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鼠疫围城

谷雨eMook 001

南香红 著

中信出版社

关于“谷雨故事”

谷雨是一个致力于支持中国非虚构（Non-fiction）作品创作与传播的非盈利项目，由腾讯网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陈一丹基金会共同发起。谷雨寻找优秀的创作者，也寻找优秀的作品。谷雨以耕耘中国故事、繁荣业界生态为己任，将用最优秀的作品来诠释“非虚构”的中国标准。

关于作者

南香红，曾任《南方周末》记者，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现任南方都市报《中国财富》杂志主编。除新闻作品外，著有《王选的八年抗战》、《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野马的故事》 等专著。

北京旧城改造、细菌战诉讼、三峡工程……二十多年来，南香红锲而不舍地进行调查报道和研究，学者们将她的作品称为“中国式特稿”。

内容简介

“中国13亿人，为什么让我一个女人承担人类最恶的事？”

“张纯如自杀了，邱明轩（衢州细菌战研究者）生癌死了，天天看这样的事，不自杀不生癌才怪。”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日本人投降了，但是日军发动的细菌战还没有结束。

1937年开始，日本谋划在中国东北建立生化武器实验基地，日本最高级的医学界精英参与以人体实验拿到科学数据、建立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细菌武器，之后在中国进行实战攻击；东京审判期间，美国以战犯免责作为交换条件，将人体实验资料买走，与日本联手掩盖所有的罪恶，731部队医学博士免于战犯起诉，甚至在战后占据日本医学、生物制药、教育、科研各领域……

为那些感染了病菌、腿烂了一辈子的老人，王选战斗了半辈子。调查、研究、鉴定、收集证据、诉讼，王选把细菌战诉讼称为自己的“宿命”。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王选选择了直面她的命运。而承担起记录这命运之责任的南香红，也注定要选择直面历史的疤痕。

| 细菌战、王选和我

一

2005年，完成《王选的八年抗战》最后一校，我当即把家里所有的有关细菌战的书籍、材料整理了两大包，拖下楼，塞进了地下室。回到楼上洗了澡，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洗了一遍。

在整个写书的过程中，我感觉我的手上沾满了鼠疫菌。书桌上，键盘上，身上到处都是，有时候觉得餐桌上也有。这种由日军空投下来的黑死病细菌，在老鼠和人之间互传，鼠传染给人，人传染给鼠，一轮流行暂息，细菌在老鼠身上潜伏，下一轮传染来势更猛。我特意查看了鼠疫杆菌显微镜下的样子：一连串的略微弯曲的长颗粒，有点像泡软了的老鼠屎，它们甚至都不像非典病毒，至少还有一个美丽冠，展现出无以伦比的对称与繁复之美。而我每天在键盘上敲击得最多的字就是细菌战、鼠疫、死亡。

另外还有一个高频词：王选。

当我决定在十年后再一次写细菌战的书时，我想起了王选说过的话：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假装没有这件事。这是王选说她自己。今年我沿着浙赣线采访，见了很多烂腿老人，他们的伤口烂至骨头，从几岁的小孩开始，烂了一辈子。他们中有的人因而终身未娶，伤痛孤独一生。这就是日军撒的炭疽菌或者鼻疽菌引发的糜烂，王选找来的美国专家调查后判断。对这些老人来说，战争还在他们身上延续，现在还远不是庆祝战争胜利的时候。

长时间以来，在中国这些伤口没有人去面对，在有些地方甚至不愿意提及。浙江盛产火腿的一座城市，有人告诉王选不要再说烂腿病了，因为会影响到火腿的出口。

最近，王选常常说到宿命。

“你看，我的生日是8月6号，8月6号发生了什么，美国往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

“我出生在上海，插队落户到了义乌崇山村，那是我父亲的村庄，是鼠疫最厉害的地方，我叔叔死的时候只有16岁。”

“我是学英语的，最想的是去美国留学的，但偏偏去了日本，我不喜欢日本，一直想不通为啥来日本留学，当我参与细菌战诉讼那一刻我明白了，世界上还有会义乌话又会日语又会英语又是细菌战受害者遗属的吗？你给我找第二个出来！”

王选以打炮似的语速说着。

她把自己四十岁以后的细菌战的诉讼、调查和受害者救助归结为：宿命。

一个人前半生一直努力追寻，一直寻找方向，但却一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直到生命已过大半程，才恍然，前半生的所有准备都是为了后半生来做一件事，原来你一直、一直都是走在一条路上，纵有千山万水的回转，终归于一个点上，还有比这个更有宿命感的吗？

十三年前我初见王选的时候，她说的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历史责任感：“如果我们不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人类曾有细菌战这么丑恶的东西，那么人类将丧失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机会。”还有很多王选的经典话语，被我写进了稿子中，如今已过六十的王选，越来越多地说到的是宿命。

世界上的事或许真有它自有的机巧和因缘，只是我们活得昏昏噩噩浑然不觉而已。这几天我又在研磨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说的那句话：“世上如果有两个王选，就足以让日本沉没。”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中文版谢辞里说：“王选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她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她是正义的嘹亮的号角。”

我觉得尽管我多次引用了哈里斯的这句话，但2005年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2011年3月12日日本福岛惊世一震提供了机缘，我们看到了一个震得风雨飘摇的日本。震后一周年，我和王选对谈地震与核电威胁，一起写日本人反对核电站的文章，我睡在她家书房的地板上，她将日语的纪录片一句句翻给我听，我突然理解了“沉没”一词对于日本人是如何的正中命脉。

对于威胁到群体生存的大灾难，中国人最担心的是天塌下来，农业社会的中国灾难大都来自于天，风雹雨雪，样样是灾，所以中国人需要女蜗来补天；日本人的灾难是“沉没”。日本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为“日本丸”。在日语里，“丸”就是“船”，岛上民族船上讨生活，但再坚实的船，也怕沉没。

“沉没”这个词，是嵌入日本人内心的焦虑和不安，成为这群人生命的底色。正是这种心理驱使他们不停地忙忙碌碌，永无休止的自我努力，吹毛求疵的趋向严丝合缝的完美。王选有一次告诉我说，和她一起诉讼的日本律师想不通，中国怎么会把李白当诗仙而推崇：“白发三千丈，人怎么会有三千丈的白发？喝醉酒了胡说八道吧。”

而王选是那个让日本沉没的女人，只不过世上没有第二个王选，所以日本还没有沉没。

二

1995年，王选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三个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反绑在树桩上，脚上戴着脚镣。中间的那个男孩只有二十来岁，剃过光头，头上长出青青而茁壮的小茬，整个脸饱满而健康，他的脸倾向镜头，正视镜头的眼睛亮晶晶的，充满好奇。和旁边两个垂头丧气的健壮的成年男人比较，他显然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

王选看到这张照片，泪流满面。她多次和我讲到这个情景，当时她坐在新干线上，从东京回她家所在的城市姬路，泪流了一路。

1996年末，王选第一次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中日关系研讨会，遇到了张纯如，也遇到了哈里斯刚出版的《死亡工厂》一书，王选被书中的内容震惊：从1937年就开始谋划在中国东北建立生化武器实验基地、日本最高级的医学界精英参与以人体实验拿到科学数据、建立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细菌武器，到在中国进行实战攻击；东京审判期间、美国如何以战犯免责作为交换条件，将人体实验资料买走，联手掩盖所有的罪恶，免于战犯起诉的731部队医学博士战后占据日本医学、生物制药、教育、科研各领域——一手的、不为世人所知的美国档案资料揭秘。王选当即花20美金买下别人用过的一册旧书，想着一定要把这本书翻成中文。

两年后，四个人聚在一起翻译《死亡工厂》，王选，日本筑波大学统计学留学生，刘惠明，日本一桥大学法学留学生，徐兵，日本东京大学工学博士留学生，杨玉林，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访日学者，一人一部份，王选最后统筹，将这本书带到了中国。

之后王选又和日本记者近藤昭二一起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日文。王选参与了细菌战的诉讼，带着日本律师回到崇山村进行调查，这是崇山村人战后第一次再见到日本人，老太太们惊恐得发抖，躲在王选身后，王选用义乌话大声地向他们说，不用怕，他们不是当年的日本鬼子了！

“选”，崇山村人这样称呼王选。“选，你代表我们去告日本吧，你是我们村里的大学生，是村里第一个留学生，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见了鬼子不怕。”王选的叔叔、也是全中国第一个想告日本人的王焕斌说。

王选，真是一个霸气十足的名字，崇山村人之选，受害者之选，王选自己之选，所有一切都包含着一种唯一性和必然性，这正是宿命的特征，我想，宿命的真意就是，看似有无数条路可选择，但真相是无路可逃。

2002年初识王选的时候，她们已经完成了一审诉讼，从1995年的调查，1997年第一次提起诉讼，1998年第一次开庭，到2002年经过28次开庭后败诉，整整一个跨世纪的八年抗战。而我对此全然不知，2001年以前，我还在《新疆日报》做记者，关注的领域基本上不超过新疆。2002年的我刚定居北京，入职《南方周末》一年，广州编辑部发来一个任务，采访王选。当时的我非常乐意接编辑部的各种任务，有任务就不至于在三个月大限内因完不成任务而被辞退，作为脚跟不稳的记者，什么活都得接。

但没想到的是，这个任务直到今天都没有完成，并且这已经不再是编辑或者某个组织的任务，而变成了我自己的任务。这一次再翻资料，没有那种满手是细菌的生理的反应了，我想我可以以一个职业记者的姿态来呈现：理性、客观、平静。

3月底按照计划开始重新采访当年细菌战的受害地区：常德、衢州、江山、金华、义乌。一切都控制得很好，当白发老人因讲述而浑身颤抖的时候，当烂到骨头伤口摆在眼前的时候，录音、拍照、记录，一切如常。在丽水，一个老人拉起裤脚，露出烂腿，这是一双经过治疗已经大部份痊愈的腿，比我看到的大多数烂腿好多了，不那么臭，不那么糁人。而我却神经质地站起来，蹬、蹬、蹬地倒退了三步。

完全是生理的本能反映，我的职业控制感力哪里去了？我在事后问自己。

整个大半年的采访和写作感觉自己是在泥潭里行进，粘滞沉重得拔不开腿，这是我职业生涯里经历的最难的一次，写过那么多东西，从来没有身陷泥潭的感觉。

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找过不去？

在《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做记者的时候，我一次次向编辑部报题，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此时此刻要再一次写细菌战，有什么理由让细菌战再一次占据版面进入读者视野。选题并不容易通过，比如，《南方周末》曾经为我的报道出过一期特刊《极罪》，那是我反复向报社领导说明，并写下书面保证的；比如前一个月，尽管是纪念年的热潮中，我报的常德细菌战，还是没有获得通过，编辑部传回话来说，报社要做广州细菌战，不想做常德的了。新闻总是追逐最新的东西，对一再出现的面孔永远是厌倦的，这我能充分理解，而我作为一个记者只能努力去发现新闻点，而不能做媒体的主。

从2002年一直报题报到今年，报到自己都常常怀疑，是不是自己视野太窄，总是发现不了重要的新题目？十几年写一个题目，不断地写，你自己烦不烦啊？

13年来，跟踪报道王选和细菌战的记者不少，但都不长久，有的只做一两次报道。在我之前有中央电影制片厂的编导郭岭梅老师，诗人郭小川的大女儿，几乎跟拍了诉讼的全过程。而这差不多都是她退休之后的志愿行动，头发花白的她扛着一台旧机器，采、录、摄只一个人，架好机器就得擦汗，整个人天天都在汗流浃背，王选走那里她跟拍到哪里。后来她跟不动了，就剩下了我。

这难道也是我的宿命？

三

2014年，我荣升为王选的闺蜜。

这一年广西卫视做一档新闻背后故事的访谈节目，要求王选指定闺蜜一枚，上台配合，我被挑中。

和采访对象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新闻伦理学里大概有一大套理论，且不去管它。后来王选开始用微信，自己拉了一个微信群“京城闺蜜”，三五个人，我也在其中。王选说：“群里的人都是当年开始做时走到一起的，多少年下来，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这些朋友。”这话听起来很有当年“起事时”结义的感觉。但这个群里只有一次谈到了年龄、皱纹、减肥话题，感叹了一下岁月，接下来都是细菌战、中日问题等大话题，小女儿情状永远不是王选的菜。

节目要求做为闺蜜送给王选一个礼物，我带给王选两盒藏药止痛膏药，这是我对付自己颈椎病屡试不爽的武器，我知道王选也到了需要这个的时候了。

2009年我和郭岭梅老师去日本采访王选和受害者的行动，十几天拖着大箱子密集的旅行、申诉、会议，王选一路喊腰疼，到了姬路她家，一座中国城乡结合部常见的小楼，一侧是直通的走廊，一一侧是一排房子，没有电梯，把行李搬上楼，王选一下就倒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电话响了，她甚至都不能爬着去接。原本想反正到家了，我们可以照顾她几天，但不巧的是郭岭梅家出了紧急的事，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

第二天，我们离开的时候，王选还那样直直的脸冲下趴在地下，腰疼得动不了。我出差带着的藏药膏药全部留给了她，不知道我们走后多长时间她才能爬起来，喝上水，吃上饭，姬路这个家，只是她留学毕业后租来暂住的，小得连20平方米都不到，后来因为办护照需要地址而保留，长年没有人居住，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帮她。

这是个精力好到能把所有人拖垮的女人，我跟她采访不能超过一周，否则完全跟不上，回家还要大睡一场才能恢复体力，现在却眼睁睁看着她倒在地上怎么挣扎也爬不起来。

多年来王选总是象一头困兽，暴躁地打圈，愤怒地徘徊，急躁地冲撞，不允许自己停下来。2002年，我第一次采访她，在北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边上的小旅馆里，这是官司一审败诉，王选应对完世界各国媒体刚回到北京，看得出来她极度疲劳，她说她要在床上躺着接受采访，但采访的几个小时内，她没停过在床上打转，一激动就蹦起来，躺下不到一分钟，又蹦起来。

王选对我总是保持着耐心，或许是因为我沾了《南方周末》影响力的光，或许是我在她眼里表现还算可以，算是有幸没被王选骂过的记者，而我亲眼所见被她骂的记者不在少数，一般来讲，一个记者要求采访，三两句话，王选就在电话里或者当面暴怒斥责起来，有一次在出租车里，郭岭梅委屈得泪流满面，王选坐在副驾驶座上，头也不回地暴怒着。我慢慢理解，她跑得太急太快，实在是没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头给记者们上普及课，给国人做爱国主义的名人秀，当一呼百应的愤青头儿。

我第二次采访王选是2002年底在北京机场的候机厅里，王选这一年被评为《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她路过北京我在机场截住她。短短的交流，我发现只距我上次采访她几个月，她的思考维度有了巨大发展，她说，记忆不是为了恨，而是为了人类的永久和平。她要建立中国受害者民间组织，要促成建立细菌战受害者救助基金，使受害者真正得到救助、抚慰。

在机场的交淡中，她不时警惕地扫视四方，低声告诉我说，看你对面的那个男人，他在跟踪我。怎么可能！在我眼里那就是一个正常的侯机男人。一次去日本，我人到了行李没到，她第一反应是被挑出来扣查了，我不信，日本记者西里扶甬子也赞同王选。后来我知道，每在中日关系的“甜蜜期”，她们便得经历驱散、转移、再驱散、再转移。受害者成立的民间组织，竟然在拿到政府批文后的庆祝大会上，不得不改成筹备大会，而一筹备便遥遥无期，一个民间组织的成立也要进行八年的抗战。渐渐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学会了不吱声，我无法证明她是错的，也学着向四周扫射，但我始终不能像她一样变成一只警觉的猫。

当我亲自陪同七、八十岁受害老人到日本申诉时，才知道王选在一审到日本出庭29次，二审出庭11次，以及数不清的到日本申诉，几乎次次拖着受害老人上下东京地铁的情形。东京的饭田桥和水道桥是到达后乐宾馆（原中日友好会馆，受害者一般都住在这里）的必经站点，从成田或者羽田机场出来，一路火车、地铁，最后的一站就是这两个地方。这两座地铁虽然不是东京最复杂的站，但也像两个巨大的蜘蛛趴在哪儿，它织成的网，深入地下数层，有铁路线、地铁线等若干个站台，几十个出口，这哪里是中国从来没有出过村口的老头老太太应付得了的？

我去的几次，都是王选走在前面，我押后——不能把人给丢了。滚动电梯上人流如蚁，而老人一脚上去身体就后向后倒，我们一个前拉，一个后推，但80多岁的李宏华还是倒了，好在我们有准备，没有摔着老人。王选气喘嘘嘘地说幸亏有我，而我才去过几次，大多数时候都是她自己一人应付。

就这样，老徐的手机还是丢在车上了，一到宾馆，王选就叽里呱拉用日语一通一通电话地找手机，这事只有她能做，别人帮不上忙。这些老人来日本，都是一箱一箱方便面地带，在日本吃一餐饭他们会心疼一个月，但方便面箱子丢在地铁上了，得找。更可怕的是人在不应该下时提前下车，或者应该下时没有下来，王选都急出通身大汗，疯了似得回头去找。

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王选把我当成了战友，而我也越来越理解这个女人。

跟着王选去日本，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任何旅游景点，从来没有逛过商店，倒是去了旧书店的那一条街好多次，去淘有关的资料，王选家地下室五六个书架塞满了书，中国细菌战研究没有一个图书馆可以和她的资料相比；郭岭梅在飞机上教我把餐食刀、叉擦干净带走，把吃不完的小面包也带走，到了日本才明白有大用场，忙得吃不上饭的时候，小面包可以顶一顶，在房间里和受害者一起吃方便面时，刀叉都有用，用完了洗洗下次再用。通常情况下，宾馆的地下一层中午会有日本老妇人来卖盒饭，一盒饭八九千日元，吃一大半，剩下一小半，第二天早上开水一泡，就是菜泡饭了。而可以吃日本寿司、鱼生的时候是和日本民间志愿者聚会时，二、三十个人到日式餐馆喝酒交流，非常热闹，但走的时候，一人拿出自己的一份钱，中国受害者和记者总是受到日本人的优待，他们不让我们出钱，而王选总是争着要把自己的一份钱交上。

看到我拼命采访，不停写稿的时候，王选会跑出去到便利店里给我买几个饭团，或者一盒橙汁，她要我把橙汁一口气喝完，她说日本的东西好，喝了长力气，她说她累极了就是这样干的。她的房间里会藏一些好吃的，鳗鱼、酸奶、苹果等，这是她和受害老人们不同的地方，她不是舍不得吃，是没时间吃。

王选会抱怨。近年来她的抱怨越来越多了，可能是心里积累的疲累尘垢太多，可能是因为老了。她抱怨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越来越多，中国赴日团体和个人每年更多，但常常是她一个中国人站在法庭上，或者只有她和几个受害老人出现在集会上；她抱怨中国的公益资助少得可怜，有的也都是或多或少地有“附加要求”，而她是绝不肯伸手要的；她抱怨不仅获得不了支持，还处处受打压，四处踫壁，跟作贼似的；她抱怨学界研究太少太慢关心的太少，而她做为民间分子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承认……

“中国13亿人，为什么让我一个女人承担人类最恶的事？”

“张纯如自杀了，邱明轩（衢州细菌战研究者）生癌死了，天天看这样的事，不自杀不生癌才怪。”

“没有人发我一分钱工资，我一没单位，二没头衔，就一平头老百姓，政府有那么多单位，那么多经费，都不做凭什么要我做？”

“我不干了，也干不动了，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

“明年，我们一起坐国际列车穿过西伯利亚去旅游吧。”

我，听着。有时候附和一下，劝一劝，有时候保持沉默。

我看到细菌战这件事如何伤害了她，伤害了她的生活，她的身体和她的精神。这些年来，我看到了她心里最深处的伤口是如何被划出来的，看到了她最脆弱无助的时候，但也只能默默地看着，不能说，不能做，只有转过身去背地里为她不平、感慨、哀伤。

不止一次有人对我说，王选暴躁、易怒、当面给人下不来台，赶走了很多想来帮忙的人。这样的时候我都会为王选说话：王选是一个纯粹的人，是一个不懂世俗的人，她的性格就是非黑即白，我们不能以世俗的一套来要求她。她的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没有一点点私，真正为了这个事业的人，不应该在乎这些。

这不是为王选辩护而说，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需要离开一下。

和她密集在一起一段时间后，我会很长时间不听，不看，不主动联系。我需要一些间隔，进行自我修复，否则我会烦，会生理性的屏蔽信息，她说十句我能漏掉九句，当然，身体也会垮掉，采访回来会病一场。当然也因为有别的选题要做，毕竟只写这个不能养活自己。

但王选不会放过我，她会追着我来给我讲。无论什么时候，电话都会打进来，特别是晚上11点以后，一家人都渐入梦乡的时候，有时候是一大早，家人还都没起来，后来都不用猜，这时候一准是王选。而我每每也心里惭愧，王选在战斗，我在睡觉。十几年不断写细菌战，某种程度上也是被王选追的，你不写都不行，她会把这件事的重要性一遍遍讲、一遍遍讲，常常是刚放下电话，我赶紧去上趟厕所，还没完事，电话又响了。

我常常想，我可以逃开，1995年到现在，整整二十年王选是怎么过来的。越想越替她担着心，去年以来再出差，我明显感觉到她拖垮我的可能性小了，倒是她常常喊累，“累死了”成了她的口头禅和开场白。她的腰出了问题，常常会趴下动不了，她的喉咙长了结节，她的脚长期走路成了大拇指外翻，疼得不行，女性的鞋子穿不了，光说去做手术都有好多年了，今年春天到现在，她几乎是一场场接续的感冒发烧。她不像我们有单位的人，每年都可以体检一下，她是多年没去体检过的。

我采访王选的丈夫时他说过一句话：王选只有一个频道。细菌战是她的全部，她就是细菌战，她没有另外的生活。时间越长，我体会得越深，世界上没有她这么执拗的人，她就是有一种气概：全世界的人都要放下手中的事，站住，听她说，细菌战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恶。

2005年我在《王选的八年抗战》书序中说：“我是被王选感动的N个人之一，王选的目标是感动世界”。

这是真话。

四

今年5月，金华，一堆烂脚老人，上海的医生来进行现场诊治。金华骛城区第一人民医院五楼会议室里充满了臭气，我在采访，从病人到病人家属到医生，然后在从金华到上海的高铁上又采访了一路。

王选冷不丁地说，南香红，你工作起来真忘我，现场只有你一个记者在不停地采访。回上海住在她家的沙发上，她端茶到水给我做早餐。稿子出来后她打电话来，写得真好，没想到你能写得这么好。

我知道，能得到她的表扬不容易。

但从一个职业记者的标准来讲，我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好，十几年得失真可以解剖一下，成为新闻教学的案例。

2002年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我对细菌战全然不知，脑子里只有一点731部队人体解剖的印象。我后来给自己找到理由，王选也是42岁才知道的，因为在国人的教育体系里没有这一块内容，日本人从1950年代开始花三十年揭露细菌战，中国人全都不知道。

好吧。不知道可以了解可以学习，记者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职业。但是我的英文很差，也看不懂日文材料，所能接触的只是翻译过来的东西，而这种翻译的材料太少了，而且语言的障碍实际上是视野的障碍，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是这种情况，一代教育有断片的人。但2002年我采写第一篇稿子的时候，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王选某种程度上是我的拐棍。有什么材料在哪里，谁是需要采访的人，尤其是日本人，很多都是她帮我翻译的。怕王选省略，在采访中我会强硬地坚持我的问题，让王选一定要翻，哪怕她觉得没必要问。好在王选是一个好翻译，在国际会议上，她总是汉、英、日的全能翻译者，还是免费的。

今年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学习了非虚构写作的课程，我让他找出2002年我写的王选和《纽约时报》写的王选进行比较，儿子指出了表述上的“客观性”问题，《纽约时报》离新闻主角的距离要比我的好像感觉要远一些，尽管我当年已经非常有意识不要只坐在受害者一边，让稿件成为悲情的控诉。但我当年的确没有考虑美国人、日本人怎样看这场诉讼，没有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眼，现在我认为哪怕是看那么一眼，也会很不同。

中国媒体要求记者是一个能打各种各样野味的猎人，需要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出新鲜新闻，因此记者很少有就一个题目深入研究上做到底的条件，或者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没有意识也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也就没有研究的能力。2005年，我写《王选的八年抗战》的时候，是自己时时觉得日常报道的碎片感，想写一些东西对抗新闻的时效性，于是利用业余时间，自费采访完成了那本书，在完成报社的任务之余，再写书，实在是很辛苦。

2009年王选带我去了日本记者近藤昭二的家，这是远离东京的川崎市的一幢三层小楼，近藤自己盖的，三楼加上阁楼间，是近藤的书房，一进去我就知道日本记者的功夫了。整个书房四壁皆是顶到房顶的书，阁楼里每一个缝隙里也都是，甚至门框边都立着薄薄的小书架，更重要的是每一本书都得到整理，包了一种白色的书皮，书脊上整齐地写着书名，八成以上，是有关细菌战的书和资料。近藤像一个将军检阅一样用手一本本划过他的书籍，告诉我们这一本是什么，如何找到的，那一本多重要，花了多少金钱。我一边给近藤拍照，一边在心里大叫：惭愧啊惭愧！

夫人说，近藤是晚上睡觉都会大叫“731、731”的人，近藤在旁边眼睛笑成一条缝，他家一条老狗卧在旁边，狗的两只眼睛一片白茫茫的，我问怎么了，近藤说：“得了白内障，老了，就像我。”他指指自己。

近藤是28岁知道细菌战的，参与调查是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他是NHK的记者，因为参与了前辈的一个纪录片，开始关注细菌战，并一发不可收拾，三十年来，他做了11部（独立和与人合作）关于细菌战的纪录片，一直到现在，胡子眉毛都花白了，还在不停地做调查。

他到中国采访，我去日本采访，时间长了友谊就有了，他关心我写了什么东西，我关心他又有什么新发现。有一次他神秘地拉我到一边：“南阔阔，我买到了一批宝贝。”原来是苏联西伯利亚伯力城的审判731部队俘虏的材料。苏联档案解密，他抢先把十多箱从未公开的资料搞到手，他说接下来几年他会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翻译成日文，并且特别期望有资金支持再翻译成中文，供研究者使用。

在日本他家里访问时，他就曾给我一套光碟，那是他几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和多年收集日本方面资料的集成，《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CD－ROM版》由日本柏书房2003年出版。现这这些材料已经是中外细菌战研究者经常查阅和引用的资料，如果再汇集苏联方面的资料，那将是更全的细菌战资料汇集了。近藤说，细菌战说就像是一个大拼图，他就是想要看到最终结果的玩拼图的人。

一个记者研究一个问题做到这种程度，我想在中国也不多见。像近藤一样在中、日、美、苏四国之间搜集资料研究细菌战问题，我想我是没有条件的，做也不会有他那么资深，但中国是731部队细菌实验和生产所在地，也是细菌战受害地，有大量的受害者、见证者，这一块是近藤他们没有办法更深入做的，而正是中国记者大可有所为的。

相比来说，我做一段时间停停，停停再做做，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想一个记者接触到一个庞大的选题的时候，往往难以一下认识到它的全部重大意义。把一件事当作一生需要去做的事，就像近藤一样，自觉自为不折不挠不离不弃，非有使命感不成。我向王选学到了很多，我的认识也是一步步提升的。

一开始接触细菌战，我把它当做是战争受害的一部份，是一种悲苦的诉说。写《王选的八年抗战》书的时候，我认识到细菌武器是二战中出现的人类最残酷的杀戮方式，它比原子武器有过而无不及，它的无边无际的蔓延、反复的隐蔽的杀戮、对所有生命体的无选择灭绝都是相当甚至超过原子武器的，但今天全世界都对原子武器保持警惕，但对系列化武器却远远没有相应的重视。而中国作为受害国，却集体忘却了这件事，若不是日本人回到中国调查，掀起民间诉讼，整个的细菌战记忆，就是一个大黑洞。

十年后再写细菌战，我发现细菌战远没有在中国结束，受害者的伤口还在流脓流血，细菌战的事实还没有揭开，仇恨远没有转化成和平的力量，而是时时随着民族主义情绪泛起，中日都没有跨过历史的门槛。

王选是一个具有国际眼光和人道主义情怀的人，这是她的大格局。这让她不只是“爱国者”。她不仅能够对中国受害者保持持久的悲悯——用十年的时间只身带着学生志愿者在浙江的乡村遍寻烂脚老人，让这原本在国民党时期和建国以后都没有被认识到的疾病，显露出来并和日军细菌战建立统计学上的联系，而且对于日本人——那些认识到错误并在中国人面前下跪的老兵充满悲悯，她希望细菌战能够尽快成为过去，让他们在死亡之前能够卸下包袱安心地死去。“战争无赢家，所有的人在战争中都不可能得到什么，只有失去”，我接触到很多参与到和平运动中的日本律师、市民，他们参与的初衷更多是爱国者，抱着让日本从历史的耻辱中走出来的想法，或者还有为某个政党的政治目标的成份在其中，在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里，真正像王选这样纯粹的人也不多见。

五

但王选并不是一天成为现在的王选的，我见证了她的成长，并且和她一起成长。

我写过细菌战受害者王晋悌，他是一个普通的崇山村农民，没有什么文化，他从调查自己家的受害情况，到调查整个村再到调查义乌的受害，绘制受害地图、制作登记表，跛着一条抗美援朝中受伤的腿，以七十多岁的年纪，跑完了整个义乌县几十个村子，搞齐了一份1240人的鼠疫死亡者名单。至今崇山村的村头墙上还有他制作的大幅受害地图。从赤脚下水田，到洗洗脚上的泥站到日本的法庭上去作证，他完成了草民到公民的转变。我记得有一次见面，他向我递过来一张名片，是那种印制粗陋的，但上面清楚地写着他的身份：细菌战诉讼原告。在他去世的时候，我向报社申报题目，写了他的讣文：《王锦悌：一段鲜活历史的死亡》。

他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死去：８月６日，日本广岛上万民众举行遭受原子弹轰炸６４周年纪念时，而同样遭受细菌战攻击的中国，没有纪念日，没有纪念碑。王锦悌在孤独中死去，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正义、道歉、赔偿、抚慰甚至同情，他死得无声无息。他的死使崇山村30名状告日军用鼠疫作为战争武器的原告减少到13人。他们中的17人都在漫长的诉讼和等待中无望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现在想来，这样的东西写得太少了，像王晋悌这样的农民有很多，沿着他们记忆，你可以回到当年，也可以明白当下他们的努力。他们是历史的活化石，而现在记录历史的时间窗口基本上已经关闭，这些老人大都离世，活着的也都是风炷残年，今年4月还在接受我的采访的向道仁，5月再想访问时，已然离世，留在笔记本上的，只有他手写的名字。

面对这样的故事，面对一个个生命的逝去，我总是有一种冲动，能够再多做一点，不只是做一个记录者。今年看到王选身体日渐力不从心，精神也常常处于焦虑中。一项原来赞助王选进行烂脚病调查的资金不再赞助，把王选他们的调查放在半路上，而放入体制内的有限的公益款项因为繁缛的报销手续让有些花销根本不能报销，王选一直在自己挣钱垫付。王选这几年完全没有收入，这我是知道的，于是我想用自己的报道帮帮她，帮帮受害者。在和腾讯的朋友商量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募集100万资金用于烂脚老人医疗救助在腾讯乐捐平台上线，王选是发起人，我以持续深入的八篇报道维持新闻热度。

“南香红和王选，写作和奔走，为医治战争创伤而捐款。”一位朋友为我们呐喊。

中国最好的创伤医生注意到王选的呐喊和媒体的报道，他们聚在了一起：承担国家科研项目研究冲击波创伤的王政国院院士、301医院生命科学院院长、国家创伤科研项目首席科学家付小兵院士、中国创伤治疗元老肖玉瑞医生、上海瑞金医院的谢挺医生等，他们在私下里说：“这是一场医生和医生之间的战争。”当年细菌研究者和施放者都是日本的医学博士，现在治疗创伤的是中国医学界最顶级医生。这场医生之间博弈在战争结束后70展开，从来治不好的烂脚，有了治愈的可能。

这一个月，好消息不断传来，老人们已经陆续住进医院，接受治疗。我在丽水木后村采访的烂脚老人何遗祥已经治愈出院，还有丽水莲都镇张村街村的夏德连，我见他的时候，他说他得等今年的桃子卖了以后，才会有钱治烂脚。现在他也在公益资助下治愈出院了。

王选说，做细菌战以来，看到的从来都是极悲苦的事，没有办法帮到烂脚老人，也是她心理的极大负担，现在，她非常非常的开心，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四月里老人的脚还在眼前烂着，现在他们竟然治好了一生的烂脚，他们该有多开心啊。烂脚人姜春根一直拒绝去治疗，他怕到医院他的烂脚会被截肢，他说：“锯了腿，死了以后，下辈子都没有腿了。”王选听了这句话，内心啾然。姜春根是江山市腿烂得最厉害的人，王选一直从上海给姜春根寄纱布和药，时不时塞给他一些钱，甚至给姜春根同村的一个私人门诊医生钱，希望他能够按时去给姜春根换药，但这位医生拿了钱去了两次，再也不见了。

我在等他的入院治疗的消息，我相信王选也是。

| 常德：鼠疫围困的城市

1940年开始，日军对华发动细菌战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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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945年，日军将生物武器大面积用于对中国的实战，此严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美国和日本的交易，而成为一个至今没有完全揭开的秘密。今年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受害者和日本和平人士经过近40年的调查、挖掘，终于揭开了部份真相；中国受害者和日本政府关于细菌战的诉讼持续10年之久；再加上受害者的伤口至今没有愈合，被污染土地还暗藏着极大的危险，使这一历史话题具有了现实意义。

著名记者南香红历时多年追踪这一重大题材，既是记录者，也是行动者、参与者。今年5月起，南香红在腾讯新闻连续发表8期相关报道，以数万字篇幅全景披露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群体生存境遇，再度让细菌战议题回到公众视野。王选在腾讯公益乐捐平台发起的募捐因此筹集到上百万资金，用于对烂脚老人医疗救助。

目前，南香红正在写作《中日：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一书，这部作品将全面描写细菌战近30年调查、诉讼、研究及这场进行了30年的中日民间运动对两国的影响，最终反省我们对待战争和历史的态度。谷雨获南香红授权，率先刊发其中《鼠疫之城》一章内容。

1942年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贺因病退居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但是燃遍欧洲的战火追赶着他，当德军占领巴黎长驱法国南部时，阿尔贝·加缪的休养地便成了被战争围困的孤岛。四处是汹汹战火，千万人在死去。加缪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鼠疫》的创作。他需要找到一个寓言体来言说法西斯这个人类自身的痼疾和人类面临的困境：

到处漫延的鼠疫病毒。

被鼠疫围困的城市。

在绝望中挣扎的人类。

于是一个虚构的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相当丑陋”的奥兰城——“鼠疫之城”诞生了。

阿尔贝·加缪一点都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浙江和湖南，有真正的鼠疫之城——海港城市宁波、四省通衢之地衢县、江南富庶之地金华和八百里洞庭湖之滨的常德。

黑色的死亡之神横扫城乡，随机地挑选着牺牲者。光天化日之下老鼠奇怪地踯躅着，死神悄然走进家门成为统治者，于是一家人被突然袭来的剧烈高烧和淋巴肿大攫住，痛苦而扭曲的身躯变成黑炭色。封城，一城人共处绝境，过去的家园变成死亡的墓园。亲情让人冒死也要把亲人弄出城，于是鼠疫翻墙而出，疫病如四溅的烈火点燃山野乡村……

虚构同样可以达到至高的真，从这一点来讲，想象中的奥兰和真实的常德，完全高度一致。

但是，即便是世上最伟大的作家也无法虚构：中国的鼠疫来自于死亡工厂的人工制造，来自于阴谋的投放，是一次次滥杀无辜的战争谋略。

羔羊

“蔡桃儿是个不出十二岁的女孩

她的梦里有鸟儿 轻盈翻飞。”

今天的常德城，找不到这个叫蔡桃儿的女孩，如果想找她，需要到常德的沅江江堤上，那上面的一侧3公里的长度，刻着8000多首文人骚客书写常德的诗，其中的一首，叫《蔡桃儿》。

就像诗里写的，她来不及长大成人，注定做不了妻子和母亲。

1941年11月12日，12岁的少女蔡桃儿，由母亲背着来到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她在前一天的夜里出现高烧恶寒、头痛恶心，全身或局部淋巴肿痛，“一夜呻吟不止，烦躁不安”。

广德医院的副院长谭学华医生检查了她的体温：“105°（40.5°C），脉搏115，看上去她患有急症，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蔡桃儿家住在常德关庙前街，家里开着一家蔡宏盛木炭店。蔡桃儿并不是第一个死于鼠疫的患者，但她是第一个被确诊，第一个被解剖，并留下珍贵的病理报告的患者。现在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伦敦国家档案馆里还能查到她的尸体解剖记录。

蔡桃儿被留在医院，“当时我因其来自死鼠较多的关庙街，故疑为鼠疫。但必须先除去恶性疟疾，所以当时要化验员汪正宇作白血球计算及查找疟原虫。检验结果，她的白血球计数在一万以上而中性细胞亦增高，并未发现疟原虫，但却在涂片上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类似鼠疫杆菌，和日机所投下的谷粒检验时的发现极相似，因此我们初步诊断为鼠疫，并收入隔离病室治疗。”

这是当年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做出的诊断。今年5月，我在浙江临安市，找到了他的年近80岁的儿子谭家麟，他收集到了父亲写于当年的论文和一份1972年写于劳改农场的材料。这些材料对当年的诊断过程有详细和科学的描述。

到了深夜，蔡桃儿的体温飙升到106度（41℃），脉搏116次。一夜的艰难煎熬之后，到第二天的早晨，“蔡桃儿的皮肤开始发绀，全面陷于危急。”谭学华写道。

冬天的太阳沉重地爬上位于常德东城门外的广德医院二楼时，蔡桃儿没有看到。

8时，医生报告了死亡的消息。从发病到死亡，鼠疫留给蔡桃儿和医生的时间只有36小时。

1941年常德奢侈地拥有这座有近100张床位的西式广德医院，医院里拥有一台极为珍贵的从美国带来博士伦牌显微镜，这台显微镜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台。这也是鼠疫菌被观察到，蔡桃儿的病被诊断被纪录的原因。

早在1897年9月，美国长老会向中国派出了罗感恩医生，主要目的是传教，当时在中国内陆城市，传教并不是容易的事，而办医院救治病人，往往能够让人看到“神迹”而利于传教，于是边行医边传教的模式就此形成。每周内有两个晚上，开堂传教并开诊行医。此后的继任者是巴天民牧师和涂德乐医生，他们经历并见证的常德的鼠疫。巴天民牧师的女儿巴玉华将这段写成了《家在常德——从清末到新中国1909－1951》一书，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世纪前的中国西南小城常德的世俗景象。

1899年2月常德东门外一所破旧的房子被装饰一新，一间作小教堂，一间作诊所。开业当天，诊所里爆满，药品免费发放，但从来没有见过西医的常德人并没有把药品带回家，而是把它们扔到了大街上。

西医在常德不断传出奇迹。一个瞎眼的乞丐经过治疗摇身一变成为走街串巷的货郎；一个农妇从身体里切出几十斤重的大肿瘤。最传奇是，有一次行刑砍杀两名土匪。刽子手挥刀下去，第一人身首分离。但是第二个头却没有完全掉下来，人们把他送到了医院，外科医生缝了很多针把他头和身体缝起来。多个月后，这个人神奇地走在街上，脑袋在脖子上牢牢长着！

1939年，常德遭到日军疯狂的轰炸，死伤成百上千，已经有55张床位的广德医院另辟地方建立100张床位救治伤者。

从简陋的诊所，到可收治男女病人的病房，教会培养的中国医生谭学华已经担任主要的医疗工作，40多年过去，广德医院成为设施和水平超过当时国民政府卫生机构设置的常德卫生院，卫生院只有门诊而无病房。广德医院，也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西医医院。

广德医院

蔡桃儿应该是在广德医院二楼那座全玻璃顶的手术室里被解剖的。这座手术室是广德医院的骄傲，它建得又大又漂亮，手术室里特地升起一个高台，这是为了让病人家属在门外能观看到手术进行的整个过程。不知道蔡桃儿的妈妈有没有从这里看到自己的女儿，尽管医生们反复做工作，她坚决不同意对女儿进行开胸解剖，只同意开腹。这一天一向创造奇迹的手术室，不再是起死回生之地，而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对死者身体的解剖。

解剖由谭学华医生和红十字救护第二中队长钱保康共同执刀：

“解剖时，腹腔内没有积液。肝脏肿大，少部分有出血。肠内有若干出血脾脏相当于正常大小的两倍，有出血部分。肾脏呈红色，骨盆有出血部分。心脏和肺未经检查。脾脏标本呈现革兰氏阴性，两极有着色细菌。两人均诊断为鼠疫，同时向重庆的卫生署发出电报。” [1]

蔡桃儿死前，再次进行了血液涂片检查，此时的涂片上，“布满了鼠疫细菌”。 [2]

常德发生鼠疫死者的消息被传递了出去。

蔡桃儿是第一个被纪录的鼠疫死者。第二个是25岁的工人徐老三，第三个是58岁的聂述生、第四个是27岁的蔡玉贞。蔡玉贞家住东门外常清街，11号发高烧，13号死亡。此时，广德医院将死者开肚剖肠的消息想必已经在城内传开，蔡玉贞的家人准备将她运出城悄悄埋掉。在去乡下的路上，中国红十安会医生肯特拦住了棺材，询问死因后一定要开棺检查。死者后被强行抬到广德医院解剖，结果是肝脏和脾脏的涂片上都发现鼠疫菌。

四份尸体解剖报告被纪录下来，谭学华将其写成论文，1942年3月1日发表在他的母校国立湘雅医院院刊第一卷第五期上，题目为《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这是最早的学术论文，是自1940年以来日军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投放由东北731工厂生产的鼠疫细菌造成鼠疫大流行的首次最完整的学术纪录。

蔡桃儿死亡后的一张黑白照片被留在了档案里。她侧躺在医院白色的床单上，没有长大的小脸上一副极度疲倦的表情，看得出来她经过了非常的折磨，她闭着眼睛，似乎深深地睡着了。

谭学华儿子谭家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谭学华在解放后被错判为贪污犯劳改了十年。他在1972年写于劳改农场写的材料中说，蔡桃儿的死是他的终身的遗憾。当时对蔡桃儿的病只用了支持疗法及强心剂和呼吸兴奋剂，注射葡萄糖等，因当时未有磺胺噻唑和连霉素。“而且我对鼠疫更无经验，以前从未见过”。

1945年，东京审判首席战犯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的主要助手，美国托马斯·H·莫罗上校发现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战，特地飞往中国调查，收集证据。谭学华是他主要的接触的调查对象。谭家麟说，父亲当年应莫罗之约，作好了亲自出庭作证的准备，但此后再无消息。尽管莫罗会见谭学华后认为他找到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直接证据，并认为石井四郞等人的行为构成了相当于“A级战犯的罪行”，但他很快被调回美国。

蔡桃儿的死亡报告从此沉寂于历史档案馆中。

附：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研究所陈致远、柳毅对蔡桃儿的弟弟蔡正明的调查

时间：2003年11月23日上午。（蔡桃儿死63年之后 作者注）

地点：金海宾馆1505房。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蔡正明：男，生于1943年农历2月25日。小学文化，现为个体商业经营者，住在鼎城区武陵镇常沅居委会2组123号。

蔡正明受害陈述：

我的姐姐是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个受害者蔡桃儿，我家祖居常德，1941年，我家住在常德城中心地带关庙街，那时我家4口人：父亲蔡德松（48岁）母亲高金秀的（38岁）、姐姐蔡桃儿（12岁）、哥哥蔡正法（8岁）。我当时还未出生。我父亲在关庙街开了一个炭铺，叫“蔡宏盛炭号”。

1941年11月4日，日军飞机在关庙街、鸡鹅巷一带投下许多鼠疫毒物。听我母亲说，11月4日之后的某一天，父亲在下南门码头进炭，我12岁时姐姐打着赤脚去给父亲送饭，结果沾染上了日机撒下的毒，11月11日我姐开始发病，到傍晚已病得很重，高烧，神智不清，遍身发红。我母亲赶快把她背到广德医院住院治疗，但只过了―天，次日早晨就死在医院。我姐死后，医院又不准我家把尸体运回来，而把我姐尸体在东门外駝古堤上火化了。我母亲为此哭得死去活来，很多书上都说，我姐是常德细菌战第一个受害死亡者，我真是非常悲痛愤怒，日本恶魔731部队，为什么要对我姐这样一个12岁的无辜女孩下毒手！

调查人按：1941年11月24日至12月2日，鼠疫专家陈文贵奉命率“湖南常德鼠疫调查队”到达常德进行鼠疫调查与防治，他在12月12日写成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中记载了蔡桃儿的患病与死亡情况：“第一病例蔡桃儿，病者女性，年11岁，住关庙街蔡鸿胜炭号内，据云，于11月11日发病，于12日晨7时由警局送往常德广德医院诊治，入院时由谭学华医师检视，发现患者神志不清，体温升高至华氏105.7度，右耳有湿诊，淋巴腺未肿大，亦无触痛，肺听诊有少许水泡音，腹部正常。血液涂片检视，发现形态上类似鼠疫杆菌，遂将患者隔离并与‘色芬里迈’药片治之；至13日晨患者皮肤出现溢血斑点，一般状况更剧，再作血液涂片染色，检视结果同前且更显明，至当日上午8时死亡”。 [3]

那些个怪异的早晨

1941年11月4日，星期二，大雾笼罩着洞庭湖和湖畔的常德。

6：50，空袭的警报突然响起，毫无准备的人们拖儿带女，哭喊着往外跑时，飞机已经在常德的上空。

这是一次奇怪的空袭，从1938年就遭受空袭的常德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空袭，以至于让人措手不及。

它来得太早了！

空袭一般是在早上9点至下午5点之间。经历3年不间断猛烈空袭的常德，人们的生活样态早已经被空袭塑造，一种新生活在常德城形成：做生意的在早上7点和9点之间开门，当第一声警报响起，就关门出城往乡下跑，下午5点警报解除后，再回城开门营业。

但是，今天它一大早就来了，人们甚至都来不及跑。

“当时没有拉疏散警报，而是敌机临空了才拉紧急警报，部份人来不及穿衣服和鞋袜，也来不及跑远，因为天还未亮，加上浓雾看不见有几架日机，只听得轰鸣声”。张礼忠老人说，当时他9岁。

大雾天它也来！

这是第二个异常之处。一般雨天雾天，空袭警报不会响起，因此整个常德城的人都盼望这样的天气，可以安心地呆在家里过生活，做生意。

更怪异的是只有一架飞机来！这在几年的空袭里绝无仅有。所有的空袭，日军飞机都是以编队进行。9架飞机为一个编队，通常是2组、3组，更甚时是64架飞机同时来袭。

而11月4日这一天更更怪异的是，这个飞机丢的居然不是炸弹！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清晨，日军驾飞机在常德上空撒投鼠疫细菌

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火烧长沙，放弃了这座城市，之后，常德便成了日军的新目标。11月12月间，猛烈的空袭到来，炸弹和燃烧弹在城市的居民密集区炸响，对于四处逃窜的人们，日军飞机则低空对其扫射。仅12月的一次空袭，就超过1500人死亡或受伤。

1939年6月19日、23、24日更猛烈的空袭来到常德。“我躲在路旁的篱笆里，看到炸弹在常德的主要商业中心爆炸了。燃烧弹和烈性炸药纷纷投掷而下，常德城瞬即变成了一片火海。当时正吹着猛烈的南风，而且因为这片区域的消防员——数量太少——形势变得无法掌控。炸弹投掷的时间大约是下午6：45，而火势一直持续到次日中午。人们迅速挖了一条穿越常德主干道的防火带，长约1.6公里，宽从180米到360米不等。死亡人数达约200人，另有的60人受伤……上个星期，常德又再次受到火的洗礼，这次死亡数量更多，当然房屋也损毁严重。23日，一大群飞机，没有人知道确切数目，但是我想有27架——再次造访常德。”时任美国长老会教长的巴天民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4]

对于空袭，常德是一个无处可躲的城市。这个城市到处被水环绕，没办法挖防空洞，一挖，地下水就会冒上来，空袭来时，人们只有往乡下跑，或者躲在树下，于是现在80岁以上的老人嘴里有一个词，叫做“跑日本”。

跑日本时家家都准备一个“警报袋”，张礼忠老人说那是一种用蓝、灰、黑色布料做成的简易布袋，每家都备几个，放好钱财、衣服、食物、必需品在里面，警报一响，背起就跑。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常德遭轰炸时的情景。警报一般拉两次。首先黑山嘴的观察所发现敌机后，会拉响长短相间的警报，这是“空袭警报”；接下来在德山乡的观察所发现敌机后，会拉响连续短促的“紧急警报”。老人和孩子基本上听到“空袭警报”就开始往城外跑，年轻人和男人们多是听到“紧急警报”响起后才往城外跑。有时候遇到下雨天等天气不好的时候，观察所没能发现敌机入侵，等飞机接近了才直接拉响紧急警报，想出城也来不及了。”生于1927年的李光中说。

“1939年端午节后的初七初八，日军飞机分6批来轰炸，还丢了燃烧弹。初七这天，我父母抱着半岁的五弟国成和徒弟2人一起去天主教堂防空洞躲警报，洞里人已满，只好躲到一小砖房内。一颗炸弹正中防空洞，洞内200多人全部遇难。”张礼忠说，1941年秋，他和父亲一起跑警报，“一颗炸弹飞到“长沙毛笔店”爆炸了，老板和家人全被炸死。我亲眼看到毛笔店老板的头被炸弹削去了半边。我的左小脚也被弹片炸伤，血流不止。我几乎吓破了胆，拔腿就跑，跑出后门，冲到街上，一边哭一边跑，一直跑到城门外7～8里地的姻缘桥，见到祖母母亲等人，又大哭一场。”

“下午警报解除回城后，看到墙上粘有人血人肉，电线上挂着人的五脏、手、脚残片，街上到处是残缺的尸体，防空洞内外死了不少人，可怕极了。我腿上的伤口在乡下搞了一些烟丝包扎，后来感染化脓，双腿都烂了，臭不可闻，直到1950年才好。”1933年出生的张礼忠，当时只是个8、9岁的孩子，留在他记忆中的来自空中的袭击，是炸弹、机枪扫射和燃烧弹。

但这一次完全和以往不同。

大雾天一大早，一架飞机独自飞临常德，它飞得很低，低到离地面只有20多米，它从西边进入城市，沿着繁华的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到东门外五铺街、水庙街，然后又折回，在中心区低空盘旋了三周，扔下些什么东西，就飞走了。

在常德的文美莉牧师“这天早上正坐在一辆重型水运驳船的露天甲板上，她最近从桃源带了一位患有伤寒的小女孩到长老会医院进行诊治，不料小女孩医治无效而亡。这天，文牧师正等待着乘坐快艇回桃源。她和同伴循着声音往上空看去，能清楚地看见两个人，身着白色服装，坐在飞机的驾驶舱里。这架飞机在东门附近贫民区盘旋，之后，扔下了什么东西就飞走了。这显得非常之神秘。”

居住在常德城内五铺街的杨志惠和母亲、弟弟没来得及跑，母亲听到飞机响，二话不说拉一张桌子到房中，又抱几床棉被铺在桌上，三人躲在桌子下面。“不久，听见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的飞机声，在空中盘旋。接着听见的是飞机尖利的俯冲啸声，似乎是什么东西落在屋上、街道上。这时，母亲面色沉重而紧张，不说一句话。”

“飞机去后，我们看到在五舖街一带的大街小巷乃屋顶上到处是谷、高粱、麦粒、破布、烂巾等东西。” [5]

“当时是秋天，阴历九月十六日，日照时间短，六点半钟后天才亮，因此正大街上投下的物品天亮后才被清道夫随同垃圾扫走了大部分，小巷子遗留最多，时间最长，清道夫摇铃铛收每家的垃圾，大家都围着这些东西看，猜测日机扔下的是什么东西，议论纷纷”。张礼忠老人说。

一位充满好奇心的男子很有头脑，他在这些东西被清扫完之前，留了满满一簸箕，并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医院。

“我们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这些谷子，用离心沉淀，取其沉渣作涂片染色，在显微镜下（油镜头）发现有许多杂菌，其中亦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革兰氏阴性杆菌，类似鼠疫细菌”。1972年谭学华在劳改农场写道。

当时的送检物里，并没有跳蚤。为了排除敌人“使用精神恐怖战术”谭学华决定进行细菌培养。

但是，当时条件有限，很难找到培养细菌的培养基，谭学华和技师汪正宇从住院的肝硬化病人腹中抽取了30CC腹水，在无菌的状态下分别装入3个试管，在2个试管中装入收集来的粮食，在另一个里装入粮店里粮食，经过24小时的培养，再做涂片观察。

24小时后，三个试管从外观上看有明显不同，粮店粮食的试管很清，收集来的粮食很浊。“取此种浊液再做涂片，在显微镜下发现多数革兰氏阴性两极着色之杆菌，及用测微器测量大小，平均为1.5×0.5兆分……因此我们的疑虑更深”。汪正宇技师回忆当年的情景。 [6]

“日军飞机撒下的粮食里有类似鼠疫细菌的存在，而粮店取来的粮食对照，则无此等细菌发现。”谭学华1972年回忆。

为了进一步确定其致病力，在没有试验用小豚鼠的情况下，“故只好以现有白兔两头，供作实验。虽知其对于鼠疫不易感染，然姑一试之”。于是，一头注射了浊液，一头注射了清液。

第二天上午，由市防空指挥部出面召开警察局、卫生院、县政府等人员的座谈会上，谭学华提出此次空投极为可疑，鉴于曾经有日军在浙江金华、衢县等地空投物引起鼠疫暴发的消息，提出四点建议：1、由警察所负责组织居民收集、打扫空投物并用火焚之；2、在报刊上宣传鼠疫症状及防御方法，并开展灭鼠；3、立即打电话给湖南卫生处，要其派鼠疫专家来；4、找一合适房子做防疫医院，一旦流行，可作为隔离处。

谭医生的建议在事后只得到了部份落实。省里迟迟没有回电，到了8号再报，则只要求“切实查明据报”，没有派专员来。实际上省里将消息报往国民政府，但得到的回电是：“事关国际信誉，不得谎报疫情”。防疫医院由常德卫生院落实，但因为“该院院长怕负责任，未能及时做到”。谭学华说。

常德鸡鹅巷旧址

黑死病游荡在大街小巷

东西长100多米的鸡鹅巷是常德城的贫民区，往东是关庙街，死亡始于这片有着窄窄的巷子的区域。蔡桃儿的家就住这这里。当年的鸡鹅巷、关庙街现在已经成为常德和平西路的一部份，是常德城里最繁华的地方，其在城市商业位置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城隍庙，已经完全不见当年的模样，只有仔细找，才能在一条小窄巷子的墙上，看到一块豆腐块大的牌子，标着鸡鹅巷三个字。

细菌战调查者83岁的张礼忠用一张手绘的图复原了当年的鸡鹅巷。这张图背后，是常德细菌战协会调查老人二十几年的走访和调查。

在张礼忠的图上，当年鸡鹅巷的南北两边，各排列了十几家小吃、杂货店。北边有义兰香牛肉馆、景春饭店、双胜羊肉馆、同兴酱油园等；南边有林沅兴杂货店、罗伯林茶馆、余盛祥槟榔店等。鸡鹅巷的北部，是南北向的更窄的巷子，分割的纵横交错的居民区。在这片大约13200平方米的区域里，同兴酱油园和德丰祥酱园占去了四分之一的地方，他们有250多口大酱缸，敞口向天，接受太阳的自然酿造。

张礼忠老人手绘的鸡鹅巷

死人发生在同兴酱油园西边的程家大屋。“程家大屋程志安之妻张桂英21岁，产后九个月零十天，11月8日9时许，为了增强乳汁，要丈夫去鸡鹅巷买了一碗饺子面来，张吃后几个时辰，突感不适，高烧，抽筋。全家看到张氏突发疾病，惊吓得不知所措。公公程星悟虽为名医，事发突然，对此病既无认识，也无主张，第二天不到中午，张桂英死亡。”张礼忠说。

程家是中医世家，父亲程星吾和儿子程志安都坐诊行医，在常德城里很有名望。但他们面对媳妇奇怪的病也毫无办法。张氏娘家来人，看到女儿“面色乌黑，口挂血泡”认定是被程家下药毒死，告官不说，还要将9个月10天的小孩陪葬，官司一直闹到常德专员欧冠那里，后法医和广德医院医生共同鉴定，张氏死于鼠疫。

但是程张家两家从此绝交，几十年再没说过一句话。张氏留下的女儿程启秀直到1996年才见到自己的姨妈张桂丽，解放前夕，张家人去了台湾，“母亲死后54年，我才又见到了母亲娘家人”，两家人因为亲人突然离世而造成的仇恨和误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慢慢消解。

鼠疫在鸡鹅巷里汹汹起来。据张礼忠等常德细菌战调查者90、00、10年的多次调查、走访和统计，得出的是鸡鹅巷里的死亡者达到294人的数字，这个数字远远大于民国政府档案中的死亡数字。在档案里，整个常德城里有姓有名登记在册的死亡人数为36人。

我在2015年5月见到了鸡鹅巷里的“聂皮匠”聂家林，当年他6岁，他说清楚地记得程家大屋里死人的情景：尸体横在院子里没有人收，人们好奇又害怕，只是远远地围观。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鸡鹅巷的草图，并说祸起于那250多口大酱油缸。因为所有的酱油缸都是敞口向天的，日军的投掷物直接落在了缸里，并且酱油园里老鼠多，初起的发病人大都吃了酱油园周围小餐馆里的东西。

这是鸡鹅巷鼠疫流行的民间版本。

捉住那个鬼！

国民政府细菌学专家陈文贵的描述则谨慎的多：发生鼠疫的鸡鹅巷、关庙街一带，“地处市中心区，房宇栉比，街衢狭隘不洁，曾视察鼠疫死亡（者）寓所，发现室内阴暗，空气阻塞，无地板设置，垃圾散积屋隅，鼠洞随处可见”，这是一幅真实的贫民窟情景，这样的地方总容易疾病丛生，这样的地方总是人口密集，这样的地方死神也最容易下手。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场疫病的流行会有很多因素。特别是波及到对一个国家使用细菌武器用于平民的指控，更是一件大事。从当年留下的档案来年，民国政府的卫生防疫部门一直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尽管高度怀疑，但在找到确凿证据之前，所有的断言也只能是怀疑。

陈文贵是当时中国仅有的有鼠疫背景知识的专家。1936年曾受国际联盟卫生部的邀请，赴印度的哈夫金研究所从事鼠疫研究。哈夫金是当时世界上鼠疫研究最有名的研究所。1941年陈文贵的职务是中国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检验学组主任和红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检验指导员，解放后陈出任中央卫生部防疫司司长，曾赴朝鲜调查美军在朝鲜和中国边境使用细菌武器，并提出对美国的指控，提到演员陈冲，或许国人对陈文贵会加深一些印象，他是陈冲的伯父。

陈文贵是11月20日接重庆命令从设有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的贵州省贵阳出发，24日到达常德。

在他到来之前常德已经出现连续死人的现象，广德医院的谭学华等人已经解剖了包括蔡桃儿在内的五名死亡者。

11月4号日军空投后的11天后，地方和中央的防疫机构才开始行动。疫情15日一路上报到卫生署、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等单位，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决议命湖南省卫生处在常德设置防疫处。

15、16、18日军政部第4防疫大队一个中队前、卫生署第2路防疫大队第14队等防疫队伍到达常德并携带了血清和疫苗。

几项防疫决定迅速做出：

设立隔离医院，向全市人口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鸡鹅巷、关庙街等地被划为疫区，警戒封锁，断绝交通，不准居民外出；开展灭鼠行动，动员居民捉老鼠；建立焚尸炉，疫病尸体一律烧掉；全城封锁，所有的泊船码头、交通站点设立检查站，只有持注射证的人才能外出；

陈文贵来到常德，检查了前面进行的5例解剖报告，仍然要坚持再亲自进行尸体解剖。

陈文贵表现的相当谨慎，在谭学华看来，他似乎不相信之前他们的检验和解剖报告。陈文贵要亲自进行调查。或许在他看来，鼠疫和日军空投物的关系链，还需要进一步坐实。陈文贵走访了常德城内的发病区域，在病死人家房间里设置印度捕鼠器和特制的捕蚤笼，但都没有收获，对于亲自做解剖的愿望，当28岁的男性龚操胜死亡后得以实现。

陈文贵的作法相当严谨，在他向他的隶属机关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正式书面报告时，甚至有两位同事为其操作的专业性作证。

在陈文贵报告书里，对龚操胜的病情和死亡做了详细的报道：龚操胜，28岁，住关庙街前小巷18号。23日夜里十一时骤发高烧、头痛疲乏等病状，二十四日晨感觉右侧腹股沟痛疼，午后开始呕吐，病情加重。军政部第四防疫大队应召前去就诊时，发现龚已一息奄奄。“当时诊视病者患高热，右侧腹股沟淋巴腺肿胀及有触痛按病历及病象颇似腺鼠疫，遂劝告送往隔离病院，但不料病者于未搬入以前，即在晚八时许死亡”。

龚操胜的尸体是在军警的护送下强制送到县卫生院的，龚脾部的组织涂在小鼠腹部，32小时之后，小鼠发病死亡。接下来，将死亡小鼠的心血、肝脾及腹股沟淋巴腺等再接种到2号小鼠身上，经过47小时的潜伏期后，小鼠发病，挣扎了44小时后死亡。

《陈文贵报告书》是自1949年衢县、宁波、金华等地发生鼠疫后最权威、严谨的一份医学报告，成为当年鼠疫最重要的一份历史档案，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指控日本施行细菌战时，使用的基本材料就是这份报告。其中的6份解剖报告，特别是龚操胜的报告，从发病病历，到尸体解剖纪录，到24小时细菌培养，再到动物接种实验，全部过程完备，从而在医学科学上坐实了对常德鼠疫的认证。

然而遗憾的是，这份“严谨的报告”却依然没有能够找到投放物和鼠疫之间的必然联系，陈文贵检查从常德带回去的谷物时，距离投放日已经过了34天，培养之后，只发现有大肠杆菌、葡萄状球菌等，没有发现鼠疫菌。接种到小白鼠身上，小白鼠活得好好的，什么也没发生。报告的最后写道：“结论：细菌培养及动物接种试验，该项麦谷等标本中，未发现鼠疫杆菌”。陈文贵的报告收录了谭学华等人进行了5份尸检报告，但却没有采信谭学华从现场收集物中发现鼠疫杆菌的报告。

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不胫而走，英美两国都高度警觉。英国战时内阁非常急于证实情报的真伪，便将收集到的情报委托给伦敦卫生学校医学研究评议会的A.兰茨伯拉·汤姆森来进行判断。他在1月6日的回信中指出：“简直是无稽之谈。情况证据似乎并不充分。存在于大米或其他物质中的鼠疫菌可以说确实无害。只有投下疫蚤或已感染鼠疫的老鼠会导致病例的出现，但那也只能是在最佳条件下才可能发生。” [7]

1942年3月31日，民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国际社会控告日本政府，提交的就是陈文贵的报告。分析陈文贵报告的任务交给英国当时最权威的波顿研究所，几天之后，他们做出分析报告：“在飞机和鼠疫病例之间显然不存在已经被证实了的关系”。这是陈文贵报告中致命的缺失：空投物里没有发现鼠疫菌，实验中也没有造成小白鼠的死亡。

最后波顿研究所认为陈文贵报告是：“为了宣传目的而写”。

这一判断，使日本细菌战阴谋如鲵在手一滑而过，那个躲在幕后的鬼魅，一旦没有被捉住，便继续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细菌撒布，死亡也一次次降临毫无设防的城市乡村和懵懂的平民百姓。这个不应该有的延宕，使日本使用了细菌战的确信被延迟了二、三十年。

就在常德拉出防疫的架式准备迎击鼠疫时，死神突然止住了脚步。住在关庙街杨家巷的胡嫂在1942年1月11日发病，13日死亡之后，没有再发病的人，没有新的死亡者，一切突然沉寂下来。

陈文贵捕捉了200只老鼠，但“未发现感染鼠疫的病理变化”。早陈文贵几天来常德的国联专家伯力士，也没有发现感染鼠疫的老鼠。（谭学华写的材料中说有许多死鼠，不知是记忆将42年出现大量死鼠混淆还是其它原因，无法考证，作者注）

因为再没有新的病患出现，陈文贵12月2日带着由病人培养出的纯鼠疫菌种和少量飞机投下的粮食离开常德回贵阳。伯力士也因为战局紧张而离开常德。

但是，老鼠，就在两位大专家前后脚离开常德之后，开始频繁出现在大街上。这些老鼠行为怪异，平常只钻地沟的它们，居然光天化日地在大街上踯躅，它们呆头呆脑，行动迟缓，脊毛倒立，任由行人踩踏而不逃命。

伯力士的死亡曲线

1941年1月中旬，大个子高鼻梁灰白头发的伯力士又回到常德。

伯力士一来常德，目标就是常德的老鼠们。很快常德就发出号召，让人们抓老鼠送到广德医院里来，不仅如此，城内提供老鼠的人还会受到奖励，“人们只要发现一只老鼠并交到医院就会得到1块钱，人们口耳相传，大量的老鼠被交到医院，一共有成百上千只！” [8] 不仅如此，他要求各保甲的保甲长每天必须送活鼠一百只给他，而他每天做的事就是埋头于实验室解剖这些老鼠。

常德很多80多岁的老人都记得他的名字：伯力士。

伯力士当时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卫生署外籍专员、国联防疫专员。此前他正在浙江省参与鼠疫调查和防疫。常德疫情爆发，他便被调往常德。

有关伯力士的零星资料显示，伯力士是一名奥地利犹太人，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从1919年他就到来到中国的东北。当时中国东北正爆发鼠疫。在哈尔滨，他取代一名逃跑了的细菌学专家，成为中国鼠疫专家伍连德最得力的助手。国际联盟出版的伍连德《肺鼠疫疗法》一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英文内容都是伯力士撰写的。东北鼠疫之后，他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建立联系，成为国联的中国鼠疫专家，直到1949年。

一九四二年参加常德防治鼠疫技术人员合影（红圈为伯力士）

鼠疫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曾经祸害了欧洲近半数人口。在常德发生鼠疫的当时，西医刚对鼠疫有一些认识。而中国大多数人，包括医生对鼠疫的传播途径和感染方式也不甚了解。现在医学界对鼠疫的普遍知识，在当时是做不到的。

在日本人纪录中国东北鼠疫的《康德二年满洲国防疫概况》一书里，日本专家对人间鼠疫病的类型总结有：腺鼠疫、败血症鼠疫、肺鼠疫、皮肤鼠疫、眼鼠疫、脑膜炎型鼠疫、肠鼠疫、扁桃体鼠疫、无症状咽喉鼠疫、痘鼠疫等。各类鼠疫中主要以腺鼠疫、败血症鼠疫、肺鼠疫为主，其它类型不多见。

自然鼠疫发生时，第一步是在鼠类动物之间传染，第二步是鼠类传染到人类，一般是鼠类身上感染了细菌的蚤类叮咬了人而将鼠疫传染给人，或者人类接触到携带病体的动物及动物毛皮而传染。此阶段发生的多为腺鼠疫，特征是高烧、腹股沟或腋下淋巴肿大疼痛等。流行病学上将此称为动物型流行，是动物对人的波及，以局部地区性流行为主。

人间最可怕的鼠疫，是肺鼠疫。它越过了从动物到人的阶段，成为人和人之间，通过空气和飞沫的传染。它没有明显的地区性限制，会随着人的流动而传播四方。虽然肺鼠疫一般起于腺鼠疫之后，但它扩散、发病和死亡极快，几乎不给人类留防备与挣扎的时间。伯力士参加过的1911前后的东北大鼠疫防疫，当时长春的数万名患者基本上死于肺鼠疫。并且，在整整10年的时间里，肺鼠疫在东北每年都卷土重来，极难扑灭。

伯力士在常德解剖研究老鼠，实际上是在捕捉鼠疫传播的动向、死神行走的速度以及到达的范围。

“研究安排得非常好，他雇佣一些人每周必须捕捉3只老鼠，无论死的还是活的，一美元一只跳蚤或一只老鼠。但是捕捉老鼠非常困难，这使我们没有足够的老鼠来进行研究。”王诗恒写道。 [9]

伯力士发现这些老鼠身上都携带了―种叫做“印度跳蚤”的寄生虫。“伯力士医生让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这些寄生虫。它们长着好看的流苏披肩似的硬毛，然而却是鼠疫细菌的携带者。之后这些跳蚤被淹死，老鼠被解剖并进行检查”。 [10]

通常人们认为老鼠是传播鼠疫的主力，伯力士告诉大家，实际上跳蚤比老鼠更危险，跳蚤不仅是昆虫里最重要的病菌扩散者，更主要的是它们可以带鼠疫菌存活很长时间。

1月，他解剖了24只老鼠，发现其中有5只染疫，染疫率达20.03%，2月解剖168只，染疫鼠32只，染疫率19.04%。

“当这些老鼠17%携带感染了鼠疫菌时，一场流行病马上就要蓄势待发了。” [11]

尽管1月、2月的染疫老鼠已经超过了界线，但是一切静悄悄的。1月13日死亡的胡嫂，似乎是上一年鼠疫的余绪，整个一月、二月都在平静中渡过。

3月，伯力士解剖了810只老鼠，发现疫鼠181只，染疫率达22.35%，4月解剖350只，染疫的老鼠达到了159只，染疫率达到了44.29%！

3月13日傍晚，伯力士在常德防疫处三十一年度第二次会议上报告说，老鼠中的鼠疫传播，已经由沟鼠传到家鼠，而家鼠因为是和人类同居一个屋檐下的老鼠，所以是将鼠疫传给人类的主要鼠种。并且疫鼠的发现地已经遍及整个常德城，也就是说，整个常德城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鼠疫，只差那么一点星火。

死神的羽翼已经鼓涨满满，只等风来。

中央卫生署接到伯力士的报告后，3月17日紧急派出医疗防疫部队第二卫生工程队携带灭鼠工具和消毒器材，赶往常德。

常德城内3月20日出现第一个生病者，向玉新，男，50岁，住在华严庵，是一个商人，24日死亡，败血性鼠疫。22日、23日、30日连续有人生病死亡，到了4月发病和死亡的人更多，都是败血性鼠疫和腺鼠疫。4月6日，一个叫陈刘云的住在法院西街34号的33岁主妇发病，4月9日住院治疗，11号死亡，在她身上，第一次出现了烈性鼠疫的传染——肺鼠疫。

军警迅速封锁了法院西街，整条街都用滴滴涕来灭鼠消毒，34号的居民全部被送到隔离医院留观。这天下午6时，常德防疫处召开了紧急会议：“主席报告，昨日法院西街三十四号发现最危险之肺鼠疫，此项疫患可由病者说话与呼吸及飞沫传染，死亡率百分之百，换言之，即凡患此疫者都无幸免。幸检疫得力、发觉尚早，否则由一人可传至千万人而无止境……” [12]

伯力士提出，凡是疑似病人，一律送隔离医院检验；捕送死鼠必须用瓦罐密封，每只加发奖金到1.5元，其它各自的死鼠要用开水烫死再用火烧灭；学校停课，旅馆、浴室、饮食店、妓院停业一星期以观事态；征用民地以筹建鼠疫公墓。

三天之后的4月14日常德防疫处第三次会议上，伯力士报告：“解剖鼠只总数228只，阳性110只，染疫率48.3%。”

常德鼠疫流行6个多月来最严峻的时刻到来了。

这是鼠疫的第二次来袭，虽然人间传染比鼠类间传染迟来一个多月。伯力士在常德期间，解剖的老鼠达到了6000多只。他绘出了一条老鼠染疫曲线，在逐渐上扬高抛的曲线最高点上，人类的鼠疫和鼠类的鼠疫重合在一起——四月、五月，大量的死鼠伴着不断发病死亡的人一起到来，“每天死人10人以上”，参加防疫的刘厚坤医师回忆说，“有全家老幼都罹鼠疫而死的，也有得肺鼠疫等不到24小时即死的”。 [13]

隔离院、焚尸炉

伯力士在常德工作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直到常德战役打响，全城疏散之前才离开。“他在常德工作期间是住在我家的。在长老会医院里他专门建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研究这些传播瘟疫的老鼠。”巴玉华在《家在常德》一书里写道。

他教常德人如何防治鼠疫。他举办了由甲保长、警察等主要防疫力量参加的培训班，传授防疫知识，写成了《鼠疫检验指南》一书。谭学华医生一直协助他工作，是他语言的翻译，也是文字的翻译，《鼠疫检验指南》就由他译成中文。

伯力士最担心的是鼠疫外溢，而这又是极有可能的。常德是水路交通要冲，因为坐拥沅、澧二水，侧依800里洞庭湖，虽然偏重于湘西贵州，但其水路却相通于长沙、汉口、上海，是中国西南部重要的商业贸易中转中心。

“从西边来的货物主要有各种类型的木材，茶叶、兽皮、油、芝麻、水鱼、五倍子、靛蓝、油脂、腊、清漆、绿矾、朱砂、布料、和纸张”。而从汉口运来的则有“纱线、布匹、煤油、盐、糖、火柴、肥皂、窗玻璃、海藻和其他日常杂货等”。 [14]

加上战事向长沙汉口等城市推进，常德城里一度拥满了逃难的人，人口也随着战局而剧烈膨胀和收缩着，常德曾一度从常住人口10万，猛增至20万，又随着人们再向西逃，又骤减至5万。

印度跳蚤极容易随着大米、棉花等物资的转移而携带鼠疫菌转移，加上人口的流动会让疫病流散各地。伯力士在防疫计划中提以下对策：一，群众卫生宣传，但考虑到大多数贫民不识字和为生计忙碌，他认为只进行报纸宣传、集会宣传是不够的，要进行逐户的讲解宣传；二，预防接种。这一项在常德也极难推进的工作，常德人基本上没有过打针，很惧怕，民间遥传打针会导致妇女流产和孩子死亡，伯力士为了减轻群众的抵触，特意放宽见了至2岁以下儿童、孕妇和结核病、心脏病等重症病人可不注射。尽管在所有的医疗机构、常德城的6个城门，水陆码头站点进行预防接种，但到了5月鼠疫爆发最炽烈时，接种也只达到28.6%，于是8月只得改为逐户接种。

4月为应对到来的疫病高峰，常德的学校一律停课，旅馆、浴室、剧院歇业，军队须离城十里以外方可驻扎，病家、保甲长、中西医各诊所不得瞒报疫情，否则从重处罚。

1942年3月13日常德防疫处第二次会议决定，常德城的保甲长一律进行防疫四小时训练，以协助军警进行防疫，抗不从者要严惩。预防注射保甲长要预先通知居民，故意违反不注射的要封闭其住宅并押解至附近医务机关补行注射并查明原因分别惩处。病家、保甲长、中西医均应随时报告疫情违者严惩。1942年4月14日常德防疫处第三次会议是研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示：至万不得已时，遵照电令烧毁居民房屋而在所不惜。陈诚关心的是：“常德为产粮区域，关系本战区军食至巨”。

于是所有从常德运出的物资都要进行检疫和城外保管，水警严禁船舶靠岸停泊。军警在常德城的皇木关、落路口、北门、小西门等关卡处设检疫站，检查旅客过街的行李，并进行强制防疫注射，只有接受注射的人才可出入常德城。

预防接种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对鼠疫产生免疫力，但大范围的接种能减少人们感染的机会，就算是感染了，接种过的人也或多或少地能产生对鼠疫的抵抗力，况且在当时并没有更好办法。但战时的困难是制造大量的疫苗和运输保存这些疫苗。疫苗的保存和运输对时间、温度条件有比较高的要求，可以想见，大量的疫苗运入常德，本身就是一件难事。并且，鼠疫疫苗的免疫力只有3－6个月，注射一针疫苗是不行的，还需要进行第二次加强注射。

保存下来的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七日下午四时召开的“湖南湘西防疫处座谈会”纪录里有一段对疫苗注射的特别安排，读来或可了解当时的情形。

“现在时当春令，为防止鼠疫再度暴发，是应再行普遍注射，以策安全。中央卫生署对湘西鼠疫情形极为注意，所以此次送来的鼠疫疫苗等项药品，价值昂贵，约在百万元之谱，际此欧亚战争激烈之时，来源缺乏，运输困难，且此项药品，有时间性，故须及时应用，以期无负中央关怀湘西鼠疫之盛意。”

所有的措施到了4月6日出现肺鼠疫后更加严厉，通往常德临近县的道路上实行交通管制，江中船舶一律不准靠岸，沿江边设置船港口十个，以离岸二丈为合格，通岸跳板中间须置防鼠设备，夜间则将跳板拆除。军队驻扎常德地区时，需离城五公里以上。运送的军粮需检查其中是否有鼠后方可启用。关庙街、鸡鹅巷、法院街等重新封锁，常德向驻常德部队借兵200人，交伯力士培训后上岗。5月，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也带着疫苗和器材赶到。

在伯力士的督导下，常德东门外约三华里的徐家大屋建成了隔离医院，隔离医院四周挖成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沟里灌满水，只以一面吊桥与外面相通，这是为了防止带病菌的老鼠进入医院。医院里面设三个病房，每个病房容纳40－50名病人。隔离医院“戒备森严，俨然一个魔窟，人们望而生畏，任何人不能接近，也不敢接近。只有医务人员身着防疫衣，全身心地救治鼠疫病人。这个隔离医院先后收治过两百多例病人，在这期间城里很多人染病后不但不报疫情，更不愿送隔离医院治疗，就是死了也不报死讯。” [15]

经历了非典的中国人现在能够理解隔离医院对于传染病的重要性了，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国人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常德一切紧急措施，均难得一般民众谅解，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接受防疫注射等措施。

“鼠疫传染至烈，尤以肺鼠疫为最危险。染疫者必须强制隔离以防蔓延传染，此紧急措施无识及自私之徒反对至甚。又因患者就医救治无方，遂多归罪于隔离医院。”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其《防治湘西鼠疫报告书》里说。

然而隔离院的真实情景恐怕只有从里面活着出来的人，才能描绘，但从里面出来的人少之又少。国民政府留下的档案中常德鼠疫患者共42人，其中只有5人治愈出院，20岁的杨志惠（当时名为杨珍珠，文革时改为杨志惠）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事隔半个世纪后留下了口述。

杨志惠和13岁弟弟杨彼德及母亲住在广德医院的对面一间没有地板的木板房里，因为信基督教，父母给两个孩子取了教名“珍珠”、“彼得”。两年前父亲被日军飞机炸死后，一家人靠母亲在家门口的街上摆个香烟杂货摊活命，是常德最贫苦的平民。

“1942年4月的一天，我和弟弟放学回来，忽然同时发病，两人的症状一样，高烧，抽搐、淋巴起砣，病势急重，当时常德流行瘟疫，急重病人都送入隔离医院，我家左边隔壁一崔姓邻居（开棕索绷子铺）和右边隔壁一罗姓邻居（开香肠店铺），见我母亲无能力，就把我和弟弟抬到隔离医院去治疗。” [16]

杨志惠进去的时候，隔离医院里大约有200多名患者，一堆堆人裹着破衣烂衫痛苦地蜷缩一团，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盏盏鬼火幽灵似的马灯，映照着一张张憔悴、恐怖的面孔。在徐家大屋建起来的隔离所极其简陋，室内地面上铺着稻草作病床，一间房里容纳几十名病人。

“进隔离医院头天，我的神智还有点清醒。环顾四周，时不时看到有人被抬了进来。有7～8岁的小孩，也有40～50岁、甚至60～70岁的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耳边经常听到哪个哪个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

“其中有一个惨状我仍记忆犹新。那是我到隔离医院的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病体匍匐着去找医生，只见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绝地在讲着什么。我抬头一看，大门外有几个用竹床做成的担架抬了过来，人群中发出阵阵叹息声，担架越来越近，上面是黑乎乎的一堆。担架到了眼前，顿时吓得我脸发白，心乱跳。原来，竹床担架上的死者烧成焦炭，形体扭曲，各种很难形容的怪异姿势，只剩了类似人体的轮廓。站在我身边的一个胖女人，惊叫一声，用双手掩住面孔哭泣起来。听人群说，这些烧成焦炭的人，是被他们的亲人们从郊外焚尸堆中抢出来的，然后回家掩埋。我忽然想呕吐，一阵头痛，就昏过去了。”

杨志惠的母亲不断去找同是教会教友的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求他救救她的两个孩子，谭学华将姐弟俩从隔离所转到了广德医院。在广德医院，姐弟俩都被安排在隔离的小房间里，不与外面接触，两人不停地高烧抽筋昏迷，每当抽筋时，母亲就把毛巾塞在姐弟的嘴里，防止咬断舌头。后来，杨志惠的腹股沟长出巨大的黑色肿块，“谭医生对我母亲说，这是鼠疫菌造成的糜烂性淋巴腺肿大，给我和弟弟（弟弟长在耳朵后面）做了手术，病情才好转”。经过6个月零9天的住院，姐弟俩才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现在人或许难以想象一个传统的、平时只靠草药中医疗病的农业社会，遇到现代细菌武器攻击时的凌乱与失序，这之间巨大的落差好比弓箭盾牌遇到了原子弹。

伯力士、陈文贵等医学专家们或许无法理解，他们在常德解剖尸体的行为在老百姓中引起了怎样的恐慌。

恐慌的更大来源是建在常德城的西门外千佛寺边上的三座焚尸炉，为了阻断传染链，规定凡是鼠疫病死者，必须火化，而且必须由家属自备烧尸用的柴火。

张礼忠老人根据自己的记忆画出了焚尸炉的样子。当时9岁的他出于好奇和小伙伴们去观看火葬，但有军队守卫，只能远远地看。

张礼忠老人手绘的焚尸炉

焚尸炉是用旧砖砌的，炉子高大约在3.5米，宽1.5米，深2.5米，分上下二层，上层是烧尸体室和烟囱，下层是骨灰室，每天下午四点开始烧，到第二天早6点结束。每具尸体需要用松木劈柴200斤，要烧两个小时。

常德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东西，这简直比得鼠疫的死亡更可怕。

40年代的常德，虽然被战争扰乱，但还是恬美的农业社会，坐落在洞庭湖的西南一隅，或者说绻缩在川黔高原的脚下，靠水路连通世界。源出贵州省云雾山的沅江，流至常德附近，如一条蛟龙般打滚腾跃，流出多个“几”字型。在沅江一个弯道处，常德城弯成月芽状，沿着北边河堤东西绵延。常德城有城墙，6扇城门随着晨钟暮鼓开启闭合，城内没有马车甚至没有黄包车，整个城市长不过3公里，宽不过1公里。

农业社会最大的传统价值就是人死入土为安，加上湘沅流域，本是楚文化之源，人们普遍重鬼神喜巫筮，有一整套丧葬文化。“人死饭桶开，不请自拢来”，哪家死人了，亲朋好友都会来吊孝，请道士做法事也要几天几夜。

“因此，人们一想到火葬，那滋味如同人活着被火烧烤一样。人们心中害怕，偏又好奇，往往火葬尸体时，总有好些人围观，看到的人，就把尸体在火葬炉里如何皮炙肉燔的情景加以渲染，于是恐惧情况传得更远。” [17]

参加细菌战调查后，张礼忠访问了亲眼看见烧尸的满大启老人，留下了老人的口述，他讲述了自己亲见的焚尸炉的情景。那一年，他读中学，和负责火化的保安司令特务排文班长相熟，就要求他带他去看烧尸体。

“走到火葬场时已摆了七具死尸，每具死尸用旧棉絮或被单从到脚严实地裹着，分不清男女，从长短看是五具成人，两具小孩，这是隔离医院送来的。文班长下令士兵开始工作，将死尸装入炉中，尸体周围放满柴火，浇上汽油，点燃火，关上炉门。三座火炉发出呼呼的声音，一股浓烟从烟囱里喷出，烟囱不高，一阵旋风吹下来，使我闻到像烧焦的猪头的气味”。

文班长告诉满大启，现在烧的是第168具，以后只要见到文班长，他都要问烧了多少人，到焚尸炉停止工作时，文班长告诉他共烧了309具。

人们怕死后被解剖，更怕被火烧，鼠疫加上防疫造成的恐慌在常德越演越烈，人们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但常德各城门都设有岗位，整个城都被围起来，尽管这样，还是阻止不了人们逃离的脚步。

一开始，谁家死人了还能听到哭声，后来人们不哭了，因为哭声会引来军警和防疫人员，人死了后他们先想办法把尸体藏起来，然后再想办法运出城去。

于是死尸开始逃离常德城。

张礼忠老人的四弟张国民、五弟张国成死于42年4月的大流行。当兄弟俩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时，心疼孙儿的姐奶奶催促父亲赶快将孩子送到广德医院就诊，但父亲压低声音说，“去医院不但诊不好，还要破肚开刀挖心挖肝做解剖，最后丢到火葬炉里烧成灰”，奶奶顿时不敢响了。

“奶奶、父母亲、我和大哥五人守护着四弟、五弟，我们悲痛欲绝地眼睁睁地看着四弟、五弟双目紧闭，全身手脚抽搐不止，最后悲惨地死去。一家人只能偷偷流泪，小声痛哭！奶奶母亲叫着两人的名字轻轻摇着他俩的身体，‘醒来呀，昨天还好好的呀，我的心肝宝贝，好孙儿’。奶奶用毛巾捂住嘴，不敢哭出声，嘴角都咬出了血，当年秋天奶奶便因伤心过度而病倒，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61岁。”

当时的防疫措施是死者家属必须在隔离医院内设的留验所留验，留验时间得满7天。但留验所设备不周，感染鼠疫的危险成倍增加，因此没有人愿意送亲人去隔离医院，更没有人敢于接受留验，剩下的选择只有一个，全家协助患者逃离常德，或者藏匿死者。

四更天时，张礼忠的父亲先叫人把两个木匣子用床单包好送出城，自已用两个箩筐挑着两个孩子，装做孩子睡着了，挑着出城躲警报而混过检查，张礼忠跟在父亲的身后，一步一步走到小西门外的校场乱葬岗，将兄弟俩埋了。1949年后张礼忠去找兄弟俩的坟，却再也找不到了。

当年在常德市东门外水巷口的何英珍家，18天内死了6口人：嫂嫂、姐夫、弟弟、侄女，以及从江西老家前来奔丧的伯伯、叔叔，但这6个人都不在政府防疫部门的死亡名单上，原因就是生病之后不敢送医院，死亡之后通过家里的后门，每次2块银元租个小渔船运到德山悄悄埋了。

人们想尽办法把死去的人藏起来，东门外陈家大屋，有个80岁的老汉死后，家人实在运不出去，就把他埋在自家的屋后的菜园里，一切处理好后，家人才敢放声大哭。

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后来也承认：尽管火葬是阻断鼠疫传染的最好办法，但常德在实行火葬时“布置未周”。火葬炉有时候是几具尸体一起烧，或者用同一炉再烧死亡的老鼠，如此对死者不敬的作法，“遂引起死者家属之怨恨及一般民众之反感”。

焚尸炉在发生一件事后不得不停止。一次在烧一位孕妇时，炉子突然发生爆炸，瞬时塌了一半，此消息在常德城不翼而走，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预兆，常德要遭更大的劫难了，一时间民怨沸腾，谣言四起。

“当地民众反视卫生防疫人员为寇仇，竟有殴打防疫工作人员者。同时谣言四起，有谓常德鼠疫系卫生人员所伪造，以骗取防治经费；有谓检验尸体因外籍医师伯力士欲挖割眼睛及睾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谓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强迫接受所谓‘预防注射’，凡此种种无稽谣传，其影响于防治工作之推进甚大”。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防治湘西鼠疫报告书》里说。

伯力士认识到火葬造成的恐慌严重干扰了防疫，而且随着疫情的发展，三个火葬炉也不敷使用，于是建议放弃火葬，改建鼠疫公墓。4月18日，在常德东门的隔离医院边一座鼠疫公墓建立起来，所有死者经过消毒后一起深埋安葬。

日本731部队在我国用人体进行细菌战研究

翻墙而出的鼠疫

李宏华清楚地记得1942年5月6日的那个早晨。他帮助爷爷李佑生赶着一群猪从家里出发，前往常德。

李宏华今年86岁了，但73年前的情景一闭上眼睛便历历在目：他们沿着田间的小路走，20多头猪们走得很慢，还容易走散。从马鬃岭莫林乡到盘塘再到石板滩再到常德城有45华里，爷爷常走这条路：家里的田里的稻、棉收完了要挑到城里去卖，乡里没有的盐、煤油也要从城里挑回来。这一次他赶在稻子成熟之前的空闲，贩了一些生猪，赶到城里交易。

走过旱路到水码头的时候，爷爷让李宏华回去，猪上了船后，就一路到常德了，不会再走散了。

爷爷是第二天半夜里回来的，早晨李宏华再见爷爷时，发现他有点没精打采，没有像往常一样早起，上午在稻田里劳动时也没精神。：“下午爷爷一头栽在床上，动不了了，高烧。爷爷当时50岁不到，正壮年，从来没有这样过，一家人慌了神。奶奶为他烧纸钱，撒鬼饭，一点也不见效”。

5月9号见弟弟的病愈发沉重，爷爷住在隔壁的哥哥李耀金责怪侄儿不带父亲去看病，侄儿说自己也全身无力难受。李耀金见此二话不说，背上弟弟，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到漆河镇去看郎中抓药。又翻山越岭地背回来。但回来之后不但没效，还更严重。

“样子非常吓人，剧烈咳嗽，口吐血泡沬，爷爷的两个儿子，一左一右跪在身边，给他擦血沬。10号上午9点左右，没有说出一句话，就咽气了。全身紫一块黑一块的。”

又是哥哥李耀金帮着张罗丧事，办棺木、穿寿衣，请道土。就在李佑生的新坟前，主丧的哥哥李耀金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嘴里连喊“拐答”！（常德方言：糟了）

抬丧的人刚抬出一个死的，回来又抬着一个半死的，他的样子和死去的弟弟一模一样，5月13日发病，15日就暴死。

爷爷李佑生去了趟常德，倒底撞见了什么？

李家请来的做道场的道士，说是妖邪太重了，加紧做坛念经。后来从奶奶、常德和爷爷做生意的人口中，李宏华慢慢凑起爷爷在常德这一段的经历：分手之后，爷爷的船傍晚才到常德，就在常德大西门莫老板的屠宰行把猪交了，这是爷爷经常赶猪来交货的熟人，当晚在莫老板家吃了饭，找了一家旅店投宿。

当时的常德城6扇城门都有军警把守，需要注射证才能出入，没有证的需要接受注射。李佑生说他害怕打针，就花了一块钱，买了张注射证。他认为自己身体很强壮，没事。他不知道此时的常德正是鼠疫流行最炽烈之时，肺鼠疫暴发已经20多日。

李佑生在城里转了一天，想买些货物带回来。“下午就感觉到身体不适，想出城门回家，但看到军警持枪把守，就回来绕着城墙走了一段，买了一根绳子，找到一个城墙缺口处，乘着夜色翻墙出城，沿河急走，连夜赶到家中。”

“奶奶起床给爷爷煎了两个鸡蛋，炒了一碗棉油饭，爷爷扒了几口饭，觉得口味不好，又要祖母给他倒一杯米酒来喝，便脚都懒得洗就上床睡觉了”。

李佑生兄弟二人的死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接二连三地倒下。

这就是1942年5月常德桃源县马鬃岭李家湾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当常德军政联合严防死守，想把鼠疫控制在常德城墙范围之内，不想这样一个农民的行动，把肺鼠疫带到了平静安宁的乡里。

李佑生的行为，基本上是符合当年中国农民的行为范式的。对李佑生来讲，大概一生听都没有听说过鼠疫这种病，更不可能知道会有人作为战争手段而有目的投放，李佑生的一生当然也没有打找针，见到打针自然怕，他根本不知道这一针的重要性，于是选择逃避翻墙回家，对于他来讲，回到家就安全了，家是他熟悉的、可以掌控的安全的地方。

李佑生的坟就在李宏华现在住的屋子的对面，隔着一片水塘，一片稻田。这就是他当年劳作的地方，李宏华带我们去看他的爷爷，穿过一片盛开的油菜花，一个高坡上，荒草几乎没过了坟头，土丘前面一块泛红的石质碑上书：祖考李公佑生老……后面字迹模糊了。孙子李宏华的背全驼了，还有气喘，已经爬不上爷爷的坟头了。

我是2013年在日本东京第一次认识李宏华的，他和王选一起到日本参众两院进行申诉，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并向受害者道歉赔偿。2011年，一份新的细菌战证据——《金子顺一博士论文》被发现，再次证实了日军在常德使用鼠疫菌进行攻击，83岁的李宏华作为代表被选出来远赴日本。

2015年4月我再次在他的家乡李家湾见到他，对照着实情实景，再听他说他家族的受害经过。

荣启荣的《防治湘西鼠疫报告书》里记载了这一事件：“因检疫工作未臻完善，于本年五月初蔓及桃源县属莫林乡。先是有该乡李家湾居民李佑生于五月四日在常德染疫，潜返故乡，于十日身死。因系由腺鼠疫所转成之肺鼠疫，能直接由人传人，故其探视之亲属、邻居，相继染疫死亡者共十六人。”

“此次桃源莫林乡肺鼠疫流行，所有病例，均经详细调查并施行细菌检验证实，其中有患者数人病势极重，于两三日内，肺炎症状（如咳吐血痰）未及显现即已身死，民国十年哈尔滨流行时亦曾见之”。

历史档案对李佑生进城的原因和逃避注射的细节有很多种不同的描述，有说他是去城里进货的，有的说是贩布的，对注射证是怎么买到的及怎样逃出城也有多个版本，这一次在李宏华家的采访，让一些有争议的细节得到更正。

背李佑生去诊病，又帮着穿衣办丧事的是李佑生的哥哥李耀金，于15日死亡；与李佑生第一个接触，并保持近距离关系的，是他的妻子，李宏华的奶奶，陈梅姑，19号死亡；第三批死亡的是李佑生的次子李新陔，和李耀金的妻子朱菊英、李耀金次子李宗桃，他们都是侍奉丈夫、父亲的病而死在家中的，他们都为病人擦拭过咳出来的血痰，怎么可以逃过肺鼠疫的传染？21号这天最惨，死了5个人，上午9、10点钟是李宏华爷爷的第三个儿子16岁的李惠陔，响午刚过是爷爷的已经嫁出去的女儿李春香，她是听说父母病了赶回家看望的（18号得病，20号送回夫家第八保谢家湾，死在夫家）。下午6点是李耀金的末子李元成、李耀金50多岁的姐姐李月英和74岁的姑母李玉姑。死亡一直持续到30号，一圈圈地向外围扩散：李家的隔壁邻居、回家探父母的出嫁的女儿、前来探视的亲戚，参加葬礼的亲朋。

平静的乡村姻亲联系网，因为一家之主李佑生的死亡而联动起来，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吊孝，嫁出去的女儿女婿都回来了，一大家子亲戚邻居们都聚在一起，传染变得快捷方便，更何况后来证实，李佑生带回来的是肺鼠疫——人间鼠疫，人和人通过接触、呼吸、飞沬传染。死者除李佑生之外，家庭内部传染死亡3人，如李佑生传给妻子儿子；参加护理的死亡了5人，如照顾生病的父母、丈夫等；前来探病的亲戚死亡5人，如李佑生的外嫁的女儿谢李氏，前来探父亲，带病回家，又传染至婆婆死亡。邻居向国恒家2人，也是因为前来探视帮忙。

鼠疫从一个中心暴发，然后随着姻亲的血脉线索向四方扩散，血亲越近的人感染的可能性越高，这种传播方式对于中国以宗族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从10号李佑生死到30号，李家本家、姻亲和邻居向国恒家一共死亡16人。这个名单记载于容启荣的报告书。但报告书里少了一个人，就是来自临澧县王化乡的道士。

这个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道士，在李家做法事捉鬼做到一半时，突然一阵风将祭坛上的灯齐刷刷地全部灭掉，道士被此情景吓呆，扔下祭坛逃走，回到家中，不几天也死了，他至死都认为遇到了魔力强大鬼怪，自己反被妖捉了。

现在从常德到桃源县马鬃岭李家湾非常方便，我从城里的长途汽车站，坐中巴车，11块钱，一个多小时就了马鬃岭，再步行4里，就到李家湾。这一天，李宏华老人远远地迎出了4里地等我。为了不让我们走路，他还租了一辆车。李宏华的妻子说，这两天他一直病在床上，听说我们要来，就一下从床上蹦了下来。

李家原来有5个人参与细菌战诉讼成为原告，弟弟李安谷、李安江都去世了，堂兄弟李安清和姑姑李玉仙，他们都去世了，5个幸存者只剩下了李宏华一个。

李宏华当年也得了鼠疫。和他一起发病的还有九个人。鼠疫在这里的命中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李宏华的姑姑——李佑生最小的女儿李玉仙2013年去世，活到95岁。她留下了一段口述，讲述了她们十个人生里逃生的经过：“我母亲死后的第二天，灵柩也没有出，我已哭得再没有泪水流了，我自己也病倒了，人事不醒。我丈夫陈海燕(于1962年病故）怕我死在娘屋里，一肩把我背了回去，我丈夫把我这个“死人”作活人诊，请来了老中医杨春柏，他来我们家后，将冰糖、甘草、雄黄、石灰、山茶熬成药水，先给我灌了两碗。他见仍不见效，便用一根竹竿往我鼻子里吹这种药水。倒也怪，到第三天，我真的苏醒过来了。又过了几天，便可以坐起来吃饭了，此后，我那奄奄一息的丈夫陈海燕（他后我10天发病）及我二哥李松陔等10人，都是杨春柏用这种往鼻子里吹药液的土方子治好的。后来，我们都叫杨春柏为活神仙”。

当年的马鬃岭属于地广人稀的乡村，李家湾也只有10来户人家。李家湾的死人被当地的保甲长发现，报告了县里，县里再报告到常德，25日24名防疫队员和一个排的士兵来到李家湾，发现李家已经没有人收尸了，防疫人员连忙掩埋尸体，封闭病家，就近建立隔离留观所。

民国政府的防疫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湖南省卫生处处长张维和和第六战区长官部卫生处处长陈立楷等随后前往陬市及桃源县督导防治，伯力士和防疫队到达李家湾，建立了隔离所，抢救患病的人，切断了李家湾和外界的一切联系，3个月内不准任何人出入，莫林乡一个不漏地进行疫苗注射。此时民众看到了疫病凶猛，均能比较合作地接受注射了。

李家经鼠疫沉重打击，从此人丁稀落，伯父死了，没有子嗣，李宏华被过继了过去，叔叔李惠阶，当时没有结婚，在咽气前，把李宏华的弟弟李安谷过继给了他。“我们是一个农耕之家，母亲织布，我白天看牛，晚上帮母亲踩纺车，一天下来母亲能纺2斤棉花。父亲种地，租人家的田。家里出事后，我们穷到没饭吃，办丧事欠的帐只能卖地还，仍无法偿的，李家大屋被人围住，强行将大梁拆去抵债”，李宏华说。

乌鸦症肆虐的乡村

李佑生翻墙逃疫造成桃源莫林乡肺鼠疫暴烈流行，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鼠疫是很难防住的，相对民国政府脆弱的且被战火摧残得支离破碎的防疫网，恶疫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外逃的空隙。实际上恶疫的确是在向四面八方传播，常德城近百公里范围之内，所有乡镇几乎没有一个幸免。而乡村基本上是防疫的空白区，一些地方的鼠疫流行，或者根本搞不清楚疫病的传播渠道，或者就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了鼠疫，老百姓把这种病称为“乌鸦症”、或者“乌鸦瘟”，不知道是鼠疫。鼠疫在一个地方攻城略地形成传染之后，又以此为中心再向周边扩散，于是又一个新的传染源就此形成。

从民国政府留下的防疫工作档案中，看不出当年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并积极进行了防治，防疫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县城、城镇和少数重点集中爆发的区域。鼠疫发生50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会的老人们一个个县，一个个乡镇，一个个村地走访，大至到摸清了当年的鼠疫流行路线。在他们手绘的一张常德鼠疫流行图上，从中心城常德，鼠疫向四面八方迸射出去，常德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乡镇无处不染疫。然后新的染点又形成了新的放射点，再向更远的地方迸射。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乡镇——有水陆码头、人流物流较多的繁华的地方，再从这些地方向较大的村和聚焦点传播。

如一个蜘蛛结的一张大网，大网的四周边，有次等大的蜘蛛继续结网。并不是越远的地方网结得越小，有时会反其道而行，越僻远的地方网结得越大。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蜘蛛最终织成的一张巨大的死亡之网。常德周边13个县、70个乡镇、486个村落尽皆落入这张网中。 [18]

常德鼠疫扩散图

第一圈受到鼠疫传播的是常德城周边的南坪岗乡、芦山乡、德山乡、鼎城区、河洑镇等，它们自北、东、南、西环绕在常德城一周，乡民们多以常德这个大的中心市场为生，离常德的距离不超过5公里的范围，乡民们或挑或背一天之内在常德和乡里往来易市。田里、湖里的物产要在城里经销，家族里的人多亦商亦农地过着两栖的生活，穷苦的人则城里找一份工，好一点的当学徒学门手艺，差一些的做苦力，挑水、扫街、干殡葬业，一些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事，一如现在中国的城乡生态。

德山乡茶叶岗村村民王吉大（1931年出生）母亲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去常德城里看姐姐，一到姐姐就不留她，说城里发瘟，快点回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赶紧回家，当天晚上，就四肢无力，头痛发烧。因为家里正在收稻是农忙时节，母亲强打精神做了早饭，中午不到就手脚抽筋不省人事。“我妈就这样死去了。死得好惨，口鼻流了好多血水，手和脚痛苦地卷曲着。我婶娘（已故）给我妈穿衣时费了好大劲才穿好，放进棺材时，我叔父和请的丧夫使劲板压，才把我妈的手脚弄直。我妈死时才36岁。”

母亲葬了不到两小时，37岁的父亲也抽搐死亡。接下来是4岁的弟弟吉云和2岁的妹妹冬枝，最后一家6口人只剩下王吉大和一个5岁的妹妹桂枝。 [19]

在第一圈由常德城传出的疫圈里，南坪岗乡死亡38人；芦山乡死亡218人；德山乡死亡419人；河洑死亡43人。

石公桥镇属于第二个传染圈。这个圈里是位于常德二、三十公里外的乡镇。常德地区有“十大名镇”之说。它们是石公桥、镇德桥、周士乡、河洑、蒿子港、黄土店、牛鼻滩、斗姆湖、石门桥、石板滩等，这些当年卫星一般拱卫着常德的乡镇都成了鼠疫二次传播的阶梯。

石公桥镇位于常德县城东北，与县城相距约25公里，是常德次繁华的商业中心。如今这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杂乱的中国普通的乡镇，但在水运交通时代，这里东可连洞庭湖，北可通澧水，南可达沅江，虽然貌似僻远，但一水能行武汉、上海。而本地又盛产稻米、棉花和各种水产，自然天成一座常德县东北、洞庭湖西岸的商埠。

1940年代初期，石公桥镇上大约有大小店铺和居民400余家，人口约2,000余人。据黄岳峰和王华璋老人回忆，有经营油、盐、香、砂糖、烟酒的南货铺20来家；有粮、鱼、山货、花纱行25家左右；他们的货物来自本地，销往外地；有从武汉进货的绸缎、布行10家左右；有20席以上的大酒店5、6家，此外还有猪行、屠户、理发、银铺、铁铺、赌场。剧院等生活所需，一个城市应该有的都尽有。

1942年10月，档案记载的第一例死亡者叫丁腊秀，女，42岁，住在北横街二保十甲一户，25日发病，27号死亡。11月14日第一批防疫人员赶到，距档案记载的第一例死亡已经是18天之后。16号由常德防疫部门的技术督察长施毅轩和伯力士带领的第二批人员赶到，伯力士被赋予督导一切的职责。

实际上伯力士的到达为时已晚，石公桥已经是鼠疫的领地。死人前，这条长街上开始出现死老鼠。特别是鱼店，肉店，米店，油店，酱油店，食品杂货店，当时正元堂药舖老板丁为桂和医生聂胖子说这是鼠瘟，会危及到人，把死老鼠装进撮箕里，埋到河边，在店周围撒了很多雄黄。

老人们的记忆里最早死亡的，是30岁的石冬生，就病了一天多时间。因为是暴死，人们怀疑是不是有冤家放毒仇杀，目标集中在哥哥身上，石东生结婚后没有和哥哥分家，平时两家不睦。石冬生死亡事未平，隔壁渔行张春国的妻子又发病，第二天早晨又是暴死。接着石冬生的母亲又染病死亡；死神再次交替到张春国家，他18岁的大儿子张伯君，还在读书，准备放寒假后结婚。从学校回家来，立即染病不起，也是暴死。就在全家为长子张伯君的死悲痛欲绝时，尸体还没有入殓理葬，张春国自己和女儿又同时染病，父女双双惨死。一时间张家全部死绝，尸体摆满厅堂，无人料理丧事。

张家人死绝之时，隔壁花纱行丁长发家也开始死人。丁家开始于女主人丁长发妻子鲁开英，之后，女儿丁月兰，祖母丁刘氏、管账先生魏乐远、丁长发本人、两个弟弟和弟媳，雇工鲁方新，贺第卿等人，一个接一个在一周内全部死亡。

石公桥丁家传出噩耗，丁家未过门的长媳李丽枝惶恐不安，婆婆暴死，“我自己也十分困惑，难道是我的八字太恶，过门前就克死了婆婆吗？”

李丽枝没有想到，只有她成了丁家日后惨剧的见证者和控诉者。

李丽枝的未婚夫丁旭章正在常德求学，得到家人惨死的消息，连夜跑到李丽枝家，拉上她往家里跑，一跨进门槛，李丽枝见到人世间罕见的悲惨一幕：“大厅里横躺着6具亲人的尸体，两位雇工也已是奄奄一息了。面对这悲惨的情景，我的心已碎了。想哭但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队的医生来取死者的内脏化验。我看了看公公的遗体，手脸发乌，两眼半睁。听人言，死者的眼睛睁着，只要一抹就闭上了。可谁也不敢把公公的眼睛抹一下，怕染上这可怕的瘟疫。旭章呆若木鸡，脸上胀得发紫。”

周围的人阻止丁旭章久留，他没有打预防针，很容易传染，如果行父母之孝的话，就是早早离开，留下丁家的一条根。

李丽枝说丁旭章平日里最为孝顺，听到这话，便拉未婚妻，向公公拜了三拜，匆匆逃离。“灵堂三拜成了我和丁旭章的结婚仪式，因为这天就是我俩的婚期，11月12日，农历9月24。”李丽枝说。 [20]

丁旭章自此以后成了一个一生都郁郁寡欢的人，有时不经意间会透露出对别人兄弟姐妹众多的羡慕，60年代他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1943年4月湖南省卫生处撰写的《防治常桃鼠疫工作报告》附录了一份《常德新德乡石公桥、广德乡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列出了死亡36人的名单。另据第38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说“施毅轩大队长12月3日电告，石公桥共发现疫死40余人。但60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是，整个石公桥镇死亡了1017人。

石公桥的惨剧基本上是常德城的一个迟到的复制，只不过它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传染源，向它周边的乡镇扩散：镇德桥镇（死亡329）、白鹤山乡（死亡31）、大龙站乡（死亡30人）、双桥坪乡（152）、周家店镇（死亡1537）、中河口镇（死亡21）、蒿子港镇（死亡20）、韩公渡镇（死亡347等全部染疫。于是以这些第三阶梯的疫源再向第四阶梯传染，如韩公渡镇，从周家店染疫后，从这里又传到牛鼻滩（死亡31）、）贺家山（死亡1），洲口镇（死亡139），洲口镇又成为第四阶梯的传染源，再传到文尉乡（死亡30）、鸭子港乡（死亡78）。而为这些鼠疫点之间也不是相互孤立的，实际上它们互为疫源，随着人、物的流动而互相甚至多向交叉传染。

周家店是鼠疫传播圈上第三个阶梯的典型，也是一个受害的重灾区。更多的死亡发生在洞庭湖边上的流浪渔民中。2015年4月23日，作者在周家店镇见到了83岁的向道仁，他是周家店的调查、统筹人，一见面，便用一口纯粹的常德乡音呤出一句民谣：“路上寻尸骨，湖中哭亲人。时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四野无农夫，百里少人烟。”

当年的民国政府周士乡乡公所经济干事兼兵役干事萧宋成（1912－2002）在向道仁等的调查中留下了口述，为当年的情形作证。

作为乡民事干事，萧宋成说他埋藏过无人认领的疫尸数百个，当时雇请零工，每埋1具尸体，工钱是3斗谷。乡政府没有力量拿出这么多钱粮，便向当地商家大户募捐。“向道同家派捐一百担谷，高家马老板绸缎铺光洋二百块，唐炳煌自捐光洋一百块，我自己捐光洋八十块，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十担八担谷、二三十块光洋不等，总共捐资光洋五百七十块、谷三百八十担，均用于掩埋尸体及乡丁、保卫费及一些防疫性药物”。 [21]

萧宋成不仅掩埋乡人的尸体，经他亲手掩埋的亲人竟有十二位。他的妻子染病后，半岁的小女儿还在哺乳中，母亲得病，孩子吃了母亲的奶，结果母女两人双双死去。萧宋成的表兄一家6口来周士乡捕鱼仅8个月，萧宋成借他30块大洋刚购置了渔船，结果全家6口加上一个前来依附的表弟，全部死绝；萧宋成茅草街的老表田学良一家3口，也在荒洲上染疫死亡。死后埋尸烧房都是萧处理的。

萧宋成说，当时乡公所虽尽力处理，但无奈地域广大，疫病严峻，加上还在打仗，人心惶惶，很多死难者难以顾及。据他估计，周士乡染疫死亡人数可达二千余人，以至于解放后，此地每当治水修堤时，就会挖出白骨。

关于周士乡的鼠疫死亡人数，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的统计是1,683人，为何一个僻静的水域会成为鼠疫为害的重灾区？这里主要原因可能是当年防疫力量集中于城市而无力顾及农村，致使农村成为鼠疫可以恣意横行的空白区域，但常德菌战调查者，尤其是向道仁高度怀疑当年日军向常德空投鼠疫飞机一侧打不开的盒子就扔在了这里的河叉中。这种看法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因为那个丢在洞庭湖里的盒子，究竟丢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被伯力士救活的人

他们还活着，是一个奇迹。

他们是成千鼠疫患者中的幸存者，他们说，像他们这样得了鼠疫没有死的人，在石公桥周家店这一大片区域只有9个人，而死去的人是3344人。当我前去采访时，仍然还活在世上的只有7个人。

我见到了他们中的五个，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也是一个奇迹，生命穿过了悠长岁月，停泊在最后的港湾里，一起回首曾经的惊涛骇浪。

“用细菌杀我们的事怎么能冲淡呢？”

王华璋，1922年生，今年93岁。世居石公桥乡王家桥村。

王华璋现住在常德和生源尊老院里。他向我们解释，是他自己坚持要来尊老院的，女儿因为要照顾上学的孙子，他一个人在家里，房子很大很空，住在这里大家都省心一些。

93岁的王华璋是个瘦瘦的和善的老人，行动还能自理，可能是因为中过风，说话有点拖长音。在养老院打饭的铁皮车推过过道水泥地的巨大噪音里，他说：“日本死都不认帐，安倍更硬，默克尔的风格我很赞赏”。他是想和我们讨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日本之行。

“所有的国外首相对战争的看法，我都关心，都知道，我看电视”。他掏出一个巴掌大磨损厉害的小本，上面用很小的字写着默克尔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历史问题认错的内容。他说，对他来说，细菌战，只要他还活着，就不会成为过去，因为日本人没有道过歉。

“1941年日本人在常德空投鼠疫的时候，我19岁，第二年在石公桥鼠疫大流行，我20岁了，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石公桥离常德30公里，日本飞机偏一下就到了我们这里，投了谷米、棉絮。1942年9月（农历）深秋时，石公桥出现好多死老鼠，白天天气晴朗时，它们也在街上缓慢爬行，不晓得躲人。米店鱼行里死的最多，拿撮箕撮，当时不知道是鼠疫。

我家原来住在石公桥西北公里的乡下，1942年时家里有5个兄弟，2个妹妹。读了几年私塾后，母亲安排我习商，到石公桥北横街的熊三顺绸布南货店做学徒，那一年我13岁，几年出徒后，就到同一条街上的‘大德昌’绸布店当采购先生。我虽然年轻，但不打牌不喝酒，得到老板彭偑陔的信任，我把一船船的稻谷运到长沙、武汉卖掉（一船一千多石），换钱采购上海工厂里出的哔叽（一种当时流行的高档机织布料）、纺绸运回来。老板很信任我。

10月中旬的时候，北街开始死人，那一天吃过晚饭，街上突然沸腾起来，和我们在同一街的丁长发鱼行里家里加上雇工一共11个人（一个儿子在外上学幸存下来）都死了，成为一时奇闻，街上的人都去看，我也去了。

丁老板鱼行围拢的人不少，但又不敢进屋，我也是隔门往里张望，屋里横一个竖一个倒了6－7个人，死人皮肤是黑的，眼睛都鼓出来。没有人敢去收尸。当时刮南风，一阵风吹在我身上，那种感觉特别怪，现在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反正不舒服。我赶紧回自己的店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精神不振，身上软得起不了床。大德昌的老板很厚道，让我回乡下多休息两天。我走了8里路，回到乡下自己家时，就不行了，人昏昏沉沉的，不停地口渴要喝茶，那是在高烧，左大腿根起了砣（淋巴肿大），很疼。

母亲守了我一夜，可能是她看再不想办法我就会死吧，天不亮就敲邻居的门，央求他们送我去石公桥看郎中。当时我根本不能走路，两个邻居一个叫丁来亭，一个丁进堂，就用毛竹杆梱了个架子，抬着我，我母亲小脚，在后面跟着一路小跑。快抬到石公桥时，正巧遇见了我们保里的政务干事周文善，他对我母亲说，我可能得的是鼠疫，现在县里在石公桥南的邓家庄设有医院，到那里治可能能救你儿子一命。

就这样我住进了邓家庄的隔离院，当时医院已经有很多病人，医生进进出出的。一个个子很高，50多岁的大鼻子外国人让人抽我胳膊上的血，抽出来抹在玻璃片上。大个子的外国人会讲中国话，但讲得很慢，他告诉我：‘你幸亏来得及时，迟一天就无法救活了，你得的是鼠疫’。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叫伯力士。他给我一天打三针，吃两种药丸，一种是黄色的扁圆的，一种是白色的。一个星期以后，我渐渐的有精神了。

到冬天后，死人少些了。防疫队在镇上灭鼠，打预防针，还把我们的被子衣服拿到樟树山用蒸笼蒸，我记得春节时防疫队还在石公桥，第二年3月份他们才走。

没有我母亲遇事果断，没有巧遇周文善，没有伯力士他们来石公桥防疫，我也活不到今天。73年时光如水，把很多东西都冲淡了，但用细菌杀我们的事怎么能冲淡呢？虽然年深日远，但永远也不会忘记。”

“正是成长的少年，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熊善初，1929年9月24日生，今年86岁。世居常德市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

熊善初身体很好，花白的头发，不说年龄，完全看不出已经86岁了。今年5月在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的办公室里，向我讲述他的故事。

“1942年的时候，我家8口人，三代同堂，住在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以种田为生。父亲熊大川、母亲鲁多姑都已年近六旬。大哥熊用楠31岁，嫂子陈双英30岁，二哥熊八生28岁，他们3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支撑家庭生活的顶梁柱。大哥大嫂有一对可爱的儿子，大的叫熊绍武8岁，小的叫熊绍平5岁。我是父母的么儿，时年13岁，当时家里有3亩地，又租别人8亩种，每年收成不错，家境富裕，所以能供我在石公桥小学寄宿读书，在学校吃住，不是假日不回家，当时我读到了六年级。

当年10月，大哥每天驾船去砍柴，中午在石公桥上岸吃碗面，有一天他听说鱼行丁长发家正在死人，成了镇上轰动性事件，大家都去看，他便也去看了一眼。大哥砍柴禾砍到第四、五天的时候，就病倒了，头痛高烧：后来又四肢抽搐，那病厉害得很，不到天亮他就惨死了，第二天，我得到大哥暴死的消息，从学校赶回家中，看到大哥尸体皮肤乌黑，而我的父母亲和大嫂哭得一会便昏死过去一次。

大哥死后，在村里乡亲们帮助下，埋葬在熊家桥村的坟地里，他的坟今天还在。就在我大哥丧事刚办完毕，谁知第二场悲剧又发生了：我大哥的5岁的小儿子熊绍平病倒了，接着我大哥的大儿子8岁的熊绍武也病倒了，病情与我大哥模一样：高烧、头痛、抽搐，两三天内二人相继死亡。这还没完，接下来我的二哥又以同样的症状发病了，3天后死亡。

就这样，我家在10天内被鼠疫夺去4名亲人的生命，还专挑我家的壮年人，大哥二哥整天种稻田，身体多好啊，还有两个侄儿，正是成长的少年，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我家就像天塌了一样，我的父母失去了两个儿子两个孙子，我的大嫂失去了丈夫和一对孩子，此后，大嫂被迫改嫁另找归宿。

我二哥死了之后，我父母眼看着我们家只剩我这根独苗了，深怕我也抽搐暴死，绝了后代，断了祖宗的烟火，便督促我赶快回学校去。其实他们不知道，正是石公桥镇流行的鼠疫，让我大哥得病，并把病菌带回家的，而我大哥只是去看了那么一眼。

我回学校不久就发病了，头痛、发烧，身上觉得很不舒服，食欲严重减退，吃东西乏味，但还没有发展到我两个哥哥那样四肢抽搐的程度。学校的走读生大都回家了，我们班上的另外几个寄宿生也开始发病，我们班的班主任丁介南老师就把我们送到了设在镇上的简易医院，这是常德城里的医疗防治队设立的，专门收治鼠疫患者。医院设在乡公所旁边的一个天主教堂里，医生给我抽血，一个外国医生来给我作的检查，查完了之后说病情还不算严重，治疗还来得及。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医生叫伯力士，是个外国来的鼠疫研究专家。我们几个患病的学生被医疗队隔离在学校的一间学生宿舍里，每天给我们打两次针，每天发药丸，每日服三次，接连打了7天打针后，我的病便开始好了。此时学校也全校停课了，学校直到第二年初才重新开学，开学一看班里少了不少人，那些走读的孩子得了病回到家里没有送到防治医院来治，很多都死了。和我当时―同在学校被隔离治疗的同学中还有一个女同学现在还在世，住在常德城里，她可以作证。

现在回想起来，我算是不幸者中的万幸者。令我终身痛恨的不是鼠疫这种病菌，而是撒播这种病菌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我们一家人死了4口不说，帮我家办丧事的人也被传染而死。村里不像石公桥，有防疫队，只知道死人却毫无办法，也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我是参加细菌战调查后，才知道当时全村120多户人家，有73户染疫死亡了人。”

“死人之惨，真是无法言表”

曾晓白 1940年10月11日出生，今年75岁，世居常德市周家店镇柳溪湾6组。

曾晓白在乡间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在周家店镇柳溪湾、他的家乡的瓦垱中学教了一辈子的书，直到退休，他自己是初师毕业。曾老师教初中孩子的语文和政治35年，但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向他的学生教过日军在中国、在他的家乡使用细菌战的内容，因为教材里没有写，他没有机会教。直到2000年，经日本和平人士发动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中国受害者赴日诉日本政府等一系列事件，才推动本地的乡土教材里写进了细菌战，那是一种高考不会考的辅助性历史教材，曾老师才结合自己的受害经历给学生们讲这段历史，但此时他已经退休了。

“1942年，周士乡向家榨房的向资行家发生了鼠疫，他的儿子向道华，女儿向兰英，孙女向淑兰三人染上鼠疫后仅两天就相继而亡，此后，便迅速蔓延流行到附近村寨的许多农户，我母亲的姑母胡友姑、舅奶熊再姑、表弟蔡坤生祖孙三人染上了鼠疫，不到五天时间就被中毒身亡：那时，我刚刚两岁，还没有懂事，我母亲23岁，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当时母亲带着我回周家店集镇的外婆家里，外婆家得知亲戚家发生了人瘟死了人，于是我外祖父母和母亲带着我前去吊唁。突然间，我母亲和我身体都感到不舒服，头疼、时冷时热，当时把全家人都急坏了，我祖父曾贵白急中生智，说在石公桥有医院，听说是外国医生能治这个病，于是当机立断，叫人把我和母亲送往石公桥医院，经伯力士医生检查是鼠疫感染，便连忙打针吃药，才转危为安。

我和我母亲都活了下来，真是太幸运了。我们柳溪湾这个小小的村子，当时只有489人，短短20天，就死了158人。我当时小，不懂事，后来参与调查才知道有多惨。村里的曾广达，是一个武学教头，在家里办了个武学馆，学生有来自石公桥、镇德桥、大龙站的20多个人。曾广达作为教头天天舞枪弄棒，身体是全村里最强的，可是鼠疫偏偏发生在他家。先是他的儿子曾绍生，两天之后是他老婆，再接着是他，只得病一天，就死了。就这样，人传人，户传户，村传村，只有十多天，就死了31人，年纪最大的曾广茂，70岁，最小的曾妹芝看只有2岁。不仅人死，猪、牛、狗也死。死人之快，死人之惨，真是无法言表，真正是一场空前之浩劫哪！”

“感谢伯力士医生再生之恩”

陈国建 1931年3月出生，今年84岁。世居石公桥镇周士乡瓦屋垱下陈家。

陈建国和他的妻子76岁的王凤兰，都是教师。陈建国解放前高中肄业，49年一解放就教书，后来在周士乡瓦屋垱中学当校长，一共教了41年书，妻子王凤兰中师毕业，在乡村小学里教了31年书，当了31年的校长。两个人退休后除了调查自己乡里细菌战受害情况外，就是写诗。石公桥周家店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华诗词之乡”，还有一本农民诗刊。陈建国和妻子平日里互相写诗唱和，或者为了一朵盛开的花，或者为了生活中的一些情景感发，有的也发表在那本农民诗刊上，诗让两个垂垂老矣的白发老人的生活有一些特别的情趣。问他们为什么喜欢写诗，他们回答：这里是屈原的家乡啊，屈原投的汩罗江离这里不远！

“1942年10月石公桥流行鼠疫时，我11岁。在石公桥高小读6年级，是寄宿生。石公桥一条街鼠疫先发生在北街，我们学校在南街。开始死人时我们还在上课，后来死人多了学校就放假，我就回了家。

回到家里，发现村里、家里都在死人。我的伯伯克铣的女儿卯香先得病，也就是只有2天的功夫，就死了。我和我的三个姐姐梅香、文香、桃香，叔叔克权都生了病，开始了发烧、头痛，身上起淋巴。我是家里的独苗，我父亲到了34、5岁时才生了我这一个儿子，父亲当时就急了，背起我就往石公桥镇跑，送我去医治。谁知半路上都设了卡子，石公桥作为疫区被封锁了。我父亲又背着我回来，雇请了一只小船，乘夜色沿水路把我送到了石公桥。当时石公桥小学校已改成临时医院和隔离所，我们的教室，都变成了病房，上下铺，一个教室里住着20多个人。我住的教室门口冲着一条大街，我躺在那里，看着大路上每天不停地有抬死尸的经过，有的时候同时过几组。但我们教室里的病人死的人很少，大都康复了。

我回到家，才知道，我住院后，我的三个姐姐和叔叔都死了，唉，我父亲重男轻女啊，那时候女人的命不值钱。当时也是条件太差了，我父亲送我到石公桥还是偷偷摸摸的，再送三个姐姐就不太可能了。我活了，我的三个姐姐却都没了，当时治疗不要钱，要是能送去她们一定也能活下来的，可乡下送不到镇上的医院里啊！

复学了以后，我才知道给我从颈部抽血化验、我们叫他‘俄国佬’的高鼻子医生，是伯力士。他救了我5天，我才脱离危险。我的生命是伯力士医生给的，我要感谢伯力士医生再生之恩。”

血债要偿还，漫道雄关

向道仁，1933年5月21日，今年82岁，世居常德周家店镇。

今年5月一个春日上午，在周家店向道仁的家里，见到了穿着棉袄、身体极瘦，精神还很矍铄的向道仁。他的客厅的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纸写的“寿”字，是他80岁生日时亲友的相赠。向道仁有严重的肺气肿，五月之前刚刚住了两回医院。

一见面上他便用常德乡音高高低低地呤出一首民谣：“路上寻尸骨，湖中哭亲人。时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四野无农夫，百里少人烟。”这是说他的家乡周家店被细菌战鼠疫为害的情形。他两眼放光地盯着我说，“800里洞庭湖啊，我的家乡是个真正的鱼米之乡，白银上面插竹杆，是说稻米好的像白银一样。他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撒细菌？”他的语速很快，好像急着把一切者告诉我，让我了解。一激动，就上不来气，要跑进卧室一会。原来是去吸氧，出来再接着说。

一个月后，再去常德采访，得到的是向道仁已经去世的消息。

现在翻开采访本，上面还留着他的手迹，当时因为听不真他时而铿锵，时而拖调的常德方言，便让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这是一首他做的词，词牌为《浪淘沙》：

“东亚共荣圈，换日偷天。日军空投细菌弹，杀我同胞千百万，苦不堪言；

血债要偿还，漫道雄关。世界风云多变换，同仇敌忾审恶魔，历史公鉴。”

他说这是2002年听到对日细菌战诉讼一审败诉消息时，悲愤的心情难抑，脱口而出的一首词，那一天他们一直在等从东京打来的电话，当听到败诉的消息时，他几乎“气炸了”。我问他解放前上过几年学，平时作词吗？他答道，只上过初小四年。这是平生第一次作词，因为熟悉毛主席的《浪淘沙》“大雨落幽雁，知向谁边”，就按那音韵曲牌“套了出来”。

毛泽东、湖南人的脾气，再加上屈原故里，那种倔强、火暴、不服输，心情顿挫抑郁不平则鸣的个性全都体现在他身上。

“我家里当时有父母、一个哥哥和我，过着半耕半农的生活。1942年10月我哥和我外祖父在洞庭湖里打渔，每天收获了鲜鱼后，运到石公桥鱼行里出售，我当时9岁，住在石公桥响水垱村的姨夫家里。

我哥和我外祖父可能是在石公桥鱼行卖鱼时染上了鼠疫，他俩在驾船返回捕鱼地的路上，双双死在船中。家里几天不见人归，便去寻找，才发现他们已经在船里腐烂了，于是拆下船板，就地上岸把他们草草掩埋。而我在姨夫家里并不知道消息，但鼠疫也追到了这里，就在我哥和我外祖父死亡的时候，我大姨夫的侄儿易惠清和他的弟媳也染疫，两人在同一天死亡。他俩在得病时，我帮助作了些护理的小事，死后我又帮着抚尸入棺。当天夜时，我就开始发烧，头痛，阵寒阵热。家里人怕我也会死，当夜把我往石公桥送，当时石公桥建了一所隔离医院，我被送到一所小学校改的医院里，给我治疗的是一个外国医生，后来我是在进行鼠疫受害调查，查阅当年的防疫资料时，才知道有个外国的防疫专家叫伯力士，我想就是他救活了我。经过一周的打针吃药，我奇迹般地脱离了危险，才有幸活到今天。”

从幸存者的口述当中，可以发现，当年的防疫力量只覆盖到石公桥这样的中心乡镇，防疫对扼制鼠疫挽救生命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尽管鼠疫的死亡率极高，但还是有存活的可能，条件是必须在刚发病时，及时送到有防疫力量的中心乡镇。

幸存下来的老人们的回忆，无法提供更多的石公桥防疫信息，或许是因为当年他们年龄尚小，作为一个被救治的小病人，不可能了解更多的情况，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伯力士。尽管岁月久远，但提起他，老人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相信当年在石公桥进行防疫的决非伯力士一人，但奇怪的人，老人们提到的只有这一个名字。或许是他的大鼻子的长相太特殊了，他是这些幸存者所见的第一个外国人，或许是石公桥的防疫就是围绕着他来展开的，他是最权威的专家。

但是，中国留下的有关伯力士的资料非常少，当我就此采访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系教授、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志远时，他说：“伯力士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帮助最大的外国专家，贡献绝对超过白求恩，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不知道他”。他说着转身从书架上拿下厚厚的一大部《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翻开，在里面寻找：“你看，这里面收录了白求恩，却没有收录伯力士，也没有收录中国专家陈文贵”。

我们对伯力士所知甚少，但从零星的资料里知道他在中国服务了将近40年，他是一个奥地利的犹太人，在维也纳学医。一战时在部队当军医，被俄国俘虏，在西伯利亚做苦工，1920年代逃脱来到中国的东北，一度穷困潦倒抑郁想自杀。在东北期间，正好赶上东北鼠疫大流行，当时的鼠疫防治儒家伍连德向社会招聘医务人员，他应聘很快就成为伍连德手下最器重的防疫人员。1930年伍连德到南京，为民国政府创建了中国海关的检疫部门，初创者中，就有伯力士。1937年抗战暴发，伍连德离开中国，伯力士留在中国，成为国联援华防疫团的专家。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哪里有鼠疫哪里就有伯力士的身影，浙江金华、衢州、湖南常德，日军投入鼠疫为害最厉害的地方，他都前往防疫。制定防疫规范，进行技术指导，培训防疫人员，监视鼠疫的发展，预警鼠疫的流行，救治鼠疫病人，可以说是无所不为。在这之后的1943年福建、云南滇西鼠疫大流行，他又转战到到时抗击鼠疫。1945年抗战胜利时，他在福建防治鼠疫，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他才离开中国，去了美国。后来，他在联合国卫生组织工作，是国际最权威的鼠疫防疫专家，有了在中国从南到北广大土地上30多年的防治鼠疫的经历，没有谁比他更专业的了。

“伯力士在中国的情况我们就知道的不多，到美国后的一段我们就全然不知了。他是否写有在中国的回忆录，是否对中国应对细菌战鼠疫的防疫有相关的研究和记载，是否发表过对中国鼠疫防治的论文这些都不得而知。我们听说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关于鼠疫的防治规范有很多都是伯力士写成的。我们特别想去美国寻访他的后人，其实不止是补上研究的空白，更主要的是以这种方式记住他，谢谢他，这是中国人一直欠他的”。陈致远说。

70多年来政治立场的预设，导致中国史学界对为国民政府工作的伯力士、陈文贵等专家的视而不见，从更大的方面来讲，是对发生在国统区的细菌战的漠不关心和调查研究不足。好在这一倾向已经被认识到，陈致远说他们或许会在所承担的国家“南方细菌战研究”项目里加上一项“伯力士研究”。

[1] 谭学华1972年写于劳改农场的回忆材料。

[2] 谭学华1972年写于劳改农场的回忆材料。

[3] 《常德城区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历史调查12例》，陈致远、柳毅，刊于《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2期。

[4] 《家在常德——从清末到新中国（1909—1951）》，（美）菲利斯·班南·伍德沃斯（中文名：巴玉华）著，李楠芳译。

[5] 杨志惠常德细菌战受害陈述书。

[6] 《敌机于常德首次投掷物品检验经过》，汪正宇，原载重庆医药技术专科学校《医技通讯》，1942年12月。

[7] 《战争与恶疫》，171页。

[8] 《家在常德——从清末到新中国（1909—1951）》，（美）菲利斯·班南·伍德沃斯（中文名：巴玉华）著，李楠芳译。

[9] 王诗恒，女，1920－2005。1942年作为贵阳医学院学生被派遣参加了常德防疫，事后她用英文将防疫经过写成了毕业论文，此论文被存入国民政府发黑的防疫档案中，成为一份珍贵的常德鼠疫见证资料，该论文现在于中国历史档案馆。中文翻译张华，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讲师。

[10] 《家在常德——从清末到新中国（1909-1951）》，叙事者为巴天民牧师。

[11] 《家在常德——从清末到新中国（1909-1951）》，叙事者为巴天民牧师。

[12] 常德防疫处设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藏于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

[13] 《辛巳劫难——常德细菌战纪实》。

[14] 《辛巳劫难——常德细菌战纪实》。

[15] 《辛巳劫难——常德细菌战纪实》。

[16] 《常德城区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历史调查12例》，陈致远、柳毅，刊于《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2期。
《家在常德——从清末到新中国（1909—1951）》，（美）菲利斯·班南·伍德沃斯（中文名：巴玉华）著，李楠芳译。

[17] 《伤痕——常德民众的细菌战受害记忆》，聂莉莉著。

[18] 《常德地区被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投撒鼠疫细菌后引发鼠疫大流行示意简图》，见《侵华日军细菌战十年诉讼记》。
《辛巳劫难——常德细菌战纪实》。

[19] 材料出自《伤痕——常德民众的细菌战受害记忆》及王吉大陈述书。

[20] 李丽枝口述来自《辛己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

[21] 《伤痕——常德民众的细菌战受害记忆》，聂莉莉著。

|借微光开凿隧道，只为找到那团火

——记者南香红和她的细菌战

采写：张畅

在《细菌战、王选和我》中，南香红提到了自己2005年完成《王选的八年抗战》最后一次校对的情形：

“我当即把家里所有的有关细菌战的书籍、材料整理了两大包，拖下楼，塞进了地下室。回到楼上洗了澡，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洗了一遍。在整个写书的过程中，我感觉我的手上沾满了鼠疫菌。”

这一系列具有仪式感的动作，仿佛在宣告某种告别——同细菌战这段充满了肮脏、丑恶、痛苦、血泪的历史告别，不再看，不再想，不再关心。

然而，南香红没有就此停止。她已经开始写下一本史料更详实的关于细菌战的书（暂定名《中日：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就在接受本次采访的前两天，南香红还在读日本陆军中将、浙赣会战日军第13军司令泽田茂的战时日记。泽田茂虽然曾在日军参谋总部的命令下，对中国军队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他不反对化学武器，却反对实施细菌战。

据《井本日记》记载： 1942年5月30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少将发出有关细菌战的《“大陆指”和注意传达》，这是参谋本部正式发出的实施细菌战的指示。6月15日参谋本部作战班长辻政信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讨论了细菌战。第二天，1942年6月16日，泽田茂在他的《战中日记》中记载：“辻中佐称，大本营考虑要使用石井部队，（我）陈述了反对意见却被搁置，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而且不知利与害，给我方防疫上也带来麻烦，还将牺牲山区、田园百姓，何益之有？”

“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

南香红重复了一遍，一字一顿。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如同一场魔咒，这句话将细菌战遗留至今日的巨大灾难成功地预言，不幸一语成谶。

一、“可能也是我陷进去了”

2002年，南香红在北京《南方周末》做记者，广州的编辑部给了她一个关于细菌战的选题，让她去采访王选。那时，南香红并不了解细菌战，只有一点731部队人体解剖的知识。当年9月，在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她第一次见到王选。她为这一极端残忍的战争手段感到震惊。

之后的十三年里，南香红再也没让细菌战离开过自己的视野。

十年前，她完成了她的第一本书《王选的八年抗战》。今年，她每天八点钟起床，梳理史料、整理录音、查阅资料到中午。吃一口简单的午饭，接着整理和写作，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只要没有什么必须要她去完成的要紧事，她都会在书桌前稳坐。

这次写作，对于南香红而言不同于往常，既不为了完成采访任务，也不单纯为了开启一个新鲜的话题。

谈及究竟为什么花费心血再写一本关于细菌战的书，南香红讲述了下面这些缘由：

过去的20年间，围绕细菌战的诉讼开展的调查，以及民间对战争的控诉和反思是战后唯一的、迟来的大规模的控诉。针对战争资料的解密、整理、记录和历史的修补，德国在战后便开始进行。日本则起始于50年代，完成于90年代。唯独中国，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氛围。最初由日本人发起的这场诉讼，本身就是一个机缘。没有这个机缘，细菌战问题在中国就不存在。而没有历史的反思，尤其是发于民间的、公民式的反思，就不会形成对战争的正确认识。如果中日两国之间该“友好”，还是该“仇恨”的掌控权仅仅在于国家，中国就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反战和平的力量。对日本的态度也只能停留在民族主义情绪指引下的破坏性事件。

目前，虽然国内有几本关于细菌战的书，但还是很零星和浮浅。在学术界，细菌战问题并没有形成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受害事实还没有搞清楚。在记录方面，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对20多年的围绕诉讼、调查和战争反思的记录。

南香红在采访87岁的鼠疫幸存者李宏华时，这位在湘西剿过匪，在朝鲜上甘岭守过无名高地，埋伏在身边的两个战友都被炮火炸死而他独活下来的老兵说：“战场上是国家对国家，军人对军人，枪对枪，炮对炮地打，这个没动枪也没动炮，但一死死一片，都是无辜的老百姓，这和普通的战争太不一样了。”李宏华家族和邻居在细菌战鼠疫中有16人死亡。

细菌武器攻击到底是什么的情景？会给社会和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是二战中唯一一个被大规模地进行过细菌武器攻击的国家，也是人类细菌武器最大的受害国。这个案例对于反思战争、警醒人类的意义非比寻常，类似约翰·赫西（John Hersey）在《广岛》中展现的核武器那样，这是一次工业社会的恶魔攻击农业社会，是全人类都要反思和吸取的教训，揭露、记录这段丑恶的历史，是中国受害者对人类和平的贡献。

而南香红面临的难处在于，尽管日本有很多揭露731部队、东京审判日美交易的书，但他们大多将重点放在人体实验，对于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调查和叙述基本没有，或者极少。而南香红想要做的，是展现城市、村庄、个人的故事，展现生物武器独具特征的残酷性。总之，就是把细菌战作为一场区别于常规战的战争来写。

王选为了这场“细菌战”，已经花掉二十多年的时间。毕竟，那是她的村子，她的家人中有关于细菌战的惨烈回忆，她的身上担着整个村子的希望。这场战役，对她而言，有泪和恨，也有爱和期待。更多的是，她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使命感，以及难以抛却的宿命，使她成为漩涡的中心。

南香红呢？她又是为什么被卷入这场战役？对她而言，是什么推动她一刻不停地追踪下去呢？她也问自己：“这难道也是我的宿命？”

或许是宿命，或许仅仅是作为一名职业记者，对于寻求真相的责任感，南香红盯上了这件事，盯上了就不打算让它跑掉。用她的话说，就是：“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事件，身为媒体人应该去关注。”

说完，她停顿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可能也是我陷进去了。”

南香红亲眼见过王选带着这些中国的老人们在日本奔走诉讼的场景。她知道对于老人们而言，对于王选而言，到底有多难。没有经费资助，没有翻译，舍不得花钱吃东西，样样都要靠王选来解决。因为涉及的话题敏感，如果恰逢中日友好时期，王选一行人在哪里开会，哪里就会冒出几个人驱散他们，民间组织也不能成立。到了日本接待他们的都是民间团体自发的组织，力量实在有限。他们就利用这些有限的力量，进行着以卵击石般的艰苦搏斗。

2002年，侵华日军细菌战争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一审判决原告败诉。2005年，二审败诉。2007年，终审败诉。诉讼这条路再难走通了。这期间的徘徊痛苦，南香红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包括和细菌战受害者一起到日本参众两院进行申诉，寻求政治解决。

作为一个记者，她和受害者一起思索，一起寻路：民间诉讼到底应该怎么办？战争的遗留问题究竟要怎么解决？思索之后，再一次确定了记录历史的重要性，在经历过细菌战的老人全部去世前，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时间窗口”关闭之前，加快速度把它固定下来、记录下来，不要让它成为“过去”。

2015年11月26日，就在我们采访进行的前一天，来自日本、香港、大陆、澳大利亚、荷兰等几百人的诉讼团队，准备赴日对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提起诉讼，控告安倍违反和平宪法。然而，来自中国大陆的十几名原告没有去成，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签证官将他们全部拒签。

二、一次迟到的审判

“这是一次迟到的审判，”南香红用一根手指轻敲着桌子，神情严肃，“对它的意义和认识，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突显出来的。”接着，她滔滔不绝地讲起了细菌战。

在1946年到1948年的东京审判中，细菌战的事实被日美联合的政治戏码掩盖了。事实上，美国很早就发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了细菌战，第一批占领军进入日本的时候，美国就专门派了调查官去调查。起初731部队的成员并不和他们讲实情，尤其刻意回避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于是美国的两任调查官都被蒙蔽了，没有拿到细菌战的核心证据。1946年9月，苏联军方终于撬开在押的日军原731部队，也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细菌制造部部长长川岛清、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口，证实该部队进行人体细菌实验，并大量生产细菌武器，在中国战场各地实施细菌武器攻击。 [1]

就在苏美两国就细菌战的材料展开激烈争夺的时候，日本细菌战的核心人物石井四郎，以提供“人体实验”技术资料为交换条件，要求“免责”——不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起诉，追究日本细菌战战争犯罪责任。于是在东京审判中，关于细菌战的问题说了不到10分钟。

细菌战原本就是国家的犯罪，是上至天皇下至军队的一致战争策略，而东京审判放弃的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追讨，放弃的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早已经使问题超越了民间，超越了法庭的范围，而成为国与国之间需要坐下来重新对谈的大问题，而这一问题战后从来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双方也没有机会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就在最近，王选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东京审判的材料时发现，当年的翻译大有问题。同时熟练掌握英文和日文的王选一眼就看出来，“各种有毒细菌”这一敏感词，在从日语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被偷换了概念，直接被译成了“有毒血清”（serums）。抗菌血清，在本世纪40年代以前曾用于治疗肺炎、百日咳等疾病，可用于防疫，和“细菌”的意思相去甚远。据王选了解，当时担任庭审翻译督导的是一位日裔美国人伊丹明，精通中文，本身是一名情报人员。他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翻译过程中的法律术语问题，监督翻译译得是否精准。尽管东京审判的翻译制度存在各种问题，伊丹精通中文，又具有美国陆军情报人员的背景，“细菌”与“血清”这两个语义完全不同的一般用语的混淆，按常理很难逃脱他的双眼。 [2] 这其中必有猫腻，且可以判断是国家层面的掩盖行为。

2005年夏，南香红利用了5年时间调研、撰写的将近6万字细菌战长篇报道《极罪》在《南方周末》刊出。这是《南方周末》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一名记者做专刊。南香红为了这篇报道，跟报社领导磨了一个月，最后写下书面保证。《极罪》详细地记录了1940年到1945年间，日军对中国的浙赣地区，包括宁波、衢州、金华、温州、义乌、台州、常德等地实施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南香红仿佛亲身经历过这场劫难一般，细致入微地写衢州城一带从天而降的大量含有病毒的麦粒、粟粒，写日军投放的携带病毒的跳蚤遍地，写大白天出现在居民家中的死老鼠，以及村民们不明原因的惨死。

南香红愤怒地写道：“一边是那些今天伤口仍然流淌脓血的老者，他们的人生完全陷于悲苦，还有那些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妇女和儿童、青年和老人，那些死于鼠疫的蜷曲的黑色身躯；一边却是实施这惨绝人寰的屠杀的所有战犯，安然地逃脱了他们的罪责，在芸芸众生中恬然度日。”

那些曾经以科学的名义、以造福人类的名义杀人的凶手，至今仍然在日本社会中继续产生影响，甚至身居要职。他们之中，有的成为细菌学的研究专家，站在大学的讲堂上讲授从细菌战中积累的知识。有的成为政坛上可以呼风唤雨的人。有的做起了生意。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再提起那段往事。

细菌战诉讼及调查的意义，历时越久越显示出来。过去因为掩盖，人们忽略了它的存在，也没有认识到它的残酷性。王选们为期十多年的诉讼，正是对当年逃脱了的罪犯的一次迟到的审判。尽管官司以败诉告终，但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承认、被记录、被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中国的死难者也第一次被纪念。而在王选看来，这仅仅是个开始。

三、中国人应该知道这些日本人

2011年，日本的“究明731细菌战部队实态会”会员和“NPO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理事奈须重雄，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关西分馆（京都）中发现了一本《金子顺一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是日本帝国陆军军医金子顺一的博士论文集。东京审判一结束，他就将论文提交给了东京大学。1950年，他凭借这些论文，获得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文集中的8篇有关细菌战的论文，详细记载了731部队是怎样开发和研究细菌战的实战方法，以及何时实际在中国哪些地方实施了细菌战。记录详实，资料珍贵。从金子顺一凭借在中国实施的细菌战数据和研究获得博士学位这件事不难看出，这段历史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和严肃的反思，而是成了战后731部队成员邀功进阶的工具。

奈须重雄是南香红重点采访的一个日本人。2013年，南香红从东京乘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去琦玉县越谷市采访他。东京的房子太贵，奈须重雄搬去了越谷市，但南香红还是被奈须的住处震惊了，那种房子在日本被叫做“一间轩”。一排的平板房，有点像建筑工地的板房，小到不能再小，他的家在一排的最头上。房子里外两间，都是榻榻米式的。一间房里只能放下一张一米见方的地桌，推开桌，就是晚上就寝的地方。没有空调。简单的锅灶，每天自己煮一点东西吃，这样可以省钱。房子冬天会比一般的房子温度低5度，夏天会高5度，因为建筑材料太薄了。

一个60多岁的单身男人租住的地方，简单到简陋的程度。南香红问一个月的房租是多少，奈须说，一个月是5万5千日元，加上一个停车位。而奈须每个月的退休年金是6万日元（他还不到完全退休年龄，因病，能拿到退休金的一部分）。他说，就这样也租不起了，下个月他会搬回父母的家里去住。

奈须是日本明治大学的毕业生，这样的名牌大学，在日本决不会出现生计问题，而奈须说：“当他知道了细菌战，就再也不想往上爬了”，为了调查细菌战，他一生放弃了所有体面的工作，只是在晚上在医院里做一个安全守护，为的是白天能够去查资料。

谈房子和钱的事，奈须的脸上很羞涩很矜持，而南香红也为不得不问这样的问题心里难过。环顾奈须塞满资料的内室，南香红和王选相互对视，两人都好久都没说出话来。

南香红也多次采访了东京医科大学客座教授、细菌学者中村明子，其中有一次是在浙赣线的火车上，这正是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线路，中村明子是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出庭作证的细菌学家。

中村向南香红讲述了她出庭作证的矛盾心情：起初，她对出庭作证这件事是排斥的。她的一些老师和前辈都是731部队的成员——“我就是731部队教出来的”。在日本，长幼之辈的区别非常严格，作为学生指认老师，或是作为晚辈指认长辈，在他们的观念中是不被接受的。

然而，王选的一番话打动了她。王选说：“我们不是要你为某一个人、某一派讲话，而只是让你从专业的角度进行分析，只讲事实。鼠疫本来也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自然流行，一种是投放。无论什么，我们都接受，只要是事实。” [3] 中村明子肃然起敬：王选作为法庭上的原告，面对巨大的历史伤痛，能够有这样的胸怀。

最终，她走上法庭。在她看来，战后日本在细菌学方面的飞速进步得益于战时的犯罪。日本所取得的成果，是靠中国人的血换来的。作为一名细菌学家，她的内心难以平静。

在日本，有良知的学者们和一些民间组织早已开始行动，希望能找到细菌战的确凿证据，给历史一个交代。在《极罪》中，南香红如致敬一般，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列出来：日本历史教师森正孝从1980年之后13次来到中国，自费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侵略》；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在1981年写下《恶魔的饱食》，将731部队的恶行做了详尽的讲述；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从1965年到1997年的32年中，面对强大的日本政府，要求澄清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日军暴行、侵略中国等8个历史问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生命的终结。

30多年前，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731部队，对于日本军队在国外进行的战争，日本民众了解的仅仅是政府的宣传。为了让更多的731部队成员出来说话，日本市民团体设立了731部队110热线电话，于是有更多的731部队成员站了出来。

一个出来讲话的731部队少年班成员在晚上被人用高尔夫球杆打昏，他坚持不报警，自己默默忍着；另一个人在出来说话之后不几天就死了，死因可疑。其他少年班成员就更不愿意出来说话了。

南香红觉得，这些也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为了揭露日本731部队的罪行，前NHK记者近藤昭二曾经拍过11部纪录片。他说过一句话：“不知道，也是一种罪。”于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他一生奋而追求真相。

这些反思战争的行为，正是对日本曾经的罪恶的一种反正，这些日本人，一旦发现自己的国家犯了错，就不惜代价、倾其全力去挖掘尘封于历史的真相。正是这些闪耀的个体，让横亘在国家之间的阴霾有所缓解，人们在黑暗之中看到了一点光亮。而这些，很少被介绍到中国来。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里，日本人还是“鬼子”、“小日本”。近年来，抗日“神剧”充斥屏幕，日本人被妖魔化和丑化。殊不知，我们现在面对的日本和日本人，早已改变。

四、战争创伤，抚平何易？

“中国13亿人，为什么让我一个女人承担人类最恶的事？”

“没有人发我一分钱工资，我一没单位，二没头衔，就一平头老百姓，政府有那么多单位，那么多经费，都不做凭什么要我做？”

抱怨之后的王选，是行动。

今年，王选发起了抚慰战争创伤的“治疗细菌战烂脚”公益行动。

沿着浙赣铁路——当年日军发动浙赣细菌战的路线，王选带着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细菌战问题研究会的学生，翻山越岭，跑遍了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这一调查持续了12年之久。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一个人接着一个人，王选为他们拍照、录像、录音，做口述历史。烂脚幸存者名单终于从第1个到了第900个。每个名单后面还有一串已经过世的烂脚病人的名字。 [4] 这些人的情况不容乐观，伤口难以愈合，溃烂的脚一直不好。终身未娶、孤独、贫苦和受歧视，贯穿了烂脚老人的一生。

南香红作为长期关注细菌战的记者，参与了呼吁的全过程，在《南方都市报》、腾讯网和个人朋友圈，不停地写作，报道事实，力图最大可能地引起社会的关注。2014年7月，由中国最顶尖的医学专家组成的医治行动启动。然而，单纯依靠医生免费的行为不可能将烂脚病的医治推广到每一位病人身上。于是南香红找到腾讯公益，策划发起“抚平战争创伤”100万目标的募捐项目。 [5]

这些接受救治的老人，大多已经烂了六七十年，这一次在社会捐助的支持下，住进了医院，终于从恶臭的烂脚上揭掉原来随便包裹的硬纸壳、塑料纸，并在专家运用中国最顶尖的创伤技术治疗下痊愈，一个叫傅君华的老人，治好了烂脚，他高兴地说：“70年了，我第一次穿上了袜子”。而身体伤口痊愈心灵的创伤也在恢复，孤独一生的李仲明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把衣服包在头上，瑟缩在角落里不和人说话，开始主动和人聊天，也学会笑了。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有正义感的人，或许只是人们很难对相距自己甚远的一段历史感同身受，更做不到振臂一呼、拍案而起，尤其是这段历史并不像南京大屠杀那样，以简单粗暴的血腥方式直接侵入我们的生活，切入我们久远记忆的痛处。

细菌战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它更是和种种现实问题交错在一起，盘根错节，错综复杂。

结语

谈及近两年流行的非虚构写作，南香红回忆起了自己曾经做过的“野马系列”、“三峡系列”、“北京旧城系列”和“新疆系列”特稿。作为一名国内知名的特稿写家，一位前沿的新闻业务研究者，南香红在新闻特稿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和阐发的独到见解，一向令业界和学界瞩目。而这缘于她“像老僧入定，低眉俯首，甘受新闻专业主义的驱策”（《南周》前总编江艺平语）。

南香红曾经说过：“新闻是易碎的，我力图让它变得永恒。”当我问起她究竟怎样用新闻对抗时间时，她回答说：关注新闻，不仅要关注新闻本身。新闻背后那些关乎人性、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恨、人类共通的情感和共同的价值，跨越时空让你产生了共鸣。这都是我们需要寻找的东西。

而她自己，就如同一个借着微光开凿隧道的人，只是为了找到那团火——事件的真相和人类所信奉的永恒价值。

[1] 《东京审判中的日军细菌战（1）——庭审记录中的日军细菌部队及其活动》，王选，2013年11月3日

[2] 《东京审判中的日军细菌战（1）——庭审记录中的日军细菌部队及其活动》，王选，2013年11月3日

[3] 《后辈们的反正》，《王选文集》，王选，2007年4月

[4] 《细菌战系列报道：罕见的怪病》，南香红，腾讯探针，2015年5月28日：http://view.inews.qq.com/a/NEW2015052805191505

[5] 《烂脚：裸露70年的战争创伤》，南香红，腾讯探针，2015年5月22日：http://view.inews.qq.com/a/NEW201505220522150A?refer=share_relatednews

下期预告

谷雨eMook·002

《一个赣南乡镇的百年生育故事》

藉由对作者出生地生育故事的观察和纪录，展现中国百年生育变迁。

从传统乡土社会到现代中国，生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时代的人的个体生育故事，连接起来就是一部生育史。现代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如计生、性别、宗族、空巢、留守等等问题，或许能从这个特别的角度里找到一些答案。

见微知著，追根溯源，回归乡土，回归历史深处，生命的真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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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战：鼠疫围城（谷雨eMook·001）

著者：南香红

文本整理：苏雪菲

编辑：苏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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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10月第一版

字数：31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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