他们生活在世界公认的地大物博的地方；其次，中国人的贫穷也不是因为懒惰导致，恐怕再难找到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这样吃苦耐劳。而中国人在文化艺术等领域的造诣，无不显示出他们的创造力和智慧，这也充分说明，智力绝不会成为使他们变得富有的障碍；此外，中国人勤俭、节约，没有互相攀比的习惯，因此并不会陷入讲究排场而浪费人力物力的泥潭。当然，抽大烟以及赌博给很多中国家庭带去的毁灭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就算中国人没有这些恶习，他们也不可能向西方人一样富裕。所以问题的根本也不在此。

那么，是否和政府的压榨、侵夺有关呢？不，政府从来没有给民众带去什么，又怎么可能从民众那里得到什么呢？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四倍，但即便在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也才达到美国的百分之二十，因此，压制根本无从谈起。制度健全是经济繁荣的必备条件，其中最基本的两条便是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安全。让人毋庸置疑的是，尽管在中国，保障工业安全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地产和财产却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阶级剥削也不是人们贫困的原因，富有者只在城市占据了很小的比例。如果一个人走出城市，只需再步行十几天，便很难看到高层建筑、舒适的生活环境、绚丽的服装以及豪华的设备，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个乡村，它们零散独立地在广袤的土地上分布开来。在乡村，村民虽然仍然面临着残酷的生存斗争，但他们从不用对谁感恩，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耕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那么，中国人贫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和一种生存方式有关，所有中国人都在追求这种生存方式，而它正是导致中国人贫困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引导着原本智慧的中国人，失去了理智，毫无顾忌地繁殖人口，从而被贫困捆绑？是什么使人们不间断地辛勤劳动，陷入为生存而斗争的水深火热之中，使中国人的生活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这或许要从了解中国人的家庭结构入手。

中国人极其重视死者的灵魂归属，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到达天堂后，一定会无依无靠，处境悲惨。所以，他们规定一年当中，要专门为先辈举行两次祭祀仪式，目的在于给祖先烧些纸钱，使他们有钱花，不至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不过，烧钱一事必须有后辈中的男性来执行。孟子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的“后”当然指的是儿子，所以，人们渴望生儿子，并且认为，多子多福。此外，中国父母享有为儿子安排婚姻大事的特权，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尽快帮儿子找到对象，组建家庭，并帮助儿子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或许和中国人不够长寿有关。儿子还不到二十一岁时，父母就为他娶媳妇，婚后，小两口继续和父母共同生活。只有在学会生存以后，儿子才能离开父母，自立门户。而在美国，如果年轻人不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是不会考虑婚姻的。本来，对于生育问题，能在了解过自身的经济条件后再做出决定，是非常有必要也很有好处的。但在中国，儿子的婚姻大事完全由父母一手操办，他们对自己的婚姻从来没有发言权，因此，更别谈自主决定其他的事。通常，在二十个、十个或者五个大学生中，就一个是结过婚的，而许多人刚大学毕业时，就成了父亲。

在中国人的婚姻中，要求男大女小，因此，男孩结婚早，使中国女孩也嫁得早。出嫁时，她们的平均年龄也就十六七岁，十五岁就嫁人的也有。不过，在一些受过国外新思潮冲击的城市，女孩嫁人的年龄在往后推迟。由南往北看，汕头是十六到十八岁，重庆是十七到十八岁（之前是十四五岁），北京是十八岁，而上海和武昌两地则达到二十岁。此外，学校也将结婚年龄推延至近二十岁，但是，在两千个女孩中，却没有一个人去中学读书。北京的学校大概在两年前，就对在校生的结婚年龄做出了这样的规定：男生必须满二十二岁，女生必须满二十岁。

即便如此，实际情况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如果不把妓女计算在内，所有女孩基本在二十岁都嫁人了，而百分之八十的男青年在二十岁时也都娶了媳妇。这样看来，东方的人口总量起码是西方人口总量的三倍。尽管就家族的大小而言，美国人的家庭不见得比中国人的小，但美国人口比中国人口少：在美国，见得最多的就是三代同堂；而在中国，四世同堂的家庭比比皆是。美国人生儿育女，会受到一些必须考虑的因素的影响，但中国人没有这层顾虑，纽带般牢固的家族关系，或许是使他们家庭成员众多的原因之一。除了敬祖，在中国人的传统伦理观念里，还有养儿防老的说法，因此，中国人收养的小孩子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美国人的想象。所以，当穷人无力抚养自己的子女时，家族中与其关系亲密的亲属极少拒绝收养他的几个子女。而膝下无子的夫妻，更是对儿子望眼欲穿。上海当局为此愁得焦头烂额，为了得到一个儿子，上海的一些夫妻甚至和人贩子打交道，参与拐卖男孩的罪恶交易。此外，家族中的穷困者，往往能从死去的亲属成员中得到其遗留财产的资助。所以，以上种种因素，就像英国的《济贫法》给予穷人生存保障一样，激励着人们不间断地繁育后代。

养育子女对于美国的父母来说，是一份家庭重担，相比之下，中国的父母则要轻松得多。不过，在子女回报方面，中国父母的渴望却比美国人更加强烈，他们希望从儿子那里获得更多的好处。中国人之所以如此信奉养儿防老的观念，是因为他们并不像美国人一样，拥有大量储蓄、投资的机会。因此，男婴将得到全力呵护，绝不会像女婴一样不是被淹死，就是被卖掉。在中国，男子无论在家里还是社会，都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但尽管如此，就算是一名四十岁的中年教师早已有了妻儿，每个月也依然要履行自己的赡养义务，将工资交给父亲。人们会对那些儿孙满堂的人表示敬意并送上祝福，而那些只有一根独苗的家庭，是值得怜悯的。

也就是说，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是家里有没有子孙。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就形成了这样的价值评判标准：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子孙，其次才是受教育的情况和经济条件如何。在古代，每个人的生存空间还没有遭到残酷的挤压，所以这个标准尚有存在的土壤。但到了现代，庞大的人口将原本富饶的土地吞噬殆尽，生存变得更加严峻。但是，人们的观念却没有与时俱进，人们依然沉迷在祖先崇拜中，那些有众多儿孙参与的葬礼，总是让中国人眼红。他们认为葬礼上出现孙子、重孙，是死者极大的福气。

所以，人们不遗余力地繁殖子孙后代。据说，在广东，哺乳期的妇女为了使生育间隔期变短，以生育更多的孩子，便让奶妈给婴儿喂奶。如果小孩过多，西方国家的相关机构可以代为抚养，而父母也乐意这么做；但中国人绝不会轻易把男婴送人，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抚养能力，只要有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放弃，除非到了极其艰难的境地，他们才会考虑送养的可能。香港有三十二万人口，一些父母在暂时无力抚养小孩时，会将他们送到这里的一家慈善医院，直到处境好转时，再将其领回。真不敢想象，若一个美国人要在这里开办一所儿童之家，需要具备怎样的气魄。如果美国富人的妻子不能负担更多子女，他便不能随意生育，收养也是不允许的。不过，在中国，由于小妾拥有法律认可的地位，中国男人便可以通过纳妾来生育更多的子女，于是，中国的人口变得越来越多。而在美国，那些已经三十岁至三十五岁的妇女，却有近百分之十七依然单身；但在中国，一千名妇女中找不到一个没有结婚的，换句话说，基本所有妇女都没有让她们的生育能力白白浪费掉。

正是以上各种因素，导致中国人盲目地生育后代，而这是以丧失经济发展前景为代价的。中国人的生育习惯，使环境的承载力逐渐变弱，但这一状况似乎丝毫没有改变的曙光，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如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一样的人物，去唤醒执迷中的中国人。在中国人的信仰里，不在乎国家的过错，他们坚信家庭的作用。同时，他们希望把这一信仰传递给那些自由的美国人，告诉他们孝道的重要性和如何建立正确的两性关系。不过，有一条政治经济学法制是这么说的：“人类生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的增长速度。”想必那些中国思想家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而一些中国学者要是从美国人口里听到这条法制，也一定会找出一些谚语自欺欺人地说：“一碗饭和两碗饭，没有什么不同”，“小鸡迟早会有的”，“要是只有一个儿子，肯定会饿死的。”此外，为了说明人口多少并不是影响生活水平的因素，他们还会说，相邻的两个村庄，大村人口比小村多，但是大村却比小村有钱。

假如人类毫无顾忌地繁殖后代，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大自然便会对人类施以报复，增加死亡率，以使其与出生率对等。中国人令人怜悯之处在于，他们的高死亡率并不是出现在成人阶段，而是出现在婴儿时期。相比夭折的婴儿对人口数量的影响，那些因为饥饿而死去的成年人的影响则微不足道。婴儿的高死亡率让人难以置信，有些人生育了七个，甚至十二个孩子，都无一幸存；有些人生了十一个或十二个孩子，几乎死了一大半，剩下二个或四个活口。这种情况随处可见。一位传教士在他居住的地区，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十个婴儿中，顶多有一个可以活下来。迈克卡莱特，一位在重庆生活了二十年的博士，他了解到那里很多婴儿活不过两年，婴儿死亡率大概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五。一九零九年，在香港开展过的一次出生率的调查显示，有百分之八十七的婴儿活不到一年，就夭折了。在台湾，日本人组织了首次人口普查，他们发现中国人的小孩中，有百分之五十活到半年就死了。如此高的死亡率无不让人感到震惊。

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贫困，而是婴儿羸弱的体质。也许，这跟营养匮乏的母亲有很大的关系。此外，中国母亲育儿知识的空白，也在无形中成了高死亡率的帮凶。她们不了解牛奶对婴儿成长的重要性，因此不会给婴儿喝牛奶，这就使婴儿一出生就面临营养不足的处境。然而，即便有些妇女在喂养婴儿的过程中使用到牛奶，却是错误地把牛奶混在熟食中。她们还把一种很难消化的蛋糕喂给婴儿吃，很多娇嫩的婴儿就死在这些对育儿一无所知的母亲手里。不过，从某种角度上看来，这类人口的死亡显得非常必要，因为它能促使食品需求趋于平衡。许多医生都觉得，应该成立一个医疗宣传队，然后把母亲们召集到一起，教给她们必要的育儿知识，对于医生们来说，这是他们必须担负的艰巨而庄重的职责。

不过，造成婴儿高死亡率的直接因素是经济压力。女儿嫁出去以后，就成了丈夫家里的一员，对于女方家长来说，在女儿身上得不到任何利益，因此，女孩向来被视为家庭的负担。不过，如果家里没有儿子，父母就不得不投靠女儿，去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明白了女孩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女婴，一出生就被处死。在一些大家庭中，许多女婴的死亡则和缺少照料有关，因为即便家里有了男丁，父母对儿子的渴望依然强烈，女儿的到来无不让他们感到失落。有个人家在湖北，他死了两个女儿，在谈到她们时，这个人说：“我的负担没有了。”此外，食物的品质不够高也是导致婴儿死亡的一个因素，很多孩子发育缓慢，无论是体质还是身高都不符合他们的实际年龄。高密度的人口带来的如湿疹、猩红热这样的疾病，也夺走了许多孩子的生命。

不过，人口问题带给成年人的，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物资的贫乏，还有寿命的缩短，他们平均比美国人少活十五年。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空气、土地、水源，甚至田里的农作物都渐渐被污染，但对于环境的变化，人们却丝毫没有察觉。他们也缺乏未雨绸缪的意识，从来没有想过在丰收年，储蓄一些多余的粮食以防止荒年的来临。诚然，每个中国人的内心确实烙印上了诸多道德准则，他们尊重他人、讲仁义、重孝道、待人谦和有礼、诚实守信、做事勤劳，但由于他们的一生几乎都在为繁殖后代而不懈努力着，所以他们仍然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他们冬天穿粗布蓝棉衣，夏天只在腰上系了一块布来遮住下身，而小孩干脆什么也不穿。他们住在简陋的泥草房里，由于没有烟囱，烟雾把墙壁熏成了黑色。凳子是用粗劣的木板做成的，泥炕上面放一张草席就是床。窗户的透光性很差，餐桌和地板也是脏兮兮的，猪和家禽互相追赶着抢夺地上的饭粒。屋子里看不到任何养眼的事物，比如窗帘、墙纸、桌布、地毯或者装饰性的摆件；室外没有用来美化生活的花草、树木、木楼。日常生活也毫无情调可言，他们没有藏书和图册，也没有看报纸、听音乐、参加体育活动的习惯，他们不知道何谓节假日，也从不举办什么聚会。而随处可见的是那些光着身子的小孩，他们看起来惘然若失，要么散漫地躺着，要么就在泥土里来回爬动。这些孩子使穷人失去了理智，在他们眼里，孩子比任何财产都要宝贵，为了孩子，他们不惜丢掉一切。在安徽，一个统辖地区达十一平方英里的首领，在报告中提到，当地总人口达一万四千，每平方英里有一千二百人，每英亩二人。在山东，尽管很多土地尚未开垦，但每平方英里也达到了七百人。这是不是说明，无论何时何地，中国的人口都处于饱和的状态呢？事实并非如此。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饥荒，使山西省的人口锐减了百分之七十，只有在那些断瓦残垣和冷冷清清的旷野中才能找到人们留下的痕迹。而当时的山东则是一个人口大省，当铁路开通到省会城市太原以后，山东人便向山西迁移。陕西省也有过和山西相似的遭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回民起义，夺走了五百万人的性命。一九零零年的大饥荒，又使该省的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在甘肃、云南、广西（注：广西此时沿袭清朝称省）等省，看看那些杂草丛生的荒地，就可以想象农民起义和之后爆发的大屠杀，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总量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大量丧失的人口在短时间内难以复原。在江苏和浙江，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永远无法终止。

为求生存，中国南方各省有近一千万人选择移民海外。其中，隶属华南战区的广东和福建两省，出现了一股移民潮，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加尼福利亚州成为移民的首选，其次就是一些东南亚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荷属帝汶以及新加坡、菲律宾、缅甸、锡兰，还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在移民国家的行列中。人口大量移民，缓解了两地的人口压力，从而使经济得以恢复。而移民们将自己在海外挣到的钱源源不断地寄回、带回家乡。在第一批广东移民在加利福利亚和新加坡定居后，广东的一些侨乡地区，近几年又收到了九百万美元的海外资金。在福建沿海地带的乡村，一些富裕起来的移民回到家乡后，纷纷盖起了地基牢固、砖瓦精良的瓦房，修起了宏伟的祠堂，还用砖石铺设了人行道。这无不令人惊叹。在福州三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树木繁茂，山里经常有老虎出没，人们曾经在那里开辟了耕地，而如今便任由它们荒芜了。

至于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人口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对当下中国的局势进行一番分析后，是可以预见的。在现代社会里，中国即将产生一个效仿西方国家的政府，如果社会矛盾的缓和还无法扑灭起义军的战斗火苗的话，那么现代化军队就会将其镇压。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形成以后，中央专制政府便可以组织赈灾事务，将余粮输送到那些遭遇饥荒的地区，帮助灾区民众渡过难关。人们开始抵制危害人体的鸦片。当人们不再感到局促不安时，就会推倒那些把城市和外界隔离开来的城墙，人们的活动将不再局限在狭小的空间里，城市得以向外延伸。公园会有的，宽阔的马路会有的，城市管道建好后，自来水也会有的。一些在大学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疗队，致力于疾病的消除。所有健康的地区官员效仿如今的香港官员发动灭鼠、灭蚊大战。为了防治传染病，医生们将会尝试多种方法，如医院隔离、检疫隔离、血清隔离。而护士们则会在全国各地向母亲传授育儿知识，并极力推广牛奶的使用。当前，一千个中国人中有五十到五十五人死亡，但如果中国社会能够发生上述的变化，高死亡率将会大幅度下降至一千人中死亡二十人，这个数值和现代化日本的水平一样。

回到当下，中国要降低婴儿死亡率，使其与日本处于同一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现在，中国婴儿的残废率比美国多三倍，高达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六十，除了俄国部分特定地区以及加拿大的法语地区，在白人国家中，再也找不出一个能和中国抗衡的。造成中国婴儿高死亡率的因素还将长期存在。毫无疑问，在这个世纪，中国人的诸多恶习，如敬祖、早婚、妻子地位低下、热衷建立大家庭等，都将逐渐被摒弃。不过，尽管习惯的改变有助于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延长了寿命，但他们仍然按照东方人的生育习惯，在高效率地繁殖人口。每年人口增长的速度将大于百分之二，因为在死亡率只有百分之二十时，出生率就比死亡率多出两倍。粮食供应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即便将科学技术引入农业生产中，也很难扭转这一状况。要求得生存，出路就是移民。日本政府现在面临的麻烦，就是当初大批量地将民众迁移至朝鲜以及中国东北造成的。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多余的人口将大规模地向海外移民，其数量会是日本移民的十倍。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纸质媒介的传播，近百分之三十的成人可以从阅读中获取资讯，而即便是最偏僻的村庄也能通过报纸掌握世界的发展动向，因此参与移民的省份也将从二个增至十八个。西南亚、中亚、非洲、墨西哥、中南美洲都将迎来蜂拥而至的中国移民，就连历史悠久的欧洲，也会出现黑发的面包追求者。到时，“怎么和中国人相处”这个曾经困惑过美国加利弗尼亚、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南非居民的问题，将变成全球性的问题。

第五章　工业发展现状

西方人把以“中国人”为主的黄种人对白种人构成的威胁，称为“黄祸”，它从三个方面显现出来，其中情势最紧迫、也最现实的是：如果中国人在掌握了西方的知识以后，将其运用到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节约，就会影响到西方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会使西方人的高收入受到威胁。到时候，西方国家的人们就很难像现在这样过着闲适的生活了。要阻止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西方国家就一定要联合起来，在统一方针的指导下采取一致的行动。此外，“黄祸”的第二个方面是指军事：东方如拿破仑·波拿巴式的军事领袖，将带领黄种人的现代化军队向西方列强宣战，毫无疑问，胜利的一方必定是这支规模巨大、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甚至，他们还会迅速向整个欧洲进发。不过，西方人对“黄祸”军事方面的猜想，显然过于理想化，一些来中国考察过的人，或是对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有所了解的人并不这样认为。西欧人好斗、崇尚武力，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这些特征，年轻人之间发生冲突，不会随便动手和人比试，而是像女人般用脏话来攻击对方，就算打斗起来，他们肯定不会向对方的要害处下手。苦力们一旦争吵起来，极少使用暴力，多半互相谩骂一阵便作罢。

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天性尚武的特征就显得更加明显。日本人刚从军事封建主义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尚武精神并没有消失。新加坡为了避免传染病的扩散，对三千名中国人和三百名日本人进行一次隔离检疫。隔离期间，日本人常常滋生事端，比如，吃饭时，日本人要求排在中国人的前面，显然，中国人只要稍加反对，就能让日本人打消这个无理的念头，但他们却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如果以此认为中国人胆小软弱，就有些草率了。事实上，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种勇敢无畏的精神，他们之所以选择委曲求全，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动武是一种愚笨的行为，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生活在马来半岛上的人，一定会留意到中国人在动乱中的表现：在一片嘈杂声中，只要领导者举手示意，所有人都会停止喧哗，用心聆听领导的每一句话。中国人不会像日本人和东印度人那样，随时随地爆发骚乱，他们在同胞面前绝不会随意发泄情绪。

比起旧军，新军的进步确实不小，但其作战能力到底怎么样呢？或许从下面这段对话中，就能找到答案。一个美国人问几个后备役士兵：“你们觉得当兵怎么样？”那几个人说：“不错。”美国人接着问：“要是打起了仗，你们会怎么做？”“哦，我们可以跑掉啊，朋友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一个士兵回答道。这支新军的诞生和仇恨有极大的关系，由于旧式军队在和西方军队的战争中，吃尽了败仗，自以为是的中国统治者为此万分苦恼，于是训练了一支新军，试图向西方人发动还击。然而，在中国人看来，新军不具备进攻的能力，最多能起到一些防御的作用。对于求胜，士兵们的欲望并不强烈，从他们茫然的表情就能看出这一点。这些身穿黄色卡其布军装的小伙子来自乡村，透过他们规规矩矩，没有武力倾向的言行，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质朴。事实就是如此，在日本农民身上，能看到军人般的英勇气魄，而在中国士兵那里，只有农民的顺从和忍耐。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尚武精神，和他们思想里的一种坚不可摧的信念有关：在中国人看来，公理或天理是胜于强权的，无论遇到什么问题，“理”会帮助人们抚平一切。所以，中国人在面对欺辱时，只要还能看到一丝和平的希望，他们就会竭尽全力地维系；而在富国方面，中国人更愿意依靠自身的努力使国家变得富强，也不要用武力使他人屈服来实现这个愿望。如果要重新激发起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就必须让他们经历一连串大的触动，从而撼动这些信念。

“黄祸”的第三个点是指在工业领域里，东方人将战胜西方。中国人口众多，人民又勤劳又有智慧，生活水平低，有人以此推断，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成为一个工业大国，那些物廉价美的中国制造，如钢铁、轮船、机器、家具及纺织品等将源源不断地涌入中立国家，然后将西方国家挤出那里的商品市场。同时，一番激烈的争斗、对立和磨合也将在中国工厂主和白人劳工之间发生。最后，为了保住饭碗，白人劳工将被迫接受中国人拟定的工资。对那些西方工业强国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但他们却对此束手无策，无论是实施限额移民，还是启动关税壁垒，都无法使本国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毫无疑问，没有哪个国家的工厂主可以抗拒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在上海，缫丝厂女工每天干十一小时的活，领到的日薪只有八到十一美分。当然，上海的工资水平和内地比较并不算低，工厂主们发牢骚说：上海的工人经验深，阅历丰富，不会任人宰割。一个在汉阳钢铁厂工作的普通工人，月薪是三美元，与之相比，那些在美国南芝加哥钢铁厂工作的斯拉夫人，则要幸福多了，虽然他们还是新手，却拿着十倍于前者的月薪。在汉阳，一个熟练的机械修理工的月薪也只有八到十二美元。湖北宜昌离长江口有一千英里，那里有一座煤矿，每天，矿工们要扛着煤在矿井和河岸间不停地往返，一个来回就是三英里，而一袋煤的重量有四百磅，报酬以袋计，扛一袋煤就有一美分。一天下来，矿工们平均能扛十袋煤，能挣十美分。但除了一日三餐的开销，就只剩下七美分了。即便如此，矿工们也不得不每隔一周，就要停下来修养几天，因为劳作时，他们每天都要在高出膝盖的深水里，浸泡十一个小时，双腿由此变得又肿又胀。矿工们的低工资导致了宜昌的低煤价，每吨煤也就能卖三十五美分的价钱。四川成都的劳工，每月的收入是一点五美元，全部生活开支都在其中。四川一些体格强健的苦力以抬轿谋生，一个人半天只能挣四美分；西安的苦力一天就挣三美分，这还包括生活开销，一个月下来，每人顶多能挣八十美分；在山西，一些人以帮人收割庄稼谋生，他们每天能有四到十二美分的收入，长工在雇主家做活是包吃的，年收入有五至六美元。总而言之，无论在中国的哪个地区，都能用八到十五美分的工价，雇到大批主动应聘且素质优良的劳动力。

中国在劳动力方面的巨大优势，是她即将迎来工业大发展的一种征兆。而中国在工业领域的异军突起，好比在地球表面的隆起的大陆板块，将对当今的世界贸易格局重新洗牌。西方人要深入了解中国工业的前景，可以去看看中国工业的现状。二十年来，四十六个缫丝厂在中国拔地而起，仅上海一地就拥有三十八个，七八个生产纱绒的棉纱厂，产品供应给当地的手工织机；还有两家毛纺厂，专做士兵的呢绒制服。上海工厂密集，有生产玻璃、香烟的，也有制造肥皂、牙刷以及面粉的，都是一些民族工业。汉阳钢铁厂的职工人数现达到五千名，上千家工厂将开采的矿石和煤供应给该厂。早在一九一一年，汉阳钢铁厂就有了海外贸易，当时与其签订贸易合同的是一家美国钢铁联合公司，据合同要求，在之后的十五年里，汉阳钢铁厂每年都要将三万六千到七万二千吨生铁运往美国。现在，该厂的规模在逐步扩大。

这些生机勃勃的工业景象让一部分人觉得，中国工业迅猛发展的时期要来临了。当然，由于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还不能随意对这种发展将给白种人的利弊加以判断。不过，如果人们在分析某种现象时，善于抛开浮于表面的东西并进一步探究其本质，就会发现，起码还要经过几代人的打拼，中国才会成为工业大国。因此，现在中国工业不会再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呢？

首先，在国内商品供需还未达到平衡之前，中国企业就不会向国际市场进发。如今，中国人的平均购买力还不到美国人的百分之十四，因此，中国市场比美国的商品市场大一倍多，假如把中国人每年需要的棉织品铺成一条毯子，其长度绝对可以达到月球，而宽度也有六十英尺！另外，东亚商品市场扩大后，中国国内市场对那些廉价商品，如纺织品、服装、餐具、钟表以及梳妆用品的需求更加旺盛，于是，他们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民族工业上。所以，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白人都不必为中国制造品席卷南美洲和非洲市场，并对白人国家的贸易形成威胁而忧心忡忡。其次，由于劳工的技能和素质有限，中国商品价格和劳工工价之间的悬殊一直存在，通常是商品价格越高，劳工工价越低。而中国劳工要达到德国及美国劳工那样的技术水平，还需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间断地学习知识，掌握技术，并习惯工厂的环境，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华北某官办铁路公司，主营桥梁建材，这些桥梁建材大都来自欧洲，桥梁横梁筑在运至建桥工地之前，就已经配好套、打好洞，散装出售。虽然中国劳工的工价只有比利时劳工的百分之二十，但从比利时进口一架铁桥的价格，远低于中国人自己建造所需的花销，也就是说，现在，把五个中国工人的价值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比例是钢铁工人的价值。由此不难看出，至少要在几十年后，中国劳工的水平才有可能追上现代西方人。

中国较发达地区和美国落基山东部地区的面积不相上下，但前者的铁路总长度还不到七千英里。事实上，在交通方面，中国绝大多数地方都有极好的发展前景，这完全得益于中国高密度的人口和集约型农业。所以，只要善于经营，高于现在十倍的铁路历程一旦建成，其产生的高额利润一定会令投资者振奋不已。进一步说，只要中国能将国内多余的资金集中起来，加大铁路建设的力度，不出三十年，就能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铁路网，实现供需平衡。铁路建设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在当今中国扮演着重要的时代角色，不过，除了开通商口岸的一些人，能敏锐地察觉这一点的中国人却是凤毛麟角。所以，中国人觉悟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铁路工业迎来曙光的那一天。李鸿章时期，在修建铁路和开采矿产两方面，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当时，一个外国人可以在矿产大省，对五千四百平方英里的煤矿、铁矿进行开采。但现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人们高呼“中国是中国人的！”外国人的这些特权早已成为过去式。政府收回了部分铁路建设的特权，比如在山西，当地人便重新获得了铁路建设的主权，为此，他们要给北京铁路联合公司支付二万一千五百元的赔款。毫无疑问，那些在中国侵夺资源的不速之客，都将被中国人驱逐出去，就像他们曾在日本的遭遇一样。中国人会自营工厂和矿山，要不然就会任它们废弃。但是，官僚们利用权势对民族工业果实的疯狂掠夺，使民族资本家丧失了信心，没有任何法律能够制约官僚的行为，民众对此更是毫无办法。以沪杭铁路为例，这条铁路是中国人自己修建和营运的。但我从一个董事那里得知，修建该铁路时，那些以各种名目来此频繁“审察”的官员，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甚至一度影响了建设的进度。出于无奈，他们只有贿赂那些官员，以免惹上更大的麻烦。此外，这家公司借贷了一笔高额外资贷款，尽管这笔钱毫无用处，但由于是中央政府派发的，他们只有被迫接受。不过，这笔钱并没被投进铁路项目，而是以小股的形式高利贷出，这主要为了防止官员们又巧取名目，将这笔钱捞进自己的腰包，这样贷款方一点头，公司就能立即全额还款。在福建，政府官员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对民办企业置若罔闻，这极大地挫伤了人们在家乡创办民族工业的热情。于是，大批福建人辗转于海外近五十年，在英属或荷属的东南亚国家大展拳脚：有的成了经商人，有的经营种植园主，有的成了矿厂主、承包商，还有的成了工业家，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有些人回国投资办厂，并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到了现在，我只知道福建只有一家现代化的锯木厂。由于缺乏民间投资，福建的煤矿业一片惨淡，面对潮水对煤层的肆意冲刷，官员们却束手无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福建人失去了在当地投资办厂的兴趣呢？一位在马来西亚西部霹雳州经营采锡业的福建籍矿主是这样回答的：福建人之所以不愿意在家乡投资，主要是因为政府官员的“强取豪夺”。离开福建后，他为自己打拼出了上百万的身家，而在马来西亚，像他这样的中国籍百万富翁还有三十家。

一个新加坡的承包商退休回国后，听说广东汕头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如果他过于轻率，不假思索地便到那里投资开矿，会是怎样的情况呢？事实上，开采工作困难重重。首先，他不得不应付当地客家人的纠缠，用钱财将他们打发后，还得贿赂当地官员；接着，他还要给“厘金”官员一些好处，这样进口机器才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然后，为了确保无障碍通行，在产品运往港口的路上，还得分别向经过地区的行政官员缴纳“过路费”；最后，由于人们相信鬼神之说，认为矿井作业会给人带来霉运，惊扰地龙，所以在经营期间，他还要随时做好被迫停工的准备。怪不得我曾听一位政府高官说，所有官方企业都是有旧势力保护的。

伍廷芳阁下看到了私人财产缺乏保护的现状，他认为现在政府迫在眉睫要做的，不是为是否建立国会而争得面红耳赤，而是要制定一个具备宪法功能，并能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大宪章。基本权利的内容是：只有持逮捕令才能执行拘捕；一天内完成公审；罪犯独立承担应有惩罚，不牵连亲属；罪犯配偶和商业伙伴的财产应受到保护。

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的工农业在各个地区都有发展，但大都是小农经济和作坊式的小型手工业，经济效益普遍不高。而在管理大型企业或股份公司时，中国商人明显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和有效的实战经验。此外，在社会上名望颇高的商人和银行家，还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商业道德，中国商人间没有诚信可言。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没有道德方面的约束，他们只关心能否从中获利。中国人有一种极难撼动的思想观念，那就是：无论干什么都要从中收取点酬金，或者“得到点什么”，并且，这种观念会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比如，对于工资，厨师认为这是他为老板干活后应得的酬金，和采购员在为老板采购完东西后，得到相应的收入是一个道理。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的外国海关职员，跟我讲他对中国人的认识：“我刚来中国时，就发现仆人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他们总是占我的‘便宜’，为此我一度很烦恼，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待外国人时特有的习惯。但后来，我和我的中国老师交谈过后才恍然大悟，她说：‘事实上，中国人也会对自己人有这种行为，我给老用人五个铜板，让她帮我买吃的，她肯定会悄悄扣下一个铜板；假如她从我这里只拿到一铜板买醋的钱，她还是想尽办法拿些好处，如果实在没办法私藏半个铜板，她就故意把醋洒一些到地上。’”

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不管通过什么渠道凑集到的投资款，总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就被用完了。在一家为修铁路而成立的公司里，竟然晃荡着十个光领工资却毫无作为的行政官员，一节铁轨都还没有铺好，就把各个路段的长短规定好了。显然，这几个有幸在铁路公司“揩油”的行政官员，是某些更高级别的人物指派而来的，因此，他们领到的钱，有很大一部分会落在背后操纵者的手里。而原本用来修建铁路的经费，就是在诸如此类的各式名目下被消耗掉了，铁路工作被迫停止，不了了之。打造家具的工匠们愿意购买那些已经在仓库里闲置了一年的枕木，而且是大批量的买入。一家官办铁路公司曾经在一次采购枕木的公开招标中和一家德国公司形成了贸易关系，按合同规定，德国公司需以低廉的价格定期向中方供货。但是不久后，德方就接到一个电话，是中方的采购员打来的，他告知德方：“现在，日本人给出的枕木价格比贵方要低得多，所以我们在考虑更换供货商，不过，只要贵方乐意支付一笔可观的佣金，就仍然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原来，这家公司准备增加枕木的采购量，按正规的流程，采购官员应该再组织一次公开招标，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而是直接打电话给德方，显然之前在日本人那里拿了好处。而德国公司对采购员的话置之不理，最后，得到供货权自然就是日本人。

一个在官办工厂供职的外国专家，在进行过一番检验后，规定了燃煤的采购标准，即只能购进含热量最高的那种煤。头一回，采购员倒是严格把关，买进了符合标准的燃煤。但第二回买进的煤，质量就明显不过关了，事实上，购买第二批煤时，这个采购员受到卖方的贿赂，答应对方以次充好。哪怕他强辩说第二批煤和第一批是一样的，也掩盖不了质量问题。类似这种事情在中国司空见惯。中外铁路工程师们常常怨声载道，他们明明对采购员清楚地交待过进口机器的种类和规格，但采购员买回来的机器总是不符合要求，这自然不是采购员因粗心大意而犯的错误。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一共有十三条，按照计划，全部铁路从勘探到施工，都由中国人自主完成，尽管这一呼声很高，实际成效却不怎么样，几乎一大半的铁路建设，都处在一个进展极慢的状况，但钱却没有少花。在福建、厦门至常州线的初期工程早已在此开工，但到现在还是一大片工地，路基还没形成，到处是成堆的铁轨，那些随意堆砌在户外，已经生锈烂掉的枕木更是无人过问。这样的施工速度实在让人感到沮丧。在投资商们看来，粤汉铁路的工程进度和蜗牛爬行的速度有得一拼。尽管已经投入了五百万两白银，但时至今日，投资方安徽铁路公司连一英里建好的路轨都没有看到。铁路工程几乎是被迫叫停，铁路公司拿不出钱，声誉也无以为继，投资商们只有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已经修好的桥墩，一段十三英里的斜坡以及摆在工地的桥梁钢架叫苦连天。总而言之，在中国，各个地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由此，“中国是一个不讲诚信的国家”成了外国人公认的真理。也许，这样的评判有武断之嫌，但中国人在商业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收酬金、捞回扣的不良习气，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这一结论的形成。

西方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离开原生家庭，独自到社会上开创生活。中国人则不然，他们极其重视家庭，每个人都有义务帮助其他家庭成员，哪怕做不利于他人的事也在所不惜。其中，帮亲友谋份差事，便是他们认为的义务范畴内的事，而亲友能否胜任那份差事则无关紧要。一个人如果在省城有了一官半职，前去他家登门拜访的亲友一定会络绎不绝，哪怕是远亲也会赶来贺喜，最后来访者都会委托亲戚帮他们找份差事。由于没有了保护伞，新人的到来，会让上一任官员的关系户感到极其不安，为了留住颜面，他们便伺机离开。

中国人这种严密的家族关系网，就像病魔一样严重地毒化了社会的风气，现在，它的魔爪又伸向了新兴工矿企业。某官办工厂有个部门，一直效益不高，该厂经理随即对这个部门展开了调查，原来在这个五十五人组成的部门里，领班的亲戚就占了三十三个。中国人已经自主经营京汉铁路两年，但在这条铁路线上，员工们个个都是关系户，这帮人拿工资混日子，没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在售票窗处，售票员忙着和人聊天，对那些购票者置之不理，买票的人也很无奈，只好站在窗口生闷气。某路段段长总是被迫雇佣总监的三亲六戚，尽管那些人根本无法胜任工作，对此他即便有些不满，又只能无奈地接受。

在中国，一个项目只要资金一到位，招工处定会人满为患，那些接踵而来的求职者，既像是从天而来，又像是由地而生。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有极强的生存竞争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家族裙带关系的观念。北京的官衙，人员配置过多，但事务又少，大部分人整日无所事事。也许有人会感到费解，一所高校，教师总人数不过才二十五或三十人，设置了十个行政岗位，但实际上，其中五个职位都是不管事的闲职。一个在某工厂供职的外国专家发现，厂里养了三十六个领着高薪却只知吸水烟、不干活的闲人，他们中有木材采购员、燃料采购员和蒸汽装备材料保管员。

一家比利时公司在临清和中国公司合伙做煤矿开采生意，中国公司在双方的合作协议里，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其一，比方享有在中国采煤的权力，不过前提是要给中方一半股份；其二，总监和工程师的职位，除由比利时人担任外，比方必须雇佣两名中国人来担任此职，并向其支付工资。从表面上看，中国人扮演着合作伙伴的角色，实际上，他们企图在那里不劳而获。那位中国总监的月收入是七百美元，但他的家远在天津，他从来没有去过矿厂。至于那位中国工程师，月收入是二百二十五美元，他的家倒是离矿厂很近，但是，这位原本应该负责技术指导的工程师，却在打压那些损害公司利益的本土小型煤矿公司！

一家德国煤矿公司也有相似的遭遇，他们和中国人形成合作关系后，一方面给了中方一半股份，另一方面以高薪雇佣了一名中国人当总监。但事实上，该厂一切事务都是德国经理在打理，那个家在天津的中国总监，没来厂里干过一天活，但薪水却照拿不误。如果厂里的煤矿失窃，这名中国总监会做出姿态向当地政府表示不满，并希望对方采取措施阻止盗窃，竭力维护该厂的利益。但是，这种口头上的抗议丝毫不起作用，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只有在见到德国经理亲自奉上的一沓钞票后，才会象征性地对小偷施以轻罚。但过不了多久，盗煤的人又会蜂拥而来，不停地给工厂带去麻烦。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工厂的利益，外籍职员几乎全年守在工地，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目前，令中国商人备感矛盾的是，他们一方面无法和外国专家和平共处，一方面又需要外国专家的帮助。西江沿岸的某山区盛产银矿，为了冶炼这些矿石，中国人从国外进口了很多重型机器，但是，由于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安装那些机器，这些机器从到达十五英里外的西江口岸起，就从未被使用过，它们被放在离西江口有四百英里的河岸上，成了一堆腐烂的废铁。最后，那里的锡矿石不得不被拿到英国去提炼。在燃料采购方面，中国工厂的经理只关心燃料的价格是否低廉，却不管其品质如何，他们的观点是：煤不存在优劣差异，所以，那些工厂购进的煤从未符合过工程师指定的采购标准。中国煤矿储量最丰富的地区是山西，为了收回自己的煤矿开采权，山西人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煤矿经理是山西大学的教授，具备专业的煤矿开采知识，但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竟没有一个人向他咨询过采煤方面的问题！

一直以来，供职于汉阳钢铁厂的外国专家都表现出了极好的工作状态，所以，该厂一共雇了二十二个法国专家和比利时专家负责管理炼钢。但是，并不是所有中国企业都能和汉阳钢铁公司一样，能幸运地招到一些有真才实学、可以助企业一臂之力的外国专家。在汕头，就有一个不称职的外国专家使其供职的电灯公司破了产。在山西，一家名为“保卫山西”的煤矿公司，三年来几度更换外国专家，结果都不理想。第一位专家负责野外考察，并撰写了一份勘察报告，经过几个月的跋涉，这位专家的收获倒是不小，但由于他对制图一窍不通，根本无法将所见所闻用图表达出来，最后上交的报告毫无用处。接着，该公司又聘用了一位大名鼎鼎的英国专家，但这个专家在到达山西前就打道回府了，他原以为野外考察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到了天津才知道需要干好几个月，于是立马就拿钱走人了。后来，为了对一个二十英尺深的煤层进行开采，该公司又先后聘请好几个外国专家，但双方合作并不愉快，专家们坚持自己对煤层开采的意见，但公司却从不采纳，最后，这些专家都纷纷离开了。毫无疑问，此类状况的频繁出现，会给中国工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人必须把工科院校办起来，让那些本国的专家来为民族企业服务。此外，中国企业办事效率低，资金浪费大，无不让人感到悲愤。负责铁路工程的领导，都是一些既没有专业知识又没有实战经验的高官，因此，在实际工作时，问事的都是他们下属的官吏。在中国，为一家公司的运营做出最大贡献的，往往不是那些职位颇高、能力出众的人，而是那些基层岗位的平庸之辈。以那些优秀的金融家为例，他们作为公司董事长，却认为那些经管工作是庸俗的，亲力亲为不符合自己高贵的身份，他们就吩咐下属去执行具体工作，而下属和他们有同样的思想，又把工作推给下级。正是这些自以为是、毫不务实的官员，严重阻碍了中国官办企业的发展。官员对国产水泥的市场前景的认识是，人们的需求量大，而市场供给却并不充足，所以就是价格再高也会有人购买，于是刚开始，官办工厂水泥的价格远高于国外质量优良的水泥的价格，是一美元每桶。

山西太原府创办一家官办火柴厂，在筹备阶段，本来各项事务都进展得顺利，他们建好了厂房，招好了工人，也和美国公司达成了购买机器的协议，但却因为资金缺口无法如期购进机器而使厂子的建设前功尽弃。过了几年，当初政府的拨款所剩无几，全被用来养无所事事的工人们了。最近，这家火柴厂恢复运营，正式投入生产。现在，国产火柴已经占领了中国市场，日本商品不得不选择退出。安徽芜湖的一家现代化的砖窑厂，之前一直是外国人在运营，当时生产的砖，不仅质量优良，而且价格和国产砖不相上下。后来，他们将经营权移交给了中国人，砖的质量就大不如从前了，但是中国人的进步很快，如今，这家砖厂的产品质量和其他砖厂的相比，早已没有差别。

中国人缺乏远见，他们往往只图当下的利益，却从来不管未来会如何。举个发生在一九零九年的例子：一家轮船公司开辟了一条新航线，从长江中下游出发，终点是重庆，中途要经过长江三峡，此河段十分危险。不过，该公司只派出了一艘客轮担负该航线的业务。没过多久，船主就赚了个盆满钵满，在利益的驱使下，船主让轮船不停地运作，连引擎的清洁工作都没时间进行。最后，在船长的强烈要求下，船主才答应停运一星期，给轮船做一次检修，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尼维斯博士不仅是一名传教士，还是一名果园主。他在烟台开辟了一片果园，并种植了大量从美国运来的优质果苗，到了收获季节，果园的水果便因其优良的品质，在远东地区赫赫有名。遗憾的是，如此良好的业绩只持续了几年，尼维斯博士去世后，果园便每况愈下。接受果园的中国人是一个唯利是图之辈，在他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营下，果园沦为了一个和养猪场差不多的地方：没有松过土和修剪过枝干的果树大量烂掉，结出来的果实也全都变成了次品，樱桃的个儿小了，苹果和梨大多生过蛀虫，表面布满斑疤，果肉如同嚼木。

事实上，现代中国人精神品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以往艰苦岁月的影响。新一代人只有在受过新式教育，并学会用更高的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礼仪，才能成为民族振兴和民族精神崛起的希望。假如有一天，中国人的生存压力有所缓解，他们的心境兴许会发生全新的改变。我觉得在中国商人的潜意识里，都极其渴望拥有一切财富。但长期过着艰苦、辛酸生活的人，会对他人的举止失去基本的判断力。很多中国商人的产品在国内销售惨淡，但当他们去了马来西亚某地后，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中有生产家具、制冷设备的，也有造酒和饮料的，还有出售化学制品和药剂的。对于商人来说，马来西亚是一个机遇遍地的国度，中国商人在此也备受称赞，这说明只有在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中，中国人才能发挥其与生俱来的稳重和忠诚的品格。

因此，和很多西方人的猜测相反，中国工业离飞跃式的发展还有一段距离，也不可能在短时间收获任何突出的成绩。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工业的发展仍将面临诸多的阻力，比如官僚腐败、裙带关系、资金不足、其他国家的敌视、缺乏专家以及不善管理等。在如此不利的环境里，中国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自然荡然无存。中国工业的崛起至少还需要两代人的努力，所以，中国工业对西方世界的威胁，我们及我们的子女大可不必过分担忧，孙子那一代人会去思索这个问题的。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人经济意识的萌发，全世界的政治格局将受到影响。

第六章　为禁止鸦片所作的努力

我们一行人从中国西部出发，前往陕西宝鸡。一路上，我们好比先头部队一样，始终走在最前面，在身后一英里远的地方，紧跟着轿子和轿夫。遇到较陌生的路段，领事就向一个农民问路：“这里离宝鸡还有多远？”奇怪的是，农民毫无反应。领事又重复了一遍问话：“这里离宝鸡还有多远？”农民只是动了动头，但仍无任何回应。领事只好第三次发问，这才从那位农民迷茫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些光辉。接着，领事又连续问了两次，这时，农民才听明白“宝鸡”和“多远”两个词，最后一遍问话后，这位农民才慢条斯理地蹦出三个字：“四十里。”其答话之低沉、迟缓就像是一个身处梦境中的人在说梦话。不料，就在这个早上，我们竟先后遇见了十几次相似的情况，这令我感到十分不解。“这是为什么？莫非这些人生来就如此愚钝？”我问领事。领事想了想，告诉我：“不是的。这也许和鸦片有关。你难道不知道，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十个陕西人里，十一个是大烟鬼’吗？”这次，大中华的秘密头一回被我亲自看见。

谈到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历史，恐怕要追溯到十四世纪。政府曾在一七二九年颁布法令，禁止中国人吸食鸦片，并令鸦片馆停业，然而，没有人知道该法令的具体执行情况。到了十八世纪末，中国各大通商口岸都能看到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来的商品——鸦片，它们的产地是孟加拉。此后，中国各地的人抽鸦片便蔚然成风，成了人们难以戒除的恶习。在这场贸易中，英国人是最大的获利者，为了进一步扩大收益，他们源源不断地往中国运输鸦片。一七七三年到一九零六年，英国人在和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鸦片贸易中，赚取了巨额财富，其纯利润达到二十一亿美元之多。大约在一八四零年，鸦片的危害引起了清朝皇帝的重视，他决心严禁鸦片，并派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广州查禁外来鸦片。禁烟运动在中国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英国人在中国的鸦片贸易。一万箱鸦片在广州被销毁后，便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战事不利，清政府被迫和英国人谈和，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方需向英方交纳赔款。一八五七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又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不允许中国政府过问和制止印度鸦片在中国的销售。一直以来，清政府都严禁罂粟种植，但现在，政府却放宽了这一政策，开始广泛种植罂粟。他们的理由是，既然民众对鸦片有消费的需求，那就让他们自给自足，这样既能满足需求，又能让他们节省财力，不必再买那些价格高昂的印度鸦片。于是，如今在市面上看到的鸦片，大约百分之八十都产自本土。

更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普通民众对鸦片的需求，也正处于一个高速上升的态势。四年前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相比一八零零年，中国人的鸦片需求量增长了七十倍。每一年，二千五百万的鸦片吸食者总共要吸掉二万二千吨的鸦片，城市上空浓烟缭绕。英国人也表示，中国确有八百万名鸦片吸食者。部分罂粟种植面积较大的省份，鸦片又多又便宜，吸食鸦片的成年人的数量让人震惊。四川的城市居民中，鸦片吸食者占男性成年人的百分之五十，占女性成年人的百分之二十；而乡村居民的这一比率则是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五。据说甘肃省的男性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是鸦片吸食者。我们在陕西西部一些地区看到，那些四十岁以上的妇女，吸食鸦片的人占百分之九十。在云南，人们在谈婚论嫁时，竟然用一个家庭鸦片烟枪的数量，作为判断家庭经济情况的依据，“这家人有几杆鸦片烟枪”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几乎没有人能够抗拒烟枪的诱惑，人们渐渐陷入散漫、堕落、痛苦的泥沼里而无法自拔。

为什么中国人会对烟枪的诱惑毫无招架之力呢？这和他们枯燥乏味的生活有关。男人和女人建立纯洁美好的友情，本是生活中一件充满乐趣的事，但中国人对此毫无兴趣，他们更喜欢在鸦片的浓烟中和赌博的刺激中打发日子。尽管这两种爱好充满了危害，但对于他们来说，赌博和吸鸦片就是一种娱乐，没有比这更能给乏味单调的生活带来快乐的了。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人的生活如此单调又乏味呢？这和庞大的人口有关。为了养活更多的人，人们要为生存而斗争，向土地争夺资源，而辛苦挣来的钱财，又被过多的人口消耗得所剩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再也没有钱用来丰富自己的生活。中国人的大家族观念鼓舞着人们毫无节制地繁育后代，从不计后果，他们也从未思考过这会对未来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为此，他们舍弃了过上幸福生活的机会。菲律宾鸦片调查委员会一份五年前的报告是这样说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人的生活缺乏情趣，又是什么原因使穷人的饮食坏到极点？实际上，在中国，能被称为娱乐活动的恐怕只有赌博，室外几乎看不到休闲的人，单调和乏味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国家。众所周知，高加索人在类似这样的环境里有了酗酒的习惯，如今，单调和乏味又将其魔爪伸向中国，使中国人养成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假如一个人长年累月地都在进行劳动，他必然会把艰苦看作一种生活常态。一个人若整日被商务缠身，久而久之，他也就失去了娱乐的能力，这正是中华民族现在的状态。尽管上千年来，这个古老的民族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过辉煌的成就，但现在他们早已不知道如何娱乐。经过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的心愿变得极为简单，只要能平静、安稳地消磨光阴就心满意足了。无疑，鸦片帮助人们过上了这种日子。中国少年对网球、足球、水球及跳远这些体育活动一无所知，日本儿童便扮演起老师的角色，对其进行耐心的指导。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孩子性情温顺，而日本孩子则充满了生命活力。正如日本籍老师所说，教会他们一些体育项目，激发他们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就是为了扩展他们的业余爱好，从而消除他们在屋子里以吸食鸦片来消磨时光的陋习。穷人的空闲时间并不多，但他们怎么也染上了吸食鸦片的习惯呢？事实上，他们大多是把鸦片当作一种药物来使用。由于生活极端贫困，穷人常常饥肠辘辘，鸦片不仅能在生理上缓解他们由此产生的痛苦，也能在心理上给他们带去一种愉悦感。我们有吗啡来减轻身体上的疼痛，但是在中国，由于人们极度缺乏生活所需的必备品，贫困的苦力则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为了缓解这种痛苦，他们便成了被人唾弃、鄙夷的大烟鬼。事实上，他们是最需要被人同情和关怀的弱者。综上所述，也许可以说：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更易沦为鸦片的俘虏，并深陷入其中难以解脱。而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就是：富人的日子单调乏味，穷人的日子悲苦不堪。”

在乘轿旅行一个月后，我完全明白了中国苦力为何如此依赖烟枪。有一次，天气糟到了极点，苦力们在连绵不断的雨水中，艰难地行进了八天。他们既没有雨具也没有可以更换的干衣服，每天只能冒雨前行，湿哒哒的衣服上，汗水和雨水混杂在一起，让其痛苦至极。而行李和轿子的重量加起来达到七十至九十磅之重，他们要抬着这些东西，翻越坑坑洼洼的山路，蹚过汹涌湍急的河流，可想而知，他们每走一步会有多么艰难，而一走就是十二个小时。然而，他们幸苦劳作了一天，落脚的旅馆却也是简陋而冷清的，除了一个砖炕、一张破席子，那里既没有木床，也不提供毯子，甚至连用来取暖和烤衣服的炭火也没有。这些早已累得筋疲力尽的苦力们，只有继续穿着湿湿的棉衣，随便扒拉几口米饭、空心面或者豆腐，就拿起烟枪，开始吞云吐雾。他们紧挨着小烟灯，在破烂的席子上蜷成一团，浓厚的黑烟驱赶着他们的疲惫、寒冷和苦楚。对于他们来说，鸦片是消除痛苦最好的方法。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人吸食鸦片这一恶习，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持续而深远的社会危害呢？按照条约规定，外国人在对华鸦片贸易中享有诸多特权，而中国政府的权力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样一来，鸦片吸食之风不仅会一发不可收拾地在中国泛滥成灾，并且还将长期存在，但面对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毒害，中国只能默默地承受。其实，西方社会也曾有过酗酒之风，要不是政府及时出台有力措施加以遏制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其损失之重恐怕和中国的现状差不了多少。对于禁烟，就算政府无能为力，一些社会组织，如禁烟组织也应及早采取各种措施，使鸦片的毒害不再蔓延，他们可以在教士布道的讲坛、学校课堂、各类讲座及报刊媒介上发出禁烟呼吁，开展禁烟活动。然而，迄今为止，这类具备自我保护能力的社会组织从未在中国出现过。在中国，宗教没有布道的讲坛，学校课堂严禁教师教授与古典知识无关的东西，报刊的销售量也很低，此外，政府还不允许私人聚会，连一些旨在传播社会道德的社会组织也是被禁止的。而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原本能在对不良社会风气的斗争中成为中坚力量的妇女们，却因受到极大的约束和限制沉默寡言。在西方的禁酒运动中，妇女们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团结起来，大力宣传并发动妇女们为捍卫家庭而战斗的活动。然而，在中国，绝大多数妇女都是文盲，且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她们在集体讨论中没有发言权，因此，对于男性吸食鸦片给社会和女性带来的危害和痛苦，妇女们根本无力抗议。

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使中华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中国人也渐渐地看到了这一点，惶恐不安的清政府不得不倾尽全部财力，全力展开禁烟运动，因此，鸦片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不是中国禁烟运动的原因。在此之前，中国人自私、冷漠、对国家事务不闻不问，在危难时刻也缺乏团队精神，不过，自从禁烟运动兴起以来，中国人的这些缺点有了显著的改善。对于中国的现状，除了普通民众，连那些自以为是、胸襟狭隘的统治者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如果中国人再不戒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增强体魄和抵御力，中国将难以立足于世界之林。一九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慈禧太后颁布了禁烟令，规定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将彻底禁止鸦片的种植、出售以及吸食。由此，一场抵制吸食鸦片的斗争便拉开了帷幕。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人民纷纷响应号召，很快使这场斗争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参与禁烟的地区和美国全境差不多大。数以万计的人被卷入这场战斗，他们中有官员、商人、烟馆老板，也有士绅和学生。无数钱财流失，上万人丢了性命，其中大部分是鸦片吸食者，幸运的是，没有对子孙后代造成危害。等这场战斗取得胜利时，黄种人必将以独立的姿态、平等的地位，和白种人一起，在影响人类发展的诸多大事件中发挥作用。

在鸦片种植地区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片的罂粟花在深绿色的豆地、菜地间绽放，像火般绚烂、华美。亲眼见过这一宏大场面的人，一定会觉得那里生机盎然，绝不会有任何沉闷、乏味、质朴之感。罂粟花形似一口钟，基本色是白色，花朵上有紫色、粉红色、深红色、猩红色或红宝石色等色彩混杂在一起。在阳光下，绚丽多彩的花朵在细长的茎干上，摇曳生姿，清雅艳俗，确实相当漂亮。只可惜，这种美丽的植物并不供给人们生存所需，而是将其带入痛苦和堕落的深渊。她们娇美可人的姿态，就像风华绝代、身怀绝技的美女蛇，诱惑着无数人为之神魂颠倒；但同时她们又像是吸血鬼的化身，人们的灵魂被她柔美的嘴唇吸取。

采集鸦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在收获季节里，罂粟细长的茎干上会结满上千个直径二英寸的球状罂粟果。采集时，农民必须用小刀将这些罂粟果逐个割开，口子的大小要适中，以便使乳白色的汁液慢慢往外渗透。不出两天，这些汁液就会氧化成棕黄色的膏状物，这就是鸦片的前身，也正是农民最终要采集的东西。一英亩地的罂粟产量极少，最多只有几磅。果实采集结束后，罂粟的茎干会渐渐地干枯成白色，看起来就和丢弃的响尾蛇皮差不多，除了能拿来做燃料，别无他用；罂粟果的汁液被取走后，只剩下一个空壳，但这倒有些实用价值，农民们不仅能将其磨成食用面粉，还能榨油。

前面提到的那种还未提炼的膏状物，本来就是一种有毒物质。它常被一些不堪忍受虐待的妇女用来自杀。在陕西武功县时，每天都有一些受尽苦难的妇女挣扎在死亡的边缘，等待着我们的布道团前去抢救。当她们要彻底告别痛苦不堪的生活时，鸦片是她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毒药。一名邻省的记者，曾记录下这样的情况：“鸦片价格的持续走高有助于降低服用鸦片自杀的人数。鸦片的吸食剂量达到十丸时，才有可能使人丧命，但对于很多试图以此自杀的人来说，根本无力购买如此昂贵的鸦片，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鸦片丸的成分也并非纯鸦片，里面还掺有马蹄和皮革，现在，卖价为十个铜板的鸦片丸里鸦片只占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无人能承担十美元的自杀费用。那里的仆人月收入只有八十美分，这笔钱还需用以日常基本开销，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拿来购买分量足以致死的鸦片。

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在迅速地扩大鸦片的种植面积。其中，以一些内陆地区尤为突出，鸦片种植逐渐发展盛行，因为运输成本较低，连绵的大山也阻挡不了鸦片运往山外的商业发达地区。尽管那里的山路蜿蜒陡峭，但通常只需一个苦力就能翻山越岭，将一担一百三十磅的鸦片，挑到几百英里外的鸦片贸易市场，并以每磅二到十美元的价格卖出，而人们支付给苦力的工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并不是所有大山里的商品，在运往山外市场时都能像鸦片一样，有如此之低的运费。比如食品，其运费就要高出鸦片很多，因此，它只能就近出售。在许多内陆省份，如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或西北的陕西和甘肃等地，农民仅能往那些商业发达地区运输一种商品，那就是鸦片。美国人在华盛顿时期也曾有过相似的经历，当时，阿利根尼河岸地区的居民，将唯一能销往沿海低洼地带的剩余玉米运往那里，以此来满足人们对威士忌的旺盛需求。一九七八年，联邦政府立法征收酒税，宾西法尼亚农民表示不满，发动了“威士忌叛乱”。在中国，政府的禁烟令也同样遭到了部分农民的抵抗。

慈禧太后颁布禁烟令之际，在内地一些省份的乡村，有一大半土地早已被用来种植鸦片，其规模之大，使庄稼地所剩无几。粮食产量的严重不足导致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居高不下，劳动人民时常处于食不果腹的境地。因为鸦片种植的较高回报率，使人们将大量财力投入其中，由此产生了一些与之相关的行当，如土地出租、抵押等。许多农民就把自家的耕地出租给那些种植鸦片的人，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不幸。美国国会曾颁布过两个法案，即禁止西部玉米和南部棉花的种植。这和清政府禁止种植鸦片的政策十分相似，既不复杂也很容易实施。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大部分人并不看好清政府的执行能力，他们认为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腐朽无能的清政府都不可能将鸦片种植业彻底禁止，毕竟，农民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这个行业。

如果要对禁烟令执行的过程进行一番具体的描述，完全就像在讲一个不可思议的离奇故事。种植鸦片的农民们听说县令要严格执行禁烟令的消息后，全都跑去找县令求情，跪在县令跟前，苦苦哀求县令再宽限些时日，好让他们完成这一季的罂粟种植。县令看到眼前的阵势，自然会想起身为父母官怎能不顾百姓的生存，只要他不是彻底的改革派，也不担心失去官职，一般都会放下之前的坚定，答应百姓的要求。不过在这以后，一定会有不少钱财暗中流入县令的腰包。当然，在其管辖区域，县令敛财的途径还有很多，因此，这名县令的实际收入，远不止表面上看到的那些。如果官员贯彻禁烟令的力度并不强，农民们便用一些变通的方法来应对。他们会在一些较隐蔽的地方种植鸦片，如远离主干道的小面积农田、河谷土坡或墙壁和树林的背后。为了不让罂粟的枝叶和花朵引来官派巡检员的注意，有些农民不惜把它们剪掉。当然，有些时候，农民只有拿钱财去讨好这些检查的官员。不过，农民们的对策并非一直这么温和，当遇到由地方行政官员亲自率领的大队伍，正赶往非法种植地，并预备铲掉那些罂粟时，好几个村子的村民便会集合在一起，拿着镰刀、钩刀、铁叉，用武力抵御官员众人，完全不顾及抬着官员绿色轿子的是四个壮汉，对方又人员众多。在我们到达陕西武功县前，当地农民就在和官员的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其中有一位吃尽拳脚之苦的长官，在一座寺庙躲避时便宣布：从现在起，农民可以毫无顾忌地种植鸦片，他再也不会对此进行干涉。

一位高级官员来到甘肃省某个地区，督导铲除罂粟田的工作。当地民众闻讯后，聚众来到这位官员下榻的旅店，对他进行围殴。这位官员险些命丧当场。可是，几周后，聚众闹事民众中几个带头的被官府抓了起来，并且在经过审判后，被判处了死刑。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农民们只好忍痛铲除掉自己田里的罂粟。在浙江省温州一带，地方行政长官正在指挥一千名士兵，对农民种植的罂粟进行铲除破坏。这时，一帮农民前来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双方发生了激战，参战的农民大约有二千人，结果兵民两败俱伤。紧接着，三百名士兵乘坐快艇火速赶来援战，很快，农民的反抗就被瓦解了。

在临近山西太原的某处，有一个姓孔的人，酒后壮着胆子敲打着锣，沿街叫喊，扬言要杀尽不种罂粟的人。可是，当官府闻讯赶来捉拿他时，孔姓人却早已望风而逃。在县衙里，几名妇女恳求长官允许他们种植罂粟。地方长官意识到事态的严重，遂向该省的总督寻求帮助。总督决定派出三百名士兵进行援助。当带队长官到达目的地后，眼前的一幕让他十分震惊：村民们拿着形形色色的家具当作武器，挡住了士兵的去路，与士兵形成了对峙之势。带队长官于是下令士兵向民众放空枪，以威慑这些农民。可是，一片枪响之后，民众不但毫无惧怕之色，而且还发出了阵阵嘲笑声。于是，带队长官下令发射实心弹，百姓们应声倒地，有些人被命中要害，有五十五名农民在这次事件中毙命。当人们反应过来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那些倒在鲜血中的人惊呆了，双方都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要知道，在中国，政府批准的每年发给一个士兵用于实战的子弹只有十发，再经过层层盘剥克扣，最后发到每个人手里的大概只有三发。

在一般情况下，对于鸦片种植者的处罚，不外乎罚钱或是没收土地两种，不会有人因种植鸦片而被处死。但是，总会有些例外：有些鸦片种植者为了保护鸦片跟官府对抗，于是被抓了起来，并经过审判后被判处死刑。他们视为珍宝的鸦片田成了刑场，鲜血溅满了盛开的罂粟花。在这些农民眼中，公共利益根本算不了什么，远没有他们的罂粟重要。

禁止种植罂粟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决策，因此贯彻禁烟令时，那些直属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吏往往更积极，他们要比那些地方官员用心得多。因为，如果高级官吏在禁烟过程中渎职，一旦被查证核实，就会被降职、罚款，甚至解职，很多官吏已经因此受罚。政府查办了那些在禁烟工作上失职的高官，然后再调派更有能力和值得信赖的官员填补空缺。和高级官吏相比，地方官吏更容易疏忽其职。因为，法不责众，地方上官员众多，想要进行大面积换人或是撤掉所有人的职位，基本上没法操作，所以，很多小官吏在禁烟运动中表现得非常懈怠懒散。更有甚者，有些官吏本身就是鸦片的吸食者，他们希望保持现状，以便自己可以随时吸食。有些奸猾的地方小官更是借机对鸦片种植者和烟馆老板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在蒙骗长官方面，这些地方小官耍了不少的小聪明。一位道台想要亲身下乡视察，看是不是还有人种植罂粟。地方官得到消息后，当即督促那些在大路两旁种植罂粟的农民铲除自己的罂粟，以期瞒天过海，使上司在大路上看不到罂粟。然而，这位道台显然识破了地方官吏的手段，特地挑了条僻静的小路走，结果发现小路两旁种满了罂粟。于是，道台撤了这位地方官的职位。

本地的行政长官在被问到当地的罂粟种植情况时，往往会竭力掩盖真相，说：“我管辖的地区没有任何人种植罂粟，也从未见过罂粟。”为了查证真相，那些高级官吏往往会派遣一些社团人员深入农田，去查找非法种植的罂粟。以查禁鸦片为宗旨的戒毒社，就是和政府并肩，合力查禁非法种植罂粟者的组织。戒毒社在这方面不遗余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旦发现非法种植的罂粟，他们会即刻将其铲除，同样，地方行政长官也会因渎职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中国政府决定戒烟，这也得到了外国传教士的积极响应，这源于他们对鸦片的深恶痛绝。在传教士的积极推动下，朝廷于一九零六年九月出台了著名的禁烟令。在此之前的八月，在禁止鸦片这个问题上，七个国家的一千三百三十三名传教士联名签署了一份陈情书，并呈送给了朝廷，后来，陈情书中的一些语句直接出现在了刚颁布的禁烟令中。一名福建的戒毒社成员意识到杜绝罂粟的种植并不容易，于是请求一名外国传教士说：“我很想铲除每一株罂粟，可我分身乏术，不能去每个地方进行查禁。负责地方治安的官吏和那些派遣出去的耳目又只知道贪污腐败，借机威胁敲诈农民，这样的话，罂粟之害什么时候才能除掉？我知道，您下属的传教士遍布本地各处，因此想请您帮忙汇总他们所在地的鸦片种植情况，然后告诉我。我再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到各地去铲除罂粟。”很快，这名传教士寄了一封信给外地传教士，一百多名传教士依次看到了这封信。由于对鸦片的痛恨，这些传教士不会被收买。对他们而言，要想摸清所在地的鸦片种植情况，简直是易如反掌。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些传教士意外地发现，他们竟真正参与了中国政府的内务。不过，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封锁线越完整，越能激发人们逾越封锁线的能量。随着禁烟战斗的逐步胜利，鸦片的价格也在不断攀升，比之前翻了几番。农民私自种植罂粟越发小心谨慎，计划周详。去年，四川上演了最为滴水不漏的种植计划。两年以前，罂粟种植之风席卷了四川，当地食品的价格贵得惊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总督尽职尽责，在禁烟运动中已经把全省绝大部分的罂粟铲除干净，只有一个地方漏网，那就是远离总督府的奉节县。去年，奉节县境内可耕种土地面积的五分之四种的都是罂粟。后来，鸦片价格飞速飙涨，已经达到了以前的五到十倍，县内的农民都一夜暴富。

奉节县农民种植罂粟的计划非常周详，具体实施过程如下：元月，在重庆居住的道台听闻奉节县农民不顾禁令无视法规，私自种植罂粟，便带领军队开赴该县考察。道台罢免了该县的行政长官，并处以相当于七千美金的罚款。而后，道台下令让士兵们四处搜索，铲除罂粟。不过，农民们对此早有准备，他们已经用土把罂粟刚刚冒出的嫩芽掩埋起来。士兵们也受到了指使，即使发现了罂粟，也只是在罂粟顶端轻轻地割，而不是从根部把罂粟彻底铲除。就这样查禁了一周，道台一行认为禁烟已经取得了圆满成功，就带领军队撤离了。农民们立刻把掩盖在罂粟嫩芽上的土给拂去，以使罂粟能够顺利地生长。为了掩人耳目，避开官吏的盘查，农民们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在罂粟的行间里种植了其他粮食植物，比如大豆、小麦等。然后，农民们的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应付新上任的行政长官。可是，新任长官一边敲诈勒索农民，一边按上司的指示行事。他煞有介事地对农民说：根据禁烟令法规，私自种植罂粟是违法的。他会在六月份亲自去所辖地区进行考察，一旦发现有人种植鸦片，将没收种植者土地并重罚土地拥有者。事实上，他心里明白：到了六月份，那些罂粟早就成熟，已被收割完了。

不过，上述的骗人伎俩只能蒙骗道台等这些上级官僚一时，很快就会被看穿。总之，鸦片种植已经不可能继续下去了。这一点也有事实为证：四川在过去几年中，罂粟种植范围之广，产量之大，是其他省份所不能比的，一度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现在呢，这里百分之八十的罂粟已被铲除。面对这种情况，鸦片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急剧上涨也就不难理解了。河南的鸦片价格在一年内连续翻了一番，甚至超过了白银。去年，山西太谷因没有种植罂粟，导致鸦片极度匮乏，价格上涨到白银价格的二点五倍。吸食鸦片的地主人家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鸦片的价格不会有所回落，求大于供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囤积了足够他们吸食三年的鸦片。在山西某地，鸦片的价格比去年翻了六番。在陕西西安，鸦片的售价比去年高出三到四倍，达到每盎司售价五十美分。更有甚者，在四川德阳，由于人们没有种植罂粟，鸦片的售价由两年前的每盎司一百二十个铜钱上涨到每盎司一千六百个铜钱。

不过，还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禁烟令实施以后，种植罂粟最多的四个省份的农产品竟获得大丰收。农民有了收成，积极性高涨，开始支持禁烟运动。小麦的亩产量也有了提高，从亩产二十八蒲式耳提高到四十蒲式耳，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农业生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外国传教士也从中看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曙光。粮食市场由于受到农业丰收和粮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刺激而越发丰富和完善，粮食价格也在渐趋平稳。此时，新型商业也涌现出来。在种植罂粟时期，为了获取暴利，湖北的商人多深入遥远的甘肃，去把鸦片运出来；现在，这些商人更愿意从甘肃运些羊皮、猪毛、驴皮、人发等来赚钱。湖北农民也在农业学校的专家指导下，学会了怎么种植甜菜、土豆、棉花等。福建农民也放弃种植罂粟，而改种着美国农业部提供的良种棉花。

为了在民众中树立积极向上的姿态，将禁烟运动更有效地进行下去，清政府决心清除行政队伍中的鸦片吸食者。清朝统治者认为，官吏就应该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就像禁烟令说的：如果官吏自己都在吸食鸦片，那他有什么资格来领导底下忠实的民众呢？于是，政府指定了一个期限，责令行政机关中的鸦片吸食者限期戒掉鸦片，如果在期限内没有戒掉鸦片，就必须辞去其所担任的官职。鉴于六十岁以上的官员身体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完全戒掉，他们便不被列入此类规定的范畴。这些政令的实施结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多达两百名官吏在指定期限内因为没能戒掉鸦片，不得不被撤职；七名高级官吏，包括两名总督和两名侍郎，在戒毒过程中死亡。对此结果，政府感到非常痛心，不得不对之前戒绝鸦片的规定做一些让步，那些年龄超过五十岁的鸦片吸食者，可以不必戒除，继续任职。

迫于中央政府的压力，许多官吏用说谎来蒙骗过关。没多久，人们发现很多官吏仍在吸食鸦片。他们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和俸禄，而把吸食鸦片的习惯隐藏起来。于是官吏之间互相怀疑猜忌，揭露告发，这种事屡见不鲜。鉴于此，政府特别在北京和某些省会设立了特别机构，来验证官吏们是否已经戒除鸦片。当然，主要受检的人是那些被怀疑吸食鸦片的官吏。检验过程是非常严格的，机构人员在确保被怀疑者身上没有携带鸦片后，便把他们关进一所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唯独没有鸦片的公寓。一个人是否吸食鸦片，只需通过三天的隔离观察就可证明。被怀疑者只要能在这三天中没有表现出吸食症状，就说明他没有烟瘾。真正的吸食鸦片的官吏是无法平心静气地度过这三天的，没有鸦片吸食所带来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最后他们的谎言会不攻自破。一个有了烟瘾的官吏，不管他是总督还是道台，没有鸦片都会让他们痛苦不堪，这时，他们声泪俱下，双膝跪地，苦苦哀求侍者让他们吸食鸦片，好不至于那么难受，这时他们就会原形毕露，什么身份地位，事业前程，全都被抛到了脑后。通过这种检验，位高权重的人和一些王子皇孙都被检验出来而前途尽毁。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兵因吸食鸦片屡教不改而被杀头，通过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军队中吸食鸦片的恶习终于得到遏制。

福州在禁烟运动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要得益于外国传教士的长期影响。我旅居福建时，当地有明文规定：任何人在没有注册和领取许可证的前提下，不准吸食鸦片，否则没收全部财产以示惩戒。许可证的领取并不是随意的，只有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可以吸食鸦片的人才能领取。那些有权领取许可证的人，必须将许可证的号码公布在特许的可以吸烟的房子上，并且只在此处吸食鸦片。当他正在吸食时，其他人必须回避，不得以任何借口造访。待他吸食完毕后，要把跟吸食鸦片有关的用具全部收拾好藏起来。之所以要这样，是为了孤立吸食人群，打击他们的吸食积极性，以期减少吸食人数。

鸦片也实行专卖，只有持有许可证的商人才有权销售。商人必须对售出的每一盎司鸦片负责，并上交税金，并且不能在鸦片吸食现场进行出售。领取了吸食许可证的人只能购买商人出售的成品，不允许自己制作鸦片，每天的购买量也要符合许可证标注的数量。吸食者购买鸦片时，要符合许可证上规定的数量，专卖商须在许可证上盖章确认。许可证的更换时间是三个月一次，被允许购买的鸦片数量会随着换证的次数逐渐减少。吸食者购买鸦片后，在前往吸烟地点的路上，要把鸦片托在手上，让路上的行人看见，不能用纸包着藏起来或放在兜里，也不能用手攥着。以现有的吸烟用具已经足够那些吸食者使用为前提，无论是谁都不能再制作并出售新的吸烟工具。禁烟运动的成果越来越显著，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少，那些吸烟工具也因不断被烧毁而变得越来越少。鸦片对社会毒害的基础也越来越薄弱了。

在林则徐的孙子的领导下，福建创立了许多戒毒社。这些戒毒社以铲除鸦片为宗旨，和政府并肩作战，联系紧密，政府赋予其成员可以进入任何场合搜查鸦片而任何人不得阻拦的权力。每天晚上，戒毒社中维持治安的机构都会带着官兵，沿街巡逻，遇见那些非法出售鸦片的人和吸食鸦片者绝不手软。有时候，那些不法分子非常大胆，公然袭击戒毒社那些巡逻的人，有些人被伤得很严重，尽管如此，他们也就有就此放弃的了。戒毒社收缴了大量吸烟用具，有些是成功戒烟的人自觉送来的，有些是人们在巡逻的时候没收的。等这些烟具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戒毒社就把这些用具在人多的地方成堆摆好，然后当众烧毁，以此来庆祝戒烟运动取得的成果。这种公开销毁烟具的活动，截至目前，戒毒社举行过十一次，有二万五千件吸烟用具，包括吸烟片用的烟枪、烟灯，还有一些碗碟。所有被收缴上来的吸烟用具都被销毁了，有些烟枪非常精美而且珍贵，于是一些古董商人想花重金买下来，还是被戒毒社拒绝了。

经过以上种种不懈的努力，福州的禁烟运动成效显著，销售的鸦片锐减五分之四，被批准可以吸食鸦片的人也逐渐减少，剩下不到刚开始时的一半，这些人大部分是底层的老百姓。对于烟片吸食者，戒毒社只给一次机会办理登记，此举杜绝了再有新的人去吸食烟片。经过这一番彻底的整治，福建的戒烟运动成效显著，离扫净鸦片的日子不远了。

福州的禁烟措施非常彻底、得当，因此在这次禁烟运动中，其成效领先于各地。在其他地方，禁烟运动实施力度非常有限，仅局限于对鸦片的销售和烟馆的整治。这边官府的查禁刚刚结束，那边烟馆老板马上就私下里将烟馆改头换面，重新开张了，鸦片泛滥的势头仍不减当初。事实证明，像这种一阵风似的方式对于禁绝鸦片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借鉴福建的办法，限定鸦片的销售，同时施行发放鸦片许可证的办法，才可以有效地达到禁烟的目的。

在禁烟运动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安徽省，有位长官在夜晚扮成一名苦力外出私访，出人意料的是，走访的八家烟馆都堆满了吸烟片。他当场处罚了这些烟馆老板和非法吸食鸦片者，老板被打了三百大板，吸烟片的则被打了两百大板。第二天，所有营业的烟馆全部关门谢客。厦门在禁烟运动中采取了突击检查的方法。长官会不定时带人到私人住所、商店等地方检查，让那些正在非法吸鸦片的人措手不及。非法吸食者一旦被查获就会受到重罚，吸食工具也会被销毁。在湖南某市，有十家烟馆在禁烟运动中顶风作案，无视法规，重操旧业。一天夜里，地方长官派遣手下突然来到烟馆进行检查，结果店主被抓，在大牢中受尽了煎熬折磨。商店也被拍卖，拍卖所得全部充公，用于完善学校和官兵等公共事业。

两年前，一份由戒毒社创始人提交的报告中说：“在禁烟运动中，某城市被查封的烟馆有七千多，其他城市中也有两三千，其他城市也有上千的烟馆被彻底铲除。在全国范围内，共计十万个城镇参与了这次禁烟运动，被捣毁的聚众吸烟场所高达一二百万。”

政府在禁烟运动中向人们展现了自己在这一活动中应尽的职责，如今，在中国很多大城市，禁烟已经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这一良好氛围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随处可见的禁烟广告、政府官员对乡绅的影响力、社会人士的宣传、官办高校的普及以及各大报纸的推波助澜、外国传教士的积极推动等等因素。总之，人们开始认识到吸食鸦片有害无益，也不再跟风去吸食，更不会盲目地去培养这种恶习了。大部分人已经意识到鸦片的危害，这使得那些少数吸食者处境非常尴尬，以至于觉得无颜面对众人。中国人非常爱面子，因此，让吸食者当街捧着鸦片，并戴上贴有许可证的大木牌，这种充满羞辱性的做法，显然是非常可行的。这是一种针对中国人的非常有效的方式，而且还会在青年一代中形成的一种意识，那就是鸦片这种东西无异于毒蛇猛兽。

这场在中华大地上开展的禁烟斗争中，无数团体前仆后继，让人感到无比震惊。想想看，在这场战争中，罂粟种植者、烟馆老板、烟商和烟客为一个阵营；少数人的改革家和进步家为另外一个阵营，他们认为，如果不制止鸦片继续毒害国人的身心，中国迟早被别的国家奴役。这场斗争是少数人的爱国心和部分人对暴力的贪婪的较量，在美国，就禁酒和雇佣童工的问题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斗争。通过禁烟运动，国内民众由过去的麻木无知，发展到现在的觉醒向上，他们有了共同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团结。有的人已经意识到社会道德的重要性，公共舆论的作用越发显得举足轻重。数百万的人开始思考公共利益这样的问题，官吏们也放下身段，走到乡绅、商人、族长中间，向他们讲述要伸张正义，敢于直言。

这大大出乎了政府的预料，本来清政府计划花十年的时间使国人摆脱吸食鸦片的恶习，可这些决策制定者怎么也没想到，禁烟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国民的广泛支持，他们更没想到的是，这一活动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情绪，事态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禁烟五年来，全国的鸦片减少了百分之六七十，这一成效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期。不过，禁烟领导者并不满于现状，他们有更高的目标，即将全国鸦片产量减少百分之八十。鸦片产量的减少必然导致价格的上涨，现实是高得离谱，这就迫使百万计的鸦片吸食选择戒绝吸食鸦片。

随着国内种植罂粟产量的不断下降，中国市场上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占比重逐步上升。一九零七年，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五万一千箱，重达三千四百吨。经过协商，英国政府同意，在一九零七年至一九一一年间，将输入中国的鸦片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也就是每年五千一百箱。英国政府还保证，只要中国政府也在本国减少同等比例的鸦片产量，他们愿意以相同比率减少印度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数量。

英国下议院于一九零六年五月通过了一条决议，即印度输出鸦片的做法有违道德，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手段制止印度的鸦片贸易。一九一零年五月，英国国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表示要缩短继续从印度进口烟片的期限，英国政府是不是应该给一个正面的回应？结果，英国负责印度事务的副部长回答说：期限问题是双方早就达成的协议，英国政府无意变更。这一回答显然让英国国民非常失望，非常气愤，他们将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四日定为国耻日。这一天是《天津条约》实施第五十周年的日子。英国国民希望用这种戏剧化的方式迫使政府放弃鸦片贸易。没想到，这直接刺激了中国国民，他们在中华大地上展开了一场新的革新，北京成立了一个可以领导全国的戒毒社。

中国政府曾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条约，规定中方必须履行从印度进口鸦片的义务。如今中国在很多重要的决议案中要求英国将上述规定作废。中国政府肯定地说，现在危机正充斥着中国的禁烟运动。中国官方将农民们经营的小块罂粟铲除了，外国商船却满载着鸦片在中国各个通商口岸自由航行。这不但使得农民们愤怒，他们甚至想要组织起来一起反抗英国商人。

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压力迫使英国政府作出了让步。于是在一九一一年春天，一项新的协议在两国政府之间达成。英方在协议中同意向中国交纳更多的鸦片关税，对于中国政府禁止种植罂粟或者禁止输入鸦片的省份，英方保证是不会将鸦片输出到上述地区的。英方还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坚持禁止国内种植鸦片的政策，那么英方从印度输入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将会减少，到一九一七年，印中鸦片交易也将会被完全终止。英方还说，如果中国在一九一七年前，就杜绝了鸦片生产，那么英方会立即停止印中鸦片贸易。通过达成的一致协议，中西方的紧张关系才慢慢地出现了缓和。西方人有一个生活的信条，他们认为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大局是不会受到不良的个人习惯影响的，人们可以完全将其忽视不管。然而中国人抵制鸦片的经历却使得他们对这一信条产生了怀疑。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显得很无力，出台的政策都不能很好地实施。如果中国人能够用良好的行为准则约束自己，对鸦片不过度食用的话，那么行为准则就会在之前的社会中发挥很大的作用。而如今的事实却不是这样。假如吸食鸦片仅仅局限在社会中的傻瓜和弱者，或者社会中没有远见和自制力最差的人之中，那么吸食鸦片的习惯就会与人们具有的良好的行为准则有相同之处。它就会成为净化社会的强力因素，将社会的渣滓给清除掉。这样社会中的其他人就可以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放心地自由发展。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或是某些中国人的愿望罢了。个人要鉴别吸食鸦片带来的危害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鸦片带来的危害就像是蛆虫一样，社会的机体时刻被它由表及里侵害腐蚀着，最终它还差点将中华民族的前途毁坏掉。其实想想，我们美国人酗酒的习惯与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习惯也有相通之处。如果人们的酗酒行为长期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国家也不颁布法律加以限制，而像中国人那样只是对吸食鸦片的人采取放纵的态度的话，那么我们很有可能走上跟中国人一样的道路。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不良习惯给了我们很大的警示作用，那就是社会机体的致命器官会受到具有破坏性的个人习惯的侵蚀，而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应该如何消灭它，而不是犹豫是否向它宣战。

第七章　妇女地位的变化

几年前，有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在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爆发。省会兰州被起义者团团围住，他们见人就杀。农民们惊慌地逃进了城里；身后的小脚妇女们由于跑得很慢，直到城门关闭了，她们还没进城。在城门之外，她们被追上来的起义者杀害。逃进城里的男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女儿被残忍杀害而无能为力。妇女们也是悲伤欲绝，一时间敲打铁门声、痛苦求救声混成一片。男人们则向英国传教士下跪求助，希望他说服总督打开城门，救救那些女人们。传教士说，城门要是打开了，起义者也会杀进城来的。他还说，你们让女人束脚，现在尝到恶果了吧。

在外交界，伍公使是首脑人物。他常常跟与他交往的美国人说：“我们束缚女人的脚，你们束缚妇女的腰，相比之下，谁的问题更严重？”他以此让美国人明白，中国女人束脚是自然的事。美国人听了他的话，回答说：“嗯，我们美国女人束腰的后果是更严重一点。”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美国的时髦女性中，紧紧束腰的女人也就占十分之一。然而，再看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女性都必须要裹脚。更重要的是，美国女人是自愿束腰的，而中国女人裹脚是被迫的，她们受到的是一种迫害，也是无助的她们从小就必须要承受的。

广东省的客家妇女没有束脚的传统。而广州家庭条件好的女孩必须要裹脚，我正好在五天前看到过一个。逆着西江水流五百英里的地方，这里的女人没有一个是裹脚的。生活在中国最北方的满族，它们的女人也是不裹脚的。她们长得高大、健康、漂亮，也许就是因为她们保持天足的缘故吧。裹脚并不被认为是迫害妇女的行为，也不是为了时尚。每一个阶层的人只是把它当作必须要遵行的风俗，不管是穷人家还是富人家。在与蒙古边界相接的张家口，我看到妇女是跪在地上劳动的，由于当地的湿土对女人们的膝盖伤害很大，所以她们将膝盖跪在大垫子上。在甘肃的三个地区，妇女们用膝盖在屋里爬行的情况依然存在。她们本身只是男人们用来取乐的性工具。山西和陕西两地的农村妇女是坐着在田地里挥镰割麦的，她们不能像男人们那样弯下腰，否则的话小脚会损害得更严重。她们走不快，去麦地的路上，必须要坐马车或手推车。大多数的女人从娘家嫁到婆家，之后一生就被锁定在自己的家，没有其他自由了。

一个上午的时间，我们看不到三个女人，但可能会碰到大约上千名男人。一个城镇的女人要想去另一个城镇，必须得有人陪同才行。她们的膝盖很僵硬不能打弯，就如同是用假肢走路一样。在村子周围，只能缓慢摇摆地走一会儿，为了避免跌倒，她们用房墙、竹棒支撑自己的身体，慢慢地走着。美国女人能大步走路，身体重量集中在一条腿的脚趾上，脚会带动身体向前移动，另一条腿膝盖弯曲，就会有规律地向前方迈出去。中国妇女的走路方式与美国女人不同，由于她们的脚趾不能支撑身体的重量，另一只脚只能慢慢地移动，膝盖几乎不会弯曲。所以她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就像是用假腿走路一样。她们小腿上的皮肤都是褶皱，肌肉也不发达，像扫帚柄一样细瘦。

我们从中国妇女那里了解到，女人的小脚很受男人们喜欢，他们认为小脚看起来更富有美感。可是，我很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比如说，生活在陕西西部的山里人，他们贫穷愚昧，会认为女人的小脚美吗？他们居住在破烂的黄土高原窑洞里，生活环境不尽如人意，到处都是肮脏的地板，被熏黑、结蛛网的墙，纸糊的破窗户，炕上的垫子上还爬满了跳蚤和虱子。主人的饭桌也是脏脏的，掉下去的饭粒成为家禽家畜抢夺的食物。对此，我们不难想象，农民们如此愚昧、落后，他们会认为小脚就是美的吗？答案不是。人们为了生存就得辛勤劳动，男人们不希望小脚女子拖自己生活的后腿。他们需要的不是三寸金莲美的女人，而是能穿上粗布衣劳动的女人。

在中国，我们不必奇怪小脚女人没有持家的能力，因为她们在封建世俗的束缚下，一直受到男人们的歧视和虐待，一切都得按照男人的意思办。所以，在这里，每家都有破旧的被子、地毯、箱子。远一点的地方是农民的小木屋，窗子和闹钟架上都贴着剪纸。然而对于美国女人来说，她们可以让这一切变得干净整齐。中国人不会用白色和其他颜色装饰自己的房间，女人们更不会整理自己的家。这里的家庭吃晚饭与我们有很大不同，他们是把饭盛进自己碗里，心情好的话，就会端着碗出去，边逛边吃。男人不会让女人出门，她们必须待在家里，即便如此，女人也没有持家的能力。

在中国，一个女孩裹脚，可能会流下一桶泪水。中国女孩子从五岁开始就裹脚，直到七岁的时候结束。在这三年中，她们要忍受疼痛，最后脚的前部和足跟会挤压在一起，中间的裂缝中能插入一美元的硬币。立德夫人在十五年前成立了天足会。她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女孩子过着悲惨的童年生活，在残酷的三年裹脚时光里，她们没有欢乐，脸颊苍白，不像英国小女孩的脸颊是玫瑰色的，看起来健康。她们是可怜的孩子，有的小女孩靠在比她高的拐棍上才能站立起来，还有的在大人背上，或是自己坐在地上，她们最美好的的童年在泪水中度过了。立德夫人还说她能清晰地看到女孩们眼下的黑线，深深的，有好几道。脸庞上满是因为裹脚而表现出来的苍白色。女孩们的母亲将一根竹竿放在床边，竹竿就是她们站立起来的工具。可是有的母亲还会用竹竿打哭叫的女儿。母亲把女儿放在外屋让她一个人睡觉，这一点是几乎不会发生的。可怜的女孩要想摆脱这种裹脚的痛苦，只有吸食鸦片或者把双脚吊起来让双脚麻木。

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中国女孩的裹脚过程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一个孔子的后代告诉了我更残酷的现象。他说，山西的一些女婴有的在摇篮中就被父母处死。原因就是裹脚带来的伤害会破坏父母的感情。严重裹脚的妇女们身上很肮脏，也不能很好地操持家里的事情。她们的一生就在炕上度过，不会走出屋子去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也不会和其他人交流情感。到了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富裕之家的女人在小马车里僵硬地坐着，就出门游玩了。

裹脚给中国女孩带来了很大痛苦，可是母亲为了给女儿找个婆家，也不得不这样做。近来，妓女和奴隶是天足，她们是不裹脚的。然而从婚姻角度来说，人们宁愿娶一个驼背的裹脚女孩，也不会喜欢一个身体正常而不裹脚的女孩。如果美丽的新娘被新郎发现是没裹过脚的，就会被婆家嘲笑讽刺，之后被赶回娘家。但是人们却不会责备新郎。不裹脚的女孩只有些许机会做男人的小妾。有的女孩长着樱桃小嘴，眼睛水汪汪的而且还很聪慧，就是没裹过脚。或许也会有年轻的小伙子看上这样的女孩，将那些世俗观念抛之脑后。中国的婚姻是父母一手包办的，儿女没有选择的权利。男方父亲倒是有一点要求，就是儿媳必须和她婆婆一样是裹过脚的。在中国，女孩必须裹脚才能让男方父亲满意。而在文明国家中，这种最严重残酷的裹脚痛苦不会强加在女孩子身上。近年来，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主张抛弃旧的世俗传统。慈禧太后在几年前推行了新政，其中有一条是废除旧习。以前的传教士对中国的旧俗持中立态度，现在他们强烈地挑战着旧习。他们在传教宣传时、在唱诗班中都极力反对中国旧俗。裹脚的女教徒来圣坛也会被传教士们反对。有一些思想独立的妇女，她们受了基督教的影响，也开始向裹脚这一陋习挑战。裹脚女孩被大多数的教会学校拒之门外。有的学校虽然会让裹脚女孩入学，但妇女解放的思想却在她们之中广泛传播着。很快，她们也开始思想解放，转向反对保守的旧习了。有的官员和贵族受到一所学校邀请，看了一节学校的体育课。学生们有的跑步，有的做健美操，有的大合唱。学生中有两个裹脚的女孩，脸上是一副悲哀的表情，她们看着其他有着红润脸庞的女孩在草地中欢快地奔跑玩耍。两者一对比，给那些应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们也公开反对裹脚的恶习。去年，政府下令，任何政府创办的学校都不能让裹脚女孩入学读书。可是现在一些官员在五天内就创办了学校，他们自己管理，让那些不能去教会学校上学的裹脚女孩也能读书。

那些不人道的旧俗也遭到了上流社会的强烈反对。妇女们思想解放了，她们不再缠足，开始在脚趾上染红脂，也相互争着看自然美丽的金莲，谁最会先拥有。这就是如今的中国妇女们，她们在比谁的金莲更大。中国的改革者一定要将那些旧俗给消灭掉，同时在改革的时候要把握好一个度。万县位于长江上游，在这里的街头出现了一个不裹脚，裸胸露背的女孩，她身上的衣服几乎要从背上滑落下去。官太太们是不着急放足的，即使鞋袜已经准备好了。她们会一直等到其他夫人们放足了，自己才开始。在一个城镇里，妇女们成立了天足会，目的就是让大家相互支持放足。她们不但自己放足，而且她们的女儿也不会被强制性地裹脚了。父亲们也开始反对缠足，他们要求儿子不要娶裹脚的女孩，这样，不裹脚的女孩将来也能有幸福的婚姻了。天足会还邀请在当地有影响力的官员加入，希望得到他们全力支持。此外，天足会还把西方女式的鞋引进城镇，定期举行集会，散发小册子。他们散发了三十多册文章、声明书、告示、诗歌和传单等。宣传册上的地方方言、普通话和文言文，都是由官员、传教士、医生、自然改革者写成的。

改革者还采取了更科学的方式，即用X射线检查女人的脚，通过绘制出来的图，可以清晰地看到裹脚与不裹脚的区别。通过这种医学方式，人们就能明白用绷带不仅给人带来痛苦，也会危害人的身心健康。而不裹脚会缩短妇女寿命的说法，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裹脚的女人其实就和原始部落的肢体残缺者一样，都是残疾的。裹脚会带来很多后果，对于女人来说是很悲惨的事。如：脚会溃烂、生蛆，人甚至会死亡。所以人们充满激情地开展了反对裹脚的运动。有些宣传的诗歌描写了裹脚女人的悲哀，让人们感动得不禁流下眼泪。还有一首诗被谱了曲，被人们广泛传唱开来。事实上，中国的旧习改革只是在城市和上层阶层之中进行。禁止裹脚运动在许多农村还没有开展，毕竟很多农民还没有意识到。穷人们担心女儿不裹脚，在农村里是会被笑话的，也就不能从新郎家要到更多的订婚钱。在农村里，两家订了亲，对于男方的要求，女孩父母没有理由拒绝。由于有很多限制性因素存在，农村人们拿不定主意，到底该不该禁止裹脚。在福建的一个农村，总督给村民们下了命令，要求他们禁止裹脚。村民虽然也有反对旧习的觉悟，可是人们没有勇气先这么做。

中国的沿海城市受西方的影响很大。这里的中国人会很自信地告诉你，几乎没有女人会裹脚了。可是还有很多裹脚的女人，她们已经成为牺牲品，还没有解放出来。莫里林博士是《伦敦时报》派驻中国的记者，他的报道很有权威。他在华中之旅结束后，抱着慎重的态度写道，在满清帝国，八岁以上且仍受到裹脚迫害的女孩占到百分之九十五。依我看来，他的估计有点高，如果说中国还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女孩仍在裹脚，我是不会怀疑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现在中国难看的、畸形的、疼痛的小脚有七千万双。这都是那些男人眼中所谓的美。有人预测，裹脚这一陋习消失，大概要一百多年的时间。西方文明进入到日本三十四年后，仍有很多已婚妇女保留着将牙染黑的旧习。这在以往表示女性想要吸引男性的注意。

裹脚只是中国妇女受约束的一个方面。

在七月的一个早上，天气很闷热。我碰到了一对官员夫妇，他们是坐轿的，后面还跟着一个苦力。他用竹担挑着两个小箱子，并且都用布遮盖着。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子，被装在担子两头的箱子里。我发现小男孩的箱子有一扇小小的窗子，还是打开着的，他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从中看看外面的行人。小男孩的妹妹在另一个箱子里，上面的窗子被布蒙住了。只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就得在闷热黑暗的箱子里待着。这就是中国典型的重男轻女的风气。中国女性的悲哀体现就是不能随便在公共场合露面，不能受教育。

在山西省，我路过小店的时候碰到的女性都是当奶奶的人。其他女性看到有人来了会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们认为被别的男人看是很羞耻的行为。在炎热的夏季里，只有到了黄昏，村妇们才走出房间，坐在门前的草垫上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呼吸凉爽的空气。如果有外国人路过她们门前，她们会急匆匆地往房间里藏，使得院子里的鸭子嘎嘎乱叫起来。就连九岁的小女孩，发现有男人看她，也会立刻往屋子里躲。到了收割的季节，家家户户的人都在抢收庄稼，每个劳动力都要去田地。天刚刚亮，就会看到男人们驾着骡马车，母亲、祖母、小男孩坐在马车上去田地里。而在田地里是看不到十到二十五岁的女孩的，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会以为她们得瘟疫死了。

在福州，赶上老人们做特别的宗教活动时，宗教首领夫人会出来热情地招待客人，给他们上茶。当然，男人和女人都是分开的，他们各占一个房间。虽说老人们在不同的房间里，但他们还同在屋檐下，这不符合中国的习俗惯例。然而在特殊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男女之别了。我从一个客家人那里知道，丈夫和妻子在公共场合说话，在客家风俗中是不允许的。有一对年轻夫妇走在无人的小巷，丈夫觉得周围没人，就向妻子要花园大门的钥匙。妻子很生气，直接把钥匙扔在地上就进屋了。原来，她的丈夫在公开场合说话让她很愤怒。她责备丈夫说，我们谈话会被别人发现的。

中国的女人永远不会和男人握手。一个绅士想把扇子给女士，他不是直接递到女士手里，而是把扇子放在她一旁，这样能避免与手的接触。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这样的事是常常能看到的。一个不正经的人问孟子：“嫂嫂落到水里了，我是否应该伸出手去救她呢？”孟子巧妙地回答说：“不伸出手去救是残忍的。”

中国的兄弟姐妹在八岁或者十岁的时候，就要分开不能见面，之后在正式场合才能重新聚在一起。中国的文学作品只有情歌部分还能吸引人。求爱的自由在中国的习俗准则中是不被认可的，它是受到人们责备的。中国女子的模糊照从不外露，即便一个妓女的照片，人们也是看不到的。虽然中国人被美国人的性感紧身裤和内衣广告震撼了，但是传教士夫人们也不会将我们白人女性袒胸露背的照片给中国人看。中国人从我们的裸体雕像艺术、戏剧海报和芭蕾舞中有了对西方女性的认识，我们也是能想象得到的。

中国的习俗准则虽说限制了女性，但也可以说保护了女性。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妇女都没有她们端庄、贞洁。通过对照男女各自的指责，你会发现那些束缚限制女性的律法的根本出发点是男人的利益，而不是以社会或民族利益为重。中国的文化是为男人服务的，代表的是男人们的意志。在中国汉字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女人被男人蔑视的现象。三个女组成的“姦”字念奸，意思是奸谋；“屋檐”下的女人——安是安静的意思，但这代表的是男人的安静。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存在善和恶，阴和阳。黑暗，寒冷，幽灵，女人等等都是阴。社会少了女性是不行的，但地位低下的她们，却被社会掌握着命运。儒教徒说妇女不能受教育，否则会带来危险。因为受了教育的女性，会提高自己的地位，男人的影响力就会受到冲击。

中国路旁的牌楼或者用来装饰的石门，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最美丽、最富有特性的艺术品。通过它们我们理解到，当时有的女人也有一定社会地位。订了婚的女孩在出嫁前，即使她的未婚夫死了，她也必须守寡，时间久了，人们就会给她立贞节牌坊，表彰她的忠贞。相反地，男青年丧失了未婚妻后仍选择单身，人们不会这样纪念他。我认为这样的忠贞不是高尚，而是说明女人的软弱、社会的荒谬。几个世纪以前，中国人就认为寡妇应该陪同丈夫一起死，因为女人应该为男人献身。中国人从不认为鳏夫应该为妻子殉节，因为男人为女人献身是不必要的。这就是当时中国男人们的道理。

不守贞洁的女人，会被石头砸死或者淹死、吊死，同样的惩罚却不适用于男人。他们认为的道德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所以在公众眼中，一个男人对妻子不忠了，妻子可以狠狠地责备自己的丈夫，她也不会为此而挨丈夫的打。

在某个班级里，中国学生从外籍教师那里了解到，美国的女孩是可以拒绝她不喜欢的年轻男孩的。中国学生感到不可思议，男人被女人拒绝，那男人可就真没面子了。他们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认为女人不能拒绝男人。

有的官员刚进入仕途，在别的地方执政，如果夫妻感情不合了，他就会把妻子赶回娘家去住。之后，他再娶一个新的妻子，没有人会反对，人们认为这跟他的品德好坏没关系。可是被赶走的妻子却不能再嫁他人。即使他们分离再长的时间，女人必须做到对丈夫的忠贞这一职责。中国法律规定男子只能娶一个妻子，当妻子生不出男孩时，男人就可以再娶一房。然而有三五成的男人自主地娶二房，纳上一个或几个小妾，甚至有的男人先纳妾后娶妻，因为他可以自己决定娶妾。炎热的夏季，生活在墨西哥湾诸州的美国人只穿衬衫出行。在中国的华中和华南地区，很多男人只穿一条短裤就出门。女人们不能穿成男人那样出门，只能在小巷和低矮的房屋里待着。虽然房间里既不通风，又十分闷热，可是她们必须忍受。我无法用笔墨来形容她们所受的痛苦。如果你看到一个打网球的中国女孩，她露出手臂到肘部的部分，就会被认为比任何女人都露得多。

男性的教养并不是为了取悦女人，而女人的教养，包括裹脚、僵硬的步伐、头发梳妆、针线技巧、天真无知、顺从，都是为了给男人服务。金属盒子即使是特制的、装满了糖果，光彩耀人，也不如一个新娘吸引人。女人结婚的时候，全身上下都要打扮一番。她会带上所有的首饰，把脚裹到最小，修剪指甲、涂抹脸庞，往头发上打油。打扮好的新娘就像是用黑木料雕成的摆设一样直板和复杂。在客人们的审视下，女仆牵着她的手，她把头低下，脸上是一副僵硬的表情。

有些女人是干苦力活的，有的划船，有的挑水、扫地，还有的烧火。她们没有那么多顾忌，能自由地出入公共场所。对于那些有地位的女人来说，封闭的马车，铺上布的椅子才更适合。在墙内，她们度过了一生大部分的时光，而街道和公共场所的生活，她们无法体验。除了亲属以外，她们不认识别人。随着时间流逝，她们生活的圈子也越来越小。她们不能春游、旅游和参加宴会，社会娱乐不是她们的生活所在。最后她们全部的生活就是化妆、抽鸦片、跟仆人聊天、拜访女友。她们觉得生活空虚，精神压抑，很多人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

男人们为他们压迫妇女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一些观测家看出，目前中国上流社会有两种恶习：吸食鸦片、赌博。这两种害人的东西，我们是很厌恶的。中国男人过着空虚的生活，所以他们在鸦片和赌博中找到充实。一旦沾染上这两样东西，就很难戒掉。它们惩罚了压迫妇女的男人们。能维持基本生活的贫困人家，也会威吓他们的女人裹脚。在上层社会中，女人被禁止出现在公共场合。其实，女人与异性纯真交往，会给人带来新鲜感和迷人感。中国男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为了放松，他们就抽鸦片和赌博。同样，女人们也是在这两样害人的东西中寻找满足。

平民对异性的观念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有许多女士在南京的公开展览上露面，我看到她们穿着小巧精致的丝织衣服，她们细小的身躯还很虚弱。我为此感到十分震惊。中国男人比日本男人高大许多，而中国女人的身高与美国十四五岁的少女差不多，看起来还不如日本女人个子高。女人们的细小虚弱到底是因为男人们喜欢这种骨感娇小美，还是因为她们裹脚，行动受限，缺乏锻炼身体？对此，我不能准确地判定。

中国的家庭注重尊敬老人长辈，男人们则不是能决定家里的所有事情。如果妻子产下一个男孩，那么她的地位就会被抬升。她们这种地位上升，会引起印度和波斯的妇女嫉妒。子女们会像尊敬父亲一样，虔诚地对待母亲。家庭辈分更高的女人是祖母，在管教孩子方面，她有着和丈夫相当的权威。中国妇女在三从四德的恶习下，永远被男人管制，她们的一生在父亲、丈夫、儿子的监护下度过。但也有例外，对汉族女人来说，儿子是要受母亲的监护的。

不管怎么说，“三从四德”这一教条残酷地压制了中国女人的心灵，好比她们裹脚一样痛苦。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父母是不再管的，当然还包括女儿的孩子。而上了年纪的父母也不会受到女儿的照顾了。中国官方统计，大概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女婴被扔弃或杀死，原因就是因为她们的家庭困难。可是经济再不好的家庭，都不会如此对待男婴。有些穷苦的家庭把女儿送出去，给人家做童养媳。这样他们就不用抚养女儿了。在中国农村，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所以，在很多地区的家庭中，家里的女孩并不是由她亲生父母养大的。她们早就和父母分离，不受到他们的管制，结婚的时候，她们要离开父母，也不会感到很悲伤。女孩在未婚夫家中成长，被当成苦力使唤。当了童养媳的她们，必须按照夫家的安排、命令去做事。我听说过一件事情，六岁小男孩责备一个不听话的女孩，说她没有把自己照顾好。如果小男孩死了，女孩就成了小寡妇，男孩的父母会卖掉女孩。这时，新娘的价格是最受关注的，其他的事不在考虑之列。

有的女孩是在自家长大，但是从小父母就会给她订门亲事。这个习俗是很不合理的，并会带来很多麻烦。比如说，一个家庭，从小给儿子订了亲。当这个儿子和定亲的妻子结婚后，新郎发觉新娘的大脑患过猩红热且损伤了大脑，反应非常迟钝。他不能接受这样的妻子，就把妻子送回娘家了。如果公众认为新郎的这一行为是违反习俗的，那么他的监护人会被宗教审判，被定罪。他不会受到大家的信任，反而会受到遵从旧俗的人的反对。如果农夫的小女儿和苦力的儿子订婚，也会有这种不公平的事发生。后来女孩受了大学教育，读了医学，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医生，但是到了婚期，她就身不由己了。因为不可违背的习俗规定要求她必须嫁给与她从小订亲的男孩。男孩长大了非常无能，连轿夫工作都不能胜任。女孩嫁给这样的笨蛋就等于将自己美好的一生毁灭了。中国的很多女孩反对早期婚配，但是效果很不理想。对于一个未见过面的男人，女孩是不会轻易地嫁给他的。于是女孩请求父母找一个地位相当的男人。父母却说，我们不能毁弃履行了几年的订婚协议。的确，父母不会听听女儿是什么想法，女儿也一点不了解男方家的情况。

运气好的女孩，通过能信任的专业性的媒婆，可以和一个自己中意的少年订婚。但是中国有句谚语：“十个媒婆，十一个说谎。”确定好订婚的好日子后，男方会把女孩的生辰八字在祖宗的供桌上放三天。期间没有恶魔出现的话，那么男方就会与这个女孩订婚。结婚后，双方才能第一次看清对方的模样，知道对方叫什么。他们之间没有浪漫的恋爱过程，没有求婚，没有爱情。

上面说的那些中国女孩会幸福吗？对此，一些英德观察家给出了结论。他们认为中国女孩的婚配也是有好结果的，就像美国人自由恋爱一样美好。他们看到婚后的家庭是和睦安定的，丈夫在妻子做手术时是焦急关心的表情。观察家们从中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妻子受难之时，丈夫的眼中显现着无限的柔情。中国的女孩对她们的生活期望并不高，我们从这推测，看出中国女性比美国人更能适应异性。可以这样说，美国人对幸福概念的理解程度决定了美国人命运。浪漫的爱情、温柔的伴侣和夫妻之间的彬彬有礼，从未出现在中国小姐对优秀丈夫的理解中。她觉得只要丈夫对她好，又有一个可以用一生去爱的儿子，这样的生活就是很美好的。

人的情感是可以自然流露的，如果刻意压制很危险。妻子不能抛头露面，为了家庭的安定必须牺牲自己的自由。她们的情感一直被压制着，不能释放，所以很多年轻妻子就自杀了。有的跳河，有的跳井，还有的生吞鸦片。大量年轻妻子自杀的时候正是要收割鸦片的季节。在妇女之中还发生了很多愚昧而又疯狂的惨剧。很多少妇患上了神经衰弱症，这也说明了中国人的麻木不仁。医生们肯定，感情上的压力和悲伤给妇女们带来了很大伤害，从她们苍白的脸上看到的是痛苦、顺从，却不是幸福。中国女人心里委屈，所以她们会“伸冤”，一个女人实在无法承受压力了就会向苍天诉说自己的苦。我们来到一个茶坊，看见掌柜的妻子站在柜台边，说自己对男人们的看法，很多船夫们听了都是一副难以忍受的模样。在深夜，我们急着赶路，来到了一个小村子，碰上一个女人在向苍天哭诉自己的悲伤。当时村里一片黑暗，全村人都进入了梦乡，她一个人一直哭泣着，她都没发现我们的到来。

有的女婴成为家庭的累赘，母亲不知如何办才好，她们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很多村姑扔弃了她们的女婴，她们在女传教士面前忏悔自己的罪行。女传教士听了她们的话，再也忍不住，就对她们大声说：“你们太残忍了。”受到女传教士的责备，村姑们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便说：“难道你认为我们不关心自己的女儿吗？新婴儿将夺去他人嘴中的粮食，我们怎么办呢？”后来女传教士对别人说：“从那时起，我非常理解经济压力迫使父母杀死女婴的痛苦。”

中国的新娘是不允许与婆婆开玩笑。新娘在十六七岁时，就被婆婆当成奴隶使唤。丈夫同情她的不幸，但是却不会违逆母亲的意思。妻子产下婴儿后，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喂养孩子，而婆婆的抚养意见则是她必须要照做的。有的女孩受过基督教思想的教育，不愿嫁到思想落后的人家去。因为她们害怕无知、迷信又独裁的婆婆会错误喂养孩子，或者她们会失去孩子。女孩的这种担心在中国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还会给家庭带来悲剧。有一个女医生，她被一个精神病男人请到家里看病。妻子快要生下婴儿了，而她的婆婆就坐在一旁看着儿媳妇。妻子很伤心，好像她的凶恶婆婆一直在旁边的话，她就马上会死似的。再看她的婆婆，脸上仍旧是严厉和斥责的神情。如果是大势力的婆家，妻子会有更多的麻烦。那么妻子想到的就只有用自杀来解脱。但是，妻子自杀还会被很多人诽谤。有个人说，一位婆婆的儿媳不能忍受痛苦就自杀解脱了。她非但不悲伤，反而满脸愤怒，还抽打死去儿媳的脸。她认为儿媳自杀给她家带来了耻辱，使家庭被人笑话。

西方男性的自杀率比女性高出三四倍，可以肯定地说，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两性之间的心理差别。中国的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五到十倍。我们以此为突破口，可以观察在男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的女人幸福问题。在中国，很多少妇和年纪不大的寡妇选择了自杀。少妇是因为过得不幸福而自杀；年轻寡妇则是因为受压迫无路可走而自杀。在她们看来，自杀是最好的解脱痛苦的方式。那些在丈夫葬礼上殉节的寡妇，不再被官方给予荣誉，才过了一百多年。中国男人推崇的三从四德，是女人身上的枷锁，让她们走入绝望的境地，也是迫使寡妇自杀的助力。许多女性被迫选择自杀，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女性的幸福掌握在那些男人们的手中。

中国女人的世界，不是她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的。这是最为明了的情形了。男人从来不考虑女人心中所想，他们只是以自己的口味和偏见来对待女人。女人们的生活就是被男人们自己的观念左右着。女人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就是由古代的圣贤（男性）主张提出的。这些伦理道德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公共意识，而只是男人们的看法。也正因如此，那些压迫女性的习俗更加被人认可。即使很多女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不受男人的摆布，但这只是局部现象，因为整个妇女阶层还是受男人压迫的。伦理道德制度被人们看成是神圣不可忤逆的，加上社会流行的看法和舆论，男人靠着它们就能压迫女人。她们被关闭限制在屋里，不能受到教育，不能出行，不能交朋友，不能与别人说话。她们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不能自由恋爱，没有主见，连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都没有。

真正让女人被束缚限制、处于从属地位的，并不是单个男人，而是源于男性自私的统治。男性认为他们是人类社会中的强者，认为女性的聪明才智和道德是比不上男性的。所以他们规定了自以为适合的准则。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女性。

有一位中国绅士，他主张复苏孔教，我与他交谈了一番，得出了上述的结论。我不得不说，中国人有些观点比美国的好，比如说：子女们应该对父母尽到应有的责任。之后我补充了一下，对中国绅士说，你必须承认，美国人对待妇女的态度，要比中国好很多。他反驳了我，认为我说的一点儿也不对，仍坚定地认为西方基督教给予妇女的地位不如孔教给予的更合理。

“女人就应被如此支配，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驾驭女人很困难。你不能告诉他们男女平等。女人才是根本的麻烦。”

“女人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就是因为那样吗？”我问道。

“不是这个原因。她们受了教育后会更加难以控制，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正因如此，她们受教育的机会被祖辈们减少了。”

“你这样做，是要想所有女孩子都不能受教育吗？”

“我还不会那样做的，教她们读写是应当的。”他回答。

“她们就不能受更高的教育吗？”

“可能如此，但仍必须将女孩的教育和男孩教育区别开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

“女孩应该学习如何持家的艺术和伦理道德，懂得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责任。”

“你们只教给她们职责，不教给她们的权利吗？”我问。

“是这样的，教给她们权利根本没有必要。”

接着，这个孔教徒毫无顾忌地把如今在香港街头出入的中国女士指责了一番。他痛恨地说她们跟妓女一样。我反对说：“事情就是这样，自由才能给她们带来真正的幸福。”他反驳说：“香港的那种女人的幸福是违背丈夫的意志的，家庭的和睦应该建立在个人幸福之上。”

他的看法与古罗马人的观点，也就是李维（Livy）强加于长者加图（Cato the elder）的观点相一致。正如普伦提斯（Prentice）说的那样，男人是人类的主体部分，女人是从属部分。两年前，一个巡抚提议在西安建立一所女子学校，一个老学究吃惊地说道：“办女子学校？女人受了教育，男人们会做些什么呢？”

男人们经常的唠叨使得女人们开始相信自己是愚蠢的，是需要被男人控制的。有些中国女人还没有接触到外国人推崇的女权，但她们仍找到了一条解脱的途径——自杀。几年前，九名客家少女一起投入珠江自杀，为的是摆脱包办婚姻的束缚。广东中部有三个地区，在织绣厂工作的女人很多，其中上千名女孩组成了一个协会，专门反对包办婚姻。她们主张和丈夫过新式的生活，有回娘家看望母亲的合法权利。除了某些特定的日子，她们一般不回家。逃跑的新娘被父母设法追回并被送回夫家，她会选择投河或是吞鸦片自杀。所以，如今的父母和地方官就允许她们自由行事了。在特殊的节日期间，新娘出现在夫家，说明她妻子的地位还保持着。丈夫又与一个温顺女子结了婚，首任妻子就成为大夫人，可以管教后进门的妻子。

中国的女人要是能自立了，会做些什么呢？我想象不出。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妇女解放并非依靠个人的机会，而是因为外国的影响。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是基督教。通过用自己和他人的眼光，《新约》全书都在歌颂和赞美妇女。中国的基督教徒们脸上出现了祥和的目光，心灵上也得到了升华。中国人内心里的道德财富封闭了许多个世纪，一直在内心里深藏着，如今都显露出来了。乡村人认为女传教士是圣洁的，说她们是上帝的人间化身。在女传教士的家里，村民们能聆听到福音，还能寻找到安静和睦。一组女教徒听女传教士讲天堂，听完之后，一个女的说道：“如果我的丈夫能陪伴我在大街上行走，就像你的丈夫陪伴你一样，那我就很高兴了。”中国人的观念被传教士们改变了，他们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知道了如何才是爱自己的女儿。他们开始让女孩们上学，不再包办她们的婚姻。他们还向女儿的求婚者询问意见，看谁能让女儿幸福。女孩有与求婚者见面的权利，或者最起码能了解男方的所有情况。如果拒绝了求婚者，女孩也不会受到父母的训斥和舆论的伤害。

帮助中国妇女放足的开拓者并且推崇妇女解放思想的先锋就是传教士们。早期的学生们从他们创办的学校毕业了，现在都是奶奶辈的人了。三年前，第一班的女学生毕业，她们学的并非宗教，而是顺势疗法护理知识。有一所学校，最初的女学生学的并非是写作而是阅读。学校的老师只教学生读《圣经》，女学生们也记住了很多《圣经》中的内容。她们能将创世纪重新表述，能从第九章跳到第十七章，并且重新朗读的腔调也很完美。在二十年前，自然科学、宗教历史、算术、音乐和地理是学校主要开设的课程。五年前，学校加设了英语、历史。有一所英国人开办的学校，我了解了女孩一天要学习的课程，她们上午朗读《新约》全书，并且解读；下午就学习《旧约》全书的历史。

中国的妇女解放掀起了巨大的浪潮，传教士们对此很明了，他们继续将西方的思想观念在中国传播。女孩子从传教士那里学会了要服从他人。她们的父母说自己的孩子从教会学校毕业后忠于职责，并对教会学校的工作很赞赏，传教士们也很高兴。但是中国男性的敌对方就是那些从教会学校毕业的女学生们。她们没有过错，也许刚开始她们会对立，但是如果她觉得你值得信任时，就会认为你是对的。妇女们被女学生们鼓动，去争取这个或那个权利。女学生一直努力着，其目的就是培养出妇女们敢于抛弃自己旧社会地位的觉悟和信念。有一个女医生，管理着一所女子卫校。她就鼓励学生要与目前的婚姻安排抗争。有一个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女孩，她的行为让父母吃了一惊。因为她坚决不遵从童婚协议。虽然她的老师没直接掺和这件事情，但却给了她很大的精神鼓励。

教育的确会将女孩的婚龄延迟。十年之前，师范学校里有很多订了婚的女学生，能受到教育的她们很感激自己的父母。如今许多女孩到了十九岁或二十几岁都还没订婚。我们遇到了一位女教师，她在结婚前教了一年书。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人开办了很多女子学校，女学生们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有的当上了教师，有的当了护士，还有的当上了校长。以前父亲不准女儿上学，而现在女儿能拿到丰厚的薪水，父亲听后，心放得更宽了。

以前人们觉得不活泼、没有生气的洋娃娃型妻子才是美的，如今这种美正淡出人们的视线。人们有了一种新的审美观念。受过教育的女孩子是非常受大学毕业生青睐的，能娶到她们是很自豪的事情。在学校里，男青年会很有礼貌地向女校长打听女学生的文化水平和能力。他会问：“她能唱歌吗？会弹钢琴吗？会说英语吗？”在以前问此类问题的是男孩的父母。求婚者过去称呼女孩是“某某的女儿”，现在称呼女孩是“某某小姐”；过去男孩从不主动同他喜欢的女孩说话，因为那时都是双方父母协商决定子女婚事，现在男孩能亲自当面送给自己喜欢女孩，诸如小卡片类的礼物。

旧习俗正在渐渐消失，人们不断地把童养媳和童婚这样的恶习抛弃。虽然男孩向女孩公开求爱的现象还没有出现，但是男女双方可以在父母眼皮下说说话，相互看望或者交换照片。无论何时，年轻人都有权了解他的准配偶那一方的情况。在进步的知识阶层中，父母包办婚姻和童婚的现象已经完全看不到了。有一些受过师范教育的女学生，也能接受包办婚姻，嫁给自己不认识的人。但是她们最想要的是个人的自由而并非浪漫。她们要求父母、丈夫、婆婆给予她们自由，不让自己受习俗的束缚。西方的女性可以自由地生活，这样的观念影响到了中国女性。于是她们像小鸟一样，拍打着弱小的翅膀，想要冲出锁住它的鸟笼。

中国母女间的关系也随着新思想的进入发生了变化。母亲是封建守旧的人，女儿是受过新教育的，因而母女间会产生很多矛盾。一个受过教育的女青年说过：“有必要让女儿成为母亲的监护人，并且不断地向母亲提出建议，因为母亲的观念还是旧俗规矩，已经跟不上新时代思想的步伐，两者之间很容易产生分歧。”

在天津、上海和香港，富家小姐们将西方风格理解成为完全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可是她们不明白我们西方年轻人也会受到一些无法言语的限制。她们觉得自己可以完全能办好心中的大事，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父母的指导有时会避免女儿做出错误的决定。有的女孩选择了私奔，是为了从根本上得到心理自由，可是这样的婚配几乎都是不合心意的。有个女学生认为，父母给她包办的婚姻不理想，于是她选择了逃避，和两个男孩去了日本。后来她在信中对父母说，她仍未决定跟谁结婚，也不知道爱的是谁。

到了春天，北方的湖水表面还有着厚厚的一层冰，将水里和外界的空气隔离开。人们只要在冰上凿个洞，水里的鱼就热闹了起来，它们抢着呼吸外界的新鲜空气，甚至有些鱼会跳出冰洞，到了冰面上。因为鱼必须有氧气才能存活。同理，中国妇女一直受到落后旧习的束缚，如果外来思想观念能被中国人接受，一些年轻女子也就会向往自由的生活，渴望受到新式教育。她们会逐渐地将封建旧习抛弃。所以说年轻女子追求自由和学习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自由和知识，中国官办学校能满足女学生的一些需要，而教会学校却能做得更好。有个中国贵族女医生，她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她对我说，官办学校教给女孩的是准许做什么，没教给她们要追求自由。教会学校教给了女孩们学习新的思想观念，敢于摒弃旧俗的精神勇气。女医生的看法很对。中国女孩虽然受教育了，但是她们并不知道我们美国女孩所受的限制和监护。男青年们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认识他们。所以说，这些女孩并不能真正地融入到新的世界。有一个满族女士，她对于东西方生活都熟悉。我问她：“如果母亲能允许自己的女儿和男孩晚上骑马，这种可能什么时候能实现呢？”她不假思索地说：“一个世纪。”这个回答让我对此很是吃惊。

如果每一代人的母亲思想都不解放，不被人关心，那么中国永远也不会强大，这是大多数思想家的看法。母亲抚养儿子，教导儿子，她们的伟大终于被中国人认识到了。母亲的教育会深刻影响到儿子，如果母亲没受过教育、思想狭隘、受人歧视，她教导出来的儿子必定成为一个性格有大缺陷的人；相反地，儿子会成为一个意志力坚定的男人，这样的人正是中国需要的。母亲的伟大作用最初是被传教士们遗漏了。不久之后，传教士们发现，虽然有些孩子接受了基督教思想，但是他们的母亲没有受过教育，所以这些孩子们还是会受到封建旧俗的制约。

母亲在培养儿子的性格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母亲受过孔孟思想的影响，那么她的儿子也会很成功。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中国人裹脚并且束缚和限制女孩，但是中国仍出现了很多伟大的人物。传教士们和中国妇女一起工作时，发现她们很有潜在能力，做事很有激情，这一方面无需多言。她们脸上充满了各种表情，有着同世界上的女人一样妩媚的脸色。将来中国的铁路、矿业、贸易能给中国人带来幸福；中国女性的潜力一旦发挥出来，就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幸福。它们带来的幸福还没有发挥潜能的女人给中国带来的幸福的一半。

第八章　基督教对中国人的影响

在北京，有一座喇嘛庙，里面的和尚在举行晚祷仪式。在巨大的金身佛像前，香火散发出圆圈状的烟雾，慢慢地上升着。神像祭坛和烛台中间有很多矮板凳，二十个年轻的和尚坐在上面。藏族方丈盘着双脚坐在祭坛上，他满脸皱纹，穿着带有金色浮花的锦缎祭袍。每个和尚面前都有很多羊皮纸条，上面写的是晚祷文，其内容是按照西藏风格写成的。他们朗诵经文时语调很齐整，也很有节奏，让人听起来感到深沉，就像是在听音乐一样。我们由此联想到蜜蜂从蜂巢飞出来时，煽动翅膀发出嗡嗡的声音；人被尖刀刺中时发出的尖叫声；和尚们手中的铙发出的当当声；鼓发出的叮咚声；长号角发出的尖叫声。有一种叫帏的奇异图饰，它也发出悦耳的声音，与其他声音掺杂在一起。

中国某省有一个小镇，是鸦片最盛行、女人裹脚最严重的地方。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当时他已经加入了瑞典国籍。他的工作与上述和尚们的念经祷告完全不同。工作八年期间，他极大地宣扬基督教，有两百名中国人成为教徒。这些教徒主要是农村的男人们，他们当中有三十名教师，受过中国最好教育的有十二名。很多教徒虽然不是政府官员，却在当地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当有诉讼案件的教徒向传教士求助时，他才会同那些和善的政府官员拉近亲密关系，否则他是不急于和官员打交道的。传教士严禁自己的教徒抽吸鸦片，有二十名患上烟瘾的教徒被他驱逐了。后来那些犯禁的教徒得到传教士的允许又回来了，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孽，并保证用实际行动来弥补罪过。教徒们在他的坚决引导下不再赤裸裸地谋杀和抢劫。他信奉的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至于清教徒式的奉守安息日对自己的教徒没有要求。为了让鸦片吸食者戒毒，他创立了收容所。冬天，有一百一十六名鸦片吸食者在此进行了四到六周的治疗，并且很多人恢复得都很不错。他还创办了一所学校，里面有三十名女孩学习。她们一直受了九年教育。传教士还在中国上层社会中发起号召，成立了天足会，解放了二百名非基督教徒的女性。看到这些，你还会认为宗教就只是单纯地搞仪式的吗？

中国人赞美推崇西方文化，是中国宗教发展水平无力阻止的。因为很多教徒信奉基督教。纯洁、高尚的道德是儒家极力宣传的思想。但从实质上说，孔教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伦理制度，它只是在文人阶层发挥主要作用。中国的道家文化一开始就具有神秘色彩，后来和最为粗糙俗气的迷信融合。在中国的佛教中，已经看不到释迦牟尼的光辉思想。但缅甸、日本的佛教精神中还保持着崇高、庄严。如今在中国佛教中我们却看不到这些。埃塞俄比亚的哥普特教会和福音书对教义的理解有很大差别。同样，中国人对经典实质的理解也有着很大差别。中国宗教团体名声坏到极点的是尼姑庵。忠实的伟大的传统只有在修道院才能时而被回忆起来。

中国宗教的发展，给中国人带来了数不清的庙宇，它们不但黑暗而且被人忽视。神像是用泥土做成的，它们的表情透露着人们潜意识中对神的崇拜。中国的和尚跟古罗马的占卜官一样，他们给人算命、做驱逐妖魔和葬礼的法事等等，只是为了获得收入。在最现实的实际利益驱动下，那些迷信的人和不虔诚的拜神像的人，也开始了不认真的祈祷。有的树被人们当成神灵看待，人们将自己的愿望寄托在树上的红布上。进入大后门的位置，有用砖石修建的屏幕，人们相信有了这个就可以让妖魔现身，并能将它驱逐走。过路的苦力会在路旁的神龛里烧香，祈祷神灵给自己带来好运。山崖上的壁龛里都有神像或者圣人石雕。献身者将自己的血涂抹在神像的嘴唇上，人看了会很害怕。神像的肩膀显得很突出，上面插着的祭祀家禽的羽毛和古怪的岩石相映在一起。由于很多人来烧香，所以壁龛被香的烟雾熏黑了。船夫出海打鱼的时候，也会在船上烧香，并且杀一只公鸡，用它的血将布条染红，通过这样的方式祈求水神保佑他出海平安和好运。

在苏州，有一座寺庙，角落里堆放着很多破烂的神像。它们是由木棒、草和泥做成的。寺庙附近流传着一个故事，前不久，有一个改革的官员说要和神像决斗，因为他觉得神像不能适应现在的思想潮流了。他的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将绳子的一端系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端系在大神像的脖子上，然后对众人说：“神像的力量比我大的话，它就会把我勒死，否则的话，我会把它拉倒在地。”官员对自己的力量很自信，于是他一用力，神像就倒在地上摔坏了。此后，苏州就开始流传圣·托马斯的故事。

一千四百名罗马传教士和四千名新教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他们影响了中国的宗教。其中有一千名女性，她们是传教士的妻子，所以传教士们并不能一直自由地传教。罗马天主教已有三百年的传教历史，在中国吸纳了近一百万的中国信徒。新教只有一百年的传教历史，不超过两万次的传教活动，但仍吸纳了大约五十万的中国信徒。我没有机会接触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所以接下来我说的内容大多是关于新教传教士的。

传教士的出现使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感到很不解。来自地球另一边的人，到中国来只是宣传仁爱，他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对于传教士们来中国的目的，他们有很多种猜测。有一种说法是：传教士是西方国家派到中国的间谍，收集中国的政治信息，其目的是分化中国人，之后西方列强就可以统治中国。后来人们对传教士的看法有了转变，确定他们是由宗教团体派出的而非政府。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是个富饶的国家，那些西方野蛮人来到中国只是为了愉快的生活，按照他们自大的观点来说，传教士来中国就是渴望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

亚洲信奉回教的地区强烈相信宗教，而远东却不是如此。中国人对宗教事务是不关心的。传教士有时会被一拨中国人袭击，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抵制异教传播的情绪。有一部分原因是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贸易在中国盛行、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领土主权被破坏、民族自尊受到强烈冲击等等。中国虽有着很强的忍受力，但是上述因素让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他们对外国有了排斥的情绪。传教士不在上述因素之列，但是他们是中国人最容易接近的外国人，所以在中国人对西方的憎恨爆发出来的时候，他们最先受到了影响。有一些文人和官员，他们有目的地煽动人们反对传教士。因为他们害怕传教士传入到中国的新思想，会猛烈地冲击中国旧的统治制度和剥削制度。清政府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强行传入进来的，但是如果西方强迫它给西方在中国自有传教、旅行和居住的权利，它是不能容忍的。它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使中国人抛弃传教士带来的新思想。后来西方的传教士们被中国人了解得更深了一步。中国人明白了传教士来中国的单纯动机。那时俄国人在远东地区侵略中国，掠夺中国领土，中国人将西方人和这些俄国人区别开来，认为西方人不富有侵略性。在过去的五年之中，传教士被大部分中国人谅解，他们之间发展了友好的关系。曾经吸食鸦片烟的人，束脚的女人，现在也很感激传教士拯救了他们。有一个高级官员，在当地一个传教士的陪同下，走访了他的管辖区。两人交谈默契，都对鸦片改革持相同的态度。教会学校应该得到中国人的尊重，这是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国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出了很多人才，使中国有了更多的能传播西方文化的人。近来，教会学校的教育训练经常受到高官们的言论称赞。他们还用实际行动支持教会学校。在一次基督教活动中，有个省级政府机关也参加了。该机关的二把手和秘书都说，他们也信仰基督教，是基督教忠实的信徒。在中国内地的外来贸易中，白人是不会受到当地人的厌恶的，传教士眼中的官员是既有见识又十分友好的。

美英传教士的工作重点是不同的，这能很明显地看出来。英国传教士主要的工作方向是翻译书籍和宣讲福音；而美国传教士则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帮助中国人。在很多较高级的学校里，管理者几乎都是美国人。有十四所新教学院和大学，其中只有一所是英国人办的，其余的是美国人或者美英联合办的。山西大学的校长是一名英国传教士，他说：“英国传教士带有英国保守主义，他们大部分人认为宣讲福音使中国人和解就是他们的工作重心，但是却没引导中国人解放思想。对于中国迫切的现实需要，美国人一直努力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和英国传教士一样，在教育上花了同样多的时间和金钱。”

社会信念的巨大反差才造成了上述的那种区别。中国有繁荣强大的潜在力量，这是大多数英国传教士担心的，对此，他们不想让中国人的智力发挥出来。人类是民主的，这是美国人坚持的信条，所以他们尽一切努力在各个方面给予中国帮助，让中国向前发展。英国人在印度的大学教育中，用基督教教化学生，但是失败了，之后受教育的印度人发起了抵抗英国人统治的运动。这也许是英国人不关心解放思想的一个原因吧。也有人觉得，英国人与美国人本就不相同，他们是不相信教育能推动社会发展的。

英国传教士和美国传教士一样有修养，有献身精神。但是从中国人的公共信念、法律制度和教育方面来说，美国传教士给予中国的比英国同行更多。他们一直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帮助中国人。有的社会团体认为，中国人的信仰仅仅靠传教士祈祷的方式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幅员辽阔，西方派不出足够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宣传福音。即便是有三四万传教士来到中国，但是言语不通也会阻碍他们的思想交流。再说，中国人的能力和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传教士的任务重心是要建立大学和神学学校。传教士管理学校，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承担宣讲福音的工作。想要达到传教士宣讲的效果，他们付出六分之一的努力即可。

传教属于前沿性的工作，传教士必须亲自到民众中去宣传福音。如今，一个不同于早期传教的形式出现了。很多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传教活动中。他们的态度正直、手腕强硬、眼光敏锐、说话简明，有极大的热情参加户外活动。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存，是他们更加关心的问题。他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祈祷上，紧紧地跟着所处时代的步伐前进，培养更广泛的学习兴趣。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他们，在传教活动中吸纳了很多通商口岸的居民，使居民们成为信徒。新旧传教士都认同信仰、自我奉献和英雄主义。旧传教士或许更有毅力更加坚韧，态度十分谦恭；新传教士则能对中国人新产生的精神更好地适应。或者可以这样理解：新传教士认为仅仅唤醒中国人的信仰是不够的，而中国所有的领域都发展变迁了才是他们所期望的。所以他们将基督教福音传入中国，他们坚信只要不放弃努力，基督教就会影响到全中国。

去年，在福建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位年轻的传教士。我观察了他三四天，发现他在传教活动中，将男子汉的精神深深地体现了出来，这正是进行宗教活动所需要的。他不贪图自己享受，奉献自己，给人类精神层次带来光明，是一个成功的传教者。在福建有三个地区的传教活动需要他负责。每个区都有一名长者主持、二十名牧师和大约三十个会众。他有很多工作要做，如举办祈祷仪式，召集会众开会，对地区的候补会员进行考察等。会众有时会受到他的责备，有时会受到他的鼓励和指导。美国国立博物馆印刷了关于鸟类生活的书，传教士会坐在椅子上，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大家探讨。村民有时受到老虎的威胁，传教士用了几天时间追踪直至把老虎杀掉，之后把剥下的虎皮送给了教会大学博物馆。他不懂建筑学，但是能容纳二千五百人的大教堂就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修建的。他还命令人将墙上损坏的最严重的部分修缮好。有一种方能承载四十五个人重量的圆顶也是在他的监督下设计的。他借助朋友的钱还创办了一所学校，里面有五名教师和一百五十名男学生。他还修建了居住区，看起来很宽敞，花了他三万美元。其中一面墙区有九根带有十三世纪特点的柱子。如果午夜时候有枪声从教师宿舍发出来，他会很着急地找官员商议事情怎么处理。他向官员保证不会将此事报告给总领事，同时还要求官员保证不再发生袭击。总而言之，这个美国传教士给人们带来了快乐，被人熟知。他说着中国的方言与他人协商，在对各种情况做出判断后，决定行动步骤，最后组织传教活动。他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是一名真正的传播基督教的领头人。

基督教过去被人嘲讽是满足精神需求的事物，如今教会工作的成效又被质疑。有个儒家学者说过，人性只有极大提高了，人天生的信仰才会改变。很多基督教徒也是在追求自我利益，他们其实欺骗了传教士。这个学者虽然对基督教知之甚少，但是他的挑剔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传教士应该对申请入教的人的特点和地位有一定了解和认识，不能过度依赖当地的福音宣讲者传教。如果他们有什么别的不良打算，传教士是不知道的。事实上，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都被传教士要求贡献力量，能独立发展自己的宗教，而不是得到什么物质援助。人从极端沉闷的气氛中解放出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督教在这一方面没什么贡献。传教士要求人皈依基督教，有着世界性的动机，他们当中有经验的人不会急于让皈依者成为教徒。皈依者能证明自己是虔诚的，这是传教士们都想看到的。有一个传教士说，他最尊敬的成员在复活节期间将罪孽洗刷干净了，之后他就没有了心理上的负担。伪善者是不受传教士们欢迎的。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有一万名新教皈依者和三万名罗马天主教皈依者，在义和团运动中交待自己不是基督教信徒。很多人撕了一张写着耶稣名字的纸，才没有被起义军杀害。

有一种很错误的看法，就是认为传教士只是宣传拯救信仰的。信仰在有这种想法的人身上是不突出的，而在我们身上或在旧传教士工作中却效果更好。同任何其他方面一样，普通的中国人在宗教方面也追求实用。他们认为世界上利益的源泉就是菩萨。他们认为菩萨能让他们恢复健康，能给他们带来好收成，科举能够中第，经商能挣钱，仕途会一帆风顺。他们认为的宗教是能满足他们的这些愿望的；一旦宗教不是他们认为的这样，而只是劝说他们忍受世间诱惑，鼓励他们战胜诱惑，他们会对此很惊诧。他们不满意这样的宗教，是不会接受这样的宗教的。但是基督教徒有着坚韧的毅力；他们能在压迫下还能保持平和心态。他们身上存在的潜能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中国人还认为，他们身上会很快具有基督教徒的那种气质。“如果有了这种气质，内在的生命将是什么样的呢？”

基督教的传入使得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理想主义能力方面来看，中国人是与我们相当的。至于有前途的方面，我们异教徒的祖先还没创造出来。对于这一点，圣·奥古斯丁抱有肯定的态度。仁爱、纯洁和大度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中国人。同我们一样，他们内心的良好本性也能在福音书中被唤醒。一种新的、更好的生活，就是许多人心中的救世主理想。中国人期待救世主，并不是为了基督教的超自然权威，而是为了进一步和平的需要。

新约圣经能给人带来祝福，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提高，还能净化人的心灵。很多人有对不幸的担心、对疾病的担心、对死亡的担心，而新约圣经能使人从中摆脱出来，使他们不受这些担心的困扰。东方的生活和思想仅仅是调解人们精神上的悲伤，西方宗教则将人从苦难中真正地解放出来。我遇到过一些皈依者，他们脸上是高兴的表情，由此判断，他们是受到福音祝福而从苦海中脱离出来的人。

传教士们不但热衷于宣传福音，而且还用实际行动帮助中国人。他们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幼儿收容所，里面的病房和卧室很干净整洁。一个中国牧师向一个老太太宣传基督教义，告诉她说：当你死了会进入天堂，在那里你会幸福，因为那里没有丑恶，一切都是美丽的。老太太说，她没有进入天堂的理由，认为人世间就很美好，生活很幸福，并不想去天堂。她是一名本性仁慈善良的妇女，为了社会的秩序和整洁牺牲了很多，然而最终归宿她还是很满意的。

决心从封建旧俗中脱离出来的中国人也被旧俗抛弃。吸食鸦片、赌博、不贞节、朋友被罪孽缠绕等一系列旧习，对一些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不能忍受的恶习。在一些粗人中流行的欺骗、诅咒、肮脏的话语也是被他们所抛弃的。他们会帮助村民诉讼，以免村民倾家荡产。他们被宗族驱赶出来、受到迫害，原因就是他们抛弃了祖宗灵堂和坟墓上举行的仪式。他们皈依基督教，成了带有优缺点的分裂者。虽说他们被旧俗抛弃了，但他们仍然坚持着信念。为此他们成立了很多团体，并且相信这些团体一定能让中国人的精神焕发。

基督教的教义是让人忍受世间痛苦，但是它的地位仍不会得到清政府的承认，更不会成为中国的官方宗教。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仕途有希望的年轻人会被官方鼓励加入基督教的，他们的从政生涯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在传教的早期活动中，一些传教士意识到了让中国人在逆境中忍受迫害的教义不被中国人认可。中国的世俗观念汇集了他们的聪明和敏锐，但是他们却不能将两者很好地在这种观念中体现出来。

有一个事实可以让我们更能对传教士的认识加深。世俗动机引发了中国各地普遍接受基督教的强大浪潮。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中国很多人开始接受基督教才造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我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中国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集体加入基督教。然而事实表明，这样的群众运动必须有前提条件，那就是传教士在诉讼上的支持、高级官员的赞同、外国的保护。在蒙古的一个地区，有一个传教士积极地宣传福音，从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二年，共有两万名信徒跟随他。可是会众们却是自我独立。传教士通过在新入教者中实施教规训练，仅仅选出了一百名忠实者。基督教在这种有人充数的地区，根本不可能取得什么进步。群众运动和基督教快速发展的趋势纵然令人满意，但是却不能真正地使基督教深入人心。只有那些虔诚的人们，才能真正接受基督教传播的精神，而只是一味吸纳很多人，但这却不是明智的方法。

西方的基督教被中国上层贵族和文人阶层小看轻视，认为我们美国人是在欺骗中国人，是令人害怕的野蛮者。他们将注意力从法国传教士身上转到我们美国传教士身上。可是最近他们一味自大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了，我对此很吃惊。他们对外国人说些什么也有了兴趣。

有的传教士向上面汇报说，中国的文人阶层也有人来聆听福音了，并且会向传教士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中国社会的高层并没有多少人加入基督教，但是中下层的很多平民却成了基督教徒。因此，中国的大多数基督教会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信教的平民化；此外，教会中也有少数的贵族和文人信徒。在福建有一个小型的传教协会，其主要是在农村宣传福音。里面有二十个农民信徒，其中有四个精神面貌很好的人，有一个还带着“圣约翰”达·芬奇的画像。这些信徒有着很好的素质。十二个家庭各自贡献出一些材料，他们还从三英里远的船上将修教堂的柱子用肩膀扛回来。他们到教堂修成，只花费了二百五十美元。

基督教虽然在西方妇女运动中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但是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兴起。中国妇女的迫切需要在于提高她们作为母亲和女儿的地位，而不是获得就业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母亲的地位没有得到提高的话，那么女儿和儿媳之后还是会被压迫，地位还是低下。

虽然传教士未将妇女权利和男女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人之间传播，可是妇女的尊严观念仍被女信徒从新约圣经中得到，她们认识到自己有受到尊敬的权利。她们受到新约圣经的影响，相信耶稣，想从事教师和医生的职业。男人也受新约圣经的影响，开始认识到自己以前从没爱过、尊敬过妻子，如今他们用全新的态度善待妻子了。丈夫不再强迫妻子而是和她商量着过日子，并将持家、指导仆人这些家庭事务全部交给妻子去管理。有个丈夫在皈依基督教前只是不把妻子当人看；后来成为了信徒，他会听取妻子的意见，尊敬和爱护妻子了。让他想不到的是，妻子对事情的判断会比他还要好。中国人夫妻之间从没说过爱与不爱，所以，中国男人说他爱自己妻子的时候就会羞赧。即便女婿不被岳父岳母相信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成为好丈夫，但是也不能否认基督教带给中国男人质的变化。

中国的女孩子在年纪不太大的时候就要嫁到婆家。等到她们的父母上了年纪，她们也不能照料父母。所以女孩在中国家庭是被轻视的。有一个中国绅士对我说，有百分之十的女婴生下来就会被抛弃。有八个女孩被一个母亲扔到河里淹死了。还有一个女人，她恨她的丈夫，因为丈夫把三名女婴卖掉了。针对这样的情况，基督教向人们传播了一些新的和有效的教义，使皈依者认识到女儿不是家庭的负担，她们应当受到教育。皈依者被要求女儿起码能读书写字，方便她们以后能读懂《圣经》。女孩到了结婚年龄，父母们会发现受过教育的女孩要远远胜过那些未受过教育的女孩。虽然向女孩求婚还不能用西方人的方式，但是女孩有了很多的自主权。她们能与求婚者见面，能了解到求婚者的学识、地位、家庭条件等情况。她们甚至可以和未婚夫解除婚约，并且不会被认为是不孝的行为。对于一般的中国老百姓来说，结婚协议是建立在非常实际的利益上的，女方主要考虑的是男方给的聘礼。而成为信徒的父母则会首先考虑的是男方能不能给女儿带来幸福。

有些男皈依者用使徒保罗的教义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男人是有独断权利的。为此，他们认为男执事的地位是要高于女执事的。可是这种断言逐渐被美英两国流行的男女地位平等的观点取代。

在中国华南，有一座历史更悠久的宗教建筑，人们举行宗教活动时，必定遵照祖辈的传统，在里面布置一个有五条腿的围屏。目的是将男人和女人分隔在两边。如今这种习俗正在被抛弃。过去，在中上等的家庭加宗教活动中，是看不到未婚女孩的身影的。如今女人们可以在公共场合露面，坐在椅子上，悠闲地小睡一会儿，任由她们束好的头发垂落在肩上，看起来是那么惬意。在十年之前，女人被禁止出现在宗教场合，而现在她们的谈话、祈祷都不会受到限制了。青年女性为中国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些反对基督教的人还在坚持自己的观念，他们认为传教士就是在制造皈依者，就像是鞋厂生产鞋一样。我们可以用每年皈依的总人数除以每年教会的花费，就能大概算出吸纳一个中国人成为信徒的平均花费。我们做一个假设：皈依者加入基督教单纯是为了金钱而来，再假设在他们之中有敲诈的行为出现，那么在每个人身上花费那么多的钱财，让他从信奉佛教转向信奉基督是不是很划算的事情呢？

在中国的现实状况是，传教士们的传教成果并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设想。打个比方，他们就好像是要用井水浇地一样。在井边的绞车旁忙活了半天，提起来的水却没能全部流到他想要加速流动的沟渠里面去，大多数井水在地上就蒸发了。即使在遥远的地方，这些水也会重新出现，并很好地浇灌了土地；但是却不能断定那些井水是不是传教士开掘出来的。有的年轻人从教会大学毕业时不信教，后来却成了基督教徒，这种情况是否与上面说的井水的例子一样呢？是否与管理良好的且有效率的教会学校比赛的政府学校的结果一样呢？中国的政府设立女子学校，是基于传教士们创造出了女性教育的需要，提出了如何教育女孩的方法。传教士们关心盲人、精神病人、麻风病人，而中国出现的大量慈善事业又是怎样做的呢？他们还将西方关于感化和学识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传到中国，中国人也学到了西方的一些文明，如果没有传教士的作用，中国现在会是怎样的呢？当基督教还没有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抽鸦片、女人束脚、男人纳小妾、穷人受奴役压迫、女人是男人的附属。而如今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应该归功于传教士的努力工作。

然而传教士的主要成就并不是使众多的异教徒都信奉基督教。他们做得更多的工作是吸取新的教徒，让更多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成为信徒。这种变化无论从文化上还是道德上来说都是有好处的。通过单个人的心灵得到净化，逐步进入到中国的社会和政府领域，使它们也发生变化。那时候中国的奴隶、犯人、孤儿、妻子和平民都能被很好地对待，不被歧视。虽然不能肯定地说传教士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们确实起了一定作用。中国文化也随着传教士们的到来发生了变化。传教士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但他们却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如今的传教士认为，自己在中国传播的只是基督教的福音，并非是西方的道德文化。对于二十世纪的状况来说，传教士们并不能从基督教义中意识到，他们也不能决定什么是“经典的”。我问过一个女传教士：在什么情况下她会制止束脚的恶习？她回答说，当没有给她们带来暴力的时候。由此，我想到了一些禁欲者、赎罪的宗教徒和自我毁伤者，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服从命令。“如果手冒犯了，就切断手”，对于这样做的原因，我是不明白的。

西方的一些好习惯也被传教士带到了中国。学生们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尊敬他人、睡前洗澡、不随地吐痰，并且使用手巾帕、注重房间和衣服的整洁、还养成了不撒谎的习惯等等。教会居民也学会了打扫房间和庭院、粉刷屋墙、冲洗教室和教堂的地板。他们还要求中国人认真履行职责：对牲口不要大骂、收留残疾儿童、教育女孩、尊敬妻子等。

《圣经》通过传教士的传播被基督教徒们奉为经典。对于传教士们来说，他们也已经被各自国家和时代当作对外的代言人。在美国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里，可以体会到美国人的妇女平等的观念。在工业学校里，轻视体力劳动、摆架子的观念是美国人所反对的。他们对那种留长指甲表明自己不干体力活的观点是十分反对的。加入基督教的爱尔兰人、撒克逊人会对教会大学教授的政府观念吃惊。这些大学开设的反映时代精神的自然科学，会引起博尼费斯或弗朗西斯·让费尔这类反科学的人的不满。

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对顽固的传教士们有很大的敌意。他们责备传教士是在公开的散布谎言欺骗中国人，是在诽谤中国人。他们对人说，传教士其实是在中国做投机的土地买卖，并做能使自己单方面获利的交易，还指责传教士们很容易地能欺骗中国人，能在中国生活得比在他本土还好。甚至还说，传教士们都是失败者，因为他们吸纳的信徒也是骗子。相比异教徒来说，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是不老实，不可靠的。他们觉得自己更能了解中国人，所以传教士才受到他们的指责。然而事实上，他们不认识几个汉字，只是通过买办和当地几个商人做贸易买卖。传教士们却能用流利的汉语跟中国人交流，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也能出入中国家庭；中国人遇到了问题也会虚心向传教士请教解决方法。

由于传教士公开地反对印度的鸦片贸易，导致了英国人很怨恨他们。商界的看法是，传教士给中国人创造机会和贸易刺激，使中国能与外国相抗衡，阻碍白人们从中国赚取更多的白银。商人们追逐名利，传教士们追求理想，不同的人生态度使得他们之间有了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对立。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城市里，很多商人、船主、海关官员都过着富裕的生活，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在传教士的眼中，这些人只会游手好闲，饮酒作乐，行为放荡，纵情声色，他们奉行享乐主义，生活极度腐化。传教士们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极不认同并加以批判。这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和恨意。相比之下，传教士则过着很简朴的生活，还经常受到享乐主义者们的恶意诽谤，因为他们很怨恨这些传教士。有一个浪子，他认为在日本的古野饮酒狂欢就是度假的最好方式。在长江下游的一些传教士，顶着暑热的天气陪同家人在像庐山、九华山这样的山顶度假，却受到了浪子的嘲笑。他抱怨传教士们不会度假，但他却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传教士们一直在工作着，相比起生活在中国的其他白人，他们没有很多的休息时间。

有一个英国领事，他在中国的西南工作，对传教士很是反感。他对我说，太丢人了，政府或公司居然让一个白人在四川工作了三年多。

我对他说，传教士们该怎么做呢，他们会在这里挥洒自己的一生，到了夏天的时候，他们会到山上休息，就在五里以内的山上。

领事说，看来他们不管什么气候，都不会破坏他们传教的决心。

然而传教士也有一些行为举动受到大家的指责。有一个中国教徒，在美国读过书，现在中国政府任职。他告诉我说，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时，当地的中国人都很害怕。一些中国人在贪婪的传教士的淫威下，被迫将自己的地产卖给他们。最终有很大的一份房产积聚在了教会手中。贪婪的传教士对房主说：“你们的房产很适合我们传教用，我们出五十美元买地契，你们同意吗？”房主在他们的威胁下妥协了，收到五十美元后，还被责令五天之内搬走。就这样，中国居民区的不动产被无耻的传教士用低价购得。

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诉讼有时会被传教士过度地干涉。教徒自然希望教会能支持自己，并向教会保证他是为了教会的利益才牵涉到其中。他还希望所有的教会成员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必须站在同一立场。当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为了吸收教徒而卷入上述的纷争时，天主教徒是肯定受到教会保护的。在很多时候，传教士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因为他们听信教徒的一面之词而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中国教徒有权反对迫害，这是有条约保证的。由于传教士的后面有领事和炮舰的支持，一旦他们干预进来，中国的官员因为害怕做出的判决会具有很强的倾向性了。大众对传教士这样的行为很不齿，认为基督教的形象被他们破坏了。就这样，很多人成为信徒就是为了能得到外国的保护。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新教的信徒减少了很多，就是因为新教要求传教士不要干涉诉讼。很多教会的财产被暴徒们毁坏了。至于是否赔偿，则是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中国的官员们害怕索赔，于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就是教会不再受政府保护，暴徒们可以任意地破坏教会。去年，长沙发生了民众暴乱，因为当年清政府割地赔款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为了让清政府赔偿得更多，他们毁坏了很多教会的财产。中国内陆教会有上千名传教士，他们了解民众的心情，所以没有要求清政府赔偿损失。在他们的眼里，暴徒们是没有错误的，只是一群无辜的受害者。中国人对这种不索赔的例子印象很深刻，后来有更多的人加入基督教，使得传教士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这证明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作出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其他教会为了吸纳很多信徒也纷纷效仿基督教，从此不提索赔的要求了。

对中国人在此领域中的早期变化还没有人谈及到。一些传教士意识到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强韧力和巨大的能量。他们希望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黄种人中也能普及基督精神。他们认为，虽然佛教过了三百年才被官方承认，但是它影响民众的时间却更长。

传教士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意识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是能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的。很多中国人改变自己的信仰，是为了更好地生存。这样看来，中国人的宗教水平必定会逐步提升。就在传教士们在中国积极传教宣传福音的时候，远东宗教也悄悄地开始在中国传播。这在当时是必然出现的现象。一旦中国人的风俗被传教士们严格模仿，那么其他宗教对传教士的迫害，对他们来说就不值得一提了。

中国的佛教不能复苏是由于它有太久的历史。中国社会中迷信盛行，日本的佛寺派往中国的教徒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出现偶像崇拜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佛教在中国已经不能延续下去了。中国的孔教就跟佛教目前的地位很相似。中国的爱国者和守旧者都以孔教自豪，他们将任何外来宗教拒之门外，只为了能使孔教恢复当年的辉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世代抵抗外来文化的中心就是孔教。有的学者无意中借鉴了基督文学中的古典高尚的道德观念，将之与中国儒学融合，形成了很特别的“孔教——基督教”。

早期的传教士对中国的孔教抱有迟疑的态度，而如今他们开始很有激情地对孔教的本质进行审查和辨别。他们将孔教与基督教对比后发现，孔教中提供的完美人生的例子是由纲常名教主导的；基督教提供的高尚的人生事例则是受精神主导的。对大多数人而言，《福音》中包含的伦理感化要比《论语》更多。中国的行政长官、法官和有一定地位的上层人，他们叫人服从，采取的是遵从原则的方式。这样，孔教的圣人格言和精神就值得发扬光大了。

基督教显示出了很强大的道德力量，与它同性质并且与之竞争的孔教则处于下风。因为孔教缺乏约束力，虽然它有着崇高的理想，但是却没有威慑力。孔教不能阻止人们从欲望和激情中寻找自然嗜好和美好生活，因为它发展的教义并不是对上帝负责的。事实上，孔教徒站在正义立场时，经常会提到天，所以上述发展对于孔教来说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而宗教会教导人们放弃无耻的道德行为，孔教同样也是如此，并且会教导人们只要忍受一切苦难，最终会过上美好的生活。如果一个儒家学者被问到为什么要如此时，他会敷衍地告诉你：“未知生，焉知死？”死后的教义非常易于被阐述进古老的教义里去，这样，新孔教和基督教就保持着长期的竞争关系。孔教作为中国的文化组成部分，有着深深吸引保守势力的本能，并且为来自西方的整个舶来品而感到羞耻。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是我们美国经历过的，我们从中还能回味自身历史。我们能猜测到在中国从事宗教的传教士们，也最有可能面临着一种形势，就跟最初在古罗马帝国传教的形式一样。比方说，寺庙、神、神像、塔、牧师、祭祀、迷信、陈腐的神话、祖宗崇拜和吸引上层社会名流的道德观念。罗马帝国在公民道德方面高于中国，然而中国却在家庭道德方面高于罗马帝国。从两国的文化水平上来说，我们看不到太大的差别。即使最初基督教只是在罗马帝国的少部分商人、艺术家、自由人之间传播，但最终广大的民众还是成为基督教徒。既然有了一次成功的经验，可是在中国帝国却为什么不能广泛传播基督教呢？

基督教声势壮大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时，恰巧他们也认识到了本身文化的缺陷。我们派出最好的、经过训练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播基督教。他们的性格、学问等各方面有着将忠诚撒向教众的主音团体的水平。基督教古老的声望和众多追随者的声势深深地影响了人们。进一步讲，基督教和物质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对此，为了生存的中国人不得不完全接受基督教义，信奉基督教了。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的哲学、历史和生存环境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要从这几方面将中国人从世界思想发展的总运动中分割出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人的命运就等同于白种人的命运，换句话说，就是在文化发展水平方面，中国能占有一定地位并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测，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在本土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同样在中国也会发生。基督教有着自己的哲学基础和历史基础，如果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或是经典著作的冲击而使基督教失去了基础，那么在中国也不会看到基督教传播了。中国的上层社会既有一定地位又有一定影响力，他们以中国的文化而自豪，所以对于从西方传来的东西，它禁止人民接收。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西方对基督教保持了控制，那么它自然会传到中国并能取得根本的成功。当初它在三世纪时能在罗马传播成功，如今同样也能在中国传播成功。

第九章　西部的人文地理

一九一零年刚入夏的时候，我和当时在厦门任领事的美国人爱罗德结伴到中国西部旅行。此前，很少有白人到过中国西部，我们对西部掌握的资料也不是很多。这次旅行让我切身领略了中国西部的人文和自然风光。我们从山西省会太原出发，一直朝西南方向行进，经历了一千二百英里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四川省会成都。之后我们从成都换乘船顺着岷江、长江到达了重庆，又顺着江流一路东行到达了宜昌。我们穿过了长江最为湍急的地方，饱览了长江三峡的两岸秀色。途中为人熟知的山水峡谷风光，让我对这一段旅途难以忘怀。

清政府统治中国两百多年，把前朝遗留下来的大道和运河破坏殆尽，因此连接京城和偏远的西部省份的道路都非常低矮。山西省也是被这样的道路纵横穿过。走在这样的路上，你会看到有人头和肩膀穿过麦田。不要惊讶，走过去细看，就会发现那是农民坐在马车上，被夕阳照射才形成了这种奇异的效果。大多时候，你会看不到这里的乡村是什么模样，那是因为田地比你走的道路高出几英尺，挡住了你的视线。从一七八零年之后，这条大路从未被修理过，直到一九零零年慈禧太后从这里逃跑，这条大路才被修缮，遗留在大路上的车印至今仍清晰可现。有时候雨水沿着道路流动，汇聚多了就形成洪流。这时大路已然没有一点儿人工痕迹了。道路向四面八方随意延伸出去，往往当一条道路走到尽头时，接着就会出现另外一条道路。但是由于马匹的践踏、车轮的碾轧，很多黄土会变成灰尘飞到空中，使道路的地基越来越低。沿着这条路，我们来到了一座古老而又高大的门楼跟前，它的地基比人的脑袋还要高七英尺。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们一直在一群四方形的，顶端平坦的建筑中穿行。在这里，每隔三英尺就会有一个烽火台，当有外敌入侵或是有人造反的时候，烽火台就会点燃烽火，向天子通报消息。但是，现在山间建起了电报线路，这些古老的建筑正在遭受年轻一代的破坏。为了纪念过去，懂得感恩的人们在路旁竖起了很多纪念碑，大路成了人们公开表达纪念之情的地方。通过这些纪念碑，那些徒步旅行的人能了解自己走过的每一段路，从而意识到这些道路曾是村民们的骄傲。我们还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国人在道德上是怎么自我教育的，从而使他们不用依靠军队和警察就能很好地维持社会治安。这是其他民族做不到的。

京汉铁路在山西开出一条支线，通向太原。这条铁路是法国人修建的。沿着这条线一直往西，走上半天的时间就能到达太原。之后又往南行走二百英里，就能看到无数辆骡车日夜奔忙着，源源不断地将面粉、烟草、豆油、羊毛、甘草根、盐、纸、棉麻等运到铁路上。大量的农产品正是通过这条铁路运销到北京、天津的。此外，山西蕴含着丰富的能源矿产。你可以想象，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比利时和美国的宾夕法尼亚这些老牌能源中心的资源被开采一空后，这里也许能成为一个新的工业能源中心。有一回，我站在高处向山下望去，在大概五百英尺的地方，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山谷边的煤，它被石灰石层分隔成七层。丰富的煤炭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村民。他们只要在山上打一个洞，再钻进去就能把煤运出来。在产煤地附近，即便是质量上乘的煤，每吨也只能卖到二十五美分。但是，如果将这些煤运到一百英里以外，它们的价钱就会翻上七番。每往外多运一英里付出的运费，都会使煤价提高十分之一。同理，如果将小麦面粉也运到远方去卖，那么人们就买不到每磅半美分的面粉了。

太原在西方的影响下发展了起来，这里很快出现了电灯、碎石路、整齐干净的十字街道、带有小湖的公园、音乐厅、剧院、幼儿园、林荫道、广场、火柴厂、军事学校、警察、教养院和半周报等西方产物。在太原城里，一些人为了售卖香烟，把广告贴得到处都是。我们离开太原，往南走了两天，就如同回到了中世纪的社会一样，一切外国先进的事物在这里都看不到了。煤油灯是唯一的照明工具，一小点棉花在盛着菜籽油的铁杯里燃烧着，发出微弱的光。在这里，金属货币并不流通。在进行交易时，人们使用的是买卖双方经过协商规定的货币。如果想在这里使用金属货币，就得先过当地所有经营货币流通的商人这一关，还必须使用发行得最通行的那一方的货币。铜钱是中国流通的钱币，中间有孔，可以用绳子穿起来。通常一吊是二百文铜钱，有十五到二十磅重，十吊钱能兑换一美元。按照这一汇率，我们支付给每个苦力可以兑换成四十三美分的财物，而如果给他们铜钱，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拒绝。之后就不会帮我们运载行李包裹了。山西银行商获利颇丰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大城市太原，即使在太谷和平遥那样的小县城里也能看到。在清朝时期，山西银行商就成为当时国内金融界中一支财势雄厚的力量。我们看到一个商人的不动产，他有五所宅邸，里面又有许多庭院，道路都是经过装饰的，池塘中盛开着百合花，还有一座石桥在水面上，岸边还有小亭子可以用来乘凉，亭子里有石桌子，后面是花园和果园，占地面积大概有二三十亩。这显示出他们既有钱又有地位。可是如今，吸食鸦片和他们自身的懒惰，使得曾经富裕的生活不复存在。为了维持生活，他们只好变卖房屋地产，以至于最终变得一无所有了。商人阶层受到鸦片和赌博的侵染，银行商后代们出入声色场所，风花雪月；抽食鸦片，聚众赌博，长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清朝时期，他们的先辈们辛辛苦苦地创业，他们这一代却把先辈们积累的财富挥霍一空。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当中一些人是胖胖的、虚弱的、好色的。他们没有了父辈们创业的雄心壮志，整日在享受作乐中茫然度过。更别说他们有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情，或是锻炼强健身体的想法了。

我们发现山西村民的房屋屈指可数，完全和贝都因人的营地有得一比。这里的村庄是四方形的，周围没有树篱或栅栏，而是用泥墙围起来的。再往外看去，满目尽是空旷的田野，村庄正是被它衬托装饰着。这里没有牧场、喂牲畜的草地、贮藏粮食的谷仓以及碾磨谷物的风车。村民的房屋也是未被粉刷过的，庭院中也没有建谷仓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在庭院中喂养牲畜。我们还注意到，祖辈留下来的土地上不允许修建墓地，竖立石板墓碑的。但是，人们可以建木瓦板房屋、瓦顶或茅草顶砖墙的住宅、有围墙的大庭院或是宗教场所、学校、宝塔和石窟。某些地段还有指路标、破碎的信号塔和拱形的通道大门。

一路上，我们见识了很多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仅带有中国风味还十分有趣。有一车马队，载货的工具主要是骡子和骆驼。比较起来，骆驼的耐力远远胜过骡子。因此车马队选择在晚上赶路，而白天的时候，他们在骆驼身下休息。我们又遇到了几个和尚，他们走了两个月时间，千里迢迢地从四川赶来，要去圣地五台山朝圣。来到了闻喜城，发现城里的织布机一直运作着。我们还看到有绳子横跨街道，上面晾晒着许多粗制棉布块。布块是蓝色的、长长的，不仅透露着中国人对传统的喜爱，还为小城增添了光彩。在运城碰到精神面貌很好的中国人，这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他们有着希腊人的俊美脸庞和儒雅气质。接下来的四天，我们时常被他们深深吸引。可是在合州到西安的这段路程中，我们再也没遇到那样的中国人，只碰到了一些纯正的蒙古人。在中国农村，浇完田地的人到了晚上就会把绳子、篮子、绞车等工具带回家。因为这里没有警察来维持治安。也因如此，每当收割季节到来之前，人们就在庄稼地里扎一个小帐篷，蹲在里面看护庄稼。只要把高粱杆或玉米杆围在一起，外面涂上一层泥，帐篷就搭成了。成形的帐篷看起来很像英文字母A。到了这个时节，农民们睡眠严重不足，花费大量精力看护庄稼。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承受着不轻松的压力。

汾河下游河谷的小麦成熟了，好似一片金黄色的海洋，望不到头。这时候，村庄的饮食店停止营业了，农民把镰刀磨锋利了，打谷场被修理打扫干净了，学校也放农忙假了。一切准备就绪，收麦就要开始了。天刚刚亮的时候，家家户户就从村子向自家田地赶去。手推车或者骡马车上装着水壶、饭罐儿，还有婴儿一排排地坐着。缠过脚的女人们走不快，只好骑着骡子才能不被落下。光脚的男孩子们则一路小跑前进着。暗褐色公牛或灰色的毛驴拉着收麦的工具，被男人们拿鞭子赶着。到了麦地里，他们戴上草帽，弯下腰，一手攥住小麦，一手抡起镰刀，麦子就被割了下来。捆一捆麦草会花费他们不少时间，而我可以用这点时间，捆上五捆麦子。中午太阳高照，他们吃完饭后就在阴凉下休息，一直睡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傍晚，天气变得凉爽了，他们才会忙着把割下来的麦草装车运回家。马车上先安放好木叉，之后他们把小麦装上车。我们了解到，木叉是从槐树三叉形枝杆上砍下来的杈，能很好地把小麦固定在车上，不用担心将很多麦草抖落下来。贫穷寡妇和光脚的孤儿也在忙着自己的丰收，他们在麦茬地里、马车后面捡拾遗落下的麦穗和麦粒。丰收和流传下来的古风俗一样，单纯朴素不浮华，有着田园情调的迷人魅力。荷马史诗时代的妇女是自由的，而中国妇女则是受封建礼俗束缚的，所以古希腊生活的迷人之处在中国的丰收里无从体现。男子们在地里尽情地享受丰收带来的快乐，那些待嫁的少女们则不得不待在小矮屋的房间里。她们不在这种愉快丰收的景象之内。

农民把麦草运到打谷场，散放着铺开。中午日晒强烈，麦粒会很容易脱落下来。这时农民要用连枷打，或是赶着套上石磙的骡子来回地碾轧麦草。之后他们把麦粒和禾壳同麦秆分开，进行扬麦。麦粒和禾壳被扬飞出去，落到一处，成为金灿灿的小堆。扬麦的过程好似农民在画风景画。有时能看到，农民不用在打谷场上打麦，而是在大路上。我曾在一个大城市里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条十六英尺宽的主街道，被麦草占据了一半。虽然道路被占用，行人走起来显得拥挤了，但是他们不会对此有抵制的行为。

与世界其他的地方比较起来，中国西北由于滥伐森林引起的大灾难是最为显著的。我们到过太原附近的一个山顶，那里一点儿森林植被也没有了，整座山光秃秃的，气候异常干燥。我们往西南方向走，发现只有寺庙周围有一片未被砍伐的树林。而其他地方的坚硬树种都被砍伐完了。如今，山谷上只是种植了一些容易存活的软木，如：白杨、木棉、接骨木和柳树。

树木覆盖的表层如果消失，会很容易发生水土流失。河道就会被冲下来的泥沙填满，甚至山谷也会被阻塞。山西境内的大小溪流都汇入汾河。由于大量水流冲积，汾河河谷便形成了。河水沿着河谷中圆山锥的山脊流动，一直流到河床地带。那里砂砾和岩石很多，曾经还有人在高堤岸下玩耍，打发无聊的时间。如今，河床已经下沉，低于水平线四英寸了。我们再也看不到那曾经富饶的、面积广阔的土地了。因为圆山锥将其覆盖在砂砾石下，使它永远消失了。

山腰中的建筑物很分散，稀稀落落的。以前这里的大路，人骑着骆驼都能畅行无阻；如今，人只有蜷起身子才能爬过去。有一座破败的石桥，我们两次碰到过。我们能想象得到它刚建成的时候，高大的桥拱连接宽阔汾河的两岸。而今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淤泥埋住了它伟岸的桥拱；露在外面的桥墩周围则成为一片种植大豆和菜籽的田地。残破的桥身站在田地中，显得很无力、很悲伤。只剩下曾经的辉煌还能回忆一番。当初大桥修成了，山上的森林却被砍伐，山变得光秃秃的。没有了森林植被的覆盖，山坡也不能涵养水源。于是山上二十英尺厚的土壤被冲进河道，使水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夏天，河水有时会在地下缓缓流动，有时雨季来了，会形成势不可挡的山洪。

茂密的森林被砍伐了，很多有生命意义的东西也随之消散了。山上的泥土被冲到了河道，河水得不到腐殖土和苔藓地带的过滤，变得很浑浊，以至于水中也没有了游来游去的鱼儿。很多泉水都干涸了，所以我们在山西旅行的十二天期间，从没看到有在水中嬉戏玩耍的小孩子们。没有了山坡上森林涵养的水，夏末时节的牧草也得不到滋养了。曾经河岸两边有很多树木植被覆盖，清澈的河水就藏在林荫下的深沟中欢快地流淌着。如今，河道里的泥沙淤积造成了宽阔的浅滩，浑浊的河水只能暴露在阳光之下，缓慢地流动着。曾经还会有倒下来的大树或圆木阻塞小溪，形成一个小池塘，成为鲑鱼静幽幽的玩耍场地。中国人并不相信爱情，我们对此确定不疑。这里的场所并不能吸引恋人们来此约会，因为没有了大树形成的林荫道和苔园木的点缀。林中空地被许多树木环绕，呈现出一片优美的绿色地带，很多人对此并不知晓。而树叶在金色十月里焕发的独特光彩，他们也不懂得欣赏。甚至童年时期在林中摘核果，掏鸟窝，追逐松鼠，这些给人带来快乐的事情，他们也是一无所知。

人们不但破坏了森林植被，还将树根、细枝、干草和干粪变成了生活燃料。没有了树木，这里唯一的建筑材料就是砖泥土，所以现在的桌凳是砖质而不是木质的了。我们向着有一片林荫地的茶馆走去，中途穿过砖石游廊和用仅有的树木修建的走廊、大道。期间，飞扬的尘土让我们感到干燥和酷热。树林的消失，不但破坏了生态平衡，而且影响了人的精神生活。许多美好的资源消失了，诗人失去了创作的源泉和激情。生活在他们的眼中就是吃饭、劳动这样让人觉得索然无味的重复，生活成了他们的附庸。

基督教的福音、煤油、香烟是进入中国最深的西方文明。而福音先于照相、取热、吸烟出现在中国农村，对此我感到很欣慰。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的农村传教，是为了宣传福音感化世人而不是为了赚钱。当地人从他们身上开始对白种人有了最初认识。传教士们在这里很受欢迎，村民们也常常向上帝祈祷祝福他们。为了进一步接触、了解中国人，内地传教士们常常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他们觉得与中国人接近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抛开传教士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习惯不说，他们会发现换穿上中国服装的他们和中国人没什么两样。还有的传教士不仅改换服装，甚至还改变自己的发型。他们把头发梳成中国式的辫子。一个苏格兰人，有着红褐色的头发，并且光滑发亮。他把辫子梳成了猪尾巴式的样子，辫子在他背后下垂着。这样能提醒他不会忘记了什么事。

在山西，我遇到了一个年轻的传教士，他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通过了解，我们知道，就在他婚礼前的一个月，他的未婚妻死于风寒。他来到中国传教，和坐在一起的虔诚教徒们祈祷时，常常看到他因患有腹泻而疼痛万分。可是，无论是丧妻，还是受疾病折磨，都没影响到他饱满的精神。相反地，他一直保持着沉静的心态，安心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传教士告别了亲人、祖国、音乐、娱乐、艺术、朋友等，他们变得一无所有了，所以在布置房间的时候，会摆放一些充满回忆和象征祖国的东西。令人伤心的东西总是围绕在他们身边，使得他们必须依靠精神生活。房间成为寄托他们情感和寻求精神安慰的地方。传教士们奉献自己一生，用福音教化世人，并用写在墙上的格言激励自己。他们这种虔诚的做法，不能给他们带来安慰，反而会有碍身心健康。一个优秀民族必定会经历很多磨难，而只有让中国人从这个苦闷时代脱离出来，他们才会真正地安适下来。

途中，有一位步行者与我们相遇，我们发现他神采奕奕，举止高雅。他把包裹放在地上，之后向上帝祈祷，给予我们深深的祝福，并与爱罗德先生交谈了一番。等他离开了，我对领事说：“精神面貌这么好的中国人，我是第一次看到。他究竟是谁呢？”我们后来知道了他是中国牧师，就在当地教堂工作。这个精神抖擞的中国人，我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了。他有一些精神振奋的传教士朋友，受了他们的影响，才会有如此饱满的精神吧！

教会给传教士发生活费，有人觉得给他们的太多，便有些不满了。中国的教会通常给传教士每年的生活费不超过一百美元。有人认为给传教士这么点生活费太少了，因此教会受到了埋怨。可是实地了解一下当地物价，就会明白教会受到埋怨是不应该的事情。在山西的五寨县，一美分可买九个鸡蛋或是一只鸽子，三美分可买到一对鸡，三美分或四美分可买到一磅未捆好的棉花，五美分可买一只公鸡。这样看来，即便是传教士夫人天天买市场上最好的蔬菜、肉类，每周花费也才不过六十美分。

这些传教士夫人来自英国，是一位将军的亲属。她们管理着一所自助学校，里面生活着一百名女孩子。教师队伍中有一名女教师，从义和团运动中幸存了下来。她亲眼目睹了学校被烧坏，自己的学生被杀死。当时她身上戴着枷锁，被关在阴暗的地牢里有好几周的时间，还有好几次差点死在义和团的刀下。后来她大难不死，仍旧回到了学校工作。可是她没有觉察到自己身上显示出的英雄主义精神。

我们骑着骡子走了两个晚上，来到了历史悠久的西安。这里被称为“西部首都”，居住着三十多万人。穿过三重门城防，我们来到了城里，发现城里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其他地方迥然不同。他们有着古希腊特色的纯洁，有着知识分子的优雅。大街上还能随处见到漂亮的小孩子们。看过这座城市，我们能感到优秀的人是为何在城市中心聚集的，每座城市都能吸引生活在广阔农村的社会名流聚集。

西安被巍峨的城墙圈围着，这些城墙保持得很完整，有8英里长，可以追溯到十世纪。踏入西安，人们就会很容易地想到发源于渭河流域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它给当时不开化的民族带去了文明的曙光。说这里是中华帝国的摇篮，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在此定都，西安断续成为中国的王权中心长达二十三个世纪。其他城市作为都城的时间，都没有西安长。西安一直作为中国文化的心脏，直到北京成为新的权力中心。我们从城里出来，在一片平坦的古坟地穿行，发现这片地带还有中华帝国文明的烙印，它早于所罗门国王统治好多年。我们还想到了亚历山大之后的秦始皇，他残暴无比，焚书坑儒，摧残中国的思想文化。

中国的古代博物馆，在记载历史方面无法和碑林或森林纪念碑相比。中国收集了十二个世纪以来的一千四百多件遗存之石，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它们记载的历史。有一个著名景致石雕是在公元781年铭刻的，这个文物让人感到光荣和骄傲。它记录的是聂斯托坦克教派的基督教历史，该派曾繁荣过二百年，于一千年前遭到迫害而灭亡。如果基督教先传到中国，而不是大不列颠（英国人后裔如今再次把基督传到中国），那么中国早就强大了起来。

在西安，回教徒聚居的地方有许多清真寺。如今，新伊斯兰教兴盛了起来。为了在中国吸收新教徒，君士坦丁堡时不时地派出伊斯兰教徒来中国传教，以此让他们接受新的教义，向君士坦丁堡尽忠。

中国本地佛教由于具有欧洲黑暗时代的强烈气息的影响而衰落了。西安有一座庙，里面出了一个坏和尚，大家都很讨厌他，于是大家想要秘密地杀了他。征得住持的同意后，他们把坏和尚投入火炉，活活地烧死了他。传教士向上面汇报说，如今传教大厅里出现了许多做礼拜的知识分子。等牧师读完经、讲完道后，他们提出很多犀利的问题请求解答。首席传教士答复说：“把我们最好的传教士派去！我们派出去传教士，要能回答中国知识阶级所有问题。”这种鼓舞竞争导致儒教又兴起来了，儒教徒们自己组织起来，派出信徒到集市或其他公共场合宣传儒教。这是件值得称颂的事情，无论人们重新信仰儒教达到什么水平，也会证明西方传教士是相当成功的，因为他们是将人类的思想转化为精神食粮。

西安有一个火柴厂和十几个商店。当地中国人可以买到很多外国商品，如止痛药、牙刷、化妆品、甜露酒、香烟、炼乳、内衣、灯、钟、风景画、小折刀和体育用品等。一加仑的美国煤油可以卖到四十三美分。在宁夏的省会银川，当地盛产一种石油膏，它可以在二百英里外的地方，卖到一加仑三十一美分。

当初，清兵入关的时候，满洲八旗军队驻扎在了主要的城市。满洲政府给了他们享受的特权，给予他们食禄。八旗子弟世代在这设防要塞里坐吃山空、闲逸度生。如今在西安城里，八旗子弟是一副穷困潦倒、腐化沉沦的模样。他们住着破烂的屋子，里面阴暗潮湿，空气也不流通，腐烂的气味刺激鼻子。那些杂乱的摆放，也显示着他们懒惰的心态。清朝的将军来到一个大演习场地，要检阅军队，跑道上一些骑兵在骑马奔腾，瞄靶射箭。虽说他们受过军事训练，可是意志力薄弱的他们，根本就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队伍。即便是二十英里的一般行军，也会把他们累垮了。现在的八旗军队凭血统关系，在祖宗的福音下过着骄奢闲逸的生活，变得自私、懒惰、邪恶，日渐腐朽了。他们身体肌肉松散，体格变得很弱。从正在走向毁灭的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清政府走向衰落。换句话说，寄生主义加速了大清的灭亡。

所以训练新军成为中国的希望所在。陕西、甘肃是伊斯兰教教徒集中的省份。此地能产生出像西亚人一样好战的勇士，与纯正的中国人相比，他们更富有好斗精神。这里成为中国军队复兴的中心之一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中华帝国有四所主要的军事学校，西安市就有其中的一所。虽说房屋还没修建完毕，但是在这所公立的学校里，二百多名学生已经开始了军事训练。

有些人认为西方列强迟早会将侵略魔爪伸到中国。对此，中国爱国者号召青年加入军队，努力使军队成为对抗西方大国侵略的中坚力量。爱国团体发动人民的力量，也向文人和其他优秀分子求助，让他们帮忙组织人员参军。在学校，学生们也鼓舞人们建立一支志愿军队伍。尤其在北京的附近省份，优秀分子升了官，不仅能马上领到军饷，还变得着装整洁，举止优雅了。穿上新军服的他们感到很荣幸，人们对他们也是很尊敬。士兵们坐上三等车了，也不会在敞篷车厢里拥挤了。如今，军官与同级行政官员比较起来，地位会更高一点。因为他们不再是通过科举考试考出来的，而是毕业于新兴的军校。满洲政府的皇族子弟们也穿上了新式军服，并在军队中担任重要的职位。而总司令，军队最高统帅就是宣统皇帝自己。

可是，时常令人吃惊的是，中央军事当局根本无法掌控各省的军队情况。各省完全不听中央的安排，而是各搞一套，使得军队制服和装备都很混乱。各省军队使用的来福枪至少有十五种不同的类型。此外，各省的军队还要靠雇佣的外国人训练。可是，就在清朝灭亡后的一百天里，训练就停止了。之后在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一年里，新军训练又停止了五周。现在的兵营呈现出有气无力的面貌，没有了原本恪守军队职责的精神。在北京，一个美国上尉无意间露出的勃朗宁左轮手枪，引起了中国官员的兴趣。他们很想得到这种枪，用来装备御林军军官。因此就向上尉打听怎样能买到这种枪。上尉很乐意帮忙，答应给他们提供二百支。考虑到当时外国武器要运进中国，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他建议中国官员先取得贸易通行证。官员答应了，说：“没问题，你会得到通行证的。”可是最终左轮手枪也没有运进中国，因为上尉并不希望中国政府批准这些自己用来防御的武器进口。

我们走了四天才到达武山府。在路上，遇到了很多要回甘肃老家收麦的人。晚上，他们躺在路旁和衣而睡。天亮以后，他们陆续起来，走向路边的小饭摊吃早饭。不一会儿，小饭摊周围就聚集了很多人。我们雇佣的苦力，又走了三英里，来到一个小饭摊休息。在这儿，只要花上一美分就能吃上一大碗面条，或者一大碗麦粥和一大块煎饼。所以他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吃一顿饱饭。苦力们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绑在手腕上，生怕丢失了。每个人都背着一个轻巧的支架，上面有毛毡外衣、小睡毯、小锅、镰刀、器皿等。他们还带着烟斗、烟草带，在休息的时候抽上一袋烟提提精神。当收割季节到来时，天刚刚亮，就会看到村边有很多人，在等待有人来雇佣他们。这边收割完毕后，他们要尽快赶回几百英里远的家乡。因为家中晚熟一点的庄稼也快成熟，需要他们收割了。

这些苦力粗狂鲁莽，身上的汗油乎乎的，看起来十分扎眼。他们一张开嘴，就散发出一股大蒜臭味。这种形象的人在欧洲十字军东征后就看不到了。如今我在中国的西部真正见识了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言语、举动都粗鲁无礼。可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城市流传开来，他们依旧坚持着自己信奉的宗教。他们被认为是非基督教徒，那些蛮族们被说成是异教徒。如今中国苦力们被那些儒雅的文人们称作是异教徒，这该是对他们多大的讽刺呢？

革命的战火燃烧到了陕西境内，田里的庄稼又颗粒无收，因此很多地方都没有了人，农民们也不再辛勤劳作了。杀女婴的现象在这里还没出现过，不过许多人抽上了鸦片烟。农民们一直生活在本地，几乎没有人迁居到别处。他们行为粗鲁，思想保守，观念狭隘。有一个农妇，她不会给过路的游客提供热水，也不接受游客的任何报酬，她以不方便为理由拒绝了游客。

武山府有很多大路，能通向土耳其、伊塞克湖和“丝绸之路”。我们结束了武山之旅，换乘马车向兰州进发。到了兰州，我们目睹了水势急速的黄河水。有一支渡船向对岸划去，船到达对岸后，人们发现自己却在下游十英里的地方了。不久前，陕甘总督在河面上建造了一座构架桥。这是在美国机器帮助下，建成的一座铁桥。大桥通行后，有蒙古人驾车要过桥。由于他只走过石桥而没有见过铁桥，所以会显得小心翼翼的。他先把货物卸下来放在桥头，之后向桥上走去，检查桥的结构，以便验证马车能否安全地通过大桥。

中国的城镇居民也是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兰州城的商业贸易曾停止了三天，就是因为许多居民去收割麦子了。有一个人从“天府之国”四川，来到了兰州城，他创办了一所丝织学校，并且引入了桑树，以此希望大家不要去碰那害人的毒罂粟了。

从兰州向南行进，由于山路崎岖，马车不容易通行，我们只好改坐轿子。走了十二天的山路，我们来到了四川境内。四川地处盆地，四周高山环绕，它的名字由此而来，又被意为“西部之通道”，有着与奥地利风光一样美的景色。如今，人类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并从大自然那里最大限度地索取生存必需品。一味的索取使得几乎所有的原生物也消失了，森林、灌木丛、青草、牧草、野生灌木大片减少，甚至有的一点也看不到了。这里的人们以实用原则为指导，向大自然索取了大量的资源。但是他们的生活仍然很困苦，仍住在那种肮脏的小屋子里。他们穿着破烂的蓝色粗布外衣，并且已经褪色了。他们吸食鸦片，女人被强制裹脚，任由小孩全身脏兮兮的，光着脚乱跑。音乐、艺术、诗、崇拜自然在他们之中也是不存在的，他们的团体松散没有统一的组织纪律。年轻的小伙子们都很弱小，女人看起来也没有迷人的魅力，小孩子们没有惹人喜爱之处。生活在这里就像是生活在黑暗之中，人们不会参加讨论，参与政治，也没有体育活动。他们会为了一点小便宜而被骗，不能温饱的生活使得他们每天都在烦恼中度过。即使他们有着勤劳的双手、聪明的头脑，也拥有天才、丰富的眼力，并且有着勤俭节约的习惯、不招惹是非，可是他们仍然在压抑沉闷的生活中度过。如果他们能接受外来文明的刺激和新的理念，那么他们的生活会发生变化。否则他们一辈子就是如此这般了。妇女地位低下，只是被用来当作喂养小孩的工具，所以中国人为此付出了上面那些沉重的代价。妇女解放了，有了自由，才能把优雅高贵的生活带到这里。可惜的是，中国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

人们感觉饿了，用筷子夹起食物就吞食，大家各吃各的。所以家庭聚餐在这里是看不到的。这里的窗户是格子式的，并且很小，上面还糊着油纸。因此屋里的光线会非常暗。在中国，家就是妇女们唯一的活动空间。封建礼俗把妇女束缚在了家里，她们被迫规规矩矩地在黑暗的小屋里度过一辈子。在路上，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女人行走。中国官员带着家属上任时，会让女眷们坐在蒙上布的轿子里。如果碰巧遇到，我们也许会看到两三个女人。

中国女性深受封建礼数的迫害，她们只能生活在阴暗的小屋里，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她们存在的价值，别人不能看到，也不能了解到。相反地，我们美国人的纯洁女孩子在茁壮成长。她们不仅单纯、朴实，也有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在回国的路上，我第一次觉察到中西方少女的差距。当时我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线”的火车站看到自由自在的少女，她们无拘无束、自然活泼。她们身上散发着一种让人亲近的魅力，就犹如小鹿在公园里不害怕游人，胆小的鹌鹑也可以放心地飞来飞去。

一路往南前行，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迷信现象和事情。每当穿过城门时，会发现在城门边上都有个小神庙。里面还供着一个神像，它手中抓着人头或眼球，人看了会着实害怕。我们还看到很多神龛陈列在路的两旁。神龛里面是国王和王后的小塑像，他们并排坐着，看起来很慈祥。人们相信有神龛的地方，就会有神灵存在。悬崖下边有一些凸出的石头，旅客们会在石头前停留很长时间。他们买上几支香，将点燃的香插在神像前面的香炉里，之后下跪，对着烟火缭绕的神像磕头。起身以后，他们再用鸡毛把散落在神像上的灰尘扫干净。随后，我们碰到了一群办丧事的人，他们抬着棺材，唱着怪异的送葬歌，往坟地走去。棺材上还绑着一只公鸡，据说那是到坟地时用来祭祀的。沿着嘉陵江行走，我们来到河水的转弯处，看到对面有一个方块的石柱子。上面是一个男人的半身像，罗马人称他为守界神。看到这里我有了疑问，为什么四川石柱上的守界神，有罗马人的特点呢？我们还看到了著名的大石窟，石窟里有上千座神像石雕，它因此而闻名。虔诚的佛教徒，就着山势在悬崖上开凿了几百个壁龛。某位神仙或者某位圣人的画像，被放在壁龛里。有的画像与生活中的人一样大，有的会大上一些。

有一座分路墙在两条大路重叠的地方，看起来十分高大。大门就在墙的下方，跨过门就能到达另一条大路。墙上有着用来防御的大炮，游客们路过此地时，很容易地就能看见。整个城墙看起来如同一幅拱洞型的美丽图画。在顶部就是建立寺庙的地方。我们顺着大道一直走，看到了雕刻过的石板整齐地排列在路旁，大概有二百英尺长。崇拜者到圣地参观后，为了留下纪念，就在路旁树立起了这样的石板。一个丝绸商来自于遥远的巢湖，在神像的面前，一个和尚给予了他点燃的神香。本来这对他来说是件幸运的事，可是他的行为却非常不慎重，最终他没有怀着赤诚之心向神祷告。他认为，只要给神多烧些香，神灵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就会给予他帮助。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和尚、道士都有很强的保护树的意识。我们在山顶看到过一座寺庙，它周围五十英里都是大树林，而整个山顶则是一片光秃秃的景象。在炎热的阳光下，有茂密树林包围的寺庙与光秃秃的大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大片树林，由于在寺庙附近受到保护才没有被砍伐。我们行走在高大的松树下，不会觉得那么酷热干燥了。

在中国的土地上，官员只是一味地修新的大路，并且中国的道路修价很高，所以中国许多破烂的大路没有人去修缮。我们走了许多大路，发现它们的地段不是被土堆掩埋了，就是被水淹没了。可就是没有人来修理它们。在四十天的旅行中，看到的大路都是破烂不堪的。苦力们背着沉重的行李，顺着好的路段前行，可是走起来依旧很艰难。中国人很懂得感恩，一座大桥修好了，人们会在桥上刻上修建者的名字；一条大路修成了，人们会建立纪念碑向修建的人表示感谢。在中国，很多的大路是以地方官员或者慈善家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们修建了一条完整的大路，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自豪的事。相反地，保养、维修现有大道的人却只是默默无闻。大路、桥梁经过风吹雨打，变得破破烂烂的，然而这时候，新的大路、新的桥梁又修建成了。中国的各个行政区需要有道路监察官员，让他们负责地区大路和桥梁的修缮工作。由他们打造一支专门的修路队，保养、维修现有的大路，保障道路畅通。而那些把修建道路桥梁作为晋升资本的官员，则不是大家所需要的。

我们发现离村子二百英尺远的地方，人行道全不见了。一打听，才明白道路上的石头被村民们挖去，用来修猪圈或修建菜园围墙了。道路被村民们破坏了，行走起来很艰难。很多货运商路过此地，常常会滑倒在地。这里的人把私人利益放在首位，所以道路是不会被修缮的。至于破烂的大路会给他人带来什么危害，他们是不会考虑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私人权利就不是我的事，就跟我没关系。私人权利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是他们都注重的。他们觉得公共权利是抽象的，也不会看重。有人请了大戏班在自己的房屋前唱戏。即便锣鼓声和唱腔声相互交织，震耳欲聋，他的邻居对此也是不会有异议的。邻居会认为这是他自己的私人权利。邻居街坊还能容忍杀人犯在自己眼皮底下逃走。他们觉得抓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

在旅行途中，居民对我们的态度几乎都是很好的，我们唯一有一次被骂做是从外国来的魔鬼。我们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只当作是一个调皮小孩说的幼稚话。女传教士们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但七年中只有一次。她们住在一起，在附近的乡村传教，从来没有人干扰和伤害过她们。女传教士和教徒们都觉得很安全。与此不同的是，在大街上，有一个恶徒要被处死。他被绑在行刑架上，头被绳子吊了起来，手臂捆在身后，脚尖正好能接触到地面，一会儿就死去了。行刑的场景是很恐怖的，人们看了感觉全身的血液仿佛停止了流动。中国的犯人们脚上戴着沉重的镣铐，在木质囚笼里站着，由官兵押解着去刑场。他们的下场不是被绞死就是被千刀万剐。

有一条河，从相互交叉的大山中流进汉水上游。此地和汉口之间有一千英里的距离。从地理位置上看，汉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中心城市。汉口与北京之间的地方，村子是用土墙围起来的，人们集中生活在一起。由汉口向南，居民房屋则是零星分布的，人口相对稀少。很多人担心蒙古人的入侵，所以他们搬到了南方居住。用来防御的大道给他们提供了安全保障，他们可以放心地定居下来。女人被强迫裹脚的事情在这里不会发生，也不会被束缚在家里不能出门。她们能真正融入到社会之中了。打谷场上，一个家庭有几个人打麦，其中就有女孩子在帮忙。

稻米文化开始的地方是中国南北的真正分界线。在种植水稻的区域，人们主要用水牛来整地犁田。人们不会喂养只能当作交通工具的马或骡子。他们最需要的是能用来耕田的牲畜。所以骡马车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华北地区走的是宽广的、肮脏的大路；而这里的路是用石头铺成的，虽然不是很宽阔，但是很整洁。我们能经常看到苦力们的身影，因为这里货物的流动就是主要靠他们来完成的。大路两边有很多小饭馆，行人可以在这里吃饭、住宿，牲畜也可以得到补给。到这里旅行的人们，不是坐着骡车而是坐着人抬的轿子行进。如果累了的话，就可以在附近找一个旅馆休息。城市的街道和乡村的道路是连接在一起的，它们都不宽阔。作为交通系统的一部分，它们方便了城乡联系。可是城市中狭窄的街道，阳光照不到，风也吹不到，以至于街道变得潮湿、不洁净。相对于北方来说，这里的人口很稠密，但是从稻田中产生的蚊子却实在给人带来了麻烦。在北方，农民把粪便和干土混合起来，成为小麦的肥料。而种植稻谷的南方，则是用粪桶把液体粪肥撒到稻田里，到处散发着让人呕吐的臭气。所以不用辨别居民生活的差异，通过看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我们就能将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区分开来。

中国的土地群山环绕，形成了巨大的海绵地带，南方就处在这片断裂地带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绝妙的景象。放眼望去，一座座山川相连，向远方延绵伸展，它们横亘在天地之间，最终消失在云端。山坡上的裂缝延伸得很有层次感，人们就顺势修建了梯田。山顶雪水融化汇成小溪，顺着层层梯田向山脚流去。水流满一层田地后，会自动流向下一层的田地。在靠近山顶的地方是一个水库，当稻田干旱的时候，它就放水来缓解旱情。雪水流到山脚，汇聚成小河，弯弯曲曲地流进宽阔的山谷，在山谷流动一段时间后，最终注入长江。很多条小河都汇入长江，它们流经的山谷，都是以小河命名的。当下午炎热的时候，居民就会午休。中国人的一切都是为了食物忙碌，包括午休的习惯，他们就如同寻觅粮食的蚂蚁，为了粮食奔忙不停。

辛亥革命后，中国南方和北方形成对峙，我们穿过新的南北分界线，有两条道路可以行走。走水路，我们就要在山谷和山脊之间来回穿行，翻过一座座山头。普通居民走的道路，是顺着地势平坦的山谷修建的，因此有很多人在道路两旁居住。官方修建的大道，一直向远处延伸，仿佛与云端相连。走在路上，我们能感觉得到空气很干燥，偶尔会有微风吹拂脸面，两旁美丽的景色，我们能一览无余。这条官道能通向成都，地基比一般的路要高。除了进入山谷的路段，两旁都是高大的古树。大树之间的间隔至少有七英尺。大树保护着大路，使它不会被破坏掉。从山脚下一直往西南走了二百多英里，我们来到了成都平原，此处比嘉陵江高出三百英尺。

在山区地带，骡子和苦力都是运载货物的工具，可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竞争。渭水盆地与汉水流域之间有二百五十英里的距离。要把大量的棉花运到遥远的汉水流域，相比之下，苦力比骡子更适合运载。我们沿着山路走，看到很多背着大捆白棉花的苦力。他们好似背着蚂蚁蛋的蚂蚁，沿着山路爬行，每走一步都得费好大的力气。我们了解到，他们每天走八到十五英里的山路，将一到二百磅重的棉花送到目的地，最终却只得到七美分的薪酬。

四川是中国西部人口密集的地区。来到了天府之国，我们看到很多苦力忙着运货，而没有人用骡子载运。苦力们背着很重的货物，像是背着一座塔一样。每人都带着一个小拐棒，很像英文里的T。有了这种拐棒，他们休息时就更加方便了。只要把它放在身后，货物也就可以支撑在拐棒上。我们还遇到一些用竹担挑货的苦力。他们肩膀上搭着六英尺长的竹担，货物在担子两头有节奏地摆动着，每隔两分钟竹担就要换一次肩。由于长时间挑货，他们的脖子基部被竹担磨出了大大的硬肉垫子。

骡子运输货物比起苦力来要麻烦得多，它们离不开人的驾驭和照看。人除了上货卸货收取酬金外还得喂养好它们，而苦力们只靠自己就能完成运输的任务。他们只要携带路上必需用品，如现金、防汗布、扇子、水烟斗、油纸伞和保持货物干燥的一卷草席等等，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顾虑了，把货物送到目的地，领了工资就立即原路返回。往返一次，只需要两周或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苦力在货物运载竞争中占绝对优势。经过比较，人们会选择让苦力运输而不会让骡子运输货物了。

由于苦力们从事的是沉重的体力劳动，所以他们的体魄都很强健。他们上半身赤裸着，腰间也只系着能遮盖住下身的布，将完美的躯干暴露在我们面前。他们的肌肉很发达，手腕有力，能承受很大的重量，平坦的下腹没有一点儿赘肉。这些构成了他们良好的肌体。我们从黄铜色的皮肤上，就可以看出他们运载货物时肌体展现出的美感。一旦他们不从事体力劳动了，为了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他们就要改变自己了。为了不想被人歧视，他们尽力地摆脱自己的苦力体格形象。假如他是一个富有的商人，那么厚厚的下颚和软弱无力的手腕，就会让他引以为荣。假如他是一个文人，那么纤细的手和优雅的面容，就会让他感到自豪。在四川，看不到太多的蒙古人。这里的人精神面貌比别处的人要好。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打扮得也许跟迈克尔·安吉洛一样吧，眼睛经常盯着异性安蒂露斯那柳叶眉、纤细腰、直行的鼻梁、高高的鼻子、美丽的眼睛和漂亮的脸蛋。在中国能遇到更加优雅表情的人，而在其他国家则不能，这一点有很少人能感觉得到。一种特有的步行方式，就是排列着的长队走路。美国画家就会在四川的希腊安狄米恩和甘尼米发现新鲜的动人之处。

虽然中国人有着很好的身体素质，但是他们生活的环境卫生条件却十分差。所以这里的人患有很多种疾病，如粉瘤、肿瘤、肿胀、消瘦、麻疹、疼痛、溃疡，这些病能把人恶心得想吐。所以，我们把自己裹得很严实，甚至手腕都不露在外面，对此不要吃惊。如果我们没有医生的医疗保障，也会患上那些恶心的病的。中国的一些旧城镇肮脏不堪，生活在这里的人放纵自己，变得更颓废了。所以很多人患上了梅毒、中了鸦片毒。这在当地是常有的事情了。如果中国人只以肉为主食，而不注重家中里外、衣服、水是否有微生物，仍在有传染的危险下吃喝、呼吸，那么中国人强健的身体很快就会变垮。能喝到一杯用沸水煮的热茶，对中国人而言，就是很好的享受了。

即使四川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但是寻找食物仍是艰难的、不能间断的、必要的。农村的野草生长得到处都是。虽然农民进行园林式的耕作，可是仔细一看，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他们只是在土地上种植能充饥的必要作物，如稻米、大豆、白菜、玉米和蚕豆。而带有观赏性的草坪、葡萄园、桔子树，他们是不会种植的。我们路过农舍，看到赤裸的婴儿是脏兮兮的；小脚女人精神不振，没有劲头；村民们的房间很阴暗，地板破破烂烂的，墙被炊烟熏得黢黑；有的人家在院子里养着猪、狗和驴子；便坑散发出熏人的气味；还有的人家在草席子上晒着几十斤重的麦子。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中国农村的景象。当时西方的报纸、法庭、社会集会、宗教，还没有出现在这里，他们只是一味地保守和满足。在逗留的六周时间里，我只看到一个把头埋在书上睡着的读书人。他大概是八到十二岁的年纪，精神面貌也好，在同龄当中是个聪明的小孩。然而不幸的是，他家没有好的经济条件供他读书，村里也没有优秀的公立学校。他长大后只能步他父辈的后尘，为了吃饱饭而日夜劳作，变得和他父亲一样愚昧、无知。沿着大山走了一周时间，我们来到了世界闻名的成都平原。在成都几十英里外，还看到了都江堰，它是中国古代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主要用来灌溉成都平原。西藏高原上的雪融化成水，顺着山谷流进岷江，之后都江堰就被注满了水。两千多年前，岷江水患，侵扰民生。水利专家李冰为了根治水患，带领众人修建了都江堰。岷江水一分为二，岷江终于被驯服了。寒冷的乳白色的岷江水，弯弯曲曲地穿过交织的渠道，并且发出沙沙声、汩汩声，一直流进众多的果林，它浇灌了杏树、石榴树，滋润了桑林、竹林，灌溉了三千到四千平方英里的农田。李冰从那时起被人们奉为神，很多寺院里供奉着他的神像。虽说成都平原是富饶广阔的，可是这里至少仍有四千万居民过着贫困的生活。如果肥沃的土壤翻了一倍，贫穷的人也会翻倍。中国能从如此少的土地上得到那么多的粮食，这是一个奇迹。依我看来，世界其他地方根本就做不到。我们了解到，这里一个季节可以丰收七次。一小块土地上产的粮食，就能满足一个人一年的需求。农民在田地边上挖一个大坑，用茅草遮盖起来，坑里的粪便发出呕人的臭气。等过一阵子，粪肥就积成了。

岷江水能直接流到大多数田地里，可是有一些高地，江水不能到达。对此，人们会用竹造的水轮车把水提上去。通过这种方式，水就能浇灌高地了。水车看起来就像摩天轮一样的蜘蛛网。它被固定在沟渠上，四周安着小竹筒，竹筒设计得和人的手臂一样大，并且相邻竹筒之间有一定尺寸。水轮车受水流冲击会转动起来，盛满水的竹筒随轮子转到上方，到了顶部水就会自动流进农田里。农民们利用这种水车，可以将水向上提高三十五英尺。这样的话，他们灌溉高处的田地就会方便多了。

由于溪流众多，所以桥梁成为这里的基本交通设施。大多数的桥梁是用石料建造的，上面雕刻着龙，十分好看。往桥柱上看去，会发现龙头是朝上露出河面的，而龙尾则是在河水里藏着的。在车轮交通工具不存在的地方，人们把桥梁修建成拱形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石拱桥。

四川省会成都不但是座富裕的城市，也是当时建设最好的城市之一。到了成都，会发现西方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赵尔巽总督的带领下，我们到山顶上参观了一所军事学校。还有很多其他学校，当地的公共建筑，我们也领略了一番。看到中国的城市正在迅速发展，他脸上流露出一种自豪之情。成都的人行道建设、卫生清洁力度和城市安全保障，胜过中国其他的任何一个城市。成都距海岸有二千英里，乌鸦从这里飞行二百英里才能到西藏。这样一个地处遥远内陆，对外联系不方便的城市，也有供水和电力进入了。港口城市的居民，虽然已有两代人同西方相互往来，但从城市建设上来看，他们没有成都的居民做得好。究其原因，大概是四川人的性格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人吧。中国十七世纪发生了动乱，很多省受到了影响，因此大量的人就迁居到了四川。后来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而四川却没有受到影响和破坏。西方铁拳也没有伸入到遥远的四川，这里没有强制性的鸦片交易，没有通商口岸的歧视，没有西方的炮舰外交。这一切给了四川一个好的发展环境。所以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很容易地接受了西方人的精神层面。于是西方理想、西方观念在这里盛行起来。

我提及到的理想，并不是说要中国人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也不是要学习西方制成品的方法，更不是上述几方面能满足中国民众的物质需要。中国人有着很强的潜力，只是还没有开发出来。因此，我们不能预测到未开发潜力的他们能做什么。

我们国家的孩子，自由活泼，知道体育锻炼的好处。因此他们喜欢奔跑，一起嬉戏打闹，趴在地上玩耍。而中国儿童不爱动，看起来一副很文静的样子。白人学生奔放不羁，而中国学生却循规蹈矩。中国人把很多时间花在了游戏上——放风筝、斗蟋蟀、赌博、下棋、放鞭炮。知识分子的理想就是坐在花池边的凉亭里饮酒作诗。他们不了解体育运动，也不会去锻炼。中国的很多游戏不能等同于体育运动。虽然偶尔有乱打猎者用他生锈的猎枪打猎，但基本上说，射击运动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人不喜欢骑马游玩，反而偏爱容易驯服的骡子。因为骡子只能慢慢地走或轻快地小跑，没有马的奔跑速度快。士兵们骑在骡子上加速时，感觉自己也不会紧张，眼睛也能看清周围美景，得到放松。拳击对中国人来说也不是一种体育运动。中国人很少猛烈地打架、斗殴。即使有，也就是像女人打架那样，只是用手乱挠或是揪住对方的头发。中国男人的鼻子会发出假音，就算是唱歌了，而西方男人唱歌则是吼叫的。他们的区别太大了。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徒步行走是身份低的体现。有钱人会花钱雇轿出行，他们觉得并非是因为自身懒惰才坐轿，而是为了突出显现自己的身份地位。健壮有力的男子，其行为举动被认为孩子气，就如同患上了运动失调病一样，但中国人却以此为荣。有的外国官员在成都街头散步，却被人们当成了外国苦力。中国人躺在藤椅上，或是坐在大轿子里，总是一副懒洋洋的神态。渐渐地，他们的身体发胖，脸变得油滑，行动变得迟缓。如果他是一个放纵欲望的人，身体就会变得很虚弱；如果他是一个克制自己欲望的人，脸色就会变得苍白。读书人除非要用大毛笔来锻炼写字技术，否则他们是不会做其他的剧烈运动的。他们会用银白色的套子保护自己长到一定尺寸的指甲。对社会有危害的不法分子，加入军队会成为士兵。人们对这样的士兵很是看不起，所以也不再羡慕那些有好战精神的士兵。居民们从不随身携带武器，也不和别人决斗，这样过一辈子，是很自然的事情。有的官员看起来很勇敢，实际上却是胆小鬼，他们假造声势，借以吓人。晚上，村子受到了袭击，大多数村民会一味地顾着自己逃命，而不管家庭了。抢劫者们不会袭击那些敢于反抗的外国旅行者，听说在长江上的行船上，只要有外国旅行者出现，船夫们就能振作精神。哭泣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件羞耻的事情，男人掉眼泪的事情我们经常听说。但这不能说明中国人胆怯、懦弱。中国人面对痛苦和死亡时，也能像斯多噶斯、戈登和沃尔斯尼一样，表现出英勇的气概。其实中国人天生就有勇气，他们并不怯弱。只要好好地教导他们，把他们勇敢的男子气质培养起来，他们也许能成为英勇的士兵。

中国圣人的格言规范着中国的世世代代的人。中国的民族特性被那些圣人们的哲学观念打上了烙印。假如你看到苦力手拿扇子，打着雨伞，不要惊叹他们像女人那样娇气。他们只是尝试着塑造自己，当然必须是按照圣人格言来的。上层社会的学者和书呆子、戴眼镜者和隐士，认为统治人民主要有道德力量就可以。长时期地从事伦理道德的研究与发展的文人们，自然瞧不起体力劳动，但是，他们的身子骨却都是虚弱不堪的。虚弱成为他们的专有形容词。这也造成了整个民族没有了雄劲力，整个民族都变疲软了。如果他们接受了新思想，那么他们会剪去长指甲，会去锻炼身体，强健身体。基督协会在中国成立还不久，但已经利用标语激励中国的年轻人要在体格、智能、道德和宗教等方面全面发展。激励他们不但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的信念。中国人只有引进这样的新思想才能从沉闷压抑的旧思想中解放出来。

第十章　教育的发展方向

我们来到了潼关渡口，要乘船去对岸。船夫用两块木制的跳板，把船身和岸边连接起来。一踏上去，木板就会变得很弯曲，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会掉下来。我们的骡马显得很害怕似的，一直在破烂的路上停留，不敢向前。半个小时后，骡马终于被我们强行弄上了船；到了对岸，我们又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迫使它们上了岸。假如河面上有大桥的话，我们渡河就不会如此费劲了。船夫告诉我们，在每年摆的三千次渡中，一半多是渡骡马过河。有了长期的摆渡经验，他明白骡马看到弯曲的跳板会害怕，是不信任他的表现。可他不会因此而停止摆渡，我可以肯定，船到对岸后，也许有船板早已顺黄河水流走了。

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墨守成规，不注重客观存在，所以他们做事情的结果往往与心中所想有很大的出入。我们在舢板船两边各发现一只大眼睛，貌似有了它们，船就能很顺利地航行。这种视觉上的技巧会改善船在拥挤水道中航行的状况，而他们仅仅考虑到这一个方面。中国人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习惯。有的人会在院宅里修建一个砖墙屏幕，说是为了阻挡那些看不见路的飞虫进入人住的房间里。当然，这不是说有了这种屏幕，运气就会一定比那些没有屏幕的家庭好。在路旁，会看到愚昧的苦力们在神龛里烧香祈求神灵保佑。船夫们在进行有危险性的航行之前，向神灵祈祷航行顺利。为此他们会在船头绑上一只公鸡，作为水中神灵的祭品。有一艘护送船为我们的船保驾护航。那艘船上的士兵时刻警惕着周围的情况。我们每隔一刻钟就会听到锣鼓声和号子声。通过这些声音，就知道那些一夜不睡觉的士兵们一直保卫着我们。说实话，有了那些声音的干扰，我们反而没有睡好觉。他们还竟然让我们支付护航的报酬。那些放夜哨的人，来回巡逻，敲打着手中的竹棒。他们认为盗贼会被噼啪声吓走。事实上，放夜哨的人敲打竹棒也正好给盗贼提了醒。夜哨人一离开，盗贼们就能顺利地偷东西了。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上述的那些事情很轻微或者不重要，接下来我就说说深层次的中国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以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性格。在中国，那些廉俭奉公的官员都会按照圣人的准则来要求自己。所以政府官员最起码会懂得那些圣人的格言。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为在实际工作中最缺乏专业技能的国家。中国的皇帝对待腐败的官员只是一通责备，貌似官员受到了警告就能被制止似的。皇帝并没有深究，只是连续推行了警告性的诏令。可是官员的本性并不是靠圣人的格言就能改变的，这是因为格言不能使人按照正确的动机行事。一个表面强大的局势就像是纸老虎，能把敌人给吓住。在中国有很多这种现象，如：中国人会把条纹老虎缝在黄褐色的官服背面，把张牙舞爪的老虎印在盾牌上。一八四二年，英军向吴淞要塞进军时，中国将军为了虚张声势，制造更多守备军的假象，就用了一次纸老虎的策略。他命令士兵把泥土堆成圆锥形，之后刷上白灰，这样土堆看起来就像是白色帐篷一样。然而英军却识破了中国将军的意图。在中国，子女根本就没有婚姻自主权，因为他们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这种婚姻模式使得中国出现了更多裹脚的女人。为了顺应她们未来公公的心意，她们从少女时代就得裹脚跛行。

讲求效率的原则在中国是不流通的。虽然，中国人采取的很多方式看起来并不适用，但是它能带来使人信服的良好结果。它有很强的实用性，然而中国人却并没有看到它的价值。故此，效率的原则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没有体现出来。

从中国人对工作的看法，我们能知道他们还是受到祖辈观念的影响。所以，如今的中国人就如同十四到十七世纪的白人们一样，也是办事很随意，漫不经心，不会接受好的观念。那时的白人们也是盲目迷信老天，害怕老天给他们带来惩罚。他们认定血一定是净化器，因为血是红色的。他们还认为肝脏因是树叶形的，就会治愈肝疾病；发出明亮的眼光的人不会有眼病等等。他们禁食，驱逐恶鹰，烧死妖巫，相信候补陪审员，标榜献身精神。他们用先人的思想武装自己，固执地坚信瘰疬靠国王手上的灵气就可以治愈。他们认为天气是可以被人改变的，所以还参加相关的宗教活动，并将圣钟挂在尖顶上以防止闪电。这些叫人迷信的事，直到自然科学的兴起，才渐渐在欧洲人的大脑中消去。自然科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实用的、对实际生活也有益的科学方法——观察、测量、实验、误差等等。

费雷德里克大帝将效率原则运用在军队，按照科学方法行事，或许是成功的第一个事例。之后世界的很多国家，在这一原则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普鲁士的行政机构、法国工程、英国机器制造和卫生管理。如今，德国的陆军和行政机构、实验及工业学校，大不列颠的海军、市政及检查设施，法国的高速公路、艺术和葡萄，美国的实验基地、改革制度和工厂等也在这一原则的影响下取得了奇迹般的发展。甚至在一些不起眼的领域，人们的积极性也被调动了起来。于是“计算”“单位消耗”“交叉检查”“事例评估”“科学组织”等等就成为人们进行生产的激励。有了这些，人们在决定生产政策时就能避免意见不一致。一些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对一些自身的事项，如政府改革、少年法庭、慈善组织、再受教育和假日培训、宗教复活和公共教堂、平民平等参政和市府的大众计划等等，也按照这一原则决定了工作的实施。总的说来，效率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也没有什么能把它阻挡在外。到这个世纪中叶，西方文化中每一部门的决定因素就是效率原则。如若中国不引进西方的这一成功的方法，那么中国人就显得愚昧了，就好比是十六世纪的人反对二十世纪的人一样。从实际专业技能方面来说，我们胜过在智能方面与我们相当的先辈们。所以，未将潜力发挥出来的中国人，在效率方面是超不过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很多少数民族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而被同化了。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尼泊尔也一度是中国的附属宗国。如今，受到西方的冲击，人们的思想开始转变为发奋向上。看到国家的衰弱，政府的无能，人们失去了信心。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日本打击了中国人的自信。虽说，日本与好战的英法国家有过战争冲突，而且还失败了，可是外国文化却被低调的日本人吸收进来。我们的民族是新出现的、野蛮的民族，曾经日本人也这样认为过。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给了引进其文化艺术的日本。战争结果让中国人大吃一惊。日本怎么就变强了呢？除了装备西方的武器，还有什么因素呢？为了让中国也变得强大起来，中国人也进行了改革。可是慈禧太后发动了军事政变，她丧权辱国，在一九零零年向侵略者割地，赔偿巨款。很显然，中国最终会走向灭亡，因为当前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农奴制仍然没有废除。中国要想再次变得强大起来，就得靠有识之士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如今西方在很多部门和领域领先于中国，而西方文化和教育是中国目前最需要引进和吸收的。

科举制度决定了中国人在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方面学习知识，而自然科学、地理、他国历史等西方的基本学科，是不会在中国的学校里出现的。科举考试是从圣人作品中出题，学子们就必须会背诵四书五经，考试时，还必须按照固定的八股文格式答题。这对于学子们来说是竞争性的考试，在各级考试中，考中的人会被承认相应的身份，一些人还能因此进入仕途。省试就是清政府在省会城市里举行的中型考试。整个考试总共举行了三天，每年都有数千想要当官的学子来到这里竞争。然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才有资格参加最后的御试，即在京城三年举行一次的殿试。如果学子们在殿试中取得好成绩，那么政府就会给他们官做。

慈禧太后在六年前亲下诏书，宣布废除科举制。之后，清政府效仿西方改革教育制度，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它规定各级学校应由政府来创办，学校开设了儒家经学和西方科学，按照行政区的大小分别设置了不同级别的学校。政府在农村成立了初级小学，城镇成立了初级学校，县成立了“中学”，省成立了大学和师范学校。随后，这里又出现了专门性的学校：商业学校、技术学校、农业学校、军事学校和政法学校。其中，京师大学堂是当时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

新式教育很快在中国盛行开来。在科举考试时期，人们是每人一个小屋，在里面答题。如今的大学修建了大教室，很多人可以一起学习。有的寺庙中也开办了学校，小学生们在圆柱屋顶的教室里整齐地站着，在面目凶恶的战神和慈祥的观世音面前背诵课文。在新的教育制度的影响下，为了能在教育上站稳脚，旧式教师们把长衫换成了短上衣。可是他们仍然嫉妒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要求加薪酬的教师们。前不久，一个省立大学缺少一个数学教授。因此，这所学校从和它关系好的美国学校聘请。大学要求教授要熟知比例计算和代数知识。因为这些都是中国人都不懂的数学知识。中国的学校很缺乏能教西学的教师，很多人为了学习西学就去日本留学，掀起了一股留日热潮。三年前，有一万五千人到东京学习。如今中国人对日本产生了反感，留学生也不过就三四千人。

上一年的二月底，中国学部出了一份关于教育情况的年终报告。我们从中发现，在两年时间内，北京的学校由二百零六所增加到二百五十二所，学生总数从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一人增加到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四人。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区，政府设立的学校从三万六千所增加到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所，学生总数从一百零一万三千人增加到一百二十八万五千人。其中，私立学校总数还超过了政府创办的学校总数。直隶省更能迅速受到北京教育形式的影响。省教育部门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大学，大保定创办了一所学院，并设立了十七所工业学校、三所高级师范学校、四十九所初级师范学校、二所医学院、三所外国语学校、八所商业学校、五所农业学校、三十所中学、一百七十四所高级小学、一百零一所中级基础学校、八千五百三十四所低级基础学校、一百三十一所女子学校和一百七十四所半日制学校和夜校。

虽然直隶省的教育程度发展迅速，但是仍然不能作为一个典型。山西有八百万的人口，且落后于直隶省。在一九零零年，山西省教育部门创立了很多学校。其中两所学院和一所政法学校，招收了五百二十个学生；创办的四所师范学校有四百一十个学生；十三所中学有八百个学生；九十八所高级基础学校有三千四百三十三名学生；还有一千九百四十八所低级基础学校有四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名学生。与直隶省不同的是，这里还有两所女子学校，有一百八十名女孩也在受教育。我们很吃惊中国学校的发展速度和数量，可是仍有大量的学龄人不能接受到新的教育。与美国相比，中国受教育的年轻人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从物质需要上来说，中国人比我们要大很多。中国要想将教育发展到与西方相当的程度，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国在新的经济模式下，能在创造的财富中抽取大量的税收。

随着学堂中学生的不断增多，需要更多的课本才能满足其需要。位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是东亚最大的出版机构，有一千名工人在里面工作。它出版了中文初级读本、中高级课本、历史、地理、数学和科学书籍，还有适合于成年人初学者的英语读本、注释的英美文学、画卷、挂图和科学图。有一百人在它的翻译部工作，其中很多人是学者。他们将西方的科学、医学和工程学等方面的书籍翻译成中国人能看懂的中文。而后那些翻译过来的特殊术语被吸纳到汉字系统里，但是这必须经过北京的专门词语部门批准才行。

无论中国的新式教育还是旧式教育，基础是必须要注重的。初级学校是这样做的，但是在中国的中学和大学里，出现了新式教育不注重学科基础的现象。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从教育制度的对比中就清晰地体现了出来。

北京陆军部的工作本来有五十个人承担就行，但是军部却安排了六百个官吏。他们这些坐吃山空的人就是社会的寄生虫，而其中满洲人占了大半以上。清王朝的存亡就靠这些挂名不做事的官员。教育部门是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事的，因为现在的政府存在着严重的贪污现象。在中国的学校里，官员们不教书，但是他们在学校里占有很大的比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给亲戚朋友们安排一个稳定的职位。在美国的大学里，行政官员人数不足教师人数的五分之一。可是在中国一所有二十七名教师的现代语言学校里，行政官员多达十名，其中还有三名是空占位置不做事的。在一所八百名学生的政法学校里，有二十五名官员，他们也不教课，并且大部分也是挂名的。在一所三十名教师的高级技术学校里，管理员把校长的事情全都做了，财务员的职责也由他的助理去承担了，秘书把事情全都交给助理秘书，办公室主任也只是清闲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十二名官员就有三分之一是挂名的。

有一件事情值得大家怀疑，就是中国学校聘请优秀老师时会说资金紧张，但是大量的昂贵教学设备却出现在了学校。一些绘制精细的生物学和植物学略图，会被贴在学校的大厅入口处。可是学校里却没有能教这两门学科和使用略图的人。物理实验室里有着很好的设备，却是无人会使用，上面覆盖了一层灰尘。有的教师只是懂一点电学，完全不懂其他物理知识。我们来到了一所地处边远的省立大学。大学从东京的一家公司里购来二十个瓶箱，里面是几百个化学瓶子，至少值一千五百美元。这些瓶子在美国足够我们三所大学的实验室所用。可是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箱子上面的封皮都是完好的。明白中国规则的人都知道，有人在购买那些昂贵的设备时吃了回扣，才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有一个教育中心，在长江的上游，部门聘用美国教师一年，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合同期满之后，部门聘请了一些不优秀的教师。一般这样一次轮换，学校会提供三百美元的旅行补贴金。就是一些官员将补贴金收进了自己的腰包，从而导致中国学校的教师不停地轮换。中国学校这种临时聘用外籍教师的现象，很让我们吃惊。学校要聘请一个教植物学的英国教师，如果凭借的是教数学的德国教授的推荐，那么学校是不会请到出色教师的。相比之下，日本在十四年前就建立了现代化学校。他们聘请的是西方政府或大学里派出的最优秀的教师。西方政府和大学也很乐意选派教师去日本任教。教师们来到日本，先要适应那边的环境。他们受聘于日本的学校，时间可能长达二十或者三十年。这期间，日本的教师就有了教本国人西方学科知识的能力了。中国选聘外籍教师显得很随意，教师们在受聘期间什么都得不到。所以中国学校的教师不能从外教那里学到西方的教育方法，他们自然也没有教本土学生西方文化的能力。

聘请的外籍教师们的教学水平有高有低，他们在中国人的影响下，生活穿戴也变得落伍了。我们到过一个省会，参观了当地的一所学院和师范学校。学校场地约有十个院子那么大，里面是铺着碎石子的路，周围是低矮的瓦房教室。有一块牌子挂在大厅里，上面写着“为愉快的学习提供安静的环境”。学校有四百个学生和二十名教师，学生们都穿着蓝色的校服。教师队伍中有一个日籍教师，只有他看起来才是像受过西方教育的人，而其他十九名教师则像是生活在中世纪的人。有一个年轻的德籍教师，他对中国人面生不熟，一句汉语也听不懂。学校教师们的备课水平很低，跟我们美国大学低年级的水平相当。虽说它的人口比宾夕法尼亚州还多，然而这个省的教育制度的最高水平就是如此。这就是中国学校的“盲人引导盲人”的现象。

英美两国的教师会期望他们在高年级学校教的学生都会英语，这样他们授课就不需要翻译成中文。可是聘请他们一年需要花费一千四百美元到一千八百美元，中国人会认为太贵了。相比之下，中国人觉得聘请日籍教师则会需要较少聘金。然而，日籍教师授课还要翻译成中文，学生的时间会被浪费很多。如果翻译不熟悉授课的学科，那么学生就像是在听天书了。甚至有些聪明的中国人对日籍教师很有意见。他们认为日籍教师受到日本国内的指示，会把一些学科的重点忽略不讲。这样会导致学生的知识联系不起来。日籍教师却自己狡辩说，他已尽力传授，只是学生们没有弄明白罢了。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有一个事实能证明：在日本的军校，教师会把中国学生赶出教室，之后关上门，只把学科十分重要的地方讲解给日本学生。即使这种猜测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仍能知道日籍教师很快就会被解雇的原因。西方科学要传播到中国，是不能靠日本人的。

中日两国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有很大差别，所以他们聘用西方教师时也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很好学，很早就吸收和学习中国文化；如今他们还很谦虚，如果在西方文化方面不如西方学者，他们就会虚心请教不会自卑。再看中国人，他们一直以自己的灿烂文化而骄傲，并且毫不谦虚地认为中国的教育自己能搞好，完全不用西方的教育援助。西方文化有着它的深度和广度，中国人理解起来很难，所以他们不会想办法吸收。我们西方人虽然能掌握物理科学和机器制造，有一定的聪明才智，但在他们的眼里，我们仍被视为不开化的野蛮人。中国人对我们西方的观念知识、伦理学、社会学、政府学有很大的偏见。然而在这些非常领域的发展中，中国人只看到了差别，却没有鉴别优劣的能力。

西方文化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可是中国的学部大臣张之洞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十二年前，他写的《劝学篇》到处传播，影响很大。他很支持中国的教育改革，但是他在对西方课程的安排上却出现了偏差，他认为中国人只需要六个月的学习，在两年内就能完全掌握西方学科知识。因此作为大清学部大臣的他在课程表中把中国的学科排得满满的，学生不得不学习枯燥的中国学科。此外，他的规定还出现了让学生们窘迫的现象：学生每周在教室听课学习的时间是三十五至四十个小时；每天军事训练一小时；学生只剩下了不到两个小时的自习和阅读时间。老师把书本的知识和思想一股脑地灌输给了学生，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在一些学校，一年级的学生就开始学微积分。而美籍院长告诉前来检查的省督学官员，一年级还不适合学微积分。为此他还被作报告检讨。一个数学教授在督学的提议下，只好作了两场演讲，都是关于利用微积分的内容。之后一年级学生们进行了测验，结果是他们根本就不会微积分。

中国学校必须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有一个大学校长，他是翰林出身，他点上一支雪茄烟，之后向我们透露了一件他不能拿定主意的事情。他在犹豫是坚持自己把学校管理下去，还是委托给教育当局管理。之前，校长提出过很多建议，但是教育当局没有采纳；而地方的人才需要和学习环境，当局也是忽略的。他随口说道：“当我在学校管理上，身不由己的时候，我的自尊还能怎样保持呢？有一个申请者，他三十五岁，通过了入学考试，但是我不能做主收下他。根据北京制定的规章制度，不是中学毕业生是不能进入到大学的。”

受过满清教育的文人们是现在中国学部的组成人员。他们没有走出过国门，即使我们西方的科学知识能产生巨大的效率，但他们还是被瞧不起的。我去过中国的学部，接待我的是一个代理官员，他是一个守旧的满族人。他看起来对中国的前途充满希望，知道中国目前缺少什么，并且得到需要也是很容易的事。与莎士比亚同期的满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它没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出过国的满族人几乎是没有的，但是中国政府将新式教育交给他们来管理，学校不会发展起来。这就如同四世纪时，哥特人管理雅典的学校一样差劲。有一篇考试文章向教育官员提出省级奖励，但是这个满族官员根本看不懂文章。他的床帐架上堆放了好多这样的文章。他随手把这些纸用来擦椅子，之后躺在椅子上吸烟。后来他们宣布第一批获奖者的时候，不见了十三篇文章。

在我们美国，很多人都愿意从事教育事业，可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能管理学校。美国的州立大学校长一职，就是连州长也不一定能胜任。而中国的县官则想着怎么升官，如果他的仕途顺利，就会想着做道台。如果他管理一个省立学校，也会向着更好、更高的职务爬。他们不会积极主动地发展教育事业，亦或是没有专门的教育培训经历。所以他们管理教育就用他们处理政府行政事务的方法。秘密获取私利是他们管理学校的出发点。学校的三个外国人提出了很多合理建议，能帮助中国教师提高水平，甚至达到美籍教师的程度。可是官员却对此置之不理，还说美籍教师只应该做好自己的事，超出范围的事不是他们应该关心的。

民族观念从如今的中国学生身上最大程度地反映出来了。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反映明显不如美国学生积极活跃。中国的教育传统是禁忌学生对学科提出疑问的。中国的教师讲得内容永远是对的，书上说的也是不容置疑的。学生们根本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向老师请教。否则的话就是在暗示教师不懂。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漠然的表现让那些外籍教师都很惊讶。所以外教们授课时，很希望能找到一点儿打破这种沉闷的课堂氛围，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在中国的旧式教育中，没有专门的自然科目。所以学生们探求原理时，不会借助实验、陈列标本、显微镜载片。后来学生们学会了使用实验仪器并且痴迷于实验，他们会探索出所有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有的学校里，学生们被化学科目中做实验的方法深深吸引，此后便对化学有了浓厚的兴趣。学生们有着敏锐的观察眼光，所有的实验现象尽在他们眼里，甚至与实验无关的现象，比如实验管爆裂，也会被他们记下来。虽然教师强调他们不用记，但是对实验的每个过程都细微观察，他们能真正地了解实验的意义。

中国人的文字是汉字，有的笔画多达三十多笔，他们必须认识几千个字，通过运用记忆技巧，他们能很快掌握。对于西方的几何和物理，他们也想通过死记硬背来学习。有个数学教授对同学们说，对数表很重要，一定要掌握。可是第二天，有的中国学生就发牢骚了，原来他们没有把对数表背下来，以至于觉得学习这一课很吃力。在几何课上，教师教给了学生怎样去证明，虽然学生们做了笔记，但没学会用数学思维思考问题。有个教师说，美国的学生学习平面几何只需要半年时间就能掌握，而给中国学生上课，则得多花费我半年的时间。另一个教师说，只有我把定理告诉他们，问题才会被解决，否则，他们根本无法应对。还有一个教师，他的学生中能独立思考问题的占不到四分之一。大部分学生死记他的话，却不会独立思考和思维训练。如果出现了百分之十的学生能独立处理新问题的现象，就是让人质疑。

我们美国人有着很好的解决新问题的逻辑思维。而中国学生却不承认这是民族缺陷，却抱怨是教师没有训练好他们。传教士的家庭中有一个中国人的孩子，他就有着很好的思考习惯。还有一个中国人发现，他的儿子长大后学会了独立思考问题。一个法国牧师说，在神学校里的四个学生都很优秀，即便去了法国读书，成绩也是很好的。一个数学教授说，在他的中国学生中，很多人都能证明基础定理了。另一个数学教授说，他的一个学生擅长微积分，比他的那些白人尖子学生还优秀。中国有一个著名的问题专家，他说中国人不缺乏思维能力，并讥笑了那些唱反调的观点。因为最近在格林威治的英国皇家学院里，班上数学方面独领风骚的是三名中国学生。他坚信自己的理念，就是教师授课时，高级学校的学生可以提出质疑，但在低级学校还是避免的好，否则是会出差错的。

有的人认为中国学生的意志力不坚定，容易知难而退；而美国学生则争强好胜，永不服输。相比之下，中国学生就比美国学生差远了。中国也有一个医学讲师，他认为日本人有很强的耐力，他们如同攻打亚瑟王城堡时的义军，能积极勇敢地投入到最困难的战斗之中。而中国学生缺乏持久力，或许就是缺乏好战精神的缘故导致了中国人如此吧。对比结果让讲师很悲观，但不能否认这也是当前民族的一个特点。我认为，黄种人和白种人在天资中的差别不是智能而是意志力。

中国的学校不注重严谨的校风，一直都是纪律松弛的状态。而日本学校很重视纪律作用，它们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半军事化训练。在中国的学校里，能听到很多我们西方人觉得诧异的事情。学生如果没有准备好，是不会参加考试的。他们会公开抄袭笔记来作弊，不会引以为耻。系主任会受到他们的压力不得不压缩课程。教师的练习作业不对学生的心意时，他们就不会起立向老师鞠躬。此外他们还嫌每年二十美元的伙食费太少。学生们肆无忌惮地夜不归宿，打架斗殴。饭菜不合自己口味了，他们会将饭菜倒在地上，甚至向厨师头上扔去。

系主任告诉外籍教师，要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通过考试，使他们顺利升入高年级。就单个学生来说，他还是能服从学校的安排，谦恭地接受教导。但是很多学生提出异议时，学校就会感到威胁而放纵他们了。中国的校方不敢管学生，显得很怯弱。而我们美国的校方会把犯纪律的学生坚决驱逐出学校。有的中国人也能意识到中西教育差异，他们就把子女送到教会学校读书了。

纪律正是中国人当前缺乏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国的军队、工厂、航行、学校、体育运动、家庭都有了纪律，中国人的生活才能变得安稳，人们也能有条不紊地工作。中国人反抗的方式有很多，主要是依靠群众运动，比如罢工、罢课或联合抵制。在过去的两年里，山东的学校全罢课了，原因是外籍教师要求学生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被授予毕业证书。而在其他地区的学校里，也出现了罢课，学生罢课的理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中国校长碰到罢课情况，会对学生妥协；美籍校长坚持原则将学生开除，学生们会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在美国的大学里，这种愚蠢的行为会有人出来责备、终止的。个人在学生们联合行动面前都是软弱的。中国人在群体力量面前是会妥协的，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他们也是认同的，并会被这种观念支配。个人为了生存而斗争是很艰难的事情，家庭、宗教或朋友等支持帮助，就是他生活下去的支柱。他也是脆弱的，一旦被孤立了，那就离死不远了。

中国绅士把指甲留得很长，这样看起来他们就不是干苦力的人了。他们以此为荣，看不起那些干体力劳动的人。我们对此也不吃惊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体力活是被轻视的。有一个机器学教授，他对学生很严厉，要求学生们亲自动手去理链条、用小铁钻干活等。在一个教会学校布置节日会场时，女教师让学生帮忙搬笨重的长凳，可是没有一个学生帮忙。还有一个学校，在新生欢迎会上，学生们是不会给来宾们搬椅子的。受到旧式教育的他们很要面子，他们害怕被在场的官员看不起。在中国旧式教育官员看来，开矿工程师或者铁路工程师也是干苦力的人。所以工程师们也被他们瞧不起。北京的教育官员都很古板偏执，他们将在国外受教育的学生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受过自由教育的学生；另一种是受过技术教育的学生，并且认为前者的地位高一些。

在中国，有的江湖医生或士兵会因为体格原因被人当成苦力，人们自然是瞧不起他们的。我在中国内地旅行了六周，看到了不少于三百个人是坐轿出行的。到了山上最艰险的路段，中国人也是坐着轿子通过，他们舒服地躺在轿子上，将其当成一种享受，任凭苦力们抬着。中国绅士们的锻炼很特别，到了傍晚凉爽的时候，他们提着鸟笼散步，也让鸟儿出来透透气。在华北的一所大学里，有一个美国教授要到网球场地打球，学生们对此很诧异。他们认为教授的行为很滑稽可笑，是丢失尊严的事。有一个旁观者对教授说了一句：“你们不会花钱雇佣苦力来干活吗？”

在武昌，莫里森博士一直关注着教会学校的情况。他发现，美国波士顿十一岁至十六岁之间的少年比中国同龄少年高零点五到四英寸，重七至十五磅。同样，美国少女比中国少女高三至五英寸，重十四至二十四磅。而实际上华中的少年比美国少女的体重还轻。在政府创办的学校里，学生们刻苦学习，长时间不出去运动，导致了结核病。这是在中国的死亡率很高的一种病，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人的胸部机能很弱。我们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了。在上海，有个中国年轻人去健身房锻炼，但是他们之中一般人都有结核病的迹象。对此我们并不吃惊。我的建议就是，中国的年轻人要经常保持卧室通风，床单要经常换洗，最重要的是走出卧室进行体育锻炼。

有一个女校长，她说中国的女孩子们不了解自己身体，所以她们上卫生学时会脸红，要她们身体站直是很件困难的事。中国的教师也养成了旧式文人特有的弯腰习惯，并被学生们模仿。这就好比是一个视力很好的人戴上宽大的眼镜就成为了学者一样。在另外一个学校，校长发现中国学生的跑跳能力很差，他们根本没受过训练。他们对体能训练一点儿也不感兴趣。鲍勃·盖利说，中国的体育运动一直是退缩不前的，因为中国人害怕失败丢面子。有一个足球队，当碰到比它强大的对手时，人们就会弃权不比赛了。不过后来，体育运动和比赛的精神在中国人中渐渐地培养起来了。

在政府创办的学校里，是没有体育老师的，学生们也不会进行体育锻炼。有的学生只是挥舞几下印度式的棍棒或者操练来福枪。还有一群体弱的学生在网球场上跑步，可是他们的长衫却不方便他们运动。所以他们的动作显得很滑稽，就像是一个小猪在抓咬毛线球一样。然而，就是这些穿蓝色长衫的学生推动了中国的足球和棒球的发展。教会学校更注重培养学生体育运动方面的兴趣，也比政府学校做得好。他们有着运动的激情，并且发挥出带动了学生们的兴趣。

体育运动有着普遍的吸引力，从中国人对体育的强烈反应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各地开始举办运动会。在广州，基督学院是一所受人尊敬的教会大学，这里举办了田径运动会。在两天的运动时间里，一千人参加比赛，二十万人前来观看。天津举行的第一次运动会，有七千人来观看，而去年十月的第二次运动会则来了二万人。在南京，中国人将南京工业展览与全国运动会同时举行。一百四十名参赛选手要在项目中角逐，他们为了奖牌而来。距离二百英里远的上海，有一千名极其喜爱体育运动的人也赶来了。如今中国有了自己的运动会，大小官员也会亲临现场给选手鼓掌加油。正如在婆罗洲的一个内部足球队里，英国人和马来人都热情，这就是他们的共通之处。中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靠着中国的体育热情地联系起来了。至此，中国人意识到了中国年轻人通过体育锻炼能使身体强壮，相信了我们将体育运动带到中国是出于真诚。中国人的身体强壮起来了，中国才会强大起来。从上海、天津电报学校毕业的学生被分到电报站里，他们成了花花公子并且身上沾满了女人气。他们像女人一样打扮自己的脸，对女性没有激情，也没有兴趣与新式女性竞争工作。

中国学生在文字组成或学习动植物方面具有绘画般的美感、精确和详尽的才能，对于这一点，教师们都是同意的。长期的对千百种文字的组织训练让中国学生掌握了这种手法。中国学生会一直认真地分清各种文字，这源于他们的仔细和精确精神。同样地，他们在准备标本和幻灯片时也是抱有认真的态度，用自己绘画手法很好地完成。东亚的民族要想赶上我们美国，还有一个难关，就是他们必须攻克文字带来的困难。我曾问过两个日本帝国大学的校长，为什么他们的学生在二十一岁时才上大学，比美国学生晚了三年呢？他们回答说，自身语言比美国字母文字难学，必须花上三年至五年的时间才能掌握。有一个学者，他在中国过了半辈子了，我问他多长时间才能让中国人不学汉字。他回答说，也许五百年吧。

在很实际的方面，我们也会发现文字问题。我们文字的铅字重五十磅，只需五美元；而中国的铅字重半吨，需要一百美元。我的排版机排不出汉字，所以打字机打不出汉字。如果有这样的打字机，那么键盘得有饭桌大才行。商务印书馆有一架打字机，占地面积很大，排字架由七千个小轴承箱构成，每个轴承大约一点五平方英寸。这样的机器印刷出的中文报纸，不仅花费太多，而且也不如我们的容易读懂。接受旧式教育的中国人只能教年轻人们汉语言，现在的大部分年轻人不仅学习汉语，而且还要学习西方语言。相比之下，学汉语花费的时间比学西方语言所需时间多三倍或四倍。

目前中国的阅读群中，只有千分之一的妇女和十分之一的男子。可是改革者充满激情地走在教育前线。他们有一个简化字提议，由文字专家造出三千个简化汉字，之后让各地学校教人民来认字。他们还倡议北京的相关官员发布了人们关注的消息，地方就将这些消息搬上报纸，用简化字示众，每个人都订阅这种报纸，这种字很快就会流行起来。虽然，这是不能实现的事，但改革者意识到了祸害中国的是利己主义。

我们必须要提出一下，改变中国的旧基础会产生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明天的道德从哪里来？中国旧式教育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如今新式教育有一种趋势，就是道德指引被忽视了。在旧式教育中，人们称孔子是圣人，对他百般敬仰。如今的年轻人却嘲讽孔子是一个没坐过火车，没用过电话，没发过电报，不知道科学的老夫子。其他的圣人也有格言曾经影响无数代人们的行为处事，在当今新式教育中也被抛弃了。国家富强是如今中国人的理想。他们注重西方科学，是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的富强靠的就是科学的力量。事实上，西方也有潜在的道德基础，中国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只会将科学用于生产制造，而忽略道德建设，这反而不会让中国强大起来，会给中国带来灾害。

中国二十一所教会大学主要由美国人创办的，在此种危机面前，它们能培养出伟大的政治家。政府大学在组织、管理、人员、课程和纪律方面，比大部分教会大学要差得多。教会大学在工作中所用的教育方法是很科学的，它们输入了西方理想的体育运动、整洁的生活、个人坚强及效率运用，它们以极为尊敬的心情学习研究孔子伦理，也提出了基督教关于生活的看法。这是中国人所不知道的。从这里毕业的学生都具有崇高的理想，即使他们大部分不是基督教徒。这些教会大学被中国的知识阶层越来越清晰地认识。虽然教会大学收费很高，但是他们为了把子女送到教会大学就读，宁愿搭上自己的养老金。

可以这么说，这些教会大学得到了富裕的中国人的帮助。美国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其他几十所用基督经费创办的大学，它们的真正价值在于培养牧师，通过牧师以进一步提高美国教育。而中国教会大学的真正价值在于进一步促进中国教育，如果中国人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更多的中国人会将子女送到教会大学读书。在教会大学里，学生能学习到基督教义、崇尚自由的思想，而非压迫他人的动机。教会大学也在想方设法地进入政府教育制度领域。从教会大学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比一般人高，它们也传播着基督教的理想教义。教会大学让中国人从道德危机中摆脱出来。

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前，耶稣已有了二百八十年的历史。马丁·路德推行新教改革，在最终永久地位确定之前，一百二十八年过去了。在新大陆发现之后，英国第一块美洲殖民地建立之前，一百五十年流逝了。这些巨大、缓慢的历史性运动会在全球发展着并达到顶点，这没有人能体会得到。

世界进程如今已经缩短了，历史也正速度发展。中国四十年后是否能成功地改革，我们这一代还能见证。那时在中国一千三百个县中都会出现电话、电影、公共卫生、棒球队、女性解放。那时我们能看到四分之一的家庭正在复兴，他们能坐在剧院前厅里，观看舞台上的演出。

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译者前言

提起鲍威尔和《密勒氏评论报》，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但提起埃德加·斯诺，大家就耳熟能详了。1936年，埃德加·斯诺便是以《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延安采访，后来写下《西行漫记》，让外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面目，引起轰动。鲍威尔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他批准报纸刊登埃德加·斯诺延安之行所作的《毛泽东访问记》，以及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身世和照片，都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举动，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作为一名传奇的新闻人，鲍威尔在中国待了二十五年，经历远不止这些。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1888-1947），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曾经担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他1917年来到中国，成为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编辑，并在1922年成为该报的主办人和主编。鲍威尔在中国的二十五年，是中国历史翻覆巨变的二十五年，他作为一个敏感、出色的新闻人，每每总是出现在事发的第一现场。他采访过孙中山，经历过张勋复辟，后来的五四运动、北洋混战、共产党诞生、北伐战争、西安事变、日本侵占上海等等，他或亲身经历，或做过报道，他甚至还游说美国总统通过了《中国贸易法案》。

鲍威尔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和记录者，他还被称作“旧中国最著名的西方观察家和评论家”，他用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对中国革命、国共关系、中日苏关系、日本侵华等重大问题，以及中苏边境之争、西安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今天看来，这些分析依旧不过时。

除了对中国上层政治的观察和思考，这本回忆录中还有很多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关注和体验。因为是亲身经历，这些体验格外真实，也格外沉痛。比如他对中国底层“土匪”的观察。1923年5月6日，山东发生“临城劫车案”，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绑架外国人事件之一，美、英、法、意四个国家政府卷入其中，而鲍威尔便是被绑架的人质之一，甚至还作为谈判代表跟绑架他们的土匪进行谈判。这样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在这本书中并不少见。

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屡屡揭露日军的罪行，1941年12月，《密勒氏评论报》被日寇查封，鲍威尔被关进集中营。1942年，作为美日交换战俘的条件，他被救回美国，但是集中营的非人待遇让他双腿残疾，健康状况恶化，五年后在华盛顿逝世。唯一幸运的是，他在去世之前将在华二十五年的经历写成此书，让后人得以更加真实、详细地了解那段岁月。

第一章　东方之行

小货船慢慢地停靠在虹口区的一个码头，我提着衣箱上了岸。紧随我之后的是一名脚夫，他接过了我那对旧式的洋铁皮衣箱。这是1917年2月的某一天，我首次来到上海。那时，黄浦江的两旁布满了仓库和货栈，仓库的通道十分狭窄。这天正逢雨天，通道里面自然有很多泥。后来，两辆大黄包车跟了过来，要我上车。不过，我拒绝了车夫的好意，依然坚持以步行的方式前往理查饭店，我已经在那里预订好了房间。在此之前，我曾在日本横滨坐过黄包车。那时，我对亚洲的生活习惯并不熟悉，坐在人拉动的车上，会如坐针毡般的难受。

我之所以前往上海，是因为我收到密勒的一封电报。我曾在密苏里大学读书，密勒是我的一位校友。没想到的是，抵达上海后，我竟在这里度过了25年的办报生涯。当时，上海的政治局势颇不安宁。作为一名记者，密勒主要在远东地区工作，他在当地名声很大。

密勒向威廉拍发了一份电报，表示他想在上海办报，为此需要聘请一名密大的毕业生前来协助。当时，威廉是密大新闻学院的院长，他决定把这次工作机会留给我。

那时，已经有两家报社的发行人邀请我前去工作：一个来自《经济日报》，工作地点在爱荷华州首府第蒙；另一个来自一家日报，工作地点在佐治亚州的大西洋城，给我提供的职位是助理。与以上两个工作机会相比，我更倾向于去上海。征求过妻子的意见后，又与同事们多次协商，我最终决定离开密大，开始我的东方之行。

出生在密苏里州西北一个田庄的我，不像辛克莱小说中的英雄，“投胎在国际关系复杂的国度之中”。小时候，我在一所乡间小学读书，之后留在那里教学；攒了一些钱之后，我前往伊利诺伊州的昆西城。在那里，我靠送早报和晚报赚来的钱完成了高中和商学院的学业。几年之后，我成为《昆西自由报》的一名记者，这是一家较为资深的报社，在这里我赚足了到密大求学的学费。在密大，我就读于新闻学院，这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新学院。四年之后，我毕业前往汉尼堡的《邮递报》工作。汉尼堡位于密苏里州的西北部，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故乡。后来，我又回到了我的母校——密大，并在新闻学院做讲师，这是在《邮递报》做了四年的广告部经理兼发行部监督及市政组的采编主任之后的事。

对于美国的年轻人来说，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是鲜为人知的，我也不例外。我从教科书上获得的相关内容很有限，而且也不完全正确。当时，教授们在密大课堂上几乎不会提及中国，只有在历史课上才会稍稍涉及一点儿中国的情形；不过，相关话语并不多，且多数都是不好的评论。

庆幸的是，在密大新闻学院有很多中国和日本的留学生，其中不乏与我相识的人。黄辛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出生于广东，先后在火奴鲁鲁和密大求学。彼此认识后，我和黄辛一起筹办了一个“四海俱乐部”，该俱乐部招募的会员都是密大的各国留学生。在学校报纸上，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密大留学生的问题。另一位是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名叫董显光，是我的一名学生。虽然这两个人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几年后，他们在中国的新闻界都站稳了脚跟。此外，一个名叫户田的日本学生也是密大的外国留学生之一，他的身材十分矮小。当时，不管是我的学生中，还是学生军团中，户田都是最好的学兵。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日本陆军部队服役三年后才到美国读书的。

当时，我并不清楚前去上海是为了协助创办什么报纸。不过，邀我办报一事引起了密大很多人士的好奇和羡慕。总会有人问我一些哭笑不得的问题，譬如，一位朋友一边向我展示一张中国洗衣店的收据，一边问我能否阅读“鸡脚印”。就连密大的理发师也调侃我，他说他可以帮我留辫子。

随着前去中国的日期愈来愈近，我开始寻思未来的工作一事。在一家经济性的报纸上，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内容围绕小城市报纸组织计划的话题展开。令我吃惊的是，许多小城市报社都采用了我提出的方案。那么，这篇文章会对我在上海的工作起到一定的作用吗？我协助出版的又会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报纸呢？或许，我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诸如写社论、拉广告、订户，会不会像乡下报社那样什么事都得做呢？我很熟悉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报社，因为我在城镇中的小报社工作过，当时除了排字，我还需要做各种杂活。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中国人会不会设立印刷公会。据说，通常情况下，一份中国报纸的文字量是5000个中国汉字。我不清楚中国报社的排字楼规模有多大，是否能排下这么多字。

我前去密大的图书馆，找到两本与中国相关的书，以便增加我对中国的了解：一本是《中国人的性格》，另一本是《中国乡村生活》。这两本书出自同一个作者，他是具有幽默风格的史密斯博士。史密斯博士在中国传教的时间长达五十多年。在这两本书中，他以极其幽默的方式描写了中国和中国人。然而，这两本书并不受留美中国学生的欢迎，因为他们认为史密斯博士所描写的中国人生活的情节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色彩，而且多有偏颇。我刚到上海不久的时候，曾去听史密斯博士的演讲，演讲的内容以北京的政治局势为中心。当时，北京的共和政府内部颇不安宁，因为刚刚经历了宣统复辟的骚乱。这次演讲结束后，史密斯博士便返回美国，随后就退休了。那时，在场的听众听到史密斯博士说“中国正站立在一个危险的边缘”后，脸上无不流露出凝重的神情，刚抵达中国的外国人尤其如此。不过，史密斯博士接下来的话语和表情立即冲淡了这种沉重的气氛。他幽默地眨了眨眼，想了一下说：“实际上，他来中国已经50年了，其间他觉得中国每天都位于悬崖的边缘。”

我前往中国的时间是1917年1月，当时，我在旧金山搭乘了“日本丸”，它是日本的一艘远洋客轮。那时，我认为美国不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这次世界大战已经持续了3年时间。当我随着这艘轮船到达日本长崎时，一位船员奉船长指示对我们说，凡是去上海的旅客，都要回船中取下自己的行李。当时，我们正结伴游赏于长崎，这个城市与欧洲人打交道的时间最早，它是我们在日本停留的最后一个港站。这位船员告诉我们说，在长崎把所有到上海的旅客丢下后，船长将直奔马尼拉，这是横滨东洋汽船会社总公司的指示。于是，我和另外两三位前去上海的旅客被遗弃在长崎。长崎作为一个日本港口，虽然规模小，却比较特别。

于是，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开往上海的船只。在长崎的轮船公司打听时，我们从公司职员那里获知这样一种情形，即在三个星期之内没有到达上海的船只。当时，我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因而打算到港口去试试，看能否搭乘前往上海的货船。几经周折后，我终于找到一位愿意将我带到上海的船长，他答应给我一个舱位。但他提出要我没用完的横渡太平洋的船票并外加十美金，并且我只能自己带食物吃。由于情况紧迫，我只好同意了，于是，拿来行李后，我立马去买了一些吃的，准备前往中国。这位船长不仅对英语不熟，而且对我这个美国乘客也并不喜欢。

当时并不是阳光明媚的日子，直到船离开了西部的海湾，太阳才缓缓地出来，天气也变得暖和了一些。突然，我发现船上散出一种极臭的味道，并且随着气温的升高，这种味道愈发难闻。无奈之下，我找到了船长，问其原因。船长指了指堆在甲板上和舱口处的被稻草包着的货物，说：“臭鱼，这些臭鱼只有中国人才喜欢吃。”之后，熏在我衣服上的怪味很久才消失，但这种味道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其实，我很幸运地搭乘了这条船，因为一周后从日本出发的“波塔瓦”号在中国海遇到了台风，这艘船是在俄国海参崴登记注册的，它被大风吹到了上海南部的海滩上，几经周折后遇险的乘客才被救了出来。

到达旧金山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客轮和货轮必须要在日本注册，而后才能通过太平洋这条大的航线的。无奈之下，罗勃杜勒船长只好在加拿大注册他所有的货轮。当时，罗勃杜勒船长是一名影响力极大的太平洋航线经营者。这时，太平洋邮船公司也不得不航行于南美和巴拿马航线，这是美国唯一的客运公司。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与者，美国正处于战争的紧急关头，它们的船只为何会被迫离开太平洋呢？原来是由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份法案——《拉福赖蒂法案》。这一部法案是拉福赖蒂为了帮助美国海员而提出来的，他是威斯康星州的一名自由派参议员。“美国的船只上不可以有亚洲船员”是这部法案中的一项条款。日本和英国以最廉价的方式雇用亚洲人，因而以高待遇对待船员的美国轮船公司根本无力与英日两国相抗衡。撤出太平洋航线也实属美国的无奈之举。如果美国货轮能够在英国注册，并雇用到中国水手那是再好不过了。因为中国的水手不仅可靠，效率还高，堪称全球最好的水手。但是，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日本独霸太平洋，英国也只好将航线从太平洋撤回到大西洋。直到战争结束，美国的船只才重返太平洋航线，而且是鉴于联邦政府帮助建造船只之下，并以运送邮件为由签下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合约，才完成重回太平洋的愿望。然而，自从美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之后，在这片辽阔的太平洋之上，美国船只的踪影就寥寥无几，只有零星的几只。

第二章　这般上海

我到中国的时候，理查饭店在上海是相当有名气的。可是，从前它却只是一座由一位美国船长创办的供应吃住的公寓。当时，美国的纽约理查饭店在美国最为出名。在上海离开船后，出于对理查饭店的仰慕，这位船长创办了一家类似的饭店，只是在名称上添加“旅馆”二字时他并不乐意。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听说过美国理查饭店的大名，而上海的这家同名饭店与美国的也大不相同。上海的这家理查饭店四面全是街道，周围很空旷，房屋之间以走廊相接，用砖头砌成的墙不过三四层那么高。房屋的中央，有一块供交响乐团夜间演奏的圆形场地，这里开晚饭的时间很晚，总是超过八点钟，但人们依然每晚都衣着得体地到餐厅吃晚饭。在上海，很多社会领袖都前去这家饭店，出现在晚餐席上或休息室里。一次，一位本地人幽默地对我说：“这家饭店的休息厅是上海所有骗子和流氓的聚集地，假如你有兴趣待在这里，你就会信以为真。”

我向旅馆里的职员打听密勒先生的住处，这位职员说他正在楼上，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下来了。在等密勒先生的过程中，我开始不由自主地想象着他的样子。突然，一位茶房职员打破了我的沉思默想，他向我朝着楼梯的方向指了指。只见一位先生正从楼梯上缓缓而下，虽然他的身材很小，但他身上挺直而平整的西装着实令人惊叹。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了解到我老板的一些情况。密勒先生最初在《纽约先锋报》写戏剧评论，之后担任国际政治特派员的工作。他的老板是《纽约先锋报》的创办人，现已去世，但密勒先生已经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我最想了解的是我的工作内容，但密勒先生对此似乎并不着急。由于受到了战争的影响，我们行动大受限制，只能受困于此。我们每天只能将鸡尾酒和威士忌苏打当作下午茶来喝。

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当地是明令禁酒的，而此地的日夜饮酒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更让我不解的是，在我从旧金山出发的时候，美国已经接近了1920年的“大实验”时期。

理查饭店里的顾客日益增多，我们坐的桌子显然已经不够用了，于是，茶房只好在我们这张桌子的旁边又并了一张，以便放置更多的餐具，尤其是酒瓶和酒杯。每一个新来的人都会以请大家喝酒的方式加入我们。结果，桌子的周围摆满了酒杯。每次职员将酒拿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总会让请客的主人在签字单上签字，而这些人也从不在乎多少钱。

有一次，我正在休息室等密勒先生，这时我看到一则有关美德两国断绝外交的电讯，这条信息来自英国路透社，是该社于1917年2月3日发布的。在我们这些闲谈的人群中，没有谁会关心美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事。他们似乎对美国的禁酒问题更感兴趣，担心美国因船运不足而不能将大量的酒运到，由此上海的酒价可能不断上涨。最后，大家的讨论结果是，在上海即使喝不到美国的酒，也总会喝到英国的酒，因为英国人比美国人更会做酒的生意。

就在大家谈论十分激烈的时候，一位头发灰白、有着中等身材的人走到了我们旁边，休息室里随即安静下来。然后，有人介绍我跟他认识，他叫托玛斯·沙蒙，是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很受别人的喜爱。他总说上海会发生一些大的事情，而这是国务院的人并不喜欢听到的。

当我们这些闲聊的人结束畅谈后，密勒先生建议我住在理查饭店，并将我介绍给亨利·毛顿船长，他是这家饭店的经理。这家饭店中的职员大多都是船长出身，因此饭店的布置与船上的样子大致相同。比如油漆过的走廊，就像是一艘通往官舱的大客轮通道。因此我并不觉得奇怪。亨利·毛顿船长在“统舱”里为我安排一个房间。住在这里，我可以享受到一日三餐和下午茶，但需要我付出125块银元的月租，折合成美金是60元。

次日，我找机会向密勒先生询问我来上海工作的事，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密勒先生向我说起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此时他在中国的状况。

密勒是1900年来到中国的，他作为《纽约先锋报》的一名海外特派员，来中国的目的是采访义和团事件。从那时起，至日俄战争期间，密勒与袁世凯、唐绍仪、伍廷芳等一些政治领袖已经相当熟悉。当时，中国处于封建帝国的阶段，但大革命时期即将来临。到了1911年，密勒在上海创办了《大陆报》，这是他在中国大地上创办的首家美国报纸，是由费利雪协助密勒先生一起创办的。之后，费利雪又在日本的东京创办了《日本广告人报》。创办《大陆报》需要买一些字模和机器设备，这些钱大半是由查理士·格朗出的，他是美国芝加哥的一位制造商，因此查理士·格朗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大陆报》的最大股东及社长。查理士·格朗之所以愿意投资《大陆报》，是因为他希望在外交界有所发展。如其所愿，在1909年，格朗被任命为驻中国的公使，不过他并没有到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才重新接受了这个职位。

当时中国许多银行家和知名人士，包括唐绍仪在内，都愿意以购买股票的方式投资《大陆报》。但是，当激情满怀的密勒先生抵达上海准备办报时，曾经那些要与他合作的中国人纷纷有了退出的意思。在一番调查之后，密勒终于知道了其中的缘由，原来是英国的《字林西报》在暗中作怪。作为《大陆报》的劲敌，《字林西报》创办的时间要早，它以N.C.D.N为简称，是一份相当权威的机关报，由英国人经营。这些英国人自然不喜欢同行竞争者的存在，尤其是像美国《大陆报》这种类型的报纸。《大陆报》中不仅有中国人的投资，而且还经常出现一些中美合作及中国民族企业融资的情况。在上海，对于正在日益发达的美国侨民来说，拥有一份美国报纸是相当必要的。

由于经营有道、内容丰富等原因，《大陆报》的销量很快超过《字林西报》。这时，英国的《字林西报》又提出了很多攻击理由。《大陆报》创办后的发行收入并不高，不久就遇到了经济困难。后来，《大陆报》的大部分股权被转让给一家美国公司，这家公司在上海是做房地产和保险生意的，密勒也辞去了编辑的工作。之后，一个英国人买走了《大陆报》的大半股权，为此出了很高的价钱。

密勒先生想要再次办报，并找我当他的助手，创办一份周报。密勒先生已经给这份报纸起好了名字，叫做《密勒氏评论报》。但是，现在筹备不足，只具备了一些字模和白报纸。看来，要想完成这份报纸，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我们将报社的地址定在印刷厂附近区域。开始工作时，我遇到了很多问题，譬如，报纸是由我们自己来印呢，还是为了方便起见找一家印刷厂代印呢？我们将来有哪些渠道可以销售报纸以及又能从哪里拉来广告？中国人接不接受我们的报纸呢？想到这些后，我对躺在椅子上的密勒先生说：“我们的报纸要刊登哪些内容呢？”他的回答让我十分惊讶，他很大声地说：“我们想要什么内容就刊登什么内容！”

与中外的许多商人多次接触后，我再次向密勒先生表示：我们的报社必须要有一些方针政策，这对以后的销路以及拉广告都有帮助。然而，密勒先生给我的回答总是一笑了之。密勒这种自由出版的态度，让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辞去《大陆报》编辑的职务。密勒对他心中的原则从未动摇，不像其他人那样，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可以放弃一切原则。

接下来的日子很忙，我们租定办公室后，让一位法国神父为我们代印周报。这位神父十分高兴，因为他得到了我们付给他的美国新币。我又面临着一件更为头疼的事：听说印刷厂中的中国员工都不认识英文，那排字将要怎么进行呢？于是我找到印刷厂的经理柯璜先生，和他谈起了这个问题，他却笑了笑，说道：“如果这些中国人认识英文，他们会把你们写好的文稿改得乱七八糟。”柯璜先生是这家印刷厂的领班，在一所新教会中当牧师，也是一位美国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开始意识到让一些不认识英文的人去排一份英文报纸，实在是有很多弊端。举个例子吧，一次，我们的“人事动态”栏中出现了要啤酒的内容，经调查才知道，原来是一个记者让身边的职员送字条给酒吧，问啤酒为什么还没有送到，结果阴差阳错地将这张字条的内容发表在报纸上。自然，我们接到了许多电话，都是询问这件事情的。还有一件更为离谱的事：一次，红灯区的女人们送了一些没有署名的请帖给单身男人，邀请他们参加一个茶会，以欢迎从旧金山回来的小姐。结果一位中国记者也得到了一份这样的请帖，于是他将其登在“社会新闻”栏中。这期报纸发行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使得那些发请帖的外国太太们十分恐慌。实际上，这些荒唐的事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报纸中各内容的字体字号都被分类完成以后，我做了一个很有难度的调查活动，即在上海选出一些固定的读者。当时，上海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并不多，数量在8000到10000人之间，其中商人和传教士占了很大的比重。这让我有些失望，但很快我又发现了更大的市场。除英美两国外，这时的上海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甚至还有一些来自伊拉克的犹太人，他们从印度来到上海，经过几年的发展，有的已经很富有了。这些外国人，很多人认识英文，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份报纸来传达美国的消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我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占据读者的很大比重，他们大多来自市立学校和教会学校。这些人很关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下的世界局势，并想通过美国报纸知道美国人对待一战的态度。因此，我深深地感觉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地位。那时，很多中国学生都在学习英文，甚至有的学生将我们的《密勒氏评论报》当教科书来研读。由于报纸中很多英国文字都被美国化了，我们经常收到一些询问英文意思的来信。

很多年轻的中国毕业生都在中外合作的部门工作，其中不乏女性。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很受领导和社会的欢迎。

由于我的倡导，上海成立了很多研读英文的组织。由此，官员和学员们纷纷订购《密勒氏评论报》，其销量自然大增。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新闻，我自己在学院里面开设了一门有关新闻的课程。

还有一群读者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人可能有着某种职位，也可能来自某个国家，总之，他们一定生活在交通很不方便的地区。这些人因长期独居精神生活甚是空虚，急需得到精神慰藉。一位英国订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艘货轮的船长，没有定期的航行，差不多半年才能到上海一次。抵达上海后，这位船长首先要做的事便是到报社取他订购的《密勒氏评论报》，将积攒半年的报纸捆好后放到自己的船上，并且依照日期的前后排好顺序。每次吃早饭时，他都会拿来阅读。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按先后期看，不过从不看最早出版的一期。他很热衷于《密勒氏评论报》，即使是西欧战场最新的战争新闻也不能吸引他。

在《密勒氏评论报》的读者中，这位英国船长是最具代表性的，任何人都不及他对这份报纸的喜爱。我决定编辑一份人人都信得过的报纸，内容包括各国的新闻故事，这些故事需要具有真实性和完整性。新闻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在上海这个大海港中，不光有人热衷于商业，也有一些人很关心政治和宗教，他们希望看到有关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新闻。当时，我没有一个相关的报刊模版可以模仿，因为有关宗教、政治的报纸在1917年还没有问世，就连美国的《新闻周刊》《时代周刊》《读者文摘》等报刊也尚未建立。后来，李普曼主持的《文学文摘》和克罗莱主持的《新共和》以及威勒的《国家》相继出现宗教及政治方面的报道。当时，《新共和》影响力很深，它属于美国出版界，是一本印刷最为精美的杂志。经协商后，《新共和》同意我们模仿它的版式。在印刷方面，我们跟英国的《经济评论》更为相似，我们很多专栏及文稿采用了8号的印刷字体，这与《新共和》的印刷方式不尽相同。

令我们惊喜的是，我们寄出去一些出版预告后，马上收到了上千份的订单，并且很多人在订单中附上了支票。这样看来，我们不用为销路担心了。

经过长期的努力后，我们将第一期的出版日期定在1917年6月2日。但一件很意外的事情改变了我的主意。临近出版的前几天，我会见了一位官员，他所在的法院是美国在华法院，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罗宾杰是这所法院的主任法官。这位官员告诉我，如果我们的报纸推迟一周出版的话，创刊号有可能获得一则独家消息，法官罗宾杰正在考虑这件事。我想了想，觉得这样对我们更有利，于是《密勒氏评论报》定在一周后创刊，那是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6月9日。

罗宾杰法官的决定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反应。其中一个反应与投资有关。美国在华法院的一项决定明确指出：赖文和其他投资人不得建设私人银行。我们报社独自刊载了这项决定的相关内容，由此引来了赖文等人对我们的憎恨。除此以外，罗宾杰法官还提出，不允许美国人在中国以公司组织等形式进行不合法的活动。

美国侵占菲律宾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在上海做一些不正当的生意，并从中牟取了暴利。当时，获知美国侵占了菲律宾后，这些美国人决定前去菲律宾大捞一笔，没想到中途遇到了总督塔胡托，被他驱逐出菲律宾。塔胡托是美国的第一任民政总督。离开菲律宾后，这些美国人无法进入香港，因为当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上海对外来人的管理并不严格，他们于是纷纷跑到了上海。在上海，这些冒险的美国人贩卖大量的假珠宝以及做其他一些不正当的活动，上海成为他们大发横财的聚集地。在来上海的这些美国冒险家之中，一些人合伙开了一家保险公司，他们本打算向一些华侨出售廉价股票，以便赚取一定的利润。这些华侨大都是居住在马来西亚的有钱人，赚他们的钱会相对容易一些。没想到保险公司成立后，中国的许多商人前来投保，使得这家公司不但没有倒闭，生意反而更好，还成为信用度很高的公司。

赖文最先是在上海市政府的公共事务处工作的，这里属于公共租界的范畴。当时，他刚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来到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弄到一些重要资料。利用这些资料，他可以在上海开辟新的道路。后来，赖文辞职后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凭借所得资料上的东西，赖文大规模地发展了他的公司，并将他的公司命名为“哥伦比亚圆环”。在上海的各个行业中都有赖文的公司，美国东方银行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公司都有投机的性质。赖文专门向人们销售各种股票，再利用他组设的银行收取外国人和传教士的存款。

当时，有许多银行家和大商人，这些人自尊心强，信用度高。他们对赖文都持不信任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为了宣传他的“墙搭墙”企业，赖文采用了一些巧妙的手段，极尽鼓吹之能事。凭借着这种舆论效应，赖文一度影响了地方事务，甚至控制了驻上海的美国大使和领事的政治决策。不过，如同民谣中的纸老虎一样，赖文并没有逞能多久，由他经营的各种企业终因亏损过多而宣告倒闭。先前，赖文各企业向一些教会抛售了大量股票。这些企业倒闭后，这些教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时，数以千计的民众甚是焦急。因为这些民众之前是美国东方银行、赖文信托公司、美国财政公司的客户，自然有一些存款；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现在连老本都蚀掉了。之前，赖文为了制造声势，散发了许多存款宣传文件。这些文件上面印有美国星条旗图案，文件宣称顾客在赖文企业存款，不仅安全，而且还将获得丰厚的利润。正因为深受赖文宣传的影响，一些俄国人和另外一些国家的人深受其害，并且受害程度最为严重。需要指出的是，凭借治外法权条款中的便利条件，赖文得以成立这些企业。自从这些企业倒闭后，外国人再也不相信他们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了。

1935年，赖文的活动宣告结束。因为正是这一年，驻上海的美国法院对赖文及其同伙开庭审判，最终赖文被判以重刑，他的两三位同伙也被治罪。西尔密克和赛莱分别以法官和检察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审判。西尔密克是新墨西哥州人，赛莱是伊利诺伊州人。先前，美国教会成立了上海法学院。起初，赛莱是这所学校的一名教授。赖文的各种把戏像搅在一起的麻线一样，很难理清。不过，赛莱相当完美地完成了这件事情。

第三章　国际城市

1917年2月，我到达上海。当时，码头和栈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黄浦江沿岸，蜿蜒数英里。这儿曾经一度飘荡着美国船员们的歌声，在装货、卸货的时候，他们总是唱歌或者喊叫。初到上海时，我并不了解这些情况。这些船只航线漫长，绕过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经过较长的航行，驶向南北美洲的西岸，抵达温哥华（在加拿大西南部）以及阿留申群岛后，船员们将皮货装上船，之后渡过太平洋，到达亚洲的口岸，途中也许会经过夏威夷。

罗素公司是一家很有名的美国贸易公司。在19世纪的上半世纪，这家公司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垄断了广州、上海、马尼拉的贸易，还操纵着中国沿海和长江沿线各通商口岸的水运。罗素公司最初的栈房位于上海滩沿岸地区，这些建筑像城堡一样牢固。这些栈房紧邻河岸街，放眼望去，几条街之外便是法租界和南市顶端。罗素公司总部设在波士顿，1818年，康涅狄格州米德镇的罗素成立了该公司。从营业方面来说，这家公司的业绩比任何一家在中国的美国公司都要好。这时，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刚刚与英国切断了政治经济联系。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国家来说，这家公司作出了相当大的经济贡献。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世纪中期，罗素公司的业绩开始下滑。美国内战后的财政赤字以及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制约了这家公司的发展。1877年的局势更加不堪，罗素公司走投无路，被迫卖出各种财产，最终宣布破产。之后，为了接收罗素公司出售的众多财产，中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些财产不仅包括这家公司在中国各商埠的许多财产，还包括游弋在中国水域许许多多的船队。从这时起一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招商局一直在营业；后来，招商局把大部分船只和各港口的财产交给一家美国公司——威廉·汉特公司接管，目的是防止船只落入日本人之手。但是，计划最终落空了。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人还是把招商局那些价值不菲的财产掠走了。

许多亚洲海港城市受到美国早期的影响，不过，没有哪一个城市比上海所受的影响大。上海的国际政治格局别具一格，这与肯宁汉先生有很大的关系。肯宁汉先生是美国的商业领事，1852年他置英国领事的愤懑与抗议于不顾，公然在英租界上竖起了一面美国星条旗，宣布在这个区域内美国与英国享有同等的权利。为了避免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纷争，中国人发现这种难堪的局面后，决定把苏州河以北的一大块土地划为美国租界，这块土地所属的区域就是虹口。虹口地理位置优越，位于英租界以北。在面积上，虹口与英租界相当。当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人的耳朵里，他们非常高兴，不仅收下了中国人的这份厚礼，还在这个区域里设立了附属官员的行政机构和住宅，同时将此情形告知华盛顿的美国联邦政府。但是令上海的美国人沮丧的是，美国政府否决了他们的这种做法。因为美国政府认为美国一贯施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外交政策，而这些美国人的做法无疑违背了这种政策。无奈之下，上海的美国人只好去劝说中国人，要求中国人把虹口地区和英租界合并在一起。中国人经不住美国人的劝说，所谓的“公共（国际）租界”就形成了。“公共租界”不但包括当时被合并的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区域、苏州河以南的英国租界，还包括后来被列入势力范围的杨树浦。苏州河以北地区，一改之前贫民窟的面貌，焕然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工业区。因为这个区域邻近苏州河和黄浦江，交通运输便利，劳动力质优价廉，所以英国人和日本人先后在这里设立纺织厂。在虹口区，美国人设立了许多现代化的大工厂，其中包括一个现代化的电力厂。

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1917-1927年间，外国人所有的工厂建设都不及中国人自己的工厂建设。当时，商务印书馆享有盛名，它是中国人自己建设的工厂的典型。商务印书馆大部分的工厂设施都毗邻虹口的闸北。商务印书馆不仅规模巨大，设备还相当完备，堪称是世界印刷企业中的佼佼者。此外，商务印书馆管理先进，数千名职工各司职守，不愧是亚洲成长既快又好的一家工厂。

1917年的上海虽然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大海港中的一个，但是从现代都市建设的角度来说，它与美国的一个乡镇差别不大。与其他海港远渡重洋的货轮相比较，上海港装载货物的轮船更多的是中国式大帆船，路线也简单，主要在东海游弋，往返于海参崴和新加坡之间。1917的上海人口众多，已经达到150万。不过，这时上海的道路设施却相当落后，竟然没有一条修铺的道路。这时的上海，拥有一座电力厂和一家电话公司，电力厂规模小，由上海市政府投资经营，电话公司归私人所有。电话公司的电话机设备既陈旧又笨重，它们产自瑞士。打电话时，与接线生取得联系，你不得不摇电话机上的曲柄，之后才能接通电话机，程序非常琐碎麻烦，这给人们带来许多不便。正因为如此，有一次甚至闹出了国际笑话。事情是这样的：一位正在气头上的美国商人，因通话过程中线路被干扰，信号时有时无，最终忍无可忍，一把拉下挂在墙上的电话机，从窗口扔到了大街上，并要求电话公司给他准备一台新电话机。当电话公司的经理——一位英国人拒绝他的请求后，美国商人竟然到美国领事馆，说在“门户开放”的政策下，签约国享有一律平等的权利，而英国经理的这一做法剥夺了他的这一项权利。就这样，事情陷入了僵局，险些闹到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多亏了他们彼此朋友的劝解，加之电话公司满足了美国商人的要求，僵局才被打破。

一直以来，美国人收购并管理着上海的电力厂和电力公司，并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为了给我的办公室接电灯线，我来到了上海市政府大厦，准备找电力处帮忙。在电力处的办公室里，一个印度发明的大“潘卡”风扇在屋顶悬挂着。这个风扇是竹制的，它的外形是一个长方形的框，框中间覆盖着一层薄棉布，下端点缀着些许缨穗。一条系在竹框边上的绳子穿过墙洞，一直延伸到后院里，风扇就是靠人力拉动这条绳子工作的。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拉住这条绳子，不停地前拉后扯，经常会累得睡着。显然，通过人力扯动“潘卡”风扇，电力处的办公室才得以取风。上海市民和电力处的工作人员一致认为这样陈旧的设施与繁荣的上海市很不搭调，这种事情是外人眼里的笑料。有人告诉我，电扇容易使人患肺炎和胃病，不利于人体健康。所以为了防止身体招风受凉，引起胃痛，即使天气很燥热，当时的上海人也将兜肚穿在身上，或在腰间系上一条宽羊毛肚带。

提及1917年的上海，我不得不谈谈上海的救火队——一个志愿组织。救火队的队员谁也没有薪酬，他们基本上是欧洲人，仅有少数是上海人。不过，这些上海人只是助手。救火队早年从英国购买了救火车、水喉等救火器具。从外表上看，这些器具好像是来自博物馆里似的。与拥有现代化器具的救火队相比，上海救火队的装备比较落后，不过救火毫不逊色。我抵达上海之后，入驻了一家旅馆。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酣，一阵火警声响起来，把我从梦中惊醒。得知火灾发生在旅馆附近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后，我赶忙穿上衣服，跑向火灾现场。当时，与我同行的还有许多上海人和外国人。我到达灾情现场时，只见大部分救火员——英国年轻人手拉水喉跑着，一阵夜风吹过，黑色的晚礼服随风飘荡，许多浓烟或脏水的痕迹留在了白衬衫前以及蝴蝶结上。而救火队的助手——上海人助理救火员头戴铜盔，身穿救火制服，那模样甚至会遭到拉丁美洲警察的妒忌，对此我很是不解。后来，我得知火灾恰巧发生在英国一个节假日的前夕，许多英国人欢聚在上海俱乐部赴宴和参加舞会，英国救火员也不例外。由于时间紧迫，当火灾发生时，英国救火员只能穿着晚礼服赶往现场。在扑灭火灾的过程中，他们的晚礼服自然被弄脏了。不过，这些服装的损失费用由公共租界代付。救火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标语“我们跟情人战斗”，它位于救火队房屋中间前门顶端的石头上。

在上海的外国人看来，这个救火队简直是个笑话。有人甚至说，救火员救火时明显带有个人情绪。如果火灾发生在一个英国人看来算是小人物的人身上，那么救火员们显得很怠慢，毫不顾及他的财产。火灾被遏制后，主人的财产往往所剩无几，可见救火动作之缓慢。美国的保险公司在上海发现了这个商机，于是劝说公共租界给救火队配备先进的救火器具。糟糕的是，美国保险公司的这一做法引起了一场争论。因为原先的救火队是一个社会机构，救火员个个是潜力股，他们资金雄厚，有的是公司经理，有的是规模较大的英国公司的二级职员。不仅是由于原有救火队的设备过于陈旧，更为重要的是保险费用不断地增长，因而公共租界力图为救火队购置先进的设备。最终，美国保险公司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听到这个消息后，人们非常兴奋。

上海志愿兵团作为一个地方武装，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国际警察组织。它由不同国籍的连构成，包括公共租界的中国人。志愿兵团成立的目的在于抵御内外敌人的侵犯。这个志愿兵团的编制很正规，包括连、排、班，连队有美国连、英国连、苏格兰连、日本连、中国连和葡萄牙连，排队有斯堪的纳维亚排以及其他较小的欧洲排，另有一些较小的欧洲班。在上海的外国人社区中，英国人社区是最大的，因而英国连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位居第一。苏格兰志愿兵也包括在英国连内，他们穿着苏格兰传统的服装——褶叠短裙。美国连由步兵连、骑兵连、机枪连三个连队组成，其军官同时指挥着菲律宾连。上海志愿兵团的成员来自上海各个较大的外国公司，这个兵团的兵力大约在1200～1500人之间。后来，一批批的外国军队竞相涌入上海，扬言控制局势，保护侨民。如此，上海成为一个外国人的卫戍区。事实上，1000多人的志愿兵团足以维持公共租界的秩序。正是因为这样，这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相当安全的。如同上海的救火队一样，上海志愿兵团也是一个奇特的社会组织。每逢成立纪念日，这个兵团就会举行隆重的庆典。

上海之所以成为一个河港，是因为黄浦江流经上海市，加之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偶尔也有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驱逐舰经常停靠在黄浦江一带。需要说明的是，黄浦江位于长江口。各国的水兵只有在岸上发生事故时，才会上岸进行镇压，而后返回船上继续进行坚守，通常情况下是很少上岸的。

我抵达上海大约三周之后，发现上海人不仅相当迷信，同时还保留了不少风俗。在上海人看来，窗帘和电风扇不利于人体健康。上海的欧洲人群体比较封闭，与外界的隔绝时间长达数十年，其文化自然与世界文化之间产生了不小的隔阂。受上海的欧洲人文化的影响，上海人在迷信的同时，还保留了不少古怪的风俗。当时，上海江河众多，河道纵横交错。潮水退却时，一汪又一汪的绿水发出难闻的味道，蚊虫因此滋生。面对此种境况，我们试想一下：倘若离开蚊帐，何人能安睡？点着蚊香，兴许还能驱逐蚊虫。如果不点蚊香，那么仆人就得往来于卧室之间，连续地向主人或客人的脚腕上喷煤油。一位传教士真不愧是发明天才，由他发明的蚊袋在当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它还出现在一家英国商店里。它是一个长方形的纱布袋，可以防止人们被蚊虫叮咬。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只需把脚伸进袋中，在膝盖上面打结。一位美国朋友来拜访我，晚间我邀他留宿。糟糕的是，第二天一觉醒来，这位美国朋友的两脚掌心被蚊子咬肿了一大片，甚至无法走路。为此，我很是纳闷。后来，我从仆人那里得知：我的朋友个头太高，以至于睡觉时两脚伸到蚊帐外边去了，因而两脚被蚊子咬得红红的。几年后，人们堵塞了许多渠道和池塘，大大减轻了蚊虫的威胁。再后来，上海市政府高度关注蚊虫问题，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政府当局在阴沟里喷洒油液，破坏了蚊虫滋生的环境。这样一来，蚊虫大大减少了，不过苍蝇仍旧很多。这些苍蝇成群结队地在后院和弄堂里的垃圾上飞来飞去，享受着食物。

与上海的外国人居住区相比，中国人居住区的环境卫生更差，尤其是贫民窟。正因为如此，各种各样的病菌在中国人居住区得以滋生，伤寒、霍乱、痢疾处处都是。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中国人竟然没有减少，外国人对此甚是不解。有的外国医生调侃道，中国人喜欢喝热茶和水，那大概也是他们处于各种传染病的阴影中却依然存活的缘由吧。事实上，上海因内脏患病致死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很多。后来，一个宣传环境卫生重要性的传教士团体诞生了。这个团体的传教士鼓励上海市民搞好环境卫生，特别指出苍蝇传播各种疾病，危害人体健康。这些传教士为搞好宣传活动，采取了许多方式，或绘制图表，或张贴宣传画，可谓费尽了心思。这些传教士不仅绘制图表，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展示苍蝇的产生缘由、生活习性、如何传播疾病，还将大幅彩色的宣传画张贴在墙壁和布告牌上。为了凸显苍蝇的危害性，画面里的苍蝇都是经过放大处理的。这些宣传画演示了苍蝇先是在垃圾堆爬行，而后带着肮脏的脚在食物上爬来爬去，最终把肺痨病传染给人类的全过程。上海的环境卫生得以大幅度改善，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些传教士，尤其是他们的宣传工作。一天，上海附近的一群乡下妇女聚集在一起，指着墙壁上的宣传画说：“原来，美国人怕苍蝇是由于他们的苍蝇比较大啊，我们的苍蝇如此之小，没什么可怕的。”这话恰巧被路过的一个传教士医生听到了，他觉得很搞笑。

现如今，上海有高级宾馆、写字楼和公寓楼，这样的城市规模也仅限于世界范围内的几个零星的大城市。清末民初时，上海租界最高的建筑物只有五六层，其中仅有一两座有电梯。这些建筑物主要位于外滩，一条林荫道横亘在这些建筑物和黄浦江之间。对于上海租界的大部分外国人来说，每当夏天的夜晚来临时，这里真是一个好去处。每逢星期六的夜晚，上海的外国人几乎都来听上海市交响乐团的演奏，这里的公园就更加热闹了。可惜的是，这时中国人是被禁止进入租界公园的。上海的外国人在公园享受的同时，还会受到除蚊子以外的乌鸦的干扰。那时，一群黑漆漆的乌鸦常常停靠在公园的枝丫上，发出凄惨沙哑的叫声，和着交响乐团的演奏声，很是让人烦躁。这些乌鸦经常把屎拉在衣冠楚楚的外国绅士和小姐身上或者头上，对远道的客人貌似显得很无礼。正因为如此，我不能不怀疑他们是反洋人主义的信徒。由于这种事情时常发生，上海市议会不得不采取措施。比较荒谬的是，上海市议会竟然提出了依据乌鸦头进行悬赏的政策。这样一来，中国小孩儿一起合伙捉乌鸦，并把砍下的乌鸦头成批地交给上海市议会，领到了许多赏钱。后来，乌鸦头数不胜数，上海市议会不想支付巨款，于是下令取消奖赏政策。取消原因与上海洋人发现投机人员靠饲养大量乌鸦来领取赏钱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外滩公园的木牌上不仅写着游人注意事项，还写着公园的有关规定，例如禁止攀登树木，禁止折损花草，禁止毁坏公物……在“禁止携带宠物入内”这项规定后面出现的是“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这引发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政治纠纷。后来，问题愈演愈烈，怂恿学生开展运动的人把这条规定说成“宠物与中国人不许入内”，此说法颇具煽动性和讽刺意味。

上海由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中国城三个行政区域组成。其中，公共租界由虹口、杨树浦、沪西这三个重要的地区构成。大多数外国人居住在沪西。公共租界设立之时，法国人拒绝参加，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狭长的区域——法租界，它介于公共租界和旧中国城之间。1937年，上海沦陷，日本兵随之入驻，原先的沪西住宅区变成了赌场、夜总会，处处灯红酒绿、乌烟弥漫，好一派绮靡的景象。1917年，沪西大部分土地还是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比较孤立的村庄零星分布着，谁也想不到会变成如今的样子。

当时，按照租金的多少，入驻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需要缴纳一定的土地税，这是他们需要缴纳的唯一税种。如果土地出租了，那么就需缴纳租金的10%到15%的税款。打个比方，如果租金是100元/每月，那么每月需要交10元或15元的税款。对于没有改善的土地，税务局是不会征税的。英国曾施行这样的法令：对于没有开发的土地，土地税由租用人缴纳，地主无需交税；英租界成立之后，借鉴了这个法令，并开始仿行。后来，英国变更了此项法令，而上海公共租界却一直遵行此项法令。因而，土地税问题逐渐升级，成为上海地区的一个政治问题，中国人和外国人为此争得不可开交。

最初，上海各道路的铺设材料仅限于碎石块和黏土。当地道路的铺设方法很简单，中国的道路工人将碎石块砸进地面，把黏土掺水活稀，将稀黏土注入碎石块的缝隙中，之后用绳子圈起路段，待到泥巴干了，用石滚将其压平，便铺就了平滑的道路。若逢大雨，雨水冲走路上的黏土，修路工人不得不重新整修道路。对于这种事情，承包商乐意得很，因为在中国黏土很多，劳动力廉价，更为重要的是承包商可以从中牟利，得到许多的好处。这个年代，在外滩的新建筑物中，仅有一两座拥有下水道、抽水马桶等现代化的设施。不过，这些设备在上海公共租界是寻不到踪影的。在上海人看来，同窗帘、电风扇一样，抽水马桶也不利于身体健康。这时，洗澡间比较简易，只有瓦缸和便器。瓦缸呈圆形，与淋浴不同的是，人们只能坐在瓦缸里洗澡。便器是个带孔的长方形盒子，盒里装着瓦盆。每逢清晨，上海乡下人都前去都市收购粪便。仆人往往把瓦盆里的粪便拿来去卖，靠出售粪便增加了不少收入。在这些乡下农民看来，粪便是肥料，倘若他们给庄稼施以粪便，那么庄稼就可以茁壮地成长。后来，粪便可观的利润引起上海公共租界的注意，因而租界开始与人签约，批量出售粪便。这些粪便经商人转手，卖给上海市附近的乡下农民。然而，上海的外国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嚷嚷道，粪便危害人体健康，不宜作庄稼的肥料，租界当局应当就此罢手。对于外国人的这种声音，租界当局置若罔闻，依然照常行事，因为租界每年靠出售粪便获得的额外收入高达十万大洋。中国农民手拿一个长柄勺将舀来的粪便洒在禾苗上，像这种把粪便当肥料的事情，日本和若干欧洲国家同样存在。早在600年前，“亚洲恶臭弹”就出现在马可波罗编著的中国游记里，据说这可能就是中国农民早期用来储存粪便的器具。

第四章　孙中山和袁世凯

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在我抵达上海之际，这位博士恰好居住在法租界一个小屋子里。这个简单的屋子既是他和妻子宋庆龄的起居室，也是他的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里，孙中山策划了各种政治活动。

后来，国民党作为中国执政党，实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这一度遭到人们的强烈批判。但从早期的成长史看来，说国民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党之一，一点儿也不为过。

澳门位于香港附近，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孙中山曾在澳门组建了一个秘密团体，国民党就是由这个秘密团体发展而来的。1892年，为了进行医药实习，孙中山先生前往澳门。当时，孙中山刚从香港一所医学院毕业，这所医学院是新近成立的。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葡萄牙政府便把他驱逐出澳门。他很快辗转于广东，开展秘密社团分支建设的工作。时间不长，秘密活动引起了广东当局的注意。之后，孙中山的一些同仁被捕处决，他侥幸逃到了香港。

孙中山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志士，他在中国之外的华人世界里颇有影响。华人圈子里常常留下孙中山政治活动的踪影。为了革命活动的正常进行，孙中山在海外华人间组织募捐活动，并获得了一定的资助。孙中山常常把大笔的款项投资在反清人士身上，包括距北京皇帝很近的人群。1896年，中国驻英公使馆的官员将在伦敦的孙中山逮捕，关押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屋子里，打算将他遣送回国，以便换取25万美元的赏金。詹姆斯·康德黎是孙中山的一位朋友，作为一名热血人士，收到孙先生的纸条后，他积极奔走，不仅向英国政府告发了公使的强横行为，还将公使的所作所为告知了伦敦报社。伦敦的中国使馆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只好将孙中山先行释放。由于政治问题，孙中山无法重返家园，作为英殖民地的香港也无法回去。不过，这并没有挫伤孙中山反清的积极性，他依然在国外继续进行反清活动。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作为一个较大的革命组织，囊括了不少反清的社会团体。孙中山不只停留在反清上，而是将目光放得更长远，开始考虑一个全新的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并着手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则。这些规则不但为目前的国民党所效仿，而且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就这样，孙中山的革命计划一步一步地开展着。1905年，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在孙中山理念里诞生了。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应该以民族性和民主性为基础，以共和政体和平均分配土地为特征。

孙中山及其同志的革命口号宣传了革命理念，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致使清王朝土崩瓦解的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从内部因素来说，官员腐败、赋税沉重致使民不聊生，内部矛盾激化；从外部因素来说，外国人为了谋取一定的利益，干涉中国的内政。面对这些反清的洪波巨浪，清政府发现得有点儿迟，只好临时变革制度。改革不但没能挽回清朝灭亡的命运，反而导致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由于慈禧太后从中作祟，后来，义和团运动将矛头直指外国人，义和团运动成为反帝爱国运动。

没过多久，革命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孙中山不断从海内外筹集资金。但是，反清运动相继被清廷镇压了。1911年农历3月29日，孙先生在广州发起了黄花岗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这次起义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72位革命志士壮烈牺牲，葬于黄花岗。这些烈士的名字永垂史册，在这次起义的文献记录中有崇高的地位。这次起义影响颇大，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骚动。

为筹备革命的后备资金，孙中山辗转地去了美国，同时任命黄兴为国内事务的代理人。人们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譬如他在旧金山时，一个广东商贩团体许诺弃商从武，重返故国进行革命活动。洗衣店的老板就是商人团体中的一个，他与孙先生聊了半天。当孙先生问他一周收入是多少，一周能不能靠20美元维持生活时，他的回答是：一周净挣18美元，一周20美元足以维持生计。孙先生便对他说；“革命不分地域，不分行业，我们人多钱少，你应该留在这里继续做生意，烦劳你每周奉献6美元。”

1911年10月，孙中山抵达丹佛，丹佛属于科罗拉多州。在丹佛，孙先生从黄兴的一封电报中得知：武昌政府打算发动武昌起义，武昌即现在的武汉，这时是长江流域的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之一。起义发生之时，孙先生在国外，没能亲自领导起义，从而导致一些革命领导人被杀。不过，这恰恰激发了起义军的斗志，革命浪潮再度高涨。由于起义军在地方武装中积极做思想工作，一些地方武装得以归降。这些地方武装推翻了总督府的统治。总督无法在当地立足，只好寄居外国租界。

孙中山在国外的革命宣传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个逃到外国租界的总督曾劝说外国领事，企图借助位于长江流域的外国炮舰对起义进行镇压。事实证明他的计划落空了，在满清总督召开的一次领事会议上，法国和俄国的领事均站在孙中山的一边，表示支持孙先生所领导的政党。

为了缓解紧张的局势，孙中山收到电报后，立即前往华盛顿，在这里就相关事宜与美国领事进行了谈判。之后，孙中山乘轮船抵达伦敦，并对英国领事提出了三项协议：一、英国金融机构不得对清政府予以任何资金方面的支持；二、孙中山可以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和其他位于亚洲的英国殖民地自由居住；三、为提防日本干涉中国革命，美国与英国应当合作。希望就有关协议达成一致意见。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返回中国后，召集他上海的拥护者向南京发起攻势。之后，在召开的南京国民会议上，他接受了南京国民会议的委任，担任了新共和国的临时总统。

在军队组织上，袁世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称得上军事界精英。在军队里，袁世凯很有声望，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清政府曾向他求援。随着光绪帝、慈禧太后的逝世和宣统皇帝的继位，袁世凯在众多军队领导人物中，逐渐成为佼佼者。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再次被提拔任用。战乱后的汉口一片狼藉，袁世凯在顺利拿下汉口后，与革命武装之间展开了谈判，可见他的二心与权威。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胁迫下，清帝被迫退位，从此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由于袁世凯有强大的军队做后盾，在与袁世凯协商几天后，孙中山辞去了临时总统的职务。

1912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民议会。此次大会颁布了临时宪法，宪法规定：总统在国会的控制下行使职责。这时，国会成员大多由国民党成员组成。在孙中山及其同仁退居上海后，袁世凯北上，将国家的首都移到北京。作为满清时的故都，北京被专制气氛所笼罩，一个民主体制的政府自然是无法存活的。

袁世凯与英、法、德、俄等国的银行家协商贷款，他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孙中山及其拥护者的抵抗。这些反抗者纷纷举起反袁大旗，发起反对袁世凯的运动。因为在这些共和派人士看来，袁世凯可能利用贷款扩充军事实力，同时他的做法可能使国家陷于债务危机之中。后来，袁世凯颁布了一些法令，旨在提升个人军事权力。此举在南方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南方人士举起了起义的大旗。由于政府派军队进行了强有力的镇压，起义宣告失败了。孙中山作为这次起义的支持人，被迫逃到了日本。同孙中山一起出逃的人有宋耀如和宋庆龄。宋耀如是一位出版界人士，专门出版有关基督教和革命文学的文献。宋庆龄既是宋耀如的秘书，也是他的女儿。1915年，孙中山抵达日本，在当地与妻子离婚后同宋庆龄结婚，孙、宋两个家族由此联姻，并为后来孙、宋、孔三家族的联盟奠定了基础。

从1913年9月开始，国会里的国民党议员相继被袁世凯赶走了。时隔两个月后，袁世凯宣布国会解体。1915年，袁世凯企图登上帝位，重操帝制，正是这种野心驱使他在政治道路上走了很远。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像孙中山的共和主义不被时下的中国接受一样，当时的中国是不允许他恢复帝制的。在没即位前，他出于无奈只好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病魔缠身，在懊悔不已中与世长辞。后来，黎元洪接替了总统之职。自共和政体成立以来，黎元洪一直任新共和国的副总统。为了维护共和政体，黎元洪曾一度反对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曾是袁世凯的部下，他在袁军中很有影响力，因此他被任命为新共和国的总理。

孙中山及其妻子宋庆龄在袁世凯死后返回上海。此时我刚到上海，就与孙中山相约见面，准备对其进行专访。门口接待我的是毛里斯·科恩，他是孙先生的贴身保镖，随孙先生辗转于纽约、芝加哥和加拿大，最终到达亚洲。毛里斯·科恩是个极风趣的人，每天坐在大厅前的长板凳上，因为枪袋里左轮手枪的缘故，他的裤子下垂得很。广东政府当局曾赋予毛里斯·科恩“将军”的名号，以资鼓励，不过这个名号遭到了当地英文报社的嘲讽。在瓦解几次图谋杀害孙中山的活动中，毛里斯·科恩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毛里斯·科恩的保驾护航，孙中山多次幸免于难。毛里斯·科恩不愧是忠诚的卫兵。

在毛里斯·科恩的带领下，我来到了一个花园，他招待我在花园旁边的一个屋子里歇息，还把我介绍给了孙中山。我有幸与中国的革命领袖——孙中山面谈，很是高兴。

我见到孙先生时，他身穿传统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是由薄料子做成的。这时，51岁的孙中山头发稀少，两鬓发灰，显得沧桑。但是，当孙中山眼望窗外的花园时，脸上流露出平静的情思，这很富表现力的举止让人不得不怀疑他骨子里仍然透着一种活力。

一番寒暄之后，孙中山邀我谈谈我的中国之行。我向他讲述了火奴鲁鲁的事情，他对此饶有兴趣。从孙中山那里我得知：他不仅在火奴鲁鲁读过书，而且曾一度流落为政治难民，居住在那儿。当我谈及长崎之旅时，我们彼此的注意力随之转入日本。就现时日本的状况，我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欧洲战争发生不久，日本进占中国青岛，并将位于这个港口的德国军队驱逐出去。一直以来，德国占领着这个港口。这时，英国和美国主要投身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在东北和中国北部扩张势力，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谈及日本时，我们彼此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们聊得正酣，忽而孙中山严肃地对我说：“美国不应该纵容日本，应该将其驱逐出朝鲜。”

听了孙中山的话，我很是惊奇。孙先生察觉到我的惊讶表情，忙解释说，美国与朝鲜曾经签过这样一个协议：当朝鲜遭到外国侵犯时，美国应该予以援助，保护朝鲜安全。当时，朝鲜被称为隐士王国。事实上，当日本进犯朝鲜时，美国没有出动一兵一卒。甚至日本将朝鲜吞并之际，美国也没有支援。孙中山郑重其事地说：“倘若美国积极抵御日本的侵犯，日本将很难在亚洲实施其侵略计划，世界局势将不会是现在的状况。”孙先生谈道，朝鲜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是亚洲的门户。在被占领前，朝鲜像一把长矛一样插入日本的心脏地带；而在被占领之后，它成了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桥梁，如此加快了日本侵略亚洲的步伐。在孙中山看来，朝鲜这一亚洲门户大开，世界形成混战局势，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奥多·罗斯福有关。因为西奥多·罗斯福为了日俄和平问题，置朝鲜于不顾。需要指出的是，西奥多·罗斯福当时是美国总统。

对于“美国应该把日本赶出朝鲜”这个问题，我们没做进一步交流，因为对于朝鲜附近地区的情形我并不清楚。我对朝鲜周围的情况有所了解后，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我认识到当时日本实力还不是很强大，倘若美国及时给予日本强有力的回击，世界历史将会改变。可惜的是，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

后来，我又拜访了孙中山，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参与欧洲战争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孙先生与其朋友黎元洪总统持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中国不应卷入这场战争中。在孙中山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没有多少利益瓜葛，向德国宣战表明自己立场的做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孙中山进一步讲道，参战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稳定，因而国民党不主张中国参战。孙先生说：“中国人见识浅薄，可能分不清不同民族的外国人。此外，中国老百姓没经历什么大风大浪，比较淳朴。倘若这些中国人收到歼灭德国人的指令，他们或许会将矛头直指境内所有的白人，疯狂杀戮那些白人。”

第五章　内乱的阴霾

1917年6月9日，我们创设的《密勒氏评论报》第一期出版。这时，北京的政治军事局势非常紧张，几乎达到一个临界点。当时，北京政府由督军集团和自由集团这两个政治集团构成。其中，督军集团是一个军事性的组织，成员包括督军和军事首领；督军来自各省，军事首领来自各省和各地区，尤其是华北诸省。值得一提的是，督军集团的成员还囊括了清末民初的军官。这些军官曾经只是在袁世凯的军队中任职，他们自私自利，相当无知，只在其管制的部队或所谓管制的部队里有一定的威信。自由集团成员多是国会议员，因其势单力薄，不可能取得北京政府的控制权。黎元洪是自由集团的成员之一，他虽说是总统，但不拥有任何军队，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这时，北京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国会、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平分秋色，其中段祺瑞的靠山是督军。在一篇文章中，《密勒氏评论报》诠释了这种政治格局。文章中写道：与外国的政治斗争相似，在中国，国会与政府各组成部分的政治斗争同样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产物。这种政治斗争涉及诸多方面，例如：如何行使权力，享有哪些特权和权力等等。直到目前为止，即使是民主制度相当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在当时，中国还不够强大，主权并不完整，这些问题在中国更显复杂。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法律制度尚不健全，众人对仅存的一条临时约法还争论不休。遇到难题无法决断时，中国政府习惯性的做法是去外国友人那里寻求帮助，并倾听友人的建议。不过，这些建议大多派不上用场，因为这些外国友人总是站在本国的角度想问题、提建议。

在当时，中国参战问题是主要问题之一，争论方各执一词。段祺瑞总理坚持认为中国应该参战，此举遭到了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双方陷入了僵局。1917年是民国六年，这年5月23日，总统黎元洪为了打破僵局，将段祺瑞革职。遗憾的是，黎元洪的计划落空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辗转于天津，在当地与一些军阀相互勾结，企图发动政变，以此拖垮北京政府，北京的局势更趋紧张。在段祺瑞革职之后，黎元洪主要依靠张勋率领的军队来维持统治。张勋是辫子军的统帅，由于他一再劝说黎元洪解散国会，1917年6月13日，即《密勒氏评论报》创刊第四天，黎元洪宣布国会正式解体。

1917年早春，督军集团齐集北京，在此召开了一项会议。出于猜忌，每个督军都有随从相伴。被邀出席会议的还有张勋和他的辫子军，他们曾经在一个小城里安营扎寨，这个小城与南京市隔河相望。在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张勋的故事：一次，张勋把众将领聚集起来，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取得了理想的结果。按照惯例，会后大家把酒言欢，猜拳行令。正是在这时，屋里忽而漆黑一片，悄无声息，原来是电灯不亮了。之后，电灯重新亮了起来，只见众人手执枪杆，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好一个难堪而搞笑的局面。

张勋率领部分辫子军来京参会。按照张勋的部署，辫子军很快到北京城和各个战略要地驻防。张勋没向他的同伙提前说明，此举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这时军阀穿着统一的服装。

这时日本人和德国人在中国都很猖狂。日本大使向中国政府施压，企图让中国政府履行《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为避免中国对德宣战，德国人积极奔走，秘密进行着种种活动。德国人为保护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和租界，可谓是绞尽了脑汁。

1917年春天的北京便是如此。由此看来，当时的中国极有可能爆发内战。美国对中国的形势予以高度的关注。为了将可能的内战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美国国务卿在与中国政府当局一起探讨内战潜在性的同时，郑重提出：中国的安定与否直接影响着世界和平的大局，因此必须努力保持中国国内的和平与安宁。与中国向德宣战相比，此举显得尤为重要。这时，英、法两国鼓动中国对德宣战。当时，美国人为避免中国发生内战，稳定世界局势，时常给予中国政府以忠告。日本人看不惯美国人的做法，对美国人很是不满，甚至传出了这样的谬论：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实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日本人认为，美国人事先不与他们商量，很是不给他们面子。

对于美国人的照会，中国人没有很大的反响。事实上，这时的美国也开始插手亚洲事务，只不过他们刚刚起步而已。当时，美国的一些金融家和工程师抵达上海，计划就铁路建设和运河兴修的相关事宜与中国政府协商。对于这个计划，日本人表示了很大的不满。日本人扬言道：倘若美国人不与他们合作，他们始终不会站在美国人这一边。

这时，德国人致力于秘密活动，目的是避免中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德博士是一位美国牧师，在北平享有威名，1917年6月，他被美国政府捉拿，之后被押解到马尼拉。在这过程中，美国人得知了德国人的机密活动。事实上，里德博士在北京所经营的报社，完全由德国人出资，它成立的目的是在中国为德国的所作所为做好舆论宣传。这家报社的报纸是德国机关报。里德博士在被押解到马尼拉后，不但没有遭到任何处置，反而被释放了。里德博士重获人身自由后，立即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写道：美国鼓动中国对德宣战的行为，不是出于本国的利益，就是为了冠冕堂皇的道德准则。不论对美国总统威尔逊，还是对美国政府来说，里德的这一做法都是公开的挑衅。

当时，张勋暗中将部分辫子军安插在北京各个重要据点。与此同时，张勋还从南方不断调兵遣将，如此他拥有了大量的援军，杜绝了后患。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几家报社竟然出版了这样的中文报纸，报纸上写道：张勋频繁地与废立的清朝皇族打交道。在北京，当时亚洲报社的报纸刊载的新闻包括两类：一类是关于国会问题的新闻，一类是关于美国劝解中国的新闻。后一类报纸的新闻中这样写着：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应该致力于国内事务，并且以和平为宗旨。

为了炫耀个人势力，1917年7月1日清晨，张勋将年幼的皇帝溥仪从紫禁城中解救出来，并拥护溥仪即帝位，前后历时12天，这就是短暂的张勋复辟。起初，由于辫子军把持了整个北京城的战略重地，众人都认为复辟活动是张勋一人策划的，殊不知，德国人插手了复辟活动。时隔数月之后，真相大白，原来德国人也参与了复辟活动。当时，迫于协约国的压力，北京政府准备对德宣战，德国人察觉出这一点，于是帮助张勋复辟，企图给共和政府一点儿颜色看看。这时，辫子军不是正规军，他们得不到政府的军饷。为了复辟活动的正常进行，张勋极有可能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了一大笔钱。

在复辟发生后，张勋觉察到打江山容易，保江山难啊。对张勋的复辟行为，有些军人和政治人士是反对的，不过他们反响不大，只是噗嗤一笑。不同派别的军阀总是为个人权力争执，张勋复辟不久后，为了避免各自的权力受影响，别的军阀相继提高警惕。在这次复辟事件中，没有发现日本人插手的痕迹。

溥仪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从1908年12月2日登基，到1912年2月12日退位，前后在位共三年。在西方人士看来，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共和派人士是不应该让满清皇族继续待在紫禁城的，尤其是宣统皇帝溥仪。倘若当时共和政党将皇族人员驱逐出紫禁城，张勋复辟的闹剧就不会上演了。

在北京，张勋复辟的事件引起了外国人强烈的关注，中国政界领导人竟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对此，外国人甚是吃惊。在中国的政界领导人看来，纵然得到德国的资金援助，张勋也无法胜任溥仪复辟的工作。这是由于张勋不但没有充足的资金做后盾，而且资质也很浅薄。在各个军阀将领的协助下，段祺瑞总理对张勋发起进攻，历时12天的复辟顷刻间分崩离析了。中国政治领导人认为此事件不足为怪。事变发生之后，张勋逃往东交民巷使馆，先后受到荷兰和德国大使的庇护。

随着张勋复辟的失败，中国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当时，关于中国内部的错杂形势，《密勒氏评论报》曾有下列论述：

共和政体取代君主政体的确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只是共和政体缺乏健全的体制，相关措施并没有落到实处，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与共和。我们认为共和政体需要以健全的法律、法规为保障，中国政府应当以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为根本，这个《临时约法》是于1912年孙先生在南京修订的。宪法任命黎元洪和冯国璋分别为总统和副总统，宪法还产生了国会和内阁。令人遗憾的是，近来国会解体了，国会议员早已不在北京，而是长期待在上海及其他地方。那时，内阁由国会议员选举产生，并由总统任命。不过，如今中国政府任人摆布，形同虚设。

为了取得协约国的支持，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同盟国下了战书。不过，中国政府派去战场的不是部队，而是劳工。在西欧战场上，这些数以千计的劳力挖战壕，修道路，建港口，修理铁路等等。这些铁路都是在战争中被损坏的。除了提供劳力，中国政府还向英美两国提供各种各样的原材料，旨在辅助协约国作战。中国政府敏锐地察觉到，对德奥宣战，外国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将被废除，同时天津租界也将重归中国管辖，何乐而不为呢？事实证明，对德奥宣战还是大有裨益的。后来，俄国主动发表声明：本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在中国将不再享有特权。在一战之前，外国与中国签订了诸多不平等的条约。俄国放弃在中国特权的决议为包括英美在内的列强树立了榜样，因为它为不平等条约的取消埋下了伏笔，对当时的中国相当有利。那时，英美两国是盟国。

北京政府公然挑衅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孙先生对此很是恼怒。1917年7月，孙中山率领海军从上海出发，辗转广州，在当地成立了广州军政府，并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在会议上，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当时，北京政府是外国认定的唯一合法政府，广州政府并没有得到外国的认可。由此，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窘迫的政治形势后来成了中国内战的导火线。

第六章　《蓝辛石井协定》

这时，中国首都坐落于北京。我第一次去北京时，恰逢日本与中国政府就《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进行谈判。当时，日本胁迫中国政府，希望就《二十一条》中的第五项条款达成一致意见。芮恩施博士此时是驻华大使，居住在北京大使馆里。他作为一名教授，起初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主要教授政治学。虽然芮恩施的祖籍是德国，但是他作为美国人，充满了满腔的爱国情怀。由于芮恩施是德国血统的缘故，常常遭人背后议论。他一度劝说中国与日本和德国抗战到底，为此招致了一些人的谴责。但是，与那些非议他的美国人相比，芮恩施更是一位忠贞的爱国志士。

在北京的那段时日里，马灯旅馆是我的落脚处。一次，夜半时分，一阵敲门声突然响起，我急着推开门，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年轻小伙子。一眨眼工夫，我就想起这个人来，他叫董显光。先前我在密苏里大学教学，担任讲师，教授新闻学。那时，他是我的学生。董显光曾在美国留学，海归之后，来到北京，并加入了《北京日报》这个报社，在这个较小的英文报社里担任编辑一职。察觉到董显光激动的神情，我连忙带他到屋里，邀他坐下，询问他为何如此兴奋。于是，他打开了话匣子，从一战之后日本人的各种活动谈起。在中国，日本人先是霸占了青岛——那时青岛受德国人的管制——而后将侵略势力渗透到山东省。董显光说道：1915年，日本人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迫使袁世凯签署了《二十一条》。这时，中国人对此甚是愤怒。日本人还向中国政府下达最后一次通牒：倘若中国政府不答应《二十一条》的有关条款，迫不得已之时，我们将从本土调遣部队，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全中国，那时可不要怪我们没提前与你们商量。日本驻华大使郑重地说道：《二十一条》只涉及中国和日本，与他国无关。无论任何状况出现，中日两国都要保守秘密，不得向任何国家透露，尤其是英美等国。日本大使说着说着，情绪更加激动，竟然将手杖狠狠地掷在谈判桌上，向袁世凯示威说，如果中日《二十一条》及相关事件被传出去，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而会将他拉下大总统的宝座。

常言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日本人屡屡以威胁相逼，《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还是被传出去了。对于日本政府的行径，英美两国政府予以严厉的谴责，展示了强有力的抗争。《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条款规定：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通过此项条款，日本可以牢牢地控制中国。后来，迫于诸方的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暂时的让步，中日《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条款最终被撤销。不过，日本人拒不承认与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事情。如此一来，日本人曾经企图使中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在政治、军事和财政上控制中国的阴谋没有得逞。

“1915年和1916年，日本人曾经两度提及《二十一条》，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人只不过是打着妥协的幌子等待更成熟的时机罢了。”董显光说道。只要寻得合适的时机，日本人将立即威胁中国政府，迫使政府当局同意《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条款。日本人认为：时下的美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干涉别国事务的程度，因此日本要趁机抓紧在中国的侵略活动，以便谋得更多的利益。

在向我叙述日本在华行径的过程中，董显光愈发显得兴奋了，尤其是当他提及在拜访我的这天下午，日本驻华大使加藤会见陆徵祥，向陆徵祥表示：就第五号条款，倘若中国不做出让步，日本将以武力解决此事。这时，陆徵祥是中国外交部长。加藤说着说着，情绪不加控制了，竟然拍着桌子，恐吓陆徵祥道：你不得张扬出去，否则……

当时，董显光是一名编辑。那天下午，加藤一离开中国大使馆，一个秘书就致电董显光，并一股脑地将发生在当天下午的事情说给董显光听。为了海外人士可以及时获知这些消息，秘书请求董显光想方设法与英美记者取得联系，并将这些消息传达到海外。我用打印机将当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打印出来，以备后用，并与董显光相约次日清晨在美国大使馆碰面。次日清早，我们会见了芮恩施，并向他讲述了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听了我们的慷慨陈词，芮恩施说道：“倘若中国不把消息公开，日本人极有可能再度把第五项条款拿到台面上谈判，同时会拒不承认最后通牒的事件。为了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中国有必要将那些消息公布于众，这也许是最好的自保办法。芮恩施回忆说：1915年，他将《二十一条》条款的相关内容传达给国务院，换来的却是美联社的苛刻训责，缘由是依照日本外交部的指令，日本驻美大使对条约的相关内容拒不承认。”芮恩施又说：“那时，美联社痛斥其驻京特使，说他的消息纯属无中生有。美联社驻京特使于是给总部打电报，请求离职。迫于压力，美联社最终将日本与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达给美国的各个报社。后来，诸多报社相继刊载了关于这条消息的新闻，日本的丑恶行径得以曝光。”

当时，我访问了美国的驻华使者。在这之后，我将此条消息连同一篇誊写的手稿以电报的形式发往上海，并指出：手稿需要交给克罗。当时的美国公共宣传委员会成立不久，克罗是其代表。收到我的电报后，克罗将消息迅速地发往华盛顿。这样一来，那些驻京津地区的报社、通讯部的使者们相继收到总部的公文，要求他们核实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的相关事宜。与1915年的情况相比，这次的情况好了许多，这是因为十多位美国记者的电报足以证明美国国务院收到的官方消息属实。芝加哥一家报社发电报给我，请求我给它发一些相关事件的信息。从董显光那里，没有谁比我获得的资料多。因此，与其他人相比，我更有资质做这件事情，而且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天之后，在天津、沈阳、济南地区，日军发起示威运动，如此，新闻报道有了新的进展。这天下午，北京的外国记者云集日本使馆，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加藤，并向他了解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的相关事宜。出乎意料的是，加藤不仅拒不承认，还说这件事子虚乌有，纯属中国人造谣。

此事件暴露了陆徵祥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优柔寡断与妥协退让，因此他辞去了中国外交总长的职务。后来，他远离本土，辗转比利时，在当地加入了天主教修道院，成为一名天主教教徒。

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进程中，中国学生运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愧为先驱。芮恩施是美国驻华大使，中国学生运动曾一度受到他的鼓舞。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揭开了中国学生运动的序幕，他们不仅上街组织募捐活动，还向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急电：坚持拒签和约。北京大学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北京各个学校学生的支持，他们举行游行示威。事情发展到后来，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的同情和支持，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

芮恩施是位不同寻常的政治家。在中国，他的演说一开始就很受人们的欢迎，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目标的阐释就是成功的一例。作为一名政治家，芮恩施享有声望。受他宣传的影响，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年轻人中生根发芽了。这群年轻人既包括知识分子、留学生，也包括从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受芮恩施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觉悟进一步提高。在知识分子宣传芮恩施的思想理论的过程中，中国舆论也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如此看来，中国政府在一战中的立场间接地受芮恩施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之所以加入协约国作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芮恩施的宣传。在芮恩施看来，倘若中国向日本低头，日本将会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中国。他甚至会认为美国没有到了可以强大得控制局势，进而背叛协约国，投靠德国的程度。鉴于此，无论日德如何向中国施压，无论德国搞什么恶意的宣传活动，芮恩施都抵住压力，不遗余力地鼓舞中国政府和人民，期望政府和人民坚定立场，坚决反抗，并予以有力的回击。

当时，芮恩施对美国国务院和总统提议，请求美国支援中国的正义战争。美国政府当局同意了他的提议，并表示将配合中方的对敌作战。然而，当中国处于战争状态之时，美国却置身事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美国政府当局食言的行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芮恩施的外交活动受挫，中美关系遭受重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战后，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美国总统威尔逊曾经提出了十四项原则；不过，它并没有真正的施行，这招致了中国人的不满。自此以后，芮恩施的外交工作困难重重。在中国人看来，威尔逊总统的十四项原则本应该使中国享有独立而完整的主权。而事实上，在中国，它只是一纸空文。

在芮恩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1917年11月，美日《蓝辛石井协定》签订，芮恩施遭到生平以来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当时，华府电讯道：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大使石井男爵就中日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美日《蓝辛石井协定》。在协议中，美国不仅认可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山东省的特权，还摒弃了其在华一贯施行的门户开放政策，日本从而取得在华贸易垄断权。在此之前，美日双方曾经就此协定的相关条款进行商议。由于芮恩施一无所知，当中国政府问及此协定的目的与意义何在时，他一脸茫然，无以应对。然而，日本驻华大使却左右逢源，貌似一切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将日文版本的《蓝辛石井协定》送抵中国报社，要求报社撰稿发表，于是关于这项协定的新闻相继出现在中国各报纸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闻都是对日文稿新闻的翻译。自此，在中国人心目中，美国不再是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使者，而是日本侵华的纵容者。

在离任国务卿之后，蓝辛编著了一本书，揭开了《蓝辛石井协定》签订的真实面目。此书揭露了一战期间协约国是如何采取外交行动，以及外交行动的用意何在。人们对此协定的隐情不禁瞠目结舌，尤其是一战前美国的做法。

《蓝辛石井协定》的黑幕是这样的：为了防止日本远离协约国，投靠同盟国与德国站到一条战线上，背着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俄罗斯和意大利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日本永久取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太平洋中的德国岛屿归日本人长期经营。山东省及这些岛屿都是日本在一战中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协约国的外交使者之所以不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公开此事，是由于他们担心这样做不仅可能导致日本加入同盟国，与德国并肩作战，还极有可能使美国退出战争。后来，英国外交团长格雷说：他之前对威尔逊总统提及过此密约的事情。倘若格雷的确提及过，那么威尔逊总统肯定没有明白密约的用意及内在。即便事情真的如上所述，在长期经营中国山东和太平洋的德国岛屿方面，日本也已经牢牢抓住了欧洲协约国的把柄。如果战后日本在和会上将密约的事件公开，可能会遭到美国的反对，这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唯一担心的事。

蓝辛向外透露说，1917年11月，日本大使石井打着亲善的幌子，抵达华盛顿，就日本在华和西太平洋的权利问题与他进行交流。当石井要求美国认可日本在华和西太平洋的特殊权利时，他目瞪口呆了。蓝辛谈道，当时他回绝了石井的提议，由于美国施行维护中国主权独立与完整的政策，日本的提议显然违背了此政策。然而，石井并没有气馁，也没有打消这个念头，他很快将视线转移。与蓝辛会面后，石井直接辗转纽约。在纽约，石井召见了美国诸多财经巨头，试图凭借财经巨头的影响力去改变美国政府的决策。因为石井意识到：美国的战争经费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些财经巨头。当时，石井劝说这些财经巨头道：倘若美国不认可日本在华和西太平洋的权利地位，将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这是日本不想看到的。说到这里，石井不再继续说了，他不断地摇头，神情非常严厉。我这样认为，倘若他当时在北京的话，应该是猛烈地拍着桌子，声色俱厉地说着。

当天晚上，威尔逊总统收到一个来电，此来电的归属地是纽约，而且是经白宫总统的专线传来的。次日，蓝辛收到与石井签署认可日本在华和西太平洋特殊权利的协议的指令，这个指令来自威尔逊总统。蓝辛认为如果按照上级的意思行事，实在是有违良心，但是又不能不执行命令。绞尽脑汁之后，蓝辛想出了一个方法，即在协议里穿插一个限定词——接壤处，这个词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外交新词。这样一来，协议便只在中日的领土接壤处有效，削弱了协议的效力。

蓝辛指出，他巧用限定词的做法只是为了限定协议。当时，日本占领了朝鲜，由于仅有南满与朝鲜接壤，因而这个协议只在南满才有效力。那时，欧洲协约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已经与日本签好了秘密协议。不过，蓝辛一点儿也不知情。石井与蓝辛签协议时，没准石井的公文包里夹着诸多欧洲协约国的协议。美国对亚洲的一贯政策是维护亚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倘若将所有的协议拿出来看，签订此次协议的做法有违美国在亚洲的一贯主张。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在此之后，俄国将秘密协定的事情公布于众。秘密协议的公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裂缝，还间接地影响了一战后美国的决策。一战后，美国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拒不批准国际联盟的盟约。

由于其想法一度受挫，芮恩施备受打击，加之中美关系严峻，1919年，他不再就任美国驻华大使，转而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在任职期间，芮恩施劝说美国商人和金融家来华投资，为中美关系的好转作出了贡献。那时，吴佩孚将军在河南省，芮恩施不辞辛苦地前去拜访这位军阀将领。由于一度受挫，芮恩施压力倍增，加之旅途的奔波，致使他热病缠身。后来，芮恩施被人送入上海医院，在那里疗养。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恢复正常。1924年1月，芮恩施与世长辞了。

在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参议院全票否决了《蓝辛石井协定》的最后一章。不过，令议员们纠结的是，当石井打着亲善的幌子，抵达华盛顿，与蓝辛协商签署《蓝辛石井协定》时，他们曾邀请石井到参议院，石井在那里进行了演讲，宣扬了日本的民主政治。

第七章　上海的白俄

1917年秋天，我发电报给妻子，请妻子和小女儿来上海，并嘱托妻子将我妹妹玛格丽特带来。当时，我妹妹就读于密大，主修新闻学。在上海，我在理查饭店落脚。从饭店老板那里，我免费获得了后楼统舱间的一所小套房，房间里有浴室和卧室；浴室较小，卧室是单人的。统舱间有许多套房，居民基本上是美国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工作于领事馆，有的在商务厅的办公室里当助理，有的工作于上海的美国公司。这里的年轻人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人的俱乐部。

那时，上海的卫生设备还不健全，马桶和浴池显得很陈旧。上海缺乏现代化的抽水马桶。由于浴池产于江苏苏州，大伙称之为“苏州浴盆”，它是一个高和直径都是四英尺的瓦缸。浴池使用起来极不方便，每天早上，为了将它灌满，我的家丁貌似要跑无数趟，提无数桶水。

一位美国领事人员也住在理查饭店的统舱间，有一次我外出时，他提醒我，要我把门锁好。他说：“出门时别忘了给你的房间上锁；记得交给茶房钥匙，不然有人可能拜访你的房间。”时隔几天，我才恍然大悟，清楚了其话的言外之意。因为一天晚上我推门而入时，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日本少女，她穿着和服，躺在我床上。我手足无措，只好把茶房叫来，询问茶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许可她在我房间里过夜。我们的说话声惊醒了那个女孩，她用蹩脚的洋泾浜英语问我：“您是鲍比先生吗，是鲍比先生邀我来这里的。”我向她表明我不是鲍比先生，于是茶房将她带下楼。次日清晨，我向船长毛顿说了这件事，船长向我表示同类事件将不会发生。然而，这件事一传到朋友那里，我就成为他们的乐子，他们常常拿我开玩笑，连续几天都管我叫“鲍比先生”。

我的家人于1917年年末和1918年11月先后抵达上海。那时，大量的美国人前来上海，拥有现代化设施的公寓或住宅都让美国人抢空了，徒留空房和一些陈旧的房屋，这些房屋颇有英式风格。然而，当我得知这种情况时，已经来不及了。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人们新修了一些住宅区，旨在满足美国人的需求。这些住宅区堪称“示范村”，由几排房屋构成，房屋都是用廉价的泥砖堆砌而成的。工人们自认为他们修建的房屋颇具美式风范。

示范村的房屋虽然是刚刚建起来的，但是很不牢固。鉴于几次哭笑不得的经历，我们不得不格外小心。那时，上海的电话机相当落后，非常笨重。我们的电话机与邻居的在同一堵墙上相对挂着。记得有一次，我妻子打电话，聊得正有兴致之时，只听轰隆一声，电话机从墙上滑落下来，连同一块大泥壁。此时，隔壁的太太也在打电话。糟糕的是，泥壁的掉落使墙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于是，借着这个墙洞，妻子与邻居的太太开始聊天。这些新修的住宅区简直是豆腐渣工程，在这里，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

这里的居民大多是首次来华的美国年轻夫妻。虽然环境不堪，但是在这里过得非常舒服。在美国时，这些太太既要一个人照顾孩子，又要为家务事操劳。来到中国，美国太太们意识到仆人随时恭候，她们感觉轻松了许多。在家里，我雇佣了五个人，其中包括一个厨师，一个打杂的，一个工人，两个女仆，家人管女仆叫阿妈。虽然这些佣人在我们家后面住着，但是我从来没走访过。只记得一次发生变乱时，这位打杂人员将他的65位亲属从乡下悄悄带到上海，并把它们安顿在我家的汽车间，直到变乱过去才把亲属送走。后来，从他那里我得知：为了酬谢他的恩情，每位亲属都给了他一些钱。中国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很强，而且应对的方式切实可行。又有一次，由于租界突然骚动的缘故，许多中国人将其亲属安顿到乡村里。我与办公室的一位年仅40多岁的同事聊天，当我问及他有没有将其夫人送往乡下时，他用浓浓的中式英语说道：“那可是要花钱的，我可没那闲钱，因而没把太太送到乡下。”

那时，上海的食品种类繁多，很是充足。闲暇时刻，大部分美国太太都喜欢去虹口市场购物。当时，虹口市场是市营点。将买来的蔬菜煮着吃时，美国太太们惊奇地发现：与美国同类蔬菜相比较，中国的蔬菜更可口。不过，虹口市场的卫生设施很是差劲，均达不到相关标准。虹口市场供应的食物多种多样，甚至来自不同的地域。有人告诉我说，纽约有一家福尔敦市场，它与虹口市场很相似，两者的唯一差别就是食品种类不一样。太太们去虹口市场买菜，时常碰面，而且往往比较从货摊上买来的商品的价格和品质，简直称得上是社交活动。上海的食品物美价廉，甚至廉价得到了人们几乎难以置信的程度。不过，为了个人健康与安全起见，买回去的青菜和水果都要经过精心的清洗，最好在化学溶液里浸洗。

我刚到上海时，上海的美国人还很少，不过几百名罢了。后来，大量美国人在中国创设公司。于是，美国居民逐渐增多，美国人的社会活动随之得到相应的发展。我积极参加美国人的社会活动。第一年冬天，美国人设立了两个俱乐部——美国商人俱乐部和美国人乡村俱乐部。其中，美国商人俱乐部坐落于市区，美国人乡村俱乐部则位于市郊。那时，上海的美国学校已经建成，它坐落于法租界，这可是美国人颇具野心的一项举措。学校宣称开学的事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国的家长都希望他们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竞相把孩子送往这个学校，使孩子们接受美式教育。因为报名的人数太多了，而这所学校容量有限，所以相当一部分儿童无法在这所学校就读。这样一来，美国儿童可以与他国儿童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其中包括中国儿童和为数不多的混血儿。在非美国国籍的家长们看来，将孩子送到美国学校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在那里，他们的孩子可以接受美式教育，同时与美国儿童一起玩耍，何乐而不为呢？

在创设俱乐部、新修学校之后，美国人又盖了一所教堂。由于奉行“教徒不分种族、不分贫富、不分派别均可加入”的理念，如同美国学校一样，教堂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教堂里的牧师是专门从美国请来的，任期三年，他们都需经过严密的筛选。教堂里的教友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不只限于美国人。

教堂运营不久以后，就有一对日本夫妇请求成为教友，并表示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日本男人说，他往年在美国待过几年，因而能讲英语。日本女人说，她骨子里流着日本血液，但出生于美国。从外表来看，这对夫妇显得很真诚。成为教友之后，他们积极参加教堂的各种活动，显得很虔诚。对这位虔诚的日本先生，大伙儿无不投去敬重的目光。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着，大伙儿甚是欢心。然而，一次中日危机的爆发将这愉快而平静的岁月画上了休止符。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协调中日关系，一些美国人来到日本领事馆，出乎意料的是，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日本教友先生；当时，他身穿日本制服在那里工作。事后，大伙儿对他展开调查。经核实，大伙儿才得知他的真实身份——日本陆军情报员。原来，他奉命潜伏在教堂里，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其目的在于掌握美国人的宗教以及社会的最新动态。如此一来，下一个星期天之后，那对日本夫妇从我们身边消失了，我们自然再也没有在教堂里见过他们。日本陆军情报员到处使用欺瞒手段，了解美国人宗教动态的事情曝光后，这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也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前面我提及过，在抵达上海后，对上海的德国人所享有的自由权和安全感，我非常好奇。那时，德国早已同英法两国作战，而上海租界是英法两国的地盘，英法两国怎么会容许德国人安逸地生活在上海呢？

当时，上海有三个有名的俱乐部——上海英国俱乐部、德国俱乐部和法国俱乐部。其中上海英国俱乐部和德国俱乐部相隔两三条街，位于外滩。法国俱乐部坐落于法租界，与前两个俱乐部相隔六七条街，它是上海国际圈子里最有声誉的俱乐部。值得一提的是，每当中午时分，英德商人都会前往外滩，到各自的俱乐部里享用午餐，看他们用餐甚是有趣。不过，在前往外滩的过程中，即便到了摩肩接踵的程度，英德商人也互不问候。用餐时，各自俱乐部里的商人谈话的主题都是关于欧洲战争的。双方的俱乐部里都悬挂着大幅欧战局势的地图，不过各自所指的都是对方的形势。

1917年3月，中国加入协约国作战，欧战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对德宣战，不仅终止了德国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还使德国人受到中国法律法规的制约。法国人劝说上海公共租界将德国人遣送回本土。此外，法国人强迫北京政府将在中国继续逗留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赶出中国。

中国官员的办事效率极其低下，北京政府早已将遣送德国人回本土的指令下达，地方官员却迟迟不肯执行。鉴于此，德国人将他们的所有行李搬出租界，寄存到租界之外的中国其他地方，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这种事情发生的缘由是：中国的地方官员压根儿不听从北京政府的指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在上海居住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并不赞成北京政府将德国人赶走的做法。于是，直至一战结束又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德国人才离开中国，返回本土。一战结束后，德国人被赶出中国，对此德国人愤愤不平，甚是难受，德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刊物和德国本土的报纸杂志都刊登了许多关于他们这种心境的文章。那时，在德国有几本畅销书受到人们的追捧，它们都是依据此种貌似不合乎常情的遣送所写的，其中包括一本小说。德国人对遣送事件的不满情结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二战爆发后，作为日本盟国的纳粹德国在上海恶意报复，横行一时。

当时，中国政府很不乐意对德宣战。然而，在这之后不久，中国政府惊奇地发现：对德宣战是大有裨益的，北京政府不仅可以收回德国享有的治外法权，还可以没收德国财产及德国人经营的公司、行号和各种不动产，其中德国财产包括几家金融机构。中国政府接受了外滩的德国俱乐部和银行，分别交给中国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管理。此外，法国人抢占了德国置办的位于法租界的一大块土地——它是德国人用来新修乡村俱乐部的——并将它交由法国俱乐部经营。在南京路上，有一家有名的德国药房，美国的德拉威公司将其抢来，变为美国公司。从那时开始，美国国旗便飘荡在这家药店门口。不过，里面的药品依然按照原先的样子布置，人手也是原来的，并未做任何调整。听人们说，这可是一位机灵的美国律师的创举。

然而，在上海的国际圈子里最精彩的一面，不是跟德国人交涉，而是与美国人之前的一个盟邦的交往。在1918年或1919年冬天的某天，有一个消息传来，扬子江口外来了几艘神奇的轮船——数英里之外便是上海。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租了一艘游船，开往扬子江口。那着实是一个神奇的舰队，舰队的船只用油漆涂得乌黑，从小型战舰到拖船，无所不包，大大小小加起来大约有30至40艘，其中包括两只破冰船，它们体积颇大，功率也很大。

看到如此壮观的舰队，我兴奋极了。于是，我向船长说，将我们的游船靠近一艘大型战舰。船长按我的吩咐，靠近了一艘大型战舰。就在这时，船上的一位军将看见了我，于是他走到船尾，用俄语与我交流。我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只好跟他打手语，表明我想上他的船。几经周折，他终于搞清楚了我的意思，并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水手的帮助下，我先上了跳板，而后经由梯子抵达那艘战舰。当时，江风很大，扬子江的洪波巨浪一阵儿接着一阵儿，非常凶险，令人胆战心惊。

我来到战舰上，四处走动。与此舰队本身相比，我认为舰队上的景观更让我觉得奇特。只见舰队的甲板上堆砌了各种各样的家庭用品，小到锅碗瓢勺，大到婴儿床，无所不有。比较搞笑的是，这时一位俄国母亲将孩子的尿布拿到炮筒上去晾，这个炮筒直径为五英寸。后来，一辆美国汽车进入我的视线，它差不多是新的。据说，汽车的主人是一位美国人，不幸的是，他于西伯利亚探险的途中遇难了。

过了好一会儿，此艘军舰的船长给我找来了一位懂点儿英语的官兵，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斯达科指挥着这支舰队。这位官兵还说，斯达科是海军上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被沙皇任命为司令，指挥着俄国的远东舰队。就在此时，船长插嘴说道：从海参崴航行时，我们带了大量的食品；如今，那些食品已经快没了，我们急需补给品。我与官兵的谈话因此中断。船长补充说：“我们从海参崴起航时，恰逢布尔什维克政党攻占海参崴的前夕。”当我问及船上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妇女儿童时，他解释说：“他们大多是官兵的家眷，为了远离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残酷统治，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这些平民才背井离乡，随军远行。”据说，途经上海时，斯达科海军上将本来打算将大部分平民送上岸，并把它们安顿在那里。悲惨的是，上海市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不过，事情发展到后来，这些俄国平民大都趁夜悄悄登陆到了上海。

随斯达科海军上将远征抵达上海的俄国官兵及其家眷，成为相继而来的俄国人的带头人。在他们之后，大批的俄国人涌入上海；这些人来自俄国各个地方，最西至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与一些保守的城市相比，上海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前来的外国人不需要拥有护照和签证，因此大批俄国人蜂拥而至，几年以来都是如此。对此，政府束手无策。这些前来上海的俄国人或坐火车，或乘轮船，不过大多身无分文。那时，从俄国到上海的火车很多，轮船也比比皆是，俄国人可以坐任何一趟火车，搭乘任何一条从北边来的轮船前往上海。这些前来上海的俄国人，贫贱至吉卜赛乞丐，高贵至沙皇贵族，囊括了俄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流浪时，那些富裕的俄国人携带了各种珠宝，这些珠宝是他们将财产变卖换来的。抵达上海后，这些人入驻豪华的旅馆，在那里坐吃山空，过着奢靡的生活。珠宝在上海当铺比比皆是，常常有爱好珠宝的人将这些稀有的珠宝以低价买进。这些珠宝中不乏俄国的本地货，其中既有珍稀的品种，又有略逊一筹的宝石，这种宝石源于享有盛名的乌拉山宝石矿。对于到底有多少俄国亡命徒抵达上海这个问题，没人知道确切的答案。然而，如果按一般的算法统计，大约在25000～50000人之间。大部分俄国亡命徒均是身无分文，难免时常忍冻挨饿。为了避免悲剧事件的发生，上海的慈善机构大发慈悲，在部分市区广泛地设立施粥厂。如此，这些俄国亡命徒不至于因长期忍冻挨饿而丧命。俄国亡命徒中不乏军人，大多是哥萨克人，他们曾在沙皇军队中服兵役。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这些军人始终对沙皇忠心耿耿。他们多数携带父母妻儿，一路仓皇而逃，从俄国到蒙古，最终逃到东北。俄国逃亡者既包括俄国乡下人和小城镇的居民，也包括曾经的大地主和大商人，不过前者占了很大的比例，后者只是零星的几个。由大地主、大商人到难民，可谓是身价大跌。由于俄共的缘故，俄国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寄居他国，倚仗外国人的接济过活。因此，这些俄国人不分尊卑，不分资历，无一例外都痛恨俄国共产党。先前，上海只有五六家人是俄国人，大批俄国逃亡者的前来改变了这种局面。那五六家俄国人除茶叶公司的老板外，就是与俄国亚洲银行有关的人士。不过，这些茶叶公司的老板是主流，他们都很富裕。俄国亚洲银行在上海外滩设立了一家分行，在其设立的众多亚洲分行中，上海分行是最重要的，它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楼。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蜂拥而至的俄国逃亡者并没有长期成为上海市的负担。相反，他们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而且迅速站稳了脚跟。这些哥萨克军人要么成为保镖，要么成为门卫。那时，中国的大商人相当有钱，敲诈和谋害大商人的事时有发生。鉴于此，大商人纷纷雇佣哥萨克军人作保镖。因为诸多不安全因素的存在，上海的金融机构、公司也聘用哥萨克军人作夜间门卫。后来，公共租界干脆组织了一个俄国志愿兵团，这个兵团成为国际志愿兵团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维护上海治安。

那时，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数以百计的俄国妇人开起了时装店、女帽店和美容店。许多杂货店在上海出现，商品琳琅满目，小到针线，大到婴儿车，无所不包。这些杂货店由俄国人经营，其祖先大多是犹太人。当时，俄国饭馆遍布大街小巷，每条街上至少有一两家。值得一提的是，法租界的俄国饭馆最为密集。在俄国饭馆开设后，俄国菜开始出现在上海。不久之后，俄国菜便在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之间流行起来。在俄国亡命徒的努力下，他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上海的西方白领和中国人无不对他们刮目相看。

上海的男人向来居多，不能不说上海是男人的天下。这些居住于上海的外国人多数是单身，于是数不胜数的恋爱在此酝酿，由此无数的国际联姻诞生了。那时，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上海，其官兵也参与了国际联姻。一次，我与陆战队的牧师聊天，当我问及他这些异国恋人过得是否开心，他说：“如同别的婚姻一样，官兵们的婚姻生活很美满。”从说话的语调判断，他说得很牵强。

后来，俄语受到上海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欢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非常流行。由此看来，当时俄国人在上海影响颇大，以至于上海的俄国人想用这种影响力来制造声势，从而干涉上海事务。我刚到上海之时，在上海是寻不到俄国教堂的踪影的。谁也不会想到，10年之后，即大量的俄国人逃到上海后，屹立于上海的俄国教堂已达到12座，其中不乏宏伟壮观的；这些教堂专为俄国希腊正教信徒设立。如此多的教堂设立之后，我意识到俄国人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曾访问过好多俄国家庭，无一例外，所有的家庭每个屋里都悬挂着圣像，挂像前是香炉，香炉里的油灯永远明晃晃的。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俄国人都要举行礼拜，形式多种多样，场面非常壮观。那时，上海的多数外国人都会前去围观。

第八章　我与哈定总统

那时，《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已经相当有影响力。为了在美国给这家报纸找一些固定的广告合作者，我盘算着回美国一趟，准备于1920年秋天启程。

哈劳德·达兰是美国达兰公司的亚洲代表，兼上海美国商会的主席。在我出发的前几天，忽然收到他的邀请，要我到美国俱乐部，说准备给我饯行。对此，我感到非常惊奇，真不清楚这位杰出的美国人是如何想的。

参加聚餐的除了我和哈劳德·达兰之外，还有卡尔·隋滋，他是一位有名的商人，经营木柴生意。当聚会行将结束时，卡尔·隋滋突然站了起来，几句寒暄之后，就扭过头来对我说：“我们草拟了一个《中国贸易法案》，旨在帮助上海的美国商人，你能不能去华盛顿走一圈，会见一下联邦政府，想方设法说服国会，使此法案获得通过？”

卡尔·隋滋又向我表示，倘若我答应他的请求，我于华府的住宿费将由上海的美国商会承担。他向我解释道：“到了华盛顿，你需要说服国会，使国会要员清楚此法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据我所知，完成这个任务不需要太长时间，仅需几个星期。”

我先前没去过华府，对它是如何运作促使美国发展的问题比较好奇，迫切地渴望去华府走走看看，以便解开心中的谜团，于是当即答应了卡尔·隋滋的请求。

在从美国西岸到纽约的途中，我经过芝加哥，在那里我下车访问了麦考米克上校。我在中国时，受《芝加哥论坛报》报社之托，就两三件事关重大的新闻作了调查；因而上校特别嘱咐我，要我回国时顺路去看望他。与上校交流时，我提及纽约之行的目的——说服国会通过《中国贸易法案》。听了我的话，上校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说：“倘若你今天坐24点左右的火车，明天早上6点方可抵达俄亥俄州的麦瑞昂。费尔·金斯莱是我们驻麦瑞昂的政治新闻特派员，现在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明天早上6点在火车站等你，而后引你拜访哈定总统。你所需做的就是想方设法赶上今晚12点左右的火车。”

听罢，我兴奋极了，没想到事情比我预想的还要好。我不仅有幸会见刚上任的哈定总统，还可以与其商议公务，并劝解他，以求得到他的支持，以便《中国贸易法案》予以通过。

次日早上6点30分，我出现在麦瑞昂火车站的走廊里。这个火车站的屋子采用木质结构，因其独具特色而享有盛名。后来，又过了几分钟，我才得以与费尔·金斯莱碰面，之后向他表明我此行的目的。金斯莱很爽快地说：“随我去见哈定总统吧，一定要赶在那群糊涂虫之前，拿下哈定。”

起初，我并不明白金斯莱的意思，询问他“那群糊涂虫”指什么。他解释说，那群人是些不切实际之徒，他们曾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与世界的和平问题与他商讨。在金斯莱的引领下，我不一会儿就到达了哈定家里。金斯莱邀我到哈定的接待室坐下，接待室中空无一人，大概是时间尚早的缘故吧。我坐在接待室里四下张望着，视线顺着脏兮兮的窗户一直到走廊里。只见一个体积超标、身体肥胖的人走了进来，我觉得似曾相识，却怎么也想不起何时何地曾谋面。思绪飘飞之际，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接待员。这位接待员告诉我说，哈定总统要见我。我还没来得及走进门，就被这个胖人一个劲儿给推开了，他向我解释说，为了赶上回纽约的火车，我有必要让着他。他还补充说：“我与哈定先生所谈的事关系到世界和平的大局。”话音刚落，他就抬头挺胸地进入哈定总统的房间。我只能在接待室里继续等待，这个胖人出来是一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哈定总统给我香烟的同时，微笑着对我说：“这个胖人是美国著名教育家，名字叫尼古拉·拜德勒。”

我把名片递给哈定总统，他看过名片后，对我说：“你是打中国来的吧？”

我对他说：“今天早上我一下火车，就直奔您这儿来了，此行主要是为了拜访您，希望取得您的支持，使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商人所期待的《中国贸易法案》。”他听得饶有兴趣，简直是我所没料想到的。他还对我讲，由于他的一位姑姑先前在中国传教的缘故，他心中充满了对中国的好奇感。后来，我调查得知：他姑姑传教于印度。美国人混淆中印这件事不足为奇，而且我早已习惯了。

在去上海之前，我仓促写了一本关于《中国贸易法案》的小册子。此时，我将这本小册子递给哈定总统。之后，我向他表明了美国在亚洲的商业贸易有不断加大的趋势，很有发展前景。我向哈定表示：新法案的通过不仅可以进一步开拓美国在亚洲的商务贸易领域，还可以在亚洲的商务界为美国赢回名声。我向他进一步解释道：“在亚洲的商务界，美国的名声因一些美国冒险家和小混混的为非作歹而受损。新法案的通过可以使美国在亚洲的商务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树立一个崭新的形象。”哈定听罢，激动地说：“没在华府就职前，我没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倘若你来白宫拜访我，我将尽力协助你，最终让国会通过你梦寐以求的法案。”

哈定总统履行了他的承诺，就任总统后，尽一切可能帮助我。我与哈定总统也慢慢熟悉起来，后来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关系。不论我何时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收到我的书信，他就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我。后来，我发觉那些不是关乎全体国民利益的法案，要获得国会的通过，绝不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情。一般说来，它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那着实是一个难熬的过程。

在新闻界，我有些朋友。鉴于我经历不多、经验欠缺的缘故，我时常向朋友们提及“让国会快速通过法案的秘诀何在”这个问题，但是总是招来一阵笑声，在记者群集的俱乐部里尤其如此。几位履历丰富的老记者对我说：“在华盛顿，如你一般的人比比皆是。他们以为一项法案获议会批准用不了多长时间，仅需7至10天。事实却并非如此，通常他们要等好久，一天等一天，最终等到所有的饭碗都丢了，只能靠做说客来过活。”不过，我发觉与内行相比，我不必遵照行规，可以随时随地地拜访一些有关的国会议员和其他人员，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优势。

后来，我有幸遇到来自圣路易的戴厄尔。当时，在国会议员中，戴厄尔属于共和党派。由于他想扬名的缘故，加之我的议案与对外贸易有关，足以满足他的欲望，因而戴厄尔当即答应了我的请求，表示将在国会中提出我的议案。那时，在国会众委员会中，戴厄尔从属于司法部。在我看来，不同的委员会之间是比较好沟通的，于是我对他说：“我的议案可否让别的委员会接手，比方说外交委员会，或许由它提出来更妥当一些。”听罢，他一个劲儿地摇头。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国会各委员会的成员之间勾心斗角，彼此猜忌。

在密苏里大学就读时，我上过关于政治和政府的课程，虽然对它们颇有研究，但是要想凭借所学的点滴知识而劝说国会通过法案，对于如我一样的学生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戴厄尔告诉我，召开听证会是一项法案必经的例行程序，因而议案通过前需要召开一次听证会。戴厄尔向我表示：相关人员在听证会上需要详细阐明法案的意义何在。接着，我们就日期问题进行了商讨，最终商定听证会大约在7天之后召开。之后，我便为筹备证词忙碌起来。与此同时，我拜访了纽约若干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总，邀他们各自派一位代表赴华盛顿参加以对外贸易为主题的听证会。先前，胡佛在中国矿业待过一段时间，任工程师一职；现如今他是商务部长。召开听证会那天，胡佛应我之邀，前来参会。对此，与会人员都很吃惊。

一切都如我所愿，正常运行着。不过，胡佛部长的到来让两位议员甚是恼怒，他们面带怒容地离开了会场。当我得知这两位议员向来不与胡佛部长打招呼时，十分纳闷。另一位参议员向我提及：胡佛部长与会并支持此项法案，终归是弊大于利。然而，无论前景是否乐观，《国会公报》在特刊上刊载了此次听证会的内容，此事对我甚是鼓舞。后来，为了获得美国商会的支持，引起他们对此次法案的注意，我想方设法搞到几份《国会公报》特刊的报纸，并将它们寄送给美国各个商会。

当时，亚洲贸易普遍增长，这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关注，各界人士对此饶有兴趣。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大众的这种心理，就法案的名称问题，我与戴厄尔进行了协商，最终商定以《中国贸易法案》为法案命名。事实证明，让国会通过法案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为此，我不得不拜访数不胜数的人物。记得有一次，我险些造成了国务院和商务部的纷争。那时，胡佛部长对我的法案很有兴致，国务院和商务部则不然。经过我不懈的努力，法案受到了全国各商会的欢迎。闻到风声后，国务院和商务部也暗中关注起来。国务院和商务部的相关人员暗自寻思着：倘若法案获得国会的通过，他们有理由主宰这个法案。在我看来，法案理应由商务部主管，国务院无权干涉，因为法案关乎贸易，属于商务领域。国务院相关人员却不这么认为。不同看法的激烈冲突，导致了听证会上我与国务院相关人员的口舌之争。

那时，我意识到让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可谓是困难重重。因为按照惯例，众议院和参议院是不会在一届听证会上同时认可一项法案的。为了打破这种常规，我灵机一动，当即辗转波士顿，在当地拜访了一位银行家威德。他先前去过亚洲，对与中国贸易的事件也相当关切。为了欢迎我的到来，在银行家俱乐部里，他略备酒宴。同时赴宴的还有波士顿区的对外贸易代表，他们都是受这位银行家的邀请，前来俱乐部的。

就在我向赴宴人士讲述法案时，一个人忽而推门而入，威德当即应酬道：“哎哟，市长大驾光临，幸会，幸会！请进，请进！我给你介绍一位从中国回来的朋友吧。”

进门后，彼得市长紧挨着我坐下来，他向我询问道：“你在中国从事何种职业？”

于是，我忙着向市长说明我此行的用意。然而，他心不在焉，并没有把我的话当回事。出于玩耍的目的，我曾经买过两块银元，一直放在口袋里。当时，我自感没趣，手里不停地玩弄银元。看到我手中的银元，市长的眼睛立即亮了起来，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中国银元，为了得到这两块银元，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听罢，我说：“哎呀，市长啊，您真是太客气了，我收受不起。我仅有的两块银元就在这里了。”

他小心地接过两块银元，高兴地说：“太谢谢你了！我的两个儿子都是银元爱好者，平日里最喜欢收集银元。我要把这两块银元当礼物送给他们，收到银元后，他们没准儿很兴奋呢。”他接着说道：“抱歉，我刚才琢磨别的事情，没听清楚你说的话，你可以再重复一遍吧，或许我可以帮助你。”

于是，我向他再一次述说此行的用意，着重指出《中国贸易法案》的通过不仅有利于恢复美国在中国的声誉，还为美国在中国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方便。我的话音刚落，彼得市长当即就给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们发电报，并要求他们不遗余力地给予《中国贸易法案》以支持。

几天之后，我返回华盛顿，并与戴厄尔一起会见了吉尔特。作为当选的马州众议院长，吉尔特一反常态，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彬彬有礼地说道：“波士顿对你们的法案饶有兴致，我也将把其列入考虑范围之内。”

那时，我迫切地想说：“波士顿对我们的法案的确很有兴趣，它应该归功于我的两块银元。”然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克制住了。

又过了一段时日，继参议院之后，众议院审核批准了我们的法案。接着，经开会决议后，《中国贸易法案》获得最后通过，于是首个关于公司的联邦法案诞生了。不过，会议最终决定此法案由商务部主宰，以至于后来每逢与国务院的那位官员会面，我都觉得很别扭。

《中国贸易法案》为规模较小的工商企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它也迎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胡佛在中国为美国商业开拓市场的需要。法案通过前，商务部仅派兰诺德代表来华驻京，显得比较消极。然而法案通过后，却是另一番景象：应商务部的派遣，各方专家前来中国，就中国经济状况问题展开了分析调查。此后，美国毫无顾忌地在中国开拓商业市场，这为日后美国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主导者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贸易法案》的许可下，数百万美元在中国市场流通。虽然无法确切地说出这些美元的具体数目，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数目一定很可观。《中国贸易法案》开始实施时，德拉威公司并不服管束，国会对此甚是无奈；然而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贸易法案》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制约着所有在亚洲运营的较重要的美国公司。

那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经香港政府授权，在遵照香港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英国公司在中国成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贸易法案》一项有关税收的条款，使美国公司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自此之后，美国公司不仅获得了与英国公司同等的待遇，还享有与英国公司一样的利益。

第九章　山东与华府

由于法案的事一再耽搁，直至1921年年末，我才结束了在华盛顿的任务。那时，读报纸时，我看到一则新闻。新闻里这样写着：由于海军军力限制的相关事宜有待商定，一些亚洲遗留问题尚待解决，哈定总统提出召开会议商议这些事情的主张。看到这些，我决定继续留下来参与这些事情。

科兹兰是密苏里州人，当威尔逊总统在任时，他曾身居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担任公共事务主任一职。在看到这则新闻几天之后，我于偶然的机会，与科兹兰碰面。互相问候之后，我们聊了起来，我问他：“你对哈定总统召开军备限制会议有何看法？”如同华府记者一样，他的回答相当流利，纯粹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

科兹兰说道：“当年，哈定总统就是凭借山东问题当选总统的。正因为如此，共和党人做点儿有利于中国的事是相当必要的。”听罢，我十分纳闷，于是询问他此话作何解释。他接着说：“在候选人选举中，哈定总统对山东问题的态度为他迎来了不少选票，因而不至于落选总统。在竞选演讲词中，哈定总统频繁提及‘山东被抢占’，旨在斥责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

在此次总统选举中，美国民众也听到了不和谐的声音，即日本相继与各国秘密签订协议，协议规定签约国需要认可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如此一来，巴黎和会上《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不但使日本在中国山东享有特权，在美国人看来，更为糟糕的是日本在马绍尔、加罗林、玛丽安娜等太平洋岛屿的权利也得到了各协约国的认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趁英美无暇东顾之际，在太平洋大肆扩张其势力范围，获得了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海军十分了解此举的险要性。对于让大众得知日本战略扩张的危害性一事，美国海军却显得无能为力。

然而，山东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1898年前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领土被列强瓜分殆尽。此时，为了防止英国和其他列强将中国领土完全侵夺，德国威廉大帝以山东土匪杀害德国的两个天主教神父为托词，强行占领了中国山东的胶州湾。胶州湾位于东海沿岸，是那里最优良的出海港口。此外，德国还抢占了中国山东青岛，那时它仅是一个人烟稀少的渔村。后来，威廉大帝向青岛派遣最出色的工程师，一改青岛落后的面貌，将其变为一个环境优美的现代化都市，此举旨在赶超英俄。之后，德国人获得了胶济铁路的修筑权。没过多久，胶济铁路成为联系青岛和山东省会城市济南的大动脉。以上简略地叙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对中国的侵略态势。

青岛北面数英里之外就是威海卫。如同日本人不乐意英国人在威海卫、俄国人在大连扩张势力范围一样，日本人对德国人强占中国胶州湾、抢夺中国青岛的事件也非常不满意。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解燃眉之急，日本人急切地向青岛进发。那时，德国虽然仅派了一小批部队驻守，但是日本人自始至终没有打进胶州湾，原因在于德国的炮台坚不可摧，而且德国拥有现代化的旋转炮。最终，日本改变了作战策略，先向中国领土进犯，再通过陆路攻打青岛。当德国人意识到战争形势对其不利时，便向日本人屈服。至于那些德国俘虏，日本人将其软禁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啤酒业从此诞生了。据说，在被软禁的德国人中，有人懂得如何造啤酒，日本人从他们那里学得了造啤酒的技术。

施肇基博士是中国驻美大使。一次我与他交谈，当我问及中国人为何对日本人强占山东极其反对，对德国人强占山东却无动于衷时，他严肃地说道：“德国人是积极的建设者，日本人是糟糕的破坏者。”他进一步解释道：“与德国人不同的是，日本人违反条约的规定，大肆地扩张其势力范围，渐渐地将其势力范围扩张至山东全省。另外，日本人不仅在天津租界秘密研制毒品——吗啡和海洛因，还实行非法贸易，偷运毒品；这些毒品对中国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吗啡和海洛因虽是采用化学方法从鸦片里提炼出来的，但与鸦片相比，其危害性却翻了几倍。

由于日本人抢占山东的事件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人很是不高兴。然而，从性质上来说，与山东问题相比，日本人占领太平洋诸群岛的事件显得尤为严重。这些岛屿横亘在美国与菲律宾和亚洲大陆之间，日本人对这些岛屿的占领，牵制了美国与亚洲联系。尽管日本人一再宣称不在这些岛屿上建设军事防备设施，但事实并非如此。

哈定总统宣布召开华盛顿会议后，就是否邀请中国参与会议的问题，国务院相关人员进行了商定。几经商议之后，哈定总统决定请一个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华府的消息传到北京，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北京政府甚是激动，竟然组成了一个300人的代表团。当驻华府的中国大使施肇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很是惊讶，一时摸不着头脑，不清楚该怎样解决代表团的食宿问题。

得知华盛顿会议的消息后，日本人忐忑不安。对于华盛顿会议，最初日本人漠不关心。后来，盟国德国被击垮，俄国又发生十月革命，日本人才意识到还是参加会议比较好。当时，各国相继同意赴华盛顿会议。在此14天之后，日本人也回复华盛顿，表示愿意接受请求，参加华盛顿会议。据说，由于英国政府许诺不在会议上给日本难堪，所以日本人才肯出席会议。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华盛顿会议的意义都非同小可。美国出于各国在太平洋岛屿的纷争可能引起新的战争的考虑，才召开华盛顿会议，企图尝试着化解这个危机——单从这点来说，华盛顿会议的意义也很重大。

一直以来，我参与诸多全体会议都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会议上时不时就有搞笑的事情发生。记得那是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召开时，与会国被要求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A、B、C……依次对号入座。最初，各国代表发言时都用英语，与别国不同的是，当轮到法国时，法国代表坚决要用法语发言，此事使大会议程有所耽搁。事实上，在这之前，重要性的国际会议都以法语为官方语言。次日，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新闻：法国是华盛顿会议上仅有的外国人，该新闻出自华府的一位作家之手。与此同时，巴尔的摩的报纸上刊载了旨在嘲讽法国的一幅漫画，此举遭到了法国代表的抗议，他们向国务院强烈谴责华府相关人员的做法损害了法国的形象。

还有一件趣事发生在施肇基身上，那时的他是华盛顿会议中国首席代表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会议期间，这件趣事一度传播开来，致使人尽皆知。当时，日本人答应从山东撤兵，为了商议日本撤退的细枝末节，美国国务卿海斯召见中日两国代表开会。在会议上，海斯在中日两国代表的公文上说：“我已到了垂暮之年，我期待在我有生之年，山东问题得以解决。”为了就退兵的详细步骤达成一致意见，海斯要邀请英美两国的代表出席此次会议。会议中，当中日两国代表谈及如何处理德国财产时，不知出于什么缘由，日本人坚决要取得青岛市一个洗衣店的经营权。这个洗衣店起初是由德国人建立的，当时是由青岛市政府经营。双方就洗衣店的经营权问题，彼此争论不休，整整坚持了几个小时。之后，施肇基对美国的代表姆瑞利小声说道：“中国向来是彬彬有礼的国度，为了表示我们待客之热忱，就把这个洗衣店让给他们日本经营吧。很久以前，我们中国就享有了世界洗衣人的美誉，如今我们很乐意与他们日本人共享。”

然而，事实证明，华盛顿会议失败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后来，我与美国新闻领域的一位朋友交流。当我们谈及华盛顿会议究竟为何会失败时，这位朋友慢条斯理地说道：“华盛顿会议的最大胜利者是美国，在处理中国的问题上，美国政府没有诚意，因为会议的诸多条款都没有落到实处。”

乍一听，这位美国朋友的话貌似合理；但细细品味，的确有所偏颇。在我的另一位朋友看来，由于每一个国家都曾抱有幻想，因此对于华盛顿会议的失败，每个国家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一位中国朋友交谈时，他大肆发牢骚，诉说华盛顿会议没有带给中国实际的利益。他愤愤不平地说：“华盛顿会议标榜着自由，却没有将之付诸实施。会议曾通过了取消外国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条款，美国还宣称派遣代表到中国就治外法权问题展开调查。然而，时隔几个月了，却迟迟不见代表的踪影。令人寒心的是，美国不承认孙中山及其同仁成立的共和国政府，只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那时北京政府以军阀为靠山。再者，英美两国对孙中山成立的广东革命政府坐视不管，他们不是广东政府成长的协助者，而是在俄国人支援下，广东政府曲折发展的旁观者。”

第十章　华北的军阀混战

1922年2月6日，华盛顿军备会议结束，旨在限制海军军备竞赛。与此同时，我盘算着离开华盛顿，重返上海。因为当时《中国贸易法案》经参议院、众议院通过后，已交给审议委员们，由他们商议后做最后决定。此时，对于我在华盛顿付出的心血，我甚是看好。起初，我认为说服国会通过上海的美国商人期望的《中国贸易法案》是不可能的事情；如今，我竟然完成了，我为自己而感到自豪。

如同《中国贸易法案》一样，华盛顿军备会议也影响着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毫不夸张地说，它亦奠定了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新基石。我认为，这个新基石有利于提升美国在中国的声望。此后，美国担当起维护世界和平和主权完整的重任，极力劝解他国，希望别国就对中国政策问题，与美国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在取消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及保障中国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问题上。

1922年5月4日，我坐船到达上海之时，中国的形势不容乐观。那时，直奉大战初露端倪，直系军阀由张作霖领导，受日本支持，奉系军阀由吴佩孚领导，当时他是华北军事的领袖。华盛顿军备会议之后，各国对中国普遍关注，美国报纸的头版上刊载了直奉大战的新闻也不足为奇。

接着，我赶往北京，旨在多方位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在去北京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直奉大战并没有过多地波及各地区的市场，铁路交通都没被中断。为了给军车让行，我搭乘的火车中途暂停了一下，这大概是战争仅有的副产品。一路上我欣赏着窗外的风景，只见铁轨两旁是一块块的农田，中国的农民依然在田里辛勤地劳作。之后，我破天荒地发觉，从表面上看来，华北诸省的政治军事首领是北京政府的忠实拥护者，其实不然，他们一切行为的宗旨是扩张个人势力。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是个忠实的基督教信徒。那时军阀混战，奉系军阀扎根于河南洛阳，在冯玉祥将军的协助下，奉系军阀打败了直系军阀，直系军阀的头领张作霖逃窜到中国东北。

从1922年开始到1928年结束，中国军阀混战长达七年之久。在此之前，蒋介石还尚未统一全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在诸军阀将领中，吴佩孚是唯一一个可能统一中国的人物。如此看来，他还称得上是个人才。那时，吴佩孚的相貌与华北诸省的将领差异很大：一小撮短而红的胡子挂在嘴边，长长的脸，高高的额头，漂亮的鼻子，难怪拜访吴佩孚的外国人见到他后感到非常惊奇。值得一提的是，吴佩孚是清朝的一位秀才，与其他军阀相比，他肚子里的墨水最多了。

吴佩孚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他酒量超人，喝大量的白兰地都不在话下，更不用提绍兴酒或山西汾酒了。因为他嗜酒，还闹出了笑话。事情是这样的：一次，正当吴佩孚的寿辰之际，冯玉祥略备薄礼前来赴宴，以表祝贺。由于礼物很大，他只好选两名大力士前去收礼。两名手下将礼物抬到宴会的房里。当勤务兵将礼物打开时，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少有的瓷瓶。接着，勤务兵揭开瓶盖，将瓷瓶放在吴佩孚跟前。他拿大勺在瓶里盛了一勺，起身与冯玉祥碰杯，以示敬意。只见吴佩孚将喝到嘴里的液体吐了出来，此时他才意识到瓷瓶里装的不是酒而是水，显得有点儿失落。

在1926年到1927年冬天这段时期里，我拜访了吴佩孚将军，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后一次与吴将军谋面，或许也是他最后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当时，反共联军指挥部位于杭州，吴佩孚刚任反共联军总司令一职。与此同时，南方的革命势力非常强大，革命活动风起云涌。表面上听起来，反共联军的头号很不一般，而事实上，它的境地十分危险。那时，杭州已经是奉系军阀抵御南方革命力量的最后一道防线。与先前相比，这时的吴将军更加嗜酒，加之在与国民革命军的较量中吴军在湖南溃败，他显得更加颓废。后来，吴军在武昌激战中再一次溃败，正是这次战役宣告了吴军的瓦解。

与他会面时，正值用餐时间，于是吴将军邀我一起吃早餐。见面时，一本破烂的中国古书攥在吴将军手里；用餐时，他时不时地翻翻那本书。出于好奇，我向吴将军打听此书的书名。他一边笑一边说道：“《孙子兵法》。”后来他又补充说道：“那时武器装备极其落后，既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鉴于吴军溃败，吴佩孚被迫离任。后来，有人推荐他做文职，但是都被他严词拒绝了。吴佩孚生性耿直，从来不牟取私利。曾经，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然而，正因为此，他一度说明他仅仅是个军人，不通晓政治。那时，中国的内部战争常常是政治、军事混杂的，而且政治因素时常超过军事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军之所以溃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吴佩孚不熟悉政务。

提及吴佩孚，我不得不谈谈冯玉祥。冯玉祥可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1922年，冯玉祥曾援助吴佩孚的军队。先前，冯玉祥去过俄国，在那里接受了特别的军事训练。冯玉祥部队的枪支是由俄国提供的，除少数由美国制造外，其余全是俄国步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沙皇政府曾从美国买过枪支，美国政府也曾赠送给沙皇枪支。如此看来，冯玉祥的军队中有美国制造的枪支也不足为奇了。

卡尔·拉塔克是忠实的托洛斯基的信仰者，他作为宣传员，曾肩负宣传的使命，为苏俄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战争中为了保存性命，他曾逃亡海外，当他再次返回俄国时，正值斯大林施行大整顿运动，很不幸的是，卡尔·拉塔克被捕入狱。为了打破监狱沉闷的气氛，每当无聊至极时，拉塔克就讲冯玉祥的故事给监狱里的同伴听，这常常勾起大家的笑意。拉塔克之所以说冯玉祥，那是因为他主讲过“革命策略”课，那时冯玉祥是他的学生。拉塔克讲道：“冯玉祥出生于中国北方，在那里落后的农村长大成人。还记得每当听课时，他总是像木偶似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声不响，课堂上的任何问题都不足以激起他的兴趣。突然有一天，冯玉祥认真听讲起来，并大胆发言，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原来是因为这节课中涉及了两个他感兴趣的话题——军费问题和占领区财务问题。由于大部分中国老式军人是凭借盘剥士兵粮饷而发达的，因而按照常规，像军费和占领区财务这类问题应该是中国老式军人所关注的。”

冯玉祥成长为军队将领，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可以说是相当地不容易。在长久的军队生活里，他不断摸索着，慢慢地积累了各种各样的战略战术。美国传教士曾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受其影响，冯玉祥慢慢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最终接受洗礼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冯玉祥在河南担任督军一职时，统领了一个师的部队，那时他向全体官兵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到黄河中接受洗礼。如此一来，一个师的部队全成为基督教信徒。1924年，他入驻北京进行防守，在当地结识了北京女青年会的秘书，并与她结婚。在军事上，他是位将才；然而在政治上，他不是可靠的朋友。1924年直奉大战之际，他投降了敌人，出卖了吴佩孚，虏获了曹锟，撵走了宣统皇帝。一次，我与一群记者一道拜访了冯玉祥。那时，冯玉祥大约有六英尺高，肩膀甚是宽阔，腰也很壮实。看着这位相貌不凡的将领，我们惊呆了。起头的可能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说：“冯将军，您长得真高啊！”冯将军当即回复说：“你说的一点儿也没错。为了彼此平视对方，你需要将我的头颅砍下来，置于你头颅之上。”听罢，那个《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愣是神魂颠倒了好些时日。

冯玉祥曾被任命为总司令，率领西北军在张家口驻扎。为了让士兵了解国际政治形势，他请了很多美国传教士和大学教授到军营就国际政治问题予以解说。当时，被邀请的美国教授和传教士需要在军营待上两三天。正因为如此，冯玉祥向他的一位朋友打听外国人的饮食爱好，他说：“外国人平日里最爱吃什么东西？”那位朋友没理解冯玉祥的真正用意，随即答道：“冰淇淋。”如此一来，那些经过长途跋涉，前往张家口讲述国际政治情势的美国教授和传教士只好顿顿靠冰淇淋填饱肚子了。

华盛顿会议圆满结束后，在我的陪同下，美国国会议员前来亚洲访问。途中，我顺便拜访了张作霖将军，还记得事情发生在1923年的春天。在我所作的采访中，那是印象颇深的一次。

在中国人眼里，张作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东北“红胡子”。“红胡子”这个说法由来已久，追溯其历史，那要回到几个世纪前。当时，俄国海盗时不时地进犯中国东北黑龙江一带，于是那片的中国人将俄国海盗称为“红胡子”。之后，在中俄边境的荒山野岭常有土匪出入，于是“红胡子”便成为那些行踪不定进出荒山野岭的俄国人和中国人的通称。张作霖的外号可不止一个，除了“红胡子”外，由于他无所畏惧的精神和蛮横性格，外国人给了他另一个外号“东北之虎”。据说，他曾经是个强盗首领，络腮胡子爬满了脸，左右屁股上还各挎一支枪。这两个外号在我耳旁回旋了好久，我一心想着拜访他。当时，我与张作霖提前约好会面，我等了良久，一位个头不高、和蔼可亲、皮肤白皙、面无须发的人向我走来，当旁人告我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就是张作霖将军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不过，他老虎似的风范，我还是领略到了。我们见面后，他把我带到另一间房里，邀我在他对面的沙发坐下。当时，两只东北虎恰巧在我沙发的后面，它们相对而站，彼此头与头的间距约六英寸。我与它们挨得很近，近得让我产生了错觉，我原本以为它们的胡子一直在我的后脑门上蹭来蹭去。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向张作霖将军请教了关于中国内政的几个问题。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指出其目标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其间着重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表明他的一切举措以和平为宗旨。同时，他指出为了维护和平，必要的时候可以借助武力。末了，他强调他的任何策略都与日本人毫无瓜葛。

然而，在交谈时，我一再向他提及外界传播的他与日本人勾结的舆论。他接着我的话说，在中国东北，当日本与俄国激战时，那时仅有一支游击队归他领导，为了协助日本人，他带领游击队在俄军后方暗中捣毁交通线路。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惨败，或许张作霖带队捣毁交通线路也是原因之一。由于他打小生存在东北的荒山野岭之中，于是他自豪地说：“没有谁比我更能胜任于俄军后方捣毁交通线路的工作了。”

外界很少有人知晓张作霖的父母。据说，其父亲也被人称为“红胡子”。我盘问他：“请问您曾经就读于何所学校，在哪里接受过教育呢？”他眨了下眼，当即诙谐风趣地答道：“我唯一就读的学校就是绿林学校。”

1922年直奉大战中，张作霖被吴佩孚打败，自此之后，张作霖率直系军阀残部驻扎东北，对当地实行半独立的统治，压根儿不听从北京政府的指挥。不过，在东北诸省，海关、邮局以及其他部门的人员依然按惯例行事。为了援助北方诸省军阀，共同抵抗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1926年年终，张作霖辗转北京。那时，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国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革命人士遍及长江沿岸，南京国民革命政府也已经成立。

外界舆论将张作霖此举说成是迫于日本压力之举，舆论声称：那时，部分中国军阀处于日本政府支持之下，不希望看到国民革命力量遍及华北。然而，张作霖拒不承认这种舆论，多次强调他从未在日本人影响或威胁下做过任何事情。令我遗憾的是，当我再次约张作霖会谈时，日本人从中干涉，约定被迫取消。

后来，国民革命军顺利到达山东。为了自保，张作霖率部离京，撤退到沈阳。他们搭乘的火车途经皇姑屯的一座桥时，火车忽然发生意外，整个火车爆炸，张作霖将军所在的车厢更是被炸得不堪。自然，张作霖及其部下也被炸得体无完肤，空留一地灰烬。当时，日本对南满铁路施行了全方位的控制，皇姑屯沿线恰巧是南满铁路的一部分。由此看来，爆炸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日本人的蓄意行为，旨在惩戒张作霖自作主张，私自撤兵的行为。此消息传到东京，当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首相被迫引咎辞职。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继承了他的位子，担当起统领东北各省军阀的重任。张学良一上任，当即宣称愿意接受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在张学良的号召下，许许多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荡在东北诸省上空，好一派壮观景象。

在后人看来，张作霖并非一个爱国者，那是因为他总是生活在日本军阀的阴影之下，并频繁地接受日本人的调遣。然而，张作霖称得上是教育和政治的热心人士，他将大把的资金贡献给教育事业。张作霖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却通晓国际政治，凭借这种资质，在东北与日本人和俄国人斡旋。无论如何，在张作霖管辖下，东北领土保持了相对完整的状态。单从这方面来说，张作霖不愧是明智的政治人士。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不久，我返回上海，接下来我在上海的一年时间里，《密勒氏评论报》报社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好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自《密勒氏评论报》创刊以来，其经营者密勒先生在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此时他盘算着隐身而退。1917年密勒离上海而去，返回纽约，我原本以为他还会回来的，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也毫不见他的踪影。当时，北京政府极力聘请密勒先生担任顾问，1922年，他决定答应北京政府的请求，于是将报社的股权完全抛售给我。这样一来，我不但是报社的主笔，还当起了报社的老板。《密勒氏评论报》一直靠柯恩先生的资金维持着，由于密勒先生退出，柯恩先生决定撤资。如此，我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当时《密勒氏评论报》得以幸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之前从中国公司争取到的固定广告合同。鉴于报社幸存，加之由我一人经营，我思量着为报社换个名字。“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英文名字。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密勒氏评论报》这个名称过于局限，从字面上看来，它着重突出个人，为此我曾经尝试着换用几个不同的名字，最初我使用的是“远东评论报”，最终我决定选用“中国评论周报”，并从1923年6月开始执行。

为了给报社换个像样的名字，我们费尽周折。期间，我有意外的收获，发现了一句有趣的话，美国俗语说“名字就是一切”，这在中国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在中国，一个名字获得名声后，是轻易不会变换的。名字的字体都不可以变换，更不用说是名字本身了。名字的轻微变化或被盗用都会使顾客望而却步，为此公司将蒙受巨大损失，因而外国公司尽心竭力地维护公司的名字。与外国名字相比，中国名字尤其如此。不管是只知晓母语的中国人，还是懂外语的中国人，在看东西时，他们往往习惯先看中文。于是，我们决定不再变更报社期刊的名字，还是延续期刊起初发行时的中文名字——《密勒氏评论报》。

第十一章　蓝钢皮事件

1923年5月5日晚上，我与媒介的几位朋友一起乘坐火车，从南京出发，前往北京。为救济因黄河发洪水而受灾的民众，美国红十字会划拨了一笔款项，旨在早日完成复原计划。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就刚刚完成的复原计划作一个专访。我们搭乘的列车名为“蓝钢皮”，中国政府铁道部门从美国买回它才不久，那是几个月前的事情。“蓝钢皮”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火车，也是亚洲唯一的一列全钢火车。它由三个层次的车厢组成，分别是头等车厢、二等车厢、三等车厢。头等车厢比较特别，它由一些带有卧铺的小隔间组成，非常舒适；乘客有的前去中国经商，有的外出周游各国，他们来自六七个不同的国家。

头等车厢的乘客分属不同的国籍——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罗马尼亚和中国；不过，中国人居多，罗马尼亚人仅有一个。这些乘客包括许许多多的妇女和儿童，露丝·奥尔达里奇小姐是其中的一位。她是小洛克菲勒的表妹，也是古纳尔逊·奥尔达里奇的女儿，那时的古纳尔逊在罗德岛州的选举中被选为参议员。除她的法国女仆外，与奥尔达里奇小姐一起旅行的还有麦克费丹小姐。此外，还有几个法国人和美国商人，以及两位美国陆军军官和他们的妻儿。这两位军官是艾伦和平格，他们都是少校级别。瓜达拉哈纳是位于墨西哥西部的一个城市，头等车厢的两名墨西哥人就来自这里，他们是安司纳·威瑞阿夫妇。这对夫妇新婚燕尔，此次来亚洲主要是为了度蜜月。威瑞阿先生先前是墨西哥赫赫有名的工业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墨索先生，他是一位十分有钱的律师，在上海租界曾发了一大笔财，不过很少有人了解他是如何发财的。他的人生履历极其丰富，曾多年在上海鸦片烟公会担任法律顾问，与别人合营罗马一家有名的报社，拥有一半的股份，拥护意大利有名的暴君墨索里尼，是较早的支持者之一。此次随他出行的还有希格诺瑞亚·拜瑞莉小姐，她是他的秘书，相貌很是出众。值得一提的是，乘客中还有一些日本人，虽然他们买的是上海至北京的全程票，但是却在徐州府趁着天黑跳下火车。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才听说的。

拜鲁彼与我共用一个头等车厢，他是一名法国人，目前就职于中国关务署。由于法国的兵役期已满，所以他离开本土，此次重返中国主要是为了恢复工作。在此之前，我们素不相识，我自然一点儿也不了解拜鲁彼。当提及欧战和亚洲错综复杂的政治情形时，我们的话突然多了起来，彼此聊得很投机，一直到凌晨两点。那时正值中国北方初春时节，一轮皎洁的月亮悬挂在天空中，月光洒在光秃秃的山东山脉上，明晃晃的，山脉清晰地映入眼帘。打开窗户时，一阵和煦的春风迎面吹来，我们一起享受着这原野的气息。当我们准备睡觉时，隔窗望去，一个山区进入视线。我向拜鲁彼解释说，这片山区是江苏、河南、山东三省的交界地带，之前是土匪出没无常的地段；如此说来，列车目前正在“土匪窝”中运行。这些土匪多半是军阀出身，由于军阀溃败后，他们无以维持生计，便干起了土匪的营生。表面上看来，某些土匪高举“劫富济贫”的旗帜，但事实上多半干着非法的勾当，在附近城市和村庄打家劫舍，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就在我们简短的谈话期间，火车出了江苏省，驶入山东省，不过行驶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忽然一阵刺耳的汽笛声响起，列车猛然停了下来。只见乘客忽而前倾，多半跌出了座位，可见列车停得太急了。紧随着，车厢外一片混乱，叫喊声夹杂着枪声。出于好奇，我将头探出窗外，想瞧瞧车外发生了何事。就在这时，只听“嗖”的一声，一颗子弹飞过我的头顶，吓了我一大跳，我赶忙把头缩回车窗里。即便如此，我还是可以看到窗外的情况，只见一伙人涌来，边喊边开枪，朝着我们列车飞奔而来。他们到达车窗跟前时，竞相从窗而入，将乘客逐一赶出，而后挨个搜翻乘客的行李箱包。面对此种情形，那位罗马尼亚乘客奋起反抗，竟然拿茶壶向土匪砸去，事实证明他的反抗毫无意义，最后他被一名土匪一枪击毙。自此之后，乘客再没有任何反抗举措。我的行李袋里有一把自动手枪，口径为零点二五，它是我在华盛顿时买的，与我同房间的法国人则有一把左轮手枪。但是，与土匪相比，我们的手枪差远了。于是，我们将手枪主动交给在我们房间里抢劫的土匪。他们得到我俩的手枪后，非常高兴，因而给了我们点儿小特权，即让我俩穿上衣服和鞋袜。别的乘客则没有此待遇了，只见他们身穿睡衣或睡袍，被土匪押解着，正在河岸上排队呢。

后来，土匪进行了分工，一些在河岸上盯着我们，一些则在车厢中从容地抢劫旅客们的财物。从箱包行李到邮局的包裹，无不经过土匪之手。令我吃惊的是，土匪还打劫床垫、毛毯，甚至翻看里面是否藏了值钱的东西。我亲自看到了这样一种场景：一个土匪的口袋里满是电灯泡。当土匪的抢劫活动告一段落后，一位年轻的土匪下达押送我们离开的命令，起初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土匪头目孙美瑶。于是，我们排成纵队，沿着一条草木凋零的峡谷向着山区迈进。每一个乘客都由两名土匪押解着，左右两边各一名。蓝皮车上的旅客有200人左右，土匪却有1000多人。

我与同房间的那个法国人握了握手，彼此约定在这场劫难没过去之前，无论何时何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互相照应，并且尽量不要分开。我们艰难地行走在一个峡谷中，只见草木凋零、乱石遍地。就在穿越峡谷之时，一阵女人的哭声传来。为了看个究竟，我与拜鲁彼加快了脚步。走近时，我们发现原来哭的女人是马塔莫塞尔·史康保，她是奥尔达里奇小姐的仆人。只见她手捂着肋骨，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貌似受伤的样子。出于同情，我们搀扶着她行走。当我们向前走了一段路之后，她告知我们她是混血儿，其父母来自法国和美国。她还说出一个隐情：她的睡袍里搁着奥尔达里奇小姐的钱包，一些贵重的首饰和珠宝就装在钱包里，因而她不得不佯装受伤，手捂肋骨前行。她的行为引起了身边土匪的注意，他们一直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她。由于担心天明之后土匪察觉她的秘密所在，她于是向我们求助，询问如何是好。拜鲁彼和我都不情愿承担起保护首饰珠宝的重任，因为这样风险太大了。于是，我劝说这位法国女仆趁机把钱包丢掉。照这样做的话，或许它有幸被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捡到，将来还有物归原主的一天。但是这位女仆不听劝，表示愿意以命相保。后来，我们途经一块农田，在那里土匪们劫了一匹驴。我和拜鲁彼想方设法劝说土匪，希望他们允许这位佯装受伤的法国女仆和一个美国军官的幼子骑着驴走路。

天明之后，峡谷中呈现了一派壮观的景象。这些火车上的旅客们，一人由两名土匪相伴，像龙一样蜿蜒盘旋在山谷中，绵延半里路，直至山脚下。紧随旅客的是土匪队伍，他们扛着从火车上抢来的箱包行李和卧车箱里的床垫子行进着，个个大汗淋漓。太阳慢慢升起来，气温愈来愈高，山坡也渐渐陡了，土匪们接二连三地将原本视为宝贝的垫子扔在地上休息起来，或坐或躺，或许他们觉得太费劲了吧。

无一例外，土匪们都抢到一些小东西，像牙刷、牙膏、保险刀、胡子膏、照相机、胶卷、自来水笔、钥匙串、小刀、爽身粉、化妆品，等等。其中一个土匪将抢来的一件女人的胸罩围在腰间，将他抢到的一些小物件放在胸罩的两个壳子里。在被土匪赶出火车时，多数旅客都没来得及穿鞋，爬山时脚疼痛难忍，因而行动速度缓慢也不足为怪了。由于我和拜鲁彼穿着鞋子，与别的旅客相比，我们走得还算快，走着走着，便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在这儿，我们看见了一位妇女吃力地坐在驴背上，驴背上没有鞍蹬。倘若一阵大风袭来，那么她身上的丝质睡袍或许会被吹跑。于是我琢磨着给她找点儿东西，以便她能稳妥地坐在驴背上，同时使她的睡袍不至于被风卷跑。我用眼扫描着，忽而眼前一亮，一顶宽边帽进入视线，它是土匪从火车上劫来的女人的帽子。于是，我走上前去向土匪索要，同时指了指坐在驴背上的女人。土匪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笑嘻嘻地将草帽递给我。我加快步伐，赶上刚才那位女子，当我将草帽给她时，她随即把它扔在地上。起初我有点儿纳闷，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她既要担心睡袍不被风卷走，又得在驴背上坐稳当，如果此时再来一顶草帽，她当然分身无术，无暇顾及了。这位骑驴的妇女是奥尔达里奇小姐。我寻思着，她最需要的大概是使她在驴背上稳当地坐着的东西。突然，枪声从队伍后面很远的地方传来，甚是响亮。与此同时，一颗子弹急速地从我头顶飞过去，打在山岩上，之后又被山岩挡了回来。于是先前行进缓慢的我们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开枪的是民团武装，他们来自邻近的县城，是由铁路当局调配来的。在民团部队开枪后，土匪们也当即开枪回应，毫不示弱。由于害怕，旅客们大多在邻近的山石背后藏了起来。事实上，彼此都没打人，只是朝天放枪，压根儿没有任何险情。

当天上午10点钟光景，我们登上了山顶。山顶有一座碉堡，碉堡虽然简单粗陋，但相对完整，设有墙垛和枪眼。众人经过长途跋涉，早已疲惫不堪，饥渴难忍，因而当费尽千辛万苦寻得一片空地时，我们瘫痪在地上。稍微休憩之后，土匪让我们从他们抢来的箱包行李中挑拣自己的衣服穿上。只听见旅客你一言我一语说道“喂，那是我的裤子，赶紧还给我”“拜托了，找你自己的鞋去，别穿我的”……一片喧哗声，这倒给土匪们带来了不少乐子。旅客中女士有的划破了脚，有的扭伤了脚踝骨，几位男士看到这种情景，不惜将他们的睡衣撕扯成条子，给女士包扎，彰显了绅士风范。

在我看来，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法国女仆和奥尔达里奇小姐身上。当法国女仆将那些贵重的首饰珠宝给奥尔达里奇小姐时，奥尔达里奇小姐四下察看了周围的地形，接着趁土匪一不留神，迅速地将珠宝袋藏在一块大石头下。后来，为了日后寻回那些珠宝，她从土匪头目那里借来一根铅笔，在藏珠宝的地方画了一幅地形方位简图，并将它搁在鞋尖里。几周以后，绑架事件得以解决，应奥尔达里奇小姐的要求，济南市施康尼办公室的一位职员专门来到这个山区，找到钱包后，将其物归原主。

在长途跋涉中，旅客多半或轻或重受了伤。就在我们治疗跌伤、创伤以及想方设法使女性乘客少吃点儿苦时，土匪首领聚拢起来，召开会议。后来，开会的频率越来越高，以至于在我脑海中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对于如何劫车，土匪们做过周密的规划；至于劫车后应当如何行动，土匪们则没有详尽的策略。为了了解官方的动静，土匪时而派人下山侦查；在侦查人员报告官方的最新动向后，会议将再次召开。自从前一天吃了顿晚餐后，我们一直没吃没喝地过活，此时，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我们非常渴望一顿晚餐的降临。恰巧，这天就在天行将黑时，有几个人背着篮子和瓦罐走来，篮子里满是鲜鸡蛋，瓦罐里装满了清水，门口立刻骚动起来。土匪们分发给我们人手一个鸡蛋，并向我们展示了新鲜吃法：先在鸡蛋两端各敲一小洞，之后将它放入嘴里，将蛋黄、蛋清一并吸去。瓦罐里的水则没有量的限制，可以随便喝，旅客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这天下午，枪声再次响起来。穿过铁路上空，子弹朝着我们这边的山石飞奔而来。下午5点左右，一位土匪头目向我们走来，要求我们写一封信给吴毓麟和田中玉，信的梗概是：倘若你们不停止射击，那么我们将把外国俘虏全部杀掉。那时吴毓麟任交通总长，田中玉则任督军。我对土匪说，除非你们将妇女、儿童全部放了，否则我不写信。当时，我是旅客中仅有的外国记者，因而旅客们一直认同并推荐我写这封信。其实，与我一起搭乘这列火车的人中，还有一名外国记者——赖瑞·拉伯士，只不过当土匪劫车时，他藏在火车座位下，而后趁乱逃脱了。当时，赖瑞·拉伯士在上海《大陆报》英文报社从事记者的工作；之后他在美联社工作，担任特派员一职，曾经一度红了起来；再后来，他在麦克阿瑟将军总部工作，任上校参谋。信件写好后，这个土匪头目要求派一个人将信送给当地政府，最初强烈要求派一个外国人的他，想法后来发生了变化，决定把信交由他的一个贴身随从。这个随从手举一根绑着白布的木棍小心谨慎地走着，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这个随从将白布晃动了一番，当枪声停下来后，他便向山下走去。

黑幕降临时，土匪们开始整理他们的东西，打算撤离山顶。与此同时，土匪向我们暗示，要我们做好与他们一起撤离的准备。此时，旅客中的一位女士朝我走来，看起来稍有些迟疑。这位女士走到我跟前，向我表示要与我单独说话。我答应了她的请求，随她来到一个犄角旮旯里，看见一个女士半身躲藏在另外两个妇女身后，她指着那个女士，对我说：“你可不可以去会一会土匪头目，跟他们谈一谈，请求他们从行李箱包中为她找一件合适的女士衣服。”我立刻答应了她。与其说她是女人，不如说她是女孩，因为她才18岁左右光景。只见她上边穿着一件棉质薄衬衫，下边穿着一件黑色贴身假缎裤，裤边距膝盖五英寸左右。这位女孩就是希格诺瑞亚·拜瑞莉小姐，正是意大利律师墨索的秘书。我们翻遍了旅客的行李箱包，也没寻到墨索在场的证据。我们推测或许他根本没到达山顶。因为墨索身宽体胖，体重严重超标，多于300磅，爬山极其不便。自然，墨索大概不晓得目前他的秘书因衣服短缺而造成的不堪状况。后来，有人从土匪抢夺的财物中寻得一件丝质长袍，大抵还算合适，这种不堪的状况才得以消除。拜瑞莉穿上那件丝质长袍后，向大伙儿致谢。不过，由于拜瑞莉讲的是意大利语，所以没有谁能听懂，但是她的一番心意大伙儿还是领了。

晚上，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顷刻间山里雷电交加，雷声震耳欲聋，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滂沱大雨。就在这时，土匪头目蓦地要求我们启程。山中的疾风骤雨时常让人喘不上气来，但是没有谁敢奋起反抗。一道道的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天空，就在这不停的闪电中，我们沿着一条陡峻的山路向山的另一面走着，一路上难免磕磕碰碰。后来，我们途经一个山谷，由于大雨的关照，山谷里汪洋一片，还诞生了一条小河。在这汪洋的河水中，我们步履维艰，费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一个村庄的外围。此时，一阵狗叫声传来。当时天色已晚，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了村庄里黑色的墙壁。于是，土匪们押着我们进入一个四合院。由于恰逢阴天，又没有灯光，此时的四合院一团漆黑。不过，我们还可以大抵看出它的模样，只见四合院呈长方形，一堵不高的泥墙环绕在院子周围，每一面都矗立着一栋屋子。土匪把我们押到院子里后，便要求我们进入房门敞开的屋里。乍看起来，屋子坚固得很。进入房屋后，我们四下打量着，只见干燥的地上平铺一层高粱秸秆。中国南方以稻米为主食，与南方不同的是，中国北方以高粱为主食，人和畜生主要依靠它维持生存。中国北方的农民常常把高粱加工成烙饼来吃，做起来并不麻烦，只需将高粱磨成面粉，再加入盐和水即可。当天晚上，我们真是没口福，每人只喝到了土匪提供的一碗热茶。由于太困了，喝完热茶后，我们将湿衣服脱掉，在铺着高粱秸秆的地上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是自然而醒的，而是忽然间被什么声音吵醒的。我们醒来时，察觉到土匪们急急忙忙的，貌似准备赶路。当我们一切收拾妥当打算启程之际，一阵骚动突然产生了，恰巧在四合院的前面。只见一位大胖子在一个铺着麦秆的担架上躺着，他便是我们旅行中的同伴墨索——意大利律师。据说，爬山时，他一不留神就跌到了山脚，伤及脊椎骨，无法行走，土匪们不想把他一人扔那儿，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抬着他行走。如此看来，土匪们还蛮有人情味的。

此次集合时，我们发觉妇女全部消失了，即便查找了四合院的各个角落，也没发现一个女人的影子。我们凑上前去问附近的土匪时，土匪只说了两个字“美瑶”，甚是简洁。不过，我们都知道他的言外之意：麻烦你们向孙美瑶打听吧，我对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我们很是纳闷。起初，我们只知道女人的声音来自身穿豪华衣服的年轻男士，后来我们才获悉女人的声音事实上来自一位女士，她就是女扮男装的威瑞阿夫人，她是墨西哥工业家安司纳·威瑞阿的妻子。威瑞阿夫人向我们解释说，前天晚上，监视女性乘客的土匪要带领她们离开，她当然也不例外。为了陪在丈夫身边，威瑞阿夫人坚决不肯离开。土匪们无可奈何，只好允许她留下来，并从行李箱包中找来一套男人的衣服，让她换上。当时，我们希望土匪头目履行他的诺言，祈盼此时女性旅客全部安全抵达铁路上。几天之后，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所有的女性旅客都已经安全回去了。此刻，土匪手上仅有20多个男性旅客了。

自此之后十天以来，土匪总是强迫我们在夜间行进，往往是走在深山老林的小路上，小路上满是碎石，并且常常是绕来绕去，总被土匪这么折腾着，我们甚是难受。传闻说官兵就在我们身后几十步紧紧追赶着。然而，我们曾两次经过铁路，官兵都没任何动静，对此我很是不解。之后，我才得知土匪原来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那里有一条铁路线直通煤矿，枣庄火车站就在附近。当初，我们并没有看见枣庄火车站，看到它是我们被释放几周以后的事了。

最初几天，土匪常常强迫我们加快行进的步伐。虽然不能准确地说出走了多长的路，但据我们推测，肯定不下100英里。我们途经农田时，时常会遇到随意啃草的驴。每逢我们提出捉住驴让我们骑的要求时，土匪都严词拒绝了。有一天，在我们以急行军的速度赶了好一段路后，我怂恿同伴说，除非让我们骑驴，不然我们赖这儿不走了。当土匪首领得知我是怂恿骑驴事件的人时，走到我面前，拿枪恐吓我。我很清楚地知道，作为绑票，我们是很有价值的，于是我一边对着那个土匪首领傻笑，一边脱掉衬衫，并表示要他对着自己开枪，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即便在这种情境下，他也没开枪。不过，这个土匪随手捡起一根粗木棍，朝我肩上劈了下来。可想而知，我的肩膀受了伤，过了好几天才好利索。然而，我的辛苦总算没白费。当土匪意识到为了加快行进速度，我们的确需要骑驴时，便给我们捉来了一些驴和小马。当我们骑到驴背上时，才意识到与步行相比，骑驴更难受，因为多半的驴背既尖又硬。

这时，墨索揭示了我们的主要问题。第一天夜间，土匪曾强行让我们光脚在干河沟中跑步，多半人的脚或轻或重受了伤。墨索也不例外，他的脚底满是水泡。因而土匪派几个人抬着墨索走，并且时而照料他。土匪将洗劫的财物装在口袋中，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了他们口袋中的安全刺刀。从土匪那里很顺利地借到刀片后，我将墨索脚底的水泡尽数扎破。这样一来，土匪们还把我当成了医生，以至于在我们被土匪安顿下来几天之后，时不时有土匪请我替他们看病。那时美国红十字会虽然费尽周折，但一些药品还是被安全送达了。之后，我爽快地答应了土匪们的请求。一次，我遇到了一位特别的土匪，他背上的伤口怪模怪样的。当我准备用碘酒给这个土匪清洗伤口时，我们的一位译员走了过来，对病人做了一番检查后，说他染上了麻风病。这位译员是一位大学的学生，主修医学。听罢，这些之前围观的人全都跑得不见人影了。最初，我心里暗自嘀咕着，很是不安。后来，这位医学院的学生告诉我说，先前那个麻风病人处于疾病初期，还没有到了迅速传染的地步，如此，我紧绷着的神经才放松下来，心里也平静了许多。

在长途跋涉中，我们遇到了许多问题，不过食物匮乏是主要问题。当我们向土匪提及这个问题时，他们脸上流露出了苦涩的表情，往往一边拍着饥肠辘辘的肚子，一边说他们也好久没进食了。有一天，他们弄来了一些新鲜的肉。在他们看来，这肉是小牛肉。他们将肉分给我们，两个同伴于是将其煮了起来。这些肉极其难煮，整整煮了一天，我们才可以勉强地从骨头上撕点儿肉吃。不过，肉汤却是十分可口，于是大伙儿都喝了一大碗。我们一直以为那天吃的是小牛肉，直至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那是山东狗肉。山东狗，人们都称其为癞皮狗，它是一种杂交狗，性情粗暴。我有一位牧师朋友，他告诉我说山东农民中流传着这样的话：无论谁吃了山东狗肉，他们都会染上狗脾气，这种情况将持续七年。

后来，土匪给我们弄来一些山东包子吃。这种包子虽然馅儿有点儿不一般，不过在山东司空见惯。为了搞清楚包子里包的究竟是什么，我掏出一点儿馅，将其拿到一个土匪跟前，并向他询问包子里是什么东西。于是，他将路旁的一块平板石头掀了起来，只见一只虫子快速逃窜着，他迅速将其捉住，小心谨慎地拿在手里要我看。我很快辨认出这是一只蝎子。这个土匪接下来向我解释说，乡下人往往拿蝎子做馅，蝎子只需经过简单的处理，按照惯例，需要将拔掉蜇刺的蝎子在盐水里煮，直至蝎子壳掉落，剩下一小块白肉。这块白肉看上去像去头去尾的小鲜虾，甚是可口。由于我曾经被蝎子扎了一次，至今心有余悸，所以决定暂时不吃山东包子，并安慰自己说，以后有幸在其他地方碰到别的肉再吃。

这时，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这里已经离土匪的老窝很近了。穿越一座分水岭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山谷。这座巍峨的风水岭上满是山石，山谷则是一块沃土，宽15英里左右，长30英里左右。沿着山谷往上走时，宽度越来越窄。这个山谷通向一条狭窄而险要的路，路的两侧分布着陡峻的山崖。这条路的尽头是一座山，山呈圆锥形，高大约有五六千英尺。这座山的山顶相对平坦，从山顶至半山腰坡度越来越缓，不过上半部分除了坚硬的山石，就是陡峻的山崖，十分险恶，不宜攀爬。泉水常常从山上峡谷高处的山石间涌出，如此便汇集成一条湍流。山脚下坐落着一个村庄，这条湍流从村庄中间穿过。

我们随着土匪在山路间行走着，沿着这条狭窄的山路，行进了约几百英尺。途中几段路都是由台阶铺就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台阶都位于坚硬的山石上。最终，我们来到了一个幽静而深邃的山谷，只见树木丛生。在当地，我们还发现了一座寺庙，不过寺庙断壁残垣，显得很陈旧，里里外外没有一个和尚的踪影。我们在寺庙的后面发现了一些洞穴。这些长长的洞穴通向山里，显然它们是用来储存粮食和抢劫来的物资的。不过，当我们随土匪抵达寺庙时，这些山洞还空无一物。凡是要到达山洞的人都需要通过先前那条狭窄的道路，它既是人们的必经之路，也是人们的唯一之路。显然，想要到达山洞非常难，而从山上守卫这些山谷则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此看来，山洞是易守难攻的。一天，我们在山顶自由散步时，发现了一块石碑，它历经沧桑，显得很古老。碑上刻着铭文，这些铭文出自老和尚之手。在同伴中有一位学生，他懂铭文，于是将铭文翻译出来对我说，碑上这样写着：数百年来，土匪们时常袭扰此处，导致和尚们无法在此处诵佛念经。无可奈何之下，和尚们只好将此处拱手让给土匪，他们则另寻别处落脚。

土匪们押着我们继续前行，途经一些村庄时，村民不分男女老少倾巢而出，旨在目睹被绑的外国人的风采。这种壮观的场景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不过在1900年人们高举“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运动除外。一次，我们途经一个村落时，看到了一位身穿丝质衣服的女孩，她身上有好多珠宝装饰。我们与她碰面时，她挥手向我们打招呼。就在这时，我忽而想起了蓝钢皮列车上被救的那位旅客正是她。还记得蓝钢皮洗劫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她的尖叫声压倒了土匪的枪声和喊叫声。当时，我们还琢磨着究竟她惨遭了什么情况。

后来，土匪将我们安顿在山上的土匪窝里。几天之后，我们还获得了相当的自由权。为了拜访那位16岁左右的中国女孩，我来到了之前的那个村落里，随行的还有一名学生译员和两名土匪。这两名土匪是土匪首领派给我们的，旨在进行所谓的保护。起初，在我心里她是一位令人难以捉摸的角色。后来，经过拜访调查，我才得知她原本是个戏子，之后何丰林本打算将她送给北方一位名将做礼物；不过，因为蓝钢皮洗劫案的发生而没有得逞。在这次洗劫案中，一位土匪一眼相中了她，于是把她绑上山做了压寨夫人。目前，她对自己的新家和夫君心满意足，而且非常想炫耀一下珠宝首饰。这些珠宝首饰是她夫君送给她的，不过它们多半是在洗劫案中从旅客那里夺来的。当我拜访她时，还看见了她手上戴着一枚戒指，正是我的学校班级纪念戒指，遗憾的是，我只能看看罢了。

我们被安顿的这个土匪老窝，名字是抱犊崮。这个山头离枣庄车站和煤矿都不算远，只有40英里。倘若遇个大晴天，从枣庄一眼望去，抱犊崮便清晰地映入眼帘。不过，抱犊崮山头与山东的主要山脉互不相连。

蓝钢皮事件发生以来，外界有什么反响，我们一概不知。因为自事件发生14天以来，我们一直被迫随着土匪们奔波。在这种情况下，获取外界的消息相当困难。首条消息虽然是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到达我们手中的，但是一经到达，就受到了我们的热烈欢迎。那是一份在上海出版的《大陆报》，不过是英文版的。它里面还包着一根半野猪火腿，这根火腿是熏制而成的，质量很好。与《大陆报》相比，半野猪火腿更受人们追捧。这种半野猪是山东省一种很常见的野兽，它们在山林原野中活动。

耶戈牧师是美国传教士，他在《大陆报》的边缘上写了几句话，并将半野猪火腿包在报纸里。他在山东峄县的长老会峄县教区创设了一所学校。峄县和抱犊崮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后来，耶戈牧师说，为了保障教士的人身安全和保护教会的财产不受损失，山东省政府派遣一支部队驻守峄县，这支部队由一名下级军官指挥，正是这位下级军官告诉他我们在抱犊崮。后来，耶戈牧师向美国领事透露了我们在抱犊崮的事情，在他的劝说下，一位良心发现的中国人将包着火腿的包裹途经土匪辖区，送达抱犊崮。又过了些时日，这个中国人再次到来时仍然携带着包裹，里面除一根火腿和一些咖啡外，还有书包。我翻开书包，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些书籍，书名为《新约全书》。于是，我将书分发给大伙儿，人手一本。

佛莱德曼是位汽车经销商，喜欢研读《圣经》。在我们得到《新约全书》几天之后，他放下手中的《圣经》，微微抬起头说：“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倘若处于这种境地，一个犹太人会怎么做呢？起初，当我们忍饥挨饿时，传教士赐予我们火腿。接着当我们有读书的欲望时，他们又赏给我们《新约全书》，而且是人手一本。”

不久之后，蓝法神父前来拜访我们，他是一位异域来宾。虽然年事已高，但作为虔诚的德国天主教教徒，他四处传播天主教。19世纪晚期，由德意志帝国派出的一支传教士队伍来华传教，目前为止幸存者为数不多，他是其中之一。那些不幸的传教士，没准是被劫持我们的土匪的先辈杀死的。后来，德国的威廉大帝便借口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强行占领中国山东胶州湾，并且提出了在胶州湾和山东省内地之间建设铁路的要求。威廉大帝的不合理要求多少给德国传教士的工作带来了不便。后来，山东省境内的德国传教士陆续遭到攻击，幸存的仅有几个人。这几个幸存者不仅穿中国服装，还讲汉语，德语都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此次前来，蓝法神父给我们送来了几瓶自制的美酒，不但将外界的最新动态传递给我们，而且告知我们土匪的实力状况。因而，蓝法神父受到了我们这些被劫旅客的高度欢迎。大伙儿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教派，纷纷张开双臂迎接神父的到来。

从蓝法神父和耶戈牧师送来的消息中我们得知：以美英为核心的列强早已向北京政府施压，要求北京政府马上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营救被劫的外国旅客，以使他们离开匪窝。不过，日本是个例外，对此漠然置之。东京的日本政府各机关的官员们耸耸肩说，这些被劫的外国旅客中没有日本人，他们没必要卷入事件当中，因而对土匪的行为坐视不管。就在列强与北京和山东政府展开马拉松式的谈判时，有人提议说，离土匪窝最近的两个港口是青岛和浦口，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应该统一步调，成立四国海军联军，在这两个港口进行示威活动，以便政府当局早日屈服。如此一来，日本政府的发言人再也无法淡定了，他当即说道：“相信诸位列强没有忘记在华府裁军会议上，你们威逼日本接受从山东撤军的一幕。倘若诸列强准许日本重返山东维持治安，那么类似外国人在山东被绑票的事情将不复存在。”

当读英文版的《大陆报》时，我意外地发现了我所写的两篇报道：一篇是“蓝钢皮”遭遇，一篇是我们被俘和被监禁的岁月。它们既是我最引以为豪的，也是近日来我最感兴趣的报道。这两篇报道传播的途径不一，它不但刊登在我们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而且以电报的方式传到海内外。这两篇报道都是我在山谷中随土匪奔走时，悄悄写的。我先在废纸上完成写作，而后在折起来的稿纸上注明济南市的美国领事姓名和领事馆地址。有一天，我们途经一个村落，趁土匪不注意时，我将这些文稿交给此村落的一个村民。最终，这些稿子竟然真的被送到了济南市的美国领事馆，这自然是我所没有预想到的事情。如此，我写的两篇稿子被及时地发表。对局外人来说，这件事过于离奇了。他们不相信我，并说我的报道纯属虚构，也不足为怪了。起初，我的几个朋友也不相信事情是真的。后来，我被从匪窝中解救出来，在我陈述事情的前后经过之后，他们才信以为真。

舒尔曼博士是美国的驻华大使，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前任校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前期，美国先后派若干驻华大使来华，他或许是其中最富才学、最精明的一位。当“蓝钢皮”事件的消息传到他那里时，他当即将事件的严重性告知北京政府，并向北京政府声明，为了确保被劫旅客的人身安全，早日还他们以自由，北京政府应当竭尽全力，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那时，大军阀曹锟正在保定，为了与之谈判，舒尔曼博士亲自前往保定。为了尽快解决“蓝钢皮”事件，后来，他再三地向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为了确保被劫旅客的人身安全，并解决我们的衣食问题，舒尔曼积极奔走着。一番商谈之后，他取得了美国红十字会的支持。美国红十字会调派人员前往枣庄，将衣服和食品送达我们身边。舒尔曼与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的外交人员商讨后，多方达成一致意见，派遣使者抵达山东，目的在于与山东政府甚至土匪头目直接会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趁机就释放被劫旅客的问题进行协商。戴维斯是美国驻华大使的代表，被派往南京。先前，克罗在上海《大陆报》工作，任总编辑一职，现在他是赫赫有名的新闻记者，作为美国红十字会的代表驻华处理事务。

在此次谈判中，美国人安德臣也到场，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物。他的父母都是传教士，把他生在中国。他通晓汉语，结识了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并与他们成为知心朋友。当时，与其他外国人相比，安德臣结交的中国政府官员最多。那时，在南京外交人员温世珍的帮助下，他们抵达土匪窝，与土匪首领进行初次协商，两人毫不顾及个人的人身安全。通过初次谈判，土匪首领应允外界可以给我们送食物吃。

后来，我们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支苦力队伍行走在山谷里，他们背上扛着东西，直奔我们的洞穴而来。当时，洞穴前庙门外有一块宽阔的场所，大抵在我们看到他们几个小时之后，这支队伍的前锋到达那儿。走近时，我们才看清他们背上扛的是几个大箱子。无一例外，每个箱子上都粘着红十字会的标志。一路跋涉而来，他们个个累得满头是汗。打开箱子，我们发现了许多食品，除面包、牛肉和青菜罐头、水果之外，还有许多葡萄干。这些葡萄干都是盒装的，产自加州。

我们收到了美国红十字会责任人的一封信，信上说，为了让我们得到补给的食品，美国红十字会与土匪首领商量了很久，最后土匪同意他们穿越土匪辖区送食品给我们，不过前提是要向土匪提供大量谷米和面粉。克罗是美国红十字会冒险队的队长兼记者，他要求我们核对食品的数量，旨在确定土匪们有没有从中盘剥。纵然苦力队伍扛着这些食品，通过土匪辖区来到土匪窝，全程40英里，但经核对之后，我们并没发现有什么出入。

当天晚上，我们举办了一个大宴会，这令我们一生都难以忘怀。宴会上，在一位被俘虏的美军军官的提议下，参会的人员一一发言。这位美军军官是少校军衔。与此同时，附近的场地上空也传来愉悦的声音。原来，土匪们与中国被劫旅客在那里开起了联谊会，旨在欢庆21天以来首次享用真正的食品。当时，人人都在赶着写信，便于次日清晨苦力们给他们捎回去。

那时，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入驻天津，他们捐赠给我们的蚊帐和帐篷由后续的苦力部队送达。我们虽然寄居在土匪窝里，但由于受到外界的接济，生活日渐宽裕起来。每逢身着破烂衣服的土匪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十分舒坦，貌似在山野郊游一般。食物的到来不但稍微缓和了我们与监视者的关系，而且大大改善了我们和跟前的土匪的关系。后来，我们获知土匪们索取粮食成功的消息在山中迅速传播开来。之后，土匪们更加贪婪，把人数由起初说的1000人提高到300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新增人员多半是邻近省份部队的逃兵。那时，我们从外界得知，为了清除匪患，中国政府派遣了一支8000人的部队。不过，由于土匪首领扬言倘若政府军队步步紧逼，那么他们将杀了这些被劫持的外国旅客。因而，这支部队不敢轻举妄动，大有投鼠忌器之势。

“宝宝刘”是大伙儿给予一个土匪小头目的昵称，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小混混，曾经在青岛与德国人闹僵。他多次提议杀一两个外国俘虏，以便政府当局与土匪首领迅速达成协议。这些消息是我们当中的学生译员告诉我们的，他们还时常向我们传达别的闲话。这些学生译员机灵得很，表面上看来，他们与土匪关系密切；事实上，他们时而在暗地里向我们透露一些消息。

有一天，蓝法神父来到土匪窝，约我到一个地方，与我单独谈话。他告诉我一件事，令我非常恐惧。蓝法神父说，他是从一位绅士那里得知这件事的，这位绅士住在邻近铁路的一个城市中。这位绅士说，在土匪的众多人手中，有一队是专门绑架儿童的。这座山顶上有一座茅草屋，专门关押绑架来的这些儿童。此外，土匪们往往威胁家长们拿钱来赎自己的孩子。这座山最险峻的一面，坐落在关押我们的这座庙顶上。蓝法神父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去看一下那里的情况。

次日清晨，我对一位土匪小头目说：“烦劳您给我们派一个护兵，让他随我和蓝法神父在这座山周围散散步。”这个土匪小头目答应了我的请求。不过，按照惯例，倘若没有两名土匪的陪同，任何人都不允许擅自离开居留地。对于中国士兵和土匪的习惯，蓝法神父了如指掌。蓝法神父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几瓶“白兰地”酒，此刻他让我把它们打开，并灌入军用水壶中。按照他的吩咐，我将酒倒入军用水壶中。之后，我们便开始爬山，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了山顶。这座山很是陡峭，在群山环抱中耸入云霄。据我估算，自此至我们居留地有500英尺左右。

到达山顶时，只见艳阳高照，我们此时早已大汗淋漓，呼吸困难，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息。这块石头表面比较平坦。我向蓝法神父眨眼示意后，便把陈年好酒“白兰地”送给这两名护兵喝。接过军用水壶后，这两位护兵全然忘了看护我们的任务，贪婪地喝起来，咕噜几口一饮而尽。不久之后，他们便瘫倒在山石上睡了过去。我和蓝法神父于是站了起来，趁机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走向山崖的基地。我们四下寻找着目标，很快便有了端倪。山崖上有一个很大的裂缝，来到裂缝的边缘地带后，我们发现了裂缝这一面的悬崖高耸入云，薄如面包切片，与抱犊崮山顶的悬崖有点儿相像。正是在这儿，我们发觉了一架简单粗陋的石梯，它是工匠在花岗岩上开凿出来的，主要使用手力。它是一条通往顶端的石梯，每隔50英尺左右，它上面就会出现一处平台。平台面积不大，可以转身，可以供人躲避。一般说来，自平台往上的山坡，坡度都不是很陡。但是，倘若再往上攀爬，陡峻的石梯就会再次出现，直到顶峰。

走了一段路后，我们回过头来瞅瞅那两位护兵，只见他们歪歪斜斜地躺在山石上睡着，嘴巴大张，鼾声震耳欲聋。看到此种境况，我和蓝法神父便商定继续向山顶攀爬。由于蓝法神父年事已高，我决定在前面探路，他则随在我后面，一根绳子捆在彼此腰间，连接着我俩，彼此间隔几个梯级，如此可以确保神父行动的相对安全性。当我们抵达第二个平台处时，蓝法神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步履维艰。接着，他坐下来，两手放在胸口。第二个平台与我们上来的地方大概间隔100英尺。

我对神父说，与其坐着等待，你还不如返回我们上来的地方，去看住那两个醉醺醺的护兵，而我则独自继续攀爬，直至到达顶端。蓝法神父赞成我的提议，便顺着石梯向下爬。正在此时，我突然想到时间不等人啊，两个护兵没准多会儿醒来，于是加快了攀爬的速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最后终于到达顶端。起初，我们被土匪押解到山顶，与那儿很相似，这儿也业已成为一个堡垒。在我看来，与拘押我们的堡垒相比，修建这个堡垒需要的人力自然更多。这里有几座茅屋，屋顶是用茅草砌成的，一些石头压在茅草上边。此外，我还发现了水沟和水池，他们是工匠在山石上开凿的，主要是用来积蓄雨水的。山石上还有些与此相类似的池子，用来贮藏粮食和劈柴。据此推测，土匪们差不多可以长期地盘踞此地。我突然想起的石碑上的文字验证了我的想法。就在我们被押解的寺庙前面，一块石碑矗立着。从石碑上的文字判断，土匪们曾经在这个堡垒里生活了600年。我在山上寻找目标时，意识到这个山顶比较平整，占地大约为3～4英亩。当我正四下搜索时，一个声音从一座茅草屋中传来。于是，我向这个茅草屋靠近。走到跟前时，我发现茅屋门前挂着一个草帘，掀起帘子向里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些儿童。据我估计，这些孩子小的只有8岁，大的也只不过15岁。此刻，我惊奇地发现蓝法神父听到的故事一点儿也不假。看见我后，这群孩子一边朝我的方向走来，一边张望着茅屋另一端的门，神情甚是惊恐。这时，一个土匪走了进来，只见他身挎一支来复枪。看到我后，他立马将肩上的枪拿下来。当时，我没有可以防身的武器，只好一再地对他微笑，同时做出各种友好的姿势，以示欢迎他的到来，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当时，为了取悦于他，我将身上的一包香烟举起来递到他跟前。这时，这个土匪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虽然犹豫了片刻，但最终还是冲我笑笑，收下了香烟。那时，我顺便大致数了一下屋里的儿童，总共23个。这些孩子的衣服虽然破破烂烂的，但是从质地看来，还是相当不错的。单从这一点来说，这些儿童的家庭很富有。

记住这一切后，我向这个土匪示意我想离开，并将另一包香烟送给他。那时的他没有半点儿扣押我的意思，于是我赶紧顺着那条险峻的石梯走下山崖，与蓝法神父碰面。当时，蓝法神父静静地坐在石头上，看护着那两个醉醺醺的护兵。在把所见所闻告知蓝法神父后，我唤醒那两个护兵，随蓝法神父一同赶忙朝拘留地的方向走去。回到拘留地后，我没向任何人提起在悬崖上耳闻目睹的一切，不过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地阐述了悬崖上所见的情景，并托蓝法神父出去之后将文章寄送给上海的报社。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关注，举国上下无不为之震惊。后来，随着“蓝钢皮”事件的有效解决，被困儿童得以重获人身自由。这些被释放的儿童起初被安顿在峄县，由耶戈牧师的教会临时看管。之后，耶戈牧师将这些儿童交给地方当局。为了找寻这些儿童的父母，地方当局可谓是想方设法，费尽了周折，然而还是打听不到有些儿童的父母的下落。由此推测，这些儿童可能不是土匪就近劫持的，而是从遥远的地方，跨省劫持也是极有可能的。出于无奈，地方政府将这些无人认领、流离失所的儿童寄养在孤儿院。后来，从别人那里我得知，有些男孩之所以被土匪收为养子，长大后追随土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交不起赎金。

多年以来，中国北方多个省份都奉行无政府主义政策，军事、政治处于荒芜混乱的状态。对这种规模较大的土匪劫持案件的发现与揭露，不仅沉重打击了北方诸省的无政府状态，还为结束督军统治，成立秩序井然的新政府奠定了基石。

在土匪窝中的这段时日，我们度日如年，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那时，火车站附近就潜伏着救援我们的人员，但是他们迟迟不肯动手，对此我们几乎忍无可忍了。当时，救援人员主要来自四个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对于他们向一窝山东土匪示弱的行径，我们很是纳闷。不管怎么样，我们心里清楚地知道：不可以轻举妄动。同中国政府官员一样，我们的朋友也认为倘若把土匪逼得太紧，容易把矛盾激化，情势对我们反而更不利，所以他们迟迟不肯展开营救行动。对于政府当局和朋友的这种苦衷，我们甚是明白。

几天之后，受人之托，又有一批货品被运送到土匪窝。在这批货品中，我发现了一个署名我的包裹，里面装着葡萄干，葡萄干盒子中间夹杂着一张写着文字的纸条，纸条相当薄。从纸条痕迹看来，它显然是经过精心折叠的。打开纸条后，我得知它是一位美国军官写的，目前他作为美国使节入驻北京。为了获知劫车绑架案件的详情，并使我们早日脱离匪窝，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他来到胶州湾。纸条上写着：目前，由于土匪的要求有点儿过头，地方政府与土匪的谈判被迫中断，被劫人员只能耐心等待。从他那里，我们获知土匪不但坚决要求由他们接替政府统治的地方，而且还一再强调山东省内的铁路由他们经营。

那时，被劫旅客由于迟迟得不到营救，不满与气愤情绪愈发高涨。于是，这位美国军官对我提出一项要求，要我就先前提及的冒险救援计划与别的被劫旅客再度商讨。从他那里我获知了计划的详细过程，据他说，当时负责救援我们的人员驻扎在一所煤矿上，他们将暗中派遣一支分遣队抵达火车站附近。包括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内，这支分遣队有50人左右。为了消除土匪的疑心，他们身穿便装从北京和天津相继赶到山东省。不过，在这支分遣队抵达之前，我们将会得到一批枪支弹药，它们将被装到葡萄干的盒子中，由给我们运输食物的苦力送来。为了统一行动，我们将会提前约定一个日期，以上行动都要在约定的日期前完成。在山顶的寺庙后面，有一个山洞。当以上的一切都办妥之后，被劫旅客需要躲到这个山洞里待援，同时必须积极抵御土匪的进攻，以为山区里的救援队伍攻克40英里路的土匪防区并营救我们争取时间。

当天晚上，待监管我们的护兵走了之后，我聚集全部被劫旅客，并将冒险救援计划说给他们听。随我之后，艾伦、平格也赞同了这项计划，他们都是美国军官，少校军衔。起初这个计划的拥护者并不多，除我们三个人之外，仅有两位英国旅客和墨西哥人威瑞阿夫妇。计划遭到了多数被劫旅客的反对，尤其是意大利律师墨索，他的反对声异常强烈。其他被劫旅客不赞成这个计划，多数是心存顾忌。在他们看来，如果土匪予以还击，双方兵戎相见，美国救兵极有可能突不破漫长的土匪区防线，等待他们的或许是悲惨的下场。

当我将冒险救援计划讲完后，被劫旅客脸上流露出各种各样的表情，对之我久久不能忘怀。在“蓝钢皮”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些旅客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彼此间建立了一些友谊。然而，由于种族、宗教和国籍的因素，在这生命攸关的时刻，此前的友谊顷刻间化为乌有。那天晚上，我们被劫旅客群集抱犊崮旁边的一座寺庙里，在星星点点的烛光中，商量着这个计划，不一会儿气氛就紧张起来。不过，出乎意料的是，那些中国学生译员甚是认可我们的计划，而且表示不管发生何事，他们和我们将永远站到同一条战线上。“蓝钢皮”事件发生后，这些中国学生译员和我们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之后，就旅客对冒险救援计划的反响，我一一做了记录，并秘密写了一封报告，托人悄悄捎给负责救援我们的机构。自此之后，有关冒险救援计划的事情再也没人提及。

不过，在那天晚上的商议中，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这项提议居然使我们脱离了苦海。当晚，有位旅客说：“我们为何不邀请土匪首领过来，当面请教他绑架我们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此提议一经说出，就得到了大伙儿的应允。次日一大早，我们便按照这个意见行动起来。在大家的积极配合下，一个委员会诞生了。接着，委员们前去拜访土匪头目们，并向他们说明来意，约定晚上一起在拘留地的寺庙进行协商。土匪头目们果然守约，晚上六人前来寺庙商讨，不过土匪最高首领孙美瑶没亲自赴约，只派一个代表过来。在这之前，被劫旅客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会上产生了此次谈判的代表人，我被推选为代表人的秘书，为此我得到了一本记事簿。据我猜测，这个记事簿起初是某位旅客的通讯录；不幸的是，在劫持案发生后，在火车上，一名土匪将其抢走了。我在记事簿上记录会议内容之时，顿觉身价倍增，连那些土匪头目们都对我另眼相看。

那晚，每位土匪头目身边都有一位护兵相随。在居住的地方，我们储备着一些茶叶。当土匪随我们来到住宿的地方时，我们给他们每人沏了一杯茶。之后，我们与土匪头目们交流起来。我们向他们表示，对于他们目前所处的境地，我们再清楚不过了，倘若他们相信我们，我们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么一来，我们也可以早日回家。后来，我们对土匪头目们说：“然而，倘若我们并不清楚你们的具体条件，那么如何帮你们是好啊？”话音刚落，土匪头目们脸上就露出了严肃的神情，这种神情与我们这些满脸络腮胡子的被劫旅客的神情有的一拼。当时，暗淡的烛光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着，它与现场人员脸上严肃的神情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奇异的景象，令我久久不能忘怀。

那时，我向其中的一位土匪头目说：“你们的具体条件究竟是什么？”同时将这句话记录在记事簿上。一番犹豫过后，那位土匪头目打开了话匣子。在译员的帮助下，我将翻译过来的话语逐一做了记录。如此，我挨个问土匪头目一样的问题，直至记事簿上没有多余空地。在我看来，记事簿上的内容很有历史价值，因为它承载了当时中国北方诸省政治长期混乱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山东的政治形势。因而，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将其留存。我一边听最后一位土匪头目的叙说，一边把他的提议记录下来。他的最后一项提议是为了商讨被绑旅客的获释条件问题，土匪和我们要各派一名代表前去火车站，进行商谈。当时，这个火车站除了救援我们的人员外，还有山东省政府官员。对于最后一位土匪头目的最后一项提议，在场的土匪头目们无一反对，并且表示次日早上，他们的一位代表将带两匹马前来庙里，与我们的代表会合后，一起赶赴火车站。

双方的商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凌晨12点左右才结束。商谈结束后，大伙儿长长叹了一口气，顿感轻松了许多。由于当时我们已被土匪监禁28天，大伙儿都认为，此次谈判将会带来好消息，我们一定可以脱离匪窝，重获自由。之后，被劫旅客毫无例外地都要求我作为代表，与土匪代表一道前去火车站进行谈判。那时，盛情难却，我也不想辜负旅客们的期望，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如此一来，我整夜清醒着。次日，天刚蒙蒙亮，我们便起来了。在我看来，跟我一样，同伴们大抵也整夜清醒着。土匪代表携着马匹与我寺庙会合后前去火车站的消息可谓是不胫而走。拘留地的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前往庙院观看，焦急等待着土匪代表和马匹的到来。当土匪代表来到庙院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两匹山东骡子，我甚是失望。因为与我之前所骑过的山东驴相比，山东骡子的背更尖更硬，尖硬程度跟剃须刀有的一比了。

按照惯例，在我们启程前，土匪举行了占卜仪式。之后，在土匪最高首领的号令下，被劫旅客排成了一排，与此同时追随他的部下也站成一列，从庙门一直蔓延到广场口。当时，我们在广场口围观。后来，土匪最高首领朝我的方向走来。走到我面前时，他递给我一封用中文书写的信封。那时，庞班是山东省的最高代表，信封署名的收件人就是他。接着，土匪最高首领拔出腰间的驳壳枪，朝被劫外国旅客走去。他走到外国旅客附近时，将枪口逐一对准每位旅客的胸部，言外之意是：倘若由于我的因素导致交涉未果或者他们被出卖，最终土匪代表被扣押，那么一个或全部被劫旅客将为之付出代价。与这位土匪代表一起，我骑着骡子开始了漫漫征程，全程40英里。启程之际，这位土匪代表拍手鼓掌，欢呼雀跃，顿时打破了先前沉闷而紧张的气氛。在场的人员也和着他的掌声，在这片掌声中，双方代表骑着骡子向山下飞奔而去。

一个村落坐落在山脚下，我们途经这个村落时，村落里的人不分性别，不分长幼，全然站在街上，貌似迎接我们一样。看见我们时，他们中顿时爆发出一片欢呼雀跃之声。就在我们刚到村落外围时，身后忽而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回头望时，只见一位年轻的小伙子骑着一匹小马朝着我们的方向飞奔而来。这个小伙子身穿漂亮的服装，大抵15岁左右的光景。到达我们跟前时，他向我们表明了他的来意，即愿意随我们一同前往火车站。这位土匪代表微笑示意，答应了他的请求。之后，三人一起踏上了维系我们命运的征途。

我们赶了一天的路，除了途经一个小村落稍作歇息之外，我们一直没有停下来。在这个小村落喝杯茶之后，我们继续赶路，终于跨出土匪区的最后一道防线，进入三不管地带。途经土匪区的最后一道防线时，我们与土匪区的最后一位哨兵打了声招呼。这个三不管地带宽1英里左右，位于土匪和政府军前哨岗之间。在这个地段里，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庆幸的是，在抵达政府军的前哨岗之前，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坏事。查看了信件后，政府军对我们予以放行。那时天色已晚，而我们要想到达目的地，还需行走相当长的一段路。于是我们继续奔走，直至接近目的地时，我才突然察觉到这两位土匪总是跟在我身后，因而我强烈要求他们二人在前面带路。这时，我们已接近一个院落，这个院落四周环绕着一堵墙，煤矿的矿场便坐落在这儿。除了一个院落外，这堵墙里还有一个火车站和一个调车场。这堵墙是由石块修葺而成的，那些石块既厚又大。碉堡每间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每个碉堡都由一名哨兵看守，每名哨兵都配有一挺机关枪。两座碉堡坐落在大门楼的两侧，大门楼经过钢皮包装。如此戒备森严的防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山东乡村颇不安宁。

当时，我们朝着这个院落的大门楼走去，一个哨兵的吆喝声忽而传来。与此同时，一个探照灯照亮了我们即将前行的路。此时，我们距那个大门楼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不过，我很镇静，经过细心观察，我察觉到这个探照灯的光束是从一个碉堡内发出来的。与我相比，那两个土匪很是慌张，他们见势掉头就跑，赶着驴马横穿大路，朝着一边的郊野狂奔而去。此时，我突然想到土匪窝中同伙的难堪处境，心中暗自嘀咕着：倘若因此失去两位土匪代表，等待我和同伴的将是悲惨的结局。想到这里，我忙赶着山东骡子，朝土匪逃窜的方向冲去。由于一时气愤，我嘴里叽里咕噜骂着脏话，这些话是清一色的中国话，不过数量相当有限。那时，碉堡里的探照灯一直照着他们。借着探照灯的一线光明，我边骂边追。追上他们之后，我向他们提议随我一同回大门楼。后来，当我和这两位土匪进入院落，钢皮大门关上之际，我才如释重负，大大地舒了一口气。那时的我虽然累得差点儿从骡背上掉下来，但是心中非常高兴，因为我成功地将我们被释放的法宝带到了目的地，争取到他们就是攻克了我们被释放的最大障碍。

在一位士兵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列火车车厢里。在那里，除美国领事戴维斯外，我还看到来自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事们和军事代表们。在这列火车车厢里，他们不但暂且设置了各自的办公室，还安排了临时寝室。由于我们的到来，他们之间产生了一场纷争。他们对与我同行的这两位土匪代表心存疑虑。起初，对于我的到来，安德臣和克罗表示了欢迎。随后，班纳特跑来迎接我的到来，他是我的好朋友，曾经与我一起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当时我们还是同班同学。班纳特原本是打算从上海前往马尼拉，去《马尼拉新闻报》报社工作的。可是，班纳特抵达上海之际，恰巧发生了“蓝钢皮”事件，因而他更改了原先的计划。之后，班纳特给报社负责人泰勒发送了一封电报，表示他想待在上海处理“蓝钢皮”事件，得到了批准，于是他暂时代我管理《密勒氏评论报》的相关事宜。

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随即进犯马尼拉。当时，马尼拉设有西班牙皇城监狱，那时的班纳特不配合日本人的行动，被关进了这个监狱长达3年。当时，我非常想用同样的方法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却爱莫能助。

对于我们的突然降临，英美的两位领事压根儿摸不着头脑，于是我向他们表明了我们的来意，并把这两位同行的土匪介绍给他们认识。当时，庞班是山东省省长代表，为了尽东道主之礼，我决心将这两位同行的土匪客人介绍给他认识。庞班在另一节车厢里办公。在美国领事戴维斯的带领下，我和两位土匪同伴来到了庞班的办事处。在那里，当双方彼此正式自我介绍之后，庞班代表山东省省长正式地会见了这两位土匪同伴，并与他们展开了长篇大论。由于言语不通，我听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于是偷偷溜出庞班办事处。之后，我与我的朋友一起欢聚在车厢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享用了晚餐。对我来说，这顿饭丰盛得很，30多天以来我都没吃过这么可口的饭菜了。我们边吃边谈，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的，貌似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不经意间，时间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于是，在朋友们的带领下，我来到了煤矿经理的家，在那里我洗了一个澡，这可是我30多天以来首次洗澡。当时，我的家安顿在上海，班纳特特地从我家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带给我。洗完澡后，我换上班纳特给我带来的衣服，做好了上床就寝的准备。

在朋友们的带领下，我来到卧车车厢里，这是他们为我准备的临时就寝处。出乎意料的是，在那里我见到了那个年轻土匪，他是土匪头子的儿子。我见到他时，只见他肚子鼓鼓的，好像快要爆炸的气球。后来我才得知当晚为他准备的晚饭格外丰盛，加之他贪吃，许许多多的糕饼和糖果都进入了他的肚里。自然，他的肚子胀胀的也不足为怪了。

次日一大早，一个会议在此召开。出席会议的人除我之外，还有美国领事戴维斯、庞班和安德臣。庞班表示他不论何时都很乐意会见土匪头子，并与其就相关事宜进行沟通。会议上，庞班提议说，政府与土匪头目们的谈判会议适宜在一个村庄里举行，这个村庄需要位于彼此防守战线的中间地段。同时，他指出彼此派出的代表和守卫不应当有人数的差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与安德臣接受他的邀请，作为特约嘉宾前去赴会。庞班希望我们做好政府和土匪谈判结果的见证人。待到建议信写完之后，庞德将它小心谨慎地折叠，并塞入信封，送给土匪代表和我各一份。不过，土匪的是信件正本，我的是信件副本。

那天晚上洗澡时，我将我在土匪窝中穿的衣服脱在煤矿经理家中，没有随身带上。会议结束后，我原本打算取回并换上那套衣服之后，随这两位土匪代表一同回抱犊崮。然而事情却超出我的预料，我发觉班纳特计划与我同行。原本我单单认为他只是与我一起前往土匪窝，令我惊异的是，事情并非像我先前料想的那样。班纳特竟然一再请求我做出让步，让他取代我前去土匪窝，希望我可以满足他的心意。他还跟我提及：经过与我家人的沟通，我的家人一致赞成他代替我潜入土匪窝。最后，我与班纳特交流起来，我苦口婆心地劝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班纳特屈服。我对他说，我知道家人为我前往匪窝的事情操碎了心，不过你可以静下心来仔细琢磨一下，倘若我不返回匪窝，那么土匪头子就会以为我耍滑头，不信守承诺，如此一来，那些土匪窝的被劫外国旅客将会处于何种危险的境地呢？在我的耐心劝说和再三开导之下，班纳特终于打消了原先的念头，不过，他对我说，他不相信我可以再次活着从土匪窝中走出来。说话的同时，他的眼泪不断地往下流。当时，我与这两位土匪同伴骑上骡子后，朝着大门楼门口走去。泪眼模糊的班纳特一直目送我们，直至我们消失在大山深处。出行时，为了及时补充体力，我们随身携带了一些三明治。在政府区到土匪区的漫长征程中，除了有时在一个小村庄稍作歇息，或喝口茶，或吃自带的三明治外，我们一直都在赶路。穿越三不管地带后，我们便抵达土匪防区。在此之后，那个年幼的土匪同伴与我并驾齐驱。走着走着，他忽而面带微笑地撩起上衣专门让我看，映入我眼帘的是一把大型手枪，它装在皮套中，皮套藏在他的内衣里。目睹这一切后，我非常吃惊，也十分好奇，自始至终搞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据我推断，有几种可能性，要么他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这支枪，以便我变卦时将我杀死，要么藏在山东省政府军中的他父亲的好友邀他把这支枪转交给他父亲，以作礼物。对于这个谜团我破解了很久，但终究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临近半夜12点的时候，我们抵达抱犊崮的土匪防区。我们继续前行，不久以后终于同我的患难同伴们在土匪窝重逢。我向他们叙说了发生的一切。听完我的报道后，同伴们一阵欢呼雀跃，因为他们有了盼头，确信可以早日脱离苦海，重获自由啦。次日，土匪头目们前来我们的拘留地道贺，对我们此行的战果表示满意。土匪头目们说，他们接受庞班提出的双方开会商谈的建议，并向我表示，一旦一切准备妥当，我需要再次前往枣庄，将他们对庞班提议的意见传达给政府当局。听罢，我顿时傻了眼，摸着由于旅途奔波而被尖硬的骡背弄疼的屁股，心中暗自嘀咕着：天呀，还没喘口气呢，又得出发了，从这里到枣庄车站40英里的征程，让我怎么能忍受得了，我该怎么度过这段漫长的征途呢？庆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来得快。几天过后，土匪头目们才要我再度前往枣庄，向山东方面传达他们的意思。

此次，与我前去枣庄的依旧只有一位土匪代表。在前去枣庄的路上，我们没遇到任何障碍，最终平安而顺利地抵达目的地。不过，我在返回拘留地路上所耳闻目睹的一切，深深刻在我脑海里，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在这次返程中，安德臣一路陪伴着我，他是作为双方调解员前去匪窝的。此次出行，山东省政府方面派出了好几辆马车，马车由五六匹骡马拉着，马车上装了大量的东西，很是沉重。从外表看来，这些东西与中国部队的装备很是相像。起初，我并不知道马车上的这些酷似中国部队装备的东西是数千套中国部队的军装，而且它们是为土匪们准备的，直至后来随行的人告诉我。他们还告诉我说，除了数千套军装外，马车上还有大量的银元，这些钱是用来发给土匪头目们的。目前，这些土匪已经被山东省政府收编，成为山东省政府军的一部分。先前，在拘留地的寺庙里，我们被劫旅客的代表与土匪头目们曾就有关条件进行谈判，以上要求都是与会土匪提出并全盘通过的，我的记事簿上有关于这些要求的详细记录。当时，为了使我们这些外国旅客脱离匪窝，中国北京政府和列强们向山东省省长施压。在内外双重压迫下，山东省省长最终屈服，无奈之下接受了许多要求。不过，对于要求的确切数目，我一点儿也不清楚。

直至土匪和政府代表们的双边会议结束，大伙儿才清楚土匪们究竟提出了什么要求，以及他们的要求意义何在。这次会议非同寻常，是一次充满戏剧性的会议。双方代表会谈时，那些被劫外国旅客就在山上的寺庙里焦急地等待着。当时，双方代表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倘若双方代表的谈判失败，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灾难。从双方代表举行会谈的小村庄望去，远远地看见被劫外国旅客所在的这个寺庙。当时，在正式会议之外，土匪头目们常常到双方代表会谈的小楼后面，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因而，这使我和安德臣平添了几份烦忧。每逢土匪头目们走出会议室，我们就迫切地想清楚他们是否会重返会议室；当他们再次走进会议室时，我和安德臣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会议上，这些土匪头目们纷纷向政府代表们提出赐予他们大量银元的要求，更有甚者将“袁大头”的数量提高到100万个。土匪们曾响应山东省政府的号召，随山东省政府部队服兵役。因而，在土匪们看来，他们向政府索要的银元不是赎金，而是政府理应补发给他们的军饷。与会土匪头目们还表示，山东政府当局需要给所有的土匪准备一套崭新的军装，并批准他们加入正规部队。除此之外，土匪代表们还提及为他们准备几万担的大米和面粉。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上，土匪代表们竟然提及划出一块匪区并使之成为独立区域的要求。这块匪区位于山东、安徽和江苏三省交界处，面积达几百平方英里。土匪们的这一要求同时得到列强们的支持。综合多种因素看来，这个要求不仅颇具政治意味，或许还隐藏着列强们的阴谋。那时，徐州府是东西南北铁路交通的大动脉，紧扼中国纵横铁路线的咽喉。匪区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不仅囊括了徐州府，还位于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交通枢纽处。陇海铁路呈东西向横穿中国内陆，津浦铁路则呈南北向绵延在中国疆域上。据土匪头目们推测，改编后他们的部队或许抵得上一个师。土匪代表们要求土匪部队经改编后，驻守这个匪区。此外，与会土匪还提出土匪在匪区享有特权，包括征税权、开采煤矿和其他矿藏的权利及修路权。耐心听完土匪代表们的要求之后，我寻思：深居山中的土匪并没有远见卓识，这诸多要求显然不是他们提出的，一定是别有用心者们精心策划并暗中怂恿土匪们的。

这些要求的提出，饱含着诸多动机。从显性动机来说，符合土匪们自保求全的要求；从隐性动机来说，没人能确切地说出答案，至今这个谜团仍然没有被解开。不过，许多人做了大胆的猜测，有人说日本人对于华盛顿会议上被逼交还山东的事件怀恨在心，于是伺机报复；也有人说为了损毁北京政府的声誉，那些反政府人士从中作梗，怂恿土匪们与政府对着干。劫持案处理完数月之后，我与舒尔曼大使会面后便聊了起来，他告诉我说，解决劫持案始末的黑幕，他自始至终也没弄明白。在劫持案中，被劫旅客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劫持案发展到最后，北京政府一改冷淡的态度，居然乐意补偿这些损失，并且答应以每日应得钱数予以补偿。对此，舒尔曼甚是吃惊。

倘若这个劫车案件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中国，外国列强可能以之为借口，在中国境内竞相成立所属区。23年前，德国借口三名传教士在山东被害，抢占了山东沿海的青岛；俄国夺取了位于渤海湾的旅顺和大连；威海卫海港位于山东半岛北部，在那里，英国创设了一个军事训练区域。不过，德俄两国没有把各自控制的区域经营太久。在华盛顿会议上，列强为了平衡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除德俄之外的与太平洋利益有关的列强之间，以及他们与中国之间，又达成了新的约定。会议上，他们和日本不但表示愿意舍弃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还赞同把租界地归还中国。与此同时，他们签署了协议，表明不干预中国内政。华盛顿会议后，这些协议正式生效。在这次劫车案的背后，列强也相约互不干预中国内政，这与华盛顿会议上的做法如出一辙。土匪们不谙政治，不可能想出类似外国租界地的点子来，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时，恰逢各列强签订了九国公约。因而，出于刺探各列强对九国公约的忠诚度，某个列强也极有可能从中横插一杆，怂恿土匪提出独立匪区的要求。

由于这些荒唐的条款，会议上，双方的代表争得不可开交，会谈一度陷入僵局。当双方都站在炎黄子孙的立场上时，彼此都做了让步，这些荒唐的条款也得以被废除，随之大会秩序井然，会谈照常进行。经会议商定，土匪们答应放走被劫外国旅客的条件归结为两项：第一，政府是否乐意整编土匪为正规军？第二，倘若政府同意收编土匪为正规军，那么政府是否乐意给这支部队的官兵提前发6个月的薪水，使他们能够挨过这些岁月。北京政府受到诸列强的威胁，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土匪们的要求。不过，北京政府提出土匪们应当缩减即将入编正规军的土匪人数，同时降低薪水的标准。为此，双方展开了马拉松式的争论，激烈程度不言自明。然而，北京政府自始至终都没有向外透露薪水的数目和改编的土匪数量。几经周折之后，会议接近了尾声。紧随土匪最高首领孙美瑶，其他土匪头目也先后在彼此的协议书上签字。在签字之前，孙美瑶还举起右手，发誓誓死效忠政府。接着，政府代表们相继在彼此的协议书上签名，并盖了一个大大的章。最后为了确保双方信守承诺，政府代表把双方协议书递到我和安德臣跟前，邀请我们两个见证人签名。

自此6个月之后，我忽然接到安德臣的来电，电话里他愤愤不平地说，他刚收到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消息说山东省省长不信守承诺，公然违背双方协议书，无缘无故地缴了孙美瑶的武器，并将他部下600多人用乱枪射死。为了除去罪魁祸首，竟然射死了孙美瑶。事情发生后，多半的外国人纷纷表示支持省长的做法。安德臣作为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人物，深谙中国的政治格局。谁也不能保证外国人以后不会遭遇绑架事件，或是来自土匪的，或是来自叛军的。在安德臣看来，山东省省长的举措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此后被绑的外国人极有遭殃的可能。安德臣的预想在之后的事件中果然应验了。事情是这样的：后来土匪绑架了外国传教士，并要求有关人士拿钱来赎。由于赎金没有及时送达，土匪就将传教士全部杀死了。赎金之所以没有及时送达，主要是由于传教士担心土匪欲壑难填，尝到一点儿甜头后，继续绑架传教士。诚然，传教士成了山东省省长此举的直接受害者。

对于政府和土匪代表们在山脚的村落会谈的事件，抱犊崮寺庙里的被劫外国旅客尽人皆知，当时对会谈的结果翘首以待。可是，他们苦苦等了一天，却没有一点儿音信，不禁大失所望。就在这时，一个信使带着一个卡片过来，照着纸片宣读：释放所有外国旅客。于是，寺庙里一片欢呼雀跃声，大伙都感叹道：“哦，真是太好了，感谢上帝如此厚待我们。”然而，好事来得并没有那么快。因为土匪们一再坚持为每位被劫的外国旅客配备一把坐轿，我那些患难的同伴一时还离不开匪窝。土匪们之所以准备坐轿，是因为显摆他们的东道主之礼，使这些所谓的客人可以体面地走下山去。如此一折腾，我们离开匪窝时，夜幕已经低垂。那时负责救援我们的大队人马在枣庄煤矿，我们抵达那里时早已过了半夜12点。那天夜里，我们睡得很香。次日，一觉醒来后，我们察觉到所搭乘的火车在行进中。这趟列车直达上海，是中国政府特意为我们配备的。第三天，我们顺利抵达了上海，在上海北站下了火车。当时，上海的外国人无一例外全都沿着大街向上海北站涌来。先前，这些外国人一度要求严惩劫持我们的土匪们。

20年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随即进驻上海公共租界，并在当地俘获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并将他们囚禁在一个监狱的同一个牢房里。这个监狱就是臭名昭著的提篮桥监狱，而这两个人在“蓝钢皮”事件中曾被山东土匪劫持。彼此认出对方后，他们一边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紧紧相握，一边齐声喊道：“与日本侵略者相比，我们更喜欢中国土匪！”这个美国人就是我。

第十二章　华南的局势

20年代前期，华南局势几经变化。一直以来，我对它饶有兴致，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它。由于南方诸省军官的叛乱，这里一度混乱不堪，矛盾重重。直至孙中山先生出现，这里的局势才得到控制，矛盾才得以化解。1921年4月27日，革命党人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经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会议员选举，孙中山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这个总统拥有合法性。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布正式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一职。

广东新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它是广东新政府与苏俄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外交活动。追溯历史，1919年，中国和苏俄在北京举行了双边会谈，显然这个时候双方已经有过外交活动。会谈中，苏俄政府向中国政府表明对中国治外法权的立场。苏俄政府表示将始终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坚决维护中方主权完整，放弃对中国的治外法权，尤其是对东北一带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不过，对于中国北京政府而来说，苏俄的慷慨陈词有点儿出乎意料，北京政府心中满是疑惑。会谈中，苏俄还邀请北京政府前去莫斯科进行谈判。北京政府心中暗自嘀咕着：倘若应邀前去会谈，那么就表示中国认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犹豫再三之后，北京政府迟迟没给苏俄以答复。

1922年，越飞和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举行了会谈。当时，越飞是作为苏俄代表出席会议的，由莫斯科派出。会议结束之后，我在上海汇中饭店会见陈友仁，就此次会议的内容亲自采访了他。他是华人，在特立尼达出生，那时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兼新闻发言人。从陈友仁那里我得知越飞与孙中山先生在会上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建立互利友好关系，互帮互助。为了表示支援广东政府的诚意，苏俄政府除向广东政府提供贷款外，还派遣代表到广东，充当中国顾问。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则表明将送一批留学生到莫斯科，学习布尔什维克思想，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教育。

当时，英美石油公司众多，包括美孚石油公司、光裕机器油行、德士古火油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和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隶属于英国。这些英美石油公司一度垄断了中国的石油。为了使中国早日脱离众多英美石油公司的魔爪，中俄条约竟然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即苏俄愿意援助中国，使其重新获得对石油的经营权。那时，中国从苏俄进口石油。为了储藏这些石油，中国人新修了许多储油库。这些储油库的规模较大，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别的一些地方。起初，对于苏俄向中国出口石油的内幕，中国政府并不清楚。不过，后来的种种迹象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由于苏俄与英美在欧洲和近东的石油利益产生了冲突，当时三方正在进行协商，显然苏俄向中方出口石油可谓居心叵测，旨在向英美施加压力。后来，经过协商，苏俄与美孚石油公司形成了一致意见。对多方商议的结果，苏俄心满意足，当即暂停了援助中国的计划。事情发展到后来，苏俄终止了援助中国的计划，不但将其在亚洲的石油工人调回苏俄，而且将上海黄浦江沿岸的大型储油库拱手送给了外国石油公司。需要说明的是，上海黄浦江沿岸的这个大型储油库是中国人在苏俄的帮助下完成的。

1922年，孙中山先生和越飞的会谈，标志着中俄正式建交。1923年，北京政府完全认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苏在北京举行双边会谈，王正廷和顾维钧代表中方出席会议，他们都是杰出的中国外交家；加拉罕代表苏方出席会议，他是亚美尼亚人。1923年，双方正式进行会谈，最后就有关条款拟定了一份草案，王正廷在草案上签字。草案签订后，中国境内怨声载道，充满了反对的声音。迫于舆论的压力，王正廷不得不毁约，更不幸的是他还被免职。1924年3月，中苏双方再次达成一致意见，并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代表中方签署了条约，标志着北京政府正式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当时，顾维钧是北京政府的总理代理人。

就内容而言，苏俄与北京政府签订的条约和苏俄与广东政府签订的条约迥然不同。苏俄不得在中国境内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出现在与北京政府的签约里，而在与广东政府的条约里则传达着这样的意思：苏俄要积极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使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这个方针不得改变。

苏俄给广东政府派遣了许多顾问，这些顾问全是激进派。与其他顾问相比，鲍罗廷和加伦将军尤为出众。1922年，在与孙中山先生的双方会谈结束后，越飞便离开了中国，辗转莫斯科。当时，托洛茨基在全球范围内大肆鼓吹革命。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是托洛茨基是莫斯科事件的主要煽动者，莫斯科当局企图拿中国做最初的试验品，而且认为中国是可供他们试验的再肥沃不过的土壤了。当时，中国还汇集着一帮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或宣扬左派，或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大大影响了中国的局势。与俄国人相比，这些英美人的影响或许更大，然而这却是人们所不知道的。

当时，俄国人和中国人通过英语进行沟通，且英语是俄中两国沟通的唯一语言。那时，仅仅鲍罗廷和加拉罕这两位俄国人懂英语，并能用英语进行沟通。值得一提的是，鲍罗廷虽然是俄国人，但终其一生，长期居住在美国，他是美国公民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鲍罗廷与一位美国人结婚，生下两个儿子。这两个孩子在芝加哥出生，长大后就读于上海的美国人学校，入学时以格罗森博格为姓氏。鲍罗廷少年时，父母便带他移居美国。在瓦尔帕莱索大学毕业后，鲍罗廷应聘到一所芝加哥的俄语语言学校，在这所学校教授俄语，一教就是几年。1917年俄国爆发了革命，鲍罗廷随即辗转回到俄国，在当地结识了托洛茨基。应托洛茨基之邀，鲍罗廷以苏俄政治大使的身份来到中国。自广州政府成立之初，鲍罗廷就开始影响中国。与其他外国人相比，鲍罗廷的影响更大。除了孙中山先生之外，他还频繁地会见其他国民党领导人，并与之面谈。此外，鲍罗廷还担任中国学生宣传运动的指导者，影响了一批批中国学生。在这些中国学生中，有的人曾经在莫斯科受到卡尔·兰德克的培训，有的人在中国聆听过教师的教导。这些教师一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曾经也在俄国接受过培训，之后便返回了中国。当时，倘若没有孙中山的领导，新的革命政府就面临着混乱不堪的局面。由此看来，孙中山不愧是新的革命政府的中流砥柱。那时，汪精卫和胡汉民是新的革命政府的唯一障碍。这两人总是大造舆论，谴责新生的政权，并伺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不过，由于孙中山和蒋介石将军技高一筹，他们的阴谋总是没能得逞。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介石是位风云人物。当时，他的活动不仅影响了未来中国的局势，还影响了未来亚洲的形势。他出生于浙江奉化的一个小村落，这个村落位于中国沿海地带，与上海西南部相隔150英里左右。上海可是繁荣的大都市。蒋介石的父亲名叫蒋肃庵，是这个村落的一个小商贩，靠卖酒维持生计。蒋介石八岁光景时，父亲与世长辞，母亲凭勤劳节俭维持着这个家。母亲费劲千辛万苦，给蒋介石凑齐了学费，将他送进了一所军校。这所军校坐落在北京附近的保定市，与他同时入学的还有一些浙江少年，人数大概是40个。蒋介石在这所军校主修陆军，由于表现出色，1907年清政府将其送往日本，在日本东京振武学堂进修。这所学校对日本学生实行优惠政策，他们因而享有很多方便。从享有的便利条件来看，与这些日本学生相比，蒋介石处于劣势。然而，蒋介石不甘人后，发奋学习。除军事学外，蒋介石的日语、日本历史和日本事务方面的成绩也很突出。那时，孙中山先生因政治事件流落到日本。蒋介石的学业成绩突出，自然意义重大。然而与他的学业成绩相比，蒋介石与孙中山先生的切磋似乎更具战略性的意义。蒋介石到东京进行军事学习时，日本正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许多新思想萌发。那时蒋介石处于风华正茂的阶段，仅仅18岁，因而他不但易于借鉴日本的新思想，而且也能理解现时的中国急需革命的思想。俄国曾对日本屈服，唯日本马首是瞻。现如今，日俄及其他列强凌驾于中国之上。对此，蒋介石铭记于心。

在日本留学四年后，蒋介石返回中国。当时，恰逢1911年的辛亥革命，他于是积极参加中国革命。当时，为攻克上海，革命党人与清军在上海展开了激战，蒋介石随即拉了一批人手，支援革命党人的斗争。那时，革命党人陈其美掌控长江下游一带，他带领这批人手援助了陈其美。除陈其美外，蒋介石还用这批人手支援了孙中山。1913年，正值孙中山和袁世凯对决，蒋介石再次站在孙中山的一边，与袁世凯对抗。遗憾的是，孙中山在此对决中失败了，蒋介石也随即弃武从商，转而成为上海公共租界的一个掮客。庆幸的是，蒋介石在买卖股票中获利颇丰。那时孙中山依旧在广东领导革命战争，战争进行得甚是艰苦。当时，蒋介石将股票利润的一部分拿出来，献给孙中山正在领导的革命事业。在苏俄的帮助下，1923年，孙中山成立了黄埔军校，蒋介石应邀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这时，国民革命军正处于筹备阶段，黄埔军校旨在为即将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培养预备人才。

广州商会组织极力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武装，于是发动了叛乱。蒋介石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指挥黄埔军校的学生们压制叛乱，一举获得了成功，他大为振奋。当时，除广州外，广东省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多起军阀反对孙中山的斗争。这些斗争多半是陈炯明暗中策划的。蒋介石以广东政府军队司令的身份，积极参与这些反军阀的斗争。表面上，陈炯明是国民党员；事实上，他时时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人士作对。一次，陈炯明发起针对孙中山的叛乱，广东领导人见战局对革命党人不利，仓皇撤退到香港。蒋介石当即召集支持广东政府的福州革命军行进广州，予以抵抗。1925年1月，陈炯明率领的军阀部队惨败，部下随他一起逃到与广州相隔几英里的梧州，只守不攻。

这些战役打下来，蒋介石一举成名，成为广东政府军队中出色的领导人。值得一提的是，众人都知道蒋介石擅长用兵打仗。在之后的两年中，南方诸省军阀针对新政府的叛乱频频发生，蒋介石先后平息了部分省份的叛乱，如广东、江西、湖南南部和贵州部分地方的军阀叛乱。

孙中山毕生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他从事革命事业长达40年之久，不愧为中国革命之父。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至死都没有看到统一而现代化的中国。孙中山的病情虽然到了无法救治的地步，但仍坚持在广州做政治演讲。在这之后不久，他被人接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由于处于肝癌晚期，治疗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效果，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离开了人世。后来，孙中山的尸体被运往碧云寺，它坐落于北京西山。之后，国民政府将首都移至南京，并在当地的紫金山专门为孙先生修建了坟墓。坟墓修好后，尸体被运往紫金山，并以国家名义在当地为孙中山举行了葬礼。在此之前，碧云寺专门有人守卫孙先生的遗体。

苏俄顾问、孙中山的直系亲属和国民党领导人，就葬礼仪式、安置孙先生遗体的棺材式样和坟墓的式样进行了讨论，三方产生了异议。苏俄的列宁墓位于红场，列宁遗体用水晶棺材保存，供人观看。因而，苏俄顾问一再表示孙中山先生遗体的保存方式应该参照列宁的。苏俄顾问还从莫斯科向北京运输了一副棺材，这副棺材由铜和水晶组成。经查验，这副棺材有一定的毛病，于是采用了一副从美国进口的铜棺材。葬礼在南京隆重举行，以中国传统的仪式为主，稍加改进。在此之前，为了迎接孙先生的灵柩，人们还专门新修了一条大道，将其命名为“中山路”。中山路很长，从长江边一直绵延至在紫金山新修的坟墓。为了给孙先生修建坟墓，可花了不少钱。孙中山是共和派的领袖，他的坟墓与中国古代的明朝帝陵毗邻，是中国建筑师精心设计的，从本质上来讲，它的设计理念与明朝帝陵完全相同。

孙中山一生不乏追随者。不过，早在1925年3月12日之前，他的追随者之间为了权力展开了剧烈的争夺。当时，孙先生还未离开人世。起初，汪精卫派和胡汉民派展开了权力之争。事情发展到后来，国民党右派与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之间展开了强烈的权力之争，三方斗争颇为繁杂，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其中国民党左派比较激进，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孙中山临终前留下了一份遗嘱，遗嘱中并未明确提及中苏友好合作，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据说，当孙先生躺在病床上行将逝世的时候，汪精卫写了这份遗嘱。不过，对这份遗嘱是否出自孙先生之手，有人表示质疑。有人认为这份遗嘱虽然是经孙中山署名，但并不排除汪精卫和鲍罗廷伪造的可能性。那时，鲍罗廷是俄国顾问。纵然存在许多诽谤声，但在国民党党员看来，与中国境内的法律相比，这份遗嘱的权威性更大。无论是举国上下的学生，还是政府各部门的同志，都要定期诵读这份遗嘱。学生通常在每天早上诵读，政府部门的人员则在每星期的例会上集体背诵。

遗嘱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个有机部分组成。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的实现必须借助国家和军队的力量。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西方之所以处于至尊地位，除去良好的政治哲学思想外，还在于其高度的物质文明。在“民权主义”中，孙中山着重强调了民主政治的主张。他指出“民生主义”旨在通过组建全国范围性的工商企业，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

第十三章　二十年代的国共之争

1924年1月20日，国共两党代表人齐集广州，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隆重举行。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会同意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过，由于共产党人试图对国民党人施加压力，大会期间双方矛盾丛生。1926年初，国共两党矛盾白炽化，因而引发了第一次公开的激烈争执。

李宗仁、李济深、朱培德与何应钦四位年轻军官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在他们的组织下，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爆发了。自战争打响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一路北伐，在长江流域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当时，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蒋介石出任该校的校长，他一再避免国共之争。1924年，蒋介石访问了苏联，于是有人妄言他有倒向共产党的嫌疑。不过，蒋介石在俄国的种种迹象表明他并没有这种倾向。因为尽管苏联人一再费力讨好蒋介石，但他却毫不动声色，甚至显得有些冷漠。1926年3月24日，蒋介石迫于四位年轻军官的压力，被迫在一个文件上签字，表明他将与中国共产党断绝关系，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

蒋介石为何不情愿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他出生于浙江省，那是一个既注重实业又相对保守的省份。在当地，他不仅结识了金融界人士，还结交了商界人士，并且与他们结下了很深的情谊。这些人掌握着上海经济的大动脉；第二，张静江极力劝解他，乡里乡亲的，他不好推辞。在别人看来，张静江是个传奇人物。清朝末年，张静江在中国和法国之间倒卖丝绸和古玩，由此发家致富。当时，张静江有很多中国古玩，那些辗转中国、途经法国的美国百万富翁尽数将其买下。张静江不但是位中国古董商，还是位革命事业的积极拥护者。当时，张静江献出了大量资金，支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虽然积极筹划并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会议，但是却谢绝担任一官半职。两年后，袁世凯暗中策划篡夺帝位，孙中山随之举起反袁大旗表示反抗，张静江再度支援孙先生的革命斗争。当时，袁世凯大权在握，对于张静江的举措深恶痛绝。因而，袁世凯在全国范围内下了通缉令，旨在逮捕张静江。除张静江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支持革命的同志遭到袁世凯的通缉。由于政治因素，张静江流亡巴黎，在当地他同时开设了两家店铺——古玩艺术品店和中餐馆，靠经营古玩艺术品店，收拢了大量资金。值得一提的是，中餐馆因经营豆制品而享有盛名。随着袁世凯的去世，张静江辗转上海，除股票外，还在当地做黄金交易，由此赚了一大笔钱。在上海，张静江结识了蒋介石，并给予其资金援助。1925年，张静江抵达广州后，有幸与国民政府的官员接触，最终国民政府给他留了一个席位。蒋介石率领北伐军一路向长江流域进发，张静江也随蒋将军出征。后来，国共两党彻底决裂时，张静江站在南京国民政府一边，并参加了南京国民政府。张静江人至暮年时，由于身体出了点儿毛病，行走不便，只好靠轮椅勉强支撑，那时的他仍旧对中国共产党极其排斥，反对的声音一点儿也没有减弱。

孙中山去世后，为了争取孙先生之前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一度展开了争夺。胡汉民是国民党右派，是其政治领导人之一，极力排斥中国共产党。与胡汉民相反，汪精卫却是国民党左派，他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当时俄美两国为广东政府派遣了顾问，汪精卫同这些顾问一道，从广州向汉口进发。在蒋介石的带领下，1926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始发地是广东。当时，国民党内部潜伏着中国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分子积极宣传反帝思想。因而，外国人，特别是中国境内的传教士深受国民革命的影响。当时国民革命军在自南向北的北伐战争中，取得了节节胜利。这样一来，除教会学校和教堂外，教士居住区的财物也全被抢光了。由于迫害，多半传教士流亡到上海。

在汉口、南京和上海，国民革命的局势一发不可收拾，顿时紧张起来。那时，国共两党因党派分歧和权力之争而产生的矛盾酝酿了很久，在此刻顷刻爆发出来。后来，起初站在同一战线并肩作战的两党发生内讧，互相拼杀起来。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暗中派人抵达汉口、南京和上海，是因为他们企图赶在国军到达之前掌握这些城市的主动权。对于他认为的中共的这种做法，蒋介石严厉斥责。他还认为，除汉口外，中共还秘密向上海派人，旨在对这些城市的学生和工人团体进行控制。

在中国国民革命人士里，有些人对激进派和共产党深表怜悯，因而对于汉口中共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在外国顾问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它的远大理想计划着。在中共看来，为了实现它在中国境内组建共产主义政权这一远大理想，必须很好地控制国民革命。中共对汉口的控制，就是其实践计划的典型。不过，中共的计划并没有得逞，其中部分原因是其不仅谴责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抨击新军阀、当地金融界和地主。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因素虽然不是根本原因，但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此前的社会一直以农业为主，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是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如果非要说有，那么“士”权且算作仅有的一个阶级吧。“士”接受了旧式教育的熏陶，但参加科举考试并入围的青年才有资格胜任。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有力指挥下，武汉三镇光复。显然，武汉三镇光复应该归功于蒋介石。然而，中国领导人中的左翼分子在外国顾问的协助下，发起一场旨在欢庆他们在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运动，此运动的形式酷似古罗马从搏斗比赛中取乐子。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两名北方将领被捉拿，这些左翼分子竟然对他们进行审判，审判是苏联式的。在历史上，汉口享有中国的匹茨堡的美誉。在激进人士的影响下，汉口的工人相继罢工，并追随激进人士演讲、游行、示威，常常不分昼夜。这些工人来自矿山、制造厂和加工厂。当时学生联合工人组成了游行队伍，他们打着“将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积极支持世界革命运动”“联合全世界无产人士”等旗号，在街道上游行示威，队伍浩浩荡荡，声势浩大。共产党人在湖南进行了长期的强有力的红色宣传，湖南人颇受红色思想的熏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当时湖南的青年农民多半不辞辛苦地专门离开湖南，赶往武汉，挤入游行队伍之中。

由于工人罢工参加游行，武汉的工矿企业尽数停止营业。这些工矿企业五花八门，除隶属武汉的小企业外，还包括包装厂、机器制造厂、榨油厂、汉冶萍煤铁公司、大烟厂、船厂和帆船贸易。其中包装厂负责向外国市场运输武汉的货品；机器制造厂中囊括了机器棉纺织厂；榨油厂主要出产食品油；汉冶萍煤铁公司规模较大，经营权属于日本人；大烟厂由英美经营；船厂不仅生产供长江下游使用的入海大轮，还生产供长江上游使用的轮船，这种轮船虽然容量小，但是功率大，在急流险滩中行驶自如；帆船贸易的主要经营场所在华中大运河流域和湖泊地带，它的运营权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其数量之大，令人吃惊。为了欢庆革命的胜利，许许多多的工人罢工之后游行示威了好长一段时间，当这一切结束之时，他们忽而察觉到自己连吃饭的钱也没了。

那时，政府不仅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还投合激进分子。工人和学生们意识到这一点后，便求助于政府。这时，政府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真是得不偿失啊。为了减缓饥饿的情形，政府大肆印发纸币，以方便人们买米。结果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过多，引发了通货膨胀，食品价格猛涨。其中，大米的涨幅最高，几乎没有人有购买力。

当时，中国政府没能解决罢工群众的饥饿问题，同时担心群众将矛头直指自己。为了求全自保，政府当局将革命的洪波引向外国人。政府当局不断组建队伍，进行游行示威，由此队伍愈来愈壮大。这些队伍高举旨在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时常通过英租界。由于日租界有一排排的机关枪护卫，队伍没敢得罪日租界。英租界却守备空虚，除了一小支海军部队，仅有一些来自地方的志愿团体和警察。欧玛利是爱尔兰人，以英国外交大使助理的身份驻华。由于英租界边缘地带的示威队伍声势浩大，英租界当局无法控制，于是派欧玛利前往武汉。那时，欧玛利是以英国外交大使代表的身份前去武汉的，他担心英租界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于是要求英国人离开英租界，撤到一艘英国船只上，船停靠在附近水域的码头，在撤退过程中没有任何不测发生。与他的同胞相比，欧玛利是一位更为精明的政治人士，这可以从他的外交活动中看出来。当时，陈友仁担任中国的外交部长一职，属于比较激进的一派。鉴于当时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就英租界问题，欧玛利和陈友仁举行了双边会谈，最终两人达成了“陈欧协定”，协定里写着：英国届时将把上海的英租界归还中国。协定一经签订，立即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在伦敦，英国外交部发表官方声明，表示“陈欧协定”正好实践了英国一直以来期望把英租界归还中国的想法。

之后，中国将英租界收回。如此一来，示威者对英国的敌对情绪渐渐缓和，最终归于平静。这些民众转到其他街道，继续游行示威。

汉口局势之所以好转，不仅在于中国收回英租界，还在于南京的警报传到汉口。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地区，与汉口相隔400英里左右。据报告说，南京有一个美国人社区，那里的居民除美国官员外，还有驻宁领事及其家眷。示威群众和一些革命军队公然向南京的这个美国人社区发起进攻。对此，美国人很是不满，于是动用美国炮舰，积极抵抗。事件一发生，武汉政府就意识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当中。外交部长陈友仁随即给美国国务卿打电话，虽然表示不对南京的突发事件负责任，但表示乐意赔偿外国人因中国激进人士而遭受的损失。

陈友仁跻身中国政治界长达十年之久，期间政治地位不断提升。此次，他不仅在将汉口英租界归还中国的“陈欧协定”上签字，还作为汉口激进派政权的代表致电美国国务院。因而，陈友仁的政治生涯达到另一个高度。他在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出生，当时西印度群岛是英国的殖民地。他的父亲是华人，母亲是特立尼达人。在英国时，他一度专攻法学，还在伦敦的内殿律师学院担任实习生。同许多留洋在外的中国人一样，陈友仁虽然身在国外，但心知自己骨子里流淌的依旧是中国的血液，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于是，学有所成后，陈友仁远渡重洋，返回中国，投身到中国革命事业当中。在英国，他受到了良好的英文教育，这种教育方式虽然古典，但不失优雅。由于长期留洋在外，他对中文一窍不通，连基本的读读说说都不会。由于英文的优势，他海归以后，进入一家英文报社工作。当时，在中国居住着部分毫无朝气、懒懒散散的英国人。陈友仁就此在亚洲发表了诸多社论，目的是唤醒这些沉闷的英国人，使他们精神抖擞，重新焕发激情。在这些社论中，陈友仁频繁地提及英国古典文献的引语。在上海和北京，他一度编写并发行具有激进思想的报刊，一次竟然因此被北京警方拘留，并以处死相威胁。那时，陈友仁突然想到自己在特立尼达出生，当属英国国籍，因而请求英国驻华大使解救。朱尔典是英国驻华大使，当时他人至暮年，心存善意，于是答应了陈友仁的请求，向英国首相施加压力，希望中国北京政府还陈友仁人身自由。由于朱尔典的帮助，陈友仁重归自由，随即流亡到上海公共租界，把那儿作为临时的寄身之地。后来，陈友仁前往广州，并成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的一员。之后，陈友仁又随北伐军北上。作为激进派成员之一，陈友仁后来还担任了汉口政府的外交部长一职。

在撤离汉口的事件中，英国当局起初忘了英属印度社群的存在，只使自己的国民撤出英租界，并登上码头停泊的轮船。英属印度社群的成员全是锡克人，多半是警察出身，部分在中外企业和富有家庭担任保安或门卫。部分锡克人还经营放贷业务，为此还发了一笔财。当所有的英国人都顺利上船后，才有人意识到遗漏了他们。当时，英国在汉口设有驻华领事馆。这个领事馆的一位官员知情后，立即上岸，试图援救这些被遗留的锡克人。但是，上岸后，这位官员一无所获，竟然看不到一个锡克人的踪影。当他准备上船时，一支庆祝收回租界的学生队伍映入他的眼帘，他随即停下脚步，四下打量了一番。只见这支队伍高举“打倒外国帝国主义”的旗帜，游行示威，在队伍的后头竟然发现了这些逃离的锡克人。此刻，这些锡克人已经和中国人站到同一条战线上了。这个英属印度社群的锡克人尽数加入中国革命队伍，无疑为1941～1942年的事件埋下了伏笔。当时，英属印度人部队和日军在香港、马来西亚、缅甸展开激战，印度的国大党不是支援英国，而是在亚洲战争中与日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国民党内部有一些激进人士，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汉口英租界得以收回，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声誉。这些激进人士曾经不仅怂恿一批批的工人罢工，还鼓励工人加入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队伍之中。因此，一批批的工人被迫失业，连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事情发展到后来，情况急转直下，部分激进人士竟然叛变。汪精卫就是叛变人士之一，除中国的激进人士之外，他还对苏联顾问日趋冷漠。

毛泽东站在中国激进派的立场上，积极为激进人士辩解。在他看来，汉口的红色政权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陈独秀。毛泽东说，陈独秀作为中国领导人，在再次分配土地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当时，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抱有妥协退让的态度，这无疑是对红色政权的背叛。毛泽东曾在谈话中指出，除独断的陈独秀外，苏联顾问鲍罗廷和罗易也应当对汉口红色政权的失败全权负责；当时，罗易不仅是英属印度人中的激进分子，还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人士。在《西行漫记》中，埃德加·斯诺引用了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毛泽东强调说，表面上看来，鲍罗廷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代表人；实质上，鲍罗廷早已摇身变为国民党内部的大独裁家。对于鲍罗廷的实际身份，陈独秀予以包庇，没有及时汇报给党内的领导人士。据说，罗易后来揭发了鲍罗廷的真实面目。因此，汪精卫叛变，武汉国民党左派内部关系破裂。之后，在蒋介石、国民党宁派和国民党左派、共产党的争斗中，后者大败。

激进的武汉政府溃败的消息一传到莫斯科，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托洛茨基和世界革命论拥护者随即陷入了难堪的境地，最后以垮台告终。在中国这片疆域上，苏俄不仅投入了大笔的资金，还做了不懈的努力，而今却付诸东流。之后，斯大林和他的同伴还幸灾乐祸，趁机兴风作浪，不仅损坏了托洛斯基名声，还诋毁了托洛斯基的“持续的世界革命”论。事情发展到后来，鲍罗廷离开中国，经陆路返回莫斯科，为此丢尽了脸面。不久，鲍罗廷被革去俄国顾问一职，转而在《莫斯科每日新闻》报社当起了编辑。这家报社专门出版薄薄四页的英文报纸。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他曾经是武汉政府的政府官员，不过后来离开了那里。他曾证明毛泽东的言论属实，特别指出“俄国人的蛮横态度”。陈公博曾就读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学，后来担任汪精卫的秘书。陈公博留美不久，便学成归国。武汉政府垮台之后，陈公博在《密勒氏评论报》上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章，旨在剖析武汉红色政权垮台的缘由。陈公博在文章中说，工业私有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局势的混乱，众多企业终究面临倒闭，失业工人会日趋增多，政府将不得不承载救济失业工人的压力。在陈公博看来，工业国有化可以大大弥补工业私有带来的缺陷，因而他大力宣扬国家资本主义。陈公博说，当前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渗透到中国，并已经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中国政府倘若想抵制并最终征服这种势力，必须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陈公博认为唯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面临困境时，政府才能够因势利导，并受到中国本土工业和金融业的拥护，一起抵制外国对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的实验。陈公博原本作为政治助理辅助汪精卫，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东京逝世后，陈公博转而成为南京傀儡政府的头目，这时的南京傀儡政府完全任由日本人支配。在中国留美学生中，陈公博是唯一心甘情愿加入南京傀儡政府的人。

第十四章　上海的战事

对于国共两党长期不和的情形，在国民革命军尚未抵达长江流域一带时，我就知晓了。曾经，我收到两本小册子，它们具有相对的保密性，属于国民党的机要文件。这两本小册子涉及蒋介石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训话，蒋介石强调说，共产党图谋不轨，并一再排挤国民党，企图非法夺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然而，国民革命军攻克汉口、南京和上海之后的局势却是我之前所没有想到的。

美国和其他西方传教士的驻地，因为处在推进部队的路径中而首先感受到了北伐行动的影响。包括工人、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数百名难民乘坐船和火车来到上海。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因为他们的家园已经被疯狂无序的士兵洗劫一空。教会和宗教学校因为帝国主义和宗教因素而受到了排斥。

我记得一个被称为传教士领袖的人，他参加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会上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说了一些分支军队在他们区域中的暴行。我问了其中一个发言者他是如何认定这个事实的，即共产主义的学生和士兵们能够通过使用密集宣传来抵消基督教传教士长年以来的功劳。他回答说：“比起建造，摧毁总是更容易。”他解释说，针对传教士的广泛的反帝和反宗教宣传，是与民族主义和政治改革问题紧密相连的。多数皈依基督教的人都不能前来帮助他们的外国友人和恩人，任何一个帮助外国朋友的中国人都被贴上了“帝国主义走狗”的标签。

外国人都知道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很少人意识到在中国发生的斗争是一个类似在苏联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发生的斗争，是生存和死亡的斗争。这两个对立的领导人在苏联共产党人列宁逝世之后就产生了对立，他们的斗争涉及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目标。

列宁曾经宣称：“中国正在沸腾，我们有责任来保持这一沸腾的局面。”但是使中国公社化的尝试是托洛茨基派鼓吹世界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英国的失败之后，国际的指挥者就决定尝试在中国和拥有亿万人口的亚洲宣传共产主义。在这意识形态的背后，潜伏着俄罗斯红色革命领导者与美国、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划清界限的愿望。这一愿望通过攻打后者在远东松散的殖民地来实现。

俄罗斯红色革命领导者认为，如果能在中国取得成功，这将意味着又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诞生，也意味着第三国际在遭受欧洲国家的拒绝、丢掉了声誉威信后的一个胜利。而且，这一胜利会有损于斯大林越来越高的政治声望，他曾经非常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世界革命纲领，坚信在苏联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1917年俄国十月红色革命之后，成千上万的俄国人从俄国逃到中国境内，这些逃亡者都是反对红色革命的，革命在中国的胜利也会使阻止和平息这一情况有了希望。

那些在他们家乡走路去工作、骑车上街的宣传员和政治操纵者很快发现，在中国，美国汽车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必要补充”。对于美国汽车，上海经销商做成了繁荣的商业，与此同时，红色革命热潮仍在继续。但是当美国共产党的负责人白劳德伯爵来到上海后马上就制止了这个不计后果的支出。

在一个精心策划的为了表现他在上海取得的功绩、荣誉的宴会上，白劳德拒绝吃除了黑面包和水之外的任何东西，他说那些东西对于饥饿的苏联农民来说，是他们生活的费用。这些苏联农民为了中国革命而贡献了自己的钱。但是白劳德到达现场时已经太晚，那些独裁者和若干苏联顾问的独裁行动已经离间了许多国民党领袖的支持。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局势问题，我采访了白劳德。他强烈谴责了那些言之凿凿的条款和政治代理人，他们开着豪华轿车去参加宴会，而苏联和中国的农民、工人正在饱受饥饿之苦。

俄罗斯共产主义在中国失败与托洛茨基倒台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托洛茨基回忆录的一段话中得到了揭示。其中他指责中国共产党已经“被迫”加入了资产阶级国民党，而且已经被禁止建立苏维埃政权，也被迫制止土地革命的进行，同时也解除了对工人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人于上海被血腥镇压后，托洛茨基建议要耐心等待，这一行动能够吸引更多的红军支持者。然而，结果并没有依据托洛茨基所期望的那样。他曾说，在德国革命失败、英国总罢工崩溃之后，中国新的灾难只是加剧了群众对国际革命的失望，而且正是这种失望成了斯大林的国家改良主义政策的最主要的心理根源。

国民革命军拿下汉口、南京后，上海的中外人士无不对两地的局势表示关心。在众人看来，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与众多中国城市相比，上海不仅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还是欧化的典型城市。上海还可以与诸多世界大海港匹敌。在东亚大陆上，上海的工业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一个城市的工业可以与之相抗衡。那时，上海人口多达300万左右，其中包括来自不同国籍和不同种族的外国人，他们的人口数量大抵在7.5万到8万之间。除多数基督教会外，多半天主教教会在亚洲设有机构，这些教会的总部无一例外都设在上海。美国将大笔的黄金投入亚洲地区，在众多亚洲地区中，上海是美国融资最多的城市。不过，菲律宾是个例外。与美国相比，英国在上海的融资更大。然而，在中国疆域上，英国对香港的融资量最大，上海次之。

当时，一些记者唯恐天下不乱，就汉口的局势作了一些相关报道。因此，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居民无不诚惶诚恐。上海的外国报纸，尤其是《字林西报》刊登了这般新闻。在众多上海的英国报中，《字林西报》很有领导地位。那时，魏尔入驻北京，他是一位很有名的英国记者。听到汉口的风声后，魏尔离开北京，辗转汉口视察。之后，魏尔返回北京，并就汉口的局势写了许多以“长江流域的红色巨浪”为题目的报道。

这时，英国代理商公司的经理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我出席了这次会议。据报道说，为了搞好反共的舆论宣传，在上海，除外国商会外，其他一些机构也相约筹集一批赞助款。听到这种言论，记者招待会的主席也按捺不住了，竟然提出上海各个报社联合起来，发表一些会外报道，旨在制造共产党威胁论的舆论。招待会上，当主席征求与会人员意见，要求他们对行将进行的反共宣传提点儿自己的想法时，我立马回应说，倘若颠倒是非，把中国的国民革命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那么举国上下的中国人将为之愤怒，由此造成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早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就已经打响了。值得一提的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属于共产主义运动。从最终目标来看，共产主义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截然不同，因而国共两党是不可能长期和平相处的。接着，我又说道，我始终确信对于任何阻碍国民革命运动的行为，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会予以抵抗。倘若外国商会混淆国民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那么我将不会配合他们的行动。随即，我走出了会议室。英国《字林西报》在中国的资历很深，先前在提及中国的政治问题时，该报的编辑难免表现出不可一世的态度，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表现得相对审慎的。然而，此次《字林西报》的总编辑毫无忌惮地抨击国民革命运动，丝毫不顾及应有的立场和原则。此外，这个总编辑还聘用了两位美国记者，专门负责刊印一份有关共产党问题的期刊，多数内容涉及一些夸大其词的言论。例如，有一篇所谓给读者指点迷津的文章提及“除电影院外，如何在其他公共聚会地段发现共产党分子尾巴”的话题，这大段的文字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后来，当这个风波过去之后，这两个美国记者被《字林西报》的老板直接炒鱿鱼了。接着，为响应变化了的中国政治局势，该报社的老板重新请来一个总编辑，报社的言论准则随之发生了变化。

由于这种言过其实的宣传，紧张的气氛随之笼罩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上空。为了兴修战略防御设施，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成为租界当局的雇佣工人。这些中国劳工不分昼夜地劳作，除了挖战壕，安设挡马桩外，还新建碉堡——这种碉堡都是用钢筋水泥修筑而成的。当时，上海居住的外国人担心害怕的消息可谓是不胫而走，很快便传到相关国家的首都。与此同时，由于过度担心，有关国家的领事和代表团作了一些夸大其词的报道，导致气氛愈来愈紧张。如此一来，在几周内，有关国家竟然调派4万名左右的部队入驻上海。这支部队不仅包括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步兵，还包括英日的步兵，意大利的海军陆战队和法国的安南兵。

当时，巴特勒统领美国部队，担任司令一职。他一度在新闻界发表以和平方式解决现有的国际问题的言论，这引起了其他国家司令的不满。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他曾率部在北京平定了义和团运动。此外，他还是教友派的一位忠实信仰者。

在这种异常紧张的气氛中，记者招待会被迫再度召开，我和巴特勒都出席了会议。会议上，我采访了巴特勒，询问他说，倘若为了遏制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那么外国人需要动用多少武力，才敢向中国挑衅。巴特勒断言说：“倘若没有50万兵力，那么我是没有胆量在中国境内公然挑衅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势力的。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战争整整僵持了一年，那么年末增派的兵力需要达到100多万，方可勉强应对中国的革命力量。”数年之后，有实例证实了巴赫特将军的断言。事情是这样的：后来，日本派200万大军入侵中华，虽苦战8年之久，却以大败告终。

后来，我和巴特勒将军再度会面。谈论中，巴特勒告诉我他接到华盛顿当局的指令——不准向中国军队开枪。巴特勒提及他在华的唯一目的是维护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抵御中国军民的暴乱。之后，在巴特勒将军的带领下，其部下撤回美国。回国后，巴特勒对外界宣称说，他进驻中国时，他的部下没有向中国军队发射一枪一炮。在这之后不久，巴特勒退伍，随即在各种公众场合发表言论，极力劝解美国和其他国家，使这些国家的部队从中国撤出。

与巴勒特相同的是，布里斯托上将也主张外国军队撤出中国。美国在亚洲水域拥有一支舰队，布里斯托出任该舰队的司令，他极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强烈反对外国对中国的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布里斯托一度以土耳其行政官员的身份参与政事，这时的土耳其是同盟国的成员。那时，他对干涉政权的苦果深有体会。英国曾向中国调派了一些司令官，戈特爵士便是其中最早的一位。在中国时，戈特爵士察觉出英国当局对发兵中国并与之展开一场规模较大的战争毫无兴致，因而愤愤不平地返回本土。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人发觉了多年以来不为人知的一项机密计划。这个计划来源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档案，旨在成立一个“特别区”——这个特别区位于长江流域，从上海到汉口绵延600英里左右，分布于长江沿江，南北两岸宽度都为50英里。不过，此项计划非但没有公布于众，反而自此被尘封起来。据说，上海的死硬派帝国主义者起草了此项计划，戈特爵士确信中国人必定会屈从于外来势力，不过前提是外国军队入驻中国。

继戈特爵士之后，英国政府当局又派遣了一位司令官来华。在抵达上海不久，这个司令官主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这位司令官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地图，记者招待会上，他指着这幅地图说：“请大家仔细看好了，地图上图钉的位置代表中国国民革命军所在的位置。需要强调的是，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些图钉的颜色，起初我们用红色做标志，如今我们用黄色做标志。”后来，他又表示说，在英国政府看来，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它堪称是一种切实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长江流域的红色巨浪”。此前在上海，这些死硬派帝国主义者为了将美国人和欧洲人赶出中国，曾在宣传文件上和相关报纸上发表了令人惊恐的“长江流域的红色巨浪”的阴谋言论。

在上海，除中国商业界外，中国金融界也相对保守，不过它们对于国民革命运动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援。近十年以来，中国国内的政局一直处于动乱的状态。同中国商业界一样，中国金融界也希望国民革命军可以稳定一度混乱的政局。他们希冀在国民革命军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人民可以脱离灾难境地，重新安居乐业。不过，在某些敏锐的银行家和企业家眼里，时下的中国是不可能长期繁衍生息的，恢复家园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证实他们的想法，他们将许多代表派往汉口、江西和湖南，要求代表进行实地考察。当时，汉口受共产党势力影响颇深。不幸的是，共产党很快发现了这些代表并将他们捆到乡村，还将“帝国主义的狗腿子”之类的字样写在代表的上衣上，领着代表在大街小巷中行走，以示惩戒。后来，这些代表仓皇逃回上海，将汉口及其附近地带的局势禀告金融界和工商界。听罢，上海的金融界和工商界当即表示将采取有效措施，制定详细规划，以预防中国共产党前来上海。

一直以来，有关当局始终没有将国共上海之战的事件公布于众。这或许是由于那些处理被害共产党人善后事务的人员不情愿说。共产党曾经培训并武装了数以千计的劳工，这些劳工来自上海各个工厂。对此，上海市政府不仅清楚得很，还采取了相对的措施应对。在上海，当工人武装攻克一些战略要地后，市政府当即动用了既定的战略部署，以便有效阻止工人武装的行动。

当时，孙传芳率部驻扎在杭州，这里与上海相隔100英里左右。在北军将领中，有许多反对国民党的人士，孙传芳是其中之一。他那时盘踞在福建、浙江和江苏一带，这些省份无一例外都位于中国沿海地带。

与一批新闻记者一道，我曾前往杭州会见孙传芳，并就怎样驻守上海，以抵御国民革命军的问题采访了孙传芳，那时的上海局势还没有进一步恶化。长江三角洲，顾名思义是一块三角地带，三边的长度不一，分别100英里、200英里和250英里。这个三角的东方顶点是上海，北方顶点是南京，南方顶点是杭州。这个三角洲内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除棉花、蚕丝外，还盛产小麦和稻米，堪称是中国最富饶的地方。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分布在这个区域，无锡便是其中之一，它是长江三角洲的棉花、蚕丝和面粉的生产中心。

在众多北方军将中，孙传芳是较为开明的一位。从政治方面来说，他没有留下什么不好的声誉。与中国当时的其他军队相比，孙传芳的部队配备尤为优良，因而在他对其部队检阅一番之后，认为其部队很有优势，保卫上海是绰绰有余的。后来，纽约一个报社的特派记者就此撰写了一份报道，并将它寄到纽约。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报道的内容围绕上海是坚不可摧的，因而国民革命军是不可能攻克上海的主题展开。然而，事实否定了这位特派记者的预想，上海最终被攻克了，因为孙传芳的部队虽然配备先进，但是国民革命军的威名大大挫败了其部队的士气。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外国人看管，居住在租界的外国人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甚少，竟然不知道国民革命军攻克了上海。不过，租界里有外国人不知情的事情是不足为怪的，这不仅是因为租界由外国军队驻守，戒备森严，还在于租界与由中国人经管的上海市地段的路口、周遭地带设有一系列的防御设施，挡马桩就是其中的一种，每个挡马桩的周围都有数不尽的倒钩铁丝缠绕。上海的浦东、闸北和南市是人口密集地带，早在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几天之前，这儿一度枪声不断。与上海市其他地区相比，浦东、闸北和南市接纳的工人数量最多。这三个区域工商业发达，聚集了无数由中国人经管的工商业。

当时，上海散布着无数的谣言。正因为如此，多数当地的居民一夜常常被惊醒好几次。不过，事实证明，这些谣言多半是真的。例如，一天有人突然说，国民革命军将会向上海进发，法租界当局对此不但不进行抵抗，反而应允国民革命军道：国民革命军倘若不携带任何武器，那么可以到法租界境内。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传到公共租界里，因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距离较近，仅有一街之隔。这个消息传到公共租界后，那里的居民成天提心吊胆的。为了安抚人心，就在消息传播的当天夜晚，一条全新的挡马桩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拔地而起。这条挡马桩是一批劳工连夜赶修的，这批劳工队伍是由公共租界当局调派的。获知这个消息后，我前去会见了法国总领事，就如何看待公共租界防御工事的问题采访了他。令我失望的是，这位法国总领事只是耸了耸肩，并没有说任何话。当时，我推测到他对于许多内情应当非常了解，只是不情愿向外公开罢了。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的推测一点儿也没有错。事实上，法国人和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是有老交情的，他们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交往。从一些美国记者那里得知法租界来了两个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后，我们连忙赶往法租界。我们抵达法租界时，只见租界的门被死死封锁着。表明来意之后，租界的警察给我们开了门。接着，我们进入法租界进行采访。何应钦将军是接受采访的国民革命军军官之一，采访中他对我们说，国民革命军此次向上海进发，并没有向外国人发起进攻的意思。何应钦还表示，国民革命军一旦攻克上海，就会对上海进行整顿，使上海的中国区域秩序井然。后来，何应钦提到孙传芳及其部下，他对我们说，孙传芳的部队溃不成军，武器已全然被收缴，孙传芳也趁乱仓皇逃跑了。

在中国城市中，上海的地位相当重要，当地的局势直接影响着全国的政局，多种力量都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占据上海是任何一种想统治中国的力量必须首先做到的。在中国，除国民党外，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也想占据上海，并积极筹备着，旨在为其统治中国做好铺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共产党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当时，孙传芳部下的士气因国民革命军的宣传而大大挫败了。早在国民革命军抵达距上海100英里地的地方之际，孙传芳及其高级军官就闻风丧胆，毫不顾及阵地，狼狈逃走了。那时，北军落荒而逃，南军还未抵达上海，当地市民在一个时期内享受着没有军队纷扰的生活。有人将这个时期称之为真空时期。南军指国民革命军，他们之所以迟迟没有抵达上海，是因为孙传芳逃跑时拖走了所有的火车和轮船，交通由此中断，他们只能步伐行军。

共产党便趁着这个真空时期，逐步实施着他们的计划。当时，共产党为了获得群众的支持，做了大量的宣传，最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便是深受影响的学生和工人逐渐向中共提倡的社会改革运动方向倾斜。共产党策划的夺取上海的方法与他们之前攻克汉口的方式如出一辙，除集会、示威游行外，还有演说、发宣传品等方式。那时，斥责外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标语布满了上海一些建筑物的墙壁，这些都是共产党的杰作。一些中国人帮助与他们有利益瓜葛的外国人，为此共产党绘制了大幅的漫画，并在漫画上题字，图文并茂地指出这些中国人简直是帝国主义的狗腿子。共产党还逮捕了许多上海的中国人买办，并直呼其姓名，对其加以斥责。这些买办不仅是中国商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在外国公司中担任中国经纪人。

人们得知成千上万的枪支已经被激进派领袖分发给了工厂的工人，上海就要经历以前南京和汉口曾发生的事件了。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乱世出枭雄。在上海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杜月笙应运而生。在这之前，很少有外国人知晓他。在民国建国初期以强盗出身的杜月笙还是位政治玩家。后来，中国的名人录里收录了他，并在他的后面注着“银行家、慈善家、社会福利工作者”。杜月笙在一个较小的海边渔村出生，他家距上海有25英里之遥，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至于他的其他幼年生活，大伙儿很少有人了解。（当时，除普通居民外，这个渔村还住着船夫、渔民和农夫，人数多达数百名。值得一提的是，渔村后来改名为“杜家村”。当时，杜月笙在这个渔村里主持修建杜氏祠堂。祠堂竣工后，他于1931年在这个渔村举行了隆重的典礼。前来祝贺的队伍很多，其中一支队伍绵延两里路，在邻近的村庄进行庆祝。整个典礼花费巨大，高达100多万元。这么一来，渔村突然间出了名。那时，前来参加庆典的还有来自各界的中国知名人士和财势双全的人，他们送来的额匾、寿联多种多样。人们或扛着或举着这些数不胜数的额匾、寿联在队伍中行走，由此形成庆典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起初，杜月笙在上海法租界摆水果摊，靠卖水果维持生计。后来，他于偶然的机会发觉一些地方悄悄地经营鸦片生意，不久便与贩卖鸦片的伙计混熟了。在美国禁酒时期，一些投机分子私自造酒、卖酒。当时上海贩卖鸦片的伙计和这些投机分子简直是一丘之貉。凭借中国传统的方式，杜月笙当上了黑社会老大。在短短的时间内，他由法租界的水果商贩，摇身变为上海南市的大亨。上海南市与法租界毗邻，那里经营多种业务，除鸦片业外，还有赌场和娱乐业，所有这些业务都由杜月笙把持着。一直以来，中国社会就存在着一个秘密会社问题。直至杜月笙的出现，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当时，中国社会同时存在着两个颇具实力的秘密政治会社——青帮和洪帮，杜月笙的贡献就在于将它们合并为颇负威名的青洪帮。青帮和洪帮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朝初年，那时它们刚刚成立，旨在反对满族人的统治。中华民国成立后，它们转而成为社会下层组织，如水火不容一样，往往因冲突打斗，这就如同早年美国在华商埠附近的情况一样。早在许多年前，美国人在中国设有商埠，商埠附近的帮派之间曾一度拿起武器打斗。在旁人看来，要想将青帮和洪帮合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杜月笙却做到了，他自然成为青洪帮的老大。在一些中国人看来，青洪帮成立后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正如美国的政治会一样。政治会成立后，人们试图将美国各大城市收入它的囊中。

杜月笙身边有两位非常能干的人，他们一个来自青帮，一个来自洪帮，分别控制娱乐业和中国商会。值得一提的是，青帮和洪帮曾经是死对头。

杜月笙的传奇人生与上海法租界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它为杜月笙的人生转型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在外界看来，上海的法租界如同一位娇小的法国美人，不过它不是由巴黎直接掌管，而是由河内直接操控。需要说明的是，河内是法国中南半岛殖民地的首府。长期以来，贪污、腐败、无能的风气盛行于法国的中南半岛殖民地。后来，上海的法租界也习染了这种风气。那时，上海的法租界里经营着多种非法活动，这些法租界的法国官员们一旦任职，往往从中大捞一笔，法国的警察长官尤其如此。起初，这个内幕并不为世人所知。直至后来南进的日军攻克河内后，河内的法国总督狼狈投降，才将法租界贪污的内幕公布于众。

然而，正是凭借法租界的这种政治形势，杜月笙和他的同伙从真正意义上统治着整个法租界。杜月笙居住在法租界，如果说兵工厂维系着一个国家的命运，那么他在法租界的住宅便是关乎他统治的兵工厂，在那里他主持着一切。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是一位热心慈善事业的人士，时常慷慨解囊。他的头衔很多，上海没有哪个人可以与他匹敌。杜月笙除担任青洪帮的头目外，还兼任董事长，负责多家银行和公私企业的事务。在上海，他还组织了一帮便衣队伍，人数多达几百名，并将这些人员安插在上海各个地段做耳目。如此一来，没有谁敢违抗杜月笙下达的命令。

上海的局势随着孙传芳部队的逃走而变得混乱不堪。杜月笙便趁机向上海的外国人宣称说，在国民革命军到来之前，他将对上海进行整顿，使上海秩序井然，人们依法行事。然而，此举引发了枪战，枪声持续了好几天。枪战的一方是工人武装。工人武装之所以开枪抵抗，是因为他们事先就有抢夺上海的部署，不过他们原本是计划推行恐怖统治的，如今却陷入恐怖统治之中。

那时，死尸遍布上海的中国区域，全部杂乱无章地躺着。对于被击毙的工人的确切数目，没有谁能精准地说出；不过，据斯诺推测，大抵有5000名左右。当时，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报社工作，担任新闻记者一职。据斯诺报道，周恩来是上海工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他已经成立了一支多达60万人的工人队伍，企图号召这些工人集体罢工，以此使上海的工厂全部倒闭。此外，周恩来还组织了一支5万人的纠察队，由他们来左右60万的罢工队伍。这支纠察队的队员曾经受过共产党相关机构的专门培训。斯诺在报道中还说，除上海的警察局外，由5000人组成的工人武装一度占领了上海的兵工厂和警备部。在这5000人中，五分之二的人曾专门受过共产党的特训，他们提出了组建上海市民政府的主张。

杜月笙部下不乏枪手，他们经验相当丰富，枪法很好。与他们相比，这些共产党组织的工人队伍则经历颇少，因而无法与之相抗衡。没过多长时间，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就被镇压下去，最后共产党的运动也不复存在了。后来，何应钦和白崇禧将军带领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发觉上海的共产党运动早已烟消云散了，随后从杜月笙及其同伙手中接管了上海。在组织上海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中，周恩来等一些人幸免于难，他们设法逃脱到汉口。事情发展到后来，蒋介石抵达上海，对上海的时局加以控制，之后便下达了一项指令，即铲除残留的共产党，将苏联顾问遣返本土。这个指令传到广州后，当地一片骚乱，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些共产党分子被杀害，就连俄国顾问也丢掉了身家性命。那时，休斯顿作为美国大使住在广州的领事馆里，由于他的帮助，许多苏联顾问躲进美国领事馆，由此幸免于难。

在“广州公社”崩溃后，红军试图在广东省岸的汕头和广东北部建立政权，但是这也不能抵挡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最后，散落在中部和南部的溃败的红色革命力量与汉口的革命力量相结合，在江西省和福建省边界的山区成立了一个“中国苏维埃政府”，在那里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最终仍然在蒋介石空中轰炸机的打击下被迫撤退到西北地区，在延安他们又建立了另一个共产主义政府。

国民党中的左翼极端势力所上演的最后的插曲，是攻击南京的外国居民。几名美国人和英国人被打死打伤，暴动的士兵对美国领事馆和当地的美国居民展开攻击，几名妇女被困在能够俯瞰城墙的一座小山上，长江上的美国炮艇不得不向暴动的士兵开火。炮艇赶走了暴动的士兵，这些美国人翻过城墙，被疏散到江里的炮艇上。这次政变的领导者，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试图抹黑国民党。蒋介石的指挥官在恢复了秩序之后，对其进行审判，并将其中几个人处决。

就在南京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美国领事馆召集记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哈佛国际法系的万利·哈德森教授陪同我参加了发布会，有人将我们介绍给一位美国传教士，他曾经历过南京的“恐怖统治”。他告诉了我们关于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威廉姆斯博士的谋杀案；一位美国使馆办公室女秘书因为拒绝交出钥匙而被杀的案件；还有英国领事的枪击和伤人事件。

这些事件已经被报道，但当这些人面对他们的行为表现出高度的兴奋时，记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人声明曾经发生过一些疯狂的红军强奸外国妇女的情况，与被领事馆工作人员类型化的传教士的声明相类似，这些情况都传递给了记者。在会议结束之前，哈德森博士建议我，要问问发言人他们对强奸案件是否有自己的认识。发言人回答说他没有第一手资料，但是这个事件是他所信任的人告诉他的。这立即引起了严重的争议，在这一过程中，哈德森博士解释说他已经被赋予了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行的权力，其中涉嫌强奸的案件已经被确立调查。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有太多记者并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就报道了这一强奸事件。应当指出，所谓的强奸事件已经在一些城市和一些文件中自由传说。这些故事是由外国某些反动力量因想获取利益或者挑起武装干预而被利用的。

在这个事件发生几周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位美国女医师的来信。这位美国女医师在事件发生期间身在南京，她对这一强奸案件进行了第一手调查。她说当时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企图”强奸。她指出有三名士兵进入一个房子，找到了一个美国女人，然后将这个美国女人拖拉到楼上的房间。然而，他们后来变得十分害怕，就跑走了，没有达到他们本来的目的。这是她在中国报社工作超过25年中引起她注意的唯一一件事情。

数年以来，法租界的贪污腐败盛行，强盗横行，匪患不断。为了整顿租界的秩序，法国政府派一支海军舰队来华。在一个海军上将的指挥下，这支海军舰队肃清了法租界的邪恶势力。从此以后，杜月笙一跃成为上海界的名流，他不仅是令人钦佩的商人，还是人人爱戴的慈善家。没过多久，中国政府奖赏了杜月笙，让他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值得一提的是，除青洪帮外，杜月笙私底下还管理着一支便衣队伍。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日本人为了控制这种局势，从1932年初开始，对上海的事宜横加干涉。对于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杜月笙的便衣人员很是不满，于是在虹口地区与日本人纠缠起来。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虹口地区已被日本人控制。除盘踞在高层建筑物的顶端外，这些便衣人员还藏在屋顶；他们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随意射杀，日本海军遭到袭击，就连平民也难逃厄运。如此一来，日本人深深意识到代价之惨重，最终不但同意日军停火，而且表明日本海军将撤走。

上海的共产党运动陷入低潮很久之后，我从费信惇那里得知上海是如何摆脱中共和俄共的势力的内情。当时，费信惇入驻上海公共租界，他是租界的美国责任人，人称“上海太上市长”。日军进占上海之后，费信惇也与世长辞；据我所知，在此之前，这个内情还未公布于众。

费信惇向我透露说，那时杜月笙之所以镇压共产党工人的运动，完全是由于上海法租界从中教唆煽动。最初，杜月笙凭借法租界的政治形势一举成名，自然法租界对他是相当照顾。更何况当孙传芳及其部下狼狈逃离上海之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周遭的中国地界形势相当的复杂。接着，费信惇又说，一次，法租界巡捕房的长官给他来电，邀他与之会面，并就地方局势进行交谈。依着长官给的地址，他前往目的地。到达门口时，只见一所中国式住宅坐落在那里，住宅的四周全是又高又大的墙壁，门口还站着两个门卫，他们手持枪支警戒。他向门卫表明来意，他们立马放行。之后，门卫将他带进一间客厅，并邀他坐下。他四下张望着，视线很快移到了大厅的入口处，只见步枪和手提轻机枪在两旁摆得满满的。这时，突然有说话声传来，接着三个人走进了大厅，除那位法国巡捕房的长官外，还有两个中国人，其中一个是杜月笙，一个是翻译人员。之后，他们开始谈正事。这位巡捕房的长官说，为了抵御共产党的威胁，他与杜月笙商谈过如何加强外国租界的防备。杜月笙也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对干，不过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中一条是，除充足的弹药外，法租界还要向杜月笙提供足够的步枪，数量应该不少于5000支。之后，杜月笙回过头来对我说，他准备向公共租界提出这样一个请求，即他的军队自由通过公共租界，希望公共租界答应他的这一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多年以来任何中国部队都是无权通过公共租界的。接着，杜月笙说，要想把武器和弹药从中国的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公共租界是必经之地。

费信惇向杜月笙表示，为了满足杜月笙的要求，他情愿向市议会征求意见。后来，费信惇接着说道：“我深知外国人之所以将希望寄托在杜月笙身上，是因为他的威望很高。当时，上海市的气氛很是紧张，共产党力图夺取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然也不例外。外国人之所以那么做，完全是形势所逼。倘若共产党真正开始实施夺取上海的战略，那么必将引起大范围的混乱，也肯定会带来流血事件，租界里的上千居民自然难逃厄运，这些居民可能是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公民。后果之所以这么严重，是因为工人武装占据租界后，国共之间一定会展开一场争夺。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就可能腹背受敌，受到国共双方的夹击；由此可能挑起国际纠纷，这将是上海外国租界百年不遇的事情。”需要说明的是，自成立以来，外国租界已在上海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当时，上海的租界地区已有各国调派来的大量外国部队驻守。与此同时，蒋介石也率部抵达了上海，并使上海秩序井然。之后，蒋介石声明，国民党的部队坚决不把枪口对准外国人。后来，蒋介石又说：“南京事件中残留了不少破坏分子，他们将会被绳之以法。”

第十五章　列强对中国的干涉

上海的美国总领事与国务院常有文件往来，其中一份涉及1927年上海局势饶有趣味的一面。在他们的交往文件未公布于众之前，外界对此一无所知。

在众多交往文件中，有两份是高斯和克洛格来往的文件，它们与《密勒氏评论报》有关。当时，高斯是驻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克洛格是美国国务卿。那时，正值国民革命军从广州挥师北上，抵达长江流域一带。

文件提及，1927年3月底，国务院收到高斯领事（1944年在驻中国大使任内退休）的一份电报，内容是向恩德伍德求证源自华府的一条新闻是否正确。当时，恩德伍德是《密勒氏评论报》的华府特派记者，这条新闻便是由他发表的。新闻这样报道：柯立芝时任美国总统，他不情愿与其他国家出兵中国，却在统一指挥的旗帜下，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这种在统一指挥的旗帜下，出兵中国，横加干涉中国内政策略的始作俑者是上海那些顽固的帝国主义者。继《密勒氏评论报》后，上海的其他一些报纸也相继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由此上海一度骚乱起来。因为这是一条关于美国政府如何应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新闻消息，不仅颇有意义，还是一份非常真实的报道。以下是报道全文：

华盛顿，1927年3月30日讯：白宫总统十分看好时下中国的形势。据政府身边的人说，美国政府不想卷入诸国惩罚南京事件暴乱分子的行动当中。照常人的分析看来，目前上海的局势十分复杂，各国之间应当加强合作。然而，据政府要员身边的人说，美国政府认为当前在中国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接受它的统一指挥有些为时过早了。此外，美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再向中国派遣部队。除在中国的外国部队之外，各国还正在向中国加派部队，这些人手足够应对时局。国务院多次强调，停留在中国的美国部队绝不横加干涉各国事务，只会做好警戒任务，而这种警戒绝不是一种干涉。对于南京事件中，国民革命军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国务院还没有定论。

首先发表这则华盛顿电讯的是《密勒士评论报》。在此之前，上海没有一家报社刊载这则电讯，因为来自美国的新闻并没有直接经由美国通讯社传至上海的其他报社。实际上，当时国外电讯只经由英国的路透社传至上海各个报社。而路透社负责美国电讯的传送程序极为复杂，消息从美国经由伦敦传到加尔各答，而后经新加坡到达香港。如此一来，纵然上海的外国人群情激奋，要求政府当局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声音非常强烈，但无论是美国官方的消息，还是美国民众的言论，压根儿没法直接传至上海。

当时国民革命军由南向北进发。为此，数周以来上海的外国人成天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除北京的外交团外，外国政府还相继收到来自各自的市商会、市政府和领事的大量电报，内容无外乎就是要求向中国加派部队，以使各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有切实的保障。此外，这些外国人还在上海街道上新修了不少防御设备，包括战壕、堡垒和数不尽的挡马桩，这些堡垒全部由钢筋水泥建成。与此同时，为了破坏国民革命运动，这些外国人还做了大量的宣传活动。这种破坏性的宣传多体现在形容词的使用上。例如，他们将国民革命运动比作“长江流域的红色巨浪”，说它“听从莫斯科的指挥，听任莫斯科的摆布”。如此一来，居住在北京和上海的外国人更加惶恐不安。然而，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进，法国政府当局没有流露出丝毫慌张，大概是因为他们与中国境内的天主教神父关系比较近，这些天主教神父散布在中国各个角落。记得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提及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早有来往，他们交往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国民革命军未抵达上海的很久之前。即便如此，为了有效抵御国民革命军，上海的法租界还是在其与中国地区接壤的地方新修了防备设施。

当时，有些国家调遣的部队已经抵达中国；他们之所以加派人手到中国，是由于该国的侨民和驻中国的外交大使一再给外国政府发电报，请求保护侨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这些国家除美国外，还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多年以来，尽管上海的外国顽固派反动分子多次要求各国统一步调，在总指挥下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但是美国政府当局并没有这个意愿，至少对柯立芝总统来说是这样，正如美国驻华府的特派记者在《密勒氏评论报》中所报道的那样。

那时，外界有这样的传言，即列强部署了一个在长江流域一带抵御国民革命军的计划，目的在于防止国民革命运动的势力蔓延至华北。得知这个传言后，出于猎奇心，我费尽周折也没寻到一个曾经读过这个计划的人的踪影。不过，在上海，多半外国人对这样的计划深信不疑，而且他们确信列强们行将按照这个计划的部署行事。当时，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宾馆住宿的地方，经常可以听到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事宜，国民党新贵将从事一定工作的言论。关于中国的军队，老早人们就达成了共识：中国的军队不堪一击，这些所谓的军人就是一些衣冠不整的农夫，只要外国的来复枪枪声传来，他们跑得兴许比兔子还快。

当时，这些相对保守的商人和外国侨民是租界利益的既得者，他们不仅经营着上海港的报社，还掌管着多数上海报社。他们还自作宣传，即在长江出海口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自由市”，为此还苦苦等了很久，因为他们确信这一天即将来临。

由于这种舆论的影响，上海市民无不愤恨，差一点酿成了群众性的精神错乱。这是因为之前《密勒氏评论报》刊载的华盛顿电讯道：美国不仅不会干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还不会与他国合作成立联军，更不可能在中国的长江流域一带成立独立区；保障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这些入驻上海的美国部队的唯一职责。在上海市民看来，《密勒氏评论报》尽发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新闻，因而它遭到上海市民的大力抨击，并被他们骂为“黑无常”。那些顽固的外国反动分子趁机搅局说：“这则华盛顿电讯的消息不可靠，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别的列强怎么会丢下我们不管呢？美国政府绝不会下达这样的政令，一定是共产党从中作梗，《密勒氏评论报》上的这则电讯一定是共党的杰作。”

一直以来，《密勒氏评论报》的社论本着外国人让步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原则，不然的话，外国人在中国夺取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对于华盛顿电讯相关事件的社论照样如此。这么一来，那些相对顽固的外国人对我很是不满，宣称由于我的因素导致他们的计划落空。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要言论负责人。后来，他们的情绪更加激动了，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当时，高斯是驻上海的美国总领事，他获知这种情绪后，当即给国务院拍发电报，旨在了解事情的详细情况。以下便是这封电报的梗概：

自3月30日这则华盛顿电讯在《密勒氏评论报》刊载以来，不同立场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激进人士十分兴奋，然而美国人却哭丧着脸。不过，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很快就被美国政府当局扼制了。在这期间，不论美国人起初对南京事件采取何种态度，他们目前一致表示，为了找出控制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全局的共产党，各列强有必要联合起来对南京事件采取强硬措施。在我看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的这一消息绝对是有人凭空捏造的，不可能是真的。因此，我计划加以反驳，还请有关部门授权。不过，上海的局势依旧，因为蒋介石军队的力量很有限，他们无法与这些激进派和肆无忌惮人士的力量相抗衡，只能听之任之了。

国务院第一时间回复了高斯电报。倘若世上有一个外交文件博物馆的话，那么这封复电无疑应该珍藏在其中。因为这封复电不但证明由恩德伍德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的华盛顿电讯是真的，而且言辞极其委婉，堪称外交辞令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复电结尾部分还特别强调这则电讯“毫不偏离事实”，倘若高斯先生“认为那是明智之举的话”，有关部门将授权与他，让他加以反驳。以下便是复电的全部内容：

华盛顿，1927年3月31日电讯：1927年3月29日在白宫举办了记者招待会，你所引用的报道内容显然源自这次招待会。总统在答记者问时说，对于向中国加派美军一事，他前天已发表了声明，除此之外，他别无异议。在这次声明中，总统表示没有必要向中国加派部队。不过，总统解释说，发表那项声明时，他很难为情，因为在这之前，威廉海军上将给他发电报，请求美国海军部向中国加派一支由1500名成员组成的海军陆战队。总统回电说，他期望这支海军陆战队足以控制时局，用不着他们当然再好不过了。然而，美国与中国相隔甚远，集合并向中国运送一支部队所要花费的时间可想而知。我们必须有远见，必须预测途中会发生的事情，不过我们相信威廉海军上将对部队的需求量很大。直至总统发表第一次声明，威廉海军上将也没有想出向中国加派更多部队的用意何在。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国他所现有的部队相比，加派的部队人数更多。当时，威廉海军上将还调派了三艘巡洋舰，它们一度在火奴鲁鲁停留了很长时间，随时听从他的调遣。几天之前，这三艘巡洋舰接到威廉的命令，随即起航了。然而，我们的部队绝非远征军，保障侨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是他们的唯一责任。因而，从性质上来讲，我们的军队仅仅是一支警察部队，以保护好我们的公民为使命。华府当局是绝不允许这支军队卷入任何争斗中的。在中国，目前我们的侨民并没有遭到任何有组织的武装的袭扰，不过先前他们遇到一些没有指挥的逃兵的进攻。不过，从这些逃兵的进攻路数看来，他们绝不可能由一个力图掌权的政府管辖。他们仅仅是一批有头无脑的乱民罢了。我们之所以向中国加派部队，是由于这些逃兵随时有可能威胁到我们的侨民；然而，在中国境内，我们部队所承担的责任始终不变。只有我们的军官才有权统领我们的部队。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没有与其他列强合作，统一行动步调的意思。不过，如果形势发生变化，我们也非常乐意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我丝毫不知道外国侨民居住的详情，我们的侨民是集体聚居，还是与他国侨民混居呢？据我所知，法租界、公共租界和中国地界并没有截然分开。倘若真是这样的话，为了保障我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应当与其他列强加强合作，一起应对暴乱。以上这些报告实属机密文件，仅供你个人参考。你需清楚《密勒氏评论报》所刊登的新闻消息毫不偏离事实。倘若你认为予以反驳是明智之举的话，你就可以按照你的意愿行事。克洛格不久，上海到处散布着有关这封复电的消息，真可谓是一传十十传百。时隔两日，上海的美国商会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列强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提议，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在提议里，上海的美国商会提及“无论正义与否，在美国，其公民是很容易被一些情况迷得团团转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大肆宣传中国的局势，美国公民现在已经被苏共的宣传蒙蔽了双眼”。

当时，《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兼任商会理事之职。由于《密勒氏评论报》一贯奉行原有的社论准则，而不跟随时事作临时变通，因而继上海美国商会通过列强武装干涉中国的协议后不久，常务理事会便围绕罢免《密勒氏评论报》编辑的商会理事之职的主题紧急召开了一次会议。我担任商会常务理事之职一事要追溯至1917年，这一年上海美国商会刚刚成立。令我吃惊的是，这次紧急会议召开时竟然没有邀请我出席。不过，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连忙前往会场。我到达现场时，投票还没有结束。会议召开的这天早上，恩德伍德又给我发了一封电报，从电报里我得知除柯立芝总统外，克洛格国务卿也不赞成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事情。因而，我随身携带了这份电报。到场时，我发现出席这次会议的人不多。我四下看了一番，心中顿生一个念头：这场会议一定是那些反动人士策划的。后来的事证实了我的想法，事情是这样的：紧急会议召开以来，与会人员无不抨击《密勒氏评论报》，他们纷纷站起来发言斥责《密勒氏评论报》的社论态度。在这些与会人员看来，《密勒氏评论报》所采取的社论政策有失偏颇，不仅中国外商的利益为之受损，就连上海美国商业的利益也大打折扣。

趁投票决定尚未结束前，我站起来发言说：“依照目前的情形看来，我认为在座的各位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潜藏在中国内部的危机。当前，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安定，秩序井然。倘若列强非要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不乐观的局面；那时，情绪波动的激进人士将会在苏俄的支持下奋起反抗，国民党政府也有可能垮台。”之后，就我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的社论，我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说：“美国政府曾一贯主张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社论中提出的观点不仅与美国政府的这一传统政策相吻合，而且与美国政府当局的见解相一致。”说罢，我将那份携带的华府专电拿出来，向与会人员宣读了一次。前面我提到华府当局认为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美国部队的唯一职责，同时华府一再强调不会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而我宣读的电报证明了这些消息的可靠性。

霍尔科普来自特拉华州，他履历丰富。美国法院曾在中国成立了其地方法院，他之前在那里担任检察官，目前则在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一坐下，霍尔科普就站起来发言说，美国政府贯彻的不武装干涉政策实属无能之举，受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中国境内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也为之动摇，当然这与《密勒氏评论报》也有很大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来说，《密勒氏评论报》应当负相当大的责任——他的言辞甚是激烈。上海美国商会的章程规定，商会的常务理事在免职前会收到一份通知书，当然在规定时间里是可以予以驳斥的。就在会议投票决定前，有人提出会议应当按照商会的既定章程进行。尽管这个提议相当合理，但是与会人员无一例外都不予以理会。经过投票表决，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即将我革职。对于这样一个决议，我拒不接受，并表示商会应该按照既定章程，通过组织会员召开会议的方式，解决我是否留任常务理事一职的相关事宜。然而，美国商会一直没有组织这样一个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商会刚通过将我革职的决议，我就公开表示《密勒氏评论报》仍旧秉承一贯的社论政策。

之前，美国和英国的有关报社曾相继派记者前往上海，就上海危机新闻进行专访。就在此次上海美国商会会议结束之后，这些记者竞相给各自的报社回电，表明上海美国商会的最后决议和举措。如此一来，我陆续收到了许多信件和电报。这些信件和电报无一例外都对我表示支持，它们多半由各个教会发来，不仅大加赞赏我的立场，而且期望我与那些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列强斗争到底，始终不要动摇既定的立场。

据我猜想，上海美国商会一定是受人指使，才做出这番举动的。几天之后，我的猜想竟然被证明是正确的。之前，上海有一个瑞文集团，它正是上海美国商会的背后操纵者。那时，上海租界之外发生了一场土地投机活动，活动规模较大，瑞文集团也参与其中。由此看来，这个集团有明显的干涉主义倾向。后来，有人透露说，瑞文集团一个成员之前写好了一份旨在于长江入海口附近成立一个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的“自由市”的计划。据说，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收到了这份计划，按照计划，包括上海市在内的这个“自由市”将作为列强的殖民地，自然计划具有相当的隐秘性。

在中国，仅有少数几个美国教会站在上海美国商会的一边。那时，在一些人看来，上海美国商会是炮舰政策的实行者，他们公然抨击上海美国商会的举措。这种炮舰政策，不仅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也严重侵犯了中国人的利益。南京事件一度波及到教会，使教会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为此有关当局提出给予一定的补偿的要求。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其中的几个教会竟然予以拒绝了。

上海的美国商会全然不顾外界的反应，一再奉行干涉主义的政策，与美国政府公开为敌。为了实践他们的政策，上海美国商会苦心经营，甚至雇用一位日本人，由他担任他们驻华府的代表。那时，这位日本人的主要工作是为上海美国商会做好舆论宣传。这位日本人就是乔治瑞，他原先在《远东评论》报社工作，担任编辑一职，接受日本人的俸禄。长期以来，他在《远东评论》上发表一些文章，内容全然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利益。一次，美国总商会召开年会，乔治瑞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在会上做演讲，讲词中提到一项对亚洲的新政策，希望美国政府予以考虑。他将这个新政策命名为“善意干预，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防止被莫斯科赤化”。后来，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乔治瑞转而担任这个傀儡政权的驻华府代表，薪水颇高，每个月可以拿25000美元。

希金斯受美联社的派遣，一度入驻华盛顿，然而当时恰好在上海。对于美国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相关事宜，美国各报都有报道，希金斯浏览过后，据此拟了一份摘要。他特别提出了一个现象，起初，对于中国境内的新闻，美国报纸多多少少都不关注；然而南京事件发生后，美国报纸竟然将中国境内的新闻大肆刊印，不仅篇幅较长，就连标题也采用大字幕。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新闻都是美国的特派记者从中国发过去的。如此一来，美国的头一条重大新闻全关乎中国的情形，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舆论界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事情发展到后来，美国的报界无一例外都表示绝不支持列强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坚决不赞成美国与他国合作，因为这有可能使美国卷入大规模的战争中。据《文学文摘》的摘要，此次美国各报的主笔无一例外都支持柯立芝总统提出的政策，在此之前类似的情况很少发生。为了发表新闻，希金斯做了一番调查，调查显示，美国国务院之所以提出不武装干涉中国的政策，是因为美国报纸社论不支持对上海进行的惩戒事宜。

第十六章　中苏之战

由于国民党内部破裂，华中、华南相继出现了一股反苏情绪，而且迅速蔓延，1927年这种情绪波及华北。苏联人敏锐地察觉到张作霖的反俄情绪最激烈，态度也最为强硬。当时，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北的大独裁者，他回绝了南京政府要求合作的请求。

外交团进驻的北京东交民巷大使馆有层层卫兵守卫，正是在这些卫兵的帮衬下，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的警卫队突然对苏联驻华大使馆进行了搜寻。当时，外交团来自不同的国度，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东交民巷大使馆归这些国家共同管理。就在此次搜索之后，苏联当局受到多方指责，不仅中国表示不满，就连外交团也提出愤慨。值得一提的是，外交团成员在东交民巷大使馆享有一定的特权。殊不知，苏联竟然利用这种特权大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由此遭到了中方的严厉抨击。此外，外交团说，苏联的一项阴谋被他们戳穿了。阴谋是这样的：为了窃取英国大使馆的情报，苏联大使馆的军事随员竟试图在两个大使馆之间挖洞。当时苏联大使馆毗邻英国大使馆，中间仅有一墙之隔。据说，就在这堵墙下面，苏联军事随员已经挖好了洞，并且打算经由这个洞潜入英国大使馆，在成功袭击英国士兵后方去窃取情报，倘若由此造成了一个突发事端，也在所不辞。当时，加拉罕碰巧离开北京，返回本土了。苏联先后向中国派遣了不少驻华大使，首选人士是加拉罕。不过，早在此事件发生的一年之前，张作霖就向苏联提出意见，要求将加拉罕召回国。

张作霖突击搜索苏联驻华大使馆后，收获颇多，不仅搜出许多共产党的宣传书籍和文书，还逮捕了几个中国人和苏联人，他们藏在苏联大使馆内。张作霖突击搜寻的消息可谓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苏联政府那里。政府当局愤慨地说，张作霖的做法公然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此种行动是前所未有的，为了杜绝后患，应该予以制裁。对于苏联政府的抗议，张作霖不理不睬。为了证实苏联将中国赤化的企图，张作霖还将这些查出的苏联文书全部刊印出来，除新闻界外，还下发至外国大使馆。此外，在这些文书中，张作霖着重强调苏联大使馆的馆员与将中国赤化的企图有瓜葛。如此一来，事态变得更加严峻。早在1924年，中苏双方就《北京协定》的相关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并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中，苏联曾明确指出不在中国境内搞任何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活动，而文书显然背离了《北京协定》。鉴于证据确凿，苏联政府对这种形势也没什么可说的，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召回苏联驻华大使。在中国，这些被捕的共产党难逃厄运，在军事审判过后，全被枪毙了。

中东铁路横亘北满大地上，当时苏联人也有经营权。张作霖从搜出的文书中得知，苏联人从中东铁路中不仅获得了一些利益，还得到了不少便利，这些几乎成了苏联赤化中国的驱动力。如此，张作霖对苏联更加恨之入骨。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俄政府随即与中国政府会谈，表示愿意放弃俄国曾经在北满的特权，并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然而，苏联出尔反尔，没过多长时间就取消了这项计划。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就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苏联将中东铁路收入囊中，公然不顾中国的立场。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苏联和中国合伙经营着中东铁路。自此一直到40年代间，中苏就合伙经营中东铁路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协议，但是那也仅仅是一纸空文，根本没有真正实行。究其原因，那要采用中东铁路中国人的说法。据说，中东铁路总经理是苏联人，副总经理是中国人，总经理不屑与副总经理谈论中东铁路的相关事宜。

在此之后，由于苏联工程师和铁道部人员的袒护，大量苏联特务经伪装潜入哈尔滨。这些特务受苏联政府当局的派遣来到中国，企图深入开展赤化中国人的工作。当时，在哈尔滨和铁路沿线10英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中东铁路局所创建的学校，这些学校一度成为特务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心。显然，特务从事的所有活动严重违背了1924年《北京协定》相关条款的规定。

当时，除武器外，冯玉祥还坦然接受了苏联的资金援助。为此，张作霖甚是恼火。吴佩孚一度统领直系军阀，冯玉祥曾是他手下的一位名将。1926年，冯玉祥辗转苏联，在那里接受了来自苏联的军事训练，长达一年之久。1927年，返回中国后，冯玉祥前往甘肃省，在当地组织了一支从属于自己的武装。当时，中国共产党早已在甘肃附近扎稳了脚跟。由于苏联的帮助，冯玉祥不仅获得了一些武器，还得到了一批资金。冯玉祥随即组建了号称“国民军”的一支队伍。冯玉祥成立国民军后，向外宣称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然而，不久之后，冯玉祥背信弃义，不仅宣告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另立门派，还与其他势力联合起来，公然与南京国民政府作对。不过，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政府军打败了冯玉祥的部队。之后，冯玉祥宣布退出政治舞台。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冯玉祥再次表示愿意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苏联曾给予冯玉祥武器援助，包括步枪，步枪的包装箱上用油漆标明雷明顿军火公司，对此我很是纳闷。显然，这些步枪产自美国，它们原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从美国那里收受的；然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竟然将这些武器收入自己囊中。

那时，蒋介石将中华民国的首都指定为南京。不过，各国外交大使依然将各自的驻华大使馆设在北京，美国大使也不例外。在这些外国大使看来，北京政府是他们永远的劲敌。这些外国大使之所以依旧留在北京，不仅因为东交民巷的环境很宜人，还因为他们想永久享有在东交民巷的特权。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了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取得联络，在有关大使馆的派遣下，一些国家的外交大使已经前去上海。

1928年6月，张作霖与世长辞，之后张学良继任奉系军阀的首领，执掌一切军政大权。张学良，人称“少帅”，他刚继任就向外公开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张作霖去世前，曾嘱咐儿子继续在华北和东北一带进行反共活动。因而，张学良遵从父亲的遗嘱，积极反共。

在沈阳宣称任职后不久，张学良就听到这样的消息：1929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成员将齐聚哈尔滨，在那里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就在那一天，会议正在举行之际，突然冒出了一群中国警察，他们不仅逮捕了大约40名苏联领事馆的人员，还捉拿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共产党。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中国共产党都是从东北各地聚拢过来的。此外，警察还搜查出两卡车宣传共产党思想的书籍和文件。从这些文件中，中国当局获悉苏联官员在中国大肆搞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活动，因而中国政府表示将予以有力的回击。

1929年7月10日，在张学良的率领下，奉系军阀部队占据了中东铁路局，并将苏联铁路局的工人组织遣散。当时，除中东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外，张学良还率部捉拿了工人组织的领导者，两者加起来大约有1200人。那时，中东铁路局有一些屋子闲着没人住，它们与哈尔滨相隔数里之遥，这1200个人就被扣押在这些屋子里。中国政府的此次涉外行动给苏联以沉重打击，这可是中国政府有史以来首次采取这样的对外行动。

张学良率部拿下中东铁路局一周之后，我和一些新闻工作者一道，来到哈尔滨。这些新闻工作者包括福洛斯、何奥和西米斯，他们来自不同的报社，分别是《纽约先锋论坛报》、美联社、斯科利普士、霍华报系。当时，除苏联远东贸易公司的所有办公室外，中国当局还控制了中东铁路的一系列通信设备，以及纳夫瑟信托公司和苏联贸易汽船公司。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贸易汽船公司曾隶属于中东铁路局，这家公司有许多明轮汽船，这些大型的汽船通常航行在松花江和黑龙江上，那种壮观景象使人不由得联想到异域（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风情。对于中方的这一番举动，苏联政府很是不满，反响颇大。加拉罕之前任驻华大使，此时在苏联外交部担任副部长一职。加拉罕指责中方的行为背离了中苏有关条约的规定，并威胁说，3天之后倘若中国政府不处理好中苏的相关事宜，那么为了维护苏联的正当权利，苏联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3天期限已到，中国政府却迟迟不给苏联以答复。中苏双方不宣而战，战火主要发生在中东铁路沿线，位于中国东北一带的东西边境地带。中国部队在满洲里遭受苏军的重创，大量士兵壮烈牺牲。与黑龙江的伯力相对的是另一个中国城市，名字是同江，它位于松花江入海口，飞机轰炸之后，整座城市处于一片火海之中，自然被烧毁了。当时，停泊在同江城境内的两艘中国炮舰也被苏联飞机击中，而后沉入水底了。

松花江、黑龙江两江交汇地带的乡村风光特别迷人，我对之饶有兴致。临近两江交汇处，出现了许多村落，在这里居住的种族相当独特，都是东北亚最古老的种群。我们还专门前往一个村落，拜访当地的居民。经过寻访，我们获知居民是鞑靼人，他们的多半衣服都是用鲟鱼皮做成的。俄国一种有名的酱叫做黑鱼子酱，它的主要材料就是鲟鱼。当地的中国人给这个鞑靼人种族起了一个绰号——“鲟鱼皮”鞑靼。

当时，我在中国明轮汽船的甲板上坐着，就中苏同江之战进行了专访。这艘汽船非常古老，我搭乘它从哈尔滨起航，到目前为止，行程约600英里。那时，与我一道而来的还有莱特和陶白。莱特是《芝加哥日报》的记者，陶白来自路透社，他是瑞典人，而且是贵族。当时，那里的天气有着惊人的严寒，冰层覆盖了水面。当汽船在水里行驶时，我们甚至会顾虑船会由于冰层过厚而无法前行，从而导致我们成了苏联兵的俘虏。航行一段时间后，我们来到一个叫做福清的小城，船就停靠在那里。值得一提的是，福清依河而建。之后，我们听说前天晚上中苏在同江交战，苏联兵进占那里后，将那里烧毁，目前正朝福清进发。于是船长连忙生火，驶向河的上游。正如我们所听说的那样，苏联兵在我们离开5小时后抵达了福清。

从当地的中国人那里，我们得知苏联人每攻下一个中国城镇，就会把当地的商品和粮食掳掠一空，并将它们发放给当地的居民，以制造共产主义的假象，从而蒙蔽中国的平民百姓，使他们相信共产主义的确是有饭同吃。继我们的汽船之后，还有一艘汽船，上面的乘客无一例外都是中国政府官员。不幸的是，由于这艘汽船被苏联飞机击中，乘客多数难逃厄运，死的死，伤的伤。从福清到哈尔滨的路上，我们的汽船没遇到任何危险，多亏了上天的恩赐。由于天气十分寒冷，加之航行时间之久，除明轮外，我们这艘汽船的方向舵上也结了一层很厚的冰，自然船在前行时很吃力，航速十分缓慢。

在对中苏之战的专访期间，我渐渐地了解了两样事物——毛毯和西伯利亚皮靴，它们对我之后的西伯利亚之行帮助很大。毛毯由羊毛制成，羊毛按等次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羊皮，一种是安哥拉羊毛。之前，由波兰华沙出产的毛毯相当有名。值得一提的是，毛毯虽然约有1英尺厚，但是质地轻柔。由于毛毯相当的坚实，无论是狂风，还是雨雪，都不可能浸透它。我的毛毯仅花费了50美元，是我在哈尔滨的一家商店购得的。西伯利亚皮靴由一位苏联商人经营，产地在天津。靴子里外各有一层皮革，中间夹杂着骆驼毛。靴底厚达1英寸，里面有一层石棉，它不仅以较细的麻绳缝着，还用木头钉子钉着。皮靴的厂家向我们解释说，用铁钉钉鞋有很大的弊端，这样容易让冷气透过鞋底进入脚底，因而他们采用木头钉。不过，西伯利亚皮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穿着它走路，响声很大。然而，苏联人认为这所谓的缺陷不足挂齿，没必要放在心上。西伯利亚皮靴厂家在宣传时说，倘若顾客熟悉了这种声音，那么也就不会意识到这种声音的存在了。

当时，苏联远征军对中战争只在自中东铁路两端各向外延伸约200英里的范围内进行，遭遇苏联飞机狂轰滥炸、被苏军攻克的大城小镇也不例外。然而，苏军为何以兴安岭为界呢？按照一些人的说法，那是由于日本关东军曾提醒过苏军。当时，日军占据着中国东北，兴安岭以外都是日军的地盘，因而苏军不敢越进半步。

除一位白俄妇女外，一个白俄男孩也侥幸逃脱了此次中苏之战，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哈尔滨。他们告诉我一个十分令人害怕的故事。他们曾居住在东北的“三河区”，附近有一条河流，名为北满阿冈河（现称额尔古纳河，位于中俄边界，坐落在中国兴安省的西北部）。当时“三河区”的居民无一例外都是白俄，当地人口稀少，仅有数百户人家。这些白俄原本是哥萨克人，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他们便穿越中俄边界流落到中国，同行的还有他们的家眷。“三河区”土壤肥沃，十分利于农耕。此外，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哥萨克人还从事畜牧业，“三河区”因而成为东北各大城市的鲜牛奶供应地。由此，“三河区”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西伯利亚的苏联当局十分讨厌这些流亡到中国境内的白俄，中苏战争打响后，苏联当局竟然制造了如下舆论：由于中国境内“法西斯”的帮助，白俄行将对西伯利亚发起攻势。

这些白俄不想让他们的家眷卷入战火中，因而组织了一支马车队，打算将他们的妻儿和年事已高的男士运送到海拉镇。海拉镇与哈尔滨西部相隔约500英里。当马车队出发时，一位俄国希腊正教的牧师随之而行。据说，马车队行至半路时，遭到了蒙古骑兵的突然攻击。事发地点离铁路北边约50英里，蒙古骑兵则由苏共将领统率。据说，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白俄妇女和男孩是这支马车队的唯一生还者，他们之所以没有遇难，是因为躲藏在邻近的森林中。至于这支马车队的其他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为蒙古骑兵所杀。除了整箱的牛油和奶酪外，马车上还装着别的物品。蒙古骑兵将马车队的人杀死后，竟然将马车劈成柴火，与马车上的物品一起堆成一堆，逐一将这些白俄的死尸放在上面，牧师位于最上边，之后便放了一把火，边喊边叫，那景象十分悲惨。与此同时，蒙古骑兵骑着马绕着柴堆一圈圈地转，还不时地朝天放空枪。早在700年前，为了欢庆胜利，成吉思汗也有类似的局面。看着眼前的景象，我不禁想起了成吉思汗时的画面。

此次中苏之战僵持了6个月左右。在这之后，由于蒋介石的援军迟迟没有到达，除多数游击队外，张学良也率部离开了战场，这些游击队分属不同的派别。与此同时，中东铁路的经营权重归苏联。接着，中苏在莫斯科举行双边会谈，还没来得及就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又产生了分歧，随即便离开了谈判桌。自然，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中苏之间还有大量问题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就在中苏战争爆发3年之后，中国东北及内蒙古被日本夺取了。与此同时，日本还多次对西伯利亚形成威胁。苏联当局无可奈何，只好以比实际价值低许多的价钱将中东铁路转手给日本。当时卖价约5000万美元，而中东铁路的实际价值是2亿美元。1937年，由于日本开始积极部署攻打苏联的计划，苏联随即向中国提出了签订反日军事同盟的要求。后来，苏联为了对德宣战，只得讨好日本，这个中苏反日军事同盟根本没有实行。

北满的田野和草原是如此辽阔，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观。此外，北满还有茂密的森林，松花江和黑龙江一带风景十分优美，所有这一切与密西西比河上游和支流的风光不相上下。日俄作为中国的邻国，实力相当雄厚，他们对北满垂涎三尺，为它争得不可开交。在我看来，北满堪称是一块宝地，日俄的上述行为再正常不过了。

当时，中国沿海诸省人口稠密，几乎不能再容纳更多的居民。然而，东北土地广阔，吸收更多的人口自然不在话下。河北省和山东省位于长城之南，长期以来，每年大抵有100多万人前往东北各省，在当地谋生，对于这一点，两省的农民们再清楚不过了。黑龙江位于东北最北端，这儿的省主席对我说：“一般说来，中国农民刚从关内到关外时，穷得叮当响。然而在短短十年之内，却发家致富，不仅购买田地，置办产业，还还清了购买农用器具的贷款。”我搭乘中东铁路的火车，从安杆旗出发，前往目的地齐齐哈尔，途经北满平原，全程40英里。需要说明的是，那时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的省会城市。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除密苏里州北部外，肥田和黑土还分布在伊利诺伊、爱荷华等州。当时在中东铁路火车行驶的过程中，我满脑子都是这些地方的肥田和黑土。汉生是美国驻哈尔滨的总领事，他告诉我说，东北和内蒙古盛产玉米、小麦和大豆，还饲养大量的牲畜，足以满足多半东亚居民的生活需求。一家美国厂商拥有一个农用器具公司，规模较大，以批量生产农用器具为主；当时，他投资在哈尔滨新建了一个分公司，旨在使东北和内蒙古的农业产量达到期望的效果。在中华民国时期，重型农耕机具只适用于哈尔滨。

为了架起西伯利亚和日本之间的沟通桥梁，沙皇尼古拉二世延伸了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途经东西伯利亚和东北的高山、森林。哈尔滨堪称是北满的大城市，它的成立可以追溯至沙皇尼古拉二世延伸西伯利亚境内铁路的时候。1929年，中国内地的一些港口城市工商业兴旺，极富欧洲风韵，单从繁荣兴盛程度来讲，哈尔滨不及这些港口城市。不过，我对哈尔滨饶有兴趣，它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之前，在美国西北部有一些边境小城市，哈尔滨与它们有很多相像之处。例如，猎具在哈尔滨的销量很大，是其主打商品之一；在种类繁多的零售店中，皮货店的数量最多，皮货也多种多样，像蒙古松鼠皮、银狐皮、苏联黑貂皮、西伯利亚熊皮、朝鲜老虎皮等，哈尔滨的皮货店可谓是琳琅满目，一应俱全。一次，我经过哈尔滨附近的一座小城，在那里看到很多蒙古狗，它们被关在一个院墙内。这些蒙古狗十分特别，牙齿大且参差不齐，身上的黑毛细而长。出于好奇，我与看狗的苏联人搭讪，询问他为何将狗关在院墙内。他用一口不流利的英语对我说：“当然是卖狗皮啦，狗皮利润丰厚，一张能卖到50美元左右。”后来，我听说蒙古人之所以不杀狗，是因为他们比较迷信，认为狗身上承载了他们死去的祖先的灵魂。然而，这些苏联人将蒙古狗养大杀了，出售狗皮给美国人，良心上一点儿也没觉得过意不去。通常，这些狗皮陈列在纽约第五街商店，对于狗皮在出售前还有何繁琐的工序，我一点儿也不清楚。此外，我对于蒙古狗被杀后，谁会是狗皮最初的拥有者以及这些蒙古人的灵魂问题也很好奇。

一些大城小镇分布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在这些城镇中，我见到了好多蒙古人。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追随者甚多，这些蒙古人便是那些追随者的后代。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意识到同他们的祖祖辈辈一样，这些蒙古人也是属于草原的。这些蒙古人的先人曾打下一片天地，从中国海到多瑙河的疆土曾是他们的领地。需要说明的是，多瑙河流经欧洲境内。这些蒙古人的祖先不仅擅长骑马，还善于经商，主要做马匹生意；迄今为止，他们或许是世界上最杰出的骑马、经营马匹生意的人。当时，集市定期举行，蒙古人的祖先在集市上完成马匹买卖。一般来说，在买卖过程中，双方或相对而站，或相对而蹲，手各自放入对方的袖口里，始终保持沉默。买卖双方采用在对方手臂上施加压力的方法进行价钱协商，价钱合适就点头，价钱不合适则摇头，最终完成交易。显然，这种买卖方式的优点在于：买卖双方的成交价到底是多少，第三方是无从知道的。

很久之前，美国曾举行过赛野马活动。与此相仿，蒙古人也进行赛马活动，不过通常采用小马。当时，这种赛马活动颇受蒙古人的欢迎。蒙古人的赛马活动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展开，因为跑道路线长且直，所以围观的人无法观看蒙古人赛马的全过程。赛马之初，蒙古人的小马呈一长串排开，接着众人下赌注，随着一声令下，数以万计的马狂奔而去，只见尘土飞扬，雾气朦胧。

蒙古自古是游牧民族，如今蒙古人多半依然过着游牧生活，住房邻近水草。美国最大的州是得克萨斯州，它的面积只及蒙古人散居土地的四分之一。1931年，日本进犯中国东北和内蒙古。此前，中苏各管辖蒙古人中的一半。事情发展到后来，日本攻克了内蒙古，并把东北西部纳入内蒙古的版图。当时，许多蒙古人在东北西部放牧牲畜。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被人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统治者”，蒙古的一切都与他有关联。例如，哈尔滨数里之外坐落着两座小山，与小山的斜坡相对的是温泉，这些温泉的分布很均匀。蒙古民间有这样的传言：成吉思汗时常光顾这些温泉。温泉水流经两座小山的斜坡后，便在一处汇合，由此形成一条河流。在蒙古人看来，河流的模样酷似人的脑、脊髓和神经系统。这些温泉水无一例外都饱含矿物质成分，所不同的是它们的温度不一，有的达到沸点，有的稍微有点儿温度。这些泉水的温度随所流经的火山岩的温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它们都从各自的火山岩中涌出地面。蒙古和苏联的农民一致认为这些温泉水疗效奇特，倘若患者首次使用温泉水，那么需要谨小慎微，并遵从医生的嘱咐。打个比方，温泉水对于眼疾疗效显著，眼疾曾普遍存在于蒙古人中。然而，不管是谁，在使用温泉水时都必须加倍小心，需要铭记右边的温泉水只适用于右眼，左边的温泉水只适用于左眼。用温泉水医治眼疾的方法简便易行，只需将洋铁皮水壶中的温泉水倒在患者眼里。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洋铁皮水壶是锈的，温泉水是临近沸点的。通常，眼疾的医治需要三个人协助完成，患者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两位壮士分列左右将其死死摁住，剩余一人则将那只水壶里的温泉水从几英尺高的地方倒入患者眼里。温泉储水池四周全是石头墙，通常患者就在这石头墙里进行医治，不管是男还是女，都不能穿任何衣服。

1929年，哈尔滨人口多达50多万，中国人和苏联人各占总人口数的二分之一。当时，中国的通商口岸建有一些城市，这些城市里设有外国租界，中国人和外国人在租界杂居。与上述港口城市不同的是，哈尔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彼此分开居住，中国人居住在中国旧城，外国人聚居在中国新城。当时，中国旧城与松花江间隔不远。值得一提的是，新城街道宽广，公园绿化率高，其城市格局是一位来自沙皇时代的城市专家所构想的。从沙皇时代起，一直到现在，哈尔滨基本没有什么改变。虽然苏联人以中东铁路工作人员的身份混入哈尔滨，但那里的多数居民仍然是白俄。从本质上看来，哈尔滨俨然是一座俄国希腊正教城市，当地教会活动频繁，新教、浸信以及美以美等教会都在此活动，这令我很是吃惊。廉纳德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人，当时他以牧师身份在浸信会活动。廉纳德起初在中国山东传播宗教思想，之后便前往东北定居，与他一道而行的还有他的山东同伙。廉纳德的妻子擅长美国南方炸鸡和南方玉米面包，并因此在哈尔滨出名。

当时，哈尔滨的犹太人社区相当繁荣兴盛，规模也比较庞大。当地的多数犹太人自己当老板，经营着零售店，尤其是皮货店。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他们多半流亡到中国。

由于哈尔滨的政局混乱不堪，当地的白俄相继将自己的公司登记在美国特拉华州的名义之下，并纷纷挂起了美国国旗，让人错以为这些店由美国人经营。虽然这些白俄公司基本上没有美国人入股，但是这些白俄却以美国公司的名义多次向美国有关当局提出申请，旨在减少甚至免除来自中国方面的税款。

在哈尔滨，人们晚上可以自由出行。当时有六七家夜总会彻夜灯红酒绿，每个夜总会的俄国舞女常常超过12个，她们又唱又跳，直到天亮。这些舞女都很漂亮，简直是公主模样。除此之外，哈尔滨还有少量的吉卜赛艺人。值得一提的是，哈尔滨的“现代大饭店”非常有名，那些大腹便便的俄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常常光顾此店，这个店因而成为他们的交际中心。这个饭店的老板是一位俄国移民，他迷信得很，在他看来，倘若逢年不整修一次饭店，那么饭店将面临破产。在他饭店里，木匠和泥瓦匠干活是常有的事。为此，光临本店的顾客深感不便，十分郁闷。

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1931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那时，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美国也向中国派遣了新闻记者。与其他国家的记者相比，我们美国的记者对事变的发生不怎么惊奇。当时，日本的新闻发言人和宣传家对外宣称说：“日本人攻克东北诸省后，相继占据了一些中国领土，总面积达36.5万平方英里。众所周知的是南满铁路归日本人经营，那些身着中国政府军装的士兵却公然袭击，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完全是出于自卫。”然而，关于日本为何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问题，据日本国内的老百姓说，有如下传言：

1931年7月，一个日本军官在内蒙古境内惨遭杀害的消息相继发表在日本报纸上，一时间舆论哗然。这些新闻言辞激烈，内容如下：被杀的日本军官名为中村，上尉军衔，他在内蒙古的某个地方惨遭杀害。这个地方介于东北西部和外蒙古之间，疆域甚是辽阔。先前，俄国在此盘踞，现如今这个地方归中国政府管辖。数年以来，日本人对这个地方虎视眈眈，不仅在于当地盛产牛羊肉，还在于当地出产畜牧业的副产品，比如羊毛、兽皮等，所有这些东西行销华北各个地方。此外，当地还出产皮货。日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向外公布中村上尉为何前往内蒙古的这个地方，不过《日本纪事报》上刊载了与此事件相关的消息，消息称与中村上尉同去内蒙古的这个地方的，除一个尚未公开姓名的日本军官外，还有两位向导，他们分别来自白俄和蒙古。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纪事报》由神户出版，但由英国人编撰和发行。中村上尉的通行证由沈阳政府当局颁发，上面注明他是一位“教育精英”“长期以来一直专研于地理和历史领域”。在日本军方的暗示下，日本报界在发表中村上尉被杀的消息时，无一例外都夸大其词。正因为如此，日本国内群情激奋，纷纷抨击中国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在这些日本民众看来，中国政府在处理中村上尉的惨案上，没有显示出足够的诚心。然而，中国报纸所刊登的新闻却与此截然不同，它上面这样写着：对于中村上尉被杀一案，中国政府派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苏联人操纵着外蒙古边界地带，以中村上尉为核心的日本团体在当地展开秘密活动，中村上尉随身还带着海洛因，数量相当；那时，蒙古人对海洛因的需求量很大。沈阳的中国政府为了防止节外生枝，连忙向日本当局赔礼道歉，声称愿意补偿日本的一切损失。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日本当局谢绝了沈阳政府当局的道歉，情况进一步恶化。我们这群记者一直关注着中村上尉被杀的最新动向，因而当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并不觉得惊奇。

然而，九一八事变大大出乎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意料。这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团体，小组成员源自不同的国家，他们负责调查一些特殊的事件，这些事件往往涉及国与国之间矛盾冲突的繁复情形，而且常常隐藏着战争的可能性。每隔一年，太平洋关系学会组织召开一次会议，不过从来不向外界和新闻媒体透露半点儿风声。即使各小组成员国想发表自己的报道，也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这个团体的成员国颇多，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苏联、中国和日本，不过日本小组的成员是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人。为了研究中日之间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个团体花费了两年的心血，期间编写了不少报告，搜集了一些文件，并决定两年一次的会议将于1931年的秋天在上海隆重召开。为了会议的顺利进行，这个团体业已派出大量的员工前往上海，在当地做会议的准备工作。自然，这些员工在主要负责人的指挥下展开工作。在上海，这位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了一次茶话会，上海新闻媒体的相关人士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这位主要负责人向出席会议的新闻界人士介绍了自己的员工。这些员工多数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他们堪称是专家。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运作完全凭个人捐赠的资金。当时，美国纽约有数家大基金会，它们对于主持国际关系的研讨饶有兴致，就是这个学会经费的主要捐赠者。

上海公共租界有一个汇中饭店，此次会议准备在这个饭店召开。罗威尔不仅是旧金山报社的著名人士，还是公共关系方面赫赫有名的专家。罗威尔此次也前来上海，并参与了会议的准备工作，随他一起前来的还有他的一些助理。抵达上海后，罗威尔设宴款待上海新闻媒介的人士，被邀出席宴会的编辑、记者总计50人左右。用餐过后，罗威尔站起来发表讲话，着重说明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工作目的。他向与会人员表示这个学会的各小组成员国由各自国家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不分男女在国际问题方面颇有研究。倘若国与国之间发生严重的矛盾冲突，由此可能导致复杂的国际问题，那么为了维护相对和平的局势，这个学会就会派出行动小组向相关国家的政府施压，以期矛盾化解，冲突消解，直至问题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行动小组由专家组成，他们对发生问题的国与国之间的情况非常清楚。罗威尔特别指出，面对复杂的国际问题，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宗旨是将可能的战争消除在萌芽状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起码要防范太平洋地区国与国之间潜在的战争。待他发言完毕之后，罗威尔要出席宴会的记者们向他发问。一直以来，我密切关注着九一八事变的相关信息。据我推断，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形势将愈来愈不乐观，因而我对罗威尔说：“倘若就在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正在进行的阶段，中日战争爆发，那么有关小组成员国将有何举措？”显然，我提出的问题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假设。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西海岸，罗威尔被人尊称为最杰出的餐后演讲家。然而，听完我的问题后，罗威尔不知道说什么是好。稍微停顿，一番思考过后，罗威尔说：“在我看来，战争将使一切问题得到解决。”说罢，罗威尔便坐下了，脸上露出难堪的神情。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罗威尔所说的话。9月下旬，太平洋关系学会在上海举行了两年一次的会议。会议召开时，日本对中国业已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当时，日军占据沈阳后，在中国其他地方与中国部队展开了激战，双方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中日双方代表出席了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的开幕式，由于情绪激动，双方代表在会上竟然又喊又骂，会议被迫暂停。后来，随着中日代表情绪归于平静，整个氛围开始好转，这个学会便再次举行了一次会议。通常，新闻记者是不允许参加会议的。不过，记者还是获悉了中日代表在会上争吵的消息，并将之公布于众，这个消息自然引起了众人的关注。

九一八事变之后，美国对日本的行为表示抗议，不过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之后，国联组织并指派军事调查人员来到中国，在东北中日战争区域展开现场调查，并对相关情况做了些报告。除国联大会外，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也参加了此次军事调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国联大会分别派了四位、三位、两位、一位、一位军事调查人员前往中国东北。美国派遣的四个人中，两个之前入驻日本大使馆，另两个原本入驻北平公使馆。当时，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代表负责处理国联大会的相关事宜。值得一提的是，国联大会派出的代表名叫法拉。先前，法拉在西班牙的非洲殖民地担任过上校军官一职，现如今他入驻上海，担任西班牙总领事一职。为了搜集九一八事变的特大新闻，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纷纷派出记者进行采访。这些记者来自各国有名的报社和通讯社，那时他们从亚洲不同的地方赶往沈阳。当时的沈阳不仅有来自美国和英国的领事，还有外国侨民。这些外国侨民共计200多人，多数是做买卖的人。

那时，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往往轻率地采取行动。对此，东京当局非常担心。鉴于东京当局的不安状态，这些前往东北进行新闻专访的多数记者认为，倘若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列强纷纷对日本提出强烈的抗议，或者美国单独表示抗议，那么日军将不得不退出沈阳。据说，起初日军撤出沈阳的行为遭到东京一个派系的反对，这个派系实力雄厚。日本攻克锦州后，对于是否从沈阳撤兵的问题，东京方面迟迟做不出决断。锦州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它位于铁路交叉口，连接着中国关内和东北三省，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在其他列强看来，日军将对东三省发起全面进攻，这是诸列强没有办法阻止的。为了阻止日军向县城邻近的地区攻击，诸列强可谓是绞尽了脑汁。如此一来，日军只好作罢，不将县城邻近的地区纳入攻击范围。值得一提的是，除热河省外，山海关和锦州也位于县城附近，自然不被日军划入作战区域。热河省在北平北部，山海关和锦州则坐落在长城东部。那时，东京当局与诸列强签订了协议，表示不仅不对锦州进行狂轰滥炸，还不会占据锦州。当时，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认为倘若东京当局果真下达了协议中提出的命令，日军一定会服从指挥的。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那时，德国还是遵守国际法律，维护国际秩序的）相继指派军事顾问前去锦州，旨在确定日本当局是否履行了这项协议。这些军事顾问抵达锦州时，在一个中国学校里留宿，这个学校数百码开外就是火车站。

时隔几日，新闻界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虽然东京当局承诺不在锦州进行狂轰滥炸，但是锦州还是遭日军轰炸了！”消息一经传出，举世震惊。当时，日本本庄繁将军总部位于沈阳，他拒不承认上述报道。包士赫德是一位瑞士记者，他途经锦州火车站附近时，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日本炸弹残留物，于是将它们捡了起来。当包士赫德当场出示这些日本炸弹残留物时，日本军方发言人理屈词穷。德国乌尔斯泰因通讯社是自由派媒体，那时包士赫德在乌尔斯泰因担任记者，并被指派前去锦州进行专访。当天晚上，岛本少校为了开办酒会，还特地召集了一些艺妓，应邀参会的是来自各国的记者。酒会上，岛本少校喝了不少威士忌苏打酒，酒后大发狂言，将日本轰炸锦州的隐情说了出来。他说，本庄繁将军总部的参谋人员由年事已高、颇有资质的军将组成，东京方面曾向他们下达了不许骚扰锦州的指令。然而，年少轻狂的日本军官不但不遵从此项指令，反而在岛本少校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并制定了详细的轰炸锦州的计划。

当天晚上，岛本少校举办酒会时，我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值得一提的是，我是首位被邀请的人士。在岛本少校的带领下，我来到客厅，我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后便聊了起来，他敲着那张桌子说道：“这张桌子极富历史意义，我们正是坐在这张桌子周围，商讨并部署了轰炸锦州的策略。”这张桌子薄得很，桌面采用木质材料，并且呈正方形。不用我说，大家也能想到日军在做好攻打锦州的部署后肯定会有所行动。事实也正是这样，日军起初从沈阳调派一支部队，这支部队搭乘北宁铁路的火车前往锦州，火车一路南下。火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停了下来，部队也随之返回沈阳。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白宫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总统发言说日军“简直太张狂了”。日本当局听到这个消息，担心得很。在日本方面看来，美国总统话中有话，于是将部队撤回去。后来，日本当局意识到美国仅仅是装腔作势罢了，因而按照原定部署，日军对锦州展开攻势，最终拿下锦州。

自从日军占领沈阳以来，我始终奔波于东北，就东北的战争相关事宜进行采访。当时，日军刚从锦州撤走，锦州重归安宁。为了直接获取相关的新闻，我趁机前往锦州，在当地侦察了一番。1931年12月某日，我抵达锦州，记得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在那里，我得知其他国家的武官早已从锦州撤走了，唯独美国和英国的武官留下来。就在实地考察时，我在这所中国学校的校园里发现了几个炸弹坑。值得一提的是，国联调查团的总部设在这所学校。校园里的炸弹坑表明除锦州火车站之外，日本飞机还企图袭击国联调查团总部。

在圣诞节和元旦期间的某一天，天蒙蒙亮，我便前往锦州火车站的电报处，准备将一封电报发出去。就在到达目的地时，我发觉电报工具已由电报员从工作台上拆卸了，现场呈现出一副准备撤离的模样。其中的一位员工对我说：“日军马上要来了！”我赶忙返回那所中国学校，将这则消息告知国联调查团总部。奥德瑞奇中尉是美军中一位年轻的谍报员，为了了解日军的有关情形，他抢劫了一辆火车头，顺着铁轨朝沈阳方向开去。不幸的是，他被日军俘获了。日军放他走之前，他被关押了几个钟头。我从锦州撤离时，搭乘的是最后一趟列车。与我搭同一趟火车的，除了中国政府官员，还有铁道部的工作人员。当时，多数的中国部队早已撤离了锦州。列车途经山海关时，停了下来，我也随之下了火车。山海关是一个重要关卡，中国的万里长城经它向海边绵延而去。当时，张学良率部由东北出发，途经长城，最后到达关内，我目睹了这一幕。张学良率部从东北撤退也宣告中国政府丧失了对东三省的控制权。就中国部队撤离的情况，我写了一封电报。正当我计划向美国发电报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封电报被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司令扣了下来。

在这五年之后，日本开始蓄谋针对长城南部的战争。这五年期间，西方列强过着闲适的生活，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除外。然而，在此阶段，日本除了与德国联合外，还为实现其征服亚洲、进而征服整个世界的野心积极筹划着。

东北之战以及亚洲愈来愈告急的情形为美国的新闻记者提供了不少素材，他们据实发表了许多报道，美国报纸的读者们由此有了许多新鲜的看点。起初，这群记者长期被指派到欧洲，因而此前没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过，当这群记者被指派到亚洲后，他们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其中不乏亚洲问题的专家，例如伦敦《每日先锋报》的斯诺、纽约《先锋论坛报》的凯恩、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史维兰、国际社的汉特和葛艾特、美联社的巴比及赫瑞斯、路透社的奥利佛、《纽约时报》的阿班德、合众社的毛瑞斯……我同时是两家报社的特派记者，这两个英文报社是《曼彻斯特导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事情发展到后来，东北的局势更加不乐观，于是合众社和国际社又分别派遣了一个特派记者。合众社指派的记者名叫福瑞德瑞克·顾，得到指令后，他专门从柏林赶过来。国际社指派的记者名为吉朋士。

罗杰斯不仅是一个幽默作家，还是专门应对日本的专家人士。随着他的到来，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每天，罗杰斯在幽默专栏里发表50字的报道，很多报社的报纸无一例外都选用了他的幽默专栏，因而对于日本方面的检查，他颇感不安。一次，在沈阳，日本新闻检查组成员拿着罗杰斯的一篇稿子沿着街巷走着，一路上向美国人询问怎样理解稿子内容，为此稿子的发表被推迟了好几个钟头。这篇稿子这样写道：“我刚获知为了查实东北事变的实情，国联准备派遣一个调查团前往沈阳。东北事变让我联想到一个类似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在俄克拉荷马州，有人向警官报案说，有人偷走了马，警官就前往马棚查看。”

为了向日本军方说清楚那篇稿子的内容，幽默专栏的相关人士费了好大的周折。

为了查清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我们这群外国记者做了大量的调查，最终搜集到许多证据，足以说明究竟有何事发生。起初，除南满铁路一地外，日军还入驻朝鲜，如今日军占领了沈阳。那时，岛本少校是日军总部的新闻发言人。抵达沈阳后，岛本少校与我们这些外国记者会面，并用稍带牛津重音的英语与我们交流，他说：“一件不测的事情曾发生在沈阳，即在沈阳郊区一带，日本铁路遭到了中国部队的袭击，日本的一段铁路为此受损。值得指出的是，这支中国部队的着装与张学良将军部下的军装一模一样。中国部队的行动惹恼了日军，日军随即与中国部队在沈阳郊野展开了激战。”为了证实他的说法，岛本少校不惜护送我们抵达中日激战的郊外，那里与沈阳相隔数里之遥。我们到达双方战争的现场时，他解释说南满铁路的一节的确被炸毁了。

与此同时，我们和几位军事观察员发现在南满铁路线上躺着三具中国士兵的死尸。从现场的局面看来，他们极有可能是在逃跑时被枪杀的。岛本少校告诉我们说：“这三个中国士兵在那里放置了许多炸药，并将其引爆，南蛮铁路的一节铁轨和三条枕木为之受损。”岛本少校指着一节新铁轨和三条新枕木补充说道，如今这些受损的地方已经恢复了原状。他还说，从这三具死尸的位置来看，他们应该是在逃跑时被枪杀的。不过，岛本少校忽视了一个情形，即这三具死尸躺着的地方竟然未出现任何血迹。在进犯沈阳期间，日本军队曾袭击沈阳附近的中国警备部队，他们搞三具中国士兵的死尸并放在这个地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时隔几天，日本军方向我们出示了一张单子，上面记载着中国触犯日本在东三省利益的事件，总计300多件，旨在消解我们心中的疑虑。

之后，为了弄明白日本力图控制中国东三省的事件，国际联盟专门调派了一个调查团。这个调查团具有国际性，它在李顿爵士的带领下进行工作。当时，随同这个调查团前去的还有杜弗曼，他是来自美国的专家。杜弗曼翻阅了南满铁路的列车时间表，惊奇地发现就在爆炸事件发生20分钟以内，一列快车竟然驶过了日方声称为中国部队所炸毁的铁路段。需要指出的是，爆炸事件也是出自日本人之口。然而，除受损的三条枕木及一节铁轨外，日本军方还留存了一块变形的铁板。这一节铁轨长约三四英尺，仍保持着弯曲的形状。所有这些东西都陈放在本庄繁将军的办公室里，一摆就是好几周。当时，沈阳的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坐落在本庄繁将军那里。日本人明火执仗地进犯中国东北，却又竭力掩饰他们的侵略行径，有人对此很是纳闷。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我在沈阳搜集到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再现了日军是如何攻克沈阳的。当时，四处打听后，我前去一些由日本人经营的照相馆，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张日本兵的照片，他们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衣服上佩戴着臂章，身上挎着步枪。那个年代，许多欧美人在沈阳做买卖，据他们说，早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几天，一群身穿普通老百姓衣服的日本“观光者”突然出现在沈阳街头。这些所谓的“观光者”其实是日本兵，只不过他们经过乔装打扮后，看起来就跟普通老百姓一样。事实上，这数千名的日本兵是被日本军部悄悄地运往沈阳的，只要收到日本军部的命令，他们就会马上采取军事行动，迅速抢占战略据点。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左右，在接到日本军部的信号后，这些日本兵果真按既定的战略部署行事。1931年9月18日是值得铭记的一天，因为就在这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

后来，就日本乔装部队进犯沈阳的隐情，我发表了一篇报道。报道上贴着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就是我之前在沈阳从日本人经管的照相馆中搜集到的。我将这篇报道刊登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数个钟头之后，沈阳街头便出现了一些日本兵，他们在日本军部的指派下大肆搜查所有的照相馆，并收缴了有关日本乔装兵的全部照片。

为了占领他国的疆域，希特勒采用了同样的手段。通过研究日本抢占中国东三省的方略，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抢夺他国领土的战略手段上来说，希特勒不是创始人，而是效仿者。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大量乔装的日本部队就蜂拥在沈阳街头。然而日本军方却狡辩说，日军之所以在沈阳采取行动，是因为中国军队激怒了日本兵。不管日方怎么否认，但有证据证明日本侵华的确属实。据证据显示，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好几个钟头之前，一批身穿军装的日军搭乘火车从朝鲜出发，跨过鸭绿江，最终抵达中国东三省。

在沈阳，日本军部早就兴修了榴弹炮炮台，日军驻扎在那里，准备伺机而动。这些榴弹炮位于一所广场内，广场里日军戒备森严，广场上边是一个铁屋顶，这个铁屋顶有点儿起皱，形状酷似一座粮仓。沈阳的兵工厂恰好在这些大炮的炮口下。中国政府当局公开表示，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数月之前，日方就将这些炮弹悄悄地运到沈阳，这些炮弹的包装上写着“矿场机械”。戈拉罕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个美国商人，在这个榴弹炮炮台广场邻近地方居住。就在日军占据沈阳的第二天，戈拉罕在他居住的地方发现从这个“粮仓”里冒出了许多碎屑。由于大炮的狂轰滥炸，这个铁屋顶被炸得冲上天。我抵达沈阳后，在戈拉罕的带领下前往这个所谓的“粮仓”，在那里我们一起目睹了日军的野战大炮。

在日军发起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行径之前，世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日本人凶狠残暴的事迹。即使众人听说日本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战争，通常说来，他们还是深表疑虑。我们时常会收到这样的报道，报道称在中国，日军常会对一个村庄烧杀劫掠，仅仅是由于他们认为当地潜藏着中国游击队。法拉是国联的代表，他搜集了许多类似的报道，并给国联总部发电报，详细地报告了这些情形。需要指出的是，国联总部位于日内瓦。我亲临现场目睹了日军的一次残暴行径，并就此发表了一篇报道。报道一经刊载，日本驻芝加哥的总领事就予以否认。那个日本总领事就数目问题作了辩解。我说在这个村庄，3000名中国人惨遭日军屠杀！那个日本总领事却声称，这个村庄“仅有300个中国人被射杀”，根本不存在屠杀事宜。

大量美国籍和英国籍的宣传人士受雇于日本，并接受日本当局发放的薪水。高曼和金奈是这些宣传人士的最高指挥。高曼是爱尔兰人，而金奈则是美国人。这些宣传人士的工作是就日军有异议的新闻消息进行驳斥。起初，金奈在火奴鲁鲁居住，他的妻子是一位日本人。一直以来，金奈都在南满铁路任职，主要从事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日本人相继在北平和其他地方办了一些机关报社，高曼一度在那里工作，担任编辑一职。此外，高曼还是《伦敦每日电讯报》的特派记者，这也是他的正式职位。作为《伦敦每日电讯报》的特派记者，高曼可以出席所有的记者招待会，不过他的根本工作貌似是就日方有异议的新闻进行争辩。

第十八章　苏联、中国与日本

为了共同维护亚洲秩序，防止日本不断扩大在亚洲大陆的势力范围，1932年，苏联多次想与中美签署一个互助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如下：倘若日本侵犯中、美、苏三国中的任意一个国家，那么其他两国不仅需要积极抵抗，还应该迅速援助，这是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互助协议的相关事宜。

为了研讨九一八事变的问题，国联在日内瓦召开了会议。与此同时，中、美、苏三方代表就这个互助协议的相关条款在日内瓦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共同商讨相关事宜。当时，李特维诺夫是苏联的外交部长，他作为苏联的最高代表出席了三方会议，中国的三位博士也出席了非正式会谈，他们分别是顾维钧、郭泰祺和颜惠庆。当时，美国和苏联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因而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态度都不积极，互助协议一再被搁置。通过长期商议后，中苏就相关事宜达成了两项协定。第一项协定是中苏两国政府一致表示中苏的外交关系重归友好。从1927年起，中苏的外交关系一度中断，因为当时苏联在中国境内大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第二项协定是美苏两国围绕双方在亚洲的权益问题，在日内瓦举行非正式的会谈，以便双方外交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倘若根据之前的所作所为主观臆断今后会有何事发生，或者没有什么发生，那么这种做法也仅仅是徒劳无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的。照这么说，中、美、苏三方草拟的协定是否具有实际效力，是否能遏制日本的侵略行径，这一点谁也拿不准。假使还有一个国家，与日本拥有同样的野心，并部署了一些侵略计划。倘若三方签署草拟的协定，还有效制止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但不可能同时阻止另一个国家的扩张，只能使这个国家行动时略有迟疑罢了。

密勒是《密勒氏评论报》的创始人，他的一篇文章涉及中、美、苏三方的互助协议。这篇文章标题是《太平洋上的前景》，该文章从来没有在任何报纸杂志或新闻媒体上发表。一次，国联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密勒应邀出席会议，会上他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名义将这篇文章递交给国联，以供国联查阅。

实际上，为了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径，1932年，苏联、中国一致表示愿意与美国签署一个三方协议，苏联尤其如此，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及过。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了，在太平洋战争起初的四年里，苏联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并未卷入战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英国和中国是苏联的盟国，在三国看来，在当时的形势下，中、美、苏三方有必要签署一个三方协议。二战时，由于苏联的中立态度，牵制了美国对日作战的步伐，因而美、英、中一致认为，中、美、苏三方协议的签订意义重大。于是，苏联政府在1945年4月向日本政府发出通牒，表示苏联将于1946年4月终止日苏中立条约。

密勒在这篇文章中提及中、美、苏三国签署三方协议的目的，正如这份协定的序言里所写的一样，旨在“维系亚洲的和平，确保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平稳发展”。协定的具体条款更清楚地写着：按照协议的规定，中、美、苏在所属区域和领土范围内的商业和财产利益受保护，三国公民的政治权益和安全受保障；倘若签约国或其公民的相关权益遭到来自其他国家的进犯或侵吞，签约国应立刻会谈协商并迅速采取行动，保障协议国及其公民的合法权益。

中、美、苏之间三方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三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行动一致，此外三方协议还有附属条款，即倘若日本挑衅三国中任何一个国家，附属条款当即发生效力。美国和苏联签署了一项附属条款，条款内容如下：双方应当互相尊重彼此的领土主权，并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不经中国允许决不能侵占中国领土。对日作战结束之后，原先由日本控制的南库页岛应当返还给苏联。此外，关于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的铁路权益如何分配的问题也应该得到妥善的解决。在凡尔赛和约中，日本曾取得对太平洋岛屿的控制权，如今这项权利由美国享有。至于菲律宾的相关问题，应该由美国和菲律宾政府协商决定，其他国家不得干涉。另外，倘若日本赞同海军军备限制的提议，并将其海军力量削减在适宜的范围之内，那么日本的领土完整将得到保障。

此外，美国和中国签署了一项附属条款，条款内容如下：双方应当互相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权和政治独立权。当时，在中国，日本不仅享有特权，还将某些地区划为租界，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美国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恢复行使主权。此外，为了中国可以抵御日本的威胁，美国政府表示美国不仅会派遣军事专家和海陆军顾问到中国，还将给予中国资金援助，同时向中国提供航空设备、武器弹药和军需品。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向中国派出海陆军顾问的目的在于帮助中国培训一批海陆军作战部队。中国表示愿意竭尽所能地配合美国的行动，并同意美国在中国港口可以建立海军基地。中国还表明在相对和好的氛围中，根据条款的规定，中国将把一些土地割让给美国和苏联。

中国和苏联签署了一项附属条款，条款内容如下：中苏两国需妥善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与美国没有直接的利益瓜葛。值得一提的是，中苏签署的任何协议都不得与中美及美苏的附属条款相抵触。有关方面将中、美、苏三方协议的一份提要递交给美国国务院、美国海军部及陆军部，以供他们翻阅；除此之外还附了一些文字，内容无外乎这项协议的效果。这些文字的梗概如下：日本企图用武力吞并中国，还试图抢夺苏联在亚洲的领地，这项协议将使日本的阴谋不能得逞。据推断，对于阵势如此强大的三国联合行动，日军应该不敢轻举妄动。

英国与亚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多国联合行动怎么能缺少英国呢？

英国为何没有与中、美、苏签署这项协议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当时，西南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仍旧是英国的殖民地，谁都没有预料到日本会向那里扩张势力范围；第二，中、美、苏与英国政府就协议的相关规定互换意见时，英国政府对其中的一些规定颇有异议。当时，国联正寻思中国东三省的问题，英国一度向日本施压。在英国政府看来，倘若签署这样一份多国协议，那么将削减英国对日本施加的压力，如此一来，英国的利益将大大受损。

当时，日内瓦的一位苏联代表竟然提出如下见解：中国不仅应该认可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权，还应该割让一块领土给苏联，这块领土位于中东铁路的北面。如此一来，苏联在海参崴一带又可增添一个港口，方便了船只的运行。苏联还试图在东部西伯利亚、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交界处新修一个终年不冻的海港。倘若该见解被通过，那么这一计划也成为可能。在前面，我提及苏联政府主张中国把北满一带割让给苏联。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很少有人居住在北满一带，那里多半是俄国移民。如此看来，苏联早已将北满划入他在东北的势力范围。

1932年到1933年期间，苏联已将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界划入势力范围，并将侵略魔爪不断向内蒙古延伸。当时，外蒙古东部和南部也处于苏联的掌控之中，这两个地方对内蒙古形成围攻之势。如此一来，苏联在中国东三省的军事行动受到世人的关注。

一些苏联人寄居在北满，日本人一点儿也没有遮掩他们对这群苏联人和苏联的不友好态度。那时，大量苏联犹太人在中东铁路沿线落脚，他们多半有苏联国籍。当时，一群土匪由日本宪兵队供养，专门替日本人办事，经过仔细甄选，他们绑架了中东铁路沿线的苏联犹太人。西米恩·卡赛普是约瑟夫·卡赛普的儿子，一件极其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西米恩·卡赛普可是一位大老板，在哈尔滨时，他不仅经营着数家宾馆和电影院，还开办了一个珠宝店。约瑟夫·卡赛普曾参加了日俄战争，当时还是俄国陆军骑兵队的将领。日俄战争结束后，约瑟夫·卡赛普在哈尔滨落脚，赚了一大笔钱后，他将孩子送到巴黎接受教育。西米恩是他最小的儿子，具有法国国籍。西米恩勤学苦练，最终成为一位著名的钢琴家。除上海外，西米恩还在东京、马尼拉多次举办了钢琴独奏会，如此他成为亚洲音乐界赫赫有名的人物。1933年，北满为日军所攻克，一群由日本宪兵队供养的白俄土匪将西米恩绑了去。莱德勒也夫斯基是白俄，在哈尔滨时，他曾是“法西斯党员俱乐部”的头目，现如今他是这群白俄土匪的首领。需要指出的是，一直以来，莱德勒也夫斯基与日本人配合得相当不错。当时，中村在日本宪兵队工作，他不仅是秘书，还是一位翻译人员，这次绑架计划就是中村策划的。玛廷诺夫是一位白俄，他与哈尔滨警察局有瓜葛，此次绑架事件也得到了他的援助。这群白俄土匪绑架西米恩之后，将他押送到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这个地方位于哈尔滨的郊区。约瑟夫随即收到一封勒索信，信的大概意思是用30万美元的赎金换回西米恩。约瑟夫表示愿意用赎金换回儿子的性命，但要求削减赎金，与此同时，他还向法国驻哈尔滨的总领事报告了绑架事件。

钱彭是法国驻哈尔滨的副领事，在获悉绑架事件后，他向日本领事馆出示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无疑表明这起绑架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日本宪兵队。如此一来，在日本人的教唆下，一家报社立马对法国领事馆展开了攻势，甚至将这位法国副领事说成是“犹太人的种子，共产党的苗子”。这家报社位于哈尔滨，专门出版白俄法西斯党的报纸。日本当局毫不顾及外界的各种声音，迟迟不肯给予答复，西米恩依旧没被释放。绑架方意识到事件的复杂性后，将赎金降低了一些。先前发生过类似的绑架事件，一般说来，当被绑者家属提交约定的赎金后，绑架者不但不放人，还会向受害人家属勒索更多的赎金。因而，在钱彭的劝解下，约瑟夫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交纳赎金，以至于西米恩的两只耳朵被这群白俄割了下来，约瑟夫夫妇收到了儿子西米恩的耳朵。由于西米恩的家人迟迟不肯交上赎金，在那15天之后，西米恩被枪打死了。在这15天期间，西米恩始终处于被关押状态，并且还时不时地被人折磨。

西米恩惨遭杀害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哈尔滨，当地的人们无不为之震惊。对于西米恩绑架事件，不管是苏联人，还是中国人，抑或是朝鲜人，都流露出愤怒的神情。参加西米恩葬礼的人摩肩接踵，在哈尔滨，这种葬礼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亚洲各个国家的报纸都竞相刊载了西米恩被绑事件。迫于舆论的声势，加之法国政府施压，无可奈何之下，日本政府只好抓获了6个白俄土匪，因为这些人与绑架案有牵连。

当时，日军刚刚攻克哈尔滨一带，并没有真正取得对哈尔滨地区的操控权，因而中国的司法机关尚未撤离哈尔滨，仍然在那里坚守岗位，中东铁路沿线一带也在其统辖范围之内。虽然白俄法西斯报纸一再谴责和威胁，但是中国的司法机关并没有理睬，接手此案后进行审理，最终四名白俄土匪被判死刑，两名白俄土匪被监禁终身。审判结果的消息一经传出，哈尔滨境内洋溢着一片欢声笑语，然而这种情景很快就不复存在了。究其原因，那是由于日本宪兵队队长忽然站了出来，对此案横加干涉，继捉拿中国司法机关的最高法官之后，又传令下去，表示对六名白俄土匪暂缓行刑。时隔六个月之久，日本法庭对白俄土匪一案进行重新审判。值得一提的是，仅有三名日本法官出席了这个日本法庭。经过二次判决，日本法庭撤销了原案的审理结果，并借口爱国者的名义，将六名白俄土匪全部释放。之后，哈尔滨那家白俄法西斯报纸就六名白俄土匪一案的审判做出评论，报纸上这样写着：“此案的六名被告人置个人的生死于不顾，仅仅是为了替反共团体筹措经费，以使反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能够持续进行。如此看来，这六名白俄不愧是忠实的爱国者，同时也是极其不平凡的俄国公民”。

在哈尔滨，英国人经营着《哈尔滨先锋报》和《哈尔滨观察报》，其总编辑分别是辛普生和费利。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家报纸是英文报纸，它们对日本法庭的审判结果大加批判。如此一来，日本当局不仅没收了这两家报纸，还将两位总编辑从东北赶出去。

随之，恐怖袭来，同时向其他地区不断蔓延。日军相继攻克东三省地区，这种恐怖气氛迅速笼罩了整个东北的天空。与此同时，日本当局还专门组织行动，大肆绑架苏联犹太人和中国人。当时，日本当局以进行共产主义活动为借口，给苏联犹太人全部扣上共产国际党员的帽子。

之后，在苏联政府的批准下，一个中国将领率部由东北出发，抵达新疆地区，途经苏联疆域。这支部队出发时，携带了一批武器和弹药。需要指出的是，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边区。对于苏联政府的这一举措，日本人甚为不满，因而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报复行动。这个中国将领就是马占山，他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常常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嫩江位于北满和苏联交界地带，起初，马占山率部在这里设防。当时，日军先遣部队进犯嫩江，马占山率部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使日军退却。不过，后来在马占山的带领下，其部队撤退到兴安岭，因为部队的武器和弹药供应不上。需要说明的是，兴安岭沿黑龙江分布。兴安岭地形复杂，日军机械根本进不去，因而日本当局不再使用武力进行战斗，而是采用外交手腕进行谈判。健次户井原是日本黑社会老大，在日本很有名气。当时，在日本当局的指派下，健次户井原前往哈尔滨，在当地与马占山进行了双边会谈。几经商谈之后，马占山表示倘若日本当局给予他伪满洲国陆军部长的职务，同时为他准备100万元的金条，他可以做出让步。马占山之所以向日本当局索要100万元的金条，是因为他想为其部下更换精良的装备。

那时，与一群美国记者一道，我前往齐齐哈尔，准备采访马占山。当时，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的省会城市，黑龙江则位于北满边界附近地区。这时，马占山早已穿越中东铁路，抵达哈尔滨以西的地方，此前马占山部与日军之间发生了一场激战。

昂昂溪位于中东铁路线与齐齐哈尔的交界地段，我们由这里出发，抵达马占山将军的总部，途中还穿越了一条铁路，这条铁路轨道不宽。我们抵达目的地一个钟头之后，马占山才率部撤退到兴安岭一带。接受采访时，马占山说，他的最终目的是在瑷珲成立其总部，瑷珲相对布拉郭威什臣斯克（海兰泡）而分布，布拉郭威什臣斯克是苏联边境前哨，位于黑龙江上游地段。

马占山将军长得并不高大，不过他的胡子不仅浓密，还很长，约为二三英寸，这一点与多半中国人甚不相同。当时，我们能够对马占山进行采访的时间不是很长，仅限于一个钟头。由于言语不通，我们与马占山沟通起来比较繁琐，彼此的问题都要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记者们都希望早点儿结束此次采访。我们的采访进行了10分钟，屋角突然传来当当当的钟声，只见一个陈旧的大自鸣钟坐落在那里。这钟声吵得我们的采访一度中断，记者们都纷纷看起表来，脸上露出了紧张的神色。这个大自鸣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钟铃和一套比较特别的设备。其中，钟铃的声音洪亮。值得一提的是，这套设备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可以持续不断地发出声音。每天晚上12点，大自鸣钟便当当当得响个不停。在采访中，我们恰好遇到上述情形，因而我们的谈话被迫停止，采访也被迫搁置。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这群记者也没有什么办法，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直至钟声结束。钟声刚一结束，我们的采访又重归正常，可是谈话还没进行多长时间，隔壁突然又传来大自鸣钟哐当哐当的响声，大伙儿不由自主地互相望着，心中十分郁闷。之后，我们这群记者一言不发，各自坐了下来，期待钟声快点儿结束。接着，我们进行了第三次采访，不幸的是，第三个大自鸣钟传来的钟声再度扰乱了我们的谈话，这个大自鸣钟位于附近的屋子里。这样一来，我们的采访只能草草了事。因为大抵有六个一样的大自鸣钟坐落在这所大院里，每天午夜12点，这些大自鸣钟便会相继响起来，两两间隔两三分钟，由此响声不断。离开访谈的屋子时，我专门走到屋角里，想看看大自鸣钟的构造，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行英文：“德国制造”，这行英文位于钟面上。对于马占山提出的要求，日本当局没有任何异议。后来，马占山辗转“新京”（长春），在那里收受来自日本方面100万元的金条。当时，“新京”是伪满洲国的省会城市。接着，马占山悄悄地返回兴安岭，率部与日军进行斗争。如此一来，日本当局甚是恼怒。随之，在日本当局的指派下，一支日本大军向北满进犯，经过一场激战，马占山部战败。就在马占山率部撤离之后，日军开始清查战场，其间发现了一具死尸，这具尸首身穿将军服，一旁便是一匹僵死的蒙古马，看样子显然是被枪打死的。这匹蒙古马看起来与马占山将军的坐骑非常相像。除此之外，在死尸的旁边，日军还发现了一个鞍囊，打开鞍囊一看，只见马占山签署的大量公文信件和几根金条，这些金条是马占山从日本人那里要来武装其部队的，日军目睹这一切时，惊喜交集。

日本军方得知这个消息后，也非常兴奋，当即调派了一批日军高级将领前去东京。马占山的将军服和他的其他衣服便由这些日军将领携带，除了献给裕仁天皇之外，马占山的衣物还被展览出来。健次户井原将军便是这批日军高级将领之一。日军的所有行动为马占山撤军赢取了时间，其间马占山率部渡过黑龙江后，抵达布拉郭威什臣斯克，在那儿搭乘火车撤回中国新疆。需要指出的是，布拉郭威什臣斯克位于苏联境内，它位于黑龙江的对岸。马占山刚抵达新疆，就发电报给蒋委员长，电告整件事情的详细经过。

日本人察觉马占山的虚晃举措时，不仅颇为难堪，还倍感痛苦，因为他们觉得被马占山耍得团团转，实在是有失皇军的面子，或者说是大杀皇军的威风。当时，日本皇军暗自琢磨着：既然已经向裕仁天皇汇报马占山被打死的消息，那么现在绝对不可以把真相告知天皇，说其实之前的那个汇报有点儿差错，日军被马占山耍了，他不但没被打死，反而还向苏联出逃。那么，该如何是好呢？日本皇军在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向日本报社下达这样的命令，即不经允许，无论哪家日本报社都不可以将马占山的名字刊登在报纸上。事实上，当时在绥远省一带，马占山将军率部与日军展开了激战，不过日本报纸并未涉及任何相关信息。健次户井原被马占山这么戏弄之后，自然颜面尽失。后来，他与中国部队在黄河流域一带进行了战斗，最终惨败，因而被迫退出陆军作战序列，转而进入日本空军作战部队。

第十九章　海参崴的见闻

东北最后一支有组织的中国人武装积极反抗日军的侵略行径，不过后来它被日军消灭了。美国和英国的报界曾一度关注东北有组织的抗日武装与日军对抗的事件，并及时在报纸上刊登此类消息，但是随着东北最后一支有组织的抗日武装的消失，这类新闻消息也不复存在了。在这之后，我计划在1935年到苏联远东地区走一趟，不过不知道能不能如我所愿。

在上海时，白俄曾企图袭击并占领苏联领事馆。1928年，我就此事进行了采访，其间我与博格莫洛夫和斯彼凡尼克相识。当时，博格莫洛夫是苏联驻华大使，斯彼凡尼克则是他的参事。那时，上海法租界有白俄寄居，其中部分是哥萨克军队的官兵，人数为150名左右，这些白俄之所以预谋袭击并占领苏联领事馆，是因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中断。中苏断交后，白俄备受鼓舞，趁机部署占据上海的苏联领事馆的计划，企图组建一个“白”俄政府。

白俄预谋占领苏联领事馆的消息可谓是不胫而走，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上海市的居民得知这个消息后，竞相前往苏联领事馆附近一带围观，这群居民中多数是俄国妇女。那时，苏联领事馆坐落在法租界，隔着一条街望过去，你会在它的正对面发现理查饭店。正因为理查饭店与苏联领事馆仅有一街之隔，所以理查饭店的休息室和窗口满是前来围观的人。后来，俄国妇女一边喊，一边拿起砖头朝苏联领事馆的窗户砸去，这拉开了白俄攻击行动的序幕。苏联领事馆为大批白俄所围困，与此同时，白俄纷纷拿起砖块、石子及一些零碎的物品朝苏联领事馆的屋子扔去，这场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下雨的情景。经白俄这么一折腾，除一楼外，苏联领事馆地下室的窗户也被砸得面目全非。

尽管苏联领事馆被白俄搞得一片狼藉，但也丝毫不见英国或法国警察的踪影。当时，劳斯洛夫斯基是苏联领事，由于他和几位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的顽强抵抗，白俄企图占领苏联领事馆的计划最终落空了。那时，他们藏在领事馆的屋子里，准备伺机而动。值得一提的是，苏联领事馆的铁门上悬挂着一面苏联旗帜，旗帜图案由镰刀斧头组成。正值白俄攻击行动的高峰时，一位身着沙皇时期俄军制服的白俄朝苏联领事馆大门狂奔而去，试图将苏联旗帜揪下来；不幸的是，随着一阵枪响，他便倒在街头。这阵枪声来自苏联领事馆的屋里，枪自然是由劳斯洛夫斯基和那几位苏联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开的。如此一来，白俄的攻击行动被迫中止。接着，白俄将苏联领事馆窗户的玻璃打碎了几块，才各自四下离开。随后，法国警察开始露面，不过他们并没有抓获一个人。

就白俄企图占领苏联领事馆的事件，我写了一份报道，并将之发表。获知此报道的详情后，苏联大使颇为高兴。此后，这位苏联大使一直向我们提供大量有分量的新闻消息，直至他离开苏联远东地区。为了让这位苏联大使给我弄张海参崴和伯力的签证，我决定和他套近乎。需要指出的是，海参崴是西伯利亚的大城市，伯力则是西伯利亚的政治首府。听完我的表述，博格莫洛夫明白了我的用意，并表示愿意帮我的忙，不过前提是我报销电报费。他还说，莫斯科方面批准签证的概率不是很大。按照约定，50美元的电报费由我报销。此后，我等了差不多快一个月，才得到一个相关消息，即莫斯科方面没有批准我的签证。

我很想实现我的苏联远东地区之旅，因而向日本方面提出申请，请求批准我“满洲国”的签证。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签证一旦被批准，我就可以从东北抵达赤塔。需要指出的是，赤塔位于苏联边界地带，它横穿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日本领事听完我的要求后说，他要电告“新京”方面，而后才能给我答复。我无可奈何，只好耐心等待。时隔几天之后，我去寻访结果，那位日本领事告诉我说“新京方面没有批准你的请求”，他说话时语气很是沉重。事后我才得知日本军方保留着一份黑名单，上面写着一些记者的姓名，这些记者曾就日本进犯东北的事件大加抨击。日本军方下令说，一概不准向黑名单上的记者提供伪满洲国的签证。由此看来，我原本打算经由东北前往西伯利亚，而后进行苏联远东地区之旅的计划泡汤了。

此前，苏联当局在上海策划组建了一个国内旅行社。时隔几个星期之后，苏联国内旅行社的经理向我透露说，苏联十一月庆典将在莫斯科红场隆重举行，倘若我以观看苏联十一月庆典的名义向苏联方面申请六个月的签证，签证一旦通过，我或许就有机会在西伯利亚进行访问。因为假如我得到莫斯科的旅行签证，那么我就可以在西伯利亚四处走动。他还对我说，一艘满载茶叶的中国货船即将从上海起航，驶向海参崴。听罢，我打算按照他的建议行事。他答应我就相关事宜向莫斯科方面.提出申请，为此我预交了50美元的电报费。这次，莫斯科方面居然电告批准我为期6个月的旅行签证，这使我喜出望外。这一次，我花了65美元的签证费，不过我为获得一个旅行签证而花的费用高达165美元，其中包括两次的电报费。在我看来，先前美国国务院要入境外籍人员缴纳10美元的签证费，有点儿敲诈勒索的意味，如今才恍然醒悟，原先的想法是多么不正确。

我还没有乘船时，从苏联国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那里获知：为了支付各种费用，诸如宾馆的房租、小费、饭钱、卧车费等，前往苏联境内旅游的人都有一种习惯，那就是提前买一种代金券。然而，我事后得知苏联的宾馆和铁路快车的价格都是由官方按卢布汇率统一规定的；不过，一些商贩在黑市上倒卖价格低廉的卢布，在尚未抵达苏联境内之前，旅游者可以从黑市上购买卢布。按照卢布汇率，1美元可以兑换8个卢布；而在黑市上，1美元可以兑换70甚至80个卢布。我抵达海参崴时，有人果真暗地里向我询问是否换取卢布。商贩告诉我说，在他那里，1美元可以换取70个卢布。我委婉拒绝了商贩。我不清楚在黑市上进行卢布美金交易究竟触犯了什么法律，不过苏联商贩询问我是否兑换钱币是常有的事。只不过，后来黑市的兑换率降低，1美元可兑取的卢布数目在30到50之间。莫斯科有一个布尔雪戏院，有一次我在那里观看芭蕾舞演出，就在中场歇息的时候，竟然碰到一位进行卢布美元交易的黑市贩子。

当时，苏联和日本之间危机四伏，矛盾随时有爆发的可能；不过，直至搭乘这艘满载茶叶的货船，我才意识到这一点。这艘中国货船的物品重达1万吨，除甲板上外，船舱里也满是茶叶箱。需要指出的是，甲板上有数千个茶叶箱子。一摞厚厚的油布遮盖在这些茶叶箱上，其厚度与烟囱的高度相当。从成吉思汗的年代起，由于爱好喝茶，俄国人便与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人对茶的爱好程度与中国人一样。苏联人之所以忙着将茶叶运往苏联，是因为他们担心日苏战争爆发后，茶叶货源被迫中断。在苏联人看来，中日之间可能有战事，有许多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苏联人赶运茶叶只是其中的一个证据。当时，虽然这艘中国货船的船舱很有限，但是除货物外，它还容纳了许多旅客，他们多数是苏联官员及其亲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这些旅客担心战事一旦爆发，他们将有可能滞留在亚洲，因而纷纷急于返回本土。

中国政府曾想建立中苏石油专卖机构，为了却他们的这一愿望，苏联石油公司的一批工作人员前往中国进行帮忙。需要指出的是，这艘中国货船的苏联旅客中有几位便是这些工作人员。后来，中苏石油专卖公司无法与美国、英国和荷兰的石油公司相抗衡，便宣告破产。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石油公司主要从美国加州和荷属东印度（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进口石油。起初，中苏石油专卖公司在上海设立了油槽，规模堪称宏大；倒闭后，油槽以很低的价格转手给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和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中苏石油专卖公司倒闭后，那些苏联的石油工人随之纷纷失业，竞相收拾行李回家。

在我们乘坐的这艘中国货船行驶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有意思的事，证实了苏联人神经过于紧张。这艘中国货船的船长是位瑞典人，一次我和他聊天时，向他询问说，从上海出发航行多久才能抵达海参崴？他告诉我：“这一次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我也拿不准，有可能是相当长的时间；不过，按照以往的情形，大抵需要5天。”之后，他悄悄地告诉我说，苏联当局获知日本舰队正在日本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的消息后，向他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千万不可以直接向海参崴进发，在太平洋上围绕日本航行一圈很有必要，船只先要向西北航行，抵达阿留申后折而向西，而后在北海道和库页岛行驶一段路程后转向西南，接着在苏联领海内行驶，直接驶向海参崴，如此一来，日本的主要岛屿就被绕过去了。在这艘中国货船行驶期间，尽管风平浪静，但是船上的旅客内心颇不安宁。通常情况下，从上海出发航行5天就可以抵达海参崴，此次航行却用了12天。

据我所知，在和平年代，乘船在日本岛屿之间漫游应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快活的旅行了。多数日本海岸线延伸至山峦，这些山峦位于海中，山上满是郁郁葱葱的树木。间或有处断崖出现在山壁间，隔着断崖望过去，你会发现一处山谷和村落及寺庙。这山谷极其狭窄，山上树木甚是翠绿。这些村落及寺庙周围是一些房屋，这些房屋小巧玲珑，颇似玩具。在这里，我曾经在两三处见过瀑布，这些瀑布从悬崖峭壁上直泻而下，直落到海里。一个瀑布的景观令我久久不能忘怀。从海上放眼望去，这个瀑布宽约几英尺，高却达数百英尺。在晨曦的映衬下，瀑布酷似白丝带一条，或者熔化了的银汁。在微风的吹拂下，这个瀑布不停地晃荡。瀑布从山崖上倾泻到海里，恰巧遇上海里的激流，如此衍生了一团云，这团云犹如一片雾。云上是一条彩虹，这条彩虹五颜六色，格外好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曾千里迢迢地向西伯利亚进犯，之后便从海参崴撤离。在我看来，自美军从海参崴撤退到现在，海参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先前，除街头外，海参崴的人行道上也是坑坑洼洼，满是坑和洞，现如今这些坑和洞仍旧存在，而且与先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这群美国孩子曾首次从美国到苏联进行冒险之旅，进入苏联境内时，我们踩过那些坑和洞；就在我们向码头走去，准备坐船返回本土时，它们依旧在那里。在苏联，商店沿街分布，当时多数的商店依然用木板钉着，显然一副休业的样子。

从船上下来，我便朝码头走去，映入我眼帘的是码头工人和装卸工人，首先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多半是妇女。与那些干同样工作的男工人相比，这些妇女的体型要强许多。值得一提的是，工头竟然是位妇女。其次令我吃惊的是，我遇见的海关官员依旧是位女士。在我入境时，这位海关官员不但要求我出示护照，而且还对我的行李进行了检查。为了使我重归平静，我费了不少的辛苦，之后我用俄语艰难地向她表明我的意思。之前，我曾经接触并学习过3个月的俄语，不过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听完我的述说，这位海关官员一脸的疑惑，而后她笑了笑，接着用英语对我说：“我很乐意帮你的忙，不过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可以清楚地告诉我吗？”

当时，在海参崴，除一家百货商店依旧在营业外，其余商店早就关门了。当时，这家百货商店满是顾客，我突然发觉这些顾客无一例外都是朝鲜人。在海参崴，这些朝鲜人貌似是仅有的富有人群。

从外表看起来，海参崴甚是破烂陈旧，但这并不能表明它没有一点儿生机，是个死城。与此相反，海参崴的军事活动异常频繁。在1922-1923年期间，日本人撤离了海参崴。随后，海参崴重归苏联人统治，自此之后十多年来，苏联政府为市政改进所做的努力少之又少。当时，日本人不仅从东北出发，企图不断扩张势力范围，还从乌苏里江、黑龙江和蒙古沙漠向西伯利亚逼近，力图袭击那里。现如今，苏联政府突然意识到仅凭念头和一味的宣传，是不可能阻止日本人自东北而来的扩张狂潮的，更不用说是抵御日本从三个方向进犯西伯利亚了。为了保卫“东海宝石”，早在沙皇时期，俄国人就在海参崴修建了一个碉堡。后来，西伯利亚遭到英、美、日三国联军的联合攻击，这个碉堡也随之面目全非了。对于西伯利亚的地形，尤其是与东北、朝鲜邻近的地段，充满野心的日本人早已精细地测绘过。1922年，华盛顿会议召开，由于美国一再向日本施压，会上日军同意从海参崴撤兵。随后，苏联人将沙皇时代建造的碉堡的一切武装予以撤除，仅仅是为了表达与中、日友好相待的诚心。自然，大炮也全部被运输到内地。最终，这些大炮被运到一个新修的铸铁厂，被当作废铁一般放到熔炉里熔化了。

目前，苏联政府正在着手进行海参崴防御系统的恢复，而且加紧了工程的进度。乌汝西洛夫是陆军部长，他抵达海参崴视察之后，海参崴原本陈旧的一个钢铁厂和一个造船厂重获新生。当时，数不胜数的技术专家和工人从苏联西部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抵达亚洲。那时，海参崴还有一排排长长的木造房屋也被翻新，用以接纳这些远道而来的技术专家和工人。经改造后，这个废旧的钢铁厂成为一个专门组装潜水艇的工厂，命名为乌汝西洛夫钢铁厂。这些潜水艇的零部件由西部分批生产后，再通过陆路或海路运输到东亚，并将其承包给乌汝西洛夫钢铁厂，由他们组装成潜水艇。值得一提的是，陆路主要靠西伯利亚大铁路进行运输。有些海底船只时而在海参崴海港中巡逻或演习，我数了数，当时这样的船只大概有六七艘。时隔几周后，我从苏联回来，路过日本东京时，我从旁人那里获悉海参崴一带苏联的潜水艇数目竟然高达30艘。此事引起了日本人的高度关注。这样一来，那些搭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自欧洲出发，专程到日本观光的乘客无一例外都要受到日本政府相关人员的盘问，接受日本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日本当局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想得知这些乘客途经西伯利亚时目睹了什么东西。

苏联人通晓心战艺术，堪称是心战专家，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由此，我经常怀疑苏联人为战事所做的准备的矛头多数是指向日本。例如，那些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列车的人曾经说，他们曾见过许多庞大的飞机，这些飞机停留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附近的飞机场内，这个飞机场位于伯力和海参崴之间。我也曾目睹过这样的飞机，不过数量仅有五六架左右。据我猜测，如此情形传到东京当局那里，五六架飞机极有可能被说成是数百架飞机。当时，海参崴的居民多达20.8万。在首次访问海参崴的旅客眼里，这些居民的神经无一例外都有点儿失常。那时，海参崴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戴着一副防毒面具，或把一个防毒面具随身携带在身边，以便触手可及。每逢夜晚，OGPU（苏联的特务组织，名为格别乌）的官员都要进行演讲，内容无外乎假使遇到日本飞机袭击的情况，居民应该如何应对。需要指出的是，演讲的地点位于街头的十字路口，虽然灯光暗淡，但前来听讲的苏联居民甚多，他们中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小孩。

苏联国内旅行社的经理拥有一辆新汽车，名为“福特”，产自苏联。一天夜晚，我搭乘那辆“福特”汽车，同这个经理一起抵达一座山顶，从上面眺望下去，海参崴附近的山谷尽收眼底，这些山谷很深邃。与此同时，我发现挖掘场上明晃晃的一片，灯光来源于一个强烈的探照灯。这个挖掘场坐落在群山脚下，甚是广阔，当时只见数以千计的工人在那里挖掘一条隧道，隧道绵延15英里；在我看来，这种场面与地狱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按照苏联当局的说法，为了使内地的列车经由海参崴直抵海边，有关方面才要求挖掘这条隧道的。时隔几周之后，在莫斯科我碰见一个德国人，之前我们在天津见过一面。莫斯科有一个德国大使馆，这个德国人是那里的馆员；当时，从他那里我获知苏联当局挖掘那条隧道的真正用意，即一旦日本向海参崴进犯，当地的市民可以迅速撤退到那条隧道，以避开飞机大炮的轰炸。如此看来，这条隧道就是一个防空洞。不过，有人这样说，事实上，隧道就是一个地下飞机场。

又有一次，我与苏联国内旅行社的经理一起出游，当我们到达海参崴附近时，这位经理介绍一个俄罗斯岛给我认识，这个岛屿位于海港内。当时，这个俄罗斯岛上有一个斜坡，斜坡上植被茂密，不过还有一块空地，显然是被清理出来的。这位经理告诉我说，事实上，这块空地就是一个碉堡基地，这个基地马上就要竣工。这一片的山峦中早就分布着许多海防大炮，这些大炮射程较远。苏联人尤其关注陆上防御系统，这些防御系统专门用来应对内陆方面的袭击。与此同时，一个电台的整修工作已经完成，电台可以正常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葛雷夫是美国陆军的一位将军，他曾在俄罗斯岛上修建了这个规模很大的电台。

在这之后，我还走访过许多山头。这些山头无一例外都有清理出来的空地，除用作飞机场外，这些空地还被当作新修铁路的路基。当时，为了执行巡逻任务，飞机不分昼夜地在天上飞来飞去。一次，我数了一下在天上飞行的飞机，其数目竟然高达160架。军队冷冻和配给鱼类的需求量高达数吨，为了充分满足军队的需求，有关方面在俄罗斯海港内新修冷冻厂，那时修建项目已经完工。在苏联渔业局的请求下，一个美国公司在港内成立了一个罐头食品厂，这个厂子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很是现代化。为了贮藏蔬菜、水果以及乳制品等食品，海参崴内掀起了挖地窖的风潮，新修大型地窖的场面在当地随处可见。

一天清晨，我看到数以千计的工人正在将街头铁轨的轨距加宽的情景，非常震惊。工人们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一旦紧急情况发生，这些沿标准轨距运行的火车不至于停滞，或者出现意外。据说，许多女性焊接工也在这些工人队伍中；这些带着“汽油吹管”的工人原本是乌汝西洛夫钢铁厂的员工。为了使海参崴街头的铁轨轨距增加至标准轨距，工人们纷纷把他们的休息日奉献出来。

为了防止日本飞机的轰炸，除自来水管外，瓦斯管线也被深埋到地下，深度在8到10英尺之间。当时，工人们在兴修一条地下导水管，管道长达18英里，此条导水管的修建旨在紧急时刻的水源可以得到及时的供给。此外，两座发电厂也在修筑之中。先前，海参崴的一座教堂十分宏伟，不过后来被摧毁了，我被带到教堂时，那里也在进行修建。据说，当地计划把破旧的教堂建成一个暑期宾馆，以方便工人和士兵假期居住。在众多计划中，有一项计划野心十足，它便是将西伯利亚大铁路自乌拉山至太平洋一节修成双轨铁路，只不过那时双轨铁路还没有铺到海参崴。由于有关方面的压迫，一批工人接手了这个巨大的项目。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工人无一例外都是乌克兰的政治犯。

密林科夫是外事局的一位代表，我专门拜访了他；我们聊天时，他牢骚满腹地说：“由于木匠全被强迫修建隧道去了，一直以来我的屋子都没有办法修葺。每逢雨天，外面下大雨，我的屋子里下小雨。”他还向我叨叨：“倘若在中国东北，找个中国木匠将屋顶及时修好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海参崴，政府当局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不过没有一项内容牵扯到修葺他的屋顶。海参崴有一个主体工程，一切事情都必须以它为中心。这项伟大的工程就是将海参崴火车站前的一条街道进行整修，以便迎接11月7日苏联庆典的到来。当时担当这项重任的是中国工人，这些工人是从中国东北进口的。有关方面之所以从中国进口劳工，是因为苏联的工人极其短缺。

当时，火车站附近有数条街，分布在这些街上的屋子既粗陋又矮小，一些茅屋坐落在这些屋子的斜对面。当时数以千万计的男士、女士和小孩被迫离开乌克兰前往西伯利亚，并在沿街的这些屋子和茅屋里暂时安顿下来，以期较好的居住环境的建成或整修完。从贝加尔湖开始，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附近的每一个火车站都有上述场面。更为悲惨的是，无处落脚的人在每个火车站比比皆是。

事实上，西伯利亚根本没有现代化的道路，更别说是训练有素、掌握了一定机械化的方式、拥有修建现代化道路知识和经验的工程师了。我在中国待了好些年，据我所知，早在1927年之前，中国人压根儿不知道何为现代化的道路。与中国的情况相比，苏联在现代化道路方面更是大大落伍了，这使我非常震惊。当我说及此事时，苏联人通常一边耸肩，一边说：“在一年当中，苏联的土地有多半年时间处于冷冻状态，根本用不着什么道路。”虽说如此，几条现代化的道路还是在苏联出现了。为了方便海参崴与另一个城市的交通，苏联人在海参崴半岛上正在修建一条长达25英里的道路。时隔几周之后，11月7日的苏联庆典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我在那里观看阅兵仪式，一位德国高级外交官恰好站在我旁边。阅兵现场有很多辆重型坦克车，它们都是崭新的，堪称是“陆上战舰”。当这些坦克车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我对那位德国外交官说：“对此，你有何看法？”他回答道：“这些坦克车使用范围很局限，倘若到达距离莫斯科10英里路的地方，它们将被困到莫斯科的稀泥里。”苏联冬天气候寒冷，土地和河流全部处于冻结状态，因此苏联人一般选择在冬天作战，从这位德国外交官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明显忘记了这一点。

在海参崴，苏联人普遍推广义务教育，据说这是苏联人在海参崴的重头戏。不过，在海参崴，我见过的学校并不多，仅有两所，它们分别是儿童学校和朝鲜大学。在儿童学校里，有许多孩子，这些孩子的妈妈都在乌汝西洛夫钢铁厂上班。海参崴有一个现代化的居民区，它原本是美国领事馆一位官员的住宅区，如今儿童学校就坐落在那里。当时，我听说世界上仅有的一所设立朝鲜语教学的学校便是朝鲜大学。不过，我并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根据我的了解，朝鲜境内有一些美国传教士在当地设立了教会学校，他们不顾日本军方的阻碍，在教会学校进行朝鲜语文教学。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前一段时间，这种朝鲜语文教学活动才被迫终止，因为来自日本的一位朝鲜总督将军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即严禁任何朝鲜语文的教学活动。在海参崴，我前去朝鲜大学进行采访，在相关人员的带领下，我来到了一个教室，四处张望了一下。当时，大概有50个学生在这个教室，他们正在将一些资料翻译为朝鲜文，这些资料包括一些小册子和一些稿件。学生们告诉我说，这些被译成朝鲜文的刊物最终会被悄悄地运往朝鲜，而后被发放。1941年，斯大林和日本当局就相关事宜达成了一个互不侵犯协议，紧接着苏联人查封了朝鲜大学。与此同时，在海参崴，多数朝鲜人被苏联人安顿在中亚细亚的一个地方，它在海参崴以西的方位。不过具体是什么地方，局外人根本不知道，因为苏联当局并没有向外透漏半点儿风声。一次，在观光练兵场所时，我竟然发现在苏联将领的指挥下，一个朝鲜兵团正在进行训练和演习，这使我颇为震惊。当时，有人告诉我说，苏联边境地区驻守着军队，朝鲜兵团便是边境军队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有一次，我在贝加尔湖附近地区见过一支亚洲人部队，他们穿着红军正装。与这个朝鲜兵团相比，亚洲人部队的规模更大。

当时，我在一个宾馆落脚。宾馆邻近地方有一块空地，每天清晨，那里聚集了男女商贩。这些商贩除做衣服、鞋、内衣的交易外，间或还转手一件陈旧的皮大衣。通常，商贩们用交易得来的几个戈贝克（Kopek，1个卢布可以兑取100个戈贝克）买面包和蔬菜。需要说明的是，戈贝克是苏联的纸币，当时一直处于贬值状态。对于这样的小摊点，苏联政府当局显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只能说在苏联的法律范围内，这种小商小贩的行为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

凡尔赛大宾馆历史相当悠久，它的招牌一直没有变更。在沙皇时期，它一度光彩照人，如今也能在隐约中看到这种光鲜的影子。凡尔赛大宾馆使我不禁想起美国某城镇里的一个宾馆，这个宾馆曾经专门招待贵族，一度荣耀一时。不过，当下倘若你试用一下凡尔赛大宾馆的抽水马桶，你会牢骚满腹，恨不得将它从记忆中删除。在我看来，西伯利亚带有电插头的面盆和浴池绝对超不过6个，我甘愿为我这种想法下任何赌注。后来，我抵达伯力，在一个宾馆里安顿下来。第一天早上，我告诉宾馆的女佣说，我想洗澡。不一会儿，这个女佣手提一个铅桶朝我走来，桶里大概盛了一加仑的热水。她走到我跟前时，请求我脱掉睡衣，我按照她说的办。紧接着，她提起铅桶朝我倒水，水从头上顺着身子流下来，这场面跟淋浴的情景有点儿像。之后，在抵达莫斯科前，我再没有采用过这样的方式洗澡。

按照法律的规定，苏联的每一处宾馆都有一本册子，上面都是入住客人的怨言。这种册子比较大，封皮一般是黑色的。宾馆的经理这样说，莫斯科方面往往不提前通知就派官方人员前去宾馆，对这里进行突击检查。通常，官方人员会让宾馆经理把这本册子呈现出来，而后他会仔细看客人写在册子上的怨言。在海参崴时，宾馆菜单上菜的花样很多，不过我抱怨过几次吃不到鱼。听到我的怨言后，茶房头连忙去取黑色的册子，并将它递给我。之前，苏联渔业局曾将海参崴鱼产量的统计数目告诉过我，当时我仍旧记得很清楚。接过这个册子后，我将那个统计数写在一张空白页上。接着，在那个统计数下面，我写着：“虽然海参崴的鱼产量这么高，但是早餐我却吃不到鱼，这是为什么呢？”如此一来，除宾馆的经理外，餐厅的服务员和财务科的主任也跑来关照我。据他们说，餐厅之所以没有给我做鱼吃，是因为送鱼的人在路上耽搁了。他们对我承诺说，倘若莫斯科方面派官方人员前来视察，情况一定会有所好转。

无论是春天，夏天，还是秋天，海参崴的气候都很好，居民普遍感到舒适。不过，每逢冬天，海参崴往往狂风大作，天气不但非常寒冷，而且变幻莫测。或许早晨还是阳光和煦，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到下午时，天气突然变得寒冷起来，倘若不穿皮衣，那么就有可能被冻死。在里海和黑海一带，当地人们修建了避暑胜地。海参崴的苏联官员们也想在海参崴新修一个类似的避暑胜地，为此他们一度精心设计过；不过，由于战事准备工作，这个计划一再被耽搁了。

我在海参崴待了些日子，其间听说了很多发展计划，这些计划颇具野心。其中的一个计划很富幽默色彩，差一点儿导致与日本人的谈判。

这个计划是这样的，为了方便大陆和北库页岛的联系，海参崴当局试图将一个堤坝建在黑龙江出口以北的地方。一位工程师是堤坝方案的主要策划者，据他说，一股海洋寒流流经鄂霍次克海，而后沿着滨海省海岸线南下，如此一来，西伯利亚滨海省天气将会变得严寒。他表示，南西伯利亚的气候之所以恶劣，很大程度上与这股海洋寒流有关。大陆和库页岛之间有一个海峡，它甚是狭窄，如果把它封闭起来，那么这股海洋洋流就会与日本以东的海洋一道向南流去，而不会靠近西伯利亚。这位工程师认为，这样做西伯利亚沿海地区的气候将会好转，而日本诸岛的气候则急转直下，其严寒程度与北极地区有一比，日本北边的岛屿尤其如此，例如北海道和本州。如果这样的话，日本居民将难以承受。

苏联以期通过封闭大陆与库页岛之间海峡的办法制裁日本，这种方案极其少见。按照这种方案，日本人将全部被冻僵，这个消息可谓是不胫而走，迅速传到了日本，由此造成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骚乱。当时，来自西伯利亚的谣言很多，上述谣言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谣言几经辗转到达日本时，已极尽夸张之能事。我经常怀疑这是不是苏联人在心理战方面的一个表现，它将苏联人奸诈狡猾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日本国内爆发了经济危机，几乎波及日本各个角落，危机一度引起了日本人的高度关注。面对西伯利亚的性质雷同的威胁，日本当局并没有不知所措，反而以此鼓舞日本人的士气，唤醒日本国民。如此一来，日本国民的视线更加开阔，从关注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向关注国际危机。

第二十章　西伯利亚之旅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苏联已经幡然醒悟，坚定了捍卫西伯利亚的决心。在西伯利亚，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逼无奈，一切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与“马卡卡”（“俄国熊”给日本人起的外号，俄语是“猴子”的意思）的争斗之中，旨在解救西伯利亚。当时，日本方面企图侵吞西伯利亚。

亲眼看到苏联政府对待本国工人的场景后，我颇为震惊。当时，我的向导是位年纪轻轻的女团员，她早已加入了共产党青年团。那时，苏联工人正在将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一节铁路改成双轨铁路，他们由一些士兵监管，这些士兵都携带着枪支，士兵是从“格别乌”调派来的。看到这种场景，我忙向我的这位向导询问说，士兵为何要监管工人呢？想要认出这些士兵，再容易不过了，因为他们的着装很特别，上半身穿着黑色皮衣，下半身穿着黑色长裤，脚上穿着一双高筒大皮靴，皮靴颇具哥萨克风格，手握一把轻机枪。相比之下，工人们的衣服破破烂烂的，不过从衣着的细微之处，依然可以看出衣服的主人之前有过光辉灿烂的岁月。尤其是那些皮帽子和上衣皮翻领，无不暗示着先前它的主人是如何的气派。只不过当时那些上衣皮翻领已经被磨得闪闪发亮，皮帽子和皮翻领上的毛也全被磨掉了。那时，在苏联来说，倘若一个人能戴起皮帽子，那么就证明他相当富裕。这种评判标准不仅适用于沙皇时期，还适用于当前苏共统治下的苏联。

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我搭乘的快车时而停下来。倘若铁路沿线附近有工人铺设双轨，我都会下车，工人们随即前来围观我。他们竞相向我要香烟，貌似知道我是一位美国人。如此一来，我在上海携带的几听香烟很快就一根不剩了。一次，我遇见了一位工人，为从我这儿得到几根香烟，他一见我，就跪着叩头拜谢。这位工人会讲的英语很有限，看其模样，貌似他之前有过些光辉灿烂的日子。见到这番情景，我将仅剩的半听香烟给了他，之后他把我抱得死死的，一副很感动的样子。火车上的旅客见到这种场景，顿时欢呼起来。

苏联国内旅行社的导游与我一道，当我询问她为何用武装士兵看守工人时，她一边耸肩，一边用英语回答道：“这些工人无一例外都是政治犯。”不过，这位导游的英语词汇相当有限。后来，我得知多数工人来自乌克兰，因为先前斯大林提出的集体农场的计划遭到全体乌克兰人的反对。后来，有人对我说：“在乌克兰的农民看来，与其将耕牛上交苏联共产党，不如将耕牛杀了，海吃海喝一顿。”如此一来，乌克兰境内爆发了一次饥荒，饥荒波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曾一度造成人心惶惶的局面。最终，这些乌克兰农民无一例外都被判罪，被指是欺压、盘剥工人的地主和雇主。实际上，这些农民都是苏联富农，他们是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死对头。需要说明的是，苏维埃政权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

中国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支线和黑龙江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支线的交汇处有一个火车站，名为赤塔火车站。一次，我经过赤塔火车站时，看到许多货车停在那儿，货车的队伍很长，为此我专门数了数，大抵有数千辆吧。货车的种类很多，有平板车、无顶货车、闷罐车……这些货车有秩序地停靠在火车站。除种类繁多的军需用品外，平板车和无顶货车上还有大卡车、牵引机、刈禾机、打谷机。闷罐车里装的不是货物，而是人，这些人多数是男士。这些男士要么来自欧洲，要么源自苏联。他们纷纷被运输到西伯利亚，除被强迫修建防御设施外，还被逼兴建多种工程。我所见到的闷罐车的车门都是从外面反锁的，如此车厢顶部仅有一个小小的换气口，那儿满是脸孔，这些脸孔很惨白，没有一点儿光彩。“格别乌”士兵在列车外面警戒，只见他们手持轻机枪，走来走去。有人告诉我说，倘若这个列车里的犯人肯吃苦耐劳，本本分分地工作5年左右，那么他们将会被释放。不过，数以千计的犯人由于熬不过5年，早已与世长辞了，大龄的犯人尤其如此。我搭乘火车以来，在铁路沿线，我时不时地看见气息微弱的工人，或者是行将死亡的躯体。

翻阅俄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之前由于苏联政府当局一再施压，几处苏联边境的居民部族被迫无奈迁徙。勒拿河流域是西伯利亚最富饶的地区，目前雅库特国，或者说是雅库特族，在那里聚居。在雅库特族人看来，他们是土耳其人。值得一提的是，原先雅库特族人在中央亚细亚一带居住，后来或许是由于成吉思汗或者帖木儿的因素，他们被迫全体向西伯利亚迁徙。现如今，雅库特族人口众多，有30万左右，他们把美国的印第安人当成是他们的“表兄弟”。从外貌上来说，雅库族人与美国的印第安人的确有些相似。雅库特茨克是雅库国的首府，它在一条航空线上，这条航空线连接了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使美国、加拿大与苏联之间的交通更加便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这条航空线勾起了美国人无限的旅行欲望。在那些沿这条航空线旅行过的美国人眼里，雅库特族人颇有商业头脑。在雅库特国，除西伯利亚的出产品外，雅库特族人还垄断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和皮货。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西伯利亚的出产品很值钱。这些雅库特族人向外国出口这些商品，赚取的钱则用作苏联的军费。在贝加尔湖邻近地区和中国东北的火车上，我之前碰见雅库特族人，他们都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对于美国人，他们表现得很友好，还时而向美国人询问一些与印第安人相关的问题。

伯力是西伯利亚的首都，在伯力以西、中国东北正前方有一块三角形的区域。正是在这个区域内，我们发现了一些迹象，它们表明在苏联当局的驱使下，成千上万的苏联犹太人被迫集体迁徙。世人将这个三角形的区域命名为拜罗·比杰汉区（拜罗和比杰汉是两条河流的名称），苏联政府当局把这些犹太人安顿在这里，并规定该地区为自治区。这些犹太人多半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其中一部分人来自城市，一部分人来自乡村。与铁路沿线政治犯劳工相比，这些犹太人的生活境况要强许多。他们接受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并在地方政府允许的范围内，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从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的总编辑那里，我得知英国曾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居留地，苏联人成立的犹太人自治区与这个居留地的情况很相像。由于一些英国人的激励，英国设立的巴基斯坦居留地一度爆发了犹太人民族主义运动，苏联当局成立犹太人自治区旨在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犹太人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唤醒了成千上万的苏联籍犹太人。一次，我与西伯利亚犹太人自治区的秘书交流，他告诉我说：“纽约有一个犹太人协会，该协会鼓动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发动犹太人民族主义运动，为此还向西伯利亚犹太人自治区捐赠了不少钱。”苏联当局曾编撰出版了一种册子，这种册子采用了官方英语，上面的犹太人姓名超过了12个，其中一些犹太人的家族历史悠久，堪称是俄国最古老的家族。

后来，我在火车上遇见了一位苏联将领，从他那里我得知苏联当局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在这个三角形地区组建了犹太人自治区。这个三角形区域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伯力的西部。当时，苏联远东红军部队的总部坐落在西伯利亚东部一带，为了这支部队的供给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充，苏俄当局企图把这个三角形区域改造成重要的工农业基地。此外，这个三角形区域与黑龙江接壤，因而可以迅速抵御从伪满洲国向伯力进犯的日本军队。先前，因为希特勒在欧洲大举进行了疯狂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所以犹太人对他大加批判；倘若日军的的确确从伪满洲国向伯力进犯，那么将会导致类似的犹太人批判事件，而且批判会波及全球。当时，由于犹太人不乐意在这个三角形区域进行集体耕种，因而苏联当局在海参崴邻近地区雇佣了一些朝鲜农民，足足有数千名。伯力的苏联政府官员曾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即自从俄国人抵达中国东北北部和贝加尔湖邻近地区数百年以来，当地诞生了不少中俄混血儿；上述苏联政府的做法无疑会促成许多朝鲜人和犹太人的婚恋，如此将催生一个新的种族，这与中国东北北部和贝加尔湖邻近地区的情况很相像。

拜罗·比杰汉犹太人自治区十分辽阔，其版图从太平洋地区一直绵延至乌拉山一带，这里聚居着各种各样的族群，堪称是全球种族的大熔炉。当时，在全球范围内，一些新区域得以最后开发，这个犹太人自治区只是其中的一个。苏联社会普遍认为，这个大熔炉里囊括了各种各样的人种，倘若一个游客从莫斯科向东旅行，当他抵达西伯利亚境内时，肯定辨别不出当地居民谁是白种人，谁是黄种人。此外，从莫斯科向南旅行的游客，当他进入高加索境内时，一定分辨不出当地人谁是白种人，谁是棕种人。在哈尔滨时，我结识了一位俄国妇女，此前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当时她在蒙古和西伯利亚东部之间频繁地往返。从这位俄国妇女那里我获知苏联境内有18个种族混杂而居，与非白种人的数量相比，白种人的数量要多得多。如此一来，当牵涉到种族问题时，苏联当局显得非常谨慎。倘若说苏联境内的民族问题已经得以妥善处理，其实那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种期望罢了。苏联境内，尤其是在苏联的亚洲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甚至达到了彼此仇恨的地步。如今，西伯利亚各民族间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被激化，各个民族依然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不过，倘若冒出了一根导火线，而且被点燃，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因此西伯利亚被称作是自然资源的聚宝盆。在自然资源的储藏量方面，西伯利亚远远超过了加拿大，即便是把美国西北部最好的几个州算上也不能与它相抗衡。例如，无论是中国东北北部，还是部分蒙古地区，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前景都很乐观，这与坐落在美国北部的密歇根、明尼苏达和北达科他诸州的情形很相似。西伯利亚边界地区分布着一些城市，当地盛产牛油和其他畜产品，一些白俄居住在那里。在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之后，这些城市成了中国沿海地区牛油及其他畜产品的供应中心。当时，白俄人供应的中国沿海城市包括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等。从乌拉山地区一直绵延至太平洋沿岸一带，大概有3000多平方英里左右的土地，其中多数土地上森林郁郁葱葱。正因为如此，当时一句俗语“人跟树争，树得永生”在西伯利亚流传甚广。这句俗语的言外之意就是西伯利亚的树多得砍不完。一位游客曾从海参崴向西行走，沿途都是森林，森林里的植被基本是桦树。俄国人懂得如何将桦树雕刻成器物，而且器物的花样很多。乌苏里江流域长满了桦树林，数不尽的原始松林和枞木林被桦树林遮挡。北美地区的森林一度郁郁葱葱，在锯木厂没有大肆采伐这片森林前，就茂密程度而言，乌苏里江的桦树林与它相当。在乌苏里江流域的一些地区，一些树木被采伐，而新植的树木还没有长大；在这些地区，尤其是河谷邻近区域，你可以看见一些土地和屋子。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土地相对平整，而且面积都比较小；屋子的修葺材料很简单，主要是木材和茅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屋子颇有美国西部的风情。从整体上来讲，西伯利亚的情景与密西西比河一带有些相似。不过有一点除外，那就是当火车穿越西伯利亚铁路时，火车的窗户常常会碰到一些枝叶，因为西伯利亚的森林离铁路近得很。

伯力曾经举办了一场农业展览会，当时我恰好在伯力，因而前去观光。就规模来讲，它与美国中西部一个郡的一次农业展览会差不多，只不过那个郡开办农业展览会是25年之前的事情了。在伯力农业展览会的现场，我看见了许多排的长长的桌子和货摊，货摊上搭着棚子。除农产品外，桌子和货摊上还摆放着形形色色的水果和蔬菜。不过，多数水果的个头较小，说它们是各种各样的浆果都有点儿牵强。海参崴邻近地区盛产蔓越橘，它也被列为个头较小的水果。我对展览会上几种小苹果饶有兴趣，它与美国中西部野生的山楂子很类似。由此看来，我们把这种小苹果叫做西伯利亚的山楂子也不足为怪了。不过，以上都是些琐碎的事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展览会中的展览品多数是“格别乌”工作人员的。据说，这是因为在斯大林的强迫下，“格别乌”的工作人员挑起了为远东红军部队补给食品的重任。

我深深地记得，大批的苏联军队驻扎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每一个地区。当时，克鲁托夫部长不仅是苏联远东政治局的头目，还是远东共产党的主要责任人，他主办了一场茶会，以表欢迎。我应邀出席了这次茶会，会上有人劝我说，千万不可提出任何军事问题，更不能牵扯到边界地区军队的数量和配置。茶会上，与会人员尽情地吃喝，当大家喝了大量的伏特加酒后，嘴巴就不听使唤了，这场面与俄国人举办的茶会和酒会上的情形差不多。不一会儿，大家就纷纷提出倘若日本进犯西伯利亚和外蒙古一带，那么苏联将怎么样应对，这也是在场的所有人最关切的问题。外面有这样的传闻，苏联人最担心的日本人的进攻情形有两种：一种是为了割断海参崴和滨海省及苏联本土的联系，日本的海陆空军共同作战；一种是为了割断外蒙古和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的联系，日本的陆空两军一齐向外蒙古进犯。日本人多次向白俄和俄国移民散布这样的言论：西伯利亚本应该由白俄或沙皇政权统治，为了帮助西伯利亚的俄国人摆脱苏共的统治，我们日本愿意奋力一搏。希米诺夫是俄国哥萨克的领导人，据说他在大连落脚，并一直受日本人的庇护。需要指出的是，大连在伪满洲国以南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曾侵入西伯利亚，希米诺夫率部在赤塔附近地区与其展开了一场激战。如今，希米诺夫却成了叛徒。在大家看来，日本人将在西伯利亚建立傀儡政权；在日本当局的庇护下，希米诺夫将会是傀儡政权的头目。对于日本方面对远东俄国移民举措的问题，我很好奇，在会上便提出来；苏联的将领们一边笑，一边回答说：“我们相信在加伦将军的领导下，中国东北的日军一定会被远东红军驱逐出去，这一天不久将会到来。”

一次，我和伯力的一个苏联将领交谈，其间他笑着对我说：“倘若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边界地区的战争果真打响了，那么首先卷入战争的不是军队，而是数以千计的军犬。”起初，我并不清楚他说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是连忙询问他。他向我解释道：“早在数年之前，日本人陆续向俄国境内渗透，为了侦查日本人的动向，苏联驻守边疆的战士着手训练军犬。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日本人那里，他们与苏联方面针锋相对，从德国买进大量的军犬，并雇用训犬师，对军犬进行专门训练。由此看来，如果日苏战争果真发生，那么首先交锋的一定是双方的军犬。”

克鲁托夫是苏联驻伯力的最高民政长官，当我就日苏间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向他发问时，他回复说：“在日本军阀看来，为了遮掩他们在中国东北所犯的滔天罪行，他们有必要占据东北的领土。倘若那些日本军阀一天不放弃那种念头，那么日苏之间的战争将在所难免。”

克鲁托夫始终相信日本人当中不乏明智的人，这些人对日军撤离中国东北肯定没有任何异议，不过前提是给足日本关东军面子。在我看来，那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苏联当局认为日苏之间必有一战，因为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一带做尽了坏事。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1931年，日本发动了针对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在苏联人看来，倘若日本国内再次引发类似的经济危机，那么日军将会采取类似九一八事变的军事行动。

在伯力，现代化的建筑物只有一座，克鲁托夫的办公室便位于那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建筑物中的一个楼层全是克鲁托夫的办公室。一幅中国东北地图挂在克鲁托夫办公室的墙壁上，这幅地图面积很大。地图上有很多标记，它们用图钉钉着。这些标记代表日本人新近修筑的铁路和公路，沿着这些铁路和公路可直接抵达苏联的边界地区。不过，这些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人口稀少。克鲁托夫一边指指那张地图，一边叫喊道：“出于战事的考虑，苏联当局修建这些铁路和公路。你千万别错认为道路的新建是为了安宁。”

在伯力，我既没有察觉到对战事害怕的情形，也没有听到抚慰日本人的声音。我从旁人那里获悉这样一件事，即近来日本方面提出日苏边防军分别向后撤退25英里的要求，苏联方面直接回绝了。在苏联人看来，日本方面的这项要求颇具野心，因为倘若苏联边防军向后撤退25里，那么在黑龙江一带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将会显现出来，从而为日本军队发起攻击提供了方便。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关中东铁路的。早在许多年前，中东铁路已经建成，由于沙皇将特别关注通向海参崴的捷径问题，因而中东铁路穿越了东北北部。正因为如此，目前苏联人成天提心吊胆，担心日本人抢在他们准备就绪之前就占领这段铁路，并向苏联人突袭。后来，苏联人在宣传时使用了一定的伎俩，日本人因为很要面子，所以答应了苏联人提出的购买中东铁路的请求。即便如此，在双方买卖协议签署前，苏联人始终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按照协议的规定，苏联人需要将中东铁路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转手给日本，这远远低于中东铁路的实际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中东铁路总长度是1500英里，其中750英里原本属于中国。

中东铁路的两端经由边境地区延伸至苏联境内，加之日本人在中东铁路沿线一带驻扎，中东铁路的经济价值大大被削弱了。尽管如此，苏联当局没有表现出一点儿想将中东铁路转手的意思。当时，东北被日军占领，由此导致海参崴的商业呈现出一派衰颓的气息。许多辆油槽车停靠在海参崴的火车站，它们尽数是生锈的，长长的车厢内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东北盛产豆油，通常豆油被装到这些油槽车上，经过长距离的运输后出口到其他地方。苏联人不与中国方面协商，就企图将中东铁路转卖给日本。对于苏联当局的这种行动，中国政府反对的声音一度很强烈。不过，最终中国政府并没有制止苏联当局的行动，这与没有有效抵挡日军占领东北的情形一模一样。

当时亚洲处处隐藏着危机，由于我自认为苏联对日政策问题可能牵扯到美国，因而我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致。据苏联一个高级官员说，苏联的远东红军驻扎在黑龙江沿线的边界地区，当地还架着各种炮舰，停着许多飞机，完全可与日军相抗衡。倘若从苏联远东地区到伪满洲国，再到日本海随便走一走，你会发现沿途的情形足以证实这位苏联高级官员的说法。如此看来，苏联人是忠诚的爱国者，他们竭尽全力保卫地苏联的每一块疆域。我从亚洲东部地区出发，前往莫斯科。就在我行将抵达目的地时，我察觉到曾经在西伯利亚官员中盛传的日苏之间必有一战的情形明显地少了许多。当时，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的气氛尤为紧张，因此莫斯科方面高度关注与柏林的相关事宜，如此，源自中国东北的日军的威胁显得无关紧要了。不过，莫斯科方面多次宣称：“西伯利亚的土地不容侵犯，绝不准日军踏进半步。”显然政府当局一点儿也没放松警惕。当时，莫斯科政府官员对眼下的形势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成天暗自琢磨着这样一件事，即在西方设立防线以应对德国的同时，如何才可以缓解西伯利亚的局势。如此一来，日、德、苏之间的外交不断，这种外交情形格外有意思。为了避免出现欧洲战场打响后受到东西夹击或遇上进退维谷的情形，不仅德国，就连苏联也图谋与日本人合作。因为苏联和德国当时很有可能陷入敌对状态。

后来，就日苏在远东的关系问题我询问了一位苏联官员，他大声对我说：“为何美国人不去攻打日本？你们美国人应承担的责任远远大于我们苏联人！”从他说话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对我的问题没有多大的耐心。不过，我觉得我有必要将他说的话铭记在心里。

之后，这位苏联官员的话果然得到了证实。

在伯力时，一天我询问克鲁托夫，在他管辖的这块广阔的疆域内是否有美国人？给了我否定的回答后，克鲁托夫突然对我说，在哪里能雇用一个美国工程师呢？他补充说，苏联当局不仅甘愿为这位美国工程师报销路费，还情愿支付高水准的工资。经克鲁托夫一说，我意识到当前苏联人正在新修几个大工程。接着，我不解地问克鲁托夫：“苏联当局准备让这位美国工程师担当什么重任呢？”他一边笑，一边回答说：“不瞒你说，工程不是重中之重，我们只想向这位美国工程师请教英语。同时，他在工程方面的学识我们也可以拿来借鉴。”克鲁托夫还补充说，苏联向远东地区派遣了不少官员，这些官员不论官职高低都在进行英语的学习，不过西伯利亚居然没有一个美国人的踪影，苏联当局之所以寻求一位美国工程师，是想让西伯利亚的苏联人接触英语。

克鲁托夫有一辆全新的轿车，名为“别克”，我搭乘他的这辆轿车前往宾馆，想要整理一下行囊，而后乘火车前去莫斯科。在回宾馆的途中，我始终在琢磨这样一件事，即克鲁托夫试图雇用一位美国工程师，但条件是这位美国工程师需要懂英语，且可以教授英语。克鲁托夫的司机是俄国人，看上去中年左右的样子。轿车在行驶时，这位司机突然扭过头来，用美式英语对我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美国人吧？”他的美式英语讲得相当流利，我不禁大吃一惊。带着一脸吃惊的表情，我回复说，他猜得很对，我的确是美国人。出于好奇，我询问他在哪里学的美式英语。他对我说：“俄国革命爆发后，我移居到火奴鲁鲁，在当地一待就是10年。之后，我返回西伯利亚，我的家就在那里。”接着，他一边耸肩，一边说：“在西伯利亚，我一向不讲英语。”

有一段时间，对于大举开发西伯利亚的计划，美国方面饶有兴趣。这种事情要追溯到1867年，当年美国人从俄国那里将阿拉斯加买下。在美俄关系方面，阿拉斯加曾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对此我很纳闷。1867年，苏华德是美国国务卿，他从俄国那里购买阿拉斯加，当时双方商定的价格是720万美金，这就意味着1美分可以购得1英亩的土地。不过，事实上，美国方面仅以140万美金就买下了阿拉斯加。因为美国内战期间，俄国海军在美国纽约港进行军事演习，美国方面破费不少。于是，美国在实际购买阿拉斯加时，少付了580万美元，以抵消美国方面之前的花费。美国内战期间，美国南部成立了一个“邦联”，背后支持他们的是英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北部请求俄国帮助他们，俄国海军随之在纽约港进行军事演习。当时，英国人为夺取俄国的阿拉斯加积极筹划着，俄国人很清楚这一点，这也是俄国人以很低的价格将阿拉斯加转手给美国人的原因。

在西伯利亚时，我碰见几个苏共青年团的团员，他们都很年轻。就阿拉斯加的相关事宜，我们谈论起来，其间我意识到与他们相比，我了解的信息太少了。他们一致认为，美国方面在以低价向沙皇购买阿拉斯加时，一定采用了欺诈的手段。对于目前苏联学校的教材上是否涉及美国购买阿拉斯加的详细过程这一问题，我甚是怀疑。不过，我一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实我的想法。

早在1860-1870年间，俄国人便着手开发西伯利亚，其间他们十分想得到美国方面的帮助。大公爵是沙皇的兄弟，他曾担任西伯利亚的总督一职，这是俄国转卖阿拉斯加时期的事情。大公爵还与美国人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其中不仅牵涉到在西伯利亚修建铁路、公路和新修通讯设施，还涉及开采矿藏、开发森林和发展农业等内容；从太平洋沿岸绵延至乌拉山的一片区域都被囊括在内。先前，英国政府特别允许东印度公司单独管理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后来，俄国政府赐予美国人独自经营西伯利亚的权利，这是继英国政府之后由政府授予的另一个最大的权利。不过，美国人虽然被赐予对西伯利亚进行开辟的特权，但是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成绩，因为事后沙皇担心皇室因此威信大失。如此一来，西伯利亚直至现在还是荒芜一片。早在沙皇时期，它是一个政治犯集中营，到了现在它落到了苏维埃政权手里。

美国人一度对俄国的西伯利亚饶有兴趣。在初始阶段，美国人有过一种计划，即借助电线从陆地和海洋中将美俄两国联系起来。按照美国人的设想，电线绵延很长一段距离，起始点是美国的西雅图，依次经过阿拉斯加海岸、阿留申群岛、白令海峡、堪察加半岛后，经由西伯利亚的俄国直至欧洲。一个私人公司负责这根海底电线的设计，不过费用完全由政府承担，如此便摆脱了大西洋海底通讯公司的控制。这个私人公司对这个计划也很有兴趣，在该公司决定接手这根海底电线的设计后，不仅沿阿留申群岛勘测了这条线路，继这之后还加派一支勘测队伍前去堪察加半岛，对当地的海岸进行实地测量。不过，这些勘测人员在勘察时横穿西伯利亚到欧洲，完全变更了原本的测量线路；勘察之后，则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如此一来，横穿太平洋的海底电讯网的计划一再被搁置，虽然这个计划急需付诸实践。1898年，菲律宾被美国占领，太平洋海底电讯网随之建成。

辛克莱是美国的石油之王，1920年，他得到苏俄政府的恩赐，接手了一个石油开采项目。这个石油开采项目很有发展前景，地址位于北库页岛。不过，苏俄政府最终不仅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还将资金全部返还给辛克莱，因为日本方面的强烈反对。最终，在苏俄政府的授权下，北库页岛石油开采项目转手给日本海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日本海军接手这个项目以来，日本海空军所需的石油基本上来自北库页岛的油井。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在贝加尔湖一带开始起步时，正值我在西伯利亚逗留。当时，我从旁人那里得知在南满，日本人以沈阳为核心展开规模较大的工业建设；与此同时，莫斯科方面企图在西伯利亚进行比日本人规模更大的工业建设。听罢，我不由得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倘若1870年美国人在苏俄政府的特许下接手西伯利亚的开辟项目，那么西伯利亚如今将会是何种面貌呢？西伯利亚盛产木材，这种木材很适合作纸浆的材料。在印刷机时代，西伯利亚的木材产量足可以满足全球印刷业的需求。

第二十一章　1935年的莫斯科

1935年10月初抵达莫斯科后，我在苏联国内旅行社导游的带领下，来到新莫斯科大宾馆。莫斯科河上架着许多桥，新莫斯科大宾馆坐落在其中一座桥的附近区域。新莫斯科大宾馆距离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很近，其间仅隔着一条街。虽然宾馆房间的租金很贵，但顾客们觉得值得一住，因为从宾馆的楼顶眺望下去，克里姆林宫尽收眼底。后来，我获悉新莫斯科大宾馆是工人代表的招待所，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代表常常受到苏共的款待。此外，这个宾馆还是美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落脚处；在他们看来，这个宾馆是他们在莫斯科的大本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美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是苏联当局聘请来的。

在这家宾馆，我住了好些天。就在入住宾馆的第二天早晨，我前去餐厅用餐，其间发现栏杆将餐厅分成两部分。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很特别。栏杆的一边用餐的顾客多数是外国观光者和商人。通常情况下，这些顾客各自吃饭，吃完后各自结账，钱币的样式除了美钞就是英镑。我就是其中的一位顾客。一般来说，我为1美元的早饭只支付1美元。不过，这天早上结账时，我付给茶房5美元，茶房需要给我4美元。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茶房找给我许多的零钱，这些零钱是欧洲各国的钱币，其中并没有苏联卢布。

在栏杆的另一边，客人用餐完毕之后，一般拿苏联纸卢布结账。当时，苏联纸卢布有点儿升值空间，按美金换算的话，升值金额在4～8角之间。栏杆两边用餐的人虽然点的饭菜没多大区别，但饭钱却截然不同。就拿我早上点的这份饭菜来说，我需要支付1美元，而栏杆另一边只需支付8分或12分美元。入住宾馆的第三天早晨，我干脆前往栏杆的另一边吃饭，即用纸卢布结账的那一边；不过，我被茶房拦住了。茶房告诉我说，我应该到外国旅客用餐区去吃饭，结账时需要用美元。后来，我也变得精明了，专门找了一家“美国”饭店用餐。与新莫斯科宾馆相比较，这家饭店的饭菜便宜了不少，因为在这里可以用纸卢布结账。

抵达莫斯科不久之后的一天，我前去逛一个旧书店，其间发现了一本英文版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仅有的几篇文章都是斯大林演讲的内容。对我来说，发现这本小册子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仔细翻阅这本小册子的文章后，我对苏联近来发生的事情几乎了解得一清二楚了。在文章中，斯大林对托洛斯基及其追随者们大加批判，我对此留下了颇深的印象。托洛斯基一贯主张国际主义，在政治上，他是斯大林的死对头。斯大林不仅憎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憎恨托洛斯基及其提倡的国际主义。在我看来，斯大林对后者的憎恨程度貌似远远超过前者。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文章有几节写到斯大林认为美国工业建设的经营管理不值得一提；此外，斯大林的演讲内容多次涉及苏联工程师讲述的有关故事，相关事迹是他们从美国听到或看见的。

斯大林在演讲稿中表示沙皇军队有种种不足，他将采取一切措施进行弥补。他列举了这样一个事例：沙皇士兵战前没有得到什么针对性的训练，战时往往不经过任何武装。沙皇将领们紧跟在士兵身后，他们手里要么拿着鞭子，要么握着木棍，这些鞭子和棍棒是用来鞭策沙皇士兵的。在前线，一些沙皇士兵竟然没有任何枪支和弹药，只有他们前面的伙伴战死了，他们才能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斯大林说，这些枪支和弹药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因为这些武器是沙皇政府从一些奸商那里购得的。此外，斯大林还说，早在沙皇时期，俄国军火的主要来源是外国军火经销商，因为当时俄国根本不存在兵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俄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最终俄国惨败，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军火商人玩弄了俄国。结尾，斯大林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如今苏联军队的羽翼颇丰，外国军队侵占苏联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我横穿了苏联大陆，前后历时11天。在这漫长的旅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许许多多的苏联将领和士兵，他们穿着全新的军装，不仅出现在我所去的城镇的街头，还出现在火车站和火车厢。由此，我对苏联军队的数量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期望很快得到答复。沿途，就苏联军队的数量问题，我询问了好些苏联将领，得到的答案出奇得一样，即60万。此前，为对各国的兵力有个大概的了解，国际联盟曾组织人进行调查。当时，苏联当局向这些调查人员汇报的数字就是60万。在我看来，60万不是一个确数，因为苏联境内穿着全新军装的苏联士兵很多，这表明当时苏联大举征兵；就时间而言，征兵行动或许早已展开了。我在苏联逗留的这段时日里，这个谜团就解开了。当时，苏联官方对外宣称：他们的军队有100多万人。11月7日，苏联庆祝大会在红场隆重举行，据我判断，有关苏联扩军的消息就是在这一天暴露的。在当天的庆祝大会上，各种部队群集红场，其中包括轻型坦克部队、重型坦克部队、航空部队，所有部队的性质截然不同。

苏联11月7日的阅兵仪式在红场举行，一架超大型号的飞机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这架飞机名为“马克思姆·高尔基”。当时，外面传言说，全球范围内再也找不出一个比这架更大的飞机了。除一个收音机外，飞机上还配备着一个扩音器，专为下达法令所使用。阅兵仪式进行了很长时间，从早晨10点持续到下午傍晚时分。斯大林及以其为核心的内阁成员参加了这次阅兵仪式，其间他们在石头阳台后面站着，这个石头阳台的位置高于列宁墓。即便是坐在五十码开外席位上的外交大使也可以看到斯大林及其内阁成员的头和肩。当苏联步兵列队从红场经过时，旁边的人告诉我说，这支苏联步兵不仅是目前欧洲装备最精良的部队，还是眼下欧洲训练最有素的部队。在观看此次阅兵仪式的人看来，自十月革命后，苏联显然转化为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当天，苏联民兵队伍也参与了阅兵仪式，他们成了日本和德国社会的笑柄。除此之外，许许多多的工会也加入了这次阅兵仪式，他们迈着军人的步伐从阅兵台前经过，其中也包括妇女会，这种迹象足以表明苏联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深入的军事训练。

当时，苏联不仅在军事上不断扩大势力范围，还迅速推动工业化的进程。如此一来，苏联公民的幸福指数大大降低了。当时，香水是我在莫斯科见到的仅有的奢侈品，不过，这种香水不仅价格低廉，它的销售点貌似还遍布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当时，社会流传着许多关于香水厂商的故事，这些故事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时，一些人士积极支持苏联的共产制度，他们认为在苏共执掌政权的情况下，生产过剩的情形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这些人士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当时苏联政府对生产过剩的产品通过价格杠杆进行宏观调控，这样产品价格变低，苏联低收入的人群也具有了这种产品的购买力。价格的调低，一方面为产品打开了销路，另一方面相关工业的利润减少，由此导致工业出现衰颓的现象。虽然这么说，但是苏联的香水工业运气并不怎么好，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苏共方面，因为许多人响应苏共的号召，与香水划清了界线。即便香水的价格低到无法再低的程度，但香水店里还是挤满了人。

当时，苏联的一些商店归国家经营，这些商店卖东西的渠道很不一般，在苏联境内游览观光的人无不觉得奇特。这些商店里往往排着一长串一长串的苏联人，由此看来苏联人很乐意排队。无论是谁，一旦进入这些商店，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店里排着两支队伍，犹如长蛇一般。这两支队伍分别位于售货台和结账处。倘若有买东西的欲望，你需要先到售货台排队；当轮到你时，你只需告诉售货员你想买的东西，待到售货员告知价格后，你可以自由决定买或不买。假设你决意购买，售货员将为你取货，并把它搁在一旁，而后给你开张清单。之后，你需拿着清单去结账处排队，你为商品付钱后，收票员将给你张发票；拿着这张发票再到售货台排队，轮到你时，售货员一边接过发票，一边将你购买的商品递给你。

在行将踏上离开莫斯科的漫漫征程时，我前往一家食品店买零食，方便我路上吃。需要说明的是，这家食品店颇具现代风韵。我总共排了三次队，先后花一个多钟头才第二次到了售货台跟前，售货员打算递给我东西时，突然意识到没有包装纸，他看着我有点儿不知所措。由于买的是一根俄国腊肠，当时我也感到非常不好意思。这根腊肠直径为四英寸，长度为三英尺。我大概算了一下，这根腊肠可以满足我11天的饮食需求。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旅途起点是莫斯科，终点是海参崴，其间的行程正好是11天。照现在的情形看来，由于没有包装纸，我将不得不手拿这根三英尺长的腊肠行走在街头，直至我返回宾馆，行程超过一英里路，这是我到莫斯科以来遇到的最难堪的局面。当时，从食品店回宾馆的路上有许多行人，见到我这根又长又粗的腊肠，他们馋得口水几乎都快流出来了；看见我这个手拿腊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外国人，他们表现出一副疑惑的神情。对于莫斯科的国营商店不提供包装纸一事，当地的居民早已屡见不鲜了。因为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俄国境内纸张严重短缺，这情形几乎到了人们不敢相信的程度。我遇到一些苏联人，他们为了包裹香肠，时常向我索要报纸或包装纸，即使破烂点儿也没关系。当时，许多苏联人的香烟都是自制的，只需将烟丝用碎纸卷成小木棍的形状。为了防止烟丝从纸卷中掉出来，他们在抽香烟时，通常要仰面向上倾斜45度的夹角。虽然苏联盛产木浆，但纸张却呈现出这样不足的情形，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剧，由此也造成了很多哭笑不得的难堪局面。

我曾与一些苏联新闻媒介人士相遇，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新闻纸张的不足了，在西伯利亚尤其如此。通常情况下，出版业的纸张由专门单位提供。出版业的纸张常常供不应求，如此报社不得不减少刊印的数量，甚至直接停刊。我曾经过西伯利亚的森林，而且一连就是好几天。我亲眼目睹的那片森林可谓是一望无际。据说，从面积方面来讲，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一片森林比西伯利亚的这片森林更大了。虽然西伯利亚的森林如此之广，但是苏联却出现了纸张严重短缺的情形，我难免有些疑惑了。不过，从一些报社编辑那里我得知苏联政府觉得与其他工业相比，造纸工业无关紧要。

我从海参崴出发，搭乘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莫斯科，当这个消息传到外国记者那里，他们无不大吃一惊。据他们说，数年以来，许多记者相继申请在乌拉山以东地区和西伯利亚旅行的签证，但都被有关当局拒绝了，因而他们的旅行计划都泡汤了。对于我而来说，本应该也如此。因为当时苏共当局正在乌拉山以东地区和西伯利亚推进工业化建设，他们认为德国和日本是苏联潜在的敌人，因而不希望将工业化建设的情形泄露给德国和日本。此外，当时的苏共政府利用劳工进行工业化建设，他们当然不希望这种情景让外国人看到。那时，莫斯科有许多外国人，他们对于苏联人利用劳工新修白海运河的事情早有耳闻，不过从来没听说过苏联人利用劳工对西伯利亚进行开辟一事。

在向导的带领下，我观光了一些工业建设项目，它们颇具现代化的风格。许多外国来访者也在导游的指引下，进行了类似的参观。不过，目睹苏联工业化隐情的外国来访者少之又少。对于苏联工业化的隐情，我们美国人相当的了解。于偶然的机会，我也亲眼看到苏联工业化的另一面。记得隔着脏兮兮的窗户，我看到了一个缝纫厂，只见工人们有的在用缝纫机做衣服，有的则用手缝衣服。这些工人不仅有男人和妇女，还有儿童。我不但见过苏联新兵穿的新军装，还见过摆放在苏联国营商店里的平民服饰。看到缝纫厂的一幕幕，我不由得想这些新军装和平民服饰应该是由这些缝纫厂的工人加工生产的。虽然这些现代化的工业建设让苏共政府引以为豪，但是如此滞后的工厂难免大煞风景。

那时，莫斯科的地铁工程项目已接近尾声。然而，为修建这个著名的地铁，莫斯科方面大伤脑筋，主要是地质问题，即莫斯科地下全是松软的泥沙。我曾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场景，莫斯科地铁口涌出一群扛着铁锹的工人，让我吃惊的是，这群工人全是女工。她们看上去和男工没什么区别，也是头戴工人盔帽，身穿工人制服。倘若不听他们说话，那么你无法从外表上分辨出一个工人是男工还是女工。为什么会出现女工修建地铁这种事呢？一个记者告诉我说，因为已经找不到男工了，苏共迫不得已，只好雇用女工。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女工对这份工作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有一种关于苏共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地修建莫斯科地铁的说法，即如果将来苏联与日本和德国的矛盾激化，由此引发了战争，那么这些地铁可以用来藏身。

白士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名记者，一天晚上他举行了一场宴会，应邀前去赴宴的总共有八个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位。我们这八个人无一例外都从事新闻记者的工作，其中一部分人来自美国有名的报社，一部分人来自英国有名的报社。正是在这场宴会上，我得知这样一种情形，即每一份新闻发表前后，苏共当局都会突然检查。还记得宴会开始后，我们八个人先后入席。没过多长时间，我们之中一个同志的电话铃声忽然响了，这个同志赶忙接起电话，几分钟后通话结束了，他重新回到座位席上，对大家说：“很抱歉，刚才我接到一个来电，要我马上前去新闻审查所，纠正我即将发表的一则新闻，我必须提前离开了。”说完，这个同志就走了，表现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这个同志在纽约一家报社担任记者。没过几分钟，又有一位同志收到来电，情况与前面那位同志的没有什么两样。紧接着，这位同志也着急地离开了。后来，与前面相同的情形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在短短60分钟内，我们八个人先后离开了。外面有这样的传言，即上述事情每天都会发生。对于这种情形，外国记者们虽然很是无奈，但也想方设法积极应对。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间或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案，美其名曰“三路齐发”。所谓“三路齐发”就是同时使用发电报、发航空信和发平信的策略，以期其中至少有一种策略能挽回局面。当时，为了将新闻报道发出去，这些外国记者们还将新闻报道转交给前来莫斯科游览观光的人，希望这些游客在抵达华沙或柏林时发表这些新闻报道。苏共当局对这些外国记者们想方设法逃避检查的行为甚是不满，于是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打击报复。其中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即逃避检查的外国记者一旦被莫斯科方面批准出境，那么他们再想入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莫斯科方面会以种种理由拒绝他们。据说，这种手段是苏共当局惯用的一种手段，曾被苏共当局广泛地使用。

一次，塔斯社在晚上举行了一场宴会，由于其职员的再三邀请，我出席了这次宴会。与我同出席此次宴会的还有卡尔·拉塔克，当时他在《真理报》报社工作，担任总编辑一职。在远东的时候，我曾与卡尔·拉塔克有过一面之缘。值得一提的是，卡尔·拉塔克曾经是托洛斯基的追随者；在托洛斯基被打倒后，他转而跟从斯大林，唯斯大林马首是瞻。拉塔克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就所见所闻他写过很多社论，其中有不少社论被塔斯社采用。此次宴会上，我们围绕张柏林所写的一本书进行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张柏林曾经在莫斯科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社工作，他是那里的前任特派记者。在这本书中，张柏林不仅严厉批判了苏共当局，还将斯大林在乌克兰使用的集体农场措施批判得一无是处。在斯大林时期，小地主占乌克兰人口的很大比重，由于斯大林的整顿行为，这些小地主相继沦落为落魄之人，连个安身立命之所都没有。不过，又有谁明白正是由于斯大林的整改运动，苏共当局才有了成千上万的小地主劳工队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伯利亚的铁路和许多工厂都是由这些劳工修建的。对于张柏林编撰这本书的缘由，拉塔克一点儿也不清楚。拉塔克说：“张柏林在莫斯科工作长达10年之久，其间他受到我们很好的款待。”拉塔克还说：“当时除张柏林外，还有一些外国记者被派驻苏联，他们同样受到苏共当局的友好招待。令我不解的是，这些外国记者为何要发表些毁谤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新闻消息呢？他们的做法难道不是恩将仇报吗？”在这些众多记者中，有一位记者来自纽约一家杂志社，他让拉塔克最为恼怒。这位纽约作家曾是斯大林的追随者，此事要追溯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时。后来，这位纽约作家离开俄国，辗转到纽约，对苏共的作为竟然大加批判。之后，斯大林为了排除异己，还进行了一场大清洗运动，在此次运动中，卡尔·拉塔克被打垮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后话而已。

我在莫斯科待了一段时间，其间莫斯科的政治氛围并不紧张。当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甚是猖狂，几乎达到了目空一切、为所欲为的程度。那时，莫斯科十分害怕与日本人的矛盾激化，从而引发战事。苏联堪称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由100多个民族组成，并由此诞生了200多种民族语言和方言，人口多达16000万。与苏联相比，德国和日本却是世界上相当强盛的国家。我们试想一下，种族如此庞杂的一个国家如何能与强盛的国家相抗衡呢？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早期，美国除同英国、法国在欧洲对德作战外，还同日本在西伯利亚对俄作战。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干涉俄国的十月革命。后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外国的干涉分子和本国的白俄敌对人士相继撤退。在此之后，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苏俄整个社会，因为苏共当局不仅对外国人心存戒备，还对国内不是共产党员的俄国人普遍地怀疑。简言之，苏共当局认为谁都不值得信任，尤其是入驻苏联的外国人。就连与外国人有染指的苏联人，苏共都不放心，更不用说是日本人了。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始于轻工业。与日本不同的是，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则由重工业起步。苏俄先后修建了牵引机工厂、机械厂，随即又分别对铁矿、煤矿和铜矿进行开采，为了制造各种鼓风炉，甚至不惜动用举国上下的人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手基本都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根本不懂得一点儿相关技术，由此酿成了许多错误，苏联的工业化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苏联期间，就苏联许多国营工厂我进行了采访，其间不少厂长牢骚满腹。从他们那里我获知这些工厂的生产和消费相互脱节，极不平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苏联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很低，根本没有多大的购买能力。那时，我还带着不少美国杂志，其中几本杂志很适合妇女阅读。对于这些美国杂志，苏联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就连不懂英语的苏联人，也对杂志上的广告饶有兴致。这些苏联人中，有的人向我询问广告的梗概，有的人就服饰和个人打扮方面的问题向我发问。随即，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当时，苏联境内广告宣传明显不足，以至于苏联公民觉得广告一事很新鲜，这恰巧也是苏联生产与消费失衡的另外一个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苏共当局相当憎恨资本主义制度。在苏共当局看来，广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滋生品，自然广告是他们极力排斥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苏共的生产与消费始终达不到平衡，产品即便数量有限，销路也不畅通。这些对美国杂志兴趣盎然的苏联人是我在火车上和宾馆里见到的，除一些美国杂志外，那时我还带着留声机唱片，不过数量不多，仅有几张。当这些苏联人看到留声机唱片时，他们很快将注意力转移到唱片上。在上海时，我买下了这些唱片，原先打算将它们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当时在莫斯科。在这些唱片中，有一张上面有两首夏威夷土风舞歌曲。正是这张唱片，引来苏联人的最大关注。当时，火车上有一位苏联人，他带着一个“老爷”留声机，它为这些苏联人提供了方便。在火车行驶过程中，这些苏联人从不间断地循环播放这两首夏威夷土风舞歌曲，直至唱片快被磨烂了，才肯罢休。

当时，由于苏联当局一再强调，报纸杂志都不敢发表商业广告的新闻。我于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个相关事件，这个事件别有一番意思，事情是这样的：据说，苏联当局打算开办一家罐头食品厂。在购买相关设备，组建罐头食品厂之后，苏共当局还聘请了一位罐头食品专家，这位女性专家来自美国，专门从事罐头厂的技术指导工作。这家罐头食品厂运营之后，生产了许多种类的罐头，例如番茄罐头、豆荚罐头、水果罐头等等。这些产品一经生产，就被运往零售店，并被摆放到那里的货架上。不幸的是，那里的罐头一直没有卖出去，仅仅是因为苏联人观念落后，竟然不知道食品能够放到罐头里储藏，而且保质期还很长。当时，这种消息传到一位入驻莫斯科的美国人那里，他随即写了一封信，并将它寄给一个报社。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在美国境内，商人们常常将商业广告刊登在报纸杂志上，希望苏联方面予以仿效，不妨也发表罐头食品的广告。出乎意料的是，这封信酿成了苏联新闻媒介的一场骚动。在新闻界的这些苏联人看来，这位美国人简直是胆大包天，太自以为是了，竟然向苏联当局推荐广告，殊不知广告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属品。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之后，罐头食品销路大为畅通，在极端的时间内，苏联各商店中的罐头全卖完了。由此看来，苏联新闻媒介对这位美国人的斥责，成了苏联罐头食品厂的无形广告，这种广告简直是妙不可言，几乎没有什么广告能与它的效果相比了。

当时，苏联的这次列车上基本是一般乘客，一些车厢除外；这些车厢里全是士兵，他们身穿军装。在这些一般乘客中，年轻人和中年人占很大的比重；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多数都携带着包裹行李，这些包裹行李看上去再简单不过了。这些青壮年人士一部分是苏联国营企业的员工，一部分是国营工厂、工程修建、铁路铺设机构中的员工。当时，这些机构遍布苏联各个地区。在莫斯科的街头或宾馆里，常常可以看见这些员工的身影；为了提交工作和回答苏联当局的问题，他们排成一条长队，或坐着，或站着，那场面很像卧龙盘踞一般。

当时，莫斯科是苏联的首都。由于少数政府官员掌握着新生政权的所有权力，苏联公民对政府当局普遍地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莫斯科也成为一个拥塞的地方。那时，外面有这样的传言：苏联横穿欧亚两大洲，很多城市分布在这片土地上。不过，在众多城市中，莫斯科的人口数量最多。之前，我提及许多年轻人拿着包裹行李等候苏联当局分配任务，我敢担保的是，这些人至少占据莫斯科人口数量的一半。

那时，样式陈旧的公寓在莫斯科比比皆是，也正是这种现象最能显示出莫斯科拥塞至极。苏联政府不仅严格控制公寓楼的大小，还明确规定了公寓楼的租金，不过对于公寓房间的容人量却没有详细地说明。一位妇女曾告诉我说，她和爱人只有在戏院看戏时，才能有亲密动作。这位妇女的爱人是一个公务员，不过他的职位很低。这位妇女表示，在他们仅有的两个公寓房间内，却容纳了14个人，这些人还包括12个亲朋好友，因而她和爱人的私人时间很少。

早在许多年前，莫斯科因歌剧、芭蕾舞和戏院而出名。我在莫斯科待了一段时间，其间先后走访了这些地方。在苏联市民中，戏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大到莫斯科，小到像西伯利亚的小城镇都是如此。即便是在这些小城镇中，戏院不仅是当地居民的俱乐部，还是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我尚未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一个关于沙皇时代杰出统治者的戏剧正在一家戏院上演，这家戏院在苏联是数一数二的剧院。像彼得大帝、伊凡四世这样的统治者都出现在戏剧中。由于我的俄文水平相当有限，我并没有完全看懂这些戏剧的所有情节。不过，我能领略这些戏剧的基本精神，它们无外乎歌颂像彼得大帝一类统治者的功德，这一点单从表演上就能看出来。

一次，我从红场出发，准备前往莫斯科大饭店，途中经过一座样式陈旧的石头屋子。这座石头屋子有一个半地下室，一些声音恰好从那里传到我耳朵里。与此同时，我还看到一束光线，这些光线比较微弱，它们来自这个半地下室的门口。所见所闻让我停止了脚步，当得知这种声音是一些低沉的宗教歌声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歌声是一些希腊正教歌曲，在我尚未离开上海的时候，白俄教堂每逢新年或复活节都会做礼拜，这些歌曲也是必唱之曲。克里姆林宫是苏共总部所在地，这所白俄教堂与它仅有一街之隔。虽然这所白俄教堂空间小得几乎到了让人怜悯的地步，但从性质上讲，它与大规模的教堂没什么区别。那时，我走访了这所白俄教堂，专门采访了一位令人敬仰的牧师。不过由于我的俄语水平很有限，我没有办法从这位牧师那里获知白俄教堂的宗教活动在莫斯科已经进行了多久。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克里姆林宫当局在莫斯科境内广泛推广“无神论”思想。白俄的宗教活动不仅是我在莫斯科走访期间第一次遇到的宗教活动，也是仅有的一次宗教活动。

我的导游是由官方政府指派的，正是从她那里，我对苏共统治下苏联妇女及年轻人的处境有了大概的了解。“西伯利亚的安娜”是我为这位导游起的外号。年仅22岁的她当时已经是苏共青年团的成员之一。她虽然年纪很小，履历却一点儿也不少。她曾经是一家鲤鱼罐头厂的员工，在那里的工作时间长达三年之久。这家鲤鱼罐头厂坐落在堪察加沿海岸的外围。政府当局曾在黑龙江组织新修苏共青年团新城，她还参与了修建工事。当时，倘若你想了解苏联的妇女究竟有哪些自由权，你可以翻阅苏联的报纸杂志，因为许多这些刊物对于相关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还记得在有关人士的带领下，我还走访了一家医院，这家医院是堕胎医院。对于那些想要做人流的妇女，这家医院很是欢迎。此外，我还遇到这样一些妇女，她们都不知道自己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在西伯利亚境内尤其如此。

在我尚未离开海参崴的时候，有人带我去政府的离婚所走访。那时，人们常说这样一种情形，即倘若男女双方想终止婚姻，不管双方中谁前去申请，都会被批准。申请离婚的花销不多，只需缴纳邮票钱，不过需要及时告知对方。在离婚所，我会见了一个离婚所的官员，并与他谈论起来，他告诉我说，倘若我申请离婚，他同样不会拒绝我的请求，不过，向美国寄送通知的邮费略微高一些，是两角美金。他还补充说，他们离婚所离婚程序简单，根本不需要专门雇用律师打官司。

当时，除亚洲外，西方列强之间也常常爆发战事，这种战火迅速地波及整个苏联。之后，海参崴离婚所原本的运作模式很快中断。接着，斯大林下令将堕胎医院全部封闭，那时我还在苏联。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事，苏共当局为了家庭的安稳，家庭制度的延续，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当时，苏联境内还有些无家可归的儿童，他们常常露宿街头。面对内外困境，苏俄当局将这些长期与父母散失联系的儿童集中送往职业院校，以便他们有一定的特长。斯大林拿出的最后一张王牌是撤销原本的男女合校制度，由此男女分别在各自所属的学校上课。此外，为使女孩早日嫁人，苏共当局还组建了一所专科学校，命名为女子家事专科学校。在这之前，苏俄当局不仅主张“乱”爱、无责任的夫妻关系和变动的家庭制度，还提倡妇女在任何条件下都享有自由权；在这之后，原本的这一切都被废除了。

第二十二章　签证的艰辛

当时，日本人压根儿不允许我从上海出发，经由东北，前去莫斯科。为此，我产生了一连串的想法：一种想法是，倘若我向日本当局申请经由东北前往上海，那么我的请求肯定会遭到拒绝；另一种想法是，即便是经由日本返回上海的请求，日本人也极有可能回绝。因为那时日本军方有一本黑名单手册，一旦进入黑名单的人，即便有多么好的理由，也无法将自己的名字从中抹去，我便是黑名单中的一位。只因为我之前大量发表文章痛斥日军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日本军方对我恨之入骨。不过，日本东京的民政局对我之前的做法到底持何态度，我并不清楚。因而，我打算前往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到那里碰碰运气。

那时，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位于一条街道上。需要指出的是，这条街道中大概有半条街道既无店铺，又无居民，始终处于空荡荡的状态。在我靠近日本大使馆时，两三个“格别乌”人进入我的视线，只见他们在附近的巷子尾伫立着，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眼里流露出吃惊的神情。之后，我走到日本大使馆门口，不停地按门铃，虽然按了好长一段时间，但迟迟没有响应。随即，我围绕日本大使馆足足转了一圈，才发现一处边门。在听到声音后，一个日本人忙把门打开，在他的带领下，我来到了楼上。在那里，我看到一位日本人，先前在沈阳就与他相识，如今他在这里担任秘书一职，这使我惊喜万分。这位日本人就是真折，之前他在美国接受教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日本军方是如何的讨厌我，真折都把我当作朋友，还经常帮助我。当向真折说明我的意愿时，他当即为我准备了签证，其间并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犹豫的意思。如此，我便可以经由日本前往上海。真折嘱咐我说，希望我前去日本外交部，在那里拜访一位先生。他还告诉我说，那时日本人高度关注着苏联人在西伯利亚的一切举止，这位先生当然也不例外。据真折说，这位先生见到我一定会喜出望外的，他一定期待我给他讲讲我在苏联的见闻，尤其是在苏联远东地区耳闻目睹的一切。

庞奈·鲍威尔与我姓氏相同，我们都是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海参崴的。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我相当的幸运，并没有受一丁点儿罪，不过庞奈替我尝了不少苦头。早在采访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和庞奈就有过一起工作的经历。除此之外，我们接手的任务有好几次都一样，一起工作自然在所难免了。当时，我们之间沟通相当的频繁，交流手段也不一，不仅互发电报，还寄送信件。与我不同的是，庞奈没有被日本军方划入黑名单范围，因而他轻而易举地就得到日本驻德大使馆的签证，如此他便能经由东北前往上海。这样一来，我与庞奈一起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海参崴，途经西伯利亚。后来，我与庞奈的目的都是上海，所不同的是我从日本出发，他从东北动身，不过由于所搭乘的列车不尽相同，我们对于彼此的这一情形都一无所知。

满洲里是一座中国城市，它坐落在中苏边界地区。庞奈抵达满洲里后，由于日本和伪满洲国的边防战士的联合行动，他被抓获了，之后被押送到一座小楼上，这座小楼位于一个中国火车站的附近区域。与此同时，除行李包裹外，庞奈的摄影机及其拍摄的影片和照片等东西都被一并送往这座小楼。随后，日本人对庞奈的影片、照片及稿件等东西进行了严格的彻查，为此，庞奈在这座小楼上足足等了将近48个钟头。对于日本人为何关押他，还对他如此无礼，庞奈最初毫无头绪。后来，庞奈从一位日本宪兵手里得到一本备忘录，才清楚了事情的缘由。需要说明的是，这本备忘录来自日本东京。这份备忘录这样写着：庞奈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严厉斥责了日军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庞奈被抓了起来。事实上，我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那时，日本驻苏大使馆通知日本秘密警察说，我将从西伯利亚动身，前去上海。这些日本警察认为庞奈就是他们的目标人物，于是便将他抓获了，他也成了我的替罪羔羊。后来，庞奈向日本人解释说，他们肯定搞错了。日本人核实情况后，得知他们确实是失误了，表现出一副副难堪的样子。日本人随即释放了庞奈，并将他的稿件及照片等东西归还给他。不过，日本人在检查过程中，已经将庞奈的照片弄得乱七八糟的。

一次，我准备乘船前去日本，趁在海参崴等船之际，顺便走访了日本领事馆。令我纳闷的是，我在领事馆的外面喊叫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人来给我开门。当时，日本领事馆不仅门紧扣着，就连窗户也没有一扇是打开的，我都怀疑这栋房子里是否有人在居住和使用了；即便我看见一缕青烟从这所房子的烟囱里冒出来。后来，我从旁人那里获知了这样一种情形：东京有一个苏联大使馆，日本的秘密警察不仅时不时地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还时而跟踪苏联大使及从苏联大使馆里走出去的人，无论这些人是逛街，还是到别的去处。苏联方面获悉这个消息后，自然非常气愤，于是以牙还牙，除在海参崴之外，还在其他苏联场所对日本人采取了与日本秘密警察相同的手段。

我所乘坐的是一艘小船，这艘船从海参崴起航，驶向日本，途中曾在“雷新”海港停泊。雷新港是日本人刚刚建设起来的港湾，它坐落在朝鲜东北一带。我担心登陆后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因而打算在船上继续待着。这时，船长对我说，他敢担保绝没有不测的事情发生，倘若果真遭遇意外，他愿意全权负责。于是，我听从了船长的意见，离开船只，登上岸。当时，日本人正在这里的岸上搞建设。实际上，船长是想让我参观一下日本人的建设，才编出那样的话。岸上观看期间，在船长的举荐下，我结识了那里的一位海关人员。后来在码头上，我恰巧碰见了一位日本新闻媒介人士，他告诉我说，他是一名特派记者，来自东京的某一报社。在我看来，他有可能是一位日本宪兵。这位自称是特派记者的日本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欢自说自话。在他的带领下，我四处观看了一下，其间他总是不停地向我询问我在苏联旅行的日子里的见闻。

雷新港是新建的，自然这里的一切设备都是全新的，包括码头。海港上还有一些铁路，这些铁路也是刚刚建设的。通常情况下，军用大卡车需要经由这些铁路将军需品运抵海船旁边。一般说来，这些军需品需要事先装在军用大卡车上。海港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由日本工程师和建筑师策划的，为了实践策划方案，他们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劳工。这些劳工要么来自中国，要么来自朝鲜。虽然这一地段的朝鲜山脉相当的陡峻，但是在大批劳工的爆破下，它们都夷为平地。接着，这些劳工不仅新修了码头，还新建了铁路。需要说明的是，码头主要供船只停泊，铁路则供货车运输货物。这位自称是特派记者的日本人告诉我说，在雷新港邻近地区还有两个港湾，它们分别是塞新港和裕基港，这三个港湾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工了。他还说，当时有许多日军进驻东京，为了将这里的日军在60小时以内运送到东北中部和北部，日本当局才迅速修建了这三个港湾。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日军的运输路径不一，除了陆路，就是海路；陆路主要依靠火车，海路主要依靠海船。他一边指向海参崴，一边对我说了这些话。显然，日本人很有野心，竟然企图通过海路和陆路对海参崴形成包围之势。

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人发起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没过多长时间，为了将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朝鲜东北海岸的日本铁路连接起来，日本军部雇用劳工新修了一条铁路支线。这些劳工数量庞大，他们干活时有大量日军监视。虽然这条铁路支线很短，但作用却相当不小。

我好好把雷新港观看了一下，为此竟用了好几个钟头。经过细致察看，我发现雷新港是一个于匆忙中新修的港口。因为港上的街道是新修的，街道两旁分布着一些店铺和居民房。这些房子相当的简陋，看模样就知道是赶修的。自称是同行的这位日本人貌似我的导游，我认为他与志愿导游没什么两样。后来，我告诉他说，我不仅想购买些朝鲜小玩意，还希望他领我观看朝鲜人的住宅区和商业区。他一边耸肩，一边对我说：“朝鲜人在山谷里居住，他们的民族很是肮脏……”字里行间流露出鄙视的意味，这使我很是吃惊。不过，他禁不住我的劝说，最终还是满足了我的愿望，将我带到朝鲜人的住宅区。我对朝鲜人的住宅区饶有兴趣，尤其是由朝鲜人经营的市场。这些市场上不仅有朝鲜刺绣，还有珠宝纪念品，我看着喜欢，就买了一些。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珠宝纪念品是由当地人生产加工的。

我所搭乘的船只最终在高冈港停泊，高冈港位于日本本州岛的西海岸。通过关卡时，海关人员检查了我的签证，二话不说就将我放行。在莫斯科时，我买了几本书，此次去日本时我将它们随身携带着。这个海关人员在允许我通行之前，仔细查阅了这几本书，为此浪费了我许多时间。这几本书都是纯英文版的，在海关人员查阅它们时，我在一边暗自窃喜，心里嘀咕着他岂能用他那有限的英文水平看懂这些书的内容。后来，他拿起一本书对我说：“这是什么书啊？它所涉及的事情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或者是未来的？”这恰好证明我之前的想法一点儿也没错。我看了一下封皮，只见书名是《帝俄和苏联在远东》（它是由雅克洪托夫所编撰的），于是回答说：“这本书的多数内容都与古代相关，而且是很久以前的历史。”听罢，他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情，接着全部将书返回给我，并让我通过。如此，我便能去搭乘火车了。莫斯科有一个美国大使馆，在这里我向朋友索要了一些香烟。令我心疼的是，这位海关人员在过关检查时，收缴了我仅剩的一听香烟。

抵达东京时，我有幸与日本民政局的人接触，当时我察觉到这些人对我的态度相当的友善。此外，我还意识到这些人很想与我就苏联国内的具体情况进行交流。后来，我拜访了日本军部。与日本民政局的人员相比，日本军部人员对我则十分的苛刻。那时，我会见了日本军部的发言人，他们对我非常的冷淡，给我露个笑脸是更不能的事情了。这些军部发言人常常向我发问：“你在海参崴和伯力之间见到的飞机场有几个？”“海参崴分布的潜水艇有多少艘？”“苏联和德国会发生战事吗？”譬如这类问题还有很多，在此我将不一一列举。

时隔几天之后，日美协会在帝国饭店举办一个午宴，我应邀前去赴宴。日美协会是日本的一个海外机构，它一贯主张各国间友好协商。日美协会的主席出席了此次宴会，那时的他是日本文化局新任的局长，在这之前，是日本国会的前任议员。此次宴会上，我坐在日美协会主席的旁边，华尔士与我相对而坐。华尔士不仅是《亚洲杂志》的发行人，还是江戴公司的老总。华尔士的妻子名叫赛珍珠，她是《亚洲杂志》的总编辑。用餐过程中，午宴的主人不仅向我们详细阐述了日本文化局的工作目标，还表明未来日本文化局的组建机制。主人还表示在不久的将来，日本文化局有可能在芝加哥、旧金山等美国城市成立其分支机构。说着说着，华尔士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他刚收购了《亚洲杂志》；他期望《亚洲杂志》未来可以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刊物，借助于这份刊物，亚洲各国之间可以进行友好的沟通。听着听着，宴会的主人对《亚洲杂志》产生了兴致，他对华尔士说：“你资金周转困难吗？倘若你肯为日本做宣传工作，我们可以每年向你支付5万美元。”随即他又对我说：“如果你愿意干这份工作的话，我同样可以每年支给你5万美元的费用。”据我猜测，宴会的主人之所以征求我的意见，是由于他突然意识到我也是杂志发行人。与华尔士相同的是，我也婉言拒绝了宴会主人的好意。我认为至少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番好意算是日本文化局的重中之重。

一次，我从宾馆出发，步行前往日本外交部。与我同行的人士还有金平芝，他在东京新闻媒介很有名气。金平芝被父母生在火奴鲁鲁，不过长大成人后，他前往日本，一直坚守在新闻工作者的岗位上。我们前去日本外交部的时候，途中路过日本国会大厦，只见一条人行道横亘在国会大厦的门口，这条人行道早已被围起来了，倘若行人想要过去，只能横向穿越马路，而后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行走。看见这种场面，我顿时惊呆了。此外，成群的日本警察在附近地区维持秩序。我十分纳闷，于是对金平芝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金平芝解释说：“在东京，当时农民选派了600名代表前去国会，强烈要求国会减免税收。由于担心这些代表出于一时的愤怒闯进国会，日本警察当局便调派警察来此警戒。”

我认识一位同行，他是美国人，在日本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只有几个月。当晚，我向这位同行讲述了日本国会大厦前的相关事情。这位同行告诉我说，他近来跑遍了日本北部各区，并且刚从那里返回来；日本北部地区处处显示出不安宁的迹象，一方面是由于农作物产量普遍大幅度地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政府依旧征收沉重的赋税。他还说，他看到了一些掮客，这些人专门从事买卖人口的勾当，除村镇的小宾馆外，他们还居住在一些农民家里，这些农民处于极度贫穷的状态。乡村的少女不仅被这些掮客贩卖到大阪的纺纱厂，还被贩卖到艺妓馆。这些艺妓馆不仅分布在东京等日本大城市，还分布在中国东北的城市中。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大批日军进驻中国东北城市。这些少女都是经她们父母之手卖出的，不过被卖出前，她们的父母要与这些掮客签订一个契约。通常情况下，契约在三年内有效。不过，日军城市艺妓馆的门槛相当高，那里只接受最好看的少女。倘若最好看的少女顺利入围，有关方面将预支约1500日元（相当于700左右美元）给她的父母，权且当作是卖女儿应得的费用。为了给这位如花似玉的少女置办服装，掮客还需另外支出若干日元；前后费用大约在2000到2500日元之间。此后，这个少女始终处于被奴役的状态，直至她将所有的债款全部偿还。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相中了这个少女，那么她就能够迅速摆脱被奴役的地位，重新获得自由，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事实上，这些少女的命运都很悲惨，从被卖进艺妓馆的那一刻起，她们一直在艺妓馆唱歌跳舞，以此混口饭吃，直至容颜苍老；那时，她们对于艺妓馆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因而被贩卖到妓院，过着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

与艺妓馆相比，大阪纺织厂相当吝啬，不仅卖女儿钱给得少，就连置办服装的钱也少得可怜，购买少女的费用自然少许多。契约一旦生效，在它尚未到期前，除工作时间外，这些少女也不得不待在纺纱厂，毫无人身自由。纺纱厂设有女工宿舍，一般说来，女工只能在宿舍居住。

当时，啤酒馆在日本东京随处可见。与美国夜总会的日本“版”相似的是，这些啤酒馆一天24小时对顾客开放。多数啤酒馆里的格局都是两排隔间，这些隔间都靠着各自的墙壁，东京银座区的啤酒馆更是如此。凡是进入啤酒馆喝酒的顾客，都会由女服务员热情款待。确切地说，这些女服务员全是陪客，她们一直伴在顾客的左右，除陪酒外，还唱歌以博取客人的欢心。通常情况下，啤酒馆的女服务员人数大概在五六个到十几个之间。至于一些规模较大、设备较好的啤酒馆，女服务员的人数最少也有五六十人，最多则高达100人。女服务员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客人买酒的回扣，一部分是小费；回扣直接归她们所有，小费则需要与啤酒馆的老板分摊。我曾走访了其中一些啤酒馆，其间我发现女服务员的手僵硬得很。关于这个问题，我还特意请教了这些女服务员，她们中多半人对我说，她们之前在大阪纺纱厂工作过，这也正是问题的缘由。继纺纱厂的契约到期后，为了生存，她们竞相涌入东京，在那儿的啤酒馆里做女服务员的工作。有些性质的工作需要追随顾客外出，与这类型的工作相比，啤酒馆的工作还稍微好些。那时，我从旁人那里获知东京大大小小的啤酒馆加起来，大概有5000多个。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在国内外进行各种宣传活动，我对于他们在日本和亚洲地区所做的宣传特别操心。据日本人说，他们吞并了中国东北后，贫穷离他们远去，随之而来的将是日本的兴旺与发达。实际上，日军对东北的战事波及日本的平民百姓，战后，这些普通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军阀为了缓解这种局势，想必会有更大的动作。

美国的总统轮船公司由国家经营，一次，我搭乘这家公司的轮船前往上海。当时，除乘客外，这艘船上还装载着废铁，废铁的数量多得惊人。为了将这些废铁卸载下来，这艘船在神户靠了岸，为此我的行程被耽搁了两天。我在码头上足足伫立了好几个钟头，仅仅为了看看这些废铁到底是什么模样。这些废铁全由起重机卸载，只见起重机在船上和码头之间来来回回，不一会儿码头上堆满了大量的废铁，那形状很像一座山。这些废铁不仅包括破汽车壳子、火车挽钩、火车厢钢架、钢板，还包括纽约高架铁路废旧不用了的钢轨和钢梁；与前者相比，后者分量更沉。我的一位朋友在一家装配厂工作，这个工厂从属于大阪通用汽车公司。这位朋友告诉我说，他每个早晨都要乘坐环港电车去上班，途中经常看见形形色色的轮船，这些陈旧的破船停满了大阪港。这些轮船来自别的各个国家，日本人将它们买来后加以拆卸。我从这位朋友那里得知，日本人利用拆卸所得的钢材不仅造飞机，还制备军舰，他们不愧是轮船拆卸方面的行家。这位朋友有这样一种印象，即位于大阪港中的轮船被相继熔解了，这大概是他每天在神户和大阪之间往返使然。像质地如此厚实的钢材，大阪郊野多的是，这些钢材的占地面积多达好几平方英里。

先前，我多次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日本钢铁缺乏，因而无力挑起规模较大的战事。日本钢铁短缺，这是一种不争的事情。不过，美国的废钢铁相当多，就数量而言，占据全球铁矿的首位，日本人将这些废钢铁全部收购，显然那些所谓的战略家忽视了这一点。当时一位美国武官入驻亚洲东部地区，他告诉我说，近十年以来，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一直将废铁运输到日本，这也是此公司的主要项目。

将废铁运往日本这件事着实让人愤愤不平，就这件事我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时隔几个月后，这样的消息才传来，即美国国内教会发动了一次运动，对美国把废铁卖给日本的行为表示抗议。这次运动的领导者正是之前在中国青岛传教的牧师。一天，我拜访了这位牧师，从他那里我得知他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专门在纽约采访了“美国废铁大王”，这位“美国废铁大王”是家喻户晓的。在采访过程中，委员会的成员对“美国废铁大王”说，日本人欲壑难填，不但想吞并中国，而且还要侵犯美国，他们此行的用意就是制止运输废铁到日本的行为。听罢，“美国废铁大王”火冒三丈，将视线从办公桌上移至我们身上后，大声喊道：“现在请你们滚出去，我以废铁维持生计，我只认钱，从不认人，即便是魔鬼要货，我依旧会出货！”

第二十三章　1936年的菲律宾

1936年是具有转折性的一年，此前，各国普遍关注中国和日本的相关事宜；此后，各国将视线纷纷转移至菲律宾，因为这一年菲律宾有特别事情发生。

为了采访两个特大新闻，我于1936年11月启程，准备前去马尼拉。其中一个新闻事件是关于菲律宾防御计划实施的情况，这项计划是由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另一个新闻事件是第三十三届国际圣餐会议在马尼拉拉开了序幕。此次国际圣餐会议至关重要，出席此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全球各地，他们都是天主教会的成员。此次会议意义重大，是因为它不仅是亚洲东部首次天主教国家的集会，还是这里仅有的一次天主教国家的集会。亚洲东部约50万的天主教信徒对这个会议相当关注，其中中国和菲律宾的天主教信徒占了很大的比重。那时，战火笼罩着整个亚洲东部地区，国际圣餐会的召开旨在彰显天主教的实力。

当时，菲律宾在亚洲东部很有影响力，因为它早就迫切希望独立。英国远东舰队的司令还专程前往菲律宾，对当地进行了访问。为了表达对菲律宾新总统的敬意，这位司令还正式代表英国燃放了礼炮，这是菲律宾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这件事情早在我们前去菲律宾的几个月前就发生了。另外，英国驻新加坡的总司令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总督也前去菲律宾访问。此次前往马尼拉，我乘坐的是美国总统公司的轮船，与我同坐一艘船的还有好几个儿童，他们都是从西班牙内战中侥幸逃脱的。我听说一个西班牙商人收养了这几位儿童，这位西班牙商人是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忠实拥护者，他居住在马尼拉，非常有钱。

当时，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居民向佛朗哥捐赠大笔资金，为佛朗哥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里置办军需品提供了条件。令我不解的是，美国政府一方面明令禁止向西班牙提供枪支弹药等军用品，另一方面对于菲律宾居民资助佛朗哥的行为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前，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那时的菲律宾商人从未发迹过；后来，菲律宾成了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商人居然相继飞黄腾达，对于这件事我也很是纳闷。人口调查资料显示，西班牙商人众多，其中大概有2000人聚居在马尼拉，其余数百人散居在其他别的地方。据说，西班牙商人中有好些是菲律宾最有钱的富豪。由于菲律宾方面的不懈努力，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菲律宾的独立法案。在这之后，许多西班牙人争取到菲律宾国籍。在菲律宾，当地人与西班牙人混杂而居，自然相互通婚也在所难免。因而，当地诞生了许多混血儿，他们不仅数量庞大，还很有影响力。菲律宾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因此西班牙内战波及菲律宾的许多岛屿；一些原本属于西班牙内部的事情在菲律宾却引发了争执。

奥杜华泰是马尼拉的枢机主教，在国际圣餐会议开幕式的前夕，他前去马尼拉的运动场，并发表了演讲，听讲的学生多达一万名。他说，造成1500万菲律宾人不安宁的主要因素是土地问题。他特别强调说，土地失衡现象应该归咎于一些大公司，这些大公司由多米尼加人和奥古斯丁人经营，大量土地都被他们所占据。这种现象始于西班牙统治时期。1519～1522年间，麦哲伦发现了菲律宾岛屿，随之西班牙开始了对菲律宾的统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律宾被西班牙统治的时间长达400年。外面有这样的传言：宿务岛是菲律宾的一个岛屿，麦哲伦在这里遇见了该岛的首领，并竭力劝说这位首领，使他成为第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菲律宾人。据说，一本菲律宾册子上这样写着：继这位首领之后，百分之九十九的菲律宾人都成为天主教信徒；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实质上来讲，天主教会是一支很有影响力的组织，它不仅对菲律宾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还在375年的时间里重塑了菲律宾。

西班牙不仅通过教会活动，还通过学校教育影响菲律宾的思想文化。不过，到二三十年代，西班牙的这种影响力明显呈现出逐渐变小的趋势。这种情形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来自于美国的许多神父和修女。这些神父和修女接受过专门训练，旨在削弱西班牙的文化渗透力。

塔胡托服从麦金莱总统的调派，他于是成为美国驻菲律宾的首任民政最高长官。为了使土地分配不均问题得到解决，他上任后没多久，便购置了大量土地，并把它们全部卖给佃农。值得一提的是，塔胡托买卖土地采用了分期付款的形式，佃农只需在25年内还清即可。即便如此，土地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为，这种方式根本没有对一些大教会产生影响。这些大教会在菲律宾的土地总计40万亩，其中包括良好的稻田、烟草田和椰子园。此外，这些教会在马尼拉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还持有许多房子。

奎松是菲律宾的总统，他告诉我说，菲律宾政府曾在美国财政部预存了一些菲律宾相对基金，折合3000万菲律宾元；为了有效解决菲律宾的土地问题，他打算将这笔基金提取出来，以便继续实践塔胡托买卖土地的方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塔胡托时代早在30多年前就结束了。

不管怎么说，土地问题迫在眉睫。就菲律宾佃农不安分的情况，我写了点新闻，这些新闻报道除在《马尼拉公告报》上刊载外，还出现在美国的《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先锋报》上。这种不安分的情形有许多例子，譬如在短短一个月之内，佃农与警察竟然发生了25次冲突，其中不乏流血事件。此外，我还获知三所大教会的佃农竟公然竖起了反叛的大旗，这些佃农队伍很是庞大，人数总计6万人左右。我听说了这样一种情形，由教会直接经营的土地很少会酿成纠纷，或者就不会发生争执事件。不过，事实却是这样的：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是分开的，土地虽然由教会所有，但其经营管理权却掌握在房地产公司手里；这些房地产公司属于美国和英国，其经营管理权是教会授予的。

与其他组织相比，“沙克达里斯塔”的不安分显得尤为突出，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最大。“沙克达里斯塔”是一个激进组织，它主要由佃农和劳工组成。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沙克达”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反对”。我听人们说，菲律宾爆发了一系列的佃农武装暴乱事件，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沙克达”；此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原本是共产党的宣传口号，这时竟然出现在菲律宾的政治舞台上。后来，奎松就任菲律宾的总统，由于“沙克达”的组织和煽动，这种不安分的情形愈演愈烈，那恐怖程度竟然达到了顶峰。鉴于这种情况，菲律宾政府迫不得已展开了调查。不过，有关方面还没有组织调查，“沙克达”的领导人拉莫斯就逃之夭夭了，其去向是日本。他在日本一待就是好几年，其间始终没停止宣传活动；这些宣传活动不仅对奎松总统表示反抗，还对美国侵占菲律宾的事件表示抗议。此前，阿戈娜尔都率部发动了一起反美叛乱；直至目前为止，马尼拉的部分老市民依然记忆犹新。事后，有关方面展开了调查，发现日本是阿戈娜尔都及其部下的军火供应商，中间由“美奸”分子转手，这些“美奸”分子当时在上海从事秘密活动。

于斌是中国南京教区的主教，他以中国天主教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马尼拉圣餐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于斌被光荣地授予了中国天主教青年会和天主教中国行动委员会会长的头衔。奥杜华泰是枢机主教，在他的号召下，天主教教区相继设立了天主教行动守望委员会，旨在就各自教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当时在中国，天主教会实力雄厚，影响力颇大。那时，外界还有这样的传言：天主教教徒目前有300万人，今后教徒的人数将大幅度地递增，每年的增幅高达10万人次。

当时，菲律宾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并呈现出愈来愈恶化的趋势。鉴于这种情形，菲律宾政府有必要加强国防建设，不过成立一支军事素质过硬的军队显得尤为重要，如此，菲律宾不断恶化的局面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菲律宾政府自然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并迅速采取了有效措施。那时，为修筑临时营房，菲律宾当局雇佣了一些木匠，这个木匠小队不分昼夜地赶工。麦克阿瑟将军说，他想施行一个10年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一年将有4万个当地居民从军，并得到相应的军事训练。倘若1946年菲律宾独立成为可能的话，那么当地的军队人数将在40～50万人之间。遵照这个计划，第一年士兵需要进行长达五个半月的训练，不过之后九年军部只是偶尔紧急召集一下，时间也相当短。

这些菲律宾士兵都是由麦克阿瑟和奎松进行指导训练的。后来，日军侵占菲律宾，这些菲律宾士兵转而成为游击队和地下武装；在美国将领的指导下，这些菲律宾士兵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后来，这些士兵竭尽全力帮助麦克阿瑟将军，使菲律宾群岛重归美国。

当时，菲律宾群岛被分割成一个个的防守区，其数量总计有10个。每个防守区都成立了一个机动中心，里面储存的全是枪支弹药等军需品。有关方面这样部署的目的原本是在菲律宾独立之际，菲律宾将有实力创建30个步师所。此外，当时的菲律宾不仅正在训练一支空军队伍，还组建了一支舰队进行演练。需要说明的是，这支舰队由几艘鱼雷快艇构成。为了搞到一些军需品，菲律宾当局虽然费尽周折，但是却没有什么收获，就连一些陈旧的美国军需品都没弄到。把守好菲律宾至关重要，看出这一点的美国人并不多。麦克阿瑟的计划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自然反对的声音比赞美的声音多得多。当时，美国一家地方报纸甚至发表了这样的消息：眼下，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担当了太多的责任，为了尽快结束这种局面，美国可以放弃菲律宾，甚至将菲律宾拱手送给日本。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地方报纸在美国影响力不小。

1400个岛屿散布在菲律宾这片土地上，这些岛屿有大有小。然而，当时仅有一支美国兵在这些岛屿上驻防，这支美国兵的人数都不到一个师。这支美国兵的二分之一是菲律宾童子军。

当时，日苏和中日处于僵持的局面。我发现这种情形引起了麦克阿瑟将军及其高级助理和奎松的高度关注。为了进行采访，我时不时地前去中国东北；那时，结束对西伯利亚和日本的访问任务后，我刚前去菲律宾。正因为如此，我在马尼拉受到多方邀请，自然我在当地演讲了六七次，听众也各不相同。我每次都围绕中国、苏联、日本的政局进行演讲。

在马尼拉，我多次与美国和菲律宾的领袖们会面，并相互切磋。通过这几次的切磋，我脑子里留下这样一个清晰的印象：从国防安全角度来说，摆在菲律宾面前的是一个异常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与日本的实力不相上下。此外，我还得知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一个防守菲律宾的计划，在内海设防是这项计划的重中之重。这个内海在吕宋岛和民答那峨岛之间，它与濑户有点儿相似，濑户是日本一个有名的内海。一些岛屿对这个内海形成包围之势，民都罗岛、班乃岛、内格罗岛、宿务岛和莫好岛位于内海的西部和西南部，马斯巴退岛、萨马耳岛和雷伊泰岛位于内海的东部，吕宋岛位于内海北部，民答那峨岛位于内海南部。这个内海的入口多达6个，倘若将长射程的大炮分别架在这些入口处，对手不管多么强大，都无法拿下菲律宾；如果再加上一支空军和一支由鱼雷快艇组成的舰队，菲律宾将更加坚不可摧。一般来说，吕宋岛南部的军队所需的枪支弹药等军需品和食物都要通过补给船只供应，这些补给船只则由鱼雷快艇护送。除民答那峨岛外，菲律宾群岛的面包房还分布在吕宋岛南部的一些富饶岛屿。在众多菲律宾岛屿中，民答那峨岛的面积最大。倘若菲律宾各岛屿与这个内海间的航道始终处于畅通的状态，那么吕宋岛南部军队就可以及时得到各种补给。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对麦克阿瑟将军防卫菲律宾的计划都投来赞赏的目光，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相当出色。不过，在防守马尼拉问题上，众人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点我也有所发现。马尼拉是菲律宾的首都，它位于马尼拉湾之内，马尼拉湾在吕宋岛以南的地方。在菲律宾众多岛屿中，吕宋岛的位置最靠北，它与台湾南部的距离很近。正因为如此，吕宋岛极易遭到四周的远距离轰炸机的进攻。

卡拉几道岛位于马尼拉湾内，它上面有许多碉堡，这种碉堡是由石头构成的。很久以前，马尼拉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碉堡进行防守。这些碉堡一直没有被攻克，直至轰炸机问世。除街道外，这些碉堡内的发电厂和通讯线路也裸露在外边。1931～1939年间，这些碉堡成为很容易被攻破的区域。美国的一个专家是搞军事工程研究的，他说：“一个介于马尼拉湾和南中国海的半岛对来自外界的进攻有一定的抵御作用，不过持续不了多长时间。这个半岛位于马尼拉以西，它上面的岩石很多。”这个半岛就是巴丹半岛，它上面的植被全是亚热带品种。不出几年的时间，美国国民都知道了巴丹半岛。

不过，我对于菲律宾的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收到很好的答复，这个问题与人口有关。问题是这样的：在亚洲地区，那时的菲律宾自然资源储藏量最大；与众多亚洲国家相比，当地的人口数量却是最少的，这很是令我不解。菲律宾的土地面积与日本相当，不过它的可耕地面积却比日本大一倍。与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人口数比菲律宾多四倍。

中国、日本、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国家的人口相当稠密，与这类型的国家相比，菲律宾的人口少得可怜。为了弄清楚菲律宾的人口稀少问题，我专门询问了许多菲律宾人，他们都接受过教育。他们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是在于菲律宾的婴儿死亡率过高；一种说是在于大房地产公司普遍实行雇佣制度。在不断探索答案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一次，我专门走访吕宋岛南部的一所学校，其间采访了这个学校的校监，在我向他提出菲律宾人口的问题后，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我，而是请来了他的妻子。他对妻子说：“咱们的孩子有几个啊？”他的妻子说：“目前有14个，下个月又会多一个。”之后，这位校监对我解释说，“种族延续”在菲律宾的上层社会里显得相当重要，一般说来，为了家族的延续，族人都会不懈地努力。他还说，在菲律宾，目前一项土地改革方案正处于草拟阶段。倘若这个方案获得通过，那么当地的农民将获得一定的土地，这很大程度上将促使菲律宾的人口数迅速提升。

在许多人看来，倘若菲律宾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地增加，那么进入菲律宾的中国移民就会相对变少。那时，有大量中国人移居到菲律宾，其中商人和职工占很大比重。当时，有些中国商人间或垄断了杂货和米粮方面的生意，由此菲律宾境内反对华人的声音异常强烈，反对华人的运动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更糟糕的情况是，菲律宾人好几次都要求中国商人额外缴纳特别税。从程度方面来说，所有这些反华人情形比马尼拉的一起反华人事件轻得多了。这起事件发生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许多中国人都不幸遇难了。近年来，中国人和菲律宾人的关系好得没法说。在菲律宾境内，许多中国男人与菲律宾妇女联姻，由此诞生了许多中国混血儿。从数量方面来说，菲律宾的西班牙混血儿不及中国混血儿。听人们说，菲律宾金矿的储藏量都相当大，其中很多金矿都是由中国人开采的；一些考古学家从这些金矿中出土了中国的陶器和用具等东西，因而中国人移居菲律宾的时间可追溯至12世纪。

当时，菲律宾有许多层级的学校，一位美国人非常了解这些学校的情况。正是在这位美国人的带领下，我走访了一些吕宋岛上的学校。1898年，美国进占了菲律宾，并开始对菲律宾进行统治。美国政府一下子向菲律宾派驻了600名老师，也正是从这时候起，菲律宾的教育得到很大的改善。目前，无论是城市，还是村落，学校房屋是吕宋岛上最好看的建筑物。

这600名美国教师是首批赴菲律宾支教的教师，在他们离开菲律宾后，菲律宾人接替了他们的职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菲律宾教师原先是这些美国教师的学生。美国国会在通过菲律宾独立法案时，还有一个附带条件，即菲律宾学校需要采用纯英文的教学模式。我走访了菲律宾的一些学校，期间我发现我几乎听不懂菲律宾教师所讲的英语，这一点我必须特别提出来。马尼拉的报纸上有许多漫画，孩子们每逢下课就喜欢读这些漫画。虽然菲律宾老师一点儿也不优秀，但多数孩子都能读懂这些漫画的内容。

菲律宾的语言多种多样，为此还引发了许多问题，我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至我走访了许多菲律宾的学校。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对当地统治了相当长的时间，其间菲律宾的各级学校采用西班牙语教学；当时，天主教会学校的学生接触的也是西班牙语。后来，菲律宾成为美国的殖民地，不仅当地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就连商业语言也是英语。近年来，民族主义思想迅速传播，一些菲律宾的领导人随之觉醒。后来，这些领导人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菲律宾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文字，“大家乐”语言不愧为一种很好的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大家乐”是吕宋岛的方言。一次，我与菲律宾教育部的一个官员交谈，他告诉我说，菲律宾有许多岛屿，各自使用一种方言，因而当地的方言众多，其类别有60多种；正因为如此，以“大家乐”为菲律宾母语的提议遭到许多菲律宾人的反对。这是由于只有马尼拉地区以“大家乐”方言为主。

当时，菲律宾学校对各项学校制度都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它使用的是美国教科书，这一切对菲律宾的民主制度有不少好处。当时，日美之间爆发了珍珠港事件，为了促成菲律宾的独立，并使之与美国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与日本势不两立，美国对菲律宾施行了相对友好的政策，即帮助菲律宾人组建自治政府。对于菲律宾的独立，天主教会也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后来，一所菲律宾大学邀请我前去演讲，我便很快答应了。听我演讲的自然是一些学生，这些学生非常了解美国的历史，尤其是一些具有民族大义的特别事件和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这一点很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由得生发了这样的想法：倘若美国政府最初把赠给菲律宾学生的教科书送给美国教师，由这些教师教授美国境内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想必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一定会受益匪浅。

第二十四章　西安事变

1911年，统治中国多年的清王朝被彻底推翻了，自此之后，中国境内相继爆发了一系列的事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国内外对于西安事变的反应很强烈，从程度方面来说，没有哪次事变比它的影响更大了。当我还在菲律宾的时候，西安事变就爆发了。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我就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随即收拾好行囊前往中国。在圣诞节之前几日，我到达上海，当时上海和南京都呈现出一种欢呼雀跃的场面。那时，南京是中国的首都。

当时，蒋介石不仅是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还是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不过，那时的蒋介石处于被人挟持的状态，由此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中国政府陷入瘫痪，另一方面一些政界人士蠢蠢欲动，企图再次掀起党争，或实施政治阴谋。此前，蒋委员长凭借他强硬的态度有效扼制了这些党争和政治阴谋。

那时，亚洲东部的政治形势十分紧张，这加剧了中国内部的混乱局面。西安事变引起了中国、苏联和日本的高度关注。德国和日本曾签署了军事同盟，在这之前，双方还在《反共产国际协定》上签字，这么说来，德国也算是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国家。1936年11月25日，日德在柏林展开双边会谈，两国就苏联和第三国际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此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西安事变就发生了。如此看来，德国和意大利也与西安事变有关系。更何况，中国此前加入反共同盟的请求遭到来自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反对。

众所周知的是，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在这之后，日本又不断向西扩张，将内蒙古划入势力范围；那时苏联控制着外蒙古，而内蒙古恰好与外蒙古接壤。由此，中日关系和日苏关系都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内蒙”和“外蒙”是两个代名词，分别指代中国地图上的蒙古南部和蒙古北部地区。1917年，俄国爆发了革命。与此同时，俄国占领了蒙古北部地区，这是一片尚未被开辟的土地。早在这之前，内蒙，即蒙古南部地区已经被划分成三个区域——察哈尔、绥远和宁夏，这三个省份都位于中国边疆地区。当时，前去这三个省份开荒的农民很多；之后，这些农民都在这里定居下来。外蒙，即蒙古北部地区的居民都是蒙古人，他们以游牧为生。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不断向西扩张势力范围，苏联对此原本就忧心如焚，如今更是坐立不安。究其原因，是因为绥远和新疆位于中国和苏联的中间地带，而日本的侵略势力很快将渗透到这两个地区，如此苏联西部和东部陆上的交通线路就会中断。

为防范日军进占内蒙，苏联向中国新疆地区调派了军队。这些军队原本驻扎在阿尔泰地区，这个地区属于外蒙古。1918年，苏俄侵占了阿尔泰，并将这个地区的名称改为坦奴吐娃。在这之前，这些俄国军队在新疆东部地区安营扎寨，向东可到兰州，向西经由迪化可抵俄国边界地区。当时，兰州是甘肃省的省会，迪化是新疆的省会城市。

1922年，华盛顿军事会议召开，美国、日本和英国就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在《海军限制条约》上签字。后来，三国签署的这项协议到期，美国对当时亚洲的局势愈来愈恐慌。那时，日本对外申明终止《海军限制条约》，并表示制造适合自己的海军舰艇是他的权利。对于《海军限制条约》早已没有法律制约作用这件事，美国的海军再清楚不过了。事实上，日本这时已经制造了许多海军战舰，从数量方面来说，超出了《海军限制条约》的规定。此外，日本在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上新修了一些防御性设施，它们包括海军基地和炮台。此前，日本人表示绝不在这些岛屿上修建任何防御性设施。

当时，英国政局变动，继英皇爱德华八世退位后，乔治六世即位。这场变故差不多波及英国在亚洲的利益。上海的《字林西报》是英国有名的报纸，那时该报发表了与这件事情相关的新闻，新闻的大标题是“英国公民瞠目结舌，日不落帝国全部毁在女人手里”，这则新闻明显掩饰了亚洲逐渐恶化的政治局势。此外，从这则新闻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形：自英皇爱德华八世退位后，英国人再也不关注亚洲的政治局势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英皇爱德华八世退位的原因竟然是想与美国的一位妇女结婚。

当时，关于蒋介石安全问题的谣言传遍了上海，当地的政治局势因而动荡不安。为了使这种动荡的情形有所缓解，《大陆报》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需要说明的是，《大陆报》是一种英文报纸，那时由中国人经营。至于西安事变，则是由张学良发动的，共产党也参与其中。《大陆报》抱有这样的念想：西安事变的当事人能够早点儿醒过来，并遣送蒋委员长到南京；如此，国家的统一才有了切实的保障。这种念想与孔祥熙的期望不谋而合。这时，孔祥熙是财政部长，同时兼理行政院院长之职，不过这个职位只是临时的。当时，一些记者对孔祥熙进行了专访，采访中孔祥熙说：“一些人打着反日的幌子，却居心叵测，他们着实给国家造成了不少不良影响，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当时，日本和苏联的关系相当紧张，东京就此专门发了一条电讯，上海方面将这条电讯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这条电讯是这样的：座间胜平和大竹广吉是日本报纸的两名编辑，不幸的是，他们被抓。理由是，这两位编辑将内蒙的军事情报泄露给伯瑞斯洛道夫，并从中牟取了一定的利益。那时，伯瑞斯洛道夫是苏联派驻日本大使馆的馆员。这个情报与蒙古德王的对外活动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之前不久，德王前去日本，并访问了那里；其间，日本当局授予他内蒙古伪政权主席的职位。此外，德王与外蒙古串通一气，这时的外蒙古由苏联掌控。在德国和日本的威逼下，中国政府同他们秘密签订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涉及这样的条款：中国政府需聘请日本人为特别顾问，这些顾问的职责很多，不仅要密切关注共产党的活动，还要严加防范朝鲜人在中国的“不法”活动，并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对于中国境内的一切反日活动，这些顾问必须加强打击力度。另外，为了重新编写中国各级学校的教材，这些顾问需要选派一些中日学者专家，并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需要指出的是，川越茂将这些条款转交给张群。当时，川越茂是日本驻华大使，张群是中国外交部长。日本人真是欲壑难填，竟然向蒋委员长提出把华北的军政事务权力转交给日本的要求。在无可奈何之下，中国政府只好答应了日本当局的要求，并就此签订了一项协议，名字是《塘沽停战协定》。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在这项协议上签字，他们分别是何应钦、梅津美治郎。那时，何应钦是中国陆军部长。（此处应为作者笔误，签订《塘沽停战协定》的中日代表分别是熊斌、冈村宁次，且日本驻华大使不是川越茂，中国陆军部长也不是何应钦。）北平学生得知《塘沽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后，当即组织示威游行活动，强烈抗议中国政府的行为。表面上看来，蒋委员长一再满足日本人的种种要求；事实上，为了增强中国国军的战斗力，蒋委员长一直在暗中进行各种活动。蒋委员长为何如此做呢？原来，他早就意识到中日之间不可能相安无事，总有一天他会与日本摊牌。蒋委员长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赶到西北，希望张学良将军和其他将领们能与他坐下来商讨如何为西北的战事做准备，为此必须召开会议，其最终目的就是与日军决一死战。

当时，由于中国西北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蒋委员长在最近的数个月内竟然去了西安两次。造成这种不安情形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于蒙古地区，日俄垂涎三尺，都想收入囊中，同时日俄双方的利益关系极其复杂；一个是中国共产党进驻陕北和绥远，并在中国西北地区积极活动，一方面是搞政治性的宣传，另一方面是进行军事活动。

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中国政府的两支军队在西北对峙，后者分别是由张学良将军指挥的13万东北军和由杨虎城将军带领的4万地方军。不过，这两支军队极易被中共的宣传所左右，这是因为政府对士兵的待遇问题直接导致军队的士气普遍不高。

要想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了解中国共产党所处的位置，就要回到1927年，共产党被国民党和政府驱逐的时候，跟其他国家中那种平民化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同，在中国，红色势力不仅是一个党派，也是一支拥有武器装备的军队。

在蒋介石驱逐共产党，推翻在汉口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并断绝了与苏联的联系之后，红色势力撤到了江西与福建之间，长江以南的偏僻山区。其他的红色势力，如已经在广东展开军事行动的红色势力，和尝试（但未成功）在汕头建立苏维埃政府的红色势力，也都撤到了江西和福建之间的山区，并加入了其他的组织。

共产党反抗中央政府的意图，已经在各种各样的采访中体现出来，包括对中国红色势力官员和苏联顾问的采访，和对汉口红色势力被推翻后，逃到莫斯科的美国共产主义支持者的采访。在这些人当中，有两个人试图为共产主义描绘一幅美好的画卷，他们是汉口政府的前外交部长陈友仁和苏联前顾问鲍罗廷。

但是莫斯科官方已经厌倦了为中国的冒险而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且苏联在远东并没有多余的军事力量，没有办法救援中国共产党设在江西山区的总部。中国苏维埃政权被迫自谋生路，它采取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方式，包括发行纸币，征收税款，在江西省的农民中实行土地再分配计划。长期以来，那里的大量土地被乡绅占有，引起了农户和村民的普遍不满。我现在还留着一枚中国“苏维埃政府”制造的银元，银元的一面是列宁的肖像，另一面是镰刀和锤子。

1928年至1934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蒋委员长和他的搭档们都在忙于巩固南京政府的地位和击退敌对的军事势力。

因此，红色势力在江西有了喘息的机会，可以重建苏维埃政府，并重新取得和莫斯科的联系。但是共产党在江西发起的土地重新分配计划，引起了中国中部的土绅和上海的中国银行家们的强烈反对，这些银行家的贷款因为社会化（征用）计划而被拖欠。在这些银行家的重重压力下，蒋委员长不得不再次采取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他通过封锁福建沿海，阻止了他们往江西山区撤离，并建立起陆上堡垒链，切断了他们通往长江的路径，同时对他们的山区基地进行空中轰炸。

到1934年10月中旬，红军悄悄离开山里的隐藏地点，开始寻找新的落脚点。沿着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省界的山区，他们艰苦跋涉大约八千英里，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征，最终在西北部找到了新的落脚点。靠着小组行军和紧贴省界行军，他们通过了如此多的敌军领土。利用这种方式，他们通过了西南部的贵州和云南，转而向北，沿着长江上游的狭窄山谷，到了四川省，然后翻越甘肃省的山区，最终到达陕北。在延安，他们重新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带领红军进行这次迁移的，是共产党的两位著名的领导人，朱德和毛泽东。

据估计，参加长征幸存下来的不超过2.5万人。然而，尽管他们来到的地方贫瘠多山、人口稀少，他们的实力还是迅速得到补充。1936年冬天，他们又宣称拥有10万兵力了。

当时，西北政局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情形，上海的报纸上大量刊载了相关的新闻。有些新闻这样说：在中国西北地区，大量学生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活动，一方面希望中央政府不要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压制，一方面希望中央政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组成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中共雇用了一个美国妇女，让她用中英文两种方式在中共的电台做同样的宣传。需要指出的是，这位美国妇女是一位左翼分子。那时，中共承受着日军的巨大压力，自然想将这种压力转移到国军那里，苏联无疑会站在中共这一边，并向中共提供一定的援助。因为日军不仅向西伯利亚施压，还对外蒙古加压——那时，外蒙古由苏联强占着——于是苏联与中共产生了同样的念头。此外，苏联希望日本能够深深地陷入中国战场，如此必将酿成日本与英美两大国的冲突。对此，莫斯科方面拒不承认。不过，西安事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莫斯科方面有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首次与张学良会面的地点是沈阳。记得那是1928年，当时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事，这场战事没持续多长时间。这时，人们称张学良为“少帅”，仅为了表示他与张作霖不同。张作霖元帅是张学良的父亲，那时已经离开人世了。张作霖是在1928年遇难的，当时暗杀他的是日本人。

继张作霖逝世后，年仅30岁的张学良接任了其父东北军总司令的职务。与此同时，他父亲遗留下的许多财产也归张学良所有。由于事情来得很突然，那时的张学良尚未做充分的准备，胜任这样一个职务显然有很大的难度。因为青少年时期的张学良还是一个纨绔子弟，其活动范围只限于沈阳、北平和其父亲率领的军队；而对当时的中华民国来说，东北的危险性及动荡性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区域。张学良曾在日本的军事学校待了一年，期间接受了不少训练。后来，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军某部的司令，这是他从日本回国之后的事情了。在这个时间段里，张学良竟然染上了两种恶习，一种是吸食鸦片，一种是注射吗啡。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恶习大大影响了张学良的前程。至于张学良染上这两种恶习的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不过，时隔几年之后，米勒对张学良的这两种恶习做了针对性的治疗，竟然将其治好了。米勒是一位美国医生，当时他在上海的美国安息日会担任传教士医师一职。

不管怎么说，张学良作为一名国民党员，一向表现得很积极。他将父亲留给他的许多财产捐赠给东北三省的教育事业，希望当地的教育事业不断进步。当时，除沈阳军官学校外，张学良还在沈阳组建了国立东北大学。1931年，日军向东北渗透，并对当地的事务进行干预。正是在这一年，张学良主张的一般教育制度进入全面实施阶段。1928年，张学良宣称东北三省听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并表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将出现在东北三省各个地方的上空。正是从这时起，张学良开始与日本对着干。在北平，由汪精卫指挥的一个军政集团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敌对情绪很高。1929年，张学良成功遣散了这个军政集团。

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夜袭沈阳，由于中国军队抵抗不利，沈阳最终还是沦陷了，这就是所谓的“东北事变”。这时，张学良因病在北平的一家医院里接受治疗。因而，当日军向沈阳郊区推进时，张学良的部下没有与日军浴血奋战。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省南部地区设立了一个“剿匪总部”，并任命张学良为剿匪总部的总司令。在这之前，张学良还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过很多职位。在剿匪总部，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是张学良的主要职责。对于国民党来说，共产党是西北地区的一个麻烦。当时，张学良的部下大约有13万人，其中东北军占多数，这些东北军原本驻扎在东北关外。除军队外，剿匪总部还有数百名学生和教职员，这些人是与张学良的军队一起从东北撤出的。日军侵入东北后，当地的学校全被封锁了。东北沦陷后，张学良主要靠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接济，因为他在东北将多数财产用来购置土地、森林和矿产，后来日本人将这些财富全部抢走了。不过，张学良的部下的待遇就没那么好了。在这之前，张学良不仅成立了各级学校，还组建了各种机构。当时，这些机构人员的生活状况也非常不济。

早在西安事变数月之前，张学良的部下一改先前的敌对态度，开始与共产党交往，双方的关系相当友好，许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当时，张学良的部下给予共产党一定的自由，准许共产党在他们的防区做反南京国民政府的宣传，并向普通居民发放相关的宣传品。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南京和汉口地区先后与中国共产党摊牌，也正是从这时起，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与中共和解的建议。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共产党那时处于共产国际的庇护之下。蒋介石说，倘若中共断绝与苏联的现有关系，同时不再对中国西北地区实行控制，那么他还有与中共和解的可能。当时，外界有这样的传言：为了继续推行反共政策，蒋介石故意将张学良撤职，并让别人继任“剿共总部”总司令一职。早在蒋介石去西安的三天前，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对外声明：中央政府继续推行蒋委员长原先提出的外交政策，依旧执行在西北实行的反共决议。除为数不多的卫兵外，还有10位高级政府官员陪同蒋介石前去西安。这10位高级政府官员里，其中有几位是将领。蒋鼎文将军便是这些将领中的一位，时任福建省绥靖地区的主任，他就是继张学良之后担任“剿共总部”总司令的人。

在西安事变中，除蒋介石外，他的随从也被扣押。西安事变的事发地是西安，它位于中国西北边界地区，作为一座大城的它与黄海海岸之西相隔700英里左右。在古代，西安是一个战略重镇，它架起了中国和中央亚细亚沟通的桥梁。此外，在中国历史上，西安是一座至关重要的城池。例如：在公历公元前1122年左右，西安是周朝国都所在地。从这时起，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直延续了800多年。在这800年的时间里，中国历史上诞生了许多大学问家，其中包括老子、孔子和孟子。西安邻近地区有一些周朝坟墓，考古学家从这些帝王坟墓中出土了好多古代的青铜器，据说这些青铜器是稀世珍品，目前仍然能为我们所看到。正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周朝和商朝（约公历公元前1400年）为黄河流域的统治权争得不可开交，几乎每年都有战争发生。

如此看来，西安事变发生在西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西安事变颇具戏剧色彩，此次政治性事变不仅牵扯到中国、日本和苏联的利益关系，还波及全球的政治利益。

12月7日，蒋介石搭乘的飞机在西安着陆，蒋介石随即在临潼华清池落脚，这儿与西安之间还有一段路程。当时，邵力子是陕西省政府主席，此前他是上海报社一位很有资质的人。需要指出的是，邵力子的职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对于蒋委员长的到来，邵力子表示了真挚的欢迎。当时，陕西省有一支警察武装力量，这支警察队伍是邵力子掌控的唯一的武装力量；西安事变之后，这支警察队伍始终听从蒋委员长的调派。长期以来，在解决重要政治事件时，蒋介石和蒋夫人会同时出现在公众场合，这次是个例外。

蒋介石刚一抵达西安，就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除蒋介石及其随从外，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出席了这些会议。需要说明的是，张学良被人称为少帅，杨虎城是时任陕西省军队的首长。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一再提出与会人员还应包括地方代表的要求，这些会议都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些地方代表无一例外都主张立即发动对日战争。会议持续了4天，期间并没有什么成果。在这之后，蒋介石对张学良说，对于陕西北部的共产党，中央政府将继续推行围剿的决策。蒋介石一再强调说，倘若中央政府对日宣战，而任由陕西北部的共产党发展势力，那么这与自杀有什么区别呢？然而，在张学良和他的搭档看来，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接纳中国共产党，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当时，中国西北地区驻扎的部队人数多达27万。张学良始终认为中央政府不仅应该负责发放这27万人的军饷，还应该为他们更新装备。不过，张学良说，对于统一战线的人是否服从中央政府三军统帅指挥的问题，他心中也没底。这或许就是张学良为何邀请中共代表单独与蒋委员长协商的缘由吧。

一次会谈上，中共代表和蒋委员长之间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辩，双方一度陷入了僵局；蒋委员长随即回到临潼华清池歇息，这里是一个临时营地。在临潼华清池，除为数不多的卫兵外，还有一支地方警察部队保卫着蒋介石的安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卫兵是蒋介石的人手。

接着，张学良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除其部队中的师长外，杨虎城等人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遵照张学良的命令夜袭西安的战略要点，并攻占了这些据点；次日早上，西安已处于这些部队的重重包围之中，事变自然按照原定部署胜利完成了。此次事变中，张学良的部队是一师人，杨虎城的部队是一团人。我前面提及过在临潼一带，蒋委员长由为数不多的卫兵和地方警察保卫。在这次事变中，唯一反抗张学良和杨虎城部队的武装就是这些卫兵和地方警察。事变发生的当晚，一阵枪声把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随后，在一个卫兵的保护下，蒋介石逃出起居室。接着，蒋介石从高高的院墙翻过，不幸的是将脚踝扭伤了，因而没走多远就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后来，张学良手下的一位军官发现了蒋介石，并将他送回去。在这之后，蒋介石被安置在杨虎城的一所宅子里。此时，邵力子也被抓获了，与蒋委员长的随从们关押在一个地方。需要指出的是，邵力子及其掌控下的警察部队是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

蒋委员长被扣押的消息一经传出，西安整个地区顿时沸腾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种种反蒋抗日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包括召开群众大会，还包括大范围的示威和游行。当时，传单、标语在西安随处可见，不仅严厉斥责了日德意反共同盟，还要求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当时，为数不多的共产党激进分子提出许多建议，不管这些建议多么古怪，但意图只有一个，即抗日救国。

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表面的迹象显示中共直接卷入了西安事变。不过，这个事变发生后，按照张学良的命令，一架飞机飞抵延安，将这里的三个中共领导人接到西安，这无疑表明中共开始插手西安事变。这三个中共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叶剑英和博古。与这些中共领导人前去西安的还有几个秘书和随从。在这三个中共领导人中，周恩来曾因领导工人武装斗争和工人罢工而闻名，并且在1927年的国民革命时期，曾代表共产党组织纠察队，意图占领上海。他曾被蒋介石逮捕，但是后来又被释放了，之后他去莫斯科待了几个月，回国后参加了陕北的红色政权。

不过，时间不长，这些犯罪者就意识到他们行为的后果是多么恶劣。莫斯科发表声明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从未插手西安事变；此外，谴责日本，指出日本对这个事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几乎在同一时间，东京发表声明说，西安事变来得太突然了，他们都没反应过来，更不可能参与西安事变的筹备工作了；另外，指责莫斯科，表示莫斯科应当承担这次事变的部分责任。莫斯科的报纸上大肆渲染西安事变，说这次事变是汪精卫和日本人的佳作。与莫斯科截然不同的是，日本政府内部人员持有这样的观点：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中国共产党的鼓动；这次事变的教训是深刻的，同时它表明中国很有必要加入反共协定。

《报纸新闻》是东京的一种报纸，它上面刊载了这样的新闻：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都做了“统一战线”宣传，这种宣传内容几乎一样。倘若张学良固执己见，联合苏联成立统一战线，那么日本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给予有力的回击。西安事变后，日本趁中国政局不安的情形，大肆向中国政府施压，试图让中国政府与他们在反共协定上签字，《大公报》就此发表了一则新闻，严厉批判日本的这种行径。需要说明的是，《大公报》是中国自由主义派的报纸。《日日新闻》是东京的另一种报纸，它说在朱德和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共领导的军队力量不断壮大，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将与中央政权展开权力之争。

第二十五章　恍然大悟

众所周知的是，张学良的总部位于西安。在南京时，我看到一份来自西安的电讯。这则电讯是面向全体政府官员和南京各个报社的。电文这样写道，“为了使蒋介石环眼全球，并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内外一些重大问题上”，张学良和杨虎城有必要扣押蒋介石。不过，令人不解的是，该电文的署名人是张、杨的部队长，而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其中的任何一人。此前，中共与南京中央政府会谈，提出各种要求，例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立抗日统一战线，还上海的政治犯以人身自由。这些政治犯被抓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煽动工人进行罢工运动，一个是要求对一些所谓的“反动”刊物提供一定的资金援助。尽管这则电文的署名人不是中共领导人，不过它所涉及的内容与中共对南京中央政府提出的要求没什么两样。此外，这则电文还要求对中央政府进行改组，其成员可以是各党各派人士。电文结尾处还涉及与苏联坐下来，一起商讨军事同盟的相关事宜。

当时，南京政局动荡不安，民众的热情普遍高涨；对于这种情形，政府似乎无法驾驭。一些军人向政府提出了以下三项要求：对西安进行狂轰滥炸，向陕西调派部队，对张学良的部下实施攻击。有人对这些军人是否注意到蒋委员长的安全一事很是怀疑。此外，还有人说蒋委员长前去西安与张学良就西北军事防御问题进行商讨时，他只让为数不多的卫兵跟随的做法有点儿不明智，因为“他原本拥有一定的兵力，完全可以对张学良发起进攻”。有人说在蒋介石受伤后，他电告其妻子说，前去西安为他开脱是万万不可的。据说，这封电报的发电人是蒋委员长。这个消息一传到南京，当地就呈现出比之前更激动的场面。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中央政府手足无措。一直以来，南京中央政府从没遇到过这种难堪场面。在这个特殊时期，蒋委员长是中国仅有的为各方力量所仰仗的一个军事领导人。正因为如此，南京中央政府十分关注蒋委员长的人身安全，不敢对西安方面采取过激的措施。

后来，有人替蒋介石解围。不过，这个人是大家意料之外的人士。

端纳原本是澳大利亚报界的一位名人，他在中国待了好些年，这时在南京任职，是蒋委员长的顾问。端纳获知蒋委员长被扣押的消息，立刻前去拜访孔祥熙，并自愿请命说，为了解西安的情势，从而更好地为蒋委员长提供服务，他迫切希望飞抵西安。此前，张学良是东北的军政首长，端纳做了好些年张学良的顾问，因而对张学良的了解颇深。

端纳不但与许多中国政府官员交情不浅，还与一些外交大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为他们作出了既重要又机密的贡献。多年以来，端纳积累了许多经验，不过帮助政府最高领导人摆脱困境的情形他还是头一回遇到。这个情形的特殊之处在于一些“叛乱”人士别有用心，试图采用非常手段迫使国家政策发生变化。

班纳特是《纽约先锋报》的老总，他曾经搭乘私人游艇进行环球旅行，期间去过香港，那时端纳在当地的一家英文报社担任实习生，从事记者一职。当时，年轻的端纳很招班纳特喜欢，因而班纳特聘请端纳到《纽约先锋报》工作，并给予端纳亚洲区特派记者的职位。

北京曾是中国的故都，这里是我与端纳首次会面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端纳开始着手处理国际公共关系的事宜。当时，在中国政府宣传领域，端纳是主要责任人。

端纳是张学良和蒋介石顾问的合适人选，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张学良相处的时间相当长，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中国政治的复杂情形十分清楚。端纳飞往西安的时候，途经河南洛阳，飞机在那儿着陆，端纳只好在当地待了一晚。这时，中央军进驻河南，洛阳便是其总部。正是在洛阳，端纳拜见了中央军高级将领，并与之举行了会谈，之后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次日清晨他将抵达西安。此外，在洛阳时，端纳走访了中央军队和空军基地，并对相关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当时，潼关集聚着许多中央军，没有哪个地方的中央军规模比这里更大了。潼关是黄河流域的咽喉要地，位于河南与陕西之间的黄河沿线上。这里的中央军一旦收到中央的指令，就可以马上对张学良的部队发起攻击。几架轰炸机停靠在洛阳的空军基地，这里的空军部队与潼关的中央军的情形很相像。端纳将政府军的这些情形散布出去后，张学良的军官们、教职工和学生们都恍然大悟。此前，这些教职工和学生们的态度比较强硬。

在西安飞机场迎接端纳的是由张学良派出的一位代表。在飞机着陆后，端纳在这位代表的护卫下，来到张学良的总部。那时，蒋委员长的座机就完好无损地停在这个飞机场，端纳在尚未离开飞机场时看到了这种情形。后来，端纳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不过时间很短暂。接着，相关人员护送端纳到蒋委员长的总部，进一步讨论有关事宜。

端纳随即赶写了一份报告，并将之送抵南京。这份报告相当简单，端纳这样写道：蒋委员长身负重伤的消息纯属虚构。在他看来，南京中央政府应当派遣一个代表前去西安进行双边会谈，这位代表的权力需要足够地大；此外，在河南、陕西边境沿线行军的政府军有必要暂且停下前进的步伐。

之后，端纳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其中的一些报告透露了这样的消息：不久之后，张学良及其同党意识到蒋介石并没有改变对中共的一贯政策，他们的这一举止太不明智了。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一贯主张用武力镇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当时，中国共产党拥有一定的武装部队，并据守一定的地盘。蒋介石表示，倘若中共部队接受南京政府的统一指挥，同时中共把所属的地盘拱手送给南京政府，那么他就会改变对中共实行的一贯政策。对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争论，蒋委员长时而会失去兴趣，这时他便返回临时落脚处品味《圣经》。就对日政策的批判问题，张学良向蒋委员长发问，蒋委员长随即拿出他的记事本，供张学良翻阅。正是这时，张学良才意识到蒋委员长的良苦用心，蒋委员长不仅在内心深处没有与日本妥协，企图与日本摊牌，还用行动证明为实现中国统一的计划，他做着各种努力。一段祈祷文出现在蒋委员长的记事本里，它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段祈祷文写道，蒋委员长日后准备为国大战，他祈祷上天能给他10年的备战时间。早在五年之前，这段祈祷文就写好了。因而，在蒋介石看来，直到目前为止他所希冀的10年备战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

有关方面对端纳说，蒋委员长的人身安全有切实的保障。此后，端纳才肯离开西安，与蒋鼎文将军一同前往南京。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张学良在西安享有一定的职位；上级原本指示，倘若张学良不服从进攻共产党的命令，那么蒋鼎文将军将是张学良西安职位的接班人。

中国国民党中央和中央政府行政院认真听完端纳的报告，当即给张学良扣上叛乱的帽子，并罢免他的一切官职，除去了他所有的荣誉。此外还表示，大量的中央军队将攻打西安的叛军，除非张学良将蒋委员长立即送抵南京。这时，何应钦将军是陆军部长。接到上级的指令后，何应钦将军立刻命令中央军二十师向河南、陕西边境沿线挺进。此外，遵照何应钦将军的命令，原本降落在洛阳的大批轰炸机飞往西安及其他一些城市的上空示威。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城市都有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进驻。那时，外界有一个这样的传言：有人下令对西安四郊进行轰炸，不过，蒋委员长的妻子成功阻止了此项指令。蒋委员长的妻子态度非常坚决，她表示要前往西安，以便待在蒋委员长身边。

有关方面声称，有一位政府官员需要偕同端纳一起前去西安。不过，人们对于谁是合适人选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个问题成为另一个议题。此外，假设政府一改攻打的政策，转而进行谈判，那么为了使谈判成为可能，政府需要向这个人选下达什么指示呢？当时，孔祥熙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张学良说，为了有效解决财政事宜，他希望孔祥熙能够前去西安进行座谈。端纳告诉我说，蒋委员长坚决反对任何胁迫下的谈判。端纳还说，叛乱分子内部有一些激进人士，他们企图利用蒋委员长现时的处境发动政治性的运动；不过，由于叛乱分子内部的纷争，他们的计划落空了。与张学良相同的是，杨虎城也希望蒋委员长毫发无损。此外，为了防止与中央政府军发生争执，张学良和杨虎城可谓是竭尽全力。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张、杨两人的做法，前去西安进行会晤的共产党代表不但没有什么异议，反而相当地支持。

之后，与端纳搭乘同一架飞机前去西安的不是孔祥熙，而是蒋委员长的妻子和宋子文。值得一提的是，宋子文目前是中国银行的老总，是前任财政部长。为蒋委员长的安全起见，与端纳前行的这两位代表都被赋予了与叛军谈判的权力。

1937年12月17日清晨，这架专门乘载南京中央要员的飞机抵达西安。此前，这架飞机在洛阳降落，期间中央要员与当地的军事首长进行了短暂的会谈。

这样一来，驻西安的南京中央政府代表包括蒋委员长及其妻子、宋子文、端纳和几位随从。叛军代表包括张学良少帅、杨虎城及他们的随从；孙明秋（译音）是随从中的一员，他是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上尉军衔。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孙明秋竭力护卫蒋委员长，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杨虎城是陕西省的军事最高首领。此外，驻西安的共产党代表包括周恩来、叶剑英和博古。

张学良就发生于1937年12月17日至25日的事情写了一篇文章，只不过这篇文章没有出版。之后，张学良和蒋委员长乘坐一架专机飞抵南京。此外，蒋委员长及其妻子撰写了一些文章，详细阐述了西安事变的情形。在记事本上，蒋委员长这样写道：西安事变后，他从未与叛军签署妥协协议；即便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他仍旧坚称，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南京中央政府都享有绝对的控制权。

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党不仅发表了一些言论，还派遣代表前去中国西北，这一切引起了几位美国作家的关注，这些作家就此写了许多新闻报道。

当时，端纳是澳大利亚报界人士。在西安事变中，端纳是一位重要的谈判者。与其他人相比，端纳对西安事变的内部情况了解得要多。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置身菲律宾的端纳被日军俘虏后关押起来。端纳原本打算撰写一部回忆录的，不过，日军进占菲律宾后，他的这一计划落空了。此外，端纳在香港建造的南海游艇也随之泡汤了。自此之后，端纳始终被日军监禁，直至1945年初，麦克阿瑟将军夺回失去的菲律宾。

宋子文不仅是前任财政部长，还是时任的上海银行家。蒋委员长能安然无恙地返回南京，很大程度上与宋子文有关。不过，对于西安事变的内部情况，宋子文并未发表任何言论。

时隔七个月之后，战争在北平拉开了序幕，这是西安事变最明显的一个结果。战争不可避免地会伴有大量流血牺牲事件，自然值得世人去阅读。这场战争最初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不过最终它席卷了全球。

孔祥熙时任南京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他的出国是西安事变的又一个结果，此事件出乎人们的意料。孔祥熙之所以出国是因为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组建国际性军事同盟的秘密建议，为此中国政府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抵御日本的侵犯。苏联政府十分渴望美国加入这一军事同盟，不过他们清楚地知道，倘若这一建议由他们提出，美国政府是绝对不会予以考虑的。因而，苏联政府要求中国派遣代表去国外进行游说。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代表跨过新疆后，沿着古代公路可直抵重庆。为抵御沿途日本人的进攻，苏俄政府表示将从军事方面竭尽全力支援中国，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运输作战所需的武器装备。另外，苏联政府不仅向南京政府保证莫斯科当局将不再与中共勾结，还表示中共将坚决拥护南京政府提出的抗日政策。起初，孔祥熙对于自己需要完成的任务并不是十分清楚，直至后来抵达柏林，并获知德国为进攻苏联正在预谋一项计划。在柏林期间，纳粹党领导人会见了孔祥熙，并要他劝说中国政府立马加入由德、意、日三国组成的反共同盟。

苏联政府一度主张建立中、美、苏三国反日同盟，孔祥熙抵达莫斯科后，忽然意识到苏联政府对先前的这一主张已经不那么热心了。从当时的形势看来，苏联和德国之间必将爆发一场战争，莫斯科当局自然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为避免日军攻击苏联东部，莫斯科不想做任何引火烧身的事。不久之后，中共也停止了对西北地区日军的袭击。

第二十六章　西安事变的影响

各界人士对于西安事变的结果普遍感到震惊。西安事变之后，蒋委员长的威名丝毫不减。现如今，来自中国诸省的军政领导人相继竖起抗日的大旗，共同维护蒋委员长的统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军政领导人包括南方各省的军政头目。最初，这些南方省份并不拥护南京中央政府。蔡廷锴是这些军政领导人中的一员。1932年初，蔡廷锴率部在上海与日军展开激战，不愧为广东名将。之后，蔡廷锴退出政治舞台，辗转香港，仅仅是由于他与南京中央政府意见相左。除蔡廷锴外，还有两位军事名将举起抗日的大旗，拥护蒋委员长的统治，他们分别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人的祖籍都是广西，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年代，李宗仁和白崇禧享有盛誉。李宗仁认为中日之战可以持续十年之久。

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导致西安事变各种出人意料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日本人一再对日本政府提议，要求向中国政府施压，以使中国参加反共同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始终在长城以南的地界活动，以此作为威胁南京中央政府的外交筹码；不过，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例如，获知一伙日本人在中国领海从事走私活动后，中国海关当局积极展开部署，准备将这些日本人一网打尽。日本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日本海军进犯青岛，以示不满。这样一来，青岛工人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活动，他们无一例外都来自当地的日本纺纱厂。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自此之后，日本人将大笔的资金投入青岛，尤其是棉纺织厂。在山东地区，中日两国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有矛盾冲突，不过那时矛盾冲突尚属轻微。

《上海日报》是日本军部的机关报，在上海出版。《上海日报》刊载了有关西安事变结果的评论新闻，称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议说，为应对处于苏联卵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不应该排斥外国的援助，说中国政府理应采纳日本政府的这一提议。《上海日报》这样报道：“目前，南京国民政府位于岔路口，正值犹豫徘徊之际，日本有必要为他指明方向……日本政府将对中国实施苛刻的政策，除非国民政府接纳日本的建议，同时蒋委员长取消一切抗日活动……西安事变已经导致中日关系愈来愈糟糕。”紧接着，《上海日报》说，事实上，西班牙内战拉开了又一个世界大战的序幕，中国政府应当明确表示对日本的政策：“眼下国际形势颇为复杂……倘若趁这个世界大战，蒋委员长对日宣战，那么中国将永久陷入困境之中。”

1937年1月11日～20日期间，西安传出了一个消息说，在西安举行的大学生会席上，一位美国妇女做了许多次演讲。这位妇女来西安时，“怀着对共产党的同情心，而且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左派有关”。这个消息还说，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前去西安与这位美国妇女会面，并与她进行了座谈。结尾这样写道：杨虎城是陕西的军阀头目，他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以示威胁，这份通牒说蒋委员长“如果不立即对日宣战，那么南京中央政府将遭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进攻”。

当时，与华北相关的消息不断散布开来。获知这些消息后，人们认为日本的侵略势力将由长城以南地区逐渐渗透到中国内陆。如今，日本对东北的统治已达5年之久。正是在这5年时间里，日本把东北打造成军事基地，并对这个基地进行严密控制。需要指出的是，东北原本是中国土地最富饶的地区。在东北，为修建铁路和公路，日本人雇用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工人。这些铁路和公路绵延至西伯利亚防守的薄弱地段以及外蒙古边界地区，颇具战略性。针对东北事变，驻日内瓦的国际总部展开调查，并随之对日本强夺中国领土的事件进行了谴责。此后，日内瓦的国际总部就杳无音讯了。继希特勒之后，墨索里尼也承认在伪满洲国建立傀儡政权的事变的始作俑者是日本，并表示他们与日本一致同意在西安事变的这个时间起事。此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中国和共产国际持轻蔑的态度。

这时，我做出走访北平和天津的决定，仅仅是由于有关华北情形恶化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在我看来，北平和天津貌似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之前，日本人已在中国推行他们狂野的军事计划；这时，日本的军事计划有了更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不过，各方面并不能断定日本的侵略势力将如何渗透。他们究竟是向南侵入中国内陆，还是向北进犯苏联的西伯利亚，或者是同时向南向北进发呢？毫无疑问的是，这时的日本人必将有军事行动；然而，各界对于日本人进攻的方向和时间并不清楚。

后来，我从北平出发，直抵张家口。张家口位于长城沿线，作为一个重要的边境城镇，其位置颇具战略性。张家口原本是中国故都北京的门户，现如今北京改名为北平。张家口介入华北和蒙古之间，是古代两条重要公路的枢纽。这两条公路自北平起分别通往蒙古的库伦、苏联及中亚细亚。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中亚细亚位于北平西部。有一条公路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北平和张家口，这条公路途经南口。南口是长城沿线一个有名的重镇，它坐落在张家口的南边，与张家口有数里之隔。

我抵达蒙古时，正值狂风乱作之际，只见漫天的尘土。这时，宋哲元将军率部驻扎在蒙古边界地区。我刚到达蒙古，就前去宋将军的衙门拜访宋哲元将军。需要说明的是，宋哲元将军的总部也就是这个衙门。按照中国字理解，“衙门”即“旗门”，是军政最高领导人的总部所在地。我进入宋将军衙门的庭院时，映入眼帘的是一些劣质砖块和陈旧的房屋，这些房屋用泥巴修筑。看到这番情景，我不禁想起蒙古人此前征服这片区域的壮举。成吉思汗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征服者。继成吉思汗之后，骑战马的蒙古征服者们从这种古老庭院的大门出发，与众多骑士们驰骋在疆场上，共同营造了一个全新的空间。这些骑士们有的来自北亚及中央大平原，有的来自偌大的沙漠和草原。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又有一个征服者闯入这片区域。与这些大平原的骑士们相比，这个征服者在气势上明显不足，并不令人佩服。不过，从当时的形势看来，这个征服者将是这个衙门的新主人。张家口坐落在北平以北地区。早在满清时期，张家口是皇室的避暑胜地。如今，日军不仅侵占了热河一带，还企图向西扩张势力范围，进犯察哈尔和绥远两个地区。由此看来，这时的张家口局势非常紧张。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宁夏地界原本是内蒙古的疆域；后来，内蒙古被重新划分，才有了这四个省份。

日军早已与宋哲元的军队在热河和察哈尔的边界地区交战，双方打得异常激烈。在蒙古期间，我特地采访了宋哲元将军。就我提出的问题，宋哲元将军进行了答复，说他已经做出抵御日军向内蒙古进犯的决定。不过，我察觉到宋哲元将军的面部流露出既紧张又焦虑的神情。因而，我对于宋哲元将军没有回答我提出的多半问题一事也不觉得奇怪了。

我于当晚坐火车返回北平。在火车上，我遇见了宋哲元将军的秘书，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事情。因为南京方面来电说宋将军需要进行战略转移，总部随之移至北平。所以在无可奈何之下，这个秘书对我说宋将军也搭乘了这趟列车。这时，北平的政治局势非常紧张。在东北，仅有为数不多的将领率部与日军作战，宋哲元将军便是其中的一位。当时，张学良统领下的许多将领也在东北地区。据说，这些将领中的多数人以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为由，并未与日军做任何抵抗就撤到关内。那时，国际联盟已经接手日军进犯东北的事件，中国政府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下达不抵抗命令。然而，宋哲元将军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喜峰口是长城沿线的重要关卡，它位于北平以北地区。

当时，百灵庙地区爆发了一场战争，旨在争夺对内蒙古的控制权。百灵庙与张家口西北部相隔300英里左右。百灵庙位于绥远以北、外蒙古边界附近区域。百灵庙的战略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恰好在漠北交通的咽喉地带。此外，百灵庙堪称是蒙古的佛教圣地，那里不仅有许多像喇嘛庙和修道院的佛教建筑，还有大量喇嘛教徒。这些教徒有的来自外蒙古，有的来自西藏。这时，北平的古玩店除了佛教图像、珠宝外，还陈列着自百灵庙邻近区域的喇嘛庙中掳掠来的东西，因此我意识到战争在百灵庙打响了。当时，我还没有离开北平。宋哲元将军向我透露说，日本人与德王正在秘密开展一项计划，旨在建立“大蒙古帝国”；这位德王虽然年纪不大，野心却不小。这个“大蒙古帝国”疆域辽阔，热河至新疆的大片土地都被纳入其版图。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宗教上，百灵庙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日本人和德王自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计划将百灵庙定为“大蒙古帝国”的首都。这时，日本人早已为战事做好了准备，他们暗地里收购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及粮食，并将之运往百灵庙进行储藏。为切断中国和苏联间的直接联系，日本人准备实施一个计划，即组建一个傀儡国。这个计划是日本人最大的目标，这个傀儡国将是日本人的缓冲地带。

当时，傅作义将军是驻绥远省的中国区总司令。这个计划的消息传到傅作义那里，他立即调派军队向百灵庙进犯，经过数次交锋之后，百灵庙和当地的喇嘛庙都被攻克。战争期间，傅作义的部队还俘虏了大量日军和情报人员，并将他们就地处理。

日军在热河地区成立了一个军事基地，并自此不断向察哈尔和绥远两个地区扩张势力范围。不过，日军在包头受阻。包头位于黄河上游，北平以西，与北平相隔400英里。包头是平绥铁路的终点站，日军侵略势力向西最远到达这里。当时，在中国西北地区，日本和苏联经过协商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包头极有可能位于日本势力范围的边界地带。中共军队驻扎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其驻地在包头正西的方位。

这时，日本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扎稳了脚跟。日本军阀首领随即预谋下一步计划，企图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没过多久，我就得知日军下一步计划的主攻方向是向北还是向南了。

当时，日军企图侵犯长城以南区域，这个区域正是中国总部所在地。因为北平的军政事务由宋哲元将军全权负责，自然宋将军不可避免地将要面临日军的威胁。这时，日本一改之前对中国的政策，决定先使用和缓的外交手腕，而后再动用相对强硬的手段。后来，日本拟就了一份最后通牒，并将它转送给北平的政治委员会。这份通牒的内容如下：中国政府应将长城以南河北省北部的22个县列入非军事区的范畴。如此一来，中国军队从这个区域撤出。日本人随即对这个区域进行干涉，并在当地成立了名为“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

在与北平相隔数里的地方，我曾采访过殷汝耕。那时，殷汝耕是“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首领，我的采访地点位于北平东部。接受采访时，殷汝耕对我说，他是这个傀儡政权的头目，并不以这个职位为耻。此外，我从殷汝耕口中获知日本人进占中国领土后，如何欺压当地的平民百姓。首先，日军每进占一个地区，就指派一名顾问前去县政府。在日本东京和东北，日本当局曾成立了一些学校。这些顾问都在这些学校接受过特殊训练。其次，日军在每个占领区域都组建了一支“地方治安队”。在日军的胁迫下，为组建这支军队，当地的地主和土豪纷纷大掏腰包。日本军官是这支“地方治安队”的直接领导者，他们还指导这支队伍进行操练。再者，日本人要求当地的农民全部加入由日方经营的合作社。第四，学校的教科书必须采用“中日文化协会”的版本，此外每个学校还必须订购并储存一种傀儡报纸。第五，划入中等范围内的学校应当雇用日籍教师，并以日语为教学语言，每天日籍教师需要发表演说，其对象是全校学生。最后，为方便向中国成人们教授日语，所有城镇都应该成立一个日语研究会。

日本人占领这个区域后，将当地的中国警察和海关人员全部驱逐出去。如此，这个区域的走私、贩毒活动异常活跃。除日本人、朝鲜人外，中国的不法分子也干这种勾当。

1937年6月初，我抵达天津后，察觉到“神秘尸首”案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普遍关注。这时，报纸杂志上刊载了许多有关“神秘尸首”案的新闻。从程度上来说，上海居民对这个事件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即将发生的战事的关注。

宋哲元将军时任河北省主席，他的谈话出现在中国报纸的首页上。乍一看，宋哲元将军的谈话内容很显眼。在谈话中，宋哲元将军指出，107个人曾在海河中遭遇不测，倘若有人提供这些人是如何在海河中遇难的消息，那么他将得到5000元的赏钱。海河流经天津，最终注入大海，随潮水的涨落而不断地变化。这107个人全部是男人，年龄自20岁到40岁不等。外界有消息称有人发现了这些人的尸体，从尸体看来，这些人在遇难前肉体上并没有受过任何创伤。

为探究这起神秘尸体案的内幕，我前去当地的警备司令部进行采访。期间，我察看了许多由相关人员提供的照片，它们记录了来自海河中的尸体。一张由六个尸体勾勒成的照片最先引起了我的注意。从这张照片中，我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被从海河捞起来时还有一息尚存。照片上，这个人的头部露在海面上，由此推断他可能是自己滑落或被人扔在一个浅水区域。当时，有人将这个人送抵医院，经过紧急抢救后，神智得以清醒。之后，这起神秘尸体案最终揭晓。这个人就是贾永济（译音），这个案件发生时，他才30岁。贾永济是海洛因的吸食者，毒瘾相当厉害。贾永济说，他记得他与一大批农民工从中国内地出发，前往日本租界一个供人休憩的地方。那里满是海洛因和鸦片，人们可以随意享用。他在东北曾工作了三个月时间，并将薪水全部积攒下来。他的口袋之所以沉甸甸的，就是因为装着这些为数不少的钱。不过，从海河里打捞他时，他身上未穿着任何衣服，更别说口袋里的钱了。贾永济还说，他从一个女孩那里购买了一些香烟，这些香烟里或多或少都有海洛因——这是他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后事情，至于其他事情，他没有印象了。

日本人曾在天津日租界里经营着许多毒窟。有关当局对神秘尸体案展开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从海河被打捞起来的人可能就是在这些毒窟里遇难的，可能还有少数人死于海洛因和鸦片。与这个神秘尸体案有关的尸体多数都被卷入滔滔大海中，因为海河在涨潮和落潮之间形成巨大的力量。当时，外界散布着这样的消息：在天津日租界警察的指示下，卡车时常出没在街头巷尾收集犯毒瘾的人的尸体，而后将这些尸体运抵河岸，趁潮涨之际，将这些尸体扔向河边，之后这些尸体被海潮卷入大海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街头巷尾聚集着许多日租界毒窟。这些犯毒瘾的人难免还有些气息，不过在收集尸体时，日本警察根本不顾及这类情况，依旧按死尸处理。每逢冬天，天气渐渐变冷，海河随之结冰，日本警察为把收集的尸体扔到海河里，时而在海河上凿冰窟窿。

有关方面揭晓神秘尸体案后，便将之公布于众。此后，天津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特地组建了一个招待所。这个招待所虽然有点儿廉价，但在关外的农民工重返家园前可供他们临时歇脚，这正是政府成立这个招待所的目的。一直以来，天津聚集了大量试图被雇用的苦力和工人，因而成为大规模的劳力供应地。通常情况下，这些来自关内的劳力将被运输到关外，在那里兴修铁路、开采矿藏、采伐树木……日军进占东三省后，日本政府下令华北诸省的农民和工人不得到关外务工。不过，大批的内地劳力依旧涌向天津，在当地谋求营生。

我专门走访了这些招待所，采访了许多人，获知招待所的劳力多数都吸食过日本的海洛因。自日本人在上海日租界贩卖海洛因以来，原本抽烟片的中国有钱人竞相改为吸食海洛因。当时，中国人主要通过液体和固体这两种途径来吸食海洛因。前者的做法是，把海洛因加入注射液后，将注射针插入手臂的皮肤之下；后者的做法是，把海洛因粉末卷入香烟后，吸毒人开始吸食。我还采访了一些劣等的海洛因交易和吸食场所，期间发觉一些年纪轻轻的中国人购买小包的海洛因。按美元计算，这些白色粉末的成交价大概是一角或两角。之后，这些中国人在抽出25%的烟丝后，将这些白色粉末倒入香烟中。在倾倒时，他们将香烟呈45度倾斜，以免这些粉末漏出来。接着，他们将香烟点着，进行吸食。为此，日本专售海洛因的贩子开始销售吸烟架。从外表上看去，这种吸烟架颇似高脚杯，为采用香烟进行吸食海洛因的人提供了不少方便。这种海洛因的吸食法被中国人称之为“打飞机”。

据说，有些吸毒人利用“打飞机”的方法吸食海洛因，逐渐地犯上毒瘾，最终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我获知这个消息后，前往驹井街、小滕街、花泽街、桥达街，做实地考察。这四条街都位于天津日租界里，街道两旁分布着一些店铺，这些店铺要么生产海洛因，要么贩卖海洛因。我有一位老朋友，如今他在纽约经商。正是这位纽约朋友，在我视察天津日本租界街道时陪伴着我。当时，我们搭乘出租车前去天津日本租界。当这辆出租车抵达这四条街中的一条时，街道两旁的店里突然闯出许多“跑腿人”，强迫我们与他们做买卖。那时，我们乘坐的出租车四周围满了“跑腿人”。人们识别这些店铺相当容易，因为这些店铺采用分层设置，楼下是店面，楼上是隔间的寝室，更特别的是店铺门口的墙壁上书写着“洋行”两字。这两个字的字体是中文字体，字号相当地大。通常情况下，这些所谓的“洋行”是由朝鲜人和日本人经营的。他们为何将店铺命名为“洋行”呢？原来他们是想诱导顾客，使与他们做买卖的顾客认为，这些店铺的经营权属于欧洲人。

除天津日本租界外，还有一个地方向人们提供海洛因。从外形看来，这个地方酷似一座宅院。一条甬路从大门延伸进去，比较特别的是，这条甬路呈箱形，看上去很像一条规模较大的走廊，通往宅院里的屋子。一般说来，因吸食海洛因而犯毒瘾的人沿着这条路走到屋子的门口，只需敲几下门，一扇小门就打开了。需要指出的是，这扇小门具有滑动功能。在屋里人的暗示下，这些吸毒人卷起袖子后，将手臂伸到小门内，同时手里攒着一些钱，这些钱是用来支付他们所注射的海洛因的。小门内的人收款后，才往这些吸毒人手臂上注射一剂海洛因。起初，这种海洛因交易所在中国东北比较流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也兴起了这种场所。

日本海洛因制造厂不仅分布在天津，还分布在大连。这两个地方的海洛因产量日益增多，当地的工厂也日益兴旺和强大起来。与此同时，鸦片的供给充分，足以满足吸毒人的需求。正因为这样，日本人还开办了一系列的店面，方便喜欢抽鸦片的中国人前来享用。这些店面包括一个大宾馆，宾馆的外表富丽堂皇。不过，宾馆里面的设施相当土气，除了一个僵硬的枕头，就是木板或木床。显然，宾馆里原本的好家具都被撤走了。从外表看来，这些木板和木床廉价得很，上面平铺的是草垫子。这家宾馆的中间有一条通道，虽然狭窄，却为吸毒的客人提供了方便。客人顺着这个通道爬，可以抵达任何一个空床或无人的长凳子上。前来光顾这家宾馆的顾客，多数是成对出现的，一对男女搭档的情况居多。男女搭档进入宾馆后，便躺在木板床的草垫子上。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相对而躺，抽烟片的器具全放在两人中间。之后，一个女服务员带着两支鸦片烟枪、一个小酒精灯和一个小盒子前来。小盒子的种类有两种：一种是洋铁皮盒，一种是瓷盒。鸦片烟膏便装在小盒子里，它的模样酷似浓浓的黑糖蜜。通常情况下，这里的女服务员是朝鲜人，年龄要么是10岁，要么是12岁。接下来，这个女服务员顺手拿起铁钎朝小盒子中间插去，扭转几下之后，只见铁钎的一端挑起了一块小小的烟膏。这个铁钎的外表很像一根大针。接着，女服务员将这块烟膏置于点燃的酒精灯上方烧着，她翻转烟膏的速度相当快，仅仅为了防止将烟膏点燃。鸦片烟枪枪头铁锅上有一个小孔。烟膏一旦冒烟，这个女服务员就将插着球状烟膏的铁钎移离火焰，放入这个小孔内。抽鸦片的人随即将鸦片烟枪移至酒精灯上，开始吸食。只见这块烟膏开始燃烧，抽鸦片的人深吸一口气后，一股浓香的鸦片烟味弥漫开来。自然，抽鸦片人的肺部也充斥着这种烟味。如此这般，吸食鸦片的人连续抽了两三个烟泡，直至在不知不觉中昏睡过去。抽鸦片的人每次吸食鸦片的数量是一管烟，或者说是一袋烟。按中国银元换算，吸食人每次需要支付的金额是1元。顾客倘若让鸦片买卖场所的女招待陪同抽鸦片，那么需要额外支出中国银元4元。

天津日租界的一条主要道路是朝日路，我走访的鸦片场所便位于这条街上。这家鸦片场所是一栋六层高的宾馆，每层设有20多个隔间，每个隔间设有木床，可供10～15个人同时抽鸦片。自然，在这样的房间里，顾客是没有隐私可言的；前来关照的顾客也没有想隐瞒东西的意思，更别说是任何秘密行动了。这家宾馆全天营业，房间里的灯整天亮着。在灯光的照耀下，每个房间的客人貌似始终处于白天。当数以百计的顾客同时吸食鸦片时，烟枪中燃烧的鸦片烟泡的味道可以弥漫至朝日街附近的街道上。

当时，在日本租界里，抽鸦片和吸食海洛因的中国人相当多，甚至到了天津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步。为此，天津当局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在日租界附近的中国区域，无论是鸦片和海洛因的吸食者，还是这两种毒品的出售者，一旦被抓住，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的下场。乍一听，这种措施相当地苛刻。然而，中国人为缉毒而作的这种斗争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与日军手中的步枪相同的是，鸦片、吗啡及海洛因也是日本人向中国渗透的工具。需要说明的是，吗啡和海洛因是经鸦片提炼而成的。在日本，有关当局是明令禁止吸食鸦片的。然而，日本当局却多次煽动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在日军进占的亚洲地区进行鸦片交易活动。鸦片烟的买卖活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皇军有关；倘若日本不爆发自清的革命运动，那么外界是无法获知这一点的。当时，除吗啡制造厂外，天津和大连还有海洛因生产厂。日本皇军特务处直接经营着这两大工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除此之外，日本皇军特务处还经营着上海的鸦片烟馆和与它关系密切的赌场。）

不过，日本人通过走私运输至中国的货物不限于吗啡和海洛因。梅耶是一个美国人，当时是天津的中国海关的税务员。他对我说，日本人不仅从东瀛三岛，还从中国东北非法向关内运输货物，每月通过偷税漏税走私到中国的物资折合美元1000万。不过，日本原本的走私物资要比运抵中国的物资多两倍。只是中国海关当局中途扣押或收缴了多数走私物资，为此使日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时，日本向中国走私的货物有棉织物、人造丝、糖、煤油和香烟。一般说来，这些货物提前被装到卡车里，卡车上配备有一定的武装力量，通常在半夜时分抵达海关检查站。这个海关检查站比较孤立，没有外援。卡车上的武装力量轻而易举地将海关检查站的警卫兵驱逐，卡车随之开往中国内地，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接着，以极低的价格在当地出售这些货物。一次，一个天津的美国商人递给我一份单子，告诉我说，这个单子来自一个日本人之手。这个日本人专门从事非法走私、为偷漏税而强行通过海关的活动，这次希望与他做笔买卖，即帮他将美国货物偷偷运到中国内地。这个日本人向他保证，与中国海关的税款相比，自己收取的费用少得多。

当时，从日本和东北闯海关的日军有成千上万人，他们抵达所谓的“非军事区”后，有人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训练。在所有的闯海关事件中，这种事情最让人心生怯意了。

在多数人看来，那时的日本人应该首先对天津发起攻击。针对当时的情形，中国政府颁布了特别法律，规定外国人不许购置不动产。在天津，日本人不但不遵守中国的法律，反而故意购买许多土地和工厂。为此，天津的紧张局势持续了好几个月。日本人之所以公然挑衅中国的法律，是因为他们的朋友告诉了他们许多机密情报。日本人的这些朋友是职业军人。后来，大批的日本人涌入天津，他们冒着危险疯狂抢购当地的土地等不动产，只希望日军进占天津后，他们可以从中牟取暴利。

一次，驻天津的一位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据中国报纸上的新闻消息翻译过来的。报告上这样写着：天津有一个日本团体，名为“神圣农垦会社”，在距天津郊区数里的地方购置了一片面积较大的土地。这个团体的此番举动遭到当地附近的中国农民的强烈反抗。据说，就自然条件来看，这片土地并不适宜耕种。江户岛是这个团体的领袖，他既不考虑这片土地的自然条件，也不顾及中国农民的反对，声称借助一种神秘的手段，可以根除这片土地的碱性。江户岛说，他购置这片土地后，将教给中国人先进的耕种技术，以便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人给这个日本团体起了一个绰号，名为“上帝的农夫”。华德是我的朋友，当时他是驻天津的一位美国领事员。在华德的陪伴下，我前去这个日本团体采访。抵达这个日本团体所在地后，我们被眼前的一幕幕场景搞晕了。此前，日本人在这个地方修筑了一系列的小房间，它们属于违章建筑物；如今，这些地方已经被烧得满目疮痍了，房间显得很凌乱，日本人将惨况归咎于中国人。日本人说：“这些房间的屋顶是用茅草修葺而成的。深夜时分，中国人悄悄地潜入这个地方，在屋顶倾倒汽油后，点火把这个地方烧得什么也没有了。”采访期间，我察觉到这个团体的成员模样几乎相同，都身穿军装。华德和我互相注视着对方，而后不约而同地说：“这个阴谋让人毛骨悚然！”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看出了日本人的破绽。通常说来，日本人不管做什么坏事，总会露出蛛丝马迹。日本报纸上刊载了与这件事相关的新闻消息，我和华德一致认为日本报界夸大其词。新闻消息称日本人严厉抨击了中国人反抗这个日本团体的行为。

这个事件发生在1937年6月12日，它被称之为“神田”事件，与七七事变前后的间隔时间还没有一个月。“神田”事件并没有酿成中日天津之战，这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及其他报纸刊登了“神田”事件的相关新闻，说明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日本军阀最初的想法有所转变，这与这些报纸编辑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

日本驻北平的政委会在6月下半月收到一份秘密文件，它来自日本政府。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将举行中央经济会议，届时，北平的政委会应当准时参加。伪满洲国、朝鲜和中国华北地区都在日本中央经济会议的职权范围之内。这份文件还说，北平的政委会组织代表团，前去大连参加会议；另外，会议有可能诞生一个“有组织的大陆团体”。组建重工业或军事工业是这个“大陆团体”的首要目标。除此之外，为了配合日本的同类工业，成立后的这个“大陆团体”需要有效减少彼此之间的贸易障碍，加强生产上的互助合作，严格保证产品的标准化，从而使中国东北、华北和朝鲜的同类工业加强联系与合作。这个“同类工厂联盟”的计划出自日本人之手，显示的是日本单方面的意图。1937年7月4日，天津的各报纸发表了与日本政府的这份文件有关的新闻报道，此事超出了有关方面的预料。时隔三天之后，中日战争在北平郊区附近打响了。

七七事变之前，日军就策划了一系列的事变，这符合日军一贯的举措。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其间外国大使遭到义和团成员的围攻。从此之后，考虑到驻北平的外国大使的人身安全，外国列强们组建了一支“象征性”的武装队伍。这支武装队伍中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列强的军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由250个成员组成。在数量上，其他各个列强的军队人数与美国不相上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派兵加入了这支象征性的武装队伍。除此之外，日本也派兵入驻了这支象征性的武装部队。与别的列强不同的是，日本部队由一团人组成。

驻北平的外国使团的围墙之外，有一个斜坡。一般情况下，各个列强的部队以这个斜坡为基地进行军事演练。不过，各个列强部队只是独立训练，并不进行混合军演。日本是个例外，日本部队的演练地点是北平郊区附近的村落，演练时间是夜晚。

在卢沟桥邻近的一个村落里，日军于1937年7月7日晚10点左右进行军演。这次活动原本是日军设想的一个演练。在这个村落附近地区，有两条铁路，它们都通往北平。这两条铁路的交叉处距这个村落不远。当时，日本军官声称在卢沟桥附近的一个村落，中国第二十九路军劫持了一名日兵，并且袭击了日军，扬言这些中国兵就是“犯罪人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后来，有关方面从一个戏院里发现了这个日兵。

日本当局随即提出四项要求：一、在北平四周的战略要地驻守的中国部队立刻撤走；二、中国政府同意日军在卢沟桥邻近的村落进行搜索；三、中国第二十九路军的行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鼓吹，为剿灭中共，中国政府务必配合日本的行动；四、中国军部不仅要向日本致歉，还要以严厉的手段惩处犯罪人士。显然，这些要求相当苛刻。

中国当局从未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之后，为弄清楚整件事情，中国政府答应日本政府组建一个联合调查团的要求。不幸的是，调查团尚未设立，战事就已经发生了。紧接着，日本飞机在事发区域的上方空投宣传单。这些宣传单的内容无外乎要中国军队务必撤出这个区域。鉴于这种形势，中日双方各自增兵。如此一来，中日冲突更加严重了。为方便来自东京的日机降落，日本军部专门建立了一个飞机场。战事发展到后来，中国军队攻克了这个飞机场。作为一种报复手段，日军随即向通向北平的两条铁路地区发起进攻，最终攻占了这两条铁路的交叉处。接着，中国政府宣布北平全城戒严，城门自然全都紧闭。后来，中日双方时战时停，最终达成了一项各自军队撤到永定河沿岸的协定。北平外交团所在地的一扇大门通向日本领事馆。按照这个协定的条款，中日双方各自撤退之后，日军忽而封锁了这扇大门，并在门外列队架枪。1937年7月13日，北平的战事愈发激烈了，这是因为大量的日军自东北进犯北平。东京的报纸刊载了相关的新闻，新闻称在华北地区，日本政府已与中国政府撕破了嘴脸。东京的报纸还说，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从事反日宣传活动，由此华北成了反日宣传活动的大本营。此后，战争并没有停止。

第二十七章　日益恶化的局势

一、外交政策的改变

1937年夏季，我搭船前去舟山群岛度周末。我所乘坐的船名为“三北”（译音）号，它是一艘小火轮，由中国制造。当时，日本人尚未在上海闹事，不过开始在华北地区制造事端。美国商会的秘书何奥和他的儿子与我一道前去舟山群岛。这艘小火轮的厂家是一家有名的中国轮船公司，不过令我们三个人震惊的是，该船的船长是位德国人，就连出港时船上挂着的旗子也是德国国旗。纳粹德国的国旗上有一个“卐”字图案。起初，我们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直至这个德国船长告诉我们说，一个德国公司接手了这家中国轮船公司近海的轮船生意。沿着中国海岸线，这艘小火轮不断前行。在我看来，船只在航行过程中，这个德国船长总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模样。事实上，这艘小火轮是在中国水手和中国船长的操控下行进的。每逢小火轮在港口停泊，或途中遇上日本军舰时，这个德国船长就会换上他那全新的船长制服，走出官舱，伫立在甲板上，显摆一会儿。实际上，这个德国船长的工作仅限于此，不过他从这个轻松的工作中获得了相当多的薪水。当时，中国的局势十分紧张，在中国人看来，战争很快将波及扬子江流域。为防止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收缴中国轮船公司的船只，这家中国轮船公司与一个德国公司签署了书面文件，表明将所属的船只转手给德国公司。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是不会对挂着德国国旗的船只有任何行动的。

吴淞口位于长江流域，它附近设有防波堤。这个防波堤呈大喇叭形，它虽然略显泥泞，但却相当广阔。这艘“三北”号小火轮沿着黄浦江缓慢地航行，当它渐渐逼近吴淞口的防波堤，日本驱逐舰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些日本驱逐舰都停靠在黄浦江，它们以组的单位靠岸，一组的船只数量从两艘、三艘到四艘不等。这些日本军舰上都有日本军官。后来，我们所乘坐的小火轮经过这些日舰停留区域。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些日本军官手持望远镜，盯着我们细细地察看。鉴于日本海军军官的这一举止，我们甚是害怕。因为这一地段的黄浦江并不宽阔。这艘中国小火轮只是伪装成德国船只。返航时，这艘小火轮有可能处于两边日舰的夹击之中，因而，我们担心这艘小火轮是否能从中突围。

航行至舟山群岛时，这艘小火轮停了下来。之后，我们走到岸上。许多大大小小的岛屿分布在杭州湾附近的海域。与其他岛屿相比，舟山群岛的面积最大。杭州湾位于上海的南部，它与上海相隔50英里左右。杭州湾地处中国海岸之内，它是一个V字形港湾。杭州湾水域虽然不深，但是甚为宽阔，长度是30英里左右，宽度是15英里。杭州湾有一个港口，从自然条件方面来说，这个港口十分优良。18世纪中期，任何一个外邦与中国做买卖的要求，都遭到中国皇帝的拒绝，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也不例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贸易基地建在中国海岸之外的许多岛屿上。这些岛屿包括香港岛和舟山群岛。香港是这些岛屿中的一个，它后来成为一个殖民地，这个殖民地由英国直接管理。香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它不仅是国际贸易中心，还是国际政治中心。那时，舟山群岛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绘制地图的人都不清楚有这么一个地方，更不用说是普通大众了。许多年以来，舟山群岛商业兴旺、航运发达，成为商业兼航业中心。想当年，舟山群岛聚集了许多英国水手、水军和商人，当地到处都是他们的喊叫声和脚步声。19世纪中期，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正是从这时起，舟山群岛开始衰落。后来，我特地走访了舟山群岛。在我看来，与一个寂静的渔村相比，当时的舟山群岛繁荣不到哪里去。

前去舟山群岛时，我随身携带着一份推荐信。这封推荐信是介绍我拜访舟山中学的校长的。那时，美国浸信会在舟山群岛设立了几个学校，其中包括舟山中学。在舟山中学，我会见了方教授，他对我说：“近来，一艘日本驱逐舰抵达舟山群岛，同时在港内进行了实地测量。”听罢，我没有流露出任何吃惊的神情。当时，日本不断扩张势力范围，日本舰队的这种举动显示了这样的迹象，即日本的势力将渗透到上海南部的海岸区域。在访问舟山群岛很久之后，日本人在上海将我抓获，并把我关入牢狱。日本宪兵对我的办公室进行了仔细搜查，我走访舟山的资料也被他们一并拿走了。因而，此次舟山之行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方教授的指引下，我观光了舟山古老的墓地。这些墓地安葬了数百名水军和水手，他们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这些墓地历史悠久，最早的可以追溯至18世纪中期，这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极其兴盛。19世纪中期，英法联军与中国交战，那些战死的英法士兵也被埋葬在这儿的墓地里；不过，这类墓地早已被人们忘记了。

当时，宁波是浙江省的重要城市。舟山群岛与宁波相隔不远，因而东印度公司将对华贸易基地建在这里。此外，这时的宁波还是中国茶叶的主要集散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很大，为减少贸易逆差，该公司向舟山群岛输送的鸦片数量日益增多。舟山群岛地理位置优越，外国走私的鸦片很容易通过这个地方运往中国内陆。在美国，当地的公民都听说过宁波这个地方。那时，美国将中国茶叶装入快艇，这些快艇从宁波起航，最终抵达美国。这些中国茶叶多半陈列在美国店铺里，被当地商人命名为“宁波茶”。许多基督教传教士曾来中国进行传教，宁波是早期的传教中心之一。最初进驻宁波的许多美国领事也都扮演着传教士的角色，其中包括甘宁汉。最终，他在宁波逝世。目前，甘宁汉先生的尸体仍旧埋在老宁波公墓的墓地中，他六位妻子的墓地在其四周。甘宁汉在世时，美国国务院经常收到他的报告，其中多数是请求提高工资的。国务院给他的年薪是1000美元，这点儿薪水显然是无法供养六个家庭的。当时，进驻宁波的美国领事还有赫瑞斯。在美国海军将领贝里打开日本门户之后，赫瑞斯与日本当局进行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一个商约。1858年双方代表签署了这个商约，它是美日双方的首个商约，此后赫瑞斯留守日本，在当地从事教师一职，主要授课内容是日本人的政治经济学。就日本的见闻，赫瑞斯写了许多报告，并将它们寄给美国国务院。其中一些报告相当有意思，例如，赫瑞斯说，外国人受到日本民众的友好对待，不过“日本官员们总是使用欺骗的手段，恐怕没有哪个骗子比他们更让人难以忍受了！”

据这位方教授推测，日本人的侵略势力一定会渗透到舟山群岛的。我和这位方教授有相同的想法。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们的想法一点儿也没错。记得从舟山群岛启程后，经过长途旅行，我抵达上海。之后，没过多长时间，我收到一封信件。这封信来自舟山群岛，署名人是方教授。信上这样写着：舟山群岛已经被日本海军占领了；他乘坐一艘小船出逃，目前已经抵达宁波，随行的家属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后来，我从方教授写给我的另一封信中获知这样的情形：舟山群岛再度成为日本人的走私基地，这个基地位于中国沿海地区，从宁波到广州的广大地区都被纳入他们的走私区域，历史又一次在那里上演了。日本人走私的货物很多，不过鸦片和海洛因的数量最多，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需要说明的是，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英国人占据了舟山群岛。如今的舟山群岛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他们在当地成立了海军基地，那里的军事活动随之再度活跃起来。

与此同时，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蒋委员长，因为他在南京推行“拖延政策”。有的反动派叫嚣道：蒋委员长不要干预国事了，赶紧退出政治舞台。这些反动派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迎合他们的敌人。在国内外大众舆论的影响下，南京中央政府无法继续实行拖延政策。8月1日，蒋委员长在接受《中央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再一次向外界公布：中国不想卷入战争；不过，我们并不畏惧战争，倘若超过承受范围，我们同样会对外宣战。目前，我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后来，原本进驻华北的中国军队撤离北平和天津后，退守到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是中国军队的最后防区，它位于黄河流域和陇海铁路沿线区域。之后，每天都有日机盘旋在陇海铁路沿线区域上空，对这个区域进行狂轰滥炸。当时，日本当局不仅向北平和天津增派大批的部队，还向这两个地方运输大量的武器装备。自然，日军的企图用不着说了。南开大学位于天津，它是中国一所有名的高校。继日机轰炸之后，日军对这所高校进行了攻击，并将它彻底摧毁了。那时，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校长，他的两个儿子在中国空军部队做飞行员。事实上，正是由于日本人获知了这个消息，日军才大肆轰炸南开大学。不过，日本人声称：中国有许多反日活动的中心，南开大学是其中之一。

一支日本舰队于8月3日抵达汕头，逼迫当地的中国驻军司令离职。这支日本舰队相当庞大，它由9艘日舰构成。汕头位于广州附近区域。日本人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汕头工人们在这个中国驻军司令的煽动下，不仅举行大罢工，还拒绝给日本轮船装货和卸货。这件事情发生后，中国中央政府和华南的军事首长们在南京召开了紧急会议。此次会议以这个紧张的情形为中心议题，通过讨论，中国中央政府决定将日本的中国侨民撤回中国。日本政府于8月7日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日本侨民务必从汉口等长江沿线城市和华南各地撤回日本。

《上海日报》是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机关报。从8月初开始，《上海日报》多次刊登这样的新闻消息：早在1932年，中日双方派代表签订了上海中立协定；现如今，中国政府向上海的和平治安队加派的人手多达2000名，这明显违反了中立协定的相关条款。这时，杉山是日本陆军将领，他于8月9日对外界声明说：“中国如此不信守承诺，日本必须加以惩戒。此前，日本对中国实行不侵犯的外交政策，现如今有必要改变对中国的政策。”

8月9日晚上，两名日本海军人员试图潜入虹桥机场，它位于上海附近区域。不走运的是，这两个日军被中国驻军击毙了。这两名日军分别是日本海军将领和水兵。与此同时，这两名日军杀死了虹桥机场的一个中国驻兵。当时，冈本是驻上海的日本领事。事发之后，冈本对外宣布说，此事非同小可，东京政府应当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那时，外界传言说，日军将要攻击上海。上海虹口和闸北区域聚居着中国居民，他们获知这个消息后，纷纷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此外，租界内还混入了不少上海郊区村落的民众。

没过多久，上海的局势愈来愈紧张。日军从吴淞口上岸后，已经将侵略势力渗透到上海虹口区。吴淞口位于上海以北的区域，与上海相隔10英里。中国部队随即对日军展开反攻，上海北面顿时燃起了战火。在中国人看来，“出云”号日本战舰是日本侵略行径的象征物。当时，驶入黄浦江后，这艘日舰在与日本领事馆紧邻的地区停靠下来，这个地区正好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正前方。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军官宣布说：8月9日晚，日本海军将领及其司机惨遭中国人的杀害；正是由于类似的事件不断发生，他们出于无奈只好采取自卫行动。这位军官还说，倘若当前的形势得不到有效的控制，那么他们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俞鸿钧时任上海市市长。鉴于上海市当时的情形，俞鸿钧曾向美国和英国政府求援，希望英美两国出面干涉日本，以使日本放弃进攻上海。那时，上海虹口区作为日本的军事基地，是日军进攻中国的门户。后来，英国当局对日本政府说，中日战事不应当波及公共租界。日本政府随即回应道：“不好意思的是，我们很难做到你们要求的事。这一点，即便我们不说，你们也应该明白。”之后，日本人不但没有听取英国当局的意见，反而将驻守公共租界的警察驱逐出虹口，英国人也不例外。与此同时，中国许多城市和京沪铁路也遭到日机的袭击。这些中国城市包括杭州、南昌、南京、苏州和镇江。鉴于当时国内的局势，中国政府下令减少各铁路线的运输量。此外，中国政府宣布：铁路沿线的城市实行全城戒严，长江下游的航道加以封闭。

二、一连串的惨剧

1937年8月14日，即所谓的“黑色的星期六”。正是在这一天，上海发生了一些悲剧事件。那时，8月初的上海局势十分紧张。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我想起我们对于悲剧事件竟然没有一点儿准备，不禁对我们当时的境况感到吃惊。

一般来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每期刊物的页数在40～60之间。1937年8月21日的期刊是个例外，这期《密勒氏评论报》薄得很，页数仅有16页，简直不成体统。这期的《密勒氏评论报》更像是供驻守海外的美国士兵翻阅的美国杂志的精简版本，价值自然大打折扣。更为糟糕的是，这期刊物印刷质量也大大下降了，读者几乎会产生阅读障碍。当时，中日双方作战的前线恰好是我们印刷厂所在地。中日战争在此打响后，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印刷工人全部撤走了，以至于我们的报纸无法刊印。与此同时，其他几家报社也几乎停刊了。《字林西报》是英国一家有名的报纸，它的排字房遭到日本炮弹的袭击，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事发一两天之后，我们报社的一个印刷工人跑回报社，并与我交谈了一会儿。其间，他告诉我说，他的一个朋友有一家印刷厂，这个工厂建在一座大楼的地下室内，它遭日本炮弹袭击的可能性不大，因而，他希望我考虑一下他的意见，在那里刊印这期的《密勒氏评论报》。最终，在这个印刷工人的一再要求下，这期《密勒氏评论报》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下”刊物。

这期的《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一则新闻消息，记载了日军炮击上海的事件。统计数据显示的伤亡情况如下：这起事件中被炸死的人有2000人左右，被炸伤的人有2500多人。这些伤亡人士包括男士、妇女和小孩儿，他们都是中国普通民众。当时，日军在中国不断扩张势力范围。这些中国民众为躲避战乱和恐慌，纷纷涌入上海。不幸的是，后来上海也遭到日军的袭击。这些中国民众的不幸遭遇很大程度上与一架中国飞机有关。那时，这架中国飞机正位于公共租界上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架飞机出现了一点儿故障。据说，逃到上海公共租界的人中，中国人有150万左右。因而，中国人在上海公共租界里随处可见，他们遍布街头巷尾、桥梁上下。这些中国人多数是工人和乡下农民，他们出逃时不仅带着所有的家产，还带着自己的孩子。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孩子多数是襁褓中的婴儿。之后，公共租界里出现了许多接济中心，它们是由中国的慈善机构成立的。倘若炸弹在接济中心或者邻近地区爆炸，自然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即便不说，大家心里也很清楚伤亡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是谁。更不用说炸弹爆炸的地方恰好是老百姓最为密集的区域。

一条街道位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地带，这里同样上演了一幕惨剧。在众多事件中，这个惨剧最为严重。这幕惨剧的事发地点与上海外滩相隔一英里。“大世界”是上海的一个娱乐公司，它在当地享有盛誉。这家公司在这条街道上设立了一个救济站，专门施舍米饭。当时群集在这个救济站的难民竟有5000人左右。这条著名的街道就是虞洽卿路（又名西藏路）。一个交通信号灯位于街口，那时正值绿灯刚灭、红灯即亮之时，一辆汽车只好暂时停下来，等待绿灯亮起。这辆汽车上坐着三个人，他们分别是男士、妇女和女孩儿。后来，这辆汽车的主人打算从车上走下来，伫立在街头，看看天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听见飞机的隆隆声，那声音很洪亮，以至于他认为这架飞机刚从那个商业大厦飞过，正在头顶盘旋。自然，在他的潜意识之中，这架飞机正在低空飞行。不幸的是，这辆汽车的主人前脚刚着地，一颗机枪子弹就飞了过来，射穿了他的胸部。一声惨叫后，只见他两臂向前一伸，随即躺倒在人行道上。他当即就没了气息。

这个死亡的人叫卢琳瑟，作为一名牧师，他是此次中日开战以来首个遇难的外国人。卢琳瑟虽然在英国出生，但是却在美国接受教育，最终获取了美国国籍。著名的《中国纪事报》是由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的一家报纸，卢琳瑟当时在这家报社担任编辑一职。当时，中国有不少传教士，卢琳瑟是其中之一，不过他是一位优秀的和平使者。自然，他站在日本军阀的对立面，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政策，并且毫不惧怕。当时，为有效解决远东国际问题，中国政府决定启用一项计划，即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家军事实力。卢琳瑟甚至不同意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卢琳瑟被飞机上的机枪击毙后，他的妻子和女儿在车上吓得瞠目结舌。面对这种场面，母女俩急忙将卢琳瑟的躯体拽到车上，随即奔赴一家医院准备进行抢救，她们甚至来不及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当时，她们所在的这个广场位于十字路口，这里有好几千人。她们乘坐的汽车刚在这个街头转了个弯，炸弹就袭击了这个广场。

这时，“出云”号日本军舰在黄浦江流域停靠下来。一架中国飞机正好飞行在这艘日舰马路对面的上空。当时，这架飞机上装有两颗重磅炸弹，这两颗炸弹是用来袭击这艘日舰的。不幸的是，这架中国飞机在没有抵达投弹区域之前就遭到一架日本战斗机的袭击。之后，这架中国飞机出现了故障，驾驶员随即决定返回虹桥机场。那时，虹桥机场依旧处于中国国军的控制之中。这架中国飞机不仅受损程度严重，还承载着两颗重磅炸弹。后来，这个驾驶员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架中国飞机几乎是不可能安全返回基地的，因而打算扔掉两颗重磅炸弹。上海跑马厅与事发地点的街口相隔300码左右。当时，这架中国飞机在飞临上海跑马厅上空时投弹，出乎意料的是，炸弹最终落在街口的广场中央后爆炸。那时，恰巧是中午，正值人流、车流的高峰期，这个街口不仅有许许多多的汽车和黄包车，还有数不胜数的行人和数千名中国难民。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中国难民是准备接受救济食物的，这些食物主要是茶水和饭菜。

第一颗炸弹的爆炸地点是柏油马路上。与第一颗不同的是，第二颗炸弹在空中发生爆炸；事发时，这颗炸弹与地面相隔数英尺。第二颗炸弹爆炸时散落了许多弹片，因而造成的伤亡人数相当多。数十辆汽车的乘客都因此遇难。有的碎弹片直接落到乘客身上，有的碎弹片落在油箱上，从而致使汽车发生爆炸。街头行人遭袭后，尸体被炸得粉碎。这些尸体漫天飞舞，有的甚至落到别的街道上。一个广场坐落在“大世界”的前方，这里的人同样死伤无数。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广场的死伤场面是最为悲惨的。这个广场的遇难者包括男士、妇女和儿童，他们都是等待接收救济粥的普通民众，人数有数千人。这些人的尸体都被炸得不成样子了，多数人的衣服也被烧了个精光。最终，这些人的尸体累积在这栋建筑物旁边，其高度惊人。

当时，在上海上空，中日飞机正在交战。后来，炸弹掉落在“大世界”游乐场门口附近地区，这时我在“美国俱乐部”的房顶旁观双方作战。事发地点与“美国俱乐部”之间大概隔着10条街。上海各界人士获知这两颗炸弹爆炸的消息后，无人不为之震惊。事发之后，我连忙前往出事地点。我抵达现场时，只见血流成河，最终汇入下水道。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做过许多战事采访。不过，这样的场面是我之前从未遇到过的。这次新闻采访结束后，我便赶往家里。当我回到家里时，夜已经深了。事发后，警察和红十字会的成员将烧焦的尸体从汽车上挪下来；由于我曾协助他们的工作，到家时，血染红了我的鞋子、袜子和裤子。在爆炸现场，一辆福特车触目惊心。这辆车停靠在事发地点20英尺之外，它前后座的尸体数分别是两具、一具，它们全被烧焦了。这辆车的驾驶员已经被烧得剩下了骨架，连骨架被烧焦了，手臂的骨骼自然也不例外。这具骨架端正地坐在驾驶座上，从现场的情形看来，这个驾驶员在遇难前仍旧握着方向盘。挪动这辆车上的尸体时，我们在这个驾驶员的屁股下找到了一张驾驶照，它依旧完好无损。从中我们获知遇难者中的一位是美国商人，他在上海享有盛名。另外两个遇难者分别是这位美国商人的妻子和司机，司机是一个中国人。

后来，现场的最后一具尸体也被警察和红十字会的成员挪走了。接着，一辆卡车驶来，里面装着的是遇难者们的胳膊和腿。由于遭到炸弹的轰炸，遇难者们的胳膊和腿原本是分散在各处的。这辆卡车是由这些警察和红十字会的成员派来的。这些遇难者包括90个印刷工人，这些工人原本是由基督教安息日会所创办的一家报社的员工。在此次事件中，这家报社的印刷工人仅有10名幸存下来。起初，这家报社坐落在上海的中国区域；后来，出于安全的考虑，这家报社搬迁到租界。搬迁后的第二天，这个炸弹惨案就发生了。

在这个炸弹惨案发生几分钟之后，上海又发生了一件惨案，它是“黑色的星期六”的第二个惨剧。此次惨案中，由中国飞行员操纵的“诺斯拉普”轰炸机上共投下5颗炸弹。南京路是上海最繁荣的街道，它位于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之间。这两家饭店在当时很有名声。这架轰炸机的攻击目标本来是“云山”号日本军舰，由于飞行员的失误，定位目标偏离了实际目标500码，最后落在南京路上的炸弹在这两个饭店的门口爆炸。当时，流落到租界的中国难民遍布在南京路上。事发之后，南京路上的伤亡人士数以百计。这些伤亡人士中难免有外国人。当天下午，一座六层高的大厦遭到另一颗炸弹的袭击。这座大厦是美国海军采购处，除办公室之外，该大厦的顶层设有仓库房。这颗炸弹恰好掉落在办公室和仓库房屋顶。一条街横亘在这座大厦与美国领事馆之间，这两个处所都位于上海市中心地区。这颗炸弹的穿透力极强，相继穿透了水泥屋顶和五层水泥楼板，最终落在地下室的地板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地板也是用水泥修筑的。当时的场面着实令人害怕。不过，庆幸的是，这颗炸弹最终并没有爆炸。美国水兵竟然跑到这颗炸弹跟前察看，他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吧。据这些美国水兵说，炸弹上写着“捷克军火厂制造”，这几个字是用油漆染过的。这颗炸弹到底是哪国的飞机投下来的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揭晓。时隔几天之后，另一颗“飞弹”在两个中国百货公司门前爆炸了。由于这两家百货公司的店内外聚集了不少人，因而伤亡无数，当时的场面也非常悲惨。这两家百货公司在上海享有盛名。这颗“飞弹”是高度爆破性炸弹，它既可能是空军空投下来的，也可能是海军用大炮发射出来的。

艾莲娜·罗斯福是罗斯福的妻子，她是一位美国人。在“黑色的星期六”过去后的第二天晚上，艾莲娜突然推门进入我的办公室。当时，我正在工作，都没察觉到天色已晚。接着，艾莲娜向我表明她的来意，她说：“在走访上海期间，我目睹了许多炸弹惨案，为此许多无辜的百姓中弹身亡。为了劝说战争双方将各自的海军舰艇和作战部队从公共租界的边界地区撤走，我特地跑来征求我的意见。”商谈过后，她对我说，她将要根据她在中国的见闻拟写电报，并将电报发给中日双方的官员们。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她在中国看到许多老百姓被杀害和遭遇不测的凄惨场面，这些老百姓没有半点儿防卫能力，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因而，她希望中日双方不要再对公共租界进行轰炸。为了让蒋夫人将此事传达给蒋委员长，艾莲娜还专门给蒋夫人发了一封电报。

我们随之开始商讨这封电报要发给哪些日本领导人。在我看来，裕仁天皇需要对日军将领的一切行为负责，因而我提议将这封电报拍发给裕仁天皇。当时，艾莲娜是在一位美国人的陪伴下前来我办公室的。这位美国人这时入驻上海，他说：“就这个问题，他和进驻中国的美国大使们进行了讨论。在这些美国大使看来，拍发电报给日本裕仁天皇实属日本人心中的大不敬行为。”

那时，近卫文麿公爵是日本首相。最终，艾莲娜向这位首相发了这封电报。以下是电报全文：

近卫文麿阁下：

为保障上海租界内老百姓的安全，我今天电告蒋夫人，希望蒋委员长暂时停止对上海的袭击。这时，上海公共租界的里里外外都有过量的陆军和海军。中国人获知这个消息后，觉得他们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以抵抗日军的侵略。为了无辜人员的安全，阁下能否设法使上海不卷入战事呢？我之所以发电报征求你的意见，是因为我先前与皇室有过交情。

艾莲娜·罗斯福

（小罗斯福妻子）

针对这类情形，英、美政府曾表示强烈的反抗，日本政府通常置之不理。出乎意外的是，这封电报的结果令人满意。艾莲娜虽然没有收到日本政府的回复，但次日在日本海军司令的一声令下，“出云”号日本军舰从上海市的正面撤走了。此前，这艘日舰停靠在这个地方。日舰“出云”号撤离后，中国飞行员的目标也随之转移，不再是上海市中心地区。之后，上海近郊的老百姓依然遭受重创，因为日舰上的海军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军队的炮击。不过，日本海军通常是绕过上海市区进行炮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营的营房曾遭到日机一颗炸弹的袭击，庆幸的是所有人都安然无恙。此外，一个棉纺织厂也遭到另一架日机一颗炸弹的袭击，该厂的经营权属于美国人。当时，为这个工厂的安全起见，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在这儿。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伤亡发生。

蒋夫人给艾莲娜回了一封电报，电报里写着蒋委员长不仅下令对上海的各种悲剧进行调查，还要给死伤的平民百姓下发一定的抚恤金。

第二十八章　美国军舰被日本炸弹炸沉

在中国首都南京，两个毕业于东京军官军校的年轻日本军官相遇了。当时是1937年的圣诞节前夕，南京刚刚被日军占领——中日两国的战争早就在数月前拉开了帷幕。这两名年轻的日本军官，一个叫野田岩男，一个叫向井，他们的军衔都是少尉。对日本而言，这两名军官在南京相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因为，日本首都东京极具影响力的报纸《日日新闻》曾大肆报导过他们两个人的“功绩”，还刊登过他们的照片。

很快，我就了解了他们两个人在中国首都南京相会的情形，还看到了那份报纸。这都是我办公室的一位翻译人员的功劳。他简单地翻译说：“这两个日本军人在见面后，都非常正式地向对方鞠了一躬，之后各自拔出长剑，非常自豪地指着剑上的缺口。先开口的是岩男少尉，他说：‘已经有105人死于我的剑下，你杀死了多少人？’向井少尉说：‘实在不好意思，我已经杀了106人。’”

如此说来，岩男少尉明显比向井少尉少杀了一个人。可是，《日日新闻》的记者却说：尽管岩男少尉比向井少尉少杀了一个中国人，但是，他们两人谁先杀死第100个中国人的呢？这已无法证明。因此，他们两个人难分胜负。于是，双方认定，此次屠杀中国人的比赛，双方平分秋色；双方还要进行比赛，以先杀死150个中国人作为评判胜负的标准。

于是，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写道：“这是一个从1937年12月11日开始的杀人比赛，双方以杀死150名中国人作为目标。”

其实，上海的一家夜总会，是这两名日本军官首次见面的地点。当时他们决定开展杀人比赛，并以先杀死100个中国人作为评判胜负的标准。可是，东京《日日新闻》并没有特别指出，死在他们两人刀下的中国人全不是中国国军。其实，在日本人相继占领上海、南京之后，中国国军就从京沪铁路沿线200英里的所有城市撤走了，日本兵从上海赶到南京，走的就是这条铁路线。因此，死于这两名日本军官刀下的中国人，很可能全是中国老百姓。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天，日本军队发言人在上海宣称，为了修复军用刀剑，日本军队将专门在上海建设一座工厂。

东京《日日新闻》对这两名日本军官杀人比赛的报道，显示出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后，大肆奸杀掳掠，简直无恶不作。南京城的居民不仅经历了这一次浩劫，因为被日本军队击败的中国军队在撤退的时候，也曾大肆抢掠。除了南京城外，日本军队在占领上海及长江中下游其他城市后，也曾大肆奸杀掳掠。之前日本人在东北做尽了坏事，对此，中国普通百姓早就听得烂熟了。

在东北，日本人经常以某个村庄的老百姓窝藏游击队为借口，把整个村庄的百姓全部杀死，然后一户户地搜刮财物，最后放火将整个村庄烧成一片废墟。

日本军队在南京做尽了坏事，使南京百姓饱受煎熬，这种暴行与非洲北部的古国迦太基对它的人民实施的暴行十分相似。有一些外籍传教士曾亲眼目睹过日本军队的暴行，有些传教士甚至把日本军队行凶的过程拍了下来。据他们说，日本军队已经没有了军纪。这似乎与日本军人多年来接受的对外国人痛恨的教育与训练有很大关系。当日本军人占领南京后，这些教育和训练导致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一个国际性教会组织曾证实过一项报告。该报告称，南京大街上到处都是被日本兵随意枪杀，或者是被用刺刀刺得只剩下一口气，躺在地上等死的中国人。如果有中国人打算逃出南京城，但不幸被日本兵抓住，那么他们的下场就更惨了。日本兵把抓回来的中国人聚拢到一起，搜身，然后用机关枪疯狂地扫射，不留一个活口。即便所谓的“安全区”——由外国传教士创立，平时也由他们负责，在全城混乱的时候，也并不安全。日本兵一样会闯进去，该抓人照样抓人，该杀人照样杀人。日本兵喜欢集体枪杀中国人，除此之外，这些败类还喜欢“点天灯”——把煤油浇在中国人的衣服上，然后点火烧死中国人。

日本人称，之所以杀这些中国人，是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百姓，而是穿上百姓服装，打算逃出南京城的中国兵。有一次，日本兵闯入基督教会成立的“安全区”抓捕中国人，共有400名年纪不等的中国人被他们一个一个地抓走。这些中国人按照50人一组，被分成若干组，之后被拉到南京城外。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最后没有留下一个活口。此外，日本兵还经常将一些中国人绑到木桩上，然后用刺刀练习劈刺。

有一次，日本兵闯入一所教会学校。很多中国妇女和女学生躲在学校的宿舍里。日本兵强行将她们全部带走。日本军队从来不留俘虏。当时日本宣称，以“解放”中国人作为唯一目的，可是，“解放”的实质就是全部消灭。一天，一位牧师在南京美国领事馆一位馆员的陪同下，来到日军司令部，打算请求日军司令约束一下他的手下。可是，在见到日军司令前，那位馆员在大门口被日本卫兵扇了几个耳光，又被羞辱了一顿，最后被轰走。当时日本兵大肆抢掠南京城里的住户，几乎无一家幸免。即便是逃难的难民手里所拿的破破烂烂的小包，也在他们通过南京城城门时被抢走了。

一些教会医院里藏有暗地里拍摄的被杀的中国人的照片。我曾非常仔细地观察过很多这样的照片，发现被杀的中国人身上很多部位，无论是手臂上、肩膀上、脖子上、还是脑袋上，都有被刀砍过的痕迹，而且非常深。可以看出，日本兵用这些中国人进行过军事训练。在这种历史悠久却依然十分流行的训练中，士兵们戴上面具、护肩和皮帽——这些护具都非常重，之后拿起木棍，照着对方头部狠狠地击打，直到双方没有一丝力气才停下来。我曾数次看到过这样的训练。当时我在中国东北，偶尔就会看到日本兵在军营里接受这种训练。每次看到他们训练，我都会感到十分惊诧：这些人为什么能忍受这样猛烈的打击？但更加令我感到诧异的是，这种野蛮的训练，竟然会被应用到手里没有任何武器的中国百姓身上。我在一张教会医生所拍的照片上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中国人的脖子后方有一条被日本军官用剑刺的非常深的印痕。这个中国人并没有死，这是因为刺他的那把剑非常钝，他的脊椎骨因此没有被砍断。

在那家教会医院里，我还看到了很多日本人偷偷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在日本兵挥舞屠刀，向中国人的脑袋上砍去时拍摄的。后来，我还获得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中国女人，她先被两个日本兵奸污，后又被杀死，死状甚是凄惨。更让人气愤的是，那两个日本兵竟然骄傲地站在她身旁合影。日本人都喜欢互相拍照，就算他们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希望别人拍摄下来。我拥有的这一张照片，是我从上海的一家照相馆获得的。照相馆乃朝鲜人所开，有人曾拿这张照片的底片来到这里冲印。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日本兵希望把相片洗印出来，然后寄回故乡，让故乡的朋友们都看到这种行为。

其实，自从日本将《四国海军限制条约》废弃后，美国或其他参加《华盛顿公约》的国家，即便不动用武力，仍有两次机会可以逼迫日本投降。第一次为1931年9月，当时日本关东军掀起了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其实那时日本东京政府的高官们心里十分忐忑。他们害怕美国会采取行动，因为美国可能会为了强化各项条约从而确保中国的领土主权不被侵犯。于是，他们就想尽各种办法，将美国人对日本的批评和猜疑尽数化解。日本政府花费巨资进行宣传和其他工作，希望改变美国的舆论导向，同时尽可能地迫使美国政府不做抵抗。日本人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因此，当他们在中国领土上肆意妄为时，美国人非但没有反对，还予以支持，大量战略物资被从美国运到日本。

当时日本政府所用的一个最出色的宣传家，是一个名叫金奈的美国人。他曾在火奴鲁鲁做过新闻记者和教员，后来前往南满铁路局工作。南满铁路局位于大连，为日本人所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金奈返回美国，访问了很多新闻界人士，包括电台评论员、专栏作家和报社总编。之后，他回到大连，向他的日本人上级呈上一篇长篇报告。一些在情感上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表示赞同的美国人的名字出现在他的报告中。这本来是一份十分机密的文件，却意外流落到另外一个美国人手里，而这个美国人又把这份报告交给了我。

得到这份报告后，我便将其全文发表。即便现在距离那时已经有十几年了，但这篇机密的报告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出现在报告上的那些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赞同的美国人的名字，更加引人注意。

金奈发现这份机密的报告被泄露后，便提出休假的请求。日本人答应了，允许金奈带着他的日本夫人，前往南太平洋法属的大溪地小岛上快乐地生活。此时中日战争已经拉开了帷幕。

当时美国大量有影响力的居民都错误地认为，日本政府中存在着一些喜爱和平的人，这些人能够使好战的日本军人受到相应的约束。因此，那些美国居民都不赞成美国以强硬的态度对待日本。就连时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格鲁，也持同样的观点。格鲁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认为，如果美国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受到刺激的日本军阀非但不会收敛，反而会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态度”。

1937年12月，日本飞机在南京附近的长江中狂轰滥炸，最终将美国海军炮艇“巴纳”号炸沉。这是美国政府可以迫使日本改变侵略中国政策的第二个机会。可是，美国政府在应该采取强硬的态度时，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采取了一种更加软弱的政策。这让日本人变得更加放肆，玩弄美国及其在远东的利益，并最终导致四年后日本军阀向珍珠港发动偷袭。

一则笑话在住在上海和南京的美国人之间非常流行，如果有其他国家的人在场，说话的人就会故意压低音量。这则笑话非常简短，却能切中要害。笑话为：“你是否知道，南京大使馆的开支，都被詹森大使列为了‘竞选费用’？”

对于美国人而言，这则笑话具有特殊的含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影射了在日本军队侵占南京前的数个星期，位于南京的美国大使馆馆员们的一些不正常活动。当时大多数人都知道，詹森大使一直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十分担心，而这也正是美国国务院所担心的，因为在给詹森大使的训令中，美国国务院曾多次表达了这个意思。这些事情在那一时期詹森与美国国务院往来的公文书中有所体现，尽管这些文件从未发表过。日本军队占领上海之后，中国首都南京就成为了下一个目标。于是，詹森大使立即有所行动。他雇了一个中国建筑师，挖了一个防空洞，位置就在美国大使馆和大使馆职员宿舍对面的一个长方形的花园里。这是南京城内的第一个防空洞，里面的设备应有尽有，且非常精美。于是，它就成为了南京外交圈内的话题。只是，身在华府的美国国务卿虽然收到了有关这个防空洞的照片及文字材料，但是那些肩负着保护身处远东的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美国声望的官员们仍然十分担心。他们担心的是，这些防空洞是否能够抵挡炮火的袭击。相对于这种担心，他们更希望与日本人和平相处。于是，他们再次给詹森大使下令，要求他采取更加可靠的措施，确保日本的“飞弹”无法击中他们的同胞。

接到命令的詹森大使只好与美国长江巡逻舰队司令取得联系。詹森大使要求后者派包括“巴纳”号在内的几艘小型内河巡逻舰来到南京，并停泊在离美国大使馆很近的码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听到上海方面发来消息说，日本打算轰炸南京的飞机已经起飞，美国大使馆全体人员就会立即行动起来。在大使的率领下，包括领事、副领事、秘书及速记员在内的其他人员都会立即向码头奔去，之后登上炮舰。为了能够全速逆流而上，炮舰立即升起火来。带着这些人上行数里后，炮舰就会停下来，等待日本飞机轰炸南京。在确保安全后，炮舰就带着这些人返回南京。为了避免发生误会——那是强大的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从而导致双方产生怀疑，美国驻华大使馆会把所有信息告知给日本陆军和海军，这些信息包括大使馆的位置，美国内河炮艇所载人员以及炮舰每次航行打算停泊的位置的详图。除此之外，炮艇的雨篷上和最高甲板上都会被漆上巨大的美国国旗图案，确保日本飞行员在空中能够一目了然。

其他国家驻南京大使馆，包括德国驻华大使馆，都受到美国大使馆慌乱的影响。德国大使馆决定采取美国大使馆同样的办法：每当听到空袭警报拉响后，就租用英国船只，逃到长江里去。就在各国的使馆乱作一团之际，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决定使用刚刚从美国买回来，停在台湾空军基地的轰炸机，大规模地轰炸中国首都南京。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即与当时的无线电通讯社董事长约瑟夫·皮尔逊及《纽约先锋论坛报》驻上海特派员维克德·甘取得了联系，并匆匆赶往南京，打算亲眼目睹日本人大规模地轰炸南京。我开着我那部“福特”老爷车，载着他们两个人，向南京赶去。当天夜里，我们偷偷地穿过日本兵的防线，之后不顾漆黑的夜色，在那崎岖不平的公路上急驰，终于在第二天中午前赶到了南京。那天下午就是日本轰炸机大规模轰炸南京的时间。如果只看南京的街景和商店，当天的南京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因为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所有的百姓要么躲了起来，要么逃出了城。我开车来到了美国大使馆，那里面非常安静，所有的美国官员都逃跑了，只有一位名叫赫尔·拜科斯顿的秘书除外。这位秘书出生在中国，他的父母都是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多年。他的大学是在美国读的，毕业之后才来到中国。他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了很多年。派克斯顿告诉我们，美国大使馆的其他官员，由于惧怕日本人的炸弹，当天大清早就急匆匆地坐船去了长江上游。被问到为什么不像其他人那样离开时，他说：“我才不怕狗娘养的小日本呢！”

我们没有在南京看到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因为他早就离开了南京，带领大使馆的大部分官员去了汉口。中国中央政府正计划搬到汉口，它位于南京西面，距南京大约300英里。

我们的午饭是在大使馆与派克斯顿一起吃的。为我们做饭的是大使馆的中国厨师。他与工友们仍然留在大使馆工作，并没有逃走。

吃过午饭后，我开车去了南京的励志社，拜访蒋委员长及其夫人。我向蒋委员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大使馆官员每次了解日本飞机要来轰炸南京后，都会立即逃跑，委员长对此作何感想？蒋委员长笑了一下，耸了一下肩膀，说：“现在我们仍旧在这里。”励志社相当于中国陆军的青年会。

为了等待日本轰炸机前来轰炸，当天下午我们一直没有离开南京。可是，我们连日本轰炸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我们决定立即回到上海。因为我们预料到，上海将会有重大事情发生。在当天傍晚时分，我们沿着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返回上海。途中，我们成功地避开了正打算向南京发动进攻的日本军队的前哨。由于日本军队并没有能够将上海整个包围起来，所以我们认为自己能够返回上海。

在天色渐明时，我们遇到了麻烦。路上有一个大泥坑，我的“福特”老爷车陷了进去。这个坑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害怕的坑。它是公路上的一个烂泥坑，深三四英尺，长约一英里，是重型军用车辆造成的。公路被这些重型军用车压塌，陷下去很深，就变成了壕沟。陷在长长的烂泥坑里的并不止我们的“福特”车，很多形形色色的车辆停在我们的车前。为了从烂泥里爬出来，每个车都在做最大的努力，可结果每一辆车除了在烂泥里打滚，越陷越深外，根本毫无办法。说来也巧，在从南京返回上海的路上，我突发奇想，下意识地认为可能需要一根绳子。于是，我就在街角的一家店里买了一根绳子。它足有好几英尺长。

此时，想起这根绳子，我非常兴奋，现在它果然派上用场了。此外，我觉得十分巧合的是，我的口袋里还装有一张钞票，它是一张崭新的，面值十元的中国钞票。当我看到一大群中国农民，既有男人，还有女人，也有小孩儿，站在马路旁边的田野上看热闹时，我就决定利用这张钞票来让他们帮忙。我向他们挥舞着钞票，问他们是否愿意帮我们将车从泥坑里拖出来。他们立即热心地表示同意。帮我们拖车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儿加起来大约有20个人。他们一边用力地拖车，一边有节奏地唱歌、呐喊。车子很快就被他们从烂泥沟里拖出来。我们本打算把它拖到一块干燥的地上，就在大家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有人高喊：“日本鬼子的飞机来啦！”

我抬头向上望去，果然看到了一队日本重型轰炸机。于是，我们立即躲到路旁附近的壕沟里。有十多辆中国军队的大卡车和十几辆其他车陷在公路的泥沟里，这正是日本飞机扫射和轰炸的最好目标。可是，日本鬼子的轰炸机驾驶员根本没有理我们，他们要轰炸南京，这个任务比轰炸我们重要多了。

观看日本轰炸机轰炸中国首都南京的机会，就这样被错过了。同时，美国大使馆里的那几位工作人员，引起了我们的担心。以前警报响时，他们根本不肯逃跑，不知道这次他们有没有逃跑？当日本的重型轰炸机飞过我们上方的天空，大家把我们的“福特”老爷车从泥沟里拖出来时，立即传来了大呼小叫的声音。那是其他陷在烂泥沟里的汽车司机及车上人员发出的。他们说，我们只需要出一块现大洋的钞票就足够了，根本没有必要出那么多。他们之所以大喊大叫，是因为帮我们拖车的农民赚了我们十块洋钱后，其他人再以低价叫他们拖车，他们就不会再拖了，否则就会显得很没面子。有人对我说，由于我开了先例，所以十块大洋成为了把车子拖出泥沟的标准定价。

12月12日下午，美国的炮艇“潘纳”号沉入了长江江底。这是日本飞机炸弹轰炸、机枪扫射的结果。除了“潘纳”号之外，两艘游艇和一艘小型的油船“美安”号同样沉入了长江江底。这三艘船都是美孚石油公司的船只。当日本的轰炸机对“潘纳”号轰炸时，“潘纳”号和另外三艘船停泊在长江上游江中心，这是美国大使馆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令所做的决定。船停泊的位置距离南京大约20英里，属于安徽省和县。“潘纳”号和“美安”号先后遭到了日本轰炸机的轰炸，其余两艘游艇带着幸存者向岸上逃亡。日本轰炸机又向这两艘游艇扫射，打死了很多人。除了那两艘大船的船长外，还有大量美国海军官兵和美国百姓被打死。

就在停泊在和县附近江面上的美国战舰遭到日本轰炸机扫射的几个小时前，英国炮舰“蜜蜂”号和“瓢虫”号，以及另外五艘内河轮船“大东”号、“土廓”号、“新德”号、“王土”号以及“绥渥”号就遭到了日本轰炸机的攻击。这些英国船只，无不清楚地涂有大英帝国的国旗。除了遭到日本轰炸机的空中袭击外，这些英国船只还遭到了日本军队架设在江岸上的大炮的轰击，因此，有大量英国海军军官和普通百姓殒命。当时，这些英国船舰就停泊在芜湖城外的江面上。芜湖距离南京约50英里，那里正是日本芜湖地区司令桥本金五郎大佐的司令部所在地。桥本大佐一向持有反美的态度，这从他到达芜湖的第一天就表露了出来。这是因为，他来到芜湖后，立即下令将美国教会大门上的美国国旗扯下来，扯成碎片，然后扔到地上，之后他还用钉有平头钉的大皮靴不停地踩。

一位名叫桑特利的意大利新闻记者在美国航船遭遇的不幸中死去。他是意大利都灵出版的《新闻报》的特派员。都灵的《新闻报》是意大利一家非常有名的报纸。在担任此项职务前，桑特利曾是墨索里尼在米兰出版的个人报纸的特派员。意大利法西斯党在上海建立了支部，他经常从那里获得消息。

那天，桑特利上了“潘纳”号，结果他遭到了机枪弹和炸弹的袭击，第二天就死掉了。在英国战舰所遭遇的不幸中，最为幸运的当属“王土”号上的几位德国驻华大使馆馆员。日本轰炸机的炮弹并没有打中他们，只不过，由于“王土”号中弹，他们才不得不被请到英国的另外一艘战舰上。在这次事件后，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日本的盟国，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尽管它们都是《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成员国。

在日本轰炸机轰炸、扫射美国船只后的几个小时，也就是12月13日的早上，华盛顿发生了奇怪的一幕。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弘亲赴美国国务院，向美国政府道歉，并表示，美国在此次事件中所遭受的损失，日本政府愿意如数赔偿。可是，对于这件事，只有广播电台发出一则简单的报道，有关这件事的详细报告，国务院并没有接到。斋藤弘大使便说：“美国船舶停泊的位置，日本方面早就已经知道了，因此说，日本轰炸机轰炸‘潘纳’号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当然，这件事纯属意外，同时也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他话里的意思是，他对此事感到非常抱歉。

这时，有人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便是正在上海的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雅纳尔上将。他知道，对于“潘纳”号被击沉一事，美国政府必将采取强硬的态度，于是立即命令停泊在上海的美国海军巡洋舰“奥古斯塔”号留在原地。“奥古斯塔”号本来是打算从上海出发，前往马尼拉的。日本海军发言人在一项声明中称，美国海军的全部战舰都将撤离长江流域。对于这一声明，雅纳尔上将立即予以否认。他声明说：“美国海军战舰停泊的是中国的水域，而且停泊在这里，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只要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需要保护，美国海军船舰就不会离开。”雅纳尔上将还宣称，美国根本不会理会日本要求美国海军船舰撤出中国水域的无礼要求。不过，华盛顿方面并没有支持雅纳尔海军上将。对于美国海军炮舰和部队是否全部从亚洲撤退一事，美国参议院的官员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并为此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有人宣称，大英帝国希望美国帮其获得在中国的利益。一位参议员甚至说：“美国政府只需要日本承认它的错误，并向美国道歉就可以了。”提出比较合乎逻辑的建议的，只有参议员凯·皮特曼一人。他说，美国政府应该惩罚所有应该对“潘纳”号和其他美国船舰被轰炸扫射负责的日本海陆军官员。皮特曼参议员说，美国是中立国家，发生在美国身上的“意外”事件，实在让人无法忍受；而且，日本政府对于此类“意外”事件的态度，根本无法让人满意。皮特曼参议员还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类“意外”事件，完全是日本政府给予了日本驻海外的海陆军司令官太大的权力，同时又使这种权力没有受到约束所造成的。“因此，对这件暴行负有责任的日本高级军官的姓名，美国政府理应得到，而且，美国政府还应该要求日本政府惩处这些人。”

皮特曼参议员指出，只有日本政府严厉地处罚这些人，日本军人的良好信誉才能得到体现，他们对国际法的侵犯行为才能终止。他还说，这一连串“意外”的发生，日本政府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日军这样做，意图对一些中立国家产生威慑，逼迫他们赶紧把外交人员和侨民撤出中国。

可是，这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策略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采纳。除了道歉、赔偿、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外，美国政府并没有提出过多的要求。况且，道歉和赔偿也是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弘提出来的。驻芜湖的日军司令桥本大佐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理应为此负责，可是，美国政府却没有提出惩罚他和其他对此事负有责任的日本军官的要求。

由于罗斯福总统一再坚持要把美国的抗议书直接送给日本的裕仁天皇，这件事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拒绝了罗斯福总统的这项要求。于是，在远东的美国人就觉得迷惘了，大家都在讨论这种奇怪的外交姿态是哪个人想出来的。据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被日本小学生的行为打动了。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些日本小学生来到美国大使馆附近的街上，说要凑钱买一艘崭新的炮舰赔偿美国，向路上的行人募捐一分两分钱。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日本政府虽然答应对被日本飞机炸毁的“潘纳”号战舰进行赔偿，却一直没有任何行动。日本政府一拖再拖，当实在无法继续拖下去时，便说日本会在造船厂造一条炮舰，以此来赔偿美国。可是，美国海军军部并没有答应。

对于“潘纳”号被炸沉这一事件，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发言人产生了争论，这使得轰炸“潘纳”号和其他美国战舰，以及炮轰英国战舰的负责人浮出水面。他就是日本陆军驻中国安徽省芜湖地区的司令官桥本大佐。日本驻华大使馆在上海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议上，原田熊吉将军表态，扫射、轰炸以及在长江岸边用炮弹轰炸英美战舰一事，与日本陆军没有任何瓜葛。原田将军的发言，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日本海军，也就是说，所有责任都应该归咎于日本海军。可是，日本海军的发言人也激动地说，真正的罪魁祸首，正是桥本大佐及其部队。

在日本陆军于1936年在东京发动的“二二六”事变中，曾担任过日本驻土耳其和驻法大使馆武官的桥本大佐是领袖之一。在“二二六”事变中，对于法西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头衔，他坚决否认，只宣称他代表的是“远东的新精神”，这一精神的目标为——将英美两个国家对亚洲的影响彻底消除。对于轰炸“潘纳”号一事，桥本大佐否认与此有任何关联。可是有人说，他向日本军队下达命令，用大炮轰炸停泊在长江中的任何国家的船舰。不过，这样说的人，似乎忘记了，正是桥本大佐劝告英国和美国的船舰停泊在安全的水域。其实，下令轰炸“潘纳”号，当“潘纳”号被炸沉后，下令用机枪向其扫射，后来又下令向载有生还者的两艘船舰射击的，并非桥本大佐，而是他的一个部下。这位军官判断失误，他把船上所载的人员误当成中国国军部队。

日本陆军当局最初称，美国的“潘纳”号炮舰先向位于长江沿岸的日本军队开火，并因此对“潘纳”号炮舰进行谴责。后来，这项谴责遭到了否定。不过，日本陆军当局并没有慌乱，宣称日本海军已经承认，应当为“潘纳”号和其他美国战舰遭到轰炸和扫射负责。数天后，日本人宣称，日本海军军部已经撤销了日本海军航空队司令海军少将三楠定藏的职务，并将其召回了日本。日本海军军部还宣称，所有轰炸“潘纳”号的日本海军飞行员都将遭到惩罚。而日本陆军军部也因炮轰英国船舰一事向英国道歉。虽然道了歉，但日本陆军军部依然狡辩称，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正从南京搬迁至武汉，所以他们把那些英国船舰当成了为蒋介石从南京撤向汉口的部队护航的船只。

12月17日，在“潘纳”号炮舰被炸沉五天之后，炮舰上的幸存者才到了上海。当时，英国的炮艇“瓢虫”号，以及“潘纳”号的姐妹舰、美国海军炮舰“欧胡号”正停泊在黄浦江中。那些幸存者立即被送到这两艘船舰上，他们之中受伤较轻的，就被用担架送到美国亚洲舰队司令的旗舰“奥古斯塔”号上接受治疗，受伤较重者被送到了上海的医院。

上海国际社会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是因为美国和英国的船舰遭到日本飞机和大炮轰炸的消息传到了上海，接着那些受伤的人，以及盖着英美两国国旗的死难者的灵柩到达了上海。随着世界各大通讯社、报社的特派员纷纷向上海各界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这种暴行的严重性，以及它所包含的国际社会的意义得到了证实。有几位记者曾搭乘遭到轰炸的“潘纳”号，他们所看到的事实让他们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尽管《柯里尔》杂志的记者杰姆·马歇尔也亲眼目睹了此事，但由于肩膀和喉咙被日本的炸弹片击中，受到很严重的伤，所以就顾不上去报道此事了。

在“潘纳”号被轰炸时，年轻的安那波里斯大学毕业生、海军中尉约翰·凯斯德正在船上。他对日本飞机轰炸“潘纳”号一事进行了最完整、最翔实、最真实的报道。之后，他照顾着那些幸存者，在大半夜里，沿着长江沿岸慢慢地向前移动，直到几个小时后才被救回船上。救他们的是英国和美国没有被击沉的船舰。盖斯德海军中尉回忆道，轰炸“潘纳”号的日本飞机是分两次赶来的，前一次三架飞机，第二次六架飞机。他说，可恶的日本鬼子是从约七千英尺的高空将第一枚炸弹投下来的，炸弹的落点准确无误。而且，所有的炸弹几乎都击中了“潘纳”号，那些没有击中的炮弹，也落在离船很近的地方。这正是“潘纳”号受损严重的原因。日本飞机第二次前来攻击时飞得很低，不断地向正在沉没的“潘纳”号以及打算向停在岸边的救生艇上逃命的幸存者扫射。

第二十九章　我与《芝加哥论坛报》

1937年12月17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既是因为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而沉没的美国炮舰“潘纳”号的幸存者抵达上海的日期，同时对于《芝加哥论坛报》来说，这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在《芝加哥论坛报》上海办事处的大门口，写有“世界最伟大的报纸”八个大字的铜牌高高悬挂，让办事处显得非常气派。不过，这块铜牌由于经历了很多年的风吹雨打，加上办事处工友每天擦拭，所以上面的黄铜都已经剥落了。

在远东居住期间，我主要在上海编辑自己的《密勒氏评论报》。除此之外，我偶尔也会做一些其他工作——担任某些英美著名报纸和通讯社的特派员。其中，英国工党机关报、伦敦的《每日先锋报》、大英帝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曼彻斯特导报》以及属于麦克柯迈克上校的、由美国著名的孤立主义者撑腰的《芝加哥论坛报》，是我服务时间比较长的几份报纸。除此之外，当有两件重大新闻同时出现时，美联社和《纽约先锋论坛报》的特派员便无法分身，所以我还会帮他们采访一些重大新闻。

曾经有好几年的时间，《曼彻斯特导报》和《芝加哥论坛报》是我同时服务的对象。这件事让一位同行颇感好奇。他说，这两家报社的立场和政策完全相反，你怎么能够同时为它们采访纷繁复杂的中国新闻呢？我对他说，在写新闻时，这两家报纸的政策和立场会被我完全忽略。我只是竭尽全力去获得最基本、最重要的素材，之后将其交给编辑先生们，任由他们去决断。我不记得有哪次，因为要配合这两家报纸的政策，我需要对新闻电报稿进行修改。不过，这并不代表这两家报纸的编辑们对此毫无异议，他们的确曾在报纸的社论版与我进行过辩论。1917年，日本人第二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的“二十一条”，这件事促成了我第一次去北京采访，也促成了我跟《芝加哥论坛报》的初次合作。《芝加哥论坛报》的总编辑柏克先生给我发来一封电报，请我帮助该报采访这一则新闻。接到这封电报时，我刚来中国几个月，给某份报纸写新闻稿的事情从未做过。不过，我撰写的新闻稿，似乎很得柏克先生的认可。我的新闻稿被刊登在第一版，而且标题非常醒目，横贯整个版面。几周之后，柏克先生给我寄来了一张25美元的支票。从此之后，我便开始与《芝加哥论坛报》正式合作。现在算来，我已经替《芝加哥论坛报》服务了近20年，当然，中间有几次间断。开始我只是作兼职，后来就成为该报正式的驻中国特派员。无论是在中国长期内战时期，还是1929年中苏之战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以及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我每次都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向《芝加哥论坛报》发电报，或者是把特写邮寄过去。电报和特写都是我在夜深人静时写的，因为上海与芝加哥存在着大约12个小时的时差。这使我变成了外国记者中特别能熬夜的一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量很大，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这样努力地工作了好几年后，我成为了《芝加哥论坛报》的资深驻外记者。如果能再多为该报服务几个月，我就能够获得退休的资格，如此一来，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

除了听说，我很少能够直接接触到《芝加哥论坛报》报社的政策。这是因为，尽管我为该报服务多年，却从来没有在总社工作过。有一次，某个《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途经上海。在闲聊的过程中，他就劝说我要与麦克柯迈克上校搞好关系。类似的劝告，我从杰本那里也听说过。杰本是《芝加哥论坛报》的王牌记者，他曾因采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闻而出尽了风头，他的一只眼睛就是在战场上被弄瞎的。他到远东来过好几次，每次在旅馆的酒吧与我聊天，他都劝告我说，要与上校搞好关系。有一次，我们在沈阳相遇。喝过几杯酒后，他又旧话重提，还将在《芝加哥论坛报》服务成功的秘诀向我和盘托出。

“你不要总报道上层社会的新闻，有时候也需要写一些烂新闻。芝加哥买《芝加哥论坛报》的人，完全不了解美国的远东政策，让他们花钱买报纸了解这方面的消息，根本就不可能。土匪、战争等热门新闻才是他们需要的。”

后来，我终于了解到，未曾在芝加哥总社工作过让我受到严重的损失。同样是驻外记者，但我的工资一直都比那些在总社工作的人低很多。

1937年12月17日早上，柯庞宁上尉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剪”号飞机从芝加哥来到上海。他是麦克柯迈克上校的私人代表，是奉上校的命令取消《芝加哥论坛报》设在中国的所有办事处。尽管芝加哥报社已经给我发过电报，告诉我柯庞宁上尉会带着这一任务前来，但是如此突然的决定，还是让我无法适应。有一天早上，柯庞宁上尉正坐在床上吃早饭，我突然问他：“此时‘潘纳’号被炸事件刚刚发生，中国与日本已经开战，这是世界性的新闻，很值得报道。请坦诚地告诉我，为什么《芝加哥论坛报》要在此时将它在中国的办事处关闭？”柯庞宁上尉抬起头来，看了我几眼，继续吃他的早饭。“上校说，日本很快就会将中国消灭掉，中国很快就不会再有重要新闻了。以后，只有从东京方面下手，才能够采访到有关中国的新闻。”

听他这么说，我的两条腿突然有点儿支撑不住我的身体了，我不知不觉地跌倒在一张椅子上。此时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只是不断地重复道：“怎么能现在结束呢！”

就在我们两人谈论的时候，上校给柯庞宁上尉发来一份电报。上校要求柯庞宁上尉对“有关‘潘纳’号的新闻进行采访”。美联社刚刚给《芝加哥论坛报》发去电讯，称“潘纳”号的幸存者抵达上海的日期可能就在那一天。柯庞宁上尉把电报递到我的手上，说：“走，我们去采访。”

我大声叫道：“我不是已经被开除了吗？”

“这个问题你就不必再担心了。我想看一下你的采访工作。”他说。

之后，柯庞宁上尉天南海北地跟我聊了起来。他对我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可以随时进入上校的房间，整个报社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这样做。

后来，我知道了他要跟我一起去的原因。那是我在我们抵达上海乡村医院去采访“潘纳”号的幸存者后才发现的。英美烟草公司的职员温斯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个对象。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伦诺柯市人，日本飞机轰炸时，他就坐在油船“美安”号上。当这艘油船和“潘纳”号遭到日本轰炸机的轰炸，沉没在长江里时，他的手臂因为剧烈的震动而被震麻木了。正式采访开始前，我想看看柯庞宁上尉一展身手，就站在了他的身后。可是，柯庞宁上尉却不停地把我向前推，让我去采访。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根本没有采访过任何人。”

他还对我说，他根本没有任何新闻工作经验，只会做上校的个人助理和秘书，为上校服务。

那天晚上，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芝加哥论坛报》的办公室工作。保持每天在那里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这一习惯已经有20年了，如果突然打破这种习惯，我会感到难以适应。柯庞宁上尉在午夜时分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坐在打字机前，很快就在一张电报纸上打了三行字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便立即大叫起来。他写的是：“凭良心说，‘潘纳’号的新闻比这要值钱很多。”

他收回电报，并用力将其撕碎。接着，他对我说：“你继续写吧，你的事包在我身上。”

我把“潘纳”号的新闻写好后，就把它发了出去。这条新闻被刊登在《芝加哥论坛报》的第一版，不过，记者的名字并不是我，而是柯庞宁上尉。

在此后的几天里，柯庞宁上尉跟我一起关闭《芝加哥论坛报》的办事处，将悬挂在大门口的铜牌摘下来。这个地方结束了它二十多年的工作，看起来让人感慨万分。麦克柯迈克上校多发给我三个月的工资。

几个星期过后，我终于听到了有关柯庞宁上尉的消息。那也是我听说的有关他的最后的消息。有人说，他离开了上海，去了中国政府暂时的首都汉口。在汉口，为了去前线采访，柯庞宁上尉打算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租一列火车。中国人果断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柯庞宁上尉非常庄重地对中国人说：“如果《芝加哥论坛报》需要，买下中国整条铁路都不在话下。”

不过，中国人告诉他，汉口通向南北的两条铁路，早就被截断了。就算他买下六七列火车，也无法赶到前线。无奈的柯庞宁上尉，最后只得离开了中国。在离开时，他留下了令人厌恶的眼神。

从1937开始，直到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那一刻，整整四年时间，《芝加哥论坛报》只派了一个日本人驻在东京负责采访远东的新闻。那个特派员出生在火奴鲁鲁，所以从法理上讲，他同样也是美国公民。

第三十章　日本人的压迫越来越沉重

从1938年开始，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开始感到日本人所施的压迫，尽管这两个租界一向都十分安全。此时，日本人已经将整个上海市区控制起来，还在上海北区虹口驻扎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靠收税来维持的租界当局就失去了收入来源，它已经无法在所管辖的区域内收税，或者获得其他收入。这是因为，上海大部分大制造厂，都位于租界内。

除了税收之外，公共租界当局还十分担心另外一件事。自来水厂和电力厂都设在日本所控制的区域内，如果日本人想控制租界，就可以通过切断水电的方式达到目的。此外，还有一个麻烦就是，联系上海南北两区的苏州河上的主要大桥被日本兵控制住了。所有通行的行人、小汽车和大卡车都需要停下来，接受日本兵的盘查。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向外国人深深地鞠一躬。行人还好，司机还必须下车鞠躬。凡是不肯下车鞠躬的司机，要么遭到日本兵的毒打，那么被抓起来。日本兵还要向通过日本占领区，或者从日本占领区运出的货物征收很重的通行税。据说这些钱大部分都流入了日本陆海军军官的口袋里。

沪江大学是长江流域规模庞大的一所大学。它是由美国基督教浸信会赞助的。日本兵到来后，这所学校被强制关闭，学校里的财物都被抢走了。另外一所大学——光华大学，是中国人自办的教育机构，彻底被日本兵捣毁。上海劳动大学这所建于1927年北伐后的大学，也难逃被毁的厄运。复旦大学这所由中国著名教育家李登辉博士建立的大学，也被日本兵占领了。日本人还将其改为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圣约翰大学，这所由美国圣公会所建，资格最老的大学，同样被关闭。只不过，日本人后来又允许该校重开。尽管可以重开，但它却遭到了严密的监视，日本兵会按时去教室和学生寝室中巡视。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名叫费信惇的美国人成为了外国人在上海的利益的主要保护者。那时费信惇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总捕头”，与美国的市经理权力相当。其实，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被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市议会议长，在此后20多年里一直是上海人民所熟悉的“市长阁下”。1937年，由于视力衰竭，他只好选择了辞职。

费信惇是1940年来到上海的。他出生在美国缅因州的法耶菲尔德堡，后来进入鲍登学院学习。1903年，他以年轻的法学院毕业生的身份，跟随美国的纽约贸易公司来到上海。来到上海后，他就留了下来，并成为上海公共租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当时上海市大约有350万人口，其中约有一百七八十万人居住在租界内。在这一百多万人的租界居民中，约有10万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费信惇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他不仅与租界里的外国人相处融洽，而且在中国社会也同样吃得开。中国人对他非常信任和尊重，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比如从1925年开始，只有他一名外国官员能够长期与中国官员保持接触。要知道，当时反帝国主义、反洋人的浪潮持续了很长时间，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如果没有他，上海租界至少被中国政治党派占领了三次。1927年，上海租界遭到了最为严重的威胁，正是他阻止了这一情况的恶化。还有一次，北平的外交使节团打算将上海的公共租界“接收”，将上海公共租界里的民选政府取缔。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制止了此事。北平的外交使节团失利的原因在于，他们所聘请的律师，对于上海租界的法律地位远不如美国律师那样了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国民党不喜欢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家里乱搞。美国律师对此十分清楚，便根据国民党的喜好稳定其情绪。

1938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年度选举大会中，日本耍阴谋诡计，打算操纵投票。费信惇以其聪明才智捣毁了这一阴谋。在大选之前，日本人将大量民众迁入公共租界，并帮助这些人获得了选举权。除此之外，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就无人知晓了。总之，费信惇最后仍然以微弱的优势，在选举中获胜。有传闻称他使用了“坦马尼策略”。日本人声称，有几个投票箱，一直没有被打开，而他们的选票就被装在那几个投票箱里。

1939年，在费信惇辞去了公共租界“总捕头”的职务时，市议会送给他一个居民特权，保证他“终身免税”。不过，由于曾与日本人作对，他遭到了日本人的报复。日本偷袭珍珠港，将上海租界占领后，日本人就逼迫他搬到一个木屋里。那个木屋是俄国人居住的，污秽不堪。后来，费信惇彻底失明了，饮食起居完全靠一个心地善良的中国籍佣人照料。在他逝世前，这个好心的佣人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1943年9月20日，费信惇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6岁。就在他死去的前一天，美国的换俘船刚刚启航返回美国。他本来是可以乘坐这艘船回美国的，不过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所以就决定不回去了。他宁可死在上海，也不愿意死在海上。

上海公共租界一直是由美国人和欧洲人把持的。日本人因此从来没有获得过更多的发言权。这让日本人颇感不满。当日本人以武力的方式，获得上海租界更多的发言权后，上海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稳定、和平，也没有获得更多的公共福利。种种迹象表明，在日军占领上海后，好像就出现了一支专门抢掠的队伍，一方面要榨干上海市民口袋里的钱财，一方面不断地摧毁上海市民的道德规范。

我曾在1939年初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的对象是上海公共租界地区的赌场和烟窟。那时候日本军队虽然尚未将租界占领，但已经控制了上海。调查结果显示：自从日本皇军来到上海后，已经新出现了125家赌场和烟窟。这个人口众多的区域，受一个简称为“3S”、隶属于日军战斗部队的“特别行政区”管辖。这与美国任何一个大的、正在不断发展的城市郊区十分相似。这个特区与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控制的区域只隔了一条街，所以很多人都会把它与英美租界、法租界的边界弄混。

当日本军队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其他地区占领后，他们便立即建立了附带烟窟的赌场，这是他们建立起来的第一项“文化事业机构”。经营赌场的人，要么是日本浪人和强盗土匪，要么是中国的地痞流氓，还有就是自称汪精卫组织中的人员。后来，日本宪兵曾想封闭所有的烟窟，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像话。不过，他们并没有成功，因为日军“特别行政区”人员非但阻止他们这样做，还专门成立了“上海特许娱乐部”来管理赌场。于是，上海出现了大量的大烟窟、赌场、妓院及海洛因戒毒所。这类场所中的大部分每年都要交十分昂贵的管理费。除此之外，属于“皇宫”一类的高级场所，每天都要交500美元的税，那些中等的也要交150美元。不管这类场所位于哪里，每一个场所的墙上，都贴着非常引人注目的宣传海报，而那些富丽堂皇、装修豪华的场所却与之相反，什么也不贴。每一个烟窟和赌场，都会召集下等社会里的打手作为保镖。敌对赌场的打手们，经常暴发冲突，甚至进行暗杀，因此，每当夜幕降临，大街上就笼罩着一层阴森恐怖的气氛，根本没有人在街上行走。有一家名为“好莱坞”的豪华大赌场，公然对外宣称，在汪精卫伪政权控制区内，共有400名武装保镖。如果两家赌场的保镖发生冲突，场面就会像一场小规模的战争那样激烈。

后来，大量赌具突然出现，并散布到上海市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想知道这些赌具的来源，但一直不得而知。后来，大家才知道了真相：一位日本商人专门开办了一家制造番摊、骰子、轮船赌等赌具的制造厂；此外，他还从位于广东与九龙交界处的大赌场买来了大批现成的设备，那里具有很多生意兴隆、历史漫长的大赌场。所有这些大赌场，无不自称为汪伪政府下的附属机构，后来便勾结日本浪人，来到上海经常烟窟和赌场。

经营赌场和烟窟需要房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强迫西洋人搬到其他地方去，用西洋人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可实际上，这些洋人们的住宅根本无法用来开赌场。于是，一幢幢简陋的房屋接二连三地被修建起来。这些新建的房屋，大部分格局都是相同的，中间是用来当作赌场的大厅，四周是用来当作吸食鸦片的烟窟的小房屋。

一直以来，赌博、买卖和吸食毒品都会遭到公共租界当局的禁止。因此，这些赌场和烟窟的建立，立即就让上海老百姓感觉到，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做这些坏事，而且无须再担心警察横加阻拦。有一小撮不受其国家领事官员治外法权所管辖的西洋人，也开始经营起赌场来。不过，这些西洋人很快就发现一件事：他们经营赌场，时常与日本人发生冲突。日本人不希望，也不想允许欧洲人经营这类罪恶事业。有一位名叫裘法兰的匈牙利人，有一段时间，在上海西部地区经营了一家非常豪华的赌场，可后来由于没有与日本军部搞好关系，遭到了日军的制裁。日军将其逮捕，之后将其关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政治犯监狱中。由于无法忍受监狱里的生活，这位匈牙利人就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

这些“辉煌的政绩”只是日本人所开展的活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为了把亚洲所有宗教派别和宗教团体组成一个机构，从而实现集中指导，日本人还展开了一个名为“华中宗教同盟”的运动。日本人邀请天主教和基督教参加这个运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日籍牧师是该运动的领导人。这个牧师宣称，是日本政府任命他为该运动领导人，要他成立一个宗教的中央机构的。这个中央机构成立后，没有该机构的许可，所有西洋传教士以及中国信徒的往来都不合法。他还宣称：“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国，在日本帝国精神的指导下，为亚洲的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是日本政府成立该机构的目的，“现在正是我们领导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劳苦大众，为中国的精神进步而奋斗的时候。”

据日本报纸报道，这位牧师打算率领600人（这其中既包括日本基督教牧师，也包括日本佛教和尚）来到中国，取代西洋传教士，进行传教工作。这位牧师还宣称，华中宗教同盟将接管中国所有的基督教教堂、修道院及佛教寺庙。

此时，日本人还接管了中国的各类企业，并将其改组，纳入日本同类企业之中，使之成为日本某项企业联盟的成员。比如日本接收了包括西洋人经营的电台、中国的电讯局在内的所有交通通讯事业，并将其改组，使之成为日本人控制的华中电讯交通公司的成员。包括钢铁厂、棉纱厂、水泥厂、机械厂在内的所有中国工厂，只要日本人需要，就难逃被日本人接收改组的命运。大量中国工厂被纳入日本家庭企业的某项独占企业内。一般来说，让日本人特别重视的，还是那些丝织厂和棉纱厂。对于那些日本人不需要的企业，它们的命运就更加凄惨。日本人关闭这些企业，拆掉厂里的机器设备，当成废铁通过海陆运回日本。

中国渔业受到了日本海军当局的严格控制。实际上，数千条色彩斑斓的大帆船大部分为私人所有，它们不是属于某一个家族，就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为了从事渔业，那些人专门成立了一个同业工会。中国沿海各省人口十分稠密，渔业是沿海各省百姓的主要食物，而渔业养活了很多人——大量居住在大帆船上，一辈子都生活在海上的人，就是靠渔业来生活的。基于渔业的重要性，日本人在封锁中国的海岸线后，马上对外宣布，他们决定要重新改组中国渔业。不久后，一家垄断性的日本渔业公司成立了。此外，日本人还开办了一家以核定鱼价为主要任务的中央鱼市场。日本人规定，所有的中国渔船船主，每天都要把他捕获的鱼送到这个中央鱼市场，日本人对种类繁多的鱼进行分类，然后再评定等级出售。若有中国渔船船主打算逃避日本人的检查，或者违反该项规定，那么日本海军就会进行严厉的制裁。日本的驱逐舰或者炮舰会向渔船开火，把渔船打烂。因此，海边有大量中国渔船的残骸，很多经过的旅客都看到过这些残骸。

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商人们，因此经常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日本人大肆掠夺、迫害他们的中国同行和朋友，直到他们的同行和朋友变得一无所有。日本人对上海的企图昭然若揭，这一点在日本人控制的上海虹口区的码头上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码头上堆放着大量废机器，只等日本船只一到，它们就要被运到日本。为了保护机器不被破坏，很多中国企业家曾打算将机器送到英美人控制的上海租界里。这个办法可以暂时保住这些机器。不过，在珍珠港事件后，英美人控制的租界很快就被日本人占领了，租界里的所有东西都被日本人霸占，这些机器最终还是被日本人掠夺了。

美国国务院经常警告所有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敦促他们之中没有必要留在中国者，尽早返回美国。不过，这类警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每当中国地方或全国政局出现变动时，美国国务院就会发出同样的警告。即便是1932年日本人第一次向上海发动进攻时，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也没有重视这类警告。其实，当时美国和英国的船只就停泊在太平洋海域上，这些船只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大部分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运走。当然了，必须承认的是，由于多年来上海局势一直十分紧张，这些居住在上海的西洋人早就对此习以为常，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

不过，对于远东地区的美国人而言，形势越来越不利。1932年夏，日本已经蠢蠢欲动，打算向美国发动攻击。日本军阀攻击美国的意图从未改变过，无论是在中国战区，还是在日本东京，他们都会大言不惭地谈论攻击美国的计划，有时甚至还会吹牛。日本的海相米内光政就做过这样的事情。1939年2月5日，他在众议院里宣称：“当美国人正在加强关岛战备传入我的耳中时，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日本著名的军事评论家佐藤中将写过一本名为《美日战争即将打响》的书，该书于1939年末出版。与其他观点相比，这本书所表达的观点，对美国的态度表露得最为坦白。这本书出版时，我曾把它的主要内容摘录下来，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1939年9月2日那一期上。驻远东区的美国外交官员们，应该不会有没看过的吧。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幅用鲜红色印刷出来的照片，我看到之后感到非常吃惊。照片显示，日本帝国的海军和空军把美国舰队给炸沉了。画出这幅令人恐怖的照片的日本艺术家，一定是从日本战神那里获得了灵感，因为这幅画简直就是一个预言，在两年后的珍珠港事件中，日本海空军轰炸美国海军舰队的情形与这幅画完全相同。这件事说起来实在让人不寒而栗，因为佐藤将军在其著作中，不但描写出日本向檀香山发动进攻的情形，还写出日本皇军在将全美征服之后，向华盛顿进军的情形。

在上海的美国人，无论传教士也好，商人也罢，都对美国的立场比较了解。他们知道当远东爆发战争时，美国决不会袖手旁观，一定会卷入其中。不过，他们也同样明白，美国国内民众根本不知道远东的严峻形势，更不知道这种严峻形势会对美国未来的安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因此，为了让美国国内民众知道日本侵略中国这一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威胁，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就特意成立了一个美国报道委员会。传教士爱德文·麦克斯是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各种教会团体、美国人经营的各行各业的代表及两三位新闻记者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人员，不收一分钱的报酬。他们只希望能够让美国国内民众对当前远东的局势有所了解。如果有人对当前纷乱复杂的形势有清晰的认识，委员会就会让他就日本占领中国某个地方所产生的危机，及这种危机对中国人和西洋人可能产生的影响发表意见。之后，委员会会把这些内容报道给美国民众。

美国报道委员会向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募集了一笔钱，用来编印宣传册，以便分发给美国各地的商会、各地报纸及各种民间团体。一些委员会的会员，主动提出用非日本船只，偷偷地把这种小册子送回美国。当时日本士兵已经控制了中国邮局，所以这种小册子无法通过邮局寄回美国。

第三十一章　炸弹与剃刀

194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直到很晚才离开报社。当汽车行驶到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叉处的一条街道上，我的司机突然把车停下来，示意我看被众人围起来的一根电线杆。

我猜测可能发生了意外，就打算上前看一下。于是，我挤进由中国人和洋人组成的人群，同时吩咐司机去拿车上的手电筒。当手电筒的光照射到地上时，一颗孤零零的人头进入四周人群和我的眼帘，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叫起来，我也被吓了一大跳。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头颅，而且是刚刚被砍下来的。这是因为，这个脑袋的额头上还留有汗珠，鲜血不断地从被砍处向外流。

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赶来看热闹。有些人还穿着晚礼服，可能是刚刚参加完晚会，或者看完戏，准备回家。我的司机拿着手电筒，在电线杆下面来回照射。这个时候，围观的人群无不感到厌恶，不断地向后退去。突然，我的司机大声让我看那根电线杆。我仔细观看，发现一张白纸贴在离那颗人头一英尺高的电线杆上，白纸上面有一些汉字，好像是刚刚写上去的。我的司机边念边骂，同时用他的洋泾浜英语告诉我，那张白纸上写着“警告报社编辑”几个字。这张白纸上还写道：这颗人头是一个中国人的，他是某报的编辑，他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曾写文章反抗日本和汪精卫伪政权；所有其他编辑，如果继续与日本和汪伪政权作对，就将遭到与这个人同样的下场。

这时，我的司机拿着手电筒照射这位死于日本人暴行之下的不幸者，同时破口大骂。他还用学会的几句英语告诉我，死者是《申报》的汪先生。没错，《申报》的汪先生在这幕惨剧发生前的几个星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据称，有人把这位汪先生抓到了沪西的吉斯菲尔路七十六号。“七十六号”位于公共租界边缘，它是汪精卫伪政权及其党羽的大本营，也是上海最令人厌恶的地区的中心。吉斯菲尔路七十六号原本是一座有很高围墙和一个大铁门的西式住宅，由外国人居住。汪伪政权接收它以后，把它变成了特工总部。在那里面设有各种刑具，包括不同种类的电刑刑具，汪伪政权的走狗用这些刑具逼迫那些无辜者，将亲友的名字、住址及储藏财物的地点如实说出来。

这个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有一个老规矩：那些有影响力或有钱的人被抓进来后，总是先被带去参观其他囚犯受刑。过几天后，“七十六号”的人再来找他们，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家。如果他们非常富有并且愿意把财富都献出来，或者他们供出有钱的亲属的姓名和住址，或者他们同意参加汪伪政权，与那些人同流合污，他们就会被释放。徐甲斌是一个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中国人，他是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也曾担任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新闻联络官员。他也曾遭到“七十六号”逮捕，并被关押了一个月。在被关押的那段时间里，汪精卫的走狗在附近的院子里开枪杀人的画面，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后来，他重新获得了自由，因为他答应在汪政权的伪中央银行工作，还把家里大约价值30万美金的财产全部交出来。他被释放后，我曾采访过他。那时他对我说，抓他的人告诉他，他在汪伪政权的国家银行任职后，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能够收回交出来的全部家产。吴四宝是“七十六号”的主要头目。他当过多年的司机，还曾给费信惇这个公共租界的美国籍主席开过车。就是在给费信惇开车时，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当时他成为了司机行业中的老大，不仅发了财，还变胖了，变得骄横起来。当时，他从公共租界当局的汽车仓库中偷出轮胎、汽油及其他物品，然后再卖出去。日本人占领上海，设置汪精卫傀儡政权后，吴四宝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七十六号”行动队队长。

吴四宝有一个习惯，每当傍晚来临，他就会带着他的俘虏出去散步。当他带领俘虏来到围墙的一角，那里有几座新堆起来的坟墓，他就会伸出手臂，亲切地搂着俘虏的脖子，告诉俘虏交出多少钱和参加汪伪政权的种种好处。这个时候，不用他说，他的俘虏也知道拒绝的后果。

不过，尽管日本兵将公共租界整个包围起来，尽管经常会遭到暗杀，但中国新闻工作者无一不忠于他们的政府。另外，上海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对英美控制公共租界有一种近乎狂热的信心。

随着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对中国报社打击力度不断增大，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形势变得愈发严峻。一天晚上，我正在《密勒氏评论报》的办公室工作，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原来是一枚炸弹投进了紧挨着《密勒氏评论报》房屋的《华美晚报》的房屋，发出低沉而巨大的爆炸声，震得房屋摇摇欲坠。《华美晚报》的几名职员和几个工友因而殒命。有一次，有人把六枚手榴弹扔进《申报》房屋的窗户里，在里面工作的技工被炸死，还有其他几个人被炸伤。还有一次，一枚炸弹在上海《大美晚报》正门楼梯口爆炸。此外还有一次，有人偷偷地把一枚炸弹藏进《大美晚报》的印刷楼里，炸弹最后爆炸了。幸运的是，并没有人员在这几次爆炸中受伤，不过炸弹爆炸造成的损失也不小。

后来，《大美晚报》还是受到了重创。一天下午，该报的中文版主编张某在上海南京路一家德国咖啡馆喝咖啡时，不幸遇难——有人从背后开枪将他打死。这位张主编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新闻工作者，在外国记者圈中名气很大，因为他经常向外国记者提供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新闻。他养成了习惯，每天下午都要去那家德国咖啡馆吃一份三明治，喝一杯咖啡。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人一直没有抓到凶手，虽然他们说，曾发现一辆汽车跟踪张某的汽车，跟踪汽车属于汪伪政权里受德国纳粹训练的特务唐连力所有。可是，公共租界的巡捕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暗杀张某的人就是唐连力。

张某出生于中国广东省汕头市，后来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哈佛大学，并从那里顺利毕业。他回到中国后，先后在《华北明星报》《大陆报》和《大美晚报》这三家美国报社工作。他的夫人出身名门，全家一直住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很多外国记者把张某被杀这件事拍电报发回自己的国家，于是，日本人打击新闻自由的行为，引起了各国人士的不满。上海公共租界自从1842年设立后，一直就崇尚新闻自由，不允许任何侵犯新闻自由的行为发生。由这件事我又想到一句话。那是一个日本宪兵军官威胁我时所说的话：日本获胜的那一天，所有接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都要被处死，或者被赶出中国。

匪徒们对《大陆报》中文部的攻击，是他们对中国报社最为严重的一次打击。《大陆报》中文部的印刷地点，与该部就隔了一条狭窄的弄堂，而且离我们报社也不远。一天夜里，六名持枪匪徒打算进入这个印刷厂。报社的守卫发现了他们，为了不让他们进入，便把厚重的铁门砰地一下关了起来。当时附近正有一名巡捕在巡逻。他听到骚动后，立即拔出配枪，向那几名匪徒开火。匪徒们也不示弱，同样拔出枪还击。枪声引起了附近更多巡捕的注意，他们纷纷赶来支援。于是，巡捕与匪徒的枪战就演变成了一场小型的战斗。曾当过水兵的美国人威尔生，在这附近做生意，经营一家酒吧兼饭馆。附近几家报社的记者经常来照顾他的生意，因此他听到枪声后，立即冲出饭馆，穿过大街，打算帮助巡捕对付匪徒。可是，匪徒一枪就要了他的命。有一位中国人从附近经过，因为中了流弹而死亡。很多从那里经过的行人，都不幸受伤。双方射出的子弹不断地击中街道两旁的玻璃窗，将玻璃打得粉碎。最后，匪徒们一边开枪顶住巡捕的火力，一边向他们的汽车移动，上了车后，立刻扬长而去。有一名巡捕跑到另外一条街道上，打算阻击他们。不过，他非但没有成功，还被匪徒一枪打死。此后，匪徒们向他们在沪西的贼窝逃去。

日本人第一次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记者展开攻击，是在1941年7月。《华中日报》是附属于汪精卫伪政权的机关报。有一天，该报发布了一份黑名单，上面都是当地新闻记者的名字。据说黑名单上的这些人，都要被驱逐出境，而且连日期都已经安排好。有传闻称，有一个向汪伪政权屈服的外国记者帮助唐连力拟定了这份名单。这个无耻的外国记者，帮唐连力做事已经有两三年之久。当这份黑名单公布后，他突然离开了上海，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这份黑名单共列出七名将被“驱逐出境”的外国记者。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在下；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上海《大美晚报》的发行人史塔和总编辑戈尔德；《大陆报》记者兼美国一家电台的广播评论员艾尔考排在第四位；排在五至七位的分别是中文《华美晚报》的名誉总编辑同时也是某家戏剧日报总编辑的米尔、《申报》拥有者奥尔曼、出版过多种中文报纸的大学新闻社经理山德士贝兹。

这份黑名单所列出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大约有八十人。《大陆报》的总编辑吴嘉棠名列榜首。他是一位非常令人敬佩的新闻记者，曾就读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吴嘉棠的夫人是美国姑娘贝迪哈特，她是密苏里州堪萨斯人，也是吴嘉棠在密苏里大学的同班同学。其余登上黑名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有十几个都与《申报》有关。他们不是《申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就是该报印刷厂里的工作人员。

在《华中日报》公布新闻界黑名单之后，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就立即采取了行动。几乎每一家报社门口都有巡捕或便衣守卫。一位中国便衣侦探被安排到《密勒氏评论报》保护我的安全。这位侦探白天坐在我办公室外面的一间办公室里，晚上护送我回家。

此后的一天下午，当我正向我居住了数年之久的美国俱乐部走去时，突然我感到我的背部遭到了一根一英尺半长，两英寸粗的木棍的袭击。我险些被这根木棍打昏过去。我误以为它是一块木料，在木匠修补房屋时意外地从脚手架上掉下了来。于是，我抬头向上看，却什么也没有看到。之后，我又低下头，去看那个击中后背的东西，看到它从我后背上跌落，先碰到房屋的墙上，之后掉到了地上，在距离我两三英尺的人行道上滚动。直到此时，我才看清它不是木料，而是被人用报纸包起来的物件。我根本没有怀疑它是一件危险品，所以就将其捡了起来。直到我的手指触摸到它时，我才发觉自己过于大意了。那是一枚日军和中国军队经常使用的“马铃薯捣碎器”型的手榴弹。我本想把它扔掉，但当我发觉它的导火线只有一部分被拔了出来，我就忍住没有这样做。如果我把它扔掉，它遭到撞击后很可能会爆炸。说起来也奇怪，刚才它与我的后背，与房屋的墙壁都发生了碰撞，可是它竟然没有爆炸！

负责保护我人身安全的侦探，当时正在我身后数英尺的人行道上跟着我。他看到这一幕后，立即跑到我身边。我把手榴弹交给他，让他仔细检查一下。他立即拔出手枪，查看四周的人群。这个时候，好奇的人们向我们聚拢起来。我同时小心翼翼地将那枚手榴弹放在人行道上，告诉围观的人们这里危险，赶紧离开。之后，我让那位侦探叫一名巡捕前来。一位中国巡捕很快就喘着粗气赶到了这里。当他得知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竟然做出一件让我吃惊的事情。他似乎根本不知道那枚放在人行道上的手榴弹会爆炸似的，把它捡了起来。之后，他挥舞着那枚手榴弹，带着我和那位侦探一起向巡捕房走去。他一边走还一边挥舞手榴弹驱赶围观的人群。到巡捕房后，他才把手榴弹扔进一只水桶里。

检测结果显示，这枚手榴弹的确会爆炸。它之所以没有爆炸，很可能是因为，那个向我投掷手榴弹的人由于过于匆忙而没有把导火线充分拉开。后来有人推断，这枚手榴弹没有爆炸，是因为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并不想要我的命。他只想恐吓我一下，让我不要再继续尖锐地批评日本及汪伪政权。不过，这个观点并未得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们的认可。

在这件意外发生后不久，有人来拜访我。他是一个与日本和汪伪政权关系都十分密切的人，他劝我卖掉《密勒氏评论报》。我感到十分气愤，断然拒绝了他的“好意”。

暗杀记者和编辑，只不过是日本及汪伪政权打击上海公共租界各报社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手段。日本人此时已经控制了整个虹口区，而且霸占了设立在虹口区的中国邮政总局。因此，那些未经日本人认可的报纸，就被禁止邮寄。不过，幸运的是，由于日本的核查人员不足，邮局里忠贞不二的中国工作人员并没有遭到完全控制。这些中国工作人员趁日本鬼子不注意，暗中与各大报社合作，继续把各种报纸邮寄出去。双方合作的方法非常复杂。邮局里的中国工作人员，在夜深人静时给各大报社的发行部经理打电话，将日本人吃饭、喝酒、睡觉的时间如实相告。各大报社发行部的工作人员就利用日本人完全松懈的时间，将报纸送到邮局去。每一份被送到邮局的报纸都会被盖上检验完毕的图章——毫无疑问，那是伪造的——证明报纸已经通过日本核查人员的检查。不得不说，上海邮局里的中国工作人员非常聪明，使得日本检验人员根本无法察觉。他们创造了被日本人控制的邮局之外的另一个邮局，使得报纸可以逃避日本人的检验。《密勒氏评论报》就曾使用这个方法被邮寄出去。1941年12月6日出版的那一期《密勒氏评论报》刚刚印刷完毕，上海邮局的中国工作人员就在日本兵越过上海公共租界前的几个小时，将其从受到日本人控制的上海，邮寄到中国抗战大后方去了。在名列黑名单的七名外国新闻记者中，史塔、艾尔考、戈尔德三人乘坐最后一艘离开中国的美国轮船返回了美国。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后，他们才没有被日本人逮捕。奥尔曼在香港被日本兵捉住，此后一直被关押在斯塔莱集中营里，直到美日交换战俘时，才获得自由。在上海《大陆报》做过记者的约翰·威廉·鲍威尔是我的儿子。他乘坐最后一班轮船返回了美国，这才逃过一劫。

那么，我为什么不离开上海，返回美国呢？

这个问题相当难回答，因为它涉及到两方面因素，一种为可捉摸的，一种为不可捉摸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籍员工，就是可捉摸的因素之一。在我居住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在印刷厂工作，还是在营业部工作的员工，都对我忠心耿耿。而且，从最低级的中国苦力，到最高级的中国职员，这种忠心并没有任何差别。那些中国苦力睡在报社里，为了通过日本兵的哨岗，把邮包运送出去，吃尽了苦头。要知道，日本兵看见可疑的东西，通常都会挥舞起刺刀。我决不想一走了之，把他们丢给日本人。因为如果我离开了，日本人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以捉摸的因素——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无线电通讯社秘密电台的台长。当时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包括美国的RCA和麦凯电台及所有电报公司在内的全部电讯交通。这个秘密电台没有被日本人检查出来，但是我几乎是当着日本电检人员的面操作。由于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所以这个秘密电台的作用愈发明显，它必须要得到充分利用。尽管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工作，但我们一直做得很成功。不过，1941年12月7日上午10点，我们的电台被日本鬼子发现了，他们将我们的电台没收。不过，在此之前，日本兵侵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后的事情，全都被我们用电报发送出去。

下面来说说不可捉摸的因素。第一个不可捉摸的因素是，我在上海生活了25年，对这里已经产生了感情。尽管美国国务院和海军当局，为居住在上海的一些美国人，包括妇女、儿童以及没有必要留下来工作的美国人，提供各种交通工具，帮助这些人返回美国，不过绝大多数在上海的美国人都没有离开。其中，传教士和做生意的商人留下来的最多。此外，还有少数美国人留了下来。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跟日本人搞好关系，日本人就不会找他们的麻烦，他们也就可以继续留下来。有一个外国人大言不惭地说，他留下来根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因为他曾接待过大量日本军官。他还说，有日本人拿出大量金钱让他代为保管，以方便下次使用（这件事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还有一些西洋人，主动投靠日本人，成为日本人的走狗。有几名新闻记者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有一位新闻工作者接受了日本人的雇佣，成为了日本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和新闻评论员。他对以前的几位新闻同行横加指责，说他们“反对日本，在暗地里从事情报工作”。另外还有几位英国和美国的新闻记者，同样为日本人效力。他们继续留在由英国人经营的《上海时报》和由美国人经营的《大美晚报》工作。这两家报社虽然继续从事出版工作，但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因为日本人已经接收了它们，而且这两家报社的总编辑也变成了日本人。

第三十二章　德国人的思想宣传

如果人能够预知未来就好了！哪怕这未来只是半年、三个月、一个月，甚至一天也行。

日本鬼子登陆上海滩后三年，就开始轰炸珍珠港了。这时，把上海以前的报纸拿出来，再读一次，就能够发现，那时的报纸就已经预言了日后所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当时无论是诸位读者，还是各大报社的编辑，都缺乏预知能力，不知道悲剧即将降临到他们身上。

大量纳粹德国人蜂拥进入上海，应该算是最具重大意义的一件事了。这些纳粹德国人，大多数是遭到拉丁美洲和美国驱逐的败类。在所有这些纳粹德国人当中，曾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的魏德曼上尉是最引人注目的。他曾担任希特勒的特务头子、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助手。

1941年10月初，魏德曼上尉来到了上海。他将担任德国驻天津的总领事——这个消息是德国官方新闻通讯社发布的。从表面来看，魏尔曼似乎是走了霉运，才会不再继续担任旧金山总领事这个重要职务。但实际上，他来到中国另有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把纳粹的宣传和纳粹宣传家们从新大陆带到古老的东方，然后再让它们流回新大陆。中国北部这个小海港，自然无法掩盖住魏尔曼的过人才华。

魏德曼具备制造戏剧化的天分。此次来到东方，他的这一天分仍然保持得非常好。一次，他在回答新闻记者的问题时，宣称他之所以能够来到东方，完全是凭借英国政府给他的“安全通行证”。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英国人很可能极力阻挠他来到东方。

有一次，他打算乘坐一艘日本船悄无声息地离开旧金山。不过，他没有成功。美国政府当局非常重视他，不但把他“请”上岸，还派人把他从美国西海岸押送到东海岸的纽约，之后派船将他与其他纳粹人员一起遣送回德国。但是，他在德国短暂停留后，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那里是纳粹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基地——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据说，他是乘坐一艘潜水艇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之后，他随身携带着装有各种文件的形形色色的公事包和衣箱，从那里乘坐一艘日本船前往东京。他打算把那些文件带给纳粹驻日本东京的大使和驻远东各地的纳粹外交人员。驻扎在中国南京的德国公使费雪也是驻远东各地的纳粹外交人员之一。

驻天津总领事是一个并不重要的职务。在魏德曼抵达上海后不久，人们就知道了他出任这一职务的原因。当时纳粹德国，想整垮苏联共产党，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德国从西面向苏联进攻，日本从东面夹击。此外，纳粹德国还筹备了一个政治组织，准备与日本一起向外蒙古和西伯利亚挺进。在很早之前，日本人就征召了流亡在华北和东北的约两个团的白俄壮丁，强迫他们组成了一支白俄军队，并加以训练，打算把这支部队投入到西伯利亚战场上。自从俄国革命后，帝俄时代的哥萨克将领西门诺夫就成为了日本人的走狗。而他也是这支白俄军队的统帅。

人们就此推断，魏德曼来到上海，是纳粹打算在远东地区展开外交反攻的信号。纳粹德国的目的，就是要缓解日本的压力，因为英美两国对日本施压，强迫日本撤出中国。希特勒按照日本人的要求，不但把军事顾问从蒋介石的部队中撤走，还对日本人炮制的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予以承认。

9月27日，魏德曼出席了反共产国际同盟签字一周年纪念大会。之后，他与大批10月中旬从墨西哥或其他拉美国家来到远东的德国专家举行了会谈。这些德国人都是怀着明确的目的来到这里的。他们有的是为了进入驻中国和驻日本大使馆工作，有的是打算在日本政府中，特别是内政部担任重要职位。因此，纳粹在上海主办的英文报纸就刊登了德国宣传家抵达上海，并接受采访的消息，还公然宣称，日本与美国的会谈必定会破裂。纳粹的宣传不断地从美国西海岸，特别是旧金山，向中国和日本蔓延。纳粹的特工也不断地涌向中国和日本。对此，英国人曾极力阻止。一艘英国海军军舰，曾在横滨外海将日本商船“朝丸号”拦截。在“朝丸号”上，有一些来自美国和南美各国，打算前往日本和中国的纳粹高级官员。英国海军带走了这些人。不过，在日本政府施加的压力下，英国海军又被迫将这些纳粹高级官员中的大部分交给了日本，幕后操纵者就是当时担任德国驻东京的大使尤金奥特。

曾在纽约担任过总领事，准备到上海出任上海总领事的鲍前博士，就是暗中从日本来到远东的较著名的纳粹人员中的一位。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也很有名，那就是比鲍前来得早些的福熙。前往天津组织纳粹白俄是福熙来到这里的任务。据当时的报纸称，纳粹德国先发动反俄活动，地点为华北和外蒙，从而建立一个轴心国的卫星国。这个卫星国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使日本和德国的联系得到加强，特别是在苏联崩溃之后——当然，这只是日本和德国的美好愿望。此外，德国人还打算在日本与英美集团开战后，将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接收。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德国连接收人员都安排妥当了。

抵达上海后，魏尔曼立即展开了行动。他把远东地区的纳粹人员召集起来，在上海的纳粹中心开会。这个中心下面有很多单位，德国学校、纳粹训练所、广播电台等机构都隶属于它。这家德国广播电台是由汪伪政权代为管理的，它位于上海的中国地区，穿过一条街道便是公共租界。德国驻汪伪政权的公使费雪博士、驻上海的代理总领事辛沙、驻泰国的公使温德勒等人出席了此次会议。辛沙曾遭到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驱逐，因为他涉嫌在这两个国家从事密谋活动。除了上述三人外，出席会议的还有麦辛格上校。他是纳粹德国派来远东做特别工作的，身份也很特别，很有可能是德国盖世太保的高级人员。

梅纳博士是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周抵达上海的其他不太重要的纳粹人员和宣传家之一。早在夏威夷大学任教时，他就已经是纳粹的秘密工作人员了。到上海不久，他就创办了一份名为《二十世纪》的英文杂志。其实，他来到上海时，所有人都没有把他当成德国人，因为他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当他创办了这份为纳粹摇旗呐喊的刊物时，大家才认清他的真面目。

还有一位著名的纳粹宣传家也不得不提。他叫弗里克，由于在美国接受教育，因此大家一直把他当作美国人。弗里克有时候也叫弗里克·史蒂格，他来到上海颇费了一番周折。他离开德国，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前往旧金山，又经过檀香山、东京，最后才到达上海。弗里克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就回到了德国。有好几年时间，他一直担任赫斯特手下有名的柏林特派员魏甘德的助理。魏甘德曾在上海住过几个月，住在上海的国际大饭店。他每周都会替赫斯特系的报纸就远东的局势写一篇报道。他是一位美国公民，却经常与日本和德国的政界人士交往，还有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他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参考资料，那是日本外相寄给他的。有了这些资料，他就能够轻松地写出很多能够压倒同行的新闻。他有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德国医生，夫妻二人一直定居在上海。

弗里克·史蒂格是上海两家以英语和汉语广播的纳粹广播电台的经理。出生在纽约，并在纽约接受教育的中国人赫博·莫则是这两家电台主要的英语广播员和评论员，一个名为福洛克勒的美国人是他的助手。这位福洛克勒从美国来到上海时，在上海的夜总会工作，他还曾担任过爵士乐队的领班。华兰斯里是与德国海外新闻社有关联的另外一位华裔美国人。不过，当日本袭击珍珠港后，他就立即把工作辞掉，与两位美国新闻记者结伴逃到重庆去了。

反美和反犹太是纳粹在上海宣传工作的重点。纳粹还经常把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称犹太人控制着美国政界，影响了美国国务院的政策。第一件反犹太的宣传品，以上海前所未有的奇特方式出现。1940年至1941年，大量纳粹德国的外交官员和其他人员涌入上海时，发现上海所有英国人开的旅馆，都不接待他们。无奈之下，德国人只好把国际饭店当成他们的据点。上海国际饭店是一家中国人开的旅馆，刚开起来没多久，它共有21层，是上海最高的一幢建筑物，建筑风格是美国式的，对面就是跑马厅——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的主要娱乐中心。10月底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跑马厅聚集了大量参加秋季大赛的人。突然，一大片传单仿佛从飞机上散发下来那样，从跑马厅上空飘了下来。传单上印着反犹太的文字，是用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印刷的。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传单是从哪里来的，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它们来自国际饭店最高处的塔楼上。当时刮着大风，这些传单就被刮到了跑马厅的上空。

居住在上海的德国人发动反犹太宣传活动，宣告了他们开始迫害犹太人。仅几个月时间，就有从德国和奥地利逃出来的大约两万五千名犹太难民涌入上海。这些犹太难民中的大多数都吃尽了苦头。为了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他们四处流浪，去过世界很多地方，漂泊了几个月之后才来到了上海这个当时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就可以抵达的港口。当然了，这里所说的上海，其实是上海的公共租界。这些犹太难民来到上海的公共租界后，住在租来的房屋里。纽约和伦敦的犹太人救济会从当地募捐钱财，给予这些犹太难民经济上的支援。此外，这些犹太难民还从上海公共租界里两位非常有名的犹太人——英国籍的撒逊爵士和荷兰籍的斯彼尔门那里获得了很大帮助。撒逊爵士和斯彼尔门在上海拥有大量财产，他们免费提供房屋供这些犹太难民居住。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公共租界里的所有财产都被日本人霸占。日本人听从纳粹的命令，逼迫这些犹太难民搬出公共租界，搬到一所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居住。纽约的犹太人救济会十分关心这些难民的处境，曾派一位代表来到上海，查看救济犹太难民的衣物和金钱是否分发到了难民手里。

为了让这些犹太难民在上海自力更生，从事他们以前在家乡所做的工作，犹太人救济会采取小额援助的方式给予他们金钱援助。有人认为，这些从德国和奥地利逃出来的犹太难民，给上海的经济带来了很多好处。尤其是这些犹太人非常擅长经营小型商业，他们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大量涌入中国的日本商人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希望这些犹太难民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最后返回欧洲，或者去其他地方生活。

犹太难民在多方援助下，有些人开始做一些小生意，有些人从事其他工作。就在这些犹太难民刚刚在上海站稳脚跟时，纳粹便发动了反犹太宣传活动。纳粹散发的传单，大部分针对的都是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行业。比如纳粹在11月初散发的一张传单，就把270家犹太人或美国人、英国人的公司名称列举出来，说这些公司为犹太人提供了工作岗位。纳粹在散发这张传单时，还一起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纳粹禁止所有的印欧语系人去犹太人的商店购物，并威胁称，倘若有人不服从命令，那么他们的名字和照片，将会被送到德国纳粹总部，以便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没有人知道这些处罚措施是什么。如此一来，古老的东方就像此前南北美洲那样，笼罩在德国纳粹主义的阴影之中。

在此之前，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根本没有反对犹太人的思想，更没有开展过任何反犹太人的行动。大量犹太人途经巴格达、亚丁、孟买、新加坡，来到东方，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居住在中国和日本的大城市里。在很早以前，中国就把一批犹太人安置在河南省。这些犹太人居住在开封市，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经济情形非常不错，人口数量也不断增长。至于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一直无人知晓。即便是现代调查报告，也无法得出答案，只证明他们的确存在过。因为这些犹太人的后裔，仍然生活在河南省开封市。只是如今他们已经被同化，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习惯都已经与中国人没有任何区别了。那些居住在日本港口，特别是神户的犹太人，同样被同化了，完全融入到日本社会之中。

那些出现在纳粹传单上，并将受到纳粹抵制的公司有很多。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些公司的名称，就会觉得相当有趣，因为由此可以判断出那些犹太难民所开办的公司的性质。他们所开办的公司，既有歌舞厅、夜总会、戏院、美容院、皮革皮包店、鞋袜店、珠宝店、女人服装店、儿童服装店，也有发廊、西装铺、照相馆、皮具店、西药房。在这份名单中，西装铺和女人服装店共有69家。据说，那些肯花钱消灾的公司，就有可能不出现在这份名单中。那些纳粹宣传员，对一些特殊的商店表态，只要商店的老板肯出钱行贿，他们就不会把商店的名字列举出来。主办此项反犹太活动的机构，位于国际饭店的塔楼上。他们在那里以每月二千五百美元租下了一间套房。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曾一度造成上海经济混乱。而犹太难民却在那时迎来了发展的契机。日本人从居住在上海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家里、办公室里抢夺了大量财物。这些财物的大部分，都被卖到了当铺和旧货商店里。在四川路和南京路的转角处，有一家银行，它是大通银行上海分行。当时每天都会有数以百计的犹太难民，聚集在那里。看到这种景象，纽约古老的街头市场会浮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在那里，无论是一打阿斯匹林药片，一套旧西装，还是一件穿旧了的大衣，几乎任何东西都能买到。由于货币不稳定，有些人竟然以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买下一些非常珍贵的东西——以中国法币五百元到一千五百元的价格买一双皮鞋，以中国法币四千到五千的价格买下一套手工西装。一个维也纳人的故事非常有趣。他收购了上海所有当铺和旧货铺里带拉链的外衣。由于当时中国无法生产拉链，也没有更多的拉链进口，于是整个上海就只有他一个商人拥有拉链这种重要商品了。

没过多久，德国反犹太活动就收到了成效。希特勒的纳粹人员所宣传的反犹太的观念，虽然没有被日本人及其中国傀儡接受，但日本人及其中国傀儡仍然对反犹太主义运动表示支持，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利。有一家英文报纸，它是受日本人和汪伪政权支持的，发表了一篇社论，对一些富有的上海犹太人进行了指责，称其出钱支持国民党。在这篇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话里的意思非常微妙。这段话为：

今天的中国发现，与她此后的命运相比，除了犹太人……出钱支持国民党外，她现在是如此稳定。犹太人赚了很多钱，估计高达百分之七十五的商业收入都流进了犹太人的腰包……像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同样会出现这种情景……除了今天的柏林之外。

当地工商业百分之七十五的收入都流进犹太人的腰包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上海公共租界的收入统计表明，中国人开办的工厂、商业公司及零售商缴纳了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地方税收。当然，一些犹太家族，比如沙逊家族、雪蒙家族、斯拉家族、哈同家族及其他犹太人家族在市中心拥有一些不动产，市中心几条最大的街就属于这些家族。这些犹太家族都是从印度、阿拉伯或者波斯来到上海的，他们都拥有英国国籍。沙逊家族从印度来到中国，早在印度时，这个家族就赚了很多钱，拥有很多财产。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爆发后，沙逊就来到了上海，在旅馆、办公大楼、公寓等方面大量投资。

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发现，一旦因为战争将犹太家族的财产霸占，就可以获得很大一笔利金。汪伪政权负责办理没收的手续，哈同的财产最先被没收。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人以“加强保护”的名义，将雪蒙和沙逊两个家族的财产全部没收。

除了反犹太人的宣传品外，纳粹的一般宣传物，既有传单，也有小册子，充斥着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半年，我收集各种纳粹在上海和其他城市所散发的宣传物，共收集了30种。这些宣传物种类繁多，既有厚达300页的书籍，也有刊登着裸体德国美女照片的杂志。有一本名为《他们怎样撒谎》的书，以摘录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新闻电讯为内容。书中把这两家通讯社的电讯平行排列，加以对照，以便让人明白，新闻中引述的英国官方声明与有关事件的结果迥然不同。比如希特勒向希腊、克里特、巴尔干等地进军的新闻，就是很好的例子。还有一本叫《一条船上的两个人》的小册子，主要是以讽刺丘吉尔、罗斯福的《八点宣言》为目的。在这本小册子的背面，印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与美国总统有关。

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在他身边，有一群打算报复的犹太人、贪婪狡诈的资本家、军火商以及其他流氓和恶人。他精心编造了谎言，打算连任第三届总统。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会让美国参与战争。可是，当他成功地连任第三届总统后，他突然间发现，到处都充斥着危机，这些危机对西半球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当美国民众被迫参加英国的战争时，罗斯福把他的假面具摘了下来。……最近，他又对美国海军发号施令，称发现轴心国的船舰，就要果断地开火。这不是作战行为，又是什么呢？他以美国人的性命为代价，追求他那财阀政治的私利。……当那些爱好和平的美国人，付出鲜血和汗水的代价，自己把自己赶到被奴役的境地时，他仍然觉得心安理得。……历史将会证明，他是反对美国人民的总统，是最大的卖国贼。……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纳粹通过多种方式大肆宣传反美思想。通过纳粹的广播电台宣传只是方式之一。除此之外，纳粹的上海机关还利用汪伪政权的报纸，铺天盖地地开展反美宣传活动。在这方面，汪精卫的秘书、宣传家汤良礼是纳粹的得力助手。考特是纳粹在上海的新闻负责人，不过，他大部分时间并不在上海，而在南京，跟汪伪政权的人员混在一起。

德国的海外新闻社是散布反美宣传的主要机构。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两个月，1941年10月4日，德国海外新闻社的一篇反美宣传的文章，就曾被《密勒氏评论报》刊登出来一部分。另外一篇来自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报道称：“为了支援大英帝国，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已经被压低。”

现将《密勒氏评论报》的摘要列出来：

德国海外新闻社从上海发出评论，称“贪图权力和野蛮的军力”的各种特性，在罗斯福总统于务工节的讲词中一览无遗。评论宣称：“让所有美国公民自问，野蛮地向南美扩张，对属于欧洲人的利益进行无礼的干预，是不是他们的总统推行的政策。”在第三段，这份德国人的报纸称，这一切都是在犹太人的影响下发生的。犹太人可是德国人最喜欢的话题。文章接着写道：“……罗斯福执政时期，即便是最繁盛的时期，美国的失业率也非常高，有一千一百万人没有工作，这是众所周知的……‘民主党人’罗斯福，只不过是犹太人的奴仆。现在他已经与共产主义这个民主国家的死敌在精神层面上结成了同盟。”

所有美国政府的言论，德国海外新闻社都会详细地报道，这正是它一贯的政策。因此，经常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及赫斯特系报纸上的参议员林博和惠勒的演说及各种反美评论，都会引起德国海外新闻社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有意思的报道“绝技”经常在德国海外新闻社上演：由上海赫斯特报特派员魏甘德从上海把新闻或评论发给赫斯特报系，之后这些新闻或评论会再重新发回上海。也就是说，魏甘德从日本官员或者纳粹人员那里，收集到大部分新闻资料，然后再把这些新闻资料发给美国的赫斯特报系。几天之后，他的报道还会出现在德国新闻社的文稿上。

有一次，德国海外新闻社在上海发布的新闻稿，提到了“因遭受美国侵略而没有活路的冰岛遇难者”，并对这些人表示极度的同情。德国海外新闻社的一条报道称，德国人意外获得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冰岛人写给他住在南美某个国家的亲戚的。那个冰岛人在信中写道，美国人“如同一群蝗虫那样侵略我们的国家”。冰岛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一个居住在那种环境的人，又怎么会使用这样的比喻呢？这位冰岛人称，他感到非常恐惧，因为冰岛的食物有限，如果这些食物全被美国人吃光，那么冰岛人将被活活饿死。“德国潜艇及时赶来，把美国海军的舰艇都击沉了。”这倒让人觉得比较可信。

9月25日，德国海外新闻社发布了一则题为《罗斯福发疯了》的新闻。这条新闻引述了柏林一份出版物的话，提到了把商船武装起来的建议。

9月28日，德国海外新闻社发布了一条来自墨西哥城的新闻。在这条新闻里，一位墨西哥油船船员大发牢骚，称“英国待修的船舰受到了美国船坞的照顾，获得了优先修理权”，这使得等待修船的他过去一个星期一直住在德州的郝思顿。

就在同一天，德国海外新闻社发布了一条有意思的新闻。享誉世界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话出现在这条新闻里。新闻称，斯大林是战争的始作俑者，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将西方文化和基督教彻底摧毁。战争对西方文化的破坏十分严重，几世纪前蒙古人对西方文化的破坏根本无法与这次破坏相提并论。斯文赫定问道：“美国人为了支持共产党与德国人、意大利人、芬兰人、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作战，而把武器交给布尔什维克分子，那时，美国人就不觉得良心有愧吗？”斯文赫定的文章刊登在被称为与“德国外交部关系非同寻常”的刊物《柏林罗马东京》上。远东地区的人们也听说过斯文赫定的大名，所以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把纳粹的宣传带到远东来。

纳粹在上海铺天盖地地宣传反英美思想，这可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后，英、美、法三国把德国人赶出上海有很密切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某种原因，中国对德宣战拖延了很长时间，遣返德国人的计划制定后，一直没有执行。直到停战之后，这个计划才被执行，而执行者正是英、美、法三国。这三个国家让德国人在中国人面前觉得很丢人，所以德国人才对这三个国家恨之入骨。后来，几个德国作家把那次遣返事件写成书和剧本。于是，纳粹便以此当作宣传武器，让德国民众强烈地憎恨英美盟国。

第三十三章　历史断线了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点左右，几声爆炸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当时我并没有在意，以为是几个爆竹在我窗外炸响，根本没有想到这几声爆炸声，会有这样大的意义——它宣告了修建于1842年，存在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上海公共租界走向灭亡。

我感觉这几声爆炸声是从我居住的美国俱乐部房间窗户对面的街道上传来的。那条街道与黄浦江处于同一个方向，离外滩隔了两条街。

这几声爆炸声响起后，接着又有几声爆炸声响起。我认为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新闻记者职业习惯的驱使下，我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跑下楼去，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跑到楼下大门口时，我知道了真相。“日本人来了！”那个白俄的守门人惊叫道。

我拼命向前跑，打算到外滩一探究竟。当我向前跑时，有两名新闻记者追了上来。他们跟我一样，住在美国俱乐部，同样被爆炸声惊醒。我们一起向前外滩跑去。不过，尚未跑到外滩，就被一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拦了下来。这个日本兵举起装有刺刀的步枪，枪口对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前进，只得向后退去，退到了第二条街的十字路口。这时我们才发现，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已经把每一条通向外滩的街道都封锁起来了。这些日本兵慢慢地把防线推进到公共租界的商业区。

这个时候，一片耀眼的火光突然在黄浦江面上亮了起来。我们更加好奇了。有一位记者说，爬到紧靠外滩的一幢楼顶上去看，可能效果会更好。我和另外一位记者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就同意了。最终我们发现，有一艘船停泊在公共租界对面的黄浦江面上，火光就是从那里发出的。

此外，我们还看到，港内似乎还漂浮着两处小火光。我们立刻就看出，那是两艘燃烧着的小汽艇。美国海军在长江使用了长达数年的内河巡逻船“威克”号，就停泊在熊熊燃烧着的那艘船附近。

此时，“威克”号灯火通明，看起来如同一个蜂房。正当我们向江面上眺望时，又有几位记者赶到了，他们是与外国记者联谊会有关的记者。他们说，日本人已经向珍珠港发动进攻，将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摧毁，并且正式宣布向美国和英国开战。此时，日本人正在占领上海租界。

英国海军炮舰“海燕”号，就是在港内熊熊燃烧着的那艘船，它之所以会燃烧起来，是因为日本派了一艘驱逐舰逼迫“海燕”号投降，“海燕”号上的水兵誓死不降，把“海燕”号给炸沉了。至于“威克”号的情形，我们就不知道了。“威克”号上有一队水兵，他们已经从海军退役，不过在几周之前，再次受到征召，需要继续服役。他们曾在上海很多地方担任过勤务员。

一些在上海的外国人说，“威克”号上的水兵已经在船上布置好炸药，如果“威克”号遭受日本人的攻击，他们就会立即炸毁这艘船。

像包括第四美国陆战队在内的其他驻防上海的美国军人一样，“威克”号上本身的官兵，早在几天前就接到了驻防菲律宾的海军上将哈特的命令，已经全部撤出上海，到马尼拉驻防。哈特海军上将是一位潜艇专家，日本舰艇之所以惧怕美国的潜水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他是康涅狄格州人，从海军退役后，康涅狄格州就推举他进入美国参议院。

在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前，葛拉斯夫上将是美国海军最高军官。除了“威克”号外，所有美国在中国内河的船舰，都被他调到马尼拉去了。“威克”号之所以留下来，与其自身设计有关。当年设计修造时，“威克”号就被定位为以内河航行为主的船舰，并不适合航海。在海上航行时，如果遇到台风，那么它必定会被掀翻。

“威克”号上当时大约有25名船员。当英国水兵将“海燕”号炸沉时，他们并没有抵抗或者将“威克”号炸沉。这让我们觉得十分奇怪。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了真相。原来，“威克”号留在上海，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负责美国领事馆的通讯工作。

我们还听说，在“威克”号燃烧的时候，附近港内停泊着一艘巴拿马货船。“威克”号的大部分船员，都跳入海里，游到了那艘巴拿马货船上，并被巴拿马货船上的水手隐藏起来。

“威克”号上有一套无线电通讯设备。这套设备很有价值。但不幸的是，日本鬼子把它拆走了。

为了捕获这艘美国船，日本人用尽了各种方法。成功之后，这件伟大的功绩，被日本人大肆宣传，在日本人的报纸和日本人控制的中国报纸上，相关的报道随处可见。看过这类报道的人，可能会把“威克”号这艘只有几百吨的炮舰，误认为是一艘一万吨的巡洋舰。日本人把“威克”号改名为“多多良丸”，并将其编入日本海军。上午十点钟，日本兵已经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作为无线电通讯社负责人的我，为了防止所有的通讯设备被日本人控制，从而导致新闻稿无法发出去，就立即催促所有的新闻记者赶紧将各自手中的稿子写好。我自己当然也那样做。当写好新闻稿，并发给伦敦《每日先锋报》后，我就帮助一些没有赶到现场观看的记者发新闻稿。无线电通讯社是一个专门播报新闻消息的广播通讯服务社，为美国一些著名的报社所共有。由于此时日本兵已经控制了上海所有的电台和电讯机构，使得这些电台无法发出消息，因此这座电台承担了向全世界所有报纸报道日本人占领上海这则新闻消息的重任。日本人可能认为已经将上海全部控制，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无线电通讯社通向旧金山和马尼拉的线路，就没有被他们控制。

除了无线电通讯社外，上海还有一座美国电台没有被日本鬼子控制。这座电台是美国领事馆专门用来拍发公文电讯使用的。有一小队日本兵负责接收这个电台。当他们赶到时，正好有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守在门口。日本兵要求进入，可是那名陆战队士兵却突然把大门关闭，迅速地用一根粗铁棒将那座无线电发报机砸烂。这时，日本兵还被关在大门外，正在用枪托撞击大门。

我早就想到，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与同在一幢大楼内的《大陆报》，极为可能受到日本人的高度关注。当我确定可以离开无线电通讯社的电台时，我就立即动身，返回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我的办公室。我的中国籍同事，也像我一样，知道日本人很可能要来查封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因此他们在凌晨时分就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搬运那些因为禁运而价格不菲的打字机。

在中午之前，《密勒氏评论报》所在的大楼已经被日本人查封。我决定返回我在美国俱乐部的房间等消息。可是，我刚等了一会儿，大约十点钟，一个仆人就神情慌张地来找我。他对我说，日本水兵已经来到楼下的休息室，他们要求所有住在这里的人在两个小时内离开。一直以来，美国俱乐部对于美国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它是美国人的社交活动中心，美国商会及其他机构也都设在这里。现在日本人要把这里的人全部赶走，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大部分住在美国俱乐部里的人，都已经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此时大家虽然都在怒气冲冲地在收拾行李，但由于东西太多，很多人没有足够多的箱子来装这些东西，因此，他们只好把自己的东西留在这里。当然，我也是那样做的。

快要到中午的时候，两名全副武装的日本水兵打算闯入我的房间。他们身上背着装上了刺刀的来复枪，刺刀在他们的肩头泛着寒光。他们都喝了酒，而且还喝得不少，都快要醉了。不过，他们怀里仍然抱着很多从楼下酒吧间抢来的啤酒。他们进入我的房间后，就把这个房间当成他们自己的，毫不客气地或坐或躺，然后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催促我赶紧离开。

日本人对自己在上海的需求非常了解。因此，他们立即把他们所需的东西弄到了手里。日本人把包括办公大厦、旅馆、公寓在内的所有英籍富翁沙逊爵士的财产全都霸占了，还正式宣布将这些财产没收。与上海公共租界历史同样久远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也被日本人查封了。

包括英国人拥有的上海自来水厂、电车公司，美国人所拥有的上海电话公司、上海电力公司在内的所有公共设施，都没有遭到日本人的干涉。这是因为，日本人需要的，是一个维持正常秩序的旧上海。不过，日本人却弄走了属于英国人的英商上海公共汽车公司里的所有公共汽车。在占领上海的最初阶段，日本人几乎从不干涉在上海居住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行动。可是，有一次一队日本兵竟然押着一名西洋人从大街上走过。他们可能要去虹口区的拘留营。当时这种情形很少出现，不过在12月20日之后，这种情形就司空见惯了。

日本人最初把美国外交和领事官员集中安置在市区的大都会旅行社，几天之后又把他们移送到华懋饭店。这个饭店隶属于沙逊公司。此后，这个饭店就成为了美国外交和领事官员的住所，直到他们乘坐第一艘交换俘虏的船被遣返回美国。英国外交和领事官员获得了日本人的许可，可以继续留在外滩的英国领事馆内。当然，日本人同样允许他们住在华懋饭店。英国外交和领事人员在美国外交和领事人员被遣返回美国两个月之后，才被遣返回英国。

《上海时报》是一家由英国人所办的日报。这份报纸以前就站在亲日的立场上，此时就直接摇身一变，成为了日本人的报纸。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由一位日本军官负责，尽管从名义上来说，该报的所有人诺丁汉先生仍然是总编辑。日本人将美国人所办的《大美晚报》接收了过去，并要求该报立即“改正”言论。史塔是该报的所有者，不过此时他不在上海，而在纽约，因此该报的工作由总经理布鲁斯主持。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布鲁斯在一名日本军官的监督下，勉强地维持着《大美晚报》的工作。后来，他还是死在了日本人的拘留营里。有一个与他同时被拘留的美国人说，布鲁斯在被拘留期间，曾偷偷地给她夫人写过一张字条。不过，这张字纸被日本人截获了。因此，他被日本人押送到另外一个拘留营审问了两个星期。在被带回原来的拘留营后不久，他就死掉了。

从1937年开始，上海的虹口工业区就遭到了日本人的控制。上海的公共事业机构，都设立在虹口工业区内。日本人占领公共租界剩余的地区后，除了法租界，他们就完全控制了上海。

上海市议会，最初是由五名中国人、五名英国人、两名日本人和两名美国人组成的。不过，1941年4月后，因为一次特殊的选举，该议会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变化后的人员结构为：中国人四名，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各三名，德国人、瑞士人、荷兰人各一名。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又让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取代了美国和英国人在市议会中的名额。

上海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和东亚大陆最著名的港口，就这样遭到了日本人的控制。日本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他们没收了包括外国银行在内的大量财产。英国的汇丰银行、美国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大通银行以及印度银行和澳洲银行全都被日本人没收了。

迈克塔是美国花旗银行的经理。在他被捕后，两名曾就职于横滨钱币银行纽约分行，相当了解美国银行处理业务程序的日本军官监督着他，对他的业务进行核准。日本人还规定，该银行用户不得提取任何现金，无论是美元，还是英镑都不行，用中国法币支付必须支付的薪金。日本人同样要求英国银行这样做。

日本人还宣称，他们将清理上海所有的外国银行，无论哪家银行都不可以继续营业。这使得上海人民的经济生活陷入困境。

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等规模较大的属于中国的银行，很早之前就紧缩各项业务，此时同样没有逃脱被日本人接收的命运。日本人后来把它们交给汪伪政府管理，但仍然在幕后操纵。

南京汪伪政权把中央银行改成中央储备银行，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金融机构。在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不久，伪中央储备银行就发行了一种价值比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高一倍的钞票。也就是说，一元伪币与两元法币价值相同。

后来，日本人发行了一种“军用票”，规定所有与他们有关的交易，都必须使用这种钞票。这种军用票不印发行号码，这与日本国内使用的钞票有很大区别。日本人这样做，明显居心叵测。他们可能在未来某一天任由这种钞票贬值，或者拒绝承认它的价值。这样的事情，日本人早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三省打仗时期就曾做过。那时日本人就曾使用这种“军用票”在中国东三省购买任何东西。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根本不承认这种军用票的价值，所以这种军用票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后来经过多次交涉，日本人才将其收回并销毁。不过，日本人开出的兑换比率非常低，只用几分钱就可以兑换一元军用票。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日本人可能会故伎重施。比如他们用军用票来购买中国人的食物、棉纱及其他产品。在日本人的刺刀面前，没有中国人敢不做这样的生意。

自从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的财政和金融状况一度有所改善。不过，当上海被日本兵占领后，这方面的情况又变得糟糕透顶。因此，尽管法律禁止以美金交易，但只要是稍微有些规模的金融机构，都会不顾法律规定，以美金或者其他外币进行交易。中国人经营的钱庄，同样不顾法律规定，继续交换或者使用美金。

我是1942年6月离开上海的。在当时的黑市上，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新钞一元可以兑换四美分。在珍珠港事件前，重庆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一直很稳定，三元可以兑换一美元。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他乘坐第二艘换俘船离开上海，返回美国时，曾在黑市上兑换了一万六千元伪储备银行发行的钞票，而他只花费了一百美元。1942年年底，日本人宣称，将要废除上海的公共租界，并将其交还给南京汪伪政权。同时，日本人还打起了与公共租界历史同样悠久的法租界的主意。日本人通过德国人，给法国的维希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法租界归还给汪伪政权。上海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法国是不会轻易把他们在东方的权力交还给东方人的，即使要交还，它也将会是最后一个交还的欧洲国家。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心肠软，他们妥协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法国人却决不会妥协！”这种看法对很多英国人和美国人产生了影响。他们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转移到法国人的名下，以保障安全。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周，一位中国人为了保障自己的财产不被日本人强占，也这样做了。他把公司所有的一幢一直被美国领事馆和美国在中国设立的法院租用的开发大楼，转到了一家法国公司名下。可不幸的是，日本鬼子占领租界后，立即就拿美国领事馆和美国法院开刀，夺取了那里的财产。这幢开发大楼也同样被日本人夺走了。可以说，日本人把法国人的脸都给丢尽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日本鬼子在法国维希政府“买”下中南半岛后，立即以那里为基地，侵略英国人在南洋的殖民地。

上海已经被西方“帝国主义”者控制了近一个世纪。日本人逼迫这些西方国家离开上海时，表面上说要把上海交还给南京汪伪政府，但实际上仍从军事方面控制着上海。汪伪政权在上海市区的任何活动，都会遭到禁止。由于外国人在上海这个中国大港口拥有很多投资，所以“上海问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人在上海有高达二亿五千万美元的投资。英国人在上海拥有更多的实业和工厂，所以他们的投资比美国人还多。在上海被日本占领前后，有大量中国人经营的大规模企业以外商的名义注册。这是因为外国人在上海享有治外法权，这样做可以免去很多麻烦。因此，到战争结束，和平到来的那天，所有赔偿损失的要求，利益的分配问题会大量涌现出来。将会有一个国际性的处理机构花费多年时间来处理这些问题。

美国教授约翰斯顿博士曾写过一部名为《上海问题》的著作。这部著作长达314页，重点讨论了该如何解决上海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五六十年了。约翰斯顿博士在著作中提出了大量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他认为这些方法中的大部分都不切实际。因此，经过一番仔细地思考后，他说：“或许有一天，某一个国家将独自占有外国人的租界。”现在，他的话变成了现实。不过，从上海目前的状态来看，上海问题绝对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第三十四章　无能的日本人

1941年12月，就在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的两三天，占领上海的日本军官签署了一张通告，贴在我居住的都城饭店的公告栏上。通告要求，所有住在这里的美国人都到饭店的大厅集合，共同“商讨一些上海被占领后的问题”。这张通告让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日本人已经通过军事手段将上海占领，根本没有必要开会“商讨”问题。会议召开时，只有二十几个美国人前来参加会议。几位美国新闻记者也在其中，他们跟我一样，对此次会议充满了好奇。我们看到，日本方面来参加会议的，有大量日本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还有很多来自日本军部发言人办公室的人员，真正的日本军官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这时，日本人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我们就心知肚明了。一名日本军官主持了此次会议。他在会议开始后不久，就命令一个美国人站起来讲话。那个美国人在虹口经营着一家小商店，他夸奖日本人在占领上海后行政效率很高，对居住在上海的百姓非常仁慈。他还说，日本人对居住在美国俱乐部的会员们，照顾得体贴入微。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些美国俱乐部的会员们，在两个小时之内都被赶了出去。我的遭遇比其他人还要惨。我只收拾了十五到二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匆匆忙忙地把几件衣服放到一个小衣箱里，之后就被赶了出来。所以，我只好把所有的衣服和无数艺术品都丢下来。艺术品包括我在远东各地和俄罗斯旅行采访时买下，并且保存了很多年的象牙雕刻品，以及一些珠宝、织锦、蒙古和西藏的地毯等珍品。

在我的同胞不停地说好话讨好日本人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听着。即便他说的话非常离谱，离谱到让我们不知他有什么用意，我们仍然沉默不语。当时我们都怀疑，他是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小店，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投靠了日本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被日本记者记录下来。在他讲完话坐下去前，日本摄影记者一直在拍他讲话的镜头。其实，除了他之外，那天所有参加会议的美国人无一遗漏，都被拍了照片。

此后，主持此次会议的日本军官又要求其他美国人讲话，谈论一下对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的感想。这时此次会议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日本人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让美国人对他们占领上海一事进行称赞，然后以此作为宣传工具，向日本国内和海外宣传。于是，我开始猜测另外一个问题：日本人会如何处置他们占领的上海和其他中国港口、菲律宾及远东其他地区的美国军人和侨民。我曾亲眼看过日本人于1931年和1932年在东北，1937年之后在关内各地迫害中国人的情景，所以我非常了解日本人的凶残。那时西方人普遍认为，“日本人不敢对我们动手”——这是我从外滩英国上海俱乐部听到的，当时那里聚集了很多被日本军官从英国俱乐部赶走的相当有名望的英国居民，一个地位显赫的英国人在与一群日本军官争辩时就曾这样说过。我也抱有同样的观点。都城饭店的会议结束后，我被一位日本军官认了出来。他大声叫道：“呀！这不是鲍威尔先生吗？你还没有离开上海吗？我还以为你早就与伍德塞一起，逃到了某个地方呢？”伍德塞躲起来后，就请人给日本人带信，称如果日本人打算把他抓起来，他就以死应对。我记得那名日本军官好像是日本军部发言人办公室的人员。我对他说：“我没有隐藏起来，我现在仍然是一名新闻记者。我打算在这里看完这出戏。你能把我怎么样呢？最多也就是枪毙我。”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错了。日本人让我尝到了比挨枪子还要难以忍受的痛苦。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人在远东地区设立了很多战俘营。这些战俘营关押的，除了英国人，就是美国人。在战俘营里，日本人经常使用毒打和饥饿这两种手段，让他们的俘虏痛不欲生。

每当我回想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最初几天的情形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被日本人抓进战俘营——有几件意外的事情便会立即浮现在我的头脑中。我把白天的时间全都花费在这几件事情上面了。第一件事情是与金钱有关的事情。当发现身上的钱即将花光的时候，我就想取些钱，于是向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走去。一直以来，无论是我个人的存款，还是报社的存款，我都放在花旗银行。但是当走到花旗银行附近时，我立即发现，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与我有同样的想法。这是因为，花旗银行的门前已经排成了长队。排队的除了美国人外，还有中国人和包括葡萄牙人、俄国人、瑞典人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西洋人。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与其他国家的银行相比，美国的银行更让人放心。

我排了大约五个小时的队，才前进到花旗银行的大门前。每次只有十一二名取款者进入大门。当最后终于进去时，我来到了一个小办公室。在那里，我看到拜兹、麦凯和雷德这三位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他们双手插在口袋里站着，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无奈。在小办公室里还有两个日本人，他们坐在那里，银行的账簿就摊开摆在他们面前。看到我进来后，一位美国官员小声对我说，这两个日本鬼子非常了解美国银行的工作程序，因为他们曾在纽约横滨钱币银行接受过训练。从表现来看，那两个日本鬼子的确非常熟悉美国银行的工作程序。由此我想到，他们是为了“研究”花旗银行的业务而被“安排”进纽约横滨钱币银行的。这时，两个日本鬼子中的一个说话了。他对我说，为了保证“大街上没有闲散人员”，日本方面允许那些雇佣中国工人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公司，可以提取工人存款的百分之几。很显然，日本这样做，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为了保证计划能够顺利执行，日本军方希望那些骚动的劳工和没有饭吃的人们不要出现在上海街头。日本人还专门通知了那些雇佣了大批中国劳工的企业，要求这些它们劝说中国员工返回乡下家里。如此一来，很多公司都无法正常营业了，一些公司虽然勉强营业，但不得不减少各项经营活动。像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关系到公共事业的公司，则仍然继续营业，但所有经营活动都会受到日本人的监督。

后来，外国银行中的日本“清算人”又做出了新的规定。规定要求，只要是美金存款，那么储户就不能提取。这个规定给很多人带来了麻烦。这是因为，有很多人把他们的钱财换成美金存进外国银行里，以防止中国法币贬值使钱财受损。紧接着，日本人和南京汪伪政府又宣布，从某个时间开始，将禁止国民政府所发行的法币流通，伪中央银行将发行一种新币取代法币，新币与法币的兑换比率为二比一。但是不久后，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又在日本印制了大量假法币。如此一来，法币的价值就急剧下跌，跌到了40元兑换一美元。

在上海被日本人占领之前，我花费150元中国法币，相当于50美元在一家俄国人开的西装店里订做了一套西装。但当我被关押在日本监牢五个月，重新获得自由，即将乘坐一艘换俘船返回美国时，我在这家西装店订做的那套西装已经涨到了中国法币两千元。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几个月，上海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这种情形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众多大城市出现过。医院用的一些器材，价格也涨得让人难以置信。这是上海市立医院佛兰西斯修女院的海伦院长告诉我的。当时我刚刚被日本人释放，离开日本战俘集中营，住在市立医院检查身体。海伦院长说，市面上已经没有碘胺基类的药品了，无论花多少钱，也无法买到这类药物；一盎司的碘酒，价值法币一千元，这还是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情况下；中国法币600元才能买到一加仑按摩用的酒精。

无法获得输血用的血浆，是医院面临的最大问题。以前上海及至全中国健康血液唯一的供应站，是美国陆战队第四团。这支部队已经在上海驻防超过12年了。它所供应的血液，获得了很多医院的认可。无论是上海还是中国其他港口城市的医院，以及民航飞机可以到达的内地城市的医院，都对这支部队供应的血液非常满意。美国陆战队第四团的官兵，愿意献血的有很多。当然，献血者也会获得一定的报酬，15美元或者中国法币50元。医院会在献血者献血前对其进行体检，以掌握他们的健康状况和血型。如此一来，美国陆战队第四团就成为了上海和中国内地的“血库”，而且这个“血库”很有价值。

可是，当远东的局势变得危急时，上海失去了这个“血库”，因为美国陆战队第四团被调到了马尼拉。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当我被送到上海市立医院接受治疗时，医院里根本没有血液，而我需要大量血液。于是，我就成为了第一个遇到这种血液无法及时供应情况的患者。后来终于有一位美国人愿意为我输血。他是被我治疗的医生找到的。过了两个星期，我需要再次输血。那时我们已经找不到那个美国人了。我的医生贾鼎纳博士向其他医生求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另外一个愿意为我输血的人，一个英国人。第三次给我输血的是一个俄国人，他的血液输入我的静脉里时，我产生了剧烈的反应。在我即将离开上海市立医院的时候，完成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中国输血，这次是一个中国人。经过这四次输血，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中国人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淌，这让我觉得自己也许是唯一具有联合国血统的人。当到达纽约住进基督教长老会医院时，我又输了两次血。它们是为我治疗的米兰尼和韦伯斯特医生给我输的。这两次输血所用的血浆，来自医院的血库。米兰尼博士对我说，这些血浆的捐献者是完全匿名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种族和国籍。

在中国建立血库非常困难，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让他们错误地认为，血液是不能再生的，从身体里抽出去，身体里的血液就会减少，所以他们反对抽血；由于战乱不断，加之疟疾、肠胃病等各种疾病肆虐，中国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都很差，要找到健康的人来抽血，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上海的医生们发现，居住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与中国人的情况十分类似。这些犹太难民在来到上海前，曾被希特勒关押在纳粹集中营里，并且被关押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东条英机的特务，正在对他们进行更残酷的迫害。

第三十五章　可怕的大桥监狱

在日本占领上海后的第12天，也就是1941年12月20日，我第一次与臭名昭著的日本大桥监狱发生了接触。以前，日本人在这座监狱里，对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进行残酷的折磨。如今，他们又把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加诸美国人、英国人身上。日本人在与其他民族打交道时，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与纳粹德国人在欧洲的情况如出一辙。

12月20日一大早，我在都城饭店的住所就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来者是六七名日本便衣宪兵。他们自称奉命来搜查我的房间。其中一人还说我是《大陆报》的董事，同时也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负责人。早在12月8日，这两家报纸就已经被查封。

这些人在我的房间里大肆搜查。我所有的文件、信件底稿及其他文字记录全都被他们搜走了。我不知道我的办公室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因为它早就被查封了，而且日本人还禁止我去查看。不过，我暗中得到消息，日本宪兵曾三番五次地去我的办公室搜查。我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文件都被他们带走了。除此之外，挂在墙上的一座电钟也同样被带走了。

他们搜查完我的房间后，其中一个宪兵要求我跟他们前往他们的总部，说要问我一些问题，我只好跟他们下楼。一辆汽车停在楼下的街道上，突然一个便衣宪兵问我，是否有保险箱藏在旅馆的保险库中。我回答说，的确有保险箱，但那里面除了很少的中国法币外，没有其他东西。当然，我的保险箱最终还是被他们打开了。一个便衣宪兵说：“各种文件和信件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你的钱我们是不会要的。”

日本便衣宪兵的汽车载着我穿过北四川路桥，来到了大桥公寓的院子里。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都知道，这座大桥公寓是一所监狱，它位于虹口区，与上海邮政总局只有两条街之隔。我被日本便衣宪兵带到三楼，见一位宪兵头目。这位宪兵头目问了我一些当天早上被他们抓进来的外国人的情况，之后让我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他拿出一个大公文袋，把我所有的东西，包括吊袜带和吊裤带都装了进去，只给我留下一条手帕。之后，他在公文袋上标上了我的姓名。

接下来，有人打开一张印好的表格，询问我的个人信息，包括我的国籍、出生地、出生日期及其他信息。询问完毕，他们要求我在这张表格上签字，同时还要我摁上手印。

做完这些事情后，他们带我下楼，来到一座大房子的角落。这座大房子被用木栅栏隔起来，就成为了监狱。人们修建它，原来是用来做商店的。这里的光线非常暗。当我的眼睛逐渐习惯这种光线时，一排长长的监牢出现了。同时，微弱的说话声传入到我的耳中。我被带到房屋的一角。在那里，一位日本军官坐在一张粗糙的木桌子后面。毫无疑问，他就是这里的牢头。挨着他办公桌的墙上，悬挂着一排写有人名的木牌。这些名牌都是用中文写的，可以看出，外国人的名字不在少数。除此之外，墙上还有一个挂满了各种各样钥匙的铁环。钥匙有小有大，大的有六七英寸长，看起来就令人厌恶。

押解我的那名日本宪兵，此时将一间牢房的门打开，把我推了进去。这个牢门简直就像好莱坞的道具，它上面有铁栅栏，还有两把锁。牢门正中间有一个小洞，大约六英寸见方，囚徒的饭菜每天从这个小洞被送进来。如果有囚徒违规，看守就命令囚徒站在牢门前，之后他从小洞把手伸进去，扇囚徒的耳光。如果违规的囚徒因为不想挨打而不听看守的命令，看守就会把牢门打开，把违规者拉到走廊上，用棍子狠狠地打。

这是一间很小的牢房，里面已经挤满了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最后，有一个坐在角落里的美国人认出了我，叫我坐到他的身边。他名叫鲁道夫·梅耶，是好莱坞电影大亨梅耶的兄弟。于是，我挤过人群，来到他身边。坐在梅耶身边的是几个中国人。梅耶让他们向旁边让一让，我这才能够舒适地坐在这间牢房的地板上。之所以说“舒适”，是因为我的身后就是一堵墙，我可以靠在上面。与那些笔直地坐在牢房中间的人相比，我当然会感觉“舒适”了。

梅耶是在两周前被日本宪兵抓进来的。他对我说，若不是坐在他身边的那个朝鲜人患坏血症死掉了，他根本得不到这一小块地方。那位死去的朝鲜人，生前曾遭受极大的痛苦，因为他的大腿被日本兵用刺刀刺了好几下。虽然能够舒适地坐在这里，但是我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平静下来。梅耶告诉我，他一直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会将他逮捕。他还推测，日本人这样做，最有可能用他来敲诈勒索他那好莱坞富有的哥哥。

关押我们的这间牢门，长约18英尺，宽约12英尺，如果被抓进来的人并排坐在地板上的话，那么这间牢门可以容纳20到25个人。可是，这间牢房可能关押了四十多人。很多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好几天夜里只得站在那里，等候坐在地上睡觉的人起来轮换。

我被当天早上发生的一连串突发事件搞得晕头转向。就在我坐在牢房里，头脑刚刚冷静下来后，一名日本宪兵就在牢门口大喊我的名字。随后，钥匙开锁和铁栅栏的声音响起，牢门被打开了。那个宪兵带着我跟他一起上楼。之后，我就接受了宪兵的审问。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宪兵审问。

他们要求我按照日期，把一生的经历写下来。从1917年来到中国到目前这段时间的经历，是我要交待的重点。我不知道我先后写过多少次这样的报告，但我能够肯定的是，在他们的要求下，这样的报告我至少写过12次。我写完后，那个审问者拿起报告，很费劲地读了一遍，然后把它翻译成日文，再根据日文向我提问。

山本上尉就是经常审问我的那名日本宪兵。他几乎不懂英文，给他充当翻译的那个日本人的英文水平与他相差无几。因此，山本上尉又找来一个翻译。据这个日本翻译介绍，他在旧金山住过很多年，当前他的夫人和一个孩子仍然住在旧金山。

从12月20日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26日，日本人对我的审问一直保持在同一个范畴内。他们可能想把我与美国和英国的情报工作网拉上关系。有一次，他们意图鲜明地指责我，说我与驻上海的美国海军武官威廉少校有联系，还从他那里领取了很多津贴。审问者告诉我，威廉少校所有的私人文件都已被他们缴获，这是指控我的证据，无论我怎样否认都无济于事。我对他们说，我的确与威廉少校有联系，还经常一起讨论中国和远东的局势，不过，这些都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分内的工作。我还说，为了工作从威廉少校那里拿钱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做过。还有一次，审问我的人说，他们从威廉上校的办公室里找到一份薪水簿。我的名字以及《星期六晚邮》的伍德塞、美联社的弗莱德·奥博和毛瑞斯·赫瑞斯等人的名字都在这份薪水簿上。除此之外，他们还曾多次打算把我与英国的情报工作者联系到一起。不过，我对英国情报工作者的姓名一无所知，这使得他们只得放弃。

1937年夏天，我曾到舟山群岛访问。对于这件事，日本宪兵连续好几天审问我。当年结束舟山群岛的访问，返回上海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日本人打算先占据舟山群岛，并以此作为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基地。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几个月，舟山群岛果然被日军占领。因此，审问我的日本宪兵军官便以此作为证据，坚持认为我从事间谍工作，反抗日本海军。需要指出的是，后来日本海军的确以舟山群岛作为基地，从事侵略活动。

当时我认为，日本人很可能会像审问我这样，审问所有的美国和英国新闻记者。这是因为，所有的外国新闻记者，尤其是特派员，都会遭到日本人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些人都是为自己的国家从事秘密工作的间谍，日本人就曾使用过这样的手段。过去日本便衣宪兵经常打着日本某报记者的幌子，在东京和日本其他大城市巡逻，秘密地对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和旅行者进行调查。

负责审问我的主审官把我所有的自白都写在一张大格子纸上，之后再把单独的纸张订在一起，并要求我在最后一页签上名字，摁下手印。我总是要求审问者为我提供一份审问笔录节要。通过这些笔录节要，我发现他们经常故意伪造我的口供。

其实，他们要伪造我的口供并不难。我的口供加起来可能有五六本，他们把中间的纸张抽出来，换上写有故意伪造我口供的纸张，与有我亲笔签名及手印的最后一页合在一起，就可以做到天衣无缝了。

在被审问期间，我的神经经常会感到难以忍受。除此之外，他们对我的态度倒还不错。当然，我也会尽量控制自己，不轻易发脾气。不过，有那么一两次，他们向我提出一些像废话似的问题，使我最终忍无可忍。

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了一个粗野的日本宪兵军官殴打一位无辜的中国妇女的一幕。日本军官用手掌狠狠地抽打那位中国妇女的脸，把她打得眼圈肿胀，眼睛连睁都睁不开；整张脸完全变了形，脸上布满了淤血。日本宪兵军官这样做，是为了逼迫她说出丈夫的藏身之所。她的丈夫是一位大学教授，日本人怀疑他是间谍。尽管每天都会遭受毒打，但这位中国妇女始终没有说出她丈夫藏身的地点。最后，她被打得无法动弹，只得整天躺在牢房里以泪洗面。

一天，审问我的人突然拿出一些几年间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这些报纸都已经泛黄，上面有些文稿或其中的段落被人用红笔做了记号。他问我那些被标红的文字有何用意。不过，每篇文稿的写作背景和场合，我几乎都能说清。

后来，我遇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日本鬼子又拿来一份《密勒氏评论报》讯问我。在那期报纸上，有一篇关于上海批发销售贼赃汽车的报道。这篇报道称，由于日本军事当局正筹划着向法属中南半岛进军，急需汽车，所以这些被贼偷来的汽车全部被卖给了日本军事当局。日本宪兵问我，这个消息是从哪里获得的。我回答说，这个消息是我从上海保险公司和警察局得来的。他又问我是谁告诉我的。我没有说出任何人的姓名。其实，我之所以会特别关注这件事，主要是因为我的汽车也被那些强盗偷走了。

日本人还拿来另外一篇文章来讯问我。这篇文章并不是我写的，而是从《亚洲杂志》《民族杂志》和《纽约先锋论坛报》上转载来的。原文的作者是费礼雪先生，他是东京《日本广告人报》的前任总主笔。这篇文章称，日本皇军的一位军官，在东京密谋发动政变，将日本天皇推翻，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在刊登这篇文章时，我特别在文稿的末尾附注说明，强调刊登这篇文章，没有任何不尊重日本天皇的意思。我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在刊登这篇文章前，接受了日本领事给我的劝告。尽管做出了解释，但审问我的日本人并不满意。因此，他们三番五次地用这篇文章来审问我。

除了上述两篇文章外，他们还找到另外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于1932年出版，到现在已经有九年了。它是从一份中国杂志上转载而来的。文章把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称为“傀儡的傀儡”，因为溥仪是日本昭和天皇的傀儡，而昭和天皇是日本陆相的傀儡。审问我的人坚持认为，这篇文章侮辱了日本天皇。我对他说，这篇文章是九年前出版的，而且文章的内容是中国人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评论，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对方对我的解释一点儿也不满意。因为日本人认为这一类罪行是“危险思想”的一种。他们对待这种“危险思想”非常严厉，如果某位日本警检认为某位编辑的文章或者话语有侮辱天皇的嫌疑，日本人就可能会将那位编辑抓起来。在日本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有大量专门负责检查国内外报纸的警检人员，查看报纸上是否存在侮辱天皇或皇室人员的言论。如果日本人实现了他们“在白宫掌握和平”的梦想，那么将会有数百名美国编辑或者漫画家走霉运，因为日本鬼子早就盯上了他们，并获得了充足的情报资料。

自从1937年日军控制上海虹口区后，日本人一直把大桥监狱当成高度机密来保守。大量中国人被关押在大桥监狱中。一些住在上海公共租界里的中国人失踪时，我们还觉得奇怪，直到后来才知道，他们其实是被日本人抓到大桥监狱里来了。有几个中国人对我说，日本人已经把他们关押在这里好几个月了，至于为什么会被关押在这里，由于时间太久，他们都不记得了。被关押在这里的中国人，除了大人外，还有一些孩子。他们可能是一些中学生，还不到15岁。有人说，这里还关押着一些上海公共租界里的俄国人。

大桥监狱总共有15间牢房，它们全都位于主要建筑物的内部。这些牢房有一半以上只向一面打开，打开的那面装有栅栏。这些栅栏都是用直径达六英寸的粗木棍子做成的，木棍之间相隔两英寸。我被关进了第五号牢房，那里的木棍被我数了不下一千遍。第五号牢房本来就有很多人了，后来又有12名外国人被关进来。他们主要是英国人，不过也有美国人维克特·凯恩。在我被关进大桥监狱后不久，维克特·凯恩就被关了进来，他是《纽约先锋论坛报》的特派员。

在后来被关进来的英国人中，有几位非常有名的商人，一位是上海股票交易所的总经理爱丽丝·海因，另外一位曾是道奇汽车中国总代理行的总经理，还有一位与英国经济作战部有联系，他叫普瑞斯达，年纪比较大。此外还有一位大约20岁的年轻人，自称是英国前驻上海军队中的乐队队员。爱丽丝·海因与他的夫人一起被捕，他们夫妇二人称得上上海社交圈里的名人。海因告诉我，他们夫妇曾宴请过哈特海军上将和葛拉斯夫海军上将，而参加此次宴会的人员名单，则是日本宪兵军官审讯他们夫妇二人的主要内容。另外，让日本人感到好奇的，还有出席此次宴会的人员所带的东西。在日本，警察一般都会对外国人举行的宴会进行监督，他们通常会盘问茶房参加宴会的客人的身份。

一家酒类总经销商的经理比尔·甘地也是后来被囚禁的英国人之一。他在外国特别警察群中非常活跃。日本鬼子据此认为他从事以打击日本帝国为宗旨的间谍活动。此外，日本人还认定他担任总经理的那家酒类总经销商从事情报工作。于是，日本人判处他八年有期徒刑。

后来在乘坐交换战俘船返回美国时，我才知道，就在我被关押在大桥监狱的同时，还有一些美国人被关押在另外一个监狱里。那些美国人包括一些新闻记者、美国传教士及商人。在这些美国商人中，既有胜家缝纫机的经理，也有苏康尼真空油公司的经理，还有美国花旗银行的经理。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大约有两千五百人。后来，日本人把这些美国人全都关了起来。不过，日本人把他们关在了别的地方，而不是大桥监狱。

日本人对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谓恨之入骨，总是极不耐烦地对待他们。不过，由于过于仓促，日本人也犯了不少愚蠢的错误。一天，一位英国人被六七个日本宪兵拖到我们的牢房。那位英国人一边大喊大叫一边连蹦带跳，显得非常愤怒。由于遭到了日本宪兵的殴打，他的外衣和裤子都被扯破了。等到他稍微平静下来后，我坐到他身边，询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日本人抓他到这里来的原因，他也不知道，他只是上海电力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当他第一次被叫到楼上接受审讯回来后，我看到他的脸上有一种迷惘的神情。这位英国人看到看守走到走廊的另一端，就立即转过身来，对我说：“我活了大半辈子，根本没有写过一篇有关日本鬼子的文章，这些残忍的坏蛋究竟要干什么呀？”

听到他这样说，我突然明白日本鬼子抓来这位电力公司工程师的原因了。他名叫W.R.戴维斯，日本鬼子搞错了，误认为他是上海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总经理R.W.戴维斯。这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因为R.W.戴维斯当时并不在上海，而是在香港。这件事让W.R.戴维斯非常生气。他一直在小声地咒骂，说日本鬼子实在太可恶了，如果他们发现抓错了人而释放他，那他一定要报复，暗杀几个日本鬼子。由于日本人需要上海的公用事业维持正常秩序，所以在犯下这个可笑的错误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抓过公用事业机构里的人。

一位西班牙贵妇人被关押在我们这间牢房好几个星期了。她是马尼拉一家银行老板的夫人。日本人之所以抓她，是怀疑她与一家外商公司勾结，垄断上海所有的奎宁。不过，这位西班牙女人却说，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很多与日本鬼子做过生意的外国商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这是因为，这些商人已经答应为日本鬼子供应货物，早就收下了对方的预付款或者保证金，并且把钱汇到了海外。此时，他们既无法交货，也无法退款了，因为他们的现金遭到了冻结。在珍珠港事件前的一个月里，日本鬼子在上海收购了大量的香烟、汽油、药品、粮食、皮革皮鞋等物资。总之，他们买下了所有能弄到手的东西。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改变策略，不再购买物资，而是下令征用。上海所有的大小型汽车也在征用的范围之内。当罗斯福总统下令禁止为日本运输汽油时，日本鬼子竟然丝毫也不慌乱。这是因为，他们在上海的秘密油库里储藏了大量汽油，他们只需把油库挖开，将里面的汽油取出来。那些已经接受日本鬼子的订单，又无法交货的外国商人，全都遭到了惩罚。日本人把他们全部关进了集中营。

除去一些西洋男人外，大桥监狱还关押了三名西洋女人。这三名西洋女人，一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是英国人，还有一个是白俄罗斯人。那位白俄罗斯人还是一名少女。她被关押进来不久，就患上了歇斯底里症。我们猜测，可能是她在监狱里抽不到海洛因，所以才会患上此症。上海有很多可怜的白俄人，经常吸食由日本人供应的海洛因。以前日本人以低廉的价格提供了大量海洛因。我们这间牢房以前也曾关押过两三位中国妇女。有一次，一个男人带着三岁大的儿子被关进来，这个小男孩整夜地大哭，哭声响彻整个大桥监狱。

虽然大桥监狱拥挤不堪的情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很快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拥挤还要严重。牢房里没有卫生间，只有放在牢房角落里的一只没有盖子的木桶供大家方便之用，臭气熏得人难以忍受。这个木桶只有每天早晨只洗刷一次，洗刷者是一位中国籍的被囚者。

被关在牢房里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使用这一只便桶。当女人方便时，一些外国男人经常会站在便桶前，背对着她们，为她们遮挡别人的目光。后来，牢房里的所有人无不要求日本人在这方面给予女人一定的照顾。日本人迫于压力，终于允许牢房里的女人可以去二楼的洗手间方便。

来到大桥监狱时，我只穿了一件薄大衣，也没有带毛毡。这是因为，日本鬼子在抓我时，只说带我来这里问话。大桥监狱里没有暖气设备，日本鬼子每天晚上九点钟都会把一捆毛毯扔进牢房里，供被囚者取暖。于是，每当毛毯被扔进牢房里时，被囚者就会拼命地抢夺。

后来，我发现一个现象：牢房里的人，每两个人或六个人围在一起，共同使用一条毛毯。睡觉时，大家都不会把衣服脱掉，因为脱掉衣服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冻死。

老鼠、臭虫、跳蚤、虱子等各类害虫，牢房里应有尽有。在这些害虫里，最可恶的当属虱子，或者叫体虱。牢房里到处都是这种害虫。由于牢房里有几位被囚者患了病，而且病得非常厉害，再加上斑疹伤寒这种病当时正在流行，因此大家都担心会被一些疾病传染，导致全部死亡。我的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了一瓶油膏。他这样做，可能是因为想到了牢房里有太多的虱子。不过，日本宪兵担心它是毒药或者大烟膏，所以不让我接收。我当面向他证明，这不是他想象的那种东西，这才获得同意，得到了这瓶油膏。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送给我这瓶油膏的是原美国上海法院的赫尔迈克法官，这件事让我终身都不会忘记他。

被囚者生病后，可以去日本宪兵中队专门为被囚者设立的医疗所接受治疗。不过，一般情况下，只有两名日本下级医官和一名女护士偶尔来一次。如果有被囚者发烧了，或者得了其他小毛病，这些日本医护人员就给他们几粒阿斯匹林打发他们。如果有被囚者身体出现红肿，或者生疮了，日本医护人员就给他们一些像红汞水似的红色液体。日本人似乎根本不在乎这类红药水。

由于受到了感染，我的一根手指肿得比正常的手指粗两倍。于是，我提出去楼上的诊疗室接受日本医生治疗的请求。两个星期后，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为我治疗的是一名日本助理医生。他在没有给我注射麻药的情况下，就拿起剪刀，将我手指上的皮肤剪下来。我感到疼痛难忍，而站在一旁的日本兵却在欣赏我的痛苦表情。

有几位中国籍的被囚者患有性病。那位日本女护士经常带着她的助手来给那几个人治疗。对于那位日本女护士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那几个得性病的中国人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这是因为他们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被耽误了好几个月。

牢房里还有大量老鼠。这些老鼠有时候会公然地在走廊上来回奔跑。对此，日本看守只是跺几下脚，吓吓它们。有一天晚上，我正躺在隔墙的木板旁睡觉。一只老鼠突然从木板洞里伸出脑袋，咬住我的头发，用尽全力向洞里拉。我觉得，它可能是打算用我的头发去修它的窝，所以才会这样做。

在牢房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我的两只脚开始剧烈的疼痛，尤其是脚跟部的骨头更加疼痛。不过，从皮肤来看，我的两只脚并没有任何症状。因此，那名日本医生以为我在装病。当我对他说，我的两只脚疼得连鞋都没法穿时，他只是用笑来回复我。当时，日本人禁止监狱里的所有人穿鞋，所有人的鞋都必须放到牢房外面狭窄的走廊上。如果有被囚者出去接受审问，或者做其他事情，由于外面鞋子太多，他经常会连自己的鞋都找不到。此外，由于我们的袜子都因为穿得太久而被穿烂，所以我们必须光着脚躺在地板上睡觉。地板很凉，每天早上醒来时，我们的双脚就被冻得像青萝卜一样。

有一次，那位日本女护士看我可怜，就给了我一些碘酒。我把碘酒抹在双脚上，但疼痛非但没有减轻，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我之外，还有几位被囚者喊脚疼。而大量中国籍被囚者，他们的腿部和脚部大面积地感到疼痛。其实，这完全是由于日本人供给我们的食物太坏，导致我们营养不良而造成的。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除此之外，造成我们脚疼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经常像日本人那样席地而坐，坐得时间太久，脚部的血液循环就受到了阻碍。

当时我们所吃的食物，简直差到了极点。我相信，就算一名日本苦力，也不愿意看这样的食物一眼。不过，大家都很期待每天早上那一碗稀粥，因为它是热的，能够为我们带来温暖。午餐和晚餐，都只有一碗冰冷而坚硬的米饭，上面放着三只风干的青鱼头。那些青鱼头非常恶心，一看就知道是被放在走廊或者院子里很久，经过风吹日晒苍蝇叮咬的东西。这样的饭菜，大多数西洋人都吃不下去。

我们很多人都无法吃下这样的饭菜，所以我们与被囚的中国少年商量，让他们帮我们捉内衣裤里的虱子，而我们就把米饭给他们吃。他们同意了。几天后，这些中国少年就创立了一个赌博项目：猜测西洋人内衣裤里的虱子被捉的数目。

大家对于这样的安排都很开心。可是后来，日本人每天只给每个人吃一碗米饭，导致大家每天都要挨饿。后来得脚气病的人越来越多，与此有直接关联。

在监牢外的朋友们的努力下，我们的食物终于有了改观。日本人会定量地为我们供应以三明治为主的西餐。那些朋友们还给我们送来了大量水果罐头、鱼罐头、肉罐头。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日本鬼子禁止罐头类食物进入大桥监狱。因此，那些美味的食物都被日本看守吃掉了。缺乏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正是我们患上各种疾病的主要原因。

我们虽然能吃上外面送进来的食物，但是由于那些中国籍被囚者眼巴巴地看着，所以我们经常很难吃得下去。看到他们那可怜的样子，我经常把自己的三明治分成十多块，分给他们吃。日本看守禁止中国籍被囚者吃外边亲友们所送的饭菜。那些中国籍被囚者对此感到强烈不满，于是爆发了一两次大规模的骚乱。

圣诞夜当晚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极度愤怒。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朋友们给我们送来一只烤火鸡，可是我们只得到了几片火鸡肉；我们质问那些日本鬼子，他们却做出了让我们无法接受的回答——为了防止被囚者拿火鸡骨头当武器打架或攻击守卫人员，因此禁止火鸡骨头进入监狱，所以大家只能吃到几片火鸡肉。

第三十六章　危险思想

大桥监狱的被囚者受到了严格的管制。他们没有任何读物可以阅读，还被禁止互相交谈。日本看守每隔四个小时换一次班，为了在交班时更方便地清点人数，他们逼迫被囚者紧挨着一排排一列列地坐在地板上。为了表示对日本天皇的尊敬，我们这些被囚者在整齐地坐在地上的同时，还要低头面对东京所在的方向。有一些中国籍被囚者经常不顾日本鬼子的命令，悄悄地交谈。日本看守发现后，就命令交谈者站到牢门口，然后对准他们的头部，狠狠地打上几拳。

据我所知，只有一位西洋人遭过日本看守的毒打。他是一位俄国籍的被囚者，名叫契斯诺可夫。他既不会说中国话，也不会说日本话和英语，正是由于听不懂日本看守的命令，才会遭到毒打。这个俄国人很年轻，是一位苏联公民，他乘船从海参崴来到上海。日本人发现了他，认为他是刺探军事活动的间谍，就把他抓了起来。有一次，监狱外的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了茶。茶被装在保温瓶里，装了满满一瓶。日本看守把那个保温瓶交给我，并让我喝完茶后立即将空瓶子交给他。我自己一下子无法喝完那么多茶，于是在猛喝一大口后，就让牢房里的中国朋友们也喝一些。等大家都喝完后，我就把保温瓶交给了站在牢房前面的日本看守。就在这时，怒气冲冲的日本看守命令我站到牢房门洞前。这个门洞有着特殊的用途：日本看守通过它给牢房里的人传递食物，被囚者吃完食物后再把空碗和空盘子通过它退回去。那名日本看守走到洞口，出人意料地伸出手，恶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

这是我唯一一次遭到日本看守毒打。除了毒打外，牢房里的西洋人并不比中国人的待遇好。比如西洋人同样被迫坐在地板上，让膝盖承受整个上身的重量。还有就是，所有的被囚者每天都要排队站好，等待日本看守搜身。日本看守如果在某人身上搜出一片纸或者一根细绳，那么那个人就不会有好下场了。有一次，日本看守从一位被囚者身上搜出一把指甲刀，这可把大家给吓坏了。那把指甲刀是牢房里唯一的一把，每一名被囚者都会趁日本看守不注意偷偷地使用。

有时候，有些被囚者做出违反规定的事情，可日本看守又无法找出当事人。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所有被囚者都会受到牵连。日本看守命令所有人按照日本式的坐姿，坐在自己的脚上，同时还要低下头。后来，大家都把这种姿势称为“跪姿新秩序”，因为大家经常会被逼面对东京所在的方向坐在地上。

我们牢房里的被囚者，经常被迫坐在自己的双脚上。有时，大家一坐就长达六个小时或八个小时，以致此后几天都无法行走。

中国籍被囚者几乎每天都会遭到日本看守的毒打。一般我们在夜里听到的喊声，就是某个可怜的家伙因为违反规定遭到毒打而发出的。

有一次，一个中国籍被囚者在抽偷偷运进监狱里来的香烟时，被日本看守发现了。他被打得整整在地上躺了一个星期。后来，这个中国人又得了脚气。一名日本医生来到监牢，给他打了一针，他很快就一命呜呼了。于是我们大家都怀疑，日本人在那一针注射剂中添加了毒药。

还有一次，日本看守从一名中国籍被囚者身上搜出钱币。那名被囚者半夜被拖到走廊上，接着头上、脸上都遭到了一根木棍的毒打。就在日本看守毒打他时，我和身边的一位英国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数着日本看守挥棍的次数。当日本看守打到第85下时，那个中国人停止了叫喊，之后可能就断气了。因为过于用力，日本看守手中本来约一码长的木棍，最后只剩下大约一英寸长。像这样的木棍，走廊上堆着很多。日本看守为了随时拿过来使用，就把它们堆在走廊上了。这些木棍有三英尺长，直径约为一英寸。

我开始被关押在大桥监狱，后来又被送至江湾监狱。在这两所监狱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它们都关押着很多日本囚犯。在这些日本囚犯中，有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曾在英美公司工作过。据说，日本宪兵打算从他们口中探测出西方人在上海活动的情况，于是把他们抓了起来。我认识一个这样的年轻日本人，他就被关在我住的那间牢房里。他叫小野，在上海美商德州石油公司工作过好几年，还曾多次跟随油轮前往德州的阿瑟港。在与我交谈时，他对日本宪兵的憎恨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总是用轻蔑的口气称那些日本宪兵军官为“楼上的大人物”。除了这些年轻人外，大桥监狱还关押了很多日本兵。他们之所以被关进来，是因为在执勤时喝酒。有一些与日本兵混得很好的中国籍被囚者说，他们不愿意被日本人送到战火纷飞的马来西亚，所以才会被抓到大桥监狱里来。被送到江湾监狱后，我发现那里关押着大量日本军人和普通百姓，总共有几百人。他们被关进来，是因为被怀疑有“危险思想”。我还记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将中国东北地区强行占据，有一位西方新闻记者告诉我，在日本本土，大约有五万人因为怀有“危险思想”而被关进监狱。后来，这五万余人被送到南太平洋各地打仗。

在与大量怀有“危险思想”的日本囚犯谈过话后，我发现，他们对日本宪兵的态度只比我对日本宪兵的态度好一点儿。有一次，就在我所住的监牢外不远处，一个日本兵遭到了一个日本宪兵军官的毒打，险些被打死。那个日本兵之所以被打，是因为他称那名日本宪兵军官为“马鹿”。“马鹿”是一个骂人的词汇，意思与英语中的“傻瓜”、“混蛋”类似。

在组织体系上，日本宪兵极为神秘。在某些方面，他们很像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依我看，日本宪兵身上聚集了日本军人所有的罪恶。从表面来看，他们拥有无限大的权力。他们经常大言不惭地说，就连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他们都可以逮捕。不过，我倒从来也没有听说，哪一名日本大将曾被他们逮捕过。可以确定的是，日本百姓最痛恨、最恐惧的兵种就是日本宪兵了。

一天夜里，又有一个倒霉的家伙被日本宪兵抓了进来。他是一个英国人，年纪很大了，身体极度虚弱，几乎无法站立。日本宪兵把他推到一个靠墙的角落里。我就坐在他身边，所以才能看清他的神情。我发现，他似乎正在忍受着剧烈的痛苦。原来，他的脖子生疮了，而且生了很大几块。由于没有得到治疗，这些疮肿胀起来，使他的脖子只能歪在肩膀上。后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天半夜，他用胳膊肘儿撞我，询问我是否会祈祷文。他告诉我，他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便信奉了天主教，不过后来将这个信仰放弃了。他说：“我觉得我很快就要断气了！”于是，我们一起默默地读起主的祈祷文。祈祷结束后，他并没有死掉，反而平静下来。于是，他简单地向我讲述了他一生的经历。

他对我说，他是克拉克上尉，英格兰是他的出生地，他在年轻的时候入伍参军，后来被派到印度。他的部队在印度的旁遮普驻防了17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很少离开军营。从军队退役后，他就来到了上海，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调查处处长，一直工作到退休。之后成立了一家私人侦探社。在被捕前，他和夫人居住在上海附近的乡下。他的夫人是印度人，她每天都要骑脚踏车来回奔波20英里，给他送饭吃。珍珠港事件后，日本鬼子以从事反日间谍活动为由，将克拉克上尉逮捕。起初，克拉克上尉被关在大桥监狱最肮脏的地方，日本人根本不理他，既不给他送吃的，也不过问他的生死。

当克拉克上尉被送到我居住的那个牢房时，我根本不明白日本鬼子这样做的用意。几天后，日本人叫我去楼上回话。审问我的主审官是山本上尉。我对他说，克拉克上尉的病情非常严重，需要及时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否则很可能会死在牢里。听我说完后，山本上尉伸手在脖子上比划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他们应该用刀把克拉克的脑袋砍下来。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把克拉克上尉关进我居住的牢房。尽管山本上尉不喜欢克拉克，但我的话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就在当天后半夜，一辆救护车开进院子里，引起了一阵骚动。克拉克上尉被救护车拉到上海市立医院接受治疗。几周后，就在我打算乘坐交换俘虏的船只离开上海前，收到了有关克拉克上尉的消息，有人说他已经痊愈了。我还记得，在离开大桥监狱的那天夜里，克拉克上尉把他的毛毡送给了我。对于冷似冰窖的大桥监狱来说，毛毡的价值不言而喻。

2月26日，大桥监狱的牢房中迎来了数位日本宪兵军官。他们让包括我在内的八个外国人去宪兵队部。我们按照吩咐，来到了宪兵队部。他们对我们说，要把我们送到位于江湾的一处监狱。在那里，日本人将会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对我们进行军事审判。除了我和俄国人契斯诺可夫外，其余的六个外国人全是英国人。

在出发前，我们每个人都理了头发，刮了胡子。给我们理发的理发师是日本宪兵叫来的。之后，一辆无篷卡车把我们拉到了江湾。

江湾监狱是一幢很大的房子。它是新修建起来的，位于公路旁边，离新上海市政府很近。这所新的上海市政府在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后，就被日本军队接收了。江湾监狱有大量长约十英尺，宽约五英尺的牢房，而且每间牢房都非常坚固。牢房的门高约四英尺，门下面有一个专门用来传送食物的长方形的洞。

每一间牢房都有一个距离地面约六英尺高的狭小的窗户。马桶仍然被摆在牢房的一个角落里，每周清洗一次。牢房的墙壁上涂了一层水泥，但水泥尚未完全干透，地面上铺了木质地板。与大桥监狱的牢房一样，这里的牢房同样没有暖气设备，因此到了夜里，同样冷得让人难以忍受。

每天早上，看守都会把我们放出来，让我们去院子另一端的盥洗室洗漱。在盥洗室里，我们每个人都能获得一把牙刷。不过，日本人规定，我们每个人必须使用自己的牙刷，不能用别人的，而且还规定牙刷必须挂在盥洗室的钩子上，不得带回牢房。在每一个钩子的旁边，都钉着一个木牌，上面用日文写着我们的名字。不过，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些日文，以致总是找不到自己的牙刷。除此之外，日本人还禁止我们在盥洗室谈话。这些因素导致我们对前往盥洗室洗漱不再感兴趣。

尽管被禁止交谈，但是只有去盥洗室，所有被囚者才能聚在一起。除此之外，大家要聚在一起，就要等到去院子里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不过，这种活动每隔一段时间才会进行一次，而且还会受到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的监视。与大桥监狱相似的是，我们被禁止阅读书刊杂志，同时还被禁止接收朋友们送来的任何药品。有一些东西，大桥监狱的日本看守允许我们携带，不过它们在江湾监狱就不被允许了。

来到江湾监狱后，我的脚痛更加严重了。在我看来，天气太冷是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上海一年最冷的时期，莫过于阳历三月了。

越来越严重的脚痛使得我经常要求日本宪兵派医生来为我治疗。可日本鬼子总是对我的要求不予理睬。后来，日本鬼子总算做出了反应。那时我的脚已经肿得极其严重了，它变成了紫色，整整比平时大两倍，以致我无法穿鞋，也无法走出牢房。

一名英国籍的被囚者也得了脚痛病，他也像我一样，经常向日本宪兵诉苦。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英国人，由于脖子上的疮仍然非常严重，所以只好继续把脑袋歪在肩膀上。

在我能够像其他被囚者那样到院子里活动的时候，我获得了一个与别人谈话的机会。那个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英国人。他认为自己有生之年根本无法离开监狱，所以极度失望。不过，他对我充满了信心，认为我一定能够离开。于是，他嘱托我帮他做一件事。

他对我说：“请你给澳大利亚的某家银行写一封信，让他们在此次战争结束后，把我的全部存款都给我小女儿，她住在上海法租界内。”

他说的那笔存款数目庞大，而且还是英镑，因此着实吓了我一大跳。后来，我向一些年轻的新闻记者讲述此事时，他们全都想得到这位年轻小姐的通讯地址。

在伙食方面，江湾监狱要强于大桥监狱。在大桥监狱时，我们每天只有一碗米饭吃。而在江湾监狱，除了米饭，我们还能吃到一碗海带。起初大家都非常喜欢吃海带，不过后来就没有人愿意吃了。

我们的饭菜是大卡车从十几英里以外的市区送来的。因此，当我们得到饭菜时，饭菜已经变得又冷又硬。再加上身体越来越衰弱，所以我很难吃得下去。我身体衰弱，与日本医生的治疗有很大关系。在我无法穿鞋很久后，日本鬼子终于找来一名医生为我治疗。那名医生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我的脚，然后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每天都会给我打一针。这样的治疗，非但没有让我的病情有所好转，反而使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在无法吃任何东西时，我只能靠喝一点儿日本鬼子送来的茶维持生命。

有一天，我躺在地板上，目光沿着牢门下面那个长方形的门洞向外望去。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走廊对面的一扇门上有动静：大批日本“危险思想”分子中的一个囚犯小心翼翼地拉开了门洞的小门，一边将手指放进嘴里，一边向我点头示意。我知道，大约有50名日本囚犯被关押在那间牢房里。他们已经察觉，日本看守给我送来饭后，我一口都不动，最后饭总是被日本看守带走。因此，那个日本囚犯的意图，我立刻就明白了。他希望我把饭菜给他们吃。此后，那个哨兵就成为了我观察的对象。每当他巡逻到走廊拐角处时，我就会尽力将装有饭菜的铝饭盒向走廊推去。之后，那个日本囚犯就会伸手把饭盒向他的牢房拉去，接着他就与牢房内的其他人把饭盒里的饭菜吃光。吃完后，他们趁哨兵不注意，把饭盒扔到我的牢门口。

日本人禁止被囚者交谈和阅读。于是，我就经常写一些没有结尾的诗句来打发时间。每次开头总是这样的：

我虽然是一个日本人，

却非常精明。

悄无声息地溜进珍珠港，

把美国的舰艇炸沉。

偷偷地渡海来到中国，

占领上海和香港。

英国人和美国人睡得正香，

扒光他们所有人的衣服。

我的诗写得越来越差劲，以致后来写出来的东西根本无法发表。不过，在抵达新加坡、缅甸、雅加达之前，它们仍然带给我很多帮助，使我将脚部的疼痛遗忘。每天夜深之后，我躺在牢房里，在无际的黑暗中静静地聆听那座老式的时钟敲打。每隔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它就会敲打一次。我从未放弃重获自由的信念，这种心态与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在柯瑞几达和巴丹时完全一样。而且每次合上双眼，我就仿佛看到美国的船舰已经驶来，飞机已经飞来。不过，这一切并无法掩饰我的健康恶化得越来越快的事实。死亡开始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我不停地想着祈祷词，并祈祷上帝能够帮助身在美国、正为我的安全担忧的夫人和孩子。同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返回美国，我一直打算写一部书，我希望自己回到美国后就开始动笔。有一件事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那就是我在美国的亲友一直在四处奔走，他们希望美日交换人员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一位在我即将离开大桥监狱前被捕的中国籍被囚者对我说，他看过一篇报道，称日本人已经以间谍罪处死了我和维克特·凯恩。

一天，我所在的牢房迎来了一名日本宪兵军官。他坚持让我写一封信，在信中称自己“健康情况良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瑞士驻上海总领事向日本人提出到大桥监狱来探望我的要求。日本鬼子拒绝了这一要求，不过为了避开这项正面的外交问题，他们打算让我写一封自己“健康状况良好”的信敷衍了事。我认为日本鬼子对美式英语不太精通，就写了一封暗示自己健康状况非常糟糕的信交给了他们。可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竟然有精通美式英语的专家顾问，因此他们知道了我的真实意图，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信退给我，让我重新写。如此折磨了六七次之后，他们被我彻底惹怒了，便威胁我说，如果我再不按照他们的意思把信写好，他们就要给我点儿颜色看看。

当我被送到上海市立医院后，我见到了那位瑞士总领事。他对我说，虽然收到了我的“健康状况良好”的信，但由于这封信被日本鬼子拖延了太长时间，所以他就怀疑我的健康状况存在很大问题。当然，这是后话了。

一天早上，一个日本宪兵军官来到牢房，察看我的健康状况。当时我的身体极其虚弱，已经快不省人事了，只会含糊不清地说：“送我去医院。”可是，他们并没有那样做。直到我彻底失去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的希望，被痛苦折磨得不想继续活下去时，我才迷迷糊糊地听到牢房门被打开的声音。我向走廊上望去，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因为我看到那里站着两个日本兵，他们还抬着一副担架。一个日本军医跟随那两名日本兵进入牢房，他在我的胳膊上打了一针，然后说：“送你去医院。”说完后就转身离开了。两名日本兵把我搬到担架上，之后抬着我向外走去。当穿过漆黑的走廊，来到阳光明媚的院子里时，我使出全身的力气，侧起身，使脑袋偏向一侧。随后，我看到了市立医院的救护车停在院子里，《纽约先锋论坛报》的维克特·凯恩这个我在新闻界里的老搭档和加德纳医生站在车门旁边。那时，我感到异常惊喜。维克特·凯恩和加德纳医生人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很久，好像是在确认这个病人是不是鲍威尔。来到市立医院后，加德纳医生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我的身体。之后，他笑着对我说，我与第一次长时间绝食后的印度圣雄甘地十分相似。可是，我告诉他，甘地的情形比我好多了，甘地还有羊奶和葡萄汁喝，而我却什么也喝不上。

第三十七章　美国谷物来到了中国

在我坐着救护车从江湾监狱赶到医院时，有一位日本军官一直陪伴着我。法国圣芳济会的护士海伦嬷嬷是医院的负责人。见过她以后，这个日本人就一直守在我的病房门口。如果没有日本军方的正式批准，任何人都别想进入我的房间。后来，海伦嬷嬷趁着那个日本军官不注意，悄悄地对我说，日本军官命令她，除了我的记者同事维克特·凯恩和我的私人医生W.H.加德纳博士外，禁止任何人进入我的房间。维克特·凯恩和加德纳博士虽然能够进入我的房间，但他们两个人都受到了日本人的警告。日本人称，如果他们向任何人透露我的位置和健康状况，那么他们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加德纳博士还对我说，我已经被枪决的消息经常被人们谈论。

医生要将我的身体治愈，首先要决定如何治疗我的双脚。一种叫“坏疽”的病使我的双脚肿得非常厉害，它们已经达到了正常尺寸的两倍，而且已经变黑。通常来说，遇到这种情况，医生都会从患者的脚踝部位截肢。我不知道医生们如何对待我的双脚，但他们在走廊上讨论这种方案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耳中。

双脚给我带来了剧烈的疼痛，这种痛苦已经让我无法忍受了。为了稍微减轻一些痛苦，我只能把双脚抬到比心脏更高的位置。恐怕只有锯掉它们，我才能不再感到疼痛。想到这一点，我就更加痛苦了。在那种情况下，回到家里与我的亲友相聚的画面不断地在我的头脑中出现。

最后，医生们对我的病情进行了会诊。他们各抒己见，每个人都谈了是否有必要做手术，以及做手术的好处和坏处。一个名叫兰森的英国大夫，为了寻找与我相似的病例，花了几个小时，翻遍了中国医院和苏联医院的病例。他发现，在众多严重程度不同的案例中，有很多患者因为没有重视疾病，最后导致疾病扩散到手臂和大腿上。而这类病例就是最棘手的。

医生们通过另外一次讨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案：通过人工方式补充我身体缺失的元素，促使身体机能逐步得到恢复，从而克服病毒的感染。这个方案成为了医生们最能接受的方案。不过，这种治疗需要每天都将坏死的组织和受感染的骨骼清理掉，装上新的组织和骨骼，没有一段漫长的时间是无法完成的，而且让人充满了痛苦。医生在为我装卸骨头和脚趾的过程中，会产生剧烈的疼痛。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所以在治疗前，通常还要注射吗啡。最终，我双脚的前端被清理掉了，无法行走甚至无法保持平衡。我只希望有一种设计独特的鞋，能让我像正常人那样站立和行走。进入纽约长老会医疗中心后，我的感染才得到有效的治疗。杰罗姆·P.韦伯斯特和弗兰克·L.米兰尼两位医生在北平的洛克菲勒学院从业三年，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他们为我做了很多次整形和皮肤移植手术。我能够奇迹般地康复，完全是靠他们高超的医术和优质的护理服务。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在执行我的减肥计划了。

一天，一个意大利病人也被送进了我住的那家医院。我从一个中国人口中得知，那个意大利人很有来头，是意大利海军高级军官。抵达医院后几个小时，这位海军高级军官就来找我，向我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

他曾是一名海军军官，退休后担任意大利轮船“维迪”号的船长。在战争开始后不久，他的船来到上海港口，当时船上大约有350名意大利军官和船员。他与这些人被困在上海，看不到回家的希望。后来，日本人把他带走了。

他说，他被带走时，战争已经开始一个月了，日本人之所以带走他，是打算让他帮忙把一艘同样被困在上海的南斯拉夫籍巨型轮船运回日本。日本人希望能尽快把船运回国，以便能把军队运送到南海。在战争爆发时，那艘船上的船员就已经逃之夭夭了，日本人无法驾驭它，也找不到其他人来驾驭它。“维迪”号的船长于是召集二十多个手下的船员，驾驶着这艘南斯拉夫籍轮船，向日本方向驶去。出发后，这艘大船一直顺利地向前行驶，不过刚到神户港，它就遇到了麻烦，船体就意外地发生了爆炸，而且慢慢地向下沉。船上的船员有一半当场殒命，不过船长幸运地逃过一劫，落入到大海中。原来，有一艘美国的潜水艇发射了一枚鱼雷，引起了轮船船体爆炸。显而易见，那艘美国潜水艇早就埋伏在日本的港口外。

船长落水后，不停地向前游，当游到体力不支的时候，他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块木板。于是，他拼命向木板游去，双手紧紧地抱住木板，牙齿咬住木板的边沿，这才勉强使鼻子露出水面。这样漂浮了整整八个小时后，一个日本渔民发现了他，并把他救起来带到神户。后来，他又被送回上海。

长时间浸泡在神户港冰冷肮脏的海水里引起了他关节剧烈的疼痛。不过，他并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美国人的话，而是完全归罪于日本人。这让我感到相当不可思议。后来，“维迪”号被用来运送大批美国人去葡萄牙管理的非洲东部港口洛伦索马克斯，美国和日本的第一批战俘将在那里交换。我也是这些美国人中的一员。“维迪”号上的意大利船员无不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希望能尽快逃离日本人的魔爪。关于这一点，“维迪”号上的美国乘客很容易看出来。就在船即将抵达非洲港口的时候，船上的部分意大利船员打算逃走，不过日本人没有给他们机会。意大利投降后，“维迪”号完全被日本控制，船上的军官和船员都被逮捕了。

上海被日本占领后，很快就出现了食物短缺的状况，而且这种状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医院的伙食上，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菜单上有很多十分常见的食物都消失了，无论它们是当地的，还是进口的。比如土豆就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农民不愿意把土豆拿到被日本人控制的地方市场上去卖。日本人经常强行索取食物。除此之外，为了保证能征缴到粮食，他们还在通向城市的公路上设置了岗哨。为了加强对肉类食品供应的管理，日本人还将屠宰场控制下来。

日本人入侵中国，实质就是为了掠夺财物。这一点在上海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前，只有在日本的高级军官身上，才能看出日本人的强盗本能，现在这种本能已经扩散到普通士兵身上，他们为了填满自己的腰包，经常压榨贫苦的中国农民。起初，普通日本士兵似乎只从屠杀和虐待中国人中寻求乐趣，但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军官的腰包已经鼓起时，他们也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财物上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直接闯入贫困的中国家庭，把财物洗劫一空；另一些人则在河道上或公路上设置关卡，当有运送农产品去市场上的农民经过时，他们就强迫对方缴纳过路费。上海历史悠久，而且非常繁华，正处于富裕地区的中央，这使得日本人获得了非常好的掠夺机会。而这种机会是他们在华北和东北无法获得的。

战争初期，我曾在中国的边境城市丹东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当地的政府曾逮捕过一个日本军官，他的衣服和包里装满了珠宝和钱，这些财物与中国或俄国富翁整个家庭的财富相当，以至他连坐下来都不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为了弄到这些钱而残忍地杀死了多少人。

没过多久，日本人就“组织”和垄断了以食物为主的各种贸易。以前归中国政府所有的铁路和电报，全都被日本接管了。日本方面把这些机构交给日本私营公司管理，并使它们享有垄断的特权。有些时候，日本人会做做样子，指定一些中国人充当垄断公司里的少数派。其实，他们指定的中国人，通常都是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里的人。汪伪政权还时常发一些通告，从而促使日本人的垄断利益合法化。

日本人从批发采购环节大肆剥夺中国的资源。这使得大批中国的食品加工商、生产商及农民非常不满。于是，他们只生产自己需要的食物，不再生产多余的食物。中国很多繁荣地区出现非常严重的饥荒，就是由此引起的。在位于华南地区的广东省，日本人对粮食产区进行扫荡，那些有可能被自由运送到中国的粮食，不是被他们抢走了，就是被毁掉了。

在日本集中营的四个月里，我每天都要忍饥挨饿。这段经历使得我的身体代谢变得非常慢。很多在监狱里特别渴望吃到的食物，我的胃已经无法承受了。比如那肥厚多汁的牛排，是我在监狱时特别想吃的东西，但是到了医院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胃已经无法消化任何肉类了，顶多偶尔吃一些小块的鸡肉。医院为病人提供了鸡蛋，这我倒是能吃。在我刚到医院的时候，医院还为病人供应热牛奶和麦片。但是突然有一天，病人吃不到麦片了。海伦嬷嬷泪眼婆娑地对我说，麦片已经从上海市场上消失了。“每一个地方我都搜遍了，任何品种的美式谷物早餐都已经在上海绝迹了。”

这个新来的危机着实令人烦恼。就在躺在床上思考时，我的头脑中突然迸出一个好办法。在过去两年里，美国红十字会曾为数千名因战争而吃不上饭的中国难民提供帮助，向他们提供奶粉和面粉。而以前我也曾是美国红十字会的会员。如今，在日本占领区内，由传教士和商人组成的红十字会已经建立起来。他们与中国商人取得了联系，在中国商人的资助下，红十字会援助的谷物，从上海运往内陆地区。运送谷物的船只没有遭到日本人的拦截，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日本人担心，如果实行禁运，那么美国可能会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日本，如此一来，美国就会拦截进入日本的棉花、机械、石油、钢铁废料；第二，中国农民所生产的大米和其他粮食，日本人用毫无价值的军用支票购买或直接强占了，因此他们也就任由那些美国人道主义者为饥饿的战争受害者提供生活必需的食物了。

中国的粮食短缺时代，是从1937年日本入侵华北和长江三角洲而开始的。不过，那些年正是美国小麦丰收的年份。美国大量小麦在西雅图或其他地方的大磨坊里被研磨成面粉，之后源源不断地被运到中国。

面粉被送到中国后，大部分分配工作由传教组织的中国合作者负责。双方共同创造了种类繁多的美味食物，这甚至对长三角和华南地区的中国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长三角和华南地区的中国人原本几乎完全以米饭为主食，可后来他们对以美国小麦为主的饮食结构逐渐适应。华北地区的中国人一向以小麦、玉米或高粱为主食，但是在华中和华南地区，大米是主要食品。可是大米比其他谷物都要贵，它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插秧、收割、打谷都要靠手工来完成。

当我从海伦嬷嬷那里听说上海的谷物紧缺之后，我就躺在市立医院的病床上思索对策，终于想出这个“高招”。我知道，红十字会运到上海的小麦，还有很多储存在仓库里，便决定在这些小麦身上做文章。我委托海伦嬷嬷帮我给仍在运转的美国救助委员会捎去口信，请求救助委员会征求日本人的意见，向医院提供一些供患者使用的面粉。结果让我很满意，美国救助委员会给医院送来了很多面粉。我听说，这个委员会还为很多美国人提供了面粉和奶粉。上海被日本占领后，很多美国人由于商业活动无法继续而失去联系，正在忍饥挨饿。委员会了解此事后，便与日本人协商，成功地促使日本人解禁更多的美国面粉和奶粉，之后把它们提供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美国人。这些美国的慈善团体在为因日本侵略而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服务的同时，还为在上海的美国人提供了服务。

有一件事我非常想知道。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突然不再向中国人供应任何食物，那些靠美国面粉存活下来的大量中国人，将怎么活下去呢？日本人还将仓库中储存的奶粉、婴儿食品等特殊食品以及美国对华医疗援助委员会和其他团体送到上海的药品全部霸占。我估计，那些不幸的中国人，为了继续活下去，已经融入到逃离日占区的三千万难民的队伍之中，正在为到达国民政府管辖的自由中国地区而艰难地向西前行。

第三十八章　交换名单上有我的名字

一天，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提着一条香烟到医院探望我。他是日本军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还自称曾在美国的学校读过书。他小心翼翼地对我说，美国和日本将互换战俘，而且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当然也包括我，都在交换之列。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异常激动。他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我说，只要我的健康状况允许，就能坐上交换战俘的轮船。日本人真的会让我登上交换战俘的轮船吗？这次航行历时几个月，我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加德纳医生。他回答说：“只要有人每天指导你用药，你或许可以回到美国。不过遗憾的是，这份交换名单并没有我的名字。”我无法找来交换名单的副本，所以我的医生们是否在这份名单上，我就不得而知了。后来在船上，我看到了五十多个护士，三十多个教会医生，但那是我在登船之后才看到的。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得知这一点。我也无法证明自己的确在这份名单上，那个日本军官的话是唯一的证据。

帮助美国在远东地区活动的瑞士总领事随后也来看我。他说，为了去大桥监狱和江湾监狱见我，他使尽了浑身解数。不过，日本人总是拿着一封表明我身体健康且有我签名的信来敷衍他，使他的愿望落空。那些信上总是写着类似“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我满意极了”等荒谬的文字。显而易见，这些根本就不是我写的。除此之外，瑞士总领事还向我讲起我因为“间谍罪”而被处决的报道——这个报道已经在美国流传开来，以及美国国务院询问他关于此事的详情。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交换战俘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只要我的健康状况允许，我就能坐上交换战俘的轮船，除非日本人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禁止我离开上海。

过了几天，维克特·凯恩来探望我。他拿出一份《大美晚报》，非常激动地让我看。《大美晚报》这份美国的报纸，现在性质已经改变，成为了日本人的传声筒。在凯恩拿给我看的那份报纸的头版上有一个两栏的报道。报道提到，日本战争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一批美国人和英国人死刑，而我是这批人中的一员。凯恩表示，他坚信有一批反对遣返我回到美国的日本军人，千方百计将此前的命令撤掉，日本人很有可能会把我再次关进监狱里。我发现，日本的电台已经广播了报纸上的这份报道，而广播这份报道的人以前曾是一个美国记者，后来投靠了日本人。据说，他“转变”到了日本一方，而且依然通过原有的美国电台，将国内和海外的报道播送出去。我的身体在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逐渐好了起来。我的体重增加了，达到了79磅，有时还能去阳台上晒太阳。不过，在晒太阳时，我需要坐在一把倾斜的椅子上。双脚带给我的痛苦已经越来越轻了，这要归功于医护人员，是他们将那些受感染的骨头和肌肉清理掉，还让我接受了输血。医院的护士和中国籍的勤务人员在得知我有可能坐船返回美国后，便下定决心给我更大的帮助。海伦嬷嬷送给我一个小巧的护身符，并将其钉在我的睡衣上，期待它保佑我的身体尽快康复。此前几天，她还送给我一首祈祷诗。我把那首祈祷诗背给她听时，她异常开心。凯恩的一个中国助手还偷偷地带一些食物给我吃。那些食物都是他亲手做的，味道非常好。

接着，我听说加德纳医生也被允许登上交换战俘的轮船。这使得我像他那样开心。我还发现，交换战俘的名单上，还有圣路加医院的D.J.麦克莱肯医生和他的夫人的名字，他们也是我的老朋友。此外，山东齐鲁医学院的伦道夫·希尔思医生也将与我们一起航行。如此多的教会医护人员的名字出现在这份名单中，体现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日本侵华致使大量医疗服务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就在我不断地接到好消息，并且为返回美国做准备时，我接到了一个坏消息。变节的广播和报纸称，我将被禁止登船。

我只能肯定一件事，那就是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决不会再回到日本人的监狱里去。我在心里计算着从床到阳台的距离，想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做这件事——下床爬到阳台上，从四英尺高的栏杆上翻过去，之后从七层楼上纵身一跃，任由自己的身体落到大街上。在此之前，自杀的想法从未在我的头脑中出现过。在大桥监狱时，我只有几次想过与自杀有关的问题。当时我想，日本宪兵知道我跳过栏杆后，一定会非常开心。在我狭窄的阳台对面，有一座四层的公寓，日本宪兵检察官的办公室就位于那里。那个押着我去山本上尉的办公室，再把我送回监牢的宪兵，经常在深夜里，指着栏杆下面漆黑的院子狂笑。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到，以最快的速度穿过那条走廊。

我在上海的老朋友兼同事吉米·库克斯的遭遇经常会出现在我的头脑中。他是路透社的通讯员，在东京宪兵总部接受像我这样的审讯时，也不知道是别人把他推下去的，还是他自己跳下去的，总之，他从四楼的窗户上摔了下去。在远东地区的新闻圈，吉米声名显赫。在被抓进日本宪兵总部时，他已经担任路透社东京分社经理有一段时间了。日本宪兵以为英国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把他逮捕。日本宪兵宣称，吉米在接受几个小时的审讯时，对自己的罪责供认不讳，后来跳出窗外，摔到了水泥街道上。吉米并没有摔死，只是摔得不省人事了，之后被送进了医院。英国大使馆与日本人多次交涉，最终迫使日本人做出让步，同意一个英国医生去医院探望他。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手上、脚上有很多被注射器针头刺过的痕迹。

这些针眼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日本人为了逼迫他承认他未做过的事情，而采取的一种独特的折磨方式所致？由于吉米此后一直没有恢复知觉，所以这个谜团永远也无法解开了。很多人推测，日本宪兵首先把他打得不省人事，为了让他苏醒过来，就把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他们不停地这样做，直到他写下一封字迹潦草的认罪书。得到认罪书后，日本宪兵就把他从窗口扔到了大街上。吉米死后，日本人交给他夫人一张表格，证明他在死前已经认罪。美联社的东京评论员莱曼·莫林发了一篇关于此事的报道。日本人把他抓进警察局，询问他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不过，日本人很快就把他给放了。国际新闻社的东京通讯员詹姆斯·R.扬也因为在中国的一份电报稿而引火上身。那些战争发动者们对这份电报稿十分气愤，因此把他关进了监狱。除了他们外，包括《纽约时报》的奥托·托利胥斯在内的很多驻日本的通讯员遭到逮捕，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还虐待了他们。

那个年轻的日本军官又来找我了，在他来的前一天，报纸刊登了我被宣判无法登船的消息。他看到我垂头丧气的表情后，故意露出一种让我安心的笑容，并对我说：“让广播里的那些报道见鬼去吧！我要告诉你，你已经被确认可以登上即将在下周启航的‘维迪’号了。”我问他，日本军方发表那样的报道有何用意。他言简意赅地答道：“面子。”我仍然感到很迷惘。后来，在抵达纽约之后，我从一个朋友口中知道了真相。那个朋友对我说，他在华盛顿听说，直到“维迪”号启航的最后一分钟，日本人还在想方设法把我留下，但是美国国务院以扣留一个日本银行家——他是日本政府非常想要回的一个人——相要挟，才逼迫日本人把我放回来。

在“维迪”号启航的前两天，有人来向我道别。他是我在日本的一个熟人，我在这里不便提及他的名字，因为他曾要求我这样做。他对我说，他毕业于美国一所知名大学，如果我能遇到他的同学，他希望我让他们知道，他是被迫加入日本军队的，他与美国人并没有任何仇恨。在我来到东方从事新闻工作的这么多年里，向我表达过类似情感的只有两个人，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早上，海伦嬷嬷和一个平时负责管理医院的中国人来找我。他们对我说，救护车已经到了，我即将被送上“维迪”号。几分钟后，加德纳医生也来了。他手里拿着很多证明，既有我“健康状况良好”的证明，也有没有任何传染病和疫苗接种的证明。要想顺利乘船，这些证明是必不可少的。我还获准从事务长那里领取一百美元，以供我在船上所用。这笔钱转自美国国务院和瑞士领事馆，以后需要偿还。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为了支付医药费，我散布在世界各地且没有被日本人夺去的资产已经全部用光了。我在银行的业务及账号，我的办公室——那里储存了大量报刊，称其为远东地区最为完整的图书馆也不为过——已经彻底被日本皇军查封，所以它们对我来说已经一文不值了。当我登上轮船，抬担架的人把担架放在我包厢的走廊上时，我立即晕倒了。这是因为，过去几天，我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此时终于可以松弛下来了。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晕倒。

我醒过来后，发现自己手里有一张小纸片。它是我的朋友，一位曾为《侨报》工作过的美国年轻女记者塞进我手里的。她希望我能早日康复，并祝我一路顺风。此外，她请我帮她对她的父母说，不必为她担心，她渴望登上下一艘返回美国的轮船“格瑞普效”号。然而，她的愿望并没有变为现实，她被禁止登上“格瑞普效”号，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她仍然在上海。在“维迪”号启航离开码头时，有几百名美国人站在岸边为我们送行。我在这些人中仔细地寻找她的身影。我发现，所有人都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不让眼泪掉下来。而我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他们全都在祈祷，希望下一艘战俘交换的船只能带他们返回美国，但是直到一年多之后，顽固的日本人才同意第二次交换战俘。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他们也不会想到，在第一次战俘交换结束，第二次战俘交换到来前，日本人把所有在上海和远东其他地区的美国人全部关押起来，并进行残酷的折磨，致使很多人丧生；而且，在第二次战俘交换后，美国就再也没有同日本交换战俘了。

第三十九章　返回美国

“维迪”号、“阿萨马·马鲁”号、“东北”号运送的分别是来自中国、日本和朝鲜的难民。所有这些难民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外交官员和使领馆人员；第二类是内地的神职人员；第三类是新闻记者；第四类是加拿大人；第五类是拉丁美洲人。东方人经常会说“内地”，而我所说的“内地的神职人员”，是指那些居住在国家中部地区而非沿海城市的神职人员。那些神职人员既有天主教的，也有新教的，他们的数量非常庞大。除了这五类人之外，船上还有一些商人。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负责协调有关战俘交换过程中食品和医疗问题的具体细节。

一个美国青年来到“维迪”号与朋友道别，他在朋友的小屋里喝酒喝多了就没有离开，这让他成了偷渡者。当我们在长江口上经过最后一艘客船时，日本人发现了他。也许再多藏一个小时，他就可以随我们返回美国了。最终他从我们的船上被带到那艘客船上，然后被带回上海去了。有关他的消息，我此后再也没有听说过，不过我知道，日本人不会轻易放过他。

在战争爆发之前，“维迪”号是一艘航行在意大利与东方各国之间的顶级意大利班轮。驾驶它的是大约300名意大利水手。珍珠港事件后，“维迪”号航行到上海时，遭到日本人扣留。尽管这种大吨位船只让日本人羡慕不已，不过，由于意大利与日本同属于轴心国，所以日本无法将其霸占。自从“维迪”号被用来运送日本占领地区的美国人，船上的一支日本海军小分队和对外办公室的官员，就开始对它发号施令。不过，通常日本人只待在他们的区域内，所以我遇到他们的机会非常少。显而易见，与对待日本的态度相比，船上的意大利船员对待乘客更加友好。在船启航后不久，我包厢所在甲板的意大利乘务长就对我们说，他一点儿也不喜欢日本人，并表示希望意大利在战争中支持我们。

几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情中，“维迪”号上的船员，证实了那个乘务长所言非虚。1943年9月8日早晨，当意大利退出战争的时候，一件事情引起了被关在上海浦东工厂里的美国人的注意。原来，停在近海处的“维迪”号慢慢地改变姿势，站在主甲板上的意大利水手大声地向那些美国人呼喊，并不停地挥手。被关在监狱里的美国人听到呼喊声后向外看去，惊奇地发现这艘意大利轮船在泥泞的港口里向侧面倒下去。意大利船员从意大利的电台得知他们的国家已经退出了战争，于是马上将船体里的闸门打开，将船体凿漏。日本人得知此事后，立即火冒三丈。他们非常后悔没有将这艘船抢过去，否则美国潜艇袭击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就可以得到弥补了。短短几分钟后，一艘日本的驱逐舰就飞快地向“维迪”号冲过去。不过它来晚了，“维迪”号已经向侧面倾倒了。意大利船员抓住横栏，对着岸上被囚禁的美国人欢呼。日本驱逐舰的指挥官命人将那些意大利船员带走了，此外，他还派一名日本卫兵站在“维迪”号的甲板上。那些意大利船员被关押起来，并且被关了很久。

后来，为了缓解船运的压力，日本人想方设法把“维迪”号打捞起来，还打算将其带回日本维修。但是，一架单独行动的美军飞机让日本人的美梦彻底覆灭。那架飞机隶属于昆明第十四航空兵团，它飞到“维迪”号所在的地方上空，之后投下几枚炸弹，把“维迪”号炸翻。

新加坡的近海是运送我们这些战争难民的“维迪”号停靠的第一站。我们抵达那里后，“阿萨马·马鲁”号也到了。在“维迪”号出发前，它就已经出发了，之所以晚到，是因为它去香港接了一些战俘交换名单上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从新加坡开始，两艘船以可以互相喊话的距离并排沿着西南亚洲的海岸航行，直到位于非洲东海岸的洛伦索马克斯。那是位于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最南端的一个小港口。

由于所有的交战国都已经允许这两艘船安全通过，所以它们都做了非常明显的记号，即便在晚上也能很容易分辨出来。这就可以保证交战双方的潜艇指挥官不会把它们当成敌人的船舰。这两艘船从上海到非洲大约航行了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只看到过一艘货船，那是在印度洋看到的；在离开新加坡后，它们穿过了荷属印度洋的危险水域和珊瑚海。就是在珊瑚海，美国海军击败了日本海军，取得了最值得纪念的胜利。在多年之后，那场战役可能会被评价为阻击日本侵略澳大利亚的战役。

在“维迪”号刚刚抵达赤道时，几个年轻的乘客打算举办一场庆祝活动，赞美一下海神尼普顿。这种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一般包括修理胡须、剪头发、在水中憋气等多种仪式。后来庆祝活动被迫中止，因为我们听说“维迪”号穿过赤道的地方，离被日本人击沉的美国巡洋舰“休斯敦”号沉没的地方很近。“休斯敦”号被炸后，带着船上的六百多名船员中的绝大多数一起沉没了。在远东地区的各个港口，它与它的姐妹舰“奥古斯塔”号的名声非常响亮。

随着船离日本越来越远，乘客们的心情越来越愉快。但是有一天，吉尔曼主教，他是教会的发言人，在布道时无意中提到了日本。大家听到了，无不异常紧张。一些乘客担心，船上的日本军官听到吉尔曼主教的言论后，可能会大发雷霆，于是劝说他向日本人道歉，即便不道歉，至少也要做一个必要的解释。不过，吉尔曼主教拒绝这样做。

由于生活无法自理，所以在船航行不久后，我就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护士照顾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朋友D.J.麦克莱肯医生决定招集一些志愿者来照顾我。有八个年轻的教会护士表示愿意这样做。她们是：纽约市的日内瓦·米勒女士、伊迪丝·梅尔斯女士、伊莎贝尔·海明威女士、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的维拉·英格森女士、伊利诺伊州卢明顿的罗斯·丹纳女士、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海伦·狄兹尼女士、加拿大马尼托巴省萨默塞特的毕乌拉·拜恩斯女士、加拿大安大略省查塔姆的爱琳·莫尔女士。此外，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塔比诺的堂·法瑞斯先生在旅途中提供了很大帮助。登船之前，他在山东省的齐鲁大学研究乡村生活。他每天都会来到我的包厢，带我到甲板上去，让我在那里晒太阳，吹海风，我衰弱的身体因此康复得非常神速。上面提到的那些年轻的女士都曾在中国内地的教会医院工作，个别人所在的地区甚至离海岸线有上千英里远。当日本人入侵，将她们所在地区的领土占领后，她们的工作也没有中断。她们在保护原有的财产或照顾中国病人时，都经历过艰险。日本在占领某些地方后，不但将那里的医院强行关闭，还把中国的患者全部扔到大街上。在山东的一个医院，日本人把护士关在医院里很长时间，并禁止她们出入。医院里的食物越来越少，她们差不多连饭都吃不上了，一些忠诚的中国员工将蔬菜和大米偷偷地运进去，救了她们的命。也有一些地方的护士处境好一些，日本人没有侮辱她们。这些年轻的女士全部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公益服务组织，她们中的大部分打算以后再次来到中国，前往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继续从事她们的工作。

我曾听《新闻周刊》的格温·杜女士说过，日本士兵在占领香港时，用刺刀将英国和加拿大的士兵刺杀，开枪打死打算进入医院的英国医生以及强暴医院护士的种种兽行。当时她正在香港。很明显，类似的暴行并没有出现在华北地区。

当“维迪”号和“阿萨马·马鲁”号进入洛伦索马克斯的港口时，这两艘船上的乘客都非常激动，心情也轻松了很多。这是大家第一次体会到激动和放松的感觉。葡萄牙是中立国，所以受其控制的洛伦索马克斯成为了东非海岸线上可以接纳交战双方的港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美国和英国国旗。这是自珍珠港事件后，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国家的国旗，虽然它们被挂在一些破旧生锈的轮船上，并未飘扬在美轮美奂的邮轮上，但这就能够让我们开心不已了。港口里停泊着几艘英美两国的油轮和货船，船上的人认出我们后，立即用汽笛发出胜利的信号，随着汽笛声响起，船上的军官和船员也都欢呼起来。同时，汽笛声在整个港口和四周的小山上回荡，这是最强烈的庆祝方式。我们发现，我们终于要脱离那些野蛮人的魔爪，重新获得自由了。

在抵达洛伦索马克斯港口前，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船将在这里与瑞典班轮“格瑞普效”号会合。那艘船上的乘客都是从美国遣返的日本人，其数量与我们船上这些南北美洲人相同。当我们的船逐渐靠近码头的时候，我们发现“格瑞普效”号已经提前到达，它就停在港口的船坞里。按照事先的约定，带着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难民的“维迪”号，与带着从日本、朝鲜、香港、东北来的难民的“阿萨马·马鲁”号，分别停泊在带着日本人的“格瑞普效”号的两侧。我们的船驶进码头后，双方开了一个会，探讨如何交换人员。开完会后，所有的乘客都被要求将自己行李收拾好，之后站到走廊上。接到信号后，所有的日本人站成两列，然后沿着“格瑞普效”号的踏板向码头走去。“维迪”号和“阿萨马·马鲁”号上的乘客各自站成一列，然后沿着踏板走上同一个码头。双方人员向前走，日本人上了我们的船，而我们这些南北美洲人则上了“格瑞普效”号。由于来自两艘船，加起来约有一千六百人，所以我们上船后，发现它比以前要拥挤很多。由于不了解战争造成的影响，一些美国小孩开始与“格瑞普效”号上的日本小孩攀谈起来。那些日本小孩都在美国上学，双方在语言交流上并没有障碍。于是，一些非常有趣的对话就在船上出现了：我们这边有一些美国小孩正双手吊在栏杆上，一个日本小孩大声对他们喊道：“你们在船上吃的是什么呀？”这边的一个美国小孩马上回答：“差劲极了！你们在船上能吃到冰激凌吗？”那个日本小孩答道：“多的是！”据说很多日本人由于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并不乐意回到自己的祖国。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乘坐的“维迪”号和“阿萨马·马鲁”号一直并排前行。当我们登上“格瑞普效”号后，大量的团聚场面出现了。有一些美国和加拿大家庭，妻子从上海乘船，所以一直在“维迪”号上，丈夫则从香港乘船，所以在“阿萨马·马鲁”号上，直到此时，夫妻才算团聚。在“阿萨马·马鲁”号上，有很多从日本上船的美国记者。美联社的东京分社社长马克斯·希尔及评论员莱曼·莫林，合众社东京分社社长罗伯特·贝拉尔以及曾被日本人关押并且受到巨大折磨的《纽约时报》评论员奥托·托利胥斯等人也在其中。

大量从日本和中国来的外交人员也在团聚。约瑟夫·C.格鲁大使及他的手下，商务专员弗兰克·威廉姆斯先生和使馆参赞尤金·多门先生乘坐的是“阿萨马·马鲁”号。驻上海总领事弗兰克·罗科哈特先生及其手下，还有他同期的使馆参赞乘坐的是“维迪”号。此外，“维迪”号上还有美国财政部上海办公室的代理经理考布森女士。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天，美国财政部中国办公室的主管马丁·R.尼克尔森先生突然心脏病暴发，不幸死去。在他所在的城市被日本人接管的时候，他的遗体还在殡葬人员那里，并没有及时入土。尼克尔森的朋友都觉得，他没有遇到日本人是一件幸运的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在财政部禁毒部门工作时，他逮捕了包括很多日本毒贩在内的大量毒贩，在这一点上，他的同事根本无法与他相比。我认识他很多年了，经常晚上去他家，听他给我讲抓捕疯狂毒贩的经历。最近纽约州新监狱处决了三个声名狼藉的罪犯，他们的罪名为谋杀托马斯·E.杜威社长。而这三个罪犯就是马丁·尼克尔森在做财政部探员时破获的一个国际毒品组织的成员。

在洛伦索马克斯，有几个美国领事馆的官员接到来自国务院的指示，离开了我们的船，去了印度、中东、非洲等地任职。A.布兰德·考尔特先生去了莫斯科，他以前曾是驻中国的代理商务专员。包括国际新闻驻上海记者“鬈毛”福特，国际新闻驻北平记者约翰·格特，美联社驻中国总编莫里斯·J.哈里斯，美联社驻上海记者吉米·怀特等人在内的一些美国新闻记者还在“格瑞普效”号上。

乘客的转移和其他问题的协商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成，所以我们需要在海伦索马克斯逗留几天。这使得我们有时间一睹这个美丽的葡萄牙海港的风采。尽管处于葡萄牙殖民地范围内，不过在和平时期，洛伦索马克斯主要被用来当作一条长达数千英里直到南非开普敦的商道的出口。这条商道位于非洲内陆，沿途比较富裕，而且发展十分迅速。很多乘客都利用这个机会，观看了一下洛伦索马克斯附近的非洲风景，尤其是旁边河里的巨型河马，让他们非常着迷。

洛伦索马克斯出产的水果足以和佛罗里达相媲美，此外，那里的十字架和宗教装饰也非常有名。这两种东西使这个海港名扬海外。我的护士给我买了一个十字架，我很喜欢，会永远珍藏。有一次，我拿出一美元交给我的护士，请她帮我买一袋非洲柚子。没过多久，她就一手提着一大篮子回来了。柚子共有十几个，个头比加州和佛州的产品大很多，而且味道好极了。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吃到过新鲜水果，所以当地的水果店几乎被我们清空了。

我的身体十分虚弱，除了去甲板上，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包厢里。这样我就无法直接欣赏那里美丽的风景，只能享受二手风景了。多亏我碰到了拍新闻片的默尔·拉瓦伊，他是我在中国内战时期结识的。

负责管理我们的军官下达了一道禁止任何摄影记者登上“格瑞普效”号的命令。不过，这根本无法限制拉瓦伊，因为他与审查制度打了很多年交道。有一天，身穿一件巨大外衣的拉瓦伊突然出现在我的客舱。他的衣服从各个方向向外鼓出来，使得他看上去足有三百磅重。不过，他身上这些多余的重量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将照相机和大量胶卷从衣服里掏了出来。在加德纳医生的帮助下，没用多长时间，拉瓦伊就给我拍完了照。他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我拍的，连我脚上的尚未痊愈的伤口和肿胀都拍上了。他让我躺在床上，伸出受伤的脚，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并标记为“甘地”鲍威尔。对此，他解释称，在肢体的残疾方面，我与印度国大党的领袖甘地十分相似。拍摄这张照片时，我的体重只有80磅。后来，这张照片发表在《生活》上。我敢肯定，我的亲友、邻居、同学和老师一定看到了它，因为我回到纽约后发现，他们给我写来六百多封信。

拉瓦伊向我讲述了很多关于非洲南部的故事。他在这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我觉得那些故事非常有意思。但最吸引我的，还是他描述的大型禁猎区。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野生动物能够在此自由自在地生活。这个保护区里有大猩猩、长颈鹿、象、狮子、野生蜜蜂等种类繁多的非洲动物，它们都生活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中。拉瓦伊说，在这片区域里，开车从那些动物身边经过，它们甚至根本不会抬头看一眼。

在洛伦索马克斯逗留的新闻工作者，几乎全都接到了要求记录自身经历、描述珍珠港事件后远东局势的电报。这导致当地的打字机、电报纸、复写纸的需求量猛增。各种新闻信息——最长的新闻有好几千字，都汇聚到洛伦索马克斯的狭小的葡萄牙电报局。华盛顿《圣路易斯邮报》的查里斯·G.罗斯先生给我发来一封电报，请求我为该报写一系列文章。我不知道该如何答复他，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有康复，还没法坐起来打字。我的两个护士表示愿意帮助我，她们有速记经验。于是，我就答应了罗斯先生。文章由我来口述，那两个护士负责打字。我的包厢也就成为了一个新闻办公室。在“格瑞普效”号出发前，我成功地将报道发给了《圣路易斯邮报》。在“格瑞普效”号从洛伦索马克斯向里约热内卢航行的过程中，我还以口述的方式——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记录了其他故事。总领事罗科哈特看过我的报道以后，打算将其写入他呈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之中，就向我要了报道的副本。抵达里约热内卢后，我把报道发了出去。由于报道是用航空邮件所发，所以在不受审查的情况下，仅用了几个小时，它们就到达了目的地。后来，《读者文摘》很看重这篇文章，在我返回美国后，为文章写了摘要。金氏社把这些文章卖给了其在拉丁美洲和美国的所有连锁报纸。

“格瑞普效”号绕过好望角开始往回走时，我们已经不再畏惧日本的鱼雷了。不过，纳粹的潜水艇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恐惧，因为它们经常在南大西洋出没。“格瑞普效”号穿过大西洋，直接向巴西大都市，同时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港口的里约热内卢驶去。那里是我们抵达自由的美洲大陆的第一站。由于船上有很多拉丁美洲的外交官，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多逗留了几天。一个巨大的张开手臂的耶稣雕像，坐落在一个高于城市的山峰上。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尺寸上，它都可以与赫赫有名的安第斯山耶稣雕像媲美。安第斯山耶稣雕像坐落在阿根廷与智利之间的安第斯山的顶峰上，是这两个在拉丁美洲举足轻重的国家和平的象征。

在里约热内卢，一批国务院和其他各部的官员，及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登上了我们的船。这些人上船后，非常热衷于查看船上乘客的名单，还尽可能地收集远东地区的最新消息。曾居住在上海，并为《中国周报》供稿的卡尔·F.雷莫博士也在其中。他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担任经济学教授，还写过一些书——全是与中国金融和经济相关的作品。后来，他离开中国，去了明尼苏达大学工作。明尼苏达是他的家乡。现在，他的身份是国务院的行政人员。雷莫教授为我带来了家庭的消息。他对我说，我的夫人、儿子、女儿、女婿及我的外孙——他还只有三岁，将去纽约接我。

中国驻巴西大使谭少华博士来看我，着实让我受宠若惊。他是我在南京认识的。他还为我带来了其他人的问候，那些人有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博士，纽约等地的其他中国外交官员和使领馆人员，此外还有蒋介石委员长和宋子文外交部长。

纽约一家不知名的餐馆的老板，是我最敬重的中国朋友。他曾说过，无论什么时候，他的餐馆都欢迎我前来，而且决不收我一分钱。他还说，我在被日本人关押时的经历让他触目惊心，我对中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非常想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他还保证，无论我走入哪一家中餐馆，只要那里的老板知道我的身份，就决不会收我的钱。不过，这种方法我并没有尝试过。

尽管纳粹的潜水艇对我们的威胁并没有解除，但海面一直非常平静，“格瑞普效”号一直在顺利地航行。于是，从里约热内卢返回美国的航行，几乎被大家当成了一次开心的旅行。在漫长旅程的最后一段路上，长久以来积压在我们心头的压抑感终于消失了。几个外交官及大部分新闻记者、商人等无神论乘客，玩起了美国人热衷的骰子和扑克游戏。虽然几天之后此次旅行就要结束了，但这最后几天时间，就足以让他们中的大多数，把国务院拨给他们支付应急开销的钱输个精光了。当然，有人输就有人赢，赢钱最多的是我的一个医生朋友。

在向纽约航行时，“格瑞普效”号非常迅速地驶出了中大西洋，以躲避德国潜艇。那些德国潜艇经常出没于巴西海岸线及加勒比海地区。有一天，所有乘客都被吓了一跳，那是因为在航行过程中，大家看到了一艘可能是被鱼雷击中而烧毁的油轮的残骸。当“格瑞普效”号从那艘油轮旁边驶过时，大家都觉得，我们的船长或许应当把船停下来，看一下那艘油轮上是否有幸存者。不过，他早就接到了命令，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把船停下来。因为把船停下来太危险了，如果有德国潜艇潜伏在附近，“格瑞普效”号就很可能被击沉。

第四十章　中国的未来

回到纽约之后，我的医疗记录和医院的服务问题是我在返回美国的旅途中最为担心的事情。因为我已经离开美国太久了，那里的医生和医院对我来说都非常陌生。在“格瑞普效”号上有很多我认识的医生，我经常与他们讨论这件事。大多数教会医生都认为，我应该去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因为去中国教会医院服务的医生和护士，都是这所医院委派的，它与中国的联系非常紧密。此外，我还从他们口中得知，那里有好几位医生曾经在中国服务。华北的北平联合医学院，也就是洛克菲勒学院，是那几位医生的服务地点。

另外，我还担心“格瑞普效”号抵达纽约后我将无法下船，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自己根本无法下船。当船进入港口后，乘客们迫不及待地向甲板上冲去，根本没有人理会我。这时，幸好还有一个教会的护士陪在我身边。她通过我包厢的窗户向外望去，并向我描述曼哈顿著名的摩天大楼的曲线和纽约港口让人印象深刻的标志。她吃惊地大叫道：“自由女神像！”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就在“格瑞普效”号进入停靠站，它的发动机尚未完全停下来时，我注意到，有人沿着走廊向我的包厢匆匆赶来，来人是我的儿子约翰·威廉。他曾为《侨报》工作过一年时间，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周，为了完成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他离开上海，返回了美国，这使得他没有被日本人逮捕。一个海军下士随他一起前来，我离开轮椅的问题也就顺利解决了。这个海军军官直接用双手从轮椅上托起我的身体，把我抱到岸上，直接放到一辆救护车上。他非常幽默地说，我的形象与甘地一样，体重也非常轻。救护车的驾驶员是一位年轻女士，身上穿着美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的制服。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在救护车旁边，如果她不做自我介绍，我根本认不出她就是我的女儿班尼。她离开上海时只有10岁，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自从读完密苏里大学新闻课程后，她就进入《圣路易斯邮报》从事新闻工作，工作不久后她就出嫁了，此后一直与她的丈夫马尔科姆·斯图尔特·亨斯利生活在华盛顿。亨斯利当时是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代理主管，现在他已经离开那里，成为合众社印度分社的经理。

救护车把我拉到了史坦顿岛海军医院。所有遭受敌军潜艇攻击的商船上的紧急伤员，都被送到这家受美国公共卫生局管理的医院。我的太太一直在这里等我。我只在这所医院待了一天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与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疗中心取得了联系。之后，我被送到了长老教会医疗中心的哈克尼斯大楼，已经在这里待了两年半，直到此时还没有离开。

医疗中心的医生们仔细地检查了我的双脚，指出我在上海得到的最初的诊断并不正确。他们诊断，我得了一种双脚坏疽感染症，而且非常严重。双脚长期暴露在外面，营养不良以及长时间用日本人的姿势坐在自己的脚上导致腿部血液循环不畅，是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

弗兰克·L.兰尼医生、杰罗姆·P.伯斯特医生和他们的助手使用各种方法来化验我的感染。此后更为艰难的外科手术也是这些人完成的。有一段时间，医生让我吃大量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喝很多牛奶，希望通过这些食物和牛奶来使抵抗力重新回到我那衰弱的身体中。

在接受治疗的漫长过程中，我还经常接受输血。这让我想起我在上海医院接受输血时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这里的血浆和血液供应充足，用起来非常方便，这让我赞叹不已。在战争开始时，在整个中国也找不出一个血库。长老教会医院在接收我这个病人后，医院的领导才做出决定，与中国相关人士协商赠送一套完整的血库设备到中国的事宜。这个中国第一个血库，将由中国护士刘女士负责，她曾在长老教会医院和上海SDA疗养院接受过训练。

到1943年秋天，我的身体好了很多，甚至可以坐轮椅去电台讲话或者参加集会，几个小时不回医院。但是，即便用尽现代科学的所有办法，也无法治愈我脚上的一两个感染点，如果病毒稍微扩散的话，某个移植的部分就有可能被毁坏。为了让我站起来并最终自己行走，他们给我做了一双特殊的鞋。不过，我身上那些移植过来的皮肤非常脆弱，我站起来的重量让它们无法承受。

由于我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导致以前做移植手术时皮肤被移走的部位恢复得非常慢，再加上疼痛持续不断地从脚上传来，所以我经常会感到疼痛难忍。因此，1944年初，医生们终于做出决定，采取更激烈的外科治疗，以便使我脚上的骨头和部分脚趾被肉充分包裹起来。这种治疗移植方式需要将约半英寸的皮下组织和很大一部分皮肤去掉。做这种手术，是韦伯斯特医生的拿手好戏。不过，我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来迎接这次手术。

医生从我胸口上切下一块皮肤，又从我大腿部切下一块组织——这块组织有十二英寸长，四英寸宽，之后将它们移植到我暴露的伤口上。那块组织并没有完全被切下来，它的一端还连在我的右膝盖上方。为了让我的左脚跟粘到这块组织的下方，我的左膝被弯了过来。也就是说，我的左膝和右膝连到了一起。此外，医生还把我的左脚跟吊在病床上方的一个支架上，还用石膏把移植的部分固定住，使其无法移动。在此后的六个星期里，我一直都用这个姿势躺在病床上。此后，医生们给我做第二次手术，把我右膝上的那块组织完全切下来，直到此时，我的左脚才不用继续像以前那样弯曲了。被切下来的那块组织还有用处，医生用它的另一端给我的右脚做移植。我非常清楚，为了把我的两条腿放进同一个石膏模里，我的左脚必须被压下来才行。第二次移植持续了六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都非常痛苦，情绪非常低落。自从返回美国后，我的情绪还没有这样低落过。而且，这种剧烈的痛苦让我觉得，也许在上海时，我就应该建议医生，把我的双脚从脚踝处锯掉，这是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

后来，我在医院看到了大量整形手术，那些患者全都是在战争中受伤的，必须接受整形治疗。那些患者的痛苦，远非我的痛苦所能比。不过，我的手术也是非常复杂，而且非常特殊的：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双脚长时间受到感染，而且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此时距离我去中国已经25年了。

过了大约五个星期，医生切开了连接我两个脚后跟的组织。这时，移植的部分已经基本长好了，我有了一个崭新的脚底，它使我的脚踝得到了保护。由于从大腿移植到脚底的组织并不像正常的脚底那样坚固，所以我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基本学会用特制的铁鞋走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抛弃轮椅，用双脚去想去的地方了。虽然我的双脚无法像过去那样灵活，但有了它们，我至少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回到美国后，我收到了数百封美国各地民众写来的信。这些信件充分体现了美国人与生俱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同情心。不过，由于在中国待了太长时间，我几乎完全忘记了美国人的这些优良品质。我从美国各地收到的物质援助以及同胞们对我的不幸遭遇所表达出来的同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的活下去并且努力恢复健康的信念，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现在已经开始思考未来了。

早在珍珠港事件前，我就坚信，美国无论何时都应该在太平洋地区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战争中发生了各种事情，但这个信念并没有因此而动摇。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通过人力和物力所做的努力，这种努力将会影响到亚洲的每一个角落。我知道，以前很多亚洲人曾希望欧洲能在亚洲事务中起到支配地位。现在我觉得，那些亚洲人应该转变观念，把目光转向美洲新大陆。那样的话，他们就会被美国吸引，希望能更加了解美国；同时，美国也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援助。我相信在亚洲的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在市场上，还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地方，人们会把自己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与美国联系起来。

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个国家彻底分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在医院度过了很多个夜晚。每当夜里睡不着时，我就会不厌其烦地回顾这25年的经历。这些经历的大部分，已经被我记录在这本书中。我经常想起我1917年去的这个国家，那时我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从那之后，我看到了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委员长这两位领袖在几十年里所做的事情，并且越来越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我坚信，战争结束后，如果能得到恰当的指导，得到足够的帮助，中国就会不断向前发展，而且她的前途将对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我曾让人们了解她的过去，也想让人们了解她的未来。

我的中国岁月

译者前言

他是第一个向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外国记者，宋子文在电话里亲自为他提供消息；“西安事变”后，他到杭州采访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拿到了蒋介石的亲口回忆；“济南惨案”的时候他就在现场，逃过一劫后做出了翔实客观的报道，向世人揭露日本人的罪行；“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便通过内部渠道得知日本人会有行动，提前到东北采访并发出预警；国民政府逮捕胡适后，他动员《纽约时报》发长篇社论谴责，并将其自费翻译成各国文字，供各报社转载，最终迫使国民政府将胡适释放……

他刚到中国便得罪了国民政府，被宣传部和外交部驱逐，但没过多久却成为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座上宾，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交往甚密，孔祥熙、张作霖、张学良、李宗仁、梅兰芳、胡适、顾维钧等人都同他打过交道；日本军政头目对他频繁拉拢，他们既需要他向外界传递消息，又痛恨他的报道；苏联人将他视为美国政府代表，借他传话，认为他的作用堪比美国大使……这位看似无所不能的神通人物便是美国人哈雷特·阿班，当时《纽约时报》驻中国首席记者。他的这些奇特又珍贵的经历，都被收录在了这本《我的中国岁月》中。

阿班（1884-1955年）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在斯坦福大学读到三年级就辍学去报社做记者，做编辑，还写过小说和剧本，为好莱坞电影做字幕。他厌恶按部就班的生活，一路折腾到四十多岁。1926年，他突然起意要去远东做记者，就这样来到了中国，并且一待就是十五年。

1926年至1940年，阿班在华的这十五年间，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有未有的巨变，北洋政府由盛转衰，广州革命风起云涌，国民党北伐获胜，欧美势力日渐萎靡，日本部队兵临城下，张学良易帜，各系军阀混战，“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南京大屠杀……中国成为一个大舞台，苦难轮番上演，一连十余年。

当时驻中国的外国媒体不少，影响力最大的要数《纽约时报》，它是西方舆论界的“老大哥”。此外，国际局势错综复杂，这份报纸还担负着外交上的职能，成为一些国家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渠道。阿班在中国十五年，除了第一年之外，后面十四年都是在《纽约时报》供职，并且很快从驻地记者成为首席记者，管辖中国各地包括香港的记者站，一时大权在握，成为风云人物。

一个不甘平凡、业务出众的记者，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再加上一份影响力毋庸置疑的报纸，三者很难不发生反应。一篇篇浸透着现场气息，甚至沾着血泪的报道发回美国，传遍西方世界，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1940年，为躲避日本人的报复，阿班被迫回国。四年之后，他将自己在华十五年的经历写成此书，向世人翔实地介绍中国。七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次跟随他的脚步，去了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在人名方面，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民国采访战》多有参照，在此表示感谢。

卷一　中国醒来

一　独闯中国

按理说，如果你是个真正的新闻从业者，初到一个陌生环境中，不管险恶与否，都应该有一股闯劲，轻松自信地去获取事实的真相。事情本应该是这样，不过，我却偏偏是一个例外。那是我第一次到远东，时间是1926年的年初。我初到中国，对事态的发展处于一种错误的判断中，这种错误从一开始便存在，直到两个月后才稍有改善。

我在旧金山订了前往远东的往返船票，有效期为六个月，是一艘西伯利亚战神号老船。然而，从我买船票时起，事情的发展就超出了我的预料。我最初的目的只是想作一次短期的出游，但结果是我在中国一直住到1940年10月中旬。到被日本人赶出来为止，我在中国待了整整十五年，而不是原计划的半年之后就返回美国。

在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时候，才发现，我遇到的很多事情，它的真实情况总是与最初看到时的景象有些差别，这种感觉在快到日本时就有了。在船上用晚餐时，通知下来了，说船在午夜时分会停靠在横滨港外，到凌晨时领航船才会过来。意外的是晚上九点时，我一下子看到了海岸的灯光，这让我格外兴奋。那巨大的半圆形的发光体慢慢地显现出来，在船的前方划出了一道弧线，像是一片呈弧形的港湾。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此时距离我们离开檀香山已经九天九夜。可振奋的心情随即被失望取代，那所谓的弧形港湾只是一支比较大的日本渔船队，我们的船闯入那些灯光中间，之后又迅速驶过。而横滨还很远，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英里外的西边。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讨厌办公室的工作。二十一年来，我第二次做的看起来比较不可思议的行动，就是这次远东之行。在1905年离开斯坦福大学时，我三年级还没有读完。之后我在《发言人报》报社找了份实习记者的工作，这家报社位于华盛顿州斯波坎市，在这里每周只有十美元的薪水。这种工作薪水比较低，在美国西北地区，编辑或者是办公室人员的薪水却很高，他们从来不需要为生活担忧。到1912年，我已经做过不少编辑或管理方面的工作了，当时是在斯波坎市的另外一家名为《记事报》的报社。这些工作让我很难受，我无法触及自己喜欢的报道业务和写作。于是我炒了报社的鱿鱼，离开了斯波坎市，来到了英属哥伦比亚，这里有属于我的一块荒地，时间是在1912年。我到这里可不是要过来做牧马人的，而是非常享受地住进了一栋木屋。在巨大的木屋里，我渴望着能够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写作的内容大多是一些小说和剧本。

对编辑和管理工作的第一次背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让我觉得很遗憾，我只能又干起了老本行。1915年初的一天，檀香山的《星报》给我发来了电报，电报中说，他们愿意为我提供一份工作，我便来到了《星报》。刚开始，他们就让我担任城市版的编辑，这让我无比失望，可我也只得又干了一年的编辑工作。这一年中，我在干好办公室工作的同时，也在一直给美国东部的各家报社和通讯社投稿，想找一份能被派往远东的工作。可是投出去的稿件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当然，这个结果也算正常，当时全世界人民的焦点，都集中在欧洲战争上。远东已经没有一点可供挖掘的新闻价值，它就像是一盘死棋，德国手中的青岛已经由日本人接收。

我在《星报》工作了差不多五十一周的时间，在这五十一周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想如何才能离开檀香山，坐上西行的轮船，到达遥远的西方。可世事难料，我竟到了美国大陆，因为轮船在行驶过程中掉头向东，我又回来了。在博伊西我又干了四年的办公室工作，职位是《爱达荷政治家报》报社的总编辑。之后我还在洛杉矶的《洛杉矶时报》坐了五年的办公室。

在此后一年的时间，我一直待在好莱坞，这一年带来了无数的灾难，让我感到很痛苦。不过我那时的薪水很高，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份工作的报酬。诺尔玛和康斯坦斯是《塔尔梅齐姐妹》中的人物，我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为她们俩写剧本和字幕。当时，我工作的地方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有位电影演员高尔德文是波兰人，他在电影中嘲笑英语，整出了很多笑话。但百分之八十的错误还是在那些电影业的一些老板身上，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高尔德文。

我当时已经对那个时代讨厌至极了，所以就有了我对办公室工作的第二次背叛，我最终决定前往中国。那时好莱坞电影业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声电影的到来。因为当时环境的混乱，我的经济情况也很不稳定，所以决定给北美报业联盟下面的多家报社投稿，并和报业联盟签了协议。我把稿件通过邮局寄到报社，如果稿件被采用，每一栏给我五到二十美元的报酬。一些记者称这种报酬为“给奴隶的稿费”。

整个远东地区，包括中国，在1926年年初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美国报纸和美国公民对这些地区的事情也没什么兴趣。美国记者在日本和中国的很少，即便是在上海，也只有一位全职的美国记者，这位记者来自合众社。在这些地区的多是兼职美英报社记者，写稿只是副业，他们不必经常投稿，只是偶尔寄几篇过去就行了，都是寄往纽约或者伦敦的报纸。他们平时几乎都不写，只是有来电时，才根据要求写一些。稿子少，报社给的报酬很低，他们领取的津贴也很少。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为当地的英文报服务。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爆发了，在南方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这种运动一直不被重视，而在我看来，它应该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意义。我开始试着了解这场运动。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场运动并没有比较详细的报道，就连香港这么重要的城市也没有。我当时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新闻，想把它投递出去，可和我有协议的北美报业不接受新闻电报，想来想去，我最终决定投给合众社。

合众社是一家新闻采写机构，它位于一栋没有电梯而且很脏的楼房四楼。房间的门框上挂着一块招牌，招牌上写着一个葡萄牙律师的名字。房间中有一位十六岁左右的男孩，男孩身上有着中葡两种血统。我向他询问，他告诉我这里就是合众社的办公室，他父亲是这儿的记者，可是已经病了六周，正在家休息。他不知道父亲大概什么时候能回到办公室，父亲的工作正处于停滞的状态。我获得男孩的允许后，查看了合众社的文件，我注意到文件中记录的最近一笔开支是在差不多七周前。

还在美国时，对于远东的这种状况我没有一点准备。我当时在乎的只是一些专题，这种报道能让我得到报酬，像国民运动这种新闻的报道者想得太少了，也没有想到登岸后看到每件事情的重要程度。

接着说，我们的船穿过有弧形灯光的日本渔船队后，终于在第二天凌晨来到了日本。由于几年前地震的原因，横滨的街头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恢复重建工作进行得很慢。我对日本的印象并不深刻。到了东京，我总算感到了些生机，和横滨相比，它虽然也是破旧不堪，但其中还有不少值得欣赏的景点。我在《洛杉矶时报》工作时的同事德梅尔·佩斯带着我参观了东京的很多地方，有寺庙、酒吧、漂亮的公园，还带我去了他家。在他家中，我看到了充满艺术气息的花园，形式优美、结构坚固的拱桥和做工精致的石头灯柱。只是时节不对，我没能看到樱花绽放。在参观东京的整个过程中，有同事陪伴，我没有和其他的日本人有过交流。

传说中的内陆海位于镰仓地区。镰仓地区，山清水碧，充满了丰富美丽的自然景色，是人们非常向往的户外圣地。这里不仅有很多寺院、神社和佛阁，还有让人感到轻松和安慰的绿色、潺潺流水。如果是一位旅游爱好者，来这里会感到很满足，可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从工作的角度出发，这里没有任何让我感兴趣的东西。这次旅程，我只是在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欣赏。和他们一样，我只是觉得有代表性的建筑很优美，比如，神户北部的Tor酒店和高尔夫球场；美酒的风格很独特，如神户东方饭店的苏格兰威士忌；还有某个旅馆的房间环境很差等。

来到日本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里的居民大多把传统的房屋维护得很好，十分用心，其干净整洁的程度简直无人可及，可是说起对西式楼房的维护，他们就显得有点不知从何入手了，这个结论是有实例为证的。后来我见过很多日本人的建筑物，如领事馆、办公楼、酒店等，这些地方刚开始干净优美，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因为管理问题而变得肮脏不堪，破败凌乱。往往这些建筑一经投入使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它就会充满让人无法忍受的尿骚味。这种尿骚味就像是人吃了大量腌萝卜后排出气体的味道，吃一盘腌萝卜和一大盘芦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前者要严重得多。

未停靠横滨港时，日本渔船队给我的那种弧形港湾的错觉，在我第一次到中国时又出现了，这种感觉再次欺骗了我。离开日本登上船的第二天，天快黑时，船已经驶离了比较清澈的水域，海水渐显混浊。睡梦中忽然感觉机器的震动停止了，我一下子醒了过来。这时正是黎明时分，离开铺位，我迫不及待地向窗外望去，可结果却令人失望，第一眼看到的是混浊如泥浆般的海水；第二眼想看看想象中的新大陆，却看到了一个高高的广告牌上写着一行英语——是美国很有名的一种口香糖的名字，广告牌下面是肮脏的泥岸，很平坦。除了这些，我没有看到十分向往的亭榭楼阁，没有听到诗人笔下的寺庙钟声，更没有闻到岸上飘过来的诱人美味。这一切让我的兴致全没有了，我又懒懒地躺回铺位，渐渐睡去，再次醒来的时候，船已经在上海码头停稳系缆。

我在上海只待了一天，因为我的终点是南方。这时正好是春天，春雨滴滴答答地下了一整天，上海的闷热也跟着来了。我到过很多城市，上海是这些城市中最脏的。不仅如此，街头巷尾的景象，表现给人的那种贫穷，可以说惨不忍睹。下层社会如此，上层社会也没有因为金钱或地位这些东西而有所改变。理查饭店和汇中饭店属于上流社会的人经常出入的场合，可即便在这些地方泡酒吧时，也会让人觉得气氛很阴郁。这些都让人感觉很难受，如果当时有人跟我说，必须让我在上海连续待十一年，我肯定会崩溃的。

我当初来中国的目的是想撰写新闻和专题报道，可希望越来越渺茫。庆幸的是，当时日本的一位记者朋友帮我写了封介绍信，恰好在那时，我去探望了索克斯（《字林西报》编辑），并捎去了这封信。

索克斯对我说：“上海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你的新闻和专题报道都完成不了，你还是别待在这。北京那个地方就像是太平间，你也别去。我刚从广东回来，在那边待了六周，你最好还是去那边。不过，为了避免你对那有什么偏见，我先不跟你说那里的具体情况。你一定要去，我会帮你写封信给李才，告诉他你要去。你到了那就去找他，他是一名主编，就职于《广州英文日报》。”来到上海，我游玩度假的一点兴致早被那阴雨绵绵的天气给磨灭了，闷热的天气让人难受极了。幸亏我当初订的船票是先到香港地区、马尼拉，然后再回到香港，反正也无法游玩，不如就按原计划行事。

到了菲律宾，才发现其实我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这里的天气并不比上海好。不仅雨水比上海更多，很多时候雾气也更浓，闷热的程度也比上海更厉害。它的首都马尼拉，两天从未停止的热带暴雨真是让我长了不少见识，至于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特点了，这里既没有什么优美的风景，也没有比较有趣的事物。

鉴于这种情况，按照原定计划，我又原路返回了香港。到达香港时正是上午，这里的天气让我对东方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倾盆大雨哗哗直下，我的心情糟透了。我把行李放在了香港饭店，然后搭乘了一艘旧船前往广州，是佛山号的平底船。船逆流而上，带着鸣笛声突突地往前走着。朦朦胧胧的细雾笼罩着珠江。我们的船停在了离沙面岛不远的地方，这时夜幕已经降临。整个沙面岛都被黑暗包围着，这里就是广州的外国租界，在岛的后面却是一片红色的光，在夜晚看来格外明亮，那里正是广州的西关城区。英国和美国的军舰据说就停在离这里不远的江面上。我看到了那两艘小型军舰，军舰上的泛光灯亮着清冷的光。

这时是在夜晚，根据规定，晚上禁止上岸，我们还要在船上待到第二天天亮。我们正在考虑要如何打发这无聊时光，一个苏格兰人来到我身边，他高兴地邀请我去餐厅喝几杯，我心中大喜，遂一起往餐厅走去。

来到餐厅，我们随便找张桌子坐了下来，倒满了酒杯，就在我们举起酒杯说着祝酒词时，忽然听到一阵枪声从江面传来。紧接着，身后就传来了玻璃窗破碎的声音，再看那位苏格兰人时，那位老兄酒杯中的威士忌加苏打全被炸开了。鲜血从他的右手中涌出来，染红了下面的白色桌布，我们两个盯着他的手发呆。子弹打中了他的食指尖。

就在我拿起一块餐巾刚要帮他包扎伤口时，我们的船——佛山号陷入了一片漆黑。我看见外面的机枪开始扫射，枪手就在不远处的那艘英国军舰的甲板上，一枚枚曳光弹从雾蒙蒙的夜空中划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了初到中国时那种无聊的感觉，整整十五年中，我再也没尝过沉闷的滋味，十五年的中国生涯就此拉开了序幕。

二　初到沙面岛

第二天上午，天空变得明媚了，空气也清澄了，就像是被前夜发生在江面上的射击洗涤了一遍，风也停止不刮了。那天正好是周日，佛山号上的一小部分乘客，被一艘小船送到了沙面岛，那位被打中食指尖的苏格兰老兄也在其中。两艘军舰分别派出了一艘汽艇来护送我们，我觉得他们这样有些小题大做。不过，我听说当时的广州人有着极强的仇外情绪，尤其是包括英国人在内的白种人。这样看来，派送护卫舰也不完全是耀武扬威，同时也有些不得已的成分吧。

我们上岸的地方是在沙面岛一个带篷的码头。在这里是找不到苦力的，就连人力车和汽车也不允许上岛。所以出了码头，我们只能步行到饭店。

我正走着，忽然被人拦住了，是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他好像是前一晚在船上玩得太过火了，表现得很茫然，身上的外套也没有了。那几天里，几乎所有在中国的白人都是如此。他手中拿着一罐罐头，三文鱼的，对我说：“我饿极了，除了这个，找不到别的东西可以吃，可我又打不开。麻烦你，告诉我，哪里能找到东西把它打开？”

当时的沙面岛已经被包围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空前高涨，在苏联的组织者和顾问的领导下，他们宣布抵制英国，同时也抵制所有与英国有关的东西。在这种形势下，沙面岛作为英国和法国领事馆的地盘首当其冲，这里大部分的佣人、员工和办公室工作者都已经离开。租界外的食品没办法运入岛上，领事馆的食品只能通过轮船从香港运来。如果没有外国军舰的帮忙，运送食品的轮船必然会被大炮击中。

沙面岛、广州和珠江北岸通过两座桥连接着，它们之间只隔了一条窄窄的水道。下面流着的是从珠江倒灌进来的水。从前一年六月开始，沙面岛的人就处在一种担惊受怕的状态中，害怕再一次被袭，所以岛上一座座混凝土大厦前，有铁丝网竖着，沙包在那堆着，上面还架着机关枪，一直有英国和法国的士兵在日夜把守。

中国人在桥的另一头，那边是大陆。大陆上的沙包比对面岛上还要多，武装士兵也更多。岛上的人通过桥去外面时，都要接受搜身。外面的人如果要进入沙面岛，都必须空手，不允许带任何东西。即使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像报纸、橙子、香烟、信纸，这些一概禁止带入，甚至连一张白纸都不行。外国人口袋里的钱有时候也会被中国士兵搜走，还好这种事不是经常发生。

沙面岛上的沙包和铁丝网并不是只有一处两处，而是通往广州市的整个岸边都围着铁丝，堆满了沙包，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惊奇。为了封锁住通往小桥的各个方向，每隔一段，就有一个钢筋水泥筑成的碉堡，里面架着机关枪。铁丝网也架到了面向珠江的海岸线上，沙面岛的周围日夜有卫兵巡逻。对面市区的屋顶上，时常会有冷枪射过来。在远处混浊江面上巡视的中国小船，也会时不时地朝岛上开枪。我一下子就捕捉到了新闻的气息。

事情之所以会发展到让人震惊的地步，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1925年5月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当时公共租界的巡捕房逮捕了几名中国人，其他的中国人为了解救这些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并到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的那些人。这时，一个英国捕头下令朝那些示威者开枪，造成了惨重的伤亡。随即，东部沿海各省宣布抵制英国，不仅如此，这种抵制还很快演化成了非常严重的仇外情绪。

广东在1925年初夏时的情形就已经表现得十分特殊。孙逸仙博士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他在去世前已经接受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此，莫斯科派出了许多苏联顾问给他。当时的苏联，正在尝试着发动全球范围的反帝反资本主义革命。五卅惨案中，中国人对英国产生了仇恨，在中国的苏联人看到这些，聪明地抓住这个机会，不断地煽风点火，最终将这种仇恨的火种变成了熊熊烈火。事情影响到了香港，香港也受到了抵制。来自各个阶层的数十万中国人弃香港而去，岛上的贸易和航运一下子陷入了瘫痪状态。从公司的员工到家里的佣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离开了他们的英国雇主。运货的轮船到达香港后，无人问津，没有人装卸货，也没有人给船加油。香港受到如此重大的创伤，殖民地政府遇到了难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好从英国借来数百万英镑，以解燃眉之急。

广州城里到处是没有工作、身无分文的罢工者，人数达到了三十几万。这些人都是从香港过来的。被罢工者挤满了的广州，其激昂情绪膨胀到了最高点。一场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开始了，时间是六月。示威要经过珠江边，而这里与沙面岛仅隔着一条窄窄的水道。岛上英法两国的人们为了这次游行彻夜难眠，担惊受怕，准备抵御任何敢于来犯的侵袭者。游行中，有人开了第一枪。关于这一枪，中国人说是英国人先向没有任何武器的游行人员开的。英国人刚开始表示，是中国人挑的头，后来又改称，是苏联人士为了挑起新的事端而开的火。

不论是中国人和英国说的哪种情况，事情的结果是，屠杀发生了。当时沙面岛上的英军和法军，用机关枪和步枪同时朝着示威者猛射。超过两百名中国人惨死当场。外国人的伤亡情况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人民对英军的仇恨更深一层，暴力程度急速增长。其实，因为当时英军和法军的位置关系，大多的中国人死于法军的机关枪下。

我又想起在沙面岛登陆后，遇到的那个年轻的英国人。当时距离沙基惨案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他想把一罐三文鱼作为早饭，还要在周日早上亲自寻找开罐头的工具，这就可以理解了。沙面岛上的华籍仆人，都是极少数不愿意离开的尽忠尽职的老员工和从香港偷渡来的零星的几个帮工。狙击手要找的就是这些华人，所以白天他们是不敢出来的。外籍妇女大部分已经被送走。留下的那些外籍男子，大都是领事馆负责人、银行职员、石油公司的老板等，没有了家仆，他们只能自己洗衣做饭。最糟糕的是像食品和香皂这样的生活必需品也成了稀有物。

六个街区长、三个街区宽的沙面岛，从前也只不过是一片滩地，七十多年前被中国人划分出来，让外国人居住。整个沙面岛平展得像一面镜子。高大的孟加拉菩提、胡椒和棕榈树，树冠密密层层，投下的树荫遮盖了宽阔的街道和人行道。这里杜绝车辆来往，路面更显得充满了浓情蜜意。街道两旁是由大理石和清水砖砌起来的一栋一栋的大厦，墙上爬满了九重葛藤，中间点缀着红色的小花，非常好看。这片被围困了的殖民地，英租界占据了上游的五分之四，下面的五分之一被法租界占有着。

驻广州的外国领事馆，除了苏联、德国和奥地利之外，都在这个小小的沙面岛上。苏、德、奥的领事馆在广州城中。这三个国家因在一次大战中失败，而丧失了治外法权和所有特殊条约权，就搬出了小岛。大战中获胜的英法等国家，仍然拥有条约特权，可再不能或者说是不敢行使这个特权了。此后，苏、德、奥的领事时常会取笑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

维多利亚饭店是沙面岛上唯一的一家饭店。在之后的几年中，我来往于中国各个沿海地区，飘忽不定。我认为，这家位于最南边的维多利亚饭店和位于中国最西北的尼古拉饭店，是整个亚洲最差的两家饭店。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两家饭店竟没有一点进步。

当时的维多利亚饭店，餐厅的天花板是石膏的。石膏上已经伤痕累累，墙上也随处可见依稀的血迹。我想现在应该还是当初的样子吧。据说，曾经有位华籍的恐怖分子，从窗口往饭店扔了一枚炸弹，炸死了好几个正在那吃饭的敌人。事情发生在我到中国的前一年。事后，饭店从来没有进行过修补。可怕的是，不止餐厅如此糟糕，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去，如客房潮湿，长出了霉菌，也没有通通风；水管老化，也没有换；蚊帐已经形同虚设，也没补；地毯散发着霉味，也不晒晒。饭食——饭店最应该保障的，别说在物资紧缺的战争时期，就是在和平时期供应充足时，它也是中国最差的。能与其相比的，应该只有尼古拉饭店了。

我还是决定留下来，虽然沙面岛此时的情况除了“糟”字，再无其他词语可以形容。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克斯和托弗雷德瑞克·泰森的帮助下，我过上了比较舒适的生活。当时的泰森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员工，被总部派驻广东。那种情况下，公司大多数的外籍职员被调离了沙面岛，业务全部中止了。公司在沙面岛的保曼基大厦租了好几套公寓，每套都装修得十分讲究。泰森将其中的一套转租给我，价格相当低。我根据杰克斯的建议，去香港找了个称职的厨师。他叫阿超，是个年轻人，我觉得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之后，我们乘坐夜间轮船返回沙面岛，并带回了大量的食品。经过一番安排，香港的一家英资日报决定让我为他们采写每日新闻。在报界工作了这么多年，以往平淡无奇的生活已经过去了，这一次的工作环境是最不同寻常的。还好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到沙面岛后，亲身经历的沙基惨案让我无比震惊，它像一场噩梦般出其不意地发生了，以致有时我都不敢再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好似处于一种似醉似醒的朦胧之中。来中国之前，我花费了六周的时间，认真地学习了关于中国的信息。横渡太平洋时，我又花了大半的时间，埋头读书，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尽管这样，到沙面岛遇到的情况，依然让我感到措手不及。

我问杰克斯：“为什么这里的局势如此动荡，美国报纸却毫不关心？”

杰克斯回答说：“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那你向国务院提过这里的情况吗？”

“当然，我每天都会做全面的汇报。”

“那国务院会向华盛顿的记者通报吗？”

“应该是这样的，至少会通报大部分的内容。”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说，我觉得应该与中、俄两国的领导人交谈交谈。他马上以告诫的语气说：“不要进入广州市区，千万不能跨过这条小河。”接下来又反复地规劝我，他觉得我如果那样做太危险，实在是太不明智。不管我能不能听得进去，他都在尽力相劝。

最后，我还是没有听从他的劝告，我不愿意放弃。索克斯写给李才的介绍信还一直在我身上，而且我还听说鲍罗廷正在广州。我最终还是经过小桥两边的铁丝网和岗哨，到达了沙面岛的对面，广州的珠江边。那是一个闷热的上午，我只带了那封没有封口的写给李才的信和一把两毛钱的角子，戴着遮阳帽，穿着短裤，将手表和其他的贵重物品都留在了公寓里。到了这里我不禁想起，不到一年前的珠江边上，曾经到处淌满了被屠杀的两百多名中国示威者的鲜血。

三　孙中山的提议

从珠江边再走大约两英里就到了广州英文日报社。我向一名美国领事馆的职员询问了地址，他用中文帮我写下了报馆的名称和地址。我拿着这张条子，登上了一辆缓缓而行的公车。车辆穿行在广州的大街上，它缓慢的速度，我想连巴黎的出租车司机见了都会觉得失望。

我乘坐的其实是一辆普通的福特轿车，只是被改装成了公车。车内由中国木匠安装了点东西，是一个两头不同的木结构，前头重，后面轻，然后在一边放了一排长凳，就成了一辆公车。车子刚走出不到半英里时，我就感觉车内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有几位乘客一边大声地说着话，一边不停地咳嗽吐痰，他们讲的粤语，听起来如唱歌一般。车中坐的全部是男士。人们都在那挤着，我旁边坐着一位胖得很像弥勒佛塑像的中国人。他上身什么也没穿，下身穿着一条破旧的阔腿裤，脚上穿着布鞋，手里拿着一把颇显风韵的纸扇，不停地扇着。他的短裤已经滑到了肚脐下面。即使这样，他仍是满身油汗。

他好像对我特别感兴趣，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他“啪”的一声合上了手中的纸扇，用它碰了碰我的膝盖，然后又“唰”地一下，打开了扇子送到我的鼻子下，让我看，只见上面是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山水画。看完了正面，又反过来让我看另一面。这一面画着很多中国人，是用黑色和金色的墨彩画成的，不过有些不是很清楚。我微笑着打了个手势，表示很欣赏。谁知后面还有更精彩的，扇子又被他合上了，等再开时，上面的画竟变了，是一幅我从没见过的春宫画。

我终于找到了广州英文日报社的报馆，在一幢砖混楼房的二楼，十分狭窄，底层是一家卖食品生果的杂货店。当时这份报纸每周两期，是当时上海以南中国唯一的一份英文报刊，当然除了香港以外。

没想到，鼎鼎大名的李才，竟然和公车上那位酷似弥勒佛的男子有些相像，只是比那位要瘦，穿戴也比较整洁。他性格偏柔，温文尔雅，脸是圆的，唇边留着几根胡须，两边垂了下来。他总是尽可能地帮助我，后来证明，其价值是非常巨大的。在那些日子里，广州的一些政要大都是他帮我联系到的。李才的英语讲得非常流利，尽善尽美，牛津口音十分明显。他穿的长衫是灰色绸子的，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能从这样一个人口中听到如此文雅的英语，我惊讶了很长时间。

李才的思想已经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因为他接受了大量的英式教育。他的家庭生活却是个例外，房屋布局仍然彻彻底底地保持着旧时的格局。我们是在广东认识的，接着又一起在上海生活了几年，所以我们是相当熟悉了。尽管这样，我从没有去过他的家中，也没见过他的太太。经常是在英国或者是美国人的晚餐聚会时，我们才有机会见一面。据说，那些举办宴会的主人们也没人见过李太太。

李才对我的友好之情是从未停止的。他第一次见到我，就真诚地给过我一个忠告：“我想给你提个建议，请你不要怪罪。你如果想来广州的话，希望您不要穿短裤。只有英国人才穿短裤，在大多中国人看来，他们目前最讨厌英国人。所以请你出来时千万要穿条长裤，免得你受什么语言上的委屈，或者身体上受到什么伤害。”

暴力，在1926年上半年时成为广州城的主角。对帝国主义和白人特权的反对行为，在这里都发展到了暴力的地步。人们仇恨长江流域和北方军阀之情，也到了暴力的地步。广东本地各派暗中争权夺利的斗争，更是达到了暴力的顶峰。

这时聚集在广东的中国人，有许多后来都闻名世界。在忙于此事的同时，这些中国人也在为开展规模巨大的北伐战争，进而统一全中国而疯狂地工作着。为了唤醒并赢得大部分中国人对他们的支持，这些人也使用暴力，来改变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局面。

我在广州见到了宋子文，正是那年春夏相交之时。那时候的他，不仅在国外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也没几个人认识。他当时的职位是国民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正在为北伐想方设法地筹集资金。当时的外交部长是陈友仁，他很擅长声讨和征伐战斗文学之类的写作，写出了很多后来非常有名的战斗口号。吴铁城当时是广州市警察局长，后来又历任上海市长、广东省长，此书完稿的时候还升任为将军，成为重庆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鲍罗廷，苏联派来的特使，当时任政治顾问，加仑将军是军事顾问。加仑后来曾两次战胜了日本军队的攻击，分别是在朝鲜前线和外蒙古边界。鲍罗廷和加仑向苏联提出建议并获得采纳后，苏联开始支持国民党，并从海参崴输送军援给他们。每个星期，总会有苏联货轮开入珠江，大概有三到八艘，每艘都十分破旧。到达后，货轮上的步枪、大炮和弹药全部供应给了国民党。苏联和国民党大概事先已经签订了某种协议，却从没有外人知晓其中的具体内容。

1926年时的宋子文，他的外表基本和现在相同，只是比现在显得略微清瘦了一些。十七年后的今天想起来，他那时接人待物的方式和现在已经相差无几。每当有客来访，他总是两只眼睛圆睁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客人，眼神中没有一丝飘忽不定的感觉。他对客人非常礼貌，可不知为什么，却总让人感觉他的心思不在那里，思绪好像已经到了很遥远的地方。当有人直接向他提出问题时，宋子文总是先不说话，让问题在脑中飞速旋转，思索之后，才把思索的结果说出来。他说话时极其节省话语，从不多费唇舌，每字每句都经过仔细斟酌。单从长相上，很难看出来他哪里像他那赫赫有名的三位姐姐，即蒋介石的夫人、孙逸仙的夫人和孔祥熙的夫人。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宋子文哪里长得不好，他的外形也十分帅气，同样出类拔萃。

陈友仁当时是重庆所有政要人员的共同敌人。听说，特立尼达也算是他的祖国。其父祖籍广东，母亲据说是非洲混血儿。陈友仁身材瘦小，个头不高，和其他部位比起来，他的脑袋大得有些夸张，还有一双极为锐利的眼睛，好像一下子可以看到人的心里去。据说他在学习古文写作，还学得很是吃力，当时我刚认识他。他不懂粤语，也不会讲国语，可是，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带有非常严重的英国腔。他在斥责批判和冷嘲热讽上绝对是行家，这一点，不管是在平时说话上，还是在写政治文章上都可以看出来。根据我的了解，他就是因为对左派的怜悯，才会走上和国民党当前领导人对立的道路。

鲍罗廷是国民党的联络官员，他是由莫斯科派到中国来的。1926年时的他，长得和美国参议员波拉中年时的相貌十分相像。他们两人都是身材矮胖，肩膀宽厚，两人的脑袋也一样，大得有些出奇。波拉来自爱达荷州，鲍罗廷的外貌，从侧面看起来简直就是波拉的翻版。鲍罗廷的发型居然也和波拉一样，又密又长，永远像一团茅草似的，缺少打理。

当时，宣传工作人员归鲍罗廷管理，由他负责训练和教导，他的工作成就还是很明显的。由他训练出来的这种莫斯科宣传工作模式，在1926年国民党军队发动北伐战争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民和工人，用各种方式参与北伐战争。他们想通过这场战争，来打破持续了千年的土地所有形式，从而把自己解放出来，同时也希望这场战争，能让他们得到盼望了很长时间的、足以让他们维持生活的工资。针对中国当时的这种情况，鲍罗廷和他的下属没有顾此失彼，而是照顾到了各个阶层的各个方面。他们在中国掀起了一阵狂烈的热潮，激励共产党人鼓起勇气，坚持抗战了十年之久。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36年，直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共产党才停止和南京的战争。

顺着广州往下，大约有七英里，就到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在中国的地位可以和西点军校相媲美。校长有非常旺盛的精力，他主要负责青年军官的训练。他虽然身材瘦长，但很结实，而且眼睛显得明亮有神。在之后的岁月中，校长的名字——蒋介石，一度成了日本人心中的噩梦，并且最后成了二战中主要的美国盟友。

清瘦中透着健康，行动迅速，做决定时毫不迟疑，非常果断，这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将军，当然，十七年前的他也是如此。只是当时的他，还没有现在拥有的这种威信。他在广州的那些岁月中，还不够成熟，当时正是1926年的上半年。可如今他已是名利双收，再加上身上肩负的民族重任，不觉中散发出一种威严和自信。

当初刚认识蒋介石时，其实，所有的事都还不得而知。他的敌人太多，四处危险重重，即使有再大的雄心，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量。他对外国人的厌恶，据说1926年时是发自内心的，记者和他们的采访活动，也让他感觉有些愤慨。蒋介石与苏联人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一步步恶化，使得他不相信任何陌生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在他们的势力中都出现了小型势力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几乎已经尽人皆知。虽然他的属下和支持者出现了分歧，但北伐战争的开始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这位总司令虽然还不大，但是他的性格，从这件事中人们也可以了解个大概了。等待国民党取得胜利之后，再解决内部之间的矛盾，我猜测这应该是他当时的思路。

中国人民一直都不太喜欢蒋介石，这种情况，到1936年才有所好转。外国军界要人觉得，蒋介石只是个懂得见机行事的政界人物，以他的能力，想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军事领袖还差很远。可是他却有独到的眼光，经常会发现一些有能力的政界人才和军事人才，然后将其笼络到他的麾下，为他服务。很多时候，他会把权力放给下属的专人，对于突发事件，他们可以进行灵活处理，他的直觉很强，这是他的又一优点。日本大举侵犯中国时，给了中国很大的压力，他在这种情况下，以飞快的速度，对国际事务方面的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蒋介石终于成长了，他从只知重视局部变得能够统帅大局，从只会领兵，成了一名领导人。

在广州的那些日子中，政变快得一场接着一场，让人觉得透不过气来。我那时总有种奇怪的想法，觉得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之前的法律都已经不复存在。很多人来到香港，在这里躲避灾难，许多颇有威望的人物也一个接一个地赶到。他们在香港转了一圈之后，又高高兴兴地跑回广州，只是做了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秘密谈判和让步。我向来不关心中国的事情，对那些情况也不太了解，可就连我这种外国人，也能感觉出这里即将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海的情况却又完全不同，所有和我说过话的人，除了索克斯之外，他们都觉得广州的状况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反叛运动在广东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么多年了都是如此，其实他们只是在不停地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说实话，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1926年春天时，对于国民革命运动，上海人民的看法大致都是如此的。长沙、岳州、武昌和汉口在这一年的9月，先后被国民党人攻下。当初，被人嘲笑的国民党人，又在1927年春天，占领了南京和上海。1928年6月的时候，他们已经统治了北京和中国北方的所有地区。

国民党统治北方三年后，那些疯狂的国民党人开始指责我，他们说我“从到达广州的第一天就开始制造谣言，恶意中伤国民革命运动”，这让我无比愤慨。那以后的两年里，南京政府一直在试图将我赶出中国。

我查阅了大量的采访笔记，这些笔记由于时间太长已经发黄；查阅了《广州英文日报》和我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我都剪下，保存了起来；查阅了稿子的复件，那些稿子有的投到了香港，也有的投给了美国新闻故事杂志社。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想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了，做错了多少。

不管一个外国人的动机有多好，他都不可能总是正确。我始终相信，发生在广州的事情必然会导致一场巨大的变化，它一定会成为我新闻工作生涯中最大的新闻故事之一。虽然我因为不会讲广东话，不认识中国文字，而在采访时会遇到很多困难；虽然对立的集团和他们的领导人的想法毫不相同；虽然我会因每位领导人都不愿意谈及事实真相，而很难分辨出事实的真假，但我都坚持自己以上的想法。

到达广州以后，没多长时间我就来到了香港。跨太平洋的回程船票被我以八折的价钱退了，尽管还有很长时间它才会作废，甚至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已经把“中国故事”当作是我生下来的一只鸡蛋。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一直守着它，直到它变成“小鸡”为止。

1926年，国民党军队在广东发动了北伐战争。假如当初没有苏联的帮助，这场战争能不能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可中国最后还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难以计数的中国人的性命、大笔的财物、连续多年的战争，还有长时间对每个外国政府的不信任，恰恰中国当时正是迫切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如来自外国政府的友情和赞助。

俄国人最终参与了这场战争，这是孙逸仙博士极力促成的，它也被作为孙博士的遗产留给了中国，跟蒋介石则毫无关系。1925年，孙逸仙在北京逝世了。当他还活着的时候，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都不同意帮助中国，他接着又请求莫斯科，希望他们可以给些帮助。他曾经以为日本可以和中国成为朋友，可以向中国施以援手，可后来他明白了日本的企图，计划也就只能搁浅了。孙中山在无奈之下，只得秘密给华盛顿提了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建议，如果当时华盛顿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很可能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在我到达广东的那几个月的时间中，这件事成了当时的新闻，也是我得到的最具影响力的独家新闻。费城的旧版《公共记录报》和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首先把这条消息刊登了出来，美国人对此却视若无睹。这件事传回广州以后，人们觉得它肯定不存在，而且十分痛恨这条消息，可是一段时间以后，却又悄无声息了。情况是这样的：那些官员们发现，这件事的资料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美国国务院里都有保存。之前他们认为是“编造”的消息，原来早就有官方档案了。

这是我第一次和未被公开的国际消息有联系，是一个广州官员讲给我听的，他当时正不走运，经常受到其他官员的挤压。这位官员那时正在香港，他憋了一肚子的话想找个地方发泄。他指责国民党的领导时说：“该死，这群中国赤党。”他难以抑制自己怒不可遏的情绪，脱口而出“与俄国人交易”的事，还说到了孙中山对这项交易已感到后悔。交易中提到，国民党会接纳一批中国共产党。那位官员说，孙中山为了让中国得以解放，摆脱俄国人和日本人的控制，已经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他们同意派军队帮助中国。

那位官员还告诫我说：“你不准引用我刚才的那些话。话又说回来，这也不是捏造出来的，你想了解真相可以去找杰克斯，那些资料都在美国领事馆保存着。”我一直没有提起过这个人的名字，他目前（1943年）尚在人世。

我找到了杰克斯，问他关于孙中山和美国的事，他当时是美国驻广州的总领事。他一听见我说此事惊讶极了，然后绕开话题，就是不提这件事。我又告诉他关于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整个经过，但是对于消息来源人的名字却只字未提。

听完之后他说：“你可以把听到的消息内容讲给我听，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我就告诉你，但是文件我不能拿给你看。”以下内容是经过认可的：

孙中山自始至终都希望，他的政府能够得到美国和英国的首肯，成为中国公认的政府，并且希望能从这两个国家得到一些财力和武器装备上的帮助，让他能够通过战争征服全中国。可遗憾的是，他和这两个国家谈及此事时，他们总会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所以他又把目标转向了俄国，希望能得到应允，结果俄方很快就答应了。

孙中山博士终于觉醒了，时间是1923年年底。国民党中间的共产党员，使尽浑身解数想让国民党朝着极左的方向发展。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培养了几百名中国学生，他们毕业以后尝试着各种方法，想让中国的这场运动与影响到全球的共产主义事业相融合。从这点出发，孙中山觉得中国将来的幸福和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也许要由莫斯科反对帝国主义的总体构思来决定了。在这关键的时候，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博士访问了中国，时间是1923年年末。孙中山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请求会见这位公使。之后，两人举行了秘密会谈。会晤时，孙中山向舒尔曼博士提出要求，希望他把美国总统请来和这些条约国进行商谈，条约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几个较小的国家，看他们是不是同意一起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干涉，时间是五年。

对于这项干涉，孙中山还表示，他会通过正式倡议的形式向各个国家提出邀约，并且愿意为引导中国人民与这次干涉通力合作倾尽毕生精力，做好宣传。

他事先做好了各个细小环节的弥补工作，并且对提议做了详细周全的设计。孙中山向那些条约国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同时派出军队，接管各省省会事务，并且用军事方法对铁路、河流、港口和电报进行管理；希望美欧各国委派一批军事专家、铁路专家、金融专家、水利工程师、公共健康行政人员、教育专家和其他培训顾问来中国进行帮扶工作，时间是五年；希望他们派出的行政专家，不但要在中国成立一个最高行政机构，让它可以正常运作，而且要在中国各地设立地方政府，并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中国的军阀和土匪五年内可以被外国军队管制，孙中山想，这样的话，中国也许会有发展的机会，最起码会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社会治安也可以有所好转。他还提出，中国一定要在提议提出的第五年年初进行全国和省内选举，待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后，各国帮助设立的各级政府应把权力一步步地退还给中国人选出的各级领导。

美国总统虽然对这个提议并不感兴趣，但是他也和欧洲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有过交流。可是欧洲各个国家的领导同样不热衷于这项提议，对这件事都没有做过认真思考。他们曾经在西伯利亚地区做过提议中的联合武装干预，当时的工作开展得步履维艰，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次干预使欧洲几个大国备受打击，以致他们每当听说相似的事情时就会有些害怕。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同意了，面对这么艰难又繁重的提议，美国国会的参议员们和英国议会的议员也肯定不会答应的。

日本在1923年时，面对各国这么大力度地对中国的扶持，它也仅仅提出了一些作用不大的非书面形式的反对意见。如果当时孙中山的这一提议得以实施，也许远东地区的态势以及各国的历史都将改变，不会经历那么多的曲折。而“九一八事变”也不一定会发生。

孙中山在1925年1月的时候，也就是他逝世前两个月，又一次请求各国政府考虑那个提议，可还是被拒绝了。

广东在1926年中，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都能制造出轰动世界的新闻。这些新闻的级别超出了一般范围，甚至在国际事务报道中都很难遇到。沙面岛当时作为外国人的地盘，随时面临着恐吓，美、英、法领事馆发出的通知让人已经司空见惯。每次通知一发出，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急忙把洗漱用具和干净衣物装在一个小包中，时刻做着登上军舰逃生的准备，外国军舰一直在沙面岛的码头外等候。

沙面岛如果在那年夏天受到攻击，岛上的驻守士兵绝不会顽强抗争。他们即使抵抗也只是为了争取时间，让非军事人员可以登上军舰到香港去。当事态紧急时，他们也会一边顺着河流往下走，一边抵抗。至于攻入沙面岛的中国人，美、英、法、意是否会让远东的海军过来把他们赶出去，这个问题是政治和海军事务的秘密，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

多年后我又想起那件事，显而易见，广州的指挥者们的确不愿和任意一个外国势力产生矛盾，他们都在忙着掌权。但他们身不由己，硬是被身后的两股力量推向了这种矛盾。这两股力量，一股是苏联组织者，他们想把整个远东作为战区，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另一股力量则是香港的罢工者，他们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无比，可又没有知识，不明事理，到现在仍然在极力地反对英国。这些香港的罢工人员大多一文不名，急于求食。1926年6月，粥厂仍然每天供养着四万罢工工人。由广州市政府和国民党共同组织的粥厂，每日提供两顿饭。这里每天都要花去七千到一万美元，当时，这里一年的开销已经将近四百万美元。

罢工者的实力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到后来，他们居然有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罢工人员的案件，不管案情的起因是什么，广州的其他法庭没有权力进行审判。所有从香港携带违禁货物的中国人，都要经过罢工者私下开设的法庭审判。处罚有小数量的罚款，也有数量巨大的罚款，最严重还会被长年囚禁。被审判者没有可以上诉的地方，一经宣判就不可更改。

由于罢工人员私设法庭和监狱一事，广州警方和罢工纠察队经常会发生枪击事件。聚众滋事的罢工者，曾经很多次把市监狱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强迫政府把犯人交给他们审判。罢工者每次都会得逞，不是因为别的，完全倚仗着他们人数众多。他们最少时人数也能达到四万，最多时能达到三十余万。广州警察局所有的人员加起来，总共四千六百人，和他们相比，数量实在悬殊。

罢工者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流转，开始慢慢消退。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大约有几千人，有一部分被雇为民夫，大概也有数千人。政府安排的那些被雇佣者准备跟随部队向北征伐汉口。国民党在和罢工势力结合到一起之前，曾做出承诺，抵制英国的运动会随着国民革命的队伍，一直进行到长江流域。伦敦在这个时候也有所觉察了。

不好的预兆事实上早就已经出现了。假如美国和欧洲那些国家能够提前觉察出来，也许可以早作打算。比如，据广州和香港5月下旬的中国报纸上刊登的消息，蒋介石曾经在东操场校阅军队时进行过煽动人心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道，中国会长时间处于贫穷落后的地位，就是由鸦片、基督教和外国人这三大罪恶之源造成的。对于这种说法，蒋介石并没有矢口否认。世事难料，蒋将军在几年之后与宋家结下秦晋之好，而宋家笃信基督教，他也受其影响，成了基督教教徒。

另外一个信号是，陈友仁的所作所为。他当初刚刚做了广东的代理外交部长，就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提到，一名中国人在南宁附近被害，这名死者是一家外国石油公司的雇员。当时有记者提出假如死者来自美国，广东政府会站在什么立场。陈友仁微笑着抖了抖肩说：“假如不是中国人请来的，而是美国人自己跑到我们国家来没了性命，就不应该我们管。他们能安安稳稳地在美国生活的话，性命应该是不会丢的。还有，美国是不允许中国人进入他们国家的。”

有记者对陈友仁说，在所有广州控制下的市镇中，崇尚民族主义、反对外国的标语随处可见。外国人如果在广州受到伤害，难道您的政府也不需要为此负责吗？

陈友仁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是的，的确应该负责。但中国的民族精神需要被唤醒，中国人一定要有强烈的忠心报国的激情，为了做到这一点，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

蒋介石将军在1926年的春夏两季，势力在广东的发展速度之快，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他先担任了中央执委会成员，接着又被任命为总司令。而总司令这个官衔，除了他，只有孙逸仙得到过。蒋介石率领他的部众逆着水流往上走了七英里，把总部从黄埔搬到了广州。他将部队安置在了珠江对面的水泥厂，这里是孙逸仙原来的总部，军事戒备异常森严。

将总部搬到水泥厂之后，中央执委会就做出决定，北伐致使局势紧迫，定要严加戒备。各部委长官在发布命令之前，务必要先得到总司令的批准，命令才算有效。

但实际情况是，虽然戒备已经十分森严，但也没有能够完全保持住法律的尊严和秩序的稳定。俄国人和由俄国人培养出来的中国人，他们正在忙着扩张势力，包括极端工会和极端农会。这时的香港罢工联合会，对由其他工会组织的一切罢工运动和所有的反对活动一律表示赞许。如果想通过增设警戒、组织搜查、限制交通等方法抵抗这些工会组织，即便有尖锐的武器助阵，也不会有好的结果。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引发起一场规模庞大的反革命运动，从而导致意在扫除北方封建军阀的北伐运动失败。

可这时的北伐运动势在必行。广州和各地的军队，都已聚集在市区周围，他们蓄势待发，决定一举攻入北方。如果此时军队还在原地待命，以当地的民力、财力绝对负担不起如此庞大的军队，所以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攻打城池，寻得立足之地。还有一点：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在原地驻扎，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援很有可能会戛然而止。因为苏联的目的，是想让全中国都陷入不利和混乱之中，并且希望美欧的条约国在中国的势力感受到威胁，不再试图抵抗。当然，也不是针对所有的条约国势力，只是侧重于分布在沿海和内河各个港口城市的外国势力。

当时，各股势力都把精力放在了国民革命军上，包括他们的训练和武器装备。所以，也就无暇顾及广州之外各个地区的秩序问题了。那些为北伐革命倾尽人力财力的地方，在付出的同时却不能得到相应的照顾。

广州市本是由河流沉积作用形成的平原。风景优美的白云山，一直都是广州市民野餐和远足最中意的地方，它距离市区只有五英里。但是这种情况到1926年春天时便没有再出现了。因山上土匪太多，已经没有人敢踏进那里半步。曾经，这里的有钱人家也喜欢在沙面岛和广州的江边游玩。江上装饰华丽的小船数不胜数，可1926年时，因江上的土匪和海盗太多，小船都在江边烂掉了，人们再也不敢在江上游玩。广州基督教学院（后来的岭南大学）与对面的广州市区只有一英里半的距离。在这仅一英里半的海面上，来往于广州江边和广州基督教学院之间的定期渡轮，曾经两度被江匪抢劫掠夺。

广州刚进入夏天时，发生的一次又一次事件，在外国观察家看来也是难以解释的。但是，居住在沙面岛的我们，却可以时时感觉到广州城内的激动。对面桥头的士兵有时会连着好几天都不让行人通过。在广州市区街道上，大白天里经常会出现空荡荡的场景，可接下来，就会听到十分紧凑的机关枪声，街上不一会儿又会变得熙熙攘攘。有时候，市区也会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活动，规模十分庞大。我刚刚结交了一位中国朋友，听从他的劝告，每次出现示威活动时，我都会躲在沙面岛的公寓里不出来。

5月14日那天的情况有些不同寻常：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可具体要发生什么事，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只听说共产党在谋划一场以工人和农民为主力的运动，规模还挺大。蒋介石的四万名亲近部队，在第二天一早，就把广州市区给戒严了，掌握了这里的主动权。市区每条街上都安排了防卫军人，他们不停地在街上查看。很多交叉口的位置，都有重兵把守。凡是归政府所有房屋的每个窗口上，都能看到里面露出来很多刀和枪。天黑下来的时候，街上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那些共产党人，可能也察觉到了不妥。他们都隐蔽了起来，接下来几日，便陆续离开了广州。当时的局面非常不吉利，有些地方既让人心存戒备又感觉不痛快，这是外国人的想法。政府的一些处事方法像极了美国黑社会的一贯做法，但是比他们更让人恐怖：把鸦片的买卖行为和经营赌博的范围发展到了最大限度。同时，政府还把反对外国和反对基督教的行为进行了公开化的宣传。中国的未来被当局政府搞得有些堪忧。他们还批准了梧州和广州罢工人员的请求，允许他们将教会诊所关闭，不许这些诊所接诊。这些罢工人员都支持改变传统社会秩序，他们还在医院外面设立了警戒线，断水、断电、断粮，把病情严重和生命垂危的病人都遣送到家中。同时，他们还采取强制手段将广州一个精神病院里的人都赶了出去，并且把医院中的精神病患者，男女大约有三百多人，全部轰到街上就不管了。对很多较大的错误，广州政府和国民党当局也都置之不理，这种举动让人们感到非常惊讶。

我虽然一直处于这些复杂的事件当中，可由于来自外国，我没能及早地觉察到蒋介石的真正用意。事实上，蒋介石正在和他的政敌进行赌博，而赌注就是全中国的统治权。刚开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尽快将中国从外国人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双方都在排除万难，想尽办法，希望最大限度地得到苏联的援助。

国民党当局早在1926年春天，就已经预先想到，他们和苏联人以及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长期合作。而真正的分裂是在一年以后。决裂之前，蒋介石要征服北方，进而统治全国，他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因此，还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他必须攻下长江流域，而且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人抢夺政权之前。结果，他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可同时也将仇恨埋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蒋介石的所为引发了内战。这场内战直到1936年12月底才宣告结束。

广州的局势虽然动荡，现象也很惨烈，可是却能让人感觉到，这里即将会有举足轻重的事情发生。领袖不仅在部队赢得了军心，还得到了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推崇。我曾经看到过美国士兵参加欧战时的献身精神，那是在1917年和1918年。这种为讨伐异端教派而献身的精神，在这一年初夏时又出现了，地点在广东。这种精神让我大为震撼，它重重地触动到了我的新闻敏感。因为，这些致力于讨伐的战士，不仅要把英国的影响驱除干净，还要将美国的影响彻底地驱除出他们的祖国。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中国南方发展如此神速，可美国新闻界却丝毫不为所动，不能不让人感到心痛。

现在回想起我刚来到广州时的几个月，由于不懂汉语，时常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再加上每天的环境都极其恶劣，对发生的事情总显得有些应接不暇，时常会有身在睡梦中的感觉。

白种人初到广州，首先要接受气候的考验。尤其是春天和夏天两个季节，空气潮湿，天气闷热，身处其中，有如蒸笼中的馒头，湿热难耐。一般情况下，上午的时候，阳光灿烂，湿气太重，空气像吸满了水的海绵，而且没有一丝风。午饭过后，通常是西南方向乌云密布，不久，闪电飞光，雷声轰鸣，狂风骤起，暴雨如注，这种雨会一直持续下两个小时。让我感觉奇怪的是，雨下得越大，人们不仅不会越凉爽，反而会越发闷热。

这里没有一件东西是不带潮气的。就算是在开阔的走廊上，如果你放上一个垫子，它很快就会发霉。即使你不分白天黑夜地亮着电灯，你壁橱和衣柜中的衣服也照样会变潮。如果你的皮鞋二十四小时以内没有动，它上面就会出现一层白毛。

晚上还算是比较凉快的，就是床单湿得简直可以拧出水来。痱子、脚癣、金钱癣等皮肤病在白种人中随处可见。

每到傍晚来临的时候，蚊子就开始嚣张起来。晚上一般是没有办法在床上安心读书的，因为蚊帐外面的嗡嗡声，会把你搅得极不耐烦。傍晚时，如果我们在泰森斯医院打牌的话，为了不至于被蚊子吸干了血，每个人的脚上都要套上一个大枕头套，大腿也要装在里面，这样还不够，桌子的四个角上还要都点上蚊香。

如果你想让衣服保持干净，每天至少要洗两三次澡。身上不停地流着汗，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情况更加严重，当你拿着书看时，你的手上就会染上书面的颜色。每个人都会在打牌时，准备一条小毛巾，一个劲地擦手。

如此艰难的生活，却没有可以作为补偿的东西，只能有机会时去一次香港，可以吹吹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可以在浅水湾游游泳。还有一件事是能趁机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罐头食品和新鲜蔬果之类的东西。

广州城内已经没有值得欣赏的景色了。白云山风景迷人，而且就在几英里之外，尽管如此，没有人敢踏进一步。城中只把几个城门当作古迹留下了，突兀地立在那里，其余的旧城墙都被拆光了。政府最近还加宽了很多街道，但都坑坑洼洼，高低不平。

街道两边新落成的建筑物和铺面，只是就着原来简陋的条件稍加装饰而成，其样式既不像中式的也不像西式的，只有一个“丑”字可以形容。旧城区的街道上乌七八糟，肮脏程度不堪入目，处处又湿又滑，泥泞难行，而且就像敞开了一条阴沟似的，臭气熏天。不仅如此，街道还非常狭窄，如果有两抬轿子同时进入，想要交错而过也是十分不易。车子也无法从街面上通过，因为这里高低难行。我永远都无法习惯街道上的景象：为了能得到点施舍，那些乞丐、残疾人、橡皮病患者、麻风病人、梅毒携带者一群群、一队队地跟着外国人，把自己身上的脓毒和烂肉展示给他们看，嘴里还在不断地念叨着什么，这样一幕幕的情景经常会出现，让人极端厌恶。

可是，这一切现象的背后，又是非常现实的生活，是令人奋进的目的，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进取心。这个古老又拥有着众多人口的民族已经开始觉醒，而且充满着愤怒和疯狂。这种情况不论好坏，它都在促使着一场重大事件的形成，而且是难以压制的。这种环境让人感觉不安，可我是不会因此就离开中国的，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因为我已经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新闻故事，虽然我会时常想起自己的家乡，那里的城市比这里整洁，人民比这里干净，还会想起加州海岸的金色沙滩，爱达荷州山上的松树林，遥远的这一切有时让我思念得难以忍受。

军队从6月中旬时，陆续从广州城中出发，开始北上。北伐战争即将开始。我向国民革命军提出了申请，想和他们一起北征，可是却被他们一口拒绝了。一天又一天，他们登上火车，我却只能看着。这些人大多身材矮小，身上的棉制服不是偏大就是偏小，除了脏灰色，就是土黄色，脚上穿着草鞋，几乎没有显眼的地方。我有一次跟着列车，一直到了铁路的尽头——其实离广州市区只有大概八英里远。我亲眼看着部队毫无秩序地向山中行去，走过的地方大多只是曲折而狭窄的小路。目睹了这一切杂乱无章的举动，我感觉北伐的希望很渺茫，像是没有结果的愚蠢举动。一时间，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盲目热情，是不是在欺骗自己，或者是在被别人欺骗。

6月底的广州就像一只柠檬，被榨干了汁水，全然没了滋味。广州城一下子失去了生机。

我把发霉的衣服收拾好后，告别沙面岛，去了香港。我登上北去的轮船是两天以后了。经过一路航行，我终于在7月4日，第二次来到了上海。到了后，所有人都对我问候，内容大都如此：“还以为你早回美国了，原来又跑到了广州。你这段时间不会一直都在那吧？我的天，你在那个地方都做些什么？……哦，那些人总喜欢自食其果。我看这次又会和以前一样，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出乎这些人意料的是，不到一年后，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为了预防蒋介石的大军对外国租界不利，将慌忙往上海调遣三万人的部队。

四　辗转北上

接下来在上海的十个星期，我真是痛苦到了极点。上海在距离广州以北八百英里的地方，可是却比广州还要炎热，而且十分潮湿。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我经受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惊吓。

我住宿在花旗总会，住房中带有一个浴室，可是又小又热，让人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后来在浴室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对这间屋子难以忘怀，即便是现在，我闭着眼睛也可以画出里面镜子和壁灯的形状来。

由于前几日的旅途劳累，我睡的时间长了些，醒来时已经不早了。我走进浴室准备刷牙，之后，含了一大口水在嘴里，想把晚上留下的烟味漱走，那味道太浓。可当我抬起头时，却很奇怪地发现，嘴中含着的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我无法将它们含在嘴里了。结果，我的睡衣前襟被弄湿了一大片。

我离镜子近了些，想看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却见左眼毫无缘由地在往下流泪，我赶紧去擦。没想到，我的眼睛根本就闭不上，我的手指一下子碰到了眼球上。这一惊，可有些不同寻常了。我只能用拇指和食指把眼皮给拉了下来，再想睁开时，却做不到了，只能又用手推开。我有些惊慌失措，反复试了几次，发现连左边嘴角的肌肉也不听使唤。

我只好马上去看病，到十点时，终于找到了一个美国人开的诊所。医生是美国俱乐部书记介绍的。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来迎接他将要给我的结果，只是不知道他会怎么说。

“你得了中风，不太严重，但导致你轻度偏瘫。”他很认真地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会有什么后果，能不能治？”

他尽可能经过仔细斟酌之后再通知你不好的消息：“你要清楚，再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也有可能。而且一旦出现只会比这一次更严重。如果出现第三次，就有可能致命。这种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你只有多多休息，不能忧虑，不能抽烟，不能饮酒，不能过于兴奋，也不能太过生气。”我回到了花旗总会空荡荡的房子里，脱光了衣服，在那张硬床上躺了下来，脖子、肋骨上的汗水，一滴滴地滚落下来。每当我左眼疼痛或者流泪时，就开始休息，而且用手让眼皮垂下来。读书的可能性是不大了，可是思绪却如滚滚而来的波涛，我感到有些气愤。

大量休息，不能忧虑，不能过于兴奋……可我只是一个新闻记者，收入不高，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何况美国还有我的母亲，她孤身一人要完全靠我来养活。我现在还不到四十二岁，却得了偏瘫，不能吸烟，不能喝酒。当无法忍受时，我就会点着香烟，然后把左眼皮扯下来，以免受到烟熏更加糟糕，又给楼层的服务人员打电话，叫来了一杯威士忌，特别要求他兑了很多水。

我在房间里吃的午饭。喝汤的时候才发现，要想不把汤从嘴中漏出来，我只得把左边的两片嘴唇捏住。吃固体食物的时候，要想不掉出来，我只能用右边的牙齿咀嚼。我觉得实在是难受极了，干脆躺回床上，不吃了。我心中充满了愤恨，对自己不争气的身体更是无比痛恨。我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胸口和腋下长满了痱子，红通通的一片；脚趾缝中长着脚癣；下巴和额头上，生着金钱癣。现在又多了个偏瘫，真是火上浇油。

我一时觉得难以接受，又跑到了浴室的镜子前面。这次我发现，由于我右边脸上的肌肉工作正常，嘴角附近的那块拧在了一起，好在不是太严重，虽然能看出来，但还没有达到毁容的程度。左眼就跟死了似的，没有一点表情。我自己大声地对着镜子说了几句话，总算还能清晰地表达，紧张的心情稍稍放松了些。

我洗了个澡，穿好衣服，到了电报局，给美国的一个朋友发了份电报。这位朋友和我的关系非常好，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会施以援手。电报中，我让他马上电汇几百美元过来，还叮嘱他不能向我母亲透漏一点儿消息。接着，我又去了《上海泰晤士报》报馆，找了一份记者兼编辑的工作，工资是每月四百块本地货币，相当于两百美元。这个钱，还不及我在洛杉矶时一周工资的一半。

之后，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内科大夫。我只让他诊断，对上午听到的结果只字未提。

大夫问：“你的耳朵痛吗？”

“嗯，耳朵是挺痛。只是，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给吓得忘记了。”

“你晚上睡觉时，是不是会对着电风扇？而且一直对着，不让它摇头？”

“是的。我从上海乘船过来时，一路上都是这么睡的。”

“哦，只是面瘫，没什么事的，最多两个月时间，我就可以让你好起来。但是，你要坚持每天治疗两次，虽然天气已经热得要命，你还需要每天睡觉时，在耳朵后面放一块电热板。”

我不假思索地说：“这么说我没有瘫痪？”

“你的意思是中风吧？你没有中风。你来看看这就知道了。”

愿上帝保佑这位医生，他的名字叫比尔·加德纳。他拿过来一只人头骨，把病情的前因后果给我慢慢地讲了一遍，缠绕着我的噩梦才一点点地消失。他指着人头骨耳后的位置给我看。我认真地看了看，发现上面有一个细小的洞眼。他跟我解释说，脸部肌肉的控制神经，都要经过这个小洞。这个地方遇冷时，这些神经就会“受寒”，进而肿胀，比如，在冷风下睡觉，或是不停地对着电风扇吹。由于这个洞眼细小，神经在通过狭窄的通道时，稍微一肿大，就会相互压迫，无法工作。治疗的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周末也没有中断过。加德纳医生每天都会替我治疗两次，每次半个小时。为了防止肌肉因缺少运动而慢慢萎缩，他通过电击疗法来刺激肌肉，让它们进行收缩活动。还用电热板和轻度按摩的方法，使我耳后的肿胀一点一点地消退，我的耳朵也终于不再疼痛了。加德纳医生用他精湛的医术和极大的耐心，让我和从前几乎一样了。不容置疑地，直到现在，那场病灾所留下的痕迹依然存在，拍照时，照片上还能看出我嘴角左边的肌肉有些松弛，左眼皮也有点下垂。

但是，如果我当时听信了第一次诊断的结果，没有去找加德纳医生的话，只能等着我耳后的肿胀自然消逝，然后我的左脸跟着被废。那样，我的脸就永远无法医治，这么多年我也会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等着那个美国医生口中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中风突如其来地袭击。

面瘫的好转虽说有些慢，但能有起色我也算得到了些安慰，精神也有所好转。可是，我有些不满意《上海泰晤士报》的那份工作。加上月薪实在太低，几乎都快让我无法生活了。在上海当地的报馆工作的话，工资都是很低的，不过，想找一份美国报社的驻外记者工作，又谈何容易。

国民革命军的队伍一路向北，已经到了长江流域中段，但美国和欧洲却对此没有一点儿兴趣，他们觉得这“只是又一场中国内战”。此时的上海也对这场运动毫不关心，只顾着盲目地自我欣赏。我认为蒋介石肯定会一步步地走向胜利。可对于这种预测，人们只是一味地斥责，我只好什么也不说了。这时候，国民党军队距离上海还有大约六百英里。

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也是在浪费钱财，可是，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回美国的想法。如果回到美国，肯定有很多理想的工作和岗位可以供我选择。我却很高兴能够在上海过这种生活，结交朋友。这段生活，当时看起来，很像是在浪费时间，可在后来却对我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艾德温·S.克宁翰，是当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对于会审公堂的运作情况、治外法权的优势及滥用和美国的中国地区法院的作用等，我都从他那做了详细的了解。

大家都认为《上海泰晤士报》领的是日本人的补贴，这是我在那工作一个月后才听说的，让我感觉非常不可思议。说法后来被证实是真实的，这从报社对新闻的处理规定上可以看出来，更加明显的是他们有时还会把新闻压下来，不发表。几年以后，日本大使馆中有人告诉我说，报纸的控股权的确是被他们买下来了，但是在名义上，报社的老板还是一个英国人。日本向西方各民主国家宣战后，他们对上海的其他报刊不是勒令禁止，就是施行强制接管。只有《上海泰晤士报》能够顺利地继续发行，不受影响。

终于在八月底时，我迎来了生命中的转折点。北京《英文导报》的老板戈洛弗·柯乐文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北京，代替他负责报纸的总编辑工作。报社愿意每月付给我六百块中国货币。

让我感觉奇怪的是，当我向大家打听关于北京《英文导报》的情况时，他们都不愿意告诉我，不是故意躲开，就是改变话题。在我再三追问下，有人说，报纸还“可以”，只不过柯乐文不是个专业的新闻人，他以前是个教授。传教组织拥有报社大部分股权，其中有些是中国人。还有人经常把柯乐文本人称作是“空头激进派”。

我和柯乐文通了书信后，他告诉我，他想找一个可以在北京《英文导报》“干到1927年年中”的人。我经过再三考虑后在回信中说，我会在9月中旬花自己的钱开始北行，到了那先开展工作。至于能不能待到1927年年中，我到北京后，会在六个星期内给他一个明确答复。我告诉他，假如我不能在北京待那么久，我这么做的话，他在年底以前要想另找他人，时间也很充裕。

我们在书信中明明白白地谈妥这些条件后，我终于登上了从上海到天津的轮船，那天正好是我四十二岁生日。离开上海几个月后，那里成了全世界的新闻中心，所有紧张局势都是从那儿引出来的。我来北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远离了新闻中心，可是，后来几年时间里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证明，我在北京的价值远远大于在上海。

我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海边向前，一路经过了青岛、威海卫和芝罘，这是一艘小型轮船，其动力是通过水蒸气的热能产生的，所以速度很慢。不过，也让我看清了沿途的几个城市。我发现，这些城市真没有辜负“帝国主义前沿”的称号。

青岛被德国占领后，于1914年又被转交给了日本，这里的海被一座接一座的山团团围绕着，风景十分迷人。日本接手后，按照华盛顿会议决定中的条款，把青岛的部分地区交了出去。美国在亚洲的海军部队中有一些人夏天时会来到这里，以便躲避菲律宾炎热的天气。日本仍然霸占着很多“特权”，比如原本被德国人占有的支配胶济铁路的权力。

威海卫的周围大多都是岛屿，岛上有各种各样的山石，奇形怪状的，还靠着一座大山，山上树木高大青翠。这里以前是英国人的租界，他们曾经想着把这里建成一个高端的海军军港。直到现在，英国在亚洲的海军部队还是会选择威海卫消暑避热。

中国管辖下的芝罘，竟被美国的亚洲海军部队作为避暑的一个好地方。还有很多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为了不再忍受内地又潮又热的气候，也跑到了芝罘避热。

我们后来开始顺着海河往上行驶。这里和上海的黄浦江边有点相似，河岸上都是泥，只不过黄浦江的水要比这里多，江面比这里宽阔些，曲折的地方也少一些。海河的水是黄褐色的。天津就坐落在海河边上，市区地形平缓，整体已经摆脱了传统形式，可看起来却并不好看。这里和上海很像，只是小了些。我讨厌上海等长江下游的一些城市，可是和上海比起来，我害怕自己会更加讨厌中国的北部城市。这是我第一次认真考虑是不是要回国的问题。我害怕一直待在中国，永远不会符合我的本意。

第二天下午时分，我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开始了进京路上最后九十英里的行程。当时刚刚进入秋季，密布的乌云压得很低，阴沉沉的天气，刮会儿风，下一会儿雨，相互交替。窗外的庄稼已经收完，裸露着地表，除了堆成圆锥形状大小不一的坟头，就是用泥垒起来的小村庄，再没有其他值得欣赏的景色。地面上种的树本来就少，一棵和另一棵还离得很远。我坐在车上，开始发困，小憩之后，翻了几下书，觉得无聊，不知不觉又想起了回家的事，我考虑着是回加州还是回西北地区呢？

等我回过神来看向窗外时，眼前竟然出现了一脉连绵不绝的群山。山上没有什么植物，可是却能很明显地看出天地相交的那一条轮廓线，这已经算是奇观了。由于群山的衬托，铁路和山脚之间那块平地也显得不同于其他地方了。尽管这些村庄正在被秋雨侵袭，可是仍然掩饰不住它们的秀丽风光。在我正在看的那本书里，写到中国北方时总会说，向北京周边的平原上四处望去，不见任何树木，可是这里，在田地的空闲处，在村庄的四周，却有不少树木。

冷杉和松树包围着那些用土墙围成的小村庄。很多坟场则是用灰砖围起来的，围墙上还留着一个很漂亮的大门，因为太长时间没有修理，现在看起来有些破旧，可正是这样，才多了种由饱经风霜而来的美丽。村里的街道弯弯曲曲，黄色的尘土中留下了重重的车痕，经常会有男子推着车子或者是坐着由蒙古马拉的双轮车路过。我们在一个村中，看到了很多戈壁骆驼，它们身形高大，驮着很重的东西，走路的姿态很有架势，好像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

我毫不犹豫地自言自语道：“怎么回事？好像终于有到家的感觉了。”

我们坐的火车，在距离北京只有几英里的一个小路口停下了。站台上有个人手里拿着很多荷花和晚香玉，原来是卖花的。那些荷花有粉的，有白的，晚香玉的茎干有四英尺那么长，我们各买了些，花了两毛钱。晚香玉这种花，在中国，白天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味道，可一到黄昏它吐露香气的时刻来临时，便会散发出浓重而自然的奇特香味。到了车上，我把花放在了腿上，这时忽然感觉像是到了一个非常美的意境之中，自己也成了幸运儿。

我们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曲线后终于来到北京。这里高大的城墙、角楼还有城门上矗立着的高塔在我的左侧慢慢地延伸。火车就停在了前门，我路过水门，向城内走去，径直到了使馆区，这里四周都是用围墙围起来的。我到时正是9月，当时已到黄昏时分，天空飘着细雨，不时还刮一阵风，吹来一股寒意。

我不喜欢的夏天终于过去了。我感觉自己还会在中国作长时间的逗留。这里的环境我一点儿都不熟悉，甚至还觉得有些诡异，可它却让我有回到家里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很强烈，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过。刚到这里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总算找到了归宿。

在后来的日子里，这种感觉在我每次出外返回时都会出现，不论我出去的时间长短。我当时下定决心，要在北京过完自己的下半辈子。这个决心却在日本人攻进北京城时，动摇了。

五　柯乐文的秘密

我在北京《英文导报》一直工作到1927年6月。这段时间的工作，在我这么多年的职业历程中，和以往是有所不同的。我对远东地区政治生活方面的认识，在这段时间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件又一件事情让我很是震惊。离开《英文导报》，我工作的声望名誉和我的人品竟然没有受到太多的负面影响，这让我感到十分幸运。

戈洛弗·柯乐文作为《英文导报》的老板，待人很和善。他身材肥胖，体格健壮，有只眼睛稍显斜视，对客人有时会太过热情。大家在他面前常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好像亏欠了他什么似的。

我刚到北京就被他邀请到家中一块吃饭，在那很荣幸地见到了柯乐文的夫人和两个孩子。柯乐文在进餐时滔滔不绝，他说，一个外国人想在北京找到完美的住所是很不容易的。后来他又提出，想把他的房子出租给我一部分。租给我的地方和他那是不相通的，里面有客厅、餐厅、浴室、储藏室，还有很大的一间卧室，还带有院子。他还说把家中的几个佣人调来帮我做饭，做家务。他提出的房租也不贵，我当时就答应下来了。只是我告诉他，要不要长期住下去，等六周后我做了是否继续在报社工作的决定以后再说。在我没有决定离开以前，住在这里很合适。

柯乐文住在北京城东北角的城墙里面，那个小巷的名字好像是翰林的意思。《英文导报》报馆在一个叫作煤渣胡同的小巷中，是一个四合院，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院子不大，外面和房间内的地面都用青石板铺成。中国排字工都是用手工完成排版的，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工人只有工头还认得一些英语，其他的人都对英语一窍不通。

《英文导报》每月只有一千两百份的发行量。印厂会从外面找些其他的活给工人，以此来承担他们每月的薪水。报纸内页上的新闻，大都是复印美国报纸的内容，因为把这些报纸运到中国就要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复印出来的都是一个月前发生的事。这里收到的消息是美联社用电话、电报或无线电设备传播的，报纸的头版多是通讯社不需付费的电讯，主要目的是做宣传。这类通讯社大多是由各种组织出钱赞助的，这些组织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中国、日本或是苏联。我看了之前的存档，上面的内容差不多全是从美国各种期刊、报纸、年鉴等发行物上剪下来的，社论基本上没有。报纸没有专门的记者，所以当地的新闻内容也基本上很少。

我觉得这样的经营模式真是有悖常理，之前的动力一下子消退了不少，想着待够六周后，就告诉柯乐文我的打算，让他继续找人，不过在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我也可以继续帮忙。后来我发现柯乐文的工资已经被拖欠了半年之久，他的工资是每月一千块中国货币，当时我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了。

我上任三周后的一个周六的上午，报社的广告经理斯坦尔·佛莱尔惊慌失措地闯进了我的办公室。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

“下周三柯乐文就回美国了，你知道吗？”

我呆了一下，问他：“那谁来接替他？”

“难道你不知道这事？”

“没有人告诉我啊。你又是听谁说的？”

“我是在联系业务时才知道的。”佛莱尔接着说，“我发现柯乐文已经买好了去芝加哥的船票，他们全家都走，票是在美国运通公司买的。他在一个裁缝店订了五套西装、一件大衣，要求店主尽快做好。在一个和我们有业务往来的鞋匠那，他还订了六双新鞋，并告诉鞋匠周二之前一定要完工。公司的账簿显示，柯乐文被拖欠的工资也已经发还给他。”

也许是公司从哪里捞了笔外快，还给了柯乐文，不过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个。柯乐文没有告诉我他要走的消息，我想可能是他已经做好了安排，请到了高人，他不在北京的时候可以由那个人接替我的工作。

我和佛莱尔聊天后的第二天正好是周日，周一不需要出报，我就和几个人在客厅里打起了桥牌。正打着时，柯乐文漫不经心地走了过来，他声音很高地对我说，要和我商量重要的事情，请我先停一下，他要和我单独谈谈。那几个朋友听见后，都很知趣地离开了。我大致猜到了他来的目的，也做好了这辈子第一次被解雇的准备，我想知道的是柯乐文会找个什么理由辞退我。

他毫不拐弯地说：“跟你说件令你意想不到的事，我周三就回美国了。”

我回道：“我早就听人说你买好了船票、西装，还订了新鞋，怎么会意想不到呢？”

“怎么可能……”他刚想说什么，就被我用手势打断了。

“我从哪里听来的已经并不重要。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让谁代替我的位置？”

“有什么疑问吗？肯定是你。”

我加重语气，说道：“不是我，你全弄错了。”

我想起后来那半个小时就直哆嗦，我对他只剩下了一种感觉，就是厌恶。刚开始，柯乐文说我们当初在信中写下的协议他“没有搞清楚”，接着他又哭起来，说是他太太得了重病，一定要立即返回美国。我继续追问，他只好说，他太太的眼睛如果不马上动手术就会瞎了，可只有芝加哥的那位医生才能做这个手术。

我最终禁不住他的软硬兼施，没能遂了自己的心愿，答应他干到1927年春天。柯乐文应允了我的条件，他每个月给我一千元的薪资，假如需要请人帮忙的话，酬劳从这一千元里面扣。他的房租由他照出，我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并负责全部佣人的花销。

我还向他提了个要求，希望他以老板的身份给我一份授权协议，在他离开北京这段时间，北京《英文导报》的新闻和社论方针等问题由我全权负责，让我想不到的是，柯乐文竟然很随便地答应了。我之前已经和大部分报社董事接触过了，明白和他们在报纸方针上很难形成一致意见，所以我执意要求柯乐文在授权书中说明，如果这段时间内有董事干预我的管理，我可以直接辞职，并再告诉他二十四小时后就可执行，不需要等到柯乐文从美国回来。

正式授权书在周一时交到了我手中，一切好像并无异常。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认识到，对所有的协议和法律文件都不可疏忽，一定要经过反复琢磨。

周三中午12点半的时候，柯乐文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地点跟我再见，并祝我万事顺利，又为自己的仓促离别表示歉意，并说他们订的下午一点半的火车去天津，太太和孩子正在外面出租车上等他，他必须走了。

柯乐文刚走五分钟，他的信就由一个中国雇员交到了我手中，信中直接写到，我们当时达成的协议赋予我的权力“只包括新闻”，并说明社论全部由身为董事之一的德怀特·爱德华兹写作。这个人其实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书记，那才是他的正式职业。

我看完那封信后，立即变得怒不可遏，马上跑出办公室，穿过院子，冲进了柯乐文的私人办公室。他正在拿着新做好的大衣，努力地往身上套。我气冲冲地对他说，等我整理好东西，立刻就走。他听了又开始苦苦哀求，还哭了起来。我竟然不知悔改，又一次妥协了，最终答应他留下来。不过这次，我们在决定留下之前重新拟定了份协议，并找来了证人，双方当着证人的面签了字。新协议中规定，我对报纸的新闻方针和内容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掌控权；还规定，德怀特·爱德华兹在发表任何一篇社论之前，关于社论的方针和表达一定要得到我的认可，不然的话，任何评论都无权发表。

这种严格的检查规定，致使柯乐文不在的八个月左右时间里只发表了三篇社论。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重要事情，而且每一件都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都遭到了爱德华兹的反对，他不同意发表，同样，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不准他在报纸上刊登，他的那些看法我也无法认同。

1926年秋天，北京出现了怪异的局面，政治权力好像暂时不存在了。外国各个公使馆及大使馆和从前没什么差异，只是北京政权已经根本算不上是全中国的政府了。外交部虽然是各国外交官刚刚上任时存案以备查考的地方，但这些官员都认为“北京政权”的适用范围只在城墙外三十英里以内。外交部只不过是存放各国给中国的文件的地方，当时再没有其他作用，就连这些文件也只是法律和外交的形式而已。

1926年年初的时候，北京周围经常出现战争事件，传说中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最终被战争逼到了北京西北的张家口。在那场战争中，吴佩孚和张作霖合伙打败了冯玉祥。我9月到达北京的时候，吴佩孚原在汉口的地盘刚刚被北伐军占领，他败在了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手下。张作霖是满洲公认的第一军阀。当时北京的实际情况其实就是，吴佩孚和张作霖两人联合掌握着政权，这个政府才是各国政府认可的中国政府。但吴佩孚在汉口的失利让张作霖钻了空子，让他有机会独自一人夺取天下。他果然在吴失败后没过多长时间就采取了行动。吴佩孚被迫往西退到了四川。

北京城内的外交以及社交活跃分子依旧停留在北京饭店，他们仍然整天忙碌于吃饭喝酒及寻欢作乐，表面看起来世界是如此太平。过完年不久，这里刚刚发生过激烈的战争，那些有身份却只知道纵情狂欢的外国人也亲历了那次战争，听到了当时如雷的炮声。尽管如此，他们对中国内战的态度，还是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不闻不问。

当时的外交部长是顾维钧博士，他在执政高级官员中虚有其表。有一次他给我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外交部去一趟，当时正是早晨，柯乐文已经离开一个月。外交部大楼高耸华丽，四周有围墙环绕，广场上宽阔清静。到达后，我就看见顾博士正在那气呼呼地等着我。

他大声喊道：“你刊登这么篇文章想干什么？”他猛然抓起桌上放着的《英文导报》，那是早上刚刚出版的，指了指上面的一篇文章，使劲甩了几下，塞到我面前。那篇报道写的是，中国欠了外国贷款，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可仍然没有还。

我比他火气还大地反问道：“你这样又是什么意思，我发表一篇新闻，难道也要你指指点点吗？”“柯乐文说过不会对这件事进行报道的。他用一堆毫无价值的股票换了我一万五千美元当作他的工资，并且回了美国，可现在竟然说话不算数。”顾博士又高声喊道。

我毫不费力就知道了柯乐文那笔所谓工资的来源。

我把协议中柯乐文授权给我的事告诉了顾博士，告诉他我对《英文导报》新闻方针的决策拥有最高控制权，对我不喜欢的社论也有不予发表的权力。听完这些，他的怒气才小了点，接着又把矛头指向了已回美国的柯乐文。我们说了会儿话以后，空气变得缓和下来，顾博士不再像我刚来时那么严肃了，态度谦和了许多。在谈话过程中，他给我讲了一些关于中国内政外交方面的情况。在后来的时间里，他讲的这些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后来再也没有要求我对新闻做不该有的改动，也没有要求过我不准发表某个新闻，尽管有时我发表的东西也有可能会触及他所在政权集团的利益。

那年冬天，长江流域的国民革命军经常会有胜利的消息传来，而北京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国民党当时正在实施亲共政策，和共产党走得很近，对外国势力的排挤显得尤其严重，经常会采取一些凶残暴虐的手法对付外国人，特别是教会和传教士。这种做法，最终激怒了美国、英国和其他条约国。每个国家立即开始着手安排防御措施。在上海，仅英国和法国租界内调来的部队就已经超过了两万，这只是第一批，还有正在路上的后援陆续赶来。

在五十英里左右的上游地带还停着两艘舰艇，那是日本的海军部队。他们只要听到枪声就会抓紧时间到达交战现场，急切地想和中国的军队打一仗，可战斗已经结束。日本的两位舰长由于没有赶上这次战斗而非常后悔，竟然还哭了起来。

这件事是当之无愧的重大新闻，为了突出，我对这个故事进行了着力描写，在《英文导报》头版八栏都使用了大标题，导语用的是粗体字，还是双栏的。

我第二天就被请到了柯乐文的私人办公室，进去便见《英文导报》的三位董事坐在里面：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基督教青年会书记德怀特·爱德华兹和半教会性质的华北语文学校校长皮特斯博士。看来好戏要上演了。

司徒雷登担任三个人的代表，他开口说道：“我们来这里是因为《英文导报》被你弄成了一份不可原谅的报纸，你还故意夸大事实，我们对你的这些做法感到不满，表示抗议。你不但把南京事件放在头版，还用了使人震惊的大标题，你必须负这个责任。即使你要报道这件事，也只能把它放在内页，使用单栏标题就可以了。”

我有点怀疑自己的听力，无法确定这些话的真实性，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他们重新说了一遍此行的目的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像给小孩子讲道理似的，我开始慢慢地和他们讲解。我说这条新闻绝对是最重要的。用美国军舰打中国人，这是自义和团之乱后二十六年来第一次，这么重要的事当然应该占头版。这条新闻在美国和欧洲也肯定会被安排在最显眼的地方。

他们认为，南京事件一定会伤害到中国人民和美欧人民之间的感情，这样会影响到他们在中国事业的发展，如传教、办学校、办医院等。因此他们觉得，像这一类的新闻一定不能报道，即便报道也要尽量不能让事态扩大。

我无法说服他们，他们也改变不了我的想法，形势搞得非常紧张，几乎一触即发。最后，我只得拿出当时和柯乐文签好的书面协议，里面明确写着由我掌握着办报方针和新闻版面的绝对权力。我对三位董事说，他们如果继续坚持的话，二十四小时以后我就离开。他们若是还要用董事的身份正式抗议，我就马上辞去职务。

从那以后，直到第二年春天以前，我再没有见过那三位董事。后来那次见面是因为我有件急事找了他们三个人。我怕事情会影响到报纸的存亡以及柯乐文本人的名誉问题，所以一定要和他们当面谈谈。

这次事件和北京《英文导报》以及该报代理总编的关系密不可分。1927年春天，苏联大使馆受到一次侵袭，这是事件的起因。张作霖大帅当时已经从满洲迁到北京，他掌控着京津地区的一切。出身苦力、名声坏透的张宗昌是张作霖的盟友，他占领着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山东省。上海和南京则由蒋介石掌控着，长江下游的人力和钱财来源都由他掌握，他当时正在与汉口的中国共产党瓜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强国和中国政府都开始怀疑北京使馆区内的苏联大使馆。他们认为，苏联使馆内藏匿着大批中国共产党，这些人一定在四处谋划，不只反抗北方的军阀政府，而且坚持反对各个缔约国所提的意见。

根据使馆区当时的要求，不允许带有武器的中国人以及中国各类军警人员进入大门。有中国政府要员进入时，可以带着保镖，但武器一定要暂时扣留。各个缔约国的大使和公使们虽然怀疑苏联使馆，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办法组织武力进行侵袭。他们只好暗示同意张作霖的部下进入使馆区，对苏联使馆实施了突然袭击。而其实苏联使馆还拥有着法律赋予的不容侵犯之外交豁免权。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和躲在里面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这次突然袭击搞得猝不及防。苏联人曾试想毁掉那些文件，可仍然被政府搜出不少。使馆房屋外有设计好的机关，他们想利用机关把文件放进壁炉中，然后倒上煤油销毁，但不幸被中方军警发现，用水浇向烟囱，把火熄灭了，文件最终没能全部销毁。

这次行动逮捕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被捕者不断地叫骂，可还是被中方人员拖出使馆区，带到了中国管辖范围。两名漂亮的年轻女性也在被捕之列。中方把所有的被捕者都关押了起来，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对他们进行百般折磨，想从这些人口中得到他们同党的名单。这些被捕者最后全被吊在绞刑架上处死了。

这件事理所当然地成了世界各地所有报纸的头版新闻。可是北京《英文导报》却遇到了天大的难题。政府从苏联使馆搜获的文件中，有很多柯乐文写给冯玉祥的信件。冯玉祥当时还在张家口，和苏联的关系十分密切。其中有一封是柯乐文写给冯玉祥的，让冯尽快支付“协议中规定的一万五千美元的预付款”。除了信件，政府还查到了很多收据，上面都有柯乐文的签名，是苏联替冯玉祥给柯乐文的补贴收据，每月都有。

北京《英文导报》是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资产，还有一部分中国人也是股东。尽管报纸的出版有治外法权的保护，但是因为报馆开在北京，所以不可避免就要受张作霖的制约。张部和冯部在过去一年中的交战几乎没有停歇过，《英文导报》却每月都在收着冯的补贴。过去就有些人经常恶意指责柯乐文是“红色”人士，或更进一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赤党分子”，这件事发生以后，那些人更有可以利用的借口了。

我于是很快给司徒雷登、德怀特·爱德华兹和皮特斯打了电话，约他们见面。刚过中午，他们就带着其他董事一起过来了。我跟这些人说，文件被查的事第二天就会刊登在《英文导报》的头版。那些董事听后颇为震惊，他们一致表示不同意。我给他们讲，天津、上海、香港地区和马尼拉等地全部的英文报纸必然都会把这件事刊登出来。假如《英文导报》不依据事实重点报道的话，别人肯定觉得我们是对罪名默认了。

柯乐文当时正在离开芝加哥去往温哥华的途中，他打算从温哥华乘船来中国。我提出让董事会马上给他发份电报，说明查获文件的详细情况，极小的细节也要说明。还有更要紧的是让他给个回复，对被发现的文件作个解释。

那些董事们既不想花冤枉钱，也不愿意给柯乐文带去“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拿不定主意。他们觉得，等柯乐文到达北京后应该能够更好地处置这件事。

我又一次提醒他们，如果到四周以后再对这么严重的问题作解释，肯定无法抵过新闻当时带来的影响。我想让那些董事们搞清楚，关于那些收据上提到的让人质疑的交易，如果柯乐文有合理的解释，就一定要在新闻登出后二十四小时以内公开，最晚不应该超过四十八小时。可董事们对我的话置若罔闻。

发生查获文件的事情以后，《英文导报》的收益开始急剧下降。原来预定好的广告被收了回去，原来的订阅者也因报纸受到谴责而退订了，原来接的外面的印刷活也找其他报社去了。北京另外一家报社——《华北正报》却捡了个大便宜，对他们来说真是喜从天降。《华北正报》发表声明称报社隶属于日本，报社资金的来源是庚子赔款中付给日本的那部分，而且指出，办报宗旨是“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这家报纸实际上是真正代表日本言论的机构，它对巩固日本在华的位置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柯乐文到达北京时已经是夏初时节了。他抵达后的第八天经过商议决定，允许我离开北京的《英文导报》。因为那次苏联遭袭事件，使柯乐文和冯玉祥之间的秘密交易败露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不满。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街上碰到他后，都对他不理不睬。我对他们一家被那么多人孤立很是同情，所以在他们到达北京几日后，我邀请了他们到Wagons-Lits旅馆参加一个小聚会。可是没想到进餐时，那些老朋友对他们一家都特别冷淡，连我也跟着蒙受了耻辱。

夏初时，我从柯乐文家的大四合院里搬了出来，住到了一个名为北方旅馆的套间，我开始寻找新的工作。在北京度过的这九个月，更加坚定了我留在中国的决心，我决定从头到尾看完这个故事。

六　加入《纽约时报》

我当初刚到中国的时候，美国驻中国公使是马慕瑞。1929年秋天时，他辞退了外交工作，返回了美国，这让我很是忧伤了一阵。论公，我很敬重他；论私，我把他当作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我感觉他的离开让美国外交史上从此少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代表。

马慕瑞后来还是干回了外交工作，他先在波罗的海附近的几个国家出任公使，后来又被派往土耳其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成就显著。

我到北京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到使馆区拜访了他。他了解了我的情况，看见又多了一位来华工作的美国新闻人，感到喜悦而宽慰，并且也觉得有必要想办法让美国民众对远东所发生的事情主动关心起来。

他说道：“我害怕美国人民还没有意识到这边情况的重要性，这里的形势就控制不住了。到那个时候，我担心咱们的认识不够专业，制定不出合适的对策。”

正说着，他不知为何转变了话题，说：“顺带问一句，你打算在中国住到什么时候？”

我什么都不清楚，只是随便地说：“噢，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可能是十八个月，也可能是两年。不论多长时间，我想等到情况稳定下来，有始有终吧。”

马慕瑞听后毫无顾忌地大笑起来，笑完后又跟我致歉。他说：“我听到有始有终，想起来一个老德国人的故事。他住在北京附近，因在马家堡村开了个烧砖厂，被大家叫作‘马家堡公爵’。这位老公爵在中国有三十多年了，义和团起事之前他就在这里。他以前在朝廷的时候想要什么有什么，外国人都要通过他牵线搭桥才能拿到政府的公文。最得意的时候，他生活得就跟大清的王公贵族差不多，外出时乘坐着由四匹马驾驶的车盖很高的车，前前后后跟着很多穿着号衣的仆人。义和团闹事以后，他也说要‘有始有终’。”

“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公爵一直做着回德国的准备。后来，差不多是在十五年以前，他突发奇想地开始种树了。在最中心的地方，他给自己建了一处坟地，然后在外围一圈接着一圈地种。我认为假如你想有始有终，不妨跟这位公爵学学，去弄一块地，也好开始栽种柳树了。”

想有始有终，做起来真的有些不容易。1927年夏天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到冬天了，就更别说等到这里的局势趋于稳定，从乱世变回太平了。我没有找到一份有薪水的工作。我曾经服务于费城的《公共记录报》，他们每个月付给我七十五美元的工资，可后来这个报业集团突然宣告破产，倒闭了。买我稿件的北美报业集团联盟旗下的各家报纸对远东事务越来越不感兴趣。

我为了维持生活，曾经干了六周的京戏公关工作，在此期间，我把梅兰芳将要访问美国的新闻发给了美国各家报纸。中国的京剧名角——梅兰芳，后来到美国做巡回演出，非常受欢迎，每场演出都人满为患。我干了一阵之后，梅兰芳感觉这种宣传方式花费太大，实在支撑不起，我也就停工不干了。

接着，张作霖大帅提出，想邀请我出任公关经理和外事顾问，我感觉这工作听着挺有意思的，也有些罗曼蒂克。

这个东北军阀大帅张作霖，虽然个子不高，但权力可不容小觑。他很明显是打算自立为王，在故宫中建立起可以屹立千年而不倒的政权。在他的命令下，这里设立了一个典礼处，专门负责起草制定朝廷礼仪；把工匠请来，负责设计御用瓷器；还规定要像大清朝时那样向北京孔庙行叩拜大礼。每次他外出时都要求兵士先把所经之处增设警戒，命令商铺关门，还要在路上撒一层“金沙”。听说张作霖想称帝，中国北部地区的反动势力和保守派极端分子立即开始谋划，想着如何才能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有所成就。城外面的一座破庙里住着大约三百名前朝时的太监，他们生活得非常窘迫，听说张大帅想当皇帝，都盼望着能够回到以前在宫里的日子，接着干他们那勒索民财、谋求私利和施展阴谋诡计的勾当。

我来到外交部，找到马慕瑞，想知道他对张大帅邀请我的事有什么意见。

他说：“我不反对，只要他的政府能和我们国家相安无事，只要他这个岗位是透明的和有效的，我们又为什么要反对哪个美国人参加这个工作呢？我要提醒你的是，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份工作，务必要保护好自己。你要让他们预先付给你工资，至少存半年的工资到你美国的账户，以防他的政权被其他势力颠覆，或者美国政府否定了他的政府，那样的话你也不至于白忙活一场到最后拿不到薪水。”

话说到这里，马慕瑞停了一下，手中拨弄着一只镇纸的白玉猫，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似的，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在你决定去不去之前，要多多观察，多多思考。目前正是中国人之间互相倾轧的斗争时期。有一部分外国记者以不同的方式，收了这些势力中某一方的钱，继而就要服务于这一方。你应该看看这些人的结局怎么样。”

我在观察和思考之后，给张作霖写了封信，信中拒绝了他的邀请，并为不能答应他的邀请表示非常抱歉。

到了这年8月份时，我必须得承认，要想在中国找一份自己愿意干又能挣钱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我发了很多电报和信件给美国的报社及通讯社，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份驻远东的差事，结果都是徒劳。鉴于这种情况，我打算回一趟美国，去那边和某家报社或是通讯社的领导进行面谈，待他们同意后我再回中国驻地。可是每当我一想起必须离开中国，就有些不舍。说实话，我总有些担心，一旦到了美国就会被某家报社困住，脱不了身，所以对回国的情况并不乐观。

8月13日那天，天气异常炎热，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下午时分忽然有人告诉我有我的电话。

电话中传来对方的声音：“我是弗雷德瑞克·摩尔，现正在北京饭店。你忙不忙？”

“不忙，整理行装也算忙吗？”

“我说的是你目前找到工作了吗？开始上班了吗？”

“我吗？当然没有了。我打算回美国，不长住但需要待段时间，我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想不想加入《纽约时报》，继续留在中国？”

“说什么我想不想？摩尔，你能不能不拿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笑话？”

摩尔一边大声笑着一边说：“那你能过来一趟吗？我们谈谈。”

“没问题。我十分钟赶到。”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了北京饭店，摩尔看到我就说，他在电话中提到的工作其实“只是一份兼职工作”。我找到工作的愉快心情一点也没有因为这个受到影响。

他接着说：“你每星期只能拿到五十美元的报酬，至于能在这干多长时间我也没有办法保证。这主要得看你工作表现，还有这里事态的发展情况。”

《纽约时报》是于1927年年初，将弗雷德瑞克·摩尔派往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租界的兵力相对于国民革命军强大的势力来说，显得十分薄弱，各个缔约强国，面对这种形势只好赶紧调来大批部队支援驻防。《纽约时报》在这时候也愿意摩尔长期留在中国的。摩尔说，中国的事情也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可是孩子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要回美国上学，他太太必须和孩子们一起回去，这里就只有他一人了，他和太太都不愿意过这种生活，所以决定回国。

《纽约时报》因他一再坚持只好同意，不过发来电报要求他在回国之前为报社选好两名驻华记者，一人负责华南及华中事务的采访，留驻上海；一人负责华北及东北事务的采访，留驻北京。他已经找到留驻上海的合适人选亨利·F·密斯威治，然后来到北京找寻合适的留京记者。

摩尔和我的交谈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他当天晚上就给报社发了电报，汇报驻京记者的事。摩尔和我在十五日上午都收到了来自《纽约时报》的电报，批准我成为报社的驻京记者。驻京记者一直都是我最理想的工作之一，真没想到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我和《纽约时报》的合作很快乐，而且一直持续到1941年8月。我们之间的合作纯属偶然，机缘巧合而已。《纽约时报》对我的了解应该仅限于摩尔的电报，如果他们还知道更多关于我的情况，那只能说明报社已经到《洛杉矶时报》或北美报业联盟调查过我的经历。我从来也没有去过纽约，也不认识一个《纽约时报》的人，甚至离开美国以后我都没有看过这份报纸。

弗雷德瑞克·伯查尔是当时《纽约时报》的代理总编，他的工作能力很强。他提出的要求非常简明：尽量去挖掘新闻的真实情况；只要是事实都可以刊登，美国的错误也不例外；我们不对新闻进行评论，“这是社论版的职责”；我们不花费钱财去重复美联社可能已经报道过的新闻；不报道有疑点的新闻，如果疑点本身就是新闻才可采用；还要记住，“即使没有新闻，也不要发错误的新闻，然后再去更改”。

报社要求没有那么多的束缚，这真是我没想到的，实在找不到比这更适合我的工作了。在接下来和报社合作的几年中，我刊登出来的新闻，报社从没有否定过。报社总会在我受到攻击时，不管个人攻击还是官方正式攻击，他们总是会给我很大的支持。每次我发现一件事即将发生，应该外出采访的时候，报社总会给我自己决定的权力。只不过有一次情况特殊，我会在后面详细说明那次痛苦的特殊情况。

摩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开始当起了合众社驻北京的记者，所以他早已经称得上是中国事务的行家了。1915年时，他曾经独家报道了一条消息，消息的内容是，日本向中国提的二十一条要求，人尽皆知，这二十一条都是无理的要求，可由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讲没有这事，合众社训斥了摩尔，并且把消息也扔到了垃圾中。当然，这件事我只是听摩尔讲的，并没有对它进行过调查。他在给了我很多建议之后，就把我一个人丢下，自己乘船回了美国，剩下我在中国听天由命。让自己在报社站稳脚跟的过程既长远又困难重重。纽约总部在开始几个月的时间里既不批评我，也不表扬我，让我摸不到方向，整天忧虑不安。美国那边每隔十天都会寄过来一个包裹，里面都是三到五星期之前的《纽约时报》。我每次除了招聘广告之外，基本上都会一个字不差地看完每一份报纸。当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印在报纸上的时候，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其实登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篇关于北京秋季赛马会的报道，篇幅很短，只是一篇花絮而已。报道是我邮过去的，没有发电报，因为它不是什么重要新闻。城墙外和颐和园之间的地带，西山脚下，就是北京赛马场。中国军阀正在开战的时候，相距十五英里左右的赛马会也开始了。在马会现场，人们可以听到战场上传来的如雷炮声，就连空气都被震得有些发抖了。可这边的中国官员、各国的外交官、军官和中国的有钱人仍然在毫不慌张地喝着鸡尾酒，吃着户外午餐，还看着赛马。这个景象让我感触很深，所以就写了下来。

在这之后，我去了“满洲”的大连、牡丹江、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又经过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到了位于松花江南的哈尔滨。

刚从“满洲”回来我就收到了电报，是纽约总部发来的，要求我对山东的饥荒情况进行调查。据说山东有五百万中国人正处于饥饿状态，几乎到了将要饿死的程度。报社被要求公开资助一项运动，要在美国多筹集一些资金以赈济灾民。

京浦铁路线按理说该一直延伸到长江北岸的浦口，也就是南京的对面，可是闹饥荒的时候，京浦铁路线南段的大部分是由国民党人掌控的；约有八十八英里的路段由张作霖控制；天津到山东南部的一段则由张宗昌控制。张宗昌身为山东部队首领，掌握着三千万人的生杀大权。

从北京乘火车到山东首府济南大约要经过三百英里多点的路程。出发前有人提醒我一定要准备好足够的食物，还要带着毯子和睡袍。食品我准备得很充足了。至于毯子和睡袍，我觉得有了豪华卧铺车厢的车票应该一切齐全了，所以就没有带。

我是下午2点坐上火车的。到了车上，我才发觉所在的包间中，窗户都已经不完整了，通往走廊的那个门也坏了，关不紧。离我比较近的这一面的车厢门只能半关着，上面连接门和车厢的装置被拧坏了。当时正是严冬时节，车外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大地，门和窗口处一直有凛冽的寒风刮进来，中亚地区冬日的严寒尽显无遗。

从列车时刻表上看，我们差不多晚上11点可以到达济南。可火车停在济南站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5点20分了。等到天亮还需要一个半小时，当时在站台上，只觉肆虐的狂风打在脸上就像鞭子狠狠地在脸上抽了一下似的，雪片在狂风的作用下上下翻滚，来回旋转，在空中横穿过站台。那个时候的济南市还没有出租车，只有一辆人力车等在车站准备载客。我想随着车子走走，也好让身子暖和暖和，所以只把行李放到了车上。来之前我就学会了旅馆的中文发音，就告诉了人力车的车夫。那家旅馆如果用英语翻译过来就是“生牛肉旅馆”，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在同一幢楼的拐弯处有一家肉铺，这家铺子也是旅馆主人的。济南只有这一家西式旅馆。

人力车夫蹬着车，我跟着他行走在济南城十分狭小的街巷中。天还没亮，四周的寂静包围着黑暗，我禁不住感到一阵阵害怕。我越走这种感觉越强烈，害怕一下子冲出来很多人袭击或是抢劫我，更或者他们拿着刀对我一阵乱砍，我最后死在他们刀下。

车夫终于在一扇大门前停了下来。他扯着嗓子喊叫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应，后来又用拳头在门上捶了好一会儿，才有人开了门。走过门，穿过一条青石铺就的走廊，再走几步就到了院子，院中地面上遮盖着厚厚的银光耀眼的积雪。这就是传闻中的旅馆，我来之前还特意通过电报预订好了一个房间，带浴室的，想起这些，我禁不住觉得有些好笑，又有一丝无奈。我跟着旅馆的仆从走过几个台阶，到了院子外面，然后又步入一间开着门的屋子，点上了灯。

我预订的房间就是这里了。看样子房门已经开了整个晚上，屋里三分之一的地面上都是雪。墙角处有个铁炉子，只是没有可以烧的木柴或是其他可以取暖的东西。当然，房间里是没有浴室的。我跟仆从说让他送过来杯热咖啡或是热茶，他没有回答，我猜他可能听不懂英语，我只好又用中文说了一遍，可没想到他还是一直摇头。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脱了鞋，在没有一丝温暖的床上躺了下来，穿在身上的衣服包括那件大衣都没有脱下来。

我发现山东的确在闹饥荒，而且很严重。数以万计的灾民来到济南，想找到点可以吃的东西，他们大都已经穷困潦倒。外国教会、中国红十字会、救世军和很多中方组织已经出面赈济灾民。每人每天能得到一碗小米粥，差不多可以保证他们在这个冬天里不被饿死。

灾民们大多都感染了疾病，麻疹、水痘、肺炎、猩红热到处都是。这场灾难给人内心的震动是空前的。很多人就死在了大街上，尸体在烈日下已经被暴晒了很长时间，可是仍然没有人管。很大一部分灾民就用麦秸搭个棚子，住在里面，棚子两头都露着风。他们想找到一张床是很不容易的，基本上都是直接和地面亲密接触，大地在严寒的冬日里不知已经冻了多厚，他们就躺在冻土上。他们住的地方是没有一点排水装置的。

刚到济南那天，我就想去乡下看看这里村民的生活境况。旅馆的德国老板听了我的想法表示不支持，因为我没有代步工具，济南城中不光没有出租车，其他可以租借的车辆也都没有。说着他忽然想起美国一个传教会好像有辆汽车，也许可以帮我的忙。我写了张字条让馆内的仆从传给了那个教会，意料之外的，他们竟然回了话，还答应了。

教会中愿意帮助别人的那位传教士，在中午时分来到了旅馆。他开着车子，车子两边还有垂下来的软篷，是一辆福特旅行车。气温在十度左右，风仍然刮得很大。车里面除了传教士还坐着四个人，他的太太坐在车的前排的副驾驶位置上，他们的三个孩子坐在后排，看起来很喜欢玩闹。我除了和他们一起在后面挤着之外好像别无选择。坐上车后我点了支烟，坐在前排的传教士太太马上抬起头，仰着鼻子说：“我相信，一位绅士是不会当着女士的面吸烟的。”

传教士开着车在济南城周围到处看，可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调查的价值。他开车先拜访了两个村子，每次一停下车，他们一家就去看望朋友了，只剩下我自己留在冰冷的车上一个劲地发抖，而他们互相说着小心，就到朋友家中捧着热茶或是热咖啡取暖去了。拜访完了以后，我们又去五个中国家庭中转了一圈，这些家庭都是信教的。直到天黑时，才回到生牛肉旅馆。

“一共是二十美金，”传教士开始跟我要钱了，他说道，“一小时才四美金，多合理啊。”即使他贴给我四十美元，这一圈无功而返，我也还是觉得受了他的骗。

《纽约时报》依据我这次调查，最后没有在美国组织捐款活动赈济山东的那些灾民。山东人民的灾难是人为造成的，是军阀张宗昌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夺取百姓的财物而造成的，并不是水灾、旱灾或者是蝗灾。

张宗昌简直就是个用暴力夺取他人财物的恶人，只不过还带了副笑脸。年轻时的他长得强壮，身高差不多有两米一左右，很健壮。他在“衙门”给我摆了个宴，宴席上的饭菜全是十分贵重、珍惜难得的美味佳肴，还有法国香槟和高级白兰地，丰盛程度几乎达到了“罪恶”的地步。他十分得意地指着一套从比利时定制的西餐餐具向我夸耀，那套餐具可以同时容纳四十个人用餐，每件餐具都是切割玻璃的，包括咖啡杯。他夸大其词地说，整套餐具需要花费五万五千美元才能得到。

我写了篇报道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报道内容是张宗昌的宴席、玻璃餐具、香槟和白兰地，还有他藏着的四十个女人，有中国姑娘，有来自韩国、日本的女人，还有两个来自法国的年轻女子。有一个美国女人，身上衣服破破烂烂的，她说，每次张宗昌为了私利到外地打仗时，都要逼着这四十个女人进入车厢和他一起出征。最近一次，他在出行前对着他的三千万百姓很有信心地说，如果这场仗打败了，他就要躺在棺材中回来。

他出征时专门带了一副装饰华丽的楠木棺材。结果他真的失败了，可是往回逃的时候，他并没有躺在那个棺材里面，而是坐在其中，喝得已有几分醉意，不停地抽着烟，棺材被一个板车拉着。我在报道中写道，如果用美国的钱来赈济山东灾民，就相当于把钱给了这个恶霸，为他残酷的统治增加声势，助纣为虐。我说，假如山东人民不能摆脱灾难，他们也许会奋起反抗，推翻张宗昌的黑暗统治。即使不反抗，如果国民革命军能够打到山东，这里的人们一定会表示欢迎。

采访结束以后我回到了北京，接着很快就是圣诞。纽约报社这次终于对我表示了赞同。我收到了他们发来的电报，除了祝我节日快乐之外，还告诉我，每个星期给我增加十美元的工资。

我觉得自己在《纽约时报》的根基已经稳固，我成功了。我会在远东地区生活下去，一直到“故事”结束，我要有始有终。

七　京津的紧张形势

1927年冬末到1928年刚入春的这段时间，从新闻意义上说，北京基本上还算平稳。尽管这么说，使馆区还是经常会发出警报，外国侨民听到这些警报时，常会引起骚乱或是心情不安。接着，街头巷尾会谣言四起，对这个夏天即将到来的灾难进行各种猜测。

国民党部队正在踏着成功的步子北上。各个缔约强国1927年对北京采取了戒备措施，这和对上海的态度几无二致。1928年年初，北京、天津、秦皇岛几个地区布置的外国军队兵力已经达到一万二千人，这些士兵来自美、英、法、意的陆军和海陆作战队。驻天津的日本部队也增加了将近一千人。

美国派了准将统领斯梅德尔·巴特尔率领整个海军陆战旅入驻天津，这支部队规模至少有四千人。巴特尔当时的名气正盛，部队配有坦克和野战炮，装备之精良，没几个人敢与之相比。更厉害的是，巴特尔还拥有一支包括二十架飞机在内的空军部队。在所有驻华外国军队的司令官中，这种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在天津，美国除了派海军陆战队在此驻扎以外，还派了第十五步兵团长期驻扎在这里。美国驻中国使馆北京总部有海军陆战队特遣队在使馆区专门负责守卫工作，这支部队大约有六百人。这并不违法，虽然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虽然驻扎着这么多的外国军队。

各个缔约强国为保护北京和秦皇岛之间的铁路畅通，可自行酌情派兵把守，这是《庚子条约》中规定的。秦皇岛对于华北来说极其重要，它是华北地区仅有的一个深水港。天津虽然位于海河边上，但它的河道过于窄小，潮汐落差又太大，大型船只只要超过了三千吨以上，就没有办法通过大沽口驶往内河。

义和团在1900年骚动变乱时，北京以及驻京外交使团的海路曾经被截断过。很多国家组成的救援部队，也就是被称为八国联军的部队，救出这些外交使团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各个强国因为被截断海路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生命和财产。他们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决定果断地采取措施，加以预防。

每十天左右我就要在京津之间来回跑一趟，我为了能够掌握最新的美军防护计划，以及当发生紧急情况时美侨离开华北的具体安排，这种生活从1927年冬天一直持续到1928年初春时节。

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巴特尔将军每天都要生火，为的是不让飞机、卡车和坦克的燃油被冻成固体。为了做好随时支援北京的准备，部队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演练和调动。我听巴特尔说过，他们在接到报警后十四分钟内，就可以组织好一千六百人的部队并立即赶往古都北京。陆战队的士兵们，早已经把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公路修整得完好无损了。他们把原本破旧不全的桥梁进行了加固，现在要开过一辆坦克已经不是问题。空军部队也在时刻准备着，他们在收到命令五分钟后就可以起飞开往北京。

美国发出通知，确保在北京的所有美侨都要到使馆进行登记。美侨都接到了命令，只要他们一收到预先约定好的讯号，就一定要马上躲到使馆区内，这里有高墙可以作为掩护。驻扎在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有一支由四十人组成的特种部队，他们每个人都配有一匹蒙古马，每匹马都十分健壮。这些人的主要责任是，发生暴力仇外事件时飞速赶到北京城内的各个美国家庭，把身处危险之中的他们带到较为安全的使馆区。

海河在冬天一直处于封冻状态，冰面蔓延到了台湾，距离大沽口外约摸七八英里的地方。外国人如果在这个时候遇到危险，轻型炮舰没有办法经过冰面到达北京，救援人员就只能绕道于秦皇岛，到达路面后经铁路或者步行把处于危险中的人们带到海边，所以这时北京和天津的形势尤其危险。

北洋军阀为了得到各个条约国的帮助来对付国民党人，他们散布了一些夸大且使人震惊的谣言和报道。想到曾经发生在南京、汉口和九江的事件，虽然北洋军阀的话有些夸大，但是危险还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很多政治思想工作人员、间谍和宣传工作人员早就在国民党人的命令下进入华北地区潜藏了起来，这是肯定的。京津地区的人民群众普遍对北洋军阀怀有强烈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对国民党人则是满怀同情之心。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左派政治分子和劳动工人的同情人士，还有疯狂仇外情绪的煽动者。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时时都面临着现实存在的险情。人民群众的仇外情绪在很大程度上都指向了日本人，也正是这样，美欧的驻京人员才勉强逃过一劫，巴特尔将军的海军陆战旅也才能躲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我和斯梅德尔·巴特尔在这一年的冬天和初春时节经常见面。我常常会到游客旅馆去拜访他，他和他的太太一起住在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双方也越来越熟悉。以致到后来我经常会连着几天和他们一块吃晚饭，然后一起回他们的住所听巴特尔将军毫不间断地讲他的故事，讲他在外国驻扎时发生的事情、华盛顿在政界中罕为人知的传闻和费城政治界的黑暗。他曾经担任过费城的警察总监，当时为了能彻底消灭政府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努力过，也为了消灭某些政府人员和黑帮势力的相互勾结而努力过，只可惜花了力气，却没有看到成效。

为了保护驻华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卫他们的权利，在不得不打的时候，巴特尔会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在华北地区对华开战。不过他坦承，就他个人而言，他不但不讨厌中国人，而且还很敬仰他们，所以他会在职务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努力化解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尤其是其对美国的排斥思想作抵抗，希望这样能够避开和中国人的交战。他掌握的分寸很好，向中国人表示友好的同时，不会显得自己软弱，不敢同对方较量，也不会为了巴结讨好而显得卑微。他专门跟中国人说，他的军队经过了十分严格的训练，状态极好，随时做着准备，如果中国人使用暴力来回报美国人的友好，那么他的部队一定会倾尽全力出击。

根据这个计划，巴特尔从各个方面配合了美国驻华大使马慕瑞的一切行动，并照顾了他所处的位置。两个人在形势最不稳定的几个月中经常见面。他们都觉得，北京和天津两个地区的美国领事馆呈现出来的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难，难的是传教士问题，这个问题在华北各地都存在。

南京暴力事件发生以后，已经有几百名传教士把他们的家人送回了美国，另外还有几百名传教士偕同全家都迁往了北京或是天津，可是还有很多传教士坚决不离开传教地点。他们已经有很多同伴死在了国民党人手中，按理说，这些传教士应该清楚，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原地，身处危险之中的话，只能把美国政府推向中国人的对立面，可是这些人却仍然不改变决定。

每个想成为英雄的人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渴望，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原因。很多不同意离开传教点、拒绝迁到安全地带的传教士们，他们声称不需要政府的保护，可他们却不清楚，政府不能和他们一样声称：“有个人不怕死，说不需要政府插手，所以我们只好由他们去了。”

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巴特尔将军收到了不错的成效，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窘迫，使他的生活陷入了两难境地。属于北洋政府的天津和一些地方政府，大肆张扬地给他送来了万民伞、勋章和锦旗，这让他很是风光，可是日后国民党人到了这里，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而怀疑到他，甚至把他当作敌人对待。

华北地区的外国驻军虽然很不受中国爱国人士的欢迎，但是极受京津地区中国商业人士的青睐，尤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有丰厚的饷银，可以给这里的商人带来利益。

外国驻军的到来使这里的商业渐渐昌盛起来。美国海军陆战旅购买食品的时候，大多会在华北地区当地购买，他们的军营和仓库也都是租借中国人的，军人们在这里毫不吝惜钱财，都是任意花销。驻军到来后，这里新开了很多戏院、饭店、舞厅、保龄球馆、酒吧、台球房、地下赌场，还有可以唱歌跳舞的餐厅或酒吧被称为卡巴乐，到处都是娱乐休闲的商业场所，每家生意都十分红火。陆战队员身上的军装在天津大街小巷上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上装是深蓝色的，裤子是浅蓝色的，军帽是白色的，宽阔的武装带也是白色的，这种装束随处可见。

俄国白人中有很多漂亮姑娘离开北满洲的哈尔滨，来到天津加入了舞女、餐厅侍女、情妇和妓女的行列当中，大约有数百人，尽管这样，还远远不能满足这里的需求。当时天津差不多有一百万人，他们亲眼目睹了八国联军1900年入驻后最为繁盛活跃的一年。

这当然不是说海军陆战队员只顾着疯狂地玩乐而懈怠了军情，他们的纪律十分严格，从没有放松警戒，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其实他们大多时候都在工作，还是比较辛苦的。夏天时，天津炎热无比，人们呼吸都有些困难；冬天时，这里不仅风大而且寒冷异常，每年几乎有三个月的时间，冰面都很厚，可以滑冰。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美国军队在租界的周围修建了繁杂的战壕和工事群，在租界外形成了有力的保护网。这个艰巨而繁杂的工事任务如果交给中国的劳动力，肯定是完成不了的。

巴特尔之所以很受属下官兵的拥护，是因为他以身作则，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官兵还要高。他不相信鬼神之说，思想活跃，反应快，思路清晰，说话时又猛又急，言辞粗俗，但是从来不喝酒。他的下属都觉得巴特尔对他们的工作了解得非常清楚。有个仓库在1927年圣诞时着了火，陆战队员们轮番上阵进行灭火，巴特尔也和他们一起艰苦作战了二十四个小时。那天，天气出奇得冷，他却热得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距离着火地点不远处有个弹药库，当时非常危险，在路过的时候，巴特尔却走在队伍最前面，和他的队员们一起称赞上帝，咒骂这场火灾。

这一年冬天，我第一次找到机会能够认识那些美国士兵，而且同时以个体和整体两种不同的形式认识。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而且在中国的那么多年，这个习惯一直保留着，就是在感恩节、圣诞节或是新年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接受别人的邀请。在这些节日里，我会把海军陆战队员们请过来，满满地坐上一桌，我们一起吃顿饭。我的请客原则是：从美军情报部找一些不认识的人过来吃饭。负责找人的军官要按照我的要求：这些人一定是没有被别人请的，太客气的人不请，不论我请他们喝的是鸡尾酒还是掺了苏打的威士忌或白兰地，他们都不能在意，过于高兴时会乱砸东西的人也不能请。

我在这些聚会中认识了很多人，我和他们大部分人的友情一直保持到了现在。还有很多人因为日本人在菲律宾巴丹省的战争而不幸丧生，使我们的友情不得不结束。美军第四团部队很有名气，他们原来一直驻扎在上海，后来在撤往马尼拉途中经过巴丹的时候，遭遇了日军的埋伏，他们奋力抵抗，直到全军覆没。

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在天津危机过去之后就离开了。天津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热闹景象，变得黯淡无光。我专门从北京赶到了天津和这些部队说声再见。陆战旅离开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天津中国商会的五个代表要见我。见面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想让我帮助他们收回欠账，他们还带来了两只大箱子，看起来挺有分量。他们告诉我说，很多陆战队员都没有把欠下卡巴乐和酒店的钱还清就走了。

他们把带来的那两只箱子打开让我看，里面放的都是欠条，全部加起来不少于一万一千美元，不过那都是按中国货币计算的。

我随便从箱子里拿出一沓欠条，上面写着：“十张舞票，一元。”“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六角。”“四杯啤酒，四角。”

我快速翻看下面的署名，用了很多笔迹也写着很多名字，有“赫伯特·胡佛”，他当时是美国商业部部长，后来当上了总统；有“柯立芝”，当时的美国总统；有“斯梅德瑞·巴特尔”，当时的旅长；“乔治·华盛顿”；有“卡瑞·纳辛”，美国极端宗教人士中反对酗酒主义者；还有“众议员沃尔斯特德”，美国众议员中的禁酒人士。

八　报道济南惨案

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到达了北方，时间是1928年4月，并且按照计划顺着津浦铁路平稳北上。津浦铁路南面的终点是和南京隔江相对的浦口，它位于长江北岸。“满洲”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山东军阀张宗昌以及孙传芳元帅共同担任北洋军的战地指挥官。北洋军接二连三的败仗使他们在战场上颜面尽失。

双方战争发生没多久，竟然有超越内战范围，演变成国际冲突的趋势。这种新局面的产生主要是由日本引起的。中国外交部4月20日突然接到了日本政府发来的通知，说日方已经下达命令，要求日本驻天津租界军营的三个步兵连从天津出发通过铁路到达济南，另外还有五千名士兵会从日本出发沿海路到达青岛，尽快控制住连接青岛和济南的胶济铁路，这段铁路足有两百八十英里长。中国政府对命令中提出的军队调派立即表示强烈抗议，指明日本这种做法已经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日方部队这次调动的依据还要追溯到1898年。那一年，有几名德国传教士死在了山东的战略腹地中。当时德国正在忙着和俄、英、法为了瓜分中国而争斗，他们还为自己的行为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称为谋取“势力范围”。德国为了获得更多的地盘，正在紧急寻找远东地区的军事要地，包括陆地和海上的。传教士事件发生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契机，用武力要挟中国将胶州湾和青岛港移交给德方，并要求取得修建胶济铁路的特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向德军发起进攻。德国海军受到了严重创伤，就连军事戒备严密的青岛也被日军强攻了下来，日军马上进入了山东。《凡尔赛条约》中规定，德国在山东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日本都有继承权，于是日本的几千名普通老百姓也搬到了山东，他们或在这里居住或从事商业活动。中国当时已经对轴心国宣战，当然会认为这些规定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所以坚决不答应在条约上签字。

日本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放弃了很多从德国继承来的特权，而且决定以四千万元的价格把胶济铁路卖给中国。双方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这笔款项由中国当局通过发行特别债券的形式支付，年息百分之六。这些债券的全部利息，直到1928年时仍然欠着没有还。

中国向国际联盟上书，对日本派遣军队进入中国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而日本鉴于前面所述事实，再次强调他们向山东派兵是有理可依的。同时，日本还指出，国民革命军在北上途中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一直过于偏激，还采取过火行动，尤其是1927年3月发生的南京事件，最后引发美英两个国家对南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轰炸。除了这些，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也是国民革命军运用暴力手段夺回的。

日本军队抓住时机，趁一致对外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阀争战最激烈的时候，迅速将势力扩展到山东地区，这种行为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于是，4月29日的时候，我买了火车票离开北京去了济南。到了天津我才知道，最远只能到达黄河北岸的德州，再远就过不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只盼望着能够有条轮船可以雇用，或者是舢板也可以，只要能到河对岸就行。可是没有办法，这里戒备森严，我等了好几天都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又回了天津。

我在天津又停留了两天，期望能有办法从海路过去。其实还有一条路线可以到达青岛，通过陆路绕到沈阳，然后到大连，从大连向南经过四百英里水路就到了。

我到底还是等到了上路的机会，乘坐一艘客货两用船走的水路。这是一艘叫作“天鸟丸”的小型的日本轮船。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臭鸟丸”，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它的意思了。这条臭气熏天的“小浴盆”摇来摇去地晃了二十四个小时才到了大连，从海河出发，沿途经过了烟台湾。之后又在大连待了一天，改换另外一条船到青岛，也是日本船只，这一段又花费了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

我停在大连时对山东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那里的日本军队和相邻的陆军总部都告诉我，他们也对山东的事情毫不知情，我觉得他们这话不真实。

我是在5月9日周三时到达青岛的，这里的情况十分凶险。青岛港已经被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市内的大街小巷都有他们的士兵在来回巡逻。市区人口当时差不多有十五万。海湾处在群山围绕中，周边布置了几十名日兵把守，海上有八条满载士兵的运兵船，还有十一条满是弹药和军用物资的货轮也停在海上。

青岛的状况在报社记者眼中实在是有些让人不解。这里只有人们相互间传播的消息，当然这些消息都是不确切的，除此之外没有一篇正式的新闻报道。从5月2日起，美国及英国驻青岛领事馆就和驻济南领事馆失去了联系。北洋派很多在青岛的中国官员不是毫不知情，就是完全改变了平时的态度，开始说话谨慎，严守秘密了。

日本总领事馆、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的新闻发言人都不透露一点儿消息，显得有些虚伪，显而易见，他们都在掩藏事实。这些人都讲，5月3日的时候曾有过火拼，之后电报线就发生故障了，济南到青岛的铁路也封闭了，3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收到日军最高长官福田中将从济南发来的任何消息。

发言人们还说，他们的确收集到了些消息，但都是从难民口中得来的“不准确的消息”。难民大多是从内地坐着牛车或是骑马由陆路逃出来的。由于不是从济南直接得到的消息，而且说法又不统一，还互相冲突，所以他们就没有向国际各媒体发布。

日本领事馆和陆海军的三位发言人最终同时会见了我。三个人一直坚称，在过去六天的时间里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直接说他们肯定在编瞎话。我还有意识地对他们说，看情况我猜得没错，中国人已经将济南的两千三百名日本士兵和一千八百名老百姓全部降伏，并且歼灭了他们。三位发言人听我这样说马上紧张了，问我为什么就不相信他们的承诺。我跟他们说，福田将军的部队肯定配有战地无线电台等设备，绝对不会和最近的指挥机关失去联系，将军一定会做好情况紧急时寻求援兵的准备，又怎么会失去联系？

陆军发言人神情慌乱地强辩说：“可实际情况是，我们的电台好像出了故障或是停止工作了，就连信鸽也没有什么消息带回来。”

“那么谢谢各位了，”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需要马上回去发出今天这个有意思的消息：日军的战地通讯设备在战斗刚开始时就不能用了。这实在是条很有意义的新闻。”

我回到酒店居住的房间后立刻就开始写新闻稿。还不到十分钟，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我说：“进来。”我有些无法忍受这个时候的打扰。可是没有人进来，接着又响起一阵敲门声。我憋着气走到门口使劲拉开了门，只见日本的三位发言人整齐地站在门外，同时向我躬身下去。

领事馆的发言人说：“打扰了。我们是来告诉你，如果你要去济南的话，我们可以送你，还要提醒你的是，一路上真的会很不安全。”

“你说什么？”我有些不敢相信。

“事情是这样的，有列加长火车要运送士兵，今天晚上六点出发前往济南。由于电报线被损坏了，铁轨经常出现被挖走的情况，很多桥梁也被炸毁了，途中有可能会遇到不少战斗。你随他们一起去会非常冒险，但是只要你愿意去就去吧，你也可以亲自看看到底我们是不是在骗你。”

陆军发言人接过话茬：“你一定要和士兵一样，听从指挥，让你趴下的时候必须得趴下，平着趴在火车上。”

“一定会平平地趴在那的。”我口气坚决地说。事实证明，我的确在接下来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中，不止一次地趴在那里。

这是我第一次在实际战争中采访。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决定要带什么东西：一台手提打字机、一百张薄纸、六张复写纸、一个备用色带、几件换洗内衣和袜子、一件深蓝衬衣、两把牙刷、一袋牙膏、四只手帕和六包香烟，这就是我要带的全部行李，我把它们放在一个小提箱中，还挺轻。没有人告诉我有其他报社的记者要和我一起去，所以去济南的事我就没有张扬，只是跟美国领事馆说了一声。我想发个电报给报社，告诉总部我的行程，可是又怕电报局有人在火车出发前透露我的行踪，最后决定把电报稿留给美国领事，跟他说在火车开动两小时以后再去帮我发。

一位日军少佐五点的时候来接我，开着军用小车，表情看起来很认真。我觉得这位少佐可能只会两个英语单词，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只听到了他说“晚上好”和“请”两个词。还好他肢体语言很丰富，表现得还挺到位。

他把车停在了青岛城外，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火车站。之后我才醒悟过来，当时中国人的仇外情绪正盛，日本怕他们知道后进行阻挠，因此把士兵上车的地点从市中心转移到了城外。尽管这样，还是没有躲开，上车的地方聚集了几千名中国人。这些人围成了一个圆，他们神情愤怒地瞪视着日本人，一句话也不说。日本哨兵恶狠狠地把他们拦在了原地，距离火车有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

这列火车中的十一节为客车车厢，有五节平板车上面装的全是麦秸秆，战马则装在其余四节平板车上，剩下的就是十节货车厢了，全车一共三十二节。火车最后停在了侧线轨道上，它前面有两个火车头拉着，后面有一个推着。前后三个火车头并不是为了给火车增加动力，只是以防出现损坏或出轨的情况，到时候可以替换。一辆装甲平板车在火车的最前面，它上面不仅有探照灯，还有一门三英寸野战炮和四把机关枪。这样的平板车在火车的后面也有一辆。站台上有一堆麦秸，它的上面架有机关枪，这里正好和客车车厢相对。

我们赶到时部队已经全在车上了。日军少佐领我来到第四车厢前面，这里站着一个人，看起来像是在等我们。他是个日本人，个头高出常人很多，样子显得挺年轻。他英语讲得非常流利，他告诉我说，他是来自日本报社的记者，名字叫罗波特·堀口。我感觉很高兴，因为这次行动只有我们两个记者参加。

罗波特，从1928年5月我们认识的那天起就和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7年的时候，日本开始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罗波特就当起了翻译，他经常会出现在上海的日本记者会上。1941年时，我和他曾经在华盛顿见过一面，那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当时罗波特刚被任命为同盟通讯社驻欧洲的首席记者，他正要离开华盛顿到法国维希去。密苏里大学是他的母校，他毕业于那里的新闻学院，后来娶了一个美国女孩。珍珠港遭日本偷袭的时候，罗波特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都生活在美国，他们后来一直在那待着，直到现在。他的家人是无罪的，他们很需要别人的帮助，可是美国和日本的战争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后果，并让他们成了牺牲者，真是一种悲哀。

这次去济南，如果没有罗波特的陪伴，它也只能算是一次说不清道不明的冒险而已，而且也没有多少收获，因为除了他基本上没有人能讲英语了。罗波特绝对是一个行动积极的新闻工作者，不论什么事情都能引起他的兴趣，他还总是十分热情地帮我翻译，这让我很感动。

那个夜晚，相信在火车上的所有人都不会再有心情睡觉。中国人绞尽脑汁在途中设计了很多埋伏，遭到伏击的火车只能被迫停下，用事先准备好的大炮进行反击，这样反复了好几次。每次遇到被破坏的轨道、桥梁不得不下车修理时，他们就会遭到乱枪扫射，这个时候日本士兵就会冲下火车，利用探照灯四处搜索。北洋军和国民革命军之间的战争毁坏了很多村庄，他们在途中经过五个有城墙的城镇都没能逃过劫难，不是被引爆就是在燃烧，不是被吃了败仗的北洋军所毁，就是遇到了国民军的炮火攻击。

火车一路上都在缓慢行驶，不管是整个晚上还是第二天上午。火车经过的每个地方，都刚刚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这些地方在遭受创伤的同时还散发着对侵略者的无限仇恨之情。镇上和村子里的树木、建筑都被战火烧毁了，抬眼看去，满目疮痍，村外的田野里看不到一个人。但是一堆一堆的尸体却随处可见，看起来有军人，也有普通百姓。铁轨两边也有零零散散不幸遇难者的遗体。内战带来的悲惨结局在这里表现得一览无遗，所有的东西都在告诫着人们，战争是多么残酷。火车在上午11点左右到了济南城郊，这里的一片山地上满是人。这些人都是难民，他们都想离开济南。人群中没有看见穿军装的，应该都是百姓，他们一排排都拎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包，步履又十分匆忙，走起路来呼吸不免有些急促。后来我才听说，在数以万计的逃亡人员中，大多是因为害怕日本人而逃出来的中国士兵。那些士兵，在抢夺财物之后，为了不暴露身份，又或偷或抢地弄来一身老百姓的衣服换上，离开了济南城。火车继续往前行驶，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看到了济南城。不过，因为害怕再次遇袭，司机只能将火车顺着墙根万分小心地慢慢挪。还好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我们终于到了济南火车站。天气热得有些不合时节。

我一下车就被日本人给扣了起来，他们不明白，我作为一名美国驻华记者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被关在火车站的饭店中，下面是车站办公室。大家在堀口找到相关人员，商量解决我被关的问题，几个小时过去后，他们给了我一张军人通行证，我的行动终于自由了。

平时热闹的济南城寂静下来了，拥有四十万人口的城中如今变得几乎空无一人。大街上到处都是灰尘，阳光炙热，街道悄无声息地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这里不是尸体就是来回巡查的日军，一个中国人都没有。那些死者都是中国人，男女老幼都有，有的是军人，有的是百姓。尸体由于时间关系已经发肿，没有了原来的模样。不管在人行道上，建筑物门口，还是大路中间，都能看到横躺着的死尸。这里不止有人的尸体，很多马匹也都横尸街头，还有的马腿就僵硬在半空，看起来很古怪，整个场面还夹杂着一丝哀怨。原来完好的房屋，现在只剩下了门和窗，门是关着的，窗户已经破成碎片，毁坏的程度可想而知。房屋已经被炸为残垣断壁，上面还留有炮火烧过后的痕迹，火还没有彻底熄灭，可屋里却怎么也找不到活人了。基本上所有的商铺都遭到了抢劫，无一幸免。

以前外国人住的地方很热闹，我专门去那看了一下，之后又在烈日下踏着尘土，来到了美国领事馆。馆内的人们从开战前两天到现在就没见过外人，我的到来，让他们颇感兴奋。我虽然有军人通行证，但按照要求必须在天黑以前回到火车站饭店。我和领事馆的人一块吃了晚饭，然后就开始往回走。到了饭店，我发现自己除了睡觉以外什么也做不了，因为这里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没有，如：水、电灯、蜡烛……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以前我也看见过死尸，然而这种由暴力造成的大批死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过去当报社记者的时候，我经常会跟着警员到案发现场，也见过死人，太平间的尸体我也常见，我认为这些也没什么奇怪的。他们大多死于谋杀、意外或者是自然灾害等。可是就在济南，在5月这个炎热的下午，我看到了从没见过的景象：无情的子弹穿破了人的身体；脆弱的人们失去了生命，却得不到安葬，尸体就被随意扔在荒郊野外或臭水沟中；更让人惨不忍睹的是，小孩的尸体成了老鼠的美餐，被咬得面目全非。

这一下午看到的场景让人厌恶到了极点，可竟然没有影响到我的食欲，真有点奇怪，我不禁有些佩服自己了。持续了四十个小时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松懈下来后，浓浓的倦意就占了上风，疲惫的感觉也越来越明显。晚上的时候，我觉得屋中又潮又热，汗水一次又一次地浸湿了衣服。我感到胃里忽然有什么东西在快速地上下翻滚，我赶紧摸着来到窗边，将身子露出窗外狂吐一阵。吐完以后还是困，随即我又躺回床上，接着睡下了。太阳晒到了我的脸上，还有很多吃过腐尸、令人厌恶的苍蝇也爬到了我的脸上，令我不得不醒了。

第二天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忙的一天，那天是5月11日。我想给纽约发份电报，可济南通往外界的电报线还没修好，我无能为力，只好又去忙着调查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这次事件被称为“济南事件”，也叫“济南惨案”。我找到了和事件有关联的许多人，和他们都见了面，并且进行了询问和调查，其中有：福田将军和他的几个属下、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英国和德国驻济南领事、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另外，我还走访了山东基督教学院，它是由美国资助的，并且第二次拜访了美国领事馆。我找遍了济南城，但是没有找到任何中国人提供的消息。济南城的中国人，只有领事馆的仆从，别的再也找不到了。

我很厌恶这个调查过程，只有一个叫谢德的德国人，还算增添了些笑料。第一次来济南的时候，我曾经住过他的旅馆——生牛肉旅馆（斯泰因旅馆），当时正是严冬季节，旅馆内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简直能把人冻坏。谢德好像挺气愤，他把我领进卧室，开始向我诉苦。标准的日耳曼人都很注意细节，谢德正好属于这一类，他老是翻来覆去地跟我说他受了多大的苦。

日本有一千八百名普通百姓生活在济南城中，男女老幼都有，日本政府为了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命令福田将军带了两千三百名士兵赶到济南负责护卫。当时，正巧遇上了北洋军阀和国民革命军之间的争战，北洋军接连失利，开始向北撤退。济南市外五英里的地方就是黄河，北洋军过了河之后，便把河上面的一座铁路桥给炸了。

国民革命军紧接着就追到了河边，不过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在混乱中，除了日本人，没有其他的外国人被伤害或是受到骚扰。蒋介石将军带领部队在5月1日时到达了济南。日本人在路上设置了障碍和铁丝网，想用这些东西把外国人在济南居住的两个地区围起来。蒋介石将军于5月2日发出抗议，表示强烈反对日本人的做法。

济南城在5月3日早上还很安宁，国民革命军也没有做什么过火的事。所有的商店都正常营业，每家生意都很兴隆。蒋将军共率领了十万国民革命军，他们驻扎在济南城的多个地方，城内城外都有。西田当时任日本总领事，他在上午十点的时候来到济南旧城，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会议。矛盾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

济南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主要体现在高大的旧城墙围起来的那一部分，面积只有差不多一英里见方，这部分最具古老特征，连这里的城墙都是砖土质的。市中心后来向南发展，到了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来到这里时，人们又造了道石头城墙。这段墙是顺着后来发展出来的那一部分建造的，就建在它的外围，新建这段的形状没有一点儿规则。在那以后，市区又向南扩张了一部分，这一段没有城墙，现在外国人都住在这里。一千八百名日本平民中的大部分都住在这个区，福田将军把军队也驻扎在了这里。

5月3日上午差不多10点半的时候，战幕就拉开了。日军运兵的火车到达济南时，战斗刚结束不长时间，当时是5月10日中午。外界和济南的联系，在战斗打响的时候就中断了，他们除了知道这里引起了枪战外，对形势的进展全然不知。七千多名中国人因这次战斗失去了生命。日军方面表示，这次战斗让他们损失了四十名士兵，另有一百四十二人受伤，重伤员六十七人。对于日军提供的这组数据，当时保持中立的驻华军事专员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日军的伤亡情况应该远远高于所公开的数字。

蒋介石将军害怕这件事会影响到国际形势的发展，继而耽误他向北京进军的行程，所以命令部队撤离济南。可是战斗的爆发已经再次挑起了国民革命军中很多人对日军的仇恨，他们没有听从蒋将军的命令撤出济南，而是留在济南继续战斗。

离开济南的前一天晚上，我开始写报道，没有电灯，只能点着蜡烛。我请了艾德温·F·斯坦顿到旅馆来帮我审稿，他是刚被任命的美国驻济南领事。对于我的邀请，他刚开始并不同意。依他看来，作为领事官员，又来自中立国，很不适合参与中日矛盾报道的写作。我说，他只要帮我指出他觉得不准确的地方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明原因。这样他才最终同意。我打好一页，他就看一页。在他的帮助下，我删除了一些转述其他官员的、有误导中立思想的叙述语句。

午夜都过了，稿子才完成。我一共写了六千字还多，总觉得结构不够集中，叙述不够生动。艾德温离开后，我收拾好行李就睡觉了。有一列火车，在第二天早上6点的时候会离开济南。那是一列难民车，肯定会爆满，我想着早点去，可以占个座。

铁路两旁还有北洋军和国民革命军在战斗。各个缔约国为了避免受到攻击，包括交战双方和其他抗日队伍，他们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就把国旗插在了车上。车头、车厢上插得到处都是，每个缔约国的都有，唯独没有日本旗。

火车上大部分都是中国难民，也有美国和欧洲的妇女小孩一百二十五人，还有一些白种男人。车上除了开车的日本军人和堀口外，再没有其他日本人，护卫也没有。火车拉着这些人，准时出发了。

我把打字机放在膝盖上，开始认真地修改写好的新闻稿，使其变成简明扼要的电报风格，这工作消耗了我整整一天的时间。我只希望自己的叙述角度不偏向任何一方，对这几天战斗的起因和过程做出报道。

华盛顿、伦敦、日内瓦和各个国家的首都都感到恐惧和不安，他们都很关心济南形势的发展，因为这次事件也许会牵扯到很多国家，更严重的可能会引发又一次世界大战。第一篇对这件事的中立报道就是我手中的稿子。堀口的人也在写稿子，他和我坐在同一排。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稿子只会交给日本报社，内容一定是来自日本领事西田和福田将军之口。

那天的天气和往常一样，闷热难耐，外面黄尘漫天，能见度很低。火车走的时间短，停的时间长，走走停停，慢极了。车上有很多孩子，来自中外不同的国家，他们不停地吵闹，无休无止。中国难民中有一部分成年人，战争发生后，他们长时间处于炮火带来的紧张氛围中，有时候会突然发作，情绪异常激动，举止失常。我的稿子终于在太阳快下山时完成了。仔细斟酌完最后一个字后，我把打字机的盖子合了起来。

火车直到9点以后才到了青岛。我急着想看看纽约有没有发来电报指示，所以下车后就赶着回旅馆，结果没有找到。我又跑到电报局发稿，这里的工作人员全都是中国人。

九　混乱的国民政府

在青岛和济南的那段时间，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后果。在离开北京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我因为厌烦了旅馆生活，所以就另找了个住所，是中国人很常见的那种房子，租金也不贵。房子挺大，有一百间还多，听到这个数字也许会有人觉得我极为奢侈和贪婪，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间”，在中国的意思是，建造房屋时要用大梁支撑房顶，铺设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个的格子，这些格子就是所说的“间”。一般情况下，一个格子长十二英尺，宽十一英尺，它要牢固地架在柱子上，柱子和柱子之间要垒成隔墙。外墙更需要坚固，多用砖石垒成，内墙相对要求低些，大多用木板，还有用纸糊成的。

这是我专门挑选的平房，有一百多间，五个院子。每个院子都很宽敞，而且风景宜人。最南部的那个院子里面有一条用砖铺成的小路，小路的两侧种着樱桃树和李树。从这个院子往北走，第二个院子中，建有一座乘凉的六角亭子，一到夏季，我就会坐在里面写我的稿子。我睡觉也是在这个院子中，这里还有浴室。进第三个院子的时候，要经过一个拱门，是半月形的。我平时会客、娱乐以及团聚的时候都在这个院子里，餐厅也在这里。第四个院子里面种着菜，它的西边还连着一个院子，这里都是佣人住的地方，洗衣服也在这里。再往外走，就到了北门，从这里出去是一条狭窄的巷子，街名的意思是“大新街”。南门外是一片被叫作“象鼻泉”的空地，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是因为这里有一口旧石井。在清朝的鼎盛时期，宫内的大象早晨和晚上都会到这里喝水。中式的房屋里面没有抽水马桶和接通下水道的脸盆、浴缸等卫生设施，没有玻璃窗户，也没有就着墙壁砌成的取暖设备。房间的地面不是用石板铺成，就是用容易渗水的砖铺成的。我因住不惯这样的房子，就砸了房间内一面面的墙，把它改成了五大间外国式的房屋，将地面换成了木质地板，原来的纸窗换成了玻璃窗，在屋内安装了水管和电线。除了这些，我还增加了取暖设备，两个壁炉、三个火炉，稍显浪费了点。改造后的住所显得很是奢侈，不过房租每个月只要中国货币三十五元就可以了，当时一美元可兑换两元九角的中国货币，也就相当于十二美元。

五个院子衬托着整栋房子，这些房屋有了院子的陪衬显得高大而华丽。我来到这栋房子的时候，有两个院子的地面已经满是绿色，都是英伦进口的草种。一部分院墙被涂成了象牙色，看起来奢侈又浮华。院子的各个角落里都种满了青竹。一棵棵果树在夏天时就连成了一大片，还有高大的柏树森荫蔽日，洋槐满树是花，真是美得不知道该看哪个了。

一到晚上的时候，每条小路旁边都挂着灯笼，一盏一盏的，红得煞是好看。没经过装修的房间里，纸窗后面的烛光随着微风轻轻摆动。我这所房子简直就像书中的世外桃源。

当时的外国人，只要挣着美元或是英镑，即使不多，在北京也可以生活得如贵族一般，而且并不需要多大的花销。我的厨师手艺精湛，但月薪还不到五美元，我的管家兼贴身侍从是最高等的仆人，每个月的工资却比我的高级厨师还少一美元。老王是我的另外一个仆人，他负责洗衣、熨衣、擦鞋，还要照顾园子里的菜，每个月的薪水只要中国货币十四元。在他的要求下，我们还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中规定，肥皂、浆水和防止白衣服变色的药水——上蓝剂由他提供，鞋油、烧开水和热熨斗的煤炭则由我负责。人力包车和车夫每个月一共是十八块三角的中国货币，多出三角钱的零头是用来加装电石灯的，为了在路上炫耀一下。

就这样，我在北京安定了下来。华北、内蒙古和“满洲”地区到处都有中国革命爆发，我一边观察这场慢慢展开的战争，一边报道。

历史的进程在那段时间里速度猛然提升。济南事件过后，北洋联盟的势力逐渐衰退。蒋介石和他的盟军正快速北上，在这期间，所有阻挡国民党人的行为，都被人们看作是亲日的罪证。

张宗昌，身为山东的大军阀，先逃到了日本，后来又辗转到了大连。他试图能够东山再起，依靠日本人的庇护，整日缩在一座破庙中，谋划着没有结果的未来。吴佩孚的大军被打得四分五裂，败得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他只得隐居在四川三峡的林泉。孙传芳的势力彻底瓦解了。这些人中只有张作霖被称为满洲王的大军阀，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他的势力丝毫不减当年，只是都已经交由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掌管。

部队收到张作霖的命令，马上全部退回“满洲”。日本眼看国民革命军也要追来，立即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不可再向前追击。日本的警告其实就是在发出最后通知，他们不想让中国人的自相残杀影响到“满洲”的和平。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老帅乘坐他的专列经过一座铁路旱桥，这座旱桥在沈阳外围，是由日本军队守护的，列车在桥上被炸。张作霖在几个时辰后便撒手西去，之后由张学良继承了他的帅位。沈阳和北京在6月到12月底这段时间中经常进行谈判，终于在12月29日时，沈阳同时升起了中国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的国旗。心态积极的人们都说，中国这次总算是统一了。

可北京的形势并不稳定，尤其是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6月初的那几天里。人们担心有两件事会再次引起事端。第一件事是，北洋军要离开北京，他们在撤离过程中会不会疯狂抢劫？第二件事是，眼看国民革命军就要从南方来到北京，他们借着胜利的势头会不会也到处劫掠？

各国使馆因为这两件事和交战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最后，参与谈判的各位将领终于答应：老帅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会挑选五千名纪律严明的兵士，让他们留在北京维持这里的秩序，直到胜利方的军队接管后再撤离北京。这些将领能够最终答应，当然是有条件的，比如，不允许蒋介石的部队进入北京城，改派山西的阎锡山部控制北京城的一切等等。阎锡山率领进京的士兵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新兵是其中的一部分，都是最年轻的，剩下的一部分是资格最老的。山西在北京以西，这些人大多都没见过白人，而且都接受过训练，他们被强烈要求不可骚扰外国人。

协议规定，进军要按照指定的时间从指定的位置——南门进入北京。与此同时，北洋军要从北门撤离北京。为了表示尊重，政府允许他们携带武器，乘坐专列，而且不会受到任何阻挠，安全地离开北京前往“满洲”。

这样布置，当然是让各个使团和阎锡山得到了好处。阎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控制了这座重要的军事政治要地，肯定会非常高兴。他没有违背诺言，带来的军队果然是纪律异常严明。

白崇禧和李宗仁也闻讯赶来了。据说这两个广西人十分勇猛，广西离北京很远，没想到他们真进了京城，已经到了城内的东北角。蒋介石只有大批卫兵随从。之后，各位胜利的将领们集合在孙逸仙的临时墓地，给这位离世的革命伟人报告胜利的喜讯。这块墓地距离北京城大约九英里远，在西山一座石头建成的古寺中。我还是两年前曾在广州见过蒋介石将军，他当时是黄埔军校校长，从那时到现在，瘦削的他已经历了很多，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成长。

放眼整个中国局势，我认为，这里将不断有内战发生。国民党集团从1926年6月开始北伐，他们从广东出发，经过了那么多城市，经历了那么多战争，现在他们已经脱胎换骨，再也不是曾经那群团结一致的单纯爱国青年了。目前的形势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党内、军内的共产党人都有了分歧，甚至已经上升为武装冲突。南京政权创建的初衷早就发生了变化，以前支持孙逸仙理论中极端部分的人，蒋介石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视了，并逐渐对其冷淡下来。曾经承诺过的土地革命，国民党已经不再坚持，答应过劳工组织工会的事也被其抛到了九霄云外。

国民党的追随者，只是被他们在军事和外交上取得的胜利给吸引过来的。那些将军和地方军阀只是希望避免和南京方面发生冲突，让他们能够继续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可以一如既往地享受，搜刮民财。他们绝对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是标准的守旧派，也不会一下子就信奉起了国民党的原则，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骗取国民党的信任伪装出来的。在这些军阀中，有些人竟拥有二十五万多的雇佣军。这些用钱雇来的军人，他们有没有听说过国民党的原则，都让人怀疑，高举南京的大旗只是因为命令如此。这些军阀，只知道顾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只要新政府对他们的行为不加过问，他们就会效忠于新政府。只要能够满足私利，他们也不会介意提供一些口头服务，或表表忠诚，但是仅止于口头上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中国的内部环境如此混乱，自然而然地，外交关系也就成了国内政治的焦点。南京一定会想尽办法，寻求各种途径来中止那些所谓的“不平等条约”。这样的话，就没有哪个军阀敢独自行动，或者拉帮结派地发动大规模革命，因为他们一旦那样做，就会被南京政府强加上媚外的罪名。当时的列强，都舍不得放弃治外法权、租界和其他特权，南京为了赢得国内更多的支持，抓住他们的这一弱点加以威胁，坚持让他们放弃。

列强们并不觉得中国的内战和混乱将要结束，但他们普遍认为，国民党人建立政府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党的实力要高于其他派别。鉴于此，他们虽然很不情愿放弃特权，但还是做了一定的退让，用这种方法给足国民党面子，禁止出现新的叛乱。

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美国做出了重要决定。北京被国民党人拿下不到七个星期的时候，美国公使马慕瑞就和宋子文签了份协议。宋子文当时任财政部长，双方签订的是新关税协议，协议规定，中国关税完全自治。这之后，其他国家也争相学习。

那时的南京政府，每个部门都非常混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协商新关税协议时发生的一些状况。其中的具体细节，我是第一次提到。这项协议是在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花园中签订的，时间是7月25日，宋子文作为财政部长出任中国代表。签订协议按理说应该是外交部的差事，中国代表应该是外交部长王正廷，签订的地点也应该在南京。

7月23日，宋子文在和马慕瑞共进午餐的时候提出，希望美国能够重新考虑一下中国的关税问题，中国期望着不久以后可以收回关税自主权。当时听到这话，马慕瑞有点懵了。

他即刻问道：“这是什么情况？我早在十八个月以前就曾说明了，关于中国关税自治的问题，美国已决定批准，而且早就做好了谈判的准备。”

宋子文惊讶地说：“有这事？我们怎么一直没有听说过呢？”

马慕瑞回说：“我们是1927年1月27日提出来的，这肯定没错。可不知道贵国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复，这事使馆和华盛顿也都觉得很纳闷。”

7月24日，美国公使又发了次电报，重新提出美国政府同意中国关税自治，并将电报发给了南京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南京政府当天晚上就回复，正式委派财政部长宋子文为中方全权代表，同美国进行协商。第二天下午，宋部长与马慕瑞在马氏花园中经过协商，签订了一份简短的协议并宣布当即生效。

在那年夏天，类似的混乱事件说也说不完。通过这些事情我觉得，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外国的认可和一定程度的支持，但还是无法避免各路军阀的骚扰和反抗。

国际法规定，外国政府不可直接出售武器给地方，一定要经过南京的同意，但可以直接售予南京。除了日本外，其他协议国都严格遵守这项规定。日本在出售武器给阎锡山和其他北方军阀，直到1928年秋天，日本并没有刻意隐藏此事，而是半公开式的。售出的武器大多从日本先运到朝鲜，然后通过“南满铁路”从“满洲”运入关内，也有的从大连用船运往天津。日本之所以会这么做，主要是不希望包括南京在内的任何一派称霸于中国。

我对北京的生活很满足，觉得这里各方面都很完美，直到1929年8月才离开，在北京的生活在迁往上海后才告一段落。以前从没有过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报道开始变得生动而重要。平时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美国、英国、日本和苏联面对这场规模巨大的斗争，不只是纯粹的旁观者，他们还经常会秘密地参与。同时有牵连的还有欧洲其他列强，只是他们介入的程度没有这几个国家深。这场斗争，在外部人士看来，也只不过是各派之间常见的争斗而已，是一场权势与利益的争夺战。

我开始学习汉语，一直坚持了差不多一年，每天上汉语口语课。到了1928年夏天的第二个月，我已经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了。我结交的中国朋友越来越多，和北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至于薪水，我从没有向纽约提出过任何要求，可是报社却一次次地给我加薪。中国画、青铜器、牙雕和玉器……我对这一切都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收藏品逐渐多起来。华北、“满洲”地区以及朝鲜、日本这些地方我经常会去，当然是为了工作。远东地区的事态也吸引了美国，他们对这里的关注度日益加深。我邮给报社的稿件几乎都被采用了，在《纽约时报》周日版的专栏中，我的文章经常会出现五至七篇，最多的时候还能达到八篇。报社的领导给了我任意活动和自由调查的权力，我凭借这个以及报社的名气，得到了很多非同一般的新闻提供者以及和他们相关故事的内容。对于这样惬意的工作，在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每次想起当时的生活，我都非常怀念，以致竟会有心痛的感觉。

当时北京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形式，不可能再出现。整个北京城中，除了公使馆的护卫队，美国和欧洲的人在这里定居的只有两千六百人。外币在北京很值钱，像北平俱乐部、法国俱乐部、德国俱乐部和八宝山高尔夫俱乐部等场所的娱乐活动也是非常奢华的，人们常常会迷醉于其中，不愿离开。在北京城墙几英里外的地方的城外还有个赛马会，这里更是个快乐的所在。西山是个避暑的好地方，这里被弃置不用的小寺院可作为避暑别墅，差不多每个西方人都有足够的钱可以租到一个。秋天，在这里打点野味，如野鸭、野鹅，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打野鸡和鹌鹑容易糟蹋到庄稼，不过它们都是非常不错的美味。冬天也是个不错的季节，在这里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溜冰。

居住在天津和上海的外国人往往很乐于参加商业活动，可北平的外国人却很少参与，他们的生活和其他地方有很多不同之处。这里的外国人，一般都是外交人士、军人及其家属，另外一部分是喜欢自我隔绝的传教士。想不到的是，还有不少已经退出工作岗位的外国人也住在北京，他们的收入很少，但足够应付这里的生活。他们说是被这里的生活给吸引了，所以才住在北京。有时也会有一些西方学生，他们住在这里学习中国历史和中国艺术，或者是像安德斯和赫定一样的探险人员也会住在这里。

使馆区的主干道叫作东交民巷。我在10月底的时候不得不搬到了这里，因为我的中式房子被寒潮搞得阴冷又潮湿，没办法住了。我住到了巷内的邮政公馆，住所很大，里面有门厅、客厅、餐厅、书房、卧室、浴室、厨房、食品储藏间和佣人房。门厅是L型的，那间小书房被我当作了办公室，卧室有两间，浴室有两个，佣人房也有好几间，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个小院子。

这年冬天，我觉察到自己正受到各方面势力的打压，他们企图动摇我在报社的位置。他们还想方设法让报社的领导认为我的报道有时也是缺乏公正的。

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于国民党的胜利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传教士和教育行业的人士认为，南京政府中大都是有远大志向的忠诚之士，他们一心想着中国人的幸福，没有私心杂念，内战很快就会结束。相同行业中的美英人士最为拥护这种看法，他们都是同一类的乐观主义者，眼中看到的全是美好的事物。外国的生意人和外交人士，都认为和平可能很快就会被打乱。对于依靠战争胜利而很快获得高官厚禄的人，他们只是冷眼旁观，对这些人的才能以及品德气节表示怀疑。这就是外国人当时在北京的总体情况。

为了专门对付我而成立的小团体，在1928年到1929年就已经有了，只是我当时没有发现。后来，直到看见传教士们发给纽约的信件时，我才知道的。信件的内容是，希望报社把我辞退，说我对中国的事情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有一封信上签满了名字，男女都有，加起来多达六十七个，其中的很多人曾经还公开表示是我的朋友。信中说我是“顽固分子”“冥顽不化的反动分子”，而且明目张胆地诱导别人。这些人认为，我之所以会“随意更改赞美中国进步的新闻”，可能是某些集团给了我好处。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签名中的一位为了让我离开报社，在1929年年初的时候，竟然被教会给辞退了，他的工作原本是很清闲的，而且收入不菲：每年有五千美元，外加一笔不少的差旅补贴。真是得不偿失，他非但没有把我赶出报社，反而害了自己。

事情要从旱灾说起，当时离北京很远的大西北闹起了旱灾，非常严重。为了救济灾民，北京成立了救灾组织，贝内特是该组织的一位信托人，他的职位是花旗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我对他进行了采访，意在了解水利设施和救灾的具体情况。他对我的问题知无不言，还给我提供了相关的资料。之后，我写了一篇相关的稿子寄到了报社，有一千五百字。时报在四星期后的周日版上，刊登了那篇文章。

那期报纸被运到北京没多长时间，我就意外地在一个早上接到了贝内特打来的电话，他让我马上赶到银行，有重要的事情和我商量。到了之后，有人把我带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正气呼呼地踱来踱去。

他上来就说：“你怎么不按照我给你的资料写，自己在那胡编乱造呢？把我们推到和南京政府敌对的位置上，让我们以后该怎么和他们相处？”

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也很生气，回答道：“我写的都是你说过的，引文也都是你报告中有的，一点儿也没有乱写，全都是正确的。”

贝内特火气更大，他用力地撤出抽屉，拿起那份《星期日时报》，看着我使劲地甩了几下。我看到上面有很多蓝笔画的标记，正是他说的那篇文章。

“标出来的那些，不是严重失实，就是故意编造。”他批评道。

“这话是你说的吗？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是我们组织的书记约翰·厄尔·贝克说的，不是我。他刚才来过这里，是做正式投诉的。我通知了信托人召开会议，等会议结束后，必定要发电报给时报表示强烈反对的。”

“那么，你看过那些内容了吗？”

“没有，贝克说了……”

“那就先别说了，你现在就看吧。”贝内特话没说完，就被我截住了。我找个座位坐了下来，打算看看事情会怎样发展。

他朝我看了眼，然后坐下，开始看起来。没多大会儿，他看向我，表情充满着疑惑，说：“贝克是什么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呢？”

说完后，他又接着往下读。当全部看完后，他把报纸合上，站起来把手伸向我。

“真是不好意思，太对不起了。你的文章中没有一处错误的地方。而且，它非常准确地归纳了当前的总体形势。我会立刻通知主教和另外的信托人，告诉他们，会议没有必要开了。我还要和贝克聊聊，弄明白他为什么要刻意诽谤你。”

谁知，贝内特在第二天早上又打来了电话，听他的语气，好像比上次还要不安。他希望我立即到银行，能多快就多快。

到了那，我发现他又在那踱来踱去，脸色因为太过愤怒而涨得通红。

他说：“被迫向别人道歉，是我最痛恨的一件事。”

“是我又有什么地方不对了吗？”

“不，你误会了。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我要向你致歉。同时还要给《纽约时报》发电报，表示我的歉意。”

贝内特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原来，我前一天离开之后，他把贝克找来了解情况。贝克对诽谤我的事不做任何解释，反而说贝内特是在袒护我，之后就一句话也不说，坐在那里生气。

贝克离开贝内特的办公室后，做了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他给《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道尔夫·奥克斯发了电报，电报中又把批评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而且指出，如果继续由我担任报社驻华代表，将会有损伟大的美国报纸的名声，所以建议报社马上辞退我。他故意通过电报的方式，目的是误导别人以为电报内容是他所在组织的共同意见，而不是他个人的，他还特意把署名签成“约翰·厄尔·贝克，书记”。他发完了电报，就乘坐当天的夜车离开北京去了张家口。

电报的副本，是贝内特第二天早上看信的时候才发现的。

所有的信托人在上午都被他召集过来开会，经过商议，他们发了份电报给奥克斯，对贝克电报中的言论进行了否定。他在电报中说，组织并没有同意也不知道贝克的行为，至于我的那篇文章，他指出，里面没有一点儿表述错误或是对事实的扭曲。

全体信托人把发给《纽约时报》的电报副本和一封措辞犀利的信件，都放在了贝克的办公桌上。贝克在三天之后从张家口回到了北京，他一眼就看见了放在桌上的东西。看完副本后，他打开信件，上面要求他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贝克的答复是：一封辞职信。他没有想到，组织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贝克马上后悔了，他当时只是一时气愤，想以辞职来表示一下对组织的不满，他以为组织会害怕他的离开。一个星期后，他又给全体信托人写了封信，信中说，他很乐意继续他那每年五千美元薪水的工作，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一定要确保他有“思想自由”。不过组织最终拒绝了他。

我自始至终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对我和我的报道有那么深的仇恨呢？我的文章从来没有被马慕瑞公使指责过。就连那些向我提供新闻线索的人，也都没有对我的文章提出过质疑，更不会指责我的报道不够公正、不符合事实或者是充满偏见。

报社代理总编伯查尔和发行人奥克斯能对我一如既往地信任，这也让我不得其解。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想通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报社极力支持我的行动，对于那些攻击我的言辞，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值得给我看，因为它们不会对我的地位产生任何影响。假如我曾经在纽约的报社总部工作过很长时间，他们对我有很深的了解，或者是报纸的某位领导和我有深厚的感情，对于这样的信任和支持，我都可以理解。可实际情况是，纽约对我来说很陌生，直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也没有机会到过那里，更不要说认识报社里的领导了，当然当初找到我的摩尔除外。

十　国民政府的伎俩

事情发生之前没有一点儿预兆。当初给我工作的弗雷德瑞克·摩尔于1929年再次来到了中国，7月17日那天，我把他请到家中共进午餐。我没有邀请女士参加这次活动，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和美国驻华公使馆武官约翰·玛格汝德少校也同时被我请来相陪。马格鲁已经到重庆就职，被授予了将军头衔。摩尔也不再是《纽约时报》的代表了。

刚开始上菜，我的贴身仆人就急匆匆地来到我身边，告诉我有个紧急电话找我。好兴致被打扰让我有些气愤，我拿起电话，对方说是英国路透通讯社的，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对方接着就问：“你对要被南京政府赶出中国的事有什么想法？”

我跟对方说，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件事。对方就把南京的新闻稿给我读了一遍。大致内容是：我经常在新闻稿件中胡编乱造，其中充满了我个人的片面见解、恶意中伤和虚假信息，属于极端破坏分子，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所以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已经向美国公使发出公函，要求将我赶出中国。

回到餐厅，我把刚才的事情跟客人们说了，除了马慕瑞公使外，其他人都很吃惊。其实，中国当局提出这样的要求，马慕瑞公使也并不知道，只是他和我都曾听说，伍朝枢以他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身份暗中向《纽约时报》提过要求，让发行人奥克斯把我调到别的国家。

伍朝枢在两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专程赶到纽约，在奥克斯面前对我狂加批判。奥克斯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表现得谦虚有礼，他对伍博士说，报社可以让我离开中国，甚至可以把我辞退，但前提是，伍博士一定要拿出证据，证明对我的批判是正确的。他说会随时等着伍博士的证据，伍博士答应一定会交给他的。

伍博士在一周内第二次来到纽约，他再次向奥克斯提出，希望纽约改选其他人做驻京记者。奥克斯说想看他答应过的证据，伍博士听见这话又急又怒，大发脾气，他捶着奥克斯的办公桌，愤怒地说，这种事只要他外交官的一句话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

奥克斯强忍着怒火说：“你的要求关系到一个人的名声和他的将来，我不能如此草率，只听信你的片面之词，一定要看到证据，还要给他解释的机会。”伍博士听他这样讲，更是怒火中烧，话中不免夹杂了粗野之语。奥克斯也被激怒了，不仅把伍博士赶出了办公室，还要求电梯管理员以后不许再让他踏进楼层半步。

这次冲突，导致一部分中国当局的高层对我更是恨之入骨。他们最终决定，正式要求美国政府把我赶出中国。中国政府是没有权力直接将我驱逐出境的，因为我享有治外法权。美国的“中国地区法院”也只有在举行听证会之后，确认我在中国的确是“令人厌恶的”，他们才有权力将我驱逐出中国。

南京政府为了不让我在北京好好地工作和生活，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凡是我的电报，不管是新闻稿件还是个人电报，他们都命令中国人管辖下的电报局一律不得收发。我在中国的内陆城市包括北京，都没有办法发新闻稿件。不过，在港口城市中有外资电报局，那里可以帮我发。这样还不算，中国当局还下达命令，要求所有政府官员，不论中央还是地方，都不许和我见面，更不允许政府雇员告诉我任何新闻线索。就连我的社交生活也受到了限制，他们命令所有和我有牵连的政府人员不能出现在我的家里或是办公室中，任何公开的或是私人性质的集会活动都不能请我到场。

当时美国正在对远东地区做半正式的访问，有一个二十人左右的美国新闻记者代表团次日会到达北京。中国政府专门为他们准备了欢迎会，本来是邀请了我参加，可现在我又收到了邀请作废的通知。为了记者团的到来，我也准备了一场规模不小的鸡尾酒会，邀请函一个星期以前已经发出去。南京政府的命令一下，我的信箱不久就满了，里面全是之前收到我邀请的中国官员的回信，他们纷纷表示不能参加我的酒会了。

这件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中国官方举办的欢迎会取消了我的参加资格，记者团中的一些人因为这个也拒绝参加。其余一些人，他们在会上作了短暂停留后就离开了，也来到了我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中，他们一伙接一伙地过来，有的在白天，有的在晚上，我只好日夜款待，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了两个星期左右，光苏格兰威士忌和啤酒不知他们就喝了多少。

记者团中有一个叫赫伯特·L·马修斯的人，他来自《纽约时报》，我们从没有见过面。他本来应该安安静静地待在北京，却因为我，乘着火车从北京到沈阳颠簸了三趟。他每次去沈阳，都是为了替我发电报，由于南京的命令，我没有办法在中国人控制的地域发出电报，新闻稿件和对这次事件的解释，都只有让马修斯代劳了。这件事让日本人高兴到了极点，他们心情急切地想为我服务。电报沿着“南满铁路”从沈阳到大连，从大连到日本东京，再经过太平洋到达美国，走的是日本自己的线路。

那一段时间正是天气异常炎热的时候。中国的火车，由于前一年内战的影响，现在还是那么脏乱、破旧不堪。单单从北京到沈阳就要耗费十五个小时的时间。马修斯为了帮助我，他的个人时间全部消耗在火车上了，我一直对他的这些帮助感激在心。为了帮助我，他曾经还瞒着我发过一份电报，就我当时的困难处境向时报作了报告，这事我一年以后才知道。

对于南京政府的要求，美国政府最终还是没有答应。《纽约时报》再次强调，不但绝对不会把我派驻其他国家，而且会全力支持我、信任我，并用行动和态度让我和中国政府同时得知了报社的坚决。

《纽约时报》在之前一年多的时间中，收到的中国新闻，一直有两个版本，分别是我和驻上海记者发出的，不论是基本思想还是态度观念，两者都有着很明显的差别。既然这样，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对于中国局势和未来的描述，我们两人肯定有个是错的。两种报道来自于同一个国家，观点却截然不同，倘若将其刊登在同一报纸上，必定会显得不合情理，错得离谱。

马修斯告诉我，《纽约时报》打算把驻上海的记者调回美国，为了让我顺利发稿，他们会把我调到上海，因为那里有外国政府管辖下的电报局。我得知这件事时，南京政府提出要求还不到十天。我还听说，《纽约时报》将把中国的所有新闻交由我负责。果不其然，命令没多久就下来了，上海为报社驻中国的总指挥部，由我担任总指挥，并让我负责各驻地记者的招聘工作。

南京政府向《纽约时报》宣战了，作为一家伟大的美国报纸，《纽约时报》也马上接受了对方的挑战。

我一切准备妥当，打算奔赴上海，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和苏联之间突然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地点在“北满”地区。中东铁路沿途架设的电报线本来是由苏联控制的，“满洲”政府却忽然收了回去，就连苏资的蒸汽轮也被扣留在了松花江上，于是引起了苏联的强烈不满，冲突爆发。《纽约时报》发来电报，命令我先到“北满”进行采访，然后再赶往上海。我按照吩咐，赶到那里进行了采访。这场“战斗”看起来有些好笑。“满洲”军被苏联人引到了海拉尔平原上，然后遭到苏联飞机的轰炸，还是极度低空轰炸。中国人因此非常气愤，他们指控苏联人使用的是威力极高的爆炸弹和毒气弹，并把这件事情散播得人尽皆知。其实，中国人口中的“威力极高的爆炸弹和毒气弹”只不过是一些厚纸袋，里面有的包着煤灰和沙子，有的包着烂菜叶。

还有一些其他搞笑的事情也发生在这次斗争中。我在哈尔滨站乘火车向西行驶的时候，“北满”的中国人由于听从了南京政府要孤立我的命令，要求我离开头等舱，离开其他外国记者。他们还要求其他记者在餐车上也不能和我说话，不能同坐一桌。到达满洲里后，住宿时也不能和我住在同一家旅馆。“满洲”的中国人如此要求外国记者，自己却经常会跑到我的车厢，时不时向我索取一些啤酒和香烟，谈起因苏联而气愤的中国人，脸上还带着一副很鄙视的表情。

从遥远的满洲里回到哈尔滨后，很有历史的莫德妮酒店成了全体外国记者的聚集地。酒店也有过光彩夺目的时刻，那是在俄日战争结束的时候，这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情了。这里的美食，一直到现在都还很有名气，但餐厅以外，酒店的其他地方就不那么光亮了。走廊的地毯上被磨出了很多小洞，住房和洗澡间中都不干净，脏兮兮的东西随处可见。床垫塌陷，弹簧都不怎么管用。街头女郎和卡巴乐女郎是这里的主角，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她们肯定早就和酒店员工撺掇好了，因为你进房还不到五分钟，她们就会把电话打进来，每次都是这样。

电话中都是固定的几句话，“你是不是美国人啊？美丽的俄国人你喜欢吗？”她们的名字有维利亚、娜塔莎或者是舒丽亚，等等，非常多。

这些人的确有些姿色，甚至有的是“天生尤物”。她们中的很多人极少用肥皂洗澡，经常喷洒大量的香水来遮掩身上的味道，不少人的思想都还处于愚昧状态。她们这些人，基本都不关心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就连她们从事的这份职业也并不在行。如果她们选择做情妇，动了真情的话，倒是会满腹热情，但大多不会忠诚于你。

东亚各个地区的卡巴乐餐厅和高级卖淫场所之所以经常添加新人，是因为白俄罗斯有很多破败不堪的家庭长期生活在哈尔滨。上海是很多姑娘的首选之地，如若不行，她们会选择天津。几年寻欢作乐的腐化生活过后，大吃大喝的习惯夺走了她们姣好的容貌，于是，港口码头便成了她们的栖息之地，美英船队就是她们追赶的对象。香港地区或马尼拉是她们冬天时的目的地，青岛、烟台等地方是她们夏天向往的地方。她们夏天去的地方，正是白种男人的避暑去处。成为中国有钱人的侍妾，也是她们当中一部分人的选择。

哈尔滨在二十年代的时候，事情非常多，这里的建筑和生活方式完全是东欧式的，很奇怪。不过，哈尔滨当时确是个很有趣的城市。这里光白俄家庭就有数千个之多，还有很多苏联人民和政府人员，因为中东铁路的总部被苏联设在了这里。除了这些人以外，俄国很多拿不定主意的人也混在这里，他们想找个工作，这是能看到的外表，我们可以将其看作表面颜色是红的，可是又有不一样的政治信仰，内心还是忠于自己信仰的，可以将其看作是纯洁的，所以他们被人称作“萝卜”。

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聚集在哈尔滨这个城市。从白俄过来的很多人都会唱歌，他们有些曾经还是歌唱家和音乐家，甚至有些一战前在圣彼得堡的名气还不小。他们冬天的时候就会进行歌剧表演，这里的交响乐演出是相当受欢迎的，水平很高。

中国怎么把我当敌人对待，日本又是怎么和我套近乎的，这在1929年8月在哈尔滨发生的一件件事情表现得很明显。发新闻时，我在哈尔滨遇到了中国电检职员的阻挠。这件事被日本人得知后，日本总领事立即找到我，说愿意帮助我。他说，我的新闻可以借用他的官方邮包送往长春，在那里通过日方控制的电报局帮我发出新闻，每天都可以如此。我想把新闻从亚洲发到纽约，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就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

中国政府人员不但不答应见我，而且任何新闻线索都不向我透露。日本官方就大不一样了，只要一有新闻发生，他们马上就会想办法让我知道。日本早就布置了大量人员混入中国，运用各种手段刺探中国各方面的信息，就连许多南京对外封闭的消息，这些人也能搜集到。因此，我通过日本也得到了很多重要消息，不少都成了我的独家报道。为了保险起见，日方告诉我的消息，我会经过仔细调查之后才发稿。1937年以前，当时驻中国的日本官员曾做过欺骗我的事情，他们告诉我假消息，想利用我损害中国，做有利于日本的事情，不过这些最后都被我识破了。令我比较满意的是，这样的事情他们只做过两次。

如今回想起当年的事情，我还觉得自己挺伟大，当时南京政府曾有好几年都想把我赶出中国，他们经常用各种方式和我作对，而我竟然没有走上亲日路线。

哈尔滨的采访一直进行了好几个星期。那段时间中，我亲眼目睹了一名美国官员是怎样见利忘义、言而无信的，他是我驻外生活这么长时间中见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不讲信誉的美国官员。这个人当时是海军陆战队中尉，专门负责情报工作。他是美国驻哈尔滨的领事馆人员，其负责人是美国总领事乔治·汉纳森。

我无意间听说，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将要发生在哈尔滨以西的海拉尔，如果真有此事，它必将成为头等大事。我计划让它成为我的独家新闻，为了抓紧时间，就马上订了火车票，准备在两个钟头内出发。只要在这两个钟头内不让其他记者知道我的行踪，等这仅有的一趟列车只载着唯一的记者——我远去的时候，那我的计划就算成功了。不过，临走前我想应该让汉纳森总领事知道这事，就找来那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中尉，告诉了他，同时跟他说，这件事一定要保密，千万要在火车离开后再私下告诉总领事。

我收拾行李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就准备出发，待来到酒店大厅时，我发现汉纳森、年轻的中尉还有九个美国记者都在那站着，旁边还放着准备好的行李，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事情是年轻的中尉泄露的，他刚出我的住房就告诉了所有记者，他们现在也要去赶那趟火车。

我真没想到，他一个中尉竟然如此不守承诺，气得我不顾在场的那么多人，狠狠地骂了他一通，而且要和他断绝往来。他的回答则是，这件事太大了，因此不能只让我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美国报纸都应该登出来”。

在中国这么长时间，只要消息来源不要求保密的，我总会把自己的独家新闻告诉最近的美国最高政府官员。其实我也知道，这样做很容易让日本人觉得我就是美国政府派来的特工人员或者间谍，尤其是在珍珠港遭袭以后，当初如果我被日本人抓住的话，光这一条他们就足以给我定罪了。而实际情况是，我从来没有加入那样的组织，没有被美国政府雇佣，更没有凭这些情报得到过薪水。类似事件曾经真实地发生过，有几个美国记者在1942年就被日本人抓过，在东京、上海和马尼拉还遭受了刑罚，他们被强逼着承认自己是官方的情报特工，最后这些记者没有一个人承认。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公民，我有义务将得到的新闻告知美国政府。可是，我并不是想利用手中的新闻给自己换来利益。一般情况下，我得到的新闻都是十分重要的。被告知者时常会因为新闻过于重要而不敢相信。提供消息的人如果觉得自己的身份不方便公开，我都会无条件地照办，就算政府给我施加压力，强迫我说出来，我也会遵守诺言。伟大的美国报纸《纽约时报》能够对我的新闻不经查实就发表，对我无条件地保持信任，我觉得作为政府人员，他们也应该这么做。就算抛开这些不提，我的新闻一直都用真实姓名在时报上发表，如果真有什么问题，我自然会承担，这不也是我有信誉的凭证吗？

这么多年来，政府官员们给我提供的新闻，远远不及我提供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欠我的比我欠他们的多。很多从我这得知的情报，他们在报告时故意撇开情报来源不讲，把所有的好处都一个人独吞，这些情报往往都是很有震撼效果的秘密文件，当然，这是我后来在华盛顿的时候才发现的。

苏联和中国的冲突在结束之前没有任何预兆，说停就停了。那边工作完成后，我就赶到了上海，开始忙着安置新家，并着手建立新的记者站。最初一段时间中，只有北京、南京和香港地区开设了分站。上海的整体情况有些复杂，一句话也说不清楚。英国人和日本人对我过于亲近；中国人中，那些政治人员基本是对我拒之千里，不过像胡适、林语堂这些超脱世俗的非政治人员和我的交往还算不错；美国人，一部分对我视如敌人，一部分又想和我相交。

没过多久，我就把事情搞清楚了，那些把我当作敌人的美国人觉得是因为我才把原来驻上海的时报记者调走的，他们为那位记者不平，觉得他受了委屈，我害得他没了工作，所以他们把我当成了敌人。另外一些人之所以把我当作敌人，是因为我破坏了他们心目中美好的愿望。他们认为中国的内部矛盾已经解决完，和平稳定的生活马上就要到来，可我在这个时候，还在大肆发表反对南京政府的言论、报道地方军阀之间的争斗，还说中国内乱短期内是不会停止，他们不由得开始怀疑我的目的，大概把我当成了破坏分子。

坚持反动立场顽固不化的一类人和那些有着帝国主义思想的团体对我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因为南京政府要把我赶出中国，所以他们认为我和他们同是一类人，都想颠覆中国的政权。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证明我的这个结论：上海总会成立多年，一向非常严格，有人想入会是很难通过的。我却享受了从未有过的待遇，那时我还是六个月的临时会员，所有的选举会成员还没见完，总会就举行了投票，批准我成为会员。而且，这之前他们已经组织过两次，可我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到场，所以才推后了。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终于没再耽搁，所有在场人员都兴奋不已，在他们看来：“这个人太厉害了，都能让中国动用政府的力量驱逐他，可见不是一般的人，绝对有资格加入上海总会。”他们甚至为这个而欢呼不已，我觉得特别好笑。

可我想加入花旗总会时，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的会员们不仅因为我的前任同事而恨我，还因为我的新闻报道而讨厌我，所以，我申请入会差一点惨遭失败。

我的名字在1929年到1930年时，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情报处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是爱文斯·F·卡瑟恩中尉，后来升任中校。他在美国军队进攻梅金岛和瓜达康纳尔岛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勇猛。卡瑟恩对我有极深的偏见，他认为我和日本人有牵连，因此命令他的手下，既不许向我索取新闻也不许将他们得知的消息告诉我，最好是对我不加理会。

关于卡瑟恩所有的这些我都知道，只是什么也没做。如果我真的当众揭发他，指认他那是在诋毁和破坏我的名誉，不知道他会慌张成什么样子。

不过，他和我还不算太敌对，前一任海军上将马可·L·布里斯托尔比他更加恨我，这样比起来，他的偏见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布里斯托尔当时是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他很清楚，我一直对他没有好印象。他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和平稳定的好时期即将到来，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很可笑。相反，我在新闻中发表剖析的中国局势总是与他大相径庭。

布里斯托尔曾经是美国驻土耳其高级公署专员，而且在任职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名气正旺。可是，他没有分析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而是盲目地认为这里和土耳其一样，四亿五千万人民也必将很快统一意见，在不久的未来就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布里斯托尔还认为，只要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不是丧失了道德规范，就是愚蠢至极。

海军上将是在1927年来到中国的，他刚到这里就表现得很没礼貌，于是我在报道中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他到北京访问的时候，美国公使马慕瑞专门为他举办了欢迎仪式和鸡尾酒会，还特意安排他与外国记者召开了见面会。就在所有人散会准备离开时，他装作亲近的样子扶着公使的肩膀，高高在上地说：“今天很高兴能见到大家，也期待以后能经常见到。有了马慕瑞先生这样的助手，说不定我就可以想到一个有效的美国对华政策。”

旁边被上将扶着的马慕瑞公使窘迫地站在那里，脸都红了，记者们看他一眼都要硬着心肠，因为大家觉得他实在太可怜了。布里斯托尔的这几句话一说出口，便为自己引来了很多非议，同时也为公使赢得了很多新朋友。人们批评那位上将，同时对公使表示同情。

海军军官布里斯托尔，春天就开始对美国报社记者有了充满敌意的举动。那个记者就是我，当时的我还没被调往上海。那个时候上将就和我有着不同的观点，他和那个《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的言辞非常一致，而我的报道和他们的看法成了最突出的矛盾。

当时报社纽约总部给我下达了命令，让我从北京赶到汉口，对一桩刚刚开始的反南京暴乱进行采访。我匆匆赶到汉口，却发现这里的电报线发生了故障，新闻发不出去。遇到这种情况，按照惯例，我们的新闻可以通过美国海军舰艇上的无线装置进行拍发。除非没有其他民用设备可以使用，军队才会帮忙。

我们向汉口的炮舰艇艇长说明来意，他的态度很好，而且对我们都很好，没有任何偏颇。我们把新闻稿交给他，他毫无例外地一一拍发给了停在上海的美国海军旗舰。旗舰收到后自然会发给“太平洋电报公司”，那是一家陆地上的商业电报公司，然后他们会将稿件直接发给纽约。英国籍记者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来处理稿件，他们是交给了汉口的英国炮舰艇。

当我乘船到了上海时才发现，事情又一次发生了意外，我为此愤怒不已。原来，我十几天前花了几百元公费发出的新闻稿件全部被截在了旗舰上，一篇也没有发表在报纸上。

我有一个朋友是布里斯托尔的幕僚，他告诉我说，其他记者的稿件都通过了，而且一点也不需要改动，唯独把我的所有稿件都扣留了。

我知道后，马上给上将写了封信，信中言辞犀利，我问他是谁赋予了他那么大的权力，又是因为什么看不起《纽约时报》？还有，美国正是和平发展时期，他是出于什么目的要封堵新闻渠道，扼杀新闻报道，正常审查不需要如此严厉吧？

他只是简单地在我的话后面写了句：“你是自作自受。布里斯托尔。”

面对这样的羞辱，我怎么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呢？我写了一封信给艾德温·S·克宁翰，他当时是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正式投诉布里斯托尔，还把信稿拿到北京交给了马慕瑞公使。与此同时，我还发了封电报告知纽约总部整个事件的经过，把投诉书的副本也寄到了纽约。报社收到后，立即将这件事告诉了海军部长，事后，华盛顿政府严厉斥责了布里斯托尔。

这位上将在遭到训斥后立即展开了报复行动，他在各种场合，不管是上海俱乐部的活动还是晚餐聚会，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说，阿班就是个流氓，这没有任何疑问，《纽约时报》如果还要继续任用这样的人，肯定有他们后悔的时候。他还说，真不明白美国政府为什么会不同意南京政府提出的要求，为什么不直接把那家伙轰出中国？如果他还拥有在土耳其时的权力，那家伙早就不在中国了。

我从“满洲”来到上海时，布里斯托尔也离开了中国。他在走时还特意邀请了那位原来《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和他一块经由西伯利亚到欧洲去，想用这件事来气我。那位记者对这种美事自然是没理由推辞。

外国人竟然会对中国的事情这么用心，以致把一个报社记者的命运和前途都牵扯进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每次想起来还是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不过，“阿班事件”的最终结局，还是由关联人员的权力大小决定的。

固执守旧派的大部分人员和从商人士，看到获得新生后的中国在一步步废除不平等条约，还要取消治外法权，他们忽然觉得没了安全感，自己的生命和垄断地位都将难以预料。看到这些，他们又开始数落南京政府的不是，并且大声叫嚷着是要和我站在同一立场的。他们目前的观点是，南京现在想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粗鲁至极的。这些人真是愚昧顽固到了极点。

某些口中有见识的人，也包括一部分生意场的人，他们开始指责我，对中国政府则表示大力支持。大部分新教传教士也是这样，他们想趁着旧条约即将被废的这段时间，给南京政府留下一个好印象，以防再次出现1926年和1927年间，国民革命军在前进途中把他们赶走的事，他们可不想再次被赶出内地。

这场斗争滋生出的种种违背诺言、不讲道义的行为，是我在1930年到纽约后才知道的。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中，放着一百三十多封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寄来的信件，信中都是要求辞退、或者将我赶出中国的。信纸上的落款者大概有三百人左右，我平时的支持者和好友中有很多人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些人中假如有人看了我写的这本书，可能就会知道，对于他们面上一套内里一套的做法，我实际早在十三年以前就知道了。只不过，对他们的虚伪做法，我平时不会在言语中表现出来罢了。

南京政府采取的正式行动没有收到效果，我还好好地待在中国，他们不甘心，就想尝试通过一些自发形成的组织将我逐出中国。阿瑟·海斯·苏兹伯格当时是《纽约时报》发行人奥克斯的助理，当然，现在已经接任发行人一职。在我的卷宗里，放着一封他给我的信。信是1929年11月11日写的，这封信的言语之间足以看出《纽约时报》确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阿班先生台鉴：

欧内斯特·K·莫伊先生是“国民新闻社”的美国社长，他前一段时间来过我这，是专门过来投诉你的。见面后，我说了很多话，大概比他还多，所以我想他肯定没有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部说出来。后来，他又给我写了封信，内容很长。我已经把它附在后面了。

我尽量说简单点吧。我跟莫伊先生说，假如你的新闻稿中真的有错误，那责任也不在你，是国民政府限制了你的工作，所以他们应该承担一切。作为一名记者，你只要负责提供新闻就可以，如果他们制约你的能力，就是他们不对。同时，我还告诉他，我们的记者绝对不会利用职务发泄私愤，如果真有，我们肯定不会继续任用的。但是，记者在报道中出现错误，并不等于说他是在发泄私愤，别说一处、两处，就是一连串的错误也无法证明。看他是不是在发泄私愤，唯一的判断依据，就是看他的观点。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你的表现依然充满信心。我们见过面之后，莫伊先生就给我来了那封信。里面主要写的是投诉你的内容。

我感觉很无奈，一直都在翻来覆去地和你谈论这种难以解决的事情。我还要澄清一点，我让你看到这封信，并不是想听到你的任何解释，而是让你了解看不到的另一面，让你知道背后的议论。如果你想对莫伊先生说些什么，尽可以写成信，如果希望寄给我，我可以帮你转交。另外，假如你可以把附信同时寄给我，我将不胜感激。

顺祝安好。

阿瑟·海斯·苏兹伯格

莫伊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以为我还毫不知情。两年之后，他回到了中国，还很有诚意地邀请了我好几次，让我参加他的晚宴。我也就试着和他们交往，经过时间的磨砺，我终于慢慢地对他们生出了好感。

假如当初我被南京政府赶出了中国，有可能会导致所有的外国记者保持沉默，不敢再随便发表言论。记者们会因为我被逐，而经常担心有朝一日也会轮到自己，为避免得到和我一样的结果，即使他们知道真相，恐怕也不敢讲。

南京要采取行动了，对于那些不收他们的钱、不接受他们思想的外国记者，政府决定堵住他们的嘴，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杜绝所有中国地区的外语报上的指责。政府为了达到目的做出了偷偷摸摸的勾当，他们试图把戴丽尔和索克斯驱逐出中国。戴丽尔是《芝加哥论坛报》驻北京的记者，已经逝世，索克斯是上海英资报社《字林西报》的社论编辑。南京政府对英资的《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和法资的《北京报》进行过好几次大规模的强制行动，这些报社经常连着好几天都没办法通过邮政系统邮寄稿件。发行的报纸只要出了租界的范围，马上会被全部没收，然后被焚。虽然情况如此恶劣，还是有不少中国人对我表示同情。不过，迫于政府的压力，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和我见面，只能悄悄地进行。这些人中有官方的正式职员，也有中文报社的记者。

在上海待了几个星期以后，我才知道南京政府主要是因为两件事才极力反对我的。一件是因为一篇新闻稿，是1928年11月从北京寄到纽约的稿子。它于同年12月9日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稿件中引用了北京一家报纸上的社论，大体内容是指责蒋介石夫人的，也影射了蒋介石本人。下面就是引用的那段话：

……在北平，就算是集市上，大家埋怨过后，也常会说“宋美龄沉入长江，中国就会少遭殃”，都快成箴言了。

这是一篇在美国公使馆看到的新闻稿。公使馆每个星期都会举办两次新闻发布会，基本上所有的美国记者都会参加，会议期间，每位记者都会收到华北地区各种中文报纸的翻译稿，这已经成了会议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那篇攻击蒋夫人的新闻稿就发表在这些报纸上。

我是这样解释的：我看到的是翻译稿，这说明它肯定已经在北京某家中文报纸上发表过。北京当时归南京管辖，如果它有问题，政府应该早就有所行动了，可是并没有听说有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它已经具备了新闻特权，那我的引用就是合法的。当时整个华北地区反对南京的情绪十分普遍，而这篇文章的反南京倾向也相当严重，它的政治意义自然是非常重要。

华北地区对蒋总司令和南京政府越来越不满，导致在过去的十六个月后，这种不满演变成了仇恨，慢慢发展到了极点，最后引起了冯阎叛乱。国民政府为了平息这次战乱，耗费了大量的兵力和财力，这个损失是南京掌握国家政权以来到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期间，最严重的一次。

冯阎叛乱会发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济南事件过去以后，日本军队还留在山东，一直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人民群众因此产生了抱怨。冯玉祥当初之所以选择投靠国民党，就是想日后占领山东。可战争结束后，日军还一直不走，冯将军怀疑这是蒋介石的故意挽留，目的就是不让冯的军队进入山东。不过，这个只是冯将军的猜测，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说法。方振武曾经也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冯玉祥了。少帅张学良在父亲被谋害后接掌了兵权，在那个情况下，慢慢地也开始和冯玉祥有了联系。

我写了一个篇幅很长的新闻稿，于1929年4月25日发表在了《纽约时报》上，后面还刊登着我的名字。南京政府因为其中的一段而十分恼火，这就是让他们反对我的第二件事：

方振武将军给冯大帅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的内容和张学良少帅的宣言不谋而合。张少帅宣称，中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国民党人的原则上，可是现今的南京领导人竟然背叛了国民。“这种现象让我们无法容忍，必须要把他们全部扫除，否则局面不会好转。”因为，那些人已经“烂到骨子里了”。

1936年12月，张学良又一次反蒋，发起了西安事变，蒋介石成了他的阶下囚，虽然这样，他当时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甚至出于无奈，明明是他所发的信函却不能承认。我的电讯稿登出六个星期后，张学良给南京外交部长王正廷发了封电报，当时是6月15日，电报如下：

我根本不认识外国记者哈雷特·阿班。他显然是想要通过造谣，扰乱公众视线，从中捞取好处。

其实，少帅和我从1926年9月时起就已经熟识了。他经常会邀请我到家中做客，还有好几次和我谈到了中国的政治局势，我们的交谈非常融洽。我在电讯稿中所说的绝对属实，当时发表之前是经过他本人同意的。他的确曾发过信函给冯将军，是攻击南京政府的。他如果还在人世，可能还受制于蒋介石，应该已经失去自由六年了。尽管这样，在1929年的时候，南京政府还是会选择相信他，而不会在意我怎么辩解。

事实上，南京政府完全清楚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他们也知道少帅攻击南京的事确实存在，当然也知道我的稿件不是捏造出来的，这是我到上海后才知道的。

杨广松是当时南京驻上海的新闻联络官，一天，他忽然说要见我。于是我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了一个自己的想法，让我感到很惊讶。他跟我说，他想知道我从哪里得到了张学良写给冯玉祥的信，如果我肯说出来的话，南京政府将不再追究我的罪名，重新让我拥有电报设施使用权，还允许我前往南京进行访问。

面对这种诱惑，很显然，我一定会拒绝。杨广松想打击和南京政府作对的地方军阀，就企图通过驱赶来逼迫我说出提供这个重要信息的人。我面对他的这些行为，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顿。

我和杨广松经过多年的相处，最后竟然成了好朋友。我们交往的过程，和我与欧内斯特·K·莫伊的相处十分类似。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马尼拉，1941年的10月份。他那个时候是美国驻马尼拉的总领事。我和他一块吃的午饭，我们还对日本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一起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日本攻占菲律宾的时候，杨广松没来得及离开那里。马尼拉被掠夺者霸占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信息。我想他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或者落到了日本人手里，正在他们的集中营中饱受煎熬，只剩下了微弱的气息。

十一　出现转折

生活依然保持原样继续着，人们该斗争的还在斗争，各色人等之间也还在互相算计，可时间并没有停止，它已经走到了1930年的3月下旬。我就在这时收到了时报发来的电报，总部答应了我回家休假的请求。我在中国已经度过了四年，早就有了回家探亲的想法，真希望快点回到美国，回到家中。其实，我这次回国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还从没有去过纽约，《纽约时报》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我也都没见过。进一步说，我早就非常疲乏，没有一点力气了。

读者们也许会想：驻外记者不是很风光吗？工作地点在外国，工作内容也就是参加一个又一个的鸡尾酒会和一场又一场的政府宴会，吃吃饭，喝喝酒，偶尔写一篇独家新闻。如果你们那样认为，真的是大错特错。

我在中国生活的四年中，一直都提醒自己做任何事情都要勤奋、努力，在任何时候都要对可能发生的事变或危险保持敏锐的感觉。每天我都不得不守在岗位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就连圣诞节也不例外，其他节假日也是如此。《纽约时报》一周七天都会发行，新闻业中拥有和我相同或相似资源的人太多，他们和各家新闻社都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稿件。如果能有幸得到独家新闻当然让人高兴，但要是被别人抢去，就会感觉像是蒙受了莫大的耻辱。

我在中国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语言不通带来的距离。我为了让自己的汉语口语水平有所提高，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为自己安排一节汉语课，一直持续了三年。除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外国报纸我都要关注，并且要掌握他们发展变化的方向和观察事物时所处的立场，因此看大量的中文报和日文报的翻译就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我还要时时与美国各家政府机关保持联系，这个一定不能忽视。情况慢慢地在变，我的新闻提供者也在渐渐地发生变化，其中增加了不少日本外交官和陆海军武官。其他国家的领事馆经常会为我提供一些内地新闻，所以对他们也不能小视。当然，同样重要的还有新教教会和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天主教会。

早些年间，外出旅行时总会非常劳累，疲惫不堪，因为旅行工具都很古老，只有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例外。每次外出，杀虫剂是必不可少的。你还要时刻担心土匪中途搞破坏，他们有时让火车脱离轨道，有时会开枪射击，所以旅行不止劳累，还充满危险。一些仇外情绪强烈的人，会趁火车在内地停靠的时机，用石头砸破车窗的玻璃。海上旅行也同样不安全，时常遭到海盗抢劫，他们还精心策划，安插内应混入旅客中，然后内外夹击，把轮船洗劫一空。

对我而言，承受这些的同时，还要面对政府和某些个人对我的不满，中国当局还禁止我通过官方获得新闻。所有这一切，都能证明我的工作并不好做，这真的让人疲惫不堪。我想读者们对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

我坐着旧的“林肯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当时正是4月上旬。到达洛杉矶后，我在家待了一个星期，一直陪伴着母亲。一周之后，我又去了纽约和华盛顿。从华盛顿又返回了纽约，时报正打算派人前往印度，对当年春天爆发的危机进行采访，就询问我愿不愿意在回中国之前先到印度采访。我心情急切地答应了下来，虽然假期原定是六个月，这样肯定会缩短。我马上订好了到伦敦的船票，还请伦敦记者站帮忙给订好了到卡拉奇的飞机票。

凑巧的是，中国在这时发生了巨大变故，冯阎叛乱爆发了，规模很大。《纽约时报》又下了新的命令，让我立即回中国，印度会另派记者前去。于是，我急匆匆地从美国大陆赶到温哥华，乘坐“亚洲帝王号”轮船回到了上海。我再次回到上海和我上次从这里离开，中间只隔了六十天。

自从我离开上海，那些平时以我为敌的人们马上就开始忙碌起来。直到看见我又回来了，他们都异常惊讶，就连我的那些朋友也不例外。街头巷尾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我已经被《纽约时报》辞退返回美国，不会再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回到上海了。我最终还是因罪被《纽约时报》免去了职位，这个罪名就是“恶意扭曲”南京政府统治下中国的真实状况。这些说法不止是在人们之间口头传播，在一些报纸上也有刊登。

我回到上海后，立即招聘了好几个分站记者，他们由我负责的上海记者站统一指挥管理，薪水也从我这里领取。他们所有的电讯稿和邮寄稿都必须先经过我的审查，通过之后才能发到纽约。谣言随着这些事情的发生，慢慢地自行消失了。我回到上海还没有两个月的时候，中国政府第一次找到我，并进一步摸索我是否有和好的意向。

唐腴胪、罗伊·张和T·W·郭三个人是中国财政部上海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奉命过来想同我讲和。南京政府看来颇费了番心思，这三个人的举止都非常文雅，处理起事情来从容不迫，很有办法。我们一块在花旗总会用的午餐。其间，他们问我是不是愿意和财政部长宋子文见上一面，顺便就“阿班事件”和中国局势做个探讨，还可以商量一下我从政府方面获取中国新闻来源的办法。听到这些，我感到喜悦而宽慰。我在1926年时曾经见过宋子文，这次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重逢。从见过面后，我们就经常有书信往来，感情很好，而且一直保持到现在。在中国，我很是敬重宋氏敏锐的头脑。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也是很多人无法企及的。在工作中，他作为财政部长，才能远远超出一般人，在很短时间内就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他的外交才能几乎和财政能力不分上下，同样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次见面时，我和宋子文都没有说批评对方的话语。我们俩都认为，要想缓和南京对我的片面见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宋子文先背地里对我消除意见，让我有机会得知真实可信的中国新闻和他们的立场观点，给我一年时间。一年之后，通过电讯稿的内容我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原有的罪名都是对我的偏见和陷害，对这一点，我们俩都深信不疑。

在我离开之前，宋子文跟我说，以后我可以每天到唐、张、郭三个人的办公室去拜访，也可以在任何时候给他们打电话索取新闻。我想要的信息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定要想办法从南京取得准确消息并告诉我。他还给了我一项特权，我可以经常拜见宋子文本人，可以和他探索研究各种背景情况。如果他的三位手下没有办法找到我要的信息，他答应我会亲自出面，尽力帮我。在外人看来我和过去一样，仍然不能使用官方电报设施，不能进入南京，所有的政府官员不能和我有任何牵连，更不准向我提供消息，而实际上已经有了改变，宋先生和他的三位助手就是例外。我们之间的秘密行动，只能让美国驻沪总领事、美国驻华公使和《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发行人知道，不准向其他任何人透露。

这件事可以说安排得非常完美自然，没有一点痕迹。这时，我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作品《苦难中国》很快就要在纽约出版，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宋子文，而且跟他说明，如果南京政府觉得这本书有失公允，那也怪不得我，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只因我在搜集材料和写作期间，听从他们的命令，不能和任何一位南京官员有接触。那年夏天快过完的时候，书被运到了中国，外语报刊全都对它赞不绝口。中文报纸和中国政府发言人没有做任何评论。我想，如果当时没有告诉宋子文，现在的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了，批判之声一定会来势汹汹。

冯阎叛乱给交战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死伤从未间断，一直持续到1930年夏末。蒋介石的部队和南京政权一直处于极其危险的形势中。现在南京日本傀儡政府的军官汪精卫，是当时叛军联盟的文官首领，影子政府是他当时在北平建立的，他还把北平又改成了北京。“满洲”少帅张学良刚开始立场不明确，站在中间，向两方面讨好，最后带领大军到了关内，进入平津地区。冯阎叛乱就这样平息了。

之后，冯玉祥逃到了位于北平西北的张家口，阎锡山退回老家山西，又坐飞机到了大连。汪精卫知道阎锡山到了日本在“南满”的港口城市大连，而且又坐的日本飞机，觉得自己不能再久留了，随即逃往巴黎。中国再次向天下宣称统一，有大批官员被南京派到了华北。

我在报道这场战乱之前，没有事先和宋先生进行商议，必定又是单向的。我前往北京采访的时候，叛军的势力还非常强大，汪精卫还向全国发电报宣布自己的主张，要出兵攻打南京和蒋介石。要紧的是，回到上海后，我得到了南京政府的最新消息，能够让《纽约时报》读者在第一时间知道双方的态度。

我和唐腴胪、罗伊·张、T.W.郭三人从早到晚都在一起，最终积聚成了一段深厚的情谊，这份友情是我在中国时最看重的。张、郭二人现在重庆任职，而唐腴胪在1931年春天时被刺身亡。他当时正和宋子文一块，刚在上海北站下车，一群刺客突然冲出来袭击他们，本来是想当场把宋子文杀死的，唐腴胪看到后勇敢地站出来挡在了宋子文身前，最终失去了生命。他们原本是冲着宋子文来的，却射中了唐腴胪。他被送到一家医院，几个小时后死去。

冯阎叛乱失败之后，我从宋先生那里索取的新闻就不再以这方面为重点，随即转为关注国民政府“剿灭”共产党方面的进展情况，以便有助于我对“突发状况”的报道。中共大批部队当时被包围在了江西省。这场内战可以说是拖延了很久，中间从没有过停止，一直进行到1936年12月。那些在1928年便预先说出中国将会团结和平的人再次被证明，的确是荒谬到了极点。

很多年后，我回到美国，而且到处进行演讲。当时我才发现，中国问题是远东地区众多问题中，发生误解的情况最多最深的。

一直到1931年4月初时，我和南京政府的这种关系才宣告结束。当时美国驻华公使是纳尔逊·T.詹森，他出人意料地收到一份文件，上面说，如果我能写一封表示遗憾的道歉信并且签上我的名字，然后让公使亲手交给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那么就可以不追究我之前犯下的罪行，并重新恢复我的电报使用权。公使表示愿意做这件事，但不希望让外人知道他参与了此事。我对这些道歉的要求则一律拒绝且一直认为，我的那些稿件没有任何问题，全部都是真实情况，绝对公正。《纽约时报》完全支持我的观点。之后，报社又发来一封电报，建议我调和各方面的意见使之适中，我可以写信，对争议和中国政府不满意我的新闻处理方式，表达自己的遗憾之情。电报突出说，务必在表达遗憾的同时，再次肯定受争议的新闻和报道内容都是真实正确的。

南京得知我这个想法后，表示同意，同时也答应了詹森的要求，就是要为他转交信件一事保密，不能让公众知道。

于是我就写了信，然后带到了南京交给詹森，还按照约定和王部长见了面，把信交到了他手中。王部长没有对我的信件提出任何异议就接受了，之后他还为这件事作了讲话，使用的语句都很得体。不久我就接到通知说，我的案件已经撤销。

那天晚上，涉事双方为了这场争议的结束举行了简单的晚会。晚会期间，纽约发来了一份“加急”电报，电报中说：

合众社发来急电说路透发稿称你为虚假报道向南京道歉我方态度只为得罪南京道歉再无其他错误若行动有变请急电解释当时我恰好拿着一封上海站发来的电报文件，正是路透社的，还没有打开。撕开后，我发现那条消息的确在上面。王部长违背了他的诺言，他不但公开了詹森的身份，说信件是由公使送达的，而且他的办公室还公开表示，我已经代表本人以及《纽约时报》为“不实报道”道过歉，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我必须要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我首先要求路透社在世界范围内对此事作出更正。我说如果他们不肯答应，我就立即起诉，并要求以一万美金作为赔偿。三天后，我写了一份信件寄给了王部长，内容如下：

中国上海，1931年5月1日

至中国南京外交部王正廷博士阁下

阁下：

外交部驻本地机构于1931年4月28日，向媒体发布了一份文告，公告内容如下所示：

“南京，4月28日，昨天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先生亲自将《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哈雷特·阿班的一封信交给了王正廷部长。阿班在信里就之前对中国的不实报道以及后来此事衍生出的1929年夏天国民政府要求将他驱逐一事，代表他本人和《纽约时报》表示诚挚的遗憾。关于其遗憾的表示已被接受，这件事就此过去了。政府正安排恢复阿班先生的新闻设备使用权。”

信件确实是由美国公使交给阁下的，但是信中的内容绝不像上面所说。我在信中多次强调对北方形势的报道是“符合实际并且可靠的”，虽然那些报道引发了争议，但没有任何不公正和不真实的地方，可是以上新闻稿却对我信中的内容作了不实报道。

《纽约时报》已经发出指示，并请我告诉阁下，假如我们的要求没有被接受或没有得到彻底执行，《纽约时报》会把本人的信件和4月28日外交部的新闻稿同时刊登在时报上，以求自保，也为了让大家知道事实真相。

顺致敬意

哈雷特·阿班

我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了上海和美欧的各家报社，还有外国记者。南京外交部收到我的信后，没有直接回复，而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内容如下：

阿班先生已经不记得，国民政府有权判定他之前的罪行是否已经被赎过……至于阿班先生表达遗憾这件事，外交部理解为针对的是上述之不公及恶意报道，也是权限内的事情。阿班先生及其支持者如何看待，无关紧要……所以，阿班先生向外交部表达的遗憾，国民政府可以理解为，并且至今仍坚持理解为，他表示的遗憾是为过去发表的不公、不实报道所做的。

《纽约时报》决定对这种荒唐至极的行为进行还击。他们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把辩驳文章用电报形式发给了我，并要求我无论想出什么办法都要把它刊登出来，让它出现在中国、香港地区、菲律宾和日本的所有报纸上，不管什么语种，越多越好。我运用各种通讯手段，包括邮寄和拍发有线电报、无线电报，把材料发给了远东地区的所有报社。所有的出版物都对它颇感兴趣，除了南京资助的报社机构外。

1931年5月19日，《纽约时报》在社论版面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次争议的报道，并使用了双栏标题，报道如下：

《纽约时报》驻华机构的一些注意事项

为过去新闻稿的相关问题，特发表声明如下

哈雷特·阿班是《纽约时报》的一名驻华记者。中国政府曾下令要将他驱逐出中国，只是未能实现。阿班于今年4月告诉本报社说，中国政府曾派人找过他，表示愿意调整过去对他的态度。据阿班先生报告，中国政府为了存档，特提出希望他为这项争议表达自己的遗憾之情，并且写成信交给中国政府。这项争议是从1929年夏天开始的，争议的根源是中国政府认为他的新闻稿不符合实际情况，完全是在故意扭曲中国局势，之后，事态越来越严重，最后中国政府要把他驱逐出中国，并请求美国政府同意这一决定。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一要求，本届美国政府没有同意，并且坚持不采取任何行动。

回复阿班先生的报告时，《纽约时报》通过电报的形式告诉阿班先生，可以在信中表达自己的遗憾之情，但只对发生误解表示遗憾，在信中必须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场，让大家知道，本报以及本报记者一直以来都秉承着这样一个原则，无论什么情况，不管是已经发生的还是没有发生的，不真实的绝对不会发表，没有经过充分核实的不会发表，这个原则适用于从中国发出的所有报道。阿班先生后来回复说，信件必将遵循这个原则来写。

阿班先生在4月28日时将写好的信件交给了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先生又将信亲手交给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以下是信件的全部内容：

上海，1931年4月16日

致王正廷博士，中国南京

阁下：

我从中国政府其他官员那听说，对于1929年夏天发生的事情，您愿意听取我的说法，并且愿意接受我的信件，听到这件事我十分高兴。因为那件事，贵国政府还曾提出要将我驱逐出中国。实际上，我很早就想写封信，解释一下这件事，后来因为贵国前任官员杨广松博士曾经坚决地对我说，即使我把信发出去，也不会有人愿意接受，更不会有人认真地考虑。

贵国曾经给我的罪名是，我在报道中国政治和军事情况时充满了偏见，因此提出了将我驱逐的要求，并且提出禁止我使用中国的电报系统。当时，贵国还曾列举了几篇文章说它们不是与事实不符，就是报道得不合理。

看到列举的几篇文章后，我马上写了一份报告，对照那几篇文章，我在报告中详细写出了获取材料的时间、地点、新闻的来源还有证人，写好后，我将报告交给了美国驻华公使和《纽约时报》。我国政府以及我所在的报社在看过报告后一致认为，我对工作很认真，也尽了我应该尽的责任，信息真实可靠，消息来源也可以相信。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贵国政府列举出来的那几篇文章，都写于我在北平居住或者在华北旅行时期。我当时获得消息的渠道和贵国政府并不相同。总的说来，给我提供官方消息的人大多都是和去年夏天引起内战的领袖人物站在同一立场的，要不就是背地里对那些人充满了同情的人。我当时的工作地点就是在那里，又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写出的新闻，所以反映当时当地的情绪比较多，也是情理之中。我对中国局势的报道一定不会偏离了真实、忠实的轨道，这一点从发生在1930年的惨斗时间中也可以看出来。

这些稿件会引起贵国政府的怀疑，让我很长时间以来都无法释怀。《纽约时报》现在也给了我一定的权力，让我代表报社为此事引起的误会向贵国表达我们的遗憾之情。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指出，我绝对不是带着偏见和不公来写这些稿件的。我的工作一直都以《纽约时报》给我的指示“lean over backward in being fair”为准则，而且从没有背离这个原则，每当出现时事问题或者是有争议的内容时，我总会想办法通过官方来了解情况。

政府不允许官方向我透露任何消息，这个命令一直到1930年9月仍在执行。不过从那个时候起，我每天都会和政府的某部门联系。1930年8月1日到1931年1月间，我依然发表了不少报道，今年年初时，我将它们统一编成了剪报册，然后交给南京政府某个部门让他们查阅，最后他们认为，我的那些报道无一不是既公平又真实的。

我愿意和中国政府的所有部门都建立起密切的新闻业务关系，而且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我也一直都在这么做，只希望这些部门在遇到反对派提问题或者被指责的时候，能够允许我在新闻稿中发表出政府方面的看法。

以前我发表的新闻虽然得罪过贵国政府，但我并不是针对整个中国。我当时只负责北平、华北和满洲。南京或者有关南京的新闻另外有人负责，《纽约时报》当时在上海也有驻地记者。

当然，我现在的职权，是负责整个中国新闻事件的报道。上海是我的总部，下面还有多名支站记者，他们都由我指挥。假如贵国政府能改变以往对我的态度，我一定会感激不尽。如果能够让我重新获得官方消息，相信不论对中国政府还是《纽约时报》都是有利无害的。

顺表致意

哈雷特·阿班

在阿班看来，中国政府可能会不希望让外界知道双方和解的事。不曾想到，还没过多长时间，中国外交部就发表了一份《告新闻界书》，而且还给国外和海外的各个通讯社都发了电稿，讲述了声明的主要内容：

南京，4月28日，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先生昨日亲自将《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哈雷特·阿班的一封信交予王正廷部长。信中，阿班代表他本人及《纽约时报》，就其对中国的不公及不实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1929年夏国民政府要求驱逐他一事，表示诚挚的遗憾。其所表达的遗憾已被接受，此事现已正式了结。政府正安排恢复阿班先生新闻设施使用权。

收到各个通讯社的电讯稿后，《纽约时报》给阿班先生发了紧急电报，问他是不是知道报道中所说的事，说他为自己的“不实报道”表示了遗憾。阿班先生回复说，这件事不符合事实。关于这件事，时报已经给了他明确的指示，他会马上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让他们修改关于此事的官方声明，并且会尽快汇报。之后，他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新闻稿的内容和本人在信中所言完全不符，那份报道是不真实的。本人在信中一再表明，当时引发争议的所有新闻稿都不存在不真实或不公正之说，这些在贵部的档案中应该都可以查到。

结果是，中国政府并没有修改声明中的错误。据阿班先生所言，中国外交部的回答是：“这件事有两种解释，而我们依然选择原来的观点。可以告诉阁下的是，外交部认为你的案子到此已经结束了，还希望你尽快过来登记。”

为把这件事解释清楚，《纽约时报》特发此文。

时报在当日同版的社论栏中另外发表了一篇如下的评论：

关于各种新闻检查制度

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评论这个版面上曾经发表过的信件了，因为其中所表达的含义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只是关于新闻检查制度实在是太虚伪了，非常有必要记录下来。总的来说，其实这只是中国的国民政府掩饰自己的一种手段，他们感觉到自己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不应该下令驱逐《纽约时报》记者，所以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便找了这样一个台阶，还决定恢复他使用正常设施的权力。但是，当阿班先生写信对过去的事表示遗憾时，中国外交部说他是在为发表的不实报道表示道歉，并且还发表了公告，以表明他们的观点。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声明的内容并不是本报记者的想法。因此，阿班先生很快提出，请中国外交部对所发的不实报道作出解释。外交部的回答直截了当，说：“这件事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这句话已经很明显，一种事实就是如此，另一种就是这么明显的错误。只要大家看到这里所发表的信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来到底是谁对谁错。

驱逐我出国的案子总算是宣告结束了。可是一直有各种势力在暗暗地对付我，直到八年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

1932年春天时，有人跟我说，如果我能写封信给蒋介石的夫人，提出到南京对她进行私人性质的拜访，她将会很高兴地接见我。我马上按照他说的办了，不久就收到了回复。回信是蒋夫人的秘书写来的，据说她来自英国，信中约定好了时间和日期，希望我准时过去喝茶。

我原本觉得见面时间不会太长，二十分钟就差不多了，可实际情况却出乎我的意料：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还多，原因是在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蒋介石将军也凑巧赶到。他走到屋中很有礼貌地和我握手，又坐下一块喝了杯茶，吃了块点心。蒋夫人和以前一样当起了我们的翻译。我们都没有对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耿耿于怀。我们曾于1926年夏天时在广东见过面，后来就一直没再见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变得更加自信更加稳健。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的交谈，使彼此的信任又加深了一层。经过几年时间的相处，我们终于成为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联系也变得非常密切。

蒋将军及其夫人与我的关系，人人都知道，可和我作对的那些人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对我的偏见，他们仍然不肯罢手。1934年，外交部的一些人趁我离开中国作世界旅行的空当，又一次想要害我，不过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我是那一年9月份到达伦敦的，到那后去见了我的老朋友郭泰祺，他当时在中国使馆工作。不凑巧的是，他去瑞士参加了一个听证会，我们没有见到。我就留了名片和便条给他，内容是，我在这个星期内会去巴黎。

刚出使馆，我发现楼房地下室就是中国总领事馆办公处，想着顺便把回中国的签证办了吧，就沿着外面的楼梯走了下去。凡是中国的入境口岸，有这个签证都可通过。

我到巴黎后的一个早上，天气凉爽舒适，一边享受大自然的美景，一边来到了《纽约时报》的巴黎记者站，这时离我签证差不多已经过去十天。没想到，纽约早就发来了一份急电给我。电报内容是，中国外交部已经下了命令，无论世界哪个地方的中国领事馆，都不允许给我办理回中国的签证。我后来才知道，那些人再次和我作对的理由其实都有些说不过去。这件事和一篇报道有关，是时报驻汉口记者发出的。我看过稿子后，将电头标上了汉口，之后发往纽约。当时已经通过了汉口和上海新闻检察官的检验。

我早就已经拿到了签证，就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接着进行我的欧洲之旅，最后从热那亚启程，路过了埃及、印度、现在的斯里兰卡、当时的锡兰、苏门答腊、新加坡、爪哇、菲律宾、香港地区，之后，我们回到了上海。船靠岸的时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先生过来接我。我的下属道格拉斯·罗伯逊也同时过来接船。我离开中国的这段时间，一直由他在帮我处理工作。当我拿出在伦敦办理的签证时，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有些不知道该不该放行，还看了克宁翰先生一眼，最后一句话没说，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就让我们走了。

我在1939年时也曾离开中国回国探亲，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中，要求把我赶出中国的呼声再次响起，相关文章刊登在一份中国人拥有的英语报纸上，还好最后没有成功。现任重庆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那时还亲自给我写了一封道歉信。大家都知道，其实那家报纸真正的主人是孔先生和国民党，虽然它表面是在美东注册的一家美国公司。

虽然一直以来那些人对我的不满就很强烈，而且他们的身份高深莫测、难以捉摸，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们只对我进行过两次人身攻击。

第一次是在北平时，我猜测他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其量也就是一般的土匪。事发地点离北京联合医学院不远，我当时正坐在一辆人力车上，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左右，天色很黑。在一个街口的拐角处，忽然有子弹从我的脑边飞过，响了两声，还好天黑对方打偏，我并没受伤。十分庆幸的是，我的人力车夫很是忠心，他没有把我一个人扔在街上，而是听到枪声后马上加快了速度，车子就像飞起来一般，遇到拐角也没有稍慢半分，车子一半翘起，猛甩一下，“嗖”的一声就拐过了。好在他们也并没有追赶我们。

第二次是在上海北站。当时是1934年，我刚从欧洲回到上海不久。朋友R·S·帕克夫妻二人给我发来电报说，他们会乘火车从北京赶来上海，当天早上就到。我回电告诉他们，会去车站迎接并希望对方能给我机会，好好款待他们。我早上7点要去接站的事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包括我的车夫，所以我觉得刺客也许是从电报中知道了我的行程。

到了候车室，路过询问处时，我发现左边有很多身材魁梧的中国人。当时正是寒冬时节，又加上是在早上，虽然我穿着厚厚的驼毛长大衣，可还是冷得受不了，只好把手使劲埋在口袋里。

那群人看起来很像穷苦人，穿的衣服都很破旧，上身的蓝布外套已经变成白色。我刚刚走过去，那些人就分散开了，其中个子最高的那个快速向我飞奔过来，将一把八英寸长的短刀紧紧地握在他的右手中。我没有时间多加思考，手猛地从口袋中抽出来，挡了一下后，就势用力地抓住了他的右手腕，使劲地往下摁，同时背靠着他用尽全身力气压向他，最终，他倒在了地上。

这件事情过后，有搏击方面的专家分析，刺客真是幸运，他手中拿着匕首倒下，竟然没伤及肾脏和后背。还好，那个人手中的匕首在我们倒下之前就已经掉了。之后，我们俩在锦砖铺成的地面上互相揪打成了一团，不一会儿就过来了很多围观的人。我的眼镜和帽子早不知道跑哪去了。地上的银钱到处乱滚，有我的，有他的，都从口袋中掉了出来。

没多大会儿，就来了三批不同的警察。距离最近的铁路巡警最先赶到，火车站所处的位置刚出公共租界，所以，随后到的是中国的上海警察，最后赶来的是蓝衣社人员。蓝衣社总部设在南京，他们是一个仿照法西斯成立的宪兵组织。

警察们不停地向我表示歉意，他们询问后，对整个案件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记录，翻来覆去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宣告结束。那个刺客最终被扣上手铐带走了。每位警察都收到了我送出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用中英两种文字印制的。

直到火车停靠在上海站时，我才慢慢地平息下来。见到我的朋友蓓阁和洛德后，我没有立即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讲给他们听。但我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太大的影响，所以在一块吃早餐时，我都没办法好好吃。一直等到午饭之前，我们一起喝鸡尾酒时我才告诉他们。两个人知道后，才放松了下来。他们以为我不欢迎他们的到来，才会显得“表情怪异”。

我那天下午就找到了总领事，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对克宁翰先生仔仔细细地讲述了一遍。他听完后，立即打了个电话给吴铁城——华界大上海市的市长，他在电话中说，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和市长先生见一面。我和总领事一块去的，我们都上身穿着燕尾服，下身穿着条纹西裤，头上戴着礼帽，显得严肃认真，连神态都同样严肃。

吴市长见面后一直非常热情。克宁翰先生就这件事向他表示强烈反对并提出要求，请他认真调查。这让市长先生难以忍受。他表示一定会彻底调查，不会疏忽任何一个细节。两天之后，事情又有了变化，市长先生来到美国领事馆，说：“你们讲的那件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因为这里所有的警方记录都查遍了，没有发现一点儿痕迹。”他的态度还很认真，好像真如他说的那样。

当时我也正在领事馆。这些话让克宁翰先生无比愤怒，他不停地和市长先生辩解，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他跟吴市长说，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对这件事置之不理的，一定会追查出幕后指使，将他绳之以法，这点是无须怀疑的。他当时就告诫市长先生，中国政府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对我加强保护。他特别指出，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因为某起偶然事件受到了什么伤害，美国政府绝对不会轻易相信的，必将要求贵国作出合理的解答。他还举了很多偶然事件的例子，比如：开车途中发生事故；走路过程中被撞倒；被建筑物砸到；恰巧碰上天外飞石，等等。后来，克宁翰先生还专门把他这些话写成信，交给了南京政府。

其实，克宁翰先生和吴市长的交往很密切，我和他也相处得不错，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态度温和、容易接近的正直人士。在这件事面前，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他很明白自己的解释根本就说不过去，可又不能说出事实真相，只能假装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市长先生等总领事停下来后，请求道：希望我们不要发电报把刺杀事件和美国的抗议告诉《纽约时报》，也不要让中国的新闻媒体知道这些事。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不过我说明一定会告诉詹森公使和布蒙上校，布蒙上校当时是美国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司令，与此同时，我还要向总部以密报的形式报告这件事，我会通过邮局发出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一个驻外记者经常会遇到这样无奈的事：得到了很有价值的新闻，却不能让它见诸报端。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就连一向讨厌我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他接到命令，让他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在他离开上海到美国之前，一个我们俩共同的朋友说，如果我能来为他举办一个送行宴会，那就太好了。我真就那么做了。那天来了很多官员，有美国海军准将、美国陆军海战队上校、美国驻沪总领事，此外，中国很多赫赫有名的人物也来了不少。餐桌上的各种美味佳肴数不胜数，其中还有很有名气的去骨填馅的鹌鹑。酒也喝去不少，鸡尾酒、雪莉酒、红酒、香槟，最后我还搬出了陈藏多年的白兰地。

王博士到后来厌倦了官场生活，他辞去职务，在马尼拉开始了新的生活，当上了银行家。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941年10月，在马尼拉。自从日本占领了菲律宾首都后，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我猜测他可能和杨广松一样，已经离开人世。

十二　营救胡博士

国民革命军在占领华北地区之后，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要检查进出中国的有线和无线电报的内容，各个外国驻中国政府机构竟然马上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的策略。

如果只从理论上讲，南京政府的确应该拥有这个权力。中国政府指出，虽然大部分电报都是发往上海公共租界或是法国租界的，但这些地方毫无疑问都是中国的领土，所以，检查进出那里的电报应该属于中国政府的基本权力之一。反过来说，如果中国长时间得不到这个权力，那就意味着中国的主权已经不再完整。

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执行检查的人员大多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还有一些是和高级官员有姻亲关系的人。他们大部分都不懂得新闻和宣传的真正意义，许多人对外语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新闻稿必须要经过翻译之后，才能交给他们查阅，这些都会浪费掉很多时间，真是让人难以忍受。这些人很多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虽然南京政府的领导们能力非凡，但他们很少给这些人下达什么指示。

国民党中有很多小头目都在忙于享受权力带来的优越感，那种目空一切的样子简直十分可笑。中国实行的国民党一党专制，造成社会上偏执和狭隘之风广泛盛行。在一党统治下，很多人犯下了种种罪行却仍然逍遥法外，他们甚至为了不让人发现这些罪行而使出多种不正当的手段。很多小官员都渐渐变得消极，他们有的明目张胆地说谎，想通过谎话向中国人民和国外的各个政府证明。这些新上任的官员个个能力非凡，其言行准则和规范已经达到很高的境地，在政治上廉洁公正，刚直不阿。如果哪个人揭发了他们的真正面目，哪怕只是一点的责备之意，这个人就会被认为是“危险人物”，或者被说成“背叛国家的人”。

作为财政部长，宋子文当时曾经竭尽全力地和这种审查制度作过争斗，可是效果总是保持不了太长时间。我经常会向他秘密报告那些人的恶劣行径，一部分内容还被转告给了蒋介石和他的夫人。他们虽然明白是审查员的不对，但是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惩罚或者是开除他们。所以，审查制度方面的问题，基本上一直都存在。

倒是有一次因为宋子文的坚决果断，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事情发生在1932年1月，当时日本人轰炸了上海的闸北地区。战争开始的当天晚上，我从电报局的几个领导那里得到消息：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人员从半夜时分开始，将赶到电报局开展检查工作。我马上给宋子文打了电话报告此事，大致内容是：

请你一定要阻止他们的行动。日本人对中国的进攻是目前最大的新闻热点，全世界都在关注，电报线路已经非常繁忙。所有外国记者在报道的时候，都不会对中国有任何语言上的冒犯。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新闻畅通无阻地发出去，如果检查员到场，肯定会拖慢新闻发送的速度。在拖延的时间中，日本人不知道已经往外发了多少，你要清楚，他们的新闻是不用经过中国人检查的。他们日夜不停，一直在发，如果其他外国记者的新闻发不出去，那么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就只有采用日本发出的版本了。

当时，虹口有一条电报线是直接通往长崎的，它归日本人所有，而且一直保持了很多年。按照规定，这条线路上只能发送日文电报，可实际情况是，不管什么文字它都发。这里自然是拒绝中国检察人员审阅的，只是来往的各种电文都要经过驻扎在这里的日本陆军和海军人员的仔细审查。如果有中国新闻检察人员对我的电报过分苛责，没有办法通过检查的时候，我会把稿件拿到虹口，通过日本控制的那条电报线路把新闻发往东京，由《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休·拜尔斯转发到纽约。我曾经多次到过那里，但在1932年战事不断的时候，再也没有去过。

多少年来，上海地区的中国新闻检查人员，工作方法都没有固定的规则可言。这里时常会发生一些让人无法解释的事情，比如，美国记者发给纽约的无线电讯刚通过检查，英国记者拿着同样的稿件要发到伦敦的时候就被截留了。电报人员从来不会考虑，如果这条消息在纽约再次拍发，跨过大西洋，照样可以发给伦敦的报纸。他们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愚蠢之举是，很多军方电检人员已经通过，并且允许从北平或者是天津直接发到纽约的稿件，如果发往纽约之前先发到上海记者站，就有可能被他们截留，就像我这种情况。

他们对一些文人更是不择手段：不允许文人们有独立的思想，最严重的案件当属对胡适博士的迫害。胡适先生后来被派往美国任中国驻美大使。他经常说的话是，他能够继续活在世上，都是《纽约时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其实这话一点儿都不过分。

胡博士1929年时正在一所大学教书，学校的规模不大，位于上海黄浦江口吴淞，就是当时的中国公学，胡博士是学校的校长。学校的位置属华界，胡博士的家位于公共租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胡博士在课上所讲的内容以及他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的文章，都是惹怒南京众多官员的根源，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他的很多朋友，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都劝他离开学校，那样就可以安全地待在外国人的地盘上，不用每天长时间地处于危险之中，随时有被南京政府逮捕的可能。可他仍然在继续教书，恪尽职守，一点都不害怕，对那些危险置之不理。

胡博士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称得上是全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一直没有加入过国民党，虽然接受了驻美大使的职务，可他连党员都不是。到1942年年终的时候，他才结束驻美大使的工作。

一则正式公文的发布，预示着胡博士即将处于危险之中。公文如下：

案奉国民政府训令，内开：

案准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函开：

径启者：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内称：

案据职会属第三区党部呈称：“查属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呈称市执行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附具理由：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等因，合亟缮呈钧会，祈查核转呈”，等情前来：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

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掌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该会所请，不为无见。兹经职会第四十七次常会议决，准予转呈在案，理合备文呈称钧会，祈鉴核施行。等因：

“查胡适近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按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深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诏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至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照办理，此令。

文告发布之后，政府把胡适也召集过去听取训诫。对朋友们提出的善意警告，胡适仍然不放在心上，最后终于被捕，他的处境极其危险。我全心全意地关注着他的案件进展，一直到听说他已经被政府秘密地判定为死刑，而且行刑的日期也已拟定，我立即就这件事写了一篇报道，然后请人帮忙带到香港地区，之后发到纽约。

发出报道的同时，我还跟《纽约时报》说，如果想救出胡博士，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强烈谴责国民政府对胡博士的迫害行为，发表社论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然后将社论通过电报的形式发给我，允许我不惜任何代价，将社论刊登在远东地区的所有报纸上。

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上刊登了社论，原文如下：

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的一位领袖人物，他特别优秀，而且很有开创精神，他的聪明才智高过很多他在政界的同龄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国民党在言论上对他的攻击和即将对他做出惩罚的行为，就显得非比寻常，更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原本是一位哲学家，才能出众，而且勇气可嘉，表达自己的思想时非常坦诚，他的思想和观点大多时候都会超出政治范畴。他被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他为了让中国人的思想及教育体系现代化而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奉献着。

他并不是因为自己有政治野心才受到严正申诉的，只是因为他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指出，中国在国民党的管理下，当前的实际状况并不像国民党向外界吹嘘的那样，十分美好。他表示，孙逸仙博士的经济理论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有人只是打着先人的旗号不做实事，那他们这种做法就很值得人怀疑。

胡适先生曾在美国学习过，他有很多朋友至今还在那学习。他的这些朋友都认为，国民党一直都在实行独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竟然还能活到现在，这真是一个奇迹。胡适是1927年回到中国的，当时国内的排外情绪很浓。他回国后不久就开始发表自己的言论，在他看来，东方的“精神”文明中含有更多的宿命论观点，与西方文明相比更加残忍和冷漠。大家经常指责西方文明，虽然它的物质成分较多，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精神性要远胜于中国文明。东方文明的假象好不容易才塑造起来，胡适所说的这些话，把这一形象完全颠覆了，就好比是对祖国的背叛之举。

他在去年冬天时，又一次提到了这个观点。美国驻华使馆的参赞写了一本书，邀请他作序，他再次号召中国人民站起来要正确地面对现实，而不要一味地自欺欺人，他指出，中国要想发展，必须从内部开始觉醒，通过改革来壮大自己。他指责中国的政界人物腐败堕落，办事效率太低。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说法，说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是由“帝国主义”引起来的。对于这种说法，胡适指出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中国人都喜欢掩藏自己的弱点，粉饰自己，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外国人身上，可胡适却不这样，他所表达的思想真实但不符合中国的整体趋势，所以注定有人不满。

中国政府的做法已经很让外国人失望了，他们试图让外国记者闭嘴，还差点将他赶出中国。可现在，他们又要拿自己的同胞出气，真让人感觉可怕，不知他们这种狭隘的性格什么时候才能改变。有一点也许中国政府还不明白，这个被伤害的人为了当代中国已经付出了很多，他的事迹一定会留在人们心中，而伤害他的那些人，很快就会被人们忘却。假如他只是一个单纯玩弄权术的人，这件事也可以接受。假如是他故意挑毛病找事，为了稳定当前的动荡局面，也可以理解。可是，他不属于这些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他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当他冒着生命危险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时，政府应该心平气和地聆听，之后虚心接受，而不是用强权去压制。

我收到这篇社论后，把它散发到了远东的各个地区。上海地区的所有英语报刊都收到了我发出的社论英文版本，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地区这些地方也都收到了我发出的无线电报。中文版本不仅以快递、邮寄、无线电报的形式发给了中国所有的中文报，而且还以同样的形式发往了曼谷、马尼拉、爪哇和新加坡。另外，此文还被译成了日文，并通过有线电报发到了日本颇有影响力的十几家报社。

社论刊登出来的第四天，国民政府宣布胡适被无条件释放，并允许他继续教书育人，还可继续他的写作。他对国民党批驳否定的力度，和被捕之前相比，一点儿都没有减弱。这件事之后，我猜想曾经想把我驱赶出中国的国民党人，可能更加讨厌我了。

卷二　日本发动战争

一　不被重视的提醒

对我的驱逐事件宣告结束以后，从1931年夏天开始，我的生活就显得有些单调起来。中国也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新闻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或毫无价值的东西。天气十分炎热，就连按照惯例每天办理的公事，也变得没有一点意思。不过，有一点还是不错的，就是我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虽然我总觉得这里比起北京少了点热情和友善的感觉。我的新家已经安排好了，位置很好，在英国领事馆的后面是一幢公寓楼，我就住六楼。我在家中就可以看到外滩和黄浦江，从高处看过去，那种场景雄伟而壮观。办公地点就安排在隔壁楼的二楼，十分方便。在生活中，我有厨艺精湛的厨师，有忠实能干的佣人；在工作上，我招聘的每个驻地记者都做事十分努力，尤其是我的新助手道格拉斯·罗伯逊，他办事机敏、有才能又有经验，让我很是满意。除了这些，我还加入了很多组织，比如，上海总会、花旗总会、皇家空军联会以及高尔夫俱乐部等等，希望在这些娱乐场所可以让我认识更多的外界人士，多一些交往机会。

中国近期内不会再发生什么大变故了，我认为。于是，我趁这段时间游览了不少地方，天南海北地转了一圈：从北方的山东到了天津和北平，去了南方的香港地区和广东，顺着长江一路向上，一直到了四川的重庆。这些地方有很多还处在军阀的统治之下，江西省的状况有些混乱，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活动一直没有间断，更没有结束的迹象，由此造成的伤亡情况十分严重。我在这个时候做了个决定，在秋收到来之际，8月初的时候，我打算去“满洲”看看。

在我刚刚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更确切点说是8月3日，有人留言给我，让我到日本总领事馆去一趟。这个留言看着像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电话留言，可惜我没有预知将来的天分，否则我就会知道，珍珠港事件即将爆发了。那天之后的第十年四个月零四天的时候，珍珠港被炸。

我按照留言来到日本总领事馆，见到了一个日本高级外交官，他看起来非常稳重。他和我随便聊了会儿，之后站起身，看样子想和我到外面去。我有些纳闷了，他到底让我到这做什么来了，为什么又不说呢？我们一块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来到了门外的街道上，然后又过了一个拐弯处，他好像才有意说话了。停下来后，他小心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确定没事之后，才靠近我悄悄地说：

“你到‘满洲’去吧，去那好好转转，那有你想要的好新闻。”

“能告诉我原因吗？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我不方便透露，不过，我可以保证你去了绝不会失望的。”他好像觉得自己太过鲁莽，不该告诉我这件事，说出后似乎还有些担心。最后他好像是下定了决心的样子，把声音压到极低：“我们会在冬天之前占领‘满洲’。”话刚说完，就猛地转过身，匆匆忙忙地向他工作的大楼跑去，再也没有回过头。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吃惊，朝着他远去的方向傻傻地站着，也不知道站了多长时间。待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忽然看见在我周围有十几个洋车夫，他们不停地在那争吵，原来都想做我的生意。看他们的样子，我可能已经站了很长时间。我最后决定不坐车，自己走走。刚开始时，我迈着大步走得很快，后来不知不觉就慢了下来，而且越来越慢。我一直走到了苏州河上，到外白渡桥中部的时候，我停了下来，斜靠在栏杆上，眼睛明明看着下面的黄浦江，却浑然不觉，脑中想的全都是刚才的事。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事关重大，但是又觉得可能性不大，“拿下满洲”岂是一件小事？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虽然为我提供新闻的人身居要职，以前也从来没有给过我错误的指导。如果不经过仔细调查就告诉美国总领事，总觉得不太合适。我又想，日本和中国同是国联的成员，这件事要是真的，那日本的行为不属于掠夺吗？这么明目张胆的不法之举，美国和英国会眼睁睁地看着不管不问吗？还有苏联呢，难道也会置之不理吗？

我接着往回走。到了办公室，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罗伯逊。我们商量之后，产生了一个疑问：假如日本真的要动手，那他们有什么理由呢？虽然众所周知，日本对中国有很多不满，比如：中国曾经多次破坏好几项条约，日本不满；中国正在建造的一条铁路居然和“南满”铁路平行，日本不满；中国人曾经因为水渠、稻田和属于日本臣民的朝鲜农民发生动乱，日本不满；日本的一名大佐，在沈阳西北作战地带做不合法勘测的时候失踪，后来又发现已被残忍杀害，这也让日本不满。但是，他们因为这些就要霸占“满洲”吗？那片土地足足有美国六分之一那么大，人口有三千万之多。我真的有些不敢相信。

罗伯逊和我决定前往“满洲”，两个小时之后，他买回了两张船票，是第二天上午去大连的，我们乘坐的是日本籍的内海轮船。我写了一份报告给《纽约时报》，将我听到的事情经过仔细推敲后作了转述，转述的时候我特意使用了隐蔽的语言。我还向总部提出要求，希望允许我在“满洲”、朝鲜、华北等地作大范围的长期旅行，以方便查探事情的真实情况，我还要求《纽约时报》在回复时和我一样使用隐蔽语言，当回电发到大连的大和旅馆时，一定要保证四十八小时内我能拿到。报告写好之后，我又写了一封信，是给时报驻香港记者的，要求他在香港把电报发出去，我害怕在上海会泄密，然后把报告放到了信封中。之后，我找到一艘小船，雇请船夫把我的信送到浦江下游，那有一艘英国轮船，我的一位朋友是船上的高级船员，把信交给他。那艘船当天下午就会南下。

我到大连的时候是8月6日的中午，当时纽约的回复已经到了。电文中说：“调查的事可以批准，但是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可妄加揣测。”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攻打满洲”的事已经成为街头巷尾的人饭后的谈资，日本官员无论文官武官，都认为“攻下满洲”即将成为现实，而且对这件事毫不避讳，我还有必要预言什么吗？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他们的话语中都可以听出，日本已经对中国“忍无可忍”了，日本天皇再不会对中国的公开“欺侮”无动于衷，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果断出击”，改变中国人“居心不良”的现状。到处都流传着这一类的说法。就连旅顺关东军总部的官员们，也已经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应战了，而且对这事毫不隐瞒。“南满”铁路沿线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一批一批的军备物资一直不停地被运到铁路区。日俄战争结束后，协议规定，日本在铁路区的军队人数最多不可超过一万五千人。但现在的情况是，从大连到长春，从沈阳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即现在的丹东，据我观察，这些地方安排的日军总人数差不多可以达到四万人。

不管是在“满洲”的什么地方，沈阳也好，长春、哈尔滨、大连、安东等地也好，所有的日本军官情绪都非常激动，他们毫不隐讳地说，要给张学良的军队以沉重打击，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出“满洲”。日本人对张学良“投靠”国民党的做法十分不满，总觉得让他们受了莫大的耻辱。日本人控诉说，张学良的行为使中国对日本的“不公”更加难以改正。在他们看来，张学良和南京政府已经串通一气，并且开始共同对付日本。当日本人的诉状投到沈阳总部的时候，会被张学良转到南京去；如果投到南京的话，他们又会转回到张学良那里。日本人异常愤怒，觉得除了用武力解决，已经再没有别的办法。

当时，汉城作为朝鲜的首都也不平静。朝鲜总督宇垣将军十分推崇武力，和那些“满洲”军官的观点很像。

现在还不清楚的是，中国人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所有“满洲”地界的中国官员都没有胆量评价当前的形势。张学良对此事又是什么态度呢？外人也无从得知，因为他这个时候正躺在北京协和医院中。他把住院大楼的一部分包了下来，里面还带有不少游戏室。据外界所传，他好像是得了伤寒，正在医院休养，但何时才能治好，似乎没有确切的答案。实际上，他是染上了毒瘾，每天要依靠鸦片生活，还要打吗啡和海洛因，现在已经不成人样，身体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在医院期间，他尝遍了各种灵丹妙药，希望能让自己戒掉毒瘾。他的大部分亲信也在北京，“满洲”留下的那些官员，只能在沉闷的政治局面中等待战争的到来。

美国驻“满洲”的官员，大抵就是那些领事和总领事们，并没有深刻了解所面临的局势。在他们看来，日本人的狂热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软弱的中国人必然会因日本的气势所吓倒，他们最终肯定会做出让步，大家谈论的战争根本就不会到来。我实在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路过汉口的时候，看到的是大批军用列车像长龙似的排在朝鲜境内的铁路两边。那些车上一部分车厢整整齐齐地排放着各种武器，野炮上还蒙着帆布炮衣，各种军备物资占用了另一部分车厢，有军粮、弹药和粮草。准备好的还有红十字列车，他们只等着去救治伤员了。

我每天都会向《纽约时报》发出电讯稿，从未间断，一篇篇全都篇幅很长，每篇都包含着沉重的分量，奇怪的是，我通过“南满”铁路电报局拍发时，不但没有遭到拒绝，还不加修改就发出去了。我稿子上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日本军官的谈话，日本的目的被我很直白地披露出来，我想这下报纸每天可能都要把我的文章刊登在头版了。

等我看到8月份报刊的时候，才发现上面头版没有一篇是我的。我认为很有价值的稿子，不是没有发表，就是被放到了十分隐蔽的位置，比如，第十五或者十六页的财经新闻和招聘信息之间。我只能把原因归结为，《纽约时报》听从了国务院的意见，不能把日本的虚张声势搞得人心惶惶，太过显眼只能增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不管是什么原因，总而言之，我的独家新闻没有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出来，没有受到重视，这让我感觉有些失望。

罗伯逊和我一直在外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我们在朝鲜和“满洲”地区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然后我就去了华北，到北平的时候已经是9月3日的晚上。

9月4日，也就是到达北平的第二天，我去见了纳尔逊·詹森。他当时还任公使一职，大使是后来任命的。我过来向他汇报一些情况，包括在“满洲”地区和朝鲜调查的结果，同时还带来了当时发出电报的副本，厚厚的一沓，把整个文件夹都塞满了。还有一些内容，是新闻提供者要求不可公开报道的，我都告诉了詹森。他的表情好像挺认真，可我能感觉出来，他并不认同我的观点，而且并不十分关心我谈论的话题。看来，美国国务院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所发报道的重要性，所以，也并没有提出要求让驻华公使调查此事。事后我发现，自己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几个月后，当我再次见到詹森公使的时候，他才很客气地向我表达歉意。

他说：“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我当时以为你只是凭空乱讲的。直到9月17日的时候，我见到了福开森博士才明白事情的真相，他也是从“满洲”过来北平的。他描述的场景和你9月4日时所讲的内容完全一样，我发现自己错怪你了，那时才开始重视起这件事。那天福开森博士离开后，我马上向美国政府作了汇报。”

“九一八事变”，即“满洲”事件终于在9月18日晚上爆发了。

我在9月4日和美国公使见过面之后，开始意志消沉：自己的努力不被理解，明明白白的真相没有人相信。后来，我与平津地区的日本领事馆和军方官员又见过几次面，还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做过深入交谈，这让我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发生在远东地区。

无奈之下，我找到了端纳，他是张学良的顾问，来自澳洲。他在1931年时曾跟随张学良，后来又成了蒋介石智囊团的主要人员，地位非同一般。我觉察出，端纳相信了我说的话，可是又说，这件事有些难度，因为少帅还在医院中，那里的警备又异常森严。

还好，我总算和少帅见了一面。他被烟瘾折磨得面容憔悴，刚看到他时，我真有些不敢相信。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是在1926年秋天，他当时身体健壮，意气风发，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到了现在，仅仅隔了六年，民国时期有名的美男子却成了如今这副面孔，他的身体和精神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我把在“满洲”见到的情况简单地向他描述了一遍，说希望他能够站出来挽救“满洲”，不但为他自己，也为了中国，然后询问他打算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看他的表情，好像对我说的大部分内容，他都似懂非懂。临走之前，我留了一份电讯稿的副本给端纳。他向我承诺说，张少帅不会让我白来，一定会给我一份有价值的声明。

后来，我确实拿到了所说的声明，可是它根本就没有公开的必要。内容全都是一些陈旧、空泛、不切实际的论调，说什么希望能和日本这个好邻居继续友好地交往，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仍然按照曾经商议过的方法来处理。尽管没有一点儿实际意义，但作为中国方面对此事唯一的态度，我最终决定还是要发一封电报。

我想亲眼目睹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发生，所以打算再次回到“满洲”。没想到这时却收到了时报发来的指示：要求我回到上海，之后再赶到南京，过去对查尔斯·林白上校（首位驾飞机进行环球旅行的人）夫妇进行采访。

他们当时是第一次驾机旅行。旅行的路线是从阿拉斯加启程，经过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和日本，然后进入亚洲。到中国停留的第一站，是当时的新首都南京。

日本随时有可能展开对“满洲”的进攻，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不能引起美国驻华公使的重视。只有宋子文看清了这件事有多么重要，他把这件事详细地报告给了总司令。

作为一名驻外记者，经常会因为职业道德问题而烦恼不已。当时是日本高官亲口告诉我他们将“攻下满洲”，这样我才去了“满洲”和朝鲜。到了那，在我调查的过程当中，那些日本官员和我交谈没有任何顾忌。我如果把从他们口中得到的情况告诉给南京政府，说多少比较合适？从我个人感情的角度来看，我非常乐意把所知道的一切全部告诉宋子文先生。可是，我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不能这么做。某些日本高级官员暗地里告诉我的消息，我实在没有办法，不能相告。

最后，我想到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在“满洲”所发电报的副本交给宋先生。这样做，和我平时坚持的原则是不矛盾的。这些电报已经不属于机密文件，大多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了。假如中国政府想得到，可以从美国再发回到中国，只是花些钱的事。

我讲的每一件事情，宋先生都听得很用心，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还是做了一些准备的。尽管如此，就张学良的情况而言，即使有准备，恐怕也不会起到什么大的作用。更何况，蒋总司令当时的心思全花在“剿杀”共产党的事情上了，政府方面的工作则全部集中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上。那场洪水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三千多万人都失去了家园。

林白夫妇预定的抵达日期一再往后拖延，我在南京等待得真是心急火燎。之后，他们终于在等待中出现，该报道的也报道了，可是因为洪灾的缘故我回“满洲”的想法却无法实现。自从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我就天天请求《纽约时报》允许我赶到“满洲”，林白夫妇的新闻则交给合众社去采写。我的电报每次都是发给弗雷德瑞克·伯查尔的，可每次回复的电报下面都签着“詹姆斯”的名字，就连回复的内容也总是那几个字：“跟紧林白。”后来我才搞明白，自我到《纽约时报》参加工作的时候起就任代理总编的伯查尔，被派到了欧洲任总管一职。现在《纽约时报》的总编辑一职已经由原来伦敦分社主任艾德温·L·詹姆斯担任。总部这么大的人事调动，我却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林白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他十分野蛮，不讲礼貌，还自以为很了不起，他不愿意和记者接触，更不乐意被宣传。负责采访他的所有南京的外国记者都很讨厌他，还有人说他“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所有的记者都非常喜欢他的太太，甚至为她嫁给那样一个蛮横无理的人感到惋惜。林白夫妇提出建议说，很乐意驾驶飞机帮助中国政府查探洪水造成的受灾区域，也很愿意帮助中国政府给被困的区域投送食物和医药。他们要求的工作危险性很高，但也是很必要的。

9月的那些天，我受尽了痛苦和折磨，这种感觉是第一次出现。大部分南京城都被洪水包围着，连着好几个月，洪水都没有减退的趋势。街上的水中漂着很多尸体，水由于长期不流动，又浸泡着很多杂物，不但变得发黏，还散发着呛鼻的臭味。我住在桥屋饭店里，饭店的一楼全部被水浸泡着，进出店时，人力车夫不得不着到腰部深的水过去。密密麻麻的蚊子乌黑一片，到处都是以腐肉为食的苍蝇，真是恶心极了，每天都炎热无比，那些食物根本就没法下咽。我被大水包围在饭店中，任日军在“满洲”打得火热，我也没有办法可以离开。

后来，林白夫妇驾着飞机去了长江上游一带，查探汉口的情况。记者们慢慢地不再热衷于夫妇俩的日常活动。到10月上旬的时候，我终于可以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了，想马上起身赶到大连。可意外在这时却发生了，林白夫妇又一次耽误了我的行程。事情是这样的：林白夫妇的飞机不幸坠入长江，损失极为惨重，他们的欧洲之旅也因此而搁浅了。

在汉口的时候，林白夫妇在水上飞行期间，找不到飞机可以停靠的地方。美国也没有在那里安排航空母舰。还好遇到了热情的英国人，他们允许林白夫妇使用“赫尔墨斯号”轮船船舰。此舰就停在汉口，是英国的运输舰。飞机不飞时，林白夫妇可以在船上吃饭睡觉。飞机还能停靠在轮船的甲板上，接受英国水兵的细心保护和修理。

林白夫妇在一天早上驾驶飞机起飞时，机翼不小心碰到了江水，眨眼之间，整个飞机倒翻过来，坠入了江中，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飞机上的林白及其夫人也都掉入水中，水流很急而且十分混浊。幸运的是，林白夫妇很快被船员们用救生圈和船钩救了上来。

纽约总部听说这件事后，很是高兴，马上就发来了电报，指示我：“速将林白事故的照片寄来。”飞机失事时，位于长江上游，离上海有六百英里，停泊的地方又在江中心的位置，所以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呢？水灾发生后，江面的宽度已经达到六英里左右。很明显，如果真的有照片，当时只有军舰甲板的位置上可以拍到。想去汉口也不好办，当时在上海和汉口之间，既没有民用轮船也没有火车，唯一的办法就是乘坐江轮过去，可江轮的速度简直慢得无法想象。

没想到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据说，“赫尔墨斯号”轮船会到江苏，过来把林白夫妇和失事的飞机送到上海。纽约总部在“赫尔墨斯号”轮船到达上海的前一天晚上，给我发来一封电报，上面说，林白夫人的父亲去世了，她的父亲是美国的参议员莫罗。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已经被一艘舢板送到了吴淞口，在那迎接“赫尔墨斯号”轮船的到来，很长时间，我的心情都兴奋得难以平静。我知道军舰如果想进入黄浦江的话，就一定要在吴淞口等待涨潮，所以我先到那里等待。当然，不会只有我一人想到这点，其他记者也想到了这个办法，尽管如此，军舰到的时候，我还是抢在前面，第一个找到了舰长。他是苏格兰人，一副乐呵呵的表情，当然这个人还深深懂得金钱的作用。

我提出此次前来的目的后，舰长先生带着苏格兰特有的腔调说：“不错，我这的确是有些照片。”看他的得意样，好像捡到了什么宝贝似的。他紧接着又说：“胶卷都已被我收起来放在保险箱中。海军条例中要求，飞机起飞时不得拍照。因此，从法律上讲，这些胶卷和没有一样。我本来是想把那些胶卷都卖了，能卖五百块中国货币也就行了，然后把钱当作本舰的娱乐基金。幸亏有林白先生的提醒，他说这套胶卷在美国能卖五千美元，真是太厉害了。如果你想要的话，那就这个价吧，换成英镑，也有一千多了。拿到这笔钱，就给英国海军官兵的家人做些好事吧，不如在英国某家医院中捐个床位，就叫赫尔墨斯·林白纪念床位。”

我因为他提出的价格而吃惊了很久。随后跟过来的美国记者们，也都觉得无法接受这个价格。那些人来自不同的报社，包括：合众社、美联社、《纽约先锋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林白和“赫尔墨斯号”轮船的舰长先生大概是想钱想得糊涂了，我们都这么想。

我马上给《纽约时报》发了电报，说了这件事。《纽约时报》以惊人的速度给了我回复，答应他们提出的价格。我有些惊讶，难道《纽约时报》也不正常了吗？不过，《纽约时报》答应的同时还提出了几个要求：这些照片的销售权在六个星期内，归《纽约时报》独家拥有；对方必须向《纽约时报》提供三组冲洗出来的照片；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纽约时报》有权向外界透露照片的价格以及出售照片的钱将用往何处。对方也接受了《纽约时报》的要求，于是双方签订了一份合约。后来，事实证明，《纽约时报》的付出为他们挣回了一倍，所以应该说他们很精明。到了正式交易的时候，却碰到了很尴尬的事情。《纽约时报》在中国的分社有一个最高可以透支使用的金额，我每个月可以从里面提取一定数额，用来支付员工的薪资和维护日常花销。恰好要交钱的那天，我最多只能从中取出五百美元来。我马上给《纽约时报》发去电报，要求总部以最快的速度汇来五千美元。当时正好是周六，总部回复说，周一会把钱汇来。我拿着电报来到“赫尔墨斯号”轮船，让舰长看了之后，他马上把答应的三套照片交给了我，每套有三十二张，记录得非常完整，发生事故和营救的整个过程都包括在内了，简直就像从拍摄好的电影胶片上挨个剪下来的所有片段。

我把三套照片分别发往了不同的三个地点，一套寄到纽约总部，一套寄到了旧金山《纽约时报》分部，还有一套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寄到了德国的柏林分部。

纽约总部一直习惯把钱汇到中国银行，星期一我过去提款，银行却告诉我里面只有五百美金。难道是发报的时候或者是翻译报文的时候弄错了？我提出疑问，银行与纽约总部核查后，再次确认只汇过来五百美金。我给《纽约时报》发电询问时，才知是财务部门给搞错了。

带着《纽约时报》发来的解释电文，我来到“赫尔墨斯号”轮船拜访舰长，听说后，他表示原打算第二天早上就启程回香港的，这样只能再推后二十四小时。他用香槟鸡尾酒款待了我，对不能按时拿到钱的事情只是表示有些惋惜。

第二天还是没有收到钱。我经过查证后得知，那天正好是纽约的假期——哥伦布假日，银行不上班。没有办法，我只好再次来到了“赫尔墨斯号”轮船，向舰长说明钱仍然没到的原因。他很无奈地又一次推迟了启程日期，并且很热情地招待了我。

事情真是凑巧，美国过完了哥伦布假日，又轮到了中国的双十国庆假日，所有的银行都没开门。我只得又找到舰长解释，同时表达深深的歉意，舰长的耐心已不如往日，但还算比较客气地招待了我，只不过将香槟改成了杜松子酒。

待银行开始上班后，又没钱了，中国银行和其他所有银行都没有。我猛然间想起，《纽约时报》还有个账户设在花旗银行的上海分行，那里还有我的个人账户。事情已经不能再拖了，我拿着这几天收到的厚厚一沓电报来到上海分行。分行经理是查尔斯·R·贝内特，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好朋友。

我看到他张口就说：“贝内特先生，请你借给我四千美金。”

贝内特一副嘲笑表情，同时还有些惊奇。

他说：“是哪条船要起航了吗？”

“没错，是‘赫尔墨斯号’轮船。开之前他们要先拿到我的五千美金，可我只能交出一千美金。”

贝内特同意了我的请求，并让仆人去给我开支票。我们一边抽烟一边闲聊，等着送来支票。过了一阵，工作人员开好送来了，贝内特顺着办公桌把支票推到我那，说：“给，他们那照片真值钱。”表示完谢意后，我拿起支票放进钱包。

贝内特好像挺忙，拿起一沓纸可能急着去工作，说：“一切顺利，再见。”我心里觉得好笑，表面却装作没事人似的：“咱们这个，不需要什么手续了吧？”

我做出想往外走的样子，他马上喊住我：“你想得容易，回来签字。”

我把支票和那一千美元的现金如数交给了舰长先生，这次的款待又换回了香槟鸡尾酒。“赫尔墨斯号”轮船终于在第二天启程南下了。只是，舰长口中的“赫尔墨斯·林白病床”完全是他胡编乱造的。那些水兵被没收了照片又没拿到一分钱，一怒之下把舰长告上了伦敦海军法庭，状告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直到两年以后，海军法庭正式通知我说，那笔钱已经平均分配给了那些拍照的水兵。在那几个水兵眼中，五千美元已经算是很多钱了。

我把钱交给“赫尔墨斯号”轮船之后，总算有时间坐船去“满洲”了，这次终于如愿。我再次回到上海的时候，离圣诞节只有两天了。

“满洲”发生的事情一直无法引起《纽约时报》的重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对日本的行为，美国和英国政府都已经提出抗议，中国政府也因此请求国联出面解决。最终，日本东京外交部、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和日本驻英国伦敦大使馆都再三承诺，等局面稳定下来以后，日本军队会立即撤到“南满”铁路区内。

日本政府请求美英两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那样只能使军国主义分子受到刺激，从而形成强烈的排外情绪，进而开展激烈的排外行动”。他们还暗地里向美国国务院和伦敦唐宁街保证，日本政府即将被“自由派人士、知识分子和金融家”控制。到时，“残暴的军国主义分子”就会彻底失去声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听命于政府。

日本的保证外加请求，显然收到了成效，美英两国都选择了相信。国联根本也指望不上，他们只会派个调查委员会，到“满洲”也只是做做样子。

危急情况经常会出现，每次出现都会有人站出来保证危机马上会过去，因为军国主义分子马上就会被“自由派人士、知识分子和金融家”控制。美英两国对于这些没有根据的说法，每次都会坚信不疑。“满洲”在他们看来就像幻景一样，已经消失。

1932年上海之战，即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说的就是上面那些话，被接受了；日军几年之后在天津周围扫荡的时候，又重复了那些谎话，可竟然再次被接受；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他们还是那些话，同样地还是被接受，中国这次终于觉醒，他们开始了持久而艰难的抗日之旅。就在那年12月，兴致高昂、肆无忌惮的日本人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这个计划已经密谋了很久，是一场血腥、野蛮的大残杀，同时，他们还把美国炮艇帕奈号和两艘标准石油公司的邮轮同时击沉在了长江，又把英国的瓢虫号和蜜蜂号炮舰用炮击毁了。即使这样，那些谎言仍然一如既往地被接受。

日本人的谎言一直从1931年9月18日讲到1941年12月7日，我们听了整整十年零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一直被日本人制造的假象蒙蔽着，轻易地相信了他们那么长时间，1941年12月8日，最终换来的是众多美国水兵、飞行员、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的坟墓，死去的人都是些年轻的军人，有三千名之多。他们是前一天日本用卑劣手段袭击珍珠港时死的，都死在了日军的炸弹和机枪之下。

二　日本的野心

我到达“满洲”地区时，日本的大举进攻已经开始了。日本军队长途跋涉地迅速进入中国，展开了早就计划好的大阴谋，他们想把整个东亚都据为己有。

从一开始到1942年4月，日本在十年半的时间里，所到之处都是捷报频传。期间遇到的打击就是台儿庄之战和后来在长江附近的几次败仗。1942年4月，巴丹美军投降，缅甸被侵，之后日本军队一直扩展到了南方的帝汶岛和离岛不远的新几内亚。而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只有短短几百英里的距离。

日本的总人口有一亿之多，“沈阳事变”爆发时，他们遍及日本当地、朝鲜和中国台湾，还有好几百个太平洋岛屿。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942年4月时，归日本统治的人口总数有四亿五千万之多，相当于世界总人数的五分之一。日本把印度以东整个亚洲地区的白人全都驱逐出去，只留下了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人。

日本人绝对不会因为战败而吸取教训，从此不再崇拜军国主义思想。他们就算是失败了，也会以自己的行动为豪。日本人必须要实施新教育，整整一代之后，才有可能丢掉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想。这十年间他们做下的事情，当现在的日本青年人到了老年时，依然不会觉得那些是他们的耻辱，不会认为日本人的行为是一种侵略，是一种血腥、野蛮的大残杀。相反，他们会觉得1931年到1942年间，是他们最辉煌的时刻。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成功过一次，那么就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田中备忘录》的内容都是真实可靠的，但是日本人完全不认可这点。直到现在，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在照着这本书实行自己的扩张计划。如果说他们所依据的那本书是别人写的，最后署的是田中的名字，那恐怕全世界的人都不会相信，其中也包括东京的各位政府官员。

日本人可能把世上的其他民族都看成了傻子，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有可能是，日本人没有一点儿幽默感且愚昧无知，或者他们都是技艺高超的演员，不然我实在很难理解他们的行为。

举一个例子来说，那位8月份时曾经告诉我日本将要“攻下满洲”的日本官员，当我1931年10月中旬再次回到“满洲”的时候，他把我带到了沈阳及长春的新建军人墓地，让我看那些日本兵的坟墓。他带着一副严肃的表情，给我讲述他对中国人的不满，说日本人还没有宣告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就突然发起了进攻，在他看来，中国人很狡诈，而且很嚣张。

外国记者那年秋天到入冬时分大都住到了沈阳的大和饭店。记者中大约有一半多都来自美国，其他国家按照人数多少依次是：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瑞士只有几个人，所有的记者加起来最多时有八十多人。不过，这些记者的总数也没有日本记者多，只是他们大部分都住在比较便宜的日本小旅馆，很少有人住在大和饭店，大和属于西式饭店。

大多数有些实力的国家，除派了一部分记者外，还派出了陆军和海军武官驻扎在“满洲”。这时，出现了最大的信息生产厂家——大和饭店，只是这些信息的可靠程度让人心生怀疑。所有记者都在努力地探听消息，所以独家新闻就很难到手。有的报社不管消息是否真实，只要它能够使人听了感到震惊，就算达到目的，因此被派出的记者也遵循这个原则进行报道，造成谣言四起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别的记者不得不站出来进行更正。以出售新闻为生的一些人，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曾跟随日军到过战争前线，在零下四十度的天气中和士兵们在战壕里挨饿，而事实上，他们的新闻只不过是从大和饭店的酒吧和沈阳总会中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那样说只是想让自己卖的新闻更有震撼力。

美国驻沈阳的官员中有一个人，他对待记者的态度简直和林白一模一样，十分厌恶。他有很多次都对我隐瞒了事情的真相，比如，当日本人用残暴狠毒的手段对待美国人时或日本人非法干涉美国教会组织的时候，他总是不承认他所知道的详细情况。其实我早就已经知道，关于那些事的详细报告就放在了他的桌上。

像他那样的官员其实不在少数，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从记者口中打探消息，向华盛顿报告时，自己就成了获得重要信息的有功之臣。有一次，我对他编出的谎话实在无法容忍，当时就和他吵了起来。

“都好几周了，你一直从我这里探听消息，你获得的信息却只字不提，我已经被你欺骗了好几次，你休想再利用我。不管多长时间，几周也好，几个月也好，我一定要挖到一条你不知道的独家新闻，你就等着吧。到时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你就等着挨国务院的批吧。我如果不那样做，你就永远不知道怎么对待美国记者才是正确的。”我指着他气愤地说道。

我还真挺幸运，没到三天，机会就来了，我可要好好整整那个愚昧顽固的美国官员。机会当然不能浪费。

事情是这样的：中国土匪绑架了一名传教士，那位传教士来自美国耶稣教的玛瑞诺兄弟会，土匪提出条件，让日本人拿出十万两银元、十万发步枪子弹，还有相机、胶卷、无线电之类的其他物品进行交换，否则他们就杀了人质。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纽约更是十分关心事情的进展情况。那位传教士是在日本人口中的“安靖”区被绑架的，因此，日本人也是心事重重、十分忧愁，华盛顿也提出要求，让日本尽快营救人质，日本的压力可想而知。

晚上11点多的时候，忽然有人给我打来了电话，当时正是我和美国官员吵架后的第三天。是渡少佐打来的，他是日本陆军的新闻官。在电话中他告诉我，土匪已经拿到一万四千银元的赎金，他们已将人质释放，明天上午十点人质就会到达沈阳。

我问渡是否已经告诉美国政府这条消息，他说，还没来得及通知。我说，那其他记者呢？他回答，他的名单是按照字母顺序整理的，我排在第一个，其他人正要一个一个地通知。

“这件事非常重要，渡，你听我说，我有一些想法要告诉你。当然，我不会阻止你告诉其他记者，但是我希望你现在先不要通知他们，我们先去酒吧坐会好吗？我向你承诺，在和你见面之前，我绝对不会把这条新闻发出去，一个字都不会写。”我十分诚恳地说。

我和渡十分钟后见了面，就在大和饭店。我告诉他说，因为那个美国官员太让人讨厌，我一定要给他一次教训，让这个消息成为我确定无疑的独家新闻。渡也很讨厌那个美国官员，所以就答应了我，他说可以暂时封锁消息，直到人质到达沈阳再宣布。

我怀着报复的喜悦心理，故意进行详细描写，突出细节，最后终于写完了一篇篇幅超长的报道。这条消息终于成了《纽约时报》的独家新闻，在报纸被送到华盛顿国务院的办公桌之前，他们对人质被赎出一事还闻所未闻。

我的电话在第二天中午时分又响起来了，正是那位美国官员打过来的。他说正在我的楼下，想到家中见我一面，听他的语气好像因受到了意外的刺激而非常害怕。

“我现在太忙了，顾不上。要不然，你二十分钟后再打过来吧。”我说。

然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加水的威士忌，在椅子上一边享受美酒，一边享受报复成功后的喜悦。电话再次响了，我看了下，还没有二十分钟。

我跟他说：“我的事还没有办完。你别上来，一位神秘的客人正在我这。要不这样，你先去酒吧，半小时以后，我过去见你。”

在房间中，我又故意磨蹭了四十分钟才出门，不急不忙地走向酒吧。

我真是很少看见他那副模样，像是身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样子很是可怜。他向我提了很多问题，像：那新闻是谁告诉我的；得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对消息的准确性是否进行了核实等等。

“国务院觉得他们应该在发表之前就得知那条消息，可我却没有报告。”他可怜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只是在那不停地说。我在列举他曾经做过的一件件错事，都是他对待像我一样的美国记者不该有的行为。列举完后，我大声地对他指责道：“你还不如这里的英国人，他们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新闻，而你，作为我们的美国同胞，却总是只想得到我们的消息，从不肯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任何消息！”

话说完后，我把放在上衣口袋中的电报副本掏了出来，一共四页。

拿着那几张纸，我说：“给你吧，这是电报的副本，消息是上午11点15发出去的。人质到这后，10点的时候，我对他进行了采访。关于这件事，所有的报道都已经发到纽约。纽约也已经将整篇文章通过电话告诉了《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华盛顿分社又把稿子送到了国务院。你在报告中可以随便引用我所写的内容，多少都行。你要不要说明消息的来源是谁都无所谓，随你。”我把那几张纸“啪”的一声扔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站起身就走了。这件事后，我就多了一位最好的消息提供者，就是这位美国官员。

用强力制服一个国家，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想做得既不拖泥带水又速度惊人，那恐怕更是难上加难。可是，日本人制服“满洲”地区的时候相当顺利，和这次相比，1937年后制服中国沿海地区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当然，发生在不同时间的这两件事都是对中国的霸占，因此，它们也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有大规模的杀戮行为，都曾经拿普通老百姓做过威胁，都曾经野蛮地掠夺过中国人民的财产，也都曾在经济上欺负中国人。这些也许都是进行军事侵略不可或缺的步骤。

时间不停地向前走着，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了，日本人仍然为自己标榜着恢复和平与秩序的美名。他们只要一发现零散的中国人有集中的迹象，便会指责中国人“不守承诺”，日本人维持秩序，中国人偏要来破坏秩序，于是以此为名，就开始对那些中国人进行攻击。他们每次都有理由，必然不是“自我保护”，就是保护铁路和战略通讯线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部分有钱的中国政府官员都开始走上了逃亡之路。所有的人都向北平方向集中，都觉得只要能够进入关内，进入中国的中心位置，他们就一定会安全。从家中出来时，由于匆忙，他们只顾得拿上了现金、小型的玉器、几幅字画和女性家属的一些珠宝首饰之类的东西。那些门第高贵、世代为官的人家还算幸运，他们依靠祖上与清朝的关系，在北平、天津都有房子或是农田，日子仍然可以凑合着过。那些从“满洲”逃过来，在这一无所有的中国人，日子过起来就异常艰难。

抛家外逃的中国人，他们走后，所有的财产都被日本军方没收。之后，他们就开始大肆宣扬，只要逃走的中国人重回“满洲”，帮助日军维持“纪律”，他们的财产便可以收回。日本人口中的“纪律”，就是他们掌控之下的“满洲”政权。维持“纪律”，就是接受他们的统治。很多大户人家的房子一直闲置了两年多，他们很希望主人能够回来。如果哪个中国人公开和日本人作对，他们的财产就会被变卖，收回的钱财全都成了日本军官的私人财产，就连日本的国库也得不到分毫。

很多没来得及逃走的中国政府官员，被日本兵包围起来，一家人，老老小小都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之后，日本人会动用各种手段进行威逼利诱，让他们对外公布同意支持“维持会”、“共进会”，或者让他们答应在这些组织中担任一官半职。日本人当然不会放过中国报纸，他们接管之后，安排一些汉奸负责编辑，日本人负责监督和控制。他们利用大量的篇幅来列举中国政府官员的名单，并对外宣称那些人已经归顺日本，并会全力支持日本的行动和各种日本组织，他们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蒙蔽和玩弄中国人民。

日本人快速地控制了铁路、电报、沈阳兵工厂、制币厂、中资银行和中文报纸，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已经变得强大无比。紧接着，他们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解决“满洲”货币贬值的问题，这些改革让和日本作对的抗日军官们手中的钱，一下子变得犹如废纸。

“改朝换代”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纷乱现象的不断出现，除了几个外国教会属下的学校还在上课外，其他的外文学校全部关门停课。仅留的几个上课的学校，日本人不断限制他们的教学内容，最终全部关闭。日本人占领“满洲”后，很快就接收了这里所有的中文学校并开始着手管理，这些学校再也没能重新开课。日本人把强加给朝鲜人民的制度又搬到了“满洲”，这项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满洲”的中国人不能接受水平相当于美国六年级以上的教育。有几个可以让本地人接受再教育的学校，其中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日本人，那些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学校。除了这些，日本每年还会选派一些符合他们标准的年轻的叛徒前往日本大学深造。可升学和深造的人数，加起来每年都不会超过六百人。

在侵略扩张的问题上，日本人有着高超的手段，还有着缜密的心思。他们明白美英两国的默认态度之后，马上把注意力放在了苏联身上。他们这时最大的疑问就是，苏联会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从西到东横穿“满洲”北部的中东铁路是归苏联控制的，有一千英里长。它西部和泛西伯利亚铁路系统相连，东部和海参崴的各个临海省份相通。铁路采用的是苏联宽轨系统，它是莫斯科和太平洋之间最便捷的通道。它和“满洲”北部的绵延的大山脉正好相对，顺着黑龙江（也叫阿穆儿河）北岸蜿蜒而上，它的干线就有一千英里长。

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便出现了一位响当当的英雄人物——马占山将军。日本侵略中国后，他的反抗态度最为坚决。他一直坚持在嫩江北岸与日军拼死抗争，他的爱国之情人尽皆知。防御工事被破坏后，马将军一时疏忽中了敌人的诡计，一直顺着中国控制的铁路向北，后来又经过了苏联控制的铁路，在齐齐哈尔的城墙内找了安身之地。

打着追赶马将军部队的旗号，日本人光明正大地过了苏联控制下的中东铁路。他们很快就占领了齐齐哈尔，之后还拿下了一处战争中具有显要地位的渡口，它位于哈尔滨西北地区，然后又从两面包抄，把哈尔滨给包围了起来。春天到来后，铁路又被他们向北作了延伸，一直到了阿穆儿河南岸，最终实现了他们很久以来的梦想，占领了一个重要位置。这样便为他们时刻控制泛西伯利亚铁路创造了条件。

日本人如此狡诈，苏联人拿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忍痛把一千英里的中东铁路全部卖给了日本。日本人得逞后，给那段铁路改了名字，叫“北满”铁路，而且他们还把原来的苏制宽轨改成了标准轨道，这种轨道的宽度与美国采用的轨道宽度以及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段的宽度是相同的。这样更方便了他们运输，不管是货物、士兵还是军备物资，他们都不需要再更换车皮了。

日本发起的战事不断，1932年初的时候，他们又在天津惹是生非，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清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曾经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七年。当时的末代“小儿皇帝”被人们称为亨利·溥仪先生，他退位之后，一直在天津的日本租界中生活。

日本在天津挑起事端后，趁着局势动乱之时，把溥仪带出了他们的租界，其实和胁迫没什么两样。溥仪被日本人带到了旅顺，之后又被挟持着通过“南满”铁路的列车到了一个地方，据说是十分有名的一处很有特色的温泉度假场所。没过多长时间，溥仪便又出现在大众面前了，只是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一下子就成了“首席执行长官”，接受日本人的支持。不久之后，他又宣告天下，正式“登基”，被称为“康德皇帝”，成了真正的傀儡——“满洲国皇帝”。

其实，日本攻打“满洲”的整个过程也不是没有任何阻碍，当时也发生过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日本人还曾因为那些事而颜面尽失。

其中最有趣的一件事，当属因嫩江之战而声名远扬的马占山将军。马将军在抗战期间竭尽全力，顽强拼搏，可最终还是无法成功，既然注定要失败，马占山决定假意投降。他丢下部队，自己跑到日本人那，表示愿意和日本一起为了共同的心愿和相同的目的而努力。日本人很高兴看到这个结果，为了表达日方的诚意，他们任命马将军为“满洲国”的国防部长。

当日本人对他投降不再怀疑的时候，马将军便按照计划发动叛乱。他交代自己的秘密随从把大批步枪、野炮和弹药运到了西北，之后，他从长春（后改为新京）逃出，还带着从日本人手中得来的一百五十万银元。他最终安全逃出了日本人的手掌，而且所带的东西丝毫未损，他一边撤退一边和日军周旋，最终隐藏在外蒙古境内。出了他们的辖区，日本人不敢再随便追赶，因为外蒙古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它属于苏联的保护范围。马将军脱离日本后，他仍然坚持着抵抗日军的运动，他带领一群强壮勇猛的手下经常会出现在绥远——中国最西北的地方，和日军对抗。

因马占山经常在“满洲”与日本人激烈战斗，所以日本人把他看成了第一号敌人。他和日本人作战的事迹很多，有一次，他被日本人逼得没有一点退路了，眼看就要被日军抓获，脑中忽然闪过一个想法：他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穿到了一具尸体上，那个尸体已经看不清样子，然后又把自己从不离身的宝剑和一些无关紧要的个人文件放在那个尸体旁边，自己逃跑了。日本人看到那些属于马占山所有的东西欣喜若狂，还态度严肃地把那些东西送到了东京，并且请裕仁天皇亲自过目，让他知道日军已经把“狡猾的马将军”消灭了。

让日本人意想不到的是，马占山在他们发现尸体的第二天就露面了，他向所有人证明自己还好好地活着，不仅如此，他还对日本人的愚蠢行为进行讽刺，日本人羞愧难当。因为日军的失误而让天皇也跟着遭受了莫大耻辱，有好几个人觉得有愧于天皇，为了谢罪，他们最终只得剖腹自杀。这件事之后，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反抗运动逐渐转弱，慢慢演变成了分散到各处的小股部队与日军的周旋，战斗方式也变成了游击战。时间越来越长，游击队的人数却越来越少，一直从十五万少到十万，又从十万变成了六万。大多数游击队都隐蔽在大山深处，因为山中没有路，他们就很难把弹药、金钱以及军备物资运到山中，致使抗战情况十分严峻。虽然人数在逐渐减少，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消失过，仍然会采取积极的行动，他们的人数也没少过三万。他们经常会进行突然袭击，比如：对某个城镇搞突然袭击；把某条路轨给炸了；把桥梁给炸毁；或者是对运送日兵的火车进行轰炸。日本的小股搜查队也经常会受到游击队的突然袭击，有时会被全部消灭，日本机场也是游击队攻击的对象，飞机和机库经常会遭到损坏。

日本在经济和军事上完全控制了“满洲”之后，很多有着积极心态的远东人士认为，“满洲”地区在最近半个世纪内不会再发生大的动乱。在那些人看来，日本人要把新掠夺过来的大片土地进行整治和开发，最起码需要五十年的时间。他们掠夺的土地足有五十万平方英里，那么大一片土地上当时只有三千两百万人，可它实际可承受的人口是七千万。所以那些乐观人士觉得日本人这次应该满足了，战争应该可以停息了。

我想这种观点只是他们没有考虑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意愿，或者是被日本人给迷惑了。如果所有人都认为日本控制了“满洲”就心满意足，再没有野心了，那正好就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他们正求之不得呢！他们迫不及待地等着自己在“满洲”的地位被认可，等着国际社会的承认。就算日本离开了国联，他们依旧会冲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满洲国”这个最新被操纵的国家能够正式被各个列强承认，然后在“新京”设立公使馆或大使馆，和自己控制的溥仪政府进行贸易合作，这些才是日本的最终目的。

不过，就算他们得到了目前想得到的一切，也不会就此罢休的，仍然会继续他们的侵略计划。日本在“攻下满洲”时，就只是想把这里当作一个跳板，通过它，可以入侵华北，之后便可逐步深入到黄河、山东以及长江流域，直至最后控制整个中国。后来发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反倒加快了他们实施计划的速度。

本庄繁是亚洲大陆日军的总司令，他曾经在1931年12月时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日本一定要控制平津地区和北平至绥远的铁路，否则日本将永远没有安宁的一天。平绥铁路连接着北平和绥远，途经察哈尔，全长四百多英里，沿线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本庄繁还透露说，即便是拿下了平津地区，如果不能控制黄河以北的整个华北地区，那么平津也不会安全。可见，日本的扩张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刻意掩饰。

当然，本庄繁将军对我说的那些话是有针对性的。我采访他的时候是在沈阳的办公室中，他在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采访期间，他在分析当前的形势时，会不停地在地图上画些标记。采访之后，我提出想将内容发表给《纽约时报》，他答应了，并且提出，我的电文他要亲自签发。日本在进攻“满洲”之前，我曾写过报道，但是没有得到纽约和华盛顿的重视。没想到，他们这次仍然和上次一样，我写得明明白白，却没有人相信日军将再次出兵。《纽约时报》又把我的稿子放到了报纸不起眼的角落，连国务院也不以为然。

三　拒绝诱惑

在新闻行业工作的人都知道，“预感”很重要。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你就能感觉出来，但不是经过推理推测出来的，这种感觉很有意思，是无法通过语言表达的。这感觉不是想有就有，有的人从来就没有体验过，有的虽然有过体验，但是不一定就对。就像上海的一名记者，他经常会有预感，但是他的预感从来都是错的。如果他的预感是应该去南方，那么肯定其他人大都会说应该去北方，可能其中也有拿他开玩笑的成分，但大部分都是一本正经。总的说来，很多报社记者都比较迷信。我自认为属于不迷信的一族，但唯独对“预感”这个东西，却是深信不疑。

“满洲”和华北地区在1932年1月的时候，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事件。战争从未间断，尤其是沈阳、齐齐哈尔的周围以及往西的一些地区。日本人把“小儿皇帝”溥仪精心包装之后，推到了公众场合，当然他的一切行动还是由日本人掌握。天津地区的局势也比较混乱，战事时有发生。华北地区的中国人，因为“满洲”发生的事情而渐渐醒悟过来，抗日力量不断增长，形势非常危急。这说明，外国记者只要留在北方，就不愁没有新闻。

可是预感却告诉我要到南方去。要去上海，一股无形却很强大的力量牵引着我，终于，我的感性战胜了理性，我决定跟着感觉走，去上海。我订了从大连出发南下的船票，当时是1月20日。出发时是23日中午，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沿海客轮，日资的。当日吃晚饭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一个记者南下，不禁为自己的决定而欣喜不已。

其实，我高兴的是我做了正确的决定，下午的广播中已经报道，上海的形势正一天比一天紧张。除此之外，报道内容还有：日本学生和僧人在街上行走的时候，经常会被石头砸到，据说都是中国的街头混混阿飞干的；有中国人开店销售日本货物的，抵制日货的群众把他们的货物全抢了，然后堆放在街头当众销毁；蒋介石和他的亲近下属已经向南京政府提出辞职，政府想重新树立威信，可是一点儿办法也想不出来；日本已经用含蓄而间接的方式发出一定信息，将要对中国提出过分的要求。

客轮在25日时从长江进入了黄浦江。这里狂风肆虐，风势很急，刮在脸上犹如刀割一般，天气阴沉昏暗。江面上的军舰几乎到处都是，大多都是日本驱逐舰，它们不仅粗短结实，而且十分巨大，外面的颜色全部是青灰色的，军舰的数量惊人，而且是从来没有过的。两艘舰艇之间大约相隔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它们顺着黄浦江散开，有的停在岸边，有的停在江心。甲板上的大炮已经卸掉炮衣，炮口时刻对着岸上。日本海军陆战队严密守护着江边的日本建筑。客轮向上行驶时速度慢了下来，朝岸上看时，从江边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可以清楚地看到，机枪随处可见，看样子，下一秒就有可能会发生战斗，空气异常紧张。

第二天又忙又乱，恍恍惚惚一天就过去了。形势却越来越严峻。我在上海待了那么长时间，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找到中日双方的军政最高领导。很明显，他们都清楚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都希望在开战之前让人们知道他们所在那一方的态度以及战争爆发的原因，而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报纸进行报道。

我从“满洲”回来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27日上午，我和我的助手道格拉斯·罗伯逊一块去拜见日本武官，日方接见了我们，而且很是热情。我们是想知道日本会向中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高桥少佐接待的我们，他是武官的助手。他镶着一整排金牙，每次张嘴笑的时候，总是金光闪闪。少佐外表收拾得整齐清洁，胡须被刮得一点不剩，膝内翻，他的身材在日本人中称得上是高个子，可是讲的英语却是错误不断。他为了招待我们，摆出了一大堆东西，有热茶、很便宜的那种白兰地、生鱼片、咸米饼、橙子、香蕉，另外还有暖房中的葡萄。只是有些东西上午10点时不适合用，它们的搭配很没有道理。这些点心、饮料和水果放在一块让人感觉很奇怪，没想到，他告诉我们的“信息”和这些东西一样，不但奇怪，而且没什么用处。

我们算是白跑了一趟，白白浪费了时间，也只能无奈地回到《纽约时报》的办公室。刚把外衣脱下，电话就响起来了。

“我是高桥少佐。今天晚上之前，5点半左右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我有件事要和你谈谈，很重要。”“5点半没问题。不知道你是想到我的办公室还是去我公寓呢？在家里可以一边端着酒杯一边聊，比较舒服。”

他说：“那就去公寓吧。”

“希望这次能有所收获，高桥不会像一个小时之前那样，浪费我的时间。”我对罗伯逊说。我告诉罗伯逊，假如高桥没有消息透露，他就在6点时通知我需要参加一个饭局，好让我及时脱身。按照约定的时间，高桥准时到了。他看到罗伯逊也在，好像有些不自在。我们用海波酒招待了他，遗憾的是，他没有提到一点儿有价值的消息。从始至终，他都在谈这四个月以来发生在“满洲”的行阵征战之事。5点40分，我再次要给他斟酒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让了，开始阻止。他一下子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把右胳膊伸直了，朝我走近。我心中暗喜，他终于要打破这种僵局了，就怀着很浓厚的兴趣站起身，向他伸出右手，故意说，真是遗憾，少佐这么快就要走了吗？少佐一张口就让我始料未及。

他说：“这个是给你的，请你拿着，我们国家做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善意对待。”

这时我才看清，他的手中还攥着东西，厚厚的一沓，看起来像是钱，还是日元。一日元当时相当于五角美元。

我为了躲避，急忙把手藏进了裤兜。连我都搞不清自己为什么竟然没有立即发作，直到现在也不明白，这在平时对我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仔细想想，可能是行贿发生在自己家里的缘故，怎么说我还是家里的主人呢，不能动不动就发火。

为了抑制自己的情绪，我半严肃半玩笑地说：“少佐先生，请你千万别和我来这一套。”

他仍然不肯收回，说：“没关系的，请你一定收下。”

我气得声音都有些发颤了，可他居然一点儿都没察觉，我说：“你跟我来这套是没用的，我绝不会收的。哪些记者这样做过，你和我都很清楚，他们的下场，我们也都知道。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们如果知道哪位记者收过别人的贿赂，就再也不会相信他们写出的东西，不论好坏。一旦收了，他这个人，马上就会变得没有一点价值，不论对他自己来说，还是对雇佣他的老板来说。”

他还不知趣地说：“这只是送你的礼物，不要紧的，收下吧。”

我还是没能压住自己的怒火，终于发作了。

我冲着少佐喊道：“你识相的话，马上滚出我的公寓。”然后又对罗伯逊说：“请你马上给侍应生打电话，让他们把那家伙的帽子和大衣都给我拿出去。”

我和少佐的交谈就这样不欢而散。他连大衣都没来得及穿，向我鞠了个躬，就马上退出门去。而我不但没有向他欠身还礼，还在他朝电梯走去的时候，使劲地把门给碰上了。

我太过气愤，以致把晚饭都给忘了吃，一直在屋中走来走去，想找个地方发泄心中的怒气，罗伯逊陪着我，也在那生气。突然间，我的脑海中跳出一个人的名字——肯尼，他就在上海，在距离我的住所有两条街的华懋饭店，我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立刻赶到我的公寓。他似乎有些为难，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饭局不得不参加，我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他那些话，当即用暴躁的语气要求他必须过来。

我对他说：“你一定要过来，这事十万火急，比你吃饭的事重要多了，你的老板闯大祸了。”

他听我这么一说，马上答应很快就到。

肯尼所处的位置很有些不同一般，他经常会感觉度日如年。他来自美国，曾经就职于报社，当过报社记者，在夏威夷公立学校担任过督导，当过作家，写过小说，还有其他书。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负责“南满”铁路公关方面和对外联络方面的事务。“南满”铁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所以他的工作自然也会和日本人有所牵连，但是他也算正大光明，工作起来不会失了自己应有的人格和尊严。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日本人没有过分要求肯尼的行为，不论在行为、语言还是著书的过程中，都没有让他违背职业道德的要求或者背叛美国。他向远东记者提供的信息中，也从来没有哪个记者怀疑过它们的准确性。不过，大家都觉得他的工作和官方联系太紧，因为“南满”铁路的所有权掌握在日本政府和皇室手中。他其实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儿子是美日混血儿，他们一起住在塔西提岛。

我把事情的经过跟肯尼说了一下，他知道高桥的做法后，觉得很惊讶。他毫不避讳地说这个人愚蠢到了极点，还答应我会尽自己所能对这件事做深入调查。但他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作为一名外国人，还是一个普通平民，恐怕日本军方会不愿意接受他的调查。他走之前，请求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我没有答应。他说日本人绝对没有贿赂过其他美欧记者，唯有这一次，他保证。罗伯逊和我一直在忙着写信，到深夜才写完。有一封是写给艾德温·L·詹姆斯的，他是《纽约时报》的新任总编，这封信写的篇幅最长。我在信中跟他详细报告了高桥事件的整个过程，并且告诉总编先生，第二天我会给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和美国总领事艾德温·S·克宁翰每人送一份信件的副本。除了这个，给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信件副本我会亲自送过去，还会向他们提出要求，一定要调查这件事，并且向我道歉。

当时的重光葵还完好无损，没想到，几周后就少了一条腿——被炸掉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高桥想要贿赂我的第二天晚上，上海战事（即一·二八淞沪战）就打响了，后来战斗结束，日本人胜利，为了庆祝，日本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仪式，重光葵站在观礼台，恰在当时炸弹爆炸，他被炸掉了一条腿，炸弹是朝鲜革命者事先安置的。当时站在台上的还有野村吉三郎中将，后来珍珠港事变爆发时任日本驻美国大使，他也十分不幸地失去了一只眼睛。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任命重光葵为日本驻英国大使。1943年夏天，他又被提升为日本外交部部长。这些都是后来的事。

信写好的第二天上午，我先给詹姆斯寄了封挂号信，之后便和罗伯逊带着两份副本亲自送给了詹森和克宁翰。之后，我给重光葵打了个电话，要求见他。原来我一直还挺佩服重光葵，他曾经对日本要“攻下满洲”的事表示不同意，对“一·二八淞沪战役”的爆发更是无比惊慌。可是几年之后，靠武力取胜的感觉让他眷恋不已，最后他竟然开始积极支持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从而得到日本政府的信任和重视，任命他为驻英大使。

电话接通后，重光葵拒绝了我的要求，他表示当天的时间已经被安排满。上海当时正处于一种十分紧要的危急关头，他事务繁忙也是理所当然。我告诉他，和他谈论的事情非常严重，而且事情我已经向美国政府和《纽约时报》做了报告。他听说这些后，改变了主意，然后答应我11点见面。

我提出要求让罗伯逊和我一起前去，因为他是我的证人，他目睹了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主人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坐下后，我给了重光葵一份东西让他看，是写给纽约的信件副本。

一半还没有读完的时候，他的脸就已经因为愤怒而憋得红中发黑，他抓起桌上的电话，对着话筒就喊。虽然他喊的日语我听不懂，但是他有三次提到了“高桥”。

重光葵的表情很明显是羞愧难堪到了极点。待他看完了信，一句话也没说，把信纸拿在手中，一会儿折起来，一会儿打开，反反复复了好几遍。很长时间过后，他咳嗽了两声，然后说：“我可以向你承诺，阿班，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日本陆军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真是我意想不到的。这笔钱是从哪里得来的，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请你相信，我一定会去调查。我只知道它肯定不是来源于公使馆的资金，公使馆是不会允许把钱花在这些事上的。关于这件事，我以日本公使的身份，代表日本政府，向你表示歉意。我还会向你做书面形式的道歉。还有，高桥也要代表日本陆军向你道歉，我向你保证。”

我站起身，很严肃地向他鞠了个躬，然后说，我对他的态度很满意，不过还要等着高桥向我道歉。重光葵这时又说：“我想以你朋友的身份提个要求，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报告给詹森先生和克宁翰先生，另外，也不要告诉《纽约时报》。”

“真是对不起，你的话有些晚了。我已经通过挂号信的形式寄给了《纽约时报》，詹森和克宁翰也已经收到了信件的副本。我想到你一定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了让自己没有办法答应你的要求，我寄出那些副本之后，才过来见你。”我说。

那天下午差不多四点半的时候，我和罗伯逊忙着工作，希望早点完成，因为在日本海军旗舰上将有一场鸡尾酒会，是海军上将盐泽举办的，我们俩也在被邀之列。我的中国厨师林宝在这个时候跑了进来，他高兴得话都快说不清了，见到我就喊：

“有个日本人来了，他到了公寓。”

“你让他来这见我吧。”

“他已经被我领过来了。”

林宝说完后，走到了旁边，高桥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他规规矩矩地鞠着躬进了办公室，我的厨师看任务完成就退出房间，顺便关上了门。

我朝高桥快速地瞄了一眼，同时暗示罗伯逊不要站起来。我也一点儿没动，就在那坐着，穿着衬衣，袖子还卷到了胳膊肘上，领带松得都快掉了，我也不搭理，也不披外套。罗伯逊和我差不多，同样是衣冠不整。

高桥的来意我知道，肯定是来道歉的，但是他没有穿军装。而我的要求是，他必须代表日本陆军向我道歉，他这样做，在我看来，就是故意和我作对。他上身穿着一件很不合身的燕尾服，非常美丽而且很有光彩，系着一条宽领带，上面挂着珍珠，下身穿一条黑色的条纹西裤，脚上穿着漆皮鞋，带着灰色的鞋罩，右手上放着一顶丝质礼帽，整体看起来显得非常别扭，有些不伦不类。我嘴中的烟斗也没拿出，就问道：“高桥先生最近如何？感觉还好吗？”

高桥躬下身去，他的背、颈、头形成了一条线，和笔直的两条腿形成了一个标准的直角。他的深度鞠躬姿势一直保持了好几秒，之后他才慢慢地站好，开始张嘴说话，我猜想，他一定是事先演练好的。

他故意用很慢的声音，像唱歌似的说道：“我来这里是向先生道歉的。本以为这件事对日本国和天皇是有益的。是我做错了。不应该那样，对不起，请原谅。”

对于少佐故意穿着便装来见我这件事，让我做到毫不介意，是很难的。我把两只脚故意放到办公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斗，然后抬起头，很投入地一边观察吐出的烟雾，一边随随便便地说：“你想说对不起是吧？没问题。不过，在说之前，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就像我吧，《纽约时报》是我的衣食父母，他们给我发着薪水，所以我就必须对他们诚实，全心全意地效忠于他们，尽心尽力地报道出事实真相。少佐拿的是日本政府的钱，那自然要对日本帝国和天皇陛下诚实和效忠，对有损帝国安全或政策的事情必然应该据实报告。那么请问，如果我现在就给你很多钱，你愿不愿意背叛你的国家，向日本陆军总部呈送一份假情报呢？”

高桥听我把话说完后，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看来这个人确实有些愚蠢，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层面上。

他闭着眼睛待了几秒，身体晃动了几下，就像喝醉了似的。一下子又把眼睛睁开，瞪大了双眼，然后再次深深地躬下身。

他小声嘀咕着说：“非常对不起，我当时没有想到这点。”他一边说着，一边躬着身退了出去。类似的事情绝对不止这一件，在华的日军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这只是其中一件。日本在1937年大规模地入侵中国后，更是经常以金钱作为解决问题的利器。不过，这种方法并不是每次都会成功，也有被严辞拒绝的时候。

他们企图利用金钱来左右外国记者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办法虽然略显笨拙，但也是意料之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日本的新闻界从整体来说是全世界最腐败的，和日本不相上下的大概只有法国新闻界了。日本陆军大概是从本国的新闻记者方面出发，他们认为全世界的记者可能都差不多，既然日本记者会收取赃钱作为外快，那美欧记者自然也不会例外，钱至少不会有坏处吧。

有一点让我觉得无法理解：高桥向我行贿失败后，他在陆军中的地位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升迁的速度日益加快，尽管因为这件事已经惊动了重光葵和美国驻华最高领导。这件事结束后，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仍在上海毫无顾忌地对记者行贿。他找到了一位欧洲记者，当面询问人家的薪资收入，并且表示，他愿意给人家一大笔钱，这笔钱相当于记者一辈子的薪水，但记者必须答应他的条件后才能得到这笔钱，记者要立下书面凭证，确保自己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不会变换工作，所发稿子一定要对日本有利。后来那位欧洲记者也把此事告诉了重光葵，并提出强烈抗议。

上海战事刚刚结束，高桥就被提升为中佐，后来又成了大佐。日本在一年后又把他派往了柏林，命他任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还当即提升他为少将。我相信他的名字在不久之后一定会出现在报纸的标题中。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日本一定会重用他，派他率领日军前往某个战场和美国人开战。这种事情在日本非常普遍，一个不知廉耻或不要脸的人总是会得到日本政府的青睐。

在远东地区和美国，日本为了行贿，花费了很大一笔钱。珍珠港事件过后的一年中，美国联邦法庭受理了很多受贿案件，大批的美国人遭受检控，因为他们为了替日本政府宣传而收了他们的巨额贿赂，这种情况在检控记录中数不胜数。英国遭控诉的人数和美国比起来毫不逊色。

现在想起高桥贿赂我的时候还有些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接了他的钱点点到底有多少，然后再扔给他，那样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他们眼中值多少钱了，现在再也没办法弄清楚他当初想给我的具体数目了。

日本政府又想笼络我，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这次，日本派了驻南京总领事亲自出马，他是我相交很多年的好朋友，叫须磨弥吉郎。他从南京专门赶到了上海，一天，他特意请我一个人去和他见面。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很多年来，我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去什么地方都会叫上罗伯逊，为的是如果有人怀疑我的报道不准确，他可以给我证明。

见到须磨弥吉郎后，他告诉我，肯尼马上就要退休，离开“南满”铁路的工作岗位。

他又接着说：“他退休后，我们想找个美国人来接任他的职位，你那有合适人选吗？工作要求经常出差，都是到美国和欧洲的大城市。这个职位由“南满”铁路和外交部共同领导。职位名称是外交部顾问，工作的内容完全公开，没有一点儿秘密可言。他将会得到我们提供的住房，一所别墅，在大连的附近海湾，旅行和文秘人员的花销由他决定。不过，最好是一个能力好，有丰富经验的报社记者，你能帮我推荐的话，我会非常感激。”

我想，看来这个工作要求挺高，能力和人品都要好，谁比较合适呢？思考很久之后，我终于想到了一个人。我说：“有一个人，如果他愿意的话，其他方面应该不成问题，叫艾奇·斯迪尔。”斯迪尔正在做环球旅行，他在远东不会停留太长时间。他加入《纽约时报》后曾经在“满洲”、南京和北平做过驻地记者，一直为我工作。后来他离开时报，到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社。我一直都很喜欢他的能力和正直气概。

须磨弥吉郎听了我的话后，眼睛斜视着我，用一种似乎很感兴趣，又觉得可笑的表情观察着我，然后慢慢地说道：

“以为你推荐的人会是阿班，我们觉得他很适合坐这个位子。”

这话让我十分惊讶，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就在那呆呆地望着须磨弥吉郎。过了一会儿，我问他，计划给我多少薪水，他说出的数字，又一次让我惊讶不已。最终我没有当场答复，而是告诉他，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考虑好再回复他。

晚上，我回到家后就开始写信，一直写到深夜。第一封写给了在洛杉矶的母亲，信中谈了我自己对日本的想法。我表示对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充满疑虑和恐惧，而且认为美国最终有可能会和日本展开对决。我也表示，假如得到这份工作，或许可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维护和平。我还在信中告诉母亲，如果得到这份工作，会让我们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以后的生活也会更有保障。之后，我又写了封信给《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H·苏兹伯格。我在信中说，想知道在我将来退休后会得到时报什么样的保障。假如我接受了日本的那份工作，在他们要求的五年期满之时，我很容易就能省下十五万美元。我想了解一下，《纽约时报》将来的保障和那份工作会有多大的差距。在信中我还指出，我还要供养一个年老的守寡母亲，还很有可能我会在她之前离开人世。这件事情最终以我的拒绝而结束，我辜负了日本人的一番盛情。后来我还会经常提到，我所错过的，可是唯一能让我飞黄腾达的机会。一年后，日本进入华北大肆侵略，开始为侵略整个中国做准备，他们大量走私进口货物，天津以北的沿海地区成了他们的活跃地带。日本的行为最终让自己卷到了与美国的战争中，他们只能眼睁睁地接受，没有一点儿别的办法。直到那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决定多么正确，真是庆幸没有被须磨弥吉郎的诱惑迷昏了自己的头脑。

四　一·二八事变

我和重光葵见面后没过几个小时，就让我当初南下的预感慢慢地变弱了。从驻华公使和我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来，日本目前的兵力大部分都集中在“满洲”和华北地区难以抽身，他们并不想这段时间内上海再出现战事冲突，因为那样有可能会激发抗日运动迅速扩散，如果到了长江流域，集中在这里的日华贸易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我曾在上一章中提过，1月27日上午的时候，我为了知道日本对华的要求找过高桥少佐，但最终什么也没得到。让人意外的是，1月28日下午，中国政府就乖乖地接受了日本言辞粗鲁的最后通牒，上海市长还签字表示当即生效。这样看来，日本的计划基本成功了，上海的局势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变化。

1月28日晚，日本舰队司令盐泽举办鸡尾酒会，邀我参加。临去之前要做些必要的准备，刮刮胡子，换上衣服，做这些的同时，我还在后悔离开遍地新闻的“满洲”来到这里。我原本打算在参加宴会时可以向司令打探一下上海危机的内幕，可现在不抱什么希望了。他跟我说的，大概都是些迫使中国接受日本要求的理由，那些话没有一句不是在替日本做辩解。

我们前一天就已经定好了约见时间，是下午5点，在上将的舱房。参加人员有罗伯逊、上将本人和我。上将以鸡尾酒、鱼子酱热情地款待了我们。

上将的言语和表情中并没有表现得多么高兴，看来中国政府的言听计从并没有让他兴奋。他最后说，实际上他们的计划和中国政府是否答应那些要求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他说完了这句话，就丢出了一个重量级的信息。

他的英语水平很高，用词准确，说话十分谨慎，要仔细斟酌之后才肯出口，所以语速自然非常缓慢。他说：“闸北的情形让我很不满意。你们知道，上海闸北地区的中国人大多都是情绪高涨的反日分子，他们差不多有六十万人。可是在这里开店的日本普通百姓和他们的家人，一共只有六千人，差距实在太大。有消息说，这里的中国警察有很多人离弃了自己的岗位，很有可能将要发生暴乱或是抢劫。鉴于这种情况，我会在今天晚上11点派海军陆战队进入闸北，让他们负责保护日本同胞，维持秩序。”

“可是中国人一定会反抗的，那就意味着战争将不可避免。”我打断他的话说。

他说：“目前的情况是，上海根本就没有日本陆军，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陆军全都在‘满洲’保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这里只能由海军来负责保护。”他一边说着，一边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明白他的意思，陆海军之间一直在互相争斗，这种事情不止美国一个国家有，日本也不例外。

我们无心再做停留，立即登上舰队司令的小艇，朝岸上直奔，心情紧张得总觉得路上的时间太慢。在上岸之前，盐泽还在那一个劲地向我敬酒。于是，我只得又多喝了两杯鸡尾酒，可总感觉那是我这一辈子喝到的最没有滋味的两杯酒。我当时只顾得想那条消息了：如此重要，很有可能成为我的独家新闻呢。我实在无法将心思都转移到喝酒上，只想马上就把电报发给《纽约时报》，以便可以刊登在最近一期的报纸上。

待上岸后，我急匆匆地赶去写稿。为了赶上发稿，我每写完五行就发一次电报。整篇报道一共发了三百字。发完后，我马上给美国总领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这件事。他听后很是惊慌，我以为他是在替上海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担心，没想到却是担心美国人民会因为我的报道受到惊吓，何况他认为这消息并不一定准确。

“你的消息一定不可靠。日本总领事半个小时前还到我这里来过，他承诺说，日本提出的书面要求中国已经接受，所以，危机已经不存在，也跟着结束了。你说的事情没有发生，闸北没有发生混乱，更没有暴动或是抢劫。我要求你千万不要把消息发到美国，那样只能造成毫无必要的恐慌。”克宁翰在电话中说。

我向克宁翰说了对不起，稿子已经发出去，我不会把它取消。盐泽司令既然同意我报道这件事，肯定是他觉得这件事有报道的必要，我没有把它隐瞒起来。我还告诉克宁翰，日本海军眼看着陆军在“满洲”耀武扬威，占尽了风头，自己却窝在上海什么也做不了，他们现在很是焦急，正在寻找打仗的机会呢。

我最后跟他说：“等到11点15分，我们再联系吧，到时候你的看法或许会有所不同。”

接下来的时间，我开始自己做准备，以便更好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事。我找到一辆出租车，租了下来，没有确定租期，因为有可能是无限长。之后，我给宋子文去了电话，将从盐泽处得知的消息告诉了他，并说我已经把内容发给了纽约总部。罗伯逊和我抓紧时间吃了晚饭，然后我们准备了很多空白电报纸，又预备了足够的复写纸，因为每份新闻要保留三个副本。

在我的公寓就可以将黄浦江及外滩一角、外白渡桥和日本总领事馆尽收眼底，因为这里是在圆明园路，而且我住在六楼。可以将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的地方看得很清楚，日本领事馆就在交汇处的左侧。晚上10点，天空下起了小雨。罗伯逊和我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已经是10点50。我们头上戴着帽子，身上穿着大衣，目不转睛地看着虹口方向，还一边竖着耳朵，不想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我们注视的位置是日军的保护区，是租界的一部分。我请来的出租车就停在楼下。

海关大楼上的钟声连着响了十一下。之后，城市在黑夜中又变得寂静无声。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走着，一下，两下……四分钟过去了，仍是一片寂静。

11点5分，远处传来了两声很清晰的枪声。罗伯逊和我都紧张地屏着呼吸。

间隔不到几秒，传来了机关枪突突突的响声。我们一秒都不敢耽搁，迅速冲出屋门，到了步行梯，迈着大步快速地跑下楼梯，电梯实在太慢。到了楼下，赶紧钻进出租车内，让司机马上过苏州河，从邮电局大楼那，沿着四川北路前行。

几个连的海军陆战队都被日本人调派了过来，他们穿过公共租界的边界，进入了闸北地区。每队士兵中都安排两个人负责举着火把引路。中国的狙击手便借着火光一个挨一个地射击，百发百中。没过多长时间，中枪倒地的日本士兵就躺满了通往上海铁路北站的街道，他们有的受伤，有的已经死去。当时正是1932年1月28日晚上，日军在那之后，战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类似当时的错误，现在是不会再犯了。

当天晚上是十九路军在闸北驻守。这支队伍的纪律严明，有高度的革命精神，而且他们早就恨透了侵占中国领土的日本人，抗日情绪特别高。战事开始后不到十分钟，指挥官就命令熄灭光源，闸北顿时漆黑一片，只有日本人举着的火把照亮了自己。当日本人明白过来，命令熄灭火把之后，他们依然暴露在附近公共租界亮着的灯光中。去年9月，日本陆军攻打“满洲”的时候，刚到沈阳附近，中国人就已经慌忙逃窜，如果今天的盐泽司令仍然抱着这种想法，那他真是完全错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终于有所醒悟，11点15分的时候，他们派出一批队员，骑着摩托车沿着四川北路的大部分路段飞快行驶。他们在摩托车上架着机关枪，边行边射，将所有路灯射得一个不剩。街道两边的楼房也是射击的对象，二、三楼的窗户几乎都被射毁。奇怪的是，那条路上的邮电局以南的四个街区，他们丝毫未动。所以，邮电局到河南路那一段，依然是灯火辉煌，交通也是畅行无阻。

到11点半的时候，战斗继续蔓延，大而嘈杂的战斗声传遍了整个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上海市中心竟然发生了一场战斗，实在有些让人无法理解。因为这个，随着战斗的发生，还出现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畅行无阻的路段，不停地有各色各式的汽车成群结队地开过来，直到禁止通行处才停下。从车上下来的人有男有女，一伙一伙都是美欧人士，他们都穿着晚装，在那有说有笑，气氛欢快热烈。他们大概都是刚从戏院、酒店和家庭宴会中出来，听到这里有“热闹”，所以就过来看看。下着雨的街道上泥泞不堪，他们站在那点上烟，时不时地把酒瓶打开喝几口，或者如果周围有还没关门的咖啡馆，就买来三明治和热咖啡，在那一边吃一边聊天。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会搞成这样呢？”

“是日本挑起来的，还是中国？”

“希望小日本能够好好给中国人些颜色看看，要不然那些中国人实在是骄狂无知。”

“是的，把这差事交给日本人处理，如果他们能教得中国人明事理，那白人就不用麻烦了。”

这些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只顾在那胡乱猜测，脑子里充满了帝国主义思想，而此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还在河南路上忙碌着，他们在用铁丝网封路，用沙袋垒起掩体。

罗伯逊和我再三请求司机顺着一条小街把车开到北站，司机最终照做，而且把车灯开到最亮。车拐弯时，有一位日本士兵正在拖着一架机枪向前爬行，车一拐弯，他完全暴露在了车灯下。

马上有一名日本军官站起身来，愤怒地喊道：“愚蠢的家伙，赶紧把灯关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早就有无数的子弹打了过来，冲着暴露出来的日军一阵狂射，就连周围的屋顶和窗户也受了牵连。说话的那位军官刚才还怒不可遏，枪响后，只见他的双手举在空中胡乱动了几下，又发出了几声很奇怪的声音，然后就不声不响地倒下去了。只见另外一名日本士兵用枪朝着一盏车灯射过来，灯马上灭了。司机立即熄灭所有的车灯，急急忙忙地往回倒车，在那一段路上，垃圾和烂泥把车子弄得不是向左滑，就是向右滑，待车子掉过了头，速度猛增，飞一般地驶回了亮着灯的四川北路。这里还和刚才一样，那些人还站在那里，一边享受，一边看热闹。枪声虽然不是十分密集，但时不时就会有子弹从空中飞过，有时会打到很近的建筑物上，那些人仍是毫不在乎。这些画面就像是恐怖片中剪辑下来的一个个片段，整个事件简直一点儿都不合乎情理。

接下来的时间中，罗伯逊和我一直在工作，我们不停地交替进行。他在现场观察的时候，我就坐着出租车回到办公室，急着写稿然后发出去，完了之后，我再回到现场，让罗伯逊回去写，我在那观察情况。整整一个晚上，我们都是这样度过的，每半个小时换一次班。一晚过后，桌上的复写纸堆了厚厚的一摞。厨子也整个晚上没有合眼，他不停地为我们送来热咖啡、冰啤酒和三明治。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一直坚持了整整四天的时间，在那四天中，我们的衣服除了淋浴时从来没有脱下过，更没时间在床上躺一下。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便决定，轮班时间改为两个小时，这样在家的人可以在沙发上休息会儿。又过了四十八个小时之后，咖啡和啤酒已经对我们完全失去了作用。我们只好就用三明治和炒蛋来糊弄一下肚子，有时候也把碎冰和苦艾酒当作对自己的犒赏。战事开始后的第一个早上，我坐着车去四川北路替罗伯逊，还不到7点，我想让他早点回去写稿子。在人行道上，我们就站在那做简短的交接班汇报。1月份的天空，阴晦无比，黑色的夜幕正渐渐离去，慢慢地，天空就变成了灰色。就在这时，头上突然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

我惊讶地脱口而出：“飞机！”

罗伯逊着急地说：“看来这些混蛋家伙要轰炸闸北了！”

“不会！这里全是毫无防备的普通百姓，他们难道要轰炸六十万平民百姓？我觉得就算再残忍，小日本也应该不会这么做吧？”我抢过他的话说。

罗伯逊说：“你别不相信，等着吧。你敢不敢跟我赌上一把？你输了就请我吃顿大餐。”这个从苏格兰来的小家伙聪明伶俐，很是讨人喜欢。

“谁怕谁啊，赌就赌。不过，输的肯定是你。他们不会那么做的。”

接下来便是等待。我们始终看不到飞机到底在哪，只能听见传过来的轰隆隆的声音，很有可能是在沿着大的螺旋轨道盘绕飞行。天色越来越亮，终于可以看见飞机了。

“提高警惕，他们随时可能从飞机上扔炸弹或燃烧弹。”罗伯逊说道。

我还是不相信，仍然坚持我的观点，说：“不会的。输的肯定还是你，这些只不过是观察机。”可是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往下发展，让人难以相信的事到底还是出现了。我的眼前出现了很多圆锥形的物体，它们从每架飞机上掉落下来，从空中沿着一条斜线一下子栽落到地上。我目睹了它的整个降落过程，不知道为什么显得特别漫长。待它挨到城市的房顶后，仅仅一秒钟的时间，就变得粉身碎骨了，紧接着大地开始急促而频繁地振动，马上就让人感觉到具有很大杀伤力、破坏力的高压高速气浪，随之而来的就是爆炸声。

即便是在1943年的现在，每次想起那场惊心动魄的轰炸，都会觉得十分害怕而且非常悲痛。只要是讲究文明的世界，都会对日本轰炸闸北这件事感到震惊。各家报纸都发表社论，措辞强硬地对这件事表示严厉地斥责；美、英以及其他国家议会也都发表声明表示严正申斥。很多声明的摘要，不断以电报的形式传到了上海。日本对毫无还击之力的平民动用杀伤力如此强大的轰炸机，这分明就是屠杀，这么残忍的手段让整个人类都无比愤怒。

这里发生过的野蛮行径，在短短十二年的时间中就已经让我们不再惊慌失措，就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所以在美国一次又一次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到多么惊慌，即使最后所有的日本城市都被夷为平地。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各个轴心国的邪念都是本身就具有的，并不是学来的。有人做出了残忍的表率，就会有人为了获得最终的胜利果实而只好学着别人用他们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他们使本来就有邪念的我们也变得野蛮，并且致使所谓文明人的良知退回到了五百年前。

因为闸北被炸事件，全世界的人都指责日军的残忍，盐泽司令的变化让人觉得有些意想不到。盐泽司令是个矮小的日本军官，他表面看起来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事情发生后的第四天，我们又见了一次面，仍然是在上次见面的舱房，同样地，他用鸡尾酒招待了我。只是他的态度和上次很不一样，这次的他，想道歉，同时又想为自己辩解，两种态度混合掺杂在一起。

“阿班，你们美国人在报纸上把我叫作‘屠婴杀手’是吧？我都看到了。只是，他们为什么就没有看到我心软的一面呢？我如果真像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么残忍，为什么只用了三十磅的炸弹，而并非五百磅呢？他们应该公正地评价我吧？”他先是勉强装出笑脸，后来又觉得很羞愧，开始为自己辩解。

再次对盐泽进行采访时是在一个傍晚，当时发生了一件事，那可以说是整个事件中的一个点缀，有些搞笑，我的紧张情绪也随之放松了一下。我的采访从5点进行到6点，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结束后，我们一块用的晚餐。盐泽的谈话被我写成了电讯稿，写好都快8点了。正写着时，我收到了纽约发来的一份急电，我的工作不得不暂时停下，电文是这样写的：“某对手报纸大肆报道独家消息称盐泽因攻沪受挫心生绝望于上海时间5点在他旗舰甲板剖腹自杀速确认或否认。”

5点半的时候，盐泽司令还完好无损，礼貌地为我们斟酒呢，他身上并没有剖腹自杀的痕迹。依照那家报纸所言，他早在5点就已经离奇死亡。

轰动世界的“上海事件”爆发于1932年1月，到3月上旬才宣告结束。日本海军最后还是依靠陆军的帮助才脱离困境。日本足足增派了七万陆军人员，才将中国人的防线攻破。很多人在这次战斗中死去，有中国军人、日本军人，还有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他们加起来的总和达到三万五千人。而最终日本人取得的胜利并非决定性的，双方签订的是休战协议，日本人并不满意。

这一仗的牺牲如此之大，可它和真正的上海之战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五年零五个月之后，上海再次发起战事。那一仗让十五万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战斗一直持续了三个月。

五　日军蚕食中国

国民党人获胜、“满洲”事变或者是上海事件造成流血伤亡，这些都是震撼性的新闻，从重要性上讲，自从1932年3月上海事件结束后到1936年12月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一件比这些更重要的事。可是时间越来越长，日本人围绕霸占中国这个计划而琢磨的花招儿也越来越多。中国人苦难深重的日子也一步步地加重。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五年左右发生的每件事，总是转变得很突然，并且事情总要顺势发展下去，一连串下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舒伯特C大调第九交响曲中的结尾，很是优秀。其中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它们相互撞击，在音乐中发泄愤怒，同时还有股悲哀夹杂着其他声响的强烈变化。两股力量互不相让，此起彼伏，这就好像中国人和日本人，这一方在凝聚力量，时机一到，便会伺机而发；另一方则视若无睹，不停打压。

上海休战协议的签订没让日本人捞到多少好处，而且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战斗造成的损失，双方互不赔偿，中国答应执行非军事化，但只限于上海的某些地区。日本获得了一项权力——在公共租界可以不保持中立，而且不会受到处罚，这个权力可是任何一个国家从来没有过。战事发生时，日本陆军有一部分人曾通过租界的码头登陆，破坏过租界的中立性，并且在租界还临时成立了军事行动的指挥处。

1932年上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多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顽固不化，竟然十分支持日本的行动，他们觉得日军那样做是替白人出了气，让中国人受到了教育。可对于他们这种想法，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理解。那些脑子不开窍的外国人，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正被日本人关在上海的集中营。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再有当初那种想法了吧？说不定正在深刻反省，后悔那时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当时吸取了教训，说不定就可以逃过1942年前三个月的灾难。

对于那些不可理喻的乐观主义者来说，上海事件发生时，十九路军的表现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从这些军人眼中看中国，觉得还有统一的可能。这支队伍曾经顽强地抵抗日军的进攻，一直到1931年年底，南京还把他们当作最痛恨的对象。可乐观者认为，只要国人能够共同抵抗外敌，一切内部矛盾必将不复存在。

可惜，这些人的美梦再次破灭了。南京不信任十九路军的指挥人员，于是把他们派到了福建福州。他们到了那里，整天都吃不饱饭，因为南京的给养少得可怜，当地农业又没有什么收成，这种情况最终促成了1933年12月新叛乱的发生。在福州，叛军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这一下子激怒了南京政府，凶猛激烈的争斗又一次开始。有了日本轰炸闸北的先例，南京政府如法炮制，对着福州就是一通轰炸，疯狂的势头不亚于日本，福州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叛乱被平定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是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也有新的深仇大恨在生根、发芽。

“围剿”共产党的运动，在那段时间中一直都在进行。共产党被国民党赶出了江西，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英明的领导人决定通过“长征”向西转移。一路上，他们遭到了国民党的多次破坏，伤亡不断，经过了很多个省份，走了差不多七千英里的路程，最后终于到了陕西省，他们在那里成立了新的总部。可是南京的部队到哪，南京的官员马上就会紧跟上来，他们这样做使中央政府的权力范围快速扩大。从表面看来，国民党已经平定了福州叛乱，把共产党的部队也赶到了贫困的西北地区，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就拿广东、广西两地来说，那里虽然挂着国民党的旗帜，但他们的归顺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实际情况是，他们一直在和中央政府对抗，和独立根本没多大区别。

小军阀陈济棠在广东算是比较有实力的一股势力。只是这个人野心太大，贪心较重，而且坏主意很多，还很会伪装。还有两个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是陈济棠的盟友，但是这两个人和陈济棠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两个人的势力都在广西，在我的印象中，他们都属爱国人士，也是真正的军事人才，同时还能算得上合格的文官，他们都充满爱心，领悟能力也很强。蒋介石北伐时，他两人曾经在1928年攻占北京的过程中出力不小。后来却不知为何开始痛恨蒋介石，1929年时，两人在武汉附近发动了兵变，最后没能成功，就返回了广西，总觉得自己受了蒋介石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就开始增强兵力。

广东、广西的联合势力逐渐增强，他们经常会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决策决议。蒋将军总是告诉他的亲近部属，攘外必先安内，中国内部不统一，就没有办法抵抗外敌。鉴于这个观点，每次日本对中国施压，而蒋介石不予反抗时，这个联盟就会公开指责他背叛祖国。他们无法认可蒋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想法。如果蒋介石偶尔有一次对日本的要求表示反抗时，这三位盟友同样有指责他的理由，认为他没有从实际出发，他那样做是在拿中国的前途做赌注。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那段时间，真可以说到处都充满着争斗和不安全因素。

陈济棠的兵力与日俱增，到了1936年，他的兵力已经相当于维持秩序所需人数的四倍了，他不但没有一丝收敛，反而开始向江西和湖南扩张势力。整个西南联盟当时拥有三十万兵力，还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民间自卫武装力量和“维和团”，这是一个阵容和实力都很强的宪兵组织。联盟还拥有自己的空军力量，他们组建了一支大规模的空军，并将飞机场设在了广州附近，这里每年会有一百五十架飞机诞生。

除了这些，他们还建立了现代化的兵工厂，设在两广地区，一共有三家。他们的步兵部队囊括了：坦克营、高射炮营、探照灯营和其他普通步兵营。海军力量也不可小觑，小型巡洋舰有好几艘，有大型的驱逐舰，还有几批鱼雷快艇，这些都在广州。

双方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到1936年夏天，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本想会有一场实力相当的较量，谁知蒋介石秘密调集了六十万大军，以数倍于叛军的优势夺取了胜利。陈济棠的空军一下子变成了泡影，大部分飞机飞到南京，投靠了政府空军；飞行员有很多都到香港逃难去了。余汉谋身为陈济棠最亲近的下属，也投靠了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重要基地，最终也没能逃过南京政府的手掌。

整个平叛过程中基本上没开一枪。只是南京有一小股部队脱离了大队人马，往南方而去，看样子像是去投靠叛军。蒋介石先通过轰炸机打垮了那些人，然后又派地面部队将其全部歼灭。

最后，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人率领一干人等撤退到了广西，这里地形复杂，山高林多，易于隐蔽，加之又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对此非常熟悉。在这里，他们还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进行过顽强拼搏，当时是1939年。陈济棠则不得不将自己“南天王”的称号让给了余汉谋——他原来的手下，他宣布下台。

陈济棠还有五千万中国货币，那是他私自存起来的，就在香港的外国银行。叛军事件过去后，他被准许去欧洲，对外宣称去考察“海外各国之防卫体系”，身份是非官方代表。1939年时，他与南京政府的矛盾化解，将自己的一千二百万捐献给了国家。蒋总司令把他当作自己的支持者，并且正式欢迎他回到重庆。

这些事情实际上都和日本人有牵连。在陈济棠和广西叛军首领的帐下，都有不少的日本军事顾问，而这些人都是东京一手安排。除了这些，两广军队的很多武器也是从日本那里买来的。日本特务曾提出，如果两广军队肯再次起兵反对南京政府，那么日本愿意在财力方面施以援手，这样的话，李宗仁对我说过好几次。

南京认为本身的实力不够雄厚，所以对广州进口日本或他国飞机的做法，他明明知道却不加以阻止，在1936年的两广事件之前一直如此。即使南方领导人购买外国武器，企图发动叛乱，政府也没有任何表示。尽管叛乱没来得及爆发就已经被阻止，但是南京政府依旧不敢多加追究，没有将叛乱首领以叛乱罪或是叛国罪论处，而是顺应民声，对他们效忠南京的表现假装信以为真。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势力集中在南京北部的山东，这个军阀头目同样有叛逆心理。二十五万兵力掌握在他手中，凭借这个资本，如果他不满意南京的命令，就不加理会。他的势力还在不断扩大。韩复榘觉得山东是他的地盘，芝罘港在山东东北，理应由他控制，可是刘珍年却占据着，就因为他是南京政府的支持者，这让韩复榘感觉很窝火。青岛作为山东的另外一个重要港口，现在由张学良的部下控制着，之前一直由东北军的海军防卫守护，直到日本入侵“满洲”。

山东的两大重要港口都由别人控制着，韩想发展自己的势力，进口武器，都没有港口可供运输。与此同时，刘珍年还时刻惦记着他的势力范围，就算他有谋反之心也是无法得逞。宁鲁之间的关系在1933年年初的时候极度危险，南京部队要赶往北平，半路遭到韩复榘的阻止，他们不许南京部队路过。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也没有爆发，南京部队选择了绕道而行，他们从长江逆流而上，到达汉口，从京汉铁路到达北平。

韩复榘瞅准时机，在南京政府正忙于其他省的叛乱时，开始了行动，刘珍年是他的目标，就派了“讨伐军”向他进攻。对这件事，南京政府只是提出了警告，告诉他将被革去山东行政主席一职。韩复榘并没有因此收手，依旧坚持自己的主观意志，没到一个月就获得了全面胜利。他在此次进攻中有两万人失去性命。刘珍年只剩下了三万残兵，战事结束后，南京派上海船队到芝罘把他们接了回去。芝罘终于成了韩复榘的出海口，南京也没有对他采取任何处罚措施。只是他的好日子并没能维持多久，1937年，日本实施全面侵华政策后，将他以叛国罪论处，最终对其执行枪决。中国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从1932年年初一直到1936年年初的这段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不会再发生分裂，永久和平时期已经到来，甚至全世界都这么认为。我却不认同这种看法，因此，中国政府想将我逐出国门。

那几年中，我不断奔跑于各地之间，穿梭于不同的人群中，到处旅行，我的采访报道工作也是由那些生活片段组成的。至于我的那些报道内容，南京政府采取的态度还是比较正确。两广事件发生时，我报道的内容主要是叛军首领对南京的不满，在山东韩复榘事件中，我主要报道的是他对中央和南京高层的不满。不过，为了照顾到南京方面，我也会在稿子中谈到南京方面的态度，而且为了阐述清楚南京的方针政策，我经常会单独发送电报进行解析。

当时，日本还乐意为我提供新闻，我仍然享有获取独家新闻的特权，这让我感到有些奇怪。“南满”铁路总裁松冈，后来被任命为日本外务大臣，他还参与谋划了日本成为轴心国一事。我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松冈，他说：“在过去的很多年中，《纽约时报》的社论在对待日本问题上，一直都能做到公平、公正，有时还会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说话。这种情况从1932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变了，《纽约时报》社论对日本只剩下了批评和指责。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待你这么好，如果时报知道的话，社论的态度也许还会回到从前。”

我实话实说，《纽约时报》社论在远东问题上的确不存在任何偏袒，一直很公正，不掺杂任何个人情绪，日本侵略“满洲”时期也是如此，从来没有改变。只是，1932年年初，日本轰炸毫无防备措施的上海闸北，彻底激怒了《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道尔夫·奥克斯，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认为，1月29日早上的轰炸只能更加明显地暴露日本的残忍和野蛮，因此他对日本表示强烈不满。他的反日情绪也带到了《纽约时报》的社论中，报纸开始改变态度，明确地指责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从那时开始，报纸把日本视作了仇敌，这种态度自始至终贯彻到底。

日本总是不停地过问或制止中国内部的政治事务，以致经常会引起纠纷，但这些还不是主要的，真正能引起人们重视的是，日本侵略整个中国领土这件事本身。我当时经常会去两广地区进行采访，但这相对于我采访华北和满洲的次数来说，就不值一提了。那里是日本的活跃地带，发生轰动性新闻的可能性最大，诱发国际进入事件之中进行干预的可能性也最大。

从我发过的电讯稿的副本以及我的文档中都能看出，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明确提出警告，说日本的行动正慢慢地向他们所说的“方案”靠近。

我还多次提到，日本的扩张主义计划肯定会遭遇“流产”，侵略政策的参与者并非整个日本，只是日本的一小部分人，还有日本将会发生革命的说法，等等，这些都是那一部分日本人自己欺骗自己的瞎话。日本的军国主义最终将会受制于日本的“自由主义分子”，这样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我再三提醒说，亚洲地区会酿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功劳不能全部归到与外务省对抗的一小部分领导身上。我经常说，日本人的根本目的绝对不仅仅是他们所说的：那只是日军的轻率举动、对疆土和经济的占有欲望和单纯的机会主义心态。

我绝对相信，日本的行为不只是一部分人的行为，而是代表了全体国民和整个国家。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因为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可同时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日本是一个小国，它不但面积小，资源也很紧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不进行侵略扩张，那么其他国家一定会超过日本，而它到时就只能沦落成二流或者是三流国家。

以苏联的实力，发展壮大是迟早的事，这一点儿没有任何疑问。中国作为一个领土和人口大国，虽然它的发展速度缓慢，但最终也必将走向统一富强之路。这两个国家一旦发展起来，日本的机会自然渺茫，所以，必须在两个大国壮大之前，抢占先机，成为东亚的主人。

早在1935年的时候，我便坚定地认为，阻止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计划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陆地上和海上将它打败，消灭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有生力量。因为如果日本继续实施扩张计划，美国在菲律宾的地位必将受到胁迫，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安全也会受到影响，还有英国在新加坡的地位也将不保。

接连二十年的内部战争已经使中国受了重伤，实力大大减弱。中国想依靠自己国内的力量战胜日本，很明显，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除非借助外援。

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的企图早就该了然于心，根本不应该让那些远东的记者再行警告。日本官员自己都已经明目张胆地说出口了，即使你认为它的话只是玩笑，还有发生在华北的那些事情呢？难道那些还不足以让所有人看清楚日本人的野心吗？天羽荣二作为日本外务省的发言人，他早就说过，请其他国家“不要插手中国事务”。人们只当作了笑料，以为他是不小心说错。其实，他那是在宣布日本政策。结果几周时间还不到，一些首领就开始表示支持他了，他们说，因和日本“性质相近”，所以不再接受美欧等国在华修建铁路的投资。这些军队首领们宣布，他们只接受日资，除此以外，其他任何方面想在中国修建铁路出资的，都将被认为是对抗日本政府、对抗“满洲国”的行为。这些说法并没有受到任何批评责难。

在那几年中，日本一点一点侵略华北的时候，总是借用同一个理由。他们想入侵某个地方时，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先发现那里的中国人对日本有“不满倾向”，紧接着“自发运动”就会出现。在这个前提下，以日本人的视角来观察，“满洲国”的“国防”危在旦夕，日本大型商业的利益也会因此受到损害。为了解救即将出现的“险情”，日本自然要向中国施加压力，加派兵力。

如果美国或是其他欧洲国家对日本的行为提出反对意见，日本一般就会表现出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不过，日本马上就会提起时隔多年的例子：巴拿马、尼加拉瓜、印度、伊拉克、埃及、印度支那、摩洛哥或是埃塞俄比亚。听了这些地方，反对的国家又会变得哑口无言。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马上采取行动，他们谁都做不到。

有的人觉得，中国和日本不是挺友好的吗？从1932年中日休战后，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前，他们之间不是一直都相安无事吗？这些人如果看看这段时间的报纸，他们也许就能回忆起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了。

热河是位于“满洲”西部的一个很富庶的省份，1933年年初的时候，这里和平津以北地区在形式上都已经归顺了“满洲国”。当时汤玉麟是热河的省政府主席，他管辖着热河六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这里归顺时是由汤将军亲自宣布的，他还在日本人的“满洲国”独立宣言上签了字，并且担任了“满洲国”的重要职位——枢密院副总裁。他的地位看起来十分稳固，手中掌握着十四万大军，占据着整个省份。

可是，事情在2月初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有传言说，汤将军背地里和南京政府勾结，还和“满洲”军阀张学良关系密切，张少帅当时已经退回平津驻守。日本人2月23日开始向汤进攻，真是枉费他拥有那么雄厚的实力，汤竟然没开枪就逃跑了。3月4日，没开场的战事宣告结束，这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场滑稽可笑的游戏，可游戏的代价是很高的——要以热河来做交换，要知道，那可是有着丰富的煤矿和其他矿藏的大省，它的森林资源也很丰富，现在却要白白地交给日本人。

日本得到热河之后，在热河与北平的交界处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他们想趁机挺进中原，于是，日本借口热河的残余部队影响“满洲国”的和平，就连驻扎在平津以北和西北的东北军，也成了日本出兵的理由，借着驱赶东北军的机会，逼近中国的中心地区。5月31日，日军已经过了山峡，进到中原，到了北平附近，与北平只相隔了十二英里的距离，和天津也只隔了二十八英里。日军的炮声，在两个城市中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

在天津下方海河入海口的地方有一个小港叫塘沽，这里肮脏混乱的环境让人难以忍受，我在这亲眼看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耻辱场面。1933年5月31日，早上的天气显得既潮湿又闷热难耐。当时有趟专列停在塘沽火车站的侧线上，这趟车特别长，以致都无法看到车头。列车的中间一大部分都是客车厢，豪华卧铺，每个车厢无一例外地低垂着窗帘，列车的两头是铁甲车。铁甲车的炮口正好躲开了海河的方向。

海河边上靠近火车站的地方就是日本领事馆，周围有一圈围墙，为了更加安全，这里到处堆着沙袋，又加了一道铁丝网。领事馆的上游，海河的下游，各停泊着一艘日本驱逐舰。炮舰有水兵把守，上面的炮衣早就被掀去，全部炮口都正对着那列火车，看样子，他们随时做着开战的准备。没过多长时间，很多中国高级官员陆续从垂着窗帘的车厢中，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日本没有为他们准备一辆车，他们只好步行去日本领事馆。塘沽的街道十分狭窄，而且这里没有专门的人行道，过往的车辆卷起一片片飞尘，他们走在街上，不时会被淹没在扬起的飞尘中。终于到了领事馆门口，谁知守门的日本士兵不让他们进去，硬是让他们在那等了将近十分钟。要知道，当时的天气湿热无比，站在太阳下十分钟，也够那些中国官员受了。最后，总算是放他们进了门。一些日本官员迎接了他们，这些人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挑选的标准是：职位都要比中方官员低。中日官员们代表双方签订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后来因它的坏名声而闻名世界，被称为《塘沽协定》。协议签署完后，就意味着中国恭恭敬敬地把华北地区出让给了日本。日本人高高兴兴地敬上香槟和葡萄酒，表示祝贺，中国人难道能喝得下去吗？任务完成后，迎着尘土，中国人又一步步地原路返回火车。

日本一直没有完全公开《塘沽协定》的全部内容，他们的理由是，不能让中国人太难堪，要给人留点“面子”。中国对这件事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只是，中日双方都公布了一件事：根据协定，河北省部分地区被划为非军事区，此后禁止中国军队进入，当地的治安情况交由维和团负责，维和团只许配有步枪或左轮手枪，日本有权不定期进行检查，确保他们的武器配备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具体范围划定在平津地区和“满洲国”边境之间的河北省地区。

接下来的十八个月的时间里，中日之间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波动。没过多久，日本又找到了不满的借口，他们说中国违背了《塘沽协定》规定的内容。具体情况是：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行为有影响“满洲国”安全的倾向；北平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对日本帝国十分不满；中国政府派往华北各省的代表们品质和性格方面有问题，这种情况会严重损害到中日两国间的合作大事，中日两国的友谊也会因此受阻。日本人一边在这抱怨着，另一边早就开始行动了，他们通过火车把部队输送到了“满洲国”的南部边界。凭着他们的借口，为了追捕他们口中的“土匪”，日本人开始明目张胆地进入非军事区。

平津两地一下子进入混乱状态。向南行驶的一辆辆火车、一艘艘轮船，每个上面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国民党的官员也一个个都逃走了，蒋介石亲自任命的高级官员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于学忠将军也是南京政府任命的，职位是河北省政府主席，混乱发生后，他带着手下的四万军队，急急忙忙地退到了黄河以南。天津党部的国民党撤出以后，天津日本租界的日军到那进行搜索检查，将国民党扔下的大量文件、书信收缴。

华北的日文报社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日本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忙碌了，他们没有根据地编造出“人民自发”的运动，说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个省的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成立自治政府。而对于这个他们口中的运动，除了日本人和帮助他们行凶作恶的人知道外，所有的人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事。

这次混乱最终还是结束了，随着《何梅协定》的秘密签订而结束了。协定的内容和重要内容梗概都没有向大家公布。日本人对它的解释，仍然是为了照顾中国人的“面子”。

日本坚持说，中日双方已经就华北问题签订了一份协定，日方代表是梅津美治郎，他是天津日租界的驻屯军司令官，中方代表是何应钦将军，他是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何应钦之所以到北平，就是为了化解当时的危险局面。南京政府的说法是，梅津将军的确曾经来过一封信，提过所说的“日本最低要求”。事后，何将军也曾回过一封信，但内容只是告知梅津将军来信已经收到，并没有提到别的，更没有签署什么文件。

不论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只是他们的书信交往过后造成了一种局面，即平津地区在五个月内政治和军事完全处于空白阶段。商震将军虽然受命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马上上任，但是他并没有听从命令，而是停留在了保定，还带着他的拥有四万人数的亲信部队。他们所处的位置在北平西南方向，离北平还很远，不过离黄河大桥却非常近。

刚到1935年的11月，华北五省自治的要求在日本的安排下又开始甚嚣尘上，于是日本又一次“不得不”经过热河的山峡，进入了华北平原。士兵坐上列车离开沈阳，向南出发。

“要求”喊了一段时间后慢慢消失，日本感觉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他们要求华北五省自治，结果真正实现自治的只有河北东部的二十个县而已。但是，他们发现，实现自治的地方所处位的置非常重要，从长城一直到距离天津下方的海河口不远的地方。那里离北平也很近，大约只有十二英里的距离。

通州属于北平地区，严密把守着平津公路，殷汝耕相当于这里的“大王”，他把这里定为自己的“都城”，只是还要受制于日本人。殷汝耕曾经长期居住在日本，非常精通日语，还娶了个日本女人做老婆。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南京就下了命令，谁能取下他的脑袋就能得到一大笔赏金，对此，殷汝耕却不管不顾，他每天都会去北平的咖啡馆和戏院。而北平，当时还是南京政府的势力范围。殷汝耕的“都城”拥有六百万人口，大约两万九千平方英里的土地，相当于河北省的四分之一。没有多久，在他的地盘上，日元和“满洲国”货币就开始用于交易了。殷汝耕本人可以从中抽税，所以他很快变得富有起来。

从表面上来看，山东、山西和绥远地区好像和以前没什么两样，而实际上，那里的十四万政府军已经被撤走，南京也被逼无奈。宋哲元将军在不久之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把河北和察哈尔部的政务合并到了一起，委员会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他手中。这个委员会其实就是日本人的一个幌子，它管辖着四千万人口和二十一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1936年年初，日本开始利用殷汝耕的“冀东自治区”大做文章，当地价值也很快体现出来。很长时间以来，日本都想努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停地逼迫中国与“满洲国”签订经济协议，可总是白费力气。南京政府不认可“满洲国”，也拒绝参加“日本——“满洲国”经济共同体”。尽管如此，北平和沈阳的火车往来却增多，两地之间的电报线也随之恢复，信件邮寄工作已经开通。除了这些，“满洲国”的边界处还设立了海关机关，表面看来是中国人所设，可实际这都是日本人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只是所有这些，东京政府依旧不能满足。他们开始想方设法地给中国施加经济压力。

迫于压力，殷汝耕公开提出，新的进口税率即将在“冀东自治区”实施。新税率极低，只相当于南京政府管辖处税率的四分之一。新税率开始实施之后，马上就显示出了成效。随之在世上臭名远扬的，还有日本人采取的手段。

在日本人和韩国人中，有很多走私犯，他们胆子很大，什么事都敢做。新税率实施之后，这些走私犯马上就感觉从危险转为平安了。南边一直到海河口，北边到山海关，这么长的海岸线都掌握在殷汝耕手中，在他控制的港口中，刚开始有很多小型船只，大部分都是从大连港过来的，那里正是日本控制下的“南满洲”。后来，小船换成了大船，而且是逐渐增大，这中间只隔了很短的时间。那些船也不是从大连来的，而是从日本直接过来的。

面对这样的事情，中国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日本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被运进来，将中国的本土工业搞得面目全非，可中国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英和其他国家的进口行业依法经营，想要将生意继续维持下去非常困难。中国店铺被逼无奈，只好陆续关门，日本人和韩国人便趁机打劫似的买过去，东西几乎都是白捡的。日本货物只需支付平时关税的四分之一，因此它占尽了优势，天津地区的丝织厂和棉织厂，虽然是大型华资工厂，他们的货物也没办法和日本货物相抗衡。最后工厂只能破产倒闭，等待被日本人廉价买去。

天津和山海关的海关，南京政府过去管辖时，每年的税收是四千万元。自从实施了新税率，日本货物开始从殷汝耕的港口运入，他们第一年的税收是八百万，之后一年比一年低，速度飞快。进入中国的货物，并不是只在“冀东自治区”销售，而是流向了全国。一直从北平进入山东，然后到河南。没过多久，日本货物就堆满了汉口的各个店面，就连南京的商店也没能幸免。

中国没办法继续坐视不理了，遂提出抗议，美国、英国、法国也都紧随其后，抗议之声不绝于耳。中国开始采取行动，火车上私藏货物逃避关税的日本人，只要被中国关警发现就会立即被逮捕。不过，中国却无权处置被捕的日本人，因为有治外法权，只能将其交给日本领事法庭。交给日方的走私犯全都会当场释放，所以中国的一切行动只是徒劳。对这类事情，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岳的解释是，日本法律规定，禁止将违禁品带入日本帝国，走私犯一旦被抓，必会严厉惩办、决不宽容，但是日本并没有不许将日本货物走私到中国的法律条文。

走私现象依旧严重，殷汝耕管辖的海滩上经常到处都是走私物品：有箱，有包，一堆堆货物被垒成了数不清的“尖塔”，高高的，上面还盖着帆布。

中国铁路员工开始反抗，他们经常会拒绝装运日货，这种情况没持续多长时间，日本人就开始对他们施以暴力。于是，打斗的混乱场面经常发生，日本人刚开始时用短棍、石头等对付那些员工，后来竟发展成了火器，中日双方都出现了死伤情况。日本于是运用报复的手段来威胁中国。从那以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为了报复中国人，经过“自治区”向南的所有列车上都增加了货车厢，每列十节，是专门为走私日货的日本人增设的。

规模如此宏大的不义行为，如果把它当作是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人的功劳，我想他们还没有那么大能耐。这种无耻的行为，真正的主使者是日本海军。在他们的命令下，中国缉私舰拆去了甲板上的所有机关枪，然后中国缉私队员又接到命令，禁止进入冀东沿海三英里范围之内。后来，中方又接到日本的通知，不许中国缉私舰进入冀东海岸十二英里范围内，有人胆敢违抗，便以海盗的罪名进行惩处，日本海军只要发现不听话者，即可当场击杀。

在华北地区得到利益后，日本还不满足，继而想得到更多，他们开始向中国南部渗入。福建省的主要港口厦门和福州，位于上海以南，这两个地方成了日本人的新目标，他们从台湾大规模地向这里走私货物。厦门港口过去一年的煤油合法进口量是一百八十五万两千箱，走私行动开始后，一下子降到了三十一万箱。糖的合法进口量曾经是一千八百万四千磅，现在降到了二百五十万三千磅。每担糖的重量是一百三十三磅，以前每担的价格是二十二元，现在降到了十五元。当时，中国的糖单单进口税就要十四元五角。可见，走私日货对国货的冲击力有多大。

当走私犯的卑劣行径发展到最凶猛最放肆无度的时候，日本终于想节制一下了，可方法比走私更卑劣无耻，他们决定实施一项国策，通过毒品，让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向消极的方向倾斜，直到没有一点儿反抗日本的能力。热河被日本强行霸占，归顺“满洲国”后，辖区内大部分可利用的耕地上，都种上了鸦片。“满洲国”设立了鸦片专卖局，当地更是大批种植。

鸦片、吗啡和海洛因被华北和福建的走私犯运入境内，之后，走私犯将它们转交给日本海军，这些家伙做了坏事却满不在乎，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海军将毒品转运到了上海、天津和汉口。毒品交易活动遍布了整个中国的所有日本租界。毒品很便宜，就连一般的苦力也负担得起这笔开支，因为货源很充足。每个人一天需要的量，只要中国货币一毛钱就可以，美金差不多只要三分钱。国民政府除了动员大家“曲线救国”外，别的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可是效果不大，很难调动起国民的积极性。时间太重要了，有了时间，便有可能让中国人凝聚在一起，搞好团结；有了时间，便有可能组织起高效率的武装力量；有了时间，便有可能让空军得到更好的发展；有了时间，便有可能积攒更多的武器装备；有了时间，便有可能积累足量的煤以用在铁路上，所以，南京政府太需要时间了。

南京总是抱着一种期盼，他们希望最终有一天，日本会成为某一个强国的敌人，那个国家被逼无奈，最后和中国结成联盟，在不得不进行的抗日斗争中，共同对付日本。中国人民的希望一天都没有中断过，最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从那以后，所有事情的发展开始变得让人眼花缭乱起来。

六　秘密协议

从1937年7月以来，日本一直在明目张胆地侵略中国的领土。但是在公开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就已经开始运用各种伎俩控制中国。在1935年的时候，日本就曾想过把整个中国划分为三块，并且让这三块地的管理者之间自相残杀，好让日本坐收渔翁之利。当时，日本的傀儡控制着华北；两广军阀控制着华南地区，而他们的飞机和顾问都是由日本提供；只有华中地区是由国民党统治的，日本对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他们的亲近手下不太满意，他们想让国民党中的一小部分被腐化的几个官员取而代之。

3月初的时候，就有传言说，日本已经和国民政府行政院中的一小部分官员签下了秘密协议。不久之后，国民党中就有人离开去了欧洲，此人正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胡汉民，他辞去了所有的政府职务。关于这件事，民间马上就有了谣传，说胡汉民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汪精卫要卖国求荣，他不愿意和卖国贼有任何联系，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决定离开。汪精卫最终的确是成了日本人的走狗，南京政府的领袖，受控于日本人，由此看来，当时的传言还是有根据的。

5月初时，一名法国人自称居住在公共租界区，拿着一份文件到处叫卖，他一直强调文件内容绝对是轰动世界的重要消息，他说那是一份协议，当年2月份签订的，签订者是：南京政府中投靠侵略者的官员和日本代表，以及“满洲国”日本傀儡政府三方共同签订的。

据那位法国人士说，他所拿的协议是复印件，是一个行政院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复印的，因为他非常看不惯那些官员的做法，那些官员为了取悦日本，出卖国家，和日本人串通一气，助纣为虐。那位法国人当时把自己称作“阿尔方希”。实际上，人们都很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人。他以前是上海法租界的警察总监，和很多法租界的官员没多大区别，赚了很多钱，后来因涉嫌贪污赃款而被迫辞职，就返回了法国。回到法国后没多长时间，就把身上的钱花了个精光，只好又来到上海。他在这里连低微的头衔职称都没有，其他的投资或是收益也没有，但仍然可以生活得很好。这个人的声望和名誉已经败坏到了极点，无药可救了。

他曾经拿着这份文件找过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克宁翰，并向克宁翰推销。克宁翰拒绝了他，说他从来都不买卖消息或报告。接着，阿尔方希又想卖给博蒙特上校。博蒙特后来被任命为准将，当时是美国驻上海海军陆战队的第四团指挥官。他也没有买。这位法国人看到处碰壁，最后就找到了我。可是他要的价钱太高，我也拒绝了，而且根本就没有向纽约总部报告。他看我拒绝，为了提高我的兴趣，索性拿出协议让我看，里面有中文原件和英、法两种译文版本。

据说，文件是在东京签订的，内容包括了九条建议，如下所示：

一、日本答应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并助中国铲除共产主义及一切反动运动。

二、维护中日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

三、日方认为，该国有责任在中国实施各种政治项目、军事项目、经济项目及其他项目。

四、日方极度渴望与中方互换大使及顾问人员，中国与“满洲国”之关系必须基于平等的基础上。

同时，中方对日本保护大东亚安全之行为的严肃性，必须予以承认。中国不得依赖欧洲、美国及国联。

五、日本渴望与中国就东亚的政治问题直接谈判，不希望受《九国公约》及其他条约的限制。

六、关于大东亚的军事问题，日本亦不希望中国依赖国联、欧洲、美国及其他可能干涉日本或向中国进言之国家。

七、为求达成“中、日、满三国”的经济协同，“三国”必须形成经济共存共荣。

八、中国若真心接受日本的以上请求，须立刻将华北划为中国与“满洲国”间的永久防区。

九、以上协议，需于3月×日前答复，并于签署之后两个月生效。

协议所说的几点建议，基本上平时都已经听说过，因为日本的文武官员在过去几个月中都提到过，他们才不在乎，不管是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都会经常提起。这几点建议正是日本在东亚目标的缩影。我拿着协议让宋子文看，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对我提供的东西很感兴趣，看完之后，却说文件可能是假的。他说，的确如文件所说，日本的野心很大，他毫不怀疑，他们也确实想挑拨中国和美国、英国以及日内瓦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协议，中国应该没人敢签，不管他在行政院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就算他极力想依靠日本的武力支持得到利益或取得高位，他也没有这样的胆量。

但是，后来很多事实证明，宋子文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不完全正确的，而且汪精卫确实成了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他利用日本的扶持，坐上了南京傀儡政府领导人的宝座。

河北已经被日本人控制，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谈论华北形势的时候，宋子文非常激动地说：“应该行动了。如果一味忍让，最终绝对会陷入绝境，到时后悔也就晚了。战了，即使最后失败，那也是行动了，怎么也强过毕恭毕敬地给人送过去吧？”

他接着说，就在刚刚，宋哲元将军已经被辞去职务，不再是察哈尔省的政府主席了，而且他的军队也要撤离该省，向南撤退。因为日本一直在威逼南京政府，还在热河和河北安排了大量兵力，步步紧逼，南京只好又做出了让步。

他心灰意冷地说：“看情况，绥远即将成为他们下一步的目标。”

接下来，我们共同探讨了中日关系的现状和趋向，宋子文对东亚问题的症结所在，看得非常透彻。

只可惜，一直到1941年春夏相交，当我返回美国，在华盛顿生活的时候，仍然没有人可以把这个问题看得和他一样深刻。

他当时分析说：“有的人总觉得很了解日本人，也可以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实际上这是他们的一种非常错误的想法。日本人推崇提倡的只有武力，其他一切都不看重。两年前，我当时还在国外，那时我就给政府发过无数次的电报，我指出，在北平、天津和华北问题上，绝对不能相让，一定要反抗。我后来还说，就算北平和天津最终一定要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得到的途径必须是通过武力，一定不能让他们仅仅签个字就轻易获得，要想尽一切办法抵抗到底。虽然这样肯定会造成人员伤亡，但哪怕只是在街巷中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也比不打就投降要好很多。和日本人谈判是没用的，不管谈的内容是什么，最终都是徒劳，对的永远是他们。”

直到现在，1943年的夏天，宋子文住在华盛顿，他已经不止是中国的外交部长，还成了太平洋战争委员会的一份子。从1937年到现在，发生了很多事情，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但是他的态度一直没有变，他对日本——太平洋地区共同的敌人，一直有着深刻的了解，眼光依旧敏锐。在1935年的那次探讨时，宋子文还说：“除非我们站起来反抗，否则日本绝不会就这样罢手。你看着吧，我们一定要经过流血牺牲，才能轰赶走我们的敌人。”

在远东地区的各个国家中，政治方面的杰出人物并不多，宋先生绝对算其中一个。日本人的那些借口、理由，从来都欺骗不了他，所以，日本人所说的内部分歧之说他也不会相信。日本说，日本的外交部、文职官员和日本军方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我当时跟他说：“有篇报道东京外务省和军方有分歧的文章，你有什么看法？”

“那些分歧全都是些子虚乌有的东西。日本军方一直都掌握着主动权，大概有一段时间，表面看起来，像是外交部在当家作主，可只要军队稍有动静，局面就很容易分辨了，外交部只能听从军队的命令。”

这句话真是切中了要害，道出了日本的本质。他所说的这些，等到日本被迫投降的那天，我们要拟定和平条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记得。

七　中国时局

1936年夏天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四分五裂了。如果还不趁机加大爱国主义和反对日本的宣传，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那中国的最终结局就只能被日本一步步地侵蚀。如果还想有什么奇迹，除非是得到美国或其他西方强国的支持。当然，他们即使舍得参与，也是为了防止日本变得太过强大，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是为国际做好事。

形势发展一天比一天紧张，我管辖下的上海分站记者也越来越显得不够用，急需增加人手。另外，东亚新闻的采写费用也一定会随着增加，有可能是原来的一倍或是两倍。我把这些情况向《纽约时报》作了汇报。

当时，中国的局势动荡，新闻不断，只是这一个国家拍发新闻的费用就超过十万美元，还不算其他费用，包括工作人员的薪水，上海分站与各个支站之间来往的电报费，含无线电报和有线电报，这些站点的租金、翻译费用、通讯社订户费、我个人旅行所需的花销……每一项开支都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还在一天比一天增多。比如员工薪水的支出，就是一个大项，包括我本人的薪水，我在上海所聘助理的薪水，南京、北平和“满洲”驻地全职记者的薪水，以及汉口、广州、香港地区、大连驻地兼职记者的薪水。

詹姆斯是《纽约时报》的总编辑，他收到我的报告后，知道远东地区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采访花销也将逐渐增多，所以就给我来了封信。信是1936年6月22日发来的，他在信中向我提了一个建议，让我把对中国局势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看法，以密函的形式发给《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海斯·苏兹伯格，并把信抄送一份给他。

按照他的提议，22日时，我写了一份报告给发行人寄了过去，同时提醒他事先最好找一份中国地图，好在读信时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在报告中详细写出了中日两国未来发展的严重形势，并指出了几个和美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地区，而且告诉苏兹伯格先生，全球的人口总数为二十亿，可这些地区的人口就达到了五亿两千万，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报告的摘要如下：

先来说说满洲和热河。这里有四个省区已经被划出中国了，而且是永久性的。要想重新收回，除非通过武力将日本人赶出去，否则他们自己是绝对不会离开的。可是，依当前的形势来说，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就连俄国人都没有驱逐日本人的意思。日本人测量了一下他们占领的土地，最新数据显示是五十四万多平方英里。那些土地上的人口也不是个小数，足有三千两百万人。

同时即将落入日本人手中的还有河北以及察哈尔两个省区。河北的面积大约有十一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口为三千五百万，而察哈尔也有九万九千平方英里，人口为五百万。现在的形势是，假如中国不使用武力，那么这两个省区必然会被日本人割去，但即使动用了军队，也没有胜利的可能。去年6月，蒋介石迫于日本人的威胁，把十四万中央军从河北、察哈尔两省撤了出去。去年12月，又撤出去了四万。现在河北以及察哈尔两地只有五万中国军队，而且这支部队的装备极其落后。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只有这样一支劣等队伍，能起到多大作用呢？要知道，当时日本已经在河北驻扎了八千人的正规部队，而驻扎在此的蒋介石军官的队伍人数，即使有五倍于中国部队的人数，日本也完全有能力对付。

《何梅协定》中有规定，中国政府如果想派兵进入河北及察哈尔两省，必须经过日本的许可。这两个省区的矿产资源都很丰富，尤其是煤矿和铁矿石资源，而日本又下令在这两地广泛种植棉花。北平和天津各拥有百万以上的居民，都属于河北省，省内还有很多港口，而且很多条铁路线都从此处经过，所以这里可以控制华北和内蒙古的所有通道。

日本掌握了这两个省区的实际控制权后，就把这里分割成了几块。从山海关到天津边上的海河入口处，属河北的东北部，大约占全省面积的四分之一，这里被划成了“冀东自治政府”的管辖范围。这个政权实行独立税制，他们目前正在组建“中央银行”，下一步还打算自己发行钞票，建立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完全由日本军官指挥，武器由日本提供。

“冀东自治政府”的总部设在通州，和北京只相隔十二英里，离天津也只有二十八英里。慢慢地，这里发展成了走私犯的集中地。

被日本人抢走的还有察哈尔东北部的五个县城。当地的领导人来自蒙古，汉姓李，他喜欢把自己称作将军。他的总部在张家口以北，距离市区只有三十英里。他的军队配置都来自日本，还有很多“顾问”也来自日本。他为了阻止货物被运往南方，对往南方运送的货物全部征收“出口税”，税率为百分之百。如果货物是运到东边的热河或是“满洲国”的，则直接放行，一分钱都不收。现在的内蒙古已经不存在了。北方由南京政府统治后，内蒙古被分成了三个省，即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还有一部分变成了山西省和新设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土地。这种做法，让很多蒙古人对南京政府产生了不满。蒙古的土地被割得四分五裂，蒙古人因此特别痛恨各个省区的汉人省政府主席。最可恨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那些汉人省政府主席还把蒙古人最珍贵的草原卖给了汉族的农民。

日本是一个阴险的民族，这一点从他们和蒙古人的交往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简直如毒蛇一般。日本把“满洲”地区的部分区域交给了蒙族旗人自己治理，包括黑龙江省西部和热河的蒙族各个地区。这样安排，自然会让察哈尔、绥远和邻近各省的蒙古人觉得“满洲”接近热河的蒙古人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可以自治，这样的地位别说汉人统治下的蒙古比不上，就连苏联统治下的外蒙古也无法和他们相提并论。

在日本看来，蒙古族的态度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很明显，日本早就计划好了，整个绥远区域以及绥远以西到新疆一带，都在他们的计划之内。北平到包头的铁路被称为平绥铁路，整个这条线的控制权在年底之前都将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日本之所以不一直向西扩展，是从战略方面考虑的，其目的就是想在中苏领土之间也拥有自己的基地。

下面说说北方吧。苏联已经控制外蒙古十年了，那部分领土的面积多达六十二万二千平方英里。苏联政府早就承认外蒙古为“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但这只适用于一般情况下。最近双方达成了一项共识，同意组成军事同盟，并且约定，假如他们中有一方遭到了“第三方”的攻击，那么另一方有义务提供援助。苏联在给南京的公文中依然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只是中国和外蒙古已经很多年都不再有联系，外蒙的交易对象早就变成了西伯利亚。

新疆属于地广人稀的区域，土地面积为六十三万平方英里，人口却只有四百万。新疆早就中断了和中国的贸易往来，而转向了西伯利亚，经新疆-西伯利亚的铁路就可到达。在新疆的省府，占主导地位的是苏联的军事顾问，省内通行的不是中国币而是卢布。苏联人不但把新疆的矿产资源都开发走了，而且还在新疆和苏联之间修建铁路，从一座座的高山中穿过。新疆的省政府主席依旧是一位汉人，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南京政府委任的，而他究竟站在哪一边，从他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人坚决反对南京的邮政飞机从他管辖的区域上空飞过，他还自做决定和莫斯科签订了很多条约，都是商业贸易方面的。

苏联是不是企图从新疆顺着老丝绸之路，走酒泉，然后经过甘肃省的狭窄地带，直接进入中国的内地呢？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日本所担心的。

日本将“满洲国”改造成了一个特别保守的帝国，而且还想着把华北地区改变成与“满洲国”相似的状态，当然，这样做都是为了防止苏联的势力范围继续增长。日本与“满洲国”有一个《日满协议》，他们还在谋划等将来扶植某人成为华北的统治者后，也要和他签订一份类似的协议。同样，日本还会根据治安情况和外部环境，安排“相应”数量的军队驻扎。

绥远和山西两地必须经过河北或者察哈尔才能到达中国的其他地方，不论是走铁路还是走公路，日本认为应该把这两个地方都归入华北地区。山西拥有一千三百万的人口和八万一千平方英里的土地。

山东则是一个人口大省，大约有三千五百万人，而土地面积只有五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多地少。而且，还有两万名日本平民也居住在这个省。胶济铁路连接着青岛和山东的首府济南，因为这条铁路，中国还欠着日本四千万日元，明年是还债的最后期限，利息还款的时间已经过了。

中国借日本的钱，大多都用来开发山东地区的煤矿了。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放弃了部分在中国的财产，为了赎回这些财产，中国政府又向日本借了一千五百万日元。而这些财产原来是属于德国的，之所以会给日本，是因为它在世界大战中受到了损失，而这些财产就是给它的赔偿。到现在为止，中国都还没有交付利息。

韩复榘将军是山东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个地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一位手握重兵的大将，专横跋扈，不服从上级的管制，故意挑衅中央政权，中央政府的运兵列车经过此处必须绕道而行。中央政府去年撤离河北驻军时，迫于无奈，就选择了平汉铁路，向西从河南过去的。韩复榘十分痛恨日本人，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倾向于蒋介石，他和蒋介石之间也充满了仇恨。依据当前的形势来看，他应该属于西南一派的。

接下来谈谈大西部的形势，之后再谈中国心脏部分的问题，那里情况过于繁杂。在西部地区，西藏拥有四十六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人口却只有不足三千万。达赖喇嘛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之后这里就被一个亲英政权给接管了，中央的命令在这里根本就不管用。南京在这十年中一直都在支持班禅喇嘛，每年都会向他捐款，数量不等，一般在四十万至六十万之间。只是，班禅被达赖赶出了西藏，他一直徘徊在西藏边缘地带，迫于达赖的势力不敢踏进西藏一步，只能在青海过着流浪生活。

目前，统治西藏的政权表示，他们会尽快找到达赖的转世灵童，由他来治理西藏，当然，一切事务还是由这个政权代替处理。在西藏、西康边境上，西藏和中央军队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目前的情况是，西藏的控制范围在一步步地扩大。

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四川和贵州等省的全部地区，福建、江西北部的五分之四地区，湖南除去南部边缘的全部，正常情况下的整个云南地区，五分之四的甘肃地区，三分之二的陕西，这些是由南京政府实际掌控的。甘肃地区剩余的五分之一以及陕西北部的三分之一地盘，都由共产党控制。

“满洲”少帅张学良虽然过着流亡生活，但他的十二万部下依然存在，他们拥有着陕西南面三分之二的地盘。只是这些属下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容易控制，所以即使他愿意支持南京，也无能为力。他的属下当下所想的是，不管跟着哪个党派，只要能抗日就成。这些人大多都来自“满洲”地区，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他们离开家乡已经快五年了。

南方出现了一支部队，被称为“自治”部队，他们现在已经占领了福建南部的很多地方。这支部队受日本和中国台湾的顾问领导，装备一律是日本步枪。粤军占据着江西最南端，那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钨矿产区。两广部队现在已经驻扎在湖南南部的边界处，这里随时都有可能点燃战火。

再来看西南方面，这里也可能成为内战的爆发地。广东、广西两个省区共拥有十七万七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将近四千万的人口。

两广地区实际已经独立很多年了，曾多次违抗中央政府的命令。中央为了维护和平局面，每年都会向两省提供补助，补助的数额基本和两省征收的各种税捐总数相等。现在看来，南京好像已经不愿意继续容忍，两省的独立状态有可能被打破。何况，南京和广西之间曾经还有很多恩怨没有了结。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在内政方面还是在外交方面，双方都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无法和平解决的。

长期以来，蒋介石一直在用强力限制新闻业，不准报纸随便发表言论，不准集会，遭到了很多政客的不满，他们因此都聚集到了西南一带。在这里，他们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大部分都是反政府的。可这些正是南方军人集团所需要的，他们正好拿来作为行动的借口。

西南地区由白崇禧和李宗仁两位将军掌控，他们都对南京政府充满了怨恨。1928年，他们曾在国民党人攻打华北的战役中起到过不可磨灭的作用。到了1929年，汉口一带已经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这时，他们和蒋介石之间产生了矛盾，接着爆发了内战。结果是，两位将军战败，被蒋介石赶回了广西。两位将军一直觉得，他们曾经是以孙逸仙总理对农民和广大民众的承诺为革命原则的，可是蒋介石现在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这个原则，蒋介石是在利用国民党，借他们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个人愿望。

下一年11月，南京将召开国民大会，大会成员是由指派代表组成的。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就是蒋介石一直以来的愿望，他特别希望与会代表可以“选”他。陈济棠是当时广西地区的领导人，也是广东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他是特别反对蒋介石成为总统的。

南京政府一直在想办法铲除西南方面的势力，他们想制造一种假象，让人们以为西南方面在为日本人服务，还想让大家相信，西南方面这时发动内战是为了帮助日本吞并中国。可实际情况是，广西的确聘用了几位日本顾问，从日本买了军火、飞机，甚至还从日本得到了很多优惠信贷。但尽管如此，有一点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就是两广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的抗日精神从来都没变。他们都是真心实意地想抗日，他们认为，蒋介石之所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扩充军队，囤积现金，都是为了排除内部敌人，假如他继续站在那个位置，中国早晚有一天会被日本一点一点地占领。可出人意料的是，接连好几个月，蒋介石都在黄河南岸做着战争准备，看上去像是要和日本人开战了。很多地方都已经加强了防卫措施，包括东西方向的陇海铁路、南北方向的津浦铁路还有黄河到长江之间的平汉铁路。在这些地方，每一个重要渡口处都构筑了大型的钢筋水泥工事，平民可以隐蔽在里面，或者粮食、弹药、燃油和汽油都可以储存在这里。除了这些，蒋介石集团还一直在购买鱼雷，都是从国外买的，暗地里还把很多军舰都改成了布雷舰。

在这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不过一定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在两个月前曾见过蒋夫人，她跟我说：“抗日是迟早的事，只是我们不会打无准备之仗，只要决定行动，就务必给对方一个沉重的打击。”蒋夫人并不只是总司令的夫人，她还有多重身份。内政外交方面她都有接触，而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无论蒋总司令遇到什么问题，蒋夫人都会帮忙解决。现在，她又多了一个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关于飞机采购的所有问题都由她负责。

但人们并不支持蒋介石本人。就算是军界、政界坚定拥护他的那些人，也并不十分喜欢他这个人。能力他还是有的，只不过他会经常耍弄些手段，最终给自己带来了不少敌人，却没有几个可以死心塌地维护自己的人。他在一个月前差一点就成功了，可是现在又回到了原点。大家现在都在谈袁世凯，谈从他那得到的教训，谈他当初是怎样从成功变得一败涂地的。

日本曾经想选择蒋介石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而且认为他是最佳人选，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也许是因为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或者双方都存在信誉问题。中国的西南地区正在发生叛乱。这种情况的出现让日本人很高兴，他们对自己的喜悦之情毫不掩饰，甚至公开表示，这种局势恰好表明“中国只是一个地理层面上的国家，而并非一个真正团结的集体”。

假如以后中国会爆发内战，并发展到全国范围的时候，日本一定不会坐失良机。日本已经决定霸占中国，它不会允许有人独自掌握中国的统治权，当然，假如这个人完全听命于他，还是可以考虑的。日本政府正在给大众灌输一种思想，他们说日本政府现在的所有行为都是受了“自由派人士”的影响，这种说法真是荒谬。实际情况是，广田本身就属于日本陆军，重光之所以会下台，都是被陆军逼的。川越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驻天津总领事坐到日本驻华大使的位子上，这也是陆军安排的。

如果蒋介石和西南派之间发生战争，而胜利的一方是蒋介石的话，日本人为了防止日后他的势力过于强大而更加无法控制，一定会想办法彻底消灭他。如果蒋介石失败，那将意味着中国会回到十年前的混乱局面。因为以中国目前的形势来看，还没有人拥有蒋介石现在的势力，所以混乱会再次出现，并且会导致排外主义情绪再次高涨。如果重新组建一个政府，无论现在的哪个党派，都没能力让它超过三个月。国民党“虽死而未掩埋，而任何未掩埋的死物，都将对活人造成危害”，这句话是胡适说的，也正是国民党的真实写照。

历史已经做好了准备，时间是1936年6月中旬左右，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很快就会开始，而且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今天为止，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七年之久。

那个时候，推动战争的各股势力都集中到了一起，日本最终挑起了中日战争，不仅如此，它还步步紧逼，向南开进，它的目标已经不只是控制中国，而是要拿下整个亚洲。

日本的目的从1936年夏天开始就越来越明显，只可惜，美国政府竟然对此无动于衷，战争马上会打到家门口，他们却没有一点防备。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准备，所以在珍珠港被袭后四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差一点就要失败了。直到那时，美国人民才终于有所醒悟。

八　西安事变

我住的地方是在上海很热闹的一条街上，在百老汇大厦十六楼。1936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书房中待着。回想刚刚过去的几个月，没有什么大的新闻，感觉有些无可事事。东京倒是发生了一件让人不安的事情，大约在十个月以前，那里中心区的军队发动政变，杀了很多内阁成员。之后中国局势也很复杂，夏天的第二个月来临时，差点爆发内战，恰在那个时候，西南派的政权忽然瓦解，中国因此而逃过一劫，事情还沾染了一丝喜剧色彩。从那以后就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只是，日本仍然在华北进行着各种极端残暴的勾当，蒋介石为了让中国各地加强团结，经常到各地巡回游历。

位于中国西北的陕西省西安市，距离共产党军队的地盘很近，当时蒋总司令正在那里。少帅张学良剩余的东北军守护着西安和它周围的地区。有人说，张学良的军队和红军早就勾结在了一起，经常会有卡车和公车在西安和共党的地盘之间穿梭，说车上拉的是人和军需物资，当然这些只是不怀好意的谣言，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张学良当初不但被赶出了“满洲”，而且华北也不允许他停留，无奈之下，他去了欧洲，在那里他终于摆脱了困扰多年的毒瘾，然后回到了中国。他回国后，谣言四起，说这个人的处事方式很奇怪，南京命令他“剿杀共匪”的时候，他总是违抗命令，坚决不执行。我当时的想法是，传言应该只是传言，是不准确的，要不然蒋介石怎么会冒冒失失地进入张学良的领地呢？

那天晚上，我正要给总部发送新闻稿，可是翻来翻去却找不出一条重要的作为头条发表。书桌上放着很多便条，我随意翻了一下，忽然，一份备忘录进入我的视线，那是中国海关税收方面的预算书。当时才8点半，我看还不晚，就决定和宋子文谈谈，于是就去打电话。我拨的是他家的私人电话，是他秘书接的。那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中国男人。

他在电话中说：“子文现在没在。刚刚孔祥熙打来电话，他接后就过去了。”

我猛然想到，端纳也在上海，我可以和他聊聊。他是澳洲人，名气很大，曾经是张学良少帅的顾问，后来又跟了蒋介石，成了蒋的顾问。他当时住在派克饭店。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是端纳的秘书接的。

他说：“他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去了孔祥熙家。大概已经有二十分钟了……他走得时候好像很急，我不确定什么时候回来。”

我又想到了蒋夫人，我前天刚到她那喝过茶，她住在自己的房子中，在法租界。我又给她打了电话。她的私人秘书接的电话，她来自英国，是一位年轻女性。

我向她询问蒋夫人是否在家。她说：“夫人刚去了孔博士家。她看起来很着急，很不安，所以我不想给她打电话，而且她出去的时间还不长。”

这几个人的关系很不一般，宋子文是蒋夫人的弟弟，财政部长孔祥熙是蒋夫人的姐夫，他们几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还都很着急，我忍不住要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家庭会议？不对，还有端纳呢，他非但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还是个外国人呢。

我急着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就不停地给孔家打电话，我打的私人电话，每次都占线。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中国人接了电话，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我告诉他我的名字，然后说想找端纳。很长时间以后，端纳的声音终于在电话那头响起。

“一家人都聚在一起，出什么大事了吗？”我问他。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反过来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我打了几个人的电话，你们都在那，蒋夫人、子文、孔博士和你。你们这么多人聚在一块，出什么事了？”我说。

“对不起，阿班，我不能告诉你。”

“事情很重要吗？”

有半分钟的时间，端纳在那头一句话也不说，后来才说：“十分抱歉，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不过，你可以先等一下，我去问问子文是不是要对外宣布这个消息。”

有时候，独家新闻就是在不经意间得到的。

过了一会儿，那边出现了宋子文的声音，他说，蒋介石将军失去了自由，被胁迫了。事情就发生在他住的地方，在一座破庙里，距离西安城只有几英里远……是的，可以这么认为，前东北军部队兵变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和共产党串通一气，共同谋划的。他们已经把蒋总司令带到城里，将他关进了监狱，把司令护卫队的很多人都打死了。司令本想越墙逃脱，没想到却受了伤，很严重……起义者是想利用军队推翻南京政府，不是想索取财物。他们提出的要求还不是很明确。他还说，具体如何营救，用什么样的方法，政府还没有决定……全上海所有的记者都还不知道这件事，只有你。

绝对是独家新闻，这么重要的事，肯定会轰动整个世界。只是，现在是晚上9点，这是上海时间，那纽约时间就是早上9点，《纽约时报》早已开始在街上售卖，我还是离运气差了那么一点。真是遗憾。对了，时报还有应急措施——霓虹灯字幕，也可以发布消息。这条重大新闻可以出现在霓虹灯字幕上。当时，灯牌不管白天晚上都会亮着，就在时代广场的旧建筑物上，上面不停地显示着各种文字，那时灯火管制尚未开始。

我开始忙着写稿，很专心地，足足写了一个小时。我每十行组成一条快速报道的资讯，然后由车夫送到电报局派发。一条条快讯让车夫不停地在我的办公室和电报局之间来回跑，在发完五百字后，我们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我拿起一支烟，点燃吸着。突然想起，这件事这么重要，担任美国驻上海的情报官员是不是知道呢？如果他还一点都不知道，我想我应该告诉那些人，包括海军和陆军的情报部门，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指挥官，当然还要告诉总领事，让他们知道蒋介石现在正处在危险之中。我马上将稿件的复写纸整理了一下，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打电话。

偌大一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竟然被人抓住要挟，而且十分危险，我认为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当之无愧的头条新闻。更何况，这次政变对中国共产党的好处十分明显。苏联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改变政治策略呢？日本应该会特别重视，它又会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呢？假如蒋介石在这次事件中丢了性命，我想中国一定会非常混乱，到那个时候，不是等于给了日本可乘之机吗？日本必然会抓住机会，加快侵略的步伐，在中国攫取更多的好处。

我能赶在别人前头告诉美国政府的代表们这么一个重要新闻，还是五个不同部门的代表，也是自己的一种荣耀。他们得到消息后，有的表示不敢相信，有的显得很慌张，不过，他们更多的还是对我充满了谢意，表示很赞同我的做法，能够把这么重要的事及时告诉他们。

只是在这过程中，有一个电话让我很长时间都无法从心中消除。我国政府派驻国外的很多情报官员都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我碰到的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于一个报社记者来说，当天晚上的时间是容不得浪费的，可是有位接电话的情报官员却让我浪费了很多。我按照复写纸上所写的给他读了一遍，他听完后告诉我等一下，然后让我再读一遍给他听，以便他能记录下来，因为他只对写在纸上的事物具有分析理解能力，单单靠听，他是无法理解的。我只能又慢慢地读了一遍给他听，他一边听，一边记录。结束后，他又给我念了一遍，核对是否正确。

他说：“我记得没错吧？”

我还想抓紧时间写新的稿子，对他的行为在极力忍耐，说：“没错，全部正确。”很长时间以后，他说：“你认为这件事有意义吗？重要吗？”

还好，情报机构中像他那样笨的人不多，否则美国在远东的情报工作岂不是很难进行。在美国，负责情报收集工作的官员一般都是从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商务部挑选出来的，他们中大部分都具有该工作所需的聪明，对危险或情况变化有敏锐的感觉，非常善于思考、分析问题。不过，话虽这么说，我在远东地区待的十五年时间中，也确实遇到过一些比较笨的人。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将有办事才能的人辛苦劳动的成果毁于一旦。

就像现在，蒋介石身为中国的领导被人劫持，还随时都有被杀的可能，这个时候，还有人怀疑这件事的重要性。就凭这点也可断定，这个人这么长时间以来大概写的都是一些没有丝毫价值的东西。

我真想知道是什么人允许这样的人在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还有，既然他们连一件事的重要性都分不清，又是谁还让他继续留在这呢？

在后来的两个星期中，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事情最后的结果还是很不错的，不管对蒋介石本人还是对整个中国而言，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宋子文和端纳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俩不顾生命安危乘坐飞机到了西安。蒋夫人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她也飞抵西安，带着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出现在一场又一场的谈判桌上。他们最终努力的结果是，张学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就释放了蒋介石，而且由他亲自陪着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蒋介石就像是打了胜仗归来的王者。

蒋介石的归来，马上让整个中国跟着沸腾起来。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人民大众之间的欢庆活动。这次劫持，让蒋介石遭受了一定的磨难，但是他本人也因此获得了更多人民大众的支持，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团结统一。最起码，在当时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形势下，中国一致对外的局面有继续下去的希望。

西安事变最终协商的结果，从根本上说，其实只是实现了暂时的统一，这种统一时间的长短决定于日本侵略中国时间的长短。南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矛盾，当前只是一种休战协议。协议的内容共包括四个大的方面，如下：

第一，共产党同意停止在其根据地之外进行宣传组织活动；

第二，他们承认总司令为中国武装部队元首，并听从其命令；

第三，南京同意每月向共产党拨款，以银元计；

第四，作为陆军元首，蒋介石同意每月向共军运送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及食物。

达成协议之后，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缓解，还是和以前一样。共产党人对南京心怀不满，他们指责说，南京政府从迁到汉口，又转往重庆后，他们答应共产党的事情从没有按约定如数兑现，比如，每月答应的拨款数额总是不够，弹药也没有按数给足过。

等到国民党和共产党联手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后，他们之间很快就会开始一场真正的较量，以解决他们在实践和思想上存在的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大量有真才实学的政治人才，这些人不但要有才还要有爱国热情。在这方面，中国的领导人是有这个能力的。

西安事变最终能够和平解决，最不痛快的是日本。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日本人曾经还想故伎重施，说东亚地区即将被共产党严重“赤化”。日本政府还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控制住国民党，为了化解这个危机，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只有日本，日本愿意为了“正义”，施以援手。

实际上，日本当然知道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可是日本大张旗鼓地实施他们的帝国主义计划，使得亚洲大陆不得安宁，中国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统一局面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日本早就计划侵略中国的政策，在1937年2月的时候，他们就不停地往“满洲”驻入兵力，军需物资早就堆满了“满洲”的民用和军用库房。日本在谋取利益的计划失败后，想趁中国混乱之机，在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后的七个月时，打响大肆侵略中国的战争。

1937年年初的时候，蒋夫人曾经对我说，她正在写一本回忆录，回忆西安事变中她是怎样参加一场场谈判，怎样为了让蒋司令安全释放而努力的，里面全是她的亲身经历。该书写成后，会以招标的方式出卖书稿，谁的价格最高就卖给谁，卖得的钱会作为一项信托基金，作为几个孩子的教育资金，那几个都是西安事变中总司令卫队中死亡人员的孩子。当时，事发时正是早晨，总司令正住在西安附近的一座旧庙中，卫队的很多成员就是那时被害的。

我把蒋夫人出售手稿的事报告给了《纽约时报》。总部回复说，让我以北美报业联盟代表的身份竞买。最终，我买下了那份书稿，价格是一万两千美元，合中国货币四万元。

蒋夫人的手稿很不一般，她在里面特意强调总司令在被困期间的生活，主要是以阅读《圣经》为主，而且非常认真，蒋司令就是在那段时间中，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对基督教慢慢产生信心的，并越来越深刻。只是，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忍不住想：蒋介石为什么会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呢？杭州这个地方的景色非常迷人，城市中还有几个古老的寺庙坐落其间。蒋介石夫妇在西湖边上有一栋别墅，我有一次过去做客时，委婉地问到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在我的引导和暗示下，蒋司令终于开始讲当时发生的一件事，事情非同一般。蒋夫人把他的话翻译成了英语，下面就是事情的经过：

华清池北面有一栋房子，紧靠着后墙，我就睡在那里。我忽然间被一阵响声吵醒，是南面院子中的枪声和叫喊声，当时正是早上4点。我的卫队一共不到一百人，他们都对我很忠心，我想可能是有刺客。

我睡觉的时候有个习惯，喜欢穿美国人那种长睡袍，老式的那种，而不喜欢穿一整套睡衣裤。被声音吵醒之后，我马上跳下了床，没顾得上穿衣服，看见一双布拖鞋，就赶紧穿上，又拿了一件深灰色的绸面薄棉袍套在身上就跑了出去。天色还非常黑，因为当时正是冬天。我朝着北面的那堵墙用尽全力拼命地跑，然后使劲往上爬。那面墙足有八九英尺高。

我费力地爬到墙顶，然后用双手抓住了墙边，让身子慢慢地往下挪，之后把手放开，掉了下去。我本以为八九英尺高应该也没问题，可没想到，墙外面是条护城河，我掉下去了，觉得墙有三十英尺那么高，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我一下子掉进了河底，冰块把我身上划得到处是伤，下坠的冲击力撞得我浑身疼痛，更重要的是尾椎骨摔得站不起来了，拖鞋也没了。没办法，我只得用手和脚支撑着往上爬，终于爬了出来，钻心的痛侵蚀着我的身体。北风呼呼地刮着，就像刀子，地面冻了很厚一层，到处都硬得要命。一堆堆的积雪遍地都是。

我一点一点地慢慢爬到了位于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越来越亮了，我到处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没有用，附近没有这样的地方，想找一棵树躲起来都是不可能的。华清池那边的战斗还在继续，我的卫队人数没有对方多，好像已经占了下风，我们一边打一边设法逃脱，而对方则一路乘胜追击，听着枪声离这边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自己是没办法逃脱了，想象着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真的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

可一下子我又有了信心，开始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我祈祷了很长时间。我跟上帝承认我的错误和我的罪过并真心地祈求，希望上帝如果真的安排我拯救中国，就救救我，让我安全地渡过这个难关。

我再次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我忽然看见在不远的地方，有两只白色的兔子。我想这肯定是上帝在指引我，想让兔子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于是，我就一直跟着兔子，一瘸一拐地在山坡上走着。它们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在地上稍作休息。最终，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头后面。我跟着它们爬到那块石头前面，感觉这正是上帝为我准备的藏身之地，那里正好可以容下我。

没过多长时间，叛军的秩序和纪律都恢复正常。我被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我杀害，也没有让我受刑，只是又让我回到了华清池。之后，我又安全地被他们带到了西安城中，我被关了起来。

总司令被带到西安后，就住在张学良的总部。虽然他伤得很重，但是他却不接受医生的检查和治疗，并且不吃饭，不喝水，开始绝食。为他准备的所有食品和物品，他全部拒绝，只是要求他们找来了一本《圣经》。给他汤他也不喝，给他打扫卫生他也不让，也不洗澡。在刚被劫持的几天里，他还拒绝和任何人说话，更别说进行什么谈判。除了睡觉以外，他就专心致志地研究《圣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蒋夫人飞抵西安后，才算结束。

从1936年12月以后，蒋总司令经过那次事件就已经确定，他就是接受了上帝的旨意才来到世间拯救中国。到目前为止，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说明，蒋将军的这种想法，的确有很多事实可以作为推理的依据。

九　与莫斯科的关系

有很长时间，我都感觉很荒谬，也很矛盾。打个比方，日本人中有很多外交官、内阁成员、陆海军将军都和我相处得非常融洽，可是，也有很多人经常想用狠毒压迫的手段来对付我。蒋夫人的弟弟宋子文和我在有些业务上联系密切，在私人关系上我们也相处得很好，可是，南京政府却经常把我视作最大的敌人。这其中最不合情理，最矛盾的，应当属我和苏联以及苏联驻华外交代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维持了很多年。

很长时间以来，苏联都不允许我进入西伯利亚，他们拒绝为我办理签证。我想到辽阔无边的阿穆尔河以北地区，他们禁止；我想到海参崴，他们也不允许。可当时，苏联的好几任驻华大使和驻北平、驻上海的总领事，和我的关系都特别要好，而且他们经常会为我提供重要的秘密消息。中国和苏联最后会不会向友好的方向发展，日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害怕发生。尤其是1936年12月，当蒋介石因劫持事件而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后，日本人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峰。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协议之后，就释放了蒋司令。那样的结果，是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来日本人在1937年7月时发动卢沟桥事变，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害怕苏联会和中国签订协议，联起手来对付华北和“满洲”地区的日本人，所以一定要在他们联合以前，抢占先机，一举占领中国。

其实，中国和苏联当时确实已经有了签订那样一份协议的打算，这一点，有很多事实都可以说明，只是这些事实到现在也没有公开。直到1937年4月，中苏双方还在为合作的事进行商谈，希望还是很大的。当时离日本开始进攻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是博格莫勒夫，他曾经离开了中国很长时间，那时刚刚返回上海。斯皮尔万尼克先生当时是苏联驻上海总领事。

日本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他们知道南京和莫斯科正在商讨合作事宜，而且谈得很顺利。日本最先给了我一些暗示，他们对这件事已经了解了一部分。

为了求证这件事，我找到了斯皮尔万尼克先生，要求他承认或是否认这件事，但没有告诉他我是从哪里知道这件事的。他刚听我说后，坚决不承认。我说，作为一个讲信用的人，你只要讲出事实就行，是或不是，我不需要你给我证据。这些话让他很难堪，他说需要先征求大使的意见才能确定是否告诉我他的个人见解。几个小时后，我接到了他的邀请，我们约定好第二天一起享用午餐，另外还有苏联驻华大使博格莫勒夫先生。

中午见面后，大使很高兴而且非常坦诚地表示，中苏两国确实正在谈判，他的坦诚让我感觉很惊讶。他说，苏联政府很希望与中国达成几点共识，日后可以包含在新的条约里，内容如下：

一、苏联可以在经济方面帮助中国，提供信贷，而且保证长期提供，并且可以根据信贷再提供一些汽油和重工业机器给中国。

二、新疆本属中国，土地辽阔，物资丰富，苏联愿意让中国重新掌握其主权。

三、中国和苏联应该联合起来，将新疆和甘肃两省连接起来，修建一条铁路联通两省的省会——乌鲁木齐和兰州。还要将西安的铁路线延伸至兰州，这一部分由中国政府独立承担。

四、要保持外蒙古、宁夏、甘肃及陕西几省的省会之间畅通无阻，所以中苏双方要共同成立一家航空公司。

五、苏联要在汉口和广州这两个地方重设领事馆。

六、为了促使中国-西伯利亚-蒙古边境之间的生意能够更加自由地发展，中苏双方要签订新的商务条约。（这些边境地区的贸易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被苏联关闭了，一切贸易活动只能在苏联进行。）

七、双方约定，签订新约后，苏联不再帮助中国共产党，包括任何形式的帮助，都要中断，而中国不能再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签订类似的协议，帮助他们消灭中国共产党势力。（苏联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防止日本干预中国，给中国以军事支持，来打击中国共产党，苏联不能让日本的计划成功，不能让他们在中国得到太多好处。）

八、苏联会再次宣布外蒙古归中国所有，但是满洲和热河被日本占领，所以苏联要求外蒙古的现状还要继续下去。（指外蒙古一直由苏联控制的情况。）

九、鉴于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如果国际环境允许的话，中苏两国可以一起提出，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大国，共同签订一份合约，约定各个国家互不侵犯，包括全方位、各个领域的侵犯。

这个谈判非常重要，就算不说它的内容，谈判本身就是一条轰动性的新闻。博格莫勒夫大使明确告诉我这件事绝对不能发表在报纸上，尽管如此，我必须让杜兰德知道这件事，他是《纽约时报》驻苏联的记者。我把条约中的内容通过加急快件送到了纽约，并再三嘱咐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杜兰德先生看到，还要保证不能被苏联或是欧洲的检察员查缴收获。

我在那份报告中不但写了条约中的九点内容，还把博格莫勒夫大使说话的内容也写了进去，都是直接引用他的话。他所说的话我全部用心记下，待吃完饭后，就立即记录了下来：

前一段时间，我们的确一直在和中国政府进行协商，希望以那九点内容为中心，展开讨论，最终达成协议。可是目前看来，中国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我们决定将原来的内容做部分更改，重新开始谈判。

我这次返回莫斯科后，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和苏联政府的各位领袖商量此事，开会研究。我们采用新的对华政策纲领，当时是在去年，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因此，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苏联绝对没有参与共产党劫持蒋司令一事。

要解释我们的新政策非常容易。中国很热爱和平，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任何一个国家发生战争。中国人只希望自己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别的国家不要过来打扰。目前看来，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在慢慢苏醒，凝聚力在一步步地增强，整个国家也在向统一靠拢。眼下，只有广西的势力还比较强大，是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有外援支持的情况下，是可以越来越强大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交通，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大力发展交通事业，从而引导中国经济慢慢走向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必然会影响政治，最终走向政治一体化。中国拥有了强大的政治力量，那内战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小。当它成为一个军事政治都很强大的国家时，对整个亚洲的影响力就会变大，其他国家如果想挑起战争，迫于压力必然会顾虑重重，战争的次数也会因此大大减少。

这个谈判还在进行当中，没有最终确定。如果你们对中国人有一定的了解，你们就会知道，中国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有时候让人难以理解，他们也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反对，但也许突然某个时候就改变决定，答应了。很多时候都让人没办法相信。

在谈到远东地区未来发展的方向时，博格莫勒夫大使的看法深刻，他说，日本最终的结局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们“集中所有的力量，孤注一掷”；一个是日本政府收起他们的野心，结束他们的侵略。大使同时还指出，日本政府迄今为止“还没有遇到过难题，没冒任何风险，即使夺取了“满洲”，进入了华北，这些他们没有费一点儿力气”。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在中国，我得到苏联驻华最高外交代表的信任，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谈判中最重要的内容，他都会一五一十、毫不隐瞒地告诉我；而在苏联，我被他们称作是“胡编乱造”、“被日本帝国主义雇佣的人”和“盲目与共产主义作对的人”，整篇整篇批评指责我的文章开始出现在莫斯科的各家报刊上。

在后来的时间中，尤其是1940年年初那段时间，在西伯利亚的最北部地区，苏联一直在抓紧时间做着准备，我确定这些一定是中苏双方协议中规定的具体行动。我暗地里得到了一份苏联的正式地图，我把它也当成了证明我观点的证据。新闻发表在报纸上后，在苏联又掀起了一次指责我的风暴，苏联报刊再次成了批斗我的阵地。

之后，苏联就开始对我展开了攻击，不停地发表一些漫画，既阴险又狠毒。有份报纸上刊登的图画让人看了忍不住大笑，画面上的我悠闲地躺在沙发上，嘴里叼着一支黑色的大雪茄，电话就放在我手旁边的位置，一盏中国式的纸灯笼悬挂在我的头顶。我光着左脚，将一支铅笔夹在我的脚趾之间，墙上挂着一幅地图，我用脚在那地图上乱涂乱画，示意我的报道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关于苏联为了对付日本做军事准备的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

还有一家报纸的整个版面都是针对我的漫画。画中的我没有穿外套，双臂抱在一起，旁边放着一只粪桶，我的一只脚泡在里面。“约翰牛”头上戴着高礼帽，帽子上还沾着脏物，他站在一旁，脸上是一副很欣赏的表情。有一幅很大的地图挂在墙上，一位秘密特工人员站在我前面正在观察地图。还有一位日本人站在地图前，在我的指导下改画着亚洲内部的边界线。这份刊物是一份文学期刊，专搞讽刺创作，属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官方刊物，被称作“鳄鱼”。在过去，这上面发表的此类整版漫画一般只针对张伯伦和希特勒，现在他们竟然将矛头指向了我，在感觉好玩的同时，我感到更多的则是愤恨。

除了苏联报刊的攻击，巴黎的红色出版物也不甘示弱，攻击力度并不亚于苏联，不论哪个刊物，只要一发表，在两到三个星期之内，我一定会收到。那些东西都是由秘密通道过来的，中国的苏联特工一直都没办法查到。在那个世道混乱的年代中，说实话，杜兰德和我之间从来都不会依靠信件，也不会通过任何别的形式交流。

除了这些，攻击我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纽约和华盛顿的苏联特工人员也加入了那个行列，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很多人，包括一些带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和经常穿梭在各种交际场合的人物，他们则大肆宣传，表示支持我。《纽约时报》又开始忙了，数不清的信件和很多乱七八糟的提议开始一股脑地涌到报社，内容全部都是对我的指责，说我在惑乱民心，伪造事实，并且要求把我辞退。这件事和1928年到1932年间的事情太像了，只不过当时反对我的是中国政府，而现在是一些红色分子和苏联特工。幸运的是，《纽约时报》的态度和当年是一样的，他们仍然没有接受那些意见，而是转交给我，让我了解。

后来，哈瓦斯也加入了攻击我的行列，那是一家法国政府方面的通讯社。这家报社的做法很绝妙，苏联、法国和美国陆续对我的报道进行攻击后，法国报社把这些行为经过综合整理，然后把整理好的东西发往各处，包括上海和远东地区各处的报社，而我的那些报道绝对是真实的。我早就知道日本和法国的新闻行业是非常黑暗的，在全世界都臭名远扬，所以对那些攻击，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十　蒋介石的转变

远东地区的形势在1937年春天忽然一下子变得平静了，这反而让人有些不适应。不断有报道说，日本一直在往“满洲”增加兵力，这已经不再是新闻，只是仅此而已。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每次有人询问增加兵力的原因时，日本政府都毫不回避，总是很恳切地回答，但答案都是一些陈旧、空泛、不切实际的话，例如，之所以不得不调动军队，是因为苏联已经在“满洲国”的边境上增派了大批部队。这种说法是没有一点儿根据的。

刚刚进入6月，我就感觉出要有大事发生了。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全部垮台，新任首相由近卫文亲王担任并组建了新的内阁。

新任首相登台后，海外都对这件事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感觉，这种大规模的错误让人觉得非常奇怪。近卫上台，在各国看来，这是日本自由派重掌政权的标志。尤其是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他们的看法错误程度最为严重。而实际情况是，近卫很多年来一直都是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势力培养的后备力量。他的上台，在我看来，就意味着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即将开始。

在这件事上，我非常相信自己的推测。所以在内阁重组没几天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行实地调查了。1931年8月之前，我为了日本官员所说的“拿下满洲”一事，曾经到“满洲”进行调查，这次的路程安排，和上次基本完全一样。

我仍然是通过水路先到达大连，然后横穿朝鲜，对日本控制下的“满洲”铁路的所有路段都进行了仔细地勘察，还到了位于最北部的哈尔滨。在哈尔滨考察后，我又向南出发到了沈阳，之后顺着沈阳到北平的铁路线到了华北。

整个旅途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日本人，但他们大多数都保持沉默，对即将爆发的战争闭口不提。非常明显，日本陆军部队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出发，而且目标绝对不在北方。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据我的观察，日本的部队主要安排在中国腹地沿线，而不是北方，就连阿穆尔河前线也并没有多少兵力，要知道，那里可是直接面对着苏联。军用列车大多集中在山海关市以北不远的地方，山海关正是“满洲国”和中国内地的交界处。当年日军打算“拿下满洲”前，军用列车基本上都集中在鸭绿江以南的朝鲜境内，这种布局不是和现在的情形太相似了吗？

1931年，我从“满洲”归来后曾拜见了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T·詹森，并且把我的所见所闻全部据实告知，他当时完全不相信我的话，不过对我的态度还算礼貌。这一次，我又重复了当年的场景，把我的担心和我所看到的事实都告诉了大使，可他的表现令我大吃一惊，他很直接地说我的话“完全不符合事实”。

“没错，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的那次你是对了，我没有相信你的话，是我错了，但我也真诚地向你道过歉了。可你今天所说的话，不但绝对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华北如此拥挤，人口这么多，又这么穷，日本占领华北干什么？他们已经控制了华北的经济和政治，再闯进来，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再说，他们有了“满洲”，要完全开发那里的资源，并且完成移民，就要花费差不多半个世纪，他们哪里还有时间顾得上侵略华北呢？”詹森说道。

他的这些话真是让我不敢相信，而且让我非常震惊。他作为美国政府派驻中国的重要外交官员，而且已经在远东地区待了二十多年——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进步，他仍然可笑地认为，日本会对眼前的利益满足，认为他们至少需要五十年来消化“满洲”，把时间留给中国人去发展壮大而不闻不问。我实在是难以想象，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怎么会有如此幼稚的看法。

在发生珍珠港事件之前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美国驻日本大使一职都是由约瑟夫·C·格鲁担任的。他写了好多份秘密报告都交给了美国国务院，其中的很多内容现在都已经写到了国务院的白皮书中，都公开了。从报告中可以明确地看出来，格鲁对日本的野心分析是很客观的，非常正确。但是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报告却没有出现在白皮书中，这就足以说明问题。詹森后来被调到了澳大利亚出任公使，他在中国的很多年里，一定看到过格鲁先生所作的报告，哪怕只是摘要，他也应该有所警惕。就算他在中国没有从日本人身上发现任何线索，也应该受到报告的启发。

我很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重视日本的行为，可是他们没有，我怀着一种严重的挫败感回到了上海，想和蒋司令及其夫人见面谈谈。谁知不凑巧，他们去了牯岭度假，要在那待两个星期。牯岭在长江南岸、九江附近的大山深处，是一个度假村。总司令和他的夫人在牯岭也不单单是度假，蒋司令还要备课。因为他要给军官培训班分批讲课，从7月的第一周开始，整个夏天都排满了课，为此他们在离开之前还要求南京政府对外宣布，度假期间，他们不接见任何人。

我只好打电话给蒋司令的澳洲顾问端纳，在电话中我告诉他，我刚从朝鲜和“满洲”地区考察回来，在那我发现了很重要的情况，要当面告诉蒋司令，情况相当重要。我希望司令不考虑任何人的决定，能够因为这件事而暂缓执行，我说这些话时几乎用了请求的语气。

他们回复得很快，我的请求通过了。按照约定，我于6月28日上午开始出发，乘坐飞机从上海直接到九江，再坐车到山脚，然后乘轿上山。我见到蒋司令和他的夫人时是下午5点，在他们居住的小屋里，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他们做了详细的报告。

在报告的过程中，我没有向他们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问他们要任何材料用于发表我的报道。蒋介石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也没有提起。不过据我观察，他这次一定不会再忍受日本人的欺侮，任日本给他再大的压力，他也要反抗，并且会坚持到底。这场战争一定会到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蒋司令说，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准备，他的空军力量还有待加强。他已经醒悟过来，如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对日本侵略华北不闻不问，中国人民必将对他不再信任，他的众多将领也会离他而去，所以这次他必须行动。

我们都这样认为，日本人的野心在1937年夏天时，还只是北方六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和河南北部。他们如果实现了这个计划，必然会花费一两年的时间来整顿这些地方，按照他们的一贯作风，一定会在各地设立新政府，由他们来控制。下一步就是为侵略长江做准备。我们这些猜测完全正确，后来也都被证实了。

听了我的报告后，蒋司令改变了计划，取消了他的课程，开始为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做准备。确定了日本的侵略目标是在华北后，蒋司令制定了一项严密的作战计划，打算漂漂亮亮地打一仗，将日本人击败。

上海发生战事后，一般报纸上的报道都宣传日本人在攻打上海。日本人的目的绝对不是在长江流域，这些报道和他们的想法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这种结果是日本人也没想到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在上海开战，所以事情发生后，他们只能无奈地安排平民撤离，并且丢掉了上海的租界，尽管他们是万分不舍。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一个月零六天时，即8月13日，上海还有日本的一小股部队驻扎在那里。战争开始后，到18日和19日，中国军队已经把他们打到了黄浦江边。20日之前，上海一直没有正式的日本增援部队出现，只有一部分海军。

蒋介石的对策便是打破日本人的阴谋，破坏他们预计的战场范围，日本人想把战争仅仅划定在华北，蒋介石偏偏要把它拉到长江流域。将战场扩大，影响自然也会扩大，这样，反对日本的呼声也会更大，蒋介石就是想把战争发展成全民性的抗日运动。上海战事的开始，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精心策划好的，足足酝酿了六周的时间。战事发生在8月13日，当时中国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所以打起来得心应手。可这件事却大大出乎日本的预料，因此，他们为了冲破上海的各道防线，花费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日本人想要占领华北，蓄谋已久，7月7日他们故意挑起了战争，将地点选在了北京外围的卢沟桥。日本要发起对华战争，这件事我告诉过詹森大使，时间在两周前，我也告诉过蒋司令，时间是在九天前。

日本人的计划简直令人无懈可击，整个事发过程没有一点儿漏洞。战事发生后，他们在六个小时以内就控制了“满洲”到天津的铁路，这之后便开始大批运送军资输送兵力，四十多辆大型军车为一批，从这条铁路上开过，每隔二十四小时便有一批。战争开始了，这是日本人长期准备的结果，这次进攻的收效很快。

我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天津，时间是7月10日。当时，这里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军事抗战。华北地区的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计划动用武力，他们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对这个提议，日本人欣然同意。谈判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不过，这样倒是大大帮助了日本人，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将兵力和军用物资运到了平津地区，而且从两个不同的地方通过不同的方式运来，有通过铁路从“满洲”运来的，也有通过海路从日本直接运过来的。

天津火车站在海河北岸，这里本是中国的控制区域，可日本的军用列车到这里并没有受到中国人的排查和质问，那些列车有的当时就把货物卸下，有的朝着北平的方向继续前行，这件事很奇怪。日本人的解释是，这是有据可依的，庚子协议中有相关规定，他们向中国派兵是合法的。

中日双方的冲突只发生在小股侦察部队之间，而且大多发生在乡下，对交通并没有多大影响，北平和天津之间的公路仍然通行。我曾经去过那条公路，在到达天津后的一个星期内我坐汽车去过两次。公路总长大约八十英里，中日双方在公路上都设置了防线。汽车行驶在路上要不停地更改方向，绕道穿行，因为双方的战壕阻断了公路。临行前，我特意在车上插了一面特大的美国国旗，即便这样，我出去的两次，仍然受到了中日双方多次的射击。

第二次乘车出门时，我的车子开到了通州城外的一片高地上，我忽然惊奇地看到城内很多地方都在着火，火势很猛。有一个大型建筑离我们不到一百码，建筑的门楼正在剧烈燃烧，是美国的传教机构。火原来是由炸弹引起的，而炸弹是从一架日本飞机上扔下的，就在不到一个小时以前。殷汝耕是受日本人控制的，他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通州是他的“首府”。这次的起因是，他的下属机构维和团发动了武装叛变，杀死了几个日本人，那些都是殷汝耕的保镖和顾问。日本人知道后马上进行反击，通州大部分地区被他们炸得面目全非，很多中国人都死在了他们手上，其中包括六百多名军人和数不清的通州百姓。几天以后，中日双方的谈判以失败告终，武装冲突开始频繁发生在天津的各个地方，除了租界。租界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从地形看，这里的英租界、法租界、意租界和日租界都已经被中国人包围。

天津发生武装冲突的第一天，我来到理查饭店的房顶上，为了观看日本飞机待了一个多小时，那些飞机可不是飞着玩的，它们是在进行蓄谋已久的轰炸，目标是南开大学，一个接一个地不停往下扔炸弹，当时，学校马上要被炸成废墟。这只是日本计划的开始，南开大学是他们轰炸的第一个学校，接下来还会有很多。中国士兵躲藏在学校中，所以一定要轰炸，这就是日本人的托词。这一切都只是日本人编造好的谎言，这不是在诬陷他们，而是经过了美英军事观察员的验证。停止轰炸后不到一个小时，为了弄清真相，我就亲自赶到了学校。那里一片狼藉，经过搜索，我在学校没有发现一具尸体是穿着军装的。

天津战事的发生影响了整个华北地区，战火迅速蔓延，最终扩大到华北各地。北平作为古都，到处都是宫殿、寺庙和各种古迹，最后没有开战就落到了日本人手中，城市建筑没有被毁，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北方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这里的局势也越来越乱。到了7月底，我打算去南方看看，由北平记者接手战事的报道工作。在我们决定出发时才知道，所有的代步工具，除了不能正常进行工作的，其余全部被日本人控制了。我从天津到上海，整个旅程平时乘飞机只需五个小时，坐火车三十个小时，即使坐轮船也只要四十八个小时，可当时竟然花费了我整整十八天。而我如果从上海出发到芝加哥，十八天也足以到达了。

当时，所有的轮船为了躲避天津的战事都已经离开，剩下的全都是日本的运输工具。想要回到上海，我不得不绕道而行，可这一绕就是一个八百英里的大圈。我想先绕道沈阳，乘火车到大连，再走水路回到上海。按照这个计划，我赶上了第一趟开往沈阳的列车，这是一趟难民专列，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拥挤不堪。

一路北上的过程拖拖拉拉，让人只能干着急，却没有任何办法，一路上，我们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听闻已久的“东亚新秩序”。我买了头等舱的票，按理说我应该在包厢中，可坐在包厢中的却是日本单帮客，那些人有宪兵为他们撑腰。我想买点吃的东西也买不到，因为餐车只卖东西给日本人，还有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人。我想喝点茶水也是一种奢望。不管是啤酒、苏打水还是什么样的水，对火车上的白人来说都只能想象，是无法买到的。

火车晃晃荡荡地行进了五十个小时后，停在了“南满”铁路的一条侧线上。接下来的三十个小时一直都停在那里。这三十个小时里，还下了一场大雨，如倾如倒，很长时间都不停。之后，我们没有听到任何理由，就又被拉回了华北方向。原来是台风惹的祸，它引发了大水，大水把前面的一座桥梁给冲坏了，同时还有六公里长的轨道也被毁坏了，所以我们的旅途必须终止，还要再次回到天津。

往回行驶了三十个钟头后，火车终于停了，停在了塘沽小镇，塘沽在天津南部，位于海河入海口，这里垃圾满地，肮脏不堪。火车在早上一点的时候被日军强行占用。

没办法，我只好在一家小旅馆中住下，这是中国人开的，房间内奇臭无比，而且蚊子臭虫随处可见。后来我还是设法回到了天津，是搭乘标准石油公司的一艘汽艇回来的。汽艇逆流而上，一路上接连受到好几次来自两岸不同方向的射击，船上高高挂起的美国国旗也没起到任何作用。尽管已经到了8月，天气却仍然异常炎热，这样的天气大概只存在于中国的沿海地区。返回途中，河上到处都是光着身子的中国兵尸体，已经发肿。日本人战胜后，故意把这些尸体扒光后扔到了河里，只是为了省事，不用掩埋。

到了天津，我想尽快离开，可是订不到去大连的船票，只好又等了一天半。我乘坐的是一艘日本轮船。那是一艘沿海小型轮船，小到和一个洗澡盆差不多大小，火车上人多，这里和火车上也没什么两样。轮船跨越了整个直隶湾，一共用了二十四个小时。幸运的是，我和船长已经认识了很多年，交情不比一般，所以受到的对待和在火车上简直是天壤之别。轮船快要靠岸时，就看见有一艘轮船正在离开码头，那是日本轮船，要驶往上海。当两艘轮船交错相对时，双方打着旗语进行交流，看上去十分着急，一阵忙乱后，他们都停了下来。然后我被安排着上了一艘码头汽艇，汽艇又把我带到了那艘南下去上海的轮船。

轮船在第二天上午时分到了青岛。这里非常嘈杂，人们好像过于惊慌，一下子不知怎么办了。原来是因为这刚刚发生了一场冲突，冲突双方是几个爱国的中国人和两名日本水兵，中国人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杀死了两名日本水兵。这件事让居住在青岛的人们惊恐万分，很多人正在成群结队地想要逃离此处，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船在青岛湾停着，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再次起航驶往上海。天气还是热得让人无法忍受，吃过午饭后，我就回到了船舱，这里也是一样地热，我马上打开电扇，把衣服全部脱去，仰面朝天、四肢分开，很不雅观地躺下就开始休息。我再次醒来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太阳怎么会出现在船的那一边呢？我马上找到事务长问个究竟，他说是这样的，前面将有特大台风沿着海岸向北袭来，他们已经接到立即返回青岛的无线电报命令。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青岛，为了避过凶险的台风，这一次待了四十八个小时。等待的时候，战争带给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时间一直在继续，一小时又一小时，我也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我急着赶到上海，那里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现在正是驻外记者最应该待的地方。

轮船在第二天中午再次启程。吃过午饭我又回到船舱睡觉。醒来后，我发现眼前的一幕又是之前的重复，太阳又到了船的那一边。

如果非要说和上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就是这次的原因和上次不一样，不再是因为海上风暴。船长很坦白地告诉我，他接到了命令，必须马上返回青岛，不论用什么手段包括武力，把船上的所有乘客赶下船，将所有住在青岛的日本妇女儿童送回日本，妥善安置。原因是，上海形势的发展超出了预想，日本人害怕战争会影响到中国的港口，到那时候想要离开也许就不好办了。

这次回到青岛后，我发现，想要找个旅馆、客栈已经很难，因为那里住满了从各个内地城市逃过来的美欧难民。他们都害怕到了极点，希望在战争还没开始之前能够离开这里，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我一直留在青岛，没有一点儿办法，从那天傍晚到第二天。我是一名报社记者，在出现重大新闻的时候，我却不得不待在四百英里之外的地方，脱不了身，这可真是我最大的失败。8月13日那天，上海之战最终还是开始了。当天的新闻报道太多，以至在半夜时，所有的电报局不管是有线还是无线的，都被堵满了。那些报道全部都是描述战争的，据报道，战争的场面十分凄惨。

第二天传来的消息几乎坏到了极点，公共租界被炸。以前发生冲突从来没有祸及租界，即使有也不会如此严重，这可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一架中国飞机飞行在平时最为拥挤的十字路口上空，准备轰炸日军旗舰出云号，没想到却遭到日本高射炮的攻击。这架飞机不幸被击中后，发出的三颗炸弹受到外力影响，一颗掉在汇中饭店，另外两颗掉在了离跑马场不远的地方。那是人群最集中的地方，将近六千人不幸身亡。

我从动身前往上海到现在已经超过了十三天。上海正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我却仍然困在四百英里之外。可是事情已经发生，再没有挽救的办法了。

我没有找到住处，幸好日本人允许我睡在船上，那天就在船上过了一夜。美国领事馆有一个人在第二天找到了我，这人是一位低级官员，他邀请我住到他家，真是帮了我的忙。

之后，我想尽各种办法希望回到上海，寻找所有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都没能成功。后来还是一位日本人帮助了我，他是一名海军上将。岸上的兵站都由他负责。他告诉我，假如我可以在第二天设法赶到大连，他就有办法帮我回到上海。他说知道有一艘英国货轮在第二天会开往大连，如果我能上去的话就好办了。我到了大连后，他有办法安排我乘飞机到日本长崎。在那里，将会有船在三天之后开往上海，那是一艘挪威船，可以让我乘坐。

我带着行李，找到了那艘英国船并顺利地登了上去。可是，就在马上要开船的时候，船长跟我说，有一千二百名中国难民买了三等舱的船票，他们也要同行，都住在统舱。这个我是可以忍受的。他又接着说，他们把目的地改成了香港，不再是大连。这可让我怎么办呢？香港距离上海有八百英里，在青岛南部一千二百英里的地方，那不是更不方便了吗？我不得不改变主意，离开了那艘船。

当时，船和售票处这些东西都已经形同虚设。你如果向他们咨询，绝对什么都打听不到，要不然就是听到些胡言乱语。我在码头上走来走去，把停在那里的船问了个遍，希望有一条是去上海的，可结果是花费了不少时间，却一无所获。后来，我又乘坐一条汽艇，问遍了所有系在浮筒上的船只，结果还是没有。经过我不懈坚持，终于在第二天中午找到了一艘英国沿海轮船，它会在下午两点出发前往上海。我上船的时候，那里早就聚集了一千八百名中国难民，他们看起来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每个人都很紧张。那些人都挤在露天的甲板上，头上顶着炎炎烈日。看他们的样子，已经被挤得动不了身了，想上个厕所都没有办法。这艘船上的厕所是绝对不够用的。虽然船上的炎热和扑鼻的臭味已经让人无法忍受，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还要冒险忍受其他情况，比如你有可能被染上霍乱或者其他难以医治的疾病。除了船上的情形，我自身即将面临的困难是，我的盘缠已经不多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坚定地花钱买了去上海的船票。

买好船票后，我又上了汽艇，返回码头拿我的行李。到了岸上，我一眼就看到了四名美国人，他们都很年轻，身上都穿着美国海军制服，干净笔直，没有一丝褶皱。

忽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问我：“请问你是阿班吗？你是想要回上海吗？如果是的话，请你抓紧时间，伊莎贝尔号马上就要出发了，咱们一上船立即就出发。”

美国海军领导人不知道从哪得知我现在的境况，他们命人尽快找到我，并且把我带上伊莎贝尔号。这艘船是个人游艇，主人是哈里·E·雅内尔，他是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同时也是海军上将。船要开往上海，上面还可以容纳五个人。幸运的是，我也是这五个人中的一位，我们都被认定不得不前往上海，那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有待解决。

“伊莎贝尔号”在设计的时候主要为了追求航行速度，所以它的整体建造得特别窄，看起来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排水量只有八百吨。这艘船原来是一艘私家游艇，是后来才被国家买过来使用的。如果放在平时，只要二十四个小时，“伊莎贝尔”就可以到达上海，可是这次的时间比以往延长了很多，主要原因是风浪太大，再加上几天前的那场台风还没有完全过去，此时的风速能达到每小时五十英里。即使在风浪很大的情形下，8月的太阳炙烤在人身上，让人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因为风浪巨大，为了防止进入船舱，所有的舱门都紧紧封闭起来，甲板下只能感受到太阳的热气，却感受不到一点儿风浪带给人的凉爽之意，热得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伊莎贝尔”在巨大的风浪中显得更加娇小，风速越来越大，游艇的速度却一直在往下减，从开始的十六节减到十二节，又从十二节减到了八节、六节。十一年来，我经常在太平洋和中国海上来回行走，大风大浪见过不少，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晕船的情况。可这次出发后还没有一个小时，我就倒下了，因为风浪过大，船身颠簸得太厉害，再加上热气蒸得实在太难受。

到长江口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四十八个小时。在船上的很多时候，我都被风浪和热气折腾得晕晕乎乎，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关心上海战事的发展了。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就来到了露天甲板上，在那铺了一条毯子，然后躺在上面，两只手拼命地抓着烟囱旁边的一根细栏杆，主要为了避免一不小心跌进海里。第二天总算好受了些，不再那么沮丧，因为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有这种情况，船上有一半官兵都有严重的晕船现象。我们几个人全都在那儿躺着不敢动。风浪大的时候，我们全身都会被水珠和浪打得湿透，等风浪过去，又会被火辣的阳光晒得滚烫。注定我要受伤了，我上身只穿一件运动衫，下身穿一条白色短裤，结果膝盖、双腿、双臂、脖颈和脸上都被晒得起了泡，然后又开始蜕皮。

等到了长江口，船又被迫停下来了。晚潮已经过去，我们没有赶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找了一个小岛的背风处停了下来，晚上就在那度过。在西北方向停着很多日本军舰，每个形状和大小都不一样，探照灯一直在那照来照去，整个晚上都是如此。

天刚刚有一点儿亮色，“伊莎贝尔”就开始继续前行了。它顺着长江向上行驶，慢慢恢复了曾经的稳定状态。经过日本驱逐舰时，双方之间的距离很近，我们在船上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动作。当时，他们正在摆弄水上飞机，想把飞机放入水中，只是他们的动作显得很笨拙。我们从长江进入黄浦江后，上海的炮声已经响起在我们的耳边。就在这个时候，我想马上赶到上海市区的愿望又落空了。“伊莎贝尔”并不计划直接进入市区，他们还要去加油，到黄浦江南岸的标准石油公司，那里离市区还很远。

这一路真是太不顺利了。直到过了中午，我才终于登上了此行的最后一艘汽艇，这是一艘标准石油公司的汽艇，它可以直接把我带到上海外滩。汽艇上满满地放了五个油桶，都是五加仑装的，每个桶里面都装满了汽油。我就在那些桶上面坐着，刚开始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可是汽艇驶出几英里之后，我忽然发现，自己正处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我们所处的位置离上海不远，属于中国军队的阵地，日本驱逐舰在南部，他们在不停地朝北面的中国军开火。我们路过的地方正好处于中日交火的中间地带，有时正好在日本炮弹的轰炸范围内，有时又必须要经过日本军舰和黄浦江南岸的中间地带。南岸的位置上，有中国人正在使用步枪和机枪不停地朝停在那里的日本船只射击，子弹不留一点儿间隙。

我很害怕突然间有一颗机枪子弹飞过来，它带着高温将油桶穿透，那我定会葬身于火海。还好比较幸运，我害怕的事情没有变成现实。我终于到了上海的外滩，当时是下午1点。我回到久违的上海总会时已经是二十分钟后，在那里，我开始迫不及待地收拾自己，洗澡、刮胡子，把所有的衣服全部换掉，它们在我身上整整捂了四天，这些都是我回到上海后的第一次享受。

我到达的那天是8月18日，距离那场误炸已经过去了四天，可当初的悲惨场面带给人们的震撼依然存在。事发地点汇中饭店仍是一片狼藉，这里废墟满地，等待着有人过来清理。这里和华懋饭店之间的路段叫南京路，路面全部被炸毁，已经被迫封闭。爆炸伤及到几百人，有的死去，有的重伤，那些人已被抬离现场，只是他们留下的血还在人行道上，已经凝结，一片一片的，又黏又滑。善后人员在上面盖上了一层沙子，还喷了很多消毒剂，可是街上的气味依然存在——是尸体散发出的浓烈的臭味。

另外一处被误炸的地方是跑马场，它附近的情况比汇中饭店更加严重。这里死伤人数更多，而且尸体大多被炸得四分五裂，那些被炸飞的肢体和不完整的尸骨，只是被人用草席裹了一下，就随便堆到一个地方。一块一块的人肉被炸得到处都是，沾挂在周围的墙上、广告牌上和栅栏上，都还没来得及打扫。随处放置的尸体腐化后发出了难闻的臭味，在炎热的8月的烘烤下，让人更加难以忍受，恶心得只想吐。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开始感觉到有轻微的北风吹过，有了一点点凉意，稍感舒适了些。这一点点舒适的感觉也很快就被烟尘和臭气给破坏了，日本人正在大型焚尸场火化尸体，有战死的军人，也有普通百姓，焚烧的烟尘和臭味被北风带到了公共租界。

战争依旧继续，打得极为火热。中日双方都使用的是大炮，他们互相轰击，炮声从未停息，轰隆隆的声音犹如晴天霹雳，这是在地面上的情形。黄浦江上的动静也不亚于此，不时可以听到日本军舰攻击时的炮声，岸上的中国人使用的是步枪和机枪，各种响声不断，交织在一起经常将这些枪声淹没。空中也没闲着，日本飞机盘旋在北站上空，不停地向下投放炸弹，地面上的人们由于惊吓发出的尖叫声和喧闹声，一次次被炸弹的爆炸声打断，那种刺耳的声音让人感觉特别恐怖。

声音在天色将要暗下来时停了，可是只安静了一会儿。中国轰炸机群过来了，三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尝试炸掉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可是一次都没有击中。他们每次都失败而归，只要一到黄浦江，日本的高射炮就开始发射，岸上的、舰上的，乱炮齐发，不管他们飞得高低，都没办法命中日舰。炮弹一旦爆炸，弹片就会四处乱飞，经常会造成非常危险的局面。有一天晚上，市中心的街头就遭遇了这一幕，各种形状的弹片飞将下来，有的很尖锐，再加上刚刚爆炸的温度，有四十八名市民被击中，或死或伤，这一切的发生只不过用了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先给纽约总部发了一篇很长的电讯，内容主要描述从天津到上海的经历，那十八天内发生的一切。上海总会已经人满为患，所以接下来要做的是重新找一个可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曾经一直在百老汇大厦十六楼，在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我的住所和办公室都在那，可现在日本人占领了那里，我如果还住在那就等于自己往火坑里跳。新住所找到了，用了不到二十四个小时，我就把一切安置好了，就在一家酒店，位于美国总领事馆办公室的斜对面。我的住所和办公地点都在那家酒店的十一楼，我租下了整层楼，包括：卧室、客厅、办公室、两个浴室和两个大阳台。我专门选了这个楼层，因为这里有两个阳台，一个能看到黄浦江的下游地区，北站和闸北都在那，我可以亲眼看着日本人每天都是如何轰炸那两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可以看到黄埔江上游，在那里我看到了日本人是怎样轰炸南市的，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我住的那家酒店和北站之间只隔着八条街，这是直线距离。当巨型的炸弹爆炸时，我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每次都会有金属弹片掉在我旁边，也有的会落到墙上，那些弹片都是滚烫的。

我找到了一位年轻的土木工程师，有一天我把他请到了家里，让他把测量的仪器架在我的阳台上，当轰炸开始的时候，测量一下爆炸的时间和烟尘碎片的高度。他测量后经过计算得出结论，从炸弹在北站爆炸到之后的十五秒内，爆炸产生的烟尘和弹片会弹起六百英尺。北站和我所住的大楼只隔八条街，每次炸弹一爆炸，我就可以看到冲出很高的烟尘，它们在高处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片蘑菇状烟云，之后便会听到一阵很大的声响，紧接着，爆炸周围空气猛烈震荡而形成的波动就会传到我的眼前。

十一　身临险境

8月23日，天空通明透亮，天气晴好，依然炎热。安东尼·比林汉姆当时是我在上海分社的助理。将近中午时分，我们想去买几件衣服，就一块儿出了门。我们的衣箱都在两个星期以前给丢了，箱内的衣服也没了，都是现在需要的换洗夏衣。我们的其他衣服都在以前住的公共租界中，想回去拿，可是那里已经被日本人封锁。我们俩的衣柜现在没有一件可换的衣服。

李师傅是我当时的司机，那天出去的时候，开车的不是他而是比林汉姆，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已经想不起来。那天开的车子是我临时租的，我想租用到战争结束为止。我当时有自己的车，刚买的，因为怕流弹和弹片伤到它，所以就寄存在了法租界。

我们一家挨一家地在商店里转，买了很多衣服，还看了很多野外双筒望远镜并询问了价格，我们认为价格最低的是永安公司（事实上是先施公司，作者记错了，下同）光学部的产品。永安公司当时是上海地区首屈一指的百货公司，二楼就是他们的光学部所在。

我们买完东西已经快下午1点了，于是就开着车打算从南京路回到酒店。要走的时候，我的助理说有一个提议，不如到永安公司订下野外望远镜，请他们把东西送到酒店，我们可以收到货物后再交钱。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就答应了，他马上把车向右拐去，停在了百货大楼的西墙下，那是一条窄街，和南京路垂直。百货大楼就高高地直立在那。

车停好后，我留在了车里，比林汉姆一个人进入商店去订望远镜。我靠在椅背上，选了个舒服的姿势点上了一支烟。忽然间，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中国人站在那，密密麻麻的，他们都在仰着头往天上看。于是，我扒着车窗向天上看去，只见楼和楼的缝隙中正有一架飞机飞过，是银色的，它的高度大概有一万两千英尺。我不以为然地又摆出原来的姿势，接着抽我的烟。没想到一眨眼就有一颗炸弹在地面爆炸。地面开始特别强烈地震动起来，震得人生疼生疼的。紧接着就响起了爆炸声，声音之大把我的耳朵都快震聋了，我的耳膜和血管都快无法忍受了，看来爆炸点离我所在的位置很近。我的整个身体都软了，只能坐在车里，无法动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两分钟，我只觉得头晕目眩，百货大楼被炸得碎片乱飞，不停地砸着车顶。

爆炸过后，最难受的就是浑身无力的那段时间。巨型炸弹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形成的浓厚烟雾久久不散，在上空长时间环绕，足足有四分钟的时间，你只能听到玻璃和碎石掉落时发出的响声，再也听不到其他声响。人们的尖叫声、痛苦的呻吟声在四分钟之后才响起，大家费力地爬起，想要离开。警报声也在这时响起，有救护车，还有灭火车，声音恢复到爆炸前，一个个生命仿佛也停止了几分钟，此时才从惊吓中苏醒。

我曾经在电影中看到过很多爆炸的场景，可没有哪一部影片刻画到这个瞬间，炸弹爆炸后好像出现了一阵空白，声音停止，万物凝滞，那种寂静更让人害怕。后来，我在好莱坞和西塞尔·B·德米勒一起吃午饭，他是一位著名的导演，大概是1942年的秋天，我就曾提到过这些感受。那个时候，他正打算依照日本人攻占爪哇的历史导演一部战争片，在那段历史中，日本曾对巴达维亚地区进行过轰炸。谈到爆炸，我就把那段难忘的经历讲给他听，尤其是那一瞬间的感受，那位导演也想把这些表现在他的电影中，让观众们也能体会到那片刻之间万籁俱寂、生命不再的感觉。他把一个秘书叫过来，把我的所有描述一字不落地全部记录了下来。

还接着那场爆炸说。当我发现自己的意识完全恢复的时候，我开始挪动双腿，还好没事，可以动，我就慢慢地从车内走了出来。下车后我才看到，车上所有的车窗玻璃全被砸碎了，只有前面的挡风玻璃还在那。走在街上，我发现自己是整条侧街上第一个能起身行动的人。周围地面上到处都是玻璃碴，受伤倒地的人，没有一个起来走动。百货公司的侧门就在不远处，我朝着那个方向走去，一边走着，偶尔还会有房檐边上的碎砖块从上面掉落下来。我努力地控制自己，可还是发现自己的两条腿好像不听使唤了，总是不停地碰到中国人的尸体，那些尸体就横躺在大街上。他们大部分已经停止了呼吸，有些人还能发出声音，只是很低很低，如游丝一般。

我刚到大楼门口，正碰上大批人流从里面蜂拥而出，这些人中不是店员就是顾客，以中国人居多。他们一边慌忙地乱跑，一边大声地喊叫，大部分人身上都带着伤，有一部分还伤得很重。我站在门外，一时无法进去，因为这里人太多，拥挤着一股脑儿地往外冲。

终于我还是走了进去。爆炸引起的震动破坏了线路，停电了，商店内的一楼漆黑一片，幸好还有橱窗的背景灯能用，否则真要伸手不见五指了。里面几乎让人不能呼吸，烟尘到处乱飞，石膏破碎形成的尘雾布满了整个空间。橱柜上的玻璃全被震碎了，地面上都是碎玻璃，用脚踩上去很是光滑。我只要一挪动身体，脚下就会碰到人，一碰到我就用手去摸，看他是不是我的助理。可是店内太暗，根本就看不清，我只好先摸他们的衣服，如果是西装，又是男性，我就划着一根火柴，辨认一下是不是他。

大楼中央部分是四排电梯，两边是步行梯。当我走到楼梯口时，那些往外走的幸存者已经有些稀少。我忽然记起比林汉姆是要去二楼的光学部，于是赶忙顺着楼梯往二楼跑过去。上去后，映入眼帘的是通道上纵横杂乱躺着的尸体，都已经死去。

我想也许他从前门出去了，急忙跑到正面的窗口前，朝着外面仔细搜索，我顺着南京路来回地看，从东头第一条横街到西头第一条横街，南京路上躺满了尸体。有些男人跌跌撞撞地走着，很像喝醉酒的样子，一看就是受了重伤。爆炸过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可是早就听到拉着警报声的救护车和消防车并没有来到这里，听着仍然十分遥远。

我觉得比林汉姆一定是遭遇不幸离开了，我就顺着楼梯跑了下去。下楼后，我一条通道一条通道地找，一个人挨一个人地检查，想要找到他。很多需要帮助的受伤者都希望我能帮帮他们，可我虽然很同情他们，但也无能为力，只能选择无情地离开，不管不问。

查找的结果什么都没找到，我只好又走出大楼，回到车旁，我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特别希望能有个人过来帮帮我，觉得自己被击败了。就在这时，忽然从车子后排传来了咳嗽声，我连忙跑过去看，真是奇迹，竟然是比林汉姆。他正在那缩着身子，一部分已经挨到地面，一部分在座位上趴着，全身上下都沾满了鲜血。

后来我才知道，爆炸发生时，比林汉姆在电梯中，他正准备下楼，当时震动一开始，电梯就停了，他被卡在了一楼和二楼中间。里面一共有十一个人，只有比林汉姆和开电梯的十二岁的男孩逃过这一劫，其余九人全部丧生。比林汉姆当时伤在左侧，他把力量集中到右肩上，撞向电梯的铁栅门，门被撞开后，他用右手使劲地抓住某个东西，吊起整个身子，然后掉落到地面。那个男孩十分灵活，他像猴子似的沿着电梯的铁栏杆慢慢滑落下去。到了地面后，比林汉姆忍着伤痛用力爬到了车边，然后又使尽力气挪到了车里，因为伤势过重，流血太多，他就不省人事了。

我匆忙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势，看能否帮忙做一下简单处理，可看完后发现，我根本帮不上忙。他的伤主要在左腕和左肘之间，中间的肌肉大部分都被炸掉了。腋下的伤势也很严重，有一块弹片打中腋下，那个部位的一根大血管被切断，受伤的面积太大以致没有办法再使用简单的绷带包扎。我现在能帮到他的大概只有尽量减缓血流速度了，我从他的衬衣上撕下一块布，把他的手臂用力绑在了身上。

还算幸运，我只是怀着试试看的心理踩了下启动器，谁知竟然发动起来了。街道上的人太多，我只好挂着抵挡慢慢往前开，还要时时躲开那些急需帮助的伤者，可是不可避免地有时要从尸体上轧过，嘎嘎直响。威廉姆·欧哈纳是我的医生，他的诊所在中外联合大厦，离这里只有三条街的距离，我开着车向那个方向驶去。在路上，我正好碰到一辆军用救护车，看样子是要赶到爆炸现场，速度飞快，当时我们再经过半个街区就到诊所了，我为了让他们停下来，就把车子横在街道上。那辆车的司机看到这种情况只得猛踩刹车，轮胎和地面摩擦发出了尖锐的声音，车上的司机和助手开始大声用恶毒的话冲着我骂。他们俩都是英国人。我把我们的情况据实跟他们讲了一遍，告诉他们比林汉姆的伤势不能再耽搁了，我说，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欧哈纳医生带过来，请他们一定帮帮我们。我讲完这些话也不管他们什么反应，撒腿就跑，那两个人开始在后面大喊大叫，说他们车上除了担架，就连绷带和麻药这些本该有的东西都很少，所以他们帮不上我们的忙。可事情远远没有我想得那么简单，到了中联大厦我才发现，即使这里距离爆炸现场已经十分遥远，也同样受到了池鱼之殃，这里的照明和供电也一样中断，可见爆炸的威力有多大。电路中断，自然电梯和电话也都不能用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步行到五楼，累得我不停地大声喘气。到了诊所我才发现，欧哈纳医生早就赶去了受灾现场。我忽然想起好像还有一个医生，他的诊所就在楼上。我只是记得那个人大概是德国人，他好像特别特别胖，我并不认识他。我赶紧跑到楼上找到那个医生，他并不答应我的请求，可是这不重要，我无暇顾及他的反应，只是要求他马上下楼，连穿外套的时间都没有留给他，而是专横地提起他的医药箱就下了楼。他虽不情愿，可也没办法。我急急忙忙地回到我停车的街上，发现救护车早就离开，我要求医生救治的比林汉姆也不见了，一同消失的还有我的车。那位医生肯定觉得我很不正常。可是我的确无法证明自己所说的话，除了地上的一大片鲜血外，什么也没有，我的车刚才就停在那。

直到这时我才清楚，整个上海所有的交通工具，不管是几个轮子的，几乎全部都到了爆炸现场。后来获知确切数字，一共有六百一十二人在此次爆炸中死去，严重受伤住院治疗的有四百八十二人。我跑到街道中间想拦下一辆车，后来有一辆小型双门车停了下来。看样子司机喝了些酒，已经有点微醉，是个苏格兰人。我告诉他我目前的困难处境后，他当即提出愿意开着车和我一起寻找比林汉姆，一定帮我找到，并提议可以一家一家地到每个医院去看看。我们找了一遍没有，接着找第二遍，在一个乡村医院终于看到了比林汉姆，他当时刚好被人从救护车上抬下来，正要送到医院，让我们撞见了。当时已经将近下午3点。

真是无巧不成书，事情是这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一位上校写了一封信给我，他派了一位下士，要求他将信送到我居住的酒店。我当时刚走，这位下士就从那路过，他正要去我的酒店，却看到了我的车子。我的车已经严重破损，车上还在不断地往下淌血，就急忙下车过去查看。在车上他看到了伤势很重的比林汉姆，立马决定丢下自己的摩托车，开着车去了一个英军急救站，那里距我离开的地方只有两条街的距离。比林汉姆正是因为在那里受到了紧急护理，才保住了性命。

比林汉姆的运气还不错，他被送到那个乡村医院时，正好欧哈纳医生也在那，自然欧哈纳医生就接诊了，开始负责为他诊治。当比林汉姆从手术室中出来时，已经是下午4点以后了。

而我，可能就是全上海幸存者中最凄惨的一个。我早上从家里出门时，穿得干干净净，上身是一件白色运动衫，无袖的，下身穿着一条白短裤，是上过浆的，脚上的皮鞋也是白色的，还穿着一双到膝盖的羊毛袜，也是白色的。可是这一天还没过完，到下午4点，我全身上下没有一件衣服还能显示出它的本来颜色。鲜血早就溅满了我全身，现在早就变成了硬硬的血块，颜色也由最初的鲜红变成了现在的红褐色。

欧哈纳医生说可以送我回去。为了不把他车上的座椅弄脏，上车之前，我先在座椅上铺满了报纸。车子行驶到南京路上，到英国乡村俱乐部附近时，欧哈纳又提出一个建议：

“你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脸色惨白得就像一根白蜡。不如我们一起去喝一杯，来杯双份的白兰地，我也很需要。”

说完后，他就向俱乐部入口开去。我正走着，他忽然很大声地喊道：“你的右脚受伤了吗？怎么会一拐一拐的？”我都没感觉，直到听了他的话才发现，我照实回答说不知道。

“马上坐下。”他用命令的口气说。我一坐下去，他就立即用剪刀把我的鞋袜给剪开了，在我的右脚踝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里面扎着一块玻璃，差不多有小指那么大。

我就坐在乡村俱乐部前面的台阶上。欧哈纳医生命令我不要走动，然后他一个人走进酒吧，买来了白兰地，让我大口喝下。我们再次上了车，他这次的速度明显比刚才快了很多，他把我带到了医院，之后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还给我打了个破伤风针。接着就把我推进了手术室，在那里，一个护士又发现了我身上的一处伤口，在脖子后面右下方的位置，我想有可能是爆炸时弹片伤到的，也有可能是车窗玻璃被震碎时伤到的。事情发生后，我的心情一直烦躁不安，精神也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所以根本就没有感觉到疼，以致就没有想到自己还有伤在身。

终于回到了舒适的住所，我赶紧把身上所有的衣服全部脱下来，然后让仆从拿去烧掉，正在这时，电话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刚开始接到的是城里各家外国报社的记者打过来的，后来是上海本地的报社记者。还有很多朋友也不停地打来电话关心我的伤势如何。接了那么多电话我才知道，整个上海市都已经知道了我受伤的消息，他们传言说我伤势十分危险，命垂一线。我忽然间想到了母亲，她远在美国，一定非常惦记我，还有我的亲戚朋友，我应该让他们放心，别为我提心吊胆。

这件事要尽快完成。我还是慢了一步，电报还没发出去，《纽约时报》就已经发来了电报，询问我的情况。还有很多加急电报也接二连三地发过来，它们来自日本、菲律宾和华北等地，都是我的朋友，也是为了了解我的情况。

美国方面报道这件事的报纸在一个月后开始先后送到上海。报道的内容让人看了绝对会感到震惊，我读后确实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其中有一篇简直是胡编乱造，严重失实，报道是合众社驻上海的一位记者所写，而且这个人我是认识的，我们还非常熟悉。在报道中，他说自己亲自去过爆发现场，亲眼看见我受了很重的伤，比林汉姆的伤势比我还严重，我不顾自己的伤势背着我的助理在南京路上行走，路都走不稳，但我仍然坚持。按理说，这样的报道是在夸我，我应该高兴，应该感到光荣，怎么说都不应该感到不满，甚至愤怒。可是报道真是太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大家可能不知道，比林汉姆足足有一百九十磅重，比我要重四十磅呢，我背着他走，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比林汉姆的伤势实在严重，多次诊察结果显示其程度非同寻常。上海医生对他的伤势表示无能为力，他的左臂肘关节以下的血液已经不流通，全部处于僵直状态，在这里想要恢复那一部分的血管功能是不可能的。他的小臂和手上完全摸不到脉象，很可能已经坏死。我和上海的五位外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给《纽约时报》发一份电报，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总部知道后，很快安排比林汉姆去了香港，然后通过高速运输机把他运回了纽约。他接受了三次不可思议的手术，为了使手臂被切断的神经再次恢复功能，医生把他脖子后面的神经移植到了手臂上，这样做效果很好，最终恢复了他左臂和左手百分之七十的功能。

所有的日本人没有一个精通飞行技术，他们驾驶轰炸机的时候总是瞄不准，更谈不上什么效率，这是当时世界上其他强国对日本人的看法，这种认识简直就是在掩耳盗铃。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不仅如此，他们还觉得日本人连陆炮也发射不准，很明显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发生在1937年的上海外围之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美国在1943年时开始发行了一本回忆录，主要描述飞行员在菲律宾被击落的亲身经历。一部分飞行员表示，一直有通知告诉他们日本没有先进的战斗机，这种看法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也没有改变。现在日本的零式战斗机闻名天下，可是他们郑重声明，当时基本上就没有听说过。我在1941年曾从远东回到美国休假，在那个短短的假期中，我抽时间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日本陆军和海军航空兵的，标题是《没错，日本人知道怎么飞行》，后来将其发表在同年4月19日的《时报周六晚报》。

在文章的原稿中，我还讲到了日本空军当时的大致状况，自从日本加入轴心国后，他们从德国引进了几百名飞机制造专家。我写道，日本飞机的最高时速曾经是三百二十英里，德国专家到来后，在他们的指导下，日本开始着手制造新式飞机，这款神秘飞机被命名为“零式”。我在写那篇文章时，这款飞机只在中国领空出现过几次。我表示自己很欣赏这款飞机的机动性，它当时的时速就可达到四百二十至四百三十英里。

华盛顿国防部和海军部队对我提到的零式飞机非常重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到了第二年12月，我国驻马尼拉的飞行员还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日本还有零式战斗机。我曾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前，将其交给华盛顿的有关部门审查，所以他们一定知道零式战机，只是政府后来删除了文章中关于零式战机那一部分，我想可能是他们不相信我所写的内容。

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战事发生的三个月中，中国人应该为轰炸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事负责，因为那些损失都是由于他们的不冷静和超低的效率造成的，而不应将责任推到日本人身上。在那三个月中，日本人只造成了一次伤亡事件。一架日机本想轰炸一座中国仓库，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谁知在经过公共租界时，日军投放的炸弹失了准头，一颗落在了苏州河中间，一颗落在了苏州河南岸的马路上，这里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防区，单从这件事看，飞行员的技术确实有待提高。日军投放的是小型燃烧弹，它击中了一辆汽车，汽车当即就被引燃，车上的十三名中国乘客当场死亡，同时受伤的还有不远处的一位哨兵，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他的眼部受了伤，还好不太严重。

日军的炮火还是精密而准确的，射击时会准确地避开公共租界，这也是一个证明。闸北在公共租界以北，他们攻占那里后，每天都在那向华界开炮，而华界位于租界以南，要保证租界不在轰炸范围内，日军的炮弹必须要越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直接落在南市，这中间有四英里的距离，对于精确度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中间隔着密集的房屋和公寓，每次炮弹从上空经过时，人们都会提心吊胆，随着一声尖锐的声音，在上空划过一个超大的弧形，之后，炮弹十分精确地落到南市。这时他们的技术是不须怀疑的，所有的炮弹都落在了南市，而且在法租界以南五十到七十码之外。这就足以证实日本人的投弹和开炮技术精准有效，可是我们和英国人竟然还自欺欺人，在日本人攻打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时还自以为是，认为他们都是一群笨蛋，不善瞄准，这种看法绝对不可原谅。

十二　桥本欣五郎

日本人是1937年12月攻陷南京的。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日本人的侵略战争还在继续，美国政府就开始担忧起来。他们是在担心帕奈号军舰会不会受到日军的攻击。那艘军舰排水量达八百万吨，是一艘平底内河的小型炮艇。他们的担心最终变成了现实，帕奈号军舰于12日晚间时分被击沉了。

据我所知，帕奈号离开南京时应该是12月12日。当时有很多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难民都在艇上。炮艇到达南京上游二十五英里的地方时，已经是午后，当时他们是在和县附近，从那以后，炮艇的信号就消失了，美国总领事馆和雅内尔将军的旗舰奥古斯塔号都无法联系到它。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时，特意告诉我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让外界知道政府的担忧，所以我虽然有拍发电报的冲动，却无法行动。

南京最终还是落入了日本人之手，时间是12月13日。本田是日本驻华使馆海军武官兼海军少将，当天上午10点左右，他惊慌失措地跑过来找我。他请求我和他一起前去日军旗舰出云号。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长谷川邀我过去商量事情，很严重的事情。长谷川是日本第三舰队的司令、海军中将。我答应了。

之后我们坐上本田的车，车从外滩开到苏州河上的白渡桥，最后在日本总领事馆前停下，这里戒备森严。出云号就停在那，我们登上后，马上被带到了长谷川中将的私人客厅。我们进去后发现还有一个人——三并定藏也在那，他是日本海军驻中国方面舰队航空兵司令、海军少将。

“我担心帕奈号被我们给击沉了。”长谷川一看见我们进来就说。

这是日本人表现诚意的最大限度了。我不停地向长谷川提出问题，可是在二十分钟内，他没有给我提供一点儿说明资料，作为日本海军驻华的最高指挥官，他只告诉我，对于这件事，日本一定会向贵国表示歉意，只要是合理的，任何赔偿日本都会答应。

我最想了解的是应该由谁来负责这件事，所以我不停地询问详细经过。刚开始时长谷川说，其实这件事和三并将军本人并没有关系，但是为了表示日本的歉意，他会辞去职务。

“我想知道，帕奈号到底是谁下令轰炸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紧追不舍。

“这和海军完全无关，其实都是那个坏家伙做的错事。”三并将军说，他在不经意中提到了事情的真相。那个时候，我总以为他是为了推卸责任，故意把海军和这件事撇清关系，那个陆军指挥官只是三并将军凭空捏造出来的，所以就没有再往下问。

一直到两个星期以后，我才知道帕奈号被炸的真实情况。我得知，这件事情的经过很不一般。就算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六年，我也仍然不能告诉大家是谁让我知道了事实真相。那个人身居高位，他找到我时是在周日的上午，他见到我便说：

“你的朋友松井将军遇到了麻烦，你能不能帮帮他？”

我不了解是什么事，问道：“帮他什么？”

他说：“让他不必丢掉自己的指挥官之位，帮他继续留在中国。帕奈号被炸，必须有一位军官辞职回到日本，而且就在他和另外一名军官中选出一位。将军的意思是，如果借由《纽约时报》发表整个事情的详细经过，日方再将此报道发回到东京，将军也许就可以恢复曾经的权力和威严。”日军内部的勾心斗角，我不想让《纽约时报》也参与进去，对于他的请求，我没有做出任何许诺。只是告诉他，我愿意马上和他一同到松井总部，听听松井有什么要说的。

我和松井石根的确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一点是无须怀疑的。我们的结识源于一次采访，1935年夏天，我采访了他，经过接触他对我产生了好感，而且对我充满了信任。当时，松井将军已经退休，上海的一家日语新闻社发表了一条日常通稿的英译稿，新闻很短只有五行，主要是写松井为了将泛亚运动发展壮大，在事情发生之前，已经访问了印度支那、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在回到日本时会在上海逗留几天。

这并不算是一条很重要的新闻，不需要发电报稿，不过也有一定的阅读价值，我可以发一篇邮寄稿，到时发表在《纽约时报》周日版不起眼的位置。这样，我就来到了日本总领事馆前，希望能采访一下松井将军。接待我的是一位领事馆的小官员，他跟我说，松井这个人无关紧要，“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老头，路都走不稳，政治对他而言，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他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你采访他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我们的见面还是很愉快的，我觉得松井这个人并不像那位官员所说。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谈吐幽默，说话风趣，采访过程用了很长时间。采访结束后，我带着松井一起到上海总会吃的午饭。他身材瘦小，整个身躯蜷曲紧缩，右臂和右脸的肌肉偶尔会无意识地收缩，大概他有轻度偏瘫，他的体重还不到一百磅，让人看着不自觉地会生出同情之心。这么好的一位先生，如此友善，那位领事馆官员真是有些狂妄，太不尊重这位老人了。

1937年就爆发了中日战争，战事一直持续了三个月，那段时间，上海周围整日处于慌乱状态。后来日本宣布，长江流域的日军最高指挥官由松井石根担任，我还产生过怀疑，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的名字相同罢了。当我第一次去日军总部时，才知道真的是那个退休了的偏瘫小老头——我1935年认识的那位朋友，他竟然成了长江流域权力至高无上的总司令。他一直觉得在自己处于低谷时能得到我的热情和礼遇，他觉得我的行为很不容易，对我十分感激，所以在1937年时，他极力地想要回报我，很多重要的独家新闻都是他提供给我的。

我们这次在松井的总部见面，时间正好赶上了1937年的圣诞那周。我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到他。他准备了热茶和高级白兰地来招待我，见了面，他马上请我坐下。松井刚开始表现得非常诚恳，就像当初帕奈号刚被击沉时，长谷川将军见到我时的第一反应。

“情况现在已经摆在这了，迫在眉睫，要不桥本大佐辞职回家，要不就是我回到日本。”他大声地说。

我连忙问：“你说的桥本欣五郎是在芜湖的那个吗？”

他愤怒地回到：“是的，就是那个自大狂。那家伙生性狂妄，不听从命令，我怀疑他是不是想武装叛变呢？他不但什么都不懂，还是个危险分子，他一定是思想有问题，巴不得日本马上在全世界发动战争！”

接下来，松井给我详细地讲述了帕奈号被击沉的全部经过，几乎让我不敢相信，他花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讲完。我第二天很容易地就证实了他所讲的情况。根据得到的资料，我接连发了四篇电讯稿才终于把整件事情理顺，搞清楚了谁应该为帕奈号击沉事件负责，将12月12日在长江上发生的暴力行为真实地展现给大家。

根据这一系列事实，便可知道，桥本欣五郎大佐这个人作为军官，经常无所顾忌地胡作非为，他还很乐于表现自己，自鸣得意地显示自己比别人行，在美国，这类人会被称作“炒作大王”。他打了很多胜仗，为日本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经历几乎充满了神奇色彩，在日本大众看来，他就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英雄”。1936年2月，东京中心曾发生兵变，军方内部为了争权夺利，企图将首相冈田启介和三名内阁成员一并杀害，当时，桥本欣五郎也参与了此事。事情败露后，很多参与叛乱的人都受到了审判和惩罚，桥本作为一个小小的大佐，竟然没有受到审判，这都是因为日本高层中有势力强大的人在罩着他。对他参与兵变和刺杀事件只是作出了象征性的惩处，让他离开军队。

1937年夏天，中日战争爆发，桥本再次响应征兵号召，加入了现在所在的那支部队，还担任了指挥工作，一步一步地打到了南京附近，并且占领了芜湖——位于长江上游的港口城市。

松井将军说，决定攻打芜湖的时候，海军还没来得及赶到南京。陆军报告说轰炸机不够用，于是海军就调遣了几个轰炸机中队率先到达内地，协助攻打芜湖，这几个中队暂时听从各地陆军指挥官的命令。有一个海军轰炸机中队在12月11日时到达了太湖，当天晚上就在那度过，他们在第二天也就是12日上午时赶到了芜湖，停落在长江上，当地的陆军指挥是桥本大佐，因此这个中队也由他负责指挥。

接连的胜利已经让桥本无法保持冷静。那个轰炸机中队接到的命令是“炸掉所有船只”，桥本的话是，凡是长江及南京以上流域的“所有活动目标一个不留”。对于他下达的命令，海军中队队长发表了他的意见，他说，江面上的船只来自不同的国家，很多都属于中立国，有很多美、英、法、意等多个国家的炮艇，还有这些国家的客轮和货轮，很多船上还坐着不少想离开南京的难民。这些话还没说完，桥本就怒气冲冲，他强调说，如果海军航空兵的指挥官不听从他的命令，就是违抗军令，当即枪决。

迫于桥本的命令，海军轰炸机只得将帕奈号击沉，很多美国和其他中立国的人为此丢了性命。当天遭遇不幸的还有很多标准石油公司的轮船，它们被炸弹击中后燃烧起来，最终沉入江底。

12月12日，桥本命令岸炮对准英国内河炮艇瓢虫号和蜜蜂号近距离轰击，英国人被炸身亡。这不等于在草菅人命吗？

对于这些事，长谷川心知肚明。只是迫于桥本的强大势力，虽然长谷川贵为中将，桥本只是个陆军大佐，但他还是选择牺牲海军而不敢对桥本的行为发表任何意见。海军为了承担这个责任，让三并将军引咎辞职，尽管如此，长谷川还是不能秉公处理，只能将事实埋在心中。

松井将军接着说，攻占芜湖之后，桥本更是狂妄自大到了极点，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因此就觉得没有人敢招惹他。拿下南京以后，松井到南京举行了入城仪式，当时并没有邀请桥本，他竟然自作主张地从芜湖赶到南京，还自以为很了不起地骑着马紧紧地跟在松井后面，虽然城门已经破败不堪，但他们仍然从那经过，进入了南京城。更严重的是，桥本骑着一匹白马，高大无比，很明显盖过了总司令。

松井谈话时告诉我，桥本已经决定，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让美国和英国也加入到对日战争的行列。松井说：“桥本这种无事生非的家伙，他无论做什么事我都不管了，凭什么替他背黑锅？他如果不马上离开中国，那我就离开！”

在这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日本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一直都不知道什么叫羞辱和惭愧，他们总是胡乱编造，与事实背道而驰。这绝对不是对他们的诬陷，12月24日，距离松井将军和我的见面才过去没几天，广田弘毅——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对此事的反应就足以证明我的观点。就帕奈号被击沉那件事，他给格鲁，当时的美国大使写了一封正式的信函，内容如下：

事情发生以后，我们进行了彻底调查，我国政府已经详细了解了事件的整个经过，明确了造成这起事件的真正原因。现在完全可以确认，这次攻击并不是日军的故意行为，纯属意外。详细解释想必贵国海军23日已经交给阁下，对这一点也已经说得很明白。

我接连发出了四篇长篇电讯，从阐述桥本——帕奈号——松井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一步步地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由此造成的后果，也是我之前未曾料想到的。报道发表后，日本立即命令松井将军回国，之后又命他退役。桥本大佐还有和他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八十位顽固派人士也在同一天回国，他们乘坐的是另外一艘船，之后也宣告退役。

到此事情还没有结束。中将柳川平助，曾因卓越的指挥才能而攻下杭州，他也宣告退役。亲王中将朝香宫鸠彦是松井的手下，他是带队攻入南京的战地指挥官，此事后，他也被迫退役。这人还是皇亲，据说，令人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就是由这个人批准的，就因为他是皇亲才没有向世人公布此事，以免把他的名字和那残酷与凄惨到了极点的三天联系起来。

这是桥本第二次离开军队，之后，他很快就当上了大日本青年党的主席并兼任总裁。这个政党的性质和德国希特勒的青年运动如出一辙。他后来又组织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疯狂地排斥外国势力，称为日本青年联合会。虽然他是击沉帕奈号的罪魁祸首，但是日本人欢迎他的劲头并没有受到一点儿影响，反而比以前更加崇拜他了。后来东条当上了日本首相，他推荐桥本进了非正式的重要机关，参政议政，帮助日本政府制定帝国政策。

其实，日本陆军早就打算把帕奈号事件的责任推到海军身上，就在松井告诉我事实真相的前几天，他们就已经开始布置了。陆军不知羞耻的行为，在特别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是12月20日，原田熊吉少将是日本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关于帕奈号事件，他在会上向大家作了调查的报告。

原田将军告诉大家，他为了亲自调查帕奈号事件已经去过南京。他的谎言，真是我在新闻行业工作30余年来听过的最假的。他说当时是帕奈号先开的火，舰队用甲板炮先攻击的日本陆军，所以才引发了冲突，这些全是不折不扣的瞎话。有将近六十位新闻记者参加了那个会议，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美英两国的记者。因为他胡编乱造的瞎话，那些记者仔仔细细地追问了他一个多小时。“经过调查，我发现陆军部队的行为合情合理。我不认为陆军各部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原田再次这样表示。

原田和桥本的关系很不一般，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同党。原田的信誉，是日本驻华使馆所有武官中最低的。克拉伦斯·E·高斯当时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原田喝醉酒后有很多次都找过他，当时的原田站都站不稳，话也说不清。日军的很大一笔收入是从贩毒活动中获得的，大家都很清楚桥本和贩毒集团的关系。那些团伙臭名远扬，全都集中在公共租界以西，那里被称为“沪西歹土”，他们全都依靠着日本人。

12月17日傍晚，天色将黑时，帕奈号遭袭后的伤亡者被运到上海。那一幕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在远东生活那么多年中最难忘记的画面。当时，雅内尔海军上将和高斯总领事都在，我站在上将的旗舰奥古斯塔号舰桥，和他们两人离得不远。平日里异常繁忙的上海水面，一时间忽然变得寂静下来，江上来来往往的巨轮和汽艇都停在那不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黄浦江上，我们开始等待，静静地等待，饱受战乱之苦的河道和上海这个大都市在此刻也凝固了。太阳慢慢地失去光芒，天色暗了下来。等待的人们有些紧张起来，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开始低声诅咒。忽然，一艘微型炮艇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之内，它是从转弯处过来的。那是和帕奈号同一天被日机轰炸的英国舰艇——海军的瓢虫号，在芜湖遭受到日军岸炮轰炸。英国的死者就躺在棺材中，棺材摆放在瓢虫号的甲板上。

紧随其后出现的是瓦胡号，美国海军长江舰队的舰艇。在帕奈号爆炸中死亡的美国人躺在棺材中，身上盖着星条旗，棺材放在这艘舰艇的甲板上。瓦胡号越来越近，当它终于在人们的注视下和奥古斯塔号平靠时，我的视线转移到了雅内尔将军脸上，我仔细观察了他的表情。两船靠在一起的时候，天色更黑了，气氛也更加紧张。士兵们开始喊军令，声音粗重而低亢。两船相靠的同时，立即有士兵在中间架起了跳板，首先将重伤员抬上了旗舰，紧随其后的是轻伤和休克人员。军官室中还亮着灯，房间有一扇门还开着，透过那扇门，我看到将军正坐在里面。不断有士兵出入那个房间，都是受了轻伤还能自由活动的伤员，他们在向将军做秘密汇报。将军的脸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很悲痛，是一种既庄重又坚定的表情。同时，从他的眼睛里还可以看出他的愤怒，这种愤怒中还包括了很多东西，有对本国死伤人员的同情，有帕奈号被炸带给他的耻辱，也有对日军的愤懑。又过了一会儿，房间的门关上了。

奥古斯塔号汽艇上一共坐了十个人，包括我在内，在向岸边航行的过程中，船上没有一个人说话。日本人当晚安排了十几盏探照灯不停地向着天空搜索，等待中国轰炸机的出现，结果白忙活了一夜。

和瓦胡号一同到来的还有一组胶片，这组胶片最终成了《纽约时报》的独家新闻。无论从重要性上，还是给报社带来的收益上来说，这组胶片的价值都不低于1931年林白的照片。宋诺曼是一个十分瘦小但很有胆气的人，他也在《纽约时报》工作，是一名华裔新闻摄影记者。那组胶片就是诺曼拍摄并带回来的，当时就放在他的口袋里。

宋诺曼出生在檀香山，是一名华裔美国公民。他一直在南京生活。在南京落入日本人之手前，他先在美国大使馆避难，后来眼看中国首都马上就保不住了，他才打算乘坐帕奈号到长江上游的安全之处暂避风头。他的美国护照在日军面前并不是护命符，因为日本人很有可能根本不理睬他那些东西，任由自己的意志对他严加拷打或是杀害他，所以他的情况还是很危险的。

轰炸发生的那天下午和以往有些不同，那天的天气忽然变得暖和了，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宋诺曼就在帕奈号上，吃过午饭后，他准备休息一会儿，就在甲板上找了阳光晒不到的地方，以比较舒服的姿势躺了下来。他胸前的一根皮背带上挂着相机，相机里面装满了胶片。他上身穿着一件皮夹克，皮夹克的口袋中放着三卷胶片，都没有曝光。为了有个枕头，他把皮夹克脱了下来，枕在头下。

那颗炸弹离船只偏离了一点儿，落在了江水中，否则整条船上的人可能会无一幸存。但是它掉落的位置离船太近，所以帕奈号上的一艘救生艇还是被炸成了碎片。宋诺曼直到听见爆炸声后才知道有事情发生。

宋诺曼一听到声响马上就开始忙碌起来，一刻不停地记录下了整个爆炸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那个时间，他是世界摄影记者中最忙的一个。活着的人赶紧逃到了岸边，他们不管有没有受伤，都在茂密的草丛中隐蔽起来。日本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驾驶飞机不停地在周围盘旋，拿着机枪想把活着的人全部变成死尸。这个过程又被宋拍了下来。他那有无线电话，之后联系上我，跟我说他的胶片有满满一口袋，都急需冲洗。他随着瓦胡号到达后，我马上包下了一家冲洗店。那是上海最专业的外资冲洗店，四十八小时之内它属于我，专门用来冲洗那些照片。

这批照片非常宝贵，记录了帕奈号被炸的经过，但这要尽快送到美国才有意义，我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送达，还特意找到了雅内尔将军，当时瓦胡号还没有到上海，就在当天下午，将军告诉我，他舰队中有两艘驱逐舰将开往马尼拉，速度很快，时间是第二天上午7点，我可以把照片交给其中一艘。马尼拉有《纽约时报》的驻地记者，我便和那边取得了联系，按时间算，舰艇到达马尼拉三小时后，那里就有一班飞往旧金山的运输机，但前提是海上没有风暴，驱逐舰能够正常行驶。

我和宋诺曼一夜都没合眼，每一张照片我们都要经过认真分析，然后写出图片说明。我们整理出了三套照片，每套都有六十多张，有些照片不但戏剧性很强，而且很有历史价值。三套照片被分别送给三个不同的地方：时报纽约总部、旧金山分社和西雅图分社。在驱逐舰离开之前，我把照片交给了他们。结果，驱逐舰在航行中耽误了时间，到达马尼拉时，距飞机起飞只剩二十分钟。不过，我们还是抢得了先机，独家报道仍然是我们的。虽然有其他记者也得到了照片，但是没能在最快的时间内送到报社，他们也许是不知道驱逐舰的离开时间，或者是不清楚菲律宾的运输机要前往旧金山。

宋诺曼的妻子也是华人，她出生在檀香山，很年轻，而且非常漂亮。我一生中没见过几个像她那样的女子，她的坚强和耐心在其他女子身上很少有，这主要表现在帕奈号被炸以后。诺曼登上帕奈号的事我早就知道，因此长谷川将军那天上午说了之后，我就特别担心。给纽约发完炮艇遭击沉的电讯稿后，我就马上赶到了宋太太的住所，我想亲自告诉她，不想让她在电话中听到丈夫的消息。

我告诉宋太太，如果得到宋诺曼的消息，不管消息好坏，一定会马上告诉她。她回答说：“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打电话问我丈夫的消息，你肯定很忙，我知道有了消息你会告诉我的。”她的回答令我感到很震惊。

后来，消息不断，传回了很多幸存者的名字，可是一直没有宋诺曼，我每天都会给宋太太打几次电话，告诉她情况。到了第三天傍晚，终于传来了宋诺曼的消息，他还活着。在这期间，宋太太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不管是家里还是办公室。她家的电话放在宿舍的客厅里，在这三天，她一直坐在电话旁的一张折叠椅上，寸步不离，尽管她特别担心丈夫的安危，可是为了不打扰我，为了遵守承诺，她始终克制着自己，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

1937年夏天以后，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证明日本的侵略扩张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可是日本在1941年前一直态度坚决地表示，他们没有从事过这样的战争。

这种情况让我不由想起了我刚认识松井将军的情景，当时是1935年，我采访他的泛亚运动时，他曾谈到过一些看法。

我们在上海总会一起吃午饭时，他坚决地说，白人的文化不适合东方，包括亚洲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特别是印度以东地区的民族和国家，为了避免欧美文化在这些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亚洲应该有自己的领导者。他当时讲的话，我都记在一个黄色的笔记本上，他还说，日本应当担当起“光荣的使命”，带领亚洲继续前行，帮助大家找回曾经的“美好自由和辉煌”。

日本来担任领导角色，将东亚地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大联盟，“绝不能让白人的计划成功，不能让他们对亚洲人分而治之的政策成功，如果需要，也可以通过武力制止他们”，这是松井的观点。

1935年，在松井乘船离开上海后，我为他组织的泛亚运动写了一篇邮寄稿。我打算将稿件通过运输机运到纽约，在这之前，我先去见了一下孔祥熙，他当时是中国的财政部长。我问他对于松井的状况和松井对社会的影响有什么看法。孔博士听到这个人，脸色马上就变了，涨得红中发紫，当时他面前摆着一张桃花芯木大书桌，他愤怒地捶着桌子说：

“我一定要提醒你，你要小心那家伙，还要小心他的运动。他和他们那个组织的目的就是想施行高压政策，让中国和日本结成不平等的同盟。他们其实是想统治整个世界，只是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力量太强大，所以他们想借助中国的人力和各种资源把美国和欧洲势力赶出亚洲。假如我们不听从他们的指挥，日本就会实施侵略政策，试图征服中国，通过武力来逼迫我们成为他们的帮手。日本是想让十亿的全体亚洲人民为他们所用，所以才故意让黄种人和白种人发生战争。”

对日本人这样的想法和计划，大部分美国报纸都觉得很荒诞，他们认为这样的东西就没有大肆宣传的价值，不应浪费那一栏版面。不过，我的文章还是发表了，只是放在《纽约时报》周日版的内页。华盛顿对那篇报道一点儿都不在意，他们很轻松地一笑而过。

那些喜欢搞噱头的新闻记者，为了让人们感兴趣，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写，只注重出大标题的目的。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也就是中日大战刚刚爆发的半年时间，雅内尔海军上将经历了很多危险时刻，不只是帕奈号遭击沉这一件事，还有很多。因为他能够勇敢地面对那些磨难，远东的美国人认为将军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杜威海军上将所带领的舰队于1898年驶入马尼拉湾，并且击沉了西班牙舰队，从那个时候一直到雅内尔离职，他是在1939年夏将亚洲舰队司令的职位给了托马斯·C·赫德的，在这段时间中，雅内尔做出的成绩是驻远东历任美国海军军官中最好的，经受的危险也是最深最多的。

1936年10月30日，雅内尔上将接任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罗斯福总统因为他一直以来的出色表现，特要求他在这个职位一直干到退休的年龄之后。雅内尔离位时，在美国人、欧洲人和中国人眼中，他是远东所有中立国陆海军将官中最值得尊敬的一位，而在日本人眼中，他是最让人害怕的一位。

雅内尔对于在中国的美国人来说，他不只是舰队司令，实际上也是一位美国驻华大使。美国驻华大使实际是詹森，在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后，中国政府不停地迁都，詹森只能跟着政府不断地迁移，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内地。战争开始后，他很少出现在沿海城市，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两个星期。

面对中日之间的矛盾，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都是雅内尔将军决定和宣布的。他一贯的作风是既不大肆张扬，也绝不会轻易改变。上海之战发生还不到一个月时，他就宣布了美国政府的对策。白宫当时每天宣布：“美国的政策会经常调整，每二十四小时做一次调整。”

所有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因美国政府的态度和他们每天宣布的内容，都感到很紧张，同时也很失望。他们认为，政府的举动说明自己无计可施，每天拿不定主意，没有胆量做出一个明确的重要决定。这个时候，雅内尔却向大家宣布了他的决定。对此，美国政府也只能暗示许可。

雅内尔将军的行事作风一直如此，他事先不会公开宣扬，不会一时兴起，也不会猛然改变政策，那些戏剧性的行为他是不会有的。他宣布美国的政策之后，《纽约时报》给我发来了一封急电，我是从电报中才知道的。电报中写道：“雅内尔宣布了什么政策？速把内容发过来。”

当天晚上，旗舰奥古斯塔号停泊在外滩黄浦江，雅内尔将军就住在船上。我收到电报的时候是凌晨3点。看完后，我马上就开始打听，很多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因此被我闹醒，可是他们都不知道将军宣布过什么。无奈之下，我只好拨打了旗舰的秘密号码，雅内尔的一名低级参谋接听了电话。打电话时，中日正在展开激烈的战斗，中国飞机正在黄浦江南岸的浦东上空向下投放炸弹，地面上的日军旗舰出云号猛烈还击，他们不停地喷射高射炮，声音特别大，以至我们都没办法听清对方的声音。

那位低级参谋说话吞吞吐吐的，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他说他不能告诉我电报中所说的事情，之后便找来一位上校参谋。上将的态度和那位一样，也不愿相告，不过他主动提出愿意帮忙叫醒雅内尔将军。我觉得可能有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对于他的提议我很乐意接受，当时的情景我想将军在奥古斯塔号上也无法安睡，飞机在空中疯狂地轰炸，高射炮在地面不停喷射。

没过多久，将军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就出现在了电话的那头。他说，的确，他“采取了几个步骤”，可并没有宣布什么东西，只是用日常语气向所有美国亚洲舰队的指挥官发布了几条命令，特意没有加密。他在电话中简单介绍了所采取步骤的重要性，并说，会派一艘海军汽艇来海关码头接我，十五分钟之内可以到。如果我亲自赶到旗舰和他见面，就可以了解那些命令的主要内容。

几项命令都非常简单明了。命令指出，如果中日两国飞机从美国军舰经过，或者遇到什么危险情况，比如，飞机投下的炸弹离美国军舰太近，那么指挥官就可以直接命令美国远东舰队的舰只开战，无须请示，不需要警告。命令还指出，如果遇到下列情况：中日两军的岸炮不经过考虑就随便发射，或是由于发射技术问题影响到美国人，不论是人身安全还是美国船只的安全，美国指挥官都可以下令炮轰。

在命令没有下达之前，人们时常会处于危险当中，三个不同的地点都曾遭遇中方炸弹，成百上千的无辜市民在上海街头被炸死炸伤。中方炸弹还曾造成奥古斯塔号上的大部分玻璃碎裂，当时炸弹距离旗舰不到六十英尺。美舰萨克拉门托号紧挨着奥古斯塔号，中方炸弹差一点儿把它掀翻。日舰的炮弹也有这种情况，它们经常会从美舰的甲板上空经过，奥古斯塔号、萨克拉门托号和其他美国驱逐舰的甲板上经常出现高射排炮的弹片。

几天后，在外白渡桥上，日军哨兵故意在雅内尔将军面前态度傲慢，对他很不尊重，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如果这个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可容忍的呢？

那天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在奥古斯塔号上，我和上将，还有几名参谋人员正在一起吃午饭。在下游，很多艘日本驱逐舰都对着闸北猛烈开炮，空中的日本飞机在轰炸北站，以二十分钟为间隔，轮番进行。苏州河北岸被炸成了火海。我以前一直住在百老汇大厦，大厦就在外白渡桥的北面，那里的十六层公寓就是我曾经在上海的家。战争开始后，日本人就把大厦内的居民都遣散了，一直到上海和附近区域都停战后，才重新接纳客人。

上将对我说：“真可惜，如果你住的那栋楼不关闭的话，就可以在你的阳台上看到整个战场，那个场面肯定很壮观。”

我说我可以通过大桥，我这里有通行证。虽然大厦里面不允许技师之外的任何人居住，但电梯还可以用。

我们打算到楼上去观赏这次战斗。吃完午饭，大家就一起来到了岸上。我们有五个人，都挤进了上将的大轿车中。雅内尔穿着夏季的军装，上下都是白色。他司机的穿戴也很整齐，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士。我们临走前，上将让在车前插上了舰队的军旗。

公共租界中间隔着一条苏州河，由外白渡桥连接着。桥头都有警察和哨兵站岗，车开过去时，南头的警察和英国哨兵都干脆利落地向着车敬礼。桥中间的位置堆着日军的沙包，桥上还有个哨亭。到了近处，一伙日本军人观察了一下汽车，都没有敬礼，他们有的人看着下游，好像很专注，有的人则“忘神”地盯着上游的某个地方。

这些人竟然如此无礼，我不禁愤怒地说：“太没礼貌了！”

“有些不太热情是吧？”雅内尔将军不屑地笑笑。

上将虽然既是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同时又是实际上的代理大使，但是他很少注重那些外交礼仪。上海滩一直实行礼服高帽，上将却很不喜欢。有一次在美国公众节日时，雅内尔将军举行了招待会暨茶会，地点在旗舰上，当时有很多上流社会人士参加，客人挤满了白色的甲板。这个时候，日本海军上将的专用汽艇也来了，就靠在了奥古斯塔号旁边。日本海军的舰队司令走向舰时，舰上面的迎接口令马上响起来。

美国军舰对待来客非常礼貌，不管是对司令本人还是和他一起的参谋人员，但是如果说热情，就称不上了。他们不但不热情，而且雅内尔将军还当场向日本海军表示，美国政府对他们的一些行为很不满，向他们提出强烈的口头抗议。他本来就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再加上平时有很多事情要忙，他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口头抗议，专门去拜访日军旗舰。

1939年春天，日本人再次提出，为了保证安全，以防遇到危险，“所有外国轮船”不允许在长江上航行。1937年8月时我曾经乘坐过伊莎贝尔号游艇，它的排水量为八百吨，当时我被颠得晕头转向，差点丢了性命。雅内尔将军正打算乘坐它逆江而行，到八百英里之外。日本人的禁航令就在这个时候颁布了，雅内尔将军当作没听见，只是在他出发之前给日军总司令发出了一份正式通知，告诉他们将军在某日会去汉口，目的只是让他们知道这件事，而不是请求批准。日军没有理由阻止将军，只得让他们自由航行。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曾有很多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普通民众多次要求到长江下游地区，可每次都遭到日本人的拒绝。这次雅内尔将军回上海的时候，让那些人坐上了他的游艇。

上将平时对日本人并不是不讲礼数，他这样做也不是在故意挑衅，而是他要拿这些事情让日本人知道，他的行为是合情合法合理的，绝对没有超过界限，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退缩和逃避只能显示自己无能，最终将引来杀身之祸。所以，他一定要伸张和保护美国人的权利，不能让美国人失了自尊。

举个例子，日本于1936年占领的汕头，是一个南方的港口城市，一位负责当地守卫工作的日军将领发布了最后通牒，内容是6月22日下午1点之前，中立国家的所有船只，包括军舰，要全部撤出汕头港。雅内尔将军提出反对意见，他当场表示，只要还有美国公民留在汕头，只要他们还需要帮助和保护，美国军舰就不会离开汕头。美国军舰皮尔斯伯里号当天晚上就停泊在了汕头，美国驱逐舰教皇号第二天也赶到了汕头。

日本人没有办法，只好对他们不管不问。中美条约中有规定，只要两国之间不发生战争，不论是美国公民，还是美国的商船和军舰，都有权在汕头进出，东京没有权力把他们赶出去。后来日本人又发布了一份公告，说原来那份通知并不是日本舰队司令的本意，更不是什么最后的通牒，而是汕头卫戍司令的错误理解所致，完全是误会。其实他们这样做，只是不想让日本帝国太没面子而已。

为了表明当时自己所处的真实情况，雅内尔将军后来又发了一份通告，上面明确指出，日本政府曾严厉提出警告，假如美国船舰不撤离汕头，那么由此造成的财产和生命损失，日本人一律不负责，对于这个警告，美国“没有办法接受”。

有些日本人私底下觉得雅内尔的行为实属“找茬”，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也很不公平。什么才是“挑衅”？什么才是“找茬”？日本人的行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自己对美国亚洲舰队可以随便发号施令，即使他们是在中国的水域内，那也是一种挑衅。

美国海军条例中对任职人员的年龄有明确规定，雅内尔将军已经到了规定年龄，所以必须退休，在中国的美国人对这件事都很不满。他们觉得，将军的事业正处在鼎盛时期，现在正是发挥他才能的时候，把他调走实在是浪费人才。

十三　被日军占领后的上海

上海在1938年时换了新主人，从那时起，这个伟大的城市开始变得很沉重，新统治者在军事上管得很严格，人们一定要经过自我调节才能适应。这种局面一直到日军攻打珍珠港时才被打破，整整沉闷了四年，在世界历史上，也算是绝无仅有的。

拥有四百万人口的上海被划分成了三块，由毫无关系的三股势力分别统治。公共租界有一百万居民，属于最主要的区域，管理者是由民众选出来的工部局。因为这里原来是英国和美国的租界。法租界的人口也将近一百万，这里属于第二大区域，由巴黎的法国政府直接领导。上海市在这两个区域的外围，三面环绕着两个区域，属中国控制，在被日本占领前，这里的市长是由南京政府委任的。

后来，中国军队被日本人赶出了上海。日本人在华控区扶植自己的势力，建立起了中国傀儡政权，并且加强工事，在环绕外国控制区的三面交界处设置了半圆形障碍和碉堡带。没有设置的一面是黄浦江的沿海地带，那里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日本计划得很周密，但他们只是一厢情愿，美、英、法三国并不承认日本控制下的政权，他们仍然支持蒋介石的政权，认为他的政府才是合法的，租界政府不允许日本侵略者干预中国人在租界的活动，不管他们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

日本人对此非常恼火，但却苦无对策，海关大厦设在公共租界内，他们只能任由外国船只停泊在外滩，将丰富的物资卸下，然后把关税交给大厦内的中国官员。租界内的中国邮政局、中国无线电台、中国有线电报局和所有主要的中国银行仍然都在营业，都由蒋介石政府负责管理。蒋介石政府经常迁移，先搬到汉口，后来又转到了重庆。日本人眼看着丰厚的税收都交给了蒋介石政府，却无权过问这些机构的事务，这让他们很是愤怒。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让一些中文报社和中国宣传机关留在租界，让他们能够接着抗日，还不用受到任何惩罚，那些机构都是为蒋介石政府服务的，这也是让日本人很恼火的一件事。为了搞破坏，日本人想方设法希望把自己的势力安排到重要位置，在租界的各个无线和有线电报局里，多安排几个自己的军政审查人员。

1938年以来，日本一直都是利用武力来达到目的，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而迫于压力，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马上就实施了军事控制，他们将租界从三面包围了起来，留下的一面是浦东地区，在黄浦江以南，那里也被他们实施了军控。如此严密的包围，注定抵抗都是徒劳的。

美、英、法三个国家为了保障租界的安全，都在黄浦江边停泊着海军船舰，每个国家的数量不等。但是日本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上海到东海的河道。日本海军也已经拿下了中国沿线海域的管辖权。不止海上如此，陆地也已被日军管制起来，他们在长江流域驻扎了三十万到五十万大军。这支大军还配备了航空分遣队，数量很多，这股力量胜过无数的地面部队，更何况地面还有海军助阵，这么强大的组合真是令人胆寒。

以勇敢无惧而闻名于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是美军在公共租界驻扎的唯一一支地面军事力量，这个团的队员数量一直控制在一千八百人以内，他们的武器装备中最厉害的就是火炮和装甲车，火炮是三英寸的，装甲车有十六辆。驻守在上海的英国军队是苏格兰高地团，这也是一支远近闻名的部队，总人数不超过两千五。法国派驻了两千军人驻守，除此之外，还有印度支那的安南兵，有两千人，但是人们对这支军队的作战能力没有太大的信心。自从法国在1940年初夏被敌人占领后，驻守上海的法国军队也随之失去了战斗力。租界内还有四百名意大利军人，但是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本就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们当然是和日本人站在一起的。

上海地区的中国人有四百万，这里沦陷后，他们都在仔细观察着日本人的统治手段以及他们的日常行为；居住在上海的欧美侨民有六万之多，他们也一直在盯着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并向本国汇报，他们只是想保住在上海的生意和事业，希望生活像以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在上海本应该安安分分，将日本人美好的一面展现给这座都市居住的所有人，可是他们却和人们的意愿背道而驰。他们在租界和外界相通的每条马路上都安排了日本哨兵，为了控制所有的通道，他们在每座桥上也安排有日兵把守。那些日兵行径恶劣，上海的外国人最初见到这种情况时，还觉得他们为了维持秩序或是其他原因不得已而为之，可是他们后来发现，日兵的表现的是自己的本性，他们根本就没有美好的概念。

日军的野蛮行为早已经人尽皆知，他们对待中外人士时特别残忍。对于这种说法，有一小部分美国人表示有些不相信，这很让人费解。对于日本人暴行的报道，美国的一些人士认为，那只不过是日本在战争期间为了扩大宣传而特意编造出来的。这种观点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很受一部分人的推崇，那些人都主张用姑息、牺牲的办法求得安定。他们那种办法完全是软弱的表现，根本就不理会事实。在珍珠港遭袭前四年的时间中，日本人凶残暴虐的行为遍及整个上海市和周边地区，这些都是事实，是大家都看到的，绝对不存在编造一说。

战争一直未停，1938年春天，战场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内地，我看上海比较安定了，所以就想着把母亲从加利福尼亚州接到上海来，和我一块住。刚进入夏天时，我带着母亲出去旅行了一圈，我们从水路到达青岛，经过大连进入“满洲”内陆，沈阳是我们去的最远的地方。我们从沈阳坐火车到了北平，最后又乘船回到了上海。

在旅行的过程中我发现，日本人又在“满洲”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发展规模不只是为了中国战争，因为不管中国战争还要继续多久，都不需要那种规模。在珍珠港事变之前的十年中，日本一直都占领着“满洲”，还不停地剥削当地的原材料和劳动人民，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又怎么有实力攻击美国、英国和荷兰，并且取得成功呢？

在华北，日本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铁路和公路周围，他们在两侧架设了大炮，他们的控制区域就是炮火所及的范围，但是像他们在“满洲”的开发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类似那样的活动在北平和旧都以西地区也很严重，他们在北平西北大规模地开发铁矿，在旧都开发煤矿，这种掠夺简直肆无忌惮。

上海街道上经常会发生爆炸，人们一直生活在惊吓之中，日军还在街道上设置了路障，人们路过时还要遭受他们的欺侮。我的母亲已经老了，她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所以她实在没办法适应上海的生活。6月底，我就带着她来到了日本，在长崎云山避暑，那里是有名的清凉度假处。

那一年，我感觉日本国内的平民和在中国的日军是不同的，他们并不是很排挤外国人。周末时，我经常在云山和上海之间来回跑，因为两地相距很近，用不了二十四小时就能到。

欧洲的形势变化很快，发展到9月1日时，战争已是在所难免。为了母亲的安危考虑，必须尽快将她带回美国，于是我马上赶到了日本，和她一起到神户乘坐一艘美国船回到了檀香山，让她在那过冬。

我们商量好，如果不是她生日的时候我给她发了生日快乐的祝福，她一定会尽快离开檀香山前往加州。如果情况允许，最好乘坐快速运输机。没办法乘飞机的话，就坐船前往。

我这样的安排是有原因的，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有种预感，假如英国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日本一定会趁机攻打我国。而攻击的地点，他们一定不会选择那些前沿阵地，那既远又没什么重要性，他们肯定会首先选择我国的战略重地进行攻击，所以我认为，可能性最大的是珍珠港和巴拿马。至于这两个地方他们会对准哪，这个问题早在1938年我就已经推断出来，巴拿马离日本那么远，应该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而相对于巴拿马，珍珠港离日本比它要近几千英里，因此我想日本一定会最先攻击珍珠港。

出人意料的是，张伯伦为了避免冲突做了让步。我的推测由于这件事被打乱了。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臭名远扬，就连日本人也为此感到非常意外。日本舰队有很大一部分都开到了南方，他们的任务是保护陆军运兵船的安全，当时，《慕尼黑协议》的商谈还未结束。日军运送的军人多达六万以上，日本要发起总攻了，所以才把他们运往大洋。张伯伦的妥协造成了这次行动的中止，一直到1941年12月才继续进行。欧洲形势不稳定的局面，因《慕尼黑协议》的签订而延续下来。日本兵当时已经到了海上，他们当然不想空手而归，于是就在南中国登陆，之后攻占了广州。

随着汉口和广东先后失守，日本此时其实已经包围了中国。他们还控制了所有的出海口，所有的铁路和现代化公路都被他们截断了。中国政府和军队没了出海口，想从东海岸运送战略物资也不可能了。

后来法国也被占领，它控制印度支那北部的权力由日本继承。另外，日本还阻断了一条窄轨铁路，是从印支地区的海防港到云南昆明的，这代表着所有通往中国领土的交通都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其实这条铁路没有那么重要，是美欧民众高估它了，这些人都很关心远东地区的事情。同时，缅甸公路和西伯利亚至重庆段的公路也远远没有估计的那么重要，这个现在已经得到证明，缅甸将日本人彻底赶出了国界，俄国人的精力也可以兼顾到中国，可以运送一些军需品给中国。

印支铁路的运货量并不大，每个月都不会多于一万八千吨，维护铁路所需的物资也包括其中，有三分之一，所以中国铁路收到的实际货物量每月只有一万两千吨。

缅甸公路的军事作用也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大。这条公路的运货量并不比微型印支铁路高，在大多数情况下，每月的货物量都离一万两千吨这个数差很多。中国不生产汽油，卡车运输过程中要消耗的汽油、油脂和润滑油等物资，就相当于每辆卡车所运货物的一半，因为还要保证卡车到了缅甸可以拉着一车货物回来。这相当于说，通过缅甸公路获得的实际军需物资不会多于九千吨，所以缅甸公路和印支铁路相比，在军需供应方面要差很多。有很多美国飞机驻守在中国，他们想轰炸日本，九千吨这个数字对于他们来说就显得微乎其微了。如果美国海军无法打开通往中国的某个港口，那么即使日本人已经被赶出缅甸，要想往中国输送大批物资，很多时候还是要依靠空运。位于西伯利亚地区的新疆至西伯利亚的铁路，由苏联控制。这条铁路一直通到了重庆，中间是很长的沙漠公路。公路全长约六千英里，跨越了无边无际的中国西北地区。苏联为了支援中国战争，投入了不少物资，他们通过沙漠公路将物资运入中国，货物量每月不会超过三千五百吨。这听起来好像很少，其实他们支援中国的还包括那些运货的卡车，货物运到后，卡车就留给中国军队使用。

多少年来，某些人总是觉得日本人的头脑反应太慢，而且缺乏想象力，他们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现在，那些人可以亲眼目睹日本人的行为，见识他们的扩张和侵略计划制定得有多完善，简直找不到任何缺点，同时又是多么阴险，不论从军事方面、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无懈可击。有谁不知道中国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已经被日本切断？有谁不知道欧美的前沿阵地已经被日本人霸占？日本还可以把占领的那些地方当作跳板，进而快速而猛烈地进攻我国、英国和荷兰。日本的侵略战争从未停止，他们不断地进攻。海南岛位于华南沿海地区，1938年被日本占领，这里离香港很近，局势非常危险。紧接着，1939年，南沙群岛也被攻占。1940年，日本又夺取了印度支那北部地区，掌握了那里的实际控制权，后来又向南进发，拿下了支那南部。日本可以通过占领的港口和机场轻而易举地攻打马尼拉、新加坡、仰光和巴达维亚，因为他们占领的位置离这些地方很近。

日本攻打每一个地方都很成功。不管是哪个地方，华盛顿和伦敦都没有想过要加以制止。只有罗斯福总统比较有先见之明，他决定阻止，可惜时间太晚了，他做出决定的第二天，珍珠港就遭到了袭击。总统发了一封电报给日本天皇，只可惜无法送到了。

美国人和英国人一直保留着一种观念，直到1941年8月，他们认为，日本侵略的地方越多，它就越容易被打败。可实际情况是，日本的打击能力和他们所占领地区的多少是成正比的，他们占得越多，包括陆海空各个区域，能力就越强。就算每个国家都不满意日本的侵略计划，但如果不进行反击，他们前沿的战斗力就会越来越弱，直至最后变得不堪一击。

当日本还在印支地区北部，没有进入海防以南的时候，是盟国有可能胜利的最后机会。如果西贡和金兰湾也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再在泰国和缅甸交界处的阵地上布置好战机，那个时候胜利就基本属于日本人了。

十四　我被日本人骗了

日本人的态度从1938年到1939年之间的冬天开始变了，他们变得越来越不肯退让，越来越目空一切。日方的发言人，不论是外交部、海军部门还是陆军部门，他们在谈到有关外国人旅行权和经商权的恢复问题时，言语间总是显得很狂妄，而且并没有表现出想遵守诺言的意思。这种情况绝对不止一次两次，已经屡见不鲜了。

中国和外国人在租界地区经常受到侵犯，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无法受到保障，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美欧各个国家为此不停地表示抗议，日方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们只是口头上随便答应一下而已，过后一切照旧，虐待现象依然没有减少的意思。日本人从事各种非法活动，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明抢，这些情况几乎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日本人在华北和长江流域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竟然自己制定了律例并公开启用，装模作样地称自己已经得到北平和南京傀儡政府的认可。对此，华盛顿和欧洲各国表示强烈抗议，日本人回应说，如果外国列强愿意承认日本人控制的政权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反对重庆政府，那么日本可以考虑律例的事。

我在1939年居然被两个日本官员给欺骗了，不过说到底还是因为我自己不小心。一直以来，我都把他们当作自己很要好的私人朋友，还觉得他们很可靠。他们两个人是三浦和金井，三浦是日本总领事，金井是日资“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的总裁。金井的公司资产雄厚，可达一亿日元，金井本人的名气更大，只是名声很坏，势力挺大，他还是黑龙会的一员。

我称这两个人是“特别人才”，一天，他们俩来到我住的地方饮酒作乐，我为他们提供了海波酒。我曾经有一次去石井高尔夫球场，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在和一位日本哨兵交流时，闹出了一番笑话。我把这件事讲给他们听，并且表示为了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我打算找一个口语老师。

听完我的话，三浦和金井两个人马上开始讨论，他们讲的日语，我一句也听不懂。最后，三浦告诉我说：“你等着吧，我们一定帮你找两个不错的老师过来。”

我觉得一个就足够了，就跟他们说不需要两个，一个就行。我只是希望日常交谈时能够应付自如，并不是想有多高的读写能力。他们却认定必须要两个，一个可以教我语法，另外一个可以帮我扩展词汇量。最终商议的结果是，我就请两个老师，每天上午11点开始，在我的办公室里学习一个小时。两位老师一个每周的一、三、五上课，另外一个二、四、六上课。

第一次时，他们俩是一起来的。我发现他们的英语讲得都非常好，感觉很难能可贵。他们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身材都是矮小肥胖型的，都是罗圈腿，还同样都无忧无虑。后来我发现他们俩都特别有意思，而且教学水平也都不错。

说起行贿受贿，大部分日本人都可以接受，只是他们在收取薪水、工资或者小费时就会有种很奇怪的心理，就好像那些钱会给他们带来耻辱。他们这种心态，在接受外国人这种钱财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日本人接触时，为了表示礼貌，一定要把钱装在信封里。日本人绝不会当着别人的面数钱。

第一天见面时，我就问他们，课时费怎么结算。他们俩都好像很不好意思似的，说4月都过去一多半了，等到月底时再说吧。于是我就等到了5月1日，当我又一次提出课时费的问题时，他们两个还是推辞着说还不到一个月，以后再算也不晚。

从1934年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回过美国。我太过关注远东地区的发展，那里的局势又很不稳定，以致假期早就过了，我却一直没有成行。5月20日，《纽约时报》给我发来电报，提议说，看样子，最近一段时间，远东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不如先休假，六个月以后再说。我接受了提议，然后很快就订了张船票，是从上海到温哥华的皇后号班轮。我的母亲还在檀香山，此船正好路过那里，我可以让母亲在那上船，我们一起回家。

在离开之前，我把两位日语教师请了过来，跟他们说，我在一周后要离开这里，需要停课一段时间。我问他们应该付多少课时费，遂将早就准备好的支票簿和钢笔拿了出来。谁知他们两个人竟然大笑起来，让我感觉莫名其妙。

较胖的那位老师说：“钱你不需要付了，我们也不会要的。其实我们的真实身份不是日语教师，而是日本陆军情报处的工作人员。”

原来是这样，看来我是被三浦和金井这两个人给耍了，让他们看了我的笑话。他们两个人出现以后，我每次和他们谈到日本在中国的政策时，总是会小心翼翼。我可以保证他们无法从我口中得到什么消息，但是他们两人经常提早到达我的办公室，而我有时也会因为一些事情晚到。我们的上课地点是在我的个人办公室内，所以他们总有时间单独待在那里，可以肯定的是，我的文件早就被他们翻遍了。

即便如此，我也不愿意对这两位有什么亏欠。他们很喜欢苏格兰威士忌，甚至达到了溺爱的地步，这缘于上课时我总是用某个牌子的这种酒招待他们，而且一直都是。我买来了两箱，吩咐人在我出发后给两位“老师”一人送去一箱，还要带上我的名片。

一直到6月底，我才到达纽约。连着几周内，我都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徘徊，发现大部分人一点儿都不关心远东局势的发展，这让我感到很失望。有很多人都说，对那个地方不感兴趣。有几个感兴趣的吧，他们有的了解得很少，有的又太主观，总以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或者有的人这两种情况都有。

当时美国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日本的侵略行为发生在中国，就算属于暴力行为，就算让人怨恨，那也只是东方人的事情，和美国无关。我不止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他们最后总是不忘以训诫的语气来上一句：

“你要知道，中国和日本相比相差得太远，我们和中国一年只有一亿多美元的贸易往来，而日本就是个富豪。”

有时也会有人说：“这事不用咱们瞎操心，你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日本人自己就退出了。即使他们不破产，也会觉得任务太繁重而厌恶那种生活。中国人不是把入侵的“满洲”人、蒙古人和其他入侵者都同化了吗？历史还会重演的，日本人最终也会被他们同化的。”

7月中旬左右，欧洲发生了很多事，根据这样的发展形势推测，我感觉肯定要有大事发生了，因此我找到苏兹伯格——《纽约时报》的发行人，我们做了一次深刻的长谈。我跟他说，据目前的形式来看，欧洲战争很快就会爆发，我最好尽快回到远东。我觉得，假如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战争，日本一定不会放弃有利的时机，他们一定会扩大规模，继续侵略远东。我认为，香港地区、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都会成为日本侵略的目标，这一点基本上可以确定，除此之外，上海租界也是日本人志在必得的。

苏兹伯格先生说，我想的问题太多，有点言过其实了。他还说，我每次回家休假都会提前结束，还提前很长时间。

他劝我说：“记得你曾经说过很想去爱达荷州抓鲑鱼，好像这句话已经有五年了，那些鱼等了这么长时间，应该已经又肥又大了。我建议你，最好不去想什么电话、电报，躲到深山中放心地去抓鱼。把远东和欧洲的事情暂时放下，你要学会享受生活，生活中不止有一场接一场的危机，还有比那更美好的事物，懂得享受才不算白活。”

对于这个建议，我原本打算接受的，可欧洲的局势变化太快，让人感觉战争在即，我更加担心了。《纽约时报》在7月下旬时发出紧急电报，询问欧洲的十八位记者对未来的局势有何看法，究竟会发生战争还是能够维持和平，并要求他们马上回复。他们在五个小时之内全部做了回复，每封回电都表示，9月的第一周，希特勒就会发动战争。

这些回答让我更加坚定，我马上订了回程船票，8月17日从温哥华出发，乘坐的还是皇后号班轮。船在9月3日到达日本的长崎，同一天，欧洲进入了战争状态。9月4日，我回到了上海。想到爱达荷州的那些鲑鱼，我不知道它们都长成什么样了，一定很大了吧，直到现在我也没机会去抓它们。

我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旅行，其中有几次还很特别，1939年横跨太平洋那次就是其中之一。轮船上挂着英国的国旗，上面坐的人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德国和日本。当时的局势让人们都以为欧洲大战马上就会爆发，所以轮船起航后的前几天，船上的日本人和德国人的关系一天比一天亲近。虽然日本在一年后才和欧洲的轴心国集团站在同一立场，正式结成军事联盟，但那个时候，日本和德国已经走得很近，他们早就打算共同进退，一起对付那些民主国家。只是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乎大家的预料，船上的电台报道了一条消息让人们很震惊：消息说，德苏两国签下了条约，表明中立。船上的日本乘客听到这个消息觉得不可思议，这件事的发生让人感觉很搞笑。希特勒和苏联签署了条约，这在东京政府看来，就是对日本的背叛，就连船上的日本乘客也这样认为。自打报道了那条消息以后，日本乘客很快与德国乘客断绝了来往，就算在甲板上遇到，离得再近也不说一句话。

实际上，日本在1939年8月就做好了再次进攻的准备，这一点是肯定的，只是没想到中途发生突变，希特勒和斯大林签了合约，否则他们早把整个太平洋地区都拉进战争了。

世界著名的“松冈-斯大林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时间是1940年年初，也就是1939年8月时还没有这个条约，如果当初日本发动了战争，他们一定会把俄国作为第一个攻击对象。俄日两国早在那年夏天时就经常发生武装冲突，而且还很激烈，只是两国都没有正式公开宣战而已。战斗发生的地点主要在诺门罕沙漠地带，它位于“满洲国”和外蒙古交接处西部。直到欧洲宣战后，战斗才基本停止。这场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只是日本人居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他们提出休战，俄国人最初并未同意，直到俄军开进波兰东部时，才终于同意，双方签订了休战协议。这场战斗究竟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除俄国和日本外，其他国家一直都不太清楚。让人们真正了解这场战斗是在一年以后，日本人把战斗中死去人员的名单正式通报给靖国神社时，大家才知道，日本损失了一万七千名士兵，足见战斗的激烈程度。

上海的局势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更加糟糕。那里的俱乐部，只要是英国人或法国人主营的，全部将德国会员开除会籍，最起码会暂停他们的所有会员特权，这种情况会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团体和个人之间的恩怨很快就清晰地表现出来，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恨意，人群中的对立关系也变得很明显。总体看来可以分为两大派别：德国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为一派，另一派则由美国人、英国人、中国的领导人物和大部分中立国的公民组成。

日本人在商业上开始给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以恩惠，只是这些轴心国代表内部有时候也会发生矛盾。

上海的英国人和英国国土的民众在欧战爆发时都有这样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美国很快就会和我们站在同一立场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很明确，我在表达时也很坦率，可是就因为这份坦率让我失去了一些朋友。其实欧战一开始就注定美国会卷入这场战争，并且会承担起重要任务，但是1939年秋天时，我坚决反对美国加入对德战争。我认为，英国政府的领导者太过保守，而且他们很蠢，也没有什么能力，只知道一味地忍让，这样的政府不值得美国支持，美国人民也不会同意。

我向我的英国朋友表达我的观点时说，如果仍然是张伯伦、西蒙和霍尔那些人掌握着英国政府前进的方向，那么我国人民是不会同意华盛顿的领导人支持英国的，即使华盛顿愿意提供帮助，他们也没有能力把人民说服。我的这些话让那些朋友对我充满了恨意。

在我看来，美国最重要的是将日本打败，从而结束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东亚各国的侵略。可以确定的是，日本终将成为我们的死对头。

卷三　世界大战开始

一　日本的警告

欧洲战争开始后，我通过多种方法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消息，可是因为实在过于重要，我不能以电报的形式把它们发到美国，导致这些新闻没有办法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成文。当时，我已经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美国正在不自觉地被卷入一场旋涡之中，虽然那时离珍珠港事件发生还有两年时间。

中日战争期间，《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兹伯格先生有好几次都向我提出要求，让我针对东亚地区的未来形势做出分析，然后把机密报告交给他。之前，我都会过一阵给他寄一次类似的报告，自从1939年11月以后，我每次给纽约寄信时都会附加一份。

经上海邮政局寄出的所有邮件，日本检查员每次都要打开进行查阅，我的材料太过重要，性质又比较特殊，邮局有些不合适。我只好寻找其他途径，结果想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我把那些信件带到团总部，然后通过海军陆战队的邮包寄到美国，在这之前，我还要在信件上贴上美国和中国的邮票。这样就可以逃过日本人的检查，因为那些都是由陆战队的卫兵直接护送到美国或英国的舰艇上的。

当时我有些想不通，信件并不需要中国人经手，为什么还要贴上中美两个国家的邮票呢？后来我才明白，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绝不允许剥夺中国应有的利益，即便不通过中国邮局，也要贴上中国邮票，那属于中国应得的收入。

每次写出的材料我都会另外抄写一份，为的是交给美国驻上海代表。在一般情况下，我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处可以得到信件的副本，美国总领事馆的相关官员也会得到我的一份抄写稿。因为陆军方面在上海的情报官不太稳定，所以大多时候我也就不给他们了。

为了让苏兹伯格先生制定《纽约时报》的社论和新闻策略时有更多的参考，我会经常给他发一些报告。下面就是一篇从上海寄出的典型报告之一，是1939年11月18日发表的：

须磨弥吉郎从华盛顿回来的时间还不长。今天早晨他来到我的公寓，我们的交谈十分有趣，他还留下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在华盛顿时，他的职位是日本大使馆的参赞，回到东京以后，他会出任外交部发言人一职。

须磨见到我就说，有一点日本很明白，阻碍他们亚洲大陆计划顺利实施的最大力量，就是苏联。他很坦诚地对我说：“日本大力宣传俄日协议，是想提醒华盛顿，日本会根据美国的立场及时调整对策，如果美国立场一直没有变通的可能，日本就会和苏联站在同一战线上。而实际上，日本和苏联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须磨笑了笑又接着说：“只是很可惜，我们的宣传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华盛顿并不关心这个。”

须磨告诉我，在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他曾经和国务卿赫尔见过一面，两人进行了深刻的交流，他说出的内容让我特别惊讶。下面是他告诉我的谈话内容：

“赫尔先生，我想告诉您的是，贵国和我国之间的最大问题是‘战斗问题’。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像日本兵打美国公民的耳光，像日本损害了美国教会和其他财产等等，那些情况都是小问题，什么时候都可以改正，只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都不敢轻易涉及。我想跟您表达的最终意思是，其实我国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继续实施《兰辛-石井协议》，另外还希望美国能够承认日本在中国可以享受特殊的权力和利益，理由是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离得很近。”

须磨说，对于他的提议，赫尔只是问了一句，说上面的内容是不是《兰辛-石井协议》的最终确切用词，还说：“我的记忆需要重新整理一下。”

须磨还告诉我，他要离开时，向赫尔先生问道：“请问您有什么需要转告我国政府的话吗？”

他说赫尔是这样回答的：“的确有句话需要你转达。美国是绝不会允许日本统治中国的。请把这句话告诉日本的内阁成员和其他的领导人。”

对这件事和这句话，须磨都非常重视，不止他本人，还包括日本政府，他们都认为，赫尔绝对没有独立行事的权力，他的话就代表了美国总统的心声。须磨说：

“事实上，赫尔先生只不过是个比较英俊的少年，他的作用只是在传达罗斯福先生的意思。这件事在华盛顿的外交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最后须磨对我说，日本现在犹豫不定，是因为美国一直在加强潜水艇小舰队的力量，而且还把他们划分到了亚洲舰队，那个舰队驻扎在马尼拉。这种担心是绝对存在的，他还说出了原因：“对于日本在中国的行为，英法两国已经不再像往常那样强烈地表示抗议了，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和你们美国达成了协议，英法两国可以放手中国的事务，只管投入到欧洲事务当中，把重担交给美国，他们会负责在华白人的事情，充当起强有力的角色。”

伊藤是一位日本人，特别有绅士风范，他说话时经常轻声细语，脾气性格也偏柔和，总会给人一种很愉悦的感觉。在这里需要提一下，这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人物。1939年年末，他曾经住在我的对面，在百老汇大厦的十六楼，当时他是日本驻华无任所公使。有时候他会到我的住所随便坐坐，或者喝杯海波酒，或者随意聊上几句。也有时候会和我一起吃个饭。他如果有什么特别好吃的日本菜，也会叫上我，和他一起享用。

1939年11月29日，我和伊藤进行了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后来我把谈话内容记录了下来，同一天晚些时候，我还为此特意写了一篇“非正式”的报告给《纽约时报》。内容如下：

当前的情况是，像我这样的使馆工作人员，都只是一些小人物。明面上看起来像是平等的，暗地里，在陆军眼中，我们其实就和他们的中国傀儡差不多，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极其恶劣。

陆军特务处越来越不思进取，现在变得像极了你们芝加哥的强盗。那些领导者们不务正业，干起了走私鸦片和海洛因的勾当，还经营红灯区和中国的赌场，全都赚得盆满钵溢。他们早就不记得什么武士道精神了。

去年夏天时，俄国人刚刚打死了一万七千名日本士兵，打伤者相当于死亡人数的两倍，陆军如果想强迫日本人民同意和俄国结成同盟关系，即便是虚假的，我们也绝对不会同意的。面对那么多死伤的同胞，他们怎么还能做出那样的事来？

从过去的历史可以看出，俄国对中国的政策随着中国势力的变化在不停地转变，一旦中国势力变弱，俄国马上就会向东扩张，中国势力强了，俄国又会很快退回去，这种情况从罗曼诺夫家族控制莫斯科以来就开始了。就拿明朝来说，当它强大时，俄国敬而远之，处在贝加尔湖以西的位置上，不敢有丝毫逾越。当明朝开始衰弱的时候，俄国立即展开行动，向东扩张到了松花江和阿穆尔河流域。直至后来，清朝慢慢变得强大起来，俄国才退了回去。等到清朝腐败，俄国再次东扩，到了太平洋沿岸，还控制了加拿大沿海的各个省市，进而霸占了朝鲜，占领了满洲，修建了一条铁路，之后通过它又得到了大连和旅顺。

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了，日本把俄国赶出了中国，后来又爆发了中国革命。没过多久，外蒙古完全被俄国人控制了。俄国还利用中国军阀混战的时机不断加强对新疆地区的控制。中国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当然，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我国陆军的杰作。不过，我们不应该忽略俄国的举动，他们也在不停地扩张，甘肃、宁夏、山西还有四川的部分地区，都已经落入俄国人之手。假如蒋介石被中国共产党推翻，那么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俄国人有可能一直南下，直捣云南，那样，在缅甸居住的英国人也会受到威胁。

我们没有可以交给俄国的东西，它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同盟。我国陆军应该醒悟了，睁开眼睛看看波兰，看看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再看看芬兰，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感到震惊吗？只是美国的态度已经把他们激怒到了极点，他们现在的思维已经不正常了，不正常到想和集权主义国家结为同盟。

当时的情况还不像现在这个样子，苏联时常会将大量的战争物资和食品送给希特勒，两国十分友好。当时日本也还没有正式成为轴心国的一员，所以它和德国还不属于军事盟国。

当时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由冈崎担任，他和我认识很多年了。过去我到南方的法属印度支那时曾经去见过他，后来回到上海的时候又去见了他。我从他那里得到了最不想得到的警告。1940年3月29日时，我写了一份秘密报告给纽约，在报告中我提到了冈崎的观点并做了简单描述。报告副本内容如下：

美国的态度和做法让日本人很恼火，这种现象在陆海军和政府部门非常普遍，这一点让我感到很伤心，但它是事实。“大家谁也不欠谁的”，这是我们国家的原则之一。以现在的形势来看，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总会有一天，也许是十五年以后，也许是二十年以后，假如美国加入了欧洲战争，或者假如它碰到了什么灾难，我们一定会报复，让你们国家也尝尝我们现在的滋味，当然也可能比我们现在承受得还多。我们在亚洲的行动遭到了美国的阻挠，日本人，凡是受过教育的，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仇恨。对这一切，我们大日本帝国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他说的这些话让我很震惊，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自己的警惕性。岩村是日本海军的一位将领，藤田是陆军将领，后来我曾专门找过他们两人，想知道他们的观点。那时我刚从南方回到上海，见到两人后，发现他们的看法和冈崎一致。鉴于这种情况，在同一份给《纽约时报》的报告中我接着写道：

在岩村和藤田面前，我并没有提起冈崎，但是对于冈崎的观点，他们都表示很认同。后来，我又找到了伊藤，他是无任所的公使，而他对海陆两方的观点没有一点儿不同意见。

有传闻说，法国部队军纪涣散，士气低沉，整体力量薄弱。我当时去印支地区就是为了调查这些情况是否属实，到那我发现，事实的确如传言所说。因此，在给纽约的报告中，我也提到了法国，内容如下：

法国人的反日情绪极高，这一点不仅能从印支的法国人身上看出来，从上海的法国人身上也能看出来。法国人谴责日本说，他们拿下海南岛后立即就把自己的承诺给忘了。这种说法完全符合事实。现在，日本又有一个重大举措，他们要明目张胆地占有海南，并且将海南建成他们的海军基地。海南岛根本没有符合条件的天然海港，如果真的实施，工程一定很大，无疑会消耗一大笔资金。

法国已经溃败，还遭到了希特勒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虽然把日本人当作仇人，但由于日本人用武力压迫着他们，他们也无计可施。大部分法国人全然不顾国家的荣誉，他们自私到只在乎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资格和经历，还有自己以后究竟能领取多少养老金的程度。当印支的大门被维希政府为日本人打开后，没有听见当地的法国政府表示出任何不同意见，他们不但对日本人唯命是从，而且还上赶着去和侵略自己国家的人合作。即使日本人对他们蛮横粗暴，他们也是自作自受。在同样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东印度群岛的荷兰人就比他们做得好，最起码荷兰人没有将大门和军库拱手送给日本人。单从这一点看，荷兰人就是值得钦佩的，至少他们懂得抵抗，懂得争取。

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香港已经成为日本下一步的目标，这个计划是1940年4月8日时，一位日本人正式告诉我的。这个人是鹤见健，他当时是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后来成了大使馆每日记者会的发言人。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刚回到上海，从南方的法属殖民地查看了一番回来后，我的心情很是郁闷。他到我的公寓拜访了我，并且问我南行巡查的感受。我跟他说，日本人攻占海南岛，拿下南沙群岛，就连广西省也有了日本势力，这一切让法国人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我说完这些话，鹤见健开始大笑起来，他满不在乎地说道：

“其实，你说的情况我们都了解。法国一直在等待欧洲战争结束，等待他们盟国胜利的那一天，到时他们就会设法还击，将我们打出海南，赶出华南，甚至连亚洲南部沿岸的岛屿也不留给我们。不止是法国人，那些受雇于法国人的安南鼓动分子也已经开始行动，他们在努力劝说安南人，希望那些人也可以为他们所用，一起来反对日本。法国人还在谋划让印支的本地人参加军队，一起抵抗日本，他们害怕战争发展到了他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所以现在就试图把仇恨日本人的思想深深地植入当地人的内心。”

“虽然我们最终一定会得到法属印度支那和香港地区，但是就目前的局势来看，我们最近还不会接管，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一旦我们确定欧洲战争中同盟国失败的结局，并且有把握保证不会受到苏联的进攻时，我们就会采取行动。依据法国目前的实力，他们还没有从根本上加强印度支那地区的防御力量。欧洲战争在短时间内应该还不会结束，就算到时英法两国能够取得胜利，他们也没有多余的精力来负责东方殖民地的保卫工作了。”

我们谈这些话的时候，苏联和德国还相处得不错，希特勒也还没有开始进攻法国和荷兰。

德国调派军舰和飞机开始攻打挪威时，正是1940年4月8日半夜之前。而日本人早在4月5日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他们得知纳粹要对挪威和丹麦采取行动。德方在4月6日早上举行了秘密会议，告诉日本的防卫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希特勒即将实施的计划，这个消息是由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将军公布的。当时，德国就曾劝说日本，让他们正式加入欧洲的轴心国集团，只是他们没有同意，直到9月份才表示同意。

我是4月11日在上海知道以上情况的。4月12日我就发了一份秘密报告给《纽约时报》，因为时间太仓促，所以没有仔细琢磨报告中的用词，以致遣词造句有些不太正式，内容摘抄如下：

藤田是一名海军少将，当然，这位将军和日本陆军藤田将军并没有任何关系，他前天刚乘飞机从日本来到上海。昨天晚上，他原本打算邀请我一起吃日本料理，可是我一吃那个就会消化不良，所以就把他请到了我的住所来吃饭，对于这样的安排，他很高兴。大家都认为藤田是亲英派，他曾经担任过日本驻伦敦使馆的海军武官。他这次是作为海军上将岩村的“外交事务联络人”来到上海的。

他告诉我，德国即将占领挪威和丹麦。4月6日，德国驻华大使奥特给日本的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有田召开了秘密会议，他在会上通报了这件事。

德国告诉日本这件事的最终目的，是想让日本加入轴心国集团，并且希望日本能够将意大利也拉入这个队伍，结成德意日联盟，一起击败英法两国，而绝不仅仅是为了向日本示好。藤田还说当时奥特是这样讲的：“我们将向斯堪的纳维亚发起猛烈进攻，到时你们看到我们强大的力量也许就会清楚，我给你们的提议绝对是正确的。你们应该主动和我们结成同盟，而不是被动地响应我们。”

这样看来，1941年12月，日本向南讨伐的举动，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可当初藤田对德国想法的描述并不是这样的。大概在日本人看来，德国并没有必胜的实力。他们知道德国在1940年4月时就认为，远东地区的荷兰属地并不应该属于日本。4月12日我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藤田告诉我，“远东地区除了荷兰属地不能动之外，中国还有英法两国的属地日本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打击”，德意两国会专门批准，这是奥特承诺的。

这些人真是一帮国际匪徒，只是我不明白，他们事先是想怎么安置菲律宾的。我是一名美国记者，所以藤田特意避开了菲律宾的话题。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向他提起了。他说，德国已经通过武力拿下挪威和丹麦，他害怕日本政府会在这种情况下答应德国的结盟计划。在4月12日的报告中我写道：

藤田告诉我：“日本政府很清楚，美国是日本在亚洲唯一的一块绊脚石，他们要想实现宏伟目标，就一定要面对美国。”

1940年年初时，我还给纽约写了一份非正式的报告：

本野子爵出身于名门世家，家境殷实，其富裕程度仅次于皇族。他的祖母很有名气，日本人民尊敬地称她为伯爵太夫人。两年前，她为了“拯救”日本的女艺人，曾经捐出了三百万日元给某个机构。子爵本人曾是日本驻上海大使馆的参赞，后来也担任过使馆的发言人。现在又即将成为外务省的“未来领导人物”。我和本野子爵已经认识了很多年。

日本这次组成了一个友好访意代表团，本野是其中的二号人物。他们不仅要访问罗马，还将前往柏林、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如果情况允许，还会顺路访问海牙，之后转往巴尔干各国。到9月底，还要到纽约和华盛顿进行最后访问，结束后横跨太平洋回到日本。前往意大利时途经上海，本野通过无线电话告诉我，他只能在上海待二十四个小时，很希望和我好好谈谈。他当时还在船上，我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午宴，他直到12点半才赶到。轮船3点出发，他在我那待了很长时间，后来怕赶不上船才不得不走了。他和我谈了很多，谈到我时，他也很明白我作为一名记者，却让日本陆军十分痛恨，他说：

“阿班，其实我们早就收到了近藤的报告，他是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人员，在报告中他表示，在所有从中国发出的报道中，你的电讯和通讯是最公正，也是最符合事实的，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

后来他还问到上海的情况，并仔细询问了这里的悲惨境况，对他的提问，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跟我说：“你说的这些事情，有一半我在东京的时候已经听说过，还有一半我是第一次听说。我可以告诉你实情，政府已经打算解决这里的问题，治理严重的压迫和对工作极不负责的状况。具体的步骤呢，我们想把那些小兵小将先赶出上海，免得到时有人拿他们当替罪羊。我们的重点是整治那些大人物，比如，三井和三菱。他们不仅把陆军都给带坏了，而且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他们还和陆军串通一气，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大肆攫取。”

“日本只有把更多的决策权和执行权交给汪精卫政府，才能得到他们重庆更多人的支持，进而争取更多中国人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日本政府的文职官员都很明白。但是，华中地区陆军和大财团的不称职、不负责任现象太过严重，如果南京真的掌握了一定的实权，到时候就后悔莫及了，这是政府最为担心的。”

“对于陆军目前的状况，人们很难相信，他们分裂成了两股势力，只是两股势力都很让人失望。他们都表示反对共产主义，继续着和中国的战争，同时又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派力争和德国联盟，另一派则希望和俄国站在统一战线。”

“我现在经常思考的是，在和天意为敌时，我们会不会显得过于幼稚，过于生疏，我们的枪法会不会显得不够熟练。中国因为治理方面没有足够的人才，不能治理好省级单位的事务，所以才会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我们虽然攻占了这么多地方，但是没有太多的人才来管理这些地区，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变得四分五裂。就算我们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我们也没有成熟的思维。”

二　和平的曙光

对于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日本政府是否应该承认，是否应该把它当作“中国政府”的唯一一个合法政权？就这些问题，日本各个派别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情况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提到过。

争论在日本各界都有，日本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有，陆军内部争来争去，外交部内部各个派别之间也是争吵不休，就连大型金融集团之间也存在着不同意见，而不仅仅是发生在陆军和海军之间，整个军队和外交部文官之间的对抗。争论中牵扯到的各个派别，无一例外地都和驻华日军有着某种联系，他们彼此勾结，并且依靠这些关系谋取了大笔金钱。

经常会有一些不同官职、不同派系的日本人找到我，询问我有什么意见，只因他们的思绪已经无法理清，太乱了。这个时候，我总是告诉他们，我不赞成正式承认汪精卫的政权，也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是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如果日本那样做，日本和美国之间就必然会爆发战争。也许随着时间的延续，日本对中国的兴趣会慢慢褪去，或者长期争战会让他们筋疲力尽，或者他们会因为侵占的地区太多而无法实施行政管理，这样的话，美日之间最大的矛盾消除，其余的也就不成问题了，我当时一直对此确信不疑。试想，如果日俄政府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日本天皇也正式承认了汪精卫派出的“大使”，日本为了坚守自己的承诺，就不会出尔反尔，他们就再也不能否认自己承认过的傀儡政权了。

日本的傀儡政权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土地上，我认为，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允许。已经有过一个实例，“满洲国皇帝”是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现在想要日本收回当初的承认，他们都不答应，如果满洲再多一个傀儡政府来管理中国的其他地方，那真是更加混乱了。日本承认了傀儡政府也就意味着，战争很快就要来临了。日本如果想分割中国，或者是控制中国，美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因此，当那些日本官员咨询时，我觉得自己的提议是光明正大的，那就是反对承认汪精卫政权。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减小我国和日本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我认为，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所作所为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对于这一观点，日本驻华无任所公使伊藤深表同意。上海北面江湾有一家日本茶室，有一天，我和伊藤一起开车去那里，一路上看到很多在建的高楼，看起来得花不少钱，那笔钱肯定是日本出的。伊藤看到后感触很深，他第一次在我面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建这么多新项目，我觉得都是没必要的，这不是浪费吗？时间、人力和金钱哪样不得花费？即便我们很快和中国消除矛盾，部队撤回日本了，可是最晚不会超过1950年，我们肯定还会杀回来，到时再用飞机大炮把这些都炸掉，这又何必呢？还不如现在就不建。”

“我们已经炸过两次，1932年一次，1937年一次。距离上次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再建的中国工厂已经把日本工厂的生意都抢走了。中国人单单依靠罢工、关税、强辩或单纯的财富力量，想要把我们甩得很远，用十年的时间就已足够了，因为他们比我们聪明得多，比我们会做生意，比我们能吃苦，比我们勤奋，也比我们节俭。为了避免被他们甩得太远，我们一定要让他们顺从我们，听从我们的领导。”

“提到财富，就不得不想到中国，中国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也有无尽的自然资源。中国还有大量的劳动力，它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从这些就可以看出，在经济、军事等方面，我们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假如我们不能拥有对中国的绝对控制权，那么我们就只有等着被毁灭了。”

我又一次向《纽约时报》发去了秘密报告，时间是1939年11月24日。我在报告中着重阐述了日本人的堕落和他们内部各个派别之间激烈的斗争。我还写道，日本人达到目的的手段，政治暗杀是其中之一，而且毫不避讳。报告摘要如下：

下面写到的事情不能发表，至于具体缘由我就不再细说了。众多事实表明，上海的日本政府现在已经贪得无厌到可怕的地步，陆军和海军之间的争斗也日益严重，他们都不会给对方一点儿面子。

南市、虹口的大部分地区、闸北和所谓的大部分“西区”，都属于日本海军特务处的控制区域。四天前，他们发现了一宗阴谋，有人要暗杀汪精卫。他们根据线索调查，一直追查到了原田将军的办公室。原田是南京伪政府的高级顾问，同时也是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由于汪精卫等政治傀儡太过固执，又知道得太多，日本陆军想要除去他们，就想通过中国杀手达到目的，结果被海军查获。

阴谋被揭穿的第二天，我发了一条电讯给报社，内容主要是说汪伪政权成为暗杀目标的原因，主要是他拒绝在一份垄断协议上签字。协议规定要成立一批内陆航运、沿海航运、采矿业及发电业的垄断企业，重要的是所有企业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都归日本所有，而中国只能拥有百分之四十九。凡是第三国公民，一律不得入股。我在报告中写道：

汪精卫坚决不同意成立垄断公司，这让三井和三菱愤怒不已，他们仗着有很多陆军的重要人物撑腰，遂决定除去汪伪政权。

这件事是由海军调查的，他们查完后，把事情报告给了日本政府，也报告了西尾将军总部。将总部设在南京的西尾将军听到此事后异常愤怒，他下令对和案件有关的人员实行军法处置，将二十六名主谋枪毙，这些人都是日本人。一般的案犯被处死后都会进行火化，然后将骨灰带回日本，可日本政府认为这次的案犯给国家带来了耻辱，特决定将人犯遗体葬在江湾。那块墓地被称为“丢脸公墓”，那里现在已经有三千两百多块墓碑，每块墓碑上都刻着罪名，有叛乱罪、偷盗军用物资罪等等。

不久之后，原田就将被撤职。不过，他已经积累了三百万日元，这么一大笔财富他也算赚了。前面章节中我曾在报告中提到，寺内伯爵将军是带着巨额赃款离开华北的，还曾写到海军野村将军，他也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军人本应该自己自律，严格以“武士道精神”要求自己，可是他们却如此不负责任。这些事情并没有对外公布，那些知道内情的日本人，凡是还有正气的都为此感到震惊。

并不是只有和中国人交往的日本人才会用阴谋诡计，才会贪污受贿，这种情况在日本外贸界早就普遍存在了。美国和英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抵制日货，而且事态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日本人不是积极地想办法去解决根本问题，而是采用各种狡猾奸诈的手段来逃避抵制。

雄之助是日本海军中佐，他曾是日本驻巴黎大使馆海军武官随员，黑木是日本陆军上尉，1939年11月，两人一起从日本来到上海。黑木将军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将军，已经逝世。这两人租用了一套办公室，是两间连在一起的，他们开始经常和犹太难民的领袖秘密约会，这些难民都来自欧洲，只上海这一个地方，当时就有一万九千名犹太难民。

没过多久，便有大量的犹太贸易商涌入上海，他们都是从美国、南美洲、印度、埃及和法国乘船来到这里的。这些人做生意时从来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只要能获得利润，任何极端的手段都可以用。他们都光顾过日本海军参赞和退休陆军上尉的办公室。日本人就是想把他们分布到世界各处，将日本工厂的产品销售到各地。

美国抵制日产丝绸的运动受到各界的拥护，日本当时已经想到对付的办法。他们用日本船把丝绸从日本运到上海，将“中国制造”的字样盖到丝绸上，往外运时，使用第三国的船只。他们使用同样的方法，把日本生产的玩具和其他产品运到了所有抵制日货的国家。

东亚形势在1940年时已经不容乐观，失败主义情绪又开始在重庆出现增长趋势，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一部分人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了，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会帮助中国，因此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这种想法。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和他的手下不得不坚决抵抗。不断有秘密报告从中国首都发到我这来，有一份是1940年1月7日写的，内容如下：

政府中有些人由于终日无所事事，生活过得十分舒适，他们为了继续过安逸的生活，非常乐意屈服于日本，这样他们和日本人随时有可能议和。所以，现在应该严密监视重庆。眼下的情况是，南方的交通线路一条一条地被切断，中国无法和法英两国联系，就无法依靠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感到害怕。他们认为，抗战如果还想继续下去，就必然会加强对俄国的依赖程度，可是和俄国联系增多，中共的势力就会增强。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情况变成这样，还不如接受日本人的统治。我相信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些人，你也一定清楚那些人绝对有胆量做出卖国求荣之事。因为这件事本身并不会损坏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出卖的只是中国广大民众，他们的生活依然安逸，有日兵在四周看守，还可以日夜沉浸在美色当中。

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中，战事发生的迹象似乎越来越淡，这时开始出现人们的各种猜测，认为也许还有长久和平的可能性，日本还是有一些支持和平的团体存在的。这类人的确存在，但是他们的名字太陌生，大部分美国人都没听过。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我现在也不方便告诉大家他们的名字。

他们中有一个人，我暂时就叫他“仁志”吧。他曾经在东京外务省的美国处工作。在日本人中，他属于特别突出的人，爱国但不会走极端。他经常和军国主义分子以及文官中的沙文主义者争斗，而且非常激烈。在多次被暗杀的情况下，他都可以逃脱，还真是让人意外。

仁志为了考察曾在中国作过广泛的旅行，当时正是我留在中国的最后一年。那个时候，他曾找过我三次，我们最后一次的交谈时间最长，将近一个下午。那天晚上，我就给纽约写了份报告，详细汇报了这件事，我在报告中将仁志的话也写了出来，以下是报告的摘录：

我马上就要回日本了，坐周二上午的飞机，我感到很无奈。现在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仍旧是那些狂妄无知、冷酷残忍的家伙掌握着军队。他们的人数的确不多，就算在整个陆军队伍中也是少数，可是他们仍然不可忽略，因为他们是日本政策的“直接执行人”，他们的权力和人数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那些疯狂的暴力者飞扬跋扈，使得日本的温和派不敢大事张扬，在政策上也不敢和他们明着作对，他们担心自己会重蹈“二二六兵变”的覆辙。那样的话，日本就会很长时间都听不到温和派的声音，甚至日本会因此和世界大国无缘。这些人总是用武力来威胁我们，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大概都不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看来，温和主义很受我国外务省的推崇，他们都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和各民主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很可惜外务省的力量太过薄弱。不过，日本的情况现在似乎有所改变，日本的主要将领好像已经看到，日本在中国不会再有长远的发展，他们的行为太过火了。他们能看到这一点，让温和派人士感到多了份希望。可是，即便这样，他们却没办法立即停止……大清洗根本不适合在日本陆军中实行，那样只能增加困难的程度，暴力行动派的势力也会因此更加壮大。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展开了一次长谈，谈论的话题是日本策划的“中国中央政府”，政府以汪精卫为首。我告诉仁志，他们这件事的策划方式很愚蠢，最后什么也不会得到。我的笔记显示，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那家伙真可怜，你们一点儿机会也没给他，他肯定很想在本国人民面前留点面子。整件事都是在东京策划的，开会讨论是在东京，批准也是在东京，最后宣布还是在东京。这样做是不合情理的。这边的“面子”问题，我想，你们的中国工作组应该是知道的。如果这个运动一定要开展，就要把它的产地定在上海，或者南京和青岛也行，反正怎么说也不应该在东京宣布决定。日本的组织者应该暗地里谋划好后，再让为他们服务的中国汉奸扮作爱国人士，要求汪精卫出来组织政府，而不应该直接从印度支那把他接回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他不仅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自己也没面子。日本政府为了让那些狂妄自大的陆军有面子，他们甚至想在汪精卫的前额刻上“傀儡”这两个字。

仁志很认同我的观点，他还问，假如日本正式承认了汪精卫，我觉得其他国家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我说，我认为他们不会有什么反应，最多只会看不起日本人而已。接着，我还告诉他：

这个傀儡政权是根本不存在的，日本如果承认了它，和它交换了大使，那它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真到了那一步，我会感觉很可惜的。因为它以后就不能再否定这个政权了，它不能为了让其他国家高兴，就把自己一手捏造的政权给毁了。我觉得，日美之间的关系是汪精卫计划涉及的最大问题，有这个问题存在，两国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互信。不管是美国，还是《九国公约》中提到的其他国家，他们有谁会承认这个政权？和那样的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可能的，商谈贸易或其他事项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会承认日本建立这个政权是合法的。

我说完这些话后，仁志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告诉我，他会拼尽全力的，为了不让汪精卫和南京以及北平的中方领导人形成统一战线。

他说：“如果想保全日本在中国、在国外以及在日本国内的面子，就只有让外人以为，是中国内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致使整件事失败的。”

他离开时，我把他送到了门口。门铃在半个小时后又响了起来，我打开门，看见仁志站在门口。他向我提出一个要求，让我感到很惊讶。我第二天就把他的要求报告给了《纽约时报》，同时也告诉了美国驻上海的文武官员，内容如下：

阿班，特别希望你能抽时间来趟日本，假如不能待很长时间，一两天也可以。我计划回到东京后，立即组织一次秘密会议，让外务大臣近卫亲王、阿部首相、俊将军、松岗将军等人参加，到时让你和他们见一面。把你对我们所有的想法，坦诚地告诉他们，请你一定要来。他们能听到你的意见会很高兴的。假如你能够借助自己的影响力，阻止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不管对日本，还是对美国，你的功劳都是不可抹杀的。我现在总算搞明白了，我们一旦承认了汪精卫政权，美日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修复了，日本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我们面对面坐着，第二杯威士忌加水也已经下肚，我们围绕他的要求展开了讨论。我跟他说，这件事最后能不能成功，我无法保证，我想也许《纽约时报》会觉得，我的身份并不适合参加过多的外交活动。我还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告诉他所信任的人。仁志认为，如果我能和那些领导人见面，就可以针对问题进行提问和讨论，假如他转达就收不到那样的效果。而且他觉得，面对面的说服力会更强，无论对那些领导人，还是对我。

最后，我们决定，他如果能将会议安排好，就给我发电报。至于《纽约时报》会不会同意我的行程，我会询问一下他们的意见，请美国总领事或者海军上将格兰斯福尔德给《纽约时报》发一份加密电报。

结果是仁志的会议安排成功了，可我没有去，因为《纽约时报》不同意。日本极端分子一直在实施他们的扩张计划，1940年11月30日，他们最终还是承认了汪精卫的政权。

日本终于失去了耐心。他们想让蒋介石向他们妥协。日本曾经为了这个目的不断用此事进行威胁，可他们想要的结果一直没有出现，汪精卫一事因此一再耽误。他们承认了南京政权，就代表着和重庆政府的决裂，这一点他们想让蒋介石看清楚。其实，蒋介石什么都明白。只是他也明白即便如此，他仍然要选择抗战到底，不管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因为这个决定，人们觉得他更加英明了。

三　同日本高官见面

日本人并不想和美国发生战争，因此，他们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经过预约，1940年3月5日，两位日本高官来到我的寓所。他们两人，一个是海军岩村将军，一个是鹤见。岩村当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鹤见是大使馆的参赞。

他们刚坐下就开始讲1939年发生的一些事，讲了很长时间，这让我很疑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这些和现在没有任何关系。讲完了，他们又开始讲起了日本国内各派系之间的分歧，说他们争论的主题是“反共产国际公约”应不应该成为正式的日德意军事联盟。对此，两人都表示，他们为了反对加入联盟已经做了很大努力，而且他们相信，日本和美英两国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日本将来的发展。

沉默了很久之后，他们又接着说，“日本政府已经授权”，请他们全权处理，希望我能够将东京的态度——“恳请美国政府不要采取武力”——传递给美国。

我很严肃地告诉他们，这些内容不够明确，你们应该说得更详细些。我特别指出，什么是所谓的“日本政府已经授权”？我的提问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他们两人只是吞吞吐吐地说，他们代表的是“部分政府人员”。

我接着问，让我代为传递“恳请美国政府不要采取武力”又是指的什么？他们回答，是想让贵国表示希望日美和好，并将这一立场写成社论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他们表示，会告诉我日本提出的条件，并且希望我可以将这件事转告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上将赫德。

对于他们这种做法，我认为很不负责任，还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我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告诉了他们。我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如果情况属实，日本应该直接找我国驻东京大使，或者由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直接跟国务院说，为什么要通过我呢？

他们的解释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政府没有把握，不知道美国政府会怎样对待日本提出的最大让步的条件。日本担心，假如美国政府不同意，这件事必然会出现在外交文件中。

我那天晚上就写了份秘密备忘录，详细记录了这件事，然后报告给《纽约时报》。据我记录，鹤见当时是这样讲的，他说：

“我们说的都是实情，我国政府真诚地希望能够和美、英、法三个国家和平相处，只是我们过于张扬的话，很可能就保不住现在的政府。那样的话，政权就会掌握在极端军国主义分子手中，日本就完了，也许日美之间的战争就会不可避免，这是不会以美国的意愿为转移的。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门户开放’政策被关闭，只是没办法好好地执行《九国公约》，也不会再去重视它了。桥下的水太大，已经无法收回了，这是一句俗语，在美国非常流行。日本现在的状况和这句话很相似，我们在中国付出的太多了，那么多人在这里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一切，忽然让我们放弃是不可能的。”

刚说到这里，岩村将军又插了进来，他说：

“我们说什么也不会放弃海南岛。但是可以放弃华南，退出长江，不过前提是，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还要保证我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不会受到影响。我说的华北是指河北、陕西、察哈尔、绥远和整个山东。中国还要答应，我们在这些地区享有特殊权力，包括可以永久驻军、享受贸易最惠国待遇和采矿权。如果中国愿意答应这些条件，我们还会将南沙群岛、广东和广西归还给中国。我们将不会再提其他所有的赔偿要求。”

鹤见又接过来说：

“美国大选将在今年举行，到时贵国很可能将远东问题踢来踢去，没有精力再去关注，甚至你们还会将它忘得一干二净，对于这一点，我们感到很悲哀。而现在日本人民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也特别容易冲动，假如这种情况被美国人民知道，也许就会改变你们的态度了。为了这里，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成千上万的军人因为打仗受了伤，他们有的成了跛子，有的成了瞎子。农民和大众因为打仗变得越来越贫困。所有这些变化，使人们的承受力非常弱，他们变得很容易冲动。事态已经有些难以控制。我们是真诚的，这样的让步已经是日本能够承受的底线了。假如我们这样做都不能换回你们的热情，那以后的事情也许会无法预料。”

他们表达完自己的意思后，开始问我有什么看法。既然问到这了，我就毫不客气地说了自己的想法。他们两个人和我的关系都很好，也许我的话他们可以听进去。事实确如我所料，对于我的观点，他们都表示同意，但表现得心事重重。我大致是这样说的：

“对那些有关联的列强，你们最好不要抱太多的希望，他们是不会做出多少让步的。你们军队的纪律太差，那些军人肆无忌惮，不仅草菅人命，杀害了很多中立国人士，还损害了列强们的经济利益，摧毁了未来十年的贸易。中国是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你们总是希望将它霸占，可与此同时，你们还在不断地杀害中国人，破坏他们的工业和生存方式，还通过毒品摧毁他们。中国的食品和原材料全部被你们抢去，可是到头来得到的只是一些烂纸，你们称之为军票，对他们来说，那些东西没有一点儿用处。”

“说到你们自己，现在只好玩一些预算数字和‘赤字’债券的数字游戏，很显然那些根本帮不了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你们已经倾家荡产了。迎接你们的只有通胀和贫困。你们不但毁掉了自己，同时还毁掉了中国货币，它只能一天比一天不值钱，直到最后消失。上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你们今天是在走他们的老路。不同的是，当时还有美国愿意帮它，把自己所有的财力都投入进去，在德国、比利时、奥地利、波兰和俄国的欧洲部分灾民进行救济。你们现在的行为致使数千万东亚人要忍受饥荒，要挽救他们只有借助国际力量。而国际上有这个能力的国家，还要以美国人为支柱。你们不能总是随心所欲，既破坏了世界其他地方，还要事事如意。”

岩村将军告诉我，这个观点他也同意，还曾在东京会议上提出来过，他还说：

“和平是日本现在最大的愿望，只要能尽快实现，我们愿意做出最大的牺牲。我们也很清楚，如果我们对成功没有绝对的把握，不停地侵占大量的土地，就意味着我们将自毁前程。假如我们仍然按照既定方针前行，等待我们的将是美英两国对我们的贸易制裁，紧随其后的就是战争。只可惜，我国的陆军和沙文主义者却不以为然。他们宁愿和美国发生战争，也要维护自己可怜的尊严，为此剖腹自杀也心甘情愿。”

渴望和平的声音太微弱，他们不但人少，还不掌握实权，就注定无法吸引美国的注意力。

主张和平的日本人在1940年春天时已经没有多少了，想通过他们的力量来制约那些极端分子是没有希望的。岩村将军和鹤见参赞，两人在和我见面四个月后就转变了立场，他们和主流派的高级官员站在了一起，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呐喊助威。

四　家中被查

1939年末，有一部分日本陆军对我的仇视之意越来越明显，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看来我应该尽快离开上海，否则很有可能遭到他们的暗杀。我发了一份秘密备忘录给纽约，时间是1940年4月11日，上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本地日本人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增长的速度之快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产生一种危机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军界在上海掌权的势力中，存在一个专门的反阿班集团，还是公开的。因为这个集团，我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无法正常进行，我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我应该为离开做些准备，我打算把贵重物品尽快悄悄地运到纽约。这些物品都是我这么多年的收藏品，有玉石、牙雕、青铜器、中国画，还有瓷器。另外还有些东西也要运走，包括质量不错的柚木家具、京织地毯、家用银器和大部分图书。我就剩一些不值钱又必不可少的东西在这就行了，像没什么价值的家具地毯、粗瓷大碗和旧床旧褥，我到时候扔了也不会心疼，我还想着不行就带着这些东西在外“露营”。十四年的时间完全能够证明，没有丝毫根据，我绝对不会胡乱猜测。依照常理，我还是应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的。

日本人并不是现在才开始行动，在1938年10月的时候，他们就曾试图阻挠我的工作。我还曾就此事给美国总领事馆写过一份正式的投诉信，它的复写本还保存在我的档案中，上面是这样写的：

中国上海，1938年10月27日

高斯先生台鉴：

很唐突，这里交给您的是一份正式投诉，我要指控的是两名日本宪兵，他们今天早上对我很不礼貌。他们为了搞清楚我是否在办公室就先往那打了个电话，待确定之后，过了10点就来到我的办公室。两个人都没有穿军装，我要求他们出示名片，一人说没有，另外一人经我再三要求，最终才拿出来，上面印有：

K·平野

日本宪兵队上海司令部特高课

四川北路478号大桥大楼

电话46236-6

两人对我强行逼问，要求我说出从上海都发出过什么样的新闻、是怎样发出去的还有我的消息来源等等。

我马上被他们逼得火冒三丈，当即打了个电话给喜田先生。喜田先生也说不清楚这两个人的身份，于是我就把话筒给了那个平野。他对着话筒讲了很长一段话，说的日语。最后平野说，所有的事“都是误会”，都怪“我们理解错误”。我把门打开，让他们出去。他们做出想要道歉的样子，不过我没接受。我告诉他们，毫无理由就干涉我的公私事务，这件事我一定要先向日高先生报告，等他们回来作正式道歉。

我听到消息说，宪兵队企图威胁上海所有的报社记者，他们已经展开行动。

谨启

哈雷特·阿班

上面所说的喜田先生，在前面章节中曾有提及。日高先生即日高信六郎，时任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喜田先生后来告诉我，那两个宪兵离开我这里后，就直接去了总领事馆，没有敲门就进了他的办公室。两个宪兵见了他就是一通狠批，说他竟然维护我。二战爆发后，平野那些人不但把美欧记者羁押在大桥大楼的宪兵司令部，还对他们实施暴力，残忍地折磨他们。

他们无故闯进我的办公室，对此我的要求是，平野和他的同伴必须向我作正式道歉，最终他们也这样做了。只是如此一来，他们也更加仇视我了。

1940年1月，平野开始了又一轮的行动。幸亏有一位在日本领事馆工作的人，他是一名低级官员，他告诉我说，平野想从我的随从身上入手，达到谋害我的目的。他们设计好了一个圈套，用五百美元买通我的车夫，将几把左轮手枪和一些鸦片放在一个包裹中，将包裹藏到我的车上，当我们经过外白渡桥时，日本哨兵就会将我拿下，人赃俱获。他们马上就会把我押到日本陆军司令部，紧接着我就会被安上一个偷运武器和毒品的罪名。日本必然会向新闻界宣称，我携带违禁物品进入日本控制区，已经被当场抓捕。

仆人们没有办法，只好对我说出了实情，日本人给了他们现金，让他们合伙谋害我。证据确凿，我给日本陆军的外事和新闻联络官写了封信，要求他们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为了保护自己，还留了份副本，并且把它交给了美国总领事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上校团长，请他们将副本通过海军邮包寄给《纽约时报》。以下是信件的全文：

中国上海，1940年1月27日

宇津宫大佐台鉴：

非常抱歉打扰您，只是不得不请您回想一件往事，事情发生在1938年10月，涉及的人物有某K、平野君和他的同伙。之所以麻烦阁下，是因为当年那件事就是在您的帮助下才得以解决，现在事情又一次发生，我想仍然由阁下解决是最好的选择。另外，在我看来，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且不适合做正式处置。

近几天来，有人自称是日本宪兵队K的平野君的代表，并说他们的办公地点在大桥的大楼。这些人试图接近我的六名仆人，对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威胁，为了“获得情报或是让他们成为帮凶”，还以金钱相诱。1938年我曾要求平野向我道歉，后来也获得批准，据说因为这件事，至今他还怀恨在心。

如果阁下可以彻底查清楚这件事，也算一件幸事。假如查证结果如我所言，我希望以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假如并没有证据证明我所言属实，或者这件事是有人故弄玄虚，企图挑唆，就请阁下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当是我无故打扰了阁下，我愿在此道歉。依我拙见，不论结果如何，这件事都是因私人恩怨而起。相关领导定然不知道这件事，相信他们如果知道，肯定不会不闻不问。据我了解，眼下“杨格案件”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各界对此非常不满，这种时候，如果再发生“陷害”或是其他“事件”，我想无论对谁都不会有好处的。当然，相信这些我不说阁下也会很清楚。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想打击谁，包括平野和其他人，只是单纯地想保护自己和我的仆人，希望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我们都不至于遇到这方面的危险。

谨启

哈雷特·阿班

宇津宫大佐等人还真对此事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我所提到的那件事确实存在，不仅如此，平野那些人做过的事远远不止我所指控的，那只不过是其中一件。大佐承诺说，他不但会将平野赶回日本，还要给他“戴上枷锁”。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平野果真被逐出中国，回了日本。事情还没有结束，几周后，平野竟然又回到了上海，没想到他全然不把政府的命令放在眼中。

在这里解释一下，杨格指詹姆斯·杨格，昵称吉米，他是《国家新闻报》驻日本的记者。“杨格事件”是指他被捕一事。事情发生后，他一直被日本人关在东京监狱。

吉米最终还是被放了出来，还曾来过上海一趟。我们一块儿聊了很多，还曾在花旗总会喝过鸡尾酒。他那时跟我说，日本人在讯问他时，有很多次都提到了我的名字。他还说，有很多日本人都在对付我，不光有陆军，还有大部分宪兵也对我恨之入骨，他们表示一定要把我“清除”。吉米一再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小心那些人对我不利。知道这些情况后，我很快写了封信，寄给了《纽约时报》的总编。全文如下：

中国上海，1940年5月4日

詹姆斯先生台鉴：

《国际新闻报》记者詹姆斯·杨格前不久曾来到上海，他跟我说了一些在东京时的情形。据他透露，日本人在审问他时，多次提到《纽约时报》。杨格还告诉了我很多情况。

在日本起草的检控书中，刚开始提及了杨格三十八条罪状。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开始后，其中有三十二条罪状被法官驳回，后来的审理主要围绕剩余的六条开展。一条指控他“故意污蔑陆军”，依据是一条电讯稿。那是杨格今年夏天发表的，内容是写日本炸弹炸毁了一名记者的房屋。记者的名字叫F.T.德迪安，是《纽约时报》驻重庆的记者。杨格提出辩驳，那条报道是真实可靠的，他有两张照片可以证明，照片上面的废墟就是德迪安夫妇原来的住房。可是，他无法拿出自己的证据，因为可以作为证据的照片和其余的文件早已经被日本人都带走了。

法官的判决是，日本军队从来不会破坏民用设施，他们轰炸的全是军事目标，辩驳无效，罪名成立。

日本还指控说，杨格发表的电讯稿不真实。起因是，他说自己曾经在重庆和日本战俘聊过天，其中有日本士兵以及日本飞行员。针对这种质疑，杨格拿出了很多照片，照片上有杨格、德迪安、佩克，还有那些战俘，佩克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参赞，画面上的他们正在和战俘说话。

法官作出判决：“罪名成立。这些话明显都是在诬陷日本人。日本人绝对不会成为战俘，没有人会投降。”

另一项指控是，杨格意欲给日本陆军抹黑。检方还专门出示了一份证据，是一张剪报。那篇文章是去年3月4日发表的，被刊登在《纽约时报周六晚报》上，是我写的。检方提出那些文字具有危险性，同时还带有很强的颠覆性，特别指出其中引用松井和多田将军的话都是错误的。杨格说，他只是认识文章的作者，那并不是他写的。

高桥是东京警事厅兼宪兵队的督察，他这时抢过话头接着说：“那个阿班是《纽约时报》的记者。那份报纸是所有美国报纸中最反日的。那个人，我们很早就想扳倒他了。”

又有一个人开始说话了，是东京宪兵队外事课的课长，他说：“只是一直还没行动。以前外务省总是处处维护着他。现在和以前不同了，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愿望就可以实现。”

据我猜测，他那句“现在和以前不同了”，应该指的是外务省已经没有人再为我的事去干涉他们了，我以前的好友大部分都不在那了，只剩下了须磨和仁志。有人去了伦敦，像重光；有人去了罗马，像本野子爵；有人在长期出差，像川井；有人去了南美作友好访问，像伊藤大佐；还有人在南京，像日高，等等。

我想，我可能再也不会去日本了，不能再去那玩高尔夫，也不能在那做其他事了，至少这个夏天是绝对不会去了。

谨启

哈雷特·阿班

其实，我早就感觉到军队和宪兵队对我工作的不满了，当时上海抗战还没有爆发，时间是1937年8月。如果问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感觉的，我还真说不出确切的时间。不过，经过仔细推敲，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从我的一篇报道开始的，最初建立河北东部的傀儡政府时我曾经做过报道，同时出现在报道中的还有当时极为严重的走私行为，可能那时我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满洲”战役开始时，日本还没有出现对我不满的情绪，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我做出这一推断的依据是一尊铜像和一张奖状。当时是1936年，事情的发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和军方认为，在报道“满洲”战役的过程中，我“站在了公正公平的立场”，为了有所表示，他们给我送来了一尊铜像和一张奖状。铜像是一尊日本武士，奖状也很华丽。

铜像好像很不同寻常，基座上还刻着几个金字。从那以后，只要是到过我家的日本人都会特别注意那几个字，一看再看之后，他们会带着一副无比敬仰的表情给铜像鞠躬。最初几个月中，我看到这种情况时总会认为，他们可能是为了表达对日本陆军的尊敬。后来，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我忍不住向一位很熟悉的日本朋友提出疑问，他们为什么要对着铜像鞠躬？

他犹豫了很长时间才说：“我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反而不好说，还是跟你说大概意思吧。它是说天皇很器重你，他把你看得和他的结拜兄弟差不多。那些字足以表明，这尊铜像是天皇同意后才送给你的。”

弄明白之后我想，那尊日本武士不能被我浪费了，等到政府回收金属时，我就把它扔进废铁堆中。希望它还能发挥余热，待熔化后成为制造炸弹的原料，最终为轰炸东京做出贡献。

我认为，日军对我产生敌意的时间应该是在1937年的几次事变之前，当然这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记得曾经有二十二名日军闯入过我的住所，他们都穿着制服，看样子有两人还是中尉，其他的都是普通士兵，当时的时间是1937年8月，那时上海之战刚开始两天。他们为了寻找想要的文件，把我的住所翻了个遍。我当时还在伊莎贝尔号上，那是美国海军上将的游艇，我正从北方返回上海。

搜索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找到。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把重要文件放在花旗银行，锁在上海分行的保险柜中，无论什么重要文件都不会放在家里和办公室中，哪怕只是暂时的，一个晚上也不行。

日本军人想给我安上一个罪名，他们在我的房间中忙碌了足足有五个小时，却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让他们很是恼火。于是他们决定让我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趁机拿走了我很多以前的东西，包括我的小件牙雕和玉雕，总价值约为两千美元。还好我的所有物品都有清单，上面详细地编着序号，一项一项都有记录，因为我曾入过火险。可不幸的是，这些属于入室行窃险和在外行窃险的赔偿范围，而这两个险种我都没有投保，所以我无权向保险公司索赔。

我想到了高斯，他是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我想应该和他商量一下解决此事的办法。他给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让我将丢失的物品列出一个详细的清单并估算出总价值，大约是两千美元多一点。时间过去几个月后，我终于接到了日本总领事的回复，他说愿意进行赔付，用两千美元了解此事。对这个答复，我表示接受。我当时是想，一定要设法将此事记录在美国总领事馆的档案中。我计划一旦日本送来支票或者汇票，就马上拍照，把票据的照片和索赔清单一并交给美国领事馆，证据确凿，也可以还我一个清白，不然我很难说清收取这笔款项的理由。

日本总领事听到我接受赔付后，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找到了我。他赔付给我的竟然全是现金，就放在他的口袋中，当他镇静地掏出来时，我感到无比惊讶。待我看清楚那两千美元都是五元的纸币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了。

我要去征求一下高斯先生的意见，于是让他先等一下，我便去了办公室，顺便关上了门。

我在电话中跟高斯先生说：“我的计划全泡汤了，他竟然拿来的都是现金。即使我把所有的钱都照下来也没什么用。要不我让他带张汇票过来？那样就能拍照存档了。”

高斯先生连忙说：“最好不要那样做，你现在有机会拿就赶紧拿。”

按照他的提议，我把钱收下了。

五　报道日德谈判

1940年夏秋交接之时，驻华美国政要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容易使人忐忑不安。他们对当时的形势还是无法达成一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每个人都固执己见，谁也不服谁。华盛顿的情况和中国也差不多，政府官员们对日益加剧的危机视若无睹，居然还能以笑脸面对。这样的态度一直到一年后才有所改变。

1940年9月21日，我和岩村将军、西尾将军还有从南京过来的坂恒将军一起在理查饭店吃晚饭。当时他们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两天以后，即1940年9月23日，我根据他们说话的内容将两位重要人物的观点写成了秘密备忘录，发给了《纽约时报》。

当时，坂恒将军一边吃饭一边说：“现在的形势十分危急，陆海两军中像桥本之类的狂热分子很有可能会寻找机会袭击美国，如果他们得逞，战争就无法避免。”

“最近一段时间，这些人一直在宣扬他们的理论，他们认为日本和美国的政策根本就不存在契合点，没有融合的可能性，所以从长远来看，两国之间早晚要爆发战争。他们还经常把这个观点讲给近卫首相和松冈外务大臣听。更有甚者，连天皇都收到了他们传送过来的这种理论。这些人讲，如果想使美国遭受失败和挫折，就一定要选择现在，选择你们还没有准备好防御措施的时候。这样做的理由是，美国拨出用于军事扩张的钱实在太多了，多到让所有的日本人都无比惊讶，包括日本的任何一个派别。对于那个数字，我们是望尘莫及，即便我们倾尽所有，也没办法筹集到它的十分之一。更何况我们还发放了债券，而且早就超过了两百五十亿日元。因此他们坚决相信，如果继续等待，等到你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的败局也就注定了，如果打，就一定要在还有攻打能力的时候开始，这样至少不会一分胜算都没有。”

“当然，也有人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如果美国加入战争，必然就不会继续支持英国，这样德国就会变得强大，战胜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样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从长远来看，是一个胜利的德意联盟再加上一个被摧毁的英国对日本更有利呢，还是强大的美国加上获胜的英国对日本更有利呢？他们的答案，好像更倾向于后者。”

亚历山大·柯乐文·克尔爵士是英国的驻华大使，在他住处的花园中有一个非正式的午餐，时间是我们谈话后的第二天，我也在被邀之列。克尔并没有参加，他正在遥远的重庆。罗波特·克瑞吉爵士是英国驻东京大使馆人员，他和他的夫人是这次午餐会的主人。他们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罗波特爵士当时谈了很多，我都做了现场笔记。他说：

“我很讨厌目前的状况，为什么一定要纵容日本？我在东京一直忍受着屈辱，整个任期都是如此。什么时候希特勒被打败了，我们一定让小日本滚回去。我现在经常感到心烦意乱，全都是因为小日本，可更让我恶心的是，我见了他们不但不能发火，还要毕恭毕敬。我时常会梦见自己成了将军，挂着金色绶带，威风凛凛，在我的指挥下，部队进入东京领域。我在梦中命令士兵绝不能对那帮小日本手软，狠狠地揍，用力地揍，终于出了口恶气，心里痛快多了。”

克瑞吉夫人这时插嘴说：“鲍勃，你怎么一下子像个粗人了？满口粗话。”

鲍勃是罗波特的昵称，鲍勃回答说：“是啊，我就想用粗人的语气把那些家伙臭骂一顿。你别说我，我知道你也很想学着卖鱼婆的语气，用粗话去骂他们，只不过你没说出来。”

接下来，克瑞吉提到了美英之间的关系，他表示很赞成两国之间用驱逐舰换海军基地的做法，只不过他有点担心，这样做的话，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呢？因为用于交换的基地都享有治外法权，这有可能损害到一方的利益。他指出：

“你可以看看曾经的日本，还有现在的中国和埃及，治外法权是会影响双方关系的。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英国人会逐渐变得讨厌这种状况。我举个例子，假如有一次，你们的军人喝醉了酒，他也许会在我们的商店中拿了东西却不给钱，也许会去非礼或强奸一些女孩，当然并不排除那女孩有一定的主观意愿在里面。出了这种事情后，英国人却无权为本国民众做主，因为有治外法权，只有美国法律才有权对你们的人进行审判。这样发展下去，必然会引起两国的矛盾。”

9月下旬，我获得了一条消息，说日本将会和德国及意大利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它作为我的全球独家新闻被刊登了出来。我发表之后的第四天，其他媒体才开始陆续报道。能得到这条消息，一方面是因为我和消息提供者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运气好。只是可惜美国驻远东各地的官员们却没有看清形势，他们因此犯下了大错，而且错得非常离谱。

给我提供消息的是一位日本高官，他一直不希望日本走出这一步。他的消息不是手写的，整个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通过信件传递到了我手中。我十分确定送信人的可靠性，日本官员的毛笔签名也是我所熟悉的，但签名是可以模仿的，所以按说我还是不应该相信打字稿的内容，更何况这条消息如此重要。我之所以最终选择相信，是因为我对这个人的笔迹太熟悉了，他书写中的结构方法我无一不是烂熟于心。

我把日德谈判的情况通过电报的形式详细发给了《纽约时报》，电报内容包括：条约的各方面细节、柏林代表团具体有多少人以及这些人的详细情况、他们到达“满洲国”的时间、他们是从西伯利亚来的、他们选择的交通方式是火车、到达东京的时间以及代表团抵达东京后所有人居住酒店的名称等等，这些细节，让人不相信都不行。我还在电报中提到，日本曾发布命令，要求本国和“满洲国”的所有报纸，不得报道德国代表团到达东京的事情，也不可以报道他们的一切活动，我甚至还在上面提到了日本检查员发布禁令的时间。

把电报发到纽约后，我就出发去找赫德上将，来到他的旗舰上，让他看了我的报道和我收到的信件，当然我没有让他看上面的签名。

赫德上将对我提供的东西很感兴趣，他询问我是否可以把这些内容发给格鲁大使，经我同意后，他立即通过无线电报把内容发到了东京。

我的电讯到达《纽约时报》后，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就被刊登在了报纸头版。报纸出版后，在华盛顿引起了轩然大波。只是同样的消息，在东京的反应却完全不同。最初接到那条消息的是一位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一位随员，他看到后，觉得纯粹是胡编乱造。没几个小时他就给了回复，说：“这条消息，阿班肯定没有核实，他绝对是随口乱说的。”

只是四天以后，这种看法不得不改变了，因为东京、柏林、罗马在同一时间公布了一件事：三个国家已经正式成为军事同盟。

为我提供消息的东京官员当初是想阻止缔结条约，他是希望通过我，将谈判的消息提前泄露，以便阻挠条约的签订。他认为如果和德意结成同盟，“对日本来说，那和自杀没什么区别”。

华盛顿对消息的态度完全取决于驻日使馆的看法，使馆表示根本就没那回事，当然华盛顿也会采取否认态度。

六　横遭毒手

我抢到了独家新闻，这本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是它却让我在上海的私人生活受到了影响，我想可能是因为报道的内容，即日本将加入欧洲轴心国的新闻。两名日本兵在7月19日晚携枪闯入了我的公寓，他们不仅对我大打出手，还把我很多重要文件也抢走了。

我曾经和纽约某家出版社签过一份合同，答应写一本《华尔传》，在9月完成时交给他们。1940年夏天，我一直都在进行这项工作，因为怕时间不够，我都在加紧赶稿。

华尔的指挥部曾经设在松江，松江是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华尔墓就建在城中一座旧庙的后院。他离开人世后，当时的清政府曾妥善地安葬了他，并且评议了他的功绩，给予褒赠抚恤。我为了让摄影师去拍摄华尔墓，曾经向日本人申请过通行证，当时我的书还没写到五万字。因为这件事，所以很多日本人都知道我在写一本新书。

在日本人看来，我写的书一定是反日的。可实际上，我只是在写华尔将军，他在八十年前早已经战死了，书中的内容根本和当今的政治没有一点儿关系。

日本人行动的时间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天正好是7月19日晚，他们知道我第二天就会搬走，到公共租界的另外一部分去居住。从1935年开始，百老汇大厦的十六楼一直都是我工作和居住的地方。这座大厦原来是英国人的，在1940年初夏时却被日本人给买了去。我不想住日本人的房子，也不想每天都经过外白渡桥，那样既麻烦，还要看日本哨兵的脸色，最后我决定把家搬到苏州河以南。

R.P.巴特瑞克是当时美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就把正式报告交给了他，其中详细描述了当晚的整个经过，我还估算了一下损失物品的总价，并要求日本进行赔偿。以下是报告的内容：

中国上海，1940年7月20日

巴特瑞克先生台鉴：

我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正式恳请阁下，希望您就一宗持枪抢劫案向日本总领事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日方做出道歉和赔偿。案件是在今天凌晨午夜时分发生的，本人是案件的受害人，抢劫者不仅抢走了我的物品，还使用暴力折磨我的肉体。下面是事情的经过：

我的住所在百老汇大厦，当时刚过午夜12点，我在床上坐着正在看各通讯社通稿，忽然听到狗叫声，接着就听到了敲门声。我把门打开后，看到的是两个日本人，他们都穿着便装，就站在我的对面。他们脸上都蒙着手巾，手里还握着枪，是左轮枪。有一个人穿着灰色粗布西装，长得特别高，另外一个人又特别矮，还是罗圈腿，他上衣的颜色是深蓝色的，下身穿着一条粗布裤子，看起来有些脏。他们头上都戴着草帽，很便宜的那种，鞋都是帆布胶底的网球鞋。

他们使劲闯进了我的房间，然后关上了门。家中的电话线就挂在墙上，有一个人抓住线用力一扯，就将它从墙上扯了下来。另外一个人也没闲着，他狠狠地对着我养的一只狗踢来踢去。他们讲的英语都不怎么样。

他们一进屋就提到我的书，还让我把“未完成的反日书籍”交出来。我跟他们说，根本没这事，我没写他们所说的书。有一个人听到我说这话，二话不说就用枪管对着我猛戳，并要求我把他们带到办公室。在那种情况下，我只能照做，就把他们带到了办公室，还开了灯。之后，矮个子负责“看护”我。另一个人也开始忙碌起来，他到处乱翻，把我的书桌和文件柜都翻遍了。最终，我将要完成的《华尔传》手稿还是不幸落入了他们手中。我赶忙跟他们说，那本书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只是一本历史著作，都是八十年前的事，那个人也死了快八十年了。

那个高个子开始翻看我的手稿，恰好看到一段文字中提到了日本，那是写在1937年之前，当时的兵家就十分看重长江流域，这是第一页中的内容。他又翻到了最后几页，凑巧的是，他又看到了一段话，写日兵毁坏了华尔在松江的祠堂。这些文字彻底把他激怒了，他说我那是在故意侮辱日本陆军，话刚说完，他冲着我的左脸就是一拳，我的眼镜都被他打掉了。这样还不算，他又抓住我的左臂，一下子扭到了我背后，然后猛一用力，我被迫跪到了地上，紧接着对我就是一通臭骂，讲的是日语。他感觉骂得差不多了，又想起一件事，开始问我：“攻击三浦将军的电报在哪？”并让我全部交出来。我告诉他们，这里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不相信，可以查看我办公室的档案，我绝对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

他们不相信我说的话，接着找，房间内到处都是丢得乱七八糟的物品，他们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地方，包括我的卧室。卧室中的箱子也被他们翻了，我写的九个短篇小说的手稿就放在里面，最后也被他们找了出来。他们把《华尔传》的手稿和那些短篇小说都带走了。那份手稿是唯一的一份，再没有其他的备份了。临走时，他们跟我说，你如果胆敢在十分钟内出去报警，就会遭到枪击，我们会安排人在门外监视你十分钟。

我特别注意门外的声音，一直没听到有电梯上来，所以我想他们可能走的步行梯。我最终还是报了警，是到百老汇大厦管理处报的，只是当时早就看不到劫匪的影子了。有一点不可忽略：大厦有六个出口，大厦内又有很多租客都是日本人，他们有很多办法不让我发现，任何一个出口都可以出去，可以分开走，或者他们也可以躲到某一个日本租客的家中。在楼梯上发现的唯一东西，就是两块手巾，曾被他们用做面罩的。

关于《华尔传》这本书，我已经和道布尔戴在出版社订了合约，还收了他们五百美元的预付稿费。剩下的五百美元他们会在交付书稿时再给我。那份合约，被我放在了上海银行的保险柜中。我用了九个月的时间才最终完成了《华尔传》这本书，全书共有三百五十四页，字数是十万六千。如果我就此失去那份手稿，那么不但我以前的都白写了，预支的五百美元稿酬也要如数退还给Doubleday出版社。写作这本书时我还花费了八百美元，为的是买一些珍稀古籍和照片。那篇短篇小说，很难说清真正的损失是多少。

当时，“勃朗特及勃朗特公司”作为我的出版经纪人告诉我，好莱坞已经看中了《华尔传》，他们打算购买该书的电影改编权。假如拍摄成电影，电影版权也会给我带来一笔收入，这个也应该在损失之列。

我无法确定那两名攻击者的身份。不过，我记得今年1月27日曾经给阁下写过这封信，相信您的卷宗中应该可以找到，我在信中提到，有一部分日本宪兵对我充满敌意，他们曾想陷害我，对于我的指控，宇津宫大佐专门调查过，他不但承认了此事，还说事情比我描述的还要严重。他当时给过我承诺，表示我将不会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我早就决定今天搬到苏州河以南居住，我即将离开百老汇大厦，昨晚是我在那的最后一夜。很显然，那两个家伙的所作所为绝不是个人行为，一定是有人指使的。

谨启

哈雷特·阿班

日本人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不但抢劫，还残忍地对我实行暴力，把我压跪在地上后仍不甘心，又踢伤了我的腹部和腰部，以致我身上的那些地方都出现了淤青。他们的力道太大，我的手臂被扭得厉害，以致几天都没办法把手举起来，连头都梳不了。

我在遭受侮辱的过程中，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惹怒这两个人。假如我把他们激怒，很可能被他们打成重伤，那样他们为了逃脱惩罚，很可能直接把我从十六楼扔到窗外，然后让人们认为我是自杀身亡。我很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出人意料的是，我所担心的事果然在东京发生了，时间距离我被袭不到一周。

事情是这样的，詹姆斯·M·考克斯是一名路透社的记者，东京的日本警察对他实施了刑罚，将他摧残致死后，又把他的尸体扔到了警察总部大楼的外面，接下来向外界公布说，该记者承认了他的身份是英国间谍，之后为逃过刑罚就跳了楼，结果就死了。

很多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我仍然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当时日本政府对待此事时的无能为力，也会因为他们的做法感到可笑。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日本官员当时不但不想负责，还想侮辱我的人格，我为此愤怒不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被袭的那天晚上，他们走后不久，我就到了大厦管理处，把事情告诉了值班人员，并且请他派人封锁大厦所有的出口，绝不能让歹徒逃走。只是这样做并没有将他们抓获。对此，警方的猜测是，两名歹徒一定是认识大厦中低楼层的住户，他们得以藏身其中，等到天亮以后，他们又重新装扮一番，也许又穿上了军装，就大模大样地从门口出去了。

报完警之后，我紧接着又给鹤见打了电话，他是日本外交官，和我住在同一所公寓，只是低两层。他来到我的住所查看了情况，他是两名歹徒离开后第一个计入我住所的人。后来，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和公共租界内英籍以及华籍探员也陆续赶到。他们离开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之后了。

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很大，它不仅成为中国境内各家报纸炒作的对象，还被世界各地的报纸大肆报道。

在闹得人尽皆知时，竟然还有人说：“假如真的有所谓的‘阿班案件’发生……”说这话的是日本大使馆的发言人鹤见，他当时正在举行日方新闻招待会，时间是7月24日。一名美国记者向鹤见询问阿班事件的进展时，他作了以上回答。

当时刚刚换了一位新的日本外务大臣，名字叫松冈洋右，和我是多年的好朋友。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让我的私人信使送了过去。在信中我首先对他的高升表示了祝贺，然后提出，希望他能够插手我的事，希望日本驻上海发言人诋毁我名誉的事情不再发生。松冈的立场一直很坚定，他支持和美国亲善，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以前的松冈，写信时我还不知道。他当时已经改变立场，站在了军国主义的立场上，他不但坚决反对美国，而且变得特别支持轴心国。在后来的两个月中，他还竟然亲自和德意两国签订了协议，组成了军事同盟。我写给松冈的原信摘录如下：

中国上海，1940年7月25日

松冈先生台鉴：

听到阁下荣升的消息，本人真是欣喜异常，不仅为阁下本人感到高兴，还为贵国和我国感到高兴。我应该先向哪一方表示祝贺呢？不如，同时向三方表达我的祝贺之意吧。记得我曾经多次提到，非常希望阁下成为外务大臣或是首相，阁下应该还记得吧？没想到，我果然如愿以偿了，还是在现今如此重要的时刻。阁下能够被这般重用，真替您感到欣慰。

在庆贺之后，我还要遗憾地告诉您，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这件事让人很是痛心。日本驻上海大使馆发言人为了侮辱本人的人格，竭尽所能地败坏本人名声，特盼阁下能制止他的行为。当然，相信阁下已经猜到，我所说的正是鹤见先生。

我不想再向阁下讲述繁琐的细节，以免惹阁下厌烦，只是想对鹤见先生在公开记者会上所说的话表示强烈抗议，他的用词和他处理“阿班案件”的方式方法都有严重问题。

昨天召开的日方新闻招待会上，鹤见面对全世界新闻媒体在提到我的事时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他的原话是：“假如真的有所谓的‘阿班案件’发生……”

这段时间中，有不少日本报社和通讯社的记者告诉我说，最近几次召开的日本传媒记者会上，鹤见不止一次在会上宣称，根本就没有什么“阿班案件”，那全是编造出来的。大家如果想知道真实内幕，他会在十年后的回忆录中写出来。他还说，阿班不是为了给新书造势，就是不想退还纽约Doubleday出版社的五百美元预付稿费，因为他知道自己没办法按照约定的时间完成书稿，肯定是为了解决这其中的一个问题，所以才会“编造”一宗“阿班案件”。

这些话让我感到很心痛，于是今天早晨时，我就向三浦总领事和鹤见先生提出见一面。11点45分，两人接见了我。我刚开始就告诉他们说，希望能通过此次谈话解决我们双方的矛盾，希望彼此本着友好的精神，最终达成一致，彼此原谅对方。我先问了鹤见先生一个问题，问他在日本新闻记者会上，是不是有人想与他为敌？那些人是不是想给他制造麻烦？他回答说不是，根本没有什么敌人。

他这样回答后，我把他在日本记者会上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也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内容，我问他为什么要讲那样的话呢？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说他的看法是，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不太好解决”。

后来，我告诉三浦先生，说当天事情发生后，第一个进入我房间的就是鹤见先生，他还把日本领事馆的警察也叫了过去。他赶到的时候是凌晨0点45分，走的时候已经是2点10分，他当时仔细勘察过现场并全部做了记录，因为我和领事馆警察语言不通，他还为我们做了翻译。

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双方的情绪都有些激动，在我的坚持下，鹤见先生最终做了一定的让步，我们终于在两件事上达成了一致：

第一，我会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向他提出问题，非常直接地问他，他曾经说过的话，“假如真的有所谓的‘阿班案件’发生……”这句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到底是想侮辱我的人格，还是想告诉大家“阿班案件”可能并不存在，他到时要回答，这句话并不是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也不是想侮辱我，这绝对不是在毁坏我的诚实。

第二，我还会向他提出第二个问题，即：“就你的了解，你认为会不会有上海的日本官员告诉日本报社的记者说，所谓的‘阿班案件’都是胡编乱造的，事情的真实情况将会出现在十年后的回忆录中？”他会回答，在他看来，上海的日本官员应该不会有人说出这样的话，也不会有人如此诱导大家。

趁着三浦先生也在场，我跟鹤见说，我早就看清楚了，他就是想破坏我的名声，我努力了三十五年换来的声誉即将被毁，我一定会坚决反抗的。他所说的那些话，什么“假如真的有所谓的‘阿班案件’发生……”，这些方法还是很多年前使用的，现在除了那些不入流的政客和低级外交官偶尔捡来用一下，谁还会用？我跟他说，我明白他的阴谋，他只不过是想先用此话攻击我，等到计划被识破时，他还有“借口”，他肯定会说，“那并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大家一定是误会了”。

至于三浦先生，我告诉他，我知道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我是想让他全面了解一下这件事，所以才把他也请了过来。我告诉他们两人，我会把我们谈话的详细内容报告给美国最高领导，两个小时以内他就可以收到。

我知道鹤见一直在用外交豁免权保护自己，对他这种做法，我提出了指责。我跟他说，假如做这件事的是一位美国人，我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他告上美国法庭，告他诽谤我的名誉，不止如此，我还会提出要十万美元作为赔偿，最后赢的一定是我。我明确表示，他不顾自己的官员身份，竟然说出这般没有水平的话来，这种损害比我丢失手稿要严重得多。

我还当着三浦跟鹤见说，“阿班案件”发生后，他在新闻界做出的反应特别幼稚可笑，那种做法连十二岁的小孩都不如。

他终于在昨天发表正式声明，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说“阿班案件”是一宗纯粹的武装抢劫事件，不掺杂任何其他因素，打个比方说，日本记者在纽约时也有可能遭受武装抢劫，这是一样的道理。对于他说的这些话，我的看法是，假如真有这种情况发生在纽约，被抢的是一名日本记者，劫匪放着大量的珠宝和现金不拿，只抢走了文件，文件还是用日文写的手稿，我相信谁也能看出来这绝对不会是“武装抢劫”的“简单”案件。武装抢劫在纽约并不稀奇，类似的案件多如牛毛，但上面提到的情况肯定是少之又少。

面对鹤见和三浦先生，我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整件事的态度，我认为事情的真相非常明显，那两个人的抢劫绝对不是个人行为，一定有人指使，因为以他们两人的英语水平是不可能看懂我所写的手稿的。

其实我不应该跟你说那么多，只是想起我们之间多年的友谊，想让你更清楚地了解事情的真相。还记得两年前阁下对我的信任，还曾将重任托付于我，现在贵国的政府发言人企图侮辱本人，本人也不能任由他这么做而不管不顾，再说我还有你这个外务大臣朋友呢。

谨启

哈雷特·阿班

松冈在收到我的信后，立刻给鹤见发了电报，让他马上回东京解释此事。因为鹤见没有处理好我这件事，他把自己在上海的外交事业都葬送了，最后只好被调到了新加坡工作，职位是日本驻新加坡总领事。凑巧的是，同年12月份，我去了一趟新加坡，在那里又看见了他。当时我正在一家酒店的大堂和四位朋友一起喝杜松子酒加汽水，恰好看见了他，他见了我竟然不躲不避，还径直走到了我桌子旁边，要和我握手。我装作没看见，仍然坐在那，也没有站起来。没想到，他仍然坚持不懈，继续站在那，还跟我说想请我吃饭，午餐、晚餐都行。我当场就拒绝了他。之后就不再理他，我开始接着和朋友聊天。

就“阿班案件”的解决问题，我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谈判了很长时间，我们有时通过信件协商，有时通过中间人传话。这个中间人一直在做我们的信使，他就是巴特瑞克先生，当时的美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我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时，已经是1940年9月12日。

巴特瑞克先生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你的立场一定要坚定，他们必然会讨价还价，甚至会想最好不用赔，所以你要把价钱提到最高。”

我觉得巴特瑞克先生讲得很有道理，就把所有的损失计算后，提出了索赔数额，简直堪称天价。我把各项损失物品都列出来，还分了类，就他们盗走的书稿这一块，有书籍的预期版权税收入，因被盗无法按期交出书稿而必须退还的预支稿费，若无阻碍很有可能会得到的电影版权费，我为写作购买旧书和旧照片的花销，雇请速记员的费用，日本大使馆发言人侮辱本人人格造成的精神损失费。除此之外，很显然那两名歹徒不是受雇于日本政府，就是日本军人，因此他们对我造成的伤害也要由日本政府来补偿。

最后估算的总额为五万两千零七十五美元，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当然这是我经过特意夸张后的结果。我提出来后，这件事就一直悄无声息了，等再次得到消息已经到了1941年夏天。

当时我已经回到华盛顿工作和生活。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日本驻美大使的派遣使者找到我，他说日本政府愿意出一千美元来解决此事。对此，他还特意抱歉地解释道：日本目前正面临着特殊情况，外汇短缺致使大部分日本人的薪水缩减，不止我们全体员工，就连大使本人，还有日本驻世界各地的领事馆员工都只能领取之前三分之一的薪水。对他这种解决方法，我当然给予了拒绝。就这样，事情又开始拖延，一直到战后才得以解决。

当天的袭击事件发生后，我仍然按照既定计划，从百老汇大厦搬到了四川路，把新住所和新办公室都搬到了那里。公共租界的警方因为这件事情特意向我提出，要在我新住所门口设立岗哨，哨兵必须携带武器以保护我的安全，而且八小时一换，中间不得间断。此外，他们还提出，为了随时保证我的安全，希望我能够雇请一位贴身保镖，再穿上防弹背心。对他所提的这两项意见，我都没有接纳，特别是穿防弹背心那一项。也许大家还不知道，当时正是7月份，上海的平均气温，就算是在背阴的地方，也会达到华氏一百度，湿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上下，而那时上海一般防弹背心的重量是二十二磅，在那么热的环境下，穿那么重的衣服让人如何受得了？

日本人和他们的帮凶一直都在寻找整治我的机会，从7月份我被袭，到9月底我报道了日本的丑闻，即它们将加入轴心国的独家新闻，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行动从未停止。那条新闻发表之后，把他们激怒到了极点。威胁电话每天都有，都是问我从哪里得到的日本加入轴心国的消息。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今天我也没告诉过任何人。威胁信是他们逼迫我的另外一种手段，当时我收到了有几十封。除了这些，他们还企图依靠武力进入我的办公室或住所，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不分白天晚上，最严重的一次，两名日本歹徒还拿枪与站岗警察互相射击。

鉴于这种情况，我终于答应了政府的要求，请了一名贴身保镖，还携带着武器，当时是9月份。保镖来自俄国，名字叫乔治，他曾经生活在格鲁吉亚山区，拥有一副庞大的身躯，黝黑的皮肤，嘴角还留着一把胡须，两边微微翘起，整个人看起来特别凶，实际上他是一个特别友善的人。之后，乔治就成了我影子，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还在腰间一边别着一把左轮手枪。不管在哪，只要我在的地方，都能看到他，高尔夫球场也好，戏院也好，他都会跟着。坐车的时候，他会和我坐在一排，一手握着一把枪。我对这些感到有些难以适从。

事态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最后，因为担心我的安危，海军上将赫德也开始过问此事。有一天，他邀请我共进午餐，地点就在他的旗舰上。吃饭时，他劝我最好离开中国。对于他的建议，我最初的反应是抗拒，我说：“我在中国已经待了十四年多，我喜欢这里的生活，喜欢这里的主题，这里的国际局势非常吸引我，同时这里也是我谋生的地方，我是不会走的。凭那几个小无赖就想把我赶出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想都别想。”

赫德上将并没有像我那样激动，他依然十分冷静，还没忘记接着劝我，他说：

“阿班，你要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假如继续留在这里，你总有一天会惨遭毒手。现在你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完全是一种侥幸，是你的运气好，但是你能保证一直有这么好的运气吗？你想想，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死在了日本人手里，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呢？你不会换来任何好处，顶多带来一场危机，华盛顿为此表示一下抗议，那些有用吗？你的牺牲没有一点价值。你现在最正确的选择是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回去以后，你可以继续写作，也可以去讲课，尽你的能力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趁现在还有机会，你赶快离开。这里的情况，很多美国公众并不了解，你应该回去告诉他们，及时唤醒他们也是对国家的贡献，何必非要待在中国呢？”

我不想离开中国，所以虽然他的话都对，我还是不愿意听。上将此时却是满脸笑容，其实我知道，他并不需要这样苦口婆心地劝我，还有更好更简单的办法让我乖乖地回国。他大可以给海军部发一封电报，让他们告诉国务院，就说如果我继续留在中国，就很可能促使美日之间产生新的矛盾，国务院必然会转告《纽约时报》，这样总部肯定会提出把我调离中国。

想清楚后，我把和上将的谈话内容报告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提议是，让我先到菲律宾，然后从荷属印度群岛、马来西亚，通过滇缅公路到重庆。到底还是要离开上海了。我订了票，把走后的事物安排了一下，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为的是不让外人知道。我将离开的时间定在10月14日，到时从上海走水路出发往南，选择的交通工具是一艘美国班轮，叫作加菲尔德总统号。在船上我看到了赫德海军上将和他的妻儿，因为当时正好碰上华盛顿颁布了新令，命令美国驻远东地区的所有海军官兵尽快疏散全部家属，所以他的妻儿也要回国，和我乘坐同一艘班轮。她们会路过马尼拉，从那回国。上将是来和她们送别的。

他看到我就说：“如果你能离开这里，我会感到很高兴的，比看到任何人离开都高兴。”“那你可以放心了，这艘船会带着我离开的。”我说。

甲板上几个日本人在那来回走动，上将看着他们，一脸沉重地说：“是的，我知道。但是，船还要再过半小时才开，希望在这半个小时内不要发生什么变故。”

还好，后来一切顺利，我安全离开了上海。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到那里。

七　宪兵队的计划

当时，两名歹徒闯入我的房间，夺走我的书稿后，还逼问我“攻击三浦将军的电报”藏在哪里，他们这样问的原因是，三浦就是指使他们的人。他能想出这样愚蠢的办法，证明他心中有所顾忌。这里的三浦是一位少将，他和三浦总领事名字相同，但不是一个人。这个人什么坏事都做，包括贪污受贿、暗杀同僚、制造骚乱，样样参与，他还企图通过武力快速夺得上海的公共租界，暗地里做了策划方案，只是最终没有实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防备从来没有松懈过，因此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机会，7月7日准备行动的计划也没能完成。他们的情况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于是三浦少将便把我当成了头号敌人，一直都在寻找铲除我的机会。

1937年12月，日本将美国舰艇帕奈号炸沉，这险些引发美日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也发生过几次危机，但如果1940年7月7日，三浦的计划在上海成功，将引发美日之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其实，我当时在公开报道中并没有把其中的内情写出来。如果把我所知的全部报道全部公布于世，必将引起轰动，就好比在火药桶中扔了一根烟头，立即就会点燃战火。

那年距离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三年，7月7日，正值事变三周年纪念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怕发生突发抗日事件，于是从6日起就开始采取紧急措施。此外，上海的日军也采取了措施，他们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实际控制区域加强了戒备，而且是最森严的戒备。

上海地区顿时进入了战备状态。假期一律取消，在所有的外国军队中均是如此。各个辖区都加强了防备，美国海军陆战队、英国的苏格兰高地团和东萨里团，还有法国部队都发动了所有的力量。坦克、防暴车和救护车助手在市内各个重要地点都作好准备，以便随时待命。巡警更是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日夜不停地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逻。参加执勤的还有上海自卫团的人员，他们是临时被调派过来的。铁丝网架满了上海街头的各个角落，到处都堆放着沙袋，宵禁很早就开始实行了。执勤的哨兵会对所有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进行检查，无一例外。

这个纪念日代表着仇恨，它让生活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日方下达命令，要求所有的日本平民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可上街。在这种情况下，偏偏有人想故意找茬，这个人就是日军的西尾将军。他当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这个官职具有很大的震撼力，通常情况下，他来到上海，就必须接受这里英法租界官员的款待。他特意选择了这一天从南京来到上海进行视察。

恺自威是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总董，原来的计划是，西尾来到上海后，由他负责招待这位日军总司令，选择的设宴地点是在外滩的华懋饭店。宴会上少不了要互致贺词，当然香槟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到了6日，突然接到命令，计划有变，西尾将军提出一个要求，换一下招待会的地点，选在涌泉路上的国际饭店。提出这个要求的原因是，西尾的立场一向都很明确，他是坚决反英的，原定的华懋饭店归英国所有，他不喜欢，而且它的位置还在英国防区内。国际饭店就不一样了，那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的防区，肯定和在华懋的感觉是不同的。

国际饭店的周围布满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守卫。没想到在美国防区却出现了十六名日本便衣宪兵，他们将武器藏起来，偷偷溜了进来，指使他们这样做的正是日本的三浦少将。按照惯例，在上海地区，如果一国的军队首领想派遣部队进入或者是经过他国的防区，那就一定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前发出通知，不仅如此，还要正式申请，获得批准后才可行动。而三浦少将那样做并没有得到应允。

日本官方早就下令，为了防止受到中国人的报复，日本平民一律不准上街，这一点美国海军陆战队早就知道。因此，十六名日本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他们的特别关注，他们发现这些人和别人不同，屁股上都鼓出一块。看到后，美国海军赶紧发出了信号，随后趁他们不注意时，一起冲了上去，将十六人同时抓获。搜身时发现，他们每人带着两把左轮枪，都是日本陆军的标准配置。抓捕时，那十六人还曾全力反抗，他们手脚并用，边踢边打，甚至有的人把嘴都当成了武器，他们使劲地咬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手，不过，这些反抗都是徒劳，最终他们还是没逃过被捕的命运。之后，这些人一起被送到了海防路，那里有海军陆战队的军营，军营内有一个室内耙场，那里就是他们的关押地。

美军摸清了这些人的真实身份，认定他们确是日本宪兵，之后就给三浦将军的指挥部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告诉他们说，假如三浦承认这些人是日本宪兵，可以派人前来认领，那样人和枪全部可以带走，如果没人来的话，美军将把他们当作平民，继续关押，并且会以无证持枪罪提起控诉。日本人在无奈之下，只得派人前来认领，承认那是他们的军人，美方遵守承诺释放了他们。不过，那些手枪中的一支还留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因为日本人不承认他们和那些枪有关联。

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被关押的日本人，在耙场时还曾引发了一场暴力事件。事发时，十六名日本人的武器已经被没收，他们在耙场，门口只站着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他手里拿着一把步枪，上面带着刺刀，那是他唯一的家伙。没想到，那些日本人中有一人领着头，所有人跟着都往那名哨兵的方向走去。领头的人英语讲得很流利，他说：

“我们都是为日本天皇服务的，都是军官，你有胆量一直把我们关押在这里吗？”

如果当时那位哨兵迫于无奈，用刺刀或是步枪来对付那帮日本宪兵，那后果就会不堪设想，即使不会引发全面战争，也会在上海点燃战火，当然是在美日两国之间。幸运的是，那名哨兵反应很快，不仅如此，他的勇气也非常令人钦佩。他发现情形不对后，立即把步枪架在了门外的墙上，只用两个拳头来对付敌人，要知道，他要对付的可是十六名日本宪兵。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他竟然一个人打倒了四个，而且四个人中有三人都受了伤。那三个人大部分的正面牙齿都被打飞了。这样的结果，终于让日本人能安分下来了。

除了耙场上的那次打斗，其他的事都被刊登出来了。消息不止发到了国外，在上海也是传得沸沸扬扬，各家报纸都采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报道此事。但其实，还有很多事没有在报纸上出现，那些才是三浦真正担心的。上面讲到的，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我早就掌握了所有的内幕，三浦也知道这一点，他害怕我已经报道出去，所以才会派人闯进我的住所，查抄我的文件。事件的详情是这样的：

三浦少将是那些日本宪兵的指挥官，他通过黄赌毒三种犯罪行为收敛了大笔财富。在整个事件中，日本宪兵最令人深恶痛绝。他们控制了所谓的“沪西歹土”，在那里为非作歹。这些恶徒还经常从租界绑架一些中国人，他们选择的都是家庭富裕的中国人，然后用各种刑罚对付人质，逼迫他们用巨额资金来换取自由。三浦的财富都是通过这些肮脏的勾当换来的。

7月7日到来的西尾将军，这次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整顿三浦给上海带来的不正之风。只是三浦并没有因此而收敛，他就没拿西尾当回事，因为支持他的势力过于强大，并不是一个西尾就可以动摇。西尾曾经向三浦提出，如果他继续胡作非为，就把他送回日本。没想到三浦竟然说，他很清楚陆军背后的行为，假如把他逼到绝路，他就把所有内幕都公之于众。他所说的背后行为是指，陆军的高级官员一直在和三菱、三井之类的日本大公司合作，他们帮助公司取得非法收入，当然自己也会得到一部分。在上海，军人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一切行动全由他们执行，甚至有时还刻意用戒严令，什么卑鄙的手段他们都能使得出来，所以那些钱，自然是通过不一般的途径所得，不像平时的敲诈勒索那么简单。

三浦和他的手下早已经变得贪得无厌。远东地区的上海租界算得上一个特别富裕的地区，他们对这里垂涎已久，只是没办法取得这笔财富，他们为此早就愤怒到了极点。他们一直都想得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多次煽动希望引起冲突，那样日本就可以采取“正当”军事行动，拿下租界。西尾是三浦的上司，考虑问题比三浦全面得多，他一直反对制造冲突，特别是暴力事件。他认为那样是一种愚蠢的表现，只会让日本陷入一种危险境地，现在还不是和美英两国作对的时候，绝不能轻率行动。到了1940年夏，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已经不需要考虑法国的问题。

贪婪的本性让三浦有些失去理智，再加上他对西尾将军充满了恨意，当然也有嫉妒，他认为7月7日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在上海，有一批“法律之外”的人，这些人都是在台湾出生的中国人，他们都犯过不少案子，上海巡捕房有很多他们的记录。这些人在圈内的名气很大。三浦通过手下的特工牵线搭桥，雇用了其中的七名专业枪手。

当天上午10点，西尾将军等人会乘坐两辆汽车来到国际饭店。三浦的计划是，西尾将军等人一到，那七名凶手马上将手榴弹扔向两辆汽车。此时，需要牵制住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保镖们的行动，不能让他们赶去帮忙，于是十六名便衣宪兵会通过鸣枪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七名枪手就可以趁机逃离现场。

三浦特别希望西尾在爆炸过程中死亡或者受伤。其实，他的目的就是想制造混乱，让大家知道，日本驻华总司令被袭，即便西尾不受伤，这件事也发生了。这样他们就有正当的理由下令占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他们的宪兵队和陆军中的少壮派早就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三浦将军还做好了接管租界后的准备工作，他会说“公共租界当局已经没有能力继续保护民众，也无法维持这里的秩序”，三浦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代替公共租界当局行使权力”，都是为了大家好。为此，连宣传单和布告他都准备好了，还是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印成的。这项准备工作可谓是天衣无缝。

如果三浦的计划顺利实施，那么很有可能真的会引发美日之间的战争。因为那天上午涌泉路上非常热闹，人流如潮，都是普通百姓。国际饭店就在这条路上，它的对面就是跑马场。枪战一旦发生，百姓必然会受到牵连，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伤亡也将不可避免。如此重大的事件一定会引起各界关注，美国自然要为本国军人的伤亡讨个公道。

十六名穿着便衣的日本宪兵全部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抓获，这个举动惊到了那七名被雇佣的专业枪手。国家饭店旁边有栋大楼，是基督教青年会所在地。那几个人在慌乱之下，急忙向大楼跑去。只可惜，他们还是没有逃过海军陆战队员的眼睛。队员们赶忙追捕，最后，活捉了三人，其余四人从大楼的后面和边门逃了出去，没有追上。美军在搜索时发现，被抓的三个人身上都带着左轮枪和手榴弹，都是按日本陆军标准配置的。还没到天黑时审讯就有了结果，三人供出了整个计划，而且说得特别详细。

西尾将军和他的手下后来才到，当时事情已经平息，秩序也已恢复正常。他在几个小时以后才知道发生的事情，得知自己险些被人陷害，他不免心有余悸。当时岩村将军也和西尾在一起，他也感到特别惊讶。

那天如果真的引起武装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国际饭店对面的跑马场内就是苏格兰团的兵营，所以真要发生战斗，不止美国海军陆战队会和日军开火，这支英国军队也会对日开战。战火一旦点燃，浦江的日本军舰必然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一定会攻打外滩的美英船只。

这件事发生之后的三个月，美国下令疏散所有远东地区的美军家属，也是因为他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为了让家属们尽快撤离，美国还专门派出了多艘船只共同执行任务。只是，这件事并没有做得那么明显，在外人看来，撤出家属只是因为美国国务院曾公开作出过疏散建议，他们只是接受了建议才采取的行动，看起来和日军没有丝毫关系。

三浦的计划失败后，就开始担心事情的真相会不会败露，他怕我报告给美国或者在中国的美国官员，于是就派人闯入我的住所搜查。其实，早在7月12日，我就秘密报告了此事，而他是在7月20日采取的行动，这八天内，我早把副本也送出中国，寄给了纽约的一位表兄。我明白自己知道得太多了，万一副本落到日本人手中，我一定会凶多吉少。那份报告副本的内容其实就是上面所写的内容。

八　大战爆发前的美国

日本经过长途跋涉突袭了珍珠港，这场战役不仅让白人安排在远东的前哨部队受到了打击，还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我离开上海差一个星期就十四个月了。中间相隔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美、英、荷兰的很多人都很熟悉远东的情况，他们还掌握了很多那里的原始资料，可没有一件可以让人们高兴的事。

我是1940年10月离开上海的，之后开始向南行驶，到的第一站是香港。当时，我看到那里的英国人特别忙碌，他们已经扩大了空军队伍，正在努力增强岸炮防御力量。海军也积极行动，水雷已经布满了通往海湾的水域。不足之处是，英军的守卫力量很薄弱，人数太少，岛上的水源不足，可是政府却没有办法增加供水。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海军炮舰和空中轰炸机攻击时，万一引起火灾将无法扑灭，最后人们不被渴死也会葬身于火海。香港当时属于英国人的地盘，可日本陆军离那只有二十多英里的距离，中国大陆的所有重要渡口也掌握在他们手中，当地的日本奸细凶猛而放肆，完全不把英国人放在眼里。英国海军主力都离香港很远，最近的也在苏伊士运河附近。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正受雇于菲律宾联邦政府。在危急时刻，他的信心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还认为他的菲律宾部队绝对有抗击敌人的能力，要知道驻马尼拉的美国陆军只有三千人多点。这支部队没有接受过足够的训练，连装备也特别简陋。

日本人已经攻下了一部分法属印度支那领地。那块领土随时都有可能完全落入日本人手中。而泰国早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让人比较放心的还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可是，在偌大的英国海军基地，竟然找不到一艘英国军舰，那里全是空的。英军在这里没有办法作空中防御，更没有能力通过轰炸机轰炸敌军。更让人气愤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的文官心里还一直在想着吉卜林，向往着他所说的殖民理论，真是可笑至极。

生活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荷兰人，他们早已经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而且也感到自己的军事物资不够充足。只是这个国家的女王和政府官员都逃亡到了伦敦。英国连自己都无法保全，他们的情况也很危险。东印度政府虽然有足够的现金，但是他们的财政和外交力量太过薄弱，以致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从国际公开市场上买到想要的武器，包括陆海军装备或者飞机。

上海地域宽广，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日本领事馆的工作从未停止，每一家都相当于一个谍报中心。日本人的奸细遍布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在船上、火车上、商用飞机上、涉外酒店中，到处都有，他们有的装作游客，有的扮成商人。这些人在内心早就把自己当作未来的主人了，他们经常会表现出专横的架势，看着东亚和南部群岛的景象，他们会觉得特别高兴。

远东的形势令人担忧，这个地区在1940年即将结束时，只有荷兰和中国选择了反抗，除了这两个国家外，让人欣慰的还有我国的亚洲舰队。赫德海军上将当时是舰队的指挥官，他不仅有敏锐的观察力，还有高超的海军技能，堪称最佳人选。

亚洲舰队过去是由雅内尔海军上将指挥的，1939年才改由赫德指挥。雅内尔上将在这个舰队担任了很多年的指挥，在此期间，他展现出来的智慧和力量征服了很多人。以致生活在中国和菲律宾美国社区的人们都认为，没有人会比雅内尔做得更好，他们觉得赫德肯定也不会。雅内尔的声望实在太高，这让赫德在远东地区的工作很难开展。更何况，远东地区的人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赫德这个人，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和雅内尔曾经是同窗，都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的。也有人问雅内尔将军觉得赫德这个人怎么样，这时，雅内尔将军总会这样回答：“汤米·赫德很倔强，这点你一定会发现。”情况也确如这位退休上将所言，赫德的确倔强得很。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可是不多见的，相继的两位领导人会同样英明。还好，1939年海军最高指挥官的更换，对美国的远东殖民地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当形势无法控制，慢慢进入战争时，那几个月正是赫德最难熬的时候，他在那段时间承受了任何人所无法承受的一切。他的参谋人员都是一些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他们在上将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赫德绝对是一位具有卓越才能的军事家、领导者，值得他们每一个人敬佩。威廉姆·格兰斯福尔德将军是当时最年轻的海军将军，美国长江舰队司令，同时也是赫德的副将。他在战争中寻找到了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非洲的达卡海军基地原本是为法国维希傀儡政府服务的，经过格兰斯福尔德的努力，将其说服，完全投靠了联合国。

我曾经在马尼拉见到过赫德将军，当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还有两个月的时间，那是大战爆发前我和将军的最后一面。

到1941年10月，中间只隔了短短一年的时间，赫德看起来像老了五岁，都是压力太大的缘故。不过，他的能力没有丝毫减退，思考问题和以前一样谨慎周密，判断依然快速而准确，就连他的精神也和以前一样抖擞。那年的12月，我和他都住在马尼拉的酒店中，我的套房就在他套房的旁边。他的办公室和酒店隔着几条街道。我们经常见面，有时在他房间，有时在他的办公室。还没到马尼拉时，我曾在华盛顿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国会对《租界法案》的原有条款举行投票表决，结果以一票之差让条款得以延续，这代表拨款增加关岛防务的提议再次被否决。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和赫德将军这样的智者畅谈一番真是一件幸事，听听他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描述，感觉自己也被他给感化了。

远东战争刚刚开始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有一件事美国报纸报道得很不公平，他们把麦克阿瑟将军尊称为第一号英雄。的确，他曾经守卫了巴丹半岛和克雷希多岛，功不可没，但是有一个事实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他太过自信，以致没有客观估计出日军的实力和打击能力。战斗开始的第一天，敌军就消灭了我军在菲律宾空军力量的百分之八十二，我们的大部分飞机还是在地面被击毁的。除了这个，在珍珠港事件中，麦克阿瑟将军也曾犯过错误，他明知道珍珠港已经被袭，在八个小时后，我军在菲律宾的空中堡垒战机竟然还有四分之三被击毁在地面上。当然，美国公众是在战争爆发一年以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麦克阿瑟将军说，国会并没有宣布开战，所以他也没有命令那些飞机到台湾去轰炸日军基地。日机是从台湾出发经过菲律宾飞往珍珠港的，在途经菲律宾上空时，竟然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一架美机拦截，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有一部分堡垒飞机居然经过改装，变成了空中摄影的飞机。

相比之下，赫德将军的战绩是非常显著的。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以前，他就把战舰撤出了马尼拉湾，甲米地海军基地就只剩下搬不走的建筑物和海军医院了。所以，12月8日，当敌机过来轰炸时，这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医生、护士和无法转移的重病号还留在医院里。

其实，“美国亚洲舰队”只有一艘一万吨的巡洋舰，就是赫德的旗舰奥古斯塔号。七千吨的巡洋舰只有两艘，一艘水上飞机供应船还是由货轮改装而成的，三十八艘各式潜艇和驱逐舰，只是有一多半已经服役二十多年了。除了这些，他还有一队非战斗舰，包括供应船、水上医院等。还有些作用不大的鱼雷快艇，数量不少，都是小型的，速度很快。因此，“美国亚洲舰队”虽然是我们的骄傲，但其实它还称不上是一支“舰队”。

赫德上将早就预料到，亚洲舰队的主体最终难逃一劫，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推测。不过，他仍然是值得敬重的，最起码在被歼灭之前，舰队还给了日本舰队一个沉重的打击，而日本舰队的力量要比赫德将军的舰队强大得多。“美国亚洲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取得了惊人的战绩。美国报纸上说马六甲是“狭长地带”，而实际上，它最狭窄的地方宽度也能达到一百英里。如此辉煌的成绩，本应该让美国公众都知道的，就像当初的巴丹战斗。可是情况不同，麦克阿瑟有一位副官，曾经是合众社的驻外记者，而且这个人对自我宣传特别感兴趣，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赫德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的手下没有这样的人，所以也没有报纸为他的事大肆宣扬。

1940年12月中旬，我终于坐上了一艘荷兰船，离开新加坡驶往美国。到达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时，我已经在船上度过了三十七天，这个时间，如果我每个白天都用来写作，足以完成一本新书。晚上是什么都做不成的，因为船上实施了灯火管制，能做的只有沉思。灯火管制是为了防止德国，德国经常在太平洋搞袭击，而多数都会成功，荷兰当时又是轴心国的敌对方，所以一定要采取防御措施。

面对中日两个国家，还有远东其他的地方，那里的局势和未来，让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当时就觉得，美国的情况肯定不会这样，不管是民众还是政府，一定预见到了危险即将到来，早就做好了作战的准备，所有人决定齐心协力，共同对付来犯之敌。可是，我再一次失望了，当一月底踏上波特兰的土地时，我才发现，情况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还好我天生就对美国人有信心，以美国人的本性，还会有救的，如果不是这样安慰自己，我早就绝望了。

我从波特兰市辗转到了纽约，一路上经过了西雅图、斯波坎、博伊西、圣路易斯、芝加哥，横跨美洲大陆后才最终到达纽约。旅行途中，我发现几乎所有人几乎对国际事务一无所知，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好像失去了知觉。待去了一趟华盛顿后，我的希望终于破灭了。

当时的美国人坚决不相信自己将身处险境，他们一直坚持着原有的想法，认为向其他国家发放贷款和物资就足以将它们收买，它们就会心甘情愿地为美国效力，甚至可以代替美国在别的地方打仗，美国人完全不需要亲自上阵，我们只要在这个和平的环境中继续积累财富、笼络潜在势力就可以了。而这种和平的环境其实是不存在的，那些潜在的势力也绝不等同于实际势力。以前的美国人怎么突然变了？曾经的他们，平时见了证券一定会锁入保险柜中，假如看见谁没有这样做，就一定会很惊讶，可想在他们竟然变得没有一点警惕性。穷困和饥饿马上就会到来，可他们仍然在捧着他们的钱财舍不得用在该用的地方，加强国防是当务之急，他们偏偏在这方面特别吝啬。美国人还在自以为是，他们认为，钱也许是一定要花的，只是时间是不会白白溜走的，生命也不会轻易失去，一定可以逃过劫难的，我觉得这种想法太愚蠢了。

我在国外居住了将近十五年的时间，回到国内后才发现，我们国家的意志竟然会变得如此消沉，变得只会顾及自己的利益，这些让我感觉非常心痛。回想起1914年和1915年时的情景，我忽然发现，1941年的美国和那时特别像。

我曾经在加拿大居住过很多年，于1914年圣诞期间返回了美国。当时的加拿大已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一致对外。运送难民的火车开回来，上面坐着的难民不是比利时的就是法国的，有千人左右，我还曾亲耳听到过他们的事迹。我发现我的同胞们当时只顾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只想着自己开心，却全然不关心欧洲的局势，真是无情到了极点。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美国终在1917年时觉醒了。我相信1941年的美国也终有一天会再次醒悟的，1917年的场景还会再次出现。

这一年夏天，我开始在华盛顿《纽约时报》分社开始新的工作。在亚历山大地区波拖马可河半个街区外的地方，有一栋小屋，是在独立战争之前建造的。我在华盛顿工作期间就在那居住。那的环境很好，我住得也很舒服，只是总感觉当时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租界法案》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一年多来，众议院始终无法做出最终决定，他们不知道法案草案该不该延期。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每次谈论这个话题，都是唠唠叨叨的，话多得几个小时都讲不完。他们所讲的那些话都不能让外人知道，假如传到了东京、柏林，还有罗马这些轴心国中，他们的领袖们知道了指不定会笑成什么样呢。

希特勒到底还是和苏联开战了。日本在法国维希政府的掩饰下，把势力发展到了印支南部。消息传到我国后，日本在我国的资产很快就被冻结了。与此同时，我国还停止了和日本的所有贸易。之后，英国以及荷兰殖民地也都学着美国做了同样的决定。很显然，这种情况下，战争的爆发只是迟早的问题。可我国政府并没有做任何准备，更别说帮助远东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做好战争准备了。敌人肯定要来的，而且还那么强大，我们却毫无准备，到时该怎样抵抗呢？

《大西洋宪章》在8月时终于发表了。这就是向日本宣战的标志。宪章上郑重表示，如果有哪个国家胆敢侵犯我国和英国，那么我国绝对不会对它们客气，一定会把它们的武装解除。其实，当时世界上除了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在积极实施侵略政策外，再没有别的国家了，所以宪章上所指的就是这三个国家。

野村当时的职务是日本大使，他是一位海军上将，年纪已经很大。在《大西洋宪章》发表的那天下午，我曾和他匆匆见过一面，主要是向他了解他对此事持什么态度。他跟我说：“在我看来，太平洋地区很有可能几个月后就会爆发战争，和平即将远去，因为宪章中的八点精神已经表明，凡是侵略美国和英国的，其武装必须被解除。”

“如果你愿意帮我的忙，请把刚才的话告诉赫尔国务卿。告诉他，身为日本国的大使，我不应该说这些话。并且让他知道，这些话都是我让你跟他说的。不过，这些话请不要发表。”他沉思了一会之后看着我说。

一个小时之内，我就帮他把事情办了。国务院得到了野村想传达的信息。

我认为，德意日这三个国家肯定会觉得《大西洋宪章》宣布的八点精神是在威胁它们，那简直是在故意欺负它们，真要解除它们的武装，这些国家绝不会乖乖地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的，必然会选择武力报复。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袒护日本。

自从《大西洋宪章》发表的那一刻起，就预示着战争终将到来，日本一定会伺机对我国发起进攻。还有一点也是必然的，只要战争爆发，战场就不会只局限在菲律宾、萨摩亚、中途岛或者威克岛这些外围阵地。重要的战略位置肯定会成为日本袭击的第一目标，我国的珍珠港或巴拿马运河必将成为众矢之的。

进攻的敌人实际是我们自己招来的，可结果竟然是自己一败涂地，连最起码的防御能力都不具备。明明知道战争即将到来，在物资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居然都没有准备好。当日本的大型运输船队经过南中国海向南行驶时，我国已经得到消息，可是他们却没有做任何准备。他们应对的办法就是，总统发了份电报给日本天皇，电报还是私人性质的，目的是劝告天皇不要那么做。

政府依旧保持泰然，仍然让太平洋舰队停留在海军基地，那里除了一个狭窄的海峡可以通往大洋外，周围全是陆地，面积又小。

我在8月底时遇到了一次去远东的机会，这正是我迫切希望的，虽然时间不长，但可以离开华盛顿也是好的。当时的远东还没有开始战争，我可以趁机观察一下当地的情况。而那时的华盛顿让人感觉沉重而烦闷，那里的人们还特别骄傲自大，我感到非常失望。那些地方曾经我都去过，这次算是故地重游，有马尼拉、新加坡、东印度群岛、澳洲、新西兰……这次出行，我乘坐的飞机，来回都经过了檀香山，并在那做了短暂停留。9月5日，我离开华盛顿开始了我的行程，11月7日才返回了美国，一个月后，就爆发了珍珠港事件。

日本军队包括海军各个部队和航空母舰，应该在我返美那天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朝着进攻地点快速行驶，并且早就做好计划，在12月7日凌晨之前就派轰炸机先行发动进攻。当时的华盛顿已经得到日本行动的消息，在灾难即将到来的时刻，他们竟然还充满着自信，认定他们的中立立场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切维蔡斯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家酒店。12月6日也就是周六晚上时，那还举行了一个大型鸡尾酒会，邀请我前去参加，我如约赴会。参加酒会的官吏很多，不是华盛顿的高级官员，就是国会的议员。我曾经以二比一下过赌注，说圣诞节前美国和日本之间会爆发战争。酒会上，人们有好几次都很善意地围在我四周，问我的观点是否有所改变。在听到我不变的答复后，当时有好几个人也加入赌局，下了注。

他们用嘲笑的语气说道：“你看那些小日本，都是一些罗圈腿的小家伙，他们那么大的气势都是假装出来的，让他们真打，他们敢吗？根本就没那个胆量。”

对于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为什么说他们不敢呢？有什么理由就确定他们不敢呢？他们怎么就不敢？

中国人有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人很清楚自己的实力，可我们对他们的实力却一无所知。我们的缺点，他们早就已经掌握，可我们却总还是在欺骗自己，总以为自己的实力多么强大，总认为日本没有胆量发起进攻。于是，我们用一些不能实现的话和威胁语来假装自己的声势非常强大，不知道日本早料到我们根本就不希望卷入战争。

可事情已经摆在面前，12月7日后，我们就失去了选择的权利，除了全力还击，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虽然是反击，但我们作战的目的只是对日本突袭珍珠港行为的报复，这一点，历史是很客观的，绝对不会倾向我国，替我国辩解。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我们却没有办法找到发动战争的理由。

九　中国真正的主人——中国人

在中国的地盘上，每个城市的白人都拥有很高的地位，除了治外法权可以保护他们以外，还有本国的军队做他们的后盾。中国土地上有他们的陆军部队驻扎，中国的水面上有他们的军舰在海上巡逻。这种局面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从没有过改变。但大战以后，中国将不会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美欧人士过去在中国的生活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将会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但不会再成为现实。

过去的一切，因为战争的发生而改变了。美欧人士以前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可以不接受中国的制裁，而只由本国法律有权过问。大战后，治外法权在中国不再有效，那些人自然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还逍遥在中国法律之外。白人的地位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是被亚洲势力赶出亚洲的。这种局面的出现，对未来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人不但会坚持抵抗到最后，而且抵抗的力量也会不断增强，因此，将来一定会是胜利的一方。他们为胜利而欣喜万分之时，将无法容忍外国人享受那么多的好处，更何况那好处都是那些红脸洋人不该得到的。居住在中国的洋人在战争发生之后，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慢慢适应，而这段时间必然会感觉很痛苦。不过，更痛苦的还是被称为“中国通”的外国人，他们经历的过程相对来说会更加艰难。我国在后来也参加了战争，也算是击败日本的一份子，在一些目光短浅的人看来，美国相当于中国的盟国，一定会受到不同于其他外国人的待遇，中国人一定会对他们爱护有加的。持这种观点的人都已经忘记了历史，他们不记得在1917年和1918年中也曾有过类似的事情发生，当时我国曾经不遗余力地帮助过法国，战争结束后，还尽力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可是，当美国人1922年走在巴黎街道上时，仍旧有法国人拿着石块朝他们身上扔，原因是美国调高了美元和法郎的汇率，美国人占了法国人的便宜。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国民众和英国人之间产生过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到底是谁打赢了这场战争”，争论最终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可是却给两个国家之间带来了不满和误会。现在，如果中美之间也发生这样的争论，那很可能让悲剧再次上演。中国人一定认为，他们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牺牲了无数的生命，而我国仅仅是投入了机器、有限的人力、金钱，还有战舰，而他们付出的要比我们多很多。

大战结束后，中国必将面临一种局面，什么东西都很缺，不过，在中国居住的美裔很快就会得到一些好处，因为那些东西在我国工厂里都可以生产。为了让中国的购买能力有所提高，我国做出一项决定，并且布置工作已经开始，就是我国政府发放一批长期信贷给中国。大战一旦结束，军用工厂的作用就不会那么突出，而民用品会极度缺乏，半个美洲大陆都会如此，所以军用工厂可以暂时负责生产民用产品。我国部分官员开始考虑一件事，他们想，中国的民用市场必然也会和美国一样，假如把产品运出华盛顿，运到中国各地，肯定能行得通。运输工具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把运输舰队改成货轮，直接开到太平洋的那一面。

中国一定会想办法发展本国的工业，他们第一批需要订购的就是重型机械和其他设备，他们的人工水平距离我国的人工还相差很远，一旦他们本国的工业化走向了成功，那进口的成品必然会慢慢减少。中国不会甘于现状的，他们不会一直都保持在只进口不出口的层面上。

当然，也有美国人会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就是那些在中国慈善机构和教育界工作的人。刚开始，我国将向中国输入大批的专家顾问人员。也许这些人在最初会受到优厚的待遇，但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中国人是不会允许外国人拥有此类活动的主导权的，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中国人不会把重建项目的主持和监视工作完全交给我们的，就算我们在这些项目上投入再多的资金也不可能，比如他们的大学、医院。

有些人曾经有过这样的预言，他们说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传教士将会受到中国人的爱戴，远胜于那些商人或者是专业人员，可事实却正好相反。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遭受侵略之时选择了顽强抵抗，他们凭借并不先进的武器装备，以一种坚韧的信念为支撑，和日本人抗争了八年。日本因此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不论是在人力、金钱还是资源上。这些都发生在我国参与战斗之前，所以他们的胜利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这种胜利让中国人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无比骄傲。联合国能够最终取得胜利，和中国人的顽强拼搏是分不开的。

没多久以前，还有很多中国人在哀叹自己的国家多么软弱，他们因为国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十分痛苦，总是在怀疑自己的文化宗教是否合理。今天，他们终于在努力之后，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毅力，之前的怀疑也随之消失了。白人慢慢地引导中国人，让他们开始逐渐依附于洋教，还将它们的行为描述成“拯救处于野蛮状态的中国人”。在这些活动过程中，白人表现出了无比的优越性。中国人在抗战胜利后出现的自豪感，让他们对白人的这种优越产生了一种很强的仇恨心理。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传教士和商业人士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他们总是互相猜忌，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敌人。这种情况不管是在日本入侵之前，还是在入侵中国之后，从未能改变。入侵前，他们就经常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入侵之后，危险降临到了每一位外国人的身上，可这两个团体之间还是会在新出现的问题上产生矛盾。不过，也许在以后的中国，情况将会有所转变。以后那些传教士很有可能会感觉到，自己在中国还不如那些外国商人或者专业人员的地位高，当然不包括那些专门在医学或教育行业工作的传教士。

传教士和商人之间，在观念和理想上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因此，在所有的普通美国传教士看来，来自英国或者是其他英语国家的商人、外交官或者金融家，要比美国同一行业的人更有亲和力。传教士的主要工作就是救赎他人和敬神，而外国社交圈的人主要醉心于喝酒、玩牌、赌马等活动，经常出入在夜总会中，或者也会热衷于其他的都市生活。传教士则很看不惯社交圈中的所有人，经常用话语来攻击他们。实际上，传教士无一例外地加以批评，必然会显得自己的心胸不够开阔，因为外交圈中的生活方式在大都市和小型通商口岸都很平常，普遍存在，不能一边倒地全部否定。1926年和1927年，国民革命军不但下令将几千名传教士驱逐出中国，而且还让外国公司的业务也受到了损害，面对这件事，传教士表示要忍让，商人却嚷着要发动武装力量，更严重的，还要对国民政府实施报复。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人员和商人之间永远都无法统一意见，每次有外国人遇到危险，比如生命财产即将不保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华盛顿的国务院和伦敦的外交部经常为此感到惊讶，而且都已经讨厌到了极点。

联合国军队在远东地区获得了全面胜利，同时还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新教曾在中国和日本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这样一来，那些努力有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过去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外国法律一直都在中国的土地上施行，这种不公平的局面终于在1942年10月宣布结束了。美英两国放弃了治外法权。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还有新教，它一直在中国传播，走到今日差不多已经到了尽头，如果不彻底放弃，就要从根本上进行改变。中国作为胜利的一方，很显然，已经无法容忍别人以一种施舍的态度对待自己，依旧将中国人看作是野蛮人，打着基督和拯救灵魂的幌子欺骗自己，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们不惜使用暴力来反抗，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此一来，福音教会相信也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了。

为了新教能够在中国得到很好的发展，很多年来，美国有几十万人都在支持这项事业，他们总是竭尽所能地在经济上予以支持。这些人一听到说中国，就会想起蒋介石总司令和他的夫人，他们两人都是很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实际上，中国的基督徒远不止这两个人，还有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以及很多政府的高级官员。尽管这样，中国还是不能算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和过去的中国人民相比，现在的中国人不一定更愿意接受一个新的宗教。

新的领导人执掌中国政权后，重新制定了大量的法制法规，事实表明，南京政府同样不支持传教活动，还下令严加限制。

在过去，基督教和《圣经》都被列为教会办的中小学的必修课程。大多时候，学生都是被强迫着去教堂的。现在的政府上台后，已经严令禁止出现这种情况，还在法律中规定，宗教课和《圣经》只能作为中国学生的选修课继续存在，不得强迫学生去教堂。政府另外还颁布了一项规定，各种组织中均不得任用外国人担任职务，比如，教会学校的校长不能是外国人，必须是中国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彻底将日本打败，试想一旦中国取得了全面胜利，一定会实施更加强硬的举措。一直以来，中国人都把传教士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先行者，虽然这种观点有失公允，但它确实存在。当时在中国，刚刚出现民族主义的意识，随之爱国热情也开始高涨起来。这种情况下，即使传教士什么也不做，单单他们的存在，就会引来抗拒。再加上中国人对传教士固有的看法，必然会导致他们的地位下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就算是第二代基督徒，他们也会认为美欧的传教行为和中国的实际国情不符。他们说，首先有了“你不如我”的想法之后，才会有改变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宗教信仰的欲望，白人向来就总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总认为自己比别人高出一个等级，除了拯救灵魂和散布基督教以外，传教运动本身就包含着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以上所说白人的那种情结，而中国人却特别讨厌甚至痛恨白人的这种情结。

更加令人难过的是，各个资本主义强国联手共同对付轴心国，这在中国和南美洲看来，他们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散布新教。

我国总统罗斯福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要想弥补这个灾难，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一个基督王国，这个王国不是说说就可以了，而是要让它深入人心”。1942年8月30日，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安得瑞尔主教告诉了大家罗斯福总统曾说过的这些话。这个举动对同盟国来说，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对谣传罗斯福总统说过的这些话，美国白宫的态度是选择沉默。哈里凡克斯爵士代表英国发表了一项声明，对这件事，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作任何评价。声明中说：

各个国家参加战争的具体原因并不是最主要的，在我们看来，基督教和它所包含的实质内容通过这次战争还能不能继续存在才是重中之重。可能会有人觉得这话有些不切实际。之所以会这么认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基督教的含义时刻放在心上，或者说，我们早就忘了基督教才是生命的源泉，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来源于基督教。

中国人民是不会希望听到这种说法的。在印度人民的生活中，宗教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对他们来说，这种说法是对他们信仰的一种不敬，因为他们信仰的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哈里凡克斯爵士在措辞上没有顾及大多数人的感受，比如，他说的“基督教”，范围太小，如果改成“道德与宗教”的话，相信可以收到不错的效果，他外交家的名誉也会因此得到提升。一样的道理，罗斯福和哈里凡克斯发表的声明，既不会让主要信奉天主教国家的民众受到感染，也不会让中国天主教信徒为此产生激情。

天主教在中国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中国有大约二百八十一万三千人都信奉天主教，这从最近一次人口统计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来。由于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教会非常富有，拥有二十三名主教，旗下的孤儿院就有四百零二家，学校数以百计，医院也有一百多家，至于免费的诊所更是数不胜数，截止到1937年，每年都会医治九百万人左右。

与天主教的悠久历史相比，新教是1807年开始进入华南地区的，当时的传教士就只有一个人，他来自英国。他吸收第一个教徒时，已经是1814年。后来的发展也并不理想，直到1832年，他才发展了十名中国人为新教徒。新教真正的发展是在1842至1844年，它能有好的发展应该“归功”于签订的各项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存在。

1923年时，新教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一千一百四十九个传教点，发展的新教徒达到了八千三百二十五名，他们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个不同的国家，此时是新教的最鼎盛时期。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传教士大规模地离开，教会的财产也大部分都被损坏，因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军掌握着中国的政权，他们不但仇视外国人，还反对基督教，和共产党走得很近。之后的新教也曾第二次兴起，只是当时美国的经济正处于低谷，传教资金没有过去那么充足，因此受到了影响。等到新教准备重新寻找当年的辉煌时，日本开始了侵略中国的行动，沿海各省的传教活动全部被他们制止了，当时的活动正在兴起。据统计，1935年，全中国有一千一百三十个传教点，有六千一百五十名传教士都在亲自传教。

经粗略计算，美国在中国的教会资产大约为一亿美元。但是从没有准确计算出美国向中国人传教的全部投入资金，虽然传教工作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不过，只1930年，经详细统计，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传教组织的薪水和日常花费加在一起就有六百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二十美元。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出，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花销应该不是一笔小数，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加上交通运输费、房屋、土地、薪水和日常生活消费，这一百多年来，新教在中国的传教费用，有可能达到十亿美元。在这段漫长的过程中，天主教必然付出了很多的代价，这些代价都是外人无法知晓的。可是从人数上看，天主教会有二百八十一万三千名教徒，而新教只有五十万人，两大教会有很大的悬殊。新教在这个方面表示，根据他们自己的统计，中国人正式受洗入教的人数其实已经达到了“一百万左右”，看上去人少是因为，大约有一半人平时不会去教堂。

新教有很多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之间还经常存有分歧，以致都把对方看作自己的敌人，这让中国人充满疑虑，也不知道加入哪一派才是正确的。这正是新教在中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还是很不错的，他们看着新教各派争来争去的局面，认为所有的新教传教活动都值得怀疑，也让人觉得好笑。所以中国人虽然非常迷信，但他们并不是对宗教深信不疑，这是新教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传教第一线曾有五个英国圣公会传教团、九个浸信会、四个公理会、八个卫理会、七个路德会、十个长老会、两个维新长老会、五个混派教会。还有一些传教会被指“派别不明”，统计材料上共列出了三十三个，那些传教组织分别来自：使徒会、降临会、上帝会、神圣运动、公谊会、门诺派信念会、五洲联合会、七日复临会、联合兄弟会、拿撒勒联合会、希兹博信仰会、埃比尼泽会、圣地会等，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是新教发展到顶峰时的盛大场景。

只是，那么多派别，怪不得中国人会感到迷惑呢。

在什么才是真理的问题上，基督教徒讨论时，最后总会用很离谱的方式来宣告讨论的结束，这让整个传教活动都会显得很难堪。跟大家说一件我知道的事情吧，有两个外国家庭都住在山东的某个小城，他们都是传教士，只是属于不同的派别。教条、入教方式等问题成了两家经常争论的焦点，争论到最后，两家竟然变得形同陌路。有一家比较年轻的，他们后来生下了一个小孩，特别需要婴儿车。整个山东就只有一辆，在较老的那对家里。可是年老的一家很坚决，既不同意卖给他们，也不同意借给他们。

还有很多看起来特别荒唐的行为。有两位外国妇女，居住在北京，有一年的夏天，她们俩去重庆上游的长江流域游玩，回来后讲了一件事。听到那件事，除了传教士以外，北京外国社区的人们都笑得前仰后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们乘坐的是一座由汽轮拖行的大船，上面还带有起居。有一次，她们在一个传教点借宿，得到了主人的热情款待。两个人洗完澡后，正好也该喝下午茶了，于是就穿着浴袍慢慢地走下了楼。在她们看来，身上的浴袍很合适，短袖V领的。可是，传教士的女主人看见后，表现得很惊讶。她还说：“也许我管得有点多了，不过，我还是要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最好披上围巾或者是披肩，以便把脖子和肩膀遮住。因为，我们这里都是男仆人，你们这样穿，很容易让他们产生联想的。”

很多被派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们的心胸都不够宽广，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些人从小生活的环境就受到了局限，往往是一些小地方，再加上文化程度不够，缺少经验，他们根本就无法承担起自己担负的责任。

与此同时，中国还将向他的人民着重介绍孙逸仙博士和蒋介石总司令，告诉他们这两个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多么重要，还要强调，中国会取得今天的成就，会最终抗战成功，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的生活方式。

等这场战争一结束，中国必将进入恢复阶段，到时一定会需要大批男女传教士来帮助中国，这些人必须具有很高的境界，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且愿意为了工作付出巨大的代价。数不清的大中小学有待重建，很多医院也需要马上投入使用。最迫切需要的将是医学院校。因此，中国得到这方面的帮助一定会很高兴。只是有一点不敢肯定，不知道中国还会不会接受或者容忍纯粹的传教活动。为了让一切都和中国人自身的利益相符，就算是世俗教育，也要以中国制定的教育方针为依据。

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和在朝鲜、日本两个国家的传教活动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这一点让人感到很是失望。中国的传教组织很长时间以来都在运用一种特别的政治手段，这样做只是为了配合传教士在日本的处境。

难民船格里普斯霍尔姆号于1942年8月到达了纽约，之后，很多从远东回来的传教士都接到命令，命令要求他们禁止谈论日本军人的各种暴力行径和压迫方式，更不许大肆宣扬，不许通过发表著作向外透露自己这方面的想法。也许是基督教的原则，导致了这种强制性手段的出现，可是作为非基督教徒来说，中国人则认为，基督教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发布的这道禁令，这明显可以看出基督教和日本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做法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从这点来说，中国人绝不会忘记，或者那么容易就宽恕他们，最起码在短时间内不会。

十　战后必须面对的问题

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大部分国会议员和美国公众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开始慢慢醒悟，他们开始明白，从我国全面出击，到把日本打败，直至他们无条件投降这段时间，将是这场大战中最难捱、时间最长、代价最大的一个阶段。

曾有人在大战开始后的前十八至二十个月时异想天开地认为，日本并不是那么难对付的，一旦希特勒失败，联合国的所有军队同时进发，日本必败无疑。同时他们还认为，攻打日本时，苏联人一定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就算不参加战争，也一定会把西伯利亚机场借给我方使用。

最近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发起了多次警讯，再加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日本人打仗时的残暴手段，鉴于这种情况，人们终于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对我国在远东地区的艰难处境有了正确的认识。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胜利，比如在中途岛、珊瑚海、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胜利只是防御性的。我们在拿下瓜达尔卡纳尔岛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这一战就持续了七个月的时间。布拿和高拿沿线的胜利也十分艰难，当时美澳两国军队都有参加，指挥由麦克阿瑟将军担任，部队艰苦抗战了一百一十七天，最终才消灭了一万五千名日本军人。残酷的现实逼着我们不得不清醒过来，让我们知道未来的任务会更加艰巨。这个认识虽然让人有些失望，但是轻易取得胜利的妄想终于消失了。

只是还有一种幻觉，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久久无法散去。那就是，假如有一天日本投降了，要在远东地区维护正常秩序时，应该比当时在欧洲的工作要容易得多。而事实并非如此，要想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亚洲的问题绝对不比欧洲少。如果远东的和平没有办法一直维持下去，那么必定会造成一种危险局面，那样很容易引起骚乱，甚至会导致“亚洲人的亚洲”运动爆发，也就是真正的反白人运动。日本人一直都在试图发起这场运动，只是没有成功。假如真的爆发，那将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

亚洲的问题看起来很容易解决，但是假如你作了深层的分析，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日本投降之后，只要把原本属于中国的“满洲”和台湾归还回去，允许菲律宾人独立，将朝鲜的日本人赶回日本，通过国际监管机构帮助朝鲜独立，这一块的问题就算解决了。至于其他的东亚国家，只要遵循《大西洋宪章》中的八点精神，允许“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可以建立任何国体”。这一切好像特别容易，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我要说的第一点是，这些想法完全忽略了苏联的存在。东欧的未来会受到苏联很大的影响，同样，远东的未来也会受到苏联很大的影响，在这两个地区，苏联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东欧地区，苏联在中立时期曾与希特勒签署过一份协议，协议规定一部分波兰领土归苏联所有。战争结束后，苏联认为协议仍然有效，但波兰流亡政府不同意，双方因此产生了矛盾。从这就能看出，在远东问题上苏联会用同样的方法面对，到时肯定会成为一大难题。

可以给大家设想一下，比方在外蒙古的问题上，苏联会采取什么态度呢？外蒙古的面积比四个加利福尼亚的面积还要大，可以达到六十二万二千平方英里。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中，它一直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蒙的边境除了对西伯利亚边境开放外，对其他国家从1924年就开始封闭，之后便不和外部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也没有其他交往。只有拿着莫斯科颁发的护照才可以进入外蒙，否则将不允许通过。

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的新疆，又该如何处置？这片土地比外蒙古稍大。苏联已经控制了它二十多年，不管是在贸易、财政还是在政治方面。

战争结束之后，假如是联合国方取得了胜利，那么苏联会怎么处理这些广阔的土地呢？是归还中国，还是把这些土地的未来交给居民自己？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等国家在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不会在这里再次出现？苏联在外蒙古和新疆的问题上选择的解决方法会比在东欧地区更缓和吗？

第二点，以上的想法也没有考虑到库页岛南半部的问题。日俄战争结束后，在1904至1905年间，双方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中规定库页岛南半部归日本所有。等战争结束后，这块曾经属于前沙皇的土地应该归还给苏联，还是仍然归日本所有呢？

俄国盼望在远东拥有不冻港湾，这个愿望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正是因为这个，俄国才会向大连和旅顺派兵，从而引发了日俄之战。试想一下，这次大战结束后，莫斯科会不会让“波兰走廊”出现在华北和“满洲”之间？除了这点，它会和英、荷、美三国站在一条线上，共同对付日本吗？希特勒无条件投降之后，苏联马上就会加入到抵抗日本的战斗当中，即使不参战，他们应该也会改变过去的中立态度，将海参崴空军基地和西伯利亚的其他空军基地借给美国飞机使用，那样我国飞行员的工作可以更加顺利地开展，在日本轰炸完海、陆军以及工业区后，很容易便可返回。这是当时大部分美国人的想法，只是这种想法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我们应该清楚，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莫斯科从来没有认可过，也没有做过任何保证。丘吉尔首相曾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一个月说过，假如日本向美国开战，英国一定会支持美国，而且“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会对日宣战。所以，只有英国一方的态度是可以确定的。后来证明，丘吉尔果然信守了承诺。最近一段时间内，他又做过两次承诺，表示将德国打败以后，英国也会和日本开战，与美国并肩作战，直到日本投降为止。相信丘吉尔说出来也一定会做到的。可苏联在远东问题上到底会怎么做，我们全然不知。

报纸上说，日本和苏联在几天之内就会开战，因为我们在内心深处是希望如此的，同时也盼望着及早结束争战，所以我们很容易就选择了相信。刚开始时有报道说，苏联已经做好攻打日本的准备，军队都布置好了，就在西伯利亚东部，早聚集了大量兵力，只是这条报道肯定没有经过证实。几个月以后，又出现了一种说法，还是这件事，只是主动一方改成了日本，说日本将大批军队调集到了“北满”，很快就会向苏联开战。

为什么说两国会互相攻击，有什么依据呢？日本绝对不会贸然向苏联发动进攻的，除非它疯了。原因是，两国一旦开战，就代表着日本必须建立新的陆上战线，这样战线总长就会达到三千三百英里。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在给自己找罪受，自讨灭亡。战线从朝鲜沿海开始，一直向北到中国“满洲”的最北端，之后顺着“满洲”西侧向西南延伸，再沿着华北的察哈尔和绥远一直往西，直到与外蒙古相对的位置。除了这个原因，海参崴的空军基地现在仍然处于中立位置，但如果日本和西伯利亚交上火，海参崴必然会站在和日本对立的位置上。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海参崴和东京以及大阪只相隔七百英里。

日本只在中国的战线现在就已经达到了两千多英里，与此同时，南太平洋和缅甸也牵制了他们大量的兵力，那里和美、澳、英三国部队的战争也非常惨烈。如果还要开辟新的战场，那只能说日本疯了。同样的道理，苏联也不会在此时加入东亚之战。

美国人盼望苏联加入抗日队伍，这只能是一个幻想，不会成为现实，这样还不如勇敢地面对现实，看清当今世界形势，也不至于让自己走太多弯路。为希特勒的失败做好准备，等着到时候莫斯科大放厥词，他们也许会说：“我们应该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要看你们的了。消灭日本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假若这事真的发生了，那么战争时间又可能就要延长，美英两国还要再和日本多拼杀两年，不过这样的话，苏联就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整了。等日本也败了，苏联也休整得差不多了，它自然会实力大增，成为世界强国是毫无疑问的。以那时苏联的地位和实力，它在东亚就可以随心所欲，此时的东亚刚经历过战争，元气大伤，苏联完全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想要的一切。

日本战败也是苏联的愿望，但有我国和英国冲在前线，它又何必亲自上阵呢？完全可以坐山观虎斗。其实，从我国来说，也并不希望苏联在美军之前攻进东京，那样苏联就有了发言权，必然会参与战后远东的和平问题，这点正是我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日本战败以后将面临很多问题，绝不止一个苏联的态度问题，即便是在我国的盟国之间也存在着很多困难。英荷是我国的盟国，他们也有自己对战后的规划和愿望，可这些和美国最新拟定的政策是有出入的。

战后的太平洋问题也是争论的一个焦点。有很多美国政府的负责官员表示，太平洋必须成为“美国内湖”，除此之外，他们还说，为了控制太平洋的海军，一定要得到部分岛屿和基地，如果这个要求不能被满足，“我们就要直接把它们夺过来”。对于这些说法，英国、澳洲和新西兰三个国家都态度冷淡。就连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或者重庆政府，也没有听到支持的呼声。

在缅甸或马来西亚不适合用《大西洋宪章》，这一点从当前英国政府发言人的言辞态度上都可以看出来。伦敦还明确指出，把香港还给中国，对它来说很难做到。

美国政府面对以上的问题，真的很难做出决定。设想一下，如果日本人是被美国军队赶出香港的，不管是海军还是空军，或者是两军共同完成的，占领香港后，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交给英国，中国肯定会反对；先交给中国，英国必然强烈抗议，到底该怎么办呢？

再看缅甸问题。以当前局势推测，有美国空军的大力协助，英国和印度部队要夺回缅甸是早晚的事，关键是夺回之后的问题。英国在缅甸的名声早已经坏透，它的殖民统治还遭到了当地人民的一致公开反对。我们如果不管不顾，任由它重新开始，这么做对吗？可是如果华盛顿反对英国的做法，指出他们那样做将符合《大西洋宪章》的八点精神，这样做英国会乖乖接受吗？

还有马来西亚的问题。由于英国人的能力不足，防御森严的马来西亚竟然轻易就被日本人给夺了去。英国人想重新找回他们在新加坡时美好的生活环境，难道我们还要帮忙吗？我们只能白费力气，得不到一点好处。

日后的荷兰在东印度群岛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地位，这个问题是最难解决的。荷兰女王和内阁的态度明确而坚决，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们表示，荷兰必须重新掌握东印度群岛的统治权，并且那些岛屿必须永远成为荷兰王国的领地。

这些岛屿不仅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而且面积不容忽视，绝不是一些弹丸之地。其中有一个岛屿的面积就相当于七个纽约州。还有一个岛上的人口多达四千五百万。水陆面积加在一块，这些岛屿就相当于美国除去阿拉斯加后的大陆面积。所有岛上的人口总和为七千万，到战前为止，荷兰人口还不到总人数的百分之一。

如果由美国人担任主力，才能将日本人赶出这些岛屿，那么在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后，对这些岛屿的将来安排，我们能不能拥有一定的决定权？东印度群岛和马来西亚的矿产资源很丰富，不仅盛产锡矿和橡胶，而且还是重要的原油和汽油产地，其作用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都是很重要的。为了把这些岛屿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我们要死伤几十万人，这么惨重的代价，难道就没有权力得到一部分矿产资源？就必须不求回报地交还给英国以及荷兰吗？让他们接着享受殖民统治，而我们却无权发言？

在战争目的和今后的安全方面，我国和中国好像不存在什么分歧。但是还有泰国，也叫暹罗，和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泰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对外宣称，投靠日本，可是内部一直在实行绝对的独裁统治。战争结束后，难道这个政权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吗？只是，颠覆了这个政权，新的政权从哪里产生呢？

印度支那曾经一度处于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法国政府不但贪污腐败，而且对印支人民的剥削严重，这里的人们早就恨透了这样的统治方式，如果让他们在战后继续回到过去的生活，必然会引起强烈抗议。未来的巴黎将由谁来统治还说不定，难道我们还要把法属印度支那交还给法国政府吗？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一定会令法国人不满；可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引来印支地区原有居民的痛恨，还会被东亚人民说成是违背了《大西洋宪章》。

二十八万六千四百二十二万平方英里是整个印支地区的面积总和，这个数字和法国的本土面积相比，多了七万六千平方英里。可是印支人没有任何管理国家的经验，所以如果不把它交给法国，又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呢？

我们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的除了这些，还有几百个太平洋岛屿，那些又应该怎么处理呢？有一个前提是不能变的，不管哪个和平条约，都不允许将某个岛屿还给日本，原因是日本是一个不讲信誉的国家，它很有可能在某一天将某个岛屿再次作为军事基地。其实，原来是国联规定将这些岛屿中的大部分划给日本的，而国联早就已经失去了它本身的作用。

根据当前局势推测，美国一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夺回这些岛屿，不止是人员方面的伤亡，当然肯定不是个小数，还会损失很多的军舰和飞机。夺回后，并不代表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相反，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比如，是将这些岛屿据为己有，以便为进入东亚做准备，还是把它们交给一个国际组织来管理呢？

上面所列举的只不过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两个，等到战争结束，日本也签订了投降书，美国和联合国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可就绝对不止这些了。

对于这些问题，美国政府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他们能从容面对吗？

对美国公众来说，他们又知道多少战后必须面对的困难呢？

美国选民都有自己的想法，几百万的美军将士也有自己观点，这些人共同的愿望，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传达给政府呢？

这就需要我们运用自己的智慧，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无法得到彻底正确地解决，那将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一切都要重来，也许四分之一世纪都过不了。那些征战沙场的将领们刚刚胜利回国，就要轮到他们的后人再次出发，不得不奔赴他国继续征战了。

结语　驻外记者的感受

当我刚刚来到中国时，一直看不明白中国画，一点感觉不到其中的美感。它们的色彩非常奇特，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只是在我看来，那些画面不太准确，都像少了点什么，最严重的是犯了透视错误。奇形怪状的山石被画满了整面丝绸，而丝绸随着时光的流逝，也慢慢被染成了黄色，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认为，画上山石的形状好像完全是不正确的。

但是，我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欣赏的眼光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或者可以换一种方法表达，是我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慢慢地接近中国人了。我一直以为作画时都是在基本垂直的画板上画，可是我发现中国人却不是如此，他们的画桌是水平的，而且又低又矮，因此作画时就需要弯着腰，他们是用毛笔画画的。认识和看法改变了，欣赏起中国的山水画也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如果把你的角度调整成是在高高的山顶上，向深深的峡谷中俯视，就不会再觉得透视法在这是一种错误，整幅画面也会变得协调而美好。

我现在佛蒙特州居住，这里是一个山谷，周围都是山林，站在其中，看着四周的景色，就像是站在一幅中国山水画中，此时想起古老而美丽的北平，虽然我现在和它隔着半个地球，但不会影响我对当时在东亚的生活作一番自我审查。我过去的生活就像中国山水画中的山石，奇形怪状，但同时又是最美好的，而不管是那些山石还是我过去的生活都有很强的感染力。

我在佛蒙特州的山谷中定居后，在这里认识了一位朋友，对于二战以来所有驻外记者的著作，他都怀有一种特别的热情。这类书籍他已经收藏了很多，可是仍然不觉得疲倦，还是那么感兴趣。他读得津津有味，觉得十分新奇，同时他那颗平凡的心也因书中描述的生活而震惊了。正因如此，他在还书时经常会对着那一大堆书表现出过分的惊讶。他会说：“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工作，那样值得吗？我的天，你当时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你说为钱吧，你也没挣到多少钱，不为钱，那你们这些人到底觉得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的确，我们没有多少金钱。如果依照佛蒙特州人的判断标准，我们离他们所说的“富裕”还相差很远，就连“有钱人”都算不上。当初只是为了追求刺激，寻求冒险，和我一样的驻外记者们就毅然离开了祖国，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受尽了磨难，到头来也不见得回来时所带的可以看见的财富就比离开的时候多。

既然是这种情况，我们又为什么要跑到国外呢？我们作为美国最伟大报纸或最伟大新闻社的记者，难道都发疯了吗？

如果早就料到记者的工作会如此辛苦，充满了困难，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选择离开祖国。因为外面的生活太不稳定，也许你今天还在这个地方，明天就会收到一封电报，命令你立刻赶往另外一个地方，也许这个地方你听都没听过。还因为选择离开，将看不到自己的祖国、同胞、家乡和亲人。为了更好地和人交流，你不得不掌握一门外语，而中途去学外语，你会感觉特别困难，那些外语会让你觉得特别怪。欧洲还好，如果是在国外的其他地方你还要时时注意，一不小心就会染上疾病，包括伤寒、霍乱、黑死病、疟疾和痢疾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没有开过的水，绝对不能喝，有时候连刷牙都不能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的水果和蔬菜，在没有煮熟的情况下，是不能食用的。如果坐火车或轮船外出，对于平时比较讲究的人来说将更难以忍受，上面的臭虫、虱子、蟑螂遍地都是。全世界有一多半的外国城市都存在环境问题，那些地方都臭气熏天，让人受不了。

在战争区域，你的生命安全将得不到保障，随时都有死亡或者残废的可能。即便不在交战区，那些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也并不安全，你要时刻提防那些狂热分子，也许在下一秒你就会被这些人暗杀。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特别是大多亚洲地区的人们，他们天生就看不惯白人或“帝国主义者”，对这些人的仇恨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在大多数人看来，美国人都属于有钱人，所以他们更容易成为别人搜刮和索要的对象，可能是很少的钱，也有可能是很大的一笔。

驻外记者在国外生活几年后会发现，自己和家里亲戚朋友的关系因为分开的时间太长而变得疏远了，所以在感情方面也要牺牲很多。三年或者五年之后再次回国时，你就会感觉到朋友和你之间不再热情，而且已经有了隔阂，同时你会发现自己对朋友的感情也已经变淡。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你在外国已经生活了多年，那里的生活才是你所熟悉，而对朋友来说，那些都离他的生活太远，因此他对那些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感兴趣。你所说的国际形势或者种族问题，他们一点都不关心，在他们看来，那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而当他提起某一位夫人时，你很可能早就忘掉了那个人的名字。假如你在聊天时讲到了很有名气但离他们很远的政治领袖，比如某位总统、总理或者大使，他们会把你这种行为当作是一种炫耀。你们之间很难再找到共同话题。

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那次我是回国度假的，恰巧第二天有个晚餐会，我便去参加了，当时的场景，如今回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有位太太就坐在我旁边，她虽然已经不再那么年轻，但还是很可爱的。聊天时，她很健谈，只是谈论的话题一直都是戏剧，那部戏剧是最近上演的，可我却听都没听过。而当我讲到中国时，她则表现得很迷惘，盯着我看了一会后才说：“中国？我知道了，那个国家的女人经常把孩子背在背上，是吧？”

当然并不全是这样的，也有的朋友很有见识，他们对你谈论的事情很感兴趣，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什么都可以理解。经常有人会这样对我说：“我的上帝啊！那为什么没从你的稿子中看到这样的描述呢？那么严重的情况，你怎么不写出来？”

而实际上，你所讲的这些早就发表了，当时你还觉得自己的描述是那么激动人心，思路是那么清晰。那些事，你早就报道了不知多少次了。很有见识的朋友们告诉你说，他们特别关注你所发的电讯稿和通讯稿，而且每篇必看，这个习惯已经保持“很多年了”。可事实表明，你在国外生活的这个国家只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对你的朋友们来说，他们并不明白真正发生了什么事。看到这些，你一下子变得很失望，你认为自己很失败，这么多年的辛勤工作竟然什么也没得到，都是徒劳。正应了那句，今日刊登在头版上的内容，明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尽管如此，仍然会坚定地认为，做一名驻外记者很光荣，因为报社绝对不会考虑什么个人利益，不会只计较自己的得失，这一点很重要。这份工作在世界上的作用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其显赫地位依然非常牢固。

有时会忍不住发些类似的唠叨，实际上回国休假时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心理上的补偿的。我离开美国之前曾经在一个报社工作过，回国后再次走到那里，报馆内一切如旧：比尔仍然在为那些电讯稿的标题苦恼不已；杰瑞热衷于体育，专门负责体育版，现在仍然会为了地方比赛中谁输谁赢煞费苦心；吉米则对乡镇政治的权钱交易情有独钟，如果有人不慎掉入了五万元贪污案的旋涡之中，他也许会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安妮特，过去是那么迷人，拥有无限活力和美丽外表的她，现在竟然变得容颜不再，而且还经常大发脾气，依然钟情于她的社交版。社交新秀派对和教堂婚礼，成了她生活中最关心的事情。看到这个，你马上就会觉得，还好当初没有娶安妮特为妻。

其实，你并不是一个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人，可是当看到这些人时，同情之心不由自主就会出现。那些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几乎成了定律，生活就像一口枯井，一成不变。他们除了每年两三周的年假可以外出旅游外，再没有其他的变化，一连十几年都待在同一个地方。他们的生活快乐吗？也许吧。比尔和吉米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还有了孩子，都十几岁了。

而在你脑海中出现的，却是他们从来也看不到的美景。如：西藏的日出、苏禄海的台风，还有当你行走在戈壁沙漠时，和你一同前行的驼队。吉米有他的夫人，而你有自己的回忆，你会想起在曼谷看到的美艳惊人的英国少女，想起你们在乡村俱乐部的长廊上是怎样亲热地紧靠在一起的，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中还夹杂着苦艾酒的味道。天色渐渐黑下来的时候，你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想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好盯着鱼池中的小鱼看。那些小鱼射水的动作像极了鲸鱼，这时忽然有几只蛾子飞了过来。于是，你们开始打赌，赌哪只会被水射中，继而被鱼一口吞入腹中，成为它的美餐。

这样的生活没过多久，你就开始有了新的想法：不能一直这样，自己还有工作要做呢。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怎样回去。如果走水路，经苏伊士运河可以看到红海的满月，那种意境是相当美的，只是这种方式有一个缺点，时间太长。这样看来，就不如乘坐飞机了，从莫斯科飞到卡拉奇，中间可以省下两周的时间。佩格和洛德在克什米尔，利用这段时间还能去那看看他们。达芙妮是依旧待在孟买呢，还是看你没去印度，而先跑到了西姆拉？

是的，什么都别想了，应该回去工作了。和《纽约时报》作对的那家报纸昨天已经刊登了广东省政府主席的事，但是说得一点都不详细，我猜想是不是另有隐情？还有一件事，昨天拜慈做了一次宣讲，他这样做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可现在和他们相距这么远，是无法归纳出正确结论的。远东地区的形势发展太快了，只要你一刻触摸不到它，就马上会被隔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况且，你的家和你的仆人都还在上海，当然也许是在别的地方，可能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地方。那里还有工作在等着你。原计划在锡兰待两个星期的，如果马上结束，你也许还能参加秋季的赛马会。只要不耽误下星期四去汉堡的快船，假如有时间最好去华盛顿一趟，不多于两天就行。因为行李太多，坐飞机的话，超重的部分必须要罚款，而那些罚款实在多得负担不起。当然，如果对你来说，罚款不是问题，无所谓，那你尽可以直接飞过大西洋。那样又可以节省一部分时间，在下个星期还能在欧洲做短暂停留，那里有莉莉·庞斯的演出，或者你还能欣赏到。

很多人可能认为蓝色多瑙河特别蓝，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吉卜林和康拉德所描写的东亚和南太平洋群岛也并不是和他们写的一模一样。尽管如此，你还是很希望能亲眼看到。美国的大多数城市都很干净，可是却没有什么特色，从这里路过的美国人，也是同样干净整洁。可所有的这些都逐渐变得了无生趣。在和这里隔着半个世界的远东地区，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局势越来越紧张，这里的人们却一点都没感觉到。他们也许还不知道，如果任由那里的斗争继续下去，总有一天，我国的年轻人将不得不远赴他国，在那里抗战，也有可能在那里牺牲，人数将在几百万左右。因此，最好还是回到那个“片区”，乘船也好，坐飞机从太平洋飞回去也好。你会为自己的选择暗自庆幸，因为那块“片区”值得让你那么做，它横跨了整块大陆，不管是它的长度还是宽度，都不会小于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

当前的形势是，激烈的战争一直在延续，可我却没有离开我的祖国。很多人都曾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说：“现在的情况这么严重，为什么你反而不去了？你难道不希望去前线报道这场战争吗？”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可我发现要报道这场战争，作为一名前线记者就必然会受到地域的限制。比方说，置身于达尔文的记者，不会了解悉尼或者墨尔本发生的一切。同样的道理，报道突尼斯之战的人将无从知晓同时发生在其他地方的重要事件，比如苏联前线的情况，英国为什么要从缅甸撤离，隆美尔部队是如何在波恩角被歼的，等等。除了这些，前线记者在调查时也会受到限制，写好的电讯稿之类文件也必须经过军事审查员的审查，这些都是不得不面对的，特别可怕。如果我只被派遣到新几内亚，或者是重庆的某个角落，一定会很快厌烦的。这么多年来，我的工作区域一直是整个东亚地区。在战争发生之前，我的工作是非常自由的，工作地点可以自己选择，可以从各方汇集新闻，报告的内容也由我自己决定。假如现在再让我回到过去的工作中，仍然照着军事领导者的材料来编辑稿件，那肯定会成为我工作中的又一个高潮，只不过是反方面的。假如你处在一场战争的前线，那么你将没办法从全面来考虑整个战争，这一点适用于任何战役，任何前线。

没错，战争结束以后，我会再次回到远东。我必须亲自赶到那里，看看和平是怎么来的，还要看看战争之后，究竟会带来永久的和平，还是这种局面只是暂时的，也许下一场战争正在等着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二十年都到不了，就会发生。关于这一点，我的那位佛蒙特朋友依然坚持着他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一直觉得不值得。”

对此，我也一直很坚定，我觉得特别值得。我有时还会想，假如我有个儿子，很凑巧他也热爱写作，热爱旅行，行事还算稳重，那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他参加新闻工作，并且会尽力支持他成为一名驻外记者。

从事驻外记者的人在以后会要求得特别高，必须是全方面的人才。比较杰出的驻外记者，还应该接受专业的职业训练。训练内容应有：语言和历史、地理、经济和社会科学。而且要熟知国际法律和国际礼仪，知晓全世界的政治局势。

虽然有很多驻外记者所做的成绩非常显著，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不自觉地成为驻外记者的。在他们开始这份工作之前，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教育或者技能培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从整体来考虑问题，报道出符合实际的新闻，已经很不容易了。当然，对将来的驻外记者就不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了，他们在经过专业培训后，应该做得更好。他们所报道的新闻，要包含更深远的意义，应该让大家从中获取更多的东西。经历过这场战争以后，美国人民应该学得更加开放，学会用发展和俯视的眼光更全面地认识世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现在轴心国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人民不能总是把自己孤立起来，那样将再次造成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不仅要关心本国的发展，而且要关注国外动态。

驻外记者在工作过程中，经常会受到新闻检查制度的限制，也会受到政府部门的不断打压，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工作者，不论男女，都从这场战争带来的所有困难中挺过来了，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同时也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因此将媒体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媒体的地位提高了，威望也比以前提升了。

这场战争之后，媒体就应该从此恢复绝对的自由，而且必须在胜利后马上实施，假如没办法做到，就只能说明这场战争白打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和平刚刚到来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些错误，而这些错误，一定要通过完全自由的报道和评论才能尽快发现并解决。如果真的犯了这种错误，那就表示，战争将再次卷土重来，而这时回国将士们的下一代还没有长大成人。

在华五十年

译者序

与其说司徒雷登是传教士、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

司徒雷登于1876年6月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都是美国在华传教士，因此他从小就学会了一口地道的杭州话。11岁时，司徒雷登随父母回美国读书，曾经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由于中美两国的差异，司徒雷登有些不习惯美国的生活，再加上美国当时盛行到海外传教活动，所以，虽然司徒雷登也曾对中国的愚昧与蛮荒感到害怕，但是在完成学业之后，他还是毅然决定回到中国。1904年，司徒雷登回到杭州，开始在中国传教。

虽然司徒雷登是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的，但是他并不喜欢传教，只将传教当成一种义务。他反倒是对教育比较感兴趣，因此一边传教一边钻研汉语，准备用教育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宗教信仰的忠诚。1908年，南京金陵神学院邀请他去任教，他欣然接受，并立即带着妻儿来到南京，担任该学院的希腊文教授，也因此在那里学会了南京方言。1910年，司徒雷登出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

1916年，美英两国的基督教教会合办了“北京大学”。由于这所大学是由三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又由不同的教会管理，起初运行得非常混乱。1919年1月，校方聘请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司徒雷登到任之后，将校名改为“燕京大学”，并且立即进行改革，为其绘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燕大在自身中国化的同时，也要更加深入、明确地走国际化道路。在这一蓝图的指引下，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任教几年之后，司徒雷登就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仅如此，司徒雷登还不惜重金聘请顾颉刚、钱穆、容庚、吴文藻、周作人等著名学者前来任教，提升了该校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在教学思想上，该校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1927年，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在司徒雷登担任校长之后十余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就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它的毕业生主要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界、政界和宗教界。虽然燕京大学最终于1952年在中国高校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可是它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与引导作用，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燕京大学从诞生到发展壮大所需的一切开销，都是司徒雷登及其同伴在中美两国筹集来的。筹款的过程无疑是艰辛的，正如司徒雷登本人所说：“这种高级乞讨最让人着急的地方，就是尽管我态度友善地吸引了潜在的捐助者，可是这份友谊却迟迟无法变成真实的款项。”即便如此，司徒雷登还是没有放弃努力。

“九一八”事变之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而被关押，吃尽了苦头，直到1945年才获释。1946年7月，在国共关系行将破裂之际，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协助马歇尔调停国共矛盾。1949年8月，因为中国国内战争局势变化司徒雷登离开中国，返回美国。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于华盛顿，遗愿是与妻子合葬于燕京大学校园内。

其实，司徒雷登并不想当美国大使，也不适合当大使，他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希望通过教育达到感化人的目的。只因他的内心时刻都在对人性的无限信任和对新政权的深切怀疑之间挣扎，因此他才离开了自己心爱的“燕大”，匆忙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希望借此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

虽然司徒雷登只担任了3年的外交官，但是因为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缘故，他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中国人视作“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这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从血统上说，司徒雷登是纯粹的美国人，可是在司徒雷登本人看来，他却是一个中国人，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亲历了这个古老民族嬗变的痛楚，他早已融入这个民族之中。

历史是公正的。2008年11月，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在杭州西子湖畔，司徒雷登魂归“故里”的遗愿也算是实现了。

本书是司徒雷登唯一的回忆录，记录了司徒雷登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他对自己理想的不懈追求。阅读本书，我们不仅能够重新认识司徒雷登，还能了解到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第一章　家世溯源

我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我不只出生在那片土地上，而且曾长期居住在那里，从而获得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难以磨灭的友谊。某种精神上必然的纽带关系，把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以及她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很幸运，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并在长大后以传教士的身份再次回来。之后，我做了神学教授和一所大学的校长。1946年，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我被任命为美国驻南京的大使。谁能想到，1949年时，怀着不满和遗憾，我又最终再次离开了那片当时依旧不幸的土地。

我见证了中国那段沧桑的岁月：腐朽、垂暮的清王朝，理想主义者孙中山早期建立的民国，军阀混战、贪污横行的民国，力求国家统一和现代化的国民政府，狂妄的日本统治下的部分中国，抗日胜利后被内战炮火淹没的中国以及现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这些不同时期的经历使我清晰地看到，这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在向20世纪的世界靠拢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它努力使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跻身于强国的行列。

在过去的八十年中，我清晰地感受到上帝对我生活的指引，但也发现，自己一生中很多重大的选择，都是在外界的束缚下作出的违心之举。一股不属于自身的强大力量，驱使着我去体验新鲜的事物，经受难以预料的磨难。幸运的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对中美文化的关系方面我作出了些许的贡献。虽然现在这种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不管两国日后的发展会怎样，我对此都深感欣慰。我坚信，随着新的国际民主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建立，两者会最终恢复联系，那时双方交往的方式也必将是丰富多彩的。

一

我的父母都是移民，我出生于两大历史悠久的勇敢开拓者家族。司徒尔特家族最早来到美洲大陆的是阿奇巴尔德·司徒尔特，他原是出生在爱尔兰的苏格兰人。据说，他是后来成为司徒尔特城堡伯爵的阿契尔特里的后裔，由于参加反抗宗教迫害的运动，被迫逃到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当时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两个哥哥——大卫和约翰。七年之后，他的亲属也跟了过来。阿奇巴尔德一家定居在了弗吉尼亚州韦恩斯博罗附近的一座农场，他的四个孩子长大后分别在南部和东部的州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四个孩子中，亚历山大先后担任过菲尔莫尔总统内阁的内政部长和弗吉尼亚大学的校长；另一个儿子杰伯在南方的军队中担任骑兵指挥官。杰伯非常勇敢，据说在一次战役中他受了重伤，要被带离战场，战友们呼喊着他的名字向他告别，他大声向战友们喊道：“快回去，快回去！你们要在战场上像我一样完成自己的使命！”

在弗吉尼亚州的奥古斯塔县，有个叫沃克科里克的地方，约翰·司徒尔特原本住在这里。后来，他搬去了斯汤顿。他的孙子罗伯特·司徒尔特在当地基督教的长老会当牧师的时候，曾乘坐一辆带篷马车在弗吉尼亚州的河谷地和肯塔基州（当时属于弗吉尼亚州）的荒野来回奔波，成为当地宗教传播的先行者。他帮助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建立起一座学院——特兰西瓦尼亚学院，并在那里教拉丁文和希腊文。有一段时间，他还担任学院的院长。

罗伯特·司徒尔特的妻子哈娜·托德是玛丽·托德的姑姑，而玛丽·托德后来成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妻子。因此，罗伯特的儿子大卫（我的祖父）就成了林肯夫人的表哥。他的另一个儿子约翰·T.司徒尔特从森特里学院毕业后，和林肯一起从事法律工作。我一直不知道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直到十一岁那年我回到美国。当时我住在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这个消息吓坏了我和弟弟。我们本来就因为来自中国遭到那些南方朋友的注意，现在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家族与林肯家族的关系，可能我们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了。

大卫·托德·司徒尔特，我的爷爷，他是肯塔基州谢尔比维尔的司徒尔特女子学院的创建人，也是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妇女教育的倡导者。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于1840年12月2日出生在谢尔比维尔。父亲曾就读于宾夕法尼亚的华盛顿学院、杰弗逊学院以及肯德基的森特里学院，他毕业后做了四年的老师，然后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神学。1868年，身在中国的约翰·倪维斯博士给他寄来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让他激动不已，使他决定到国外去进行传教事业。这一年，国外传教执行委员会派出了三名传教士到中国。他们先到纽约，穿过巴拿马海峡，到旧金山，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横穿太平洋到达了上海。

在距上海一百多英里的杭州，约翰·林顿留了下来，并在这里度过了四十六年的传教生活。

二

父亲到达杭州的时候是1868年，那时他还是单身。父亲的前任牧师殷斯里一直坚持和中国人住在一起，深信只有这样才能学好中文。所以父亲效仿他的前任，在一家鸦片馆的楼上租了一个房间，雇佣了一个厨子照顾他的生活。因为那个厨子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因此父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五年之后，因为经常外出，忙碌和艰辛累垮了他的身体，他被送回美国接受疗养。这段时间，他不仅很快恢复了健康，而且还找到了日后健康的保证——他结束了单身生活，娶了玛丽·路易萨·赫顿做妻子。她来自莫比尔市，她的父亲古斯塔瓦斯·赫顿是当地的法官，并且是市现行教育系统的创始人之一，曾一度担任过莫比尔市的市长。玛丽·赫顿当时被称为“玛丽小姐”。南北战争后，她在贫困的南方成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所学校受到了来自南方各州的注意，很快就享有名气，它的创办人“玛丽小姐”也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有人曾夸奖说她是“一位优秀的妇女，拥有特别的才华和社交天赋”。她的歌唱得也很动听，拥有一副令人艳羡的好嗓子，很多人建议她去德国学习音乐。但她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陪同丈夫来到遥远陌生的中国。她将学校交给了助手玛丽·拜格比管理。玛丽·拜格比将学校的名字改成了拜格比女子学院，经营了二十五年。

母亲决定去国外做传教士是有她的想法的。她曾和一位军队里面的海军军官订过婚，但那个军官在一次战役中阵亡了。虽然在朋友看来，她的这个想法荒唐、冲动，但母亲坚持了她的决定。经过几次和国外传教团的执行秘书约翰·雷登·威尔逊牧师的通信后，威尔逊建议她可以去参加长老会举办的一个会议，那里有个年轻的传教士刚从国外回来，从他那里她可以得到传教工作的最新资料。她听从了威尔逊的建议。这个举动促成了威尔逊为一个单身传教士所作的婚姻安排。作为大儿子的我，被父母取名为约翰·雷登·司徒尔特，不知是否包含了他们对威尔逊教授的感谢。

对年轻传教士来说，威尔逊充满了魅力。南北战争前，他作为最早的传教士之一，在非洲传播福音。他曾捕获过活的猩猩，并将它带回了美国。之后，因为身体不好，他只好留在了美国。最初，他担任国外传教派遣机构的秘书。南北分裂时期，他成为南方分会的秘书。

在1874年夏天，父亲再次乘船回到了杭州，这次他的身边多了母亲。

三

杭州历史悠久，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群山环绕的西湖、汹涌壮阔的钱塘江……杭州的景色多次出现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马可波罗的书中也提到杭州的雄壮美丽，他还细致地描绘了杭州的运河、桥梁和道路。宋朝的时候，北方民族入侵，朝廷逃难，就将杭州作为临时的都城。而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也显现出了这座城市的魅力。

父亲再次回到杭州的时候，城区仍然残留着大量十年前太平天国破坏的痕迹，周围郊区的乡村相对保存得比较完好。美丽的乡间景色给母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街道上，零星的摊位预示着它的商业正在复苏。这里最有名的商品就是茶、丝绸和纸扇。

刚来到杭州的传教团，在城内的城隍山上得到了一块土地，山坡上是一些寺庙和官员的宅院。传教团所在的地方在省财政厅的住宅正上方，上下相对。一次，厅长的儿子得了病，请来的医生和风水先生把病因归结为山上的传教士，说是因为洋人散发出的邪气造成的。当地的官员们相信了这种说法，他们编造了各种理由，并在杭州城的另一端为传教士们找了一块更大的地方，要求传教团搬离城隍山。传教团接受了这一要求。新的地方处在杭州最贫困的区域，太平天国时期遭受了最大程度的破坏。杭州地方的官员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供传教士们居住的房屋。传教士住所旁边的街道成为了后来的“基督巷”。

除了在穷困百姓中间传播福音，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致力于当地的教育工作。父亲创办了一所男校，但没过多久就在传教团的要求下关闭了。他们认为父亲的举动是不务正业的表现，不是传教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但父亲还是通过个人的努力，为几个学习成绩好的孩子提供了上学的机会。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们都成为了教区最优秀的中国员工。相对来说，母亲的工作则要成功得多，她协助创办了中国第二座女子学校。在她担任校长的多年时间里，学校的数量和影响力都在逐步地扩大。母亲的那所学校后来并入了杭州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

四

父母在杭州生了四个儿子，分别是约翰·雷登、大卫·托德、瓦润·赫顿和罗伯特·克尔克兰。我们兄弟四个人是当时教区仅有的外国孩子，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得到了教区所有人的喜爱。后来长大了，我会时常想起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他们慈祥、可敬，那段记忆中充满了他们带给我的欢笑声。

记得去杭州的景区游玩，我们一起采摘草莓，野餐。春天的山上开满了火红的杜鹃花。在山顶上有一座古庙，阴凉潮湿，是探险和追捕游戏的最佳场所。后来，这座古庙也成了教区避暑休息的地方。一年夏天，我们跟着父亲去了山东省的烟台，在海边的一个峭壁上度过了整个炎热的夏季。记得有一次，我们坐骡子拉的轿子，到登州去看望父亲的朋友狄考文博士，他是个著名的传教士学者，这次经历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有几个很好的中国朋友，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我们会讲汉语。但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要求在放学后，只能在传教士住宿区的大院子里玩耍。父亲在院子里栽了成片的树。我们身在其中，觉得整个院子显得宽广，庞大，充满了神秘感。但我长大后再次回到这里时，它显得平常、普通，失去了儿时的感觉。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喜爱中国的食物——各式各样的点心、糖果和水果，最期待的就是跟随父亲参加当地举办的婚宴。对于当时没有学习中文的书籍，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最大的遗憾。但我的弟弟瓦润曾跟随家人回美国休假，回来后，他进了一所中国式的学堂。后来再次回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时候，他能够很好地使用汉语的一些口语和汉字，这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尽管我们的生活被限定在了教区附近，但一些特定的生活场景，比如过年时候吃年夜饭、正月十五看花灯、划舟游西湖，这些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生活体验，都给我留下了丰富和生动的记忆。

在我十一岁回到美国之前，母亲负责了我们几个孩子的教育工作。她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使我和弟弟大卫进入莫比尔公立学校读书后，都能跟上班级的功课。在杭州，除了在家里面学习外，我们还要上主日学校，定期进行家庭祈祷。有时，我会跟着父亲到庙会上传播福音。父亲每次讲道的时候，总是有人在旁边议论父亲的穿着和举止，并且毫不避讳地提出他们的好奇。这引起了我的不快，并开始怀疑我们向那些人传道的价值，这也导致我回到美国后，对这种传教的方式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情绪。我知道，在正式从事传道活动之前，我必须克服它。

1887年，在中国传教十三年后，父母带着四个儿子坐船回美国休假一年。当时我们几个分别是十一岁、九岁、七岁和四岁。

五

这次回美国的行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们几个孩子第一次见识到外面的世界，那些陌生的事物对于我们来说充满了新奇和危险。在轮船上，服务员对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吃惊不已——我们总是在别的孩子习以为常的事情上表现出出人意料的无知和热情。我们曾听父母讲过美国富裕的生活，所以在旧金山码头，当我们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报童时，内心惊异不已：在这里，怎么会有贫穷的“外国孩子”？而轰鸣的火车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新奇。当时中国只有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而这条铁路也因为沿途的农民担心会打扰到祖坟的鬼魂被拆毁了。

到了阿拉巴马州后，父母为了引起公众对中国的关注，将我和弟弟们当作了宣传工具。他们带回了成车的“宝物”：既有中国人日常生活穿的衣服、还有一些祭祀用的物品、餐具及其他物品。我们小孩子穿上中国的衣服，用筷子吃饭，并用中文高唱圣歌：“耶稣爱我，这没有错误，圣书告诉我们……”我们和那些物品一起被当作了陈列品，向公众展示。我对此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心理。

后来，我和最大的弟弟留在了莫比尔，这里的生活更增加了我们的难堪。我们穿着早年上海流行的原始的英国式衣服，谈吐间全是我们接触到的那些严肃刻板的大人腔调。这一切都显示着我们与同辈人之间的格格不入，对他们的言语、习惯、行为，我们一点也不了解。我们的堂表亲们在为此感到难堪的同时，也表露出了他们对这种关系的兴趣，他们满足于因为与我们的关系而得到的恭维。在这个南方的乡村小镇上（母亲就是在这里作出了要献身做一个传教士的愚蠢决定），我们受尽了同学们的嘲笑和愚弄。甚至母亲的老朋友们也和那些学生一样，总是向我们问一些令人厌烦的问题：你们更喜欢哪个国家？中国人真的会吃老鼠？你们是不是讲中国话？虽然我知道他们可能并无恶意，但我还是极其排斥这种将我们区别看待的问题。有时，他们还会说出令人恼火的话，例如：“看啊，他们多像那些中国的孩子，是吧？”

1888年秋天，我的父母去了中国，我和弟弟大卫被留在了莫比尔的姨父母家。姨父母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姨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和体贴，一点都不比对自己的孩子差。但这个家庭里却有着严格的规矩，这继承于严格的苏格兰长老会。而且他们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这些传教士的孩子更应该受到严格规范。他们没有去过中国，但却模仿国外的教会，在我们所不熟悉的城市的另一端，为我们修建了一所做家庭礼拜的教堂。每个周日，姨父母带我们穿过整个城市，到那个教堂做礼拜，这使我们不至于忘掉正在一个异教徒的国家作出牺牲的我们伟大的父母。而周日这一天，任何交通工具都是被禁止的，我们不得不徒步去教堂、去主日学校，晚上还要去参加一个基督徒青年的聚会。整个下午，我们都被要求诵读圣经和唱圣歌。更令我们感到不快的是，我们被禁止跳舞和去剧院看戏，而我的表兄妹却可以，只因为我们是传教士的孩子。跟我的这位姨母不同的是，我另外两个姨母对我们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她们一个是社会上的名流，一个住在遥远的乡村。

最令我们期待的事情就是，在夏天，我们都会被带到莫比尔海湾对岸的另一个姨母家去避暑。姨父曾经是南方军队的海军上尉。在那些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几个孩子经常在海湾里游泳、捕鱼、划船。和我们一起玩的还有姨妈家厨师的儿子，他是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黑人。我和表哥经常开他的玩笑，因为他在划船等类似的事情上表现出来的笨拙而嘲笑他。一天，他跟我们说：“我要把船划回去。”这时，我和表哥跳到了水里，想在四周游一会儿之后再回到船上。没想到，我们无意间的行为却触动了他种族的自尊心，他觉得我们在借此嘲弄他。他开始划着船向岸边驶去。我们朝他叫喊，让他停下来，但这些话在男孩听来却更像是卖力的嘲弄。他继续划着船，直到靠了岸。他把船停在岸边，气愤地回了家。我和表哥被吓坏了。我们拼命地往回游，一英里的距离显得那么遥远。我觉得自己的力气都要耗尽了，但海岸仍是那么遥不可及。一些场景开始在我脑中浮现：我和表哥的尸体漂浮在海面上，令人悲伤的葬礼，家族的那片墓地，远在中国的父母收到我的死讯，他们悲痛的泪水……不过，最终我们还是游上了岸，不然我也没有办法向你们描述这个故事了。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位黑人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叫她“乔治亚阿姨”，她是我们的保姆。对于她，我们又爱又怕，只要不听话，就会挨她的打。不过那时，当地有着严格的种族制度划分，我们也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当时，我开始试着理解传教士的理想化和我们被放在阿拉巴马州接受严格教育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监护人活到了很大的岁数，他们在晚年享受到了我们这些晚辈对他们的关爱，而我们年幼时的抱怨也早已消散了。我们和姨妈家的表兄妹一直保持着亲兄妹般的亲情。但在莫比尔的这段生活，还是使我们对传教活动产生了深深的抵触心理。我们的同伴们在正常生活中所得到的欢乐，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进行传教活动。但我们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和夏天在海边所进行的健康运动，都为我从对宗教的抵触情绪中解脱出来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六

1892年9月，十六岁的我进入到潘达珀斯学院读书。这是南方最好的私立学校，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同时，它还是弗吉尼亚大学的附属中学。学校所在的高地，原来是多马士·杰弗逊的庄园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周围的蒙蒂塞洛和落皮丹河，它们的景观一览无余。杰弗逊给自己的庄园起的名字就叫“一览无余”。

在莫比尔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用心学习过。当时，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都认为，学习毫无趣味性可言。我们班上有大概五十个学生，我一直处在第五名或者更靠后一点的位置，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名。当时的私立男生学校一般是接纳一些富家子弟或是被公立学校开除的学生，所以教学质量很差，课程也是枯燥乏味。我很少做家庭作业，又对体育运动缺乏兴趣，我的空闲时间都被我放在了阅读小说上。像沃尔特·司各特、布尔沃·立顿、查尔斯·狄更斯等一流作家的小说，都是我在那段时间读完的。

到潘达珀斯学院读书后，我终于摆脱了中国的特殊印记，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我们班上的其他五十多个同学来自南方的各个地方，而我则来自阿拉巴马州。后来，再有人知道我曾在中国生活过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只是纯粹好奇而已。当然，造成我态度上转变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夏洛茨维尔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景色，经过选拔的优秀同学，高水平的教师质量，都令我兴奋不已。我们的校长桑普森拥有高贵的个人品质，是个干练、称职的好校长。校长的夫人有三个兄弟——亨利·伍兹、杰姆斯·伍兹和埃德加·伍兹，他们都在中国传教。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我成年之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校长夫妇对我很疼爱，他们也同样疼爱我的两个弟弟——后来也相继进了这所学校。在夏天，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里就是我们的家。

到潘达珀斯学院之后，我喜欢上了学习，愿意为此努力，并且发现我可以做得很好。其中部分的原因是这里宜人的气候，但更重要的是，我遇上了两位让我极其敬佩的老师。他们都是刚从哈姆普顿悉尼学院毕业的。其中一位老师叫乔治·丹尼（他后来当上了华盛顿与李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的校长），在他的影响下，我喜欢上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另一位是教我们英国文学的杰姆斯·贝尔老师，他在学习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那一年，我很轻松地得了年级的最高分，并获得了优秀学生金质奖章。

潘达珀斯学院虽然在管理上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但在宗教方面，它有着严格的规矩。可对我来说，在经过了莫比尔五年的生活后，相比起来，这些规矩显得那么稀松平常。健康的生活，校长的品格，摆脱传教士家庭出身的怪名声的喜悦，同学间美好的友谊，严格规范的宗教标准，这些生活中的要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稳定的宗教习惯。当时，我对宗教的态度依然消极，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压力。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年。

第二章　大学和神学院时期

一

1893年，我离开了潘达珀斯学院。经过乔治·丹尼老师的介绍，我进入哈姆普顿悉尼学院，在那里读二年级。我还加入了他的同学会和文学社。对于一个热血的年轻人来说，所有这一切的到来都令我感到深深的满足。

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1776年，大陆会议创建了哈姆普顿悉尼学院，并以两位伟大的英国自由主义爱国战士的名字为其命名——约翰·哈姆普顿和阿尔金·悉尼。在学院历史上，曾出过一位美国总统、三十位国会参众议员、八个州长和二十多位学院的校长。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学校仅有一百五十多名学生，现在已经发展到近四百名。据1931年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在列在《美国名人录》中的美国大学校友中，哈姆普顿悉尼学院的校友以7.45%的比例排在第一位。阿姆赫斯特学院以7.4%的比例位列第二名，其后是比例为6.6%的哈佛大学。这个排名引起了报刊的广泛热议。其中，《诺克斯维尔日报》评论说：“哈姆普顿悉尼学院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是一份调查报告所能体现的，它历史悠久，拥有其独特的教育风格。在美国南方的教育历史中，它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

我们个人之间，尤其是和同学会的同伴之间的友谊，以及在学校悠久传统之下形成的轻松氛围，是大学生活对我最美好的馈赠。但我在这里读书的那段时间，哈姆普顿悉尼学院已经有走向衰落的趋势，其招生的人数在不断下降。长年以来，大量的烟草种植彻底摧毁了这里的土地——学校所在的弗吉尼亚州。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了北部和西部的学校。在我入校后不久，我最喜爱的英国文学老师乔治·丹尼就离开了，接替他的老师是一个毫无生趣的人，讲课枯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我们物理科学的老师很优秀，但由于缺乏兴趣，我也只是敷衍地在学，能及格就好。临近毕业的时候，对于要离开这里，我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学校给我提供了读研的奖学金，但我已经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李·特兰克是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几年中，班级的第一名总在我们两个中间交替。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我回忆起在学院的日子里感到最愉快的事情之一。他跟我年纪一样大，我们在同一个同学会里面，住同一间宿舍，常常在下午的时候一起散步。和我一样，他也不喜欢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甚至我们会一块去和女朋友约会，也不会有争风吃醋的事情发生。他家在弗吉尼亚州西南的维斯维尔，学期开学前，我们会先在他家会合。夏天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先和他一起回到他家。很多个圣诞节，我都是在他家度过的。毕业以后，我回到潘达珀斯学院执教，他去弗吉尼亚大学攻读了法律，但我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中断。再后来，他先后担任过谢南多亚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州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并在1921年当选了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这次选举中，他还创造了历届州长选举最大的多数票。四年任期满后，他成为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第二长老会的长老，并在这个职位上保持了长年的热情。他是在1939年去世的。之前，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每次回美国，想到能够去看望他，我都充满了期待。

在哈姆普顿悉尼学院，优秀的学生是很多的。毕业那年，另外一个班的学生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我和特林卡尔位居第二。考第一的那名学生做了毕业告别演说。为了让我们两个人都能在授受学位的典礼上登台演讲，学校特意恢复了早已废弃多年的希腊文演讲，并指定由我来做。在热心、和蔼、博学的布洛克教授的帮助下，我完成了演讲词的撰写。很幸运的是，典礼那天，台下汗流浃背的同学们没有表现出对演讲的不满。在二十岁生日的前一天，我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我还在哈姆普顿悉尼学院念书的时候，学院在教育和管理方面都是非常有名的。协和神学院距离我们很近，它就像是我们学院的研究生院。我们这里的很多学生都有毕业后去传道的想法。在这种热烈、虔诚的宗教氛围下，宗教的问题再次摆在了我的面前。我们这些学生并不羡慕那些神职学生的社会地位，对他们的品行也没有抱着总是欣赏的态度。《圣经》课是那么枯燥无聊，教堂的宗教活动也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但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们，并没有表现出厌烦和不满。

在这里，基督教的青年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弗吉尼亚州很多地方的宗教活动，都是由青年会在组织领导。我刚进学院就加入了这里的青年会，并且一直算是比较活跃的成员。四年级的时候，我当选了学院青年会的主席。当时弗吉尼亚州的政府当局并不支持青年会的存在，认为这是从北方传过来的组织形式。也许正是由于当局的反对，反而扩大了它在我们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当时，一项发动学生自愿去国外传教的运动正在快速发展，并很快成为席卷全国的浪潮。学生们开始关心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问题。运动的组织者们进入各个大学，号召学生们加入传道的队伍中。当他们到我们学院进行宣传时，我因为父母的关系，很自然地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而我的家庭、健康、青年会主席的职务，都将我推向了国外传教者的位置上。他们也确实选中了我。

海外传教运动组织学校宣传的人有，维兰德·里昂、福兰特·布鲁克曼、亨利·鲁斯，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我非常好的朋友。但在当时，他们无疑给我出了一道难题。他们也了解了我在宗教问题上的困境，知道我对传教活动缺乏兴趣。是的，从小时候跟随父亲出去传道的那次经历以来，对传教活动的反感就一直折磨着我，后来在弗吉尼亚的生活和对于做一名老师的热切期待，所有的这些都让我对传教事业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抵触。但传教运动提出了合理但又强硬的号召，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都要解释为什么不能去国外传教。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可以拒绝去国外传教，可我要选择什么来作为我终身的职业？教古希腊罗马文学的老师？牧师？我必须在两者中选择一个，前提是不能离开弗吉尼亚。但选择做牧师的话，情况的发展会失去控制，我很可能被派往中国。我可能会去弗吉尼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是德国的某所大学去读研究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研究学问当做我今后的事业。当然，这一切的烦恼都源自于那个传教人问题。

当我在烦恼毕业之后的去向问题时，一个奇怪的想法在我脑中浮现：如果我能够预知到会去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去一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大学读书，并且至少要取得硕士学位。但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我可能根本就不会选择做一名牧师，因而丧失去中国的机会。一直以来，我都在顺应自己的心意在做出选择，因此，无论如何，我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懊悔。

二

在这个时候，我在潘达珀斯学院十分敬仰的一位老师，丹尼先生，接受了华盛顿与李大学的邀请，到那里去担任教职，而我被邀请去接替他原来的职位，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份邀请像是我的救命稻草一般，被我马上接受了。我在潘达珀斯学院担任了三年的教职并感觉十分满意。这段时间，我对弗吉尼亚的感情不断增加。我的两个兄弟离我很近，学院里有很多我熟悉的人，我很轻松地融入到了新的生活中，并感觉到这种像是为我量身打造的生活，就是我以后的归宿了。我在这里一年后，就想继续再待一年，第二年后又是如此。不容否认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我仍然难以对以后的道路作出决定。在学院的第二年，我的同事杰尔摩（以前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决定要去从事神职工作，并在随后的一年去读了神学。之前，他曾多次跟我讨论过神学问题。这件事情的中间过程和他最后的决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一年之后，我也进入了协和神学院学习。在他毕业前，我们一直住在同一间宿舍。

对潘达珀斯学院来说，我算是个“老人”了，这使我在感情上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并且使我可以重新审视这所学校。就年龄来说，我比学院里的学生大不了多少。我的教学工作为此难免会受到一些阻碍。但年龄的问题很快就因为学院的优势弥补了。在课堂上，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以前的乔治·丹尼老师，我的学习态度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发生转变的。在课堂外，我很容易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成为很好的朋友。有时，我会作为他们体育队的领队，和他们一起到别的学校去参加比赛。简单来说，就是作为一个老师，“你是在教拉丁文，还是在教学生？”我是教学生的，所以即使是基础的理论课程我也会把它变得有趣。比如，我会撇开像《凯撒评注》（一个军事指挥官作的军事笔记）这种肯定会让学生们感到厌倦的东西不讲，而和他们一起讨论考尼里乌斯·尼珀斯写的名人传记。它是专门供罗马的孩子们阅读的，简短、生动、有趣，足够让学生们用来练习拉丁文语法。

我后来在南京神学院，以及再后来的燕京大学的时候，也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和学生们之间这种亲密的朋友关系。相比起燕京大学的学生，南京神学院的学生显得质朴、简单。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和美国学生之间的差别一样。

教书期间，我曾经两次参加了在麻省诺斯菲尔德举办的夏季聚会，它是由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自愿运动的一块组织的。聚会很成功。很多有见识的人做了演讲，大家对宗教问题也展开了积极热烈的讨论。我总是能在当中听到很多新颖独特，同时又很实用的宗教观念。这与我以前接触到的空洞无聊的说道完全不同。耶稣在这里摆脱了神秘的光环，成为令人崇拜和敬仰的真实存在。而这在以前肯定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异端。和参加聚会的很多青年人一样，我贪婪地吸收着这种对基督信仰的新鲜解读。我想我应该对罗伯特·斯皮尔表达我最诚恳的感谢，正是他的观点让我对宗教有了新的领悟。这直接形成了我日后宗教信仰的基础。之后，虽然我经历了生活的种种不幸，我的宗教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它在我心中依旧明亮，从来没有熄灭过。

三

我是在1899年的秋天进入协和神学院的。当时，它已经从哈姆普顿悉尼学院搬到了里士满的郊外，环境很好。学院的校长是沃特·穆尔，精明能干。新建的学校宽广明亮，崭新的教学和体育设施，美丽的校园环境，这一切都使学院显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我在这里又度过了三年愉快的时光。期间，我对神学院，甚至是里士满这个城市都产生了深切的依恋，直到现在依然无法淡忘。

进入学院后，除了是否要做传教士这个问题，我又产生了新的疑惑，是关于宗教信仰的。具体来说就是，该以什么态度对待那些新生的、进步的、无畏的、严谨的圣经学问。虽然当时我的主要宗教活动还是在实践方面，但从与北方教会的接触，我所阅读到的一些文章，以及我内心的偏向，在南方长老会的正统思想与新生的自由主义宗教思想越来越严重的冲突中，我更加认同后者。

神学院的教授们，包括我们的院长，全都待人真诚，对宗教充满虔诚，并且学识丰富，具有普遍的同情心。他们以前大都是牧师，因为表现优秀，对培养下一代充满了兴趣，才被邀请到这里。后来，我发现他们对过去和传统的东西表现出强烈的忠诚，并以此作为做人的第一美德。这不只体现在生活上，他们在宗教、政治上也是如此。他们的这种人格使我决心听从他们的教导。但我仍保留独立思考的习惯。每天预习功课的时间并不用很多，晚上空出来的时间，我就去图书馆找一些关于宗教、科学方面的新书来阅读。我脑中存在了太多令我无法信服的宗教上的观点。在这些书中，我希望能得到一些我疑惑的问题的论证，从而缓解我内心的紧张情绪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与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身为南方长老会的一员，我认为信仰和宗旨的问题，是身为宗教人员都不能回避的。而我也并不想就此和父亲那一代的教会断绝关系。我感觉到，我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信仰和情义。

在神学院的第一个学期，路易斯维尔长老会神学院邀请瑞兹·墨菲特来到我们学院。我们对彼此的欣赏，成为他在第二年转到里士满来的一个原因。他在那时已经决定要做一个传教者。后来，帕罗克·杰尔摩毕业后，他和我住在了同一间宿舍。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此开始。在同一对姐妹结了婚之后，我们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再后来，我们又都去了中国。这使我们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保持着联系。

第二个学期，我再次面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跟往年一样，学生自愿传道运动的组织者来到我们学校进行宣传，那次到来的是亚瑟·尤文牧师。他在印度传教，暂时回到美国休假。而我当时刚好是学生会的主席，负责安排接见他的事宜，并组织他的公开演讲活动。他在要离开前问我说：“那么，司徒，你是怎么想的呢？”我回答说，我知道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了，但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人能帮到我，包括他本人。并且我也完全了解他希望我考虑的是什么。在这时，他表现出了他的成熟和老练，他握了握我的手，很通情达理地没有再纠缠这个问题。但我知道，这个问题已经无法逃避了，迫不及待地需要我作出决定。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久久不能入睡。从钟楼不断传来报时的声响，我清楚地听到了凌晨五点的钟声。我无法形容对于到中国做传教士这个问题的厌恶之情，那里不是我所希望的工作之地：在庙会和大街上面对那些挑剔、无理的群众；向他们大声地宣扬基督；几乎免费地给他们发送宣传册；承受无故的白眼、鄙视或是嘲弄；接受落后的生活条件和缺乏学术研究的条件；过着单调乏味、几乎像隐士的生活。我儿时生活的印象，此刻像摆脱不去的梦魇，不断在脑海中产生令人畏惧的幻象。而我曾在弗吉尼亚以及南部的其他州的愉快生活，更是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当然是我个人不正常的情绪在作祟。我不禁开始想象，如果当时我能预见后来在中国的生活，我会如何想象以后的生活呢？

然而让我觉得安慰的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对我有任何的劝教。尽管我知道他们心里有多想儿子跟随自己的脚步，踏上传教士的道路。我的二弟大卫那时在攻读医学，他曾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屈从父母的意志，但最后还是走上了父母的道路。后来在苏州的一家医院，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做了两年外科医生。1909年的一次意外，让他死在了那里。三弟瓦润一直跟在父母身边，他没有遭受我和大卫在回国后的烦恼，也没有产生对传教的对立情绪，而是顺其自然地准备着成为一名传教士。他先后在中国的大学和神学院里教了十几年的书，直到1927年那里发生革命。

继续回到那个难熬的失眠夜晚。我对做传教士充满了恐惧，然而当时大家有个普遍的共识：如果一个人绝对地忠于基督，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必须要到国外去做传教士，至少是不能拒绝这种使命的召唤。但我确实不情愿。我是否接受到了基督的召唤，要去为无上的主牺牲安逸的生活？对基督的信仰是否强大到能够左右我的生活？如果不能，那当我在安逸地从事基督教的工作时，是否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这些常见的问题一个个地跳出来，折磨着我脆弱的神经。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得出明确的答案。

我最后决定要去做传教士，以实践来明确我的不确定，并希望以此来证明基督对自己不可估量的意义。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主会给我指明道路。无论是他已经安排好了我应该在国内工作，或者是他知道我不能适应在中国的生活。我终于在疲乏和困顿中进入了梦乡。醒来后，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同屋的帕罗克·杰尔摩和雷西·莫夫特。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意外。这使我心里残存的被强迫的情绪也消失了，我感到发自内心的轻松和愉悦，并对即将到来的传教士生活充满了期待。我没有为这个决定感到任何的后悔。它使我确信了宗教在我生命中的意义，并坚定了我作出决定的信心。就这样，我开始了传教工作，为基督教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并获得了极大的乐趣，而这是我从事其他工作所不能被给予的。

四

学生自愿运动组织的宣传很有效，一大批充满热情的青年人，报名参加了到国外传教的工作。人数的增长开始超出组织所能接受的限度，这需要更多的经费才能维持。很多人又反过来开始为传教的经费四处努力。北方长老会和公理会组织了“行进运动”，号召各个教会支持海外传教的活动，资助传教士一些经费。这后来直接发展为一场“全民的行动”，所有教会成员都加入到了筹集经费的队伍中。这种形势也对南方长老会有所影响。在过去的几年中，它的传教经费一直没有增长，每年参加传教的志愿者也没有任何增加。我和莫夫特、菲尔曼·普雷斯顿刚好同时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经过讨论后，我们决定效仿北方的做法，也进行一场“行进运动”。

教会当局同意了我们的主张，并私下提供了很多资料，但他们因为担心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可能承担的责任，并没有公开地参与进来。只有几个商家愿意为我们提供活动的经费，数目也是少得可怜。我们没有工资，经费也要有节制地花费，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住一次旅馆。我们带着地图，到各地去散发邀请书，并在当地成立小的分部，来收回邀请卡。我们三个分别挑选了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普雷斯顿去北卡州，莫夫特去肯塔基州，我则去了弗吉尼亚的河谷地区。从神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赶到了工作的第一站——首都华盛顿。我找到了中部长老会的老牧师皮泽，提出对他的教徒做一次讲道，并向他描述了我们的活动计划。听完后，老牧师从躺椅上坐起来，说：“当然，这当然没有问题。我还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么多年从来没人尝试做这样的一次活动！”他有些激动，说话的时候一直用手掌拍打着膝盖。我回答说：“这毕竟是一件有些莽撞的尝试。”“勇敢去做吧，小伙子！主会祝福你的。我也希望你能在教会中筹集到足够多的经费。”于是，我在教会做了讲道。在教徒们挑选指引自己的“外国牧师”时，他们认为既然我做了讲道，那就应该在被挑选的范围。这样，我与他们建立起了互相信任的美好关系并维持了很多年。伍德罗·威尔逊在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是中部长老会的成员，我后来很荣幸地见到他在教堂做礼拜，当时我刚好从中国回来休假，要去那里讲道。

有点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活动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主要是因为，很多青年对传教工作充满热情，但没有钱支撑他们的行动，而且他们也缺少系统的组织。我们组织的活动新颖、独特，又很好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这次活动的成功几乎是在一种互需中自动完成的。对一些人来说，到国外去做传教士是一种工作，也有一些人把它作为心灵的浪漫旅行，而且他们将会面对的，不再是模糊的抽象幻想，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异国体验。各地的捐款源源不断地进入总部。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年春天，经过教会当局的一致通过，我们三个人有了正式的职称和工资，还有专门的经费。为了表现我们对此的诚意，普雷斯顿被选中，在夏天到教会指定的地方就职。当时他已经订婚（他在为我们活动奔波时得到的额外收获），在举办完婚礼后，他和新娘踏上了去往朝鲜的轮船，比我们先一步走上了传教的道路。我和莫夫特还要再等等。我们相信一年之后，教会会建立起一个永久、稳固的国外传教机构。教会并没有对我们现在的职务做出明确的期限，或者他们会愿意看到我们一直做下去，但我们都很明确的是，只要再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我们就会和那些志愿者一样去国外做传教士，而这对于传教事业会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也明确地向教会提出了这一点。而一向保守顽固的教会作出了令我们满意的答复，它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并且派了另一人准备接替我们的工作。

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对我当时的宗教价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不仅为我的新目标指明了一条可行的出路，也让我更加确信对宗教的奉献，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自我牺牲，而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我在神学院快要毕业的时候，就收到了供我读研的奖学金，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拒绝了它。我并不认为高一等的学位会对传教工作有任何影响。而在同一所大学再读一年，我也不认为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好处。后来证明我错误地估计了学位的作用，但对于后一点，我仍觉得是对的。对当时的我来说，从事像“行进运动”这样充满冒险并有意义的项目，反而更加具有吸引力。它给我以后的传教工作带来了颇多益处。在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工作中时，那些神学和信仰的问题就都会被自然地忽略掉。而我也有机会走遍南方的各个州，这使我对弗吉尼亚的感情变得更加深厚。当时，我的宗教热情全都集中在了这份工作上，所需要做的，就是和与我交往的牧师和教会领袖们建立起很好的关系，尽管我们可能在宗教的认识上存在很多分歧。我们确实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基督教的基础教义上，自己与教会之间形成了一种更加和谐的关系。

五

从神学院毕业后，我和莫夫特就都被长老会授予了神职，我们成为了牧师。经过“行进运动”两年的经验基础，我们决定一同前往中国从事传教事业。我们不结婚就要过去吗？我们决定要结婚就两个人都结婚，否则就都单身前往中国。在奥尔良访问时，我们遇上了几个我的表姐妹，她们是远房亲戚约翰·罗德夫妇的女儿。在交往中，我和莫夫特都感觉到某种情愫在我们之间滋长，我们产生了相同的担忧，“如果我们看上的是同一个女孩，我们之前的约定怎么办？”

1904年7月，我们在查塔努加的卢克欧特山参加一个会议。我向莫夫特提议，邀请上我们中意的表姐妹过来玩。她们到来后，我紧张的心情才终于舒缓开来，我们没有看上同一个人。我们两个同时提出了求婚，并都得到了接受。11月17日，两对新人一同在新奥尔良举办了婚礼。我的新娘是艾琳，莫夫特的是凯特。她们的三妹弗洛伦斯后来也到中国做了传教士，四妹去了非洲。原本，艾琳根本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传教士，但她最后没有经受住三个姐妹的劝说。

我和艾琳共同生活了二十二年，直到她1926年在北京去世，我们一直保持着相互间的爱恋。

第三章　中国，我又来了

一

这年的12月末，我们四个人一同到了上海，父母专门跑过来接我们。令人遗憾的是，莫夫特被派到了苏州，而我则在除夕那天跟着父母回到杭州。

当一座很小的教堂进入我的视野时，我原有的厌恶情绪再次出现。父亲辛勤努力一生，所取得的成绩是如此微薄：仍旧是这个小教堂，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教徒。“行进运动”给我带来的对国外传教的理想场景瞬间崩塌。幸运的是，学习中文是我首先要去做的事情。我天生对学习语言充满兴趣，而不容否认，中文对我散发出了独特的魅力，我想中文的学习者都能理解我的感受。已经过去了十八年的时间，我幼年时学到的那点中文早已在时间里消失殆尽。但它仍在听力和发音以及一些成语的运用上，给我带来了一些帮助。当时，还没有出现专门教人学中文的语言班和语言学校。

教我中文的“老师”是一个年轻人，但他很多时候也显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之前没有跟外国人有过接触，对我们的了解还存在于传闻中。因为听说我们会往茶里放一种药，喝过之后的人就会变成基督徒，他从来不敢喝我们的茶（他后来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合作方式，他意识到了工作中的问题，并尽力给我最大的帮助，而我也收获了很多。他教给了我很多当地的谚语和日常用语，如果当时能继续在杭州待下去，我可能会成为说杭州话最流利的外国人。杭州的方言很有特色，是官方语言和吴语（江南和浙北方言）混杂而成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迁都杭州的时候就有了。我对这种音调优美、情感表达婉转的方言有着特殊的偏爱。

在杭州，很多人都是从宁波过来的，像跟随第一批传教士来到这里的那些人，就都来自宁波。而且我父亲传教的地方，主要是在杭州和湖州之间宽广的农村地区。我经常会跟父亲去传教，因此，我不仅熟悉上面提到的地方语言，也熟悉上海、苏州地区的吴语。它们乍听起来是很相像的，但其实也存在着一些差别，尤其是在代名词的使用上。在苏杭地区生活的那段日子，对我具有重大的意义。那时，除了会和其他传教士做简短的交谈外，我同当地的人相处得非常融洽，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用当地的方言和他们进行交流。

经过了一年多的语言学习，我正式开始了传教士的工作，在杭州北边的大片农村地区。我的父母曾在这里待了很多年。我每天乘坐一艘木船，沿着复杂交错的河道，来往于农村地区和城里的家。父母指导我学会了教会的管理，组织传播福音的聚会，还有如何去别人家结识陌生的人。在农村的活动和与城市里居民们的接触，把我和中国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这对我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开始探寻传播福音的各种方法。接受洗礼毫无疑问是对基督信仰最简单的一种表现方式，我只需要在星期天的时候到教堂，参加那里的宗教聚会，并遵守安息日的教规就可以了，而且这种方式往往比宗教所能体现的社会价值更吸引人。中国人有他们传统的信仰，因为皈依基督而让他们放弃原有的信仰往往会激发他们的反叛，而且也是毫无意义的。做礼拜主要就是讲道，不需要繁琐、庞大的礼仪，也不用做艺术性的装饰，而这反而能够得到中国人的认同。总的来说，就是要将宗教概念朝着严肃、庄重、正式的方向发展，实现教会最初的自然而然的宗教标准。在这个方面，很多教会在后来都做出了明显的改善。

当时，非宗教力量的介入使得传教活动变得不单纯，传教组织利用各国政府的支持，取得了广泛的特权。罗马的天主教就与法国签订了宗教事务上的协议，它们的传教士拥有政治上的特权，不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当地政府的管辖。成为教会的一员，就可以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我这样讲并不是在怀疑他们的宗教动机，也不是质疑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虔诚。相反的，我仍旧敬重他们。只是，这样在宗教事务上滥用世俗的权力，使得入教的人大多是受到利益的引诱，而非出自本心。而且地方上的官员因为对列强的畏惧，不能实现公正执法。他们担心列强会找到借口，提出更多领土和经济上的要求，这样的事之前发生过太多次了。加入教会的中国人成为特权阶层，他们会遇到亲戚的求助，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受到金钱的诱惑，收取一些报酬。传教士们会误以为那个地区的人们思想觉醒了，在寻求得到救赎，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们皈依宗教是怀有丑恶的目的。而且，那些传教士往往也会被卷入，参与进罪恶的钱权交易中。特别是美国的一些传教士，常常带有实际性和功利性的想法。他们更关心入教人数和布道聚会次数的增加。这些易于统计的数字，也更能让他们的资助者看明白。而中国人是很擅长察言观色的。他们轻松地察觉到了这些传教士们的动机和目的，然后设法使其得到满足。他们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在这种默契的合作中，双方都怀着互为所知的目的虚伪地交往着。这些传教士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他们只是在追求教会的实际利益，而这跟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毫不相干。这种普遍误解，对各个小基督教团体来说，实在是一种悲哀和不幸。

在写下我早期的这些印象后，我必须要说明一个结论，它在当时就已经存在，后来又被我在中国的经历不断地证实：从整体来看，传教士具有纯粹的宗教热情，他们待人真诚、目的高尚，对宗教事业充满无私奉献的精神。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摆脱了当时视野束缚所带来的偏见。传教士们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远超出了一般人的估计。能跟这样一群优秀的人共事，我感觉到巨大的荣幸和骄傲。教会的政策、行政上的管理，以及正在被逐渐接受的联合计划，很快就让我开始在这些繁琐的工作中寻求到孜孜不倦的乐趣。我想，也许我终于可以成为一名典型的“福音传播者”，为之奉献终生，并且以愉悦的心情接受它。这个想法曾反复在我脑中出现。

我对于大多数传教士所作出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很多中国的基督徒。虽然他们当中一些人加入教会是出于不单纯的目的，但在1900年，他们却赢得了我由衷的尊敬。那年，义和团发起反对传教士的运动，很多传教士因此丧命。在这样的环境下，仍旧有一批中国基督徒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着对基督的信仰。现在中国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很多都是从19世纪的宗教家庭出来的孩子。

二

我到中国没多久，美国的北方长老会和南方长老会就在南京联合开办了一座学院，就是金陵神学院，由双方共同管理。美国内战结束四十年后，从同一个教派分离出来两个教会，在大洋的另一端，终于实现了有限的交流。这说明了教会间联合的艰难。教会的分离阻隔了人类情感的发展，但我们也看到耐心、契机，以及双方对宗教本质的共识，这些都在促进着教会之间关系的发展。

当时，神学院的老师只有三个人：两名分别来自美国两个教会的传教士和一名中国人。学院再三邀请我加入，都被我拒绝了。但他们仍不放弃，我只好让我所属的传教团来做决定。结果只有一个人反对，其他人都想让我接受这份邀请。唯一提出反对的人是弗兰克·普赖斯牧师，他并不认同让年轻人放弃传教，而去从事教育工作。几年后，在我的邀请下，他也来到燕京大学，成为受到学生喜爱和尊敬的教师，并一直工作到了1941年。我到南京没多久，美国南方卫理会、北方卫理会和基督徒教会也先后加入到了这个联合。如果不是因为与思想顽固的南方浸信会之间的冲突，北方浸信会也可能会加入进来。

我被安排教《新约文学注释》学科，这让我终于有机会研读这些福音书。长老会信奉《圣经》为无上的权威，但奇怪的是，在课程表上只有很少的《圣经》课程。反而是希伯来语、希腊语、神学和教会的历史，这些课程占了很大比例。我想大概是长老会觉得大家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了吧。不管怎样，在教学中，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知识的贫乏，而这又是如此吸引人的一门课程。我搜集到了任何所能找到的帮助我研究这门课程的资料，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对于《新约》的经文、历史、哲理等有关的研究中。同时，我还在思索如何更好地教好我的学生们，让他们不会因为学习内容的繁复深奥而失去兴趣，还需要把握好跟他们之前的信仰之间的平衡关系。他们都没有上过大学，学历高的也只相当于高中水平，还有的只读过几年旧式的私塾。孔子讲学，追求因材施教。因此，我在备课的时候，以知识性为标准，尽量做到浅显易懂，又不失实用性。

到神学院之后，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忙碌起来。每天除了要上四个小时的课、准备第二天的课程、处理学校的一些事务外，还要抽时间来学习中文。因为搬到了南京，就需要掌握那里的方言。它像是北京方言的失败进化，声调奇怪，跟吴语有相似的地方，同时混杂着粗糙的北方语言中的卷舌音，是我听过的方言中最难听的一种。我的生活基本与外界隔绝开来，但我全用中文讲课。在讲道或是偶尔参加的演讲和社交场合，我基本上都是讲中文。

不久，我开始尝试进行一些文学创作，为长老会的周刊写一些宗教信仰方面的文章（这本周刊在长老会的教派内外都很受欢迎）。并且也为哈斯丁的《圣经词典》写些文章，这本书当时正在进行中文版的选译。同时，《国际布道评论》《中国记事》等一些杂志也开始出现我的英文文章。金陵大学离我们学校很近，我经常到那里讲道或是给学生上《圣经》的课，还会与宗教研究组织的成员见面。我想，如果那些不懂英文的中国传教者，能够有能力阅读原版的希腊文《新约》，对他们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能够在原文中感受到亲切和真实，而这也正是在经过艰难的翻译后所遗失的。麦考利曾说过，只有在掌握了另外一种语言后，才能更清楚地理解自己语言。这在文化上是有普遍意义的。而且在掌握了希腊语之后，也会使他们在面对那些会英语的传教者时充满自信，显得有“面子”和地位。为此，我专门出版了一本希腊文《新约》的初级读本，之后又出版了一本《新约希汉英字典》。我发现，很多古希腊文的词语在《新约》中已经不用了，是可以略去的。巧合的是，在我编著那本字典的时候，埃及和其他一些地方有了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了《新约》是由当时地中海一带流行的希腊语写成的。这也说明《新约》虽然在写作上没有使用标准的古希腊语，但它毫不妨碍作者才华的显现。并且通俗的希腊语的使用，使《新约》读起来更加生动、形象，也更易于翻译成流畅的中文。

在神学院待了一段时间后，学院的学生始终没有大学毕业生，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并试着找出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虽然我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但终于有了第一个大学毕业生来到了学院。他叫李汉铎，毕业于金陵大学。十五年后，他成为了神学院的第一个中国院长。在这件事情之前，中国的传道者组织起了学生自愿运动，就像当年发生在美国的学生自愿参与外国传教运动一样。我对此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丁立美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她是山东的传道者。运动开始后，她在全国各地奔波，组织起了很多地方的学生分部。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献身基督事业成为它新的宗旨。而也正因为这个脱离具体意义的宗旨，导致了它后来的衰落。在运动的过程中，很多有才能的人被吸收进来，成为传道者中的一员，而且它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也使教会开始思考传教的方式问题。

三

到中国之后，基督教的青年会对我一直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杭州的三年和南京的十一年都是如此。当时，韦拉德·里昂和弗莱彻·布鲁克尼安是青年会的负责人。他们去除了青年会在教会、教义和组织上的约束，并且提供认识西方知识和思想的机会。这一举措满足了很多青年的需要，也启发了我在传教上的做法。青年会能够吸引到大学毕业生，甚至是留学生加入。他们在青年会中享有和外国传教士一样的权利，受到正式同事的待遇，而不是听命于行事的雇员。

青年会的成员经常进行自由而真诚的讨论，他们关注并且强调，在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如何实现基督教信仰。他们还会组织一些宗教上的竞赛、讲座和聚会。我经常会受到他们的邀请，到风景宜人的山上，参加他们的暑期聚会。这个聚会中进行的讨论，很多都对我的认识产生了影响。

也就是在这样的聚会上，我认识了罗根·鲁慈主教。由于我们两个是聚会上仅有的外国人，几次活动后，我们就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在我整个传教事业中，这段友谊是最令我兴奋和激动的了。我看惯了他在暑期聚会上穿休闲衣服的样子，以至于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穿着主教的袍子时，简直不能确认那会是同一个人。

搬到南京后不久，我认识了在协和医学院教书的罗德尔夫·希尔兹。这个学院迁到济南后，改名成齐鲁医学院。在不断地交往中，我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成为我一生中结识的第三个最重要的朋友。后来，我们住到了同一栋房子里，我们的妻子亲密得像是姐妹，他的女儿和我的儿子的年龄仅相差一天，两个孩子也经常形影不离，一起学习和玩耍。罗德尔夫在医学教育上的成绩卓越，后来成为了该领域领袖级的人物。

四

在神学院工作，总是难以避开一些宗教上的争论。简单来说，主要就是关于保守主义的正统派和自由主义的现代派之间的争论。我所接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更多地指向前者，但我内心抱有对现代主义的同情，我的学术研究也使我对它有着情感上的倾向。没来中国前，为海外传教组织四处奔波的那段时间，我遇到了很多值得尊重的老一辈宗教人士，他们的虔诚的信仰和高尚的品行以及相互之间真诚的友谊，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因教派问题产生的紧张情绪。我尽力将人们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跟对宗教的理性分析和研究区分开来。后者受到的传统、知识、地域方面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般性的估计。虽然人们将教义的不同跟教派分歧相混同，而宗教情绪又放大了这种影响，但在我看来，教派之间的敌对立场，主要还是后者造成的。

南京神学院是在新教教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已经在新教方面做了最大限度的保留，但仍旧不能避免遭到保守人士的指责。他们固执地坚持所谓的健全、完美的宗教传统。这种情况在苏北教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在长江北面和南面都有差会，神学院是江南的。在我所属的华中差会中，每个人都很宽容，虽然各自有着不太相同的宗教观念，但我们从来不会为此争论不休。而在苏北差会，争辩无处不在，他们是我所遇到的，最容易被激怒、喜好和别人争论的一群人。这令我很不解，因为他们平时与人相处，表现得跟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在苏北这块贫困、混乱的土地上，艰苦的环境使他们失去了耐性，使他们变得激愤和好斗。这种情绪即使在他们传教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赛珍珠从小生活在那里，直到出嫁前才对其他的差会有所了解。她的父亲原来在我们差会，后来转去了苏北。在她的故事中，父亲从来都是个“争斗的天使”。她对所有差会的印象都不好。

在神学院的教员们，很多都曾被北方差会的人调查过。他们不仅会指责教员在神学上的正统性，也会对毫无问题的教员提出批评，理由是他们对可疑的教会人员过于宽容。我是他们特别怀疑的对象。幸运的是，我们教员之间的互相信任，使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后来我辞职离开学院去了北平，并不是因为不堪于他们烦人的调查。但我还是会自然地想到，各个差会中的原教旨主义在疯狂滋长，如果哪天因为我让神学院也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那就太糟糕了。

但当时我不知道的是，其实在离开南京时，我已经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了。几年后我才知道了这件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神学上受到非难，我觉得有必要将它记在这里。当时，基督教青年会邀请我用中文为他们年轻的中国成员做一次演讲，内容主要是关于基督教的几个主要方面——上帝、基督、圣灵和《圣经》。整个演讲过程都令我没有用到演讲稿，台下有人做了速记。之后，青年会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将速记稿作为他们内部交流的资料，并保证不会在刊物上发表。我正在忙于去北平的一些事情，样稿都没看就答应了他们。我想即使我没有同意，后来发生的事情也不会有任何不同吧。

还是在那一年，两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到中国造访。他们名义上的工作是来组织夏季的传道人灵修聚会，其实是受命来调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教派的状况。一些热心的原教旨主义者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我在青年会上的演讲速记稿，并交到了两位客人手中一份。不久，《普林斯顿神学评论》上就出现了一篇名为《在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文章，其言辞夸张激烈，极尽渲染之能事。署名的作者是格里菲斯·多马士博士。他在文章中引用了我演讲中的大量言论，并摘引了其他相关的评论和文章。

后来，为了给燕京大学募集基金，我暂时回到美国。海外布道组织的一位年长的干事给我寄了一封信，向我描述了那篇文章给传教机构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要求我想办法弥补这一过失。我最初是在里士满的汉诺佛长老会担任的圣职，尽管根据规定，我已经被转到中国的长老会，跟那里脱离了关系。但我仍要求去参加汉诺佛长老会的春季大会，为此，我专门从底特律赶到了那里。

我并不能确定长老会对我进行怎样的裁决，但这是无所谓的。燕京大学对我是持支持态度的。即使长老会对我宗教的“可靠性”投出的是反对票，但在美国的北方和中国，我的声望和名誉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损害。但我还是希望看到，在我早期学习和工作的地方，那些我所熟知的保守的南方人，更关心的是宗教的信仰，而不是那些教条性的固执看法。我在自愿接受他们评判的同时，也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进行着评判。

会议开始前，长老会就审判的方式征询了我的意见。我回答说：“你们可以成立一个特殊的委员会，对那份演讲速记进行详细的调查，任何能让你们满意的方式我都能接受。”但其实我还是很希望有机会做出我的申诉，对着全体参加会议的人告诉他们，关于演讲中基督教的四个基础信仰的见解对我的重大影响。我也确实得到了这个机会。我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做了申诉，中途不断有委员会的人提出质疑。最后，我的申诉和回答赢得了全体与会者的掌声，他们一致起立投了支持票。这时，一位身材瘦高的教友提出异议，并要求像北方谴责行为不道德的人那样，采用不记名的方式再次进行投票。不过他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大家的通过。

但这一结果并没有得到费城和普林斯顿那些人的认同。他们伙同南方跟他们持相同看法的人，将这件事上报给了弗吉尼亚宗教会议，并声称要交给总务委员会处理。按规定，弗吉尼亚宗教会议仅对它的长老会负责，是没有权力对我进行审判的。而且它对长老会的判决充满信心，并不想进行二次裁决。这件事也就此结束了。后来我再次回到美国的时候，又专门去了里士满，申请将我在长老会的身份从中国调回。这样，以便于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他们拥有正式的判决权。长老会成员一致通过了我的申请。我也成为了汉诺佛长老会“合法、正式”的一员。

1926年9月29日，汉诺佛长老会在《南方长老会》上发表了一份声明：“长老会对司徒博士的观点进行了审查，其严格的程度是从来没有过的。也从来没有人像司徒博士一样，使长老会如此确信他所拥有跟我们相同的宗教信仰。就此，长老会认为，对司徒博士的指责完全是无的放矢，毫无根据的。他没有对此事进行公开的声明，将它交给了长老会来处理。而此时，他正在中国默默地从事着任重道远的宗教工作。”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充满对彼此的信任，那么在宗教观点上有分歧是无关紧要的。从事宗教工作的人应该看到基督精神上的共同目标，这样我们就可以愉快、和谐地一起工作，而这也正是此事所揭示的重点。

第四章　创建燕京大学

一

我是在1918年末接到的命令，要我离开南京神学院，到北平去从事新学院的筹建工作。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我在神学院工作得很顺利，教学和研究都已有一定的成绩，还有时间从事写作，而且我已经有了几个写作的计划。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北京的神学院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之后，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一直在寻求合作。它们分别从属于卫理公会和长老会、公理会。双方也终于有了一致的看法：同意两所学校的联合，并决定把北京城内原东南卫理公会大学后面的房屋作为临时的校舍。但他们仍然存在分歧，在类似联合大学叫什么名字的问题上，显得情绪激动，并一直争论不休。如果想要在北京重新成立一所强大的宗教学院，双方的分歧肯定是要首先解决的。学校的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基础和开端。

住在西雅图的一位退休牧师，是汇文大学董事会的成员。回国前，他从北京赶到南京来，询问我是不是愿意考虑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大学校长。我回答他，自己愿意从事任何有助于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工作，但我并没有相关工作经验，而且现在的工作很适合我，所以我并非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后来，我才得知，他是被派去北京处理两所学校的分歧问题的，并希望找到合适的领导者，推进联合大学的发展。

几个星期后，一份北京大学校长的正式邀请书摆在了我的面前。很多朋友并不看好此事，劝我拒绝就职。但也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哈里·卢斯博士，不过他还是提醒我最好先了解那边的经济状况。这份被很多人拒绝了的邀请书，现在成了我的难题。这让我想起上大学时面对是否成为一名传教士的困扰，我决定把这件事也当作与之类似的一次考验。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仍然毫无头绪，但双方都已开始催促我做出决定。尽管心里有强烈不情愿的念头，但我并不想违背对自己的承诺。于是，我答应先去北京了解一下情况。

1919年1月31日，到了北京后，我搭乘一辆人力车，顶着凛冽的寒风，赶到了位于北城的长老会。两所学院之间的分歧比我想象中的要糟糕得多。汇文大学的毕业生代表态度强硬，表示不管新的大学英文名字如何，如果中文名字不是汇文的话，他们就拒绝承认它是自己的母校。而在与另一方的代表见面时，他们表示能接受除汇文外的任何名字，否则他们会选择用焚毁毕业证的行为祭奠母校的毁灭。与我会面的都是两方毕业生中佼佼者，在教会中都担任着重要的职务，他们并不赞同创办联合大学，并且在具体的分歧上，还带有中国所谓的“面子”问题。汇文大学的代表劳瑞坚持，联合必须保留他们原来的校名；而这也正是另一方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当双方还在为学校命名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随着清政府的灭亡，一所中英文名字都是北京大学的公立大学成立了，并且很快在国内外取得很高的评价。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校长是蔡元培，曾在科举制度时取得最高的功名，后来在欧洲留学，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许多留学国外、或是在各自领域取得不菲成就的年轻学者，都接受了他的邀请，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教师，其中包括著名的胡适博士。他们出版的关于改革的进步书籍和杂志，得到了国内青年们的热烈拥护。就像一本杂志的名字“文艺复兴”那样，中国人在他们的引导下正在觉醒。我在南京的时候就一直在关注着此事。两个毫无名气的小学院，却正为一个本属于中国人的校名而进行激烈的争论，而它已经是中国文化界的领袖，这实在既荒唐又好笑。

我向学校董事会表示，我可以接受任职，但要是在两方面的人结束他们的争论以后。董事会就此组织了一次协商会议，双方各派出十名代表，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并由与此事毫无利益关系的我来主持。会议整整持续了三天，双方就校名和其他一些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当中有一次因此让他们错过了午饭，还有一次到了半夜才结束。我可以听得出，他们都有迫切解决问题的想法，但又不能摆脱在承诺、矛盾和派别等毫无结果的问题上的竞争。我知道，如果会议最终的结果是我的拒绝任命，那么双方就再也没有联合的可能了。但这时我心里已经出现了一个隐约的期待，如果能够在这座曾是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古老城市中，以基督教深厚的思想底蕴以及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建立一所宗教大学，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第四天早上，我在醒来时得到了希伯来先知所说的基督的启示。我突然认识到，接受这一任命是我不可避免的使命。我已经是他们最后的人选，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所在。而且，尽管现在的情况似乎很糟糕，他们陷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被困在了原地，但那些所谓的分歧、矛盾本身是那么微不足道，是能够解决的。比起其他城市，北京也更值得拥有一所宗教大学。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并做出了指引。于是，我在那天的会议上提出，如果他们能够接受我的建议，我也会接受成为新学校的校长。接着我说出了自己的建议。学校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组成，以保证公正性。委员会具有对争议做出决定的绝对权力，不容辩驳。他们都很高兴地同意了。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愉快，就像他们很早就期待的那样，他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和同事。

但委员会成立后，却深受中国人惯于妥协习性的影响。他们提议，在一方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另一方也要做出更大的让步，这让整件事情又陷入了之前争论不休的泥潭。在等待结果的期间，我回到了南京。结果很快又接到董事会的催促电报，要我马上赶回北京。当时已经进入三月份，正是初春，我第一次见识了北方的沙尘暴天气。不过除却不时夹带黄沙的西风，这是一个美妙的季节，北京的居民也喜欢这时的气候。

我再次见到董事会的成员时，他们都是一副受挫后的沮丧表情。我向他们提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一种，让委员会依照成立时的宗旨，重新就此事得出意见；第二种，放弃联合，承认合作的失败；第三种，双方放下成见，不再坚持那些无谓的问题，只考虑新学校的建设问题。我还向他们明确表示，在这件事上已经拖得太久了，如果再得不到解决，我也没有办法了。这时，年迈的劳瑞博士站了起来，他眼泪横流，声音颤抖着说，他已经厌烦了无休止的会议，而让他们放弃为联合大学所做的努力是不现实的，他虽然顽固，但现在，他愿意放下成见，重新开始。

双方仿佛找到了沟通的桥梁，难以解决的分歧一下子消失了。最后会议决定，暂时保留以前的校名，而新的名字交给我来想。程静逸博士，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提出了“燕京”这一名字。燕京是中国古代燕国的首都，一直被认为是对北京诗意化的称呼。这个名字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的。整个事件证明了实现联合的艰难，而成功后所得到的又是如何丰厚的回报？

在终于越过了这道最艰难的障碍后，我也正式接受邀请，成为燕京大学的校长。上任前，我向董事会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抛弃学校的旧址，重新选择地方；二是我不负责学校经济上的情况。我当时对这两个条件很满意，觉得它妥善并富有新意。然而我后来得知，美国大学的校长一直是这样做的，并且这并不是聪明的做法。我邀请了哈利·卢斯担任学校董事会的副主席，来负责管理学校的经济。就职时，我们一起到了北京。他曾为齐鲁大学募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添加新的教学设施。而对于燕京大学的建设，我想他跟我有相同的期待。

二

当时，我们能够吸引到人才的，也只有在这件事情上成功的可能性了。学校已经没有任何的资金可用了。四个差会曾各资助了我们五万美金，但那些钱早已在两所学院争论校址期间，花在购买和修建他们各自满意的地方上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心烦意乱。虽然我们已经尽量缩减了开支的预算，但花费还是远远多过收入。学校合并后，也仅有一百多名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靠助学金生活的。所有的中国老师中，只有李荣芳和陈在新两位博士愿意留下来。而且，很多外国的教师并不具有从事大学教育的资格。当初，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北京，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两所学院的分歧和争论上，并没有为联合之后的学校建设做资金上的打算，更不要说学校发展的各个方面了。我在教育的管理方面又是个纯粹的新手，也没有在中国北方有政治上的关系。在南京的时候，我的工作是很安逸的，每天的时间基本都被教学和研究占满了，也没有跟官员交往的必要。我似乎离传教士的道路越来越远，先是抛下传道工作从事教学，现在又成为大学的管理者。在这不断的新鲜体验中，我不能确定信仰的成分占了多少，或者其实我只是在盲目地工作着。

除了没有资金，似乎也没有人对学校的状况表示关心。他们忙着用资助的钱购置土地，按自己的喜好进行房屋的装修。而学校的理事会成员大都是各个差会安排进来的，相比起为学校的建设募集资金，他们更关心自己教派的利益。在这段毫无希望的日子里，哈利·卢斯博士是个例外。他主动申请担任副校长，并得到董事会的同意。但纽约的托事会却表示反对。我寄去了一封辞职信，表明我的态度，但他们仍无动于衷，坚持反对卢斯担任副校长，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我召集了所有董事会的成员到了北戴河，并将与托事会来往的信件复本给他们看。最后，全体董事会的成员联名签署了一份推荐书，托事会才在任命书上签了字。

卢斯博士立刻动身回到了美国，在全国各地不停地奔波。他找到以前的朋友，又托朋友介绍了更多的人。他在为之募资的学校毫无名气，连学校的地址都还没有选定，现在要为它的校舍建设筹集资金，可想其难度之大。卢斯也在很多信件中抱怨说，这对他的工作太不利了。我们所做的，无异于在水下为码头修建地基。

三

我们当时决定在城郊三四里以内找到建设新校舍的土地。后来发现，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决定。几个世纪以来，驻京的外省官员都会在近郊购买安葬家人的土地。到现在，北京近郊的土地近乎被一个个小块的墓地占满，而且大都年代久远，难以找到业主。我们要买到足够大的土地，必然会遇到这方面的困难。并且中国人对迁移坟墓有很深的忌讳，这就更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我们或步行、或骑车、或坐着驴车，在北京城周围四处转，仍是一无所获。一天，受清华的朋友之邀，我到了他们学校。谈到此事，其中一位朋友说：“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就很适合，你可以考虑下。”我去看了，那块地紧邻着颐和园的大道，虽然离城有十五六里，但相比起我们之前看的那些，它的交通明显要好得多，而且周围环境也更吸引人。它对面就是美丽的西山，山麓坐落着极具中国特色的寺庙。那块地原来是“满清”一位王爷的花园，不过早已废弃，后来山西督军陈树藩将它买下来，改建成为避暑山庄，陈家的祠堂也在这里。一位认识的官员表示会为购买事宜尽份力。理事会和董事会的成员们也很满意，同意将这里作为学校的新地址。次年夏天，我赶到陕西拜访陈督军。我说明来意后，他对此事表现出了兴趣，最后以六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当然，我们付的是中国的大洋。他又从当中抽出三分之一，作为学校的奖学金。从陈督军那里，我们买到了二百四十多亩土地，之后，又陆续买进了相邻的几块空地。学校建成时的土地面积已经是原来的四倍多了。

关于学院的样式，我们一早就决定了要采用中国的建筑风格——线条流畅的飞檐，鲜亮明丽的颜色，采用钢筋水泥来构筑房屋的主体结构，再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从学校的建筑就能看出我们所希望的教学目的：为保护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努力。学校里最有特点的建筑就是水塔了，它被做成了十三级浮屠塔的形状。我们对以前的花园也进行了整修，移栽了很多新的植物，又从废败的圆明园运来了很多石雕，一些景点也增建了亭阁。哈利·卢斯的儿子亨利·卢斯赠予了学校一座亭阁，并将其修建在湖中的小岛上，用来纪念他的父亲。还有一个亭阁中装有一口庙钟，声音清脆洪亮，是我们用来报时的。后来，进入燕京大学的来访者都会称赞说，这是他们见过的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时间长了，我们也被他们的说法感染，觉得确实如此。不管怎样，这种想法都使学生们对学校的国际化理想更加充满信心。而且从某一方面来讲，现实的状况已经超过了我的理想。

四

然而，理想的背后少不了金钱的支撑。卢斯博士长期留在美国，在各地穿梭，既没有人指点，也少有人支持；另一位同事的情况也大概如此，甚至连自己的花销都不能保证。

1921年，美国的几个教会派出了一个教育调查团来中国，考察这里基督教的教育情况。调查团的负责人是芝加哥大学的耐斯特·博尔顿教授。另外还有三个中国人和三个传教士，是他们请来的顾问，协助调查。三个中国人中有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而我是三个传教士之一。我们的调查范围几乎遍及了整个中国，回来后，我们将有关于教会大学和中学的调查结果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有我们针对中国教育情况提出的一个计划。

次年，调查团委托我将报告交给美国的各教会。我回到了美国，并第一次见到了燕京托事会的成员。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一次会议上，一个人一直挖苦另一个，因为他们一起参加了很多类似的机构，以致后者似乎有些糊涂了，完全不知道现在参加的是哪个机构的会议。不久，一些人从托事会辞去了职务，这似乎激发了其他人的热情，他们主动要求我举荐一些新成员加入。这时，我见到了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托事会积极寻求合作的态度。

但在进行这次游历时，我们学院建设的资金仍旧毫无希望。卢斯博士在不断地奔波中结识了很多朋友，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燕京大学的存在，这为我们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常言说，前人播种，后人收获。而在当时，我们还没有募到多少钱。一天晚上，我在布朗家做客，一起的还有一所女子学院的老师和布朗的儿子。其间，他们谈到了通过专业的公司募集资金的事情。我觉得这对解决我们学校的资金问题是个不错的办法。托事会对此事持怀疑态度，一开始的运作资金从哪来？还有理事担心这会造成国外传教事业的商业化，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我找到了坦布林·布朗公司，他们表示还没有接过国外的业务。可已经没有人能想到更好的办法了。于是，我们和坦布林·布朗公司签订了合同。

因为那家公司根据经验判定，所以那些“有捐钱意愿的人”更希望见到接受他们捐赠的机构负责人。所以，我被要求必须随时准备出面。随后的几年中，我在北京和纽约之间来回穿梭，待在美国的时间比在中国都要长，做着我并不擅长的事情，而校长的职责基本没有履行过。到中日发生战争时，我到美国去了十次。我的一个同事对我说，他清楚地记得一次我从美国回来后对他说的话，“从来没有哪个乞丐觉得，我跟他们从事的不是一种职业。”整个过程漫长并艰辛，美国政府没有出过一分钱，所有资金都来源于美国人民的自愿捐赠。

坦布林·布朗公司在这方面有着很高的技巧。他们从来不出面，所有的事情都交给雇佣的机敏的大学毕业生来完成。我们则主要到各地去演讲，队伍中除了我和卢斯博士，还有一些和燕京大学有关系的人。然后公司为我们举办表达敬意的宴会，安排与一些人物的会面。这在刚开始的时候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我们借此认识了很多有意愿的捐款者，但他们后来大都没有真正付诸行动。也因为这种失败的结果，这项安排很快就被公司取消了。我学习了其他人在做这方面事情上的技巧，最终还是决定采用以前的老办法比较好。几年后，我遇到了一家做事方式很直接的公司。我和他们的一位专业人员一起去了波士顿。就像他所说的那样，要到钱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开口说。我们一起拜访了波士顿的几位上层人物，他在他们面前使用了那种直接要钱的本领。这种方法并不适合我，整个过程让我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屈辱。最终，我离开了那里，决定即便学校再缺钱，我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募款方式了。

募集资金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在莽撞和机智间寻到一个平衡点。这似乎更令我忧虑。学校的建设不止是教学楼和宿舍楼，这些从来都不是什么障碍，我们还需要像发电厂这样的设施。这些设施虽然昂贵但又必不可少。燕京大学要做出实际的成绩，才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来进行这方面的建设。另外，我们必须保证财政上的透明性，来取得捐款者的信任。这些都是需要经过慎重考虑的。

五

黄国安是个中国人，出生在新加坡，家庭富裕，从小就被送去了美国读书。他从俄亥俄州的维斯里安大学毕业后，又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回新加坡前，他的父母带他在美国和欧洲进行了一次豪华的旅游。父母希望他在回国后能成就一番事业。但长时间在美国的生活，使他学会了美国人的朴实和奉献精神，他希望能回到中国做些有益的事情。父母威胁说，如果他不回新加坡，将剥夺他全部的财产继承权。他用坚决的态度主动放弃了继承权。这个决定让他不得不靠打工来维持生活。当时，坦布林·布朗公司正在中国为一所大学做事，听说了黄国安的事情后，就聘用他做了公司的员工，但具体的职位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考虑。

当时，卫理公会国外差会委员会为了纪念贝施福主教，决定在燕京大学以他的名字修建一座教学楼。贝施福曾经在黄国安读书的维斯里安大学担任校长，后来成功地说服了华北差会加入联合大学的计划。按照当时的规定，卫理公会有权支配募集到资金的多余部分，用来修建这座纪念楼。于是我交给还没有具体职务的黄国安一项工作：去各教区征集牧师们的签名单。有了这些单子，募集资金多余的部分就会转入到纪念楼的建筑费用中去。他很满意这份工作，为了节省用在路上的时间，他向坦布林·布朗公司申请了一辆汽车。虽然由于这辆汽车使用过度，很快就出现故障，让公司对此很不满，可资金却在不断增加。我向公司替他说了情，保证他会小心地使用那辆汽车。一下子源源不断的捐款虽然令卫理公会也觉得很惊奇，但他们仍提出了募款数额和时间上的限制。黄国安保证会按期完成他们的要求。

当规定的时间临近时，黄国安先后培养了两个中国人做他的助手，其中那个女孩子十分迷人，科提斯出版公司的一个经理还把自己的高级轿车专门给这个女孩使用。现在学校里面的那座漂亮的贝施福教学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黄国安曾因为超速驾驶被交警扣留了五次，但在他说明了自己的工作——为一个主教做事，交警又念在他是个中国人上，都把他放了。在结束这份工作后，黄国安曾对我说，他无数次地向别人介绍燕京大学的情况，搞得他都想继续留在这里了。学校只有在体育方面有职位的空缺，虽然他对体育并不感兴趣，但还是答应我可以先做一段时间。这样，他成为了燕京大学唯一在美国大学里做过篮球队教练的体育老师。执教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中国的学员们都很好面子，在比赛时宁愿退场，也不愿意接受失败的结果。为了竞争队长一职，他们会使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在比赛中报复；诋毁对方的声誉。黄国安对此很惊异，他对我说，他能为中国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把在美国学到的体育竞技精神带给这些中国的学生。由于并没有这方面的教学经验，他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攻读体育的博士。我当时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专业。后来，他不仅在燕京大学建立了公平竞技的体育精神，还创办了一个体育系，建立了新的体育道德规范，即所谓的“燕大精神”。这种精神在华北的各个大学体育比赛之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它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增强身体素质这个范围。

六

美国在工业上创造的奇迹，后来对燕京大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柏林学院的一位大学教授在一次试验中，对他的学生们说，他现在所做的这项试验，极有可能发现一种商业价值很高的轻金属。之后，查理斯·霍尔继续了老师的试验并成功制成了铝。现在，他试验使用的那套简陋的设备，仍旧保留在欧柏林学院的博物馆里。在他死后，遗产除了留给相关的个人外，剩余部分按他的遗嘱分成了三份：一份捐赠给欧柏林学院，一份捐给南方的学校，最后一份捐给了美国在亚洲和巴尔干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将遗嘱的执行委托给了自己的两个朋友——美国制铝公司的主席和一个法律顾问。一批人开始寻找他们两人，其中包括按遗嘱有资格接受遗产和并没有资格的人，但都没有结果。

哈利·卢斯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找到了那名法律顾问，并赢得了对方的认同。卢斯在纽约的一家餐厅安排了我们的会面，一同参加的还有亚瑟·戴维斯先生。为了考察我的能力，戴维斯先生与我进行了一场严肃、苛刻的对话，当然，我总是被提问的那个。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场精神上的煎熬，这关系到事情的成败，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对答。结束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吃任何东西，因为紧张出了一身的汗。戴维斯在最后说：“我今天下午要去巴黎，对于此事，我会尊重我同事的态度（约翰逊已经答应我们，如果能够得到戴维斯的同意，他会捐助五十万美元）。我不想再受到你们代理人的打扰，在我看到你们的大学确实值得我们支持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履行职责。再见。”一年之后，约翰逊先生约我见了面，他说：“我们一直保持着对你们的关注，现在决定捐助你们一百万。是的，我们将数额增加了一倍。”我向他提出了合理的理由，请求将捐款数额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又一次经历了一年前的煎熬后，他同意了。

在完成了对亚洲的全部捐赠后，他们还剩下了四百五十万美元的股票，不过其中一半是没有红利可分的。对于这些钱的处理，他们提出建立一个文化机构，用西方研究外国文化的设备和方法，来帮助中国人研究他们的文化，同时，也帮助美国人以一种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学习中国文化。他们发电报询问我对此事的意见。我回复说，对一个大企业的主席和一个著名律师合作创办一个文化机构，我很感兴趣。他们承认这只是初步的想法，对于具体怎样运作，还没有明确的规划。但不管怎样，他们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哈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多纳姆是约翰逊律师的大学同学，他曾为他的学院申请过霍尔遗产的捐赠，但没有成功。约翰逊邀请我到哈佛去，共同商议创办文化机构的事情。于是，一所名为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所成立了。这要感谢哈佛当局的大度，肯让我们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教会学校的名字，和他们那响亮的校名连在一起。多纳姆在这件事情上给了戴维斯和约翰逊很大的帮助，他曾是银行家，能跟他们聊到一起。他也这样被拉进了这项新的事业，并担任了多年托事会的主席。哈佛燕京学社对我们学校的帮助很大，不仅如此，它还通过燕京大学，使好几所中国的教会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达到了当时的顶尖水平。

托事会的出纳是麦克布里埃尔。我们很早就认识了。那是在美国募款的早期，我到他在乌尔沃大厦的住所去拜访他。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想你是来贷款的。”

“不是，那些事现在是由托事会的人在办。我是来跟你说一件相对比较私人的事，希望你能辞去托事会的职务。”他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我继续说道：“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你对这份工作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既然不感兴趣，为什么不辞掉呢？”

“你凭什么这么说？”麦克布里埃尔问我。

“做一份工作就要为之负责，可除了给哈利·卢斯的260美元的车票钱外，我没有看到你为燕京大学做的任何事情。身为托事会的出纳，我想你应该很清楚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所以，我没有看到你的诚意。我不怪你，但还是觉得你应该辞去这份职务，好使我们能够找到一位更称职的人来替代你。”

麦克布里埃尔显得有些坐立不安，不停在椅子上扭动他的身体，极力为自己辩护。他最后对我说：“我可以保证，我会让你相信我对这份工作是充满兴趣的，否则，我会主动离职。”

在回中国前，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允诺会给学校拨款十万美元，并表示会再建一座教学楼。我以为这意味着原计划的改变。“不，不是的。”他回答说，“这是额外增加的。”后来，他经常向我提到托事会的其他成员，“我在想，为什么你不去找他们谈谈呢？就像跟我那次一样。”

写完这些幸运的事情后，那些在努力过程中遭到的挫折和失败，我可以继续用一大章的篇幅来描述它们，只不过会显得太过乏味。即使从好的方面来看，募集捐款仍是一项令人厌倦和不快的事情。那些“可能的捐款人”大部分都会出于各种原因，最后没有付诸真实的行动，或者是因为没有兴趣，又或者是因为没有钱了，还有一些可能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小事上斤斤计较，不愿意捐款了。总之，我不得不在这些人身上浪费大把的时间。更为讽刺的是，在从事这样的专业乞讨的时候，你可能会跟那些“可能的捐款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但它并不会让你从中受益。一次，在傅泾波接受一项新的政府任命时，我通过他认识了亨利·福特和埃德塞尔·福特。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每次我到底特律，他们都会邀请我一起去吃饭，并且很严肃地询问我燕京大学的一些问题。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让很多美国大学的校长羡慕，并且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得到他们的资助。但就我本人来说，我感觉到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会主动提出捐款，而即便我提出来，他们也会置之不理。

这是那些有钱人普遍的特征。相比起来，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的交往就显得愉快得多了。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你能否给出一个令他们满意的有价值的理由。而且他们对申请人时刻保持着最大的宽容和理解。我常常去拜访他们，这让我了解了基金会内部的工作流程。他们总是保持着对事物最原始的设想，然后再去想办法实现它，这种做事的原则令我对他们更加敬佩不已。

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我们先是在美国，后来又在中国，都募集到了足够的捐款，来进行教学楼的建设和器材的购买以及维持学校正常运作的教育经费。1937年的时候，燕京大学的教育基金已经有二百五十万美元了。

七

我在创建理想中的大学时，需要面对四个方面的问题：它的基督教性质；它的教学质量和专业性课程；它对于增进与中国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是它建设和运行所需要的经费来源。关于最后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燕京大学是传教事业的一部分，这是它的辅助作用，为教会的成员提供接受教育的环境和设施，培养出更多的为教会工作的人员。这是它必须在中国创办的原因，也是它能够得到资金支持的唯一正当的理由。它虽然在性质上是一所宗教学校，但我并不想让它牵涉到传教运动。我们不能强制学生非要去参加宗教活动、去做礼拜，也不能用宗教信仰来衡量学生的好坏。首先，它要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在这里，真理的传播必须是毫无阻碍的。而宗教信仰和表达信仰的外在方式作为个体的事情，同样不应该成为障碍。我们可以在挑选教师、提供教学设施以及行政管理上，为学生的宗教活动提供便利。毕竟，这是一所基督教大学，活跃的基督教徒学生才是它的核心。而且不管学生的宗教信仰如何，在校内成员和外部社会的面前，燕京大学始终是以基督教大学的身份出现的。我们试图向人们证明，大学严格上的定义和宗教学校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一个有着基督教生活观念的集体，是有着教人向善的力量的；通过这样的一所大学，人们可以看到，信仰基督对于人类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来说，是有好处的。

经过一段艰涩难懂的福音传播的传教方式后，我感觉到，我们必须采用更加直接和大胆的方式，以直接向人们展示基督的生活方式作为传教的主要形式。而燕京大学正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在校园里，学生们的宗教生活是以基督教团契为组织形式的。我们挑选出优秀的老师、学生和工作人员，组成执行小组。团契的成员要接受执行小组的指导，完全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来进行宗教生活，而非遵循什么经文上的教条。

这样，我们可以将学生的宗教生活和正常的大学教育分隔开，进行有区别的管理，并且避免在学校内部出现教派的问题。个人所想要进行单独的宗教活动，与团契也不会产生冲突。这种出于自愿的组织形式也使很多问题简单化，避免了中国舆论的指责。否则，我们可能会被冠上利用教育的形式来从事宗教宣传的帽子。自发性和由此产生的现实的感觉是这样做得到的最大的好处。

在学校，我的职责主要就是让教师更好地完成他们的工作，由于并不直接参与教学工作，因此，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燕京大学在教学和研究质量方面都是具有很高水平的。我已经提到过，由于霍尔遗产的捐赠和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我们的中文研究水平已经处于领先。此外，我还想改进学校的英语教学。要求学生们必须掌握一门外语是没有必要的，更好的办法是通过他们将西方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学校的学生可以说是随时处在双语的环境中。在入校的时候，我们会默认为他们都掌握有两种语言。教师可以随自己的喜好选择用汉语或者英语讲课，请人来学校做演讲的时候，也不会有专门的翻译，即使有的学生会因为听不懂而备受折磨。我在对学生团体讲话的时候也会随自己的意愿，在两种语言中间自由切换。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随时适应不同的语言环境。那些在国外留学的学生基本能做到这点，虽然可能偶尔会遇到一些小障碍。

在各教会联合创办的学校中，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成功的范例，甚至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前，就已经是这样了。而它的名字也证明了这点。还有路易拉·麦娜尔尝试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它是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学院。虽然学院的学生不多，教育水平也不突出，但在那个时代，它是具有独特观察力和魄力的一位女性所进行的伟大创举。在就职几个月后，我就提出将它合并为燕京大学的女子学院。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受邀在两所大学的合并仪式上做了发言。他不忘开玩笑说，这更像个婚礼的仪式。不得不说，这次合并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决定。

我们的理学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时，受到19世纪后期理性主义的影响，中国的知识界普遍认为，相信科学是不应该信仰宗教的。对此，我们这所宗教大学理学院的教师们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因此，由他们来加强科学方面的教育是必要，并且有很大好处。燕京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之间有着亲密的合作关系，在这项合作中，我们几乎成为它的预备学院。燕大的学生在医学院学习一年后，就可以获得该校的科学学士学位。我们的护士预备班也是如此。医学院很早就想培养一批有着流利英语口语的护士，但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个女大学生去照顾别人，就等同于是一个高级的老妈子，这是她们不能接受的。只有打破这种观念，学院才能获得稳定的学生来源，中国的女孩子也才会愿意从事她们眼中的新职业。我们学校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工业化学课程里新加了制革的内容，我们担心学生们是否会将它作为一种体力劳动，而不齿于学习。毕竟这是种肮脏的劳动，而且还关系到严重的面子问题。可出乎意料的是，这项课程进行得很顺利，这让我们吃惊不已。

我们的公共事务学院是借用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的名字，而且主要也是由这所大学的同学会支持的。他们创办了一个基金会，名字是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与他们之间合作的所得到的经济利益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和优秀毕业生会接到我们的邀请，到燕京大学来执教一年或是几年；而我们的优秀学生，也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他们中的一部分在毕业后，回到燕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学校还设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学专业，都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很有用的学科。一些政府和私人的机构，对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是很有需求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中国大学不应该照搬美国的四年教育制度。对此，教会大学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从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综合考虑，应该把高中的后两年和大学最初的两年合并，组成一个新的学习阶段，课程的安排也可以更加专业些，这种体制才更适合现阶段的中国教育。毕竟，很多人是付不起读文科大学的费用的，因此教会大学的很多学生，把文科的基础教育当做了英语的职业课程。不管怎样，我很支持这种职业训练，尤其是能够表达基督精神和满足社会需要的职业。我们曾有过一项很有前途的事业：用现在的科技来恢复中国古老的陶瓷业。但日本入侵后，破坏了我们的设备。我更偏爱新闻事业，并向托事会提出了建立新闻系的申请。托事会通过了申请，但表示不会为这个系进行资助。可能是出于对新闻事业的钟爱，我还是冒险设立了新闻系。当时，报纸作为新闻传播的主要手段，已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个新行业的起步阶段，强调编辑水平和新闻道德是很有必要的。新闻系刚一创办，就成为学校的热门专业，其受欢迎的程度都可以跟经济专业相媲美了。后来的一段时间内，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几乎占据了中国新闻社驻外代表的全部名额，在中国的新闻界，他们也都做得很好。

燕京大学从日本人手中恢复后，在技术课程上迎来了一次发展的契机。当时在天津一带，中国的一些领袖人物提出，由他们出资，我们学校创办一个工程学专业，为他们提供毕业学员。他们补充说，并不需要那些高学历和高薪水的人，他们需要的是那些学得并不怎么好，但有基础的技术知识，并愿意在车间干活的人。我们对此做出了具体的学习安排，学员要先读两年工程学的预备课程，然后继续读三年。后面的三年要半年在学校读书，半年到车间去接受实际的指导。很多优秀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专业。但在国民党失败后，这个专业也就不存在了。

八

在去北京之前，我对那所学校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多想法，其中最坚定的一点就是，它必须是根植在中国的社会中，并且不受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学校仅拥有中国人自己所拥有的，或是他们希望与我们共享的权利。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在参与学校事务方面有着相同的权利，他们会住在一起，并拥有相同的住宿条件。这些思想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很激进的。

国民政府刚在南京成立，燕京大学就登了记，接受了教育部制订的教育条例。我开始跟政府的一些官员有所来往，包括一些位高权重的人物，他们有的从事过重要职务，有的即将上任。除了在政治上的帮助外，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为燕京大学提供了资金上的援助。这使他们把燕京大学真正当作一所中国大学来看待。

经过在美国的一番努力后，燕京大学获得了初期的建设资金，并且发展得很好。之后，我开始考虑如何获得中国人的经济支持，如何引起他们对我们学校的关注，以及在这样一种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环境中，取得他们的好感。我跟傅泾波一起拜访了很多政府的重要官员，去到过很多地方，包括东北，并且一路结识了教育、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杰出人物。跟他们之间的友谊的建立，为燕京大学以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好处。这种私人的友谊，后来甚至发展为他们跟燕京的永久性友谊。最初的收获就是，他们把燕京大学真正当作了中国人自己的学校，这是值得支持的；它不再是外国人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一项事业，不管那个目的是怎样的伟大。

我最初的想法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包括它的教育、宗教、财政等各个方面，使燕京大学成为一所真正的中国的大学。不考究历史的话，人们根本不会意识到它是由西方人创办的。现在看来，我的想法实现得很好，那些参与学校管理的中国人表现出来的能力和他们的工作态度都很令人满意。吴雷川先生是燕京大学的第一个中国校长。他是信奉基督的翰林，在学校做了很多年的老师，德高望重。之前，他还曾做过教育部的副部长。我们的英文头衔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中文里，他是“校长”，而我是“校务长”。日本占据了华北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日本战败后，理事会选举心理系主任陆志韦接替了吴的位置，成为燕京大学新的校长。后来我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到了南京，但仍保有“校务长”的头衔。

我知道，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是确保世界和平，并最终形成某种形式的世界共同体的重要保障。而大学则是我认为的形成这种共同意识的中心。燕京大学所创造的环境，能作为一种永久的财富，来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但让它完全成为现实，可能还是要等到很久以后。在燕京大学彻底地中国化过程中，也需要更多的人在世界上发出声音，展现它的国际性。

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燕京大学主要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中还包含了一小部分英国的成分；它是以实现完全的中国化为目标来构建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建立了其他方面的关系，取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支持。我们试验性地在优秀生的课堂上采用了它的导师制度，这种制度被称为“牛津现代伟大的举措”。对我们进行指导的是麦克。他是原牛津大学副校长林德赛的儿子，曾亲自读过这种课程。瑞士的一个委员会在我们刚建校的时候，就派遣了王克私博士夫妇来我们学校任教，并一直留了下来。法国政府为了我们的学生在巴黎留学，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奖学金。第一个获得这个奖学金的学员，在巴黎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当他正要回燕大教书时，欧洲爆发了战争。德国政府对我们西语系保持多年的金额不大的资助，也因为战争而被迫中断了。战争结束后，他们又恢复了这项资助，我们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资助一直持续到了一九四一年的秋天。那年春天，意大利政府为我们的学生留学提供了八个奖学金。这笔钱几乎可以满足留学生在意大利所有的花费，并且他们还选择任何学校的任何科目就读。我们选定了八个名额，他们也开始很努力地学习意大利语。但到了夏天，他们正要出发前往意大利的时候，严峻的国际形势却使这个项目被迫搁浅了。

我曾想和日本、苏联也建立类似的关系，但由于战争的原因而没有实现。但这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想法。如果燕京大学能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我会对它的发展进行更好的规划：和更多的国家建立文化上的交流，尤其是日本和苏联，相互交换教授和留学生，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学、政治和经济，等等。这样，学生们就能精通于某一国的文化，与几个国家的学者们同时研究相同的课题，他们也会因此建立个人的关系。

但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于，在校园里建立一种国际化的氛围，学生们会很自然地从更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同一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会因此聚集到一起；校园生活也会变得丰富多彩，充满广阔的趣味性。在中国很适合进行这样的试验。没有一个国家的思想道德观念会比中国的更加丰富。中国人在近代的遭遇很不幸，如果他们能够不因此而认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是国家唯一的希望，那么，其实他们的传统观念和逐渐加深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不存在矛盾。我对燕京大学的期望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为中国创造新生的力量和促进它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上，燕京大学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燕京大学的起源也会被人们记住，成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的有利条件。

九

在燕京大学工作了几个月后，查尔斯·考尔贝特和傅晨光与我见面商谈制订校训的事情。我们都在中国出生，对教会大学也有着相同的理解，认为它应该是宗教信仰、科学精神和无畏的探索研究的综合体。两人中有一个认为，校训中要有耶稣说过的“人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他人”（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的含义。我想起了多马士·杰弗逊刻在弗吉尼亚大学门口的一句希腊文，“你们必须得知真理，真理必会让你获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大门上也刻着相同的话。在我们的讨论中，不断有新的想法在我脑中出现，最后，我们把耶稣的这两句话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新的校训很快就在学校里传播开来，它在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校的精神体系、学生的刊物和诗歌里，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最重要的是，它根植在了学生的思想里。至少很多人将它作为他们的行事准则，并以此来衡量身边的同学。有的学生带着实践校训的热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们对我说，他们始终秉承着校训的精神在为老百姓们做事。就我所知道的其他大学的校训，没有任何一个能像我们学校的一样，对学生们造成如此积极、有力的影响。

十

我同事们的建议和指导是燕京大学发展的可靠保证。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这种关系所带给我的帮助和快乐都是难以言状的。在一次宴会上，小约翰·洛克菲勒曾给我讲过一件事情，他问父亲为什么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时，父亲回答说：“因为我的同事们。”当时我以为这种回答是一种虚伪的谦虚。很多年之后，我才渐渐地真正理解了他的意思。现在，虽然是在一个非常小的范畴内，但我可以尽我最大的诚意说出同样的话。我希望有足够多的篇幅，来讲述我的同事们，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在我们的共同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

首先要讲到的是高厚德博士。除了接受过良好的神学教育外，他还专门研究了教育学，他曾担任通州一所学院的院长。来中国前后，他都有意识地进行了教育的实践活动，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他的中文口语和文字都有很深的造诣，这在传教士中是很少见的。到燕京大学后，他积极地投身到学校事务的各个方面。我不在学校的时候，经常让他代替我的职务。建筑委员会在学校刚开始创建的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他几乎一直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后来写了一本《燕京大学的历史》，详细描写了燕京大学的创建过程，也对他在燕京大学从事的工作有着具体的描述。不过由于他谨慎、保守的性格，书中并没有对我们共同取得的成绩作出应有的评价。他的这种性格与我性格中激进、冒险的部分形成了有效的互补，避免了我们在决议时出现的两极化倾向。不过这对我们单纯的友谊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彼此愿意包容并尊重对方的不同意见。能拥有这样一位忠诚、无私的同事，我这个校务长是很幸运的。

另外，我要对刘廷芳献上我诚挚的敬意。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担任了燕京大学的校长后，他也随我从南京来到了北京。在圣约翰大学的预科以及后来在美国就读的各个学校，他几乎获得了所有学习和演说的荣誉奖励，对一个外国学生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他先后在美国就读了乔治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一个同学结了婚。他对我说过，这也是他到美国学习计划的一部分。回国后，东南大学曾极力邀请他去任教，但为了能和我在一起工作，他还是拒绝了邀请，回到了南京神学院。在去北京前，我对他说了我将会从事的新工作的未知性，这会是一场毫无预估的冒险。虽然我很想和他一起去，但我必须要他考虑清楚。南京神学院并不希望他离开，东南大学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邀请，两所大学在协商后，甚至允诺他可以在两所学校同时担任教职。但他还是和我一起去了北京。这是中国人对待友谊的态度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他成了我们学校神学院的院长，并开始说服他在美国的一些朋友到神学院任教。以同样的方式，他也说服了很多合适人选到了文理学院。他对这些有能力的中国人说，虽然他们会存在一些疑虑，但在这所教会大学中，他们和外国的同事享有参与所有事务的权利，他们有责任帮助学校取得试验的成功。最初，他请到了很多中国人来任教，并使他们中的优秀的人留了下来。这对燕京大学的办学政策有着很深的影响。刘廷芳后来成为了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他的事业对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作用在这里是很难尽述的。他对基督教的热爱和激情以及少有的中文表达能力，使他在很多宗教聚会和类似的活动中，都是一个夺目、突出的存在。他是在1948年去世的，在之前的二十年中，他都是多数基督教国际会议中的名人。我在这里提到他，不仅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更多是因为我们的同事关系。他是燕京大学创建以来，我跟中国的同事关系的一个代表。跟刘廷芳一样，他们都有很高的学识和管理能力，并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对刘廷芳所表达的，也正是我想对所有的中国同事们所说的，只不过会与他们在大学工作的时间，和与我个人的接触多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十一

前面已经谈到了我的理想和燕京大学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在这一章的最后，我必须要讲下燕大的学生们。毕竟一个大学质量的体现，最终还是在于她的学生。大部分的学生都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得未尽人意，还有一些则令人失望。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战乱、贫困的社会环境，他们是在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前进的，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坚韧和斗志，克服了重重的障碍。他们充分证明了中国青年优异的品质和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以及教育在挖掘人们个性上的重要性。美国人民通过他们表达了对中国的善意，帮助中国实现进步，并增进了彼此思想上更加友好的交流。燕京大学明确的宗教目的是达成这些成就的重要原因，也使燕京大学在基督教的发展中体现了应有的价值。

在一段时间内，我频繁地见识了中国学生被称之为“风潮”的现象，就像它形象化的称谓一样——刮风和潮水，但这并不让人觉得愉快。这种有组织的活动愈演愈烈，成为学生们表达爱国思想最有效的方式，而且也确实如此。但是，当这些组织渐渐发现掌握在手中的力量，变成他们实现私己利益的工具。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校长、学校的伙食，以及各种各样他们平时不满意的地方发起攻击。在这种群体激昂的氛围下，只需要一些稍有技巧的演讲，就能让最老实的学生也参与进他们的群体运动中去。但如果一旦处理不好，就很容易形成难以收拾的场面。幸运的是，燕京大学并没有出现失控的场面，但曾一度达到那个临界点。这让我心有余悸，对群体心理充满了恐惧，尤其是中国学生长时间生活在受压制的环境中，他们的群体心理一旦爆发，更令我难以想象。

我与燕京大学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很友好的。在我个人的中国生活体验中，中国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最为美好的。任何一个教过中国学生的外国人，不管学生的年龄和身份怎样，都能证明我这种感受的真实性。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不仅是充满人性、真诚和热情的，重要的是你能体会到他的自发性，这是最令人欣慰的。我刚到燕京大学的时候，学生数量还不多，我也在新的工作上进行着探索，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比较多，很容易认识每一个学生。但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增多，再加上我工作繁忙，经常不在学校里，跟学生们之间也变得生疏起来。我努力尝试着改变这种状况，但都没有成功。但我有个很微妙的感觉，似乎那些新入学的上千学生，即使是他们中最陌生的一个，我都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而且我隐隐感觉他们对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在学院或是日常的生活中，他们都对我保持着令人愉悦的中国式的礼貌，会主动告诉我他们的名字，避免我的尴尬。

某种难以捕捉到的因素，让我和学生们即使接触不多，但仍获得了他们的理解和喜爱。他们能清晰地感觉到我对他们的重视。在学生的爱国“风潮”愈演愈烈的时候，为了纠正他们，我和学生团体的领袖熟悉起来。我经常对他们做演讲。这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当感受到台下的激情和热烈响应时，你是没有办法保持平静的。学校男女学生同班的情况，使恋爱发生的概率很高，我经常被邀请去主持学生的婚礼。一般会是在我家里举办的基督教形式的礼仪，但也有例外。顺便要提一下，我至今没有听说过哪个学生的婚姻是不幸的，不管他们的婚礼是不是由我主持的。这似乎是个找到合适伴侣的好方法。师生之间亲密的关系，即使是在笼统概念下的那种，也似乎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它对我这样一个美国人，有着更珍贵的意义。不管身在哪个地方，我都会收到学生们无数的信件，这使我对这种感觉更加明确。

虽然很难讲出口，但我确实对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有着近乎自负的信任，尤其是那些完成留学后，又回来教书的学生们。我知道过多接收他们会对学校内部的发展产生一种不好的影响。但我们这样一所由外国人创办的学校，要想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又不失她的宗教性质，还有什么会比留用她原本的学生能更好地实现这种转变的吗？他们认同并且重视学校创办人的理念，早年的求学经历也使他们拥有对学校的忠诚感，而这是其他的中国学生很难具备的。

燕大精神在共产党的政策下，能否像从日本的恐怖统治中恢复过来那样，继续保持下来，这只有靠时间来证明了。共产党解放的头两年，燕京大学被人民政府认为是“进步”的学校，没有停办，而且也很少受到干扰。1951年，燕京大学与北京其他的大学合并，失去了它的校名和教会性质。过去的三十年，自由精神作为燕大前进最大的动力，在学校和学生的心里都深深地烙下了刻印。所以虽然现在燕大消失了，但我仍然觉得以前的努力是值得的。在各种思想对立存在的中国，燕京大学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第五章　在燕京大学经历的种种

一

从南京搬来北京，我终于有机会开始学习正宗的北京话。当时，这种方言刚刚获得了更高的地位，被定为国语。可惜的是，我很快就被琐碎的管理工作所缠身，基本都是在用英语处理事务，后来又经常去美国，根本没时间学习北京话。而且，在北京很少能遇到一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这里的居民大部分来自于全国各地。学校优秀的教师基本都曾在国外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的英文水平远比西方人的中文要好得多。因此我们的英语教学很好，而且改善了学习的方法。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与学生们都是用英语交流，以便给他们更好的语言环境。和学生们一样，教师们也大都来自其他地方，他们不同方言的发音也降低了我对北京话的热情。我基本不是待在流行讲英语的校园里，就是在远离北京的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学习北京话的语言环境。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在北京话的学习上有所进步，不管是在听力上，还是在它优美、动听的发音上。北京话确实是一种值得全国学习、使用的语言。

学习中文避免不了对中国象形汉字的研究。同多数西方人的感觉一样，研究汉字确实是一件迷人的事情，但我也在提醒自己，不能因此忽略了口语的练习。当然，对汉字的了解对说好汉语是很有帮助的。我每写一个汉字，就要检验自己对它的构造、笔画是否理解。不过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用汉字进行写作。毕竟要写好一篇文章是很耗费时间的，即使是中国人都很难做到，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说就更显得不可能了。

为了学习中文，我很自然地要学习中国的文学作品。当时，学校的语言课程是学习儒家经典《四书》和小说《好逑传》。首次接触这些作品，使我见识到了中国文学的伟大。语言课程的内容安排是很明智的，很容易激起人们阅读的兴趣，但忙碌的工作严重影响到了它。美国人务实的心理和当时对宗教目的的误解，使大多数传教士都陷入到了对传教活动细节的忙碌中。更糟糕的是，我们对自己身份的优越感加重了这种情况。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哪怕是对那种丰富的文学最肤浅的了解，也是有极大价值的。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这个民族，她的思维习惯、对基督教教义的反应以及对我们传教士的态度。只有很少的传教士，没有理会学习中的困难和同道们善意的批评，锲而不舍，坚持把中文学好，最终能够精通中国的文化，真正了解了这个民族。他们理应获得应有的荣耀。我也曾下定决心要这样做，不过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一是因为常常要面临一些紧急的“工作任务”，二是我缺乏先见之明，没有意识到坚持阅读中国古籍的好处。

我必须要说，在古代的文言文体和现在的白话文中，我更倾向于文言文。我知道这会显得迂腐、不符合潮流，不过我也已经习惯了跟别人站在对立面。在胡适和他的同道们开始勇敢地发起文学改革运动的时候，我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这项运动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很快取得了彻底的成功。当初欧洲各国的文学，都是听从它们放弃使用拉丁文，使用本国语言进行创作开始的。中国现在也在做着相同的事情，必然也会产生进步的力量。而我之所以更喜欢文言文，是因为它简洁、优美，更富有表现力，而且它更善于精细、微妙的心理描写，能够给人一种思想上的力量，其本身就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文学体裁。且不说它在中国是仕途的保障，多少个世代，中国有才华的人，将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上面。对外国人来说，文言的难度不在于它的语言，而是文字背后的各种典故。不了解那个典故所讲的故事，就不能理解文章的意思。而想要读懂那些典故，即使是借助字典，也需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所以，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如果没有跟中国的学者们有着相同的学习课程，是不可能理解它的。

再来接着说我在中国的生活。对我来说，没能够对丰富的中国文学进行系统而广泛的阅读，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我所读过的书中，除了那些很重要的“经典”著作，还包括一些伟大哲学家的著作、有名的小说，还有一些近代的作品。可即使是在这不多的阅读中，我还是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民族保留下来的文化的伟大之处以及他们的伦理道德和精神理想。不只是学者，即使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也能够对这些思想和文化产生深刻的认同感。

孟子和王阳明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哲学家，前者的思想具有对社会活动很强的指导意义，后者将精力充沛的官员、具有内省精神的教育家和有罕见洞察力的思想家三种身份融于一身。墨子著名的兼爱学说，强调的是普遍的爱，这跟基督教的教义是很相似的。他提倡婚葬礼仪要朴素和节俭，这几乎就和现代人的观点一样。荀子的书很难读懂，其中有太多生僻难认的字。他认为人性本恶，因此需要求助于后天的教育和指导。在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时候，他显得比儒家还要儒家，而且更加具有逻辑性。

虽然不知道是在多大程度上和以怎样的方式读懂中国名作，但我确实感觉到，中国文化使我产生了敬仰的心理，并且造就了我性格中宽容忍让的部分，使我对基督教的道德和社会价值更加重视。我学会了对中国文化和她温和的人道主义的欣赏和敬佩。在中国文化中，充满了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尊重和公平的重视，她也揭示了一种道德上的基本信念：个人应该怎样去适应社会，融入到群体生活中，与之和谐相处。

二

我对中国的艺术并没有很深刻的研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在这里提到她，只是出于对她的欣赏和赞美。学习汉字肯定少不了跟书法的接触，而在中国，书法和绘画又是密不可分的。我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学习，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绘画的欣赏。我尤其喜欢中国的山水和花鸟画。明代的山水画又是我觉得最好的。我还对中国的青铜器有着极大的兴趣，虽然曾有过收藏的念头，但因为繁忙的公务和有限的经济能力，并没有付诸行动。对瓷器的欣赏并不要求有多么高深的鉴赏力，中国朋友们的馈赠占了我收藏的大部分，在他们的精心挑选下，我不需要有任何怀疑，它们都是珍贵的精品，有着其内在的美感。

我与中国的戏曲有一段很特别的经历。最初，传教士去公开的场合看戏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一般戏曲演出都出现在庙会、拜佛等一些场合，中国的基督徒也认为应该远离这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接触不到戏曲的。后来，宗教上的偏见淡化，不对我们参加这类活动有所限制，但我却很少有时间去欣赏，而且我对中国戏曲也没有丝毫的兴趣。后来我到了北京，在一次慈善演出上，我看了梅兰芳先生表演的一小段京剧，立刻就被他细腻、优雅的动作所吸引。很久以后，我才学会欣赏这位中国著名京剧演员的唱腔。那时，京剧演出中是不允许有女性参加的，梅兰芳在台上多扮演女性角色。时间长了，我们也慢慢熟悉起来。他在赴美演出前，还曾询问我演出安排上的问题，还有剧目的选择，他希望我这个美国人能就自己的喜好给出一些意见。我对中国戏曲尚是一知半解，而且对美国人的喜好也知之甚少，并不敢给出什么具体的建议。不过他坚持如此，我难以一直推却，于是只好去看了他的演出。当我先看了剧本，再以审视的眼光看他演出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赞叹。虽然这显得有些荒唐，但梅兰芳先生确实接受了我的意见，而且他的旅美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也使我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戏曲的英文资料，并在内行人的指点下看了最好的戏曲演员的演出，并与这位当代舞台上的偶像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关于燕大校舍的建造，我们决定在中国建筑风格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小小的改良。这时，建筑学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以前，我只会对像西湖周围那些美丽的宝塔，还有一些建在山中的寺庙这类的建筑感兴趣，对其他的中国建筑则很少留意。到了北京后，那些非凡绝伦的建筑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似乎所有的参观者都是如此。尤其是北京西山附近的寺庙和宫殿，流畅迷人的线条、碧丽辉煌的色彩，展现出了这种艺术的最高水平。不过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紫禁城的天安门，严谨的对称结构和均衡的线条安排，是它最独特的地方。它还有一个可能不会被注意到的特点，就是遍布在真假的山上、低凹的山谷里和池塘上的人造景观，包括小桥、亭台、房舍。它们的不规则排布，消解了整个主题建筑的刻板以及严谨的对称所带来的严肃感。我希望燕京大学的校舍，拥有中国风格的外部结构和近代化的内部装潢，因为这象征着我们把中国文化和近代知识的结合。

在要结束对中国艺术谈论的时候，我还要说一下关于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色彩和布局的一些技巧，像为寺庙和宝塔选择最佳的位置，剪裁优雅、得体的服装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简陋的店铺和贫穷的家庭，都可以通过合理的安排，整理得井井有条，充满有条理的美感。这种规整存在于各种工笔书法，它是个人愉悦时随意遐想的体现。人们会从中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对艺术的喜好作为这个民族的一种遗产，已经深植于它的人民的生活中。

三

1931年，我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搬到了我南京的家里，和我们一起生活，后来又一块搬到了北京。刚来的时候，她因为远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而非常不适应，经常抱怨自己已经是个毫无用处的老妇人。但后来，她却成为我们这些人中最忙碌的。她关注新闻，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她可以参加的聚会，也乐意跟来拜访我的人聊天。1874年的圣诞节那天，母亲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到了上海。后来在杭州，她与人合作开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那个时候，只有最穷的人家才会把女儿送到女子学校，交给他们不了解的外国人来管理。学校的吃、穿、书和纸笔都是免费的，教的也都是一些很基础的知识。只要没有缠足和包办婚姻，都可以进到学校。五十年后的圣诞节那天，我打开家门，让学生们来庆贺母亲来到中国五十周年这个宝贵的日子。女大学生们在各自男友的陪伴下，欢乐地来到我家，向母亲展示了从杭州开始的女子教育活动以及现在所取得的进步。

两周后她八十三岁生日那天，她病倒了，几天后去世。出于中西方共同的情结，我必须要把母亲葬在杭州。我的父亲和一个弟弟的墓都在那里。当时，正值内战，我们只好先到天津，从海路去杭州。政府好心地提供了一个车厢，把我们从北京送到了天津。那节车厢原本是为慈禧太后订做的，车皮外表面上浮雕着镶金的龙，内部的装饰更是奢华。我想，母亲的在天之灵会为以这样的方式走完在中国的最后一程而感到欣慰吧。不过我却有一种不真实的荒诞感。

燕京大学的包贵思老师在写到我母亲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对于我们这些与她认识的人来说，她身上所散发出的和蔼、乐观的气质，有着令人着迷的魅力。在她八十岁高龄的时候，仍然显得精力旺盛，做事井井有条。这就是她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或是从谁开始的，在燕京大学中，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称她为‘司徒妈妈’。”

我的妻子在一年半后也离开了。在生我们儿子的时候，她受了伤，落下了病根，一直都没有治好。她最不希望的，就是自己身体的不便成为我工作的负担。在生活中，她跟我的母亲相处得很融洽，她们所偏好的兴趣实现了很好的互补。母亲乐于学习知识，参与公共活动；而我的妻子喜欢待在家做家务，她做的甜点能够和新奥尔良市的相媲美。她还对中国的手工制品充满兴趣，喜欢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人的事情。那年，为了能在夏天的雨季来临前搬进新的校舍里，我们在那个学期提前放假了。我的妻子已经察觉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可能正是这样一份期待，让她坚持到了学校的毕业典礼以后。她是学期结束后的一周去世的，那天是6月6日，我们正在往新校舍搬迁。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们在协和医学院的教堂举办了她的葬礼。刘廷芳博士主持了葬礼，把整个过程安排得得体周到。母亲的灵柩安葬在了燕京大学新校舍附近的墓地，她的坟墓是这里的第一座。

我们的婚姻是很美满的，她离开后，我没有再组建一个家庭的意愿。对我个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损失。燕京大学已经渐渐成为了我的家，这里的学生也把自己当作是我的孩子，我也乐意将他们看成自己的孩子，而且我对他们的感情也确实如此。但我可能需要找到一项新的，能够倾注我全部精力和时间的工作。几个教师的太太给了我生活上很多照顾。我可以毫无顾虑地经常到各地去旅行。

费城的乔治·科里夫妇对燕京大学进行捐赠，要为我建造一座校长住宅，并在讨论它的细节：样式要中国风格的，位置要选在学校中心的临近湖边的地方。这确实令我感到开心。不过，妻子的死让我对物质方面的追求缺乏欲望，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表示自己可以住在学生宿舍、教学楼或是办公楼。但他们执意如此，并将建造校长住宅作为他们捐款的前提条件。我只好接受了，但也提出，客厅、厨房和多余的卧室供学校使用，我只要一个小套房间就可以了。这件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并且双方皆大欢喜。之后，我每次到费城，都把科里家当作自己的家。我在燕京大学不仅添加了一座漂亮的校长住宅，也结交到了两位真诚、友好的朋友。

我唯一儿子的名字和我一样，回美国读书后，就留了下来。不过，他没有遭受我第一次回美国时的种种非难。我已经提前为他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并且他一直生活在南京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与我小时候待在杭州的闭塞经历大不一样。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的美国人已经对中国有所了解，不会像以前那么好奇。他刚回到美国的时候，这段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得到的更多是同学们的羡慕和尊敬。在宗教方面，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去美国前，他曾就以后的事业规划，特别是传教方面的问题，征询过我的意见。我建议他在读完大学，有了更多的经验之后，再做考虑。他似乎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想法，但我还是希望他再等等。我并不希望因为家庭的原因使他不作考虑，轻易踏上这条道路。不过，当我后来知道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并对此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后，我告诉他，这是他最令我骄傲的选择。

在华盛顿与李大学和已经搬去里士满的协和神学院读书的过程中，我的儿子杰克找到了宗教行为与充满活力、欢乐的青年生活之间的平衡点。并且，对于我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宗教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传教上的压力，他也有着令我满意的理解。排除考虑我个人情感上的偏爱，我也觉得他的个性很适合留在南方。与我在北京生活的经历，让他有了广阔的视野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而这是在典型的南方环境中所不能得到的。我曾跟他讲过我所经历的宗教冲突，他总是能够客观地指出两边观点中各自合理之处。在他看来，传教和组织一些宗教活动更为重要，也更能满足公众的需要。他没有我那时对传教的抵触情绪，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传教士的职责。而且他对传教似乎有着天生的热爱，这令我觉得不可思议。要知道，在我们那个时候，传教是对基督的忠诚和奉献的一种光荣的考验，而现在，这种观点已经十分淡薄了。结合他的个人情况和当时严峻的中国形势，他选择留在美国工作是很明智的。而且他做出这个决定也没有经历什么内心的纠结。我们一直保持着相互之间的沟通，在他的母亲去世后，这种关系愈发地亲密起来。即使身处不同的国家，我们也经常通信。我对他的想法和做事风格都有着很深的了解。开始在弗吉尼亚州，后来是在密西西比州萨米特南部的一个教会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延续。

四

常常来往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旅行，让我有了一些特别的经历。这些经历与燕京大学无关。我先后拜访过两位美国总统。最早是还在南京教书的时候，我在华盛顿中部的一个礼拜堂讲道，威尔逊总统也在场，他听完后邀请我去见他，介绍一些中国的情况。我带上了我的儿子一起，他当时刚刚九岁，可能是因为兴奋，他显得有些羞涩。总统问他说：“你的名字是根据约翰·雷登·威尔逊起的吗？”“不是的，先生，是根据我父亲的名字。”孩子回答道。整个过程，约翰逊总统一直表现得谦逊、礼貌，对我的儿子也是和蔼可亲。他送了一张名片给我儿子，写着“送给小约翰·司徒雷登——你的朋友约翰逊”。回来后，这张名片被我儿子镶上镜框，挂在了他的书房里，现在还保留着。

1933年回到美国的时候，新任总统发表就职后的第一次炉边讲话，我刚好赶上。当时经济危机已经敲响了警钟，大量银行倒闭，整个美国呈现出一片大萧条的景象。可能是因为罗斯福总统听说，有一个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人回到了国内，不到两个月，我就被请去了白宫。那时，日本攻打中国上海的事情，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经济大萧条的特别时期，罗斯福总统仍在关注遥远的中国的问题，这令我感到很惊奇。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见到了他，据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他询问了燕京大学的情况，我顿时感觉轻松了起来。接着，他谈到了德兰诺家族与广东的贸易。德兰诺是美军陆战队上校，他的夫人在一年前去世了，我跟罗斯福总统谈到了这些，并讲述了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受邀主持了她的葬礼。他又谈到美国如果派军阻止日本侵占中国，这场战争至少要进行五年，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他想了解我的看法。随着话题的深入，我开始有些局促，急切地想要离开了。这时，他为我解了围，说道，外面一个南美的代表团可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1930年6月17日，我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校长奥古斯塔斯·特劳布里奇在褒奖词上这样写道：“约翰·司徒雷登创办了燕京大学，并成为第一任校长。他出生在古老的中国，从小就受到了那里丰富文化的熏陶，后来又在弗吉尼亚州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教育。再次回到中国后，他成为了一名传教士，在东方的传教和教育事业上，被公认为领导人物。在与中国领导人的长期交往中，他为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处理一些复杂而重大的事务上作出了贡献。”

五

我每年的生日，基本都是和朋友、家人一起度过的。到了燕京大学后，一些教师朋友会在我生日那天带我到西山，我们都很喜欢那里的佛寺，往往会住上两三天；如果工作太忙的话，我们就改为到颐和园，在那里的湖上划船、野餐。

我的六十岁生日过得很热闹，很多朋友都来参加了。在中国的传统中，活到这个年纪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当时的具体场景，我想厚颜引用博晨光在“燕京庆贺司徒雷登甲子大寿”中的描述。他写道：

六十周年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含义，在商代的历书中，这是天干地支一个周期的循环。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物——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就明确记载了用来表示年、月、日的六十个干支的名称。哈佛燕京学社的博物馆里，收藏有一些殷墟的甲骨，其中有一块刻有完整的干支名称。这些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在一年前就已经在期待这一天了——他们敬爱的校长约翰·司徒雷登顺利度过一个甲子。1936年6月23日的晚上和24日当天，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寿宴，庆祝的活动达到高潮。同时，中国其他一些大城市的燕京校友们也在这一天举办了庆祝活动，尤其要提到的是上海的活动，它把时间提前到了上一周的周六，这样，就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那天，由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的编辑张天泽主持的聚会，有二百五十多人参加。

燕京大学的庆祝活动在6月23日晚上开始的。首先是在波逸德体育馆举办的一场晚宴。在宽阔、美丽的大厅里，桌子被排成了U型，边上坐满了一百八十六位客人，包括燕京大学的所有行政人员和教师、大学理事会的成员以及一些来自各领域的贵宾：以纳尔逊·约翰逊大使夫妇为代表，还有北京各个大学的校长、各文化组织和团体的负责人、中华医学会的会长以及著名的胡适博士和美国汉学研究的前辈福开森博士。大厅的四周装饰着客人们送来的对联和锦旗，共有四十九幅。其中第一幅就是中华民国主席林森送来的，其余大部分是各地的校友会、学生会送的，还有一幅很有想象力的贺词，是一些女学生想出来的。对联和锦旗的间隙摆放着各色的蜀葵，这种花在燕大的校园里有很多。司徒校务长的座位后面是一大棵美丽的灯笼树，金色的花朵在上面开得正艳。

欢快、热闹的环境感染了每个人，大家都毫无拘束地表达着内心的祝愿。美国大使代表西方为庆贺司徒校务长的生日做了演讲，代表中国人讲话的是蒋梦麟，他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校长先说道，由于客人们都精通中英两种语言，为了方便，他决定使用汉语。接着，他谈到司徒校务长的各种美好的品行，尤其是他热情、开朗的性格，这是从西方充满智慧的宗教文化和中国温和的古代文化中学习到的，这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友谊，就像是春对绿色的召唤。蒋校长还提到了司徒校务长宽广、仁爱的宗教精神，这是他道德品行中最为宝贵的地方，而一些人批评传教活动保守、狭隘，在这里是毫无道理的。对司徒校务长真诚的基督精神和为中国的教育所作的贡献，蒋校长也不吝词汇地表达了尊敬和感谢，他特别提到司徒校务长对燕京大学的理想——让它成为一所真正的中国学校。我们仍然记得燕大刚刚创建的时候，国内很多地方的反基督情绪还很严重，然而现在，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这样一个不信宗教的人，却对宗教性质的燕京大学和它的创建人表现出了诚挚的认同，并认为这是在宗教的指引下完成的。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了这其中的意味。

按照原本的计划，宴会的主持者，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是要在蒋校长演讲后就宣布庆祝活动结束的，但客人们并不尽兴，他们要求司徒校务长也出来讲话。校务长不得已之下站了出来，做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回答。他表示自己还没有受到如此的关注，现在仍感觉像是做梦一般，整个活动是中国的朋友们出于礼节而举办的，不过却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他们对于友谊的重视，和人与人之间可以如此愉快的相处。这也许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每个活到六十岁的人都会享受到这样一番庆贺。所有与会者都发自内心的开心和愉悦，这比任何祝词都更有说服力，表明司徒校务长的品德和素养在人们心中的份量。

6月24日，人们陆续赶到校长家里，向他祝寿。他将那个中国样式的庭院布置得很漂亮，门口挂了一个大大的‘寿’字，周围衬上了彩带，鲜艳夺目。到了晚上，在各色电灯的闪映下，整个庭院更显得漂亮迷人了。这些彩灯，还有其他一些装饰品，都是发电厂的职工们送来的礼物。从这里又能看到燕京大学内部，教师、职工和学生之间的亲密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午的时候，学校的工人们为司徒校务长挂上了庆贺的牌匾。这是中国人用来表示赞美和恭贺的典型方式：在一块涂漆的木板上，刻上为对方写的赠词，书法要极其优美；牌匾被接受后，就要挂在那家人门楣的上方，表示他的为人是受到人们尊敬的。

牌匾在送去的路上是要由人抬着的，后面还要跟着锣鼓队，一路敲打着穿行于大街小巷，最后才能送去接受牌匾人的住处。这次，工人们抬着匾围着校园绕行了一圈，后面跟着烘托喜庆气氛的锣鼓队。队伍最前面是工头和住宿区的一个门卫，全校的工人、佣人和孩子们，还有附近村落的孩子都参与了进来，他们紧跟在队伍的后面，高兴地跟着在整个校园绕行。最后，他们到了校务长的家，牌匾在连续不断的鞭炮声中被送到了司徒校务长的手中。工人们被请到饭厅，享用服务人员送来的精致茶点，这些茶点跟招待半小时后要到来的客人们的并无二样。供应茶点的女士们表示，她们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茶点少下去的速度那么快。还要提到的是，牌匾上刻的字是“有教无类”。

赠匾的仪式结束后，由两位打扮成中国绅士的孩子——威廉姆·雷登·黄和约翰·雷登·李，代表学校的孩子们送上了一副庆贺的对联。

这天是由一场在贝公楼举办的文艺表演作为结束的，节目准备得很充分，大都是中国观众乐意观看的。校务长拿着花束，在一群人的陪同下，来到了贝公楼前。演出的序幕拉开。第一个节目自然是向校务长致祝词，词中提到了他募集资金创办燕京大学以及由他个人的品德所代表的燕大精神。接着，致词者表达了对所有校友的祝福，并向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同学告别，指出其在国家危难的一年对学校作出的贡献，期待他们能够将燕大的精神广为传播，并在以后的工作领域内有所建树，像他们的校务长一样，成为行业的开拓者。

致词结束后，司徒校务长穿过甬道，走上了台，从两个女生手中接过学生会为他精心刺绣的一幅图画，象征着“壮心不已”。掌声响起，大厅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接着，他们恭敬地向台上鞠了三个躬。司徒校务长用中文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措词谦虚、严谨。在四年级的学生代表上台表达谢意后，表演正式开始了。

演出从七点半一直持续到了午夜才结束。虽然忙碌了一天已经很劳累了，但司徒雷登仍兴致勃勃地看完了全部的节目，这也很好地说明了，正是他的谦逊、礼貌和处事的老练，使他获得了中国人的敬重。整场晚会我基本上都在场，大概十一点多的时候，在贝公楼的台阶上，我遇上了一个出来透气的女生。她是燕大学生会的，也参与了演出。在回答我关于对晚会节目的看法时，她回答说：“司徒校务长仍在第一排坐着呢。”她的语气中带着惊叹。

还要提到的是，司徒校务长曾强调说，自己不接受送给他个人的礼物，所有的寿礼请直接捐赠给司徒奖学金基金会。但这些话并没有阻挡住人们的热情，大量的对联和锦旗都被送到了他那里，同时，基金会也收到了很多来自教师、学生和工人们的捐赠。

第六章　中国各阶层的人物

一

我在杭州的时候，认识的大都是一些牧师和教师。作为教会的雇员，他们忠实、可信，但脱离了社会的真实状况，过于关注传教士的利益，这经常使他们的观点太过狭隘。这也使他们很趋同于自己的雇主，不同的只是，相对来说，对于教会内外的中国人，他们会有更深的了解。虽然经常可以见到我与这些教会成员相谈甚欢，分享各自的见解，但真正兴趣相投的并不多。我经常会在中午的时候去附近的农夫家里吃饭，半天的辛苦劳作可以让他们吃下五大碗米饭，我最多就只能吃一碗半。这些经历都使我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偶尔还会有一些额外的收获。

到了南京之后，我周围的朋友换成了神学院的同事。他们都受过比较高等的传统教育，相互之间更加平等。我的私人老师是一个传统的儒家学者，几年愉快的相处让我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渐渐地，我不仅开始跟神学院和金陵大学的学生们熟悉了起来，还认识了很多的中国教师以及一些市民。我小时候的一个玩伴，也是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在之江大学读完英语后去了邮局。之后，他决定从事宗教方面的工作，来到神学院做了老师。

我刚来南京没多久，就认识了郭秉文博士。他的母亲在上海一家教会学校管理女生宿舍。很早的时候，他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到美国留学的机会，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被聘请为东南大学的校长。东南大学是由政府创办的一所现代高等学府，集中了五十多位在自己的学科内取得优异成绩的留学生，这里推行美国的教学方式，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院校之一。第一次见到郭秉文的时候，他还默默无闻，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类人。与此同时，我还认识了王正廷，并去听了他的演讲（后来，他担任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外交部部长和驻美大使的职位）。他的父亲在宁波的圣公会做过牧师，那时他经常遭到歧视，比如去别的传教士家的时候，只能走专门供“下人”和“生意人”进出的侧门，这使他对基督教的等级观念产生了很深的厌恶，不过后来他还是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基督教领袖。

到北京之后，我认识了更多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人，大家因为志趣相投而变得熟悉起来，但并没意识到认识的局限性所带来的缺点。当时的中国确实需要高学识的人才，而且也给予了他们令人羡慕的优厚待遇，这使他们过分看重了自己的重要性，傲慢地要求更高的职位和待遇。可他们中的很多人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对中国的需要来说，可能是毫无用处的。但不容否认的是，他们的确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努力，中国是难以取得现在的进步的。

二

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国家民族主义的觉醒。外国列强不断的骚扰惊醒了一直在沉睡的她。日本的战舰击溃了她的海军，义和团运动带来的严重后果（八国联军入侵了北京城）都是在我到中国前十年之内发生的，所有人都在担心国家就此被列强瓜分。然而在今天，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当初发生的那些事情，是为了把中国瓜分掉。尽管很少有人承认，但美国的海约翰所制订的政策确实有效阻止了这件事的发生。

日俄战争是我在中国做传教士的第一年，也就是1905年结束的。一种希望国家强盛的愿望驱使着中国的青年们到日本去留学，探求抵御西方侵略的方法。这时的清王朝已经难以为继了。

三年后，我搬到了南京，慈禧太后和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去世的消息相继传来，继位者是一个和我儿子一样大的孩子，年仅三岁。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者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但革命的气氛已经在他们秘密的活动中悄然扩散。1911年10月10日，一场大的革命爆发了，虽然它的时机并不成熟，也没有严密的计划，但却迅速席卷了全国。唯一较大的阻力出现在南京，我们经历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很多学生为了支持革命，冒着被杀头的危险，都剪去了辫子。教会学堂的教师们全部出动，在每天开城门的时间，护送学生穿过卫兵把守的临近长江的城门。我们把没有扔掉的辫子逐一别在他们的帽子上，由于找不到搬运工，男学生们还要时刻注意不太稳固的辫子，我们经常还要帮他们拿行李。

后来，孙中山来到了南京，我被合作社聘请做了临时记者，有幸能够经常见到他。

在1912年召开的临时国会上，我是到场的唯一外国人。孙中山博士在会议上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演说，表示自己很长时间都没有在国内，并不适合担任总统一职。以同样的理由，他邀请说服清帝退位的袁世凯担任总统，前提是要保证新政府的共和政体。对于这个决定，很多孙中山的年轻追随者持强烈的反对意见，跟随他很久的一些老同志也对此提出质疑，但最后大家都勉强接受了这个主张。他们的反对在后来被证明是对的，袁世凯背弃了承诺，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动下，妄图做中国的新皇帝（但并未得逞）。后来，我认识了袁宝琳，袁世凯的侄女，在一次聊天中，她向我提到，当时上海的报纸捏造了很多篇文章，都是鼓励她的叔叔称帝的，让他以为称帝是“民心所向”。

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我都和怀有革命理想的重要人物有着联系。我始终知道并且坚信，孙中山先生对革命、对这个国家是真诚和无私的。但他在中国的时间太少了，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得不够。不过，他在国内的影响力还是使共和政体在内战中保留了下来。1926到1927年，他的学生蒋介石发起的北伐运动，就是以他在1924年的著名演讲《三民主义》为革命宗旨的。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因为癌症去世。葬礼的仪式是基督教式的，由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博士主持。

孙中山的夫人（蒋介石夫人的姐姐）认同她丈夫的“三民主义”，并一直为此做宣传。后来，她感觉到身边亲属的行为背离了这一理想，便转而投身到共产党组建的人民政府，在里面担任一个名义上很高的职务。

三

1919年春天，我来到北京访问，当时学生中间出现了一股新的民族意识并不断升温。5月4日，一批学生冲击了三个官员的家，因为他们无耻地帮助日本人。三个官员匆忙收拾家当，带着家人躲到了使馆区。之后，学生代表遭到逮捕，关在了一个改为临时监狱的法律学院内。这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到法学院门口，要求一起被关进去。学生运动的热潮迅速在全国点燃，地方的监狱很快人满为患，更多的学生要求一同关押。事态的失控让政府进退维谷。如果处罚那些学生，就表明政府包庇那些亲日的卖国贼，肯定会遭到舆论的指责；如果承认学生行为的合法性，那就等于得罪了日本人，可能要面对他们的报复。老奸巨猾的总统徐世昌下令释放所有学生，但并不对这件事作任何声明。但学生们却像是腓利比的保罗（基督教圣徒，《新约，使徒行传》16章12节）一样，拒绝接受，除非政府撤销对他们的指控，进行正式的释放。令政府为难的是，这样一来，他们必然会丢面子。

最后，徐世昌总统还是妥协了，派了两名高级官员去“慰问”并释放学生们。当时我受邀参加在一个卫理会教堂举办的毕业典礼，并为毕业生们讲道。释放学生的日期和我讲道刚好重合，都是在那个周日上午。政府为被捕的学生举办了释放仪式，其他学生都跑去迎接他们回到各自的学校。我为毕业生所准备的讲道也只好做了调整，对着人数不多的学生做了演讲。这是我跟我以后的学生第一次接触。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他们的爱国行为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和同情。在之后动荡的岁月里，当需要再次进行类似的行动时，学生们总是知道我的态度。这为我和学生搭建起了一个互为理解的纽带，在中国战乱不断的时期，这对维持燕京大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不久之后，我搬到了北京。为了燕京大学的建设，我结识了很多中国的官员，让他们了解教会大学的办学目的，并尽可能地获取他们对基督教教育的好心捐赠。他们中很多人是在职时通过各种手段敛财聚富，发了财后就离职，赋闲回家。在清朝的时候，公款和私款没有严格的界限，贪污受贿在一定限度内是被允许的，这个限度视上司或当地的惯例而定。初期民国的官场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毫无限制，日本也有意地助长了这种行为，以便在中国制造混乱。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善了税收和财政的管理办法，这一情况得到缓解。那段时期，各军阀之间冲突不断，最保险的选择就是结识每个阵营的高官，跟他们的随从搞好关系。

颜惠庆博士出生于圣公会的一个牧师家庭，后来去了美国的圣约翰大学读书，毕业回来后，他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杰出人物。他曾在多个国家担任大使，还做过北京政府的总理。他拥有超出常人的政治才能和道德品行，在燕京大学的理事会工作过很多年，表现优异，还被选为过理事长。第一次见面是我在为《燕大》的男生宿舍楼募集资金时请他帮忙。1926-1927年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学校正在向现在的校址搬迁，颜惠庆博士很快就同意了傅泾波的建议，将募集到的资金先用做学校围墙的建造上。

我在早期认识的另一个官员是陈树藩将军，他是陕西省的督军，跟颜惠庆的风格完全不同。燕京大学新校址的土地就是他卖给我们的，还免去了三分之一的价格，条件是要留出为他年迈的父亲建造别墅的一小块地，以后改建成纪念堂。他邀请我到西安去为那里的官员开一个有关教育问题的讲座，我欣然同意了。1921年春天，我带着一个随从踏上了行程，心里面怀有种种天真、美好的设想。我们先从京汉铁路到了海边的一个城市，再转乘到向西去的火车。因为是新修建的铁路，还没有竣工，我们下车后又走了一个星期陆路。因为要经过一个盗匪经常出没的地区，陈督军派了一队士兵来接我们，并为我准备了一个轿子。轿子是由两匹骡子拉着的，在几根竿子上面架起一个篷顶，里面铺有褥子，可以容下两三个人。我并不愿意坐轿子，所幸陈督军还为我的随从准备了一匹马，于是，就改由我骑马，我的随从坐轿子，这也刚好符合我们各自的意愿。队伍经过了很多个农村，它们没有受到现代化和外国的影响，保持着原始的风貌。

我在陈督军的府上住了一个多星期，期间观赏了西安这座古城的名胜古迹，对当地的风土民情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欢迎我的到来，陈督军和陕西的省长举办了一场宴会，作为主人，他们坐在了一起，但吃的都是各自准备的食物，以防被下毒。他们的身后是各自带来的卫兵，其中还一个不小心把枪掉在了地上，引起了会场不小的骚乱。事情平息后，两个人仍继续热情地聊天，亲切得像是最好的朋友。

我被西安这座唐朝的古都深深地吸引住了，并考虑着如何在这里发展教育事业，让燕京大学和陈督军办的中学建立起某种合作的关系。离开的时候，我身边多了一匹马——是陈督军送的礼物。还没抵达北京，陈督军下野的消息就传来了——省长成功制造了一起督军的兵变。成为平民的陈督军住到了天津，后来我经常会去探望他。政治上的阴谋斗争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四

第一次见到阎锡山是在跟博尔顿教育委员会的一次旅行中，他当时是山西省的省长。之后的多次拜访，他的才干和性格令人印象深刻。开始，他想做“模范省长”，但因为人们对改革的不接受，以及外国人和中国人对他的戏弄而失败了。他想把山西省融入进国民政府，成为其一部分，实际上却一直是分治的。一段时间，他因为反对蒋介石而逃亡到日本。日本趁机拉拢他，但被拒绝了。之后，他表明了效忠国民党的态度。1936年，我被邀请到山西，为当地的工业发展寻找出路，不过还在拟定计划的时候，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江苏省长孙传芳与相邻的浙江省长不合，双方曾一度兵火相向。1927年，他被蒋介石的北伐军打败。他曾在一次聊天的时候问我：“你们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中国做教育？”

我回答说：“文明是不分国界的，她不是民族的，而是世界的。只有通过各国文明的交流、融合，才能增进相互的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学习中国的古文化，并促进新文化的建立。”

“感谢你对中国的好意，但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

“我来向你筹集捐款。”

显然，孙将军当时并没有捐款的意愿，他站了起来，说：“我们以后再谈吧。”不过，在我临走前，他还是捐了一百美元，之后又捐了两万美元。孙将军的一个儿子后来就在《燕大》读书，学习很刻苦。日本开始侵华的时候，他离开了学校，“去为国家做点事情”。后来孙将军辞去了职位，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一次，他到一家寺庙去烧香，被一个女人开枪杀死了——他曾处决过这个女人的父亲。

相比起来，韩复渠省长又是另外一个类型的，这也是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能继续掌权的原因。在某些方面，他是一个进步的官员，曾肃清了山东的土匪，不过也相当专制。日本人一直想拉拢他，他想表明对日本的敌对态度，但不确定能否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1935年，韩复渠找到我和傅泾波，希望我们能够去拜访蒋委员长，试探一下他的态度。蒋介石一开始很生气，说：“地方上的省长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好了，国家的政策是中央的事，不用他们操心。”

我反驳说：“这都是抽象性的原则问题，但中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人治多于法治，所以，个人的忠诚才是最重要的。而现在显然就是让你建立这种关系的机会。”

他仍显得很生气，不过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你回去跟他说，只要他能在山东站稳脚跟，我不会让他失望的。”之后，蒋介石派了代表到山东，向韩复渠表达了希望建立更稳固关系的诚意。1937年，日军侵华，韩复渠很快就动摇了，不战而退，带着军队向西逃去。蒋介石派人将他带到了南京，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处决了他。

宋哲元省长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不同的是，他最后被日军追得没有退路了，死在了战场上。还在担任河北省省长期间，他的态度就不明确，在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犹豫不决。我向蒋介石建议，可以适当对宋支持，来获得他的忠诚。卢沟桥事变之后，他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死守河北省会保定。但日军来势汹汹，在对保定展开了一波突袭后，宋趁天黑带军撤离了。如果他当时听从了蒋介石的指令，也许华北的局势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了。在不得不与日军开战的时候，宋哲元后悔了，但已经晚了。

五

我先是在张作霖元帅、后是在他儿子张学良的时代数次去到东北，与他们两人的见面都很友好，对于我们提出的为燕京大学的捐款也都有回应。我第一次见到张作霖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宝座样的椅子上，两边有两个揎填的猛虎。他个头小，但是有一双明亮、乌黑、逼人的眼睛。他原来是个村庄的护卫，出了名，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在东北的权力争夺中压倒了所有的人。他的一生都在和日本人打交道，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对他们屈服。1928年4月，他进军并短暂占据了北京，但是又被赶了出来。

1928年6月，我取道欧洲，接着从西伯利亚铁路赶回中国，参加燕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临近沈阳，我从一个苏格兰传教士朋友那里听说了未加冕的《东北王》的噩耗——从北京返回的途中，在距离沈阳只有几里路的一座桥处，火车被炸毁了。传教士朋友说，从医疗人员那里传来的消息是他已经死了，但城里的传言却是他接受治疗后，情况正在好转。人们被当局要求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他二十二岁的儿子——“少帅”张学良赶过来继承父权，掌握了东北的大局。后来，从张学良口中我得知，日本人曾三次到他父亲的车厢里，要求签署一份文件，扩大日本在东北南部的权益。最后一次的时候，日本代表甚至威胁说，不签字的话就不要想活着回到沈阳了。一位英国的工程师调查了爆炸现场，从技术上认定了是日本人做的。与此同时，四万日军等待着老元帅的死讯，随时准备着“维持东北的秩序”。

不管在生前犯过什么错误，张作霖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而牺牲的。东北的人民谎称他正在康复，骗过了日本人，阻止了他们阴谋夺取东北的控制权。他的死讯正式宣布出来时，离我回到北京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星期。张学良少帅同我讲述了以林泉助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到了葬礼现场，假借吊丧将他父亲拒绝签署的那份文件交到了他手上，他预料到了可能被杀的命运，但仍然闭上双眼表示了拒绝。这些细节都预示了三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同样的一起铁路事故），日本对东北公开、无耻劫掠的真相。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历史的再次转折。张少帅用多次轻蔑的拒绝，一直在挑战日本人的耐性，终于，他们不耐烦了，四个日本的陆军上校捏造了借口，以天皇的名义发动了战争，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美国国务卿亨利·斯提姆森电话联系了英国外交部长约翰·西门爵士，商议联合对日本提出抗议，但对方表示对此事并不关心。作为知情人，我相信如果当时两国能联合发表一份抗议声明，日本政府是有台阶下的，他们会将责任推卸到军队身上，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从而避免之后的战争。后来，国际联盟负责起了此事，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到东北时，已经太晚了。日本人明确了列强不愿牵扯其中的态度，已经无所顾忌。墨索里尼也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况，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另一个后果则是西班牙的内战。不久，希特勒借机开始了对邻国的侵略。如果当时各国在东北事情上联合起来，表明自己的强硬态度，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1931年的9月18日，成为了全部中国人，尤其是学生的国耻纪念日，激发起了他们的爱国思想。我感觉到海上传来的毒气，弥漫在华北平原上，带给这片土地无尽的灾难。

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了解张学良少帅的人都会明白，他这样做的唯一动机就是对国家的责任。不管是在任何的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他都毫不避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所以，这一点并不需要再讨论了。他感受到了国家的危难，希望结束仍在继续的国内党派的争斗，这本无可厚非，但他慌不择路地选择了一个并不恰当的方式。

六

在二十年的历史舞台上，冯玉祥将军是个很有趣的人物，人们有时会称他为“基督将军”。他身体壮实，宽大的面庞显得和蔼可亲，性格坚强、活泼，待人真诚。凭着一时的冲动，他加入了基督教，在信仰问题上，一直显得肤浅、幼稚。在早期，跟克伦威尔的部队一样，他的部队有着严格的编组和纪律，甚至一度曾有过随军的牧师，不过在被张作霖打败后就不见了。冯将军的信仰也是几经转变，先是从基督教转为共产主义，之后是南京的共和主义。在战争问题上，他一直是个充满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不过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职权。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再次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很离奇地死在了去苏联的路上。

跟他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当时他对蒋介石政府满怀质疑。后来他得到一个官职，去了南京，不过很快就因为不满，卸职去了山东著名的《圣地》泰山。在那里，他攻读古书，练习书法，那时他的书法已经很有名气了。一次我和傅泾波前去拜访，他很认真地说：“如果他们能够抛开冲突，共同抗日，我就愿意回到南京担任任何职位，不管高低。”

第二次去拜访他的时候，因为肩膀的关节炎，我的左胳膊挂了一个吊带。他知道我的病情后，立刻拿出了一种膏药，是他在北京一个有名的药铺买来的，主要的成分是熊膏和虎骨粉，专门治疗关节类的炎症。他坚持要亲自为我上药，并且让身边的一个副官将过程拍照记录下来。他在我露出肩膀的前后各贴了一副膏药。但好像效果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神奇。后来我又请了一位美国教会的医生给我开了药。可能是因为离开了南方潮湿的环境，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完全好了。一次在重庆举办的招待会上，冯将军用充满风趣的语言讲了这件事，引来了现场的一片笑声。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重庆，当时他正在阅读一本中文版的《乔治·华盛顿》的传记。他谈到我们那八年革命的细节：叛徒、债务、饥馑、寒冷、军队的缩减，等等，又说：“我们中国人还没有遭到像那样的事情。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坚持得更长久些。”

七

1933年，李宗仁和白崇禧联合了广东的陈济棠，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同的是，陈济棠是为了摆脱国民政府的控制，行各种贪赃枉法之事，而李宗仁和白崇禧是因为担心蒋介石向日本妥协，出卖国家利益。那段时间，我曾和李将军有过两次谈话。我说：“蒋介石如果能够让你相信，不会攻打你，并且坚持抗日，你是不是会支持他？”

“是的。我很愿意如此。”

我接着说道：“我是相信他会抗日的，不知道白将军会是什么态度？”

“他是个比较难缠的人，但还是有希望争取过来。”

我向他保证说：“那好，我会找到让你们两位信服的证据的。”

我回到上海跟国民政府的几位官员商议此事，其中一个官员说：“这段时间，我们都有派出使者去他们那里，不过并没有什么效果。”

“我知道，可我们不得不如此。派宋子文去如何？这样一位大人物亲自去谈判，我相信应该能取得他们的信任，打破与陈济棠的联盟。”

宋子文没有时间，我问他能否让蒋委员长亲自去一趟，他立刻回答说：“这太危险了。”

不过，最终还是蒋介石亲自去见了两位将军，并顺利达成了信任关系。抗日战争中，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1948年，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选举，蒋介石成为国家的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

汪精卫属于很特别的一种类型，他能言善辩，待人和善，不过在基本的道德问题上却缺少准则，一直抱有一种革命投机主义的态度。在重庆任职的国民政府官员中，只有他背叛了国民党，与日本人相勾结。离开重庆后，他去了日本，并答应做日本的傀儡政权——伪南京政府的首脑。这个错误的决定，让他失去了所有爱国者的支持，但他并不自知，依然沉浸在伟大的和平事业的幻想中。以我对他的认识，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与当时国民政府意见上的分歧；对蒋介石的极端嫉妒；对战争的几近病态的恐惧心理。战争结束前，他死在了东京，没有一个中国人同情他。

八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在1927年成立的，不久，我去了南京，通过孔祥熙博士的介绍，与这位中国的新领袖认识。第一次见面，他从容的领袖气质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还认识了很多新政府的重要官员，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都热切地希望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这是令人欣慰的，仿佛1911年的革命精神在这一刻重新被点燃。

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初，蒋介石做出了那个对人类历程影响深远的决策。在目睹了革命的成果在军阀的混战中不断消解之后，孙中山先生决定进行一次讨伐，从广东到北京，肃清各军阀的势力，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他向很多个国家请求了援助，包括我的国家，但只有苏联有所回应，派出了一个顾问团，还有其他方面的援助，来到中国。鲍罗廷和加伦是顾问团的首领，都是很有才干的人。从1920年，他们就开始帮助国民党以苏俄的方式进行改组，1925年孙中山的去世也没有影响到它的继续。之后他们还策划了北伐战争，在汉口组建了一个临时政府。伴随那次战争的还有肆无忌惮的烧杀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者”的清洗。

蒋介石带领的另一支部队则沿着海岸一路北上，中途决定放弃和苏联顾问团的合作，进行独立的行动。这一决策得到了上海资产阶级，尤其是富商们的支持。共产党抓住证据，谴责蒋介石把国民党出卖给了资本家。一直活跃着的武汉临时政府因此解散，苏联顾问团和一些支持他们的中国人被赶走。当中包括有孙中山的夫人。在莫斯科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宋庆龄转而去了柏林。一年之后，我到那里的时候还曾去拜访过她。

我们回来继续说蒋委员长。在做出反对将苏联共产主义作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决定后，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想法。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中，尽管要面对日本的侵略、与共产党的内战，但中国在经济、国家统一以及其他一些方面仍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是显而易见的。1936年，委员长被毫无征兆地扣留在了西安，当他圣诞节那天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和中国的百姓都一样松了口气，并感到非常高兴。

九

读者肯定注意到了，我在上面曾多次提到过傅泾波，现在要具体聊一聊他。因为我在中国的生活，似乎谈起来每次都有他，特别是在我和官场的关系中，如果缺少了他，那会是不完整的。

那是在1919年，我正准备要搬去北京的时候，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被交到了我的手中。一个离职的青年会成员特别向我介绍了他——在圣经班上表现优秀，被寄予了厚望。其实在一年以前我已经见过他一次，那是在天津由基督青年会举办的全国大会上。那时在场发言的大都是外国人，我也受邀发表了演说。那个男孩说着一口我听不懂的南方方言，不过某种性格上的契合，我在他的想象中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并且在以后的岁月中被神秘地保存了下来。他成为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我和妻子、母亲都很喜欢他，希望有更多的了解和照顾。但在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不得不休学一年半去帮助父亲打理不太成功的生意，我们都很担心。再次回到学校的时候，他显得消瘦、疲惫，家庭的琐事令他筋疲力尽。他的家庭曾是“满清”的贵族，随着清朝的灭亡，失去了权势和财富。他的父亲开始尝试经商以挽救这个没落的家庭，但因为没有经验，多次的努力都失败了。对我们在这个孩子恢复精神上的帮助，他有着夸张的理解，并一直心存感激。

泾波六岁的时候，曾随着还在做官的祖父去宫里见过慈禧太后，并被赐名为“永清”，寓意为永远清澈，或是永远忠于大清。不过家人和朋友还是更多的叫他泾波——取自甘肃一条河流的名字，他祖父曾在那里担任巡抚。可能是家里世代为官的背景，他继承了祖辈在政治上的智慧，对于官场处事规则有着天生的领悟力，我因此受益匪浅。他曾想做一名传教士，不过被我劝阻了，因为政府部门的工作更能发挥他先天上的优势，而且对基督教的传播作用会更大。

泾波政治上的才能很快被发现，并接受了很多人的委托，帮他们做一些事情。南京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就秘密派他去执行任务。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就是到东北去争取张学良，实现东北对国民政府的归顺，阻止日本的阴谋。刚到沈阳，日本的特务就盯上了他，把他抓到一个厕所里。特务扒光了他的衣服，来回翻是否有资料文件，并不断逼问他的身份。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军归属国民政府，并在司令部里换上了国民党的旗帜。完成任务的泾波又被立刻派往到了美国，并迅速成功见到了美国的政要人物，取得他们的信任。出于礼节，华盛顿的中国大使安排了他与胡佛总统的见面，不过两人聊天的时间远远超出了预定。我得知这件事情后，问他对于这种特殊待遇的感受，他显得很吃惊，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刚到美国的那段时间，遇到了些小麻烦，因为旅馆的登记人员和接线员总会问到他名字的拼写，而“Fu”总是难以被人理解。碰巧当时我也在美国，便建议他在“Fu”的后面加上两个辅音字母“gh”，也就是“Fugh”，之后再也没有因此遇上麻烦。

他在二十四岁那年结了婚，妻子是父母决定的。我被邀请去主持他们的婚礼。婚礼举办得很成功，在一个很大的饭店里，中式繁华美丽的装束和基督教的结婚仪式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燕京大学的发展步入正轨后，我继续做着让她得到中国人认可方面的努力，使她的存在能够独立于西方的条约和美国的保护。因为在中国，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最能够被人所接受的。那段时间，我秉承这个原则，和很多支持者、赞助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发觉到我的意图后，泾波开始尽可能地为我提供帮助，即使是他在很繁忙的时候，也都尽量脱身。就这样，从东北到香港，在他的介绍下，我不断结交着新的朋友。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我们甚至到了战争的大后方重庆和其他一些尚未被攻陷的地区。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捐款的承诺，但相比起来，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不断获得的认同感。不过随着战争的深入，所有的承诺全都化为了泡影，我们的努力也付诸东流。但也不是一无所获，甚至燕京大学在某些方面所获得的好处是无可估量的。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受到《燕大》校友的热情接待，他们在整个活动中一直是最核心的角色。

学校的很多同事都怀疑泾波跟在我身边的纯洁性，他们很自然地觉得有一些隐蔽的动机存在，并试图寻找这种可能性，比如利用我来结识权贵，以谋取政治上更高的地位。我能理解他们的担心和劝告，不过我很清楚地知道真实的情况。泾波想要得到一份很好的职位是很容易的，完全不需要我在中间起任何作用。我对他充满了信任。泾波还很喜欢美国这个国家还有她的人民，他最大的工作热情就是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延续下去。政治上的天赋和美好的品格给他带来了很多次仕途上的机会，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在政治上一直坚持的独立性。

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提到在我被日本人抓获以及在战后的日子里，泾波带给我的帮助。

十

还有一个人，说到他总能令我想起在中国早晚期地位的转变，很具有戏剧性。一次，我徒步走在杭州的大街上（当时一个有身份的人步行被认为是很不体面的事情），迎面过来了巡抚的八抬大轿，随从前呼后拥地跟随在后面。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注视着轿子从面前经过，不想再靠近一步。而令人很容易想到的是，这位官员坐在轿子中，冷漠、轻蔑地看着一个野蛮人为他让开了路。

凑巧的是，这位官员的妻子是著名的军人兼学者曾国藩都督的女儿，信奉基督很多年了。八十三岁那年，我邀请她参观燕京大学，并与学校的师生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她的家世教养、自我的学识造诣以及充沛的精力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回到杭州后，她送给我一卷书法，字体清新隽丽，借以表达她对燕京大学由来已久的情怀——她的孙子、孙女中，有十七位曾在这里读过书，而且在以后会有更多。

第七章　日本占领和孤岛上的自由

一

在中国的历法中，月份的表达都是用数字的，有好多个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月份和日子的数字一样那天。像10月10日的国庆节，又称双十节。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京的郊区制造事端，发起战争，后被人称为七七事变。蒋委员长对中国的统一进展得很顺利，这让日本人陷入了恐慌，他们不能再等下去了。7月28日，日军攻陷北京。早上，我被震耳的爆炸声惊醒，后来得知是日军在轰炸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兵营。这样的经历我还是第一次，觉得十分可怕，校园内人们全都惊恐不安，这时，连最荒诞的谣言都会有人相信。

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继续留下来，接受未知的命运；还是和其他学校一样，搬迁到未被战争波及到的后方去。我征询每个朋友的意见，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两种选择的后果，可也犹豫不决。最后，我的决定是，留下来！我们迅速恢复了学校的秩序，并且第一次在以往悬挂中国国旗或是三角校旗的地方，挂上了美国国旗。

每天都会出现一些小的摩擦，并有可能在语言不通和双方不信任的刺激下，演化成大的冲突。我很快找来了一位毕业生帮忙，因为家庭的关系，他在幼年和成年之后都曾在日本学习，能够熟练使用日语进行交流。在与日军的交涉上，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基于东方人爱面子的传统，我们给予他的地位，既要保证有足够的分量和日本人进行交涉，又要照顾到一些资历很老的教师的感受。而且师生们对于日本人充满了强烈的愤恨，这种情绪也蔓延到了经常会与日本人亲切交谈的这位毕业生身上。

在当时微妙的形势下，我经常要接受他的建议，去招待一些日本的官员，来改善双方的关系。为了加强对华北地区文化上的控制，也为了向自己的人民彰显他们的成功，日本高层经常会派遣代表团进行访问，而燕京大学总会被安排在行程之内。我经常要拜托我的西方同事帮忙接待，偶尔还会请一些中国人参加，表明我们超出民族自尊的真诚。来参观的代表团包括有商业的、教育的，还有一次是由基督教的牧师组成的。这使人兴奋地看到，基督教的精神消除了种族和战争的隔阂，很多中国的基督教徒加入到了那个牧师代表团。

一般情况下，学校的大门是禁止日本人进入的，除非有特殊的安排，还要和我的秘书或其他人一起。因为我发现，跟日本人打交道，只有善意是不够的，还要有坚决的态度。虽然日本人用武力迫使中国人在他们面前唯唯诺诺，但这只能令一小部分人屈服；而且他们看起来张牙舞爪，但在没有弄清美国态度之前，是不敢有太大的动作的。这时，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情况就是，自己受到礼貌的对待。不被日本人的武力所威慑，同时保持对他们的礼貌，这让我在很多场合能够自如应付他们的挑衅，打破双方的僵局。

在美国人的校园里，学生们得到了最好的保护，他们也知道这一条件不能成为反对日本人的筹码。我曾多次提醒那些激进的爱国分子，或者离开这里去从事爱国活动，或者待在这里完全停止活动，我不希望因为一些人的行为影响到这里所有人的安危。日本人对于地下抗日活动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他们秘密雇佣了一批警察和密探，专门从事告密和逮捕行为。我们的学生成为被重点怀疑的对象。他们会在周末开进城里的校车上，把有嫌疑的学生逮捕。好在我的秘书聪敏机智，总是能够很快把学生解救出来。

不过有一个男学生遭到虐待，在被放出几个月后，这段阴影仍没有办法在他心里消除，他甚至还在因为恐惧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敢见。我后来去探望他的时候，他仍没有任何好转。几年之后，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还没有彻底恢复。他的遭遇令我感受到在敌占区的工作具体而真实的威胁。还有个男生羞愧地向我忏悔，他被逮捕后，在遭受残酷的刑罚和回到学校做密探之间犹豫不决，并最终选择做了密探，每周将学校的情况上报一次。我没有谴责他做了密探，并说也不反对他将学校的情况报告给他们，不过我希望知道他们在接到这些情报后的反应。不久，那个男生告诉我，日本人已经不再需要他，因为他提供的情报毫无价值。

二

由于爱国和其他原因，学生不断地通过一些途径悄悄逃到自由中国去。我和某些原来是我们学生的年轻教师，找到几个合适的途径：一条是从京汉（北京到汉口）铁路再走内地；一条是经过上海；另一条更远一些，但是对女生更好些，是经过香港、曼谷和缅甸的道路。沿途我让朋友给他们资助和其他帮助。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受到监禁的初期，日本人曾四次把我带到宪兵司令部，进行了长时间严格的审问。其中的一点，就是他们最热切想知道的那个秘密通道；他们效率很高的密探对那个通道所了解到的，只不过是知道有哪些通道，所以他们要知道详情。我设法使他们解除戒心，率直地告诉他们我觉得我就像是学生的家长，所以有义务帮助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他们为什么去，则不是我所要知道的。他们很难反驳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方设法要套出哪些中国人帮助了我。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们，那些人的命运会是如何，所以我拒绝告诉他们，理由是：那些人信任我，如果我对那些人不忠诚，即便是那些询问者也必然看不起我。我还说，我已经老朽，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对我意义也不大了。对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都回答；他们愿意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但是我不会做任何危及我忠诚同事生命的任何事情。

他们另外想要了解的就是燕京大学的办学目的，我想这个问题一定也令他们疑惑了很久，由私人创办的一所大规模的学校，其目的只是出于宗教的善良和博爱，这对他们显然是不可理喻的。

在被捕之前，一位日本的高级军官提出有重要的事情要见我。我因为担心有学生惹了什么祸惊慌不已。不过见面之后，他原来是要询问燕京大学是否愿意接受中国傀儡政府的经济援助。我们当时确实存在经济方面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拒绝了他，表示一直以来燕京大学都是在依靠私人捐款，我们没有拿过美国政府一分钱，也不会接受其他政府的援助。他听后感到很吃惊，以至于很没礼貌地没有告别就离开了。他们在审问我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并表现出了同样的惊奇，甚至都忘记了本来询问的目的是想了解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渗透。

三

审问在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变得更加严肃和紧张，是关于我和蒋介石的关系。七七事变后，因为是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美国庚子赔款）的理事，我每年春天都要到香港去参加他们举办的会议，泾波也会陪我一起。以前这个会议都是在上海或是北京举办。每次开完会，我都会借机经过战时的首都做短暂的逗留，先是汉口，后来改成了重庆。当时，这是由北京能够到那里的唯一途径，但是路线曲折：先要坐火车到上海，然后坐船到香港，再改乘飞机才能到，中途还有被日本飞机追踪的危险。

之所以每年都坚持要去那里，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想表达燕大的立场，虽然处于敌占区，但仍忠于中国的事业；另一方面是我想要了解这一事业的进展。在北京，新闻全都被日本人控制了。处于恐慌下的燕大需要有真实可靠的消息，来打消各种谣言，鼓舞师生们的士气。同时，我也会把像燕京大学一样处在敌占区的情况报告给教育部，这在战时是很有必要的。蒋委员长和政府的一些官员们也会跟我进行一些交谈；如果时间足够的话，还会和当地的传教士、燕大的校友进行聚会。第一次到重庆的时间已经接近傍晚，我在路边等车，接我参加蒋委员长和他夫人的宴会。这时，二十七架日本战机以标准的“V”字行从山顶飞过来，我经历了第一个空袭的夜晚，十分可怕。第二天，我起床后沿街走出去四五里，目力所及一片狼藉——炸毁的建筑、烧焦的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回到北京后，我对王克敏谈了我的感受，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在华北政府里担任首脑，但没有任何实权。长期以来，他一直无法下定决心接受这个明显的卖国职务。在听完我讲述各阶层人民在委员长的领导下坚持团结抗日后，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安排，将这些情况告知日本军方。我到重庆的事情肯定早被知道了，但他们并没有理由阻止一个中立国的公民这样做。王克敏的提议带有挑衅意味，经过思考后我最终答应了。像以前一样，傅泾波作为翻译，勇敢地陪同我一同去了日本军部。以后再有类似的出行，我都会事先询问日本当局，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审讯者想知道的正是我去重庆的具体事宜。我对他们说，蒋委员长对中国充满感情，决心坚定地捍卫她免受侵犯，并提醒他们说，日本人作为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民族，对委员长应该有更清楚的理解。接着说道，不仅是我本人，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也是如此，希望中日两国能以友好的姿态进行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可惜的是，日本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式。尽管如此，从与蒋委员长以及其他中国人的交往中，我还是能感觉到这种希望的可能性，因为我知道，包括委员长本人，我们的反对并不只针对日本，而是战争、侵略和暴力。他们一再强调说，日本的意图被过分地放大和曲解了，而且除了这种方式，别无选择。

四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日本的和平运动的，他们想知道这个组织和我的关系。日本政府发起的漫长的“中国事件”引起了他们国内很多民间人士，甚至是军队领导阶层的不满，他们觉得政府让国家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迫切想要结束战事。我曾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过接触，在经过我的同意后，我的秘书也曾两次主动请求到东京去。我避重就轻地描述了这些事，但略去了中间的细节，也没有提到相关人物的名字，并说如果他们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些事，可以去找我以前的秘书。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那个秘书有能力应付这种情况。同样我还没有说到的是，在后来几次去重庆之前，确实有和平运动的成员联系到我，委托询问委员长结束战争的条件，我也带回了委员长的回复——当然是非正式的。他提出的条件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四次审问的过程我都没有经历传闻中的威胁和恐吓，审问的人全都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不过，审问开始前，我都要坐在候审室等一两个小时，才被带进审讯室。后来我知道，这是他们惯用的一种手段，为了缓解我紧张的情绪。我的日文档案堆叠在桌子上，被他们不停地翻来翻去，我尽量克制，放松自己情绪。在被释放那天，负责审讯我的官员和我友好地握了手，并说，他最终认同了我的观点。

日本占领后不久，不断有日本人向我提出要求：聘请一个日本人到燕大教书，日本政府会确定人选并支付相关开支。虽然他们有时会提出那个蹩脚的理由——为了文化上的交流，不过很多时候则是毫不客气的威胁。在那样的局势下，做出拒绝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不过即使学校被查封，我也不愿意看到它丧失自主性。最后，经过和同事们的讨论决定，我们自己找一位有声望的日本学者，同时要没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我的同事们，尤其是当中的中国人都对这个决定兴奋不已，觉得这不仅体现了基督精神的宽广、博爱，还能避免日本人的刁难。从几个享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中，我们最终选定了鸟居龙藏博士。他是一位考古学家，主要的研究工作都在中国进行，其著作在中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那时他已经七十岁了，但精神仍然很好，在日本闲居，政治上一直持中立的态度。我将这一决定告诉了日本大使馆的一位秘书，他很傲慢地表示我们不可能请到那样的一位学者。我回答说，鸟居博士已经接受了燕京大学的聘请。在收到我们的邀请后，鸟居博士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保护他不受到日本当局的压力。我向他保证说，只要待在校园里就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跟在鸟居博士身边的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是他英文方面的助手，另一个是法文的。四个人经常在一起进行课题的研究。他还有一个儿子应征参了军。尽管对于日本人有着很深的偏见，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在校园里正渐渐地获得大家的认同和尊敬。良好的教养和国际性的事业，使他们很快就融入到了燕大的社交生活中，而且总是能避开那些难堪的问题。只有高年级的同学才有机会到鸟居博士的工作现场进行学习，并在回来后表示了极大的敬佩。后来，他们中的一位还和鸟居博士的一个女儿结了婚。珍珠港事件之后，鸟居博士一家住到了城里，没有生活来源，整个家全靠两个女儿在支撑着。即便如此，他都没有接受日本方面的援助，就像他所说的，“进入燕大，就永远都是燕大的人”。恢复和平后，我开车把他们一家人接出了城，回到原来的住所。岁月和战争损害了这位敏感的学者的身体，我们决定，从此尽量帮他实现意愿中的生活。

五

不久，周以德博士来学校看望我。他是个传教士，在山西从事医学，目睹了日本人对那个地区的暴虐侵略，再也难以忍受下去。而仅仅在精神上分担这个民族的悲痛，在他看来是不够的。那些受害的中国人不仅手无寸铁，而且无处申诉，因为日本的背后是美国，它正在源源不断地将战争物资卖给日本人。周以德知道，他可以说话，向美国人民讲出他们的政府在做着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肮脏的交易令美国也参与了残酷的侵略。他辞去了传教的工作，回到了美国。在那里，他没有收入，也不确定自己的观点是否能得到美国人民的认同，最贫困的时候，他甚至连出行的路费都支付不起。这是一场漫长的斗争——为信仰而战。

在还是学生的时候，他曾经做过几次成功的公开演讲，这是急于要摆脱精神上的折磨，成为支撑他走下去仅有的资本。就像希伯来的先知们一样，为了信仰，迈向了充满艰辛和苦难的道路。讲到日本的暴行和可能造成的后果时，他激动不已，想要得到我的认同。但我只能冷静地告诉他，与其浪费精力在我这样的人身上，不如留着去说服美国的人民。他做得很成功，后来他加入到了美国国会，为他继续帮助中国开辟了道路。令一切相关的人感到幸运的是，他已经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正在物色发言人。

六

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顶住了日本人的压迫，保住了学校这片自由的绿洲，并在反对任何形式对精神的控制上加强了信念。我们的这种行为，不仅在当时发生的切身事情上，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都得到了认同和赞赏。以往，我们的学生来自全国的各个省份，但在那四年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北京和天津一带的。很多人为了摆脱日本的文化控制，选择到了这里，我们放弃了卫生和其他方面的考虑，尽可能地将他们安排进学校宿舍中。那段日子虽然艰辛，却也令人兴奋。

第八章　遭受监禁和重获自由

一

珍珠港事件的前几个星期，我们就感到了不安，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打破幻想中的平静。对此，我们做了各种可能的预测。北方正在进入秋天，气候开始变得清爽、舒适，但在燕大的校园中，在平静的表面下，不安的情绪正在躁动着。很早之前，我就收到了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去看望他们，心中隐隐的不安令我一再推脱。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再拒绝了，只好答应他们在12月7日到天津去。我做好了打算，只待一天就回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天是个周日，然而就在我第二天早晨准备回去的时候，两个日本宪兵逮捕了我，送回了北京。他们虽然表现得很有礼貌，但显然他们接到命令，不准我离开他们半步。我突然意识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回去的路上，我难以平静，不安地推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回去之后要面对的是什么，可能是一个行刑队，或者更加难以想象的灾难。北京的火车站紧邻雄伟壮丽的前门，美国领事馆也在附近。他们带着我步行到了领事馆，这儿的主楼里拘留着两百多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上到三楼后，我见到了一些老朋友，这使我惴惴不安的心稍感平静。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大概有五十多个英国人和美国人，由一个隔断墙分隔开。在当中，我发现了协和医学院的亨利·霍顿博士、斯纳帕尔博士和特里维尔博士，他们是我后来长期监禁生活的难友。出于某种强烈的预感，我选了一张他们旁边的铺位。

那些美国人中，有记者、传教士、贩运烟土的前海军陆战队员（通常他们本人也都是烟鬼），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很显然，我们都是不受日本人欢迎的。开始的生活令人厌烦，大家经常会因为争夺被褥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产生冲突。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是和海军陆战队的成员一起吃饭，开始的伙食还算可以，但没过多久，日本人接手了对我们的看管，饭菜的质量越来越糟糕。我在这时看到，在食物缺乏的情况下的美国成年人的丑恶嘴脸。

二

各种关于战争的谣言在我们之间传播。珍珠港的事件、两条英国军舰在马来西亚海岸被击沉等不断传来的灾难，最初我们对此觉得荒诞、可疑，但同时也感到一丝慌乱不安。后来，在听到日本开始袭击美国海军的时候，我竟感觉到有些幸灾乐祸，虽然这显得不太道德。多年以来，我一直秘密地往燕京托事会发送报告，提醒他们如果不对日本的行为加以阻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很多高层的官员都看到了报告，但都表现得漠不关心。我一度对美国政府感到非常失望。而现在发生这样的灾难，刚好能够刺激美国人民行动起来。这样，对于战争的结果，我反而不用担心了。我开始同情日本人这次可悲的选择了，对美国人性格的不了解，让他们犯下了大错。珍珠港事件成为历史上日本代价最为高昂的一次胜利。这正印证了中国的那句古话，“机关算尽，误了卿卿，聪明反被聪明误。”

一个月的监禁生活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受到特别严厉的管制，每个人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我的难友们仍然不时会发生一些冲突，收到的也仍旧是不好的消息。圣诞节那天，我们收到了几个朋友的电话问候，还有他们送来的礼物。四个星期很快过去后，其他人都被放了出去；只剩下我和上面提到的三个人，看着一个穿戴整齐的军官对他们进行离开前的训话，我们奇怪为什么自己仍要留在这里，并担心着以后的命运。

当天，我们被转移到了霍顿院长的家里。房子很漂亮，是“满清”贵族王府的样式，并配有齐全的现代设施，还有几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仆人。我们在这个奢华的笼子里生活了四个月。每个人都配有自己的一间房和浴室，厨房、暖气是公用的。偶尔我们能透过院子里的那扇大门看到朋友们。在霍顿院长生日那天，甚至有几个朋友被允许进来一同庆祝。这也算是比较高级的监禁了吧。除了这些日常的生活，还是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但并没有使我们放弃希望，也许某一天事情会有所好转——我们被遣送回国。

三

要被再次转移的消息来得很突然，我们要求先去看看新住所，并为此与卫兵争论了很久。他们同意了。那是一个很新的房子，离得并不远，以前是一个英国商人的住宅。但我们要住的后院空荡得连基本的家具都没有。经过允许，我们去的时候，从霍顿博士家里带了一些他私人的家具。整个住宅只有一个洗手间在前院，被住在那里的七个卫兵占用了。后院只有六平米的空地，铺的水泥地面也早已破裂，周边是我们三个狭小的房间。在这片小天地里，我们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斯纳帕尔博士来自荷兰，是个有名的医生，后来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做客座教授。我们还在霍顿院长家住的时候，他的妻子还被允许随时可以来探望，但在搬来这里后，这个待遇就被取消了。他们让斯纳波尔做出选择，或者是他与妻子一块住进来，或者是以后不再见面。他当然选择了前者。虽然多了一个人，我们的活动空间相对变得更小了，但生活变得丰富有趣了。来自地下渠道的消息，康特韦德邮轮会在6月从上海起航，送我们到格丽斯泊斯赫姆邮轮，然后回国。抱着这个希望，我们的隔离生活过得并没有太沮丧。后来邮轮确实到了，却没有让我们上船就开走了。9月份的时候，斯纳帕尔登上了英国的一艘船，带着妻子离开了。随后，又一个地下消息给我们三个人带来了希望，一年后格里普肖尔姆一定会接我们离开。这时，严厉的监禁生活已经快让我失去耐心了。事后很久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朋友们、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燕京托事会一直为营救我们做着努力，而且美国国务院也把我们列在了交换侨民名单的首列，并宣称，如果日本交换名单中再没有我们的名字，美国将拒绝再进行任何的交换。听说，他们最终在东京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

可不知道为什么，日本军方却迟迟不肯履行协议。我们还一直处在希望的幻想中。相比起来，我们三个中博文更为脆弱，在监禁中，他无时无刻不感到受着煎熬，每天都在靠着美好的幻想挨过去。甚至在船离岸前，他还在想象会有飞机来把我们送过去。我不得不告诉他，虽然道理在我们这边，可种种迹象都在显示着事情在朝坏的方面发展。我们担心他在知道真相后，会不会彻底崩溃。可一天早上，一向对中文不感兴趣的他，说要开始学习中文了，并且神情十分平静、认真。从那天起，这位美国金融区典型的会计师一直在跟我学中文，直到我们被释放出去。而我也在教他的过程中寻找到乐趣，暂时忘掉了被监禁的痛苦。这也使我们在那段时间里没有想到那个可怕的问题，如果真有一个人精神失常了该是多么可怕！在这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中，这是难以想象的灾难。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三个人在一开始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着。

偷袭珍珠港的事情的当天上午，我们就被逮捕了，很明显，他们早就计划好了。而且他们对待其他国家的侨民要松懈得多，直到一年后，我们才被关进了集中营。我们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三个老人会受到这样“特别”的待遇。负责看管的宪兵十分关心我们的健康状况，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不过可能是受到了严格的命令，他们从来不会透露任何消息，并且还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防止这种事的发生。我所能想到的，他们这么紧张的原因只能是这样了：日本军方对于燕京大学的目的仍然怀有很高的戒备，始终无法相信完全私人的机构，仅仅依靠捐款就办的规模如此之大；他们坚定地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计谋，想要借此实现对中国人精神上的控制，以求破坏日本的计划。而把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关起来，就能够杜绝这些学校发挥作用。可事实却是，如果他们悄悄送我们回国，可能就此，学校和我们的影响力都将不复存在，又或者把我们送去集中营，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被慢慢遗忘。但他们却选择了隔离，这不但没有削弱我们的影响力，反而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和同情，那段时期，我们几乎成为传奇一般的存在。

我们的伙食跟警卫的是一样的，吃惯了西餐的我们感到很不合胃口，霍顿博士每次都觉得饭菜难以下咽。上海的瑞士领事馆在北京设立了分支机构，专门处理我们这种问题。幸运的是，它的两个负责人分别是我们两个学校的教授，而且我们也都互相认识。他们说服了日本的宪兵，我们的饭食以后由领事馆负责，并在其他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一个中国的银行家出钱做了资助。有个年轻的挪威传教士，曾被认为是轴心国一边的而被扣留。她得到允许，可以出去为我们购买生活用品，每周都会买两三次，然后放在我们的大门口。她像个善良的天使，偶尔还会写信给我们，送些纪念品，每周六做一顿美味丰盛的挪威大餐，我们每次都会像小孩子一样期待美味的到来。我们被释放之初，最迫切盼望的事情，就包括和这位从未见过的“天使”会面。

我们在离开霍顿家的时候，他的厨师和一个佣人也跟着到了新的监禁地，并保证说会一直陪着我们。后来，厨师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提前离开了，但另一个坚持到了最后，守住了诺言。他得到允许，每两周可以回家过一个晚上，这时，他就会有意绕远路，到傅泾波家里去。那时，泾波也被限制了自由，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藏有一个收音机。我们关于战争的最新消息，几乎都是从这里得来的。不过这件事很具有危险性，一旦被发现，很多人会受到牵连。因此，当得知胜利的天平已经朝着同盟国倾斜的时候，我们强忍着冲动，没有再通过这个途径获取信息。

天气好的时候，我和博文会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活动身体。不过即使这种程度的运动，霍顿也完全放弃了，只愿意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认真地打扫房间。在我看来，这比运动无聊多了。斯纳帕尔夫妇没走之前，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玩猜字谜；之后，我和霍顿仍坚持着这项游戏。在我们获释后，时代周刊杂志对我们四年多的精力做了详细报道，标题就是：一千五百个夜晚的字谜游戏。

四

刚开始被拘禁的时候，在受到监控的情况下，我被允许回燕京大学取一些生活必需品。那时，学校已经被日军完全占领，我的办公室成为了司令部。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全是日本的军官，我在他们的注视下强装镇定，取走了我在前面提到的和燕京托事会通信的文件，并交到同事格尔特博士手上。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军官会怀疑。后来，格尔特找到机会，把文件全都焚毁了。如果当时他们要检查的话，里面的内容足以让我毙命。一路监控我的那个小军官并没有严格的执行命令，甚至他还留我吃了午饭，允许我和学校的一些教师做了自由的交谈。自己就站在听不到我们声音的地方远远看着。

只要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国朋友还是自由的，我们就能收到信件、节日的贺卡还有礼物。也有很多礼物是中国朋友送来的，不过不能直接送，因为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他们会遇到麻烦。我们最高兴的就是收到书了。即使在我们的朋友都被关进集中营后，代管我们的瑞士朋友仍在城里搜集着书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每次有新书送进来，日本宪兵都会要求他们的翻译把书的摘要译出来。那个翻译的英文并不太好，经常会拿着书来求助于我们，再拿回去写摘要。书再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已经是几周以后了。我至今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对我们谨慎到如此的程度，连阅读什么书籍都会这么担心。如果是在担心我们的思想会受到坏的影响，可这不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么？我们再也不能影响其他人了。其实，对比起其他人的遭遇，或是即将到来的厄运，我们算很幸运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挨冻，因为吃饭的地方是在没有暖气的过道里，饭还没有吃完，杯子里的水便已经冻成了冰；夏天的时候，这个狭小拥挤的空间又会特别闷热。天冷了，我们就往身上一层层地加衣服，外面再罩个大棉袍；热了，再把它们全都脱掉。不过，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她：不会有来访的客人；每天的生活并不会在第二天有所改变。

不过，生活并非完全波澜不惊，偶尔也会有一些意外发生，其中有一次是由“北京人”引起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保存有她（我很确定这个性别）举世闻名的的骨头，并做了几个赝品，也十分精致，很少有人能分辨出真假。有些日本的科学家显然已经觉得，以日本在世界上和在北京新的地位，这些珍贵物品理所当然是属于他们的。即使这样，宪兵队的一个军官还是找来了，询问霍顿和博文这件物品的下落。他们两个都说自己并不清楚。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因为之前为了安全，那副骨头早已被送去了秦皇岛；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一艘美军的运输舰从那里接回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至于那副骨头是被戴上了军舰，或是已经遗失，又或者发生了其他状况，他们就的确不清楚了。

但这个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双方争执了很久之后，那个日本军官就回去了。几天后，宪兵司令部派人把博文带走了，直到五天后才送回来。他身上带着伤痕，显然是经过了严厉的拷问。在司令部，宪兵取走了他身上所有可能用来自杀的东西，并把他关进了一个狭小的连躺下都不能的笼子里。白天，会有专门的卫兵看守，连他在身子在铁栏上靠着都不准。在他抬头就看得到的地方，挂着一条皮鞭。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让他每天都吃不下饭，仅靠几小杯水维持着生命。就这样过了五天，日本人觉得他已经丧失了任何抵抗的能力，在放回他来之前，再次就那副骨头的下落进行了审问。

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这似乎有些不值一提，但在那些天，这件事曾令博文感到非常担心。他被带往司令部的时候，匆忙间随手带了两百元钞票。因为按照生活在中国的经验，有钱好办事。不过，到了之后，宪兵就立刻搜去了他身上所有的物品，自然也包括那两百元钞票。回来前的那次审问，他们提到了这件事，质问他身上怎么会有新版的钞票。在监禁的时间延长后，我们身上的钱越来越少，后来惊喜地收到了一位美国朋友的援助。博文身上的钱自然就是这笔援助里面的。如果日本人再对此深究的话，我们商量好了一套合理的说辞，并和那个佣人也串好了供词。

可能他们那时只是一时的好奇，并没有太过在意，也没有再追究。但很多天以来，博文都处在紧张中，一听到什么动静就以为是来找他的，吓得发抖。如果那些日本人知道这件事，肯定会以此作乐的。这次惊吓也令我们放弃了经济上的冒险行为。而且每个月美国政府都会通过红十字会给我们一些钱，也基本够花销的了。当时，我们如果选择接受补助的话，日本宪兵就不会再提供伙食。随着战争的深入，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后来，一个月的补助只够每人买一个鸡蛋。而整个监禁时期，我们每个月都在收到原定数额的补助，既不敢拒绝收钱，也不敢拒绝签字。

博文在医学院时候的工作是总管，现在改作我们的管事，照料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比如料理简单的内务、照顾两只金丝鸟，偶尔为了散心也会弄几只兔子来。

确切地说，一位日本的老朋友曾两次来看望我。他叫田川，曾做过三十多年日本国会的议员，同时也是长老会的长老。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他只待了十分钟，就被宪兵请走了。第二次来是在一年之后，我们聊了半个小时，期间，陪同他来的宪兵队军官一直在旁边做着笔录。多年以来，田川先生一直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奔波，试图调和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已经是七十五岁高龄的他第十四次来到中国。田川先生的努力给孤寂中的我们带来了安慰——在战争全面展开，种族仇恨不断上升的时候，还有人在秉承着基督教的仁慈和博爱，争取着和平。一年半以后，我得到了释放，却听闻他病倒了，正住在南京的一家医院里。之后，我设法帮助他回到了日本。显然，他为和平而不断做出的努力，触怒了日本的军方。

五

在监禁时期，我记录下了当时对于宗教的一些感悟，这可能会有所意义。现在我要将这些记录原封不动的转写在下面，或许会有助于了解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生活并没有对我有所亏欠，我信教以来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点。不仅基督教的思想令我获益良多，一直以来的生活环境也都很好……而突然的灾难毁掉了前面一切的描述，这场灾难也验证了我长久以来不安的预感。这对我的生活来说，可能并不是一次短暂的间断，完全可能是永久性的毁灭。我们和其他不幸的人被风暴无情地卷起，然后丢进无边的大海中，不知何时才能上岸。而看得更远一些，在我得救的时刻，除非我能再次回到以前的生活，否则我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也不可能在美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我那微薄的积蓄也早已在这次灾难中遗失殆尽；以前的同事们各奔东西，我们曾共同创建的事业也被废弃，只剩下我，无助地守着它。对于宗教，我的理解是，它能带给人心灵上抚慰，并教人更好地认识生活的苦难。很多宗教的书籍会讲到人们如何排解自己的苦闷、痛苦和失望，而对于我，它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舞，激发我性格中善良、友爱的部分，消解心中的自私和卑劣。现在，面对无望的未来，我有机会经受考验，接受基督精神对我的安慰。以前，我在讲道或私下聊天的时候都会鼓励对方说，生活中的苦难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面对它；而我正在试验这句话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的经历也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一次不能错失的机会。”

六

监禁期间，最令我们关心的当然是关于战争的消息。我们可以订购英文报纸，但仅限于当地的一个日报，还有大阪每日新闻的英文版。前者的言论完全被日本人左右，内容相当无聊；后者编辑得很不错，主要是给日本国内的人看的，从中得到的消息，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每天晚饭前，我们会喝点酒（不过并不是每次都真的有酒）讨论当天看到的新闻。我们当中的一个人，通常会是霍顿，会研究下当天日报的内容，从中找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们搬到这里时，从霍顿的家里带了一些书籍，大多都很无趣，不过其中的一本地图册，在这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般来说，德国发布的新闻都是比较可信的，相反的，日本则会刻意掩盖对他们不利的部分。第一年的时候，新闻中战争的状况很糟糕，即使不考虑轴心国故意夸大的说法，那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也足够令人沮丧了。我清楚地记得，在被悲观的情绪笼罩的时候，一则新闻令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埃及的阿拉曼成功抵制住了德国的入侵，这种鼓舞人心的消息，我们已经盼得够久了。之后的几个月，我们仍怀着隐隐的担忧期待着，几个新的好消息明确了胜利的导向。从此，在读新闻的时候，我们再也没有感到忧虑，而是乐观地看着胜利的步伐越来越近。

我们学会了如何从日本的新闻报道中分辨出真实的消息，比如，一篇新闻说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曾想在太平洋的某个小岛登陆，但被击退，伤亡严重；之后，美国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这篇新闻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新闻出现，直到一篇报道中提到日本空军轰炸那座岛，我们就知道，美军的登陆成功了。从一些确定的信息我们得知，日军的汽油、运输舰和食物都出现了一定的短缺，并由此推断，不管美国的战绩如何，在德国投降后，日本最多也只能支撑四到六个月。至于美国的情况，我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猜测。有一天，一个大标题的新闻报道引用了美国统计的数据，提到它当月的飞机产量只有七千五百架，比前一个月下降了百分之二。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美国在战时的军备生产规模，带给我们的除了震撼还有胜利的希望。不管日本人想用这百分之二的差别说明什么都根本不重要了。1945年春，我们收到日报的时间开始变得不规律，还经常出现间断，篇幅也出现了缩减，后来就再也没有收到了。很难说我们应该为美军的有效轰炸而感到骄傲，还是为从此失去唯一的消息来源而感到伤心。

七

德国战败后，日本的政府机构做了一次重大的调整，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分别担任了新的内阁总理和外相。尽管他们用英文发表了一份声明，仍旧狂妄宣称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战争，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在为战争失败寻求台阶了。后来得知，5月份的时候日本已经暗中请苏联做中间人同美国讲和，但遭到了断然拒绝。他们就又找上了蒋介石。日本的国会通过了释放我们的一个议案，并派出了两个外交人员在军官的护送下来到中国，以帝国公告的形式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并要求我去说服蒋介石担当中间人。他们从日本到北京来的艰辛，很好地证明了我们对日军的海、空封锁的效果，原本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他们却足足花了两个星期。在乘坐飞机的时候，他们要避开我们的战斗机，在乘船度过朝鲜海峡的时候，又遇上了两艘潜艇和三艘驱逐舰，登陆后，还要避开严密的封锁线，终于赶到了北京。这时，他们再次遇上麻烦，日本军方不同意和解，要求他们必须到南京争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的许可。实际上，军方的首脑希望谈判，而东京来的外交人员则想把我解救出来，摆脱宪兵队的监控。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当他们的国家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竟然还是面子问题。

直到7月24日那天，我才开始对这些事有所了解。那天一个卫兵找到我，语气平静地问，是否想跟傅先生见面。泾波当时就在他的后面，身边还有个东京来的军官。军官走上来简单说明了来意，就离开了。泾波又细致地讲了其他方面的事情，并介绍了下当时的战争形势。我迫不及待地回去告诉了两位难友，我想，没有被允许参加这次谈话的他们同样对这些新闻感兴趣。傅泾波的任务就是软化我的情绪，因为日本人认为长时间的监禁，肯定造成了我内心强烈的不满和敌对情绪。两个外交官留在了南京，继续他们的任务。我这次和傅泾波见面的时候，一直有个卫兵坐在旁边监听，泾波后来又来了两次，卫兵就不在了。最后，得到军方的同意，泾波和日本的特使一起过来，我们三个人一块吃了午饭。作为一个外交官，井川显得很有经验，坦言自己的国家已经没有希望赢下战争，希望能够尽早结束目前胶着的状态，而日本也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我提醒说，7月26日的波斯坦会议已经提出了条件，那就是“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也发表声明，同意这个决定。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日本天皇和内阁能做的就是接受。日本军方的顽固派不仅制造了这场灾难，还固执地不愿意接受战败的结果，是很不明智的。井川对此表示赞同，并说会把我的意见带回东京。

井川先生接着讲道，战争已经耗尽了日本的资源，失去了继续的能力。这和我们从新闻和其他一些信息中推测出来的情况是一样的。联军的长官们如果得知这一消息，也许就不会催促他们的罗斯福总统了。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要求斯大林尽快参加对日战争，并以中国利益为代价，许给苏联在东北很多特权。显然，他们的情报系统还不如扎卡里埃斯少将得出结论的消息准确，他的结论跟我们的推论是一致的。这使得《雅尔塔协议》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注定了中国以及整个非苏联世界的灾难，这并非是罗斯福总统的愈益加重的健康问题造成的，主要是由于我们军事系统的缺陷。

在井川先生离开的前一天，接任他工作的尾关上校跟泾波来了，随身还带着一个翻译。一般日本人很难讲好汉语，但那个翻译却讲得很流利。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气氛很友好。最初，一个日本军官还保持着东方人的矜持，遮遮掩掩地讲着一些言不由衷的场面话，后来，他越来越激动，难以抑制绝望的情绪，承认他的国家局势已经无法不更糟糕了。道别的时候，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他匆忙地握完手冲出了房间。我向他们表达了意愿，要和两位难友一起被释放，不然我也拒绝。他们说需要向东京请示。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这次自愿在被释放时间上的拖延多少是有好处的。一天，一个中国来客不顾卫兵的阻拦，强行冲了进来，他想知道我和井川先生谈话的结果以及他带回东京的报告的内容。毫无疑问，他是个日本军方的特务，能够进来也是经过特许的。那时的境况让我有一种荒谬感，反而希望卫兵能够严格执法，拒绝所有人拜访。

八

那段时间，各种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日本广岛被一个神秘的爆炸夷成了平地；苏联军队向东北的日军开战；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尾关大校和泾波带来要释放我们的消息，我们要求见一见长期以来帮助我们的几位瑞士和挪威的朋友，其中丝格尼·丝克劳夫赛特甚至早早地就准备好了四个小蛋糕，想要跟我们享受四点钟的下午茶。但是最终，他们只允许我一个人在门口和她进行短暂的交谈。虽然如此，可我还是抱着乐观的心态想，至少可以告诉另两个人，她是真的存在的，而且像我们一直想象的那样美好。那天，得到允许，还有一个瑞士人来看望我们，与我们进行了几分钟的谈话，另外一个是在第二天上午过来的。

8月17日的下午，宪兵司令部突然把我们叫走了。要是在过去，我们一定会紧张得要命，但经过最近的一系列事情，我们收到各种有利的消息，已经做好了面对任何情况的思想准备。很短的一段路程，卫兵开车送了我们，并领着我们进了司令部的会客厅。过了一会儿，司令官过来了，他穿戴整齐，身后跟着他的下属和两名大使馆的翻译。简单的寒暄过后，他对我们被监禁表达了歉意，并说我们从此自由了。我们尽量用恰当的语言回答了他。他和我们礼貌地握了握手，结束了这次会面。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我们回来的时候，住处已经围了很多人，我们的一些中国朋友也在其中。大门敞开着，过去那些严格的卫兵开始允许人们自由出入。

对我们来说，三年八个月零十天的监禁生活是如此漫长，现在终于结束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日本不得不投降的情况下，我可以向蒋介石为他们说情。霍顿博士的任务就是照顾我的健康，好使我在某个时刻去完成这个使命；而我和霍顿都是各自学校的负责人，于是博文就成为他们扣留的第三个人质。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征服中国的幻想破灭了，三十多年来，它成为中国人的噩梦，给中国人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和阴影，也造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现在，军国主义的野心终于被消灭了。

九

从监禁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与过去的朋友和同事们重聚，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仍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获释之前，我和两位难友讨论出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说要痛快地洗个热水澡。我也是这么做的，每天都会沉浸在舒服的肥皂泡中。8月的北京拥有最美丽的颜色，我开着车穿过莲花盛开的池塘，在熟悉的景色中自由穿梭，兴奋得像个孩子。在刚过去的那段孤寂的生活里，我曾对自己说，不会再因为拜访的客人太多而有任何抱怨；我重获自由的头几天，每天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我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誓言。

我和中国教师委员会的成员见面是在第二天，他们都在燕京大学有行政编制。我组建了一个“校长咨询委员会”，并请求他们都加入进来。在抗日时期，他们都经受了残酷的考验，没有在监禁中向日本人妥协。很难再找到比他们更加忠诚的同事了。当时，学校已经被日军改造成战时医院，各种教学器材也损失殆尽，在我提议要着手校园的建设时，他们已经做出了完善的计划。我们准备招收四百名大一新生，并在10月10日国庆节那天恢复课程。尽管我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不可能办到，我也清楚当中的困难，但凭着大家的热情和决心，我们还是在最后办到了。

开学典礼如期举行，我们希望办得能像往常般热闹，可不巧的是，新政府把接受日本投降的时间定在了同一天，而且是同一个时刻。官员们，包括那个主要的演讲人都必须参加。我们为此感到很沮丧，不过反过来又觉得这为开学典礼增加了一些历史意义。典礼是在10点正式开始的，这样就成为了“三十节”，大家的演讲也同样很精彩。洪业博士曾立下誓言，在日本撤出中国前不做任何演讲。现在，他有机会破除自己的誓言，在台上发挥得很好。那天天气很好，礼堂里坐满了人，在日本人宣称“燕京大学死了”的四年后，我们重新在这里重聚，享受回归的愉悦。

十

从8月17日那天被获释，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我就乘坐一架美国的军用飞机前往重庆。这次的旅程是由一个军事代表团安排的，他们在出发的前几天到的北京。不过，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顺利。我们先被带到了昆明，在那里的一家美国军医院接受“processed”（加工处理，我第一次见这个词被用在这里）。跟我一样要接受“处理”的，还有几百个美国人，他们来自太平洋地区的各个地方，正准备回国。我提出抗议说，我要去的是重庆，不可能将传染病带到美国。这不仅没有免受“处理”，反而让人以为我是个怪物。跟我同行的傅泾波也同遭厄运，在脱离了日本人的魔爪后，我们再次落入美国人的控制中。这短暂的耽搁令人很是生气，不过对方谦逊的礼节和高效的办事速度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月1日，我们到了重庆。第二天，蒋介石主席举办了一场外交上的招待会，我在会上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赫尔利大使就站在主办人的旁边，前段时间，他去了趟延安，跟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一同回的重庆。毛先生看到我后，很亲切地打了招呼，并说在延安有很多燕大的学生。我笑着回答说自己对这个情况有所了解，并希望对那些学生的教育没有令人失望。几天后，周恩来邀请我和泾波吃午饭。那是在一个学生的家里，他们热情地进行了招待。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周恩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和平会议，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常会坐在一张谈判桌上。

到重庆没多久，我就因为气候的突然变化得了重感冒，不停地咳嗽。这被称为“重庆咳”，在当地很常见。晚上的时候，疾病的折磨令我难以正常休息，这个状况持续了三个星期，直到我回到北京才好起来。这段经历让人有些尴尬。在结束了监禁生活后，我很高兴能在这里——抗战的临时首都，见到很多的老朋友和有趣的人。我也乐意接受他们的邀请，参加聚餐或是演讲活动，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我归来的这个世界之前发生的事情。所有的这些都使我兴致盎然，在正常情况下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就像激情和兴奋造成的精神上的疲惫，那倒霉的咳嗽也造成了我身体上强烈的不适。

之后去成都度过的两天加重了这种情况。一批无限忠诚的中国流亡教师在这里组织了燕京大学。在租来的房子里，他们招收了大约四百个学生。大概只有见到过沿海各省流亡的大学，或是遭受过战争灾难的人，才能理解他们当时情况的窘迫，没有图书馆、教学器材、教科书，任何物资都是匮乏的。男生的宿舍是一座古老、美丽的孔庙，里面到处都是老鼠，但仍然挤满了人。最令女学生们困扰的是消灭不掉的臭虫。不过他们仍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和热情。尽管我仍在不停地咳嗽，有很多场演讲要参加并且筋疲力尽，但面对着这些仍在坚持的老师和学生，听着热情的掌声，我体会到他们在困境中的勇敢和执著，突然觉得近四年的监禁并不算什么。回到重庆，数百个燕大的毕业生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宴会，地点是在一个坐落在江边的美丽饭店里。来参见的人越来越多，虽然饭店经理一直忙着添加桌椅，但还是很多人没有座位，不得不离开。

经过一再拖延，我终于坐上了离开的飞机。中途，我在山东的潍县做了短暂的停留。抗战时，日本将华北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关在了这里。没有打招呼，飞机便直接降落在了集中营的空地上。尽管日本在六个星期前已经投降了，但那些不幸的人还没有得到释放。这又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聚会，因为当中有很多燕京大学的同事和朋友。我在那里逗留了二十四个小时，对他们监禁的环境有了一些了解。相比起来，我们三个在物质方面要好得多，不管是住所、饭食，还是服务，都是如此；他们的住所非常拥挤，自己的事情全要靠自己完成，还必须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我们那里，每个人有着独立的空间，有大量空闲的时间，但却单调、无聊到可怕的地步。而他们每天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经常还有一些集体的宗教、体育和社交活动，很难有时间感受到无聊和寂寞。

回到北京后，在医生的要求下，我在床上躺了三天，不能见人，不能做事。

十一

在我获释后，燕京大学的纽约总部就一直在催促我尽快过去，同时海军也同意我搭乘他们的飞机回国。我当时看上去一定很衰弱、可怜，因为见到负责此事的官员后，他要求我必须乘坐“医用飞机”。于是在他热情的关心下，我和海军的病员、伤员一起登上了飞机，上面配备着担架和一个护士。

飞机在关岛停留了一天两夜，趁此机会，我和一个旅伴开着借来的吉普车绕海岛转了一圈。海军基地的宏大令我印象深刻，还有两座美丽的公墓。他们对岛上的土著居民做了很好的照顾，这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还有机会登上了一架B29轰炸机，以前，日本人在报纸上对它有过描述。最后我们游了泳，充分感受了这个热带岛屿独特的魅力。之后，飞机又在珍珠港逗留了两天半。我依旧住在军官的病房中，尽管我多次反对，但每次上下飞机他们都会用担架抬送，用救护车送我进出医院。同时，他们承诺，如果我申请的话，可以得到假期，到岸上去游玩。

第二天刚好是感恩节，我和在檀香山的燕京校友共同度过了这个节日。中午是中式的午餐，晚上则是美式的感恩节大餐，并且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次日，我又参加了这个城市里朋友们的招待会。因为正住在一个设备优良的海军医院里，我可以尽情地享受美食，而不用担心肠胃的问题。

到了奥克兰机场后，按照通常的做法，我又被送到了奥尔诺尔医院，由一位医生来照看。我问他接下来要做什么。显然，医生也很困惑，因为这个特殊的病人身上只有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没有任何疾病的病人”，但有权利乘坐海军的飞机回到美国。不过在了解到我需要尽快赶到纽约后，医生和他的同事经过商量，回答说，既然海军的运输队已经照顾了我这么远，他们可以送我去纽约。晚上9点的时候，在狂风暴雨中，飞机穿过整片内陆，降落在布鲁克林。当我们像海上的船舶一样晃来晃去的时候，我自嘲地想到，为什么这次漫长而平静的旅程会以这样的灾难作为结束呢？想到我们穿越大洋时，海军航空运输队每个人的体贴和细心，我感到非常愉悦。其实，我遇到的我们的军队都是这样的。在昆明的一个医院里，我问一名护士说，你们是不是都会接受某种培训，或是被特别要求？她对我提出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

到了纽约办事处后，我见到了一些老同事、董事会的成员，同时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来信，这让我激动不已。这还让我看到，在我和两位难友被监禁的日子里，他们的关心和焦虑以及国务院为营救我们所做出的努力。

经过日本人的破坏，燕京大学的修复需要大量的资金。但在这个时候，利用朋友们的同情来获取资助，显然是我不能接受的，办事处的人也同意这个看法。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他们还决定不作公开的演讲，只是在全国做一个巡回的“筹资旅行”。这次的安排比以往轻松、愉快了很多，通常是举办午餐聚会、晚宴或是招待会。而我作为主人，并不需要刻意去做些什么，以免双方因为捐助而发生不愉快。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往南走得最远也就到了华盛顿，根本没有机会去我家乡所在的南方一带，这令我很着急，因为那里才是我感情所系的地方，我的亲戚朋友们也大都在那里。

在华盛顿，我和弟弟瓦润，还有我的儿子，一起度过了圣诞节。我儿子在温切斯特做牧师，我每次到华盛顿，他都会跑来看我，为我开车。

第九章　成为外交界一员

一

我到纽约后不久，华盛顿发出声明，马歇尔将军将代表杜鲁门总统去往中国，解决国共两党的内部冲突。1945年12月15日，也就是几天后，杜鲁门总统公布了给马歇尔的信件。当时，马歇尔将军刚在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购置了庄园，准备和妻子安享晚年。尽管他对任命并不感兴趣，但出于一个真正军人的责任，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

于是，国际关系中这一特殊的任务就此开始。中国人本可以毫不领情，认为是美国多管闲事，强行干预他国内政，是傲慢的帝国主义的行径。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这是一次慷慨大度的行动，并暗含着友好的主动，而且马歇尔将军长期以来的个人威望使人想到威尔逊曾说过的“对另一个国家的友好帮助”，是值得信任的。将单纯的理想主义和开明的利己主义相结合，并以极高的效率来组织实施，这是美国典型的做事风格。我尝试着通过马歇尔将军在1月初抵华之后，中国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之后的种种情况，来复述当时发生的事情。马歇尔将军凭借着他的品格和威望以及美好的理性理想，将各方的代表聚集在了一起，并为会议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达成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协议。如果这五项协议能够付诸行动，那么就能结束内部的纠纷，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并可以获得美国的帮助，重组、改编各自的军队。最终，国共双方都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为了实现美好的目标，他们真诚地签署了协议。在之后的会议上，共产党坦言他们希望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但因为实际情况的约束，先接受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国民政府代表对此并不抱期望，尤其是那些没有参与到会议讨论中的人，由于没有感受到会场上的乐观情绪，他们不相信狡诈的敌人发出如此美好的意愿是真诚的。如果当时马歇尔将军能够多留一段时间，主持双方的谈判，也许他们还能实现初步的合作。但在3月初的时候，马歇尔将军被召回了华盛顿，直到4月末才回来。

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怀疑、猜测和指责不断衍生着新的仇恨。1927年以来，蒋介石的性格使他一直成为中国政治风暴的中心。政治协商会议中，他受到理想主义和马歇尔个人品质的影响，他性格中美好的部分开始展现出来。然而会议上的讨论从没有让他真正信服过，离开了谈判桌，他极易受到身边亲信的影响，相信那些流言蜚语。

1945年的11月，蒋介石宣布在次年的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要在会议上通过宪法，并成立新的联合政府。但随着冲突的加剧，会议已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了，于是他将会议延期。他对这种做法感到理所当然，这是他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而且也没有人提出异议。然而这只是一开始的情况，“常务委员会”并没有接到关于他这一行为的反对意见，也没有对此做任何记录。后来，这件事成为每次会议争议的话题之一，共产党指责他违反了政治协商的规定。国民大会被推迟到了11月12日，但共产党认为蒋介石确定开会日期的程序是不合法的，拒绝承认大会通过的宪法。这是当时双方矛盾激化的一个例子，本来无所谓的一件事，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于是无休止的争吵就开始了。马歇尔将军回来后，每天都在和相关的负责人见面，交流意见和看法，设法弥补他离开那段时间造成的损失。

二

大概在1946年的4月末，我回到了上海。虽然燕京大学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但由于各种原因，我不得不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星期。

傅泾波专门到了上海，并建议我到南京去拜访下蒋委员长。一个没有权势的老百姓，很难搭乘上飞往南京的飞机，而且当时铁路全都被共产党控制了。当地的旅馆全都被安排给了美国的军事顾问团，我到了以后基本找不到住处。不过，我还是相信了泾波独特的政治嗅觉，去了南京，这次旅程对我之后的经历有着巨大的改变。

虽然路程有些麻烦，但为了拜访蒋介石，此次拜访还是很值得的。记得上次见到他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这次会面见他重新住回了首都，我感到很欣慰。他问我对于现在的情况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在美国的时候，我关注过一些新闻报道，但现在看来，情况要比我了解的严重。接着，他问我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思考了一下，说我们可以避开一些细枝末节，谈问题的关键，他应该重新焕发起在危急时刻参加孙中山的国民党的那种勇气和热情，在国内发起一个革新运动，这样就可以把学生群体和知识分子拉拢过来，得到他们的拥护。他在国内正在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而借助他们自发的宣传，则可以重新收获民心，他也可以像抗战时那样，成为国家意志的代表者。只有这样，才能应对共产党的威胁。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在实施这些行动的时候，要关注人民的生活，遵循“三民主义”的民生原则。他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想要按照美好的意愿坚持行动太难了——这也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

蒋委员长和他的夫人都支持我去拜访马歇尔将军。我们从没见过，他肯定也没有听说过我，但我对于见到这位立下了赫赫战功、现在又肩负着和平任务的人物充满了好奇。约好了时间见面，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们谈论了整个的谈判过程。基本都是马歇尔将军在讲，我只是偶尔插进一两个问题或是简单的评论。告别前，他说之所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是希望能得到我的帮助。我回答说，如果他需要的话，我一定会赶来南京帮忙。后来，他派人请我去了一两次。这年6月快要过完的时候，我到上海参加了一个有关教育问题的会议。陈立夫来看望了我两次，每次他都要从自己的角度，激烈地对共产党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发表看法。马歇尔曾多次对我提起过陈立夫，说他是阻碍和平会谈的顽石。

陈立夫兄弟的叔叔是一个革命的先烈，曾先后跟随过孙中山和蒋介石，还曾救过他们。中国人很看重这种关系，因此，蒋介石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好。两兄弟先是跟随他们的叔叔工作，后来接替了叔叔的职位。兄弟二人都很有头脑，也从没利用职务进行贪污。他们忠于国民党和蒋介石，并坚定地认为，共产党必须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他们创建了一个帮派，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二陈帮”，其成员大部分都是来自国民党组织的各个分支。基于这种情况，以及他们叔叔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他们的权势极大。帮派的很多成员利用这点，到处为非作歹，以权谋私，欺压百姓。但陈氏兄弟本人则一直忠心工作，帮蒋介石消除党内党外反对的声音。讽刺的是，他们这些技能还是苏联顾问教的。1923年的时候，苏联曾派出一支顾问团到广州，帮助国民党布尔什维克的改组。虽然美国一直在指责陈立夫，说他偏激、顽固，是个反动分子。但很久之前，在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察觉到共产党会是日后的隐患。

我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信，询问他是否有兴趣听我跟陈立夫谈话的报告，并很快收到了他的回复。他表示如果我能过去的话，他将马上派飞机来接我。这次会面的结果很有戏剧性。我到达南京的时间是6月29日的下午，刚好是国共两党当月停战协定失效的前一天。各有关方面都认为协议不可能通过了。蒋委员长也已经准备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不再进行协商，并且给各军区司令发去了准备战争的命令。马歇尔将军也让他的下属做好了随时回国的准备。在这种关键时刻，已经没有人再关注陈立夫的态度问题了，当务之急是马歇尔将军能够说服蒋委员长，延缓开战的时间。这就是整件事情的背景。在其后的几天里，我都在根据目前的形势，思考着局势的走向。

三

燕京大学还有很多战后遗留的问题，需要我尽快回去解决，我也急切地想要回去。7月4日，美国方面举办了招待会。为了避人耳目，我在去与不去之间犹豫不决。那天我刚起床，正在穿衣服的时候，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来信。信中说，送我回北京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会在10点起航，并让我在9点钟的时候提前给他打个电话。我总算不用为招待会的事情烦恼了，而让我打电话的目的也无非就是表示感谢而已。然而电话中马歇尔将军的话却令我吃惊不已，他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美国的驻华大使。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马上拒绝了，并解释说，我前不久过了七十岁的生日，而且向燕京大学的当局提交了辞呈，我这个年纪，需要的是从繁忙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而不是增加它，还有我对于外交基本完全不懂，等等。不过在最后的时候，我对他说，他的任务很艰巨，合理的情况应该是，只要他需要的话，就应该得到帮助，而我也愿意遵循他的意见。我们商定的结果是，我最多需要担任这份工作的时间是一年。看得出来，他很急迫，10日的时候，参议院就从总统那里收到了对我的提名，并且得到了一致的通过。在那时，美国人民给予了马歇尔将军最大的信任和便利。

回到学校后，我一直忙于解决长期积攒下来的问题。那个消息公布后，大家都很兴奋。我的同事们都对此表示了支持，并说如果在我的努力下，中国能够实现和平，会是对我生命最有价值的使用，那时，不仅是对我个人，对于燕京大学来说都是最好不过的结果。我向董事会提交了辞呈，他们一致拒绝接受，只允许我请假。我立刻去了南京。原本以为这只是次初步的短暂旅行，没想到足足待了一个月，我才终于有机会回到北京，安排学校的事情。

夏天的时候，蒋委员长会和夫人到牯岭去避暑，马歇尔夫人也住在附近。马歇尔把我也带到了牯岭，随行的还有将要离任和即将上任的领事馆的同事。这样，方便我递交国书。我们在路上花费了大概五个小时，先是一个多小时的飞机，接着做轮渡到九江，又改坐汽车穿过一片原野，再坐轿子上到牯岭山。由于是在山上，递交国书的仪式就简化了很多。结束后，我对委员长说，我希望在以后的交往中，还能和以前一样，以朋友的身份进行，而不是现在的驻华大使。

四

那个夏天，基本每个周末，马歇尔将军都会到牯岭看望他的夫人，同时，也为了从炎热和沉闷的会谈中解脱出来。

再回到南京后，我也加入到了那些会谈中。大部分会谈都是在我的住所，和共产党代表团以及其他团体代表进行的，有时是和马歇尔将军之间的。周恩来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他从南开中学毕业后，曾到巴黎留学，思想开放、机智敏锐，其独特的风度和魅力很有吸引力。由于互相间的不信任，以至于他或是其他方面代表的谈判进展举步维艰。我清楚地感觉到，在两三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各方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表现是如此相似。周恩来的一番话使我想到一个可能。我建议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由各方派出两名代表，而我作为中间人。在这个会议上，各方不用做出任何的承诺，只需要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解决的办法。

周恩来对这个主张很赞同（不过后来遭到了延安的否定），我也对此充满信心，决定和马歇尔将军下周一起到牯岭，向蒋委员长提出这个建议。

得知我要去牯岭的消息后，在南京的二十多个中国记者开始由此作出各种猜测，他们想知道此行的目的以及谈判的进展情况。到了牯岭后，我得了胃病，这可能是一下子从平原到山顶的温度差异造成的，也可能是饮食的不合理。反正，在见过了委员长的私人秘书沈昌焕后，我不得不回到屋内躺了一会儿，准备中午的时候去和马歇尔吃饭。但我头晕得厉害，只好派人通知了马歇尔将军。很快他就过来了，并亲自把我在床上安置好。委员长的私人医生为我检查了病情，但他的语焉不详又引起了周围记者的任意联想。委员长强令我在病好前不用着急去见他，先留在山上好好休养。记者们没有得到政治上的消息，便在我的病情和委员长夫人和马歇尔夫人送来的精美食物上做了夸张的报道。这些报道被渲染得越来越离谱，听在美国的一个亲戚说，她听闻这些新闻后担心不已，直到在电台里听到我脱离危险后，才放下心来。

又过了几天，我才被允许去见委员长，对他提出了非正式委员会的建议。在提出了几个先决条件后，他同意了。我在第二天赶回了南京，并在当晚与周恩来以及他的同僚谈了五个小时。在听到委员长提出的条件后，周恩来身体前倾，神情沮丧地低着头。这样的姿势他保持了几分钟，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之前和谈出现希望的时候，他也有过相同的动作。我知道，在这个时刻，对于对方的不信任，以及最根本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再次显现，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不管他们真正的想法是怎样的，我能感觉到共产党对实现联合的诚意，但前提是要按照他们的条件。而国民党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不抱希望的犹疑。共产党表现出来的不信任是我生平仅见的，在与人们的交往中，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和国共双方可能加入到非正式委员会的代表又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对于蒋介石提出的先决条件提出了反对，认为这不符合平等的基本原则，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语气越来越激动。后来，他气愤地提前回了上海，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以此表示不满。而他的同僚们则继续留在了南京。

我和马歇尔将军在这时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国共双方因为犹疑和不信任，难以对彼此妥协，这造成了和谈进程于无休止的延宕。我所建议的那个非正式委员会成立后也永久搁浅了，没有举办一次正式的会议。这成为双方关系破裂的前兆。10月12日的国民大会和张家口的沦陷，宣判了和谈的失败。这两件事可以作为双方争论问题的典型事件来进行细致的描述，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在情感上的隔阂。

五

1945年末，凭借自己的权力，蒋委员长宣布将在次年的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主要议题是新宪法的通过。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大家都同意了召开国民大会。但在日期将近的时候，战事重起，委员长下令会议延期，并让政治协商委员会公开宣布此事。虽然共产党宣称当时有人对他这种自行其是的做法表示反对，但据委员长的回忆，当时只不过有人在会议上提出了一点疑惑而已。而且会议记录的丢失，没有了任何的证据。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擅自将会议日期改为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这天，是毫无异议的。但在共产党看来，他的专制、独权是对已达成协议的挑衅，这类事情是指导委员会的指责，应该交由他们处理。

此时爆发战争的话，国民党无疑是有优势的。他们开始向位于北京西北的张家口集结兵力，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战略要地。周恩来和留下来的代表团成员迫切希望能够避免这次战争的发生，因为这对他们的事业是个巨大的灾难。我和马歇尔将军竭力在战争爆发前争取了十天和谈的时间，虽然，蒋介石很难满意于共产党所能接受的条件。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成功说服蒋介石同意了谈判。但对周恩来的劝说却遇到了困难，他不肯从上海回到南京。为此，马歇尔将军专门飞去了上海，恳请周去南京。我们保证说，只要他们同意恢复谈判就可以了，并指出，如果能够成功，那么张家口的危机就能解除，而拖延只会让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可他们仍表现得犹豫不决，以“十天的时间太少了”、“蒋介石并不可信”等等理由推脱。

我们这次的努力又白费了，张家口也在10月10日的时候被国民党攻陷。这刚好是在国民大会召开的前一个月发生的，也正是按惯例向各代表团发出与会通知的日子。周恩来脾气越来越差，连同他的代表团的人也变得情绪激烈。将这两件事综合来看的话，无疑宣告了和谈的正式破灭。他们借口国民大会日期的制订不合法，对大会通过的宪法也拒绝承认。周恩来先回了延安，留下来的代表继续和我们进行一些谈论，但已经毫无作用。

虽然如此，国民大会由5月改到11月后，仍邀请了共产党出席。但共产党对确立宪法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关心的是新建的联合政府，共产党和支持他们的盟友（像民主同盟和郭沫若那些无党派人士）在国务会议中的席位问题，要求在四十个席位中至少有十四个是他们的。因为在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协议中，政府决议的通过要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国务议员的通过，也就是说要有二十七票，而十四个席位能够保证他们获得否决权。但政府只答应给予他们十三个席位。双方在这方面的冲突是共产党拒绝加入联合政府，参与国民大会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为了等待共产党的参加，大会不得不又推迟了三天，到15日才正式开始。在大会选举其主席团的时候，五十五个席位中为共产党预留了九个，不过一直到最后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大会上。

蒋委员长把宪法的草案提交给了大会。这个草案比起十年前准备的那个要民主多了，并且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已经得到了个党派代表的同意。从这也可以看出，委员长自己的政治思想也在不断进步。但这个草案却遭到了国民党内部一些激进分子的反对，他们要求按照以前的保守草案进行修改。委员长的态度很坚决，他向那些顽固分子施压说，他们或者听从领袖的安排，或者同他完全决裂。那些人最后只好选择了屈服，不然，宪法草案不可能得到通过。委员长马上通知我，宪法一定会通过的，让我放心。

也就是说，在经过了长期的争论后，政府的议会终于使用了一部民主的宪法。这对于两千零四十五个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来说，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将军发表了一份声明，我觉得有必要将这份声明记录在这里：

“事实上，国民大会最终通过的这部宪法，在主要的方面都契合了去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所提出的原则。毫无疑问，它是一部民主的宪法。可惜的是，共产党因为自身的原因没有参与这次大会，但其实这部宪法已经包含了他们所提出的一切主要的要求。”

六

就美国人对于共产党的目的和策略的了解来看，记述下几个月以来我和他们的代表团打交道所留下的印象，是不会毫无意义的。正如上面提到过的，他们并不否认想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不过现实的状况还并不允许这么做，人民也没有为此做好足够的准备，他们需要进行“基本的思想普及”。加入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他们实现最终目标的一个阶段。但他们并不信任政府集团，而且把军队交出去让他们缺乏安全感。可能的结果是，它们会丢失掉所有的地盘。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双方的高层基本还是二十五年前的人员，在一个对人际关系看得很重的国家里，这也是两党和解难以忽视的阻碍。

我个人看来，结束双方的武力冲突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知道，即使双方最后在武力上分出了胜负，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由美国帮助实现军队的重组似乎是最好的选择，既可以保证双方不会发生武力上的冲突，还能减少军费的开支。而且，在谈判的过程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分歧，也只会是政治上的，而不会因此造成更多的流血和经济上的灾难。

宪法是在圣诞节那天通过的，在之前的六个月中，他们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讨论、提出法案、听取意见，以及帮助委员长起草公开声明这些事情上。我们三方面的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最后的时候，周恩来已经难以抑制自己愤怒。委员长也毫不相让，两个人常常对着发火。马歇尔将军也开始不耐烦，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甚至想对杜鲁门总统提出回国申请，一走了之。不断有一些新的提议让大家看到希望，但很快就再次破灭。到了10月底的时候，“第三党派”的领袖们开始跳出来接过了我们没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中国人自己的介入能够取得成功，那当然再好不过了。我们也做好了退出的准备。但还没一个月，他们也纷纷放弃了这种努力。

那年夏天到秋天那段时间，民众们都在期待着和平的到来，记者们时刻报道着我们的动作，满足民众们窥探真正消息的需要。一般我都是在晚饭前的一段时间和马歇尔将军会面。在饭后，他会选择在家里看一场电影，这能让他接受各种采访后的紧张神经放松下来。这时，我也会留下来。有趣的是，有中国的新闻上说，我在5点30分到的马歇尔将军的家里，但直到夜里11点才出来，我们一定是在讨论什么重要的事情。

七

我知道，自己担任这个职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促成国共双方的和谈。在我接受任命前，沃森·布特沃斯被派到了南京的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由于工作出色，后来他被升调到国务院东亚事务办公室。接替他工作的路易斯·克拉克，同样很有能力，并对这份工作充满了兴趣。因此，任职以来，我基本上没有接触大使馆日常的管理工作，而是将其全都交给了他们去办理。如果要我对他们进行评价的话，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效率都是值得称赞的，并且一直保持着对我的尊敬和照顾。正是因为他们交给我的“绝密”的信息，以及在宴席上一些潜在的礼仪（像排座位这种），才让我这个新手在工作开始就感到很顺利。他们的夫人还有其他同事的夫人们都在生活上，给我这个孤身的老人很大的帮助。而我也感觉，自己好像融入进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一个中美的联合会在我将要离开北京去任职的时候，为我举办了一场欢送会。当在台上作难以推卸的演讲时，我看到了台下的一个我多年的老朋友，胡适博士。我简单对比了下我们两个当时的境遇：他终于卸去了国外大使的职责，回到北京担任大学校长；而我现在要做的正是胡适博士刚刚避开的，不得不离开这个美好的城市，离开我所喜爱的工作，去从事一项难以确定的工作。

八

但还是有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情。可以预料到的是，中国的民众会欢迎我的任职。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所有报纸上的评论竟然出现了一致性的拥护。几乎南京所有的官员都曾是我的朋友，或是近年认识的熟人，我新的职位并没有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在教育方面的活动，以及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愿望的强烈的同情，都已经被普遍知道。实际上，中国人常常说他们是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的。但我对美国人的态度就有些不确定了，因为在东方，美国传教士和非传教士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在特定的环境下，这种特点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并且各自生活习惯、社交圈的不同也更加深了隔阂。因此，像商界会觉得我不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反对我。并且，在他们看来，狭隘的宗教情怀和对中国人民理想化的同情，使我根本不适合担任这职务。

那时，跟我们的传教工作一样，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内地发展很好。有人开玩笑说，这是美国在中国从事的三个主要活动，而且三者有着相同的格言：“让光明降临到这里”。而美国国内的民众如果关注此事的话，可能会对政府任命一个“垂暮的传教士”担任驻华大使感到惊奇。有个专栏作家在文章中就是这么称呼我的。出于善意，大家对我隐瞒了这些反对的意见，传到我这里的来自美国的评论都是表示支持的，而且在中国的美国各行各业的人也对我表现得很友好，这鼓舞了我的斗志，他们的态度对我适应新的生活有所帮助。大使的生活方式、工资和声望，这些都与我过去朴素的生活习惯有很大不同。不过，我也从没有将做礼拜或是禁止烟酒这样的事情作为宗教和世俗生活的差别。我认为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生活的质量，这是判断行为正确与否、是否被上帝或是民众所容忍最重要的标准。不管怎样，我决定忠于自己的想法去行动，因为我相信那句权威的话，“就像有了白昼，才会有黑夜，忠于自己，终会得到上帝的回报”。

第十章　没有结果的努力

一

马歇尔将军花了一年的时间，努力想帮助中国建立起联合政府，实现这个饱经灾难的国家和平民主和经济上的复苏。他做事时的谦逊、耐心和机敏，表现出了美国对于中国的关心和诚意。即便是在正式会议中断后的最后两个月里，我们仍旧没有放弃，努力寻求生机，坚持和政府、和共产党的代表团私下会面。可不得不说的是，马歇尔将军清楚地意识到已经没有了回转的余地，他的任务失败了，并准备过完年后就回国。

1947年1月6日，杜鲁门总统令马歇尔将军回国，接替贝尔纳斯担任国务卿。那天下午，我们去拜访了蒋委员长，把马歇尔将军一天后回国的消息告诉了他，但隐瞒了那个新的任命。委员长坦言了对于雅尔塔协议的看法，对在中国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涉及中国事务表示了不满，并说他个人可以原谅这件事，但中国人民对此却很愤慨。他希望可以把这件事转告杜鲁门总统。接着，他询问马歇尔将军是否愿意回来做他的最高顾问。这次谈话主要是蒋夫人在做口头翻译。最后，我们商定好在第二天下午再单独见面，然后举办一个告别的宴会。

第二天见面后的谈话气氛很紧张。委员长再次向马歇尔将军发出邀请，希望他能留在中国担任最高顾问，并真诚地保证，马歇尔将军会拥有他自己的所有权力，并得到他最大限度的帮助。他让马歇尔将军考虑一个问题，还有什么比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美国所希望的国家更有价值的事，这不仅是对中国，对美国也有同样的好处。他的想法是，到时候马歇尔将军不仅拥有一个他自己的技术顾问团，还有一个美国的民政顾问团。马歇尔将军被他的诚意感动了，但又不方便多说什么，只好对委员长的信任表示了感谢，并表示会认真考虑。

但当晚，在我们开车离开的路上，马歇尔将军让我找机会跟委员长讲明他不能接受邀请的原因。第二天早上，我赶到机场为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夫人送行，在场的还有委员长和其夫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一些人。马歇尔将军离开后，我在机场徘徊了很久，内心被一种孤寂感所充斥，但想到在华盛顿的他与我仍保有同样的关系，这份孤寂感就被冲淡了很多。

二

最后那天的早上，尽管事情很多，但马歇尔将军还是抽时间询问我，在和谈已经失败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我回答说有三个可以选择的办法：第一，支持国民政府，尤其是在军事顾问上的援助，帮助他们进行军事上的改革，然后视改革的效果考虑进一步的援助；第二，采取中立的态度，先观望，然后看形势见机行事；第三，放弃在中国的所有努力，不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我个人选择第一项，如果非要在二和三中选的话，我宁可选第三项。

他想了想，表示在原则上同意我的看法，也理解我主张“一个积极的策略”的目的。

三

由于问题的严重性，我需要把上面的三个办法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毋庸置疑，一个国家的政策必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基础的。长期以来，我们美国人就觉得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统一、强大的国家，并且为我们的民众所接受、与美国交好、在太平洋地区有影响力，这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被迫和日本开战的主要原因也是这个。在那次战争中，我们向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质上的资助。所有这些，还有我们在整场战争中所牺牲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中国的关注是可以记一笔账的。再附加相对很小的投入，来实现我们最初的目的，这似乎是个“好生意”。

战争期间，我们作为盟国，参加了在中国领土上的多次战斗，并通过很多方式陷入了中国的内部事务中来，这些方式包括像赫尔利大使的努力、马歇尔将军主持国共两党和谈等等。我们已经很难就此抽身离去，而毫不理会内战的事情。

还有雅尔塔协议的问题，在没有经过中国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她的利益出卖给了苏联，允许苏联对中国东北的铁路有三十年的共同管理权，并在大连、旅顺拥有一些特权。

不管我们的理由是有多么合理，我们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中国的利益在道义上都是说不通的，我们有责任对此做出弥补。1946年3月，马歇尔将军刚被调回华盛顿没多久，中国共产党就控制了除沈阳及其周围地区外的整个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是很富有的，它的农业和工业都对中国有着巨大的价值，更不用说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了。我当时想，如果中国成为苏联的又一个卫星国，我们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我真诚希望立刻给国民党提供军事上的支持，尤其是技术上的指导，先帮助国民夺回并控制长江以北的一些地区，然后在当地进行民政管理上的改革，保证人们政治和经济上的安全。在我想象中，这些地区应该包括南京到天津、沈阳到北平、济南到青岛的铁路沿线区域，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还要包括长江以北从东到西的陇海铁路沿线。这样做，与其说是跟共产党战斗，不如说是遏制他们更为准确，这也使两方的普通百姓免于战争铁蹄的践踏和伤害。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冲突只会发生在一条防卫线上。同时，把斗争的主要方面转移到为民众谋取福利上来，更好的制度将会获得胜利。这样的话，奉行现实主义的共产党一定会希望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我对马歇尔将军说，他的使命终将会完成。但现在回想当时那个使命毫无疑问是不可能成功的。可在那时，我确实抱有这样的希望，并觉得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高。

而如果我们不能向上面说的那样，坚定地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那我们就应该停止除了一般外交外所有在中国的政治活动。不能制止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或是将他们逼到只能战略防御的地步，即便提供给国民政府人道上的支援，帮他们恢复经济，稳定住货币，都是徒劳无用的。国民政府的战争预算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但它实际的财政收入只有他们估算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整个交通行业和从事生产的企业基本处于瘫痪的状态。对我们来说，武力的干涉并不是解决冲突最有利的方式，这只会使战争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而最好的应该是尽快解决武装冲突，履行我们的责任。整个国家都在期待着真正的和平。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没有组织的、拥有庞大数量的老百姓面前，都只是极为微小的存在，他们希望的不是政府的压迫或是战争，而是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下，好好过日子。我们在中国所做的，继续留军事顾问团在那里，让他们以为仍旧能够得到经济上的援助，但其实又得到的很少，所有的这些，都使得我们在这个国家出现了很多问题。国民政府的领袖说我们背弃了他们；共产党认为我们偏袒另一方；而有文化、有见地、为普通百姓出头的知识分子又指责我们是帝国主义对他国内政的强行干涉。

这里，需要对支持进行军事指导的建议进行一些说明。20世纪初，中国一直在抵抗着外国的侵略，直到日本的入侵，在这个过程中，她在思想、文化、政治结构以及社会体制等各方面都经历着不断的变动和改革。一个古老的文明在经受新生力量洗礼的时候，她的军事科学不可避免地会遗留下旧时代落后、陈旧的特征，阻碍她接受现代化的军事技术。而即使掌握了这些技术，中国的领袖们也难以摆脱旧日的个人关系和政治紧密联系的这些习惯的影响，不能坚持不带感性色彩，而只注重战斗效率。而在这段历史时期，我们美国刚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催发出来的新的军事技术和发明，也相应地培养出了很多战争的人才。中国人也在缓慢地进步着，懂得了使用机械的重要性，学会了新的作战方式，并能把他们的事业置于像家庭、“面子”、情谊这些旧时遗留下的习惯之上。但像运筹学这种新生的学科，连同它的定义本身，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所以，我们强调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中国做出技术上的指导，很幸运我们是这么做的，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我们狂傲，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面子。

对于中国人看起来对我们的意见没有兴趣甚至反感，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这一问题。首先，在中国礼貌被看做是道德的一部分，因此，提意见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必须要保持对对方的尊重。孟子曾对一个乞丐宁愿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行为提出赞赏。另外就是，我们的顾问团是由政府派来的，并直接对政府负责，他们要做的是根据中国方面学到技术的程度，来判断是否进行物质上的援助，因此是不适合受到冷落的。

我骨子里一直是个教育家，因此，在我看来，对于中国的所有援助都可以看做一个教育的过程，帮助它训练人才，并在国际化的环境中调整姿态，发展和邻国的友好关系。它的邻国也只是由于历史的因素，在一段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取得了一些进步。我可以以几乎一生待在中国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能够给予足够谦逊和礼貌的指导，没有什么是他们学不会的。同时，他们也会十分感激我们所做的努力。这足够令人感到满足和高兴了。

四

1947年整整一年的时间，美国一直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显得犹豫不决，这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二战之后，欧洲恢复的速度惊人，这不得不让美国有所警觉和行动。在美国维持世界和平的战略规划中，欧洲所占的位置必定是首要的。

第二，一些美国人担心，对中国提供的任何有效的援助，特别是对她的国家政策改革方面的指导，会使美国陷入到中国内部事务中难以自拔，而且陷进越来越多的承诺中。这会引起一部分非中国人的抱怨和不满，即使不是全部，并增加很多没有必要的混乱。甚至会引起其他一些国家的敌对和报复，进而削减我们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

第三，美国政府在等待一个时机，它需要看到正在进行的改革或是要诚心改革的一些迹象，才能放心地进行援助，为此，政府一直在督促国民党尽快改革，并不断作出暗示：他们不相信，一个不能进行进步改革的政府，有能力用我们的援助造福整个国家。

这几个方面的考虑都是很合理的。不过我还是期待美国能够确立下来一个积极的政策，因为我相信，针对中国的内部情况所做出的反对意见，并非不能解决。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时刻遵循自己的信仰行动，而不应该被恐惧所左右。

马歇尔将军回国后，整整一年的时间，不断有人来拜访我，他想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并希望我能在政策的制定上有所帮助。国民政府和它的拥护者希望能尽快得到美国的援助，主要是经济上的。在开始的几个月，蒋委员长见到我第一个问题一定是关于华盛顿方面的消息。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我每次都没有确切的消息可以告诉他。

另外，有一个非共产党的团体很明确地对我们提出反对，质疑我们为什么会继续援助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政府。他们完全是受到了激进派的宣传、一些报纸上说的大规模援助的误导，其实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援助是多么微薄。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则显得更加可悲，他们对国共两党中主张开战的激进分子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并要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他们中包括一些没有注册的政治党派的代表，据说有七十多个；还包括一些大学的教授，或是普通的有些见识的爱国主义者。可跟那些真正有手腕的政客比起来，他们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脱离实际，也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组织。这也注定他们的声音不会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团结组织起来？有人给出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回答：“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意思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集体特征中的某些因素，使他们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他们互相之间不信任，充满猜忌和排斥，并且遇事怯懦，这些都成为他们团结起来进行一致行动的障碍。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资金，缺乏愿意出钱并不会干涉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赞助者。更为明显并且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害怕激烈斗争中的两个党派的秘密警察。国民政府对于新生的政治组织极为敏感，不允许脱离其控制的组织存在，宣称他们即便不是共产党伪装的，也至少是亲共的，带有粉红的色彩。

军事、经济和心理各方面的问题相互影响，衍生出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形势开始变得对政府越来越不利。

五

1947年夏天，魏德迈使团来到中国，并在这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又到朝鲜待了两个星期。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升职成为了大使级的特使，身边带着一队专家和秘书。在史迪威将军离开中国后，魏德迈将军就担任了委员长的参谋长，他拥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担当这一职务。不过这个消息的传来非常突然，没有作任何的解释和说明。他要离开美国之前才给我发了一封简要的电文，让我转交委员长，要求中国政府的批准，之前没有进行任何商议。这件事情很有趣味性，难以想象，只是我们单方面的决定，便给另外一个主权国家派进这样一个使团，并且得到了批准。这是因为他们国家内部出现了困难，急需我们的帮助，不然他们肯定会严词反对这种做法的。当然，共产党对此做了谴责，理由无可辩驳。不过这种做法最终能够成行，跟我们长期以来合作的历史也不无关系，我们曾为帮助他们打败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于我们的动机以及魏德迈将军的人格都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更好的人选了。

在整个夏天最炎热的一天，使团到达了南京。他们不顾天气的炎热，那天去了很多地方收集资料，忙个不停。然后他们在夏威夷一个僻静的地方，开始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资料数量庞大，但他们还是以美国人特有的热情和效率很快完成了一份详尽的工作报告。这份报告的全文并没有正式公开过，只能从魏德迈将军后来在国会的证词中略微猜到一些内容。而从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上，没有看到任何受到这次行动影响的痕迹。中国和美国的差别在使团将要离开的时候有着明显的体现。出于礼节，委员长要为即将离开的使团开一个欢送会，但他们拒绝了委员长的好意，要以一次政府高层人物都参加的讲话来替代宴会。会议是在委员长的住所举办的，有大概四十多位高官参加。魏德迈将军对这次讲话准备得很认真，演讲的稿件很早就打印了出来；当中，他非常中肯地提到了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这是出于美国人的负责人的态度，他希望可以通过这次讲话让政府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激励他们进行改革，并且相信自己的报告能为中国获得援助。

不过，政府方面的回应也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一位与会的官员公开提出批评，说这不同于小范围的朋友圈，讲话可以肆无忌惮，这里是一个人员混杂的集会，所说的话都是要被公开的，因此这样的讲话就太不得体了。之后，一位有名望的年迈儒家学者甚至为此哭了出来。但所有人都知道魏德迈将军所说的都是真实的状况，没有任何夸张，也知道这些话是出于好意。渐渐地，人们出于本能的愤懑逐渐消退。之后，魏德迈将军又发表了一份言辞温和的声明，他们才终于缓和了下来。

就我个人来说，对于使团带来的希望和随后的失望，我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有着相同的感受。但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和魏德迈将军的友情在这段时间又加深了。他的品德高尚，对于中国和中国的人民怀有真诚的同情，真正代表了美国的美好情谊。他使团的成员也都具有这种善意和建设性的精神。他们坦言此行的目的只是为了调查出真相。但令中国人感到不解的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他们有什么权利进行这样的调查？我们大使馆疑惑的是，为什么这些本属于大使馆情报系统的工作，华盛顿要如此着急地特意派专家来帮忙？美国的民众也有困惑，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花费了那么多的钱，但最后的结果为什么不肯公布出来？

魏德迈的使团进行调查期间，威廉·博理特先生也来到了中国，倡议在军事和经济上对中国政府进行多种形式的援助。他的这种意见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之前，大部分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紧接着，周以德博士也来了中国，试图让自己融入到这里的事务中来。他演讲的观点跟博理特的基本相同，不过更加善于雄辩，也更具煽动性。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演讲上面。

六

国共两党的合作虽然失败了，可委员长还是听取了马歇尔将军的意见，扩大了政府的基础。春天的时候，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争执，有两个小政党谋得了几个部长的职位。可政府的状况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改善。就像我们国内的政党搞那些不正当的政治利益分配一样，这些小政党也极力为自己人捞取职位。那些新上任的部长和他们下属的作为，与被替换下来的官员没什么两样。美国最初的意愿当然是美好的，但在中国人被迫执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了。这也说明了，在中国任何的政治问题，都是以个人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

新的改革措施不断被政府通过，但基本全都被搁浅了。物资上的匮乏和人心的涣散，使得政府也只能勉强维持局面，无力去做更多地变革了。政府在经济、军事和心理上的状况都在不断恶化，几种因素相互交织，甚至整个政府机构都很难正常运转了。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如果没有新鲜、强大的力量注入，注定没有恢复的希望了。正所谓：一事顺，事事顺；一事不成，事事不顺。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在不断下降，甚至于政府内部各级官员也都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人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大多是共产党组织的）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同时，由于大家觉得美国阻碍了共产党推翻腐败的政府，人们的反美情绪也在加重。这也使得学生们经常为一件跟美国有关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产生激烈的骚动。

相比起其他地方，中国的学生更像是一个民众意愿的晴雨表，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群体。因为没什么顾忌，他们的反应一般会比较明智，活动也基本是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对中国命运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可单纯的动机却也很容易为人做政治上的利用。1947年到1948年，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费用的上涨，使得学生又多了经济上的理由，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反对学校伙食的骚动成为新的方式。抗日战争期间，政府曾明智地为流亡大学生提供生活上的补助。尽管生活很艰苦，可即使是在最饥饿、最穷困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任何抱怨。战争结束后，国立大学仍保持了对学生生活上的补助。可现在，在粮食变少、伙食变差的情况下，学生们开始找政府的麻烦，认为是政府的失职，不能给他们一个安定和较好的生活条件。而且对于同是中国人的共产党开战，也并不能像对抗日本人那样，激起人们一致的爱国热情。相比起来，学生们会更支持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不是腐朽落败的国民政府。沮丧、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氛围充斥在学生群体中。除去伙食不好，他们的衣服、取暖、教科书、就业，还有学校的教学质量、实验室的器材等一切与生活相关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而像教师、自由职业者和政府各等级的公务员们的生活状况则更为糟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都不如苦力和工匠，至少他们出了力气就有相应的钱拿。很多人把他们的生活水平作为了衡量自己生活的标尺。

所以在这段时期，相比起国家的意识形态问题，学生们显然更加关心自己能否生存下去。在1947年9月的一份调查中，清华和燕京有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学生反对共产主义，然而一年后，这个比例下降到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他们绝望地认为，再也不会有比现在更加糟糕的状况了，如果共产党掌权的话，至少能拥有安定和平的生活。至于在国民政府垮台后，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人会是怎样的下场，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内。他们管不了那么多了。而且更为不幸的是，共产党的宣传很聪明，相比起来，国民党的宣传则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

七

这时，我接到杭州市长的邀请，到这座我出生的城市访问。这无疑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在政府举办的宴席上，政府、民间、当地的教育机构，还有一些老朋友都对我的到来表现出了由衷的欢迎。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赞美，因为我知道，这不只是对我个人的，更是对美国人民诚挚的友情。并且我也深信，这种友情是不会以两国官方关系的疏远而有任何改变的。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在访问将要结束的时候，市长授予我为杭州的荣誉市民。

八

一些经常性的新闻报道仍旧令人们对美国的援助抱有希望。而在美国国内，有关对华援助的争议在国会召开后变得愈发激烈起来。直到1948年初，争论仍没有平息。中国的报纸对此有着详尽的报道，并附有一些毫无根据的谣传。人们保持着对这些报道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当四亿美元的援助消息传来时，人们的反应显得多种多样。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们在表示感激的同时，担心这个数目并不能保证他们最终的胜利；共产党人在他们胜利的时间表上又做了推延；知识分子们难以抑制沮丧的情绪，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苦难的生活还要继续，和平到来的日期被拖延。

令人欣慰的是，罗杰·莱伯曼被任命为中美经济合作署的副署长。他待人和善、谈吐优雅，并且精明能干，与他打过交道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表示尊敬的。他的助手艾伦·格里芬是一个将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美国人的典型代表。他重新规划了经济复兴的项目，并且做了很好的选择。总署内的其他人员也都经过了精细的挑选。中方组建了一个相应的委员会，其成员在品行和能力上都是最优秀的。在四亿美元的援助中，有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是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不过他们也明白这些钱是要用在军事上的。按照经济合作署通常的程序，这笔军事援助的费用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却可能令我们卷入进中国的内战。实际上，由于我们海军和陆军的代表在款项的分配上有不小的影响力，所以不断有中国人向他们提出协商。

在美国提供的援助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有关于农村的恢复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绝不是武力就能解决的，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共识。而在农村地区，只要建立起优于共产党的地方政府，那么共产党的势力自然就会瓦解。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但却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足够的重视，而这也成为他们统治上最大的弱点。这让我想到了晏阳初博士和他所倡导的“群众教育运动”。记得和吉米第一次（我们对晏博士的昵称）认识的时候，他正在忙于教文盲一千个汉字活动而筹备图书。我在他的顾问团里做了几年的顾问，之后不断有燕京大学的学生加入到他的这项运动中来。他一直为这项事业奉献了二十多年的青春，直到日本占领北京后，他被从实验中心赶了出去，回到了重庆老家。

马歇尔将军离华前不久，在一次与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的谈话中，我们聊到了晏阳初博士，想请他来从事一项新的工作，在从共产党手中收复的地区内，对居民进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为请他到南京商议此事，我们联名发了一份邀请。晏阳初博士到来后，对我们的想法表示赞同，但他有更宏大的目标，那就是组织起成百上千个有志报效国家、但苦无门路的学生们，对他们加以培训，从而把活动的范围覆盖到全国。同时，他不主张依靠通货膨胀严重的中国货币，因为在经过了一系列繁琐、拖沓的官方程序和政治阻力后，这些货币的价值已经严重缩水了。从长远来看，他认为寻求美国资金的帮助会更有助于活动的成功，受到的阻碍也会小得多。他曾有过多次这样做成功的案例。我熟知中国人这种普遍的心理，觉得美国对于这种诉求向来是慷慨大方的，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了他的提议。不过，最终我被他说服了，认同了他的看法。之后的几个月中，他忙于安排旅美的事宜，然后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在这段时间内，他为此行数目可观的募款精心列了一个使用的条目。我们谨慎地挑选了三个中国人和两个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但可惜的是，这个委员会还没正式开始工作，共产党就接管了这个国家。

九

1948年的一年中，国民政府完成了两项非常重大的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人们对于它无所作为的谴责。其中第一项发生在前一年推迟到12月的国民大会上，通过选举任命了总统。在选举的过程中出现了违规作弊的操作，人们怀疑选举出的代表的身份。会场秩序混乱，有不守秩序的大喊大叫和其他恶劣的行径。但不管怎样，这对于政府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改变，是朝着公开选举代议制政府迈出的第一步，同时，他们对于政府中滥用职权的行为也做了揭露。大会上也出现了完全自由的争论，包括对于政府的批评。而政府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的过程采取了严密周全的措施，保证了投票的公正和公开。现场没有发生任何违规的举动，也没人有那样做的企图。在这里，委员长的威慑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一直在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宪法规定的程序。显然，会场的人都清楚地感受到了这点。副总统的选举对于委员长来说是件为难的事情，因为根据宪法，中国的总统和法国的一样，都只是一个名誉的象征，并不拥有实权。他肯定是不想担任这样的角色的，但在新宪法刚通过的时候，他也不能立刻破坏它，要求给予总统战时的特殊权力。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相比起做总统，他宁可担任行政院长。

委员长想尽办法劝说胡适博士参加总统的竞选，但没有成功。在找不到新的候选人后，他只好同意了对他自己的提名。但同时也提出，两位参加竞选的两位军方候选人必须退出，因为军人并不适合担任文职。其中一人很顺从地退出了竞选，但另外一个人则表现得很生气，他不断地抱怨说，应该早点告诉他这个消息，现在竞选的名单已经公布了那么久了，他已经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第二项改革是关于货币的。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程度已经严重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了，哪怕是一次很小的购买行为，都要承受大量纸币带来的重量上的负担。人们都在迫切地要把手中的纸币花出去，因为它们随时在减值。同时，引人思索的是，什么时候，是什么让货币遭受如此劫难。但显而易见的是，政府必须为此做些什么了。1948年8月19日，经过政府高层的商讨后，一种被称为“金元券”的新货币诞生了。它以政府的实际资产作担保，并严格控制发行的数量，保证其与美元的汇率稳定在4：1，即四块新币换一美元。并且，政府还成立了一个由有名望和能力的上海人组成的专门的委员会来进行监督，每个月都要公开货币发行的数目。物价和新旧货币的兑换也做了严格的控制，规定三百万旧法币兑换一金元。政府鼓励爱国的公民们将手中的金银兑换成新的金元。同时，对于进出口贸易和其他的贸易活动也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且，整个计划都是在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仅就这一点，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就是个巨大的进步。我是在这个计划实施的前几天，从行政院长那里得到的消息，并对此感到非常满意。正像我对他以及其他人所说的那样，只有这个计划能得到严格的执行，得到公众的支持，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恢复人们对于政府的信心，这项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行政院长承认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了，如果失败的话，就真的别无他法了。

开始的一个月，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政府拿出了他们的远见、决心和勇气。虽然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存在一些问题，但并不影响它达到预期的效果。中产阶级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单从此项，政府很快就收集到了两亿多美元。不过显然真正的富豪们都采取了规避的态度，没有参与兑换。虽然有些新的规定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出现冲突，可在我们的倡导下，所有的美国人还是对中国政府这项勇敢的行动表示了支持。所有美国的政府机构都以谨慎和真诚的态度参与到这项改革中来。这燃起了中国人心中的希望，他们重新以积极向上的姿态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

但状况还是开始出现了，并由最初的缓慢逐渐加速。9月中旬，共产党夺取战略要地济南，公众刚升起的热情瞬间被扑灭。接着是徐州的陷落，这是阻挡进入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并且这里的武器储备也全部落入共产党手中；随后，战线全面崩溃，政府军队几近消亡。不断上涨的物价和高的兑换率已经使人们认识到经济规律的不可抗拒，现在军事上的全面溃败更加重了通货膨胀的程度。但这也是不可避免，迟早要发生的，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不到其支出的百分之十五。普通的百姓，特别是工薪阶层早已不堪经济的负担，他们的不满情绪不断加深，并越来越公开地表露出来。

十

几个月以前，东北地区就已经陷入了危机当中。相比其他地区，委员长在那里的策略显得尤为愚蠢。虽然马歇尔将军很早就对此提出过建议，但他仍旧派遣了一名极不称职的军事司令到那里任职，并指定另一个指挥官作为他个人的代表，对那里的所有人进行监督。在情况已经无可挽救的时候，他才派出了当时的总参谋长去控制那里的局势。陈诚将军为官清廉，没有任何贪污受贿的嫌疑，他到任后，立刻开始对脱离民众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整顿。但由于仓促之下没有组织起合适的、有能力的接替官员人选，机警的共产党立刻抓住机会，乘虚而入。陈诚将军本来就患有胃溃疡，紧张忙碌的工作加重了他的病情，大部分时间，他不得不躺在病床上进行各项事务的指挥。很快，就像他的病情一样，东北的形势也极端恶化起来。一位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卓越的军官，身上肩负着扭转这种绝望局势的使命，接替了他的职务。

共产党已经包围长春市几个月之久，这里曾是日本伪满洲国的首都。我们多次向委员长建议，让长春的守军在可能的情况下向沈阳突围，并警告说，东北的冬天来得早，一旦拖延到那个时候，守军生存下来的几率就十分渺茫了。可委员长没有听，依然命令守军固守长春。其实，从战略价值上来看，长春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出于一个领袖的自尊以及日后方便收复那里的幻想，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决定。那段时期，守军的补给是靠空投的，但由于空投得不准确，大批难以确定具体数量的物资都便宜了围城的共产党。行政院长对我说，国家三分之一的财政都花费在了这里；在我打断他表示是不是我听错了的时候，他再次重申了这个比例。不管怎样，长春和沈阳两座东北城市的补给确实是有这个比例的。在济南失守后，长春很快也不出所料地宣布了投降，共产党得到了城里所有的军队和物资。为保住长春所作出的一切花销和牺牲，事实证明都是毫无意义的。当时，沈阳也处于共产党的包围之中，我们又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沈阳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只有他们突围出来，和长城以内的军队会合，然后从那里的共产党手中夺回铁路的控制权，才有可能最终保住沈阳。可沈阳的守军依然待在城中，没有接到任何行动的指令，城内的百姓能跑的都跑了，剩下的很多都饿死了。共产党加强了包围的工事。

接到济南失守的消息后，我第一时间去见了委员长。他询问我对这个消息的看法，我回答说，这也正是我来的目的。我接着问他说，在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他是否愿意放弃完全个人的指挥权，挑选有能力的军官组建一个战略委员会，让他们制定战争计划，在经过他的同意后再去执行。至于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他可以在名义上保留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实际的工作则交给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去做。他表示会考虑这个问题，并且确实做了一些准备上的工作。但不久，他就亲自到了北平，担任沈阳和东北一些重要战争的总指挥。在奉命从沈阳撤离的军队被消灭前，他一直待在北平。从此，国民政府的军队在东北彻底销声匿迹了。

这次灾难性的内战也自然殃及到了货币的改革，连国民政府最忠实的支持者也意识到了改革失败的必然性。委员长的长子抱着为父亲分忧的想法来到了上海，并以坚决的态度开始对那里的金融市场进行整治。一开始很顺利，似乎对于币制的改革尽在掌握，但很快就演变成使用国家暴力试图去控制经济规律的行为。这次行动被称为“恐怖的七十天”。情况变得更为混乱和严重，所有的商业都遭到了破坏，民众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各种商业上的欺诈、侵权不断出现，城市中的暴动也随处可见。在迫不得已下，委员长把儿子调离了那里，并对管理条例作了改良，但对于已经病入膏肓的经济来说，也只是权宜之计，暂时维系罢了。同时，新的管理条例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些出于信任，把金银兑换成的金元的中产阶级的资产几乎缩水得什么都不剩了。他们自然对政府痛恨不已。

这年秋天，罗杰·莱珀曼和他能干的下属所领导的经济合作署在沿海大城市做出了一些努力，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当地百姓的不满情绪。按照和中国方面的协议，应该是由双方共同进行食物的定量配给，不过随着军事和经济的崩溃，美国几乎承担了所有的事务。上海和南京发生的哄抢大米事件，就是由于向市场投放大米及时才得以解决；而在北平和天津，大量难民涌入城中，导致城内人口暴涨，正是由于及时的粮食援助，才缓解了傅作义将军的困难。由于共产党的形势越来越好，大部分的重建项目在做了一些初步的计划后，都搁置了下来。农村重建委员会用一些根本不成立的理由，在任命中美双方成员上拖延了很长时间，又在消除分歧上花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最终组建成功。

就是这样，在美国提供的援助中，这个对共产党最有威胁的基层项目，白白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终于开始行动。在和平到来之前，经济援助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示，所能解决的也不过是短暂时期内一小部分的问题而已。而且由于援助的对象是一个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的政府，所以援助所能取得的成效有很大一部分都被仇恨所抵消了。从美国国会投票赞成给予中国四亿美元的援助来看，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还不如当初没有通过这个决议。也许，当初我们应该花更大的力气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上，然后在能保证安全的非共产党占领区进行逐步的经济改革；或者直接放弃在中国的事务，让他们自己寻求解决的办法，在情况的发展值得出手，而且中国的人民也希望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再提供援助。

十一

东北陷落后，共产党最优秀的战略家之一林彪所带领的三十万军队得以解脱出来，开进长城以内，参与到夺取北平和天津的战斗中。形势很严峻，虽然傅作义将军英勇善战，可军队数量上的反差太大了。对于两座城市的美国人来说，是否撤退成为迫切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大使馆并没有强制他们撤离的权力，只能进行建议。从1911年中国陷入经常性的战乱开始，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多次接到大使馆要我们撤离的建议。当时我们的感觉是，大使馆太谨慎了，或是他们只是害怕承当可能出现的责任，而并非出于对我们的关心。现在，立场的对调使我开始理解并承受他们当时的苦恼。在北平和天津的美国人分别大约有六百五十个和两百个。如果撤离的话，意味着他们要放弃原本的工作，可能损害到的是他们终身的利益。突然，我很想念燕京的同事，他们肯定像以前一样信任我，愿意接受我的建议。共产党攻占北平后会进行怎样的报复和统治都是不得而知的，在战争形势发生逆转后，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们的一切行动了。所以如果等到灾难真正发生的时候，再采取什么措施就太晚了。机场和铁路肯定会成为他们优先控制的地方。

此外，我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也增加了我的烦恼。政府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依然在苦苦支撑。我们大使馆如果在这个时候发出撤退的警告，就会显得是在故意打击人们的士气，这似乎太残酷和不近人情了。中国人是极为注重友情的，如果大使是一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人，这种举动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他只是在履行作为大使的职责，可令人为难的是，不但我的国家和国民政府拥有合作关系，我个人与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大部分官员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会希望我在这个时候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我说服了大使馆的同事同意了我的意见，在不构成失职的情况下，尽量拖延警告发出的时间。

我将此事按照程序通知了外交部，他们立刻向尚在北平的委员长做了报告。很快我就收到了委员长发来的一份很长的电报，希望我先不要发出警告，至少不予公开，并说他的政府会保证我们所有侨民的安全。这样的恳求由一个国家的首脑亲自发出，是很难拒绝的。我答应他会尽量晚地发出警告。不过在当时的我看来，将警告以文字的形式予以公开才是对政府有利的，可以避免人们臆想出来的各种版本的谣言。警告是在四天后公布的，并立刻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不管中国的政局发生怎样的变化，那些想离开的人，都需要在交通被完全封锁前作出决定。我们在不久之后又再次发出了更加强烈的警告，对那些没有“必要理由”留下来的华北侨胞，尤其是妇女、儿童以及身体不好的人，更应该尽快在我们的安排下离开。接着，类似的警告从各地的领事区都发布出来。所有这些都在中国人中间引起了一定的混乱。像以前一样，我们的行动都处在严密的关注下，他们认为我们一定是从某种渠道提前得到了消息。政府的领导人也谴责我们在民众中造成了恐慌。确实，这加重了人们逃亡的趋势，但即使我们不这样做，它也早已经不可遏止地开始了。

在占领了济南后，共产党司令陈毅开始挥军南下，向位于南京以北约两百英里的徐州前进。徐州是一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集中了大量政府军队和物资储备。处于失败阴影中的政府军将士大都猜测，共军会打散他们，或是绕道直取南京。但委员长并不想就此放弃，他以顽强的意志激发起了军队的士气，并最终说服他们从徐州转移，并尽可能带走装备，带不走的就地销毁。这显然出乎了陈毅的预料，但在只有一只眼睛的同事刘伯承的帮助下，他们在徐州以南顺利包围了政府撤出的军队。这里瞬间成为一个五十多万军队碰撞的战场。战斗持续了几个星期，双方都损失惨重，政府军队大量伤亡，并不断向南撤退；而共军也同样伤亡严重，耗费了大量的物资。人们都极为忧虑，虽然知道共产党迟早会打到南京和上海，但确切的时间和能否通过协商避免残酷的战争都还是未知数。

十二

和希腊悲剧中类似的场景在1948年的最后三个月出现了，在军事失败、通货膨胀和民众不满的社会背景下，清晰地映现出委员长孤独的身影。在那些犹疑、困惑的同事中，只有他还能保持沉着。他所感受到的前景的黑暗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其充满危机的一生中，很多次艰险的局面都是在他顽强的坚持下，实现了奇迹般的逆转，把他从失败的深渊重新拉向胜利。现在，和太平洋对岸他的盟国所做的事情一样，他也在和共产主义作斗争，如果能有一个人，让美国意识到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那么它一定会向中国提供救援。而现在他所能做的，就是坚持到这一天的到来。

在9月份起，我成为他心目中“那个人”最合适的人选，他不断催促我去一趟华盛顿。10月份的时候，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会议上，外交部长王世杰有机会和马歇尔将军见面，两人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会谈。当中，国务卿提到了前行政院长张群，并亲切地询问了他最近的状况。王世杰在将谈话的内容给委员长作了汇报之后，委员长决定派张群到华盛顿去。幸而张群在临行前征询了我的意见，使他相信这次行程不会有任何收获。在马歇尔将军对王世杰所说的话以及杜鲁门总统给委员长象征性回的电报中，都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给委员长送去那封电报时，我还曾特意交代过年轻的秘书，不要在翻译的时候出现误解，虽然杜鲁门总统尽量挑选了友好性的用词，但并没有会提供军事援助的意思。中国人习惯讲究社交的礼仪，不会用赤裸裸的语言去挑明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而是尽量使用委婉的说辞。但在美国人试图用相应的礼貌对待他们的时候，了解美国人习惯直截了当说话的他们，会从中得到额外的安慰，这远超出我们所预期的效果。

王世杰对与马歇尔将军谈话所作的报告，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更加可能的原因是，王世杰博士想证明他成功完成了使命，而且报纸也愿意相信这样的结果，对任何可能的希望作出夸大的理解，安慰绝望中的民众。而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委员长对于他的前程和能力充满信心，同时还有一种隐秘的信念在起着作用，那就是他确信美国会加入到在世界范围内打击共产主义的行动中来。

十三

1948年的感恩节过后，蒋介石夫人给我打来电话，语气激动地邀请我去拜访。刚一见面，她就急切地对我说，她将访问美国，并且已经和前一天从华盛顿去往利斯堡的马歇尔将军通过电话谈了此事。我很想告诉她，不要再白费力气，这时的访问已经毫无用处了。可我还是控制住了这种冲动，并为她的使团能尽快成行做了些实际的安排。之后，委员长曾问我说她在访问前是否有征询我的意见，他希望她这样做了，并表示他本人对这种举动的效果是持怀疑态度的。

我是在悲痛的情绪下度过那几个月的。我眼睁睁看着这个国家处于战争的灾难中，仍在苦苦挣扎，她的人民也受到牵连，遭受不可抵挡的苦难，但却无能为力。那些死于战争杀戮的人，由于没有人关注而死于饥饿的人，处于恐怖统治下的人，被政府军队无情劫掠的人，死亡无处不在，以至于难以进行一个有效的统计。与之同样痛苦的是因无处寄托而绝望的心灵。总之，人们觉得现在的状况糟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是同情委员长的。抗日时期，我曾见到他成为整个民族意志的化身，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那时候，人们是发自内心地敬仰他，情愿遭受苦难，共同度过劫难。而现在，他不得不把这场必然失败的战争进行下去的时候，却遭到人们无情的漠视和肆无忌惮的指责。两相对比，真是令人唏嘘。

翁文灏博士在11月的时候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委员长想请著名的学者胡适博士接替这一职务，组建新的内阁，但失败了。已经没有人再愿意担任这份工作了。最后，他说服了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做了新的行政院长。委员长本希望以孙中山先生的名义来缓和政府内部逐渐加大的分歧，但人们的反应大多是惊异。因为孙科本人是主张和平的，他提出了大胆的建议，要求给予他的内阁以合法的权力，尤其是在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上。在接受这份职务的时候，他正要到上海去做一个手术，因此，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一个能发挥作用的内阁。

他在12月中旬回到了首都，开始组建新内阁的工作，但这基本上是不会有结果的。在了解到新内阁在政策上的意向之前，是没有人会愿意参加的。在当时险恶的环境和令人忧虑的前景下，这只会是一出滑稽的表演。一天早上，他邀请我去见他，再次询问美国是否有可能提供援助，或者至少想听听我们对于此事的看法。他问我是否与共产党有直接的联系，在我给出否定的答案后，他又马上询问怎样能够与他们取得直接的联系。那次谈话过后，他公开对美国的淡漠表示了愤慨。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期间，委员长召见了吴铁成，希望他能加入内阁。吴铁成对国民党一直很忠心，对于入阁充满了顾虑，但又同情孙科对于改革所做的尝试。而最终委员长任命他为行政院的副院长，其实只是想借由他来控制内阁。

十四

然而这时，纵是委员长意志顽强，却也不得不屈从于残酷的现实。政府所有的预备队都已经全部投入到了保卫首都的战役中，但在从南京向北延伸的一百到两百英里的战场中，却几乎损失殆尽。到9月底的时候，金元已经丧失了它原有价值的百分之九十八，人们诉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汉口的国军高级将领白崇禧将军甚至向委员长发去了电报，建议他辞去党内的职务，以取得国内的和平。中山陵附近有一座漂亮但无人居住的府宅，经委员长和蒋夫人的改造，成为了一个“颂赞凯旋”的教堂。这座教堂是专门供政府中的基督徒使用的。委员长在圣诞夜去参加了那里圣诞礼赞的活动。圣诞节那天刚好是他从西安释放出来的十二周年，也是新宪法通过两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天，他做出了引退的决定，宣布副总统将接替他的职务，并拥有绝对的权力采取任何有利于国家的政策。接着，他辞退了原来总统府里那个极为优秀的秘书长，找了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也是姓吴。一切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张群和张治中的帮助下，吴先生和他们一同去拜访了李宗仁副总统，决定在总统辞职的声明发布后，由副总统公布了一份措辞严谨的声明，呼吁停止内战，举行和平谈判。

似乎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前一个文件已经着手开始写了。然而在这时，共产党广播了一份四十三人的“战犯”名单，其中居首的就是蒋介石和他的夫人。这彻底惹恼了委员长。那些进行筹划工作的人担心他会因此食言，改变引退的想法，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很快全国的主要将领被召集起来，开了一场会议。那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于他本人以及所有相关的人来说，都是一场噩梦。我一直收到会议上的情况并小心处事。在所有人都在急切地等待确切消息的时候，各种谣言开始四处散播。往年，委员长都会在新年的前一周就把新年致辞的文本写好，但这一年，直到新年的前一天下午，致辞的稿件才写好，被翻译成外文分发出去。需要说明的是，在最后的文本定下来前，是不能予以公开的。那晚，国民党的高层核心，都是在委员长家里，在激烈的讨论中度过了一年的最后一天。但从第二天报纸上刊登的文告来看，并没有做什么变动。总体来说，那份声明写得很好，显得高尚而不失尊严。但致命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对待那些制造骚乱的谋叛者，他摆出了庄重、大度的姿态，但却忽略了政府所面临的困境。虽然这份声明为国家的和平奠定了一个基础，但丝毫没有提及如何去实现它。

十五

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前的两年时间，在军事史上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和美国在这段时间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事迹。当时，马歇尔将军还在致力于两个党派的调和，并有希望达成联合。两党联合之后，美国的军官要负责他们军队的整编，新军队的人员会有所减少，但却更为精锐，不仅包括全面立体的海陆空三军，还要配备专门的兵种和武器。后来，从事这项工作的美国军官被称为“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其团队的成员包括有五百个军官和一定数量的士兵，当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军官，都是带着家属来的。双方有一个协议，规定中国政府负责供给顾问团所有花销，不过随着经济上的衰退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笔费用开始成为日益减少的财政收入的负累。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很美好的，帮助中国建立一个世界顶尖水准的现代化军队，并以此保证自相残杀的内战不再发生。

漫长、沉闷的协商占去了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基于再次恢复和平的可能性，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一直在忙于军事体制的改进和军队的训练。和谈在年底的时候破裂了，但顾问团依然不死心，认为这不是最终的结果，国共两党还是会走向和解，还抱有为中国的和平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幻想。如果在当时取消掉顾问团的存在，并且不设另外的机构，那就代表着美国已经对国民政府不抱任何希望，也不会再进行任何的援助；但是它保留了下来，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像共产党所想的那样，我们会给予他们的敌人持续的援助，但却增加了他们对美国的仇恨。

其实，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职责只是为军事系统改革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训练军队。1948年1月，大卫·巴尔少将上任后，他被赋予了一项新的权利：可以直接向委员长提出作战方案上的建议，不过名义上只能是个人私下性质的。巴尔少将是一位优秀的美国军官，也在那时为帮助困境中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的建议想要得到实际的成效，就需要他的下属和中国地区的司令官以及军需部门和财政部门保持直接的接触，而且要有充足的物资来保证他的建议能够得到贯彻实施。委员长对巴尔将军很器重，总是愿意听取他的意见。不过委员长是一个具有传统思想的中国人，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个人利益和政治上的得失，因此他的行动通常不能按照严格的军事因素和科学的方式进行安排。

顾问团不仅建有很多的附属机构，在地方上也设有分部。这自然会引人怀疑，也不可避免地令共产党认为，我们的行动都是针对他们的。而且政府也没有从它不好的名声和巨大的花费中，得到什么切实的利益。随着时局的恶化，顾问团的运营也渐渐出现问题，这时，事情似乎变得很明朗，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所从事的，只是在凭想象训练一支军队，而这支军队，从来没有存在过。

它在社会上造成的问题也是值得引人反思的。确实，那些军官都很有能力，并且也有把工作做好的美好愿望。并且为了令他们感到满意，还允许他们和家属一起生活。但带来的后果是，在首都面临严重的住房紧张的时候，政府不仅要把本用作他途的房屋腾空，还要大规模地修建公寓，并要配有全套的附属设施，才能满足这些习惯了在美国过舒适生活的军官们。但他们的住所，相比起同等地位的中国人就显得太奢华和张扬了，尤其是在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的时候，这些房子显得格外扎眼。在生活上，也只有最高级别的官员能和他们相比了。而且这时，那些天真、无知的美国太太们，还在为打发无聊的国外生活寻求欢乐，到处招摇向人们炫耀她们是多么有钱。更令人感到厌烦的是，在南京的大街上，四顾所见的都是顾问团的汽车，各式各样。虽然有着严格的纪律，可还是有美国的士兵喝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语言和肢体上的冲突。虽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可一旦出现，中国人压抑的反美情绪就会被激发出来。如果那些军官们都忙于军事上的工作，那么其实带家属是毫无道理的；或者如果是在残酷的战争时期，这种对比也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也就不会引起共产党那么强烈谴责了。

经过国会批准，中国政府可以得到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并且不限制款项如何使用的问题。不过，中国在花费这笔援助金的时候，还是会很谨慎，并且每次都向巴尔将军或是他的下属商量。政府订的物资直到1948年末才开始到货，然而这时，战局已经基本有了结果，这些物资也只是能保证国民党做最后的挣扎了。对我们怀有仇视心理的也不只是有共产党，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他们对政府已经彻底失望，强烈地渴求和平的到来，而我们的援助在他们看来，是对和平最大的阻碍。政府也对我们不满，抱怨援助“太少和太晚了”。另外，我们也遭到了抱有不同政见的中国各个党派的指责。只有经济合作署的援助没有遭到诟病，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批评有所缓解，但是在抵抗共产主义方面，它毫无用处。

美国以军事援助的方式结束内战没有奏效，这不禁引人思考当中的原因。在1946年末，共产党放弃马歇尔将军和谈计划的时候，政府在各方面都是占优的。首先，它的合法地位是得到国际认可的，在中国也有很高的威望，并握有大部分的资源。它有更多的地盘，更精良的部队，海军和空军虽然战力不强，但至少对方连有都没有。日本投降后，政府还获得了美国提供的二十亿美元物资和经济援助中的大部分。

国民党是通过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和地方的军阀掌权的，就当时的情况来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积极主动发起的民主和社会改革。这些词汇虽然在“三民主义”和政府的发言中都有出现，可一系列军事上的问题，包括抗日战争，都已经把国民党搞得手忙脚乱，无暇顾及其他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官场上那些传统的弊端出现潜移默化的逆袭，侵吞公共资产，营私舞弊，为了家族和个人利益不顾国家的损失，喜好面子工程，拉帮结派，毫无作为。

这些弊端在军官中出现的几率更大。一般来说，士兵和过去一样，都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强迫征来的，在部队中也只是图个生计，对于为谁打仗之类的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部队中没有什么激发他们士气的动力和纪律，因此，他们拿着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却根本不知道爱惜，很多贵重、精密的装备和仪器都是胡乱使用，坏了就扔。有很多军官是受过专门培训的，对这方面很精通，可他们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缺乏合作精神。指挥官对于部队的军饷控制权过大，但却普遍对战争局势缺乏准确的判断力。要不是委员长对这些弊端长期以来的努力，情况可能会更糟。从1948年中旬开始，部队的士气出现了明显的低落。

政府部队的长距离运送主要是通过美国提供的飞机和舰艇来进行的。在人员伤亡严重或是被共产党军队打败的时候，政府部队被从空中和海上转移到其他地方。政府花费了巨资在那个并不成熟的海军上，但就这场战争来看，基本没有起到作用。在军队忙于袭击、“围剿”共产党部队的情况下，仍在为保卫一些城市，修建碉堡、挖掘壕沟的行为也是做无用功。而且这些城市后来都毫无例外地陷落了。在政府进行这些毫无意义的浪费时，人民仍处在极度贫困的生活中，共产党正在技巧性地尽量节省物资。我们为自己的慷慨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些由我们提供的飞机、舰艇和卡车，不仅没有起到它们应有的作用，反而消磨了士兵们主观上的创造性，对这些机械化的设备变得过度依赖。但他们又缺乏很好的使用这些设备的经验，并且在金钱上也习惯了我们的援助，一旦没钱了，首先想到的就是问我们要。

十六

在这里写下我在担任大使期间中美两国的合作问题，并不只是为了对过去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批评，更重要的是后人能从中汲取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独立和统一，并拥有一个民主的政府。而这也正是美国政府和人民所希望看到的。我和双方都有很亲密的关系，因此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是拥有着双重的期待。中国人知道，我对他们的国家充满热爱，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同时，他们也了解我对于内战的自由主义态度，希望两方能通过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合作来和平解决。所以，他们给予我极大的信任。

但我令他们失望了，并没有成功协助马歇尔将军使双方作出任何方面的让步，达成合作的协议。不仅如此，我也没有能够消解双方在重要问题上对彼此的猜忌和怀疑。而且在协商最终失败后，我也没有对能左右中国和美国政治的重要人物作出足够的影响，从而可能会产生建设性的成果。

同时，美国也改变了过去要实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策，即使中国人能够靠自己实现这一点，美国也已经完全不支持了。在那充满了各种令人不愉快的事端的两年中，随着对全球共产党认识的不断增加，如何对待中国的共产主义成为我们的顾虑所在。然而在中国国内，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双方依然对彼此不信任，我们也依然在为双方联合的可能性忙碌着。只不过，他们的联合变得更加困难了。

是否我们过于天真了，不会怀疑，导致我们无法认清共产主义到处出现的问题本质？或者是我们对于国民党的彻底改革寄予了过多的希望？那以后我们应该怎样做？

我希望中国在接受了美国军事技术上的指导、经济上的援助后，能形成一个安定、统一、进步的国家。尽管这个愿望破灭了，但我仍旧坚信它是对的并可以实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就我所了解中国的人民和历史来看，他们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自由社会的民主制度抱有坚定的信心。

第十一章　不断加深的困惑

一

1948年终于过去了，这也宣告了一种政治体制和一段历史的终结。在最后的几个星期里，委员长周围的环境不断崩塌，但他仍表现得极为沉着、冷静，在其强大意志的支撑下，默默地制定着之后的战略。

他在圣诞节那天决定退出，由一些他信任的同事安排具体的事宜，并任命李宗仁副总统接替他的位置，担任代理总统。权力的交接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反共的决心。他在新年发布的公告中提出，自己已经做好了隐退的准备，希望这个举动能给中国带来和平。但他同时也对共产党提出了五项条件，作为他隐退的前提。

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后，共产党并没有做出任何答复，但在广播中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的话里充满了讽刺和挖苦的意味。政府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拒绝，因此开始作保卫首都以及迁都广州的准备。又一个礼拜过后，毛泽东在广播中对政府的要求做了激烈的答复，提出了他们的八项条件，并命令军队继续前进。政府的领导人开始坐立不安了。那八项条件极为严苛，几乎等同于要求政府无条件投降，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交出“战犯”。

共产党的军队分成了三路，在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分别顺利到达了南京对面的长江北岸、南京东面和西面的渡口。政府派出了四个军过江，愚蠢地想要对共军进行堵截，但在共军继续进逼南京时，不得不把他们又撤了回来。接着，他们又在南岸附近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挖掘壕沟、修建地堡，但这已经毫无意义了。这场战争毫无胜算，所有的政府高层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点，可他们又不甘心屈辱地投降。想当年，他们经过艰难的战争才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在联合国获得了“五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现在的境遇对他们来说太残酷了。

虽然已经毫无希望，但政府还在进行最后的挣扎。他们找到我，希望我能与其他“四大强国”进行交涉。我知道这是毫无用处的，可还是遵循他们的意思进行了尝试。我建议四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联合起来或是运用各自的影响力向共产党施压，使国共两党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但他们都礼貌地拒绝了，并表示这是属于中国内政，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解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当权者来说，这种拒绝都是一件没面子的事情，但在中国，个人和政党遭受这样的屈辱，等于是丢掉了他们在国际上最后的尊严，这是比当前的困境更加难以令他们接受的。政府关于迁都的决定最早是大约一个月前提出的，但因为太过草率，很快又取消了。但因为形势所迫，在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后，他们再次决定迁都。其后发生的事情令世界人民都看出，国民党内部的高层之间个人矛盾是多么严重。政府中很多人来找我谈话，他们无一例外都想探听到美国明确的对华政策，盼着美国会在这个时候出手解除他们的危机。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在语言上表达对他们的同情，并劝他们打消对于美国的期盼。

二

外交使团也跟着政府迁往广州，这自然是他们想要看到的，至少还能维持他们即将不复存在的地位。因为从程序上讲，我们大使馆是委派给国民政府的，理应跟着它迁到新的首都。我一个有公使头衔的领事路易斯·克拉克接到命令，带领一批工作人员去了广州。这件事情也困扰着属于北大西洋集团其他国家的大使们，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多次举办非正式的集会进行商议。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继续留在南京，并且也得到了各自政府的支持。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新的地位，因为不管是北大西洋集团的成员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都很看重美国的决定。甚至还有几个小国家的领导人交代他们的代表：始终保持跟美国一致的态度。不过，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还是颇有讽刺意味的，在所有的大使馆中，只有苏联的迁去了广州。他的解释是，这是苏联政府下的命令，是为了避免继续待在南京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忌。苏联这段时间表现得很小心翼翼，尽量遵照协议办事，不引起国际上的误会。

中国政府面临的困惑是，究竟哪里算是他们真正的首都，政府内部人士对此产生了分歧。即使在迁往广州后，孙科仍坚持声称只有南京才是政府的首都。迁都之前，政府下令所有部门的负责人都要继续留在南京，不过很快他们就都跑了，有的去了上海，有的也跟到了广州。毫无疑问，那些下层的官员们是得不到政府的照顾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情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不幸：在十分拥挤和混乱的火车站上，外交部的两百人，带着四百多人的家属，在这里足足等了三天。终于上车后，又因为中途要为军队让位，所有乘客在到上海的半路上被赶下了车。最后听说，他们又在吴淞等了一个星期，才登上了一艘南下的轮船；而卫生部的八十个人则是在上海等了四十天。政府办事效率的拖沓和缓慢由此可见一斑。

三

毛泽东在广播中驳斥了委员长提出的条件一周后，委员长秘密回到了他在浙江沿海的老家，那里是一片山区，风景优美。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副总统正式担任代理总统一职。不过，陆海空军的部下表示，只忠于委员长一人，听从他的命令。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委员长的专制、对人心的控制以及中国人民的忠诚的品德所散发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想要让他在这时毫无作为，乖乖就范显然是不可能的。

可作为代理总统的李宗仁却陷入了绝境之中。他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分子，哪怕只有一丝和谈的希望都会全力抓住。委员长的引退使他看到了这种希望，政府也同意了和谈。可现在，他却被抛弃在了南京，这座被围困的孤城中，长江对岸就是严阵以待的共产党军队。他们不断通过广播讽刺政府优柔寡断，即将不复存在，并提出一些过分和无理的要求。留守城中的军队也是控制在委员长的人手中。货币已经贬值得形同废纸。而一些贵重的物品，包括金银和政府的流动资金已经在委员长的命令下运往了台湾。这表明他做好了和共产党抗争到底的打算。人们渴求和平，并认为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共产党获胜。李宗仁本人也在共产党开出的战犯名单上，因此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就颇具嘲讽的意味：要求交出其他战犯。在这座被遗弃的城市中，李宗仁不仅要忍受政府内部不同意见之间的争吵，还要遭受共产党的催促和指责，不过他仍紧紧抓着这最后的稻草。他派出了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到北平，任务是为正式的和谈做好铺垫，但遭到了共产党刻意的冷落。

四

对我个人来说，1948年末和49年初的这段时间具有很特别的意义。记得日本刚刚入侵中国的时候，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纳尔逊·约翰逊，我的老朋友说，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历史剧，而我们只是坐在前排的观众，只能观赏它，而不会对剧情有任何的影响。当时，我还在怀疑作为美国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一名观众，直到现在，这个观众换成了我，坐在一个豪华的包厢里，观看一场更为悲惨的演出。

前一场演出至少还有明确的意义、悲壮的情节，所有人为了一个目标，联合起来抵抗外敌的入侵；而这次是一场内部的较量，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无论是哪种思想体系，都不是深处苦难中的广大民众所关心的，并且他们也无能为力。

圣诞节的时候，我本想和往年一样，回燕京大学度过，可战火已经蔓延到那里，我的出现很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忌。这是我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尤其是在人们渴求和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的每一次出行都要经过慎重考虑。以前在燕京过圣诞节，我都会在下午的时候，为某个年龄段以下的教师的孩子们举办一次聚会。一开始只有几个美国孩子很招我喜爱，近几年已经有两百个左右了，不同的是，他们大部分是中国孩子。在北平已经买不到礼物了，我提前从军队的服务部门那里弄来了一些像糖果和可可等食品，并得知在共产党进入北平前，这些礼物就已经被送到了学校里。不久之后，共产党控制了学校，但圣诞节举办的宗教活动还是照常举办了。

没有能够回到我心所属的地方度过圣诞节，我还是有点小小的失望的，不过南京也给我带来了一些惊喜。出于安全的考虑，几乎所有大使馆的“随员”以及不太重要的人员都被安排送离了南京。能在我的新家庭中保持节日的氛围，并了解这些处于孤单状态下的新成员，带给了我新的乐趣。曾经有两次，我计划在圣诞节前举办一场在南京的燕京大学的校友聚会，可想到中国所处的困境，再欢乐的聚会也会蒙上一层灰蒙蒙的色彩。所以我只邀请了他们当中比较重要的大约二十个人，参加了一次晚宴。我们精心装扮了一棵圣诞树，并举办了一些应时的庆典。在阴郁而沉重的环境中，这次晚宴为他们带来了一丝节日的喜庆。

五

在时局迅速变幻的这几个月，美国也同样发生着一些事情，对中国和我个人都有密切的关联。委员长和他的同僚们支持并且相信多马士·杜威会当选为新的总统，这样他们就能从美国获得有效的军事援助，而不会像杜鲁门和马歇尔那样犹豫不决。但选举的结果却出乎了他们的预料，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否值得，也完全成为一个学术问题在探讨了。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委员长会答应我们提出的任何条件。

12月初，马歇尔国务卿动了个大的手术，并在不久之后辞去了职务，这令我感到非常不安。像那些跟他共事过的人一样，我对于他那伟大的品格也十分敬重。当初是他选中我担任了驻华大使，并且我也答应他，只要他还需要，我就会一直担任下去，但现在他辞职了，我也早过了退休的年龄，理应随他一起离开。我任职的时候，艾奇逊先生是副国务卿，马歇尔就任国务卿的开始几个月，他仍继续留在这个职位上。因此，虽然相隔很远，我们还是建立了一些联系。我不想令总统和马歇尔对我的离职感到为难，不过他们希望我能继续留任，直到中国的局势有了明确的结果。

六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这个很敏感和复杂的问题，还有我和它之间的关系。对于整个中国的人民来说，我只是一个怀有自由主义理想的美国人，是他们的朋友，对于任何一方或是思想都没有特殊的偏见，这也是马歇尔将军起初想建立联合政府的时候找我帮忙的原因。我的朋友当中也有共产党员，并且跟共产党的领导层也有很好的交情。燕京大学的很多学生毕业后选择了“到山上去”，我后来听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他们的行动完全遵照了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这是把自由主义理想化的结果，但我笃信自由主义，因此并不能干涉他们凭意志所作出的选择，这是他们自己的路。在马歇尔将军调停期间，我一直忙于消除双方之间的误解和不信任，但这可能不是阻碍联合政府成立的最大障碍，可能双方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才是其阻力。

之后，我接到了更为明确的指示，要求无论如何，都不能鼓励或是协助建立包括有共产党的联合政府。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毫无疑问，中国的共产党是符合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它有没有可能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生变化？中国的历史、内在环境和种族方面的特征都是有可能对它造成影响的；况且，共产党能否在一个人口基数如此之大的国家推行它的主义也是值得怀疑的；还有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如何消除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意识，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共产党的局势呈现出一片大好的时候，美国的媒体显得忧心忡忡，并批评国务院没有做好提前的预防措施。我在纽约的两个好朋友，都是所谓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在2月举办了一次公开的辩论。辩论的结果就是证明了他们也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这只是当时美国人民反应的一个缩影，但却可以看出整个社会对于中国问题的迷茫。斯坦利豪恩·贝克固执地认为，帮助蒋介石恢复军事力量是不可取的；而那散尼尔·派非坚定地认为，美国应该完全从中国的事务中抽身而出，不再做任何干预。这两种观点都很极端，我所思考的是，能否抛弃这些偏激的看法，真正为中国的老百姓做些什么，靠他们来抵抗共产主义？因为在这个极端混乱、迷茫的时刻，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中国的人民渴望和平。

整个局面似乎充满了讽刺的意味。美国的建立是人民追求自由而进行革命的结果，还在世界上组建了真正的共和政府，并在时间的考验下进行了不断的改进。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于中国的友好帮助，曾是对中国的改革精神最好的鼓舞。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就是借鉴了林肯总统对于民主那个经典的解读。

七

在人民对于和平的诉求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一个由著名的外交家颜惠庆博士为首的“人民代表团”组织出现了。尚未被共产党攻击过的国民党高级官员邵力子也是它的成员。颜博士曾在莫斯科担任大使，回国后他对我抱怨了那里生活的无聊。俄国人谨慎地不敢跟任何外国人有所交往，所以外交人员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举办一些宴会，每次见到的都是那些人，吃的东西也都毫无新意。他还幽默地对外交界粗俗无礼的语言做了评价，那显然不同于他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所学到的那些正式的语言和礼仪。这个和平组织中，邵力子代表的是国民政府，其他大多是上海的知名人士。因为担心共产党态度的转变，行程一再延期，直到1949年2月14日才终于起行。颜博士是第一次坐飞机，因为心脏不好，还特意带了一名医生。他们受到了共产党的接见，看到了实现和平的一丝希望。不要指望这样探索性的谈话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细节问题，不过，共产党答应他们，会在3月15日以后，邀请他们到北平参加正式的和平会议。颜惠庆博士和邵力子又从北平去了石家庄，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但到了之后，他们被告知还要坐吉普车走三十英里的乡间小路，到一个村庄去。行程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累得动不了了，只好先睡觉，第二天起来后，仍然腰酸背痛。这对颜博士来说是一次新奇的经历，同时他还见到了共产党不可思议的简朴生活，甚至连他们最高层的领导人都是如此。更令他感到惊奇的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共产党统治者竟然是个友善的，甚至有时是和蔼和亲的主人，这跟他想象中的那个威严、刻板的形象相差甚远。

2月27日，代表团带回南京的消息造成了人们普遍乐观的情绪，这稳固了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地位。接着，他飞去了广州邀请行政院长回南京。这个行为显出了他的高尚，也使民众看到了他为和平、为政府的团结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在中国，能够放下自己的身份和尊严，是极为难得的，其效果也要比在美国进行这样的举动大得多。孙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拒不服从？那就意味着他事业的终结；回到南京？那里的立法院已经具有了法定的人数，并谴责他去往广州的行为。最终，他选择了后者。

八

我一直想要在这本回忆录中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对在中国生活期间，以及近年来正式交往过的美国军官表达我的敬意。而这里似乎很合适，因为所讲的主题就是两国互相的影响，而且也正是美国的传统和环境造就了他们成为那样的人。在北平，我无意间认识了在大使馆任职的海陆军的军官、一些轮换任职的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和偶尔来访的军官。在我被日本人释放之后，一些军官来到了北平；在昆明、重庆和上海，我认识了更多的军官。

认识魏德迈将军是在上海，我当时正准备飞回美国。与他的谈话，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国军官所独有的人格魅力。后来，我成为了驻华大使，和他一样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对于美国军人的总体好印象迅速加深。即便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看出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伟大的责任感。我们同样是美国人，对此我深感骄傲，并格外珍惜我们之间友谊。马歇尔将军是我最早认识并崇拜的军人。之后，和我交往频繁的大卫·巴尔少将，海军中将奥斯·卡巴志尔、少将弗兰西斯·欧尔德、上将司徒尔特·马瑞，还有我们大使馆自己的陆、海、空军的军官等等，也都同样出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很少能接触到下级的军官和士兵，但就所认识的那些来看，我对他们抱有同样的好感。

当然，我知道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而我也并不只是为了胡乱吹捧美国军人，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如果中国的军官能够拥有同样的条件，这些优秀的品质也同样会出现在他们身上。这种品质的形成不只是因为受到了正规的军事训练和很好的待遇，也是因为整个美国的民族文化。从对他们近距离的观察，我看到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在他们性格形成中所起到的关键性的作用。造成现在中国悲惨的境况的重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化军事系统只是虚有其表，军官们不能接受科学的军事训练，而且也缺乏道德上的准则。不管战争是怎样的恐怖和残酷，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所建立的制度下，在最危急的时刻，能够有训练有素的、有高度责任感的军人挺身而出，为了美国，甚至全人类去战斗。

九

3月份的一个星期六，天阴沉着下着雨，在这个政治的迷雾不断加深的时候，还是有令人高兴的事情发生。傅泾波的二女儿和李汉铎博士（毕业于南京神学院，后来成了那里的校长）的儿子，在我家里举办了订婚的仪式。这样，这一对年轻貌美的夫妇——我精神上的孙子、孙女，把南京神学院和燕京大学连接在了一起。傅太太和傅约翰也从上海赶了过来。我的客厅里摆满了中国朋友们送来的花篮，其中还包括代理总统送的。我用两种语言为理查德和多罗茜这对新人主持了一个简短的仪式，他们交换了戒指。随后，点心和饮料被送上来，客人们开始随意地交谈。这次的聚会并不寻常，客人中不仅有传教士、中国教士、政府的官员、燕京校友、大使馆的人，还有身着正装的海军和陆军的军官。他们代表了我在中国各个阶段的生活，每一个都能引发我内心不同的情感。

十

货币问题急剧恶化，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军事问题，这严重涣散了军心和民心。通货膨胀的速度如此得快，到2月底的时候，全国的金元券也只能兑换两千万美元。一个月后，这个数目又下降了一半；2月底政府发行了大概三百亿的金元，一个月后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金元对美元的汇率和日用品的价格一样，以每天百分之十的速度在增长。在这个严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却令人哭笑不得。因为印刷厂不能如此大批量的印刷纸张，利率增长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程度。政府在4月份的支出只有收入的百分之五，而且征收这笔钱所花费的财力就已经超出了这笔钱本身。尽管面临经济上的种种困难，但政府仍在继续支付它在国际上的债务。

这对政府是有好处的，但是一些异常的情况，比如从青岛空投物资到太原，又抵消了这个好处。坚决反共的山西省长阎锡山已经被围困在省会很长时间了，想要固守，就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北平和天津陷落之前，太原能够有效地限制住共产党的军队，令他们难以脱身，但两个城市失守之后，继续留守太原的军事意义就大大降低了。可是放弃太原的话，这里的兵工厂就会落入共产党手中，于是阎锡山只好把武器尽量空运到汉口等一些急需的地方。但共产党的防空火力又令空运变得很危险。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推迟太原陷落的时间。政府在极端穷困的时候，仍每天耗费三十万美元，用于这个堪比柏林大空运的行动。这说明，在中国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而各地政治上的分歧又是多么违背常理。当时，在那个被围困的城市中，有成千上万的居民被饿死。

十一

1949年的前几个月，代理总统李宗仁巧妙地处理着这些难题，这为他赢得了很多的同情和尊重。除了向他表示尊敬，我们无法给予更多的帮助。何应钦将军最终也被他的精神所打动，同意出任行政院的院长。但内阁的组建却成了难题，几经周折后，他们找了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虽然没有很深的资历和上等的地位，可他们都是清清白白的，并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公德心。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事务已经难以令人产生其他什么动机了。刘攻芸先生身上就体现出了这样的精神，他担任了财政部长，我曾对他说，这是一个比在前线作战更有挑战性的职务。两位燕京大学的校友出任了副部长，他们都有相关的经验并且名声清白。我曾以这是表达爱国最好的方式，劝告他们接受任命。政府设在偏僻的广州是很不方便管理的，而政治局势上的颓势更加重了这点。总之，广州的政府是坚决反对和谈的，并对李宗仁有所戒备，政府怀疑他对共产党作出了难以想象的让步。

这时，深处老家的委员长并没有真正失去政府的控制权，他身边有智囊团、卫队、电话和全部的办公设施，前去拜访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外界得到的消息是，他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在熟悉的环境和亲善的乡邻间，他们悠闲地照看孙儿，同他们玩耍。实际的情况是，他正在秘密地进行军事以及其他事务上的谋划。他不断地向代理总统和行政院长表达会对他们进行全力的支持。确实，他很真诚。他清楚地知道，和谈不可能成功，战争还会继续下去。他所寄望的就是共产主义的威胁能够引起美国足够的重视，对他提供支援。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要比抽象的权力牢靠得多。国民党所有海陆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忠于委员长个人的，而不是什么名义上的总统，更不是对他们个人来说毫无关系的国家。国防部那些有近代战略素养的年轻官员认为，如果海陆军能够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作战，那么共产党的军队想要渡过长江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作为军饷的银元显然比任何的战略更为重要。军队的士兵们不要金元券，政府每个月要给他们每人四个银元（两美元），即便如此少的军饷也能维持他们的士气，不然共产党的间谍通过硬通货，甚至只是口头上的承诺，就能很轻易地动摇军心。政府有价值大约三亿美元的金条和银元，还有大量的军火，但大都被转移到了台湾。

十二

和谈的准备工作在49年的最初三个月一直在缓慢进行着。就像是愚人节的玩笑，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六人代表团在4月1日那天踏上了去北平的行程，参加和谈。之后是两个星期的非正式谈判。期间，人们的心情也随着北平传来的各种消息起伏不定，时而焦虑，时而欣慰。货币的汇率也随之不断变动。共产党因为在战争上的胜利而态度骄傲，为了中国人民和平的愿望，李宗仁勇敢地与他们进行着交涉。他一再要求政府内部的团结，这为他赢得了更多民意的支持。

中国的传统中，每年春天的清明节都要去扫墓，祭奠先人。在某种意义上，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复活节。我曾打算借此在4月的时候去杭州，带大使馆的几个人去欣赏一下那里美丽的春天。行政院长将这件事通知了省长和市长，尽管我一再强调不需要，可还是知道一场官方的宴会是不可避免了。我事先跟他们说不会做任何的演讲，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和其他国家的使团、外国传教士、中国的教士和燕京的校友见面。在启程的前一两天，共产党对李宗仁下了最后的通知，如果他不能在五天内作出回复，那他们的军队就会渡过长江。我的行程也不得不取消了，当我告知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之后的一个礼拜刚好是复活节的前一周，但每天繁忙的事务、从北平传来猜测共产党的意图的消息，让我对于这个神圣的节日已经毫无心思。复活节前的那个周日，来拜访的人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不过每个人的神情都好像是：灾难马上要到来了。这些人包括政府各级官员；对民主不抱希望、又厌恶即将到来的共产党的统治的自由主义者；还有一些美国的记者，向我反映当前发生的事情；还有大使馆的官员，他们正在处理介于日常事务和紧急任务之间的问题。有时是那位显得疲惫的年轻财政部长，有时是他的朋友，几乎每天都会上门拜访，询问在和谈期间，美国能否对他们一团糟的财政和部队的军饷提供帮助。

一天上午，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飞来南京参加会议的时候，按事先约定，前来拜访我。他希望能够去美国治病。为了避人耳目，我们的会面是在一个传教士朋友的家里。他身边跟着的秘书曾是他的学生。报纸上称这位有个性、风趣的省长体重有三百磅，但他坚持说只有二百四十磅。因为在晚上不容易引人注意，我邀请他和他的太太一起共进晚餐。

第二天是由政治上的紧张和婚礼的喜庆混杂在一起的。在我的家中，一个美国陆军军官要和一个法国大使馆的姑娘结婚。大约在一个月前，我就接到了他们的邀请，做婚礼的主持。我在以前已经接到过太多这样的邀请，我批评了一下他们的胆子之大，竟敢在这个时刻进行这样的冒险。我的客厅里布满了春天的鲜花，在这个清新美丽的布景下，我法国的同行将女儿交到了新郎手中。在政治阴云笼罩的阴郁下，这场婚礼是一次意外的惊喜。

复活节那天的天气也很好地对应了这种气氛。那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想办法安慰那些极度不安的朋友。我还准备一个在联合的礼拜仪式上进行英文的讲道，这是我早就做下的允诺。尽管在心烦意乱之下，没有人有心思去准备一个好的讲道，但对于普遍的焦虑和恐惧，宣扬永恒的基督还是能够抚慰人心的。

那天原本的安排是，晚上代理总统，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使都会到我家里来，但加拿大大使被困在了上海，没有能赶来，很久之后他还在为这件事耿耿于怀。我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多米·戴维斯，是个精力旺盛的人。李宗仁总统的秘书带来了共产党最后通牒的译文。李宗仁告诉我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条款。我们并不能给出什么建议，但我们表示了对他艰难处境真诚的同情。在这份条款带来的悲愤气氛下，我们度过了这个复活节。

十三

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的希望这时已经彻底破灭。共产党的军队很快就会渡过长江，南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周一的上午，白崇禧将军来拜访我，他跟李宗仁保有多年的合作关系，向我转达了李的决定：要么恢复委员长的职务，夺回失去的土地，要么就尽快离开中国。下午，我去见了傅泾波，告诉他李已经决定在首都留守到最后，但他督促我们所有的大使馆成员马上迁到广州去。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有一个排的海军陆战队保护着大使馆。一旦政府军溃败，在共产党还没有接管的那段时期，肯定会发生大规模的混乱，那些散兵、败兵会趁机毫无顾忌地掳掠平民的财产，甚至引发一系列的战斗。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在南京留下一艘军舰，等秩序恢复后，海军陆战队的成员就上船，或者在情况危机时，我和其他大使馆的人能够迅速撤离。但国会批评了擅自动用海军的行为，并拒绝继续拨款，这使身在上海的司令官没办法向南京派遣军舰。不过他对我保证，一旦情况危急，军舰肯定会在三天内到达南京。我提前了十天向他提出了请求，不过那边因为一些事情而耽误了，幸运的是，因为我后来改变了主意，舰队司令柏德戈尔及时阻止了军舰出发。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使馆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在危及到他们的安全或是物资匮乏时，就派船进行支援。

4月20日是共产党发出通牒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他们就随时可能会渡江。英国大使拉尔夫·斯蒂文森为了他们的军舰能够赶在共产党进攻前赶来，提前了军舰换班的日期。星期三早上，他打电话给我，说收到了从溯江过来的紫石英号传来的电报，军舰遭到了攻击，损伤惨重，目前在下游的几英里处搁浅了。拉尔夫跟我是在同一年任职的，并很快成为了我很好的朋友。对他的遭遇，我表示了同情，同时也松了一口气，这件事本来极有可能是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救援的僚舰在赶往现场的途中也遭到了北岸炮火的轰袭，他们进行了还击，并有效压制了对方的炮火。但是炮弹仍非常猛烈，僚舰根本无法停下来进行救援，只好继续向下游驶去。与此同时，黑天鹅号和伦敦号旗舰也在从上海全速赶来，但遭到了同样的袭击。紫石英号上的一部分伤员和其他海军逃到了南岸上，然后乘火车狼狈地回到了上海。其他一些人被水上飞机艰难地救了出来。

几艘军舰上共伤亡一百多人，阵亡的人数占了一半。紫英石号被彻底摧毁，其他的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从其他中国人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中，我还看出了他们透露出来的隐约的民族自豪感。长期以来，国外的军舰，尤其是英国的在这条航线上肆无忌惮地航行，现在终于遭到了沉重的报复和打击。在共产党对外国的谴责中，美国从来都是被单独列出来的，所以，如果当时那是一艘美国的军舰，不是英国的，那后果可能会严重得多。顺便提一下，他们陆上的火炮射击真的是十分精准。

十四

罗杰·莱珀曼在第二天下午就从华盛顿飞到了上海。在国会中，他一直在为经济合作署尚存的五千四百万美元进行争论。我和他，以及我们各自的同事都认为，那笔钱用在平稳币值和为士兵们发军饷上，要比用在救援和恢复工作上面有效得多，也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否则，最多也就只能满足一部分的需要，而且这些钱很可能在战争中成为对共产党的资助。罗杰到上海的时候，他的太太和同事艾伦格里芬的太太也跟了过来。她们之前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回到了美国。这种来回往返的行为也可以看做是时局的动荡和人心不稳的表现。我要求罗杰和艾伦以及同他们有直接关系的人在周五的时候到南京来，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华盛顿方面的信息。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做些什么来稳定住政府官员不安的情绪和战争上的溃败，并尽量保住长江的防线。他们打电话说，会乘坐大使馆的飞机一起过来，第二天返回，同行的还有他们两位的太太。

以前，这两位令人感到愉快的太太都会跟着他们进行这样的旅行，可这次情况不同，我担心她们的安全，于是回电话说，如果不是当天来回的话，他们最好还是不要带着太太。行政院长何应钦已经预约了我们一起晚饭，并希望在其他客人到之前，与我和罗杰进行私下的交谈。不过那天早上，他打电话过来取消了这次宴会。那段时间在中国生活的各种不协调的情况，从这些细节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我们都在中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经常遇到那些确定会发生但尚未到来的灾难；对于周围人们的悲惨遭遇，我们已经麻木了；对于价值观念的颠倒也见怪不怪了。就像这次，共产党渡江的部队已经蓄势待发了，可这位兼职政府军总司令的行政院长却在想着宴请外国客人。在这时，他们仍旧固守着社交上的礼仪，并愚蠢地奢望美元会阻挡住敌人进攻的脚步。

如果政府仍想坚持对于共产党的抵抗，那么长江无疑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一个年轻有为的国防部的军官曾说，长江抵得上三百万大军。我的海军和陆军的武官们以及与他们同类的人也赞同这种看法，如果国防部有统一的指挥，海、陆、空军全面配合，加上足够的银元和政府的关怀提升军队的士气，那么他们能在这条战线上拖延至少几个月，并很有可能迫使共产党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整个策略。

国民党的整个军事系统都对士兵很不友好，这个弊端也最终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士兵们在生活上的需要从来都不是他们会考虑的，而且对于为谁而战也从来不做任何的教育。这是他们对待士兵一贯的方式。抗日战争时期，每个士兵心中都明确知道为什么要抵抗外国侵略者，但即使在那时，军官们就已经开始毫无顾忌地贪污。现在国家危难，政府的战略资源告罄，胜利毫无希望的时候，他们仍旧如此。我在尽量为军饷争取更多的经济合作署余款的份额时，却听到我们年轻的财政代表保罗·派克说，几个月以来，高级军官们装在自己腰包里的军饷高达三千万银元。这种行为简直是令人发指。我压抑着愤怒向他们质问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扮演着跟我的亲近关系，辩解说一部分钱已经分到了士兵手中。已经足够清楚了，为什么士兵们毫无斗志。而本来，仅仅是生存的本能就能使军事和民政部门改变这种局面。

罗杰·莱珀曼在那个多事的周五下午就返回了上海，之后，在南京的所有大使馆的人进行了一次聚会，讨论去留的问题。政府的代表们正在匆忙地迁移，他们中的一些人建议我们也一起跟着去广州。但我们的政府并没有改变之前的态度。第二天下午，我得到通知，要我回华盛顿进行商议。随后通过来往的信件，说明了没有必要马上这样做，在得到明确的指示前，或是通信联系断了后，在我觉得需要的时候，再回到华盛顿。我也希望能够在南京多停留一段时间，以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并和他们讨论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我也很希望所有的大使馆能够采取一致的行动。我通知了北大西洋组织的人在下个周一再举行一次会议。与会的代表对我的看法表示认同，各国的首都，包括华盛顿，都收到了我们这次会议上达成的共识。

十五

星期六上午的时候，南京的政府官员们全都走光了，连警察都不见了，整个城市失去了正常的管制。不出所料，肆无忌惮的劫掠开始出现，局面很快就无法控制。那天，人们在枪声、抢劫声和对未来的恐惧中度过了一夜。为了避免引起共产党的误会，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成员都去了上海，只留下六个人保护我们基本的安全。使馆的几个年轻人轮流在我的住所附近巡逻。

星期日，也就是4月24日一早，共产党的先头部队渡过了长江，悄无声息地进了城，控制了首都。他们纪律严明且斗志高昂，与政府军的散漫和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这些最后的胜利者，民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担心会不小心触犯到他们。

第十二章　在竹幕之下

一

我是突然间被惊醒的。共产党的军队在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渡过了长江，4月24日上午进城的时候，最后一班接送国民党官员的飞机刚好离开。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几个武装的士兵冲进了我的卧室，我被开门声所惊醒。我大声质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就又退了下去，其中还有一两个人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什么。我从床上起身，想去查看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那些士兵又重新进来，大约有十到十二个人，他们中的代表跟我讲说，他们并没有恶意，只是出于好奇在四处闲逛，并询问我是否能听懂中文。我回答说，是的。他就又开始重复他的保证，或者称得上是安慰，但见我好像并没有任何欢迎的热情，就要带人离开了。

这时，我的年轻随员爱德·安德力戈听到声音也起来了，以为我遇到了危险，就匆忙跑过来要保护我。结果他被粗暴地推回了自己的房间。仆人吓坏了，战战兢兢地把这帮人领了出去。

这件事很容易理解。那些士兵原本都是普通农民家的孩子。他们很轻松地打了胜仗，夺取了首都，然后出来四处逛逛。不过在经过我大门前时，守门房的人被这群不速之客的威胁吓坏了，完全忘了要对主人进行通报，就放他们进来了。在厨房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这些来自乡村的人对于外交豁免权毫不知情，其中一个人对我的仆人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他们很快就会全部拿回来。

这件事情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国务院却十分谨慎，令我在北京和南京的同事提出抗议。要提到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跟北京没有任何外交上的往来，也根本联系不上共产党的高层。不过通过一些间接的途径，我得知两地的权威人士感觉这件事有失体面，十分生气。从双方的宣传丝毫没有提到此事也能看出这点，因为按照以往他们行事的规律，他们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大肆谴责对方的机会。美国显然对这件事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因为我经常在收音机里听到谈起它。后来我听说查到了那几个肇事者，关了他们一段时间的禁闭并进行了教育。类似的侵扰性事件，也同样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馆。

二

在政权交接的前一天，我收到了国务院的指令，要回到华盛顿去。本来，这属于正常的程序，南京已经没有被承认的政府了，而我的同事路易斯·克拉克正在广州以代办的身份代表着我们的大使馆，但是，整个外交使团，特别是北大西洋国家的，在之前都已经向政府提出不会去广州，并允许我们在共产党占领南京后留在这里一段时间。国务院最终同意了我继续留下来，待到在共产党控制区的我们的领事馆和侨民得到公正的待遇后，再考虑回国。

接到这个指令后，我立刻召集了北大西洋公约国家的代表开会。同往常一样，会议是在外交使团首席法国大使的家中召开的。那是在我的住所被侵犯的那天下午，消息已经传开了，大家都感到非常惊奇，但心中也有隐隐的担忧。没有人知道共产党对于非苏维埃国家的态度会傲慢到何种程度，也没人知道下级士兵们的无知会让他们作出什么蠢事。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好几起了。这次会议进行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没有机会再离开了。国民政府的官员很早就劝我们撤离到广州，尤其是劝我。他们的以及我的同事们的态度，让我看到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的地位。但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被困在了南京，如果要走的话，至少要等到上海“解放”，恢复了和那里的联系后才有可能。

我们这次会议的整个过程没有受到任何的打扰。不过之后，我们的出行却多少开始受到限制。共产党声称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我受到了特别的“关照”，因此我也完全放弃了离开住所的举动。国务院询问我的行动是否自由，不过我并不想在这时引起额外的冲突。这让我想到了被日本人隔离时的生活。大使馆的一个职员经常向我汇报广播中的消息和其他的情况。大约一个礼拜后，对我们的限制就取消了。但是我的日常活动却突然中断了，没有拜访、会面，也没有任何的社交活动。所有的信件也基本上中断了，只是偶尔收到从北平寄来的信件。幸运的是，我们被允许继续使用大使馆的无线电，可以继续收听广播。

三

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内心的矛盾现在开始变得尖锐起来——我个人对两个党派的感情。我在国民党中有很多多年的好友，并且他们当中不少都是我由衷敬佩的。他们正直、有公德心、有能力、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自从国民党执政以来，政府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毫无作为、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从来都不过问，导致它几乎拥有了那个被推翻的腐朽政府的一切恶习。日本投降后，为了利用军事上的优势和秘密，在警察消灭共产党的时候，这些恶习更加肆无忌惮地显现出来。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正在逐步丧失。共产党向长江进军的时候，那些宏伟的防御计划在政治争论、叛逃和混乱的撤退中成为泡影。但是一直以来，这个政府都受到美国多方面的援助，并且他们为大部分人的安全真诚制定出来的目标和政策，也一直是我们所信赖的。

相比起来，共产党内部毫无任何的贪污腐败，从军官到士兵都生活朴素，严格遵守军纪。从他们进入南京之后的举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点：他们毫不侵犯百姓的正常生活，虽然随处借东西，但都会原物奉还，或是给予等价的赔偿。他们在广播中非常骄傲地宣称，在向南方进军的过程中，如何早就分批次地将物资和救护人员送到了前方，运输工作和军队的宿营等又是如何的顺利。简而言之，他们非常完美地安排好了自己后勤方面的事务。他们有着高昂的士气，我每天都会听到他们在大使馆周围的训练和讲话。从表面来看，共产党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了千百万个他们所需要的人，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和其他文明要花费很长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几个这样的人，拥有这样的素质，包括优秀的组织能力、严格的自我约束能力、将公共事业放在个人和家庭之上、无私服务于人民、充沛的热情和对理想的忠诚。和国民党那些恶习相比，这些成就是如此光彩照人。

最让我同情的是那些大量加入国民党的男女青年们，他们怀揣着爱国热情，但却苦于无处表达，没有地方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曾对国民党寄予了厚望，与那些有公德心的公民一样，他们试图通过改革，完成自己的愿望。与他们类似的，还有一些小党派或是无党派的人，都遭到了希望毁灭的打击，遭受着物质和经济上双重的苦难，在家庭和正常的社会生活被破坏的情况下，可怜地寻找新的庇护所。不仅这些人在遭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折磨，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大笔财富，那就是这些本来可以在它的建设性工作中服务的人。

我的精神也在遭受着同样的苦痛。之前我对美国政策的最大的担心，已经成了现实。就像马歇尔将军离华之前我们在那次谈话中讲到的，美国或者给予国民党足够的支援、必要的劝告和控制，帮助它打败共产党，或者从中国事务中完全撤出，都要好过那种犹犹豫豫、似是而非的间断性的援助。长期以来，我目睹了这种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美国成为被强烈谴责的目标，我本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批评随着共产党在战争上的胜利，也变得愈加激烈。

1948年春国会通过的对中国政府不规定用途的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是被骂得最凶的。这笔款项，中国政府全部用在了陆海空军设备的补给上，但可能是美国官员故意的，也可能是订单没有被制造商放在急需的位置上，反正这些物资过了很久才运送过来。这使我们成为中国所有阶层指责的对象。国民党是因为我们故意“拖延和少给”，先是委员长，之后是李宗仁都多次催促我们加快速度，增加数量；共产党对我们这种行为十分恼火。实际上他们却从中获益很大，战争的胜利和不断投降的士兵都给他们带去了大量的物资和武器。因此，他们的谩骂带有强烈的挖苦和奚落之意。另外，国民党在对共产党占领城镇进行轰炸的时候，由于投弹的不准确，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共产党立刻抓住把柄，宣扬说，这是美国训练的飞行员、美国制造的飞机和炸弹造成的。

同样引起质疑的是经济合作署两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拨款。在这笔款项的使用方面，是要对罗杰·莱珀曼表示赞扬的。他和他的同事们表现出来的热情、高效和崇高的精神，都很好地体现了美国优良的传统，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些人道上的救助。但是，对美国国家利益来看，这些价值就不是那么重要了，甚至更为显著的是，它在政治上助长了对于美国的敌意。中国的百姓们遭受的苦难是如此深重，而相较起来，这些救济是如此微不足道。

受到最少谴责的是乡村的重建项目，这也同样是我所热衷的。但是这个项目从提出设想到真正的实施，由于种种的原因一直拖延了两年的时间，而且随着共产党向南方和西部的推进，刚取得一些成果的地区又很快被他们所控制。显然，这不是美国国会想看到的。与共产党所具备的进行大规模组织的经验和能力相比，这个项目显得微小和不值一提。然而，这个项目是由三个中国人和两个美国人组成的委员会来负责的，他们的勤奋和努力又是无人能及的。从这件事也许能得出一个无奈的教训，那就是将慈善和政治搅在一起是会毫无建树的。

我自己也在这时遭遇了尴尬的情境。一直以来，我都被看作是美国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友善代表，现在却被批评是“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帮助腐败、堕落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各行业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们也对我没有继续担任校长而感到非常失望。这是不无道理的。但作为一个外交人员，我学到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言多必失。我希望的就是，最终人们会了解到，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变化。

四

共产党占领南京后，立刻任命了黄华主持对外事务。黄华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曾用名王汝梅，在加入共产党后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他曾在马歇尔将军领导的使团设立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过。在那时，我们曾见过面，尽管他对我依旧友好，但已经完全被共产主义所同化。从他新的地位，共产党对美国的强烈仇视以及他们一再宣扬的只会将国外的外交官员当作普通人看待等情况来看，我不知道再见面时，他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我。

上任几天后，他就打电话约见了傅泾波，两个人友善地谈了一个小时。分别的时候，泾波建议他去拜访燕京的老校长。黄华说会以这个名义进行联系，但还要先听听其他人的意见，然后再给泾波答复。几天后，他来拜访我，像往常那样友好地聊了两个小时。共产党已经不承认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我也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听从当地政权所作的安排。我们很快就聊到了“不被承认”的问题，这也给了我理由解释说，外国也只能像共产党那样，继续承认国民政府的存在；在新政府宣布成立，得到中国人的广泛支持，或至少是接受，并证明它有意愿也有能力按照国际标准与其他国家建交，那么，必然就会讨论“承认”的问题。但在这之前，我们这些外来者并不能做什么。也就是说，是他们要接受考验，而不是别的国家。他的这次拜访无疑是得到了北平同意的，而且也一定会把谈话的内容做汇报。

这件事情表明，如果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解放力量，谴责对方是敌对、好斗的，想要冲破分隔他们之间的障碍，那双方应该明白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接触。这是很有意思的。即便这些人的想法都已经深深打上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烙印，他们的心理状态和认识也是我们这些有着完全相反生活方式的人不能忽视的考虑因素。黄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仍旧保持着一般普通人的思想情感。

五

共产党在南京站稳脚跟后，很快开始向上海进军。他们当然明白那个汇集了欧洲和亚洲人的城市是多么骄傲，在经济、管理上面也融合着多么复杂的国际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更愿意绕开它，等待将来的和平交接。但南京失守后，委员长就把防线设在了上海，并制定了临时的防御措施。物资的准备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严重的浪费，这对上海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保密局的特务追踪那些被怀疑有左倾思想的人，那些有意愿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知名人士，有些被胁迫去了香港，有些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去了那里。所有人都被要求按照各自的经济能力为防御工事做出“贡献”，最后演变为对个人赤裸裸的勒索。所有的车辆和船只都被征为军用。这种“焦土”政策曾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也得到了公众们的支持，然而现在却只能引发人们更为严重的愤怒。为了这次防御工事，很多房屋被拆除，大量树木被砍伐，街道上设起了路障。他们还强迫民众张贴标语、组织游行，妄图重拾已经失去的民心。抱着相同的目的，给士兵们发银元、电影票，向他们做出美好的承诺，并给予一些生活上的特殊待遇。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在积极地活动着。虽然委员长对他的军队有着严格的控制，使得这次防御相比过去多了很多兵种上的协同配合，也激发了他们更为强烈的作战意愿，但几个星期后，共产党还是占领了上海。

六

对我们这些被困在南京的外交人员，新的当局选择了无视，并以防范为借口把我们限制在城墙之内。甚至大部分人都被取消了和本国政府进行密码联系的权利，整个气氛变得让人焦虑不安。我们和英国、法国一样，都拥有自己的无线电设备，但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使用商业的线路收发密码信息是不被允许的，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只是当时众多不寻常的事情中的一件。当局不放过任何一个对我们发出提醒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各自国家的普通公民。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得到特许，可以像往常一样行使职责。当一些小国的大使来向我打听消息，或是咨询问题的时候（我很高兴他们这样做），我才知道是如此的闭塞，完全不知道外界的任何消息，对中国内部的事务更是毫不知情。给人同样感觉的还有他们一些人的社交和娱乐活动，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大使。这真是个绝大的讽刺。我虽然不是很忙，但也没有到无事可做的地步。单是每天要阅读和处理的文件就要耗去一部分时间。美国大使馆是个友好的大家庭，常常会有外事上的交往，还有一部分传教士和中国人，我们从不缺乏社交生活的乐趣。使馆内部也总有像朗费罗所说的那种“书籍式的静谧”氛围。但是，我在这里代表的还是美国政府，这与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感情相交织，使我即使在这段隔离的时间内，仍旧不可避免地对外界的局势有所了解。

七

我对被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尤其是那里的美国公民的意见有很大的兴趣。但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铁路和其他的交通都基本停滞了。考虑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询问了黄华一些去上海要做的准备工作。他再次提醒说，我现在只是个普通的美国公民，不过我可以得到“特殊的对待”。在确定了我的普通公民身份后，他为大使馆的警卫、傅泾波和我本人，还有一个大使馆官员和他自己的三名特别助理做了全部的安排。到上海后，他的代表负责接待我们的工作，走到哪里都会有两辆车的便衣警卫跟着。他们解释说，因为城里可能还存在很多国民党的特务，这样安排是为了避免他们会在我身上做出什么令新当局为难的事情。这使我只能每天待在总领事的住所，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自由行动，主动拜访别人或是接受任何的邀请，而是等待别人登门拜访。即便这样，我仍显得引人注目，而且那些来访的人，尤其是中国人，极有可能受到特工人员的监视。这段时间我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上海有了这样的印象：他们强有力的控制简单有效，也不存在贪污腐败的现象，但他们以贫苦的普通百姓的名义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宣传，则可能激起劳工们的骚动。国家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起，与这个大都会中五百万人亟需解决的生计和安全问题相碰撞，使上海有可能上演一场巨大的社会实验。

外交界的同事急切地想知道我的遭遇，因为他们中有几位也打算这么做。我因此决定向共产党争取国际上公认的外交豁免权，像行李免受检查等等。但是他们回应说，我们只是普通的外国公民，并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利。无疑，摆在我们面前的将会是相互对立原则的一次考验。所幸这件事并没有发生。不过我特殊护照上的身份是“前美国大使”，这使我和看到护照的人都感到好笑。可一个欧洲的同僚在得到类似的护照时表现得非常生气。

发生在上海的一件事表明了，在处理中国事务和处境改变时，美国和英国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两家英文报纸在共产党“解放”上海后幸运保留了下来，分别是英国的《字林西报》和美国的《上海晚邮报》，并有在新政权下继续办下去的打算。《字林西报》记录了英国初期从广东和香港向他们认为是北方的一座城市迁移的历史。我和弟弟还是小孩子住在杭州的时候，父亲就订阅了这份报纸。当时它有个响亮的副标题，叫做“最高法庭和领事公报”，这个名字对于幼小的我来说是如此宏大，以至于对这份大英帝国的报纸所报道的事迹都抱有极大的尊崇。长期以来，它的办事处都占据了外滩对面的一排英国官方或半官方企业大楼中的一幢。由于编辑风格带有典型的英国式的严谨，近年来它被戏称为“守旧的外滩老女人”。

这次去上海时，这家报纸大意地刊登了一则谣言，说通往上海的航道很危险，长江口被国民党的海军布满了水雷。这立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航线全面瘫痪，这个很大程度上依靠水运生活的城市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新的当局虽在处理军事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很有经验，但这种情况却是第一次遇到，显得手足无措，一周的时间都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最后，在英国的帮助下，他们临时改装了两艘扫雷船对航道进行了清理，才稳住了民心。这件事不是故意作弄，就是道听途说造成的。所有报纸都把矛头指向了《字林西报》，对它进行了强烈的指责和谩骂。对待这种侮辱和谩骂，这家为英国半殖民地创办了几十年，没有遭受过指责的报纸会做何反应呢？它在头版刊登了一封致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英文信，并附上了中文翻译，表达了对这次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真诚歉意。在英国褪去了“日不落”的光环，国际地位逐渐消减的时候，考虑到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让报纸停办，以及英国在上海的大量投资，它不得不顺应这种角色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态度。在情况不明朗的环境下，这样的做法至少能保证暂时的安全。

同样在这段时间，美国报纸的主编兰德尔·高德接到营业经理的电话，说他被雇员锁在了报社，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经过胜利者对这种反抗形式的极端宣传，这样的事情对于中国和国外的雇主来说已经不新鲜了。虽然知道可能会遭遇同样的待遇，但本着对同事和工作的负责态度，高德还是立刻去了办公室。双方的争论继续了下去，直到工会的代表到来后才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奇怪的是，当美方提出把这件事提交给市政局解决时，所有中国人却都表示反对。双方最终在午夜的时候才达成了协议。但负责排字的雇员发现主编写了一篇对这件事的如实报道时，罢工又开始了。高德觉得这已经侵犯到了编辑的权利，这是他宁愿关掉报社也不愿意接受的。可对那些职位很低的中国雇员看来，这是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的事。这样一家强调言论自由、毫无顾忌的报社，新当局是否会真正让它继续存在下去？但正像《字林西报》所作出的决定代表了讲求实际的英国式的做法，高德的决定亦是典型的美国人的作风。

长江口被布满了水雷的谣言对上海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人宣布关闭所有共产党控制的港口。他们聪明地避开了“封锁”这个词。这是不合法的，但出于绝望的情绪，他们选择无视英国和美国提出的抗议。这个指令还是起到了效果，有效地控制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命脉。

凡是在上海涉及到美国人、英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的事情，都会变得十分复杂。通常它们都是由工人们的骚动引起的，也有少数情况是因为我们违反了新的规章制度。原本在外国的租借区，英语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但现在却被强制只能使用汉语，这对外国人来说是很困难的。可令人感到恐慌的是，一旦违反规定就会遭到粗暴对待，会被用随便什么侮辱性的言辞来羞辱；接下来，还要签字发表声明道歉，并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出来。那些报纸会极尽歪曲之能事进行报道。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拿到社会学上，当作个案来进行研究。一直以来，英国人出于它自命清高的传统，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存有一种种族上的优越感。随着这个港口城市和中华民族的崛起，人们对这种种族优越感滋生出的厌恶情绪越来越强烈。日本的侵略以及它投降后将市政权力交还给中国使这种情绪得到缓和，但依然存在，并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加深。国民党在这最后一段时期因为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允诺给在华的美国人很多的特权，而很多美国人亦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但这带给中国人民的，却是对于种族歧视仇恨的一个更合理的理由。

除此之外，共产党的宣传更激发了这种情绪，以美国为代表的外国都被说成了贪婪的帝国主义者。那些对中国怀有美好情感的外国人，虽然知道这潜在的危险，但还是没有服从被撤离的安排，留在了上海。这最终使他们成为长久以来的积怨、仇恨无辜的受害者。共产党也一直在利用这些旧的仇恨激发人们新的民族主义精神。

八

6月底的时候，我开始为撤离做准备。当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要将我们在沈阳的领事人员撤回来。我在等待一位国民党的领导人从北平回来。他一直积极主张以开明的国际态度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去北平就是受到了毛泽东及其同事的邀请。从他那里应该能得到关于共产党意图的可靠消息。我把最后离开的日期定在了7月18日，以保证他有充足的时间，在那个随时会出现变动的旅程中返回。等待我撤离的飞机已经修好了，并经过了飞行测试，结果令人满意。共产党是愿意为我的离开提供一些条件的，不然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了。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感觉到不祥的征兆。在警察局印制的离境申请表的最后一栏是“担保商铺”，是为了防止尚有债务没有还清、或是在法律程序上有问题的人离开。这虽然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态度，那就是允许我们离开并不是出于任何的妥协。他们将所有的外交人员都看作是各自国家的普通公民，要求每个人都需要填写，而完全没有考虑（或许是因为不知道）外交人员离开一个国家是享有豁免权的。但这样一个条例推出后，就很难再收回了，因为这不只关系到面子问题，更重要的是等于承认了自己制度的随意性，可以随时更改规定。而这个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士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其教条狂热的崇拜，相信它是绝对正确的。

但对这个问题，国务院的态度很严肃，认为是毫无原则、信誉，并没有任何先例的。黄华和章汉夫一直在与北平的上司讨论这件事，并设法对当地的同僚施加影响。同时，黄华还要避免的是，让人认为因为我是他以前的大学校长，而损害党的利益。他取得了一些意义重大的让步。他们最终允许我不去填写那个令人反感的“保证书”，行李也不用接受检查。这样，我就可以顺利带走近三个公文箱的官方绝密文件，以及大使馆所有人员的私人信件。黄华还一直觉得原本允许我乘坐大使馆的飞机离开已经是很大的优待了。那架飞机在共产党接管时就在这里，在海岸线解除封锁前，这是我离开的唯一途径。

机组包括我的空军武官约翰·丹尼上校和他的助手一共有四个人。其他乘客有驻上海的总领事约翰·卡波特先生，使馆的职员亨利·森德里先生，威廉·欧立夫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有傅泾波先生。我们离开的借口都是遵照遗嘱需要回国进行医疗咨询。欧立夫先生曾遭到上海警察的暴行，在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因此奉命回国。我们曾经尝试让两家中国私人银行或是一家其他的公司做担保，但他们不敢冒这个险。我将情况报告给了共产党方面，他们回答说找美国公司也可以。让自己的公民来为他们的外交人员们作担保？这简直太难以想象了。国务院曾给我指令，任何美国人都不能找担保，即使是大使馆的人也不行。所以，我们在烦躁焦虑的情绪下，熬过了南京酷热的夏天。在外交界的同行和其他朋友都以为我应该已经回国的时候，却总是经常在教会和其他一些聚会上遇到我，这实在是令人尴尬。

鉴于国会的压力，国务院决定发表一份反映近年来对华政策的“白皮书”，来应对国会内外的批评。“白皮书”中肯定会对国共双方都提出严厉的批评、指责，因为国务院要我在它发表之前能安全回国。事情变得更为难办了。原本，为给我离开留下足够多的时间，国务院将发布的日期定在了7月23日。后来因为印刷上的问题，又将时间延后到8月2日。但情况的发展出乎意料，华盛顿和我之间，以及黄华和北平方面意见的沟通进行得极为缓慢，即使是有了这意外的拖延，我仍不能避免要遭受国务院发表“白皮书”所带来的后果。我担心，它会把共产党激怒，而我们之间为了我离开而维持的微妙平衡也将被打破。

在这个焦急的等待过程中，我通过对共产党政策上的变化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尽早安排美国人撤离共产党的控制区，尤其是上海。留下来的外国传教士们，希望以前指引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基督会再次显现灵性，即便不会，他们自身留在这里，也是对这段动荡的历史最好的见证。但对商人来说，前景是十分黯淡的，任何美好的理想主义都不能排解他们的忧虑。美国和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英国人将所有的投资都放在了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一撤走就会破产。对他们来说，保住这份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将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则比较幸运，美国的对华贸易在它全部的进出口中只占到了百分之二、三的份额。即便是因为撤离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最严重的美国人，也可以很轻松地在其他地方建立商业贸易，重新振作起来。

之所以会有这些顾虑，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明确声明，外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国民党的援助引发的他们在政治上的怨恨。似乎黄华的解释也有些道理，他说，任何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农民还是商人、学生都会赞同他的同志们所做出的决定，不希望外国干涉他们的内政。但事情的另外一面是，他们的领袖明白，中国在过去长期依赖于我们提供的物质上的资助，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的恢复，而苏联或是任何其他国家在这方面都是无法给予足够帮助的。尽管这是如此迫切，但想要他们背离自己正统的教条也是不可能的。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共产党同意由大使馆为我们一行的其他人提供担保。这是他们在不得已之下作出的决定。国务院要求我在接受这项决定前，抗议他们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这违反了一直以来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外交礼仪。但他们拒不承认我们官方的身份，坚持拒绝我们一再提交的抗议书，这样下去无疑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民都是不利的。这时又是黄华使情况有所缓解，像个学生一样听取了一个他以前校长的意见，如果这些话仅仅是出自一个美国大使，他是肯定不会听的。谈到这个愚蠢的态度，我的一个加拿大同行很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在我到了上海后不久，他也来了。他的警卫就一项规定提出了抗议，理由是美国大使没有被要求这样做。而对方的回答却是，美国大使从来没有来过。当他们提出我的名字时，那位工作人员平静地回答，最近确实见过一个著名的教育家是叫那个名字。

我们最终起航的日期定在了8月1日，虽然比预计的时间晚了两个星期，但还是赶在了“白皮书”发表之前。

第十三章　重返华盛顿

一

1949年8月2日，我坐上了大使馆两架飞机中较小的那架，离开南京，踏上了回美国的旅程。同行的有傅泾波、约翰·卡波特、欧立夫先生和夫人以及亨利·森德里。机组有三个人，大使馆的武官约翰·丹尼上校是主驾驶。我当时不知道的是，那架不大的飞机已经超载了，后来才有人说，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行李，其重量太大了。但不管怎样，能踏上回国的路程还是令我们十分高兴的。在中国的最后几周太煎熬了，不断被动荡的局势、忧愁、烦恼、愤怒交替折磨着。

晴空万里，海面上一片平静，经过一段时间安稳的飞行后，我们到了冲绳。那里的美国军人们热情欢迎了我们。第二天，我们改乘了一架较大的飞机，那是专门为大使馆配备的设施先进的B-27新型机。离开前，我迎着海浪痛快地游了一次泳。

这架B-27飞机载我们飞过了余下的路程，里面非常宽敞舒适。我们中途在关岛暂留的时候，再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一个美丽的沙滩上，我又一次下水去游泳了。

飞机在8月5日凌晨的两点降落在了檀香山的机场。即使在那个时间，海军上将司徒尔特·马瑞还是带着夫人和他们可爱的女儿苏姗到机场接待了我们。我在马瑞家里度过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受到了他们热情的款待。同时，我还受邀参加了太平洋舰队司令拉道夫德和他的夫人举办的宴会，还有在檀香山的燕京校友举办的欢迎会。瓦胡岛拥有令人心旷神怡的美丽沙滩，我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抽出时间去游了两次泳。

在檀香山时，我收到了两本国务院编写的“白皮书”，书名是《中美关系变化——特别是1944年至1949年间的关系》。

8月7日，我们出发前往旧金山，并在前一天晚上和马瑞一家以及其他朋友告了别。旧金山的政府官员，包括我以前在莫比尔的老朋友们、在北平的同事威廉·帕特森、我的表弟瓦润·麦卡布兰迪，都对我们的到来表达了热情的欢迎。我在表弟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去了华盛顿。飞机在10日下午降落在了首都机场，我众多的朋友、亲戚都来迎接了我，还有很多政府官员、新闻界的人也在场。令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我在人群中见到了我的弟弟瓦润和他的妻子安妮。国务院的迪安·拉斯科、瓦尔顿·布特沃斯、菲利普·赛普洛斯以及曾和我在南京共事的官员们也都在。此外还有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谭绍华博士和其他的成员。

二

我从机场直接去了国务院。负责接待我的是沃森·布特沃斯，他建议我，除非必要，否则最好先躲几天，不要接受任何的采访。甚至说可以先离开华盛顿十天或两周的时间。然后，我和傅泾波就被送到了卡莱顿酒店暂住。

两天后，我去拜访了国务卿艾奇逊先生。第三天，他陪同我去见了杜鲁门总统，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面。几个星期后，我回华盛顿后第一次去见了马歇尔将军。我从谈话中能感受到久别的朋友的热情，但聊的内容却使我在研究了《白皮书》后对对华政策产生的不安更加强烈。

三

在离开檀香山的飞机上，我有时间认真阅读了那本《中美关系变化》。之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对它的内容和性质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思考它可能带来的影响。

通过一些叙述、文件和文章摘录让我知道，那本书描写了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演变，主要侧重点在1944年到1949年间中国形势的变化和美国的政策。白皮书的开始是一封国务卿艾奇逊写给总统的信，落款是“华盛顿国务院，1949年7月31日”。信中表明了写作这本书的原因和目的，它开头这样写道：

“总统：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愿将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做了记录，重点是最后的五年。这份记录已经交由出版社去印刷了，相信美国国会和人民很快就能看到它。”

第二段写道：

“……我对编纂这本书的人提出了要求，一定要以记录的形式来进行，以便能真实反应当时真实的对华政策以及它具体的实施情况。这是一份真实的记录，涉及一个长期以来与我们有着亲密关系的国家。我尽量不遗漏任何现有的资料，也包括了对我们政策的批评言论以及可能会在以后成为批评我们由头的材料。”

信的第三段先谈了美国政府和人民与中国的传统友谊后，不无遗憾地表示：

“编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对事实的尊重，因此，书中会出现一些对中国影响不好的描述。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去出版它的原因。”

它接着谈道：

“近代中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是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它的土地面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第二是西方现代思想的冲击，这在动荡的时局中激发起了更激烈的骚动和不安。”

信中接着谈到了中国的革命、国民党和它的领导人、共产党以及1927年那次重要的决裂。之后说道：

“1927年到1937年的这段时间，很大程度上是国共两党在争夺中国的控制权，而共产党是处在明显的劣势地位。其间，国民党也为这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统一了国家，加强了财政和经济的实力。但同样在这十年间，国民党丧失了它创办初期时的热情和活力，而共产党的热情却在日益高涨，乃至狂热。”

在这一段和接下来的叙述中，关于1928年国民党执政、建立中华民国政府以及世界各国承认它的合法地位这些，艾奇逊始终没有提到。1927年到现在，中国“内部的冲突”，或者说是内乱，都被简单地说成是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直到在很后面的叙述中，才明确提到了“那个政府”、“政府和国民党”、“中国政府”和“国民政府”等字眼。

在谈到1937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影响的时候，信中说道：

“在那个战争的年代，最大的悲剧是财产和人才对损失，这个民族中开始成为自由、民主的基石的中产阶级几乎被毁灭殆尽。”

接着信中又讲述了中国的发展问题，提到了先后负责的美国官员所说的“美国政府可能需要制订一个新的政策来适应新的状况”；还谈到了赫尔利将军访问中国的情况；与《雅尔塔协议》签订相关的事情；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和苏联签署了这个协议以及签署前后美国对它提出的建议。日本战败后，美国政策的声明是这样的：

“在实现和平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以下选择：一、完全从中国事务中撤离出来；二、对国民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帮助它消灭共产党；三、帮助国共双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避免内战，但要以国民党控制住大部分地区为前提。”

接着，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会选择第三条路线：

“我们以这种策略处理当时的问题，让双方都做出妥协，更多是为了保持乃至加强国民政府力量的权宜之计。”

赫尔利将军和马歇尔将军都先后为双方“暂时的妥协”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

“双方都没有妥协意愿的事实证明，第一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双方（无论是政府还是中共领导人）都想获得政权……不过，从1945年到1949年，我们都在积极地帮助国民党实现第二个目标。国民政府是被承认的友好政府……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的时候，国民党在军事和领地上面都达到了巅峰。但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证明了，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而他们的成功是建立在沙土上的。”

下面的几个段落中，先后谈到了马歇尔和魏德迈的使命。接着说道：

“附录上记述了国民政府之所以失败的详细原因。美国的援助并不是主要的。根据我们派遣的军事观察员的报告，在关键性的1948年，国民党没有一次战斗失败是因为武器弹药的匮乏。侵蚀国民党抵抗力量的，实际上是我们的观察员战争初期在重庆所见到的那些腐败现象……”

“他们不是被从外部打败的，而是内部系统的自行崩溃……”

“我们的政府明确知道共产党领袖拥有和莫斯科一样的意识形态，从中国各个势力的实力对比来看，实现和平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的。不仅国共双方都在作出妥协，而且国民党还要先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才能使中国的全民政府不是徒有虚名，而是确实得到人民的承认和支持，所有的政党也才会承认政府宪法的合法地位。”

“但是，这些条件都没有能实现。”

此外，国民党对马歇尔将军的军事建议置若罔闻，也导致了它在战争中的惨败。不过，“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美国始终对中国人民保持着传统的友好态度。”我们“以捐赠和借贷的方式为国民党提供了大量帮助”；还“出售给它大量的战争剩余物资”。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军用物资”，“都因为国民党领导人在军事上的无能和失职，以及军队的投降、叛变，毫无士气，最后都便宜了共产党……”

“从现实的角度把中国以前和现在的局势做一个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美国能做的，只有全面介入一个失去了军队和人民信心的政府的事务。可一旦这样做了，我们就要继续投入比以前更多的无意义的花费，而如果国民党的军队交给美国军官指挥的话，我们的海陆空军很有可能被卷入进行的战争中。中国人民不会想看到我们插手他们的内部事务，而且是如此大规模的援助，美国人民同样也不会想看到。”

“共产党现在是民心所向。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确声明他们从属于另一个国家，苏联……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以中国内部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做掩饰，控制了这个国家。我们的援助在这样的局势下是毫无作用的。”

“中国内战的后果远超出了美国政府的控制范围，这已经成为了不幸但无可变更的事实。美国在能力范围内在过去所做的，或可以做的一切，都不会对最终的结局有任何改变了。美国没有做过的事情，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了。”

“但我们仍相信，不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有怎样悲惨的命运，也不管有多少人将会遭到一个受帝国主义所驱使的政府的剥削，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主思想终会再次觉醒，挣脱外国的枷锁。我认为，在现在和未来，支持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任何举动，都是值得的。”

“与此同时，我们政策的制订还会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保证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以及一贯的开放政策和支持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

四

把艾奇逊的信件摘录进我的回忆录中，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是解释鉴于中美关系的历史，国务院在1949年8月出现认识上混乱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显示了我到华盛顿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各种因素。我从听说政府要出版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就感觉到很深的不安。在看完艾奇逊的那封信后，我有了充足的理由产生更为严重的不安，甚至是惊愕。

我征求别人的意见和反复读到的资料都反映出一个信息：在两个国家和他们的政府仍持有友好的外交关系时，其中一方公开发表对另一方的批评，就像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所做的那样，还从没在国际上出现过。

更令我感到惊愕的是那份报告的内容。它有17页的目录，5页的大事记年表，409页的正文，还有641页的附录。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当然是正文和附录。正文的叙述带有严重的偏见，其使用了大量单方面文件的摘要来说明1844年到1949年的中美关系。这些内容很多方面都引起了我的兴趣，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第六章，1947年到1949年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其实我是在1946年7月1日接受的任命，不过在第五章“马歇尔将军的使命”中，已经讲述了马歇尔将军的使团和与之有关的事情。第六章一共有80页的篇幅，是从1947年1月15日到1949年6月2日所发生的事情。

这书中，摘录了很多“绝密”文件以及类似性质的档案。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以及与此相关的330页附录中，我发现了从中国大使馆发回消息的摘录和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这是它们第一次公之于世，之前一直都属于秘密情报和机密情报，其中还包括了大使馆提出的建议等等。

艾奇逊的信件令我惊讶和不安，白皮书中所披露的机密文件则令我感到非常震惊，而且我越想就越发不安：这一切对美国、中国和两国的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接着问自己：对那些在书中被提到名字的人，对那些引用了其言论的人，又会怎样？对像我一样的美国人，我们的观察报告和建议被一字不改地引用，又会有什么影响？以后美国的外交和领事人员会不会因此而在报告时有什么顾虑？

白皮书另一个让人感觉不安的地方在于，美国政府所宣称的政策是前后不一致的。白皮书发表两个月后，国务院声明称仍旧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1950年1月，又声明不会再给予迁到台湾的国民政府任何援助。但在10月份的时候，共产党开始在朝鲜向联合国军发起进攻，美国的态度再次发生改变。

其实，不只是我，很多读过这本白皮书的人，对它的内容都有很深的疑惑。后来我还得知，国务院已经把白皮书分发到美国驻外的各个使团，并要求他们进行广泛的宣传。

对这本书，人们的态度是褒贬不一的。我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什么类似的东西存在，也不愿意对它的好坏做任何的评论，但对我来说，它很明确地表明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制订和改变，都是有着充足的依据的。而且，显然它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写一本“历史学家的著作”，而只是记录了一些当时可以用作制订政策的资料。那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资料，则是对政策的制订没什么影响的。

白皮书所起的作用，就是要向世界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国民党输掉了“内战”。它努力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释和推脱，把全部责任都归咎于中国的国民政府。它声称，美国的政策和那个“不幸的结果”毫无关联，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其内在的含意就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以及对该政府生存下来所做的努力，就此画上句号。

以上就是我们的政府在1949年夏天正式宣布的观点。而这也是我回到华盛顿后，见到的政府官员所持的观点。

华盛顿方面负责接待我的是远东事务所的办公室主任沃森·布特沃斯先生。在谈话中，我发现他对政府的态度是很支持的，并且也希望我能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们的做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我回华盛顿之初，要我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以使某些狂热的报纸编辑“冷静下来”。

至于公开讲话的问题，他们允许我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上做一次演讲，但讲稿要经过谨慎的准备并通过国务院的审批。后来，在新泽西州的拉斯维市的中心长老会，我用同样的一份讲稿又做了一次演讲。

五

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平（被他们改称为了北京）组建了新政府，毛泽东担任政府主席。其具体的政权组织形式完全参照了苏联政府的模式。

10月份，国务院召开了一个远东事务的专家会议，受邀参加的包括了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官员。与会者的发言都做了记录，除了几个特定的官员，后来都公开了出来。

会议开始，几个政府官员先对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局势以及相关政策做了“简单的说明”。会前已经给每位与会者分发了会议流程。会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部分人，包括几位颇具盛名的教育家，都已经对国民政府不抱任何希望，也没有兴趣再去关注它以后的命运。在会议主席菲利普·杰萨珀提出是否承认共产党政权的时候，好几位与会者态度激烈，建议承认那个新政权，并对他们提供援助。只有少数人提出了反对，觉得需要从长计议。

整场会议我都在场，所听到的都是令人不安、沮丧的内容。虽然国民政府有着种种的缺点和不足——我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但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共产党的攻击，还一直遭到外国，特别是日本在外交上的压迫和武力侵犯。从来都没有一个安稳的环境来让它进行“国计民生”方面的改革。在经过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后，在与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作战时，它没有办法组织人民做出有效的抵抗，因为饱经战争之苦的人民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所以最终会有如此结果，是毫无意外的。它节节败退，最后被逼退到台湾。然而，这次会议却很少提到这些外部的因素，只是简单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那个腐败的政府。

国民政府曾寄希望于能够得到美国更多数量和方面的援助。由于政府的拖延，很多应允的援助在送到中国时已经太晚了，基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雅尔塔协议》给了苏联很多在东北的特权，令国民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这其实是变相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为他们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国民政府和其他政府都没有预料到的是，苏联会那么快就撕毁1945年签订的那份协议，规定只能给予国民政府物资和道义上的援助。从“二战”结束到1950年共产党入朝作战的那段时间，是国民政府最需要帮助的一段时期，但是美国政府摇摆不定和前后矛盾的政策，不但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力量。

1949年10月11日，在蒋委员长的亲信郑介民将军到了华盛顿时，我只能诚实地告诉他，据我所知，美国政府不可能再给他们进一步的援助了。

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立刻寻求其他国家政府的承认。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苏联宣布承认它的合法地位。10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

就像前面所讲的，10月4日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再次声明，只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虽然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在我的印象中，美国政府都没有承认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迹象，但国务院对整个中国事务的态度，都呈现出了一种迷茫的、毫不同情的失败主义。回想起来，在1949年10月，美国政府就停止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虽然依然承认它的合法地位，但在我看来，双方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状况一直维持了八个月，直到共产党开始入朝作战的时候，美国政府才意识到，共产党在远东是个巨大的威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必须对此加以制止。

1949年秋，共产党的军队继续向南推进，国民政府决定撤离广州。10月12日，代理总统李宗仁宣布将政府迁往重庆，但仅仅几个星期后，共产党就占领了重庆。最后，政府在蒋委员长的指示下，迁到了台湾。12月9日，在台湾的省府，“行政院”开始行使职权。李宗仁去了美国，并在12月7日住进了纽约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印度政府在12月30日宣布承认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一星期后，在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当然，声明中包括了撤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1950年的头六个月，一些国家政府先后也承认了共产党政权，其中有欧洲的，也有亚洲的。当时共有二十五个国家政府发表了声明，如果美国政府也效仿了英国政府的做法，那这个数字可能会更多，因为美国的态度对很多国家都有影响。

显然，美国政府也感觉到了为难，似乎它一直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反而对共产党政权有更多的倾向性。但共产党在北京对美国官员的侮辱和没收他们财产的行为，激起了美国民众不满，因此，要政府采取对共产党有利的举动是不可能的。不过，美国政府却对国民政府进行了不友好的举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不会再以任何方式对国民政府进行包括军事和物资上的援助，同时撤回顾问团。1月12日在华盛顿的新闻俱乐部，国务卿艾奇逊重复并具体阐述了这个声明。

此后，几乎美国所有的报纸和会议以及联合国就是否承认共产党政权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讨论。1950年5月，杜鲁门总统收到了一封由三十五位参议员联名签署的信件，要求总统做出保证，不会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同时也不支持由那个政权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此事由艾奇逊先生做了回应，他保证除非得到参议员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同意，政府将不会承认共产党政权。

与此同时，蒋介石已于3月1日在台北恢复了他国民政府的“总统”职位，陈诚将军在3月8日任“行政院长”，前上海市长吴国桢被任命为“台湾省长”，孙立人将军就任“陆军总司令”。

七

在这里对蒋介石做一个总结是个不错的选择。在马歇尔将军出任使节的那六个月，委员长一直是位掌控全局的人物。为政府和国民党作出决策的人是他，最令共产党感到有威胁的人也是他。令人感兴趣的是，你总能看到他是如此迅速、准确地把握住人们对他讲话的重点，以及他那么执著于对事物第一次的直觉。他有着顽强不屈的意志，可遗憾的是，这些优秀的品质反而常常会令他刚愎自用。要对他进行评论，就必须要考虑到他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在当时动荡、危险的时局下他所肩负的责任。如果理解了这些，再参照下东方专制统治的历史和当代的独裁者，就会发现，蒋介石自我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克制是值得称赞的。

虽然以近代欧洲和美国的标准来看，蒋介石的某些措施并不恰当，但对他个人的道德品质，我一直都极为信任。我相信，他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出于相信这会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美好意愿。对他来说，区分开个人和国家的利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八

1950年6月25日，苏联在北朝鲜建立的共产党政权的军队开始入侵南朝鲜，他们越过了“三八”线，直逼大韩民国首都汉城。消息传来，引发了巨大的轰动。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刻就此展开行动，同时，安理会号召所有成员国行动起来，帮助受侵略的大韩民国，抵制这种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7月27日，美国总统宣布他已经向美国海军和空军下达了命令，支援大韩民国的军队，并派出第七舰队防范可能对台湾发起的进攻。他还呼吁台湾的国民政府停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将计划对菲律宾和印度支那进行军事援助，以加强对共产党入侵的抵抗力量。

通过这一坚决而全面的行动，杜鲁门总统为美国制订了一个抵挡共产党推进的计划。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等几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已经在武装抵抗共产党的进攻了。现在，美国军队承担了在朝鲜的责任，并和包括英、法在内的十五个国家参与了联合国的这次行动。

这些事态的发展也终结了关于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争论。后来中国共产党派军增援朝鲜的举动，使联合国也不再认真考虑将它纳入该组织。不过，以苏联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并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外交努力。

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朝鲜战争的初期，国民政府曾提出愿意派遣三万军队进行支援，不过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考虑，联合国并没有接受这个好意，并认为国民政府军队最大的责任，在于防止大陆共产党军队可能发起的对台湾的进攻。1950年冬到1951年初，在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朝鲜后，美国派出了一个军事使团到台湾，帮助国民党制订该岛的防御策略。1951年的4月份，得到国民政府同意，美国政府向它派遣了一个军事援助顾问团。

九

1949年11月28日，我离开华盛顿到辛辛那提拜访我的老朋友，辛辛那提大学的院长乔治·巴鲍尔，他曾在燕京大学执教。

两天后，我坐上了从辛辛那提返回华盛顿的火车。途中，在餐车上我感到身体不适，饭也没怎么吃就离开了餐车。之后的事情我毫无印象了，直到我第二天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在被从火车上抬进一辆救护车里。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天早上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在厕所里发现了昏迷的我，从随身的文件中得知了我的身份。我还知道他们立刻向国务院发了电报并很快得到指示，把我送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海军医院。我由衷感谢那些当时对我提供帮助的人们。

诊断的结果是心脏病，医生要在十二天后才能确认我是否能继续活下来。从12月1日到第二年的3月29日，我在海军医院得到了极为细致的照料。和我分开了一段时间的傅泾波得到消息后，立刻赶到了华盛顿，每天陪着我。我的儿子杰克也时常来看望我。傅泾波陪我在3月26日离开了医院，一起住到了华盛顿的费尔法克斯旅馆。一个星期后我又住进了医院，在4月28日，我再次和傅泾波一起回到费尔法克斯旅馆。6月24日这天是我七十四岁的生日，几个老朋友来看望了我，那是一次令我感到温暖的“庆贺”。7月4日，我住到了纽约的长老会医院中，直到9月3日才回到华盛顿。此后，我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12月的时候，我收到了国务院的一封信，通知我已经在国务院得到了一份无限期的职务。

那段时间，经常处于头脑昏沉中的我对于鲜花，特别是那些芳香美丽的鲜花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很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欣赏它们。这些来自不同朋友赠送的鲜花们，都包含了他们的友情。从那以后，任何好友的来访都令我欢欣鼓舞。从我不能照顾自己的生活后，傅泾波就无私地全面接管了对我的照料，尽量满足我的需要。我对他的感激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从1950年傅泾波一家搬到华盛顿后，他们一直在努力使我生活在一个舒适、安静的环境中。傅泾波夫妇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二十八街购置了一套房子，我们搬到了那里。我对那里很满意，并在那里从事工作，也打算长期住下去。

1952年11月28日，我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辞呈，表示因为身体的原因要辞去美国驻华大使的职务。12月11日，我收到了杜鲁门总统下述的回信，他接受了我的辞呈，并感谢我一直以来对美国作出的贡献。我的辞职在12月31日正式生效。

亲爱的大使先生：

我已经收到了您在11月28日递交的正式辞呈。在接受您的辞职请求（于1952年12月31日生效）之前，我谨代表美国政府和我个人对您表达真诚的谢意，感谢在最危难和悲惨的日子里，您仍以无比的忠诚，代表我们的国家完成了使命。

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您不仅从献身于那里的青年教育事业中获得了对那个国家的人民和语言最丰富的知识，还将对中国的美好祝愿和对中美友谊的热忱融入到了您的使命中。您把自己丰富的知识和充沛的精神，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到了那项艰难的工作中。我真诚地相信，您对于这项事业的献身精神，已经远超出了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的范畴，这导致您在回国后身体上有众多的不适和疾病。

对于将失去您这样一位优秀的同事我深感遗憾，但您身体上的疾病又使我感到同情。我衷心地希望，在您身体恢复健康后能够在促进中美之间的友谊和理解上，继续发挥您的才能。

您忠实的朋友，亨利·杜鲁门

1952年12月11日于华盛顿白宫

这样一来，将要上任的新政府就可以顺利任命新的“驻华大使”，我也有了时间去处理那些我个人和公众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第十四章　退休后的思索

一

对我的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外部因素分别是，宗教信仰、教育事业和中国。准确地说，中国算是一个外部环境，其他两个因素分别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并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

很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在近几十年出版。它们涉及到了中国的各个方面，包括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的特点以及近年来中国内部的变化和新的国际地位等问题。其中有幽默诙谐的小说，优美诗歌的翻译，深奥严肃的哲学和别的文学作品，风格不一，写作者所持的态度，正像涉及的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样，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些作者中有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人，还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我发现大部分关于中国的优秀作品，尤其是小说，作者都是女性，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对比起那么多的写中国的文学作品，我的回忆录可能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的那段动荡时期我生活的经历和感受。很早的时候，中国签订的那些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人、传教士在那里享受的特权，就激起了我对这个国家的同情。我希望能够以科学、民主、自由等社会观念激发起中国人心中潜藏的民族意识。对于他们生活的苦难和愿望，我似乎一直在被牵引中就有了很深的感触。这些情感就此融入到我的生活中，成为主导我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使我对他们的态度有了很深的感情色彩。

不过这不仅仅是我对中国和她的人民因为喜爱而产生的一种情感。一直以来我就相信，除非中国能真正独立、统一、强大起来，既不惧怕别国的威胁，也不对他们有什么怨恨，太平洋地区才有可能实现和平。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讲，她将会成为平衡新的世界秩序的一个有效的力量，前提是她要始终基于对国际和平和友善的态度。而且，值得希冀的是，这种美好的前景与中国古圣贤们的教导，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一致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中国人民真正实现政治上的表达和诉求，实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社会，都是要以一个民主共和的政府为保证的。并且，政府还要保证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不会受到任何外国的威胁和侵略。中国并不是一个生物学上或是种族上的统一体，它更多的是一个单一文化和文明的统一体。中国的民族自由和优秀的民族文化能否保持下来，是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紧密相关的。而我所要投身的，正是这样的一个事业。

二

一个国家的人对另一个国家产生的情感以及所能作出的影响，往往取决于他个人的社会关系。而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哲学和伦理标准就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上的，所以这种情况在中国就要比在其他国家有更强烈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好像都不存在抽象的道德，只会以一个人的诚实、善良、正直等作为必要的素质。可能这种说法有些过于专断，但他们确实把对个人的忠诚看成一个基本的道德。

罗素在他那本称赞中国人美好品质的著作《中国问题》中也指出，贪婪、懦弱和冷漠是中国人最大的缺点。不过这些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共有的，对比起来，我还是觉得相互猜忌和怀疑这些缺点更具有中国特色。而且从中国极具个人化的社会结构中，也能找到这些缺点产生缘由的痕迹。不过，从我个人与中国人的交往的经验来看，他们表现出来的美好品德要远多于那些缺点，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如此欣赏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不计其数私人间的友好关系，与之相比，中苏之间即便在今天，这种关系都少得可怜，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虽然现在一些中国人迫于政府的压力，选择了暂时放弃了他们与美国人之间的友谊，但我相信，更多的人会选择忠于个人的情感，在精神上仍保持着和美国人难以割舍的联系，并且总会有一天，一个新的纽带会将他们重新连接在一起。

就像他们的住所一样，中国人的内心对外常常是关闭着的。就像在北京，过往的行人并不会注意街道两旁那些密集的私人住宅，甚至都不会在意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色彩单调的墙壁，将那些平房内部的布局牢牢封闭起来。油漆的大门紧紧关闭着，还会上着栓锁，来访的客人进门后的第一眼，也只能看到一面雕花的影壁。只有绕过影壁才能看到更多的内容。但不得不说，中国庭院的布置十分令人赏心悦目，过了影壁，宽阔的院子被精美的洞门和廊柱分割，中间布满了房舍、花园、亭台、荷塘等动人的景致。虽能如此怡然自处，但中国人在生人面前往往不苟言笑，摆着一副严肃的面孔，也就是让外国人感到难以接近的“东方人的脸谱”。他们是不会轻易让人进入那些藏于庭院深处的房间。但在消除了最初的隔阂和不信任后，他们的信赖和好感就会很自然地滋生出来，就像是他们的住所，一旦进入其中，便会惊奇地发现别有洞天，让你享受探索的惊喜和快感。前面的叙述已经提到了不少中国人，我和他们都建立了长年的珍贵友谊，如果不是囿于篇幅的限制，还会有更多的朋友是我想提及的。

读者会发现，傅泾波这个名字曾多次出现在这本书中，作为一个忠实美好的中美之间的友谊，我不介意更多次提到他。我曾讲到，在我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在我被日本监禁期间，他一直不肯离开北平，努力寻求解救我的机会，甚至是与对方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实际他在那时也处于被监控的状态，很少有机会离开住所。在我将要被释放的时候，第一个被获许来看望我的人也是他。并且，在之后精神上充满惊喜和疲倦的几周里，他一直和我在一起。

1946年4月底，我从美国返华后，先在上海逗留了几周。燕京大学有些事情需要傅泾波帮忙处理，我发电报邀请他来上海见我。当时到上海的唯一交通就是乘飞机，除非能得到盟军政府的特许，否则是很难的。飞机经过山东共产党的控制区时，引擎出了故障，驾驶员要傅泾波扔掉手提箱，但他拒绝了，这是有原因的：箱子里装有有关中国的重要文件。飞机上只有一个降落伞，在那个生死危机的时刻，驾驶员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丢下那个倒霉的乘客自己跳伞，要么两个人一起死。就在他做思想上最后挣扎的时候，引擎奇迹般地又发动了，最后他们有惊无险地降落在了青岛。除了一些精神上的刺激外，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劫后余生的傅泾波在青岛搭上了一家商业飞机，但他因为太兴奋了，竟然将箱子落在了机场。幸好，航空公司找到了它，并在一两天后将它送到了上海。

在国民政府和共产党进行的谈判中以及在我以大使的身份和中国人打交道时，傅泾波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因此，在回南京的时候，我邀请他同行，看情况要待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以便马歇尔将军完成使命。南京的住房很紧张，而且价格昂贵，因此我把他安顿在了我家，像家人一样一起出行。而且这样的安排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他随时和来访的中国官员进行商谈。这本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使我第一次触及到了美国的官方程序问题。毕竟让一个中国人住进美国大使的家中是前所未有的情况。这里存在一些国家上的偏见，但并不太严重。“安全性”问题是一个更为严重的反对的理由。关于“安全”问题，官方的态度是需要学的还有很多。马歇尔将军听说这件事后，瞪大了眼睛，表示难以置信；我的那些有广泛外交经验的同事们也是对我侧目而视，无法想象我为什么会有把可能的“间谍”带入大使馆内部的举动。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让傅泾波住在外面，按照上班的时间定时来大使馆，他同样有机会搜寻到情报。所有类似的事情，其信赖都只能建立在对一个人道德和忠诚的基础上。对傅泾波的为人，我是持毫无保留的信任态度的，并且他一直把我的事情看得最重要。不久之后，大使馆的同事们就认识到了傅泾波存在的作用，开始像我一样待他了。

和美国人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显然很乐意看到这个被人熟知的、长期存在的关系，能在我新任的外交事务中有所作用。他们出入我家的次数更加频繁，因为即使见不到我，还有傅泾波在，或者只先和我交谈几分钟。傅泾波经常会代我拜访一些我碍于身份不方便去见，但又不得不保持联系的人。去拜访中国官员的时候，我也会叫上他一起，他的表现也从来没有令人失望。如果没有傅的话，我想要和各阶层的中国人都保持广泛的联系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大多数场合，他毫无疑问地都能代表我本人。一些我不方便或是不适宜说的话，都能让他代我说出来，而且对方也知道这就是我的意思。因此，他成了我外交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获益匪浅，它没有任何花费，就得到了这样一位对中国事务有着敏锐认识和与中国人有着广泛联系的人的帮助。他在一些小事上也给我很大的帮助，像是提醒我可能忽视的合适礼节，或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帮我处理了类似的事情。我数量众多的中文信件，也是他和一位专业的文书来处理的。

我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三十多年，并达成了对彼此完全信任的关系。这也证明了，不同种族的人之间也存在着纯粹美好的友谊。对我来说，傅泾波既像是儿子、朋友、助手，也像是工作上的伙伴。如果说我在驻华大使这个职位上有什么成就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咎于他的帮助，尤其是在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上，他的功劳要远超出我的估计。

我四年前的那场重病是对我们的友谊的一次严峻的考验。那段时间，对我的病情，傅表现出了最大的真诚和同情。医生叮嘱说，除了直系亲属可以和我在一起待最多半个小时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超过十分钟。但很快，那些平时显得无情刻板的医生们就发现，这个经常来陪我的人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和傅泾波在一起几个小时，我都不会感到疲倦。那次我在医院待了五个多月，傅几乎天天来看望我。出院后，我和傅泾波、他的夫人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就住到了一起。那大约三年共同的家庭生活，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十分美好。在我身体缓慢恢复的很长时间里，他们一家都用和傅泾波一样的感情在照顾我。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因素，但他们是如此自觉地一直在给予他支持。更重要的是，我所有的中国朋友都对傅的行为表示了赞赏，并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安排。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的处理上，中国人比美国人和西方人更加注重对它的忠诚和责任。我的病情不只在折磨着自己，对傅一家来说也是个长久的、累人的事情，他们能坚持下来，除了对我的病情有巨大的同情外，还需要有无比强大的耐心。总而言之，我最后之所以能够像医生所说的那样，奇迹般地实现康复，与中国人这种照顾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是脱不了干系的。

三

我一生中有两次长期与世隔绝的日子，第一次是被日本监禁了三年半时间，第二次是近些年来我身上的疾病。这让我开始理解如今世界上的人们在经受怎样的灾难。我怀着巨大的同情想象世界上那些遭受灾难的人，他们的艰辛都是我不曾经历的：贫困的境况、无望的前景、丧失亲人的悲痛、无处可医的疾病以及被囚禁的孤独等等。很多人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肩负着责任却无计可施，或者在面临着战争的恐惧。除了上述的那部分经历着暂时的苦痛和危险的人之外，我们人类中还有很多人在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长期折磨。我的一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和快乐的。在我境况还很好的时候，虽然也能理解人类遭受的痛苦，但那更多的可能是出于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心理，或者说是抱着一种超然的旁观者的姿态。而现在我有了一种内心上的自省，开始切实感受到那些人的体验。这说明不只是在个人的关系中，在整个人类的社会关系中，痛苦都对道德的进步起了很大作用。基督教的教义中说，要同情那些苦难中的人，要上帝宽恕自己的罪孽，就是不顾一切地代人受难，帮助他们获得救赎。现在，我对这些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虽然我生性乐观开朗，并且一直很幸运，但当人类的命运在面对残酷的现实的时候，我总能想到其中悲剧的色彩。

四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已经多次提到了对个人自由的强烈信仰，但在这里，我还要重复一次。个人的自由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毕生所追求的东西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它也是实现民主最重要的因素，即使是最好的家长式的政府或是独裁政府的管理，都比不上让人民自己行使管理权，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切身的利益，他们会在一次次失败中懂得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学会正确、合理的管理方式。另外，最重要的是还能学会如何管理好自己。我们谈到，人们在寻求上帝的过程中，会承担着信仰上的危险，但不要忘了，上帝在允许我们自由地选择道德上的信仰时，也是承担着风险的。因此，我们跟随上帝的脚步，就要坚信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自由得到进步。在宗教传统中，争取个人的自由是人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第十五章　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

人们一再就中美关系的问题提出疑问，想知道我的看法，美国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中国，或者说应该对蒋介石、台湾、大陆的共产党政府采取怎样的策略。

“策略”是个很宽泛的词汇。“现在”在时间上只是很快就会过去的一个点。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面对的、需要政府为之努力的问题，也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中国虽然是个大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和资源，但也不过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在我看来，对任何国家和地区制订策略，首先要对世界整体局势做一个明确的了解。这就需要了解我们自己和那个国家的人民，对整个世界有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要关心的不只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也要对其他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利益有所关注。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也是在制订策略时不容忽视的。就是说这个策略必须建立在合法、道德和正义的基础上，并且还要服务于任何与我们有关系的国家和人民。基督教中就存在这样的原则和概念，那么，既然我们选择按照这种原则制订了对外策略，那在实施的过程中就要保证以此为指导。

不同的国家情况不尽相同，与他们的周旋就会出现一些变动，但不管怎样，都要坚持在指导原则上的一致性。这也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一个目标。我们原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所有的个人和民族都应该具备获得自由的权利。而我们的目标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确保我们始终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要忠于那个原则和实现那个目标，我们在考虑问题时就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考虑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存问题，还有他们的安全和自由。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在我看来也带有类似的性质。我的国家和人民首先应该像以前一样，继续同情中国人民，我们的政府也应该坚持传统的对华政策。这些举动表明了我们的信念，那就是中国应该保持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的领土完整和管理国家的自主权必须得到尊重，也应该对中国领导人为实现自由、民主所做的努力表示肯定。

中国人民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个人能力，这是我们应该学习去研究和理解的。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是一个强健、智慧的民族，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四亿五千万人口。同样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中国有着与美国的差不多大的国土面积，它位于东亚的中心位置，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大力发展工业的能力。这个事实的含义是，中国在它的邻国眼中，一直是一个“中央帝国”般的存在。我们还应该回顾并研究一下中国近代的历史以及和它长期以来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所保持的友好关系。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考量这个国家的一切，它的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国民政府的创建所付出的努力，该政府还对日本长期的侵略做出了有效的抵抗，它作为盟友的表现和在联合国的创办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在担任理事国期间作出的贡献。我们应该考虑到，《雅尔塔协议》和《波斯坦协议》对国民政府造成的影响，苏联背叛了它，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目前，即使美国人民或政府与大陆的中国人民和那里的政府进行直接性的接触，也不会有什么收获。在一个多世纪的双方友好往来和互利关系后，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的人民和在华利益，被一起无情地赶出了中国，到今天都没有任何联系，这很令人感到遗憾。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个世纪，很多西方国家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经济和文化上的投资。美国进行的更多是文化上的投入，美国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派遣了大量传教士到中国，很多美国的教育机构和慈善组织也在中国建立了分部。这些人连同其他国家从事这些事业的人，给那时的中国带来了很多好处，像西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基督教思想、先进的教育和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和器械等等。共产党执政后，将这些组织和机构，连同他们所带来影响都一并从中国完全清除了出来。在苏联支持和影响下，中国政府加入到了共产主义阵营，并宣称美国是罪恶的源头。

但是，美国人民和政府仍能为中国人做很多事，与中国和美国以及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相关的事。

对待中国和她的人民，我们应该按照“黄金定律”来行事，即是说，以己之欲施之于人，我们想要得到他们怎样的对待，就应该怎样去对待他们，反之亦然。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只要他们的行动是出于自由和安全的目的，那我们就应该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最后，我们应该记住，美国曾对中国事务作出了几次妥协，但没有一次从中获益，反而每次都对中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记得的类似的例子有：美国在1917年签订的《蓝辛石井协议》；1919年在巴黎就山东半岛问题对日本作出的让步；1945年《雅尔塔协议》中关于远东的部分。毫无原则，放弃原本合理的传统，根据凭空才想出来的可能性来作决定，机会主义，这些都不应该是美国的行事风格。我们不应该在处理和中国以及她的人民关系时采取不一样的标准，而应该像对国内、离我们比较近的国家，和同我们生活方式相似的人民一样，采取统一的高标准。

最重要的准则是，我们对有关中国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都应该明确的是和我们外交政策的整体目标保持一致的。我们坚持对和平和安全的寻求，这也是不抱有征服和奴役他人的民族所共同希望的。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我们需要和有共同目标的人民相互合作。我们所有的政策和行动，都必须是要建立在健全的原则、持久的忠诚和信赖这样的牢固的基石上，而不是仅仅看起来吸引人的“互利原则”和美好的许诺那样松软的沙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