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衣社 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丁三　著

北京出版社

2010年1月

制作/蓝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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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pubSTAR lite 2.6.0.21228 2013-01-15T10:29:23

目录

蓝衣杜在我们印象里就是个特务机构，但了解它形成的过程原因发现他们也是一班热血青年，为了救亡，为了革除国民党松败的弊病，然后采取一个个措施来想提高效率，这个过程被我们用“特务”这两个简单的字概括之后，典实遮蔽了大批人试图救国的努力*

Contents

主要人物简介

第一章 “复兴社”的碎片

第二章 一夕会

第三章 “你们起来呀!”

第四章 黄埔众生

第五章雪落无声

第六章八宝街之春

第七章武汉清流

第八章元旦公告

第九章复兴狂潮

第十章“第二期革命”

第十一章别动队

第十二章“新生活运动”

第十三章朝天宫

第十四章武斗

第十五章南昌大火

第十六章华北风潮

第十七章回光返照

第十八章1936年

第十九章西线惊变

第二十章安魂曲

附录“蓝衣社”大事年表

关于

版权信息

序言

　　蓝衣杜在我们印象里就是个特务机构，但了解它形成的过程原因发现他们也是一班热血青年，为了救亡，为了革除国民党松败的弊病，然后采取一个个措施来想提高效率，这个过程被我们用“特务”这两个简单的字概括之后，典实遮蔽了大批人试图救国的努力*

　　贾樟柯 著名导演

　　我还未看《走向共和》，但我却看了一部写共和之后的小说，名为《蓝衣社》……我觉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古风，是乡野古风。这本书写蓝衣社，其实写了一•部国民党的历史，背后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画面，它是一部力气之作，

　　——王安忆著名作家

　　打开《蓝衣社》，我仿佛面对着历史的残扭断简，森森的青铜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用三十余万字的篇幅讲述了几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我对作者表示由衷的敬意，作者好像是一个摆弄面团的艺人，历史在他的手下变幻无常，让人惊叹。那些让人憎恶或者是尊敬的历史人物从纸中跃出，如此丰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我面对作者从容的叙述，仅能得到的结论是一切当代史都将成为古代史，在时间的坐标中，一切终将成为云烟口

　　侯小强 盛大文学CEO

　　“（这本书）是写给向往过大时代、大成就的青年的，”一个笔名叫丁三的年轻人在《蓝衣社》后记里写到。这本无法严格归类的作品，无疑是本年度最有魅力的作品，它散发着动人的气质，作者对于蓝衣社兴起和衰亡的描述，诉说出了中国社会的秘密它可视作当代中国非虚构作品的代表作

　　许知远 著名青年作家，学者

　　很久没有读到可让人产生某种心灵震撼的新作了，《蓝衣社》却不时能让人找到那种感觉，，这不是因为它的故事，也不是因为它所描写的那个特殊年代以及那个时代的那

　　些特殊人物，而是因为作者　　一位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青年一在碎片的整理中所

　　表现出來的那种考古学式的激情，那种在一片模糊甚至已经因为过度书写而显得混乱的历史背景中能力，在这里，与其说是一种思维与精神的练习，不如说是一种劳作，一种身体的力量和身体的意志的支持：

　　—吴琼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主要人物简介

　　蒋介石 三民主义力行社社长、“蓝衣社"的最高领袖。

　　1932年丨月，他决心赞助只有六十余名成员的力行社，并将之改造为效仿德国纳粹党、意大利“黑衫党”的秘密组织。在他的支持下，力行社很快发展到成员约三百名，其下属组织有“革军会”、“革青会”和“中华复兴社”，成员更多达五十万。但与此同时，为实现自己的分而治之，他上下其手，使力行社四分五裂、内部倾轧不断。他的这些手笔，引发了贺衷寒、邓文仪等力行社首脑的暗自不满，在西安事变中，他们试图置蒋介石于死地。

　　朦杰 力行社创始人、首任书记。

　　他满腔热血而忍辱负重，兢兢业业，是力行社、“蓝衣社"历史上最没有争议的首脑。1931年7月，他甘冒杀身之祸，与未婚妻陈启坤发起了力行社；一年多以后，力行社、“蓝衣社”发展成员至万余人时，却被蒋介石免去了首任书记之职。

　　贺衷寒 力行社灵魂人物之一、第二任书记。

　　他曾是黄埔学生的政治领袖，并被视为蒋介石“接班人”的主要人选。在他的手上，力行社发起了第三级组织 “中华复兴社”，成员多达十余万。但为了避免他的坐大.蒋介石支持康泽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的别动队”，使以康泽为首的西南人势力，与贺衷寒为首的湖南人势力从此势均力敌、相互抗衡。

　　西安事变中，他成为武力解决的主要代表，试图取蒋以自代。蒋介石活着回来后，他被视为有**狼子野心”，从此毕生不得志。

　　刘健群 力行社唯一的非黄埔魁首、第三任和第五任书记长。

　　他以一介文人身份，提出“蓝衣社”构想、试图将中国法西斯化，由此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笑称为蒋介石“螟蛉子”以及另一个接班人人选。但他与力行社的其他首脑关系紧张，特别是他散发小册子《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使外界普遍认为力行社就是“蓝衣社"后，更使力行社其他首脑对他怨恨加深。为此，他曾被戴笠追杀，不得已落发为僧，隐居深山。

　　丰悌 力行社第四任书记长。

　　他是蓝衣社的“留欧派”首领，1934年夏出任力行社书记长。他任内表现平平，却卷入了一桩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刺汪案”。为避免外界误认为自己杀人灭口，蒋介石留下了他的性命，1938年10月，在“长沙大火”事件中被蒋介石冤杀。

　　邓文仪 力行社第六任书记长。

　　他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年仅27岁，却负贲军长、师长人选的荐任审核，是中华民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但在1934年夏天，却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失去了一切权力。1936年8月，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几个月后，在西安事变中，与贺衷寒一同成为武力解决派的主角。

　　郑介民 力行社特务处副处长、第七任书记长。

　　他是戴笠的主要助手，但与戴笠面和心不和。他代表了特务处中亲近力行社总社的力量。西安事变后，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但已是“看守”书记长。

　　康泽 力行社第八任书记长、“别动总队”总队长。

　　他被誉为民国罕见的“组织天才”之一，1933年夏天，他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权势熏天的別动队，被毛泽东视为毁灭瑞金的元凶之一。他也被视为蒋介石最有力的接班人之一，但不久后，他明白了自己与蒋介石只是互相利用关系。1948年5月，在襄樊他被解放军逮捕时，蒋介石以为他一定会“自杀殉国”，为此开了两次追悼会，事实上，此时的他已在西柏坡总结自己的“反动思想”、并痛骂蒋介石了。

　　戴笠 力行社特务处处长。

　　力行社、“蓝衣社”解败后，他的特务处被改组为军委会调杳统计局，即无人不知的“军统”。

　　他原先只是个不得志的街头小混混，但1931年秋天，他参与发起力行社后，开始了自己的发迹。他先是被任命为恃务处处长，两年多以后又兼并了邓文仪的“调查课”，成为民国主要的特务首脑。1936年，他控制了中国的警察系统，开始效仿希姆莱的“政治警察”制度，被称为“中国希姆莱”。更第:要的是，在西安事变中，他与力行社其他人物态度截然相反，跑到西安“殉难”，从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台湾良雄的《戴笠传》认为，没有力行社，就没有戴笠，“即使说力行社只成就了戴笠一人，亦不为过”。

第一章 “复兴社”的碎片

　　/

　　在纷纭、浩荡的变革年月中，在一个人独处的读书日子里，总有数不清的情绪和旧事，出现在自己的心间。2001年晚春到来的时候，作者和自己的未娇妻，开始了与外界相隔绝的生活。3月，我们终止了那家小小的、生意一直冷清的公司，结算账目、清理债务、封存历年遗留的商业文件……整整忙乱了近半个月。当办公室一片狼藉后，我不无苦涩地对未娇妻说，我们要过“一对住在城里的乡下人”的日子了。

　　这时候，我们几乎毫无积蓄。而“城里人”的日子非常具体，柴米油盐酱醋茶，样祥都要钱。"当乡下人"，对以后的日子，我们只能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的计划。

　　4月，我们开始租住在一套有着五个房间的公寓里。这是一处修建于80年代初的灰色宅子，已经略显旧败。交付了押金和租金，领到房门钥匙后，琐碎的日子就开始了。与此同时，平静的、读书喝茶下棋聊天的日子也开始了。此后几个月，我们不接待客人.不写信，不看电视，每个晚上都散步，采购大童的书籍。读书之外，我们每晚还必下三盘象棋，然后回到各自的卧室休息。我们从储藏间里找到了一套旧茶具，然后沿若一条大街的茶庄，精心地挑选着茶叶。唯一不让人满意的，就是她每晚都要无数次地赖棋。

　　虽然是80年代的房子，但这里的采光很好。在灰色的阳台上，我晒者太阳，同时读书。那些日子，我每两天就能读完一本书。

　　这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时光之一。但这种悠闲很快就结束了。我们面 对的，毕竟是几个月没有一点收人的日子。不久后，为节省房租，我们搬进了一个只有三间小房的小公寓。这里没有空调，社区里也没有书店、茶馆、朋友，附近没有大学。换而言之，我们所习惯的夏天一点都看不到。

　　读书、买书，却仍然坚持着。

　　我们和纷纭的外界隔绝着。但在我自己心里的情绪和往事，却不断地被激发。这一年晚春，读书喝茶之外，我还在讲述。倾听我讲述的只有未婚妻。事实上2001年的大半个夏天，我都在讲述着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个村庄就是我的出生之地。

　　我生长在福建沿海的那个小渔村边。在我与未婚妻结识的日子，那个被称作“鹤屿’的小小半岛，生活者大约三千居民。依照相对的姓氏、地形，村庄又分成“东头”、“东澳”、“西澳”这样一些自然村；以东头林姓为例，它还包括了“埕头”、“鳎下”、“埕里"、“长房里”几个宗族聚居地。宫有意味的是，每个宗族聚居地一般都以五十家为划分，是自然的认可，而不是任何行政的、外来的界限，让他们这么确定自己的亲族范围。

　　由于我的许多位密友都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师，而我也读过海德格尔的《建筑、居所、思》，所以我比较注重讲述这个村庄的建筑。村里最重要的建筑有三个，分别是村小所在的祠堂、在后山山腰上的土地庙，以及村委会所在的村民俱乐部。其中祠堂始修于1800年前后，是林姓族人扎根鹤屿的的标志，土地庙是林姓、王姓、阮姓等共同的神祗，而村民俱乐部则是纯人间的、延续至今的政权标志。这些破旧的建筑，折射了一个村庄二百余年的变迁。

　　比较次要的建筑，还有一片接一片的民居。民居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王家大厝”。这是一处三进开间、有一些精致处的老屋，包括了正厅、花厅、天井与厢房。正厅的门柱上，镌刻若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开闽第一家”，这纪念的是所有福建王姓的先祖。公元885年，是一个叫王审知的河南人，率领他的族人、部曲，使福建真正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后来他被尊封为“闽王”。

　　和土地庙一样，王家大屏也落成于1900年前后。毫无疑问，当初修建王家大厝的是一个乡绅，但在我出生以前很久，这里居住的就都是最普通的渔民了。在几十年的生息繁衍、兄弟析产后，每个家庭都只有三两间小屋。生存资源的极度匮乏，使兄弟的殴斗、妯娌的闲话，在每处小屋都能

　　见到……

　　王家大厝最低矮、朝北的两间小屋，和蒙昧、热闹的各处院落隔绝了开来。那里居住者一个村庄里最特殊的居民，他从来不介入别人的是非。他还是王家大厝原先唯一的主人，但几十年了，他赖以柄身的就是那两间小屋。

　　他叫王天容，是村庄里毛笔字写得最好，唯一上过省城大学堂的老人。同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村庄里唯一的地主，和原来“军统局”的特务。

　　谈到王天容时，一些很模糊破碎的早年记忆，在我脑海里被隐约唤醒了。许多年来，我漠忘了这个人，但事实上我对他并不陌生。对一个原本的地主、“特务”，乡村总有很多村史野话，我躭在这些闲话里长大；而在老家度过自己的幼年时，每天清晨，我也总能见到他佝偻着身子，走过几步小街到我叔父的豆腐作坊来买豆浆。

　　他和我祖父年纪相当，大约出生在1915年前后。到我记事时，他已经年近古稀了。我恍惚地记得，他的身体异常瘦小，腰弯得像一只大虾，头发一直是全白的。他又是一个非常整洁的老人，春秋两季总穿者一身浅色的乡下休闲服。在我十几岁时，父亲还对我谈起过他。父亲告诉我，他是乌石山师范学堂毕业的，那是福建最早也最著名的近代化学堂之一；在他考取该校的那一年，全县被录取的人数不过十三人。

　　二十三四岁时，王天容就回到了我们村庄所属的集镇。从此，他教书、为人写对联、当校长，是受人敬重的“天容先生”。在那个几近与世隔绝的小岛，他还经常搭乘一条乌篷船到省城，开会、买书、和形形色色的人交谈一些“国事"。土改划成分之前，他家的年收田租是250担稻谷，在凋敝的乡村，这是很大的一笔财产。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

　　但他也是乡间公认的一个“好人”。据说他从不逼交田租，有时还救助佃农；他的后半生，田土房屋被瓜分一空，却更加安分守己、处处息事宁人。他犹如一颗乡下的草籽，短暂地被风吹到城里，又被吹回，并终老于故土……

　　这样一个和善的“先生”，会是令人憎恨的特务吗？

　　他怎么也不能和我心中的特务形象联系起来。为此，这个晚上，我拨通了几个电话，询问一些他的相关情况。

　　第一个电话给了我的一个堂叔公。他长期是我们的村长，但落选为普通村民后，他对许多事物都很有牢骚。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从此非常热心地续修族谱、重修祠堂。他先是奇怪于我的电话，因为，那个村上的地主、最早的近代化先生，已经在大约十年前去世了；这样的一个任何人都想大发其财的年代，谁还会对那样的老古董感兴趣呢？

　　可能是太寂寞的原因，堂叔公耐心地告诉我，“文革”时他是民兵连长，曾无数次讯问、批斗王天容；王天容自己也交代过，他是军统局的人，他是在1936年夏天加入这个特务组织的。因此，对他的“结论"不会错。

　　堂叔公说话的口吻，既一本正经又多少有些滑稽。我不怀疑他的话。但更大的疑问却在这里产生了：众所周知，军统局是国民党“武汉抗战”时期组建的，时间应该在1938年左右；那么，王天容怎么可能在1936年加入军统？

　　我的第二个电话给了我父亲。他和王天容小有交情，应该知道更多的根底。但听完我的疑问后，父亲也只是意味深长地说，王天容娃他比较敬重的一个长辈，人品、学问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审问者要什么结果，被审者都会回答，“是的”……

　　我认同了这个说法。我点了一支烟，打算吸过烟后就去洗澡。但父亲的电话一会儿又来了。父亲语气很不肯定地说：“想起来了，王天容人的好像不直接是军统，好像是一个和军统有着很深关系的、叫‘光复会’的组织”。

　　王天容不可能加人过光复会。这个团体比他还要古老，1904年，在一个暗杀组织的基础上，后来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发起了这个成员不到三百人的秘密会社。怛它从未流传到江浙之外去，史重要的是，辛亥“光复”后它就解散了……

　　我几乎要挂掉电话了《但幸好我随口问了一句，“会不会是复兴社”？

　　父亲立即地、少见欢畅地回答我：“是的，是！天容先生自己就对我说过，谁去记得这个呀。是是，就是复兴社。”

　　复兴社，我就有隐约的印象了。大约十年前，我在福建省图书馆自学时，曾接触过一两份相关史料。史料的行文都很简短，但都提到它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并且是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后来偶尔阅读的一些传记、回忆录乃至小说，也不断印证者复兴社的这个性质：以《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为例，众多当事人纷纷谈到与“复兴社特务”的斗争；以《中囷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为例，在“1950年"一条，包括了人民中国对旧社会、旧人物的镇反。在几十万名绑上刑场的“反动分子"中，许多人的罪名就是“复兴社、三青团潜伏特务”……

　　谈到复兴社时，这些史料都只是顺带一笔。但，复兴社和“三青团"有着特殊的历史联系，它是一个“特务组织”的说法，却几乎众口一词……三青团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或是民国的教书先生，或是高中以上的在校学生，王天容接受过大学教育，后来又是一个乡村教书先生，他的加人复兴社，似乎丝毫不让人觉得意外。

　　但疑问却在这里继续扩大：既然如此，作为三青团前身的“复兴社”是怎么一回事？从字面上看，它不是一个党团，而是社团。在蒙昧的民国，城市是一个个生活的孤岛，但社团却多如牛毛，区区一个社团，怎么可能成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王天容是怎么加入复兴社的？复兴社有者怎样的秘密活动，以至被认为是一个特务组织？最后，复兴社和军统局怎么又有关系了？

　　这些疑问斑驳地缠绕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疑团。显然，复兴社是一个大有来头的组织，否则它不会和三青团、军统局发生什么关系；它又肯定是一个异常神秘的组织，对它，无论教科书、传记作品还是历史学书籍，都只是讳莫如深地提到一笔.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它。

　　2001年夏天是闲适的。既然无事可做，读一些书也是好的。当晚，我没有摆下棋盘，也没有继续讲述，而是换上宽松的睡衣，开始阅读一些民国的相关史料。我的阅读从书架上的几十本《文史资料选辑》开始。这些书是我从旧书摊上淘来的，翻阅过目录后，我就让它躲进书柜角落去蒙受灰尘。几十年来，各级政协都设立了一个“文史委员会”，编撰刊物并发表政协委员的回忆文字；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大批原国民党军政要员重新获得了社会地位，从战犯、历史罪人变成政协委员，在这个时期.他们一般都已步人风烛残年，一生的荣耀、落寞、酸是、浮沉，也就化作各个回忆文章的字句……

　　作为口述史的开端，《文史资料选辑》的众多文字，不仅是可信度很高的史料，它还隐藏着一个个昔日大人物的面貌、命运和思考。它是“历史的影集"。透过它们，众多历史细节乃至被湮没的事实、“真相”，都得以流传。

　　它也记载、流传着一个极端秘密，到今天已鲜为人知，但躯体庞大、曾经权倾一时的组织，复兴社。这个晚上，翻开第一本《选辑》，我就读到了一个原复兴社成员的回忆文章。他的名字是龙步云，所撰写的史料，标题是《中华复兴社内幕》。

　　龙步云，湖南锫贯，职业军人。在达官显贵多如牛毛的南京，他只是区区一名校官；在复兴社内，他的地位也不高，只是中层骨干。但他自称，他长期在“复兴社总社”担任组织处助理干事，因此得以与闻许多**内幕”。他先是言语确凿、如数家珍地谈到，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初，解体于1938年春夏，历时6年有余；它以“民主集权”、“书记负责"为原则，下设七个处。在书记处、组织处、宣传处、总务处之外，还设有军事处、训练处、特务处……

　　军事处？训练处？特务处？这丝毫不像一个几杯清茶、一群文人、长袍马褂，谈些问题也说点主义的“社团”。紧接着，这个复兴社骨干又谈起了自己的一群上级，那些复兴社的大人物。

　　谈到复兴社大人物时，龙步云用的字眼，有着浓厚的黑社会色彩。比如它的四个主要魁首、“四大台柱”，被称为“四大金刚”；它的魁首群体被称为“十三太保”……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丝疑惑：难进复兴社是一个黑道组织？

　　在龙蛇混杂的民国，黑社会作为一股力量，也时常登堂入室。但，龙步云很快列举了所谓“四大金刚"：在贺衷寒，邓文仪、康泽之后，它的又

　　一个“金刚”，名字是戴笠。

　　在中国现代史上，戴笠这个名字可谓振聋发聩。他参与了众多民同最重大的事件，直到今天，大最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都还有畚他的事迹和形象；他权倾民国，并且一生都和令人“闻风丧胆”、“毛骨悚然”这样的描写联系在一起……

　　复兴社，它居然包括了戴笠这样的魁首？

　　戴笠的权力根源是军统局。军统局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被视为特务政治的一个象征、一种缩影。在其短暂的历史里，它控制了无数的内外围组织。那么，复兴社是不是军统局的外围组织之一呢？

　　事实却恰恰相反。在又一份史料的开篇，一个前军统局要人写道：“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

　　也就是说，复兴社不仅是三青团的前身，它下属的一个处，更奠基了后来无处不在的军统局！一时之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厚重的历史帷幕之下，那数不清的“内幕”与真相。三青团是民国最大的青年党团，军统局是民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但它们却来自复兴社的“一分为二”！

　　关于王天容的疑感，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个深夜，我仿佛看到了一幕幕年代久远、线索贯穿的图景：在老家自幼见到的那个地主、“特务”，在他十八九岁、还是一名普通大学生时，他就加人了异常隐蔽、面貌诡异的"中华复兴社”；然后，因为三青团、军统局替代了复兴社，他也就成为三青团团员、或军统局的基层特务。在后来的年月，伴随者政权交转、时世变迁，无论他有没有参加过特务活动，他的这个阅历连同他的地主成分，使他沦为一个村庄的政治贱民，直到渐渐老去……但，这时候，比起王天容，我更感兴趣的已经是复兴社本身了。

　　就这样，这个夏天，从一个芥豆之微、•生活在我老家渔村的“老地主”开始，我走进了尘封的民国、尘封的复兴社。

　　这个晚上，我阅读了大约四五十份复兴社的史料。阅读整整进行了一个通宵，直到天色泛白，我还没有丝毫倦意。心理学有一个术语，是_体验的巔峰”，当一个人置身于前所未见的环境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忘我”的、近乎梦境的感觉，种种滋味纷至沓来，美妙、苦涩、崇高、酸是、感叹、浩荡……似乎天地在运行、时间在行进，自己也与宇宙先人水乳交融、恍若一体。这个晚上，那些零散、陈旧的资料，就让我有了这样的体验。

　　次日清晨，在草草一觉后，我来到了福建省图书馆。

　　在我的早年岁月里，福建省图书馆是有着重要痕迹的一个场所。我最暗淡、最凄寒的音年初期，就在那里度过；关于复兴社、三青团的最早记忆，也是在那里产生的。当出租车冒着小雨，把我送到新省图的门外时，一种恍若隔世的情绪，就自然地滋长出来了。我怀着一种近乎肃穆又略略酸是的情感，走进了新省图。

　　在新省图无边无际的书架边，渐渐地，关于复兴社、“蓝衣社”的旧事，犹如一幅浩大的画卷，色彩斑驳而又线条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了。此后几个月，不仅是对我老家乡下一个普通老人的命运，而且对他曾经隶属过的“蓝衣社运动”，我都产生了深刻的关切。我仿佛在和一小群才华横溢的民国青年对话，在蒙昧、破碎的民国图景上，他们先是号哭、绝望，然后，因为一些特殊的契机，他们集结了起来，发起了“蓝衣社运动"，并领导了中国的青年。最后，因为身不由己的命运变迁，他们被集体地、鲜明地钉在耻辱柱上，似乎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能轮回。我仿佛看到，其中几双满含着泪水的眼睛，一直悬挂在图书馆灰色屋顶外的天际间。他们哀伤地注视者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地堕落下去。

第二章 一夕会

　　/

　　复兴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日本。

　　1929年，东京先后迎来了三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都很年轻，全部九十人，清一色是现役军人，也全部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来到日本后，他们散布在各文武学校内，“例如早稻田、明治、陆大、士官、户山、炮兵、经理成城等”。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们目睹了一个生机勃勃、文明开化的日本。

　　明治以下，历经三代，日本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一个民众蒙昧、血腥气息浓重、军刀价值被极度强调的领主国家，包围在一种西方文明的清新里。机械、贸易、现代军队、义务教育，制造出了洋溢在空气里的自信。后来，时为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概括过这种信心：“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在西太平洋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

　　与这么一个日本相对比，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大致同时进行，但甲午战争却构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历史分野。辛亥光复后，在官吏腐畋、列强横行、鸦片泛滥、农村破产之外，中国又添上了军阀混战这个要命的毒瘤。“闹华五鬼”会聚齐全了。几十年后，一个黄埔学生这么感慨自己的东京见闻：“（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既多，政治派别亦很复杂，有共产党员，有青年党员，诚于国民党的又分西山派与汪精卫的改组派。派系间的冲突时常引起打斗之事，正反映了国家政治的混乱状况"(邓元忠，《任觉五访问》）……为抵制其他党团、派系的渗透，他们遵照南京指示，组成了“黄埔东京同学会”；他们频繁往来，有时三五个人，有时全体参加，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聚餐会。后来，毕业于黄埔四期、时为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留学生的滕杰，这样回顾自己的东京生活：“每月有政府津贴一百二十元，但只需用四十元，大部分钱都用来买书”；**读书方式很自由，听讲、指导或自由研究皆可……每天到上野图书馆读书，早去晚回，连午餐也是在图书馆地下室吃”……

　　这样的留学生涯，让滕杰久久难忘。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潮就席卷了日本，也伏笔着他们的命运转折。

　　几十年后，温斯顿•丘吉尔以政治家特有的冷静，描述了1929年的悲惨秋天：“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聚况……但在十月间，一场突发的猛烈的风潮横扫了华尔街……"

　　世界性大萧条开始了。对这股风潮的后果，丘吉尔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轻松来表述，“不过英语世界里没有人饿死"；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投向了遥远的日本：“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冲击绝不亚于对世界任何地方”（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何止是不亚于其他地方？短短几个月之后，国内市场狭窄、严重倚赖出口的日本，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约370万人失去了工作，至于八百万户自耕农，更有接近一半彻底破产了。《妇女》杂志的一篇报道，曾震撼了整个日本：为度过荒年，贫穷的山形县小西国村，将397名少女卖给妓院，成为“没有少女的村庄”；不久后，山形县官厅辩驳说，外出的妇女是397人，“但参加卖淫者仅109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小西国村之后，秋田县的玉米村、下乡村，雄胜郡的秋之宫村……也因为大批少女的沦为娼妓，而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渐渐地，卖儿救穷、“没有少女的村庄”，已经不能再激发什么关注了，举家自杀成为新的舆论热点。

　　大萧条摧残着一代日本人。后来，历史学家色川大吉谈到，“到了昭和十年也就是1935年，日本女性的平均身高仅为1米48.男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4.8岁”（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话》）。它甚至使女性的衣者也出现了倒退：由于身体太过瘦弱，许多城市妇女又脱下西式上衣和裙子,换上了和服，以遮掩自己瘦骨伶仃的小腿。

　　悄悄倒退的，又何止是身高、寿命和衣着？悄悄倒退的还有一代日本青年的思考、国家意识和社会理想。不是吗？几十年来，工厂日夜开工，港口吞吐不已，生产、贸易、繁荣，是日本人的普遍印象，但农村破产、食不果腹，朱门酒肉臭而路有冻死骨，则是大多数人活生生的日子；不是吗？过去几十年，效仿欧美、全盘西化始终是日本的主流话语，但在日本的心灵深处，锁国与开同、尊王摘夷与变法维新、保存国粹和文明进化、“泛亚洲主义”和脱亚人欧，乃至精神之“体”和器具之**用”……也始终构成它深刻的、挥之不去的精神困境。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千万日本青年无不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万恶之源，它也已经彻底破产了。日本应该寻求新的、属于自己的道路。

　　也是在这种朝不保夕、浮躁混乱的气息中，一些充满了奇思怪想、被认为是多种元素大杂烩的小册子，以油印或手抄的方式在众多大学、士官学校和基层营地迅速泛滥者。它风靡了千万日本青年，并伏笔者此后几年日本社会的急剧嬗变。

　　首先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远在1920年左右，首次油印47册、取义于著名的“赤穗四十七义士”典故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就在知识青年中悄悄流传着。曾任自民党干事长、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后来回忆说，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他从同学手上借到了这个小册子，深为向往，“连夜抄写了大部分内容"；《民族与政治》月刊发行人、毕生都在为侵略战争辩护的中谷武世也谈到，读过小册子后，他以虔诚的心情拜访了右眼失明、终生没有正当职业的北一辉，“初次见面，便为北先生的魅力深深吸引”……

　　那么，这本让众多青年如醉如痴的小册子，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篇，北一辉开宗明义，“明治维新已经半道夭折”。他说，大正以来，政党、财阀和“无为游堕”的贵族，使贫富分化日渐严重，日本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他认为，日本正渐渐走上万劫不复的道路，不仅阶级对抗异常尖锐，更重要的是，它正丧失作为一个民族的个性，比如谦逊的品质、櫻花般的审美感悟和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心。它已大致沦为拜物的、以银行家为象征的西方社会的赝品了……

　　与众多复古主义者不同，北一辉谈到，“欧美崇拜者与顽固国体论 者……都有不可救药的迷妄”。前者人云亦云、妄自菲薄，后者则认不清天下大势，不知道日本已经回不到小国寡民、闭关自守的年代了。他为此抛出了自己的主张：天皇制的社会主义。

　　北一辉说，无论资本主义还是苏俄社会主义，都是唯物论的产物，它们不仅制造、分裂者阶级，也无视心灵、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质。他为此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国家至上、阶级协调，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超然于阶级的天皇，才能代表全民，实行不偏不倚的“社会主义”；只有万世罔替的天皇，才能兼顾过去和未来、融合心灵与物质，并代言着东方的工业时代。

　　以天皇为号召者，口本将限制贵族、财阀的财产，“以一百万元为限"；日本将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私有土地以时价十万元为限”。在此之外，不仅八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和养老金制度，劳动力、公有土地和矿山，以及作为“人类知识的结晶”的机械，均将折价作为劳动者的股本。日本将成为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国家……那么，北一辉有没有意识到呢？几乎与他同时，在遥远的德国，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青年也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的诸多观点不仅异曲同工，乃至惊人相似。

　　无论如何，在千万青年者来，这样的社会图景，兼顾着传统之美和现代之强，并指向了社会公正。它有着近乎魔力的诱惑。如果说，大萧条之前，北一辉的主要崇拜者还是青年学生、边缘分子的话，那么，大萧条燦发后，它也席卷了众多基层军官，特别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35期的大岸赖好，36期的野中四郎，37期的官波三郎、村中孝次和香田清贞，38期的安藤辉三、矶部浅一，39期的末松太平……几年后，在自己的狱中日记里，因策动“二二六兵变”被判处死刑的矶部浅一写道：“《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绝对真理，是革命者的可兰经”；“先生是日本近代活者的唯一伟人……余在日本历史上的人物中姓尊敬的是楠公，但明治以来的人物中是北先生”……

　　又何止于此？也是大萧条爆发后，数以百计、无处不在的秘密团体，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在军内，是**櫻会”、国体社、建国会；在各大高校，是“日会”、“烽会”、“魂会”、“太阳会”；在社会民间，是“血盟会”、爱国勤劳党、国粹大众党、“爱乡塾”……在这当中，最有力量、也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包括120余个军内密谋组织、后来被统称为“皇道派”的青年军官群体。此后几年，以内阁高官、政党首脑和财阀为对

　　象，他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暗杀、政变与密谋活动。“昭和的动乱"开

　　幕了……

　　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之后，1931年年初，另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也风靡了日本，它象征者昭和动乱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议员松冈洋右的《动荡之满蒙》。

　　松冈洋右曾任满铁副总裁。1931年1月24日，在日本第64届帝国议会上，他发表了《动荡之满蒙》的长篇演说。他表示，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说.满洲和蒙古都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以满洲为例，直到二十年前，孙中山的共和革命还以“驱逐鞑虏"为口号……

　　这个说法，罔顾了近三百年来满族人的完全汉化，也无视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口号。更不必说，满洲居民的主体，已经是汉族人了。它完全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辞。

　　可能也自知这些说法的苍白无力，松冈洋右紧接者谈到，二十多年前，中国已失去了满蒙，是日本帮它夺回来的。他说，“十万青年流尽之鲜血、二十亿战费之付出，中国赔偿了吗"？既然没有赔偿，为什么日本不能将之据为己有呢？

　　谈到这里时，松冈洋右依旧回避了一些重大事实：日俄战争是不义的，而作为战利品，日本也已窃取了二十多年的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它付出的，为的是它得到的；它不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介入这场战争的，更不是为了什么“亚洲人的亚洲"。

　　紧接着，松冈洋右又极尽强词夺理、颠倒黑白之能事。他说，中国人野蛮、排外、毫无信义，在满洲的23万日本侨民，几乎每天都和中国人发生流血冲突；至于已归化为日本臣民、在满洲的200万朝鲜人，更不必说了，他们处处遭受中国人的欺压……他的这些说辞如此经不起推敲，以至于日本外相、著名政治家币原崧重郎很快辩驳说，在满日侨的遭遇，“多出于日侨以优越感对待中国人，对政府一味依恃……才造成了满蒙形势的不佳”（《满洲青年联盟史》）……

　　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后，松冈洋右终于说到正题了。他说，张学良已在满洲修建与南满铁路相并行的吉辽铁路，而不久前，拜访中国外长王正廷时，驻华公使重光葵也得到了明确答复，中国将实行革命外交，“依照 条约按期收回一切租借地”。他为此强调，“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我国经济也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它是我国的生命线，我们要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惧怕任何外来压力”……

　　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重光葵谈到，“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基础，是关东州（旅顺、大连）的租借地……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时候，公文上只有二十五年的短租期”（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也就是说，对日本态度渐渐强硬的张学良，完全有可能在1934年将日本驱逐出旅大港。

　　这个事实是日本历届内阁的一个心病。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它更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病灶：次日，日本三大报纸，《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都全文刊登了松冈洋右的演说词，并发评论文章；几天后，先进书局发行了《满蒙之动荡》小册子，它迅速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当年日本最杨销的书籍之一。不久，日本陆军第九师团出动了飞机，撒下数以千万计的传单，“日俄战争费用24亿，十余万孤魂命丧满洲”；当年春天，日本浪人组织“满洲青年联盟”更派遣演说团回到日本，他们会同法西斯理论家：、与北一辉恩怨纠葛的大川周明，进行了全国性的巡回演讲。几个月之内，他们共进行了135场演讲，现场听众超过十万人，至于通过广播收听者更不计其数……

　　也是在这种沸沸扬扬的声潮中，“万宝山事件”爆发了。

　　2

　　万宝山位于满洲中部，共有92户人家，1100余人，当时隶属长春县管辖。所谓“万宝山事件”，原本不过是一件山野小事：1931年4月16日，以“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为中间人，李升熏等400余名朝鲜流民租货下万宝山张家窝堡的500垧旱地。两天后，他们开始了搭建茅舍、开荒拓地的艰苦工作。

　　在郝永徳的计划里，这几千亩旱地应引水浇灌为水田，以便为与他有生意往来的日本商行提供稻米。为此，当月月底，李升熏把百余名壮劳力分作几组，分别在盛家屯、三姓儇以及河道边的马家哨口挖沟筑坝，试图

　　将伊通河水引入张家窝堡。

　　此举却激怒了当地居民。以三姓堡富农孙永清为例，他宣称引水所过之地，包括他和另外四十家农户的土地，“郝、李诸人与三姓堡四十余农户均未有任何契约”；以马家哨口村民为例，他们认为，“在伊通河垒坝截流，水大时将使上游两岸低洼民地2000余垧被淹没”。至于伊通河沿岸村屯的居民，更是群情汹涌，“伊通河是……航行运输必经之路，中间垒坝丈余，长春、农安两县运输航路将为之阻断（崔竹山，《万宝山事件始末》)……

　　5月27日，在孙永清的带领下，二百余名邻近乡农向长春市政筹备处、吉林杏政府申诉。次日，以张作相为主席的吉林省政府很快签署了处理令：“朝侨未经我当局允许，擅入该地农村，有背公约……令朝侨出境。”

　　对这个驱逐令，朝侨置若罔闻。为此，5月31日，长春县警察局长角绮亲率200余名骑警，赶赴马家哨口并召见了朝侨代表。在他们的勒逼下，当天傍晚，一名叫申永均的朝鲜侨领到底代表几百名朝鲜人，出具甘结并许诺集体回国了：“今蒙贵局长忠告劝导，始知被郝永德欺蒙，大众情愿停工，于二日内全体回长，决无迟延。倘至期有不走者，代表等甘愿领咎。空口无凭，立此甘结是实……”

　　但此时，万宝山的冲突，已惊动了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审德。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田代束德有者良好的声誉。但，在这个训练有素的年轻人看来，驱逐朝侨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日本人认为，自从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所有朝鲜人均应被视为日本臣民，“一例享有在中国租赁、昀买、经营土地房屋之自由”，而中同人对此并不承认；更重要的是，在张学良整军经武、修建吉辽战略铁路之际，田代重德认为，此举不过是满洲官厅借题发挥、试图驱赶包括朝鲜人在内的所有日本侨民的先声……

　　也是5月31日，田代重德派出两名下属及两名日警，赴万宝山“作实地之调查”。

　　6月2日，申永均等10名朝侨被押解往长春县官署。在警察的威逼下，他们作出了“受日人命令来此种稻”的口供；与此同时，在万宝山张家窝堡，田代重德的两名代表土屋波平和高桥太郎，也怂恿朝鲜人示以强硬。在他们的软硬兼施中，几百名朝鲜人再次来到马家哨口，挖沟筑坝。 对此，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周玉炳先是逮捕了始作俑者郝永德，继而，他又致函田代，在提出抗议之外，他还要求“严办其教唆主要各人犯”也就是土屋波平与高桥太郎……

　　山野纠纷躭这样演变为外交事件了。此后大半个月，对抗渐渐激烈、沸腾：6月3日，几名日警携枪来到马家哨口，以“保护”的名义教促朝鲜人继续施工；同日，鲁绮再率大批警察赶来，与日警形成了武装对峙状态。6月12日，60名日警从长舂赶来增援，并架设起了机关枪，对这个悍然举动，长春市政筹备处先后进行了五次抗议，词锋一次比一次激烈。紧接者，6月24日，几百名万宝山农民自发平沟，“连夜填埋沟渠约18丈”；次日清晨，朝侨又掘开了该处沟渠……

　　在大半个月的对峙后，伊通河汛期渐渐抵近了。7月1日，几百名忍无可忍的万宝山居民，从各处村屯纷纷赶来。他们强行填平了一段沟渠，并殴伤了几名试图制止的中国警察；次日，人群越集越多，“多有身携猎枪之民户夹杂其间”。这一天清晨，在无穷无尽的口舌争辩后，他们到底与日警进人了混殴状态。　　'

　　在乱纷纷的现场，究竟是谁开的第一枪？此后几十年，双方各执一理、聚讼纷纭。但直到此时，事态尚未一发不可收拾：在大约半小时的对射中，双方均是朝天开枪，“未有中方民户或我方警察流血伤亡之事”（《万宝山事件之真相》）……

　　但这时候，一个叫金利三的小人物出现了。

　　金利三是朝鲜人，时任《东亚日报》、《朝鲜日报》驻长春的特派员。7月2日，也就是万宝山混殴、对射当天，田代重德先是召集日本驻长春各方联席会议，决定派出五百名日警携炮增援、“断然镇压”；继而，他又召见了金利三，交给他一批通讯文稿。当天傍晚，在未经实地采访、调杳的情况下，金利三拍发急电，将这批文稿发往汉城。

　　几个小时后，为与《东亚日报》抢新闻，《朝鲜日报》也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以“号外”形式连夜刊发了这批文稿。此后几天，在朝鲜、日本各大报刊的纷纷转发之后，《朝鲜日报》更将错就锘，刊登了种种耸人听闻的消息：中国八百农民袭击朝侨，“朝侨受伤累累”；中日警察交战一小时有余；中方出动六百骑兵,“万宝山朝侨朝不保夕”；中国当局将采取

　　断然行动，“近期全面驱逐满洲朝侨”……

　　这些消息，迅速传遍了朝鲜的大街小巷，并震惊了饥饿的朝鲜。7月3日凌晨，《朝鲜日报》刊发“号外”仅仅几个小时，几十名朝鲜青年就在仁川袭击了华人理发店、饮食店，“飞石乱击，分头抢掠”；当天上午，汉城骚乱爆发了，成群结队的朝鲜居民携带石子和棍棒，“途遇华人，即施殴打”。次日，元山血案接连不断，短短几天时间，“先后被毁数十家，殴死农工11名”……

　　与这些地方相比，暴乱最烈的却是平壤。7月5日入夜时分，几千名朝鲜青年组织了起来，分队袭击，“无论男女老幼，遇之殴伤辄至必死”；“身携火种、助燃物，遇房即烧……至于指挥进退，皆用警笛，部勒颇为完备”（《国闻周报》)。在几天的暴行后，7月9日，平壤官厅统计说，“华人被殴致死者95人”；而中国方面则统计，“死105人，伤163人，生死不明者63人”……

　　—股难民潮由此形成了。在朝鲜的几万名华侨，先是躲进了中华会馆、各地领事馆；继而，在无法立足的情况下，他们又纷纷踏上了归国的路途。中国海关的报告显示，7月9日,“抵威海卫者600余众，烟台者千余众”；次日，“返回安东者达288丨人之多”。

　　与此同时，一股更大的难民潮也在形成。史料记栽，“在满洲的朝鲜农民据说一度曾达到200万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伹他们大多生活在日本政权难以到达的边远地区'万宝山事件爆发后，满洲居民开始处处袭击“二鬼子”朝鲜人，在山野、村社，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短短一个多月内，在满洲寸步难行的朝鲜人，“锐减到大约8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

　　仍然居住在长春的金利三，此时感到了空前压力。他的起居、出行都受到长春市民的严密监视，从朝鲜回同的华侨，更对这个排华风潮的始作俑者有着切齿之恨。在报刊上、在金利三住宅附近，他们哭诉、谩骂，将在朝鲜的家破人亡归罪于金利三。一些亲属抛骨朝鲜的人，更决心血债血偿、商议筹款买命。

　　金利三被吓坏了。这个可怜的、不经意地被卷人历史的小人物，经过几度权衡，终于决心在这种压力面前低头了。7月14口，在《吉长日报》,他发表了忏悔声明，“有关万宝山事件之真相歪曲，盖因余受日本领馆之

　　愚弄”　　

　　但已经来不及了。次日，他就被日本警署派出的朝鲜巡捕朴昌厦暗杀，并嫁祸给中国人。更来不及避免的是，通过郝永德、孙永清、李升熏、金利三等烦琐普通的小人物，“万宝山事件"已使满洲的动荡，到达了它的沸点。在后来的长长年月里，它都被视为“满洲事变”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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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日本民间，很流行一种对中国的看法是，中国地方很好，但中国人不行……”几十年后，当时在东京的黄埔四期生滕杰谈到：“（他们）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合理的，甚至有些日本军人竟公开发表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邓元忠，《滕杰访问》）……

　　又何止于此？后来，在《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书，《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记载了普通日本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在海关出人境处，知道他从中同来之后，一名检察官炫耀地说，“日本……是鲜花之国，不像中同。中国根本没有树”。

　　那么，对中日关系，他们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贝特兰写道，那个衣着破旧、留着小胡子、“一副营养不良样子”的中年人叹息了。他说，“怎么说呢？日本想同中国交朋友，而中国人却理解不到这一点，总是给我们找麻烦……我们只想帮助中国，他们却那样地不可信赖。很难”……

　　在鸦片、小脚女人之外，中国人蒙昧、自私、粗暴、近乎半开化，中国人无止无休地凌辱文明、友善、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乃至中国“根本没有树”……这就是日本人眼中的中国。贝特兰感叹道，在与形形色色的日本阶层交谈时，“一个他们所描述的中国即刻在我脑海里闪现：无垠的国土在乌云笼罩下一片昏暗，小鬼一样的人糜集在荒芜的平原上，个个都对日本人粗暴无礼”。

　　在这种情况下，万宝山事件引发的“膺惩请愿”、“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声潮，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众多密谋军官的蠢蠢欲动、枕戈待見，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几十年后，另一名黄埔留学生谈到，“自七月上 旬始，即有各地浪人组织、在乡革军会，以至工会及农会组织，至二重桥请愿……当此之际，中日之战似不可避免”。

　　几乎是“万宝山事件”刚刚爆发，三三两两的请愿人群，就出现在二重桥广场附近。夹杂在媒体的口诛笔伐、评论家的义正辞严中，这些人显得旗号杂乱、服色五花八门。学生、工会活动家、浪人、“在乡军人”乃至小业主和农夫……他们身份各异、贫富悬殊，却代表了日本大多数的阶层。

　　三三两两的人群，静默地或站或跪。二重桥广场是天皇的住所，可能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才能负載起七千万国民的共同决心，才能承载此后的十四年历史。日本在表达一种彻底地、永远告别过去26年平和日子的决心。

　　从这里开始，东京盛大的群众场面、全民族不惜献身的狂热情绪，后来变得越来越平常。战争扩大、将士出征、战役胜利、又一片土地的获得，都使日本一再发出狂风暴雨般的喝彩声。满洲、华北、淞沪、武汉、珍珠港、东南亚、中太平洋……在--次又一次的喝彩声中，7000万国民达到了他们做梦也不敢想象的权力顶峰3

　　这样的场面，到硫磺岛易手、大批轰炸机将东京夷为一片瓦砾，冲天的火光使整个日本散发着尸臭霉味时，不仅没有过去，反而以更极端的方式来表现。在塞班岛，日军23000人全部战死后，岛上22000名日本平民集体自杀。其中8000名妇女儿童，站立在峻峭山崖上，一边平静凄苦地唱者《君之代》，另一边成批成队地跳海自杀。

　　1944年10月25日，日出后不久，刚刚结婚的关之雄大尉带领6架飞机上天，随即撞向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轻巡洋舰；而1945年8月15日黄昏，当2519名神风特攻队员化作尸骸后，最早发明“神风特攻”战术的大西泷治郎海军大将留下遗书：“……我将以死向这些勇敢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歉意”，随后剖腹自杀。

　　从1931年7月到1945年8月，整整十四年又一个月，日本都以这样极致的悲欢、杀身的决心和《君之代》的伤感乐声，来铺垫自己的道路u这样道路的第一程，当然要从满洲开始。

　　从满洲开始。这一天，陆军军令部长南次郎在日记里写道：“一个现 实已经被制造出来了……除了内阁以外，大多数人都了解日本要满洲这个现实，都在推动这个现实，即使内阁也出现了松动，安达内相就有了足够的认识。”

　　在发往满洲的一份密电里，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将表示，“形势的变化让人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寻的机会……对满洲的行动可以开始了”！但南次郎和建川都不是主角。接到建川电报后，一名中佐急冲冲地走进会议室，他大声地说：“清谈、议论都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要紧的是行动、行动！只要几个中队，一夜之间，奉天和整个满洲，就永远归属大日本帝同了！……”

　　时间凝固于这个中佐的面容上。那么，他是不是石原莞尔呢？

　　1928年，经关东军参谋、曾策划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介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军衔中佐。对年近四旬的石原来说，这是一个多少令人恻隐的调任：由于生性张狂、傲慢，他得罪了许多人；作为陆大最优秀的毕业生、前三名的“军刀组”成员，他在东京屡受排挤、屡次被放逐。比起他的密友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他的仕途要远为坎坷。

　　但这个调任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在河本、板垣的眼里，石职是罕见的、可以引领日本未来道路的天才人物。他带到满洲去的，不仅有他被引为笑柄的种种轶事，还有一叠薄薄的手稿。

　　手稿是一批文章和计划书，是石原对未来日本的种种理论与主张。它后来被概括为“石原构想”。从“文明发展趋势”出发，石原构想的要点，包括“以日美为中心的两个文明决战”、“军国总体战”等；而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必须占领满蒙、建立日中“新关系”、改造日本并建立东亚新秩序。这几乎就是此后十余年的日本历史。

　　也是在河本、板垣的帮助下，“石原构想”首先贏得的，是两个军内密谋组织，“二叶会”与“木曜会"。

　　“二叶会"的前身，是巴登巴登集团。1921年10月，在德国温泉胜地巴登巴登，三名少佐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与被称为“永田之前无永田、永田之后无永田”的永田铁山，组成了这个小小的密谋团体。几天后，后来臭名昭著、但被认为“才能平席”的东条英机，以及另一个籍籍无名的军官鸭脚光宏也赶来参加。次年，伴随者他们的先后回国，和他们接触的

　　军官越来越多；在一家名为“二叶居”的法国料理店，他们组成了“二叶

　　会”。

　　二叶会的成员大约有20名。石原莞尔的两个密友，河本与板垣，以及日后将分道扬镰的土肥原贤二，均在其列。而经过五六年的潜伏，1927年，在日本军内俱乐部偕行社，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也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无名会”，后来改名为“木曜会”。它最重要的成员，无疑就是石原莞尔。

　　来到满洲后，在河本与板垣的帮助下，1929年5月，石原将二叶会"与“木曜会”合并而为“一夕会”。它的成员大概没有超过50人，但已经够了：永田铁山、建川美次为它提供了与高级军官的密切联系，板垣征四郎为它贏得了数以千计的基层官兵，土肥原贤二有者对满洲的深刻理解，以及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特务，河本大作则通过自己当时任职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使它与满洲的二十余万日侨休戚相关……至于为它提供侵略理论、勾勒未来蓝图的，则是那个野心勃勃、狂妄不堪、目光远大、自奉为“日莲宗”信徒的军人与思想家，时年四十岁的陆军中佐石原莞尔。

　　石原不仅是“一夕会"的战略家，也是使它深深扎根于满洲土地的组织家。几年的艰厄，不仅使他目光远大，而且作风细致。组成“一夕会”后，他依旧不满意于这个组织。在他着来，这个团体人数太少，和满洲社会、特别是中国人的隔绝也太严重，它几乎只能算是旅华军官的一个俱乐部。而他要求的组织，则是一个能完全控制满洲的政党，一个未来日占满洲政府的雏形。在他的提议和努力下，1929年秋天，以浪人组织“满洲青年联盟”为骨干，-个叫“大雄峰会”的群众组织诞生了。

　　与石原莞尔的构想一样，“大雄峰会”完全处在“一夕会"、“满洲青年联盟”的控制之下，它各地分会、各神外围组织的头目，均由“一夕会”指定人员担任。它的成员，不仅包括关东军官兵、满洲日侨，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满洲居民、“汉奸”。地方土豪、流氓无赖、官僚胥吏乃至失意军阀，一时都趋之若鹜。

　　经过惨淡经营，1931年夏天，“大雄峰会”已拥有成员数千名，未来日占满洲的政党雏形成型了，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万宝山事件"爆发前后，为进行舆论造势，一批由石原、河本亲自撰写的小册子，在本土军营、基地被悄悄散发着；与此同时，以偷袭为手段、迅速占领奉天，制造中日开战事实并经营日占满洲的绝密计划，也被制定出 来了。后来，重光葵写道，“它综称《虎卷》……是仅仅由三、四个人掌握的绝密文件”（《昭和的动乱》）。

　　1931年7月东京街头的喧嚣，不仅掩护了这些秘密行动，更使声名狼藉的政党内阁影响一落千丈。在这个新陈代谢剧烈、种种潜伏势力此起彼伏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终于要出现在历史的前台了。

　　要出现在历史前台的，又何止是石原莞尔、“一夕会”？几乎是《虎卷》刚刚形成，几十名黄埔学生按照惯例，又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与以往不同，此次聚餐，“主要讨论（万宝山）事件之前因后果与日本对华政策”；后来，一名叫干国勋的黄埔学生回忆说，“参加的人数很多，发言也很踊跃”。

　　可以想象，这是一次小规模、严肃而悲怆的集会。按照进人黄埔的期别，他们先后发言，有的忧心忡忡，有的怒发冲冠。他们一致认为，“日本必会不断制造事端，终而会大举侵略中国”；**在万宝山事件之后，他们判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即将大规模的爆发”（干国勋，《一个老兵的回忆》）……

　　那么，该怎么办呢？

　　这些黄埔学生，“大多数来自南方各省的乡间和小城市”。他们生长在传统社会的尾声，先是接受了儒学教育，继而又进人民国初年的各种近代化学堂，“曾亲身体验过传统文化的真正的价值，故有保存之意；但他们也深知其弱点而急于改革”（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他们兼得旧之善、新之美，在断裂、动荡、黑沉得看不到尽头的时世，渐渐成为热血青年了。

　　又与同时代的“书生”不同，他们打过仗、流过血，身上散发着硝烟气息c他们敢想敢做、迅捷有力，在分析过日本的人心民意、军方动态后，“（他们）便选派了滕杰和肖赞育一起，于7月下旬返回中国，就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向南京政府提出警告”（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又不止是这两个黄埔生。与他们同路回国的，还有一名叫陈启宇的留日文官。作为完成学业、回国供职的毕业生，他与滕杰另有一层私人关系，是滕杰未婚赛陈启坤的胞兄。

　　在模糊迷惘的历史尽头，在晨霁笼罩的东京码头，滕杰等三人踏上了 开往上海的“丸山号”。与陈启宇不同，滕杰、肖赞育都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他们的眼中一定也没有多少惜别之情，毕竞，他们以为再过一些日子，就能再回到日本、回到东京。

　　船渐渐地离开码头了，东京渐渐地远了。那么，他们能预感到么？此后许多年，他们将没有机会再踏上日本的土地。

　　在几天的航行后，上海、中国都近了，都到了。

　　/

　　1931年7月底，滕杰等三人在上海上岸。因为两年多没有回国，他们先是分作了两路：因家事，“肖赞育……先回湖南活动”，滕杰与陈启宇则沿京沪铁路北上，首先去如皋看望他的未婚妻陈启坤。

　　在如皋逗留了两三天后，他们前往南京，“并邀……启坤同去”（邓元忠，《滕杰访问》)。

　　从如皋到南京，不过一两天的路程，然而出现在三个青年面前的，却是一幅满目疮瘐的图景：这一年春—场空前洪水,席卷了长江、淮河流域七省205县。《中央日报》这么报道安徽灾情，“镇市荡平，田禾淹没，浮尸累累”；而对江苏灾情，《新京日报》有着更详尽的报道：“自7月4日起至12日止，大雨滂沱，酿成十六年来未有之奇灾……此种生活，诚不啻人间地狱”……

　　比起安徽、江苏，受灾最烈的却是湖北。仅仅江汉平原，这一年死于水患、饥饿、疽疫的，就不下200万人，几乎家家丧事、户户挂白。洪水过后，千万寡妇、老人、孤儿，又面对着空了的家室、荒了的田野，发芽的种子以及溺水而死的耕牛，一时哀号遍野。

　　顺长江而下的洪水，使京沪沿线“淹没田亩达百数十万……庐舍荡然，村落如海中岛屿"（《新京日报》)。虽然凄凉、悲惨的状况不比湖北，但灾患与死难也一目了然。成千上万的难民沿着铁路线延伸几百里，路上更不断有人倒毙。

　　这些景象，重重地叩击着滕杰的心。然后，南京到了。

　　南京的洪水刚刚退去，一处处积善堂、施粥站前，都有望不到尽头的难民队伍。他们艰难地蠕动者，一双双呆滞、灰蒙蒙的眼睛，似乎见不到光泽。因为担心饥民的哄抢，大部分店铺都紧闭着门板。大街小巷都充斥了死亡的气息。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知了声有气无力，鸣叫出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南京。站在街头的滕杰与陈启坤，他们的心一点点地在下沉。

　　然而，使他们近乎绝望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这一年春夏，与大洪水几乎同时，南京政权陷人了空前的动荡与分裂。

　　分裂始于“约法”之争。1930年秋天，中原大战获胜后，蒋介石频频电告天下，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他说，“两年以来，党国多故，叛变纷起"，都因为缺少一部约法；他说，“数十万将士之鲜血，战地无数人民之牺牲……（不能不）痛定思痛、惩前毖后”……

　　这些表态，语气不可谓不恳切、理由不可谓不正大。然而，对这些电文，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却面谕中央社负责人，“要等到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才能公开”。

　　不仅如此。此后几个月，胡汉民频繁引用孙中山遗训，阻挠《约法》的颁行：11月15日，他宣称孙中山晚年的《建国大纲》，“就没有提到约法两个字，而单讲宪政了”；次年1月5日，他在立法院发表演讲，“关于国民会议的一切……必须完全遵依总理的遗教”。2月24日，面对戴季陶、吴稚晖等元老的劝说，他更公然表示，“约法这件东西，寒不能为衣，饥不能为食……只于人民有害”……　　1

　　凡此种种，让蒋介石肝火大动。2月9日，他的日记记载，“见人面目，即受刺激，小人不可与共事也”。次日，他点出了胡汉民的名字，“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诚小人之尤者也"（《蒋介石日记》）。

　　2月15日，委任陈立夫为国民会议选举总干事后，蒋介石断言，“（胡汉民）以斯大林自居，而视人为托洛斯基”；十天后，因为胡汉民对舆论界公开放言，“我追随总理数十年……从未闻总理提及‘同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蒋介石勃然大怒。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之胡汉民，即昔日之鲍罗廷。余前后遇此二大奸，一生倒霉不尽”……

　　在这种情况下，2月28日，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他干脆以“设宴相邀”的名义，诱捕了胡汉民。次日，在他的威逼下，胡汉民具书辞职，并被移送到南京郊外汤山软禁。对这个怍然举动，蒋介石的解释令人哭笑不得：这一年《中国年鉴》记载，蒋介石宣称，“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使他的光荣历史不受玷污”……

　　那么，这一切仅仅因为胡汉民与蒋介石对训政、“约法"的不同理解而发生的吗？亦或，它仅仅因为胡汉民的抱残守缺、自奉为“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几天后，在广州的一次演讲里，与胡汉民沆瀣一气的孙科，却一语道破了蒋介石的用心：“蒋氏实欲于国民会议提出总统……修改约法，加入总统。”

　　换而言之，所谓“约法”，所谓国民会议，都不过是表面文章。蒋介石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总统职位。作为后起之秀，他试图以此凌驾于元老济济、老气横秋的国民党中央之上。对此，作为国民党的主要元老，胡汉民当然不会买账。

　　3月8日，胡汉民被转押至南京双龙巷，“由二十名手枪队员日夜看守”。那么，蒋介石能够想象么？此举却再次打开了反蒋潮流的闸门：几天后，南京政府文官长古应芬通电全国、辞职抗议；新任立法院院长林森弃职还乡；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出走荷兰；乃至蒋介石的盟友、一向与胡汉民交情不错的吴铁城，也几乎撂挑子不干了……后来，陈布雷回忆说，“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为讥讽口实”（《陈布雷回忆录》)。

　　又何止是政潮？5月28日，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首，反蒋联盟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了。他们宣布南京政府为“非法”，并勒令蒋介石在48小时之内下野。汪精卫、孙科、西山会议派以及刚刚吃了败仗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粜禧……纷纷加人了这个联盟。民国这个派系、权力的大杂烩，此时分裂成反蒋和拥蒋两个阵营了……

　　滕杰步人南京之际，正是内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关头。

　　“政府完全瘫痪了！”几十年后，滕杰依旧记得自己对南京的最初印象:“……时谭延阎、胡汉民、王宠惠、蔡元培、戴季陶分掌五院，冯玉祥、林森、张继、孙科、陈果夫为副。然谭延因已死，胡汉民被囚，王宠惠、林森出走，至于冯玉祥、孙科之辈，更为宁粤分裂之主谋，毋须多言也……”

　　五院形同虚设了。那么，各部呢？

　　各部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以军事为例，李济深为参谋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是时，这两个人都在广州，正口诛笔伐勒令蒋介石下野；以行政院为例.古应芬是文官长、阎锡山是内政部长、冯玉祥兼任军政部长、孙科兼任铁道部长……在区区十一个主官中，也有四个人正通电反蒋。

　　在有气无力的阴沉天穹下，高大的国民政府门楼依旧矗立者。但广漠的南京天地，似乎只剩下三个渺小的青年。不难想象，抵达南京后，滕杰与陈启坤虽“立即开展对有关人士的访问”，但几天的奔波后，他们依旧一无所获。

　　又何止于此？八月初，在南京角落的一处弄巷里，“他们综合访问所得的结果，极为失望”。后来，滕杰这么描述自己当时的感触：“国内对于即将发生的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几乎毫无准备。不仅是腐败落后，并且是四分五裂；特别是民心士气的消沉，已到了对时局的挽救完全失去信心的程度”（邓元忠，《滕杰访问》）……

　　凡此种种，让滕杰与陈启坤感到“惊讶之至”。几十年后，滕杰用“惊讶之至”概括自己的心情，但实则上，这是一种五味俱全、心神俱裂的苦涩^

　　“警告”任务迅速流产，访问毫无结果。这个夏天，滕杰事实上已经有了两个选择：是回到日本去，向“东京同学会”简单述职、而后由学长们统筹安排呢，还是留在南京，继续地等待机会，或者说是奇迹？

　　滕杰简单地选择了留下来。无论如何，与他同路回国的肖赞育还在湖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商量的余地。

　　或许，他也在等待另一个人？那个比他年长20岁、手握重权、令他感到异常亲切的军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始终认为，这个人才是时局与民族的希望。

　　这个人自然就是蒋介石。此时，他避开了暗潮汹涌的南京，正在南昌指挥着对朱、毛红军的又一次围剿，并应对着来自两广、中原乃至南京的权力挑战。

　　就这样，1931年盛夏的煎熬日子里，滕杰与陈启坤滞留在南京的某处旅社，或一个亲友的住宅，悄无声息地等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启宇 已经和他们分开了，又回到南京应酬、清议、谈笑风生的氛围里去了，而肖赞育也迟迟没有消息。在广漠的南京，他们只是孤零零的两个人。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在这无声无总、几近令人窒息的时光流逝中，所有目睹的天灾、人祸、分裂、苟且，以及不久前日本街市喧嚣的战争气息，都沉甸甸地压上心来。这是沉重的国难，是一个青年军人对复兴国家的挚诚渴望。是这些罢？是这些在这颗26岁的心灵里，剧烈激荡着、升腾者，并最终爆发而为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个人所必须的勇决。

　　史料只是简单记载，在南京等待肖赞育的日子里，“（滕杰）决心从事于建党运动，而不再返回到日本去”。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在借宿的一个小房间，滕杰先是每天借洒浇愁、浇怒。陪伴他的只有陈启坤。而几天后，陈启坤又一次醒来时，房间已被收拾得井井有条。滕杰脸色疲惫，却衣裳严整、表情肃然。他哑者嗓音说：

　　“国将亡，读书有何益？……日本必将发动大战，但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先贤圣哲，祖先之神必定护佑今日。”

　　他说：“那些贪官污吏、政客官僚，都是中华民国的蛀虫。他们都在挖总理基业、校长基业的墙角。倚赖他们抵抗日本、复兴国家，无异与虎谋皮……但只要青年能振作起来，日本就不能欺凌我们，民国就不会亡！”“我要找到同志，建立组织！”

第三章 “你们起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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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8月的暗淡日子，在南京角落的一处弄巷里，滕杰开始起草一份旨在“拯救国家"的计划。他情绪激动，似乎正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他简陋的书桌上摊若一本小册子，那就是曾引起全国哗然的《田中备忘录》。

　　几十年来，关于《田中备忘录》的真伪，史学界始终争议不已。据说,它起草于1927年7月，是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呈递给天皇的奏折。这份备忘录明确指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它言语确凿地谈到，“获得在满洲和蒙古的实际权利，是为了以此为基础，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获得这些权利，就能保证我们占有全中国的资源……就能进一步征服印度、东南亚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mn

　　这份曾强烈震撼过黄埔学生、并让滕杰心头发酸的备忘录，现在要成为事实了！想到不久前在日本处处可见的狂热侵华情绪，滕杰提笔写道：“自甲午海战以降，数十年间，日本朝野处心积虑。台湾、旅大、青岛连陷日本后，我国已无海防可言。海事已毕，陆事又开，日本蚕食计划之周密、历经几代而意志弥坚，令人不寒而栗……”

　　他的目光投向了万宝山事件，“万宝山事发后，观乎日本军情民心、朝野舆论，必以取我满洲为首选”。他强调指出，铁路对于调动、集结军队，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关东军的悍然发难，正与修建中的吉辽战略铁路有关：“（日本）决不待至铁路克成……事变不出今明二年"。

　　他为此忧心忡忡：日本军方极其重视战前的舆论工作，往往上自天皇、下至顽童，都被包围在梢心制造的战争氛围中，以求“上下同欲”。甲午战争前日本顽竟以击沉纸折船“定远”、“镇远”为游戏，即是明证。现在，对“万宝山事件”的种种涫染，难道不能理解为中日战争的征兆？

　　今天的日本，和甲午前何其相似！而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我国疲民敝”。滕杰写道：“江西赤匪作乱，一剿二剿再剿，不得戡平。赤匪之势，在其主义乎？在其组织乎？毋宁归之于民众对政府彻底的绝望。三四年来，民变年年有省省有，官吏麻木不仁，早已无视总理之民生纲要……”滕杰的计划，由此进入正题。

　　滕杰认为，造成“国疲民敝”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在地主的重租、历史遗留的烟患，以及军阀割据造成的连年内战之外，南京政权的种种施政措施，是更为深重的“人祸”。

　　几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国民党就是一个大杂烩一般的政党。它从来没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它是军阀、政客、权贵、遗老进行权力交易的俱乐部。民初近乎荒涎的混论，就是这种国民党组织的产物。后来的“新三民主义”、建军黄埔，为的就是根绝这一点，但“清党分共”后，它就不能维持它新生的激情了。

　　“清党分共”后，持枪的军阀，摇身变为国民党员；成千上万的兵痞，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的行列。大批劣绅、土豪乃至乡间流氓，把持着县政府、“乡公所”，他们拉丁派役、牵牛砸屋，无所不为。1930年《北华捷报》的一则报道，就概括了人心的向背：“仅仅一年半以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所有中国人都存在着绝望感。”

　　这个政权仅仅拥有长江下游几省，却摆出了中央政府的派头，一方面敲骨吸髄、盘剥农户，另一方面以这些民脂民膏，供养各地军阀、豪强，以至于弱干强枝、国无宁日。在财政破产的情况下，这个政权不仅不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反而纵容基层党阀加捐加税、涸泽而渔，以至于土地价格一泻千里、土地兼并异常严重。水灾、旱灾、风灾、冰雹，几乎年年有处处有；战乱、逃离、苛捐、烟毒，使广漠农村乌烟瘅气、死气沉沉……凡此种种，造成原本富庶、陈启坤所在的苏南地区，“普通民户家无三日之粮”；凡此种种，也让滕杰归结出了日本入侵前夕、民众异常漠然的 缘由。滕杰写道：“民生艰困，而豪强、群氓遍布国家……中产人家唯能以利是图，底层民众唯能淇然国事。民心冷漠，民之罪？乃权贵、豪强倒行逆施而致！……”

　　权贵、豪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毁灭掉这个国家！想到这里，滕杰的面容渐渐刚毅起来，他的眼前掠过了黄埔岁月。那是从来不需要想起、但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岁那时，前线激战的消息，不时弥漫、笼罩着学校，每天都有庆祝、动员和集会活动。对杨希悯、刘疾褒部的决战已经打响了，不时有成连成队的在校生被召往前线，也不时传回哪个熟悉学友阵亡的消息……黄埔的岁月是那么令人难忘，人一辈子能走多少路？能见多少人？但是，只有黄埔呵，怎么都是忘不了的。

　　黄埔前四期，有多少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啊！滕杰清是地记得，进人黄埔后不久，贺衷寒、潘佑强等一期学员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就吸引着他。他们向新学员介绍者孙中山遗著和戴季陶著作。与此同时，《共产主义ABC》、《唯物辩证法》等书籍，也在校内流行着。执着于观点，是黄埔的风格；终生不渝的忠诚，是黄埔最重要的传统。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这就是黄埔。

　　只有黄埔，才能让此时的滕杰，看到国家和国民党的希望。贺衷寒常说的一句话，此时更如重锤响鼓，震荡在滕杰的耳边：“革命振兴，需黄埔生开门，而让其他青年亦参加革命工作。”

　　贺衷寒大哥，潘佑强大哥、胡宗南大哥，还有那一个个长官、学长和兄弟，你们这些，在南京的、在异地的、在日本以及更遥远的海外的……你们这些令人难忘的、足以负载起一个时代沉重的国难的，你们知道吗，国家要亡了，你们起来呀！　　•

　　你们起来呀！“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邓元忠，《滕杰访问》)。

　　你们起来呀！依靠这个组织，我们整肃腐败、唤醒民众，复.兴我中华民族。

　　你们起来呀！

　　8月中旬，滕杰满含着泪花，完成了他的计划。这一天，望着字迹潦草的稿纸，以及正忙者誉写计划的陈启坤，滕杰罕见地点起了一根烟。他想，明天，“就去物色人事吧”。

　　/

　　物色人事的艰辛，大大超过了滕杰与陈启坤的预料。与一般小人物的行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打算从自己的亲友着手、渐渐建立组织。他们所寻求的第一个支持，就是陈启坤的哥哥、与睇杰一同返回中国的陈启宇。

　　但陈启宇很快让滕杰失望了。他的拒绝异常简单：他认为“滕杰的计划写得很好”，但“不赞成这个计划由他自己去推动实行”；反过来，他建议滕杰，“把计划提供给有关当局参考”。

　　这番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见解和建议，反映了一个圆熟官场习性、扎实平庸也不失可爱之处的青年官僚形象。“写得很好”，是一个中性而廉价的褒扬，是接下去“不赞成”态度的铺垫；“提供给有关当局”，则一方面确保不会违背任何法令、纪律乃至官场习性，另一方面，他也多少寄望该计划能博得上司的赏识与青睐，以进一步铺垫自己的官场道路。

　　对此，滕杰的失望溢于言表。他对陈启宇礼貌而固执地表示，“如此做，会使这个计划归于落空”。随后开始另行活动。

　　当天，滕杰坐火车前往不远处的镇江，去寻找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江苏讲政府视察员的胡轨。

　　胡轨，滕杰同乡、同学，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与陈启宇不尽相同，胡轨的拒绝，有着更复杂的心态：如果说陈启宇更多庸人的圆滑，那么，此时的胡轨，却充满了经历过大时代风暴、希望一再落空后的怀疑和失意。这是当时年轻的国民党员又一普遍心态：一方面，他们怀念过去的热血辰光，但这股怀旧情绪之下，流露更多的，却是对自己参与事业的深深质疑；•另一方面，在日子、官场、时世的巨大同化力里中，他们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偶尔也花天酒地，偶尔也争斗倾轧。他们渐渐成为一个在伤痛的清醒和机械的麻木中，去坐地分赃的官僚了……

　　胡轨的态度比陈启宇更加消极，他“根本怀疑这一计划实现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这个悲观的时世，“大家对组织理论已失去了信心”。他建议滕杰，“应先有行动，然后再谈理论”。

　　“先有行动”，什么“行动”？没有组织，又怎么行动？胡轨没有明说。

　　在两度失望后，滕杰渐渐把眼光对准了黄埔学生中的一些“大人物”，特别是原“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们。

　　“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首推其创始人、黄埔一期毕业生贺衷寒。对贺衷寒，滕杰极为熟悉，在明治大学留学期间，他们曾同屋而住一年多，“彼此友谊很深”（邓元忠，《滕杰访问》）。直到1931年春节前夕，贺衷寒才奉命回国，出任南京军委会“政治训练与宣传处”处长要职，从此音讯隔绝。

　　但此时，“（贺衷寒）因公务，常不在南京”，滕杰没能找到他。

　　另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首脑邓文仪，正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他跟随蒋介石游走、巡视着各处战场，此时主要逗留在江西。

　　这样，因为这些著名的黄埔人物都不在他的视野内，在滕杰再一次进行组织尝试时，他继续遭逢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黄埔一到六期，大约毕业了六千名学员。在离开黄埔四五年后，在激荡的时世里，作为一个新生、单纯的力量,黄埔学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分化。经历黄埔时期、北伐时代和清党阶段，此时依旧留在蒋介石阵营里的，大约有三千余人。其余千余人加入了共产党的部队，五六百人投向地方军阀，剩余的人则干脆不知下落。依靠黄埔一系起家的蒋介石，痛心于层出不穷的社争、党争与观点思想之争，在“清党”后，他干脆下达命令，“禁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加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

　　滕杰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禁令，但狂热的情绪支配者他，使他无暇理会。而其他的毕业生却不是这样。

　　接连几天，在位于黄埔路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位于三元巷附近的三军总部以及位于中山路的励志社，滕杰遍访熟识的同学、同乡。他请人吃饭、喝茶，试探者对方的口风，然后小心翼翼地提出主张。然而，收获实在太微小了。从那么多人的脸上，他看到了尚不成熟的世故、客套和瞻前顾后的患得患失。

　　那都是多么年轻的脸庞啊！

　　难道，黄埔岁月，以及被称为“黄埔精神”的那种黄埔人的特质，再也找不回来了？难道黄埔真的只是没有真正成年的人聚集时幼稚的产物？难道，步入社会、参与谋生后，它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喧嚣、离散的时世湮没？……一次又一次，在深夜的、灯火萧条的南京街头，滕杰陷人了深深的苦涩与失钽。

　　十余天过去了。

　　/

　　“两个人，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直到当月月底，在南京角落的那条弄巷里，滕杰和陈启坤依旧孤独地对坐者。他们是浩淼民国的一条小船，离东京远了，与南京隔绝着，甚至一路回来的肖赞育，此时也毫无音讯。

　　落寞与消沉，正笼罩着他们的小屋。后来，滕杰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感触：“我们好像是在用竹篮子打水。我也不禁开始怀疑计划的可能性了。”

　　在无边无际的破碎与荒凉中，南京越来越暗淡了。但以这片混沌模糊的底色为背景，滕杰近乎绝望的面容，以及他仍然闪烁者微茫希望的眼睛，却显得越来越清晰。

　　滕杰，1905年1月生，江苏阜宁县阔港庄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并立的家庭，“是该庄内三家地主之一”（邓元忠，《滕杰访问》)。从七岁到十二岁，他在家研读古书，由三家共聘的一位私垫先生教授。

　　几年后，毗邻阜宁的南通，不仅出现了近代化学堂，还出现了教会学校。在读完三年小学后，15岁的滕杰乘着一条木船由大运河南下，来到张謇的故乡、"文风很盛”的南通，并考人美国教会所办的英化职业学校。

　　这是长江流域大多数富家子弟共有的阅历。在英化学校，少年滕杰显得聪明而刻苦，几十年后，他的一个晚辈记载说，“此校为四年制，而滕杰在三年内即将其课程念完"；但比起这种世俗性的赞誉，更重要的却是时代风潮的影响。滕杰后来回忆，“在南通时……已研读三民主义，向往中

　　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或许，正是这种研读、“向往”，使他不久后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并使他在1923年解散了这所学校？

　　1923年，“反军阀”、“反列强”的风潮卷起了，一小群上海学生来到南通，游说滕杰等人起而罢课。起初，“滕杰认为学校并无不是之处而拒之”。但很快，他被说动了，并表现出超乎寻常学运的气概，“决定解散该校”（邓元忠，《滕杰访问》)。

　　当时正值暑假，百余名学生大多已经返乡。在空荡荡的校园里，滕杰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名义，连夜在一台油印机上印刷出百余封信函，要求全体学生返校开会，“竟无人缺席'在学生大会上，滕杰要求所有学生集体退学，而他，“(将）留在南通待分配同学人其他学校后……再寻出路”。

　　经过讨论、表决，百余人果真集体退学了，“职校因而解散”。在大多数学生三五成群地离开职校后，滕杰前往上海，并考人孙中山、于右任等创办的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它与黄埔军校几乎同时创办，被称为“（孙中山）先生文武并重之举”。它的校址在乍浦镇（今属浙江平湖管辖〉青云路，“校内共产党的势力很大"。以滕杰所在的社会学系为例，其系主任即是早期共产党领袖施存统；以学生领袖为例，它更包括了刘少奇、王稼祥、饶漱石等后来名重一时的共产党人。

　　进人上海大学后，滕杰很快加人了国民党。次年，黄埔军校在沪秘密招生，“乃投考黄埔.编入第四期步科学兵七队”。

　　在黄埔的日子，种种观点、思潮与“主义”之争，层出不穷地出现在滕杰眼前。那是贺衷寒创办的孙文主义学会与蒋先云执掌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纷争；那是戴季陶著作与《共产党宣言》、《唯物辩证法》的激辩。它更渐渐演变为烟波诡异的廖仲恺遇刺案、“中山舰事件”及此后的“整理党务案”……晚年滕杰回忆，在贺衷寒与蒋先云等人的对峙中，他与胡轨并未加入任何一方，却**暗助孙文主义学会”，由此结识贺衷寒。或许，与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的密切交往，正是他日后创始力行社的重大伏笔？

　　更重大的伏笔，则发生在1929年，他被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后。

　　如前所述，在明治大学期间，“读书方式很自由，听讲、指导或自由研究皆可”；滕杰选择了自由研究。每天清晨，他都步行到藏书三十万册的上野图书馆读书，“早去晚回，连午餐也是在图书馆地下室吃”。他研究的主要课题，是政党政治。

　　在几个月的阅读后，对大部分的口文政党学书籍.滕杰感到很不满意，44认为一般对政党的讨论，只者重在制度与结构上，而鲜有对政党精神的建设、对其成长的推动力作深刻探讨者”（邓元忠，《滕杰访问》）。为此，他划分了三个专题，开始搜集资料，“此三题为主义建设、组织建设与活动建设（策略部分）"。几十年后，一个历史学者评价说，“在日本对政党学研究的成就，与他以后建议并组织筹划力行社（蓝衣社）有直接关系”。

　　又何止于此？不久后，由滕杰创始的力行社，不就以“主义建设”、“组织建设”与“活动建设”为纲目，而进行扩张的吗？后来力行社、复兴社的渐行渐远，土崩瓦解，不也是忽视了“精神建设”的结果吗？它让人叹息着历史近乎神秘的因果链。

　　另一个重大伏笔，则与石原莞尔、“一夕会”有关。

　　远在1929年前后，东京的黄埔留学生，就风闻了众多密谋团体的存在；“万宝山事件”爆发后，在“一夕会”的遥控下，一些小册子更在几个军校被秘密散发着。以滕杰后来的力行社同僚、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的周复为例，他就拿到过包括《天剑党纲领》、《整肃陆军意见书》在内的传单。

　　这些传单、小册子，不可能不引起滕杰的注意。“一夕会”产生于对政府的极端绝望，并以改造国家为出发点；它以密谋军官为主体，强调“无声无息”、极端秘密；它的外围组织，包括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并表现为同心圆的结构……凡此种种，不就是后来力行社、复兴社的样板吗？

　　在此之外，他身处“黄埔同学会”的严密组织中，他与众多黄埔学生领袖都有着异乎寻常的交情，他面对着国家危亡、山河破碎的前景，他并且有着“吾辈不出如苍生何”的情怀……在貌似偶然的伏笔，内忧外患的大时代，在所有要素都具备的情况下，这个夏天，他的筹备密谋团体、“旨在拯救国家”，又有什么好让人意外的呢？……

　　尽管如此，在那个动荡的时世，在一处处街头、巷角、密室乃至集会, 无数青年都筹谋着成立各种各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昙花一现，甚至胎死腹中。如果没有滕杰的执着与坚韧，后来权倾民国的力行社、复兴社、“蓝衣社"会不会出现？

　　如果没有滕杰的未婚妻，那个叫陈启坤的姑娘，力行社会不会胎死腹中？

　　比起隐藏在民国深处的滕杰，陈启坤的面貌更显单薄。对她，唯一可以猜测的，就是她早年也就读于南通“英化职校”，由此得以结识滕杰。此外，她与兄长陈启宇都有较高的学历，他们应当出身在一个中产以上的人家，早年是受到父母珍视、兄长宠爱的。

　　这是当年知识女性的普遍背景。在那个年月，众多女性都短暂地参与了时代风潮，但也以更快的速度，开始相夫教子、担任贤妻良母的生活。如果陈启坤不是力行社创始人滕杰的未婚妻，甚至，如果她不是力行社构想的“赞助第一人”的话，她将是一个被时光早早湮没的女性。何况，她华年早逝、未留子息，当坟头初初长出青单的时候，在这个广漠的世界上，除了滕杰、家人，已经不会有什么人再念想她了。

　　但陈启坤却始终纯洁、年轻地活在力行社乃至蓝衣社的历史里。她能够让人无端地猜测，这是一个“时时微笑”、沉静然而勇决大方的女性，是一个能让人超越蓝衣社的是非毁誉、去单独看待她的女性。

　　陈启坤不仅是“赞助滕杰主张之第一人”，并且，她还是力行社构想的“监护人”。这一年夏天，在蒙昧的南京，经过十几天的失意艰涩、处处碰壁后，滕杰产生了放弃“建党”、回日本去述职的念头，但陈启坤却坚守着这个计划。她让滕杰“再试试”。

　　她与生俱来的纯洁与激情，使她执着地、没有反顾地，要以自己年轻的身躯、生命与热忱，去扣启力行社的森严大门。

　　然后，这个姑娘的祈望落实了，转机出现了。

第四章 黄埔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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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扩情，1894年12月生，四川威远人。在土地兼并极为严重的四川，他出身于一个异常贫寒的佃农家庭。艰难的求学之路，伴随了他的青年时代：他一度考入北平朝阳大学，一年后即因“伙食不继”而辍学；回到家乡后，因为通晓文墨，他担任一个偏远乡镇的民团教练，但仍然一贫如洗；后来辗转考入黄埔军校，直到30岁，才从黄埔一期毕业。

　　在聚集大批毛头小伙的黄埔，已成家立业的曾扩情，显得多少有些刺眼。但他为人温厚敦和，爱护同学、颇有长兄之风，因而得到黄埔学生的爱重，被尊称为“扩大哥”。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不动声色的发迹：1926年，他被蒋介石指定筹备“黄埔同学会”；几个月后，作为唯一一个学生代表，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兵进南京后，曾扩情的官场轨迹史加圆熟顺当：为团结因政争、“清党”而分裂的黄埔学生，他被任命为中央党部秘书、党部军人部主任秘书；他并兼任黄埔同学会主任秘书，实际主持了黄埔同学会。

　　正是这个貌似轻描淡写的“兼职”，使曾扩情不仅是亲切温和的“扩大哥"，他还成为早期黄埔最有权势的毕业生之一。几十年后，他这样概括黄埔同学会的权限：“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下……同学会不仅对同学有任命罢免之权，而且有生杀予夺之权。”

　　短短六七年时间，那个昔日四川乡下的穷汉，不仅置办了公馆、汽车，还娶了几房妻妾、生了一群儿女。他大腹便便、案牍奔波，似乎和寻常官僚没有什么两样。他似乎已湮灭进南京昏聩的官僚众生中了。

　　但在骨子里，他从四川乡下带出来的、那种恍若泥土的个性和气质，却一直没有被消磨掉。他野心不大、才能不显，善于倾听、乐于助人，容易谅解、让人放心。这样一个人，注定不会成为一个群体的领袖，却往往会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发挥作用。

　　这是一个在群体崛起时不可或缺的人物。这样的人，往往会倚赖自己的品性，以及长期经营而来的信任与声誉，为一个群体搭好舞台，而后相对沉闷地退居舞台的边缘，继续纽带、润滑这个群体，扮演不太重要又缺其不可的角色。

　　在力行社崛起之初，曾扩情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这一天，已经走投无路的滕杰，终于走进曾扩情位于南京中山路的办公室。他多少抱着碰运气的心态而来：虽说是“同学”，但一个四期生，一个一期生，一个江苏人，一个四川人，哪里攀得上什么交情？又何况，曾扩情主持的黄埔同学会，其主要任务就是监视、禁绝黄埔学生“私自参加政治活动”。

　　曾扩情热情地接待了滕杰。寒暄后，两人从“黄埔东京同学会”谈起，话题渐至贺衷寒、邓文仪诸人。在叙谈中，不时有电话、访客打断者他们，但显而易见，这一天清晨，滕杰给曾扩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正因此，当膝杰邀约曾扩情共进晚餐时，曾扩情爽快地答应了。

　　这个晚上，在曾扩情时常出人的蜀陕饭店，滕杰谈起了“万宝山事件”、他的受命“警告政府”。他说，大战近在眼前，“敢问扩大哥，政府何人可当此重责”？

　　他说，今天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大染缸，“你看那浙江的陈家、广东的宋家、南京的孔家，新贵不久，腐朽之相已显”；再干净的青年，一旦步入这个政权，也会变得腐朽不已。长此以往，国何以堪？

　　他说，今日之时世，与我辈初入黄埔、立志荡涤老朽腐败之际，“究竟又有什么两样”？东征北伐、定鼎中原，我们死了多少人，“莫非我们是为蝇背狗苟之徒、营私舞弊之辈而战而亡”？

　　他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创办黄埔、定都南京已经几年，“但今日时世异常，除却我黄埔旧人，又有谁可以护党救国，挽大厦于将倾、出天下于水火”？……

　　一席交谈，曾扩情为之悚然心惊。在道貌岸然的南京官场、在亦步亦趋的几年官僚生涯之后，他很久没有听到这样酣畅淋滴、针砭时弊的话语了。这个晚上，他们交谈到很晚，直到灯火阑珊、饭店打烊之际，他们才相约者次日再聚。

　　回家后，曾扩情依旧咀嚼着滕杰的言论。谁能说这个四期的“小老弟”，他的评点没有几分道理？难道自己参与的、为之捍卫的这个政权，不是七年前投军黄埔时所誓言推翻的？难道，在一天天的应酬往来、一年年的案牍劳形之后，自己也走向了历史的反面，成为当初自己最厌视、最鄙薄的人等？……

　　他几乎一夜未眠。

　　几乎一夜未眠的，还有滕杰和陈启坤。这个晚上，在几支蜡烛的陪伴下，他们细细商议着“游说”曾扩情的各种可能。夜渐渐地深了，在弄巷的深处，打更人的嘶哑嗓音一次又一次地传来，他们却丝毫没有倦意。

　　洪水造成的破坏依旧遗留着。这个夏天，南京城内外的无数旅社、普通人家，电灯都或明或灭。许多人又点上了蜡烛、煤油灯。在这样的暗淡灯光下，滕杰与陈启坤几乎说了一夜的话。他们商议的结果，就是次日向曾扩悄挑明话题、“寻求赞助”。

　　这是滕杰拿自己的政治前途、乃至身家性命所作的一次赌博：他对曾扩情印象也很好，但世道艰险、人心叵测，谁敢说在“扩大哥”的宽容名声、满面笑容之下，隐藏着怎样的心机与城府呢？谁又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一向与人为善、“好好先生”的曾扩情，没有与反蒋军阀、投机政客相勾结？何况，此时蒋介石的地位，巳经风雨砜零、摇摇欲坠。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曾扩悄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执掌着“黄埔同学会”，他必须对这个游说、“密谋活动”表态。他要么参与这个尚在胎动中的秘密组织，要么立即逮捕调查滕杰，这当中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否则就构成他的渎职。正因此，滕杰这一去，或者化蛹为蝶、或者飞蛾投火……

　　次日傍晚，滕杰换上一身笔挺、严实的军装，向蜀陕饭店大步而去。

　　这一天，也就是公元1931年、民国二十年8月底或9月初的某个晚上，在南京蜀陕饭店，滕杰向曾扩悄全盘说出了他的谋划，并拿出了自己 的《计划书》。据说，接过《计划书》后，曾扩情神色淡然，他先是浏览了一遍，继而又细读起来。在滕杰的忐忑表情中，他到底开口了。

　　他说，“这个事情很凶险。校长不会支持，何况又有明令。军人不应参政，参政后，生杀予夺都由不得自己……但乱世用重典，非常之时要用非常之法，（滕杰）建议正是一个非常之法，或许会大见其效”？

　　他语斟句酌：“并非因为党争，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滕杰）衷心可见天日！我又有什么不干的理由呢？……我干，我允诺干了！”

　　他最后表示，“我想，黄埔同窗，也必多这样的心意”。

　　两个见过死人堆的军人，都不争气地流下了眼泪。

　　滕杰与曾扩情的这次会面，事实上正是力行社、复兴社、“蓝衣社"的起源。由于年代久远、人物故去,对这次会面，后来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和回忆。比如晚年滕杰谈到，阅计划后，曾扩情大为赞赏，“他满面笑容，拍者胸脯对滕杰说‘实获我心’”（邓元忠，《滕杰访问》）；但后来沦为战犯、被长久关押的曾扩情，却在一份材料里谈到，44我很犹豫，但因为‘乱世出英雄’、‘舍我其谁’这样的封建思想，我没有推诿过去，最终答应了他……这都是我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

　　场景被湮没，最终无可辨别。无论如何，在蜀陕饭店的那个房间，如同种子一般，力行社到底执拗发芽了。对话后，两人立即商议了“如何推行的办法”；这个商议很顺利：他们决定由曾扩情出面，邀约在南京任职的黄埔同学，也以“聚餐会"的形式增加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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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力行社、复兴社的酝酿和形成阶段，“聚餐会"始终是一个富有意味的纽带。在各种公开手段陷人瘫痪之际，以私人的聚餐会为载体，人物、事件和组织都得以汇集。在东京如此，在南京也如此。

　　也是8月底、9月初，在南京蜀陕饭店或浣花菜馆，由曾扩情邀约的第一次聚餐会进行着。原定邀约十余人，但最终到会九人。在滕杰、曾扩 情之外，这九个人包括了邓文仪、丰悌、周复、娄绍恺、李秉中、蔡劲军和张本清。他们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前三期，也大多是校尉军官；除了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他们还只是南京官场的一群次要人物。

　　这九个人，不仅大多地位卑下，并且性格各异、面貌纷纭。以邓文仪为例，他忠诚坦荡、但直言快语，人称“蔫辣椒”；以周复为例，他克己奉公、温文尔雅，被视为“一剂生姜”；而后来下场异常悲惨的丰悌，则小气、驳杂、目中无人、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换而言之，这是一个相当难融合的人群。

　　但此时，南京政权山雨欲来，“蒋介石下野”的呼声日渐高涨，与蒋介石命运最为息息相关的黄埔系，也面临著空前危机。何况，他们年岁尚轻，尚未沒染进暮气沉沉的官僚生活；又何况，他们一向自居为中华民国的中流砥柱，在“万宝山事件”余音未了、日本态势咄咄逼人之际，他们当然不甘蜗身于历史的角落……

　　所有这一切，使此次聚餐会氛围之热烈、发起团体之顺利，超乎了滕杰的想象。晚年滕杰谈到，这一天，在酒酣睑热处，“首由曾扩情说明聚餐意义，然后由滕杰报告他对时局的观感，并传阅他的计划，征求大家对计划的意见"，结果是"一致赞成”（邓元忠，《滕杰访问》),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次聚餐会足以载人史册。在参与聚餐的九个人中，不仅有四个人跻身后来沸沸扬扬、令人谈虎色变的“十三太保”，更有三个人先后成为蓝衣社书记。

　　这一次聚餐会，使久远的、恍若昨日货花的黄埔气息，通过一叠薄薄的手稿，在南京复活了。当天，在聚餐会的尾声，滕杰趁热打铁，提出几天后以“每人再邀约一人”的做法，再次举行聚餐会。

　　在两次聚餐会期间，或积极邀约人事、或被邀约，乃至孤立地在南京活动的，还有一些很年轻的名宇。比如潘佑强，这个世代务农、家境贫寒的青年，早年因母亲影响，“一度信仰过佛教”；但他毕竟生长在湖南湘乡，生长在曾国藩、胡林翼的事迹里。为此，在两度失学后，他毅然从军,并先后担任过军阀部队的“谘议”、军需官。1924年，在谭延因的保荐下，他考人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三队。

　　在黄埔，他与贺衷寒、邓文仪、肖赞育等湖南同乡相交为友，并参与 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他性格偏执，将来自苏俄的思潮视为洪水猛兽，由此成为黄埔学生的头面人物之一。此时，他担任黄埔同学会秘书，是曾扩情的主要助手。

　　又比如郑介民，这个出身寒微、在海南岛长大的青年，十几岁就前往南洋的橡胶园当苦力。1924年，他已经27岁了，依旧孑然一身、前路困顿。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回国投考黄埔军校；经过第一次落榜后，他寄居在偶尔结识的同乡家里，忍受着白眼与讥讽，却依旧发奋读书。

　　他终于考上黄埔二期了。此后几年，他留学苏联、担任蒋介石副官，并在32岁的年龄，成为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但，早年的艰难黯淡，始终念念在兹地萦绕心头。他后来经常对人谈到，“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沈醉，《我所知道的郑介民》)……

　　但与潘佑强、郑介民相比，这寥寥十余人中，后来面目最模糊、说法最纷纭的，却是一个连黄埔六期都没有毕业的上尉。在1931年夏天的暗淡日子里，这个人的形象是谨惧、含蓄、言不轻发，并且因为读书最少、资历最浅、职位最低，在一大群人聚会时，他总是沉静地坐在一边，若有所思地倾听着。

　　他是由参加了第一次聚餐会的蔡劲军邀约的。在这个群体里，一开始，他似乎可有可无。但他的命运转折、后来的崛起与发迹，却和这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最为息息相关。

　　他就是后来权倾民国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和众多黄埔学生不同，戴笠自幼不喜读书，没有黄埔众生所常见的关怀时世、指点江山的气质。因为流气、挥霍等习性，戴笠少年时极不得志，在宁波、杭州、上海游荡近十年后，依旧一事无成。到28岁，他性格大改、决心寻求出路，并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六期。

　　成为黄埔学生后，戴笠依旧余习未了。在兼任学兵连司务期间，他甚至因为赌博输掉了全连的菜金，随后潜逃到外地。所幸，此时蒋介石已定都南京，黄埔六期的两千余名学生也随之北上，没有人追究他的罪责。更幸运的是，不久后，流离失学的他，被时任蒋介石侍从的蔡劲军收留，从此开始了职业特务生涯……

　　此时的戴笠，辈分既小，职务又低，名声不好，才能不显。如同他的 出身那样，许多人视他为破落子弟。就连成为这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的发起人，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蔡劲军的面子。但夹杂在他苦寒阅历里的少数片段，却神秘地、启示录一般地表明，他与中华民国的命运密不可分。

　　在游荡杭州期间，穷得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的戴笠，就偶然结识了还是小学教员的胡宗南。两人由此开始了长达一生、肝胆相照的友谊。而游荡上海时，他又先后结识了杜月笙、陈果夫以及当时还是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蒋介石。这三个人，一个是他的毕生好友和南京政权的最早赞助者，一个是他的主要政敌，另一个，则是他一生效忠的师长。

　　现在，他要借重这个群体，开始他一生的显赫事业。

　　也是在两次聚餐会期间，在滕杰的临时寓所，邓文仪带来了一个湖南口音很重、但神采飞扬的人。这个人，几位发起人都认识，并且对他分外亲热。滕杰与曾扩情更为之大喜。

　　这个人就是黄埔学生领袖、孙文主义学会的创始人贺衷寒。

　　但“游说”贺衷寒并不顺利。滕杰后来谈到，贺衷寒表现得颇为本分、谨慎，“贺并不赞成实行这样的组织计划，理由是蒋中正一向不赞成黄埔学生搞小组织……故贺未参加第二次聚餐会”（邓元忠，《滕杰访问》）。

　　不仅如此。这个表态还波及了第一次聚餐会的参与者，时任旅长的张本清。几天后，在作出不参与、“不告发"的许诺后，张本清也消失在种种串联密谋活动中了。

　　但，在蓝衣社狂潮初初卷起之际，这两个人的离去，不过是一两朵无足轻重的小浪花。这个初秋，当南京的日照不再焦灼通人时，越来越多的黄埔学生挣脱了那个官僚南京、颟顸南京，投身这个筹备中的密谋组织。

　　与贺衷寒会谈几天后，邓文仪又带来了一个浙江籍黄埔学生，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胡宗南。

　　胡宗南，1896年5月生，浙江孝丰人。他曾就学于湖州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县立高等小学。经历几年苦闷、彷徨的教员生涯，1924年，在同学章云的资助下，他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结识贺衷寒，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好友。

　　抵达广州后，因误过考期，他们乃写信给廖仲恺，阐述平生志向。廖仲恺大为赏识，不仅特许补考，“并称黄埔军校所需者，正是这样的学生”(邓元忠，《许克黄访问》)。进人黄埔后，他以质朴的军人气度、浙江籍的出身，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称为“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东征北伐、定都南京，胡宗南连年摺升，是黄埔学生中官运最亨通者。与胡宗南极为熟识、正积极邀约人事的邓文仪，得知他回京述职的消息后，立即安排了他与滕杰的会谈；而胡宗南也异常热心、痛快，他笑声朗朗，三言两语就表明了态度。

　　曾扩情的邀约、胡宗南的影响，以及邓文仪身为“天子近臣”的地位……凡此种种，感染、号召了众多的黄埔学生。黄埔系的大门，向滕杰打开了；从广州到南京的延绵血脉，渐渐勾勒而为一个秘密组织的雏形了。

　　随着胡宗南、郑介民等人的参与，第二次聚餐会的人数，超过了原定十八人，达到二十余人。在这次聚餐会上，曾扩情略显愤懑、极为酸是地谈到：“我们只要想一想早些年的日子，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国民革命前途黯淡，我们随时要上战场，随时可能送命。那时要我们命的，就是今天当长官、做我们老爷的那些人。身为军人，我以和他们共事为耻丨……”

　　这番话语，回顾了那个热血黄埔，它极大地打动了众多青年的心。而接下去的鼓动，不仅有激情、有青年意气，还有派系痕迹以及权力色彩：“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对校长的人，不仅在广州，也在南京。校长现在难啊……一旦校长下野，试问除我黄埔学生，又有谁可以济时解难、挽时局于困蹇？试问，一旦校长下野，难道我们能听命汪精卫、孙科、冯玉样？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倘若我们不行动起来，国家要亡，我们这些人，也要被后人永世耻笑！……”

　　听者无不悚然动容。是啊，在满洲危机、派系倾轧、腐败蔓延之外，还有校长”的危机、黄埔一系的危机。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内反党阀权贵、外争大国地位呢？

　　滕杰后来谈到，第二次聚餐会，“除了有关计划方面者外……共党祸国、及国人必须团结问题之检讨，亦进入话题”（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对此，晚年曾扩情说得更加直白：“……决意拥蒋介石为全国

　　最高之领袖。”

　　也是在这次聚会上，滕杰再次提出，“以一人再邀一人之方式”，准备在9月下旬举行第三次聚餐会。恰在此时，在遥远的满洲，一个展惊东亚、世界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日本官史所称的“奉天事变”、“满洲事变”,也即中国官史所称的“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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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8、9月间，东京出现了短暂的、奇异的平静。大小报章关于“万宝山事件”、以及不久后发生的“中村大尉事件"的消息，从头版悄悄转移到了角落；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也在警察的疏导下渐渐平息了。仿佛一锅行将烧沸的滚水被浇人了一勺凉水，唷嚣的气泡消息了。

　　制造这个平静东京的，是日本政党内阁。

　　执政日本已有十三年的政党内阁，是两位明治元老、杰出政治家，伊藤博文与西园寺公望的产物。远在1900年，伊藤博文即辞去“元勋”封号、首相职位，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创办了“立宪政友会”，并在几个月后再次组阁、重任首相；随即，1903年，贵族出身的元老西园寺公望接过衣钵，出任立宪政友会总裁。在长达十余年的努力后，1918年9月，第一个民选内阁涎生了，那就是原敬内阁。

　　原敬内阁仅仅存在了三年多。192丨年11月，在东京火车站，原敬首相被一名厌恶政党政治的青年暗杀。但日本民主化的道路，却没有因此中断，1925年也就是昭和天皇即位前后，《普选法》终于通过了。

　　此后，加藤高明、若槻礼次郎、田中义一、滨口雄幸继任首相。1931年4月，滨口雄幸也遇刺身亡后，65岁的若槻礼次郎再次出任首相。直到此时，他们依旧掌握着日本的大权，并奉行若和平、“不干涉”的对外政策。

　　这确实是一帮老练的政客。但也和不完整的民主制度一样，这个内阁短视、低效、盛行文牍主义和官僚风气，习惯不顾原则的妥协和市侩式的讨价还价。以若槻礼次郎首相为例，他被称为“未老先衰的政治家”；以他 们的中国政策为例，一方面，作为中产阶级和制造业主的代表，他们沉湎于港口吞吐的黄金时代，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不能破坏的大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又生长在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山东交涉串联而成的扩张记忆里，而热衷于建立拥有特权的中国利益。即使是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他们也试图将之演化为扩大日本市场准人的又一个筹码……

　　文官政府的所有弊病，几乎在这个内阁里都暴露出来了。这个暴露，最致命和最无可救药的，是他们对民间心态和舆论疏导的忽视。他们早已弊案不断、声名狼藉了，而在北一辉主张、“满蒙生命线”说风行日本后，—种蔑视文官秩序、强调军刀价值的社会情绪，更已无可挽回地弥漫于日本的城镇和渔村。

　　“满蒙生命线”说席卷日本后，他们不断在内阁会议上要求陆军大臣整饬军队。但他们忽视了满洲驻屯军，忽视了潜伏着的“一夕会”。

　　早在7、8月份，“万宝山事件”引发的风潮还在飙升，一夕会的两个主要魁首，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即在关东军内部扬言，“9月下旬，将在柳条沟（湖）开始战斗行动，而后迅速占领奉天军械要地北大营、东大营”。他们预见到，执行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内阁，为此，“制造东京所不可控制事件”，就成为该计划的出发点。

　　及至9月上旬，他们已动员了两三千人马，准备随时夜袭奉天。与此同时，文官内阁的漫不经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9月14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才对眼皮底下的本国军队大规模策动有所察觉，他当即拍发密电给外相币原喜次郎，“……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当天，在内阁会议丄，币原外相就此向陆相提出质询，试图以行政手段消弭危机。但消息也同时到达了一夕会，建川美次迅速拍发电报给板垣征四郎，要其提前行动。密电连发三份，以示“万分火急”。

　　9月16日凌展，一次充满犹豫、猜测和腾腾烟雾的冗长会议总算结束了。石原对日本内阁的极端蔑视，最终主导了会议。他们决定，“务必要在……锐气未减之际动手”，具体方案是68个小时以后也就是9月18日晚间，板垣征四郎以先遗参谋、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伪造军令，策动奉天事变并使两国进入交战状态。

　　板垣充满了杀身成仁的悲壮色彩：“伪造军令是死罪。在座诸君届时可以表示不知进此事，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好了……”

　　9月18日晚10时，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引爆炸药。二十多分钟，关东军设在营区里的两门榴弹大炮同时发炮轰击北大营、东大营和奉天兵工厂。炮声震动全城，奉天事变开幕了。

　　当夜，在北大背之役中，中国方面死伤军官19人、士兵335人，另有483人失踪。而日军仅伤亡2人。

　　9月19日凌晨2时，被副官从床上摇醒的关东军本庄繁司令官，在睡眼惺忪中就对板垣的发动战事表示赞许。在给东京发战报时，他自动替板垣承揽了战争责任。他同时发出了八项电令，主旨是扩大战争范围。这些命令的根据是：“以长春军力为例……如果支那军队先发制人，则我军必将处于不利地位，满洲附属地的20余万名日本人的生命，和20余年来日本人奋斗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上午9时，在南满铁路沿线，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街、公主岭乃至旅顺口赶来的日军，和奉天附近部队在奉天城内会师。奉天沦陷。当日，日军洗劫了奉天城，仅从张学良的“大帅府”里就掠走黄金256万两、白银4000万两。

　　当日，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沦陷。南满沦陷。整个南满战事，由于奉军事实上没有进行抵抗，日军损失极为微小。其中长春南岭大营战事，日军死42人、伤56人，是伤亡最大的一场战斗。

　　日本朝野欣苒若狂。相当于日本本土两倍的土地，相当于全国两年财政收入的财富，以及丰富的煤铁资源，无穷无尽的人力和民夫……几乎一夜之间就归属于大日本帝国了。这不是战争，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战争讹诈，是比日清战争（也即中国史书上的“甲午战争"）更加诱人的成就。　　•

　　于是，和满洲的倒下一样，一夜之间，政党政治、被称为“币原外交”的和平路线也瞬间倒下了。胜利的，“是那些重新认识到军刀价值的军人，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坚决实行昭和维新的军人，是为在中国发生的以万宝山事件为代表的大大小小无数反日事件所激怒的军人，是由于中国的反日或者说为了加强日本的国防，而主张必须占领满洲进而占领中国的军人”

　　(《泰晤士报》，1931年11月）……

　　他们胜利了。不久后，关东军进行了大规模扩编，增兵至7万余人，几乎相当于全国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一夕会下属的“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则摇身变为伪满洲国的执政党一“协和党”。一个如同石原莞尔所构想的，半独立的、不受内阁节制，乃至陆军大臣和参谋本部也不能染指的满洲，“一夕会”、关东军与伪满洲国三位一体的满洲，终于被制造出来了。此后十四年，它操纵者满洲4000余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在满洲乡村推行惨无人道的“集团部落制”，并使几百万满洲居民直接或间接地致死。

　　他们胜利了。此后的十四年，他们还将一步步地削弱日本文官的影响，一步步地拥有军国化的日本，一步步地将日本带向太平洋西岸的权力巔峰，最后，又将日本带入被占领的地狱。

　　/

　　满洲事变震惊了二十余名黄埔学生，也震醒了原本重视“军令限制”、或认为“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人们。后来，滕杰谈到，“第三次聚餐会,人数已到四十余人……时满洲事变已经爆发，群情愤激达于极点。贺衷寒适在南京，亦参加了此次的聚餐会”（邓元忠，《滕杰访问》)。

　　又何止于此？这一天，在聚餐会上，滕杰神情肃然。他回顾了日本的数十年野心，从明治天皇的《御笔信》、“大陆政策”到原敬内阁的《对满蒙的政策案》，以及不久前爆发的“万宝山事件”。他又历数着南京政权四年以来，文恬武嬉、贪污横行、分崩离析的事实，渐渐为之动容，眼中泪点%。

　　这一天，在聚餐会上，曾扩情动情地谈到，“只可惜我满洲千万百姓!从南向北看，可怜无数山哪”。

　　这一天，胡宗南慷慨地表示，“除依照滕杰兄的意思，和举同文武青年一同发愤图强外，我们别无出路”……

　　在无数人激昂陈词之后，贺衷寒徐徐起身，开始宣读他的组织计划。

　　这一天，依照贺衷寒的意见，该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有关第三次聚餐会的更详尽情形，也如同滕杰与曾扩情的那次会谈那样，巳经被时间永远地湮没了。参加这次聚会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此外，由于后来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由于大陆地区后来政治气候的变迁，也由于在台湾省，直到70年代中期，它依旧涉及着当事人“私自组社"、“违反军纪”的问題……由于这种种原因，流传在两岸的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访谈录》，在谈及蓝衣社核心组织力行社的形成时，都语言含糊、相互矛盾。甚至绝大多数的说法，都否认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前，他们就自行结社。

　　比如一个当时的与会者、后来的战犯，在《自述》里这样描述发起力行社的过程：“1931年10月至11月间，蒋介石约贺衷寒、滕杰、戴笠和我等十余人谈话……他讲完之后，贺衷寒站起来并含者眼泪说：‘……我们很难过，但，我们相信是有办法的。只要拿出正大的主张，并严密的组织起来’”（《康泽自述》)……

　　在大约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力行社由“蒋介石发起、黄埔生组织”，几乎成为大陆史学界的定论。至于台湾方面，则普遍认为它由一个叫“刘健群”的年轻文人侣导，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以黄埔学生为主体开始活动。

　　在搜长的时光里，“蒋介石说”和“刘健群说”分别主导了大陆和台湾的学界，没有人把它和滕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联系起来。直到很久以后，已是垂垂老者的滕杰、邓文仪、干国勋等20余位老先生，才在台湾披露说：在中山路励志社旧址由蒋介石主持、宜布力行社正式成立前，力行社就存在了接近半年。力行社“最早的倡导人”，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刘健群，而是滕杰。

　　这些披露的资料，经过与会者邓文仪之子邓元忠先生的整理，最终形成《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一书。其作出的结论，最为接近事实的本源。

　　亲历者终于还真相于历史。

　　第三次聚餐会对建社、组织、纪律、任务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粗线条的、然而意义深远的勾勒。首先决定的是人事，力行社由滕杰担任书记，

　　滕杰未婚妻陈启坤担任助理书记，两人总揽社务。

　　会议决定设立力行社组织的联络处（另一说为“筹备处"）。“联络处”的地址，在南京二郎庙的一幢属于“康济医院”的二层木屋里。木屋二楼的三个房间，用作“集会和办公的处所”，一楼的三个房间，则作为晚间聚会后、不便回家的成员临时的住所。

　　力行社面临著两个重大任务：其一，是以秘密手段，积极反对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如日本人、共产党、各地军阀以及南京反对派，以确立黄埔一系对国家的主宰地位；这是所谓的“活动建设（策略部分）”。为此，会议决定，即日向北平、西安、福州等地派驻代表，以联络各地黄埔校友。此外，他们还受命在所有可能的党部、政府机关、军队、警察机构内，建立秘密的基层组织，并伺机在学校建立组织，“以秘密对秘密”，摧毁一切共产党、汉奸和反对势力的地下组织。

　　其二，则是借助黄埔同学会的公开机关，大力发展成员，以形成一个庞大、严密、正规、献身“复兴民族”事业的秘密组织。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建设”和“组织建设”。

　　“精神建设”方面，首先是决定筹办社刊《司令塔》，以阐明组织宗旨、统一成员思想及活动。《司令塔》是一个64开本的小册子，每期都只有薄薄七八页纸，但命令的下达、情报的汇编都收录其中。此后近七年，它一直是组织最重要的绝密刊物。

　　接着，是“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是此时力行社最迫切的问题。它一分为二，首先是“单拟任务纲领，以及有关组织与策略的各种计划”，即在滕杰早期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细化、明确和概括。另一则是队伍建设。在“准备各省市的组织与领导人适当人选"之外，滕杰勾勒了力行社的大致面貌：发展人员求精不求多，主要致力于组建一个廉洁、自律、能够动员全国青年力量的精英团队。

　　此时的力行社，还只是一个很小的、隐蔽的、近乎“俱乐部”的组织。它只有区区四十余人，“领地”就是那栋木展的6个房间。就规模而言，它与一般的民间社团毫无区别。但它志向之深、自觉使命之大，而威胁之紧迫，使滕杰、贺衷寒都感到了急剧发展的迫切。于是，经费来源就成为再一个重大问题。

　　早期活动经费的一大部分，由邓文仪筹借。在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之外，邓文仪还主持了一个黄埔的主要新闻出版机构一拔提书店。拔提是英文“PARTY”的汉译，在武汉、南昌、贵阳等多个城市，它都设有分号，是蒋介石各种著作、讲话稿的主要出版商。邓文仪向拔提书店借出300银圆，作为前期的筹办经费。此外，许多人的当月薪水，也都成为力行社的第一批“社费”。

　　不仅如此，在这个会议上，“如何使经费能够跟上组织与工作的发展需要，也是一项重要的设计"。

　　这些筹划，是由滕杰揽总的。他并和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等人，经过数个昼夜的细致讨论，对逐条进行审议，最终得以成形。

　　最后，力行社还回避了“私自组社、违背军纪”的问题。它多少掩耳盗铃地宣称，这个组织以蒋介石为领导，但，“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不忍增加校长负担”，因此，暂时对蒋介石保密。

第五章雪落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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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成为力行社领袖的那些人，一般都出身于中产以上的人家，这样，他们才比许多人有条件上学、阅历世面，从而主导一个动荡不已的年代。但是，也有例外。康泽就是例外之一。

　　十多年以后，黄埔最著名的才子之一康泽在襄阳前线被俘。由于他作恶太大，人民中国把他送进了战犯营。在战犯营的日子，他断续地写出了几十万宇的（康泽自述》。其中“参加复兴社始末”一章，是至今发现的最重要的力行社、复兴社史料之一。而另有一些文字，则描述了一个破产、赤贫的农民家庭：

　　“你忘记了是穷人的孩子了么？我不应忘记。我的父亲东张西罗借得五元钱交给我，在上学以后，他贫病交加就一病不起了。我的母亲带着我们苦扒苦撑，白天做活夜间纺棉。在正、二、三月，两黄不接时，拿青菜干箩卜叶当饭，没油没盐，我的小兄弟吃了清口水一摊一摊的吐。还有，有些债主那种凶狠的面目，与弟弟妹妹围绕在母亲的纺车周围，望着人家过年的光景……

　　“……我的父亲在我进中学第一年的下半年，就得病去世了，家里只有一个母亲，一个小的妹妹和弟弟，一年只有几斗谷子的收入，全靠我母亲自己种几块土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之所以能在中学免于辍学，是我学校的先生看到我父亲去世后的困难情形，答应代我筹集学食费……我奋力学习，每个学期都考第一。我的中学是这样读完的……”

　　如此辛酸、朴拙的文字，写的其实是四川乡下大多数人家的日子。毫 无疑问，康泽是那种聪明过人、令人怜惜的孩子。中学毕业后，因无力到自费学校求学，他由先生和同学资助，赴广州应考黄埔军校，是为黄埔三期学生。

　　此后几年，康泽留学俄国，与邓小平、蒋经国成为同学；他出任第二师政训处长，效仿“曾胡治兵语录”进行官兵政治教育，名列全军模范；他负责徐州战区的灾民救济工作，被称为调查得“仔细周到”、办理得“迅速确实”、效果上“惠而不费”……在滕杰、贺衷寒等人发起力行社时，他年仅28岁，却已是南京政权公认的“能吏”、“干吏”和“廉吏”了。这一年，在满洲事变后，他奉命调回南京。

　　在南京，他将目睹到“五四运动”后中国最大的学潮和社会骚乱场面。冥冥之中，这将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异常重大的转轨。

　　1931年9月19日，南京天色阴霾。这一天清晨，有线广播反复报道着满洲动态，三五成群的学生聚集着；到当天中午，数以百计的学堂，都是肃穆的脸，激愤的脸。

　　海报、标语、旗帜……渐渐地在几百个学堂铺张开来了；持续到次年春天的民众运动，在一片人声鼎沸中拉开了帷幕。这一天傍晚，在中央大学饭堂，一个头扎白布带的学生踏上餐桌，声泪俱下地念起了“五四运动总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但不能被葬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学们起来啊！……”

　　次日清晨，第一支游行队伍从中央大学走上街头。同日，南京火车站异常嘈杂，火车刚刚停靠在站台，尚未停稳，大群乘客就涌下火车。布衣、制服、眼镜，一块块用墨汁写者“北京大学决死团”、“女子师范大学请愿团”的木牌，竖立在无数人头的上方，引领者人流走出站台。

　　几天时间，从北平、上海、汉口等地涌人南京的大学生，达到7万多人。和南京学生一起，他们聚集在丁家桥党部大楼、外交部大楼附近，并隔绝了交通。人潮一次次冲击若这些象征政体、权力的门楼，.不时有学生、警察流血受伤。

　　南京成为一个不夜的城市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无穷无尽的蜡烛点了起来，在南京各处街区连成一片。在慘淡的、象征者绝望的烛光中，一群群学生咬破手指，他们在一块大白布上，一笔一划、触目惊心地写下几个乌红的大宇：

　　“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满洲的血！”

　　夜渐渐地深了，一片哀绝的歌声却渐渐响了起来。不久后，这歌声有了一个流传后世的主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在深夜的尽头，在南京有亲友或同学的外地学生，前往亲友处投宿。更多的人则摊开铺盖，在各个街头露宿。南京清晨的露水很重，这些在睡梦中的年轻面容，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偶然发出梦呓的声音。中华民国的威仪，在横七竖八、一眼钽不到头的学生夜宿里，消失殆尽了

　　在长江大水后，南京再一次旷日持久的面目全非了。而几天后，“珍珠桥惨案”的爆发，使全国性学潮再次升级。

　　珍珠桥是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所在地。学潮爆发后，《中央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社评，其中一份社评谈到，“政府早在1928年就宜布停止一切民众运动”，暗示学生运动非法。这激怒了已失去控制的学生。

　　在一小群学运专家的秘密策划下，当月月底，数以千计的学生开始冲击《中央日报》社大楼。学生纠察队迅速制服了警察和卫兵，随后大批学生冲进大楼。他们先是捣毁了报馆、印刷厂，并做出了长期盘踞的姿态。

　　当天下午，宪兵二闭开到珍珠桥。在和学生短暂对峙后，他们进行了战术集结，并使用了枪械。在密集的排弹射击下，珍珠桥血流成河，数百名学生当场死伤。

　　“珍珠桥惨案”使学潮演变为暴力骚乱。惨案次日，万余名北平学生沿平浦线南下，涌人南京。比起涣散、乌合的各地学生，他们更加激进，也更常组织。在他们的策动下，“王宠惠事件”揭开了全国性暴力对抗的浪潮。

　　万余名学生把外交部大楼包围得水泄不通，人潮一次次冲击者卫兵组成的人墙，要求对日宣战、出兵满洲的口号此起彼伏。此时，外交部长王宠惠博士见场面很难收拾，便走出警备森严的大楼，试图劝说学生。但他还来不及开口，,学生们已一拥而上、乱拳齐下。倘若不是卫兵拼死救护的话，王宠惠很可能当场丧命。

　　迫于学潮压力，王宠惠很快辞职，在知识界颇具声望的顾维钧接任外长。但这丝毫不能安抚学生，南京局势就此失去控制了。

　　从“王宠惠事件”开始，各地学生纷纷以袭击官员、捣毁党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此后，蔡元培、陈铭枢被相继殴打；浙江省党部被捣毁；中央党部被捣毁；“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出现。上海学生甚至占领了市政府，组织民众法庭对众多政府首脑进行缺席审判……全国性的骚乱形成了。

　　这次骚乱愈演愈烈，一浪高过一浪，新的焦点、热潮层出不穷。蒋介石的一段心悄黯淡的独白，可以说明当时的严峻形势：“现在日本压迫我们这样厉害……我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被请思学生包围，有的地方党部也被学生捣毁，党已经根本没有作用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畋。”

　　冬天到来时，又有一万二千余名外地学生抵达南京。他们包围了蒋介石在中山路的官邸，并要求见蒋介石，“其他任何人一概不管用”。这时候，因“第三次围剿”徒劳无功、已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终于露面了。

　　当时天气很冷.蒋介石来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而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在这样的声浪与混乱场面中，康泽犹如一颗卑微的草籽，被大风一路吹卷着。他很快做出了两个对自己有一生意义的决定：办报、加入力行社。

　　首先决定的是办报。抵达南京后，面对学潮的声势，康泽怅然若失，“我当时曾有若干感觉，反共的宣传和口号喊不响了”（《康泽自述》);为此，他决定办一份“独立”报纸。他说，“几年来一时政训处，一时宣传大队，成立不久，又马上结朿。都是一些短命的工作，感到无聊和厌烦……反日运动风起云涌，将来会怎样演变发展，我应该多有了解。于是我决心办报”。

　　他找到了蒋介石，要来了三千元办报经费。几天后，他盘下了几近破产、原为中央军校机关报的《建业日报》，并将之改版为《中国日报》。短短一个多月后，《中国日报》就完成筹备了……

　　在《中国日报》发刊前夕，发生了一个有意义的小插曲：康泽的校友贺衷寒、滕杰、曾扩悄等，联名为他向黄埔同学募捐，“赞助办报”。而几天后，尚未成家的他，更搬进了二郎庙的那栋木屋，住进楼下的一个房间，以作力行社联络处的“掩护”。史料记载：“满洲亨变爆发后，全国救亡组织的出现，正如雨后春笋”。

　　史料记载：以南京为例，即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救亡组织^这些组织虽然主张草率、行动幼稚，但如“国民救国敢死队”、“自思决死队”、“青年舍身团”、“跪哭团”等，仅仅名称就折射着以生命为代价的救亡决心。正如当时的一个报人所评论，“其悲悯壮烈，在千载之下，将余音尚存”。

　　史料记载：从1931年9月底到1932年年初，南京先后发生几起青年以自杀、自焚方式哀求政府抵抗日本的事件。经《申报》、《大公报》等主要独立报刊详细报道，这些事件震动了全社会……

　　在这样沉悲壮烈的气息中，10月间，南京出现了一份名为《救国日报》的报纸，“极力主张抗日锄奸”，在南京轰动一时。令人不安的是，报纸似乎处在某个“秘密团体”的操纵之下。

　　它引起了力行社联络处的极大关注。几天后，他们布置便衣，对报馆进行“日夜监控”。很快，密探传来消息，经常在报馆活动的，是一小群“黄埔留日归国学生”。

　　这个线索更使二郎庙感到事态严重。次日，曾扩情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对报馆进行了公开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令滕杰喜出望外：这份报纸的**幕后团体”，是一个叫“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其“总干事”则是一个消失已久的名字，和滕杰一路从东京冋到南京的肖赞育。

　　1931年7、8月间，在长江大水的浑浊泽国中，肖赞疗被滞留在湖南一月有余。等洪水退去、他辗转来到南京时，与滕杰约定的会面日期早已过去了。此时，滕杰已开始奔波在南京、镇江之间，居无定所，肖赞育没能找到他。

　　他不肯死心，也独自一人在南京活动了几天，但同样一无所获。直到盛廋过去、明治大学的开学口期渐渐抵近了，他才怏怏不乐地购买船票，回到东京。

　　抵达东京几天后，满洲事变就通过有线广播、报纸与东京市井的欢呼声，进入了他的视野。他迅速约见两个黄埔四期的四川籍学生，叶维和任

　　觉五。

　　在缺少贺衷寒、滕杰的东京，这三个人是黄埔同学会的主心骨。在匆促商议后，他们决定发动留日学生、旅日华侨进行示威抗议。几天后，在一个声嘶力竭的聚餐会后，上百人的队伍从成府街区一带出发，向二重桥广场行进。

　　但日本侦探早已觉察到他们的行动。队伍出发不久，大群宪兵、警察就出现了。因为任觉五早已被秘密警察视为“危险分子”，当学生们四散逃离之际，一群便衣一拥而上，扣押了他。

　　被释放后，“经常有警察、宪兵来访问，故已不能再留下来读书”(邓元忠，《任觉五访问》）。当年11月，作为东京黄埔学生中的再一人，任觉五从东京回国，住进了南京四川会馆。随后，在等待军委会进行“工作分配”的日子，他与先后回国的肖赞育、叶维，悄悄组织了一个旨在抵抗日本、光复满洲的青年组织。

　　这就是有二十余名成员的“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与力行社一样，它是一个秘密团体，同时也有一个“掩护和运用机关”，那就是《救国日报》。

　　晚年肖赞育谈到，与力行社联络处接上关系后，《救国日报》也成为力行社的再一个掩护机关，“很多筹备的人都用该报记者、或编辑的名义去从事活动，得到……给予掩护的便利。”

　　又何止是“掩护”这么简单？当月月底，二郎庙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肖赞育、任觉五、叶维等20余人的“救国会”，并入了力行社。力行社组织由此扩张到60余人。

　　从空前学潮、社会骚乱开始，南京政权进入了它最森严的寒冬。

　　1931年11月7日，也就是苏俄“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在闽赣大山深处的县城瑞金，几声礼炮、一些乡间的庆典方式，几千名“赤色群众”拥簇着几百名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代表，沿着青石板街道步入一处简陋的礼堂。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几天后，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因为国民党政权不愿光复满洲，已沦落为“卖国政府"，从此，瑞金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中国开始分裂为三个相互对峙的政权，南京、广州和瑞金了。与此同时，瑞金摧枯拉朽：继彭德怀部攻陷会昌、赣州，南昌、杭州为之大震后，贺龙部更逼近汉水流域，汉阳、长沙为之大震。后来，毛泽东写道，•“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南京统治下的广漠区域，不堪一击、死气沉沉。在零星的几场小雪后，193丨年丨2月，漫天的雪花终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一年冬天的南昌，雪下得特别早、特别大；在凄厉寒风中，每天都可以看到败兵、伤兵潮水般地溃退进城，满街的小业主、摊贩、学生、饥民、乞丐，灰仆仆的脸上一片呆滞。

　　几百里外的枪声，似乎也若隐若现地传扬进这个孤城。比大雪、北风乃至连年战争都史让人绝望的，则是悲观的境况。这个冬天，从南昌到宁沪，到处是奸商囤积、物价横飞、卖儿救穷、生路断绝。在惨淡的市井间，终日惶惶、朝不保夕的末世恐慌，像瘟疫一般地传播开去了。

　　不仅民间，而且军队。自大水退去后，驻屯在南昌城内外的十万饥兵，已经整锒三个月没有领到薪饷了，伙食出现了严重困难。各个营地流言四起，成排成连的士兵，踏上了开小差的流亡路。即使一个见多了中国的苦难、并对南京政权极有耐心的西方记者，也认为这是最没有希望的一个季度。他认为这个国家已濒临绝境，“全面的社会变革已成为（中国）唯一的生路……再也经不起内战了。贪污、腐败必须根绝，教育必须改革，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必须减轻”（《纽约时报》，1932年3月17日）……

　　但这“唯一的生路”又谈何容易？12月14日，“宁都兵变”爆发了，17000余名官兵宣布易帜。“宁都又红了"的消息，给南昌、南京以致命—击。

　　12月15日，在重申自己是“孙逸仙信徒”、并呼吁国民党的统一后，蒋介石路然宣布下野。随后，他在中山陵下又徘徊了一周，12月23日，他带者一群侍从幕僚，包括其私人秘书邓文仪，回到故乡奉化溪口镇，开始“寄情于山水间”。

　　12月底，一•群群趾高气扬的军阀、政客涌人南京。在接二连三无休无止的坐地分赃、妥协平衡、口是心非后，一个注定短命的新政府出现了。“西山派”元老林森任主席，“太子"孙科负责组阁，汪精卫则接管党务。

　　在1932年惨淡的元旦钟声中，孙科内阁开张了。但这是一个无人寄予 希望的内阁。宁粤分裂、七省大水、满洲沦陷、空前学潮、瑞金独立、宁都哗变……短短半年时间，如此巨创沉疴，已使中华民国奄奄一息。

　　也是在这片惨淡的背景中，1932年元旦，康泽的《中国日报》发刊了。后来，一名该报记者谈到，这份报纸有主张、有立场，从不人云亦云，“加上新闻……多为独有新闻，故该报在很短时间内，赞满南京”（刘征鸿，《康泽办《中国日报〉的一段经纬》)。

　　《康泽自述》也谈到，创刊当月，《中国日报》就成为南京“有地位的一份报纸”。

　　与此同时，在一千里外的武昌，在干国勋的建国路寓所，力行社武汉小组成立了。

　　在一千里外的上海，叶维也奉命潜入法租界，“控制学运”。几天后，在赵主教路中国公学，力行社第一个上海小组出现了。

　　五千里外的满洲，枪声依旧零零星星。在满洲的冻原上，由北海道渔民组成的日本札幌师团，正急速推进，意欲席卷北满。满洲军阀马占山部逐次抵抗，此时已撤退到林海雪原的边缘。

　　这一天傍晚，马占山正下令“杀马为食”，卫士急匆匆地来到他的帐篷外，交给他一张两指宽的电文：……特令桂永清往你部劳师。蒋中正。”

　　/

　　一张英挺的军人的脸，浮现在满洲的林海雪原里。

　　桂永清，时年32岁，江西贵溪人。他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经历龙潭、惠州等以艰苦著称的战役后，他积军功年年递升，先后任教导团连长、第一军特务营长、编练团团长等职。不久后，作为第一批留德学生，他被派赴往柏林，学习装甲兵战技战术。

　　在德国，桂永清以自己的勤奋好学、诚实谦逊，博得教官、同窗的一片赞誉。用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掌握了以精深著称的德语；作为缺少理工知识训练的人，他更时常在深夜的走道上读书。前后两年的拼死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他最终以当期学员前三甲的优异成绩毕业。

　　离开德国步兵学校后，桂永清被任命为驻徳使馆武官，他的严谨习气、军人气度，渐渐闻达于诸侯。后来，军令部长何应钦以侄女配其为妻。

　　但，最能够表现桂永清形象的，却是隐藏在图书馆深处的一些陈旧文字。当年的一些独立报纸记载：几年后，蒋介石举行中国童子军大检阅仪式时，桂永清担任评阅长。当他巡视到满洲代表队时，他看到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此时，他想起了满洲沦陷的土地，不顾军人的威严，顿时泪流满面。如果不是还有评阅任务的话，他肯定会放声大哭。

　　直到向蒋介石报告时，桂永清仍然语音哽咽。

　　这是万余名童子军共同目睹的一幕，会场因此寂然无声。从满洲流亡到宁沪的几十个孩子，也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哭声连成一片。素来注重军仪的蒋介石，眼角也略略湿润了，他亲自走到孩子们的面前，温言勉励。

　　从此，桂永清被认为是“黄埔军人之楷模”（蒋介石语）。

　　这一年，接到蒋介石的回国密令后，桂永清从德国出发，“一去一万里"。他途经莫斯科、经由中东铁路，走过溲无边际的西伯利亚，跨过乌苏里江，最后到达满洲的林海雪原。找到马占山营地时，已经是隆冬的12月了。

　　在蛮荒的原始丛林的掩映下，马占山部人疲马乏，但士气仍然高昂着。桂永清决心为满洲留下这个最大的抵抗力量。他与普通士兵握手，与伙夫马弁寒暄。他的挚诚与热烈，博得了阅人无数的马占山的信任。史料记载：从此，马占山感到“应为中央分忧”，而决心在黑龙江冻野上“抵抗到底”。

　　临别马占山时，桂永清向南京发密电，指出该部“经济困难”，怕难以持久。随后，他由马占山部护送，秘密潜入蒙古东部地区。

　　他也迅速和众多蒙古王公、首领成为朋友，贏得了这些成吉思汗后代的尊重。在马头琴的弹奏、烈酒的浇灌和草原的茫茫视野中，他的满蒙活动不辱使命”。

　　回到南京后，已经去国有年的桂永清还来不及安顿下来，他的昔日同窗贺衷寒、曾扩情等就邀约他到拔提书店会面。一席交谈后，桂永清成为力行社的又一个成员。后来，干国勋谈到，“(他）不仅很有军人本色，对政治见解和历史亦具相当眼光……加入力行社后，他经常到筹备处工作”(《干国勋回忆录》）。

　　雪花无声地覆盖着二郎庙，覆盖着那栋两层六间的木屋。而几百里外的溪口，此时却是晴天。

　　蒋介石漫步在溪口镇的山野间。在淡淡的冬日阳光下，远处的牛、田野，敬畏地驻足的乡民，以及更远处的南京，都在他的视野之内。

　　此时，在这个熟悉的田土上，心境渐渐平和的蒋介石，是不是意识到了“下野”对他的好处？政治上，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半个月前，当他迫于压力，宣布“引退”、回到溪口小镇时，他恰恰避开了民众的反对、广州的明枪、南京的暗箭，以及满洲风潮等让他焦头烂额的声音，跳出了大风圈外。他的这次下野只有短短47天，自这次下野，此后的十多年时间，不会再有国民党内的哪派力里能对他形成挑战了。

　　同时，在宁静的溪口，不时有乡亲、戚友，提着一只土鸡或者刚从河里捞上来的鲜鱼，送到他的厨房。他是老家人的骄做，自从他开始带兵，老家就流传着小镇出贵人的风水说法。他的升迁浮沉、一举一动，都牵引者老家人的心。何况，有那么多的乡亲子弟，都在他的队伍里任职。

　　面对老家人温厚、浓重的人情，蒋介石难得清闲。他开始在镐丰房总结统治、驾驭国家的经验。

　　他要寻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

　　侍从秘书邓文仪跟随他住在溪口。像往常一样，他每天为蒋介石呈递公文、通报动态，偶然也把拔提书店新出版的书籍介绍给他。这一天，他把拔提书店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墨索里尼传记》,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极为细致地通读了该书。

　　他指令邓文仪，该书要“……扩大发行、增加影响”。

　　那个时代像后来惯常形容的，它“风起云涌”；它又与一般的说法也没有两样，“鱼龙馄杂”、“泥石俱下”。在那个大社会里，现代传媒、白话文、通商口岸、租界、产业工人、投机商、公务员、买办、律师、记者、作家、教师……这些沿海中国特有的舶来品，让历史产生了新气象。

　　现代生活的专业分工，虽然仅限于部分城市，但，这种崭新的气息，让几个城市一下子变成广漠社会的重心。同时，观念、思潮、意识形态的传播辐射，也席卷着城市的知识分子、中产人家。人们的视野大大拓宽了，“武士道的军国主义理想，民粹派对平民的关心，佛教的复兴，妇女高等教 育运动……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和道德感的变幻不定，自我形象的模糊不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毫无例外地，这些都来自西方。在价值观急剧变迁的情况下，对儒学仍有兴趣的，只剩下一些不合时宜、蜗居在大学和乡村的老年学者。更多的青年则苦闷、迷惘。

　　自《申报》在租界出现后，三四十年里，报刊业大大地发展了。大学群也在同一个时期，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纷纷出现。它为民同带来了约百余万名大学毕业生。这个鲜活、肆无忌惮的人群，从诞生的第—天起，就贪婪地吸收若西方思潮。报刊和大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带来了苏俄革命、墨索里尼运动、昭和维新等动态，随后又将介绍这些思想的小册子，送上书店的书架。

　　在枪决定人、军队决定权力的年代，民主国家的影响，仅限于生活的表层，时尚和“摩登”、新诗运动和交际花。而决心以自己的学识、党员、军队、铁腕等领导社会的人们，醉心的却是1917年的革命、黑衫党“进军罗马”的狂潮式变革。他们痴迷于那种社会井然有序、人民随时动员、意志高度集中的组织图景。因为，“一盘散沙”的历史，实在太让人刻骨铭心了！共产党早已选择了苏俄模式，而南京，要选择罗马。

　　/

　　这一年冬天，来自溪口的密令不断到达二郎庙人物的手上。在桂永清之后，曾扩情受命前往长江尽头，“游说四川”。《曾扩情入川始末》记载：游说四川取得了巨大的成效，1932年年初，四川宣布•‘服从南京”，长江流域貌合神离的统一完成了。

　　“游说四川”是远离南京的蒋介石，为自己“复出”所做的铺垫之一。与此同时，另一个铺垫也悄悄进行者：此时在南京无足轻重的戴笠，接到蒋介石密令，组织特务“十人团"以监视南京各派系的活动。

　　但最为重大、更加惊心动魄的一个举措，却是在无意间收获的。一个寒冷的深夜，邓文仪在溪口丰镐房的床头电话，急促地响起了。在电话那

　　一头的，是力行社创始人滕杰。

　　在静夜中，滕杰的声音显得疲惫而沙哑：“……速将全部详情，报告校长！”

　　是什么促使原本躲躲藏藏，唯恐蒋介石闻悉秘密组织、“私自参与政治活动”的力行社人物，主动向蒋介石报告详情呢？几十年后，滕杰谈及了“李一民事件”：“……李一民自东京返国，听说有筹组力行社之事，认为这有违蒋校长不让同学建立小组织的意旨，乃扬言要即向校长报告……乃急电在奉化之侍从秘书邓文仪，就近提前报告。”（邓元忠，《滕杰访问》）

　　而邓文仪则回忆：听到报告后，蒋一言不发，“不置可否"。

　　在历史的潜流之下，这个“不置可否"的态度，是蒋介石一贯欲擒故纵的权术手法呢，还是为了给自己的下决定获得缓冲时间？甚或，在他自己的嫡系面前，他也要表现一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姿态？……一切都隐藏在久远时光、隐蔽心态，乃至蒋介石复杂性格的深处。唯一能确定的是，从这个深夜开始，力行社这匹自由鲜活的野马，也要被套上辔头，被牵系上南京陈朽腐烂的权力躯体了。从这里开始，他们的悲欢沉浮，乃至崛起和沉沦，都要取决于那个身影庞大的军人一蒋介石。

　　1932年元旦被推人大风圈内的孙科政府，一片风雨飘零。

　　巨大的财政赤字，拖垮了这个内阁。当年的公债发行，受到上海财团的普遍抵制。上海财团固执地相信，支持孙科，就可能导致蒋介石复职以后的报复；而蒋的复职，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三五天的事。1月13日，就职仅仅两周的财政部长辞职了。

　　CC系装聋作哑，党务一下子瘫痪了；军队更不必说，连一个勤务兵都指挥不动。更要命的是，民众运动迅速把矛头对准了孙科，孙科成为众矢之的……

　　几天后，更为惊人的消息传来了。日侨焚烧上海三友实业社、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公馆发生“纵火案”、村井总领事发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日本在上海的驻屯军以及远在满洲的关东军均有异动……大量迹象表明，日本将对上海动武。

　　蒋的复职，真的只是三五天的事了。

　　1月下旬，在溪口老家养好了身子、想明白了一些问题的蒋介石，优 哉游哉地带着一大群侍从、警卫，由老家的艄公、脚夫护送，从水路出发，沿途过宁波、经杭州，一点都不着急地向南京进发。乡亲们知道他行将复职，人人兴高采烈地欢送，鞭炮声响彻了溪口小镇。一坛一坛的米酒被乡里人抬回，溪口比过年还要热闹。连极其骄傲、看不上乡间人的宋美龄，也感动于这种浓浓的乡情。

　　年轻力壮的子弟，艳羡地看者那些又要随同去南京当大官、享大福的邻居。蒋介石站在船头，他频频挥手，向乡亲们道别。他目光迷蒙，似乎在远望南京，远望中国。船越行越远，奉化水乡的景物渐渐模糊了，渐渐地看不到了，这时，邓文仪才小心地奉上大衣，提醒他船头风大，“请校长进船舱休息”。

　　但，并不总是这么闲适。多少次，他经历失意时，总是在那个小镇，积蓄力量、思考总结、遥控南京，在宁静的氛闱中，进行者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计划。此时，蒋介石更像任何一个面对新挑战的大人物一样，用平静来掩饰自己的澎湃情感，自己的王霸雄图。

　　“老家多好，老家人多好……”蒋介石喃喃自语。

　　但更好的是权力。就在他离开老家两三天后，他在杭州紧急召见了滕杰、贺衷寒与康泽。这三个人，被视为力行社“筹办最力者”；在前往杭州的路上，他们就议定见面时称谓蒋介石为“领袖”，而不是原本的“校长”。

　　这个称谓结合蒋介石对那个法西斯意大利“领袖”的兴趣，是此后几年历史精确到极点的一个预言，一种伏笔。然后，在杭州迷人的西子湖畔，当夕阳斜斜照射着雷峰塔时，一场关乎民国命运的对话开始了。

　　关于蒋介石密召三人时的谈话，史料非常简略。一些历史学家也只是含糊地谈到，“他开始的态度并不明朗……他同他的学生一样，对政府内部存在的士气低落、追求个人私利、腐败等现象也表示了忧虑。此外最重要的是，他了解到这些军官对他个人的忠诚”（易劳逸，《蓝衣社的建立》)。

　　然后，他宣称自己支持他们。“但是”，他话锋一转，“你们年纪很轻，经验不足，怕做不好，让我来指导你们吧。”

　　片语释兵权后，他又表示了他对力行社组织状况的“不满意”。他说,他需要一个更“正规一点”的组织。他指令三人立即制定《章程》和《纪律条令》；更重要的是，要多注意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

　　的武士道精神”。

　　密谈一个多小时后，滕杰等三人起身告退。这时，一个颇为戏剧化的细节发生了：蒋介石告诫说，“你们是我的学生，领袖，别人叫我可以接受，你们还是要叫我校长”。但颇谙蒋介石风格三昧的康泽，从这只言片语里知道，从此以后，“领袖”称谓将弥漫在二郎庙乃至南京、中闻了。

　　三人回到南京后，立即赶往拔提书店，与焦急等待的力行社同僚们见面了。得知蒋介石的态度后，二郎庙几十号人物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他们打电话的打电话，备车的备车，相拥到蜀陕饭店，喝酒庆贺连同“安排业务”。

　　在等待酒菜上桌的时间，胡宗南一下子把“业务"全安排完了。他是个雷厉风行的军人，最不习惯官样文章的扯皮。他说：

　　“既然校长表态r,我们就立马干他的！……老是漫谈，猴年马月才有结果。再说人多嘴杂的，你一句我一句，反而误了正事。我建议推选滕杰、贺衷寒、周复、康泽、桂永清五位同学筹备”……

　　这番快语比较符合军人们的脾性。酒宴后，在滕杰的召集下，五个人开了一个短会。对宗旨、原则、形式、纪律、名称、口号等进行初步讨论后，他们安排了分工。膝杰、贺衷寒、周复三人负责《章程》，康泽与桂永清则负责起草《纪律条例》。

　　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这群年轻的军官，开始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他们抱负远大、忠诚团结、行动敏捷，仅仅这一点，在那个离散的时代，在盘败沙”的社会构架中，躭决定了他们的作为。何况在他们的背后，是一个当时中国最有力最的军人；又何况，在他们这里，集结了这么多不同的背录、阅历、思考方式和特长。

　　他们注定要崛起。

　　在接受蒋介石支持的那些人里，包括了各种各样或清晰或模糊的面容。这里有温厚而公允的曾扩情、野心勃勃的丰悌、光明坦荡的肖赞會、后来的“中国希姆莱”戴笠，戴笠的“黄金搭档”郑介民，以及组织背膀梁干乔、胆大狠辣的任觉五、“学运专家”叶维，标准的军人胡宗南、桂永清，掌握机要的邓文仪、邱开基，特训专才杜心如，单纯激进的周复，线条鲜明的潘佑强，阴险奸诈的葛武紫……最后，在这里裁定力行社、复兴社未

　　来道路的，则是被称为早期蓝衣社“三驾马车”的三个人，掌组织的滕杰、

　　擅理论的贺衷寒，以及“长策略（活动）”的康泽。

　　这一群人，平均年龄30岁，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前四期，一般都出洋留学过。此时，他们担任着指挥、政训、宣传、机要、外勤特务、侍从、秘书、报人、社团负责人等五花八门的军内外职务，但地位大多还都处在中、下级别。在组建力行社以前，他们的前途、才能表现得参差不齐，有的还似乎一直是不得志的可怜虫，比如戴笠。

　　但自从组成力行社以后，他们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渐渐领导起了后来席卷全国、包含内容同样五花八门的蓝衣社运动。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成了中国青年的领导人。虽然分化开始了，有的发迹，有的沉沦，有的权可倾国，有的身败名裂……但事实上，蓝衣社为这群野心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

　　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用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方式，执导者短暂的中华民国三次复兴运动中的一次。这三次运动，都由青年发起，但只有它承前启后：它是前一次黄埔初潮的继承，又为后一次，即15年后蒋经国领导的币制改革、社会改革工程，提供了自己的遗产一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次复兴中，它持续时间最长、声势最为浩大。

　　这也是最不光彩的一次。虽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众多的观察者都只能对它进行某个片段、或某个事件的阐述，但哪怕是那些较次要的活动，其用意、谋划、组织、手段，也无不令人毛骨悚然。至于它组织的暗杀自由主义学者、迫害民主人士的臭名昭著的活动，更让后人不愿者到它再出现，并渴望产生它的土壤，也永远过去。

　　仅仅从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就可以看出这个组织的阴森面目。连写着《条例》的纸张，都烘泛者独裁组织的残暴气息：

　　不得违背主义和领袖；

　　不得违抗命令；

　　不得泄露机密。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以死刑

　　不得有小组织活动；

　　不得偷生怕死；

　　不得贪赃枉法；

　　不得吸食鸦片；

　　不得娶妾。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他们用自己拟订的条例，来替代法律！而且条例制定得如此宽泛，足以让组织内有权势的人随意裁决，生杀予夺、一任己意。这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人。

　　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仅仅对自己的下属残酷、凶狠，他们还要以这样的规则，来引导整个中华民国，来买断青年的未来，并试图永远禁锢住人的思考，禁锢住作为子孙的我们。在其鼎盛时期，在部队、警察、大中学校、民间社团、童子军组织、工厂、商店、乡村等几乎所有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他们设立了无数内外围组织，控制人员在50万到100万之间，并将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拉入他们所控制的社会活动。

　　他们的影响还延续到1938年力行社解体后，并一直持续到1949年。仅仅1943年他们发起的“十万青年十万军”知识青年投军运动，就把十几万青年训练成觉化教育最彻底、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们先是奔赴了抗日战场，而后又被送上内战战场。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10余万人大多阵亡、负伤。

　　所幸，民众并不总是愚蠢的。

　　/

　　康泽之外，在《章程》里，滕杰也勾勒了层次鲜明、金字塔型的组织图景。

　　力行社是业已存在的，它由黄埔学生和少数优秀人物组成，其选拔、入社，均需有两名成员推荐，并由蒋介石亲自批准^它是未来组织庞杂、成员多达50万的那个秘密团体的领袖层，指导着整个团体的未来，并操纵着所有下级成员的前途和生死。它规定，除非组织解体，其成员终生不许退社，违背者处决。这就是力行社的第一条铁律，叫做“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此时，力行社的成员就是二郎庙的六十余人；直到力行社解体时，它也只发展了大约三百名成员，顶多也就是后来土肥原机关所说的“528人”。那时，进入力行社已成为一种殊荣，它不仅可以带来特殊的擢升机会、结识高层的便利，如果“团体”不追究的话，它还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力行社的态度，一般来说要比法律管用得多。

　　“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同样适用于力行社还不存在的下级组织。滕杰计划在力行社的底下，设立“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两个二级组织。革军会面向军官，它将以力行社成员一开始就控制的黄埔同学会为“掩护和利用机关”，各地的黄埔学生，年年一拨甚至几拨的中央军校毕业生，都将被纳人它的轨道。革青会则面向军界以外的“精英”，党员、文人、警察、学生领袖、新闻记者、中产人士，都在它的目标之列。

　　与革军会的首脑一样，革青会的头目也将清一色地由力行社成员担任。滕杰认为，只有这样，“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才能变成现实。

　　这就是1932年年初，年仅27岁的黄埔四期学生滕杰所规划的力行社。用晚年滕杰的话来说，它将成为涣散的民国社会，一个“隐蔽的核心组织”，并领导起一个“精英”的而非群众性的社会运动。

　　现在，万事俱备，力行社兼有正剧、悲剧乃至闹剧等多重意味的历史，似乎可以正式开幕了。2月下旬，已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当时正忙于上海防卫的蒋介石，再次召集滕杰等人密谈。

　　这次召见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2月南京的阴冷夜晚，28名军官奉命赶往远离市区的中山陵园。那里有一片平房，是蒋介石的又一处住所。或许，蒋介石是想借助中山陵的崇高与威严，以便完全接管力行社的权力？在所有著名建筑中，中山陵罕见地以台阶为建筑主体，在拜谒的人群一步步迈进在山川、翠柏与台阶时，一种自己的渺小、对孙中山事业的仰视感就会产生。在历次失意、退居溪口镇之前，蒋介石都要来中山陵追思、交谈、漫步。他熟悉那种肃穆感。

　　在《回忆录》里，干国勋曾详细描述了前往中山陵的路途：

　　“先一日由滕杰亲往每一人处，用口头通知，以示郑重……场外没有设 置岗哨卫兵，仅由戴笠一人负联络、警卫之责。……没有议程，也不拘形式。蒋先生坐在靠西北面墙壁的一端，上悬总理遗像遗嘱，前置写字台。邓文仪坐在他右侧，面前置长方形茶几做记录……”

　　这种外松内驰的氛围，影响了黄埔学生。他们无声地挺直了身板，像是在开一个军事会议。但它实则是重组中国社会的会议。要求来这么多人，也因为蒋介石老练的权术手腕，他要杜绝办事的人成为寡头。

　　蒋介石早已伤心于黄埔学生中的党争、权力之争。据说，在杭州召见滕杰等三人时，他就集激将、留余地、先拒后予为一身，说了几句话：“你们组织不起来的。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闹意见……不过，也可以给你们试一试。”但，从他在如此危急的军务中仍然抽身与会，就可以断定，不是“试一试”这么简单。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军官们根据自己的期别、资历，先后发言，陈述他们对国家的忧虑与希望。第一个发言的是声望最高的贺衷寒。他挺身直立，满怀情感，慷慨陈词，说到激动处眼含泪水，一下子抓住了蒋介石的心。此后，蒋介石一直屏声静听，没有发言。除非是口音极重的一两句话，在没能听清是的情况下才要求复述。

　　贺衷寒整整讲了近一个小时，才敬礼、坐下。此后是胡宗南、桂永清等人。黄埔热腾的生活，训练出了军官的忠诚意志，也训练出了一个个军官的好口才。他们的讲话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而这时只有七个人发过言。

　　蒋介石是个生活规律非常严谨的人，见到夜已经深了，他打算回到市区去。但是一席对话，让他感慨万千。他被感动了。他宣布：“……明晚此时此地，继续开会。明天时间还不够.那就后天，直到你们谈完为止。”

　　就是次日，在这一片苍茫的平房，一个被史学界认为是“有意义的插曲”出现了。

　　第二天晚上，一个黄埔二期学生发言后，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已经谈过想法、表达过忠诚的桂永清，突然又站了起来。他情绪激动、言语铿锵。他说，他要“为校长推荐一个对护党救国有‘具体计划’的杰出人才”;这个人是个文人，名叫刘健群，目前正担任他叔丈何应钦的机要秘书。

　　所有的人，包括蒋介石，都被他的突兀和大胆惊呆了。

第六章八宝街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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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健群，1902年生，贵州遵义人。他的一个幼年朋友后来写道，“（刘健群）老家住在新城石门坎。从他家屋侧的巷子进去就是陈公祠。父亲早年在本街开帽子铺……”

　　在遵义，这是一个既不贫寒也不会太宽裕的人家。他早年的日子是平和的，但辛亥革命后，在兵匪统治下素来贫穷的贵州，“人民生活的困苦，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这一幅血泪图，我从小便感受最深，长大成人活到几十岁之后，思之犹有余悸！”（刘健群，《艰困少年行》）

　　这形成了他关注社会、关怀民生的性情。17岁那年，作为县城弄巷的出色子弟，他考人了贵州省立法政学校。这一年，“五四"风潮席卷全闻，也波及到货州；刘健群因缘际会，以学生身份加人了初初成立的“少年贵州会”。

　　“少年贵州会”汇集了贵州最优秀、最具现代气息的青年，其领导人包括后来名重一时的何应钦，以及“现代宪兵之父”谷正伦等民国要人。不久后，出于何应钦的赏识，刘健群出任《少年贵州报》主笔。

　　高度的自信、澎湃的激悄结合撰搞磨砺，使刘健群表现出了罕见的演讲天才。后来，他的一个朋友谈到，“刘谈吐风趣，以擅长雄辩、演说驰名……事后听人说，中国的演讲，第--数孙中山先生，其次是汪精卫、黄郛，第四就要算刘健群了”……

　　这副口才连同何应钦的发迹，使刘健群平步肯云。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何应钦主持南昌行营，刘健群以机要秘书的身份，兼任南昌行营

　　办公室主任，军衔少将。

　　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少有大志、饱读经史”，是他的过去；文人气质很重、口才恣意汪洋，是他的形象。随者几次围剿的先后失利，他开始悉心了解江西民众的心理，思考朱毛在江西的得势。

　　1930年春天，南京政权风雨飘摇，与此相反，在闽赣交界的大山，一群群目不识丁的青年纷纷加入朱毛的队伍。刘健群为此几近痛是：是民众愚昧呢，还是“官通民反”？

　　对苏区、江西社会略作了解后，刘健群很快发现，朱毛以区区几千华里贫瘠之地，养兵数万，征敛自然也重；就正賦而言，甚至里于政府。但一是注重剥夺富户，二是宣传得力，再是负担平均，四是并无杂税苛捐。显而易见，朱毛财政的特点是取法公平、令行禁止。对山民而言，负担虽然也重，但“仅纳正陚”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朱毛。

　　与此相反，在国民党辖区，地方征敛花样百出，各级衙门雁过拔毛，被称为“见物即税、无人不捐”。在九十余种附加税之外，以宜丰县为例，一年之内仅道路捐就缴纳三次，分别为“劣道捐”、“石子捐”和“桥头堡捐”；以临川县为例，甚至小学校长也能自立名目，开征“布捐”（《剿匪期中江西各县地方之苛捐杂税》，1933年版）……有一次，在和他的朋友宣介溪交谈时，宣介溪一脸苦笑地告诉他，在和许多普通百姓交往时，“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

　　刘健群为此激愤不已。这一年他的日记记载：“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于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匪屡屡失败，地方整理遥遥无期……我们必须承认，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毫无建树，源于党的失败”！……

　　及至宁粤分裂、七省大水，刘健群的语气更加苦涩、低沉：“这决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我们只要好好想一想党曾经分裂过多少次，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不能扑灭赤祸……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根本整治不可的地步！”

　　那么，国民党何以沦落到这个地步呢？还有没有办法挽救党，乃至使国民党再次焕发生机呢？

　　刘健群的思考，由此渐人深沉。

　　刘健群认为，朱毛财政的取法公平、“令行禁止”，源于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那些青年抛家舍业、朝不保夕，自然不会有什么私人财产观念，也就不会贪污腐化。这么一来，不仅杜绝了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征敛也不会引发民间的怨恨。

　　在刘健群看来，吏治的万恶之源，正在于私人财产观念。那么，对执政的、有家有业的国民党员来说，又该怎么根绝他们的贪欲呢？

　　刘健群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宣传和教化所能解决的，而是“方法不好，制度不完善，内容不充实"。他为此谈到，要铲除腐败，一方面，党员之间不应贫富悬殊，以至引发同僚的失衡，进而导致腐化；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工作、灾病，“都应该永远有保障”。在刘健群看来，这么一来，腐败也就根绝了。

　　正因此，举凡遗产、田租、股权收入、高薪，都是腐败之源，"新成员应把超过团体规定的财产全部交给团体”；与此同时，刘健群的目光也投向了成员的日常生活。他说，无论灾病、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还是自身的养老，“所有必要开支……都将由团体支付”；他表示，“以这种方式，团体成员•绝不会发财、也不会挨饿’”。他并且认为，这么做，“能保证精英们合袼的革命献身精神，并防止旧国民党最严重的症状，即腐败”(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想起“公社”、类乌托邦的实践。五四前后，公社理想曾席卷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以工读互助团为象征，在北京、上海等地，一度出现了几十个公社。但没有一个公社能维持一年以上。

　　又何止于此？刘健群认为，私有财产观念与家庭、与几千年的中国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为此，国民党应以青年为主体，杜绝一切老朽的、陈腐的、没落的分子；作为崭新的中国要素，海外华侨不受旧观念旧礼教的束缚，“应占党员……一半以上”；在他们的感召下，在国民党内部，“与同志的关系高于一切，几倍于弟兄亲属之爱”……

　　凡此种种，更让人想到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脉络。以谭嗣同为例，他不是认为五伦中唯“朋友”为真么？以孙中山为例，他不是认为只有海外华侨，才是新中国的希望么？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例，他们不是曾赞助过 工读互助团，试图以公社的、“无私产”的乃至无家庭的实验，缔造一个崭新的中国、崭新的世界么？……所有这一切，在1931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年仅29岁的青年文人的思想资源。他并试图杂糅这一切，将之引人政党学领域。

　　1931年秋天，也是以这些思考为出发，刘健群在南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仅有六名成员的团体。这个团体有一个朴素而清新的名字，“布衣团”。几十年后，面对易劳逸教授，已年近古稀的刘健群谈到，“布衣团最主要的特色……是限制成员的个人财产”。

　　又何止是布衣团、公社式反腐？也是1931年，一本名为《法西斯蒂真相》的小册子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了，它很快进入了刘健群的视野。是这本小册子，连同刘健群澎湃而狂乱、清新却荒涎的思考，不仅左右了布衣团的未来命运，它也伏笔着千里之外的力行社，此后几年不可承受的悲欢与变奏。

　　/

　　《法西斯蒂真相》的作者，是意大利统一社会党领袖、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马泰奥蒂。1923年，依据对墨索里尼“黑衫党”、暴力小组的深人调查，马泰奥蒂写出了这本风行欧洲、轰动一时的著作。次年，他遭遇了黑衫党成员的暗杀，年仅39岁。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本旨在概述黑衫党暴行、揭示法西斯意大利恐怖前承的著作，却使刘健群成为中国最早也最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之一了。三十九年后的1969年，刘健群心情不无复杂地谈到，“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来是很落后的了，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同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所谓“进步”，与布衣团构想的自身不足、缺陷有关。如果说，布衣团以及“限制成员个人财产”的特色，在为执政党开一剂药方，那么，它却没有谈及社会、民间。而在满洲沦陷、亡党，亡国近在咫尺的背景中，所有从容的设想、渐进的反腐，都是不合时宜乃至近乎可笑的。与蒋介石一 样，此时的刘健群，也急切地要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以动员社会、唤醒民间。

　　最能够动员社会、唤醒民间的，莫过于法西斯主义。不是吗？以法西斯意大利为例，千百万人团结了起来，并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实现了经济腾飞、国家复兴；不是吗？以尚未执政的纳粹德国为例，希特勒的演讲、纳粹党的政纲，也使千百万人如痴如醉。刘健群认为，在这样的关头，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一年秋天，在满洲沦陷、社会动荡的惨淡背录中，刘健群开始起草一份《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书》。后来的历史表明，就是这份长达87页，行文流畅、语真意切却急功近利、思想平庸的文件，伏笔了力行社后来的纷纭毁誉。

　　“我们的党已经完全堕落了。现在，它仅仅是军阀、官僚和政客争权夺利的一个竞技场••一”在《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开篇，刘健群这么写道：“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党的各级书记长和党员的相互冷漠、相互利用。至于党员和各级书记长的关系，更是令人齿寒，这些所谓同志彼此间的热爱还比不上同乡或同学……”

　　紧接者，与宣介溪、布衣团成员的对话，也大段大段出现了，“被群众所痛恨”、“源于党的失败”、“看不到党的工作”。在列举了政府与民间、官僚与基层的严重隔绝后，刘健群笔锋一转，以“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为标题，开始了它的第二部分。

　　刘健群认为，由于历史、“正统性”的原因，骤行兴替、完全撇开现有的党组织是不现实的，它会引发“激烈的争吵”乃至党的再次分裂；他说，“我们赞成保留党的原有的结构，但是此外在党内应组织一个献身于民族和普遍民众的队伍，它将给党注入活力并培育出党的精神”……

　　这个队伍，就是“中国国民党蓝衣社”。它将以青年为主，完全实行布衣团的“限制个人財产”，并注重吸收海外的华侨青年；它将重新唤起民众对国民党的希望，而随着时间流逝、人事演杵，它将成为国民党的主体；它将占据“中央执委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那时，国民党也就焕然一新、浴火重生了……

　　又何止于此？在接下去的篇幅，刘健群语言晦涩然而意图明确地谈到， 复兴的意大利有黑衫党，德国有褐裳队，因此，这个团体才定名为“蓝衣社”；他躲躲闪闪地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主义而无策略，有纲领而无方法……应以黑衫党、褐裳队为借鉴"。换而言之，他所要剥离的，不仅是国民党的组织之壳，还有它的立党之意……

　　法西斯主义的关键，当然是领袖。为此，刘健群反复强调，“假如领袖好，那么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将迅速发展；假如领袖不好，那么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将不可避免要走错路”。他认为，中国还没有产生那样的领袖，类似印度的甘地、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非凡的精神力量团结全党、号召全民，值他坚信，“中国专制统治的漫长传统和缺乏内聚力的现状，必然会催生这样的领袖……超人会出现，并领导起革命运动”（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在这样一个领袖的号召下，蓝衣社成员将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在“收人等同于普通民众”之外，举凡娶姨太太、吸食鸦片、出门坐头等舱乃至跳舞，都在取缔之列；至于贪污和腐化，更不必说了，“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刘健群认为，只有这样，蓝衣社才能成为“辖区内……民众的无形核心”。

　　反过来，在蓝衣社统治下的千万民众，也必须把財产、生命乃至后代的命运，托付给国家和领袖。他们要以日常生活来表达这种托付。在刘健群的规划里，蓝衣社统治下的中囷民众，要尽的义务极其烦琐：大至服兵役、被动员、随时准备牺牲，小到准时作息、清洁居所、监视邻居的异端言行，乃至见到领袖画像时必须肃立、闲谈到领袖时必须恭谨……

　　那么，怎么培育出民众的这种自觉呢？刘健群认为，这就箔要效仿已执政的法西斯意大利、未执政的纳粹党，乃至已一跃而为世界强国的苏俄.需要将每个人的•一生切割为若干时期：幼年时，他必须加入蓝衣社的儿童组织，并在学校、所在儿童组织的监视下成长；倘若他聪明、出色并且对蓝衣社充满向往的话，那么，他就能优先加入蓝衣社的预备组织，并以此感召其他的学童积极向上。

　　这样，到一个人初初成年时，他必定是忠诚的、可靠的。他也就可以正式加人蓝衣社组织了。这么一来，中华民国将出现一个由领袖、蓝衣社、普通民众组成的金字塔型社会，并以此实现国家的统一、富饶和强大……这就是30年代初期，一个年轻政客为所有中国人设计的命运。

　　命运有意地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滕杰和刘健群，几乎同时想建立一个“旨在拯救国家”的团体；并且，这个巧合如此完整：一个来自外患、一个源于内优；一个突出组织，一个强调理论；一个致力于基层、“秘密”，另一个鼓吹着领袖、“改组国民党”；一个用缜密的思考，另一个不乏狂人的激情……在他们的笔下，民国种种奇形怪状、混沌职始的党团模式，无不具备。“蓝衣社”集大成者民国党团活动的所有特征。

　　把两份文件叠合在一起，后人可以看到，那就是力行社、“蓝衣社”全部的历史轨迹：在军政党宪特的众多秘密小组、对日本的鲜明态度、对苏区的疯狂杀戮、对众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野蛮迫害与暗杀，一波又一波卷起的法西斯鼓吹运动，对蒋介石独裁地位的不断强调，以及后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令人生畏的军统局……直到最后兵败台湾、灰飞烟灭。

　　后来席卷全国的蓝衣社运动，在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人身上，完成了主要的理论储备。它让人叹息于历史惊人的戏剧性。

　　1932年年初，在几经修改后，长达87页的《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终于定稿了。在临近春节、稀疏的鞭炮声不时响起的日子，刘健群和宣介溪买舟沿长江而下，试图以戏台故事里常见的“上书”方式，去游说、征服蒋介石。在这一路的船头，他既心情激荡，又忐忑不安：那个毕生以三民主义、孙中山信徒自居的人，那个为人处世都以宋明理学为标榜的人，会采纳这个来自欧洲的“意见”吗？

　　那个以军功起家、在党内资历极浅，为使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名正言顺，乃至不惜炮制出“英士即死，吾师期我以英士，执信继死，吾师并付以执信之重责，而责我一人”（蒋介石，《孙中山祭文》）的神话的人，会不会为了避嫌，而或黜或囚甚至杀了他呢？

　　他当时并不知道，在他离南京越来越近之际，那个读过私塾，口气里都是“勇毅”、“诚信”等儒学信条，接受过日本军国教育，入过地下青帮，开过交易所，信仰过三民主义，同时为了娶到一个女人、还非常滑稽地成为基督教信徒的人，那个中国历史上最古怪、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也已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兴趣。

　　史料记载，抵达南京后，刘健群并没有找到与他熟识的陈立夫，也就 没有见到蒋介石。但他并没有因此回南昌去,而在南京继续活动。布衣团的活动中心，由此从南昌转移到南京了，到当年4月，“这个社团已由最初的6人发展到18人”。

　　史料记载，在南京期间，刘健群频繁出入何应钦官邸，由此结识了何应钦的侄女婿桂永清。一席交谈后，他获得了桂永清的极度欣赏。这才有了在中山陵下，桂永清越过众人、力荐刘健群的插曲。易劳逸后来写道，“由于没有人反对这一推荐，蒋介石点头同意，并让桂永清通知刘健群明天上午八时到他的办公室一谈”。

　　这样，接下去令人眩目的发迹，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后一个多月，蒋介石连续十几次召见刘健群，并使他“一月两迁”。继任命他为中央军校政训处处长后，3月中旬，刘健群又成为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一时之间，南京官场无不笑谑刘健群为蒋介石的“螟蛉子”（《康泽自述》）。

　　但，对这个“螟蛉子”提出的发起“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建议，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作答。他的目光已投向了一片巍峨的建筑，那里是励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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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志社旧址，位于今天南京中山东路307号。现在它只是江苏省会议中心。而在过去的五十多年，它还先后是过学校、招待所、宾馆等普通场所。历史已经剝夺了一个时代给予这三栋宫殿式古朴建筑的特殊荣光，作为一个富有悲剧意味的时代象征物，人们只能看见，励志社，那不尽的尘封的面容与真相。

　　1929年元旦，励志社效仿日本军内服务组织“偕行社”而建，原址在黄埔路中央陆军大学校内1931年，由著名建筑师关颂声、赵深设计，由陆根记营造局施工的中山东路励志社建成后，它就开始了一个兼为军官交际场所、后来变得非常有名气的建筑的历史。不久后，它的分支机构遍布了许多城市。

　　励志社事实上是那时的国家俱乐部。在励志社的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一笔：1932年3月1日，力行社在此正式成立。

　　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力行社大会的参与者干国勋也详细记载了大会的情况：“(3月1日）早展8时前，大家都根据筹备处的通知到励志社集合……会场中的座位布置成马蹄形，对笤马蹄口所设的桌椅，即为蒋氏主持会议的席位……”

　　但因为淞沪战争，这个会议并不圆满，筹备处人物“因公不在南京”的达到十余人，其中更包括三个重要人物：康泽率首都记者考察团到上海报道战争，-胡宗南匆忙赶回驻地、布置防务，最后，曾扩情还留在成都“游说四川"。只有四十几个人参加了会议。.

　　如同桂永清推荐刘健群那样，蒋介石到场后，这个绝密的会议又有了一个小插曲。

　　不知道筹备处哪个人物多话，一个叫冷欣的黄埔一期学生也闯进了会场。当然，他是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凑上力行社发起人的资历。但蒋介石没有给他这个面子，他一本正经地发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冷欣吓得不敢回答。蒋介石更加严肃地说：“你走吧，今天这里没有你的事”。

　　赶走冷欣的场面，让在场的四十余人都印象深刻。会场静得只能听到细细的呼吸声。

　　一生有过无数兼职的蒋介石，自然是力行社的真命社长。他开始致辞了，这个讲话也一如他惯有的枯燥、烦琐。他显得异常振奋，满口“力行”、“复兴”的词汇。他的身后，挂着他自己拟订的，大抵是照抄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手书，“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

　　讲话后，依照“民主集权”的原则，四十余人进行了人事评议和投票选举。得票的多少，将是干事、常务干事、力行社书记，以及力行社监察委员人选的主要依据。

　　邓文仪因任蒋介石秘书，没有成为被选举人；滕杰、贺衷寒、康泽、丰悌、桂永清、周复、肖赞育、郑介民、邱开基九人被选为干事。力行社第一个赞助者曾扩情落选，在许多人的评议里，这个当年的“扩大哥”既娶了姨太太，偶然还吸食鸦片，他“能力全无、经验略有、但近来官僚不堪”。

　　得票较多的胡宗南被蒋介石亲笔圈出了干事人选。蒋介石的理由是,“带兵官”不要多参与政治事务，以免影响打仗。此外，怎么也不能占据地 位的戴笠，被蒋介石圈成了三个候补干事的最后一个。这可能与干事会里几乎没有浙江人有关，但也说明了所谓的“民主集权制”是怎么一回事。

　　常务干事是“三驾马车”，滕杰、贺衷寒与康泽。其中滕杰代表黄埔四期，贺衷寒代表黄埔一期，康泽代表三期，以便力行社统制全部的黄埔力量。

　　顺理成章地，滕杰继续出任力行社书记。按照“书记负责制”的原则，他要推荐下属各处处长、以及监察会人员的名单；但这些人选的确定，要经过社长蒋介石的同意。

　　力行社下设六处，分别是书记、组织、宣传、军事、特务和总务。书记处是滕杰的助理机关，由力行社的几个“小字辈”组成。常务干事康泽兼任宣传处长，这和他正在办报的关系非常大，否则，他更合适的是周复的组织处长职务。他的《中国日报》也“顺便地”成为力行社的机关报。

　　军事处长是桂永清，除了不在场的胡宗南之外，他是唯一像模像样的“带兵官”。总务处长是毕业于日本经理学校，曾扬言向蒋介石告发、此时也被带到励志社的李一民。最后，为使力行社拥有一个比黄埔同学会更正式的“掩护和运用机关”（《康泽自述》),蒋介石决定设立一个新机构一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杏处，由肖赞育出任处长。

　　这个“调查处”不仅继承了黄埔同学会的全部权力，而且权力版图扩展到了此时南京的大小几十所军校。此外，从它设立的那一天起，它就兼有特务机关的意味。

　　会议就要结束了。在空旷的励志社大厅，蒋介石与四十余名与会者手拉者手，站成了一个大圆圈。他继续以他呆板的、毫无特色的语言进行鼓动：“三民主义力行社从此正式成立了，不达目的决不终止……”

　　这一天，随者四t余人走出励志社、涌向附近的八宝街，一个悬念也留给了大多数与会者。那就是尚未确定的特务处处长人选。几十名黄埔学生纷纷猜测，将出任处长的，是滕杰的推荐人、已展现出特工天才的黄埔二期学生郑介民呢，还是蒋介石侍从秘书、兼任者精干的特务组织“调查科"科长的邓文仪？在励志社社址召开的成立大会使“三民主义力行社”浮出水面了。当时，没有人觉察到一个影响历史的事件正在发生。没有任何报刊披露这个消息，至于麻木的人民，更不会想到这个小小的“社团”，日后会一度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3月仍未转暖的南京，八宝街一带的几个院子却异常热烈。励志社大会后，由陈启坤出面，力行社在八宝街的一个“大园子”里，租下了两栋二层楼的房子作为总社办公地。肖赞育后来谈到，“因系秘密”，它不设岗哨、没有招牌，只有几个便衣警察在门口守卫。

　　靠内的一栋楼房，一层是军事处和宣传处，二层是书记处和组织处。另一栋，则是肖赞育和另一位书记处人员的住所，“以作掩护”。与此同时，滕杰、康泽等人也纷纷在附近租赁房屋，以便办公。

　　一开始，只有区区六十余人的力行社，让这个园子显得很寻常。附近的居民都以为这是一户普通人家。但没几天，它一下子鼎沸、神秘起来了。

　　在力行社六年多的历程中，1932年3月是魁首们聚集最频繁、相处最默契的一个月份。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力行社不另设机构，“只有小组和社员”（《康泽自述》），全部60余人被分成了六个小组。小组每周会议一次，组长也每周向蒋介石汇报一次工作，这带来了力行社紧张、严密、热烈的氛围。

　　在当年6月7R前往武汉主持“三省剿匪总部”之前，蒋介石主持了力行社全部的13次会议，“并且每日会议都长达3小时以上"。一个成员更回忆到，“在第一年的上半年，三位常务干事经常与蒋氏围着一张小脚桌四方坐下，讨论国家大事与社务”（邓元忠，《林培琛访问》）。他过问若力行社每一个计划，敦促着每一步动作。

　　在他无比庞大的军人身影下，这个春天，力行社的第一轮发展狂飙卷起了。在1932年春天的日记里，一个力行社成员写道，“得到总司令的同意后，团体……气势一日千丈”（《唐纵日记》）。这种震动南京的气势，首先因为它接管了首都的防务，成为蒋介石的“御林军”。

　　这年春天，在涌入八宝街的人流里，包括了五个“皇亲国戚”。他们是蒋介石原配毛福梅的亲侄子、“天下第一侍从”毛邦初，首都卫戍部队88师师长俞济时，警卫团团长宣铁吾以及蒋介石的两个侄孙，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和空军首脑蒋坚忍。在古代，这些亲族子弟、近卫部队往往身者锦衣，一时之间，力行社被笑称为蒋介石的“锦衣卫”。

　　披上锦衣后，力行社还被笑称为“黄袍加身”。在“皇亲国戚”之后涌入八宝街的，是遍布各地的一百余名黄埔将官。这个长长的名单，包括了关麟征、黄杰、王敬久……包括了后来声名最显赫的黄埔毕业生，是当时几乎全部的“学生将军”。

　　将官之后是校官。在连年混战、军饷不给的背景下，南京街头处处可见“失业”、开小差的黄埔军人。不止南京，“各种大城市到处发现这类游手好闲的人物，他们招摇撞骗、为非作歹，社会混乱，莫此为甚”（《康泽自述》)。

　　但在力行社首脑看来，这些良莠不齐的失业军人，用处大者呢！几乎是励志社大会刚刚开过，力行社就开始了以办培训班、“分配工作”来网罗党羽的活动。3月，“自新训育班”开班了，力行社一举通吃了全部的270名校官；次月，“团警班”也开班了，第一期就招揽了500余人，此后又连办三期，共汇流2000余人。

　　这个春天，滕杰的目光不断投向一张硕大的地图，他似乎看到了一个个粗壮的军人身影。而他目光所及的区域，也一天比一天广漠。2000多名团警班成员，先是在宁沪、江苏、浙江等地，成为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禁烟、税务、交通、铁路等警察部队的头目。不久后，他们又进人中南、西南、西北和华北，负责起了保安部队。

　　这些地方武装，亳无例外地成为日后力行社各种阴谋、策反、颠覆、串联活动的主力。在力行社剪除军阀的“削藩”中，在戴笠平息“闽变”的行动中，在华北抵抗“自治”的风潮中，在蒋介石瓦解两广的策反中……在接下去的几年，处处可以见到这些人的身影。

　　这个春天快过去时，滕杰的地图已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的团警势力。上 百个保安团、几百个警察局，从中心城市到县城，不断在地图上被标列、添加……

　　夏天到来时，力行社已拥有成员约200人，其中许多人是将军。此外，革军会也在各地控制了200多个小组，并且“小组常有多至15人者”。

　　力行社一举成为南京的三大派系之一，民国全新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几十年以后，易劳逸教授写道：“(国民党）党内派系泛滥……其中最大、最具影响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以及黄埔系。……在1932年到1938年间，黄埔系有效运作的核心，是一个纪律严格的秘密组织，闻名的蓝衣社。”

　　这番论述，被收入了《剑桥中华民国史》。

　　又何止是“黄埔系”？这个春天，滕杰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烟雨迷蒙的南京，他还有一张更加隐蔽、不断细密的蛛网形地图。

　　3月，革青会兼并了18人的布衣团，革青会南京小组成立了。从这里开始，一个庞大而细密的革青会网络，在一个个城市、街区舒展开来。任觉五担任南京支社书记后，干国勋执掌武汉支社，叶维负责上海支社，贾毅主持北平支社。随即，十余个支社、上百个区社、几百个小组，开始密布在工会、报馆、学校、社团。

　　革青会的使命，是成为辖区内“每一民众团体……无形的领导核心"。许许多多的市民，就在这个春天风闻到了力行社、“蓝衣社”的存在。

　　这个春天:，八宝街还发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迟迟没有任命的特务处处长，终于下达任命了。担任处长的，不是控制者颇具规模特务势力的邓文仪，不是早早显示了特工才能的郑介民，而是流离沪浙十年、一事无成、曾经偷鸡摸狗，在家乡几次诈骗、屡受殴打、名声极差的那个从前的流氓，后来变得勤奋含蓄的戴笠。

　　这个希奇古怪的决定一公布，戴笠兴奋得眼珠子要从眼眶里蹦出来。当日，他在南京大宴宾客，次日，他正式受命在徐府巷草创特务处本部。为了给他压根还不存在的手下以神秘感，戴笠特地把自己的私人办公处，安置在和他私交极好的胡宗南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驻京办事处。

　　戴笠向“自新训育班”要走了30个人，开始在南京三道高井的一所普通住宅，依照自己的方式，训练他们。组织建设之外，是“精神建设”。这个春天，随着革青会的兼并布衣团，《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也被接纳为力行社的主要文件。布衣团“限制成员个人财产”的特色，经过滕杰的整理，变成了对早期力行社有着深远意义的《生活限制条例》。

　　《生活限制条例》后来被称为是“修身进德之举”。与刘健群的设想一样，这是一个琐碎、细致、严厉得近乎苛刻的条例。它要求成员勤奋、“力行”、清廉、简朴；它限制奢侈浪费，如外出不得坐客轮的头等舱，尽量减少用车等；它限制腐化堕落，如不准赌博、不得娶姨太太等。一句话，它也要求大小成员，“生活等同于普通民众"。

　　首先限制的是收人。民国奉行“高薪养廉”制度，高级公务员的收人一般为民间十倍以上。如一个上校团长，法定月薪为240元，足以养活一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此外，腐败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贪污、受贿、灰色收入，使官员的收入往往能达到法定薪水的几倍以上。

　　与这样的高薪相比，革军会的一群上校，由于薪金由力行社列支，每月仅80元。助理书记陈启坤的月薪同样是80元。即使是总社书记滕杰，其月薪也不过120元。在这样微薄的薪金中，他们还要上缴百分之五的“社费”，还要无穷无尽地“乐捐”。

　　八宝街如此.其他人也不能避免。按照《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建议，《生活限制条例》规定，薪水不由力行社列支的成员，必须将超出200元以上的收人，上缴给刚刚组建的“厚生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力行社的福利机构，一个小型的“公社”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收取高薪会员的上缴，发放失业人员的救济，负责为失业人员介绍工作，并组织小卖部、小型农场等以安置伤残成员。一句话，它要使入社人员的“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障”。

　　当时担任侍从秘书的邓文仪，月人为400元，每月上缴200元。桂永清等人的每月上缴亦有此数。一个成员谈到，由于力行社内高薪人员非常多，一开始上缴也非常自觉，失业人员每月30元的救济，从1932年到 1934年是得到保障的。“介绍工作”也较有成效，以马培基、杨政和及张淳三人为例，革军会曾邀请他们帮忙编著《演习操典》一书，著书期间，三人加人了革军会。该书完成后，“即告失业，乃由肖赞疗、易德明介绍到航校任区队长”。

　　限制高菥，反过来，社内办事人员的薪水却相当平均。“刚从大学毕业的助理员也是社内最低薪水人员，每月就有60元”，和高干的差別极小。

　　随着《生活限制条例》的推出，各个或重要、或昙花一现的人物的介入，八宝街的生活，开始展现出一种民国罕见的清新。

　　这种清新首先因为成员的年轻。1932年夏天，拥有两百余名成员的力行社，平均年龄约27岁。年龄最大的曾扩情不过37岁；大多数人是20多岁；而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则只有17岁。

　　在整个力行社的历史上，林培琛都是最年轻的社员。他的加入力行社，多少有些幸运色彩。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因为热心时事，关注国家前途，成为匆促组建的“童子军筹备会”成员。不久后，在一个偶然的集会中，他被力行社的一些首脑看中，立即退学到力行社书记处任助理员e

　　加人力行社，使林培琛年轻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的追求。他的工作是负责内部联络，安排会议，保管、誊写、整理各类文档，事务并不重大却非常繁忙。同时，出于保密需要，他后来回忆，在整整五年多的时间里，他吃睡都在办公室，“一月只出来理发一次”，此外足不出户。他没有任何娱乐、休闲和私人生活。

　　一道灰色的院墙、无数往来的亲切“同志”，构成林培琛青年初期的全部。在作为力行社成员的六年多时间里，除了一批简短的家书，他和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连腊月春节他都没有回自己的广西老家。对他的父母来说，这个儿子是力行社的、中华民同的，不是他们自己的„

　　林培琛的顶头上司，是与滕杰一同创办了力行社的陈启坤。这个年轻的姑娘，也和林培琛一样，把自己的私人生活、爱悄与婚姻，都纳入了八宝街的生活。这一年3、4月间，她和滕杰在八宝街一带的一所普通民房里，匆忙地结婚了。几乎没有举办什么仪式，不过是几个同窗、同事一起吃了一顿饭。

　　轻易地度过人生这个最难忘、最甜蜜的关口后，她继续自己在力行社 的文档、内务、联络等方面工作。她比林培琛还要忙，以至不久后就患了伤寒。在不知觉中，要命的病菌，侵蚀若她年轻的躯体和生命。

　　林培琛、陈启坤，一个是力行社的灵童，一个是力行社的圣女，他们带给早期力行社以特殊的纯洁。不止他们，一个叫严泽元的成员在几十年后回忆，“当时在社内办公的人，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个叫梁干乔的成员更加发奋，他几乎每天都是凌展3、4点钟才上床休息，第二天又早早起床，准时上班。

　　这样繁重的工作，以至于“有一次全体办公的人员健康检查时，发现很多人患有神经衰弱症”。

　　繁忙的工作，平均的收入之外，是一种融洽、亲密的生活氛围。在其《遗作集》里，梁干乔回忆到，那时他和滕杰、康泽等人一样，也刚刚结婚；一结婚，他在大院附近临时安下的家，就变成了许多青年的“大家”。滕杰、陈启坤、林培琛以及许许多多的青年，都在这个家庭里进出自如毫无拘束。许多人有他们房间的钥匙，有时他们夫妻不在家，“青年同志”也可以随便出人，甚至从窗子爬进去。

　　家里如有食物，他们可以“任意取食”，最多留一张条子，而后在条子上写“谢谢阿梁”！29岁的梁干乔和他的新婚妻子也从不介意，甚至非常欢迎这样的不速之客。

　　这样的生活情境，烘托、深人着每一颗年轻的心。许多年以后，已年近古稀的一个原成员易德明，在面对采访者时，依旧无比的激动、缅怀。他一件事一件事地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不时地泪流满面。

　　清新气息之外，是严格的纪律执行和自律生活。

　　禁止打麻将、赌博，是《生活限制条例》的律条之一。在陈启坤之后，韦碧辉是力行社吸收的再一个女社员。刚刚入社，她就接受指令，以拉家常、串门子的方式，来探听、监督成员在该方面的违纪。

　　不仅是她，许多人都自觉、自发地进行纠察。胡靖安时任蒋介石侍从，常在节假日邀朋唤友，麻将一打数圈。他的邻居.却是以正直、严谨著称的桂永清。桂永清对胡靖安先是屡次规劝，胡靖安也屡屡保证，但仍不时犯这个毛病。几天后，桂永清即在干事会中提出这个问题，干事会决定“照章惩罚”。负责惩罚的，是胡靖安过去的下屈、候补干事戴笠。

　　戴笠多少给胡靖安留了点面子，让他先返家。“胡乃告家人将出行一星期，实际是被禁闭一星期”（邓元忠，《肖赞育访问》),从此戒麻将达数年之久。此外，另一成员罗纲也因为打麻将被禁闭一星期，并被罚“写小楷五千字”。

　　两个违纪打牌事件后，全社肃然。节俭、严谨甚至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风气，弥漫于八宝街。有人记得，年龄最长、最早赞助力行社的成员曾扩情，只因入社前曾娶妾，数年内每有升迁、另调事宜，一概遭受多数年轻成员的抵制。

　　与此同时，力行社也一改民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官场习气，对社内高干的违纪乃至失误，都严厉追究。

　　以“长策略”著称的康泽，本身是个极重纪律的人。他时常在清晨5点钟召集革青会紧急会议，并严禁坐车、严禁迟到，迟到者不论地位，一律罚站。这一年春天，临近的居民经常看到，天尚未破晓，一行人就一溜小跑、穿街过巷，而后消失在那个神秘的园子里。但他却意外地成了这种苛酷纪律的牺牲品。

　　一次，康泽“误将”易德明的办公电话，告诉给力行社的另一位成员。在戒律森严的力行社，这违反了“保密”纪律。易徳明后来谈到，“发现后，将此事告知郑介民”，由郑介民在干事会上提出，结果是“康泽被弹劾”（《易德明访问》)。

　　在此之外，在1932年春夏的八宝街，一种破家报国的既悲壮又多少有些荒诞的气息，也悄悄升腾起来了。

　　送返外国妻子即是一个例子。力行社规定，为保密起见，其成员不准与外籍男女通婚，已经通婚的一律限时送返。任觉五曾娶日本妻子，另一成员李忍涛曾娶德国妻子，均迅速办理离婚手续并送返回国。儿十年后，—些成员对此态度也颇有保留，认为这“制造了拆散家庭的悲剧'

　　清新气息的烘托、严格纪律的管制，使力行社的成员一开始没有奢侈浪费，没有傲惰腐化，“大家都廉洁清寒地生活”（邓元忠，《滕杰访问》)。力行社另外规定，“凡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在最早的两年里，至少在南京，“无人犯过”。

　　这样的生活气息、严格纪律，使几十年后，数十名力行社首脑仍然感慨于早期的清新热腾，唏嘘于后来的土崩瓦解。“组织建设”、“精神建设”之后，轮到了“活动建设”。1932年6月，正是八宝街兵强马壮、声势惊人之际，前线的枪声似乎传扬到了这里。中共党史称为“第四、第五次围剿”的连续作战开始了。战争在三个战场同时进行：长江以北的大别山区即“鄂豫皖三省苏区”，贺龙的洪湖苏区，以及长江以南的朱毛闽贛苏区。

　　三个战场中，大别山是当年“围剿”的重点。6月7日，蒋介石亲任“三省剿总”总司令。他先是驻足庐山，而后前往武汉。这一次，仅仅在他的亲随中，就有15名力行社成员。一个成员后来写道：“……除了经常性的办公机关，主力都集中到汉口、前线或苏区……被称为‘有声有色’、‘气焰极高’”（《康泽自述》）……

　　几十年后，邓文仪更称这是力行社的第一次集体行动”。力行社通过“铁与血”的手腕，铲除“五鬼”并实现独裁社会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

第七章武汉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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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6月下旬，在大批文武官员、秘书侍从的拥簇下，蒋介石从九江踏上一艘炮艇，前往武汉。28日，在“武昌首义遗址”附近，十余万武汉民众以浩大声势，欢迎来自南京的几百名高官显贵。

　　当日，蒋介石略显沙哑、浙江口音浓重的演讲，不仅在现场，而且通过有线广播传扬进许多中产人家的耳朵。对“官话”素来陌生的武汉，很少有人听清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但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仍然被捕捉到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次日，武汉最主要的报纸之一，贺衷寒兼任社长的《扫荡报》，全文刊登了蒋介石的演讲。当时，这份报纸的几千家订户，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些触目惊心的词汇：“编保编甲、五家互保”；“一人通共、五家同罪”;“没收敌产、处决壮丁”……

　　这就是将在大别山推行的“七分政治"。如果说，对这些中世纪的词汇，武汉人还觉得陌生的话，那么，这个夏天《扫荡报》连篇累牍的消息,则折射出一个人间地狱。

　　在这个演讲几天后，25个精锐师从三面夹击大别山，其中包括五个力行社社员也即胡宗南、俞济时、关麟征、黄杰和蒋伏生担任师长的部队。在他们的身后，是贺衷寒任处长的“三省剿总”政训处的几百名军官。

　　这些军官，大多刚刚结业于“自新训育班”。在另一名力行社成员、湖北保安处处长阮齐所诚的几个保安团队，以及地主武装“三枪会”的拥簇下，他们沿着山野、田舍缓缓推进。每“恢复”一处集镇，他们就留下一个小组、一小股士兵，在当地土豪的协助下进行“户口甄別”；随即，几十上百人的集体活埋、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熊熊火光，以及污水横溢的临时集中营……渐渐连成一片了。

　　也是在这个演讲后不久，7月5日，在不为人觉察的边角，《扫荡报》又刊登了一则简短消息。它也像一颗掉进水面的小石子那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委员长手谕，令侍从秘书邓文仪另组全国对匪斗争机构，兼办‘党内国内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

　　几个月后，当时住在武汉的一些西方记者，才从旧报堆里找到了这则消息。他们一下子恍然大悟：这就是对早已名震武汉的“第三科"的最早报道，是令许许多多西方观察家感兴趣的“武汉清流”的先声。

　　所谓“武汉清流”，发生在1932年夏天。它的主角，是时任蒋介石秘书、后来被称为力行社“四大台柱”之一的邓文仪。

　　在“四大台柱”中，邓文仪的面貌最为清晰。1905年，他出生于湖南醴陵县的一个小业主家庭，“父在乡间做小买卖，家道中衰”；从12岁开始，邓文仪就要在外做工助家，“念书时亦要自筹大部分学费”（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窘迫的早年、一个未成年人“自筹学费”的艰辛与温暖，影响了邓文仪的一生。很早开始，在阅读《水浒传》、《七侠五义》之后，邓文仪即向往济危救困、“不为财色所动”的生活。他毕生极为重视友谊，特别是资助过他的同学和亲友。

　　中学毕业后，“家人促邓氏结婚，以毕业在即，觅职可望”。但那种庸常、凡俗的市井生活，哪里是这个不安分的、向往社会大天地的青年能接受的？他为此离家出走，并考人黄埔军校第一期。

　　在黄埔广阔、湮没出身差别的天地里，邓文仪广交朋友。此后几年，他仕途之坦顺、擢升之迅速，甚至超过了自己的预期。林培琛后来谈到，作为蒋介石秘书，“（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初，邓氏每日皆在蒋中正身侧……任用师长和军与师的参谋长，迕由邓文仪审核推荐”；不久后，甚至“军长的任命亦由邓氏审核推荐"。

　　从进人黄埔开始，短短七八年时间，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掌握了如此重权，确实令人炫目。但与此同时，贯穿他一生官场沉浮的线索，也渐

　　渐表现出来了。

　　在南京官场，邓文仪有一个外号，“蔫辣椒”。身为侍从秘书，他思虑周密、作风细致，同时，对与他交好、信任之人，他真诚友善，乃至可以忍辱负重；反过来，对与自己话不投机的官僚政客，他丝毫不愿客套敷衍、应酬往来，甚至经常不留悄面。他始终是那个湖南乡间讲义气的孩子。

　　在纷纭的大时代，在至为世故的官场，如此“蔫辣椒”的风格，自然不能持久。他后来的宦海沉浮，乃至他身后的纷坛争议，其实都因为这个性格。但此时，正值力行社“政通人和”之际，他27岁的年龄，他痛快淋漓的个性，那有些莽撞、多少不知天高地厚的方刚血气，以及初露端倪的“乱世能吏”的形貌，使他在“武汉清流”中一举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

　　“当时汉口有‘三多•之称，即‘多嫖’、‘多赌’、‘多吹’（吸鸦片烟）……”几十年后，面对自己的儿子，已从政工局长位置上退休的邓文仪，开始讲述自己主导的清流武汉：“……腐化的风气直接影响了士气、税收、军事、保密……”

　　又何止是“三多”这么简单？作为水陆码头，晚清以来.上海与武汉分别是“洋务中国”的两个缩影。一边是向洋看世界的开放，另一边则是富国强兵的变革。在几十年的开埠后，上海表现出惊人的、多少有些畸形的繁荣，与此同时，以兵工厂、新式陆军、重工业为象征的武汉三镇，却迅速沦入蒙昧、混乱的深渊。

　　“首义”枪声刚刚平息，沿长江而下的，是大量鸦片。“云土"、“贵土”以及来自缅甸印度的“洋土”，使这里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毒品交易商埠。与鸦片同时抵达的，则是大批苦力、娼妓、人口贩子、土豪乃至盗贼，他们聚居在武汉的“上江”街区，与“下江”的租界、旧城区遥遥对峙，构成武汉三镇动荡、混乱的长久渊蔽。

　　以这些流民为基础.“青红帮”、各种码头组织泛滥成灾，一个地下武汉迅速形成了。此后十余年，一边是卖儿救穷、利上滚利，另一边则是挥金如土、横行三镇。作为全国第二大城市，武汉的鸦片市场、人口贩卖市场，是完全公开的；武汉的报刊发行总量，却位居各大城市的末座……

　　不仅如此。20年代的动荡局势，造就了武汉的权力真空。经历北伐、 “收复租界”和宁汉分裂，外国势力、割据军阀都迅速没落了，而南京的影响还鞭长莫及。三者之间持续不断的权力博弈，都倚赖于黑社会。四五年间，黑社会日渐坐大、登堂人室，最终主导了武汉的市井。

　　鸦片武汉、地下武汉、黑金武汉……凡此种种，使武汉这个伟大的城市，民国纪元的象征，这个聚集者二百余万人口的“九省通衝”、内陆最大的水陆码头，集大成地汇聚巷“闹华五鬼”的所有特征。它使一个荣光的城市，变成一个遍身脓疮、污秽不堪、奄奄一息的老年女丐。

　　这就是1932年夏天，邓文仪及其“校长”所目睹的武汉。

　　这就是滕杰、贺衷寒、康泽等力行社领袖所痛心疾首的中国之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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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流武汉”从新机构的设立开始。1932年6月29日，抵达武汉次日，蒋介石即召见了汉口公安局长蔡孟坚，勒令他整饬武汉秩序。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蔡孟坚谈到，“某日，委员长手谕，改组对匪斗争组织，令彼时侍从秘书邓文仪与我另组对匪斗争机构，并面谕‘兼办党内国内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但我对此任务艰巨，不敢接受……"

　　作为CC系的青年干吏，蔡孟坚曾捕获中共特工负责人顾顺章，并曾化装潜入洪湖苏区，与贺龙见面，是闻名一时的“蔡大胆”。但在武汉市井面前，他睢前顾后、躲躲闪闪，让蒋介石大为不满。几天后，“某日委员长出席联席纪念周，即席训话，对武汉市区秩序混乱，社会生活腐败，对警察服务精神.大肆指责”（《蔡孟坚回忆录》）……

　　蔡孟坚被骂得面如土色。与此同时，7月5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邓文仪若手将他管辖的“调査科"，改组而为武汉行营“第三科”；同日，蒋介石日记记载，“九时半与曹浩森、陈希曾、邓文仪谈话，令邓接收各方报告”（《蒋公日记》)……

　　换而言之，蒋介石决定撇开蔡孟坚单干了；著名廉吏、国民党元老曹浩森，以及蒋介石的密友陈英士之侄、与陈果夫为同族兄弟的陈希宵，也将配合邓文仪的行动。蒋介石希望以力行社为主、以CC系为配角，一举

　　荡涤这个污浊武汉。

　　大约7月中旬，“第三科”改组完毕了。在邓文仪兼任科长，与邓文仪私交极深的邱开基出任副科长之外，它还包括了六名力行社社员。它“下辖五组”，共有军情特工、秘密警察、刑事侦探六百余名。一开始，在暗流汹涌、势力盘根错节的武汉，这是一个精悍的、然而多少显得单薄的力量O

　　“第三科成立时，汉口市内已有两个调查机构，但皆与青洪帮有关，实为罪恶之首……”几十年以后，时任第三科副科长的邱开基回忆说：“一为公安局的侦缉队，棺查处长名叫杨震（号庆山），是洪帮柄痕山和太华山的双龙头……”

　　历史在这个老人的讲述中重现《杨庆山，时年48岁，他十几岁就开始了自己“打码头"、混黑帮的生涯；因善于窥测时机、拉帮结派，在帮会中地位节节上升。到30岁出头，他就开设了两个堂口，手下有几千名弟子、打手。

　　这是一个天生的流氓头子。在堂口，他公然宣称，“武松、李逵这些英雄好汉，是打架打出来的.杀人杀出来的。读书、科举，是盛世的路子,在这个乱世，打杀才能活命”；这又是一个嗅觉异常灵敏、为人狡诈多变、深谙“黑金”三昧的枭雄式人物，在打家劫舍之余，他以“慈和”、“义气”、“有担当"的形象，捐款积善堂、施粥灾荒年，并积极参与各个政治派系的权力倾轧，成为一个活脱脱的“汉口杜月笙”。到20年代末期，他摇身一变，成为武汉社会的上流人物，并出任负责禁烟、反走私的稽查处处长要职。

　　堂口升腾的香烛，与象征社会秩序的缉私处招牌结合，使杨庆山势力急剧膨胀。短短几个月时间，“长江中游自九江、安庆到重庆皆为其势力范围”（邓元忠，（邱开基访问》)。几千里的长江，从此任由杨庆山船队出人；来自西南、海外的烟土，也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向两湖、两江、上海乃至满洲……

　　最富讽刺意味的是，在前一年的长江大水中，由于杨庆山修建善堂、施粥灾民，他被湖北官场锴为“政界楷模"、慈善长者。他的寓所、办公室乃至堂口，都挂满了湖北名流冠冕堂皇、歌功颂德的各种牌匾……

　　整理完杨庆山“密报”后，邓文仪与邱开基的心情都极为沉重。几十年后，邱开基仍然以重重一语，概括自己当时的心情：“此賊不除，汉无宁日

　　但对杨庆山的处置，似乎拖泥带水、轻描淡写。后来，邱开基谈到，**第三科为了推行业务作权宜之计，首先请蒋中正召见杨庆山，叫他退休并赠五万元办慈善堂，手下稽查全部交出"……

　　也就是说，作为“出山第一刀”，对杨庆山，第三科不过迫其辞职、同时略施薄诫而已。区区五万元的变相罚金，不足杨庆山历年积敛之半成，不过九牛一毛。对此，即使日后对第三科大加颂扬的武汉市民，也不无隔靴搔痒之感。

　　但这个多少让人失审的“权宜之计”，也是持重之举。1932年，伴随者蒋介石的“二次复出”，实现统一已成为力行社、南京政权的第一热望。当年，力行社干事会拟定了“稳定山东、瓦解两广、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的十六字方针。

　　以烟土的暴利为支撑，过去几年，杨庆山收买了上自重庆、下抵南京的众多官员。以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为例，他每月收取杨庆山“茶水费”八九万元；以杨庆山上司、时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的何成浚为例，他与杨庆山的买卖更有着种种瓜葛。此外，宜昌、九江、安庆、芜湖……也处处可见杨庆山的官场合伙人。

　　长江沿域的几百名官员，被杨庆山卷进了精心勾勒的黑金图谱中。武汉、两湖是南京政权与各地军阀的缓冲地带，武汉的稳定，是从容“削藩”的前提。杨庆山案覆盖几省、牵涉太广，倘若穷追深究的话，有可能引发湖北军阀的激变，从而妨碍削藩国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愤慨溢于言表，邓文仪也只能敲山震虎，渐进地推动官场、社会的整饬。反过来，这也能使他手握巨大筹码，以和夏斗寅、何成浚心照不宣的方式，为南京贏得烟土税、“烟花税”、土产货物捐、商税等庞大财源……

　　勒逼杨庆山辞职之余，第三科釜底抽薪。7月中旬，继接管杨庆山的千余稽査之后，邱开基率领百余特工，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湖北堂口。兼为"码头工会”、“纺织工会”理事长的刘海清，被吸收为革青会成员；人数多达四五千的堂口，则被改组为革青会的“掩护机关”——“忠义救国

　　会”武汉分会，并开始协助禁烟、反走私、情报搜集等工作。

　　正担任安庆警备司令的桂永清，芊领他装备精良的警卫营，也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安庆势力。由两千余名码头工人组成的“九华山”堂口，被改组为“忠义救国会”安庆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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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庆山的稽查处，势力弥漫于长江交通动脉；下设四大队、十二分队，共有1200名警员的武汉侦缉队，则负责武汉治安9邱开基后来谈到，“多赌、多嫖、多吹之外，汉口地方之败坏，治安之恶劣，难以言说"！

　　与杨庆山相比，侦缉队的十几个大小队长，只能算是头脑简单、行韦草率的小字辈。他们没有丝亳修正，将帮会规矩原汁原味地移植进官场，首开了“警员不开支、队长分地盘”的先例，被汉口小儿传唱，成为一时笑柄。

　　“时侦缉大队长的月薪为八百元，但每人每月的实际收人可达四五万以上……”邱开基谈到，这笔相当于千余工人月薪、可与大企业主相提并论的收人，主要来自下属警员的“孝敬”，以及坐地分赃式的盘剥：“盖每队有四百稽查，每人每月付给队长一百元，队长又可以收取旅馆、饭店、轮船靠码头之规费等。仅以此队长之收人一项为例，可推想当时社会风气之败坏……”

　　“警员不开支”的根源也在于此。大队长瓜分了大烟馆、大旅店、大码头,分队长等而次之，小集市、小商铺和小买卖则归警员所有。在每月上缴“孝敬"后，其收人仍高达千元以上。一时之间，凡是“有门子”、“有路子”的武汉市民，纷纷委托关系，意欲将自己的子弟送进侦缉队；武汉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补缺经纪人，种种“介绍费"、“跑路费'“茶水费”五花八门，足以使一个中产人家破产。饶是如此，进侦缉队依旧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在这些令人眩目的“肥缺”之下，掩盖的却是无数商人、寻常市民的血泪。

　　《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等主要报刊的汉口版，几乎每天都刊载商人破产、市民自杀的消息。王门寡妇杨姓，与孤儿倚赖亡夫的澡堂度日，但在一侦缉队分队长的连续敲诈下，无钱支付，写下高利贷欠条。利加利，利滚利，在还贷期限前夜，寡妇先是毒死孤儿，而后悬梁自尽。一门两命的惨案，丝毫不能激发该队长的天良，反而以欠条为据，驱逐王氏亲族，霸占澡堂；

　　汉正街百年老店“瑞和堂”因生意兴降，引发了三警员的规费争夺。该店老板“一月三付”，不久破产，遂吊死于汉口警察局门前。但凌晨时分，店主尸身被抛入长江灭迹；

　　南洋华侨庄某，携子到武汉经商。其子流连妓院，说动一粉头从良，由此得罪了老鸨。老鸨勾结警员，先是敲诈三千元，“复诬庄某为烟土私贩”，扣其全部川资。庄某数十年积蓄--夜而光，投诉无门，再次回到南洋充当苦力……

　　这一条条人命、一桩桩血案，构成了警匪统治下的武汉生活。如果说，对杨庆山势力，第三科还多少隐晦、妥协、“投鼠忌器”的话，那么，对民怨沸腾、得罪了大半武汉居民的侦缉队，邓文仪、邱开基则要借他们的人头，向二百余万武汉人表明力行社、南京政权的反腐决心。

　　出面抓捕十余名大小队长的，是力行社干事、“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

　　邱开基，时年29岁，出生于毗邻缅甸的云南景东县。几十年后，他简要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父兆南，前清举人，革命后犹效忠清室，拒不出仕。为县内土绅殷商……有兄弟七人，排行第五"（邓元忠，《邱开基访问》）……

　　蛮荒的丛袜与富足的家境，造就了邱开基敢作敢当、热烈粗犷的天性。1924年，在行将毕业于云南省立中学前夕，邱开基与同学十余人，“无故遭讲武堂学生集众殴打”；别的同学不是逃散、就是求饶，只有他独身反抗，被打得遍体鳞伤、“几乎丧命"。这个遭遇，使邱开基毕生痛恨军阀、兵痞。他为此毅然从军，“决意作中国的新式军人”。1925年，他考人黄埔二期，并与邓文仪结为终生挚友。

　　在发起力行社的日子，邱开基是一个既不显眼也不容忽视的“骨干” 式人物。但因为掌握特工机要，又是云南人，在“联系西南”成为削藩国策之际，他因缘际会，被蒋介石钦点为力行社的第九名干事。这一天，依照蒋介石、邓文仪的手令，他率领百余名特务，前来抓捕武汉缉私队的十余名大小队长。

　　这一天，因为局长蔡孟坚通知会议，十余名大小队长也聚集在会议室里；在会前的松弛时光，他们吸烟、聊天，不时为一个小小的插科打诨而哈哈大笑。一切和往日都没有什么两样，汉口的天、汉口的地，他们在汉口的日子，似乎总是如此；人世间的秩序，似乎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为钱生、为钱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直到大群特务冲进会议室，他们还在继续着那些话题。几乎是在稀里糊涂、目瞪口呆的情况下，他们被按倒、下了枪械而后戴上手铐。

　　当夜，他们被押解到一处偏擗、与外界隔绝的旅馆里。

　　“一路哭，何如一家哭”？一切醉生梦死、升官发财的日子，就这样在蚊虫的叮咬、看守的呵斥，以及邓文仪邱开基威严、不屑的讯问由中，成为一枕黄粱了。大部分人死到临头还没有惊觉，他们或恭谨、或讨饶，或谈笑风生地套近乎……邱开基后来谈到，“有欲以献金、缴纳保证金以至贿略，以求出押者'

　　当月月底，在几天的审问后，七名罪大恶极、手上有命案的警察头目，被判处极刑、“褫夺公权终身”；其余人也或监禁、或撤职，并被抄没大部分财产。在武汉郊外的一处秘密刑场，在夏日朝阳、殷殷碧草的衬托下，一群便衣扇形铺开4监视执刑；伴随者几声枪响，无数喜鹊、老鸦惊簌簌地飞起了，那些或面如土色.或屎尿难禁的死囚，栽倒在了地上。

　　负责验尸的邱开基掩着鼻子，不屑地踢了一脚尸体：“……一群稀松货。”

　　那些临刑前或丑态百出、或多少忏悔的迷蒙目光，铺张出的，却是一个渐渐清朗的武汉天空《在汉正街、沿江码头，收取规费的警察销声匿迹了；商铺开张的鞭炮声，又接二连三地响起来了。

　　又何止枪决、囚禁大小队长？1932年8月，在武昌的一处废弃兵营里，一个规模浩大的“稽查轮训班”开班了以三名力行社社员，学者张义夫、郭寿华，特训专家王新衡为首，几个小组开始轮番整训稽查处、侦缉队的几千名警察。在兵营的大门外，几挺机枪冷冰冰地对准一张张怯生

　　的面孔。

　　军事集训、政治宣讲、侦探技能讲授；准时作息、检查听课笔记、鼓励检举揭发。吸食鸦片者枪毙，聚众滋事者枪毙，外出敲诈商铺者枪毙；点名迟到者禁闭、内务不整者禁闭、浪费粮食者禁闭、顶撞教官者禁闭……大部分受训人员都战战兢兢，唯恐成为了出头椽子。几天后，千余名警察被集体剃了光头，他们在教官的驱赶下，穿者严严整整的警服奔跑在武汉的盛夏烈日中，一时成为武汉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而这一次拉练，原本生活糜烂放荡的警察，中署昏厥者达数十人。

　　在一个多月的封闭式集训后，稽查处与侦缉队面貌焕然一新，“组织、内务、技能皆大有可观处”（张义夫，《我的调查课生涯》）。一个藏污纳垢、貌似无可救药的队伍，已成为纪律森严、行动有力的准军事团队。

　　但这还不够。它还不过是圈养的野狗，一旦放回街市，极容易死灰复燃。为此，邓文仪决定进行“茶房训练”。

　　武汉上万家饭馆、茶楼、旅店、澡堂，凡较具规模者，均选派粗通文墨的茶房一人，进行集训，“以举报警察贪腐、走私交易、青洪帮动向、敌情动态”。为顺利推进茶房训练，武汉警察局的一纸通知，被散发进大小街巷的各家商户：凡不派出茶房者，吊销哲业执照；凡茶房举报不力者，该营业场所发案，则“店主与茶房均有连带责任”。

　　成千上万名茶房走进了集训营。在见识了力行社森严纪律、“清流武汉”的决心后，这些八面溜光、善于察言观色的包打听，第一个反应就是诉苦、检举。警员的横行、地痞的白吃白拿、黑帮的交易、寻常市民的生计……一幅武汉底层市井的生态图卷，在这群快嘴伙计的话语里渐渐展现了。

　　一批批茶房来了，随即又回到了所在的商铺。流水一般地，伴随者-个个卑琐身影走出集训营，“清流武汉”的耳目，已经遍布于三镇了。“清流武汉”的行动，也由此进人到整饬社会风气的阶段。

　　/

　　口嫖赌。故第三科通过茶房的消息……在太平洋旅馆查获一团长及一师长。整饬工作由此开始。”

　　又何止是那两个倒霉的团长、师长？这一天深夜，以几百名特务，近千名力行社、革青会武汉成员为骨干，几千名警察分作了上千个小组，密布在武汉的各个街区。笔挺的军装、警服，以及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子，三三两两地聚集者，随时准备待命。许许多多的武汉市民，就是在这个深夜听闻、目睹了力行社的。

　　凌晨4时，行动开始了。第三科组长李叶一马当先，踹开了太平洋旅馆的一处客房，捕获了那两个军官；随即，几千人一起动手了。在各个街区、路口，不时可以看见被押解出来的赌徒与嫖客。被关押在拘禁处的军人、公务员越来越多，拘禁处变成一个人头攒动的菜市场了。

　　汉口、武昌、汉阳……这一夜，武汉三镇昔日不夜的场所，灯光一处处地熄灭了。妓院、酒楼、旅馆，一家家地暗淡下来。与此相反，坐在汽车上巡视各处的邓文仪却看到，原本习惯在路边竹床上度过复夜的武汉市民，大部分都被惊醒了；一家一家的灯光，也接二连三地亮起来了。

　　灯亮一处，“清流武汉”的景象就上扬一分。在一条条街巷边，许许多多的武汉市民静默无声地站立着；无论老人、妇女还是学童，都以一种复杂而欣慰的表悄，看着这些来自南京的青年。渐渐地，车行一路，邓文仪似乎也被感动了。几十年后，谈起这一夜，他依旧有者许多感慨。

　　这一夜，近千名军人、公务员被扣押.几千人在行动，几百万人则彻夜不眠。它震动了武汉官场，震动了社会、民间。饶是如此，还是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军官、小吏之后，要轮到文官、高官了；其地位之高、官衔之大，超出了寻常市民的想象。

　　几十年后，邓文仪也称之为整饬期间“最为严重的一案”。

　　“最为严重的一案”，涉案人包括三个湖北最有权势的人，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浙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以及“三省总部”第五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几十年后，邓文仪言语含糊地谈到，“侦知三人常到汉口法租界南宁路47号，水电公司总经理刘少岩家中赌博。蒋中正得报后，下令逑捕，并交邱开基执行……"

　　正是这些话语，使该案显得迷雾重重。两个月前，为了一个恶贯满盈、 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的杨庆山，蒋介石都不惜降尊纡贵、亲自召见，不伤毛发地迫其辞职了事。此时，为赌博这样的区区小事，对三个掌握湖北实权的重要人物，他为何态度如此激烈，以至要“下令逮捕”呢？

　　紧接者，更加诡异、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也一个个来了：“邱开基……尚不知案情之严重性，先到军法处觅妥一个合适的监狱，准备当晚捉人。军法处长仇鳌好奇，再三追问拟捉何人，邱开基终以实相告，仇鳌知情后便劝邱开基做事不可太鲁莽。若真的去捉，可能见笑世人，甚至引起政变，乃劝延迟一日……”

　　准备监狱、“见笑世人”、“引起政变”……一连串异常重大的后果，在这个军法处长的话语里出现了。难道蒋介石预见不到这些吗？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对仇鳌的劝告，邱开基果真答应了。这么一来，“次日去时，已无人在场矣"。被称为“最为严重”的一案，就这样无声无息、不了了之了。几十年后，邱开基不无得意地谈到，“此事传出后，武汉官吏之腐败生活顿然停止，咸认蒋中正整饬风气之决心甚坚，偌大官吏会受惩处，其他人员更加难免了。故多不敢违背”（邓元忠，《邱开基访问》）……

　　换而言之，该案虽未发生，佰“杀鸡儆猴”的效果已经出现了。对此，许多人认为，这是蒋介石授意邱开基演出的一幕“捉放曹”，以此恫吓湖北官场；更有人断言，它不过是蒋介石与湖北三巨头合作的一出双簧，所谓“下令逮捕"、走漏风声乃至事后的不了了之，都是事先策划好的滑稽戏……

　　问题在于，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一生以正人君子自居，满口“诚信”、“勇毅”的蒋介石，会公诸如此拙劣的权术手腕吗？倘若他只是暗示邱开基，万一邱开基会错了意，又该如何收场呢？至于“双簧”之说，更加站不住脚，对这样声名扫地、沦为笑柄的角色，夏斗寅等人是绝不会答应扮演的。

　　更大的可能，它是一个投石问路、半途而废的政变密谋。

　　与“清流武汉”几乎同时，大别山军审行动的进展，异常顺利。8月28日，谭道源、刘健绪各部包围了鄂南红军孔荷宠部，此后十几天，“败孔荷宠于万载河，翌日再败之于大桥”；9月9日，卫立煌、蒋伏生、李玉 堂各部会师新集镇，“三省苏区”的首府沦陷了。同日，王均纵队攻占麻埠、关麟征师挺进黄安……到9月12日，蒋介石宣称，郓南作战已经结束，“此后以肃清流匪、残匪为主”。

　　以此为转折，三畨工作转而“以政治为主”。所谓政治，浮现于历史表象的，是苏区的“地方整理'战祸区的生计恢复，但作为潜流，更重大、更迫在眉睫的政治，则是湖北“削藩”。是时，夏斗寅、何成浚等人已主力尽出，负责武汉卫戍的，是俞济时精锐的88师。在此之外，力行社的千余党徒、邓文仪的几千警察，以及阮齐的几团保安部队，也遍布于武汉城内外……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动手呢？是顾念者他与夏斗寅多年的称兄道弟，还是因为何成浚已被渐渐驯服、“实属可靠”？亦或，这完全因为他复杂的个性、幽微的内心，以及自居为“正人君子”的道德标榜？这一切已是不可解答的历史之谜了。无论如何，在他驻节武汉几个月以后，《大公报》的一名记者写道，“近年以来，各县咸知有中央……湖北一省，已无异江浙、安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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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初冬，已离开南京半年之久的蒋介石，终于要打道回府了。这一天，在江汉码头，在大群官吏、士绅以及鞭炮和仪仗的烘托下.他再次发表了长篇演讲。这一次，武汉屏声静息地倾听巷他的浙江官话，镁光灯闪成了一片，报刊和有线广播再次将他的演讲全文送到每一个武汉家庭。

　　他先是公开嘉许了自己及力行社的工作，“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三省而言，政治力量确已做到了五分……下一步，应将之推行于全国"。

　　说到这里，他略略停顿.并微眯起了眼睛。他眺望着长江的深处，似乎也在眺望江西大山里的那片田土，那群难以征服的对手。

　　紧接者，他用“有声有色“人木三分”来评价第三科的武汉表现。他一一列举了“汉口地方之改善”、“清流社会之复兴”、“警察服务精神

　　之扭转”。他的讲话不断地被如潮的掌声淹没。

　　然后，他开始表明自己的几项决心。

　　第一个决心是根绝流毒百年的鸦片。早在9月1日，三省总部就颁布了《党、政、军、学戒烟办法》，要求党员、公务员、军人、学生在两周之内向“有关单位”填写《戒烟志愿书》。这个“有关单位”，正是第三科。

　　禁绝烟患不过实行了几个月，然而，这一天，他语气森严地宣布了两个决定：一是从即日起，《办法》要“通令三省各机关学校一体执行”；二是严禁民间种烟、私贩，私畈烟土者一律处以死刑。

　　三省烟患延续百年，断然禁绝谈何容易？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脸上又錤出了一丝笑容。他说，事缓则岡，为供应过渡时期瘾君子的需要，将实行“少量"鸦片的政府专卖，至于专卖所得，将全部充实国库、以作军费。

　　听到这里，大小官员都伸长了脖子，想知道烟土专卖这个“肥缺"要落到谁的手上。但蒋介石的决定貌似无懈可击，专卖“仍由”缉私处负责，虽然担任缉私处处长的，已经是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了。

　　实行鸦片专卖之外，是“全国对敌斗争机构”的设立。在历数了无数学潮、工运、兵变，以及遍布全国的共产党秘密支部后，他斩钉截铁地宣称，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实为必要”。

　　“但是”，他话锋一转，慢吞吞地说，由于“事涉机密"，他只能在这里宜布，这个有力的对敌机构已经出现了，并且已有了出色表现。

　　在场的几百人都心知肚明，这个机构就是第三科。但没有一个人觉察到蒋介石用词的变化，即不仅是“对匪”，而且是“对敌”。南京的敌人有哪些呢？在共产党、地方军阀之外，还有——日本人。

　　1932年夏秋，在武汉日租界，始终活跃着一个小型、神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它先后制造了多起轰动一时的刺杀案、爆炸案。首先是“王金波、杨志清案”。

　　王金波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秘书，大约8、9月间，他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九天后，他的尸体在九江被发现，与此同时，日清公司买办、与他私交极好的杨志清更暴尸汉口街头，“数其五条大罪，罪状置于尸身上……罪状署名为4锄奸团’”。

　　原来，杨志清的真实身份，是日租界密探长，“日本在汉口建立的汉 奸组织……以杨志清为首"。至于王金波，也不过是他的手下。该案引起轩然大波，日本领事以“死者系日资公司属员”的名义，几次交涉，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紧接着是“日货案”。也是8、9月间，百余家与日货有关的武汉商行,都收到了锄奸团的恐吓信，勒令三天之内停售日货，“甚至威胁要投炸弹”。此后几天，爆炸声时起时落，日货销售一落千丈。邓文仪后来回忆，“（民国）二十一年夏，日货在汉口的销售每月约值六百万元……三个月后，日货销路减少至二十万”。

　　与王金波、杨志清案一样，该案最终没有破获。此外还有“领港案”、黄飞案……

　　毫无疑问，这些案件都是笫三科所为，是他们“以秘密对秘密”、进行反日活动的手笔。它的主要执行人，是一个原名杨又生、化名陈有光的特务头目。几十年后，邓文仪表示，以日货案为例，“若以当今法制去着，甚觉其过分，但出于当时乱世之下，若不以重典则难收效果”……

　　到蒋介石发表讲话时，作为全国性“对敌斗争机构”，第三科已发展成员千余名，成为堪与中统并列的民同两大特务组织之一了。并且它又再次更换了招牌：调查课。

　　谈到禁烟、设立调查课时，蒋介石都充满了一种故作的从容，貌似的举重若轻。但，当他的话题转到第三个决心时，他的声音却略显激愤、嘶哑，他的脸上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

　　这就是根本杜绝腐败、全面革新国民党。这是南京政权的一个逾久弥新的话题，它牵连者这个政权最脆弱的神经。蒋介石是从三省工作转入这个话题的。

　　三省的“七分政治”虽然出色，但这是治标呢，还是治本？蒋介石的语气似乎很沉痛，他无奈地承认，这是治标，“为什么土匪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是因为苛捐杂税一天一天多起来了……征敛没有止境，匪患也就不会止息”。

　　这句话说到了要害。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重敛呢？与刘健群的看法不同，蒋介石认为，原因不在政体，也不在天灾和内战，而在于个人。他又重复了他在1930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过的话：……现在，党员既不为 原则也不为民众奋斗，许多官员对党和党的主义首鼠两端，有不少冒牌军官和投机政客只关心自己的自由和利益，只追求他们自己升官发财的贪欲得到满足。这样的人为数甚多。"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他断言，这是因为道德的沦丧、人心的不古。因此，“如欲实现民族复兴，必先实现道德复兴”。

　　全社会道德复兴的前提，是官员、党员的以身作则。他谈到，社会性腐败的根治，唯一出路是奢靡生活的终结、个人的修身齐家……

　　说了这一大通废话后，蒋介石有意停顿下来了。他的目光从几百人脸上缓缓扫过，说不清是是殷切还是威慑。他最后加重了语气：

　　“汉口地方之整饬，亦将推行于全国！”

第八章元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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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驻节武汉的半年间，力行社的气势，依旧一日千丈。

　　拥有两三千名成员后，1932年夏秋，以总政训处、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为“掩护和运用机关”，革军会又在各地发展了百余个小组、上千名会员。与此同时，滕杰后来谈到，“在第一年内，单青会的发展，虽无革军会的速度，却有重要的成就……”

　　所谓“成就”，以南京、武汉、上海三地为主。1932年7月8日，在吸收了几百名报人、公务员后，革青会中央政治学校小组出现了，“几位学生如王受泰、邵步墀、颜德桂、上官业佑……被吸收入革青会”。以叶简修为区社书记，当年年底，只有区区三四百名学生的政大，“有一百多位参加了革青会”（邓元忠，《滕杰访问》）。

　　政大之后，是金陵大学、中央大学乃至政府各部。而与南京革青会相比，上海革青会更加引人注目。几十年后，滕杰回忆说，以叶维为书记,“组织在工会、学校、政府机关内同时下手。在工会方面，由总工会开始,再到各分工会；在学校方面，从大学教授开始，再到学生”……

　　大约3、4月间，在吴淞中国公学，第一个上海革青会小组出现了。叶维担任组长外，它包括了两名大学教授，原黄埔军校教官白瑜以及周恩来的旧日同窗、留美政治学硕士孙伯謇。几天后，他们创办了第一份刊物，《民众喉舌周刊》。它以学生为主要读者，“每星期四出版……每期发行三千份，一出售即被抢购一空”（邓元忠，《白瑜访问》)。

　　以《民众喉舌》为招徕，当年夏天，革青会暨南大学小组、“《大晚 报》报馆”小组、邮务工会小组、海关工会小组……纷纷出现了。几个月后，上海革青会已拥有近百个小组、几百名成员。

　　又何止南京、上海？当年年底，力行社已在各地建立了十个分社、近百个直属小组。按照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英一的报告，“其中三个在南京，其余分别在上海、汉口、杭州、北平、洛阳、兰州和广州等地"；以南京第一分社为例，“有成员1582人，内含军人693名、文人与公务员533名，还有大学生356名”……

　　力行社的下属成员，已达到了万余人。滕杰发展精英、“组织干部”的两年计划，也提前完成了。但与此同时，一种无形的压力，却处处束缚者他。

　　这躭不能不谈到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晚年滕杰回忆说，在最初的几个月，**蒋中正交给力行社办理的公文件数之多，甚至特别刻有1交滕杰核办’之木章”；林培琛也谈到，“当蒋在南京时，力行社书记可随时请求而获得晋见机会但也是那几个月，两人却有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冲突。

　　冲突几乎从第一天就开始了。邓文仪后来冋忆，为特务处处长人选，“（民国）二十一年三月，蒋氏柠三次向滕杰婉言推荐戴笠”。直到第三次，膝杰才勉强同意，这让蒋介石相当不快。

　　而发生在次月的“葛武綮事件"，更使他们的矛盾几近公开了。

　　作为黄埔二期学生、“革青会”首任书记，葛武綮与陈立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32年4月，力行社风生水起、声势惊人之际，为讨好陈氏兄弟，葛武綮将大批秘密文件送到了党部。几天后，不知道是阴差阳错还是陈立夫的有意安排，在党部办公室，滕杰发现了这些文件。他不动声色，悄悄地带了回来。

　　很快，在力行社干事会上，滕杰决定以“泄密”罪名处死葛武綮3但对此，蒋介石却厉声指责了他，原因是作为正人君子、黄埔学生，不应有偷窃文件的行为；因此，这样得来的证据，他“不予理会”。

　　这个离奇、反常的态度使滕杰垂头丧气。不久后，在陈立夫的安排下，仅仅受到“开除社籍”轻微处分的葛武綮，就脱下军装、出任宁夏教育厅厅长，从此长期留在了西北。

　　从这个事件开始，在日常社务中，两人你来我往、冲突不断。邓文仪 后来谈到，••有时蒋氏的意见并不被采纳，甚至在开会时当面争执”……又何止是这些事务？与蒋介石接触过的许许多多西方人，都注意到他“越权控制和不顾正常程序的个人偏好”，对此，滕杰也深有同感。这一年初秋，他和肖赞育为此上书，对这个“校长”直言批评，说他“喜怒无常”。据说，蒋介石哭笑不得，他当场以一句浙江乡下的俗语，“你们人穷志大”，来轻轻了结此事。

　　但仅仅是“哭笑不得”这么简单吗？1932年6月5日，行将离别南京前夕，蒋介石日记写道，“学生之幼稚令人心焦，余必如何乃能造成干部人才而可以得到助手也”？邓文仪也谈到，“到二十一年下半年，蒋氏对力行社的态度显已冷淡而间有申斥”。过去轻车简随、不时出现在八宝街，与三个常务干事闹坐在一张小圆桌边交谈国家大事的情形，更是一去不复返了。

　　此后，蒋介石经常越过滕杰，交办事务给丰悌、戴笠等人。滕杰认为，这极大地助长了八宝街的微妙心态，乃至各自为政的倾向。以丰悌为例，几个月来，他时常谈起与蒋介石的私人接触，“颇有骄满之态……所幸不久后即出任驻德使馆武官”；以戴笠为例，“二十一年复秋间，（特务处）形成了半独立状态"（邓元忠，《滕杰访问》）……

　　这一天，也就是1933年元旦前夕，先后送达八宝街的两份手渝，更让滕杰百感交集、五味俱全。

　　第一份手谕，是下令停止在“带兵官”中发展革军会成员。这个决定，不仅让滕杰、也让与闻的众多力行社社员大感意外。

　　过去的九个月，革军会的表现不是可圈可点吗？不久以前，蒋介石不是还召见了革军会的二十几个组长、“训勉有加"吗？它有着异常严格的纪律，“全体组员每天须向小组长报告任务执行的进度”，以至于一个叫傅忠良的成员，只因手上出现逃兵迟报了一周”，就被蒋介石批示枪决，后来才改为监禁。它的两任书记，潘佑强和郑介民，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异常称职。以郑介民为例，在戴笠与八宝街渐渐疏远后，他更是干事会遥控特务处的唯一媒介……

　　凡此种种，让众多力行社社员迷惑不已。几十年后，林培琛猜测说，它可能和胡宗南有关。

　　“因胡宗南和戴笠交谊较深，故有人说他们是浙江派……”林培琛后来 谈到：“胡宗南的势力，多半是在军队内。二十一年时，革军会的发展较革青会为快，因此相传干事会中有人以革军会发展有助于胡宗南之势力为由，提议立即停止该会的活动，以制止浙江派……”

　　换而言之，它来自同僚相谗。但对此，王新衡认为，它和干事会无关，却是由革军会与革青会的人争夺地盘闹剧引发的，“时政训班内的学员有些军人出身，有些是文学校毕业者……（两会）同时在班内发展组织，甚至殴打生事，造成混乱的现象"……

　　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足以解释这份手谕。毕竞，前者只是传言，后者也无非是几个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谈不上是多严重的事件。何况，对胡宗南、戴笠，蒋介石不是一直青眼有加吗？在力行社内，浙江人寥寥无几，蒋介石又何必限制所谓“浙江派”呢？他又怎么会因为一两桩斗殴事件，否定整个革军会的工作呢？……

　　无论如何，这份手谕对革军会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易德明后来回忆，原本每周两次的革军会干事会议，从此停顿了，“数月才开一次”；梁干乔、余洒度等骨干纷纷他调之外，革军会书记郑介民从此专任特务处副处长，“革军会渐1渐等于零了”……

　　对这个手谕，滕杰更是欲言无语、欲哭无泪。那么，另一份手谕，会不会让他多少振作些呢？

　　另一份手谕，是勒令八宝街效仿武汉清流，在南京抓赌查嫖，以禁绝大小官吏的“嬉废糜烂”。这一天，几十份首都报纸大张旗鼓，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行政院的“元旦公告”；《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等主要报刊也纷纷转载。它甚至引发了一些西方观察家的期待。一个美国记者为此写道，“蒋介石将军的复出已经有一年时间了。这一年，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终于牢固地掌握了权力……现在，他要对这个政权最重大、最可怕的敌人发起挑战了，那就是惊人的腐败。或许，明年这个时候，我能够对这个政权更有信心”（哈雷特•阿班，《在中国的日记》）……当天晚上，和武汉一样，几百名穿者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子的青年，以及众多宪兵、军校学生，出现在南京的各个街巷了。一些娱乐场所附近，三三两两的人游荡者；在秦淮河边，许多游船被勒令靠岸检查。似乎，武汉的一幕又要在南京重演了。

　　但武汉一幕并没有重演。仅仅几个小时后，“清流南京”就令人啼笑皆非地夭折了。它是这个政权最终被腐败吞噬的一个象征：“元旦公告”在它执行的第一天，就遭遇了南京官场乃至蒋介石自己的无情嘲弄；它并且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力行社书记易人这样的重大事件，就因此发生了。力行社从“滕杰时期”进人到了“贺衷寒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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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清流南京”的收效就不大。武汉行动的威慑、“元旦公告”的发布，以及南京特有的灰色气息，使这一夜到秦淮河边寻欢作乐的人，人数很少很少。凌晨3时许，全城行动已进行一个多小时了，除了几十个或抱者侥幸心理、或干脆不知道这个禁令的倒霉官吏外，被力行社抓捕的，大部分是寻常赌徒、嫖客。

　　滕杰大为失望。正当他要知会各处、终止行动时，任觉五的电话来了。作为地头蛇，这一天，担任革青会南京书记的任觉五抓捕最起劲，失望也最大。天麻麻亮的时候，他粗着嗓门，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抓了几百个人，尽是小鱼小虾……这里有一个扎手的货色，动不动他？”

　　“货色”是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作为南京的“执金吾"，吴思豫是一根泡进官场的老油条，他神通广大、目中无人；对蒋介石的指派八宝街抓赌查嫖，他极为不满，认为是变相剥夺首都警察厅的权限。为此，他特地邀约了一帮赌徒到自己家里聚赌，以示轻蔑。

　　对吴思豫，一向以胆大妄为、敢作敢当著称的任觉五，也多少有些头皮发憷；但对这个消息，被称为“温文尔雅、廉洁奉公”的滕杰，却勃然大怒了。他当即率领一群宪兵，带着手铐，来到吴思豫的公馆外。

　　几十个赌徒刺耳的声音传扬出来，几乎传遍了半个街区。对滕杰来说,这不啻于火上浇油。他为此冷冰冰地下达了命令：“砸门，冲进去！……”这一起人先拍照，“后把所有赌资没收，并带走扣押了几个赌徒”(康泽，《复兴社的缘起》）。滕杰到底给吴思豫留了几分面子，没有把他给带走，否则，“警察厅长进拘留所”将成为南京政权无数笑料中的又一个。

　　但对吴思豫来说，这已经是奇耻大辱了。当天，他半是负气、半是要挟，给蒋介石写了一份辞呈。次日，通过陈布雷，这份辞呈就到达了蒋介石在溪口镇的案头。

　　一个后来被众说纷纭的离奇事件，就这样发生了。蒋介石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处理了这桩公案：1月2日，蒋介石批准了吴思豫的辞职；与此同时，在溪口镇，他紧急召见了滕杰，告诉他，“你为什么这么幼稚，让我为难”……

　　当天，他以社长身份下达手令，免去了这个“让他为难”的人的力行社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将由贺衷寒接任；而在贺衷寒从大别山赶回南京前，力行社另一首脑、绰号“一剂生姜”的肖赞育，将代理该职。

　　力行社书记易人这样的重大事件，果真是因为滕杰“抓赌"而令人哭笑不得地发生的吗？对此，许多与闻了此事的人，都有自己的着法。

　　康泽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件。他多少有些隐晦地谈到，在南京政权，吴思豫有相当的“后台”和地位。他的负气辞职，对南京政权、对蒋介石的执政地位，都多少有些影响。因此，一边是民国二十年的纷乱之后，权力得之不易的平衡，另一边则是鼎故革新、“整肃腐败”的决心。蒋介石希望在维系平衡的基础上，去温和、渐进地实现“鼎故革新"。

　　滕杰动作太大、态度太激烈，他的“抓赌”是典型的政治上的幼稚。这样，“各打五十大板”就成了最好的处理办法。

　　“一剂生姜”肖赞育的心思，要比康泽简单得多，也要犀利得多。他把滕杰下台的原因归结为蒋介石的借题发挥。在他看来，抓赌不过是个借口。真正原因在于蒋介石和滕杰的作风冲突。

　　从出任书记起，滕杰事事讲“制度”，甚至上书批评蒋介石“喜怒无常”，这都是南京政权的异端表现。虽然蒋介石都以一种长者的姿态轻轻避让开了，但大事小事、芝麻西瓜，久而久之，信奉理学、讲究等级关系的蒋介石，对此并不是没有意见。

　　“你们人穷志大”，这句貌似诙谐的浙江俗语，底下流露的却是蒋介石对滕杰作风的深不以为然。“为尊者讳”的品质，使肖赞育没能深入蒋介石的个性和风格，但他依旧意味深长地谈到，直到1933年夏天，在一次社务会上，蒋介石仍然再次提起“上书”，再次说“你们人穷志大”。对来自

　　学生、晚辈、下属的批评，他事实上相当耿耿于怀。

　　侍从秘书邓文仪则认为，原因既不在于“抓赌”，或抓赌背后的“制度”或“幼稚”；原因也不在“作风冲突”，而在蒋介石对力行社的人事限制。几十年后，他话语隐晦然而意味深长地谈到，“二十二年初贺衷寒继滕杰出掌书记，开力行社书记职一年一任、不可连任之传统……”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抓赌”事件，也不管滕杰是否幼稚，对这个影响日大、势力渐渐惊人的组织，蒋介石是不愿让任何一个学生久握大权、进而坐大的。这就是蒋介石的统治之术。

　　邓文仪的这个着法，后来也得到了他同乡、密友贺衷寒的赞同。十年以后，一生“三起三落”的贺衷寒，在重庆经历“第二落”后，他从蒋介石对力行社的职权限制谈起，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这样的纷纭猜测、各怀理解，事实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康泽长策略.因此重举措；肖赞育重性格，因此看作风。而此后十余年，因为蒋介石的独特性格、神秘内心，贺衷寒与邓文仪宦海沉浮、多历艰辛，对蒋介石“分而治之”的权术手腕，他们深有体会，因而看权谋。

　　在这么多看法中，始终淡然等闲视之，并且一语不肯轻发的，是当事人滕杰自己。几十年后，滕杰在台湾谈到，从他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他就“存心拥戴贺为蒋之下力行社领导人”。姑且不论这番话的真实性，作为后来“十三太保"中品质最没有争议的人，即使有难过、有失望，他也不会流露出来。

　　连陈启坤也忽略了，“抓赌”这一天，正是滕杰28岁的生日。

　　“一剂生姜”肖赞育代理该职的时间，不过短短18天。这18天里，滕杰依旧每天一早来到八宝街办公。他整理者从“联络处”时期开始、16个月来多达几个橱柜的文件资料。他或者心平气和、或者有苦难言，轮番地和众多干事、社员谈话。与此同时，他也悉心地回顾、反思着一年多以来力行社的历程，并等待贺衷寒的回京。

　　他没有流露出任何愤怨、一丝不满……1933年1月20日上午，37岁的贺衷寒终于匆匆了结了在大别山的一应事务，并沿长江，经武汉、九江和安庆赶回南京。就是这一天，滕杰邀约他到明瓦廊大街上的一个澡堂洗澡，进行书记职务的正式交接。

　　这个午后，两个热腾腾的身子从大澡池里出来后，就进入了一个单间的休息室。沏上一壶热茶后，跑堂的就退出去了，这两个力行社最有权势的人物，仿佛回到东京“同住一室”时的情形。

　　或者，那样深厚难忘的友谊，正是这个下午他们谈话的背景？在六七年从相交到相知的过程中，无论大小场合，滕杰都一力维护、迁就着贺衷寒。在他担任书记期间，不论社务大小，他一概要与贺衷寒商量，以至于许多年后，还有那么多人认为他“能力不足”、“比较幼稚”、“对贺衷寒言听计从”。

　　但，他也深深悉知者贺衷寒的一应性格弱点。这个下午，他们的谈话,围绕的正是贺衷寒性格弱点。1973年2月21日，当四十年时间弹指而过后，膝杰依旧清是地记得，“交代任务给贺衷寒时，特提出维系组织的四要点”（邓元忠，《滕杰访问》）。

　　从后来力行社的历史来看，这些真是不折不扣的“要点”。首先是“同志的观念应高于一切其他的观念”。

　　在南京，贺衷寒“常被人误认为有做领袖的野心”。此外，在力行社内，他又与几个湖南人过从密切，以至于“湖南人有小团体"的说法，渐渐弥漫于八宝街。对此，滕杰委婉地建议，“不要将湖南人放在身边”；他说，要尽力避免湖南小团体的做法，以免被人“误认同乡之贵于团体”。

　　在此之外，则是“做书记的在外不要兼职"。这个建议切准了蒋介石的行事风格，以及南京官场的世道人心。

　　“因蒋中正用人，对某人信任时，喜欢委以多种任务”（邓元忠，《滕杰访问》）。在担任了一年多力行社书记后，滕杰对此可谓深有体会，并了解到这“对社务有极大的影响”。他-针见血地谈到，倘若兼职太大、太宽，可能“使人认为做书记是当官的跳板”。

　　又岂止是总社书记？在八宝街，不是有许多人把当干事、做处长都看作是当官的跳板吗？时至今日，力行社控制着众多机构、掌握者万余党徒，倘若再有一念之差，做书记和当官又有什么区别呢？对乱世中无数青年投机暴发、乃至火中取栗的心态的了解，以及对力行社使命、角色的深刻自觉，正是滕杰出任书记以来最弥足可贵的经验。

　　当年的黄埔军校，何尝是一个官场？它不过是一群青年理想的载体。 那么，黄埔的热血气质、牺牲精神，为什么这么快让位于南京官场的沼泽地呢？无非是权势动人心。事实上，滕杰本人的发起力行社，可以视为再次凝聚黄埔残余的激情与理想，再次以拯救国家、“求杀身以成仁”的态度，开创一个后黄埔时代。谁又敢说，这个“后黄埔时代”不会再次陷人南京官场的汪洋大海呢？

　　针对贺衷寒自负、刚愎自用的性格，滕杰建议，“团体的政策应以干事会议决定为主，不要独断”；此外，“负责人应与同志过同样的生活，以作表率”。后一点是滕杰一年多以来始终恪守、反复实践着的，这才有了八宝街清新热腾的生活；而前一点，是他最担心贺衷寒不能做到的。

　　最后，滕杰也谈到了“合作”，特别是与CC系的关系。他说，如果一年来组织有“主要失败”的话，那就是“与党部的关系”未能改善；他谈到，当务之急，是拥立蒋介石为国家最高之领袖，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在这方面，CC系与力行社是立场一致的。他强调指出，与CC系也就是中央党部，“（贺衷寒）更颇有误会，故应特别注意此点”……

　　他一点一滴地讲来。“要避免小团体”，为的是力行社能走出内部倾轧的怪圈；“不要在外兼职”，为的是避免力行社被官场同化，从而渐渐腐败。倾轧和腐败，正是几十年来国民党的两大顽疾，也是它单薄无力、一再失败的根源。唯有使力行社独立于公开政权，力行社才有存在的意义。至于“不独断”、“与同志过同样的生活”乃至与CC系的合作，也不过一方面从个人的修身齐家着手，防止腐败，另一方面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杜绝派系倾轧罢了……

　　他娓娓地道来，貌似针对贺衷寒一个人，但一点一滴，都讲出了力行社发展的关键。贺衷寒一宇一句地倾听着，并不时点头；他那锐利有神的眼睛，也闪烁养感动的光泽。这个午后.这间小小的澡堂休息室，是他们毕生不会忘却、不能出走的……

　　但不幸的是，和“湖南小团体"的说法一样，不过一个多月后，贺衷寒就有了负责全国军队政工系统的“兼职”；不过三四个月后，他刚愎自负的性情，就笼罩在八宝街以及分布者成千上万名力行社党徒的广漠土地上；不过一年多以后，力行社与CC系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了轰动一时的两个派系的“火并”闹剧。

　　这就是力行社。滕杰远去了。1933年丨月20日傍晚，在又一次干事会上，贺衷寒正式出任力行社书记。此时，他军衔少将，主要职务是“三省剿总"政治训练处处长。

　　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了贺衷寒此时的心情。但，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最富激情、最有才华、也最为复杂的日子。因为接下去的力行社历史表明，从这个临近春节的日子开始，直到第二年3、4月份，整整14个月时间，贺衷寒将缔造一个全盛的力行社时代。在这期间，力行社不仅一跃而为民国三大派系中最有影响、最富权势的力量，它还完成了法西斯化中国在理论、组织、策略等多方面的准备。它的这些痕迹如此深重，以至于在后来的长长年月里，力行社都被视为“蓝衣社”。

　　因为这些成就，也因为他的才华、阅历、信念和个人魅力，贺衷寒后来被认为是“蓝衣社之魂”。但这个“蓝衣社之魂"的说法，究竟有多少赞许？多少鄙夷？却没有人说得清。带领力行社步入全盛时期的同时，他的狭隘、冲动，他的种种缺点，连同他根深蒂固的“湖南性格”，也从反面深重地影响了力行社。几乎可以说，如果没有贺衷寒，那么，曾经生机蓬勃的力行社运动，其结局就不会是那个样子。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者一个力行社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历史。这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晚清、民国那个动荡时世的纯粹产物。这样的一个人，不赀他是尴尬的、不合时宜的还是邪恶的，都值得后人去反复思索。

　　贺衷寒的青年历程，就是那个大时代的缩影。

　　贺衷寒，湖南岳阳人，1896年1月5日生，原名忠汉。少年时，他曾游览洞庭湖君山岛，听说了秦始皇在这里怒盖“封山印”的故事，慕其威严，因此为自己取字“君山”。

　　贺衷寒的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另一说其父“务农兼商”、属小康之家，见《贺君山先生逝世周年特辑》），因此6岁便延师读塾。他聪 明好学，《四书》、《五经》过目成诵，乡里传为佳话。在岳阳搂下成长的生活，使他从小习惯于精美、隽永的汉字，以及士大夫“先天下忧”的情怀。考人中学后，他开始展现国文才能，每次作文均由老师批示“传观”。

　　也是在中学期间，他阅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渐渐为“饮冰怀霜”的情怀打动，思想日渐激进。1920年秋，由于能说善辩、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24岁的贺衷寒被选为在校学生代表，领导了“五四”运动。不久后，他被准许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但使他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的，逛1921年秋天在苏联目睹的事实。这一年，他被派往苏联留学，并和张国焘等一同出席共产国际青年团代表会议，前后共7个月。当火车从西伯利亚铁道沿线一路驶过时，他看到许多俄国男女在讨乞食物，得到一针一线也跪地叩谢，而且一路都是乞丐、娼妓、小偷……他人道主义的思绪被唤醒，悲惨的现实使他认为，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的方式来进行。

　　1922年，从苏联回国后，贺衷寒创办“平民通讯社”，批评时政。当时，湖南第一纺纱厂曾因两名工人被杀而发生工潮，贺衷寒以极大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一文，替死者鸣冤，被军阀政府关押了3个多月。在狱中，他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囲。出狱后，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但那颗年轻的心，活泼泼地，怎么可以呆在见不到大风潮的乡村社会？他又返回长沙，从事新闻事业，因文笔犀利、不畏强权，渐渐在社会上引起敬重。

　　次年春天，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后，贺衷寒立即与原旅鄂中学同班同学蒋伏生结伴南下。

　　他们由汉口到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栗。不料，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锚开往海中了。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追赶该船，幸得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得知青年名叫胡宗南，也去广州投考黄埔，两人由此相识，情投意合，后来便亲如手足。

　　他们联名面见主考官廖仲恺、传扬出“文贺武胡”佳话的事迹，已经广为流传并成为黄埔传奇了。但贺衷寒的“文”名，不仅来自文章，史来自他在学校期间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黄埔时期，为对抗他深深厌倦的共产主义思潮的威胁，他和一些坚定的共产主义青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共产党学生已控制了在广州的军人联合会，贺衷寒另起炉灶。短短

　　一年时间，他将学会发展成拥有几千名成员的大社团，以抗衡共产党人。

　　他经历过“士大夫”阶段、共产党人阶段、极右翼的闻民党员阶段。他几乎就是那个动荡时代的活化石。而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期间，他也表现出贯穿他一生，后来也贯穿了力行社、“蓝衣社”历史的线索。

　　那就是他的“湖南性格”。

　　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性格”都留下了深重的烙印。即使作为中兴重臣、“儒学宗师”的曾国藩，身上也集大成着湖南人各种复杂、对立的性格。一方面，是求知、热烈、献身、忍耐，另一方面，他们也自私、狭隘、尊重强权、固步自封。在蒙昧、好斗的湖南乡土，在素有“普备士人”之称的目光短浅的湖南愚民身上，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

　　贺衷寒是这个“性格”表现得至为鲜明的人之一。黄埔毕业后，他跟随大部队一路进人南京。后来的反共、“清党"，他以铁与血为特点，极力支持、毫不留情。在那种大时代的大动荡中，他没有表现出丝毫同学、同乡、或者仅仅同为青年的包容。

　　这是悲剧么？仅仅因为观点的不同，那么多原本用同一口锅做饭的优秀青年，此时却互相残杀。这就是44湖南性格”，这就是贺衷寒悲剧人生的起点。

　　还不止于此。1929年，贺衷寒被选派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他全面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在日本，他看到了一个军国的、法西斯化的日本悄悄崛起的过程，对大川周明、北一辉等法西斯教父，他都深有研究、并且颇有心得。或许这个留日阶段，是他生命中可以和进人黄埔相比拟的重大伏笔。

　　到滕杰组建力行社的日子，他从日本回来仅仅半年。通过滕杰，他从日本寻找到的一种“复兴国家"的朦胧前景，在那时只有区区60余人的力行社，获得了干部基础；接下去，在他出任力行社书记后，他还要开始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自觉探索。

　　这时，那个在洞庭湖边吟风弄月的少年，那个在长沙激扬文字的青年,他自己曾参与缔造的黄埔精神，以及在二郎庙、八宝街的清新记忆……所有这些，他生命中最重要、最美好的阅历，都渐渐地、然而永远地离去了。贺衷寒，是那时黄埔、中国最早注意到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人之一。他的手上已经满是大别山的鲜血，同时，他还要为他的中华民国，铸就铁，并

　　继续地索取血。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与人生。

　　无情的、悲剧的时代和人生，又何止表现在贺衷寒一个人身上？这时，聚集在贺衷寒身边的那些黄埔众生，那些都有过意气风发肯春年月的力行社发起人，即使是个人品质上最不受质疑的滕杰、陈启坤、周复、桂永清……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试图以城市、“精英”为基础，缔造一个事实上的农奴社会；他们一面以“复兴”、廉洁为口号，另一面却以中世纪的编组保甲、五家连坐、监视社会、屠杀壮丁为手段，去巩固他们的政治。

　　更深层次地说，黄埔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悲剧？许许多多后来选择了不同道路的黄埔学生，就其根本上说是同一类人。几乎共有的私塾教育在心底都形成情结，然后，因为命运的安排，他们在大时代里集聚了，一同缔造出所谓的“黄埔精神”。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等，是黄埔的一个方面；但所有这些的根源，却是坚固的、顽强的军人情绪。当拥有这种情绪的人领导国家时，国家就立即地军国化了；而它一旦和另一个方面，那种最重要的黄埔传统，终生不渝的忠诚结合起来，强人独裁的中国就产生了。

　　黄埔人都是尊重秩序、尊重业已形成的权威的，比如蒋介石对孙中山、周恩来对毛泽东。这种教育、情绪、思考、逻辑，也深远地影响了黄埔学生。黄埔的这个特点，是它在离散时代有力影响历史的根源，也是它在强人中国的悲剧所在。

　　黄埔传统本身是以传统中国的一般人格为基础的。在仍然传统、但是渴望现代化的年代，这个悲剧和南京政权、和力行社的命运一样，是被注定的。

　　贺衷寒的接管力行社，使之成为“蓝衣社”，进而成为“黄埔系的运作核心”，因此也是被注定的。他一生都没有出走过刺刀、独裁的光圈，他的“湖南性格”，更形成了他重视权力、拉帮结派、兴风作浪的本能。他注定要把力行社牵引上本来可以避免、但一切又貌似必然的路。

　　在他出任力行社书记仅仅十天以后，一个影响世界的事件，就在遥远的欧洲发生了。是贺衷寒的“湖南性格”连同这个事件，牵引着力行社走上它的不归路。

第九章复兴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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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月30日的阴沉午后，在遥远的欧洲，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从总理府出来后，他冋到他的众多伙伴，戈林、戈培尔、罗姆、赫斯和弗兰克身边，眼里满含泪水，一句话也不说。在当天的口记里，戈培尔写道：“他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彼此含着眼泪微笑着……梦境一般地，新帝国诞生了！十四年崎岖不平的道路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国革命开始了！”

　　当天晚上，数以十万计的冲锋队员点者火把、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曲，整齐地行进在柏林。他们的高统靴在街道上踩出整齐的“橐”、“橐”声，整个夜晚，柏林都充满了一种纳粹的气息。在总理府的—扇打开的窗户边，面对狂热的党徒，希特勒一会儿致以纳粹敬礼，一会儿擦去脸上的泪。

　　据说，这一夜，年迈的德国总统兴登堡元帅，也认为“那个下士唤醒了德国精神”。

　　“那个下士"唤醒的，又何止是德国精神？这一夜，力行社首脑、中国驻柏林使馆武官丰悌，也站在一家旅馆的窗户边。他的身边站立着他以前的教官赫尔曼•克瑞伯。

　　克瑞伯中校是原魏玛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团长。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狂热的纳粹党人。20年代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时，克瑞伯就在元首的身边，并在危急时刻保护过元首。随后，他和希特勒一同被囚禁，并亲耳聆听到元首口述《我的奋斗》。•

　　远在1932年5月，在南京任职时，克瑞伯就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这 封信谈到了刚刚出任力行社社长的蒋介石对纳粹党的向往：“……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希望得到……我们党组织的完整资料。我们党怎样成功地推行如此严格的纪律？如何采取严厉手段对付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他……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因为这个向往，丰悌才被任命为驻德使馆武官；此后几年，蒋介石还先后派出几批力行社社员，组成“赴德考察团”以借鉴纳粹经验。这一夜，当浩浩荡荡、无穷无尽的冲锋队员从眼皮底下通过时，丰悌一脸的艳羡、热切。他再次询问那个希特勒的朋友、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启蒙者之一，“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

　　克瑞伯一改平日的风趣、幽默，他开始以胜利者的庄严口吻，讲述著纳粹党的一切：在资本主义和苏俄模式之间，它试图寻找到“第三条道路”，以恢复德意志古老的光荣与梦想；它以纳粹党为中心，拥有五万二千余人的党卫队、多达二百余万人的冲锋队，并控制着五大外围组织，那就是青年团、少年团、大学生联盟、妇女界协会以及教员、司法界和卫生界联盟。这些组织囊括了几乎所有的青年精英、中产阶层，足以使纳粹代表德国。它不仅是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它庞大而无所不包的内部机构，举凡外交、内务、司法、经济、农业，乃至戈培尔博士的国民教育、文化和宣传部，44在内部已孕育者一个新的国家，并拥有那个理想国家的全部现成体制”……丰悌悠然神往、若有所思。不久后，在写给南京的一封信里，他谈到了这个对话。他说，在复兴的土耳其、崛起的意大利和狂飙猛进的德意志之间，“以希特勒之纳粹主义最具力量，亦最见神效”；他预言，四分五裂、近乎破产的德国，“不日将为一个新德国替代”。他并且谈到，贫弱交加、内忧外患的中国，“不可不瞩目该药方”……

　　但，对这剂“药方”，这封信的收件人、新任力行社书记贺衷寒，一时半会儿还顾不上呢！这一年春节前后，他正忙者调兵遣将，以应对千里之外的热河危机、华北风潮。

　　这就不能不谈到石原莞尔、“一夕会”。1932年丨月6日，在石原莞尔的操纵下，一小群校尉军官在永田町通过了《处理中国问题方针纲要》，并得到陆军省、海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认可。几天后，面对荒木贞夫陆相、 大角岑生海相的咄咄压力，被称为“宪政之神”、孙中山友人和大正民主时期代表人物的新任首相犬养毅，也不得不退让了。他批准了以溥仪为执政，号称“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伪满洲国建国计划。

　　这个退让，后来被认为是犬养毅“晚年的失节”、“与他的地位或历史不相称的污点性事件”（读卖新闻社，《昭和宰相列传》）。即使如此，他也没能躲过悲惨的下场：5月15日，就是他出任首相仅仅半年后，一小群军官闯进他的府邸，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了他。在走投无路之际，西园寺公望元老不得不推荐海军大将、75岁高龄的斋藤实负责组阁，“以抑制陆军的狂妄行动”。

　　与高桥是清、山本达雄一起，斋藤实组成了“三前辈内阁”。但，对这些德高望重、年迈体衰的老人，石原莞尔又怎么会放在眼里？此后几个月，他上下其手、翻云覆雨：先是文相鸠山一郎卷入了一桩“弊案”被迫辞职，由斋藤实自己兼任；继而，“满蒙生命线说”提出者、与石原莞尔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松冈洋右，被选为日本代表团首席代表，前往国联交涉满洲问题。松冈洋右前脚刚走，1933年1月，他又抛出了“满洲国通域说”，要求吞并热河；在他的威逼下，几天后，外相内田康哉就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讲了。内田康哉说，“满蒙与中同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观，亦无议论之余地”；“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征诸该国建国之经纬，当可明了"……

　　2月24日，摊牌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这一天，远在日内瓦的国联以42票对1票的罕见表决，申明了“绝不承认满洲国”的立场；与此同时，以坂本第六师团、西义一第八师团为主力，五万余名日军分三路进攻热河。当天，开鲁沦陷，次日朝阳也失守了。3月4日，以128名骑兵为先导，日军轻易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热河全境沦亡了……

　　好戏还在后头呢！国联表决后，给自己投下唯一一张赞成票的松冈洋右不怒反笑。他以一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宣布日本从此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愕然”；抵达东京时，他受到了千百万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乃至與论界也普遍夸赞他“干得好”、“有骨气”。他仿佛凯旋的战士、民族的英雄，在无数镁光灯下频频挥手。

　　这一天，在人声鼎沸的东京火车站，在千万人的欢呼中，他发表了一个长长的演讲。他说，日本不仅需要建设满洲，“且需永奠王道乐土之国的长久和平”；他谈到，为防止南京、奉军的进攻，长城两侧应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必须全部撤出，只能由警察维持秩序。他并且强调，只有这样，“庶可望满洲为帝国之粮仓、帝国侨民之拓垦乐土，并永为帝国之兄弟友邦”……

　　在如痴如醉的氛围中，没有什么人觉察到，这意味着一场新的战争。更没有什么人发现，在松冈洋右出使日内瓦的众多随员中，包括了一名新晋升的陆军大佐。在一次又一次、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中，他表情平静，似乎远离着千百万人的喧嚣；他目光森严，似乎有些不屑，却多少也夹杂者志满意得之色。

　　他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

　　“民国二十二年上半年，因日本的军事行动，威胁华北，复再震撼全中国……”几十年后，邓文仪谈到：“有十余位力行社社员被派到内蒙华北工作。这是继武汉后，另一次力行社社员的集体行动……”

　　又何止是十余位力行社社员？在郑介民、桂永清、关麟征、刘健群之外，它不是还包括了百余名特务处、调查课人员，几百名革青会及其他机构成员么？从此以后，它不是渐渐控制了华北，并表现了蒋介石的一贯手笔：无论哪里有红军、日本进攻到哪里，他的版图和统治也就扩张到哪里么？它折射了这个政权的一角真相。

　　还不仅如此。邓文仪并没有谈到，为这次人事调动，新任书记贺衷寒可谓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一个多月前，他接管了力行社，执掌了万余党徒、一个渐渐声震民国的秘密团体，但他也面对者初露端倪的内部分裂、所谓“半独立"的倾向。

　　首先是戴笠、特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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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茹苦、冒险进取、揣摩迎上的禀賦。这是一个性格改变命运的范例，在三十五六岁的年龄，戴笠一点点地挽回自己人生的颓势。

　　加人力行社前，在中原大战的硝烟中，戴笠被派往北方搜集情报。回到南京后，他依旧一贫如洗，连黄包车都坐不起。为了把情报及时送抵蒋介石的案头，他总是连夜整理文件，草草一觉后，在夜色仍然凄迷的南京步行上几个小时，绕过整个城市到达中山陵园官邸。冰霜、风雨，依旧天天如此。

　　他还时常忍受蒋府佣仆的嘲讽，经常听到“小瘪三又来了”的话语。无论勤务、司机、厨子还是娘姨，他总是一言不发，继续处处谨慎地卖力。他终于博得了后来力行社同僚、蒋介石妻侄毛邦初的同情。

　　他渐渐地、虽然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地改善者自己的地位。1932年春天，他终于出任力行社特务处处长了。十几年后，他这么回顾当时的情形：“……不到一刻功夫，领袖就正式下达了命令。当时我向领袖表示，‘从今天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戴笠自述》）……

　　但，并不总是这么低调、谦卑。一个多月后，几乎坐席未暖，他就以近乎悍然的手笔，驱逐了时为特务处执行科长、“有时直接听命于力行社”的邱开基。

　　这一天，邱开基往访戴笠，“谈话之间，突然有人在隔墙从邱氏背后射入一枪弹，击中邱氏耳后，幸未深入”（邓元忠，《邱开基访问》)。在匆忙将邱开基送往医院后，戴笠当即谒见蒋介石，“称是警卫擦枪时走火误伤”。对此，蒋介石难得糊涂，他很快将邱开基调往武汉，出任第三科副科长。

　　邱开基之后，则是滕杰、贺衷寒。这一年夏秋，伴随着洪公柯训练班、浙江警官学校特训班和电讯班的先后开办，戴笠的心腹亲信、家乡子弟，纷纷占据了特务处要津，“渐成半独立之状态”。为此，贺衷寒建议滕杰，“与戴笠面谈并改组特务处”。

　　但这次谈话很不愉快。几乎刚刚坐下来，在贺衷寒谈过自己的观感后，戴笠当场拂袖而起，“拍桌要走”（邓元忠，《滕杰访问》)。滕杰好说歹说，好不容易劝住了他。在一番讨价还价式的斡旋后，或许自感地位未稳,戴笠多少作出一些让步了。他许诺，“特务处对领袖交代的事，应直接向领袖负责，对团体决定的事则须向团体负责”……

　　又怎么向团体负责？在有着百余名人员的特务处，戴笠几近一手遮天。以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为例，他与八宝街关系密切，却有职无权，“郑的资历、学历以及在军中的人脉，都远比戴笠优越。戴笠内心感觉不安……(他）以加强书记室的方式，使副处长架空，无法问事”；以洪公祠训练班学员陈恭澍为例，作为革军会会员，他后来谈到，“受戴先生特工训练长达六个月之久，而军会方面一次都不曾和我接触过。我不懂，难道这个训练班和那个‘革命团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有一次我开口问戴先生，他沉默了半天也不说什么”（陈恭澍，《北国锄奸》)……

　　凡此种种，使贺衷寒渐渐决心，打破这个僵局。

　　这一年春天，在贺衷寒的游说下，特务处副处长、颇感郁郁不得志的郑介民，决定出任力行社华北分社书记，兼为特务处华北区区长。对这个手笔，与郑介民貌合神离、态度疏远而客气的戴笠，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在他看来，所谓华北分社、“特务处华北区”，不过是一个人数寥寥、微不足道的力量。

　　3月12日，郑介民抵达北平，立即接管了北平支社和特务处平、津两站。

　　在滕杰时期，宁沪和大别山是力行社的活动重点，华北的组织极为微弱。以北平支社为例，它虽是最早的四大支社之一，但直到此时，也不过吸收了十余名革青会会员；以特务处天津站为例，作为特务处最早的外勤组织之一，它仅仅下属两组人马。至于特务处北平站，更不必说了，直到两个多月前，戴笠才派出陈恭澍、杨英、戚南谱三人，住进北长街18号院，以“《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为掩护开始活动。几十年后，陈恭澍谈到，“到了1933年2月间，稍微加强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的向前推进了一小步。在人事方面，加入内勤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局本部老同志王兆槐推荐的王云孙……就地吸收的情报关系有侯子川、张伯武、范行三人”……

　　换而言之，华北力行社仅有区区三四十号人，“人手不足，经费短绌……用‘乏善可陈’四个字形容非常恰当”（陈恭澍，《北国锄奸》）。那么，戴笠有没有意识到呢？此举几乎使他丢掉了华北势力。

　　热河危机、华北风潮卷起后，3月15日，邓文仪直飞北平，次日调查课百余名特工也奉命出发，“十六日全部去浔，转轮北上”。几天后，以桂 永清为组长，力行社华北兵运小组成立了，它包括干国勋、杜心如、刘广瑛、王天任等力行社社员；次月，在宪兵三团、宪兵四团先后开抵北平后，以宪四团团长吉简章为组长，以蒋孝先、丁昌、韩文焕为组员，力行社华北警备小组也宣告诞生。至于北大学生、革青会会员李荷，则进入众多高校，开始发展革青会小组……

　　一路风生水起的，又何止是华北分社？当月月底，在郑介民的要求下，电讯专家程俊来到北平，为特务处北平站设立了专用电台；次月，翁一揆、庄骏烈、王一士、唐焕文等洪公祠培训班学员也奉命前来，北平站由此暴涨到二十余人。至于特务处天津站，在戴笠密友、站长王天木的统筹下,他们不仅招兵买马，而且一举刺杀了大汉奸、过气军阀张敬尧，被称为“一件完美无缺的得意佳构”……

　　十余位力行社社员、近百名革青会会员，连同两三百个特工、几千名控制下的宪兵，使华北力行社无孔不人，“势力弥漫于平津、晋冀各地”。更要命的是，从此以后，特务处平、津两站与南京音讯渐少，几十年后，陈恭澍意味深长地谈到：“郑介民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他是我们‘北平站’的顶头上司……在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方面，他也是驻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自从郑先生来了之后，‘北平站’与南京局本部之间的联络，显著的减少了。除了人事经费之外，有关工作指导以及情报处理等事项，都直接听命于郑先生”……

　　在这种情况下，戴笠坐不住了。

　　大约4月份，戴笠带着机要秘书毛人凤，以及保镖、译电员一行数人来到北平，并租下东城栖凤楼胡同的一处两居楼带院子的住宅，“作长期停留的打算”。据说，临别北平前夕，他不顾单线联系、“只有纵的关系”的特工铁律，将平、津两站的主要特务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在例行的开场白之后，戴笠口口声声强调者他与“领袖"的特殊关系。他说，“每一个人都要自勉自修，充实自己……庶可肩负艰巨”；他说，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后，“有位同志要打倒我……我就报告领袖辞职，结果没有获准”。他并且谈到，特务处要有“光荣的历史”、“清白的家风"……

　　对此，陈恭澍后来谈到，“谈话完毕，大家默默无言，彼此也没有交

　　换一下意见”。

　　又何止于此？这个座谈会的微妙之处，还多着呢！陈恭澍记得，“在尚未谈话之前，戴先生对在座的郑介民先生特别客气了几句，随后开始讲话”；而郑介民的态度也不冷不热，“讲完之后，戴先生又很尊敬的请‘介民先生’发表一点意见。郑先生不便推辞，就照戴先生说过的话引申了几句"……

　　凡此种种，使平、津两站的大小特务感到左右为难。紧接着，5、6月间，在平津两站联手刺杀张敬尧、受到蒋介石的特别热奖后，戴笠又来了。这一次，他分头召见了几个特务，并且不再拐弯抹角。以陈恭澍为例，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句憋在肚子里几十年的话，我想还是说出来的好。(这一次）我们谈起力行社的事，他曾经指示我说，‘重要的还是北平站的工作，希望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参与组织活动’……此后若干年，我也听到些个闲话，据说在力行社内高级干部之间，也免不了争强与斗胜”……但已经太晚了！几天后，贺衷寒就以刺杀张敬尧的名目，将陈恭澍由革军会会员升为力行社社员；与此同时，在郑介民的保荐下，此前与八宝街毫无关系的王天木、白世维，“均准直接加入力行社为社员”（陈恭澍，《北国锄奸》)。这么一来，华北分社渐渐控制了平、津两站，几十年后，陈恭澍依旧充满留恋地谈到，“自从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并经历‘军会’、4青会’合而为一以来，这才开始参加小组活动……印象较深的，每次小组开会，都是郑重其事，绝不流于形式”……

　　戴笠之后，轮到了刘健群。

　　/

　　1932年3、4月间，以桂永清、康泽为介绍人，刘健群先是加人了革青会，“旋为力行社社员”。几十年后，康泽谈起了自己对刘健群的最初印象：“他当时住洪武路……住的房间布置得简单朴素，很整洁。他的谈话很有条理，所谈的都是有关当时的局势问題。他的见解很合我的口味，所以我对他印象很好”（《康泽自述》）……

　　不仅康泽。在晚年的访谈、回忆录里，无论滕杰、肖赞育还是曾扩情，都勾勒了一个清新、亲切、激情澎湃的刘健群形象。曾扩情后来谈到，“因蒋介石的赏识、（刘健群）个人的才华，许多人和他一见如故……并无疏远排挤之事”。

　　正因此，1932年夏天，以刘健群为班主任，八宝街才开始组织“自新”、“团警”之后的又一个培训班，“军委会政训班”。一开始，这个班风生水起、声势夺人：公开招考500人，“当时从各地来京报名应试者竟达3700余人”；446名考生被录取，其中大学毕业生约占八成以上；南京力行社几乎倾巢而出，滕杰、康泽、肖赞育担任指导员外，梁干乔、余洒度为训导组长，桂永清、孙伯謇等十余人为教官……

　　10月10日，在国民党建党节这个意味深长的日子，政训班开班了。刘健群精心经营者这个非黄埔的力量，他也迅速贏得了几百名青年的钦赖。后来，一个叫李茂永的学员写道：“刘健群确实有其特殊的地方。与人谈话时，他态度谦和，虚心听取对方的意见；他头脑清晰，反应灵敏，对他人提出的问题，能很快作出使人比较满意的答复。在大会演讲时，他不带讲稿站着讲，所讲的话题迎合大家的心理。他声音洪亮，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毫无倦容……”

　　但，也正是这个班，使刘健群与八宝街的关系开始微妙。

　　一开始，冲突带着内部倾轧、“争人夺地盘”的闹剧色彩。几乎是政训班刚刚开办，革青会与革军会就先后介入，并引发了后来被谣传为导致革军会停止活动的斗殴事件；紧接着，康泽也动手了。滕杰后来谈到，刘健群曾与他商量过“如何阻止康泽介入该班人事的办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3年丨月，出于种种复杂动机，刘健群向几百名政训班学员下发了《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这个举动引发了八宝街的哗然舆论、汹汹声讨：梁干乔的训育组发现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几天后，康泽在一次干事会上强调，此举违反了••保密”、“不得有小团体活动”两大铁律，必须对刘健群进行制裁。

　　这份文件的许多内容，不是已纳入《生活限制条例》了吗？谁能说它不是力行社的机密呢？更何况，刘健群的这个手笔，有着异常明显的拉帮结派、试图自成一系的用心……但，对这个蒋介石的“螟蛉子”、官居总政 训处长的年轻新贵，贺衷寒有心无力。当月月底，他轻轻放过了这两项可判处监禁乃至死刑的指控，仅仅将这个班改名为中央军校政训班，“以阻止刘健群势力的扩张”。

　　这么一来，至少在名义上，那些和黄埔八竿子扯不上什么关系的文人、大学生，也就变成了“黄埔系”。对这个自欺欺人的手笔，刘健群既深感愤懑，又不屑一顾。他依旧和几百名学员打得火热，并从此不再踏进八宝街半步……

　　次月，是一则政坛丑闻而不是别的什么，帮了贺衷寒的大忙。这个丑闻不仅使刘健群声名狼藉，也使蒋介石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在这种情况下，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贺衷寒成功地放逐了刘健群。

　　这就是在南京被传为一时笑柄的“《抗争》事件”。远在遵义期间，刘健群就结识了有夫之妇、时为三个孩子母亲的卢葆华；这一年年初，卢葆华出走至上海，并很快和刘健群同居了。仅仅几个月后，卢葆华就发现刘健群并未与原配离婚，她深感受欺，为此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抗争》。几年后，卢葆华回忆说，“……初为育岛《平民日报》转载，继则杭州《三江日报》亦转栽，天津《大公报》文副亦撰文批评。更则引起沪杭各报之讨论”……

　　《抗争》事件”沸沸扬扬、喧嚣一时。更要命的是，在这部三万余字的小说里，无论刘健群的名字、履历还是现任官职，卢葆华均无所讳。在几十份报刊先后介入、市井民间议论纷纷之际，刘健群名声扫地，“新派人士斥之为伪君子，旧派人物磋叹人心不古、新进无徳”。

　　尴尬人遭逢尴尬事。过去的大半年，刘健群擢升太快、太得蒋介石的宠信，这使南京官场对他或幸灾乐祸、或落井下石。也是1933年3月，面对众多议员、元老的纷起责问，贺衷寒的借题发挥，一生以仁义进德、“正人君子”自命的蒋介石，到底下达命令了。他免去了刘健群的本兼各职，“另有任用”；至于总政训处长职位，则由贺衷寒接任。

　　命令下达后，贺衷寒略感欣慰，同时怅然若失。在他看来，对这个昔日的“螟蛉子”，蒋介石还有保全之意：所谓“另有任用”，就是让刘健群率领几百名政训班嫡系，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前往北平，并出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这么一来，他不仅可以远离是非，还能以“安抚华北”、参与抗战的功劳，很快东山再起。

　　更要命的是，在蒋介石的这道命令里，刘健群还将接替任职未久的郑介民，执掌起力行社华北分社。

　　命令下达后，贺衷寒大感意外，八宝街更是群情汹浦。但他们能怎么办呢？蒋介石的决定貌似无懈可击：自从热河沦陷、华北告急，千百份报刊无不把矛头对准了张学良，“无日不见通电，无时不闻罟骂……国人皆日可杀"；3月上旬，《中国评论家》甚至刊栽了一封异常刻薄的读者来信，应提名张氏为诺贝尔和平奖之候选人。其先失满洲、再弃热河，非伟大之和平主义者不能为也”。在这种情况下，3月7日，张学良含泪宣告下野；五天后，军政郎长、刘健群的老上司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但他离开南京时，“仅带了秘书与副官二三人”（邓元忠，《干国勋访问》）……

　　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六人小组，“襄赞何氏……而以刘健群为首”，不是很有必要吗？这六个人，除了方觉慧外，无论刘健群、桂永清、郑介民、袁齐还是干国勋，不都是力行社社员，并且都是何应钦的亲信、旧属和学生吗？国难当头，必须和衷共济，何况是自诩要“护党救国”的力行社。对这个决定，难道贺衷寒、八宝街能说出任何反对意见吗？……

　　命令下达后，“华北抗日宣传总队”迅速筹组着。它以刘健群为总队长，以李秉中、余洒度、陈春霖等力行社社员为大队长，共分十四个大队、五百余人。它并以宣介溪、原“布衣团”的十几个成员为骨干，以三百余名政训班学员为主体，进行公开招募、选拔。邓文仪后来谈到，3月19日，在南京韩家巷.它设立了筹备处，“政府拨每月经费二千八百元”；当月月底，“不到十日，总队组成”（《中央日报》，1933年3月29日）……

　　几家欢乐几家愁。也是当月月底，贺衷寒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以几百名政训班学员、“宣传总队"队员为第一个支社，成立力行社的第三级组织“中华复兴社”。与蒋介石一样，他的这个决定也貌似无懈可击：他说，拥有万余名会员的革青会必须有一个“掩护机关”；他说，几十年来，国民党最缺乏的就是社会动员能力，倘若没有数以万计的基层活动家，力行社也将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并且强调，这么一来，力行社将从滕杰时期的“精英组织”，演进而为一场卢势浩大、席卷民国的群众运动。对贺衷寒来说，“复兴社”的名称并不新鲜。远在1932年5月，太原就出现了第一个复兴社小组；随即，当年8月，叶维在上海组成了“复兴社中同公学直属小组”，任觉五在南京成立了复兴社第一区社。到当年年底，复兴社已至少拥有三个区社、四个小组。

　　这些区社、小组，都隶属于力行社早期的四大支社，并被视为“革青会的掩护机关"e它们的规模一般都很小，并且都以高校教师、大学生为主体。白瑜后来谈到，一开始，它似乎是无心之举，“孙伯赛和白瑜在上海参加革青会后，因不知上面尚有力行社的存在……认革青会一名不应对外宣告，须用一假名掩护。白瑜鉴于誓词中有复兴二字，故建议此名称”(邓元忠，《白瑜访问》)……

　　但，这些与其说是复兴社的来源，毋宁说，它仅仅为贺衷寒提供了一个名字。在发起复兴社后，它很快超出了“掩护机关”、附属组织的范畴；此后几年，以复兴社为载体，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无数的青年、文人、公务员、军人、市民乃至少年儿童，都被纳人了力行社运动的轨进。它的声势如此之大、效仿纳粹德国痕迹如此之深，以至于不久以后，所有与闻了它的中国人，乃至众多的西方观察家，都把它视为这个包括了力行社、革青会与“忠义救国会”在内的秘密团体的全部。

　　几十年后，作为最早的复兴社社员，李茂永详尽描述了自己的入社过程，他在复兴社内的生活。

　　1933年3月28日，开赴华北前夕，李茂水接到了“不得外出"的通知。为此，他和同队的十几名青年始终在宿舍里等待着。入夜时分，他们的区队长终于来了，并将他们带到“本部对面的一个院子”里。

　　这个大院子空空荡荡、氛围神秘。被区队长带进一个小房间后，一个陌生人给他们分发了一张调查表，“这才晓得是来加入复兴社”。在详尽地填写了自己的履历、家世、亲属和社会关系后，他们又拿到了一张《宣誓

　　词》,并被那个陌生人带进一个大房间。

　　大房间里空无一人，但布设得很庄重、很压抑。在蒋介石的半身像之外，它的四面墙上还贴了很多标语，比如“一个党一国民党”、“一个政府一国民政府”，“一个主义一三民主义”以及“一个领袖一蒋委员长”。让李茂永印象深刻的是，当中的一张大桌子上，还放者一本《三民主义》、一支手枪和一幅大字的《宣誓词》。

　　这样的凝重场面，让十几名青年屏声静息。随即，在被操纵的情况下，以区队长为领誓人、以那个陌生人为监誓人，他们站成了一列，开始宣读《复兴社誓词》:“余誓以至诚，复兴中国革命，力行三民主义。效忠领袖,服从组织，严守机密。为达成使命，甘任劳怨，不辞牺牲。如违蜇言，愿受最严厉之制栽……”

　　宣誓入社后，一份份《宜誓词》又交还给了区队长，由他当众焚毁；紧接着，那个陌生人开始训话了。李茂永后来谈到，在“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障”后，那个人着重强调了复兴社的三大铁律，“生的进来，死的出去”、“泄密者处以极刑”以及“单线联系、只有纵的关系”。那个陌生人说，倘若违反这三大纪律，“团体必予最严厉之制裁”……

　　如果说，对“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以及“泄密者处以极刑”，李茂永们还是懵懵懂懂的话，那么，所谓“纵的关系”，他们一开始就一清二是了。那个陌生人谈到，他们已被编为一个复兴社小组，组长就是他们的区队长；除了组长，他们不得加入其他的任何一个秘密组织，也不得与兄弟小组、外地区社发生任何关系。

　　事情还没完呢！走出那个房间后，李茂永者到了川流不息、只敢以眼色略作示意的一群群同学。与李茂永一样，这一夜，四百余名政训班学员都经历了填写履历、宣誓入社以及陌生人训话的过程。他们也被编入了一个个复兴社小组。在二十几个小组宣告成立后，以宜介溪为书记的复兴社“华北支社”也就诞生了，它求属于刘健群的力行社“华北分社”。与此同时，在那个神秘莫测的院子里，力行社组织处的工作人员，也已把他们的身份资料制成了一张张小卡片；这些卡片不仅有一个固定编号，还留出很大一块空白，以便定期填写“考核评语”……

　　依据“考核评语”，他们每隔三个月就有一次升入革青会的机会。但直到此时，他们都还不知道革青会的存在，更不用说力行社了。

　　复兴社的《章程》很简单，只有短短六条。在此之外，他们却要接受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训练。训练分为技术训练和“特别训练”，前者包括射击、煤炸、驾驶汽车、收集情报等，它覆盖了所有的复兴社社员，并使成千上万的青年具备了基本的特工素养；至于“特别训练”，则往往只针对行将升入革青会的社员。在经历编保编甲、农村工作、学生运动、民兵组织乃至碉堡构筑的讲授后，他们往往会被告知已升入革青会，并以他们为组长，开始发展自己的复兴社小组。

　　接受过复兴社训练的青年，究竟有多少？这可能是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许多人谈起过他们的受训，次年，八宝街更秘密下发了《我们的训练》一书，以便各组组长、各级书记组织训练；但，对于具体的受训人数，各方说法出入极大，有的说“一两万人”，有的说“四五万人”，更有人宣称“当在二十万以上”……

　　技术训练、“特别训练”之外，还有财务训练。在几个月的惨淡经营后，通过烟土专卖，邱开基的武汉缉私处已大发其财，“税金开始时每月只得三十万，后达六十万、一百二十万，最后为二百万元”（邓元忠，《邓文仪访问》）。但，在这笔巨款中，蒋介石只肯拿出区区二十万，作为力行社的月度办公经费。在有着几百名工作人员的八宝街，这只够支付工资、应付日常。这样，“量出为入、就地筹款”就成为复兴社的财务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各组组长可以根据需要收取社费并“发动乐捐”；为此，财务训练也就成为复兴社的专项训练了。

　　一开始，复兴社相当纯洁也异常有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个小组，每周都定期召开例会。按照八宝街的指令，他们活跃地进行着种种控制民间、渗透社会的工作。有时候，他们“走出去”，以秘密身份加入一些公开社团，并逐步渗透、控制这些社团；有时候，他们“请进来”，那些最活跃、最有才华的社团青年，一旦被认为没有“亲共”倾向、汉奸嫌疑,就由组长、小组骨干出面，争取发展他们入社……

　　这就是后来多达几十万名的复兴社社员，都经历过的入社场面、都参与过的组织生活。此后几年，由于数以万计的军人、大学生、公务员、教师、记者、华侨、小商人乃至工会领袖，纷纷涌人了复兴社，“并发展出形式多样的新型外围组织”；也由于它的触角，秘密地延伸进几乎所有的社 会角落，并震撼了蒙昧的民国，它很快被视为一场有着特务性质，并混杂了秘密会社与法西斯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了。

　　从这里开始，力行社渐渐消失了，“复兴社”则被日复一日地传说着。几十年后，康泽谈到，“外界由此渐知复兴社，而不知有力行社”；干国勋则认为，这个结果与复兴社的组织状况有关。他说，“（复兴社）概无干部组织及办事处所与经费……这层分子吸收时不甚严格，人数日益加多，逐以‘民族复兴运动’之名而驰名于世”（干国勋，《力行社、复兴社、蓝衣社》）……

　　无论如何，1933年春天，“复兴狂潮”卷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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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兴社的第一轮发展狂潮，卷起在它的滥觞之地上海。它的一泻千里，由上海书记叶维领衔，并得益于四个后来名重一时的宣传专家，《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崔万秋，贺衷寒的同乡、中学同学刘炳藜，以及刘炳藜的两个朋友，学者陈秋云和张云伏。

　　崔万秋是个激进、热烈的文人。他的客厅源源不断地容纳者来自各地、寻求一夜成名机会的文艺青年。他慷慨地为这些或落魄、或狂放的年轻人，提供着食物、房租和零花钱。他的山东同乡、后来叫作“江青”的蓝苹，就是从他的客厅进入演艺界的。

　　加入革青会后，他先后发展了十余名复兴社社员，并与孙伯骞的中国公学直屁小组、白瑜的暨南大学直属小组，合并而为复兴社上海区社。如果说，此时南京总社尚未承认复兴社的话，那么，在不经意间，他与叶维、白瑜等人的努力，却为贺衷寒的复兴社构想提供了重大借鉴。

　　但，对上海复兴社最具意义的事件，莫过于不久后刘炳藜的入社，以及他与陈秋云、张云伏创办的《前途》月刊。几乎刚刚加入革青会，刘炳藜就要求贺衷寒拨给经费、创办《前途》；一个多月后，1933年元旦，在英租界五马路棋盘街宝善里5号，《前途》创刊了。此后五年，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二流文人，开始以民国罕见的手笔，经营着这份力行社的未来

　　机关刊物。

　　创办《前途》前，刘炳藜就在上海主要报纸《申报》上做了整整一周的广告，宣称这是一份严谨、以研究国家前途为宗旨的杂志。当时，无论叶维、白瑜还是崔万秋，都担心在气息浮躁、时尚而摩登的上海，这样的广告会导致读者寥寥无几。但刘炳藜却断言，这将是上海出版史上最成功的一个月刊。

　　果然，创刊当日，来自各个书局、零售点的电话，就源源不断地打进宝善里5号，要求继续供货；而刘炳藜的电话也一次又一次打给了印刷所，要求再次印刷。短短两个小时之内，首次印刷三千册被抢购一空，入夜时分，印刷所赶印的另外三千册也销售一空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前途》创刊号卖出了近两万册，创下了民国学术性杂志的销售记录。此后一个多月，该期的23篇文章成为学术界、各所大学和众多知识分子的交谈焦点。

　　及至复兴社正式成立时，《前途》的基本订户已达五千以上，每期零售两万余份。它与崔万秋的《大晚报》、陈秋云和张云伏兼任撰稿人的《社会新闻》，构成上海复兴社最主要的宣传阵地。邓文仪后来谈到，“该刊读者，多为文化教育界人士。凡认同该刊者，亦多认同复兴社之宗旨主张，介绍入社往往一拍即合……上海复兴社由此一日千里"。

　　当年夏天，在几十位力行社社员、几百名革青会会员之外，上海复兴社已拥有成员三四千人。他们多为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和学生领袖。滕杰认为，“以各地复兴社而言，上海社员文化程度最高，宜扬主义与主张亦最为有力”。

　　上海之后，复兴社又一个突飞猛进的省份，是遥远、贫瘠的河南。

　　如果说，在繁华、近乎西方都会的上海，复兴社发展多依赖宣传之力的话，那么，在古老蒙昧、被视为中国之缩影的河南，它则主要通过权力系统的运作。几十年后，魏斐德教授写道：“在很大程度上，复兴社在河南的成功取决于省主席刘峙的支持……因为刘峙的推波助澜，复兴社在河南发展了极为广泛的网络。它扩散到省内的每一所学校和绝大多数的政府机构中。许多公职人员、小职员和学校教师都认为，不加人复兴社，便得不到晋升，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若不成为复兴社成员，就会丢掉在

　　政府工作的饭碗”（魏斐德，《特工王戴笠》)……

　　在这种情况下，短短几个月时间，河南复兴社拥有了几千名成员，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它的支社、直属小组和小组，遍布于河南的各个专署、县份，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它让这么多河南官吏、地方人物趋之若鹜，以至于几个月之内，位于开封东华门附近的复兴社河南分社，一再提高着它的准入门槛：先是乡镇长、小学校长准许加入复兴社，继而，这个标准变成了中学校长、大学毕业生；紧接着，在众多县长、保安团头目纷纷涌入复兴社后，河南“忠义救国会”也就开张了。凡是被复兴社冷落的地方头面人物，一概被这个外围组织收容着。饶是如此，那些有头有脸、作威作福的河南士绅，依旧不觉得受到了羞辱，他们乐此不疲地加入忠义救国会……又何止是上海、河南？这一年4、5月间，大批力行社干部或被派遗出去，或就地发展起了复兴社组织。郑炳庚去杭州、李守维在苏州、徐中岳抵合肥、贺醒汉在长沙；紧接着，萧洒到开封、张泽宣去绥远、胡宗南在西北、冯剑飞驻贵阳……在康泽缔造、不久后由邓文仪兼管，多达百余份报刊的力行社宣传系统的推波助澜下，复兴社的组织网络，很快从省会城市、专署所在地蔓延到各个县份了。浙江复兴社书记郑炳庚后来回忆说，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浙江72县，县县都建立了复兴社组织”。

　　这一年盛夏到来时，在二十余个省区，复兴社组织无处不在。它的势力甚至延伸进了新疆、内蒙和西康。几十个分社、上百个支社和几千个小组，构成了复兴社的组织分布图。后来“四人帮”的师爷张春桥，就是在这一轮复兴狂潮中，以济南正谊中学学生、复兴社外围组织“华蒂社"头目的身份，得以加入复兴社的。

　　然后，轮到了海外留学生、华侨和妇女组织。

　　复兴社的第一个海外组织，究竟出现在柏林，还是诞生于东京？此后几十年，众多当事人始终众说纷纭。一个留欧学生后来回忆说，几乎是刚刚得知成立复兴社的消息，以丰悌为首的力行社欧洲分社，立即在德国发展起了复兴社小组；但时为日本书记的黄镇中也谈到，大约1933年4月，复兴社东京小组就成立了。几个月后，“在日本的复兴社社员已有一百多人，大多在东京区，并成立了日本分社”……

　　无论如何，此后近一年，在千余名欧洲留学生中，丰悌大约发展了三 百名社员。1934年，白瑜抵达英国、开始留学生涯时，“复兴社在柏林有分社、巴黎有支社……比利时京城布鲁塞尔有一小组属巴黎分社，罗马亦有一支社”。与此同时，在1504名留美学生中，复兴社也发展了两三个小组，成员包括何廷光、曾免、潘籾英、谢仁昭、邝广平等人。不久后担任驻美使馆武官的易德明认为，“组织在美国的发展较迟且慢，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留美的中国学生多以修理工科者为主，二是当时的中美关系较疏远，二十三年以前的中国驻美使领馆人员，仍然是军阀时期所派出的人M(邓元忠，《易德明访问》)……

　　留学生之后，则是海外华侨组织。

　　也是1933年春天，在首都南京，以力行社社员、黄埔三期学生黄绍美为主席的“亚洲文化协会"就登记注册了。它是复兴社华侨分社的掩护机关，它并且下属“华侨共济会”、“华侨青年救国团”、“远东妇女抗日同盟会"和“亚洲被压迫民族大同盟”四个分支机构。其中“华侨共济会”以侨领为发展对象，它的主要成员，包括了泰国华侨、《曼谷日本》总编辑萧吉珊，马来亚华侨、《建国日报》社长梁华伟，菲律宾华侨施笃、方稚周等。到当年年底，该会已下设七八个复兴社小组。

　　“华侨共济会”之外，韦與辉等力行社女社员，领导者“远东妇女抗日同盟会”；“亚洲被压迫民族大同盟”训练了数以百计的朝鲜复国志士，并吸收了越南、缅甸、印度的若干社员。与这些机构相比，八宝街最为重视的，是“华侨青年救国团”。干国勋后来谈到，“时人无不认为华侨为中华民国至忠贞、至慷慨、最纯洁之国民，而华侨青年尤为民族未来之希望……故华侨青年救国团入社采用誓词，内容与力行社相仿，而不同于国内复兴社社员之规格’’……

　　在此后几年，这个分支机构、掩护机关，大约发展了千余名华侨青年。更不必说，校址位于上海、以华侨子弟为主体的暨南大学，其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都自愿地加人了复兴社。而在发展海外复兴社之外，1933年春天，贺衷寒更以“亚洲文化协会”的名义，宴请了朝鲜的李光济、崔大赫，越南的今泽民、韦正南、罗四维，以及缅甸的卢天灵与印度的泰里辛、伽兰华等人，探讨着抗日策略。南京以日本之后又一个亚洲霸主的面貌，试图以殖民主义相对抗……

　　全社会价值观的离散、满洲的沦陷、华北的危机，以及大量的失业青年、对政权现状深感不满的党员、急切寻找出路的学生、善于把握机会的投机者、需要接近高层或形成派系的官员，还有单纯的军人、破产的商人、控制着地下社会的黑帮头子……民国形形色色的社会阶层，都迷惘于这个混沌的年代，也都有改变现状的要求。而这，正是复兴社迅速崛起的社会基础。

　　当复兴社的网络遍布各地时，仅仅几个月时间，虽然他们的保密工作是做到家了，虽然他们在挑选成员方面依旧极其严格，但复兴社的成员，仍然迅猛发展到了四五万人。与此同时，在河南、在河北、在山东……在众多的北方省份，连同杜月笙控制下的地下上海，以地方士绅、乡镇官吏、民团头目乃至黑社会分子为主体的忠义救国会，也迅速发展到了几万之众。除了**童子军励进会”这个少年组织外，力行社延续到1938年解散时的组织面貌，已大致地浮现出来了。它后来的“法西斯组织”的标记，也是从这些日子开始的。

　　但这还不够。它还需要一个足以彰显其色彩的名称。这个春天，在遥远的北平，又一个貌似偶然的小插曲发生了。是这个事件，连同力行社不动声色、然而渐渐狂乱的嬗变，使隶属于八宝街的那些秘密团体，无论力行社、“复兴社”、革青会还是“忠义救国会”，都有了一个后来被久久流传的统称。这个统称，带有浓重的诡异、恐怖、血腥和法西斯色彩，它让那个年代的亿兆中国人闻之胆寒。

　　这个统称，无疑就是“蓝衣社”。

第十章“第二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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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蓝衣社”的出现，依旧和那个八宝街的“外来户”、时任力行社华北分社书记的刘健群有关。1933年4月4日，抵达北平几天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这个与八宝街嫌隙渐深、此时天高皇帝远的青年魁首，这个对布衣团、“蓝衣社”构想念念不忘的年轻官吏，再次以复杂心态下发了《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据说，拿到这份文件后，北平《晨报》记者当场提问，“那么，你所说的这个蓝衣社是否已经成立”？

　　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不是“中国国民党蓝衣社”吗？在此之前，无论宁沪、武汉还是华北，不都纷传着一个秘密闭体的存在吗？作为历史悠久、在北平极有地位的《晨报》，自然会关心这个问题。

　　在众目睽睽之下，刘健群表现得迟疑、犹豫、徘徊不定。在几分钟的僵局后，他终于开口了。他的这个表态，貌似含糊、模棱两可，实则处处充满了暗示，并表现出他对八宝街的深刻敌意。他说，“1931年秋天，我曾建议改组国民党，以促进党内对三民主义的更加广泛的尊重……现在看来，蓝衣社似乎有了超出国民党之外的教义，这是我不赞成的。对我来说，‘蓝衣社’只是一个建议，我没有参加任何有关的活动。至于存不存在蓝衣社，恕我不能作答”（魏斐德，《特工王鉞笠》）……

　　这个表态，不仅以春秋笔法，处处表明了“蓝衣社"的存在，它并暗含着刘健群对八宝街“超过国民党教义”、种种惊世骇俗行为的谴责。又何止于此？这么一来，谁会去分辨力行社、“蓝衣社”的区别呢？谁不会理所当然地以为，那个层次众多、名称繁杂的秘密团体，就是“蓝衣社”呢？

　　它还是刘健群未来生涯的一个重大伏笔。此后几十年，他不是处处混淆着力行社、“蓝衣社"，并以这个秘密团体“最早的倡导人”自居吗？直到1969年，面对易劳逸教授，他不是还把自己抵达南京、见到蒋介石的日子，有意地提前了几个月，以制造自己倡导力行社的假象吗？他说，“在杭州，蒋介石召集了一小组忠心耿耿、绝对可以信任的青年军官。他命令他们与刘健群商讨并成立一个类似刘文中所建议的那种特殊队伍”（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据说，得到这个回答后，那名《晨报》记者相当谨慎、客观地写道：“从刘先生的话来看，我们仍然无法确定蓝衣社是否存在。”但，众多的小报，特别是那些被称为亲日、“亲满”的报纸，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当天晚上，几份小报就以唯恐天下不乱的口吻，刊出了刘健群发起“蓝衣社"、意欲建立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消息；次以胡思溥为社长的天津《国权报》，更以《大批蓝衣社员到华北活动》的刺眼标题，报道了“华北抗日宣传总队”的到来……

　　所有这一切，让八宝街深感愤懑，又无可奈何。几十年后，康泽谈到，“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并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形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但已经收不回来了”(《康泽自述》)。

　　还不仅如此。

　　远在1932年4、5月间，李济深、陈铭枢控制下的《力报》，就风闻了力行社的存在。它以“十三太保闹中华”的噱头，宣称蒋介石意欲建立法西斯统治、以贺衷寒等人为“十三太保”。这个说法引发了宁沪舆论危机，在叶维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刚刚出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才被派往上海，平息了这个事件。

　　滕杰后来淡到，“戴笠之所以能获得力行社、甚至蒋中正的信任……其中第一件成功的任务，即为此案的解决”（邓元忠，《滕杰访问》)。

　　但一波方平、一波又起。1933年夏天，也就是“蓝衣社”传闻沸沸扬扬之际，在遥远的上海，杨铨案和“《勾命单》事件”又发生了。

　　杨铨案后来被视为民国最重大的政治暗杀之一。1932年12月29日， 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铨为发起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了，它很快被宣布为非法；几个月后，一封署名为“华”的恐吓信，更到达了近百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的案头。这封恐吓信公然宣称，倘若再有异动，“将暗杀开列名单之五十六人”。

　　这不是恫吓，也不是什么虚张声势。1933年6月18日，一个宁静的清晨，在那条有着众多法国巡捕的租界街道上，四名力行社特务处成员，黄埔学生赵理君、中共叛徒王克全以及两名原黑帮打手，李阿大和过德诚，就执行了疯狂的暗杀。当日，杨铨和他的儿子杨小佛，身体被四面八方密集而来的子弹穿透，司机重伤后大难不死。

　　“杨铨案”震惊上海、震动全国。两天后，白花、挽幛、电报、信件连同无数送行的人群，纷纷出现在了上海万国公墓。宋庆龄、鲁迅也出现了。几个月后，在《我的种痘》一文，鲁迅以充满讽嘲的口吻写道，“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几年后，《鲁迅年谱》更记载说，“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仅是鲁迅。7月14日，在《中国论坛》第二卷第8期，作家王造时以《勾命单》的标题，再次将力行社党徒的行径公诸于世:“……记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56人，名单.如下……”这个“投稿文件”其实就是那封恐吓信。该信发表后，舆论再次哗然。不久后，《北华捷报》评论说，“毫无疑问，在中国已出现了效仿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具备了该类运动的大部分特征，群众性、鼓吹独裁和政治暗杀”；《纽约时报》也认为，“纳粹在德国的成功，刺激了它众多的追随者……它甚至波及到遥远的中国”。

　　杨铨案、“黑册子"、《勾命单》以及“十三太保”、“嫡系中的嫡系”……所有这些，这个夏天的口诛笔伐，那些模糊的、碎片般的记忆,渐渐集约而为众多中国人对力行社的大致印象。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蓝衣社”像瘟疫般传播开去了，种种荒诞不经的传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始终流传着。

　　但这还不够。近十年后，在汪伪“76号”，一个名为傅胜蓝的原力行社社员被捕了。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以极尽涫染、杂糅史实与捏造的

　　笔法，使那个面目可憎、为世人所唾弃的蓝衣社形象，永久地定格了。

　　傅胜蓝原为中共叛徒。大约1933年，在康泽的游说下，他先是加人革青会，不久后升入力行社，并主编了力行社机关刊物《司令塔》。两年后，因为“《司令塔》事件”，他被判入狱两年，并对八宝街渐生怨恨之心。

　　转投戴笠系统后，1942年，他再次被汪伪“76号”捕获了。这次，周佛海亲自出面，不仅说服他改换了门庭，而且使他答应与文化界大汉奸、作家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合作，写作《蓝衣社内幕》一书。

　　毫无疑问，周佛海此举，为的是诋毁重庆政权，并多少给伪政权涂脂抹粉。但，在市井纷传“蓝衣社”、而戴笠系统又无处不在之际，这本书具有极大的时效性和轰动效果：当年秋天，《蓝衣社内幕》出版后，行情一路看涨，被称为“洛阳纸贵”、“凡识文墨者莫不知有该书”。短短两三年时间，这部真伪难辨、兼有史实和演义色彩的著作，销售高达二百余万册。

　　作为民国罕见的畅销书之一，《蓝衣社内幕》自然也流传进了后方，流传到那些力行社发起人的手里。问题在于，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在众多魁首或失意、或沉沦之际，谁还顾得上与之辩驳呢？谁愿意去追溯它最初的，清新而澎湃的道路呢？何况，所有这些还都被视为重大机密；又何况，在力行社早巳烟消云散的情况下，它的主要遗产，那个庞大、森严而面目诡异的军统局，与傅胜蓝所说所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它最适合的名字，或许就是“蓝衣社”……

　　就这样，“蓝衣社”的名字不断流传着，不久后，它甚至流传进了穷乡僻壤。几十年以后，在福建乡下的那个小渔村里，还是拖鼻涕孩子的本书作者，也见到了那本破旧、古老的书籍。面对竖排的繁体字，记得我曾好奇地问了一句，“什么是蓝衣社”？而我的叔公、那本书的主人回答说，**蓝衣社，就是专门抓人，当特务、搞暗杀的”……

　　到这个时候，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又过了一些年，当作者坐在福建省图书馆的空旷阅览室里，读到“复兴社”、三青团的字样时，作者也丝毫没有把它和“蓝衣社”联系起来。更不必说是力行社了。就这样，力行社演进为复兴社、又演变成“蓝衣社”了。也是“蓝衣社”风潮渐渐飙升之际，在八宝街，那个力行社的圣女、始终以自己的纯洁形象烘托着早期蓝衣社清新气息的人一陈启坤，因为身患伤寒，不治而死。据说，临死之前，她美丽深情的眼睛，一直注视若床边的滕杰。

　　或许，她也在注视着一年多以来，蓝衣社狂飙般崛起的过程？注视者广漠蒙昧的国土？在临近八宝街的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她结婚、度过了自己最甜美的日子；她一直渴望能怀孕，为滕杰生一个孩子。虽然工作那么忙，事务那样杂乱，她依旧以自己女性的细心，在这里放上一点装饰品，在那里插起一束野花，使这个小房间生机盎然，并多少透者一丝居家过日子的气息。

　　她关爱着每一个比她还年轻的同事，比如林培琛、干国勋。作为亲切的姐姐、亲爱的同志，她自己是那样忙碌，从不爱惜自己的健康，她却不时地关照者他们的身体。在人事复杂的八宝街，只有她，不仅博得了林培琛、干国勋等人的信赖，也博得丰悌、戴笠这样的人的尊重。

　　在纪律森严的蓝衣社，也只有她，才有那明朗的面容、欢畅的笑声。她的笑声，一直地飘荡在八宝街那略略古旧、略显破败的园子里。没有她，早期的八宝街就不会那么清新、那样动人……

　　然而，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她就要死了吗？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射过朴素的碎花窗帘，照射在她年轻、苍白的面容上。活着有多好呃，看得到那郊外的花草，田野的牛哞，甚至连带有一丝腥味的微风气息，也能嗅到。活着有多好呃，无论亲人、恩人还是仇人，都在同一个天空下，都能使人以谦申而感激的心思，去感念这样的人间。

　　死了，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但即使有天堂，她也不愿意死啊！

　　她平静地留恋着这个世界。不知道在临终的回光返照时，她对滕杰说了怎样的悄悄话。当傍晚终于到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终于渐渐地阖上，手也渐渐地松垂下去了。一缕头发松软地搭在她宽阔的额头前……

　　在滕杰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中，一个人永远地消失了。

　　几十年后，滕杰仍然沉痛地谈到，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此后几个月，他心神恍惚，一直不愿意相信陈启坤真的已经死掉了。这一年秋天，因为他的状态一直不能恢复，蒋介石、贺衷寒都相当体谅地做出一个决定，让他前往德国，一方面是散心和忘却，另一方面则是“考察"德国的纳粹政权。

　　事实上，“蓝衣社”的出现、陈启坤的死去，都意味着那个清新时代的终结。

　　也是在陈启坤患上伤寒、不久死去的日子里，一连串震撼了世界的事件，不断进入贺衷寒的视野。1933年2月27日，贏得德国政权仅仅二十多天后，在遥远的柏林，一个至今扑朔迷离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国会纵火案”。

　　“国会纵火案”使希特勒取缔了共产党。紧接着，3月21日，在普魯士主义的圣地、德国最伟大征服者腓德烈大帝的安葬处，希特勒主持了新国会的开幕仪式。在充满昔日荣光的怀旧氛围中，一个个戴着头盔、穿着旧帝国制服的老元帅出现了，没有人觉察到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手笔。当天晚上，在自己的日记里，戈培尔写道：“总统被感动了，他热泪盈眶。他一定想起了六十多年前的那次朝圣，那时他还很年轻，刚刚参加了普奥战争归来……他宣布支持我们的元首，他说，这个圣地的伟大精神，已经传递到新一辈青年的手里了……”

　　两天后，在兴登堡的支持下，国会以441票赞成、84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授权法案》。据说，法案通过后，戈培尔得意忘形地叫喊者：“再也没有选举了！今后一千年的德国生活方式已经被确定了！……•’

　　此后几个月，政党、议会、工会、雇主协会……所有魏玛共和国的产物，一一地覆灭了。在此之外，早已边缘化的，兴登堡所代表的贵族、容克地主和“军官团”势力，也退居德国生活的次要地位了。希特勒埋葬的，不仅是魏玛共和国的一切，他还埋葬了旧帝国的所有遗产。他的手笔如此巨大，以至于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也惊叹说，“从国会得到全部权力还不到两个星期，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从来不敢尝 试的事情。他废除了历史性的、几乎与德国一样古老的联邦权力……在德国历史上，他第一次地、真正地统一了德国”……

　　第三帝国诞生了！在第三帝国的初期，一切都如此欣欣向荣、近乎梦幻：七百万失业工人大多找到了工作，平均周薪高达六美元有余，仅次于地广人稀、但还有几百万人失业的美国；挣扎在破产边缘的农民，不仅永久地获得了土地，在这期向，小麦价格上涨了两成，蔬菜和乳制品价格则上涨了大约三成。运河被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出国旅行的机会，柏林成为又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地。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大众汽车公司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为每一个德国家庭提供一部汽车……

　　与这一切相比，更引人注目、最为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它无与伦比、几近完关的青年运动。在最初的两年，大约三百万人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徒步旅行、参加露营，在为期一年的“下乡年”中和农夫们打成一片，其中包括五十万名少女。他们住进营房、过起了集体生活，对自己生长在希特勒时代充满了骄傲。凡此种种，使柏林奥运会期间的几万名外国游客充满了惊叹，也使对希特勒德国满怀敌意、异常轻蔑的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不得不承认，“凡是那个时候曾在德国各地旅行，跟住在营房里的青年谈过话，看到过他们工作、玩耍和歌唱的人，都不能不觉得……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生机蓬勃的青年运动。第三帝国的孩子们成长起来后将有强健的体魄，对他们的国家和自己充满信心，还有一种不分阶级和没有经济与社会隔阂的友谊和同志之情"（《第三帝国的兴亡》)……

　　凡此种种，使民主制度的名声一落千丈；凡此种种，也使远在八宝街的贺衷寒，开始撰写、整理他的一本文集。这本文集点点滴滴地折射了他丰富、复杂而沉重的人生，是他人生的一个无比重大的转折。他在湖南乡村的日子，他十三年前在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的生涯，乃至他在苏联的见闻、在黄埔的岁月、在日本的思考……在所有的往昔里，他始终坚持的一些令人感动的情怀，就因为这个文集的写作，而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这个文集有一个简单的名字：《一得集》。

　　在写作、出版《一得集》之前，贯穿贺衷寒早年面貌的，是关注民生、誓言改造社会的情绪。这种古老的、有者士大夫气息的朴素情感，不久后 就演进为“劳动共和国”的民粹倾向了：这个共和国庄严、平等、“劳工神圣”并以苍生为念，它并保存、延续了那亲切的传统文化。

　　与其说，这是贺衷寒的国家理想，毋宁说，他心中有者一个温情脉脉的“公社”。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曾以“公社’•之梦作为自己的心灵归宿，贺衷寒也不能例外。进入黄埔之初，这一点也没有什么改变：所谓三民主义，“民族”对应着他对传统文化的留恋，“民主”符合者一个青年蔑视权威、厌憎官僚的本能，而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则似乎是他所留恋的“公社”的社会基础……

　　然后，在强调刺刀价值、宣扬暴力运动的潮流中，他被风潮裹挟者，发起了“孙文主义学会”。他渐渐地、然而异常微妙地发生变化了：传统文化只能靠暴力去维持；“公社”理想要以军队来实现；至于“复兴国家"，恐怕也免不了特务政治……至真与大假、极善和大恶、最美和大丑，就这样奇异、混沌地杂糅在一起了。这构成了贺衷寒复杂、冲突、并注定了悲剧的面貌

　　就是这个面貌，使他与滕杰一起，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蓝衣社缔造成了那个样子：他们勤奋清廉，试图整饬官场、复兴国家，这当中有多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乃至修身立德的痕迹？他们限制生活、平均收人，并创办了“厚生合作社”，这不就是一个小型的、虽然不那么完整的公社么？从一开始，他们就强调“秘密”、独裁，谁能说这不是特务政治与旧中同最恶劣最败坏要素的结合？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渐渐把目光投向了群众，渐渐强调起社会动员能力，从而伏笔了未来的法西斯化……

　　五分传统、两分特务政治、一分秘密会社色彩，连同一分“公社”气息和一分淡淡的法西斯主义痕迹，这就是滕杰时期的力行社。它混沌却可亲、诡异而清新。它依旧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政党政治的延续。然而，滕杰下台、陈启坤死去，特别是“新德国”崛起后，一切都不一样了。1933年，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贺衷寒要告别的，是自己那么久以来，那么多、那么美好的情怀。

　　他不再有什么民粹倾向。在《一得集》里，他公然写道，“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与工农、民众无关；反过来，民众的任务就是像牛马那样地耕作，并随时提供着自己的财产、生命与子女。他说，“需 要即是真理。民众组织和民众训练是目前国家民族的需要，也就是目前政治的真理”（《一得集》上册，第334页）……

　　“需要就是真理”！这还是那个在洞庭湖边吟风弄月的少年吗？这还是那个在长沙激扬文字、关怀民瘼的青年吗？这么一来，他所效命的这个政权，不将比历史上最贪得无厌的暴君、最黑暗恐怖的王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那么，民主呢？他所在的这个政权，不是号称民主共和、“五权立宪”的中华民国吗？他又怎么看待民主呢？

　　既然历史属于领袖，那么，这个问题也就很简单了。贺衷寒说，“领袖是党的重心，革命的重心，是革命者的领导”；他说，“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一个领袖的思想做标准。政治思想越统一，对人类政治生活就愈有益”。在这个论断下、当然啦，什么五权宪法、自由主义，什么议会政治、民主选举.全都是添乱之举，“大家会各行其是”。

　　又何止于此？在他看来，中国十余年来的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都和“五四”前后的民主与科学潮流有关。他说，“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破坏了一切固有的文化，但对建立一个新的文化又毫无办法，没有张本……中国弄到目前国家不能统一，社会不安定，这般人要负重大责

　　既然如此，既然国家已不统一、社会已不安定，乃至内忧外患、国无宁日，又该怎么收拾这个局面呢？贺衷寒又打算怎么做呢？贺衷寒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全社会范围闪推行“管"、“教”、“养”、“卫"。

　　所谓“管”，就是在各个城市推行街坊区划、严密户口管制，并在农村地区彻底地实行编保编甲，乃至一人有罪、“五家连坐”。这个说法并不新鲜，在大别山，他早就这么于过了。新鲜的是“教”和“养”。

　　所谓**教”，就是推行严格的“领袖教育”、管制教育，并进行严厉的新闻和出版检查。见领袖像敬礼、谈及领袖时肃立，以及将《三民主义》科目列人中小学课程、禁绝一切异端言论等，均在此列。所谓“养”，则是致力于民众生活的整齐、迅速、清洁、简单、朴素，乃至斯巴达式的习惯贺衷寒谈到，只有这样，千万民众才会节衣缩食以供军条，并随时被征召、随地被动员，无时无刻地充当同家机器的一部分……

　　那么，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这就不能不谈到“卫”了。在从学生若 手、实行全民军训之外，凡是成年男子均应被编人“义勇队”、“壮丁队"，青年女性被编入“妇女队”或“战地服务团”，至于未成年的少年儿童，也应编为“童子军”。而这么一来，无论“管”、“教”还是“养”，也就有了推行的载体……

　　这就是他公开发表、出版和鼓吹的“领袖创造历史”、“一个国家，一种主义"，以及生产化、军事化、管教养卫、保甲制度……这，不是要把中华民国变成一个大兵营吗？这不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法西斯社会的图景吗？

　　他把这个文集的所有文字，都看成是个人的、一己的，于是命名为《一得集》。但，这绝不是他一个人的，乃至不仅是他执掌下的蓝衣社的。仅仅一两个月以后，“管教养卫”、保甲制度，乃至他所宣扬的大部分社会政策，不都在康泽的手上，在大半个江西实施了吗？至于法西斯社会的又一个象征，特务政治，不是在更为遥远的滕杰时期，在力行社的手上，就悄悄执行了吗？此后几年，它只会变本加厉、无处不在，直到蓝衣社被所有中国人视为一个特务组织。

　　这不是什么《一得集》，而是蓝衣社试图成为法西斯组织的公然宣扬，—种无可抵赖的标志。虽然还要几个月，蓝衣社才修改《章程》，从而使它完全地堕落为一个法西斯组织，但，这已经是一个异常鲜明的伏笔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对青年迷惘冲动，但市井、乡村迟钝而麻木，对残留着大量儒学传统、方兴未艾着自由主义思潮、并遭受者共产主义运动一波又一波冲击的中华民国，这个伏笔，是一个重大的、富有象征性意味的历史事件。

　　更有象征性意味的历史事件，还在后头呢！大约1933年初秋，《一得集》第一册出版了。在贺衷寒将文稿送往拔提书店后，又一个不为人觉察的小插曲发生了：付印前夕，贺衷寒急急致电该书编辑，要求撤下其中的一篇文幸；因为，这篇文章提出的复兴大革命精神、实行“第二期革命”的主张，无论名目还是主张，都已被蒋介石采纳了。贺衷寒不敢剥夺蒋介石对它的专利权。

　　又何止于此？不久后，所谓“笫二期革命"，不仅成为几万名蓝衣社党徒津津乐道的口头禅，更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词汇了。在CC系、蓝衣社所 缔造的庞大宣传系统的推波助澜下，它不仅被概括为那个蒙昧、破碎、风雨飘摇年代的一剂药方，它还被视为一种崭新的历史元素。蒋介石认为，以这个元素，他可以改造这个为人类奉献过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司马迁以及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和苏东坡的伟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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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第二期革命”，是一个湮没于中国现代史的民族复兴构想。它起始于这个初秋，中断于后来的西安事变，在将近三年半的时间里，以蓝衣社的千万青年为主力，南京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手笔浩大、然而往往虎头蛇尾的社会实验。它的主要结果，就是中华民国步入了它昙花一现、一去不再复返的“全盛”时期。

　　第二期革命要实现的，首先是一个山川般古老的梦想：“统一”。

　　北伐后，南京政令不出五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政权。1927年，政学系谋士杨永泰柠上书《削藩论》，提出“外交倒张作霖”，“政治倒汪精卫、胡汉民”，“军事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倒张发奎、李宗仁”。毋庸讳言，在几年的努力后，它的大部分目标都已实现，然而代价也异常惨重：除两广政权屹立不倒外，连年的内战、满洲的沦陷，使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遭受了广泛质疑。

　　现在，轮到了蓝衣社，轮到兵不血刃，以社会控制、人心渗透、合纵连横为宽点的政治解决阶段了。大约1932年夏天，在一次干事会上，蓝衣社提出了“稳定山东”、“安抚华北”、“联系西南”和“瓦解两广”的系列主张。不久后，它被蒋介石采纳，成为南京的国策。

　　“安抚华北的重责，落在刘健群的肩上”（邓元忠，《邓文仪访问》）。这一年初芨，《塘沽协定》签汀后，“华北抗日宣传总队”被改组为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几百名政训班学员化整为零，进驻各个军阀部队；与此同时，聚集在北平的几大魁首，以黄杰第2师、关麟征第25师、蒋孝先宪兵三团、吉简章宪兵四团为依托，拉拢军阀、刺杀汉奸、破获机关、禁绝鸦 片，并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复兴社小组，“势力弥漫于平津、晋冀各地”。当年6月8日，《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南京在北方的威信，终于坚定地建立起来”。　　.

　　华北之后是西南。这一年夏天，以康泽、曾扩情、叶维、任觉五以及总社书记贺衷寒为首脑，“西南青年社”成立了；它包括三四百名黄埔学生，密布川、滇、黔各省的百余个复兴社小组。依靠这些势力，在1931年冬天首次人川，说服大军阀刘文辉投向南京后，曾扩情又于1933年4月、当年年底两度入川，充当说客并负责“整理党务”。他以忠厚谦卑的姿态，施展合纵连横的能耐，使另外两个大军阀刘湘和杨森也臣服于南京。

　　长江流域貌合神离的统一，终于实现了。但，在“瓦解两广”的活动中，蓝衣社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北伐回师后，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两广特别是李宗仁、白崇禧控制下的广西，已建立了庞大的民团组织。所谓“三自”即自卫、自治、自给，以及“三寓”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使广西变成一个异常封闭、孤立、有序的军阀社会，各级组织异常严密。直到1933年年初，贺衷寒才派出叶简修等十余人，挺进相对薄弱的广东，进行地下工作。

　　与各省一样，广东复兴社的工作使命，一是“发展组织”，再是伺机分化瓦解。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在党部、军内和铁路工人中，复兴社发展了二十几个小组、大约三四百人。但，1933年9月，在粤汉铁路雇员中发展的一个小组，违反了无声无息、秘密潜伏的工作方针，“拟破坏铁路，未逞，遭逮捕”（邓元忠，《滕杰访问》）。

　　由此引发的，是一场对广东复兴社的总清查、总戒严。在陈济棠的命令下，“军警联合，在广州逐屋搜捕”。数千名军警连夜出动，短短两天内就逮捕了数百人，“被认定判罪者七十四人"。叶简修试图化装混出城门，也被指认捕获了。

　　儿天后，叶简修等贺衷寒所派九人被判处枪决，在广东发展之65人判处监禁。陈济棠得理不饶人，他先是给蒋介石拍发明码电报，“询问该九人是否中央所派，若是，则另案办理”；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蓝衣社试图在城内发动暴动，以谋建立法西斯政权”。

　　9月26日，密切关注蓝衣社活动的《纽约时报》，依照“香港来电”再次刊登该消息。舆论又一次哗然了。在中外力下，蒋介石焦头烂额，

　　“为顾全大局……只能否认之”（邓元忠，《林培琛访问》）。

　　两广组织被一举摧毁了。但未被逮捕的两三百名复兴社社员，依然潜伏在珠江两岸。他们有的意志消沉，从此脱离了八宝街的视线，有的则屏声静息，继续窥测、等待着。两年多以后，先是刘健群，而后是更加能干的戴笠，要再次将他们纽带、凝聚起来。

　　尽管有广东的失利，但在贺衷寒的统领下，这群“上校"的工作是如此得力。仅仅几个月后，南京的权力版图不仅蔓延到了长江上游，并且延伸进了黄河流域。

　　统一为的是根绝军阀的割据，更重大、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却是日本。为此，南京计划投入“九万万元”的巨资，改造军队，并建设自己的新兵种新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八宝街“留欧派”势力特别是留德人员，垄断了发展精兵的业务。首先是桂永清。

　　自从加入力行社后，这个大气、坚实、朴素的军人，日渐贏得蒋介石的器重。在人前人后，蒋介石时常感慨说，桂永清是“黄埔楷模"，是“真正的革命军人”。这一年，从华北回来后，他更搬进了中央陆军学校，和蒋介石成为邻居。

　　与蒋介石朝夕相见后，这对师生似乎发展出了超越上下级关系的感情。当年5月，桂永清受命组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开始，它不过四个大队、两千多人，但作为德国“军官团”的变种，它的大多数学员，都受过近代教育、并被视为基层团队的骨干。不久后，教导总队更扩编到一万两千余人，并对数以万计的基层军官进行流水般的轮训。

　　教导总队彻底改造了基层军官。以“士兵化训练”为例，几十年后，一名学员曾生动地写道了一则逸事：在南京汤山参加集训时，他奉命在风口“埋锅做饭”，这样做出来的饭满口泥沙；他嘀咕了一句，却被路过的桂永清听到，桂永清当即抓起一把沙土，放进他的饭盆并问他“脏不脏”？他大声回答不脏，并大口吃完了半是沙土半是米粒的夹生饭。

　　“天不怕，地不怕，打不怕，死不怕，军官就怕士兵化”，从此成为教导总队的口头禅。与此同时，以杜聿明、郑洞国、邱清泉为骨干，一支小小的、为数不过两营的装甲部队，也出现在了教导总队。作为筚路蓝缕的象征，它装备的十余辆战车大多是超轻型坦克，装甲极薄、吨位极小，但

　　后来昆仑关大捷、缅甸远征军的主要将领，都聚集在这里。

　　装甲兵之后，是化学兵。1933年初秋，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维金尼亚军校和德国参谋大学，并在1932年春天依照八宝街的命令，将德国妻子送返回国的李忍涛，负责起了化学兵部队。而与装甲兵、化学兵相比，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空军。

　　远在1932年初春，在力行社的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就表达了他建设一支强大空军的决心。3月24日，他的日记记载，“晚与力行社干部会议，对于航空及化学兵器之建设问题详加讨论”。一年多以后，这个任务落到了一群皇亲国戚，特别是宋美龄与孔祥熙的手里；然而，真正奠基中国空军的，却是三个力行社社员，蒋介石的外侄毛邦初、蒋介石的侄孙蒋坚忍以及蒋介石的小同乡徐培裉。

　　徐培根，浙江象山人，毕业于德国陆军大学。他是“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的胞兄，1933年年初，在桂永清介绍他加人力行社后，“因卓越的学历与能力……而得到蒋中正的特别赏识”（邓元忠，《邓文仪访问》）。几个月后.他被任命为航空署署长。　　，

　　在担任航空署署长的近一年间，.徐培根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德国式的风格，开始了培训人员、改革机构、建设机场、完善福利的系列工作。1933年秋天，当蒋介石、宋美龄视察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时，他与副校长毛邦初为他们介绍了一群最优秀的飞行员，其中包括“一二八”抗战中首开击落日机记录的石邦藩、后来的空军“战神”高志航、击落了11架日机的刘粹刚，以及驾机撞击敌舰的沈崇海等人。

　　与培养飞行员同时，他大刀阔斧，同时筹建杭州、南昌、洛阳、徐州四大空军基地。首先动工的是南昌机场，他一改南京政权的疲塌之态，“动用三万民工，日夜赶筑”。当年年底，南昌机场完工了。随即，杭州、洛阳、徐州也纷纷动工，一个略显单薄、然而初具规模的中国防空体系大致形成了……

　　这一年秋天，徐培根更提出了--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自制飞机”,建成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体系。

　　三大新兵种的建设，都落到了蓝衣社的手里。而在“发展精兵”、建设新兵种之外，是“训练组织”的出现。这一年秋天，已从柏林回到南京的 丰悌，开始筹建“中国童子军总会”；短短几个月之后，全国童子军即从历年经营的“658团、53340人”，发展到1028团、89792人。

　　童子军组织急剧扩展着。1933年10月，在南京阁老巷，丰悌又发起了秘密的“童子军励进会”，作为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他并为此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三年计划。与此同时，以力行社“湖南帮"要角潘佑强为首脑，六百余名蓝衣社成员组成了“国民军训处”。在近两个月的培训后，他们开赴各地，先是包办了涉及十七省、多达178所高校的学生军训；继而，他们又聚集在江西，计划对江西半省的几十万男女进行冬季集训。

　　与“发展精兵”、“训练组织”的出现几乎同时，兵工体系也渐露雏形、不断完善。以汉阳兵工厂为例，1933年年初，经邓文仪介绍，兵工专家郑家俊加人革青会，并很快出任了汉阳兵工厂厂长。在十余年的废弃后，他全力整修一片荒芜的工厂旧址，“并将上海炮厂的机件一部分迁汉装置”。当年5月，兵工.厂枪弹车间复工了，月产枪弹330万粒；随即，在改包工制为“点工制”、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后，枪械车间也复工.了，不久即生产仿马克沁重机枪576挺、“中正式”步枪5600余枝。几个月后，汉阳兵工厂一举取代了原奉天兵工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兵工生产基地。

　　然后，是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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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革命”的统一、备战内容，使蒋介石迥异于地方军阀。它也改变了千万民众“南京政权不抗日"的印象。在这种悄然改观中，首先被重整军备焕发出巨大热情的，是海外华侨。徐培根提出“自制飞机"计划后，短短一个月时间，海外华侨即捐款170余万元。

　　不久后，面向内陆、普通民众的“航空爱国奖券”也发行了。此后几年，它大约发行了三十期，并激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认购风潮，“中奖者多有以奖金全额捐献者”（《申报》,1934年8月26日）。与此同时，各界捐款也源源不断，“学生号”、“工人号”、“妇女号”、“荣誉士兵兮”……—架架飞机被送往了杭州、南昌。如此景象，使长久隔绝中国社会、后来 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也感慨万千。她谈到，“即以助建空军之热情，亦可见我民族生生不息、不当断绝之伟力"……

　　然后，与统一、备战互为因果，“第二期革命”指向了社会工作，特别是鸦片、贫困与腐败。

　　1933年3月，在蒋介石的倡导下，全国禁烟委员会成立了；它以众多高官显贵、名流贤达为首脑，但它的核心，却是邱开基执掌的武汉缉私处。这一年，以“武汉清流”后业已驯服的几千名警察为骨干，邱开基招募大量失业军官、知识青年，组成了甲种师规格、多达一万余人的禁烟部队。

　　这支部队装备精良、势力庞大。它下属的各团，编制均达3802人，是正规军队的三倍以上；它配备了迫击炮与轻机枪，并购买了“安民号”、“华民号”等多艘炮艇。它有权对长江流域的所有毒品交易进行立案和调査。在此之外，以几千名码头工人、纺织工人为主体，刘海波控制下的武汉“忠义救国会”，也为它提供了异常细密、无处不在的眼线网。短短几个月时间，“（缉私处）捕获违禁船只一千九百有奇，嫌犯、案犯三千余人，涉案金额高达九百万之巨”（《扫荡报》，1934年3月23日）……

　　一时之间，长江水道几无漏网之鱼。在缉私处的努力下，政府收人大大增加。在月人二百万元之后，1933年秋天，烟土专卖收入再次翻番，达到了四百余万元。这笔钱大多充当了南京政权的军费，以至于被时人讥讽为“以黑土剿赤匪”的买卖。

　　但烟土走私的绝迹，也使全面禁烟成为可能。当年9月，禁烟委员会以三年为期，推出全面禁绝鸦片的计划。它颁布了异常严厉的法令，过渡期间，凡军人、公务员吸食者，一次警告，再次枪决；与此相对比，对普通平民的惩处则要温和得多，初次犯戒者“送戒毒营三月”，再次犯戒处以三年到五年拘役。

　　“重惩官吏、轻理民间”，使这个计划具有很大的可行性。一时之间，各地纷纷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姐妹送兄弟进戒毒营的风潮。到1935年9月，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特别提案，赞扬了中国反毒品行动的巨大成就。次日，深受鼓舞的蒋介石，更以一种孩童式的幼稚和冲动，宣布1936年元旦为全国禁烟的最后期限。

　　百年烟患的根绝，似乎近在眼前了。只是由于西南、西北、华北等毒 品大省的遥不可及，由于不久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个进程才被再次中断。蒋介石的那个决定，也就不免沦为一纸空文了。

　　鸦片之外，是反贫困和“复兴农村”计划。远在1931年夏天，在滕杰发起蓝衣社的《计划书》里，他就谈到江南农户“家无三日之粮”、以及四川地方提前征敛田賦至民国七十年这两个案例；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认为，共产党的日渐坐大、各省土匪的层出不穷，不是“主义”问题，也不是制度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破产。

　　农村破产使国家动荡不已、流民成灾。1933年夏秋，以“恢复赤区生计”、联货公路计划和发行法币为主要内容，南京政权开始了复兴农村的努力。

　　复兴农村从恢复原苏区生计开始。远在1932年年初，在贺衷寒的主持下，武汉就成立了“四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旨在为破产农户提供小额低息贷款。一开始，这个只有区区几百万元资本的赈济机关，经营得非常失败：它采取无论贫富、泛而无当的方式，为各家各户提供等额贷款，这么一来，摊到众多农户头上的不过几角银元，如同车水杯薪；它的门市大多设在武汉、九江，没有人思意为此长途跋涉。更要命的是，有机会进城的往往是乡绅、保长，一时之间，以乡民名义骗贷的案例层出不穷，这些钱往往变成高利贷资本，加剧了农村地区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

　　次年，合作社进行了扩资，并改组为“四省农民银行”。它以逃亡地主、中产农户为放贷对象，并鼓励他们扩大生产、雇佣佃农；它的门市开进了四省的乡乡镇镇，以江西为例，“有76个合作社……并计划全省共设354所”（《中央日报》，1933年4月30日一时之间，战灾区的农村，“被认为出现了复兴的势头”……

　　“四省农民银行”后来又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负责全国农贷及土地金融之业务"。而与蓝衣社相比，手笔更加浩大、规模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政学系主持的联省公路计划。1933年年初，在杨永泰、熊式辉的主持下，七省公路会议召开了；几个月后，它抛出了一个雄心勃勃、被视为“复兴农村之关键”的公路网规划：“修筑公路二万二千余公里，联络七省，三年完成，核定经费为一万万元”（《中央日报》,1933年8月16日）……大批军人开进了施工现场。以湖南为例，“每师抽调一团作筑路兵 工”；以浙江为例，“刘珍年部……助筑三线公路”。千万士兵、民工的劳作，引发了舆论的阵阵欢呼：1935年11月28日，《大公报》谈到，“浙公路网大体已告完成……此后由工程重心时期而转入业务重心时期”；1936年10月9日，《福建民报》发表评论说，“自古以来，闽道之难，不啻‘难于上青天’之蜀道……近三年来，以福、古、瓯为三大支点，艰苦卓绝，始有闽省公路网之布局”。而截至1936年8月，东南半壁公路网全线贯通，“全国之通车里程数，亦达11万7千公里以上”。

　　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公路网，连同孔宋贵戚发行的法币，使中国农村起死回生。它的主要结果，是1936年欣欣向荣、百废待兴的农村景象……接着.是反腐败。

　　与鸦片问题、农村问题不同，对南京政权来说，腐畋深人膏肓、几近无药可治。蒋介石对此也束手无策。但，这一年夏秋，依照邓文仪、邱开基、康泽等人的密报，他还是公开处决了七名高级官吏，“以儆效尤”；在此之外，一些蓝衣社首脑后来也谈到，“当时在江苏、江西皆侦破了大案子，因牵涉政局，未曾公开，故鲜为世人所知”……

　　统一、整军经武，训练民众、禁绝鸦片、复兴农村，以及不值一提的反腐败，连同不久后席卷全国的“新生活运动”……这，就是所谓“第二期革命”。1933年8月27日，在庐山美庐别墅，在临睡前的时分，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了五十六字纲领：“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矢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

　　这不仅是“第二期革命”的大致勾勒，这也是他对大约七万名蓝衣社党徒、对亿兆中国青年的期许。几十年后，邓文仪特别谈到，“系为复兴社所拟者”、“为（复兴社）誓词内容及说明宗旨”。与蒋介石的大部分谈话、文字一样，这些说法内容空洞、结构繁琐、语意笼统，然而，在不经意间，它却概括了他的社会理想，从懦教徒、流民、军人到独裁者的复杂阅历和经验。

　　那就是一个半儒教半法西斯化的中国图景。不是吗？这寥寥五十六宇，前半部分让人想起了曾国藩、冯桂芬，后半部分则隐含著一个随时征召党徒、随地动员群众的集权社会。不是吗？在这里，中国社会被一分为二， 前者是朴素的、老年的、官僚化的，后者则是激情的、青年的、集权政党的。蒋介石试图混合这二者，正如贺衷寒试图混合过传统文化与暴力、“公社”理想和军队、国家统一和特务政治那样。

　　如果这么说还缺乏说服力的话，那么，无论近代以来国权与民权、目的和手段的混沌关系，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知识和价值的始终紧张，乃至蒋介石的一生作为，都有助于后人理解这一点。在传统与新生并存、人心和工具对抗、旧之善与新之美无法兼容的情况下，在大历史的视野中，即使中华民国，也悲剧性地、被注定了是个过渡阶段。蒋介石却认为，混合这二者，就是未来的中国之路。

　　从这个秋天开始，他决意缔造的，就是这个两分化、渐进式，混杂着传统之善和工具之力的社会。正因此，9月21日，他才轻车简随，走下了庐山，并前往江西星子县，在那里，他对康泽主持下的两千余名特训班学员，对许多专程赶去听讲的蓝衣社首脑，对七万余名蓝衣社党徒，诉说着他的理想，他对这个国家的理想工

　　他演讲的标题，是《革命的心法：诚》。

　　/

　　“伟大的中国第二期革命，现在已临到我们的头上，搁在我们肩上，绝对的责无旁贷！”他以这样铿锵的话语，开始了他的演讲：“同时，我们的成功也就在目前！你们自己身为革命党党员和革命军军人，为什么还在歧路彷徨、徘徊犹豫，甚至在堕落腐败梦睡沉沉之中生活呢？土匪和一切反动派尤其是帝国主义者，已经用全力将我们拥向革命道路，我们不得不朝此猛勇精进！……”

　　这还是那个呆板催硬、枯燥无味，乃至装腔作势的蒋介石吗？这还是那个挣扎在理学教条、清教徒规律和法西斯工具之间的蒋介石吗？这一天,他的态度如此真诚，他的情绪如此激昂，以至于邓文仪后来谈到，“蒋氏在此次演讲中，情绪激昂感人，全场为之动容”；“蒋氏所流露的激昂态度，是他（邓文仪）追随蒋氏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

　　在几千名党徒的集体注视中，他的眼神空空茫茫。他说，“我们革命的机会巳经十分成熟，已经到了最大成功的关头……我们的革命是不怕不成功”；他自问自答，“现在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唯一的原因就是……缺少真正的革命党党员，缺少真正的革命军军人”。

　　说到这里，他训斥起那些自诩为孙中山信徒、充斥者各级衙门的官僚政客。他说，“(他们）有权利就拼命争夺，有义务就拼命推诿，稍有一点危险的地方，他们就怕牺牲不肯去”；他说，他们是假革命，“是虚伪的草靶革命党”。他并且断言，是这些人，使中国革命遭遇了失败，“……说的是假话，做的是假事，所以弄得整个国家都是有形无神的空壳无实力的东西，整个的革命，也当然要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了”。

　　那么，该怎么扭转这种革命颓势呢？

　　蒋介石谈到，“过去的毛病我们既已看透了，当前的时代环境我们也认清了，以后我们一定要…由一种新的觉悟，作一度新的努力”；他说，“这新的觉悟与新的努力是什么？就是要‘存诚去伪’，要拿我们的‘诚实’打破现在的一切‘虚伪’，拿我们‘实在’的革命党，来打破一切‘虚伪’的假革命……来造一个实在的真正的中国”。

　　他由此转人了主题，谈到了“革命的心法一诚”。他并由此将目光投向孙中山、《大学》和古典儒学，投向了天地之生化、格物与致知、诚伪之分界。

　　他说，“一切事物，都要靠我们心坎中有一个‘诚’字，然后事物才能生发，才能成功”；他说，“先要能诚，然后才能高明，才能精明"；他并且谈到，“能够做到诚的时候，不仅党内一切同志，而且全国一切国民，统统可以受我们感化，统统听我们的命令，如此革命当然可以成

　　功了”……

　　可笑吗？他以个体范畴的修养，阐述群体性的政治运动。更不必说,受学识、资质的限制，他无法区分作为人生载体的“诚”、和作为人际工具的“乡愿”；他更不知道所谓“致知”和“统统听我们命令”之间的谬之千里。正因此，在苦口婆心、越扯越远之后，他只能以族长化的、帮会式的语言进行号召了。

　　他说，“所有的党员和领袖当然要同患难、共生死！领袖的生命就是全体党员的生命•每个革命党员的家族，就是领袖的家族”；他说，“大 家要真能从此共患难、同生死，如手如足、亲爱精诚”。他并且做出了许诺：“从今次后，一定要有真诚的革命党出来！当然我做领袖，要首先以身作则，忠于主义，忠于革命，忠于全体的党员……”

　　不仅如此。他热切的目光、多少不伦不类的话语，还涉及到遥远的德国，那个万众一心、旗帜如云、纪律森严的纳粹党，那种让他既感陌生又极为眼热的组织景象。他谈到，“我们的革命团体，是以革命的认识与共同的信仰为基础，用严密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将所有的革命党员结为整个的一条生命”；他公然要求，“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员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

　　他以这样的号召，结束了他的演讲：“大家要做继往开来的革命党党员，要做第二期革命的先锋……要自觉自强，发奋努力！要为自己的前途，团体的前途，革命的前途，民族国家的前途，来争一口气，以尽到自己所负的重大革命责任！”……

　　两三千人鸦雀无声，静静听完了这个长篇演讲。散会后，许多魁首、党徒掩饰不住自己的冲动和兴奋，走上街头聚餐。在窃窃私语、或谈笑风生中，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在这个演讲里，蒋介石绝口不提业已腐朽的国民党；他所说的“团体”、“革命党”、“革命团体”，无疑只针对以贺衷寒为书记、拥有七万余名党徒的蓝衣社。

　　蓝衣社作为“嫡系中的嫡系”、乃至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就这样被确认了。几十年后，邓文仪还反复强调，《革命的心法：诚》一文，从此成为蓝衣社的“基本文件"，成为它权力的依据。

　　但，或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习惯，邓文仪并没有谈到，此举也为了削弱贺衷寒。

　　1933年春天，贺衷寒接替刘健群，出任军委会总政训处长。在此之前，“政工机构可随时成立废改，且各自独立、互不隶属，故整个政工组织十分混乱”；贺衷寒执掌总政训处后，立即对它进行了改组。《同军政工史稿》后来记载，以刘咏尧为副处长、袁守谦为秘书长，丰悌、潘佑强、肖赞育等为设计委员，“下设宣传、总务、指导、党务情报与统计四科，科以下……分十二股”。

　　总政训处成为蓝衣社、“湖南帮”的私家地盘了。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政工系统不再是摆设，它拥有了近乎红军、苏俄式政治委员的权力。几十年后，黄埔学生、陈诚嫡系裘轸谈到，“所有部队、军事学校、机关之政工皆归其直接统辖，而经费却是独立的。所有政工人员均……统一委派，而所委派上校级以上之政工主管，皆先报经力行社干率会核定”。

　　换而言之，贺衷寒的势力，不仅遍布南京，他并且染指了地方军阀部队。这结合几万名蓝衣社党徒，结合驻扎各地、与贺衷寒私交或深或浅的那些将领，胡宗南、桂永清、俞济时、关麟征、黄杰、宣铁吾……构成了一个若隐若现、近乎可怕的政治派系。后来，一名蓝衣社首脑谈到，“他成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由于他拥有几万政工人员的力量和宣传影响，被认为是复兴社和黄埔系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肖作霖，《复兴社述略》）……

　　对此，蒋介石早已警惕。或许，对他来说，这不是什么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家必不可少的“法度”？发起“第二期革命”后，他看中了蓝衣社惊人的潜力、民国罕见的清新与廉洁，他试图以蓝衣社为主力，号召社会、缔造一个新中国。与此同时，一种崭新的南京权力架构，也在他心中隐约地浮现着。

　　毫无疑问，此时的南京，大致形成了四大派系：政学系的行政、CC系的党务、孔宋家族尚不显眼的金融财政之外，还有黄埔系的军权。对至关重要的军权，他能让贺衷寒一人独举吗？哪怕只是政工系统。

　　他不怕“蒋家天下陈家党"，但他怕“蒋家天下贺家军”。失去兵权，何来天下？

　　他近乎本能的权力意识抬头了，一生不能出走的“分而治之”的权术手腕，不知不觉中又应用出来了。1933年7月，就是贺衷寒在庐山训练他的3400名政治军官时，他就指令一个仍然年轻、前途无量的军官，也在庐山组建一个“军官训练团”。这个训练团以“带兵官”为主体，受训人员将多达7500人。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可以代表“黄埔系”。他要使黄埔的上千名将军、数万名校尉重新组合，最终出现三个小派系，那就是何应钦的保定系，贺衷寒的政工系，以及一个新的“武官系”。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各个派系的倾轧中，顺当地操纵者权力的平衡木。

　　他开始冷落如日中天的贺衷寒。在这个庐山的沉闷初秋，凡是贺衷寒的上行报告，他一概批示以“退回重做"，“昏聩、不会做事”等话语。

　　他开始指责八宝街，指桑骂槐地指出“湖南小团体”的存在。在一些场合，他甚至拐弯抹角地谈到贺衷寒“有野心”，“脑后长反骨”。这种态度给了肖赞育、邓文仪、潘佑强等人很大压力，至于性格乖张、原来就不大买贺衷寒账的丰悌，更立即疏远了他。

　　“湖南小闭体”被他的权威日渐削弱了。这一年秋天，贺衷寒的《一得集》出版后，这本被认为“力行社最重要文献之一”的小册子，遭遇了蒋介石的无情奚落。对那些吹捧，“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44领袖是党的重心，革命的重心……就是他（蒋介石）”，他置之不理；对于众多的理论、主张和见解.他却潦印地批注了“狂妄”、“不晓大道”、“可见幼稚”等话语……

　　许多老于世故的官僚，都世审洞明地觉察了贺衷寒的失宠；乃至众多黄埔学生、蓝衣社首脑，也预言者贺衷寒的失势。只有贺衷寒自己，虽然也偶有不解、失意、愤懑，却始终以一种“饮冰怀霜"的情怀，忍耐地、落寞地在庐山上继续奔忙着。

　　九年以来，与蒋介石既亲又近，如同众多学生的“大师兄”，是贺衷寒的大致面貌。但，当蒋介石不为人觉察地酝酿、孵化“武官系”时，他就再也不被信任了。他一生宦海的“三起三落”，第一落就在这里。这一落似乎不动声色，却巨大无比。一个黄埔系的代表人物，一个民国最庞大秘密组织的主宰者，一个被众多同僚视为“未来接班人”的青年将领，从此再也不能染指那权力的峰顶了。

　　意欲夺之，必先予之。当“武官系”已初具雏形时，蒋介石谙熟权术规律的眼光、手腕，再次地表现出来了。他先是给了蓝衣社“嫡系中的嫡系”的地位，给了它“真正革命党”的赞誉，而如此慷慨的手笔，铺垫的是贺衷寒的日渐边缘化。

　　他新近任用的那个未来“武官系”的首脑，名字叫做陈诚。

　　又何止是“武官系”的兴起、贺衷寒的日渐边缘化？也是1933年7月，一纸命令到达了八宝街。康泽奉命前往星子县，组织一个兼有警务、地方整理双重性质的“特务警察队”。一开始，它的编制只有一个大队、 “招收的军校各期毕业生约六百余人"；它所领受的任务，也不过是“编组保甲”、“训练壮丁”、“清剿散匪”和“肃清地方”。但，在康泽抵达星子县仅仅几天后，又一个影响深远的小插曲发生了。

　　是这个小插曲，使康泽与他的“西南派”，成为堪与贺衷寒、“湖南派”相提并论的蓝衣社势力。在特务处之外，又一个半独立的、日渐坐大的小派系出现了。与此同时，这个小插曲还使不值--提、如同芥末之微的“特务警察队"，渐渐演变成一个庞大严密、权势黑天、耸人听闻的特务组织。这个特务组织，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

　　这个名宇，就是“别动队”。

第十一章别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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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声震民国的别动队，兼有军、政、警、宪、特五大职能，被康泽称为“一贴万应如意膏”。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它下辖五个纵队、二万余名队员，并控制着三个师的正规军。它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曾有过以一个中队击溃方志敏部几千之众的战例。

　　它又是江西半省不折不扣的军政府。在其鼎盛时期，在几十个县份，它任免官吏、整肃腐败、督导地方、编组保甲，并操纵了近千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它的权势甚至达到了如此地步，“中队长即可代行县长职权”(《康泽自述》）。不久以后，它的势力又弥漫进鄂东、四川与贵州，执掌了小半个四川、大半个贵州的政务。

　　在此之外，它还整饬军纪、执举交通、监视民间、控制社会。南昌行营明文规定，其总数多达七千余人的便衣特务，“均可指调当地武装部队一个连的兵力，可以优先乘搭一切公私车辆，可以出入一切娱乐场所”(陈少校，《黑网录》》。康泽记得，大约1934年，在南昌的一家剧院里，几名别动队特务看上了陈诚副官的前排位置，为此争执不休、大打出手，几天后，那个副官即因“违抗军纪”被撤职；又有一次，一伙别动队队员强行征用一个师长的座车，相持不下之际，蒋介石亲自出面，训斥了那个倒霉的师长……

　　在别动队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南京官场始终流传着它是“监军”、“御林军”、“见官大一级”的种种传说。直到1939年，康泽早已失势，它的大部分势力也被戴笠、陈诚鲸吞蚕食之后，由别动队残部改编而成的新

　　28师、新29师，仍然担当着陪都重庆的卫戍任务.，

　　那么，这个凌驾一切、一言难以概述的组织，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它的始作俑者、唯一的灵魂人物康泽，又是个怎样的人呢？

　　几十年后，谈及康泽的才干，众多蓝衣社魁首依旧赞不绝口。以邓文仪为例，他认为康泽“长策略”、“极具组织天才”；以肖赞育为例，他表示康泽的清廉寒苦、以身作则，“为蒋中正素所器重者”。至于蓝衣社的创始人滕杰后来也回忆说，远在筹备处时期，“（康泽）系筹备最力者之一”。滕杰担任书记时，“当时在策略（活动》抉择方面以康泽贡献为最大”

　　不仅同学、蓝衣社同僚如此评价。后来，评点民国人物时，原五四运动领袖、与南京高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段锡朋，更认为堪称组织天才的，“唯陈立夫氏、康泽氏”。他的名声甚至早早传扬进了毛泽东的耳朵，1956年，在起草《论十大关系》的雄文时，毛泽东谈到，“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溥仪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头，就要给饭吃”……

　　凡此种种，勾勒出了一个兢兢业业、声名远扬的康泽形象。但，掩盖在这些纷纭评论、沸扬毁誉之后的，却是一个极其功利、与戴笠有着几分神似的人。

　　早在八九岁时，作为失去父亲的孤儿，康泽就开始帮扶母亲、照顾弟妹。康泽夫人朱素怀后来回忆说，“读小学、中学时……每日上学前与放学后都需在家内或田中做事••；他还包揽了大部分家务，••冬天早晨常到溪间洗衣、洗菜，因天冷水寒，手脚上经常生冻疮”（邓元忠，《康泽夫人访问》）。在先生免除了全部学费的情况下.这一年春节前夕，他还在集市上摆了一个地摊，代人写春联卖字，以此换取来年的纸笔、文具。康家孩子懂事、“早当家”的名声，早早地在四乡八里流传着。

　　如果说，中学毕业前夕，邓文仪曾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抗拒结婚，从而走进黄埔天地的话，那么，康泽却恰恰相反。他父亲在世时，曾为他订下一门娃娃亲，到11岁，因为家境贫寒，被女方通毁婚约。穷门贫户，自然无可抗争，但康泽从此“更加发奋图强"。

　　婚约的解除，对康泽一生都有畚重大影响。后来，他无数次地谈及此事，一生都以此自勉。甚至，在他官居别动队总队长、衔至中将时，他的 日记里还有着这样的字眼：“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旦失意，别人就敢轻辱你，过去奉承你的人就会变脸……官场和乡村，哪里又有什么分别〗……”这样的阅历和心迹，决定了康泽的性格，乃至他大半生的命运。他功利、客观、始终不改市井本色；他不会有贺衷寒那样的理想主义色彩，也不会有邓文仪“蔫辣椒"、重义气的风格，至于丰悌不合群的气质，就更加谈不上了。他辛勤中带者狡黠、实干里有着权术，无论与人与事，“拿捏得极有分寸、和人分得很清”……

　　加入蓝衣社、负责宣传处后，他缔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宣传网，被认为异常得力、“手笔很大”；与此同时，他与韩文焕、张舆仁、公秉藩、龚建勋几人交往极密，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1933年夏天，受命组建“特务警察队”之初，他视为心腹肱股、连夜召集到江西星子县的.就是这几个人。他们荣辱与共、休戚相关，而以康泽为首脑，以至于后来邓文仪不无感慨地谈到:“张舆仁曾任军长，公秉藩、龚建勋曾任师长，赴康泽处后，仅任中队长。以早期别动队之干部规格……（可见）西南派势力已日渐显著……”

　　又何止于此？1932年春天，不是有人要染指特务处吗？戴笠后来谈到，“……有位同志要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我就报告领袖辞职”（《戴笠自述》),这个人不就是康泽吗？刘健群和八宝街后来渐渐形同陌路，固然与他的性格缺陷有关，但政训班期间，上下其手、兴风作浪的，不也是康泽吗？几十年后，康泽令人哭笑不得地自辩说：“蒋介石对刘的用人，交给我以同意权……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

　　所有这一切，大致勾勒了康泽的八宝街生涯。几十年后，滕杰依旧不无惋惜地谈到，“康泽对得用之人推心置腹，且重信然诺……惜乎胸襟不够宽宏”。

　　那么，组建“特务警察队”之初，康泽有没有意识到呢？他彻底改写自己命运的机会已经到来了。与这个机会相比，什么政训班，乃至此时的特务处，简直是个笑料。也是1933年7月，当马维隳、公秉藩、龚建勋等人纷纷赶赴江西，而五六百名“失业同学”也聚集在星子特训班时，在万余里之外，一个叫杨周熙的黄埔六期学生，已踏上了回国的轮船。一个多 月后，正是星子特训班课程过半、几百名黄埔学生也先后加入蓝衣社之际，杨周熙在上海上岸，并很快来到庐山了。

　　杨周熙带来的，不仅有一本他自己撰写的、名为《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的小册子，他将为蒋介石奉上的，还有一叠薄薄的手稿。就是这份手稿，让微不足道、此时仅仅初现端倪的“特务警察队”，变成了非驴非马、权势熏天的“别动队”。它伏笔了康泽最重大的命运转折，此后几年，他都被视为中华民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

　　从1932年起，每隔半年，蒋介石就要派出几名力行社员前往德国，考察纳粹政权。这一年夏天，继丰悌、杜心如之后，又一批考察团成员回国了，杨周熙也在其中。在谒见蒋介石、汇报考察情况时，他不仅拿出了那本《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他还呈递上那叠手稿，建议蒋介石效仿纳粹德国、组建自己的“党卫队”。

　　对《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蒋介石态度含糊、不置一词；不久后，他还勒令杨周熙将书名改为“三民主义的复兴运动”，以免引起非议。但，那叠手稿就不一样了。

　　脱胎于希特勒私人卫队的党卫队，是元首心血来潮的产物；直到1928年，它还不过区区280人，被视为“一支推销党的报纸的队伍”。但，这一年冬天，当一个原为养鸡场场主、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青年接手党卫队后，一切化腐朽为神奇了。此后几年，党卫队不仅迅猛发展，它还渐渐演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

　　从一开始，希姆莱就极为重视党卫队的构成。他提出“德意志民族的精华"、“世界观念的贵族”这两个概念，对应征者的种族、学历、原有职业乃至身高，都设置了层层标准，比如三代近亲均为日耳曼人，大学毕业，原为教师、医生或军官，身材高于丨米70……但，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不仅没有激怒德国青年，反而让众多失业军官、身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处境日渐艰难的中产阶级心驰神往。1930年年底，党卫队已发

　　展到2727人。

　　好戏还在后头呢！1931年6月14R，在希姆莱办公室，年仅27岁的莱因哈徳•海德里希用二十分钟时间画出了一张情报组织图，随即，一个简称“SD”、全名为党卫队保安处的机构就诞生了，它就是后来震恐欧洲的“盖世太保"；不久后，一个叫提奥多尔•艾克的青年执掌起了党卫队第十旗队，它很快演变成负责集中营，关押并屠杀了几百万异议人士、犹太人和战俘的“骷髅部队”。及至1933年初春，约瑟夫•狄特里希被任命为希特勒近卫队队长后，后来多达几十个精锐师、百余万人的武装党卫军，也渐渐浮出水面了　　

　　希特勒执政前后，党卫队已发展到五万二千余人，并被元首视为“最可靠'“最器重'“从未让人失望”的机构。此后几个月，尽管希姆莱依旧以园艺专家式的挑剔，制定者越来越苛刻的标准，但纷涌而来的德国青年，仍使党卫队迅速超过了十万人。

　　从此以后，党卫队成为纳粹政权的象征、“德国新秩序的骑士”了。它到底是特务组织、警察组织、宪兵组织还是军事组织？谁也说不清。它打破了军警宪特的所有限制，莫衷一是却又无所不包……

　　或许，•正是这种无所不包、康泽所说的“万应如意膏”，让蒋介石怦然心动？这一天，在考察团其余成员纷纷告退后，他特地留下了杨周熙，“详加垂询”。

　　对杨周熙来说，这是个空前绝后的机会。在此之前，不是已有滕杰、刘健群两人，依靠一纸计划横空出世了吗？谁能说杨周熙没有这样的心思呢？这个昙花一现、后来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怎么能再次遭逢这样的天賜良机呢？

　　但，与那个书名《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一样，杨周熙太不了解蒋介石的性格、权术手腕以及神秘内心了。这一天，他几乎漫无边际地谈到：蒋介石也应该有自己的党卫队，以实现中华民国的法西斯化；为杜绝文人学者的非议、党内遗老遗少的闹事，它可以定名为“别动队”，以减少麻烦；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盖世太保、骷髅部队和武装党卫军，以作为新法统、新秩序的象征；在广土众民、四分五裂的中国，它应该驻屯在众多城市、县份和集镇，并监察一切异议分子和叛乱图谋。最后，和党卫队一样，它

　　也应该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从而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象征……

　　对此，蒋介石一言不发、若有所思。

　　难进蒋介石不想这么干吗？难道蒋介石能做得到这一点吗？希特勒的力量，来自他坚强的政党、无处不在的群众组织，这些使他短短几个月内就统一了德国、建立了自己的独裁地位；与希特勒相反，蒋介石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派系林立的政党，他的两次下野、屡次失势，恰恰是这个党造成的。

　　进一步说，即使蓝衣社可以看作属于他的、青年一代的政党，除了个人效忠，他又能指望蓝衣社什么呢？与纳粹党不同，它不是生长在国家理想、对新社会的冲动，以及希特勒式的个人魅力、恣意汪洋般的口才中：从一开始，它就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倘若它不借助现成的官僚系统，它能不能发展下去，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甚至，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倘若任由它发展，蒋介石还能不能控制住局面……

　　这个夏天，是蒋介石最具激情、也最为复杂的日子。该把蓝衣社当作一个新政党呢，还是一个新派系？他反复地揣度、思考着……几天后，在庐山脚下等得望眼欲穿、如同热锅上蚂蚁的杨周熙，终于等来了他一个长长的批示。这个批示让杨周熙既大感失望、又多少有些安慰：同意设立“南昌行营别动总队”，但它只负责“匪占区”的新秩序；所谓盖世太保、骷髅部队和武装党卫军，既骇人听闻、又毫无必要，“毋庸再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别动队不再另设机构，将由康泽的“特务警察队”改组扩编，如果杨周熙愿意的话，他可以前往别动总队，出任副总队长……

　　这个处处修正、七折八扣的决定，让人想起慈禧太后的引进炮舰，乃至曾国藩的“中体西用”。它再次折射了蒋介石复杂性格、神秘内心的一角。

　　还不仅如此。

　　与发起非驴非马.、形似神非的“别动队”几乎同时，蒋介石表现出了罕见的慷慨、雷厉风行的手笔。这一天，他发出众多电报：贺衷寒执掌下的“三省闭练干部训练班”、“四省农村合作训练所”，即刻并人星子特训班；潘佑强负贲的“五省党务工作训练所”也如此。至于远在南京、担任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的肖赞育，则负责网罗一切“失业同学”，赶赴江西星子县报到……

　　这么一来，仅有区区五六百人的“特务警察队”，摇身变成多达三个大队、两千余人的别动队了。在黄埔前七期、大约两万余名毕业生中，康泽已控制了两千余名，他的势力足以和贺衷寒的政训系一较高下了。如果说贺衷寒有所谓“威望”的话，那么，康泽有的是“死党”呢……

　　直到此时，他还意犹未尽。几天后，9月21日，他不是亲临星子县，向两千余名政训班学员、未来的别动队员，发表了《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吗？此举不仅使康泽水涨船高，从此在别动队说一不二，此举更使贺衷寒黯然失色，从而为未来康泽、“西南派”、别动队与贺衷寒、“湖南帮”、政训势力的分庭抗礼，留下了重大伏笔。

　　当特训班全体学员开赴庐山集训时，他不是还发表了一个不伦不类、有失体面的训话吗？那个训话，让南京官场普遍感到，康泽已替代了贺衷寒，成为蒋介石最宠倍的学生。几十年后，在《自述》里，康泽回忆起了那个训话：“同志们、军人们！……你们受训毕业以后，将要负最重要的贲任。只要你们能耐劳吃苦、胃险犯难，那么，你们的前途，就婭我的前途！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们自己可以完全不要考虑，我替你们完全负责！……”

　　康泽说，从此以后，特训班取代了总政训处，“成为复兴社最重要的训练机关和发展组织的场所”。

　　也是几十年后，邓文仪谈到，发表《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时，—个微妙、异常尴尬的事实就出现了：特训班学员，那些大多只是刚加人蓝衣社的学生，成为听讲的主体；与此相对比，众多专程赶到星子县的干事会成员却忝居末座.“参加听讲”。他说，“……随别动队之坐大，以康泽为首的西南派势力终于成型”（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就这样，贺衷寒、政训势力退潮了，康泽、别动队渐渐成为蓝衣社的主角了。这一年初秋，在庐山的夜色里，康泽进行了别动队的组织设计。

　　首先成立的是总队部。它没有花费康泽太多的时间，党卫队的总部，不是包括机要处、法务局、保安总局、教育总局、经济管理局和种族与移民局吗？他照虎画猫、全盘接纳就行了。他设立了秘书室、监察室、参谋组、指导组、总务组和交通组，这当中，唯一不对称的似乎就是“种族与 移民局”了。不过也没有太大关系，几个月后，交通组不就分管起了甄别户口、编保编甲、建立“标准战略村”了吗？只要把种族、血统换成信仰、政治态度，它们差不多也是一回事了。

　　总队如此，下属各队也不能免俗。在总部之下，党卫队不是分成了地区总队、旗队、大队、“突击队”、区队和分队，并且旗队下属三个大队、大队下属三个突击队，并以此为类推吗？康泽如法炮制，以“三三制”作为别动队的编组模式。当然啦，与党卫队相比，只有区区两千多人的别动队，不需要有那么多个层次，只要总队下辖三大队、大队下辖三中队、中队下辖三区队，区队之下再有三个分队也就够了。

　　与党卫队相比，别动队的基层编组有过之而无不及。党卫队的各个分队，不是只有一名队长、八名队员吗？别动队却多达17人，“配轻机枪一挺，队员步枪手枪各一支……自成一个行动单位”；作为基层单元，党卫队的突击队不是只有八九十人吗？别动队的中队却达到一百六七十人，并且，“各中队之第一区队，规定为便衣区队，持有特务证”（陈少校，《黑网录》)。

　　为什么这么编组呢？还不是和该死的党卫队有关！在数以万计的普通队员之外，党卫队不是还有盖世太保、骷髅部队和武装党卫军吗？既然没有那样的声势，又想一应俱全，康泽也只好这么变通了：第一区队是特务区队，它可以被视为盖世太保；第二区队执掌户口甄别、编组保甲并建立“标准战略村”，这就有几分骷髅部队的样子了。至于第三区队，不必说，它将由众多黄埔步科学生组成，炫耀武力并负责组训辖区内的“铲共义勇队”、“壮丁队”和民众集训队……

　　这么一来，一个多少有些区别、但也大致像模像样的“中国党卫队”，就大功告成了。事情还没完呢！康泽不仅追求形似，还要多少神似。党卫队不是有种种入队限制吗？举凡种族、身高和原有职业，当然无从谈起了，但对出身、资历和学历，康泽可不打算马虎；他宣布，除了黄埔学生、大学毕业生，各种职业军人只能编为“预备队员”。党卫队的思想控制不是极为严格吗？他规定，除《领袖言行》、《力行哲学》以及《我的奋斗》等寥寥几本书外，哪怕是古典文学、新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是违禁书籍，更不必说苏俄文学和左派读物了。党卫队不是自诩为“清教徒的部队”、“世界观念的贵族”吗？康泽紧随其后，制定了异常严格的纪律，无论偷鸡摸狗、 白吃白拿、私自结婚还是回家探亲，都可以判处监禁乃至死刑，更不必说贪污渎职、勾结共产党了……

　　但，至少在一件事情上，别动队是无法与党卫队相提并论的。1932年秋天，以瓦尔特•赫克为设计师，党卫队不是镶嵌上黑底白标、以“SS”为符号，象形着两道闪电、并象征着“神秘的最后黄昏”的徽标了吗？它不是穿着黑色制服、佩戴着镶黑边的卍字臂章，并在武装带上绣者“党卫队员、忠诚是你们的荣誉”的字样吗？康泽也有心效仿。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轮换过几个设计师之后，他最终挑中的，是一身令人目不忍睹的制服，“灰色军装、灰布绑腿，白衬衫，黑鞋，黑袜，腰扎横皮带”（《康泽自述》)。这身衣服是如此刺眼、如此不伦不类，以至于几个月后，对这帮盛气凌人、有着生杀予夺之权的匪徒，江西民众就给他们取了一个后来久久流传的绰号，“灰老鸹”。

　　1933年秋天，这群“灰老鸹”，这些装束奇特、令人印象深刻的人，这伙不是士兵、不是警察也不仅是特务的青年，就开赴到以抚州为中心的前线了。此后几年，他们的许多作为，让几百万江西父老百感交集、没齿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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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刚刚来到抚州，别动队就给江西官场来了个下马威。

　　作为最早推行保甲制度的省份，远在1931年夏天，江西地方就试图以保甲替代“乡、镇、闾、邻”，但它很快无疾而终了。次年春天，熊式辉出任江西省主席后，他再次老调重弹，宣称“非厉行保甲不足以清匪源”。当年6月30日，他下达了限期三月、完成全省编组保甲的命令。

　　但这个日期一拖再拖。10月10日，熊式辉宣布“宽限三月”，以当年年底为截止期；次年元旦，大约15个县份完成了保甲，另有47个县份设立了保甲衙门、张贴了布告标语，“此外并无所为”。至于瑞金控制下的十几个县，就更不必说了。

　　又何止于此？那些完成保甲的县份，也要么以旧年表册虚应其事，要么 任由保甲长填报，“已死之耆老、已窜入匪区多年之壮丁，皆历历在册……至有晚清民初老死之人，犹登记在籍者"。直到1933年夏天，熊式辉依然悲叹说，“自举办保甲以来，各县不是借故拖延，就是阳奉阴违、草率了事……编组保甲，仅具形式，毫无实际意义”（《江西民政公报》，1933年第135期）……

　　在这种情况下，别动队的众多便衣区队，悄悄潜入抚州各处乡镇。他们有的“值百抽一”，进行抽样调杏；有的深入街巷、对照门牌，进行全甲乃至全保的户口核实。一名别动队队员后来谈到，“各家悬挂的门牌，都填有详细的户口登记。有的是张冠李戴，有的根本见不到人……总而言之，密査甄别的几十个区、上百个保甲，没有不疏忽错漏的，也很少有不造假的'

　　几天后，康泽召见了各县县长、众多区长，“责之以隐匿、造假事'一开始，这些官吏或矢口否认，或反唇相讥，“至有气势汹汹者”。但康泽很快拿出了真凭实据，“或日何县何保有何疏漏，或谓某县某壮丁已窜入匪区数年，位居旅团要职，而户口仍登记为在籍者”（《杂忆康泽之二三事》）。这么一来，轮到众多官吏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了。

　　事情还没完呢！这一天，康泽宜布，两名县长停职査办，十几个区长当场免职，“由别动队各中队长代行其职"。消息传出后，江西官场为之大哗：先是民政厅长王又庵以辞职要挟，继而，康泽与省府秘书长刘体乾你来我往，通了六七封电报，一封比一封措辞强硬。刘体乾说，“军人干涉民政，已为自古骇人听闻者……且未与地方官厅协商，未得地方首长赞附，一任私意，越庖代俎，长此以往，纲纪何存”？康泽更加不客气，他反问，“以该县长官声之败坏、处事之颟顸，堪为地方知事否？……江西官厅一意袒护、养痈遗患，或有卖官鬻爵、官官相护之隐事？”……

　　几个回合后，连素来开明、厉行保甲的熊式辉也看不过去了。他向蒋介石诉苦说，倘若任由康泽作为，江西各级官厅势必人心惶惶，一发不可收拾；但还没等蒋介石表态，康泽的电报就来了。他历数两个县长的种种罪状，无论贪腐、克扣、纵容走私并“意在资匪”，应有尽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乐见其成、顺水推舟，熊式辉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康泽查办那两名与他并无渊源的县长了……

　　这么一来，两名县长很快由“撤职查办”变成了公开处决。它展悚了 江西官场。别动队是“监军”、“见官大一级”的名声，渐渐传扬出去了。此后几个月，编组保甲有条不紊地进行者，“区长和编查委员分赴各区……十户査完，推选甲长，百户查完，推选保长”。及至当年初冬，抚州十一县，“户口甄别无不切实肖綮，编保编甲无不尽善尽美”（《杂忆康泽之二

　　三事》）。

　　又何止于此？在十家互保，“一户有罪、联保连坐”的威慑下，各甲各保推出的都是安分守己、绝不招惹是非的保甲长。一名别动队队员后来谈到，“保长、甲长均无薪饷……但可免交摊派的钱粮力役”；“多为诚朴之乡民，素为有产有识者”。又何止是抚州十一县？在康泽、別动队的严厉督促下，次年年初，除毗邻瑞金的十几个县份外，江西62县，县县都完成了严密的编保编甲，“共划分为516区、2292保联、23089保、231818甲"。它覆盖了大半个江西、涉及一千一百余万城乡居民。

　　一个个填写者详尽家庭成员名单的门牌，一份份签字画押的联保具结手续，连同一册册户口登记表，从保甲长、保联主任到区长、县长的严密监视，折射出了一个管制森严、阴沉诡异的江西社会。它甚至让熊式辉大为满意、多少感激。几十年后，在回忆录《海桑集》里，熊式辉写道：“康泽是后起官员中极为能干的一位……他与别动队，对新江西之六大要政，大有推动、裨益之处。”

　　千余万江西居民被纳入严密的统治了。与此同时，别动队参与了对苏区的层层封锁。

　　封锁包括物质、“邮电”和交通。蒋介石宣称，以此三大封锁，“务使……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为此，效仿“骷髅部队”、多达27个区队的别动队队员，首先开始坚壁清野、执行“标准战略村”的计划。

　　所谓“标准战略村"，是将苏区附近的大部分村镇辟为无人区，并将涉及十余县、多达几十万人的村民迁入临时安置点。在千余名别动队队员、上万名持械官兵的驱赶下，那些眼神灰蒙、如同牲口的和平农户，纷纷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乡井和田土了。他们扶老携幼，前往一个个陌生的、被称为“标准战略村”的所在；他们有的牵者牛，有的赶着羊，更多的人则抱着一脸惊恐的孩子，在刺刀的勒逼下跌跌撞撞地赶路。他们的凄凉情形，

　　或许能让人想起几年以后、多达几百万的犹太人的命运。

　　他们先后走进了“标准战略村”。与别动队匪徒宣称的截然不同，在百余年的人口迁移，无数居民背并离乡地“填湖广”、“填四川”之后，这个省份的大多数处女地，早已不适宜人居了。他们领到了些许津贴，还有来年春耕的种子，但谁也不知道在这片贫瘠的红土上，种子能不能发芽、孩子们能不能长大。他们得到了许诺，一旦战事平息，他们就能回到自己的家园，原先的房产和地契还能作数，但谁也无法预言，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那时候他们的茅舍还会不会存在……

　　千余名别动队匪徒，从此监视者“标准战略村”，并负责成百上千个壮丁队、“铲共义勇队”的集训。在此之外，在接管三个师的正规军后，另有几百名别动队员执掌起了大半个江西的稽査机关。

　　这是一个空前严密，近乎无处不在的稽查网。它被分成八个“全封锁区”、涉及四十几个县。它并沿苏区边境、“自卫县份"和闽粤湘三省边界层层展开。别动队匪徒先是接管了各县的“检查管理所”，继而，以区为单位的管理分所，遍布各个乡镇、路口的检査卡，也手笔浩大地铺张开去了。无论苏区匮缺的食盐、药品、纱布、煤油、金属，还是苏区盛产的纸张、木材、钨砂、茶叶、山货，均被列为稽查重点，至于粮食、火药就更不必说了。几十年后，一个叫谢宣渠的别动队员回忆说，在玉山县临湖镇，几家农户只因家里藏有几担苏区茶叶，就或囚或杀；它甚至追究到了对此包庇、纵容的官吏，“三县联防总团部秘书吴秩然被枪毙……玉山区长缪某以贪污罪名判刑数年”。

　　各个检查卡日夜布哨，一个分队的别动队队员、几个连的士兵，连同当地警察、保甲长,，往往要负责起一个县份的稽查。但，康泽很快不耐烦了，他希望自己的两千余名嫡系，或为盖世太保、或为骷髅部队、或为武装党卫军。不久后，他又征召了里子特训班的千余名新学员，组成了两个稽查大队，也就是别动队的第四、第五大队。他起草了异常极端、倒也赏罚分明的条例：凡勾结商畈、纵容走私者，一概处以死刑；与此相反，凡査获走私、抄没物质、抓捕嫌犯者，一概以全部抄没奖赏有功人员……这么一来，别动队一劳永逸了。还有怎样的贿赂、好处，比得上“全部抄没”呢？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利可图的买卖呢？从此以后，几万名士兵、警察、保甲长，无不兢兢业业、异常卖力；而多达两个大队的别动队员，

　　只需要甄别嫌犯、避免诬陷就可以了。

　　又何止是别动队员、军人、警察和保甲长？又何止是检查所、管理分所和检查卡哨？在别动队的驱使和利诱下，十几万名被迁入“标准战略村”、并编为义勇队或壮丁队的青年农民，不也加人了稽查的行列了吗？在村头巷尾、在一条条山野小路上，他们不也手持长矛、刀片和锄头，夜以继日地巡丧和盘问过路客商吗？他们如此卖力，如此乐此不疲，以至于为了争夺路口、一两个自发设立的检查卡，相邻战略村之间的集体斗殴层出不穷。

　　不能责怪这些青壮、普通乡民。在别动队的驱赶下，他们早已失去了大部分家当，来年的日子也毫无着落；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饥馑乃至断炊，时时地威胁者他们的家庭。他们只能争先恐后地参与稽查，争先恐后地试图分一杯羹，让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吃一口饱饭，并以此换取老人的夸赞、孩子的雀跃、邻居的羡慕眼神以及本甲本族近乎年节的欢腾气息。除了这么做，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再也没有比这更严密、更可怕的封锁网了！几乎每个人都是稽查，每个人都成为特务。也再没有比这更阴险的政令、更为残酷的社会了！无论愿意或不愿意，也无论参与者是高尚、是忠厚老实还是凡俗卑琐，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地被别动队的暴力手段，被他们的严密组织和对人心之恶、人性之弱的利用，驱赶成了另外一个人。在后来的长长年月里，因为自身之恶，他们渐渐自认为没有资格谈及政权之恶；他们渐渐地自认为，自己也是这个政权的一部分了。

　　那么，这个冬天，山那边的朱毛红军，他们的日子是怎样的呢？

　　匮缺、饥饿、恐慌乃至逃亡，渐渐弥漫了红土地。从各村、各区、各个县城乃至瑞金，越来越多的合作社被组织起来了。这些合作社五花八门，有的安排内部交换，有的集中使用食盐、煤油乃至火柴，有的则安排了小型的作坊生产。但，物资的匮乏乃至没有尽头的饥饿，仍然使苏区冷冰冰地一片绝望。

　　政治保卫局的那些首脑，康生、邓发、李克农、李一氓……都开始组织越来越困难的私运了。但，一条条地下运输线先后被破获，一支支冒死外出采购的便衣队，也接二连三地被捕获、枪杀了。据说，在接过何长工 送来的特效药奎宁后，当时身患疟疾、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毛泽东，“流下了眼泪”。仅仅为这几片药品，就死了一个交通员。

　　毛泽东由此记住了比他小十岁的“康泽”的名字。几年后，在陕北的窑洞里，他更对埃德加•斯诺谈起了瑞金的毁灭：“封锁……尤其是完全缺盐。整块整块的地方被清除了人口，所采取的办法有时是强迫集体迁移，有时更加干脆地集体处决……在收复江西苏区的过程中，被杀死或饿死的人有一百万”（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又何止于此，在保甲制度、“标准战略村"和遍布江西的封锁网之外，不是还有公路、堡垒和联防体系吗？这一年冬天，在别动队、在无数保甲长的驱使下，几十万民工被发动起来了，他们修筑者一条条简易公路。这些公路不断地通往苏区、通往瑞金，而当公路渐渐形成环状包围圈之后，德国顾问所建议的“战略性堡垒”就出现了。此后几个月，江西共修筑了2900余个钢筋水泥堡垒，以及无数的土碉堡。

　　《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谈到：“起初只有少数碉堡，每个碉堡由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的正规军守备。在1933年丨1月，修筑了较多的碉保……在这种情况下，堡垒形成一个支持网，一个团的兵力就能防护13或丨4英里长的战线。”

　　埃德加•斯诺则形象地描述，它是“一种长城……它逐渐地向里伸”。

　　1934年年初，瑞金已在望。

　　/

　　瑞金在望了，蒋介石、宋美龄后来津津乐道的“新江西模式”，也要粉墨登场了。别动队的五个大队、三千余名匪徒，特别是原“团练干部训练班”、“农村合作训练所”的众多学员，成为“新江西模式”的主角了。易劳逸教授后来谈到，“别动队在江西的活动，在某些方面是相当成功的……最受欢迎的措施，恐怕是终止了国民党政权自己的官吏对老百姓的欺凌”；《北华捷报》则报道说，“虽然恶棍们对别动队甚为恐惧……一般来说，它还是受到人民欢迎的”。

　　那么，什么是“新江西模式”呢？

　　早在1933年5月15日，在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上，蒋介石不是说过吗？“剿匪战事非武器战争，乃组织与精神战争，是要在实施复兴农村、建立保甲制度和普及教育的同时，并以三民主义教导民众”；这一年初秋，在刚刚出版的《一得集》里，贺衷寒不也谈到吗？要在江西强力推行“竹”、“教”、“养”、“卫”。不久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史把江西的管教养卫，细化为“六大要政”，即保甲、堡垒、保学、合作社、清理税务和新生活运动。所谓“新江西模式”，正是以管教养卫为特点，以“六大要政"为内容，致力缔造的一个半儒教半法西斯化社会。

　　“新江西模式”首先要实现的，是社会的半军事化。

　　半军事化从“标准战略村”开始。几个月前，自从几十万居民被迁人临时安置点，那些效仿“骷髅部队”、旨在管控民众的别动队青年，就进行着种种准军事化编组。首先被组织起来的是青年男子，以保为单位，除非伤残、病弱，所有18岁到43岁的青壮年一概编入“壮丁队”；这些壮丁队或百余人、或两三百人，“多有父子同队者”。而在上千个壮丁队诞生后，“或抽身强力壮者、或选粗通文墨者”，以保联为单位的“铲共义勇队”也就出现了。

　　44铲共义勇队”大多装备了大刀、鸟铳和步枪。他们先是接受了一两个月的军事集训，继而，那些最精壮、最服从命令的青年，就选人以县为建制、或几县联防的民团成员了。在接受种种新式训练、政治灌输后，他们开始参与侦查、输送军需、护卫交通线乃至进入堡垒作战。《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1934年年初，当时民团受命守备堡垒，而正规军则转向承担进攻的任务"。

　　那么，这种自下而上，从壮丁队到“义勇队”、民团的层层编组，会不会流于形式、形同虚设呢？

　　几十年后，原红军谍报科长、后来叛逃到南昌并加人别动队的刘操回忆说，别动队严密监视着十几万壮丁，“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黄埔学生、别动队中队长方舟更谈到，在联防体系下，种种古老的警报方式都被利用起来了，“遇有红军游击队突然袭击时，规定以鸣锣放炮作信号，并发放烟火警报。附近部队、铲共义勇队、

　　壮丁队都得援驰”……

　　抚州、宜春各县的红军游击队，渐渐绝迹了。又何止是“标准战略村”？又何止是青年男子？不久后，半军事化编组迅速蔓延出去了，并波及了大半个江西、近千万人口。先是44岁到59岁的男丁，也被编入“壮丁队”，继而，8岁到17岁的男童被编为“少年义勇队"，14岁到59岁的妇女被编入“妇女会”，乃至60岁以上的老人也不得消停，别动队给他们取了一个多少温情、有些传统色彩的名字，“长老会”。在别动队看来，这些老人还是有点用处的，他们可以依靠在乡间残存的威望、一辈子安分守己的习性，严厉禁绝自家子弟招惹是非。

　　大半个省份、近千万人口，就这么被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了。过去的千百年，虽然保半制度也不时出现，但它从来不曾是历史的主流，更:不必说以保甲制为基础的“壮丁队”、“少年义勇队”、“妇女会”和“长老会”了。过去的千百年，无论环境怎样艰难、君主如何暴虐，乡民们都能依靠自己的家庭、亲族，并依照着种种生存需要，执拗地形成自己的“社”与“会”，以此独立于政权。除“交粮纳税”之外，他们对国家政权别无义务，更不必说承担对某种主义、某个政权的效忠责任了。

　　但从这里开始，社会被全面地管制化、政权化了。千年固守的风俗、自发秩序和生活方式，也被近乎彻底地颠覆了。从此以后，与家庭、亲族和社群相比，“主义"、国家与政权，成为更重大的话语符号；从此以后，保联主任、区长替代了乡绅、读书人，成为新的乡村领袖，而无论他们多么粗俗、蒙昧并且毫无教养。农业中国彻底地走到它的尾声了。

　　新秩序之后，则是新创举、新符号。首先是保学。

　　所谓“保学”，即按保设学、“一保一校"。它的施教对象不仅包括学龄儿童，还针对所有4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它明文规定，保学以保长兼任校长，至少需设儿童及成人各一班；它的儿童班分成短期小学班和普通小学班，前者针对15岁以下的失学少儿，学制两年，后者则以学龄儿童为主，学制四年。至于成人班，则分成青年、壮年、妇女三种，学制六个月，以农闲季节和夜间授课为主。

　　大约1934年年初，在临川、丰城各县，保学就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不久后，以丰城为试点，它迅速地蔓延了出去。次年春天，在别动队的严厉 督促下，共有23000余保的江西，已设立了15528所保学，学龄儿童多达767671人；至于先后结业的成人学生，更动辄以百万计……

　　那么，这种迥异于正常教育的施教模式，是怎么产生的呢？别动队、江西地方为什么要推行手笔如此浩大的成人教育呢？

　　它与蒋介石的国家理想有关。这一年9月，在给熊式辉的一封电报里，蒋介石谈到，“不努力教民……将无以振迪愚蒙、消泯恶化”；不久后，他又明确谈到，“民众教育，即管教养卫之教’”。对此，熊式辉作了进一步发挥：“政治上办的事，是教育上教的事”；“政治上要做一件事，教育者便应照着这件事去做，政教合一，才能发生效力”。他毫不掩饰地指出，江西共产主义思潮席卷一时，“若不采取管教养卫合一之方式普设保学，诚不足以起此沉疴，而根本剔除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赤匪邪说……普设保学，一方面为消灭赤匪邪说之特效剂，一方面又为建设三民主义之滋补剂，诚今日非常时刻之非常药石也”（《江西地方教育》，1935年版）……

　　正因此，与以往的私塾乃至公立小学不同，保学的儿童班，在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之外，还设置了“党义”即三民主义课程。至于成人教育，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最早认识的就是那些标语、名词，“三民主义”、“中华民国”、“蒋委员长”、“剿匪救民”……

　　按照别动队的要求，多达几百万的成年文盲，需要认识六百到八百个汉字；他们的结业考试，就是熟识、背诵《剿匪手本》。与此同时，在江西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者“严密保甲制度”、“消灭共产党”、“三民主义救中国”以及“攘外必先安内”。在每个清晨，在田间劳作开始前，被编人壮丁队、“妇女会”的几百万男女，总要被保甲长召集起来，大声朗诵、呼喊这些口号。几个月后，这些口号更有针对性、更花样百出了。邓文仪后来谈到，为了与朱毛争夺民众，蓝衣社的几个秀才特地设计了一套标语，比如朱毛提出“打土豪、分田地”，蓝衣社就提出“剿灭打家劫舍的赤匪”；朱毛提出“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蓝衣社就提出“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穷人不打穷人.只杀朱毛”……

　　遍及江西的保学，每个清晨的口号声，连同无处不在的标语，勾勒出了一个怪异、荒诞、近乎歇斯底里的江西。在此之外，一个个妇女、儿童乃至老人，不还被要求背诵蒋介石语录吗？在无止无休的集会中，每当保 甲长、别动队员说到“蒋委员长”几个字时，那些一贫如洗、与世无争的乡农，不也得木偶般地起立、条件反射式地立正吗？……无论任何理由，这都是对一种最久远、最恒定，庄严、朴素而有序的古老文明的最无情嘲弄；无论任何理由，别动队、蓝衣社与蒋介石，都不免被视为沐猴而冠的权力暴发户。

　　保学、标语和口号之后，轮到了医疗站、合作社与举报箱。

　　与众多新创举一样，医疗站也首先出现在“标准战略村”。1933年初冬，为防止聚居点疫病流行，别动队开始采购药品、培训护士，“每保联设保健员一人……防疫注射，简易治疗”；不久后，按照国联卫生专家斯坦帕尔的建议，多达百余个、被视为卫生院前身的乡村医疗中心出现了。

　　这些医疗中心，大多有一个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助产士，并配备有日间门诊部和四张以上的病床。在最初的几个月，他们就为大约1万7千名儿童注射了天花疫苗，还为五六千人进行了伤寒和笛乱的接种防疫。此后，他们接诊了大约4万2千例病人，并在十几个县的范围内，进行清洁水源、打扫厕所等公共卫生宣传。

　　以医疗站、医疗中心为源头，1936年，江西八十余县，县县都设立了卫生院。而与民疗系统相比，范围更广、受惠人群更多的，则是形式多样、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农村合作社。

　　远在1932年春天，以熊弍辉设立的农村合作委员会为专管机关，江西合作运动就逐次展开了。此后两年多，以南昌为中心，贛东北26县共设立了952个合作社，其中包括888个信用合作社、55个利用合作社、3个运销合作社与6个供给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大多设在相对安宁的区镇，并以金融信贷为主要业务；它依托于原有的产业和生计，被视为民间信贷的官方版本。

　　与此相对比.别动队的合作运动大多在“新收复区”，并涉及到41个县份；它以利用合作社为主，以恢复生产为主要目的。1934年3月，以抚州为中心，一个名为“收复县区农资办事处”的机构诞生了；此后近半年，它共向黎川、南城、永丰、万载等26县下发了1381头耕牛、3692担谷种和22065件农具。以此为先声，合作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始了。

　　1934年夏无，在抚州、宜春各县，别动队已组织了1591个利用合作 社，并覆盖了104772家农户、五六十万人口；随即，朱毛红军撤出江西后,以邹华盖为特派员、徐侠成为督导员，54名别动队队员前往了瑞金、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广昌和石城。在这些被称为“完全赤化"的县份，他们收容难民、发放贷款、派送种子并发起合作运动。两三个月之内，他们已下发了大约70万元贷款，户均3元7角有余，“其中构买耕牛约占百分之三十四，添置农具约占百分之二十四，修理房厘约占百分之十六，补充食粮、种子约占百分之二十四，购买肥料约占百分之二”（《江西民国日报》，1935年1月7日）……

　　次年春天，七县已成立了1778个利用合作社，社员222686户，“实占七县136万人口及三十万户数目中五分之四”（《经济旬刊》第6卷第四期）。它们修复水利、统一置办农资和日用品、买进或卖出各种特产及农作物。以置办农资为例，“由于购置量甚大……锄头每柄低于市价3分，犁耙更多于此数”；以统一出售谷物为例，这一年春耕及时，又恰值风调雨顺，以至于谷贱伤农，“广昌、于都、泰和收复未久之匪区，谷价竞有一元一担者，形成极端之矛盾"（《申报》，1935年8月25日）。在这种情况下，别动队为七县农户办理了八万余担稻谷的抵押贷款，次年春天，这些稻谷卖出了二元有余的高价……

　　与医疗站、合作社相比，更为舆论眼目的，是别动队的反腐败成就。它的举报箱悬挂在了村村镇镇，任何官吏的克扣、勒索、私开捐种乃至尸位素餐，均在严查之列。在别动队的严厉监视下，江西官场很少征收杂捐、摊派徭役。易劳逸教授后来谈到，“在别动队行动的头两个月，它就调查和审判了1200件腐败大案和无数小案。它还试图维护正规军的纪律标准……在争取群众方面，它获得了成功”（《流产的革命》）……

　　所有这些，保甲制与半军事化之“管”，保学、口号与政权意识之“教”，包括医疗体系、合作社模式以及反腐败努力在内的“养”，连同多达几十万人的民间武装之“卫"，构成了“新江西”的大致面貌。1935年秋天，正是朱毛红军行将走完二万五千里、抵达陕北之际，集市、家禽与土货交易、耕牛贸易、土地贸易……又出现在了瑞金的街头。耕牛与土地交易是村社繁荣的象征，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生息，江西民间比过去还富裕了些。几个月后，蒋介石洋洋得意地宣称，这些手笔，“将由自卫的组织进 而为自治的组织，由治标的制度进而为治本的制度”；几年后，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宋美龄更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夸耀着南京政权的成就。

　　别动队也由此到达自己权势的顶峰了：这一年，它扩编为七个大队，并下辖一个稽私支队；它拥有了大约2万4千名队员，其中便衣特务即多达7千余人。它的势力还渗透进了广漠大西南：也是这一年，在康泽的指挥下，别动队在贵阳发动政变，绑架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由此控制了贵州政局；不久后，与“参谋团”、薛岳的精锐部队一进，它的两个大队又挺进四川，在重庆浮图关与刘湘遥相对峙……

　　但，这并不是“新江西”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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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邹华盏、徐侠成等别动队员前往“完全赤化区”，发起农村合作运动之际，《北华捷报》记者约格尔•雷默也向瑞金踟蹰而行。在赣州，他发回了他的第一篇报道，“尽管恶棍们对别动队甚为恐惧……一般来说，它还是受到人民欢迎的”；但，几天以后，他的语气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抵达于都时，约格尔•常默写道，“这是一个很小的县城，很少有开张的商店，最大的旅馆是一栋两层木屋”。由于有熊式辉的介绍信，他住进了当地民团司令部，“半夜时分，我被吵醒了……但负责照料我的勤务兵却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有一些士兵刚从乡下回来，他们在为一些耳朵发生争执”……

　　那些耳朵，是民团士兵邀功请赏的凭证。然后，在几个官兵的护送下，他雇了一顶破旧的滑竿，向宁都、瑞金方向走去。

　　“有一个年轻士兵对我很好奇，他从未见过外国人……”约格尔•雷默写道：‘‘他告诉我，昨晚有一个匪徒被放进饭甑里活活地蒸熟，还有一些人被砍掉了四肢，扔进河里……他很热衷这个话题，显得又兴奋、又麻木。他让我知道，战争还没有结束。”

　　•他们走过了许多集镇、村庄，越走越荒凉。几天后，快走出宁都地界

　　时，在一个小村庄附近，雷默终于目睹了一场屠杀。

　　“那些人也是匪徒吗？”约格尔•雷默惊呼者。

　　大约三四百人被先后砍头。他们大多是老人、妇女，“男人们早已跑得精光”；他们表情麻木，隐约地有些苍凉，“只是在孩子哭泣时，妇女们才偶然安慰一两句”。他们似乎没有太多的恐惧，约格尔•甫默后来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将要死去的人仿佛在举行某种仪式，有的平静，有的沉默。围观的人也没有让他们的孩子躲避开。刽子手们每杀完一个人，就洗洗手、给神仙上一炷香，略事休息后再来一个”（约格尔•雷默，《在东西方之间》，英文版）……

　　无论屠杀者、旁观者还是被杀者，都近乎无动于衷地面对者死亡。这样的场面让雷默无比震撼，他很快进入了一种旁观者的情境。但他的耳边，响起了那个士兵的回答：“他们是匪徒。他们的儿子、丈夫或父亲抢走了别人的土地，有的还是苏维埃的干部”……

　　屠杀持续到入夜时分，可能是为了赶上晚饭，“军官们开始要求快一点”；而在雷默看来，千余名围观者也有这个要求。雷默说，“我听见有男人对女人说，很晚了，该回去吃饭了，女人却回答，很快就结束了。那么多索来相识的人的死亡，被他们这么看待和理解着……从此以后，对这个民族，我有了自己的、近乎偏见的看法。”

　　然后，是瑞金、兴国、上犹、石城……一路上，雷默目睹了数不清的屠杀，并且场景也大同小异。仅有十几万人口的瑞金，被杀掉了18000人；兴国被杀掉了2142人；于都被杀掉了3000余人；上犹被杀掉了2124人；宁都也先后有1442名苏维埃干部、3378名“赤色群众"死去了。短短几个月之内，蒋介石所说的“完全赤化者六县、约三十万之众”，已被杀掉了八万人以上。其中，仅仅别动队队员、被称为“宁都王”的黄镇中，就杀掉了三四万人。

　　雷默态度超然、麻木，他冷静地观察者一场场屠杀。在他看来，不仅别动队及其控制下的众多民团，似乎为杀人而杀人，“他们似乎在杀人中获得乐趣，获得权力感”；并且，无论旁观者还是被杀者，都有着几近相同的感觉，“……杀人被安排为一种严肃、盛大的典礼，有主持者、有参与者、有旁观者还有被杀者，仿佛是国家政权的一种象征”。他说，许多屠杀、破坏是毫无必要的，“他们已拥有一切，军队、警察、民团、法庭， 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回失去的土地。他们为什么要焚烧那些房屋呢？他们本来可以自己住进去”；但，在目睹那些被杀者的表情后，他又觉得一切理所当然，“这是这个国家的必需程序”。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结束赣南之行后，雷默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种古老的、近乎蒙昧的麻木，或许是蒋介石推行“管教养卫”的原因之一。但更重大的原因，无疑是所谓的“一盘散沙”。对此，一代代西方观察家也感到无比疑惑：从来没有如此驯服的国民，这么遵守秩序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家庭里，孩子服从父亲、女人服从男人；在亲族中，晚辈服从长辈、少数服从多数。他们每个人都把自身视为集体的一部分，这样的民族，应该是凝聚力最强、集体意识最鲜明的，他们怎么会“一盘散沙"呢？　　.

　　一些学者似乎给出答案过。1882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说，中国人有私无公，“他们对家族极端负责，但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二十多年后，胡适认为，“吾国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真亡国之根也”。1920年，陈独秀更谈到，“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都做了家族的牺牲品”……换而言之，家庭观念、家族意识，是“一盘散沙”的根源。这种看法甚至影响了孙中山，1924年，在《民族主义》一文里，孙中山谈到，“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

　　但，与其说家庭、家族观念导致了“一盘散沙”，毋宁说，它是“一盘散沙”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它不是根源，恰恰相反，它也是国家政权的产物。不是吗？几百年来，紫禁城有意地选择了儒学最次要的、仅仅作为“克己复礼”保证的那个部分，关于服从、关于三纲五常，大肆宣扬并视之为儒学的核心；不是吗？几百年来，它有意地制造出官吏与社会、士绅与民间的种种隔阂，从“不得在本地为官”到压制士绅所代表的、具有活力并使这种文明源远流长的种种“社”与“会”，从而使这个国家日渐散沙化、广漠化，进而制造出一种皇权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权力假象。而当社会的大多数分子被逐次孤岛化后，伴随着人口的增长、生存资源的日渐匮乏，除了血缘的、几乎与生俱来的家庭和亲族，中国民众又能相信什么呢？这个古老的、日渐蜕化萎缩的社会，又怎么可能不一盘散沙呢？

　　又何止于此？当国家政权特别是皇权凌驾一切之上时，上行下效地，那种效仿官场、惩罚性的而非受尊重的权力，不也渐渐席卷于社会了吗？在家庭里，丈夫习惯着责骂妻子、父亲习惯着殴打孩子；在家族里，族长热衷于惩罚族人、长辈热衷于数落晚辈。乃至同为官僚、士大夫的统治者之间，这样的凌辱和相互折辱，也司空见惯、无处不在。1793年，一名英国外交官记录了他目睹的一幕：M—个朝廷官员伸开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仅比他高一级。这种卑劣的顺从，这种人类灵魂的堕落，在任何场合都毫无怨言地将自己置于一个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恶意的体罚……目睹这一切，一个英国绅士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胸中燃烧而起的愤慨之火”（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在这种情况下，在家人、族人和同僚都彼此施以惩罚，并以此作为权力象征之际，发生在江西的、被雷默视为“毫无必要”的屠杀，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此前和此后的，那数不清的屠城和清洗，又有什么好值得惊讶的呢？它是这个民族的劫数，在崭新的族群观念、崭新的政治关系建立起来之前，它可能会无穷无尽地演绎和发生下去。

　　孔子说，始作俑者，宁有后乎？

　　但，在千百年来的众多始作俑者中，最可笑的无疑是蒋介石，最可笑的无疑是别动队。他们丝毫没能看清这个历史的关键，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一盘败沙，是国家政权还不够、还无法深人和渗透民间的结果；他们以为，只要依靠某些形式和主义，将亿兆中国人强行地组织在一起，这个民族就能完成它的化蛹为蝶、实现它的精神复兴。

　　为此，不仅是作为派系的蓝衣社，作为“党卫军”的别动队，也不仅是作为试验田的新江西。1934年2月19日，在对两千余名特训班学员、别动队队员，以及七万余名蓝衣社成员诉说过他的同家理想后，蒋介石才在南昌的濛濛细雨里，对五万名各界代表，对亿兆中国民众，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

　　他演讲的标题，是《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第十二章“新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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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乐群电影院前，五万名官吏、保甲长、各界民众被召集起来，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这一天，南昌下着濛濛细雨，但按照宪兵和警察的要求，他们没有使用任何雨具。

　　当蒋介石踏上一处临时搭就的演讲台时，几万人齐齐肃立。在林立的麦克风前，蒋介石的表情还是那么矜持、那样冷漠。但，当他的目光缓缓扫视统治下的官吏、城市和无数青天白日旗时，仍然有一些人觉察到，他的眼睛深处有一种特殊的狂热。

　　他也站在南昌的雨里，似乎打算一直这么站下去。当一双双眼睛表现出驯服、恭谨和诚惶诚恐后，他终于开口了。他开始发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他首先表达了自己对“新江西模式”的期许。他说，“我们江西无论在哪一方面，无论什么事情，统统要做各省的模范，为全国所效法”；他说，“要以我们一省的新风气、新事业，来风动各省……跟着我们共同一致的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他并且强调，只有以“昨死今生”的精神，做除旧布新的工作，“才可以……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

　　除什么旧？布什么新？他不肯明说。恰恰相反，他绕了一个大圈子，谈起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不久前，在福建建瓯，他看到一个小学生在街头吸烟，“虽穿了很好的衣服，还是一点教育也没有"；几天前，在南昌街头，他又目睹了同样的一幕。他说，“这样还了得吗？他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吸纸烟，再长大不会吸鸦片烟吗”？

　　学生如此，普通民众就更不必说了。他们肮脏、杂乱、毫无公徳意识，“随地吐痰、撒尿，到处脏得不堪，床下门角，这些地方永远不洒扫”；他们自私、苟且、没有丝毫羞耻心，“所以社会弄到这种黑暗、纷乱、暮气沉沉，充满了乌烟痺气”。蒋介石断言，“简直只有最野蛮的民族才如此”……

　　然后，他谈到了德国。

　　他说，签订《凡尔赛和约》后，德国积贫积弱，“一动也不许动”；但几年后，“居然就能够复兴起来，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并驾齐驱”。他说,无论人口、土地还是军备，德国都不能和中国相提并论，“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债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要照付”，这是为什么呢？

　　蒋介石认为，这与他自己的无能、国民党政权的颟顸腐畋无关，一切症结都在中国民众身上。他谈到，德国人的智识道德，与英法各国差不多，“或许比人家还要好些”，所以让列强肃然敬畏；他认为，“他们无论起居食息，一言一动，统统有规律，合乎做人的道理……他们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尊重社会的秩序，严守团体的纪律"，所以谁拿它都没办法。他似乎发现了政治的真理：“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所能成功的……完全在乎一般国民有高尚的智识道德”。

　　那么，什么是智识道德呢？他又谈起了日本的例子。他说，日本举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日本人除洗冷水脸之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都吃冷饭”。他由此断言，要提高中国人的智识道德，必须从衣食住行着手，“一个人或一个国民的精神、思想、智识、道德，统统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他甚至认为，“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表现爱国家和忠于民族的精神……统统合乎礼义廉耻”……

　　在蒋介石看来，洗冷水脸、吃冷饭，很有礼义廉耻。而更有礼义廉耻的，则是半军事化生活。他谈到，“这些生活习惯是什么？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种刻苦耐劳的习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他谈到，“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

　　作为修身之本的礼义廉耻，就这么与军事化生活、与半法西斯化的社 会牵扯在一起了。又何止于此？谈到礼义廉耻时，蒋介石激动了。他说，除了让中国人过上这种礼义廉耻、“合乎现代生存”的生活，“再没有旁的根本方法”；他说，所有这一切，“乃一种至高无上的救国复兴的根本事业......

　　他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了。五万人一动不动，任由他训斥着自己的阴暗、堕落、毫无德性。在无穷无尽地羞辱亿兆中国人、无止无休地表达自己对纳粹德国、对军国化日本的艳羡后，他渐渐获得了一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自信。他顾盼自雄、目光空茫而复杂；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纯粹、高大和伟岸，仿佛他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为了拯救这群迷途的羔羊。他开始直抒胸臆了，他说，“我讲到这里，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他说，“就是要养成勇敢迅速、励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随时可以与敌人拼命的国民”……

　　他为此宣布，从南昌开始，他将缔造一个新中国。他言语铿锵地宣称:“使南昌改造成为一个新社会……而将我们的新生活运动，逐渐推广至各省各县!•’

　　作为蒋介石生平最重要的政治手笔，“新生活运动”后来被众说纷纭。易劳逸教授谈到，“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许多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相信，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蓝衣社运动，其目的在重组国家，使国家处在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英国记者弗笛达•阿特丽则认为，“它是一场半孔夫子、半基督教青年会的运动。它立场保守，旨在通过统治者的训示督导，使中国的疾病得以治疗……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上，它取得了些许进步，比如不再随地吐痰、用牙刷、扣上衣服的扣子等。但面对民众的深重苦难、剧烈的社会变革，它如同救世军在欧洲的贫民窟里唱歌以治疗工业主义的弊病那样，注定了于事无补”。最后，美国学者小詹姆斯•汤森却概括说，“（它是）儒家、法西斯、日本和基督教元素的混合体”……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它的本来面目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运动的来源。1933年12月24日，在南昌中山路149号，蓝衣社发起了公开的“中国文化学会”；一名发起人后来回顾，“成立 时有委员十五人，为高传珠、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孙伯赛、张彝鼎、吴寿朋、康泽……皆为力行社社员”（邓元忠，《张彝鼎访问》）。几天后，张彝鼎偶然谈起，“(南昌）环境卫生太脏，应以清洁改善之；社会秩序太乱，应以规则纠正之”……

　　这个无足轻重的提议，被吴寿朋笑称为“新生活运动"。但进入蒋介石的视野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一天，他以邓文仪为召集人，以文化学会的四名委员，张彝鼎、李焕之、萧纯锦和蒋志澄为起草者，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邓文仪后来回忆，“包括各种改良的意见……原来起草有96条”。

　　这份纲要，在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的口号下，旨在推动社会的军事化、半法西斯化；它分为两个阶段，“初步为生活规律与清洁运动……执行六个月后，转人第二期，生活之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它大致勾勒了新生活运动的未来走向。伹对此，蒋介石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并未把握中心思想”。他将修改、润色的任务，交给了政学系首脑、时为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

　　作为深谙蒋介石内心的老牌官僚，杨永泰提出“礼义廉耻”四宇方针，为运动戴上了儒家的帽子。他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他并且强调，“礼义廉耻……应表现在衣食住行”。它极符合蒋介石的胃口。这么一来，蓝衣社的方案，变成一个半慊家半法西斯化的混合体了。

　　事情还没完呢！这份有着儒家脑袋、法西斯化身体的文件，很快又落到了CC系的手里。陈立夫也不甘落后，决心为它贴上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标签。在召集众多文官武吏、进行了一两个月的详尽讨论后，他抛出了以各级党部为主体，发起“劳动服务团”、国货运动和“季节中心工作”的系列主张。以季节工作为例，它又包括春季植树、夏季清洁、秋季节约、冬季赈济等日常运动……

　　渐渐地，新生活运动非驴非马、面目全非了。它汇集了三大派系的立场，从懦家、“三民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种种主张。又何止于此？在蓝衣社、政学系和CC系之外，不是还有势力惊人、此时尚未显山露水的孔宋势力吗？次年，随者宋美龄的介入、基督教青年会的参与，它很快变成一个“四不像”了。

　　1935年6月，在《美国论坛》杂志，宋美龄发表了《中国的新生活运 动》一文。不久后，她不仅出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发起了“妇女新生活运动队”，她并且强调“礼义廉耻”与基督教精神的吻合。在她的努力下，多达几千名的外国传教士、多达几百万人的中国基督教信徒，纷纷加人了新生活运动的行列。以乔治•谢菲德为例，他很快成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领导人之一；以美国公理会负贲人、中文名为牧恩波的吉奥仆为例，他不仅全力赞助新生活运动，还被视为宋美龄的私人密友……

　　从此以后，新生活运动兼有儒家、“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的四重色彩了。它前所未有、荒诞怪异，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怪胎；它被众说纷纭、毁誉不一，并且越来越多负面评价……

　　还不仅如此。

　　“新生活运动”的成分复杂、面貌模糊，当然也和它的始作俑者、时任南京政权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有关。自从1927年，他侥幸地、多少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主要统治者以来，他就不断面对者派系的分裂、日本的威胁、共产主义的挑战和种种西方思潮的冲击。以1934年为例，在他获取权力七年之后，这个广漠纷纭的国家依旧分崩离析、乱象丛生。

　　这是迥异于以往的、无处不在的分裂。以思潮而言，三民主义占据着法统地位，但它歧说纷纭、前后矛盾；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席卷一时，法西斯主义方兴未艾，自由主义贏得了人数虽少、但代表著社会良心与大脑的知识分子，最后，儒学近乎奄奄一息，却依旧占据者最众多的人口、最普遍的心灵。以社会而言，古老的、沿袭着千年生活方式的传统乡村，与西化的、舶来品的沿海口岸，恍若两个世界，在沿海中国与内陆中国的分裂之外，还有城乡的分裂、阶级的分裂、上一代人与新一辈青年的思想与价值观分裂。以政治势力而言，除了西方势力、日本势力和共产党势力，国民党内部也分成了蒋记国民党、汪系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和众多的地方军阀势力，即使蒋介石嫡系内，也还有政学系、CC系、蓝衣社和何应钦系、孔宋贵戚势力的分野……

　　旧的未死、新的方生，一切都是破碎、对抗而复杂的。它深重地影响了蒋介石。如果说，伴随着时世变迁、思潮涌动，贺衷寒随波逐流，先后经历过士大夫阶段、共产党人阶段、极右翼的国民党员阶段，此时以纳粹主义者自居的话，那么，中年蒋介石的身上，却同时汇集了多种色彩、多 重身份：面对共产党人的挑战，他自视为儒教徒、传统社会的卫道士；在国民党内部，他是三民主义者；与西方人打交进时，他是一名基督徒；而在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国家图景面前，他又热切地渴盼以军国主义的手段，成为一呼百应的独裁者……

　　不惟姿态，乃至内心。七年来，作为一名缺乏准备的军人，他的视野所及，仅限于如何保住和拓展自己的权力；在乱纷纷的民国政坛上，他既随波逐流又上下其手，一切都是需要，一切都是工具。他没有“主义”，他的种种思考都是变幻不定、应时而生的。他的眼前，从未浮现过这个国家的未来图景　　

　　又何止是他？在此之前，曾国藩不足试图“以器具护名教”吗？他悲惨地失败了；孙中山不是构画过效仿美国、三权分立的中国图景吗？他也很快改弦易辙了，三民主义由此有了新旧之分。在此之后，在“文化大革命”的蛮荒岁月里，毛泽东也只能寄望不破不立、以破代立，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邓小平也有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名言……这四个人，无论学识、经验、气魄还是事功，都远胜于蒋介石。他们尚且如此，何况这个琐碎平庸、外强中干的大人物？

　　在这种情况下，他生平最重要的政治手笔，“新生活运动”，以拿来为方针，或中体西用、或“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它不仅繁琐细碎、毫无创见，乃至没有纲目之别、条缕之析，最终成为一个面目模期、空前绝后的政治怪胎，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它伏笔了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结局，乃至中华民国的未来命运……

　　无论如何，在这次集会后，一场波及20个省份、分支机构多达1355个，持续十余年并席卷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运动，就瞬间蔓延开去了。

　　/

　　新生活运动是此前未有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2月28日，恰值农历元宵节，15万南昌市民走上街头，举行提灯游行。这一天，按照熊式辉、南昌公安局长黄光斗的要求，所有人都统一者装：以军人为例，是黄 军装、武装带、翻毛皮鞋；以警察为例，是黑警服、棕色皮带、黑皮鞋；以公务员和教员为例，是藏青色中山装；以女学生为例，则是蓝士林布旗袍、高筒白袜和黑布鞋……乃至每户一人、职业各异的普通市民，也穿着质地不一的中山装。中央社次日报道说，“与会民众，服装整洁，精神严肃，为前所未见”。

　　十余万人喊者各种各样的口号，直到深夜，街市才渐渐寂静下来。但它不过是“新生活运动”的预演。3月11目,在十余天的筹备后，在142个团体、十万民众的拥簇下，蒋介石再次衣冠整洁地出现在南昌街头了。这一次，在“礼义廉耻"之外，他又宣布了八个原则，那就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勇敢、牺牲；他并且照本宣科，一一列举了邓文仪等人草拟的，多达96条、异常烦琐细碎的生活准则。

　　他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他说，要清扫屋子、要每周洗澡，要消灭老鼠、蟑螂和臭虫。他还说，“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首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他兴致勃勃，甚至进行了自我标榜：“我要将自己的生活告诉大家，来做一个榜样。我们各个同胞……只知道我过去是国民政府主席，当过革命军总司令，现在是委员长，究竟我是怎样一个人，还是不知道。这是我少时受最严格的训练换来的，是我从小刻苦努力做出来的”……

　　说到这里，不知道他是否想起了自己青年时的浪荡、忤逆和眠花宿柳？还好，他很快进入正题了，他宣布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在他自任会长之外，九名干事分别是政学系的刘百川、程时煃、黄光斗，CC系的邵华；以及蓝衣社的邓文仪、贺衷寒、李焕之、萧纯锦和蒋志澄。

　　一场从“我”做起.从吃饭、穿衣、睡觉、走路做起的群众运动，就这样轰然蔓延开来了：3月17日，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次日，北平也行动起来；几天后，武汉、福州、杭州，苏州、安庆和天津，众多大城市纷纷发起了运动促进会，贲州、四川和陕西也紧随其后……与南昌没有什么两样，提灯游行、张贴标语、公众演讲、文艺表演，充斥了各个城市的街头。几百万份《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小册子被分送进了千家万户。—套多达40万发行量的四枚纪念邮票，更成为中国邮政史的空前奇观。在无数分支机构的干涉下，脸盆、毛巾、碗碟、茶杯乃至旧式年画，也清一色地印上了宣传字样；当年最常见的那种搪瓷脸盆，除“新生活运动”五 个大字外，盆沿还印着八行繁体宇，“新生活运动之推行，应以礼义廉耻为基础，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

　　蓝衣社控制下的百余份报刊，CC系控制下的几百份报刊，连同众多独立报纸，纷纷加入了新生活运动的大合唱。有线广播连篇累牍，种种宣传深入穷乡僻壤，它是如此无孔不人，以至于沈从文描写湘西深山生活的小说《长河》，“新生活”一词出现了五十次之多。此后十余年，除了“抗战”，亿兆中国人没有更耳熟能详的词汇了……

　　与铺天盖地的宣传声势几乎同时，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为规范、社会服务和“生活限制”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这一年初春，已完成编组保甲、被划分为15个区的南昌，各区都配备了一个宪兵、一名“服务团”成员和六名警察，进行市民风纪的纠察。如果说这个力量还略显单薄的话，那么，不过十几天以后，成千上万的教师、大学生和童子军就被发动起来了。他们组成了17个大队，在一条条街巷、一个个公共场合，检查着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衣冠不整和吸烟酗酒。他们分布在南昌各处，“有极负责的热情，以极诚恳平和的态度，劝导市民、消弭恶习”（南昌《民国日报》，1934年5月17日）……

　　南昌之后，则是南京、上海、武汉、安庆和杭州……多达几千名的宪兵警察，多达几十万人的青年与童子军，纷纷投身这场运动。乔治•谢菲德后来写道：“许多城市街道整洁、面目一新，过去常见的陋习不见了……更重要的变化或许在于，它改变了一代中国青年。他们不再漠然于家庭以外的事物，他们积极地投身社会事业，并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培养出了自己对国家的热爱”……

　　在几个月的日常纠察、“行为规范”之后，则是日复一日、热烈沸腾的社会服务。春季植树不已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季节工作之一了吗？每年初春，他们组成了一个个宣传队，深人郊区、农村，“使人民尽知种植之利益……并告以栽种培养之方法，能成材者先种，果实花木次之，杂木又次之”；夏季清洁运动不也如此吗？暑假到来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卫生运动周，“义务灭蝇、灭蚊，进行水井消毒、公私厕所消毒并疏通阴沟……检査各旅馆、茶馆、戏院、浴室的卫生状况”。及至天气转凉、众多家庭开始操办喜宴婚事时，他们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费用宜俭，馈赠酬答勿 奢华……提倡储蓄及保险”；至于效仿希特勒青年团、被视为新生活运动主要成就之一的冬季振济运动，就更不必说了。在一个个街头，他们组织募捐、举行义卖、制作冬衣并施粥贫民；他们很快替代了过去的教会和商会，成为冬季赈济的主体。

　　在此之外，他们还疏通河道、修浚堤岸、修补路面、美化街市，进行各种各样的集体劳动和义务劳动；他们迅速地成长，成为崭新的、为数达到几百万、迥异于过往中国生活的一代青年。没有人能清晰地描述这种成长的意义：它是中国人与几千年生活方式渐行渐远、渐渐离去的一种象征，又是一个远未成形、不具备重大社会意义的青年现象；它使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出了家庭和传统权威，与此同时，他们却走进了更阴沉、更无处不在的威权政治。他们远谈不上独立，更遑论青年的主体性了……它令人悲欣交集。

　　也是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出家庭、步入街头和社会之际，并不让人意外地，蓝衣社迅速成为新生活运动的主角了。

　　如果说，由于身居高位、老谋深算，杨永泰把“礼义廉耻”的名目，可以轻易地加在蓝衣社方案之上的话，那么，作为几十名高级官僚的小圈子，一旦运动从官方的发起转人青年主体、社会服务阶段，政学系是无法与成员众多、有者成千上万个基层小组的蓝衣社相提并论的。更不必说，在各级“促进会”中，蓝衣社也占据了将近一半的席位。

　　CC系也如此。它虽然有党部的公开招牌、有多达几十万的党员，但它的众多党部，不过是各级衙门的附庸。何况，接近四分之三的党员，或身处军阀控制下的省份，或隶属蓝衣社、政训处管辖的军队党部，又何况，在青年、大学生中，它的形象如此糟糕、声名如此狼藉。

　　除了专职党务干部，CC系是发动不起几个人的。除了蓝衣社，民国又有哪一个政治派系，可以深人青年、左右民间呢？更不必说，它如此热衷于此，如此乐此不疲。

　　后来的历史表明，对蓝衣社来说，新生活运动犹如一场组织的盛宴。它多达四五十万的党徒，大多由此而来。它还是一场标语的狂欢、身体的盛宴，伴随者几万名党徒的纷纷参与，新生活运动很快蓝衣社化、法西斯化了。

　　“蓝衣社化”也从南昌开始。这一年初春，借助“简单”、“朴素”的运动原则，原为蓝衣社重要文件的《生活限制条例》，开始衍化为对千万市民的要求。它的告示贴进了大小饭馆，规定只能卖少量酒水、点菜不得超过四菜一汤；它的众多成员、无数童子军监督员，不分昼夜地巡视着各处码头，禁止乘客走进头等舱。在这种情况下，生意大受影响的饭馆、不堪其扰的轮船公司，不得不用大盘子装拼盘、将酒放进茶壶里，或者在开航后进行头等舱补票，以应付没完没了、一拨又一拨的蓝衣社党徒。

　　饭馆、轮船之后，则是香水、时髦发型和“奇装异服”。蒋介石不是说过吗？“现在拍香水拍得愈多的就愈臭，愈不清洁……愈野蛮”，它让蓝衣社党徒如闻纶音。这一年春夏，以济南为例，所有公务员都被迫剃了光头，所有穿短袖夏装的妇女都被当街带走，去“新生活运动训练班"办理保证；以上海为例，在香水与高跟鞋屡禁不绝的情况下，蓝衣社党徒干脆集体出动，在街头设立了一个个“风纪岗哨”。他们或锯掉高跟鞋的鞋跟，或勒令喷洒香水的妇女用冷水浇头……凡此种种，让众多市民敢怒不敢言。后来，美同学者赫林顿•汤回顾说，“一开始，新生活运动强调很有必要的道德、举止和公共卫生，尽管也有强制成分，但人们并不反感。可惜像反对化妆和时尚之类的努力过于肤浅了……它最初的热情已经过去，新生活运动的推动力已大大减弱。已经有人认为，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经济萧条上转移开去”……

　　而与南昌、济南或上海相比，蓝衣社党徒更恣意妄为、最无法无天的，当数它严密控制下的武汉。

　　在武汉，蓝衣社拥有近万名党徒、几万名警察。这一年初春，它抛出了异常苛刻、令人啼笑皆非的生活准则：穿西装、参加舞会和听西洋音乐，都将“腐蚀民族意志”，都在禁止之列；通宵达旦经营的卡巴莱式餐厅，更诱使青年堕落，被视为大逆不道；至于泡酒吧、喝咖啡，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在他们的勒令下，一家家舞厅先后停业，西式裁缝处在半失业状态，卡巴莱辑厅全部在午夜前关门。至于出售交响乐哨片的商铺，也被迫签下一纸纸协议，“只卖给西洋人”。

　　那么，租界呢？租界怎么办？

　　对日薄西山的英国人、法国人，蓝衣社党徒并不放在眼里。他们成群结队，盘踞在租界舞厅门口,不准中国人入场；他们不顾各国领事的一再 抗议，在众多卡巴莱餐厅寻衅滋事，致使其生意一落千丈。更有甚者，他们冲进一家家舞厅和影剧院，近乎恶作剧地将脏水或具有腐蚀性的酸水倾倒在穿西装的人身上。易劳逸教授后来写道：“这些反现代行为，是通过一小股狂热分子用暴力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些暴徒被视为蓝衣社分子，不管他们事实上是不是，他们的行为与蓝衣社宣传家们说的一模一样。”

　　又何止于此？实现社会军事化、随时征召成年男子入伍和献身，不是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目标吗？如果说，在蒋介石、邓文仪的计划里，它需要逐步引导、在两三年内实现的话，那么，那些狂热的党徒最喜欢拔苗助长。许多个日子，在江汉路、珞珈山一带的繁华路口，经常有现役军人对熙攘的人流煞有其事地吹响哨子，而后大群党徒出现了；他们勒令不知所措的市民排好队列、接受检阅。此后几年，无论民众如何不满、交通怎样因此堵塞，这样的闹剧演出了一次又-一次……

　　凡此种种，让基督教青年会的众多参与者心灰意冷。介入新生活运动不久.乔治•谢菲德就沮丧地谈到，“运动是被军事官员控制着的……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他们大多是蓝衣社成员”。几个月后，一群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更直言不讳地断定，“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蓝衣社运动，其目的是重组国家，使国家处在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至于那个宋美龄的朋友、被称为牧恩波的吉奥•雪仆，也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某种法西斯主义的乌托邦已经从天空降临到了人间，它到处都很整洁和美妙，但我的内心却感到微微震顫。它是天堂般的地狱，是花园式的废墟……”

　　果然是天堂般的地狱、花园式的废墟。1934年2月19日，也就是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当天，上海就查禁了一百多种书籍。五天后，在给曹靖华的一封信里，鲁迅写道：“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闻光华书局第一，现代书局次之，至少要算北新……书局已因此不敢印书，一是怕出后被禁，二是虽不禁而无人要看，所以买卖就停顿起来了……”

　　仅仅这一次，鲁迅就有四种著作被査禁，（《彷徨》、《坟》均在其中。几天后，贺衷寒兼任局长的新闻检查总局，又下令停办了三十余种报刊、几十家通讯社。至于被停业整顿、限期整改者，更不计其数。

　　好戏还在后头呢！大约3月份，在大批蓝衣社党徒的聒噪下，武汉十 余所学堂、几千名学生不顾师长的阻拦，将一摞摞图书馆藏书付之一炬；与此同时，这股风潮也蔓延到了上海、开封和杭州，几万本书籍、无数作家学者的心血，也瞬间灰飞烟灭了。它让人想起不久前纳粹德国的相似一幕，威廉•夏伊勒写道：“1933年5月10目晚上，柏林发生了自中世纪末叶以来前所未有的景象。约莫午夜的时候，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的一个广场。火炬扔在了堆积在那里的大批书籍上，在烈焰焚烧中又丢了许多书进来……在被焚的书箱化为灰烬之际，戈培尔博士向学生们讲话了，‘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这火光能不能照亮新时代？谁也不敢断言。但这火光的确是升腾起来了。这一年春天，在《社会新闻》杂志上，蓝衣社的笔杆子陈秋云这么概括着法西斯主义：“它是最实际的、最勇敢的、最有力的，是凝聚了国家精神的表现形式……”

　　在《前途》月刊中，贺衷寒旧日同学刘炳藜则以酸是、悲怆的语气写道：“法西斯主义是瀕临毁灭的国家自救的唯一工具……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效仿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残酷斗争的精神了……”

　　更引人注目的是，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乃至蒋介石，也在《前途》月刊上频频发表署名文章，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从《前途》、《社会新闻》杂志开始，蓝衣社由康泽缔造的、多达一百余份报刊的传媒机器，高速运转着。《中国日报》、《扫荡报》、《思想》月刊、《中华周报》；南京、武汉、南昌、洛阳、郑州、长沙、福州……

　　又何止是话语鼓吹？1934年6月10日，以蒋坚忍为会长的“中国文化学会”浙江分会，组织了“文化前卫队"。在成立仪式上，一个叫肖作霖的魁首代表总会，将象征军事化和生产化的剑和犁交给了蒋坚忍。邓文仪后来谈到，这个醒目的仪式、别出心裁的符号，“在当时轰动一时"。

　　毫无疑问，肖作霖这个创意，来自“以剑征服土地、以犁种植粮食”的希特勒名言。到这个时候，蓝衣社对法西斯主义的鼓吹，已没有任何保密、“掩护"和遮盖了。从这里开始，这样的鼓吹和种种宣传，连篇累牍，喝彩一片，整整延续了三年有余。这期间，贺衷寒先后出版了四册《一得集》，以及《学与干》一书；邓文仪写出了《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完成了《复兴中国革命之路》……这些蓝衣社的经典文献，纷纷摆在上海

　　四马路的图书集市里，并通过拔提书店，进入一个个青年的房间。

　　那是一个浮躁、盲目、朝不保夕的年代。在得过且过的生活里，从晚清开始的文化、中国命运的迷惘，转化为一种爆发的、近乎绝望的情绪。法西斯主义像瘟疫一样席卷了沿海知识分子。就像任何一个末世邪教都迅速传播那样，法西斯主义是人间的鸦片。

　　在这样喧嚣、沸腾的气息中，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宣传对中下层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对现状不满的人群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贺衷寒、刘炳藜等人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引发热烈讨论。一个法西斯化中国似乎呼之欲出了。在这股舆论风潮的引领下，短短半年时间，三四万名大学生、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了蓝衣社，蓝衣社的成员总数已超过十万人。

　　然后，轮到了修改章程。

　　/

　　几十年后，对蓝衣社是否修改过《章程》，众多当事人或矢口否认、或吞吞吐吐。1969年，面对易劳逸教授，刘健群坚称并无此事，他说，“因为蓝衣社组织仅仅存在六年，显然没有时间做这样的修改”。易劳逸对此评价说，“这个理由显然缺乏说服力”。

　　与刘健群相比，王新衡则显得模棱两可。他认为，许多更激进的蓝衣社同僚或许有此想法，但他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它事关重大，可能只有少数人与闻”。与此同时，滕杰、肖赞育的表态更加含糊，他们仅仅谈到，“确实进行过一场关于放弃三民主义的争论”；但除此之外，他们不懕进一步地谈及此事……

　　凡此种种，让易劳逸教授狐疑不已。他写道：“根据一份日本情报机关的报告，1934年年初，蒋介石曾召集一次蓝衣社主要骨干分子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所取得的结果，是修改章程……日本情报机关究竟从何处得到这份搀合法西斯主义的纲领文本呢？这是一份官方文件吗？亦或它仅仅是一些法西斯主义极端分子起草的单案呢？……”

　　他只能草草堆了结此事。他不无遗憾地谈到，“现在还没有证据对这 个问题作最后定论……（但）不论三民主义是否继续成为其意识形态的伴侣，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已是既定的事实”。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修改无疑发生过。

　　这又不能不谈到蓝衣社社长、“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蒋介石。对这个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大人物来说，事实上，这场运动有者双重目标：一方面，他以窥测、观望的心态，任由儒学、法西斯主义.、日本和基督教元素各行其道，以期自发地生成某种中国秩序，完成重建国家的使命；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元素，无论儒家的服从、法西斯主义的强调领袖、日本的军国精神还是基督教成分所能带来的西方认可，都有助于他的独裁地位。他试图篡取这个断裂的、碎片化的国家的全部权力资源。

　　这么一来，崭新的权力布局，也就势所必须了。他不是有政学系、CC系和蓝衣社吗？政学系的那些官僚，都是典型的读书人，也都以国之重臣自居，谁能说它没有几分传统文官集团的色彩呢？由他们代表“礼义廉耻"、乡土中国的权力资源，不是再合适不过吗？毕竟，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国家还是依照传统秩序运作者。

　　政学系之外，则是CC系。作为孙中山的遗产，CC系与汪精卫系、“西山会议派”鼎足而三，都自视为国民党的正统。在过去的年月，他的两次下野、屡屡失意，不都和他党内资历太浅、暴发太快有关吗？他不是还为此制造了孙中山视陈英士为接班人，“英士既死、吾师期我以继英士之事业”的神话吗？既然如此，作为陈英士的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以及cc系，最好的分工莫过于继续扮演国民党嫡长子的角色，并伺机压倒汪精卫系、西山会议派。

　　然后，就是蓝衣社了。

　　毫无疑问，蓝衣社要代表的，是青年、未来，是崭新的、非孙中山的、属于蒋介石自己的力量。既然如此，它又何必和国民党、“三民主义”牵扯在一起呢？倘若国民党的名声形象、精神资源，足以号召起青年与社会民间的话，他又何必另开蓝衣社这个炉灶？何况，他曾屡屡表示，国民党已经烂到了根子里；又何况，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里，他这么估计社会军事化的进展：“如此努力干去，我相信三个月以后，南昌一定可以造成一种新风气，造成 一个新南昌、新江西；半年以内，一定可以风动全国，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

　　在这种情况下，蓝衣社章程的第一条，从“本社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以蒋介石先生为社长”，改为“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以蒋介石为永远之最高领袖”，又有什么好让人意外的呢？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力行社的名存实亡，复兴社的将代力行社、成为蓝衣社的重心。虽然力行社、革青会的成员还是复兴社的首脑。

　　接下去的一些修改更加关键、也更能说明问题。第二条宣称44放弃民主和三民主义，宣传法西斯主义，力求实现独裁”；第九条决定“取消三民主义的教育，提倡生产教育和普及大众教育”；第十一条则言语确凿地表示，蓝衣社的使命，“是迅速地推动实现一个新的法西斯社会和国家”……凡此种种，标志着蓝衣社的彻底法西斯化。在蒋介石看来，这是一个异常高明的布局：三大派系分别对应者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代表着官僚、党务和青年、社会。它象征着这个四分五裂、面目驳杂的国家的全部权力资游:，从传统的、法统的到新生的；这么一来，无论这个古老国家将何去何从，他都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1934年初春、他对民国权力格局的构想吗？难道这不是他匹配于新生活运动的权力布局吗？它符合着蒋介石的复杂阅历、神秘内心：从儒教徒、流民到军人的驳杂生涯；对“礼义廉耻"、宋明理学—知半解而又挥之不去的情结；对社会井然有序、人民随时动员图景的深切向往；以及成为独裁者、凌驾于让他处境尴尬的国民党之上的神秘冲动。它也符合蒋介石对蓝衣社的一贯态度：自从1932年年初，他在溪口镐丰房阅读《墨索里尼传记》，试图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以来，他先是要求那一群青年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继而，他又任用刘健群、派遣“赴德考察团”、赞助复兴社、组织别动队并发起“新江西"实验，凡此种种，给了那一群青年以极大的暗示。而当膝杰、贺衷寒亦步亦趋，力行社变成蓝衣社之后，顺理成章地，他逐其波而扬其流，分派给他们法西斯主义者的角色，陚予他们中国军事化、半法西斯化的使命，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不正常的呢？何况，易劳逸教授谈到，“（那份情报）不大可能由日本间谍机关伪造……因为那份报告已标明了‘保密’宇样，并非要使其公开”。

　　就这样，1934年年初，当《章程》被修改、法西斯舆论鼓吹渐渐抬头之际，滕杰那单纯、炽烈的表情，贺衷寒那含泪、忧伤的眼睛，连同“十三太保”个人的忠诚、正直与廉洁，几十万蓝衣社青年的天真、投入与牺牲……所有这些，所有令人难忘、让人敬重、在那个乱世里罕见的情怀与品质，都在这种飓风般的变迁中，渐渐地黯淡下去了。

　　最早发起蓝衣社的六十余名青年，在那个沉痛、悲歌般的夏天断然无法想象，仅仅用两年半的时间，他们就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社团，发展为一个成员十余万、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但即使到此时，他们也不能想到，二郎庙、八宝街那清新热烈的日子，武汉暴日下的努力，复兴狂飙的出发和“远征”，乃至所谓的“江西新政”……所有这些，多少美好的、夹杂着亿兆生民期盼的进程，也都在这一股思潮的侵袭中，成为了“种下龙种、养出跳蚤”的历史悲剧。

　　他们是晚清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以自己的身躯做牺牲、去祭奠文化遗失国土沦陷的惨淡背景的再一群人。但到了这一天，他们所能完成的，也无非是命运的再一个轮回。

　　在一个涣散、积贫积弱的国家，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一种成本最低而效果最著的社会组织模式”（黄仁宇语）。这个现实，使此前和此后的，无论洪秀全、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异常重视社会动员、民众组织。但只有他们，这群平均年龄仍然是30岁出头的、一生忧患多于安乐，有理想、有文化、有良知的青年，因为处在西风东渐，并且风潮就是独裁，就是恐怖，就是刺刀、军队与暗杀的时世里，他们更直接地以独裁社会的推动者自居，以法西斯主义者自居，他们也就更直接、更鲜明地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与人生。

　　无情的、悲剧的，又何止是时代与人生？无情的、悲剧的还有历史。与几十个青年渐渐黯淡的表情几乎同时，渐渐黯淡下去的，还有中华民国的命运。蒋介石的精神资源是如此匮乏，以至于他的投机、观望，不仅决定了他个人的作为、新生活运动的面貌，也决定了一个政权的未来：在大历史的夹缝处，在种种思潮此起彼伏、人心世道斑驳破碎之际，这个国家最需要明确的，是自已的道路；蒋介石不仅没有这么做，恰恰相反，除了共产主义外，他统统拿来、无所不用；他使混乱的更加混乱、离散的愈发

　　离散。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他的中华民国，又怎么可能不黯然收场呢？

　　又何止于此？楮神资源的匮乏，连同党内资历之浅、面临挑战之多，造成了他强烈的不自信；这一切结合他固执的天性、近乎本能的权术手腕,以及一种神秘的、逆反心理式的冲动，使他产生了一种既自欺、又欺人的道德优越感。他始终无法自辨修身与权术、政治责任与一己欲望。几十年后，易劳逸教授写道，“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认为他的权力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所以，什么对他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反过来，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他声称这类人‘投机’、‘刚愎自用’和缺乏‘固有美德’……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决心，然而，这也是他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年的失败”（《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就是这种性格中的悲剧因素，这种自欺欺人的道德优越感，使他在发起新生活运动不久，在以人作俑、将几十名青年推上不归路后，他又下令罢免了贺衷寒。

第十三章朝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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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雨季节到来了。

　　正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的时节，在河湾、港道处处的长江下游，到处密布着乌云。在广漠的村野间，孤零零地矗立者的几个城市，无论南京、上海还是镇江、杭州，也很少有晴朗的时候。它们大多阴霾层层、风雨飘零。

　　在这样的背景中，八宝街的那个大院子，更显隐晦、暗淡了。几十年后，它连同到处滋长的青苔、日渐冷清的院落，化作一个老人的回忆情境。这个老人，就是原力行社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

　　自从陈启坤去世、滕杰远走，19岁的林培琛依旧繁忙于文档、联络事务。他并且“官升一级”，从助理员变成了书记处助理干事。但与两年前相比，他似乎沉默了许多。

　　这种沉默，是因为他所亲切的陈启坤、滕杰的离去吗？是因为许多人的留驻外地、八宝街的日渐冷清吗？或许，更重要的是力行社本身的变化,那种清新、热烈、活泼氛围的一去不再复返？

　　超过200元的月薪开始收不上来了，为失业人员提供的救济金也就无从说起；“厚生消费合作社”原本下属有农场、商店、小作坊，此时也出现亏损了，它再也无法安置伤残成员。一个个干事从上校变成了少将，不知道哪一天起，减少用车、出门不得坐头等舱的规定，已经形同虚设。更要命的是，打麻将、赌博、跳舞乃至偷偷包养姨太太，也在八宝街悄悄地

　　蔓延着。

　　《生活限制条例》完了。那么，力行社规定的每周一次小组会、每月一次干事会呢？

　　“（民国）二十一年起，各干事因公务常不在南京，干事会渐渐废弛”(邓元忠，《林培琛访问》)。如果说，这个理由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只有区区三百余人的力行社，要根据区域重新划分编组、继续小组会的惯例，本来是很容易的事。但无声无息地，一个个小组也已事实上地瓦解了。

　　缺少了会议的力行社，靠《司令塔》维系它的运转，但《司令塔》也开始充斥着种种官话套话，被认为"空洞浅薄”。它近似于八宝街的气质,与之恍若一体、互为表里，林培琛后来谈到，“同志与同志……相互间失去了直谅诚信热烈纯洁的深厚友谊”。

　　理想、使命与纪律，渐渐淡出八宝街的话题了。更要命的是，力行社对下属组织的控制，也渐渐松弛。

　　此时，革军会已并人革青会，并改名为“革命同志会”。它拥有会员近两万人。按照规定，八宝街应每季度进行一次成员考评，发展优秀会员升入力行社。但远在1932年年底，力行社社员就达到了三百人左右，一年多以后，它还大致保持若这个数字。近乎封闭的组织状态，不仅使力行社如一潭死水，也使同志会日渐缺少生气。干国勋后来谈到，“派驻各省的力行社社贝通常只有三五人，同志会多有几十个小组者……以一人兼任几个或十几个小组组长，自然分身乏术。小组会议，多由人代理出席”。

　　同志会如此，复兴社就更不必说了。除了接收一叠又一叠的花名册，组织处事实上已无事可做；在下发经费、核算会计之余，总务处也扮演不了别的角色。在邓文仪出任处长、长驻南昌后，宣传处的大部分业务已转移到了“文化学会”手里。军事处就是教导总队，至于特务处，更早早地成为戴笠的私家地盘。最后，书记处的寥寥几个人，除了为贺衷寒跑腿、起草文件外，已经丝毫不能过问各处各地的工作了。

　　力行社44渐渐等于零”（《康泽自述》)了。与此同时，它却有了另外一种气息。

　　它端起了架子。

　　这一年多以来，最时常进入林培琛视野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 寒。对这个冷峻、森严、出口成章、威望极高的魁首，林培琛既极为敬重，又多少有些畏惧。他不苟言笑的形象，怎么都对应不上早期力行社亲密无间的感觉。

　　在八宝街，由于兼职众多，贺衷寒总是来去匆匆。易德明谈到，1933年年初，贺衷寒曾以总社书记身份兼任革军会常务干事，“在外非常忙碌，第一次常会即需迟延一个多月才能举行”。这么一来，真正变成兼职的，倒是蓝衣社书记一职了。它多少带动了八宝街风气的变迁。

　　原本没有公开职务的干事、助理干事，乃至专职的助理员，纷纷投门子走路子，试图进入政训处等公开机关；留在八宝街的百十号人，也开始抱怨起低薪水、少机会，当的是“无名英雄”。牢骚大作之余，从投门子找路子开始，同学、同乡、各种各样的小圈子与“小团体”层出不穷，反过来，办事效率越来越低，官僚气味越来越重,有时为一个临时事件进行联络，也要一转几手。在半荒废的状态中，层层的审批、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大量的案牍公文，开始充斥者八宝街。渐渐地，它似乎不再是一个“团体”，它的青年色彩开始消退。

　　它渐渐成为一个衙门了，和中山北路行政院大院、丁家桥党部大楼没有什么两样。在这个衙门里，小小的林培琛，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一个最寻常不过的办事人员。不知道从哪一天起，他活泼的面容开始僵硬了，他显得小心翼翼、少年老成。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就从那个热情、天真的孩子，变成了初识官场与人世的大人。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如既往的刻苦与负责，仿佛刚刚走进八宝街时。

　　那么，这种从力行社的"灵童”，到蓝衣社寻常办事人员的过程，是必然的呢，还是一种人为的产物？直到晚年，林培琛还认为它是人为的。1972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他谨慎地谈到，贺衷寒虽然性格鲜明、博学多才，“观点深入宏大”，但他也是一个刚愎自用、权力欲极重、有着深重而恶劣的湖南习气的人。贺衷寒担任书记的一年多，八宝街几乎就是一个湖南人的天下。

　　•作为毁誉参半、并且毁多于誉的人物，贺衷寒有着灰色、狭隘、近乎悲剧的性格。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文人气息很重，“有浓烈的情感”；对那些湖南籍社员如潘佑强、肖赞育、袁守谦、杜心如、刘咏尧，他极其亲近照抚。这种同乡、同学近乎亲情的交往，原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他公私不分；更要命的是，他动辄以曾国藩、左宗棠自居，以为自己连同湖南旧友，将是“民国中兴”的重要人物。这么一来，南京官场乃至蓝衣社的外省同僚，都不免纷纷侧目了。

　　“湖南小团体”的说法由此长盛不衰。在此之外，贺衷寒有者强烈的领导欲，对那些地位高于自己、或被认为难以控制的人，他一概拒之门外。以蒋介石的远亲、后来台湾小政权的“国防部长”俞大维为例，他一再表示要加人蓝衣社，但贺衷寒始终不置可否；以蒋介石的妻侄，对社务一向热心的毛邦初为例，他几次引荐中央航校会员升入力行社，但都被贺衷寒轻蔑地拒绝了。凡此种种，使众多八宝街人物颇有微词，甚至在公开场合责备贺衷寒。

　　与疏远、隔绝外省社员几乎同时，他又大量任用私人。几个月时间，湖南人先后接管了蓝衣社的宣传、财务、民众训练、童子军组织等要津，至于他兼为主官的总政训处、新闻检查总局，就更不必说了。如果说，那些黄埔学生、力行社创始成员的任职，虽然有明显的拉帮结派痕迹，但也让人无话可说的话，那么，这一年年底，他的胞兄贺醒汉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加入力行社并出任蓝衣社湖南书记，则让人笑话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老调重弹……

　　他为此“得罪了许多人”，并在力行社内，被普遍地认为“气量不够"(邓元忠，《林培琛访问》)。出任蓝衣社书记以来，他虽然以自己的个性魅力、理论功底和湖南人班底，发起复兴社、执导了蓝衣社的“复兴狂潮”并推进着民国的第二期革命，但，首先是前任书记、与贺衷寒“交情甚笃”

　　的滕杰，质疑起了他的用心。

　　在1933年的沉闷日子，在自己丧妻、潦倒的失意时光，滕杰曾屡次以面谈或书信的方式，对贺衷寒进行规劝。这些规劝，无非是澡堂交接的老调重弹，从“不要把湖南人放在身边”、做书记的在外不要过多兼职”，到“不要独断”、“要和党部合作”，但贺衷寒始终当作耳边风。无可奈何之际，滕杰只好疏远他了。

　　据说，这个疏远还和蒋介石有关。

　　1933年10月，滕杰行将出访德国前夕，蒋介石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官邸，设家宴为他送行。这个晚上，他们的谈话长达几小时，并且充满了温馨的气息。在以一种长辈的姿态，对滕杰丧妻进行抚慰后，蒋介石又对他的德国之行，说了很多勉励的话。直到夜色渐深、滕杰打算告退之际，蒋介石才以“恨铁不成钢”的口吻，从点评蓝衣社的工作、人事开始，将话题转移到了贺衷寒身上。

　　这一夜，蒋介石评点贺衷寒的话，很多、很琐碎，也很婉转。但滕杰依旧捕捉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一句：“他……有代表湖南人，做领袖的野心”。

　　这个评点，一字千钧。远在江西期间，当蒋介石屡屡以憎恶的表情，疏远、斥驳贺衷寒时，圆滑而世故的南京官场，就对他竖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高墙；而当蒋介石公然质疑他的野心时，蓝衣社的外省同僚也立即改变了风向。

　　他只剩下“湖南小团体”这一亩三分地了。即使这一亩三分地，也不见得那么可靠。以丰悌为例，在留德归来、觉察到贺哀寒处境后，他很快自立门户了。过去一年多，虽然有两个湖南人，肖赞育和李一民，如同消防队员那样不断为他化解所“得罪”的人，但当蒋介石公开表态后，一切都来不及了。

　　这一天，漫天的淫雨还在飘洒，在八宝街，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响起来了。电话的那一头，一个威严、低沉的声音通知林培琛，迅速召集全部在京干事，“领袖今晚将主持会议”，并宜布一项重大决定。直到此时，林培琛还没有丝亳预感，这个“重大决定”就是免去贺衷寒的蓝衣社书记职务。

　　又何止是林培琛？入夜时分，几十名力行社、同志会干事先后走进了八宝街。他们寒暄问好、谈笑风生，毕竟，好几个月以来，八宝街没有聚

　　集过这么多人了。直到步入会议室时，林培琛以及几十名青年，才发觉了贺衷寒的异常。

　　不知道什么对候，贺衷寒已经孤零零地坐在会议室里了。他表情呆滞、若有所思，对同僚的招呼声，他一动不动、恍若未闻。几十名干事面面相觑，又不敢开口询问。会议室再次暗哑下来了。

　　“领袖到，立正！……”

　　会场的寂静，到底被打破了。伴随者这个低沉声音的响起，几十双眼睛都看到了，在溲天的夜雨里，蒋介石正以一种军人的沉静步姿，不急不慢地走过天井；在他的身边，有一个人正努力地为他遮挡雨水，他自己的大半个身子，却完全湿透了。

　　这个人，就是八宝街久违了的刘健群。

　　会议绕了一个大弯子。示意那些蓝衣社党魁坐下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开始发表他的长篇训话。他的声音冷漠、飘忽，好像是从一个幽远的山谷里传出来的：“……民国二十一年，你们要‘拿出正大的主张’，要‘严密地组织起来’。当时，我就说你们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要闹小团体，就要闹矛盾……时过两年，现在这个团体，是什么样子呢？”

　　这么质问后，他开始历数八宝街的幼稚、冒失、文牍习气、官僚做派、倾轧苗头。他公务繁忙，但八宝街丝毫不予体衅，反而动辄上《万言书》。这些《万言书》下笔千言，实无一物，执笔人却不以为耻，“而引以自豪”(邓元忠，《滕杰访问》)。他从不自居国家领袖、黄埔师长，更忽略了自己的身兼蓝衣社社长，仅仅是“我比你们年长20岁，经验上要丰富”，他才善意地规劝社员，“但一再规劝，你们只当耳边风”。

　　这些规劝是什么呢？他简略地回顾：远在1932年9月，他就严令滕杰、康泽，“社会（民间）所荐之人多不称职，也有腐化与欺妄招摇求借等恶习……应切实负责考核”（《蒋公日记》)。但八宝街还是贪功求大，盲目发展人员。因为没有听从他的规劝，贪污、腐化已经在基层渐渐滋生。

　　何止基层？何止贪污腐败？在蒋介石看来，力行社几个月前惊爆的“李安定案”，巳足以说明力行社琯堕落到了何种程度。

　　李安定是蓝衣社的福建书记。几个月前，戴笠瓦解“闽变”时，得到了他与李济深、陈铭枢勾结的证据。不久后，李安定被扣以私贩鸦片的罪

　　名，在南京处决。

　　“一个李安定死了，又来了一个余洒度！”蒋介石的声音蓦然抬高，他当场出示了北平蒋孝先的一份电报：“余洒度身为前共匪分子，本以为已昭然自新，并期以华北中央化厚望。孰料賊性难改，在华北走私吗啡，牟取暴利。已电令蒋孝先将其枪决正法！”

　　与吃里爬外、走私毒品相比，“党同伐异”虽然不是什么罪名，但更是八宝街始终的顽疾。说到这里，蒋介石的声音低沉下来了。他以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腔调，回顾了1933年他的多次告诫，“不要打小报告”、“不要闹小组织”；回顾了几个月之前，他甚至有些无可奈何的说法，“不要党同伐异，眼光要远，要知晓水涨船高的道理”。

　　“……但你们幼稚、狂妄、不晓事理！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剩下的，都是脑后长反骨的，要自己当领袖的，都是昏聩、苟且，忘记了日本是怎样欺负我们，赤匪是怎样处心积虑要打垮我们的！……”蒋介石掷地有声地进行了总结，他的回音嗡嗡作响，甚至使会议室里的电灯不时明灭。

　　会议室一片寂静。蒋介石的眼睛，却似乎有些冷漠了。他环顾了一圈屏声静息，或面如土色、或一脸深思状的听众。他的声音低沉下来了，他缓缓说到：“几月之内，接连发生两起大案，君山是不适宜再当这个书记了。新的书记人选，也不要再是同学了。是同学，就会窝里斗……我提议由健群来接替君山。或者，党同伐异的恶习，腐化安逸的恶习，能就此消弭？”

　　他似乎自问自答。但他的目光，已经和会议室里的几十双眼睛，一起转移到了在角落里的刘健群。刘健群略显拘谨、不安，他到底站起身来。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健群做了简短的就职讲话。这个讲话只持续了几分钟，在几句“惶恐”、“精诚团结”的场面话后，他宣布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决定。第一个决定，是总社“书记”一职从此改称“书记长"，以有别各地分社、支社和区社书记。与此同时，力行社书记长也兼为同志会、复兴社的书记长，以“统制事权"。

　　从另一个侧面，这也证明了力行社的名存实亡。随即，他又宣布总社社址从八宝街迁往朝天宫，各社各会连同各处的办事机关，从此合并办公。易德明、林培琛后来谈到，“民国二十三年刘健群任书记长时，鉴于力行社和同志会在三处不同地方办公，兼职者需三处往返奔跑，浪费时间太多，乃提议合并一起办公，故都搬入朝天宫。”

　　朝天宮是一个恢弘大气、极其著名的建筑。六百年前，它曾是明太祖的祭天宮殿，故得此名；在后来的年月，它又先后是过江宁学府、南京文庙和南京博物馆。次日清晨，力行社的上百名工作人员，就开始了搬迁工作。搬迁整整进行了一周，一个车队被征集起来，一卡车一卡车地转移着桌椅、橱柜、书箱以及几万份的文件档案。一个排的宪兵被调拨到这里负责警卫。

　　但，在“合并办公"的机构中，并不包括特务处。对特务处的半独立,似乎所有人都习以为常了。没有人谈及此事。

　　第三个也是比较实质性的一个决定，是曾扩情接替他本人，赴北平出任蓝衣社华北书记，兼为华北军分会政训处处长。这个决定让大多数与会者既感意外、又多少有些不满：娶有姨太太、且私生活有那么多“污点”的曾扩情，怎么能担此重责呢？但没有人发言反对，也没有人提醒刘健群，任命曾扩情为华北政训处长，需要总政训处的批准。而总政训处处长的职位，还在贺衷寒手上。

　　会议就这么结束了。蒋介石一言不发，他戴上军帽、头也不回地走出会议室。刘健群也紧随其后，又迅速地撑起了雨伞。这两个人消失后，一个个干事也无声无息地离开了。片刻之后，会议室又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贺衷寒，一个不知道该如何劝慰他的林培琛。

　　/

　　作为“倒贺”会议的亲历者之一，走出会议室后，易德明深感震惊、意外。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对蓝衣社来说，一个特殊的、命运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至于这个时刻是什么，此时的他却不敢多想。

　　几十年后，在台北的一处咖啡馆里，他以一种冷静、超脱的态度总结了此事。他说，“是黄埔毕业生在力行社的争斗所致”。这句话仍然有着“为尊者讳”的古老痕迹，但大体上却是不错的。1934年春天，南京淫雨连绵，贺衷寒也日渐消瘦、无比失意。而在他的孤零身影背后，不仅有一个日渐瘫痪的力行社，还有一个四分五裂之象终于显著的蓝衣社。

　　“西南派”的半独立早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了。在革新江西、威震民国后，依托别动队和西南青年社，康泽早已有了与政训势力、“湖南小团体”分庭抗礼之势。对此，易德明并不意外，但令他深感震惊的，是康泽心态的改变。

　　长久以来，如同那片丰饶而苦寒的土地，康泽始终有着四川人谦卑而执着的形象。是这个形象，结合他的心高气傲、刻苦扎实，使他渐渐贏得了蓝衣社、中华民国的特殊地位。但随着别动队的坐大、个人职位的上升，康泽性情里被压抑已久的另一面，爆发式地表现出来了。

　　此时蒋介石不过48岁，但在八宝街内，“接班人”的话题早已显得时髦。一开始，公认的接班人是贺衷寒，随着贺衷寒的失宠，许多人又猜测起了“螟蛉子”刘健群。与此同时，康泽成为更热门的一个人选。

　　康泽也有志于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但，这个苦寒青年问鼎大位的志向，是以一种极端狂妄、异常草率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有一次，在和易德明交谈时，康泽谈到，蒋介石的能力“与我们差不多”；他的身居高位，有太多的侥幸色彩。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能始终地掌握权力呢？康泽进一步分析说，“……但(蒋）指导人工作的方法，非常高明；蒋氏用人，一件工作上一定要用两个，因不放心也”。换而言之，蒋善于“分而治之”。康泽认为，这是蒋介石唯一比他强的地方，不如自己的，却是“蒋氏的头脑-天到晚都在想事，故时刻‘下条子’。但缺点在下条子后，缺乏继续跟踪的能力”。也就是说,蒋介石反复无常、容易拍脑袋做事。

　　让易德明目瞪口呆的，还不是这些。这样肆无忌惮地评价师长、“领袖”，一厢情愿地为自己的接班做准备，在力行社内虽然罕见，毕竟也不是绝无仅有。但康泽紧接着宣称，他自己有志于“做中国的斯大林”！

　　就是这次谈话后，易德明感到，八宝街已经蜕变了，“沸腾高涨之革命精神……渐次下降，而私人派别关系渐次发生”（邓元忠，《易德明访问》)。

　　私人派别关系渐次发生的，又何止是康泽、“西南派”？也是1933年，在暗流汹涌的日子里，在易德明的视野之外，还有一个小个子的大将军，异常隐秘地、不为人觉察地制造了一个“浙江派”。这个人，就是在八宝街

　　口碑极好、在民间形象无与伦比的胡宗南。

　　如果说，九年以来，“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不过是一句官场流行语的话，那么，在胡宗南部进驻甘肃、他本人积极参与陇东南社会改良后，他就渐渐赢得了社会、民间的关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人物。不久后，在《中国的西北角》系列通讯中，著名记者、年仅26岁的范长江，为他留下了一幅长久流传的人物剪影。

　　这一天，在陇海铁路的尽头，范长江又奔波了几百里地，来到陇东甘谷的一个叫“三十里铺”的小地方。直到黄昏时分，他才拍打着雪花，由卫兵领进了一座破庙。这座破庙，就是胡宗南师部所在地。然后，范长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那个人，就是参与陇东南社会改良的青年将军？

　　依旧是隆冬，甘谷天寒地冻、北风彻骨。破庙门窗不全，北风呼呼地灌了进来，范长江发现，庙里不仅没有生火，眼前的那一个军人，居然只穿一身陈旧的单衣！他的脸上长满了无数冻疮，所有裸露出来的皮肤，都裂出了一道道小口子。在暗淡的光线下，他似乎是个伙夫、列兵。只有他挺立的身姿、沉稳有神的眼睛，那种真正的军人气质，才让人把他和“胡宗南”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胡宗南热情地与范长江握手。对这个天津租界区的文弱书生，他素有好感；他还常年订阅着《大公报》。宾主开始了自由的交谈，第一师官兵的生活、陇东南的社会改良，乃至大西北的风土人情，都在话题之列。天色很快暗淡下来了，这时候，胡宗南招呼范长江一起吃晚饭。

　　已经不再意外的范长江，看者勤务兵送上了两碗糙米饭、两个家常素菜，菜里的油花很少。随即，勒务兵又送上了一份木须肉，胡宗南深感过意不去，他连声道歉。但范长江一下子明白了，那份木须肉还是招待客人的加餐。

　　范长江被深深感动了。这一夜，两人挑灯夜谈，几乎谈了一个通宵。

　　此后几天，范长江深人军营，采访了一个又一个普通士兵。他渐渐勾勒出一个高大、爱兵如子、近乎完美的军人形象：他治军严整、凡事亲历亲为，与士兵同甘共苦；他认识所有的基层军官，能叫出许多普通士兵的名字，并且没有丝毫架子；他往返南京，几过家门而不入，颇有古代名将的遗风……所有这一切，让范长江产生了真实的敬重。两人从此成为朋友。

　　终其一生，胡宗南只肯接受《大公报》的专访，他毕生都极为尊重范长江。

　　那么，范长江能够想象么？对这个清廉、苦寒、近乎自虐的青年将领来说，钱财女色，他或许视如粪土；手握大权、成就千秋万世的功名，却是他一生无法出走的情结。他也是八宝街四分五裂的始作俑者之一。远在1932年8月21日，“浙江派"大将、后来曾出任军统局局长的唐纵，就在日记里写道：“晚上与雨农（戴笠）谈话到一点钟，我对他说，第一期争领导的人太多了，各不相上下，结果力量是不会集中的……雨农反问，第一期又有谁可与胡宗南相比？”

　　或许，**浙江派”的种子，就萌生在这个晚上？无论如何，在两个旧友之间，胡宗南很快选择了戴笠，而放弃了贺衷寒。几十年后，邓文仪谈到，“胡宗南有戴笠的帮助……在力行社内，他未负过任何社务责任，却对社务很关心。二十二年中，任蒋中正侍从秘书时，（邓文仪）曾听到胡氏亲向蒋报告说社内有湖南人小组织。戴笠亦有情报反映此事”……

　　肖作霖也认为，“胡宗南在复兴社组织中没有负实际责任，并且从不轻易与人谈到或提及复兴社这个名称，好像他是并不热衷于任何政治活动似的。其实……他隐然以复兴社组织的幕后人自居，是一个核心中的核心，是一个发纵指示的幕后人物，实际上成为所有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肖作霖，《复兴社述略》）。

　　湖南人、“西南派”、“浙江派”之外，还有刘健群的势力。刘健群及其“布衣团”、政训班嫡系，一向被八宝街视为旁支，但这同样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

　　抵达北平后，“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很快成为华北各军的政训主力；与奉系、西北军的众多将领，刘健群都建立了很好的私交。特别是实力最强的宋哲元，更与刘健群通家往来。所谓“安抚华北”贏得了南京政权的一片赞誉。一些人甚至认为，“因此功劳”，刘健群才得以出任蓝衣社书记长。

　　也是在华北期间，刘健群频繁出入平津高校，“为发展成员，重质不重量”。他发表了一场场演讲，迅速成为华北的青年领袖之一。时为复兴社北大区社书记的李荷后来回忆说，“他在北大文学院大礼堂演讲过好几次，开始听讲人数很少，但愈来愈多，后来拥挤到有人需站在窗沿上听讲”……就这样，在有着几千之众的华北蓝衣社，刘健群占据了半壁江山。更

　　不必说，他的追随者多是民国炙手可热的大学毕业生，是千万蓝衣社党徒中公认的最有文化、最具信仰的知识青年。

　　自然，这个“旁支”不可能染指力行社，也就谈不上制造新的分裂；但，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刘健群出任第三任书记长，为的是杜绝八宝街的党同伐异，他能重新凝聚力行社吗？

　　那些内部都倾轧不已的黄埔生，会听命于这个“外来户”吗？

　　与一年前相比，回到南京的刘健群，似乎变得老练、超脱了。他以一种识趣的、“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去面对纷乱的朝天宮。但这种识趣又未免过了头，几十年后，肖赞育回忆说，“刘氏任书记长时，甚至未告诉干事会他在南京的住处”。

　　康泽也谈到，刘健群任职期间，“不太理会社务……频繁往来于南京、北平之间，以拉拢宋哲元为己任”（《康泽自述》）。

　　这么一来，原本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的力行社，不仅没有改变颓势，恰恰相反，暗流渐渐变成了明流，危机迅速演进为了事件。从刘健群出任书记长的那一天起，朝天宫就处在无人主事、近乎瘫痪的状态。正是这种局面，使蓝衣社与CC系的流血冲突，乃至席卷全国的武斗风潮，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据说，几乎是贺衷寒刚刚离任、总社从八宝街搬人朝天宫几天后，任觉五就去了一趟上海。在那里，在环龙路50号的一间办公室里，他对自己的密友、与自己“焦不离孟”的上海书记叶维，以及白瑜、刘炳藜、肖作霖等文宣学运大将，挑明了一个胆大妄为的计划：对CC系下手。

　　他以浓重的四川口音，不伦不类地说到：“……我们也要吃饭咯。这伙龟儿子，以为自己是秦始皇，圈一个城墙就是自家的地盘了……我们是校长的嫡子，这些杂种不过是私生子。哪怕不是私生子，也是他娘的吃祖宗饭的。南京轮不上他们说话……”

　　“管他什么家、什么党，犯着这里的，就统统要他开路！”

第十四章武斗

　　在蓝衣社的众多首脑中，任觉五是一个不大不小、不文不武、不显眼也不容忽视的人物。他位不上“十三太保”，却先后担任过力行社南京书记、革青会总会书记；他曾就读于东南大学、北洋大学，最后却考人黄埔，成为一名职业军人。新生活运动发起后，他被视为邓文仪的文寊大将，与此同时，他也是康泽“西南派”的重要角色……

　　他以“学运专家”自诩，生性爱热闹、不安分。他蔑视权威且多惹是非，鲁莽而泼辣，胆大又妄为。如果说，过去两年，因为众多魁首、森严纪律的约束，他没有掀起什么波澜的话，那么，自从刘健群出任书记长，一切都不一样了。他如同脱缰野马，决意要为自己找一个对头。

　　那么，这一次，他为什么盯准了CC系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文化学会与CC系的矛盾。还在1933年年底，发起“新生活运动“前夕，蓝衣社与CC系都有了组建“中国文化学会”的打算。蓝衣社先下手为强，12月24日，段希平的《中国日报》、刘炳藜的《前途》月刊、贺衷寒的《扫荡报》……一百多份报刊以铺天盖地的声势，宣告了文化学会的成立；无奈之下，CC系只好将自己的招牌改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事情还没完呢！次年1月15口，肖作霖来到南京，与任觉五共同发起南京分会，《中央日报》报道，“成立时即有一百五十余人报名参加，分会理事七人；任觉五为书记”；几天后，上海分会也宣告诞生，邓文仪后来回忆，“以刘炳藜为书记，十日后会员即达一百七十余人，次月已在七百

　　人以上”……

　　不仅南京、上海。在“新生活运动”象征若国家最高权力归属之际，蓝衣社不遗余力，遍地开花。截至当年5月，中国文化学会已在十二个省区设立了分支机构，“正在筹备中者，尚有四川、甘肃、香港、菲律宾、伦敦、巴黎等分会，豫鄂皖三省边区直属支会与青岛直属支会等九处”(《中央日报》，1933年5月1日）。它的会员总数已达到2098人，其中“直属会员”也就是学界领袖38人，“一般会员"亦即知识分子1294人，而“青年会员”也就是学生领袖，也达到766人之多。它的声势远远超过了CC系的文化建设协会。

　　这么一来，CC系坐不住了。肖作霖后来谈到，“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还为此受了陈立夫的严厉斥责”。在这种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双方你来我往、短兵相接，“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名流学者中展开了争夺战。市长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面都参加了”(肖作霖，《复兴社述略》）……

　　争夺最激烈的，当属暨南大学。它的教授群体中，既包括两名力行社社员，刘炳藜和白瑜，也包括“文化建设协会”的发起人樊仲云。它成为两系的必争之地。_时之间，暨南大学鸡飞狗跳，不仅大多数教授，几百名学生也卷入了纷争……

　　江浙人小巧、重心计，而西南人喜辣子、爱直接，何况是以胆大妄为著称的任觉五？争夺战日趋白热化之际，任觉五渐渐下定决心，“以铁与血的方式，一较高下”。

　　较量从军事化编组开始。肖作霖后来谈到，“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人数较多，势力较大……（任觉五）又是黄埔学生，他将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军事编组”。这一天，以二十余名失业军人为组长，三四百名学生被分成了二十多个小组。他们人手一根棍棒，首先封锁了暨南大学的各处校门。

　　入夜时分，一阵尖锐的呼哨声响了起来，行动开始了。几十年后，一个参与行动的学生回忆说，“……先是包围了学校，许进不许出。然后又分出几组人马，开始在全校范围内搜索CC团学生”（刘成一，《忆复兴社二三事》)。

　　搜索从户外、各条道路开始。一个个横冲直撞的小组，不由分说地将 过路的、在户外活动的学生，全部带到操场上。继而，饭堂、教室、图书馆、办公楼……除了几栋孤零零的宿舍楼，暨南大学几乎被篦梳了一遍。在女学生的尖叫声、无数青年的抗辩声中，千余名学生渐渐被集中起来了。

　　指认、甄别、盘问开始了。与此同时，在任觉五的率领下，百余名学生包围了宿舍楼。

　　对几栋宿舍楼的攻势，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勒令校工们关闭电闸、宿舍楼一片漆黑后，任觉五拿者扩音话筒，对被围困的学生喊话了。那名参与者后来谈到，“CC团学生要下来办理自新，清白学生也要下来办理保证。所谓清白学生，指的是既没有加入CC团，也没有和复兴社发生关系的”（刘成一，《忆复兴社二三事》）……

　　在倒计时的恫吓中，一个个“清白学生”陆续出现了。他们有的心惊胆战，有的强作镇定。在刺眼的手电筒照射、简单的辨认和盘问后，他们也一群群地被押解往操场。在那里，他们必须忍受彻夜的凉风、蚊虫的叮咬和无穷无尽的盘查。他们有的身披毛毯，有的裹着一条被单，但大多数人只穿着一身单衣。接受甄别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尽头，他们艰难地蠕动者……并不是所有的“清白学生”都能过关。在宿舍楼下，一些与CC系同学、同乡形迹密切的青年，也被指认为“党部的人”。他们大多挨打了，有的是一记耳光，有的则是棍棒的痛殴。在头破血流之后，他们又被勒令回到黑暗的、被包围的宿舍里去……

　　在大半夜的鸡飞狗跳后，乱糟糟的校园总算安静下来了。千余名学生的甄别、盘查，渐渐接近尾声了，操场上只剩下三三两两的人。他们无处可去，有的前往教室草草过夜，有的干脆蜷缩进一处角落打盹。大约一百多名“嫌疑分子”则被关押在了饭堂，那是蓝衣社党徒早已准备好的临时监狱。

　　任觉五大感满意。他留下几组人员继续包围、监视，然后，他带着百余名喽啰来到业已惊恐的真如镇大街上。他们一气摆开了十几桌酒席，喧闹声传出几条街之外。这一夜，任觉五似乎年轻了许多，他大声说笑，一桌桌地敬酒，让许多没有见过世面的学生受宠若惊。他喝得酩酊大醉，直到天麻麻亮，才由副官、几个学生搀扶着，前往镇上的一家旅馆，呼呼大睡。对那些被围困的人来说，賊梦，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是罕见的好天气。在旅馆里，直到太阳晒到屁股上了，任觉五 才不紧不慢地起床。他洗漱、刮胡子，并且慢条斯理地吃了一顿早餐；他故作闲暇，直到中午时分，才在一群喽啰的前呼后拥中前往暨南大学。

　　在一夜的纷乱后，暨南大学如同一潭死水了。那些大多数是华侨子弟的学生，已纷纷离开了校园，他们或前往上海市区暂避风险，或干脆去临近市镇投亲靠友。即使轮流守卫的蓝衣社党徒们，也显得疲惫不堪。但任觉五愈发兴商采烈，他一个宿舍楼一个宿舍楼地巡视，不时和党徒们交谈几句。

　　也是这个中午，一场真正的武斗发生了。

　　几十个CC系学生又饿又累，他们无法忍受了。在匆促的组织后，他们或手持棍棒、木凳，或干脆操起刀具和铁器，试图一鼓作气地冲出包围圈。那些蓝衣社学生大惊小怪，他们此起彼伏地叫喊着。但任觉五不惊反笑，他早就期待这场混殴了。

　　在任觉五的指挥下，百余名学生一拥而上。他们按照军事化编组，表现得凶猛、训练有素且心狠手辣。在雨点般的棍棒和拳打脚踢中，顷刻之间，十几个CC系学生倒下去了。但任觉五意犹未尽，他掏出手枪，朝天连射几发。

　　枪声惊得鸟儿簌簌飞起，也吓坏了CC系的学生。在目瞪口呆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身向宿舍楼跑去了。那个灰色的建筑，没有灯光、食物和水，并且谁也不知道会被围困多久，但它能让人暂时地躲避开鲜血、棍棒和手枪　　

　　这一场混殴，CC系学生受伤十余人，侥幸逃脱的不过两三个。即使如此，任觉五依旧大发其火，并为此大动干戈。在他的安排下，当天下午，几百个沙包运送进来了，它们堆积在几个宿舍的出口处，形成了一个个临时“街垒”；他下令搜集砖头、石灰粉和石子，一旦有人突围，“格杀勿论•’……

　　在这种情况下，CC系的学生们又能怎么办呢？缺水断电、没有食物的日子，已经接近一天了；外界的音讯隔绝着，谁也不知道将被围困多久；在一处处临时街垒的后面，是几百名虎视眈眈的蓝衣社学生……除了投降，他们还有什么出路呢？何况，即使投降也不见得那么容易，以那栋曾组织突围的宿舍楼为例.任觉五宣称，“一概不予受降”……

　　投降的不容易，又何止于此？他们按照任觉五的要求，或扯下白床单、或干脆挥舞若一件白衬衫充当“白旗”，成群结队地走下宿舍楼；他们开始 无穷无尽地受折腾，在得到些许食物、一点清水后，他们被要求“办理自新”，也就是和CC系脱离关系；办理自新后，他们又被迫写下一份份自述，为什么加人CC系？介绍人是谁？上级联络人是谁？参与过什么活动？……据说，在没完没了的交代完成后，任觉五这么不伦不类地告诉他们：“日后给我记着，这天下，是姓黄的，就是黄埔的。就是我们这起子人！……再不要跟党部的那帮骗子跑了，更别跟着那帮师爷跑！……”

　　所谓“师爷”，指的是蓝衣社极为轻蔑、以杨永泰为首的政学系。几十年后，肖作霖谈到，“复兴社实际上就是黄埔系。黄埔系一货自命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以嫡子的身份自居……他们把政学系当作‘师爷’或‘管家’之流看待，认为不过是雇佣性质的一伙人，算不得什么。有些人在背后就称杨永泰为杨师爷，称张群为张总管……”

　　但，也不见得总是这么强悍。这一天，在公然侮辱过国民党领袖、那些政府首脑后，任觉五表现出了色厉内荏的一面。他拒绝接听上海CC系首脑吴醒亚、潘公展的电话。肖作霖后来谈到，“(任觉五）公然在学校按照作战部署进行战斗行动，使得CC团分子抵挡不住，甚至被包围封锁得无法出校。吴醒亚和潘公展急得没办法，只好找复兴社的负责人直接谈判……他又故意避不见面”（肖作霖，《复兴社述略》）。

　　/

　　武斗闹剧像瘟疫一般传播开去了。暨南大学发生武斗几天后，在遥远的河南，上千名蓝衣社分子闯进了各地学堂；在几万名学生的配合下，他们横扫了成千上万所学校。肖作霖后来谈到，“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CC团在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

　　何止是“一样”？在河南，这种武斗风潮从春天蔓延到了初秋，甚至席卷进了许多县份、众多小学。而这是一场实力太过悬殊的较量。

　　经过几任书记的苦心经背，两三年时间，蓝衣社已控制了河南的大半壁江山。以军事方面为例，“绥靖公署各处处长，保安处以下各保安团长”,清一色的是蓝衣社党徒；以地方政府为例，包括洛阳专员王泽民在内，“各 地区专员、各县县长的半数以上，以及三分之二以上的乡镇长……均是复兴社社员”。教育系统更不必说了，“复兴社在教育厅的小组数量最多……全省的中小学校长也几乎半数都是复兴社社员”。

　　不仅军人政客、官吏士绅。在河南，蓝衣社还拥有三四万名党徒、近十万“忠义救国会”成员。它的势力延伸进了每一所学堂、每一个集镇。与这样的声势相比，CC系只有百余个空空洞洞的党部招牌。所谓争夺，是几万人马对百十号人的以石击卵。

　　在街道上，一部部军车呼啸而过；一群群穿着便衣、但携带枪支的青年，大摇大摆地闯进学堂。短短十几天时间，蓝衣社摧毁了几近全部的CC系高校组织，并砸掉了几十个县党部招牌。不费吹灰之力地，CC系在河南的势力丧失殆尽了……

　　那么，这种冲突是因何产生的呢？与上海、东南省份不同，在河南，蓝衣社不存在与CC系“争人夺地盘”的问题。它的势力如此惊人，不仅各级官僚趋之若鹜，乃至乡村土豪、集镇劣绅，也以自己身为“忠义救国会”成员自豪。它又何必跟CC系过不去呢？

　　一个河南大学学生后来谈到，“（蓝衣社）说是针对CC系，又不仅是针对CC系。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本来是个秘密组织，之所以耀武扬威，是为了公开自己的势力，显示对河南的控制”。与此同时，另一个亲历者却认为，他们纯粹为动乱而动乱，“复兴社是拿棒喝团、褐裳党做榜样的。他们很眼热那种社会动乱、天下大乱的场面。他们有意效仿什么‘进军罗马’，什么‘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他们是为乱而乱，使整个河南陷入了政治动乱”（张清和，《复兴社在河南》）……

　　无论如何，效仿黑衫党、冲锋队的痕迹，的确无处不在。这一年5月，在开封的一条大街上，这种效仿达到了顶峰：在浓郁的春光里，面对CC系控制下的“河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一小群满面伤疤的失业军人用沙包堆起了简易街垒。他们手持燃烧瓶、手枪或棍棒，公开扬言，倘若太阳下山前不交出这个地方，“将用武力说话”……

　　果然交出来了。

　　河南之后，是湖北、安徽、浙江和苏北……先后卷入倾轧、“武斗"的，大约有十个省份。除了陈果夫担任主席的江苏省外，在大多数地方，

　　蓝衣社处处占尽了上风。小半个中国都在纷乱、动获中。

　　与河南的情况一样，几十年来，众多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这场小规模的社会动乱，究竟是因何引发的呢？它仅仅是法西斯做派的延伸吗？它是新生活运动带来的吗？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中国表情和心态呢？……对此，时任蓝衣社书记长的刘健群一言以概之，“任何斗争都不是因为政策分歧而来，都是在争夺饭碗”（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亳无疑问，蓝衣社与CC系的冲突，有着明显的“争夺饭碗”的痕迹。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或法定、或约定俗成地，青年、宣传连同党务，被视为CC系的势力范围；但蓝衣社崛起后，它也以青年运动为主，这么一来，矛盾就不可避免了。远在1932年6月，面对蓝衣社党徒的公然抨击、大发厥词，陈立夫就致函行政院、军委会，“近查关于党政军纠纷案件，每有仅据片面事实，发布新闻、诋毁党部者，恐妨中央威信，希饬所属注意"(《申报》,1932年6月24日）……

　　新生活运动发起后，这种冲突又扩展到文化、宣传领域，并且愈演愈烈。无论上海文化界的争夺战，还是“中国文化学会”与“文化建设协会”的对峙，均是明证。何况，双方的种种主张，貌似只有细微差别，实际上却截然相反：蓝衣社强调社会的军事化、独裁化，有着鲜明的法西斯主义色彩；CC系的众多说法，无非是党天下、“三民主义”的老调重弹，顶多添上些儒学、“本位文化”的古老痕迹……

　　不仅如此。在“争夺饭碗”之外，双方的冲突，还有着更重大的动机、更深远的背景。

　　那就是这个古老国家的何去何从。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不是任由儒学、法西斯主义、日本和基督教元素各行其道吗？他不是希望在不触及现实权力格局的情况下，能自发地生成某种中国秩序吗？这种秩序，要么是中国化的法西斯主义，要么是改良后的，兼采儒学、法西斯和基督教元素的“新三民主义”，除此之外，別无可能。这么一来，无论蓝衣社还是CC系，当然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希望自己的主张，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声音，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势力。他们在争夺的，事实上是这个分崩离析、乱象丛生的古老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这么一来，挑起武斗，也就成为蓝衣社的必然选择。

　　这就不能不谈到蓝衣社的先天局限。尽管躯体庞大、权势熏天，它还 是一个潜伏的、边缘化的势力。它的秘密性质，它的名不正言不顺，它在种种公开机关，无论军队、政府还是党部的较低地位，连同“三民主义"依旧是主流话语的无奈现实，都决定了这一点。只有挑起武斗，它不仅稳操胜券，还可以迅速扩大影响、征服民众，并夹带私售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货色。何况，他们也有心效仿冲锋队的街头斗殴、黑衫党的“进军罗马”；又何况，对CC系、政学系，他们有者一种既轻蔑又妒忌的微妙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武斗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但，覆盖着纷乱、派系林立民国的，毕竟是蒋介石的庞大身影。这个擅长分而治之、自欺欺人的大政客，这个满口“精诚团结”字眼的浙江乡下祠堂族长，热衷于让各个派系相互倾轧、彼此攻忤，但无疑不再欢短兵相接、动武斗殴。正因此，这一年5月，武斗开始三天后，在它的始作俑地上海，它就被引导上民国特有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轨道。

　　武斗开始三天后，以上海市长吴铁城为调停人，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进行着。谈判的双方，分别是蓝衣社的任觉五、刘炳藜和肖作霖，以及CC系的吴醒亚与潘公展。他们分别是上校、文人与基层军官，以及老牌党阀、上海社会局长和教育名家、上海教育厅长。他们大致浓缩了两大派系的基本面貌。这一天，在双方的唇枪舌剑之后，不仅有妥协，还有鲜血。

　　谈判从CC系的三个质问开始。第一个，当然是当务之急的暨南大学的“善后”。

　　几十名CC系学生还被围困在宿舍楼里。两天里他们粒米未进、滴水不沾，几个在混殴中受伤流血的学生，更要么虚脱、要么昏迷了。潘公展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坐下来，他就质问任觉五，他“究竟要怎样”？“是不是要出人命才肯罢休”？

　　吴铁城在座，任觉五多少有些心头发虚，他闭口不答。紧接着，吴醒亚沉稳地开始了第二个质问：怎样保证不再有这样的冲突？换而言之，蓝衣社与CC系的“势力范围”究竟该怎么划分？

　　这个质问绵里藏针。是时，陈立夫仍兼任教育部长，而蓝衣社、革命同志会不过是一个秘密的“民间团体”，难道这个“团体”能替代合法政府的一个官厅行使职权吗？这次武斗事件、对暨南大学的悍然接管，难道不是非法的吗？再有这样的接管，岂不是人人自危？

　　显然，吴醒亚的这个质问，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激发身为上海市长的吴铁城的同感。对这个问话，任觉五再度拒绝回答。

　　第三个质问更为尖锐。吴醒亚转头质询吴铁城，任觉五能不能代表蓝衣社？刘炳藜和肖作霖能不能代表文化学会？如果不能，在暨南大学的闹事，有没有得到刘健群、邓文仪的许可？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该让刘健群和邓文仪来一趟上海？

　　这个质问，表现了一个老牌党阀娴熟的攻心术：他居高临下，对任觉五的身份地位暗含轻蔑；他不仅表达了任觉五行动的非法，并暗示它也触犯了蓝衣社的森严纪律，其威胁意味非常明显。

　　吴醒亚的目的，显然是击垮任觉五的心理防线。但任觉五不惊反笑：亳无疑问，吴醒亚太不了解朝天宫的近况，太不了解蓝衣社四分五裂的局面了；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个年头谁怕谁？何况，胳膊肘总是向里拐，在对付CC系上，蓝衣社什么时候动用过家法纪律？

　　为此，他没有拖泥带水，对这三个质问都进行了态度强硬的表态。这番表态振振有词，充满了信口开河、胡搅蛮缠的无赖色彩。发生在暨南大学的事件，是由CC系学生引发的，曲在对方。是CC系学生先动手打伤了复兴社学生，他们才基于“同志友爱”，包围宿舍楼、寻找打人凶手并要求赔偿“而已”！

　　怎么保证不再发生类似冲突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所以，这是要CC系先保证的。CC系如果肯保证，那么，他也可以担保自己绝不会动CC系学生一根寒毛。而在暨南大学，他不过说了几句话，也根本没有动手。

　　至于蓝衣社、同志会能不能替代教育部行使职权，任觉五嗤之以鼻。他说，无论同志会还是文化学会，都不想替代教育部，也没有行使什么职权。但反过来，“文化建设协会”就代表教育部吗？它就不是一个“民间团体"吗？触犯这个协会就是触犯教育部吗？这个问题，真是“无稽之谈”！最后，对第三个质问，任觉五语气傲慢地宣称：这个事件是“自发行为”，不需要惊动刘健群、邓文仪这两位“同志”。他们或许不能代表蓝衣社、文化学会，但“代表自己总可以吧”？反过来，吴醒亚、潘公展能代表CC系吗？“不见得啊，不太见得”，据他所知，能代表CC系的似乎还只有陈氏兄弟。

　　这个十年来掺和了无数次学运的活动家，此时真是口若悬河。他唾沫 横飞，滔滔不绝，说的都是歪理，但这些歪理确实一时都难以辩驳。吴醒亚、潘公展气得几乎七窍冒烟。

　　这时候，始终冷眼旁观的吴铁城，打断了任觉五的长篇讲话。他口气淡然地说了一句：“这是在我上海的地界上……觉五，你的人先撤出暨南学堂。”

　　比起吴醒亚咄咄逼人的质问，这个不温不火的表态，却让任觉五骄气尽失。显然，作为民国元老、黄埔前辈，原打算做不偏不倚调停人的吴铁城,被任觉五的狂妄激怒了。倘若不答应撤出、息事宁人的话，吴铁城会出动上海警备部队或上海警察吗？几十个失业军人、几百名学生，欺负CC系学生是绰绰有余了，但这些乌合之众，是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军警的对手吗？局面登时逆转。在故作沉吟后，任觉五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大度地表示，既然吴铁城开口了，“晚辈还能不照办”？许多争议由来已久，可以从容谈判，他这就打电话通知真如镇方面撤围、放人……

　　电话打出去了。潘公展烟熏火燎，赶忙知会CC系人员出动医生、送去食品。他并且亲自前往暨南大学，慰问伤员并安抚受惊吓的教授、学生。谈判告一段落了，当天中午，吴铁城做东宴请任觉五以及吴醒亚，虽然一方心怀鬼胎，一方依旧气愤难平，但场面好歹张罗过去了。

　　当天中午，从饭店出来后，喝了一肚子白酒的任觉五，终于把戴了小半天的面具抹掉了。当者刘炳藜、肖作霖的面，他喃喃咒骂、一肚子牢骚。他们又来到暨南大学，在百余名CC系学生充满敌意的目光中，二十几个失业军人偃旗息鼓，灰溜溜地踏上了返回南京的火车。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上海？……他龟儿子，在上海的地界上招呼不起你们。南京呢？南京能不能？”

　　/

　　回到南京当夜，在蜀陕饭店里，二十几个大汉又灌了一通老酒。这顿酒喝得可谓沉闷之极，两桌人都如同霜打的茄子，提不起丝毫精神。酒酣脸热处，任觉五一掼酒杯，招呼其他人继续喝酒，自已却带了六七个人，

　　分坐两部车出去了。

　　汽车驶往复成桥中央政治学校。对这所著名学府、中国近代党团的象征，任觉五有着近乎刻骨铭心的怨恨。在这里，他首次遭遇了来自CC系的挫败。

　　还在1932年初夏,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首期235名学员毕业前夕，革青会即已在这里设立了第一个分会。滕杰后来谈到，“以叶简修为队长，该年政大有一百多位参加了革青会。也因此功劳，叶被派往广东工作”。而在叶简修离任后，任觉五即以总会书记的身份，兼任了该分会书记。

　　作为革青会的开山之作，任觉五异常重视这个分会。但，几乎是叶简修刚刚离任，CC系就觉察了蓝衣社的活动。卧榭之侧，不容他人酣睡，何况这是CC系的心腹之地？他们很快调来了一个中统特工小组，在该校明察暗访；几天之后，百余名学生一一水落石出了。当年夏秋，他们有的被除名，有的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当差，还有一些人告职无门，长年累月地坐起了冷板凳。

　　这一手震慑了众多学生。从此以后，政治学校变得针插不下，水泼不进，再也没有蓝衣社活动的余地了。革青会的第一个分会，就这样无形地解体了。为此，贺衷寒厉声训斥了任觉五，“使团体遭遇成立以来未有之失败”……

　　又何止于此？这一年秋冬，众多失业学生涌进任觉五的办公室，纷纷要求安置。任觉五有苦难言、焦头烂额：南京失业军官尚且成堆，他又哪里安置得了这些“私生子”？他只好不断推诿，最后闭门不见……

　　可怜的那些失业学生！他们大多是小弄巷里的出色子弟，靠着父母的辛劳、自己的勤奋，好不容易才在这所象征着前程、权力的学堂，取得了一席之地。寒暑假回家时，他们面对者乡亲邻居的啧啧赞叹，乃至自己父母对将要为官作宰”子弟的小心翼翼。他们也以为自己能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但被CC系视为叛徒后，他们面对的却是走投无路的南京。

　　在这种情况下，当CC系又略略打开自己的门缝、让他们戴罪立功时，几十人无不奔走相告。他们又回到了CC系的阵营。而经过这么一个来回，他们对蓝衣社、任觉五愈发敌视起来……

　　新仇旧恨，使任觉五显得满腔怨毒。这个晚上，他命令他的六七个人潜入学校，"抓几个叛徒回去”。

　　“三党员命案”就这么发生了。

　　所谓“三党员命案”，指的是三名蹊跷死去的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大约6月初，政校即已觉察三名学生的失踪；几天后，在一处废弃了的郊外仓库里，有人发现了三具已经发臭的尸体。消息传出后，大批警察、记者与CC系成员蜂拥赶来。

　　到处是暗黑色的血迹，无数绿头苍蝇嗡嗡飞舞者。在杂草丛生的角落，一个学生死不瞑目，几只肥白的蛆虫在他的鼻孔间爬进爬出。另外两名学生更加惨不忍睹，他们的身体与四肢到处是淤青的肿块，满头满脸都是黑血。敁而易见，对他们的暴打进行了很长时间。《申报》以悲天悯人的口吻报道说：“致命伤一为棒杀，一为砖击，另一则是枪械所致，为通透伤……呜呼！以豆蔻青春之年华，前程无量之学子，安可蒙此奇冤？死者高堂，昏厥三次，死者姐妹，环顾而泣……”

　　也是这一天，舆论界普遍认为，该案是“派系仇杀"。

　　疑点很快集中在了任觉五身上。几天后，首都警察厅公布了第一个消息，凶手用枪是军用枪械，“该枪弹近年方装备少数部队，无流失之虞……且凶犯下手干净利落，应为职业军人”；紧接若，几名原革青会会员、政治学校的学生也向CC系密报，他们认识那几个抓走同学、不明身份的人。最后，一名首都警察厅侦探终于来到了蜀陕饭店，从几个伙计的嘴巴里，他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案发当夜，任觉五等人曾离开几小时之久……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渐渐浮现出来了。与此同时，《金陵日报》、《申报》、《新闻报》乃至《中央日报》……京沪主要报纸，无不连篇累牍地刊登“三党员命案”的消息。它激发了各界对该案的持续关注。一时之间，“三党员命案”成为街头、市井耳熟能详的词汇，共至年老的黄包车夫、采买蔬菜的小脚老太，也能插嘴说上几句。在沸沸扬扬的與论声潮中，即使贩夫走卒也无不认为，该案系“蓝衣社”所为。

　　那么，这是一起篱意的绑架和谋杀呢，还是任觉五一时心血来潮的手笔？或者，任觉五只不过想暴揍他们一顿，但因为失手打死了一个人，才决定集体处死以杀人灭口？那一夜，在那个废弃的仓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临死之前，那些学生是否发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惨叫？……所有这一切，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物的死去，永远地湮没了。按照几个饭 店伙计的口供，在轻易地弄死三名学生后，那些暴徒又集体地回到蜀陕饭店，那里酒宴未罢，甚至因为他们的回来，场面更热闹了一些。任觉五依旧谈笑风生、满口粗话，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几个打手虽然心神不宁，但也强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舆论、侦査之后，轮到了权力、平衡。

　　在渐渐成为嫌犯的日子里，任觉五不慌不忙、似乎胸有成竹。对前来调查取证、态度日渐强硬的警察，他毫不客气，总是三言两语地打发走。众多侦探、几名中统便衣，日夜不停地游荡在朝天宮附近，唯恐任觉五潜逃外地，但他依旧吃喝玩乐，日出而起、日落而息，没有丝毫潜逃的迹象。

　　CC系频频敦促首都警察厅下令抓人，但厅长王固磐装聋作哑。他是滕杰抓赌的产物，在吴思豫被迫辞职后，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这个黄埔学生、力行社社员，戴笠亦兄亦友的人物，当起了南京的执金吾。几名老侦探忙乱了大半个月，但他始终不冷不热地表示，证据依旧不足，“应补充侦查”……

　　这一天，陈氏兄弟坐不住了。他们来到蒋介石的官邸，要求抓捕任觉五。蒋介石倒也痛快，他一口答应了。但稀奇古怪的是，出面抓捕的，不是首都警察厅，更不是CC系、中统势力，而是蓝衣社的监察干事会。几十年后，一名当事人回忆说，“官司打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见死了人，便将任觉五予以处分”（徐咏平，《陈果夫传》）……

　　那么，这个处分是什么呢？白瑜后来谈到，“任觉五因此被囚在明瓦廊半年多”。

　　这个处分够重的了。所谓“明瓦廊”，指的是八宝街所在的明瓦廊大街,它经常被蓝衣社党徒用来代指总社。蓝衣社的办公地，不是已搬迁到朝天宫了吗？那个废弃的大园子，也就成了再合适不过的蓝衣社私刑的执行地。据说，被关进那个废弃园子后，任觉五不仅好吃好喝、逍遥自在，他并且出示了三份表格，对刘健群大肆咆哮。他反复强调，他是在执行“团体的纪律”。

　　那三份表格，是三个学生加人单青会的申请表。按照蓝衣社“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这三个人撩自脱离团体，不是罪有应得吗？谁又能说，任觉五处死他们，不是在执行团体纪汴呢？这个说辞不仅让刘健群 无言以对，也使蒋介石大为心动。据说，几天后，这三份表格出现在了蒋介石的案头，在略略沉吟后，蒋介石这么了结了这桩滔天大案：“再关一阵子，磨掉他的野性子再说……”

　　就这样，毛发无伤地，这一小群凶手保住了性命。几个月后，任觉五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朝天宫了；但他的同僚、社友，比他考虑得还要周到。CC系不是虎视眈眈吗？死者家属不是不断闹事吗？那就换一个地方好了。在康泽的保荐下，很快地，任觉五跟随别动队一部，回到他的四川老家了。这里天高皇帝远，又何况，他的身份是显赫的蓝衣社四川书记、四川教育厅厅长。他从“学运专家”摇身变成教育界高官了。　　

　　他从此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十几年后，他和大群蓝衣社同僚慌乱地赶赴昆明，搭乘飞往台湾的班机；但无论是曾扩情、后来不断撰写回忆文章的沈醉，还是小说《红岩》中徐鹏飞的原型徐远举，都没有走得成，只有他偏偏坐上了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后，对这个泼辣的顽童、命大的福将，蒋介石居然放心得很，给了他台湾省党部主委的职位。这个职位，偏偏又是被清洗的、迅速边缘化的CC系让出来的。在和CC系的较量中，他又贏了一把，并且从此赌场打烊、陈氏兄弟再没有翮本的机会了。

　　就这么过呀过，一直过了几十年。几十年后，在蒋介石兼任主任的“中央革命实践研究院”，任觉五以副主任的身份退休了。退休后，他设立了一个“任觉五教育基金会"，年年都给学生颁发奖金。这时候，他已经是教育界名流、慈善长者了……

　　这就是历史。

　　梅雨季节结束了，宁沪地区艳阳高照。但，蓝衣社却没有任觉五这样的好运气。这时候，笼罩着朝天宫的霉雨，不仅漫天飞扬，更开始夹杂若民国的冰雹、风霜。

　　伴随着盛夏的到来，已经四分五裂、离心离德的蓝衣社，再次遭遇了—个重大危机。如果说，武斗闹剧、“三党员命案”，只是使宁沪民众见识了蓝衣社的诡异面目、使它声名狼葙的话，那么，这一次，它面对的是组社以来最重大的深痛巨创。不仅声名，而且人事；不仅人事，而且组织。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昌大火案”。

第十五章南昌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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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南昌大火案”，发生在1934年6月。这一夜，在南昌机场的一片陈旧营房里，一股黑烟冒了出来。黑烟越来越大，隐约间，可以看见吞吐的火苗了^发觉起火后，一名卫兵当即朝天鸣枪，枪声惊醒了几百名空军地勤人员。他们来不及穿上军装，纷纷跑出去救火。

　　但已经来不及了。火势迅速蔓延，很快烧到了油库、弹药库附近。伴随着一阵又一阵沉闷的爆炸声，连片的营房、停放在机场上的几架飞机连同众多的仓库，很快被火光吞没了。这一夜，远在十里之外的南昌市区，许多市民也看到了冲天的火势。

　　直到凌晨时分，火光才渐渐暗淡下来，南昌机场处处灰烬。在几架飞机的残骸边，一群军人孤零零地站立者。在焦垣残壁、明灭着暗火的木炭黑烟间，一群群记者忙者拍照、采访。众多主要传媒的记者，如中央社、《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团团围住了现场的最高官员、原航空署署长徐培根。

　　此时，徐培根已接到调令二十几天，但新署长尚未上任，南昌机场仍由他负责。面对记者的种种提问，徐培根满眼血丝、一言不发，眼里不断地溢出泪花。在卫兵的帮助下，他走出人群，而后头也不回地向远处走去。

　　或许，正是沉默的态度，以及刚刚离任的傲妙身份，使徐培根后来成为众矢之的？儿个小时后，全国各大早报纷纷刊登了南昌大火的消息；当天晚上，从《申报》，《新闻报》到《大公报》,众多独立报纸也发表了评论。它迅速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事件了。

　　是千万华侨的血汗、无数市民的积蓄，乃至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零花 钱，支撑起了草创的中国空军。空军是中华民国的希望，由三万民丁.历时九月、艰难建成的南昌机场，更曾使举国欢腾。它牵连者无数的人心。这样的重重背景，使机场大火，震动全国。当天，千百封电报拍发南昌、南京，或表达悲痛之情、或要求追究事件责任；次日，南洋、欧洲乃至美国的众多华人报纸，也以呼天抢地的笔调，报道了这个事件。

　　大火也使蒋介石异常惊诧、“悲痛英名”。这一天，他命令侍从秘书、调查课课长邓文仪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密查组，查清起火原因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与记者们一样，密查组要调查的，首先是在机场过夜、并指挥救火的现场最高官员，力行社社员、原中华民国航空署署长徐培根。

　　邓文仪带者密查组整整奔忙了大半个月。对上千名军人、民工一一质询后，几个消防专家也来到现场，进行火源勘察。他们找到了大火的发端处：一处修建于1902年的旧式营房。徐培根后来谈到，“（营房）为木制，系副署长陈庆之要求改为航空队用。因房子已旧，需重修地板，在屋内堆有刨下来的木皮，火灾即是由吸烟引发刨花起火所致”（邓元忠，《徐培拫访问》)……

　　然后，是责任人的追查。

　　这个责任人，被认定为一名执勤士兵。按照规定，在机场执勤时不准吸烟；在烟瘾大作的情况下，这名士兵躲进了那处营房，无意中酿成了这把震惊全国的大火。邓文仪由此得出结论，该案系“过失事故”。

　　这时候，伴随者舆论的持续升温，各种民间谣传层出不穷，邓文仪感到了极大压力。为此，他迅速整理《密报纪要》，并提出三条处理意见：公审、枪毙肇事士兵并追究其官长责任；向海内外公布调查结果，邀请民众代表前来南昌听审，‘‘以正视听"；最后，是迅速调拨专项资金、修复机场，以平息民间的普遍声浪……

　　1934年夏天，庐山静谧而凉爽3在庐山的山麓上，蒋介石表情淡泊、声色不动。他是在俯视层层推进的铁丝网呢，还是俯视即将匍甸在他脚下的亿兆苍生？谁也说不清。距离黄埔初创，此时刚好十年，那时候，广州那样激越、沉闷，他还不过是一名因缘际会、无足轻重的军校校长。十年以后，太阳还是那个太阳，他却成了这片天地间的第一强人。

　　他努力地掩饰自己的志满意得。在1932年年初复出后，短短两年多时 间，他组织蓝衣社，敉平大别山、洪湖和瑞金，执行“第二期革命”并发起新生活运动；他渐渐地接近自己事业的峰顶。他对此并不满意，他还要复兴民族、雪洗百年耻辱，并通过新生活运动，成为一个“换了人间”的伟大人物。他要缔造的，是一个新中国……

　　对这样的志向来说，一个小小的机场，又算得了什么？反正，中国有无穷无尽的民夫、劳力；反正，烧掉了可以重建……

　　为此，在邓文仪的《密报纪要》上，他这么批示：如此结案，甚好。

　　然而，一个神秘的告发者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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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报纪要》抵达蒋介石案头的第二天，南昌一家小报即全文刊登了这份文件，并附发长篇评论。这个评论尖刻指出：南昌机场火势之大，罪魁祸首岂是一个烟头？民国官场黑幕之深，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士兵？

　　该评论一口咬定，要被枪决的那个士兵，连同众多被撤职的军官，都不过是替死鬼。南昌大火，源于人为纵火，“纵火意在消弭贪污罪证。该员地位甚高，且和调查主官勾结甚深。官官相护，不仅贪污前案，即此滔天巨案亦将石沉大海……”

　　当天，这份小报一印再印，一时洛阳纸贵。它引发了南昌的全城哗然，乃至全国性的舆论哗然。此后几天，从京沪、武汉、广州到香港、南洋、欧美，众多报刊纷纷转载此文，一些大报还发行了“号外”。许多“号外”甚至不像南昌小报那样还略有躲闪，它们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徐培根、邓文仪，宣称徐培根是纵火罪魁、邓文仪乃包庇祸首。

　　在沸沸扬扬的声潮中，百万华侨、亿兆民众无不义愤填膺。在一个个城市的街头，他们口诛笔伐，要求重新派员、调查机场大火案。一些民众团体甚至公开宣言，倘若不枪毙徐培根、邓文仪，他们将抵制航空爱国券的发行……

　　也是在这股舆论声浪中，一些流传朝野、此后几十年仍广为人知的说法，迅速地不胫而走了。

　　这些说法或荒诞不经、或信誓旦旦。其中流传极广的一个传闻是，这是一起极端恶劣的人为纵火案，和许多高官一样，纵火主谋徐培根不仅领者一份高薪、有着大笔灰色收人和受贿所得，他还很深地介入了证券、期货等投机领域。这一年，在期货市场，徐培根一再失算，先后亏损了两三百万元。

　　两三百万元！这几乎是一个城市全年的财政收入了。这么多钱，徐培根是从哪里来的？毫无疑问，是贪污、是挪用购买飞机的公款！及至这一年初夏，一纸调令来了，他不再担任航空署署长了，倘若不销毁各种收支账目的话，贪污挪用必定案发。为此，在新任署长到来之前，他指使亲信，在几处营房泼上汽油，制造了这把骇人听闻的大火。

　　事情还没完呢！在邓文仪、密查组介入后，他们很快发现了大量纵火证据。在这种情况下，邓文仪密令特工，随时逮捕徐培根；但这一天徐培根不请自来，他先是拿出了八万元钱，又掏出一支手枪。他说，机场是他放火烧的，他已经赔进去全部身家了，不打算再活了；邓文仪要么接受他全部的八万元钱，替他遮掩过去，要么他就一枪打死邓文仪，然后和邓文仪同归于尽。在这个流氓手段面前，邓文仪吓坏了，再说他对那笔巨款也不是无动于衷，于是替他遮掩了下来……

　　这个说法，有着很深的民间演义的痕迹。它的始终流传，与民间、社会对官场贪污腐败的普遍心态有关，那就是“宁可信其有、不思信其无”。与此同时，另一个说法不仅迅速传播于江西、宁沪各地，此后几十年，它甚至进入了许多严谨的历史传记著作。

　　那就是“回扣说”。这个说法也谈到，大火是徐培根纵火引发的，目的也是消弭贪腐证据。不过，徐培根的腐败，并非贪污、挪用，而是向美国公司购买飞机时收取的回扣。他原本只想烧掉那片旧背房、销毁账本所在的会计室，但没想到火势不由人，一经燃起，它很快席卷整个机场，最终酿成了这把大火……

　　收取回扣，会在账目上留下什么证据？南京官场贪污成风，许多“铁案”经过游说、说情，最终都不了了之，徐培根又何必以这么极端的方式去销毁证据？这是“回扣说”的两大疑点。问题在于，此时舆论已失去控制，在一种极端愤怒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略略冷静地考究这些疑点。

　　问题更在于，那个神秘的“告发者”，已经将这些说法汇报给了蒋介石。在蒋介石无比恼怒的情况下，他或就事论事，或借題发挥，提出了几条处置意见：枪毙徐培根；追查邓文仪；由CC系的中统势力重新调査此案。在此之外，则是取缔邓文仪兼任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学会”。

　　对自己领导下的政府、官场，蒋介石也丝毫不信任。与任何一个浙江乡下人一样，对贪污腐败，他也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他先入为主，认定徐培根先是收取回扣、继而纵火灭迹，这才有了这桩让中华民国颜面尽失的事件。这一天，在那个告发者小动唇舌之后，他当即下达手令，决定将徐培根连同“肇事士兵”、“责任官长”统统枪毙。

　　枪毙手令却被另一个人劝阻住了。

　　与那个“告发者"一样，这个“劝阻者”是对蒋介石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他老谋深算地谈到，无论南昌大火是否人为纵火，都要将它定案为过失事件；此时枪毙徐培根的话，贪污腐败、人为纵火即成铁案，它必将影响南京政权的形象。它不仅容易被政敌利用，也会干扰华侨的捐赠、航空爱国券的发行。他为此谈到，可先软禁徐培根，以观态势，如有需要再杀不迟。

　　如果说，这个劝阻者多少算是徐培根救命恩人的话，那么，对邓文仪，他比那个告发者更不客气。他提议撤销邓文仪的一切职务，这个撤销，依据不仅是邓文仪举措失当、将《密报纪要》泄露出去，从而引发了民众对空军建设的信任危机；依据还在于他同时呈上来的一份《邓文仪十大罪状》。该“十大罪状”，包括贪污、营私、结党、包庇等。无论哪一条罪状坐实，都可以处死邓文仪，撤销职务已是额外宽大的“法外施恩”了……

　　那么，对“文化学会”、以及由CC系的中统势力复查此案，他又是怎么看的呢？

　　他谈到，那个“告发者"言之成理。几个月来，因为“文化学会”与“文化建设协会”的冲突，蓝衣社在宁沪、河南各地不断滋事，不仅开官场前所未有之恶劣霸道风气，更使普通民众对“新生活运动”的热情一落千丈。新生活运动是国内头等政治要务，岂能因一粒老鼠屎而坏了这锅大粥？

　　但他反对由CC系、中统势力复査此案。在这个问题上，他立场公允、态度不偏不倚。他说，当务之急，是立即派遗干员前往美国，察访飞机制 造商，查清徐培根是否收取回扣，“以正视听、挽回影响”；为防止有人因一己私愤，对蓝衣社落井下石而不惜扩大事态，使案件越描越黑，这个“干员"不能是CC系、中统人物……

　　在他的建议下，这个“干员"人选，选择了戴笠。

　　这一天，在那个“告发者”以及“劝阻者"纷纷拨弄过三寸不烂之舌后，蒋介石折衷平衡，做出了四个决定。那就是软禁徐培根、罢免邓文仪、取缔“文化学会"并委派戴笠复查此案。命令下达后，一夜之间，邓文仪成为南京街头的又一个闲人。在贺衷寒失宠之后，后来被称为蓝衣社“四大台柱”的两个湖南人，都渐渐地边缘化了。蓝衣社的“湖南帮”势力，几近全军尽墨了。

　　命令下达后，蓝衣社还丟掉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公开机关。此后一两个月，几十个分支机构、多达几千名的“中国文化学会”会员，纷纷作鸟兽散。他们有的回到书斋，有的从此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还有的则转身加入了CC系控制下的、他们曾与之为敌的“文化建设协会”……

　　蓝衣社损兵折将之际，“南昌大火案”的舆论风潮继续飙升。但，在纷乱杂碎的无数声音中，又一个重大疑点被大多数忽略了：那份标明了“绝密”字样的《密报纪要》，是怎么落到那份南昌小报手上的？

　　难道它真如那个“劝阻者”所说的，是因为邓文仪“举措失当”吗？对这么一份文件，已执掌一个庞大特工网将近四年的邓文仪，会犯什么一时疏忽的错误吗？最后，那个神秘的“告发者”，以及更加神秘的“劝阻者”，又分别是什么人呢？……

　　几十年来，沸沸扬扬、导致了蓝衣社重大挫败的“南昌大火案”，其真相始终隐藏在历史的深沉黑幕之下，让人无法瞥见它的根本。事实上，大火就如邓文仪所汇报的，由那个士兵的过失引发；它的无风起浪、一波三折，则完全是人为的结果o

　　事实上，这是CC系、政学系的主要官僚，极其高明地利用“无官不贪”、先人为主的社会普遍心态，既有默契又相互防范，试图一举摧毁蓝衣社的倾轧杰作。在中华民国的历史里，几乎没有另外一个倾轧案例，可以和它相提并论。那个神秘的“告发者”，也就是将《密报纪要》泄露给舆论界的人。很久以后，随着大批蒋介石密档的公开，人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陈立夫。

　　在陈立夫浮出水面后，“南昌大火案”也就浮现了一角真相。毫无疑问，作为蒋介石的心腹亲信，陈立夫完全有机会接近那份文件；他为此上下其手，先是将之公诸于世、引导舆论，继而，在舆论如火如荼、“国人皆曰可杀”的风潮中，他又小动唇舌、搬弄是非，试图致徐培根、邓文仪于死地……

　　那么，那个神秘的“劝阻者”又是谁呢？

　　这是“南昌大火案”的另一角真相。它折射了衣冠顶戴、道貌岸然的表象之下，民国权力场的真实图景。晚年邓文仪曾毫不含糊地谈到，这个人就是政学系的头号人物杨永泰。

　　如果说，陈立夫的上下其手、挑拨是非，无非是为了报武斗、“三党员命案”这两箭之仇，并摧毁“中国文化学会”这个心腹大患的话，那么，杨永泰的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则兼有私仇、权力倾轧和制衡cc系的多重背景。在这当中，所谓“私仇"，指的是他与邓文仪由来已久的种种过节。

　　在蒋介石侍从室，身为侍从秘书、第二组组长的邓文仪，与兼为幕僚长的杨永泰，都是风头极健、炙手可热的人物。从1932年起，邓文仪负责推荐、审查军参谋长以下军官人选，次年，“军长的任命亦由邓氏审核推荐”；与此同时，设立南昌行营后，杨永泰掌握十个咨份的行政人事，事实上剥夺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大部分权力，被笑称为“行政院总理”。他引发了CC系的强烈妒忌。

　　是时，三系之间的倾轧关系锘综复杂。对蓝衣社明目张胆、咄咄逼人的进攻，CC系大多处在退缩状态；但它对政学系占据的政府要职极为眼红。1933年，陈果夫不仅出任江苏省主席，他并不断指使中统特务网罗政学系的腐化证据；在放逐杨永泰心腹、原江苏民政厅长辜仁发后，他又罢黜了政学系的六名高官。足以与中统抗衡的特务势力，唯有调查课。何况，蓝衣社对政学系极为轻蔑，对政府职位却遥不可及。为此，也是1933年，杨永泰向邓文仪提议，“每月付邓五万元以交换彼此的合作”。他想和实力惊人的蓝衣社形成短暂联盟，联手打击CC系。但对此，邓文仪表现得既狂妄又极为幼稚，他不仅拒绝了杨永泰，“并将此事向蒋中正报告”（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不仅如此。当年年底，他又破获了江西“生产党”地下组织案，一举逮捕了二百余人。该案的大部分涉案人员，都是政学系要员、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部属，其中更包括杨永泰的机要秘书。它不仅掏空了政学系的江西班底，也使杨永泰、熊式辉声名扫地。与此同时，在CC系的反复游说后，1934年春天，陈布雷出任侍从室二处主任，在很大程度上，他已经替代了杨永泰的地位。

　　这么一来，民国脆弱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伴随者庐山政训班、别动队、文化学会的齐头并进，三系之间，蓝衣社最强，CC系次之，而政学系最弱。这个格局，连同武斗的节节升级、蓝衣社与CC系愈演愈烈的倾轧闹剧，使无力行动的杨永泰冷眼旁观，希望坐收渔翁之利。

　　形势果然急转直下。短短几个月后，他就等来了“南昌机场大火案”，等到了陈立夫的果断出手。他火上浇油、雪上加箱，试图让邓文仪永世不得翻身，以报公仇私怨；但，与此同时，他不希望蓝衣社迅速被瓦解，他要留着这群毛头小伙、政治上的低能儿，去为他分担CC系的可怕压力……

　　他饱读史书，世事洞明。他早早看到了朝天宫的四分五裂、小团体林立，看到了蓝衣社的种种先天不足。他更深知蒋介石的权术手腕和神秘内心，远在1934年春节，在和政学系同仁密议时，他就谈到蓝衣社大厦将倾，“其势不足进也”。为此，他以无可非议的理由，阻止CC系、中统势力介入“南昌大火案”复查，以免陈氏兄弟乘胜追击、扩大事态。他并且推荐了与朝天宫老死不相往来、但多少还有香火之情的戴笠……

　　然而，还没完。

　　如果说，邓文仪的失势，不仅使朝天宫折损大将，也象征者“湖南帮”的没落、西南派的成为蓝衣社主流，那么，与取缔“中国文化学会”相比, 它几近微不足道。此举使蓝衣社丧失了“新生活运动”的领导权，也使四分五裂的朝天宫，断绝了最后一线的精神气脉。邓文仪后来谈到，“此后两年多力行社只是苟延残存而已”。

　　这就不能不谈到蓝衣社的微妙地位。远在新生活运动发起前夕，蓝衣社就觉察了自己的尴尬处境：作为秘密组织，它只能倚赖公开机关进行宣传；在有着法统地位的“三民主义”面前，它的法西斯化鼓吹，更只能扮演成独立的、来自民间的声音。为此，1933年12月24日，它才在南昌发起了“中国文化学会”。　　*

　　正如邓文仪既是蓝衣社宣传处长、又是“中国文化学会”理事长那样，这两个机构，一为秘密的、指导性的，另一则是公开的、作为执行机关的。它们互为表里、实为一体。依靠这种伴生关系，短短几个月时间，宣传处已在21个省区设立了“文化学会”分会；也依靠这种伴生关系，过去的大半年，与纷起的武斗一样，蓝衣社的舆论鼓吹占尽上风、所向披靡：以上海为例，它的《前途》月刊订户多达两万有余，每期还零售万余份，“无疑为全国最畅销之杂志”；以北平为例，《老实话》被称为最成功的刊物，“曾风行一时……题材广泛，内容新颖，为此刊物风行的主要原因"；以武汉为例，改组后的《扫荡报》，“每日发行量超过五万份……军队及机关之义务赠送数目不计其内”，一举成为华中最大的报纸……

　　与这样的声势相比，CC系的众多报刊充斥者官话套话，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又何止于此？也是1934年年初，贺衷寒替代叶是伧，出任新闻检查总局局长。这么一来，在独立报纸的控制上，蓝衣社也和CC系平分秋色了……

　　凡此种种，使宣传处、“文化学会”渐渐替代了CC系的中宣部，成为中华民国最大的宣传衙门。它遍布各省的分支机构，表现为分社宣传处、“文化学会”分会与新闻检查所的三位一体。更不必说，CC系的势力所及，不过是长江下游几省了。

　　在这个意义上，取缔“文化学会”，不啻于釜底抽薪：在修改章程之后，法西斯化不已成为蓝衣社的主要使命了吗？缺少这个公开的、盛极一时的宣传机构，它又如何进行法西斯化鼓吹呢？对任何法西斯运动而言，缺少场面浩大的宣传声势，都是不可想象的。何况，面对“三民主义”的法统地位，它原本就如此先天不足，只能夹带私售；又何况，在任觉五被 囚禁后，那种效仿冲锋队街头模式、对法西斯化社会同样必不可少的“武斗”，也已渐渐平息下去了……

　　对蓝衣社来说，取缔“文化学会"，几近褫夺了它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在“中国文化学会”烟消云散之后，多达几百份的蓝衣社报刊，有没有可能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呢？

　　这就必须谈到蒋介石的又一个决定。据说，在软禁徐培根、罢免邓文仪之前，蒋介石召见了邓文仪，并历数着他的种种乖张失当之处。

　　这些乖张失当之处，包括什么呢？几年来，邓文仪以侍从秘书的身份，负责审查新任命的军长、师长人选，却不能做到保密，“接到升迁推荐书后，在未被委员长正式任命前，即预先通知。如此预先通知升军长职的，有黄杰、孙常钧、李树森、李默庵、宋希濂、蒋伏生，另有十几位师长。戴笠曾秘密调査此事……说邓氏在示惠”（邓元忠，《邱开基访问》）；几年来，他兼管邱开基的禁烟缉私处，不仅大量任用私人，在发起“中国文化学会"后，他还假公济私，从这个肥得流油的机构先后调拨了近百万资金，养活了大群文人、办起了大批刊物。否则，文化学会怎能有如此声势、这么大的影响……

　　说到这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在短暂的沉默、回味后，他突然爆发起来。他质问邓文仪，“文化学会”成立之初，杨永泰代表南昌行营，不是只给了每月三百元的经费吗？是谁给了邓文仪这样的权力，从禁烟缉私处源源不断地调拨资金呢？

　　是谁给了邓文仪这样的权力？他似乎想起了自己的大笔一挥、慷慨许诺。他很快转移了话题，骂起了邱开基。他说，邱开基与邓文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更加罪不容诛；在撤销邓文仪一应职务外，他决定囚禁邱开基，以示惩戒。他显得怒不可遏，当即拨通了电话，命令蓝衣社监察干事会迅速上路，逮捕邱开基。

　　那么，禁烟緝私处将由谁负责呢？这时候，他想起了康泽。他说，邓文仪审查升迁武官的权力，将移交给康泽；作为别动队总队长，尽管康泽无法身兼侍从秘书，这个职位将由肖赞育出任，他还是决定这么做。在此之外，康泽还将执掌月人五六百万、人员多达一万有余的缉私处，他相信康泽能办好这个差事……

　　这么一来，与朝天宫渐行渐远的康泽，还会汇来滚滚财源吗？原属“文化学会”的几百份报刊，还有什么指望呢？更不必说，有了邓文仪、邱开基的前车之鉴，即使康泽有心帮忙，也无能为力了。

　　就这样，短短几个月之后，新生活运动的领导权，就与蓝衣社永远地作别了；“文化学会”乃至蓝衣社的一线生机，也彻底地断绝了。白瑜后来谈到，“民国二十三年，力行社的宣传处被取消，代之以训练处”。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原属邓文仪，包括千余特工、堪与CC系中统势力相提并论的调查课，将花落谁家呢？

　　/

　　1934年7月底，戴笠风尘仆仆地从美国赶回南京。他此行相当圆满，不仅以翔实证据证明了徐培根没有收取回扣，并且，在美国的短短几天内，他面见许多华侨领袖、华人报刊记者，“澄清事故”。他从一条条唐人街着手，让千万华侨渐渐相信，机场大火是一起“过失事故”。

　　“过失事故”说再次抛出后，舆论压力也迅速缓解了。毕竞，它已经引发了新闻疲劳；“笫五次围剿”即将成功、瑞金指日可下的消息，已开始成为新的舆论焦点。一度耳熟能详的“南昌大火案”，在街头巷尾渐渐淡薄了.....

　　南昌和南京，又恢复了平静。但大火遗留下的废墟，作为记忆，毕竟鲜明、长久地留存在众多蓝衣社人物的脑海里。大火过后，蓝衣社这个权力大厦，终于缓慢地、不可挽回地倾斜倒塌了。

　　8月上旬，万余民工又被调集到南昌机场，机场的修复工程开始了。从这里开始，沉闷厚重的撞击声，咣咣当当的敲打声，再次日夜不停地传扬开去。

　　它似乎也传扬到宁静的庐山，传扬进了蒋介石的耳朵。这一天，蒋介石下达命令，要求在一千里外的南京朝天宫丁作人员，准备一个会议。这是一个“自行检讨会”，即使远在西北的胡宗南、远在华北的曾扩情也要出

　　席。会议的时间定在8月20日，届时，他将亲自主持会议。

　　朝天宮匆忙地准备会议，驻留各地的魁首们，也纷纷准备回京了。此时，又一道命令同时到达了朝天宮、鸡鹅巷53号。

　　这道命令让戴笠欣喜若狂：已失去邓文仪的调查课“原有人事”，一概并入特务处；除邓文仪、邱开基外，多达千余名的特工专家、职业侦探，从此将划归他的手下。接到手令当夜，与出掌特务处时没有什么两样，戴笠召集了全部驻京特务，大肆庆祝、把酒言欢。在举处欢腾的席间，戴笠颁布了严令：各特务必须对调査课人员一视同仁，倘有先后、门户、小派系之分，一律格杀勿论！

　　次日，他就迫不及待地行使起了自己的新权力。按照邓文仪交出的花名册，他命令调查课全部的1628名人员，即刻到南京受训并改组。与此同时，在他的率领下，145名特务处原有人员，也全部到机场、车站、码头隆重迎接，以示欢迎。

　　几十年后，邓文仪心情复杂地谈到，“此为戴笠个人事业中之重大事件……特务处由此始为一组织，军统局由此成形”（邓元忠，《邓文仪访问》)0

　　几家欢乐几家愁。就在胡宗南、曾扩情等人沿着陇海线或平浦线，前来参加这个他们毫无兴趣的会议时，蒋介石又下达第三道手令了。这一次更换的是书记长，蒋介石委婉地谈到，“健群同志因健康原因请辞，现予以照准……由力余接任”。

　　所谓“力余”，是丰悌的字号。对这个人事更替，刘健群本人倒是满不在乎；在经历了那么多人事动荡后，朝天宫也没有人感到意外。但，这道手令却仿佛是一个象征，一种特殊的隐喻。在许多人的心中，它都引发了一种大厦将倾、无比苦涩乃至欲哭无泪的感觉。首先是易德明。

　　和五个月前撤换贺衷寒时一样，易德明再次感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性时刻的到来。如果说，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时刻是什么，那么，现在他终于知道了。那就是他多少次不肯深思、不恩面对的前讶：蓝衣社的落幕时代，终于到来了。

　　有这样感觉的，并不止易德明。

　　1934年8月19日，午后时分，肖赞育一个人徘徊在庐山顶上。他接 替邓文仪、成为蒋介石侍从秘书，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许多湖南箱同僚都庆幸这个机枢要职的留存，尽管与邓文仪不能相提并论了，但他们仍然一厢悄愿地谈到，这是蒋介石对湖南人没有畛域偏见的表现。

　　但这一天，他的心中却充斥着痛是、哀婉和无限的伤感。

　　这一天，因为偶感风寒，蒋介石决定不去南京参加次日的“检讨会”；作为侍从秘书，他也就不能离开庐山。但他的心思一直萦绕在这个会议上。回顾蓝衣社三年多的历程，他痛苦地认为，开这么一次会议，“已至为必要”。

　　但一次会议，能根本地解决蓝衣社的问题吗？三年多以前的创始，仍然历历在目，那时他们不过几十个人，却那样清新有力；三年以后，有着十余万成员的蓝衣社，却贏弱之极、如同沉疴在身。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谁能够给蓝衣社开出一剂良方？这天底下，有这样高明的大夫吗？正如这渐渐西斜的日头，它必定要一直地落下山去，有谁能挽留住太阳吗？......

　　他一阵阵地仰天长叹。

　　他不指望天底下有什么大夫，能开出什么良方。但他认为，蓝衣社还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从自行检讨会开始，进行“自救”。这个晚上，他决定写一封信，他要告诉行将离任的书记长刘健群，以及那众多的同学、密友、兄弟，他打算告诉他们，他心中的那个团体是什么样子的，接下去，

　　该怎么办。

　　在庐山的暗夜里，他显得那样孤单。他先是解释了自己不能到会的缘由：“健群兄同志，并转到会各同志赐鉴：……今领袖以病不能下山，赞育不敢撩自远离，故只得代之以书，略尽愚诚，惟诸兄一察及之……”

　　他谈到了自己对蓝衣社的看法，“今日之团体，已处在最困难之境地”。他认为，这个会议可能标志着蓝衣社的落幕，“此次会议关系团体之存亡，影响革命前途至巨……倘不幸而此次会议果为最后一次之会议，则幸得与诸同志在此严肃之会场中，作最后之别，亦没世难忘之纪念也”　　

　　他似乎看到了虎视眈眈的陈立夫、老谋深算的杨永泰。但，蓝衣社的没落是他们造成的吗？表面上是，根本上它却是藓疥之疾，“……追究其困难之源，不在外而在内，亦不始于今日而由来已渐久也”。

　　这个根源，首先是理想的丧失、清新气质的消退。肖赞育写道：“查我团体组合之初，乃鉴于党的庞杂无力和党内其他组织之无望，而吾人尚自信有一片公忠纯洁、为党国奋斗之精神，故毅然以复兴民族自任……”他说，“与团体最初组合时之精神相较，是否尚能保持同一之状态？……”当然不再有那种状态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丧失、消褪和气质的游移呢？

　　出于为尊者讳的习惯，在一语带过蒋介石“对团体渐失同情”、“固有其他若干情况之转移”后，肖赞育一一列举了私人关系的渐渐微妙、自私自利想法的泛滥以及“功独居”、“过推诿”的种种现象。他说，“今干部中，尚能互相保持直谅诚信热烈纯洁之友谊关系者，还有几人"？他说，“惟有自己最可靠，惟有自己独干……倘均各怀独干之精神，则影响所及，将成为如何景象乎”？他谈到，在蓝衣社中，已不乏有取消团体论者，“以自己创造个人事业为最可靠，不必再有团体”……

　　他没有谈到书记职务的两度更替、蒋介石对各个小团体的推波助澜，以及他对法西斯主义兴趣的渐渐丧失。正是这种丧失，构成了南昌大火、邓文仪失势和“文化学会”被取缔的最重大背景。几十年后，肖赞育语焉不详地谈到，“许多力行社员，包括蒋中正在内，对法西斯制度曾有过浓厚兴趣……这种兴趣自二十四年起已开始减退，蒋中正在那年对有关法西斯资料，常批‘不值一看’字样”（邓元忠，《肖赞育访问》）……

　　正是这种丧失，决定了蓝衣社近乎荒诞的悲剧命运。在蒋介石不断诱发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热情，并给蓝衣社烙上法西斯团体的印痕后，他自己甩手不干了。而且，他还效仿起了墨索里尼；在无能、装腔作势和自欺欺人方面，这两个人真是出奇的相似。他效仿的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永远有理"。

　　这，不就是肖赞育所说的“其他若干情况之转移”吗？……

　　那么，接下去该怎么办呢？肖赞育谈到，必须再次发扬当初的理想，“发扬共荣辱同生死之应有精神，然后始能立于无败之地，然后始可为天下

　　倡”……

　　这一点不啻于痴人说梦。对此，肖赞育也多少认命。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他的同僚“关切负责”、“直谅诚信”。他说，这么一来，“（可）增强领袖对团体之信念”……

　　也就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蓝衣社已经被蒋介石套牢了，只能随波逐流、仰其鼻息了。在令人悲怆地谈过这一点后，肖赞育劝告起了分裂倾向最明显的几个首脑，戴笠、康泽与丰悌，“特务处之工作，别动队之工作，交通研究所及星子特训班之工作”，应实现团体化，“无丝毫私人产业之观念杂于其间”。在他看来，倘若这三处私人产业能团体化的话，蓝衣社的没落，就是能够避免的。

　　又何止是避免没落？肖赞育谈到，它结合下阶段的工作，“团体重心和今后发展方向，集中于国民军事教育，军队政治训练，保安团队训练……”，那样，“此种有生机有希望之雄厚势力，谁复能与之比拟”？！

　　写道这里，肖赞育的眼中，似乎掠过了一种奇异的神采。这种神采在黄埔时期，在蓝衣社还是力行社的日子里，都始终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里。是的，正如1928年国民党的迅速堕落那样，国民党何尝是被共产党、日本人打败的？今天的蓝衣社，又哪里是被陈立夫、杨永泰搞垮的？……

　　他用自己的心力、真诚与激情，一字一句地写来。他甚至有了一种自咎的情绪。天已经麻麻亮了，林间的鸟儿正在鸣叫，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时候，在信的末尾，肖赞育呼吁他的同僚，“作临难不苟免之勇士，成功千百年后历史上有价值之伟大志士”……

　　这一封《致刘健群、诸同志书》，从1934年8月19日深夜一直写道次日凌晨。写好信后，肖赞育又特地誊写了一遍，而后，他将信交给一名下级军官，派遣他沿江而下，专程送往南京朝天宫。

　　此后几十年，这封信的草稿一直珍藏在肖赞育的寓所。和滕杰的《计划书》、蒋介石的《革命的心法：诚》演讲稿一样，它也是蓝衣社历史的重大见证。如果说滕杰《计划书》是蓝衣社萌芽、迅速崛起的见证，《革命的心法：诚》是它极盛时期的重大注脚、主要象征的话，那么，《致刘健群、诸同志书》，则是蓝衣社日趋没落的一个隐喻，是它必然崩溃的一曲挽歌……

　　信使抵达南京后，看到了一个烟雾缭绕、言不由衷的朝天宫。这个聚集了上百人的会议，进行得极为疲畓，整整开了一周有余。几十年后，肖赞育谈到，检讨会“无任何结果，盖未能解决问题”。

　　邓文仪的看法更为消极。他认为，“是力行社的最后一幕……以后两年多力行社只是苟延残存而已"。

　　尽管如此，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经历书记易人、分裂、瘫痪、武斗、“南昌大火”后，蓝衣社还维持者它庞然大物的形貌。它还要经历一些外来撞击，经过一些重大事变，才会最终死去，才会被埋葬。

　　检讨会开过后，即使担任书记长期间，也频繁往来于南京、北平，“以拉拢宋哲元为己任”的刘健群，匆忙与丰悌进行了社务交接。他一身轻松，当晚，他在一所学校发表了关于华北局势的演讲；次日，和蓝衣社华北书记曾扩悄以及郑介民、蒋孝先一进，他再次前往华北。他要在那里，亲历蓝衣社乃至中华民国的又一次大溃败。

第十六章华北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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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蓝衣社的七任书记中，后来评论最纷纭、下场最悲惨的，当数丰悌。滕杰同乡、同学胡轨后来谈到，“他为人很老实，但在处理事务时却不多加思索”；林培琛认为，“他过分敢作敢为”。他的朋友、曾担任蓝衣社助理书记的左曙萍说，“也许因为幼时穷，（他）对金钱看得很紧”，肖作霖则描述到，“他是复兴社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但此人过于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

　　这些驳杂、破碎的话语，勾勒出了一个小气、心胸狭隘而又刚愎自用的青年形象。他有者贺衷寒式的“湖南习气”，却没有贺衷寒的大气、思辨、“浓烈的情感”；他的驳杂心思、聪明反被聪明误，与刘健群差相仿佛，但也缺少刘健群的亲和力与雄辩口才。后来，许多同僚以“丰悌的遭遇”为话题，来讲述他种种性格弱点导致的身败名裂。

　　他也是八宝街四分五裂的始作俑者之一。远在1932年9月19日，《唐纵日记》记载，“晚上力余（丰悌字）约谈话，谈约二小时。他谈话的微意，似乎在窥探胡宗南和戴笠对团体的态度……他的意思是想和胡、戴合作”。如果说，不久后他的派赴德国，以及戴笠对他的敬而远之，使他无缘“浙江派”的话，那么，在欧洲期间，他纠集了众多使馆武官、力行社社员，如英国的胡伟克与陶镕，法国的郑汉生和张宰臣，自成蓝衣社的又一个小团体，小小的“留欧派”。

　　“留欧派”不久演进为“交通派”了。1933年深秋，丰悌回国后，很 快主办起了军委会交通研究所。一个同僚后来谈到，“该所为力行社……一个规模较大的训练机构，主要为训练全国铁路、航空、邮电等人才”；蒋坚忍甚至认为，“他办得很好。很可能因为他主办交通研究所的成功，而被选定为书记长”。

　　依托交通研究所，丰悌发起了同志会交通分会，“下设铁路分会、海员分会、电讯分会和邮政分会，各在相关行业内征求会员”（邓元忠，《王宜声访问》）。如果说，与湖南势力、“西南派”、“浙江派”相比，这股力量显得无足轻重的话，那么，在他出任书记长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出任书记长后，丰悌排挤起r那些湖南同乡、贺衷寒旧人，如肖赞育、潘佑强、刘咏尧；与此同时，他又大量任用私人，在好友唐纵、左曙萍之外，如邵令江、周安国以及其妻弟孙茂柏的同学陈光国，纷纷加入力行社并成为助理书记。干国勋谈到，“皆非黄埔同学……即刻使人不满意"；白瑜后来回顾说，“力行社的人事变庞杂了，在二十二年监察会只有五位干事，此时有十人。干事会亦增加到二十二三人”……

　　更要命的是，这些丰悌私人、新任助理书记刚刚步人朝天宫，扑朔迷离的“《司令塔》事件”就发生了。

　　谈起“《司令塔》事件"，就不能不谈到1935年盛极一时的中日和解潮流。1月22日，第67届帝国议会开幕次口，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了长篇演讲，表达了缓和日华关系、“增进亚洲福祉”的决心。他说，中国统一在即，“最为顾念东亚和平的帝国政府，为此深感高兴”；他说，华北与满洲已实现了通车、通邮，旧有偾务的谈判也在进行中，两国间悬案逐渐解决”；他并且认为，尽管还有反日、排日的风潮，“中国官民也开始渐渐了解帝国的真意”……

　　不仅如此。在回答议员芦田均的质疑时，广田弘毅进一步谈到，“我对日本的前途不感乐观……但以我今日之信念，在我任职期间，两国断然不会发生战争”。

　　在政党、内阁日渐边缘化之际，广田弘毅何以如此自信呢？不是已经有几任首相，或惨死在军人们的手下，或因为他们的兴风作浪而灰溜溜地下台了吗？区区一个外相，又怎敢发此宏论呢？……原来，广田弘毅的身后有着石原莞尔。

　　几乎是刚刚划定长城非武装带、确保了满洲南线的安全，石原莞尔的目光，又投向了满洲北部。那是庞大的宿敌、渐渐崛起的苏维埃俄国。1933年1月，在遥远的莫斯科，斯大林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大约一千五百个大型企业出现了，在机床、化学、飞机、汽车与拖拉机等工业领域，苏联已跃居世界的前列。紧接者，他又颁布了雄心勃勃的“二五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将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凡此种种，使石原茺尔如坐针毡。

　　在石原莞尔看来，倘若不效仿纳粹德国、实行“统制经济”，几年后，依旧落后、处处是稻田的日本，天空中飞舞的将不再是櫻花，而是苏俄的轰炸机。为此，这一年夏天，他返回本土任职；次月，他把驻苏大使、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广田弘毅推上外相宝座，并使绰号“越境将军”、异常热衷于权位与派头的林铳十郎大将成为陆军大臣。他四处游说：必须实现军人专政、执行“统制经济"；必须改善对华关系，以保证南方的安全；在必要时，甚至必须裹挟中国加人反苏的行列……在石原茺尔看来，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在南京政权内，孙中山的“泛亚洲主义”不是还大有市场吗？更重要的是，在满洲问题之外，中国与苏联也有着外蒙问题；南京政权视为心腹大患的共产党，与莫斯科也有者亲缘关系……

　　在他的游说中，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多田骏、建川芙次……众多“一夕会”成员纷纷加入了这个行列。一个被称为“统制派”的军官群体产生了。在这个背景下，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表现出罕见的亲善态度，广田弘毅更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表达了改善日华关系的决心，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愿意加人这个行列的，又何止逛“一夕会”成员、日本官僚？如同石原所估计的，它还包括众多南京高官、民同要人。首先是汪精卫。

　　汪精卫的“亲日派”名声，从1934年4月11日开始。这一天，在与蒋介石、黄邦密谈后，汪精卫宣布将与日本谈判通车、通邮问题，“以及长城线的海关设置、华北的产业开发事项'不久后，辛亥元老唐才常之子唐有壬出任外交部次长，年仅28岁的“日本通”高宗武，更以汪精卫特使的身份介入了中日谈判。在他们的努力下，1934年7月1日，以“东方旅行社”的名义，第一列从北平开往奉天的列车出发了；次年1月10日，大批粘贴者伪满洲国邮票的信件，也寄往了关内……后来，日本联合通讯社 记者、明治维新九大元老之一松方正义的孙子松本重治谈到，“满洲问题被搁置争议了。事实上，这些可视作对满洲国的默认，剩下的不过是面子问题”。

　　中日和解的潮流，就这样渐渐卷起了。2月19日，在广田弘毅发表国会演讲后，原外交部部长、时任中国驻海牙国际法庭代表的王宠惠，在回国述职的途中，“顺便地访问了日本”。松本重治谈到，“这是自满洲事变以来，国民政府要员首次访日”。与王宠惠访日遥相呼应，次日，汪精卫也发表了公开演说。他说，“对任何友邦，我国均愿以平等互助之楮神，缔结友好关系，况乎同文同种之日本”？他说，“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总理在神户发表演说，谈及中日亲善、共谋亚洲前途……此为总理一生之最后一次演说，凡我同志，无不刻骨铭心、没齿难忘”；他并且预言，“广田外相之演说，切合我国对日之态度。既有如此之共鸣，加以相互之努力，中日关系可望根本改观，而复于常轨”……

　　2月21日，汪精卫的演讲全文，充斥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几乎同时，日本各报纸也广为刊载，不少报纸还刊登了汪精卫的大幅照片”(松本甫治，《上海时代》）。紧接者，2月28日，叶是伧替代了邵元冲，出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三天后，他与陈立夫共同发表声明，严禁任何报章刊载反日言论；3月11日，上海市政府颁布了财产及营业自由保障令，“取缔一切排日、抵制日货行为”；又四天后，教育部审查了三百余种中小学教科书，认定其中两百多种为夹杂反日倾向的“不良教科书”，不仅全部取缔，并通告全国教育厅局长，“未经政府审定的教科书……今后一概不允使用”……

　　凡此种种，使汪精卫毕生积累、近乎完美的形象，瞬间倾塌了。千万学生、愤怒青年无不斥之为“卖国賊”，千百封抗议信件涌向了行政院。至于汪精卫兼任部长的外交部，更被视为汉奸的大本营。许多官场人物也感到愤懑、不满，在朝天宫内，夹杂着迷感、愤怒、敌视乃至刻骨仇恨的声音，更不绝于耳……

　　在这个背景下，1935年春天，在又一期的《司令塔》杂志里，在这本仅供力行社社员参阅、被视为绝密文件、甚至蓝衣社魁首们也要“阅后焚毁”的刊物中，出现了两张夹页。它是一份完整的刺杀汪精卫的计划。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进人朝天宫、怎么放进三百余份小册子里的。更没有人

　　知道，究竟是谁在这么做。

　　最令人感到诡异的是，那个人又通过某种途径，“将此夹有两页的刊物给汪氏看”（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汪精卫勃然大怒。素来温文尔雅、被视为彬彬君子的他，在众多国民党元老面前诉说起了自己的委屈。通车、通邮问题，不是蒋介石主张的吗？不久前刊载在《外交评论》杂志、被视为中日和解象征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不就是蒋介石口述、陈布雷命笔，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吗？他的所作所为，既代蒋受过，又成为蓝衣社的刺杀对象，天下焉有此理？……

　　一同样勃然大怒的，还有蒋介石。

　　这一天，在汪精卫托人送来那份《司令塔》、表达了无声抗议后，蒋介石轻车简随，出现在了朝天宫。他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将那本杂志扔在了会议桌上。林培琛后来谈到，“良久始出声，问是何人所为”。

　　干事们面面相觑，大气也不敢透一口。在蒋介石目光的逼视下，丰悌到底开口了，他顾左右而言他，说起了汪精卫的种种不是。他说，蓝衣社以抗日为使命，“提议刺杀汪精卫，虽显鲁莽，并无大过”；他说，这两张夹页，不过是一时义愤，“实不至于此”；他并且谈到，他一定饬令所属、检点言行，“断不会再有如此事件”……

　　这个29岁的青年，中华民国最大秘密组织的头号魁首，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该案的严重性。他东拉西扯，既不肯认罪，也不愿让蒋介石发现该案并非朝天宫所为，“组织已被敌人渗透了”（邓元忠，《邓文仪访问》）；他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蒋介石气得浑身哆嗦，“在愤怒中说要枪毙丰悌”。

　　枪毙手令被人劝阻住后，蒋介石发表了一通训话。他说，几年来，在纳粹德国咄咄退人的声势中，英法自身难保，无暇东顾，以夷制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路子已经行不通了，为此，1月30日，他才破格召见有吉明，并于次月会见了日本记者、《朝日新闻》特派员宫崎世龙；他说，自从蒋汪合作以来，他与汪精卫“亲密无间”，分别负责安内与攘外，这才有了“第二期革命”的节节进展，朝天宫的这个手笔，不仅将使两人关系出现裂痕，它将引发政潮、导致国家再次分裂，也不是不可能的。他怒气 冲冲地谈到，朝天宫徒有匹夫之勇，不仅不知道他忍辱负重的苦心，也忘了日本之外，中华民国还有一个世仇强敌，那就是苏俄；在俄国崛起之际，只有联日对苏，才能获得东亚的均势，换取几年来之不易的安宁，“根本地说，日本人最终不是我们的对手”……

　　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说的太多了。他拂袖而去，让朝天宮自行处置该案。这么一来，“葫芦官判断葫芦案”，傅胜蓝做了丰悌的替罪羊；作为宣传处助理干事、《司令塔》主编，他被判入狱两年。除此之外，丰悌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更不必说怀疑他的亲信秘书、朝天宮“新晋之人”陈光国了。

　　肖赞育后来谈到，丰悌的瞒天过海，导致了异常严重的后果。它是丰悌身败名裂的一个重大伏笔，“当时蒋氏的确怀疑力行社要刺杀汪精卫”(邓元忠，《肖赞育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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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塔》事件”后，中日和解的潮流，依旧一泻千里地行进着。3月28日，驻华公使有吉明前往南京，与汪精卫商谈关税问题；汪精卫表示，“提高进口关税也是不得已”，但中国愿以延期收回领航权为交换，“请日本方面予以谅解”。4月15日，在有吉明回国述职前夕，两人再次会晤，谈到反日风潮时，汪精卫说，“此后将尽全力满足尊意。但单凭训令，不能在一朝一夕达到目的，这一点希望日本谅解”……凡此种种，使几天以后，有吉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商调宣称，前往中国之初，“中日关系相当险恶。到了今日，已完全不见了那些令人不安的空气”。

　　5月17日，南京与东京同时发出通电，宣布将使馆从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作为中日和解潮流的顶峰，不久后松本重治记载了新任大使有吉明递交国书的场景：“上午十点钟，有吉大使从南京总领事馆出发，前往国民政府大礼堂。他的随行人员包括大使馆海军武宫佐藤修少将，掘内、有野、山田、松村、田中各书丨己官，以及须磨总领事，驻南京的雨宮、北浦陆海军武官助理等。他们穿者整齐的大礼服，经中山路到大礼堂附近，然后穿过左右排列的仪仗队，到达礼堂门口。参军长吕超、典礼局长张希骞、外交部 国际科长林桐实出来迎接。在《君之代》的乐声中，大使一行进入了大礼堂……递交国书后，林森主席致答谢辞，并祈祝天皇陛下健康”……

　　但，也是在这种沸沸扬扬的场面中，松本重治觉察到，有吉明的随行人员，并不包括大使馆陆军武官矶谷廉介少将。与此同时，5月29日，在遥远的北平，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北平使馆副武官高桥坦中佐来到中南海。此后十几天，在居仁堂何应钦会客室，他们不仅提出了种种蛮横要求，并且态度粗野、趾高气扬。何应钦后来谈到，“虽在疑谤丛生的情况下，始终忍辱负重”；“为中日和解计，不意受此侮辱……终生难忘”（何应钦，《北平军分会三年》)。

　　后来被判处死刑的乙级战犯酒井隆生性残忍、目中无人。他一生的三大武功，分别是“济南惨案"、“何梅协定”和香港大屠杀。这一天，走进何应钦会客室后，他自称代表天津驻屯军、高桥坦代表关东军，为“孙永勤事件”与“胡、白刺杀案”前来交涉。

　　所谓“孙永勤事件"，指的是几天前在河北遵化被关东军全歼的孙永勤抗日民军。酒井隆说，在遵化，孙永勤曾得到县长何孝怡的接济，何孝怡还试图引其脱逃，“显系违反塘沽协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应为此负责。

　　他要求罢免于学忠。在此之外，则是罢免天津市市长张廷谔。他说，不久前发生在天津日租界的《国权报》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白榆桓遇刺案，查明是蓝衣社所为，“亦为蹂躏日本租界警察权的重大事件”。张廷谔当然应该下台。

　　两个报人的遇刺，与“租界警察权”有什么关系？历史学家、时为宁夏财政厅厅长的梁敬鋅后来谈到，酒井隆的依据，是1902年八国联军交还天津的条约；其附约规定凡有外国人遇害，联军保留弹压治罪权，“惟交还天津附约，系指被害人为联军人民而言，与胡白国箱、案由，均不相合”。何况，胡、白两人究竟为谁所杀？此后几十年始终聚讼纷纭，天津驻屯军参谋石井嘉穗甚至认为，“白榆桓之暗杀，实即出酒井之唆使"（秦郁彦，《口中战争史》）……

　　几十年后，一些蓝衣社当事人才在台湾披露说，“系由戴笠派唐振武……暗杀之”。但此时的酒井隆，又何来证据呢？

　　谈到证据时，酒井隆的蛮横嘴脸、无赖本色，可谓空前绝后。他说， “此乃日军经过月余日之明确调查，不必提出证据与中国做无谓之辩论，中国亦不得以干涉内政相驳难”（梁敬鋅，《日本侵略华北史述》);他并且反咬一口，说检査孙永勤尸体时，曾找到一张委任状，上面有蒋介石、何应钦的联衔签署。梁敬鋅后来谈到，“乃指此为军委分会接济义勇军之证据……但此证据，并未提出”。

　　在极尽猜测、捏造、瞒天过海与“莫须有”之能事后，酒井隆狮子大张口，开列了一张长长的清单：曾扩情、蒋孝先、丁昌、何一飞必须罢免；以原政训班学员、“抗日宣传总队”为主体的华北政训处必须撤销；第25师“学生训练班"、《军事》杂志社北平分会应予解散；“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两同国交之秘密机关，必须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在蓝衣社之外，CC系的河北省各级党部、励志社北平分社一律撤废。最后，则是宪兵三团、黄杰担任师长的第2师、关麟征担任师长的第25师，以及于学忠的第51军，“驻在河北，有害无益，希望撤出”……

　　这个清单，旨在将蓝衣社从华北连根拔起。在宪兵四团调往福建、负贲“闽变”的善后事宜后，华北政训处、宪兵三团以及第2师、第25师，不正是华北蓝衣社的主要力量吗？曾扩情、蒋孝先、丁昌、货杰与关麟征，不就是华北蓝衣社的五大魁首吗？至于何一飞，也是特务处北平站头目、曾负责刺杀张敬尧的白世维的化名，而《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则是特务处北平站的掩护机关。更不必说，第25师的“学生训练班”已成为华北复兴社的主要训练机关了。

　　又何止是蓝衣社？CC系的各级党部，不是“华北中央化”的象征吗？于学忠的第51军，不是蓝衣社的几支部队之外，对日态度最强硬、也最有实力的地方部队吗？它的兵员多达17万人，占据了奉军的三分之二以上。凡此种种，将使北平、天津成为两座空城，华北防务荡然无存。作为谈判的参与者之一，乙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高桥坦后来谈到，“交涉中，酒井君语气非常强硬，态度咄咄逼人。他表示，倘若不全盘接受，发生北清战争、满洲事变那样的惨剧……亦未可知"；“以上要求，不仅何应钦，连南京政府也惊愕不已。其中很多涉及中国内政，而且既广泛又强硬，纵然是为了根绝反日祸根，也未免太过分了”（《商桥坦回忆录》)……

　　还不仅如此。

　　在狮子大张口、试图独霸华北后，酒井隆又侮辱起了中华民国的头号领袖、时为南京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他说，蒋介石首鼠两端，一面表示对日亲善、一面暗中准备抗战，“此双重政策，必须改变”；他说，与日本为敌或为友，蒋介石必须做出一个抉择，他别指望脚踩两条船，在英美与日本之间左右逢源。他并且一言以概之，倘若不答应以上条款，关东军与天津军将认为，蒋介石毫无与日本亲善的诚意……

　　这个手笔，让与闻者无不失色。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后来写道：“其直指蒋介石……应在英美与日本之间作一抉择之警告，使东京参谋本部、外务省，各各震惊”（《日中战争史》)。

　　内务大臣、昭和天皇的幼年侍读木户幸一则在日记里认为，“此次通告，虽然没有最后通牒的形式……但把它看作是最后通牒，也是有道理的......

　　那么，在石原莞尔四处疾呼、广田弘毅信誓旦旦之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呢？难道日本朝野认为，只有武力的威逼，才能迫使南京与他们一致对苏？

　　原来，酒井隆压根不是什么天津军代表。作为偏激的“中国通”、狂热的少壮派军人，他）素嫌梅津司令官对华态度软弱”。对中日和解的潮流，他更深感不满，“竟与瞬宜颠覆之南京政府，讲全面之亲善……暗中复活币原时代之霞关外交”，廹可忍孰不可忍？为此，他上下其手、一路瞒天过海，导演了这出大戏。

　　大约4月底，酒井隆迈出了第一步。这一天，在梅津美治郎赶赴长春、与陆军大臣林铳十郎会谈公务前夕，他请示梅津，可否因为孙永勤事件，“向北平国军当局，作一轻微警告”？原驻华公使重光葵后来谈到，“因事属寻常，梅津将军没有在意，他很快答应了”。

　　紧接者，梅津前脚刚走，“胡、白案”就发生了，酒井隆欣喜若狂。5月25日，他给参谋部次长、素有“傻瓜元”之称的杉山元拍发密电，提出罢免于学忠、蒋孝先，撤销华北政训处并取缔蓝衣社，“但并不包含撤销河北省各级党部的要求，更没有黄杰军、关鳞征军和于学忠军撤退之期望”(朝日新闻社，《日本现代史资料》）。对此，与梅津私交极好、沆瀣一气的杉山元，回筏极为含糊，“可向……支那方面提此建议”。

　　但已经够了。这么一来，酒井隆不仅有了一面挡箭牌，更要紧的是，

　　在杉山元出面的情况下，此举也间接把梅津美治郎拉下水了。

　　事情还没完呢！当时，天津驻屯军不过两个大队、区区一千余人，“除分驻秦皇岛、山海关、塘沽、军粮城等处外，在津人数，不及五百人”；而平津附近，却聚集了黄杰、关麟征、于学忠、商震各部，“总数不下六万"。酒井隆只好狐假虎威，搬出了关东军；在关东军只肯予以“无形之支持•’、连代表都不思派出的情况下，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拉上北平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冒充关东军的代表。梁敬鋅后来谈到，“高桥自始至终，并不代表关东军或天津军。东京参谋本部对关东军之权限范围，在卢沟桥战火发动以前，皆不许其越至长城以南……酒井、高桥之代表资格，自始即欠实在”。

　　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冒牌货色狡猾地用口头通告的形式，不肯给中国方面任何文本，也不愿进行谈判，说完要求就扬长而去，以免露出马脚。更重要的是，此举还有另外三个用意，“-方面表示无待中国之答复，亦不期待中国之谈判，以反映日军自主行动之决意，一方面避免‘二十一条’招引列强干涉之覆辙，暗留一斟酌形势之余地”（梁敬錞，《日本侵略华北史述》）；在此之外，则是不留下任何文字凭据，以避免东京敌对势力的追究……

　　陆军不是一手遮天吗？在日本，酒井隆又会把什么敌对势力放在眼里呢？原来，陆军的敌人就是陆军。

　　这就必须谈到“一夕会”的分化。几乎是石原莞尔的“统制派”、北进势力刚刚形成，被称为“大陆派”、代表南进主张的那个小团体，也悄然诞生了。它至少包括三名“一夕会”成员，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和田中隆吉；与“一夕会”形迹密切、但很可能只是其下属组织“满洲青年联盟"成员的花谷正，也在其中。无论阅历、视野还是对中国的态度，他们都与“统制派”截然相反。

　　“统制派”的重要成员，大多有者显赫的学历、留欧的生涯以及位于中枢的职位。无论石原莞尔、永田铁山还是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都是陆军大学前三名毕业生，亦即“军刀组”成员。他们的欧洲阅历，使他们早早觉察了经济与军备的深刻联系。对他们来说，发轫于克劳塞维茨、发展于毛奇，并由鲁登道夫集大成的“总体战”思想，如同金科玉律。正因此, 在苏俄“一五计划”完成后，他们才如癲似狂，急切实行“统制经济”；他们为此不惜降尊纡贵，表现出了日华合作的姿态……

　　而与他们相比，在各个方面，“大陆派”都大相径庭。

　　“大陆派”多为陆军大学的次要人物、仕途与军阶不尽如人意者。以土肥原为例，陆大的传统说法，只要不犯错误，“十年内必可升至大佐”，但比石原莞尔年长六岁的他，整整用了十五年时间；以酒井隆为例，他更用了十六年时间。梁敬鋅后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酒井隆之所以有此行动，为的是“天津军之威势”与“自己之功名”。

　　在此之外，他们多为驻华情报人员，或派驻中国各使馆与领馆的武官。无论南京的矶谷廉介、雨宫巽，上海的影佐祯昭，还是北平的高桥坦、归绥的田中隆吉、济南的花谷正、广州的和知臼田，均如此。即使土肥原贤二与酒井隆，也可视为日本驻奉天、天津的代表。长期的中国生涯，不仅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坐井观天，津津乐道于“东亚簕主”的地位；他们还形成了深刻的优越感、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轻蔑。

　　枉他们看来，中国人肮脏、愚蠢、毫无徳性。田中隆吉曾公开扬言，“中国人是一群猪"，影佐祯昭说过，“根本地说，中国已经沦为劣等民族了”。他们断言，中国政客大多苟且、自私自利、反复无常，丝毫不值得信赖，更不必说视为平等的盟友了。他们没有觉桀到中国民族觉醒的暗流，目光始终停留在“二十一条”时代。他们认为，一个分裂的、以军阀为主体的中国，符合日本的最大利益；中国的广土众民，也只有在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才有它的价值……

　　1935年1月29日，也就是广田演讲几天后，他们在大连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们众口—词地谈到，蒋介石是日本最大的威胁，“倘不及时予以打击，则统一中国之后，蒋之威望，将不可制”（梁敬鋅，《日本侵略华北史述》）；他们作出了分裂华北、游说胡汉民、“暗助西南”的种种决定。而在游说胡汉民失败后，以土肥原为幕后人物、以酒井隆为前台演员，分裂华北的大戏紧锣密鼓地开场工。为制造中日关系不可逆转的破裂，他们决定将矛头对准蒋介石，以挟持东京跟着他们一起走……

　　正因此，6月2日，在居仁觉公然侮辱过蒋介石后，酒井隆对各国记者公开宣言：“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蒋介石的离职。蒋氏搜竭民力，在统 一口号的伪装下，使华北沦为南京的附庸。作为中国的朋友，我们不能坐视。故国民党部、救国团、蓝衣社、宪兵系，均须逐出华北……我们的要求，绝不退让半步”（《密勒氏评论报》，1935年6月8日）！

　　这个宣言，震动了南京、东京，也震惊了伦敦和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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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5月31日，也就是洒井隆面见何应钦次日，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拜会了广田弘毅。在提出抗议之余，蒋作宾表示，河北省会可由天津迁往保定；除此之外，“于学忠等人更调，事属内政”，日本不得干涉；作为华北最大的城市，“平津不能划为停战区域”。对此，广田弘毅委婉地表示，此次交涉，涉及《塘沽协定》，“属于统帅权范围，应由双方军事当局，就近商决，较为方便”（《东京审判证词》，第2192号）。

　　所谓“统帅权”，指的是军队直属于天皇、政府不能过问的体制。它是日本无穷无尽动乱的根源。但，也是这一天，海军军令部次长加藤隆义中将，抛出了《对支所见》一文，“要求陆军谨偵”；次日，在石原茺尔的操纵下，陆军省更拍发密电给关东军，“除有奉敕命令，不得在华北搜作军事行动”（《西园寺公爵日记》）……

　　6月2日，酒井隆“倒蒋”宣言发表后，陆军省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约请海军、外务两省公同审议”。当天晚上，以参谋本部次长杉山元、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为一方，以陆军大臣林铳十郎、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为另一方，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后来，历史学家秦郁彦写道：**大抵参谋本部主张彻底解决，陆军省主张平息事态……与卢沟桥事变时大为不同。”

　　在海军省、外务省的支持下，陆军省渐渐占据了上风。次日凌晨，一份多少折衷、但大体以平息事态为主的方案，到底抛出来了。这份被称为《北支交涉问题处理要纲》的文件，将酒井隆的诸多要求分为了“必要项”和“希望项”。其中必要项仅限于罢免曾扩情、蒋孝先，撤出宪兵三团并解散华北政训处；至于于学忠问题、“中央军之他调”以及“蓝衣社与国民

　　党党部之限制”，均为希望事项，由南京政府自主决定。

　　但，也是在这份文件里，永田铁山添上了两个遗患无穷的条文：在杉山元的坚持下，所谓“必要事项”被限定了答复日期；此外，会议一致决定，“利用此次交涉机会，要求中国通令全国，禁止排日”。

　　更要命的是，多少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永田铁山并没有提出更换交涉人。这么一来，酒井隆冒牌的代表身份得到了追认。更不必说,他派往天津、监督该案执行的，是支那课课长、与土肥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喜多诚一。

　　永田铁山的这些举措，后来被称为“历史性的错误”、“改变了东亚历史的瑕疵”。6月7日，喜多诚一抵达天津，他带来的不仅有三省《要纲》。还有参谋本部的“处置原案”；他并密令各处使领馆，要求前来协助，“于是南京之矶谷、济南之花谷等，皆相率来津"。据说，在赶赴天津的路上,矶谷廉介就告诉同行的若杉要参事官，“此番将收倒蒋之结果”。

　　次日，众多武官聚集一堂，对三省《要纲》妄作篡改、大肆发挥。首先改变的是“必要项”和“希望项”的区别，无论曾扩情、蒋孝先、宪兵三团和华北政训处，还是于学忠问题、中央军问题、蓝衣社与党部问题，“统括为必要项，硬性提出”。在此之外，对蓝衣社和国民党党部的“限制”，也变成了“撤出”。

　　这么一来，酒井隆的所有要求，都变成了东京的主张。紧接着，在喜多诚一的建议下，他们狡猾地将限定日期定为6月12日。

　　永田铁山为什么会同意限定日期呢？也是6月2口，他从驻华大使馆获悉，曾扩情、蒋孝先已先后辞职，宪兵三团也已撤出北平，“所有必要项中方均已自动完成”；在他呑来，这个许诺不过是顺水人情。那么，在将希望项全部纳入必要项后，必须在南京和东京回过神之前，“以万钧雷霆之假象……造成即成事实”。

　　又何止于此？如果说，以上种种只保证了酒井要求的实现，那么，永田铁山赞同的促使中国全面禁止排日，简直使他们欣喜若狂、变本加厉。

　　永田的赞附此议，有著种种算盘：此举不仅能巩固中日和解，也能打击狂热的、被称为“大陆派”的这些异己分子。不是吗？中日和解盛极一时，中日和解也充满变数，其中变数最大、最难以预测的，就是派系林立 的日本陆军；不是吗？这么一个法案，不仅能保证“统制派”的对华政策，还能使“大陆派”哑口无言、黯然失势。又何况，他已委托喜多诚一转告海军省，“加此期限，不过壮其声势，如中国不于期满以前答复，陆军亦无诉诸武力之意向”……既然如此，“大陆派”也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这一天，众武官你一言我一语，很快拼凑出了华北的大致图景：“所撤除之组织，及可能再对口关系造成妨碍的人物和组织，皆不得进入（华北）”，这么一来，五省二市就成了他们的私家地盘；“省市职员人物之交代”，有了这一条，他们就能任意罢免几省官吏；“约束事项之监视纠察手段"，这个规定更是妙不可言，从此以后，他们就能逮捕任何的反日嫌疑分子了……矶谷族介以这样的话语，衣达了他们的集体决心：“华北成为自主区域，乃吾侪三十年之恩望，今宜以自力图之，俟得结果，再请东京追认。三省一致之案，不必顾虑"（《日本现代史资料》)!

　　6月9日，带者这么一幅华北蓝图，酒井隆、高桥坦再次会见了何应钦。这一天，多少不再箅是苜牌货色的他们，神气活现、不可一世。梁敬鋅后来谈到，“该日之会见，为协定交涉之最高潮”。

　　所谓“最高潮”，指的不是双方你来我往、戏剧性的场面。恰恰相反，这一天，在酒井隆咄咄逼人的态势下，何应钦处处委曲求全、近乎奴颜婢膝。几乎一坐下来，“何氏先将截至6月8日止，中国已经办到之各事项，告知酒井”（梁敬鋅，《日本侵略华北史述》)。于学忠、张廷谔已经罢免；曾扩情、蒋孝先已离开北平；宪兵三团已撤出；华北政训处已撤销；于学忠部已调出河北；天津市党部、励志社北平分社、《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均已办理结束……

　　酒井隆不动声色。听完以后，他问起蓝衣社是否已被取缔，何应钦回答.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蓝衣社，但他已严令取缔“一切妨碍国交之秘密组织”，比日方要求的更为宽泛。对此，酒井隆不置可否，他将话题转向了第2师、第25师以及国民党河北党部^

　　这是何应钦始终回避的问題。在自己的国土上驻扎军队，不是主权的象征吗？倘若国民党党部撤出，南京又何以宣示对华北的管辖呢？之所以作出那么多许诺，为的就是保住这个底线。但酒井隆冷冰冰地谈到，这个 要求，“必须于十二日以前答复……否则岂但中央军撤退问题，华北与全中国,•均将有问题”……

　　高桥坦后来写道：“这个协定，使中国蒙受了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因外国的压力而自行撤退的奇耻大辱……战后酒井隆参谋长被判处死刑，高桥武官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国对此协定之愤恨，由此可见。”

　　梁敬鋅也谈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酒井为我方所俘……日方虽曾假得麦克阿瑟总部之力，请我政府将其解往东京取证，卒不能救。重光葵谓酒井之死，与此役交涉态度有关”……

　　又何止于此？这一天，真正的高潮，是在悄无声处、以一种近乎诈骗的方式卷起的。在强调撤军与撤退党部、转移了何应钦的注意力后，在不由分说、扬手制止了何应钦的哀求之后，酒井隆拂袖而起、扬长而去。在离开居仁堂之前，他首次留下了文字要求，“文件三页，以日文缮就”。

　　此后几天，无论何应钦还是他的幕僚、秘书，没有人觉察到酒井隆的诡计。三页文件中，第一页是“中方所承诺之事项"八条，第三页是“中方未着手事项"四条，而在两页之间，还夹杂着一张莫名其妙、语意含糊、仅有寥寥三行文字的笺纸。它是放在第一页之后，似乎被归类为“所承诺事项”；但它的目次又是独立的，即“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在翻译之后，它的原文是：“所撤除之组织，及可能再对日关系造成妨碍的人物和组织，皆不得进入”，“省市职员人物之交代”，以及“约束事项之监视纠察手段”……

　　梁敬錞后来谈到，“三页文件中，引起……世论所聚讼者，即在第二页所列之三项”。两年多以后，因为中方矢口否认有这三项协定，而日方蛮横地指责中国违约，卢沟桥冲突才演进为燃烧八年的中日战火；几十年以后，_些极右翼的日本学者，依旧喋喋不休、厚颜无耻地宣称，中日战争是由中方违反条约引发的。

　　那么，这个瞒天过海、令人发指的骗局，是如何奏效的呢？对酒井隆、日本众武官的胡作非为，东京就没有任何措施码？衣冠顶戴、道貌岸然的南京，又怎么会批准这种欺人太甚、近乎明火打劫的协定呢？

　　6月9日，刚刚走出居仁堂，酒井隆就得意忘形地告诉海军少佐冲野亦男，“此次交涉，可望不经流血而有成就"（秦郁彦，《口中战争史》）。 但次日，石原莞尔就惊觉了他的行径，他匆忙拜谒了天皇的叔叔、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亲王，要他出面弹压。当天，闲院宫致电梅津美治郎，“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与此同时，他釜底抽薪，严令关东军除非得到天皇的敕命，“不摒踏进长城以南”，违者以大逆罪名论处。在此之外，他还担心关东军玩起电台故障的把戏，特地命令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用军用电话向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口述了他的命令。

　　在这种情況下，梅津美治郎异常恼火，他指责酒井隆给他添了麻烦。众多武官也心如死灰，纷纷准备打道回府。梁敬錞写道：“东京最高军政当局施用全面压力以临酒井，酒井武力虚喝之伎俩，正将告穷……”

　　但，也是这一天，南京的电报来了。

　　上午10点钟，几乎刚刚结束紧急会议，汪精卫就以个人名义致电何应钦：“急。北平何部长，今晨中央紧急会议，对于河北省内党部已有决议，由秘书处电达。对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府重申明令。对于五十一军及中央军之撤退无异议。特闻。兆铭……”而几个小时后，几乎刚刚译电完毕，何应钦也感到如释重负。他立即召见了高桥坦，向他进行了口头传达。

　　高桥坦喜出望外，却又不动声色。直到此时，他依旧煞有其事地表示，“日舰队、日飞机队，将仍暂留原处，俟承诺各项完全实行后再撤”（《日本现代史资料》）……

　　当天晚上，在欣喜若狂的气息中，一封封电报拍发往了东京。梅津美治郎谈到：“此次要求，未用兵力，即得全面受诺，堪殊庆幸”；酒井隆表现出大功告成后的谦卑：“为帝国利益计，不得不进行此次交涉……职若有违背军令处，甘受惩处，当此之际，虽在九泉亦自含笑”。杉山元则在陆军总部这么大声嚷嚷，“难道我们能惩罚为帝国立下如此大功的军人吗”？……的确，不能惩罚这样的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这个民族变得那样短视、急功近利和以成败论英雄。它曾有的古典的优美，以及维新的大气，都伴随者官僚的颟顸、政党的堕落以及军人的专横，渐渐地消逝了。与维新时期恰恰相反，这时候，它身上杂糅者传统的蒙昧、市井式的功利和官僚化的恶俗。即使以永田铁山为例，这个被称为不世出的才俊、“永田之前无永田”的杰出人物，不也有者这样的习气吗？在通过《北支交涉问题处理要纲》时，他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举重蹈了文官内阁的覆辙：过去几 年，文官内阁如同无能而贪图小利的家长，对军人们的在外讹诈、制造事端、不服约束，他们一方面七折八扣，另一方面，却对所有的斩获沾沾自菡、照单全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甚至会别有用心地添上对自己有利的筹码，从而使事态渐行渐远……

　　这一夜，日本的众多人物都在庆祝不已。即使年迈的报人、被称为“国民精神之象征”的德富苏峰，也如此。只有极少数的学者和军人，才意识到日本处在覆灭的边缘。在日记里，石原茺尔这么写道：“现在火焰已经升到最高了，却没有柴火可以添加……火光将渐渐地黯淡下去。”

　　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此只留下了一句话：“失去原来的师长、从前的朋友和今天的近邻，真值得高兴吗？”

　　4

　　在华北，大撤退开始了。

　　最先跑掉的是曾扩情、蒋孝先。几乎是华北风潮刚刚卷起，一群群浪人就日夜聚集在中南海前。曾扩情后来谈到，“在卫兵的刺刀上擦洋火点烟……并在府右街公然追逐妇女、辱打小贩"。发觉自己被便衣日夜跟踪后，曾扩情不敢久留，他将妻儿托付给了副官，而后打扮成普通商人的模样，从府右街潜入长安饭店，在那里候车。但他还是被日本特务发现了，在确信他将南下后，这伙匪徒搜走了他的所有财物，又下了他的佩枪，将他戏弄一番后，才监视他踏上了火车。

　　蒋孝先也大致如此。在他们之后，几十名被视为“危险人物”、不愿屈辱地离开的蓝衣社青年，或备受屈辱、或身陷囹圄。以宣介溪为例，时为宋哲元部政训处长的他，在张家口被一群便衣公然绑架了；晚年宜介溪回忆说，“至宪兵司令部，遭百般折磨，意在逼供团体之活动”。直到几天后，因为何应钦的表态，也因为宋哲元的担保，他才被释放离开张家口，并坐上了返回南京的列车。

　　政训处的几百名青年，有的穿着军服、有的穿着学生装，泪眼相望、—言不发。在永定门车站，他们也踏上了火车，并在徐州转车；他们没有 回到南京，而是沿者陇海线，前往西安并成为新设立的西北政训处的主角。与过去不同了，在此后的家书里，他们渐渐苦闷、彷徨。因为他们将参与的，是无止无休的内战。

　　千余名宪兵从北平撤退着。以钢盔、皮靴和仪仗为衬托，他们整齐的脚步声，依旧“棄"、“棄”地踩过北平的街市。但，与出发时也不一样了，这里没有车站的送行，更没有女学生的欢呼。在街道两侧，一个个乐天知命的老北京沉畎地、目光呆滞地为他们送行。他们走进了火车站，也走向了西北。

　　在政训处、宪兵三团之后，则是敢布河北各地、如同一条条灰色长龙的正规军人。他们从一处处营地开拔，向各个火车站集结着，而后也踏上了西行的列车。两万余名精锐的正规军人，大多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老兵；他们的脸上、身上，还有着当年弹片的痕迹，胸前还挂着各式勋章。他们与华北作别者，前往苦寒的西北；与政训班学员不同，他们大多是文盲，顶多也只认识百十个字。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下他们的心情。

　　几万人撤走了，平津成为两座空城了。在大撤退之后，大搜捕也开始了。

　　一群群日本宪兵、特务闯进了各所大学，开始逮捕“复兴社分子”。搜捕整整进行了几个月，甚至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柠被日本特务机关带走过。近百人失踪了，上千人被捕了，直到11月5日，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依旧以罕见的愤怒，描写着自己的平津见闻：“他们以清査蓝衣社组织的名义，任意闯进每一个家庭和学校，实际上搜捕远远超过这个范围……他们的逮捕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一个人戴若眼镜、正接受着高等教育，并且读着他们不喜欢的书，就可以是逮捕对象……被他们凌辉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精华，都是西方的天然盟友”……

　　这，并不是华北风潮的全部余韵。

　　华北风潮改变、定格了汪精卫。6月10日，他不顾满座反对，强行通过了中央军撤退令；次日，他又签发了《邦交敦睦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各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及至7月2日，他又致电何应钦，批准了他给梅津美治郎的回函。几年后，汪精卫不无苦笑地承认，何梅协定，由他一手经理，“应改称汪梅协定才是”。

　　那么，在发出这些必定谤满天下、乃至“国人皆日可杀”的函电时，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尴尬的、几近屈辱的行政院生涯吗？自从1932年1月28日，他宣誓就任行政院长、开始“蒋汪合作”以来，他始终被视为摆设。十几年后，他的毕生知己、始终与他共进退的陈公博，这么描述他的角色：“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牯岭是一个很幽闲的避暑地，那时已变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这样的处境，是他无法忍受的。正因此，1933年8月，在陈友仁辞职、郭泰祺也不愿再代理外交部长的情况下，他兼掌该职；他并与蒋介石有言在先，“独负对日外交之最后决定权”。

　　是几年来步履蹒跚、不断变迁的外交主张吗？也是出任行政院长当夜，“上海事变”就煤发了。从此以后，宿命一般地，他的声名、悲欢、命运沉浮，就不知觉地和日本人牵连在一起了：在《淞沪协定》签署前，他态度鲜明、言语铿锵。他说，“（中国）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他说，“流血的亡国，还有复兴的机会，不流血的亡国，永无复兴之日......

　　上海被划为非武装区后，在战和两难的艰困处境中，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说，“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他说，“日本的举动，正如强盗明火打劫一般……遇着强盗入室，唯一的办法，便是一面向他迎头痛击，一面鸣笛报警、协同捉拿”。1933年1月22日，在日内瓦国联总部，他更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中国现实无力对日宣战，但将倾注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对日本的南侵，将取陈述国联与抵抗侵略同时进行的政策”……

　　这个态度，被视为“民意与实力的最大公约值”。然而，仅仅几个月后，他的观点就发生了骤然而重大的改变。

　　4乃19日，在长城抗战的硝烟中，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前往华北劳师。一路的见闻，使陈公博深切感到，“这个仗真不能打了”。他说，“前方将士还没有看见日军的影子，便先做了牺牲品，因为我们的炮火射程没 有日军的那么远’’；他说，“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陈公博，《苦笑录》）……

　　外交途径又谈何容易？也是这一年，纳粹德国迅速崛起，在英法无力东顾的情况下，《九国公约》已如同一张废纸；日本退出国联后，南京甚至丧失了唯一的控诉场合。此后几年，许多外交官的悲凉话语，折射了这个国家的一空傍依、孤立无援：驻英公使、曾负责（淞沪协定》谈判的郭泰祺说，“中国对英国和美国寄予厚望……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不认为，西方实际上没有为中国做什么事。它习惯用好话和决议安抚中国，一旦自己有徭要，又习惯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外交部次长、被视为中日和解主角之一的唐有壬，更以酸是而略略愤懑的语气谈到，“吾人深知各友邦，无一愿对中日纠纷插手相助，则向我友邦诱饵交涉内容，徒足激怒日本，增加交涉困难”……

　　换而言之，仅仅一年多以后，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就彻底地破产了。它深刻地影响了汪精卫。5月3日，在黄郛前往华北、谈判《塘沽协定》时，汪精卫表示，“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他并且谈到，“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必挺身负责”。几天后，他再次致电黄郛、何应钦，“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二兄为难”……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此以后，他走上了一意孤行、与日本委曲求全的道路。在他的主持下，通车、通邮、旧债谈判、使馆升格……中日和解渐成潮流；与此同时，天羽声明、“藏本事件”、“《闲话皇帝》事件”，一系列芝麻绿豆般的纠纷，都使日本军舰频频出现在大沽口岸、黄埔江边。他似乎丝毫没有觉察到日本外交的双重政策，处处示以诚意、处处总事宁人。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这个同盟会元老、孙中山遗嘱起草人、中国国民党的头号党魁，这个有者近乎完美的履历、无可非议的私德.被称为“民国完人”的大人物，沦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又何止于此？被视为卖国贼、“当代秦桧”后，他对蒋介石的微妙心态，他天真、自视极高、近乎文人而又容易沉湎自我想象的性格，连同他内心深处的一种神秘而极具悲剧色彩的“破罐子破摔”冲动，使他賦予了自己新的形象、新的角色。《塘沽协定》签署后，他的早年朋友、时为司法院副院长的覃振规劝他，不过是个“打短工”的，又何苦为蒋介石背黑 锅呢？他喟然长叹，“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兼任外交部长前夕，无论陈公博、顾孟余还是他的妻子儿女，纷纷出言反对，他却凄凉而万分痛楚地谈到，“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国难当头，总得有人跳火坑，那就让我来跳吧”……

　　从此以后，“跳火坑"成了他的口头禅。一次次的自命、自诩、自我角色化，使他产生了一种既无奈又自作悲壮、崇高的心态。不是吗？满洲事变后，他与陈公博相约从此不再赞附任何内战，并为此捐弃前嫌，开始了与蒋介石的合作；不是吗？国家要生存下去，日子要过下去，总得有人“跳火坑”；甚至，他隐约地获得了一种对蒋介石的道德优越感。在他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反对撤出华北，无非是对酒井隆“倒蒋宣言”的心怀不满；为此，6月30他以辞职相要挟，最终通过了“何、梅交涉案”……他的复杂心思，使他蒙蔽了自己的判断。他只能将自己千秋万世的名声，寄望于日本人的满足、适可而止、体谅他的苦心。在让出上海、热河、长城之后，他如同不断加码的赌徒，又让出了华北。他唯一的盼念，是日本人别在华北搞什么“自治”……

　　陈公博后来谈到，1935年8月，“华北自治”风潮卷起后，汪精卫再次自欺欺人。陈公博告诉他，“我想今日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送国。因为卖国，私人还有代价，送国是没有代价的……今日送国大有人在，又何必你汪精卫送国”？对此，汪精卫回答说，“他们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送国是有限度的”。

　　不仅如此。次年，在给陈璧君的一封信里，他又一次维护起了自己悲剧英雄的形象：“其时局面只有两途：一是使平津为九一八之辽宁，一是造成今日之局面。两者相较，今日之局面固可痛心，较之辽宁，尚为差胜……我只得负责造成今日之局面。同志明知故骂者有之，不知故骂者有之,我皆不辩。”直到此时，他还不愿相信，所谓华北交涉不过是几名日本军官虚张声势的讹诈罢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几年以后，正是这复杂心态、“跳火坑”的自诩，以及卖国“有限度”的自辩，使汪精卫渐行渐远，最终走上了他的不归路。

　　走上不归路的，又何止是汪精卫？走上不归路的还有日本。如果说，作为一介文人，汪精卫因缘际会、成为政坛要人，注定了是个悲剧的话， 那么，同样因缘际会、几近偶然地擭取了民国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政客。他短视而楮明、不学却有术、肤浅但通晓生意经。几乎是华北风潮刚刚卷起，他立即觉察了日本政局的混乱、昭和军阀的派系林立、各种国策的毫无保证；他将目光投向了北方，决意联苏对日。更不必说，那些驻华武官对他有那样的敌意、给了他那么多的个人侮辱了。

　　为此，1935年6月，他起用了原先的侍从秘书、已在南京闲置了一年多的邓文仪，前往莫斯科出任驻苏武官。干国勋后来谈到，“盖有特殊之使命、负秘密之职责”。

　　在莫斯科期间，邓文仪不仅频繁往来于克里姆林宫，他并与旧日同学、中共中央驻共产围际代表王明几次密谈。8月1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后，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的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的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政策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

　　在这份宣言的末尾，王明更呼吁到，“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应与共产党并肩作战，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广泛的统一战线。

　　《八一宜言》伏笔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也扫清了中苏建立秘密同盟的道路。9月21日，受陈立夫的派遣，原留苏学生、《中国与苏俄》杂志主编西门宗华拜访了苏联文化参赞萨拉托夫策夫，“决定加强中苏间的文化交流”；10月9日，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会晤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详尽询问中日开战后，“中国能否通过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几天后，谈判渐入实质性阶段，陈立夫代表国民党，与鲍格莫洛夫讨论了国共合作、红军改编、苏联军援等问题,，

　　在一系列的投石问路之后，10月18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官邸会见了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后来写道：“会谈是绝密进行的，只有委员长和我两人，由孔祥熙担任翻译……在交谈过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后，委员长认为，这些只具有形式意义，他希望两国能签订一个实质性的条约。 他为此强调，他不是以政府首脑、而是以军事指挥官的身份提出这个问题的。毫无疑问，他要的是一个秘密的军事协定”（《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

　　又何止是苏俄？1935年11月3日，以英国金融专家李兹•罗斯爵士为顾问，南京政府颁布了“废两改元”、发行法币的法令；次日，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公布《国王规章》，明令禁止在华侨民使用银两、铸币进行金钱支付，“予中国之币制改革以强力支持”。此后几个月，美国、法国纷纷加人了这个行列，以美国为例，它大量收购中国白银，使中国国际收支迅速由逆差转为顺差，“出现了以购买力迅速增加为标志的内地复兴”。秦郁彦后来谈到：“尽符日本严禁法币在华北流通，并阻止所有的在华日商交出现银，但它的六大银行，正金、三菱、三井、住友和台湾、朝鲜，合计存银仅达中国存银的4%,在华日商的存银量，也无法和英国相提并论。以这样微不足道的力量：，不仅不能阻挠中国的法币改革，它愚蠢的不合作，还导致了在华投资的毁灭性打击……”

　　在丧失华北后，蒋介石另辟蹊径、分散诸元。在军事、经济、外交方面，他分别与苏俄、英美、日本的北进势力合作，从而填补了纳粹崛起后的远东权力真空，使中国迅速成为堪与日本抗衡的力童。与此恰恰相反，在退出国联后，日本不仅孤立无援，它还面对着工业化俄国的空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它拼命抓住中国这根稻草，但华北事件不仅激怒了英美，还使它的敌对名单上，增添了一个衰弱但渐渐复兴、异常巨大的邻邦。它与全世界为敌，最终只能选择遥远的、毫无战略价值的德国。如果考虑到卢沟桥战火与华北风潮的深刻联系，以及珍珠港事件的中国因素，那么，与其说日本的覆灭，伏笔于1937年7月7日，或1941年12月7日，毋宁说，远在1935年5月29日，它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

　　也是在“华北自治”潮流卷起之际，1935年6月，蒋介石召见了康泽，指示他与别动队在四川大力发展复兴社组织，“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与此同时，他密令朝天宮，组织全国性学生军训和民众集训，“假以三数年，养百千万之可用兵源，对日决战”！

第十七章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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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在1934年6月24目,南昌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民众集训。当时，南昌分为十区，共有93保、2073甲、51105户；邓文仪后来谈到，“不含学生、兵士、公务人员，男女壮年共五万余人……因人数太多，无法同时受训，故决定分为五期，每期训练一万余人”。首期训练结束后，《申报》报道说，“考核成绩甚佳……现南昌朝夕各处升降旗时，妇孺皆知致敬，几无一人不识唱党歌，兼有极普遍之公民常识”（《申报》，1934年9月24日）……

　　但，它的训练内容以公共卫生、规矩礼仪、三民主义、国家意识为主，“仅有简单之军事训练”。干国勋说，“社会军训实始于二十四年……在此之前，可谓之公民训练”。

　　学生军训也不尽人意。1933年，暑期军训已推行十七省、涉及178所学校，“但成绩低劣”。这一年初夏，在CC系颁布条例、“特令所有高中以上学校均须组织训练班”后，各大高校纷纷上书教育部，以种种理由要求免除军训。干国勋也谈到，“力行社员在该年拟改良学生军训，而未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春天，丰悌兼任处长的国民军事教育处，会同教育部拟定了《暑期军训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凡初中以上学生均应接受三周军训，“如军训成绩不及格者，不得入学”。几个月后，一份名为《军事学通》的教材，也分发进了各地院校，“为学校军事训练应用之课本”。当年年底，《社会军训实施法》颁布了，“分水旱码头挑夫、车夫、普通市民等数种，并先在京沪区试办”；与此同时，两个特别市、八个省份先后成立了国民军训委员会。时为南京军训委员会主任的何志浩后来谈到， “委员会负责人，如南京的何志浩、在上海的李骧骐、在浙江的郑炳庚、在湖南的蒋肇周、在江西的柯建安、在北平的阮齐等，皆是力行社员。学校军训教官多由组织提名，交军事教育处发表”……

　　凡此种种，使社会军训渐渐瓜熟蒂落。1935年初夏，在蒋介石授意下，以蓝衣社为主体，席卷十余省、涉及几百万民众的普遍军训，骤然铺展开去了。

　　民众军训从南京开始3这一年初夏，在众多保甲长、户籍警察的配合下，南京第四区的1215名壮丁首先被召集起来，进行历时三月、每天两个小时的集训。何志浩后来谈到，“其分子为第四区的码头工人、米店店员、小工、苦力、住民、农人、商户、公务员等"（《国民军事教疗演讲集》）。他们被分成六个分队，教导总队的士兵担任各班班长，“宪兵团之军士，则为分队长"。

　　在长达三个月的集训里，他们接受了公民训练、战术训练和勤务训练。《申报》报道说，“国民军训之公民教育，颇有兴味处……言及总理时，教官即领唱总理纪念歌；言及委员长时，就唱领袖歌。总之训练没有间断，歌声也就没有间断”；《新闻报》的视角，则投向了战术训练：“一声声‘立正’、‘稍息’，一列列正步出操的工友壮丁，拿着木制的假枪……这六朝的金陵古都，平添了些许征伐的气象。”

　　民众军训的重点，是五花八门的勤务训练。在一次次响起的防空警报声中，一个个分队反复演习者疏散、灭火、抢修、运输、救护和撤离；继而，合成演习开始了，在此起彼伏的口哨声中，工事队、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千余人有条不紊地往来穿插。何志浩回忆说，“学术科合计156个小时……期满之后，每月会操一二次”。

　　9月1日，笫二期训练开始了，1906名民众被编为了十二个分队，“分子为第三第四两区内的店员、住民、米业工友、浴业工友、成衣理发业工友、茶馆业工友等”。紧接着，第三期达到了2189人，第四期达到了2997人，及至第五期，桂永清的教导总队、韩文焕的宪兵七团几乎倾巢而出，对150个分队、多达23185名普通民众进行若大规模训练……何志浩后来谈到，1936年5月，在十几期的民众集训后，“蒋中正检阅南京国民军训，称赞其成绩。时在南京受训者已有二十万人”（邓元忠，《何

　　志浩访问》)。

　　南京之后，是上海、南昌、武汉、杭州和开封。此后两年，十四个省份、百余个城市、大约五六百万居民先后参加了集训。以上海为例，在杜月笙、黄金荣地下势力的帮助下，这个西方色彩最浓厚、各种势力最复杂的大都会，依旧有两万余名码头工人、黄包车夫、纺织女工接受了训练；以南昌为例，在这个编组保甲最完整、社会管制最严密的城市，成年男女没有参加军训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国民军事教育处估计，截至1937年初春，全国受训男女当在4995000以上。

　　及至抗战爆发后，这种普遍军训不仅没有过去，恰恰相反，因为战争的需要，它以更大的手笔、更无所不包的声势表现了出来。何志浩说，“国民军训实为有效树立征兵制度之基础。抗战时期，全国共计征集军训壮丁不下1500万人”。

　　然后，是学生军训。

　　1935年2月，以南京军训委员会为召集人，全市校长会议召开了。在宣布取缔所有不服从规定的私立学校后，会议很快做出决议，“从该学期起，各校实施军事管理，每日行升旗礼，并分区举行会操”（《中央日报》,1935年2月9日）。它开启了延续至今的中国风气，“不久学校行升旗礼

　　一事遍行全国”。

　　但，它不过是全国性学生军训的伏笔。入夏前后，《暑期军训办法》正式通过了，它不仅规定凡没有参加军训、或“军训成绩不合格”的应届毕业生，不得升入高中或大学，它更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将军训考核纳人会考成绩。这么一来，倘若不参加军训的话，各级学校的毕业生将无法领

　　到一纸毕业文凭。

　　这个手笔，使为数41128人的大学生、多达573662人的中等学堂学生，大约三分之一参加了当年的军训。一个受训学生后来谈到，“高中一年级生三个月，大学新生和毕业生一个月……那时浙江学生集中在杭州南星桥的一个旧营房，江苏学生集训地点是镇江郊区的三十六标。军训标准完全参照部队的新兵标准”（罗志仁，《民国学生军训的回忆》)……

　　军训改变了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在尘土飞扬的间隙，近二十万名学生，有的烦心额外的开支、忧虑着谋职的延期，有的产生了对教官的不满、 对动辄接受惩罚生活的愤恨；但更多的人，却在每晚的点名、拉歌、篝火晚会和集体出操中，见识了军营生活的庄严、肃穆和整齐有序，并赋予它审美性的意义。毕竞，在漫长的“一盘散沙”、自私狭隘的生活之后，这种集体性的美感、这种宏大叙事式的生活，是前所未有的。蒋坚忍后来谈到，“学生因受军训关系而从军者，全国各处皆有所闻”。

　　紧接者，《兵役法》颁布了，他们大多拿到了预备役士官、尉官证书，乃至成为后备役校官。他们的预备役长达五年半，后备役更长达十年。在后来的年月，先后三期、大约六十万名的受训学生，成为中国基层军官的主体；而在他们大多阵亡、负伤后，依旧有千万知识青年络绎不绝地走向了征兵站。直到1943年，在“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中，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报名人数，仍然达到了惊人的三分之一；大约12万名学生穿上军装，成为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的主体。他们的挚诚和激情，使那个一向颟顸、蛮横的政权，也露出了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它不断刊发公告说，“青年学生，有为之躯，不急一时之血勇，留待建国之报效。工厂、道路、桥梁、机器，此皆汝等报国之战场也”（《劝青年学生勿一意从军书》）……

　　这一年初秋，涉及十余个省份、几千所学堂的学生军训，终于结束了。但学堂并没有回复往日的宁静，它甚至更加喧嚣、更为热闹了。在大军训之后，朝天宮的目光，又投向了更年轻的学生群体。那就是童子军组织。

　　与民众训练、学生军训没有什么两样，从一开始，童子军组织就操纵在蓝衣社手里。过去几年，它也始终进展缓慢。远在1932年4月14日，南京政府就通过了设立中同童子军总会的决议；当年5月，以干国勋为书记，力行社发起了“童子军励进会”。又一个月后，童子军总会筹备会在南京成立，力行社创始人、首任书记滕杰兼任秘书。

　　由于各个派系的争夺、倾轧，直到1934年11月1日，童子军总会才正式成立。此时，它拥有1028团、5328名服务员和89792名成员；它也和最初的倡导人、英国爵士罗伯特•贝登堡的理念大致吻合：在非军事、非政府、非盈利的前提下，进行非正规教育，让少年儿童习惯露营、生火、炊事和追踪，并培育他们强健的体魄、与大自然的亲近和发自内心的道德感。

　　但，丰悌出任力行社书记、并兼为中国童子军总会主任秘书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他既不满意它的缓慢发展，也不认同它散漫的、非政府的、 多少还夹杂着英国绅士味道的色彩。在他看来，中国童子军应类似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少年团”，为一个政权源源不断地提供忠诚、鲜活而易于控制的年轻成员。在他的努力下，童子军“属国际性或国家性”的争论，迅速地平息了；在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半身像前，几万名童子军进行了庄严宣晳：“遵谨奉总理遗教，确守中同童子军之规律，终身奉行下列三事：第一，厉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为中华民国忠诚之国民；第二，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公众；第三，力求自己智识、道德、体格之健全”……

　　这么一来，一个国际性的、“面向个人而非集团”的育少年运动，完全沦为了政权性组织。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朝天宮几近拔苗助长地开始了中国童子军运动，并将之纳入蓝衣社的轨道。

　　童子军的法规，不是修改过了吗？它明文规定，“各省市公私立初级中学，一律以童子军训练为必修科，修习时间为三年”。对此，CC系大将、筹备处副主任朱家骅深感不满，他说，“其实一律童子军，则无童子军可言”。但朝天宫才不管那么多呢！在它的发动下，成千上万的复兴社社员行动了起来，他们或为各校校长、或为青年教师。短短两三个月内，在3164所中等学堂.他们组织了两千余个童子军团。这些童子军团或为单式，只有少年成员；或为复式，也就是附设了青年团、女童团或幼童团。它们大小不一，有的仅仅下设两个中队、四五个小队，只有区区五六十名成员，有的则多达几个附属团、几十个中队、一千余人……

　　一时之间，校园、街区，处处是穿制服的学童；在许多个县份，咔叽布料甚至出现了脱销。童子军迅速成为盛极一时的中国景象了。紧接着，对分布各省、数以千计的童子军团，朝天宫进行着越来越严密的分类考核。考核分成了初级、中级和高级，其中初级应熟识党旗国旗、誓词规律、童子军史略和会长蒋介石的生平，并接受礼节、出操、卫生和“记号”训练；中级的标准，则包括了方位、军步、旗语、侦查、生火、炊事、救护和露营。至于高级，它还有测量、制图、游泳、工程等方面的要求。它不仅类似军事训练，它还让人想起了希特勒的骑士团城堡。

　　在朝天宮不分良莠、照单全收的手笔下，当年年底，中国童子军总数已超过了30万名。在总会登记在册者，也达到了577团、2817名服务员、84692人，其中包括10484名女童和843名幼童。次年9月，当蒋介石效仿“希特勒少年团”，进行中国童子军大露营大检阅时，中国童子军总数已

　　达到50万人以上，其中“已登记者”也超过了20万名……

　　也是在这场席卷十余省，涉及几百万壮丁、学生和童子军的大军训中,蓝衣社开始了它又一轮的发展狂潮。

　　/

　　几乎刚刚发起大军训，丰悌就决心在受训人群中发展组织。首先大肆扩张的，是他的私家地盘、以潘佑强兼任书记的“同志会交通分会”。后来，时为全国邮政总工会常务委员的王宜声，谈起了自己的入社经历：“二十三年，由眭光禄介绍先参加忠义救国会……次年秋天，在参与京杭国道大演习后，正式加人复兴社。”

　　在几百名“交通研究所”学员的努力下，这一年夏秋，交通分会下属的邮政、铁路、电讯、海员各分会，先后发展了百余个复兴社小组。以邮政分会为例，继华中小组、华东小组升格为区社后，华南小组、华西小组、西北小组和东北小组也纷纷出现了；以铁路分会为例，它原本只在主要干线的交通枢纽设有小组，如徐州、郑州和蚌埠，但不久以后，举凡平汉、平浦、陇海、正太各线所过的大城市，复兴社小组如同雨后春笋。电讯分会史不必说了，自从1933年年底，南京政权开通全国无线电网以来，它始终处在交通分会的控制下；此时，覆盖十五个省份的37个枢纽站点，处处出现了复兴社……

　　当年秋冬，交通分会暴涨到了两千余人。几乎与此同时，“忠义救国会”组织也迅速泛滥者。

　　在大军训之前，“忠义救国会”共有五大分会，即以码头工人为主体的武汉分会，以船帮为主体的安庆分会，由戴笠和杜月笙合作、以青帮成员为主体的上海分会，以及山东书记秦启荣执掌的、以民团组织“红枪会”头目为主体的山东分会，和成员形形色色，包括了区长、乡镇长、民团头子、土豪劣绅的河南分会。但在大军训期间，它以遍地开花的方式，迅速形成了各有针对的六大板块，那就是京沪、长江、山东、河南、西北和四川。京沪组织依旧和“交通分会”有关。在此之前，作为全国邮政总工会 的主要人物，王宜声依旧不能加入复兴社；但在此之后，不仅交通专才、工会领袖，乃至码头把头、包身工工头、行会头目，也纷纷跻身“忠义救国会”。与此同时，胡宗南在西北发展了大批阿訇、马帮头目和基层军阀，康泽在四川招徕了成千上万的地主豪绅、商会首脑和袍哥人物……在十余

　　*

　　个省份、几百个县城，“忠义救国会”都成为地下帮会、流民势力趋之若鹜的对象了。

　　分布各地的“忠义救国会”成员，究竟有多少？这可能是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但，仅仅一年多以后，在“西安事变”的风潮中，在短短几天之内，蓝衣社河南书记萧洒就组织了“十万民军”，并宣称要建成百万民军；在抗战爆发之初，戴笠和杜月笙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就达到了一万余人，而在漫长的八年岁月中，秦启荣掌握的“红枪会”民军,始终保持着近十万人的力量，并被毛泽东称为“摩擦专家”……凡此种种，或许能折射这个以流民首脑为主体的外围组织的规模和影响力。

　　与交通分会、“忠义救国会”相比，更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复兴社学生成员的迅猛增长。《康泽自述》后来谈到，“暑期军训开始前，丰悌即向各地分社下达了干事会决议……下大力气在军训学生中发展组织”。

　　从一开始，蓝衣社就包揽了两个特别市、十余个省份的学生军训。在派驻各地的六百余名军训教官外，桂永清、韩文焕在南京，宣铁吾在上海，张镇在江苏，俞济时在浙江，刘伯龙在江西，吉简章在福建，丁炳权在湖北，萧洒在河南，冯剑飞在贵州，至于遥远的四川，也有康泽的绥靖公署、几千名别动队队员……近万名宪兵、教导总队官兵和保安处成员，分别担任了军训学生的班长、分队长和队长。它使复兴社在各地学校的发展，变得水到渠成。

　　最早，丰悌下达的是“值百抽三”的指标，也就是发展大约六千名成员。对各地分社而言，这是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在一次次拉歌、篝火晚会中，教官们早已和学生打成了一片；许多个星期天，他们和那些最优秀、最有思想的学生交谈，不仅了解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且激发了他们对一个神秘的、旨在抗日救国的团体的向往。更不必说，在几十所大学、百余个专科院校，复兴社早已有了自己的小组……

　　但，六七千名学生刚刚宣誓入社，新的指令又来了。这一回，丰悌要

　　求招揽百分之十的学生入社，也就是大约两万名。

　　蓝衣社的使命，不是成为“辖区内每一民众团体无形的领导核心”吗？过去几年，即使发起复兴社之初，它不是也只肯吸收优秀青年、学生领袖吗？这么做，复兴社会不会重蹈童子军的覆辙呢？“一律童子军、则无童子军可言”……但，对各地分社、力行社员的纷起质疑，丰悌的回答言简意赅：“此为……领袖之意图。”

　　这个答复，让各地分社哑口无言。他们纷纷物色起了新的对象。当然啦，这么一来，学历、能力和号召力的标准，只能一再下降了；入社年龄降低到了十七岁，政治态度也变成了坚决反日，而不是对蒋介石政权充满向往。几十年后，蓝衣社福建助理书记李景春谈到：“凡有一技之长，或较为负责者，均为社员……重在发展大学生、专门学校学生，但也有高中新生入社的。”

　　磕磕碰碰地，两万余名新成员总算拼凑齐全了。在108所高校，三千余所师范学堂、专门学堂和普通高中，复兴社新增了两千多个小组。力行社员戴仲玉后来谈到，福建复兴社原本只有区区三百余人，大军训之后，“全省有复兴社员一千多人，三分之二属文化教育界，每县都有”（邓元忠，《戴仲玉访问》）。

　　康泽回忆说，这一年夏秋，“以上海为例，每个星期都有几百人入社”。

　　肖作霖更亲眼目睹了朝天宫组织处每天接受近千份表格，处十余人天天加班的繁忙景象。后来，他令人啼笑皆非地谈到，“丰悌担任书记长时……是复兴社的极盛时期”……

　　无论如何，这一年7、8月间，在大军训行将结束前夕，复兴社已拥有了三四千个学校小组。在所有知识青年聚集的地方，它都有了自己的组织。以后，伴随着年复一年的军训、…拨又一拨的入学新生，复兴社可以轻而易举地滚雪球发展。这个前景，让几百名力行社社员、几千名军训人员，一度笑语晏晏、志满意得。在许多个营房、集训地，他们收拾者自己的行李，准备回家了。

　　也是这时候，丰悌的又一道命令来了：“务求在军训学生中……发展十万名复兴社员。”

　　这个贪功求大、拔苗助长的指令，究竟是蒋介石的意思呢，还是丰悌 的自作主张？谁也说不清。几十年后，在《记叶县复兴社的一些情况》一文中，一名叫沈详甫的学生，谈起了自己在大军训中加人复兴社的过程。

　　沈详甫是河南叶县师范学校的学生。这一年，他毕业在即，为了领取到毕业文凭，他参加了当年的大军训。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充满了求职的忧虑、“毕业即失业”的阴霾，军训就要结束了，只要再过一天，他就要去寻觅一份教书先生的职业，而后开始养家糊口、娶妻生子的庸常生活。但就是这时候，一个让他后半生不得安宁的事件发生了。

　　这个晚上，一个戴着金丝眼镜，“拿着手杖、穿着长褂”的大胖子，出现在了训话现场。他是叶县教育局局长。他没有丝毫掩饰，开宗明义地要求所有学生都参加复兴社。他说，“参加之后，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障”。

　　他煞有其事，好像丝毫不知道这个许诺早已行不通了。继而，他又宣布了复兴社的三大铁律，“保密”、“只有纵的联系”和“生的进来、死的出去"。如果说，这种大张旗鼓的场面，已经让“保密”和“只有纵的联系”不啻于一个笑话的话，那么，对“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他进行了赤裸裸的威胁：“如若谁要违犯组织决议，就会有人跟在你后面把你打死。也就是说，这个组织是有进无出的……”

　　随即，他宣布复兴社叶县支社成立，所有学生按照班级编制，一概编为复兴社小组。担任组长的，要么是他们的老师，要么是早已加入复兴社的学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沈详甫成为复兴社社员了。

　　事情还没完呢！在百余人集体入社后，胖子开始了一项明显从中牟利的推销。他说，“谁要交160元钢洋，就可以买德国造20发手枪一支，购买手续由组织来办”……沈详甫令人忍俊不禁地写道，“因为第二天就毕业了，所以，这个仅仅成立了一天的叶县复兴社，也就结束了”。

　　如果说，这个案例说明了基层的空洞的话，那么，高层的闹剧更为触目惊心。后来，时为蓝衣社湖南书记的仇硕夫，在《中华复兴社在湖南的活动》一文，勾勒了一幅偷梁换柱、尔虞我诈的众生百丑图。

　　1935年年初，在中央军各部入湘后，“湖南的半独立状态随之打破”。大军阀、时为湖南省主席的何键为之坐立不安。这一天，出于复杂心态，力行社社员、新任财政厅厅长何浩若给了他一个建议：“湖南的青年是芸公的青年，都是拥护芸公的。这是芸公最可靠的社会基础，不能让别人抓去……”他建议何键在朝天宫派出教官前，先行组织学生军训，并成立自己的团体。

　　何键全盘接纳，并指定何浩若负责军训。这一天，在长沙小吴门外49标广场，何浩若宣布成立湖南“铁血锄奸团”，几千名学生必须集体入团。与蓝衣社一模一样，它也有几大铁律，最重要的是入团之后，不得再加入其他的秘密组织。何浩若并且宣称，锄奸团“就是湖南复兴社”。

　　这个消息，很快惊动了湖南分社、朝天宫。仇硕夫提出抗议之余，要求总社迅速派出教官、接管军训。但何键的手脚更快，他亲临集训现场，给几千名学生分发了一枚戒指、一柄短剑。那枚戒指是锄奸团的标志，镌刻了“铁血”二字，短剑上也有“慧剑、何键赠”的字样。何键说，倘若没有戒指和短剑，就不是“同志”；锄奸团以他为团长，以何浩若为书记，除此之外，“任何命令都不得接受”！……

　　天高皇帝远，对何键的偷梁换柱、何浩若的公然反水，朝天宮无可奈何。在一番你来我往、讨价还价之后，丰悌只能按照民国的大杂烩惯例，将“铁血锄奸团"默认为蓝衣社的外围组织。几个月后，何键失势，被迫辞去第四路军总指挥职务，但仗恃省主席的虚衔，他依旧牢牢把握者“铁血锄奸团”。

　　仇硕夫后来谈到，此后两年，湖南蓝衣社和“铁血锄奸团”都发展迅速。1938年春天’，向三青团移交组织时，这两个统称为“湖南复兴社”的团体，已有了五万成员。但淮也说不清，这五万人中，究竟有多少是听命于朝天宫，又有多少是听命于何键的。

　　就这样，蓝衣社的金宇塔型组织，彻底地形成了。在其塔尖，是三百余名黄埔学生、高级官员；两万余名校官、公务员、大学教授、记者文人，则构成了它的塔腰。其下是约二十万名复兴社社员、几万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它规模巨大，但臃肿庞杂；它声势惊人，却四分五裂、不堪一击。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政学系、CC系人物，还是被称为蓝衣社“四大台柱"的魁首们，贺衷寒、邓文仪、康泽和戴笠，都冷眼旁观，不屑一顾。只有丰悌连同那些朝天宫的新晋之徒，如左曙萍、邵令江、周安国，才得意忘形、不可一世。他们处处流露出中华民国“青年领袖”的姿态。

　　如果不是1935年11月的几声枪响，这种人为的、拔苗助长的虚假繁荣，原本可以持续得更久一点，规模也可以史大一些。但，在那场震惊民国的刺杀案后，丰悌，这个令旧口同学、同僚都纷纷侧目的人物，这个被

　　/

　　1935年11月1日，在复成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了。作为国民党“五大”的预备会议，它被称为“冠冕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百余名中央委员早早前往中山陵拜谒，上午9时，在党歌声中，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发表了开幕词。他说，“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努力。我们决心以无限之勇气，来担负这贲任，来谋国难之解除……”

　　开幕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中委聚集在第一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中央日报》报道说，“各中委分五排站列，汪主席精卫、张常委静江、阎常委锡山、张常委学良、张常委继等，列于第一排”；但镁光灯不断闪起之际，许多记者已觉察到了一个细节：汪楮卫的身边留下了一个空位，蒋介石并没有来到拍照现场。

　　这个反常的现象，使接下去的事件显得烟波诡异、疑点重重。几分钟之后，几名常委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或东张西望、或窃窃私语。这时候，一名外披大衣、内穿西装的青年闪身而出，朝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

　　汪精卫当场倒下。但，在镁光灯的烟雾和声响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中央委员黄季陆后来谈到，“当时站在后排，事发后，因不明真相，只觉得前排的人向后挤去”……

　　那个青年还要开枪，但张继到底反应过来了。他一反文官常态，上前抱住刺客的腰身，与他扭打起来；趁此机会，张学良大步向前，一脚踢翻了刺客。汪精卫的几名卫士也跟者开枪了，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在了血泊里。

　　在乱纷纷的现场，陈璧君左腿跪地、用手臂托起了汪楮卫。在百余人的围观中，他们的对话令人无不动容。汪精卫忍着剧痛说，“我为革命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陈璧君则哭喊着，“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由我照顾儿女”。紧接若，在众目睽睽之下，汪精卫告诉匆匆赶来的蒋介石，“蒋先生，我死以后，大概要由你一个人负责了”……

　　陈璧君则以冷冰冰的语气质问说：“蒋先生，有话好好说，何必这样做呢？”

　　蒋介石错愕不已，但他随即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刺汪案的最大嫌疑人。他顾不上辩解，赶忙护送汪精卫去医院；这一天午后，在自己的官邸，他匆忙召见了十余名蓝衣社魁首。侍从秘书肖赞育回忆说，在等待丰悌、贺衷寒等人赶来之际，蒋介石显得烦躁不堪，“面色铁青，来回踱步”。

　　这一天，不仅陈璧君，现场的几百名官员，南京的千万市民，乃至与闻了此事的亿兆民众，无不怀疑该案系蓝衣社所为。而它的幕后主使，就是南京政权的头号人物，与汪精卫恩怨纠葛、一言难尽的蒋介石。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乃至恰如其分。

　　6月30日，为“何梅交涉案”，汪精卫负气称病，出走至上海疗养；紧接着，华北自治风潮卷起后，面对戴季陶、于右任、孙科、吴稚晖的纷起责问，汪精卫提出辞职，却被蒋介石、林森反复挽留。8月18了，他总算答应复职，并于次日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五大”事宜……千万市民、知识分子无不认为，一心逼汪下野的恰恰是蒋介石，他的挽留不过故作姿态；因为汪精卫去志不坚，蒋介石才必欲除之而后快。

　　更大的疑点，则是阴差阳错、异常蹊跷的不在现场。按照惯例，在这个中华民国最为重大的政治会议上，蒋介石即使身染重病，也应该参加合影，以象征国民党的团结、统一和继往开来。除了主使行刺、担心自己被误伤之外，蒋介石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呢？他的哪一种辩驳，不是欲盖弥彰、苍白无力的呢？又何况，在拒绝参加合影时，他这么告诉叶是伧，“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他似乎对刺杀案早有所知……

　　又何止于此？几个月前，朝天宫不是发生了“《司令塔》事件”吗？对这个无法无天、令人发指的举动，不少高官已有所闻。它似乎与该案丝丝入扣。它不能不让人认为，刺杀汪精卫是蓝衣社乃至蒋介石蓄谋已久的计划。以桂系代表刘芦隐为例，几乎是蒋介石前脚刚护送汪精卫去医院，这个毕生反蒋、生性率直的高官就破口大骂，蒋介石如此作为，“乃不折不扣之政治流氓”……

　　更重要的是，无论蒋介石能否洗刷清白，因为这个案件，作为国民党空前团结、中华民国行将统一之象征的“五大”，都注定要象上一层阴影，乃至彻底地破产了。除了几个最亲近的僚属，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个会议，蒋介石花费了多少心血、蒙受了多少屈辱，并賦予了它多大的期望。

　　作为“五大”的预备会议，四届六中全会可谓异常难产、姗姗来迟。按照党章规定，全代会应每两年举行一次，但1933年6月2日，当南京中央党部发表通电，宣称将于当年秋天举行六中全会、紧接者召开“五大”时，无论胡汉民、阎锡山、冯玉祥还是李宗仁、白崇禧，都不愿前来凑这个热闹。无奈之下，南京党部只得宣布，“展期于明年（1934年）十一月召集”。

　　次年的议程，再次延期了。为此，1935年夏天，蒋介石亲赴山西，面邀阎锡山与会；他并通过阎锡山，艰难地说服了冯玉祥。而与阎、冯相比，态度最强硬、游说最困难的，当属以胡汉民为宗主的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

　　9月16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表了通电，要求将四个提案纳入“五大”议题，那就是惩治丧权辱国之军政当局，惩治背离党义、推行法西斯主义之祸首，确定独立自主之外交方针，并取缔一切媚外关税税则。毫无疑问，这些提案都旨在让蒋介石丢人现眼。对此，蒋介石忍气吞声，他先是表示，这些议案不适宜作为全代会议题，“但可作为自由提案，向五全大会自由提出”；紧接着，他又低三下四地央求阎锡山、冯玉样，“代为游说两广之军政要员”……

　　直到派出戴季陶、马超俊两个特使后，西南军阀才勉强答应，以邹鲁、黄旭初、刘芦隐等为代表出席。至于胡汉民和三大首脑，那是一概不愿与会。饶是如此，蒋介石也欣喜若狂。六年前的“三大”，不是他一个人唱独角戏么？四年前的“四大"，国民党甚至分裂成了三个中央，那就是南京的蒋记、上海的汪记和广州的胡汉民集团。在这个意义上，“五大”是一个象征，在敉平瑞金、克服几省、行将发行全国性货币之际，蒋介石已经从一介军阀，升格为中华民国的公认领袖了……

　　但，"刺汪案"发生后，一切又变得悬而未决了。蒋介石无法预料，阎系、冯系和桂系代表会不会拂袖而去，他更无法预言，以陈公博为首的汪系、“改组派”集团，会不会再次发起反蒋运动。在此之外，对极具道德优越感的他来说，天下苍生的悠悠之口，无疑也是个极重大的心理伤害。又

　　何况，联想到几个月前的“《司令塔》事件”，他也怀疑该案是蓝衣社所为。

　　正因此，这个午后，在十余名蓝衣社魁首悄无声息地步人他的客厅后，他大发雷霆，以著名的“娘希匹”开头，叱骂起了丰悌以下的众多青年。他凶狠的目光，只是在掠过一名很少话语、任劳任怨的青年时，才略略温和一些。那就是首任书记、力行社创始人、从德国回来后兼任总会干事的滕杰。

　　这一天，蒋介石怒不可遏、语无伦次。他说，“《司令塔》事件”发生后，之所以没有枪毙丰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学生还有天良，不会做出什么遗羞万古的蠢事；他说，他的好学生死光了，剩下的要么愚蠢、要么自负、要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才有了这种丧心病狂的行径。他并且谈到，倘若汪精卫不治身亡，他要枪毙在场的所有人，“殉葬汪先生，并辩白于天下人”……

　　说到这里，他想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即使杀光这十几个人，乃至取缔蓝衣社，又有什么用呢？天底下的人，谁不会以为他在丢车保帅，让这些人充当他的替死鬼？更何况，国民党“五大”的不欢而散，已经被注定了……蒋介石越想越怒，他指名让丰悌回答，这件事究竟是谁干的。

　　丰悌也同样激动。站起身后，他对天发誓，自己与“刺汪案”绝无任何牵连；不仅如此，朝天宫他也里敢担保的，该案与蓝衣社没有丝毫关系。他说，倘若蒋介石不相信的话，他可以去中山陵前，“于总理灵柩前明誓”(邓元忠，《宣介溪访问》）……

　　那么，几个月前，究竟是谁扬言要刺杀汪精卫呢？

　　面对这个质问，丰悌终于害怕起来了。他吞吞吐吐地承认，所谓“《司令塔》事件”，他丝毫不知情；该案并非组织行为，乃是朝天宫个别人干的；至于是谁偷偷摸換地这么干，他也不知道……听到这里，蒋介石大怒若狂，他说，丰悌自欺欺人，“真是愚而好自用”；他说，“我把组织交给你，是把性命交给你，你不要我的命，我也不要你的命”……

　　但，枪毙手令再次被人劝阻住了。与以往不同，这一次，让蒋介石饶过丰悌的，不是说情者的脸面，也不是什么私人情感、师生之谊，而是最为现实的理智考虑。贺衷寒劝谏说，倘若杀了丰悌，天下人将断言蓝衣社谋剌汪精卫，蒋介石也脱不了干系；当务之急，是迅速地查明真凶、并揪出幕后主使，以还蓝衣社和蒋介石一个清白；在这种情况下，家丑不可外 扬，不要说枪毙丰悌，即使略事惩处也后患无穷……干国勋后来谈到，这一天，“贺在旁讲情，声泪俱下，方未执行”。

　　邓文仪后来总结说，“以后长沙大火，丰悌顶罪而遭处死，论者多称太冤枉……但他的真正罪行，与刺汪案有关”……

　　也是这一天，在贺衷寒、丰悌等人退出后，蒋介石召来了戴笠。在一番密密细谈后，他给戴笠下达了一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三天之内，破获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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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沸沸扬扬的“刺汪案”，后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的主要参与者中，华克之与陈惘子均为共产党人，它与共产党有关；有人则强调刺客孙凤海曾任十九路军连长，它的幕后人物，应该是李济深、陈铭枢集团。在此之外，由于华克之等人与民国“暗杀大王”王亚樵过从甚密，又有人怀疑它是王亚樵的又一刺杀杰作……但，次年秋天，作为唯一的脱逃者，华克之在香港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宣称该案与共产党无关，也不是王亚樵的手笔，“乃血气方刚、无权无势、经济困厄的三四小子，自发之所为”。

　　几十年后，在《1935年刺汪案真相》一文，华克之更详尽地描述了该案的来龙去脉。

　　1933年夏秋，因发动学潮，金陵大学学生陈惘子被四处追捕。他流亡到了上海，投奔他的幼时同学、安徽同乡华克之；不久后，在法租界新新南里232号的那几间破旧阁楼里，又出现了两个青年，那就是陈惘子的大学同学张维，以及张维的同乡，失业军官、原为十九路军连长的孙凤海。华克之回忆说，四人以兄弟相称，其中华克之为长兄，张维、陈惘子次之，孙凤海是“四弟”。

　　在苦闷、黯淡的日子里，四人以豪侠自命。华克之后来谈到，有一次，在读到五言诗《古剑》时，他们慷慨应和，“感愤兴起，拔剑击柱”。而几个月以后，一个偶然的机缘，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那就是陈惘子的结识王亚樵。大约1933年年底，在安徽会馆，陈惘子

　　见到了同乡、富有传奇色彩、被称为“暗杀大王”的王亚樵。此后几个月，这个阅历复杂、出手豪阔的风云人物，不仅时常资助他们，他还总是自嘲说，“反正我的钱也姓骗来的”，以此打消他们的尴尬。凡此种种，让几个青年日渐钦羡、向往王亚樵的所作所为。他们决意步王亚樵之后尘，刺杀蒋介石。

　　'次年深秋，华克之前往香港，寻找李济深、陈铭枢。因为王亚樵的介绍信，他很快拿到了五千元活动经费。回到上海后，他们进行了种种分工，有的负责对外联络，有的负责收集情报，至于刺客人选，则选择了当过军人、枪法极准、“外表修伟风流”的孙凤海。他们并集体来到南京，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开始活动。华克之后来谈到，“社址在南京陆家巷23号的后院……在申报成立展光社的表格中，华克之化名胡云卿，张维化名张玉华，孙风海化名孙凤鸣”……

　　那么，他们的刺杀对象，怎么变成汪精卫了呢？对这个问题，华克之语馬不详地说，“因蒋临时改变主意，不出场摄影，故退而求其次，以汪精卫为对象”……

　　但，更多的迹象表明，选择汪精卫为对象，是精心预谋的产物。甚至，它也不像华克之所言，“系自发之行为”。它的背后，隐藏者一个惊人的、但后来流产了的政治密谋。

　　那就是离间蒋汪关系、进而制造国家的再次分裂。华克之并没有谈到，在他们的同谋者中，包括一名陈惘子的大学同学，也曾在李济深的“神州国光社”任职、公开身份为南京花牌楼书店老板的青年。他的名字是陈光国，是丰悌内弟孙茂柏的密友。

　　华克之更没有谈到，无论陈惘子还是张维，也均为孙茂柏的同学；而远在1927年，在担任南京党部青年部部长期间，他就结识了丰悌，一度交往极密。他熟悉丰悌的种种性格弱点。

　　过去几年，无论李济深还是王亚樵，曾屡次刺杀蒋介石，但因为戒备森严、均未成功。即使1932年夏天，王亚樵收买的四名黄埔学生，以拜谒校长的名义实施刺杀，也被邱开基拼死救下。在这种情况下，几名无拳无勇的青年，又怎能指望剌杀成功呢？何况，以敉平瑞金为标志，蒋介石气象渐成，倘若再刺杀他的话，民间的声讨、千万知识分子的侧目，也是刺

　　杀集团无法承受的……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就成为再好不过的刺杀对象。他经常不带卫士，独自跋涉于名山大川；他与蒋介石的合作，是这个一介武夫、在党内资历极浅的人物，擭取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退一步说，即使行刺失败，在汪精卫屡屡与日本人合作、名声渐渐扫地之际，此举也能以民族气节、“自发行为”轻轻推脱……没有人会想到，刺汪的幕后主使，会是与汪精卫有者不错的私交和公谊的李济深集团。

　　又何止于此？这还是一举数得的“移祸江东”之计。只要造成蒋介石刺汪的假象，那么，他不仅将丧尽人心、背负千秋万世的骂名，各省军阀也就有了讨伐的名义。而汪精卫每况愈下，但异常团结、势力依旧惊人的“改组派"，也将成为反蒋最力者。它有着种种妙不可言的好处，无论釜底抽薪、隔岸观火、偷梁换柱还是反客为主，尽在其中*…”

　　正因此，在混入朝天宮后，陈光国的第一个手笔，就是制造“《司令塔》事件”。它要给未来的刺汪案预留一个伏笔，那就是让汪精卫、“改组派”坚信该案系蒋介石所为。也因此，这桩刺杀案才选择了火力很小的四寸左轮手枪，邓文仪后来谈到，“三弹皆有入无出”，几天后汪精卫即已脱险。他们要留下汪精卫的性命，不仅避免“改组派”的树倒猢狲散，也想让蒋汪水火不容，以便火中取栗……

　　刺杀案发生后，这个计划不仅完成了一大半，它甚至无中生有、锦上添花：陈荦君直接质问之外，蒋介石似有预感、异常蹊跷的不肯合影，更使该案貌似铁证如山。邓文仪后来谈到，“此点十分重要，因行刺发生在蒋氏缺席之时，包括汪夫人在内，很多人怀疑此案与蒋氏有关”……

　　几十年来，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刺汪案”，其真相始终被层层掩盖者。但，机关算尽太聪明，无论主谋还是刺客，都没有想到，他们遇见的是戴笠这么一个对手。受命当日，戴笠就下令逮捕了“《司令塔》事件”的始作俑者、时为蓝衣社助理书记的陈光国。

　　远在几个月前，戴笠就怀疑起了陈光国的真实身份。这一年，在破获许多共产党地下组织时，戴笠发现，那些绝密刊物中，“时常登出力行社的机密文件，几近一宇不差"。它让戴笠意识到，“组织已被敌人渗透了”(《唐纵日记》》。

　　陈光国的种种阅历，更让戴笠疑窦丛生。他曾是“神州国光社”成员；他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往，比如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田和民，比如一些共产党人，又比如后来的刺客孙凤海。更重要的是，几乎是他刚刚进人朝天宮，“《司令塔》事件"就发生了……正因此，在CC系的徐恩曾、宪兵团的谷正伦以及首都警察厅的王固磐，纷纷赶赴晨光通讯社查找证据时，他另辟蹊径，逮捕了陈光国。从一开始，他就判定这是一桩政治离间案。

　　又何止于此？抓获多少涉案者、嫌疑人，难道很重要吗？所谓“破案”，难道不是洗刷蒋介石的清白，并使汪精卫、陈璧君以及“改组派”相信，它不仅与蒋介石无关，而且还是一个反蒋密谋吗？只有这样，该案不仅能使离间计流产，还能达到谋刺集团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那就是蒋汪的同仇敌忾……

　　正因此，在徐恩曾、谷正伦、王固磐四处抓捕余党时.戴笠的目光就转向了刺客的幕后主使。11月2日，也就是案发次日，他就获得了陈光国的些许口供；几天后，《唐纵日记》写道，“陈光国，现在证明他最低限度与暗杀者有过组织上的关系，有目的来参加我们的团体”。这个口供，使原本坚信不疑的陈壁君渐渐动摇了。

　　紧接者，戴笠抓获了刺客孙凤海之妻、被称为“天生丽质”的崔正瑶。

　　对这个弱女子的刑讯逼供，是号称三民主义、“五权宪政”的中华民国，最令人发指的行径之一。但它使戴笠获得了更有价值的口供。美国学者魏斐德后来写道，“这是他本人很少直接参与的残酷施刑的一个案子。当崔正瑶招供后，她不仅出卖了余立奎，而且还供出了周世平和胡大海等”；更重要的是，在崔正瑶供认的众多涉案人员中，包括了一名“改组派”成员、与汪精卫形迹密切的青年。戴笠欣喜若狂，他以坦荡的姿态，将这个人移交给汪精卫心腹、宪兵司令谷正伦审问……

　　此后几天，伴随者陈惘子、张维的纷纷落网，伴随着大卷大卷案宗的送往汪公馆，“改组派”不再怀疑蒋介石了，而其他派系也无话可说。几十年后，魏斐德写道，“(那名案犯）的改组派身份，终于使陈璧君相信蒋介石并非是谋杀她丈夫的后台”（魏斐德，《特工王戴笠》)……

　　直到此时，戴笠才开始追捕该案的两名幕后人物，余立奎和王亚樵。

　　抓捕余立奎，后来被戴笠视为毕生最屈辱的事件之一。《戴笠年谱》 记载，这一天，戴笠率领二十余名特务分批前往香港，抓捕余立奎、王亚樵；但王亚樵早已得到了消息，他密报香港警务处，有人私带武器入境，结果戴笠“为警务处处长亨利•勃朗闪禁，关押三日，直至南京送来持枪证始释……自称系民国十七年后唯一一次坐牢”……

　　走出拘留处后，戴笠一腔羞愤无处发泄，发誓要置余立奎、王亚樵于死地。他三管齐下，在收买香港帮会组织寻找王亚樵行踪外，并委派王亚樵同乡、旧友陈亦川遍访所识，“伪称代石友三送信……寻机面见王亚樵”。与此同时，他更致函港督葛洪亮，要求港方协捕王亚樵。但不久以后，三套方案先后搁浅了：王亚樵狡兔三窟，谁也不知进他的下落；陈亦川虽然见到了余立奎，但很快被怀疑，“不惟无缘面见王亚樵，即余立金亦迅速逃脱”。最后，作为王亚樵的朋友，葛洪亮对戴笠的态度极为恶劣，他说，按照保护政治犯的惯例，不仅港方不会插手此事，倘若戴笠轻举妄动的话，他还将驱逐戴笠出境……

　　直到当年年底，戴笠才抓捕了余立奎。但，此后几个月，为引渡余立奎，戴笠与港英当局开始了没完没了、近乎马拉松式的扯皮。港英法庭强调，作为十九路军团长，余立奎是政治犯，香港政府不能予以引渡；戴笠反唇相讥，他说，余立奎更重要的身份，是王亚樵斧头帮、“暗杀团”的副首领，他所介入的刺汪案是杀人凶案，应按刑事犯条例予以引渡。而当港英法庭要求提出证据时，戴笠上下其手，他委托自己聘请的英锫律师史杜沙刺到处打点，“贿赂总督公署一次即达二十万，贿赂香港法庭先后花了四十万……一时之间，香港司法界无不引为笑柄，说南京政府钱太多，我们帮它花一花”（余立奎，《我作为刺汪案要犯逮捕、引渡、判刑的前后经过》）……

　　戴笠的这些活动，既明目张胆、又手笔浩大，以至于首都警察厅的一些老侦探也颇为不满。一名警官甚至面告余立奎，“这个案子，有人花了一百多万元，还没有抓到真正的主犯”。但，与国民党“五大”的顺利进行、蒋介石罪名的洗刷，以及汪精卫与李济深的从此反目相比，这些钱又算得了什么？后来，台湾学者、《戴笠传》作者良雄认为，戴笠之所以深受蒋介石信任，“系闽变、剌汪案及西安事变之表现所铺垫”。

　　也是在“刺汪案”渐渐水落石出之际，1936年的元旦钟声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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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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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元旦，南京下了一场大雪。这一天，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在日记里写道，“时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抚应国艰，不禁慨然”；冯玉祥将军则诗兴大发，他作了一首打油诗，以倾诉自己对1936年的期待：“欢迎，欢迎,新年，新年。大雪纷纷下，贫民多可怜！土地被敌占，至今尚未还……我作文天祥，我作史可法，我作岳武穆，我作颜真卿。说到要做到，不为自欺。欢迎你新年，你我要共勉……”

　　这一天，鲁迅的旧日学生、毕生好友孙伏园，回忆起了二十四年前的往事。他说，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宣布成立，那一天，校长鲁迅召集全校学生讲话，“对于阴阳历的区别，及革命政府采取阳历的用意略有说明"；教务长范爱农则建议他们，在元旦假期内，“诸位出去，可以逛逛大善寺，开元寺"（孙伏园，《第一个阳历元旦》)。但，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冬天，鲁迅显然忘记这些了。这一天，他的日记里只记载了些许琐事，而一个多月后，2月16日，在春节的爆竹声中，他却写下了《论元旦》一文。

　　这一天，作家丰子恺也毫无新年概念，他写下了随笔《实行的悲哀》，表达自己远离时局的向往。他说，“风景只宜远看，不宜身入其中。世事都与风景一样……身入其中，不但美即消失，还要生受苍蝇、毛虫、罗唣，与肉麻的不快。世间苦的根本就在于此"。而与他所在的开明书局一墙之隔，《新民报》的编辑们，却发表了铿锵有力的元旦社论：“1935年算是过去了……可怕的1936年又面迎着我们而来了。大声的同读者说，我们要度过今年这一难关，惟一的我们只有从各方面去反攻，我们只有抗斗、抗

　　斗、第三个抗斗！……”

　　抗斗早已无处不在了。这一天，在天津街头，在川岛芳子的策动下，千余名汉奸、浪人佩戴“敢死队”的袖章，呼喊着“华北自治”、“打倒南京政权”的口号，进行了一整天的游行；与此同时，在几百里外的北平，宋哲元则在南苑举行了万人阅兵大典，并邀各国使节、中外记者几百人观礼。担任这场阅兵总指挥的，是一个名叫吉星文的上校。一年多以后，在卢沟桥边，正是这个吉鸿昌的侄子、年仅29岁的青年，向河对岸开出了抗日的第一枪。

　　这一天，在遥远的陕北，红军残部也举行着大阅兵。它的观礼人群，则是一群战俘，其中包括一名叫高福源的奉军上校团长。不久后，周恩来不仅礼送他出境，并委托这名辅仁大学毕业生、张学良的心腹亲信，向张学良转达几万红军的善意和诚意。

　　这一天，中国有两条铁路通车，那就是山西境内的同蒲线南段，以及贯通浙赣的玉（山）南（昌）线。在出席通车典礼后，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在日记里写下：“欲谋应付将来之国难，不在联日以抗俄，或联俄以抗日……能白存与自固，联日亦好.联俄亦好；不能自存与自固，联日无益，联俄亦无益。”

　　这一天.南京政权向百余名军官授发了云麾勋章。其中蒋介石、阎锡山、丹玉祥、何应钦、李宗仁等八人获得了一级勋章，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关麟征、货杰等人则获得了三等或四等。邓文仪后来谈到，“从二十四年底到二十五年，某些力行社社员在同民党内与在政府、军中的地位，皆有显著的升迁”。

　　这一天，在千家驹和杨梨音的婚礼上，胡适、许德珩担任证婚人，范文澜、崔敬伯则为介绍人。与此同时，在上海励志社，几百对新人也举行了集体婚礼。无论时世如何演替、风潮如何变迁，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故事，始终在延续着。这一天，大约一万两千三百余对青年结娇，在新历元旦远未被中国人接受前，它和平日没有什么两样；至于孩子的出生和老人的死去，更和这些人为节日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一天，大约四万七千名婴儿呱呱落地，大约三万四千个老人、病人和遭遇灾祸者死去。在一处处街巷、一个个村庄，婚礼与葬礼、出生与死去，都同时地进行着……

　　这一天之后，1936年开始了。

　　1936年，后来被许多中国人视为无法忘记的年份。这一年，年仅27岁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中国的西北角》。它被称为“片纸神州贵，华章四海闻”。《大公报》报道说，“此书畅销之广，为空前所未有”；“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经传罄……特赶印再版数千册，复又售罄，而来函订购者尚多，当赶印三版，出售未及登广告，又经售罄”。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该书畅销近十万册；更重要的是，它唤醒了中国人的西部意识。一年多以后，在大西迁的风潮中，大约400万青年走向了大西南，另有300万青年走向了茫茫大西北。社会学家孙本文统计说，“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

　　这一年，一名叫张寒晖的青年，写出了一曲哀婉伤感的《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它成为当年最风行的歌曲。它并与刘雪庵作词、黄自作曲的《流亡曲》，以及《复仇曲》,合称为“流亡三部曲”。当年初冬，当几千名学生前往临潼、要求张学良收复满洲时，他们唱起了这首歌。它不仅让无数奉军官兵潸然泪下，它也使张学良当场表态，“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答复你们”。

　　几天后，西安事变发生了。

　　这一年，一个叫费穆的青年导演，拍摄了他的第五部彩片，《狼山喋血记》。与一年前轰动全国、田汉编剧的《风云儿女》不同，在《邦交教睦令》下达后，它只能以隐晦的故事、来表达鲜明的主题。它描写了野狼肆虑村庄、猎户团结打狼的故事。与《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一样，它的主题曲《打狼歌》，也迅速地传唱全国：

　　“生死向前去，打狼保村庄。

　　兄弟血如海，姐妹尸如霜。

　　豺狼纵凶狠，我们不退让。

　　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

　　它是当年最有票房的中国电影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女二号饰演者，是一名来自山东、年仅22岁的青年。她的名字是蓝苹，两年多以后，她又有了一个后来广为人知的名字：•‘江青”。

　　这一年，最引人瞩目的文化事件，莫过于邹韬奋发起的《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4月21日，高尔基在俄国发起《世界的一日》征文后，邹韬奋大受启发，〜觉得非常新鲜而有意义，因而大胆来学步”；他找到了茅盾，商定以一个月后的5月21日为内容，“恳请全国各界人士留心自己在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记录下来，作为全中国在1936年5月21日这天的横断面”。茅盾后来谈到，“因为这一天是极平常的一天（如选在某个节日上，来稿内容就可能千篇一律），距今尚有一个月，估计再偏僻的城镇在5月21日前也能见到征文启事”。

　　在百余份报刊刊登启事和广告后，从5月21日开始，短短二十天内，编辑部收到了三千多篇来稿，“以字数计，不下六百万言”。更重要的是，它的投稿者包括形形色色的身份、阶层、职业，在千余名学生、近五百位教师，大约三百个商人、五十个工人和十几个农民外，“是大多数向不写稿的店员、公务员、小商販、兵士、警察、宪兵等等”。他们勾勒出了一个驳杂、琐碎、色彩斑斓而又无所不包的中国景象。不久后，《中国的一日》丛书总编辑茅盾写道：“真的，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员的腐化、土劣的横暴、女性的被压迫、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彷徨、‘受难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真的！从都市的大街和小巷，高楼和草棚，从小城镇的冷落仄隘的市尘，从农村的残垣破屋，从学校，从失业者的公寓，从军营，从监狱，从公司公署，从工.厂，从市场，从小商店，从家法森严的旧家庭……这是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这是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

　　这是一个已死的、将死的、方生的和未生的中国。在这种光怪陆离、令人悲欣交集的景象中，这一年，从夏天开始，一种前所未有、清新而乐观的情绪，突如其来地席卷了广袤大地。

　　这一年，直到收夏之前，萧条、悲观与麻木依旧无处不在。因为日货走私的泛滥，短短两个月之内，天津倒闭了三千余家华人商店；仅仅3月7日这一天，平津两地就有十名商人自杀。《大公报》评论说，“自杀风炽，大多为经济所迫”；几天后，《救国时报》更洋尽分析了它的根源： “过去一年中，日商私贩，当在三万万元以上。日政府输货入华，亦多不纳关税，中国损失关税当在八千万以上”；“过去两月，天津一市，华店因此倒闭者竞达三千间以上。日人商店，在平津一带到处林立”……

　　这一年，以元老张静江、交通部长曾养甫，以及李石曾、茅以升等名流为发起人，全部股东均为中国人、全部出售国货，被称为远东乃至亚洲之最大商场的“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开张了。《中央日报》报道说，“日用百货，无不齐备，餐厅茶馆，应有尽有。集国产之大成，汇万货为一处”；《申报》则描述了167家老字号汇聚一堂的场面，“无论北方之同仁堂药店，以及南国之张小泉剪刀，国货数百年之精华，荟萃于斯”……

　　在希望与绝望的相互伴生中，夏天到来了。

　　这一年，似乎天公作美，在无比广袤、极富地域差异的土地上，处处风调雨顺。从收割夏粮开始，千余份报纸纷纷报道着各地的丰收景象：河南小麦增产三成以上；湖南稻米增产四成以上；福建的全年收获，更增产了将近六成……这个近二十年未有的大丰收，滋养了这个贫瘠已久的古老国家。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从祁连山脉、太行山脉到武夷山脉，千万农户无不谷满囤、粮满仓。在田间地头，许多赤贫一生的老农，也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笑容。　　

　　一喜未平、一喜又来。这一年，在几个月的发行后，法币的流通过大大增加了；当年的夏粮和秋粮，都卖出了五六年来的最高价。丰收和高价的双喜临门，使中国农村处处呈现欢腾的、近乎春节的景象。《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1931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又何止是这个新刺激？这一年，在欧洲挣扎于大萧条、日货也遭遇了普遍抵制后，中国民族资本进入了又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在泛滥成灾的官僚资本尚未兴起之际.这一年，苏州的新式绸厂达到了80余家，“有电力机约2000架，每月每架平均产绸10匹，除间有停歇者外，每年产额近20万匹，价值五六百万元”；这一年，杭州的新式绸厂更增至141家.在6200台电力机器之外，更有500台古老的木机、约8000台拉机在始终运转着。这一年，以棉纱业为例，“国货市场占有率约三分之二强”；这一年，以搪瓷产品为例，“现除北方尚有日货搪瓷销售外，长江一带，日货 已绝迹矣”；这一年，以面粉业为例，全国面粉的销量约为3200万包，其中华粉的数量达到洋粉的19倍以上。包括火柴、卷烟、热水瓶、五金制品在内，这一年，几乎全部的日用百货，国货都成为市场的主流……

　　这一年，在自己的札记里，通俗小说家包天笑记载了一个百业兴旺、处处有新工厂新企业开张放鞭炮的图景；一些最狂热的分析家甚至谈到，再有几年时向，“中国将只有两家公司，一为国货公司，一为美国货公司”。这一年，房地产成为南京最热门的投资；在建筑师杨廷保设计了可容纳六万余名观众、号称“远东第一”的中央体育场后，众多媒体鼓吹起了“建设新首都”。《良友》杂志详尽勾勒了南京新城的模样，“皆为洋式公寓，或三四层，或五六层，可纳居民二十万人约五万家"……

　　这一年，在几无征兆、瞬间席卷的繁荣景象中，中国人焕发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自信和热悄。《大公报》谨愤地评论说，“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德意志公报》认为，“在蒋氏的领导下……（中国）已有根本的精神之改变”。它甚至影响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对南京政权一向冷嘲热讽的纳撒尼尔•佩弗。在此之前，他说中华民国是美国政体荒唐可笑的仿制品，是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式的政治思想的漫画"；但，这一年，在参加“双十国庆”观礼后，他却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现在，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也是在这种自信和爱国热悄中，战备工作悄悄地进行着。

　　战备工作包括了一系列手笔浩大的工事、引进军备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年，在苏州留园，以张治中上将为负责人，几百名军人以“中央军校野哲办事处”的名义，组成了秘密的国防工事部。在他们的努力下，效仿马奇诺防线、以三道钢筋水泥工事为主体的国防工程，悄悄地进行着。那就是吴江到福山工事、无锡到江阴工事、乍浦到嘉兴工事。几十年后，张治中满怀深情地冋忆说：“直到4八一三’前夕，外间没有人知进它是做什么的，敌方更是始终不知道。我所任的抗战准备工作得以从容部署.得益于这个秘密机构不少。留园，我向你致敬"！……

　　三大工事，为的是拱卫京沪、保住作为经济命脉的东南半壁；作为后方和腹心的，却是中西部地区。这一年，在中国铁路通车里程数超过一万三千公里，并形成两纵一横，以平浦线、甲汉线和陇海线为干线的交通网 络后，张嘉璈出任铁道部长，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国防铁路计划。那就是同时修建湘黔铁路、京輓铁路、成渝铁路和陇海线西段。从此以后，中国铁路工业的重心，向中西部悄悄转移者。

　　铁路之后是公路。这一年，一个叫赵祖康的年轻人宣称，“十九世纪是铁道世纪，二十世纪则是公路世纪"。他说，1883年奔驰发动机的问世，以及1907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大规模生产，已经把世界推向了汽车和公路时代；他说，与欧美国家不同，“我们公路是铁道的先锋，而驿运又是我们公路的先铎”。在不动声色中，他先是改正了桥梁的载重标准，“第一步的目标是由载重三吨改到载重七吨半，第二步的目标是载重十五公吨，使普通的炮车都可以在各干线上自由通行”；继而，他又奠定了中国兵站、后勤系统的基础。在抗战爆发后，他始终领衔者中国公路建设的主角，先后建成了甘川、中苏和滇缅三大公路。

　　这一年，以翁文灝为委员长的“国防资源委员会”，在统制钨、锑等战略矿产品的出口运销后，又计划投入一万万元的巨资，在中西部同时筹建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以及湘潭煤矿、龙溪河水电站等几十家重工业厂矿。从这里开始，一年多以后，它组织了工业界的大西迁；此后几年，它在中西部开发了无数企业、矿产和战略资源生产线，并负责了中国的战时生产。它是中国坚持抗战的大动脉和产业骨架。几十年后，众多评论者无不认为，没有国防资源委员会，中国抗战能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是不可想象的”……

　　也是这一年，伟大的军事学家蒋百里飘然回国。几乎是刚刚踏上黄浦江码头，他就开始了长达一年多、没有间断的鼓与呼。

　　他说，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但中国以弱胜强，却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说，中国不仅是大国，有着空间优势，以空间换时间，中国还将有时间优势，因为中国得道多助、日本失道寡助，只要时机成熟，英美必将介入对日战争。他并且谈到，以机关枪和壕沟为象征的防守型武器，是军界的主流，比如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但这种思想已经落后了，下一场大战的主角，必将是飞机、战车、潜艇等进攻性武器；他为此呼吁，“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惟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训练航空人才”……

　　蒋百里的战略分析，不久后成为蒋介石“逐次抵抗”、以及毛泽东“论持久战”观点的主要思想来源。这一年，在最终定稿、荟萃了自己毕生思考的《国防论》一书中，蒋百里将军以满含的深情、杜鹃啼血般的心力写进：“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这一年，在浩大的场景与风潮中，蓝衣社悄无声息地走着自己的路。

　　/

　　这一年，在“刺汪案”之后，丰悌被再次打发到了德国。刘健群又一次执掌朝天宫，成为蓝衣社的第五任书记长。后来，众多朝天宫人物谈到，“新任书记长遇到的第一件国家急事，为二十四年十二月到处发生的全国性

　　学潮”……

　　这就是“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在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南京也决定批准半独立的典察政务委员会后，几千名北平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游行示威。他们的宣言里，包括了一句后来被久久流传的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紧接者，八千余名南京学生在光华门请愿，五千余名上海学生在街头与日警对峙，武汉更有两万余人日夜聚集在省政府前，以至于新任湖北主席杨永泰不得不推迟了就职日期……

　　又何止于此？在蒋介石下达京沪汉三地戒严令后，1936年，几乎是元旦钟声刚刚敲响，五百余名平津学生就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此后二十几天，他们在河北农村进行了长达七百余里的徒步跋涉、沿途宣传。几十年后，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游行示威总指挥宋黎回忆说，“宣传团下分四个团，一、二团是城里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弘达学院、东北中山中学和镜湖中学等校学生……一、二团一月三日出发，沿着铁道东前进。第三团是清华、燕京、辅仁等校学生，团长是黄华，他们一月四日出发，沿若铁道西南下。笫四团是天津学生，人数较少，从天津直奔固安县城”。

　　在贫瘠而广袤的河北农村，他们唱起了“流亡三部曲”。他们边走边 唱，并演出了话剧《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抵达保定时，他们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铎队”；此后几个月，这个被简称为“民先”的青年组织，在十八个省份迅速蔓延者。当年夏天，它已席卷了近百所高校、有着四五千名学生成员……

　　在这种情况下，刘健群决心发起“实践社”，以与民先对抗。后来，在《银汉忆往》一书，他谈起了自己的种种作为：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他说服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生，使和平尚未绝望，倘到绝望时、“政府必不惜一战”的观点，成为众多学生的共识；在暨南大学，他谈起了海外华侨与中华民国的血肉渊源，并告诫这些华侨子弟，“必知先人之困苦，也必谅政府之忍辱”；在上海政法学院，他则以雄辩的口才、深厚的法学功底，与众多学生交谈着秩序的必要、渐进的建设意义……在他的努力下，“趁势在复旦发起实践社，不久后，又在暨南、法政、交通等大学组织实践社”。刘健群后来谈到，“三地戒严后，京汉各地之学潮已渐告平息，惟上海有租界。上海学运潮落，则全国学潮亦告一大段落”……

　　那么，又一次出任蓝衣社书记长后，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个罕见的演讲天才、曾被视为蒋介石“接班人”的青年才俊，只做了这么一点事吗？

　　这就不能不谈到刘健群的尴尬处境。1934年暮春，当他接替贺衷寒、成为蓝衣社第三任书记长时，他还有着种种计划。在尽世避免与黄埔学生发生摩擦外，他决定创办会计训练班、“拟将《生活限制条例》扩展为限制全国官吏之个人财产”，并发展忠义救国会等外围组织……但，干国勋后来谈到，“由于刘氏在社内的身份只是客卿而已，康泽处处与他斗争，贺衷寒亦不合作，故他的书记任内无大作为”。

　　在坐视武斗闹剧、“南昌大火”和文化学会的解体之后，他早已厌倦了和朝天宫的交道。何况，这一年，在他再度出任书记长后，在二十多个干事人选中，他仅仅提议增补宣介溪为干事，却也被冷淡地拒绝了，“因无缺，乃派为候补干事"。凡此种种，使刘健群心灰意冷。他的又一个书记任期，要么做自己的事，要么做一天和尚撞-天钟。

　　又何止于此？自从“刺汪案”发生后，蒋介石早已绝足不来朝天宫了；对这个庞大秘密组织的生死前路，他似乎不再放在心上了。1936年4月， 侍从秘书肖赞育按呈递一份报告给蒋介石，这份报告足以说明，蒋介石与蓝衣社已疏远到了何种地步。

　　在这份行文流畅、文采斐然的报告里，肖赞育先是痛苦地承认，作为新生活运动的先行者、《生活限制条例》的执行人，蓝衣社每况愈下。他说，“新生活一名词，本为团体最初所标示，自饮食、衣服、住宅、劳动、应酬、娱乐，以至读书、写日记、锻炼身体、相互监督等各种规定，均曾粗有规模。而麻雀（麻将）等不良习染，尤悬为力禁”；他说，“日久顽生，今已不复为人所重视矣……今日之弊，在个人只顾个人之自由，个人只顾个人之建树，上不以此为非，下不以此为耻"……

　　他为此哀求起了蒋介石。他说，“团体自成立至今，一切以钧座之意旨为归依，惟以干部组织不甚健全，而钧座又无多暇顾此……对于此组织‘似无所谓他说，“团体之存在发展，固全系于钧座一身……必须钧座明示干、检两会，严定准绳、执行赏罚，以成功为钓座最忠勇坚固之力&，,—

　　换而言之，对朝天宫，蒋介石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由蒋介石带入蓝衣社、与它有着种种公私恩怨的刘健群，又怎么会再把它放在眼里呢？他早就盼望离开朝天宫、去外面的世界一展宏图了。不久后，他的机会果真来了：这一年6月2日，在胡汉民去世不久，两广军阀担心自己法统地位的丧失，更恐惧于渐渐流通的法币；他们以抗日的名义，派遣大军进入湖南地界。“两广事变”爆发了。

　　“两广事变”的平息，几近兵不血刃。这一年夏天，在戴笠的努力下，先是全部飞机飞往了南京；继而，陈济棠、李宗仁刚刚购买的两艘鱼雷艇，也悄悄驶进了东海海域。在巫剑雄、黄质文、余汉谋等人先后哗变之际，陈济棠大势已去，悄然出走到了香港。紧接者，在黄绍竑的斡旋下，9月7日，李宗仁、白崇搞也发表声明服从中央。《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两广是公然宣告反对南京统治的最后两个省。随者两广的失败，中国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实现了统一。而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它使许多深深厌倦内讧的中国人，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军阀，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家……”

　　在这个背景下，8月11日，蒋介石抵达广州，成立“广州行营"；他的众多随员中，包括了行营第二厅厅长、广东政训处处长刘健群。很快， 宣介溪、众多政训班学员也被召集到了广东，在他们的努力下，广东蓝衣社风生水起。在华北之后，刘健群到底又拥有一块私家地盘了。

　　他为此如释重负、兴致勃勃。抵达广州几天后，他就去了一销中山大学，发表了他的又一场演讲。与以往一样，他的演讲是如此成功，如此富于戏剧色彩。几十年后，林培琛谈到，“(刘健群）第一次到中山大学讲演时，遭学生反对，甚至贴标语称‘反对中央特务分子’等等。演讲开始时，台下便有人以嘘声表示反对……刘氏讲演的内容，是分析中国为何需统一、需抗日。三小时后，全场鼓掌达十余分钟之久，广州学生亦无闹风潮之事

　　刘健群离开南京后，这一年8月，时为驻苏使馆武官的邓文仪，出任了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

　　邓文仪的出任书记长，出乎他本人乃至朝天宫的意料。6月29日，在请假两月、回国述职之后，邓文仪抵达了黄浦江码头。他只携带简单的行李，乃至家眷也还留在莫斯科。但，当刘健群执意要前往广州时，蒋介石心血来潮，下达了这一纸命令。后来，众多黄埔学生语意晦涩地谈到，此两项任调均非以力行社的立场为主，至少在形式上未尊重干事会的选举，，　　

　　既来之，则安之，对蒋介石的种种举措，邓文仪似乎已习惯了逆来顺受。那么，这个原蒋介石侍从秘书、此时地位一落千丈的“湖南帮”灵魂人物之一，在社务上会不会比刘健群出彩一些呢？

　　多少出彩了一些。他内有贺衷寒、“湖南帮”的支持，外无康泽、“西南派”的掣肘。以戴笠为例，在接管调查课之后，这个最不合作、最具独立性的魁首，也似乎有些歉疚。只要不损害到自己的利益，他也处处予以通融和合作。比如他很快释放了囚禁已久、被视为原调查课“违纪人员”的邱开基，比如他指示西北特务处，“尽可能予团体活动以方便”……

　　在这种情况下，邓文仪大力发展复兴社员、忠义救国会会员。在对日作战已成为朝天宫共识之际，他的这些贪功求大、堪比丰悌的手笔，倒也无人厚非。以福建为例，助理书记李景春后来回忆说，刘健群任职期间，“以发展太快、分子不纯，奉总社令暂停发展社员，以发展外围组织‘复兴会’会员为替代”；但，邓文仪执掌朝天宫后，“来闽视察时，解散复兴 会，将全部会员百余人转正为复兴社社员”（李景春，《复兴社在福建的发展情况》）。以江苏为例，它的复兴社组织素来薄弱，为搞好与陈果夫的关系，一向和CC系眉来眼去的刘健群，更使社务几近陷入了停顿；但，与福建一样，几乎是刘健群前脚刚走，“徐蚌、盐城、淮宿一带，各县多有复兴社至十几个小组者”……

　　手笔最大、声势最为惊人的，当数毗邻华北的山东、河南。这一年秋天，在视察两省社务之后，朝天宫决议，“于该两省内增加复兴社员十倍”。不过几个月时间，河南复兴社社员达到了三四万人，山东也多达万余人，至于忠义救国会成员更不计其数。几十年后，邓文仪谈到，“抗战期间，河南服兵役者多至两百多万人，与该年复兴社在该省大里增加复兴社员，不无关系"（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邓文仪任内，蓝衣社的内外围成员，大约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直到蓝衣社解散时，它还大致维持者这个规模。但，在发展社员、准备抗战之外，他负责的又一个“重大社务”，却让后人感到啼笑皆非。

　　那就是蒋介石的五十岁寿辰。

　　这一年，在经历混乱、随波逐流的青年时期，以及异常侥幸、几近“时势造英雄”的中年发达后，蒋介石进人了他人生的又一个阶段。他五十岁了,在那个年月，这是步人老年的标志；他的地位也已登蜂造极、无以复加。在这种情况下，5月6日，以何应钦为主席，南京众多高官纷纷发起了“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几天后，它发布公告说，“捐款每交齐十万元时，即由本会代购机一架”……

　　一度沸沸扬扬的“献机祝寿”运动，就这样卷起了。以上海为例，它发行了十种礼券，分别为天、地、中、正、和、平、福、禄、寿、喜，售价从一百元到一万元不等；以广东为例，这个新征服的省份，先是认捐十架，不久后，为讨得蒋介石的欢心，这个数字很快攀升到了十三架、十六架，最后达到了二十架；以南洋为例，在陈嘉庚的号召下，马来西亚华侨捐献了130万元，新加坡华侨捐献了20余万元，“古巴、檀香山、美国各地侨眷，也均有捐赠”……

　　那么，这个奴颜婢膝、但别出心裁的手笔，究竟是谁的主意呢？

　　毫无疑问，它与何应钦有关。几个月前，他不是不明不白地断送了华 北几省吗？直到此时，他不是还遭逢着各种各样的责难，并为此日夜不安吗？他要以此讨好蒋介石，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几十年后，何应钦依旧煞有其事地宣称，“盖为中国空军之发展……以祝寿为掩护”。

　　有这样心思的，并不仅是何应钦。

　　8月中旬，几乎刚刚接任书记长，邓文仪即提出倡议，为蒋介石购机祝寿。在各地魁首的发动下，军界、教疗界、邮政界、童子军组织……纷纷发起了捐款。后来，邓文仪这么解释自己的作为，“为蒋氏祝寿，其意义不仅是在对一个领袖个人的祝贺……更进一步，是借祝寿的方式来表达国家统一的程度，故祝寿变成一政治行动了”……

　　这个理由，比起何应钦的不能自圆其说，多少合情合理了些。但邓文仪似乎没有意识到，为慈禧太后祝寿，也是一种政治行动。好在经历四十余年的岁月，祝寿方式多少有些长进了；礼物已经不再是各省的珠玉珍宝、稀有土产，而变成一架架战斗机了。问题在于，穷全社之力，他们也仅仅凑出了四架飞机；这个手笔，既步人之后尘，更贻笑于大方。当此之际，他们该怎么办呢？

　　好在蓝衣社有个贺衷寒。不久后，他就有了一个独具匠心、堪与何应钦媲美的花样：在他的提议下，蓝衣社聘请诗人、雕塑家李金发代塑蒋介石的半身铜像，并仿造百余尊，“立于各大城市中心处，以志永久之纪念”；在蓝衣社不能抛头露面之际，他们的立像名义，是瞒天过海的“黄埔学生”。反正，对这个物美价廉的手笔，蒋介石心里有数就行了……

　　寿辰一天天地接近了，一场铺天盖地、歌功颂德、冠冕堂皇的造神运动，也渐渐地卷起了。从10月初开始，各路人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中央电台为例，蒋介石的历年讲话、文章，被编辑成了《讲读蒋委员长文稿》系列节目，连篇累牍地播出，他的众多语录则被编成《警策语》，“在节目之间随时插播”；以《中央日报》为例，它邀请了无数名人、将领、学者乃至娱乐明星，“从各个角度对蒋加以颂扬”，更令人发指的是，儿童栏目也出现了《幼年时代的蒋先生》文稿；以蓝衣社《前途》月刊为例，它发起了祝寿征文活动，“并以第四卷十期作为‘庆祝蒋公五秩寿辰’专号,内载有各界人士祝词五十四篇”……

　　在一系列沸沸扬扬的铺垫后，10月31日，蒋介石五十岁的寿辰终于

　　到来了。

　　这一天，尽管蒋介石再次装腔作势，他与宋美龄早早离开了南京，前往洛阳“避寿”，但它丝毫不减那种古老、蒙昧、近乎荒诞的狂欢气息。这—天，在南京城内外，往来穿行的汽车一律插上了国旗，南京主要街道的两侧，“放置者各式收音机，都调准了中央电台660KC的频率，播放着军乐”；这一天，中央电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现场直播，“由现场轻便播音机发送信号至丁家桥播出中心的增音室，再由电缆传导，通过江东门75千瓦强大功率的机器和高耸云天的120米铁塔天线向各地播送”；这一天，在南京之外，各地学校、机关纷纷组织了实况收听，加上成千上万的保甲组织，为数当在3000万人以上；这一天，“自晨光熹微时，学校、机关、团体、军队及自由参加之人士，陆续人场，至8时许，广阔之明故宫机场，已站立20万人”；这一天，“中央礼台正面饰以松柏花朵……台之两面，悬寿联一副：‘百万集腋，千万成裘，万里外寄悃输忱，共尊领袖’；‘四十誓师，五十祝寿，十年间宵衣旰食，独奠国家’”（《中央日报》，1936年11月1日）……

　　上午9点钟，献机仪式开始了。这一天，在吴铁城发表讲话后，22名献机代表，分别代表各省、蒙古、藏传佛教界和天主教界，轮番发表了颂词。这一天，在上海10架、广东20架、江苏9架、浙江6架、包括蓝衣社在内的南京18架、三大军种8架之外，各地民众还捐献了655万元购机款。这一天，几个中队的65架飞机，先是飞过了蒋介石家乡溪□镇，继而在南京上空洒下无数传单，最后，它们出现在了明故宫机场上空，并摆出“中正”、“五十”的字样。这一天，在20万人合唱《蒋公寿辰纪念歌》的歌声中，献机仪式结束了……

　　这一天，在遥远的华北，7000余名日军以北平为假想敌，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邓文仪后来谈到，“此举似为对祝寿的回答”。

　　这一天，在各地、各界捐献的60余架飞机中，包括一架“警察号”。它是戴笠的、与朝天宫无关的手笔。以此为象征，在奠基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之后，戴笠开始了他显赫而诡异、堪与希姆莱相提并论的生涯。远在1935年春天，在以蛇吞象、兼并邓文仪的调查课之后，戴笠就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建立特务处的督察制度。邓文仪后来谈到，“二十四年的督察制度，发挥了极大效用，奠定了以后的工作基础”。

　　刚刚兼并调查课时，许多朝天宫人物无不等着看戴笠的笑话。过去两三年，特务处仅有区区145人，他以推心置腹、称兄道弟的手段，处处隔绝着大小特务与“团体”的往来，却依旧防不胜防。以绰号“阿梁”、曾为特务处书记的梁干乔为例，他始终视朝天宮为归宿所在，不时与滕杰、贺衷寒暗通曲款；以华北区为例，即使刘健群替代郑介民、出任蓝衣社华北书记后，它仍然有者双重受命的倾向；至于郑介民就更不必说了，他始终与戴笠不冷不热、客气而疏远……在这种情况下，谁会相信戴笠能统辖好一个近两千人的组织呢？又何况，在千余名新进人员中，有的是留洋学者、特训专家、电讯专才，有的是黄埔学长、军阶和资历都远高于戴笠者；还有一些人，则始终念念不忘于邓文仪……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以督察制度为手笔，戴笠不仅融合了新旧之分，他并且化腐朽为神奇。从此以后，特务处彻底成为了他的私家地盘。

　　这一年初春，在杭州西子湖畔，戴笠召开了特务处督察会议。除柯建安、胡天秋等寥寥几人外，与会的十几名大特务，大多是原调查课人员。这一次，在为期三天的会议里，他不仅重申了无论先后、“一视同仁”的立场，并且确定了各区、各省的督察人选。以王新衡为例，他担任了华东区督察；以石仁宠为例，他成为京沪区督察；以王平一为例，他负责华北区督察；以刘培初为例.他则管辖起了武汉区督察……

　　这些督察，后来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他们的使命，是监视特务处各地人员的作为。按照戴笠的计划，在这些公开的大区督察之下，还将设立“周督察”和“临时督察”。周督從以日常工作为主，秘密汇报各地的人员动向、工作状况乃至“卫生设备”；“临时督察”则以任务为对象，它人选无定，就具体任务秘密汇报。戴笠颁布了严令，“督察报告除他本人与督查室外，任何人不得搜阅"；“遇有奖励、惩处及改进纠正等事项，行文应以‘据查’或‘据报’为字样，不得叙明系监察室所报告”……

　　这么一来，一种效仿“东厂”、“西厂”、“锦衣卫”的特务制衡体系，轻易地完成了。谁也不知道哪个人在充当“周督察”或临时督察，各地特务都只能如履薄冰、效忠于戴笠一个人。这个手笔，引发了许多老特务的愤愤不平。以陈恭澍为例，他后来谈到，“兼并南昌行营调查课后，特务处内顿然增加了一批新人，其中以留苏学生和脱共分子居多。老实说，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优秀多了……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但他对督察制度则评价极低，“徒增内部困扰，与事并无补益，因为既鞭策勇者奋进，又自设绳索加以羁縻，是相当矛盾的一种措施”(陈恭澍，《北国锄奸》）……

　　但，戴笠要对付的，恰恰是他这样的人呢！这一年，在督察会议结束后，“时蒋介石在杭州，会后召见全体出席人员”，此举改变了原调查课的人心向背；紧接着，戴笠又设立了三处内部监狱，“甲地”、“乙地"和“丙地”。其中甲地在南京江东门陆军监狱内，“自建院落与陆军监狱隔开，是个比较优待的地方，采取家庭式关押，禁闭在这里的人，除了没有外出自由外，其他禁制比较少”；乙地则在羊皮巷的一处旧式平房内，“关押在这里的人限制较多，彼此不得互通姓名，都以代号相称”。它不仅曾是邱开基的囚禁处，几个月后，陈恭澍也在这里度过了五个月零七天的可怕时光。陈恭澍后来回忆，“我的编号是‘一六二’……（在此期间）没有人召我谈话，也没有人开庭审讯，更没有人叫我写‘自白书’之类。还有，最使人承受不了的，是不宣告刑期。所以在押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他的刑期百般的猜度，也是每日必修的一项课题”……。督察制度和内部监狱，震悚了每一个特务处人员。设在老虎桥模范监狱内的“丙地"，它是特务处重刑犯的关押地，凡进去的人，一般来说都有入无出。从此以后，对几个大区、十余个省站，以及为数众多的谍报股、直属小组，戴笠如心使臂、如臂使指。他再也不必操心内部问题了。

　　还不仅如此。

　　这一年，特务处已拥有大约2500名内外勤人员。大约秋天到来的时候，因为一场沸沸扬扬的“团”、“警”之争，戴笠天遂人愿，成为263000

　　余名中国警察的领袖性人物。

　　所谓“团”、“警”之争，起始于1936年暮春的行政院十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提出了“废警改团”的主张。他说，中国警察政出多门、极为混乱，举凡行政警察、交通警察、水上警察、铁路警察、禁烟警察、税务警察、盐务警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分属不同部门管辖；他说，除財政部所域的税警、盐警，以及禁烟警察之外，大多数警察食不果腹，收人与黄包车夫、工厂学徒相近，“素为社会所鄙薄者”；他谈到，警察不仅没有用处，还占用了大笔经费，在全国性编组保甲的情况下，不如尽废警察、以办民闭，使中国成为一个长治久安之区……

　　黄绍竑列举了民闭的种种好处，它以保甲制度为载体，层层选拔，熟悉当地社会；作为半自治半武装的力量,它平日可为民、战时可为兵；它惠而不费，只要少量经费，多达一千余团、近百万人的武装，就可以无处不在、异常严密地控制民间……毫无疑问，黄绍竑的这些说法，与他的广西阅历，被称为“三位一体”、极其成功的民团模式有关。它曾引发全国性的赞叹，《大公报》记者胡霖君感慨说，素以民风彪悍闻名的广西，"千里夜行不见匪”；胡适也谈到，“广西没有警察，只有民团……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

　　凡此种种，得到了众多与会者的纷纷赞附。废除警察成为盛极一时的呼声了。但，在这股潮流中，戴笠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戴笠的介入警察界，始于1932年10月的出任浙江警官学校特派员。此后两年多，他大致控制了五个警察局，那就是以王固磐为厅长的首都警察厅、以赵龙文为局长的杭州警察局、以马志超为局长的西安警察局、以史铭为局长的兰州警察局，以及以沈觐康为局长的厦门警察局。早年在上海租界区的生活、被称为“打流”的漫长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警察的作用。远在1934年，在为浙警校第四期毕业生撰写《同学录》序文时，他就谈到，“今日国家民族之危机，已至最后关头，如何唤醒民众，以担当复兴之重任，论者多端、莫衷一足……余以为虽能接近民众，与民众有最直接影响而易于收效者，莫过警察”……

　　又何止于此？在“废警改团”的呼声中，戴笠还注意到了一个重大分野：民团适用于乡村、小城镇，但警察却是现代城市的象征性机构。难道来自广西的经验，能够在东南沿海开花结果吗？难道上海租界的警察系统， 不是非常成功的吗？在近百年的开埠向洋之后，难道中国要开倒车，回到曾国藩、左宗棠创办民团的时代么？……Z

　　在戴笠的策动下，这一年夏天，三名警察局长，杭州的赵龙文、厦门的沈觐康和安庆的王会之，代表全国警察谌见了蒋介石。在这次谈话中，他们不仅提出保留警察、“确立全国警察制度”，他们并主张废除民团，以充实警察经费。他们雄辩地谈到，民团制度不仅不适合渐渐开化的中国，它还将成为地方军阀的渊薮，使初初统一的国家不得安宁。黄绍竑所代表的广西，即是最明显的例子。换而言之，戴笠不仅反对废除警察，他并且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废团改警”。

　　这一天，在一席长谈后，蒋介石先是谨慎地表示，“愿意考虑、尊重警察局长们的意见”；与此同时，他找来了戴笠，要他提出主张，“以定警察之废存取舍”。

　　几天后，戴笠拿出了洋洋洒洒、包括五大主张的《建警方案》。

　　这“五大主张”，首先是统一警政、“以正名义”。戴笠说，要使中国警察发挥作用，首先要改变政出多门、异常混乱的局面；为此，除财政部的税务警察、盐务警察外，各类警察应一概归并内政部警政司管辖。他谈到，“各国经验，莫不如此……盖无统一之警政，则无警察可言”。

　　那么，多达六个团、全副美式装备的税务警察，为什么不能纳人警政体系呢？对这个问題，戴笠避而不谈。但，不久以后，在自己的日记里，唐纵却泄露了一线天机：“该团为宋子文所办，雨农非不欲也，实不能也……避税警而不言，以免横生是非波折，乃该案通过之大关键”。

　　在此之下，戴笠推荐特务处骨干、毕业于美国伯克莱大学、曾师从“警察专业化之父”奥古斯特•涡孟的酆裕坤，出任内政部警政司司长。后来的历史表明，正是这个手笔，使分布在广袤土地、有者近三十年历史、多达26万余人的中国警察系统，从此成为戴笠的禁脔之地w

　　在酆裕坤出任警政司司长后，短短一年多时间，九江、郑州、武汉、洛阳……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其警察局长均为特务处的当地首脑，表现出“局处一体”的局面。魏斐德教授后来谈到：“在这个扩展中，酆裕坤起到了绝对关键的作用。作为级别最高的警政官，任何时候，只要戴笠需要将正规警察单位变成秘密特工队，酆裕坤都会答应。这一点在抗战爆发

　　后尤其明显……”

　　又何止是警政司、酆裕坤？在获得中国警察的最高权力后，戴笠又提出了一个主张：将浙江警官学校和被迫南迁、此时在南京落脚的北平警官学校，合并而为中央警官学校。他说，各地警察训练班鱼龙混杂、多有地痞流氓混迹其中，“应予停办”；他说，从此以后，“所需警察干部，概由中央警校之毕业生充任”；他并且谈到，各地警察局长，有的是军人出身，有的是当地土豪，“不惟昧于警政……更有甚者，警匪一家，诚为地方之害"，因此，应重新考核并受训……

　　这么一来，戴笠上下通吃、一网打尽了中国警察的人事权。紧接着，他决定改变中国警察的赤贫状况了。他要让自己的这个私家地盘，显得体面、不寒碜、有头有脸。他说，“查各国警察，收人均为中产之上……警政福利之改变，刻不容缓”；他说，“此举不惟可养廉，不惟可招徕有志之青年，亦可使警察为我同家民族之柱石也”……

　　大道理好说，关键是钱从哪里来。对这个头号难题，戴笠也似乎胸有成竹。他先是表示，原有的警察经费，加上废除民团的所得，大约可以让几万名警察过上不错的日子；继而，他谈到了内忧外患，认为警察不仅不能减少，恰恰相反，它还要大大增加。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他终于说到正题了：邱开基创办、康泽接管的武汉缉私处，每年有者几百万元的收入；这些钱原本大多用作军费，但在大别山、洪湖和瑞金先后敉平之际，它可以拿来供养中国警察了。在戴笠着来，这笔“以黑土剿赤匪"的买卖，此时用来维系治安、清除异己分子，可谓顺理成章……

　　这个手笔，不仅使三万余名禁烟警察，从此划归到了戴笠的名下，他还将获得那块垂涎已久、富得流油的膏腴之地。这么一来，无论训练、人事还是经费，中国警察的种种大权，都将牢牢地控制在戴笠手里……

　　直到此时，他才谈起他最后的、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主张。那就是“推行战时警察体制”。

　　谈到“战时警察"体制，就不能不谈及希姆莱无处不在、后来震恐欧洲的盖世太保。远在1933年3月，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内政部政治司长、掌握了巴伐利亚警察权之后，年仅29岁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就为希姆莱勾勒了一张政治警察的草图：在盖世太保也就是秘密警察的领导下，所有身 穿警服的人，无论他是行政警察、治安警察还是刑事警察，同时也都是政治警察；与以往的所有警察不同，“对政治异己分子，它不再满足于现场抓获，更不必说事后侦破了，只要一个人产生了反对思想，都应立即记录并上报”；所有警察都有这个义务之外，它还将以异常严密、无所不包的卡片索引也就是户口登记系统，让所有异己分子都无处逃遁。比如安分守己的良民，将被登记在绿色卡片上，白卡则意味着应暗中监视，红边白卡是“应予驱逐出境者”，红砖色卡片则针对应予缉捕的对象……美国记者、《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威廉•夏伊勒后来写道，“希姆莱被海德里希的设想陶醉了”。

　　被这种设想陶醉的，又何止是希姆莱？被这种设想陶醉的还有戴笠。与希姆莱相比，在这条道路上，戴笠可谓一帆风顺：诞生“政治警察”构想后，经过一年多时间，希姆莱才获得了普鲁士邦的警察权：又两年后，1936年6月9日，也就是戴笠行将掌握中网最高警察权之际，希姆莱才小心翼翼地提出，在内政部长弗立克之下，设置一个“警察总监"的头衔，弗立克还为此勃然大怒，并搬出了戈林；最后，在希特勒仲裁之后，希姆莱才最终成为德国警察总监……对戴笠来说，除了李士珍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对他形成挑战。

　　过去几年，力行社社员、黄埔二期学生李士珍，没有间断地困扰着戴笠。出任特务处处长之初，在首期特训班内，郑介民主管教务、戴笠主管事务，而曾在日本学习警政的李士珍，则负责训育并兼任学员队长。陈恭澍后来谈到，“李士珍先生，施行严格的军事管理，他不仅负责，而且尽心尽力，全天二十四小时几乎不眠不休地投入他的职守”（陈恭澍，《北国锄奸》）……

　　不仅如此。无论资历、学历还是为人处世，李士珍都让戴笠大显逊色。他让戴笠如坐针毡，以至于面见蒋介石，要求调离李士珍。但，李士珍莫名其妙的消失，让几十名特训班学员大感不平。几十年以后，陈恭澍依旧皮里阳秋、话中有话地谈到：“实在弄不懂.这个训练班既然是由戴雨农先生负实际责任，那又为什么挂一个‘办事务’的名义？是为了资望不够？军校的期别太低？抑或唯恐暴露身份？……”

　　而在戴笠羽翼丰满、决心独揽中国警察权之际，李士珍再次出现了。

　　这一年秋天，在新设立的中央警官学校，戴笠出任校务主任，而在陈 立夫，以及原驻日大使、内政部部长蒋作宾的支持下，李士珍也成为教育长。不久后，在校刊《中国警察》的创刊号上，两人针锋相对、互不容让。戴笠强调，政治警察制度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李士珍则谈到，“将政治警察与正规警察混为一谈，不惟闻所未闻、骇人听闻，其对国家政体，

　　亦是伤害”……

　　紧接着，在戴笠发起“中国警察学会”之后，李士珍也发起了“中国警察研究社'并得到朝天宫的暗中支持。这一年，在一番你来我往、争人抢地盘的闹剧之后，邓文仪往访了许多职调查课人员后，认为政治警察之设置，于法不容、于理不合。

　　对这些遗老遗少，戴笠决定不再和他们纠绸了。他干净利索、直截了当，将李士珍的种种言行密报给了蒋介石。后来，邓文仪谈到，“蒋中正召见李士珍，并予严厉之批评……甚至有李应为戴搭台、而非拆台之语”......

　　这么一来，在戴笠通往自己事业巅峰的路途上，似乎再没有什么障碍了。那个无所不在、不受任何司法限制，效仿盖世太保并被《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是“国民党中国最可怕机构”的戴笠组织，渐渐浮现出它的轮廓了。五年之前，滕杰、陈启坤在盛夏酷暑中的含泪激情，几十名军人甘冒杀身之祸的成仁决心，在五年后终于要收获一颗邪恶的果实了。良雄的《戴笠传》后来谈到，“即使说力行社只成就戴笠一人，亦无大过"。

　　但，就是戴笠的政治警察制度初露端倪之际，又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了。这个事件，险些中断了戴笠的王霸雄图，并几乎使他遭遇了杀身之祸；但和接掌调查课一样，他再次化腐朽为神竒，并使自己贏得了蒋介石的彻底信任，并贏得了“中国希姆莱”的名声。戴笠失事丧命后，民国以史诗般的国葬手笔，规模空前地悼念这个清廉而畸形、勤奋却邪恶的特务头子，这个老鼠、蟑螂、臭虫和匪类的首脑。

　　这个事件，就是西安事变。

第十九章西线惊变

　　/

　　几十年后，谈起西安事变，众多蓝衣社魁首无不认为，“事变之发生.力行社负有根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亦是政训工作的失责...”

　　所谓“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与三个人有关。首先是蒋孝先。在“何梅协定"前后，他辞去了宪兵三团团长一职，改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了“带刀侍卫”的角色。在他的统辖下，几十名精干特工分作三班，日夜负责蒋介石的安全。但，事变当夜，他却不在蒋介石身边，被认为“有重大失职处"。

　　蒋孝先之后，则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戴笠多了一项特殊使命，那就足在各处潜伏特务，以防止军阀的“异动”。但，张学良替蒋介石延揽了满洲责任后，蒋介石经常谈到，“张副司令，忠诚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他更告诫朝天宫，“要表示真诚的合作”。为此，“戴笠不曾在张学良身边设置伏线"（邓元忠，《滕杰访问》）。

　　又一个责任人，是书记长邓文仪。它不仅和蓝衣社的性质有关：作为“天子门生”、秘密组织，蓝衣社天然有着护卫蒋介石的职责；它还涉及到邓文仪的一个重大过失：在向戴笠移交调查课时，他没有移交一个情报关系，那就是奉军交通科长蒋斌。许多人认为，倘若蒋斌始终与原调查课、后来的特务处保持联络的话，蒋介石将早有提防，西安事变是不会发生的。

　　所谓“政训工作的失责”，指的则是王曲军官训练团。按照贺衷寒制定 的（军队政工条例》，各地军阀的政训人员，均应由朝天宫指派。但，1936年春夏，二百余名原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成员、后来的民先发起人，却纷纷以东北大学学生的名义，面见了他们的校长张学良。其中包括“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宋黎。不久后，他们成为奉军政训处的主体，并在陕西王曲镇，开始训练大批少壮军官。他们使奉军迅速左倾。

　　这一年秋天，奉军的反蒋态度已极为明显，西安已成为“反政府言论的大本营”。在此期间，张学良幕僚、与刘健群私交极好的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告诉刘健群，“刘先生，副司令快要‘红’了”……但，即使如此，深陷于倾轧、“献机祝寿”和官僚化泥潭的朝天宮，依旧没有觉察，西安正酝醸者种种密谋，其中包括异常极端的“兵谏"。

　　总政训处长贺衷寒因此负有“严重责任”。贺衷寒之外，西北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发觉了王曲镇的异常，却仅仅起草了一封报告；在报告石沉大海之后，他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此不再过问了。作为二百余名照“民先"队员、西北政训处人员的顶头上司，他当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蓝衣社的颟顸苟且、得过且过中，12月12日，子夜时分，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这一天，在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卫队队长孙铭九逮捕了蒋介石；而在西安城内，杨虎城的部队也占领了蓝衣社的众多公开机关：西安警察局、西北政训处、不久前刚刚来到陕西的別动队西北支

　　队……

　　兵变在三个小时内就结束了。但，这个凌晨，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西安—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在西北期间，杨震亚屡次“整饬军纪”，这些工作大多徒劳无功，却得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半夜时分，一伙乱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热身子从被窝里拉了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筒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一句“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与杨震亚相比，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远在北平时期，为禁绝贩毒、检查军纪，蒋孝先就屡屡闯进奉军军营；他并且以皇亲国戚、“天子门生”自居，得罪了许多人。这一夜，他 带着警卫，从西安驱车回到临潼；一路上，他就发现了层层岗哨，却没有丝毫疑心。直到一伙叛兵查问他的名字时，他依旧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就响起来了。蒋孝先和警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

　　一个筛子。

　　陈诚也险些遭遇不测。这一夜，当大伙叛兵闯进他的房间时，他们询问起了陈诚的名字；陈诚如实回答了，但他浓重的浙江口音，却使叛军误听为原黄埔教官、也曾与奉军结怨、时为洛阳卫戍司令的陈继承。幸好陈诚夫人潭祥极为机灵，她迅速反应了过来。在几个叛兵举枪欲射时，她大声喊道，“他不是陈继承，是陈诚”，这才救下了陈诚一命。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陈诚很快被押解到了陕西交通银行地下室。这是叛军囚禁南京要员、高级将领的所在。在这里，陈诚不仅见到了众多高官，还见到了两个蓝衣社人物，西北政训处处长曾扩情，以及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肖赞育。他们告诉陈诚，蒋介石也落在奉军、西北军的手里了，但不知道被关押在哪里。

　　又何止是曾扩情、肖赞育？这一夜，几十名特务处人员、几百名政训处人员，以及以公秉藩为队长的近千名别动队队员，也几近被一网打尽了。他们没有获得什么好待遇，在卫兵冷森森枪口的看管下，许多人在雪花飙落、异常寒冷的院子里蹲了一夜。与此同时，一些爱出风头、招摇过市的复兴社社员，也陆陆续续地被送到了这里……

　　直到天色大亮，当张学良押解蒋介石进人西安城时，枪声依旧零零星星。除了横冲直撞的叛兵之外，街上空无一人，大多数店铺都没有卸下门板。杨虎城部队的纪律较为松懈，一些人趁机洗劫起了街道；在西京招待所，甚至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钱物也被洗劫一空。

　　这混乱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蓝衣社人物被枪毙、被逮捕？没有人说得清。但，也有不少幸存者。

　　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就躲进了城内的一处民房。此后几天，他以手枪为威吓、以银元为收买，吓唬住了那户人家。几天后，当抓捕结束、西安盘查渐渐松懈之际，他化装为赶驴人混出了西安，又变卖驴子作为盘缠，一路逃到了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头目唐汝昌，在事变当夜就逃出了西安。他一路鼠窜，逃到陕西商县后才绐康泽发电报汇报事变。

　　特务处陕西站站长、兼为西安警察局长的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女人，混出了西安……

　　兵变当夜，叛兵就迅速控制了西安电报局、西安电台。西安与外地的通讯联系，被完全切断了。但这一夜，仍然有一份绝密电报，飞越了重重关山，将消息带到朝天宮、鸡鹅巷53号。

　　/

　　拍发密电给南京的，正是那个邓文仪应移交而未移交的情报关系，奉军交通科长蒋斌。这个土生土长的满洲子弟，不仅与朝天宫有着多年交悄，他甚至相信，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正因此，在控制了西安电报局后，他才利用职务之便、不顾杀身之祸，向南京拍发了这封密电。

　　这封密电，使朝天宫比丁家桥、位于黄埔路的军委会早七个小时知道了这个消息。它极大地影响了事态的进程：几乎刚刚接到电报，在贺衷寒的授意下，邓文仪就给驻汉中王耀武51师，以及驻洛阳的董钊28师下达了命令，迅速开赴咸阳、渔关，“应付变乱”。邓文仪后来解释说，在没有得到军令部授权前，之所以以团体名义拍发电报，“因需防范共党勾结苏俄，用飞机将领袖送去新通或苏联之可能性，故必须迅速包围西安”……

　　如果说，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理由，还可以用慌乱、举措失当来解释的话，那么，这个午后，朝天宫的又一个做法，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在整整七个小时之内，他们召集了紧急会议，进行了种种部署，却没有向军委会、行政院、中央党部通报任何消息，哪怕仅仅是打一个电话。显而易见，朝天宫的作为，包含着种种不可告人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在三十余名魁首纷纷赶赴朝天宫、商议“营救领袖”时，武力解决迅速成为压倒性的方略了。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主张大军星夜进发，“以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叛军”。干国勋后来回忆说，谈及武力解决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

　　“营救领袖”之后，是“稳定局面”和“敉平叛乱”。所谓“稳定局 面”，是一个让南京后来为之哗然的讨论。在贺衷寒的提议下，他们以南京、武汉、上海、开封、北平为五个中心，“检讨了在全国内能控制的区域范围”。

　　兵变仅限于西安、兰州，按贺衷寒的解释，之所以检讨区域，是防止各地军阀的连锁反应。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各地军阀“异动”的前提。是蒋介石死于西安；更不必说，无论南京区、上海区和武汉区，都没有什么军阀。毫无疑问，“检讨区域”为的是控制蒋后的中国。

　　最先检讨的是南京区，它包括长江下游的江苏、安徽两省。这个检讨极其简单，与其他派系相比，蓝衣社在南京区有者绝对优势；上万名军校在校生、桂水清精锐的教导总队，以及几个宪兵团、数以万计的内外围成员，足以使南京区一夜变色。而包含浙江、江西的“上海区“也如此。

　　与南京区、上海区相比，复杂得多、也要紧得多的，是武汉区。贺衷寒谈到，武汉当几省要冲，“为国家安危所系之地”；更重要的是，担任湖北主席的，是桂系“三人组”的首脑黄绍竑，而湖南主席何键也被认为44态度难定”。因此，武汉区的讨论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蓝衣社在武汉区的主力，是俞济时36师、丁炳权的保安处，以及人马已多达三万余人的禁烟缉私处。这个力量,不足与其他派系抗衡，更不必说虎视眈耽的桂系、多达几十万人的四川军阀了。略略检讨后，大多数人都赞成“拥护何成浚”以稳定武汉区；与此同时，一个野心勃勃的决定，也被心照不宣地通过了。贺衷寒谈到，何成浚一向有鸦片嗜好，每天都到中午才能起床，“紧要关头时，不能负起瞬息万变的责任”；为此，在何成浚不能负责时，“以俞济时为总指挥，丁炳权为参谋长，干国勋为秘书长”。

　　三个人中，当夜与会的唯有干国勋。贺衷寒决定，次日凌晨，干国勋将坐早班飞机前往武汉，向俞济时、丁炳权通报会议决定，并转交给何成梭一封由邓文仪、贺衷寒共同具名的信件；贺衷寒语气严竣深冷地叮嘱.“要担负起华中党政军大责”！

　　对北平、开封两区的讨论也较为简洁。北平区只有特务处势力，不足以应付巨变，要务是派出特使，安抚奉军宋哲元、万福麟两部；至于开封区，在关山重重、道路艰难之际，能够对西安形成直接威胁的，就是空军。为此，开封区的讨论，围绕着洛阳机场和几十架飞机；蒋坚忍受命驾驶飞 机，次日前往洛阳，调动洛阳空军监视西安之外，则是随时待命，“轰炸西安”……

　　会议进行到深夜时分，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惊醍了烟雾腾腾的会议室。张杨“八项主张”的电报，已抵达了南京，它引发了南京官场的空前混乱；军委会、行政院和中央党部将连夜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得到这个消息后，贺衷寒当即指令桂永清作为蓝衣社代表，前往丁家桥列席会议，而其余人“继续开会”。

　　这一夜，在丁家桥举行的联席会议，进行得极为混乱。在百余名高官显贵赶赴会场后，这个大杂烩般的人群，出现了激烈的争吵：孔、宋贵戚代表的行政皖，“力主安抚"，并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唯一生机；而军政部长何应钦力主讨伐。在他们之外，各种各样的声音此起彼伏，几乎没有“沉默的人群”。在乱纷纷的会场，甚至许多派系、背景、政见和利益的异同，都完全被打乱了。政学系内部、CC系内郎，都产生了明显对立的意见。

　　直到次日凌展二时，会议仍然没有任何结果。这时候，元老戴季陶冉也忍不住了，他从自己的席位上站起，一下子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戴季陶的话语，既慷慨又态度鲜明。他说，大变已生，倘若会议进行如此之久，却拿不出一个实质性决定，国民党将被视为毫无应变能力的党，中华民国将留下一个空前笑柄；他说，“政府不能失去立场，明日报纸必须刊登中央处置”……

　　那么，政府的立场应该是什么呢？戴季陶直言不讳：在张杨公然叛乱之际，政府不能予以姑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过于瞻顾蒋公安全”……

　　这个表态，打破了会场的平衡。孔、宋贵戚还要争辩，但无数军人政要纷纷发言了。他们说，孔祥熙、宋子文的安抚主张，“只为委员长一人计，不为国家计”；他们甚至谈到，所谓安抚，“不过几家几姓之私利，而大害于国家之声望”……如此刺耳的轻蔑，显然已经把孔宋家族当作是大树已倒的猢狲了。

　　这一夜，按照南京政权惯有的讨价还价、妥协平衡，一个貌似自相矛盾、“剿抚兼施”的决议，最后出笼了。但它处处以“剿”为主，没存给安抚主张留下任何余地。首先是罢免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 严办”，奉军也将由南京直接指挥。这个决定不仅没有给张学良以任何退路，它还可能迫使那些没有参加兵变的奉军将领，如万福麟、何柱国，最后铤而走险。

　　紧接着，主和最力的孔祥熙，被指定负责行政院，而主战最力的何应钦则执掌军委会。这个安排，不仅反映了主和派的天然劣势，也使讨伐主张进一步敲钉转脚。在这个非常时期，行政院能一丝半毫地影响事变进程吗？在开除张学良、改组军委会之后，那个仍以蒋介石挂名委员长的名单，难道不是想让主战派为所欲为吗？在何应钦之外，无论李烈钧、朱培德还是唐生智、陈绍宽，几名新常委都是民初遗老、过气将军。更何况，决议的第六条明确写道，“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何应钦负责”……

　　也就是说，这个决议名为“剿抚兼施”、实则以讨伐为主。列席会议的桂永清捕捉到了这个关键，决议形成后，他匆忙赶回朝天宫，告诉与会的三十余名魁首，会议的结果，“是赞成拥何应钦出来与张学良硬干”。

　　贺衷寒精神为之一振。后半夜，三十余人继续开会，直到天色大亮、形成44敉平叛乱”的五大决定后，三十余人才领命而出、分头行动。贺衷寒夫人许克黄后来回忆说，贺衷寒到家时，“面容憔悴，显得疲惫不堪"(邓元忠，《许克黄访问》)。

　　与“稳定局面”、检讨区域一样，朝天宫后半夜“敉平叛乱”的五大决定，后来也被蒋介石视为蓝衣社火中取栗、贺衷寒有“狼子野心”的铁证。在蒋介石看来，其第一项的八字方针，“营救领袖、安定后方”，前四个宇不过是欲盖弥彰。

　　又何止于此？在南京形成讨伐决议、何应钦主持大局之际，蓝衣社为什么也不肯接受军令部的节制、决心自己动手呢？这一夜，在密令王耀武、董钊进逼西安后，蓝衣社又做出一个决定，“迅调（南京）附近陆军与教导总队、空军前往西安”。任何人都心知肚明，蓝衣社不仅想置蒋介石于死地，此举还为了和何应钦逐鹿中原。

　　第三个决定同样无可抵赖。朝天宫向各地下达了命令，“全体动员，集中一切力童……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各地方秩序”；与此同时，则是发动舆论，“督责张、杨叛军，早日恭送领袖安全回京”。除了“恭送领袖”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外，这一切难道不能解释为蓝衣社意欲控制各省、

　　乃至进行一连串遍地开花式的地方政变吗？

　　如果说，前面三个决定，还可以归咎于整个朝天宫的话，那么，贺衷寒做出的第四个决定，则可以认为是他个人野心的昭然若揭。它决定广泛发动黄埔学生，联名通电讨伐张、杨；在通电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原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它没有去征邀那些黄埔师长、教官签名，无论原教育长张治中，还是黄埔总教官、也一力主战的何

　　应钦，均如此　　

　　毫无疑问，贺衷寒想以此捞足个人的政治资本。至于最后一项，“团结国民党及三军”，既可以看作是空话一句，也可以理解为政治野心的昭然纸上……

　　次日中午，在留法博士张隆延起草文稿、经白瑜修改，而贺衷寒自己字斟句酌地最后改定后，那份寥寥二百余字、名为《全国青年将领通电文告》的电文，终于形成了。短短一个多小时内，176名青年将领在电稿上签名。几十年后，即使蓝衣社首脑自己也承认，该通电措辞强硬、不留余地，使内战一触即发；更要紧的是，“名单中多为力行社员，尤其各省力行社负责人多在此中”……

　　也是这个中午，按照贺衷寒、邓文仪的命令，桂永清率领教导总队倾巢而出，沿铁路急速渡过长江；在军列车厢内，还有着十几辆装甲战车。与此同时，洛阳飞机也出动了，它低空掠过西安城头，将贺衷寒的通电传单，飘飘洒洒地散发全城。

　　内战似乎不可避免了。但在这个关头，一个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既有暴发户的骄横、也有基督徒的宽容与真挚的人，是一个与蒋介石一样复杂、一样被众说纷纭的人。她就是蒋夫人宋美龄。

　　此时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个三十多岁的弱女子，以罕见的勇气和决心，去对抗丁家桥那无数叵测的居心、各自的如意算盘；它还需要她，去融合西安的几万名叛军、那些已经获得命运启示的长征子弟。

　　而她也改写了蒋介石的命运。事变当夜，宋美龄逗留在上海。惊悉事变后，她匆忙搭乘夜车，于次日清晨7时许赶回南京。下车后，她先是来到孔祥熙公馆，详尽询问了联席会议的情况；当天晚上，她也参加了依然通宵达旦、脑满肠肥的会议，决心挽回局势。

　　这个晚上，因为这个女人的在场，会场情况比前一天更加不堪。几乎是她刚刚出现，就有人对她的与会进行攻击，质问她的资格；她忍气吞声，宣称自己是以“一普通国民身份”参会；在孔祥熙、何应钦打过圆场后，众多高官对这个女人的羞辱，依旧贯穿始终。宋美龄后来谈到，“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至有委员长自投罗网……躬蹈危机者”（宋美龄，《西安事变半月记》)。

　　对蒋介石“自投罗网”、实为活该的说法，宋美龄针锋相对。她说，这是蒋介石为国家大计的冒险犯难，"诸公怎可不以为是，反以为非”？何况，考虑安全并非蒋介石的分内事，它是蒋介石的部下、左右，包括与会百余人的责任。这个绵里藏针的反唇相讥，让众多高官哑口无言。

　　紧接者，实质性的争论开始了。戴季陶强调，“为维持国民政府威倍计，应立即进兵讨伐”；宋美龄则一语双关地谈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国者乎”？也就是说，倘若蒋介石不能活着回来，不仅国家将一盘敢沙，那些意欲替代蒋介石地位的野心家，阴谋也不可能得逞。

　　这个观点捅到了众多与会者的心病。此后几分钟，会场群情激昂，话语纷杂。一些人确信蒋介石已经被杀，一些人表示，“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还有一些人仍然出言不逊，他们再次讽刺起了宋美龄，“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会场情形对宋美龄依旧极为不利。

　　在嘈杂声渐渐平息后，宋美龄开始了她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要求何应钦、戴季陶给她一周时间，以和平解决事变：“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威慑张、杨，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另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

　　亦未为晚……”

　　这个讲话，理由光明正大，分析无可辩驳。不是吗？调兵遣将、包围西安，都需要时间，为什么不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和平努力呢？不是吗？在大军进发到西安之前，倘若投"了炸弹，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让张、杨狗急跳墙，除了心怀叵测之外，此举又能有什么解释呢？又何况，即使阴谋得逞，下令轰炸的人，也必将成为众矢之的……

　　众多高官面面相覷，哑口无言。最后，宋美龄以沉静、略显忧伤然而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她的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以及她的兄长、张学良的儿女亲家宋子文，将先后以私人身份赴西安斡旋，而在适当时候，她也将亲飞西安，救丈夫脱险。

　　“欲纠正一切错误，唯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此语一出，会场为之哗然。它征服了会场里“沉默的多数”，一些元老、CC系首脑和众多政学系文官，纷纷发言支持宋美龄。何应钦被迫答应，在12月20日之前，他不会下达进攻令。

　　宝贵的一周时间，终于被争取到了。在这一夜之后，宋美龄的目光，又投向了那个最为强硬、更具社会基础的主战势力：朝天宫。

　　12月14日，午后时分，在孔祥熙的陪同下，宋美龄来到朝天宫。她找到了邓文仪，并让邓文仪召集在京干事会议。白瑜后来回忆说，在三十余名魁首来到会场后，宋美龄苦口婆心，“反复陈述不能以大军围攻之理由……时孔祥熙、贺衷寒在她左右”。

　　已从武汉赶回南京的康泽后来也谈到，宋美龄的讲话，“颇得到听众的好感"。

　　但贺衷寒始终一言不发。他的冷漠态度，也压制住了邓文仪、潘佑强、李一民等人的附和。紧接者，宋美龄前脚刚刚走出朝天宫，他立即开始起草又一份文稿。那就是比联名通电更极端也更广为人知的《敬告民众书》。这份宣言，后来被视为贺衷寒意欲取代蒋介石、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又一个铁证。

　　这个宣言，首先把蒋介石当作了一个死人、“烈士”。贺衷寒写道：“全党革命同志与全国革命同胞，晳死以求贯彻其（蒋介石）主张，服膺其

　　教训，遵循其意志，发挥其精神，而与党国之叛徒绝不共戴一天于此世也……”紧接者，在宣布要将张、杨粉身碎骨之后，他又羞辱起了张学良的人格乃至身世，**就其一己平日观念之复杂，行为之放荡，生活之浪漫，习惯之堕落……不无土匪之遗传”……

　　又何止于此？在宣言的末尾，贺衷寒还把蒋介石往死路上将了一军，“深知领袖只知爱护党国之自由与生命，从未尝顾及其一己之自由和生命”。也就是说，蒋介石如果活着回来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如果说，在宋美龄争取到一周时间之前，朝天宫的种种作为，无论封锁消息、“讨论区域”、单独行动、联名通电，都还能让蒋介石原谅的话，那么，在宋美龄说服何应钦、并亲临朝天宫劝导后，贺衷寒的这个举动，却让蒋介石怀恨终生。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它都无可抵赖、无可辩驳、狼子野心、铁证如山。后来，邓文仪自欺欺人地解释说，事变发生后，各地军阀都蠢蠢欲动，••此意除了是对张杨而言以外，亦是针对怀有野心的政客发出，警吿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最有野心的政客，不就在朝天宫吗？这个说法，除了三岁小儿，又有谁会相信呢？而与邓文仪相比，当时在西安被囚禁的肖赞育，他为贺衷寒所作的辩解，虽说同样苍白无力，倒也多了几分人情味。

　　肖赞育谈到，这一天清晨，在“总理纪念周”活动上，元老居正发出了呼吁，“黄埔与其他军事学校的学生们，你们的校长，现在蒙此大难，该如何的振臂而起……援救你们的校长啊”，这时候，全场鸦雀无声，贺衷寒却挺身而起，他以和自己的地位与年龄不相称的激越，举手疾呼，“黄埔学生在这里”。肖赞育认为，“这充分表现了他那时情绪的激动”；他洋洋洒洒的《敬告民众书》，不过是状态失控时的产物……

　　无论如何，当天午后，这份《敬告民众书》就在海内外发表了；这一次，洛阳飞机所携带的，不仅有这份宣言的传单，还有一枚枚炸弹。与《全国青年将领通电文告》相比，这次参与签名的人数也更多，达到了275人，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力行社社员。

　　在一片混乱中，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次签名的275人，悄悄地少了两个显赫的名字，那就是康泽和戴笠。而两次签名中，都没有蓝衣社首任书记滕杰的名宇。

　　与发表《敬告民众书》几乎同时，朝天宮的“全体动员”、“发动舆论”，像惊涛骇浪那样卷起了。这一天，刘咏尧在福州，宣介溪在芜湖，干同勋在武汉，任觉五在成都……以芜湖为例，当时芜湖公私学校仅八所，师生数千人，但这一天全部参加了集会，“在朔风烈烈中集合芜中操场，开联合会议达三小时之久”（《芜湖日报》，1936年丨2月15日）；以武汉为例，在干国勋的发动下，先是百余个团体、几百所学校，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南京即刻讨伐西安，继而，几十个复兴社学生小组发起了“救国赴难团”，决定自费前往西安，它从者如云、规模极大，以至于汉口火车站秩序极度混乱，快车晚点达三个多小时……

　　紧接者，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请愿浪潮，骤然波及开去了。12月15日，500余名下级军官通电讨伐；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南京体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间教公会通电讨伐；南京217家报社、杂志社通电讨伐；几万名南京童子军通电讨伐……短短一两天时间，在蓝衣社的一手策动、推波助澜之下，成千上万的机关、团体、学校，号称百万之众，决定召开南京“讨张靖难大会”。

　　也是短短一两天之内，风潮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丁家桥的大人物们。无论何应钦还是戴季陶，都或别有用心，或难得糊涂。12月15日晚上，在又一次联席会议上，他们纷纷以民意代表自居，认为和谈是逆流，南京应毫不手软、夷平西安。紧接着，次日午后.他们单方面撕毁了对宋美龄的许诺，决定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围攻西安；与此同时，他们命令已挺进至华阴县的桂永清教导总队，担任陇海线“正面攻击军”，胡宗南一部、关麟征全师协同作战，三面夹击西安……

　　讨伐又一次成为主流了。也是这一天，贺衷寒利用他兼任的新闻检查总局局长职务，严令各新闻媒体，从即日起不得鼓吹和解，违者以“异党疑犯M论处。除了孤独的宋奕龄和她的内亲外戚，南京听不到任何和解声音了。几十年后，在为自己不断辩护之余，那些朝天宫人物也不无得意地谈到，“力行社之主张武力讨乱，其组织能动员实际的武力、舆论和群众,是其主张之后盾”。

　　这一天，贺衷寒一手炮制、导演的讨伐大戏，在南京炮标礼堂达到了它的顶峰。

　　这一天也就是1936年12月16日，入夜时分，两千余名黄埔学生、失业军人，都穿着严严整整的军装，鱼贯步入了南京炮标礼堂。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戴军帽，每个人的头上都扎着一根刺眼的白布带。礼堂中央，在蒋介石硕大的半身像之上，悬挂者一条巨幅标语，“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

　　这是黄埔建军以来前所未有的荒诞一幕：一条条白布带，似乎是军人们的孝服；威严的礼堂，被装扮成了一个灵堂。在这样的背景中，贺衷寒进行了誓师动员。他说，他们是蒋介石的学生，在校长蒙难之际，他们不能坐以待视；他说，在桂永清、胡宗南、关麟征各部之外，他也要亲自上阵，以在场的两千余人为骨干，组成“讨逆军”前往西安；他说，他们将始终扎着这根白布带，直到平息事变，倘若蒋介石不能活着冋来的话，在西安城下，他们将与张、杨决一死战……

　　这个集会，后来被称为“白衣誓师”。它不仅震动了宋美龄、孔祥熙，也惊动了许多西方观察家。不久后，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谈到，“发现了南京有人想籍轰炸西安而事实上要毁灭委员长的一个阴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阴谋，由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将军发起。这位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并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他们身穿白衣，在中国人的习惯里，白色意味死亡，他们以此表达让委员长和西安一同毁灭的决心”……

　　被惊动的，还有何应钦。

　　这个深夜，在“白衣誓师”后，贺衷寒、邓文仪携带三百余人的联名公函，面见何应钦。他们要求以两千余名蓝衣社成员为主体，组成编制为三个甲种师的“讨逆军”，并由贺衷寒担任军长。据说，何应钦一口拒绝了，在相持不下之际，何应钦甚至破口大骂，说他们“火中取栗”。

　　紧接着，在陈立夫那里，这两个人也碰了一鼻子灰。作为蓝衣社的代表，他们向陈立夫提议，为应对事变，CC系应专管党务方面，至于军队与社会、青年，则由蓝衣社负责。几十年后，邓文仪谈到，“陈立夫未作任何回答”。

　　独自行动、“白衣誓师”、讨要兵权、妄图与CC系划分地盘……这些太过明目张胆的举动，让南京官场为之哗然。当天晚上，许多人窃窃私议，贺衷寒胸怀异志，“有当董卓、曹操的野心”。更重要的是，它动摇了何应 钦的主战决心：即使蒋介石果真死在了西安，他能驾驭住成千上万的黄埔学生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贺衷寒之外，谁能说没有其他的虎视眈眈者呢？……

　　贺衷寒适得其反。他的利令智昏，使主战气焰达到最旺盛的当夜，就开始缓慢地、不为人觉察地渐渐熄灭了。但，主动权依旧在他的手里，这个晚上，在和何应钦、CC系徒劳无功的交涉后，他先后发出了两封急电，在勒令桂永清部急速行军之外，他命令洛阳的几十架飞机，次日清晨全部出动，“轰炸西安”！……

　　这个命令，险些要了蒋介石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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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12月16日，何应钦下达“讨伐令”后，西安城内一片混乱。当天下午，一名神秘的共产党人，将这个消息告诉美国记者、也被围困在西安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后，史沫特莱忧心忡忡地写进：“内战看来已不可避免了。”

　　紧接者，当天晚上，负责西安卫戍的杨虎城部队，发生了小规模的骚乱。一小群军官冲进张学良的寓所，指责张学良将他们带入了“死无葬身之地”；他们醉醺醺地扬言，只要有一颗炸弹在西安城内爆炸，他们就立即枪毙蒋介石。张学良被逼无奈，他来到交通银行大楼地下室，央求一向好说话的、与他私交不错的曾扩情，向南京发表广播讲话。

　　这一夜，许多南京居民都听到了曾扩情沙哑的、四川口音浓重的讲话。曾扩情先是信誓旦旦地表示，“委员长尚在世"，继而，他又呼吁南京方面慎重行事。但，在同样混乱一片的南京，这个讲话像一粒掷进水面的小石子那样，迅速被种种猜测、小道消息湮没了。更何况，正因为蒋介石还活着，贺衷寒才要轰炸西安。

　　蒋介石的命运，似乎不可避免了。只要太阳再一次升起，来自洛阳的飞机就会以低空俯冲、不可一世的姿态，将一枚枚炸弹扔进这个古老城市；而刚刚度过五十岁寿辰的蒋介石，也将在爆炸声之后，被一伙伙叛兵乱枪打死……

　　但次日，是天气而不是任何人，阻止了对西安的轰炸。这一天清晨，当洛阳飞机抵近陕西地界时，飞行员看到了飘洒的大雪、寒洌的气流。他们只能将炸弹投掷在渭南、平汉铁路一线，然后无功返回了洛阳。

　　12月18日，大雪依旧。

　　大雪也阻止住了桂永清的步伐。他们炮衣已卸、子弹上膛，却被大雪强留在了渭河南岸。更重要的是，这宝贵的两天，连同弥漫在南京官场的一种极为微妙、悄悄嬗变的心态，被宋美龄迅速把握住了。这个原本瀕临绝望的女人，发现没有人再敢当众侮辱她了。毕竟，事变已经一周，蒋介石却依然在世，许多老于世故的官场人物，都已渐渐成为主和派了。它极大地改变了人心向背。

　　极为微妙、悄悄嬗变的，又何止是南京？12月17日，周恩来冒雪抵达西安；此后一两天，他迅速成为六神无主的张学良、杨虎城的主心骨。与此同时，在先后抵达西安的宋子文、端纳的劝说下，原本倔强的蒋介石，也渐渐改变了他的态度。这一天，他给何应钦写下了一纸手谕：“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停止。以近情观察，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

　　12月19日，大雪初停，西北、中原风和日丽。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洛阳空军正整装待发，但这时候，一架来自西安的飞机降落了。西北行哲总指挥、也在西安被俘的蒋鼎文上将走下飞机，出示了蒋介石的手谕。在得到蒋坚忍的保证后，蒋鼎文再次登机，并飞向了南京。

　　蒋介石的手谕，彻底地改变了南京官场的态度。主战派大势已去。但直到此时，贺衷寒、邓文仪依旧一意孤行。他们极为牵强、令人啼笑皆非地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手谕末尾的“戎祉”两字。

　　几十年后，晚年邓文仪谈到，“……落款为‘戎祉•二宇。因干事们都很熟悉蒋氏的习惯，在习惯上蒋氏不会用•戎祉’。故此时用此二字，必具特殊意义，也即逛命令团体继续讨伐的决定"（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可笑吗？这么一个借口，被贺衷寒、邓文仪拿来煞有其事地四处动员。12月20日，在他们的密令下，一场小型的、垂死挣扎的战争，终于在渭河流域打响了。

　　这一天拂晓，桂永清部队向华县一带的小股奉军，发动首次攻击。战斗很快结束了，在歼敌数百、缴械两营后.教导总队沿渭河南岸急速西进。与此同时.对蒋介石、贺衷寒截然相反的命令，洛阳空本做投机处理，十几架飞机轰炸了渭南、华阴、三原等地，渭河车站当即变成一堆瓦砾...

　　当夜，教导总队抵达赤水一线。略事休整后，次日拂晓，他们进行了主力攻击。是役，奉军刘多筌、缪徴流两师据险列阵，并以七寸五口径重炮轰击教导总队，但教导总队以十八辆轻装甲车为先锋，迅速撕开了奉军阵地.两军胶作一团。随后，在众多榴弹炮、迫击炮和平射炮的掩护下，大批骑兵、步兵往来冲突.迅速切割、包围奉军大部.

　　当天傍晚，在十个小时的战斗后，奉军被彻底击溃了。该役光彩之极.教导总队歼敌约2700人.损失仅死34人.伤28人.紧接着，在占领东西赤水两个县城后.教导总队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惊人速度.猛扑谓南；几个小时后，渭南守军不战而逃.，在短短36小时之内，教导总队连下四城，西安门户已经洞开-在他们前头的，是百里沃野，奉军已无险可守；教导总队杨炳文后来谈到，“原本预计两日内可以攻下两安”……

　　但，这时候，何应钦的停战电令终于来了。据说，这一天，面对朝天宫与他的叔丈，顶头上司截然不同的两道电文，桂永清左右为难、仰天长叹。在众多心腹军官的劝说下，他到底停住自己的步伐了;.

　　这一天，后来被视为桂永清人生最重大的分野

　　这一天.在西安城内，一种奇异的、近乎梦境的感觉.占据了史沫特莱的心灵。那是熟悉宗教的人才会产生的一种情境，似乎，恍恍惚惚地，历史在创造中，而人物在活动里（

　　也是这一天，宋子文、端纳飞冋了南京接宋美龄同往西安..后来.宋美龄谈到，“譬锻之造屋.瑞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为此，她不顾功阻，在次日也就是充满希望的星期二.登上了飞往西安的飞机。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仅是宋美龄。这一天，在刚刚脱险的蒋鼎文也走上飞机后，蒋鼎文夫人苦苦哀求.要求同行.宋美龄后来为此感慨不已：“坚持不让其夫独替此险……肯为国家利益牺牲其丈夫之安全，即其一例。肯为其丈夫牺牲自己之安全，又其—例戴笠工.

　　对戴笠.宋美龄谈不上熟悉，更没有什么好印象.但.面对宋美龄的拒绝，戴笠也苦苦哀求着；他并且出示了一张张学良委托宋子文转交的纸条.这张纸条，希望戴笠在艰险的情况下.“代表起黄埔的力量……求得—个最后的保障'戴笠说.在众多黄埔学生主张讨伐之际.他的前往两安.能够表达黄埔学生的“安抚”诚意

　　就这样.戴笠也坐上飞机，飞机向北飞去了、经过洛阳时，宋美龄看到机场上停放着大批轰炸机，“心坎突增阴影"；在她的坚持下，飞机临时降落在了洛阳机场，宋美龄走下飞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她语气温和，却有着不容违抗的强硬，“若无委员长之命令，任何飞机均不得逼近西安'

　　然后，飞机飞过了华山.飞到了关中平原的上空。这时候，宋美龄终干表现出一个女人的脆弱、心神不宁和前途茫茫感了。端纳的一本传记写道：

　　“……蒋夫人很紧张，快到目的地时她更紧张了。就在飞机滑行停下之前，她悄悄将一支左轮手枪塞到端纳手里。她恳求道：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士兵碰我的话，请你开枪吧。

　　“他（端纳）耐心地望着她说：委员长夫人，士兵是不会碰你的。-“请答应我吧：她继续请求着……”

　　他们平安着陆了。在机场上，张学良迎接着他们，“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紧接着.她看到了她的丈夫蒋介石。见到她后，蒋介石告诉她.他正阅读《圣经》，刚好读到了《耶利米书》一章，“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5

　　蒋介石以毫无表情的面容，或阅读《圣经》,或卧似乎透漏着一种倔强.一些不屑3他很少的话语,要么是“我是你们的领袖”。他犹如一口古井.

　　但这短暂的口子里，他的心中，却有着惊涛巨浪。在随时可能死去的这个房间里，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飘雪止，然而一堵灰墙，却隔绝了他与自己统治下的广漠土地。这使他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回味他曲折、

　　漫长的一生。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从1927年开始，外界包括西方，对他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徒”，还有的，则说他是军人、“独夫•’、阴谋家。看法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但谁也不能说清是他。似乎，这个人就和他所亲历的五十年历史一样，断裂而复杂。从溪口小镇走出来后，他年轻、单薄的躯体，介于儒教徒和流民之间。他读四书五经长大，对母亲、亡父和兄弟姐妹，都有着深沉的、中国式的孺慕情感；然而，“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这样惨淡的小镇生活、苛酷的生存竞争，又使他多少直面着伦理、宗族的虚伪。与那个苦闷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更多的，是流民色彩。

　　在刺刀决定社会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选择了从军的道路。随后，在保定、在东京、在上海，他一面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面又因宋明理学的熏陶，暗自克制与忏悔。他仍然是一个在流民与儒教徒的夹缝里，不断徘徊的人。

　　时势造英雄。他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儒教徒，身上的流民色彩，始终执拗地抬头着。但那个动荡的民初乱世，似乎就是这样的人的天下。何况，在阴差阳错中，他通过陈其美，得以接近了孙中山；又何况，更加阴差阳错地，最后出任黄埔校长的，不是程潜，不是张治中，而是这个军事履历并不起眼的人物。

　　从创办黄埔开始，他继承了孙中山遗产的一部分。他拥有了长江中下游五省。不过是四十岁的年龄，他就成了最大的军阀。但南京政权是最大的军阀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孙中山的遗产是如此沉重，他继承几千名年轻军人之余，还继承了一个最涣散的、大染缸一般的政党，一个让他回天乏力的时局。是这些，使他在短短四年之内，两次下野。也是这些，最终迫使他下定了赞助蓝衣社的决心。那短暂而纷繁的两年，他渐渐眼热起了军国的日本、法西斯的意大利和纳粹的德国。他开始了从军阀向独夫的过渡阶段。

　　他以“第二期革命”的名义，追逐着三大成就：版图的统一、文化的新生活运动和作为未来社会雏形的“新江西模式”。他试图缔造一个新中国。但，1936年，统一的车轮在西安戛然而止，新生活运动和“新江西模式”也因为他的复杂性格、神秘内心，早已注定了失败。貌似波澜壮阔的“第二期革命”，成就的仅仅是他，这个刚满五十岁的人，以“献机祝寿”仪式为象征的所谓威望。

　　威望是如此可笑。在被俘期间，通过端纳、宋子文，他已经了解了南京的纷纭是非、暗流汹涌般的叵测人心。除了自己的家人、亲戚，无论旧友、嫡系和学生，都想要他的命，这使他异常震惊、惶恐、难以置信。它冲击着他最顽固、最根深蒂固的道徳优越感的底线，使他开始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反思。而一生最重大的转折，也在这短短几天之内，醍醐灌顶般地完成了。

　　如果说，终其一生，蒋介石身上始终混杂者懦教徒、流民、独夫和“族长”色彩的话，那么，在不同时期，它毕竟浓淡有别、各有侧重。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生可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时期，青年的军人时期，壮年的“独夫”时期，与晚年的族长时期。西安事变那惊涛骇浪般的十余天，正是他从独夫到族长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为人察觉。

　　此后几十年，蒋介石妻侄毛庆祥多次谈到，“事变后，蒋氏的性格发生很大变化，不再苛求于人事……以长者自命”。

　　这个未来的“族长”，惊喜地用《圣经》的话语迎接他的妻子。此时,仅仅一步之遥.在张学良官邸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地下室，戴笠正艰难地捱着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飞机刚刚在西安降落，杨虎城部的一队乱兵，就举枪对准了戴笠的脑袋。与他私交不错的张学良见状，忙使个眼色，让自己的卫兵“抢先逮捕”了戴笠。接下去的一天多，这个人似乎被遗忘了，既没有人传讯，也没有人探望、送饭。在黑暗里，比黑暗更阴森、更无边无际的死亡恐惧，一阵阵地向这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了惊人成就的特务头子涌来。此时，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他放荡、混乱的青年吗？那整整十年，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懂于人心的险恶、市井的势利。他是一个顽童，天真又恶劣，犹如怀揣亿万赌本的赌徒.他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一切际遇、挥霍母亲在乡间用一生积累的好声名。流窜、诈骗.斗殴、大言不惭，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毫无前途的••破落户”、小瘪三。

　　在这个*•破落户”隐蔽的心底，却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未来的大人物。他对人吹嘘过、自诩过，也曾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对待那些发了一笔小财、谋求了一份乱世小功名的同乡士绅，这种吹嘘、自诩乃至不屑，得到的自然都是不留情面的讥讽，这个险恶的时世，没有人肯略略容忍、谅解他的挥霍。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无论怎样的讥讽，怎样的走投无路，他当韩信、刘伯温的••志向"，却从来没有被磨蚀半点。流民的惯性，虽然一路贯延进黄埔.在他担任黄埔学兵连司务的期间，他还赌博输掉了全连的菜金。并因此畏罪潜逃，但他终于有了醍醐灌顶、幡然醒悟的一天。

　　这个醒悟，就是发现了自己对特务工作的天然热爱，并自视为蒋介石的鷹犬走狗。近十年以后，在他事业登峰造极、行将失事丧命前的一次公开训话中，他还老无愧色地谈起了自己向蒋介石的下跪、他的自居家奴。过去的四年多.搭乘者蓝衣社的大船，他一方面毫无那些青年才俊的热情、献身、狂妄.幼稚，不谙官场深浅、妄谈什么“接班人"，另一方面，以可怜的区区145人，他刺杀杨铨，使自由主义思潮近乎偃旗息鼓；他瓦解“闽变”，使蒋介石意识到他是猛鹰恶犬；他独辟蹊径，使南京政权渡过了“刺汪案”的政治危机；他上下其手，几近兵不血刃地平息了“两广事变”……在相信他的忠诚之余，坚忍、不事张扬，然而果敢、招招致命，就是他留给蒋介石的印象。

　　对短视、功利、有着深刻不安感的蒋介石来说，这是他最放心也是最需要的那种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兼并调查课.他的掌握中国警察系统.他的拥有令人闻风皮胆的“戴笠组织”，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但，正是他初初掌握中国警察、一个无处不在的政治警察体系行将铺开之际，事变的发生，却迫使他将生死置之度外，进行了一场以生命为睹注的豪赌，跟随宋美龄来到西安。

　　“事变发生后，力行社干事每晚都在开会，间有批评特务处在东北军中未尽职者”（邓允忠，《白瑜访问》）。如果说.对这些来自朝天宫的批评, 他未必放在心上的话，那么.要命的是，他却参加了事变当夜的朝天宫会议。倘若蒋介石不能回来，谁能说日后朝天宫不会以此为借口，夺回他的特务处、警察系统，乃至要他的命呢？倘若蒋介石最后脱险的话，他又该怎么辩白，洗刷自己的与会呢？

　　与其死在南京，或从此不为蒋介石信任，不如前往西安，以实际行动进行辩白。又何况，只要蒋介石活着回去，他势必成为蒋介石最器重的人之一。他不爱惜別人的性命，也不爱惜自己草芥般的性命；在他看来，这个性命只有建功立业、出将人相，才是有意义的。这是一场各方面都划算的赌博……

　　这一天下午，饥肠辘辘，心事复杂的戴笠，在勉强透进地下室的一丝光线下，用拙劣字迹，写下了一封多少要留给蒋介石看的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阁吾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戴笠绝笔。”

　　这一天，从南京到西安，无数人心怀忐忑、各有心思。在众多活跃的身影中，两个有着绝代风华的人，终于坐到一起了。男的，是••美髯公"周恩来，女的则是宋美龄。宋关龄后来谈到，在这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她曾表示，“……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一个决定历史的口头协议，就这样达成了。紧接着.宋美龄措辞强硬地向张学良表示，倘若12月25日他们不能回到南京的话，“思与两安同归于尽”。在这个表态后，在惊涛骇浪中的一朵浪漫小花，悄悄地开放了。

　　次日是西历的平安夜。这天晚上，她和另外三个人，她的兄长宋子文，她的丈夫、冒牌的基督徒蒋介石，以及扮演了圣诞老人的端纳，全然不顾大雪纷飞中的四伏杀机，一起度过了平静而温馨的一夜。这一夜，依照他们家庭生活的长期惯例，圣诞钟声敲响之际，谁先喊出“圣诞快乐”，这一天的家庭活动就由谁安排工

　　1936年圣诞节，在西安，蒋介石蠃了。依旧滞留在西安的史沫特莱，目睹了蒋、宋离开西安的悄形：“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全体人员进人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

　　英文版的端纳传记，则描述了飞机起飞后的情景：“……过一会儿，他们起飞了。驾驶这架飞机回到南京的飞行员罗亚尔•伦纳徳，观察了他的乘客们的神情。少帅的脸绷得紧紧的，蒋介石面容憔悴，正睡在飞机的单人舱里。蒋夫人望着窗外，唇边略带幸福的微笑。端纳则独自在那儿发笑。宋子文偶尔看看报纸……”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洛阳留宿。这一天深夜，在武汉，张学良的幕僚王化一听到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在南京，几乎家家都亮起了灯，无数报童招摇过市，赠送着免费的“号外"，次日中午，当飞机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时，“场内外聍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申报》号外，1936年12月26日）。

　　12月27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散步在碎石小径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又从囚徒回到元首了。他依然面无表情，只有那深邃的眼睛，透露若不可预测的决心。

　　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刘健群。对刘健群“有所垂询”后，他下达了第一个手谕：停办蓝衣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停办《中国日报》是一个象征、一种姿态，它表白了蒋介石解散蓝衣社的决心。随后，蒋介石下令，逮捕四川复兴社书记任觉五、《中国日报》社社长顾希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着似无缘无故的入狱，使朝天宮更加惶恐。

　　任觉五和押解他前来南京的几名特务还在路上，蒋介石带着三名外围基督徒，澳大利亚的端纳、比利时的魏道明、美国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镇，开始了八天他自己选择的宗教闭关。就在这八天里，随着戴笠、肖

　　赞育、曾扩悄等人先后回到南京，对蓝衣社的不动声色的清洗开始了。

　　奉命调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对任觉五、顾希平的审讯，进行得极为简单。戴笠受命问话：在与CC系武斗、被关押了大半年后，任觉五是否意欲不受“团体”的控制？他是否经常与顾希平交谈“打倒一二三、联络四五六、依靠七八九”？

　　这番问话让两人目瞪口呆，又只能低头认罪。在朝天宫一片涣散、刘健群再度出任书记长后，这两个人曾设想依靠黄埔第七期以后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系。这些商议都极端秘密，谁能想到隔墙有耳？

　　问话结束后，这两人开始了无限期的被羁押。戴笠似乎遗忘了他们。随后，他开始调査曾扩情、肖赞育。

　　事变当夜，几十名侍卫死伤，身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却一枪未发、束手就擒；在事变中，曾扩情更替张学良发表过广播讲话。这两人都令蒋介石大为震怒，训斥为“肖赞育无勇、曾扩情无耻”。由于事实异常确凿，处置也就极为便捷，肖赞育被勒令“停职候审”，曾扩情则被几名如狼似虎的特工扔进了特务处监狱。

　　第四个被扔进监狱的是河南书记萧洒。事变期间，萧洒大量搜集民间枪支，组织了河南的“十万民军”，还号称要扩充到“百万民军”。这些举措，动静太大、声势太过招摇，萧洒无可抵赖，但他口口声声辩解说，组织民军是为了“稳定地方、救出校长”；而在戴笠意欲刑讯逼供时，胡宗南却来到了南京。短短几天以后，戴笠就以“似有异心、査无实据”的结论，结束了这个深不可测的审讯。萧洒与曾扩情等人成了难兄难弟。

　　紧接着，轮到了蓝衣社书记长邓文仪。

　　邓文仪的立案名目，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戴笠奉命调查的罪名之一，是邓文仪担任书记长期间，有“贪污”嫌疑；另一个罪名则是“乱用经费”。

　　**贪污”嫌疑有两条线索。也是这一年，邓文仪在南京盖了一所极为气派的洋房，以他任职十年、每月区区几百元的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积攒不下这样一大笔钱。同时，这一年在湖南，邓文仪父亲曾被土匪绑票。蒋介石曾在溪口召见过他，当者戴笠的面怒斥，“你如果不是贪污，你哪得钱盖这样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贪污，找了很多钱，为什么土匪会把你

　　的父亲绑票？•’

　　“乱用经费"针对的则是事变期间蓝衣社的开销。当时，朝天宫共有经费20多万元，事变中，蓝衣汁派遣数十位-代表”分赴各地，并频繁组织大型群众集会，这笔经费被花得荡然一空，蒋介石认为，这是以国家资财.“佐济不可测之居心”.，

　　无论按照国法，还是蓝衣社的纪律，两项罪名坐实的话，邓文仪都以被判处死刑。但出于种种心态，蒋介石决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剥夺了邓文仪的一切职务，随后又勒令他进行自我检讨。几十年后，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写逍，“至于邓氏（还）遭何处分无从得知”。以父子之亲、数十年光阴之漫长，仍然“无从得知”，可见邓文仪当时煎熬之深，几十年里一直视为隐痛

　　然后，是贺衷寒。

　　直到1937年2月，在为他的兄长，因西安事变惊吓而死的蒋介卿送葬后，蒋介石才公开露面。他或者在平静的溪口，或者在杭州西湖的别墅，轮番召见了大小官员。许多官员见到他后，都窃窃私议，“委员长老了许多”。似乎那惊涛骇浪的十几天对他的折磨，使他提前变成了一个老人。在这期间，他也先后召见了蓝衣社最早的三个常务干事。最先接见的是滕杰。在蓝衣社经受了五年多从创始到离职，再到疏远的过程.这个不过32岁的青年，似乎已经无复当年的热情、自信、意气风发了：他变得老练、含蓄、深沉起來，经历了丧妻之痛，几丝鱼尾纹，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爬上了他的眼角、嘴角。

　　只有他依然明兴的眼睛，还显示着他身体里，依然潜伏着的，只要有契机就能再被激发出来的热烈与能力。在蒋介石面前，他似乎也拘谨了，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了蒋介石，但对他，两个月来始终不苟言笑的蒋介石的面容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意，他说：“在通电内没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暂的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让陈布雷草拟了任命书，膝杰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滕杰之后是康泽。对康泽，蒋介石冷淡了许多，当康泽喋喋不休地汇报他此时的主要政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事变中的“异动”时，他用一句“知道了”来打断康泽。随后，他给康泽一个重大任务：由顾祝同代表军 方，陈立夫代表党部，张冲代表政府，而康泽代表蓝衣社、青年，与周恩来等人谈判红军的改编问题

　　会见即将结束时，蒋介石才表怡平静地指示康泽，“必须彻底解决刘湘，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他要求康泽草拟出具体的行动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著名的“四川整军会议”。它的结果，是四川一省在早期抗战中，一举出动兵员30万、民夫500万。

　　康泽闭门草拟计划的几天里，在一个午后，蒋介石召见了贺农寒。据说，这次召见的时间很长，对那个从前的得意门生、已被断定有“狼子野心”的人，蒋介石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以其名的“娘希皮”咒骂开场：“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枪子，你们在后方坐地打冲锋，叫讨伐……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穿白衣，骨头还没硬，就想当王莽、做曹操？！……”

　　对一阵接一阵的咆哮，贺衷寒拿出的，则是他同样著名的涕泪俱下他笔直地挺之，既不辩解，也不低头。蒋介石整整怒叱了小半个钟头，贺衷寒则涕泪满襟。

　　蒋介石的声音终于低下来了。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念旧？是贺衷寒虽然要置他于死地，但他还是要有长辈、“族长”的姿态？或者，在心灵经历承大冲击、他的道德优越感多少动摇之际，他需要以饶恕贺衷寒来恢复自已赖以安身立命的优越感？……这一切已经无可考证了。在将贺衷寒赶出了彳己的会客室之前，他也指示贺衷寒，去与陈立夫、康泽一起，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

　　似贺衷寒的终生不再得志，还是从这个午后开始三个多以后，他被派遣出国，前往欧洲考察。南京官场普遍认为，这是蒋介石对高级政干部免职的惯用手法，事实上是一种放逐。几十年以后，也在西安被俘的特务处人物王新衡，更信誓旦旦地说，贺衷寒在出同以前，“曾受到更严承的处罚”。但对此，与贺衷寒私交极好的肖赞育、袁守谦，始终坚持“绝尤此事'

　　这一年3、4月间，在戴笠大致完成对蓝衣社的清洗后，蒋介石的又一道手谕，再次抵达了朝天宫：郑介民接替邓文仪，出任蓝衣社第七任书记；在此之外，“停止一切闭体活动'

第二十章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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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片7日，在午夜前不久的黑暗里，一队日本士兵，人数是区区135人，在宛平县城附近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开枪射击。此后三周，夹杂在谈判、妥协里的，是零零星星的枪声。这枪声到7月28日，随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亲王在东京发出“根本解决中日关系”的叫嚣，迅速扩大。四天之内，几千名中国军人战死。

　　7月30日，在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和平业已绝望”的著名演讲。八天后，在一个与会者包括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规模巨大的军事会议上，南京政府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决议。

　　随后，蒋介石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最有争议的赌博：把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8月11日，在上海，一面是桂永清教导总队等3个最精锐的师，进入了阵地，战争一触即发；与此同时，史诗般的大迁移开始了。

　　8月13日，8万名中国士兵，向120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次日，空战开始，高志航等人一举击落6架日机。

　　“淞沪会战”爆发了。

　　在淞沪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向内地迁移的大潮，艰难地、然而异常执拗地进行着。先是146家工厂的2500名工人，他们负责把15000吨设备运送到武汉。然后，是639家私人企业，约4万名工人，总共12万吨的设备a

　　无数轮船、木船停泊在下关码头，继而一船一船地消失在长江深处。 装载，搬迁工作进行得如此混乱，以至于出现了工人与宪兵相互开枪射击的场面，而在他们的身后，机关枪、重炮的轰鸣声越来越沉郁，从日本本土用航空母舰运送来的援兵，渐渐逼近长江口了。

　　工业大迁移之后，是教育界大迁移。几乎是战争刚刚爆发，在华北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复旦公学等，就遭受了蜂群一般密集的日机的轰炸、南开大学变成了一片瓦砾，清华大学被洗劫一空，上海的几所大学，也天天有人被炸弹炸成了齑粉。在这样的空前浩劫中，迁校运动悲歌般地进行着。

　　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大学的数以千计的知识者，换上草鞋和粗布衣裳。他们或乘火车，或坐轮船，但是大多数人都仅凭一双脚，向湖南、湖北，云南，进行着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m\(\i，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中央艺专……总共77所院校，数以万计的教师与学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其中从北方一路步行而下的11名教授和257名学生，其路途的百折千回、困苦艰险，几乎可以和长征相提并论。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先是跋涉了几千公里，来到长沙，但此时，刚刚在长沙落脚的西南联大，已经迁移到了昆明e他们继续行进，在这个行进中无一人走败，无一人折回，一直到次年夏天才抵达昆明。

　　迁移、逃亡的潮流，从工业界和教育界蔓延开去了。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居民，也纷纷带着简单的行李，加入了涌向西部的人流。此后几年，在武汉、在重庆，他们被当地人称为“下江人”，由战争带来的语言、习俗，婚姻等东两部的大融合开始了……而淞沪会战的形势，越来越悲观，越来越艰难、，在这个处处都是硝烟的夏天，桂永清部、关麒征部、黄杰部，南京近四十万人马，以及从广西开来的部队，从湖南、四川开出的部队，都伤亡惨重。

　　阵地从浦西的街巷，转移到了浦东的滩头；从一片片石头诖筑转移到河浜，港道。一个师一个师地被打残了，两个师两个师地顶了上去。仅有的大约八万名德式装备的士兵打光了，手握汉阳造，老套简的地方部队顶了上去。惨淡经营而来的300架飞机打光了，用机枪组成的防空交叉火力网形成了……

　　在这种用筷子挑翻战车•，以躯体挑战钢铁的搏击中，1937年11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山陵脚下的那片官邸，蒋介石召见了康泽，此吋，蓝衣社已大约半年没有进行任何活动了，但这一天，蒋介石却任命康泽为蓝衣社的第八任书记长。

　　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此前就向康泽透漏过口风。把汗精卫的“改组派的同志"，陈立夫的“‘党部的年轻同志”以及“同学的力量”也就是蓝衣社，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党团，这个党团，将代表并领导全国青年，以服务抗战。而如果“毛泽东他们愿意的话，也开以参加”

　　解散蓝衣杜、转入新党团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康译的肩上：这一天，按照康泽的提议，新的党团，将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已经是深秋的11月了，来自海洋的朔风越来越大。宁沪地区已经一片焦土，在大约三个月的大会战中，中国损失了近30万人的精锐部队，日军的进攻，一波比一波凌厉，宁沪陷落在即了

　　蓝衣社已死去，不过尚未被埋葬。埋葬它的工作，由康泽负责。11月下旬，在康泽的指挥下，一个大木箱，一个大木箱的档案，从朝天宫搬了出来，被装上卡车，马车，然后送上火车车厢，几组便衣负责押送，其头领是已满22岁的林培琛。他们先沿着津浦路向北到徐州，然后在徐州转车，经陇海线向西到郑州。最后，他们再在郑州转车，从平汉线前往长沙、武汉运送档案的路程，几乎与难民的逃亡一样曲折、一样漫长，直到次年二、三月间，林培琛等人才抵达武汉。

　　数以吨计的档案，还在漫漫的铁路线上。此时在南京，朝天宫的大部分人马，也加人了逃亡的行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一天，几十部卡年、几节车厢、一艘轮船，运送着几百名工作人员，以及“家属队"的几千名老人、妇女、儿童，踏上漫漫西迁路。他们也将转移到武汉。许多孩童都还咿呀学语，队伍中还有一些孕妇，在六年多以后，当年血气方刚的青年，已大多成为人夫，人父。

　　负责护送他们的，是一个宪兵连和一个中队的別动队员。车队静默无声地离开南京，朝天宫一下子空荡了，留下来的几百个人，属于戴笠组织的，将受命潜伏在宁沪；属于朝天宫的，则走进街巷、一个个复兴社与与童子军的“战地服务团”，'进行组织“办理结束”的手续，最后，1937年12 月3日的傍晚，康泽与几十名工作人员，在南京下关码头，踏上了缉私处的一艘炮舰。他们也要逆流而上，延经九江到武汉。此时，蒋介石已告别南京，并在溪口小镇拜祭过他母亲的坟墓，随后直飞武汉了。

　　12月12日，枪声仍在持续，不过在望远镜里，已经能看见日军土黄色的军装了。这一天，留在南京的最后一支中国军队，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残部，也奉命撤离南京。南京成为一个空城了。

　　部队开拔出几十里后，行进在教导总队队列里的肖赞育，忽然记起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几名同僚。他不顾危险，带几名卫士又折回城内。当时，监狱的看守已跑得精光，曾扩情、任觉五和许多囚徒，已绝望到打算集体自杀的地步。见到这样的光景，肖赞育命令士兵，用手枪打开层层重锁，随后一同消失在暮色苍茫的南京弄巷里。

　　他们与大部队已经失去联系了。他们集体换了便装，白天躲在山野里，晚上急速行军，婉蜓地向武汉前进。他们有几十个人，但只有几支冲锋枪和手枪；一路上，他们还要和小股日军，以及要命的寒冷、饥饿、绝望情绪作战。此时，谷寿夫师团一队，已挺进南京，“南京大屠杀”的不尽血泪，已笼罩在这个六朝古都的上空了。

　　漫漫长夜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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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年初，国民党短暂的“武汉抗战”时期开始了。

　　这一年春节的武汉，满街都是军人。在三千里外的鲁南、苏北，台儿庄大战正在进行着，硝烟似乎穿透了广漠的田土，一路飘扬到了武汉。无数集会、誓师、募捐、动员与青年的从军，构成了这个特殊的春节。

　　在此前后，武汉军委会已组成了一个代表广泛抗战力量的政治部，负责全国动员。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下设三厅。第一厅厅长，是刚从欧洲被召回、重新起用的贺衷寒，负责军队动员，不过贺农寒的这个任期，极为短暂。第二厅厅长是康泽，负责民间、社会动员；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负责文化艺术界动员。

　　第二厅的办公地址，在武昌湖上园的一栋宅院的前院，其后院，就是等待被埋葬、残余的蓝衣社办公地。此时，蓝衣社还有最后两个任务，—是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代会，其使命是把25岁以上的成员或转为国民党，或转入戴笠组织，25岁以下的成员，则转入三青团。另一个任务，是利用最后的时间，在十个省市，各招募两千到五千名青年，并负责对这几万人进行训练，以充实军队基层和地方行政。这就是后来“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的雏形。

　　为准备全代会，蓝衣社又召集了一系列的干事会议。大多数的会议，都是在武昌建国路的干国勋寓所进行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直到此时，这个行将寿终正寝的干事会，还鸡飞狗跳，甚至不避外人。其最后一次会议在国民党新任总裁、终于获得了党内最高地位的蒋介石的位于汉口的官邸召开。已被内定为三青团书记长的陈诚，以及党部的陈立夫列席了会议。但这也是争吵最厉害的一次。

　　康泽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但他丝毫不能控制会议。几乎一坐下来，丰悌就大发厥词。他把矛头对准了刘健群，当着陈立夫的面，厉声指责刘健群吃里爬外，“打算把组织卖给党部”。此语一出，在火并中与陈立夫结下深怨、刚刚从监狱里侥幸活命的任觉五，不改他的好事本性，带头鼓掌。登时会场掌声一片，刘健群、陈立夫都极为尴尬。

　　随后，戴笠也落并下石。他指责刘健群在他们这些黄埔学生中，四处挑拨离间。因此，组织涣散的责任，十有八九应由刘健群承担。最后，他厉声叱骂刘健群：“……没人再信你的鬼把戏了。你完了，做和尚去罢！”

　　在场的人有没有意识到？戴笠的这句话，是刘健群此后几年命运的极其准确的预言。会议就在这样的乌烟瘴气里结束了。

　　也是在这一片的乌烟瘴气中，1938年5月16日，蓝衣社的全代会，在原“两湖书院”旧址、当时的武昌大江中学开幕了。

　　全代会开了三天，五百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贺衷寒、康泽、刘健群分别担任这三天的大会主席。蒋介石，这个成也他、败也他的蓝衣社萧何，发来了一封贺电，为蓝衣社正式的人土为安，掘下了第一铲泥土。

　　这封贺电在大会中被宣读，称“不在党”的力行社、同志会成员可自由加人国民党，复兴社社员可自由加入三青团。但在大约五十万名的蓝衣 社成员中，转入国民党的很少很少。即使是戴笠也懒得办理一个手续，加入国民党。

　　有大约十万人，要么留在了沦陷区，要么早已和蓝衣社失去了联系。在转团问题上，邓文仪和康泽，又进行了蓝衣社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争执。邓文仪主张集体转团，而深谙组织三昧的康泽，则力主个别入团、严密审核。但与会的绝大多数魁首，都把这个会议当作是走过场，他们无心细议。在他们的劝解下，争执难得地迅速平息了。“转团问题”最后采用了折衷方式，即人员个别鉴定、但不拆散原蓝衣社的地方分支社建制。一个个复兴社地方组织，一律直接转为三青团的当地组织。

　　这么一来，三十余万名复兴社成员，绝大多数都转入三青团。这股势力占据了筹备中的三青团，大约四分之三的比例，它也是胡宗南始终担任三青团最关键的组织处长，康泽在此后七年、始终代理这个职位的权力基础。

　　不过，最大的贏家仍然是戴笠。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全代会前后，在武汉，一个崭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诞生了。蓝衣社特务处成为该局的主体。这个机构的首任局长，是一个叫贺耀祖的老牌军人，戴笠出任副局长。但几乎从军统局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听闻过它的人、都仍然简称它为“戴笠组织”。

　　转为军统局后，这个权势熏天的上校，总算又晋衔一级，成为了少将。一直到戴笠失事丧命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少将。但那时，他已成为除蒋介石之外、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

　　在这次会议上，戴笠还实现了他自兼并调查课、控制中国警察系统之后，组织的第三次大膨胀。蓝衣社剩余的大约八九万人，被他的组织一股脑儿地全盘接收。其中三四万人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特务，另外五万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则在戴笠的主持下，组成编制为五个军的“忠义救国军”。也就是说，只要会议一结束，戴笠组织的内外围成员，就将达到大约十万人。

　　1938年5月18日，由宪兵森严警备、紧闭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学大门，终于开启。五百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悄，更多的人_，则说不清是是喜是悲、是轻松还是

　　沉重。

　　第一个步出大江中学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八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长康泽。迈出会场的一瞬间，傍晚的夕阳，直面照射在他的面容上，使他眯起了眼睛。这一刻，这个35岁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

　　事实上，随着这个会议的散会，蓝衣社也终结了。这个一生功利、务实的人，也就终结了他原本还多少残余的青年气息。从此以后，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底的官僚，狗蝇地在民国这堆散发者腐烂味进的大餐上，尽情地吸食着权力与失意、荣耀与沉沦。

　　这个终结，是康泽一生的标志性转折。是这个终结，使他在此后七年，一直像护窝的母狼那样，龇牙咧嘴地守护着自己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的权位。七年里，他使三青团从40万人急剧扩张到150万人，成为纪律、行动、能力都远逾国民党的一个组织。但也因为这个终结，渐渐认识到他的性情的蒋介石，始终以一种“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态来面对他，始终吝借着一个组织处长的正式任命。这个正式职务，始终在连一天都没过问过三青团事务的胡宗南手上。

　　康泽以秘密组织的模式来组织三青团。这种痕迹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年后，海内外都还一致认为，三青团是一个“准特务组织”。也是这个终结、这种性情，使康泽在七年以后，以一种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阻止者蒋经国的渗透、操纵三青团。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康泽被蒋介石以“派遣出国考察”的名义，轻易地剥夺了权力。他愤懑、失意，但是不敢抗命。不可阻拦地，三青团变成了蒋经国的第一个权力基地。

　　1946年，康泽回国后，内战已经爆发了。他被闲置了一年多，最后，蒋介石终于答应让他带兵，去驻守战略要地襄樊。不久，在他刚刚度过45岁生日的时候，他被一发炮弹震昏了，随后被俘、押解往当时的中共中央临时驻地西柏坡。

　　康泽被俘后，南京中央社的几个记者猜测他一定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于是匆匆忙忙地发布了“讣告”。蒋介石对这个心腹更是深信不疑，立即在南京组织了规模浩大的追悼会。没过几天，康泽自杀的消息似乎被证实了，再一个追悼会又被组织了起来。但在沸沸扬扬的哀荣中，一个小道消息再次不胫而走：康泽还活着。

　　这个小道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后，关于康泽的“追思"、悼念，迅速地偃旗息鼓了。此后，康泽还活着么的争议从南京到台湾一直没有停息 过。直到1956年，康泽终于在北京公开露面，并与末代皇帝溥仪一起，作为“不杀”的例子，出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文稿时，台湾小政权的许多大人物还以为这个消息是讹传。

　　其实，早在1948年冬天，被俘仅仅几个月，康泽就在西柏坡留下了一张相片。相片上，康泽穿着一身列宁装，缝制粗糙的手工使他矮胖的身材更显臃肿。但他面色严肃、目光深远，似乎在审视者自己一生的道路。从这时起，他在战犯营里所写的长箱《回忆录》，已经把自己的被俘，称为“被解放”、“获得新生”了。

　　晚年的康泽，更似乎彻底否定了自己在国民党政权里、整整二十五年的生活。1963年春天，他被特赦时也留下了一张相片。毕竟十五年过去了，他比1948年显得要苍老一些，不过他的面容似乎很满足、很感动。又四年以后，因为一群红卫兵的揪斗，他在北京的一个小平房里重伤而死，从此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把土、一股轻烟，永远地消失了。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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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文仪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因为“有得有失”，因此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六年多的风雨，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怅然空虚。

　　这个33岁的青年，在其20多岁的年龄，曾经是令人侧目的“天子近臣”，令无数人眼热、妒忌。他也是蓝衣社在曾扩情之后最主要的赞助者之一，但这个一度风云、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使许许多多地位远不如他的青年，开始崛起、发迹，只有他，却在新生活运动后就每况愈下。先是一场“机场大火案”使他丢掉了异常显赫的地位，继而，在西安事变中的肓动，更使他从此侧目于蒋介石。在这个政权中，他再也不可能获得从前的地位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对许许多多活在凡俗人间的人来说，太多的东西，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那么，在这个给他招惹了这么多失意、是非的组织，终于解体之际，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潜心等待、再次努力，酝酿着东山再起呢？还是认可者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已如同一个把千万赌资输得精光、同时赌场已经打烊的赌棍，认命着自己的永不再有翻本机会了呢？

　　同样是傍晚的武汉，但物是人非。如果说康泽看到的是寂寞的残阳，那么，邓文仪所能感受的，一定是和夕阳一同笼罩过来的、异常料峭的人世寒风。此后许多年，无论他是否认命，他虽然也有升迁沉浮，但地位始终中不溜秋。他始终走在一条见不到尽头的、异常灰暗的官场胡同里。他再也无缘参与那重大的、让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醉心的历史了

　　晚年的他，在政工局长这个位置上退休。此时，他的许多蓝衣社同僚，有的还在“立法院院长”的现职，有的担任过台湾小政权的“国防部长”、“保密局长"。但几家欢乐几家愁，他只能泡一杯已经很少湖南原味的台湾产君山毛尖，对自己的儿子，在台北闹中取静的一处寓所，谈起当年的蓝衣社组织。

　　那么，在他两鬓业已斑白之际，谈到导致他人生转折的“南昌机场大火”，以及杨永泰时，他是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还是以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的眼光，去看待当年的人事呢？一条月老暗中牵连的红线，坚硬地穿透了有“世仇"的两家人。早已在那不知名地下的杨永泰，此时已是他的儿女亲家。

　　那改变人间、冲淡隔膜与敌意的时光呵。

　　刘健群步出大门。这个蓝衣社唯一的非黄埔魁首，此时的心中，一定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愤怒和不平。他一生都自居为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人物，但参与这个组织后，他处处受辱、处处碰壁。即使在两度出任书记长期间，也如此。他是多么留恋“布衣团”的时光、以及在华北的愉悦日子啊。

　　同样的夕阳、晚风和街市，衬托者不断步出大门的人流。所有人都三三两两，却只有他一个人，似乎被隔绝在一道者不见的高墙之外。六年多了，他一直孤单地行进在蓝衣社的历史里。那么，此时的他是否意识到，一个关乎性命的危机，已经向他迫来了？

　　那就是“郑吉康事件”。两年以前，在他再次出任书记长时，一个叫郑吉康的朝天宫助理员，偷窃了一批文件，并辗转卖给了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几天后，特务处就发觉了这桩要案，在戴笠亲笔批示后，郑吉康被秘密处死。时隔两年，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戴笠，又一次借題发挥，打算对他处以极刑。在得知行刑人员已在路上的消息后，刘健群仓促出逃。然而天下茫茫，何以容身？他先是滞留在一个小县城的车站，整整滞留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不时有宪兵、警察、特务盘问他的身份。仗恃机警，他几次化险为夷。

　　紧接着，他一个个县城、一个个小镇、一处处车站地流亡。他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抵达了他的贵州老家。最后，曾经权势熏天的刘健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逃亡进一个小山沟，在一处小庙宇出家当了和尚。从此以后，寂寂青灯，展钟暮鼓，伴随了一个前国民党陆军中将、年仅三十几岁的青年才俊整整四年有余。他的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煎熬。

　　直到1942年，蒋介石已步入重庆陪都时期后，才由一个普通的原蓝衣社成员，在庙宇里发现了刘健群。于是，他立即上报。报告经层层传达，最终到达了蒋介石的案头。对这个从前的“有志青年”、党中央委员、当时的和尚，蒋介石总算动了恻隐之心。他不仅宽宥了他的失职，并且勒令戴笠。不许再追杀刘健群。

　　“尴尬人遭逢尴尬事”。对刘健群的遭遇，许多人抱以或幸灾乐祸、或不屑一顾的态度。但，他的真正复出，还是在戴笠失事丧命后。1948年，在国民党召开政协会议、进行全国性选举时，刘健群出任了立法院副院长，并一度代理院长；而兵败台湾后，他也短暂地担任了立法院院长，成为小政权的最高首脑之一。但，在众多黄埔学生的攻忤中，他每况愈下，最终与二婚妻子一同，潦倒地蜗居在台北乡下的两间小屋里，处境很是凄凉。

　　此后几十年，他处处宣扬自己是蓝衣社创始人、“最早的倡导者”。直到1969年，他已经67岁了，并且身患癌症，但，当毕生研究蓝衣社的易劳逸教授来拜访他时，他还有意地编造了种种细节，以让易劳逸相信他的说法。他希望滕杰等人始终恪守于保密原则，从而让自己进人历史。

　　1972年，刘健群病逝于台北。

　　丰悌步出大门。与邓文仪一样，此时的他也是一个闲人。但他的脸上， 依然充满者刚愎乖张的表情。在两年多以后，“刺汪案”的阴霾，似乎已经被完全冲淡了。在他看来，夕阳斜照下的武昌，那宽阔的大马路，似乎就是他此后人生的写照。抗战烽烟已起，国家正值用人之际，过去的那一点点失误，又算得了什么？何况他已获知消息，他将被重新起用，出任长沙警备司令。

　　他能够想到么？如果说，刘健群正走向落魄的人生，那么他正走向的，却是人生的尽头。他一定不能预料到。在他隐蔽的心底，他始终以为弱肉强食的官场，苛酷的人生角逐地，会像他的家庭那样，纵容地溺爱者他。这种天之骄子式的自我暗示，蒙蔽了他的心智。正因此，在“《司令塔》事件”和“刺汪案”期间，蒋介石两次扬言要枪毙他，并评价他“愚而好自用”，却没有促发他什么反省和戒备。

　　“愚而好自用”的性格，加上民国深沉的官场黑幕，导致了他的惨死。几十年后，许多同僚谈及他的下场时，都以“丰悌的遭遇”为标题。在蓝衣社全代会闭幕半年后，丰悌就因为“长沙大火”一案，而死于枪决。

　　中口武汉会战后，时任湖南主席的张治中，因误判敌情，以为日军立即要进攻长沙，计划“彻底破坏长沙”、实行焦土抗战。1938年11月12日深夜，他下达了命令，在长沙放了一把大火。这把火烧得非常慌乱，因为一处的执行官看到别处的偶然失火，以为别处已经动手，在城内居民还没有疏散的悄況下，他就开始点火。大火一直燃烧到了次日凌晨，长沙全城、大小街道，化作了一片灰烬瓦砾。在残砖破瓦间，到处都是被烧焦的尸体，情状极为凄凉。长沙居民被无辜烧死2万人以上。

　　这样一个大事件，自然要引起追查。更重要的是，日军当时只是迫近长沙外围；当长沙惨状让许多人怀疑起“焦土抗战”政策时，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枪毙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等三人，以平息舆论。年纪轻轻就屈死，不知道临死之前，丰悌有没有意识到？远在“刺汪案”发生时，他的杀身之祸，就已埋下了种子。

　　他也险些被烧死。为布置城防、安排纵火，他极为劳累；大火烧起来时，他还在沉睡，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大祸临头。直到大火迫近住宅，他的佣人一直拍门，最后把门打破，才拉起他从后街逃了出去。没有想到，他没死在火里，却仅仅几天以后，就被枪决了。

　　负责“监斩”的，原定是康泽。但由于一片混乱，到处找不到康泽， 这个倒霉的差使，就落到了俞济时的头上。虽说蓝衣社早已烟消云散，俞济时也是借“设宴相邀"的名义，略显卑鄙地诱捕了丰悌，但他可能也由此感知着世事的无常，不免兔死狐悲。说起枪毙的过程时，他谈到：“我准备了酒饭，把他从拘禁的地方提出来，给他吃。然后我把命令拿给他看，再替他准备纸笔，问他有遗嘱没有……给他在地上铺了一条红毯子，叫他打盘脚坐下，把毯子从后面揭起来搭到他头上。卫士从后脑开了一枪，又补了一枪倒地。过了一会，他的家属收去装殓。我感到很难过！”

　　真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据说，看过俞济时递过来的枪决令电文后，丰悌仍然神色自若。他制止了俞济时的宽慰说辞，他说，“我们同学归同学，你执行命令吧”。但在难得的气概之外，他有没有想到马上要来收殓自己尸首的母亲妻儿？丰悌一生艰难的老母，此时又将面对有冤无处诉的丧子之痛^《

　　几十年后，在《六十岁总结》里，张治中写道，“只因执行官兵的疏忽，未按计划行动，逐有长沙大火事件”。到这个时候，丰悌的面容、事迹乃至名字，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这就是历史。

　　最后，一前一后地走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寒，以及首任书记、蓝衣社创始人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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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衷寒一步步地走了出来。此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民国的天际，开始显示出几分黯淡了。从远处看去，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不过40岁的年龄，头发却略略歌顶了。他貌不惊人，然而在暮色中，一眼可以者到的是他锐利的眼睛。

　　这是一双饱含泪水、哀伤地注视者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堕落下去的眼睛。这一双眼睛，和腐败、堕落联系在一起，如此令人难忘。他转痛心疾首过这腐败、这堕落，也曾誓言以一己的心力、热情与生命， 来根绝这腐畋这堕落。但，命运一般地，他自己的身躯，也沦落进了这腐败和墮落的深沉黑洞。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者一部黄埔和民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他的身上集大成者各种民国、青年的象征。事实上，他是那个时代的活化石。

　　这样，许多历史之谜、天地与人道的规律，都潜伏在他的人生里。不管他让人是爱是恨，是亲近还是敌视，无数后来者都可以在这样的人生里，获得审视、借鉴和反思。

　　另有一些文宇，记载了在蓝衣社终结后，贺衷寒的人生轨迹。

　　从武昌大江中学走出来的十年，贺衷寒一路落寞，一路醉酒。他的政治部第一厅厅长职务，不久后就随着武汉的陷落被剥夺掉了。他成了原蓝衣社魁首中的再一个闲人。

　　几年的赋闲后，他终于一改“忠臣逆子”的表象，暴露出了他的本心。有一次，在重庆李子坝，和同样被闲置的湖南同乡肖作霖喝酒吃狗肉时，他借酒评点蒋介石的权术手腕，借以一浇胸中块垒。或许，那也是他在西安事变中种种表现的心理根源。

　　那一夜，无所事事的肖作霖，在酒后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冷冷一笑，随即发表了一个长篇大论：“……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

　　一席谈话，让肖作霖自叹弗如。随后，贺衷寒的幽怨情绪，转到了自己的际遇、处境，以及他无时或忘的蓝衣社的分裂和最终解体。

　　贺衷寒说：“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

　　你还骂他昏，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这番酒后真言，不仅解释了过去蓝衣社的种种命运，还折射了此后的漫长年头，贺衷寒步艘蹒跚的路途。次年，已在重庆被蒙上灰尘的他，终于又有了一个新的官职。他被任命为社会部劳动局局长，并兼任自己在十年前创刊的《扫荡报》社社长。这样的职位，与总政训处处长、蓝衣社书记相比，可谓天差地别。但贺衷寒却略略地振作了些，后来，一些报章评价说，“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

　　但他长于理论，短于事务特别是官场平衡，被认为“收效甚微”。有人曾以“劳动局"三字嵌头，写了一副对联调侃他，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动辄得咎”，横批是“局促不安”。它写尽了贺衷寒在南京政权内的处境，听到以后，贺衷寒只能苦笑。

　　但担任劳动局长期间，他接触大量社会问题，思考日渐深沉。这为他的又一次短暂复出打下了极好的基础。1950年，在丢失大陆之后，痛定思痛、立志革新国民党的蒋介石，到底再次起用了他。他历任小政权的“交通部长”、国民党设计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国策”顾问等职，但好景不长，忧谗畏讥似乎是他的宿命。1966年，他在台湾政坛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影响时，“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又逐渐在台湾上层传播。他先是极度的忧郁伤感，从此深居简出。

　　1972年，贺衷寒得骨癌，住进了荣民总医院。这一天，来探病的人里，有他的一个晚辈，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这是邓元忠第二次见到贺衷寒，当时，邓元忠巳产生了写一本《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的想法，但他看到的，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贺衷寒：

　　“只见他瘦弱的身子，与从前判若两人。颤动的双唇和一双注视着我的闪闪的眼睛，似乎有很多话想对我说。但那时他已不能言语……”

　　这一年5月，贺衷寒在医院里平静地去世。

　　最后，慢慢走出来的，是当年在东京、在南京、在八宝街都最具青年气息，此时却一脸沧桑的滕杰。

　　路灯已经初上了，这战乱中惨淡的灯光，映照若滕杰长长的身影。这身影显得异常孤单，它让人想起郭沫若的诗句，“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

　　那天上的繁星，天上的繁星亮了，好像那无数的街灯……”

　　又何止是繁星、街灯？站在滕杰的身后、一路跟随者他的，是什么呢？是一丛树荫，一阵风，亦或，是陈启坤那纯洁的、处子一般的魂灵？……是的，在这个终结的会议上，陈启坤地下有知，是一定会来的。她那双清亮的眼睛，或许会无比诧异：她所熟悉的，那清新、热腾、活泼、有力的八宝街，怎么会变成一个陌生的，藏污纳垢的朝天宮？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呢？……

　　没有魂灵，只有树荫和风。他是一个人走着，一个人走在路上……然而，这一夜，在滕杰所感念的无数往事、人物里，一定包括者陈启坤。这是他永远的、不能出走也不会漠忘的爱人。他们原本只是最普通的一对恋人，彼此都不是对方生命的主角。只是因为蓝衣社，在蓝衣社这个令人悲欢交集的栽体上，他们成就了爱情。他们融为了一体。

　　他们的爱悄，他们的婚姻生活，都那样的短暂。因为，极盛而衰、泰极否来，在1933年那盛夏的喧哗中，分裂、倾轧、苟且、腐败……所有这些，所有令这个蓝衣社“贞徳”无法直面、不敢正视的毒素，已悄悄地在八宝街蔓延。更不必说此后蒋介石的上下其手、兴风作浪。陈启坤死得恰在时候，一死，在自己的心中，就可以留下一个明净的、满是青年与友爱的团体，留下无憾的青春与努力。

　　但你死去了，你却把我一个人，抛在这个广漠的人间，抛在任何人都无力回天、终将沉没的民国……滕杰痛是地、沉東地感念着。他开始比任何人，都更复杂、更细微和宏大地反思者蓝衣社的沉沦，民国的沉沦。

　　滕杰是那样地向往共产党、朱毛那严密的组织，自律的献身，向往那种简朴、寒酸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象。于是，在他发起蓝衣社的《计划书》里，就明确地写道，蓝衣社以“共产党的组织”为效仿。

　　这种效仿却如此无力，如此得其貌而不得其神。甚至连其貌都不具备。滕杰已经认识到，比较共产党，他们一直缺少一个鲜明、有力的理论。他们口口声声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但“三民主义”是那样的模糊、弱化，仿佛一面旗帜那样，在孙中山时代，它就越升越高，直至没有人能看清它真实的形象。

　　于是，在不知觉间，他们改弦易辙了。他们执导起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的法西斯鼓吹运动。他们以刺刀、手枪和监狱为工具，试图严密组织 社会，残酷管制民众，逮捕、秘密审判、疯狂暗杀、大规模屠杀……但在以五谷与土地、社稷与伦理为象征的这个国家里，执拗生长的，却是对他们无声的愤慨，无言的抵制。是的，即使撇除任何道义成分，法西斯主义也不适合中国。

　　理论的脆弱、涣散，是组织脆弱和涣散的土壤。但蓝衣社的沉沦，既是天定，也是人为。人是被抛进历史的，他们被抛进一个外侮不断、农村破产、腐败横行、鸦片泛滥、民众蒙昧的末世，被抛进一个破碎、惨淡的年代。这激发了他们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的青年意气。但对他们来说，最悲哀、最不幸的，莫过于不久后，他们也被肢解、淡化进了南京的蒙昧图景。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又如此不可抗拒……

　　这是为什么呢？滕杰不能知道。

　　要十年以后，在兵败如山倒、蒋经国同样因天无力的“币改风暴”里，滕杰才能略略地见到这个答案的一角。正是他步出武昌大江中学之际，在遥远西北的那一角，“革命延安”、全社会的根本改造，已成为毛泽东对未来中国命运的思考立足点。在延安，在无数共产党控制下的集镇和乡村，青年救国团、妇女联合会、少年儿童团，以及贫农协会、民兵组织……形形色色的群众性团体，囊括了大部分男女、人群和阶层。它是一场真正浩大、最为彻底的群众运动，与此相对比，蓝衣社的五十万成员，如同沧海一粟。

　　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蓝衣社与蒋介石都刻舟求剑，始终没有改变它精英阶层、乃至“秘密组织”的定位。他们始终有着种种束缚，无论孙中山的遗产、“三民主义”的教义，还是国民党的正统地位，都不仅无助于他们，恰恰相反，所有这一切，反而成为了他们不可摆脱的负担。作为一个名不正言不顾的群体，即使没有蒋介石的种种用心，蓝衣社的五十万人，也已达到了它的极限。

　　又何止于此？在同样有着党义、教义约束的前提下，毛泽东发起了声势浩大、卓有成效的党内整风运动，正是这个运动，使毛泽东一方面尽得列宁主义的精髄，另一方面，他又摆脱了种种教条，所谓“毛泽东思想”从此浮现于中国的广袤大地；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却必须兼顾种种利益、势力和先天限制。无论蒋介石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执政的、必须维

　　持现状的地位，都已决定了这一点。

　　也是以此为分野，毛泽东可以视中国为一张白纸，建构他的图画。在经济层面上，他可以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分配给大多数人；在社会上，他可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士绅阶层，并号召大多数人加入他的行列；在文化上，他可以继承五四传统，并发扬光大，摧毁一切古旧社会的遗产；在政治上，他可以改变精英治国的传统，而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凡此种种，使他在纪律的森严和场面的浩大上，可以实现几近完美的兼顾。与此恰恰相反，滕杰和他的“校长”，能够兼顾的只是各种力量的平衡。而这个平衡的代价，就是初衷、纪律和理想的丧失。

　　谈到理想的丧失，又不能不谈到那个崭新的社会图景，所给予的毛泽东和他两万余名大多是文盲、但有着钢铁般意志战士的空前自信。远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在长征刚刚结束的暗淡岁月，毛泽东就以不世出的手笔，写下《〈沁园春〉雪》和《〈念奴娇〉昆仑》两首大气诗篇。在黄河边上，他看到了一个苍茫、深远的前景；他不愿把自己和古代那些最伟大的皇帝相提并论，佰他仍然以命运般的直觉，感知到并放纵地写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句。

　　他比所有的中国人，都更加清晰未来中国的命运。这命运不仅是什么抵抗外侮，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复兴民族"。他以斩断山脉、孤绝历史的气势，写下了“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从而“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词句。他表达的是一种文明输出欧美、中国引领世界的大气豪情。是的，如果说驱逐外敌是百年来中国知识者的梦想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千年之梦。

　　这一切，浩大的人群、前所未有的中国图录，以及苍苍茫茫的自信……构成了这个政党史无前例的力量。与这一切相比，无论南京政权如何苦心经营，它都注定了覆灭的命运；更不必说，以浩荡千年为背景的话，那个一时勃兴的大人物、滕杰的校长，不过是个人格与政治的双重侏懦罢了……

　　这一切，此时都还在时光的后头，滕杰还都无法警见。但，注重“精英”、视民众为群氓；权力本位、派系本色，暴力本位、刺刀本色，把芸芸众生、潜伏着可栽舟也可覆舟力量的亿兆人，都当作了可以俯视的草芥……所有这些，都注定了蓝衣社的无声墮落、瓦解和消亡。

　　所有这些，也是此时的滕杰，无法总结的。他只能一路地走，一路地 思索……与长征、延安、共产党相比，蓝衣社只能算是一出历史短剧、闹剧和悲剧。它虽然构成了民国历史的深层线索，却依旧只浮浅地、表象地存在者。它虽然也有嘶哑的呐喊、隐蔽的行动，但这声音这动作，都无力挣脱民国那陈朽的社会系统。它不能往民国这个木乃伊一般注定要死灭的躯体里，输人任何新鲜的内容、血液和思想，这就注定了它要被这个躯体所同化、吞噬。

　　这就是滕杰所亲历的、目睹的、并要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蓝衣社。八十年代，在台湾“中央”信托局董事长的位迓上，滕杰退休了；此后十余年，他发起了中国民主统一会，竭力反对李登辉的“台独”主张。直到1991年，在他的安排下，以邓文仪为团长，“全统会”还访问了北京，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据说，他始终念念不忘于故土，并盼望着国家的统一……

　　蓝衣社沉沦了。民国的车轮还在笨重地、拙劣地向前滚动着。在三十

　　年代异常漫长的时光里，几十万青年，或无可奈何、或以无所谓的态度、

　　或认真乃至异常热诚地加人了蓝衣社。在这个过程里，他们把自己的身躯，

　　当作了蓝衣社的一个工具。但命运的转折，从蓝衣社解体后开始了，他们

　　身不由己地被各种变迁、运动、革命、战争所牵引，乃至吞没。

　　蓝衣社“办理结束”后，他们积极地在两个战线上工作。一是抗日，

　　另一则是“反共反人民”。在接下去的近十年间，他们有的死去，有的残

　　废，有的升迁，有的沉沦。而后“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卷起了，近12万

　　名青年报名从军。但新兵集训还没有结束，日本就投降了。这十余万经过

　　彻底党化教育的人，又被投入了内战，他们因此成了一群英勇的羔羊，可

　　歌可泣的打手……

　　内战使近千万中国人丧生。这样，轮回开始了。1949年前后，蓝衣社

　　的几千名干部在战场上被俘虏、击毙，其中有一些人甚至是原“十三太

　　保”。土黄色大军节节挺进，每到一地，分田地、打土豪、逮捕前政权的官

　　吏……千家万户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而复兴社的人们，犹如山洪暴

　　1

　　发时的小鸟小兽，慌乱地逃命。

　　流亡、潜逃到台湾或东南亚去的，毕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1950年镇反，人民中国以铁腕巩固者自己的政权，上万名、甚至几万名原“复兴社、三青团特务”被枪决或判刑，其他人也被划定了“地、富、反、坏”等成分。六十年代的“四清”，通过“外调”、“内查”，一些藏匿很深的人又被揪了出来，成了“历史反革命”。

　　再后，就是“文化大革命”……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朿了，随后又是徘徊的三年……直到1979年，“摘帽子”工作开始了，几百万政治贱民重新成为普通公民，蓝衣社的几十万遗老也在其中。公开审判“四人帮”、改革开放后，一些原蓝衣社高级干部还进入了各级政协。历史类同独轮车，终于吱吱哑哑地完成了这个轮回，原来的那些青年，却都已经老去，大部分人甚至看不到这一天了……

　　公审“四人帮”期间，最高法院特别庭的一份《公告》指出，“四人帮师爷"张春桥，是隐匿很深的“原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分子”，他早在1933年就加人了蓝衣社，并在济南成为一个外围小组织“华蒂社”的头子；而“四人帮”的写手姚文元，其父姚篷子，也和蓝衣社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另一份资料也记载说，“四人帮”的女皇江青，在其讳莫如深的上海阅历里，一度非常接近过蓝衣社……

　　在这样浩荡的历史和人群里，夹杂者一个渺小的青年。他就是王天容。

　　八十年代初期，经过甄别、“脱帽"，王天容开始享受退休教师的待遇，每个月可以从县民政局领到几十元的退休金和一些津贴。此时，他的妻子早已去世，一对子女业已成人，在当时仍然凋敝的乡间，他的日子挺富足。

　　此时，村上的人对他，也恢复了一个遥远的称呼，“天容先生”。但一生的曲折，形成了他小心谨慎、走路怕踩死蚂蚁的性情。他从来不和别人往来。除了村上的一个也教过小学、略识几个字的青年。

　　这个青年有一个弟弟，开者一个豆腐作坊。已经年近古稀的王天容，一口牙齿都掉光了，他顿顿用豆腐下饭。于是，每天早展，他一出门，手上必定拿着一个装豆腐的碗，随后颤颤巍巍地来到这户有着一个识字青年、一个豆腐作坊的人家。

　　在买豆腐的几步路里，时光在依旧沉闷、但已略有清新的乡间，无声地流淌者。1982年前后，村上的人对他更是尊敬，不仅因为他日子的宽裕、他的人品与学问，也因为他的女儿在“落实政策”后，到省城的一家大医院、当上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医师……但沉迷在黑白电影、“抓特务”游戏中的孩童，有时还在他的屋子附近，窃窃私语着“这是老地主”、“是特务"一类的话语。有时，他走在无人的乡间小路上，摆脱了大人管制的孩子，还远远地、哄笑地大叫：“老地主、老特务”，“老特务、老地主！”……

　　这些声音传扬进和他交往的那个青年的家庭。这个青年的家里，有一个儿子，当时是八九岁的年纪。他拖若鼻涕，有时也夹杂在大群孩子里起哄。但只要有人告状，一回家，他必定要被自己的父亲暴揍一顿。

　　不久后，这个孩子随着他父亲进城了。在城市的一处租来的民房里，他渐渐长大，也渐渐开始喜欢起文学、建筑与历史。但当时的他，既厌恶体力劳动，更很少回顾乡间生活。于是“老地主”的身影，就渐渐地在记忆里淡去了。以至于几年以后，当那个名为王天容的“老特务”，在那两间低矮的乡间老屋里去世时，虽然乡间以对一个读书识字的老人、村上第一个大学生的尊重，自发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他却也没有在意。

　　王天容的棺木被抬上后山，被埋葬进田土，与这个孩子的祖父、许多叔公做了邻居。他渐渐消失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了……但，很久以后的一个夜晚，他，连同他参与的，用大半生去负栽的历史，牵连着“军统局”、三青团，以及“蓝衣社”、复兴社的话题，出现在这个孩子与他未婚妻的对话里。

　　这个孩子，就是作者我本人。

　　2001年闷热的夏天，在未婚妻的支持下，我开始在计算机的键盘上，敲打着“蓝衣社'“复兴社”的旧事。许多个晚上，不仅是对我们老家乡下、一个普通老人的命运，而且是对他转经隶属过的整个蓝衣社运动，我都发生了真实的兴趣。我感到自己是在和一群富有意味的民国青年对话。他们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在破碎、蒙昧的民国图景上，先是忧虑、号哭、绝望……然后，因为某些特殊的契机，他们组织了起来，并领导了中国的青年。

　　他们的影响，甚至达到了1950年以前，和外部世界半隔绝的、我们老 家的那个小小的渔村。渔村第一个到省城读书的青年，在他十几岁时，就把自己瘦弱的身躯，和他们的运动联系起来，并在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遭受了冲击，成为一个村庄的“贱民”。

　　虽然这只是一个有着法西斯的勾当，却从来不具备法西斯实质的运动。但，我依旧一遍遍地愤怒于那些卑劣的、令人毛伢悚然的勾当。这些勾当，包括对舆论、对教育、对作为人类结晶的知识及其分子；更重要的是，它以人作俑，将一代代青年原本应当从容、温暖、优雅、美好的人生，作为少数狂热分子和政客的工具……

　　就在我进入一种近乎无法遏制的愤怒时，改变这个书稿、并且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世界观安排的事情，也终于产生了。未婚妻是一个喜欢在笔记本上抄记一些句子、单纯得不了解很多复杂事物的女孩子，但她对于关和自由，却有者最直接的敏感。在写作期间，她的一个笔记使我深深地被籐撼、被感动：

　　主，

　　我爱你，

　　并不是因为你答应过让我进天国，

　　我不违背你，

　　并非为了怕下地狱，

　　并非对你有所求。

　　主，是因为你，

　　你本身吸引了我，

　　你那受辱被打十字架上的形象打动了我，

　　你那伤痕累累的躯体，

　　你所受的侮辱和死亡震撼了我的灵魂。

　　是的，主啊！

　　就是你的爱感动了我。

　　因此，即使没有天国，

　　我还是爱你。

　　即使没有地狱，

　　我仍是敬畏你。

　　即使你不会给我甚么，

　　我仍会爱你即使你不成全我的任何愿望

　　这几乎就是人应该对历史、对苦难苍生的根本态度。它对我当时心境的冲击，几乎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很大程度上，我是一个儒教徒，我了解者孔子无处不在、并视为人生意义的“乐”，以及他被众多后人曲解、实则为人生本体论出发点的“礼”，乃至他升华人生意义的“仁”。在一个个午后和夜晚，在阅读《中庸》、《大学》和《易经》时，我一次次进入了那种天地寥廓、充实完美的人生情境……但这首赞美诗，写的却是人类共有的品质和情感。在那一瞬间，我获得了写作这本书的根本情绪。

　　这样，我和历史人物交流；在审视的同时，对于那些原罪式的蓝衣社的狭隘观念和行为，开始有了谅解和宽容。我不再愤怒，我拥有悲悯y我一遍一遍地抑制自己，希望自己的写作客观、深刻起来。

　　1995年，作为一个客居在北京的青年，我住在北京巴沟村的一间租来的小屋里。那时我阅读着貌似尖锐实则绝望到温厚的鲁迅。他也不断地在告诉我：……宽恕这些。

附录“蓝衣社”大事年表

　　1931年7月：滕杰受黄埔东京同学会委托，从日本回国，意在警告中国政府，日本将侵略满洲，亦即东三省。但来到南京后，他发现政府已经完全瘫痪，任何人对中国时局、命运都失去了信心，为此，他起草《计划书》，决心创建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秘密组织，内反腐败、外抗侵略，以护党救国。

　　滕杰之未婚妻陈启坤为该设想的最早赞助者。

　　1931年9月：在“满洲事变”也就是“九一八爭变"的背录下，四十余名黄埔学生发起了“力行社”筹备处。它包括了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邓文仪、戴笠、郑介民等人。不久后，康泽、肖赞育等二十余人，也先后加入了力行社“筹备处”。

　　1932年1月：在奉化溪口镇，下野的蒋介石得知了这些学生发起“力行社”的消息后，不仅没有按照黄埔军令一禁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加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而杀了他们，恰恰相反，对法西斯主义已深感兴趣的他，决心利用这个秘密组织，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他为此召见了力行社的三个主要首脑：滕杰、贺衷寒和康泽，指示他们说，“要多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从此以后，力行社的悲欢沉浮，开始取决于蒋介石。

　　1932年3月1日：在南京励志社旧址，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力行社会议，"三民主义力行社”正式成立。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兼任社长，滕杰出任首任书记，膝杰、贺衷寒、康泽被任命为常务干事。

　　1932年3月：力行社的两个下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先后成立。两三个月后，革军会已有成员三千人，革青会也有了大约两千名成员。

　　1932年6月：蒋介石驻节武汉，十五名力行社社员随行。他们不仅剿灭了大別山苏区，并发起了当时广为人知的“武汉清流”运动，，

　　在此期间，力行社接管了两个堂口组织，并将之改组为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

　　1933年1月2日：滕杰被免去力行社书记职务，贺衷寒接任书记。此前三天，蒋介石下令停止“革军会”的活动，不久后又将革军会并人革青会。革青会拥有成员万余名。

　　1933年3月29日：贺衷寒发起了效仿德国冲锋队的第三级组织“中华复兴社”。当年夏天，复兴社已发展成员四五万人。

　　1933年4月4日：在北平，刘健群向众多记者分发了小册子《中国国民党蓝衣社》，此举使外界普遍认为，秘密的、旨在建立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力行社，其名称是“蓝衣社”。从此以后，“蓝衣社”成为这个庞大的、共分三级并控制着忠义救国会的秘密组织，一个最广为人知的称谓。

　　本书采此定说，称之为“蓝衣社”。

　　1933年7月：在南昌，蒋介石下令组建效仿纳粹党卫队的“军委会别动总队”，并任命康泽为总队长。此举使康泽为代表的“西南派”势力，成为堪与贺衷寒的“湖南派"相提并论的力量

　　康泽在江西的作为，后来被毛泽东视为毁灭瑞金的元凶之一。

　　年2月19日：在南昌，蒋介石根据蓝衣社成员的建议，发起了席卷全国的“新生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蓝衣社进行了法西斯化舆论鼓吹，它的宣传处及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渐渐取代了国民党中宣部，成为民国最主要的宣传管制机关。

　　1934年3月：贺衷寒被免去书记职务，刘健群成为第三任书记，并改称“书记长在贺衷寒的任期内，蓝衣社三级组织共发展了约十万名成员，成为民国三大派系之首；但也是在贺衷寒的任期内，蓝衣社内部四分五裂、派系泛滥。

　　1934年6月：“南昌大火案”发生，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邓文仪被免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中国文化学会”被解败。此举标志着蓝衣社的盛极而衰。

　　1934年8月：刘健群去职，丰悌成为第四任书记长。与此同时，戴笠仅有145人的特务处，兼并了邓文仪的“调查课”，特务处达到了1772人。后来，史学界普遍认为，“系戴笠个人事业中的一件大事”。

　　1935年6月：“何梅协定”交涉期间，日本人提出的九项要求中，有五项针对蓝衣社。在日本人的干涉下，蓝衣社的主要势力，政训处、宪兵三团和社员关麟征与黄杰控制下的两师中央军，全部撤出华北。此举标志着华北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此举也刺激了蒋介石，使他下定了对日作战的决心。

　　1935年夏：为对日作战，在丰悌的领导下，蓝衣社发起了全民军训。此后两三年，蓝衣社共训练学生约60万人、民众约500万人，成为抗日战争的发动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蓝衣社成员先是发展到约30万，继而又发展到50万。

　　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原十九路军连长孙凤海刺杀汪格卫。此举与蓝衣社有关：“敌对分子”陈光国已混人了蓝衣社，并出任蓝衣社助理书记；他参与了刺杀汪精卫的密谋，并通过“《司令塔》事件”，试图制造蒋介石主使刺杀汪精卫的假象，离间蒋汪关系以分裂国民党。案发后，蒋介石免去了丰悌职务，刘健群再任书记长；而戴笠迅速破获该案，从此更得蒋介石信任3

　　几十年来，关于“刺汪案”，各种著作汗牛充栋，本书发前人之未见，从蓝衣社若手，提出“离间说”。

　　1936年8月：邓文仪出任书记长。在他的任期内，主要有三件大事：大量发展复兴社社员以准备抗战；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祝寿；以及处置“西安事变"。

　　邓文仪出任书记长前后，在“废警改团”的争论中，戴笠不仅保留住了26万3千名险遭裁撤的警察，而且成为中国警察的领袖性人物，他并效仿希姆莱、开始了“政治警察"制度。他的“中国希姆莱”的名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以邓文仪、贺衷寒为首，蓝衣社成为“武力解决派”的积极主张者。为置蒋介石于死地，它并采取了一系列被称为“狼子野心”的举动。蒋介石被释放后，开始清洗蓝衣社，并决心解散它。

　　两安事变改变了众多蓝衣社成员的命运。只有戴笠，因追随宋美龄前往西安“殉难”，从此被视为最忠诚的鹰犬走狗。

　　郑介民取代邓文仪，成为蓝衣社第七任书记长。

　　1937年11月：康泽出任蓝衣社第八任也是最后一任书记长，他的主要工作，是筹备“三民主义青年团”，蓝衣社的三四十万名成员，成为三青团的主体；与此同时，戴笠也受命将蓝衣社特务处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

　　版权信息

　　书名／蓝衣社

　　副书名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刊期／第期

　　作者／丁三

　　译者／

　　出版／　北京语文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2月

　　开本／850×1168毫米　大32开

　　页码／

　　字数／字　印数：1 ~ 10000册

　　ISBN／978-7-80241-178-4

　　定价／32元

　　类别／

　　制作信息

　　排版制作／

　　制作版本／1.0

　　文档开本／87×110毫米

　　制作时间／2013/1/14 16:48

版权信息

书名／蓝衣社 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作者／丁三

出版／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1月

制作信息

制作声明／尊重知识，尊重版权。请勿商业使用！

排版制作／蓝老虎

排版样式／老牛样式 5.6 (2013-01-01)

制作版本／1.0

制作时间／2013年1月15日

更新时间／2013-01-15T10: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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