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1942

[英] 安东尼·比弗

简介

1942年7月起，德国法西斯先后动用150多万兵力，企图攻占斯大林格勒，切断伏尔加河并控制高加索地区，然后北攻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军民浴血奋战了200多个日日夜夜，将德军全部歼灭，最后迫使德国法西斯停止了战略进攻并且开始走向崩溃。1943年2月2日在斯大林格勒的伟大胜利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那时法西斯主义的败退已经很明显。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二次大战的战局，奠定了苏联卫国战争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基础。这本《斯大林格勒1942》以其真实的细节和曲折的叙事，完整描述了战役进程，交战双方指挥者、士兵、普通平民在战争中的不同心态和命运，真实再现了这场近代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的残酷、人性沉沦和个人的无奈。该书获得约翰逊散文文学奖、沃尔夫森历史史实故事奖和霍桑顿文学奖，已被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

斯大林格勒1942

作者：[英] 安东尼·比弗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原作名：Stalingrad：Stalingrad：TheFatefulSiege1942-1943译者：何旋

出版年：2015-4-1

页数：493

定价：49.0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544359818

作者简介

安东尼·比弗，英国历史学家、历史题材畅销书作者。比弗曾就读于温彻斯特大学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后随军在英国和德国服役5年。比弗曾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被肯特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他还是伦敦大学贝克特学院历史学、古典文学和考古学的访问学者。他发表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已用30种语言出版，销量将近400万册。

媒体推荐

安东尼·比弗这部壮丽的、史诗般的著作将士兵眼中的真实战争与小说家的技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一本能够让读者真实触摸到战争的书。

——《每日电讯报》

一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经典史诗剧。

——《卫报》

准确而动人的笔法，具有极高可读性的历史著作。

——《华尔街日报》

目录

序言

第一部 整个世界将为之屏气凝神第一章巴巴罗萨的双刃剑

第二章 “德国士兵战无不胜!”

第三章 “彻底粉碎这个腐朽的体制!”

第四章 希特勒的自大之举：推迟进攻莫斯科第二部重开巴巴罗萨行动

第五章 保卢斯将军的第一战

第六章 “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土地？”

第七章 “决不允许后退一步”

第八章 “伏尔加河就在眼前!”

第三部 “决定命运的城市”

第九章 “时间就是生命”9月的战斗第十章鼠战

第十一章 叛国者与同盟国

第十二章 废墟上的要塞

第十三章 保卢斯的垂死挣扎

第十四章 一切为了前线！

第四部 朱可夫的圈套

第十五章 天王星行动

第十六章 希特勒的困扰

第十七章 “没有屋顶的要塞”

第十八章 “曼施坦因来了！”

第十九章 “德国式的圣诞节”

第五部 第6集团军的覆灭

第二十章 空中桥梁

第二十一章 “绝不投降”

第二十二章 “德国元帅不会用一副指甲钳自杀!”

第二十三章 “停止跳舞！斯大林格勒已经失守”

第二十四章 死亡之城

第二十五章 斯大林格勒之剑

短评

附录A：参加1942年11月19日战役的德国和苏联军团

附录B：关于统计数据的争论一构成合围圈的第6集团军的力量

序言

诗人丘特切夫是这样解释“俄罗斯”一词的——“无法以常规来理解”。同样，斯大林格勒战役也同样无法通过某一个常规的衡量标准来被充分地理解。任何一种单纯站在战争的角度来研究这场规模宏大的战斗的理论，都无法真实地再现当时的情景，这就如同身处拉斯滕堡“狼穴”中的希特勒，只是将自己禁锢在个人的幻想世界里，却从未真实地体验过他的士兵们究竟处于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在常规的历史题材故事叙述的框架之下，本书向我们更多地展示的是交战双方的不同经历，而这些来自不同途径，尤其是来自俄罗斯官方档案馆的全面而翔实的资料，为我们更准确地再现了这场规模宏大的战斗。而所有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揭露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规模宏大的战斗的本质，和那些希望摆脱战争的人们的结局。

这些资料的来源包括：战争日记、随军牧师的报道、个人记录、信件、NKVD[译者注：即NarodnyiKomissariatVnutrennikhDel,(俄）人民内务委员会]及苏联秘密警察关于对德国和其他国家战俘的审讯记录，以及私人日记和对参与战争者的访谈记录。其中最翔实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设在波多利斯克市的俄国国防部，它提供了每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送给在莫斯科的红军政府部门的第一负责人——亚历山大·谢尔巴乔夫的所有详细报告。这其中不仅包括了英勇的行动，而且也有“反常的事件”（这是部长对背叛行为的委婉称呼)，如擅离职守、严重失职、胆怯懦弱、不称职、为躲避战争而自残的行为和“反对苏联政府的言论”，甚至还有酗酒闹事的行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政府处死了大约13500名苏联战士——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苏联整整一个军的人数。不久我便意识到，尝试平衡如此多的真正愿意自我牺牲的红军战士们，与那些在NKVD特殊部门(不久后它成为反间谍活动组织“SMERSH”——苏联军队反间谍机构的一部分）的残酷高压政策下摇摆不定的人们，是当时苏联面临的主要挑战。

苏联政府体系高压政策的残忍是为人们所了解和公认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多的苏联红军战士在与德国的交战中会临阵倒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只德国第6集团军的前线部队，就拥有了超过五万穿着德国军服，为德军而战的苏联公民。这其中，一些是被关在战俘集中营中，因为忍受不了饥饿而为德军战斗的红军战士，其余更多的则是自愿为德军而战的。在具有决定性的战役期间，许多德国宣传机构都对这些勇于对抗自己同胞的“俄国辅助人员”(Hiwis)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极力称赞他们在战斗中的勇敢，以及他们对德军的忠诚。毋庸置疑，贝利亚的NKVD被这个宏大的临阵倒戈的红军战士们的数目激怒了，更加使得疑心颇重的他们对任何人都更不信任。

在今天的俄罗斯，这仍旧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我搭乘火车去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的前身）的路上，与一位俄罗斯步兵团的陆军上校同一个卧铺车厢。起先，当我提及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那些临阵倒戈的红军战士们时，他拒绝相信那些红军战士们会穿上德国军服，并且为德军而战。最后，当我告诉他在德国档案馆中，第6集团军日需给养报告数字的时候，他才被我说服。而对于一个显然对斯大林采取高压政策整顿苏联红军憎恨的人来说，这位上校的反应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们不再是俄罗斯人。”他平静地说。这样一句评语，几乎与55年前斯大林格勒前线指挥部在给莫斯科的谢尔巴乔夫的报道中委婉地称这些临阵倒戈的红军战士们为“以前是俄罗斯人的人们”如出一辙。时至今日，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战争对俄罗斯人的影响，仍旧让他们无法宽恕那些叛国的红军战士们。

而在整个战争中的愚行、无情和悲剧的发生，都与那些意想不到的举动有密切的关系。今天，关于纳粹德国国防军公开参与战争的对错问题，仍旧是大多数讨论的焦点所在。但战争的胜负似乎与德国的混乱状态尤其是政治信仰和他们所产生的后果之间所存在的混乱状态，有更密切的关系。如同从斯大林格勒前线所寄回的大量信件中描述的一样：在俄罗斯的德国军队，在精神上就处于一种完全混乱的状态。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为征服斯拉夫人的目标，和保护欧洲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冲击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攻击，产生的却是相反的结果。直到今天，许多德国军队的生还者，仍旧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是落入了诡计多端的苏维埃政权的陷阱。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当做受害者，而不是这场战争灾难的制造者。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即使是在许多年后，都无法对斯大林格勒战役所产生的对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它的象征性，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下一个定论。

在对这本书的相关内容的研究与搜集过程中，如果没有档案保管员和图书馆管理员的帮助和建议，很多时间和有价值的良机将会被错过，因此我要感谢这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尤其感谢：斯图加特Zeitgeschichte图书馆的伊里娜·伦茨夫人、弗赖堡联邦及军队档案馆的梅耶先生和艾哈德特夫人、波茨坦军队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施汤夫人和全体工作人员、波多利斯克（Podolsk)俄罗斯防御中心的历史档案馆和军事纪念馆的瓦列里·米哈洛维奇·鲁緬采夫、莫斯科的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管理和研究中心处长科瑞尔·米哈洛维奇·安德生博士、俄罗斯国家文学和艺术档案馆的馆长纳塔利娅·波瑞索夫娜·沃尔科娃博士、联盟国家档案馆的蒂娜·尼科拉耶维纳·诺赫托维奇博士。

我还要特别感谢弗赖堡的德特勒夫·沃戈尔博士，在我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他从很多方面给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并且还将自己搜集的德国和奥地利斯大林格勒退伍军人联合会的出版物借给我参考使用。和蔼可亲的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博士，则将他的祖父——前国防部部长弗里德里希·保卢斯的个人书信文集借给我翻阅，并且为我提供了与这个主题有关的家庭文稿复印件。曾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或者包围圈中担任第6集团军病理专家的汉斯·吉尔根松现在是博士生导师，他非常耐心地给我讲解了他在当时的工作和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以及被围困的德国士兵们受到饥饿、寒冷和紧张压力威胁的具体情况。本·谢泼德则热情地给我讲解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战役的最新研究结果。我也非常感谢库尔特·格拉夫·冯，塞维尼茨为我提供了对斯大林格勒战役战略部署的观察资料；除此之外，他还从军事专门术语角度，给1942年11月的那些无线电报作了注解。

在如何查阅俄罗斯原始资料和其他细微数据的问题上，我非常感激凯瑟琳·安德烈耶夫博士、安娜托利·亚利克山大托维奇·克诺巴伊夫教授、约翰·艾里克森教授、维克多·戈巴耶夫博士、乔恩·霍尔德、历史防御科的部长——雷马，伊万诺维奇·马克希姆上校和耶瑞·欧维茨安科。我还特别的感谢那些曾经帮助我联系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生还者（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德国生还者）的人们，还有那些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慷慨地给我提供帮助和照顾我的苏联和德国的人们：克里斯·亚历山大、利奥波德·格拉夫·冯，俾斯麦、安德鲁·吉姆森、约翰奇姆，弗瑞赫尔·冯，莫尔茨安少校、戈列波和哈里特·谢斯塔科夫、玛丽一克里斯汀·戈拉菲恩·冯·斯达芬博格博士和克里斯汀娜·万·德维尔德博士。

在伏尔加格勒，我特别要感谢和蔼可亲的伏尔加格勒大学的副校长瑞莎·马拉托夫娜·帕特耶娃博士和她的同事历史文化研究处的处长娜德扎德，瓦西里维娜·杜里娜教授、历史系的格丽娜·鲍丽丝维娜和伏尔加格勒大学博物馆的馆长鲍利斯·尼科拉维奇·犹科，还有伏尔加格勒战争退伍军人管区委员会的会长尼科烈·斯丹帕诺维奇·弗多托夫和格纳迪，瓦西里维奇·帕夫罗夫中校。

俄语资料的翻译工作则是由戈雷雅·维诺戈拉多娃博士和雷波夫·维诺戈拉多娃博士完成的，他们同时也帮助我与俄罗斯档案馆取得联系，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图样资料。更不必说，在整个课题的研究中，他们友好地与我协商讨论，为我出谋划策。他们的和蔼可亲和对我的不懈帮助，让我对他们非常的感激。

我非常感谢那些战争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们，在回忆战争经过的过程中，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还借给我大量的，没有出版的手稿、信件和日记。他们的名字——其中三位不愿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已列在“附录”后面的“引文出处”里边。

如果没有企鹅出版社的埃里奥，戈登提供写作素材，还有美国人彼得，迈耶和德国人汉斯·艾瓦尔德·德德对这个写作素材的热情支持和引导，这本书将永远不会面世。最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安德鲁·那恩博格成了我的文学代理商、顾问和好朋友。

如同往常一样，我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也是这本书的第一编辑——阿泰米斯·库珀，当我在国外搜集资料期间，工作已经非常繁忙的她，默默地承担了家里的所有事情，让我得以放心地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

第一部 整个世界将为之屏气凝神

第一章 巴巴罗萨的双刃剑

1941年6月21日，星期六，一个令人难忘的夏日早晨。像往常一样，许多柏林人乘坐火车到临近波茨坦的塞安斯索斯公园打发炎热的夏日，还有一些人则选择到万塞或者尼古拉塞海水浴场去消暑。在咖啡馆里，往日颇受欢迎的诙谐剧——远航大不列颠的鲁道夫·赫斯，已被与即将爆发的对苏战争相关的一系列故事所取代。很多人沉湎于这场规模宏大的战事中，他们所有的期望就在于：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无力抵抗的斯大林会将乌克兰割让给德国。

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苏联大使馆中的官员们，正在忙着处理他们的邮件。来自莫斯科的一个急件要求：详细地汇报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有军队分布情况。瓦连京·别列日诺夫——第一秘书长兼首席翻译官，则忙着与居住在威廉大街的德国外交官员联系，希望能就即将爆发的战争尽快安排一次会晤。但是得到的回答是：帝国公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早已离开这座城市，而又无法与国务秘书冯·魏茨泽克男爵取得联系。随着中午的渐渐来临，越来越多的要求提供最新消息的急件源源不断地从莫斯科送达。克里姆林宫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快要发疯了：在过去的八个月中，远超于80条的警告，已将德国的意图显示得越来越明白。而刚刚来自NKVD代理领导人的一份报告中已明显地标明：迄今为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的边界已受到39次飞机的轰炸。”纳粹德国国防军无耻地为战争做着一切准备，而无意中泄露的军事机密，似乎仅仅是为了促使脑海一片混乱的斯大林能够早日对阿道夫·希特勒做出巨大让步的一个阴谋。

远在柏林的苏联大使弗拉基米尔·杰卡诺佐夫深信斯大林所认为的：这场所谓即将爆发的战争，不过是英国人制造的假情报罢了。他甚至对红军专员所报告的“德国180个师已经在俄国周围随时待命”的消息都置之不理。这位格鲁吉亚籍大使杰卡诺佐夫是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得意门生。此时这位资历颇深的NKVD成员所面临的外交事务，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他以往所具有的审问和定罪的范围。而特使团的其他成员虽然对希特勒的入侵行动计划有所察觉，但是却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只是通过一个加入德国共产党的印刷商，秘密地将一份能够证明德国已经精心策划了入侵行动的文件送交给了苏联领事馆。其中的一些关键性叙述包括：让俄罗斯“投降”！“自首”！“集体农庄的主席在哪里？你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吗？”如果是那么我将会“铲除你”！

别列日诺夫不停地给威廉大街的德国使馆打电话，要求与里宾特洛甫会面，但是得到的答复却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中午，他尝试着询问了另外一名政府部门官员，这位官员告诉他：“我确信在元首指挥部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或许每个相关人物都集中在那里。”其实里宾特洛甫并未离开柏林，他正忙着起草送往远在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的指示，而指示的标题是“紧急！国家机密”!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在德国的入侵行动开始两个小时之后，在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按照指示提交了一份报告给苏联大使馆[cdhyy注：外交部]，满是诉苦的内容，巧妙地掩盖了已经发生的一切。

随着星期六这天的渐渐结束，来自莫斯科的消息疯狂地轰炸着柏林的苏联大使馆。每隔30分钟，别列日诺夫就会给威廉大街的德国使馆打一次电话，但是仍旧没有能够与更高一级的官员通上话。透过办公室打开的窗子，别列日诺夫看到了头戴老式许茨曼头盔的大使馆卫兵们。在他们的远处，柏林市民们正在菩提树下大街上悠闲地消磨着他们的周末夜晚。这种和平的景象与爆发的战争构成了鲜明的反差，让人产生一种不真实的幻觉。来往于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特快专递，在整装待命的德国军队与看似平静的俄罗斯边界之间畅通无阻地穿行着。

在莫斯科，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要求紧急召见冯·德，舒伦堡伯爵。这位德国大使在毁灭了使馆里所有的秘密文件后，出发到克里姆林宫赶赴9：30的召见。当苏联外交部长对德国准备入侵苏联的计划提出质疑的时候，这位伯爵坚决否认会有这样一场战争存在。对苏联政府的这种质疑，伯爵表现得非常惊讶，他告诉外交部长，在没有得到来自柏林的指示之前，他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舒伦堡，这位承袭着旧式传统教育的老伯爵，对俾斯麦的格言“德国将永远不会与俄罗斯发生战争”深信不疑，因此他对克里姆林宫所拥有的质疑感到惊讶万分。大约两周前，他接受别列日诺夫的私人邀请返回了莫斯科。在午餐期间，别列日诺夫提到了希特勒有入侵俄罗斯的意图，但是这位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的谎言所迷惑的老伯爵，坚决认为德国要入侵俄罗斯的阴谋之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注：希特勒最终还是暴露了他的复仇心。1944年，在拉斯滕堡刺杀行动之后，舒伦堡被七月党人推选为外交部长，也就是在同年的11月10日，这位老伯爵被纳粹党处以了绞刑。]这种坚决的否认，立刻让敏感的别列日诺夫感到，其中一定深藏着一个惊天大阴谋。这与斯大林的想法不谋而合，他立即将自己的看法传达给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虚假情报已经渗透至苏联大使馆!”

此时的斯大林深信绝大部分警告是“安格列斯卡亚·普洛夫卡特斯亚(Angliyskayaprovokatsiya)”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惊天大阴谋的一部分，意在“挑起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自从赫斯完成他对苏格兰的访问后，这个阴谋就开始滋长，甚至在斯大林的意识中，事实远比此还要糟糕。

斯大林一直拒绝接受德国会入侵苏联的事实，直到星期六下午，希特勒的举动才让他感到了局势的严峻性。事后，戈培尔形容此时的斯大林犹如一只被蛇施了催眠术的兔子一般，感到极度恐惧。源源不断的来自边界卫兵们的报告显示：德国人的坦克咆哮着穿过森林，德国工兵们正在搭建过河桥梁，苏联阵地前的铁丝网也被德国军队移开了。一份来自基辅特警区指挥官的紧急报告指出，战争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爆发。而波罗的海各港口的报道则显示，德国已经停止了一切装载和回航行动。但是，斯大林这位极权的独裁主义者却仍旧不愿意相信，一切已经不在他的控制之中了。

6月21日夜晚，在与红军高级指挥官们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讨论之后，斯大林终于同意给西部军区的司令部签发一个指令：“德国也许将会在1941年6月22〜23日对列宁格勒、波罗的海特区、西部特区、基辅特区和敖德萨军事管制区等区域进行攻击。我们绝不向任何企图通过挑拨离间而使事态扩大的势力屈服，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军队要充分地做好战斗准备，以高度警戒状态迎接可能会来自德国和他的盟国们的突然袭击。”海军舰队指挥部和一些老资历的高级军官们，早在斯大林的指令到达之前，就采取了必要的应战措施。直到午夜之后，这个指令才到达了所有的军部，而这显然太迟了。

在柏林，随着夜色渐浓，别列日诺夫已经放弃了可以联系到里宾特洛甫的任何希望。可就在次日凌晨3点左右，别列日诺夫身旁的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德意志帝国公使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希望立即在威廉大街他的办公室里见到苏联政府的代表。”别列日诺夫随即解释说叫醒政府代表和准备一辆汽车需要一定的时间。

“帝国公使的汽车已经在你们的大使馆外等候，公使先生希望即刻就能见到你们的政府代表。”陌生的声音回答道。

杰卡诺佐夫和别列日诺夫在大使馆外的围栏边找到了正在等候他们的黑色轿车。一位穿着制服的外交部官员正在车门边等候他们，另外一名党卫军官员则端坐在司机的旁边。当汽车启动的时候，别列日诺夫看到在远处的勃兰登堡门，黎明的曙光已经渐渐散开，透过蒂尔加腾公园门前的三棵大树，红色的朝霞清晰可见。这是一个美丽的仲夏早晨。

当他们到达威廉大街的时候，使馆门口挤满了记者，使馆的大门在闪光灯的作用下异常明亮。两位苏联大使一下车，就被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团团围住，刺眼的闪光灯让他们头晕目眩。这个意外的场景，让别列日诺夫产生了不好的预感，但是杰卡诺佐夫则坚信德国与俄罗斯仍旧处于和平状态之中。

杰卡诺佐夫，这位苏联大使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深刻，“仅仅五英尺高，长着一个小鹰钩鼻子，几缕黑色的头发覆盖在他早已光秃秃的头顶上。”当希特勒第一次接见他的时候，紧随他进来的两名很高的党卫军，更加凸显了他的矮小。然而就是这位微缩的格鲁吉亚人，在他的政治团体中却是一个十足的危险人物。在俄罗斯内战后，作为“巴库的刽子手”，在镇压高加索叛乱之后，他的名声就非常响亮了。在柏林的大使馆中，他甚至在地下室建造了自己的行刑室，用于审问那些被认为是可疑的卖国者。

在等待苏联政府代表到来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方步，“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般焦躁。这或多或少地暴露了他作为“精明的政治家，对大场面应对自如”的欠缺之处。

“元首在此时对俄罗斯发起进攻是完全正确的。”他重复着这个观点，好像是在不断地说服自己接受这个观点。“即便我们不这样做，俄国人也必将会对我们发起攻击。”他不会破坏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盟约的——甚至他的部下都对此深信不疑——里宾特洛甫绝对不会破坏这个被自己看得非常重的成就。他或许也对希特勒的这个鲁莽的冒险行动开始怀疑，认为它必将会是一段最大的灾难史。

两位苏联代表被带进了帝国公使的大办公室。这是一个像戏院一样宽敞的房间，房间的中间是一张大长条桌，两边的墙上是排列整齐的青铜小雕像。当他们进来时，里宾特洛甫的样子令别列日诺夫感到很惊讶：“他的脸通红而且肿胀，他的眼睛红肿，目光呆滞。”不禁让人怀疑他是否喝醉了。

在敷衍的握手之后，里宾特洛甫请他们在桌子的一端坐下。在杰卡诺佐夫阅读一份来自德国政府的声明书的同时，里宾特洛甫插话说此次邀请他们来是另有原因的。里宾特洛甫支支吾吾的话语无异于承认了战争的存在，而在来自德国政府的声明书中却对战争只字未提：“苏联政府对德国的敌视状态，和俄罗斯在靠近德国的边界上集结军队的行为，促使第三帝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里宾特洛甫不断地重复这个观点，并且对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各种行为加以指责，其中包括苏联军队侵犯德国领土的行为。这使别列日诺夫突然意识到，纳粹德国国防军已经开始对苏宣战。就在此时，这位帝国公使突然起身，将希特勒给斯大林的备忘录原文递给了这位一时间无话可说的苏联大使。“元首让我代表他正式通知苏联政府，德国政府将采取一些必要的防御措施。”

杰卡诺佐夫起身走到里宾特洛甫的面前，可他仅能平视到里宾特洛甫的肩膀。会谈彻底破裂了：“你将会为这次侮辱行为而后悔，为激怒苏联政府而后悔，更会为对苏联的这种彻头彻尾的侵略行为而后悔。你将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他转身离开，别列日诺夫紧随其后，重重地摔上了门。里宾特洛甫急忙跟出来，“告诉莫斯科，”他低声而迫切地说，“我是坚决反对这次入侵行为的。”

破晓时分，杰卡诺佐夫和别列日诺夫乘车回到了苏联大使馆。在菩提树下大街上，他们发现到处都是党卫军设置的障碍物。正在等待他们回来的使馆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使馆所有的电话线已经被切断。他们通过无线电接收到了一个俄罗斯无线电台。俄罗斯比德国的夏季时间早一个小时，因此现在是德国时间星期六，6月22日早上6点钟。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无线电台的快报都集中在苏联的工业和农业上，随后则是无线电台的一个固定节目。而对德国的入侵行为，无线电台根本没有任何报道。NKVD和GRU(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高级官员们，以最快的速度集中到了大使馆顶层的一个房间里。这是一间用钢制门窗密封加固的房间，内设一个特制的快速焚烧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所有的机密文件将会在此被烧掉。

在俄罗斯首都，防空火炮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是大部分人仍旧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被召集到办公室的权贵阶层成员，因为没有得到来自上级的明确指示而显得垂头丧气。斯大林仍旧一言未发。在“激怒”和正式的战争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没有人知道前线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炮火的猛攻之下，所有的通讯联系都处于完全的崩溃状态。

现实的时局让克里姆林宫里的盲目乐观主义者们最后的希望都崩溃瓦解了。

6月22日上午3：15,来自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指挥官的一份报告显示，德国空袭了整个海军基地。这使得苏联海军的军官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1904年日本对阿瑟（Arthur)港口的袭击。为了更进一步地确信所发生的事情，斯大林的亲信之一，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亲自打电话求证一切，因为他不相信海军上将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所说的，他要确定这并非是那些高级军官企图左右领袖思想的诡计。但是一切其实都已经非常明了了，战争是真的到来了。上午5：30——也就是苏联西部前线受到攻击后的两小时一一舒伦堡向苏联政府递交了里宾特洛甫签发的宣战书。这位年长的大使在新闻发布会上情绪激动，泪水伴随着激昂的演说而下，他认为希特勒采取的这个举动一定是发疯了。莫洛托夫匆忙赶赴斯大林的办公室，参加在那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深陷椅背的斯大林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正在专心地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战事汇报。大多数汇报都明显地带有悲观的抱怨情绪。斯大林，这位以无情的高压政策而闻名的领导者，此时早已陷入他自己一手造成巨大陷阱之中。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不断变化的前线战况，让以冷酷无情而闻名的斯大林几近崩溃，他急忙召唤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密谈。他认为，或许他们有办法让希特勒放弃战争，不管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是屈辱，是否可以仿效1918年的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协议？苏联或许可以让出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诸国的大部分作为谈和的条件。在密谈之后，保加利亚大使伊万·斯塔梅诺夫被请到了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询问他是否愿意扮演一位调停者的角色，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位大使拒绝了这一请求。“即便你们撤退到了乌拉尔一带，”大使回答道，“你们仍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远离前线的地方，绝大部分苏联人都不知道这场降临到他们国家的战争灾难。就像往常的日子一样，下午的莫斯科大街是行人稀少的。在去克里姆林宫的途中，海军部门的总指挥库兹涅佐夫上将此时正坐在他的汽车里回忆着美好的和平场景。莫斯科的人们，“并不知道在自己国家的边界上，导火线闪耀着逼人的光芒，苏联军队正沐浴在枪林弹雨、重炮轰击之中。”

6月2日中午，人们终于从广播中了解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宣布此事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莫洛托夫。“今天早上4点，德国在没有发表任何声明和给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我们发动了突然袭击。”他没有提到更多细节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接着他用生硬而笨拙的腔调说，“敌人将会被打败，我们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莫洛托夫用极其平淡的语气宣布了这一消息，尽管他的语调显得笨拙而毫无激情，但是这个消息仍旧令整个苏联都大为震惊。虽然在伏尔加河上游的斯大林格勒远离战火，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弱战事给他们带来的冲击。正如一名年轻女学生回忆的那样：“就好像是一颗从天而降的炸弹一样，爆炸声震惊四海。”她迅速报名成为一名医务志愿者，她的朋友们，尤其是苏联共青团（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成员们，立刻展开行动，希望能为爆发的战争做出自己的努力。

苏联的预备军们已经等不及军事动员命令的到来，他们立刻打报告要求上前线去。在莫洛托夫的演说发表后的半小时内，预备军人维克多·贡恰罗夫由他年迈的父亲陪同，来到了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报名处。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紧急，甚至远在郊区斯大林采矿车场工作的妻子都没来得及和他道别。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原本陪同他来报名的父亲，居然是来要求上前线的，而这位81岁高龄的哥萨克轻骑兵，已经“参加过四次战争”了。当请求被报名处的工作人员拒绝后，老贡恰罗夫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满腔愤怒之情了。

斯大林格勒工业大学位于斯大林格勒郊区的一个大型的拖拉机工厂之中，工厂中的学生们张贴出了一张巨大的地图，他们准备将红军向德国境内挺进的路线标示在上面。“我们坚信，”其中一名学生说道，“我们的军队将以战无不胜的力量给予敌人强有力的还击，最终将敌人的入侵阴谋彻底粉碎。”大量有关坦克和飞机制造业的新闻影片使他们充分地相信，凭借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胜利一定是属于苏联的。事实证明，一个在强大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确实拥有绝对的优势，而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往往是那些工业不太发达的国家。另一方面，斯大林所领导下的集权政体的稳固性，也让学生们相信苏联是坚不可摧的。

“全方位的宣传证明我们的准备是绝对充分的。”另外一名斯大林格勒的学生对此深信不疑，“所有的迹象都显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是不容侵犯的，胜利必将是我们的。”没有任何人相信苏联将会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人们甚至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将斯大林格勒建设成一个更美好的标准化国际城市，如何在宽广的伏尔加河对面，规划一座崭新的城市，城市中拥有美丽的公园和白色的大型公寓。

第二章 “德国士兵战无不胜！”

6月21日那天夜里，柏林和莫斯科的外交官们只能凭空猜测在边界也许将会发生的一切。外交官们从未像此时一样感觉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305万德国士兵分布在从芬兰一直到黑海的边界线上，他们正在等待着向苏联发起总攻的命令。“整个世界将为之屏气凝神！”在几个月前的会议上，希特勒已经宣布了他的入侵计划。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条从伏尔加河一直延伸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防御阵线，以此来对抗亚洲的俄罗斯”。在乌拉尔山脉以内，原本留给俄罗斯的最后一块工业领地，即将被纳粹德国空军染指。

这恐怕是今年最短的一个夜晚了，所有的无线电台都停止了播放，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集中在东普鲁士和占领国波兰靠近苏联的边界上，此时他们正隐藏在那些满是桦树和揪树的森林中。数周前，借口进行军事演习的炮兵团已经到达东部边界区域，此时他们已经完全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在东普鲁士，身穿当地居民服装的步兵射击团，把武器装在农用手推车中伪装起来，正在悄悄地接近先前选定的火力攻击点。大部分士兵都相信这样一个谎言：这次演习不过是为掩盖即将入侵英国的计划而采取的声东击西的策略。

黄昏时刻，当发起总攻的命令一下达，德国陆军部队便立刻启程奔赴前线。他们从农用手推车中卸下枪炮，同时将早已隐藏在谷仓和建筑物中的枪炮也拖了出来，然后跟在由马匹、半履带式车辆或者大炮牵引机组成的主力军队后面，向火力攻击点挺进。随同步兵团走在部队最前面的侦察兵们，已经到达了距离苏联边防卫兵不到一百码的边界地区。

在第二攻击波部队的一些军官们品尝着从被占领地法国带来的上等香槟酒和法国白兰地，以此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一些军官则通过翻阅德·科兰古将军的回忆录，回顾着拿破仑在1812年发布入侵命令前夕所说的话：“在战争胜利到来之前，俄罗斯人一定会向我求和的。”另外一些军官则通过杰卡诺佐夫的大使馆递交给莫斯科的外语常用手册的复印本，猜测着苏联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还有一些军官完全沉浸于《圣经》之中。

士兵们在他们的掩体中生起火来驱赶蚊子。手风琴演奏手们弹奏的歌曲，带着浓浓的伤感之情。有几个士兵随着曲调哼唱起来，其他更多的人则仔细聆听着，陷入了沉思之中。边界的那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太多可怕的传闻让士兵们的脑海中满是恐惧之感。军官们警告他们，如果睡在俄罗斯人的房子里，他们会被虫子叮咬并且得上可怕的疾病。很多人虽然对此一笑置之，但是却都将自己的头发剃光，以防备虱子寄生在上面。不管怎样，大部分人都相信他们的指挥官所说的，大家不必为冬天的到来而担心。就如同第24装甲师的冯·罗森巴赫一里宾斯基上尉对他的摩托车侦察队所说的：“我们将会在四周的时间内攻下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

如此的自信，在很多时候是让人根本无法理解的，以至于很多外国情报服务机构的资料显示，红军必定会输掉这场战争。纳粹德国国防军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攻击力量：3350辆坦克，大约7000门野战炮和超过2000架飞机。借助法国军队的车辆，德国军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运输水平。例如，在第305步兵师中，约有70%的卡车都来自法国，而另外一个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摧毁的师的装备，则全部来自法国。但是，以闪电战术而闻名的纳粹德国国防军，也不得不依靠大约60万匹马匹来拖动自己的枪炮和野战救护车，依靠四轮马车来运输粮食。而庞大的步兵军团的步行速度，限制了整个军队前进的步伐，使其并不会比1812年的圣战军队快多少。

许多军官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复杂。“在成功地攻下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半岛后，我们的乐观主义信念是极其可怕的。”一位坦克连的指挥官，在14个月后到达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时这样说道。但是，作为阅读过科兰古著作的人之一，他已经“对俄罗斯广袤的空间显示了浓厚的兴趣”。现在才“开始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似乎真的有点晚，按照原计划，早在5月15日就应该开始“巴巴罗萨行动”了，而现在整个计划居然延迟了五周之久。关于其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很多人归咎于希特勒夺取巴尔干半岛的野心上，但事实上远非如此单纯，拖延计划实施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春季突然降临的罕见倾盆大雨，还有纳粹德国空军未及时准备好前方机场，以及对每个师的机动车的糟糕配给情况。

当天夜里，所有团级的军官都接到了一个对前线战斗产生着巨大影响力的“特殊指令”：集聚力量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力量”，和处决“政治委员命令”。被捕的苏联政府官员、犹太人和他们的同党们，将被交给党卫军或者秘密警察。许多部门的官员和所有情报部门的官员们，都接到了陆军元帅冯·布劳希奇在4月28日签署的命令，要求前方军队指挥官必须积极配合后方柏林党卫队特派司令部和安全警察的工作。他们的“特殊任务”将是“最终解决两个对立的政治体系的冲突问题”的其中一个构成部分。最后下达的“司法命令”更明确地指出，所有抵抗德国的俄罗斯人民的权利都将被剥夺，而士兵们因为镇压俄罗斯人的抵抗而采取的极端措施，包括杀人、掠夺或者抢劫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无罪。这个被陆军元帅凯特尔在5月1日重新签署的命令，显然是基于“1918年的那次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反抗国家社会主义的斗争，使得德国人进入了一个痛苦的时代——伴随着流血牺牲和持久的抗争——将会被布尔什维克借鉴。德国人是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的”。

当亚历山大·施塔尔贝格中尉的堂兄亨宁·冯，特雷斯科策划七二O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私下里告诉他有关“政治委员命令”的时候，中尉愤怒地说：“这简直无异于谋杀!”

“这个命令就是一个谋杀。”特雷斯科点头表示同意。当施塔尔贝格询问这个消息的来源时，他的堂兄用敏锐的目光盯着他说：“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已经在他面前发过誓，绝对不泄漏他的名字。”

有相当数量的指挥官都拒绝接受或者传达这样的命令。一般来说这些军官是那些尊崇军队传统精神，并且对纳粹党心生厌恶的群体。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但并非全部是来自传统军人家庭，但是这样的军官团体的规模正在逐渐缩减，其中大部分人都是被毫无理由地免职的。大约200名高级军官参加了希特勒的演讲会，在演讲会上，希特勒对德国所具有的战争优势丝毫没有怀疑。它将成为一场“存在于两个对立世界观之间的战役”，是一场“消灭”和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战役。

种族战争，或者说是带有“种族色彩的战争”，赋予了发生在俄罗斯的这场战役史无前例的特征。从战争一开始，纳粹党的宣传机构就以非常快的速度麻痹了人心，这点引起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关注。或许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纳粹德国国防军在镇压犹太人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一流的教导手段，成功地混淆了存在于后方的镇压反对派的界线。许多官员遭到纳粹德国国防军的无礼迫害和侮辱，但是也只有少数人，会在大屠杀发生的时候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甚至是当一切都明显地演变为一场种族灭绝计划的时候，反对的呼声也还是微乎其微的。

记载在档案中的某些种族歧视主张，尤其是参谋部的某些军官在战争爆发后所提出的主张，有时候简直愚昧得让人难以置信。例如，负责镇压行动的柏林党卫队特派司令部4a分队跟随着第6集团军，一直从乌克兰走到斯大林格勒，参谋部的军官们不仅默认这样的举动，甚至他们还派军队参与了柏林党卫队特派司令部4a分队对犹太人和基辅人的围捕行动，将他们赶到巴比雅（Babi\ar)大峡谷中。

现在回顾起来，大多数团级以上的军官对整个入侵计划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或许是造成资源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军官曾看到过5月23日的命令，这个命令要求每支前往俄罗斯战场的德国军队，都可以任意夺取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而且每年要向德国运回至少700亿吨的谷物。但这个命令的执行却因为距离太远而搁浅了。纳粹党的领导人们并未猜测错，对乌克兰本土人民的掠夺，确实造成了当地资源的匮乏。“数以百万计的当地居民将受到饥饿的威胁。”马丁·博尔曼这样预测道。人们甚至夸大地认为，随后而来的德国军队，将因为没有粮食而不得不吃掉哥萨克骑兵的马鞍。

1941年3月，当罪恶滔天的“巴巴罗萨”计划被制订后，参谋部的弗朗茨·哈尔德将军接受委托，负责对俄罗斯平民的反抗行为采取镇压措施。所采取的措施的残忍性，“不禁让人毛骨悚然”。前任驻苏联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1941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里，身在苏联的前任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及身在德国的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就分别收到了来自赫尔穆特·格罗斯库特中校递交的关于这些秘密命令的副本，而这位中校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之后不久就阵亡了。“如果你知道这些秘密措施，”哈塞尔在日记中接着写道，“这些被用来对付俄罗斯人民的手段，和关于军队在战斗期间所使用的特殊法律——是对所有法律条例的一种亵渎——你的头发根都会竖起来。这些密令让人觉得，德国纳粹党的行径应该出现在夸大的宣传资料中，而非现实中。”他后来指出：“军队不得不背负起党卫军的这些谋杀和抢劫行为所犯下的罪名。”

哈塞尔的悲观情绪是有根据的。由于一些军官传达这些命令的时候显得很不情愿，所以这些命令往往是从戈培尔的办公室直接下达给军队的，而其中大部分臭名昭著的命令是来自第6集团军的指挥官陆军元帅冯·赖歇瑙。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指挥官赫尔曼·霍特将军就声称：“对如同犹太教徒一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组织，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们进行剿杀，完全是一种自卫行为。”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将军，这位被评价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有才气的战略家的人，是一个拥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普鲁士人，可就在他接管了第11军团后却宣称：“犹太一布尔什维克体系，必须被彻底地铲除。”他甚至告诉人们，“以必要的极端手段对付犹太人”是无罪的。这在他的战后回忆录《失去的胜利》中有所提及。

对军服上纳粹党标志的认同和宣布对希特勒效忠，已经让军队完全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性。“追随希特勒的那些将军们，”战后被苏联囚禁多年的陆军元帅保卢斯说，“已经完全沦为他实施自己的战争思想和政策的工具了。”

1941年6月，尽管纳粹党积极努力对军队进行重新整编，但是一些政府部门人士还是看到了其中的不平衡性，而对待巴伐利亚人、东普鲁士人、萨克逊人和奥地利人之间的不同，尤为引人注目。甚至同来自一个地区，所体会到的都会不同。例如，在第60摩托化步兵团中——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全军覆没一一许多年轻的军官来自但泽工业大学，这些自愿来参军的军官，被这里所特有的气氛强烈地震撼了。“对于我们来说，”他们中的一个人写道，“国家社会主义并非一个和谐的大家庭，而是那些德国人的团体。”而同属这个师的那些侦察部门军官们——160装甲侦察营，——主要来自东普鲁士拥有土地的家庭，其中包括1918年服役于凯泽领导的禁卫团的祖·多纳·施劳比滕（zuDohna一SchlobittEn)王储。

第16装甲师是一支具有强烈普鲁士传统的军队，在夏天的战役中，它的第二装甲团作为先锋部队首先向斯大林格勒挺进，而这支普鲁士装甲团的前身，大多数贵族成员构成了这个军团的主体，只有少数人是凭借军衔而加入这个军团的。

“我们的组成人员不是上尉先生或者少尉先生，”一个坦克兵回忆说，“而是侯爵先生或者伯爵先生。”这支勇敢的军团在对波兰和法国的战役中毫发未损，而且在和平时期，这个军团也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战斗力。

传统往往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在我们的军团中，”另外一个装甲师的一位军官注意到，“言论是完全自由的，柏林再没有人能够像我们那样拿希特勒开玩笑了。”参谋部的军官们，甚至可以讨论将希特勒免职的事情，而这些完全不受约束，他们也根本不用害怕盖世太保因此而逮捕他们。第297步兵师的随军牧师阿洛伊斯·贝克医生认为：“在三大国防军体系中，陆军是受到纳粹主义思想干扰最少的团体。”纳粹德国空军是绝对不喜欢政府保持沉默的典型代表。“在那些日子里，”一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第9高射炮师的中尉说，“你根本不能完全相信任何一个德国人。”平常他只敢与一位年轻的军官无约束地交谈，而这位军官的堂兄却因为反对纳粹党而被秘密地杀害了。

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德国国防军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而这其中的不同因素在于，“是自愿发动消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还是将它转变成了一场反俄罗斯、反布尔什维克，或者反犹太人的宗教圣战，而这是一个应该继续深入研究下去的课题”。第60摩托化步兵师的多纳王储，多年后重读他的日记时说：“我为自己的无情而感到大为震惊。现在回想起来，我居然会对狂妄自大的思想唯命是从，简直是让我无法接受。我们都被一种可怕的感觉控制着，让自己完全沦为了一部战争机器，然后毫无抵抗意识地向东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轮番攻击。”

德国时间6月22日上午3点15分，第一次重炮火力攻击拉开了序幕。河流上的桥梁，早在NKVD(人民内务委员部）边防军进行反攻之前就被德国军队占领了。居住在边防前线的边防军家属们，也在炮火的轰击中相继死去。在某些区域，爆破战早已被突然袭击所取代。来自“勃兰登堡特战队”的德国突击队（因他们驻扎在柏林边缘的兵营名字而得名）正在秘密地向俄罗斯前线军队的后方突进，企图切断他们的电话线。自4月底以来，反共产主义的俄国小分队和乌克兰人的志愿者们，就已经携带无线电设备秘密潜入了苏联。早在4月29日，贝利亚就接到消息，三支携带无线电设备的间谍小组，已经成功穿越苏联边界。而那些被活捉的间谍人员，则被“送交NKGB(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接受更进一步的审问”。

6月22日黎明的第一抹曙光给正在登上强击艇的步兵团提供了方便，掩护步兵团前进的大炮和轰炸机，在向对岸挺进的士兵们前方几百码的地方猛烈地轰击着。低空飞行的鸥翼式斯图卡俯冲战斗机负责搜寻坦克集结地，而指挥部和通讯中心则设置在前线的后面。

红军第4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位机械官被飞机引擎的巨大轰鸣声吵醒了，他熟悉这个声音，在作为西班牙内战的顾问时，他曾经听过这个声音。“炸弹尖叫着向我们飞来，”他写道，“我们刚离开，陆军司令部的建筑物就被翻起的烟雾和灰尘笼罩了。猛烈的爆炸撕破了天空，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空中的飞机低得清晰可见，德国轰炸机肆无忌惮地对毫无防备的军营进行着俯冲式的攻击。当袭击终于停止后，到处都是掘地而起的浓黑烟柱。司令部的部分建筑物被炸毁，一位女子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从远处的某个地方传了出来。”

纳粹德国空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苏联红军的军用飞机基地。在接下来的9个小时中，先发制人的突袭攻击摧毁了停靠在地面的1200架苏联军用飞机。梅塞施米特飞机的驾驶员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们按照侦察兵提供的地图找到苏联飞机场时，数百架飞机正整齐地停放在飞机场的四周，似乎专门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轰炸行动变得异常的容易。而那些刚想起飞逃走，或者刚刚降落到地面的飞机，也未曾躲过德国飞机的轰炸。那些看似毫无空中战斗经验的苏联飞行员们，或许是认为自己陈旧的飞机无法与德国先进的飞机相匹敌，甚至采用了与德国飞机撞击的自杀式举动。一个纳粹德国空军军官描述说，苏联军队依赖这些毫无空中战斗经验的飞行员们来打仗，简直就是在屠杀毫无反抗能力的婴儿。

在装甲车军团中，驾驶着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的士兵们通过头戴式耳机与外界保持联系。他们接到命令，向早已被德国步兵团占领的桥梁和铁路交叉点开进。装甲车军团的任务是，开辟前进的道路，然后包围敌军的仓库，诱惑敌人进入德军合围圈，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这就是纳粹德国国防军摧毁红军有生力量的计策，然后他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向三大主要目标挺进：列宁格勒、莫斯科和乌克由陆军元帅里特尔·冯·莱布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负责从东普鲁士进入波罗的海国家的港口，然后向列宁格勒挺进。由陆军元帅费多尔·冯·博克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则沿着当年拿破仑进攻俄国的路线向莫斯科挺进，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然后将他们包围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然而令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感到头疼的是，希特勒决定削弱中央军力，取而代之的是采取在两位将军看来是次要的军事行动。元首认为，只要他控制了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油田，就确保了第三帝国战无不胜的地位。陆军元帅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是由一支匈牙利人和两支罗马尼亚人军队组成的，这支军团立刻得到信任去执行希特勒的这项计划。当十天前被告知巴巴罗萨行动计划的时候，这支军团的罗马尼亚执政官扬·安东内斯库就兴奋得难以入眠。“我当然会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他曾经说，“当您开始反对斯拉夫人的行动时，我亲爱的元首，您总是可以完全信任并依赖罗马尼亚人。”

在庆祝拿破仑在威尔克斯基（Wilkowski)帝国总部发表声明的纪念日当天，希特勒发表了一个演说，他以长篇大论讲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种种恶行。这篇声明完全颠倒了事实，声称“聚集在俄国边界的大约160个俄罗斯师”将把德国推向灭国的边缘。因此，他不得不开始这场“保卫欧洲，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宗教圣战”。希特勒用这样的谎言无耻地欺骗着自己的人民和军队。

第三章 “彻底粉碎这个腐朽的体制!”

1941年6月，在纳粹德国国防军对苏联进攻的时候，他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战争乐趣。多数红军和边防战士因为没有接到有计划的反击命令而对眼前发生的袭击不知所措，甚至在德国拉开攻击序幕后的12个小时，斯大林仍旧寄希望于最后的和解机会，而只是让自己的军队进行消极的被动还击。当一个军官走进前线总指挥官D.G.帕夫罗夫上将的办公室时，上将正在生气地对着电话那头另外一名向他汇报边界德军活动情况的前线指挥官大叫：“我知道！这些早已汇报过了！上级领导比我们更清楚这些情况！”

依照斯大林的命令，部署在边境的三支苏联军队一直都没有占据到有利地位，而在他们后方的坦克旅，早在有机会被调用之前就被德军摧毁了。18世纪建造的巨大城堡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1918年凯泽就是在此向列宁和托洛茨基递交了耻辱的投降书）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包围了，由霍特将军和古德里安将军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的两支装甲车旅，以最快的速度将苏联军队团团包围了起来。在过去的五天之内，德军已经在离边界200英里的明斯克成功地会师。超过30万红军战士被捕，大约2500辆坦克被摧毁和收缴。

在北部战线上，从东普鲁士入境的第四坦克师，已经成功渡过了尼门河，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地粉碎了俄罗斯的边防线。五天后，冯·曼施坦因将军率领的第46装甲军团，以每天大约55英里的速度向前推进，他们差不多前进到了距离列宁格勒只有一半路程的地方，并且成功地占据了德维纳河的渡口。“这个成功的挺进，”曼施坦因后来写道，“足以满足任何一个坦克指挥官的梦想。”

与此同时，纳粹德国空军继续对红军飞机实行毁灭性的攻击，在结束第二天战斗前，德国空军已经成功的击毁了2000架苏联飞机。苏联政府可以制造更多的飞机，并且训练更多的飞行员，但是让这些毫无实战经验的新飞行员直接上前线的送死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得苏联空军的士气处于低潮。“我们的飞行员认为，当他们一起飞，他们就和一具死尸毫无差别了。”在15个月后，当斯大林格勒战役处于最高潮的时候，一个空军中队长向一位人民委员这样说道，“损失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苏联军事力量相对强大的南部战线上，德国军队前进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基尔波诺斯将军设法在后方建立了一个防御工事，以此来代替将军队分散在整个边境线上。尽管他的军队给予了德军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自己的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基尔波诺斯将军把他的坦克分散到有利地形上，以便能及时有效地调用。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埃瓦尔特·冯·克莱斯特将军的第一装甲军团遭遇了苏联重型坦克KV的攻击，也就是在这场战斗中，德国军队第一次认识到了T一34型坦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坦克）的威力。

攻克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到喀尔巴阡山山脉之间的南部战线所花费的时间比预期的长了许多。陆军元帅冯·赖歇瑙率领的第6集团军负责南部战线战役，但是他们的左翼军队，却在长满树木的沼泽地里不断受到苏联军队的攻击。赖歇瑙希望把被俘的苏联红军当做敌后游击队，不管他们是否仍旧穿原来的制服。而红军部队则将被俘的德国士兵杀死，尤其是那些跳伞的纳粹德国空军飞行员们。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将这些俘虏送到后方去，更何况德国人也根本不希望自己的士兵由于苏联军队的友好待遇而活下来。

在加利西亚的首府利沃夫，NKVD残忍地杀害了被囚禁的政治犯，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这些人被德国人解救的那一天。这些疑心重重的暴行，使得整个城市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到处都是醉酒和抢劫。利沃夫不仅是德国空军的轰炸目标，同时也是德国组织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破坏的目标。在德国入侵之前，极端的恐惧已经充满人心，人们被非人的行为所困扰着：“德国人就要来抓你们了。”

希特勒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是一个“腐朽的体制”，而且这个“建筑物”不久将会“彻底被粉碎”。这样一个言论，甚至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观察家和情报机构的认同。自1937年以来，斯大林就在努力地开脱，但是这个由多疑的混乱状态和妄自尊大的暴政措施所支撑的团体，更多唤起的却是人们对俄罗斯内战和俄罗斯与波兰之间战争的回忆。

在苏联，总共有36671名军官被处死、关押或者是被免职，而在这其中，共有706人是旅或者旅以上的指挥官，其他幸免于难，未受到任何怀疑的仅仅只有303人。借着捏造的荒唐理由而随意逮捕军官的情况时有发生，K.K.罗科索夫斯基上校，这位曾在斯大林格勒给予德国军队致命性打击的军官，却要面对一个已经死去20年的人的指控。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受害者是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是游击战术的主要倡导者。他的被捕与被害充分证明了对红军军事行动思想的蓄意破坏，而这种破坏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了斯大林的战略行动。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倡导下，一种建立在“对火力和流动性作战方式的深入研究”之上的“作战艺术”已被指挥官群体广为采纳，而在1941年中，这种“作战艺术”却被当做叛国行为，用来解释少数红军将领用他们的坦克进行自杀性反抗的举动。虽然后来大多数被免职的军官们都恢复了原有的职位，但是这些迫害行为已经在他们的心理上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阴影。

就在清算运动开始两年半后，红军就在对芬兰的“冬季战争”中遭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指挥第一骑兵团作战的是斯大林的同窗旧友伏罗希洛夫元帅，但是这位元帅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随机应变能力的缺乏，却让人颇为震惊。芬兰人一次又一次地在战略战术上胜过了苏联。他们的机枪手们，甚至用长柄大镰刀就能聚集起来将试图穿越雪地的苏联步兵团打退。直到调集与敌相同的人数，进行了五次重炮攻击后，苏联红军才渐渐地占了上风。希特勒早已注意到了这个令人兴奋的结果——清算运动给苏联带来的不良后遗症。

面对这场战争，日本情报机构人员拥有不同的观点。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唯一一个没有低估红军力量的外国情报机构。1939年8月，日本开始连续对满洲里边境进行骚扰，在哈尔科林一戈尔[cdhyy注：诺门罕](Khalkin—Gol)一役中，他们就已经见识到了苏联总参谋部年仅43岁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的指挥才能与过人的胆识。也就是在遭到入侵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果断地成立了最高参谋司令部，他采用沙皇时代的称呼，将其命名为红军最高指挥部。然后这位伟大的领袖组建了自己的人民防御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作为苏联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

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的最初几天之内，德国将军们根本就没有改变他们对苏联指挥官们的轻蔑看法，尤其是对那些在前方边境指挥战争的苏联军官们。像大多数军官一样，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也同样被红军指挥官们肆意浪费士兵们生命的举动所震撼。在他的备忘录里，他指出：“‘来自国家领导层的审查’严重地阻碍了苏联指挥官们的行动，甚至使得他们‘害怕执行任何军事任务’。”这就意味着，“采取措施，尤其是根据实际战事的需要而采取该采取的措施，总是常常滞后”，因此延误了很多战机。苏联坦克军队“缺乏必要的作战训练，缺乏及时有效的情报，甚至在展开攻势的时候极度缺乏主动性”。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古德里安和他的同僚们同时却也过于低估苏联红军从失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了。

当然，革新的过程并不容易，而且很缓慢。斯大林和他的亲信们，尤其是那些年长的人民委员们，拒绝承认他们的政治干预和简直不可理喻的视而不见是造成如此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前线的指挥官，已经被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那些不合逻辑的军事命令所严重束缚，在战争的第一线上，他们简直感到寸步难行。而在7月16日，由人民委员会批示的“双重命令”体系，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红军的政治委员们开始指责前线的指挥官和参谋部军官，指责他们背叛国家、蓄意破坏军事行动，甚至指责他们在指挥战争中存在有懦弱的行为，以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在第二次清算运动中，最为突出的受害者是前线总指挥部的帕夫洛夫将军。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因为他曾在电话中与克里姆林宫的上级领导就具体战争部署问题发生了争吵，他认为当时上级领导所下达的战争部署命令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他要求根据实际情况调动军队，但是却被指责为是叛国的一种表现。这件事情在指挥部中引起的强烈震撼效果可想而知。一个前线的工兵奉NKVD之命，向指挥部传达一个命令，目的是提醒他们注意即将发生的恐怖行动。而当他到达指挥部，面对一位将军喋喋不休的重述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些参谋部的军官们认为他是来逮捕他们的。因为这位将军一直只是战战兢兢地重述着：“我没有抛弃我的军队，我一直和他们并肩作战，我执行了上级传达的所有命令一一我没有做过任何越轨的行为。”

就在这种近乎让人发疯的歪曲指责情况下，革新开始了。1941年7月15日，在红军最高指挥部的朱可夫下达了命令，对“过去三周在对抗德国法西斯主义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作了“必要的总结”。而其中最为突出的结论是，因为糟糕的命令传达体系和缺乏实战性的军队编排，使得红军遭受到了巨大的失败，成为“德国空军轻而易举就能袭击的目标”。将如此庞大的军队仅仅编为几个方面军，“给军队的指挥和战略部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且我们中的很多军官既年轻又毫无实战经验”（虽然对清算运动只字未提，但是它给人们带来的阴影是无法忘却的）。“因此红军最高指挥部认为，”朱可夫写道，“有必要将方面军重新编成为只有五六个师组成的相对小一些作战单位。”当这个建议被最终采纳后，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因为它将原本设在师和方面军之间的军取消了，大大缩短了命令传达的过程。

德国指挥官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Ivan”（伊万）——德国人对苏联人的称呼——的实力，他们过分地低估了红军战士们的毅力。德国军官们很快发现，即便包围他们的德军在数量上远超过他们，即便他们来自西部战线的同伴们可能已经投降了，但是红军战士们却会继续坚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关于这点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的第一天早晨，红军战士们表现出了异常的勇敢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尽管仍旧存在慌乱的情况，但是这种慌乱并非主流。红军死守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要塞的表现最为显著。在持续一周的猛烈攻击之下，德国军队占领了许多战略要点，但是许多红军战士在没有任何弹药和食物补给的情况下，仍旧坚持战斗了差不多一个月。一个坚持战斗的红军战士在一面墙上这样写道：“虽然我将要死去，但也绝对不会向敌人投降。FarewellMotherland(再见了，我的祖国）。20/VII—41。”这面墙现在仍被恭敬地保存在莫斯科的武装力量中心博物馆里。那些在这场要塞防御战中因为受伤而被俘的红军战士们一直被关在纳粹德国的战俘集中营中，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后才被释放出来，而这些人是从未被苏联政府提及的。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这些人不但没有被当做英雄对待，而且被SMERSH(反间谍局的一部分）直接送到了古拉格劳改集中营，因为斯大林认为，任何一个曾经落入敌手的人，都是卖国贼。斯大林甚至与7月16日在维捷布斯克附近被俘的儿子雅科夫脱离了父子关系。

当整个夏天过去后，俄罗斯的混乱状态也已经消除了，于是他们的抵抗也变得更加顽强。在7月初还感觉胜券在握的哈尔德将军，此时的自信程度已远没有先前那么强烈了。“在每个俄罗斯人战斗的地方，”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即便只剩最后一个人，他们也不会轻易投降。”古德里安也承认，俄国步兵们“总是顽强地抵抗到最后一刻”。他还对红军战士在夜战和森林战争中所展示的战斗技能给予了更进一步的描述，而这两大优势战术的攻击性，尤其是夜间战术的攻击性，远比德国人所意识到的更厉害。

德国指挥官们不相信，任何构建在极度政治恐怖制度之上的社会团体能够抵御住外来的入侵，而来自苏联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更坚定了德国人的必胜信念。曾经在历史上遭受了最恐怖的人为饥荒的虔诚的乌克兰人对德国军队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甚至悬挂出了象征反基督教者的黑色十字架，准备来迎接这场全新的宗教圣战。但是希特勒企图征服和奴役俄罗斯人民的计划，只会更加牢固“这个腐朽的体制”，而这个计划的实现，是必须依靠军事力量，以及那些憎恨斯大林主义政治制度的支持者们的。

斯大林和共产党的机构很快意识到他们必须立刻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陈词滥调[编者注：本书的作者是站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写作的，类似的偏颇表述散见在全书之中，请读者注意甄别]，于是在第一期《真理》杂志上，针对德国人的入侵，共产党使用了“伟大的卫国战争”这样一个表达方式，而曾经的那场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也让此时的斯大林陷入了深思之中。第二年，在纪念十月革命成功的周年纪念日上，斯大林特意提到了在俄罗斯历史上的那些非无产阶级英雄的名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东斯科伊、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

借助多数愚昧无知的布尔什维克的支持，斯大林保全了自己的个人声誉。6月底之前，那些在他身边的官员和那些知识分子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告诉斯大林，在德国入侵过程中苏联军队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于是在斯大林7月3日发表他的演说的时候，当然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指责。在演说中，他动情地称呼俄罗斯人民为“兄弟姐妹们”，同时将德国入侵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正处于危难之中的消息告诉了俄罗斯人民。总的来说，这个坦白的言论稳定了人民的情绪，因为直到此时，官方的公报都只是声称，到目前为止苏联仅仅是遭受到了部分损失。然而这些却让许多学生，尤其是斯大林格勒工业大学的学生们极为震惊。当“令人惊讶和不可思议的”纳粹德国国防军迅速前进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那幅等待贴红旗的地图也被从墙上取了下来。

无论你如何看待斯大林主义体系，都无法对他经过谨慎而巧妙的取舍所提供的关于战争总体状态的充分论述而表示丝毫的怀疑。所有思维正常的人都完全承认，法西斯主义是罪恶的，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彻底消灭它。这场斗争应该由共产党来领导，因为法西斯式的独裁主义和行为就是将一切彻底毁灭。这点在瓦西里·格罗斯曼的著作《生存与毁灭》中有所描述。“我们心中充满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一位斯大林主义的忠实信仰者，老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莫斯托夫斯基这样声称，“这是对列宁主义奋斗目标的正确性的检验——一个需要更长时间去检验的信仰。”

无论如何，政治上的争论对于老百姓来说永远都是排在第二位的，真正激励他们献身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招募新兵的布告牌上写道：“祖国正在召唤你！背景是一个被捆的俄罗斯妇女，而敌人正在用刺刀指向她。虽然这幅图片的画面并不精美，但是在此时所起到的效果却是非常大的。巨大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的目标是保卫一种比数百万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在德国入侵苏联一个月后，某位年轻的坦克指挥官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现在对自己的生命，我已经看得不那么重要了。我唯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这场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去。”

400万人志愿或者感到不得不加入到国民自卫军中来。苏联政府对生命的浪费不但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而且更让人觉得不可理喻：祖鲁国王曾经强令他的士兵们攀爬一个十分陡峭的悬崖，借此方式显示他们严肃的军纪，另一方面也为证明他们的勇气，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死伤无数。而此时苏联政府对生命的浪费程度，并不比祖鲁国王逊色。这些未经训练的战士们直接被送上了前线，而他们常常没有武器，甚至还仍旧穿着平民的衣服，可就是这些毫无经验和手无寸铁的战士们，要对抗的却是纳粹德国国防军装备精良的装甲师。在列宁格勒还没有被正式围攻之前，苏联的四个民兵师就已经被装备精良的德国军队彻底消灭了。对于战士们缺乏训练，和前线存在的混乱状态，比如醉酒和抢劫这些情况，还有NKVD对待苏联战士们的残酷行为，战士们的家属一无所知。当战士们的死讯传来的时候，家属们丝毫没有责怪苏联政府，而是将所有愤怒的矛头都指向了德国人。

在夏天的那些战斗中，很多勇敢的行为因为目击者的相继死亡而永远无法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一些事情的真相最终还是暴露了出来，因为在军队中，那些勇敢的人们越来越不受到重视，因此而引起的不平情绪，是致使那些真相暴露出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军医马尔采夫的身上，人们找到了这样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在危难时期，一位在掩体中的战士的复杂而恐惧的心理状况。“明天，或者是后天，将有一场大仗要打。”他在信中这样描述道，“或许我就要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了，我梦到这个消息将被报纸头版头条地报道，人们将会知道执行并出色完成这项行动的人的名字一一雷奇金。”

在此期间存在的那些勇敢的行为是很少被提到的。7月中旬对于苏联红军来说，确实是一个让人绝望的关头。在战争开始的这三个星期以来，苏联已经损失了3500辆坦克，超过6000架飞机，还有大约200万士兵的惊人死亡人数，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指挥官。

接下来的彻底失败，是发生在7月中下旬保卫斯摩棱斯克的战役中，好几个苏联的方面军被德军包围并被彻底消灭。虽然有五个师最终突出了重围，但是在8月初，还是有大约30万红军战士被俘，苏军损失了超过3000辆坦克和3000门大炮。在阻止陆军元帅冯·博克的装甲师攻占位于耶尔纳雅和罗斯拉沃之间的铁路重要据点以及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地的战役中，许多苏联师相继被歼。尽管德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根据一些历史学家们有力的论证，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苏联军队的顽强抵抗确实拖延了德军前进的速度，而这对后来的战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在南方战线上，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的军团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战绩。在8月初，这支主要由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构成的军团，就在乌曼合围圈中成功俘虏了10万名苏军。横越种满向日葵、豆科植物和没有收割的谷物的大草原，向乌克兰挺进的德国军队势不可挡。苏军的主要军事力量都集中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而设在这里的最高司令部的指挥官是斯大林的另外一名密友布琼尼元帅。和他一起工作的是政委尼基塔·赫鲁晓夫，这位政委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把基辅工业区的那些重要机器转移到东部地区去。朱可夫将军警告斯大林，红军必须放弃基辅来避免陷入包围圈。但是这位刚刚向丘吉尔表示，苏联永远不会放弃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专制主义者却对朱可夫将军大发雷霆，并撤掉了他的首席参谋长的职务。

当龙德施泰特完成了对乌曼合围圈的部署后，他便转移方向向南部地区的基辅挺进。而第一装甲军团则转向北部地区，与刚刚才对边界的苏联军队予以出其不意的攻击而获胜的古德里安装甲部队汇合。可怕的合围圈已经渐渐形成，但是斯大林仍旧拒绝放弃基辅。当他最终改变自己想法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了。德军在9月21日就结束了对基辅的包围战役，德国声称在此次战役中他们俘获了超过66.5万名苏联红军。希特勒将这次战役称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但与此同时，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却声称，这是在东方战线上存在最大战略错误的一场战役。如同古德里安认为的那样，德国军队的所有军事力量应该集中进攻莫斯科，而不是基辅。

不断向前挺进的侵略者们，横行于一个接一个的战略据点之间，当他们重新凝视自己走过的路程时，那种混合着怀疑、轻视和对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的红军战士们的恐惧感，让他们的情绪和思想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那些烧焦的敌军尸体，和那些被他们剥光衣服然后用机枪扫射而死的敌军尸体，似乎向人们暗示了这场战争惨绝人寰的一面。“如此近距离地看这些死去了的人们，这些死去了的鞑靼人和这些死去了的俄罗斯人。”一位被派往乌克兰德国军队的随军记者这样写道，“这些人堆是全新的，绝对全新的，他们是刚刚从‘五年计划’大工厂制造出来的。他们的外表是完全一样的，是来自同一条流水线上的相同产品。他们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开始着一段全新的历程，他们是在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得到再次重生的。”然而，不管这个描述是多么的引人入胜，但是只是简单地将这些死去的人们设想成是现代化的共产主义的产品，那就完全错了。这些尸体的存在，深深地影响着俄罗斯的男人和女人们。当看到他们，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一种油然而生的复杂情绪便在人们心中冉冉升起，这种情绪不仅仅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感染而产生的，而更是一种本能的体现。

第四章 希特勒的自大之举：推迟进攻莫斯科

在成功地完成对乌曼合围圈的部署后，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俄罗斯无边无际的空间吞噬着我们。”德国指挥官们的心境，已经开始在因目前的胜利而沾沾自喜与心神不安之间游弋。他们正在征服广袤的土地，可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地平线却让他们觉得似乎这片土地广阔得根本无法征服。红军已经损失了超过200万人，但是仍然有苏联军队不断地出现。“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哈尔德大将在他8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推断敌人大约有200个师，但是现在我们却数出了360个。我们已经破门而入，但却还没有能够让整个体制崩溃瓦解。”

7月中旬的时候，纳粹德国国防军的进攻势头已没有原来那么猛烈了，虽然仍旧同时在三个方向上发起攻势，但显然兵力已经不足。伤亡人员比预计的要高出许多——在8月末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40万——同时，在运输工具方面的损耗也大大超出了预料。在扬起的灰尘云雾中，发动机不断地被沙砾堵塞，接二连三地停止工作，即便是能够重新启动，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落后的通讯也大大地加重了德军的损失。铁路路轨也根本不够结实宽阔，必须重新铺设，而那些在地图上标示的高速公路却在夏日的暴雨后变得泥泞不堪，根本无法行走。在沼泽地带，德国军队不得不自己动手用桦树树干铺设出一条可供前行的“木排路”。他们每向俄罗斯移动一步补给晶的供应就更困难一点，在军队最前面全速前进的装甲车纵队也不得不因为燃料的短缺而被迫停止前进。

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步兵师，“每天大约可行进40英里”（而通常这个数字只有20英里）。在夏天烈日的烘烤下，他们的长筒靴变得灼热不堪。这些陆军骄子们，扛着大约55镑重的军事装备，包括钢制头盔、步枪、弹药和用来挖掘壕沟的工具。除此之外，身上还背着一顶帐篷和一个装满东西的皮革包，那里面塞着够吃一顿的罐头、饭盒、一个野外取暖或者做饭的火炉、一套铝制的组合餐具、来复枪清洁装备、换洗衣服、搭建帐篷的粧和支柱、野战服、缝补用品、剃须刀、肥皂和沃尔甘·森尼克斯（VulkanSanex)避孕套。虽然德国军队已经明令禁止士兵与当地的妇女发生性关系，但避孕套仍然是士兵们的必备物品。

背着如此沉重的装备，步兵团疲惫不堪，甚至很多人在行军的路上就累得睡着了。装甲部队也感到筋疲力尽，在检修他们的机动车后——履带的养护是其中最繁重的工作——他们开始清洗他们的枪炮，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在一个帆布水桶中洗手，但是他们却发现那是徒劳的，因为这样根本无法洗掉深嵌在他们手纹中的尘土和油污。他们用因为疲劳而开始肿胀的眼睛对着绑在步枪上的镜子开始刮胡子，然后不断地眨眼睛，企图让自己的眼睛消肿。步兵们更习惯于把自己叫做“黑色党”，因为他们身穿漆黑的紧身制服。战地记者将他们描写为“现代战争的骑士”，但是被灰尘阻塞的机动车周而复始地停止运行，却让他们感到非常厌烦。

失望的感觉引起了指挥官们之间的争吵。多数人——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对希特勒偏离中央战线的做法丧失了信心。他们认为，莫斯科不仅仅是苏联的首都，而且更是通讯中心和生产军事装备的重要工业中心。如果攻击莫斯科，就可以将苏联军队围困于网中，给予他们毁灭性的最后一击。但是，元首却对将军们的争吵置若罔闻，仍旧按照他的意愿行事。他告诉将军们，他们对经济上有利可图的结果毫无预见性。必须保护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因为德国不能断掉与瑞典的贸易往来关系，与此同时，乌克兰的农业也将成为维持德国生存的根本。事实上，希特勒之所以避免进攻莫斯科，部分原因还来自拿破仑在莫斯科战败一事对他的影响。

7月底，在停止前进的命令下达之前，中央集团军群已经牢固地占据了斯摩棱斯克，并且将苏军团团包围。希特勒将霍特装甲集团军的大部分兵力都调遣到了北部战线帮助围攻列宁格勒，与此同时，“古德里安装甲军团”(是希特勒式的，用以贿赂那些存在不满，但是又不得不执行他的命令的将军们的典型称号）则受命转向南方，加入基辅合围圈的计划之中。

9月初，希特勒改变了他的计划，最终同意了实施向莫斯科进军的“台风行动”。可是，很多时间已经被浪费了，因为霍特的装甲集团军还在列宁格勒市郊忙于与苏联军队交战。直到9月底，实施台风行动的军事力量才全部到位。就在中央集团军群停止进军的前方大约200英里的地方就是莫斯科，然而从秋天的干泥地到冬天的硬土地，显然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浪费了。当哈尔德的第一军需长[编者注：副总参谋长]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将军——“巴巴罗萨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向希特勒提出冬天的战争状态会更加严峻的时候，希特勒不但没有听，反而坚决禁止任何人再提及这个话题。

此时，在“狼穴”中的希特勒正专心致志地凝视着地图，看着在他的意念中已经被自己的军队占领的广袤土地。这是希特勒的一个习惯，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幻想主义者，他认为自己的军队是这个世界上最训练有素的，自己的国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所以是军队战无不胜，国家所向无敌的。然而这个理论上的战略家根本没有真正的指挥才能，因为他完全忽视了实际情况。在对波兰、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闪电战中，补给虽然有些困难，却并非无法实现。但是在俄罗斯，火力、兵力、交通以及士气，无疑都将是决定性的因素。希特勒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一一仅仅为了满足自己心理上向天命挑战的欲望一一虽然已经挑起了历史上最有野心的入侵行动，但是他却拒绝开动整个德国的经济和工业机器全力以赴这场战争。现在看来，希特勒的做法似乎更像一个嗜赌成癖的赌徒，所有下意识的努力不过只是增加了投注的赔率罢了。而成百万人民即将承担的可怕后果，似乎更助长了他的妄自尊大。

陆军元帅冯·博克指挥着150万人，但是因为坦克和装甲车的备用零件无法得到及时补给，他的装甲师的攻击力量因此而被大大地削弱。在发起总攻前夕召集部下商量进攻的具体事宜的时候，他将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定为包围苏联首都的最后日期。野心勃勃的博克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征服莫斯科的第一人。

从战争爆发到8月中旬中央集团军群停止前进的这段时间里，红军最高指挥部都对德国会进攻莫斯科有所准备。斯大林派遣叶廖緬科将军组织军队，开辟了一条新的布良斯克阵线[cdhyy注：“布良斯克方面军”]。与此同时，驻守在西部的军队和后备军，也为保卫首都而时刻处于备战状态。然而，尽管有了这些措施，叶廖緬科的军队还是在9月30日的早晨在遭遇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重点突破战术的突然袭击时候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借助秋天的薄雾，古德里安的军队成功地对苏军侧翼进行了突袭。不久，太阳冲出了地平线，温暖清澈的天气营造出了一个完美的进攻条件，天气状况丝毫没有给德国军队带来任何不便。在那次战役中，转战于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苏联飞机仅有5%幸存了下来。

在装甲部队与陆军元帅凯塞林的第二航空军机群的配合之下，德国军队的攻势在10月的前几天中非常令人满意。叶廖緬科请求红军最高指挥部允许军队撤退，但是没有得到批准。10月3日，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距离叶廖緬科坚守的阵线右侧大约125英里的奥廖尔。德军准备进行一次突然袭击。当德军的装甲师先锋部队全速行进在街道两旁的电车轨道上的时候，很多路过的人都向他们挥手致意，人们把他们误认为是苏联军队了。红军已经没有时间去炸掉那些重要的武器制造厂了。10月6日正午之后，叶廖緬科和他的全体参谋人员小心地躲避着德国坦克的搜寻。所有通讯联系都中断了，在接下来几天的混乱中，人们甚至猜测，指挥后备军作战的布琼尼元帅已经抛弃他的指挥部仓皇逃跑了，而叶廖緬科则因为腿部严重受伤，不得不被飞机转移到其他地方。

起初，克里姆林宫里的苏联领导人们拒绝相信苏军受到了如此大规模的重创。10月5日，根据一个飞行员的报告，大约绵延12英里的一支德国装甲纵队正在向距离莫斯科大约100英里的克霍诺夫全速挺进。可是红军最高指挥部拒绝相信这个事实，以至于在他们重新派遣了另外一名飞行员去证实这个情报之后，仍旧拒绝相信这个事实。第三名飞行员被派去证实这个情报，更加确认了这个事实。即便情报得到了再三的证实，但是却丝毫不能打消贝利亚以“引起恐慌”罪而逮捕和审问空军指挥官的想法。所幸的是，这个消息最后还是传到了克里姆林宫，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关注。

斯大林立刻召集国家防御委员会商讨对策，同时命令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役中拥有突出表现的朱可夫将军立刻飞回莫斯科。朱可夫意识到了即将落到自己身上的任务，斯大林命令他重组残余部队，投入西部战线的作战之中。直到红军最高指挥部后备军能够被调用之前，他只能依靠一个尚且有作战能力的小分队维持战线。在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攻击的莫斯科城里，大约有10万人被动员加入到国民军的行列中来，其中1/4来自平民，而在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妇女，这些人被组织起来去挖掘反坦克壕沟。

10月6日晚上，第一场雪悄悄地来临，随即便迅速地融化，在短短的24小时内，路面就变得泥泞不堪了。博克的装甲部队仍旧想方设法继续完成他的合围任务，一个是布良斯克合围圈，而另外一个则是环绕通向莫斯科主要道路的维亚济马合围圈。德国声称他们已经切断了66.5万红军战士的退路，并且已经缴获和摧毁了1242辆坦克——这个数字是博克整个装甲师坦克数量的三倍。

“当你看到事态正在一步步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的时候，那该是何等的满足呀！”陆军元帅冯·赖歇瑙给他的前任参谋长保卢斯将军的信中这样写道。不久后，保卢斯便接替他成为第6集团军的总司令。但是，那些被包围的俄罗斯战士们尽管无法得到供给，然而还是一直坚持战斗到了月底。“我们不得不逐个地攻占那些据点，”一个师级指挥官向保卢斯汇报说，“我们根本无法离开被攻下的据点，一旦我们离开，苏联红军就会立刻重新占领这些据点，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大规模的总体战争变成小规模的一对一的战斗。”

几个德国装甲师也在战斗中遇到了苏联红军采取的非常规战术。他们发现一些俄罗斯军犬向他们的阵地跑来，而这些军犬的后背上都背着一个小包裹，包裹上竖直地插着一个木棍。起初德国装甲师以为这些军犬是救生犬，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些军犬会在他们的阵地里爆炸，原来这些军犬背后绑着的是反坦克炸弹。根据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这些“地雷犬”经过严格的训练，学会了在巨大的机动车下面找寻食物，而一旦插在背上的竖直木棍碰到坦克的底部，便会将炸弹引爆。大多数军犬在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之前，就被德军打死了，但是这样一个以死亡为代价的恐怖战术，却大大打击了德军士兵的作战勇气。

然而，天气状况很快就成了阻拦德国国防军迅速前进的障碍。雨季在10月中旬之前到来了，烂泥路和无路可走使得德国军队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军军需给养车根本无法到达目的地，因此德军不得不从方圆几百里之内的Panje(Panje是纳粹德国国防军对波兰或者俄罗斯农民的俗称）们手中征用他们的马匹和农用四轮车充作运输工具。在那些缺少桦木的地方，死亡的俄罗斯人的尸体被当做取代树干的“厚木板”，用以铺设“木排路”。步兵们的长筒靴常常深陷于及膝的淤泥中而无法拔出，骑摩托车的人不得不下车强推着自己的车向前进，那些坐在小车中被士兵们推着向前走的指挥官们对这样的作战条件感到十分的惊讶。所有的人都害怕冰冻会提前到来，每一个人都是数着日子度过每一天的。

在前进的路上，德国军队尽量地保持着最佳作战队形。10月14日，作为先头部队的第10装甲师和党卫军帝国师到达了博罗季诺，这块被森林和富饶的农田所包围的地方曾经是拿破仑一世的战场。这里距离莫斯科的西部边界仅有70英里。就在同一天，在距离莫斯科西北部100英里的地方，第一装甲师攻占了加里宁，占领了伏尔加河上的桥梁，切断了连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的铁路干线。与此同时，南部侧翼的古德里安装甲师突然转变方向，经由图拉向莫斯科南部边界直逼而来。

这三路德军，就像三把直插莫斯科的刀子，让苏联领导层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10月15日夜晚，驻扎在伏尔加河古比雪夫的外国大使们，被告知迅速撤离。贝利亚也开始撤走他的指挥部。NKVD转移了那些在他们看来非常重要的囚犯。其中包括那些在前线奋不顾身的年老指挥官们，但是他们却在NKVD的审问下渐渐地招供了。另外300名囚犯，则被处死在卢比扬卡集中营中。可是在10月底，斯大林却告诉NKVD的首长，禁止贝利亚继续运转所谓的“绞肉机”。这位专政主义者当然很乐意看到处决“失败者和懦夫”的场景，但是此时，他却对沉迷于阴谋中的贝利亚感到十分厌倦，他把他们称作“垃圾”。

斯大林询问有关前线的准确消息，但是任何一个敢于告诉他真相的人都会被指控为恐慌散布者。此刻他突然发现，掩饰自己的焦虑居然变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他看来，列宁格勒是一定保不住了，因此首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争取更多的兵力来保全莫斯科。而这在与之对抗的德国官兵看来，斯大林对人民即将可能遭受的饥饿毫不关心，这种冷酷无情的性情与希特勒如出一辙。

10月17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决定性会议，参加会议的是新任的红军政治部门领导：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讨论的计划有如何在战场上布雷、搭建桥梁、修筑公路和莫斯科地下铁道——典型的斯大林式样的产物。苏联政府并没有通知仍然逗留在古比雪夫的外国使馆，但是一向以传播迅速著称的新闻媒介却把它看做是处罚失败主义者的一种做法。据报道，斯大林已经在克里姆林宫军事政变中被扣留，德国伞兵已经降落在红场，很多身着苏联军服的德国士兵们已经混入了莫斯科。莫斯科即将投降的消息引起了一片恐慌，成千上万的市民冲向火车站，试图逃离这座城市。暴乱、抢劫和醉酒的行为让人们回想了1812年在莫斯科发生的混乱场景。

斯大林也想过要离开，但是后来改变了他的想法。亚历山大·谢尔巴乔夫带着“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一副架在纽扣般大小的朝天鼻上的角质框架厚眼镜”，穿着“一件纯卡其布的长膝短袖束腰外衣，唯一的装饰物是一枚列宁勋章”，通过莫斯科无线电广播节目对外宣布了斯大林决定留下来的消息。

10月19日，苏联宣布发起反攻。贝利亚率领NKVD的几支部队进驻莫斯科，企图恢复这里的正常秩序，“散布恐慌者”、抢劫者和醉汉们被处决。在人们的意识中，唯一检验这个城市将被保护起来还是被放弃的标准是：“在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里，是否仍旧照常举行阅兵仪式。”莫斯科市民根据自己的猜想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他们已经等不及领导来宣布结果了。这有点类似于五年前保卫马德里时的情形，人们的情绪迅速地从一片恐慌中转变为向现实的挑战。

凭直觉，斯大林很快就意识到了在红场举行阅兵仪式的重要性，虽然被制成木乃伊的列宁的尸体已经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个象征性仪式的重要性还是不容忽视的。起先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认为这个想法是疯狂的，因为这样集中的阅兵仪式，很容易成为纳粹德国空军的攻击目标。但是斯大林却说，只需安排一个防空炮兵部队驻扎在首都周围，那么就可以避免德国空军的攻击。斯大林这位老奸巨猾的策划者，企图重演1936年11月9日保卫马德里前的一幕：当由外国志愿者们组成的第一国际旅，在格兰维亚大道接受检阅的时候，老百姓们拿出了最狂热的热情振臂高呼“Vivanlosrusos(万岁接着这支军队便径直穿过这座城市，向西部前线开进，去对抗在那里挑起叛乱的西班牙国民军。斯大林决定，由朱可夫的援军扮演第一国际旅的角色，让他们穿过红场，并且向列宁的陵墓行军礼，然后朝着德国侵入的方向进军。他知道这个极具新闻价值的短片，将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他也深知这对希特勒所发表的演讲有多大的驳斥性。“如果德国想要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在周年纪念日的阅兵仪式举行的前夕，斯大林咆哮道，“他们就会拥有一场这样的战争!”

恶劣的天气状况严重地阻碍了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前进步伐，糟糕的能见度妨碍了纳粹德国空军的“会飞的大炮”的正常工作。陆军元帅冯·博克的军队在10月底的时候因为无法得到补给和增援而不得不停止前进，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迫要在冬天到来之前去与苏联军队展开最后的殊死搏斗。

11月中下旬的战斗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双方军队的前线人员都大大地减少了。在莫斯科南部的图拉战场上，古德里安发现他自己已经被强大的抵抗力量所阻挡。在左翼战场上，霍特的装甲师已经渡过莫斯科一伏尔加河运河继续向前挺进。进军到莫斯科北部的一支德国尖兵部队甚至可以通过高射炮的双筒望远镜准确地向克里姆林宫周围地段发起连续猛攻。朱可夫命令罗科索夫斯基带领他的第16军团的残留人员坚守科洛可夫（Kryukovo)阵地。“我们没有丝毫后退的余地。”朱可夫在11月25日下达了这样的命令。罗科索夫斯基非常明白其中的含义。

渐渐的，在苏联军队的坚决抵抗中，德国的军事力量变弱了。在11月底的那场没有退路的进攻中，陆军元帅冯·克卢格调动了大量兵力，沿着当年拿破仑的进军路线向通往莫斯科的主要干道明斯克一乔斯（MinskChaussee)挺进。他们成功地完成了突围计划，但是无情的寒冷和苏联军队自杀性的抵抗，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攻击力度。

古德里安和克卢格都想要撤回他们的军队。在托尔斯泰的亚斯纳亚·博利尔纳（YasnayaPolyana)庄园中，古德里安做出了撤退的决定。屋外漫天飞舞的大雪盖住了这位伟大作家的墓碑。他们对前线即将可能发生的事情毫无把握，任何一支靠近莫斯科的德国军队都很有可能受到苏联军队的攻击，但是疲于战斗的德国军队相信，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苏联军队也同样疲惫不堪，陷入了消极作战的状态中。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此时，苏联领导层已经秘密地在莫斯科后方组织了新的军事力量。

大雪飘飞，寒风刺骨，骤降到零下20度的气温告诉德国军队，冬天已经彻底到来，德国坦克的引擎在寒冷的天气中结上了厚厚的一层冰。在前方战线上，德国步兵们从避寒掩体中排出的浑浊气体几乎和苏军的炮击卷起的灰尘一样多。大地已经开始冻结，迫使德军士兵们在挖掘掩体之前不得不先生火将冻土融化。前线指挥部的军官们和后方指挥所的军官们则将俄罗斯老百姓赶到冰天雪地之中，强占他们的房子作为栖身之所。

希特勒对他的军队即将面临冬季战役的处境视若无睹，而这只能是让他的军队遭受更可怕的损失。“人们无法忍受这样的寒冷，许多人不得不把双脚裹进报纸里，然后来回地走动，以防止冻僵，手套在这里变成了奇缺的东西。”一位装甲师的指挥官在给保卢斯将军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他们煤斗式的钢盔，许多德国士兵根本无法将自己与纳粹德国国防军联系在一起。脚上那双裹着钢制金属包头的长筒靴，仅仅只是加速了冻伤的进程，因此士兵们不得不采取种种手段，去偷窃俘虏或老百姓的衣服和鞋来避免让自己冻伤。

台风行动也许将会给予苏联红军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却要纳粹德国国防军花费更多的力量来弥补目前的损失，还要训练更多的新兵和军官。“原有的军团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第18装甲师的一位随军牧师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的周围都是全新的面孔。当你问起某人的时候，得到的通常是相同的回答：死了或者是受伤了。”

12月初，陆军元帅冯·博克不得不承认，这里似乎没有更多的“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成功”了。他的军队已经筋疲力尽，冻伤人员的数量一一到圣诞节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超过10万一一迅速超过了受伤人员。更可怕的是，原以为红军也无能力开展进一步攻击的想法也随之破碎了，如同骤降到零下25摄氏度的气温一样让人不寒而栗。

在苏联最高统帅部的秘密组织下，由西伯利亚人组成的滑雪师，是构成反攻军事力量的其中一部分。新的飞机和骑兵部队正聚集在远东的飞机场上，等待着前往莫斯科战场。大约1700辆坦克，主要是远射程的T一34也准备好加入战争，而这种装有全新超宽履带能在冰雪上行走自如的坦克远优于德国的装甲车。多数红军战士一一但并非全部一一配备了冬天作战的装备，他们穿着加厚的短上衣和白色的迷彩服，他们头戴保暖的棉制帽子，两边有弧形的软毛耳盖；他们脚穿温暖的valenki(毡制的靴子）。他们已经将武器非常好地掩饰起来，并且涂上特制的润滑油，以防止冰冻。

12月5日，在加里宁前线的科涅夫将军袭击了德军北部突出部。被德国士兵们称作斯大林管风琴的喀秋莎一一一种可以多排齐射的火箭炮一一飞驰而来，首先拉开了进攻的序幕。第二天早晨，朱可夫又调集了第1突击军团、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军团和另外两个军团，去对抗德军的中间突出部。在莫斯科的南部，古德里安的侧翼也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三天以来，他的三列装甲横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中间部分，苏联红军持续不断的攻击使得陆军元帅冯·克卢格无法调集第四集团军来支援自己的侧翼。

第一次，红军有了优越感。新的航空兵团到达莫斯科的飞机场，帮助他们检修饱受寒冷的飞机。但与此同时，纳粹德国空军的力量却在削弱，在他们占据的临时飞机场中，德军不得不生火来烘烤引擎，避免飞机受到寒冷的袭击。俄罗斯人享受着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所带来的满足感。对于身着单薄衣服的德国士兵们来说，在凛冽的寒风和冰冻的雪原中后退，实在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

在突然袭击的帮助之下，苏联军队的常规反攻使德军后方陷入了恐慌和混乱之中。NKVD组建的敌后游击小分队，被派遣深入到德军后方，在冰冻的沼泽地和长满桦树和松树的树林里对德国军队发起攻击。来自第1突击军团的西伯利亚冬季作战部队，从一大片烟雾中突然冒出，而唯一的预警是他们的雪橇在积雪上滑动时所发出的嘶嘶声。从远处迂回的红军骑兵师也进入了德军的后方，他们骑着充满活力的哥萨克矮种马，在雪地上快速地向前奔驰着。骑兵中队和整个军团出其不意地在距离前线15英里的地方出现，他们或者使用大炮攻击德军，或者为前方战士送来补给品，同时还挥舞着军刀，口中发出呐喊声，营造出令德军感到恐怖的作战气氛。

苏联的包围计划变得日渐清晰。10天之内，博克的部队被迫撤退了100英里。莫斯科保住了。没有为冬季作战而做好充分准备的德国军队，现在只能在冰天雪地中忍受着寒冷给他们带来的痛苦。

苏德战场以外的战事也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2月7日，也就是在苏联发起反攻之后，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四天之后，希特勒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的德国国会大厦里举杯欢呼，正式宣布对美国发起战争。

在12月的第二周里，斯大林高兴地认为德国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了。来自前线的报道显示：德国军队已经开始后撤，大量枪炮在后撤的过程中被抛弃，雪堆中满是马匹和冻僵的德国士兵的尸体，种种景象都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起了1812年的情景。战争的恐惧感已经充斥了整个德军后方。德军增援部队的机动车在这样可怕的天气条件中常常处于罢工状态，而在前线的德军士兵们常常遭到苏联军队出其不意的攻击。在巴巴罗萨受到俄罗斯军队攻击的德国士兵本能地存在着恐惧的感觉，而这更加重了他们背井离乡的忧愁感。

斯大林被暂时的胜利迷住了心窍，他陷入了希特勒错误的“意志力所向披靡”的理论中，完全忽视了补给品不足、运输工具落后和红军战士已经疲于应战的现实情况。当他凝视着悬挂在最高统帅部的“战时地图”时，他的野心已经远远超出了苏联边界。他命令中央集团军群展开更进一步的攻击。1942年1月5日，斯大林在最高统帅部和边界防御委员会召开的联合会议上，阐述了自己准备发起一个总体攻势的计划。他希望集中主要兵力，在北部战线发起进攻，切断包围列宁格勒的德军的后路，同时在南部，调集军队反攻进入失去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半岛。只有铁木辛哥元帅支持这个计划而朱可夫和其他人则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这个计划，会置苏联于彻底失败的境地之中。

希特勒也被1812年的场景困扰着，他已经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要求坚决抵抗来自苏联的任何反攻。他坚信，如果德国军队一直坚守阵地，直到冬天过去，他们将彻底破除历史上对入侵俄罗斯的军队的所谓诅咒。

长期以来，希特勒对德国军队的种种干涉行为已经成为争论的一个焦点。一些人坚持认为，正是由于希特勒的不言放弃，才使得德国军队从彻底毁灭中走了出来。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正是希特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才使得德国遭受了可怕的损失，而这些不必要的损失却是德国无法承担的。即便红军缺乏先进的通讯设备，缺少充足的后备军和必要的运输工具，但是此时的德军还是无法抵抗住苏联红军的反攻势头。可是希特勒却仍旧相信他的意志力能够战胜一切，他的意志力将带领那些存在严重失败主义情绪的将军们，把德国国防军从水深火热中挽救出来。希特勒的这个执迷不悟的顽固想法使得德国军队在第二年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

战斗渐渐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根据斯大林的计划，从不同方向发起进攻反而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乱。当补给不足的苏联军队进攻德军前线的时候，很多苏军编队被打散了。斯大林过分低估了德国军队从挫折中重振旗鼓的能力。因为知道被俘后的不好结果，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德国军队的还击是异常猛烈的。德军指挥官们调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通常是志愿人员，并且充分调动一切军事力量，尤其是高射炮，来坚守住他们的阵地。

在莫斯科西北部的霍尔姆，通过空投军队的方式而得到支援的谢勒将军的部队，已经成为一支拥有多达5000人的强劲部队。而处在德米扬斯合围圈外的军队，也得到了身漆白色涂料的容克52运输飞机的支援，新增了10万人员的兵力。每天100架次的飞机运输总共给前线的德军部队提供了大约6万吨补给品，并且转移走了3.5万名伤员，这样的支援足够德军抵挡苏军反攻72天。当4月底补给品到达的时候，德军早已处于半饥饿状态中，然而相对于身处合围圈中的俄罗斯百姓来说，他们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平民因此而死去。马匹早已被德军士兵们宰杀后吃掉了，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然而希特勒却坚信，构成合围圈的德军士兵们一定能想到办法继续存活并且坚持战斗下去。这也是造成一年后发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重大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同希特勒一样，斯大林冷酷无情地抛弃了战斗在距离德米扬斯西北100英里的沼泽和森林中的第2突击军团。这支军团的领导人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被斯大林的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于是他投降德国军队，并且答应召集组建一支反斯大林的俄罗斯解放军。似乎是为了平衡双方的力量，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负责指挥军队支援德米扬斯的瓦尔特·冯·塞德利茨一库尔茨巴赫将军转而反对希特勒，后来他在斯大林格勒被苏军俘获。在1943年9月，塞德利茨一库尔茨巴赫自愿召集组建了“一支德国战俘军队”，作为空降部队发起了一场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暴动。但是这个计划却并未得到疑心颇重的贝利亚的采纳。

有时甚至降到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迫使希特勒不得不重新考虑给军队配备冬天的装备。戈培尔迅速采取行动来掩饰希特勒的这个失误，于是在整个德国范围内，呼吁人们团结一心，积极为前线提供补给品的新闻短片不间断地在电视台播出，片中的妇女捐出了自己的毛皮大衣，甚至还有冬运会的冠军将夺取金牌时所使用的雪橇也无偿捐给了德国国防军。德国人民的积极响应给希特勒打了一针强心剂，他在狼穴里举行的午宴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德国人民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召唤。”但是当这些过冬的衣服在12月底终于到达士兵们手中的时候，士兵们竟然带着冷嘲热讽的口吻，或者是极度惊讶的表情试穿着这些百姓的衣服。这些衣服非常干净，甚至有时还能闻到浓烈的樟脑球味道。“你能通过这些衣服看到摆放着沙发的起居室，”一名陆军中尉写道，“或者是孩子的床，或者是某位家庭主妇走出的房间。这些装备让我们觉得自己就像身处另外一个星球一样。”

想家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想要逃离充斥着虱子和肮脏东西的世界，还因为周围环境中逐步升级的野蛮行为，在这里，常规的道德标准被完全地扭曲了。大多数德国士兵家中都有老有小，他们对在俄罗斯的战争之旅感到极为厌恶。德国当局明令禁止在“对德国逃兵施以死刑”的时候拍照，但是仅仅只是听到这样的消息，就足以使德国士兵们的士气大为削减。另外一方面，在对乌克兰的苏联敌后游击队和犹太人施以死刑的时候——同时还把审问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者们的照片也一并公布出来了——却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身穿纳粹德国国防军服的业余摄影师们前来拍照。

当看到俄罗斯老百姓兴高采烈地将德军士兵的尸体撕成条的时候，德国士兵们的震惊程度可想而知，一位德国军官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场面。可是不管震惊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德军士兵们仍旧继续强迫俄罗斯老百姓脱下他们的衣服，然后将他们赶到冰冻的荒原中，这些老百姓最终都会因为寒冷或者饥饿而死亡。年长的军官抱怨说，他们的士兵看起来更像是俄罗斯农民，但是却没有人会去阻止士兵们这种强烈的求生举动。对德国士兵们来说，被一颗子弹射中也许是最仁慈的死亡方式。

在从莫斯科撤退的途中，德国士兵们没有放过任何可以带走的牲畜和食品。他们掀起地板，搜寻储藏在下面的土豆，家具和房屋的木质结构，都被拆下来当做木柴使用。从未有哪个国家的百姓，遭受到如此双重的重大灾难。斯大林早已在11月17日签署了一个命令，要求所有的红军部队——空军、炮兵、滑雪部队和敌后游击队——“破坏和烧毁”距离德国防线40英里之内的所有房子和农庄，以确保德军无藏身之处。这个时候，俄国妇女和儿童的生死已经完全不在斯大林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频繁的战事所带来的压力和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使得德国士兵的自杀率大为增加。“自杀与逃跑同罪，”军队接到这样的警告说，“每个士兵的生命都是属于祖国的。”然而，仍旧有相当一部分的德国士兵，在他们站岗放哨的时候选择用枪将自己打死。

在漫长的夜里，德国士兵们想家的感觉更加强烈，并且他们常常在睡梦中梦见自己离开了地狱般的俄罗斯战场。从苏联士兵在德国士兵身上发现的“萨密兹达”（Samizdat，一种地下出版物）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德军部队中，愤世嫉俗者与感伤主义者数量相当。关于圣诞节流传着一种极具讽刺意义的说法：“今年的圣诞节不会到来，因为约瑟已经被征召入伍；圣母马利亚也参加了红十字会；小耶稣和其他孩子一同被送到了乡下（躲避炮火）三位智者不能得到签证，因为他们无法证明自己是纯正的雅利安血统；天空不会出现星星，因为一切通讯设备都严格受到管制；牧羊人也被征召成为了哨兵，而天使们也成了Blitzmadeln(话务员）只有驴子因为没有可用之处而被孤独地留下，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只和驴子共度圣诞节。”[注：“我不明白,一位红军情报机构官员在译文末尾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段文字究竟出自哪里？”]德国军队当局十分担心回家休假的士兵们会向人们讲述那些关于德国国防军的恐怖事情，这必将会让德国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你仍旧是一名军人，”回乡休假的许可令中这样写道，“你仍旧可能成为刑罚处置的对象。不要谈论关于武器、战略战术或者伤亡以及被俘人数，不要告诉人们补给品不充足或者不平等，敌人的情报机构人员，随时都有可能窃取到这些信息。”

一名士兵，或许是整个军团，根据休假许可令写出了他们自己的约束条规，题目为《给那些休假中的人的提示》。他们尝试着用滑稽的语言，来描绘德国国防军的残酷景象：“你必须切记，你正在融入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你已经习惯了那里非同寻常的生活环境。你必须做到入乡随俗，去适应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并且把自己的旧习惯完全忘掉。食物——你必须知道把镶木地板或者其他类型的地板翻开，因为当地居民总是把马铃薯储藏在地板下面。宵禁时间——如果你忘记带钥匙，你需要做的只是转动门上的圆形物体，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你才需要使用手榴弹来开门。对待敌后游击队员——你根本不用想方设法地向老百姓套问接头暗号是什么，如果你得到了一个不满意的回答，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开枪。关于动物——身背地雷的军犬，是苏联的一大特色产物；一旦苏联军犬没有爆炸，德国军犬就会冲过去，以撕咬的方式欢迎他们的到来。尽管苏联人享受着观看德军射杀军犬的游戏，但是你要明白，这样做是无法给人留下好印象的。与德国人民的联系——在德国，仅凭身穿妇女衣服，并不能就断定此人一定是敌后游击队员。但是尽管如此，这些身穿妇女衣服的人，对于任何一个从前线回家休假的人来说都是危险的。总体原则——当你在休假过程中，你一定要避免谈论关于苏联乐园的一切生活，免得听你讲述的每一个人都想到这里来，那样我们世外桃源般的舒适生活就会被破坏了。”

某种不可避免的玩世不恭状态甚至在勋章的颁发上都有所体现。第二年，当冬季作战勋章颁发到士兵们手中的时候，这块勋章立刻有了全新的名称——“冻肉勋章”。不满情绪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情况。圣诞节前夕，愤怒的第6集团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冯·赖歇瑙在他指挥部的墙壁上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我们想要回到德国”“我们已经受够了这里的一切”“我们肮脏的衣服上满是虱子，我们要回家彻底洗个干净”“我们不要这场战争!”事后赖歇瑙承认，自己“这样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显然“制造了巨大的紧张气氛”，是一种完全不顾自己部队中那些军官们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前途”的做法。

亨宁·冯·特雷斯科组织了一支由出身名门的军官构成的小团体，密谋对希特勒进行刺杀行动，在这支小团体中包括了一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一名苏联士兵在德国士兵身上的厚大衣里找到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号召“分布在各个小组、军团和部门的士兵委员会成员”的第三号前线密令。密令中这样写道：“同志们，我们中有哪个人不是因为受到了谎言的蛊惑而陷入东方战线之中的呢……希特勒发动了这场罪恶的战争，他将会把德国引入地狱……希特勒必须被除掉，而我们的士兵就能做到这点。德国人民的命运就掌握在前线士兵的手中。我们的暗号是‘滚吧，希特勒’！不要相信纳粹分子的谎言！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就意味着德国的灭亡。”

作为战争原动力的统治集团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控制着国家机器，甚至这种控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任何指责统治集团的言论都被作为散布敌对思想的行为而受到制止，而这些思想的散布者会被指控为是卖国贼。希特勒的统治地位不容挑战，而他的那些下属官员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替罪羊。1941年12月，希特勒免去了那些不同意自己的统治政策的指挥官们的职务。接着希特勒强迫布劳希奇辞职，并将自己任命为总司令。事实上，也从未有任何一位将军拥有过纳粹主义的实权。

德国军队试图在斯摩棱斯克以东的地域重新开辟一条牢固的阵线，但还是无法避免最终的失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现在我们不难发现，用以平衡军事力量的因素——地理条件、工业状况、经济状况和人民情绪——在1941年12月的时候，就发生了对轴心国不利的转变，再加上纳粹德国国防军进攻莫斯科的失败和美国加入战争，局势对轴心国是越来越不利了。而对于这场战争在心理上的转变，则发生在随之而来的对斯大林格勒的冬季战役中。部分是因为城市名字的缘故，所以这场战役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场针对个人的战争。

第二部 重开巴巴罗萨行动

第五章 保卢斯将军的第一战

1941年末，在希特勒的生气失望情绪中，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将军意外地成为了第6集团军的指挥官。一年之后，同样类似的失望情绪，却导致了保卢斯军团的彻底失败。

1941年11月，整个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莫斯科身上，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动荡不安的广袤土地上。11月19日，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师迎着暴风雪到达了靠近顿河的罗斯托夫，至此南方集团军群的前进限度已经达到了顶点。第二天，他们占领了通向高加索山脉的最后障碍一一横跨大河的桥梁。但是苏联指挥官铁木辛哥立即发起了反攻。由匈牙利人组成的德军左侧翼不堪一击，再加上苏军横越结冰的顿河河面发起的强大攻击，不久便使得克莱斯特的军队不得不向后撤退。

希特勒大发雷霆，因为莫斯科和高加索油田虽然近在咫尺却不能被自己控制在手。更糟糕的事情是，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军队的首次撤退。他拒绝相信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没有提供支援的能力，他拒绝接受克莱斯特允许他的军队撤退的事实。在到达米乌斯河流前线时，许多德国士兵早已处于严重的冻伤状态之中。

龙德施泰特在11月30日对希特勒说，如果他的指挥再也无法得到信任，那么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指挥权。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希特勒就免去了龙德施泰特的职位。接着他命令第6集团军的赖歇瑙接替龙德施泰特的职位，并且要他迅速阻止德军的撤退行动。赖歇瑙试图一一或者是假装一一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去做，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便无耻地派人给元首指挥部送去了信息，说这次从米乌斯河阵线的撤退已经无法阻止了。戴着单片眼镜的赖歇瑙的这个无耻举动引起了龙德施泰特的极大反感，龙德施泰特愤怒地将他描述为一个“半裸着身体，到处闲逛的无赖”。

12月3日，元首乘坐他的福克沃尔夫秃鹰座机亲自飞往乌克兰查看情况。他首先与党卫队警卫旗队的指挥官泽普·迪特里希交谈。但是让希特勒大感意外的是，迪特里希居然赞同龙德施泰特撤退的决定。

龙德施泰特和赖歇瑙都在波尔塔瓦设有指挥部，这座城市曾经居住着第一个入侵俄罗斯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不过在1709年入侵的时候，他就被彼得大帝击败了。在龙德施泰特尚未来得及动身离开之前，希特勒决定与他言归于好。他同意这位年长的陆军元帅回家，但只是回家休病假。9天之后，龙德施泰特接到了一张面值为25万德国马克的支票，作为来自元首的生日贺礼。

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决定继续让赖歇瑙兼任第6集团军和南方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职务，但是他仍然对赖歇瑙心存疑虑。在宴会期间，当希特勒仔细地咀嚼由小米、南瓜和马铃薯制成的泡夫[译者注：一种酥松的西点，内有掼奶油等馅心]的时候，赖歇瑙极力强调自己无法同时兼任两个指挥官的职务。他推荐保卢斯将军他的前任参谋长担任第6集团军指挥官一职。虽然对此人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希特勒还是接受了赖歇瑙的建议。因而在1942年的新年到来之际，从未真正指挥过一个部门或者军团的保卢斯，发现自己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先是被提升为装甲兵的将军，接着五天后，他就变成了第6集团军的总司令，而这些事情就发生在铁木辛哥发起向库尔斯克的攻势之后。

弗里德里希·威廉·保卢斯来自黑森州的一个自耕农家庭。他的父亲出身在一个邮差家庭里，起先是一所教养院的记账人，后来他成了海塞一拿骚（Hosse一Nassau)的首席财务主管。1909年，年轻的保卢斯非常渴望加入帝国海军，但是没有被录取。一年之后，军队的扩充为保卢斯提供了绝佳时机，但是由于他的出身，保卢斯明显感到自己在帝国海军中的地位十分低下。他的军队战友们称呼他为“亲爱的上帝”1912年，他与埃莱娜·罗塞蒂一索列斯库结了婚，这位女子的两个哥哥都是军官，而且她的家庭成员之一与罗马尼亚王侯有亲属关系。埃莱娜·罗塞蒂一索列斯库不喜欢纳粹党，但是保卢斯却对纳粹党非常崇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保卢斯就在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加入了自由军团，怀着无比崇敬的心理分享着赖歇瑙对希特勒的赞美。

作为第13步兵团的一名连队指挥官，对自己高要求的保卢斯确实能够胜任他的工作，可是相比机枪连队的指挥官埃尔温·隆美尔来说，保卢斯的才能就显得平淡无奇了。但与隆美尔这位完全不把他的上级长官放在眼里的指挥官所不同的是，保卢斯非常懂得如何搞好与上级领导之间的关系。他认真而谨慎地做着他的参谋工作，靠着咖啡和雪茄的维持，他常常深夜都在专注地研究着地图。他的嗜好是按照当年拿破仑进军俄罗斯的路线画出比例地图。后来他发现，在第三装甲师中的那些军官们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一般的对待，他们认为“相对隆美尔或者莫德尔来说，他更像一位科学家而非一位军事家”

保卢斯良好的行为举止使得他十分受年长军官们的欢迎。当1939年8月保卢斯成为赖歇瑙的参谋长后，他甚至能与这位脾气非常暴躁的将军相处得十分融洽。在战争的第一年中，保卢斯与赖歇瑙配合默契的行动，引起了其他年长军官的极大关注，尤其是在迫使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Leopold)投降的过程中[cdhyy注：原书为“金.利奥波德市”翻译错误。]，这种默契的配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攻占法国后不久，哈尔德将军把保卢斯调到柏林工作，让他担任总参谋部第一军需长的职务。在这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巴巴罗萨行动”的顺利进行策划最有效的行动方案。当一切入侵计划都走上正轨之后，赖歇瑙请求哈尔德能让他的参谋长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工作。

作为军队指挥官，保卢斯“难以置信的飞跃”在一周后停止了。1942年1月12日早晨，他的庇护人陆军元帅冯·赖歇瑙突然来波尔塔瓦看他。外面是零下20度的低温，午饭期间，赖歇瑙突然感到不舒适，接着便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倒下。当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立即命令第6集团军医术高明的老医官弗拉德医生将赖歇瑙直接接回德国。不省人事的赖歇瑙被牢牢地捆在多尼尔飞机里的扶手椅上。

飞机驾驶员坚持认为要在伦贝格着陆加油，但是飞机却意外地摔落在了伦贝格附近的田野里。弗拉德医生不顾已经骨折的腿，坚强地点燃了求救信号弹。当救援人员随同医生一行终于到达莱比锡的医院的时候，赖歇瑙早已经死亡了。事后，弗拉德将这个如同演电影一样的坠机事件报告给了保卢斯：“甚至元帅的权杖都被摔碎了。”希特勒下令以国葬礼仪安葬赖歇瑙，但他并来出席，而是派龙德施泰特代表自己去参加了葬礼。

尽管保卢斯的孤独个性让他显得有些冷漠，但是相对于许多将军来说，他对士兵们的个人感受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据说他曾经取消了赖歇瑙在1941年10月10日下达的关于鼓励“以严厉的手段”对待犹太人和敌后游击队员的命令，但是当第6集团军到达斯大林格勒后，他的宪兵连却要求他的士兵们逮捕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并将他们交给SD特遣队[译者注：纳粹德国集中营里，负责处决囚犯的分遗队]，进行进一步的“严厉审问”。

保卢斯必定要继承他的前任所遗留下来的很多东西。就在巴巴罗萨行动一开始，对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大屠杀就成了一种蓄意的行为，每当处死了敌后游击队员，“基督怠工者(JudischeSaboteure)”的称呼和“犹太一布尔什维克(judeo—bolshev'k)阴谋”的说法便会体面地将这一罪行掩盖过去。对敌后游击队员和阴谋破坏者的界定被大大地加宽，甚至远超出了国际公法的规定，只要是经过适当的审判，就可以处死任何被认定是游击队员和阴谋破坏者的人。在1941年7月10日下达的一个命令中，第6集团军司令部警告士兵们，任何穿着平民服装，头发剪得短短的人，都肯定无疑的是红军战士，都应该被击毙。那些被认定为行为举止异常的平民们，还有那些给隐藏在森林里的红军战士送去食物的平民们，也都要被处决。“有害的因素”，如像苏联官员们，这个定义已经从当地共产党书记、集体农庄的管理者扩充到了所有曾受苏联政府雇用过的人。如像人民委员和犹太人，都要被移交给宪兵连或者SD特遣队进行严格审问。随后的命令明确指出了“总体方针”——或者处死，或者烧毁村庄——作为惩罚阴谋破坏者的手段。根据党卫队特遣队8月份档案的记录显示，早在1941年7月，冯·赖歇瑙就下达命令处死了3000名犹太人，作为给阴谋破坏者的一个警告。

南方集团军群中士兵们的行为尤其令人厌恶。1941年8月10日，赖歇瑙的第6集团军司令部颁布了下面的命令：“分布在各处的军队、SD下属机构、SS(纳粹党卫军）装甲掷弹兵师和德国警务机构长官们的职责，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处决布尔什维克罪犯和所有的犹太主义分子。士兵们应该自愿协助SD处决那些罪犯，或者是作为围观者，并且将死刑场面拍摄下来。”而现在，“没有上级军官的同意”，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执行、观看或者拍摄死刑场面。后来，冯·曼施坦因将军告诉驻扎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第11集团军的军官们：“观看处决犹太人，对于军官们来说是件不光彩的事情。”在德国军人的逻辑中——一种在扭曲的思想指引下的逻辑——德国军官们对这样的无耻罪行根本没有任何内疚感。

有时候这样的暴行也会被阻止，但是却不是每次都如此。8月20日，第295步兵师的随军牧师向参谋长赫尔穆特·格罗斯库特中校汇报，在贝利亚一特沙科夫（BelayaTserkov)的一个小镇上，90名犹太孤儿正被关在一个令人作呕的环境中。士兵们将这些孤儿排队，从幼儿一直排到7岁的孩子。他们也会被杀死，就如同他们的父母那样被处决。作为牧羊人儿子的格罗斯库特早已被反纳粹分子说服，成为“阿勃韦尔”[译者注：德国反间谍机构]的一名官员，早在春天的时候，他就秘密地将巴巴罗萨行动计划告诉了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于是格罗斯库特立即找到了管辖这个小镇的指挥官，并且坚决要求停止这样的屠杀行动。然后他与第6集团军取得了联系，尽管特遣队的长官保罗·布洛伯尔早已告诫格罗斯库特，会将他的干涉行为报告给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希姆莱，但是还是没能让格罗斯库特停止干涉行为。陆军元帅冯·赖歇瑙支持布洛伯尔的行动，第二天晚上，这90名犹太孤儿被屠杀，以此来挽回特遣队的脸面。

格罗斯库特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直接递交给了南方集团军群指挥部。在给妻子的信中，格罗斯库特愤怒地说：“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就在刚回巴黎休假的时候，格罗斯库特便立刻去拜访了反希特勒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vonWitlzleben)。

发生在贝利亚一特沙科夫的残害无辜婴孩的大屠杀不久便被更大规模的暴行所取代。9月底，在基辅战俘营的33771名犹太人被4a特遣队和两支警卫队赶往基辅城外的巴比大峡谷里杀害了。“格罗斯行动委员会（Gross—A

陆军元帅冯·赖歇瑙在1941年10月10日向第6集团军发布的臭名昭著的命令得到了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的极力推崇，很快的，纳粹德国国防军的指挥官们便开始认为自己有责任承担在乌克兰剿杀犹太人和苏联老百姓的义务。

“在东方战场上的士兵们，不但是常规战争的执行者，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民族的典型代表者，而且更是为所有曾经施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的兽性行为的复仇者。因为这些原因，每个士兵都必须清楚而彻底地认识到，对劣种犹太人种的捕杀，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士兵们的职责就是“将德国人民永远从犹太人和亚洲人联盟的威胁中解救出来”。

报复性的掳掠、放火燃烧和屠杀行为并未因为赖歇瑙的死亡和保卢斯的到来而结束。例如，1942年1月29日，就在保卢斯接任第6集团军总司令的三周后，哈尔科夫附近的共青城村有150座农民的房子被德军士兵烧毁。在这次焚烧行动期间，有八名苏联人被屠杀，还有两名孩子也死了，据推测，这两名孩子是被如此大规模的焚烧场面吓坏了，四处躲藏，但却反而被大火烧死的。

在长达九年的反斯拉夫和反犹太人的政治宣传的影响下，德国士兵们认为自己有义务虐待苏联老百姓，即便少数士兵在这个时候还未完全接受纳粹主义的价值观，但是他们仍旧采取着虐杀行动，这场战争的本质决定了原始的和人为的情绪的并存。尽管在接到执行死刑的命令时士兵们显得有些勉强，但是人为的情绪要求他们必须执行，而在看到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和儿童也要被杀死的时候，原始的愤怒情绪便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士兵们普遍认为，妇女和儿童是不应该被卷入战争中的。

军官们刻意地回避着来自良心上的谴责，他们全力以赴地执行着那些适合战争的命令。那些传统战争的信仰者们对士兵们的这些行为感到震惊，但是碍于上级命令，也未对这些行为横加干涉。“审问结束，俘虏们就要被释放或者是被关到战俘集中营去，”来自第371步兵团的一道命令这样强调道，“没有主管部门军官的命令，任何战俘都不可以被处死。”

对掠夺的尺度，军官们也感到并不那么合适。只有少数士兵愿意付款给当地居民购买牲畜和农产品，弥补因为德国政府拒绝提供而短缺的日需给养。“这些陆战骄子们闯入蔬菜园，拿走了每样可以带走的食物，”第384步兵团的一名连级指挥官，在他们夏天向斯大林格勒挺进的途中，在日记中这样回忆道，“他们甚至拿走了家用的物品——椅子和锅碗瓢勺。这是种耻辱的行为。命令中明令禁止这样的行为，但是普通士兵是很难约束自己的，这全都是饥饿带来的恶果。”俄罗斯的恶劣气候给德国军队带来了严重的不好影响。劫掠俄罗斯人民储藏的过冬食物，就等于在冬天即将来临之际对他们宣判了死刑。酿蜜也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用以维持蜜蜂过冬的糖也全都被德国士兵抢走了。

只有少数军官意识到了下面这个更为可怕的事实：德国军队容忍或者支持纳粹党关于将在东方战线发动“闪电战役”的言论，指引着德国军队渐渐成为了犯罪集团。彻底的失败来自道德观念的缺失或者是缺乏拥护正义的勇气。单靠匹夫之勇并不能取胜，在俄罗斯战役的早期，纳粹党分子们还不敢采取比免去一位高级军官的职务更糟糕的举动。

希特勒操纵将军们的能力超乎寻常。即使在第6集团军中的大多数将军们并不信奉纳粹主义，但是他们仍然对希特勒非常忠诚，或者是自诩非常忠诚。例如，在4月20日回复希特勒“元首生日”邀约的一封信中，就是以“元首万岁”来署名的。在军人信条的指引之下，只要你不涉及政治，那么任何一位将军都可以完整地保住他的独立性和军人职业生涯的平稳性。第11集团军的卡尔·斯特雷克尔将军是一位资历颇深的老兵，他就对希特勒统治集团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在给他的士兵们的一个声明中，斯特雷克尔这样说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取得战争的胜利是我们唯一的信仰。让我们为士兵们的勇敢而欢呼！”斯特雷克尔还私自取消那些来自上级的不合法命令，并且亲自去核实这些命令是否真正的贯彻到了部队的每个部分中。他还任命格罗斯库特为他的参谋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们两人共同指挥一支小部队，一直坚持战斗到了最后时刻，而这样勇敢的行为源于他们对军人职责的忠诚，而非对元首的忠诚。

与所有的战争规则不同的是，投降的红军战士并没有保住他们的生命。在入侵乌克兰的第三天，第9装甲师的一个侦察部队指挥官奥古斯特·冯，卡格内克从他的装甲侦察车里看到：“苏联红军的尸体整齐地排列在街道的两旁，所有的尸体都是一个姿势——脸朝下。”很显然，这些人并不是在战斗过程中被杀死的。纳粹党极具迷惑性的宣传同时激起了士兵们的恐惧和仇恨的心理，刺激着士兵们一如既往地屠杀着红军和犹太人。与此同时，不断地提醒德国士兵他们是最勇敢无畏的战士，这样的宣传反而对军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因为它试图借助外在宣传来掩盖士兵们心中的恐惧，结果却适得其反。从纳粹党的宣传中，士兵们感受到的最大恐惧是被捕后的悲惨结局。“我们很害怕被俄罗斯人抓住，”卡格内克承认，“害怕我们措手不及的袭击行动会引起俄罗斯人更强烈的复仇心理。”

那些信奉传统战争模式的军官们对德国士兵从背后任意扫射苏联俘虏纵队的行为感到十分的震惊。这些前后相接的俘虏纵队，处于极度饥饿状态，但是夏日的高温，更让他们饱受干渴的折磨，他们棕色的制服和普洛特卡（Pilotka)军帽满是灰尘，他们现在的状态，并不比野兽群好到哪里去。一个看到这些俘虏纵队的意大利新闻记者这样写道：“他们大多数人都受伤了。他们的伤口没有包扎绷带，血和尘土在他们脸上凝结成块，他们的制服被撕扯成了碎条，他们的双手像刚挖过煤炭一样的黑。他们互相搀扶，缓慢地行走着。”伤员们得不到任何医疗救治，而那些不能够继续前进或者由于筋疲力尽而倒下的俘虏会被立刻处决。

苏联俘虏们根本不可能乘坐德国军队的运输工具，因为德军士兵害怕他们身上的虱子和跳蚤会污染那些运输工具。1941年9月3日，600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苏联俘虏被德军用毒气毒死了，这是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惨绝人寰的恶行，这也是齐克隆B型毒气罐的第一次试验。

只有大约1/3的战俘能够幸运地存活下来，一直到达战俘营。在德国战俘营中的大约870万人中，只有大约300万存活下来了，而其余的570万战俘则死于疾病、寒冷、饥饿和德军士兵对他们的暴行。监管战俘的任务是由德国军队自己负担的，SS(党卫军）和任何纳粹党的组织都没有插手此事。可是德国军队对待战俘的态度正如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WilhelmII)所作的一样残忍——1914年，在对待被关在坦嫩贝格集中营的9万名俄罗斯战俘时，他就认为这些人“应该被留下来等待饥饿和寒冷的折磨而死”。

在南部战线，一个月前被铁木辛哥攻占的位于罗佐瓦市的一个德国营地，向苏联军队呈现了更为残忍的一幕：在德军的监管下，由于“寒冷、饥饿和德军兽性的野蛮对待”而垂死的苏联红军俘虏的状态。1941年秋天被俘的苏联战士尤里，米哈依洛维奇·马克希姆原属于苏军第127步兵师，他是被送去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战俘营的苏军战俘之一。他回忆道：“所谓的战俘营里没有任何临时搭建的营房，只是一片被钢丝网围起来的开阔地。1.8万名苏联战士唯一的食物来源是在12口大锅中煮熟的少量马肉。当值班卫兵分发食物给我们的时候，手持冲锋枪的卫兵会杀死那些企图逃跑的苏联士兵。而这些苏联战士们的尸体会被留在那里三天，作为对其他人的一种警告。”

前线的德国军官希望苏联俘虏们得到更好的待遇，因为他们还有利用的价值。

“这些战俘所能提供的关于敌人数目和进攻计划的情报也许比我们的情报机构所能刺探到的更多。”第96步兵师的首席情报官这样认为。“这些缺乏战争经验的俄罗斯士兵们，”他补充道，“是非常容易被套出情报的。”与此同时，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宣传部门却发出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俄罗斯人的生命来换取德国士兵的存活。但是前线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知道，“只有更好地对待这些苏联战俘”，德国才能更准确真实而及时地掌握苏军的动态。然而，糟糕的事实是，这些苏联战俘得到的只是德军的野蛮对待。

斯大林对国际公法的厌恶给希特勒的灭绝计划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因此，当斯大林在德国入侵苏联一个月后向海牙国际法庭提起诉讼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斯大林并不是非常在乎海牙国际法庭的这一表现，但是德国军队的残暴已经开始扰得他心绪不宁了。

在红军军队中，并没有发布如同纳粹德国国防军那样的残忍屠杀战俘命令，但是党卫军成员和其他的德军士兵，比如曾经守卫战俘营的德军卫兵，还有盖世太保的成员们，都无一例外地被红军战士们击毙了。纳粹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们和装甲师的士兵们也被红军战士处以私刑杀死了。总的来说，这些击毙德军俘虏的行为是散乱而无法统计的，但是这种行为并未被公开化，只是局限在一个小范围之内。苏联当局强烈地渴望得到活口，尤其是那些可以从中审问出情报的军官们。

对于敌后游击队员们，包括红军特遣队来说，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是被看做非常有利用价值的少数德国人群之一。第22装甲师的一位被俘的德军军医回忆道：“我的救护车顶上架着一挺机枪，机枪的旁边是象征救死扶伤的红十字。但是这个红色十字在俄罗斯军队中却显得十分滑稽，因为它表示我们只能为我们自己的伤员服务，而不再是对任何人有效的救死扶伤标志。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1941年12月29日，一个设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费多西亚海岸的德军野战医院被苏联海军陆战队的步兵团发现后，异常兴奋的苏联军人杀死了大约160名德军伤员。很多人被直接从医院的窗子扔了出去，另外一些人则被拖出车外，浸泡在冰冷的海水中，听任他们活活冻死。

在战争开始的18个月内，德军对红军战士们所施加的暴行——如果不是因为德军的迅速撤退，这样的暴行肯定会更多——让许多德国人不由自主地将这场战争与三十年战争相对比。无论如何，与20世纪最残忍的战争之俄国内战相比，希特勒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圣战无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随着战争的向前推移，俄罗斯人的愤怒和可怕的复仇欲望被有关德国军队在“侵占领地”内的所作所为的新闻报道引燃：德军野蛮地烧毁俄罗斯村庄，平民们要么因为食物被掠夺而不得不忍受饥饿，要么就是被残忍地杀害，或者被流放到集中营去做苦力。这种反对斯拉夫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和被唤起的俄罗斯人的复仇心理，决定了德军在这场毫无人性的战争中必将彻底失败。

保卢斯将军在一个困难的时期接管了第6集团军，赖歇瑙的死亡给他带来的震撼也许比他所表现出来的更大。他的第一次实战指挥经验是在1942年1月，那次德军想要围攻莫斯科，但是在斯大林的指挥下，红军成功地取得了反围攻的胜利。事实上，在南部战线的任何一支德国军队此刻的处境都是十分艰难的。驻扎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冯，曼施坦因将军的第11集团军，至今都未能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而来自高加索山脉的红军在12月底的时候突然袭击了曼施坦因的军团并且夺回了刻赤半岛。希特勒因此大发雷霆，将指挥官冯·施波内克将军送上了军事法庭。

保卢斯将第6集团军的指挥部向前移到了哈尔科夫，而这恰恰是铁木辛哥元帅的攻击目标。俄罗斯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30度，甚至有的时候比这更低。在铁路和公路上行驶的德国运输车因为彻底结冰而无法继续运行了，可单靠马拉大车来运输仅仅能为德军提供很少的日需给养。

铁木辛哥的计划是切断顿巴斯工业区的道路并且占领哈尔科夫，将德军置入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中。但是这个钳形攻势的大部分都没有形成，只有南部军队设法切断了德军的阵线，成功地向德军阵线挺进了差不多60英里。但是燃料和支援部队的缺乏，再加上随后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使得红军的前进计划不得不就此搁浅。

第6集团军继续坚守着阵地，但是保卢斯却感到心神不宁。当初希特勒并不情愿将南方集团军群的指挥权交给陆军元帅冯·博克，而这位元帅在反攻过程中又表现得过分谨慎了点。在哈尔德将军的庇护下，保卢斯得以继续担任着他的指挥职务。但他的参谋长——费迪南德·海姆上校却被调走了，接替他的是阿瑟·施密特上校——一位出身于汉堡商人家庭，长着一个尖细的下巴，说话非常的刻薄的人。施密特对自己的能力非常的自信，同样拥有庇护者的他，默默地在第6集团军内支持着保卢斯的指挥工作。保卢斯非常信赖施密特的判断力，尽心地扮演着计划实施者的角色一一有些人甚至更过分地将保卢斯比作傀儡——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采取着施密特建议的各种各样的策略。

1942年的初夏，聚集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德国军队对官员们的道听途说不再那么感兴趣了，他们更直接地关心的是兵力的补充和队伍的重新装备。对于职业化的德国军队来说，只要春天和新的装备到达，那些有关冬天的可怕记忆就会立刻消失。“军队的士气再度高涨，”一位指挥官在连队的最后18辆坦克得到重新装备的时候这样说道，“我们处在一个最佳的备战状态之中。”他们甚至并不为自己那只有50毫米直径弹药筒[cdhyy注：主炮】的马克三型坦克根本无法穿透苏联坦克的事实而担心。

尽管没有明确的命令下达，但是军团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德国将会发起一场规模非常庞大的攻势。就在3月份的时候，第297步兵师的一位上尉非常不愿意被调回法国参加营部指挥官培训班，可他的上司普费弗将军却对他说：“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这场战争也许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最终你也许将会为留下来体会真实战争感到可怕和后悔。”

3月28日，哈尔德将军驱车前往拉斯滕堡，亲自向元首递交了要求拟定的攻占从高加索山脉直到俄罗斯南部伏尔加河地区的计划。此时的德军根本不知道，莫斯科的红军最高指挥部正在根据铁木辛哥的提议，准备重新攻占哈尔科夫一带地区。

4月5日，元首指挥部下达命令，要德国军队做好发起“在东方的最后决胜战役”的准备。与此同时，北方集团军群按照原有的“北极星行动”计划包围了列宁格勒，并且与执行“齐格弗里德行动”计划的芬兰军队汇合，整个计划被重新命名为“蓝色计划”——将在俄罗斯南部展开。

希特勒仍然相信“纳粹德国国防军的优势远超过苏联军队”，因此固执地认为德军不需要任何的后备军。而他同时也固执地认为，自己对指挥官们的撤换已经将最近发生的那些有关失败的记忆从德国军队中完全抹去了。被以最快速度重新任命的陆军元帅冯·博克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夺取高加索油田，更不用说去牢牢地控制高加索油田了。尽管元首指挥部一再地坚信，但是冯·博克却认为，苏联军队不会将储量丰富的油田留给德军。“我最担心的是——俄罗斯军队也许已经抢先行动摧毁了高加索油田——我们的进攻也许毫无用处。”冯·博克在自己5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5月8日，就在博克在日记上写下他的忧虑的同一天，瓦尔特·冯·塞德利茨一库尔茨巴赫将军来到了他的营地，这位将军曾成功地粉碎了德米扬斯合围圈。炮兵出身的塞德利茨是杰出的骑兵将军弗雷德里克的后裔一一年轻时曾因为拥有与疾驰的帆船同样快的速度而出名，但更著名的是在罗斯巴赫的七年战争中，带领他的骑兵部队取得胜利的事情。如同他的先辈一样，瓦尔特·冯·塞德利茨也活力充沛，这便注定了他将劳碌一生。当天下午，在与妻子告别之后塞德利茨便坐上了从柯尼斯堡起飞的飞机，前往接任保卢斯集团军下属的第41军的指挥官一职。当塞德利茨在机场与妻子道别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别，差不多就是14年。”

第二天，塞德利茨就前往了哈尔科夫。塞德利茨发现，这座城市并未因为被占领而受到严重的损害。“除了一所夸大的斯大林式的新式大学和一个巨大的美式建筑拖拉机工厂外，所有的建筑物都呈现着沙皇时代的特征，市中心的每件物品几乎都是用砖头搭建的，只有外露的部分才暴露出房子的主体是由木头构成的。”组成他的新军的有：第44步兵师和普费弗将军的第297步兵师。

5月10日，保卢斯向陆军元帅冯·博克递交了他草拟的弗雷德里克计划，用以清除铁木辛哥在1月攻势期间留下的巴尔汶科沃突出部。博克非常担心苏联军队发起再次总攻，但是这个担心却变成了现实，苏联红军以更快的速度展开了攻势。铁木辛哥已经调集了64万人、1200辆坦克和接近1000架飞机。5月12日，也就是将弗雷德里克计划正式列入实施计划的前六天，红军从两面对德军展开了攻击，一方面是环绕沃尔堪斯克，另外一方面是从巴尔汶科沃突出部隔离开哈尔科夫。博克提醒保卢斯要展开快速的反攻，并且采取有效的空中支援，但是苏联坦克旅已经冲破了瓦尔特·海茨将军指挥的第8军驻守的防线。当天晚上，俄罗斯坦克就行进到了距离哈尔科夫只有12英里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博克意识到，敌人围攻沃尔堪斯克的后果远比他料想的更糟糕。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受到了来自各个方向上的连续猛击，在持续长达72小时的枪林弹雨的猛击之下，保卢斯损失了16个营。保卢斯坚决认为，采取有效而及时的撤退行动不仅非常必要，而且也是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但是，博克却有他自己的不同想法。他说服哈尔德，去劝说希特勒，如果调遣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前去援助保卢斯，就可以转败为胜。一直盼望胜利时刻到来的元首立刻认为这将是一个难得的彻底打垮敌人的良好机会。于是便即刻下达命令，要求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全速前往前方阵地，攻击敌人的南部侧翼。他命令纳粹德国空军不惜一切代价，要在克莱斯特军队到达前线之前阻止铁木辛哥阵线的形成。

5月17日，到达前线的克莱斯特开始从南面攻击巴尔汶科沃突出部。直到正午的时候，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向前推进了10英里，他的装甲集团军不得不采取近距离的攻击战术来与苏军的T—34坦克交火，以此来避免浪费“如同烟火信号弹般”的弹药。

5月17日晚上，铁木辛哥向莫斯科发出了求救信号，请求派援兵来阻止克莱斯特的进攻。根据朱可夫所说的，铁木辛哥并未告诉莫斯科自己的军队很可能会处于被包围的危险之中，因此前线的主要政治委员尼基塔·赫鲁晓夫执意声称，斯大林命令他们不准向后撤退（这后来成为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中指控斯大林的有力证据)。终于，在5月19日，铁木辛哥得到了斯大林的允许放弃了攻势，但是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博克认为，密闭合围圈的时候到来了，于是决定让保卢斯从北面展开攻势。这场战斗最终的结果致使大约25万苏联红军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状态之中。第389步兵师一位年长的军士回忆，他的精锐部队的士兵们发现，在一个红头发的家伙指挥之下，苏联妇女战士们竟然像“土匪”一样地向我们发起进攻。“这些雌性动物，采取着奸诈和危险性极大的战斗方式。她们躲藏在稻草堆中，当我们经过的时候，出其不意地从后面向我们开枪。”

正当合围圈渐渐收拢的时候，第2装甲团和一些机械化炮兵部队发现，在黄昏的时候，自己与主力部队的联系正在被渐渐聚集起来的俄罗斯人切断。指挥这支部队的是极具传奇色彩的海因茨·格拉夫·冯，施特拉赫维茨，他以“坦克伯爵”而名声远扬。49岁的施特拉赫维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骑兵——迄今为止，他的部队是在1914年那场战争中唯一能看到巴黎近在咫尺的军队——仍然保留着黑色的八字须，并且穿着如同19世纪20年代的电影人物一样的华丽服装。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保持着对危险的高度警觉性，而这是他得以享有很高名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得以让他成为了一名幸运的指挥官。

虽然此时无法对自己的处境有个准确的把握，但是从夜幕降临开始，施特拉赫维茨便命令第16装甲师连夜形成一个环形攻势。第二天早晨，当第一缕阳光出现的时候，施特拉赫维茨将骑兵中队的指挥官之一——上尉贝恩德·冯，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男爵和另外两名炮兵部队的军官一起叫到一个小山顶视察周围的情况。当这四位军官正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周围情况的时候，施特拉赫维茨突然抓住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的胳膊将他拖下山头，同时高声叫喊着要另外两名炮兵部队军官赶快躲藏起来。但还是来不及了，这两名军官被来自另外一个小山头的苏军大炮击中。施特拉赫维茨没有耽搁一秒钟，立刻命令驾驶员启动汽车，并且命令坦克集中火力攻击苏军炮手所在的山头，掩护自己安全地撤回大部队中。

在春天潮湿的冷空气中，红军战士们发起了持续一周的猛烈攻击。他们孤注一掷地猛攻德军——有时这样的猛攻一波接着一波——他们在夜里猛攻德国人的前沿阵地，但是德国人的阵地是异常稳固的，借助镁光灯的照射，成千上万的苏联红军被德军残忍地杀死了。德军阵地前成堆的尸体证明了苏联军队的这种勇敢行为无疑是在自取灭亡。那些苏军幸存者们，从未感到自己真正从镁光灯的照射中摆脱出来。在一位不知名的红军战士口袋里发现的报纸碎片上写着下面一段文字：“当德军的镁光灯在云层上闪动的时候，我似乎又一次看到了我的恋人。”

在苏联军队中，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想要临阵脱逃。落入“巴尔汶科沃捕鼠器”的苏联第6和第57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保卢斯和克莱斯特的军队俘虏了大约24万名苏联士兵，缴获了2000门大炮和铁木辛哥军队的大部分坦克，他们自己的损失才不过2万人。其他所有的军队都向他们表示祝贺。保卢斯发现，在纳粹党的新闻报道中，那些从不愿去赞扬人的贵族统治论者居然对自己朴素的家族血统大为宣扬。元首授予他骑士十字勋章，同时还对“第6集团军以少胜多的成功”表示非常的欣赏。保卢斯的参谋长施密特后来承认，这场战役对保卢斯的最大影响在于他对希特勒的态度的转变。元首撤回会造成巨大损失的反攻命令的决定让保卢斯更加相信自己的才能，同时也让国防军最高司令部相信自己对整个战局的分析是十分清晰准确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保卢斯还收到了来自陆军总参谋部的少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的赞扬信，而这位少校在战役期间曾经是自己的同事。“这是一件使人精神何等振奋的事情呀，”施陶芬贝格写道，“在军官们互相争吵和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时，在他们根本没有勇气为自己同胞的生死而表达自己的看法的时候，你们的队伍却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国家为人民而战斗，你们毫不犹豫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的生命。”保卢斯并不在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故意的，他对这封密电信函未予理会。

显然，保卢斯并不愿意去追究希特勒的过失，然而就是因为希特勒的过失，使得“巴巴罗萨”计划演变成了他异想天开的怪念头，这也许就是使得前线指挥官们身处险境的最根本原因。希特勒陶醉在自己的想法中，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并且一刻不耽误地传达着自己的神圣命令，以此来远程遥控前线的每一支军队，将每一次战事行动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第六章 “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土地？”

6月1日一大早，希特勒就乘坐他的福克沃尔夫秃鹰飞机从拉斯滕堡附近的机场起飞，前往设在波尔塔瓦的南方集团军群指挥部，此行的目的主要针对即将展开的夏季攻势举行一系列会议。能够受到元首的接见，使得陆军元帅冯·博克和他的老部下：第1装甲集团军的克莱斯特、第4装甲集团军的霍特和第6集团军的保卢斯感到非常的兴奋。此间，另外一位年长的纳粹德国空军官员，空军上将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男爵也被引荐给了希特勒。

里希特霍芬一一“红色男爵”的堂兄弟一一早在1917年就加入了骑兵中队，是一位常常板着面孔，非常有才智，但却又非常傲慢的人。在他的档案中，记载着一系列冷酷无情的事情。在西班牙战争中，他指挥秃鹰军团采取地毯式轰炸的进攻方式；在1937年，他又对毁坏格尔尼卡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而这些都是现代恐怖战争的代表性实例。1941年4月，在摧毁贝尔格莱德的战役中，里希特霍芬指挥的第8航空军杀死了1.7万名平民。战争结束后，他的总司令亚历山大·勒尔将军作为替死鬼被南斯拉夫人处死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里希特霍芬的飞机分队在入侵克里特岛的时候将满是威尼斯式建筑物的干尼亚和伊拉克利翁炸成了一片瓦砾。

在展开攻势期间，希特勒根本不关注斯大林格勒，但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却引起了他的将军们的关注。希特勒完全沉醉在高加索山脉的油田中。“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迈科普和格罗兹尼，”希特勒告诉自己的将军们，“那么我们就必须宣布结束这场战争。”在那个时候，斯大林格勒唯一能引起希特勒关注的地方在于：清除那里的军工厂，并且试图将那里作为在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可靠阵地，而占领这座城市本身并不是必要的事情。

“蓝色计划”的第一步是占领沃罗涅日，第二步是在西部的顿河设一个合围圈，将苏联的主要军事力量包围起来。当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攻占高加索山脉的时候，第6集团军要向斯大林格勒挺进，保护进攻军队的东北侧翼。在博克陈述完他的计划之后，希特勒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希特勒让一切都听起来异常的简单，他认为：在冬天的战争之后，红军将被彻底击垮。哈尔科夫战役的胜利再次证明了德军的优势无可匹敌，因此，希特勒肯定自己将会在南部战线上也取得同样的胜利。所以他计划，一旦塞瓦斯托波尔攻克，他就立刻派曼施坦因的第11集团军向北挺进。他甚至向曼施坦因讲述了他的梦想：派遣德国装甲车纵队横穿高加索山脉，向中东和印度进军。

在“蓝色计划”全面开始之前，必须先进行两个辅助进攻计划，目的是全面清理战线，并且为保证全面进攻的顺利进行攻占横跨顿涅茨河的桥梁。6月5日下午，第6集团军的许多军官和士兵们前往哈尔科夫观看芭蕾舞表演，享受大战开始之前的最后一次放松。这些没有薪水的舞蹈家们，依靠纳粹德国国防军给予的日需给养安全地度过了整个冬天。那天，舞蹈家们表演的是《天鹅湖》，台下拥挤的观众汗流浃背地陶醉在他们的演出中，并不时地为齐格弗里德王子的悲惨处境叹息，同时也对恶人罗特巴特的邪恶行为而感到愤怒[注：这里存在两个不可思议的巧合：齐格弗里德是“蓝色计划”的原始名字，而在德语中，罗特巴特(Rothbart)就是巴巴罗萨]。演出结束后，士兵们迅速地返回了自己的营地。就在这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第6集团军的主要分队便开始悄悄地向东北方向的沃尔昌斯克防区进军了。

6月10日凌晨2点，第297步兵师便借助强击艇开始了他们渡过顿涅茨河的行动。在远处炮火的掩护下，先锋部队开始在河面搭建一座6码宽的浮桥。当天晚上，第14装甲师的坦克就格格作响地通过浮桥到了河对岸。第二天早晨，在苏联守军还没有来得及用他们的炸药炸掉桥梁之前，顿涅茨河上游的一座大桥就被德军攻占了。但是渡口太狭窄了，士兵们不得不在两边都布满地雷的路上用白色的布条标示出安全的通路。随后而来的一场大暴雨，把泥土路变成了沼泽地。有两个弹药筒突然爆炸，泥浆和黑色的烟雾伴随着刺耳的爆炸声腾空而起。在一旁拉着沉重物品的马匹，惊跳着挣脱了缰绳四处乱串。一颗地雷爆炸了，其中一匹马被炸得粉碎，而周围的其他马匹也纷纷倒下。马匹拉着的四轮车着起了大火，火焰迅速地散播着，一个接一个地装着弹药和军需品的马车燃烧起来了，轻武器弹药和手榴弹在大火的作用下立刻开始爆炸。

苏军的这种小规模战斗方式无疑是成功的，在接下来的日子中，德军遭遇的不幸仍然还在继续着。一位由斯瓦比亚人组成的部队的师级参谋长在前往视察一个尖兵分队的途中正与邻近部队的将军在铁路路基上交谈的时候被隐藏在灌木丛中的俄罗斯狙击手打死了，司机的左肩也被射中。一同前往的将军立刻命令随行步兵和大炮向灌木丛中开火，然后将参谋长的尸体放入车中，匆匆地离开了“这个倒霉的地方”。当天晚上，在指挥部举行的晚宴上局面异常的混乱，年轻的将军们甚至开始讨论死亡的好处。一些人认为这位陆军少校参谋长的意外死亡是让人羡慕的典型的军人死亡方式，而另外一些人则非常沮丧，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射击游戏中死亡是对一名军官身体的侮辱。还有少数军官异常的沉默，他们正在想，未来的某个时候也许自己的身体里也会有这样一颗子弹。

当第6集团军和第一装甲集团军着手于为“蓝色计划”的实施做准备的时候，由于计划是在6月28日正式开始，因此所有与此行动有关的其他军官都一时感到手足无措。6月19日，第23装甲师的指挥官赖歇尔少校乘坐一架斯图卡轻型飞机飞往前线视察，这位少校并没有采取常规的安全保密措施，而是亲自将“蓝色计划”的整个计划资料带在了身上。在远离德国防线的地方，这架斯图卡被击落。一队德军侦察兵被派往寻找少校的尸体和他身上携带的文件，但是俄罗斯人比他们先到了一步。希特勒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愤怒不已，气得语无伦次。他提醒赖歇尔部队的指挥官们，他们也许将要面对一场巷战。

最大的讽刺来自斯大林，当知道红军获取了这份文件的时候，他竟然草率地把这份文件当做伪造品来对待。在这里，我们再次提及斯大林不可理喻的固执，在前年的时候，他甚至拒绝相信任何关于希特勒会再次攻打莫斯科的观点，因为这在他看来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6月26日，当斯大林与戈利科夫将军召开会议的时候，西南前线指挥部将从赖歇尔身上搜到的文件送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根本不相信它的真实性，因此当戈利科夫提出布良斯克前线即将会受到德军的威胁，并且对此文件深信不疑的时候，斯大林生气地将文件扔了一地。戈利科夫直接被送回他的指挥部，并且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迅速发起了夺回奥廖尔的攻势。他和他的参谋们用了整整一个白天和几乎整个夜晚的时间来草拟一份行动计划，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德军的攻势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展开了。

6月28日，在库尔斯克附近的德军第2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从正东面开始进攻沃罗涅日，并不是如同斯大林所认为的，从北面攻打奥廖尔和莫斯科。配备了全新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并且有装甲师的支援的纳粹德国空军决定以空战作为整个进攻开始的序幕。首次突破一成功，在里希特霍芬的斯图卡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霍特的装甲车部队便全速向前推进了。

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成功突破给莫斯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斯大林同意了戈利科夫更多坦克支援，并且从红军最高指挥部后备军中调集几个旅，同时还调集铁木辛哥的西南前线部队加入战斗的请求。但是由于落后的通讯设备，苏联红军的反攻准备被延误了很长时间。一架德军福克沃尔夫189战机秘密地侦察到了苏军部队的营地，于是在7月4日那天，里希特霍芬的第8航空军再次发起了进攻。

6月30日，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穿过前沿阵地，准备向东边的顿涅茨河挺进。他的左翼是匈牙利第2集团军，右翼是第1装甲集团军。苏军的抵抗比预料中的更顽强，除了装甲车外，苏军还出动了T一34坦克、反坦克大炮，还挖掘战壕，并且派出了伪装成斯图卡飞机的战机。但是这种形式的战斗组合方式却将俄罗斯坦克部队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处境中，因为德国装甲兵部队的作战经验远优于俄罗斯。苏联战士们要么死守阵地到最后，要么就是在最后时刻临阵逃脱。“俄罗斯坦克像乌龟一样地爬出他们的阵地，”一个飞行侦察兵这样写道，“然后企图以之字形的行进方式逃跑。一些苏联红军仍旧穿着他们的迷彩服，就如同给乌龟戴上了绿色的假发。”

德国部队穿过无边无际的种满向日葵或者谷物的田野继续向前推进着，他们所要面对的危险之一，是因为前进的速度太快而让红军有机可乘，使得他们得以从后面或者从侧翼进行攻击。在大多数情况中，当德军向后面开枪的时候，红军战士们会倒下，假装被打死了，并且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是当德军走近去核实他们是否真的死亡的时候，这些苏联战士们就会“在最短的距离内击毙德军”。

尽管德军不断地向前推进着，但是参谋部的军官们还是因为苏军从赖歇尔少校身上缴获的计划资料而感到不安，他们甚至已经在私下里讨论过。但不管怎样，哈尔科夫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手，现在，他们害怕德军会采取任何不明智的轻率之举。他们并不知道是否敌人正在积极筹备后备军，然后展开一次出其不意的反攻，或者是否正在计划收回边远失地，摆开一条更长的战线，从而切断德军可怜的供给线。但是，不管从哪方面来看，此时德军参谋们的担心都太过多虑了。苏联军队陷入了超乎想象的混乱状态之中，由于落后的通讯设备，参谋官和指挥官们飞身躲藏在双翼引擎飞机的四周，以躲开梅塞施米特飞机极力探明苏联军队所在位置的企图。

赖歇尔事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狡猾的苏联军队将会根据这份文件安排一个巨大圈套的想法一直影响着德国军队的行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这个说法更得到了许多幸存者们的认可，但是冷战时期的德国历史学家们在分析战争失败原因的时候却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斯大林最大的失误就是拒绝让他的军队后撤。1942年7月，红军先于德军开始撤退并不是一个有计划的预谋，而撤退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斯大林终于同意允许指挥官躲避进攻的意见。但是这个并非预谋的行动结果，却让德国在顿河以西布置的钳形攻势没有了丝毫用处。

红军最高指挥部坚持认为，沃罗涅日作为一个交通枢纽应该被一直坚守到最后。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坚持守住沃罗涅日，来防止德国军队穿过顿河上游继续向前推进，那么铁木辛哥的整个西南前线将会被德军从侧翼完全包围。

沃罗涅日是第24装甲师一一迄今为止，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唯一一支全摩托化装备的部队一一的首要攻击目标。在“大德意志”师和第16摩托化师的掩护下，第24装甲师开始向沃罗涅日进军。7月3日，第24装甲师的装甲精锐部队就到达了顿河，并且攻占了一个桥头堡。当天晚上，装甲精锐部队的士兵们在俄罗斯人还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就从已经被“大德意志”师突袭占领的主要渡河大桥上通过，直逼沃罗涅日而去。

7月3日，在高级官员的陪同下，希特勒再次飞往波尔塔瓦与陆军元帅冯·博克商量战事。希特勒再次被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胜利所激励着，并且将曼施坦因升为了陆军元帅。“在会谈期间，”博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元首十分推崇英国军队的做法：一旦将军们违抗命令，就会被立刻处死，以此来阻止存在于军队中的任何主观行为！”在场的所有德国军官们都被迫逢迎地鼓掌表示赞同。尽管元首在他的说词中带有夸大的色彩，但是将军们却很清楚，元首不允许放过任何苏联军队，尤其是处于顿河河曲沃罗涅日东南的苏联军队。看起来，似乎沃罗涅日会很快被德军攻占。

接下来，希特勒做出了一个糟糕的折中决定。他让博克率领一支已经忙于交战的装甲军团继续进攻沃罗涅日，同时却将其余的部队向南派去援助霍特军团。但是留下来进攻沃罗涅日的军队，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快速地完成进攻任务。防守沃罗涅日的苏联红军，采取更猛烈的巷战方式来坚守阵地，而这种作战方式把德军完全置于劣势之中。

在战争中，偶然存在的情况远比事先的计划部署要多，苏联军队集中力量保卫沃罗涅日的战斗就不是事先在地图上计划部署好的。新下达的命令，允许铁木辛哥的军队向后撤退，以防止落入德军的包围圈内，但是在7月12日，不幸的事情却降临到了这支军队头上一一红军最高指挥部重新开辟了一条斯大林格勒前线。虽然没有人敢于说出让红军后撤到如此远的伏尔加河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举动，但是，人们已经开始猜测，将有一场重大的战役发生在伏尔加河。最重要的证明是来自萨拉托夫的由NKVD组建的第10步兵师——有五个团驻扎在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的一封加急电报。这支部队的部分指挥官是由NKVD的地方部门成员担任的，而它的民兵组织组建培训了自己的一支装甲分队和两支坦克部队，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伏尔加河上的运输通道。

这些天的战斗对德军前线部队来说是值得骄傲的。“凡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一个侦察兵这样写道，“都有德军装甲车和半履带车在行驶。俄罗斯大草原上，三角旗在明媚的阳光下迎风飘舞着。”指挥官们大胆地站在坦克回转炮塔上，高高举起胳膊，指挥他们的部队向前挺进。履带搅动灰尘向两边扬起，就像是船在水面泛起的波浪。

在这些天的前进途中，年轻军官们异常的兴奋，他们相互比赛，看谁能先到达并夺取顿河港口的罗斯托夫。春天的宜人气候以及全新的装备，还有不久前在哈尔科夫取得的重大胜利，让德国士兵们的士气大为振奋，同时也让他们忘掉了冬季战役的噩梦。“有两种思想在我们的脑海中并存着，”第三装甲师的中尉克莱门斯·冯·卡格内克伯爵一一他在不久后便获得了橡叶十字勋章一一这样解释说，“我们欢欣鼓舞地向前冲，同时我们也知道敌人将会在下一个冬天给我们沉重的打击。”德军似乎也渐渐遗忘了俄罗斯人的力量，遥远的距离、恶劣的气候和糟糕的道路，这些都曾无情地折磨着他们的现代化机械设备，并且迫使他们退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战方式和作战形势中去。

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的最初几个月中，德军步兵团一直关注着自己越过苏联边境向前推进的距离。现在他们不再这样麻烦了。他们步行向前，满脸都是汗水和尘土板结的混合物，他们以“10公里的速度”（每小时6英里）试图追上前面的机动化部队。装甲师的指挥官们似乎也忘记了大多数德军炮兵团并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的事实一一那些拉着沉重大炮的马匹，伴着规律的咳嗽声，在扬起的尘土中缓慢地行走着。炮兵们因为疲劳而不得不斜依在马匹的后背上行走。然而，现代技术和俄罗斯大草原的平坦地形，又给德军带来了有利的一面。任何在前进过程中与苏联军队交战而受伤的德军都会很快地被“森塔斯一容克(Sanitats一Ju)”——一种由容克52改造的救护飞机——接走。

似乎永远看不到边际的地平线和浩瀚的天空，只有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左右摇摆行驶的车辆，这种场景让人们更容易想到的是大海——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船舶随着汹涌的波涛上下起伏——俄罗斯大草原就像没有在地图上标示出的一片汪洋大海。斯特雷克将军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这片无边无际的大海将会把任何入侵者吞没。”村庄成了陆地的代名词。在被太阳晒得干硬的俄罗斯大草原上，德军也能找到似乎有水源的地方。一名装甲兵指挥员发现远处有一座洋葱头形圆顶教堂，但是当他们到达那里时，却发现坐落在这里的村庄已经完全被烧毁，那些粗大的木头还在冒着白烟，只有砖砌的烟囱依然站立着。马匹和家畜的尸体躺在废墟周围，在烈日的曝晒下，他们的腹部膨胀，使得他们的四肢奇形怪状地摆放在空中。通常，唯一能代表生命迹象的是猫，喵喵地在废墟中乱串。

在一个还没有遭受战争毁坏的村庄中，一位年老的农民带着犹豫的神情来到德军面前，突然他一把抓下自己的帽子，然后匆忙地去为来访者沏茶倒水。与此同时，村里的一些妇女将鹅赶进附近的一条水沟或者是矮林中，试图隐藏好它们，但是村民们不久便发现，德国士兵的嗔觉远比他们想象的更灵敏，这些家畜很快被发现，并且被征用。

士兵们不仅仅满足于从野地里获取芜菁甘蓝和洋葱头，他们还从所经过的农民田地里或者是家庭菜园中劫掠所有的食品。小鸡、鸭子和鹅是最受德国士兵欢迎的战利品，因为他们非常容易携带和烹调。第6集团军的随军记者克莱门斯·波德维尔斯在他的日记中描述了经历6月30日的小规模战争后一队德军到达一个村庄时的场景：“‘黑色的手指’从坦克和半履带车上跳下，一场戏便开始上演了。

家畜和流着鲜血的鸽子在士兵们的枪杆上腾空拍打着翅膀‘飞’向德军的运输车，‘黑色的手指’重新跳上车，于是坦克和半履带车又开始了他们的旅程。”在那个夏天里，德国士兵们唯一不用麻烦当地居民就能得到的东西是向日葵籽——德国士兵戏称这些葵花籽为“俄罗斯巧克力”。

各种各样的不同报道让人不安，在事实与想象之间徘徊，让人们感到毛骨悚然。“一个小男孩站在路中间，”一位20岁的神学院学生在信中写道，“他不再向我们乞讨，只是口中咕哝着‘潘（Pan)[译者注：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畜牧神]、面包'”他的脸上挂满了常人所无法想象到的悲伤、苦难和冷漠。一位成为士兵的神学院学生，在他临终之前口中一直念叨着一首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风格的抒情诗：“德意志帝国，此刻我仍然记得这个名字。你拥有宽广的胸膛，强大的心脏。你是我的祖国，我将我的全部都奉献给你，包括我的热血一腔。”

依照他们自己的道德观念，德国同盟者们大肆地偷盗着共产主义者的东西。“我们的士兵偷了三大壶牛奶，”一位匈牙利下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当我们的士兵正在地下室寻找牛奶的时候，俄罗斯妇女们带着装满牛奶的壶下来了，士兵们拿出手榴弹，假装要扔向她们。妇女们惊吓得逃走了，于是我们的士兵拿走了牛奶。我们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希望以后我们都能如此幸运。”

7月的时候，进展缓慢的战事使得希特勒非常的不耐烦，虽然这种缓慢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装甲军团快速地突围在前，但是不久后，便因为燃料耗尽而不得不停止前进的步伐。看着地图上近在咫尺的高加索油田，想到缓慢前进的德国军队，希特勒的神经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希特勒的急切心态给德军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蓝色计划”的第一阶段正在顺利进行，在向罗斯托夫发起进攻然后向高加索山脉进军之前，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切断了铁木辛哥的退路，并且向斯大林格勒逼进。但是希特勒急于要进攻高加索山脉，因此他决定同时进行“蓝色计划”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这样一来，德军兵力就需要大规模地调动。不顾哈尔德的强烈反对，希特勒将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调往南部，同时调离了第6集团军下属的第40装甲军，从而放慢了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步伐。

对于希特勒专断地将“蓝色计划”的两个前后紧密衔接的阶段强行分离成两个同时进行的并列阶段的做法，陆军元帅冯·博克感到非常愤怒。希特勒命令巴伐利亚籍陆军元帅李斯特指挥A集团军群进入高加索山脉，同时让陆军元帅冯·魏克斯男爵负责指挥另一支B集团军群一一第6集团军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元首知道博克对自己的决定不满的时候，立刻免去了他的职务，并且指责他在沃罗涅日战争中有延误时间的行为。希特勒用这样的方式不仅重新调整了军队的部署，而且还重新调整了蓝色计划实施的时间和顺序。两周后，希特勒采取了他的下一个举措：扩大军队的活动范围，同时更进一步地集中军队的军事力量。

元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进攻高加索山脉上，他已经等不及德军实施在俄罗斯大草原北部的罗斯托夫设陷阱诱捕铁木辛哥的计划了。但是，德军目前唯一完成的包围圈非常小，是由第40装甲军在7月17日完成的米列罗沃包围圈。这支装甲部队没有浪费一点时间，让其余的德军部队留守米列罗沃，自己于第二天便转向东南方向，与尖兵队一起到达了莫罗佐夫斯克。接下来，他们用了仅仅三天的时间，以每天大约45英里的推进速度到达了顿河下游。

苏联俘虏的命运又一次陷入了恐怖之中。苏军第60骑兵师的文书斯捷潘伊格纳特维奇·奥迪内科特塞弗是德军在7月17日围攻米列罗沃的时候被俘的，和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俘虏们一样，他被赶往设在莫罗佐夫斯克的一个临时战俘集中营里。这个集中营紧挨着一条铁路，这条铁路是连接东到斯大林格勒，西至乌克兰的主要干线。在接下来的一周中，一些俘虏被赶往另外临时搭建的集中营里，而奥迪内科特塞弗发现自己被赶往了格鲁巴亚村庄附近的一个大铁丝网牢房中。

“饥饿威胁着我们的生命，’三个月后，当他被红军战士解救的时候，他这样回忆被关时的情景，“我们得到的最好待遇是泡在开水中的一点点黑面包，死马肉成了偶尔才能享用到的美味佳肴。我们不断地受到德军枪托的殴打，有时候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于饥饿或者鞭打。虽然NKVD对每位曾被德军俘虏过的苏军战士都存有戒心，但是审问奥迪内科特塞弗的军官还是相信了他所讲的事情。“这个人，这位军官在报告的末尾用铅笔潦草地写道，“看起来像一具裹着一层皮囊的骷髅。

7月19日，在德军如此快速的进军形势下，斯大林亲自下令，命令斯大林格勒防御委员会立刻展开筹备工作，以应付可能发生在斯大林格勒的战争。红军最高指挥部则担心驻守罗斯托夫的苏联红军无法坚持太久。德军第17集团军已经做好从黑海方向横穿顿河的准备，第1装甲集团军正从北部向罗斯托夫推进，而第4装甲集团军的部分军队则准备穿过顿河从东面进攻罗斯托夫。7月23日，由SS装甲师组成的第13装甲师和第22装甲师的精锐装甲部队则掉回头来，向从罗斯托夫的心脏地带一直到顿河大桥的地区发起了进攻。罗斯托夫城的战斗是非常激烈的，由NKVD指挥的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第二天，这支军队就在德军采取逐个建筑物清剿的行动中彻底被打垮了。听到这个消息，元首表现得非常兴奋，罗斯托夫的失而复得彻底抹去了德军冬季战役的耻辱。

7月16日，希特勒来到位于乌克兰文尼察的新指挥部。相对于设在拉斯滕71

堡中的“狼穴”来说，希特勒将设在这里的总部称为“狼人”[注：狼，在德国古语中是Adolf，这个词语让希特勒有种返祖的兴奋感]。当得知文尼察是“Fuderein”一一“没有犹太垃圾”的意思的时候，这无疑对元首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早在秋天的时候，一支警察队伍就已经在这里对犹太人展开了大屠杀行动。1938年，NKVD军队曾在这里屠杀了大约一万乌克兰人，因此这座城市被人们称为斯大林主义式的城市，但是德国军队却直到1943年，才找到了被屠杀的乌克兰人的大墓穴。

“狼人”总部位于文尼察城的北部，是一所由木头搭建的隐藏在松林中的宽敞小屋，而用来迷惑敌人的“元首房间”被搭建在一所私人庭院里。在敌人领土上的希特勒疑心颇重，他还里令人搭建了一所混凝土结构的掩体，以防万一。希特勒的保镖——拉滕胡贝在战后接受SMERSH的审问时向他们描述了文尼察的安全防备措施，对希特勒的每个细节都十分着迷的斯大林，要求SMERSH的头目阿巴库莫夫给他一份详细的审问报告。

负责服侍元首的生活起居和负责保证元首安全的每个细节都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拜占庭式的王室生活。在希特勒进屋之前，盖世太保们会搜查墙壁中是否装有窃听器和爆炸物。由德国园艺公司塞登斯拜尼尔（Zeidenspiner)设计，并由托德组织修建的蔬菜园是专供希特勒一人使用的。希特勒的私人厨师长豪普茨特姆佛伦·法特尔每天必须亲自去挑选蔬菜，任何被厨师长选中专供希特勒食用的蔬菜都必须在一个卫兵的监督下挖出，并且由他直接送往厨房。在烹调之前，所有食物必须通过严格的化学分析，并且在放入希特勒的菜盘之前，都要先由专门的试食侍从品尝。专供给希特勒的水一天之内也要被检查好几次，矿泉水在卫兵的监督下被装入瓶子，然后直接被送给希特勒。甚至是洗干净的衣服，在拿给希特勒穿之前，都要用X射线检查，以确保没有任何爆炸物隐藏其中。掩体外随时准备着足够的氧气罐，因为希特勒害怕敌人会用毒气来攻击他的掩体。盖世太保亲自监督保管这些氧气罐，并且定时对他们进行检查。

7月中下旬，元首在文尼察总部停留的时候正赶上天气十分炎热，室外温度接近40摄氏度。希特勒大汗淋漓，感到非常的不舒适，尤其是当他想到向罗斯托夫进军的时候，更是坐立不安。希特勒再也没有等待的耐心了，他不停地催促哈尔德加快计划实施的步伐。7月23日，在元首第45号命令中，希特勒修改了“蓝色计划”，因为他确信红军已经处于崩溃瓦解的最后边缘了。“在持续三周多的战役之后，南部侧翼的我军已经成功地按照我的计划开辟了东方战线。我们已经成功地将敌人包围起来，敌人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减，我们的军队已经成功地到达了更远处的顿河河岸。”

希特勒完全忽视了构成战争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前后关联性，现在，他决定一次性地达到自己的最终目标。第6集团军必须攻占斯大林格勒他不再满足原来仅仅推进到伏尔加河，然后摧毁那里的军工厂的计划——然后保卢斯将被命令派遣他的摩托化部队沿着顿河到达里海上的阿斯特拉罕，陆军元帅李斯特指挥的A集团军群将被调遣，去夺取从黑海一直到高加索山脉的所有东方海岸线。

在接到这个命令两天后，李斯特仍旧不相信元首会下达这样的命令。他唯一一能想到的是，也许希特勒得到了更可靠的信息，红军已经完全处于崩溃瓦解的边缘，而这个信息还没有传达给各个指挥部。军队的指挥官们也听说，曼施坦因的第11集团军已经成功地攻占了克里米亚半岛，并且正在前往列宁格勒前线的路上，而“大德意志”师和党卫队警卫旗队师的精锐装甲部队已经被调遣回了法国。“一直以来对敌人潜能太过低估的看法，”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逐渐显示出了其中的荒唐性，并且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

希特勒极力让他的同盟者们相信，自己会是这次危险赌博的最终胜利者，以求得到轴心国的增援。希特勒的说服能力让整个计划听起来非常具有可实施性，他的演说让人精神振奋——隆美尔嘲讽地称之为“阳光疗法”他说服了几位将军，最终赞同了他的计划。当希特勒夸大地指称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还有匈牙利第2集团军和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时候，这些军队的指挥官们非常清楚，他们自己并未真正地成为过德国军队的一部分，更不用说作为独立的集团军存在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足够可以用来抵抗坦克进攻的防御力量。德国将军们也赞同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对“纯粹的轴心国军队”的评价：“罗马尼亚军官和军士们‘远离战争'意大利人‘害怕麻烦'而匈牙利人‘只想着回家'只有斯洛伐克人和来自罗马尼亚的山区部队非常谦逊，但是将军们却认为他们装备落后，训练不精，完全没有做好为德国国防军而战的准备。”

尽管显得有点骄傲自大，但是来自多方的资料也证实了陆军元帅龙德施泰特的评论的真实性。日记、信件和苏联红军的审讯报告，都向人们清楚地展示了轴心国士兵和军士们的愚蠢和可悲之处。来自匈牙利第一摩托化旅的下士伊什特万·鲍洛格，在6月18日离开布达佩斯铁路站的时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地一片沉寂，军号发出哀鸣的声音’指挥着我们冲向‘鲜血浸染的俄罗斯土地’。

‘祈求圣母马利亚保佑匈牙利’‘为我们祈祷，并且保佑我们走出罪恶和灾难吧！阿门’。”三个月后，苏军在顿河河岸找到了这位下士的尸体，从他的身上找到了这篇日记，并送往莫斯科。另外一名匈牙利人在被俘后这样详细地述说着：“士兵们的情绪非常复杂，他们悲伤地踏上征程，他们既害怕俄罗斯大草原带来的死亡，但同时又被必胜的信念鼓舞着。在一些军队训练的过程中，士兵们甚至哼唱着歌曲。士兵和军官们欢快地喝着葡萄酒，没有人知道，等待着他们的真正战争是什么样子的。”

五天之后，鲍洛格乘坐的火车路过了一些从前的战场。“到处都是苏联坦克碾压过的痕迹。看着这样的场景，我们想到了共产党人正要向匈牙利进攻的说法，这让我们毛骨悚然。感谢上帝，这个行动已经被阻止。我们坚决相信，我们将彻底粉碎共产党进攻欧洲的阴谋，保卫住我们美好的家园。”7月1日，他们在伊万诺夫卡第一次听到了大炮的声音。“德国运输车辆燃烧的残骸随处可见，难道德国军队的庇护神睡着了吗？不管战争的结果会是什么，相信上帝会让好运一直伴随我们的。”

大多数轴心国的士兵都是应征入伍的，而且他们中的一半都是无知的文盲。在被坦克或者飞机攻击的时候，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但是这些轴心国士兵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每日的薪酬仅仅够买一升牛奶，”一位被俘的罗马尼亚骑兵中尉说，“而且我们得到的医疗服务就像是从上个世纪流传下来的一样落后。”

军官们对待士兵的态度并未提升匈牙利军队中士兵们的士气，对轴心国军人的就地处罚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在没有支队指挥官的准许下，一名士兵擅自去找他的同乡，”鲍洛格下士在他7月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军官们原本要立刻吊死他，后来却改变了主意，要他在晚上站八小时的岗作为处罚。但是这名士兵在站完八小时岗后，还是被绞死了，同时被绞死的还有另外三名士兵。我感到非常失望，现在的处境，就好像我们仍旧生活在14世纪一样。”而罗马尼亚士兵们还常常受到军官们的鞭打。1941年夏天，在围攻敖德萨的那个晚上，有9.8万名罗马尼亚人伤亡。这一事件说明，对军队作战能力的训练尺度应该得到更大的加强。只有少数轴心国的军人能够明白，在攻占了比萨拉比亚之后仍然要继续向德涅斯特河东部进军的原因。

向巴尔干半岛进军的步伐仍旧停留在早期的状态中，军官们原本承诺的事情成了一纸空言，许多士兵对在俄罗斯所能搜刮到的东西感到非常的失望。“不管是德国人还是匈牙利人，劫掠的本性都是完全相同的。”这是他们被俘后在接受NKVD审讯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共同特征。

直到秋天之前，轴心国军队的软弱性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当希特勒意识到他们的软弱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了。当重新审视历史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希特勒曾读过列夫·托尔斯泰在1886年写的故事《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土地》，那么他就不会如此偏执地乐观了。这个故事的大概情节是：有一位名字叫帕霍姆的富有农民，曾听人说在伏尔加河对岸的巴什基尔有大片富饶的土地，那时候的人考虑事情还非常单纯，这位农民以为获得这些富饶的土地并非一件难事，而当他最终到达巴什基尔的时候，当地的人们告诉他，只要他付1000卢布，就可以拥有一天的时间，尽情地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环绕行走，而那些他所环绕经过的土地，都将完全属于他。帕霍姆暗自窃喜，他认为这些人真是愚蠢至极。于是他兴高采烈地开始了自己的圈地运动，他坚信自己可以得到广阔如海的土地。他边走边做记号，他希望所圈的地中包括一个池塘，或者一片种满亚麻的土地。随着太阳的渐渐下落，他感到，如果再不往回走，那他将什么都得不到，于是他奋力往回跑。“我必须得到我所想要的一切，”在跑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告诫自己，“为此，我已经倾家荡产了。”可是这个奋力的回跑却杀死了他一一当他跑回起点的时候，他累得一头倒下，就再也没有起来一一于是人们就将他埋葬在了这个起点。“从头到脚只有六英尺，这就是他所需要的全部土地，”托尔斯泰在故事的结尾做了这样的总结。60年后重演这个故事，唯一不同的是：俄罗斯大草原所埋葬的并非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

第七章 “决不允许后退一步”

1942年7月28日，当希特勒仍旧沉浸在罗斯托夫战役的胜利中时，斯大林感觉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在顿河西部对苏联军队发起猛攻，苏联军队正在向后撤退。如果让德国军队继续前进，一旦进攻到伏尔加河以东40英里的地方，那么苏联就会被切割成两个部分。PQ—17护航队已经在巴伦支海被摧毁，而即将越过波斯到来的英美支援部队或许会带来更大的威胁。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

那天，当斯大林正在克里姆林宫听取来自华西列夫斯基将军的报告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来回走动的脚步。“他们早已将我的红军最高指挥部命令遗忘在了脑后！他大声叫喊着。在8月发布的这个命令中明确写道：“任何一个在战争中玩忽职守或者投降自首的人，都将被视为是叛国者，并且他的家人也将因此受到牵连而被逮捕。那些玩忽职守者们将被就地处死，那些因德军包围而放弃抵抗、投降自首的叛国者们，他们的家人将被投入集中营。”

“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命令！斯大林重复道，“把这个命令立即重新下达一次。”

“你希望什么时候能看到新命令？”华西列夫斯基问道。

“今天。只要一拟定好，就立刻回来向我报告。”

当天晚上，华西列夫斯基带着拟定好的第227号命令的草案来到了斯大林的面前，这份草案的中心内容就是“决不允许后退一步”。斯大林做了许多修改，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命令被传达到了红军中的每个具体部门。“制造恐怖者和胆小怯懦者必须被立即处死，后退的念头必须被明确地制止。任何对军队放任自流的指挥员必须被免职，并且被立刻送往军事法庭接受审讯。”任何一个企图投降的人，都是“背叛祖国的卖国贼”。每一支军队都要由“3〜5支装备精良的督战队（每支大约200人)”组成第二道防线，去射杀那些企图逃跑的士兵。十天之内，朱可夫在他的西部战线贯彻了这个命令，他启用特别挑选出来的军官组成督战队，并且为他们配备了先进的坦克。这些督战队跟在向前进攻的苏联士兵后面，时刻准备“与胆小怯懦展开战斗”，任何临阵脱逃的士兵会立即被处决。

苏军搭建了三个营房，专门用来审问那些被德军俘虏过或者包围中逃脱的苏联战士。任何允许部队后撤的指挥官将被剥夺军衔，并被送往专门的惩戒连接受处罚。经过三周的时间，苏军终于在8月22日完成了斯大林格勒前线的部署计划，抢先德国一天到达了伏尔加河沿岸。

作为一种惩罚，那些由受惩罚的红军组成的连队一一惩戒连一一在袭击德军的战役中负责执行半自杀性的任务，如像扫雷。大约422700名红军战士将会“以鲜血来补偿他们在祖国面前犯下的罪行”。这种做法似乎给苏联当权者带来了启发，他们甚至将平民囚犯们从劳动营调遣到惩戒连去执行那些危险的任务，据说这个数字远超过了100万，虽然其中存在夸大其词的成分。而对这些部队战士的允诺，如像对他们的勇敢行为的补偿，最终都无法实现，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苏联的官僚主义作风，导致人们对这样的士兵漠不关心。人们任由这样的士兵死亡。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第51军负责围捕那些从包围圈中逃出来的军官们。被捕的58名军官组成了第一队，他们被告知自己将被调去前线的一支部队，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而不用接受审问。他们到达了那支特殊的连队，正如所听到的一样，没有人审问、警告或者惩罚他们。当他们最终发现其中的原因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了，而这期间，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受伤或者被打死了”。

由NKVD特殊部门在去年建立的对待“卖国贼、叛国者和怯懦者”的制度体系现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特殊部门或者OO特派部门（Osoby_Otdel)的制度体系带有1919年的时代特征：契卡[译者注：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1917〜1921]的领导人列宁和费利克斯·捷尔仁斯基企图用这样的方法将军队武装力量完全控制在手中。1943年4月，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的两个月，特殊部门的首领维克多·阿巴库莫夫就将这个组织改名为SMERSH—一“邦德和斯默希一一俄语‘处死间谍'的缩写。

步兵师中大约有20名NKVD特殊部门成员，在每个营部中担任着“实施代表”的职务，同时NKVD还建立了一支由20〜30人组成的警卫分队，专门负责看守俘虏和对“怯懦者和叛国者”执行死刑。NKVD特殊部门从新兵中挑选并培养自己的专署特工和告密者。根据一位曾经担任SMERSH告密者的人的描述，他总是“在晚上被派去执行任务”，他的双眼总是严密地注视着每个人，“好像无论什么秘密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似的。

NKVD特殊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发现并铲除藏匿在苏联军队内部的间谍和叛国者，因此他们将自己的事业看得无比崇高而神圣。一位特殊部门的官员还曾因为新闻报纸没有高度重视他们的工作而以布鲁尼（Brunny)的名字写信给当时颇有影响的撰稿人伊利亚·爱伦堡表达自己强烈的不满之情。“发现藏匿在军队内部的狡猾的法西斯间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拥有超常的智慧和敏锐的双眼。要想成为一位合格的NKVD特殊部门成员，就必须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并且对这个特殊的游戏规则有非常透彻的了解。而报纸杂志对德国罪行的揭露，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必要的。同时，通过报纸杂志的揭露，也是激起苏联士兵痛恨叛国者的最佳途径。”

另一方面，纳粹德国国防军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们在斯大林主义体系上大做文章。一个来自德国司令部的指令向苏联俘虏们指出，“NKVD是如何残忍地对待从德军俘虏营逃回的苏联红军士兵”，以此来说服这些红军战士为德国而战。

另外一个NKVD部门则是由贝利亚在1939年秋天建立的专门用于处理战争俘虏的一个机构，这个部门的首次行动是在卡廷树林中杀害了1000名波兰军官[cdhyy注：18W0名波兰俘虏]。但是在1942年夏天轴心国向前推进的日子里，因为苏军的屡屡败退，能够俘虏到的德国士兵数量非常少，因此这个部门的许多官员都未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来自西南前线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列平斯卡亚中尉负责对来自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29摩托化师分遣队的被俘成员进行审问，这位中尉审问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德国军队的士气状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战斗到底，”最后她不得不在报告中这样写道，“没有任何事实显示他们存在开小差或者是自残的行为。德国军官们的言谈礼貌而谨慎。”

在审问罗马尼亚俘虏的时候，列平斯卡亚中尉则比较幸运。一名罗马尼亚军官供认，他们非常仇恨安东内斯库元帅“把祖国出卖给德国”的行为。在审问中，罗马尼亚士兵们则采取了非常合作的态度。他们告诉中尉他们“与德国士兵互相斗殴”的事情，甚至还有一位德国军官被他们杀死的事情，原因是这位德国军官射杀了两名罗马尼亚士兵。而罗马尼亚军官们也“非常粗鲁，并且常常鞭打”自己的士兵。罗马尼亚士兵们的自残行为非常普遍，而且他们对军官们的严厉斥责非常憎恨，因为他们厌恶这些“出卖祖国和上帝”的军官。列平斯卡亚中尉断定，罗马尼亚士兵们“处于一种低调的心理状态中”她的报告很快便被送到了莫斯科。

在冬天的大雪后，穿越顿河大草原继续向前推进的第6集团军有了更多的行军体验。第11军的指挥官斯特雷克将军发现，这片草原“炎热如同非洲，充斥着灰尘的云层低低地压在空中”。7月22日，斯特雷克将军的参谋长赫尔穆特·格罗斯库特记录下了这样一个数字：地面温度53摄氏度。

突然降临的雨虽然使得道路变成了难走的沼泽地，但是却暂时解决了德国陆战骄子们缺水的首要困难。红军战士们在撤退的途中弄脏了可供饮用的水源，集体农庄也被毁坏，拖拉机和牛都被赶到了后方，而那些因为无法被搬迁而留下的物品都是一些无法使用的东西。“俄罗斯人将汽油倒在无法拿走的储备谷物上。”一位下士在8月10日的家信中这样写道。“苏联轰炸机在晚上将磷光体炸弹投向草原，干枯的草原立刻燃起了熊熊大火。”一个装甲车分队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德军的周围因为苏军的轰炸而满是黑色的烟柱。

被烈日晒成青铜色皮肤的德国炮兵们在苏联军队的炮火中来回地穿梭着，如同纳粹主义宣传片中的接力赛跑运动员一样，只是这样的环境绝对无法称得上是健康有益和积极向上的。痢疾、斑疹伤寒和副伤寒的患病率逐渐增加。在野战医院和野营厨房周围，尤其是刑场附近，“苍蝇带来的瘟疫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一位军医在报告中这样写道。那些暴露在空气中的伤口十分容易被感染，尤其是坦克兵们被炮火烧伤的伤口，更是蚊蝇喜欢聚集的地方。频繁的向前推进使得伤病员无法得到及时而仔细的护理。通过容克飞机来转移伤员是最理想的途径，但是希特勒一味地强调进军速度，使得所有的运输飞机都不得不马不停蹄地为装甲部队运载燃料。

对于第6集团军的士兵们来说，1942年的夏天，是他们最后的浪漫战争曲。在顿河流域的哥萨克村庄中，到处是用茅草盖顶的小村舍、满是鲜红樱桃的果树园以及成荫的柳树，马匹在草原上悠闲地吃着嫩草，这一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与先前遇到的被毁坏的集体农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大多数老百姓都对苏联共产党的撤退行动嗤之以鼻，因此对德国士兵的到来表现得非常友好。这里许多年长的男子都曾在俄罗斯内战中为布尔什维克奋勇而战，但是在德国入侵苏联的几周前，哥萨克人民就在罗斯托夫北部的沙赫特起义，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不过这场独立运动很快就被NKVD采取及其野蛮的方式镇压了下去。

即便是物品被德国士兵掠夺，但是哥萨克人民仍旧保持着友好的态度，这一情况令第384步兵师的一位连队指挥官感到非常的意外。哥萨克人民把鸡蛋、用盐腌制的黄瓜，甚至是整个火腿送给德国士兵们当做礼物。而这位连队指挥官则将先前所缴获的鹅，以两个德国马克一只的价钱卖给哥萨克人民。“如果你得体地对待这些哥萨克人，他们会给你你所想要的任何东西。”这位连队指挥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从未像在这里这样得到如此丰盛的热情款待。我们用大号的调羹吃蜂蜜，一直吃到我们想要呕吐，晚餐则是煮熟的火腿。”

斯大林将德国军队的迅速突破归咎为苏联将军的指挥失误，他不停地撤换指挥官，希望能有一位铁腕指挥官来扭转当前的不利战局。斯大林甚至打电话告诉一位军队指挥官他被撤职了，然后让他亲自打电话给他的一位下属指挥官来接替自己的位置。在莫斯科战役之前，失败和灾难彻底摧残着苏联红军的自信心。红军战士们仍旧在斯大林不成熟的进攻指挥中饱受着折磨，而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的士官和军官们的指挥更加重了士兵们的这种折磨。大多数应征士兵们仅仅接受了不到十天的训练就被送到战场上，有很多人甚至得到的训练时间更少。从集体农庄中征募来的红军战士对于现代战争和武器的无知愚昧状态简直到了让人同情的地步，一位从集体农庄中征募来的骑兵在地上发现了一个铝制的管子，他第一个念头居然是能够用它来制作刷马匹的刷柄。但是这个管子却在他的手中爆炸了，事实上这是一个能引燃的高压喷雾器。

德国指挥官们对苏联指挥官恣意挥霍红军战士生命的做法一直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其中苏联指挥官最严重的挥霍红军战士生命的事例，是发生在顿河西岸的战役中。三支由实习军官组成的部队，没有良好的武器装备、没有足够的日需给养，可是就是这样的军队，却被派去对抗装备精良的德国第16装甲师。德军轻易地打败了这支军队，而指挥官在被俘之后说，他曾经向自己的上级指挥官提出抗议，抗议采取“这次愚蠢的行动”，但是醉酒的上级指挥官却咆哮着告诉他，必须继续执行这个命令。

红军战士一直都沉浸在苏联政府清算运动的恐惧之中。不过在南方战线上，在斯大林主义对人们实行政治迫害的恐惧气氛之中，一个全新的指挥官群体却开始渐渐崭露头角一一精力旺盛、冷酷无情是他们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使得政治委员和NKVD对他们都畏惧三分。朱可夫所采取的整顿措施让许多年轻的军官看到了自身发展的希望，并且对红军目前所遭受的耻辱大为愤怒。

不久后在斯大林格勒被提升为指挥官的瓦西里·崔可夫将军就是这个新生群体中最冷酷无情的一员，他的喜怒无常与朱可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身体强壮，长着一张线条粗犷的脸，一头浓重的头发，这些更加凸显了他作为俄罗斯人的典型特征。他毫不掩饰地表现着典型的崔可夫式的直率的幽默，然后露出他发黄的牙齿大笑。苏联宣传资料将他视为十月革命的典型产物。

在苏联处于战争劣势的前六个月中，崔可夫一直在蒋介石政府中担任苏联驻中国使馆的武官一职。后来他被苏联政府召回国，担任驻扎在图拉的一支预备役军队的代理指挥官。早在7月初，崔可夫在脊柱受伤还未痊愈的情况下就接到苏联政府的调遣命令，要求他带领尚未训练成熟的预备役军队，也就是后来的第64集团军，去拦截顿河西部德军的进攻。

7月16日，在政治委员康斯坦丁·科克维奇·阿布拉莫夫的陪同下，崔可夫来到了斯大林格勒前线指挥部。有消息说德军正在迅速地向顿河推进，但是没有人能提供更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资料。第62集团军已经环绕顿河上游的东部地区展开了部署，因此崔可夫只好带领自己的军团进入顿河下游区域，恰好也是女王河的南部地区，部署好防御攻势。他的军队拦截到一辆从左翼部队开来的卡车，车上是可怜的罐头食品和不足的燃料，还有准备借此车逃亡到后方的苏联军官，但这些军官的后退行动并未得到任何允许，这使得崔可夫不由地为其左翼部队的士气而担忧。

在女王河的上游，也就是在崔可夫军队的右边，由奥地利人组成的第44步兵师与苏军第62集团军的三个师展开了殊死战斗。战斗异常激烈而残酷。一位被俘的苏联红军告诉审讯他的德国军官，他的上级指挥官命令他开枪射杀了两名受伤的红军战士，因为他们被发现“躲藏在一个沟渠中”。与此同时，在北方，德国军队猛烈的攻势已经切断了许多苏联军队的联系，并且已经向前推进到了位于顿河上的卡蒙斯克。

德国侦察机迅速地侦察顿河沿岸的地形，并且在地图上标示出苏联军队防御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段，同时也标示出了崔可夫部队前行的路线。7月25日，德军发起了大规模的频繁攻势，但是在沙尘暴的掩护下，这次攻势并未让苏军第64集团军遭受太大的损失，也没有让苏军失去固守的图拉防线。第二天一大早，德国装甲部队又向苏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虽然借助水沟来做掩护，但是驾驶着丁一60坦克的德国士兵根本无法对苏军构成任何威胁，苏军的重型KV坦克，在战斗中几乎是毫发未伤。

“他们的坦克射程很远，”一位德国装甲军指挥官回忆道，“我们无法在野外与他们正面抗衡。刚开始，我们就像是在大海上漂浮的绵羊一样的不知所措，于是我们不得不采取迂回策略，绕行到他们的背后进行攻击。”其中一辆苏军重型坦克的履带完全被炸毁了，被压碎的机械装置阻碍了回转炮塔的旋转。于是，“我们集中火力，从后面向这辆坦克开火。我们数着击中苏军坦克的炮弹的数量，但是却没有一发炮弹能穿透防弹钢板。终于，坦克的舱盖开始移动。我猜想这些苏联坦克兵们想要投降，于是我命令我的连队停止射击。这些俄罗斯坦克兵们打开舱盖，爬了出来。”俄罗斯坦克兵们惊慌失措，摇摇晃晃地爬出驾驶舱，不断地摇头，似乎耳朵被震聋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受伤。“我立刻意识到我们的坦克主炮是多么的不中用。”

驻守顿河右侧翼的第62集团军，在德军的攻击下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7月26日，在崔可夫的第64集团军的后方指挥所，盛传着这样一个传闻：德军正策划将他们与其他部队孤立起来。于是，惊慌失措的苏联红军开始蜂拥朝顿河上的浮桥向后方撤退，而这种惊慌失措严重地影响着方面军的战斗士气。崔可夫立刻派遣参谋去制止这种行为，但是德国飞机却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里希特霍芬的斯图卡飞机出现在了天空中，在这次轰炸中，崔可夫损失了好几名资深的军官。

苏军第62集团军所处的情况更糟糕。由亚历山大·乌特文科上校指挥的第33近卫步兵师陷入了德军在顿河西岸设下的陷阱，被两支德国部队夹击。“如果我们不是掘壕固守我们的阵地，也许德军早已把我们一网打尽了。”后来，乌特文科这样告诉他的文书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33近卫步兵师的人员骤减至3000人，他们不得不乘着黑夜的掩护用手推车和胳驼向后方运送伤员。德军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仅仅一个步兵营中，就有513名德国士兵的尸体被扔进了巴尔卡河或者是水沟中。苏联军队的弹药非常短缺，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借助袭击德军而获得武器和弹药。来自周围田野中可供食用的小麦也少得可怜。8月11日，苏军残余部队分成小分队在顿河周围继续战斗。“我的手枪中仅剩5发子弹，”乌特文科详细地回忆道，“有几个指挥官甚至开枪自杀。我们又损失了至少1000名红军战士，但是，我们的军队也让德国人伤亡惨重。一名红军战士手握一张传单向德军走去，我们参谋机构的女翻译官加利娅高声喊道：‘快看他！他是要向德国人投降去！于是她用自己的手枪打死了这名红军战士。”

苏军最后的小股抵抗力量也在反坦克弹药耗尽的情况下被德国装甲部队扑灭了，因为炮弹爆炸而致使脚部受伤的乌特文科不得不带着他的残余部队从峭壁进入沼泽来躲避德军的炮火攻击。脚部受伤的乌特文科不得不艰难地爬行前进，这样缓慢的速度根本无法在白天行动，因此第二天一整天，他都带着自己的20名战士躲藏在向日葵花丛中。当晚，他们召集到了更多的生还者，乘着夜色的掩护游泳渡过顿河。有8名红军战士在此期间丧生，乌特文科则是被他的副官胡多宾——曾经是一位妇科医生——拉着游过河的，而这位副官在过河后不久癫痫病就发作了。后来乌特文科回忆道，他感到非常幸运，自己并未丧生在顿河之中。

“如果我们没有死在这里，”胡多宾回忆道，“我们将会幸免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胡多宾这样说是有着特殊原因的，早在克里米亚半岛战役中，他的母亲就得到了他阵亡的消息，因此母亲那时就为他在教堂举行了追悼仪式。根据俄罗斯迷信所说，如果在为你举行追悼仪式的时候你却仍旧活着，那么你将得到永生。西蒙诺夫清楚地意识到，正是这种信念，在那个灾难性的1942年的夏天支撑着整个国家的信念，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尽管战事失败与局面混乱的消息从不同的渠道传来，但是红军战士还是继续进行着反抗。因为白天的进攻会遭到纳粹德国空军的反击，因此红军战士调整战术，转为夜晚进攻。根据第384步兵师所保留的一位德军指挥官在8月2日所写的日记显示：“俄罗斯人艰难地进行着还击，但他们从未停止努力尝试获得援助。

而我方的一支工兵连队试图逃避战斗，这种行为让我感到非常可耻。”可是接下来，这位指挥官所带领的部队却开始遭受严重的胃病折磨，这也许是因为喝了有污染的水。“这里太可怕了，”几天后他接着写道，“夜晚变得让人毛骨悚然。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我们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抗衡纳粹德国空军的空中优势，在苏联中部和北部战线的红军航空团，被急速调至顿河前线。一个派往支援斯大林格勒的夜战航空团发现了一个能够供他们使用的野外飞机场，周围居然满是西瓜和西红柿，而当他们着陆和起飞的时候，当地的农民居然就在那些地里继续去收割他们的作物。这个航空团不久就被德国的福克沃尔夫侦察机探知，因此德军立刻对这个飞机场进行了低空轰炸。附近的农贸集市被点燃了，一瞬间，乡村成了一片火海，混乱的局面随处可见，惊慌失措的马匹，在像雨点似的炮弹中来回地穿梭着，孩子们尖叫着，遮雨的临时帐篷被机枪撕扯得粉碎，那些小商贩们就这样倒在了自家的水果和蔬菜摊中。相对而言，夜战中队的损失比较小一点，但是他们的行动计划却安排得非常紧凑。通常集中在野战厨房旁边吃饭是不可能的，因此机场地勤人员不得不用碗盘将饭菜亲自送到飞机座舱中让飞行员们吃。而在地面的政治委员们从未计算清楚过停靠在机场的飞机数量，或者甚至是了解清楚有多少飞机是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就飞回了机场。

在这些小规模空中战斗的混乱场面中，苏军夜战中队的指挥官孔德拉什科夫少校所乘坐的飞机在德国后方防线被击落。他的左腿被飞机残骸压伤，后来他失去了这条腿。幸运的是，一位农村妇女将他拖出了飞机残骸，并带回自己的家中细心地照顾。他的飞机坠毁的地方已经被路过的一位年轻飞行员做了标记，因此天黑后不久，两架苏军飞机就降落在了这位农妇的房子旁。他们带走了孔德拉什科夫，匆忙地将他塞入其中一架飞机的后舱座中。于是这架飞机直接飞往了一所野战医院。

7月末至8月初的空中近距离激战引起了德国整个地面部队的极大关注。德国步兵和装甲兵动作一致地用手遮挡着太阳，费力地看向蓝天中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苏联飞机通常在正午时分向地面德军发起攻击，因此德军地面部队不得不保证随时有梅塞施米特109战斗机在周围护驾，以对付随时会到来的空中袭击。只要苏军的飞机被击中，德军地面部队就会爆发出阵阵的欢呼声，那些冒着浓烟的苏军飞机就在这片欢呼声中盘旋坠落，最后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残骸四獬。德国国防军战斗机飞行员因此而拥有的星级奖励数量渐渐逼近纳粹德国空军。

在这样急行军过程中，装甲车和摩托化军团的参谋人员们很难有时间去搭建隐蔽的固定指挥部。通常德军参谋人员们是十个人一组，搭建起临时帐篷来讨论和拟订新的作战方案，或者是清查弹药存储量和伤亡人员的状况。所幸的是，他们的酒精灯引来的是大量的飞虫，而非俄罗斯人的子弹。而运载这些参谋人员们的车辆，则在白天里继续前行到下一个据点，为了驱赶通宵熬夜所带来的困倦感，参谋们就利用白天的时间在车上睡觉。

第16装甲集团军的指挥官汉斯·胡贝将军抽空小睡了一会儿后，又以镇定的神情出现在了他的参谋人员们的面前。他严肃的表情和黑色的人造假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失去了一条胳膊——为他赢得了“胡贝爸爸”这样一个称号。

严格的习惯和组织性造就了胡贝，不管是否在战争中，他都过着规律的生活，坚持每三个小时吃一次饭，“吃掉足够的卡路里和维生素来保证旺盛的精力”根据不止一位军官的评价，胡贝虽然不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才华横溢、思路非常清晰的人”作为一名军人，胡贝得到了希特勒的赞赏，但是“这匹老战马”却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悲观主义情绪”又让元首对他非常不满，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接近尾声的关键时刻。

胡贝装甲集团军的许多指挥官都对苏军的愚蠢行为大惑不解，俄罗斯人将他们的坦克停在敞开的野外，而这些毫无遮拦的坦克很自然地就成了德军斯图卡飞机或者是88毫米高炮的攻击目标。德军指挥官们非常清楚，苏军T一34坦克的战斗力量，是任何一辆德国装甲车辆所无法比拟的。这样先进的T一34也有一个缺陷，它的瞄准器并不十分好用，因此俄罗斯指挥官们不得不借助双筒望远镜来观察前方情况，还有几位军官甚至配备了无线电话。但是，红军最大的弱点在于战术上的贫乏，他们坦克的攻击力也因为缺乏对有利地形的利用、缺乏对火力的合理调遣利用而大大的减弱。连崔可夫本人都不得不承认，红军装甲部队根本无法配合航空部队的攻击战术。

自满情绪导致了德军防卫的松懈。7月30日的早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向大地的时候，苏军的一支T一34坦克部队已经乘着夜色的掩护逼近了胡贝指挥部所在的村庄。当苏军炮弹在指挥部和后方车辆之间爆炸的时候，德军军官们才惊慌失措地穿上衣服。惊魂未定的无线电通讯员波德维尔斯将头伸向外面，急忙与附近的部队取得联系。“这绝对不是一个让人期待的场面，’他在日记中写道，“每一辆车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疯狂地开往远离炮火的地方！在这天之前，德国人已经被苏军采取的一次小规模突然袭击所惊吓，胡贝毫不渲染地称这次小规模的突然袭击为“轻骑兵聚会”。

最初的惊吓很快就过去了。前来支援的第2装甲团很快就来了。在德军火力的攻击下，有六辆T一34在野外的沼泽低洼地里燃烧了起来。其中一辆T一34想以自杀式的攻击方式向德军运输车辆开去，但是迎面却遇到了一辆德国坦克的阻拦，“近距离的射击，直接命中了苏联坦克，毫不费力地就将它的回转炮塔炸飞了。”一直观察战况的胡贝对无线电通讯员波德维尔斯说：“你最好上前线去，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当天上午，波德维尔斯就和他的同事们离开了。当他们的车辆开过铺有木排路的沼泽地的时候，一辆T一34仍旧冒着浓烟，不时传出阵阵“肉体烤焦的味道”。

在军指挥部里，胡贝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在这最近的八天里，苏联向顿河对岸派遣了大约1000辆坦克一一而被德军摧毁的坦克数，正好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其实，这种说法太过夸张。事实上，苏联红军仅仅派出了550辆坦克，而其中很多坦克从未渡过过顿河。大部分来自前线的乐观报告都是不切实际的，一名德国装甲兵注意到，“无论何时，只要有一辆俄国坦克被击中，那么几乎参战的每一位装甲兵都会声称是自己射中了这辆坦克。”不过，如此多被摧毁的俄罗斯坦克的残骸确实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据冯·塞德利茨将军描述，从远处看来，被摧毁的苏联坦克的残骸就像是“庞大的象群”。不管被摧毁的苏联坦克数量是多少，许多德国人都相信，他们的胜利指日可待。俄罗斯九头蛇的蛇头，已经被割得所剩无几了。

希特勒再次对德军的缓慢行动表示出了不满，因此他又将调遣第4装甲集团军援助第6集团军攻占斯大林格勒的最初计划提上了日程。而经过这段时间战争后，德军的伤亡人数和燃料的耗损情况根本就不在元首考虑的范围之内。霍特装甲集团军立刻做出了反攻的反应，他们依赖并不十分强大的力量向北方前线推进，不久，他们就到达了科捷利尼科沃，此地距斯大林格勒西南只有100英里。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这是个适应希特勒改变计划所需要的行动。冯，里希特霍芬将军根据空中侦察兵的报告在他8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标注道：“俄国人正在积极筹备军事力量，从各个方向极力保卫斯大林格勒。”

根据里希特霍芬的报告，保卢斯信心十足地展开了自己的钳形围攻计划，并调遣第16和第24装甲师配合里希特霍芬的斯图卡飞机部队作为围攻的主力部队。在两天的激战后，他们包围了苏联八个步兵团和顿河西部苏军左翼部队的所有炮兵部队。最后，包围圈在卡拉奇封上了口。站在悬崖的顶部眺望“静静的顿河”，第一支到达卡拉奇的德军装甲部队，望向远处紫色的黄昏地平线。在他们身后下落的太阳将投向地面的坦克影子拉得更长，直直地指向东边。在卡拉奇范围之外，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大草原一直向前延伸至斯大林格勒。卡拉奇是一座主要由小作坊、部分损毁的高速公路车站和木制的简陋“原始花形”小屋组成的城市。

在成功地包围苏军之后，德军装甲部队的士兵们互相开着玩笑，以此来缓解战争带给他们的紧张气氛，充分地放松着自己的神经。一些坦克兵还大声唱起了歌曲。但是这样的美景并未持续太长时间，不久，指挥官们就下达命令，要建立一个“环形筑垒阵地”作为防御据点。随着黄昏的到来，成千上万散乱的俄罗斯士兵渐渐地聚集在顿河西岸向德军发起了攻击，机枪的火力、摇曳的照明弹和大炮的轰鸣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第二天，德国人开始全面清剿躲藏在树林里的苏联军队，许多德国军官将这一行动视为猎鹿活动。所抓获的战俘中，除一位资历颇深的苏联军官和他的几名随从外，大部分都是妇女。当天晚上，在月光的照耀下，还爆发了另外一场围攻德国据点的战斗。于是第三天天一亮，德国人就放火燃烧灌木丛和森林，以驱赶残留的俄国人。这一地区变成了“俄国人的死亡之地”，只有少数俄国人得以幸免于难。苏军第62集团军下属的第181步兵师，在战斗开始的时候还有1.3名万强壮的红军战士，但是现在，仅仅只有105人得以安全撤退，渡过了顿河。

战斗越来越艰难了，许多德国士兵不再相信保卢斯的所谓自信举措，也不再迷信希特勒关于敌人就要完蛋的论断。在第一天的反坦克作战中，德军第371装甲团就损失了23人。如同第389装甲团的士兵们一样，第6集团军的士兵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到苏联步兵团发出“乌拉”的喊声，向他们发起进攻。一名德国士兵在给家中的信中写道：“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十字架和墓碑，每天都有不少战友离开了我们，我仿佛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种情绪低落的情形慢慢地开始蔓延到整个德国前线部队，严重地削弱了德军的士气。更有甚者，第76步兵师不得不临时组成一支别动队，用以埋葬死去的德国士兵。一个月后，根据被苏联军队俘虏的一位第76步兵师的别动队成员所述，他和他的两名伙伴不得不在一天之内处理72具死亡战友的尸体。另一方面，根据一位已经连续战斗29个小时的炮兵下士所说，他对纳粹德国国防军的胜利毫不怀疑。“俄国人杀死了我们许多的战友，但是我们却杀死了更多的俄国人。当一队100人的俄国军队向我们冲来的时候，那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一件乐事。我们用机枪向他们扫射，看着他们仓皇逃命躲避的样子，我们异常的开心。”

德军的一些部队甚至采取供应额外的巧克力和雪茄来作为对士兵勇敢杀敌的奖赏，在这样寒冷的夜晚，这种额外的奖赏对于德军士兵来说是种莫大的享受。战斗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唯一的安慰，”一名工兵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是我们将能够在斯大林格勒得到和平和安宁，那时候我们也能够住进过冬的营房，或许那里还将是我们得以返回祖国的起点。”

斯大林对整个苏联前线军队下达的“决不允许后退一步”的命令，更适用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身上。当俄罗斯内战爆发的时候，这座城市仍旧被称为察里津（鞑靼语中它的意思是建立在察里津河上的城市，或者是黄色的河流)，后来，这座城市之所以改名，是基于这样一种传说一一斯大林曾率领的革命队伍在这里积极抗击反革命分子的军队，从而赢得了俄罗斯革命的胜利，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一一因此这座城市改名为斯大林格勒。驻扎在这个地区的军人委员会从不放弃任何将这座城市变成军事要塞的机会，但是这个任务却远比想象中更难。斯大林格勒是一座沿着伏尔加河西部沿岸弯弯曲曲绵延近二十英里的狭长城市，这样特殊的地形更增添了战略防守的难度。如果要向这里运送补给品和派遣援军，苏联军队就必须渡过宽阔的水域。

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口具有很大的可调动性。这个地区所有年届16〜55岁之间的人，不论男女一一大约超过20万人一一被管区政党委员会调集组成“工人民兵”。如同从前在莫斯科所存在的情形一样，这里的妇女和年长的孩子们被组织起来，手拿长柄铁锹和竹篮，在沙土地里挖掘深达六英尺的反坦克战壕。在妇女们挖掘好反坦克战壕后，军队的工兵们便将反坦克地雷埋入其中。

而那些尚在学校读书的年幼孩子们则被组织起来搭建土墙，以保护伏尔加河沿岸的坦克燃料储藏罐。在老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孩子们用木制的担架运送土壤。一架德国飞机突然出现在空中，女孩们惊慌失措，不知道该往哪里躲藏。一枚炸弹落在于她们的周围，两名14岁的女孩被炸弹扬起的土掩埋了。当她们的同学从土里把她们挖出来的时候，其中一名叫做尼娜·格雷贝尼奇科娃的女孩背部被炸弹碎片击中，伤势十分严重。当她被同学们用担架抬出来的时候，她的惊恐和哭泣声让每个人都心寒，她立刻被送往位于伏尔加河边的斯大林格勒医院。

防空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但是许多苏联高射炮却缺少弹药。多数炮兵连都是由年轻妇女组成的，主要是共青团员，她们都是在4月的时候接到国家关于“你会保卫自己的祖国母亲吗”的号召而积极入伍的。炮兵连则驻扎在伏尔加河两岸来保卫重要的军事设施，比如坐落在贝克托维卡南部的发电站，和城市北部防御地段的庞大工厂群。这里是苏联的武器制造线，比如原来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在接受了基本的军事制造培训之后，就转型制造T+34坦克了。

斯大林格勒防御委员会宣布了一道又一道法令。集体农庄被命令上缴所有的储备谷物，以弥补红军的军队补给需求。所设置的审判委员会则负责审判那些缺乏爱国心的人，没有及时揭发检举家庭成员的擅离职守行为，或者是没有积极响应入伍号召的，都将被判处十年的有期徒刑。一位根据行政区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带领66名17岁学生去服兵役的校长却被审判委员会审判，因为其中31名学生在途中逃跑了。

审判委员会也受理民间的“逃兵”，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被逃兵们告发的。

这些显著的犯罪行为都被定为“背叛政党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罪行，而其中很多犯罪行为都是因为时机选择问题上出了错误。有一个妇女，在她的村庄被轰炸的时候为躲避炮弹而逃跑，但是却被流放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接受六个月的“劳动改造”而与此相对照的，有一个人则因为在敌人逼近的时候拒绝离开家乡而被宣判为“背叛祖国母亲”的罪行，至少十年的劳动改造营生活正在等待着她。

接着，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政治部门又开始对“1941〜1942年冬天，被红军所解放的乌克兰地区来的应召入伍的男性士兵展开了调查”。那些曾经“拒绝撤离”他们的城镇和村庄的人们，被定为犯有“有组织地反苏”和勾结德国人的罪行。

在莫斯科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斯大林格勒的人们。斯大林格勒地区农业银行的一位领导人给他在苏联红军中任职的兄弟送去了一封信，信中包括“一些在战役前应该被当众朗诵的忠告”，同时还对“反政党行为”加以了谴责。即便是老百姓，在议论德国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和苏联军队防御上的无能的时候，也得非常的小心谨慎。伏尔加河渔场的一名工人被指控犯有“政治形式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反革命宣传行动”罪行，因为据说他曾经“赞扬德国和诽谤苏联政党、政府和红军的领导人”。

被告诫前线存在恐慌氛围的斯大林再次采取了撤换指挥官的策略。早在7月21日被免职的铁木辛哥又被重新启用来代替V.N.戈尔多夫将军，由华西列夫斯基监督来施行指挥权。于是在8月早期，铁木辛哥决定将整个前线划分为两个防御区，从斯大林格勒的中心察里津向南，一直延伸至卡尔梅克大草原。还没有从腿伤中恢复过来的安德烈·叶廖緬科上将，在接受南部方面军的指挥权后极力反对划分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计划，但是这个反对意见却激怒了红军总司令斯大林。

8月4日，叶廖緬科乘坐一架道格拉斯运输飞机飞抵南部前线，降落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边缘的一个小机场上。赫鲁晓夫开车前往机场接他，并直接将他送往前线指挥部。对叶廖緬科来说，缺乏关于前线敌人的信息让他感到十分沮丧。五天后，斯大林再次调整前线指挥部，并提升叶廖緬科为总指挥官。但是斯大林仍旧不放心，于是派朱可夫下来作调查，并将调查信息及时反馈给他。

如同叶廖緬科所预料到的一样，红军的主要危险在于来自西部的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穿过顿河和来自西南部的霍特的第4坦克集团军的联合攻击。整个伏尔加河的下游地区都处在危险之中，在德军的轰炸之后，阿斯特拉罕也成为了危险地区。一周前就从石油提炼厂开始燃烧的石油火龙一直延伸到了里海，制造出大量污浊的黑云。而德军对斯大林格勒港口的一次轰炸则引起了一片混乱，因为码头上满是准备逃亡的难民，还堆满了等待运往东部的武器制造厂的机器。除了进入沙漠以外，现在唯一可以逃亡的路线是穿过里海。

行进在被俄罗斯人称作“世界尽头”的卡尔梅克大草原上的霍特集团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俄国军队的攻击。指挥苏联海军陆战队步兵团的列夫·拉扎列夫将军认为：这个地区“不属于俄罗斯，属于亚洲。我们无法理解要为不是我们的领土的地方而战斗，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为这块地方战斗。”陆军部队已经全部调派到前线，无兵可调的苏联政府只好调遣海军部队前来支援。一个海军旅被火车从远东舰队运送到西伯利亚，他们的指挥官年仅18岁，来自列宁格勒海军学院，他们曾经在反击德国早期围攻计划中战斗过。8月，在水兵们从远东舰队前往西伯利亚的同时，水兵军校的学生们在卡尔梅克大草原接受了三周的野外训练。虽然只接受了三周的训练，但这些学生们却表现得异常勇猛。在战斗中，这些年轻海军少尉们的伤亡比率让人心寒，来自拉扎列夫班的21名军校学员中，仅有两名学员得以生还。

在德国军队中，与他们的胜利之感同时滋长的是心神不安的感觉。“在渡过顿河之后，我们将向伏尔加河挺进。”第384步兵师的一名连队指挥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但是他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的存在，原因很简单，德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去继续沿着这个进攻路线前进了”。他甚至开始认为，战争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势头：当他们到达既定的伏尔加河目标时，其实并未真正到达元首所希望的最终目的地。

第八章 “伏尔加河就在眼前!”

1942年8月21日，冯·塞德利茨将军指挥的第41军的一个步兵连，借助充气强击艇在破晓时分渡过了顿河，他们迅速地在附近的村庄柳金斯基筑起了一个桥头堡。越来越多的德军连队借助充气强击艇渡过了波涛汹涌的宽广顿河。在顿河下游几英里的韦尔佳奇，德军整整一个营在70分钟之内就全部渡过了河。

一旦桥头堡稳固在手，德军的先遣部队就开始着手搭建浮桥，以便让冯·维特斯海姆将军第14装甲军的坦克和其他运输车辆过河。“静静的顿河”引起了德国先遣部队的强烈好奇心，但是他们更愿意充满深情地将这条河流看做是“希望之光”。第6集团军的许多士兵和军官们甚至开始爱上这条孕育了哥萨克民族、绵延万里的河流，一些人甚至梦想着，一旦战争胜利结束，他们将会在这里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农庄。

8月22日午后不久，德军就在顿河上搭建好了浮桥，胡贝将军的第16装甲师——“军团的攻城利剑”——开始渡河。坦克、半履带式车辆、突击炮、八轮侦察运输车和载重汽车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嘎吱嘎吱地碾过浮桥。

当夜晚的月亮升起的时候，苏联飞机开始了他们的轰炸行动。惊惶失措的德军运输车辆在坦克两边胡乱地撞击着，燃烧的火焰暴露了德军的行踪，但是苏联飞机却接二连三地错过顿河上的浮桥。胡贝将军的指挥部接到报告：在顿河的桥头堡附近敌人发起了小规模的袭击行动。绰号“斯大林管风琴”的喀秋莎火箭炮的嗖嗖声不时地出现在德军的周围，这声音让人感到不安，但是苏联炮火却未能准确地射击到目标。在步兵组成的防御攻势的掩护下，德国装甲部队的士兵们正在抓紧一切时间检修他们的装甲车辆，或者是抓紧一切时间小睡片刻。凌晨4点30分，当黎明的曙光出现在东方的天空的时候，得到精锐装甲部队支援的第2坦克团的侦察连在冯·施特拉赫维茨伯爵的指挥下朝伏尔加河方向挺进。坦克兵们异常兴奋，感到这次进军将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历史时刻”。

位于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俄罗斯大草原经过夏天的长期干旱后土壤变得坚硬无比，这为德国军队的快速前进提供了便利。站在回转炮塔中的德军坦克指挥官们，不得不戴着护目镜来防止尘土遮挡眼睛，他们还必须时刻看着前方那些不易被坦克驾驶员看到的隐藏的谷地或者是沟渠。在最初的几十英里行军过程中，德军装甲兵还能观测到有少数的苏联敌人出现。即使是最轻微的碾动，干燥的地面也会发出隆隆的声响，在高低不平的杂草中碾过，给行军平添了几分神秘之感。

当太阳已经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在一阵杂乱的无线电波中，胡贝将军收到来自德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要他们停止前进。于是所有车辆的引擎都被关掉，以节省燃料。停止前进的德国部队在炽热异常的太阳下等待着下个命令的到达。不久，从远处隐约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一架德军联络飞机出现在了天空。它在空中盘旋着，然后降落在待命的装甲车部队的车辆旁边。飞行员爬出机舱向他们走来，来者正是冯·里希特霍芬将军一一现任第4航空军的总司令。他毫不掩饰对眼前待命军队的不满之情，“保卢斯将军十分担心德国军团的左翼。”三天前，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当被告知纳粹德国空军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攻击地面坦克部队”的时候，里希特霍芬非常的不高兴。因为对于战斗机飞行员们来说，地面攻击被认为是最为乏味和没有必要的危险举动。对那些手持步枪，用平板车作为掩护的俄国步兵进行攻击，是纳粹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们最感乏味，最感毫无技术含量的事情。

胡贝慌忙地迎接着卷起衬衫袖子，因为帽子向后推而露出光头的里希特霍芬。元首已经下达了命令，要求第4航空军将所有的资源都调往斯大林格勒前线，以“使俄国军队彻底瘫痪”。“就在今天，”里希特霍芬告诉胡贝，“你将得到1200架飞机的援助，但是我不保证明天你还能得到同样的援助。”

当天下午，德国装甲兵们眯着眼睛对抗强烈的阳光，观看着空中的激战场面，容克88和亨克尔111的炸弹在德军的斯图卡飞机下来回地穿梭，“如猛兽奔跑般地”直向斯大林格勒飞去。密集的飞机机群穿过俄罗斯大草原上空，向目标发起了攻击。在返回的路上，斯图卡飞机的飞行员们“大声轰鸣”来为地面部队的向前挺进伴奏。地面的装甲兵们则欢欣鼓舞地挥手，向空中的飞行军致意。远处是从燃烧的城市中升起的清晰可见的烟柱，第6集团军指挥部将这座燃烧的城市定义为：“斯大林格勒是斯大林的城市，是红军革命的发源地。”

对于斯大林格勒的市民来说，8月23日，星期六，是“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这座曾经让他们无比自豪的城市一一那些沿着伏尔加河西岸建起的花园、白色的公寓大楼，处处都体现了现代化和立体派风格的建筑一一如今却变成了地狱一般。

斯大林格勒街道两旁路灯上的喇叭不断地重复着“同志们，空袭警报已经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拉响。注意，同志们，空袭警报……”这个一成不变的熟悉声音，曾经无数次地响起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听多了这种空袭警报演习的市民们起初对它并不以为然，甚至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当德国炸弹降临在城市地面上的时候，市民们便惊惶失措地开始四处躲避。那些正在整座城市中最高的马马耶夫岗——鞑靼人的大墓地——举行野餐活动的人们成了德军最醒目的攻击目标。而在与伏尔加河平行的那些宽广街道上奔跑的人们，发现除了庭院中的深沟和街道委员会在花园中临时挖就的通道，居然没有足够的地方可以躲藏。

根据在轰炸现场的一位同学所说，里希特霍芬的飞机对斯大林格勒采取了地毯式的轰炸方式，“目标不仅仅限于工厂，而是地面的每样东西”大量炸弹从亨克尔飞机上晃悠悠地下落，然后猛烈地在地面爆炸，大地在这样的轰炸中不断地摇荡。所有对此城市被炸场景的描述，都让人无法想象任何没有躲进地窖的人能够存活下来。燃烧的炸弹不断地落在城市西南边缘的那些木制房子上，这些木制的房子立刻燃烧起来，在冒烟的灰烬中，只有用砖砌的烟囱仍旧倔强地站立着，从远处看来，好似超现实主义的墓地。靠近河岸的那些高大的白色公寓，那些高楼大厦，甚至在炮火袭击中仍旧屹立不倒，但是这些建筑物的楼板，大部分都已经从里面坍塌下去了。其他的许多建筑物则要么在轰炸中完全成了粉末，要么完全燃烧了起来。母亲们托起死亡的婴儿，孩子们则哭喊着试图唤醒被炸死的母亲，无数的家庭被活活地埋葬在碎石瓦砾中。

一位德国飞行员的飞机被俄罗斯女兵的高射炮击中，这位飞行员设法跳伞逃生，但是很不幸，张开的降落伞将他带入了一片火海中。那些看到这个场景的斯大林格勒的市民们，表现得异常高兴，他们甚至对上帝的公平合理感到心满意足。

伏尔加河河岸巨大的石油储藏罐也被炸弹击中，一处燃烧的石油储藏罐升起大约1500英尺的烟柱，腾空升起的黑云在200英里以外仍旧清晰可见。燃烧的石油火龙横穿伏尔加河，向河对岸延伸而去。德国炸弹炸毁了电话交换机和供水系统，斯大林格勒最大的医院也在炮弹的夹击下痛苦地呻吟着。医院的窗户在炸弹的作用下向里倒去，睡在床上的孩子们也被掀翻在地，其中包括一周前在石油储藏罐的爆炸中脊柱受伤的14岁女孩尼娜·格雷贝尼奇科娃。对医院的攻击引起了医护人员的恐慌，他们抛弃病人仓皇而逃，很多被留下的病人甚至五天都没有食物可吃，更不用说得到必要的救治了。

一位母亲紧紧抓着腿部受伤又在炮弹的轰炸中休克的女儿，冒着枪林弹雨“费力地向自己的家中拖去”。街道上所有的车都停止了运行。家庭中的父亲们远在前线，或者是正在被动员要上前线，而留下母亲们独自面对这样恐怖的场景。在八岁儿子尼古拉的帮助下，维克多·贡恰罗夫的妻子将她父亲的尸体埋葬在了公寓大楼的院子中，而这所公寓大楼早已在炮弹的攻击下不堪入目了。“在往坟墓上盖土之前，”她的儿子回忆道，“我们极力想要找到他的头，但是却没能找到。而她的婆婆贡恰罗娃一一一位哥萨克轻骑老兵的妻子——在炮火的混乱中走失了。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已经来临的可怕战争，仓皇地躲藏在煤箱中的老人居然侥幸地度过了未来的五个月而存活下来了。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三年后，这对婆媳才得以相见。

空中攻击战大多数都是由德国国防军来完成的，而这场战争将里希特霍芬的职业生涯推上了顶点，是这位将军自从格尔尼卡战争之后的又一次辉煌之作[注：关于西班牙内战，这里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在科特鲁班（Kotluban)南部的战争中，第35护卫队步兵师机枪连的指挥官——拉·帕森那利亚的儿子鲁本·瑞兹·伊巴露里——在战争中被杀死。而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四位苏联元帅——沃罗诺夫、马林诺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和罗季姆采夫，都曾经是苏联在西班牙派出的军事顾问，肩负着与第64集团军的指挥官舒米洛夫将军同样的职责。早在反对由佛朗哥指挥的包围马德里的非洲集团军群的战争中，沃罗诺夫就指挥北爱尔兰共和军支持者进行了奋勇抗击。]。第4航空军一共出动了1600架次飞机，向敌人投下了1000吨炸弹，而自己只损失了仅仅三架飞机。根据有关资料，大约有60万人生活在斯大林格勒，而在德军第一周的轰炸中就有大约4万人被炸死。

如此多斯大林格勒的市民和难民仍旧停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原因与苏联当局令人失望的统治政策有极大的关系，NKVD已经强制征用了几乎所有的河流船只供军队运输所用，而只分配出很少的一部分船只来转移城市人口。斯大林认为完全没有惊惶失措的必要，因此拒绝让斯大林格勒的市民撤至伏尔加河对岸。在斯大林的意识中，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激起军队的责任感，尤其是斯大林格勒本地军队的责任感，从而孤注一掷保卫自己的家乡。“人们根本没有担心的余地，’一位随同母亲一起被捕的男孩这样认为，“我们其实就是机枪和大炮的肉靶子。”

在里希特霍芬的轰炸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猛烈轰炸的同时，第16装甲师的装甲先头部队也在全速向斯大林格勒挺进，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穿过俄罗斯大草原到达了距离斯大林格勒只有25英里的地方。“在古木拉克周围，”根据第16装甲师的记载，“敌人的反抗异常猛烈，高射炮的炮弹从斯大林格勒西北角射出，向我们的装甲部队的运输车辆直冲而来。”

参加抵抗的苏联炮兵连的战士，主要由刚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妇女志愿者组成。在这之前，只有少数人曾经操纵过枪炮，由于弹药短缺，这些妇女志愿者们根本没有参加过实战训练。她们已经将对准空中轰炸机的大炮转向对准德国装甲车，在苏联炮兵们的眼中，这些操纵大炮的妇女，就像是在“参加一场周末列兵仪式一样”。这些年轻的炮手们用尽全力上紧把手的发条，把炮筒降至零射角一一苏联37毫米高射炮完全是博福斯式高射炮的简单复制品一一然后旋转大炮，瞄准德国装甲车开炮。

德国装甲兵很快从最初的惊讶中回过神来，开始向这些苏联炮兵们发起进攻。不久，斯图卡飞机也加入了对付苏联炮兵的战斗中。苏联重型迫击炮营的指挥官萨尔基相上尉一直关注着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后来，他详细地向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每次苏联高射炮停止射击，萨尔基相都会高兴地呼喊：“哦，战斗停止了！敌人被消灭了！”但是，每次在这样的停顿之后，很快又能听到大炮开火的声音。格罗斯曼断言：“这只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第一乐章。”

德国先头部队完成了最后几英里的进军任务。8月的阳光是柔和而醉人的，下午4点，他们到达了斯大林格勒北部的里诺克。在这里，“第16装甲师的士兵们凝视着伏尔加河，奔腾不息的河水就在他们的眼前流淌着。”他们几乎不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情景。“早晨我们还在顿河上行进，”施特拉赫维茨连的一位指挥官这样回忆道，“下午我们就站在了伏尔加河的岸边。”连队的某位战士拿出了一部照相机，于是士兵们开始争抢着互相照相，他们站在自己的装甲车旁，手举双筒望远镜看向远处的河岸。这些照片被收集在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战争记录中，照片的旁边醒目地标注着：“伏尔加河就在眼前!”他们还用照相机拍下了南边的场景，因为纳粹德国空军的袭击而腾空燃烧的烟柱也成为被拍摄的对象，“充满诗情画意的斯大林格勒市郊一景”的文字被标注在了照片旁边。

在德国先头部队到来之后不久，战斗机中队的王牌飞行员库尔特·埃贝纳就和他的一位来自“乌德特（Udet)”战斗机中队的同伴盘旋着出现在了斯大林格勒北部的上空。这两位飞行侦察兵已经探明了苏军阵地的位置，包括坦克和装甲车精锐部队的分布，对比苏军的力量，他们为自己军队“势不可挡的实力而高兴和欣慰”，于是在空中翻滚着，做出各种飞行特技动作以表现自己的兴奋之情。

如同其他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一样，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上尉站在坦克的顶部，借助双筒望远镜向远处的河对岸看去。地势颇高的西部河岸给这位上尉的观察带来了便利。“看到无边无际，一直延伸到亚洲的俄罗斯大草原，我简直不知所措，”他回忆道，“但是我没有更多的时间考虑这些，因为我们不得不对已经向我们射来的高射炮进行还击。”

苏军防空炮兵连战士的顽强性是令人惊讶的。按照萨尔基相上尉所说的，“这些女孩子们拒绝躲进掩体中”。其中一位叫做玛莎的女孩子据说“已经独自在自己的岗位上连续战斗了四天”，并且击中了九辆德国装甲车。无疑这种说法有夸张的成分，就如同这个时期第16装甲师的勇猛战况报道一样，言过其实。“就在这天的晚些时候，”来自第16装甲师的一个报道是这样说的，“我们不得不战斗，连续不断地战斗，以对抗苏军37个高射炮据点的攻击，在这些苏联妇女的顽强抵抗下，把她们全部消灭了。”

向妇女们开火，让德国装甲部队的战士们毛骨悚然、后怕阵阵[注：少数第6集团军的士兵们听说过关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萨尔马特人是人与亚马孙（译注：希腊神。相传是曾居住在黑海边的一族女战士中的一员）的混种的传说，据希罗多德的介绍萨尔马特人允许族中的妇女参加战争。]，他们无法想象杀死了如此多斯大林格勒的妇女和儿童。里希特霍芬的轰炸举动也同样让俄罗斯人惊讶不已，但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军官们并没有被骑士时代的错觉缠绕太久。“将俄罗斯妇女们描绘为‘穿着裙子的战士’是错误的，”其中一名德国军官后来说道，“俄罗斯妇女们早已为到来的战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任何一位妇女都随时可以胜任地奔赴战斗岗位。俄罗斯战士们对这些妇女怀有无比崇敬之情。”

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防御者们的境地非常危险，而部分原因要归咎于叶廖緬科将军。他将苏军的大部分可供利用的军事力量调遣去阻止正在从西南面向斯大林格勒挺进的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他从未想到保卢斯的军事力量会如此迅速和大胆地从右翼突围出来去攻击斯大林格勒。

赫鲁晓夫将自己的司令部秘密地设在察里津溪谷中。他们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根据两个工兵军官的报告，他们刚在伏尔加河上搭建好一座浮桥，就立刻被德国人炸毁了。这两位工兵军官不知所措地盯着他们的总司令，一切异议都会被立刻制止。我们不难想象斯大林格勒城中苏军的恐慌程度，而莫斯科对目前所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如果德国人一举渡过伏尔加河，并且占据东部河岸的一座桥头堡——如同施特拉赫维茨事实上已经做了的那样——那么苏军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

当听到德国军队已经到达伏尔加河的消息，斯大林大发雷霆。他下令禁止矿业工厂转移任何机器，或者是采取任何“放弃斯大林格勒”的行动；他要求苏联军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这座城市，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军事委员会到处张贴宣传广告，向市民们表明苏联政府对目前斯大林格勒所遭受的围攻的态度：“我们将永远不放弃这座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城市。让我们在每条街上都设上路障，让我们将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街区和每一座建筑物都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许多惊恐的男人们，包括秘密组织斯大林格勒共青团委员会的成员，都被禁止“放弃他们的岗位”向河东岸逃跑。

那些没有直接参与武器制造的工人们被紧急地召集来组成战时国民军“特别旅”，编制在由萨拉耶夫上校指挥的NKVD第10师中。弹药和步枪被派发下来，但是，其实很多人是在战友们死亡之后才从他们的手中得到武器的。在斯帕尔塔科夫卡北部工业郊区城镇的战斗中，由工人组成的装备低劣的国民军被直接派遣去对抗德国第16装甲师，当然，这场战斗的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尽管已经身处第16装甲师的重炮攻击之中，但是来自工业大学的学生们仍旧继续在城市北部挖掘战壕，而坐落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旁的学校，早已在德军的第一次轰炸中被摧毁了。来自地方防御“强击队”的学校教师们也前来帮忙，其中一位还是连队的指挥官。营部政治委员是来自拖拉机厂——已经转向制造T一34坦克——的一位年轻的女机械工。志愿者们迫不及待地跳入尚未油漆好的坦克，而一旦弹药装上，这些志愿者们就会直接将坦克从工厂生产线上开往前线。这些坦克没有瞄准器，驾驶者只能依靠旋转回转炮塔，进行近距离的平射。

胡贝派他的摩托营去探察北部侧翼的情况。“昨天我们到达铁路线，”第二天，一位下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截获了一列满载武器和运输车辆的苏军火车，同时还有许多苏联俘虏。而其中很多都是‘穿着裙子的战士’，她们一脸严肃的表情，让人不敢正视。但愿这次行动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缴获的战利品中，大部分是美国根据粗借法案提供的战时物资。美国吉普车受到第16装甲师的军官们的普遍青睐，他们认为，这种挂着俄罗斯标识的车辆远比德国自己的运输工具kubelwagen[译者注：字面意思是“bucketCar”桶车]更先进好用。

8月24日，苏联红军的航空团也投入了战斗，但是在德国的梅塞施米特109和FW-190战斗轰炸机面前，苏联的雅克战斗机根本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尽管这些战斗机的底部都装有钢化的材料，但是一旦德国飞机从尾部进行攻击，这些苏联战斗机就显得不堪一击了。每当纳粹德国空军的飞机击毁了一架苏联飞机，德国地面部队的士兵们就会高声欢呼，好似在观看空中斗牛士的观众，乐趣自在其中。

德国轰炸机继续对斯大林格勒进行轰炸，而8月25日下午，轰炸又进入了另外一次高潮。贝克托夫卡的发电站在这次轰炸中被毁坏，但是很快就被修理好了。大批的纳粹德国空军战斗机被派往斯大林格勒，对这座城市进行更大规模的轰炸。许多人在轰炸中失去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人们本能地共享着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因为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也许下一次在废墟中找到的会是自己的尸体。来自空中的轰炸已经让他们无力再为所剩无几的物品争斗了。

战斗到了这样危急的关头，苏联政府不得不下达命令，允许斯大林格勒的妇女和孩子们使用NKVD征用的船只向顿河东河岸撤退。但是，因为大部分船只都被用作转移伤员和运送弹药和援军，因此只有很少的船只可供转移妇女和儿童。当然，如同留在西河岸一样，转移到东河岸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纳粹德国空军的战斗机，正在不断地轰炸伏尔加河河面的船只。察里津溪谷上游的码头再次遭到德军的袭击，坐落在这里的上海餐厅——斯大林格勒的人们最喜欢的聚会场所一一此时也被大火烧成了一片废墟。渡河的人们越过河面上焦黑的尸体和燃烧着的储油罐的碎片艰难地向河对岸前进。8月28日，来自医院的负伤儿童一一包括尼娜·格雷贝尼奇科娃在内一一被绑缚在担架床上运送到了伏尔加河对岸，然后被送往东岸的一所野战医院。

第16装甲师的枪炮从上个星期六的晚上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似乎在以此方式来时刻宣布着他们的存在。此刻他们又击毁了伏尔加河上的一艘货轮，并转向攻击另外一艘炮艇。他们炮轰铁路，将铁路上的列车炸得粉碎，接下来的几天中，又炸毁了几艘小船。第16装甲师的坦克兵们称自己为“炮艇”，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他们轰炸的仅仅是那些正在撤走的市民，而非苏联军队。

第三天晚上，德国装甲师的大炮炸沉了一艘满载妇女和儿童正驶往东部河岸的轮船。在听到尖叫声和哭喊声后，德国士兵们询问他们的指挥官，是否可以使用轻工兵的充气艇去搭救这些妇女和儿童，但是遭到了陆军中尉的拒绝。“如果这场战争爆发在德国，那么敌人会以更残忍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家人的。”他答复道。当黑夜降临，德国装甲兵们用毛毯捂住自己的头，以便他们再也听不到那些妇女和儿童的哭喊声。一些侥幸逃生的妇女设法游回西岸，但是大部分幸存者都游到了一个沙滩上，她们就在那里度过了第二天。第二天晚上，当这些妇女和儿童重新向东岸逃生的时候，德国士兵们没有开炮射击，他们要以此来证明自己与俄罗斯人是不同的。“我们不会容忍残害无辜生灵的事情再次发生的！

在伏尔加河最前线的德国阵地，是一片适于修建公园的狭长开阔地带，这里种满了栎树、胡桃树、甜栗树和夹竹桃，而周围则种满了甜瓜、西红柿、葡萄和各式各样的果树。第16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充分地利用着这些现有的条件。他们的司令部隐藏在一棵高大的梨树下面。在停止射击的空当里，装甲兵和战斗工兵们用帽子和钢盔作为篮子采摘树上成熟的果实。在经历了大草原的干燥后，再来凝视宽广的伏尔加河，“平静的水面”，凉爽的树林，这一切都让德国士兵们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一一似乎这就是他们远离欧洲所要到达的最终目的地。但是，俄罗斯人的继续抵抗又让德军士兵们感到非常的遗憾。士兵们抓住这个最好的时机给家中写信，无一例外地对自己是第一个能够站在伏尔加河岸边，站在德意志帝国全新的东方领土上的人而感到骄傲自豪。伏尔加河西岸的那些白色公寓大楼，让那些曾经在巴尔干半岛上战斗过的士兵们有了一种仿佛又置身于雅典的错觉。这种不可思议的错觉让他们不由自主地要将斯大林格勒与“阿克波利斯建筑”联系在一起。

等待渡过顿河的第6集团军的一个分队还在河面的索道上小心谨慎地行走着，一位高射炮手在家信中这样写道：“不久，我们也将拥有唱歌的权利一一‘伏尔加河的岸边，屹立着一位德国士兵一位炮兵在家信中也提到了Wolgalied一一弗朗兹·莱哈尔所写的歌曲一一“这首歌中所唱的，将在我们身上变成现实”。

许多人相信胜利就在眼前，“你无法想象我们亲爱的摩托化部队行进的速度，”

第389步兵师的一位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写道，“还有纳粹德国空军周而复始的轰炸。当我们的飞行员出现在我们头顶上空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安全，因为我们从未看到过任何俄罗斯人的飞机。我更愿意与你一起分享这种充满希望的感觉。一旦斯大林格勒被攻克，我们的师也就完成了最终的任务，然后，按照上帝的意愿，我们将在今年重新相见。如果斯大林格勒被攻克，南方的俄罗斯军队也会被彻底歼灭。”

但是，胡贝师的处境也不是十分的让人乐观。德军想要从伏尔加河上运输物资成了非常困难的事情，克里姆林宫不断地催促着叶廖緬科从北部侧翼反击德国军队，从而将德国军队控制在最狭窄的范围内。俄罗斯炮兵的大炮可以从两边夹击，直接射入德军的带状阵地内。双方距离近到只有四英里之隔，这样近的距离使得德国军队失去了反击的能力。缺乏燃料的情况不仅仅存在于胡贝的第16装甲师，也存在于维特斯海姆的部队中。

8月25日，里希特霍芬飞往第76步兵师的总部，与保卢斯和冯·塞德利茨将军会合。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保卢斯原本就抽搐的脸因为焦虑而更加的明显，同时他还蒙受着周期性发作的痢疾的困扰——德国人称它为“俄罗斯疾病”——这一切更加剧了他的紧张程度。里希特霍芬一直注意着第6集团军总司令的这种“情绪不安”的表现。当天夜里，纳粹德国空军借助降落伞向维特斯海姆的第14装甲军空投补给品，但是这些补给品大多落入了荒野地带，或者是落入了敌人的手中。第二天一大早，德国侦察机就侦察到，大批的苏联装甲部队正在北部地区集结。

里希特霍芬也赞同希特勒的看法，认为对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红军左侧翼发起攻击将能够迅速地占领斯大林格勒，从而更快地结束这场战争。而物资的贫乏，却让德军如坐针毡般的不安。保卢斯意识到了这点，但是他始终坚定地相信希特勒的判断，俄国人的军事力量已经处于枯竭状态，苏联就要完蛋了。于是当冯·维特斯海姆将军建议撤回部分第14装甲军的军事力量的时候，保卢斯立刻免除了他的指挥官职务，提升胡贝将军来接替他的职位。

在第4装甲集团军从南部迅速向前挺进的同时，希特勒命令霍特调遣出一支装甲部队留守在高加索山脉中。霍特军团因此分解成了第48装甲军和第4军两个部分。此时的情况并不那么乐观，正如斯特雷克将军所说的一样：“我们越是接近斯大林格勒，我们每日的收获就越小。斯大林格勒的防御者们正在积极筹备一次更激烈的反攻计划。斯大林格勒防御委员会发表了这次反攻计划的宣言：“我们绝对不会将这座城市让给德国人！所有的市民们都要团结起来组成军队，积极修建工事，在每条街道上都搭建街垒，以便我们的战士们以最快的速度，给予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国人以最沉重的致命打击！”

持续五周的大雨在8月27日终于停止了，但是真正阻碍霍特军团前进的原因是他们的右翼军队受到来自萨尔帕湖周围的苏军和来自斯大林格勒周围位于伏尔加河南部山脉弯曲处的图多托夫的苏军的攻击。被派去对抗德军强大军事力量的第91步兵师是一支由受罚的苏联红军战士组成的部队，当然，这次战斗是以苏军的失败而告终的。斯大林格勒的政治部门在给谢尔巴乔夫的报告中这样写道：“这支军队中的许多人已经用他们的勇敢补偿了他们的过失，所以他们将会被派回自己原来的部队。’但是，这支军队中的大部分人，在享受这种宽恕待遇之前就已经战死在战场上了。

最近两天以来，德军的推进非常顺利，与此同时，霍特又将第48装甲军从卡尔梅克大草原调遣出来，加入德军的左翼军团之列。德国军队的主要优势来自装甲师和纳粹德国空军的紧密配合。在不断变化的战斗中，德国步兵使用画有卐字的红色旗帜作为信号，以确保不被自己的空军轰炸。但是对于德军地面部队来说，装甲部队迅速变化的攻击队形是造成斯图卡飞机错误地轰炸自己的地面部队的最主要原因。

纳粹德国空军先遣队的指挥官麦克斯·普拉克尔伯中尉被派到第24装甲师司令部担任联络官。当第14和第24装甲师与第29摩托化步兵师开始执行包围斯大林格勒西南部的任务时，普拉克尔伯从开始就一直坚守在无线电旁，指挥空中部队来配合这次行动。第24装甲师的尖兵队行进的速度比临近的师都快，就在此时，普拉克尔伯却无意中在广播中收听到这样一则相关的报道：“让敌人尽量地将自己的运输车辆集中在一起……”于是他立刻要求飞行员提供第24装甲师的准确位置。根据收听到的这个“危险的警报”，普拉克尔伯当机立断地重新调遣了自己的空军中队，使用全新的代号“帮多（Bonzo)”，并命令先前派遣出的正在向苏军靠近的斯图卡飞机及时放弃原定攻击行动，以避免无谓的人员伤亡。

第48装甲军从南部挺进的速度非常快，到8月31日晚上为止，他们的尖兵分队已经前进到了斯大林格勒一莫罗佐夫斯克铁路线。这给第48装甲军提供了一个切断苏联第62和第64集团军残余力量间的联系的良机。保卢斯的步兵师缓慢地向顿河以东推进着，他们从未摆脱过苏联军队的尾随。唯一的机会是派遣第14装甲军向下，进入里诺克的狭长地带以形成全包围形势，把敌人团团包围在陷阱中，就如同集团军群司令部极力主张的那样。这显然是一次非常冒险的行动，因此保卢斯决定不采取这个计划。胡贝已经中断眼前的战役，调转方向，避开苏联军队的攻击，将军力不足的装甲部队向北部调集。叶廖緬科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因此迅速地将自己的军队撤出了德军所设下的陷阱。

在某些紧急情况中，后撤的行动是临时决定的而非事先计划好的。在苏联第64集团军中，第748炮兵连的战士们甚至抛弃了他们的大炮，仓皇地逃跑了。在疑心颇重的苏联政治委员们的眼中，这次逃跑事件成了一个阴谋：炮兵连的一位炮手，“让一支德国部队”攻击了邻近的第204步兵师。

保卢斯的北部侧翼部队一一第48装甲军一一从未从战争中得到过休息的时间，俄罗斯军队不断地从两边同时攻击这个狭长的北部阵线。胡贝将军对这些猛烈的攻击奋起还击，并且成功地遏制了苏军的进攻势头。8月28日，胡贝将自己的司令部移至一个锥形的沟壑中，以更好地避免苏联军队的夜间空袭。在坦克下的一个铺满麦秆的地坑中，胡贝安静地睡了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俄罗斯轰炸机低低地飞在伏尔加河上，开始不分昼夜地对德军阵地轰炸。德国高射炮制造的黑色烟雾表明苏联轰炸机不幸沦为了德军的攻击目标。在爬上胡贝司令部所在的沟壑顶端对苏联飞机攻击之前，一位德国士兵仰首向天空高喊了一声。在那些正在观看这场战斗的德军司令部指挥官们眼中，这位士兵就像是穿着银色盔甲浴血奋战的日耳曼空中骑士。“这道银色的光束，”一位在场的军官充满深情地描述道，“直接射入了伏尔加河东部的敌军阵地，就如同水晶发出的光芒，预示着美好的一天的开始。”

8月28日，俄罗斯战斗机试图攻击纳粹德国空军位于卡拉奇[编者注：苏联地名]附近的一个新飞机基地，但是被梅塞施米特109战斗机赶跑了。皮肤被晒得黝黑的战斗机飞行员们骄傲地聚集在一起，准备向他们的指挥官汇报自己的战绩，但是这位严厉的指挥官一一因为酷似一座大教堂中的一尊中世纪雕像，而被冠以“王子”的称号一一却并没有向他们表示祝贺。取而代之的是来自里希特霍芬的不满“绅士们，在飞行和射击敌机的比赛中寻找刺激的做法必须立即停止。每一架飞机的每一次飞行，每一次飞行所耗费的每一点燃料，以及耗费每一点燃料所飞行的每一个小时，都是无法再追回的。我们在地面所过的每一分钟尚且都是无法追回的，那么在空中的每一分钟，更是一去不复返的。因此，如果空中没有可待攻击的目标，那么我们的每一次射击、每一秒飞行，都必须是为援助我们的地面部队而采取的。”飞行员们立刻对这番话做出了反应，开始不满地咕哝。

8月末，俄罗斯的天气变化无常。8月29日，周六，大雨持续下了整整一天一夜。士兵们浑身都湿透了，栖身的战壕也灌满了雨水。“该死的俄罗斯”是这个时期德军家信中的普遍说法。在长达四个月的推进中，德国士兵们似乎感到自己已经非常接近最终目标了。

驻守在里诺克的第16装甲师，不再像刚到伏尔加河岸边时那样充满自信了。起初还可以为他们提供食物，并且可以用来隐藏运输车辆的果树林已被苏联的大炮摧毁，留下的是无数的弹坑和伤痕累累的树干。更让他们担心的是渐渐聚集在北部的军事力量。如果俄罗斯铁路线的终点弗罗洛夫更接近前线，那么胡贝的部队也许可以抢在苏联军队之前占领这里。第24集团军正在联合第66集团军和第1近卫集团军，积极筹备一次大的反攻行动，可是从火车运输线上下来的德国军队，却因为目的地不够明确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第221步兵师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归属到哪支部队中，他们的指挥官甚至也没有得到确切的阵地位置信息，或者是关于敌人兵力的任何信息。

9月1日，第221步兵师的指挥官，派出一支10人侦察队，去探明德国军队的确切位置。士兵们骑上本地的马匹，穿过斯大林格勒一萨拉托夫铁路干线向南走去，而第221步兵师则以密集队形紧跟其后。攻击斯大林格勒的一支飞行中队，在返回的途中发现了这股向前移动的军事力量。于是，一些双引擎的梅塞施米特110飞机离开飞行队伍，向他们发起攻击，而其余的飞机则返回基地重新装炸药。大约中午的时候，装好炸药的飞机飞了回来，但是第221步兵师已经重新部署了自己的编队，缩小了自己成为攻击目标的可能性。

苏军派出的侦察队回来了，他们看到了一些德国部队，但是却无法为指挥官们描述准确的位置。这与没有派人前去侦察过一样，苏军指挥官们非常“担心和生气”。虽然他们的兵力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德国军队，但是他们却缺乏坦克，缺乏大炮，仅有的反坦克武器的数量也是十分有限的。

事实证明，聚集在后方的苏联第64步兵师的情况非常糟糕。在德国空军的袭击下，他们的野战医院受到了重创，医生和护士们相继阵亡，战士们的士气非常的低落。被送往后方的伤员们，向那些准备奔赴前线的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后备役士兵讲述着战场上鲜为人知的恐怖与烦恼。起初是个体，然后是整支部队开始逃跑。师级指挥官将还能移动的伤员们召集在一起，开始了他的高谈阔论，同时严厉地批评了那些没有为祖国母亲尽心尽责的逃兵行为。然后他使用罗马式的惩罚方式来对那些被抓获的逃兵处以死刑。他掏出手枪，高声地点数着站在第一排的那些被抓获的逃兵人数。每当他数到10,就有一位战士在枪声中倒下，这样一直持续到他用完了手枪中的所有子弹。

8月29日，刚刚被任命为最高代理指挥官——指挥权仅次于斯大林的朱可夫来到斯大林格勒，负责监督作战计划的执行情况。不久，他就发现这三支军队的装备十分差，而且新兵们都被年长的后备役军人所率领，他们缺少弹药，也缺少武器。与莫斯科的联系乱成一团，因此朱可夫尝试劝说斯大林将攻击行动延迟一周。斯大林采纳了朱可夫的意见，但是迅速向西部边缘城市推进的德国军队，还有已经在9月3日与第四装甲军汇合的塞德利茨的部队，让斯大林再次产生了顾虑。他打电话给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将军，要求他去查明德军的确切位置。当从华西列夫斯基那里得知，德国坦克已经前进到斯大林格勒郊区后，斯大林对朱可夫和其他将军的不满便暴露了出来。“他们是怎么了，难道他们不明白，如果我们让出斯大林格勒，那么苏联的整个南部地区就将被从中心隔离出去，我们还能奢谈保卫国家吗？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斯大林格勒的一场浩劫，而是整个苏维埃国家的一场浩劫吗？我们将失去我们的主要水路，也将很快失去我们的石油！

“我们正在尽全力投入每场战争，”华西列夫斯基平静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还不会失去这座城市。”

不久，斯大林又打来电话，向华西列夫斯基口授了给朱可夫的一道命令。他命令立刻开始这次攻击行动，不管军队是否已经部署好，也不管他们的武器是否已经齐备。“任何在这个时候的延误行为，”他强调道，“都无异于犯罪。”也许明天，斯大林格勒就会落入敌人的手中。在一段长时间的争论之后，朱可夫成功地劝说斯大林，将攻击行动再延后了两天。

无论如何，我们对斯大林与朱可夫对战争的判断正确与否，都是很难评断的。保卢斯有足够的时间来增援第14装甲军，并且纳粹德国空军也拥有足够的空中优势，来控制广阔的大草原。在第1近卫军团试图向前再推进几英里的同时，第24军团正好得以从右边撤回到自己的起始线上。但是至少苏联军队拖延对保卢斯军团进攻的行动，让第62和第64军团衣衫褴褛的残存者们，得以后退到城市的边缘，有了喘息的机会。

德国军队也遭受了入夏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损失。仅仅一天之内，就有六名营级指挥官阵亡，而且许多连队的人数竟然减至40〜50人，德国军队从未遭受过如此惨重的损失（迄今为止，德国国防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50万）。在对苏联俘虏的审问中，德国军官了解到了红军所面临的处境。“坚守斯大林格勒的一个连队，”一名俘虏告诉审讯他的军官，“活下来的仅仅只有五个人。因为他们接到了决不能放弃斯大林格勒的命令。”

红军战士们感觉到，在战役开始的前十天中，他们的战斗是努力而成功的。

“你好，我亲爱的战友们！一名红军战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自从8月23日以来，我们不断地卷入与狡诈的德国部队的激烈战斗中。我们排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们都受了重伤，我不得不接管指挥权。大约70辆坦克朝我们开来。同志们互相讨论着眼前的形势，并决定战斗到最后一刻。当德国坦克越过壕沟的时候，我们向他们抛手榴弹和装满汽油的瓶子。”刹那间，无比骄傲的情绪，涌上了斯大林格勒守军们的心房，他们知道自己肩负着整个国家的期望。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对即将面临的战斗产生了或多或少的绝望情绪。这时，仅有4万苏联红军驻守在斯大林格勒，与德国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对抗。任何一位苏军指挥官都明白，“伏尔加河是乌拉尔山脉前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9月的第一周的战役中，德国军队满怀信心。战斗到了十分艰难的时期，一位士兵在家信中写道：“但是斯大林格勒不久就将陷落。”“根据指挥官们向我们说的，”第305步兵师的一位炮兵这样写道，“斯大林格勒的陷落不容置疑。”第6集团军总部毫不掩饰自己的胜利之感，9月3日，一位负责联络南部侧翼的41军和左边侧翼的第四装甲军团的一位参谋官记录到：“环绕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在伏尔加河西岸合拢了！自8月23日到9月8日以来，渡过顿河的第6集团军宣称，自己已经“俘虏了26500名苏军士兵，并且击毁了350门大炮和830辆坦克”。

保卢斯接到一封来自威廉·亚当上校的信，这位上校是他的一名参谋军官，但是现在却因病在德国休养。在信中，这位上校为没有能够参与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而感到非常的遗憾。“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斯大林格勒被攻克。”上校在写给保卢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某种程度上，斯大林格勒被攻克。是整个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可是驻守在斯大林格勒城市边缘的德国军队，此时正在严寒的冰冻中，为马匹寻找可以饮用的水。俄罗斯寒冷的冬天，又将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虽然非常微弱，但是第6集团军即将面临的障碍却是可以预见的。里希特霍芬的大规模轰炸行动，不仅仅摧毁了俄罗斯军队的意志，同时这样的毁灭攻击行动，也将斯大林格勒变成了屠杀苏联人的大型屠宰场。

第三部 “决定命运的城市”

第九章 “时间就是生命”：9月的战斗

德国人民第一次知道斯大林格勒已成为军事攻击目标，是通过8月20日的一份公报。两周后，从未料到自己的军队会在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陷入巷战的希特勒，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斯大林格勒。

在困扰希特勒的斯大林格勒问题中，高加索前线的战事，是他首要考虑的事情。9月7日，就在哈尔德对斯大林格勒的战事进展表示满意的同时，希特勒对高加索战线不利现状的不满程度却达到了极限。他拒绝接受陆军元帅李斯特没有足够军队完成这次军事行动的说法。刚从李斯特的指挥部赶回来的阿尔弗雷德一约德尔将军，午餐时还认为李斯特会完全按照元首的命令执行任务。“你在撒谎！”希特勒大发雷霆地尖叫道，愤怒地离开了房间。接着希特勒下达命令，派遣德国国会大厦的速记员到文尼察，要求他们详细地记录下每日战况讨论会中的每一个字。

在从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战役中胜利凯旋之后，希特勒对战争中存在的必要条件，如燃料的供给、人力的缺乏等问题毫不在意，仿佛他的个人意志是凌驾于这些物质条件之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盛怒之下的他，看来似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一周后重见希特勒的瓦里蒙特将军，也为元首。长时间的盛怒”而感到震惊：“这个人已经不顾脸面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会输掉这次赌博，苏维埃俄国不会在第二次攻击中再被打倒。”同样，重返元首指挥部的空军副官尼古易斯·冯·贝洛，也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所有希特勒的随行人员，无一例外地显现出沮丧的表情，元首则完全陷入了自我封闭的状态之中。’希特勒似乎对当前的战争有了敏锐的感觉——他曾经告诉过他的将军们，如果不能夺下高加索，那么德国将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他仍然不肯面对现实。伏尔加河已经被切断，斯大林格勒的兵工厂也已经被彻底摧毁——这些都是蓝色计划要攻击的目标——此刻他十分清楚，必须占领这座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而这次占领似乎是彻底征服苏维埃俄国的另一种方式。这位危险的梦想家，已经开始用象征性的胜利来弥补自己的空虚了。

一两次可观的胜利支撑着这样一个错觉——斯大林格勒战役将又一次向世人展示德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优势。在北方前线的战斗中，第16装甲师的明星指挥官冯·施特拉赫维茨伯爵表示，在持续的坦克战役中，取胜的关键在于冷静的头脑、准确的目标和快速的火力。俄国投入了一波又一波的T一34型坦克和通过《粗借法案》得到的美国坦克，但是高大的外形，加上装甲外壳又非常的薄，使得这些美国坦克极易被摧毁。苏联坦克兵们并不喜欢美国坦克。“这些坦克根本不顶用，”一位苏联坦克兵在被俘后，对审讯他的德国军官这样说，“这些坦克的阀门总是坏，而且发动机太热，最关键的是这些坦克的传动装置一点儿也不灵活。”

“俄国人向一座小山头发起进攻，”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回忆道，“我们隐藏在背面斜坡上。接下来的两天之中，他们全都沿着一条进攻路线行动，这让他们完全暴露在了地面上。”被摧毁的坦克足有一百多辆。“只要是能看到的地方，”

一位下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到处都是被炸毁或者是正在燃烧的坦克残骸。”49岁的施特拉赫维茨营长因此而在自己的骑士勋章上又添了一枚橡树叶，但是不久之后，就因为年龄的原因而被调遣回德国了。他的指挥权则由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接替。

俄国人对这座小山头的进攻完全是在白费工夫，但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决心却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决心比德国侵略者夺取这座城市的决心更强烈。“显示你的勇气的时候来了……”当俄国的危难时刻到来的时候，安娜·阿赫马托娃在她的诗篇中这样呼吁道。

罗斯托夫陷落之后，任何鼓励抵抗的方法都为俄国当局所默许。9月8日，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军方报纸刊登出了这样一副照片一一一个四肢被捆绑着的小女孩。“如果你心爱的女孩像她一样被法西斯分子捆绑着，你会有什么感受？”

图片旁边的文字这样说明道，“他们首先会无耻的强奸她，然后把她扔到一辆坦克底下轧死。勇敢向前冲，把敌人杀死。保护自己所爱的姑娘免遭土匪的强暴是你的责任。”像这样的宣传资料一一基本上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诗歌《杀死他!》的重复一一当然没有任何艺术可言，但是它却代表了那个时代俄国人的最真实的感受。阿列克塞·苏尔科夫的诗歌《我痛恨》，表达了同样的愤怒情绪。

德国人对祖国母亲的亵渎只能用复仇的鲜血洗净。[注：显然，1942年夏天有关“强暴”行为的宣传极大地影响了1944年底和1945年进入德国境内的苏联军队的行为，导致了他们大量的强奸行为。]9月9日，第4装甲集团军的一支先遣队，在前进的途中偶然发现了大量《红星报》，其中有伊利娅·爱伦堡写给红军战士的一篇文章，文章的结尾写道：“不要数你已经度过了多少天，不要数你已经行走了多少里路，只需数清楚你杀掉了多少德国鬼子。杀死德国鬼子一一这是母亲的祈祷。杀死德国鬼子一一这是俄罗斯土地的呼号。不要动摇，不要放弃。勇敢向前冲！

在叶廖緬科和赫鲁晓夫看来，为第62集团军挑选一名合适的指挥官，在这个紧急的时刻显得尤其的重要，因为在现任指挥官的眼中，守住斯大林格勒简直就是天方夜谭。9月10日那天，第62集团军不得不在战斗中退到市中区去。当德国第29摩托化师在斯大林格勒南面的库波罗斯诺向伏尔加河方向挺进之后，第62集团军与南部的第64集团军的联系也就被切断了。9月11日，设在察里津河谷的叶廖緬科的司令部，处在了德军的重炮攻击之中。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恰在此时到达，在经由伏尔加河进入熊熊燃烧的斯大林格勒的时候，他被“令人悲伤的烧焦的金属味”而深深震撼。在空气稀薄的掩体中，赫鲁晓夫“阴沉着一张脸，总是简单地用一个字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他拿出一盒雪茄，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但是火苗总是在划燃后就立刻熄灭了。稀缺的氧气显示出，掩体中的通风情况简直糟糕得让人担忧”。

西蒙诺夫和他的部下只能睡在靠近察里津河口的隧道拐弯处，简陋的条件使得他们只能和衣而睡。但是，当他们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却发现，除他们之外，掩体中已经没有别人了。“参谋们不见了，打字员也不见了，所有的人都像是从掩体中蒸发了一样。”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一名正在卷起最后一根电话线的通讯兵。此时他们才知道，前线指挥部已经奉命撤至伏尔加河东岸。德国炮火的轰炸，使得西岸不断坍塌，于是廖緬科和赫鲁晓夫不得不征得斯大林的准许，将前线指挥部撤回到伏尔加河东岸。唯一还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是第62集团军的指挥部。

接下来的那天早上，崔可夫将军接到命令赶往新近设在雅米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总指挥部报到。渡过伏尔加河找到这个新司令部，花了崔可夫几乎一整天的时间。斯大林格勒城中熊熊燃烧的大火腾空而起，隔着宽阔的伏尔加河，崔可夫不需要打开他的美国吉普车的车灯，也能看得十分清楚。

第二天早上，崔可夫才见到了赫鲁晓夫和叶廖緬科。一见面，他们就详细地给崔可夫描述了当前的战局。德国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斯大林格勒，我们不能后退，现在也无处可退了。崔可夫已被斯大林任命为斯大林格勒集团军的新司令员。

“崔可夫同志，”赫鲁晓夫问道，“对上级指派你的这项任务，你是如何理解的呢？”

“我们应该与这座城市同生死共存亡。”崔可夫回答道。叶廖緬科和赫鲁晓夫看着他，并且告诉他，他的理解完全正确。

当天晚上，崔可夫乘坐一条渡船，从红斯洛波达出发，前往察里津河谷上游的中心码头，他还一并带去了两辆T+34坦克。当渡船一靠岸，早已在弹坑中等待船只到来的人们蜂拥而出，其中绝大多数是想要逃离战火的市民，还有一些则是准备将伤员转移上船的红军战士。一下船，崔可夫便和他的随行人员出发去寻找自己的新指挥部。

在走错了许多次路之后，他们才由一位工兵部队的政治委员带领，前往马马耶夫岗——一个巨大的鞑靼人墓地——由于它的海拔高度，人们称它为102高地。62集团军的新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崔可夫见到了自己的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将军。粗犷率直的崔可夫和精明强干的克雷洛夫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这两个人都对对方和战局了解得相当透彻。必须守住斯大林格勒。为此，他们必须牺牲无数的生命。“时间就是生命。”现实的情况正如崔可夫后来描述的那样简单而残酷。

得到克雷洛夫和一脸严肃、光头浓眉的集团军政治委员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的赞许，崔可夫开始对所有有撤退企图的指挥官大敲警钟。一些年长的军官丢下他们的部下，开始偷偷过河。正如崔可夫（Chuikov)所意识到的一样，这些群龙无首的战士们，也同样希望“尽快渡过伏尔加河，远离这个人间地狱”。他要求NKVD的部队控制所有的码头和防波堤，无论军衔大小，凡逃亡者都要被处决。

曾经有许多关于部队的真实情况的说法。那天早晨，第6近卫坦克旅的一名高级军士杀死自己的连队指挥官，然后用手枪逼迫坦克驾驶员和无线电通讯员交出坦克。当这两个人一跳出坦克，这名军士就发动坦克向德军第76步兵师的防线开去。这名军士将一面白旗伸出回转炮塔，调查人员断定，这个“经验丰富的叛国者”，早已“计划好了这一令人作呕的阴谋的所有细节”。而那两名在枪口的威逼之下交出坦克的战士，被认为是“胆小懦弱”，后来两人都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并被处以枪决。

战争打到此时，第62集团军的人数已经减至大约2万人。余下的坦克也不到60辆，许多坦克已经残破得无法行动，只能当固定火力来使用。但是，崔可夫的军队却有700多门迫击炮和大炮，他命令将所有的重型大炮都撤至伏尔加河东岸去。此时他的首要任务是削弱纳粹德国空军的空中优势对苏军的影响。崔可夫注意到，德军部队不太愿意近距离作战，尤其不愿意在晚上进行近距离战斗。崔可夫认为，为了让敌人疲惫不堪，我们就“必须要让每个德国士兵都有生活在俄军的枪口之下的感觉”。

此刻，摆在崔可夫面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摸清那些他从前不知道的部队的情况，了解那些他没有侦察过的阵地的情况，而这些都必须在德国人准备发动第一次重要攻击之前就完成。崔可夫发现，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不过是一些简单的路障，用卡车就能把它们推倒一边去。相反，来自第6集团军指挥部的报告，却声称俄军“防御工事非常坚固，地下掩体深而隐蔽，炮台都是用混凝土搭造而成的”。然而，不久之后，德国入侵者就发现，真正阻碍他们前进的是残破不堪的城市地貌。

就在9月12日那天，保卢斯、哈尔德将军和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克斯将军都聚集在希特勒位于文尼察的“狼人”司令部开会。关于那天的会议记录不太一致。在会上，保卢斯提出：从顿河一直到沃罗涅日左翼防线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且，左翼防线的指挥官们，在鼓励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部队奋勇作战的问题上，显得非常的笨拙。按照保卢斯的说法，希特勒的计划是建立在俄国人资源完全匮乏的基础之上的，除此之外，还需要轴心国部队向顿河侧翼多派遣增援部队。在希特勒看来，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的陷落，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保卢斯简单地重复了一下昨天他对哈尔德所说的自己对战局的估计：激战需要10天，“然后需要14天来重新整编和部署”。

德国时间4点45分，德军开始了对斯大林格勒城的首次大规模进攻（希特勒坚持要求在俄国作战的纳粹德国国防军的一切作战时间，都与自己设在东普鲁士狼穴的司令部保持一致)。在第6集团军[cdhyy注：原书为“li集团军群”]的左翼，第295步兵师直逼马马耶夫岗，同时在右翼，第76步兵师和第71步兵师负责进攻中央火车站和伏尔加河边上的中央码头。“只要一次冲锋，伏尔加河就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了。”——第295师的军官们，用类似的话来激起士兵们的斗志。

数日以来，德军对苏军阵地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空袭。“成群结队的斯图卡飞机飞过我们的头顶，”第389步兵师的一名下士这样写道，“地毯式的轰炸方式，恐怕连一只老鼠都难以活命。”9月13日，轰炸继续进行着。在马马耶夫岗的司令部里，崔可夫通过炮兵望远镜关注着战事的进展。从残砖破瓦中腾空而起的烟尘，将天空染成一片灰色。大地随着爆炸声不断地颤抖着，掩体里，细小的土粒不停地从低矮的木头顶上落下，就像沙漏中的细沙一样，使得参谋和信号员们满身是土。野战电话线也被炮弹炸断了，派出去查排电话线故障的线务员几乎无一生还。通讯被频繁地中断，以至于不得不连女话务员也被派出去查排故障。整整一天的时间，崔可夫只和后方指挥部的叶廖緬科联系上了一次，但是到了下午晚些时候，他就完全失去了与西岸各师的所有联系。崔可夫不得不依靠人工方式来恢复与各师的联系，然而这些顶着枪林弹雨的通讯员们，在穿过斯大林格勒城的时候，阵亡人数比那些线务员还要多。

尽管德国人在城市西边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占领了一个小型机场和许多营房，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试图进攻北边凸出部分的行动计划是失败的。战斗比所想的要惨烈得多，以致很多人都私下觉得自己恐怕要在斯大林格勒渡过这个冬天了。

当天晚上，崔可夫决定将司令部转移到先前军队司令部所在的坑道中去，这条坑道一直从察里津河谷延伸到伏尔加河岸边的普希金斯卡娅·尤里察大街。察里津河谷同样也是保卢斯和霍特两个集团军的最佳的作战分界线。当塞德利茨指挥的各师从北部战线向马马耶夫岗和中央火车站发起进攻的同时，霍特指挥的第14和第24装甲师以及第94步兵师也在南部阵线上做好了进攻的准备，而他们即将攻打的目标是，高耸在斯大林格勒制高点上的长方形混凝土谷仓。

第71步兵师攻入靠近察里津河北面的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消息让元首指挥部的人们狂喜了一阵。同一天晚上，克里姆林宫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当秘书长波斯克列贝舍夫进来告诉斯大林，叶廖緬科正在电话上等候与他通话的时候，斯大林正在与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讨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略反攻的事情。与叶廖緬科通过电话后，斯大林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两位将军。叶廖緬科说：敌人正在增强城市近郊的坦克火力，他希望明天就能发动一次反攻。他又对华西列夫斯基说：“立刻下达命令给罗季姆采夫的第13近卫步兵师，要他们立刻渡过伏尔加河，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事情，也一并传达给他。”一个小时之后，朱可夫乘飞机返回了斯大林格勒。

9月14日凌晨，崔可夫和他的参谋人员乘坐两辆车，穿过斯大林格勒城的废墟，南行到达设在察里津的指挥部。遍地碎石瓦砾的街道，勉强可以行走，路程虽然很短，但是他们却要经常停下来。崔可夫显得非常的不耐烦，因为他已经下令进行一次反攻，而他必须要在新的司令部来指挥这次反攻。在几个地方的战斗中，他的部队确实让德国人感到有点棘手，但是当太阳升起之后，纳粹德国空军的空中攻击，就让苏军失去了所有的优势，不得不节节败退。那天早晨，唯一让崔可夫感到欣慰的消息是，第13近卫步兵师将于当晚渡过伏尔加河。但是敌人的进攻势不可挡，许多人都开始猜测，罗季姆采夫的部队是否能够成功地达到伏尔加河西岸。

德军第295步兵师继续在马马耶夫岗的斜坡上展开攻势，但对斯大林格勒来说，最直接威胁它的存亡的是来自南面的危险。“两个师都取得了进展。”来自第6集团军的报告这样乐观地说道，“中午时分发动的一次攻击，我们攻入了中央火车站；下午3点15分，我们又占领了自来水厂。至此，我们已经攻打到了伏尔加河岸边！事实上，早晨的时候，在两个小时之内，中央火车站就在苏军与德军之间三次易手，最后，在下午的时候，被NKVD步枪营重新夺了回来。

中午时分，亚历山大·罗季姆采夫穿着一身肮脏的军服，来到了崔可夫的指挥部。在伏尔加河西岸，连续不断的炮火攻击逼得罗季姆采夫不停地跳进弹坑躲避炸弹。罗季姆采夫是个非常幽默的人，浑身散发着浓重的书生气息。这位红军将军和苏联英雄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典型的莫斯科知识分子。过早灰白的头发，两边削得很短，头顶的头发则直直向上，这样的发型，越发让他的脑袋显着更长了。37岁的罗季姆采夫是那种为数极少的，天生就可以蔑视危险的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在代号为“帕布力图（Pablito)”的部队中服役；在1937年的瓜达拉哈拉战役中，他是主要的苏联军事顾问。在这场战役中，西班牙共和军把长途跋涉而来的墨索里尼军队打得落荒而逃。在他的部队中，罗季姆采夫是位受部下尊敬的英雄，大家都以能在他的部队里服役而自豪，他的部下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在伤愈准备归队的时候，却被派往其他的部队。

崔可夫让罗季姆采夫对目前的不利战局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崔可夫不久前才把自己的最后一支后备部队——来自坦克旅的19辆坦克——派往了前线，却建议罗季姆采夫把所有的重型武器装备都留在后方营地，战士们只需要携带随身武器、机枪、反坦克枪和尽可能多的手榴弹。

崔可夫召来了NKVD第10步兵师师长、斯大林格勒警卫部队司令A.A.萨拉耶夫上校。自7月以来，萨拉耶夫就一直在斯大林格勒作战，他带领着NKVD的五个团（超过7500人），现在他的兵力又增强了不少。他已经在伏尔加河两岸组建了一支超过1.5万人的独立军队，并控制着所有的渡口和水上交通。此时，已没有什么可以让崔可夫害怕的了，他告诉萨拉耶夫，如果他不服从自己的支持，那他就会立刻给前线指挥部打电话。高加索前线的一名指挥官，曾经建议将NKVD部队置于军队领导之下，因而受到贝利亚的威胁，说要被“打断脊梁”，所以此时，萨拉耶夫明智地意识到自己应该聪明地服从崔可夫的命令。很显然，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已经开始向军方倾斜了。

萨拉耶夫的民兵部队被命令去攻占所有重要的建筑物，并且要一直战斗到最后。NKVD的一支正规军部队被派往马马耶夫岗，与此同时，另外两个步兵团受命阻止德军向伏尔加河的推进。必须保证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能够顺利抵达伏尔加河西岸。被派往马马耶夫岗的NKVD部队作战英勇，但是损失惨重，这支部队最后被授予了列宁勋章和“斯大林格勒斯基”的称号。在战斗中，萨拉耶夫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失掉了自己的阵地。10月的第二个星期，罗加京少将就接替萨拉耶夫的职位成为了NKVD部队的指挥官，新的司令部设在伏尔加河东岸。

那天晚上，发生了另外一次措手不及的战斗。在伏尔加河的另一侧，斯大林的文职特派员乔治·马林科夫将空军第8集团军的高级军官召集到了前线指挥部。当这些高级军官们来到指挥部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要被授予勋章。当时叶廖緬科和朱可夫没有在场，而是隔墙聆听。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开始，马林科夫就对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所报告的，有关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空袭的情况表示怀疑，现在，他更是将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在这些了红军空军指挥官们的身上了。他极力要求空军军官们详细汇报作战情况，包括具体作战部队和具体作战时间。在听了讲述之后，他又指责这些军官们没有充分调动一切力量全力迎战。他极力要求将这些军官送上军事法庭。为了显示他的权威，马林科夫将一名身材矮小，梳着黑色大背头，满脸骄横样的少校叫到了面前。“斯大林少校，”他对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儿子说，[注：苏联领导人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儿子，也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空军部队中服役。瓦西里.斯大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为了逃避战斗，不久后他转而负责一部关于空军战斗的宣传片的制作。]。你的空中部队的战斗情况，简直糟糕透顶。在最近的一次战役中，你的24名飞行员，居然没有一人击落哪怕是一架德国飞机。为什么？难道你忘记了如何作战了吗？你又让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情形？”接着，马林科夫又开始羞辱空军第8集团军指挥官赫留金将军。这样的羞辱一直持续到朱可夫的介入，才算暂时告一个段落。朱可夫提醒大家，罗季姆采夫的军团将要渡过伏尔加河。战斗机部队则要负责在空中掩护他们，绝对要保证不让任何德国炸弹干扰军队渡河。空军指挥官们仓皇而退，没有一个人敢开口多说一句话。

三天前，最高统帅部已经下令让第13近卫步兵师赶往斯大林格勒。这支军队虽然有1万多人，但是却有1/10的人没有武器。为了躲避德国空军的侦察，他们在伏尔加河东岸的克拉斯那亚斯洛博达附近散开，借助乌克兰白杨、榆树和柳树的掩护，不让德国人发现。从南面的卡梅申过来大这支部队，几乎没有时间来做战前准备。对于眼前的紧急军情，罗季姆采夫非常的清楚，因此一路上，他都催促着自己的部队加快行进速度。卡车的散热器坏了，运载军用物资的胳驼也累得性情大变，车轮扬起的灰尘“将拴在通讯天线上的风筝，也染成了灰色”行进途中，部队不得不因为躲避黄鼻子的梅塞施米特飞机对他们的低空扫射而好几次散开。

当他们越接近伏尔加河，枫树林就越多，尘土飞扬的干燥的大草原也就越来越少了，干渴的战士知道，水源就在不远之处。他们在一棵树上发现了一个箭头标识，上面写着“渡口”两个字。望着前方腾空升起的滚滚浓烟，战士们用手肘互相推着队伍中的同伴。在伏尔加河的另一侧，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恶战，而这滚滚的浓烟，正是这场恶战的第一个标示。

在河边，战士们迅速领取子弹、手榴弹以及日需供给物——面包、烤肠和沏茶用的方糖。在与崔可夫交谈之后，罗季姆采夫决定在天黑之前采取行动。乘着黄昏，第一波近卫军匆忙地奔向停靠在岸边的船只，一切可以使用的船只，包括伏尔加河舰队的炮艇、拖船、驳船、渔船、舢板甚至是划艇，都被他们征用来做渡河工具。而留在伏尔加河东岸等待渡河的战士们，则在估算着这些船只来回所需要的时间。

在整个渡河的过程中，也许坐划艇的人更有恐惧感一一尽管水波拍打船身的力度十分轻，但是浆架却仍然吱吱嘎嘎地响。远处炮弹的爆炸声和步枪射击的声音在宽阔的河面回响着，使四周显得空旷而悠远。接着，岸边的德军大炮、迫击炮和机枪转移了扫射目标。炮弹落下，巨大的水柱便腾空升起，把船上的人淋了个透湿。随着炮弹的下落，震昏的鱼儿不久便浮出了水面，银白色的肚皮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一艘隶属于伏尔加河区舰队的炮艇，被德军炸弹击中，20名船员无一生还。为了让自己尽力不去想遥远的河岸，一些人就盯着船周围的水看，就像登山队员抗拒向下看的恐惧一样。而另外一些人，则不停地盯着河西岸燃烧的建筑物腾起的大火，戴着钢盔的脑袋因为害怕而本能地蜷缩在胸前。等待他们的，将是地狱般的生活。随着夜幕的降临，河岸边那些燃烧的建筑物，在熊熊烈火的衬托下清晰可见，投下怪异的阴影。飞獬的火星挂满夜空，“烧焦的机器和船只的残骸遍布岸边，眼前的河岸俨如一个大垃圾场”。当他们越是靠近岸边的时候，建筑物的烧焦味和建筑物残骸中飘出的腐烂尸体的恶臭味道就越是强烈。

第一批上岸的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没有上刺刀，他们从船两侧跳入河边的浅水中，奋力冲上陡峭的沙岸。其中一个登陆码头，只距离德军阵地仅有100码左右。不用任何人告诉他们，这些近卫军战士们都非常的清楚，在岸边逗留的时间越长，死亡就离他们越近。所幸的是，德军还没有时间去挖战壕来准备迎战。在左翼阵线上的第42近卫步兵团的一个营部，在这里与NKVD的部队成功会合，合力将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德军击退。在右翼阵线上，第39近卫步兵团向一座红砖砌成的大型工厂（这座弹迹斑斑的建筑物，被作为纪念物一直保留到今天）发起进攻，以近距离战斗的优势，将德军赶出了这一区域。当第二批红军战士上岸之后，补充兵力后的红军各步兵团便开始向横穿马马耶夫岗的铁路线挺进。

在战斗开始的头一天，第13近卫步兵师损失了30%的兵力，但是守住了河岸。后来那些幸存下来的战士（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时，每1万人中幸存者只有320人）回忆说，他们勇敢战斗的决心“来自于罗季姆采夫”。在他的榜样作用下，战士们严格遵守这样的誓言：“伏尔加河就在后面，但是我们绝不后退一止”

步。

在德军眼中，罗季姆采夫的反击不过是让他们暂时受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德军认为，只要自己攻入了斯大林格勒市中心，苏军就再也无法把这座城市夺回了。

“从昨天开始，第三帝国的旗帜就高高地飘扬在了斯大林格勒市上空，”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名士兵这样写道，“市中心和（中央）火车站都在德军的控制之中。你无法想象在得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有多么的激动。”不过，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德国士兵们，早已在“梦想着冬日里地下室，温暖的兴登堡式的壁炉，以及大堆来自家乡亲人的书信了”。

一些德军步兵连已经推进到了察里津河谷。德军的炮火已经可以直接射击第62集团军司令部的出口，靠近察里津河口的掩体中挤满了伤员。不久后，掩体中温暖潮湿的空气变得让人无法呼吸，参谋们因为缺氧而接连昏倒。崔可夫决定再次迁移他的司令部，他计划先渡过伏尔加河，而后北上，最后再回到河西岸。

马马耶夫岗的战斗越来越激烈。如果德军能占领马马耶夫岗，那么他们就可以用大炮来控制伏尔加河。NKVD的一个步兵团拼命据守在山顶上的一小块阵地上，直到9月16日早晨，才得到罗季姆采夫属下的第42近卫步兵团的残余部队和另外一个师的部分兵力的支援。得到增援的部队，在当天上午就攻下了整个山头。几周前还是情侣们双双的公园般的马马耶夫岗，在炮火的洗劫下已是面目全非。炮弹、炸弹和手榴弹的碎片满地都是，却看不到一片玻璃的碎片。整个山坡被炸弹炸得坑坑洼洼，在激烈的攻击与反攻过程中，这些弹坑成了士兵们现成的战壕。近卫军战士肯提亚，将竖立在山头的第295步兵师的德国旗帜扯了下来，狠狠地踩了几脚，他也因此而成为名人，但是某些不光彩的事情知道的人就少了。据说，在马马耶夫岗指挥战斗的一位炮兵指挥员逃跑了，原因是“他害怕因为自己的懦弱行为而被抓起来”。当一群德军步兵向这个阵地进攻的时候，驻守这里的苏联炮兵们仓皇四散。一名高级中尉M，在指挥战斗的时候表现“优柔寡断”，没有能够有力地抗击德军的进攻，而此时他的行为就是死罪。

9月16日晚11点，驻守在距离马马耶夫岗北边大约五英里的苏联第112步兵师的一名中尉排长K发现有四名士兵和他们的军士长不见了踪影。“他没有采取措施来阻止他们的这种叛国行为，而只是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连长。”大约凌晨1点钟，政治委员克拉巴诺夫前来这个排调查情况。当来到战壕的时候，克拉巴诺夫听到从德军阵地传来用俄语呼叫的声音。这个声音一一点数着排里的每位士兵的名字，催促他们尽快过去：“你们都应该离弃自己的部队，到德军这边来吧，他们会给你们吃好的，很好地优待你们的。可是在俄军那边，等待你们的只有死亡。”紧接着，政委看到几个黑影越过无人区，向德军那边跑去。更让他十分气愤的是，居然这个排的其他战士并没有向这些黑影开枪。他发现，包括军士长在内的十名战士跑向了德军阵地。排长立刻被逮捕，并被送上军事法庭接收审判。对这位排长审判的最后结果，也许是死刑，也许是被送到惩戒营，已经无从考证。同样在这个师里，一名上尉试图劝说其他两名军官与他一起投降德军，但是其中一名军官“拒绝了他的劝说，并掏枪处决了这名叛徒”，只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这个事件是否掺杂了私人恩怨在里面。

接下来的几天里，德军发动了接二连三的反攻，但是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和NKVD的残余兵力仍旧顽强战斗着，坚守在马马耶夫岗上。第295步兵师的攻势停了下来，他们的人员伤亡非常的惨重，以至于不得不将各个连队合并起来作战。德国军官的伤亡率非常的高，这要归功于苏军狙击手。在前线阵地坚持战斗两周之后，隶属于第295步兵师，由柯尔菲斯上校指挥的步兵团中一个连的连长，已经换过三任了，现任连长是一名年轻的中尉。

“零星的死伤”一直在马马耶夫岗持续着，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苏军的阵地都处在德军的重炮轰击之下。亲眼看到炮弹落下的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这些泥土被炸弹翻上了天空，然后又被地心引力重重地拽了下来。大块的泥土结实地砸向地面，而那些微尘则腾空翻卷而起。”被炸弹烧焦的泥土不断地翻腾着，斜坡上，战斗留下的尸体被炸弹掀起，紧接着又被落下的泥土掩埋。据说在战争结束很多年后，人们在对山坡进行清理的时候，发现了一名德军士兵和一名苏军战士的遗体。很显然，他们是在厮杀到同归于尽之后，被翻起的泥土掩埋起来的。

在朱可夫含蓄的表述之中，这是“斯大林格勒最艰难的时期”。设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都认为斯大林格勒是彻底完蛋了，同时，克里姆林宫的气氛也非常的紧张。9月16日晚餐刚完，波斯克列贝舍夫轻轻地走了进来，将一份来自总参谋部中央情报局的手抄文件放在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这是一则由柏林电台侦听到的消息：“斯大林格勒已经被勇猛的德国士兵们攻占了。俄罗斯已经被分割成了南北两块，不久就会在垂死挣扎的痛苦中瓦解。”斯大林将这条消息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在窗前站着，陷入了沉思之中。他让波斯克列贝舍夫带自己到参谋总部大本营。在电话中，他给叶廖緬科和赫鲁晓夫下达了命令：“把斯大林格勒目前的情况详细报告给我。斯大林格勒是否已经被德军占领了？你们要如实地向我报告。尽快把你们的报告交给我。”

其实，最紧要的关头已经过去了，罗季姆采夫的师已经及时抵达。同一天，德军指挥官们非常明白，苏军的增援部队已经顺利过河，而且，位于察里津河南岸的第35近卫步兵师残余兵力得到了戈里什内指挥的第95步兵师和一个海军步兵旅的增援。纳粹德国空军也发现苏联第8空中集团军与自己对抗的飞机数量在激增，只不过，这些苏联飞行员仍旧对敌人心存恐惧，也往往被击落。“只要有一架梅塞斯密特一109飞机出现，”一名政委在报告中这样写道，“我军的飞机就会像旋转木马一样不停地在空中盘旋，每个人都拼命保护自己的尾巴。”

然而更让纳粹德国空军感觉明显的是苏军防空炮火的增加。“只要斯图卡飞机中队一出现，”第24装甲师的联络官写道，“地面的防空高射炮立刻齐射，空中满是炮弹划过的黑痕。”假如有一架令人憎恨的斯图卡飞机在半空中被击中，当燃烧的飞机碎片下落的时候，地面苏军的欢呼声就会立刻爆发。哪怕速度最快的飞机，也对伏尔加河两岸密布的防空火力感到头疼。纳粹德国空军的损失也在增加。9月16日，一架企图越过伏尔加河的梅塞斯密特一109飞机在空中被击中，驾驶员尤尔根·卡尔伯军士被迫跳伞。他落在了河里，可是当他游到岸边的时候，却发现苏联红军战士早已在那里等着他了。

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机机群几乎一刻也没有歇息，每一架飞机都被要求不间断地进行穿梭轰炸。9月19日，一位飞行员对飞行次数做了一次统计，他惊讶地发现，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他执行的飞行任务是228次，这相当于过去三年内，在“波兰、法国、英国、南斯拉夫和俄国”执行的全部飞行任务的总和。他和他的整个轰炸机群，每天要在空中待上6个小时之多。

由于大部分德军机场都是设在大草原上的临时机场，因此他们在地面上的生活节奏非常的紧凑，吃饭狼吞虎咽，在不停地响起的电话铃声中，还得仔细研究战斗区域的空中侦察照片和地形图。一旦升空，既定的那些攻击对象根本无法确认，地面上到处是“难以想象的建筑物残骸和熊熊燃烧的烈火”。从点燃的油罐上冒出的黑色烟柱腾空而起，即便是在1万英尺的高空，太阳看着都是模糊不清的。

集团军接连不断地下达着飞行命令：“攻击All区域、攻击西北阵线、攻击大片居民住宅区，这些地方都有敌人的抵抗力量。”但是，工厂的厂房已经烧得连一堵完整的墙都没有了，轰炸这些“战争废墟”使得德国飞行员们丝毫没有成就感。

对于地面工作组来说，“机务人员、武器维修人员、装载炸弹的人员和无线电工程师们”，必须为“每天三次、四次甚至是五次”执行任务的飞机做好一切准备，丝毫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而对飞行员们来说，他们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在傍晚和早晨，但是他们也不能在飞机场周围逗留太长时间，只能“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地”上那深邃的天空：现在已经进入9月的第三个星期了，俄罗斯的寒风越来越刺骨了。9月17日，气温骤降。德国士兵们在早已破烂不堪的夹克里套上羊毛衣服。“士兵们的衣服”，一位随军医生说，“如此破烂不堪，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穿俄军的制服。”

在马马耶夫岗的战斗进行的同时，另外一场为了争夺伏尔加河下游的一座大粮仓的战斗，又爆发了。霍特指挥的第48装甲军急速前进着，不久便将这座天然要塞彻底包围了。9月17日晚上，中尉安德烈·赫兹扬诺夫率领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排突围进了包围圈，在那里守卫的第35近卫步兵师，看到前来增援的部队，高兴的欢呼起来。虽然在他们的手中，是两挺老式的马克沁重机枪和两支长长的苏式反坦克枪，但是当一名德国军官和翻译举着白旗过来，劝说他们投降的时候，他们还是向这辆德军坦克开了火。随即，德军便向这一地区进行猛烈的炮攻，为萨克森第94步兵师——军队的徽章是两把交叉的梅森瓷剑——的进攻扫清障碍。

9月18日那天，驻守在粮仓的50多名苏联守军，击退了的德军10次进攻。他们知道可能不会再有新的补给，因此开始仔细的节约弹药、粮食和水。接下来的两天中，战斗条件异常的糟糕。灰尘和烟雾呛得他们无法呼吸，存放粮食的粮仓也被炸弹引燃，不久后，连可以喝的水都没有了。甚至连冷却马克沁重机枪的水也快没有了。（我们完全可以想到，这些苏联战士们不得不用自己的尿来冷却机枪，就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常常做的那样，但是在苏联的战争资料中，并没有关于这样的事情的细节。）9月20日，就在苏军的手榴弹和反坦克子弹都快消耗完的时候，德军却调遣了更多坦克前来彻底围剿苏军。连最后的两挺马克沁也坏掉了。粮仓内烟雾弥漫，在这种根本看不清对方的情况下，苏联战士们不得不依靠沙哑的吼叫来保持彼此的联系。当德军冲进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向着有声音的地方开枪，而无法准确的看清德国人的位置。那天晚上，虽然所剩的弹药已经少得可怜，但是那些幸存者还是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突围了出来。而伤员们就不得不全部留下了。虽然战斗非常激烈，但是对德国人来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一次胜利，不过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在集团军司令部设计臂章的时候，保卢斯还是挑选这座大粮仓，来作为斯大林格勒的象征物。

类似的顽强抵抗，也出现在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那些得到加固的建筑物中，为了占领这些建筑物，德军损失了很多的兵力。这些“堡垒”的守卫者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队，但是同样遭受着饥饿和干渴折磨的这些战士们，却都顽强地坚守着阵地。争夺位于红色广场上的尤尼汶姆戈百货商店（第42近卫步兵团第1营的司令部设在这里）进行得十分艰难，“制钉厂”的小仓库成了红军战士们的又一个据点。在不远处的一座三层楼房中，近卫军战士们苦战了五天，墙壁倒下而激起的烟尘充斥着他们的鼻孔和干涸的喉咙。伤员们只能躺在地下室等死，因为年轻的护士由于胸部受伤而牺牲了。在德国坦克就要撞到墙壁的最后关头，在近半营的守军中，仅有六名红军战士得以死里逃生。

在市中心，德军有所进展，但最让红军感到头疼的是，德军正在向中央登陆场方向挺进，如果得手，德军就可以在镁粉照明弹的帮助下，在夜间对重要渡河地点进行炮轰和机枪扫射。德国人决心不让驻守斯大林格勒的红军部队再得到任何的增援和补给。

经过5天的战斗和15次之多的易手，中央火车站最终落到了德国人的手里。罗季姆采夫听从了崔可夫的建议，命令前线军队与德军保持50码的距离，从而使德军的大炮和飞机失去作用。罗季姆采夫的师里的战士们对自己的枪法十分的得意，。每位战士的枪法都如同狙击手一样的准”使得“德国人只能爬行，根本不敢走路”

连续的艰苦战斗，让德国士兵们筋疲力尽，红肿的眼睛显然是缺乏休息的表现，而出乎意料的伤亡人数，又让他们一周前还拥有的那种胜利者的心态，早已荡然无存了。一切事情都与从前不一样了，变得让人心烦意乱。炮火让城市变得更加可怕，而且炮弹的爆炸还并不是唯一的危险。只要高大的建筑物被炮弹击中，炮弹散片和砖石的碎片就会漫天飞舞。在这座被炸得面目全非，如同外星球一样的城市中，“陆战骄子”们早已失去了时间概念，即便是正午的太阳，也在不断扬起的灰尘中显示出一种极其苍白的特质。

在如此狭窄的空间中，每一位德军士兵必须对周围的立体三维环境更加的敏感，因为苏联狙击手们随时都会出现在那些高大的建筑物中。他们还得时刻注意空中的动向。每当纳粹德国空军的飞机到来，这些“陆战骄子”们就得如同俄国人一样地迅速卧倒。士兵们常常向空中发射信号弹，因为他们害怕斯图卡飞机会看不到阵地上的红、白、黑三色的纳粹卐字旗，而误伤了自己的战友。苏联轰炸机也常常在低空盘旋，低得甚至连尾翼上的红星都看得一清二楚。高空中的战斗机，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银光。一位观察员更准确地描述了空战的情景：这些战斗机在空中搅在一起上下翻滚着，看起来更像是游弋的鱼，而不是空中飞翔的鸟。

各种噪音不停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一名坦克军官这样记录了自己当时的感觉：“在斯图卡飞机俯冲时发出的魔鬼般的嚎叫声、高射炮和大炮雷鸣般的响声、发动机的噪音、坦克履带的吱嘎声、我们的火箭炮和斯大林管风琴发射时候的尖叫声，以及四周冲锋枪的哒哒声之中，我们时刻都清醒地感觉到，我们正处在这座燃烧的炼狱中。”伤员们的哀号声最揪心。“那简直不是人类发出的声音，”一个德国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那是受伤后的野兽发出的哀鸣。”

在这样的情形之中，思乡之情变得更加强烈。“家是如此的遥远——哦，美丽的家!”一位士兵满怀深情地这样写道，“此时此刻，我们才深深地体会到家是如此的美好。”在另一边，苏联守卫者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思乡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你好，亲爱的帕琳娜!”一位不知名的苏联红军战士，在9月17日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很好，并且很健康。没有人能预料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会活下来的，你我会有重逢的一天的。战争非常惨烈，你从新闻报道中可以了解前线的情况。每一位红军战士的任务都非常明确：尽可能多地消灭弗里茨（苏联人给德国人取的外号），然后把他们赶回西方去。我很想你，但是我们相隔千里之遥，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9月23日，另外一名叫谢尔盖的战士，却只给他的妻子劳丽娅写了这样一张简短的字条：“德国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而根本没有提到家。

9月18日，在北面战线，对第6集团军左翼发起进攻的三个苏联集团军也以失败告终。纳粹德国空军中队调整部署，火速赶往北面战线，配合第14装甲军共同发起反攻，充分显示了他们在开阔的草原上协同作战的能力。第二天，苏军又向第6集团军左翼发起了进攻，但还是以失败告终。苏军的这三个集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换来的不过是第62集团军（62ndArmy)两天之内没有遭受纳粹德国空军的攻击。

崔可夫明白，此时绝不能松懈，因此他命令巴秋克上校指挥的第284步兵师一一主要由西伯利亚人组成一一立刻渡过伏尔加河。崔可夫将这支部队作为预备队埋伏在马马耶夫岗下边，如果德军在中央登陆场站稳脚跟，继而沿伏尔加河北上的话，他们就采取行动破坏德军的计划，以防止德军切断第62集团军与后方的联系。9月23日早晨，当巴秋克的最后一批西伯利亚战士达到伏尔加河西岸几个小时之后，就立刻投入到了清除中央登陆场的德军、重新建立与被围困在察里津河南岸的苏联军队的联系的战斗中。然而，尽管损失惨重，德军还是将他们击退了。那天正好是保卢斯52岁的生日，德军最终占领了这条宽阔的通道，把第62集团军的左翼分割开来，包围在察里津河以南的小块地区之内。

一向做事认真细致的德国人继续推行着他们原定的计划一一彻底消灭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南部地区的抵抗。两天后，他们的攻势初见成效，并且引起了两个早已经没有食物和弹药补给的民兵旅战士的慌乱。这种崩溃状态在一份斯大林格勒前线指挥部呈递给莫斯科谢尔巴科夫的报告中有所体现：第42特别旅的指挥官，“离开他镇守的防线，假装要去与集团军方面的参谋员们商讨对策”。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第92特别旅中，尽管它已经得到了海军陆战队的增援。9月26日，这个特别旅的旅长和政委带着他们的参谋军官一起，抛弃部下，也“假装要去与上级司令官商讨对策”，但是事实上，他们却只是转移到了位于伏尔加河中央的格罗德尼岛上。第二天早晨，“当战士们得知指挥官已经抛下他们不管之后，大家纷纷涌向伏尔加河岸边，争相为自己准备渡河逃生的木筏”。一些人企图借助三根树干和零散的漂流木到达格罗德尼岛，而还有一些人则只好自己游泳过去。敌人发现了这些企图逃命的战士，于是用迫击炮和大炮猛轰他们，很多战士就这样死在了水中。

当机枪营营长雅科夫列夫少校（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最高级别军官）得知旅长已经逃跑、部队已经一片慌乱之后，立刻接手指挥前线作战。但是他很快便发现根本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因为通信兵也在逃往岛上的人群之中。后来，在中尉苏洛采夫的协助下，雅科夫列夫组织剩余兵力，重新建立了一条防线，虽然人数和弹药都少得可怜，但是他们还是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击退了敌人的七次进攻。而与此同时，该旅的旅长却一直待在格罗德尼岛上，他甚至没有想到要向留下来的前线守卫者们送去更多的弹药。为了开脱自己，他甚至无耻地向第62集团军指挥部递交了一份歪曲事实的报告。这一举动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倒使得崔可夫的参谋官们对此颇为怀疑。最后，这名旅长被逮捕，并以“违抗第227号命令罪”被起诉。虽然在NKVD(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法庭向莫斯科提交的报告中，没有提到更多的详情，但是至少宽恕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第十章 鼠战

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战场上没有传出任何胜利的消息，这使得希特勒有一种很深的挫败感，9月24日，他撤掉了哈尔德将军的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神经质的紧张情绪，让他们两人都感到筋疲力尽。哈尔德认为希特勒是个反复无常、权力欲极强，又总爱管闲事的门外汉；而元首则批评他是那种充满怨恨的不配合的将军，总是与自己的胜利意志背道而驰。那天晚上，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强调说，希特勒最关心的是“必须在总参谋部内完全保持对纳粹主义的狂热信仰”。这种强制屈服的方式，使得总参谋部内部权力更替的斗争十分的强烈。结果当然不难猜想，危险的处境往往导致彻底的失败。

官职排在约德尔和李斯特后面的保卢斯，听说自己将接替约德尔，被任命为纳粹德国国防军作战指挥部参谋长，冯·塞德利茨将军则是接替自己成为第6集团军司令的最佳人选。但是希特勒决定任命那些熟悉的脸孔，于是约德尔继续担任自己的职务，而善于溜须拍马的凯特尔陆军元帅也得以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辅助元首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天才，同时还肩负协助元首进行军队纳粹化进程的使命。职业军官们把凯特尔称作是“Lakeitel”或者是“只会点头的驴子”，同时他们还看不起其他许多举止懦弱的将军们。“总参谋部正在走向灭亡，”在给七月阴谋的领导者贝克将军的一封信中，格罗斯库特这样写道，“仅存的一点荣誉也丧失殆尽。”唯一让格罗斯库特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军队指挥官斯特雷克将军和第6集团军指挥部的其他参谋官们与他有一致的想法。“和这些人共事是一件非常让人愉快的事情。”

免除哈尔德将军的职务，标志着总参谋部作为独立计划编制机构的结束，同时也使保卢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失去了自己的唯一庇护者。保卢斯肯定曾为失去调职机会而暗自沮丧过。希特勒曾经说过，保卢斯率领的第6集团军搅得上天都无法安宁，但是斯大林格勒却还没有攻下。宣传部的人在静静地等待着这座城市的陷落，“以便去拍摄升旗仪式的场面”，而新闻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准许自己前去采访“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因为保卢斯的指挥部在9月26日就曾宣称：“第三帝国的旗帜已经高高飘扬在斯大林格勒共产党机关大楼上空！”甚至戈培尔也开始感到德国新闻界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报道“过于乐观”，编辑们得到指示，要加重强调战争的艰难和复杂度。一周之后，戈培尔也开始相信“斯大林格勒的陷落是必然的”，但是三天过后，他的情绪再次发生了变化，他命令将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报道，从报纸的头条头版上撤掉。

据格罗斯库特所说，那些相关的压力和批评，“从早到晚”地涌向保卢斯，纷纷指责他还没有攻占斯大林格勒，这使得他的情绪“极度紧张”。这种紧张的情绪使得他的痢疾更加严重，参谋部的军官们还注意到，他的左脸抽搐得越来越明显了。设在顿河西岸戈卢宾斯基小村里的指挥部中，保卢斯长久地盯着斯大林格勒大比例尺的详图。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德军占领，来自情报部门的报告也显示，苏军的损失大约是德军的两倍。此时他希望，希特勒关于苏军的后备力量会随时消耗殆尽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自己的军事力量也在迅速地削弱，敌人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让参与进攻的德军损失惨重。

许多针对保卢斯的批评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合并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两个军之后，兵力几乎达到30万的第6集团军，现在是德军实力最大的一支部队。但是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门外汉们，根本无法理解问题所在，或许有人认为保卢斯应该能够更好地指挥他的部队作战，但提出这种指责的同时，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现实——在保卢斯指挥8个师向斯大林格勒发起进攻的时候，其余的11个师却要试图控制接近130英里长的战线——从顿河大小河曲开始，穿过顿河大草原，直到里诺克以北的伏尔加河，南面则延伸至与贝克托夫卡相对的斯大林格勒以南，而仅有一个师作为后备队。

在北部日渐萧瑟的大草原之外，斯特雷克的第6军、韦尔特·海茨将军的第8军以及贝的第14装甲军遭受到苏军四个集团军的连续猛攻，苏军企图借此来缓解斯大林格勒面临的压力。在右翼，耶内克将军指挥的第4军与舒米洛夫将军的第64集团军对峙，与兵力较弱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相汇合，长长的战线一直延伸到北高加索山区。而苏军方面，隶属于叶廖緬科的军队包括：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驻扎在贝克托夫卡周围的第64集团军、萨尔帕湖附近的第57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然后是一直深入到荒凉的卡尔梅克草原的第28集团军。

对于南部前线的德国军队、罗马尼亚军队和苏联军队来说，大草原上的战争几乎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翻版，所不同的不过是武器更加精良，天空中的飞机更现代化一些罢了。在两翼作战的装甲部队看来，几周前还可以任他们像战舰一样全速驰骋的大草原，现在却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沮丧。没有树也没有山，满眼都是光秃秃的，这让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思乡之情更加浓烈。大雨让大草原上变得肮脏不堪，躲在掩体中的德国士兵们听着雨声，看着雨水渐渐地漫过自己的脚踝，除了害怕自己会得上战壕脚和看着老鼠啃食无人区的死尸外，士兵们似乎无所事事。侦察巡逻、突然袭击和试探性的进攻双方仅有的活动方式，战斗小分队匍匐前进到敌军的阵地前面，然后向战壕里扔手榴弹。9月25日，唯一的一次变化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咸水湖附近发生了，苏军第51和第57集团军向罗马尼亚各师发起进攻，虽然他们成功地迫使罗马尼亚军队向后撤退，但却没有能够将德军从斯大林格勒城中吸引出来。

斯大林格勒城区的战斗依然艰苦。作战双方在居民住宅区的废墟中厮杀，这显然是一种新的作战形式。城区中遍布着烧焦的坦克、弹坑、电话线、手榴弹箱，以夹杂在家庭住宅的废墟中的铁床架、灯和各种居家用具。瓦西里·格罗斯曼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住宅区里“遍地都是残砖破瓦，士兵们在只剩下一半的房屋和走廊里战斗着”，那里还能看见枯萎的鲜花，或者是桌子上摊开的某个孩子的作业本。在某栋废弃建筑物中，炮兵侦察兵也许正坐在厨房的一把椅子上，用望远镜从墙上的弹洞里寻找新的攻击目标。

德国兵不喜欢这种巷战，这种近距离的战斗形式完全超出了常规的作战方式，让他们感到无从下手。在9月份战斗的最后几天，苏德双方为争夺位于伏尔加河河岸、靠近察里津河口的一座四层楼向河三层楼向着陆地的大砖墙仓库展开了殊死搏斗。这里的战斗有时候就像是“一块多层蛋糕”，德军在顶楼，苏军在德军的下面，苏军的下面又是德军。在这样的环境中战斗，每个人的军装都沾满了暗褐色的灰尘，因此在很多时候，双方都无法辨认出敌我。

德国将军们似乎根本无法想象到在废墟中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他们还失去了闪电战的巨大优势，虽然一些军事理论专家们宣称，战壕战术是“战争中的非常规形式”，但是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中，德军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使用这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作战方式。第6集团军为了对付苏军的战术，发明了一种名为“风暴一楔子”的战术，而这种战术早已在1918年1月就开始使用了：十人一组，携带机枪、轻型迫击炮和用来清除地堡、地下室和城市下水道中隐藏的敌人的火焰喷射器。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残酷性，甚至比惨绝人寰的凡尔登大屠杀还要恐怖。不久后，在建筑物残骸、地堡、地下室和下水道中进行的这种近距离巷战的作战方式，就被德国士兵们称作“鼠战”。德国将军们被这个带有浓烈粗野色彩的亲昵称呼吓坏了，他们感到士兵们正在迅速地失去对战局的控制力。“敌人好像都穿上了隐身衣，”斯特雷克将军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从地下室、坍塌的房屋、掩体和工厂废墟中出来的苏军伏兵，犹如从天而降的天兵，让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伤亡。”

苏军的伪装技巧让德军指挥官们非常佩服，但却无人意识到，正是德国飞机让敌人想到了这些巧妙的伪装技巧。“没有一间房子是完好无损的，”一名中尉在家信中这样说道，“放眼望去，遍地都是烧焦的残砖烂瓦，根本无路可走。”在城市的最南端，第24装甲师的空军联络官这样写道：“苏联军队已经在城中会合并加强了防御工事，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在开阔的地方，苏军挖掘战壕将坦克或者是坦克炮塔隐藏起来，地下室里还藏着他们的反坦克炮，这些防御工事让我们的坦克几乎寸步难行。”

崔可夫计划使用“防洪堤”战术，将德军的密集队形打散，削弱他们的进攻力量。配备着反坦克枪和机枪的步兵们埋伏在经过加固的建筑物中，误导德军进入那些早已严阵以待的地方，在这些残砖瓦砾的遮掩下，伪装好的T一34和反坦克枪正在等待着德国人的到来。当德国坦克与步兵同时向苏军发起进攻的时候，守军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敌人的进攻队形分散开来。俄国人使用迫击炮，专门攻击尾随德国坦克而来的德国步兵，将他们打散，与此同时，反坦克枪手们则集中精力去对付德国坦克。在那些预先设有埋伏的地域中，苏联工兵一一伤亡率最高的兵种一一早已埋好了地雷，等待德国人的到来。“犯一次错误，就意味着再也吃不到饭了”是他们玩笑式的自我警告。如果大雪降临，这些工兵们就会穿着伪装服在夜间行动，悄悄地爬到前沿阵地去埋设反坦克地雷。一名有经验的工兵，一个晚上可以埋设30枚地雷。他们的另一个绝技是从掩体中冲出来，直接把地雷放在前进的德军坦克前面。

大多数的战斗方式都不是大举进攻，但似乎永无休止且残酷无比。这场战役是在“斯大林格勒巷战学院”的突击小组与德军之间展开的，这些突击小组一般是由6〜8个人组成的。除了冲锋枪和手榴弹，他们每个人都配备了匕首和锋利的铁锹，可以悄无声息地致德军于死地（铁锹供不应求，战士们不得不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而且晚上睡觉还要枕上它，以免被别人偷走)。在下水道中作战的突击小组，还要配备一名火焰喷射器手和一名携带炸药的扫雷工兵。来自罗季姆采夫近卫师的六名扫雷工兵，找到了一条通往一个德军据点的隧道，他们用300镑炸药，将这个据点连锅端掉了。

苏军采用了一种更普遍的战术，因为他们发现德军部队严重缺乏后方补给力量。崔可夫下令苏军加强夜间攻势，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德国空军无法在晚上发挥其功效，另一方面，他自己则主观地认为德国人对俄罗斯的黑夜有种恐惧感，一旦苏军在晚上发起攻势，不分昼夜的作战会把德国人的精力消耗殆尽。来自巴秋克上校指挥的第284步兵师的西伯利亚人，被纳粹德国的这些“陆战轿子”们视为天生的猎手，他们对“猎物”的捕杀技巧让德军士兵们深感恐惧。。你知道什么叫做恐惧吗？”在苏军截获的一封德军士兵的家信中这样写道，“哪怕是一点点声响，都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扣动扳机，打出一连串的曳光弹。”而只要有一个哨位发出枪声，同样高度紧张的其他哨位也会跟着一齐开枪扫射，这也是德军仅仅在9月这一个月中，就消耗了2500万发子弹的重要原因。苏军还接连不断地向天空发射信号弹，让敌人以为进攻迫在眉睫。部分是因为要躲开白天出动的德国梅塞施米特飞机，因此苏军的空中战斗部队总是在夜晚对德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这一举动也同样达到了疲劳德军，让他们紧张不堪的目的。

苏军使用双发动机夜间轰炸机，几乎吸引了德军前沿高射炮阵地的所有火力，此外还启用了大量灵巧的U—2双翼飞机在夜间轰炸行动中负责投掷小型炸弹。

。俄国人的飞机整晚都在我们的头上嗡嗡的叫。”一名轻工兵下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更可怕的是声音的变化，在远处听来，U—2飞机的飞行声音就像是“缝纫机”在工作。可是当飞行员接近目标的时候，飞行员会关掉发动机，像捕食的鸟儿一样地在空中滑翔。直到炸弹落下，我们能听到的唯一声音只是机翼穿过空气时发出的嗖嗖声。虽然这些飞机只能扔下40公斤的炸弹，但是它们在德国人心中产生的恐惧效应却是巨大的。。我们筋疲力尽地在掩体中等待着它们的到来。”另外一名士兵这样写道。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U—2飞机得到的绰号是最多的，除了。缝纫机”外，还有“值班军士”因为它总是悄悄地溜到了阵地。。夜半轰炸机”“咖啡机”和“铁轨撬杠”则是其他一些绰号。因此，第6集团军向集团军群司令部提交报告，请求纳粹德国空军能对苏军机场进行不分昼夜的空袭。。俄国人接连不断的夜间空袭已经让我们无法忍受，部队士兵们丝毫得不到休息。再这样继续下去，不久后，他们将彻底失去战斗力。

在现存的战争档案中，并没有有关战争焦虑症的记录。如同英军一样，德国130

军人医疗机构更倾向于使用“筋疲力尽”的委婉说法，但是他们的诊断报告却和红军的一样，冷漠而简单。德国陆军甚至不承认有这种病的存在。1926年，早在希特勒取得政权的七年前，由战争引发的神经机能症就不能当做一种用来申请养老金的疾病。军方认为，既然这不是一种疾病，那么也就不能把它当做申请离开前线的理由。精神崩溃是懦弱的表现，不仅不会得到休养，而且还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那些违反军纪的事件中，特别是临阵脱逃中，究竟有多少是由于战斗休克和一般性的过度紧张而造成的。通过对类似战争情形的研究，我们唯一可以确信的就是，1942年9月，当战争演变成永无休止的毁灭之后，战斗休克使得双方的兵力迅速缩减。如果你看过有关英国对安齐奥和诺曼底战役中的战斗休克病例的研究报告，那么你就会发现，一旦部队被阻截或者被包围，那么战斗休克的数量就会急速上升。

崔可夫与前线指挥部的高级军官们之间就师、军和方面军的炮兵部队阵地的位置问题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最终，崔可夫赢得了这场辩论的胜利，将炮兵阵地设在伏尔加河东岸，因为西岸已经没有足够的地方来部署炮兵。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向伏尔加河对岸运送弹药越来越难了，而“在斯大林格勒，一门没有炮弹的野战炮，和一堆废铁没有任何区别”。

“俄国人占领着一栋房子，德国人占领着另外一栋，”一到斯大林格勒城，瓦西里·格罗斯曼就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写道，“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中，我们的重炮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不久后他便找到了答案。如同崔可夫坚持的那样，苏军炮兵集中在伏尔加河东岸的纵深地带，并没有向德军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切断德军的交通运输线，更重要的是攻击那些正准备集结发起攻势的德军小分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军炮兵观察员们像狙击手一样的躲在残破的建筑物顶层。德国人对这些隐藏起来的苏军战士们可能带来的危险也十分清楚，因此他们将这些人作为狙击手和反坦克炮的首选攻击对象。

一旦发现某支德军部队开始集结，观察员便立刻通过无线电或者是野战电话报告给驻扎在东岸的炮兵，一瞬间，炮火齐射，足以毁灭一切。“在伏尔加河的另一边”，格罗斯曼写道，“重炮的轰鸣声响彻整个天宇，大地也在重炮的轰鸣声中颤抖。”

在伏尔加河西岸，唯一留守的炮兵部队是装在卡车上的喀秋莎火箭炮。这些喀秋莎火箭炮隐藏在高高的伏尔加河堤坝下面，每当发射前，他们先把卡车倒到河边，迅速地发射完16发火箭弹后，便立刻离开。这种多管火箭发射器是苏军最具心理威慑力的远程武器。它共有16枚130毫米火箭弹，每枚大约5英尺长，可以在瞬间连续发射，发出足以让心跳停止的响声。许多第一次经历喀秋莎打击的人们，都以为自己遇到了空袭。红军战士们之所以将这种火箭炮叫做喀秋莎，是来自于一首战争期间最流行的歌曲，歌中的女子名字就叫喀秋莎（Katyusha)，她的未婚夫上前线保卫祖国母亲去了，喀秋莎答应将永远铭记两人的爱情，等待未婚夫胜利归来。

一种6膛火箭发射器也让苏军战士吃尽了苦头。苏军战士们把这种德国武器叫做“傻子”或者是“驴子”，因为它会发出驴嚎一般的噪音。它还有一个绰号是“万尤沙（Vanyusha)”(意思是小伊万，就像喀秋莎是卡佳的昵称一样)。在第62集团军中有这样一个笑话：如果“万尤沙想娶喀秋莎”的话，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注：类似的绰号和俚语不计其数：子弹被称做是“葵花子”地雷被叫做是“小黄瓜”而“舌头”则被用来形容那些被逼问情报的敌军哨兵俘虏。]不久，崔可夫就意识到，冲锋枪、手榴弹和狙击步枪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步兵所能使用的最好武器。在冬日战争后期，擅长于在运动中射击的芬兰滑雪部队，常常使苏军措手不及而且损失惨重。后来红军吸取了这种战术的优点，组建了八人一组的冲锋枪小分队，由T一34便可以直接送入战斗。在斯大林格勒，这样的小分队，被认为是最好的近距离巷战编队。在对房屋和掩体清理的过程中，手榴弹则是必不可少的武器。红军战士们把它叫做“装在口袋里的大炮”。在自我保护方面，手榴弹也是非常理想的防御武器。依照崔可夫的命令，每条战壕壁上都留有专门存放手榴弹的凹洞，以便用时随手可取。不过，那些未经训练的战士们在使用手榴弹的过程中也屡屡出事。由于一名新兵的操作失误，爆炸的手榴弹炸死了副连长，周围的许多战士也因此而受了重伤。而其他一些受伤事件，则是因为新兵一一主要是来自中亚的红军战士一一企图将缴获的德国引信装入自己的手榴弹中，结果被炸死了。“必须更加强武器使用方法的培训。”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在递交给斯大林格勒前线指挥部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强调说。

另外一种对使用者和被攻击者都十分危险的武器是火焰喷射器，在对下水管道、地下室和无法进入的藏身地点进行清除的时候，它的效果非常可怕。操作者很清楚，一旦被敌人发现，那么他将是第一个被打死的人。

红军战士们喜欢使用一些小玩意儿来杀死德国人。新想法层出不穷，而且每一个新的陷阱都比上一次更有创意，杀伤力更强。因为无法还击斯图卡飞机的轰炸，营长伊利加什金上尉非常生气，于是他便与列兵列帕钻研起了自己的防空炮。他们把一支反坦克枪固定在车轮轮辐上，然后在地上打上木粧，把车轮固定在木粧上。根据枪口初速度和敌机俯冲时的估算速度’伊利加什金进行了复杂的计算，但是“满脸僬悴忧郁”的列帕却似乎有些怀疑这种计算。最终，他们的辛苦钻研取得了回报，列帕击落了三架斯图卡飞机。

真正的高射炮兵连也在不断地弥补自己在战术上的缺陷。斯图卡飞机的飞行高度大约在4000〜5000英尺左右，然后以大约70度的角度进行一个半翻滚式的俯冲，飞机上的汽笛随之开始尖叫。它们结束俯冲时的高度——般略低于2000英尺，高射炮兵们便在斯图卡飞机正要俯冲或是结束俯冲的一瞬间来击落它们。而在俯冲过程中想要射击斯图卡飞机，则纯属浪费弹药的做法。

另一种战术由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扎伊采夫首创，不久后，他便成了斯大林格勒战场上最著名的狙击手。扎伊采夫把从狙击步枪上拿下来的瞄准镜装到反坦克枪上，这样他就可以非常准确地将反坦克枪弹直接打入敌人据点的射击孔。但是不久后他就发现，这些成批生产的弹药无法满足精确射击的要求。另外，使用常规兵器也一样可以出名，巴秋克师的王牌迫击炮手贝兹迪科，就可以同时将六枚炮弹射上天空。对这些事迹的宣传，是为了让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把这些神射手当做榜样。第62集团军的战斗口号是：“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你的武器。”

坚守那些经过加固的“堡垒”是支撑崔可夫战略中心的要点，而坚守这些战略据点的战士甚至包括年轻的女卫生员和或者是女通讯兵，在与后方失去联系的情况中，她们必须忍受物资匮乏的局面。她们还必须忍受灰尘、烟雾、饥饿和令人发疯的干渴。自从泵站在8月的空袭中被德军捣毁之后，整个斯大林格勒就再也没有供应过新鲜的自来水了。污水当然是不能喝的，干渴得快要发疯的战士们，只好射穿自来水管，以求从中能找到几滴可以喝的水。

向前沿阵地运送粮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难题。某反坦克分队的一名来自喀山的鞑靼（Tartar)厨师，背着装满茶水和热汤的军用暖水瓶，匍匐穿过敌人的炮火，送到了自己的前线阵地。假如暖水瓶在途中被炮弹碎片或者是子弹射中，那么这位不幸的厨师就会被热汤烫伤。后来，当霜冻变得越来越严重时，暖水瓶里的茶水和热汤都被冻住了，而当“他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挂满了冰柱”。

在双方难以分清的防线上，许多地段的防御纵深仅有几百，这样的情形导致前线指挥部如同前沿阵地一样容易被摧毁。“炮弹在指挥部上方爆炸是常有的事。”第62集团军炮兵师师长季莫菲·瑙莫维奇·维什涅夫斯基上校，在医院中给他的朋友的信中这样说道，“当我从掩体中出来的时候，来自四面八方的冲锋枪声近得仿佛就在耳边。很多时候，我们简直感觉到德国人就在眼前。”有一次，一辆德国坦克直接开到了他所在掩体出口处，“车体把唯一的出口堵得严严实实的”。维什涅夫斯基不得不和其他军官一起，挖洞逃到远处的一个阴沟中。上校负了重伤。“我被彻底地毁了容，”他写道，“所以，在生活中我将永远失去对女人的吸引力。”

在9月和10月份，德军指挥部的掩体几乎没有被摧毁的危险，因为他们在木梁上覆盖了三英尺厚的泥土，这足以保护掩体不受炮弹的攻击，即便是喀秋莎他们也不再害怕了。被来自伏尔加河岸打来的重炮直接命中，是德军面临的最大危险。在紧张工作的同时，师级和团级的指挥员，也不忘兼顾个人享受。上紧发条的留声机旁，常常摆放着一筐白兰地或者是从法国带来的葡萄酒。掩体中的空气潮湿而污浊，一些军官穿着运动裤或者是乒乓球衫在工作，因为他们的军装早已长满了虱子。

对于士兵来说，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临睡前的“晚安”也被祝对方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代替了，因为黑夜是最危险的时候。在寒冷的早晨，他们醒来后伸展着僵硬的四肢，就像蜥蜴那样，希望在冰冷的战壕中吸收到点滴阳光。白天的时候，胆气稍微足一点了，德国人便在阵地上冲着苏军肆意喊叫：“俄国佬！你们的死期到了！”，或者是“Hei，Rus，bul一bul，Sdavaisa”（意为“不投降就把你们炸得粉碎”）之类的话。把苏联军队打到伏尔加河里，让他们像惊逃的兽群一样被淹死，这样的话也是百说不厌的。

在战斗间歇期间，苏军战士们也喜欢避开敌人的火力偷闲晒晒太阳。战壕有时候就像是一个“铁匠铺”，弹片被做成了油灯，破布被当成了灯芯，弹筒则是现成的打火机。劣质的“莫合”烟也成了战壕中抢手的东西。烟瘾大的人一致认为，用报纸卷的烟卷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因此他们在卷烟的时候不用彩色的纸，只是用报纸松松散散地卷成一个大粗卷。混合着油墨的味道，“莫合”烟吸起来别有一番乐趣。甚至在打仗的时候，苏军嘴里都叼着“莫合”烟。“打仗的时候吸烟是允许的，”一名反坦克枪手告诉西蒙诺夫，“但是错过你的攻击目标却是不允许的。错过一次目标，也许就意味着你有可能再也过不上烟瘾了。”

每天二两的伏特加，是比烟草更重要的供给品。只要伏特加一出现，战士们便立刻安静下来，眼睛全都盯着瓶子。战争让每个人的精神都极度紧张，他们需要酒精来麻醉自己、来壮胆，所以伏特加的供应量总是不足，战士们甚至会为了伏特加铤而走险。医用消毒酒精根本不会用来消毒，工业酒精甚至是防冻液，在用防毒面具的活性炭过滤之后，都会被战士们当做“伏特加”来喝。许多战士们在去年撤退的途中把防毒面具扔掉了，因此，那些现在还有防毒面具的人就会漫天要价。喝这种“伏特加”的后果可想而知，头疼算是轻的。那些身强力壮，又喝得不多的年轻人，能够从这些劣质酒精中恢复过来，而那些经常喝的人最后都失明了。

在草原深处的部队中，战士们通常一天就要喝一升烈酒。为此他们常常向上级隐瞒伤亡情况，然后均分死者的那份烈酒，或者是用军装、零散军用装备和后方的村民们交换烈酒。用这样的交换方式，你可以在卡尔梅克草原上获得香醇的美酒，其中包括“任何你能想到的美酒，甚至还有用牛奶酿造的美味烈酒”。这样的交易，对村民来说更加危险。两名村妇被一个“NKVD部队的军事法庭”判处在古拉格（Gulag)服刑十年，因为她们用酒和烟草交换丝质降落伞来做内衣。

苏军指挥官们对医务部门几乎漠不关心，一旦有人因伤不能参加战斗，那些高级军官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医治他们，而是尽快找人来接替他们的位置。但是这种冷漠的态度并未影响那些医务人员，他们勇往直前的身影，依旧活跃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这些担任护理工作的人，大多数是只接受过最基本急救培训的女学生或者高校毕业生。

第62集团军的卫生连有100多人，新任连长是18岁的医校学生季娜伊达·乔治芙娜·加芙里洛娃，她是被原来服役的骑兵团举荐而来的。她所在的卫生连，大都是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必须克服心理上对战争的恐惧感，穿过猛烈的炮火，匍匍到前线去救治伤员。她们把伤员按照原路拖回安全的地方，然后把他们背到救治地点。就像她们的上级所说的那样，她们的“生理承受力和心理承受力都非常的强”。

毫无疑问，医务人员是军队中的非战斗人员。20岁的漂亮妈妈古丽娅·科洛莱娃，来自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把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留在莫斯科，毅然参军成为了一名医务志愿者。这位志愿到北部战线，服役于第24集团军214步兵师的年轻妈妈“曾经从前线运送回来100多名伤员，并且还独自杀死了15个法西斯”。她因此被追授红旗勋章。在某近卫步兵团当护士的娜塔莉娅·卡什涅芙斯卡娅——参军前是莫斯科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在一天之内，共带回了20名伤员，还“向德国人扔了手榴弹”。斯大林格勒前线司令部也特别的表彰（追记）了另外一名勇敢的医务人员科契涅夫斯卡娅（Kochnevskaya)，她志愿来到前线，并从火线上带回了20多名战士。虽然曾经负伤两次，但是她绑着绷带继续运送受伤的军官和战士们。[注：在众多知名的坦克手中，叶卡特琳娜〃佩特柳克是少数作为战斗人员出现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妇女。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空军部队中，团长玛琳娜·拉斯科娃是一位杰出的轰炸机飞行员。“我从未这样近地看过她，”西蒙诺夫在卡梅申机场与她会面之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根本没有想到她是如此的年轻漂亮。也许我之所以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不久后，我便听说她光荣牺牲了。”]大多时候，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这些女卫生员的鲜血都白流了。而那些被她们背回伏尔加河边的伤员们，也无法得到及时的照料，直到夜幕降临之后，这些伤员才像土豆袋一样地被装上船运回河对岸。正如——位女飞行员所说的那样，伤员们在东岸被抬下的时候，伤势往往变得更糟糕了。

几名被打散的航空团幸存者在伏尔加河东岸的森林里渡过了漫长的黑夜，清晨，他们被奇怪的声音吵醒了，不知就里的飞行员们，穿过森林到岸边去看个究竟。结果，他们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伤员，躺满了整个沙滩”。这些伤员是在夜里被送过伏尔加河的，此刻，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喊着要水喝，而那些“断胳膊断腿的伤员，则在那里痛苦地哭泣着。”地勤人员则东奔西走，希望能尽量帮助这些伤员。在看到眼前的这一切后，产科护士克拉芙迪娅·斯特尔曼发誓，她一回莫斯科就立刻申请调到前线的医疗部门工作。

即便到达伏尔加河东岸的野战医院，也无法保证伤员们就能活下去。尽管有很多从俄罗斯最好的医院来的医生，但是糟糕的条件却让红军医院看来更像是一座肉类加工厂。距离斯大林格勒大约6英里的巴拉什科夫附近有一所野战医院，主要接收胳膊和腿有伤的伤员。但是这里的医疗设备资源却极其匮乏，标准床位也少得可怜，更多的是类似于火车硬卧的三层窄床。一位新来的年轻外科医生，不仅对伤员们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心，而且更对他们的心理状况深感忧虑：“他们常常自我封闭，不愿与人交谈。’起初她认为，这些从“地狱般的”斯大林格勒前线下来的伤员们，永远都不想再回去。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无论军官还是战士，都非常想重返战场”被截肢的人因为无法重返战场而郁郁寡欢。事实上，正如那位面部被炸弹碎片划伤的炮兵上校所说的，大多数暂时残废或者是永远残废的人，都认为自己已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了。

糟糕的日需给养既不利于身体恢复，也不利于士气的恢复。格罗斯曼无限伤感地认为，这就是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悲惨命运。。在医院里，’他在日记本上草草写道，“伤员们只能分到一块小得可怜的咸鱼，而护士们在切这些咸鱼的时候还要非常的小心——物资是如此的匮乏。”在那些尚未亲眼看见这些场景的日子里，格罗斯曼根本不相信现实的残酷性。冷酷无情的苏维埃制度规定，最好的食物要送给前线部队。如果幸运的话，伤员们每天可以得到三份“卡莎”——麦糊，或者是荞麦糊——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食物了。格罗斯曼看到的咸鱼，其实是一种极其少见的待遇。

我们从送给莫斯科谢尔巴乔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斯大林格勒前线医院，在进行。社会主义竞赛”中所出现的奇怪现象：坎事员第一，外科医生第二，司机第三。这种比赛标准，完全忽略了医务人员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在鲜血短缺的情况下，她们常常是抽自己的血输给伤员——有时一晚就要抽两次——这使得她们经常处于快要垮掉的状态中。。如果她们不献血，’一份报告解释说，。战士们就要死掉”。

在这场巨大的消耗战中，整船的伤员被送往伏尔加河东岸，与此同时，又有整船的“炮灰”被送到伏尔加河对岸的斯大林格勒市去。斯图卡飞机把第62集团军的援军打得七零八落。晚上，新的增援部队在NKVD的监督下又登上了渡河的船。战士们盯着河对面被大火照亮的城市，努力不去理睬那股烧焦的味道。时不时地，河面上还有大片燃烧的浮油。许多船上还专门配备了NKVD人员，而他们的任务是随时枪毙那些不愿到伏尔加河西岸去送死，于是不得不跳河企图逃跑的红军战士。河对面的德军炮火严重地威胁着他们的性命，如果有人因此精神崩溃而闹事的话，船上的军士或者军官就会立刻击毙他，然后把尸体扔进伏尔加河。

他们乘坐的船只满布着炮弹痕迹，充分向人们昭示了渡河的危险性。其中一条救火船，改装后作为战舰加入了伏尔加河舰队，据说一个来回船身上就出现了436个子弹和炸弹碎片击出的洞，仅有一码见方的船体是完好无损的。

德军火力最容易攻击的目标，是那些由苏军工程兵驾驶的运载着诸如修建掩体用的原木等重型材料，驶向斯大林格勒的木筏。一次，当一条这样的木筏靠上伏尔加河西岸后，战士们赶紧跑来帮忙卸载原木，结果他们发现，一名工兵中尉和他的三个手下被岸上的德军机枪扫射得浑身是洞，“他们的身体和木材，就好像是被一副钢牙撕扯过一样，没有一处是完整的”。

随着冬天越来越近，第6集团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时间如此紧迫，他们甚至在夺取红色广场和察里津河南岸的谷仓之前，就为对斯大林格勒北部的工业区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攻击而开始做战前准备。

9月18日凌晨，崔可夫把他的新指挥部搬到了距离红色十月金属加工厂大约半英里的伏尔加河岸边。而且，他的参谋人员选择了一个没有任何遮掩的地方设立新指挥部，这个地点恰好在一个巨型的油罐下面，他们本以为这是个空油罐。

乘着夜色的掩护，为了把更多的弹药和援军之类的补给运到伏尔加河对岸的红色十月和巴里卡德兵工厂的后面，苏军进行了很多艰难的尝试。多余的人员被撤离到更适合他们的地方。斯大林格勒周围电站的防空火力点大部分都被德军给摧毁了，而且储存弹药的仓库也遭到了破坏。9月25日，那些幸存的女炮手们撤离伏尔加河西岸，之后便被立刻重新安排到了东岸的其他部队之中。

9月27日（星期天）上午6点（德国时间），德军的进攻行动在斯图卡飞机的狂轰滥炸中拉开了序幕。脱离编队的斯图卡飞机咆哮着俯冲而下，炸弹向连珠一样随之落下，秋日早晨的阳光照在斯图卡飞机银色的机身上，为它平添了一股锐利的杀气。由两个装甲师和五个步兵师组成的德军地面部队，试图将这个由伏尔加河岸边向西延伸出来的三角形突出部队一网打尽。

第62集团军先发制人，向马马耶夫岗以南地区发动了几次进攻，目的是分散德军在北部的进攻力量。这一进攻举动使得多疑的德军参谋人员大为震惊，他们开始怀疑，苏军侦察兵已经混进了自己的战区，并且已经发现了自己的陆上运输线。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引起苏军这一进攻行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己方疏于保密的进攻准备工作。

苏军的主要防御措施是在马马耶夫岗北部五英里之内的工厂区（包括拉祖尔化学工厂、红色十月金属工厂、巴里卡德兵工厂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内搭建反坦克障碍物和埋设密集的地雷。

轰炸开始之后，德国步兵背着沉重的装备，沿着起伏的布满碎石的山丘向进攻起点集合。沉重的装备累得他们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面对即将开始的战斗，一个个紧张得口干舌燥。在左翼，第389步兵师的一支部队准备向巴里卡德兵工厂的住宅区挺进。起初，一名士兵看到“居民区布局匀称，白色的铁皮屋顶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就像银色的大海一样波澜起伏”。然而不久后，空中投下的炸弹就让这银色的大海变成了红色的狂潮。在中部战线上，第24装甲师从小型机场发起攻击。奥地利人组成的第100掷弹兵师则负责向红色十月工人住宅区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德军的空袭和炮击，粉碎了在这条战线尾部战斗的戈里什内指挥的第95步兵师，德国人又重新夺回了马马耶夫岗。

红军又一次的表现出了对苏联平民的冷酷无情。在争夺巴里卡德兵工厂工人住宅区的战斗中，第389步兵师的一名中士（原来是达姆施塔特的一位警长）看见：“一些携带包裹从屋里冲出来，企图躲避德军火力的俄国妇女，却被身后的苏军机枪打倒在地。”

连崔可夫本人都承认，敌人来势凶猛，“如果再来一次这样的进攻，我们就得跳进伏尔加河了”。不一会儿，赫鲁晓夫就从前线指挥部打来了电话，他想要知道整个部队的作战状态是否正常。鉴于第95步兵师在马马耶夫岗的悲惨结局，崔可夫忧心忡忡地说，他们最畏惧的是德国人的空中力量。赫鲁晓夫还和集团军政委古罗夫通了话，敦促他尽最大的努力去激励战士们的斗志。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9月28日（星期一），纳粹德国空军集中力量对西岸和伏尔加河上的船只进行轰炸，企图切断62集团军的补给线。苏军伏尔加河区舰队的高射炮不间断地向空中射击，膛线很快就被磨坏了。装载着补给物资的六只船中，五只都严重受损。崔可夫强烈要求第8航空集团军能够提供更多援助，在自己的部队夺回马马耶夫岗山顶的时候，能对抗纳粹德国的空中力量。崔可夫的这次反攻没有夺回山顶，但却迫使德军后退，马马耶夫岗成了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如果德军在马马耶夫岗建立了炮火攻击点，那么斯大林格勒北部和伏尔加河渡口就会完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而崔可夫的最重要任务就是阻止德军实现这一计划。那天晚上，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崔可夫和他的参谋人员们松了一口气，但是补给船只的损失带来的后果，却是非常严重的。数以千计的伤员躺在岸边无法过河，更严重的是，前线部队就快要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中了。

9月29日（星期二)，德军向苏军控制的三角形区域的顶部发起了进攻。西面的第389步兵师一支分队和东北方向的第60摩托化步兵师，同时向奥尔洛夫卡村发起进攻。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是苏军仍旧不顾一切地顽强抵抗，第389步兵师的一名下士在家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你根本无法想象那些苏联人是怎样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就像一群忠实的狗一样。”

9月30日，北方战线的第14装甲军，受到多个苏联集团军的攻击。在与至少两个苏联步兵师和三个坦克旅对峙的一次“成功的防御战中”，第60摩托化步兵师和第16装甲师都声称自己击毁了72辆苏联坦克。苏军顿河前线部队的攻势损失惨重，尽管没能缓解奥尔洛夫卡和工厂区面临的德军进攻压力，但却延缓了德军消除奥尔洛夫卡突出部的计划进程，致使德国人最终用于接近十天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

包括第24装甲师，第389步兵师和第100掷弹兵师在内的大部分军队，向红色十月金属工厂和巴里卡德兵工厂发起了总攻。“工厂区已被完全毁坏，破烂不堪。”一名狙击手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混乱情景。几乎所有的窗户和屋顶都被炸得粉碎，生锈的机器设备扭做一团，根本无法辨认。“第一批冲锋的战士倒下去了，呼唤卫生兵的声音越来越多。火力越来越密集，不仅仅是来自前方，现在对我们形成了前后夹击的攻势。”随着苏军的大炮和迫击炮的爆炸，炸弹的碎片连同大量的碎石颗粒，也让德军损失惨重。

第二天，为了加速对红色十月工厂区的进攻进程，保卢斯下令第94步兵师和第14装甲师由城市南部挥师北上。在苏军方面，处于困境中的第62集团军迎来了穿过伏尔加河，前来支援的斯捷潘·古里耶夫将军的第39近卫步兵师的到来，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个师直接投入了红色十月工厂右翼的战斗中，更加固了那里的苏军防线。另外一支新援军——由古尔季耶夫上校指挥的第308步兵师(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第二支主要由西伯利亚人组成的部队）也开始横渡伏尔加河了，但是这些到来的援军不过是弥补了苏军先前的损失罢了。

不久，崔可夫面临着一个出乎意料的危险局面。10月1日，德军第295步兵师从罗季姆采夫部队右翼的溪谷悄悄向苏军逼近。驻守在那里的苏联近卫军奋起抵抗，用冲锋枪和手榴弹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战斗。夜间，又有一股德军步兵顺着克鲁多托伊溪谷的主排水沟到达了伏尔加河岸边。他们掉头向南，从罗季姆采夫师的后面对苏军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德军向苏军的右翼发动了另一次进攻。罗季姆采夫迅速做出反应，下令属下的所有部队即刻投入战斗，最后终于稳住了战局。

10月2日，德军向崔可夫司令部上方的油罐发起了进攻。这些油罐其实并不是空的。德军的火力直接击中了目标，油罐燃起了熊熊烈火。燃烧的石油从油罐中涌出，顺着山坡向下，途经崔可夫的司令部，最后流入了伏尔加河。除了发报机外，一切设备都停止了工作。“你们在哪里？”斯大林格勒前线司令部不停地发来电报。终于有了答复：“我们在浓烟和火焰的最深处。”

在10月的第一周里，崔可夫理所当然地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能守住正在迅速缩小的狭长河岸。一切取决于伏尔加河渡口。他非常清楚，在苏军损失惨重的同时，德国人也伤亡惨重，然而战争的胜利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部队的人数。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有固守第62集团军的战斗口号：“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决不退过伏尔加河。”这个口号已经成为许多红军战士的信条。在这个时期，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事例发生工厂南部地区。当时，德军坦克集中火力正在向废墟中苏军第193步兵师下属的一支海军陆战队分队坚守的一个学校进攻，苏军的反坦克手雷已经用光，于是水兵米哈伊尔·帕尼卡克当即抓起两个燃烧的汽油瓶。就在他要掷出第一个汽油瓶时，一颗德军子弹击中了他手中的瓶子，火焰瞬时串遍了他的全身。他奋力向距离德军的最后几英尺冲去，将自己撞向了敌军坦克的侧面，将最后一个汽油瓶点燃，奋力砸向了坦克炮塔后面的发动机舱盖。

德军指挥官们也开始担心了。他们的士兵极度疲劳，而且士气也受到了重创。比如，第389步兵师的士兵们就毫不掩饰自己的消极情绪，他们甚至希望部队因为伤亡惨重而调往法国。德军战线后方的墓地一天天在扩大，那些在9月30日听过希特勒在柏林运动场上的演说的人们也丝毫提不起精神。尽管希特勒在演说中大肆吹擂德国的成就，声称他们已经从顿河打到了伏尔加河，但是西方同盟国根本不把这一切放在眼里。希特勒又一次面对失败而口出狂言，坚信“无人能将我们赶出那片土地”。

第十一章 叛国者与同盟国

“我们俄国人完全做好了迎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思想准备。”一位退役的老军官这样说，“首先，我们没有对现实存任何幻想，并且愿意无条件地承受因此而带来的任何代价。”更确切地说，苏维埃政权和绝大多数战士都对这场战役不抱任何幻想。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勇气的贬低——如果有什么需要强调的话——这意味着我们应当记住那些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承受战争所带来的恐惧的人。

苏联当局的一大特性是冷酷无情。“在这个燃烧的城市中，”崔可夫写道，“我们不容忍任何懦夫的行为，根本没有他们生存的空间。”斯大林还引用列宁的话作为给士兵和斯大林格勒市的平民的警告：“任何不想方设法帮助红军的人，任何不服从红军的命令和纪律的人，都是叛国者，必须被毫不留情地除掉。”所有的“温良恭俭让”都是不能接受的。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军事法庭审判不当的事情肯定存在，就如前线部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会被自己的大炮或者飞机误伤一样不可避免。

执行任何一项极端残酷的纪律开始总是非常困难的。直到10月8日，斯大林格勒前线部队的政治部门才认为自己可以向莫斯科作如下汇报：“失败主义情绪基本被清除，叛国事件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苏联当局对待自己的战士如同对待敌人一般冷酷无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当场处决与军事法庭宣判后处决的案件一共就有13500件。这些全都被政治委员看做是“非常事件”的案件，包括自残行为、逃跑（开小差）、背叛投敌、腐败作风和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看到战友有逃跑或者是向敌人投降的举动，而自己却没有立刻向他们开枪的话，就将被判有罪。

在9月底的一次战役中，当一群苏军战士投降之后，德军坦克不得不火速向前，保护他们免遭苏军机枪的扫射。

崔可夫战斗力最弱的部队是由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厂的工人组成的特别旅。装备精良的共青团志愿者或者是NKVD分遣队，在他们的后面构筑了一道封锁线，阻止这些工人后退。他们的政委们穿着黑色皮夹克，拿着手枪，这让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不禁想到了1918年的红色近卫军。在第124特别旅面对德军第16装甲师从里诺克发起的进攻的时候，由于后方的封锁线，那些精神崩溃的战士全都逃向了德军。多勃雷宁在递交给赫鲁晓夫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9月25日那天，就有10名战士逃向了德军方面，其中包括两名军士。第二天晚上，又有5个人逃跑了。根据德军对第一批逃跑的苏军战士的审讯报告来看，他们的连队只剩下了55人。。自从在9月18日的最后进攻之后，他们损失惨重，再也没有接到新的战斗任务。阵线后面，党员和共青团员构成了第二条战线，装备着重机枪和冲锋枪。’来自斯摩棱斯克的一名苏军上尉，之所以要逃亡，却是另有原因的。在8月的顿河河曲战役中，这位中尉被德军俘虏过，不久后他便设法逃了出来。但是当他重新归队就职的时候，却被“根据斯大林的某个命令，界定为逃兵而抓了起来”送往了第149特别旅防区的惩戒连。

然而，部分红军战士的逃跑原因，令德国人陷入了错误的乐观情绪中。。俄国人的士气实在太低了，第79步兵师的一名军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大多数逃兵都是因为饥饿而投奔我们的。或许今年冬天，一场饥荒就会降临到俄国人的身上。”

苏联方面的资料充分向我们显示了这一时期苏军战士们的心态。在第178后备步兵团的3名战士逃跑之后，一位中尉奉命去抓3个人（不管是战士还是平民），以填充这个空缺。在逃往德军方面的苏联逃兵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被强征来充数的老百姓。例如，在第15近卫步兵师的93名逃兵中，大多数都是“逃往克拉斯诺阿梅斯克避难的斯大林格勒的市民”。这些人根本没有接受过战斗训练，很多人甚至连军装都没有。由于情况紧急，很多人的通行证都没有来得及收回。”在递交给莫斯科的这份报告中承认，没有收回这些市民的通行证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对这些市民来说，想要回到相对安全的伏尔加河东岸非常简单，只要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凭着手中的通行证就可以过河，所以要立刻收回战士们手中的所有通行证。

苏军政治委员们为一则谣言而感到非常的愤怒：德军允许住在被德国占领区域内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逃兵回家。。德国特务发现我们的军队在政治思想教育环节比较薄弱，于是企图利用这个弱点对我军采取思想上腐化的策略，以此来劝说更多立场不坚定的战士逃跑，特别是那些家在德军占领区的战士们。这些在德军的强大攻势中沦为难民的人们，对自己家庭的状况完全是一无所知。

有时上级军官也会当着全师数百名战士的面枪毙逃兵，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相当于被判了死刑的逃兵们会被NKVD特别部门带到后方相对隐蔽的地方执行枪决。在执行枪决之前，这些逃兵被强令脱掉衣服，在军用物资短缺的情况中，这些军装和靴子必须重新得到利用。可就是如此简单的事情有时候也不能够实现。在处决了第45近卫步兵师的一名战士之后，办事认真的卫生员发现这名战士还没有完全断气。他正准备喊人来帮忙，敌人的炮火攻势就开始了。这名被处决的战士坐了起来，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朝德军阵地跑了过去。“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在送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他居然还留着一口气。”

第45近卫师特别部门刽子手的枪法简直糟糕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常常是在喝了许多伏特加之后才进行射击的。有一次，他们奉命对一名因为自残而被判处死刑的战士执行枪决。像往常那样，那人被强令脱去军装，然后被枪毙，最后被扔进了一个弹坑里。给尸体上盖了一层土后，行刑队伍就归队了。但是两小时后，这名被枪毙的战士居然带着满身的血和泥，跌跌撞撞地回到了自己所在的营队。同一支行刑队伍不得不再次出发，对他执行第二次枪决。

一般来说，逃兵家庭所在地的政府都能接到相关通知，而这些逃兵的家属，也会根据第270号命令遭到连带的处罚，以便给那些有逃跑念头的战士一个警告。斯大林格勒前线部队的政治委员和特别部门的官员们，把这种牵连家属的做法当做是绝对必要的整治军风的手段，以此来威慑那些有逃跑念头的战士。

在对逃亡者进行审讯的时候，NKVD特别部门无疑是对嫌疑人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强令他们站出来指控他人。一名第302步兵师（第51集团军）的新兵被某名战士指控，说他曾经说过“假如我被送往前线参加战斗，我将会是第一个投降德军的人”这样的话。“在审讯过程中”，据说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且供认自己还曾劝说其他五个人与他一起投降德军，还一一说出了他们的名字。然而，这很可能是在NKVD的高压政策下，编造的一个子虚乌有的谎话。

政治委员们埋怨说，“军官们的粗心大意和慈悲心肠”是造成部队中逃跑事件增多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作为对不执行命令或者在战场上擅自撤退的红军战士的一种极端的惩罚手段”，军官们凭借手中的权力，常常对部下执行枪决，以致连苏联当局也认为这样的做法太过严厉。“第64集团军204步兵师两名士兵，在10月17日至18日晚上这段时间里失踪了。团长和政委下令连长枪毙逃兵所在排的排长。”这名两天前才到该团的19岁的少尉排长，对那两名逃兵的情况一无所知。“连长执行了上级的命令。他来到排长所在的战壕，当着政委的面，对着排长的脑袋开了一枪，排长就这样死了。”

极力想要表现苏维埃联盟博大包容性的政治委员们向外界透露说，构成第62集团军的战士中，接近一半不是俄罗斯人。但是苏联宣传部门却对此话题保持沉默。显然，苏联政府过分高估了来自中亚细亚的同胞们的能力。“让他们弄明白一件事情，简直是太费劲了。”被委派去指挥某机枪排的俄罗斯中尉这样抱怨道，“与他们一起战斗，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些对现代技术孤陋寡闻的同胞们，甚至会被德军的空袭搞得晕头转向，抱头鼠窜。再加上语言不同，沟通困难，让现实情况变得简直是糟糕透顶。主要由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鞑靼人构成的第196步兵师某部队，“损失惨重得不得不下令其撤回后方，重新进行整编”。

政委们意识到了现实情况的严重性，对此他们所采取的唯一措施是：“在入伍誓词和惩治叛国行为的有关法律中，将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人民，作为最崇高的神圣目标灌输给所有非俄罗斯民族的指挥员。”当然，这一神圣目标的灌输结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因为很多战士对这场战争的起因根本不了解。第284步兵师的一名鞑靼战士无法坚持战斗下去，他决定逃跑。趁着夜色的掩护，这位鞑靼人战士爬出了自己的阵地，幸运的是没有被人发现，可是他却在无人地带迷失了方向，稀里糊涂地又爬回了第685步兵团的阵地。他发现一个指挥部的掩体，就一头钻了进去，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眼前身穿苏军制服，一直注视着他的军官，肯定是经过伪装的德国人。“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前来投降的，”报告中这样记录道，“我们立刻枪决了这名叛国者。”

政治委员们还要面对官僚主义问题。“界定特殊事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方面军政治部在递交给莫斯科谢尔巴科夫的报告中这样说道，“因为我们无法明确地判断战士是逃跑了还是投奔德军了。”“在战争环境中，”这个部门在另一份报告中说道，“要想对特定个别战士或者是特定一组战士的情况完全掌握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第38步兵师一名中士和一名战士离开阵线去后方为全连领取口粮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可能是被德军炸弹炸死了，也可能是逃跑了。除非有人亲眼所见，否则我们只能如此猜测。”

军官们在清点人数的时候也常常出错。很多不在岗位的人被列入了叛国者的名单，但是不久后却发现，他们因为受了重伤而早被送往野战医院了。有一名从医院里跑出来回到部队希望继续战斗的战士，却发现自己早已被列为逃兵，并已经接受了审判。有时候，军官们是故意粗心大意的。为了多领取口粮而隐瞒阵亡情况的军中古老把戏，如今被定义为“搅乱军队编制”的罪行。

当知道9月间就一共发生了446起逃跑事件后，连多勃雷宁也不得不承认，在对这些事件的统计上存在很大的困难。报告中没有提到诸如“投敌”等的统计数据，但是就连来自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报告中都提到了投敌问题的严重性。例如，在某营连续三个晚上有23人之多的开小差事件之后，苏联军队指挥部决定：“在阵线的前面开辟一个保护区”，由军官负责“24小时警卫”工作。

自伤同样被认为是一种欺骗行为。一名来自罗季姆采夫第13近卫步兵师的战士被押送到包扎所，因为他被怀疑用手枪打伤了自己的手。当德军开炮进行轰炸的时候，他企图趁着夜色逃跑，但是却被逮了回来。一名医生政委查看了他的伤口，确认这是自残行为。在他所在营的一名战友面前，这位企图逃跑的战士被枪毙了。军官们也会因为自伤而被判刑。第196步兵师的一名19岁的中尉被指控用冲锋枪射穿了自己的左手掌，于是在自己所在部队的其他军官的面前，他被处以枪决。在递交给上级的报告中，陈述了不合逻辑的理由：这位军官因为曾经“试图索要绷带来隐藏自己的伤口”而暴露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借装病来逃避战争同样是种欺骗行为。“某野战医院共有11名战士装聋作哑，”多勃雷宁记录道，“但是当医疗委员会裁定他们适合执行任务，并准备移交军事法庭裁决的时候，这些战士立刻就开始互相交谈。”显然，面无表情的多勃雷宁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

自杀是自残的最极端方式。如同纳粹德国国防军一样，自杀同样被苏联当局看做是“懦弱的一种表现”，或者是“扭曲心态”的产物。懦弱的行为多种多样。一名飞行员在飞机被德军击中后跳伞逃生，当他着陆地面的时候，立刻撕掉了自己的后备党员的证件，因为他认为自己落到了德军的后方了。在回到苏联基地的时候，他被政治委员根据斯大林第270号文件内容，指控为存在懦弱行为。而苏军宣传机器一直都强调，任何被德军俘虏的共产党员，都会被德军当场打死。

NKVD和斯大林格勒前线政治部都密切注视着任何的“反苏行为”。例如，“携带德国传单的人，就会被立刻移交NKVD处置”。捡德国传单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就算是用传单来卷莫合烟抽，也是不允许的。任何发脾气，辱骂上级，辱骂红军的战士，都会被认为是犯有“宣传反革命思想”或者是“不相信我们会胜利”的罪行。第204步兵师的一名下士K被枪决了，原因是他“诽谤红军领导人，还恐吓自己的指挥员”。而那些批评苏维埃政权，就像第51集团军的两名战士那样，也会被移交给NKVD处置。他们中的一个人“散布法西斯言论，说集体农庄的劳动者们和奴隶没有区别”，而另外一个则说“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提高军队的士气不择手段，甚至还撒下了弥天大谎”。

“反苏行为”案件常常被冠以“叛国罪”，因此在前线出现的几率相对少一些。军官们都把1812年俄国陆军的信条当做自己的座右铭“当士兵私下抱怨时，军官不必在意。”大多数人都认为，在面对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时，人们需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同在战壕中的战友们，对谈论共产党员的不称职、腐化堕落和恃强欺弱行为并不避讳。因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性，所以战士们对政治委员和特别部门的告密者根本不在乎。双方的战壕隔得非常近，不管是被敌人的子弹射死，还是领到由NKVD发放的“9克铅球丸”，对于战士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大部分有记录的反苏行为发生在战线后方。那些牢骚满腹的新兵，更是被同伴检举揭发的对象。第178训练营的一名来自斯大林格勒的受训市民，只说了一句“冬天来了我们都会饱受饥寒的折磨”，就被立刻逮捕了，而检举他的“新兵K和I的政治觉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特别表扬。在伏尔加河东岸的斯大林格勒前线运输部队和工程部队中，NKVD的多疑症达到了顶峰。10月，12名战士和5名军官（包括2名高级军官）被NKVD逮捕，罪名是存在“失败主义倾向的反苏行为”。报告强调，“其中一名少校来自德占区”，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有“背叛祖国，投降敌人”的计划。

新闻报道则声称，前线战士们在战壕中热烈地谈论着斯大林同志英明的领导事迹，口中高喊着“ZaStalina”(为了斯大林）投入战斗。其实这纯粹是宣传炒作。士兵诗人尤里·别拉什曾经写道：千真万确——

在战壕中我们最终想到的，总是

斯大林

无论苏联新闻机构怎样大肆渲染着个人英雄主义，但是来自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宣传，却无形中暴露了苏联当局对个人缺乏尊重。报纸上登载了崔可夫在一次军事委员会上喊的口号：“每个人都必须成为构成这座城市的一块砖。”崔可夫手下的一名军官满怀激情地补充道，第62集团军“就是把这座斯大林精神指引下的城市的一砖一瓦牢牢凝固在一起的混凝土”。战后，这个口号被刻在马马耶夫岗上建起的巨大纪念碑上，而在纪念碑的碑体上，还刻满了废墟中的战士的形象。这座为苏联国家，而不是苏联战士修建的纪念碑，把战士们变成了一群陶俑，就像中国的秦始皇兵马俑一样。

就连日常行政工作，也让人产生“战士们是可以随意丢弃的东西”的感觉。新皮靴、新军服和新装备，全都交给了后方组建的新部队。留给斯大林格勒前线部队的军需物资，全都来自死去战友的尸体，而不是军需部门。掩埋尸体的时候，任何东西都是不能浪费掉的。甚至连无人地带的尸体，也会在夜间被人脱得只剩内衣。牺牲的战友，半裸着躺在地上，这个情景让人不寒而栗。冬天来临之后，雪地迷彩服就变得十分珍贵。受伤的战士必须在鲜血染上迷彩服之前把它脱下来。但是很多时候，对于伤员来说，马上脱下这些迷彩服是件困难的事情，而当其他战友过来脱他们的衣服的时候，他们还要因为迷彩服已经染上血渍而道歉。

格罗斯曼仔细地观察着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心里很不愿意承认这些同胞们早已心如死灰的说法。“对一个俄罗斯人来说，生活是无比艰辛的，”他写道，“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坚信一切是可以改变的。在前线，我看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和不可思议的悲观主义。人们都不相信战争会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但是人们也不相信先前的拼死抗争能让苏联取得胜利。”事实上，在这场恐怖的战争中，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活过这一个小时、活过这一天。而其他的任何幻想，在此时都是十分危险的。

相对于留在斯大林格勒一无所有的平民来说，士兵们至少还能得到勉强可以维持生命的食品，至少还可以活着打仗。在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战争之后，还有大约1万名平民（包括1000多儿童）滞留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在这座废墟上，演绎着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故事。

按照苏联资料的说法，自德军发动第一次空袭的第二天（8月24日）开始允许斯大林格勒的市民撤到伏尔加河东岸起，到9月10日，撤退的平民共计30万人。但根据斯大林格勒庞大的人口数量来看，这一统计数据根本就不可信。河面交通被NKVD完全控制，这使得大约5万人未能渡过伏尔加河到达相对安全的东岸，而苏联当局却对这个事实矢口否认。

苏联当局组织的最后一次撤退行动场面混乱不堪，结果悲惨无比。等待撤退的人数非常庞大，往往在最后等船的时刻，很多家庭被毫无理由地拒绝上船。严重超载让汽船变得非常危险，更多的人们被拒绝登船。而那些被留在码头上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渡船离开。人们陷入了完全的绝望之中。但是不久后，“刚开离码头50码的渡船被德军炮弹击中”，燃烧着在他们的眼前沉入了河底。

德国第6集团军的快速推进使得德占区的很多平民根本来不及到达伏尔加河岸边。9月2日，希特勒下令对斯大林格勒市的市民实行清除行动，但实际上市民们第一次大规模的迁移行动更多的是出于自愿而非强迫。9月14日，一大批难民离开城市，涌向西边的德占区，这些人用小推车和手提箱运载着少得可怜的个人财物。一名德国记者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悲惨情景：平民的尸体被炮弹炸得血肉横飞、残缺不全，根本无法分辨，甚至路边的电线上挂的都是凌空飞起的断手断腿。那些得以侥幸逃到德占区的平民们，也因为找不到可以食用的东西而忍受着饥饿的煎熬。德占区的粮食早已被第6集团军的分遣队搜刮得干干净净了。就连那些用面包和盐欢迎德军到来的当过白军的哥萨克农民的牲畜和谷物，也被德军抢了个精光。

正如第295步兵师的一位军士长在家信中所写的那样，难民的情景让人情不自禁地胡思乱想。“今天我看到从斯大林格勒方向过来的庞大难民群。悲惨的景象简直是笔墨难以形容的。儿童、妇女和老人（就像我的爷爷那样的老人）躺在路边，单薄的衣服根本无法御寒。虽然他们是敌人，但是眼前的这一场景还是让我的心深感不安。我们的家园远离了这样的苦难，就这点来说，不管怎么感谢元首和上帝都是应该的。战争让我目睹了很多这样的悲惨场景，但是夺取俄罗斯这个目标远高于一切，首先就是夺取斯大林格勒。除非亲身经历这样的场景，否则你们永远都无法理解这一切。”

滞留在斯大林格勒市的成千上万名妇女和儿童，把废墟中的地下室、下水道和陡峭河岸上的洞穴当做了临时的栖身之所。在炮火连天的时候，甚至还有很多惊恐万状的平民躲在马马耶夫岗的弹坑之中。可想而知，他们中的很多都死掉了。第一次来斯大林格勒的西蒙诺夫，对这些场景大为震惊：“当我们从桥上跨过横穿城市的溪谷时，眼前的场景令我终生难忘。这条左右延伸开去的溪谷，就像一座布满洞穴的蚁山，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场景。在溪谷的两侧，是开凿完整的街道，洞穴的出口处盖着焦黑的木板或者是原木。能用的东西都被女人们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他强调了战士和平民在斯大林格勒经受的“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但却马上收住了这些多愁善感的话头：“这些情景在所难免，因为正在进行的战事关乎我们的生死存亡。”他接着描述了一具绑在烧焦原木上淹死之后又被冲上了伏尔加河河岸的女尸：“她的手指已被烧做一团，从扭曲的面部表情来看，她死前肯定经历了无法忍受的巨大痛苦。德国人就在我们的眼前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休想在目睹了这一切的人面前求饶，我们绝对不能宽恕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城犯下的滔天大罪。”

虽然寻找栖身之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粮食和水的短缺才是平民们最大的难题。每次轰炸间隙，从地洞中爬出的妇女和孩子们，就会抢在野狗和老鼠之前从死马身上割些肉来食用。孩子们是找寻食物的主力，岁数小，个头小，身手敏捷，这些特性都大大降低了被攻击的可能性。他们还乘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地溜到察里津河南岸，早已被德军占领的废弃谷仓寻找食物。他们把烧焦的麦子塞满了包裹，然后迅速地跑开。但是，守卫谷仓以供自己食用的德军哨兵还是打死了不少的小孩子。其实，不管是在斯大林格勒还是在后方，任何试图偷德国陆军罐头的小孩子都会被当场打死。

斯大林格勒的孤儿们也是德军利用的最佳对象。由于苏联狙击手总是躲在暗处射击，所以像为水壶装水这样的日常危险工作，德军士兵们总是充分地利用孤儿去完成。因此，一片小小的面包，就会让那些苏联小男孩或者是小女孩冒着生命的危险前往伏尔加河河边为他们装水。苏军察觉了这一情况，于是命令红军战士打死执行类似任务的小孩子。这种毫无人性的事情，在列宁格勒被围的时候也发生过。那时候德军部队就用平民当做前进的挡箭牌，而斯大林立刻向红军部队发布了一道命令，坚决消灭任何帮助敌人的平民，即便是被迫行事也要被枪毙。斯大林格勒部队也同样得到了这样的命令。第37近卫步兵师在报告中这些写道：“敌人强迫平民去拖回阵亡德军官兵的尸体，而我们的战士会向任何企图移走法西斯尸体的人开枪，不管是德国人还是苏联人。”另外一些儿童就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为某些苏军部队和指挥机关工作。许多孩子当上了通讯员、侦察兵或者是间谍，就连那些大约四五岁的小孤儿也成了宠儿。

第6集团军司令部设立了一个负责监管城市中心和北部地区的指挥部和另一个负责监管察里津河以南地区的指挥部。每个指挥部都配备了一个宪兵连，除其他任务外，还负责安全保卫和平民的登记以及撤退等各种事宜。德军发布命令，任何拒绝登记的人都要被枪毙。犹太人被勒令在袖子上缝一颗黄星以示区别。指挥部与威廉·莫里茨特派员指挥的战地秘密警察密切合作。根据战后对一名被俘的德军指挥部官员的审讯来看，在审讯这些平民的过程中，他们还挑选出“合适的”平民去德国充当苦力，同时负责把共产党员活动分子和犹太人转交SD处置。苏联方面的资料显示，共有3000名平民在战斗中被处决了，还有6万多名平民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被运往德国当劳工。被第6集团军指挥部逮捕并转交给SS的犹太人和共产党员的具体人数根本无从考证。4a别动队随第6集团军的第24装甲军向前推进，8月25日到达了尼兹一克斯卡亚地区，立刻便杀死了两卡车的儿童，他们。大部分是6〜12岁之间的小孩儿”。根据一些哥萨克“富农”的指控，他们还处决了大量的共产党官员和NKVD的告密者，这些哥萨克人在专制的苏维埃政权的压榨下受尽了苦难。直到9月的最后一周，别动队才离开了斯大林格勒。

平民的撤离规模在10月5日那天开始扩大，11月初完成了最后一次的撤离行动。站台上的平民们被分类挑选出来，然后被装上开往后方的闷罐车。难民们的悲惨状况一目了然。聪明点儿的，尽可能多地携带了毯子，以备日后的头几周内交换食物之用。这些斯大林格勒市的难民，先被送往设在沃罗波诺沃村（现名戈尔科夫斯基）的一个临时集中营里，然后又被从那里转移到马里诺夫卡、卡拉奇和尼兹一克斯卡亚等地的集中营中。

相对于被俘的红军战士来说，这些苏联平民的境遇还不算太糟糕。截止9月11日，共有2000多名苏联战俘被关押在古木拉克附近的集中营中，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民兵营的工人战士。当食物扔进铁丝网的时候，苏联军官还得负责控制混乱的场面，必要的时候还得拳脚相加。没有必要的医疗设备，一名苏联医生竭尽全力想要帮助受伤的战士，但是“面对那些没有设备救治的伤员，他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随之而来的围捕更加的残酷。最后，“黑压压的人群”被赶进了斯大林格勒的第一场大雪中。最后一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斯大林格勒市民，被赶往了卡尔波夫卡等地的集中营。那里的条件差得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严格说在开阔的草原上用铁丝网围成的这片空地根本算不上是一个集中营。在那里连一个草棚都没有，囚犯们用双手在地上挖洞，然后蜷缩在一起来躲避凛冽的寒风。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夜晚，苏联囚犯们低声唱歌以示庆贺，但是不久便下起了大雨。第二天早晨，气温骤降，衣衫湿透的人们，在刺骨的霜冻中不停地哆嗦着。许多的人死了。瓦伦蒂娜·纳菲奥多娃躲藏的那个洞里坐着一位膝盖上紧抱着一个男婴和一个女婴的母亲：女孩活了下来，但是男孩却死在了母亲的怀里。纳菲奥多娃的小表弟，也是在那天晚上被活活地冻死了。

看守这些集中营的警卫，多数是身穿德军制服的乌克兰人。[注：截止1942年1月31日，被从监狱中征用的乌克兰人大约有27万名，其他则是自愿参加的平民志愿者。根据NKVD的一份报告显示，共有800名身穿德军制服的乌克兰青年，在斯大林格勒的党卫队中负责警卫和押送的任务。]许多人是自称为bulbov'tsi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自己的称呼来自残忍对待受害者的塔拉斯·布利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看守者都是残忍无情的，在贿赂的引诱下，一些守卫者也允许犯人逃跑。但是逃跑的人很快就会被重新抓回来，因为空旷的大草原上根本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在莫罗佐夫斯克集中营中，贡恰罗夫一家——包括母亲、祖母和两个孩子——得到了一位德国医生的好心帮助而幸免于难，被安排在附近的一所农宅中，因为11岁的尼古拉的冻伤十分严重。

在斯大林格勒市中，还有成千上万躲避围捕的市民，他们在废墟中过着隐蔽的穴居生活——“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存在”——差不多全都因食物中毒或者水源污染而染上了疾病。在城市的边缘，孩子们像夜间出没的野兽一样，四处搜寻着可以食用的草根和野果。有时，附近的德军士兵或者是苏军战士给的一片发霉的面包，就可以让他们多活3〜4天。为了活下去并且养活自己的婴儿，妇女们不得不常常出卖自己骨瘦如柴的身体，甚至关于战地废墟妓院的报道也时有登载。在这种特殊而动荡的环境中，没有任何前景的爱情也会在俄罗斯妇女和德军士兵之间莫名其妙地产生，只是这种短命的爱情却会置人于死地。一名斯大林格勒妇女被指控“用一块白手絹向敌人发信号”，后来发现在她的地下室“藏着三名法西斯分子”。她被移交给NKVD进行处置，而那三名德军士兵被当场打死。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杀害德军战俘的情况越来越少，老到的苏联军事情报部门，越来越知道如何从战俘们口中套取情报了。在朱可夫与他的参谋人员策划大反攻的10月份，对德军战俘提供准确情报的需求，也随之大大增加。

审讯德军战俘的固定程序，一般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开始。审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知道他们的所属部队，判断部队现在的军力情况，日需供给状况以及整个军队的士气状况。德军战俘通常会被问到下面这些问题：是不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化学战的前期准备工作有哪些？是否听说过或者看到过游击队的活动？苏联宣传传单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德军军官们是怎么向你们讲述共产党的？1941年6月以来，他所在的部队的进攻路线是什么（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了解他们是否参与了途经地区的战争罪行）？如果战俘来自农民家庭，那么是否他的家乡有苏军战俘劳工？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来自战俘家中的信件，一律都被没收，苏联当局借此更多地了解德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1942年夏秋之际，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本土进行“千机大轰炸”之后，NKVD的审讯人员就对这次轰炸给德国平民的士气和前线德军的士气带来的影响十分感兴趣。不过，对这些战俘的审讯却让NKVD非常震惊，他们发现参加德国陆军的苏联平民数量相当庞大，甚至很多还是红军战士，于是他们便想方设法地从德国战俘那里套问，每个德军连队里究竟有多少这样的苏联人。

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德军战俘们常常拣俄国人想听的来说，不过有时候他们讲的的确是实情。“老兵们对戈培尔向我们灌输的宣传思想毫不信任。”一位下士说，“1918年的教训，时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重现。”9月中旬，被俘的那些德国战俘们坦白地承认，他们的同伴都“害怕冬天的来临”。

许多德军战俘的审讯工作是由斯大林格勒前线第7部会讲德语的翻译N.D.佳特连科大尉来进行的，另一名审讯者是第62集团军的情报部副部长卡普兰中校，不过，他是在翻译德卡切夫的协助下完成审讯工作的。卡普兰的工作效率相当的高。一名因受重伤而被俘的德军下士供认，第24装甲师只剩下了16辆坦克，接着，卡普兰在这页的审讯记录下批注道：“审讯没有能够完成，因为这个人因为伤势太重而马上死掉了。”

卡普兰早就知道德军与罗马尼亚部队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他对纳粹德国国防军内部的紧张关系也十分感兴趣。也许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待遇，奥地利战俘们总是抱怨德国军官歧视他们。德军第24装甲师的一名32岁的捷克士兵在9月28日被俘，审讯过程中，他甚至表示愿意参加苏军作战。但是此时，红军情报机关更关心的是，究竟德国人对顿河前线以及卡尔梅克草原上的其他轴心国军队的依赖程度有多深。

许多德军团级指挥官都对后来补充的新兵力感到非常头疼。第14装甲师的一名军官写道，必须采取“更加有效的手段”来改变新兵们“缺乏意志与勇敢”的状况。

其实，更薄弱的部分，是那些在希特勒的战争形势图上装备完整的轴心国军队。开往苏联战线的火车，装满了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而途中遭遇游击队频繁袭击的轴心国士兵们的士气，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不久之后，苏军的空袭又找上了他们，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伤亡，但是这些士兵们的士气低落的程度可想而知。最后，在苏军“斯大林管风琴”的袭击之下，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究竟为什么要来这个鬼地方。

用匈牙利语、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写的传单源源不断地从苏联飞机上撒下，告诉轴心国士兵们，不要再为德国人做无谓的牺牲。这种宣传对某些少数民族十分具有影响力。匈牙利军队中的塞尔维亚人和鲁塞尼亚人最喜欢开小差。“让我们怎么相信那些非匈牙利人呢？”下士巴洛格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红军情报机关向莫斯科报告说，有些小股部队甚至在没有到达前线之前，就已经开始策划逃跑的细节了。一旦苏军进攻，这些人就躲在战壕里等待投降。

一名鲁塞尼亚逃兵告诉审讯他的NKVD官员，大多数他的战友都“坐在战壕中，整日祈祷上帝能保佑自己活下去。多数士兵都不想打仗，但是也不敢开小差，他们对军官们所说的——俄国人对任何前去投降的德军士兵，都会严刑拷打，最后还要枪毙他们——深信不疑”。

混乱是存在于轴心国军队中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前线部队不停地遭受己方大炮和飞机的攻击。“上帝保佑，让这场战争快点结束吧，”巴洛格下士这样写道，“所有的人都在炮击、轰炸我们。”几天后，他接着写道：“哦，上帝，停止这场可怕的战争吧。假如再继续下去，我们都要崩溃了……我们还能回家过个愉快的星期天吗？我们还能像从前那样，逍遥地倚在自家的大门边吗？我们的家人还会记起我们吗？”士气如此低落，以至于匈牙利军事当局禁止士兵们写信回家，害怕这些信会在布达佩斯引起恐慌。收买军心的方法也不再奏效。为了鼓舞士气，每次发起新攻击之前，军方都会“提供最好的食物——大块巧克力、果酱、猪油、糖和菜炖牛肉”但是很多士兵在吃完之后，都会胃疼难忍，因为“待在这个地方的人，已经无法享受这样的美味了”

巴洛格在9月15日写道：“俄国狙击手的水平很高，上帝，别让我成了他们的靶子。我们面对的是俄国最好的军队——铁木辛哥率领的西伯利亚步兵。这位疾病缠身的下士接着写道，“我们已经冷得浑身发抖了，而俄国的冬天却还没有真正到来。天哪，如果我们继续待在这里直到冬天，那可怎么活呀？圣母马利亚，请保佑我们早日能回到可爱的德国吧。第二天，是这位下士最后一次写日记了，内容无非是向“上帝和圣母”祈祷。苏军在顿河岸边找到了巴洛格的尸体，并把从他身上搜出来的日记上交给了瓦图京将军，然后由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翻泽成俄语，最后送到了莫斯科。

意大利第8集团军驻守在顿河侧翼，两边是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从8月底开始，德国人就对意大利军队的情况十分关注。实际情况很让人担忧，元首统帅部不得不调遣第24军来加强意大利人的防御能力。第24军的参谋部官在给联络官的指示中特别提醒：“对待意大利人，你们不仅要礼貌，而且更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互相理解……意大利独特的气候和环境，让他们的士兵与德国士兵存在很大区别。他们有时很容易疲劳，但有时精力又非常的旺盛。我们的意大利盟友，不远万里的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来帮助我们，他们的勇敢值得我们敬佩，我们绝对不能做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样。任何用粗鲁的词汇称呼他们，并且对他们太过苛求的行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意大利人对这场战争缺乏兴趣的态度，并没有因为德国人的“相互理解”而有丝毫的转变。意大利部队的某营，没做任何抵抗就被苏军全部俘虏了。苏联审讯人员问一名下士，为什么他们不做任何抵抗，这名下士典型的平民思维逻辑让人大为震惊：“我们之所以不做任何抵抗，是因为我们认为抵抗可能会是错误的行为。

为了显示反共产国际阵营的国际性，第6集团军还将第369克罗地亚团编入了第100掷弹兵师中。9月24日，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元首安特·帕韦利奇博士亲自飞往前线检阅他的士兵，并为他们授勋。他的到来，受到了保卢斯将军的热烈欢迎，甚至德国空军的地面部队，还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仪仗队。

从战略上看，分别部署在两翼的罗马尼亚集团军是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最重要的友邻。但是，这两支部队的装备却非常低劣，攻击力量严重不足。罗马尼亚当局不得不又征召2000人，以满足希特勒继续扩大军队规模的欲望。这些兵源全部是来自监狱中犯有强奸、抢劫和谋杀罪行的重刑犯，而他们中的一半人，都被编入了第991特别惩戒营中。可是，在第一次与苏军交战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当了逃兵，该部队不得不解散，剩余人员则被收编到驻守在绥拉菲莫维奇对面的顿河前线第5步兵师中。

苏联人对罗马尼亚后方部队的渗透让罗马尼亚军官们感到非常头疼，再加上部队中爆发的痢疾，更使得军官们的疑心达到了定点。来自罗马尼亚第1步兵师的一份文件这样警告说：“俄国特工已经在我军后方开始了大规模的投毒行动，为的是让我军的伤亡人数上升。他们使用的砒霜，仅仅一克就能要了十个人的性命。”据说毒药被藏在火柴盒里，而“特工”的身份多种多样，“妇女、厨师，甚至还有协助进行食品分配供给的工作人员”。

派去前往与罗马尼亚军队联系的德国人，不管军衔高低，只要提及罗马尼亚军官对待下属的态度，无不叹气摇头，这些军官活脱脱一副皇帝的架势。奥地利伯爵格拉夫·斯托尔伯格报告说：“总的说来，罗马尼亚军官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他们丝毫不关心自己的下属。”第305步兵师的一位工兵下士发现，在罗马尼亚军队的野战厨房中，分别准备着三种伙食：“给军官的、给军士长的和给士兵的，而给士兵的那份尤其的少。”

德军和自己盟军罗军之间的关系，在相互的频繁辱骂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在这里并肩作战，鲜血铸就了我们神圣的友谊。为了避免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之间今后再有悲剧事件和误会发生，”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总司令举办了参观、晚宴、派对、小型宴会等活动，“以便在罗军与德军之间建立起一条更加紧密的精神纽带”。

1942年秋初，红军情报机构官员已经了解到了德国国防军对“希维人”(Hiwis)——Hilfswillige的简称，或者称为俄国辅助人员——的依赖程度，但是这种认识也是非常模糊的。这些俄国辅助人员中，有一些是志愿者，但是大多数都是从战俘营中招来弥补人力不足的俘虏，主要就是充当苦力，但是执行战斗任务的俄国辅助人员也渐渐多了起来。

驻扎在顿河大河曲的第6军参谋长格罗斯库特上校在给贝克将军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们不得不利用苏联战俘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很多战俘甚至当上了炮手。我们曾经极力攻打的‘野兽'现在竟然与我们朝夕相处地生活在一起。”在前线部队中，第6集团军中共有5万多名征召的苏联战俘，占到了德军全部军力的1/4还多。第71和第76步兵师中，各有8000多名俄国辅助人员，这个数字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师在11月中旬德军人数的总和[注：至于第6集团军其他战斗部队和辅助部队使用俄国辅助人员的情况，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根据粗略估算，俄国辅助人员的总数可能超过了7万人。]。

“德国军队中的俄国人被分为三类。”一名被俘的俄国辅助人员告诉审讯自己的NKVD人员，“第一类，是被德军动员组织起来的士兵，被称做哥萨克部队，是直接配属于德军部队各个师的。第二类，是由当地老百姓、志愿加入的俄国战俘，或者是开小差投降德军的红军战士组成的俄国辅助人员。他们身穿全套德军制服，有自己的军衔和标志。他们和德国士兵吃着一样的食物，编派在德军各团级单位中。第三类，则是干脏活累活，负责打扫厨房、马棚这样的工作的俄国战俘。这三类人得到的待遇也是完全不同的，志愿者的待遇当然是最好的。一般的德国士兵对我们还是挺友好的，但是奥地利师的军官和军士长们对我们的态度非常恶劣。”

这名俄国辅助人员是在1941年11月被德军从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战俘营中挑选出的11名苏联俘虏之一，为的是让他们为德国军队效力。后来，其中有8人因为在行军中饥饿导致精神崩溃而被枪毙。而这名幸存的俄国辅助人员先是在某步兵师的野战厨房里做些类似削土豆之类的杂活，后来又被派去喂马。许多所谓的哥萨克部队被迫执行打击游击队和进行后方镇压的任务，这位俄国辅助人员注意到，其中很多人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希特勒不希望看到“劣等”的斯拉夫人穿着德国军装，因此军官们不得不重新定义这些俄国人为哥萨克人，这被认为是在种族问题上可被接受的称谓。但这种做法必将损害纳粹统治政权的根基，对人种优劣论也是一种冲击，更何况军队的官员们私下里认为，他们唯一的理想只是充当解放者，把俄国人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早在1941年秋初，德国陆军情报机构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粹德国国防军根本不可能取得这场对俄战争的胜利，除非他们将战争的性质转变成另外一次内战。

这些被德国人的诺言迷惑的俄国辅助人员，志愿从战俘集中营中出来为德国人战斗的越来越多，但是不久后便彻底醒悟了。一位鲁塞尼亚逃亡者在审讯中讲述了自己在一个小村子里找水喝时遇到的几名俄国辅助人员的情形。这些投奔德国人的乌克兰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我们相信传单上说的，”他们告诉他，“非常希望能回到我们的妻子身边。”但是，他们却发现，穿上德军制服的自己还要接受德国军官的训练。军纪是无情的，他们会因为“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而被枪毙，好比在行军中掉队这样的小事情。不久后，他们就要被派往前线作战了。“这就意味着你要杀死自己的同胞？”鲁塞尼亚人问道。“除此之外，难道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他们回答道。“如果我们跑回到俄军那边，我们就会被当成叛国者。可是如果我们拒绝上战场的话，我们就会立刻被德国人枪毙。”

大多数前线部队中的德国士兵对待俄国辅助人员还算亲切，当然有一丝鄙视的意味掺杂在里面。驻扎在顿河西岸的第22装甲师的某反坦克炮兵分队里有一名俄国辅助人员，他被理所当然的称为“伊万”，每当德国人到岸边的小村庄喝小酒的时候，他们就给伊万一件大衣和一支步枪，让他守着火炮。但是有一次，他们却不得不飞奔回来救这个俄国辅助人员，因为一群罗马尼亚士兵发现了伊万的真实身份，要立刻枪毙他。

对苏联当局来说，这么多曾经的红军战士在德国国防军中效力的事实搅得他们寝食难安。他们匆匆下了定论，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特科工作的力度还不够彻底。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政治部和NKVD的官员们，一直被德军会使用俄国辅助人员来渗透和进攻苏军前线而困扰着。“在前线的一些地方，”谢尔巴科夫被告知，“身穿红军制服的原俄国人，在前线的一些地段混入我们的阵地中进行侦察，并且抓捕了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回到德军军营审讯。”9月22日夜，在第38步兵师（第64集团军）的防区中，一支苏军侦察巡逻队与一支德军巡逻队相遇。根据回来后的红军战士的报告，证明至少有一名“原俄国人”与德国人同行。

而“原俄国人”的称谓，成为了之后的三年中宣判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死刑的罪名，如同SMERSH全神贯注于叛国罪一般，这一情况同样也更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简单地剥夺这些反抗者和叛国者的国籍，苏联政府就想借此消除人们对伟大的卫国战争产生丝毫反感的可能性。

第十二章 废墟上的要塞

“斯大林格勒将会成为第二个凡尔登吗？”格罗斯库特上校在10月4日写道，“这里的每个人都问到这个问题。”四天前，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场宣称，没有人能改变德军在伏尔加河上的位置。这之后，格罗斯库特和其他德国军官都感觉到，第6集团军不会被允许停止战斗，不管战争的结果会是怎样的。“这场战争甚至已经转变成了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威望之争。”

9月27日，德军展开了针对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厂区的攻势，但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德军便意识到，这是迄今为止在苏联战场上遭遇到的最艰难的战斗。红色十月工厂错综复杂的地形和巴里卡德兵工厂坚如堡垒的工事，如同步步杀机的凡尔登一样地让人生畏。假如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神出鬼没的苏维埃军团，更加重了这种杀机。

由西伯利亚人组成的古尔季耶夫第308步兵师的军官们，在到达巴里卡德兵工厂和工厂专用铁路线后，看到的是“乌黑而巨大的修理车间，湿漉漉的铁轨闪着微弱的寒光，上面点缀着斑斑锈迹，货车车厢挤成一团，堆满钢架的院子俨然一个小型的钢材市场，到处堆积着煤和暗红色的矿渣，德军炮击留下的烟柱腾空而起，散布在工厂四处”。

古尔季耶夫计划用两个团来防守工厂区，再另外派一个团则负责保护侧翼，包括一条从火焰四射的工人住宅区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的深沟。这条深沟不久后便被称做“死亡之沟”。西伯利亚人丝毫没有耽搁，“在寂静的让人毛骨悚然的黑夜中，他们用鹤嘴锄翻挖开地上的碎石，在工厂车间的墙壁上凿开小洞作为射击孔，还挖了散兵坑、掩体和交通壕”。一名指挥员的指挥所，则设在厂棚下长长的混凝上墙壁的房间里。古尔季耶夫以训练苛刻而闻名。早在伏尔加河东岸作为预备队的时候，他就让士兵们躲在自己挖好的战壕中，然后让坦克从上面碾压过去。这种“烫衣服”的训练方式是教会士兵们战壕挖得越深越好。

西伯利亚人非常幸运，在德军的图卡飞机到来之前，他们就已经挖好了战壕。

“急刹车”或者“音乐家”，是苏军对那种喜欢尖叫的德军俯冲轰炸机的别称，现在它们对苏军的威胁并不大。西伯利亚人将战壕挖得很狭窄，为了降低被弹片击中的可能性，但是炸弹爆炸让大地不停地颤抖，好似地震一般，让躲藏在战壕中的士兵们的胃感到极为难受。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有时，这种强烈的爆炸冲击波还会打碎玻璃，甚至让收音机都跑了调。

这种发生在大规模猛烈空袭之前的进攻，被称做“乔迁酒宴”，通常要持续整整一个白天。第二天早上，巴里卡德兵工厂区域被德军的亨克尔III型轰炸机中队进行了地毯式的袭击，又被重炮和迫击炮轰了一番。突然，德军停止了一切轰炸行动。于是在“预备”的号令尚未下达之前，西伯利亚人就已经整装待发，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让人窒息的平静预示的是更猛烈的攻击。不久，他们就听到了坦克的金属履带与瓦砾摩擦发出的尖锐噪音。

在随后的几天中，德军步兵师很快发现古尔季耶夫（Gurtiev)并没有坐等他们的进攻。“俄国人每天早晚都会进行反攻。”一名来自第100掷弹兵师的军士长报告说。崔可夫采取了让德军将领们大为吃惊的连续的反冲锋战术，然而这种战术却让苏军损失惨重。而苏军最有杀伤力的防御形式，却是设在伏尔加河东岸的重炮，他们与西岸的战斗形成了密切的配合。

在红色十月工厂区，来自第414反坦克师的炮兵分队，以大块废弃金属来伪装和掩护，将他们的45毫米和96毫米反坦克炮，巧妙地隐藏在碎石与瓦砾中。他们选择的炮位出人意料，有时射程仅仅是150码或者更短。第193步兵师的两个团，在9月28日早上渡过了伏尔加河，然后迅速进入了临战状态。第二天一大早，大批的斯图卡飞机献上了他们的“乔迁酒宴”。德军的攻势，迫使苏军立刻采取应对措施，就连兵力只是正常标准的1/3的第39近卫步兵师，也被派往了战场。

10月份，德军的进攻力度因第94步兵师、第14装甲师和特意空运而至的五个战斗工兵营而大大增强。但在苏联残缺不全的守军方面，通讯经常中断，在没有统一命令的情况下，只能由个人或者小组各自为政。在工厂的战斗中，工兵柯西申科和一名坦克驾驶员都被打断了一条胳膊，于是他们就用牙齿咬掉手榴弹的拉环。负责运送反坦克地雷的工兵们，乘着夜色的掩护向前线开进，每人每次都要带两枚反坦克地雷，“夹在腋窝里，就像夹了两块硕大的面包”，然后把它们埋在敌人可能会经过的所有路上。德国人的进攻，格罗斯曼这样写道，最终崩溃瓦解在“顽强的、坚决的西伯利亚人的抵抗”之中。在这次进攻中，德军某工兵营一次就损失了40%的兵力。看望士兵归来的营长，神色凝重，一言不发。

崔可夫的各师团伤亡惨重、精疲力竭、弹药短缺。然而在10月5日，叶廖緬科的副司令员戈利科夫将军前来传达了斯大林的命令：守住城市，并重新夺回被德国人占领的区域。崔可夫根本不理会这样一个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他知道唯一可以坚守阵地的希望，来自河对岸的重炮掩护。但是不久后，德国人就让叶廖緬科的希望化为了乌有。10月16日，德军的攻击相对缓和了一些，但是继而的攻击更加猛烈。西南方向是第14装甲师，正西方向则是第60摩托化步兵师。德军第60师的一个营被苏军的喀秋莎摧毁了，但这已是喀秋莎的极限射程。而为了达到这种最大射程，苏军不得不将火箭炮车向陡峭的伏尔加河岸边推，直到后车轮悬空架在伏尔加河上。与此同时，位于北部斯帕尔塔科夫卡工业区的苏军第112步兵师和第124特别旅的余部，被德军第16装甲师的一部击退了。崔可夫的部队在西岸的控制区域不断地缩小，他觉得自己的部队真的要被残忍地赶进伏尔加河了。

伏尔加河各渡口也因为第62集团军控制的区域的迅速缩减而越来越容易遭到德军的攻击了。德军的炮火和机枪，都可以很轻易地控制各个登陆码头。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的伏尔加船夫自愿组成了一个营，他们在伏尔加河西岸与扎伊采夫斯基岛之间搭建了一座狭窄的浮桥。夜间，就像蚂蚁搬家一样的细细人流，源源不断地将食品和弹药运送到河对岸。狭窄的桥面大大缩减了遭到炮火攻击的可能性，但是走在这样的桥面上，每次炸弹爆炸都会让人心惊胆战。不过，大件的重型装备，以及伤员的运送，都得依靠货船，修补后的坦克则由驳船来负责运送。

“一到夜幕降临，”格罗斯曼写道，“隐藏在防空壕、掩体、战壕和藏身之处的水上运输队伍，就会立刻开始行动。”

在靠近登陆码头的伏尔加河东岸的那些掩体中，设置了自己的野战面包房和地下厨房，士兵们可以得到装在保温容器里热腾腾的食物，甚至可以在简陋的浴室里洗澡。尽管有如此优越的条件，但是东岸岸边部队军纪仍旧如城市中的部队一样严厉。货船和及其船员都被编入由NKVD的新任司令员罗加京少将直接指挥的第71特别勤务连里，这位少将同时还担任了一个伏尔加河地区军事办公室的领导。

渡船船员的伤亡人数也包括在前线部队伤亡人数之中。比如说，“拉斯托什卡”（燕子）号汽船在运送伤员的过程中，一次单程就被炮弹击中了十次。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船员，则在白天将破损的弹洞修好，预备晚上继续运送伤员。伤亡人数随着过重的压力而急剧上升。10月6日，一条超载船只倾覆，21人中有16人被淹死。不久后，另一条在黑暗中运送伤员的船只，因为靠岸时找错了地方，致使34人在雷区中被炸死。尽管有点晚了，但是这个事故还是促使上级“用铁丝网将雷区围了起来”。

紧张的生活节奏让人们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狂欢作乐。搜寻逃兵的NKVD某部人员，10月12日在对河边的图马克村进行抽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可耻的场景”。——名大尉、一名政治委员、一名预备军士、一名伏尔加河区舰队下士和当地的共产党书记一起，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如同报告所说，他们躺在地板上“和女人们睡在一起”。被带到“斯大林格勒NKVD最高首长罗加京少将”的面前时候，他们仍旧是一幅醉醺醺的样子。

不光彩的事情，偶尔也会发生在其他地区。10月11日，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战斗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来自第84坦克旅的T一34炮塔和发动机舱盖上，搭载着第37近卫步兵师的士兵们，对工厂西南方向的第14装甲师发起反攻。这两支苏联军队都是刚到西岸参战的部队。一辆坦克驾驶员，因为观察失误，通过观察镜没有发现前方的弹坑，于是径直将坦克开了进去。根据报告，“喝多了的步兵连连长”，实在受不了这种颠簸然后跳下了坦克。“他跳下坦克，跑到坦克前面，揭开驾驶室舱盖，往里面开了两枪，打死了那名驾驶员。”

10月的第二周，战斗渐渐趋于平静。崔可夫根据直觉判断出，德国人正在准备展开更大规模的猛烈攻势，此刻或许正在增派援兵。

保卢斯所承受的来自希特勒的压力，丝毫不逊色于斯大林对崔可夫施加的压力。10月8日，根据元首统帅部的命令，B集团军群要求第6集团军在10月14日之前，组织另外一次针对斯大林格勒北部地区的大规模进攻。德军的伤亡人数，令保卢斯和他的司令部参谋们感到非常的沮丧。一名参谋军官的战争日志这样记录道：第94步兵师的前线部队只剩下了535人，“这就意味着，在每个步兵营中，平均只有3名军官、11名军士和62名士兵”！他还说，第76步兵师已经“彻底消失了”。只有刚从康斯坦斯湖北岸调来的第305步兵师，可以用来补充第6集团军的作战力量。

大声的讥讽辱骂和漫天飞舞的传单，表明德国人丝毫不准备掩饰自己将对苏军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唯一的难题就是确定准确的目标。苏军各个师部的侦察连每晚都出动，希望尽可能多地捕获“舌头”。倒霉的德军哨兵和送饭的士兵被抓回去审讯，而早被纳粹关于布尔什维克残暴酷刑的宣传而误导的德军俘虏们，总是表现出非常的合作。汇总各方情报，第62集团军司令部的情报部门清楚地意识到，拖拉机厂将再次成为德军的主要攻击目标。留下来的工人们和在巴里卡德兵工厂修理受损的坦克和反坦克炮的工人们都投入了战斗，多数人被编入前线作战部队中，那些技术熟练的工人则被撤离到伏尔加河对岸。

让第62集团军感到幸运的是，他们的情报部门的预测非常准确。德军的攻击目标很明显是拖拉机厂以及南侧邻近的砖厂，然后向伏尔加河岸边推进。此时崔可夫采取了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他将部队从马马耶夫岗调到了北部地区，这一举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可是，来自苏军总司令部的削减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炮弹配给额的消息，却让崔可夫大为震惊——这是司令部计划进行大反攻的第一个信号。他突然间意识到，斯大林格勒是给敌人设置的一个巨大陷阱。

10月14日，星期一，德国时间凌晨6点，在冯·里希特霍芬上将第4航空队的斯图卡飞机的配合下，第6集团军从狭窄的正面展开了攻势。“满天都是飞机，”第389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在等待进攻的时候这样写道，“满地都是高射炮；炸弹呼啸而落，飞机被击中坠毁；躲在战壕里的我们，心情复杂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出大戏。德军的重炮和迫击炮炸平了防空壕，白磷弹又将残余的易燃物点燃了。

“战斗的激烈程度超乎想象，”崔可夫手下的一名军官这样写道，“通讯员在交通壕里跌跌撞撞，仿佛行走在风浪中的船只甲板上。”政治委员们的感受则要诗意化得多。“这些天，斯大林格勒的天空一直是黑的，让人永远无法忘记。”多勃雷宁在递交给莫斯科的谢尔巴科夫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到处暗藏杀机、阴森恐怖，暗红色的火焰腾空而起。’战斗在拖拉机厂西南方向拉开了序幕。中午时分，第14装甲军一部自北向南推进。崔可夫丝毫没有犹豫，他投入了自己最主要的坦克部队第84坦克旅，迎接以第14装甲师为先遣部队的三个德军步兵师的猛烈攻击。德军第305步兵师的一名军士长这样写道：“我方重型武器的攻击阵营无与伦比。数个六管火箭炮连，空中无数的斯图卡飞机，还有数量众多的自行突击炮，以史无前例的阵容攻击着俄军。同样，俄军也以少有的顽强拼命进行抵抗。

第14装甲师一名军官写下了下面的这些话语：“这是一场可怕的让人精疲力竭的战斗，地上、地下、废墟间、地下室里，甚至就是工厂的下水道中都在战斗。坦克在废墟瓦砾上爬行，穿过工厂的残垣断壁，在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着近距离的平射。许多坦克因为碰到或者压到敌人掩埋的地雷而被炸得东倒西歪。”炮弹落在工厂那些残留的铁制设备上，火星四獬，隔着厚厚的烟尘都清晰可见。

苏军士兵的抵抗顽强得不可思议，但是德军的攻势却锐不可挡。第一天上午，德军坦克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将若卢杰夫的第37近卫步兵师和第112步兵师之间的联系切断了。若卢杰夫将军被落下的炸弹埋在了自己的掩体中（那天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士兵们把他挖出来，然后送到了集团军的司令部。生还的战士们则拿起阵亡战友的武器，继续顽强地战斗着。被尘土包裹的德军坦克，就像一只只凶猛的史前巨兽，浑身都喷着火，一路碾着四处獬落的玻璃，从右边向拖拉机厂的巨大厂房开去。在这样的近距离战斗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前线划分。那些在德军攻击中成为漏网之鱼的小股若卢杰夫的近卫军战士们，仿佛从天而降的天兵天将随时会出来攻击德军。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一名聪明的德军军官竟将他的前线包扎所设在了一个巨大的冶炼炉中。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5日，第6集团军司令部写下了这样的记录：“拖拉机厂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我军控制，只有后方的几个小包围圈中的苏军仍旧在负隅顽抗。”在第305步兵师的攻击下，砖厂的苏军被迫退过了铁路线。当天夜晚，突入拖拉机厂的第14装甲师的第103装甲掷弹兵团，凭借猛烈的攻击推进到了油罐附近的伏尔加河岸边，但是被埋伏在溪谷中的苏联步兵打退。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第62集团军，在他人的劝说之下，崔可夫早将指挥所转移到了别的地方，那里的通讯状况要相对好得多。战斗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第84坦克旅声称：我军已经摧毁了“法西斯德国三十多辆中型和重型坦克”，而我军只损失了18辆坦克。可是这个旅的伤亡情况，在两天后的报告中，仍旧是“正在统计中”。尽管上报的摧毁德军坦克的数量有夸大成分，但是在那天的战斗中，这个旅的初级指挥官的勇猛表现，却让苏军士气大为振奋。

在阵地被德军团团包围的情况下，某轻型炮兵团的政委巴巴申科表现英勇，因此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司令部记下了保卫者们最后的无线电呼叫内容：“火炮被摧毁。阵地被包围。我们将继续战斗，绝不屈服。向苏联人民致意。”最终，炮兵们用手榴弹、步枪和冲锋枪杀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建立了新的阵地，重新守住了这个地区的防线。

普通苏联士兵鲜为人知的英雄事迹举不胜举，这些才是“真正的集体英雄主义”，就像政治委员们所说的一样。这里还有许多广为士兵们称颂的英雄行为：第37近卫步兵师某连的连长戈尼察中尉，凭着缴获的一挺机枪和仅剩的四名战士，在关键时刻击退了一大股德军的进攻。没有人知道在那天的战役中究竟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唯一能确定的是那天晚上撤过伏尔加河的伤员有3500人之多。卫生员们因为过度劳累而接连倒下，许多伤员只能自己爬到河边去。

远在草原上的德军指挥官们不断地催要来自城中的战况报告，斯特雷克将军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工厂的高墙、装配线和那些大型建筑，在我军的炮弹攻势中纷纷坍塌，但是顽强的苏联人依然死守在那里，并且在新形成的废墟上加固他们的防御阵地。”德军的一些营中，仅有50多人还活着。这些士兵乘着夜色的掩护，将战友们的尸体运送到后方去掩埋。对上级指挥的讥讽随即开始滋长，第389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嘲讽道：“我们的耶内克将军前天获得了一枚骑士十字勋章，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0月14日以来的六天中，纳粹德国空军开始对伏尔加河渡口和苏军部队轮番轰炸，德国飞机不断地出现在空中。“战斗机部队的协同作战是十分必要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在递交给莫斯科的密报中对红军空军的失职颇有微词，而实际情况是，苏联第8航空集团军仅剩不到200架飞机，而且其中仅有24架战斗机。然而，尽管这样，如同地面部队一般，德国空军却似乎感到俄军真的是不可战胜的。一封家信中这样写道：“我真的不能理解，人怎么能在地狱中生存下去，然而俄国人就在废墟中，在洞穴里和地下室中，甚至是工厂中残留下来的钢铁骨架中生存着。”德军飞行员们也十分清楚，他们的攻击效果将会随着白天的缩短和天气的变坏而大大降低。

德军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南面向伏尔加河的突击成功地切断了苏联第112步兵师残余部队与民兵旅的联系，而苏军的这两支部队一直是德军第14装甲军从北面和西面进攻的主要障碍。被包围的若卢杰夫第37近卫步兵师的小股部队继续坚持在拖拉机厂，而其余的则被迫向南面后退。对第62集团军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德军沿着河岸向南进攻，这势必会切断戈里什内师与后方的联系。

新建立的崔可夫司令部总处在危机的边缘，警卫部队被迫不断地投入战斗。因为第62集团军的通讯联络总是被中断，因此崔可夫极力主张渡过伏尔加河，在东岸设立一个后方指挥小组，而包括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在内的前线指挥小组则继续留在西岸。不过，对斯大林了如指掌的叶廖緬科和赫鲁晓夫，拒绝了这一提议。

10月16日，德军越过拖拉机厂，向巴里卡德兵工厂发起了进攻，但是这次进攻却被埋伏在废墟中的苏联坦克和伏尔加河岸边的喀秋莎火箭炮粉碎了。乘着夜色，柳德尼科夫的第138步兵师余部渡过了伏尔加河。就在他们从岸边开始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越过“成千上万爬向码头的伤员”新部队立刻投入了巴里卡德兵工厂北面的紧张战斗之中。

当晚，叶廖緬科将军也渡过了河，希望能对战局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去年受伤，叶廖緬科将军不得不拄着拐杖行走，他一瘸一拐地艰难爬上河岸，来到拥挤不堪的第62集团军司令部。从地面上的弹坑和那些被炸的防空壕护木中，我们不难想象战斗的激烈与残酷程度。每件物品甚至是每个人的身上，都被蒙上一层厚厚灰土。在叙述自己的师部在拖拉机厂被消灭的经过时，若卢杰夫将军不禁失声痛哭。然而第二天，就在叶廖緬科回去之后，前线指挥部便通知崔可夫，还会进一步缩减弹药的供应量。

10月15日夜，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北面的苏军部队被德军包围之后，崔可夫就再也没有得到任何能让人精神振奋的消息了，只有第112步兵师和第115特别旅传来的“多次”请求撤到伏尔加河东岸去的消息。这两支部队不断地提供着“错误的信息”声称自己的部队已经被彻底消灭。根据斯大林随后下达的命令，这样的撤退请求就是叛国的表现，因此这两支部队的请求被严厉拒绝了。几天之后，战事渐渐缓和下来，卡梅宁上校奉崔可夫之命前去合围圈了解各部队的情况，他发现第112步兵师还剩598人，而第115特别旅则还有890人。他在递交给崔可夫的报告中写道，这两支部队的高级政治委员“并没有组织防御行动……而是一味地躲藏在自己的掩体中，发疯似的劝说指挥员后撤到伏尔加河东岸去”由于“他们背叛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职责”和“不可谅解的懦夫行为”这两支部队的高级军官和政治委员们很快被送上了第6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法庭。审判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崔可夫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10月19日，顿河方面军和第64集团军从西北方向和南面同时进攻，以减轻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压力。虽然苏军的这些努力只让第62集团军轻松了几天，但是这足以让残余部队撤过伏尔加河东岸重新补充整编。鼓舞士气的方法越来越玄乎，军队中谣传斯大林本人亲临城市视察战况。一位曾参加过察里津保卫战的老布尔什维克声称，伟大的领袖曾亲自来到过他从前的指挥部里。这不由自主地让人联想到了在西班牙人抗击摩尔人的战斗中，圣詹姆斯奇迹般地现身的故事，当然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然而此时，一位中央要员却极其渴望能亲临斯大林格勒战场，他就是共产国际专管德国事务的官员，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1923年列宁去世之前，他曾与卡尔·拉狄克发动了第二次德国革命，只是这种尝试注定是个失败的错误举动。后来，马努伊尔斯基被派往乌克兰工作，对1933年斯大林在乌克兰制造的大饥荒，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马努伊尔斯基的别有用心不久之后便彻底显露了，因此崔可夫拒绝了他要求到西岸访问的请求。

在柏林方面，就连戈培尔也开始举棋不定：是就此宣告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已成定局，还是谨慎一点儿好呢？早在10月19日，他曾下令所有荣获骑士十字勋章的军人必须回国接受新闻采访，但他担心德国人民会对战争进行的缓慢程度表示不满，因此他不断地提醒德国人民，在短短的16个月内，德军已经向苏联境内前进了多么多么的远。他还下令在德国城市中悬挂地图，上面清楚地标明斯大林格勒与德国之间的距离。三天之后，他又下令不准任何新闻宣传机构提到“红色十月”和“红色巴里卡德”这样的字眼儿，他害怕这样反倒会鼓舞“那些深受共产党影响的人们”。

就在城市北部工业区战事不断的同时，局部进攻与反击的逐屋争夺战也在斯大林格勒市中心陆续上演，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激战58天之久的“巴甫洛夫大楼”保卫战。

9月底，苏军第42近卫团某排占领了一栋距离伏尔加河岸大约300码的恰好可以俯瞰整个广场的四层大楼。刚开始，部队的指挥员是中尉排长阿法纳西耶夫，但在战斗他中弹双目失明了，因此由中士雅各布·巴甫洛夫接替他指挥战争。在战斗中，他们发现了藏在地下室里的几位平民，其中一位名叫玛莉娅·尤里娅诺娃的妇女积极配合军队参加了防御战斗。巴甫洛夫指挥战士们打通地下室的墙壁，以便各个战斗点更方便地联络，他们还在墙上挖洞，为他们的机枪和长管反坦克枪寻找最合适的射击掩体。一旦德军坦克进攻，战士们便散布到地下室或者是高楼顶层，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最短的射程之内将敌人消灭。因为射击角度的限制，德国坦克则完全失去了还击能力。后来，每次崔可夫提到这件事情，总是毫不掩饰地骄傲地说，巴甫洛夫和他的部下打死的德国兵，远比德军攻占巴黎时死的人还要多[注：雅各布〃巴甫洛夫因此成为了苏联英雄，战后，他成了谢尔吉耶沃（原名叫扎戈尔斯克）的一所大修道院的院长，他收留了大批信徒，但是这与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事迹毫不相干。现在，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

另外一个故事更像是从书上摘下来的，故事的主人公是第384炮兵团的炮兵观察员中尉恰尔诺索夫。他把自己的观察点设在了一栋被炮火毁坏的建筑物顶层，便于更好地引导苏军的火力。在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这位中尉说道：“舒拉，你好！替我好好亲亲我们的两只小鸟儿，斯拉维克和莉杜莎。我的身体很好。虽然受过两次轻伤，但是并没有多大的妨碍，因此我还在继续引导我的炮兵战斗。为了这座属于我们的伟大领袖的城市，为了这座属于斯大林的城市，我们正在奋力抗敌。在这几天的艰难战斗中，我在为我的故乡斯摩棱斯克报仇。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就会来到地下室，抱着两个在炮火中解救出来的金发小孩，就像抱着我们的斯拉维克和莉达一样。”后来，在这位中尉的遗体上，找到了来自妻子的最近的一封信，信上写道：“我为你出色的战斗表现而高兴，为你获得的奖章而自豪。你一定要战斗到流尽生命的最后一滴血，绝对不能让他们抓住你，因为被关进战俘营比牺牲更可怕。”

在那时，这样的信件被当做样板，也被当做典范。也许他们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感情是真实的，但是更多的信件却是欲言又止。在战壕的角落里，或者是在灯光昏暗的地下室中，写信的战士们总是感到很难表达自己的感情。因为没有信封，战士们只好将写好信的纸对折成三角形，就像一只纸船的样子，而船上却满载着他们无数的思念。所有信件的内容不外乎三个方面：向故乡的亲人问好，让他们放心（“我过得很好”、“还活着”)，以及目前的战事情况（“德军的人员和装备不停地被我们摧毁。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都不让他们好过”)。红军战士们非常明白’整个苏联都在注视着他们，但是他们必须在写信的时候字斟句酌，因为特科对信件内容的审查非常的仔细。

即使战士们在给妻子或者恋人的信中对战事闭口不提，但是战争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而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是有关个人价值的问题，这在战友和上级的对他们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一位叫科利亚（Kolya)的战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玛丽妞，我想你一定还记得我们分离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吧。一年前的今夜，就是我们离别的夜晚。对你说再见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离别是忧伤的，但是我们必须分开，因为祖国母亲在召唤我。现在我们正在全身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祖国需要我们用生命保卫这座城市，我们就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命令。”

很多苏联战士已经将自己的生命与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相对他们的敌人德国人来说，或许苏联战士更害怕当俘虏，这也许是因为斯大林政府对苏联人的洗脑进行的更加彻底。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些苏联战士在提及自我牺牲的时候，绝非喊口号或者唱高调。这是这个民族血脉相承的精神，是这个国家面临外来侵略者的一种强烈心态。一位斯大林格勒红军中尉在给几周前刚刚结婚的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也许人们会责备我，但是当他们读了这封信后，他们就会知道其实我是在为你而战。只是我已无法将你和祖国母亲区分开来，对我来说，你和祖国母亲已完全融为一体了。”

将苏德交战双方官兵的家信进行一次比较性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在那段时间里，很多参与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官兵，在家信中提及战争的时候，表现出一种受伤、幻想破灭甚至怀疑的态度，似乎战争发展到这个地步，并非他们当初想得到的结果。一名德军中尉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经常责问自己，自己遭受的所有这些苦难，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所有的人都发疯了吗？这段炼狱般的经历，会让我们中的许多人终生被阴影所笼罩。”虽然德国境内满是有关战争胜利的乐观报道，但是很多军人的妻子都已经意识到了事实的真相：“我不能抑制住自己的担心。我清楚地知道你一直都在战斗着。我永远是你忠实的妻子。我的生命属于你，属于我们共同的世界。”

对战争不满的苏联战士也非常多，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忘记信件会被审查，或许是因为太过沮丧而顾及不了那么多了。其中许多是抱怨军队供给情况的。一名年轻的战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请给我寄点吃的来吧，柳芭姑姑。向您提这样的要求我觉得非常过意不去，但是我实在是太饿了。”很多战士承认拣食充饥是常事，还有一些人则告诉家里：“因为供给的食物太差，卫生条件也非常差”，所以许多战友都病倒了。一位得了痢疾的战士写道：“如果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疫病的传播流行简直就是必然的事情。我们身上都长了虱子，这可是传播疾病的罪魁祸首呀。”这名士兵的预言不久便变成了事实。在4169医院里，患有斑疹伤寒的战士会被迅速隔离，因为医生们认为“伤员在运送途中感染了伤寒，到了医院会继续传播给其他病人”

如同让人抱怨的恶劣食物供给情况和环境一样，浓烈的失败主义情绪也同样折磨着士兵们。被笼罩在斯大林主义之中，甚至连看见自己的影子都要踩上几脚的政治委员们，此时自然对NKVD邮政审查的结果感到坐立不安了。在政治部向莫斯科提交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在10月的前半个月中，仅第62集团军就截获了12747封泄露了军事机密的信件。其中甚至有些信件内容直接写上了反苏话语，还大肆夸赞法西斯军队，对红军能够胜利完全丧失信心。”报告中还引述了几个典型例子。一名士兵在给妻子的家信中这样写道：“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死掉，战争非常艰难，我们根本看不到前路在何方。我们甚至都认为，干脆斯大林格勒投降好了。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苏联老百姓用的都是荨麻或者类似的野草做成的肥皂，而第245步兵团的一名战士却这样写道：“后方的人们高叫着一切为了前线，但是我们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提供的食物糟糕透顶，分量少得可怜。后方的那些宣传都是骗人的。”哪怕只是在家信中叙述客观事实，也会招来杀身之祸。某中尉在家信中写道：“德国飞机真的很棒……我们的高射炮兵只打下几架来。结果他被认定是叛国者。

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对信件的审查之中。一名18岁的乌克兰人被编入了罗季姆采夫的师，这位天真的孩子告诉他的战友们，不能完全相信那些上级对于德国人的宣传：“我的父亲和姐姐都生活在德占区，但是那里的德国人却不像宣传中的那样烧杀抢掠。他们对当地的老百姓很友好，我的姐姐还在为德国人工作。”他立刻被战友们当场逮捕了。在送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件事情正在调查之中。”

其实，此刻红军内部的政治迫害已经有所缓解。斯大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了鼓舞士气的政策，对那些在抵抗反动思想的过程中有功的人授予荣誉称号一一库图佐夫和苏沃洛夫勋章。而斯大林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是在10月9日宣布的第307号命令，命令要求重新恢复单一首长制，政治委员降级为参谋顾问，只负责“教育部队”的工作。

而更让政委们痛心的是，居然有那么多的红军军官对自己不满甚至是厌恶。据说，最羞愧难耐的是航空兵团的政治军官。来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的报告中，痛心疾首的声称，军队中出现了“完全错误的态度”。某团长对他的政委说：“未经我的允许，你不能进来和我说话。”很多政委发现他们的“生活标准降低了”，因为他们“被迫与士兵一同用餐”。就连少尉军官们都敢发牢骚，为什么政治委员们还要继续享受军官的工资待遇，“既然他们现在已经不管任何事情了，他们最好还是去看看报纸，然后去睡觉”。政治部门如同“没用的阑尾”。在一份递交给谢尔巴科夫的求助报告中，多勃雷宁斥责那些关于政治委员彻底完蛋了的说法，是“一种反革命言论”。在多勃雷宁10月初递交的一份反映一位战士的言论的报告中，就已经明显地表露了自己的感情。这位战士说：“他们已经设立了库图佐夫勋章和苏沃洛夫勋章，接下来他们还应该设立圣尼古拉和圣乔治奖章。再接下来苏联就彻底完蛋了。”而多勃雷宁却没有对此言论给予任何批评。

对于共产党设立的主要奖项——苏联英雄、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政治当局当然是严肃对待的，虽然红星勋章已经演变成了类似“斯达汉诺夫先进工作者”之类的奖励，甚至仅仅摧毁一辆德国坦克就能获得这项奖励。10月26日夜晚，第64集团军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在等待过河的时候把装有40枚红旗勋章的手提箱给弄丢了，这件事情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因为人们以为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防御计划也一同丢失了。但是第二天，在两英里以外的地方找到了这个箱子，只少了一枚勋章。大家猜测，也许是某位醉酒的战士，感到自己在前线的功劳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不服气而拿走了一枚勋章。当然，这位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受到了军法处置，罪名是“粗心大意的犯罪行为”。

不管怎么说，这些象征勇敢的奖章还是让战士们为之疯狂。如果某个战士得奖了，那么他的战友们会把奖章放到倒满伏特加的杯中，然后让他喝干杯中的酒，并在喝最后一滴酒的时候用牙齿把奖章叼出来。

事实上，在第62集团军中，真正的斯达汉诺夫式的明星人物并非那些坦克杀手，而是那些狙击手。为了迎接十月革命25周年的到来，苏军部队中开展了狂热的“狙击手”运动，为此宣传上也做了大肆渲染：“一轮为杀死更多弗里茨的社会主义式竞赛展开了。”杀敌在40名以上的狙击手，将被授予“荣誉狙击手”的称号，并且荣获“勇敢”奖章一枚。

巴秋克师的扎伊采夫是其中最著名的狙击手，但是他却不是以杀敌数量多而著称的。在庆祝十月革命节期间，他的杀敌数上升至149人（这离扎伊采夫曾经许诺的150人目标，只相差1人)，而杀敌最多的狙击手，据说叫“济卡”，截至11月20日共杀敌224人。对第62集团军来说，来自乌拉尔山山脚下的扎伊采夫，这位沉默寡言的牧羊人，是全体将士都崇拜的大明星。他的每一次杀敌的消息都会被前线部队争相传递，传为佳话。

在俄语中，扎伊采夫是兔子的意思，所以后来，人们将他的狙击手训练营的学生称为Zaichata，意思是“小野兔”。第62集团军“狙击手运动”就缘起于此。为了宣传“狙击主义”理论，部队还特别召开了技术交流会议。为了培养自己的明星射手，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也相继展开了“狙击手运动”，突出的有第21集团军的中士帕萨尔。他枪击敌人头部的本领非常高超，他的最高杀敌记录是103人。

非俄罗斯族的狙击手们被单独给予表扬：乌克兰人库契仁科杀敌19人，第169步兵师的一位乌兹别克人狙击手三天内共杀敌5人。而第64集团军的狙击手科夫巴萨（乌克兰语意为香肠）的活动网络至少由三条战壕构成：一条用于睡觉，其余两条用做射击，这三条战壕相互连通。他还在相邻排的阵地前挖了假的侧翼阵地。他将一支挂着白旗的竹竿插在假阵地上，然后用一根绳子来控制摇动白旗。科夫巴萨自豪地告诉自己的战友，每当德国人看到这面晃动的小白旗，就会从战壕中伸出头来探个究竟，嘴里还喊着“Rus，komm，komm”！（俄国倍，过来，过来）这时科夫巴萨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轻易地将德国人打死。第161步兵团的丹尼耶洛夫也喜欢设置假阵地。他给稻草人穿上苏军衣服，然后自己则躲在一旁等候那些毫无经验的德国士兵向稻草人射击。4名德国士兵成了牺牲品。而来自第13近卫步兵师的，以专门射杀德国机枪射手和野战炮兵见长的多利明上士偏爱于在阁楼里设置阵地，当然，德军炮兵观察员才是最有价值的射击目标。“斯图丹诺夫下士连续两天都在跟踪同一名德军观察军官，最后准确地一枪把他打死了。”斯图丹诺夫还发誓，要将杀敌数从124人增加到170人，作为自己给十月革命周年庆典的礼物。

所有这些狙击明星都有他们的高明之处，而且都喜欢将自己隐藏起来。杀了“185名弗里茨”的“荣誉狙击手”伊利英喜欢躲在旧桶或者管道中，他是某近卫步兵团的政工干部，负责在红色十月工厂区作战。他告诉战友：“应该让法西斯分子尝尝红军超人手中武器的威力。”他还保证要训练出十名新狙击手。

据苏联方面的某些资料记载，德国狙击学校的校长被派往斯大林格勒前线，妄图杀掉扎伊采夫，结果却被扎伊采夫一枪击毙。经过数日的跟踪追击，扎伊采夫在一块波纹钢下面发现了这位德国校长，然后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扎伊采夫还缴获了他的步枪瞄准镜，作为自己最珍贵的战利品。这件战利品至今仍旧在莫斯科武装力量博物馆里展出，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所有关于“狙击手运动”的内容都要上报，但是在递交给谢尔巴科夫的所有报告中，都没有关于此事的任何记载。

格罗斯曼被狙击手们的脾气性格和人生经历所深深吸引。他与扎伊采夫等几名狙击手非常熟悉，安纳托利·柴可夫就是其中的一位。柴可夫的父亲是一位酒鬼，他曾与自己的父亲同在一所化工厂工作过。自童年开始他就“饱尝了生活的黑暗与丑陋”，但是生活同时也培养了他对地理知识的热爱。在漫长的等待猎物出现的过程中，柴可夫还在幻想着世界各地的美好景象。很快，人们就发现了这位战争培养出来的天才狙击手的存在。在狙击学校，柴可夫成绩非常优秀；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20岁的柴可夫可谓天不怕地不怕，“就像一只不畏天高的雄鹰”。他最擅长在高大建筑物顶部伪装潜伏。柴可夫在自己的狙击步枪上改装上了枪口消焰器，为的是避免在射击的时候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他还绝对不在光线不好的时候开枪射击。后来，他还将自己的阵地设置在一堵白墙前面，为的是更好地降低枪焰被发现的可能性。

一天，柴可夫带格罗斯曼一起执行任务，他告诉格罗斯曼，往前线阵地送饭的德国士兵，是最简单和最有规律的目标。不久，一名前来送饭的德国步兵便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中。柴可夫用瞄准镜对准了对方鼻子以上两英寸的地方。德国士兵应枪声仰天倒下，饭盒滚落了一地。柴可夫兴奋得浑身颤抖。第二个士兵出现了，柴可夫又杀死了他。接着是第三个士兵匍匐前进，但还是被柴可夫一枪要了命。“3个!”柴可夫喃喃自语道。所有的杀敌数回去后都会被记录下来，他的最高记录是在两天内打死17名德国士兵。柴可夫说，如果能打死背水壶的士兵，那是最让人兴奋的事情，因为这会让德国鬼子只能喝脏水。让格罗斯曼感到困惑的是，这个整天都幻想着国外的样子的年轻人，甚至“连只苍蝇都不忍心打死”，难道会是“卫国战争时期的先灵附体”吗？[注：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理想主义化在格罗斯曼的思想中占了上风，于是他总是用一种准托尔斯泰式的语言来描述看到的红军战士。在另一个笔记本中，格罗斯曼这样写道：“在战争中，每个俄国人的灵魂都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他在罪恶中降生，却会在神圣中死亡。在前线，许多人的思想和灵魂都是非常圣洁的，甚至还有像修道士一样谦逊的品质。”]随着狙击手运动的兴起，一批使用其他武器的模仿者也相继出现。第95步兵师的曼恩科夫，以使用长而笨重的PTR(反坦克）步枪而出名。因为在巴里卡德兵工厂附近的激战中摧毁了6辆坦克，所以他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第149炮兵师的维诺格拉多夫中尉则是公认的最佳榴弹射手，在他与另外26名战士被敌人包围，断粮三天后，维诺格拉多夫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不是运送粮食，而是运送榴弹。甚至是后来他在战斗中受伤失去了听觉，维诺格拉多夫“仍旧是最好的弗里茨杀手”有一次，他跟踪追击了一名德军连长，杀死他后，将其身上的文件带回了营部。

就在德军从拖拉机厂向南，对巴里卡德兵工厂的苏军阵地进攻之际，崔可夫在10月17日夜晚又一次转移了自己的指挥所。他将新指挥所的地址选在与马马耶夫岗在同一水平线的河岸上。第二天，一大群德国士兵突击到了伏尔加河岸边，但是很快就被苏军击退了。

传到里诺克和斯帕尔塔科夫卡以北的拖拉机厂战场的唯一好消息，来自卡梅宁上校。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总体上说战士们依然堪称勇敢。不过，民兵旅中还是存在一些不好的状况。10月25日夜晚，第124特别旅的某分队全体投降了德军，而这支分队的战士“以前都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工人”只有一名哨兵对投降的举动表示反对，但是最终还是被迫加入了投降者的行列。走到一处无人地带时，这名哨兵便假装裹脚布脱落停了下来，并乘机逃回了苏军阵地。其他的逃兵向他开枪，但是都没有打中。这名哨兵——士兵D——安全地逃回了他所在的团，但是随即便被逮捕并且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因为他没有立刻向指挥员报告马上发生的罪行，并且也没有阻止叛国者的投敌行为”

巴里卡德兵工厂和红色十月工厂附近的消耗战还在继续，双方的进攻与反击交替进行着。一名军官说，第305步兵师某营的“指挥所与敌人太近了，团长甚至能听到在电话这头俄国人‘乌拉’的叫喊声”一名苏军团长也在战火中坚守着阵地，在指挥所被德军占领之后，居然通过无线电呼叫，让喀秋莎直接对准自己所处的位置开火。

德军士兵们这时才知道，“狗急了也会跳墙”。德军的伤亡人数在飞速地增长。来自伤员们的“卫生员！救命”的呼叫声变成了战地交响曲的一部分，与炸弹的爆炸声，以及子弹在废墟瓦砾中呼啸穿梭的声音浑然融为一体。此时在伏尔加河西岸的第62集团军只剩下几个可以固守的桥头堡，而每块地方也不过几百码大。街道被占领，苏军阵地被迫向后推移到离伏尔加河越来越近的地方，巴里卡德兵工厂的一部分已经失守。第62集团军唯一的渡口，也在德军机枪火力的直接攻击范围之内，所有的增援部队都被派到渡口，以保证它的正常通行。苏军的每个师只剩下了几百人的兵力，但是他们仍旧会在夜间采取偷袭行动。“我们对黑暗，就像对自己的家那样了如指掌。”崔可夫这样写道。

“爸爸，”一名下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您一直叮嘱我，‘只要坚守信念，就一定会胜利'您一定还没有忘记这句话，然而现在，每一位头脑清晰的德国人都在咒骂这场残酷的战争。我无法向您详述这里发生的一切。在斯大林格勒，只要是有手有脚还活着，无论男女老少，都加入了战斗之中。”另外一名德军士兵的家信同样充满了苦涩的味道：“别担心，别不安，我死得越快，受的罪就越少。我们总认为俄国人马上就要投降了，但是这些野蛮家伙愚昧无知到根本想不到投降。”还有一名士兵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身处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戈培尔的话总是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硝烟所至，片甲无存。他说的没错。”

第十三章 保卢斯的垂死挣扎

相对在城市中的部队，身处草原上的德军生活要平淡的多。这里也有需要防守的战线和要应付的敌人进攻，但是生活相对来说要轻松稳定得多，尤其在远离前线的地方。10月25日，周日，巴伐利亚第376步兵师某团全体军官邀请该师的师长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前去参加慕尼黑十月啤酒节的打猎比赛活动。

当时部队的首要任务是做好过冬的准备。“这里没有一处美景，”第113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写道，“在空旷的大地上看不到村庄、看不到森林，也没有树木和灌木丛，甚至还看不到一滴水的踪影。”俄国战俘和俄国辅助人员被派去挖掘战壕和掩体。“我们确实得好好使用一下这些人，我们的人手太短缺了。”一名高级军士这样写道。在树木稀少的草原上的德国步兵师不得不派卡车和劳工进入斯大林格勒，从房屋废墟中寻找可以充当掩体顶梁的木材。在斯大林格勒南部，第297步兵师在丘陵的斜坡上挖出了很多洞穴，有的充当马厩，有的充当储藏室，甚至还有一个完整的野战医院，而所有设备都是通过铁路从德国运送过来的。乘着10月中上旬秋高气爽的温暖日子，德军士兵们积极准备着他们过冬的Haus(房子）。就算是最年轻的士兵，也非常明白这样深挖洞的含义：他们将会在这里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天。

关于过冬的问题，希特勒下达了元首命令。他希望看到“高度自发性的防御”和一种“胜利的荣誉感”。坦克必须被放在特别搭造的混凝土掩体中，以躲避冬天寒冷的温度和苏军炮弹的轰炸。然而，必需的材料根本没有运到，所以全部车辆只好露天停放。第6集团军司令部也拿出了详细的过冬计划，甚至还订购了一部芬兰教学片《如何在野外搭建桑拿浴室》，但是所有这些准备最终并未解除人们的担忧。“元首命令我们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个人。”格罗斯库特在给德国的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不得不全力以赴，假如阵地丢失，我们的处境会变得更加悲惨。我们都知道，在空旷的大草原上没有可以遮蔽风寒的场所，那无疑就是等死。”

元首统帅部还决定，所有第6集团军的牲畜都必须向后撤退100英里，这样就可以节省向前线大量运送饲料的车皮了。大约有15万匹马，大量的牛和胳驼，积聚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运输车辆和维修部队也被后撤。如果单从后勤供给的角度考虑，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随后出现的危机却证明这其实是个完全错误的做法。第6集团军，特别是那些炮兵和医疗部队，几乎完全是靠马匹来提供机动的。

按照第371步兵师一位军士长所说，军队的士气“因为国内寄来的信件数量的多少而起伏不定”这里的每个人都承受着思乡的痛苦。“这里的每个人都与从前判若两人”第60摩托化步兵师的一名高级军士这样写道，“这种改变当然并不容易。我们就好像身处另外一个世界似的，每当家信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迅速的冲出自己的‘小房子'你根本无法阻止他们的行动。每当这时，我就只能站在一旁看着他们，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

大家已经开始谈及圣诞节了：“一年中最美丽温馨的节日。”士兵们已经开始与妻子们讨论圣诞礼物了。11月3日，某师提出，他们希望能拥有“乐器、晚会游戏项目、圣诞树装饰品和蜡烛”

离开前线休假人员名单，是让士兵们满怀期望，又不抱希望的东西。保卢斯坚持认为，应该优先考虑那些“自1941年6月以来就一直战斗在东线阵地而从未休息过”的士兵。对那些即将踏上回国归程的幸运儿来说，过去的日子如同梦境般逝去了。家对他们来说，仿佛昨日般记忆犹新。然而在面对亲人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很多人失望地发现，老百姓们根本无法了解前线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而更糟糕的事情是，他们只能选择沉默，因为哪怕是一点点关于战争的话语，都只能是让自己的妻子更加担惊受怕。噩梦成了唯一无法摆脱的东西，甚至脑海里会跳出当逃兵的念头。但是没有人真的这样做。告别的场面是令人永生难忘的，对很多人来说，这恐怕是最后一次见家人的机会了。人们非常清楚，踏上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道路，就等于重新踏上了死亡之路：“禁止入城。停留观望者及其同伙谨防送命。这句话究竟是不是个玩笑，困惑着很多人。

10月底，新的冬季装备开始陆续到达德军部队。“这些装备具有典型的德式风格。一名军官这样评论道，“可以两面穿的裤子和夹克，野战灰和白色。在干旱缺水的草原上，士兵们身上长满了虱子，“要想洗澡简直是种奢望。今天我处决了身上的第一批虱子，一共八只。类似的“小游击队”的笑话，很快便在军营中传播开来。一些“俄国辅助人员”告诉德国同伴一个清除虱子的上办法：把身上的衣服全都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小角，这样虱子很快就会聚集到露出的部分上，这时你就可以用一把火彻底解决它们了。

从这时起，各团的军医们对部队的健康状况开始忧虑了。第二年1月份，通过对有关第6集团军送交的医学死亡报告的研究，柏林的专家们发现，因为痢疾、斑疹伤寒和副伤寒这样的传染性疾病而导致死亡的人数，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

[注：黄疸病曾被单独记录。“这里的黄疸病特别的突出，”一名军官这样写道，“因为得了黄疽病就等于拿到了返回家乡的车票，所以士兵们都希望得上这种病。”但是还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士兵们为了让自己变黄而仿效一战的士兵们那样，去吃炮弹里的苦味酸。]患上这种名叫“Fieberkurve”病的人数从7月开始便迅速增多。虽然患病人数与去年大致相等，但是让柏林的专家们大感惊讶的是，死亡人数却是去年的五倍。

患病德军人数增加的速度也让俄国人深感惊讶，他们称之为“德国病”。远在柏林的医生们认为，“部队抵抗能力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持续不断的紧张压力和短缺的食物供给。年轻的士兵是部队中最脆弱的一群，主要集中在17〜22岁这个年龄段。死亡人数竟然占到了全军死亡人数的55%。无论导致士兵们生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第6集团军全体官兵的健康状况，在11月初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可是更糟糕的事情是，他们还得在冰雪覆盖的掩体中再过上整整一个冬天。

就在第64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逼近的同时，第57集团军占领了位于罗马尼亚第20步兵师和第2步兵师之间的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小山丘。再远一点的卡尔梅克草原战场上，第51集团军成功地突击到了罗马尼亚军队的阵地深处。一天夜里，上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领的机枪连成功地攻破了罗军防线，试图袭击位于某个小村庄的罗军第1步兵师的司令部，引起了罗军一片混乱。涅夫斯基本人也在战斗中两次负了重伤。根据共产党关于俄罗斯历史的最新诠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认定，这位勇敢的上尉就是光荣的涅夫斯基家族的后裔。这名“勇敢而无畏的上尉，秉承了祖先的所有荣耀”，被授予了红旗勋章。

在城市里，极度疲劳再加上弹药匮乏，使德军的攻势在10月底渐渐地平息了下来。11月1日，第79步兵师对红色十月工厂的最后一次进攻，也在驻扎在伏尔加河对岸的苏军重炮之下彻底瓦解了。“敌人的炮火最终击退了这个师的进攻。”第6集团军司令部这样记录说。负责对北面斯帕尔塔科夫卡进行口袋式进攻的第94步兵师，也以失败告终。

“最后两天中，’在11月6日递交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敌人试图改变战术。这可能是因为过去三周的损失太大，所以他们停止使用密集队形进攻的战术。”在红色十月工厂各个地方，德军采取以“侦察部队深入我军团与团之间的薄弱地带”的战术，但这种新型的“突击进攻”战术并没有比以往先大规模轰炸然后再进攻的战术更见效。

从11月的第一周开始，德军便在各个据守的建筑物上“装上足以覆盖窗户和弹洞的线网”这样就可以将投掷来的手榴弹反弹开去。为了破坏敌人的线网，第62集团军非常需要一种小口径火炮，但是这种火炮却非常紧缺，而此时从伏尔加河运送物资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红军战士们在手榴弹上装上钩子，这样投掷过去的手榴弹就会挂在线网上。

11月初，苏军部队的反击又开始了。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船只上，很多都在前甲板上安装了T一34炮塔，炮击驻扎在里诺克的德国第16装甲师。而“敌人没有休止的夜间轰炸”更让德军士兵们没有丝毫缓解疲惫状态的时间。

“在整个东线，’格罗斯库特在11月7日写给兄弟的信中这样说，“大家都在等待着迎接敌人为庆祝十月革命节而发起的全面进攻。”其实，庆祝革命25周年的活动对普通士兵来说是有限的，因此，红军战士们更普遍的庆祝方式是“突破社会主义竞赛期间自己定下的杀敌数字”对共青团员的杀敌数字统计是十分精确的。根据第57集团军政治军官的报告：“1697名共青团员中，有678人从未杀死过一名德国人。”而这些没有达到杀敌数字的人，可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一些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根本没有得到苏联当局的允许。受命增援第45步兵师的某营，由于营长和副营长都“喝醉了”而且“失踪了整整13个小时”所以部队只好在伏尔加河东岸徘徊不前。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好几个师都没有可以用来庆祝节日的东西，特供的伏特加酒要不就是没有送到，要不就是送到的时候太晚了。甚至还有几支部队连当天的食物都没有收到。

没有伏特加，很多战士便想方设法地寻找甚至是有危害性的替代品。最糟糕的是，这些替代品所带来的危害并不是马上就会显现出来。就在周年庆祝后的第二天夜晚，第248步兵师的28名士兵在走出卡尔梅克草原的行军过程中死亡。他们没有找医生，也没有人敢于说出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军官们自作主张地声称，他们是在行军的途中死于寒冷和疲惫。对此NKVD特科非常怀疑，于是对这24名战士的尸体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死因在于他们体内过量的“防化液”。战士们大量地摄取了本该是在敌人放毒气时才少量服用的化学溶剂，而这种有害液体含有一定的酒精成分。一名被抢救过来的战士在医院里接受了调查，他说一名战士声称这是“一种葡萄酒”。NKVD拒绝将这起事件定为偷窃军用物资和酗酒的行为，最终，这起事件被定性为“蓄意毒害战友的破坏行为”。

11月8日，也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的第二天，在慕尼黑的伯格布劳凯勒，希特勒对纳粹党的“老士兵”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第6集团军的很多士兵都收听了这次广播。“我希望能到伏尔加河去，”希特勒故作幽默地说，“去一个特别的地方，一座特别的城市。只不过非常不巧，这座城市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但这并不是我要到那里去的原因，我要去的原因是因为它拥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我要占领这座城市，而且你们应该知道，目前的状况很让我们满意，因为我们马上就会完全占领它！现在，我们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没有攻克。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战争的脚步不能再快一点？’这是因为我不想要第二个凡尔登，我宁愿采取小股部队突击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伏尔加河上已经没有船只了，这才是关键所在！”

希特勒的此番说词堪称世界上最狂妄自大的事例之一。此时，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已经从阿拉曼撤到了利比亚，而刚刚完成火炬行动的英美联军也在北非海岸登陆了。里宾特洛甫认为，此时是通过斯德哥尔摩的苏联大使馆与斯大林联系的最好时机。“希特勒立刻拒绝了这一建议，”他的空军副官这样记录道，“他认为在这样一个被动局面下，并不适合与敌人交易。”在斯大林格勒问题上的狂妄自大，使得希特勒拒绝了里宾特洛甫的建议，错过了一次宝贵的机会，让自己踏上走向毁灭的不归之路。这个擅长煽动民众的政客，牢牢地捆住了军队高级将领的手脚。在巴巴罗萨前夜让里宾特洛甫最为担心的事情，不久将会变为现实。

第二天，斯大林格勒的严冬正式来临，气温骤降到了零下18摄氏度。水面宽阔的伏尔加河是俄罗斯最后几条结冰的河流之一，可是现在也变得不能行船了。

“大块的浮冰相互碰撞着、挤压着，”格罗斯曼这样描述道，“河面上嗖嗖的风声就像流沙在狂啸，离岸很远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让城市中的德军士兵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恐惧的念头。

这段时间让崔可夫将军坐立不安，他把这种局面叫做两线作战：后面是冰冻的伏尔加河，前面是虎视眈眈的德国人，窥视着仅剩的几块狭长的地带。第6集团军司令部意识到了俄国人面临的问题，于是集中火力对伏尔加河渡口进行攻击。伏尔加河区舰队的一条装满武器弹药的汽船被德军击中后搁浅在了沙滩上，另一条船接着开过来，所有的货物都是在枪林弹雨中运送的。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损失惨重的水手们坚持不懈地苦干着，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多世纪之前在别列津纳河上搭造浮桥的法国工兵。

“驳船坚硬宽阔的船头艰难缓慢地挤压着河面的冰块，船一驶过，薄冰马上就覆盖了船后的黑色水道。”两边的冰层把船身挤的吱嘎作响，船头的缆绳被绷得紧紧的，渡河变成了极地探险。

11月头十天里，德军仍旧不断地向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苏军进攻，战斗规模缩小了，但有时还会以坦克来袭击苏军。战斗往往采取小股部队进攻，但是激烈程度丝毫未减。第347步兵团某连挖掘的战壕距离伏尔加河只有200码，在11月6日的战斗中，该连仅剩下了9人，但是连长安德列夫中尉召集了幸存者，拿起冲锋枪又向敌人发起了顽强的反击。增援部队及时赶来，切断了德军的退路，保住了第62集团军的北部渡口。俄国人仔细地研究了德军用于联络的信号弹的特点，利用缴获的弹药，配置了同样颜色的信号弹为己所用。一名排长使用了这样的信号弹，在德军炮火要攻击自己部队的关键时刻，引开了敌人的视线，因而受到了特别的嘉奖。

苏德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非常狭窄，因此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会当逃兵。但是现在，德军士兵也尝试穿越这个地带，投奔苏军。在第13近卫步兵师的防区中部，一名德军士兵偷偷地溜出了德军阵地，向苏军控制的建筑物跑去。他的行动显然是得到了战友的支持，因为后面有人一直在喊：“俄国佬，不要开枪!”但是当这个德国人跑到一半的时候，一名新来的苏军战士从二层楼的窗户开枪击中了他。尽管受伤了，但是德国人还是奋力地向前爬，嘴里还不停地继续高喊“俄国佬，不要开枪!”但是俄国人又补上了一枪，这次杀死了德国人。他的尸体就那样躺了一整天。那天晚上，苏军派巡逻兵爬到尸体旁，但是德国人早已将这名逃兵身上的武器和文件都拿走了。苏联当局认为必须就此事情做出“更多的必要解释”，为的是“让士兵们明白活着的德军逃兵对苏军有多重要”。每位苏联战士都要领会第55号命令的精神，采取优待俘虏的政策来吸引敌军投降。在同一地区，“有人看见德军士兵从战壕中举起手来，目的是为了能够受伤”。政治部门立即得到指示，要求利用广播和传单来加强宣传工作力度。

11月11日凌晨，东方刚刚露出了鱼肚白，德军的最后一次猛攻便拉开了序幕。在4个加强工兵营之后，第71、79、100、295、305和389步兵师组成了新的战斗团队，对仍旧在抵抗的苏军阵地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由于在最近的战斗中，德军各师的战斗力都被严重削弱，这次进攻便可算是规模宏大。

第8空军的斯图卡飞机准备再一次按照常规行事，但是这种被称为“军队老一套”的战术让冯·里希特霍芬上将丧失了所有的耐心。在11月初与保卢斯和塞德利茨的一次会晤上，他抱怨“炮兵不配合，步兵也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空袭制造的有利时机”。11月11日这次战斗，最让德国空军骄傲的是炸毁了工厂的几个大烟囱，但是躲在战壕、掩体和地下室中的第62集团军，却毫发未损。

虽然巴秋克的西伯利亚师死守着马马耶夫岗上的阵地，但敌人主力部队还是向北面推进了半英里左右，直逼拉祖尔化学工厂和被称为“网球拍”的区域，这是一块儿由铁路主线和支线围起来的酷似网球拍的区域。这次进攻的主力部队是德军第305步兵师，其后是数个随时提供支援的工兵营。德军攻下了很多关键的建筑物，但是很快就又被苏军夺了回去。第二天，攻势渐渐平息了下来。

再靠北一点儿的战线上，德军将柳德尼科夫率领的第138步兵师团团包围在巴里卡德兵工厂至伏尔加河之间的区域，然而苏军的抵抗十分顽强。苏军的步枪和冲锋枪里的子弹，平均每支只剩下30发，口粮也只剩下每天还不到50克的干面包。晚上，苏军U—2双翼飞机向阵地空投了一些弹药和食物，但是落地的撞击力却让子弹受损，以至射击的时候出现卡壳的情况。

11月11日晚上，第62集团军发起反攻，驻守在巴里卡德兵工厂东南方向的第95步兵师也加入了战斗。在11月15日提交给谢尔巴科夫的报告中，第62集团军阐述了这次反攻目的：阻止德军撤走部队保护其侧翼。但这与崔可夫的回忆录有些出入，在回忆录里，崔可夫坚持说自己与其他参谋人员根本就不知道11月19日要发起反攻，直到反攻的前夜，他们才被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通知要进行大反攻。

德军的狂轰滥炸遏制了苏军的进攻，他们被迫隐藏起来。11月12日，从早上5点开始，德军“飓风般的炮火”足足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紧接着，德军的猛攻像一个楔子一样直插苏军两个步兵团的结合处。上午9点50分，德军得到增援，部分军队向伏尔加河岸边的油罐发起了进攻。苏军的一个步兵团全力阻挡敌人的主攻部队，另外的突击组则迂回包围了突人苏军阵线的德国冲锋枪手。德军的三辆坦克在这场战斗中被击毁，第一支苏军步兵团的一个营只剩下了15人。

但是苏军设法守住了一条距离伏尔加河只有70码的战线，直到另外一个营前来增援。

负责保卫兵团指挥所的水兵仅有一人生还，他的右手被打碎再也不能射击了。当他走进掩体听说没有预备队前来支援后，就在帽子里装满了手榴弹。“我可以用左手来扔手榴弹。”他坚定地说。在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团的阵地上，某排战斗到只剩下了4个人，他们弹药全都用光了。一名被派回来的伤员带来了这样的消息：“朝我们所在的位置开炮，在我们的前面是大批的法西斯分子。永别了同志们，我们决不向后撤退一步。”

伏尔加河靠近岸边河水的封冻让第62集团军的补给变得异常困难，苏军只好派破冰船靠近岸边破冰。11月14日，斯帕塔科维茨号汽船带着400名战士和40吨补给物资，停靠在了红色十月工厂右边的岸边，返航时冒着枪林弹雨运走了350名伤员。但是，这样幸运的时候少的可怜。救援人员日夜值守，随时准备救助那些被冰冻住的船只，而这些船只往往成为德军炮火攻击的目标。里希特霍芬挖苦地说：“此时伏尔加河已经开始封冻，斯大林格勒城内的俄军已经面临严重的补给短缺的威胁。如果此时第6集团军不能夺取这座城市，那么他们将永远不会成功。更何况，白天会变得越来越短，天气会变得越来越糟。”

保卢斯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他的医生警告他，如果他继续这样不休息，那么他将彻底的崩溃。“希特勒完全沉迷于斯大林格勒的象征意义之中，”保卢斯的一名参谋军官这样解释道，“为了在11月清理掉最后几个抵抗据点，他下令让坦克驾驶员改编成步兵，为的是发起最后一次突击。”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们为这种疯狂的浪费行为大为吃惊，但是他们却丝毫无法迫使保卢斯取消这道命令。最后，他们想到了一个对策，极力搜集后备驾驶员、厨师、医官和通讯兵用以充数——事实上，只要不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坦克驾驶员就行——为的是能保存自己部队的战斗实力。装甲部队遭受的损失被证明是非常严重的，在随后几天内更显出了这种损失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

此时的冯·塞德利茨将军也忧心忡忡。到11月中旬为止，第6集团军司令部判断“在他指挥的各营中，差不多有42%是‘打光’了”。很多剩余人数还不到50人的步兵连，不得不重新进行编排。塞德利茨同样十分担忧第14和第24装甲师的情况，因为他们同样也需要重新装备，这样才能更好地迎接苏军的冬季攻势。在他看来，今年的战斗拖延得时间太久了。在拉斯滕堡的午餐桌上，希特勒承认，德国部队应该早在10月初就开始准备迎接“俄国的冬天带来的所有考验。”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部队已经开始按照特别指令准备冬季防御事宜，然而远在慕尼黑的希特勒居然还在狂吹时间无关紧要的论调。

损失最大的往往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军士们。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双方幸存下来的经验丰富的战斗员都非常少。“现在这些德国兵，和8月份同我们交战的那些不一样了，’一名苏联老兵注意到，“我们也和从前不一样了。”前线的双方战士都有这样的感觉，最好的和最勇敢的战士总是最先死去。

德军参谋部军官们同样也十分担心明年春天的战斗。简单的统计结果表明，按照这样的死亡速度，德国部队根本支撑不了多久。任何英雄主义的想法都让人可望而不可及，一种强烈的不祥征兆占据了人们的头脑。作为复仇雪恨的准备，新的红军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受训，当某位受人尊敬的指挥员牺牲后，苏军不是将排枪或者排炮“射向天空，而是射向德军阵地”。

第十四章 一切为了前线！

苏联反攻第6集团军的大规模计划——“天王星行动”计划——在去年冬天斯大林的急躁情绪给苏军带来严重损失后终于诞生了。这次，斯大林的复仇心理战胜了他的急躁情绪。

这次行动可以追溯到9月12日，星期六。当时保卢斯在文尼察接受希特勒的召见，与此同时，朱可夫也被斯大林召入了克里姆林宫，这是苏军进攻保卢斯北翼失败后的第一次召见。同时到场的还有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在墙上刚刚挂出来的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和米哈依尔·库图佐夫[注：前者曾在18世纪给土耳其人以沉重的打击，后者则是拿破仑最顽强的对手]的肖像的凝视下，朱可夫被要求对进攻失败的原因做出解释。他反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被派去攻击德军的三支部队，都存在着大炮和坦克严重短缺的情况。

斯大林希望知道他们还需要什么东西。朱可夫回答说，他们还需要一支全副武装的集团军，包括一支坦克军，三个装甲旅和至少400门榴弹炮，同时还要有一个空军集团军配合作战。华西列夫斯基对此表示赞同。斯大林沉默不语，他只是拿起标有大本营后备力量的地图，独自仔细地研究了起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退到了房间的一角，他们低声耳语，讨论着存在的问题，两人一致认为，必须制定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斯大林的耳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灵敏。“你们在说什么？”他远远地问道，“‘全新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意思？”两位将军被唤回到他的面前。“立刻回总参谋部，他告诉他们，“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

第二天晚上，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再次回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丝毫没有耽搁，他礼貌地与两位将军握了握手，这让两位将军感到非常的意外。

“好吧，你们带来了什么方案？”斯大林问到。“谁来报告？”

“谁都可以，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两位将军在大本营里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研究今后两个月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组建新集团军及坦克军的相关计划。他们在地图上越是研究德军突出部和两个侧翼部队，他们就越是确信，唯一有价值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果断地扭转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南线的局面”在朱可夫看来，斯大林格勒城应该采取消耗战来守住它，投入的兵力只要能够守住防线就可以了。不应再将战斗力量浪费在小规模的反攻之上，除非是必须采取的阻止敌人占领整个伏尔加河西岸的措施。然后，在德国人集中全部军事力量夺取斯大林格勒市的同时，苏军大本营应该着手在战线后方秘密集结新的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后面突击德军，以形成合围之势。

起初，斯大林并没有对这个计划产生多大的兴趣。他担心的是会失去斯大林格勒，并且遭受更进一步的羞辱，除非立即采取行动。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将攻击地点设在靠近城市的地方，但是朱可夫回答说，这样离第6集团军也会很近，敌人将会重新调整战略部署。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真正看懂了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

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比的最大优势在于他几乎没有什么脸面可讲。在1941年那次彻底失败之后，他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苏军军事思想显得不再那么反感。在“大纵深作战”理论的指导下，利用机械化“突击集团军”去彻底消灭敌人已经不再是人们私下里推崇的异教邪说了。9月13日晚上，斯大林对这一纵深作战方式采取了全力支持的态度。他叮嘱两位将军要提出“一套完善的保密制度”：“除了我们三人之外，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再告诉第四个人。”这个进攻计划被称做“天王星行动”。

朱可夫不仅是位优秀的策划者，同时也是位出色的计划执行者，他给斯大林的一贯印象是办事毫不含糊。朱可夫不想再重复9月初攻击斯大林格勒北部时候的那些败笔，使用未经过训练和装备极差的部队。训练部队的任务是繁重的，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决定将新组建的后备师团，送往前线战事相对平静的地段进行实战体验。苏军的这一做法，甚至迷惑住了德军情报机关。精力充沛但徒有虚名的德国陆军东线情报机构头子莱因哈德·格伦上校开始怀疑，苏联红军似乎在策划一次针对中央集团军群的大规模声东击西的攻势。

侦察报告和对俘虏的审讯记录都证明，“天王星行动”的目标必定是位于第6集团军两侧翼的罗马尼亚军队。在9月的第三个星期里，朱可夫对德军突出部的北线进行了秘密的考察。一天晚上，第221步兵师侦察连的亚历山大·格里乔夫中尉受命前去师部报到。那里停放着两辆威利斯牌汽车。一名上校接待了他，然后命令他交出自己的冲锋枪，然后坐到其中的一辆车的前座。他的任务就是带领一位高级军官巡视前线战场。

格里乔夫一直等到了半夜时分，一名身材魁梧，但个头甚至还没有警卫高的人从指挥部的掩体中走了出来。这位高级军官坐在了吉普车的后座上，一言未发。格里乔夫按照指示，引导司机沿着前线，从这个指挥所走到那个指挥所。当天亮时分他们返回的时候，他被告知任务已经完成后，并且拿回了自己的冲锋枪，然后返回自己的部队。战争结束很多年之后，他从以前的首长那里得知，那晚与自己同行的高级军官竟然是朱可夫，而他所视察的地点有时甚至距离德军阵地不足两百码。或许最高副统帅根本没有与每个部队的指挥员就敌情和地形进行亲自交谈的必要，“但是朱可夫毕竟是朱可夫”。

就在朱可夫对北线情况秘密进行视察的时候，华西列夫斯基则访问了斯大林格勒南线的第64、57和51集团军。华西列夫斯基督促各部队推进到草原盐湖区一带的地方。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他们，这其中真正的目的是为“天王星行动”建立一个受到严密保护的集结地。

对计划保密和误导敌人视听为的是能更顺利地完成各项准备工作。除此之外，红军还占有两个非常有利的优势。第一个是希特勒压根就不相信苏联还会有任何后备集团军，更不用说什么开展纵深作战计划所必需的大量坦克部队。第二个是德国人的错误判断极大地帮了俄国人的忙，尽管朱可夫从未承认过此事。在斯大林格勒北线侧翼对德军第14装甲军的所有无效果的进攻，使得苏军看起来根本没有能力在这个地区发动一场猛烈的攻击，更不用说对整个第6集团军展开大规模的合围了。

在整个夏天里，当德国以每月大约500辆的速度生产坦克的时候，哈尔德将军告诉希特勒，苏联的月产量是1200辆。元首拍着桌子说，这根本不可能。而事实上，就连这个数字也是估计不足的了。1942年，苏联的坦克生产总量在短短的前六个月内从上半年的1.1万辆猛增到下半年的1.36万辆，月产坦克达2200辆。同时，飞机产量也在前六个月内也从1942年上半年的9600架提升到了下半年的1.58万架。

苏联已失去了主要的工业区，但生产水平仍旧远远超过第三帝国的说法让希特勒非常生气也深感怀疑。纳粹德国的领导人们一直小看俄罗斯民族的爱国热情，而且，他们在对苏联为了将工业转移到乌拉尔地区而采取的彻底的搬迁计划，和将工人队伍进行军事化重组的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很大偏差。大约有1500家苏联工厂从西部地区转移到了伏尔加河以东地区，尤其以乌拉尔地区为多。随后，军队的技术人员就开始利用冬天的时间将一切重新建设安装完毕。很少工厂装有暖气，很多工厂刚开始连窗户都没有，有的甚至连屋顶都没有。可是一旦生产线启动，就再也没有停止下来，除非整条生产线瘫痪，或者是电力中断，或者是缺少某个特殊的部件。人力更没有成为问题，苏联当局新招了大批工人。苏联的官僚机构浪费了人民群众的时间和智慧，在工业事故中白白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与军事计划者们对士兵生命的漠视不同的是，这种集体主义牺牲精神——是强迫同时也是自愿——换来的是苏联空前绝后的伟大成就。

就在希特勒固守着不让德国妇女到工厂做工信条的同时，苏联的工业制造却依靠着成千上万的妈妈和女儿们。数以万计穿着粗布衣服的妇女——“工装裤战士”——在生产线上为坦克安装炮塔，或者在机床前竭尽全力工作，她们确信自己所做的工作会对前线的男人们有所帮助。苏联当局的宣传海报从未停歇地提醒她们要牢记自己的职责：“你能为前线做什么？”

车里雅宾斯克是乌拉尔地区最大的战争工业中心，以“坦克格勒”闻名。不久后，坦克训练学校就在工厂附近设立了，党组织负责在工人与军人之间牵线搭桥。与此同时，工厂还依靠回收废旧坦克来生产更多的新坦克。一名叫做米那科夫的坦克炮手创作了一首诗歌，描写的就是乌拉尔生产线的情景：为了朋友欢笑

为了敌人去死

我们只需要

T-34!

后来，有人建议生产线上的工人应该组建一支第一乌拉尔志愿坦克团。组织者声称，在第一张海报贴出去的36小时之内，就有“4363人要求加入坦克团，其中有1253人是妇女”。

甚至连从事军需物资生产的罪犯劳改营的生产产量也远高出德国劳改营的生产产量，并且几乎没有破坏事件发生。古拉格的犯人们同样坚信，侵略者一定会被彻底打垮。

出于宣传的原因，盟国的援助行动很少在苏联官方的记录中出现，但正是这些援助帮助红军在1942年秋天能够继续战斗下去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斯大林曾向朱可夫抱怨过关于丘吉尔运来的飓风式战斗机的性能，而美英提供的坦克简直不能和T一34相提并论。英国提供的作战靴和大衣也同样不受苏军战士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东西根本不能满足冬天里御寒的需要。但是美国的车辆（尤其是福特、威利斯和史蒂贝克卡车与吉普车）以及食物一一不管是上百万吨装在画着美国鹰徽的白色袋子里的小麦，还是来自芝加哥的猪肉和咸牛肉罐头一一却都让苏军爱不释手，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

朱可夫深知为这场机械化战争选择一名合适指挥员的重要性。在9月底的时候，他劝说斯大林任命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一一一名曾受到贝利亚NKVD迫害的人一一为顿河方面军的指挥官。这个方面军控制着从斯大林格勒北端向西一直到邻近顿河大河曲的克列茨卡亚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由尼古拉·瓦图京中将指挥的新组建的西南方面军，驻守在罗科索夫斯基右翼，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对峙。

10月17日，顿河方面军司令部下达命令，要求“距离前线15英里之内”的所有平民必须在10月29日前撤离。这样做部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同时，苏联军事当局也希望向前线挺进的部队白天能够隐藏在村庄里。这是一次计划周密的迁移行动，撤离者被告知必须带上“自己的牛、羊、猪、母鸡和可以维持一个月生活的食物”。母牛被用来当做牵引牲口，因为所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值钱的机器早已被运走。数量众多的老百姓被号召起来组成了一支十多万人的建筑队伍，负责修理萨拉托夫一卡梅申一斯大林格勒沿途的公路和桥梁，以及所有通往前线的路。

从新铺就的萨拉托夫一阿斯特拉罕铁路为起点，延伸出好几条通往草原深处的铁路，一直通向后方大本营预备队的集合地，部队在这里整合后又调往各个前线地区。苏联铁路系统的火车，每天要向三个方面军发送1300个车皮的军用物资，由于繁忙，混乱自然无法避免。某师甚至在乌兹别克斯坦铁路支线的运兵专列上待了将近两个半月。

“天王星行动”其实非常简单，然而野心却堪称巨大。主攻点定在距离斯大林格勒以西100英里左右的地方，苏军将从谢拉菲莫维奇突出点向东南方向进攻，此处向顿河以南延伸出了大约40英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根本无力完全支撑局面。此外，由于这里位于第6集团军后方的深远地带，斯大林格勒市内和周围的德军机械化部队也根本无法及时赶来采取补救措施。与此同时，一场内线进攻将会由顿河南面克列茨卡亚地区附近的一个突出点发起，然后跨过顿河大小河曲，向斯特雷克第六军的后方进攻。最后，从斯大林格勒南面出发，另外一支坦克突击部队则从西北方向进攻，然后与主力部队在卡拉奇会师。这将形成对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一部的合围之势。红军计划动用全部坦克力量的60%投入战斗，以保证“天王星行动”的顺利完成。

苏联安全保卫工作的严密性比想象中的还要牢靠，尽管有大批的红军战俘和逃兵落入了德国国防军之手，但是他们还是无法了解到苏军的动向。1942年夏天，德国情报机构就没有能发现苏军新组建的五个坦克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的实力相当于一个装甲军）和十五个坦克军（每个坦克军的实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装甲师)。当大反攻时刻临近的时候，红军通过削减大量无线电通讯内容的方法特别加强了maskiroWa——意即欺骗敌人、自我伪装和战役安全——命令往往是当面传达，而不使用书面形式。主动欺骗敌人的方式还包括增加莫斯科附近部队的活动频率。德国人坚信，勒热夫突出部将是11月里苏军的主攻目标。与此同时在南线，前线部队加紧为“天王星行动”计划的执行修筑防御工事，还故意让德军空中侦察兵发现，即便是不参与这次反攻计划的沃罗涅日方面军，也得到命令准备架桥设备和冲锋舟，好像是在准备一次大的反攻。

其他地域的部队表面上都在加紧修筑防御工事，给人造成防御而非进攻的假象。那些派往参与“天王星行动”的部队都在夜间奔赴前线，白天则隐藏起来。在毫无遮拦的大草原上这是一件难事，但红军的伪装技术的确是非常的高超。至少17座之多的假桥在顿河上搭建而成，为的是混淆德国空军的视线，以保护5座真桥，第5坦克集团军、第4坦克军、两个骑兵军和众多步兵师将通过这五座真桥跨过顿河。

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地方，第13机械化军、第4机械化军、第4骑兵军和支援保障部队——总计有超过16万战士，430辆坦克，550门大炮，1.4万台各种类型的车辆，还有1万多匹马——利用夜晚从伏尔加河下游过河。这是一项艰难和危险的任务，因为从伏尔加河上游飘下来的浮冰非常的多。他们还必须在天亮之前把自己隐藏起来。当然，红军还是无法把整个行动完全掩盖，但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他们“最伟大的功劳就是将攻势规模做到了最大限度的掩至”rm。

1942年秋初，尽管大多数德军将领都不赞同希特勒关于红军已经彻底完蛋的说法，但他们自己也感到敌人的末日就要来临了。与此相反，很多参谋军官则对此说法深表怀疑。当温里奇·巴赫上尉——非洲军团的一名战功赫赫的军官一一被调往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时候，集团军情报部的领导尼迈尔中校向他表示了欢迎，然而，也向他流露了出乎意料的悲观判断。“我亲爱的上尉，”他说，“请过来看一看战争形势图。请留意一下所有红色的标记部分。俄国人正在从北部的这个点，和南部的这个点集结。”尼迈尔认为，尽管敌人威胁后方交通线的可能性被注意到，但是合围可能会带来的危险根本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保卢斯和施密特也看过了尼迈尔的所有报告，但是他们却认为尼迈尔是在杞人忧天。两位将军都认为苏军会采取火炮和坦克猛攻的战术，但是都对苏联人会使用自己的“重点突破战术”来攻击自己的后方防线的说法表示否定（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保卢斯似乎陷入了人性中严重的自以为是的致命缺陷之中。相反，施密特却非常坦率地承认，德军大大低估了敌人的企图）。另一方面，对苏军从斯大林格勒南部进攻所带来的威胁，霍特将军的头脑就显得要清醒的多了。

德国本土的大多数将领都笃信，苏联绝对没有能力在两线同时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格伦上校的报告虽然对什么都没有下定论，但他却一口咬定中央集团军群将是苏联冬季攻势的目标。显然，他并没有把与顿河前线罗马尼亚部队对垒的苏军第5坦克集团军放在眼中。直到进攻发起前方截获到的一些信号中，才肯定这支部队也是构成此次攻势的一个部分。

这个时期最明显的问题在于，在保卢斯和施密特看来，只要第6集团军的参谋提交了有关报告，那么他们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因为受到威胁的地域并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这种被动态度显然有悖于普鲁士的军事传统，这种无所事事，坐等命令而非独立思考的作风，对于一位指挥官来说，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诚然，希特勒的一贯作风削弱了将军们的独立性，而且保卢斯自己行事风格更像是参谋军官而非指挥官，因此他早已习惯做出退让。

就在苏军大反攻的意图显而易见之后，保卢斯仍旧固守希特勒的命令，为此他事后常常受到责备。然而，他的真正致命弱点是作为一名指挥官没有及早准备应对反攻的措施。此时受直接打击的是他自己的部队，他所应该做的是从消耗巨大的城市战斗中撤出大多数坦克，然后迅速组建一支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准备反攻。军队补给和弹药的储存地点也需要重新布局，以便车辆方便而快速地进出。只要进行这样的小小调整一一虽然与元首统帅部的命令大相径庭一一就可以让第6集团军从水深火热之中自我拯救出来。

希特勒在6月30日的元首训令中要求，各个部队之间不必非要保持联络。施密特将军在司令部参谋军官的劝说下，没有执行这个命令。第6集团军一名配备无线电设备的军官，受命进驻西北方向的罗马尼亚部队营地。此人是格哈德·施托克中尉，1936年柏林奥运会标枪冠军。斯特雷克将军也从第六军中派出了一名联络官。

苏军正在顿河沿线集结部队的第一个警告，在10月底被送到德军司令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官杜米特雷斯库将军执意认为，只有控制住整个河岸地区，并且借助顿河这个天然地理优势来作为反坦克的屏障才能稳住阵脚。早在9月底，杜米特雷斯库就曾建议夺取顿河南岸的其他地区，虽然B集团军群赞同他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应该将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斯大林格勒，夺取斯大林格勒是目前最首要的任务。

一旦注意到敌人的集结行动后，罗马尼亚军队变得烦躁不安。每个罗军师只有7个营，但却要控制12英里长的战线。他们的致命缺陷是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而只能用骡马来牵引的37毫米Pak反坦克炮。这种炮被俄国人戏称为“敲门人”，因为它的炮弹根本无法穿透俄军T一34厚厚的装甲。罗马尼亚炮兵部队的弹药也极度匮乏，因为弹药必须优先保证第6集团军的需要。

10月29日，杜米特雷斯库的参谋向集团军群司令部提交了一份阐述自己忧虑的报告，安东内斯库元帅也想法让希特勒注意到了自己军队所处的危险境地。但是，此刻的希特勒除了时刻等待斯大林格勒陷落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隆美尔从阿拉曼战场撤退，随之而来的是英美联军舰队向北非驶进的警报。“火炬行动”的成功登陆，迫使希特勒重新将注意力转向法国。德军在11月11日重新进驻法国南部未占领区，而这天恰恰是保卢斯向斯大林格勒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的那一天。

此刻，红军即将向突出部发起进攻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了。联络军官在11月7日的报告中说：“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守卫的克列茨卡亚至拉斯波平斯卡亚地区将会在11月8日受到来自敌人坦克的猛烈进攻”罗马尼亚人说俄国人将会在未来24小时内进攻他们是当时唯一的叫嚷声，而当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之后，特别是在平静地度过了十月革命25周年纪念日之后，罗马尼亚人的叫嚷就真的成了“狼来了”的小孩子的做法。

另外一方面，冯·里希特霍芬上将对空军侦察中队提供的证据笃信不已。就在11月11日保卢斯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的同时，他调遣第8空军的部分力量向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对阵的苏军集结地进行了攻击。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顿河前线，俄军正在积极筹划对罗马尼亚军队展开攻势。第8空军、第4空军联队全部和罗马尼亚空军对他们进行了轮番轰炸。现在敌人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所考虑的是，这场进攻将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11月14日，他又写道：“天气变得越来越差，寒冷的空气冻住了机翼，冷彻心扉的暴雨随之而来。斯大林格勒前线异常平静，我们继续对斯大林格勒以东的铁路进行轰炸，以此来扰乱敌人运送援军和军需物资的行动。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也继续对逼近顿河前线的俄军部队进行着毁灭性的攻击。

德军对苏军后方的空袭让正在渡河的第5坦克集团军遭受了一些损失，并差点造成两名重要人物的伤亡——德国飞机袭扰了正在韦维特里亚接见某个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的赫鲁晓夫和叶廖緬科。当时他们带来了37车皮的礼物，包括有葡萄酒、甜瓜干、大米、苹果、梨和一些肉食品。

对于即将来临的威胁，包括元首统帅部、B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司令部等各级指挥机关都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但这些反应要么规模太小，要么速度太慢。当然，希特勒极具鼓动性的空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发布命令，派遣德军部队增援罗军阵地并且增设雷区，但是他却拒绝面对德军其实已经资源短缺，并且几乎没有可资增援的部队的现实。

由费迪南德·海姆中将（此人是保卢斯的前任参谋长）指挥的第48装甲军，是唯一能够腾出手来缓解北线危机的部队。从表面上看，这支军队实力雄厚，包括第14装甲师、第22装甲师、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一个反坦克炮营和一个摩托化炮兵营，但其实他们的真正实力与所记录的相差甚远，全军能够使用的现代化坦克还不到100辆，而且还分散在三个装甲师之中。

曾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遭受重创的第14装甲师根本没有得到重新补充的机会；罗马尼亚师使用的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轻型坦克装备，与俄国的T一34坦克相比，简直是毫无优势可言；作为预备队的第22装甲师，一直都没有足够的油料可用，长期闲置的装甲车变成了躲避寒冷的老鼠温暖的家，而被老鼠咬坏的绝缘电缆也无法得到及时的更换。而且，这个师团已经被折分得四分五裂，为的是对罗军的求援做出反应。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安静下来，德军随意地向许多地区派遣小股部队，小到甚至只有两三辆坦克和几门反坦克炮，这种“徒劳之举”根本起不到任何效果。元首的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声称：“希特勒根本没有得到有关这个装甲军实际力量的真实信息。”可是，就算他说的是真话，希特勒也是造成统帅部的参谋们刻意地回避不愉快真实情况的始作俑者。

在斯大林格勒南部战线，第29机械化步兵师是罗马尼亚第6军后面的唯一一支预备队，但是据说，这支部队在11月10日“收到了一封秘密电报，要求他们尽快赶往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管辖的佩列拉佐夫斯基”。佩列拉佐夫斯基是第48装甲军的命脉所在，尽管霍特将军屡屡警告，但是南部战线的这一薄弱环节还是没有得足够的重视。

11月上旬的天气让苏军向前线的挺进也变得异常艰难。严酷的霜冻在冻雨之后接踵而来，而很多备战“天王星行动”的部队还没有来得及配发冬季装备。短缺的不仅是手套和帽子，甚至连裹脚布这样代替袜子的最基本红军标准配置品也奇缺。

11月7日，从属第4骑兵军的第81骑兵师横穿卡尔梅克草原，到达南部侧翼。“因为指挥员极不负责的态度”使得主要是来自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14名没有冬装的军人被冻死。骑马先行的军官们对后面发生的事情毫无察觉，而冻僵的士兵们从马上摔下来，眼看就要死去。面对这些人军士长不知所措，只是把他们扔在马车上直到彻底冻死。仅一个骑兵中队就损失了35匹马，一些战士产生了临阵脱逃的念头。在接近敌人的行军中，仅第39步兵师就发生了七起自伤事件，还抓住了两名逃兵。“在随后的数日里，”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向谢尔巴科夫提交的报告中说，“我们还要对其他一些叛国者进行审问，这其中包括一名党员，他在值勤的时候将自己的左手打伤了。”

自从朱可夫提醒斯大林，必须将“天王星行动”推迟十天，延至11月19日之后，克里姆林宫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了。货车缺乏，致使运输困难，造成进攻部队无法得到足够的燃料和弹药。尽管斯大林担忧敌人会因为发现红军的准备工作而逃之夭夭，但是他却只能接受眼前的事实。他要求大本营及时上报第6集团军的部署变更情况。11月11日，斯大林变得越发的焦躁不安，因为红军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德国空军抗衡。不过朱可夫详尽而周密的作战计划，最终还是让斯大林放下心来。这次，斯大林感到，俄国人复仇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于11月13日飞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当前的战况。

“我们看出他非常满意，”朱可夫写道，“因为他悠闲自在地吸着烟斗，捋着自己的胡子，没有插一句话。”

红军情报机关第一次决定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情报来源。自从战争初期的一系列灾难事件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证明自己能力的时候，而此前的斯大林一直无视情报分析的重要性——任自己独断专行。[注：在情报机关服役，是个危机四伏的工作。11月21日，也就是大反攻开始后的第三天，第61集团军的情报主管便因“失败主义和反革命思想”而被起诉，同时被指控提供了错误的敌情。究竟是因为政治罪行，还是因为本人的无能，或者是成为了上级过错的替罪羊，我们已无从考证了。]许多情报来自侦察巡逻时捕获的“舌头”口中，在试探性的攻击和空中侦察过程中，无线电通讯情报部门也协助确认了大多数德军部队的番号。关键地域的炮兵部队集结工作则由沃罗诺夫将军直接监管，在他的指挥之下，炮兵侦察工作也进行得相当出色。与此同时，工兵部队也在抓紧时间绘制友军雷区和敌军雷区的地图。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冻雾，而冯·里希特霍芬上将同样也对这样的天气怨声连天。

11月12日，一系列的侦察行动在第一场大雪中同时展开。白色的伪装服发到了战士们的手中，派去抓捕俘虏的侦察小组，肩负着摸清是否有新的敌军进驻的使命。第173步兵师侦察连第一次发现，德军正在建造混凝土掩体。不久，从其他地区抓获的俘虏口中苏军得知，虽然德军按照命令在建造混凝土工事，但是却没有调遣新的部队进来。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线上，他们发现高级军官霸占了所有的补给物资，并且运送到了后方的司令部去，前线阵地几乎是一无所有。负责对这一地区侦察的苏军分队，明显地感觉到“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

而此时，最令莫斯科头疼的是缺乏对第6集团军士气的准确把握。迄今为止，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战役中，苏军连一个完整的德军团级指挥所都没有占领，因此除了从底层官兵那里得到一些零散的信件和命令之外，他们对德军的情况知之甚少。后来，在11月9日，红军情报机关头目拉托夫中将收到一份从驻守在顿河小河曲正面的第384步兵师（由萨克森和奥地利部队组成）缴获的文件。他立刻发现，这正是他们一直等待的情报。翻译件马上就被送交给了斯大林、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和主管宣传和鼓动工作的负责人亚历山德罗夫手中。雷托夫将军十分自信这份文件将会深深地打动伟大领袖的心。苏军高层备受鼓舞，因为这支来自德累斯顿的部队居然从未参加过斯大林格勒的巷战之中。

“我非常清楚目前全师的情况，”巴伦·冯·加布伦茨中将在给第384步兵师所有指挥官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全师已经没有战斗力了。大家不必惊慌，我会尽全力改善部队的目前状况。不过，这场战斗是残酷的，并且将会变得越来越残酷。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局势。军队目前死气沉沉的状态只有通过更加积极的领导来改变，指挥官们要比从前更加严厉。在1942年9月3日签发的第187一42号命令中，我规定任何临阵脱逃的人都要受到军法的审判……我会严格地按照军法来管理我的军队。任何在前沿阵地站岗时睡觉的人都必须被枪毙，任何人都不例外。违抗命令也是死罪……这具体包括：没有爱护武器、回收阵亡将士的遗体、保护军人装备、马匹和机械化装备。”军官们必须时刻提醒下属“他们必须在俄国度过今年冬天”。

此时，苏军机械化部队已经在后方装备完毕，开始向反攻地点集结。在大量烟幕的掩护下，他们顺利地渡过顿河进入各个据点。在战线后面，宣传连的大喇叭中传出的音乐和政治新闻报道，完全掩盖住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此时，在被称做“斯大林格勒轴心线”的三条战线上，苏联集结了100万整装待发的军队。红军医疗部门的负责人斯米尔诺夫将军已经准备好了119个野战医院及6.2万个床位供伤病员使用。命令在总攻开始前三小时到达了各个部队。红军各部得到的命令是对敌人后方进行一次纵深袭击，合围二字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提到。一想到德国人对即将到来的打击一无所知，整个苏军部队就异常的兴奋。反攻的序幕拉开了。车辆被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着，因为前方有很长的路在等待着它们。车辆的发动机被仔细检查着，“就像外科医生仔细地诊听病人的心跳声一样”写信、刮胡子、洗裹脚布、玩国际象棋和多米诺骨牌的时间结束了，“官兵们得到命令要好好休息，但是他们兴奋得根本无法入睡。每个人都在反复地考虑是否把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直到大战前夜，德军也没有察觉明天会有什么不同。第6集团军的每日报告十分简短：“整个战场都没有大的变化，只是伏尔加河上的浮冰比前天有所减少。’那天晚上，一名思乡心切的士兵在给家里写信，他想到的是自己“与德国边境相距了2053英里”。

第四部 朱可夫的圈套

第十五章 天王星行动

11月19日，星期四，刚过凌晨5点，电话在第6集团军司令部响了起来。作战参谋们都住在位于顿河右岸的一个名叫戈卢宾斯基的哥萨克村庄里。外面下着大雪，冻雾笼罩着大地，以致哨兵也只能看清楚几码之内的东西。

电话是格哈德·施托克中尉打来的，这位标枪金牌得主正与罗马尼亚第4军共同驻守在克列茨卡亚地区。作战日志中记载了他的报告内容：“根据对在罗马尼亚第1骑兵师的防区内俘虏的一名俄国军官的审问，他们将于今天5时发起总攻。”可是目前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已经展开攻势，现在已经过了5点钟，值班的参谋就没有唤醒集团军参谋长。如果被错误的警报打扰，施密特将军将会暴跳如雷，此前驻守在西北方向的罗马尼亚部队就已经提供过不少的错误情报。

实际上，整个晚上，身穿白色伪装服的苏联工兵早已在雪地里匍匐前进，开始清除反坦克地雷了。苏联时间7点20分，德国时间5点20分，收到密语“警报”的苏军大炮和迫击炮部队开始装弹。一名苏联将军描述说，白色的冻雾“浓得就像牛奶一样”。出于对如此糟糕的天气的考虑，前线指挥部原本决定要推迟进攻时间，但是最终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行动。10分钟之后，大炮、榴弹炮和喀秋莎炮兵团收到了准备射击的命令。苏军吹响了进攻的军号，连对面的罗马尼亚军队都听得非常清楚。

电话铃声又一次在第6集团军司令部响起了。没有任何多余的话，施托克告诉前来接听电话的巴赫上尉，苏军的军号声引出了大规模的炮击。“我觉得罗马尼亚人就快坚持不住了，我会随时将最新消息告诉你的。”这次，巴赫毫不犹豫地立刻唤醒了施密特将军。

在北线攻势的两个主要战场上，大约3500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聚集在这里，为数个步兵师、三个坦克军和两个骑兵军轰出一条血路。第一次齐射犹如晴天霹雳。向大雾中开炮，让苏军的观察员派不上用场，重炮和喀秋莎根本无法进行准确的射击。幸好几天前已经将所有的目标都标定好了，因此他们的射击还算是准确。

大地开始颤抖，就像发生了一场低强度的地震。水塘里的冰层，像旧镜子一般裂开。炮击如此强烈，以至于驻守在战线以南30英里处的第22装甲师的医官们都被从睡梦中惊醒了，“因为大地在颤抖”他们没有坐等命令的到来，“情况已经十分明了，”他们坐上汽车准备奔赴前线。

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苏联战士们也听到了远处大炮的怒吼声，他们询问指挥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指挥员回答说：“我不知道。”可见这次行动的保密程度是相当严密的，直到大局既定之前，没有发表任何声明。当然，大部分战士只能凭空想象，即便如此便足以让他们无法抑制兴奋之情了。斯大林在12天前的庆祝十月革命胜利25周年的讲话中，就已经暗示过要进行大反攻，他的原话是：“在我们的大街上将会庆祝另一个节日。”

一小时后，没有坦克支持的苏军步兵师发起了攻势。大炮和喀秋莎仍旧只能对前方采取盲射方式，然而炮火还是波及了罗马尼亚军队的第二道防线和炮兵阵地上。装备低劣的罗军步兵，尽管也被猛烈的炮火震得摇摆不定，但是他们还是从战壕中站起身来勇敢地还击。“敌人的进攻被击退了。”罗马尼亚第13步兵师的一名德军军官报告说。第二波攻击开始了，这次有坦克助阵，但也同样被击退了。最后，在另一番爆炸声之后，苏联大炮突然停止了一切射击，薄雾让宁静平添了一份死寂。没过多久，罗马尼亚人就听到了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

大规模的炮轰前奏翻起了无人地带的雪和泥土，但是却对T一34的前进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作用。炮弹炸毁了雷区中的道路指示牌。工兵们搭乘第二辆或者第三辆坦克，以便在第一辆坦克轧到地雷的时候，能够在第一时间执行“工兵，开始行动”的命令。在罗马尼亚步兵们的火力攻击之下，他们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罗马尼亚士兵们勇敢地抗击着苏军步兵的轮番进攻，并击毁了不少的苏联坦克，但是，没有足够的反坦克武器，他们注定还是死路一条。好几群坦克突破了罗军的防线，转而向两侧迂回进攻。不能再浪费更多时间来使用步兵进攻了，苏军将领派出了装甲军团直接对罗军的防线进攻，罗军的防线终于在中午时分被突破。苏联第4坦克军和第3近卫骑兵军击溃了在克列茨卡亚地区抵抗的罗马尼亚第4军的防线，一路向南杀去。苏联骑兵肩挎冲锋枪，骑着毛发蓬乱的哥萨克小马，奔驰在大雪覆盖的草原上，速度一点都不逊色于坦克。T一34的炮塔直指前方，似乎已经急不可待地要与敌人展开一场恶战。

半小时之后，在西面大约30英里的地方，罗曼年科将军的第5坦克集团军击溃了罗马尼亚第2军的防线。T一34宽厚的履带碾垮了铁丝网，碾塌了敌人的战壕。第8骑兵军很快跟了上来，负责掩护右翼部队向西扩大合围圈的范围。

正午时分，当微风吹散浓雾，苏军第2、第16和第17空军集团军也加入到了战斗之中。德国空军基地仍旧困扰在能见度极低的窘境中，因此机场调度人员无法让自己的飞机也去执行与他们的俄国对手同样的任务。“俄国人又一次充分利用了坏天气带来的好时机。”当晚，里希特霍芬凭借自己敏锐的直觉写下了这段话，“雨、雪和冰雾阻碍了所有飞行行动，第8航空军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让一两架飞机离开了地面。靠它们来封锁顿河渡口是不现实的。”

直到上午9点45分，第六集团司令部才得到了苏军进攻的消息。这段时间的反应证明，尽管德军已经意识到了威胁的存在，却显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从未停止过，就连装甲部队也一直参与其中。

11点零5分，B集团军群参谋长冯·索登斯特恩将军打电话告知施密特，海姆将军的第48装甲军已被派向北面的博利绍伊地区，以增援罗马尼亚军队（事实上，这支军队原计划被安排前往克列茨卡亚地区，而让海姆暴跳如雷的是，远在巴伐利亚的希特勒却下令要他们改变行军方向）。索登斯特恩建议，第6集团军应该告知斯特雷克将军的第6军，让他们派部队前往增援克列茨卡亚以东地区，那里是罗马尼亚第1骑兵师驻守的区域。据说，迄今为止，他们只看到了20辆敌军坦克一一“直到现在看来，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攻势”。11点30分，奥地利人组成的第44步兵师的一个团受命连夜向西运动。这是一系列灾难的开始，也是将第6集团军的一部死死地困在顿河河曲中的开始，并且严重地限制了整个集团军的行动自由。

尽管派遣了联络官，而且还专门铺设了新的电话线路，可还是无法得到详细的情报。在苏军成功突破的两个小时之后，德军指挥部才得到进一步的情报，表明目前的局势比他们料想的还要危险得多。有消息称“一支敌军装甲先头部队”

(其实是克拉夫琴科中将的第4坦克军）已经突破罗马尼亚第13步兵师的防线，并且正在向六英里之外的格罗姆基挺进。这个消息已经在几支罗马尼亚部队的指挥部里引起了混乱：“整箱的文件和个人物品”被扔上了卡车，相关人员也匆忙离去。此外，根本无人知道西面的罗曼年科第5坦克集团军的进攻行程究竟到了哪里。

派第48装甲军向北进行反突击的想法充分证明德国高级军官们已经让希特勒的妄想在自己的脑海中深深扎根了。一个装甲军本应比苏军一个坦克集团军的力量还要强大，然而，可供作战的坦克数量甚至还没有一个师多。第22装甲师能够用来打仗的坦克只剩下了三十几辆，并且由于油料短缺，还得向罗马尼亚军队挪用。关于老鼠破坏武器装备的笑话，曾经在军队中广为传播，但是真正陷入这样的困境之中后，却根本没有人笑得出来。

更改命令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加恶化。德军司令部没有把海姆的装甲军当做一个整体来调遣，却让刚刚启程的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改变了行动方向。这次分散兵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苏军对该师司令部的一次袭击中，德军联络军官的无线电发报装置被摧毁了——这是唯一可以与海姆将军的司令部保持联络的工具——于是在接下来的很多天中，两支部队失去了所有的联系。

在这一天所发生的众多事件之中，最让人震惊的是保卢斯将军的无动于衷。在敌人进攻之前他就没有组织一支机械化部队来迎战，直到现在还是按兵不动。第16和第24装甲师的许多精锐部队仍旧纠缠在斯大林格勒的巷战中，而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运送油料和弹药补给的增援措施。

11月19日下午，苏军坦克纵队穿越浓厚的冻雾，继续向南挺进。因为草原上的地标指示都被埋在了大雪的下面，当地居民被征召来为前锋部队引路。但是这样仍然远远不够，能见度非常的低，以至指挥官们不得不借助罗盘来指引方向。

前路充满危险。堆积的大雪填满了深沟，那些长草，在白雪和霜冻中倔强的站立着，远处覆盖着白雪的山脉，展现着妖娆的曲线。坦克手随着坦克一路颠簸，幸亏有加了皮垫的头盔保护，才不至于让他们因为碰撞而昏厥。许多骨折（主要是胳膊骨折）都是因为炮塔与车体的碰撞而造成的，但是坦克成员们并没有被伤亡吓倒。在身后，他们能看见火光和炸弹爆炸，那是步兵在清扫敌人的第一和第二道防线。

第4坦克军已经向南突过了克列茨卡亚，他们的指挥员密切注视着自己的左翼的情况，预备迎接德军发起的反攻。他们知道罗马尼亚人没有反攻的能力。肆虐的狂风，卷着浓密的雪花，甚至钻进了枪炮的准星之中。当夜色在下午3点30分开始降临的时候，指挥官下令打开前车灯。为了继续前行，他们别无选择。

在西面的突破口上，罗金将军的第26坦克军正凝视着前方冲天的火光。那是一个集体农庄，德军在迅速撤离之前点燃了那里。显然，敌人早已料到他们会从这里经过。当德国人的大炮向这里开火的时候，苏军坦克驾驶员关掉了前车灯。

在右翼，布特科夫的第1坦克军遇见了伤亡已经十分惨重的德国第48装甲军。德军坦克仍旧面临着电动系统的问题，他们狭窄的履带在黑色的冰面上直打滑。暮色中的战斗混乱不堪，平常德军在常备战术技能和协调能力方面的优势，此刻也荡然无存。

集团军群司令部下达了要求第6军的一部联合第14装甲师共同补上克列茨卡亚地区缺口的命令，但显然已经为时过晚。B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司令部，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仍旧对目前的战况一无所知，冯·里希特霍芬上将在日记中这些写道：“俄国人对第6集团军发起了的全面进攻，使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下午5点，克拉夫琴科的第4坦克军已经向前推进了20多英里，斯特雷克将军的第6军接到命令，在南面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以保护第6集团军的后方。但是，包括里希特霍芬在内的德军指挥官们仍旧没有猜到红军的进攻目标。“但愿俄国人不会到达铁路沿线，”他写道，“那里是主要的补给提供线。”然而他们更不会想到，俄国人正在计划对整个第6集团军实行全面包围的行动。

下午6点，冯·塞德利茨将军的司令部收到命令，要求第24装甲师没有参加斯大林格勒战斗的部队前往顿河渡口附近的帕斯科瓦特卡和韦尔佳奇。但是直到晚上10点左右——总攻开始后的17个小时——第6集团军才收到冯·维克斯上将停止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命令。“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处境的急转直下，迫使我们必须尽快地改变军事力量的调遣方向，以确保第6集团军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一切在斯大林格勒的进攻行动“要立刻停止”，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必须尽快地派遣到西线作战。由于没有为这样的行动做任何准备，因此调遣步伐没有要求的那么快。然而，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展开了强烈的攻势，并切断了德军逃离战场的后路。

征召了许多俄国辅助人员来填补空缺的第16装甲师，也接到命令前往西线的顿河。如同第24装甲师那样，必须在沿途的后备据点进行补给，因为长期在斯大林格勒近郊作战，致使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油料。但是首先，这支部队必须从里诺克附近的战斗中脱身。这就意味着，尽管部分部队已经在第二天晚上就能开始西进的步伐，但是直到11月21日凌晨3点，第2装甲团的部分坦克才收到了“撤出”的命令，而此时已经是苏军发起总攻的第46个小时了。

尽管苏军的进攻已经威胁到了第6集团军的后方，但是因为超出了他的管辖范围，因此保卢斯一直等待着上级下达的命令。另一方面，B集团军群不得不对来自贝希特斯加登的元首命令做出回应。希特勒的以控制大局为重的决定，让原本应该立即采取措施的部队蒙受了灾难性的保守主义错误。谁都没有坐下来认真研究一下敌人的意图。将第6集团军装甲军主力部队撤退并渡过顿河去保护左翼后方安全的举动，让德军完全陷入了被动状态之中。更可怕的是，这一举动致使南线无人镇守，完全暴露在了苏联人的攻击之中。

11月19日早晨，驻守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也听到了从西北方向60英里处传来的炮火声。他们猜测可能是大进攻开始了，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第297步兵师的右翼是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该师步兵营的营长布鲁诺·格贝勒少校，正处在一种“茫无所措的焦虑”之中。他们的防区一整天都出奇的平静。

大地被冻僵了，南风卷着地上细小的干雪粒像尘土般在空中飞舞的时候，更为大草原增添了一份凄凉的感觉。他们左翼的邻居第371步兵师能够清晰地听到伏尔加河上浮冰的撞击声。直到那天晚上，他们的司令部才听到了要求第6集团军停止对斯大林格勒进攻的消息。

第二天早晨，苏联大地又被冻雾封锁。尽管莫斯科方面的催促电话不断，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司令员叶廖緬科还是决定延迟行动，直至上午10点的时候，大炮和喀秋莎军团才开始炮击。45分钟之后，地面部队开始沿着工兵在夜间开辟的通道向前推进。在贝克托夫卡以南地区，第64和第57集团军配合第13机械化军展开攻势。在南部25英里处，也就是在萨尔帕湖和察察湖地域，第4机械化军和第4骑兵军为第51集团军的进攻扫清了障碍。

德军部队的邻居罗马尼亚第20步兵师，发现“大批的苏联坦克和数以万计的步兵，以前所未见的庞大规模，向罗马尼亚人的阵地开进”。格贝勒已经与罗军指挥员格罗斯上校取得了联系，这位上校曾在奥匈帝国陆军中服役过，因此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在格罗斯的防区内，仅有一门马拉37毫米防坦克炮可用，但是，这些罗马尼亚农民士兵们勇敢地战斗着，因为他们明白，现在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了。而他们的军官和高级军士们却“从未在前线出现过，而是整天在后方的农舍中听音乐喝酒”然而，苏联方面提供的报告显示，罗军的防御装备比报告中写的要好得多。据说，第13坦克旅第一辆突破防线的坦克，碾碎了至少四门反坦克炮，并且还摧毁了三个火力点。

格贝勒在防区的观察所里注视着敌人的进攻状况：“罗马尼亚人打得很勇敢，但在苏联人猛烈的轮番攻击之中，他们根本坚持不了多久。苏军的进攻有条不紊，“就像在进行一场地面演习：火力一前进一火力一前进”就像人们在新闻影片中看到的一样，T一34搭载着由八名身穿白色伪装服战士组成的突击小队，碾压着地面的积雪，向前飞速行驶。只是影片中有意掩盖了许多可怕的危险。斯大林格勒南部的进攻队伍暂时被隔断了补给来源，因为他们无法越过几乎完全冻结的伏尔加河。各师在发起进攻的第二天就开始断粮了，第三天，第157步兵师不仅没有肉，而且也没有面包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第64集团军的车辆，包括救护车在内，都全力以赴地运送补给物资，以保证部队继续前行，而伤员们则被留在了雪地之中。

对战争的狂热，在大多数进攻部队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第157步兵师的架线员福姆金志愿在前面为进攻坦克引路穿过雷区。甚至没有人怀疑，来自斯大林格勒政治部门的报告所说的，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迎接这一等待已久的时刻，因为此刻，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终于可以让敌人为我们的妻子、孩子和指战员们血债付出代价了。”对于那些参战的战士们来说，这是“整个战争中最让人兴奋的一天”，甚至连德国人在柏林投降的曰子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终于可以为受到侵犯的祖国母亲报仇雪恨了，然而，首先要解决的是罗马尼亚人，而不是德国人。在霍特将军的参谋长看来，他们的步兵患上了“坦克恐惧综合征”根据苏军报告显示，许多人立刻丢掉武器，高举他们的双手高喊着“安东内斯库完蛋了”的口号。红军战士们也明显地发现，很多罗军士兵打伤了自己的左手，然后覆盖上面包来防止伤口感染。罗军俘虏们被集中在一起押赴战俘营，但是在前往战俘集中营之前，许多一一甚至是数百名一一就已经被红军战士自作主张枪毙了。一则报道声称，在罗军的指挥所里发现了很多被毁坏的苏军军官尸体，但这也许并非导致这样随意枪杀俘虏的真正原因。

尽管东南方向的突破速度非常迅速，但苏军的整个进攻还是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前锋部队出现的许多混乱不堪的状况”都是因为“不一致的命令”所造成。这似乎是在指责沃尔斯基中将和缺乏管制的第4机械化军队，在从湖区向西挺进的过程中，整个军队阵形混乱不堪。[注：沃尔斯基从此臭名远扬。在进攻前夕，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作为一名诚实的共产党员”我想提醒您，进攻可能会失败。于是，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不得不在11月17日飞到莫斯科。在听取他们的详细论述之后，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官给沃尔斯基打了一个电话。沃尔斯基收回了自己的信件，斯大林也表现得异常平静。一个不容排除的可能性是，这是斯大林的一个阴谋，预备一旦“天王星行动”计划失败，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处置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了。]沃尔斯基的北面是塔纳希申上校指挥的第13机械化军，由于没有足够的卡车来运送步兵，他的部队很难赶上坦克的进攻步伐。但是不久后，他们便遇到了远比罗马尼亚人更加顽强的抵抗力量，当地唯一的德军预备队，莱泽将军指挥的德军第29摩托化步兵师将塔纳希申的部队挡在了贝克托夫卡以南10英里左右的地方。虽然莱泽师让苏军损失惨重，但是霍特将军还是接到命令要他调集部队前往保护第6集团军南翼。罗马尼亚第6军被打垮了，甚至连建立新防线的能力都没有了，就连霍特自己的司令部也受到了威胁。罗马尼亚第6骑兵团，成了唯一镇守在南线苏军装甲部队与顿河之间的部队。

莱泽的成功反攻证明，如果保卢斯能在进攻之前就建立一支强大的机动预备队，他就能向南突击，只需短短的15英里，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粉碎下游苏军的合围计划。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还可以率领这支部队，在西北方的卡拉奇堵截北上进攻的苏军部队。但这显然需要指挥者对真正的威胁有清楚的认识，而保卢斯和施密特欠缺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星期五早晨，也就是11月20日，大约在苏军集中炮火攻击斯大林格勒市以南地区的同时，克拉夫琴科的第4坦克军深入了斯特雷克第6军后方大约25英里的地方，随后转战东南方向。与此同时，第3近卫骑兵军从后面向德国第6军展开了攻势。斯特雷克试图在顿河大河曲南面建立新的防线，堵住整个防线的这个大缺口。而同时，他还必须应付来自北面的苏联第65集团军的攻势压力，在不断受到攻击之下，重建部署的工作受到了阻碍。

由于罗马尼亚人“仓皇而逃，大部分人都丢掉了自己的武器”因此第376步兵师不得不向西调集部队，同时还要与南面的第14装甲师保持密切的联系。奥地利人组成的第44步兵师也需要重新部署，但是“很多装备不得不被丢弃，因为油料已极度短缺”

在他们的南面，第14装甲师的装甲团根本不知道敌人的前进方向，向西走了十几英里之后，这支部队又在当天下午返回了布济诺夫卡地区。在回来的路上，他们遭遇了苏联第3近卫骑兵军防守侧翼的一个团，并且把它消灭了。在开始的两天中，这支装甲团一共摧毁了35辆苏军坦克。可是，由于没有友军协同作战，再加上只能用88毫米高射炮来充当反坦克炮，因此他们最终没有能够幸运地逃过俄罗斯人的攻击。

“油料短缺”继续阻碍了增援部队和机械化师的前进步伐，这些部队本来是要向斯大林格勒西面进军，建立一条新防线的。他们同样奇缺的还有坦克驾驶员，因为希特勒下令让所有的富余人员都作为步兵加入到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另外一个让人后悔的决定，是将第6集团军的所有马匹都向西撤走。俄国人突如其来的运动战，迫使德军步兵师丢弃了他们的大炮。

在苏军进一步的攻击下，罗马尼亚军队彻底崩溃了。罗军的后勤部队很少受过战斗训练，参谋军官们纷纷逃离了自己的指挥所。尾随坦克前进的一名苏联记者这样写道：“路上到处布满了敌人的尸体，大炮横七竖八地倒在路旁；马匹摆脱束缚四处寻找食物，它们的身后拖着挣断的缰绳；被炮火摧毁的卡车腾起阵阵灰烟，钢盔、手榴弹和步枪子弹丢了一路。”一些彼此失去联系的罗军部队仍旧坚守着阵地，但是很快就被苏联第5坦克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的步兵们打垮了。佩列拉佐夫斯基地区设有一个罗马尼亚军司令部，但是根据罗京将军的说法，这个司令部被匆忙地遗弃了，他的第26坦克军在那里发现“大量文件散落在地上，军官们的毛里大衣还在衣架上挂着”而大衣的主人们却连夜逃跑了。对苏军的机械化部队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缴获了一个完整的油料仓库。

与此同时，第22装甲师无法抵挡苏联第1坦克军T一34的进攻，已经撤退了。第二天，这支军队试图向东北方向进攻，但是很快就被包围，仅剩相当于一个连多一点的坦克。之后，他们向西南方向退去，紧追不舍的是苏军第8骑兵军。

此时，罗京的苏联第26坦克军，早已将拦路的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彻底消灭，继续在广阔的大草原上向西南方向进军。苏军部队得到命令不必理会身后的敌人，集中全力向目标进军。如果德国空军的空中侦察部队能够在11月20日下午就发现这三支大致平行的苏联坦克进攻部队的话，那么第6集团军的司令部就可以及早地采取措施。

此时，仍旧能够作战的罗马尼亚军队只剩“拉斯克尔集团”了。这支军队主要由第5军的残部构成，由英勇的米哈依尔·拉斯克尔中将指挥，此时正被两支苏军装甲部队包围在中间。拉斯克尔，曾在塞瓦斯托波尔荣获骑士十字勋章，是少数几名真正受到德国人尊重的罗军高级将领之一。他一直坚守阵地，并且坚信第48装甲军的援兵马上就会到来。

11月21日，星期六，这天早晨，位于卡拉奇以北12英里的戈卢宾斯基的第6集团军司令部，在一种相对乐观的氛围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上午7点40分，“一份还算过的去的战局报告”被呈递给了B集团军群。保卢斯和施密特仍旧认为对斯特雷克左翼发起攻击的苏联第3近卫骑兵军是对德军最主要的威胁，并且坚信，只要调集部队向斯大林格勒以西进攻，就完全可以扭转战局。

也就是在那天上午，保卢斯和施密特受到了接二连三的出人意料的打击。种种不同的迹象都指出了同一个结论，正如B集团军群警告他们的那样，第6集团军的南翼正处在敌人的夹击攻势之中。一份报告指出，一支强大的坦克力量（其实是克拉夫琴科的第4坦克军的一部分）已经挺进到他们西面不到20英里的地方了。这支部队正在向顿河高速公路一一^位于顿河西岸，是德军建造的样板军事工程，联系着顿河西岸的大部分桥梁一一进军，而第6集团军在这个地区恰好没有可供作战的部队来消除即将来临的威胁。更糟糕的是，第6集团军的很多修理基地和补给站，都完全地暴露在了敌人的面前。保卢斯和施密特终于意识到，敌人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包围圈。从西北和东南方向出发的苏军部队，目标都直指卡拉奇和那里的大桥。

希特勒坚信俄国人已经没有任何任何后备力量，再加上大多数将军的骄傲自大和盲目自信，使得德国人对“天王星行动”的反应严重滞后。“保卢斯和施密特对敌人的进攻早有准备，”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一名军官这样解释道，“但绝没有料到会是这样规模的进攻。这是俄国人第一次像我们那样使用坦克攻击我们。”甚至里希特霍芬也表示赞同，他将敌人的进攻描述为“一次让我震惊的成功突破”。与此相反，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却认为（标准的事后诸葛亮）第6集团军司令部对局势的反应太过缓慢，而且在有关卡拉奇——是对顿河地区两面夹击最明显的汇合点——问题上，犯了粗心大意的不可原谅的错误。

午后，保卢斯司令部的大部分参谋向西转移到了铁路交叉点的古姆拉克，这里距离斯大林格勒八英里左右，也离第6集团军的主力更近。同时，保卢斯和施密特乘坐两架菲泽勒·斯托希式轻型飞机飞往下奇尔斯卡亚，与霍特将军一齐等待参加第二天在那里召开的会议。在戈卢宾斯基，被烧毁的文件和储备物资中冒出的浓烟腾空而起，几架废弃的侦察机也被点燃，熊熊大火直冲天宇。在匆忙离开的时候，他们甚至错过了一个由B集团军群在下午3点25分转发的“元首训令”训令是这样开始的：“第6集团军必须不顾暂时被合围的危险，坚守住阵地。”

到了11月21日下午，继续坚守阵地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了。第16装甲师的装甲团的行动不断被阻，致使斯特雷克第6军的下方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其他军团司令部匆忙召集军队，试图建立起一条新的防线，但还是被苏军第3近卫军和第4机械化军识破。斯特雷克的部队在北方和西北方苏军的夹击之下，别无选择，只能向顿河方向后撤。元首错误的将第6集团军的装甲部队西派的决定，更让兵力分散的德军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卡拉奇是苏联三个坦克军的最终目标，也是德军防御最薄弱的地点之一。这个区域没有完整的防御工事，唯一驻守在这里的部队，与战略地位非常不相称，主要包括各类保障和维修部队，还有一小队宪兵和德国空军的一支高炮部队。

第16装甲师的运输连和维修部队已经在卡拉奇做好了过冬的一切准备，“战局变化的第一消息”直到11月21日上午10点才到达了这支部队。他们接着听说，俄军坦克纵队已经突破西北方向罗军的防御阵线，正在向位于顿河方向的他们挺进。下午5点左右，他们第一次听到了斯大林格勒南部防线失守的消息。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因为迟疑不决而惹怒叶廖緬科的沃尔斯基机械化军，此时正在向第4装甲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挺进，那里距离他们的东南面仅有30英里。

卡拉奇的防御工作不仅缺乏准备，而且还混乱不堪。在西岸的顿河高地上，设置了四组德国空军的高射炮阵地，可是东岸却只有两组。只有托特率领的25人小组被派去守卫危险的大桥，而那些由后方勤务部队匆忙组建的战斗营，仍旧留在东岸的城市之中。

第26坦克军军长罗京少将命令第19坦克旅旅长G.N.菲力波夫中校前去夺取卡拉奇大桥。午夜时分离开奥斯特罗夫后，菲力波夫指挥坦克部队在11月22日凌晨时分向东直奔卡拉奇。6点15分，利用两辆被缴获的德军坦克和一辆侦察车，苏军成功地迷惑敌人，冲上了临时搭建在顿河上的卡拉奇大桥，向守卫在那里的德军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另外16辆苏军坦克，隐藏在顿河边高地上那些浓密的灌木丛中，为他们提供火力掩护，而这里也恰好是8月2日德军坦克攻击卡拉奇的位置。

尽管苏军有几辆坦克中弹起火，但是菲力波夫的冒险行动还是成功了。大桥的德军守卫者被赶走，足够数量的T一34坦克通过这座桥冲到了河对岸。当俄军摩托化步兵出现在顿河高地的时候，一支坦克部队也随之到来。此外，另外两支进军部队，在顿河对岸高地上的大炮和迫击炮的掩护下也顺利过河了。上午时分，苏军步兵杀入城中。大街上一片混乱，到处都是与部队走失的罗马尼亚人。德军在匆忙间组建的战斗群仅有很少几件重型武器可以使用，但是，没过多长时间，这些武器便坏掉或者是没有弹药可用了。在炸掉维修车间之后，他们从城里撤退出来，坐上卡车去寻找自己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苏军的会师之路一片坦途，第二天，第4和第26坦克军就从北部侧翼一路杀来与从斯大林格勒南面赶来的沃尔斯基第4机械化军成功会师。

引导部队靠拢的绿色信号弹不断地在空中出现，俄国人的先头部队在苏维埃茨基附近辽阔的大草原上胜利会师。后来，苏联宣传机构用新闻摄影机重新补拍了这个历史性的场面。当时，为了欢庆胜利，坦克兵们还互相交换了伏特加和香肠，但是这些更为真实的场景却没有被记录下来。

德军方面，消息很快传播开来：“我们被包围了！”那个星期天，也就是11月22日，是新教徒纪念死者的日子。“1942年的今天是一个沉闷的死亡星期日，”第16装甲师的医生库尔特·罗伊贝尔（KurtReuber)牧师这样写道，。忧虑、害怕和恐慌。”然而，很多人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并不过分的担心，因为这样的包围攻势去年冬天也曾经有过，后来被冲破了。但是对战局更为了解的军官们，在深入的研究之后，开始意识到，这次他们并不可能那么快就突围。。对目前的危险处境，我们的心里都十分的清楚。”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回忆道，。我们被敌人困在了深入俄国腹地、靠近亚洲边缘的地带。”

驻守在西面40英里处的最后一股罗马尼亚人的抵抗也被彻底打垮了，可是就在那天的早些时候，拉斯克尔将军还是断然拒绝了红军的劝降。“我们必须抛弃投降的念头，继续战斗下去。”他一再重申。但是，他的部队尽管顽强抵抗，却因为弹尽粮绝而无法坚持下去。

苏军从卡拉奇渡过顿河之后，立刻使得北面的第6军陷入了极度危险之中。在混乱状态下与三面围攻的苏军苦战数日之后，谣言在军队中大肆传播开来。苏军从一名德军炮兵军官尸体上找到的日记，描述了当时的混乱情况：11月20日……进攻会停止吗？？！！我们将阵地向北转移。我们只有一门大炮了，其他的武器都不能再使用了。

11月21日，星期六。敌人的坦克来得很快……我们继续向后方转移阵地，俄国人却步步紧逼。我们的步兵（摩托化步兵和工兵）不停地呼叫炮火进行近距离的掩护。今天我们见到更多经过这里的罗马尼亚人，他们没有片刻停留。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我们已经处在俄国人的两面夹击之中。我们来到了新的火力据点。只逗留了一小会儿，就又开始向后转移了。我们开始修筑掩体。

11月22日，星期天。警报在凌晨3点50分拉响了。命令我们改用步兵攻击！俄国人越来越近了。罗马尼亚人不停歇地逃命，我们无法再单枪匹马地守住这块阵地。我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再次转移阵地的命令。

在撤退的途中，德军步兵师发现他们自己在开阔的草原上与敌人作战，“就好像回到了1870年”。一位军官写下了当时的感受。运输是德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是因为缺少马匹。有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简单而残酷。一名军士长从关押的那些俄国战俘中，挑选出还有一点力气的来充当畜力。“当11月20日撤退开始时，”一名俄国战俘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们被当做马匹一样运送那些沉重的弹药和食物前行。那些行动缓慢，达不到德国人要求的战俘们被当场枪毙。就这样，我们拖着大车走了整整四天的时间，几乎没有一点儿休息的时间。设在韦尔佳奇的战俘营只是用一圈铁丝网围成的一片空地，德国人带走了那里还算健康的战俘。”那些身体差的战俘，被留下来在雪地里自生自灭。“92个人中，当他们被第65集团军先头部队发现的时候，幸存的只有2人”。军队的摄影记者被唤来，记录下了这个令人发指的场面。照片在新闻媒体上刊登了出来，苏联政府正式指控德国人犯有战争罪。

第376步兵师完全暴露在俄国军队“极其神速”的进攻之下，师长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这样感叹道。作为第6军的一部分，这支部队在顿河西岸受到了围攻，已经骤减到了4200人。11月22日，他们被迫向东南方向撤退。

两天之后，在清晨时分，这支军队成功地由韦尔佳奇大桥跨过了顿河。

与此同时，第16装甲师的装甲团继续前行，于11月22日晚上穿过顿河，支援战斗在那里的第6军。在途中，他们设法绕道帕斯科瓦特卡，从先前设立的坦克维修车间里找到了一些刚刚修好的坦克。11月23日，从顿河河曲德军桥头堡的南端，装甲团试图借着浓雾向苏察诺夫方向发起反攻，但是却遭到了身穿白色伪装服、配备了大量反坦克枪的苏军步兵的伏击。面对敌人的武装力量，再看看自己短缺的油料，第16装甲师被迫后撤。他们就地安营扎寨，希望掩护其他部队的撤退，但是通讯联络实在是太差了，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依靠传令兵骑马来下达命令。

向东撤过顿河的德军缩到了斯大林格勒，这样就与德国国防军其他地区的部队距离越来越远了。这次撤退远比去年12月在莫斯科的撤退糟糕得多。急促而干冷的细碎雪粒在空旷的草原上肆虐，抽打着他们的脸，就算把领子竖得再高，也无法挡住凛冽的寒风。尽管去年的教训惨痛无比，可是很多士兵还是没有接到冬装。撤退的路上，到处都是丢弃的武器、钢盔和各类装备。很多罗马尼亚士兵，除了身上穿的那套褐色军装以外，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连钢盔都早已丢掉了，幸运一点的（主要是军官们），还有巴尔干羊皮帽。击毁或者烧毁的车辆被推到路边，或者干脆被推下了大堤。在一处地方，丢弃着一门高射炮，被炸裂的炮管向后翻卷着，犹如一条怪异的麻花。在靠近顿河大桥的地方，卡车、轿车、农用大车，再加上竭力找路通过的骑马传令兵和少量瘦弱的马匹拖拉的野战跑，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不时的，人群中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恐慌，“俄国坦克”的尖叫声此起彼伏。苏军第16坦克军正在击溃德军第76步兵师的防线，朝向韦尔佳奇方向开进，眼看就要切断滞留在顿河西岸的德军与其他部队的联系。

一些丑陋的事情在通往阿基莫夫斯基大桥的路上发生：为了能过河到东岸去，士兵们互相吼叫、辱骂甚至是大打出手，伤员和体弱的人被肆意践踏在混乱的人群脚下。有时，军官们也相互示威，目的是让自己的士兵优先渡河。甚至是宪兵队的冲锋枪，也不能让场面恢复一点点秩序。很多士兵为了躲避混乱和阻塞，试图徒步穿过冰冻的顿河。岸边的冰层很厚很硬，但是河中间很多地方的冰却冻得并不牢固，只要掉进冰窟窿，就等于宣判了死刑，甚至根本没有人想到要去救他们。别列津纳河上的惨景，又一次映入人们的眼帘。

偶尔也会有一位与大家一样胡子拉碴的军官，认为自己应该负起责任来制止目前的混乱场面。他掏出自己的左轮手枪，召集一批散兵，并以他们为核心，以滚雪球的方式扩充士兵队伍。重武器部队和炮兵们也会被召集起来组织成新的编队。在半自愿半强迫的状态下组建队伍之后，他们占领一些阵地，等待着苏军坦克和骑兵从冰雾中现身。

顿河东岸的每个村庄里，都住满了与部队失去联系的德军士兵，在可怕的严寒中四处寻找着食物与栖身之所。筋疲力尽，饿得皮包骨头的罗马尼亚人，虽然已经在撤退的路上走了一个多星期，可是却从来没有从他们的盟友那里得到过丝毫同情。一位军官看到，“无数罗马尼亚人被迫露宿荒野”撤退的军队发现了补给站，可这却让情况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一名装甲部队的军官后来将发生在帕斯科瓦特卡的这一混乱场景报告给了上级，一支德国空军高射炮部队表现得尤其狂乱和焦急”他们以一种“极其野蛮的方式”炸毁、烧毁和破坏了所有的仓库和运输工具。途中，凡是能被找到的补给点，全都被德军士兵抢掠一空。在堆积如山的罐头旁边，士兵们尽可能地往自己的背包和口袋里塞，直到口袋鼓得再也装不下。谁没有起罐器，因此他们用上了刺刀，迫不及待地打开罐子，根本没有耐性看清楚罐里装的什么。如果是一瓶咖啡豆，士兵们就会把它倒入钢盔中，用刺刀柄胡乱地砸下去，就像在使用最原始的臼和杵。那些没有发放冬装的士兵们，会在军需部门烧毁新制服的时候，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从火中抢出衣服，迅速地穿在自己的身上。与此同时，野战邮局也开始焚烧信件和包裹，根本顾不上包裹里装的那些从家乡寄来的食物。

野战医院的情况更加恐怖。“这里的所有东西都非常的紧张，”一名来自帕斯科瓦特卡维修站，因为患上严重黄疸病而住院的军士长这样报告说，“轻伤员和病人不得不自己寻找床位。”而他自己却不得不在雪地里过夜。另外一些人更惨。有几辆卡车停在外面院子里的冻泥里，上边塞满了头上和四肢上都裹着纱布的伤员。司机不知去向，伤员中间的死尸也没有人来搬走，更没有人给奄奄一息的伤员任何的食物或者是水。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们忙得不可开交，而路过此处的士兵们根本不去理会伤员们求助的哭叫声。试图装病逃避战斗和还能行走的伤员们试图进入医院，却发现自己被军士挡在了医院的大门之外，然后又被召集起来重新组建一支作战部队。冻伤的士兵们，除非非常严重，否则只是草草地抹点药膏缠裹好之后，就又被送回部队继续战斗。

医院里面，伤员们面无血色地喘着粗气。空气中氧气的浓度非常低，而且污浊潮湿，只是还算暖和。卫生兵解开爬满了灰色的虱子的野战绷带，清洗伤口，然后打一针破伤风针，最后再重新包扎好。一名伤员是否能够活下来，完全取决于他受伤的类型和受伤的部位。弹片（不管是炮弹片、手榴弹片还是子弹）只要打进身体，就有可能造成致命伤，因为治疗的方法实在太过简陋。那些头部和胃部受重伤的人只能在一起等死，因为给他们做手术需要一支完整的外科医疗小组，花费差不多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而且，更关键的是，两人中仅有一人能存活。优先治疗的特权被给予了那些还能行走的伤员，他们也许还能返回战场继续战斗。由于担架既占地方又占人手，那些臂腿粉碎性骨折的伤员往往被医生迅速处置。围着橡胶围裙，手里拿着解剖刀和钢锯的外科大夫，两人一组，在两名卫生兵的帮助下迅速地对伤员进行截肢手术。麻醉剂的使用量也大大减少，为的是能维持更长的使用时间。截下来的残肢断臂被扔进了桶里，手术台周围的地板被滑溜溜的鲜血覆盖着，尽管经常用拖布擦拭，还是无济于事，恶臭味很快就压倒了来苏水的味道。外科手术一个接一个地进行着，似乎永无止境。

仍被滞留在顿河西岸的士兵们，此时想到的是自己是否还能活着逃出去。“渡过顿河，’那位炮兵军官接着写道，“一切灾难就会过去吗？我们会被收在那个大口袋里吗？可供渡河的大桥还在吗？我们每时每刻都沉浸在疑虑和焦急之中。防区就设在道路两旁，道路常常就是前线。终于到达顿河了！大桥还在。我们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远处设了炮兵阵地，虽然俄国人仍在步步逼近，但我们南边的骑兵已经渡过了顿河。’“一部分坦克不得不被炸毁，’一名下士后来报告说，“因为我们无法及时得到油料。’第14装甲师只剩下24辆可以修复的坦克了，因此多出来的坦克兵被重组成了一个步兵连，武器是卡宾枪和手提轻机枪。高级军官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11月25日早晨，刚接任第14装甲军情报官的祖·多纳·施劳比滕王储，偶然听到了胡贝将军与参谋长蒂纳特上校的对话，居然说到了诸如“最后手段’和“以一颗子弹打穿脑袋’这样的话语。

气温骤降，冻得犹如钢铁般坚硬的地面让迫击炮平添了更大的杀伤力，但是冰封的河流远比冻土带来的恶果更大。突然袭来的寒流让顿河河面变得坚硬无比，这给敌人渡河带来了更多的方便。当晚，苏军步兵就在帕斯科瓦特卡附近渡过了顿河。第二天早晨，野战医院的伤员们就被迫击炮和机枪声从睡梦中惊醒了。“每个人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维修部队的黄疸军士长报告说。他因为没有在屋里找到床位，只好露宿在外。“路上的车辆排着长龙，一辆接着一辆，迫击炮弹四处爆炸。这里或者那里，不时有车辆爆炸燃烧。重伤员根本得不到转移，因为缺乏卡车。临时拼凑起来的战斗连奋勇迎敌，在俄国人到达野战医院之前成功地拦截了他们。”

当天晚上，第14装甲军司令部的参谋收到命令，销毁“一切不再需要的装备、文件和车辆”，准备撤过顿河前往斯大林格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1月26日，只有第16装甲师和第44步兵师的一部作为第6集团军最后的力量留在顿河西岸。当晚，他们通过柳金斯基的大桥，向斯大林格勒挺进。对于第16装甲师来说，这是“十二星期前通过的同一座大桥，那是第一次向伏尔加河上的城市发起攻势的时间”。

在冯·穆蒂乌斯中尉指挥的第64装甲掷弹兵团的一个连的掩护下，大部队纷纷撤退。他们的任务是守住大桥，让更多的德军士兵能在凌晨3点30分之前过河，然后，他们将炸毁这座横跨顿河长达300码的大桥。3点10分，年轻的穆蒂乌斯对他的军士长瓦尔拉沃说，他感到“非常的骄傲”，因为他成了“德国国防军最后一名通过这座大桥的军官”。瓦尔拉沃没有说话。20分钟之后，所有的装甲掷弹兵都撤到了顿河东岸，工兵炸毁了大桥。第6集团军现在被牢牢地困在了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区域了。

胜利并没有改变红军战士对待敌人的仇恨。“我感到舒服多了，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消灭德国人了，”一名红军战士在11月26日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痛打落水狗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们俘虏了很多德国人，但根本没有时间将他们送到战俘集中营去。现在是该他们血债血还的时候了，还要偿还俄国人民流过的眼泪，偿还俄国人民受过的侮辱和劫掠。我已经领到了冬装，因此别为我担心。一切事情都非常顺利，胜利之后，我会马上回家。随信寄去500卢布。”而那些仍旧住在医院，还在盼望伤势早日恢复的人们，则因为错过这次战斗而懊悔万分。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一名俄国战士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而我却只能躺在这里错过这场好戏。”

许多被苏联指出的德军暴行已经无从查证，而毫无疑问的是，其中有为了宣传目的而夸大或者是捏造的部分，当然也有一些是真实可信的。苏军先头部队遇到了很多被德军部队赶出家园的妇女、孩子和老人，所有的财产都在狭小的雪橇上。许多人过冬的厚衣服都被抢走了。在随军南行的途中，瓦西里·格罗斯曼报道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他写道，红军战士在对德国俘虏搜身的时候，愤怒地发现了很多从农村抢夺来的财物——“老妪的头巾和耳环、麻布外罩衫和裙子、婴儿的尿布和小姑娘的花上衣。一名德军士兵的身上居然藏着22双羊毛袜子。”僬悴不堪的百姓们走上前来哭诉着他们在德军那里受到的苦难，所有的奶牛和母鸡，以及所有的粮食，只要能被找到就会被抢走。老人们被毒打，直到他们说出藏粮的地点。房子被烧毁，相对强壮的人被抓到奴隶劳工营里，剩下的老弱病残则饱受着饥饿的煎熬。复仇举动常常在一些小股苏军部队中发生，特别是在喝酒之后，落入他们手中的德国人就会凄惨无比。与此同时，NKVD小组被派遣到已经解放的村落，他们逮捕了450名通敌者。最大一次逮捕行动，就发生在下奇尔斯卡亚的哥萨克人，向德国盖世太保告发NKVD特工之后的一个月，大约400名集中营警卫被处决，其中包括300名乌克兰人。

格罗斯曼亲眼目睹了押送德军战俘到后方的行动。很多人身上裹着破旧的毯子，以此来代替大衣。草绳和电线被捆在了该扎皮带的地方。“在这个广阔、平坦、荒凉的大草原上，俘虏队伍像长龙一般蠕动着。他们从我们的身边走过，每队多的有二三百人，少的也有20〜50人。其中一支俘虏队伍长达数英里，人们缓慢地行走着，弯曲的道路让行走变得十分困难。一些德国人会讲点儿俄语。‘我们不要战争，他们喊道，‘我们要回家。让希特勒下地狱去吧！’负责押送他们的红军战士回话的语气中显然带着很浓重的讽刺意味，‘现在，我们的坦克把你们的后路切断了，你们才开始喊不要战争；但是这样的想法从前根本不会进驻到你们的大脑里俘虏们被赶上驳船，由拖船牵引着渡过了伏尔加河。“他们挤在甲板上，穿着破烂不堪的大衣，不停地跺脚搓手。”一位押送俘虏的水手表情丰富地表示出了他的满意之情，“现在，他们终于见到梦寐以求的伏尔加河了。”

在阿布加纳罗夫，苏军步兵发现铁路又道上塞满了很多被丢弃的货车车厢，从箱体的标记来看，这些车厢分别来自欧洲占领区的很多个国家。法国、比利时和波兰制造的电动车停在这里，每辆车的车体上都画着第三帝国的黑鹰和十字标志。对俄国人来说，这些满载补给物资的货车犹如圣诞节的意外礼物。一想到夺走了强大的德国军队掠夺来的不义之财，红军战士们的喜悦之情更是成倍地增长。不过，纵酒狂欢终于导致乐极生悲，南线侧翼某连连长、副连长和18名战士，就成了德军防冻液的牺牲品。3人死亡，其余的17人“因病情十分严重而住进了野战医院”。在北线侧翼，一名被俘的苏军军官告诉多纳王储，因为补给不足而早已酒瘾难耐的战士们，在占领了一个罗马尼亚补给站之后，居然有150人因为“饮酒过量”而死亡。

与此同时，在斯大林格勒市区，第62集团军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奇怪。尽管同是第6集团军合围圈的一部分，可是他却根本无法建立起与伏尔加河东岸部队的联系，致使补给不足，伤员根本无法运送出去。每次，只要苏联船只试图冒险穿过浮冰渡河，德国人的大炮就会开火射击。好在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德国人已经从攻击者变成了被攻击者。但是，第62集团军的人们还是不太相信转折性的时刻已经来临。俄军战士们在伏尔加河还没有彻底封冻之前无法得到新的烟草补给，只好借助唱歌来排遣自己对尼古丁的思念。德国人也在自己的掩体中听着这些歌声，他们再也提不起辱骂的劲了。

第十六章 希特勒的困扰

向元首汇报苏军在11月19日发起大反攻的任务落在一直呆在东普鲁士的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的身上。希特勒正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顶上的贝尔霍夫别墅里，1939年8月，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得到了斯大林同意在苏德条约上签字的消息。当时，他敲着桌子表示自己的喜悦之情，结果把周围的女士们吓了一跳。

“我已经搞定他们了！”他高喊着，不停地跺着双脚，“我已经搞定他们了！”但是这次，他却显得紧张而愤怒。

德国国防军最高指挥部的战争日志这样写道：“元首早已料到俄军会发起总攻势。”其实，这个记录与事实相差太远，希特勒当天对第48装甲军反攻失败的反应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他笨拙的干预并没有改变罗马尼亚军队失败的命运，为了找一个替罪羊，他下令逮捕了海姆将军。

尽管不愿意承认，但是希特勒的内心里十分明白，俄国南部的所有德军正处在危险之中。在苏军实施反攻的第二天，他命令驻守在维捷布斯克的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前往南线组建一支新的顿河集团军群。曼施坦因元帅是德国军队中最受推崇的战略家，曾与罗马尼亚军队在克里米亚有过成功地合作。

随着希特勒的离开，国防军最高指挥部也彻底瘫痪了。11月21日，保卢斯与施密特放弃了他们设在戈卢宾斯基的指挥部。当受到苏军坦克纵队威胁的时候，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将军却在忙着“更换军官和国防军文职人员的制服”的琐碎事务。

当元首要求第6集团军不顾“暂时合围”的危险，继续守住阵地的命令到达保卢斯手中的时候，他刚刚抵达下奇尔斯卡亚。与此同时，保卢斯还被告知，接管斯大林格勒以南地区的所有霍特军队以及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残余部队。最关键的指示是：“尽量保持铁路线的畅通，严格执行空中补给命令。”保卢斯本能地认为，应从伏尔加河撤出来与B集团军群的其他部队会合，所以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命令。直到对整个战局有了更进一步的掌握，他才明白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所在。

他飞往下奇尔斯卡亚，因为设在这里的司令部已经为过冬做好了准备，更何况，这里与B集团军群和拉斯滕堡的“狼穴”的通讯联系都非常便捷可靠。但是，得知保卢斯到来的希特勒却怀疑他是想逃离俄国。于是希特勒命令保卢斯立刻飞回古木拉克，与身处合围圈中的其他司令部人员汇合。当霍特将军于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1月22日到达下奇尔斯卡亚的时候，他发现保卢斯对希特勒胡乱猜测自己抛弃部队的举动非常愤怒和狂躁。保卢斯的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正在与第8航空军军长菲比希将军通话，施密特重申了第6集团军急需燃料和弹药来冲出重围，然而菲比希却一再地重复昨天下午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采取完全空运的方式来满足整个集团军的补给需求，德国空军根本无力提供足够的运输机。”

三位将军花了几乎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来研究第6集团军的处境，施密特的发言时间最多。昨天晚上，他才与B集团军群的冯·索登斯特恩将军交谈过，并且听说了所有关于苏军对佩列拉佐夫斯基东南方向进攻的详细情况。索登斯特恩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挡住他们，你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在讨论过程中，德国空军第9高炮师的师长沃尔夫冈·皮克特走了进来。施密特与他同时毕业于参谋学院，于是便使用了他们的导师最喜欢的一句话来打招呼：“请三思而后行！”可是皮克特却毫不犹豫地说，自己决定马上把部队带出合围圈。

“我们也想出去，施密特回答道，“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建立起全方位的防御工事，在南面遭受俄国人攻击的地方建立起一条防线。”他接着说，他们不能撇下滞留在顿河西岸的部队，第6集团军也不能再将突围时间拖延五六天了。为了争取所有成功行动的机会，“我们必须要求德国空军为我们空投燃料和弹药”。胡贝将军已经用无线电报告，他的坦克正在面临油料耗尽的困境。

“结果并不会因为这样做而有任何不同。”皮克特反驳道，他不愿意将整个高炮师，连同重炮装备，一同留给俄国人，“如果我们再驻守原地的话，第6集团军也不会再得到任何空中补给。”施密特没有表示反对，只是更进一步地指出他们对全局缺乏了解，而且也不知道高层是否还有提供给他们的支援力量。他强调说，燃料和运输工具的缺乏，就意味着“1万多名伤员和所有的重型武器，还有所有的车辆不得不被丢弃。而这将是一次拿破仑式的失败”。

在仔细研究了1812年的战役之后，保卢斯显然为他的部队即将可能面临的崩溃瓦解状态而忧虑，如果冒险穿越冰雪覆盖的大草原的话，部队将会被分解得支离破碎。他不愿意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失败行动的负责人。保卢斯还自然地产生一种依赖的思想，根本不愿意独自做出决定，去承担那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危险，因为现在他知道，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将会前来接手这里的事情。但是，曼施坦因却因为天气的缘故，无法乘飞机南下，不得不待在他的火车指挥部里，还要时刻应付游击队的骚扰。

保卢斯是天生的参谋军官，但却不是可以应对危机的战地指挥官。他不会采取任何突围行动，除非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得到了充足的补给，最关键的是经过了上级的批准。无论是他还是施密特，都没有意识到此刻时间对他们的重要性。他们没有及时准备一支强大的机动作战力量，而这是他们在苏联的合围攻势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唯一能够扭转战局的机会。现在，他们还是没有发现，一旦红军巩固了他们的阵地，那么几乎所有的因素，尤其是天气方面的因素，都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

太多的时间在调遣坦克部队渡过顿河到后方去作战的过程中浪费掉了。随着那天早晨卡拉奇失守被确认之后，他们只好通知斯特雷克的第6军和胡贝的第14装甲军准备撤到顿河东岸来，与那里的第6集团军的其他部队会合。临近中午的时候，施密特向胡贝将军和斯特雷克的参谋长格罗斯库特上校传达了有关命令。

下午2点，保卢斯和施密特飞回位于古木拉克的新司令部，这个司令部设在合围圈之内。保卢斯带来了一些非常棒的红葡萄酒和富利堡香槟——这对于一个打算立刻逃出去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人玩味的举动。当到达设在古木拉克火车站附近的第6集团军的新司令部之后，他就马上与各军的军长取得联系。他希望听到他们对元首当晚发布的命令的看法，这个命令要求全军采取“刺猬”式的防御战术，并且等待更进一步的指示。“他们都赞同我们的观点，’施密特后来写道，“认为向南突围是十分必要的。态度最为坚决的是冯·塞德利茨将军，他的司令部就在百码之遥的地方。

晚上7点，保卢斯发出了一封详细描述目前严峻事态的电报。“军队已经被包围。他的第一句话这样说，尽管合围圈还没有完全闭合。这封语气软弱、结构混乱的电报，根本没有遵循正确的电报格式。最为重要的是，保卢斯根本没有在电报中要求采取果断的行动。他只是要求得到“自由行动的权利，前提是已经证实无法对南线实施全方位防御”。

当晚10点15分，保卢斯收到了来自元首的无线电指令：“第6集团军被俄国部队合围的局面是暂时的。我非常信任第6集团军和你们的指挥官，并且坚信在这样困难的局势中，你们仍旧会坚守住阵地。第6集团军的全体官兵们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正在采取一切手段营救他们。我将在适当的时机发布命令。阿道夫·希特勒。”保卢斯和施密特认为，元首很快就会意识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于是他们便开始筹划向西南方向突围的事宜了。

11月22日晚上，希特勒与凯特尔和约德尔一起，乘坐他的特别专列从贝希特斯加登启程前往莱比锡，那里有一架飞机正等待着接他们前往拉斯滕堡。在北上的途中，每隔几个小时，他都会停车和蔡茨勒通一次电话。他要确认保卢斯并没有撤军的举动。在其中的一次谈话中，元首告诉蔡茨勒：“我们已经想到了另外一条出路。”但是他没有说，他自己已经在专列上再次召见了德国空军参谋长汉斯·耶顺内克将军，这位将军不顾里希特霍芬的警告，仍旧采取空中运输的方法对第6集团军实行补给。

帝国元帅戈林，在得知元首的打算之后，立刻召集运输部队的军官开会，他告诉他们日补给量至少是500吨（实际上，第6集团军的日军需量是700吨，他们将这个数字抛在了一边)。可是军官们认为350吨是每日的最大补给量了，而且这种状况只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但是，戈林却极端不负责任地向希特勒保证，德国空军可以用空运的方式支持第6集团军，帮助他们坚守住现有阵地。然而，即便就是这样一个低要求的运输量，也完全没有考虑过恶劣的天气、飞机的破损情况和敌人的行动带来的阻碍因素。

11月24日早晨，所有与第6集团军命运相关连的将军们彻底失望了，另外一份来自元首的命令在上午8点30分到达了保卢斯的司令部。上面，明确地划分出了被希特勒称作“斯大林格勒要塞”的驻守区域，并称：伏尔加河前线必须被守住，。无论局势如何变化”。

前一天晚上，蔡茨勒还认为希特勒一定会冷静下来。现在，元首却不容置疑地表示，所有负责斯大林格勒作战行动的将军们的意见和建议都一文不值。将军们的感受被里希特霍芬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中，当时大家认为，自己似乎变得比“高薪军士”更无足轻重了。希特勒对意志的力量的看法已经凌驾于军事作战理论之上了，他偏执地认为，如果第6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撤退的话，那么德国国防军就再也无法打回去了。在他看来，第三帝国的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另外，就在不到两个星期前，他才在慕尼黑啤酒馆发表演说，大肆吹嘘有关斯大林之城的言论，之后，他的骄傲自大就发展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这样复杂的情况，或许更能产生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就在元首发布命令之前，斯大林格勒第51军军长冯·塞德利茨将军已经决定提前采取行动。他认为让一个拥有22个师的军队“只是进行全面防御工作，而没有任何自有行动的权利”“简直是不可思议”。他提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给第6集团军司令部，称：“过去那些天的小规模防御作战，已经把我们储备的弹药耗尽了。’补给行动迫在眉睫，完全有理由不去理会死守原地的命令。

11月23日夜晚，塞德利茨命令第60摩托化步兵师和第94步兵师，前去烧毁他们的设备，并且炸毁他们的防御工事，然后撤出斯大林格勒北面的阵地。“成千上万的火堆被点燃，’第94步兵师军需官这样写道，“我们烧毁了大衣、军装、靴子、文件、地图、打印机和各类食物。将军还烧毁了自己的所有物品。’红军被爆炸声和火焰警醒，截住了从斯帕尔塔诺夫卡撤退出来的早已不堪一击的一个师，战斗致使大约1000人伤亡，邻近的驻守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第389步兵师也因此蒙受了一些损失。

希特勒听到撤退的消息非常生气，严厉地斥责了保卢斯。为了阻止违背他的命令的行为继续发展下去，他采取了在合围圈内分头指挥的非常规决定。驻守在合围圈东北部的指挥官冯·塞德利茨将军坚决认为，包括斯大林格勒本身在内的地区，都应该采取突围行动。电文在11月25日上午6时到达。早晨刚过，保卢斯就带着陆军上尉巴赫前往附近的塞德利茨指挥部。保卢斯递交了这份由顿河集团军群转达的电文。“现在你们拥有了自己的指挥官，他开门见山地说道，“你能采取突围行动了。’塞德利茨无法掩饰自己的局促不安。曼斯坦因对这个分头指挥的想法感到惊恐不安，极力想将它的影响降到最低。

保卢斯与塞德利茨之间的唇枪舌战，并不是斯大林格勒被合围之后唯一的冲突。在狼穴中，安东内斯库元帅被元首指责失职，才导致罗马尼亚军队陷入极大的灾难之中。安东内斯库这位希特勒最忠实的盟友，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进行了反驳。然而，两位独裁者还是冷静了下来，他们都不敢破坏彼此之间的盟国关系。只是，他们的和平气氛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

罗马尼亚军官们都对德国高层指挥官忽视他们提出的警告（尤其是关于反坦克防御的警告）感到非常的愤怒。与此同时，德国军队根本不关心罗马尼亚人的损失，指责说正是因为他们这些盟军的逃跑才导致了灾难的发生。许多令人不愉快的冲突在双方的小股士兵们之间发生了。在向安东内斯库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希特勒也感觉到应该采取措施来恢复与盟友之间的友好关系。“根据元首训令，”第6集团军司令部告知各军指挥官，“指责罗马尼亚军官和部队无能的言论必须马上停止。”德军与盟友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并不难预料，因此苏联当局抓住这个时机，组织并空投了15万份罗马尼亚语的宣传单。

希特勒从未放弃过对第48装甲军军长海姆将军惩罚的念头。“元首命令立刻解除海姆将军的指挥权。”在元首返回狼穴之后，施蒙特将军就立刻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件事情。“元首本人还将亲自决定，是否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军法处置。”

在许多高级军官看来，希特勒不仅想让海姆成为这场灾难的替罪羊，而且还想让他成为整个军官团的替罪羊。格罗斯库特尖锐地写下“成功的政党领导下的战无不胜的军队”的话语，不久后，希特勒就宣称，在与那些身穿宽边马裤的总参谋部军官们的较量中，他获得了成功。就像另一位反纳粹主义者一样，海宁·冯·特雷斯科和格罗斯库特都认为，总参谋部已经名不符实了，因为它已经完全沦为了希特勒的傀儡。然而，军官团却仍旧是唯一能与独裁体制相抗衡的力量。

特雷斯科认为，事情将会有戏剧性的转变，只要军队能够找出一名身居要职，并且广受尊重的军官站出来与希特勒对阵。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无疑受到大家的尊重，因此在时机即将成熟之前，特雷斯科安排他的表弟亚历山大·斯塔尔贝格做了曼施坦因的新助手。时间证明这是一个高明之举。11月18日，施塔尔贝格前往就职，两天后，希特勒就任命曼施坦因为新组建的顿河集团军群的司令官。

曼施坦因的军事才能和聪慧的头脑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迟钝的政治嗔觉却让也让人无话可说，尽管表面看来并非如此。曼施坦因瞧不起戈林，并且非常讨厌希姆莱。面对他最信任的同僚，曼施坦因从不掩饰自己的犹太血统。他对希特勒也颇有意见。作为一个笑话，他训练自己的德国猎犬“小矮人”，当听到“嗨！希特勒”的时候，就抬起前爪行纳粹礼。与此相反，他的妻子却非常崇拜希特勒，更重要的是，就如前文所提到的，曼施坦因曾经向部队下令，要“对犹太人实行必要的高压政策”。

曼施坦因豪华的司令部设在由机车牵引的专列的一节车厢里，这是南斯拉夫王后的财产，此时停靠在斯摩棱斯克以南的某个地方。在这里，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汉斯，贡特尔·冯，克卢格登上专列简略地向曼施坦因说了说俄国南部的战况。克卢格受特雷斯科的影响，成了反对希特勒专制的少数几位陆军元帅之一。他告诉曼施坦因，希特勒已经使得第6集团军无法再守住阵地。车厢中展开的形式图，清楚地显示了战局的危险情况。

克卢格试图说服曼施坦因接受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元首正在努力集中全力控制部队营级以上规模的战斗，而这件事必须从开始就给予制止。“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克卢格特别强调道，“元首将去年冬天在东线取得的胜利完全归功于他自己的高明指挥，而对我们的士兵们的士气和所有我们军官们所做的努力视而不见。”这次会面后不久，苏联红军就对中央集团军群发起了攻势，试图阻止德军指挥机构调部队前往斯大林格勒合围圈解围的行动。

温暖的列车驰骋在被第一场大雪覆盖着的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曼施坦因和他的参谋军官们在一起聊音乐、叙友情、下象棋、打桥牌，唯独不提政治。施塔尔贝格中尉听说曼施坦因与最后一位总统冯·兴登堡关系非常密切，于是疑惑地询问，如果战争彻底失败，那么参与这场战争的哪位元帅将会成为“祖国的大救星”。“绝对不是我。”曼施坦因立刻回答道。

11月24日，是陆军元帅曼施坦因（Manstein)55周岁的生日，列车在这一天抵达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所在地。冯·魏克斯将军立刻将最新的战局形势图呈递给了他，丝毫没有隐瞒目前战局的严峻性。这时，一道从元首统帅部传来的命令刚刚到达，要求第6集团军坚守斯大林格勒要塞，等待空中补给的到来。根据副官的记录，曼施坦因表现出了惊人的乐观态度。甚至连斯大林格勒合围圈中的德军部队与高加索A集团军群之间出现的150英里的大缺口都不顾，仍旧将他的司令部设在古代顿河哥萨克的首都新切尔卡斯克。他让戴羊皮帽子的顿河哥萨克人（Cossack)穿上国防军制服，担当门卫职责。“当我们进出房间的时候，”他的营房助理这样报告道，“他们挺胸抬头立正站着，仿佛自己守卫的是沙皇陛下。”

希特勒明令禁止向德国人民泄露任何关于斯大林格勒被合围的消息。11月22日，新闻公报承认敌人在北部战线发起了一次攻势。第二天，也就是第6集团军刚被合围之后，只有反攻和敌人的伤亡情况被公布出来。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似乎让人觉得苏联人的攻击被彻底击退了，而且还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最后，在12月8日，也就是上份公报发出后的第三周，这份公报承认，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南部地区遭受攻击，但是仍旧没有说出第6集团军已经陷入合围圈的事实。这个事实一直被使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部队”这样的模糊概念欺瞒着德国百姓，而且一直欺瞒到了次年的1月份。

当然，纳粹当局还是无法阻止谣言的迅速传播，尤其是在陆军内部的传播。

“第6集团军全部都被包围了，”一名在野战医院的士兵从牧师那里听到这样的消息，“这是走向死亡的开始。”试图用纪律手段来让士兵和军官们闭嘴的方式更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不坦诚的态度，只能引起德国国内更大的不安情绪。就在合围的头几天里，老百姓们纷纷给前线的士兵们写信，询问传言是否属实。“昨天和今天，”一名来自贝恩堡的军需官这样写道，“人们不断地在询问，是否你们的防区被攻破了？！”

纳粹当局相信，他们可以掌控一切，直到救援部队做好突入斯大林格勒的准备。与此同时，保卢斯却对戈林能够对第6集团军实施空中补给的保证表示怀疑，但是他也无法反驳参谋长“军队还能够维持到12月初”的说法予以反驳，因为希特勒承诺一定会在那时发动一次攻势解救他们。

正如斯特雷克所说的那样，保卢斯面临的问题是“让每位士兵良心不安的问题——是否违抗上级的命令，而尽量依照直觉来控制局势”。那些不喜欢现有政权，瞧不起GROFAZ(意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私底下对希特勒的讽刺称法）的军官们，都盼望着保卢斯能够采取行动来反对这种疯子的举动，并且在整个陆军中发起一次反击行动。[注：在他们看来，希特勒会接受高级军官的劝说，辞去自己总司令的职务。这样，政权的更迭就不会引起像1918年那样的骚乱与兵变了。这样猜测希特勒的想法，简直是天真到了极点，最微弱的反抗都可能导致一场血腥的恐怖屠杀。而像特雷斯科和施陶芬贝格那样的年轻军官，坚持认为打倒希特勒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刺杀。]他们联想到了汉斯·约克·冯·瓦滕堡将军1812年12月在图灵根发生的叛乱，那时，他拒绝再为拿破仑继续战斗下去，这次事件在德国全境引发了一场爱国主义浪潮。许多人都认为这种比较是非常恰当的。冯·塞德里茨将军在与保卢斯的交谈中就曾提及此事，那是为了劝说他采取突围行动；第6集团军工兵司令泽勒上校也这样做过。然而在施密特看来：“这种违反命令的行动，可能会发展成带有政治目的的兵变。”

保卢斯对泽勒的回答带有明显的听天由命的意味：“我知道战争的历史已经对我做出了宣判。但他还是拒绝步图灵根的后尘。在没有任何通信工具的情况下，约克将军可以假借普鲁士国王的名义采取行动，根本不必担心被解除兵权的危险。可是现在，各级指挥机关之间凭借无线电、话务员和电报员保持着畅通无阻的联系，任何逮捕指挥官的命令将会立刻传遍全军上下。在这场话剧中，扮演约克的唯一合适人选就是曼施坦因，特雷斯科和施陶芬贝格也如此认为，但是，就如同他们发现的那样，曼施坦因根本无意扮演这个危险的角色。“普鲁士的陆军元帅不会兵变。第二年，当一位中央集团军群的代表提及有关约克的典故的时候，他立即做出了这样的表态。

很多历史学家都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几乎第6集团军的所有军官都一致认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来冲出俄国人的包围圈。其实并非如此。军、师首长和参谋人员坚决要求突围，但在步兵之中，尤其是那些团、营级的指挥员，却对突围信心不足。很多部队，尤其是那些已经挖好掩体的部队，都不愿意放弃阵地和重型装备，去“在冰天雪地中行军”，认为这样他们必将会在开阔的草原上遭到俄国人的攻击。士兵们也不愿意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深信希特勒将会发动一次解救自己的大反攻的承诺。在11月27日下达的命令中，保卢斯用下面这句话做了命令的结尾：“坚持下去！元首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这句承诺性的口号极具感染力（后来，施密特坚决否认这句话来自第6集团军司令部，他甚至说这是一名下级指挥官的胡言乱语）。

在合围圈中，士兵们相信“坚持下去”的口号是一个有力的承诺。许多军官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另外一些人凭直觉猜到了目前的真实情况。某位士兵还清楚地记得，在他接到这个命令的同时，一位装甲掷弹兵中尉给他递了个眼色，示意他到自己的车边，私下里交换对目前战况的看法。

“我们永远不会走出这个地方了，”他说，“俄国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

“你真是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另外一个人说道，“我相信希特勒，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第十七章 “没有屋顶的要塞”

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俄国人发动了进攻，决心要把第6集团军分割开来。在激烈的防御战斗中，德军装甲部队剩余的140辆坦克几乎损失了一半。他们最大的不利情况是燃料和弹药的缺乏。12月6日，第16装甲师的一个战斗营就不得不徒步发起反攻，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燃料来开动半履带装甲车。冯·穆蒂乌斯中尉，一位曾经为自己是最后一个撤过顿河的德国国防军人而骄傲的年轻军官，是这个战斗营的副指挥官。

这次反攻的目标是夺取巴布尔金以北的一座小山，可是突然之间，俄国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却突然出现在丘陵顶部。指挥官立即下令部队撤退。。有条不紊的撤退根本就不可能，”一名军士长后来这样报告说，“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地逃命，敌人的武器在我们后面拼命地开火，我们的作战人员损失了将近一半力量。冯·穆蒂乌斯中尉也负了重伤。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他不停地高喊着‘散开’！”军士长非常肯定地说，中尉的这种做法救了很多人的命，可是他自己却只能绝望地躺在那里等待俄国人的到来。幸存者们都将他看做是“一名真正的英雄”。

多次进攻之后，苏军指挥官们终于意识到，处在包围圈中的敌人并没有被彻底地打败，在西南战线要塞地区的第57集团军伤亡还十分惨重。对苏军失败的解释，耐人寻味。一份报告说：“当在执行对敌防线攻击的任务时，炮兵和步兵没有更好地协同作战”——听起来像是转弯抹角地掩饰同伴的炮火带来的巨大伤亡。。战士们没有充分认识挖战壕的必要性。”这是另外一个无助的观察。由于苏军未能更好地挖掘掩体，导致。德军坦克和飞机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可是无人提及地面被冻得硬邦邦的，还有挖掘工具奇缺的事实。

在后方，NKVD的官员和翻译们通宵达旦地审讯着抓来的德军俘虏，包括第一批逃兵，和被侦察队抓回来的“舌头”。“布尔什维克经常从我们这里抓人，”第44步兵师的一名中尉这样报告道。顿河方面军的情报机关极力想要摸清德军各个部队的士气状况，以便决定集中进攻的主要目标。不久他们便发现，第44和第376步兵师，都是刚撤过顿河而且都还来不及挖好掩体。天气由严霜变成大雨，接着再次转入严霜的多变天气中，大部分官兵们只能住在盖着防雨油布的临时地洞中。NKVD对与民族仇恨相关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据说奥地利人不善于打仗，”12月10日，一位名叫海因里希·博贝格的德军中尉告诉审讯他的佳特连科大尉说，“也许这么说有这么说的道理，但我却不是这样看第44步兵师的。出于历史的原因，奥地利人没有德国人那么刚烈。奥地利人与其他民族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不像普鲁士人那样唯我独尊。”纳粹党称奥地利为“奥斯特马克”

[译者注：直译为“东部省”因奥地利人主要居住在东部省而得名]，后来，这个词随着奥地利被占领而消失了。

12月初没有大攻势，但是顿河方面军仍旧出动屠夫对地攻击机，持续的对第44步兵师施压。即便如此，第6集团军仍旧保持着高昂的士气，总体来看，锐气不减。就像第16装甲师的另外一名上尉后来报告的那样，在那段时期，“人们根本不怀疑胜利即将到来”陆军骄子们，尤其是躺在冰雪覆盖的大草原上的骄子们，自娱自乐地称自己住在“没有屋顶的要塞”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年轻人，都是在极权体制下长大的，根本没有要求上级对目前所处的困境状态做出合理解释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元首的保证就是坚如磐石一般的诺言。

不久后，每日供给量急剧地减少，但是军官们和军士长们一再地向他们保证这样的状况不会再持续下去。德国空军将空投他们需要的东西，然后一支由冯·曼施坦因陆军元帅率领的援军，将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从西南方向前来支援他们。很多士兵也自我安慰，或者是被少数想象力丰富的军官告知，他们将在圣诞节被解救出去。“自从11月22日我们被合围，’第376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最糟糕的时期都已经过去了。我们都盼望在圣诞节前冲出合围圈……一旦这次突围行动结束，俄国的战争也就接近尾声了。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他们会立刻冲出合围圈，并且会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

那些负责空中补给行动的人员却并不乐观。第6集团军的最高军需官12月7日下发了一份通知：“日需补给量将减少1/3〜1/2，以便军队能维持到12月18日。此外，草料的短缺意味着那些体积庞大的马匹将会在1月中旬的时候被宰杀。”

驻守在皮托姆尼克机场德国空军第9高炮师的军官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清楚地知道，每天至少300架次的空中运输补给，才能维持第6集团军的作战能力，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此刻盘旋在合围圈周围的是红军力量强大、勇猛无比的空中部队，而且还有强大的高射炮火力，时刻准备着向德军笨拙的容克52三发运输机开火。耶顺内克和戈林没有预料到，机场就在苏军的重炮射程之内。然而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考虑天气的因素，虽然有去年冬天的前车之鉴。能见度在未来的很多天都将会是零，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温度低得让飞机的发动机根本无法启动，就算是用火来加温也是无济于事。然而，除了里希特霍芬外，德国空军军官们，不论是在合围圈内还是在合围圈外，都不敢如实呈报这一事实。“如果你的言词有任何怀疑倾向，那么你就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其中一名军官这样说道。

除了携带燃料、弹药和食物之外一一从理论上来说，容克52三发运输机的载重量是两吨，亨克尔in则要更少一一这些飞机还要从皮托姆尼克机场旁边的野战医院将伤员运出合围圈。也许秘密决定将所有的德国军医都送出合围圈是最让前线军官们失望的事情了，甚至是在运送伤员之前，就将军医们运送出了合围圈，为的是不让他们落入俄国人的手中。尽管保密措施相当的严密，但是听说这一消息的克罗地亚第369步兵团的军官们，极力游说德国空军能让自己的情人混入被撤走的这些护士中逃生。接待这些克罗地亚人的空军中尉被他们的举动所打动，同意帮助他们，可是清高的上校却不答应这样做。“她们的身份并不重要，中尉回答道，“她们也许是克罗地亚妓女、护士、修女或者其他的什么人，但她们只能靠这种办法从俄国人手中活命。’不过，上校仍旧拒绝了这一请求。后来中尉猜想，克罗地亚人也许还是设法将自己的女人们塞上了飞机。

宿营地、掩体和帐篷挤满了飞机场四周，除了野战医院之外，机场周围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司令部和装备着无线电通讯设备和车辆的通讯分队。皮托姆尼克很快就成了苏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部队的重点攻击目标，仅在12月10、11和12日三天中，苏联飞机就进行了多达42次的空中袭击。

尽管俄国飞机频繁地在合围圈上空出没，可他们还是无法确认被自己包围的这支军队的实力究竟有多大。按照顿河方面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维诺格拉多夫上校估计，“天王星行动’总共包围的敌人大约在8.6万人左右。然而，包括德国的盟军和俄国辅助人员在内，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三倍半之多一一接近29万人。德国的盟军包括两个罗马尼亚师的残部、第100掷弹兵师所属的克罗地亚团和一支意大利机械化运输部队一一他们是在最倒霉的时间来到斯大林格勒废墟中去寻找战利品的。[注：当时的统计数字与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出入甚远，很多时候根本没有明确指出参与者的国籍。其中最突出的差异存在于11月中旬各个师报告的俄国辅助人员数字为51700人，与12月6日第6集团军报告的20300人之间。

我们已经无从知道是否这个有差异的数字是因为出现重大的伤亡，或是俄国辅助人员乘11月底的撤退逃跑了，再或是这些俄国人被秘密地编为了特别部队。详情请参阅附录B。]在顿河西岸和北翼的战斗中，斯特雷克的第6军损失惨重。奥地利第44步兵师损失了大约2000人，第376步兵师损失大约1600人，第384步兵师则损失了超过900人。第6集团军的全体军官们坐在大雪覆盖的掩体中的折叠桌前，借着昏暗的烛光给阵亡者的家人写信：“我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通知您……”

第6集团军目前的状况与一战时非常相似，这让许多老兵们回忆起了西线的生活和西线那些颇具调侃意味的笑话。11月中旬的大幅度降温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潮湿的解冻期，“泥将军”抢在“冬将军”之前到来了。许多人重新拾起了战壕生活的老经验，比如在方便的时候，乘机用那唯一的温暖液体将手上冻结的污泥清洗一下。

战壕和掩体的内部构造，也因为军队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而不同。对那些被迫撤退而重新寻找新阵地的部队来说，必须要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尽管这些工作都交给了俄国辅助人员和其他的俄国俘虏来做。德国人从斯大林格勒的巷战中得到了很多启示，他们将掩体挖在了坦克残骸下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有的地形地貌。可是在合围初期，地面就已经被冻得硬邦邦的了，就算是用火烤，也无法融化冻土。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木材极度短缺，既没有可以取暖的材料，也没有可以覆盖掩体的横梁。靠近前线的那些农舍早已被拆得七零八落。任何周围堆满麦秸，并且用厚木板和圆木牢牢压住准备过冬的农民房合，不久后主人们就会被驱逐出去，如果主人们稍做停留的话，他们将会亲眼看到自己的房子迅速解体的场景。德国士兵们将会拿走木板、横梁、大门甚至是窗户，为的是让自己的掩体住起来更舒适一些。

士兵们拆毁了老百姓的房子，下意识地要把自己的掩体布置成一个新家。交通壕和掩体入口的砖土结构，让人们无法与掩体内的温馨摆设联想起来，他们把镶有明信片或者是最亲近的人的照片的相框装饰得非常漂亮。一些物品永远都会受到士兵们的尊敬，没有人会对战友妻子或者是孩子的照片动手动脚，或者是出言不逊。军官们还有自己的床、长椅和桌子。第376步兵师的师长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手下的一名参谋长，在转移到西南战线新的阵地之后，就为他设计了一个十分漂亮的掩体套房。第16装甲师军医库尔特·罗伊贝尔神父的指挥官造了一个非常宽大的掩体，只为了能放下一架被其他部队遗弃的钢琴。在这里，在地下，在这个因为泥土的阻隔而听不到外界一点声音的地方，他弹奏着巴赫、亨德尔、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在他美轮美奂的演奏中，隐隐透出了些许的悲怆之情。“指挥官继续弹奏着钢琴，甚至是四周的墙壁在炮击中颤抖，泥土随着落下的时候，也没有打断他的演奏。”就算是在聆听下级报告战况的时候，他也仍旧继续着自己的演奏。

那些能够留守在自己从前阵地的部队是幸运的。驻守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第297步兵师，在俄国人发起进攻之前就已经修建了地下疗养院。当初，他们还曾经非常担心，这些用货车从德国运来的医疗设备、床铺、餐具和其他物资，会随着医院的失守而一并被俄国人掠去。但是，当合围圈的战线确定下来之后，他们宝贵的医院还在新战线以内好几英里的地方，这让他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许多士兵在合围之前都还没有领到冬装，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可以御寒的物品。在他们的制服下面，越来越多的士兵穿上了苏军的制服——没有扣子的套头衫、松垮的棉裤和保暖度很高的棉夹克。在如此严寒的天气里，钢盔成了急冻箱，因此他们在头上缠绕上了绑腿布、长丝巾，甚至是俄国人的裹脚布。他们想要得到一双毛皮手套的欲望，让他们残忍地杀死野狗，并且硬生生地剥下它们的皮毛。一些人甚至尝试用粗糙的马皮做成套头衫，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无法找到从前做过皮衣或者是马具的人来帮助他们。

处境最糟糕的是那些被苏军赶出自己的原有阵地，流落到合围圈西端开阔草原上的那些部队。“夜晚极其冰冷，”那位已经撤过顿河的炮兵军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还要在这开阔的草原上睡多久？我们的身体已经无法再支撑下去了，可是我们还得忍受肮脏的环境和横行的虱蚤！！！”在这样的条件里，部队根本没有机会去挖掘交通壕和厕所。正在睡觉的士兵们，就像沙丁鱼一样，挤在只盖了一层防雨布的地洞里。疾病开始飞速地传播，痢疾让人很快虚弱不堪，这一切极大地影响到了士兵们的士气。虚弱的士兵蹲在战壕中，把大便拉在铁锹上，然后往战壕外一仍，就算完事了。

一般来说，家信都会避免提到那些凄惨肮脏的生活。“我们挤成一团，”库尔特·罗伊贝尔这样写道，“挤在大草原某条河床上的一个洞中。在这里资源和条件都非常的糟糕，满地都是黄沙和泥土，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根本找不到可以用来修筑掩体的木材，我们身处一个荒凉、单调而压抑的环境中。冬季寒冷的天气变化无常，大雪、大雨、霜冻然后是解冻。夜晚，你还要忍受那些可恶的虱子在你的脸上跳舞。’在混乱不堪的合围圈生活中，虱蚤们成群结对地在士兵们的衣服中繁衍生息。

“瘟疫般的虱子让人感到恐惧，’某装甲团的一名下士这样写道，“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洗澡、换衣服或者是抓虱子的时间。在我的钢盔中，我找到了200多个忠实的小畜生。’一位不知名的士兵还受此启发，写了一首颇为流行的歌曲：在提灯下，

在小屋里，

每晚我都坐下来

找啊找啊找虱子……

在俄罗斯漫长而寒冷的冬夜，士兵们有足够的时间谈论家乡，谈论没有来俄国之前的那些美好的生活。在第376步兵师中，士兵们都在埋怨自己不该离开昂古莱姆到东线来，不该离开咖啡、价廉物美的葡萄酒和法国女孩。另外一些人则想起了1940年胜利凯旋，家乡人民隆重欢迎他们的情景。拥挤的人潮，香吻和赞美声，大家都认为战争结束了。整个国家都为希特勒所折服了，因为他带领德国人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而伤亡却是如此的小。

通常，每当想起家乡的时候，掩体中总是会传出深情而悠扬的口琴声。经历了这样变化无常的命运之后，人们打听小道消息的欲望比任何时候更为强烈，大家不停地询问战况，然后不停地陷入胡思乱想之中。然而，就连军官们对战况也是知之甚少的。另外一个话题，则牵连着生死攸关的问题，士兵们相互讨论着什么样的伤不会留下后遗症，或者是不会有太多的痛苦，但是却能有资格被飞机运出合围圈。在被合围之前就撤离这里的战友们是让人羡慕而嫉妒的，与此相反，在被合围之前调遣到这里的战友们则要面对那些虽无恶意，但却让人十分懊恼的玩笑。唯一没有抱怨过自己运气差的人是柯特·罗伊贝尔，他在被合围前两天才被调到这里，但很快他就发现，部队既需要神父，更需要医生。

被围困的德军士兵们认为，红军战士一定是丰衣足食的，但是他们错了。“因为糟糕的运输状况，食物根本无法按时送到前线部队的手中。”一份来自顿河方面军的报告这样写道。“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们也没有及时指挥战士们挖掘掩体保暖。”另外一份报告这样补充道，“造成很多人因为冻伤——尤其是足部冻伤——而不得不入院接受治疗。”

装备最好的苏军战士是狙击手，他们的要求很少被拒绝。在白雪覆盖的大草原上，他们穿着白色的伪装服，两人一组，一人手握望远镜，一人手持远程步枪。他们乘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地匍匐前行到无人地带，然后在那里挖掘雪洞藏身，以便观察和射击敌人。他们的伤亡率也远比在城市里的狙击手高，因为可以让他们藏身和撤退的路线实在是太有限了。但是“狙击手运动”仍旧吸引了超过训练和实战需要的志愿者。

苏联当局对战士们的漠不关心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出于保密的原因，那些没有参与“天王星行动”的部队，直到攻势发动后五天才得到了相关通知。然而，在合围德军初期的这段强势时期中，令人非常惊讶的是，仍旧有相当数量的红军战士越过战线逃向被围困的德国军队。这当然就等于是自投罗网，不过这种怪现象看来是由于无知和猜疑所造成的。NKVD资深军官图尔潘诺夫上校，负责审问德国军官，在与德国战斗机驾驶员康特·海因里希，冯，爱因希德勒交谈的过程中，这位军官坦率地承认：“这些从德军那里听到的消息和自己的宣传机构说的一模一样——德国人原本根本不相信自己已经被完全包围了。”

朱可夫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第6集团军被围的意义，认为是“为我们的军队上了一堂名叫成功的课”。格罗斯曼也恰如其分地写道：“战士们的士气从未如此高涨过。”（有趣的是，这两个人的评论都准确地诠释了苏联前线官方的宣传内容一一“军队的士气取决于它所捍卫的事业是否正义，以及所保卫的社会秩序是否代表着进步”。）红军战士们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嘲讽那些曾经嘲讽过他们的敌人。一些连队还乘夜派出巡逻队，带上自制的希特勒样子的稻草人，将这个稻草人悄悄地竖在无人地带，开且在上面挂上牌子，邀请德国兵向这个稻草人射击。稻草人的身上还会隐蔽地拴上很多手榴弹，为的是防止德国军官第二天晚上派人前去拆毁它。在有组织的领导下，NKVD宣传连用上了大喇叭。大喇叭连续不断地播放着探戈音乐，目的就是为了扰乱敌人的心绪，期间还穿插一些早已录制好的消息，不断地提醒着敌人目前所处的绝望境地。开始，这些行动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后来，当德军的希望开始变得渺茫之后，这些行动的效果就逐渐明显起来了。

红军开始意识到，德国人不得不在弹药的使用上精打细算，因为这些沉重的东西飞机无法足量运送，于是他们采取了试探性进攻的策略，目的就是让敌人进行无目的地还击。这个时候工作量最大的是每个师的侦察连，他们负责为此类袭击探明目标。。我们就像吉卜赛人，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得游动到另外的地方。”一名军官这样回忆道，他是某侦察连114名官兵中唯一幸存的五人之一。巡逻小组通常由五六人组成，他们深入合围圈内，借着白色伪装服的掩护，潜伏在公路附近，时刻注视着德军交通运向和部队的调动情况。在返程中，他们还往往会抓个“舌头”回去审讯。

苏军的巡逻行动在合围圈的西南战线附近最为频繁。苏军指挥员们认为德国人会发动一次尝试性的突围攻势，因此他们希望随时掌握敌人的最新动向。白雪覆盖的开阔草原，更加重了侦察活动的危险性，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机枪更能发挥它的优势。在12月初的一次侦察活动中，在机枪的掩护下，侦察小组摸进了敌人的战壕，但是发现战壕是空的。德国人早已退缩到后面更为暖和一点的掩体中去了。在第一批步兵仔细搜查战壕之后，他们放了一把火烧掉了战壕。侦察小组长清理战利品，其中包括一件羊皮长大衣，他还在电话旁边找到了一只。印着玫瑰花的白色大杯子”。这个杯子看起来尤其的美丽，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地道的民用品了。但是连长来了，并且决定，不能只满足这样小的一块地方，他们必须占领更多的阵地。他们前进了，可是危险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德国人的坦克就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到来，然而他们自己的炮兵部队却拒绝给予支持，因为他们没有接到相关的上级命令。一场恶战开始了，当侦察小组撤退的时候，年轻的小组长腿部中了弹，伤势严重，当他躺在雪地里，看着伤口流出的鲜血，他想起了那只印着红色玫瑰的杯子。

有时候，晚上执行侦察任务的俄军和德军的侦察人员会在无人地带相遇，但是他们都会装作彼此没有看到对方的样子。双方部队都特别规定，不得因为交火而影响原先任务的完成。可是，一旦小股部队相遇，两军就会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匕首和刺刀搏杀战。。当第一次我用刺刀杀死一个德国人之后，”一名俄国水兵部队的侦察排排长回忆道，。我连续三周都梦见了他。”在返回的途中，同样也是危机四伏。

苏军部队是幸运的，战士们冬季装备的严重紧缺情况在“天王星行动”成功之后得到了解决。每位战士都得到了一双兔毛手套、一件棉夹克、一件羊皮夹袄和一顶灰色的棉皮军帽，战士们终于可以把夏季军帽上的红星移到温暖的皮帽子上了。

新锐力量源源不断地前来支援各师的实力。对于新兵来说，站在这么多饱受战火洗礼的老兵中间，让他们觉得不知所措，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从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兵们身上学到一些生存的经验，这又比加入一群从未上过战场的部队要幸运得多。只要新兵们意识到生存的几率相对来说是高于死亡的，那么他们就会学习如何争分夺秒地享受生活，战争带来的压力也就会自然地得到缓解。

对于年轻的苏联战士们来说，最让他们震惊的不是军人特有的粗鲁野蛮，而是前线战士们谈论政治时的毫不避讳的言词。很多老兵讲出来的话语，让新兵们不得不警惕地环顾四周。他们宣称，战后的生活将会与从前大不相同，集体农庄和工厂的工作环境必须被改善，而且，特权阶层的特权必须受到限制。

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前线将士们受到军法指控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就像一位老兵所说的：“战士们认为，既然已经付出了鲜血，那么他们就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可是，在野战医院里就要特别地谨慎小心了，因为那里有很多专打小报告的人和政治军官，他们时刻都在挖空心思捕捉不满言论（在苏军就要进入德国境内的战争末期中，危险重新笼罩了前线部队。军队的使命基本完成，然而，当时已经是SMERSH反间谍总局的NKVD特科丝毫没有迟疑，立刻开始实施斯大林的高压恐怖政策)。

红军战士们开始梦想着家乡的食物逗乐解闷，或是能有一位不断为大家讲述现代神话故事的故事天才，是让团队感到非常幸运的事情。他们打牌（虽然明令禁止这样的娱乐活动）和下国际象棋。现在他们能够暂时固定下来了，因此可以做一些小雕刻艺术品和装饰一个布告栏了。然而，绝大多数人还是依靠回忆来打发时间的。来自莫斯科的战士们总是说到自己的城市，这当然并非要给来自其他省份的战友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而是在这样一片空旷寂寞的草原上，思乡的痛苦来得更为强烈。

给家里写信是“非常艰难的事情”，那位水兵部队的中尉这样说道。说实话简直就是“无法做到的事情”，“前线战士们在信中，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中尉的父母一直将他写的所有信件都保留着，当中尉战后重读这些信的时候，他发现，信件的内容真是空洞无味呀。通常，家信都以安慰母亲作为开场白：“我还活着，我的身体很好，我们的伙食很不错”。可是，结尾部分写的那些准备好为祖国献身之类的言词，却让母亲们刚刚放下的心重新又提到了嗓子眼儿。

每个排里都有很多有趣的笑话，不过同级之间却很少开粗鲁下流的玩笑。就是在整个部队中，这种粗鲁下流的玩笑也极为罕见。他们“只在特殊的心境之下”才谈论起姑娘，而且这种多愁善感的特殊心境，一般都是因为伏特加或者是思乡歌曲而引发的。每支军队至少配备了一把六角手风琴，用以提高战士们的士气。在1942年的最后几个星期中，被斯大林格勒前线的红军部队所喜爱的歌曲是“Zemlyanka”(《防空壕》)。这是一首与歌曲《莉莉·玛莲》十分相似的苏联歌曲，也有着轻快的旋律。这首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是由阿列克赛·苏尔科夫于1941年冬天创作，因为其中一句著名的歌词而被称作“死亡四步曲”，此外，由于它的基调“太过悲怆低调”，又被认定为不健康的歌曲。然而“Zemlyanka”在前线部队中如此流行，以至于政治委员们也只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火焰在狭长的炉子中摇曳闪烁，

松脂好像我的眼泪一般地滴落。

掩体中的六角琴呀，

闪烁着你的双眸，带着你的微笑轻轻对我呤唱。

灌木丛对我低声耳语，

你就在莫斯科郊外的雪地上，

我多想让你听见，

多想让你听见我忧伤而惆张的歌声。

你我远隔千里，

隔着冰天雪地，

我不能回到你的身边，

因为只要迈出四步就意味着死亡。

风雪中六角琴坚强地歌唱着，

重寻那段逝去的美好时光。

冰冷的掩体中我心沸腾，

因为你的爱永远为我守候在远方。

即便处于被包围的危机之中，第6集团军严明的军纪仍旧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同时，希特勒正在以一种非常的方式力图保证部队的忠实性，他开始用封官晋爵和大撒奖章来稳定军心。保卢斯就在此时被提升为一级上将。

对士兵们来说，能够继续战斗下去的动力是希特勒的诺言：他将竭尽全力解救他们。实际上也是如此，正如斯特雷克将军所发现，士兵们对日需给养的急剧减少丝毫没有怨言，因为大家都相信希特勒马上就会派人来解救他们。有一次他到前线去视察，看到一名哨兵正在侧耳倾听远方大炮的射击声。“听啊，将军大人，’他说，“那一定是增援我们的军队来了。’斯特雷克深受感动。“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的信念，居然如此温暖人心。’他写下了这样的评论。

就连那些反纳粹主义的军官们也不相信，希特勒会扔下第6集团军不管。否则，统治集团和德国境内的士气将会遭受重大的打击，这是他们的理由。而且，圣诞节和新年的到来也让人们觉得目前的状况将会有所好转。甚至连一向多疑的格罗斯库特也异常的乐观。“事情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他写道，“现在，你完全可以认为战局正在向有利我们的方向转变。’但是他仍旧认为斯大林格勒是“Schicksalsstadt”“性命攸关的城市”。

第十八章 “曼施坦因来了！”

鹅毛大雪在1942年12月的第一个周末开始降临到俄罗斯的大地上。大雪填满了沟谷，迫使那些住在山洞中的人们，不得不另外开凿出口。供车辆使用的油料已经所剩无几，用来拉粮食的马匹瘦得皮包骨头，连最小的山坡都没有力气爬上去。第113步兵师的牧师阿尔特曼，在乘坐一辆马车上山之后，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不能再坐在车上了，因为马匹已经瘦得根本无法再承受哪怕一点点的重力。”

正在某团逗留的牧师阿尔特曼，被团里年轻士兵们的惨状深深震撼。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惊人的相似：“我们什么时候能吃到更多的东西？”他同时还注意到，虽然现在才是12月的第二周，“破烂的掩体中就已经挂满了圣诞节的饰物”。在营部指挥所中，他接到了一个与圣诞节气氛格格不入的电话：“明天一早，枪毙一名德国士兵（19岁，自伤）。”

虽然所有的士兵都处于极度饥饿之中，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对第6集团军所面临的补给困难程度没有清楚的认识。在希特勒命令保卢斯固守阵地的同时，保证将会调动一百多架容克52运输机输送补给物资，可是，从11月23日空中补给行动开始后的第一周里，平均每天的运输架次甚至还不到30架次。11月24日那天，共有22架运输机在穿越敌人防空区的时候迷路而坠毁，还有另外9架飞机在第二天被敌人击毁。亨克尔111飞机被迫放弃轰炸任务来充当运输飞机，以填补运力不足。里希特霍芬三次打电话给耶顺内克，告诉他空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飞机来为第6集团军提供空中补给。他们无法联系到戈林，他正在前往巴黎的途中。

单纯依靠空运根本无法达到每天300吨的最低补给要求，空军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总共才将350吨物资运送到了第6集团军的手中。在这350吨物资中，仅有14吨是供应给已经减少到27.5万人的食物。燃油占全部物资的3/4,可是大部分都要供给驻扎在机场的德国空军飞机所用，因为他们肩负着保护运输机免受俄国战斗机拦截的任务。可是，越来越糟糕的天气条件，大大限制了皮托姆尼克机场梅塞施米特机队的行动自由。一位被俘的德军飞行员告诉审讯自己的NKVD人员，他驾驶着一架Me—109从皮托姆尼克机场起飞执行护航任务，结果却被六架俄国战斗机团团围住了。

12月6日，也就是在开始空中补给的第二周，共有512吨（仍然只有最低补给数的1/4)物资运抵合围圈，平均每天是44架次。食物只占其中的24吨。越来越多的牲畜被宰杀，为的是弥补食物的不足。士兵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口粮越来越少，可是他们相信这种日子不会持续太久。他们钦佩勇敢的德国空军机组成员，由衷地称呼他们为“容克大婶’——正是这些三发容客飞机运走了伤员并且将大家的家信带回了德国。“我挺好，身体也非常好。’在12月的家信中，士兵们这样安慰着家人。“没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是另外一种老调。“不必为我担心，很快我就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家了。’他们仍然期待着圣诞节奇迹的降临。

与此同时，斯大林期待着尽快对合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进行第二次决定性的打击。“天王星行动’被大本营看做是首要战略计划，紧随其后的是野心勃勃的“土星行动”。这就要求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各集团军展开突然袭击，彻底粉碎意大利第8集团军，然后向南推进到罗斯托夫。这个计划是要切断顿河集团军群的余部，将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包围在高加索地区。

早在第6集团军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大草原上挖掘战壕之前，华西列夫斯基就与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指挥员一起讨论下阶段的攻势，他将起草好的初步方案在11月26日晚上递交给了斯大林。“土星行动’定于12月10日开始执行，这为部队的重新部署和补充新的战斗力量留下了充足的时间。斯大林同意这份初步方案，并委派他负责制订详细的实施步骤。然而，现在有一件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曼施坦因将会采取什么行动来营救第6集团军。

性格暴躁的斯大林此时更加烦躁不安，他希望所有计划能够立刻开始执行一一不管是“土星行动’还是迅速消灭第6集团军的行动。他已经下令将红军实力最强大的第2近卫集团军调遣至斯大林格勒以西，准备好对罗斯托夫发起进攻。但是，就像华西列夫斯基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发现的那样，尽管投入了足足七个苏联集团军的力量，但要想将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全部消灭，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

11月28日，斯大林要求朱可夫分析敌人的行动方向。第二天，朱可夫就向他提交了一份报告说：“假如没有来自下奇尔斯卡亚和科捷利尼科夫斯基两个方向的援军，那么德军就无法成功突围。’他的判断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新近对战局的研究表明，这也是德军唯一的出路。在向斯大林递交了报告后，朱可夫又与华西列夫斯基（他正被斯大林命令集中全力消灭第6集团军）一起探讨了当前的战况。两位将军私下达成一致，认为必须推迟采取“土星行动”，改以采取“小土星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准备从后方和左翼对曼施坦因的顿河集团军群进行打击，以彻底打消敌人企图援救斯大林格勒的任何念头。

曼施坦因营救第6集团军的计划一一代号“暴风雪行动”一一是在与元首统帅部进行全面讨论后形成的。目的是在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缺口，从而开辟一条为第6集团军提供补给与增援的通道。如果成功，就可以按照希特勒所设想的，让第6集团军继续守住伏尔加河边的这块“根据地”，以便“在1943年继续展开攻势”。可是，曼施坦因深知第6集团军是熬不过这个寒冷的冬天的，于是私下里命令他的参谋部起草更进一步的行动计划，以便希特勒改变主意后使用。新计划要求第6集团军在得到增援后，立刻采取突围行动，并在顿河集团军群的序列中进行重新编排。这第二个计划被称作“霹雳行动”。

正如朱可夫所预料的那样，“暴风雪行动”采取的是钳形攻势。一个突破口是正南方向的科捷利尼科夫斯基，此处距离第6集团军只有大约一百英里；另一个突破口则选在了顿河西岸的奇尔河前线地区，这里距离合围圈外围仅有大约四十多英里。然而，罗曼年科率领的第5坦克集团军的持续进攻，已经让德军的阵线大大缩水，只剩下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地域的第57装甲军，还有霍特第4装甲集团军残部，可以增援保卢斯的突围行动。

第57装甲军由弗里德里希·基希纳将军指挥，这个军的军事力量原本就很薄弱，只包括两个罗马尼亚骑兵师和第23装甲师，坦克不足30辆。从法国赶来的第6装甲师的实力要强大得多，可是现实状况却令这些法国人感到十分的沮丧。11月24日，该师的奥地利籍师长埃尔哈德，劳斯将军受命前往曼施坦因停靠在哈尔科夫火车站的皇家车厢中，陆军元帅正在那里等待接见他。“他用一种忧郁的语气来描述着当前的战局。”劳斯写道。三天后，当装载劳斯师的第一批部队的火车刚刚抵达科捷利尼科夫斯基的时候，他的军队就受到了苏军炮兵“暴风骤雨般”的迎接。“就像光束那样快，装甲掷弹兵们迅速地跳下了车厢。但是，更快的敌人已经高喊着‘乌拉’向他们冲来。”

霍特对第6装甲师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这个师已经在布列塔尼进行了调整补充，战斗力量大为增强，现在拥有160辆长管四型坦克和40辆突击炮。不久，这个师试验新装备的机会就来了。12月3日，第6装甲师与苏军第4骑兵军，在距离科捷利尼科夫斯基西北七英里的帕克赫勒宾村附近展开了一场野外战斗。坦克兵们驾驶着自己的铁骑，在冰天雪地中自由驰骋，迅速地从侧翼包抄，切断了苏军第81骑兵师的退路，致使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劳斯将军高度赞扬了这次战斗，将这次战斗称作是“帕克赫勒宾的坎尼大捷”。劳斯军队的到来证明了叶廖緬科的猜测是正确的：德国人将会从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出发，向东北方向发起攻势，然而斯大林仍旧拒绝向这一地域增派援军。

同样是在12月3日，霍特制订了自己的“暴风雪行动”计划，他在计划的开篇写道：“目的——以第4装甲集团军营救第6集团军。”可是，宝贵的时间已经被浪费掉了，原本作为主攻部队的第17装甲师，被元首统帅部下令，派遣去作为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后备力量。直到行动开始四天之后，这个师才重新回到了霍特装甲集团军中。然而希特勒坚持认为，不能再浪费任何时间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装备了88毫米口径坦克炮的新型虎式坦克究竟有多大的威力。

德军的第一个虎式坦克营被火速调往东线，加入了基希纳的部队。12月10日夜晚，指挥官们接到了“救援斯大林格勒的进攻命令”。

12月12日，在短暂的炮击攻势之后，霍特的坦克军开始向北挺进。合围圈掩体中的德军士兵们听着远方传来的枪炮声信心倍增，并因此产生了无穷的信心。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第6集团军。“曼施坦因来了！”士兵们相互转告着，就像东正教教徒为复活节的到来而兴奋不已。对于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们来说，远方的炮声再一次证明了元首永远是信守承诺的人。

可是，希特勒压根就没有让第6集团军突围的想法。在“狼穴”举行的一次午间会议上，他告诉蔡茨勒，第6集团军绝对不能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因为这将毁掉“整个战役的全部价值”，何况先前已经流过了那么多的血。就像克卢格曾经警告过曼施坦因的一样，希特勒对去年冬天的事情至今耿耿于怀，当时他就命令中央集团军群要固守阵地。“倘若一支部队开始逃跑，”希特勒教训陆军参谋总长说，“那么军纪和军令的约束力很快就会随之消逝。”

苏军指挥官们没有想到曼施坦因的攻势来得如此之快，叶廖緬科立刻担心起了防守合围圈西南角的第57集团军。12月12日，同在第51集团军司令部的华西列夫斯基和赫鲁晓夫接到了无线电传来的德军进攻的消息。华西列夫斯基立即给莫斯科的斯大林打电话，但是电话没有接通。为了不浪费一点儿时间，他立刻与顿河方面军的指挥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取得联系，命令他派遣马林诺夫斯基将军的第2近卫集团军前往支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以阻止曼施坦因的进攻。罗科索夫斯基对这样的安排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最让华西列夫斯基惊慌和失望的是，在他当晚终于与克里姆林宫取得联系之后，斯大林为华西列夫斯基这样先斩后奏的举动勃然大怒。他拒绝给出任何答复，这让华西列夫斯基忐忑不安，彻夜未眠。

另一方面，叶廖緬科已经调遣第4机械化军和第13坦克军，前往阻挡德国装甲部队的前进步伐。在开始的24小时之内，第6装甲师前进了大约30英里，越过了阿克赛河。最终，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的争论之后，在与华西列夫斯基通了无数次电话之后，斯大林同意在两天后将第2近卫集团军派遣去协助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作战。

在德军发起进攻的第二天，第6装甲师到达了上库姆斯基。大雨滂沱，地面出现了短暂的解冻状态。在村子附近的高地上双方展开了一场战斗，就像劳斯将军所描述的一样，是一场“规模庞大的格斗比赛”这三天“循环式的战斗”激烈无比，彼此都损失惨重。这场战斗充分地证明了配合的重要性——霍特的部队和虎式坦克向梅什科瓦前线进攻，与此同时，第17装甲师前来助阵，里希特霍芬的空中部队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配合。可是，很快就证明，即便是这样做也丝毫不能改变第6集团军灭亡的命运，发生在西北方向大约125英里处的战斗，成了决定其命运的转折点。

斯大林迅速意识到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要想有效地粉碎敌人对保卢斯集团军的营救行动，就必须在梅什科瓦地区阻挡住霍特军队前进的步伐。与此同时，还要加紧对其他地区的敌人给予致命性的重击。他同意对“土星行动”进行调整。于是，在上库姆斯基战斗开始的第一天，苏军大本营就向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指挥员下达命令，要求他们为即将到来的进攻做准备，实施代号“小土星行动”这个计划的目的是突破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阵地，深入到顿河集团军群的大后方去——已不仅仅局限于攻克罗斯托夫。而且，留给部队的准备时间只有三天。

叶廖緬科仍旧非常焦虑。霍特的第6装甲师出现在梅什科瓦河沿岸，这里距离合围圈外缘不到四十英里，而苏联第2近卫集团军却被暴风雪阻挡了行程，根本无法在12月9日之前进入实施反攻的预定地点。他随时准备好迎接第6集团军的装甲部队从合围圈西南方向的突围，然而，他却不知道，希特勒仍旧拒绝下达突围的命令，并且保卢斯的70辆坦克，只有维持12英里行程的燃料。

12月19日，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派遣他的情报官艾斯曼少校飞到了合围圈内。就像曼施坦因后来一再强调的那样，少校的任务主要是督促保卢斯和施密特组织第6集团军做好实施“霹雳行动”的准备。关于这次会议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说法，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不过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曼施坦因仍旧在避免承担违抗希特勒命令的责任，他没有给保卢斯一个明确的指示，而且还拒绝——毫无疑问，是出于所谓的安全考虑——飞入合围圈当面与保卢斯讨论此事。曼施坦因从一开始就对保卢斯的性格揣摩得非常清楚，假若没有来自最高统帅部的正式命令，他是断然不会采取突围行动的，正是这条锁链紧紧地拴住了保卢斯。在回忆录中，曼施坦因借助夸大自己所做出的努力来逃避因为第6集团军的灭亡而受到的指责，可是这对保卢斯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很显然，曼施坦因良心上非常的不安，尽管没有任何人责备他。

12月16日，也就是在霍特展开攻势的第四天，苏军第1和第3近卫集团军以及顿河上游的第6集团军，共同向南挺进。浓浓的冻雾不仅拖慢了部队的脚步，害得坦克纵队也不慎闯进了雷区，苏军的开局打得并不顺利。尽管如此，意大利第8集团军还是在激烈的抵抗了两天之后败下阵来了，何况德军也根本没有可以用以实施反攻的储备力量了，因为第17装甲师也被并入了霍特在顿河东岸的作战部队中。所以苏军坦克部队乘机向南挺进，突入了大雪覆盖的草原之中。大范围的霜冻在12月16日来到了苏联大地，可是也丝毫没有减弱苏军T一34旅对顿河集团军群后方的挺进之势。就在逃跑的德军保障部队将装载物资的车厢全部烧毁之后不久，苏军占领了铁路道口和火车站。

德军最大的威胁来自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巴达诺夫少将率领的第24坦克军，他们已经向前推进了150英里。12月23日下午，他们占领了塔钦斯卡亚以北的斯卡瑟斯卡亚，这一地区正好是德军容克52飞机为斯大林格勒包围圈运送补给的基地。菲比希将军接到来自元首指挥部的命令，不得放弃机场，除非机场已经完全处在炮火攻击之下。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所有在他周围的将军们都没有想到，苏军的坦克竟然直接开到机场边上，然后才开炮射击。

菲比希和他的参谋人员非常懊恼。机场可以重新夺回来，可是，如果运输机全部丢掉的话，那么第6集团军就真的要彻底覆灭了。他们没有地面部队来阻挡那些“鞑子”（德国空军对苏军的蔑称)，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分派七门高射炮守住公路，同时通知所有能够起飞的飞机，做好天一亮就逃离机场的准备。众多数量的飞机使得组织工作并不简单轻松。“跑道周围一片混乱，’里希特霍芬的参谋长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发动机的声音震耳欲聋，根本无法听到对方说的话。’更麻烦的是，机场上空大雾弥漫，云层低得距离地面只有150英尺，并且还下起子小雪。

5点20分，苏军的第一枚炮弹爆炸了。大量坦克横穿草原而来，只是还没有冲上公路。机场上，发动机的隆隆轰鸣声震耳欲聋，许多飞行员起初根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连两架容克52飞机被苏军炮火击中起火，都没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菲比希通过无线电亲自下令：“所有飞机立刻起飞，前往新切尔卡斯克！’飞行员们丝毫没有耽误时间，“塔钦斯卡亚航班’启程了。虽然刚开始局面有些混乱，但却没有引起大的恐慌。飞行员们接二连三地在跑道上滑行起飞，已经无暇考虑苏军炮火对他们的威胁了。这对俄国人的T一34坦克来说，就像在玩一场射击游戏。一些坦克，只需在前行的过程中举炮向天空胡乱地射击，就可以轻易地击落几架飞机。甚至有一辆坦克还撞上了一架正要起飞的三发容克飞机，爆炸和烈火立刻将他们吞没。还有很多飞机，要么就是在慌乱间互相碰撞爆炸，要么就是被苏军的炮火直接击毁。霎时，机场的能见度变得更加糟糕，剩下的飞机小心翼翼地躲开燃烧的飞机残骸，拼命逃生。最后，在凌晨6点15分，菲比希将军的座机也随着最后一批飞机升空了。总共有108架三发飞机和16架容克86教练机幸存下来，但是损失的飞机多达72架，这相当于整个德国空军运输机的10%。

在这次大胆的攻击之后，巴达诺夫的部队被围困在敌后长达五天之久，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斯大林对此表示了慷慨的谢意，这支军队被重新命名为第2近卫坦克军，巴达诺夫成了首位获得苏沃洛夫勋章的苏联军人。红军宣传机构报道说，他的坦克总共击毁了431架德军飞机，显然这个数字过分夸大了。这次袭击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此后，塔钦斯卡亚再也没有被作为空军补给运输基地了。德国空军被迫撤到更远的地方，选择了一个临时机场充做一时之用。

霍特的救援结果可想而知。面对顿河集团军群左翼受到的威胁，和苏军有可能向罗斯托夫发起攻击的可能性(在对12月20日捕获的苏联第3近卫集团军参谋长的审讯，已经完全证实这次攻击的可能性)，迫使曼施坦因重新考虑整个战局的部署情况。驻守在梅什科瓦河沿岸的德国装甲部队同样损失惨重，仅第6装甲师，在一天之内就死伤了1100人。12月23日夜晚，霍特的装甲部队接到要求他们后撤命令，没有说明这样做的原因。“就连军衔最低的士兵都十分清楚，”劳斯将军这样写道，“这是斯大林格勒失败的信号。虽然没有人知道命令背后的真正原因，但是军官们都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感觉，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就在同一天夜晚，保卢斯和曼施坦因通过电传机详细地讨论了目前的战况。曼施坦因警告说，第4装甲军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而北翼的意大利部队也早被打垮。保卢斯询问，是否他接到了允许第6集团军突围的最后命令。然而，曼施坦因回答说，自己并未收到来自最高统帅部的命令，除此之外，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假如保卢斯有足够的情报来更新作战地图的话，他将会发现，第6集团军已经陷入了绝境。

12月16日，寒冷刺骨的东北风开始肆虐整个俄罗斯大地，所有的东西都覆盖了一层霜冻：电话线、光秃秃的树木和战争的废墟。大地被冻得硬邦邦的，踩在上面竟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音。当夜幕降临，夕阳闪耀着耀眼的红光沉入地平线下，银灰色的大地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蓝纱。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非常欢迎严寒的到来，这让他们精神焕发。“昨天和今天，真正的冬天降临了。”一名战士在给妻子的家信中这样写道，“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我过得很好，就是没有收到你的信。”

没有人比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更欢迎寒冷天气的到来了，在长达五个星期里，他们每天听着伏尔加河上没有封冻的浮冰可怕的撞击声，只能依靠12吨紧急储备的巧克力和U—2双翼机空投的一点军需物资维持生命。12月16日夜晚，伏尔加河终于彻底封冻了，撞击在一起的浮冰再也没有分开过。用厚木板铺设的冰上人工通道开通了，紧接着便开始铺设车行快速通道，他们在树干上浇上水，让树干结实地冻在冰面上。在随后的七周中，大批有履带的运输工具以及1.8万辆卡车和1.7万辆其他履带车渡过了伏尔加河。不久后，大炮就被推送到了伏尔加河西岸，其中包括一门用来突破红色十月工厂区敌人的防御工事的122毫米榴弹炮。以最小的射角，它将在最短的射程内击毁工厂大楼，这里早已被德国人改成了一座要塞。

让第62集团军感到庆幸的是，弹药的缺少让德军对伏尔加河各渡口的炮击无法再持续下去。河岸一派祥和的景象，人们就像早期的边疆开发地带的矿业开拓者一样，住在临时搭建的小棚里，或者是住在岸边挖成的用防水油布覆盖的地洞里。当人们伐木或者是打瞌睡的时候，一名背着皮制文件包的通讯员，迎着冰冷的阳光直奔司令部而去，心里渴望着从俄式铜茶壶中倒出来的热茶带来的温暖。还有一些人带着保温饭盒迅速穿过人群，直奔前线而去。现在，战士们可以通过结冰的河面走到东岸去，在那里的蒸气浴室洗个澡，第二天晚上再穿着干净而没有虱子的衣服归队。

12月19日，崔可夫将军回到了伏尔加河东岸，这也是自10月份集团军司令部转移阵地之后他第一次过河。当崔可夫徒步走过河面到达对岸之后，他不禁回首，望向那片由他的军队守卫的废墟。崔可夫是应NKVD部队指挥官罗加京少将之邀，前往参加庆祝契卡特科成立二十四周年宴会的。在返回西岸的途中，酒醉的崔可夫掉进了一个冰窟窿里，但是被打捞了起来。这位62集团军的司令官，差点无谓地虎头蛇尾地死去。

当俄罗斯人欢迎寒冷天气的到来的时候，保卢斯集团军的军医们却心生畏惧，这是多种原因的共同结果。不管是病员还是伤员的恢复时间，都被延长了许多，野外冻伤立刻成了置人于死地的绝症。炮弹、喀秋莎火箭弹和迫击炮弹在冻得坚硬无比的地面上爆炸，这恐怕是唯一能够解释为什么会有大量士兵胃部受伤的原因。从12月中旬开始，“严重冻伤的士兵人数持续猛增”。足部不仅会肿胀和变紫一一用防冻油简单地处理一下，缠上纱布后继续回去战斗一一更重要的是会变黑和坏死，常常需要立刻采取截肢手术。

早在12月的第二周，军医们就注意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现象。大量士兵突然死亡，“没有任何外伤，也没有任何生病的迹象”。食物的供给量确实有所减少，但是在军医们看来，这个量还不至于到饿死的地步。“可能的死因，’负责调查此事的病理专家写道，“包括长期暴露在野外，‘心力衰竭’（在合围圈内的600名军医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饥饿致死这个词语）和一种到目前为止都不明病因的疾病。’12月15日，正在塔钦斯卡亚机场附近的野战医院工作的第6集团军病理专家吉尔根松博士受命于第二天飞往合围圈。“非常抱歉，我们没有多余的降落伞可以让你使用。”驾驶员对清早赶来报到的医生这样说道。于是他被迫返回了原地。最后，在12月17日，他终于到达了合围圈内。飞行员告诉他，他们已经在皮托姆尼克上空了，吉尔根松透过机舱狭小的窗户，看到“白茫茫的大地上到处都是黑褐色的弹坑”。

吉尔根松找到了集团军医官长雷诺尔蒂将军，当时这位医官长正在机场附近的一节半埋在地下的火车车厢中。雷诺尔蒂假装对吉尔根松的任务一无所知，因为此行是应莱比锡大学内科专家泽格尔博士的要求而来的，而当时，在雷诺尔蒂看来，整个事件不过只是夸大其词的说法而已。[注：后来，雷诺尔蒂将军才对此事有所关注。在他的火车车厢中，雷诺尔蒂非常寒心地描述着合围圈中士兵们每况愈下的健康情况，称这是“一场对饥饿效果的大规模试验”]从皮托姆尼克出发，吉尔根松赶往陆军野战医院，地点就在古姆拉克火车站的附近，而且距离保卢斯的司令部非常近。吉尔根松的住所地是一个用木板围起来的掩体，位于陡峭的悬崖的一边。这是一处极其“奢侈”的住所，摆放着一个铁炉子和两张双层床，最令医生感到惊讶的是，居然有干净的床单。这与附近伤员们的住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伤员们的住在根本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帐篷里，而且温度常常是零下20度。

吉尔根松首先向各师的医官了解情况，接着便开始在合围圈中四处搜寻，找一些死因不明的士兵的尸体进行解剖（在这片没有树的荒凉沙漠中，人们只好在十字路口或者三岔路口堆起雪堆，然后在上面插上冻僵的死马腿指路。相关的战术标记和指路箭头就钉在这些令人作呕的路标上)。尸体解剖不得不在任何可能的场所进行：帐篷、地洞、农民的窝棚，甚至是火车车厢。寒冷的气候让尸体保存得完好无损，但却被冻得硬邦邦的。尸体解冻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燃料非常紧缺。一名勤务兵受命日夜不停地在铁铸的炉子边上翻烤尸体。有一次，勤务兵睡着了，结果“那具尸体一面冻得梆硬，而另外一面却早已被烤焦”。

寒冷的天气让吉尔根松穿戴橡皮手套的时候不仅困难，而且双手感觉非常痛苦。每天晚上，他还要在烛光下打印尸体检验报告。尽管困难重重，再加上苏军的空袭和炮击，吉尔根松还是设法在月底之前完成了50具尸体的解剖工作。在对其中20多具尸体报告的分析后，他清楚地发现了饥饿致死的迹象：心脏和肝脏完全萎缩，脂肪组织也消耗殆尽，肌肉严重收缩。

仅有少量的可以维持生命的低热量面包和几片马肉显然是不行的，于是顿河集团军群空投了许多小听包装的高脂肪肉酱。但是情况反倒更加糟糕，常常，当军士长第一次去查哨的时候，哨兵对他说：。我一切都好，就是需要吃点儿东西。’于是便得到了一些这种高脂肪肉酱。可是在军士长第二次去查哨的时候，这名士兵已经死了。饥饿致死，就像吉尔根松研究发现的，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平常”

在第113步兵师中，因为饥饿而死的士兵人数比例非常高，至少是在这里，吉尔根松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个师的军需官早在被合围之前就开始大量地降低士兵们的口粮供给量，为秋天雨季到来期间粮食供应量的不足提前做了准备。结果，士兵们在11月下旬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现象。后来，好几个师在撤退途中被迫丢弃了全部的补给物资，于是第6集团军司令部不得不集中全部剩余物资，然后平均分配给各个师。这位军需官的先见之明反而害了自己的部队。

吉尔根松，投降后被关在苏联劳改营长达七年之久，但一直没有间断过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他一直都反对任何类似。精神压力症”的说法，不论是将它提升到课题高度，还是作为众多不明死亡的原因的做法。尽管最近的研究显示，小白鼠会在连续三周得不到睡眠的情况下死亡，表明睡眠不足也同样会导致人类的衰竭死亡。俄国人不分昼夜的攻势让德军士兵根本得不到充足的睡眠，这势必对士兵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吉尔根松本人也承认这个观点。然而，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他的解释更加复杂。他坚信，精力衰竭、压力和寒冷的气候导致了大部分士兵的新陈代谢严重紊乱。这就意味着，就算他们每天能够摄取大约500卡路里的能量，他们的身体也只能吸收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是苏军的战术、恶劣的天气和食物的短缺，共同导致——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加重了饥饿致死的进程。

严重的营养不良，让那些得了原本不足以致命的传染病的病人们痊愈的可能大大降低，比如在合围早期发生的肝炎和痢疾，还有在合围后期的那些更严重的传染病，特别是类伤寒和斑疹伤寒。因为没有足够的燃料来融化冰雪，在草原上没有水可以洗澡，更不用说洗衣服了。。天天如此。”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位装甲掷弹兵中尉这样写道，“首要的问题是面对身上不断增加的虱子。虱子就像俄国人，你打死一个，又会冒出十个新的。”虱子成了流行病的携带者，成了斯大林格勒幸存者们致命的天敌。

然而，让医务工作者们最为忧虑的事情，仍旧是因为食物缺乏而导致的身体虚弱。“渐渐的，我们骁勇善战的士兵们开始变得衰老不堪。”一位助理医师写道。他接着描述了一次大腿截肢手术，这次手术是由他在一个只有烛火照耀的防空洞中完成的，当时没有任何麻醉剂。。除了食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与德军士兵们的需求掺杂在一起的，还有对布尔什维克敌人的仇恨和复仇的渴望。在一种被称为。合围圈狂躁症”的状态中，士兵们做梦都想有一支党卫军的装甲军，穿破俄国人的包围圈来解救他们，扭转局势，大获全胜。他们仍旧相信戈培尔所说的话。为了鼓舞自己的士气，很多士兵高唱第6集团军的军歌DasWolgalied[编者注：《伏尔加之歌》？]。这支歌借用了弗兰茨·莱哈尔曲调：“伏尔加河的岸边守护着一位士兵，为他的祖国母亲站岗放哨。”

在德国共产党员的协助下，顿河方面军的前线宣传部门决定利用“战地骄子”对歌曲的喜爱来加紧渗透。他们的扬声器中播放着一首古老而深受喜爱的歌曲，在目前的环境中更能引发人们的伤感之情：。在祖国，在家乡，温暖的亲情正在等待着你们！为NKVD效力的德国共产党员包括瓦尔特·乌布利希（后来的东德总统)，诗人埃里希·韦纳特，作家维利·布雷德尔和几名德国战俘——四名军官和一名士兵，他们被组建起来从事反纳粹的事业。红军挑选了一些“呼喊者”，匍匐前往德军阵地前的死亡地带，通过大喇叭呼喊口号和朗读新闻。这些人大都不懂德语[cdhyy注：俄语？]，于是便由上边提到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负责教他们，而到后来，。呼喊者”多半都被打死了。

宣传支队的主要工作是准备一份二三十分钟的录音节目，其中包括音乐、诗歌、歌曲和宣传资料（特别是有关意大利军队防线被突破的消息）。这个节目被用留声机放出，再用高音喇叭送到德国阵地。有时，高音喇叭会被安装在货车上，或者干脆就是用雪橇运送到前线去。大部分的高音喇叭很快就遭到德军的迫击炮攻击，因为军官们害怕自己的属下会听到这些广播。但在12月期间，攻击的次数大大减少，因为德军陷入了弹药短缺的困境。

广播中还穿插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时钟的滴答声”之后，一个声音宣布，在东线战场上，每七秒钟就会有一个德国人死去。。清晰有力的播音员的声音”随后拖着长音说道：。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军队的集体墓地!”之后死亡探戈舞曲便充斥着整个空旷冰冷的大草原。作为额外的伴奏音，从“斯大林管风琴”发射装置中射出的一枚真正的喀秋莎火箭弹，带来了令人心跳停止的爆炸声。

俄国人的传单有了很大的改进，现在都是用德语写的。根据第7部对战俘们的审讯记录显示，“最有影响力的是那些关于家乡、妻子、家人和孩子的内容”。

“士兵们渴望阅读俄国人的传单，尽管他们并不相信那些内容。’就像一位德国战俘所说的一样，“一些人在看到一张画有德军尸体，旁边一名幼童在哭泣的宣传画的时候，不禁掉下了眼泪。传单的背面，则是作家埃里希·韦纳特的几句简短的诗。’然而这名战俘并不知道，特意创作这首名为《想想你的孩子!》的韦纳特，就在不远处的顿河方面军司令部里。

或许，最具影响力的宣传就是让德军士兵相信，被俘之后不会被枪毙。很多德国军官都坚决不投降，是因为担心俄国人会杀死他们。一份由斯大林本人签发的传单，甚至让等级最低的指挥官都相信，苏联当局的政策正在转变：“‘如果德国士兵和军官们放弃抵抗，那么红军必须把他们当做是战俘，并且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摘自国防人民委员会第55号命令，」.斯大林。）’第一次有这样大规模的德军部队被围困，第一次被围困在距离家乡这么远的地方，而且是被牢牢地困住，直到放弃任何生还的信念，这自然成了之后数十年争论的焦点所在。许多德国参战者和历史学家们都责备保卢斯不敢违抗命令，带着被围困的军队突围。其实，任何人的处境都没有保卢斯艰难，他没有任何消息来源，也没有来自上级陆军元帅曼施坦因的明确指示。

“一仆能侍二主吗？’当希特勒拒绝在“暴风雪行动’之后采取突围的“霹雳行动’后，斯特雷克这样强调道。事实上，德国陆军也只有一个主人。自1933年以来，大部分德国高级军官的奴性表明，这支军队已经名誉扫地，并且在政治上变得软弱无能了。事实上，斯大林格勒的灾难与羞辱是这支军队为多年来在德国国防军的庇护下享受的特权与狂妄所付出的代价。对于德国军人来说，除了加入亨宁·冯·特雷斯科和施陶芬贝格的小组，已经别无选择了。

争论是否在12月下旬采取突围行动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然而，就连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也认为，“成功突围的几率正在与日递减”。步兵更是不抱任何幻想。

“我们饥饿难耐，一位下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饥饿与虚弱已经无法让我们继续前行了。’阿洛伊斯·贝克博士一针见血地戳穿了“突围可能成功’的“神话”。俄国人将会“像猎兔一般地打死冻得半死的士兵们”，士兵们身体虚弱得根本无法徒步穿越雪地，更不用说冻得硬邦邦的冰层，而且还要背上沉重的武器和弹药。“举步维艰，”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军官这样感叹道，“这又是一个别列津纳。”

曰后所有关于“突围还是防御”的争论，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纯学术的偏执观点。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聪慧如曼施坦因一样的人，早已对时局有了清醒的认识。但是，为了将这场大戏唱下去，他在12月19日将自己的情报官艾斯曼少校派往了合围圈，督促第6集团军做好采取霹雳行动的准备。当然，直到那时为止，曼施坦因都十分清楚，希特勒绝对不会允许部队从伏尔加河撤退，并且永远不会改变这个念头。

事到如今，曼施坦因当然知道，一切营救行动都是枉然。霍特的装甲师在梅什科瓦河沿线被围困住了，损失惨重，而马林诺夫斯基的第2近卫集团军却还没有投入到战斗中去。曼施坦因时刻都对合围圈内的战局和部队的状态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当然知道在暴风雪肆虐和极度冰冷的草原上，保卢斯的部队根本走不过这剩下的40〜60英里路程，更不用说单独进行战斗了。第6集团军在仅剩的不到70辆坦克的支持下，根本无法冲破苏联第57集团军的防线。更重要的是，到12月19日，曼施坦因清楚地意识到，随着三支苏军部队对德军后方的进攻，“小土星行动”已经彻底崩溃瓦解了德国人的全部防线。

曼施坦因很自然地意识到，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德国陆军来说，他都必须让自己表现出竭尽全力的模样，尽管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第6集团军唯一活命的机会已经在一个月前就消失了。在战后很多年，曼施坦因明显的良心不安，或许是因为希特勒拒绝从高加索撤军，因此他不得不利用第6集团军去拖住七个苏联集团军，不让自己的军队陷入包围的境地。就算保卢斯能够成功突围，然而他的军队必将遭受惨重的损失，而这些残兵败将根本无法在关键时刻对曼施坦因有任何帮助。

第十九章 “德国式的圣诞节”

关于在12月下旬突围的讨论，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那便是圣诞节即将到来了。恐怕没有一支国防军部队比身陷包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更在乎这个节日的了。在草原下面的掩体中，士兵们怀着极大的热情为即将到来的节日做准备，根本感觉不到那种想要突围出去的急切心情。人们借助白日梦来逃避现实中的冷漠和饥寒交迫带来的痛苦感受，或许其中还掺杂着希特勒极力鼓吹的那种“要塞”精神。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诠释远在异乡的士兵们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的渴望之情。

早在霍特的装甲部队北进到梅什科瓦河之前，迎接圣诞到来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展开了，而且士兵们从未放慢过脚步，即便是炮火声已经近在咫尺。早在12月初，人们就开始储存小块食物，不是为了准备突围时用，而是为了举行圣诞宴会或者是当做圣诞节礼物。第297步兵师某部还杀了一匹驮马，制成“马肉香肠”当圣诞礼物。没有常青树枝，于是士兵们就用大草原上的野草编织成基督降临时戴的花环，小型圣诞树则是士兵们用木头雕刻的，为的就是营造出“近似于家的感觉”。

思乡之情并不是士兵们的专利。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在他新挖的掩体中摆放了一棵圣诞树，树下放着一个摇篮，里面躺着他刚刚出生的“合围圈宝宝”的照片。他在写给年轻妻子的家信中，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遥远的俄罗斯，以德国方式”来度过圣诞前夕的。战地俨然一副家的模样。“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地带给别人一点欢乐，”在走访了每个掩体之后，中将这样写道，“在前线的这种情真意切的战友情谊，让我莫名感动。”一条节日标语写着：战友深情，铁血铸成”。这与战争的氛围倒是非常吻合，可是与圣诞节就格格不入了。

另一个深受这种气氛感染的人是第16装甲师的军医库尔特·罗伊贝尔。36岁的罗伊贝尔，是一位神学士，他是阿尔贝特·施魏策尔的好朋友，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的业余画家。他将自己位于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草原中的掩体布置成了一个画室，并且在一张缴获的俄军地图背面画画——这是当时能找到的唯一一张大纸。这副作品，现在陈列在柏林恺撒·威廉纪念教堂里，名叫《要塞圣母》。画上的母亲身体蜷缩、双臂环抱保护着自己的孩子，旁边写着圣经新约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的名言：“Light，Life，Love(光明，生命，爱）”。当这幅画完成之后，罗伊贝尔将他悬挂在掩体中，每位走入掩体的人，都会驻足凝望，许多人还流下了眼泪。让罗伊贝尔感到局促不安的是一一没有一位画家能对自己的天赋如此满意一一他的掩体成为了一处圣地。

在这个圣诞节里，那种真诚的和本能的慷慨展露无遗。一名中尉将自己仅剩的香烟、信纸和面包，都分发给了部下。“我一无所有了，’在他的家信中这样写道，“然而，这是我度过的最美好的一个圣诞节，我永远不会忘记它。’除了互赠香烟外，人们甚至还将自己最需要的面包也拿出来和别人分享。还有一些士兵，极其认真地为同伴雕刻悬挂武器装备的木器。

圣诞前夜，罗伊贝尔的钢琴家营长拿出自己储存的最后一瓶酒，分给了病房里的伤员们。可是，就在所有的酒杯都被盛满之际，四颗炸弹在掩体外爆炸了。大家本能地卧倒在地，杯中的酒全洒了。医官急忙抓起急救包冲出掩体救治伤员一一一死三伤。这名阵亡的士兵当时正在高唱圣诞颂歌《阿，上帝，多么欢乐》。节日庆典在这次并不意外的爆炸中提前结束了。不久之后，第16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就发现，在圣诞节凌晨时分，自己就已经处在苏军全面进攻之之中了。

那天晚上，最传统也是最受欢迎的歌曲是《平安夜》。伴着掩体微弱的烛光，士兵们“沙哑的嗓子’不停地吟唱着这首歌曲，歌声中还夹杂着那些因为想家而低声哭泣的声音。前来巡视前线阵地的斯特雷克将军也被深深地打动：“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中，今晚是一个真正的‘平安夜’……一个真正展现了战友之间兄弟情谊的平安圣诞夜。’高级军官的巡访，之所以受到下级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会带来礼物。一名装甲师的军士长这样写道：“师长给我们一人倒了一大杯酒，同时还送了一块巧克力。’在那些暂时还没有敌军攻击威胁的阵地上，士兵们挤在某个掩体中，收听“大德意志广播电台的圣诞节目”。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听到广播中传出一个声音：“这里是斯大林格勒！’接着便开始播放合唱《平安夜》，似乎这些演唱者就在伏尔加河前线。一些士兵认为，这种“善意的欺骗’在目前的战况下是非常必要的；另一些人则对此非常愤怒，在他们看来，这种手段是在拿他们的家人和全德国人民开玩笑。戈培尔早已表明，这该是一个“德国式的圣诞节”，为的是传递一种责任和节俭的观念，或许还是让德国民众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的消息有所准备的一个暗示。

圣诞节早上7点，第6集团军的战争日志中这样写道：在过去的48小时里，没有任何运送补给的飞机出现（这种说法有些夸大事实）。补给物资和燃料马上就要枯竭。”就在当天晚一些时候，保卢斯向顿河集团军群发了一封紧急电报，立刻被送交给了蔡茨勒将军：“假如在以后的几天中我们收不到更多的补给物品的话，那么因为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将会急剧上升。”

第6集团军以为，是暴风雪阻止了前一天的空运行动，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苏军巴达诺夫的坦克在圣诞节的早晨，袭击了塔钦斯卡亚机场。曼施坦因的司令部也没有将苏军的四个集团军向驻扎在梅什科瓦河畔的霍特装甲部队发起进攻的消息告诉第6集团军。12月26日，当108吨补给物资运抵合围圈的时候，第6集团军司令部发现，其中有十吨欢庆圣诞节的糖果，但是却没有一点儿的燃料。

一旦有时间，士兵们都会静静地坐下来给家中写一封圣诞贺信，借此表达他们的祝福之情。。在我们的心中，希望永存，”第44步兵师的一位医生在家信中这样写道，。一切都会改变的。”这句话代表了无数德国军人的心声，然而却并不代表对战局有更多了解的第6集团军总司令的心声。“圣诞节并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快乐，”几天后，保卢斯在家信中对自己的妻子这样说道，。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节日的庆典最好还是不要搞……在我看来，一个人绝对不能过多地奢望于运气。”

德军与苏军家信中所表达的情感差异在圣诞节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丝毫不让人觉得意外。德国人的信件充满柔情以及对故乡和家人的想念，让人痛心，而俄国人的信件满是爱国之情以及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不受侵犯的决心，让人敬佩。

。亲爱的！一位红军战士在圣诞前夜给妻子写信说，“我们正在把这帮土匪赶回他们的老窝。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重逢的日子就要来临。”。嗨，玛丽娅！”一名叫科利亚的红军战士这样写道，。我已经在这里连续作战三个月，保卫我们美丽的……（此处被审查人员勾掉了几个字)。我们已经开始对敌人构成极大的威胁，现在，我们已经将德国人团团包围了。每个星期，我们都要俘获好几千的德国人，在战斗中死亡的德国人更是不计其数。现在，只有最顽固的党卫军在做垂死挣扎，他们蜷缩在加固的掩体中朝外开枪，现在我就要去炸掉一个这样的掩体。再见，科利亚。”

圣诞节那天，气温降到了零下25度，弹坑里的积水被冻得硬梆梆的，阵雪掩盖了沟谷的肮脏。雪地里，在防雨油布和帐篷噼啪的声响中牧师在做着战地弥撒，人们围坐在临时圣坛前听着牧师布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精神上的安慰和意识形态上的是非对错的纠缠，让这些德国基督徒和俄国无神论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合围圈中，圣诞节并不是一个美好的节日。第6集团军的医官长雷诺尔蒂博士拒绝让冻伤的伤员撤离战场，在他看来，这些伤员是为了逃避战斗而故意冻伤的。而更让人不忍目睹的是关押在伏罗波诺沃和古姆拉克两个战俘营中的俄国战俘，从斯大林格勒大谷仓中挖出来的腐烂谷物，是这3500名战俘的唯一食物，因为在德军的口粮供应列表上，压根儿没有他们的名字。战俘营中的战俘们圣诞节前的日平均死亡人数不过20人，可是，由于德国官僚机构的种种恶行，导致这一数字在圣诞节后急剧飙升。负责向战俘提供食物的德国军需官声称，伤寒是造成战俘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可是当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一名军官问他，是否存在因为营养不良而导致的战俘死亡事件的时候，这位军需官开始语无伦次，敷衍了事。“在想了一会儿之后，他否定了这种说法。”这位军官这样写道，“我知道他的意思。因为在我们的部队中，饥饿致死的事件很快也会出现。”其实，将战俘的命运与德军士兵们联系起来本身就是一个极端错误的托词。俘虏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一一他们没有投降的权力。甚至是当绝望的战俘们开始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之后，德国人也没有采取任何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措施，因为那就意味着“拿走德军士兵的食物”。

圣诞节的晚上，“繁星点点，美轮美奂”，但是温度降得更低了。第二天上午，驻守在合围圈东北方向的第16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开始了他们紧张激烈的战斗。“十几支部队被派去执行反击任务，”第60摩托化步兵师的一名牧师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寒风凛冽，气温达到零下35度。”尽管环境恶劣，弹药奇缺，但是这两个师还是摧毁了敌人大约70辆坦克。

12月26日早上，保卢斯又给曼施坦因发了一份电报，电文的开头这样写道：“士兵的伤亡，再加上寒冷和不足的补给，严重削弱了各师的战斗力。”他还警告说，如果俄国人将攻击霍特部队的战斗力量调回，转而来对付第6集团军的话，那么“我们根本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第14装甲军军长胡贝将军接到命令，要他在12月28日乘飞机飞出合围圈，前往设在新切尔卡斯克的曼施坦因的司令部。在那里，一架飞机正等待着将他送往东普鲁士，参加元首亲自为他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增授双剑的仪式。保卢斯告诉施密特，要他把从油料短缺到医疗设备紧缺的所有问题的“相关文件”都交给胡贝。将军和参谋人员们的希望，也在得知胡贝即将访问拉斯滕堡的消息之后大大增加。胡贝是一位直率的独臂老兵，也是元首倚重的少数几名将军之一。直到此时，大家仍旧不相信，“希特勒会抛弃第6集团军”。

在希特勒看来，为了拯救第6集团军自己已经尽了全力，然而，他对现实情况的控制能力却丝毫没有长进。就在那天，元首统帅部给顿河集团军群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不管运输条件如何的差，他们仍旧将会得到“372辆坦克和突击炮”的补给支援。然而，曼施坦因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罢了。

与此同时，在斯大林格勒市内，塞德利茨的残部还在苦苦地坚守阵地。他们必须对每颗子弹的使用精打细算，为的是能更好地抵挡住敌人的进攻。他们躲在深深的地下室和掩体中，为的是让自己更暖和，更为的是躲避苏军的炮火攻击。“他们挤在那里，就像是石器时代毛发长长的野人一样。”格罗斯曼这样写道，“他们在烟雾缭绕、漆黑一片的掩体中狼吞虎咽地嚼着马肉，正是他们将外面这座曾经美丽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敌军突击部队活动频繁”的字句常常出现在第6集团军的战争日志中。来自达姆施塔特的28岁警官汉斯·乌尔班，当时服役于黑森的第389步兵师，他后来提供了12月底斯大林格勒北部战斗的详细资料。

通常，敌人是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在重炮和迫击炮的轰击后发起进攻。如果他们从我们的手中夺走两三个掩体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又把它们夺回来。12月30日，在无数次这样的拉锯战之后，我受命带领速射火力组向前推进。我们九个人，利用手中的机枪，成功地阻断了来自斯帕尔塔诺夫卡的大约300名敌军的进攻。原来防守这个区域的人现在只剩下20名步兵了，他们已经被不断的战斗拖垮了，根本帮不上我们什么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动了放弃阵地的念头，我的两支机枪也失去了原本的威力。敌人很擅长利用地形和废墟，我们必须把敌人再放近20码才能开火。至少有22名敌人倒在了我们的阵地前，幸存的俄国人试图借助手榴弹来把我们赶出阵地。元旦那天的早晨，东方刚露鱼肚白，俄国人又派遣了三个连的兵力对这一区域展开攻势。我们很难准确判断他们的位置，因为他们从地洞里、残垣断壁后面和碎石瓦砾中射击。我们利用两挺机枪组成了交又火力攻势，敌人的损失非常惨重。一名苏联迫击炮手被打死，尽管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我们还是操起了敌人的武器来攻击敌人。一场战斗下来，我们精疲力竭，虚弱不堪，可是我们却连掩埋战友尸体的地方都没有，因为四周都躺满了冻得僵硬的敌人的尸体。

与给妻子的信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保卢斯在给顿河集团军群的电报中，签发了一份致第6集团军全体将士的新年献辞：“我们的胜利意志无人能挡，新年的到来必将带来我们的解放！我虽无法确定这一天何时到来，但是，元首绝对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我相信他一定说到做到。”

还得多谢希特勒坚持使用德国时间，俄国人的新年比德军提前了两个小时。正在扑克牌桌上的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被晚上10点左右“一场宏大的烟花秀”惊扰了——苏联军队开始了他们的“新年庆祝活动”

丹尼尔斯此刻的心情似乎很不错，不久前他才被提升为中将，并且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他还收到了一件来自保卢斯的意想不到的新年礼物——一瓶富利堡出品的香槟酒。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好几名将军看来，升官受奖远比第6集团军的命运更重要。

在德国新年来临之际，天空中只出现了少得可怜的几发照明弹，高爆弹药是绝对不能浪费掉的。合围圈中的最后一批酒也被打开，人们在“新年快乐”的祝酒声中迎接新年的到来。而苏军根本不用限制弹药和烈酒的供应。“庆祝新年的到来真好，水兵维克多·巴尔索夫这样写道，“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就喝了半斤伏特加。食物也鲜美无比，早晨的时候，为了防止头痛，我又喝了四两伏特加。”

德军士兵们极力想要淡忘自己的不幸，在他们开来，厄运会随着旧的一年过去，好运会在新的一年到来。“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切都好，’一名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写道，“不幸的是，今夜又该我去站岗了。我只希望在新的1943年里，不再像在1942年那样的沮丧。’一种近乎偏执的乐观情绪，随着希特勒给保卢斯（Paulus)和第6集团军的新年贺词的公布而在合围圈中产生了，也只有那些本来就多疑的人，才能发现贺词本身的空洞无物：“我代表全体德国人民，向你，和你勇猛无畏的军队致以新年的最诚挚的祝福。我对你们目前的危险处境十分清楚，你的部队的英雄业绩让我敬佩万分。无论如何，请你和你的士兵们放心地迎接新年的到来，我和全体德国国防军将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救斯大林格勒的战斗者们，你们的坚强不屈将成为德国武装力量历史上最辉煌的功勋。阿道夫·希特勒。’“我亲爱的元首!’保卢斯立刻做出了回应，“您信心百倍的新年贺词，让这里的官兵斗志高昂。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请您放心，从最年长的军官到最年轻的掷弹兵都将坚守阵地，在您的信念的鼓舞下，为最后的胜利贡献绵薄之力。保卢斯。’合围圈中的许多士兵，在新年家信中都表现了一种全新的精神状态。“我们不会任由自己的意志消沉，我们坚信元首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一位上尉这样写道。“我们对元首忠心不二，一定会坚持到胜利的最后一刻。’一位军士长这样写道。“元首知道我们的担忧和需求，一名士兵这样写道，“他将继续努力——对此我确信无疑——尽快地帮助我们。’即便是斯特雷克这样多疑的将军，似乎也受到了这份新年贺电的影响。“新的希望正在向我们走来，’他写道，“大家对目前和以后的战况信心十足。’另外一方面，保卢斯为此时苏军越来越具有鼓动性的宣传攻势感到非常头疼。顿河方面军第7司令部负责“战场宣传”，他们将宣传攻势的矛头指向了德军第44步兵师和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的第376步兵师。

1月3日早晨，保卢斯前往奥地利第44步兵师的司令部，“一路上听的都是被苏军俘获的第44步兵师的俘虏们播报的内容”。这些俘虏提到了食物和弹药短缺的问题，也提到了巨大的伤亡情况。“司令官，’第6集团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希望您能发布命令，提醒一下全体官兵，参加类似的播音活动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任何参与播音的士兵都应该清楚，他们的名字将被记录下来，他们将面临的是军事法庭的审判。’就在保卢斯与师长德布埃中将谈话的同时，“苏军坦克的猛烈攻势’又一次开始了。

第二天上午，保卢斯前往“要塞区’的罗马尼亚部队阵地视察，因为缺少衣服，“特别是靴子、裤子和袜子”，罗马尼亚士兵的冻伤人数非常多。而逃兵数量的激增，终于让保卢斯下定决心：“必须对俄国人散布的罗马尼亚语传单进行有针对性的反宣传攻势。’德军部队的营、连战斗力量非常薄弱，很多军队只剩下了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番号。合围圈中共有15万名士兵，可是前线部队的士兵人数还不到1/5。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很多连队只剩下十二、三个能够上战场的士兵了。部队中的幸存者们被重新组成了一支战斗群。军士长沃尔劳率领的装甲掷弹兵连仅有几名幸存者了，他们与“德国空军的连队和哥萨克排”混编在一起，被派去镇守卡尔波夫卡附近的一处阵地。那是一处环境十分险恶的地方。地图上清楚地标示着，这个“鼻子”是合围圈向西南方向突出的一块地方，一旦俄国人决定彻底消灭第6集团军，那里将会是俄国人第一个进攻的目标。

年初的几天里，天气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但俄军战士们憎恨暖和的天气。

“我不喜欢斯大林格勒的气候，”水兵巴尔索夫这样写道，“天气总是阴晴不定，我们的步枪都生锈了。天气刚一暖和，就开始下雪了，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湿漉漉的。瓦伦基（防雪毡靴）也湿透了，可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把它们弄干。”1月5日那天，气温重新降到了零下35度，他和他的战友们因此而感到非常高兴。

苏军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冬季装备的优势，采取了一种更加成熟的战术。“俄国人首先进行了试探性的攻击，”一名德国空军的联络军官这样写道，“如果他们突破防线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挖新战壕。因为食物缺乏，士兵们根本没有体力去挖掘战壕，更何况地面被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继续被围困在开阔的草原上，将会有更多士兵死去。1月6日，保卢斯给蔡茨勒将军发了一封电报：“军队正在遭受饥饿和寒冷的折磨，没有弹药，也没有可以使用的坦克了。”也就是在这一天，希特勒授予施密特将军骑士十字勋章。

事到如今，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成定局，于是苏联派遣了新闻记者，前往位于扎瓦里基诺的顿河方面军司令部。一个来自首都的苏联作家代表团参观了第173步兵师。这个师的战士来自莫斯科的基辅斯基区，其中大多都是知识分子。

“站在第65集团军的指挥部里，作家亚历山大·柯涅楚克和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观看了该师对卡扎奇岗（合围圈西北方向的一个鞑靼人的墓地）进攻的全过程。

早在霍特的营救行动在梅什科瓦河被苏军击溃之前，斯大林就已经催促他的将军们制订彻底消灭第6集团军的作战计划了。12月19日早上，他打电话给负责监督“小土星行动”实施的大本营代表沃罗诺夫，告诉他立刻前往顿河方面军司令部。沃罗诺夫选择了靠近罗科索夫斯基“地盘”附近的区域驻扎下来，这个地方正好位于扎瓦里基诺村和梅德维德诺村之间，将军的住所和指挥部就设在一所“五面墙’的民用小木屋里，中间用墙隔开。画有苏军标记的美式威利斯吉普车载着两位将军在冻得坚硬无比的路上上下颠簸着，前往视察部队，并鼓舞士气。

沃罗诺夫迅速组织了一个计划编制参谋小组，以便研究一套可行的作战方案。他坚持认为，尽管斯大林要求两天之内就制订出一个结果，但是沃罗诺夫还是坚持要首先亲自视察一下地形。沃罗诺夫前往第57集团军司令部的当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途中，一群德国容克运输机在大约9000英尺高的天空飞过他的头顶，没有任何护航的战斗机。可是这个区域的俄军高射炮兵的反应出奇慢，苏军的战斗机也是姗姗来迟，结果，一架容克飞机都没有被击落。最让沃罗诺夫生气的是，地面的观察哨、高射炮兵和战斗机中队之间的协调作战能力差到了极点。负责防空作战的中将吓得急忙采取补救措施。

回到扎瓦里基诺之后，沃罗诺夫再次研究了地形状况。德军的抵抗行动在12月初展开了，可是尽管如此，顿河前线的参谋部长I.V.维诺格拉多夫还是没有修改自己对驻扎在合围圈周围的战士统计数字。他上报的数字是8.6万人，可是被告知这一数字并不准确。这个数据让红军情报部门十分头疼，尤其是当他们的对手NKVD后来就此事对他们加以指责挖苦的时候，更是让情报部门十分尴尬。

12月27日，“指环行动’的计划草案完成了，并立即被送往了莫斯科。可是，第二天，沃罗诺夫就被告知要重新写一份计划，因为斯大林坚持要求，第一阶段的进攻，应该集中在西南方向的卡尔博夫卡一马林诺夫卡的“鼻子’上，而且要从西北方向与东北方向的红军一起同时对合围圈发起总攻，目的是切断斯大林格勒工厂区和北部郊区的联系。

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强调，在“指环行动’实施之前，必须先解决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緬科和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之间存在的竞争局面。“我们应该让谁来负责最后消灭敌人的任务？’他问道。有人提议让罗科索夫斯基担任此重任，斯大林询问朱可夫的意见。

“叶廖緬科会有受伤之感的。’朱可夫强调说。

“我们不是高中小女生，’斯大林反驳道，“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我们应该让能够担此重任的人去指挥战斗。’朱可夫受命将这个让人不愉快的消息告诉叶廖緬科。

最终，罗科索夫斯基成了总指挥，负责实施对第6集团军的最后剿灭行动，供他指挥的共有47个师，5610门野战大炮和重型迫击炮，以及169辆坦克，而且，还有300架战斗机配合他麾下的21.8万人作战。但是，斯大林没有耐性的缺点又暴露出来了，尤其是在对匈牙利第2集团军进行打击的问题上。让斯大林暴跳如雷的是，他被告知，因为运输困难的问题，部队的增援、补给物资和弹药的运输速度大大减慢。沃罗诺夫请求将实施计划的时间延迟四天，斯大林的挖苦令他难以接受：“你应该坐在你的椅子上，等着德国人来把你和罗科索夫斯基抓走！尽管极不情愿，但是斯大林还是同意将进攻时间延迟到了1月10日。

合围圈以外的德军指挥官们一直在猜测苏军下一步的动向，第8航空军司令官菲比希将军在与里希特霍芬进行一番长谈之后疑惑地问道：“为什么俄国人没有像捏碎一颗熟透的水果一样摧毁合围圈呢？”顿河方面军的红军指挥员们，也对迟迟没有展开的进攻行动感到惊讶，并且非常急切地想要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接到进攻的命令。然而此时，沃罗诺夫却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个通知，要求他准备一份对第6集团军的最后通牒。

沃罗诺夫在1943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将这份送交给保卢斯的最后通牒起草完毕。来自莫斯科的电话不断响起，斯大林对这份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改。当草案全部修改完之后，由顿河前线指挥部的“沃尔特·乌尔布赖希特反法西斯战士”把它翻译成了德语。与此同时，NKVD的人和红军情报机构的维诺格拉多夫上校又拉开了互相竞争的帷幕，竭尽所能地物色前往德军一边劝降的合适人选。最后，双方互作让步，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1月7日下午，军队情报机构的陆军少校亚历山大，米哈伊诺维奇·斯梅斯洛夫和NKVD的陆军上尉尼古拉·德米特列维奇·佳特连科，被召唤到了一起。在召见佳特连科的时候，维诺格拉多夫突然问道：“你是一个Khokhol吗？”Khokhol，或者“长毛鬼”（tufty)是对乌克兰人的一种侮辱式的称谓，俄罗斯人常常用此来粗鲁地嘲笑他们的传统发型。

“不是，上校同志。”佳特连科坚定地回答道，“我是一个乌克兰人。”

“那么就是说，你看起来像是一个俄罗斯人喽？”维诺格拉多夫大笑道。“很好，你够资格代表红军去和法西斯会面。”

之后，在参谋长马利宁将军的短暂召见之后，沃罗诺夫亲自接见了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或许是因为斯大林对此事非常重视的缘故，两位将军不停地询问是否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这项来自莫斯科的指令。然而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人对特使的任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就连佳特连科（Dyatlenko)本人也承认，他对特使的理解，仅限于从索洛维约夫的戏剧《库图佐夫元帅》中了解到的一点点皮毛。

“好吧，小伙子们，”沃罗诺夫说，“你们能完成这项任务吗？”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大将同志！”两人齐声回答。

马里宁命令前线军需部长为这两位军官寻找一套合身的苏联军服，为的是给德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军需部长保证会让他们“穿得像新郎一样”，然后“像魔术师那样”对两位特使眨了眨眼。在沃罗诺夫的默许下，他召集前线指挥部所有将军的副官到他的驻地集合。他命令他们脱去衣服，然后让佳特连科和斯梅斯洛夫依次试穿每个人的军服和军靴。很快，两位特使就找到了合适的衣服，然后与维诺格拉多夫一同坐上了参谋部的一辆威利斯车。他们被告知，前方目的地是第24集团军防区内的科特鲁班火车站。

这个地区的苏军已经接到了命令，从黄昏开始停止射击。然后，红军大喇叭不分昼夜地播放着由乌尔布赖希特的反法西斯战士拟就的一条消息，让德国人准备好迎接苏军的停战特使。1月8日早晨，一切枪声都停止了。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在一名带着白旗和三声调军号的高个下士指引下向德军前沿阵地走去。在他们朝着前线走的途中，“冰雪覆盖的草原上是死一般的寂静”。下士吹响军号，目的是想提醒对方：“注意！注意！特使来了！”在前行到100码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枪声。三个人急忙卧倒，躲在雪地里红军侦察部队用于夜间观察敌情的一堵矮墙后面。“新郎”制服很快就变得褶皱不堪，在寒冷的侵袭下，单薄的制服让他们感觉寒冷无比。

当枪声渐渐停止后，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起身，小心翼翼地继续向前走去。下士也起身，一边挥舞着白旗，一边吹响着军号。德国人的机枪又开始扫射了，但却没有直接对准特使。很显然，他们是希望俄国特使能知难而退。在几次尝试之后，狂怒的维诺格拉多夫发出信号，决定取消这个小孩游戏般的行动。[注：事后，保卢斯声称，自己从未下令对俄国人的停战旗开火，但是施密特却极有可能这样做。]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返回前线司令部做了相关报告，对此次任务的失败感到非常尴尬。“为什么你们如此垂头丧气，同志们？”沃罗诺夫问道，“事实上，不该是我们前去要求他们接受我们的停战请求，而应该是他们主动来找我们。因此，只要我们再给他们多吃一点炮弹，他们就会乖乖地来求我们了。”当天晚上，苏军战机飞过德军阵地，撒下了印有给保卢斯最后通牒的传单，同时撒下的还有一份给“德国军官、军士和士兵们”的通知，两份文件都是由沃罗诺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签署的。为了引起德国人的注意，伴随着这些传单从天而降的“还有苏军的炸弹”红军广播也播出了这份文件的内容，是由埃里希·韦纳特朗读的，使用的是德军常用的广播频率，很多德军无线电话务员都收听到了这份文件的内容。毫无疑问，德国人肯定读了这些传单的内容。

第305步兵师的一名上尉，在被俘后交代，军官们和士兵们一样，都偷偷地看过苏军传单的内容，而不顾可能受到的严厉处罚，“因为禁果是无比甜美的”有时，德国人还会找来一个信得过的俄国辅助人员，让他将俄文传单的内容翻译给自己听。“所有人都知道这份最后通牒。这名上尉这样总结道。

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只在前线司令部睡了两三个小时，就被叫醒了，时间是午夜时分。此时，一辆参谋部的吉普车正在外面等候着他们，他们急忙穿上自己的衣服（副官们已经收回了他们的衣服)。当他们来到情报部的时候，他们发现维诺格拉多夫上校已经被晋升为陆军少将，而他们自己也已经被授予了红星勋章。维诺格拉多夫开玩笑地说，之所以得到晋升，是沾了自己在“服役期间穿破的那些裤子”的光，同时他还说，如果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能够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他们将会得到一枚更重要的勋章。

两名特使被告知登上参谋部的一辆小车，同行的有维诺格拉多夫和接替他继任情报部长的军官。当他们再次在夜色中驱车前行的时候，两位刚刚得到晋升的将军哼着小曲，“不停地拿其他将军们的趣闻轶事开着玩笑”（出于礼貌，佳特连科并没有将他们醉酒的状态记录下来，但是很显然，这两位将军同志已经为自己的晋升庆祝过了。）参谋部的车在冻僵的泥土路上上下颠簸着，将军们口中的小曲不停地被打断。他们从合围圈南面绕过，跨过顿河向西，然后再从卡拉奇绕回到顿河东岸，最后进入第21集团军驻守的区域，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黎明到来之前，他们到达了第96步兵师的指挥部，这里距离西面的马林诺夫卡只有几英里。

就像被判刑的囚犯一样，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其标准是按照“政府部长的标准”提供的。维诺格拉多夫没有让上第二份，并要求两人做好出发准备。此时他们突然发现，那面白旗已经还给了前线司令部的军需部长。必须做一面新旗帜，于是师长的白色床单被胡乱地钉在了洋槐树枝上，暂时充当白旗。

参谋部的车载着他们来到前线，停在了一个平谷里，从这里开始，大家步行继续向前。一名带着军号的年长准尉加入了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的行列，他介绍自己道“军乐排排长西多罗夫”。一名中尉自告奋勇护送他们通过雷区——“因为我的性命没有你们二位的重要。”他解释道。

在前线的战壕中，三位特使穿上了早已预备好的伪装服，启程穿越浓雾弥漫的辽阔草原。前方二三十处小雪堆，是冻僵的尸体。维诺格拉多夫和另外两名将军登上一辆俄国坦克的残骸，观察着特使们行动的进展状况。西多罗夫吹响了军号，在佳特连科听起来，这号声与其说是“注意！注意”！不如理解为是“军人的葬礼号”。

他们离德军阵地越来越近了，近得都能看见敌军晃动的手指。看起来好像前线的掩体和战壕都经过了重新加固。西多罗夫摇着白旗，再次急促地吹响了军号。

“你们想要干什么？”一名德军准尉喊道。

“我们是红军司令部派来的休战特使，”佳特连科用德语喊着，“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是要向你们的总司令当面递交一份文件。我们请求你们按照国际法的惯例来接待我们。”

“那你们就过来吧。”那名德军准尉喊道。几个黑影从战壕中冒出，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他们。佳特连科拒绝前行，除非对方的军官出现。在这个漫长的等待时间里，双方都变得焦躁不安。最终，德军准尉起身到后方去寻找他的连长。当他一离开，德军士兵们就站起身来拿俄国人开起了玩笑。“俄国佬！过来，过来！”他们高喊道。一名浑身缠满破布条的矮个子士兵，爬上胸墙开始了他的滑稽表演。他指着自己用一种诙谐的歌剧腔调高喊道：“我就是军官。”

“我看得出你属于哪一类型的军官。”佳特连科反击道，这话引起了德军士兵的一阵大笑。那名表演滑稽剧的家伙，被同伴拉住脚脖子，拽回了战壕里。斯梅斯洛夫和西多罗夫也大笑了起来。

最后，准尉回来了，同时到来的还有三名军官。其中最年长的军官礼貌地询问他们想要干什么。佳特连科说明了来意，并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按照国际法的惯例接待他们三名俄国特使，并且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了一些细节上——是否军士们要脱掉雪地伪装服和是否要蒙上双眼——在被允许继续向前走之前，这些问题都是要解决的。在双方军官互致军礼之后，斯梅斯洛夫拿出了油布包裹的文件包，上面注明一级上将保卢斯亲自开启。几名德军军官低声耳语了几句。那名年长的中尉答应带苏联代表前去见他们的团长。昨天，黑色的蒙眼布和白旗都被前线军需官收回了，因此他们只好临时使用手帕和布带子蒙住眼睛。而西多罗夫唯一可以利用的就只有雪地伪装服了，他只好用伪装服将整个脑袋都包起来，在战壕中看热闹的德军士兵们被逗得大笑起来：“贝都因人！贝都因人！”[注：贝都因人系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北非沙漠中游牧的阿拉伯人。】他们这样喊道。

那位年长的中尉拉着佳特连科的手为他引路。没走几步，他“语中带笑”地问给保卢斯的文件中写了什么内容：。是要我们投降吗？”

“我无权知道。”佳特连科以沙皇军队的传统方式回答道。双方随即改变了话题。

“请您告诉我，”中尉又问道，。是不是有一位名叫维利·布雷德尔的德国作家，现在居住在普拉托诺夫斯基？这位作家已经连续十天，或许已经是连续十四天在广播中对我们的士兵讲话了。他呼吁士兵们投降，开且保证他们的生命不会受到任何损伤。当然，我的部下对他的讲话只是一笑而过，并没有放在心上。可是，他真的在那里吗？从他的口音，我判断他是汉堡人。究竟是他自己亲自在那里广播，还是只是播放的他的录音呢？”

佳特连科非常想如实回答这个问题。布雷德尔实际上是从属于他的部门的一个德国工作组，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但是，如果他给出哪怕一点点暗示的话，这位中尉就会立刻洞察到他们此次前来的“真实目的”。在这个关键时刻，谈话被一件突发事件打断了。冰面在炮击的作用下变得高低不平，再加上裹着破布的靴子在上面走来走去，又让冰面变得滑溜不堪。佳特连科摔倒了，德军中尉也被撞倒了。听到这个声音后，斯梅斯洛夫大叫了起来。佳特连科连忙安慰斯梅斯洛夫，并向德军中尉道歉。他根本不害怕德国人会设圈套来害他们。。那时，我审讯过的德军俘虏已经有大约一千人了，”他后来写道。“因此，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我了如指掌，我十分确信，这些德国人是不会加害于我们的。”

前来帮忙的德军士兵也滑倒了，大家七仰八叉地摔在了一起。这让佳特连科不禁想起了乌克兰儿童的一种名叫“小朋友们堆人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游戏。

军使们的眼睛又被蒙上了，大家继续在冰面上走，中尉继续着关于布雷德尔的话题。佳特连科还是支支吾吾地搪塞着。他告诉中尉，自己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也读过他的书。最后，中尉提醒他小心前方的台阶。

当摘掉蒙眼布后，三位停战特使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四壁都用木头钉住了的精致掩体之中。佳特连科注意到了两袋被水浸泡过的灰色谷物，德军正在试图将他们弄干。“自作自受，你们这些蛇蝎心肠的家伙。”佳特连科这样想，“你们自己把斯大林格勒的谷仓烧掉了，现在你们不得不自己从雪地里挖食物吃。”他还注意到五彩缤纷的明信片和圣诞彩纸，仍旧在掩体中挂着。

一名年长的德军军官走进了掩体，询问特使此次是奉谁之命前来的。“苏联红军大本营。”佳特连科回答道。那名年长的军官离开了掩体，估计是去打电话了。在这名上校回来之前，德军军官们和佳特连科谈论起了圣诞节的庆祝活动。然后他们又谈论起了手枪，德国人非常喜欢佳特连科的托卡列夫手枪。他乘势立刻将手枪送给了对方。直到现在三名特使才意识到，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他们不应该佩戴个人武器去见对方的长官，这让三人感到非常的尴尬。

为了将这种友好的气氛继续保持下去，西多罗夫打开了一包“力士”烟——佳特连科称它是“将军香烟”，这是上级部门特意发给他们的，为的是能给德军军官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给对方带来自己身居要职的感觉，西多罗夫递烟的样子做得很潇洒，好像自己从来都是抽最好的烟，而不是那些劣质的莫合烟。”他还让佳特连科告诉德国人，这是他经历的第三次战争：他参加过“帝国主义战争、内战和现在的伟大卫国战争”。佳特连科希望他能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加上“反抗德国法西斯入侵”来修饰，然而西多罗夫却笑着说：“在这三次战争中，这是我第一次与敌人在如此平和的状态下聊天。”德军军官也有同感，并且认为今天这个小型聚会聚合了整个战线上脾气最好的人。之后，谈话进入了一段沉默之中。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他们听到了外面大炮的轰鸣声这让俄国人非常紧张。一名德国人冲出掩体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返回掩体责备地对特使们说：“是你们的人。’所幸的是，炮声很快就停止了（后来，停战特使们才知道，那是苏军高射炮兵们开的火，因为他们无法抵挡住飞过他们头顶的德军飞机的诱惑)。

掩体中的气氛，随着等待上校回来的时间而越来越紧张起来。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带来特使们想要的结果一一第6集团军司令部根本没有派车来接他们。拿佳特连科的话说，上校的脸上“挂着难以言表的表情一一像一条刚刚被打过的狗”。在场的低级军官们似乎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了，于是纷纷起身，“似乎等待着一份判决书的宣读”。

“我接到命令，’上校对特使们说道，“不能带你们到任何地方，也不能接待你们，更不能接受你们给的任何东西。唯一能做的就是，蒙上你们的眼睛，送你们回到前线，然后交还你们的手枪，并且保证你们安全地离开德军的控制范围。’佳特连科立刻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不顾违抗命令可能带来的风险，坚决提出要将油布文件包交给一名特别指定的德军军官，而他只要打一个收条就可以了。

“我受命不得接受你们给的任何东西。’德军上校回答道。

“那就请你在这个包上写明，您是根据上级命令，才拒绝接受这封递交给你们集团军指挥官的信件的。’但是上校拒绝了，甚至连碰都不碰一下这个文件包。事情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于是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只好让他们蒙上眼睛，被遣送回前线去。还是那名德军中尉负责给佳特连科带路。

“你多大岁数了？’在离开掩体之后，佳特连科低声问道。

“24岁。’中尉回答道。他们两人只相差几岁。

“发生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这场战争是个悲剧性的错误。’在片刻停顿之后，佳特连科接着说，“战争迟早会结束的，等战争结束之后，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好吗？’“我根本不对此有任何奢望之想，德军中尉说道，“因为根本用不了一个月，你和我都会战死。

佳特连科说：“难道德国人真的认为俄国人会让你们平安地在温暖的掩体中度过这个冬天吗？’“不，根据去年冬天的经验来看，你们很可能会发动一场进攻。只是没有人想到规模如此之大，采取的战术又是如此的不同。”

“你刚才告诉我，说你的士兵们对威利·布雷德尔的呼吁不屑一顾。”出于个人的职业敏感性，佳特连科不顾禁止讨论时局的命令，完全跟着自己的感觉行事，“可是，当他说到你们无助的处境的时候，难道不对吗？难道他的呼吁还不够诚挚吗？”

“他丝毫没有说错，”中尉回答道，“可是他忽略了一点，当一场完全不被期望的战争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间进行的时候，谁也别奢望只是依靠在前线耍耍嘴皮子，就能说服对方的军队投降。”

到达战壕之后，三名俄国军官的蒙眼布被摘掉，他们的手枪和雪地伪装服也被交还。双方军官互行军礼之后，俄国人在西多罗夫的旗帜带领下，“穿过让人窒息的寂静”，回到还在坦克残骸旁等待他们的维诺格拉多夫将军的身边。

维诺格拉多夫走到一个小士丘后边带领他们，师部侦察连的指挥官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西多罗夫，”他说，“快给我画一张敌人前线防御的地图。”另外两名停战特使跟随他们走进了小土丘附近的一个掩体中，看着“我们之中年纪最长的，曾与敌人和平交谈的那位特使”准确地画出敌人火力点的分布图。“我不知道是否从一开始他就肩负着这样的重任，”佳特连科后来回忆道，“抑或他正是这方面的行家，但是很显然，他把一切都记下了。”然后，佳特连科和斯梅斯洛夫乘坐参谋部的威力斯轿车返回了前线司令部，同行的还有另外两名将军。因为没有完成任务，更因为这样一来不知道要葬送多少人的性命，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沮丧和疲惫”。

第五部 第6集团军的覆灭

第二十章 空中桥梁

“薄薄的云层压得很低，第44步兵师军医汉斯·迪波尔德这样写道，“低得触手可及。一架迷航的运输机在那片云层中间绝望地呜咽着。

“空中桥梁”的运送方法在战争中非常少见，能够在俄国人的头上建立起一条永久的运输线的想法，让柏林和拉斯滕堡那些只知道看地图和表格的幻想家们感到十分的满意。鉴于希特勒说风就是雨的特性，每名将军和参谋人员都挖空心思地希望能掌握更多数据，因此对空军基地的指挥官们威逼利诱，就是希望能掌握最新的数据和行动的证明。但情况适得其反，高层的介入只能是让事态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对希特勒盲目追随的德国空军军官们，绝对遵守对第6集团军进行空中补给的命令，因此他们启用了那些根本就不是运输机的飞机，比如用来训练飞行员的容克一86飞机，为的就是让表面数字更好看一点儿。甚至连滑翔机都被考虑在内，直到他们听说俄国战斗机会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消灭掉之后，才放弃了这样的想法。

混乱还因为后方空军基地的指挥官们，在飞机还未做冬季保养之前，就匆忙地将容克一52飞机派往了前线，为的就是向元首证明，后方空军基地拥有快速执行命令的能力。大批事先没有通知的运输机鱼贯而来，使得前线机场陷入一片混乱，更糟糕的是居然连一个空中补给运输行动指挥部都还没有设立。直到11月底，菲比希将军和第8航空军的参谋人员奉命执行指挥任务之后，这种混乱的局面才有所改观。可是，这个漏洞百出的计划，从开始就注定会败得惨不忍睹。

冯·里希特霍芬上将早已警告过，在合围圈中他们需要六个齐全的机场，而不仅仅是一个，而且还必须配备训练有素的地勤人员。上将还非常担心跑道不足，可是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恶劣天气中，他的这种担心变成了事实。12月19日是空运成效最卓著的一天，154架飞机带着289吨补给物资降落在围圈中，然而这样的日子少之又少。气候并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唯一原因。皮托姆尼克野战机场吸引了所有敌人的注意，因此飞机被击落和失事坠毁的事件，常常迫使机场进入暂时关闭状态。那些烧得精光的金属残骸被推倒了跑道两边的雪地中，成了“散发寒光的机器墓地”夜间降落成了危险性最大的事情。皮托姆尼克机场的防空炮兵根本无法准确地分辨敌我，他们不得不借助探照灯来辨别哪些是苏军的轰炸机。可是，这些从地面上射出的光柱，恰恰成了苏军炮兵的最好导向标。

德国空军的机组成员时刻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年轻和缺乏经验的飞行员们深深地震撼”于皮托姆尼克机场的场景，尤其是等待在跑道旁边准备离开的伤员们的条件，还有成堆冻僵的尸体，因为野战医院外面的冻土太硬而无法掩埋。

德国空军运来的补给确实为第6集团军解了燃眉之急，但是丝毫无法掩盖他们的怨气。当一批货箱被打开，发现里面装的都是马郁兰和胡椒粉这样的调味品之后，第6集团军的军需官韦尔纳·冯·库诺斯基中校暴跳如雷：“哪个蠢货装的这批货物？”一旁的随从军官打趣道，至少胡椒粉还可以在巷战中派上些用场。

在苏军进攻塔钦斯卡亚之后，德军运输机的运送次数更少了，空余出了很多可以使用的飞机。容克一52飞机的新机场设在距离皮托姆尼克只有200英里的萨利斯克，这个距离是这种飞机的最大作战半径距离，因此，任何耗油偏高的飞机都不会被启用。无奈之下，部分德国空军的大型四引擎飞机——载重六吨的福克·沃尔夫200秃鹰飞机和载重量达到十吨的容克290——被启用，但是它们比老式的“容克大婶”三引擎运输飞机更容易受到攻击，并且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一旦萨利斯克机场在1月中旬成了苏军的攻击对象后，幸存的容克一52飞机只好转移到沙赫特西北方向的齐瓦列沃。这个新机场，不过就是一条农田中开辟出来的满是积雪的跑道，周围根本没有地方可供居住，因此地勤人员、飞控人员和机组人员们只好居住在圆顶冰房子和帐篷里。

发动机在空中结冰的问题日趋严重，同时在地面，引擎也变得越来越难发动了。大雪常常让基地的工作陷入瘫痪之中，人们不得不从厚厚的积雪中将每架飞机挖出来。齐瓦列沃的防空高射炮非常少，仅在1月18日那天里，苏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就对机场进行了18批次的空中袭击，摧毁了停在地面的另外50架容克一52飞机。这样成功的空中袭击，对于红军航空兵来说并不多见，主要原因在于空军飞行员信心不足。

里希特霍芬和菲比希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别无选择，只能尽力将这项注定失败的任务执行好。他们对最高领导层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对领导层的信任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12月12日，里希特霍芬这样对德国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将军说。一周后，当听说戈林竟对希特勒说斯大林格勒的补给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之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合围圈已成了最好的减肥场所。除此之外，我只能说要么他压根没有读过我的报告，要么他压根就不相信报告的内容。”

就在戈林依然故我地大鱼大肉的同时，蔡茨勒将军为了表达对斯大林格勒合围圈中的官兵们的同情之心，把自己的每日伙食标准降到了第6集团军的水平。据阿尔伯特·施佩尔说，他在两周内体重下降了26镑。从马丁·博尔曼那里得知此事之后，希特勒命令蔡茨勒恢复正常每日饮食标准。作为让步，希特勒禁止在元首统帅部里饮用香槟和白兰地，“以示对斯大林格勒英雄们的崇敬之情”。

只有为数极少的德国国内老百姓知道第6集团军濒临灭绝的现状。“我希望你们能很快突围，”一位年轻的德国妇女在1月中旬给她一位当兵的笔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一旦突围成功，你就可以立刻离开那个地方了。”几乎就是在同一时间，比勒弗尔德市的纳粹党首领写信给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告诉他小丹尼尔斯出生了，对他荣获骑士十字勋章并且得到了晋升表示祝贺，并且告诉将军自己期待着他“能够立刻回到我们中间”。

一种虚幻的气氛笼罩着柏林的政府高官。对现在的局势感到非常的不安的施佩尔陪同着他的妻子——“像大多数人那样对局势一无所知”——前去看歌剧《魔笛》。“但是，陪坐在包厢中，和这群盛装的观众们一起坐在柔软豪华的坐椅上，我的脑子里想的都是拿破仑从俄国撤退的时候坐在巴黎大歌剧院的那些人，只不过现在，在前线受苦的是我们的士兵。”他仓皇地逃回自己的办公室，疯狂地将自己淹没在工作之中，希望借此能逃避现实，同时能克制住对自己远在斯大林格勒第6集团军中当列兵的兄弟的那份“愧疚的负罪感”。

最近几天，施佩尔的父母疯狂地给他打电话，他们刚刚接到消息，说他们最小的儿子恩斯特正躺在一个由马厩改成的“临时野战医院”里，那里“屋顶半敞开，没有一面墙”，而他正承受着黄疸病带来的高烧、腿肿和肾部疼痛的折磨。施佩尔的母亲在电话那头哭泣着说：“你不能让他在那里受罪。”父亲则质问他：“你和你们这帮人，怎么能眼睁睁地看他在那里受罪而束手无策呢？”最让施佩尔无奈和愧疚是去年发生的事情，为了遵守希特勒下达的禁止高层官员利用职权对亲属的前途施加影响的命令，施佩尔便用只要这场战役结束便会被立刻调到法国的借口，搪塞掉了弟弟的请求。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封信中，恩斯特说自己无法忍受亲眼看到野战医院中其他伤员痛苦死去的场景，于是重新回到了前线战友们中间，而不顾自己双腿已经肿胀得不成样子，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

被围困在合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等待着俄国人的最后一击。有谣传说，不但有一支党卫队装甲军正在向合围圈挺进（这当然是希特勒曾经许诺在2月中旬一定做到的事情），而且甚至是一个师的兵力将会通过空运进入合围圈中，以加强防御。

其中一些谣言简直荒唐至极。某些心怀叵测的家伙造谣说，苏军第4装甲军已经打到了距离他们的阵地只有十几英里的地方，但是保卢斯却通知霍特将军停止一切进攻。甚至某些士兵相信，保卢斯已经与俄国人签署了一个秘密协议，出卖了他们。另一则谣言说：。俄国高层指挥官员已经下令，任何射杀（被俘）德国飞行员的人都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为他们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德国飞行员在大后方驾驶运输机执行任务，而且苏联的飞行员十分的短缺。”

不论是在机场营房还是在草原上挖出的类似史前人类村落的防空洞中，谣言随处可闻。如果有任何可以供掩体中的小火炉燃烧的木材，浓烟就会从用空罐头盒拼成的烟囱里冒出来，木板、桌子甚至是死人的床铺，都被劈开当柴烧。另一种取暖的方法是裹着防雨油布挤在掩体里，但是人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哆嗦着。少得可怜的热气使得虱子跳蚤们跳得更欢了，使人奇痒难忍，几乎到了发疯的地步。士兵们两人一组挤睡在一张床上，为了保持仅有的温度，头上还盖着厚厚的毛毯。遍地的死人死马，养肥了啮齿动物，在草原上寻找食物的老鼠，更是变得贪婪无比。一名士兵报告说，就在自己睡觉的时候，老鼠“啃掉了他的两个冻伤的脚指头”。

当饿得摇摇欲坠的小马拉着雪橇，将每日给养送到的时候，冻得像僵尸一样的德国人，就会从包裹身体的破布堆中钻出来，希望能打听到一些最新的小道消息。因为没有可以融化冰雪的燃料，所以他们从来也不洗脸刮胡子。他们深陷的双颊如蜡纸一般的黯淡无光，而且胡子拉碴——胡子因为缺钙而如野草般杂乱。他们的脖子像老年人一样又细又长。他们的身上长满了虱子，洗澡换衣服，就像享受一顿美餐一样遥不可及。每日的面包供给量也降到了200克以下，而且常常甚至还不到100克。加入伙食中的马肉，全部由本地自行提供。寒冷的天气让死马肉仍旧新鲜美味，但是因为无法解冻，根本无法用刀子割马肉，只有用工兵铲才能分开马肉。

寒冷和饥饿，让那些离开哨位的士兵们只能依靠躺在那里来节约体力，掩体是大家都不愿意离开的唯一的避难所。经常，士兵们的大脑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因为寒冷的天气阻碍了血液的流动，这就使得士兵们的生理和精神活动受到了极大的抑制。传来传去的书籍，要么就被翻烂了，要么就被扔在雪泥之中无法再读一一其实现在人们也没有力气去读书了。同样，驻扎在皮托姆尼克机场的德国空军军官们也放弃了国际象棋，转向一种叫做skat的纸牌游戏，因为寒冷的天气已经让他们再也无法聚精会神地思考了。在很多时候，没有食物可吃，不再让人变得麻木不仁了，而是让人产生了疯狂的幻觉，这就好像古代的那些神秘主义者，通过营养不良来倾听神的旨意。

根本无法确切地知道，因为战斗休克而自杀或者死亡的具体人数，如同上文所提到的一样，在其他部队中，一旦被围困，这样的人数就会急剧飙升。更何况在历史上，像第6集团军这样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这么长时间，还是第一次。一些士兵疯狂地在掩体中吼叫，还有一些人则干脆躺在地上像困兽一般地咆哮。许多士兵在狂躁不安的时候，不得不被战友们使用武力制服，或者只好将他们打昏。谁都害怕身边的战友会精神崩溃或者失去理智，因为他们害怕这种状态也会传染。然而，最可怕的还是斑疹伤寒，得这种病的人鼻孔扩张，嘴唇乌黑，眼白变成粉红色。这种恐惧就像是中世纪的人们对瘟疫的恐惧一般，让人谈虎色变。

越是接近死亡，越是无法抑制住对世事的眷恋。对家乡的思念，和永远无法再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见面的愁绪，让那些濒临死亡边缘的人们不禁潸然泪下。那些喜爱思考的人们，要么就是陷入对过去种种美好的回忆，要么就是以一种全新的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特别是那些在一个战壕中出生入死的战友。更有甚者，对那些因为饥饿而猛啃木头的老马，也产生了强烈的怜惜之情。

在1月初的这7〜10天的时间里，也就是在苏军还没有发动总攻之前，德国人还是没有在家信中提到任何有关现实中的不幸。“我收到了250毫升的伏特加和13支香烟作为新年礼物。”一名叫威廉的士兵，在一封一直都没有到达父母手中的家信中这样写道，“可是，我现在全部的食物就只有一小片面包。当大家吟唱《伏尔加之歌》的时候，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想念过你们。我们正坐在一个大笼子里一一当然它并不是金子做的，而是俄国人的包围圈。”很多士兵在信中以撒谎来掩盖真相，为的是不让亲人担心。“我们都盼望着春天能够快点到来。”一名叫塞佩尔的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写道，“这里的天气实在是糟糕透顶，不过我们最主要的事情是养好身体，并且有一个好用的炉子。今年的圣诞节过得很好。”可是，还是有一些士兵不愿意隐瞒自己的痛苦感受：“我现在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想念你们三个人。”一名士兵在写给妻子和孩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为了能够离开合围圈，自残事件越来越多了。自残将会导致的被枪毙风险已经不在人们的考虑之列了，然而，就算这样的行为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自残也常常会加速自己的死亡。皮肉之伤是不会被允许送出合围圈的，打穿自己右手的做法又太过明显了，何况在前线战斗力量紧缺的情况下，自残的程度就必须严重到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可是，假如俄国人发起总攻，那么甚至只是“微微影响行动的一点点轻伤，就等于宣判了这个人的死刑”。

从1月初开始，投降事件越来越多，很多德军士兵不做任何抵抗就投降，或者甚至是主动投向敌人。逃亡者大都是一线士兵，部分原因是他们逃跑机会相对多一点儿。也有一些军官和士兵拒绝撤离的例子，除了勇气以外，更重要的是极其强烈的责任感。第16装甲师某连连长罗贝克中尉已经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但是却继续坚持战斗，甚至连伤口都没有认真地处理一下。就算是他的师长也没有说服他去好好把伤口包扎一下。最后，斯特雷克将军不得不亲自来找他。

“我强烈要求继续与我的士兵们待在一起，”罗贝克立即说道，“我不能在战斗进行到这样关键的时刻离开我的部队。”斯特雷克闻到了伤口散发出来的味道，立刻意识到罗贝克的残肢正在化脓，他不得不命令这位连长立刻乘飞机撤出合围圈到后方医院去治疗。

对于那些无法自己行走的伤员们，平地雪橇或者是救护车是唯一能够让他们安全撤离的工具。救护车司机被看做是“飞车英雄”，因为他们的伤亡比例实在是太高了。一辆移动的车辆一一再加上有限的燃料一一立刻就会成为俄国人炮火和空投炸弹攻击的对象。

能够自己行走的伤员和病员们就得自己徒步穿越大雪，走到后方医院去，很多停下来稍做休息的人，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了。眼睁睁看着这样场景的伤员们，强忍着伤痛坚持走到了医院。“有一天，有人敲响了我们所在的掩体的门，”驻扎在皮托姆尼克机场的一名空军中尉这样回忆说，“门外站着一名老人，他是负责修路的托特（Todt)组织的一名成员。他的双手被严重的冻伤，再也不能使用它们了。”

到达飞机场旁边的野战总医院，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安全地撤离合围圈，甚至连在那根本无法御寒的帐篷中接受治疗都没有办法保证。战伤和冻伤还不是最让军医们感到棘手的事，超负荷的工作才真的要把军医们压垮了。流行性黄疸病、痢疾和其他疾病因为营养不良而常常发生，并且由于没有足够的燃料来融化雪水，脱水的现象也让这些疾病变本加厉。待在野战医院的伤员们，比在前线更容易遭受苏军的空袭。“每隔半个小时，俄国人的飞机就会对机场进行一次轰炸”。一名下士后来报告说。“那些已经被送上飞机，就等待起飞的战友们，却在得救的最后关头被炸死了。”

如同将军用物资运入合围圈一样，将伤病员运出合围圈也同样危险重重。仅在12月19日、20日和1月4日这三天里，共有超过1000名伤员被运出了合围圈。但是平均来算，如果把那些根本没有空运行动的日子算上，那么从11月23日到1月20日，每天运出的伤员数只有417人。

被挑选上飞机并不仅仅依靠伤势的严重程度来定。有限的机舱空间，使得人们不得不根据治疗的优选法来决定被运送出合围圈的人员。“只有那些能够自己行走的轻伤员，才有希望被运出合围圈。”一名传令官后来回忆道，“一架亨克尔飞机的机舱里，最多只能放十四副担架，但却可以挤进20名还有行走能力的伤员。因此，假如你受的是重伤，或者得了非常重的病，重得无法行走的话，那么就等于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可是，万事都得靠点运气。根据军衔，这位军官设法将一名步兵军士长带上了自己的飞机，而这名军士长因为背部中弹，已经在野战医院躺了三天了。“究竟这名军士长是怎么到达机场的，至今为止我都没有弄明白。”将军还带走了另外一名发着高烧，较为年长的军士长。

遭到部队官兵们痛恨的宪兵，被称做“链子狗”，因为他们的脖子上用链子挂着一块月牙形状的金属护喉板。这些家伙们严守着所有跑道的入口，严格地检查着出入人员的证件和相关的医疗文件，为的就是确保没有任何假装生病负伤的人蒙混过关。1月份，眼看着逃出合围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为了阻挡涌向跑道的真真假假的伤员们，宪兵们越来越多地动用了手中的冲锋枪。

战争进行到1月的第二周，德军不得不动用四引擎的福克·沃尔夫秃鹰式运输机来运送伤员和补给物资，以此来弥补运输飞机数量上的不足。可是，这些飞机一旦超载就面临着坠毁的危险。第9高炮师的一名军士就亲眼目睹了一架载有他的两名战友的秃鹰运输机笨拙地开始加速起飞的场景。由于起飞后拉得太急，机舱里面没有很好固定的人们无助地向后猛的挤去，飞机的机尾也随着猛烈下沉。几乎在天空中垂直竖立的飞机，不管发动机如何拼命地挣扎吼叫，整个飞机还是轰隆一声掉到了机场边上——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团烈火腾空燃起。

在合围圈的西端，士兵们目睹的则是一些容克运输机最后的命运。当然，大家对这些每天都执行运送伤员任务的飞机已经非常熟悉了。常常，这些飞机“无法在短时间内快速飞到足够的高度，因此成了苏军高射炮火的攻击对象，结局当然非常悲惨。我亲眼目睹了很多次这样凄惨的场面，心情因此而沮丧到了极点。”

随着伤员、机要人员和一些技术专家在合围圈即将合拢之际被运送出去，一些军官和士兵也被运了出去。由于德国本土对消息的严密封锁措施，这些在合围圈即将合拢之前被运送出去的士兵们，直到乘火车到达哈尔科夫之后，才知道自己离开的合围圈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曼施坦因的副官亚历山大·施塔尔贝格记述了自己妻子的堂弟——21岁的年轻人格特弗里德·冯·俾斯麦——自从圣诞节离开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家中后，1月2日就接到命令要他前往顿河集团军群位于新切尔卡斯克的司令部的情景。接着，他被命令重返合围圈，加入第76步兵师进行战斗。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曼施坦因邀请这位年轻人与他共进晚餐，因为饭桌上的谈话气氛要轻松一点。曼施坦因和施塔尔贝格都毫不掩饰地赞扬了眼前的这位年轻人，赞扬这位仍旧秉持着第9步兵团波茨坦传统的年轻人重返濒临失败的战场的勇气。而这位年轻人却表示，之所以回来，绝对与希特勒无关，而是身为一名光荣的普鲁士军官的职责。最后，他用一种淡淡的语调将此事淡然处之：“我是一名士兵，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当然也包括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

1月19日，也就是苏军发起总攻的前一天，胡贝将军返回了合围圈。他告诉保卢斯和施密特，希特勒根本不接受斯大林格勒失败的结局，他连有关合围圈情况的汇报都不听。相反，元首却一再地努力说服，要自己相信他会展开第二次营救行动。

胡贝将军手下的一些军官感到非常的沮丧，因为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将军也沉浸在希特勒那极具蛊惑性和催眠性的乐观主义幻想中一一这就是“阳光疗法”“我彻底失望了，胡贝的情报军官多纳王储这样写道，“这样一位无比勇敢正直的战士，居然就这么容易地被说服了。”不过也有一些人听说，胡贝冒死“规劝希特勒立刻结束这场战争”当1944年胡贝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各种各样的谣言蜂拥而至，但都认定希特勒在其中下了黑手。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胡贝在飞回合围圈之前，向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汇报了相关情况，曼施坦因也同样认为，胡贝已经完全臣服于希特勒的狂妄自信。可是另外一方面，曼施坦因发现，胡贝敢于直言犯上，建议希特勒将军队的总指挥权交给一名将军，这样一来，如果第6集团军失败，那么元首个人的威望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胡贝是一位受到希特勒青睐的将军，然而他对第6集团军失败结局的直言不讳势必会让希特勒起疑心，悲观主义情绪瞬时笼罩了所有的将军。保卢斯也认识到了这点，他得出一个结论，只有一名战功赫赫的年轻将士才能符合希特勒那些有关战争的虚妄之想，也才有可能劝说希特勒接受即将失败的现实。

保卢斯的脑海中闪现出了这样一个人的名字——温里奇·贝尔上尉。贝尔佩戴铁十字勋章的黑色装甲兵制服，一定会给元首留下深刻印象的。而且，贝尔不但负责每日更新战争形势图，而且还要负责整理来自各方的报告和数据，是第6集团军司令部中少数几名对情况了如指掌的军官之一。

1月12日早晨，贝尔接到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此时，苏军发起的总攻已进入第二天，仓促之间，他连写几封家信让同事们带出合围圈的时间都没有。他将第6集团军的战争日记包好，放入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中，确保它们的安全，然后匆忙地赶往皮托姆尼克。机场的跑道早已处在敌军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的火力之下，当贝尔跑到早已装满伤员的亨克尔111型飞机前时，宪兵们拿着冲锋枪，正在极力地阻挡数百名不顾一切地冲向——甚至就是爬向——飞机的德军士兵。

大约飞行了一个半小时，飞机降落在塔甘罗格。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这个靠近南亚速海的地方气候比斯大林格勒还要冷。一辆参谋部车辆正在机场等候他，他被直接带到了冯·曼施坦因元帅的司令部。冯·曼施坦因叫来了另外一些军官，一同听贝尔汇报战局。贝尔汇报了所有的事情：饥荒、伤亡比例、士兵们的心力交瘁、躺在雪地里等待撤离，冻得血液都凝固了的伤员、食物以及油料和弹药的极度短缺。当贝尔汇报完之后，曼施坦因告诉他：“把你刚才告诉我的一切，一字不漏地全都告诉希特勒。”第二天，贝尔登上了飞往拉斯滕堡的飞机，元首正在那里等候着他的到来。

第二天一大早，尽管挂在天空的太阳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可是天气还是如往常一般的寒冷。在机场上，原定送贝尔去东普鲁士的驾驶员光着双手在给发动机预热。当他返回机场指挥部的时候，双手上的皮因为接触了冰冻的金属全都被扯下来了，因此，不得不另外派一名飞行员来执行这次飞行任务。

贝尔在夜幕初降的时候到达了狼穴，在警卫室里，他交出了自己的武装带和手枪。从这里，他被直接带入了作战室。18个月后，也就是在这里，施陶芬贝格将装满炸药的公文包放在了这间屋子里。大约有20〜25名高级军官参与这次汇报的旁听。十分钟后，门开了，希特勒走了进来，他向这名年轻的装甲兵上尉行礼致意。

“你好，上尉先生！

“你好，我的元首！身着笔挺黑色军装，佩戴着一枚铁十字勋章的贝尔，立正回答道。贝尔早已从他的姐夫——元首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那里了解到，元首是如何对待带来坏消息的。凶事传播者”的。元首总是想方设法地控制局面，强调自己的主观想法，并且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对方，而对方往往是只知道前线某一部分的情况。同样，这次谈话也不例外。

当希特勒又把他拟订的“迪特里希作战计划”（利用党卫军装甲师来进行反攻获胜）兜售了一遍之后，他对贝尔说：。上尉先生，请你在回去之后把这个计划转告给保卢斯将军，并且告诉他，我的心和我的希望将与他和他的第6集团军共存亡。”可是，贝尔早已对希特勒的这种“小把戏”有所准备，他十分明白，自己绝对不能一言不发地就打道回府。

。我亲爱的元首，”他回答道。。我的总司令命令我前来向您汇报战局，现在，请允许我为您宣读这份报告。”面对在场的这么多人，希特勒无法拒绝上尉的请求。

贝尔开始汇报，出乎意料的是，希特勒自始至终都没有打断他。上尉没有漏掉任何细节，甚至包括开小差投向俄国人的德军士兵比例的增加。站在希特勒背后的凯特尔元帅，无法忍受贝尔的这种直言不讳，挥舞着拳头示意上尉立刻停止一切言论。然而，贝尔却装作根本没有看见的样子，继续描述着前线的场景：士兵们心力交瘁、饥寒交迫，再加上弹尽粮绝，整个军队根本无力抵抗俄国人发起的新攻势。所有关于每日空运补给的数据，都牢牢地记在了贝尔的脑袋里。希特勒询问这些数字是否准确，当贝尔肯定地点了点头之后，他转向在场的一名德国空军的高级军官，要他对此事做出解释。

“我亲爱的元首，”那名空军将军回答道，“我这里有每日飞行记录和空运货物的清单。”

“但是我亲爱的元首，”贝尔立刻打断了那位将军的话，“对于前线战场上的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派出了多少架飞机，而是我们真正收到了多少补给物资。我们并不是在指责德国空军，空军的飞行员们都是真正的英雄，可是，我们收到的物资确实就是我告诉你的这些。或许一些连队将收到的物资据为已有，没有向上级报告，但这不足以造成这么大的出入。”

在场的一些高级军官们试图用“愚蠢的问题”来岔开贝尔的话题，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希特勒居然站在了贝尔的一边，也许是元首想表现出自己是与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将士们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总参谋部的。但是当贝尔谈到第6集团军面临的危险境地的时候，希特勒起身走到了插满小旗的大地图面前，而这张图看起来与从前毫无差别。然而贝尔知道，这些“与几个月前没有丝毫差别的”小旗，现在实际上仅仅是“只有数百人的师”。希特勒重复了前面提到过的计划，再一次强调自己会发动一次规模宏大的反攻来扭转目前的局势。他甚至还说，自己已经在哈尔科夫附近集合了一支党卫军装甲军，即将对斯大林格勒发起猛烈的进攻。然而，贝尔早已从冯·曼施坦因元帅那里了解到，这支党卫军到达东线战场还需要好几周的时间。“此刻，我终于明白了，他已经与现实完全脱钩了。他生活在一个由地图和小旗组成的虚幻世界中。”对于贝尔这样一位充满热情和“民族主义的年轻德国军官”来说，这个惊人的发现简直就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我不再相信希特勒的任何言论了，我确信，我们一定会以失败来结束这场战争的。”

贝尔没有被按照原计划直接送回合围圈。第二天的中午，在空军元帅米尔契(当时受命监督德国空军对斯大林格勒的援助工作）的陪同下，希特勒又一次召见了他。贝尔后来被希特勒的高级军事副官施蒙特将军接见，并且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彻底的交谈。施蒙特是希特勒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18个月后，他在狼穴被总参谋部上校施陶芬贝格伯爵放置的炸弹炸死[cdhyy注：原书为“他在斯道芬堡被炸死”])，他很快就发现这名年轻的装甲兵军官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当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贝尔对此毫不掩饰。施蒙特立刻认为，不能再送他回到保卢斯的身边了，因为他会传递错误的信息。贝尔被派往黑海海边的梅利托波尔，加入了由米尔契元帅指挥的“特别参谋小组”，帮助斯大林格勒要塞坚守到战争的最后一刻。

在拉斯滕堡，战前就与贝尔十分要好的施蒂夫将军和伯恩哈德·克拉莫罗斯中校，将他拉到一边询问——以一种隐讳的说法——是否愿意加入某个致力于赶希特勒下台的组织。可是，刚刚才见识到希特勒灾难性的指挥艺术的贝尔，觉得自己不能立刻就与希特勒唱对台戏。克拉莫罗斯表示理解他的这种想法，不过他警告贝尔，要他对曼施坦因心存戒备。“这个人表面上十分反对希特勒，可是他绝对不会落下任何话柄。最重要的是，他会坚决执行希特勒下达的所有命令。”

克拉莫罗斯的这番评论一点都没有夸大。虽然私下里曼施坦因在他下属面前的种种表现都显示出他对希特勒的不敬，甚至还训练自己的达克斯猎狗伸爪子行纳粹礼，可是，他是绝对不会拿自己的官位去冒任何危险的。在回忆录中，曼施坦因用上了暗箭伤人的话语来为自己辩护：任何军事政变都会将前线部队立刻推上绝路，并且还会在德国国内引发一场空前的混乱。在德国军官中，很多人因为1918年兵变和之后的革命而对布尔什维克恨之入骨，曼施坦因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贝尔接受了克拉莫罗斯的忠告，在返回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做汇报的时候，谨慎无比。

曼施坦因对希特勒的害怕，不久就表现出来了。当部下公然讨论谁该为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而负责的问题的时候，曼施坦因显得极为烦躁不安，他特地命令参谋长，要他“制止有关谁该为最近发生的灾难负责的讨论”，因为“这些讨论不仅于事无补，相反还会造成信任度降低和关系遭到破坏的不良后果”。军官们同时还被禁止在他们私下交往过程中讨论“导致第6集团军走向毁灭的原因”。

事到如今，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元首所要做的，只是为德国人民起到一个英雄榜样的作用。1月15日，希特勒给保卢斯的骑士十字勋章增授了两枚橡树叶，并且向第6集团军的官兵们颁发了178项重要的奖励。至今为止，许多被授勋的人仍然对这些奖章所代表的双重意义理解不清。

尽管曼施坦因也不赞成希特勒的做法，可是他十分清楚，自己必须延长第6集团军的苦难历程。第6集团军多坚持一天，就能为高加索的两个集团军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多赢得一天的时间。现在，希特勒凭借他那荒谬的逻辑，终于可以告诉将军们，自己让保卢斯坚守阵地是如此的正确。

疯狂的行动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传染病。马克斯·普拉克尔伯，德国空军负责皮托姆尼克无线电通讯的军官，他就记录下了很多次来自上级的奇怪的训话。1月9日，也就是苏军向德军宣布最后通牒的同一天，普拉克尔伯和另外一个同事奉命立即飞离合围圈。“离开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友们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每个人都给家里写了信，让我们带出合围圈。”但是，就像任何在那个时候能够逃离合围圈的人一样，重生的感觉同样令普拉克尔伯欣喜若狂：“于是，我把1月9日定为我的第二个生日。”然而，这些人无一例外地承受着逃离合围圈而带来的负罪感：“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留下的那些战友的任何消息。”

每位登上飞机的士兵，都带满了其他战友们的家信或者是身边最珍爱的小物品。第16装甲师的那位会弹钢琴的营长患了重病，柯特·罗伊贝尔请求他将自己画的那幅“要塞圣母”带回国内。恶劣的天气耽误了他们的行程，营长的飞机在次日才得以离开合围圈，利用这段时间，罗伊贝尔医生又画了一副自己妻子的肖像，要营长一并带回国内，随附的还有自己在斯大林格勒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医生没有丝毫退缩，只是然而，“希望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士兵们才发现12月22日的圣诞邮件是他们能收到的最后一批来自合围圈之外的邮件了。之后，偶尔也会有一些包裹被送入合围圈，最晚的一批是在1月18日，但是，德国邮政的定期航班在1月13日过后就要停止飞行了。那天，士兵们被告知，这是最后一次给家里写信的机会了。很多士兵的家信中都提到他们只有“在信纸上草草写上几行字”的时间，就像某位医生在给父亲的家信中所说的那样：“合围圈中的人们思绪万千。一些人忧心忡忡，而另外一些人却不以为然，镇定自如。此时揣摩人性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士兵们的家信中，形成强烈对比的主要是满腔爱国豪情和浓浓乡愁两种基调。与那些满口报国壮志的人不同，后者的家信常常以无限柔情的方式开始：“这也许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能写给你们的最后一封信了。”

一位名叫R.冯的少校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你一直都是我唯一的牵挂。我当然不会放弃任何生存的希望，然而，实际情况是如此的糟糕，以至于我们谁也说不清楚我们能否再次重逢。我们将会以比敌人更勇敢无畏的精神继续战斗下去。”

“命运”几乎是在所有家信中都出现的两个字。“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一名下士这样写道，“命运已经决定背叛我们了。如果有一天你们收到了我为伟大的德意志帝国捐躯的消息，请你们勇敢地面对它。作为最后的请求，请替我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孩子。”

对那些法西斯政权的狂热追随者来说，国家荣誉和伟大战争的成败远高于对家人的思念之情。在他们提及这场“与伟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战斗”之时，他们仍旧坚信“我们的武器和我们的领导是世界上最棒的”。为了让这场错误的悲剧看起来更有意义一些，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后代们将会把他们看是保卫欧洲不受亚洲布尔什维克侵略的卫士。“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崇高战斗，世界似乎从未变得如此严酷。”一名军士这样写道。“德国的英雄们将保卫德意志的未来。”

然而，这些信件根本没有到达它们的目的地。第4装甲集团军的战时信件审查员康特·冯·策特维茨上尉受命仔细审查这些来自斯大林格勒合围圈中的信件，并将由此反映出来的军队士气和对当局政权的态度如实地向上级汇报。尽管在报告中上尉已经最大可能地避免突出失败悲观主义情绪，可是，戈培尔还是下令将这最后一批信件销毁。而前面的这些信件内容，则来自一名曾在第6集团军宣传连工作过的低级军官海因兹·施罗特，他后来被调入宣传部工作，受命为这场战役著书立传。[注：这些信件内容转载自一本无名氏所写的“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信件”的合集，1954年该书一出版，随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然而现在，这本书的内容被认为是纯属虚构。]还有一些信件，遭受了另外一种命运。沃罗诺夫将军在1月1日这样写道：“这天晚上，我们听说有一架德军运输飞机被我军击落，坠毁在我方阵地上，在残骸中发现了大约1200封德军士兵的信件。”

在顿河方面军司令部里，扎巴施坦斯基大尉和佳特连科大尉领导的部门包括了几乎所有的翻译和德国“反法西斯人士”，他们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来整理这些信件。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写给妻子的日记体家信也在这些信件之中。根据沃罗诺夫和佳特连科所说，12月30日的最后一封信充分地暴露了驻守在西南方向的德军第376步兵师的防御工事非常薄弱，这与NKVD审讯人员从德军俘虏那里得到的消息完全一致。

在苏军1月10日发起总攻之前，第6集团军的主要战略部署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头号敌人一直是饥饿！一位军医写道，“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一名下士凄惨无比地写道，“如果可能，请给我寄一些吃的吧。我实在不好意思提出这个要求，可是我实在是太饿了。

德军士兵们开始不顾危险，冒险前往无人地带去寻找俄军战士的尸体，希望能找到一块面包或者是一袋干豌豆，然后用水煮熟了吃。他们非常希望能找到一纸包的盐，因为他们的身体实在太缺这个东西。

合围圈中德国人的饥饿程度越来越严重，但是还有人忍受的痛苦比他们更多。3500名被关押在沃罗波诺沃和古姆拉克集中营的俄国战俘死亡的速度正在迅速地加快，一些德国军官震惊地发现，在1月份中，那些幸存的战俘全然变成了食人一族，于是他们向上级做了口头汇报。当俄国部队在1月底到达这些集中营的时候，苏联当局声称，在3500名被关押的俄国战俘中，幸存的仅有20人。

印入苏联战士们眼中的这一场景（闻讯赶来的新闻摄影者拍下了一些镜头）与后来第一个被发现的纳粹死亡集中营毫无差别。在古姆拉克，埃里希·韦纳特描述道：“在一个河沟里，我们发现了一大堆俄军俘虏的尸体，几乎全都赤身裸体，骨瘦如柴。’这些场景，尤其是那些在沃罗波诺沃的电影《战俘营》中出现的场景，更加深了红军战士以牙还牙的决心。

仍旧在德军部队中战斗的数千名俄国辅助人员同样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在对一具尸体解剖之后，吉尔根松告诉负责的相关德军军官，这名俄国辅助人员确实是死于饥饿。这一解剖结果“令他十分震惊”，他声称部队中的俄国辅助人员得到的每日粮食供给量与德军士兵的完全一样。

许多俄国辅助人员都受到了德军军官的善待，而且还有很多证据证明，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些俄国辅助人员深受德军官兵的信任。但是，离开合围圈的飞机上却没有他们的位置，而与四面合围过来的苏联军队一起到来的NKVD部队，即将对他们做出处理。

第二十一章 “绝不投降”

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里，草原前线战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大多数时间里，这里只有狙击步枪沉闷的射击声音零散地夹杂着机枪的扫射声音，以及远处信号弹在夜晚升空时的尖叫声。就如同一名中尉所说的，这些就是前线战场的主旋律。在1月9日广播和传单蜂拥而至之后，德军士兵知道，敌人发动总攻的态势已经迫在眉睫了。哨兵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自觉地打着哆嗦，却仍然极力让自己保持着时刻戒备的清醒状态。

就在总攻到来之际，一名士兵对前来巡视的牧师说：“不管现在情况如何，神父大人，请给我一点点面包吧。”可是，每日面包的供给量早已下降到了75克。合围圈中的每位德军士兵都知道，他们不得不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下、在弹药极度匮乏的状态中迎接苏联人的大举进攻一一尽管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合围圈充斥着宿命的观点（人们“谈论死亡就像谈论一顿早饭”)，而且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普通士兵还对党卫军装甲军和空运增援部队的说法笃信不已，在第297步兵师中，士兵们仍然坚信：“增援部队已经前进到了卡拉奇……一起到达的还有大德意志师和党卫队。这样的说法甚至让他们产生了幻觉，将西方天空中出现的一颗星状烟火弹误认为是援军到来的信号。就像一名少尉告诉审讯他的NKVD官员一样的，甚至连下级军官也不曾从上级那里听到任何真实的消息。直到1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他所在的第371步兵师的团级指挥官还在对他们说：“希望在即。当他们“通过小道消息”（多半是德国空军人员）得知，援助他们的军队受挫，顿河集团军群已经向西撤退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震惊。

另一方面，NKVD也同样极为震惊，他们发现大量的俄国人正在斯大林格勒前线为德国人战斗，而不仅仅是作为充当劳工的俄国辅助人员。根据德国方面的记录表明，相当一部分隶属于合围圈内的第6集团军各师的俄国辅助人员，正在前线为德国而战，很多德国军官都十分欣赏他们的作战能力和忠心程度。“特别是那些勇敢的鞑靼人，’斯大林格勒工厂区的一名军官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当这些反坦克炮兵使用缴获的俄军大炮的时候，他们为每一次能够击中俄军坦克而自豪。这些家伙真是不可思议。马德中校的部队包括第297步兵师的两个装甲掷弹兵团，他们在合围圈的最南端作战，在这支部队中，有不少于780名“自愿作战的俄国人”占了将近部队人数的一半。他们被信任地委派了重要的任务，机枪连就有12名“表现非凡”的乌克兰人。他们所面临的最糟糕问题，一部分来自饥饿，一部分来自弹药的短缺。他们的九门野战炮，平均每日只有1.5发的射击量。

指环行动计划在星期六，也就是1月10日开始。在“开火”的命令下达之时，罗科索夫斯基和沃罗诺夫正在第65集团军司令部观战，根据无线电广播，此时正是德国时间6点过5分。大炮齐声轰鸣，炮身在后坐力的作用下向上弹起；喀秋莎火箭弹尖叫着冲向天空，留下浓浓的烟尾；7000门野战炮、火箭发射器和迫击炮，持续攻击了55分钟。沃罗诺夫形容当时的情景是“滚滚而来的雷声”

白雪覆盖的草原上到处都是黑色的弹坑，白色的大地早已不复存在。炮弹接二连三地到来，就像炮兵指挥员伊格那托夫大校冷酷无情地形容的那样：“这里只有两条可以逃避这场大屠杀的路——死亡或者发疯。”而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在给妻子的家信中，则以一种非常冷漠的语气形容这场屠杀是一个“非常不平静的星期天”不过，在前线的德军装甲掷弹兵团却没有如此的潇洒心情，他们惊奇地发现，在匆匆准备的阵地上，他们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敌人的弹药充足，他们的指挥官写道，。而且是相当的充足，我们从未经历过如此密集的炮火攻击。’合围圈西南方向的突出部，也就是“马林诺夫卡鼻子”，是由第44步兵师、第29摩托化步兵师和第3摩托化步兵师负责把守的；在战斗的最关键时刻，他们又得到了第376步兵师一部的援助。在如此凶猛的炮火攻击下，每个团都孤注一掷地战斗着，第44步兵师不得不从炮兵甚至是工程兵中抽调人员来补充战斗力量。这个地区只有几辆坦克和重炮，在工兵营的后面，是两辆自行突击炮和一门88毫米高射炮。但是在苏军的炮火攻击中，工兵们亲眼目睹了自己营队指挥所被炸得粉碎的一幕。。没有人逃出来，其中一名工兵写道，。紧接着，100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和斯大林管风琴持续攻击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师的一名中尉写道：“掩体在炮击中不停地晃动。然后，那些布尔什维克就发起了令人恐惧的集体冲锋——三波人浪向前猛冲，毫无退缩之意；红旗到处飘扬；每隔50〜100码就有一辆坦克。’“战地骄子’们的手因为严寒而冻得无法放入扳机护圈中，但是他们仍旧在自己狭窄而浅的散兵坑中向着穿过雪原冲杀而来的苏军步兵们射击。两边载着步兵的俄军T一34坦克如同驮着猴子的大象一般穿过大草原奔驰而来，凛冽的寒风疯狂地撕扯着大地的雪衣，露出零散的灰色杂草。落在冻土上的迫击炮弹被弹了起来，就像空中爆炸的原子弹一般，造成了更大的伤亡。第44步兵师的防御很快就被击垮，而那些在开阔的大草原上逃生的幸存者们的命运，就要全靠敌人和老天爷的怜悯了。

那天下午，处在突出部中央地段的第29和第3摩托化步兵师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在第3摩托化步兵师里，刚刚补充进来的士兵根本无心打仗。“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精疲力竭，并且饱受着疾病的煎熬。”一名军官这样写道，“唯一想的事情就是乘着黑夜溜回后方，我只好用手枪逼着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另外的一些记录表明，在战争进行到最后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临时处决的事件，只是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具体数字了。

沃尔劳军士长率领的部队是由装甲掷弹兵、德国空军和“哥萨克”拼凑而成的，这支部队一直坚守到当天晚上10点，才接到上级关于撤退的命令，不过这时敌人已经从后面包围了他们。他们设法占领卡尔波夫卡火车站北面的一块地方，可是不久后就又被迫退了回来。“从那天开始，我们没有了温暖的掩体，也没有了热饭，更不用奢谈片刻宁静了！”沃尔劳这样写道。

这些实力相当薄弱的部队仅有少得可怜的弹药，根本无力对抗苏联第21集团军和第65集团军的攻击，更不用说还有第16空军集团军对地攻击机的配合进攻。德国人曾借助修建碉堡和设置炮兵阵地，加强了突出部南端的马林诺夫卡和卡尔波夫卡两个地方的防御工事，但这些工事对于正在遭受苏军攻击的突出部中段的部队，一点忙也帮不上。德军试图借助残余坦克和已经屡遭削弱的步兵来组编成新的战斗群发起一次反攻击，然而却失败了。俄国人使用重型迫击炮将德军步兵和坦克分开，然后在开阔地带将残余部队一举消灭。顿河方面军政治部的口号铿锵有力：“如果敌人不投降，我们就会让他们灭亡！”

总攻开始的第一天，当第6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攻击“卡尔波夫卡突出部”的时候，第66集团军正在向合围圈最北面的第16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发起进攻，那里的山丘已经在苏军的迫击炮轰击下变成了黑黄色。第2装甲团剩余的坦克摧毁了一波又一波的苏联T一34坦克的攻击，然后幸存的德军士兵还是被迫撤退。

与此同时，在南部地区，第64集团军开始炮击第297步兵师和隶属于该师的第82罗马尼亚团。炮击开始后不久，马德上校接到来自师部一位参谋的电话：“那些罗马尼亚猪已经逃跑了。”最远的那个营已经撤退了，在阵地的侧翼留下了一个大约半英里的缺口。俄国人发现了这个良机，调来了大量坦克，将这个缺口向里推进了更大一块，使整个师都处在危险之中。然而由戈茨尔曼少校率领的工兵营，通过一次自杀性的反击行动，设法暂时堵住了这个缺口。

第297步兵师的奥地利营，由于损失没有那些已经撤过顿河的部队大，因此还在顽强抵抗着。在随后的两天里，他们击退了第36近卫步兵师及第422步兵师，两个水兵旅和第13坦克军一部的进攻。任何一名“已经被定罪”的士兵企图逃向苏军一方，在还没有到达苏军阵地之前，就会被自己的战友打死。但是在苏军接下来几天的宣传攻势下，又有40多名德军士兵逃向了俄军阵地。

苏军的主攻方向在西面。在第二天结束之前，也就是1月11日，马林诺夫卡和卡尔波夫卡被占领了，苏军发现了1600具德军尸体。

战斗一结束，那些农村妇女们就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冲向德国人的战壕，四处搜寻毛毯，要么拿来自己用，要么拿来与别人交换自己需要的其他东西。一直跟随先头部队的埃里希·韦纳特，看到俄军战士们将在指挥所附近缴获的一辆德军卡车中的文件到处乱扔，为的是腾空出来供己所用。“卡尔波夫卡就像一个大杂货市场。”他写道。在这些丢弃的文件和被毁坏的军用物资之中，他看到的是炮击带来的恐怖后果：“死者奇形怪状地躺在地上，他们的嘴和眼睛都惊恐地张开着，时间就凝固在了那一瞬间。他们的脑袋被削去了一半，他们的肠子也露在了外面，很多尸体的手脚都裹着浸满黄色防冻液的绷带。”

如果考虑到身体和物质条件方面的不足，第6集团军士兵们的抵抗力度让人十分惊讶。在总攻开始的头三天之中，第6集团军给苏军带来的巨大伤亡数字，是最能证明他们的抵抗力度强大的事实。顿河方面军损失了2.6万人和超过一半以上的坦克。苏军指挥员们没有采取任何减少伤亡事件的措施，他们的战士在宽敞的路面上行走，成为了敌人轻而易举地攻击的对象。白雪皑皑的大草原上，到处可见身着褐色军装的俄国战士的尸体（白色伪装服主要用于侦察部队和狙击手）。俄国战士和军官们的愤怒之情，最终全都发泄在已经骨瘦如柴、跳蚤满身的德军俘虏身上。一些俘虏被当场打死，还有一些俘虏被编成小组押送后方，可是当他们转身前行的时候，苏军战士们就从后面用机枪扫射他们。有一次，一名受伤的惩戒连连长强迫一名被俘的德军军官跪在他面前的雪地里，大声喊出复仇的原因，最后一枪打死了他。

在1月12日凌晨时分，苏军第6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到达了冰封的罗索什卡河西岸，清除了卡尔波夫卡突出部。撤退的德军部队仍然希望继续战斗下去，于是他们不得不靠人力拉着反坦克跑后撤。有时，俄国战俘再次被当做畜力使用，直到他们累死。斯特雷克将军回忆道，天气十分寒冷，地面被冻得梆硬，“取代挖掘战壕的方法，我们的士兵修建起了冰雪护墙和冰雪掩体”。第14装甲师的装甲掷弹兵们，“仍旧顽强地抵抗着，尽管他们弹药紧缺，并且在毫无掩体遮拦地暴露在冰天雪地的大草原上”。

那天，第六集团中只有少数人为戈林的50岁生日举办了庆祝活动。燃料和弹药的短缺简直就是一场突难。第二天早晨，在给蔡茨勒将军的电报中，第6集团军指挥部毫不夸大地讲述了这个事实：“我们的弹药库已经空得底朝天了。”当沃尔劳重组他的部队之后，夺取了夏天里曾经占领过的俄军火力点，然而，当他们第二天早晨面临新的攻击的时候，他们只能“在很近的射程内开枪，因为剩下的弹药实在是少得可怜”。

由于缺乏油料，伤员的转移在后撤的过程中变得困难无比。失去行走能力而不得不依靠卡车运载前行的伤员们，却因为油料耗尽而在寒冷的野外被活活冻死，而那些“面色铁青”的士兵们，在到达皮托姆尼克机场之后，也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住了。“整个机场一片混乱，”一名年轻的军官这样写道，“成堆的死尸，被人们从伤员住过的掩体和帐篷中拉出，俄国人在进攻、轰炸，容克运输机也在降落。”

轻伤员和装病的人就像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拼命地冲向降落的飞机，希望能挤上机舱。卸下的货物被丢在一边，或者被那些想要找到食物的人撕开，而那些最虚弱的伤病员们，却在这样的混乱中被踩在了脚下。面对即将失控的局面，德军宪兵不得不开枪来维持秩序。连那些正式获准登机撤离合围圈的重伤员们，都怀疑自己是否能真正地离开这个地狱般的战场。

就在此时，沃尔劳军士长胃部中了弹。通常，这种伤只能在合围圈中等死，可是他却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救了自己一命。两名下士将他从前线阵地抬了下来，放进了一辆装满伤员的卡车，司机直接驱车前往皮托姆尼克机场。眼看只有两英里就要到达机场了，可是汽油却用完了。根据命令，司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炸掉卡车。他无能为力，只能让这些伤员“自生自灭”。沃尔劳已经顾不上伤口带给自己的疼痛，他十分清楚，如果他不能够走到飞机面前，那么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条。“我不得不爬完剩下的路到达机场。爬到机场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在一个大帐篷里，我接受了一点治疗。突然，苏军的炸弹从天而降，好几个帐篷被炸毁了。”此时是凌晨3点，乘着这场混乱，沃尔劳设法爬上了一架正好起飞的“容克”飞机。

在皮托姆尼克机场，偶然的机会可以挽救一名伤员的性命，然而大多数人都只能躺在雪地里等死。第44步兵师炮兵阿洛依斯·多尔纳的左手和左大腿都被炸弹炸伤了，他对皮托姆尼克机场的惨烈情景记忆犹新：“这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悲惨情景。成群的伤员和奄奄一息的人们，一眼望不到边……很多人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了，也根本没有多的食物可以分配给伤员们，所有的食物都要供给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很难说清楚，这算不算是来自上级的正式命令。第6集团军指挥部的高级军官们对此事矢口否认，这看来似乎是那些下属指挥员们自作主张的行为。）自从1月9日开始，就没有吃过一点东西的多尔纳似乎也只有等死的份儿，然而在1月13日那天晚上，路过他身边的一架亨克尔111型运输机的奥地利飞行员，突然问起他是哪里的人。“我家住在阿姆施泰藤附近。”他回答道。他的奥地利同乡急忙喊来了另外一名机组成员，将多尔纳一起抬上了飞机。

在北部侧翼上，第16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都已经被打垮在这个地域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缺口。与此同时，在斯大林格勒市内，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向德军第100掷弹兵师和第305步兵师发起了进攻，夺回了几个街区。同时，来自西面的苏军主攻部队继续穿越暴风雪前行，向合围圈西侧纵深插入。德军第29摩托化步兵师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油料的短缺迫使第3摩托化步兵师放弃了他们的车辆和重型武器，冒着大雪徒步向后撤退。在开阔的大草原上建立一条新的防线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士兵们根本没有力气去开挖战壕。

苏军第57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向皮托姆尼克发起攻击，同时得到了来自南部侧翼的第6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的协助，迫使第297步兵师，包括马德的部队在内的德军部队纷纷向后撤退，失去了与右翼邻居，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率领的第376步兵师的联系。在1月14日中午时分，第6集团军司令部发出了一封电报：“第376步兵师被消灭了。很可能皮托姆尼克机场也只能使用到1月15日了。，’现在，苏军坦克的进攻引起了德军反坦克官兵们的“装甲恐惧症”，反坦克炮的弹药也基本上用完了。没有人有闲暇去回忆在两个月前嘲笑患上这种病的罗马尼亚人时的情景了。

在这场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希特勒决定派更多的力量去帮助第6集团军坚守住自己的阵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多重考虑的。从贝尔上尉那里得知的有关第6集团军所得援助微薄的消息让希特勒大为震惊，但他更想确定保卢斯不会寻找任何理由投降苏军。他的解决办法一一一种典型的事倍功半的做法一一是去建立一个“特别参谋部”，由陆军元帅埃尔哈德·米尔契监督空中补给的实施情况。米尔契参谋部的一名成员是这样描述这个亡羊补牢的措施的：“希特勒可以借此表明自己已经为挽救合围圈中的士兵们竭尽所能了。”

米尔契在阿尔贝特·施佩尔的陪同下前往机场乘机去接受自己的新职务，米尔契承诺要尽力找到施佩尔的兄弟并将他带出合围圈，可是，不管是恩斯特·施佩尔，还是他所在的部队，都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他们全都消失了，下落不明到完全可以认为是死亡了。根据施佩尔的记述，唯一的线索是一封由空军带出来的信，在信中，他“对生活感到绝望，对死亡感到愤怒，对作为他的哥哥的我充满怨恨”。

米尔契带着他的一群参谋人员抵达塔甘罗格，壮志满怀地认为他们一定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就如同一位高级空军运输部军官所写的：“任何看到实际情况的人都会完全相信，在这种补给短缺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1月15日的早晨，第一天的工作就没有一个好的兆头。米尔契接到了来自元首的一个电话，再次强调必须增加对斯大林格勒的空中运输。似乎为了显示自己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帮助第6集团军，希特勒在那天又给保卢斯的骑士十字勋章上增加了一对橡树叶。午饭的时候，戈林打电话给米尔契，催促他立刻飞往合围圈。菲比希马上报告说皮托姆尼克机场已经落入了俄国人的手中（他把失守的时间提前了一点），而古姆拉克的无线电站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运输机不能起飞。

第二天一大早，剩余的梅塞施米特109飞机便起飞逃离了皮托姆尼克机场，因为俄国人已经攻打到了这里。那些飞往古姆拉克机场的飞机，发现跑道上的厚厚积雪还没有被清除。中午时分，古姆拉克也成了苏军重炮攻击的对象，最后，根据里希特霍芬的命令，所有的梅塞施米特和斯图卡飞机都飞离了合围圈。保卢斯的抗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就在那天，第295步兵师的一个营集体投降了。沃罗诺夫有关保证战俘安全的传单似乎起到了一些作用。“逃跑没有任何意义，’这个营的营长告诉审讯他的佳特连科大尉，“我告诉我的部下，我们必须用投降来挽救自己的性命。’这位曾经是一名英语教师的上尉，接着说道：。我感到很难过，因为这是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整个营的德军部队投降苏军的事件。’后来又有一个营长投降了，他的部队隶属于驻守在斯大林格勒市内的第305步兵师，投降后，他谈起了“让我们的营部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我帮不上部下任何的忙，所以我干脆躲着不见他们。在我的团里，随处可以听见士兵们谈论寒冷和饥饿带给他们的痛苦，每天我的军医官都要接收很多冻伤的伤员。因为战争条件是如此的凄惨，所以我认为投降对于全营来说是最好的出路。’皮托姆尼克机场和周围的野战医院的失守让德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些无法走动的伤病员全部被留下来，并且配备了一位医生和至少一名护理人员，这是撤退情况下的标准做法。其余的伤员们要么一瘸一拐地行走，要么爬行向前，要么就是坐上雪橇，被拉着在冻得梆硬的路上前行，大约走了有八英里的路才到达了古姆拉克。少数还有汽油的卡车不断地被要求上车的士兵挡住，虽然车上已经塞满了伤员。一名德国空军上尉描述了1月16日，也就是皮托姆尼克陷落那天在前往古姆拉克路上的情景。挤满这条单行道路上的残兵败将看起来筋疲力尽，脚上和手上缠满了毛毯撕成的碎条。’下午，他记录：“这条路上的散兵游勇越来越多，这些人肯定都与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一路乞讨着食物，寻找着避难之处。”

每当天空晴朗的时候，太阳照在雪地上反射出来的光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太阳像一颗红色的西红柿，懒懒地照在大地上，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灰纱。不仅对于伤员，而是对于所有士兵来说，生活条件都非常的糟糕。他们挪动着冻伤的双脚，他们的嘴唇被冻得满是开裂的血口子，他们的脸色黄得吓人，好像他们的生命已经离他们而去了。筋疲力尽的人们倒在雪地上休息，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了。那些急需衣服御寒的人们，在死人断气不久之后，便立刻将他们的衣服剥掉，因为一旦尸体被冻僵，衣服就再也脱不下来了。

苏军部队尾随他们而来。“天气实在是太冷了，”跟随先头部队的格罗斯曼这样写道，“大雪和冰冷的空气把鼻孔都冻住了，你的牙齿会不由自主地打战。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冻僵的尸体随处可见，要他们命的并不是我们，而是寒冷。他们的靴子和外衣早已破烂不堪，他们的紧身上衣单薄得就像一张纸……雪地上到处都是脚印，它们告诉我们德国人是怎样从沿途的村庄逃出，沿着大路进入沟谷，沿途扔满了他们的武器。”跟随另外一支部队前进的埃里希·韦纳特看到，乌鸦在天空中盘旋，然后落下来啄去死尸的眼睛。

在一个邻近皮托姆尼克的地点，苏军指挥官开始确认他们的方位，因为在前面的大草原上似乎有一个小村庄，但是地图上并没有标示出来。当他们靠近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废弃物资站，有被击毁的坦克、卡车，有飞机残骸、摩托车、迫击炮、半履带式装甲车、火炮牵引车和所有其他的军事装备。让俄国士兵们感到最满足的，是看到皮托姆尼克机场的那些被遗弃和被击毁的飞机残骸，尤其是巨大的福克·沃尔夫秃鹰式运输机。就在他们向东继续朝斯大林格勒挺进的途中，战士们不停地拿“我们已经在俄罗斯大后方”的话语来取乐。

在这次撤退过程中，德军关于党卫军装甲师和空中增援部队的希望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彻底破灭了。军官们知道，第6集团军真的要覆灭了。“几名指挥官来找我们”，一名医生这样记录道，“来找我们，向我们讨要用以自杀的毒药。”军医们也想到过一死了之，但是当他们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他们发现和伤员们并肩战斗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第6集团军的600名军医，没有一人擅离职守。

此时，救护站里早已人满为患，伤病员们不得不共享床铺。通常，当一名重伤员被战友们抬进来的时候，医生总是会把他们赶走，因为他手中有太多因为重伤而无法医治的伤员了。“面对如此多的痛苦，”一名空军军士这样写道，“如此多的人正在经受痛苦的折磨，如此多的人正在死亡而我们却无能为力，我们默默地抬着我们的中尉走了出来。没有人知道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们的名字，他们相互依偎地蜷缩在地上，流血至死，还要饱受寒冷的摧残。许多没有了手臂或腿的士兵们，因为无法得救而只有等死。”石膏的缺乏，意味着医生们不得不使用纸板来固定断肢。“战场恐惧症的患者越来越多。”一名外科医师记录道。白喉病的患者也大幅增加，而最可怕的要数伤员身上飞速繁殖的虱子。“手术台上，我们不得不用压舌板将虱子从制服和皮肤上刮下来，然后扔进火里去。我们还不得不从士兵们的眼睫毛和胡须中清理虱子，在这些地方，虱子就像成串的葡萄一样聚集在一起。”

古姆拉克的“所谓的医院”比皮托姆尼克的还要糟糕，主要因为这里突然涌进了大量的伤员潮。“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地狱，”一名来自卡尔波夫卡突出部的受伤军官报告说，“尸体在路边堆成了小山，还有很多人倒在那里等待死亡。没有人关心他们，也没有更多的绷带可以使用。飞机场就在敌人的重炮攻击之下，40个伤员挤进只够容纳10个人的掩体中，在爆炸声中来回摇晃。”医院的天主教神父被称做“古姆拉克的死神”，因为他一天之内要为200多人做“最后的敷彩”(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对临终人涂油的一种圣事)。在牧师合上死者的双眼之后，通常会将身份识别牌的下面部分折断收起来，作为死亡的官方证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口袋越来越沉了。

在这个“死亡之谷”的附近，医生们正在忙碌地工作着，伤员们躺在原本开凿出来养马的沟谷里。对于某位医生来说，这块山顶上设着墓地的地方就是另外一个各各他（基督受难地)。这个中央包扎所和头部创伤医疗中心也不得不被放弃，那些受伤最重的伤员被留在了这里。几天之后，当俄国人到达此地的时候，他们用机枪打死了绝大多数伤员。头部受伤的某师翻译员兰克，起身用俄语对他们大喊，惊吓之余，俄军战士连忙停止射击，将他带到了他们的政委那里，后来，这名德军翻译被派回到一支败退的德军部队中，去劝说德国人投降。

如果俄国战士们的胸中本来就燃烧着一团复仇之火的话，那么在野外战俘集中营中冻僵的红军尸体，会让战士们的复仇之火更加炽烈。那些有幸存活的的人们，饿得简直到了发疯的地步，前来营救他们的红军战士从自己的口粮中分给他们面包和香肠吃，然而大多数人却立刻死去了。

如果不是一些德军士兵在战斗中顽强地坚守着信念的话，合围圈中的德国部队早就垮掉了。第9高炮师的一名空军中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我为自己能成为斯大林格勒的一名保卫者而自豪。不管出现任何困难和问题，当我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为自己能在东方的尽头，能在伏尔加河岸边参加这场伟大的捍卫祖国的战争而自豪，我也为自己能将生命献给我们的元首和我们民族的自由事业而自豪。”甚至就在这场战役的最后阶段，许多战斗部队继续保持着顽强的抵抗力，还涌现出了很多勇敢非凡的例子。根据耶内克将军的报告：“一名中尉独自一人操纵一门高射炮，挡住了巴萨季诺火车站附近的28辆俄军坦克的去路。在这次交战中，他一共击毁了15辆T一34。在这场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指挥官的领导策略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冷漠和自怜都是非常危险的，不仅会因此而违抗命令，更会因此而让自己丢掉性命。

在那些还没有被击溃的区域，饥饿的人们连走出掩体背着战友流泪的力气都没有了。“我非常想念你和我们年幼的儿子，”一位不知名的德军士兵，在一封从未送到妻子手中的信中这样写道，“除了想念你之外，我无法做任何事情。而想念你让我心都要碎了。”在机枪壕里，寒冷使他们行动极其缓慢，笨拙的行动仿佛是吃了迷幻药一般。然而，一名称职的中士仍然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部下，保证步枪的清洁，保证手榴弹摆放在战壕墙壁上的土台里，这样随时可以使用。

1月16日，就在皮托姆尼克失守之后不久，第6集团军司令部发出了一封电报，抱怨德国空军未能空投补给物资。“为什么今晚没有补给物资运往古姆拉克？”菲比希回答说，是因为着陆指示灯和地面控制电台坏了。似乎保卢斯根本没有意识到机场附近的混乱局面。卸载工作组织得非常糟糕，士兵们虚脱得根本无法搬运物资——“麻木不仁”，是德国空军当时的感受。机场上，等待运走的轻伤员、装病的人和逃兵们乱作一团，纪律不复存在。宪兵“链子狗”们开始控制局面，将那些饿疯了的士兵们赶到一边去。根据德国空军的报告，这些人大部分是罗马尼亚人。

在1月17日结束之前，第6集团军已经被迫后撤到了合围圈的东半部分。在接下来的四天里，战斗相对来说比较少了，罗科索夫斯基利用这段时间将他的部队重新部署了一下，为最后的冲击做准备。而德军方面，在前线部队军纪尚严明的同时，后方却开始方寸大乱。集团军军需部记录道：“集团军已经无法再向下属的各个部队提供任何补给物资了。”几乎所有的马匹都被吃掉了，也没有任何剩余的面包——士兵们把那些冻得硬邦邦的面包称作“冰面包”。当然，还是有一些仓库装满了食物，被过分尽忠职守的军需官把持到最后，结果却被苏军全部缴获。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手握大权的人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某了一些便利。根据一名军医后来的描述说，他的一名领导，当着他的面，“用一块抹满黄油的面包喂自己的狗，而在他负责的包扎所里，却连一克食物都没有”。

保卢斯明白战争就要结束，于是在1月16日给蔡茨勒将军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允许第6集团军仍旧还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向南方突围，因为待在合围圈里，面临的命运只能是被俘或者是冻死和饿死。尽管没有得到来自蔡茨勒的马上答复，做好突围准备的命令还是被下达给了全军。第二天晚上，也就是1月17日，第371步兵师的一名参谋告诉马德中校：“收到暗号‘狮子’之后，第6集团军将向各个方向突围。各位团级指挥官必须从下属部队中挑选出大约两百名仍旧还有战斗能力的人员组成战斗编队，联系其他战线的军队，共同进行突围行动。”

一部分军官已经开始“筹划如何免遭苏军的俘虏，因为那比死亡还要糟糕，’。

第16装甲师的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想到了使用从俄国人那里缴获的美式吉普车。他计划穿上红军的制服，然后带上几名可靠的、希望逃脱NKVD报复的俄国辅助人员，然后偷偷地溜过敌人的防线。这个计划很快就传到了师部的指挥官耳中，其中包括参谋长安格恩中将，甚至连他们的军长斯特雷克将军都被这个计划所引诱了。可是，在传统的军人价值观的强烈驱使下，这个抛弃自己士兵的计划没有被采纳。第6军的一个小组开始突围尝试，另外一些合围圈中的小股部队也开始尝试向西南方向突围，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使用了滑雪板。来自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两名参谋军官——埃尔希勒普上校和情报主官尼迈尔中校，死在了突围的路上。

保卢斯从未想过要抛弃自己的部队。1月18日，当最后一批来自德国的邮件送达的时候，他只给妻子写了一行极其简单的告别话，由一名军官带出了合围圈。他的勋章，结婚戒指和图章戒指也被带出了合围圈，可是这些东西最终落在了盖世太保的手中。

第二天早晨，胡贝将军接到命令，乘坐福克一沃尔夫秃鹰式运输机离开古姆拉克，加入米尔契领导的特别参谋部。1月20日，当他到达之后，立刻提交了一份“值得信赖和精力充沛的军官”的名单，要求把他们从合围圈中接出来协助自己工作。一点都不出乎所料，名单上的这些人既不是运输补给专家也不是空中运输的行家，而是来自他自己装甲军部队的军官，特别是他的那些旧部下。毫无疑问，胡贝觉得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第6集团军司令部此前声明过，装甲部队的专家是属于那些可以撤离合围圈的人员之列的。

总参谋部军官当然也在可以撤离人员之列，但是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被第6集团军称为“诺亚方舟”的撤离计划了。来自第100掷弹兵师的军士长菲力浦·威斯特里奇，原来是一名泥瓦工，他被“送出了合围圈”原因是“根据1943年1月22日第6集团军的命令，要求每个师中挑选一个人撤离”第297步兵师的马德中校和两名军士被选中，而各个师都有被挑选出来的人选。已经彻底放弃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的希特勒，决定重新组建一个第6集团军一一就像凤凰涅槃重生一般。1月25日，这个想法最终变成了一个计划。希特勒的第一副官施蒙特将军这样记录道：元首发布命令，重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一共包括20个师的兵力。

携带重要文件撤离的信使官员的挑选，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比较人性化的方法。接到第14装甲军司令部撤离命令的多纳·施劳比滕王储在1月17日离开了合围圈，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更因为他是参谋部中孩子最多的军官。不久之后，第6集团军司令部就坚持认为、作为专家撤离合围圈的人，必须同时肩负机要官的任务。身为装甲营营长的冯·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上尉被选中，但是他首先必须得去集团军司令部收集电报和其他的重要文件。在那里他见到了保卢斯，看起来，他“似乎已经完全被身上的责任压垮了”

在一段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登上了停在古姆拉克机场的五架亨克尔轰炸机中的一架，护送他的宪兵不得不用冲锋枪逼迫一拥而上的伤病员后退。在即将离开合围圈之际，他的心情错综复杂：“离开我的战友们让我十分难过，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是唯一可以活下去的机会。他曾试图将康特，多纳（多纳王储的远房亲戚）也带出合围圈，可是他病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如同其他十名伤员一样，尽管已经被牢牢地固定在了机舱中，但是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仍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他们乘坐的亨克尔停在跑道上，等待着其他四架飞机起飞。加油的时候，一个油泵被堵住了，而此时炮弹越来越近，飞行员扔掉油泵，跑回了驾驶舱。他们起飞了，满载着伤员慢慢起飞，进入最低的云层中。在大约六千英尺的高空中，亨克尔钻出云层，进入了“美妙的阳光”世界中，机舱里的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俨然一副“重获新生”的感觉。

当他们在梅利托波尔降落的时候，基地医院的救护车已经在那里做好了迎接伤员的准备，一辆轿车将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送到了曼施坦因元帅的司令部。上尉已经顾不上自己的外表了，因为整个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糟糕的状态”之中。尽管他身材高大挺拔，但是现在他的体重却只有120镑。他的双颊深陷，就像每位在合围圈中的人一样，他已经很多天都没有刮过胡子了。他的黑色的装甲兵制服又脏又破，他的野战靴外面缠满了布条，以此来防止冻伤。身着野战灰制服的施塔尔贝格（曼施坦因的副官）被眼前的这位上尉的外表吓了一跳。“施塔尔贝格盯着我，让我觉得他心里一定在想，‘这个家伙身上有虱子吗？’——我的身上当然有虱子——他小心谨慎地和我握了握手。”

施塔尔贝格直接将他带去见曼施坦因，元帅对他的欢迎显得要友好得多。这位陆军元帅立刻从他的桌子边起身，绕过来毫不犹豫地与上尉握手。他手拿电文，向年轻的上尉询问着合围圈里的最新情况。在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看来，元帅似乎上是“一个沉着冷静的人”。

曼施坦因告诉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他将被派到米尔契元帅的特别参谋部去，帮助改善空中补给线。上尉得首先到冯·里希特霍芬上将那里报到，然而在得知上尉到达的消息之后，上将却说自己太忙，没有时间见他。另一方面，尽管上尉并没有奢望产生什么好感，然而身为“老纳粹”的米尔契元帅却表现的“更具人情味”一些。他被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的样子吓了一跳。“我的天，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在询问了斯大林格勒的情况之后，米尔契说，“现在，你必须好好地吃上一顿饭。”

他下令必须给弗赖塔格一洛林霍温安排特殊的食物，包括肉、黄油，甚至还要加上蜂蜜。这名筋疲力尽的年轻装甲兵指挥官随即被带到豪华专列上的一间卧铺车厢休息。“这是九个月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床，我没有时间去管我身上的虱子，毫不犹豫地倒在了白色的床单上，心想明天一早再去除虱站吧。多么舒适和温暖呀——外面是零下20度——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对比呀。”

起先，那些从合围圈中来到米尔契的特别参谋部工作的军官们对这里充足的资源和充沛的人手一时间感到非常的不适应。可是他们还是不清楚他们能够为空运做些什么。“能不能一辆接一辆地往里运坦克？”在与米尔契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胡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就像从未进入过合围圈的人一样，米尔契根本无法准确地掌握合围圈中的条件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1月18日，米尔契收到来自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的电报，告诉他第6集团军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因为他们的油料和弹药都已经消耗完了。于是米尔契打电话给戈林说：“这些坚守要塞的人似乎已经陷入了惊惶失措之中。”他接着说道，曼施坦因也是这样认为的。尽管远离战场，但是两人似乎同时都本能地对这个已经被抛弃的集团军产生了怜悯之心。

让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发挥它的最大意义，是留给柏林的元首统帅部和宣传部的一个难题。“斯大林格勒合围圈里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戈培尔在三天前的会议上这样肯定地说，“德国新闻界一定为这场在斯大林的城市进行的伟大战役的胜利准备好了报道一一如果有必要的话会发增刊。”这种“胜利”当然是指精神上的胜利。

斯特雷克的参谋长赫尔慕特·格罗斯库特是合围圈中反对现政权的最积极的人物，他认为应该将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告诉那些高级军官，以便他们采取必要的行动。他设法给自己最信任的一位同僚伯爵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少校送去了一个消息，瓦尔德泽直接到了位于柏林本德勒大街的集团军司令部，去找反对派中的一名军衔最高的军官奥尔布里希将军，接着又与退役的贝克将军会面，告诉他们这则“只有立刻采取打击”希特勒的行动，才能挽救第6集团军的消息。贝克让瓦尔德泽直接到巴黎去找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和冯·龙德施泰特元帅。然而，龙德施泰特那令人“十分沮丧”的回答，让瓦尔德泽就此放弃了所有的努力。

格罗斯库特在1月20日给他的兄弟发了最后一封信，这天恰恰是他的女儿苏西的生日。“我的女儿很快就会失去父亲，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孩子一样。”他这样写道，“痛苦还在继续着，并且将越来越糟糕。我们已经被迫退到了狭窄的西部地区，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将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不仅是因为命令，更因为我们听说俄国人会杀死所有的俘虏，对这点我颇为怀疑……人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所有的诺言都是空话一句。”

第6集团军司令部感觉到，米尔契的参谋部根本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峻性。

“前线已经没有一个健康的战士了，”那天的报告这样写道，“每个人都至少忍受冻伤带来的折磨。第76步兵师师长昨天到前线去视察，发现一路上都是活活被冻死的士兵的尸体。”

1月20日的早晨，苏军的新锐部队又发起了新的一轮进攻。第65集团军突破了德军在贡恰拉西北的防线，并在那天晚上占领了这个地方。这样，几英里之外的古姆拉克，便成了攻击的主要目标。

第二天晚上，机场人员和附近的司令部人员的撤离，在喀秋莎火箭炮的轰击下乱作一团。那天晚上，米尔契的参谋部接到了来自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一封电报：“从1月22日凌晨4点开始，古姆拉克机场不能再使用了。与此同时，斯大林格勒斯基飞机场的跑道将正式启用。’这是一种乐观的说法，其实斯大林格勒斯基的跑道根本不能起降大型飞机。从那时开始，保卢斯将军只好听天由命，并且很显然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一名刚从合围圈返回的空军少校向米尔契元帅报告说，保卢斯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任何援助都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命该如此，我们的士兵已经没有任何力气抵抗了。当这名少校试图用简短的语言向他汇报坚守在西部战线的顿河集团军情况的时候，保卢斯说道：“死人是不会再对军事历史有任何兴趣了。’由于油料缺乏，500命伤病员被迫滞留在了古姆拉克机场的野战医院里。1月22日凌晨时分，他们看到了远处地平线上的俄国步兵，以一种“猎捕野兔’的阵势向前挺进。当敌人行进到步枪射程范围之内的时候，奉命保卫机场的第9高射炮师的军官们匆忙登上了机场的最后一辆汽车。大约前行了一百码左右，他们发现了一名从野战医院爬出来的士兵，他的双腿已经被截肢，正坐在雪橇上努力向前蠕动。空军军官们停了下来，应士兵的请求将他的雪橇绑在了汽车后面，可是，只要车子一开动，他的雪橇马上就翻倒了。一位中尉建议，让伤员爬在汽车的前盖上，因为车上已经没有可以容纳他的地方了。这名伤员不愿再耽误他们的时间，此时他们已经处在俄国步兵的射程范围之内了。“不要管我了！他喊道，“我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这名空军军官明白，他说出了事实的真相。在这个紧要关头，任何不能行走的人已与死人没有任何差别了。汽车启动了，那名残疾的士兵就坐在车辙附近的雪地里，等待着俄国人过来结束他的生命。

他可能真的被枪毙了，就像沿途的许多伤员一样。共产党作家埃里希·韦纳特试图就此事做出解释，他说“被遗弃的伤残人员’想要跟随其他德军一块走，可是却遇到了“前进中的红军的炮火’攻击。事实的真相是，红军战士，如同德国国防军一样，从未将敌人的伤员看在眼里。有报道称，500名被留在古姆拉克机场的伤员，连同两名患重病的护工和一名师属牧师被苏军屠杀，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红军只是将他们留在那里，让他们依靠“雪水和死马肉’来自生自灭。10天之后，活下来的人被送到了贝克托夫卡战俘营。

对于这些败退的士兵来说，越是离斯大林格勒近，失败的景象就越是可怕：“放眼望去，随处可见被坦克碾死的士兵、无助地哭喊的伤员、冻僵的尸体、因300

为油料耗尽而被抛弃的车辆，以及被炸毁的大炮和各种各样的军事装备。”路边的死马身上的肉早已被撕光。士兵们都希望能碰上一个装满补给物资的空投箱，可是这些物资要么就是在落地的时候被哄抢一空，要么就是落在雪堆里根本找不到了。

尽管中心阵地的溃败已经无法阻挡，可是在很多区域，德军部队仍旧在顽强地战斗着。1月22日早晨，第297步兵师的残部从沃罗波诺沃地区向斯大林格勒南郊撤退。布鲁诺·格贝勒少校和他的残部等待着来自苏军的另一场屠杀。他们唯一的炮火支援是由一名军士指挥的几门榴弹炮，军士奉命只有在俄国人前进到200〜250码的范围内才能开火。7点刚过，当格贝勒营的士兵们正在掩体中躲避敌人的炮火的时候，一名哨兵发出了警报：“少校先生，他们来了！”

格贝勒急忙大喊“俄国佬”！士兵们迅速冲入他们的火力射击点。一大群身穿雪地伪装服的步兵正在向他们冲来，嘴里喊着“乌拉！乌拉！乌拉”！当德军掷弹兵的轻机枪、步枪和冲锋枪一齐开火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俄国兵距离他们只有40码远。俄国人伤亡惨重。“第一波敌人被打死或者被打倒了，第二波也是如此，紧接着第三波敌人也冲上来了。在我们的阵地前面，苏联人的尸体堆积如山，正好成了我们阻挡敌人子弹的沙袋。”

俄国人没有放弃进攻，他们只是改变了进攻方向，集中全力攻击侧翼分队。在9点30分的时候，他们击溃了左翼罗马尼亚军队的防线。一枚反坦克枪子弹击中了格贝勒身边站着的副营长，立刻要了他的命。格贝勒也感到自己的左肩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他的文书菲尔德威贝尔·施密特也被同一支反坦克枪击中，子弹直接射穿了他的钢盔。愤怒的格贝勒，将一支步枪架在面前的雪墙上，用他没有受伤的胳膊和肩膀奋力还击。

另外一波俄国步兵的进攻开始了，格贝勒高呼着让他的部下们开火。一名军士长使用一架轻型迫击炮轰炸敌人，可是射程太短，再加上迎面的风来势凶猛，居然将几发炮弹吹落在了自己的阵地上。最后，在坚守了七个小时之后，格贝勒看到一面俄军军旗出现在了他们身后的水塔上。他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他召集营里剩下的士兵向斯大林格勒市区退去。在城市里面，他们为毁灭和崩溃的景象感到震惊。“天气实在太冷了，”其中一名士兵写道，“我又被这样的场景包围着，就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般。”

1月22日，也就是戈培尔企图用“全民战争”为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市的惨案做开托的时候，第6集团军接到了来自希特勒的电报，从而彻底地对自己的生命不再抱任何幻想。电报说：“绝对不能投降。部队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果可能，召集仍旧有战斗力的部队继续坚守已被削弱的要塞。勇敢和顽强地坚守住要塞，以便为建立新的阵线和发动反攻赢得时间。这样做，将会让第6集团军在德国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第二十二章 “德国元帅不会用一副指甲钳自杀！”

每当纳粹德国空军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的时候，士兵们都会满怀期望地抬头望向飞机，并且会一直看着飞机飞远，变成一个小点，直至最后完全消失。伴随沉重的心情，一名士兵这样写道：“我们久久凝视着德国飞机，心想要是能坐上他们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将我们团团围住的地域，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1月22日早晨，当古姆拉克机场被占领之后，只有少数飞机设法降落在了斯大林格勒斯基机场的狭小跑道上。“空中运输线”——逃生的最后希望——也被阻断了。

现在，对部队的补给完全依靠空投补给罐来实现，战士们把它们叫做“补给炸弹”。但是，不顾第6集团军要求使用红色罐体的要求，德国空军仍旧使用白色的补给罐。整个空投系统进入了混乱之中，因为只有少数部队有空投标识板，而第8空军在1月24日也失去了与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无线电联络。胡贝空投了一份指示，告诉斯大林格勒废墟中的德军士兵们，只要听到飞机的发动机的声音，就立刻卧倒在雪地上，组成一个十字图形，以此来告诉空军飞行员们，“德军士兵在这里”。在光线和能见度低的情况下，他们还得向空中释放信号弹，以此指引飞机的航向。但是附近的俄国人会马上释放同样颜色的信号弹，以此来迷惑飞行员。强风也常常将空投物资吹过不断变化的前线阵地，结果落入了敌人的手中。一些勇敢的士兵尝试进入开阔地带去搜寻补给罐，俄国狙击手就会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打死。在斯大林格勒废墟中，饥饿的德军士兵试图袭击苏联战士，为的只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粮袋。

古姆拉克的陷落对伤员来说，意味着另外一场可怕旅程的开始。他们中的很多都是从皮托姆尼克机场过来的，结果发现自己还是不能搭乘飞机离开合围圈。“精疲力竭的伤员们费力地往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移动着，”一名幸存者报告说，“就像野兽一样地爬行着，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

斯大林格勒临时医院里的条件比古姆拉克更加糟糕，大约2万名伤员挤在城市废墟下面的地下室中，如果算上病号，那么这里足足有4万人。斯大林格勒影剧院的地下室中安排着600名重伤员，没有照明设备，也没有通风设施。“呻吟声、求救声和祈祷声与炸弹的爆炸声混杂在一起，”第60摩托化步兵师的一名医生这样写道，“烟火、血腥和伤口散发出的恶臭味道充斥着整个房间。”这里已经没有更多的绷带，没有药品和干净的水了。

许多来自一线部队的医生们都奉命前去察里津河谷隧道帮忙，这个设在矿井隧道里的医疗场所，现在容纳着大约3000名重伤员和重病号。奉命前来的赫尔曼·阿赫莱特纳医生立刻想起了一句名言：“只要进入此门，就别想活着出去。”隧道外成堆冻僵的尸体深深地刺激着他们，隧道内，唯一的油灯忽明忽暗，更增添了几分地狱的气氛。恶臭的空气让人无法呼吸。迎接医生到来的，居然是几声悲惨的哀嚎：“给我们点儿吃的吧！”伤员们每天的食物只有薄薄的一片干面包，医生们将面包泡入一种热汤中，好让面包变得大一点。绷带的匮乏更加重了冻伤者的病情，阿赫莱特纳医生说：“当我们去换绷带的时候，脚趾和手指往往会随着肮脏的绷带一同被剥落下来。”去除虱子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卫生兵换绷带的时候，大片的灰色虱子就会从伤员的身上爬到他们自己的手腕和胳膊上来。当一个人死去，他身上的虱子就会成群地离开，寻找新鲜的血肉寄居。医生们总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些得了伤寒的病人隔离开来，然而他们明白，根本别想指望依靠这种办法来阻止传染病的扩散。一名年轻的德国士兵，环视着周围的惨景，喃喃自语道：“家里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随着合围圈被罗科索夫斯基的集团军越收越紧，被迫从草原上撤入斯大林格勒废墟的德军超过了10万人。许多人（就算不是绝大多数人）都在遭受着痢疾、黄疸和其他疾病的折磨，他们的脸色已经变成了黄绿色。

就像第297步兵师的伤员们发现的那样，斯大林格勒的市民们并非都对他们充满了敌意。“两名斯大林格勒妇女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我搓双腿，为的是不让冻伤的态势继续恶化下去。”一名军官这样写道，“一次又一次，她们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说，‘年轻的小伙子呵，要不是这样，恐怕早就死了！”士兵们还惊讶地发现，在一所破房子里，有几个俄国妇女正在烤面包，并且同意与德国人的冻马肉交换。

师和团的编制已经毫无意义。第14装甲师只有不到八十个能够战斗的人员了，几乎没有一辆坦克或者是重型武器还有弹药。在这样一个无助绝望的情况下，纪律开始土崩瓦解。继续抵抗不仅因为保卢斯拒绝投降的命令，更因为对俄国人复仇心的恐惧感。

由于没有反坦克炮的威胁，苏军T一34坦克径直冲向德军的火力点和枪手，将一切全都碾压在了自己的履带之下，在直射射程范围内的掩体和加固的建筑物，则被苏军野战炮击毁。现在，德军士兵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无助感觉的折磨，不仅对他们受伤的战友无能为力，而且也挽救不了自己的生命。这与去年夏天他们无情的进军生活相比，简直就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1月25日，保卢斯和他的一名高级参谋军官威廉，亚当因为炮弹爆炸而头部受了轻伤。莫里茨·冯，德莱伯将军与297步兵师一部，也在察里津河口西南三英里左右的地方投降了。据说，前来接受投降的苏军大校问道：“你的部队呢？”根据两天后在苏联电台广播的，由另外一名“莫斯科移民”、德国共产党员小说家西奥多·普里耶维尔所写的稿件，当时莫里茨·冯，德莱伯环视了一下周围手无寸铁、被疲劳和寒冷击溃的人们回答道：“大校，你还需要我解释给你听，究竟我的部队在哪里吗？”

第6集团军的医官长长雷诺尔蒂将军是首先放弃抵抗的将军之一（红军情报机构正是从对他的审讯中，第一次听到了关于保卢斯已经完全陷入崩溃状态的消息），但还是有一些将军不愿意坐以待毙。胡贝的继任者施勒默尔中将大腿中弹，而第71步兵师的冯·哈特曼中将则被穿头而过的子弹当场击毙。第371步兵师师长施滕佩尔中将自杀了，当敌人占领了察里津河南岸斯大林格勒城区后，他和其他一些军官一起自杀了。

1月26日早晨，第21集团军的坦克与罗季姆采夫的第13近卫步兵师在马马耶夫岗以北靠近红色十月工人住宅区的地方会师。场景非常感人，特别是对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来说，因为他们已经在这里单独战斗了将近五个月。“这些坚强的战士们的眼睛在相遇的瞬间充满了喜悦的泪水。，”崔可夫这样写道。酒瓶在战士们之间互相传递着，胜利的心情也随着酒瓶传遍了整个部队。斯大林格勒合围圈被分成了两半，保卢斯和大多数高级军官被围困在狭小的南部口袋里，驻守在北部的斯特雷克将军指挥的第6军则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附近的地域里，他们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是第24装甲师的无线电发报装置。

在随后的两天中，德国和罗马尼亚的散兵、伤员和那些虽然患有炮弹休克症却仍旧在抵抗的战斗部队全都潮水般地涌入了日渐缩小的南部口袋中。在那里，保卢斯和施密特建立起了自己的新司令部，设在红色广场一家百货商店地下室里。德军占领的最后标志是一面卐字旗，它被固定在商店大门上方的阳台上的一根临时旗杆上。罗斯克上校的第194装甲掷弹兵团残部负责商店的守卫任务，他本人则被晋升为将军，成了不复存在的第71步兵师的新师长。

越来越多的德军高级军官的投降，使得顿河方面军第7部的“作战宣传”工作力度前所未有的繁重。从发起总攻开始，等待审讯的战俘数量就在猛增，这使得官员们在挑选“更感兴趣”的审讯对象的时候眼花缭乱。

佳特连科大尉接到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刻回到顿河方面军司令部报到，因为又有一名被俘虏的德军将军被带来审讯。佳特连科知道，这名叫做埃德勒·冯·丹尼尔斯的德军中将，值得他花更多的时间来审讯。在月初那架坠毁的德军运输机的邮件包内，苏军找到了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写给妻子的日记体的家信。如同其他刚被俘虏的德国人一样，丹尼尔斯的情绪相当不稳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佳特连科知道，抓住对方的致命弱点是最好的战术。于是，他开始含糊地询问起丹尼尔斯“合围圈宝宝”的情况，突然间拿出了那些丹尼尔斯原本以为已经安全抵达德国的信件，这让丹尼尔斯一下子失去了抵抗的信心。

“将军先生，’佳特连科的笔录这样记述道，“请把您的信件拿回去吧。这是你的财产，你可以在战争结束回家之后，把这些信件放到您的家庭文档之中。显然，丹尼尔斯对此举深表感激。他接受了我们提供的茶水、饼干和俄国香烟，然后开始“回答我们的问题”。佳特连科一直把他留到了晚上。在吃过晚饭之后，继续将审讯进行到了半夜。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文雅的方式没有必要。心理上的混乱和对战败的愤怒，使得那些不仅感到自己被出卖，而且为自己对部下承诺“元首一定会来营救他们”感到愧疚的将军们，就算是不肯合作，至少也非常顺从。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常常对希特勒和现政权大肆批判。他们把戈培尔叫做“瘸腿鸭子”并且讽刺超重的戈林应该试试“斯大林格勒食谱”但在俄国审讯员看来，只有当这些将军们亲身经历过元首对他们和第6集团军的背叛行为，才对希特勒的真实人格有了清楚的认识。很少有人会认为，在入侵俄国的事情上，希特勒以及他的政策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有德军士兵在前线的那些战争暴行，或许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是肯定都有所了解。

从对这些被俘的军官的审讯中，顿河方面军司令部已经非常肯定地认定，保卢斯“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并且扮演着一个强加给他的角色”他们越来越相信，保卢斯已经成为自己司令部中的一个囚犯，并且受到他的参谋长的严密看守。佳特连科丝毫不怀疑，施密特一定是第6集团军中的“纳粹党耳目”因为被俘的军官们报告说，“施密特指挥着第6集团军甚至是保卢斯本人”。

亚当上校在后来接受佳特连科的审讯时告诉他，施密特就是那个下令将停战军使送回去的人（佳特连科没有告诉他自己是其中之一)。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一定对那个油皮公文包中的文件内容非常清楚。1月9日早晨，当佳特连科和斯梅斯洛夫在掩体中等待回音的时候，他们肯定在早餐时间里已经将俄国飞机空投的最后通牒读了一遍。也就是在那天早晨，胡贝将军结束了他与希特勒的会面，并且飞回了合围圈。他已经将绝对不能投降的命令带了回来。根据亚当所说，这个命令大大加强了施密特将军在第6集团军的绝对统率地位。

1月29日，也就是在希特勒执政十周年纪念日前夕，设在废墟地下室中的第6集团军司令部发出了一份贺电：“致元首！第6集团军向元首执政纪念日表示祝贺。卐字旗仍旧在斯大林格勒市上空飘扬着。或许我们的斗争会是现在和将来世代德国人绝不屈服于困境，直至德国最后胜利的典范。嗨！我的元首！保卢斯。”

这封与当时的时局格格不入的电报，看起来更像是由施密特将军起草和发出的，当然，电文的措词，没有他的批准也是根本发不出去的。这段时间，保卢斯得了痢疾，被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搅得情绪低落，因此并不难想象，在他看到电文的时候，会点头同意。而此前不久，根据格罗斯库特的一封报告信显示：“保卢斯处在一种身心都已崩溃的状态之中。”

1月30日，就是在纪念日当天，戈林在空军部通过广播发表了自己的演说，将第6集团军比作是在温泉关的斯巴达人。在斯大林格勒，人们通过无线电收听广播，因此效果并不好。其实，戈林这篇“我们自己的葬礼悼词”对所有听的人来说，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戈特弗里德·冯·俾斯麦形容演说的效果“令人毛骨悚然”。在斯大林格勒影剧院的地下室里挤满了伤员，戈林的声音立刻就被伤员们辨认出来了。“开大声点儿!”有人这样喊道。“关掉它！”另外一个人叫喊着，并且破口大骂。广播在布吕克纳的第五交响曲中结束了。一些军官讽刺说，马萨达山顶“自杀的犹太人”比温泉关（Thermopylae)的比喻更恰当。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比喻是多么的恰当，希特勒确实在暗示让他们来个集体自杀，尤其是那些高级军官。

由于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在纪念日那天晚些时候，希特勒的演讲由戈培尔代为播出。这是一篇充满挑衅的演说，但是其中自我辩解的部分显然没有做过任何的掩饰。他只给了斯大林格勒一句评语，尽管斯大林格勒的灾难给这个庆祝日留下了不可忽视的阴影，但“战斗在伏尔加河的德军士兵们，给我们每个人为德国的自由、民族的未来，广而言之，为保护整个欧洲做出了全力以赴的榜样”。

讲话还首次表示，德国国防军将会继续战斗下去，扭转失败的局面。

第二天，就像是为了摆脱一切灾难降临的感觉，希特勒晋升了不少于四位新元帅，其中包括保卢斯。这是自从法国胜利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高级将领的晋升。当被授予元帅军衔的电报到来的时候，保卢斯立刻猜到了，自己被赐予的是一杯毒酒。在最后一次将军会议上，他愤怒地对费弗中将喊道：“我根本不想为了这个波希米亚下士打死我自己。”另外一名将军告诉审讯他的NKVD官员，保卢斯曾经说过：“这封电报就像是我自杀的邀请函，但是我绝对不会帮他这个忙的。”保卢斯对自杀有种本能的抵触情绪。当他听说一些部下选择了“士兵的自杀方式”——站在他们的战壕边等待被敌人打死一一他立刻下令禁止这样做。

当然，希特勒根本不会费心去救人，他只对制造有影响力的神话感兴趣。他非常强烈地希望军队的高级将领们能够效仿俾斯麦号的海军上将吕特廷斯，而这无疑是受到了冯·哈特曼中将和施滕佩尔中将死亡消息的鼓舞。

南部口袋的缩小速度还在加快。到1月30日，苏联军队已经深入城市中心的右翼。在地下室中躲避严寒和炮火的大批德军，此时只剩下了绝望和对未来的恐惧。在从前的NKVD司令部中，穿过破烂的天花板，冬季的天空清晰可见。石头地面上布满了碎石和掉下来的建筑物石头，栅栏状的楼梯扶手和围栏早已东倒西歪了。挂在入口处的红卐字旗激怒了一名德军步兵军官，他把这面旗当成了投降的标志。他走进地下室，一名医生正在野战医院微弱的油灯下为轻伤员们做手术，他们同时也在等待着俄国人的到来。这名面容僬悴、两眼发直的军官用冲锋枪指着伤员们威胁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绝对不能投降！战争还要继续下去！”许多人都因为战争压力和营养不良而神志不清，地下室里到处都是胡言乱语的人。但泽人马克斯坦医生只是冷漠地说道：“这里是包扎所。”那名发狂的军官没有枪开枪，只是像幽灵一样地消失在阴暗之中，一句话也没有再说。

在同一栋建筑物中的冯·塞德利茨将军1月25日下令由士兵们自行决定投降与否的问题，于是保卢斯解除了他的指挥官的职务。他将所有塞德利茨的军队都配属给了由韦尔特·海茨将军指挥的第8军。接着，海茨发布了一道命令，任何企图投降的人都会被立刻处死。当塞德利茨和其他一些军官一起投降——其中包括费弗、柯尔菲斯和桑内将军——当苏军将他们带离阵线的时候，德军阵地打来了一串子弹。塞德利茨后来声称，因为海茨的这个“天杀的命令”，两名德国军官被打死了。

虽然海茨发布了“我们要战斗到只剩最后一颗子弹’的命令，但是却没有把自己和他的司令部算在这个夸大其词的命令之中。一名他手下的军官说，他的参谋部已经准备好了投降用的白旗，这肯定是在他的授意之下制作的。

德国空军第104高炮团团长罗森菲尔德上校唱起了纳粹政权非常期望的高调。“卐字旗在我们的头顶高高飘扬，1月30日晚上他发电报这样说，“我们将把最高司令官的命令执行到底。元首万岁。’那天晚上，第6集团军司令部发了一封电报，警告个别指挥官正在准备投降，因为他们的部队已经没有弹药，但是同时也采用了与罗森菲尔德相似的措辞：他们已经“最后一次聆听国歌，并且举臂行纳粹礼”。然而，整个电文看来更像是施密特的另一个杰作，而非保卢斯。无论真相是什么，很少有士兵有心情和精力去分享这样的感情。“在1月30日那天晚上，’一名军士这样记录道，“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想着自己的心事，伴随着捉摸不定的痛苦，忍受着伤口带来的疼痛和寒冷的侵袭，饱受着思乡的痛苦，担忧着我们的命运。’军官们特别期待着死期的到来，许多人都摘下了他们的军衔标志。

在当天午夜时分，沃罗诺夫将军在设在农家小屋中的司令部中被从睡梦中惊醒了。他突然间想到，保卢斯或许会乘坐一架降落在伏尔加河冰面上的飞机逃走。跑掉这样一个人物，斯大林的反应可想而知。他立刻跳下床，通过电话命令驻守在斯大林格勒东岸的炮兵要时刻瞄准冰冻的河面，以防万一。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943年1月31日，舒米洛夫的第64集团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所有地方，就连废墟和地下室，也已经被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清理了一遍。在苏军战士进攻敌军司令部所在的百货商店之前，红色广场已经遭到了迫击炮和重炮的轮番轰炸。驻守在保卢斯司令部的罗斯克残部的掷弹兵，最后也放下了他们的武器投降了。上午7点35分，米尔契参谋部的贝尔上尉收到一封电报：“俄国人已经在入口处了，我们准备投降。’十分钟后，当费奥多尔·伊尔申科上尉走入拥挤不堪、臭气熏天的地下室时，另外一封电报也来了：“我们正在投降。”贝尔立刻将这封电报送交了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的曼施坦因。在德国国内，官方公报宣称：“在斯大林格勒，局势一如既往。守卫者们的精神坚不可摧。”

来自舒米洛夫将军司令部的参谋官们前往地下室与施密特将军讨论投降事宜。保卢斯就待在隔壁的房间里，亚当把谈判的每个细节都向他做了汇报。这样做，是否是为了让保卢斯远离投降，或者是因为保卢斯已经精神崩溃而由施密特代为掌管军权，已经无从考证了。最后，在伊尔申科上尉进入地下室两小时后，拉斯金将军进入这里，接受保卢斯的正式投降。在此之前，估计是在罗斯克将军的坚持下，保卢斯、施密特和亚当三人紧接着就被参谋部的汽车送到了舒米洛夫的司令部。就像他们的部下一样，这三名暴露在阳光下的军官同样是满脸胡子，虽然他们的脸色不像普通士兵那样的苍白。瓦西里·格罗斯曼注意到，亚当上校戴着的俄式皮帽的帽子耳朵耷拉着，“就像刚从水中爬出来的落水狗一样”。新闻电影摄制组已经在外面，等候着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那些仍然躲在市中心地下室的士兵们，安静地等待着红军的到来。挥舞着冲锋枪的红军战士们命令德国人把他们的武器扔到一个角落，然后排成一行。士兵们从破旧的军装上扯下一些破布条，将自己的双脚包裹好，早已做好了被俘的准备。一些德国士兵高喊着“希特勒彻底完蛋了”的口号，作为投降的标志，苏军战士会回答“同志们，战争结束了，保卢斯完蛋了”，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喊的是“法西斯分子”或者是“弗里茨出来！出来!”

当苏军进入地下室后，他们发出命令：“所有能走路的人都到外面去集合，前往战俘营。”离开地下室的德军士兵们以为，留在地下室的那些不能行走的伤员会得到苏军的照顾。但他们不久后就发现，红军的原则是，就地处决那些不能走路的战俘。

有那么一两次，盛怒和绝望引发了不可收拾的事件。在NKVD总部的大楼里，一名藏着一支手枪的军官出其不意地在近距离射杀了一名苏军少校，紧接着自杀了。所有德国人都以为自己会被充满复仇心理的苏军枪毙，但是当苏军部队的怒火平息之后，这些战俘们得到了宽恕。

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德军士兵们的命运，从此后变得坎坷不平、难以预测。苏军战士们不知是故意还是偶然，对这机场附近工兵营地里满是伤员的临时医院开枪扫射。两名德国空军炮兵军官，因为制服上标志高军衔的红色臂章，而被苏军战士关押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后来两人通过一扇破窗子逃跑。他们跳落在一个厕所的旁边，当红军战士要开枪的时候，一位年轻中尉的敏捷反应救了他们的命。他告诉同伴赶紧脱裤子，俄国人大笑起来，并且饶了他们的性命。俄国人不愿意枪毙一个没有穿裤子的人。

NKVD特别小组开始寻找俄国辅助人员和“法西斯走狗”，也就是那些“党卫军、盖世太保、装甲部队官兵和德国宪兵”。一大批德军士兵被误当党卫军，因为他们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俄国人的提问，结果他们被集中到一边，俄国人用冲锋枪将他们全都打死了。来自西伯利亚师的红军战士们对这一场景心生厌恶，于是转身离开。这件事情在六个月后，战地秘密警察对一名苏联女情报官的审讯记录中有所记载，同时记录的还有关于处决23名俄国辅助人员的事件。

NKVD对俄国辅助人员的搜寻永无休止。第297步兵师某营长发现，任何身上没有完整德军制服的俘虏，都会被就地枪决：“苏军战士突然间把我们喊住，因为我没有穿军装，也没有戴军帽，想要把我当做‘俄国辅助人员’来处死，幸亏一名懂俄语的医生救了我的命。”

直到最后一刻，相当数量的俄国辅助人员都对德国人非常忠诚。在斯大林格勒投降前夕，第305步兵师的几名士兵正在挨饿。跟随他们的俄国辅助人员不见了，大家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是这些俄国人却带着食物回来了。德国人没有问他们在哪里找到这些食物的。然而，俄国人的这种忠诚并不总能得到善意的回报。就在投降的前一刻，一名军士长问他的上级：“我们该拿这八名俄国辅助人员怎么办？我们该杀死他们吗？”中尉被这种毫无人性的建议吓住了，拒绝采纳这个建议。他告诉俄国辅助人员，尽量藏起来或者是逃跑，是死是活，只有靠自己了。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被捕的这些俄国辅助人员的命运仍旧是个谜，部分因为NKVD第10师的秘密档案还没有被公开过。在最后十周的被围困期间和在最后三周的激烈战斗期间，究竟有多少俄国辅助人员死亡，已经是无从考证的事情。一些人在被俘后遭枪决，另外一些人被用做翻译和情报员，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还是难逃一死，大多数人都被NKVD带走了。甚至红军情报机构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他们或许已经被屠杀一一有资料记载这些俘虏后来被活活打死，而不是被枪毙，为的是节约弹药一一但是在1943年的早期，苏联当局需要这些战俘去充当劳工，为此甚至将古拉格的犯人改编成了惩戒连。那种让俄国辅助人员劳动直到死亡的方法，是一种延长他们的痛苦的更恶毒的报复方式。另一方面，斯大林和贝利亚始终对叛国行为念念不忘，似乎只有立刻处死这些人才能解他们的心头之恨。

在战役的最后几天中，苏联军队当局迫不及待地要把企图从他们的天罗地网中逃跑的德国小股军事力量收入网中。三名穿着苏联制服的德国军官企图蒙混逃生，但是在1月27日，其中一名中校就被捕了。而一名俄罗斯坦克兵中尉，在围捕另外两名军官的时候受了伤。只剩十来个人的德国残余部队，试图突出苏联的合围圈，但是他们没有成功。而在此时，顿河集团军群已经被迫后退到了远离顿涅茨河的地方，此地距离苏联合围圈大约200英里。这里也发生了很多无从考证的事情，据说，一名德军士兵在野战医院接受冻伤治疗的时候被飞落的苏联炸弹炸死了。又据说，部分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士兵，向南逃入了卡尔梅克大草原，但是这一举动不久便被贝利亚的NKVD发现，于是，成了复仇心极重的NKVD的活靶子。

俄罗斯的前线部队，尤其是近卫军师，据说比第二战线的人对待德国战俘要宽容得多。但是一些醉酒的战士们，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有时候甚至违背命令以射杀德国俘虏取乐。精锐部队的一些战士们，则将德国俘虏们的手表、戒指、照相机，以及代表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荣誉的铝制勋章也夺去了，将这些东西都当成了交换伏特加的本钱。那些穿在德国俘虏脚上，看起来还比较像样的长筒靴会被苏联战士扒下，而作为回报的物品常常是俄罗斯人丢弃的垃圾。一位德国医生十分珍爱的《浮士德》手稿也被苏联战士抢走了，因为这位战土想要用它来卷自己的莫合烟卷。那些围在德国俘虏身上的毛毯也屡遭抢夺，有时候苏联战士的这种行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复仇心理，因为德国人曾经同样残忍地夺走了许多俄罗斯老百姓身上温暖的衣服。

当僬悴不堪的德国俘虏们蹒跚着从地下室和掩体中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双手以投降姿势高举在头上，而他们的眼睛则四处搜寻着，希望能找到一根可以充当拐杖的棍子。许多人因为冻伤而无法走路。几乎每个人的脚都因为寒冷的天气而麻木得根本感觉不到脚指头的存在。苏联军官注意到，相对德国士兵来说，罗马尼亚士兵们的状况更糟糕，他们的部分日需给养，早被德国人扣下，以供维持自己的部队。

俘虏们的眼睛始终向下看着，他们根本不敢正视守卫他们的苏联战士，以及从废墟中出来围观他们的僬悴的俄罗斯老百姓。偶尔传来枪声，稍稍打破此刻的寂静场面。那些从掩体中传出的枪声，听起来十分的遥远。没有人知道，这每一次的枪声，是否是躲藏在掩体里的德国士兵因为反抗而受到的处决；也没有人知道，这每一次的枪声，是否是对那些躲藏在掩体里的，严重受伤的德国士兵的最人道主义的解决方式。

第6集团军的残兵败将们丢掉了武器，甚至连钢盔也不知去向，戴在他们头上的羊毛军帽斜斜地搭拉下来，有很多人甚至只能以破布裹头抵御寒冷的天气，穿在他们身上的大衣纽扣早已掉落，很多人就用钢丝线充当纽扣，他们被苏联战士赶进长长的俘虏纵队中。德军第297步兵师的幸存者们，在接受一位俄罗斯军官搜身检查的时候，指着废墟喊道：“这就是柏林即将出现的下场！

陆军元帅保卢斯，在红军情报机构陆军中尉列夫·别济緬斯基的陪同下，押解在他自己的斯塔福汽车中从64集团军的司令部被送往位于扎维瑞克诺的顿河前线指挥部，此地距离斯大林格勒50英里。施密特和亚当则押解在另一辆车里，紧随其后。他们被领到了自己的住处，这是由五面墙围住的俄国农人的小木屋。他们由苏联陆军中尉C.M.博戈莫洛夫领导的一支分遣队负责看守。而其他的“斯大林格勒的军事家们”，则被带到临近的一间俄国农人的小木屋中，由陆军中尉斯巴科特和一个排负责看守。

博戈莫洛夫和他的士兵们敏锐地意识到了即将面临的历史时刻的重要性，因此十分尽职地看守着这些德国军官。高大的保卢斯弯腰走进了俄国农人的小木屋中，紧随其后的亚当也弯腰走入了俄国农人的小木屋中，然后将自己的棉皮军帽摘了下来。他仍旧穿着上将的制服。由施密特将军和亚当上校陪同的保卢斯，给俄罗斯警卫队的成员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认为这位陆军元帅“更确切地说像是一名俄罗斯人的指挥官”。最后到来的是手提沉重衣箱的保卢斯的卫兵兼司机，只是梅塞德斯参谋用车已被前线炮兵指挥官W.I.卡扎科夫所挪用。

保卢斯和施密特占用了俄国农夫小木屋最里面的房间，亚当上校和看守人员则住在外面的房间里。在这些看守队成员中，夹杂着两名由贝利亚从莫斯科派来的NKVD特工。当天晚上，前线参谋长马里宁将军和老资历的参谋部军官亚基莫维奇上校来到了这里。别济緬斯基充当翻译，前来告诉保卢斯和施密特，他们的衣箱必须接受检查，以便搜查出“禁止携带的物品”，包括有棱角的锋利金属制品。施密特大发雷霆地吼道：“德国元帅不会用一副指甲钳自杀！”但是筋疲力尽的保卢斯向他挥手示意，要他停止发火，然后交出了自己的刮脸用具。

午夜前不久，保卢斯被告知：红军司令官们正在前来接见他的路上。讲德语的NKVD官员叶夫根尼·塔拉布林中尉被委派跟在保卢斯身边随时待命，当他帮助保卢斯穿大衣的时候，他听到保卢斯悄悄地对施密特说：“我该说什么？”

“记住你是德国军队的陆军统帅。”施密特小声回复道。但是最让人感到奇怪并且让在红军情报机构听来似乎另有含义的是一一如同这名俄罗斯军官报告的那样一一施密特使用“du”来对他的上司进行暗示。[注：根据对施密特非常熟悉的温里奇〃巴赫所说，这个“du”也许并未代表什么实际意义，不过他认为：“显然，这种称呼方式表明了施密特将军在保卢斯心中的支配地位。]就在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刚被斯大林提升的NKVD上尉佳特连科接到命令前往沃罗诺夫元帅住的小木屋中汇报工作。“你好上尉，”沃罗诺夫亲切友好的问候佳特连科，“你一定还记得不愿接见你的那些德国长官吧。现在，他们自己来拜访你了。你即将见到他们。”

与沃罗诺夫一同坐在桌旁的，还有前线指挥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和前线政治委员K.F.捷列金将军，以及一位穿着软毛里衬飞行员夹克衫的摄影师。让佳特连科感到意外的是，这位摄影师与沃罗诺夫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事实上，这位早已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就与沃罗诺夫成为亲密好友的摄影师，就是著名的纪实电影制作人罗曼·卡门。卡门安排了一个位置给保卢斯，以便从沃罗诺夫的卧室门口得到最佳的拍摄角度。他知道，自己的照片将被公诸于世，作为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伟大胜利的证明。[注：卡门的照片在莫斯科被修改了。捷列金将军被从照片中删除，因为斯大林认为，他与这个重要的历史性场合中根本不相称（相反，佳特连科后来得以晋升为少校，到是沾了这张照片不少的光]。这段插曲，后来被老百姓们改编成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滑稽戏。当刊登有这张照片的《真理报》出现在前线的时候，看着自己被删除的这张照片，捷列金担心自己已经成为了某人的攻击目标。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因此他认为自己是安全的。注：不过在1948年，他却被阿巴库莫夫（SMERSH的首领）下令逮捕了，原因不详。]当“客人’到来后，沃罗诺夫住的俄国农人的小木屋中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穿着“鼠灰色’制服，脸色苍白，高大瘦削，略显佝偻的保卢斯进来了，他的脸上满是焦躁不安的表情。他已经长了不少白发，胡须也变成了黑白相间的颜色。当保卢斯靠近桌旁的时候，沃罗诺夫暗示他坐在事先安排好的空位置上。“请坐。’他用俄语说。佳特连科疾步上前，把这话翻译给保卢斯听。保卢斯欠了欠身，然后坐下了。佳特连科向保卢斯介绍了面前的两位苏联指挥官。“这位是红军最高指挥部的代表，阿蒂列瑞·沃罗诺夫元帅！而这位是顿河前线指挥官罗科索夫斯基上将!’保卢斯挪了挪自己的脚，半起身向他们二人的方向躬了躬身。

沃罗诺夫开始说话，在每句话后，他都会留出片刻时间等待佳特连科进行翻译。“上将先生，这么晚打搅您休息，请您谅解。在这次会谈之前，我们也已经连续工作了好几天了，但是有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需要我们现在立即讨论。’“很抱歉，保卢斯打断了沃罗诺夫的谈话，这让一旁的佳特连科有些措手不及，“我的头衔不是上将，昨天我的司令部接到一个电文，告知我已经被提升为陆军元帅。这将被标明在我的军人证件上。’他轻按紧身上衣的勋标示意，“只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不可能换上陆军元帅的制服。’沃罗诺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其中满是挖苦讽刺。在此之前，舒米洛夫将军早已告知顿河前线司令部，有关保卢斯末日提升的事情。

“那么陆军元帅先生，’沃罗诺夫重新开始自己的讲话，“我们希望您能给那些仍旧在抵抗的部队签署一份命令，让您的部下投降，以避免无谓的牺牲。’“这对一个士兵来说是种耻辱！’在佳特连科还没有翻译完之前，保卢斯就大叫起来。

“您的意思是，’沃罗诺夫问道，“在他们的指挥官已经投降的情况下，挽救部下的生命，对于一个士兵来说，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吗？’“我没有投降，我只是被措手不及的偷袭而被俘。”

这个“天真幼稚’的回答并没有引起苏军军官们的注意，因为德国军官实际上已经投降了。“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行为，’沃罗诺夫继续说道，“我们只需要两天，或者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打垮你的全部的无谓抵抗。反抗是毫无意义的，结果只能是带来成千上万士兵们的无谓死亡。作为一个军队的指挥官，你有责任来挽救他们的生命，并且真的应该这样做，因为你正是通过这种投降的方式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此时的保卢斯开始焦躁不安地摆弄眼前专门供他使用的烟灰缸，连续不断地弹着烟灰，极力回避着这个问题：“即便我签署了这样一道命令，他们也不会遵守。因为如果我投降了，那么我也就失去了担任他们的指挥官的权利。”

“但是几个小时前，你是他们的指挥官。”

“自从我的军团被划分为两部分之后，”保卢斯坚持说，“从理论上讲我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军队的指挥官。由元首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司令部下达的命令是要分别由不同的将军下达。”

争论“环环相扣”。保卢斯脸部的抽搐更加明显，而沃罗诺夫也显得更加焦躁不安，因为他知道，远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正在等待着会谈的结果。一想到此，他的焦躁不安就更加明显了。他的上唇开始抽搐，这是他在白俄罗斯的一次车祸中带下的后遗症。保卢斯专心打着这场心理战，他甚至声称，即便自己签署了这个命令，也会被认为是伪造的。沃罗诺夫答复道，他们将说服另外一名德国将军，也在这个命令上签名以保证它的真实性，然后这个双重保证的命令将被送往北部合围圈。但是无论如何，保卢斯都拒绝在文件上签名。最后，沃罗诺夫也意识到，任何更进一步的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

“我必须告诉你，陆军元帅将军先生，”佳特连科翻译道，“既然你拒绝签署挽救你部下的命令，那么你就要为德国人民和德国的未来承担一切后果。”保卢斯盯着墙，一言不发。在这样“痛苦的时刻”，只有抽搐的脸，暗示着他的思维是在转动着。

接下来，沃罗诺夫询问保卢斯是否满意自己的住所，是否他的疾病需要特别的饮食，然后便草草地结束了这次会谈。“我唯一的恳求，”保卢斯说道，“是希望苏联政府能向战俘提供食物，和必要的医疗救治。”沃罗诺夫解释说，“前线的情况让苏联政府很难周全地照顾为数众多的德军战俘”，但是苏联政府将竭尽所能。保卢斯起身鞠躬，以示谢意。

保卢斯被俘的消息传到了身处狼穴中的希特勒的耳中——这是深藏在东普鲁士林区的一个重兵把守的场所，据约德尔将军所说，它是一所隐修院和一个集中营的交汇点。希特勒没有像往常一样地猛敲桌子，而是静静地看着桌子上的汤。

但在第二天，希特勒的怒火就重新燃烧了起来。正午时候，凯特尔陆军元帅、耶顺内克将军、约德尔和蔡茨勒都应召参加了元首的午间讨论。“他们居然已经彻底投降了，不管在心理上还是在形式上。”希特勒狂怒地吼道，“他们早本该紧紧地聚在一起，围成一圈儿，然后用手枪中最后的子弹将自己打死。一位妇女，在听到侮辱的话语之后，骄傲地从那些侮辱她的人面前走开，然后将自己锁在房间里，自杀了。然而我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对那些宁愿被俘，也不愿自杀的军官们表示同样的尊重。”

“我也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蔡茨勒应声道。他的话语和神情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不由地对他曾在元首面前对曼施坦因和第6集团军所处困境给予的说明是否真诚表示怀疑。“我仍然不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或许军官们因为负伤正躲避在某处。”

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强调着保卢斯没有采取自杀举动的错误行为。很显然，希特勒已经为自己想象中的在斯大林格勒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感到羞耻。“士兵们的英勇战斗，就这样被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所抹杀，我真的被重重地刺伤了……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国家。不论用任何方式，个体都应该为国家而亡……就个人而言，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我居然还提升他为陆军元帅。我希望能满足他所有的愿望。他本来可以不让自己陷入懊悔之中，并且能够得到永垂不朽的声誉的，但是他却宁愿选择去莫斯科。”

在北部的小块地区，德军六个师的残存者们，在斯特雷克将军的指挥下继续战斗着。在设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第11军的指挥部中，斯特雷克发出了这样的电文：“军队正在没有重型武器和增援的情况下战斗着，士兵们因为筋疲力尽而倒下，有很多士兵在冻死的时候怀中还抱着武器。斯特雷克。”他的电文非常简短，避开了纳粹主义的那些陈词滥调。在与蔡茨勒会谈之后，希特勒接到了这个电文，于是在下午的晚些时候，他回复道：“我希望北部合围圈能坚持战斗到最后。”为了更进一步强调这点，不久后，希特勒还颁布了一道元首命令：“第11军必须坚持战斗到最后，牵制尽可能多的敌人军事力量，为其他战线上的德国军队争取缓冲时间。”

四支苏联军队重新部署，以便迅速剿灭最后的德军小股部队。苏军在半英里内集中了300门野战跑，再次对工厂地区进行了毁灭式的打击。任何借助掩体来逃生的人的希望都在苏军的短兵相接的攻势下破灭了，一些是被野战炮打死的，一些是被火焰喷射器杀死的，还有一些则是被直接伸入掩体中的坦克的大炮杀死的。

斯特雷克坚信，帮助曼施坦因坚持战斗到最后是军人应该履行的最基本义务，同时他也绝对排斥采取出于宣传目的的自杀行为。最后时刻到来之前，在与一个团级副官交谈之时，一名指挥官所应负担的职责便在他的脑海中清晰可见了。

“到时候，”这位副官向他保证，“我们将采取自杀行为。”

“自杀？”斯特雷克尖叫道。

“是的，将军先生！我的上校也将自杀。因为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允许自己被俘。”

“那么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你不能自杀，你的上校也不能自杀。因为你必须和你的部下一起进入俘虏营，并且为你的部下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你的意思是……”这位年轻的副官抬起了眼睛，“我们不是必须杀死自己？”

2月1日夜晚，在指挥部中，斯特雷克大部分的时间与他的旧友尤利乌斯·穆勒上校待在一起。只有一支蜡烛在掩体的角落中静静地燃烧着，而这两位朋友则尽情地谈论着正在发生的战斗、从前的朋友和即将到来的监禁生活。“没有一个人提及已经经历过的那些苦难，”斯特雷克解释道，“没有人提起辛酸往事。”当早晨来临，斯特雷克站了起来。“穆勒，我必须得走了。愿上帝与您和您的部下同在。”斯特雷克非常相信托马斯·卡莱尔关于上帝才是“真正的陆军元帅”的描述。无疑，在斯特雷克的脑海中，天堂应该是军人的归宿。

“我们将履行我们的职责，将军先生。”当两个人握手的时候，穆勒说道。

早些时候，斯特雷克已经拒绝过某些指挥官的投降建议，但是在2月2日凌晨4点钟的时候，冯·伦斯基将军和拉特曼将军再次向斯特雷克提出了投降的建议。斯特雷克再次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伦斯基却说，他的一位下属军官已经前往苏军阵地协商投降的条件了。斯特雷克没有对此发表任何更深入的意见。他和格罗斯库特起草了他们最后的电文。“第11军已经将战斗到底的命令传达到了六个师的每个士兵身上。德意志帝国万岁！这份电文传到了顿河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后来，斯特雷克一直坚持说，他和格罗斯库特起草这个电文的时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没有写任何奉承希特勒的话，但是当这个电文最终到达东普鲁士的时候，却成了“元首万岁”。或许修改电文的人，一定觉得这样才更符合狼穴的心意。

当两名苏军战士小心谨慎地出现在设在掩体中的司令部门口的时候，格罗斯库特却朝他们吼着让他们去找个将军来。斯特雷克后来写道，自己的许多士兵们“只是勉强地维持着生命”。

几天后，国外的新闻工作者们被允许参观这个工厂地区。“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如何得到必要的救济品，简直无法想象。”英国通讯记者亚历山大·沃思这样写道，“一路上你都不得不爬上爬下，哪些是自然的坡坎，哪些是因为炸弹而留下的弹坑，浑然融为一体，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战壕布满工厂的空地，甚至还横穿了车间。在战壕底部仍旧躺着脸色发青的、冻僵的德国人和同样冻僵的俄罗斯人，以及冻僵的躯体碎片。德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头盔混杂地扔在碎石瓦5乐中，被大雪掩埋了大部分。有倒钩的金属制品、半裸露的地雷、壳状容器、碎石瓦砾、残垣断壁和弯弯曲曲的缠绕着的生锈的钢制房梁。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是如何能生存下去的，简直是一件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2月2日早晨，原本笼罩大地的浓雾在太阳和被狂风卷起的大雪中渐渐地消散了。当德军投降的消息传到第62集团军的时候，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向空中打信号弹，以示庆祝。来自伏尔加河海军纵队的水兵们，和来自伏尔加河左岸破冰而来的战士们，带来了俄罗斯老百姓五个月前就深藏在地窖和坑洞中的长方形大面包和耀头食品。

大家高兴地争相拥抱那些自己能见到的俄罗斯人。然而，欢呼的声音似乎被寒冷的天气冻住了。在这个黯淡无光的城市风景画中，虽然并不缺少人影攒动，但是整座城市却仍旧是一派荒芜而死气沉沉的景象。胜利来得太不可思议，突然间让斯大林格勒的俄罗斯保卫者们还难以接受这场战役已经结束了的事实。他们重新回忆着战争的经过，重新回忆着死去的战友，而这一切记忆犹新。在派往伏尔加河的每个师中，幸存的人数都不超过100人。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红军的伤亡人数约为110万，而其中死亡人数为485751。

在回忆过去五个月岁月的时候，格罗斯曼这样写道：“我回想着那条宽广而泥泞的一直通往伏尔加河沿岸渔村的道路一一这是一条荣誉和死亡并存的路，在8月令人窒息的尘土、在9月的夜色下、在10月的大雨中、在11月的大雪中默无声息的队伍在行进着，满地都是他们密密麻麻的脚印一一反坦克步兵们、机枪手们和普通的步兵们一一他们在坚定而庄严的沉默中向前方走去。你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是行进队伍中武器相互碰撞的叮当声，以及行进队伍的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在里希特霍芬的轰炸机在8月下旬到来之前，人们对斯大林格勒还知之甚少。如今斯大林格勒变成了废墟。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遗址，是一个周围有一圈小男孩和小女孩正在跳舞的人造喷泉。它与在这座城市中死去的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十三章 “停止跳舞！斯大林格勒已经失守”

2月2日中午，一架纳粹德国空军的侦察机出现在斯大林格勒的上空，在短暂的盘旋侦察之后，飞机驾驶员向陆军元帅米尔契发去了无线电报：“没有在斯大林格勒发现任何战斗的印象。”

在沃罗诺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与保卢斯进行第一次会谈之后，佳特连科上尉转而对其他被俘的德国将军进行审问。然而将军们不同的反应，却让他大失所望。已经从胡贝处接任第14装甲军指挥权的施勒默尔将军，穿着一件红军的填衬夹克衫，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到来，但是这位将军却将整个审讯室变成了自己谈论“军队中下士们的无知”和“随行人员愚蠢的野心”的地方。与此相反的是瓦尔特·冯·塞德利茨将军——后来“被NKVD认为是在包围圈中不服从元首命令的精力最旺盛的防御者”——却“以一种沉默寡言”来对待审问。

对斯大林来说，9.1万名俘虏（其中包括22名德国将军）是比国旗或者枪炮更好的战利品。惊魂未定的保卢斯，仍旧拒绝在莫斯科派来的新闻记者面前露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行事准则，”顿河前线指挥部的亚基莫维奇上校反驳道，“你必须按照被告知的那样去做。”在听完别济緬斯基中尉的翻译后，保卢斯知道，折中办法是可以行得通的。他并不需要必须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他只需要露露面，以表明自己并未采取自杀行为。

在看到德国将军们的样子的时候，国外的通讯记者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看起来是健康的，或者至少并不是营养不良。”亚历山大·沃思写道，“显然，相对于还在斯大林格勒饱受饥饿折磨的部下们来说，这些德国将军们的一日三餐是完全得到保障的。唯一看起来有些僬悴的是保卢斯本人，他面色苍白，脸部的抽搐更加明显。”

任何向德国将军们提问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我们就像是在参观动物园，”沃思写道，“一些动物非常乐意被观看，而另外一些则表示出明显的反感情绪。”多博伊将军立刻向在场的新闻记者们表明——“仿佛是要告诉我们不必惊慌”一一自己是奥地利人。其中最放松的要数施勒默尔将军了，他甚至转向刚被斯大林提升的一位苏军军官，轻拍他的肩膀，以一种滑稽的神态惊叫道：“什么一一你是新上任的？”

而一旁的冯·阿尼姆将军，则全神贯注于被红军战士们破坏的旅行箱。“这些军官们的表现非常的得体。’沃思说，但是一旁的红军战士们，却被他描述成了“无礼的强盗”！

在扎维瑞克诺的两所民房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战败方与战胜方之间的冲突是永远无法避免的。一天早晨，亚当故意用纳粹党人的方式，向年长的苏联中尉博戈莫洛夫问候，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嗨，希特勒”。然而，让苏军军官们最不喜欢的要数施密特，博戈莫洛夫甚至强迫他给一位女服务员道歉，原因是在午餐时候，因为施密特的粗暴态度，使得这位女服务员伤心地哭了。

几天之后，矛盾终于在那些关押着其他德国军官的俄罗斯人的小木屋里爆发了。第2警卫队的斯佩克托尔中尉急忙打电话，请求博戈莫洛夫能够立即过来。一场争斗在德国军官之间展开了。“当我推开房门的时候，’博戈莫洛夫写道，“我看到一位德国将军正抓着一位罗马尼亚将军的手腕。当德国军官看到我之后，他松开了手，可是罗马尼亚军官却乘机狠狠地给了德国军官一拳。而争斗的起因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因为罗马尼亚军官认为德国军官拿去了他就餐用的刀子、叉子和汤勺。’博戈莫洛夫带着轻视的神情看了看眼前的两位德国将军，转而对斯佩克托尔中尉说：“如果因为你的失职，而导致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那么你的汤勺也将会被没收。’原本还在德国将军们中间潜伏的敌对和不满意情绪此时也公开化了。在塞德利茨允许他的下属军官们自由选择是否投降之后，海茨与他之间的互相厌恶之情就更加重了。海茨一方面要求他的士兵们坚持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但是另一方面自己却向苏联投降了，因此他得到了第64集团军的舒米洛夫将军的盛情款待。那天晚上，他也是在第64集团军的指挥部度过的。当他最后回到扎维瑞克诺的俄罗斯民房与其他被俘的将军见面的时候，引发了一场争吵。当被质问自己关于让士兵们坚持战斗到底的命令时，海茨的回答却是，自己原本早应该自杀的，但是却被他的下属参谋长及时劝阻了。

对于纳粹德国国防军来说，此时是该计算自己损失的时候了。根据陆军元帅米尔契的参谋机构统计，在空运期间，德国大约损失了488架运输飞机和1000名飞行员。第9高射炮师全军覆没，据说只有第4飞行纵队在整个战役期间没有损失任何的轰炸机、歼击机和斯图卡飞机。

德国军队的确切损失是无法统计的，但是无疑，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灾难性结局，是迄今为止德国历史上最惨重的损失。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军团已经被彻底消灭了。自从天王星行动开始以来，在合围圈中，已经有6万名德国士兵死亡，另外还有大约13万名德国士兵被俘（在首次统计中，因为相当数量穿着德国制服的俄罗斯人混杂其中，所以统计数字并不十分准确）。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8〜11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损失，在实施小土星计划的时候被消灭的四支轴心国军队，以及曼施坦因采取救援行动中的损失也都没有被统计在内。总而言之，轴心国已经损失了超过50万士兵。

尽管戈培尔极尽自己所有的才能无耻地歪曲着事实，但是向德国人民讲述这样一个灾难性的结局，仍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1月16日的时候，当他提起“在过去的数周中，我们的军队英勇地与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展开战斗”的时候，戈培尔还强调道，德国当局还在努力地采取一切措施，以避免第6集团军被困在包围圈中。而现在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只是淡淡地说根本没有一名第6集团军的士兵活了下来。

戈培尔下令所有的广播都尽力将军队抗争的艰难展现给德国人民，他还明令新闻报纸该使用什么样的词汇去描述目前的战况，因为此时的每个词语都将被载入史册。他明令报刊必须始终使用布尔什维克，而不是俄罗斯。“整个德国宣传机构都必须团结一致地制造一个关于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主义神话，而这个神话将成为德国历史中最珍贵的财富。”特别是纳粹德国国防军公报，必须使用特殊的措词方式来“调动德国人民投入这场世纪战争中”。因此，戈培尔不得不向他的军队重复恺撒的演说，并借助腓特烈大帝的号召力和拿破仑的精神来鼓舞士气。

在斯特雷克投降后的24小时，无线电广播播出了一则特别公告：“来自元首指挥部的特殊指令，1943年2月3日。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宣布，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尽管一直效忠于自己的誓言，但是以陆军元帅保卢斯为首的第6集团军还是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被彻底歼灭了……第6集团军的牺牲绝对不是徒劳的。作为在德国历史上肩负保卫整个欧洲安全使命的第6集团军，在过去的战斗中已经成功地打垮了六支苏维埃军队……他们的牺牲，换来的是德意志帝国的永生。”

德国统治集团的谎言，尤其是其中宣布第6集团军无一人生还的部分，不久就被苏联政府攻破了。因为苏联政府早已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无线电波告诉全世界，他们俘虏了9.1万名德军。于是，远远多于平时的人将收音机调到了外国电台的广播之上。

德国统治集团下令进行三天的全国性哀悼，所有娱乐场所都被关闭，无线电台无一例外地播放着庄严的音乐。然而，报纸却被禁止使用黑色的边框，也不准任何机构降半旗以示哀悼。

党卫队的秘密服务机构根本不敢低估德国战败的消息给老百姓们带来的影响。来自苏联合围圈的信件不断地向人们展示着前方战场的恐怖场景，也不断地向人们揭示着纳粹党谎言的欺骗性。“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战士们所写的悼词，”一个连载报道这样写道，“不仅让这些士兵们的家属深感悲痛，更让整个德国感到悲痛。这样的文件，在人们中间迅速地传播着。那些关于最后几周战争场景的描述，那些关于德国士兵们所遭受的痛苦的描述，日夜萦绕在德国人民的脑海中。”戈培尔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他下令扣留来自德国被俘士兵的所有明信片。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必须制止卡片的互相传递，因为这恰恰给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机构提供了进入德国的可乘之机。”

但是，苏联政府却想方设法地要继续扩大自己的胜利成果。德国政府禁止NKVD战俘营中的明信片进入德国，于是这些信件的内容，便被俄罗斯人集中印刷在一张纸上，作为传单空投到德国边界上。尽管德国士兵们捡起这些宣传单会有受到严厉军法制裁的危险，但是士兵们还是冒着危险以匿名的方式将这些传单内容按照地址寄了出去，为的是告诉这些被俘士兵们的家属，他们的亲人还活着。而在这些信件末尾的签名，通常是“一个同胞”或者干脆就是“XXX”。而对纳粹当局来说，更为可怕的事情是，那些接到这些传单信件的老百姓，会按照地址再去联络更多的人，将这些传单信件送给那些与自己境况相同的人们。

在投降之前，保卢斯就有种预感，德国纳粹党将会歪曲事实，将斯大林格勒的彻底失败说成是背后插刀（遭人暗算）式的神话故事（是否这样的预感是导致他在1月9日拒绝投降的原因，已经无从考证)。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一次再无法按照老百姓的常理像1918年一样将失败归结为共产主义和犹太人作祟，而是将参谋部和贵族分子作为了替罪羊。其实，那些贵族们已经非常明显地预感到，不久的将来，德国将会有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

驻在罗马的德国公使冯·俾斯麦早在1月末的时候就与自己的妻子离开罗马去度假了，为的是避开纳粹分子们十周年统治纪念日的庆典。像大多数离开柏林的外交官一样，他对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性场景根本没有一个彻底而深刻的了解。1月31日晚上，当来自伯尔尼的德国公使的紧急电话打来的时候，罗马的公使们正在圣莫里茨的王府大饭店聚会。“停止跳舞!”这位公使警告说，“斯大林格勒已经失守。”沉默笼罩了圣莫里茨——年长的党卫队军官们最喜欢的旅游胜地——此时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德国宣传部长原本持有的关于将军和精锐部队的士兵们肩并肩共同作战的政党方针不久就改变了。2月18日，戈培尔在柏林运动场召开了动员大会，他将大会的主题定为“全民战争——短暂的战争”！一面巨大的燕尾旗让人们想起了1812年的战斗口号——“我们的战斗口号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打赢这场战争。”但是在这个特殊历史背景的映衬下，这个耀眼的场景显然与当权的统治集团格格不入。

“你所想象的全民战争是什么样的？”戈培尔在讲台上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台下的追随者们则高声地回答道：“坚定地追随着元首的指挥打赢这场战争，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忠实的纳粹党拥护者们再次高声呼喊。

在对斯大林格勒的战况充分了解后，戈培尔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动全民参与到战争中来。为了支持战争工业，勃兰登堡大门的铜层也被剥下，利用到武器制造中去。职业体育运动项目被禁止，奢华的商店，包括珠宝店，都被关闭了，所有流行杂志都停止出版发售。戈培尔甚至发起了一场反对流行的运动，向人们灌输妇女根本不需要修饰自己的观念，因为“胜利归来的士兵们满眼只是裹伤布”。甚至有谣言说，烫发也在被禁止之列。然而，一直认为修饰自己是妇女的天职的希特勒却不赞成这场反对流行的运动，于是戈培尔不得不宣布“妇女们不需要让自己以不好看的状态出现在他人的面前”。为了节约开支支援战争，物物交换的行为不久便迅速地传播开来，一把硬毛刷可以交换到一张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的入场券。

夜总会和奢华的餐馆，如像霍尔克尔和拉丁区，涅瓦·格瑞尔、佩尔策画室和库达姆大街的图库拉姆都被关闭。当他们被允许重新开业后，前来就餐的顾客被鼓励采取军用食堂的方式——使用“野外烹调餐具”——当做一种体会远在俄罗斯前线的德国士兵们生活的方式，这很可能是蔡茨勒颁布的指令。但是戈林却仍旧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布置霍尔克尔一一他最喜爱的餐馆——重新开张，以作为纳粹德国空军军官们的俱乐部。

封锁消息无法掩饰腐败堕落的统治集团的本来面目，高级将领们背叛纳粹主义的行动，被以各种方式传播开来。不久后，所有正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德国王室成员都被强令退职。他们甚至被禁止在蒂尔加腾公园骑马行走。

纳粹主义的宣传标语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墙壁上，但是愤世嫉俗的柏林人们则更愿意在墙上涂写：“加入战争，和平将会离我们更远。”“坚持不退让”成了宣传资料中的专门词汇。关于未来的种种恐惧之感开始滋长，其中最可怕的是俄罗斯人将会以极其凶残的方式，对德国人实施报复。一位来自德国西南部山林地区的小旅馆老板，在离开德国国防军的时候告诉克里斯特贝尔·比伦贝格：“以我们在俄罗斯和波兰的所作所为，即便他们只是向我们回报四分之一，博士夫人，我们都该承受这些我们应受的灾难。”

那些不是纳粹党忠实信徒的德国人，对纳粹主义的那些自相矛盾的说法认识得非常清楚。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入侵，已经迫使俄罗斯人不得不采取措施来捍卫斯大林主义。而现在，战争的失利，却又要迫使德国人民去挽救希特勒的统治集团和他可怕的失败。所不同的是，俄罗斯拥有广袤的领土可以后退躲避，而德国则要面对在两个阵线上同时作战一一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轰炸袭击行动和采取一次封锁行动一一的局面。更糟糕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在卡萨布兰卡宣布，他们加入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坚持战斗到轴心国无条件地投降。这个宣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增强了戈培尔的号召力。

纳粹党反对派们所采取的挽救措施，已经无法改变偏离的航向，一切都为时已晚。可以民主地取代纳粹党统治集团的话语，已经无法说服人们，发动政变可能存在的失败几率也让许多将军们望而却步。虽然那些想要发动政变的将军们，希望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能够成为点燃反抗纳粹党导火线的起爆器，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位军队指挥官准备放弃对苏联的抵抗。少数年长的军官，和更多的年轻军官们，已经准备好采取冒险攻击行动，即便是在行动中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抵抗到底。始终对危险十分敏感的希特勒，在这最后关头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计划，以求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斯大林格勒濒临失守的关头，唯一敢于公开表示不满的是来自慕尼黑的一个学生团体——白色玫瑰。他们的思想远播到了汉堡、柏林、斯图加特和维也纳的学生中。2月18日，在学生们举行了一次反纳粹活动之后，铺天盖地的反纳粹党的传单和标语出现在了慕尼黑的街头。在这次活动中，索菲·舍尔和她的弟弟汉斯则因为在路德维格一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发散传单而被纳粹当局逮捕。之后被盖世太保拷打，最后在慕尼黑人民法庭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被罗兰·弗赖斯勒宣布判处死刑。于是，这对姐弟被斩首了。而曾经与这对姐弟共事的那些人，其中包括哲学教授库尔特·许贝尔，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在宣布斯大林格勒战役彻底失败之后不久，希特勒前往探望了资历最深的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曼施坦因概括地叙述了自己在俄罗斯南部所面临的，不得不依靠后退来挽救彻底崩溃的处境，但希特勒希望说服他坚持不后退，而曼施坦因明白，在这样的境况中，自己已经没有可以选择后退与否的余地了。在会晤期间，希特勒表明自己将对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负全责，虽然他已经确定帝国元帅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却不准备将斯大林格勒失败的责任留给他。但是，随后他又极力解脱自己，而将责任推给了戈林。希特勒根本不认为战争的失败是因为自己战略部署上的混乱，和缺乏对遥远地域的控制力所造成的，他把失败全都归咎于保卢斯失败的指挥上。他告诉戈培尔，在战争结束后，他将把保卢斯和他的将军们送上军事法庭，以惩罚他们没有执行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命令的行为。

虽然长期以来已经养成了说教的习惯，但是现在，希特勒却很少在进餐的时候高谈阔论了。他宁愿选择自己独自进餐。古德里安注意到了元首的这些巨大的变化：“他的左手开始发抖，他的后背开始弯曲，他的目光变得呆滞，他的眼睛向前突出，但却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他的面颊上点缀着些微红色斑点。”然而，当希特勒会见米尔契的时候，他却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浪费生命的行为没有丝毫懊悔之感。他能想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再次投注这场赌博，即便牺牲多少生命都要投注这场赌博。“我们将结束这场战争，”他告诉米尔契，“我已经决定动员德国全体民众的力量来投入这场战争。”

在俄罗斯，专门安排的庆祝活动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兴奋的情绪，更多自发的庆祝活动频繁地举行着。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欢乐地迎接着保卢斯投降的消息，振奋人心的军队进行曲在无线电台中播放着，来自前线的胜利消息占满了每张报纸。人们极力称赞着在这场坎尼战役式的现代战争中，红军战士们在自己的“汉尼拔”的指挥下将“德国参谋部的冒险家们”完全控制在手的行为，是“接受住了严峻历史考验的典范”。斯大林则被冠以英明的领导人和战争胜利的伟大设计师的称号。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军队的士气大为高涨。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相互询问着在伏尔加河上的战役的最新情况。当胜利出现在这场可怕的战役之后时，人们彼此奔走相告着：“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抗拒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斗到最后胜利时刻的决心。’人们甚至开起了战败的德军的玩笑，“我不知道那些被关押在地窖中的德军元帅们会有怎样的感受’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话题。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根本没有一位士兵对战争的结果拥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受伤的一位军官这样说道。从前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随后就被调遣到不同的军队和前线，去进一步地提高苏军的士气。

红军将领们得到了极大的奖赏。政治委员们则得到了双重的奖赏，不仅恢复了原有的军衔，更被冠以“军官’的称号。原有的委婉说法“指挥官”）被省略掉了，正如德国将军施勒默尔开玩笑指出的那样，肩章——1917年布尔什维克镇压处死下层人民后，将这个特殊的象征物品钉在了他们的沙皇式的制服上——也恢复了自己的权利（在苏联高级官员们的惊讶与反对声中，金制的绶带也被秘密地在英国制造完毕）。

一位近卫军师的战士，从火车站正在擦亮靴子的年长军官口中听说了关于肩章的消息。“他们正在重新启用这些金色的肩章，他愤怒地说道，“就像在白军中使用过的那样。’当这位战士在回到火车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战友们的时候，他的战友们惊讶地问：“为什么要在红军部队中使用肩章？’然而这样的抱怨却被苏联领导人置之不理。为这场伟大爱国战争专门定做的新勋章——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勋章——被分发给了战争中的那些资深的指挥官们。

无论如何，苏联宣传攻势最伟大的成功之处在于突破了苏联边界。红军战士牺牲自我保卫祖国的行为影响着全世界，尤其在那些欧洲的被占领国中影响更是非常的大，对抵抗运动和战后欧洲格局的影响也不容低估。红军战士的巨大成功，提高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地位，并且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甚至保守派也大肆赞扬着红军战士的这些英雄行为。在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为斯大林格勒锻造了一把剑，作为赠给这座城市的礼物。新闻片中那些对胜利的赞美言词，还有颤抖的保卢斯和正在大雪中蜿蜒前行的德军俘虏队伍的镜头，使得苏联老百姓和红军战士的士气一样的高涨。每个人都知道俄罗斯正在对入侵的德国军队发起猛烈的还击，而且东方战线正在渐渐地打垮纳粹德国国防军，这是任何西方战线所无法比拟的。苏联红军正在势不可挡地向前行进着，就像俄罗斯军官们对战俘呼喊的那样，让柏林也尝尝斯大林格勒所承受的一切。

第二十四章 死亡之城

2月2日，寂静终于降临在了这座被毁灭的城市一一斯大林格勒。但是，这样的寂静却让人感到窒息。就像格罗斯曼所描述的那样，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场景：被炸弹炸出的弹坑非常深，以至于低低斜斜的冬日阳光，都无法照到它们的底部；“铁路轨道上平躺着被炸毁的货车，就像死去的马匹一样安静”。

3500名老百姓们被编排为一个个埋葬小分队，他们把冻僵的德国人的尸体堆放在路边，就像堆放柴草一样。尽管他们有一些胳驼拉的两轮轻便车，但是大多数的搬运工作都是靠临时凑成的平地雪橇和手推小车完成的。德国人的尸体被掩埋在夏天挖好的掩体和巨大的反坦克沟渠中。后来，1200名德国俘虏也被编派去做同样的工作，使用人力代替马匹来搬运这些尸体。根据一位战俘所说的：“几乎所有这些工作小组的成员们不久都死于斑疹伤寒。”其他的“大约每天十来人”，根据一位在贝克托维卡营地的NKVD官员所说的一一是在押送到工作场所的途中被打死的。

战争所带来的恐怖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立刻消失，随着春天的来临，伏尔加河的河水开始解冻，大量凝固的黑色皮肤飘上了河岸。1944年12月，当戴高乐将军前往莫斯科，途经斯大林格勒的时候，他发现仍旧不断地有德国人的尸体被挖出，而这个情况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一直存在。几乎在这座城市中进行的任何建筑施工，都曾经挖出过战争所留下的尸体。

远比战争死亡人数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庞大的幸存者的数量。斯大林格勒党委在所有“从法西斯主义占领下解放”的区域举行了会议，并迅速地组织展开了一场人口普查活动。结果显示，至少有9796名老百姓躲藏在废墟之中，在战火中幸免于难。其中包括994名孩子，而只有9名孩子得以与他们的父母相认，更多的孩子则被送去孤儿院，或者被委派去做清扫城市的工作。报道并没有详细地描述这些孩子的身体或者精神状态，根据战后不久便到斯大林格勒进行援助工作的一位美国工作人员所说：“大多数孩子们已经在寒冷的冬天中躲藏了4〜5个月。他们极度的饥饿，当我们给他们衣服的时候，他们蜷缩在角落中，害怕说话，甚至害怕看到人类的脸孔。”

斯大林格勒党委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苏维埃当局必须立即在这座城市的所有管区恢复行使自己的权利。”在一份给莫斯科的报道中这样写着。2月4日，红军政治委员们在“整个城市范围内”召开了一次政治大会，到会者包括幸存的老百姓和红军战士。在聚会的演讲词中，使用了大篇文字来赞扬斯大林同志和他对红军的领导才能，这使得这场聚会演变成了一场表彰大会。

起先，大会宣布不准逃亡到伏尔加河东岸的老百姓们返回自己的家园，因为疑心颇重的苏联政府对所有这些曾经逃亡的人们都表示怀疑，认为他们都首先应该接受审问，证明自己与德国人完全没有联系后才能返回自己的家园。扫雷小分队开辟了一条“特殊安全通道”供返回家园的老百姓使用，但是不久后，许多老百姓们都在伏尔加河还没有解冻之前，未经允许就悄悄地渡河返回斯大林格勒。在那些破损的建筑物残壁上，出现了很多用粉笔涂写的类似的话语：“妈妈，我们都很好。请在贝克托维卡找我们。克拉瓦。”这些多是寻找在战争中失散的亲人的启示。但是，直到战争结束后，许多人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亲属，也根本不知道这些失散的亲属是否还活着。

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那些非常虚弱，以至于根本无法站立的德国战俘，也被强迫参加在斯大林格勒市中心召开的这次政治大会，被迫听取三位德国共产主义者——瓦尔特·乌尔布赖希特、埃里希·韦纳特和威廉·皮克——的高谈阔论，以及他们对德国人的训斥。

在此期间，投降的德军俘虏的处境十分令人同情，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到在接下来的数周乃至数月中，德军俘虏的死亡率有多高。因为被虐待而死亡，因为苏联人的麻木无情的暴行而死亡，特别是那些根本无法统计的死亡人数，更提升了德军俘虏的死亡率。直到战役结束时，大约有9.1万名德军被俘，但是春天来临的时候，却大约有一半都已经死亡了。在后来的报道中，苏联红军承认那些对俘虏细心照顾的命令被忽视了，而且他们根本无法统计有多少投降的德军俘虏是被红军在“无法控制”的状态下打死的，而通常这种“无法控制”是出于对亲属或者战友们的死亡的报复行为。

在所谓的医院中，死亡率更是高得惊人。由于地面上找不到可以避寒过冬的建筑物，因此位于察里津咽喉处的坑道被重新指定为“第一战俘医院”，这是所有战俘医院中最大最恐怖的一所。坑道的墙壁不断地淌着水，难闻的恶臭味完全代替了新鲜的空气，这样的环境堪称是疾病滋长流传的最佳温床。用罐头盒制成的原始煤油灯掠夺着仅有的氧气，忽明忽暗地在坑道中闪烁着，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性。每一个坑道都十分的狭窄，刚够伤员们肩并肩地躺在潮湿的地面上。在如此拥挤的地方行走是非常困难的，随时都能听到因为已经遭受冻伤之苦的脚被踩踏而发出痛苦呻吟的声音。因为军医们没有妥善处理，因此许多这些脚部冻伤的德军俘虏最终都死于坏疽。是否其中存在那些有幸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被截肢，因此而活下来的冻伤者，根本无法考证。

收容了4000多伤员的战俘医院的条件非常糟糕，对于通过腐烂的肉体而传播的真菌，医生们也感到束手无策。医院已经没有绷带和药品可以使用了。在如此肮脏的环境中，溃疡和敞开的疮口为破伤风的侵入提供了便利的通道。公共厕所只是一个被吊起来的水桶，不断地有遭受痢疾之苦的人们从旁边走过。这样的设施糟糕得无法形容，而且晚上根本没有用以照明的灯。许多伤员都虚弱到无法从地面上站起来，这里也没有足够的护理员来随时给伤员们提供帮助。甚至连护理员本身也因为营养不良而非常的虚弱，不久便开始发热生病。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得从被污染的沟壑中为伤员们挑水。

医生们甚至没有准确的伤员名单，更别提适当的医疗记录了。医院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包括最基本的止痛药，都被俄罗斯第二线军队和野战医院部队的人们偷走了。第297师的新任牧师被一位苏联少校从脖子后打死了，因为他试图弯腰帮助一位受伤的德国士兵。

俄罗斯卫生官员们对这样的医疗条件大为震惊。一些官员们还是有同情心的，俄罗斯指挥官们把他们的雪茄拿出来，与德国医生们一起分享，但是其他的苏联工作人员却用面包交换医院工作人员手中在较早的时期从德国人那里得到的手表。来自第44步兵师的医生迪波尔德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女兵部队的外科医生——典型的粗野乡下人形象——兴高采烈地走进来，用从一位年轻的奥地利人手中得到的银制怀表交换东西。他将这个传家宝式的怀表拿给我们看，然后换得了半个面包。他将这个面包划分成几份分给其他人，而他自己只留下了其中最少的一份。

苦难也让人渣们露出了马脚。某些人无耻地利用和压榨着曾经的战友，窃贼们从死尸和虚弱的病人们身上偷盗还可以利用的东西。如果谁身上还有表、结婚戒指或者其他值钱的东西，那么不久后，就会在黑暗中被夺走。但是，大自然的因果报应不容忽视，偷东西的人们很快就被脏物上附带的受感染的吸血动物传染上了斑疹伤寒。当一位行迹非常恶劣的口译员死亡之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大口袋，里面装满了金戒指和值钱的东西。

起先，苏联当局根本没有为这些伤员提供口粮。NKVD和红军档案馆的资料显示，虽然苏联人知道德国人会投降，但是却并没有为这即将到来的投降做好准备工作，更别提为战俘们提供食物了。德国共产主义者埃里希·韦纳特声称，为战俘提供的口粮，因为暴风雪而受到耽搁未能及时到达，但是这个说法却让人表示怀疑。真正的问题在于苏联当局对德军战俘们的残忍与漠不关心，以及官僚主义者们的无能。当然，首先是苏联军队和NKVD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

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在苏联自身食物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苏联当局根本不愿意为德军战俘们提供食物。许多红军战士们都吃不饱，更不必说老百姓们可以吃上饱饭，因此任何给曾经掠夺自己祖国的侵略者们提供食物的想法，都是有悖常理的。在断粮几乎两周后，口粮终于在三四天后到达了战俘营。但是数量却非常的少，给伤员的食物配给量，少到甚至十个人分享一个面包，加上由少量小米和咸鱼熬成的汤。希望得到更好一点的待遇的想法，对德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尤其当苏联红军战士和老百姓们想到，在德国战俘营中的苏联战俘也许遭受的待遇更糟糕的时候，这种奢望更成了天方夜谭。

另一方面，在医生看来，威胁伤员们的最大的恐怖因素并不是饥饿，而是斑疹伤寒的传播。当第一例病例出现在合围圈中的时候，很多医生都预感到将会出现一场瘟疫，但是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害怕会引起恐慌。在坑道医院中，医生们采取隔离的方法来减缓疾病的传播，不管是患有白喉还是斑疹伤寒，都要被隔离开来。他们清求苏联当局能为他们提供清除虱子的设备，但是这个地区的许多红军战士和几乎所有老百姓们，都正在遭受虱虫的侵扰。

如此多的死亡人数并非意料之外。为生存而抗争已经毫无意义了，想要再次看到家人的幻想也如肥皂泡一般的脆弱。这些远离家乡的德国人，似乎陷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只能靠纯粹的幻想而生活的世界。死亡就是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最好方式，在痛苦与筋疲力尽的双重作用下，飘浮失重成了唯一真实存在的感觉。而那些希望存活下去的人们，只能用尽全身的力气在与死亡作斗争，不管这种斗争的支撑力量是来自宗教信仰，还是想要与家人相聚的决心。但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等待他们的，最终还是死神。

能够离开战俘集中营，成了他们可以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像韦纳特描绘的一样，这些战俘们“拖着破旧衣服中那魔鬼般的灵魂，艰难地蹒跚而行”，一个挨着一个。一旦行军让他们的身体稍微有些暖和了，他们就会感觉到身上的虱子变得更加活跃。一些路过的老百姓抢走了他们身上的毯子，朝他们的脸上吐口水，甚至还向他们扔石头。此时最好是能尽量走在俘虏纵队的前面，并且最好是能走在红军押解人员的旁边。一些路过的红军战士们，不顾命令的禁止，向这些俘虏纵队开枪扫射取乐，就像1941年德国士兵对待红军俘虏纵队的方式一样。

在行进途中活下来的俘虏们，直接被赶进了指定的战俘集中营中，唯一的区别只是距离的远近之分。例如，原来在北部地区的战俘们，被迫行走了12英里，到位于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杜波维卡战俘营去。这次行军整整用了两天的时间。在夜间，他们被赶进没有屋顶的破损建筑物中一一这些建筑物是被纳粹德国空军毁坏的，而苏联押解人员从来不曾忘记这一点。

这样的行军简直就是死亡之旅。最糟糕的一次行军，是从察里津溪谷出发，经由古木拉克和戈罗季谢，最后到达贝克托维卡集中营。这次行军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是在途中没有食物和水，还要忍受零下25〜30度的寒冷气温的情况下完成的。在行军途中，时常会有枪声在寒冷的空气中传出，然后就有人倒在雪地中。当然，这些在枪声中倒下的人，都是虚弱得无法再前行一步的人。如同饥饿一样，口渴是威胁着这些德军战俘的另外一个可怕的因素。虽然周围满是雪，但是就像身处大海之中的老船员一样，苦涩的海水根本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用以遮身盖体的东西，因此德军俘虏们不得不睡在大雪地里。许多人一觉醒来后，发现紧挨着自己的战友早已死亡，僵直地躺在自己的身边。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战俘们自觉地组成了一支小分队，每隔半个小时就将那些熟睡的战友们唤醒一次，以避免他们在睡梦中冻死。那些被唤醒的俘虏们，立即起来活动自己的身体以制造热量，然后换班职守，等待唤醒下一批人员。很多人甚至不敢躺下睡觉，这些人像马匹一样站立着睡觉，几个人一伙，然后将毛毯盖在头上，以便从自己的呼吸中获取少得可怜的热量。

痛苦并没有因为新一天的到来而有所减轻，行军中的恐惧占据了德国人的心房。“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简单，”一位幸存下来的中尉这样说道，“能够自己行走的人，继续随着纵队前行。而那些不能自己行走的人，不管是因为受伤还是因为疾病，都会被打死或者被扔下活活饿死。”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尉，在夜晚停留的时候，用自己的羊毛套衫与一位俄罗斯农妇交换了一些牛奶和面包备用，因为他知道，如果不为自己储藏点可以食用的东西，说不定第二天，他就会因为虚弱而倒下。

“我所在的纵队，出发的时候有1200人，”一位来自第305步兵师的士兵详细地叙述道，“但是当我们到达贝克托维卡的时候，仅有1/10,也就是120人活了下来。”

贝克托维卡战俘营的门口赫然写着这样一行引人注目的大字：“进入这里，就意味着抛弃所有的幻想。”

在到达战俘营之后，苏联押解者们再次对德军俘虏搜身，将他们身上最后的值钱东西全都搜光，然后让他们站着等待“入营登记”。很快，德军俘虏就发现，这样的等待是根本没有止境的，被分成五列的等待队伍必须忍受寒冷的侵袭，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等待。最后，在接受NKVD“入营登记”之后，德军俘虏们被赶进木质的小屋，大约四五十人一间房。我们“就像是装在铁桶中的鲱鱼”一样地被关押起来，一位幸存者回忆道。2月4日，一位NKVD官员向顿河前线指挥部抱怨说，“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光贝克托维卡战俘营，就关押了5万名德军俘虏，其中“包括生病的和受伤的”。

面对这样的条件，NKVD官员们也感到束手无策。他们没有可以用以运输的工具，于是不得不向军队乞求一辆可供运输使用的大卡车。在胳驼拖行之下，两轮轻便车终于运来了水。一位被俘的奥地利医生写下了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没有食物可以吃，没有水可以喝，肮脏的雪和泛黄的尿冰是唯一可以用来解渴的东西……每天早晨我都能看到更多的新尸体。”两天后，俄罗斯人为战俘们提供了“汤”，但这也不过就是把满袋的麦麸倒进温热的水中而已。那些对这样的条件非常不满的德军战俘们，愤怒地从身上抓出虱子，然后抛向看押他们的俄罗斯人身上。当然，这样的后果是立刻被打死。

不久后，苏联政府便开始划分战俘们的种类。首先是根据国家的界限，其次是根据政治的界限。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克罗地亚战俘们，被划分出来安排在厨房工作，其中罗马尼亚人拥有更大的特权，以使他们能够发泄对从前的同盟者的不满。当然，等待德国俘虏的就是地狱般的生活了，因为在没有投降之前，他们曾克扣其他国家军队的供给品，以供自己的军队使用。罗马尼亚俘虏常常袭击那些出来为自己的小屋寻找食物的德国俘虏，并且把他们找到的食物据为已有。而德国俘虏唯一可以避免这样的掠夺事件发生的办法，就是要求看守人员保护他们搬运食物的同伴。

“紧接着发生了另外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位纳粹德国空军军士长记述道“我们的奥地利同胞居然否认自己是德国人，他们称自己为‘Austritsy'希望以此来得到更好的待遇——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真实地存在着。”更让德国战俘们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人们“将所有的战争过失都归咎给了这些‘永远是德国人’的战俘身上”，尤其是那些奥地利战俘们的戏剧性的转变，让他们实在是无法接受。奥地利战俘不断地指责着普鲁士的将军，认为是这些将军让自己陷入了困境之中，而非奥地利的希特勒。

生存下去，仍旧是一切斗争中最重要的目的。“每天早晨都有死亡的战俘被拖出来放在营房的外面。”一位装甲部队军官写道。这些衣不蔽体，冻僵的尸体被堆放到营地的一边，摆放成似乎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围墙。根据一位在贝克托维卡的医生估计，这座“尸墙大约有一百码长，六英尺高”。另外一位纳粹德国空军准尉则估计，每天至少有五六十人死亡。“我们的眼泪早已流干。”这位准尉后来写道。一位曾经给俄罗斯人当翻译的德军俘虏，得以有机会看到战俘集中营的“死亡登记簿”，他记录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截止1943年10月21日，仅仅在贝克托维卡战俘营，就有4.52万名战俘死亡。一份NKVD的报道承认，截止次年4月15日，共有55228名被关押在斯大林格勒的战俘营中的战俘死亡了。但是没有人知道，在天王星行动开始直到德军投降之间，究竟有多少德国人成了俘虏。

根据迪波尔德医生的观察：“饥饿改变着战俘们的灵魂和性格，容易察觉的是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举止之中的改变，而难以察觉的是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的改变。”和罗马尼亚人一样，德国人也同样采取了同类相食的野蛮方式维持着自己的生命。从冻僵的尸体上切割下来的瘦肉，被用水煮沸，最后以“胳驼肉”的名义提供给存活的人。吃到这些肉的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吃的是人肉，因为他们的皮肤开始发红，这与大部分人苍白色的皮肤有着很大的区别。类似情况的汇报不断地从斯大林格勒周围的其他营地涌来，甚至在天王星行动中被俘的那些俘虏们中间，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一份苏联原始资料显示：“只有在枪口下，俘虏们才会停止这样野蛮的行为。”苏联当局安排为战俘们提供更多的食物，但是不称职和营私舞弊现象却使得任何措施的执行都非常的缓慢。

长期以来的体力消耗、寒冷、疾病和饥饿，以另外的方式改变着战俘们的基本人性。痢疾的流行让人们对那些因为虚弱而倒在粪坑中的人视而不见，任由他们淹死在大粪之中。只有少数人有力气，并且有想法要将这些倒下的人拉出来。在这样可怕的处境中，人们的生命根本不被重视。那些正在遭受痢疾侵害的人们，此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急切地需要厕所来解决自己的痛苦。

在过去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常常发生。一位正在厕所中忍受饥饿和痢疾的双重折磨的年轻陆军中尉一一曾经是一位家中拥有几座城堡和庄园的伯爵一一无意中听到一位士兵用家乡方言谈论着某些事情，于是他立刻大声地喊叫，询问这位士兵是从哪里来的。这位士兵告诉他一个小村庄的名字。“你是谁，又是从哪里来的？”士兵反问道。这位军官告诉他自己来自何处。“果真如此吗？”士兵笑道，“我想起来了，我曾经看到你开着红色的奔驰跑车去猎捕野兔。嘿，现在我们居然同在一条战线上。既然如此，那么如果你饿了，或许我可以帮助你。”这位士兵已被挑选作为战俘医院的护理员，在医院中，很多伤员在吃自己的日需口粮之前就死亡了，因此这位士兵便将这些人的口粮搜集起来，在他值班的时候把它们分给其他活着的人。这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机遇，挽救了这位年轻伯爵的生命。幸存者们几乎都不对未来抱有任何希望，而首先死亡的是那些体格肥胖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体格瘦小是一种非常好的优势，因为这样的人消耗的能量少，所需要的食物量也就自然少。在合围圈和后来的战俘集中营中，相等分量的口粮只能提供非常少的能量，因此大自然那种强壮者生存的法则，在这里完全被倒转过来了，因为战俘们的食物并不是根据体形大小而分配的。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苏联劳动营中，只有马匹是按照体形大小喂食的。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苏联政府开始对这个地带的战俘进行整顿。来自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车兵团的德国战俘，其中包括那些曼施坦因在12月展开的援救行动中被俘的人，以及罗马尼亚和其他轴心国的人，总共大约23.5万名战俘被关押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20个营地和战俘医院中。

德国将军们被首先转移，他们的目的地是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战俘集中营。那些将军们所乘坐的车非常的舒适，因此被这些军官们嘲讽地称为“怀特火车”。

那些曾经信誓旦旦地要坚守到战斗最后一刻的军官们，此时正被巨大的压抑和痛苦折磨着，因为没有信守诺言，现在又享受着远比他们的部下优厚的待遇。“与自己的部下同甘共苦是一位将军的最基本职责，”一位陆军中尉这样说道，“而不是躺在卧铺车厢中，独自享受。”属于幸存者们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残忍而简单地依赖着所拥有的军衔。超过95%的士兵和军士死亡了，但在年轻军官和年长军官中，这个死亡比例分别只有55%和5%。如同一些外国新闻记者所指出的一样，那些为数极少的年长军官们，只有在投降之后才受到了饥饿的威胁，因此苏联人对他们采取的看管措施，远比对那些德国士兵们所采取的措施要严密得多。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德国将军们所得到的这些特殊待遇，不能不让人产生很多疑问。

也有少数军官是被送往莫斯科周围的战俘集中营去，比如鲁诺弗、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和苏兹达尔。那些被苏联当局认为要接受“反法西斯主义教育”的军官们，则被送往位于喀山东部的耶拉布嘎修道院中。当然，运送这些军官的条件就并不那么好了。在3月的一次战俘转移中，1800名战俘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到了1200人。除此之外，大量的疾病还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包括斑疹伤寒、黄疽、白喉、坏血病、水肿和肺结核。随着春天的来临，另一种疾病一一疟疾一一又开始在战俘们中间肆虐横行了。

被转移的士兵和年轻军官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2万人被送往塔什干东部的贝卡巴德，2500人被送往萨拉托夫东北部的沃利斯克，5000人沿着伏尔加河被送到阿斯特拉罕，2000人被送往沃罗涅日北部的乌士曼，其他的则被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北部的巴瑟亚诺福斯基和临近高尔基的奥兰奇和卡拉干达。

在起程之前，俘虏们都要接受登记，很多人在所希望从事的职业一栏中写下“农业劳动者”，希望自己被送往农场。那些麻木的烟瘾者们，则早早地收集好胳驼粪便并晾干作为烟叶，以备在路上使用。在经历了贝克托维卡的恐怖生活之后，他们相信噩运即将结束，被迁移到其他地方成了得以重生的象征。但是不久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想法完全错了。每一节运送俘虏的火车车厢都要被塞上100个人，而整节车厢唯一的一个洞在车厢中部，它拥有着呼吸和供战俘们排泄使用的双重功能。对于战俘们来说，寒冷仍旧是一个威胁，但是现在更大的威胁却来自于口渴，因为俄罗斯人给他们干面包和咸鱼吃，却很少给他们水喝。在这样的绝望处境中，战俘们不得不依靠舔食凝结在车厢铁皮上的冰过日子。因此在每次停车放风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忍受不住口渴，抓起地上的脏雪就往嘴里送。许多人在悄然中死去了，当他们被同伴发现的时候早已死了很久。于是这些死尸被堆积在车厢门口，等待搬运人员来把他们拉走。“Skolkokaputt?”——“死了多少？”每当停车放风的时候，苏联战士们就会用生硬的德语这样叫喊着。

一些迁移过程甚至长达25天。最糟糕的要数经过萨拉托夫，然后穿过乌兹别克斯坦，最后到达贝克托维卡的那次迁移了。在一节车厢的100人中，仅有8人存活了下来。当俘虏们最后到达能够看到帕米尔山脉的接管营地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里唯一的建筑物是一座废弃的水坝。战俘们从换防值班的俄罗斯卫兵们口中听说，营地会对他们采取除虱措施，但是不久后他们便对此措施彻底失望了。除虱措施不过就是全身被简单地刮一遍，就像“从羊身上剪羊毛一样”，然后再把药粉喷在身上。很多人便死于这种粗制滥造的化学药品。

在贝克托维卡，根本没有棚房可以住，只有泥土搭成的煤舱可供栖身。一位已经参加苏联军队，作为卫兵指挥官的德国下士对这里的境况感到非常惊讶：“从未有俄罗斯人像这样野蛮地对我。”[注：在其他营地中，俄罗斯人也启用德国人做卫兵。其中为数最多的是由200名德国人（其中大部分人都不明原因地成了撒克逊人）组成的刑罚部队。他们的装备是木制棍棒，并且被批准使用“反法西斯斗士”的称号，他们不许德国战俘们在点名时争吵，尽管大多数争吵是为了要解决折磨战俘们的腹泻问题。]然而让战俘们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能够在战俘集中营之间频繁地迁移，比如在类似古拉格的集中营之间迁移。来自贝卡巴德集中营的战俘们，很多去了浩罕或者是更好的集中营，比如楚马，因为那里有更多更好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一个天然的大游泳池。在那里的意大利俘虏们，甚至有机会可以去抓麻雀，为自己的汤增添丰富的营养。

那些留在斯大林格勒的战俘们发现，接纳他们的克拉斯诺阿梅斯克集中营已经变成一个劳改营了。在这里，吃的条件有所改善，他们能吃上荞麦粥和鱼汤，但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却是非常危险的。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很多战俘被派到伏尔加河去工作，他们的任务就是打捞那些被纳粹德国空军和德国军队炸沉的俄罗斯船只。一位俄罗斯造船厂的管理员，对在这里工作的战俘们的条件和死亡人数大为震惊，甚至在告诉自己女儿关于这里的一切之前，要她再三发誓不会泄露半点情况给他人。

NKVD对斯大林格勒的控制从未松懈过。在伏尔加河两岸工作的德国战俘们发现，在斯大林格勒城中，首先被修复的建筑物是NKVD司令部，紧接着便有长长的妇女队伍出现在司令部的外面，她们是来为亲属们领取救济品的。那些曾隶属于第6集团军的士兵们，猜测着自己一定还得在这里当上许多年的战俘劳工。后来莫洛托夫的讲话证实了他们的这一猜测是正确的，因为他宣布：在斯大林格勒城建好之前，不会有任何的德国俘虏看到他们的家乡。

第二十五章 斯大林格勒之剑

1943年11月，也就是在天王星行动开始的一年后，一架道格拉斯运输飞机低低地飞过了斯大林格勒。苏联外交官们正乘坐着这架飞机，从莫斯科飞往德黑兰会见在那里等候的美国和英国领导人。乘客中包括早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就在柏林担任杰卡诺佐夫的翻译官的瓦连京·别列日诺夫。

“我们紧贴着窗户彼此沉默着，”别列日诺夫后来写道，“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雪地上散布的几座房子，紧接着我们便看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混乱场景：墙壁的土块，半被摧毁的建筑物的残骸，高大建筑物下的碎石瓦砾，孤立的烟囱。”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些建筑物的残骸中，还是能看到象征新生命的迹象。“在白色大雪背景的映衬之下，老百姓们的黑色人影更加显眼，偶尔还能看到一些新建筑物的建设痕迹。”在重新穿越俄罗斯大草原的时候，苏联官员们用画点方式来点数所看到的坦克残骸数量。

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把“斯大林格勒之剑”赠送给了“苏联人民”。剑刃上写着这样一行字：“赠给刚毅的斯大林格勒市民一一来自国王乔治六世的一份礼物，同时转达着全英国人民的无比崇敬之情。”丘吉尔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演讲才能，让这次会议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斯大林双手接过这把宝剑，然后举到嘴边亲了亲剑鞘。接着他把宝剑递给了伏罗希洛夫元帅，可是这位元帅笨拙的动作却让宝剑滑出了剑鞘。宝剑落在地板上发出的声音铿锵有力。

在晚宴中，斯大林举起了自己的酒杯。“我提议大家共同干一杯，”他说，“为即将到来的对德国人战争罪行的审判而干杯……为我们团结一致，尽快处决所有这些德国战犯而干杯。”一些原始资料显示，斯大林原计划对5万名纳粹德国国防军军官处以死刑，以此来永远地打垮德国军人的政治信心。丘吉尔生气地站起来并且宣布，英国人民将永远不“支持这样的大屠杀行为”，在没有合适的审判裁决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该被杀死的。他起身离开了宴会。斯大林自我解嘲地缓解着由他挑起的紧张气氛，跟着丘吉尔走了出去。出门之前，斯大林双手抱肩肯定地说，他一定会把丘吉尔重新请回宴会，因为刚才自己不过是在开玩笑罢了。

德黑兰会议讨论了同盟国在战后的对德政策。丘吉尔提出的从巴尔干半岛入侵德国的计划被否决了，因为这将会引发另外一场战争。西方国家同盟国的努力已不仅仅是针对解决欧洲西北部的问题了，但是他们的策略却把整个东方和欧洲中部的命运全都送到了斯大林的手中。丘吉尔意识到了这点，但是却对此无能为力。红军战士的牺牲和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可怕苦难，已经让斯大林彻底将采取行动的主动权控制在了手中，因为相对而言，同盟国们的牺牲是不足为道的。少数研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一跃成为超级大国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成功，为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取得的种种权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斯大林充分地运用着政治家的敏锐的预见能力，同时用小恩惠收买了罗斯福，在1943年5月15日宣布解散了共产国际。斯大林假装对此结果无可奈何，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则暗中组织共产国际的残余成员，以不同的名称——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继续开展着自己的工作。斯大林格勒的伟大胜利，已经成为促进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团结一致采取行动的最好宣传资料。这样好的宣传资料，甚至使得那些曾经对斯大林在镇压西班牙内战中所表现的残忍行为表示不满，和对1939年所签订的纳粹一苏维埃公约表示不满的人们对苏联政府重新恢复了信心。这场胜利的战争，激活了左翼雕塑家、画家、小说家和诗人们的爱国斗志，如像巴勃罗·聂鲁达，在他的诗歌中，就高度地赞扬了这座倾注了全世界的爱，并给全世界带来希望的城市——斯大林格勒。

对于在斯大林格勒的战俘们来说，未来都是一样的惨淡，但还是有一些人寄希望于德国会发动一次大的反攻来解救他们。这种强烈的愿望甚至让他们产生了幻觉，居然在夜晚能够听到枪炮反攻的声音。但是在NKVD四周满布铁丝网的战俘营中，战俘们这样的希望简直就是空想的肥皂泡。

被关押，如同参加战斗一样，未来的命运是无法确定的。当然，俘虏也是构成战争的一个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因素。当三名德国伤员来到战俘营时，他们的样子让来自第44步兵师的奥地利军医迪波尔德感到非常的吃惊。这三个人外表看来极像犹太人，但是却穿着纳粹德国带有鹰徽和卐字饰物的军服。他们中的一位自我解嘲地说：“医生，20世纪最大的奇迹是一名犹太人在为阿道夫·希特勒战斗。”这三名士兵来自匈牙利工兵营，被俘之后，俄罗斯人从自己的仓库中找出这些衣服给他们穿上了。

尽管在1943年夏天战俘们的日需口粮有所增加，但是这样的供给仍旧不稳定，而且各个战俘营之间的情况也极不一样。战俘们的口粮常常被腐败的苏军军需官偷去，用以交换伏特加；或者被守卫的苏联看守偷去，给自己处于半饥饿状态中的亲人食用。大多数虐待事件都来自俄罗斯人的凭空猜测和对工作的不负责任，但是除此之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下，对功绩奖励的严格控制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但是，一切事情都是没有定数的。平常对德国战俘穷凶极恶的苏军士兵，却在看到德军俘虏孩子的照片的时候异常温柔。而在斯大林格勒的一所战俘医院中，早已形成定式思维（未来的命运不是被打死就是在长途迁移中被饿死）的德国战俘，却意外地发现，俄国人竟饶恕了三名曾经试图逃跑的德军俘虏。

即便是在条件有所改善的1943年春天，在多数战俘医院中，俘虏的死亡率都是每天1%。这个问题仍旧非常严重，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一带，糙肤病、肺结核、水肿和坏血病，以及其他很多疾病的威胁都是造成死亡率极高的因素。一位苏联女医生告诉她的德国医生同行们，正在遭受坏血病威胁的斯大林格勒的老百姓数量远比德国战俘要多得多，她已经接到命令，带领一支工作小组，从德国医生们那里搜集药材和绿叶蔬菜，以便从中提取含有维生素的浓缩物。为充分利用尚可利用的东西，战俘医生们中间出现了很多杰出的发明创造，比如用以测量血压的血压计就是利用废弃的金属制品制成的。医生们从吸血昆虫的内脏中提取成分，制成了独特的疫苗，以对抗斑疹伤寒。一切丝织品都被拆开，以充当外科手术中缝伤口的线，而手术刀则是用磨快的罐头盒盖来代替的。

战俘们早已清楚明了地意识到，自己必须像乞丐一样苟且偷生。他们偷窃和制造了许多可以利用的小玩意儿，他们还想出了如何使自己的日需口粮变得更可口的方式，例如，将汤中的鱼骨头在火炉上烘烤干，然后将他们碾碎食用。然而，一些发明创造却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在伊尔门，战俘们因为饥饿而被迫吃麦秸和毒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很快就死亡了。一名在厨房中抓取了少量黄油食用的战俘，也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因为他的胃早已无法习惯这些油脂性食物。

合围圈中糟糕的日常饮食，是造成众多疾病的主要原因，而在战俘医院中，甚至造成了更严重的无法挽救的后果。战俘们的头发几乎都掉光了，他们的脖子虚弱得几乎无法支撑起他们的头。那些垂死的战俘们，害怕见到阳光，似乎正在习惯即将到来的永久的黑暗生活。

死亡就意味着永久的解脱，就像筋疲力尽地睡去一样的让人感觉轻松。在医生们意识到病症的严重性之前，很多人就早已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尚能呼吸的人们分享着温暖的床，但是很多人还是在醒来之后，发现身边的战友们早已死亡了。一些人一旦发病，很快便死去了。1943年4月7日，赫尔穆特·格罗斯库特死于斑疹伤寒，而在关押他的弗罗洛夫军官战俘营中的5000名战俘中，就有4000人死亡。三年后，他的家人才得知他死亡的消息。在为迎接新一年的圣诞节而准备的圣母马利亚像，题上“Light，Life，Love(光明，生命，爱）”的题词后数周，库尔特·罗伊贝尔在耶拉布嘎集中营中死去了，时间是1944年11月20日。

少数在艰难的环境中幸免于难的人，后来却出乎意料地自杀了。在一所战俘医院中，当一位军官醒来的时候，发现邻床的战友起床向窗口走去一一^他试图借助“窗户上破碎的玻璃片刺透心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甚至在那些比较健康的战俘们看来，活下去的希望也是非常渺茫的，他们的口粮一一比如直接穿肠而过的未经磨碎的谷子一一根本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能量以支撑他们从事NKVD所规定的繁重工作。唯物主义观点在这样的环境中被重新解释，很多人认为“人类不过是另外一种原材料”，先被利用和最后被丢弃。俘虏们被当成驮畜使用，他们首先必须在尚未被开发的林区建造自己的营房。木制小屋是根本不允许被居住的，俘虏们住的是在春天和秋天会被雨水淹没的地下掩体。一旦营地初具规模，繁重的劳动便成了俘虏们的每日必修课，他们被强迫砍伐原木，有时候也砍伐树木当做冬天使用的燃料。那些留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战俘们，则被迫重新修建城市和打捞伏尔加河中的沉船。后来他们与古拉格的俘虏们一起，被强迫修建斯大林式的产物一一“伏尔加一顿河”人工运河。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之后不久，苏联政府便暗中积极筹划彻底破坏纳粹统治集团，并扶植一个傀儡共产党来代替纳粹党的统治地位。所有拥有军衔的德国战俘们，都被划分为“反法西斯党成员”和“法西斯党成员”。

1943年春天和夏天，那些年长有资历的德国军官战俘们，被从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集中营中迁到了苏兹达尔的一个永久的战俘基地一一沃科夫48号集中营。这里拥有一个老式的小酒店和健康的矿泉疗养地，因为相对奢华的设施，这里被取名为“城堡”。NKVD将施密特从保卢斯身边调到他处囚禁，因为他被认为是一个会产生不好影响的因素。

负责管理战俘事务的NKVD部门，首先组建了一个名为“自由德国国际委员会”的高级组织。为了更好地展开自己的工作，贝利亚启用了已经被驯化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为自己工作。两个月后，另外一个团队组织（德国军官联盟）建立，为的是吸引那些不支持国际委员会的反纳粹主义者。

这个部门的副长官——梅利尼科夫少将——负责这个组织的所有行动。尽管NKVD对该组织的行动进行了严密的控制，但是梅利尼科夫还是将自己的工作与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门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负责监控德国共产国际的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是斯大林的前任间谍头目，他已被直接指派担任另外一项重要的间谍工作，这或许就是他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造访斯大林格勒的原因。但是当时，他穿过伏尔加河到西岸的请求却被崔可夫拒绝了。

1943年8月19日，三位曾经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并肩作战的德国军官：塞德利茨、拉特曼和柯尔菲斯在接受苏联政府的审问之后，被从沃科夫的集中营一起送往鲁诺弗的一个“再教育中心”接受教育。塞德利茨容易激动的情绪已经渐渐地平息了，因为他认为许多军官都已经团结一致，极力要从希特勒手中挽救德国。因此，他天真地将自己当成了这些反希特勒军官们的首领。

早在9月份的时候，梅利尼科夫就将塞德利茨、拉特曼和柯尔菲斯三人送回沃科夫集中营，去游说那些曾在斯大林格勒战斗过的将军们，让他们积极与苏联政府合作。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天色已经非常晚了，将军们穿着睡衣睡裤与他们见面，然后仔细地听着他们所讲述的每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当塞德利茨夸张地宣称现在俄国人正在进行着又一场打败拿破仑的战争的时候，斯特雷克将军愤怒地离开了。第二天，当塞德利茨和拉特曼极力劝说将军们加入反希特勒政权的活动中去的时候，斯特雷克、西克斯特·冯·阿尼姆、罗登博格和普费弗生气地指责他们是叛国贼。尽管如此，塞德利茨和他的同僚们还是将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德莱伯将军和施勒默尔将军游说了过来。

在塞德利茨看来，在这个危急的历史关头他们必须反对希特勒，才能挽救整个德国国家的命运，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危险性。此时才提出反抗纳粹党，在同盟国们看来已经为时过晚，所以同盟国根本不愿听取他们的任何意见，甚至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时候，也不给他们任何发言机会。而此时，那些企图反抗纳粹党以挽救德国命运的组织者们（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也清楚地看到了，NKVD的梅利尼科夫不过是将他们作为维护苏联利益的工具使用罢了。

苏联原始资料显示，1943年9月17日，塞德利茨作为德国军官联盟的主席，向梅利尼科夫将军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从那些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俘虏们中间挑选3万士兵，组建一个军团。“根据塞德利茨的想法，”梅利尼科夫向贝利亚汇报道，“这支军团将成为推翻希特勒统治集团后新的德国政府的基石。”

“塞德利茨认为，”梅利尼科夫补充道，“他自己是构成未来的自由德国军事力量的首选领导人。”他也明确地表示自己将为新闻报道和无线电台做好一切相关宣传准备，“他将派专人深入德国后方，去游说那些将军们，团结一致地共同对抗希特勒政权的统治”。塞德利茨还将给“他的亲密好友，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指挥官，同时也是希特勒司令部参谋机构的负责人冯·克卢格和托马斯将军送信，以寻求他们的合作”。

在拉特曼将军、柯尔菲斯将军和京特·范胡文上校的陪同下，塞德利茨于9月22日向苏联政府递交了自己的计划。他希望苏联政府能帮助他们“从一支反对纳粹党的小军队开始，逐渐发展成为支撑德国新政府的基石”。在计划中，整个军团需要1个陆军参谋机构、2个军团参谋机构、4个完整的师，和一支后备军用飞机团（其中包括3个轰炸机中队、4个歼击机中队和一个空中侦察空军大队）。简言之就是需要7位将军，1650名军官和4.2万名士兵。从这份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塞德利茨似乎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德军战俘死亡率毫无概念。

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中，塞德利茨建议：“所有这些军队，将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向德国突进，进入柏林。”在场的NKVD官员指出，向德国派遣如此大规模的空中力量，恐怕非常的困难。但是冯·塞德利茨却说，具体细节可以由俄罗斯政府根据情况来定夺。可是，柯尔菲斯将军却无法抑制对这样一个空想的愤怒之情。

“这简直就是乌托邦，”他说，“居然企图用飞机来运送所有的军队。”他还补充道：“俄罗斯空军指挥官们一定由此推断，德国将军们都是空想主义者。”[注：当然，或许这样一个计划的提出是冯.塞德利茨将军的计谋，他希望能借此机会哄骗苏联政府将自己和成千上万的第6集团军的战士们送回家。如果这个推想是事实，那么在战后，当提及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将面临的是来自从前那些已经与斯大林统治集团合作的德国将军们的谴责。]塞德利茨似乎对他和他的同僚们所激起的这些愤怒之情和敌对态度天生就有忘却的本领，但是很多军官们却难以接受这些反法西斯分子们将要建立王朝的做法，因此他们宣布要同那些与俄罗斯人勾结的德国军官们彻底决裂。作为对那些反法西斯分子的一种挑战，他们开始恢复德国纳粹党举手敬礼的方式。这样严重的两极分化，让那些既不想成为“反法西斯分子”一员，又并非希特勒忠臣的军官们感到日子非常的难过。一位中尉已经在地板上睡了很多天，因为他的中立态度，让任何一方都不允许他睡在床铺上。

1944年2月，俄罗斯飞机开始在德国境内和德军前线部队中空投由塞德利茨和他的同僚们署名的传单。在盖世太保向希姆莱提供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塞德利茨的签名确实是出自他本人之手。坚守在前线突出部的武装党卫军指挥官吉勒将军将来自国际委员会阵雨般倾泻而下的传单复印件送回德国总部，他也将谢尔巴乔夫通过前线部队送给他的塞德利茨和柯尔菲斯将军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一并送回了德国。盖世太保再次分析了手稿的笔迹，毫不怀疑地确认那些传单确实是由塞德利茨亲自署名的。

来自苏联的这些传单在德国人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希特勒为此紧急召见希姆莱会谈。尽管一同参加会议的施蒙特将军怀着无比的忠诚之心签署了一份陆军元帅宣言，但是，这仍旧无法使希特勒完全信任和放心。3月19日，龙德施泰特、隆美尔、克莱斯特、布施、魏克斯和曼施坦因被召集到了贝尔霍夫，然后他们被要求签署一份联合宣言，内容是表明自己与“背叛我们的神圣事业的卑鄙的叛国贼”冯·塞德利茨一库尔茨巴赫将军彻底决裂，并且宣布绝对效忠希特勒。

另一方面，梅利尼科夫的部门开始对时局产生种种疑惑。部队组建早已结束，被宣传资料争取过来的德国人，已经不单单局限在单个的小分队上了，整个纳粹德国国防军正在遭受大规模的分化瓦解。塞德利茨将目前存在的“缺乏成功感”状况归因于“德国人缺乏变革的精神。经过蓄谋已久的准备，采用暴力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那些有能力对此有所作为的组织却不采取有效措施，他们天生对失败和由此带来的后果有种恐惧感”。尽管目前的时局对德国方面非常的不利，但是塞德利茨仍旧希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能够“正式承认”国际委员会作为全新的德国政府出现。

但是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用他惯常的斯大林式的理解方式告诉人们，要对塞德利茨的计划提高警惕，因为在他看来，塞德利茨“正在以极其阴险狡诈的方式”来“破坏苏联与同盟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毫无疑问，”他写道，“如果苏联政府承认自由德国国际委员会，那么将会激怒英国和美国发动一场对苏战争，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自由德国国际委员会的存在，就是亲德国主义的最好表现方式。”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盟约的阴影长期地影响着苏联人民，马努伊尔斯基认为，塞德利茨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罗登博格将军和“前任德国军队情报机构头子”范胡文上校（实际上他只是一个通信军官）的授意下展开的。

斯大林主义者们的多疑症变得更加严重。1944年5月，自由德国国际委员会的主席韦纳特派遣三名德国军官到列宁格勒前线去执行对红军的宣传任务。其中两名军官斯托尔茨上尉和威力米格中尉拒绝执行他们的任务，结果他们被秘密地送回莫斯科，接受韦纳特、乌布利希、冯·塞德利茨将军和拉特曼将军的严格审问。据说在接受审问的第四天，他们便承认自己是“德国军官联盟中的一个非法的法西斯组织的成员”。于是这两位军官都被NKVD以纳粹党双重间谍的身份逮捕，并且接受更进一步的审问。其他的德国军官，包括罗登博格将军，也被逮捕，并且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马努伊尔斯基认为，自己先前的猜测此时得到了完全的印证，并且认为所有的德国军官都该被立刻调离前线宣传组织。显然，斯大林认为这些失败的尝试并未引起西方同盟国们的怒火，何况在这样的战争阶段，这些失败的尝试对他是有利的。

此时，几次失败的尝试让塞德利茨的情绪陷入了低潮。NKVD的官员们采取种种措施试图重新调动他的积极性，他们甚至在塞德利茨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个特制的大蛋糕，上面有四朵用杏仁酥糖做成的玫瑰，NKVD说它们分别代表了塞德利茨的四个女儿。就像所有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一样，塞德利茨也会无端地突然爆发的乐观主义情绪。7月20日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已经失败，接踵而来的是盖世太保在全德国范围内对德国军队反抗行为的镇压。在听到冯·维茨勒本被处以死刑的消息后，斯特雷克被说服签署了一份呼吁反对希特勒的声明，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对塞德利茨非常的鄙视。

1944年8月8日，贝利亚得意洋洋地向斯大林汇报，保卢斯终于在一份给德国人民的宣言上签了字。但是后来保卢斯给北方集团军群的一份投降声明，却是NKVD在“谢尔巴乔夫同志的授意下”伪造的，并且在8月21日，强迫保卢斯和其他29名被俘将军们签了字。

在被晋升为陆军元帅之后，保卢斯的声明再次地触怒了希特勒。在元首看来，保卢斯已经完全屈服于他的苏联逮捕者了。但是，从随后一年半的被监禁生活来看，保卢斯并未如希特勒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屈服于他的苏联逮捕者。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上尉，在1944年2月的安齐奥战役中阵亡了，这使他得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认识到自己此时所肩负的任务。他希望尽全力能将战争的失败降到最低限度，并且尽量地减少无谓的牺牲。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恩斯特·亚历山大上尉，则根据施芬哈福特（Sippenhaft)法令[编者注：一种“株连法令”]在不久之后被德国政府逮捕了。

那年秋天，他们的罗马尼亚母亲埃列娜·康斯坦丝·保卢斯一一一直以来都对纳粹党不满意一一得到了盖世太保的通知，如果她放弃保卢斯的名字，那么她将被赦免。据说这位母亲在听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不屑地转过了脸。于是她被逮捕并被关押在一个集中营中。

被切断一切消息来源的保卢斯，请求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进行一次会谈，目的是希望他们能解释“苏联对战败德国所采取的方针”。他认为，他“和其他支持德国战俘反对希特勒政府的将军们，完全拥有资格来知道苏联政府对待战败德国的方针”。

1945年2月，在与NKVD负责德国战犯的头目克里文科和负责国家安全机构第三理事会的头目阿米亚·扎哈罗维奇·科布拉夫进行会谈的时候，保卢斯表达了希望能尽量从毁灭中挽救德国的想法（恰好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之前，科布拉夫便作为苏联驻柏林大使，掌管着杰卡诺佐夫在苏联大使馆的刑讯室)。“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给贝利亚的报告中，克里文科和科布拉夫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对德国采取军事攻击，那么这些被俘的德国将军们，将会非常的沮丧。炮兵出身的冯·塞德利茨将军，对三巨头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非常的担忧。塞德利茨宣称，德国正处在被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法兰西瓜分的危险之中。德意志将被瓜分得支离破碎，而最好的出路或许是，“作为苏联第十七共和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45年5月9日，当德国彻底投降的消息正式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传开之后，克里姆林宫接连不断地鸣炮表示庆贺。斯特雷克记录了此时他和他的同僚们的感受：我们忍受着“巨大的心灵痛苦……耳边响起的是俄罗斯胜利的炮声和苏联战士们兴奋地吟唱的歌曲”。

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个胜利无疑是极大的骄傲，因为在经历了差不多四年，付出了接近900万的死亡人数和1800万受伤人数之后，噩梦终于结束了（在被纳粹德国国防军俘虏的450万苏联战俘中，生还的仅有180万）。老百姓的伤亡人数是无法准确统计的，但是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个数量达到了1800万。这样算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战争中的全部死亡人数超过了2600万，比德国的总体死亡人数多5倍。

1946年，在纽伦堡特别法庭上，保卢斯以目击者的身份出庭，苏联新闻界把他称作“斯大林格勒的幽灵”。后来他被囚禁在莫斯科的一所别墅中，在那里，他的日常生活除了打牌就是写战争回忆录。他迅速地变老了，他的抽搐比从前更加糟糕。1947年，他的妻子在巴登一巴登逝世，最终都没能再见到自己的丈夫。除了她的家人以外，唯一没有忘记她的是她的出生国罗马尼亚——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其中一员。

1947年11月，当冷战迅速爆发并尖锐化后，苏联政府将那些在1943年4月13日被宣判有罪的战犯，“不问身体状况”一律送往乌拉尔山脉尽头的沃尔库塔北部的劳动营中强迫接受劳动改造，而从前的纳粹冲锋队成员、党卫队营地守卫、秘密野战警察和宪兵连——甚至包括“少年希特勒”组织成员——都被转移到了“特别体制”集中营。对战犯的定义，扩大到了在战争中曾对老百姓施加暴行，掠夺他们的鸡和喂马匹的饲料的行为上。

作为德国未来政体构成部分，德国共产党迅速地在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领土内成长壮大。一些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年长军官，包括拉特曼、柯尔菲斯、米勒和施泰德尔被指派了职务，个别人甚至加入了人民警察。对共产主义的归附，让阿尔诺·冯伦斯基将军得以有机会成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的候选人。一直追随冯伦斯基的亚当上校，却被派去担任无足轻重的社会团结党的一个职务。而冯·塞德利茨将军则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所有权利。

1949年，另外一场斯大林主义式的清洗高潮又一次地席卷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国战俘们面对的是完全捏造的“战争罪行”的审判。伴随冷战一起到来的，是对西柏林的大举围攻。空军王牌埃里希，哈特曼被指控摧毁过苏联飞机。斯特雷克将军被带回斯大林格勒，接受一个军事法庭的审问，因为他被指控犯有蓄意破坏拖拉机工厂的罪行。其实，他的军队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不复存在了。像大多数在这个时候被指控有罪的战犯一样，他被判处死刑，而非25年的监禁。格特弗里德·冯，俾斯麦中尉被判处25年的“强迫劳役”，因为苏联战俘们被强迫在他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庄园里从事重体力劳动。1950年7月，彻底陷入绝望中的冯·塞德利茨将军被逮捕，并被以战争犯和（战败国）极端保守的复仇主义将军”的罪名，判处25年的监禁。

少数没有引起争议的德国俘虏过上了勉强可以称作是平静的生活，而这要归功于那些拥有同情心的俄罗斯妇女们。在某些时候，俄罗斯人这样做似乎是沿袭了旧的风俗习惯。位于莫斯科和高尔基之间，途经卡姆什科夫战俘营一直延伸到弗拉基米尔州的道路，是旧时沙皇时代人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必经路线，沿线的农民们会出来给路过的人们送水，甚至是帮他们搬运物品。相似的人类善良的本性，在这里一直保留着。

来自奥地利的军医汉斯·迪波尔德则深深地被他的俄罗斯同行们的同情心感动着。理查德·施贝勒博士来自海德堡的魏茨泽克医院，他是非常让人尊敬的德国卫生官员，1946年早春他突然病倒了。在伊尔门湖战俘集中营中，他经历了斑疹伤寒、伤寒和白喉的威胁幸存了下来。起先，他的同僚们认为他患了疟疾，但是事实上，他是在工作中无意识地被感染，得了血中毒。他的同僚们对此非常的懊悔，因为这位医生的死亡完全是他们的误诊一手造成的。医生们给他用了磺胺类药物和仅剩的青霉素，两间俄罗斯药房的医务人员也拿出了早已分配给俄罗斯病人们的青霉素给他使用，但是一切为时已晚，这位受尊敬的军医官还是去世了。

医院公墓靠近一条小路，路的两边长满低矮的松树和杜松灌木丛，公墓后面是大片的森林。俄罗斯医生们决定为施贝勒举行一场遗体告别仪式，集中营指挥官同意医生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举行葬礼。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中，施贝勒恢复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在出席葬礼的人群中，甚至有一位在高大瘦弱的牧师陪同下的政治委员，只是处于极度悲伤状态的俄罗斯医生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对于那些第6集团军的幸存者们来说，这场宗教式的葬礼仪式，并不仅仅是为现在去世的这位军医官举行的，而是为所有躺在这里和遥远的南部地区的人们，所有在斯大林格勒和俄罗斯大草原上死亡的，以及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中死亡的德国士兵们而举行的。现在，伴随着基督教的祈祷词，他们终于可以长眠了。

自从1945年以来，已经有大约3000名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战俘被释放了，这些人或单个儿或成批地被遣送回家，通常都是因为这些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直到1955年的时候，苏联仍旧关押着9626名德国战俘，就如同赫鲁晓夫描述的那样，这些人是被“证明犯有战争罪行”的真正的战犯，而其中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生还者们大约有2000名。1955年9月，在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访问莫斯科之后，这些战俘们才最终获得了自由。这其中包括斯特雷克将军、塞德利茨、施密特和罗登博格，以及13年前在参加了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举行的宴会之后，就来到合围圈的格特弗里德·冯·俾斯麦中尉。就在被释放之后不久，俾斯麦写道：“感谢命运对我的垂青。

当结束了一段的旅程之后，塞德利茨意识到，在冷战之后自己将要面对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1944年4月，在缺席的状态下，他被宣判为卖国贼，并且他的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了。这个判决在1956年被推翻，但是新的联邦德国国防军拒绝恢复他的军衔和抚恤金。与共产党敌人的合作，让他在人们眼中成了另类人物，尽管七月阴谋的幸存者之一约阿希姆·奥斯特将军公认应该恢复塞德利茨的军衔，但是在大多数人看来，他与那些刺杀希特勒的军官们有着明显的区别。就像他的骑兵祖先们一样，塞德利茨“这个非常倒霉的人”最后忧郁地死去。

作为影响久远的历史事件，在牺牲第6集团军的问题上，人们为推卸责任而展开的唇枪舌剑远超过了应该承担责任的举动。一直与希特勒的统治政策不太和谐的施密特不仅不愿与苏联政府合作，而且还始终保持着对发起自由德国运动的军官们的鄙视之情。曾经指控被保卢斯强迫坚持战斗的亚当上校此时却受到了毁灭性的报复，沦落为一个“在苏联占领区领取抚恤金”的人。

在东德，被指责为希特勒的附属和行事优柔寡断的保卢斯徒劳地为自己辩解着。自1953年秋天被释放之后，他就一直生活在苏联占领区内，在那里他一页接一页地写着辩解词，极力向人们解释着自己当时的处境。1957年，经历长期病痛折磨的保卢斯在德累斯顿去世，他的尸体被送到联邦德国，与他的妻子一起葬在巴登一巴登。

他的对手崔可夫将军——从前的第62集团军群的指挥官——已经带领新组建的第8近卫军团长驱直入柏林，这位在伏尔加河遭受危难之际于9月的一个夜晚被紧急任命的将军，此时身兼着苏联在德国占领区指挥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元帅和赫鲁晓夫的代理国防部长的职务。根据他的命令，成千上万不知名的苏联战士在斯大林格勒被处决。后来为了统计的需要，这些被处决的苏联战士们，被分配到了各个战役的死亡人数之中，而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短评

一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经典史诗剧。

——《卫报》

首先被他的学识征服，接着被他的巧妙构思吸引……他获得了无以伦比的成功。

——《观察家》

比弗的这部壮丽的史诗将士兵眼中的真实战争与小说家的写作技巧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一本能够让读者直实触摸到战争的书。

——《每日电讯报》

精准而动人的笔法，具有极高可读性的历史著作。

——《华尔街日报》

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段刺痛人心的人类灾难，需要的正是像安东尼·比弗这样能洞悉战争中人性真实的历史学家。

——《费城问询者报》

附录A：参加1942年11月19日战役的德国和苏联军团

纳粹德国国防军

第6集团军——装甲部队保卢斯将军施密特少将

Ia作战指挥部：埃尔希勒普上校△

Ib军需官：冯·库诺斯基少校

Ic情报官：尼迈尔中校△

IIa高级参谋官：威廉·亚当上校

炮兵指挥官：瓦索洛少将

通讯指挥官：阿诺尔德上校*(后被范胡文上校*取代）

工兵指挥官：H.泽勒上校*(后被斯蒂奥塔上校*取代)

医疗队指挥官：雷诺尔蒂将军

OKH联络官：冯·齐策维茨中校*

作战军队：主力部队

迫击炮团：第51和第53团

烟雾发射器团：第2和第30团

炮兵团：第4、第46、第64和第70团

炮兵营：第54、第616、第627和第849营

重型炮兵营：第49、第101和第733营

轻工兵营：第6和第41营

第4军——耶内克将军*

克罗姆上校

第29摩托化步兵师：莱泽少将

第297步兵师：普费弗中将

第371步兵师：施滕佩尔中将*

第8军——炮兵海茨将军

席尔德内克希特上校

第76步兵师：罗登博格中将

第113步兵师：西克斯特·冯·阿尼姆中将

第11军——斯特雷克中将

格罗斯库特上校**

第44步兵师：德布埃中将

第376步兵师：埃德勒·冯·丹尼尔斯男爵中将

第384步兵师：冯·加布伦茨男爵中将*

第14装甲军——装甲部队胡贝将军*

桑纳特上校*

第3摩托化步兵师：施勒默尔中将

第60摩托化步兵师：科勒曼少将*

第16装甲师：安格恩中将△

第51军——炮兵冯·塞德利茨·库尔茨巴赫将军

克劳修斯上校

第71步兵师：冯·哈特曼中将△

第79步兵师：格拉夫·冯·什未林中将*

第94步兵师：普费弗中将*

第100掷弹兵师：桑内中将

第295步兵师：少将柯尔菲斯医生

第305步兵师：施坦因梅茨少将*

第389步兵师：马格努斯少将

第14装甲师：拉特曼少将

第24装甲师：冯伦斯基中将

纳粹德国空军地面部队

第9高射炮师：皮克特少将*

纳粹德国空军空中支援部队

第4航空集团军：冯·里希特霍芬男爵上将

第8航空军——菲比希将军原作注：

*在最后投降之前突围出了合围圈

△在最后投降之前阵亡，或者是在刚投降就阵亡**被俘后身亡

在“斯大林格勒中心战场”上的红军军队

红军最高指挥部代表

军队总司令G.K.朱可夫

炮兵上将N.N.沃罗诺夫

上将A.M.华西列夫斯基

斯大林格勒前线——

A.I.叶廖緬科

N.S.赫鲁晓夫

第62集团军——V.I.崔可夫将军

步兵师：第13近卫军——A.I.罗季姆采夫

第37近卫军——V.G.若卢杰夫

第39近卫军S.S.古里耶夫(S.S.Guriev)

第45NKVD步兵师

第95NKVD步兵师V.A.戈里什内

第112NKVD步兵师

第138NKVD步兵师——I.I.柳德尼科夫

第193NKVD步兵师——F.N.西蒙霍特洛夫

第196NKVD步兵师

第244NKVD步兵师

第284NKVD步兵师——N.F.巴秋克

第308NKVD步兵师——L.N.古尔季耶夫

第10NKVD步兵师——罗加京

海军陆战队步兵旅：第92旅

特别旅：第42旅，第115旅，第124旅，第149旅，第160旅

坦克旅：第84旅，第137旅，第189旅

第64集团军——M.S.舒米洛夫将军

步兵师：第36近卫军师，第29师，第38师，第157师，第204师

海军陆战队步兵旅：第154旅

特别旅：第66旅，坦克旅：第13旅，

第93旅，第96旅，第97旅第56旅

I.托布金将军

第422师

第57集团军——F.

步兵师：第169师，特别旅：第143旅坦克旅：第90旅，第235旅

*第13机械化军——T.I.塔纳希申

第51集团军——N.I.特鲁法诺夫将军

步兵师：第15近卫军师，第91师，第126师，第302师

特别旅：第38旅

坦克旅：第254旅

*第4机械化军——V.T.沃尔斯基

*第4骑兵军——沙普金

第28集团军

步兵师：第34近卫军师，第248师特别旅：第52旅，第152旅，第159旅

坦克旅：第6近卫军旅

斯大林格勒前线后备军：第330步兵师，第85坦克旅

顿河前线一一K.K.罗科索夫斯基上将

第66集团军一一A.步兵师：第64师，坦克旅：第58旅

第24集团军一一I.步兵师：第49师，第273师

坦克旅：第10旅

第16坦克军

S.扎多夫少将

第99师，第116师，第226师，第299师，第343师

V.加拉宁将军

第84师，第120师，第173师，第233师，第260师，

第65集团军一一P.I.巴托夫中将

步兵师：第4近卫军师，第27近卫军师，第40近卫军师，第23师，第24师，第252师，第258师，第304师，第321师

坦克旅：第121旅

第16空军——S.I.鲁坚科少将

西南前线一一N.F.瓦图京将军

第21集团军一一I.M.奇斯佳科夫将军

步兵师：第63师，第76师，第96师，第277师，第293师，第333师

坦克团：第1团，第2团，第4近卫军团

*第4坦克军一一A.G.克拉夫琴科

*第3近卫军骑兵部队一一P.A.普里耶夫

第5坦克集团军一一P.L.罗曼年科将军

步兵师：第14近卫军师，第47近卫军师，第50近卫军师，第119师，第159师，第346师

*第1坦克军一一V.V.布特科夫

*第26坦克军一一A.G.罗京

*第8骑兵军

第21近卫集团军一一D.D.列柳申科夫将军

步兵师：第1师，第153师，第197师，第203师，第266师，第278师

前线后备军：第1近卫机械化军

第2空军

第17空军一一S.A.科拉索夫斯基少将

*在天王星行动(OperationUranus)中的第一批突破敌军防线军队

附录B：关于统计数据的争论一构成合围圈的第6集团军的力量

各种各样的图标和统计数字，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第6集团军在合围圈中的总兵力。统计1942年11月19日在合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的总兵力非常困难，主要因为在第6集团军中混杂着很多自愿为德军而战的俄罗斯战士，这些人也被包括在了日需给养人数之中，并没有分开的单独记录。在一家军史研究出版社的帮助下，1947年曼弗雷德•克里希出版了《斯大从格勒：战役的分析与统计》一书，但是书中所列出的一些统计数字，现在却受到了吕迪格•奥弗曼斯的质疑。奥弗曼斯通过对纳粹德国国防军资料的研究（实际上是根据合围圈中的人们的个人记录估计)，得出的结论是：被围困的德国士兵人数大约为19.5万，俄国辅助人员为5万，罗马尼亚人为5000,这样总共被围困的德方人数大约为25万。根据克里希的统计，合围圈中共有23.2万名德国人，5.2万名俄国辅助人员和1万名罗马尼亚人，总数约为29.4万。另外一个新近研究表明，截至12月18日，在合围圈的德军人数总共为26.89万名，而其中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占1.3万名，还有1.93万人是俄国辅助人员。

根据日期和对伤亡人员的统计数字而新近得出的分析结果，与12月6日第6集团军参谋部高级军需官的统计数据非常的吻合。“在合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的日需给养人数”总共为27.5万，其中包括2.03万名俄国辅助人员和1.1万名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的原始资料显示，他们一共派遣了1.26万名士兵到合围圈中去。其中包括几百名意大利人)。如果算上11月21日至12月6日之间，“仅在合围圈中”丧生的1.5万名德国士兵，那么就意味着，在11月22日的时候，被围困的德国士兵大约有29万人。

所有的作者都一致认为，伤员及医务人员的人数大约为2.5万名，但是这个数字显然远少于战死和被俘的人数。在1943年1月10日苏联收紧合围圈后的一片混乱之中的具体情况永远都无法考证，我们唯一有据可考的是在11月22日到1月7日之间，共有5.2万名第6集团军的士兵死亡，不过也无法说清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俄国辅助人员。根据苏联对战俘的统计数字，在11月19日到1月31日之间，除了住在医院中的8928名战俘外，另外还抓获了111465名战俘。但是也没有详细地说明多少是德国人，更重要的是，没有明确地说明多少人是在合围圈中被俘的，也没有明确地指出多少人是在暴风雪行动和小土星行动中被俘的。

1943年1月10日，在苏联人发起的代号为指环行动的攻击中，疾病、伤寒、饥饿、筋疲力尽和就地处决，都造成了伤亡人数的迅猛增加——这样的人数或许两倍于10万，其中包括俄国辅助人员。克里希和奥弗曼斯两位作者都一致认为，从11月22日到德国正式投降，德军的死亡人数大约为6万。当然这个数据并没有将在战争中俄国辅助人员的死亡人数分开。我们唯一能猜测到的是，幸存者的数量是非常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