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面对着大自然
环境、开发、人口的中国史

尾形勇

前言

中日两国建交[1]后的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七六年的这一个龙年，可说是变动极为剧烈的一年。周恩来、朱德以及毛泽东，三个人分别在一月、七月及九月相继过世。而在同年的七月，还发生了死者人数超过二十四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我初访中国的时间，便是在这一年的八月下旬。当时即便是在江南地区，人们也因为听闻种种即将发生地震的传言而心生恐惧露宿街头，整个中国社会笼罩着一股人心惶惶的氛围。当然，文化大革命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了最高潮。

从这一年开始，若不论时间长短的话，我到中国的次数已经超过了三十次，几乎就像是每年的固定行事般，我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我的中国之旅。虽然我只是单纯以旅行者的角度进行观察，但就像黄河有时会发生的九十度大转弯一样，我仍亲眼目睹了中国多次的政治路线转换，以及因此连带产生出来的社会改变。[2]

我第一次所见到的上海，就如同战时印在明信片上的图片般，黄浦江上有着无数中国帆船（戎客）与舢舨交织而过的景色。时至今日，由于市场经济政策的实施，像这样子的优闲气氛早已不复存在。浦东地区；在过去全是田地，主要为农民和低下阶层劳动者的简朴住宅区，但现在已被几座横跨黄浦江的巨型吊桥与地下道链接起来，而错综林立于两岸的高楼大厦与蛇行穿梭于其中的高速道路，正向世人夸耀着上海，不，应该说是中国显著又急速的经济成长的一种表征。

然而，对于在孩提时期就经历过日本败战，且在日本高度成长期度过了青春期，近年又目睹了“泡沫经济瓦解”的我来说，实在是无法由内心发出“伟哉，中国”的赞美之声，对于中日未来的展望，我也无法乐观以对。在提笔撰写本书的同时，仍会有一些画面不由自主地在我的脑海闪过，那就是透过媒体得知，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当时的中国青年们的身影。那些中国年轻人的身影，与“六〇年代安保运动”之际，日本民众群情激愤的画面重叠在了一起，让我感到极度地悲愤与感概，甚至接连数日都不得成眠。回忆当时的那份感概，再与时下高喊着“抗日爱国”的年轻人互相对照，实在很难让人产生共鸣。或许是我自己早已赶不上时代潮流，但看到那些人不愿直接与体制、权力、权威正面对决，而只会把像是有人刻意准备、毫无防备的“假想敌”当作标的物，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卑劣的暴动罢了。

黄浦江的今昔 上方照片摄于一九七九年，许多中国帆船于黄浦江上穿梭；下方照片摄于二〇〇五年高楼大厦林立的黄浦江沿岸（两张照片皆由作者所摄）。

由于我的中国之旅本来就是以造访史迹与遗址为目的，因此旅程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深入到内地各处，也因为这个关系，我并不会被光鲜亮丽的大都会所迷惑，反而得以窥探无法及时赶上经济成长列车的农村地区—自古以来的“纯朴生活情况”。就如同我将会在后面章节叙述到的内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务农，这是一个从古至今未曾改变过的事实。身为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古老时期历史的我而言，我“凝视历史的目光”，到头来终究还是会回归聚焦在那些历经种种时空环境的历练，最后好不容易得以存活下来的农民身上，然后这道“目光”，同时也会移转到历史悠久的“传统中国”上。因此，我的著作就如同本篇文章一样，不以都市为书写标的，而是以生活于农村、那些被称作“老百姓”的普通农民，作为文章的主角。

今日，都市与农村间的鸿沟与差距，是任何人都能够看到的问题。这个存在于农村、农民、农业间的诸多矛盾现象，就是所谓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一般公认中国中央政府尚未解决，也是最应该要设法解决的难题。[3]虽然本文终究不过是一篇以“凝视历史的目光”之角度写成的文章，但我会试着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中国，从现在到过去

作为超级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总面积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约是日本国土面积的二十五倍，是仅次于俄罗斯联邦、加拿大、美国的世界第四大国。人口约有十二亿六千五百八十三万人。[4]即便国家强行推动了“一胎化政策”，但其人口总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仍处于逐渐增加的状态，再加上那些遭到隐瞒未被登报户籍的人口，因此很有可能总人口数早已突破十三亿人。不论如何，单就地球上的人类中，每五至六人就有一个人是中国人的这一个现况来看，中国的的确确是一个会令人人感到畏惧的超级大国。

此外，再加上人数高达两百五十万的解放军、拥有核潜舰等武器的强大海军，以及大量能搭载核子武器的飞弹（即便只是自卫用），使得中国被视为亚洲最强的军事大国。

不过，若与那个沿用古典世袭制度、拥戴独裁统治者的某个国家的“危险程度”相比，一般日本人不认为中国会对日本发动军事攻击的这个一般认知，可说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论其背景原因；首先可归因于过去因侵略所造成的那一段惨痛历史，还有就是迄今为止，中国从未直接对日本列岛发动过侵略攻击。

若是重新翻开历史进行查看的话，就可以得知，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常被描述只隔着一个海域（一衣带水），如同《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所言，自从日本以“倭国”身分出现在中国正史以来，两国间已有两千年以上的交流历史。

话虽如此，事实上，两国并非自古以来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先不谈“元寇”的那段历史，在唐朝与明朝的两个时期，两国也曾因为朝鲜半岛的问题发生过对峙、冲突与侵略攻击。特别是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甲午战争，以及紧接于后的日俄战争，两场战争都是发生在大清帝国的领土上。之后没过多久，又发生了先前提到过的，长达十五年的“不幸时代”。在两国的交流史中，由于日方犯下了如此糊涂的行为，因此留下了百口莫辩，无法挥之而去、宛若“原罪”般的阴影。

不知道是否因为久安于这个“瑞穗之国”[5]的关系，日本人似乎很擅长于任由过去的事情“随波而去”，但是在面对于被侵略的人们时，如此的态度是行不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不光是中国，日本与东南亚各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也发生了不少强硬冲突。

“历史认识”的问题

理解“日中不再战原则”的大多数日本民众，他们的“历史认识”，并非是那些也让许多日本学者专家百思不解，或是让邻近国家感到忧惧的、部分历史教科书内容所能影响的，换句话说，事实不会因这些引发争议的教科书通过审查而动摇。包括上述的教科书在内，在民主主义体制下，透过各种史观与观点所写成的历史教科书，都有获得出版上市的权利。

再者，容我自我开脱一下，中国与欧美国家的情况相似，自古以来，一向都对于“公私之分”感到敏感。常听人形容中日关系“政冷经热”，而形成所谓“政冷”的核心关键，便是靖国神社的参拜问题。代表着“公”权力，身分相当于古代宰相的人，利用“私”情，或是用一些说得不清不楚的、带有“私”成分的理由，前往那间就法律而言、无法禁止其合祀活动之宗教法人的神殿进行参拜，而且还是“公”形式的参拜……先不考虑总是跟随着行政部门走的司法部门会如何下判断，单就是否违反宪法这一点，我就一直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即使在不久的将来，宰相暂停或是延期了官方性质的参拜活动，又或者基于自我约束而不再参拜，但看在他国眼里，应该也只会将其视为一种违心之论罢了吧。哪个国家？用什么理由？为什么要如此执拗地要求日本处理历史认识的问题？关于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自己不去追究探讨，也没有想要去了解的打算，甚至只会在本身还不具备理解认知的能力下表示“合适的判断”，我想今后类似的外交牌仍会一直被打出来。

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

一九四九年十月所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年来不断积极地实施市场经济政策，且以凌驾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气势，完成了许多经济成就。不过，国家的政体却依旧是以、标榜着驱逐“皇军”有功的中国共产党为首，是一个不管在外交或是内政上，都以独裁统治作为方针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虽然中国标榜自己是一个蕴含多元民族与文化的多民族国家、但事实上，却仍摆脱不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的观念。

这里所说的“汉族”，指的是居住在中华、中原、中夏等、总称为“中国”的黄河文明发祥地上，发展出先进文明的民族（华夏人）。若是以北方的“夷狄——匈奴还会称呼华夏人为“秦人”这点来看，至少要到汉朝成立以后，“汉人”之称才逐渐被确立下来。

身为“汉族、汉人”的“标准”，取决于构成华夏文明之风俗、习惯、言语、信仰、饮食生活等最大公约数条件。若能大致接受这个标准的话，不管出身自哪个民族，都能够“脱夷狄，入汉族”。民族间的区分，并非依据出身或是血统，而是着重于文化及文明，正因为这样的融通性，因此中华、中国才得以大国之姿持续发展至今。

维吾尔族的少女 作者摄于一九九四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

不过，即便是使用汉字及汉语的汉族，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坚行奉守伊斯兰教信条，在今天已经很明确地被划分为“回族”。附带一提，回族人虽然人数不多，却散居中国各地，遵行着诸如视猪肉为禁忌的“清真饮食”等信条。虽说宁夏回族自治区已经算是回族人口相对较多的区域，不过事实上也只有该地汉族人口数的百分之零点五，我想，这块维吾尔自治区的这块招牌就快不保了。

事实上，虽然说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但汉族却占了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剩下的五十五个民族中，以占了总人口百分之一点三的壮族（旧称僮族）最多，其他各民族都未达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一，因此可说全部都是少数民族。虽然中国政府对于除了壮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实施了可以不必遵守政府“一胎化”的优惠政策，但是政策区别所造成的歧视疑虑，仍是无法排除。

在行政区的划分上，中国全国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还有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另外，还设置了内蒙古、广西壮族、宁夏回族、西藏、新疆等五个自治区，这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实行的礼遇少数民族政策之其中一环。

不过，就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内的壮族人口数也只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三十二，汉族则占了百分之六十二，呈现出了一种人口比例倒转的现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的维吾尔族人，虽然约占了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但是据闻最近的政策却开始逐渐转向禁止维吾尔语教育的方向。

接下来的这个案件，经过日本媒体的报导后，已有部分内容被披露出来，[6]虽然案件中的学生并非直接接受我论文指导，但因为他曾修过我的课，也算是有间接指导关系，因此我在这边不得不提一下；这名年轻的学生来自维吾尔族，他在日本就读研究所的留学期间，曾短暂返回中国一趟，不料却突然遭到中国政府逮捕，并以“煽动国家分裂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之罪名起诉，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十一年，褫夺公权二年，入狱服刑。我并不是想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尽管确信他是无罪被冤枉的，且大学方面也不断要求中国政府让该名学生返回学校复学，[7]不过时至今日，这些请求，都如石沉大海般，毫无音频。这样下去的话，被外界误解为这才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真面目，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在西藏自治区中，藏族占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八十六。然而，随着每年进入该区的汉族人数不断地增加，都市的景观及文化遭到“改装”，逐渐内地化。虽然能掌握的信息还不够全面，但听说西藏的政治、军事、商业买卖等主控权，都是被进入西藏高原的汉人所掌握着，这些汉人还会干涉藏族传统的宗教、风俗、语言，当然，这也会牵扯到了复杂的地下资源问题。总之，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处，或者是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对立、抗争，这些都是想消除也消除不了的争端。

作为农业国家的中国

虽然中国面积广大，但若是以黄河与长江中段流域为基点画一条直线来看的话，可以发现有百分之九十六的人口，集中生活在东半部东南沿海地带的百分之五十的区域。因此，我们常听到“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居住在海岸沿岸百分之十的区域”，这个说法是相当准确的。

一级产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六，特别是农业；先不算直辖市，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在哪一个省或是自治区，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都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将国内生产总值与占压倒性多数的农业人口相互对照来看，姑且不论沿岸都市近郊的农家，但其他地区的农家，特别是内陆区域的一般农家，农民的生活可以想见一定是极为严峻的。

大约是从一九九八年，中国政府一直无法妥善处理好农村、农民、农业之所谓的“三农问题”，开始慢慢地浮上台面。例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二〇〇二年春天，湖北省某村庄的干部提交了一份报告书给国务院，在这份报告书中，该干部将“三农”改成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三句话。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对此回应：“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从以前到现在，只有好消息会回报到我这！”，并且开始着手进行改革，而下一任的总理也持续推动改革。[8]

不过事实上，三农问题仍旧持续恶化中，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基本认识。根据陈桂棣与春桃两位作家，深入安徽省的农村所完成的农民生活实态报告《中国农民调查》，[9]根据其调查结果，若用一句话来形容该地农民，就是“一贫如洗”。该书具体地记载了一些发生在村落中的事件，并且进行了深入的追踪纪录，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经济飞跃成长的超大国之“危险的一面”。

一级产业从业者与二、三级产业从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繁荣的都市与逐渐失去活力的纯朴农村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在这样的刺激下，农村的人不光只是想离开家乡到大都市打拚而已，甚至会想办法定居在都市，更甚者，还会想要移民到国外，如此的想法就像是一波波的巨浪，不断地掀起农村人口外移的“潮流”。大都市的车站附近群聚着上京谋生求职的“待业者”（失业者），以及游民和乞丐，就算是我这样偶尔才来的旅行者，也能够轻易察觉到。

根据先前提到的《中国农民调查》，那些好不容易在北京找到打工地点的“民工”当中，每四人就有一个人拿不到工资，再者有百分之十六的人，就算是有工作，也是处于被雇主要求一天工作十四小时的过度劳动状态，而且还无法享教育与医疗等社会福利——这是在中国首都北京的情况。

为了填饱肚子，农民们往往三五成群或是集体组织动员，放弃农田与村庄迁徙异乡，这种“潮流”，可说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现象。数以万计，不，是数以十万计、百万计之迁徙行动，让这些农民被冠上了“流民、流氓、穷民、徙民”，又或者是“华侨”（华人），大量出现在史册之中。现在回头去读这些内容，或许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不解，但即使到了今天，宛如赛珍珠的小说《大地》中主角王龙一家颠沛流离的画面，仍持续上演。[10]

中国历史的特色 改朝换代

王朝的更迭

发生流民与民众迁徙潮流的原因，第一是各种战乱或是动乱，第二则是大规模的水害、干旱、蝗灾等自然灾害，第三是“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发生在各个朝代，特别是在各王朝末代经常会发生君主压迫、剥削人民的情事，第四个原因为中央、地方官僚或乡绅阶级的腐败。[11]不过，上述之自然灾害的情况，由于中国社会一般来说都会有“有备无患”的观念，因此自然灾害的发生并无法与农民的穷困画上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历代各王朝确实也都不敢怠惰于日常的“准备”，以防发生灾害之际，能够及时“救荒、荒政”（救灾），致力于援助与重建。就这个层面而言，我们可以得知“危机管理”的成败，甚至会牵连到一个王朝的兴亡存废。

不过现实生活中，就如同“权力集中，必生腐败”这句格言一样，国家忽视自己理应负起之角色的例子屡见不鲜。具体的案例已经在本系列书的其他各卷中叙述过了，因此这里便不再重复赘述。简言之，面对这些出现问题的王政，穷困的农民，或者是因为某些共同信仰而集结的人们，就会开始进行反抗，诉求创建一个可以享有美好生活的新政权

德裔美籍汉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指出，当权者会整顿原野与荒芜之地，并推动治水、灌溉等工程，将开垦农耕地纳入国家事业的其中一环，并将无法谋生的流民安置于这些农地，照料他们的生活，这正是中国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专制主义体制长达两千多年的关键所在，而日本学者木村正雄更以此特征所造成的影响为基础，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具体阐释。尽管这些研究者的学说，最近遭受到了一些批判和质疑，但仍是今天在讨论中国重要特质时必定会提到的卓见。特别是关于木村正雄所提出的以下推论：若因为王朝掌权者疏于治水灌溉，尤其是管理、修复灌溉水路，导致田地荒芜的话，被逼到穷途末路的农民百姓便会武装起义，最后整个王朝便会被推翻，[12]我认为他将前近代中国史在改朝换代之际、就会爆发大规模反乱的这个固定现象，作了很精彩的解读。

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史上从未停歇过的改朝换代现象，可说是用来确保“以皇帝作为权力顶点之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得以不断重生延续的一种充满矛盾的“安定体系”。也就是说，改朝换代，只不过是把舞台上的布幕与场景换掉罢了，以中国前近代史为主题的时代剧，只要将场景不断地替换，就可以一直演到末代王朝的终焉为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王朝的灭亡，是一个依照既定程序，自发性地将不需要的细胞破坏掉的“细胞凋亡（apoptosis）”机制。

自古以来，王朝有其一定寿命（历数）的说法，透过经验法得到众人的认同，然后在改朝换代之际，这个主张更会被搬上台面赋予机能，发挥作用。若以正当化东汉禅让政权给曹魏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在《三国志．魏书》，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臣闻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兴之会，以七百二十年为一轨。有德者过于八百，无德者不及四百载。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数十年。汉行夏政，迄今四百二十六岁。天之历数，将以尽终。

简而言之，若只将中国史当作只是一部“单纯的改朝换代史”来看，是无法完整交代清楚中国历史之大潮流。

王朝的正统性与更迭的意义

改朝换代之际，为了将新王朝的正统性诉诸于世，因此会透过当时各式各样的政治论述以及过去的历史知识，然后推出新的政治制度，或者是举行诸多仪式，向大众确认创立该王朝乃是接受上天“天命”之举。

特别是与农业作业顺序关系密切的“历法”，就如同《史记．历书》中所言：“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对于获得天命的帝王来说，重新规定历法的岁首（正月）与月初（月的首日）的“正朔”行为，既是特权也是一种义务。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就是代表战国七雄互相竞逐的时代已经结束。另一方面，由于尺寸的长短、砝码的重量以及升斗的大小规定，会与谷物或布帛征收数量的多寡产生直接关系，因此，公布新的度量衡制度，也是新王朝在宣布往后施政方针的一个表意行为。“听说接下来升斗的基准要调整了，如果变大不就表示租税要增加了吗”，在新王朝创建之初，总能听到像这样的讨论。因为，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度量衡的变动可是攸关生计的重大事情。

度量衡变迁的概略表 根据《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制表。表中的虚线是依据本系列各册所讨论的时代所作的大略区隔。

我们在这边只举“尺”作为考察范例。正如同《史纪．律书》开头所言，“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以适合新王朝的宫廷音乐律数当作基准，将乐器的弦长当作类似于国际米原器的测量工具，并以此为基准，制定出尺寸，依据这个新制订出来的尺吋标准，田地的大小就会产生变化。上页图是各王朝所制定出来的度量衡基准值一览表，每个王朝都有一些微妙的相异点，光就这点来说，我们或许就不应该把改朝换代当作是一个单纯的过程。这里插个题外话，根据史书的记载，蜀汉刘备玄德的身高有七尺五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若用东汉尺来换算的话为一百七十八公分，虽然这样的身高算是很高，但还不到让人震惊的程度。

本系列书，在叙述历史变迁时之所以不敢便宜行事地略过王朝名称，便是因为考量到上述不同朝代间的计算单位之差异。

以“公”权所建构的王朝国家

之所以会提到这么多关于改朝换代的事情，特别是在与日本的前近代史进行比较的时候，改朝换代的现象可说是这个叫作中国的“世界”与众不同的极大特征。姑且不论，日本是否是因为从未遭外来民族侵略、统治整个列岛的缘故，总之，日本因为有“相对较为安定的体系”的天皇制度，使得天皇、朝廷的存在与功能，得以到了前近代都保持一贯，即使掌权的大将军家族时有更替，但仍巧妙地避免掉了像中国那样、整个主政者崩盘的改朝换代现象。这个所谓的“万世一系”的思想，产生出了“万民皆是天皇的赤子”般的“家族国家”国体论，并且在战争时期透过国家的权力机制进行教育，不断地被强调，最后演变成了支撑军国主义发展的基石。

在中国，的确也有把各个王朝国家当作是一个“家族国家”的看法。就像是我们之前略微提到过的“夏家、周家”等用语，又例如刘邦所创建的汉王朝或者是汉帝国的别称是“汉家”，李渊和李世民所创建的唐帝国，一般也习惯称为“唐家”。[13]这样的现象正足以佐证“天下一家”观念是存在的。不过，在这里要留意的是，王朝创立者并没有直接采用家族的姓氏，把王朝称作“刘家”或是“李家”。这是因为从汉代起，“国家并非由一族一姓所持有”的这种政治思想，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这个政治论指的就是儒家思想，特别是秘藏在正式经典（经书）中的另外一部经典（纬书）中所论述的精神。不管怎样，这个思想之所以被提出，就是想要掣肘刘氏一族、李氏一族等“自家”唯我独尊的支配行为。

碍于篇幅无法详述，简言之，不管是对于创建政权有功的众臣，甚至是庶民百姓，都从自己的家族与家庭（这称为“自家”）中被抽出（这称为“出身”、“起家”），然后在这个前提下，王朝创立者会以自己为“君”，其他个人为“臣”，缔结君臣关系，如此一来，国家的架构便算完成。如此流程，可以理解为一个王朝国家在创建之际的一道必经“手续”。经过这道手续后，不管是自己或他人都可被视为“公”，而不是“刘家”也不是“李家”，各王朝便以“立场中立的公家”的型态被建构了起来。然后透过这样一个制拟架构，王朝创立者便顺理成章地将“公”权揽入怀中，并可名正言顺地支配人民。[14]

在这里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与前文所提到的“汉家、唐家”同义的“汉氏、唐氏”等用语，一般也常会被使用。“～氏”的“～”部分，代表的是“家”的名称——“姓”。如此一来，“汉”或者是“唐”这样的王朝名称，便成为了“公”家的“姓”（国家的姓）。例如，从隋朝转换到唐朝的过程，当然算是“从杨氏到李氏”的“易姓”，但若要更精确地理解的话，应该要说是从“隋氏”转换到“唐氏”的“易姓”才对。改朝换代是借由改天之命所实现的。而正如同大家所知道的，这个“革命”也可以称作“易姓革命”，而潜藏在该用语中的背景，便是中国特有的政治思想、“公权国家的轮替”。以上所述或许有些啰嗦，总之我想表达的是，中国历史中隐藏了许多若只用一般常识解读、便无法准确读出的“秘密”。

中国史的时代区分

中国四千至五千年的历史，可说是中国人运用许多创意、下了许多功夫，不断地与大自然搏斗，并且克服各种接踵而至的“外部压力（攻击）”之过程。所以，不管是称作“发展”或是“进化”，中国社会确实是经过了许多“变化与变动”。过往的历史学与历史叙述，主要都是将精力放在分析与整理这些变化、转折。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可说在形成国民国家与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时间点（moment）及架构上，发挥了很大的效用。虽然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相当程度地中国化，但若单就结果来看，马克思主义确实成为了一种“武器”，并完成了“救国”的目的。我们回头重新审视的话，这个发展阶段论，成为了学界外与政治连接的大问题。因此，踏上阶梯，一路上升至社会主义的所谓“发展”式历史理论，时至今日，仍具有不可随意舍去的意义。

至于发展的阶段要如何以时期区分，这个问题从二战之前，在日本国内外就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辩。针对区分的方式，日本学界不断深化研究，最后发现了新史实，获得极大的成果。[15]不过时至今日，正如同发展阶段论已经凋零了一样，时期区分问题在历史学界的舞台上已不再受到关注。

只不过，拜这些研究的成果所赐，虽然有些时代被称作“古代”，有些时代被称作“中古”，但我们至少已经可以明白近代以前的中国史[16]有春秋战国时期，唐末五代时期，明末清初时期等三大时代。尤其是唐末五代时期，也就是大唐帝国灭亡后，五代十国纷立，最后由宋朝将专制统治的体制再度重建的这一段时期，不管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时至今日，仍旧是研究者所共同关心的主题。接下来的文章内容，也会将这个“唐代迈向宋代”的变动时期，放入讨论的范围内。另外，请容我画蛇添足一番，中国采取市场经济政策活络国内经济，也就是所谓的“邓小平路线”时期，让我联想到这个“唐代迈向宋代”的变革时期。

风土与文明 作为历史舞台的自然环境

扎根风土的文化，超越风土的文明

二〇〇五年上半年度，我们可以在报纸上屡屡看到“爱国无罪”与“企业风土”（企业风格之意）等字眼。前者导致部分人士发动了不理性的“反日”暴行，而后者虽然引发了电车翻覆的惨事，但造成意外事件的企业“风土”，则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尽管印象有点模糊，但我依稀记得“爱国无罪”一词，应该早在一九一九年，就已经出现在五四运动游行队伍的横布条上。这个诉求起源于纷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本强迫中国签定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引发中国国民激烈反弹，加上中国政府又在巴黎和会失利，导致无法取消这个如同国耻般的条约，最后山东省济南与北京的学生们终于站了出来，发起一连串的反日运动。那个时候，“爱国无罪”一词所代表的是一种正当性的崇高理念，所谓“爱国”，只要位居上位的掌权者不要强行压制，原本就属无罪。这阵子发动“抗日与抵制日货”的暴徒，便是巧妙运用了这个道理。对于这些食髓知味的人而言，“爱国”两个字是一道精心设计过的免死金牌，能够避开国家的镇压，今后必定也会继续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出现。

而所谓的“风土”，是以一地之地形、气候、土壤等为基础而成。然后以此风土为根基，一个地方的“文化”（风俗、习惯、礼仪……）就此酝酿出来。风土所带出来的各种文化，会沿着时代发展，逐渐成长为一个“文明”。最后这个“文明”，会因为具备某些、比其他文明更为便利的特质，而逐渐往其他不同风土的区域扩散传递，有些时候，也会透过政治、军事的压迫手段，强行加诸到其他区域。如此一来，一个更为庞大、能够包摄更广范围的大型文明，乃至于“文明圈”便会成形。

这样的“文明圈”也会透过扩张的过程，不断地纳入其他“风土”所孕育出来的不同文化，使得自己获得更进一步的成长。此前提到的“汉族”扩张，说穿了，其实就是“华夏族文明”的扩大过程；适切地吸收周边民族的异文化后，达到自己再生的一种过程。

战国时期，赵国的武灵王[17]采用了北方骑马民族“胡服骑射”战法，让赵国的军力大幅提升，这便是前述采用异文化的一个绝佳事例。秦朝兵马俑的士兵，脸上慓悍的神情，有一股在“汉族”身上无法看到的西方异族气概。另外，在本系列第五卷，由川本芳昭教授执笔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书中所讨论的内容范围，将整个政权置于华北地区之北魏王朝的“新中华文明”，就是一种将五胡民族各自拥有的文化进行“大融合”后的产物。而其中一项源自于北方系统的文化——“均田制”，还被隋唐帝国沿用，成为后来土地政策的基础方针。而就如同大家所知道的，隋、唐两王朝的皇族血统，甚至还是源于前朝北周的突厥系胡族。王朝的变迁史，特别是从北方刮进来的“新风潮”，使得“华夏文明”获得滋养，进而得以长存永在。

由于每种文化、文明、文化圈，原本都是由一个独特的“风土”作为核心所构成。因此，除非是遭遇天摇地动般的巨大打击，否则很难轻易改变。

所谓的“发展史观”，虽然是一个常规且正统的方法论，但却让人感受不到中国根深蒂固、不易改变的风土样貌，换言之，“中国的特质”被人所忽视。因此，本文尝试强行突破这个死角，试图探索出“中国果然就是中国”的特点。我在下笔时除了要确认文章的走向外，也要留意不超出历史学的基本框架。不过行文至此，仍旧来来回回地交错于“过去”与“现在”之间，变成一种切换自如的书写方式。

接下来，我会先概要统整这个构成中国悠久历史舞台的“风土”。这个“似乎没有变化”的中国大自然环境，在中国农民的挑战下，一点一点地逐渐被克服，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显露出诸多矛盾现象，最后，试着摸索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的样貌。

各式各样的景观

中国大陆的地形，以西边的喜马拉雅、昆仑、天山山脉为顶点，缓缓地往东边下降，直至东方之海。因为这样的地形，两条巨大的河流黄河与长江，便由西向东蜿蜒展开，最后注入东海。

平原 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作为中心，北起于包围住北京市的河北省，南则经由江苏省直至长江下游流域，在这一个地带，除了屹立于山东半岛的泰山以外，没有一座像样的山。这里便是华北平原。另外，位于长江上游流域的四川盆地，因是《三国演义》的舞台之一而为人熟知，这里因为蜀汉政权而繁荣。事实上，四川盆地的面积极为广大，足以将日本整个本州包覆。过去日本在中国东北地方的殖民地“满洲”，也有一块总称为东北平原的广大平野。这个平原的西边有着南北走向的大兴安岭。在看地形图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座地势险阻的山脉，不过实际上搭着火车缓缓前进时，却又会让人不知道它到底何时要上坡，何时下坡，感受不到险峻坡度，反倒觉得像座丘陵。这是因为该座山脉的底边过于庞大之故。

不过，这样的平野与盆地，却占不到中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国土都是山地、高原、丘陵。愈是往中国这片宽广土地的深处挺进，进行大范围移动式的旅行的话，就愈会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体验享受到在日本岛国上所感受不到的山水风情。

草原 在中国的最北边，有着一大片草原，秘藏着过去的光荣，这就是“蒙古大草原”。蒙古高原，自古以来，都是赶牧羊群的骑马游牧民族所活跃的舞台，同时他们还曾奔驰于一条被称作“草原之路”的东西向交易道路上。气候方面，年间平均气温约为零至六度，平均降雨量为三百至六百毫米，属于亚寒带气候。过去与西伯利亚相连在一起的针叶树森林“泰加林”，现在只残留下来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生产，以东北部为中心的林业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七左右，剩下百分之五十以上皆为农业，畜牧业则占百分之六至七左右。这个数字从一九四九年之后到现在都几乎没有任何变动。一九八七年，我初次拜访这个地方时，位于区都呼和浩特市北郊的高原，就如同充满砂砾的戈壁沙漠一样，是一片几乎寸草不生，一望无际的大原野。根据我一位蒙古族的友人表示，这个区域的草原，自从文化大革命进行“下放”以来，有许多汉民族移居到这里，因为他们在中高地进行大规模的耕地开拓作业，因此周围的大片草原的景色开始快速变化、荒芜。

先不论我这位友人所言正确与否，在同时期，由于中国政府开始推动游牧民族的定居政策，因此羊的饲育方式也从游牧式改成了畜牧式，如此一来，“草地的消耗”被公认为是造成草原荒芜的起因。为什么会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只要将羊群停留在一定区域的话，羊只就会把草吃到连根都没有。而另一方面，在自治区的中部与东部地方，还是能看到像是铺着地毯般的绿色大草原。这个地方也有汉民族移居，但是由于他们从事牛群放牧，而牛只在吃草的时候，只会使用舌头把茎的部分卷起来吃，并不会连根都吃掉，因此即便是改成定居的生活型态，也不会造成草原荒芜。因为这个原因，蒙古族便开始陆续采行牧牛。

沙漠 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端开始，一直到包含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内的区域，由于年降雨量不到二五〇毫米，因此形成了戈壁、塔克拉玛干沙漠等极度干燥地带。点状存在于该区域中的绿洲，便是人们会选择的定居之处。然后依据涌水的水量规模，形成绿洲国家。虽然农耕地有限，但因为有“沙漠之舟” 之称的骆驼商队将绿洲与绿洲之间进行串联，形成东西向的交易路线，使得沙漠地区得以发展起来。而这个交条路线，德国的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将其命名为“丝路”。不过，这是从西方的角度所取的名称，若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要取为“玉路”才对。

在中国，除了葡萄以外，还因为各种物产的引进，连带地融入了许多文化。顺道一提，只要是中文名称中带有“胡”字的植物（例如：胡麻、胡瓜、胡桃、胡蒜），一定都是从西方引进输入之物。另一方面，当时候的中国也会输出作工细致精巧的陶瓷器具，而这项任务由适合大量运输重物的“南海丝绸之路”负责。利用绿洲的水以及山脉的雪融水，波斯语称作“kāriz（karez）”，阿拉伯语称作“qanāt”（灌溉用地下水路），沙漠中也开始进行小麦（春小麦）的耕作。另外，时至今日，我们仍旧可以在天山、昆仑山麓一带，看到直接利用雪融水开垦稻田的景象，据说这是从唐代开始传承下来的。

这个像是不毛地带的区域，其最大特色就是有着极为丰富及多样的矿物资源。埋藏于塔里木盆地底下的石油、天然气，正是经济发展的必需品，因此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指导下，开采管线的相关建设，正急速地进行中。

高地 从青海省一直到西藏自治区的区域，海拔高度达到四千公尺以上，面积二百三十平方公里，称之为“青藏高原”的高地。西藏高原，在唐代时期，曾有一个叫作“吐蕃”的佛教国家兴盛一时，其势力甚至一度达到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带，但后来经过了许多曲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被中国以武力并吞了。这座高原，东西地区的数值虽然有些差异，但整体上平均温度约为一至十四度，年降雨量则为五十至三百毫米，是一个寒冷干燥的地方。主要栽种作物为一种叫做“青稞”的变种大麦，藏族会利用其制造一种叫做“糌粑”的面包来当作主食。近来，除了春小麦以外，冬小麦、荞麦、玉蜀黍的栽种也在逐渐增加中。牦牛、羊、山羊为该地区的驯养牲畜。而工业化则是以首府拉萨为中心正积极推动中。包括空中交通，以及从青海、四川省两地而来的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管道，都能直接连接到区中央。此外，这里与其他位处边境的省、区状况相同，中央区往往因为拥有丰富的地下资源而令人感到魅力无穷，自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开始进行流亡起，关于宗教议题的反抗运动便一直持续发生。虽然和解与从属之道似乎正在逐渐成形，但就如同此前所提，由于中国仍会进行信息的管制，因此无法得知详情究竟如何。

华南沿岸地带 从上海的南方、隔着杭州湾的浙江省起，一直到与台湾遥遥对望的福建省为止的这一带，便是缓缓沉入东海之“浙闽丘陵”，多属山地地形。正因如此，所以这个地区极为缺乏适合栽种谷物的平原地形。因此，茶田便成为了支撑该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主干。此外，从丘陵流出的许多条河川，因为长时间的侵蚀作用，在沿岸地区创造出了众多天然良港。例如宁波、温州、福州、泉州、厦门等，都是远从汉代、唐代等古老时期，就已于史上留名的港口城市。

这个地区的生产特色，就属渔捞与海上交易等活动，因此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眼光投向大海。生活穷困或是怀抱野心的人，为求发展，自古以来便懂得要远渡重洋，到海的彼端谋求生路。这也就是所谓“华侨”的由来。这些沿岸区域，在过去曾是“倭寇”横虐的地方，明朝的时候，“南倭”（相对于“北虏”一词）更是深深困扰朝廷的一大问题。而破坏这块区域的倭寇之中，在后期更有不少的倭人参与其中。

从浙江、福建省再往南走，便是紧邻南海的广东省了。省会广州在唐代，首次由朝廷设置了“市舶司”，这个单位用现在的概念来看，就是负责管理海洋贸易的事务所。虽然广东全省三分之一处都是总称为“两广丘陵”的山坡地，但因为中国南部最大的河川——珠江流经此处，因此所冲积出来的三角洲平原也占了不小的面积。此地气候属于亚热带及热带地区，降雨量一年超过一千六百毫米，水资源之丰富在中国可谓首屈一指，因此能够进行三期稻作。总的来说，这里是土地极为丰饶的地方。广州湾入口的两端是过去曾为租借地的香港与澳门，广东省的西边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边则为海南省，不过由于篇幅所限，因此这里就不再多做介绍。

风土大不同的“北方”与“南方”

在长江与黄河的中间，有一条同样也是东西流向的大河——淮河。淮河的下游经过人为工程，被修改成了直线，因此已与过往风貌大不相同。洪泽湖以西，汇集了淮河的大小支流，整个华北平原因此得到滋润。在淮河的水源地一带的西边，有一座将甘肃省东南部、陕西省南部以及河南省西部链接起来的秦岭山脉。这座秦岭山脉是由二千至三千公尺高的山岳层层相叠而成，这也使得秦岭南北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差异性。比如说，秦岭北侧，也就是过去长安所在地的渭河盆地，属于半干燥地带，年降雨量约为五百至六百毫米左右。若是往南越过了秦岭北侧的终南山，就进入汉中盆地，这个地方过去是刘邦被封为汉中王的地方，汉朝的“汉”就是来自这个地名。

这个盆地以南，虽然地形渐趋和缓，但山岳及丘陵仍彼此紧紧相连，最后进入四川盆地。汉中盆地以南的年降雨量超过一千毫米，秦岭南北两地的平均气温的差距更是达到十度。若要从陕西省西安（长安），移动到四川省省会（成都）的话，中间必须要利用栈道跨越一些险阻之地，蜀汉的诸葛亮为了北伐，便曾多次往返此地。而唐玄宗为了躲避安史之乱南逃之际，也曾经过这个栈道。

淮河南北两侧的气候，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年降雨量约相差七百毫米左右，年均温则是相差了十度上下。一般来说，从日本到中国的旅人，若是到北方干燥地带的话，特别容易感到喉咙干渴难耐，特别是在严寒的冬天，以及初春黄土纷飞之际，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会感冒。相对于此，淮河以南地带，气候与日本相同属于湿润温暖，因此来到这个地方时，应该会觉得比较舒适。

若将淮河到秦岭连成一条东西向的直线，首先，就气候方面来说，这是一条可将中国主要地区的气候一分为二的界线。本文将此线以北的地区称为“北方”的世界，以南则称为“南方”的世界。此外，我每次一有机会就会强调，这条连接也是理解中国历史的诀窍所在；若就政治纷争来看，我们也会看到“南、北”间的差异。我们若是试着观察过去中国南北分裂对立时期的地图，便会发现不管是三国时代的魏国与蜀国、吴国，或是五胡十六国与东晋，金朝与南宋，只要是两股政治势力相互对峙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以这条秦岭─淮河间的连接为界，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

“南、北”的植被

“南、北”的差异，除了会因为气候差异形成不同的风土外，也会造成不同型态的饮食文化。首先，在植被方面，“北方”的主要作物为小米、黍米（黄米）、荞麦以及冬小麦，东北部还会栽种高梁。相对于此，“南方”则是以稻作为主的米世界。居住在“北方”的人们，习惯将这些谷类作物磨成粉后作成面条、馒头或是饺子、包子等、粉食类食物作为主食。

另一方面，在“南方”则是以米饭作为主食。从安徽省南部开始，就进入了可进行二期作水稻栽种的气候区，因此，“南方”从明清时代起，就成为中国的谷仓地带，即便是到了现代，仍然是供应“北方”食粮的最主要来源；现在“北方”可以很容易地吃到米饭，玉蜀黍或马铃薯等、外来作物的栽种范围扩大，而“南方”种植甘𫉄的风气也很兴盛，这些变化，在历史上都算是较为晚期的事情。另外，与小米类作物相比，麦类作物（大麦、小麦）的栽种普及与受到“北方”世界的重视，其实就历史上来说，并不是太久以前的事情，根据西嶋定生的名文“碾硙の彼方”[18]指出，这样的情况大约是从唐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形成的。

而玉蜀黍这个农作物取代了小米，成为了麦以外的副作物，在北方非常普及。我问过中国的友人“为什么要栽种这么多的玉蜀黍”，他回答我说：“大家都拿它来作酒”，虽然我当下接受了他的说法，不过实际上，玉蜀黍是被用来当作主食的替代物，也被拿来制作为家畜的饲料，同时这些家畜饲料也是重要的外销商品。虽然玉蜀黍的栽种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不过由于较不耐干旱，且多数的栽种品种并不是太好，因此种植的风潮最近似乎已在慢慢退去。

不管是北方或是南方，谷类的生产量在一九九八年到达了顶点后便急速下降。到了二〇〇三年，总产量甚至减少了一成。整个农耕地的面积本身也是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论其原因：第一，由于资本主义的影响，谷物栽种地愈多，其价格反而会下降，因此农民的生产意愿受到了制约。第二，特别是在“北方”的世界，自然环境不断地恶化（耕土流失、耕地的沙漠化、森林滥伐、草地减少）造成能够进行耕作的土地面积愈来愈少，或者是废弃化，造成农民耕作意愿下降。第三，由于农地被转用为住宅地、工厂用地、道路等建设的用地，因此耕作地面积也跟着减少。第四，不管是南方或是北方，都开始在都市近郊改种蔬菜类等商品作物。而在以上所枚举出来的原因当中，因为环境与生态系变化所造成的第二个原因，可说是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19]

谷物生产量的演变 数据源：牛若峰等着，《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展望》图5-1。

“北方”的自然环境与文明之形成

黄土高原的过去与现在

受到杉树花粉的影响，日本只要一进入春季，就会看到许多人为了避免或舒缓花粉造成的过敏症状而戴上口罩。在中国的“北方”世界，春天也是得戴上口罩的季节，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人要避的是沙尘暴。这些粒子细微的沙尘甚至会飘洋过海飞散到日本。而黄砂一词之所以会变成该季节的其中一个代名词，正是源由于此。在日本，由于黄砂可以屏蔽掉五月强烈的紫外线，因此有给予正面评价的声音。不过，天空却也因此变成了使人感到阵阵忧郁的淡黄色。

中国，特别是北京一带的沙尘暴灾害，每年都在逐渐恶化中。到底是因为全球气象变迁所造成的呢？还是由于过度拓展农耕地所造成的呢？虽然其成因迄今仍尚无定论，但目前可确知的是，肇因于西北地方的干燥化（某些地方甚至严重到沙漠化）。首都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虽然有点临时抱佛脚，但近年来总算算是开始动起来，着手进行像是植树等抑制沙尘暴的相关对策。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北一带，被随着沙尘暴扬起的一种称作“黄土”的独特土壤所覆盖。这些乘着偏西风而来的黄土，经过数万年的堆积，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黄土地带。黄土的堆积一般会达到二十至四十公尺。特别是在黄河中、上游的北侧，更是形成了最深达到两百多公尺的深厚黄土层，包含甘肃省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中部、以及部分的河南省，在这一大区带里，黄土随着流经此区域的众多小河流，流窜深入侵蚀到其他地方，然后这些黄沙就不断地被推往下游区域。

黄土分布图 数据源：《中国黄土》，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黄土高原大约每一平方公里会流出五千吨左右黄土量，而其所侵蚀的区域，面积更是达到了十四点四万平方公里。根据一九三三年的测量计算，堆积在河南省三门峡附近的泥沙，总计共有十六亿吨，流到下游地区的泥沙则有三九点一亿吨，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来自黄土高原。以防制洪水为目的所建造的多功能大水坝——长江三峡大坝，终于在一九六〇年完工，不过完工之后却因为大量土砂的堆积，使得大坝随时有崩坏的危机。因此，中国政府后来又进行了二度改修工程，使其能够排除土砂堆积，才使得大坝得以维持运作至今。

从高原流出的黄沙，首先会被冲积到黄河最大支流之一的渭河流域，形成了关中平原，以及华北平原。黄河泛滥问题是中国各朝代共同的烦恼，每个朝代都对于水灾的防治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同样也非常关注治水议题，“登龙门”一词的语源，据传是大禹将黄河上游岩礁劈开，使河水得以流通之故。我过去曾听说，在龙门这个地方，从岩壁间流出的水势是极为猛烈的。不过，我在二〇〇二年时实际走访一趟，发现水流量并没有想像中的这么大。到了下游区域河川宽度一下子变宽，尽是泥沙的堆积地，只见牧羊人在上头悠哉放牧着羊群。这也让我切身感受到最近黄河枯水的实际状况。

从黄土台地到黄土平原 摄于西安市北方的上空。

枯水时期的黄河“龙门” 作者摄于二〇〇二年。

一直变化的黄河流域

黄河的水量，只要增加太多就会发生水灾，但是水量若太少的话又会导致旱灾。黄河流域内所发生过的旱灾次数，在从西元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到一九四四年，光是有留下记录的就高达了一千零七十次。十九世纪后半的清末时期，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四个省，更是连续三年艳阳高照，最后造成一千三百万人饿死。一九二〇年，黄河流域全域干旱，受灾人数达到三千四百万人。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期间，河南、河北、安徽的大旱灾，也造成了数百万人饿死的惨剧。

在中游地段的郑州到开封一带，堤防的高度被往上垫高，该区段的黄河水位远比街道要高上许多。也就是说，这个区段的黄河，就是日文中所谓的“天井河”（河床比周围土地高的河川）。根据统计，在过去的两千年间，因为堤防决溃造成的水灾次数就超过了一千五百次。而这些灾害的严重程度超乎想像，例如在一九三三年，下游的堤防溃堤，三百六十万以上的民众流离失所。另外，在中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皇军”前进，曾在郑州北边的花园口进行过战术性的堤防爆破作业，结果造成八十九万人不幸溺毙牺牲，然而阻止“皇军”前进的成效却十分有限。

黄河流域的水灾与旱灾数 上图是河南省一带，下图是陕西省一带的数据。数据源：钱林清主编，《黄土高原气候》，气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黄河挟带着大量泥土往河川下游流去，结果在河口处扩散而出，形成了三角状的巨大冲积平原。虽然我并没有亲眼见过，但听说在河口一带，是一整面的平野，在那里并没有黄河的流水。也就是说，黄河是以伏流的形态注入大海之中。因此，若是水流超过了原本的极限，入海口的地点是有可能改变的。顺带一提，单就纪录来看，黄河出海口总共改变过二十六次，其中高达七次是很极端地，从位于山东半岛北侧的渤海湾改道至南侧的黄海海域。

目前黄土高原被树木所覆盖的面积，只占高原整体的百分之三，因此几乎可说是一座“裸山”，不过在太古时代，黄土高原应该是一片被林木完全覆盖的区域。顺带一提，散落在西安与洛阳郊区的汉、唐时期之历代皇陵，虽然大部分都是人工建造的高大土台，但是在兴建当时，为了预防陵墓的崩坏，都有种植树木。即便是利用自然山岳搭建而成的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虽然现在周边是一望无际的田地，但若从杜甫的诗作《行次昭陵》与《重经昭陵》的描述来看，在这个相当于日本东京电车山手线之内侧线路面积大小的陵园，在当时种有一大片松柏树林。

林木茂盛的黄河流域

在一般的黄土地带中，适合寒冷地域的落叶阔叶林及适于干燥气候的硬叶林生长地极为茂盛。此外，在每个地方也都能发现一些令人感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草原。在那个时代，只要将落叶及草与动物的粪便搅拌在一起进行堆肥，会结出果实的禾本科植物便能够获取足够的养分。只不过，由于该地降雨量很少，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只能依赖自然降水的黄土地区居民而言，便必须以人力的方式，从深山峻谷处挑水灌溉。在汉代的时候，当地居民还会做田畦，并于其间进行播种，而且当时采用的是一种叫作“代田法”的农法，也就是说今年若在某个畦种过东西的话，隔年会换到另外一个的畦去播种，采用循环轮替的方式使用土地，避免连作，因此能够能让有限的水资源与土壤力发挥最大效力。峰峦相叠的每座丘陵上，从底部到顶端，都有着一层一层逐阶而上的田地，这是现在我们可以在黄土高原上见到的一般景色。而这也恰好用来阐释：（一）将贫乏的水源作最大成效的利用，（二）防止土壤流失。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农民经年累月所累积出来的智能与努力之成果。

谷物生产量的演变 数据源：牛若峰等着，《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展望》图5-1。

自古以来，借由如此勤奋不倦的集约式劳动，生活在黄土高原的人们辛苦栽种小米与黍米，而为了躲避水害，人们会选择在黄土台地上有森林环绕的广场中心形成聚落，例如陕西省半坡遗址与姜寨遗址便是如此。若再进一步观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代的聚落遗迹（之后总称为“邑”）的分布位置，主要呈点状分散于黄河以及渭水（大支流）与渭水支流附近的小高台地上。为何会有这样的现象，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当时人民为了要避免水害之扰以及躲避外敌与野兽侵袭的缘故。附带一提，根据中国气象学家的推测，若观察从西元前一万年左右开始的气象变化图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特别是在北方，新石器时代出现聚落的时期正好就是气温上升的时期。

就土壤的性质而言，黄土虽然含有碳酸钙、钾、磷、锰、氟素等矿物质，但却缺乏氮的成分。因此，由富含大量碳酸钙所堆积而成的黄土，就显得极为不耐侵蚀。常常会因为一场骤雨，高原上的黄土就被削去一大半，而辛苦堆积在田地上的表土也会因此流失殆尽。在过去树林生长茂盛的时代，土壤流失的情况并不会这么严重，因此部落周围的森林便会被当作为狩猎场，融入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从这些森林中，还能取得开伙、取暖、烧制土器的时候所需要的薪材，也可以在森林里砍伐筑材建盖小木屋或是豢养家畜。这就是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基本样貌。

不仅是黄土高原，根据推估，大约从战国时期开始，黄河中上游一带林木茂密的地区，环境便开始遭受破坏。这些林材主要被拿来建造城壁内的宫殿、官衙、一般家屋。此外，也会被拿来制作弓箭或是攻城用的大型机关。特别是铸造青铜器、冶铁、制铁、锻铁等，更是需要用到大量木炭。虽然战国时期的君主曾将“山林薮泽”独占为家产加以保护，不过到了秦汉时代，木材的消耗数量急速增加，而在关中平原（渭河平原）到秦岭山脉的北面为止，由于滥伐的关系，更是造成了森林地带后退。[20]如此一来，并无法阻止黄土从黄土高原流出之势，然后正好又碰上了气温的整体下降时期，因此森林资源陷入了危机。由于这些森林遭受破坏，宋代以后，黄河流域诸多河川便开始无法保持稳定的水流状态，最后导致这些河川的水运也发生了运行上的困难。

黄土是肥沃的土壤吗？

最近，有学者对于“黄土曾是肥沃土壤”的这个一般说法提出了质疑。原宗子以“黄土并不算肥沃之土”之观点，在当地进行考查作业，搜集论述证据，重新查看相关文献数据后所研究出来的成果，[21]对学界的“常识”，投下了一枚震撼弹，非常值得肯定。的确，现在黄土高原的土壤，就算是毫无专业知识的一般人，也都知道其土质极为贫瘠。也就是说，该地区之所以不利于作物生长，其实并非完全是因为干旱之故。另一方面，在黄土冲积平原地带的麦作，近年来由于灌溉设备与化学肥料等施肥技术的进步，因此农作物的生长收成情况看起来是很不错的。

那么，要如何运用“非肥沃的土壤论”来完整说明中华文明是如何在这个独一无二的黄河流域开始萌芽与发展起来的呢？首先我们可以先观察汉代的人口分布图；先不论黄土高原，从黄河中游起，特别是在黄河的下游范围，其人口总数共有四千万人左右。当时养活这些人口的主要食粮，便是小米类的农作物，而生产出这些小米的，不就是那独树一格的黄土吗？

在重新思考这个层面的问题时，我认为或许可以直接将黄土视为一种拥有足够养分孕育小米类或是麦类农作物的土壤。或者应该这样说；因为连续耕作造成土壤力下降，但偏偏能够补强这些流失土壤力的草及落叶又不足，经年累月下造成了黄土高原土壤贫瘠的现况。

在前文已有提到，黄土高原地区的居民精心地将整座丘陵从顶端到底部辟成了一层又一层的田地。之所以要如此费尽心思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想要找到尚未活用或是尚未使用的土壤，所以必须要一层一层地往上方开拓新的田地。这会让人联想到每当道路在进行施工时，就会有农夫开着装载着手推车的耕耘机，不眠不休地努力将那些从新的断崖处崩落下来的土壤，运回自己田地堆放的画面。

西汉末期的人口密度 数据源：葛剑雄，《西汉人口地图》，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因为新的土壤会从黄河上游，不断地往下游冲积堆运，所以平原地区的土壤力即使下滑，按理说应该可以补足流失的养分。如果仍无法补回土壤力的话，只好像高原地区的居民一样，必须去找寻新的土壤。最近黄河的枯水现象，造成了泥土积聚在各个不同的流域，形成河床地且面积逐渐扩大。按照常理来说，人民是不会错过这种尚未使用过的沃土，虽然看起来似乎是因为无法取得相关单位的许可，大多仍属未申报的土地，不过当地居民仍会活用这些地方，用来种植蔬菜或是玉蜀黍等农作物。

我在这边将一些可能会成为原氏新学说的反论作条列式整理。首先，从秦始皇的帝陵向终南山方向眺望的话，可以看得到山的表面上都会有一条一条的线，那些都是梯田。而点状分布于洛阳北部邙山的东汉时期之黄帝陵寝，被切割成了一节一节的阶梯形状，仅开拓出了少量的田地。现在我们可以在洛阳东郊的“汉魏洛阳城”遗迹中，见到城壁上已是种满蔬菜与豆类的农田。一九六二考古学家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许多原本应该存在的“马面”（突出的堡垒）遭到了破坏，部分的城壁，甚至被削到像纸张一样的薄度。居住在河南省安阳市郊外的“殷墟”附近的农夫，还曾因要将新发现埋回古坟的残土挑运回家而遭到文物处研究员的训斥。这座古坟便是如同殷墟遗迹之珠般存在的“妇好墓”。位于河南省临颖县的三大祭坛中的其中两座，在大跃进的时候遭到摧毁，被夷为平地。不管是上述的哪个地方，其周边都是无际的田地，因此这些取土行为，若只是解释为单纯想要拓展耕地面积的话，似乎欠缺说服力。

殷墟（河南省安阳市）的妇好墓 上图摄于殷墟博物馆（一九九八年）。下图为殷墟刚被挖掘出来时的面貌（一九八一年）。两图皆由作者所摄。

一般提到黄土地带，就如同原氏的研究所言；堆积有厚薄之差，导致有些地方露出了原生之土，然后与黄土交杂，土壤也会因为地区不同有所差异。附带一提，若是根据中国土质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各种土壤分布图来看的话，会发现华北地区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五颜六色的状态。

我知道这个提案在实际运行上是极为困难的：我强烈期待今后研究人员能够以原氏的研究结果为基础，尽可能地筛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不只是针对表土而已，而是采集该地区较为深层的土壤或是水质进行分析，以“对于农作物来说，如此的土壤是否算是肥沃之土？”为问题点，利用科学的方式，展开全面性的土质成分调查。这应该是一个很适合二十一世纪，或者是中日联手学际调查研究的主题。不过，对于已是“老头子”之躯的执笔者我而言，却是已无气力……。

“南方”的开发与环境破坏

长江与“江南”

源起于遥远彼端的青藏高原的长江，日本习惯将其称呼为“扬子江”，这是源起于遣唐使在中国的时期，用来称呼长江下游某个区域的名称。不管怎样，长江全长六千四百公里，排名世界第三大河。包括长江南岸一带，以及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一带，用历史与文学的观点来看的话，可以将其总称为“江南”。

这个江南地带，气温介于亚热带到温带之间，年平均降雨量为一千至一千六百毫米，是一处水土、气候与日本非常相似的地方。从江南地区再往南走方，会到达气温与降雨量逐渐增加的热带气候区——华南地区。这个地区的上游有四川省的岷江等诸多河川，中游则聚集着南流的汉水以及从南而至的湘江，在江苏省的南京以南地区，则汇集了从北方流至的许多河流，最后淮河的水经由大运河（京杭运河）流入长江，因此河川的宽度大幅度地增加，一年大约会有九千亿立方公尺的水量注入大海。也就是说，江南地区整体而言水资源极为丰沛，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河川、湖泊、沼泽所罗织而成的水乡泽国，不管在山地或是平地，都可以看到人民用心开拓出来的田地，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稻作地带。

话虽如此，该区域却也常饱受水患之苦。根据文献的记载进行统计的话，从西汉时代西元前一八五年起，到清末的一九一一年止，发生过的大小水患，超过了二百次。其中，十九世纪中叶的四次，与进入二十世纪后的五次大洪水，尤其是一九三一年的水灾，被淹没的农田面积达到了三百四十万公顷，受害民众则是超过了二千八百万人。一九九一年七月的洪水，造成下游的苏州整个浸水，我在那次水灾发生之后没过多久，刚好从武汉附近上空目击到了尚未完全退去的大规模洪水。

河水暴涨的长江 一九九一年，作者摄于武汉市附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解决淹水问题，政府确实投入了不少心力在进行堤防的延伸与补强作业。一九九八年所发生的“长江大洪水”，中国政府动员解放军兵力投入救灾作业，这些新闻画面在日本也被广为报导。不过，长江的洪水，与黄河的情况相同，可说都是上天所安排的宿命。在这个背景因素下，中国政府才会加速运行超巨大的“三峡大坝”建设工程。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长江的水害，至少就受害土地面积而言，比起宋代，扩大了非常多。发生这个现象的背景原因与中国北方地区相同，长江周围具有安定河川作用的森林遭到采伐。另一方面，为了开发许多湖泊与沼泽也被填补成地，导致“蓄水池”的数量日渐趋少，因此人为因素导致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另外，随着时代的推进，灾民人数也跟着急速增加，这是因为长江流域周边的居民人数一直持续增加的关系。顺带一提，虽然说现在长江与黄河一样属于浊流，不过，唐诗中却曾提到长江之水很清澈，肉眼能够看到在水底游泳的鱼。另外，海潮能够直达长江中游，也对河水的清澈化提供了不少帮助。[22]

湖泊的开发、填土造地与环境破坏

安徽省淮河的南侧，也就是现在的寿县南郊的“芍陂”，是一个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修造完成的人造湖，利用该人造湖于周边平野地带所开拓出来，在当时可谓先进的灌溉水田，更是广达六百六十七万平方公里。三国时代在这个区域进行了屯田，其生产力更是支撑起了随后司马氏王朝的经济。不过，从唐代开始，这个湖泊便开始逐渐被填补起来改作稻田，宋代之后，填土造地工程更是急速发展，到了明代，湖面已完全消失。

在浙江省绍兴市附近的“鉴湖”（南湖），是在东汉时期，由会稽太守马臻进行查勘主持、借由塘（堤防）的修建所筑造出来的一个蓄水湖，尔后更是借此水利建设进行稻田开拓。一直到南朝宋的时代为止，这个开拓工程都持续进行着，最后到达“年无水患旱灾，人民衣食无缺”的程度；依据数据显示，唐代在山阴、会稽两县的十四个乡村，共计有九千顷（约五万四千公顷）的水田因此得到灌溉。不过，到了宋代，湖泊中央出现了中洲，同时也出现了“围湖造田”的现象，宋代便是利用这个方式，持续一段时间进行水田开发作业。[23]因此，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便对鉴湖的状况感到忧虑不已（〈越州鉴湖图序〉）。

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当是时，三司转运司（财务相关的官厅）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间（一〇六四～六七年），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几尽矣。

读到这篇记载的时候，应该不是只有我联想到一九九七年发生在长崎县谏早湾的强行填土造地事件，真可说是“殷鉴不远”。

宋代时，长江中游最大的淡水湖，也就是总面积曾经达到一万七千九百平方公里的洞庭湖，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围湖造地工程。而这个围湖造地工程到了明、清时代，甚至是到了现代，都未曾中断，一直持续进行。最后，洞庭湖的面积也因此缩小到不到三千平方公里，且如同前文所提到过的内容，洞庭湖也因此失去了作为长江巨大蓄水池的功能。

洞庭湖的围堤填土造地 数据源：长江流域办公室编，《长江水利史》，高桥裕监修、镝木孝治译，古今书院，一九九二年，图28。

至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情况则有些许的不同。如同前文所述，随着长江上游区域的持续开发，造成泥土显著地流失，因此从唐代开始，太湖周边区域的泥沙堆积情况愈来愈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并没有让太湖本身的面积缩小，而是在湖泊周边的湿地、西侧的固有山地、还有位于东侧包含现在上海市在内的微高地，建造防潮堤或是防波堤（塘路），在其周边地带，也因此形成了一大片土壤肥沃的水稻生产中心。

江南三角洲地带的开发，可说是一件与唐宋交替相互呼应的大事；从十一世纪中叶开始，长江下游区域原本由民间和地方官员主导的水利建设，因为国家直接插手推动“围田、淤田”事业，再加上不断地修复或是新造灌溉排水用的沟渠，使得该地区的新兴水田面积达到了大约六十五万五千公顷。是以，在长江下游区域所收成的大量米谷，便透过大运河被运往中国北方。

至于，同样位于长江下游水利不便的台地与沙丘地带，从明代开始便导入了经济作物棉花的栽种，另外再配合上玉蜀黍、甘𫉄、落花生、马铃薯等作物的栽种，到了现代，长江下游区域（江浙、苏湖）与发展速度稍慢的中游区域（湖广），已成为了支撑整个中国农业生产的谷仓地带。[24]

长江流域的风土与文化

过去的长江流域，若就气候特色来看，该地乃属照叶林[25]茂密生长的区域，唐代时，长江下游沿岸更是有着一望无际的枫叶树林。[26]但在上古时期的中国南方，由于未知疾病的猖獗，因此对于人们来说，这是一片难以接近的区域，我想应该就宛如今日亚马逊流域般的景色才对。附带一提，汉武帝曾经出兵攻打概称为“西南夷”的地方，也就是现今的江西省、广东省、云南省一带。在那个时候，就曾面临过“道路不通，士卒饥饿疲累，因暑气与湿度的问折损众多士兵，再加上西南夷也屡屡进行反击，就算出兵也只是徒劳无功”的情况（《汉书．西南夷传》）。

唐代太湖周边的开发 数据源：北田英人，〈唐代江南の自然环境と开発〉，《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问い1》，地图1。本图乃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第五册（地图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所绘制而成。但太湖湖岸的东部、南部只是概念图。此外，地文（地形区分）则是参考陈吉余等着，〈长江三角洲的地貌发育〉，《地理学报》第二十五期第三期，一九五九年。

由于上述风土地理条件等因素，因此人们所能居住的地方便非常局限。以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为例，在中国北方有“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之系列的文化圈，而遗迹的数量更是无法数尽。相对于此，在中国南方，就目前为止所发现的独特贵重遗迹看来，彼此似乎没有任何脉络关系，详细情形可参考本系列第一册，宫本一夫教授的《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与夏王朝》。在河口部的浙江省（余姚市）所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可以证明已有耕田习惯的证据，例如除去稻壳的农具或是骨制的犁锄，同时也发现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此外，在杭州市近郊（余杭市）的“良渚文化遗址群”中，发现了除了稻田遗迹以外，还有许多玉器，且做工精致令人感到惊讶，同时也在附近区域发现祭坛的遗迹。此外，在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广汉市中，还出土了一种具有异样造型的青铜器，此即为“三星堆遗址”。不论是哪一个遗址，都是与北方大为不同的“文化遗产”，而这些“文化”的存在，更是吾辈在谈论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时不容轻忽的内容。特别是河姆渡文化遗址尤其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它比中国北方的仰韶文化的时期还要早一千年左右。

不过，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遗址群中所发现的稻作文化，是否曾沿着长江向北方传播，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足以证明该说法的证据遗迹或遗址。原本淮河以北的地方，就不具备可能栽种水稻的风土条件，因此这也可以说是符合逻辑的事。另外据推测，别具特色的良渚文化，很有可能是因为遭受大洪水袭击之故，才会突然消失。若以与太阳神有关的祭祀作为溯源之根据的话，部分人士提出上述的良渚文化，经由江苏省北部大汶口文化，然后一路影响到山东龙山文化，这样的假设实在是一个富饶趣味的见解。不过，虽然我们能够大方承认，这些文化分别是由不同的风土与自然环境中所孕育出来，但若要将其当作是一个、足以与北方的黄河文明相互匹敌的所谓“长江文明”的话，还是会让人感到些许犹豫。

由“北”到“南”的人口移动

就如同前文曾经提到的内容，从战国时代开始一直到秦汉时代为止，不管是关中平原或是北方的黄土高原，又或者是草原，甚至是在西北干燥地带绿洲水源的沿岸地带，其农地都是在建造灌溉用水路的同时所形成的。在秦朝与西汉时期，朝廷利用军事力量将匈奴驱赶出去后，在这些北方地带扩张设置郡县，许多“汉族”就自己迁移或是被迫迁移到了该地区。早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就在靠近黄河源头，流速平缓且河道弯曲之上游地区（鄂尔多斯）引进黄河河水进入该地，这个如同沙漠般的黄土地带，便被创造出了大片的农耕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之南方一带，就是在这个历史渊源下形成的农耕地带。现在，更是因为建造在上游的青铜峡水库，因此配置了较为大规模灌溉用的大小水路，作为秦始皇遗产的这些无边无际的小麦田，虽然被承继到了后世，但周边没有被灌溉到的地方，仍旧保持着贫瘠荒凉的状态。有水以及无水的地方，两者间的差异，若从高空往下看，就能很明显的感受出来。中国北方的世界，虽然在战国时期经各国君主之指导，开拓出了一些新农耕地，不过从秦汉时代开始，由于大一统国家的关系，开拓事业逐渐大规模化，人们的生活场所也跟着扩大，特别是往北方与西北方。像这样透过国家权力而形成的农耕地，日本学者木村正雄命名为“第二次农地”，并且认为其乃专制支配的基础条件。[27]

“第二次农地”因为得到国家的重视与经营，因此才得以维持经营，一旦中央政府弱化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疏于管理的状态。灌溉水路会因为土沙的堆积变得无法使用，另外淹过水的地面，经过一段时间后，地表上就会覆盖上一层盐碱，土地再度转变回称作“斥卤”的不毛之地，变成岌岌可危的农地。东汉时期，皇帝的力量较西汉时弱，因此北方一带的农地开始难以维持，最后导致原本居住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场所。也从这个时间点开始，人民开始进行迁徙；横越了淮河，往江南方向移动。

灌溉农地与沙漠的对峙 作者摄于一九八七年银川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附近的高空。

另一方面，在中国南方，从中国史上最初的时代区分，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伴随着铁制器具的普及化，人民开始踏入苍郁的森林地带进行开拓。这些拓荒者流着血汗，以简朴的方式发展水道栽种；在山峦间进行火耕、修筑拦水堰、建造储水池，定期引水以助稻作成长及除草作业（火耕水耨）。如此的水田开发，在秦汉过后仍被承继持续发展，稻田也从原本的山地扩展到了平地区域。而迎接中国北方人民的，便是这样带有强烈自主性与自立性的稻作地带；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对立时期，如雪崩般地从北方逃出的人民，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被纳入南方。南方接收了这些劳动力之后，稻作生产的发展也因此更上一层楼。

地面被盐分覆盖住的“斥卤之地” 作者摄于一九八七年银川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郊外。

江南的开发与人口 的增加

根据残留下来有关历代王朝户口统计的文献数据显示，从西汉末年到唐朝为止的中国人口，大约都维持在四千至六千万人的程度。不过，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总人口数常常会急速减少，有的时候甚至会一次就骤减一千万人。像这样子的户籍人口数目，是国家为了进行征税等作业所作的户籍登记，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与实质上的人口数目是会有所出入的。不过不管如何，至少我们可以大概掌握当时候的户口概况，特别是可以充分地参考这些户口的数目，得知整体人口增减的趋势与变化。当然，若要利用这些统计文献数据来推算实际人口，还必须经过许多考证作业，而因为研究者的不同，也就会产生不同的推估数值。

不论如何，根据到目前为止的考证，可以确定宋朝的人口已经突破了一亿人的大关，而人口之所以会如此大幅增加，主要是与江南的开发有所关联。而维持江南地区如此庞大人口生活的关键，则在于其特别适合进行稻作的地理条件。随着江南地区逐渐发展成中国的谷仓地带，“北方”与“南方”的户口数比率也产生了变化，虽然金朝与元朝的情况还有待商榷，不过不管怎么说，至少毫无疑问地，从十一世纪起，“南方”的户口数量便已占总户口数之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了。高人口密度的区域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转移到了“南方”。

北宋时期的人口密度 数据源：陈正祥编，《中国歴史．文化地図册》，原书房，一九八二年。

从清朝乾隆时期开始，户口数一口气成长到了二亿户，而到了清末，户口数更是急速增加到了将近四亿户，这可以归功于康熙皇帝所实行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德政，因此人民可以非常放心地将家中壮丁登录到户口中。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清朝的版图达到了极致，人口数也超过了四亿三千万人，而从这个顶点开始，历史也转入了近代。之后的辛亥革命到中国内战时期，人口成长开始进入停滞期，根据内务部的统计数据，一九三六年的人口数为四亿七千九百万人，而据中国解放后的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扣除掉台湾，人口数约为五亿八千三百六十万多人。[28]到了今日，在我们还很难确定造成人口大爆炸现象的关键成因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就已经突破了十三亿大关。

“北方”与“南方”户口数比率之变迁 数据源：郑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表5-2。

伴随“都市化”所产生的诸多矛盾

和日本的现状一样，中国的农村也面临人口外流的现象。农民一直往比较容易赚到金钱的都会区移动。这个被称作“都市化”的问题，也是中国政府不得不设法解决的难题之一。这里所谓的“都市”，指的是“城市”或者是“城镇”的总称，并没有特别使用人口数量（例如十万人以上）来作定义，而是“该地居住着许多非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且是一定区域范围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信息的中心”，符合上述条件，便是本文所谓的“都市”，目前共有六百六十个地方被指定为“城市”。[29]

在这六百六十个城市中，有百分之四十三位于东部的沿岸地区，而人口数达四百万人以上的大都市中，也有百分之六十四（七个）位于东部。更进一步观察的话，还会发现光是位于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天津等三地之国内生产总值（GDP），就占了全国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七。往都市集中的人口数已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扣除掉台湾的二十二省中，沿岸的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省，都市化程度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上下，虽然仍不及拉高全国平均值的四个直辖市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但居住在这些省份之居民的GDP及收入还是很高。

都市化的趋势与都市居民的总生产值 每人总生产：国内生产总值（GDP）÷城市常住人口。单位：千元。数据源：《2004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相对于城市的农村地方，中文总称之为“乡村”。在“大跃进”失败后的一九六一年，城市的数量锐减，三千万的城市居民被强制送往乡村，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也时时随着政治路线产生连动变化。举山西省为例，现在的山西省属于典型的黄土地带，有许多小规模的农家。虽然数据的年代或许有些久远，但如果我们就连动变化的问题点切入观察的话，马上就会发现在一九八三至八四年的阶段，“都市化”发生了戏剧性的进展。这个变化正好就与中国政府将市场经济导入作为国家政策的时期互相吻合。附带一提，人民公社确定瓦解的时间是在一九八二年，而邓小平正式承认“乡镇企业”、倡议“一国两制”则是一九八四年的事情。

山西省“都市化”趋势的变化 数据源：寿笑鹤等主编，《中国省市自治区数据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农民人口的比率明明没有变化，但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却正在极端减少，关于上述现象，可以解释成因为国家实行政策，在农村区域建造新的“镇”，然后让近郊的农民搬迁到这些具有“文化性质”的城市里。在这里碍于文章篇幅限制，无法多作说明。[30]

不管是在城市或是乡村，这些地方的政治都是由党的干部在掌控的。这个由官僚制所架构而成的统治型态，既是“传统中国”所留下来的遗产，也是这个政体要有效率地统治大陆所构思出来的“中国人的智能”。关于“三农问题”有研究指出：“汉朝每八千人、唐朝每三千人、清朝每一千人养一名官吏。而到了现在（一九八四年），则为每四十人养一名公务员”。[31]中央或是地方官员的素质优劣，都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关于这点，是古往今来都未曾变过的现象。以地方公务员为例，市长或是村长（党书记）等人，每位干部所握有的权限都相当地大。也因此，这些干部的专横跋扈或是贪污行为，所造成的伤害程度也都会极为惊人，这是日本社会无法比拟的。今天我们会说中国是一个以“爱国精神”所一统的人民共和国、或是多民族国家、或是巧妙地采用一国两制，来完成急速经济成长的经济大国……但不管怎样，中国仍是个一党专政的巨大官僚国家，这是我们不该忘记的事实。

结语：该如何与中国往来呢？

我曾碰巧取得一本由陆军恤兵部[32]所出版的《支那事変——戦迹の栞》。[33]阅读完后发现，尽管侵略中国的将校军官与一般士兵彼此存在着地位阶级尊卑之分，不过他们会相当程度地彼此分享关于中国的历史与地理知识，并且都对中国怀抱着无限的憧憬，由于这与我自己过去的认知出入甚大，因此我感到极为讶异与恐怖。后来我也因此以〈“知”の皇军——憧憬と侵略——〉为题，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来分享这个心得。[34]对于我的那篇文章，某位人士曾经极为生气地批评过我：“你说的侵略是什么意思！”，但我认为侵略就是侵略。

该篇短文的目的并非是想要将上述将士归为一类，而是想指出日本官士兵对于中国的“认知”与“情感”之差异并不大。若能让那些一厢情愿认为中日两国能够友好来往的善意人士读到这篇文章，针对他们的“草率认知”提供一些警语的话，便达到了我的本意。譬如说，那些自豪于自己在汉诗、汉文、历史故事上拥有深厚造诣的人士，往往会认为自己很懂中国，但这对他们来说，恐怕会是一个从来没有料想到的隐形陷阱。是的，以前的那些将军们也都曾经这样过，他们很多都是“热爱汉诗的人”。

简而言之，“自以为很了解”，是一件最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样反而会让人对于“认知”的深化产生怠惰之心。最后恐怕会演变成自己只会从对方那学习、接收到有利于对方的知识与信息。

另一方面，透过与中国益友间之相互交流，或是经由接触大陆美丽山河之景观，在内心深处所产生的沸腾之“情”，在需要考虑到国家利益的“国家对国家”的场合，很有可能会对于正常的交涉谈判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若是真心希望中日两国能够维持长久友好关系，就方法论而言，我认为类似这种性质的“情”，最好应该暂时舍去。

石桥湛山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他在一九三一年发表于《东洋经济新报》社论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之道〉一文中，有着以下的叙述：“常言战之要道，在于知己知彼。而当双方处于和平往来的年代，也是相同的道理。然而，我国国民对于中国，却是不知彼亦不知己，只会不断妄加行动”。[35]虽然可能与以前读过的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有些不同，不过应该就像是吉卜林所写的“啊啊，东是东，西是西，这两者永不相交”。[36]

或许他的观点与一般大众的认知有所出入，不过老实讲，我是这样认为的；正因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彼此往来的历史既久远又深厚，反而会导致彼此之间“认知与认识”上的困难。

不管怎么说，中国是外国，是异国。其国情风土，即便到了现代，仍与日本有着极大的差异。当然，双方的历史进程也不一样。因此彼我双方对于“历史”的“认识”有所歧见，这是想当然耳。自己原本就易陷于“情”，这是我不断提醒自己的事情。关于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不了解的事情就要承认不了解，不要轻易草率地用感情下结论，立足在理性且冷静的“知”的地平在线，与中国的交往才能够“真正”地转化为“天长地久”吧。我们要学习的中国，以及要向中国学习的事物，还有很多很多。

1.【编按】日文原文是“日中间の国交が回复”。

2.参见尾形勇，《中国歴史纪行—悠久なる中国の大地》，角川书店，一九九三年。

3.请参照本系列第十一册《巨龙の胎动》，作者为天儿慧教授。【编按】该书中译本已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出版：《巨龙的胎动—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4.《中国二〇〇〇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5.【译按】“瑞穗之国”为日本自古以来的美称。

6.《AERA》，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7.《东京大学学报》，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8.陆学艺，《“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9.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编按】此书的繁体中文版由大地出版社于二〇〇四年出版。

10.【编按】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一九三二年以《大地》（The Good Earth）获普立兹小说奖。该书的繁体中文版可见轻舟出版社于二〇〇七年出版，由马真翻译的版本。

11.江立华、孙洪涛，《中国流民史．古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12.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农民叛乱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九年。

13.【编按】汉家即汉朝，例如李白《忆秦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唐家指唐朝，例如文天祥《平原》诗：“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论牵制公威灵。”

14.参见尾形勇，《中国古代の“家”と国家—皇帝支配下の秩序构造》，岩波书店，一九七九年。

15.谷川道雄编着，《戦后日本の中国史论争》，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一九九三年。

16.【编按】日文原文为“中国前近代史”。

17.赵武灵王在位时间是西元前三二四至二九八年。

18.该文收录于西嶋定生，《中国経済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六年。

19.参见牛若峰、李成贵、郑有贵等着，《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20.袁清林着，《中国の环境保护とその歴史》，久保卓哉译，研文出版，二〇〇四年。【译按】该书译自：《中国环境保护史话》。

21.参见原宗子，《“农本”主义と“黄土”の発生—古代中国的开発と环境2》，研文出版，二〇〇五年。

22.北田英人，〈唐代江南の自然环境と开発〉，《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问い1：歴史における自然》，岩波书店，一九八九年。

23.以上参照袁清林《中国の环境保护とその歴史》等书。

24.参照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编，《中国江南の稲作文化》，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一九八四年。

25.【编按】照叶林又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是亚热带温润气候下的典型植被。

26.北田英人，〈唐代江南の自然环境と开発〉，《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问い1：歴史における自然》。

27.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特にその成立の基础条件》，不昧堂，一九六五年；新订版，东洋比较文化研究所，二〇〇三年。

28.参见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29.《二〇〇四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30.参见尾形勇，〈山西省雁北的小城〉，《立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报》别册一五号，二〇〇三年。

31.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

32.【译按】陆军恤兵部是战前隶属日本“陆军省”的单位，负责慰劳军队的相关业务。

33.《支那事変——戦迹の栞》，一九三八年。

34.该文收入《史学雑志》第一〇五卷第七期，一九九六年。

35.松尾尊兊编，《石桥湛山评论集》，岩波书店，一九八四年。

36.中村为治译，《キップリング诗集》，岩波书店，一九三六年。

第二章
中国文明论
多样性与多元性

鹤间和幸

前言：对过去的评价以及对现代的难以理解

“你对中国的印象如何？”我曾在课堂上询问过就读文学院的大学生们这样一个问题，那是二〇〇五年五月底的事情。讲台下的学生，大多是历史系二、三年级生，对于中国议题非常关心。刚好那一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六十周年，又碰上了反日抗争风潮、靖国神社等问题，因此在中日关系如此紧张的氛围下被询问到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敏感性。而学生们的回答大致上可以区分成三种类型；有好感的正面印象、有嫌恶的负面印象、以及好坏参半的印象。

《三国演义》所描述的古代英雄豪杰的世界、重仁重义的武侠世界、丰富的饮食文化、悠久的历史与文明、高山大海的壮丽景色、一个给予日本莫大影响的国家等，是日本学生对中国所抱持着的正面印象。相对于此的负面印象则是，激进的权力斗争、悬殊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瞧不起其他国家的大中华本位思想、国民容易陷入狂热状态、情感表现激烈、反日情绪高涨等。我认为中国能够同时给人这两种落差极大的印象，便是一个特色。伟大的文明与强烈的爱国主义、富裕的沿海城市与尚未开发的区域、悠久的文化与严峻的政治情势、丰饶的大自然与喧闹的大都会等，都是日本人对中国的普遍印象。有一位学生以“奔腾的黄河与浩瀚的长江”来形容这个现象。这也让我联想到和辻哲郎在《风土》一书中所描述，兼容黄河与长江两种大相迳庭风土的中国。

我也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分析解说了前述观点。日本人从近代开始，在评价过去文明中国的同时，也对于存在于眼前的现代中国，抱持着难以理解的负面印象。文明中国与现代中国，对于日本人而言，就像是古典汉语与现代汉语般的差别。接收了中国汉字文化的日本人，能够使用汉字标注训读的方式，研读古典汉语，而且完全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阅读外国语言。虽然透过文书阅读的过程，让日本人对文明中国心生敬佩之感，但若是以近代以后的西欧文明价值标准来查看中国的话，又会让人产生如同侵略战争时期的那种看低中国的情绪。这些学生的想法，与我在二十五年前于大学初执教鞭时所接触过的学生们相较的话，会发现他们的感受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文明中国与现代中国

对于中华文明的反省

其实中国人自身已发现到了文明中国与现代中国时而一体，时而分离的摆荡现象。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一九八八年时，在因缘际会下曾经翻译过一部名为《河殇》的纪录片的脚本之故。[1]由于该影集拍摄完成后的底片数量庞大，因此制作NHK大黄河节目的中国工作人员，又将这些底片重新剪辑，制作出了另外一套节目。在那个时候，中国人都会聚集在电视机前面，热切地谈论着历史。河殇的“河”指的是黄河文明，而“殇”则是引用《楚辞》中的“国殇”一词，是“夭折”的意思。有人认为由于过去黄河文明的早熟，导致其身躯提早进入了一种濒死苟活的状态，连带造成现代中国的落后。只要考古发现了文明遗产，就会转换成一种抚慰现代中国人心灵之物、也有人会认为过去的文明并没有像欧洲一样，与近代工业文明产生链接、或是还可以看到一些以否定角度评价农业文明与内陆文明，并认为现在的中国应该需要有所改变的主张。甚至认为长城是使中国人失去了外出机会的一个悲剧性纪念碑。过去，中华文明可说从未出现过含有自己反省的社会现象

距离那个年代已过了十七年，现在的中国以“经济中国”之姿迅速窜起，对于过去中华文明之强烈自我意识的自省，早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中华主义、是“巨龙中国”的登场。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日本人，已不能一直维持着过去老旧的中国观，而应该掌握现实的动态，找寻出理解中国的新方法。

《河殇》节目中，介绍了一首名为《龙的传人》的歌曲：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所谓龙的传人，指的是龙的子孙，也就是中国人的意思。这首歌曲风行于将中国大陆视为故乡的台湾、香港、东南亚华侨之间，在中国本地也同样地被广为传唱。这首歌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老歌了。最后一句歌词是“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伴随着悠悠的旋律，这首美丽的歌曲让人格外容易产生亲近感。不过，关于歌词的意思，我想如果不是身为中国人，内心很难产生共鸣与感动。而这个巨龙中国，现在正在胎动着。

现代的网络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这个国土面积比日本要大上二十六倍的国度，开始摆动起她的庞大身躯。大规模的交通与信息网络正不断建造完成，搭车在道路上移动的话，可以发现高速公路的网络已延伸到了全国各处。此外，借由互联网（Internet）与行动设备（Mobile）所形成的信息网，更是令人眼睛为之一亮。在中国，Internet称作“互联网”或“网络”，而Mobile则称为“手机”。

带动这些信息产业不停地前进发展的企业有：中国电信（China Telcom）、中国移动通信（China Mobile）、中国联通（China Unicom）、中国网通（CNC）等公司。为了向消费者表现出自己代表的是全国性的品牌，因此每间企业的名称都会冠上中国两字，试图将企业版图涵盖住整个中国。我们可以在大街小巷看到中国网通的宣传口号——“中国网、宽天下”，意思就是中国的网络可以通达整个天下（世界）。这似乎还表现出了跳脱出中国国内的框架，加入了全世界视野之含意。过去所称的天下，如今已拓展到整个地球。

二〇〇五年四月，有一群年轻人在网站上发起了反日抗争活动，而这个活动最后甚至扩散到了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沈阳在内的中国各地。有一个叫作“中国九一八爱国网”的网站（也是冠上“中国”二字的网站），号召民众参加示威游行，这项行动，正是透过手机短信被快速传递的。人手一机的中国年轻世代，透过这样的形式，能瞬间掌握所有在中国境内传递的消息。

中国的汽车工业也正在急速地成长。美国的GM（上海汽车）、Ford（长安汽车、第一汽车），德国的Volkswagen（第一汽车、上海汽车）、DAIMLER（北京汽车），日本的TOYOTA（天津汽车）、HONDA（东风汽车）、MAZDA（第一汽车），马路上随处可见以中资结合外资的方式所生产出来的汽车。在中国，民众一般会对纯外资的汽车有排斥感。街头上也会看到由中国石油（PetroChina）、中国石化（SINOPEC）所经营的加油站。中国石化的加油站更是已经深入到农村内部。

中国移动通信 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位于北京市内的手机专卖店。

磁浮列车 进站中的上海磁浮列车，摄于二〇〇四年。

中国石化 中国石化加油站，二〇〇六年摄于郑州市。

在如此最尖端的现代化网络中，若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仍可以发现中国的特征。首先，高速公路的设计是从首都北京呈放射状延伸到各地，总共有十二条。不过这十二条放射状的干线，并无法完全包覆整个中国。因此，地方都市间的高速公路，就担负起补强的角色。南北走向的高速公路共有二十七条，东西走向的则有二十九条，如此一来，整个中国全土便被涵盖在内了。关于道路的称呼，例如链接北京、郑州、武汉、广州、深圳的道路为一〇七号，而串联包头、西安、重庆、贵阳、南宁的南北线为二一〇号，走西宁、若羌、喀什的丝路西域南道之东西线则为三一五号，像是这样，中国政府利用一ＸＸ号、二ＸＸ号、三ＸＸ号的编号方式来划分公路，总计有六十八条线路，将中国全土串联了起来。

高速铁路的建设计划也同时在进行中。中国在北京与上海间，建盖一条长达一千三百公里的铁道，以时速二百五十到三百公里的高速列车来串联两地，往返两地所需花费的时间预计为四、五个小时左右。另外，从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到市区龙阳路车站间的三十公里距离，则是利用磁浮列车进行链接，如此一来，在这两个地点间的移动，只需花费短短的七分二十秒。附带一提，磁浮列车的速度可急速加速至每小时四百三十公里。漂浮在地面上快速滑行的列车气势，就像正带着中国冲往全球化的舞台上一样。对于中国来说，古时候常说的“天下”一词，套用到现代时空环境下的话，指的就是整个地球。

作为古代网络的道路网

涵盖全国的网络并非是现代才发展起来的。最早可追溯到约二千二百年前，时间约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扫平战国六雄，统一全国后。当然，现代中国广大的领土面积与古代中国的面积是不相同的。距今二千二百年前，秦国在统一中国的时候，当时的领土面积约为二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约只有现在中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三十，换句话说，只比日本大七倍而已。根据推算，人口也不过只有二千万人左右。不过即便是这个数字，在西元前三世纪末的世界，应该仍算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帝国。我们常常会受到明清时期之近代大中华帝国概念影响，在讨论古代中国的时候往往会将之放大化，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屏除的一个偏见

不管怎样，这个在当时不可一世的强大帝国，也试图构筑其情报网络系统。在秦朝的主导之下，打破战国七雄国境界线的工程便开始展开了。虽然没有发布统一货币的宣言，但实际上却是以秦的半两钱作为基准，创建起了以一半两钱为一钱的货币制度。人头税也开始以钱来征收，而官吏的俸给也透过钱来支付。至于道路网方面，有从首都咸阳为起点，向各地放射出去的一级道路“驰道”。为了要到北方的长城，还修筑了名为“直道”的军事道路。如此一来，过去七国的国界藩篱便被打破，人与物开始得以于其中来去移动。而战国时期由各国在国境处所建造的长城，则是因为失去了原本存在的意义，所以遭到废弃，各国国都的城郭，亦皆毁坏。为了要让车子能够在铺装道路上更有效率地行走，因此秦朝统一了车轨的规格。这些高度装备过的车辆，从出土于秦始皇陵的铜车马上，便可一窥究竟。总而言之，跨越战国七国国境的大变化，便是始于这个年代。

然而，在这个中国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网络下，所形成的并非是齐头式的社会。移动的方便，促使人与物往某些特定的地方集中，换句话说，这样的制度与环境，助长了区域之间的差距。以首都咸阳作为中心的旧秦国领地，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与物。相反地，被秦国所征服的旧六国国都，则遭受到破坏，一时之间丧失了各区域核心都市的机能。

象征巨龙中国之物

从古延续至今的所谓“巨龙中国”，是象征拥有悠久历史、广大国土、庞大人口、以及强大权力的一个词汇。号称中华三千年、四千年亦或是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以及相当于日本面积二十六倍大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有占全世界六十亿人口中的百分之二十二的十三亿人口，不管是哪个数字，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条巨龙，也就是“庞然大物中国”的巨大身躯。

龙，是在新石器时代被创造出来的一种动物。中国曾在一九八七年时，于河南省濮阳市的一处古葬墓群中，发现一名被葬者的身旁两处，置放着使用贝壳所描绘出来的龙虎图案，而这乃是距今六千四百年前之物。这个“中华第一龙”引发不小的骚动，在二〇〇〇年时更举办了一场“龙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学术研讨会。[2]这条小龙长约一点七八公尺，略小于被葬者一点八四公尺的身高。虽然目前黄河并没有流经濮阳，但在西汉时期前，这里却曾是黄河流经、且屡屡发生洪水泛滥的地方。在这片几乎没有任何倾斜的大平原上流动的黄河，所呈现出来的姿态，很有可能就是龙的起源。在辽宁省红山文化的遗迹中，曾出土玉制的龙。到了秦始皇与刘邦的时候，“龙”的意象开始与皇帝产生重叠。例如预言秦始皇将死的那句“今年祖龙死”，以及刘邦母亲身怀六甲时见到龙之后便生下了刘邦的传说等。[3]创造于新石器时代里的小龙，一旦与皇帝的权力结合后，就成了巨大的龙。而中国对于龙的印象，与古代近东地区或是欧洲，将之视为应消灭之物的形象，形成了很大的对比。

在濮阳发现的龙 于被埋葬者两侧以贝壳排列形塑的虎与龙（下方）。

龙像鹿一样，有角和胡须。口中有舌，皮肤像鱼一样有鳞片，四只脚上长有爪子，然后还有一对翅膀，因此能够在空中飞舞。龙便是以这个样貌自在地遨游于天地之间。汉代时，龙、虎、凤凰、玄武（蛇与龟）被合称为四灵（四神）。在二十八个星宿当中，分别就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自掌管七组星宿，最后形成了大家熟知的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南方朱雀。魏晋南北朝以后，四灵降临地面，成为了象征守护都市或是墓地地形的四神。而东方曲折迂回的山棱之线，就是青龙。

除了龙以外，象征“巨大中国”之物还有很多：例如秦始皇陵寝——为了守卫一位过世的帝王，居然埋了高达八千具的兵马俑，还有绵延五千公里长，历经数个朝代修筑而成的万里长城、人口高达一百万的国际都市——繁华的唐代长安城、从北京到杭州全长一千七百公里，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等古今建设，都是很好的例子。甚至像是三峡大坝的建设或是南水北调（让长江的水流到黄河）的计划等，基本上也都继承了过去中国大兴土木的传统。另外，像是黄河、长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等自然地形，同样让人感受到中国的雄伟壮阔。

到中国旅行的时候，常常会被蜿蜒在重重山棱上的雄伟长城所感动，瞭望黄河或是长江等大川，也会让人的心胸不由自主地开阔了起来。不过，若一味地被上述“巨大中国”的意象牵着走的话，确实会妨碍我们对中国实际状态的理解。前面我所提到的那群学生，便很率直地说出了对于“巨大中国”的正面及负面印象。

微小中国的竞争，成就伟大中国的文明

事实上，能够在上述“巨大中国”的背景下，清楚意识到“微小中国”的人并不多。我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国”，指的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略称，这一点我想必须事先说明清楚。所谓的“中国”一词，除了是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略称以外，也是在历史概念中会使用的一个区域名称。例如周朝青铜器上的铭文中所写的中国，指的是洛阳周边，换句话说，在过去，“中国”一词原本代表的是一个很小的区域。中国的“国”字，是指由四方形的城壁所围绕出来的都市，完全没有傲视天下之泱泱大国的含意。到了战国时期，“中国”的范围逐渐扩展到了中原。“中原”指的是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华北地区。到了秦汉时期，中国一词于王朝领域的概念中，泛指包含黄河与长江流域之区域名称。随着时代的演进，“中国”概念也逐渐扩大，最后终于演变成了代表中央的名称。

接下来我们要借由数字呈现出“微小”历史性的中国。只要仔细观察中国地形图的话，就会发现平原的面积，其实只占了中国整体面积的百分之十二。剩下的土地当中，丘陵占了百分之九点九，山地与高原占了百分之五十九点三。至于占了百分之十八点八的盆地，也都是像塔里木盆地一样、绝大部分都不适合人类居住。若将这仅占全国面积百分之十二的平原面积截取出来进行换算对照的话，会发现其面积只比日本的国土大三倍左右。因此，中国的庞大人口与耕地，可说都是挤在极为有限的空间中。再继续观察土地的使用地图，会发现陆田、水田等耕地的面积比例，事实上是更低的，只占不到百分之十。比起“巨大中国”的形象，中国事实上是以这个“相对微小的中国”为中心，孕育出古代文明与创建古代帝国。

黄河与长江下游区域乃是广大的平原，由于该地区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因此这个地区便一直被称做东方大平原。这个东方大平原既不属于黄河文明，也不属于长江文明。虽然在中国当地，一般会称其为中华文明或是华夏文明，但对于中国以外的人来说，特别是在位于汉字文化圈周边的日本人眼中，中国与中华是不同的。对中国人而言，中华思想或是中国思想所代表的都是相同的意涵。不过若从日本人的角度观之，“中华”所代表的，则是与华夷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将两千年前的汉代与现代的人口分布图进行比较的话，便能观察出在整个历史脉络下，这个平原的人口分布情形为何？密集聚居的区块是否有逐渐往南移动的趋势？两千年前的中国人口为五千九百万人，现在的中国人口则是十三亿人，不论是在以前或是现在，中国人口分布都是不平均的。人口通常都会集中在降雨量适中、气温舒适，适合居住的地方。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末期，人口主要集中在黄河下游区域的大平原，而长江流域则是属于人口稀少的地带。不过，随着中国历史巨轮的滚动，中国人口逐渐从黄河下游区域往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带移动。当然，这并非意味北方的人口减少，而是指人口密集区域从内陆地区往沿海地区扩展。

“微小中国”一词，绝非一个带有贬意的词汇。中国人密集聚居于有限的区域中，透过彼此的相互竞争与合作，激荡出崭新的文化，人类的文明与智能也在不断琢磨的过程中得到进步。“微小中国”聚合起来逐渐形成“巨大中国”，而各“微小中国”就在其中取得平衡与发展。我认为忽视“微小中国”之间的血泪史，只注视大一统的“巨大中国”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回头重新审视，在“微小中国”的基础上建构“伟大中国”的历史过程。因为这个和善又充满包容性的架构才是中国文明的精髓所在。透过微小中国的竞争机制所形成的伟大中国的文明，其实是充满活力的。这与日本“静”或“耻”的文化完全不同。踏进“不明白说出自己的主张就没办法获得对方理解”的文化圈，老实讲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不过这也正是研究中国的魅力所在。过去在参加中国的学会时，会场的讨论情况只能用“百家争鸣”成语来形容。所谓的“百家”，指的是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也就是说许多学者自由议论的意思。换句话说，就算没办法迅速导出结论，也能在讨论的过程找出意义。我们几个日本人也试图打破语言障碍的藩篱，想要打入中国学者们的圈子里。只要与中国学者在考古现场碰到面的话，即便是在夜晚饮酒聚餐的场合，也都能够进行短暂的议论。随时接纳一位外国研究者、分享各式各样信息的宽大度量，在与中国文明的接触过程中，我自己也获得了许多锻炼与成长。

大长城与小长城

位于北京郊外，建造于明朝时期的长城，并不是只有已观光化的八达岭而已。近年来，慕田峪（北京怀柔县）、古北口（密云县）、金山岭（滦平县、密云县）也都完成整修工程，并且开放旅客自由参访。与挤满观光客人群的八达岭不同的是，旅客得以悠哉漫步于这几座延伸在大自然中的长城，因为壮阔景观而不由得伫足良久。在中国人的心中，万里长城这座巨大的建筑物，便是中华民族繁荣的象征。一九八七年，万里长城与泰山、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帝陵、周口店，同时成为中国有史以来首度被登录为世界遗产的景观与建筑，便是因为这些所代表的都是象征伟大中国的史迹。而这也是英文将万里长城翻译为Great Wall的原因。

从明代长城的建盖时间再往回追溯一千八百年，也就是在秦始皇的时候，万里长城便已开始建造了。由于这座从甘肃省临洮一路绵延到辽东半岛的古代长城，目前只有一小部分残存，因此在介绍秦朝的万里长城之际，多半会借用明代长城的照片。而在历代的长城当中，只有明代的长城是透过层层堆栈烧制过的炼瓦修筑而成，因此建筑物特别坚固。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秦始皇时期修建、这座象征大一统的“大长城”背后，再往前追溯一百五十年前的战国时代，诸国间彼此竞争的“小长城”。

战国时代的长城，便是各国用来划分国界的建筑。到了现今，我们仍旧可以见到部分的遗迹。例如河北省张家口留有燕国与赵国的长城，而蔚县则有利用石头堆砌而成的赵国长城。而秦国与魏国的长城遗迹则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找到，宁夏固原县甚至还能找到利用版筑法建造、状况仍保持良好的长城。另外，像是楚国（河南省）或是齐国（山东省），也都分别在国境处建筑了长城。战国时代之所以会普遍建盖长城，乃是因为各国为了要针对当时的骑马战术进行防卫。因此，建造出马匹无法跃过的幅度与高度之城墙便已堪用。战国时代的长城，相对于正方形的“城”而言，其实只是一种单纯的“长墙（Long Wall）”。

秦朝统一天下后所建造的长城，是利用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雏形所建的。也就是说，中国北方的“小长城”经过再组合后，形成了中国的“大长城”。至于其他地方的小长城，则多遭废弃。黄河所流经之最北端处，有石头堆砌而成的秦代长城遗迹。其西侧的部分是沿黄河所筑的呢？还是因为有黄河及贺兰山脉等自然要塞存在，因此没有必要另行建造？存在多种说法。现在的沙漠虽然紧临黄河，但在秦朝时，该地区却曾是草原。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考察时，有必要将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也考虑进去。之前曾经从砂堆中发现记载着汉代对匈奴战争内容的石碑，因此，或许也有某些长城仍埋藏在沙堆底下。长城学权威罗哲文曾表示，“虽然汉代长城终止于敦煌的玉门关，不过事实上新疆境内的长城是从玉门关一路延伸进来，一直到罗布泊与楼兰地区”。总而言之，我们至今仍旧未能掌握长城的全貌。

从现代用语解读古典中国

笔者曾试图将文明中国与现代中国链接起来进行综合性的解读。我认为文明绝对不是过去中国的专有物，即便身处现代，我们仍旧可以用文明的视角来解释眼前的中国。我在大学上专题讨论课时，就将司马迁的《史记》用训读的方式先读一次，再用现代中文的发音朗读。虽然最理想的情况是使用两千年以前的上古汉语音来朗读，不过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那是比起我们所熟知的西元七至九世纪之唐代长安的汉音，或是西元五至六世纪之六朝时代江南地方的中古汉语（吴音），还要更加古老的一种读音。

日本人虽然导入了吴音，但踏入汉音的世界并且真正开始习惯，却是开始于派遣遣唐使到中国，然后对大唐文化产生崇慕情感之后的事情。除了佛典以外，汉文书籍的发音都被统一成大唐帝国首都的发音。因此到了现在，“秦”的读音“ジン＝jin（吴音）”比起“シン＝sin”（汉音）、“始皇帝”的读音“シオウタイ＝shioutai”（吴音）比起“シコウテイ＝sikoutei”（汉音）、“刘邦”的读音“ルホウ＝ruhou”（吴音）比起“リュウホウ＝ryuuhou”（汉音）、“项羽”的读音“ゴウウ＝gouu”（吴音）比起“コウウ＝kouu”（汉音）、“史记”的读音“シコ＝shiko”（吴音）比起“シキ＝shiki”（汉音）、“司马迁”的读音“シメセン＝shimesen”（吴音）比起“シバセン＝shibasen”（汉音）、其父“司马谈”的读音“シメダン＝shimedan”（吴音）比起“シバタン＝shibatan”（汉音），日本人仍旧比较习惯使用后者的发音方式。我们可以透过唐代的中古音，或是这些日本人口音的汉音世界，来认识八百年前的秦汉时代。

上古音的困难之处

至于更久远之前的上古音，我们可以借由《诗经》中诗的押韵规则与形声（谐音）文本的同音原则将其还原。[4]关于文本的同音原则所指为何？在学习现代中文时，日本人除了学习汉字的读音以外，还必须要学习表达声音抑扬顿挫的“四声”。在看一个汉字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形声文本中相同的声符（非意符），推测出该字应该也会是相同的读音；例如，假设知道了“豆”字的读音，由于“饾”、“逗”、“脰”、“痘”都拥有相同的声符，因此可以推测出其读音亦为“DOU”。不过“短”音“DUAN”、“裋”音“SHU”，与该原则并不相合。然而，若是上古读音的话，则全部都读作“DOU”，因此似乎比较容易记忆。其实，汉字本来便是借由意符与声符的组合，数量才不断地增加。

只不过经过复原后的上古音，发音仍是极为困难的。例如“秦”读作“zin”、“始皇帝”读作“thəg ɦuaŋ teg”。由于g比p、t、k等入声字母（以辅音作结的发音）的发音要来得弱，因此在唐代的时候便消失了。刘邦的发音为“lɪog pǔŋ”、史记“ʂi ̯əg ki ̯əg”，都是语尾连续有g的发音，而“司马迁”读作“siəg mǎg ts‘ian”，“司马谈”读作“siəg mǎg dam”。[5]我们透过文本而熟悉《史记》，其内容要如何以声音念出，可说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这是比唐朝还要早八百至六百年的世界。日本的万叶假名还留有部分上古音。“意”不念作“i（イ）”（吴音、汉音），而是念“o（オ）”，“支”不念“shi（シ）”（吴音、汉音），而是念“ke（ケ）”，“居”不念“ko（コ）”（吴音）或是“kyo（キョ）”（汉音），而是念“ke（ケ）”。由于始皇帝的“始”字读音是依据汉字偏旁的“台”，因此比起汉音的“SHIH”，事实上更接近“DAI”或是“TAI”的发音。

用现代音来念

即便经过了两千年，使用现代中文发音诵读，仍可以将文章的语气化为声音表现出来。以本系列第三卷《始皇帝的遗产》的内容为例，《史记》分别记载了项羽与刘邦从远处望见秦始皇时说过的话。项羽望见秦始皇时，曾对一旁的叔父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摀住项羽的嘴，对他说：“毋妄言，族矣”。这两个句子若用现代中文发音的话，则分别为“Biˇkeˇquˋerˊdaiˋyeˇ”，“wuˊwangˋyanˊzuˊyiˇ”。刘邦也曾在咸阳见过秦始皇，刘邦当下发出赞叹，而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jiēhū dàzhàngfū dāng rú cǐ yě）。

由于中文的汉字都分别有各自的发音，因此这些字句会化作一种声音节奏流传后世。句末的助词对中文来说有辅助节奏的功用，因此在以日文缮写时，就算跳过不读也不宜随意省略。至于掌管抑扬顿挫的“四声”，则更是增添了中文节奏的变化。不过由于日本人在进行缮写的时候通常会忽视这点，因此对于中文的连续发音往往会有中挫之感。最后造成即便是会读汉文，却也没有办法阅读古典汉语。例如助动词的“可”与断定助词的“也”字，表现出项羽强烈的夺权野心。蕴含于助词“矣”字中的假设完成语气，整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说了这样的话，全族人可是会被赐死的”。另外，项羽所用的“可”字，带有客观审视自身状况后发言之语感。“想要成为像那样的男子”，便是刘邦当时候的心境。

要理解中国，必须要意识到古典汉语与现代中文同样都是“外语”，必须要字字句句仔细阅读其中的含意。千万不可因为同属汉字文化圈，就马马虎虎的阅读这些汉文文章。

中国文明的多样性与多元性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6]一文当中，强调中国文化会因为区域间的差异而产生不一样变化。他也在文中表示，中国人认为自己的中国文化是亘古不变、且具备全国共通性的这一认知，事实上是一种误解。因为国家的统一并不代表文化上的统一。而他在这里所谈到的“全国共通性”，指的是什么呢？

社会学者费孝通在一九八八年发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点。[7]他认为所谓的中华民族，指的是目前中国所认定的五十六个民族。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把中国的民族分成了汉族、壮族、满族、回族、苗族、维吾尔族等，但全部还是可以总称为“中华民族”。对日本人而言，即便将费孝通所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翻译为“多元一体の构造”，仍让多数人感到难以理解。中文里也有“构造”这个词汇，因此费孝通在遣词用字上应该有过相当考量。中文里所谓的“构造”，与日文所谓的“构造（kouzo）”，在意思上是有些许差异的，比较像是日文汉字“鉄筋构造”这个词汇中的“构造”。而日文的“构造”一词还包含了骨架、大架构的语感。中文的“格局”一词，也有类似这样笼统微妙的语感。

费孝通的研究，主要是将十九世纪以后，中国在与西洋各国接触的过程中，面临国家近代化时，近代与传统在接触时产生的种种社会变化，进行直接的剖析。在他的《乡土中国》[8]一书中，便针对不同于欧美社会的中国社区社会，进行特性上的描述。中国社会有着因为时代潮流产生的改变，但也有不变的部分。传统的中华夷狄之区别、近代各民族之区别，中国社会便是在这样纠葛复杂的背景下，拉扯、折冲，然后逐渐转变，而这个纠葛复杂的关系，便是费孝通所谓的“多元一体格局”。“格”指的是窗户的窗格，所以格局指的便是整个窗架。另外，“格”也可以代表象棋或围棋等棋盘般的格状物。因此，或许我们可以如此理解：中国并不是一个因为国家所产生的统一体，而是由许多个体所集合形成的一种文化一体感。而这个“格局”，在外人的眼中，是一整个物体没有错，但若是靠近细细察看的话，会发现它其实是由一小格一小格的格子互相链接后所形成的物体。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带有历史性格的。其核心部分为汉族以及中原这个地区。费孝通的这个论点，后来成为被中国考古学者频繁引用的一个概念。

“中国文明展”与“四川文明展”

笔者曾于二〇〇〇年时，负责监制“中国文明展”，利用展出的一百二十一项展览品介绍中国的文明。[9]该展览主要是将源起于两大河流域的中国文明之全貌，以新石器时代至隋唐时代为止的遗迹为主进行展示。虽然日本过去也曾举办过许多次以古代中国为主题的展览，但像这次以“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所发展出来的智能——中国文明”之观点所举办的主题展，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两河流域孕育出了人类的农业社会，然后形成了都市，不久后便揭开了拥有庞大人口规模的帝国序幕，这个展览的目的，是尝试要将上述中国历史之发展，用一种简浅易懂的方式，让参观者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展览在横滨美术馆举办，主办单位将农业文明（新石器时代）、都市青铜时代（夏殷周时代）、中国帝国文明（秦汉、隋唐时代）的文物分别摆置于三间展览室，并将其设置为展览的“纵轴”，搭配“横轴”，也就是所谓文明舞台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进行展出。主要展览品有三峡出土文物、夏代二里头青铜器、殷墟出土文物、殷周春秋战国青铜器、战国楚墓出土绢织物．镇墓兽、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以及新出土的石制铠、西汉景帝阳陵的陶俑、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帛书．汉代画像、石、唐代壁画等，许多从未在日本公开展示过的国宝级的一级文物。

金面人头像 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收藏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一九八六年，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北方四十公里处，也就是广汉市郊外的三星堆里发现很特别的青铜大假面，这项文物让我们明白；在庞大的中国文明中，可能还存有各式各样、未被发现的中国文明。在这批被毁坏弃置于两个小坑洞里的青铜器中，有一个宛若展开双臂长度的大型青铜器。青铜器上有一个诡异面具；突起的瞳眼、像牛一般的大耳朵、咧开的大嘴、高耸的鼻子，总而言之，这个异样的面具，是一具跳脱过往大家对于青铜器之传统印象的文物。由于古代的蜀人，曾参与过殷、周改朝换代时期的战争，因此对他们而言，中国并非一个由“异世界人”所构筑起来的。这件文物虽然是个面具，但却不是人类穿戴之物，而是放置在祭坛等神圣场所，用来去除邪气的物品。我们从面具的外观上可以观察出其拥有视力、听力及触觉等超能力。

在前文所提到的二〇〇〇年“中国文明展”当中，出自于三星堆遗址的“铜纵目面具”与“金面人头像”也是展示品。而二〇〇四年所举办的“苏醒的四川文明展”，比起单纯地呈现出中国文明的多样性，该展览更强调中国乃是“由多元文明所构成”的面向。[10]

在这个展览中，总共展示了一百一十件出土品，展现了古代四川文明的精华。关于展览的名称，当时曾经考虑了很多，最后还是决定采用“四川文明”的这个名称。主要是因为想要表达多样化的中国文明在与各个地方进行结合的时候，也同时形成了多元的中国文明。换句话说，四川文明与中国文明是互不抵触的；四川文明指的是以四川（古代的巴蜀地方）为根据地所展开的文明，而中国文明则是多个地方文明的总集合。如此的理解方式，也得到了许多四川研究者的大力赞同。

铜纵目面具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文物，收藏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萌芽于四川的文化，过去也曾被称作为“巴蜀文化”、“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南方文明”。巴蜀文化的概念，虽然早在一九四〇年代就已借由特殊青铜器武器作为基础，被学者提出来讨论，但却是到了一九五〇年代随着独特的船棺葬遗迹的出土，才得到更大的关注。前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童恩正，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演讲上，便曾以“失去的文明”为题介绍三星堆遗迹。古代的蜀于西元前三一六年为秦所灭。之后随着秦人的移居，逐渐失去了其文明的独特性。因此，四川文明一词，可以理解成一种强调四川文化独特性的称呼方式。展览会不使用“失落的四川文明”，而是使用“苏醒的四川文明”名称，便是想要营造出一种明亮的氛围。二〇〇一年于美国的西雅图艺术博物馆（Seattle Art Museum）所推出的展览，展览名称为“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翻译成中文则是“古代四川：失落文明的秘宝”。

多元的中国文明

近年来，在中国的考古学界中，已经开始针对“中国文明乃发源于黄河文明”这样一元论的立场进行反思。同时也开始注意黄河流域以外，特别是长江流域或东北地方辽河流域等地所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迹之区域特性，因此中国文明多元诞生论的主张也开始被提出。过去之所以认为“黄河流域为中国文明诞生处”，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中心，多为长安或是洛阳等黄河流域北方的区域。此外，也与二十世纪的考古学活动范围，主要都在黄河流域一带有一定的关系。

而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不断被发掘，我们逐渐可以发现一种异于北方的文明，古代的长江从上游经过中游到下游，分别被区分成了巴蜀、荆楚、吴越等独立区域。位于下游区域的浙江省河姆渡遗址中所发现，适合高湿度气候的干栏式木造建筑遗迹，让我们见识到了一种与北方农业文明互别苗头且具有相当水准的文化，而大量的在来品种与蓬莱品种的稻米，也说明了此处是水稻技术传播至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遗址。同样于浙江省被发现的良渚遗址，则出土了许多玉器，我们可以推测出该文化有某种负责进行宗教活动的阶级存在。良渚文化是距今约五千三百年至四千年前，广布于长江下游流域太湖周边地区的一个新石器文化；该地区在一九三六年时发掘出黑陶后，考古学家出版了一份名为《良渚》的报告书，到了一九五九年，夏鼐先生将之正式取名为良渚文化。该文化最特别之处即为玉器的陪葬品，目前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同时具备墓地、祭坛以及村落的复合式遗址，同时也是一个“在国家形成之前旧有的集团”。浙江省博物馆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展示了三件大型玉器：分别是绿色的细长玉琮、平滑具有重量感的玉璧，以及被称作“鸟纹玉璧”之物。而“鸟纹玉璧”直径长达二十六公分，边缘处有着刻纹。

中国料理的口味多样与一体化

不只是古代文明，就连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文化，中国也同样呈现出多样化的样貌。比如说我们就无法用一句话来形容出中国菜（中华料理）的特征，这是因为所谓的“中国菜”，实际上便是中国各地之料理之统称的缘故。中国菜的四大菜系为山东菜、上海菜、广东菜、四川菜，分别代表着中国北方、东方、南方、西方各地独特的风味。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够说中国菜就只有这四种标准类型。贴近各个区域进行观察的话，会发现配合当地风土气候的料理种类，实在可说是要多少就有多少。一般而言，北方菜的口味偏咸辣，南方菜的口味偏甜，西方菜的口味偏辣，而东方菜的口味则偏酸。

中文里有着咸、甜、辣、酸、苦等五味的词汇。借由木火土金水等五要素来解说万物生成与变化的五行思想，也能与五味进行搭配；北方因为属于寒冷地带，因此料理味道咸辣、南方高温多湿，因此味苦、东方沿海地区的料理带有酸味、西部内陆地带的料理味辣、而中央地区则是偏好甜味。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可解释成，配合气候的寒暖干湿下所发展起来的饮食习惯。不过原则上，各地方料理的口味特色，都是在先取得了五味平衡之后，才又另外强化了某一味。

人类的味觉机制，是以舌头作为受体（感受器），然后经由神经传导到大脑后产生感觉。舌头的前端负责感受甜味与咸味，两侧部位负责感受咸味与酸味，舌根负责感受苦味，而辣味事实上并不属于味觉，而是神经受到刺激后扩张所产生的痛觉。[11]在中国医学的领域中，认为味觉并非透过大脑，而是借由五脏来感觉的。心脏所对应的为苦味、肝脏为酸味、脾脏为甜味、肺脏为辣味、肾脏为咸味。五味并非绝对互相排斥，经过组合之后，会产生相乘或相抵作用；例如像是五行相克说认为水克火，又或像是相生说中的水生木。添加盐能增加甜味、在醋里加入砂糖或是盐则会产生中和的效果，混合酸味与辣味的话则会产生称作“酸辣”的独特口感。吃到四川菜的山椒，舌头产生麻痹感的时候，只要喝黑醋，麻辣感马上就能获得消解，这便是所谓的相抵作用。

中国菜的调味料是很多样的。盐、各式酱料、豆豉、醋、甘草、蜂蜜、葱、生姜、韭菜、大蒜、桂皮、花椒等，都是基本调味料，到了十七世纪的明代，又增加了一项辣椒。调味料在与食材本身的味道进行调和后，能够产生出独特的风味。因此透过中国菜，我们也能够看出中国文明的多样性。

小麦与稻子

虽然小麦亦属稻科谷物，但小麦与稻子却创造出了分属中国北方与南方的不同文化特征。若从北京搭火车前往上海，从山东省进入江苏省之际，会让人注意到窗外的风景明显地出现变化；农地开始慢慢从旱田变成水田。淮河与秦岭山脉的东西连接，正好是年平均气温十五度、年降雨量八百毫米的气候分界线，也成为了中国的南北分界线。

小麦为生长于干燥寒冷气候地区的谷物，而稻子则是生长于湿润温暖的气候下。播下一粒种，就能长成一根穗，这在人类史上，可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发明。然而，虽然小麦与稻子同属稻科谷物，但种稻与种麦的人们，却是过着完全不同节奏的生活。小麦的一整年乃是从秋天开始，插秧后渡过严酷的寒冬，接着进行踏麦苗，最后于春天收成，因此冬天并非农闲休耕期，而春天则是进行灌溉的最好时期。另一方面，稻子的一整年始于春天的播种，然后到了秋天进行收割，除草、保温等水田的管理，是生产稻作不可或缺的作业。

小麦乃是从西域传至中国之物。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并非使用现在的国界概念，在对小麦的基因进行分析后，一般认为小麦乃是源起于西亚之物。根据木原均教授以后的、日本农业学者之研究显示，拥有七条染色体的小麦当中，有两倍体栽培种之一粒系的“一粒小麦（Triticum monococcum）”、四倍体栽培种之二粒系的“杜兰小麦（durum wheat）”、六倍体栽培种之普通系的“节节麦＝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等品种，二粒系的小麦起源于土耳其东部地区，而普通系的小麦则是起源于里海南岸地区。土耳其东南部现在仍旧可以发现野生种的小麦。新疆的巴里坤、楼兰孔雀合、甘肃省民乐县等地都曾有小麦出土。

由于胚乳会紧咬住小麦的外皮（麸皮），因此并不好脱壳，通常不会直接食用颗粒，而是利用臼将其研磨捣碎成粉状，进行加工。从各地皆有石臼出土的情况，可窥知汉代时期的普及情况。将小麦带着颖壳（chaff）保存，需要食用时再粉碎。一直以来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的主食为小米，而小麦为补助食品的看法，我认为有重新检证的必要。

历史学与考古学界从未将饮食文化当作正面研究与论述的对象。饮食文化不但是农业生产或生产技术的重要题目，古代人做过、品尝过怎样的料理，教科书中也几乎都不会提及。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铁器已成为普及化的农业器具，以家族为单位的农业活动也逐渐成形，其后利用牛只拖行铁制的犁耕田，使得农作物生产量大幅增加。不过，只透过这些记述，我们仍无法得知古代人吃了什么东西。

生长于冬季的小麦，韧性坚强，把水加入小麦粉中揉捏的话，蛋白质便会转化成兼具弹性与黏着性的固体物。可烧烤成圆饼，也可将面团切成面条，甚至是利用模具加工制作成各式各样的糕点。一九七七年，考古学家在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的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发现了利用小麦粉制作而成的糕点与饺子等古代食物。

“吃”这件事情，在送死者最后一程的时候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墓室墙壁上，绘制厨房或是宴会的场面，便被视为悼念抚慰死者的亡灵。棺木中会放置食品或是食品清单，子孙也会在墓外供奉食物祭祀死者的灵魂。

五色土壤的文化

土壤的颜色也同样能够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湿润环境下的地表，土壤颜色会因为植物的腐烂而呈现黑色。南方的亚热带气候则由于风化作用的缘故，岩石或矿物会因氧化铁的游离而变成红色。沙漠地带的砂土则为白色。位于黄河下游区域的东方的平原因为没有什么倾斜，因此形成地下水位较高的现象，如此一来，特别是沼泽地或是水田的土壤，会因为没有接触到空气的关系形成无氧状态，铁质经过还原之后，便造成土壤青化。古代的中国人之所以会将颜色纳入五行思想，就是因为对多样化土壤的一种意识反映。根据五行思想的配置，中央为黄色、北方为黑色、南方为红色、东方为青色、西方为白色。换句话说，中国并不是一个能使用单一颜色形容的世界。五种颜色的土壤是无法混合的。秦朝以黑色作为朝代的代表颜色，红色为汉朝的王朝颜色。黄土与黄河的黄色，则是象征多元一体的色彩。

在秦始皇帝陵东边挖掘出的兵马俑之中，发现了全身色彩仍保留完善的兵俑。由于过去所发现的兵马俑，颜料多半早已剥落殆尽，只能看到原本的陶土颜色，但这批新出土的兵俑上，则仍可清楚看到当初所涂满的鲜艳色漆；有红、黄、绿、白、黑等五色，非常的鲜艳。染色的素材皆为自然的矿物；除了生漆的黑色之外，还有朱砂的红色、磷灰石的白色、蓝铜矿的青色、雌黄的黄色等。

颜色与文明的关系也是一个耐人寻味、值得研究的课题。首度一统整个中国的秦朝，从五色之中选择了黑色作为王朝的代表颜色。人们对于颜色的感觉，会因地理条件与文化而有所差异。活在现代时空下的人们，对于红色的印象为象征火焰或是血液的激情颜色，蓝色代表像是大海或是天空般的自然颜色，提到白色则会直接联想到纯白，至于黑色的话则会想到暗黑。古代的中国人并不一定与我们拥有相同的颜色观。葬仪时穿着的丧服为白色，夜晚前往迎娶新娘的新郎穿着黑色的衣服。官吏的冠为黑色、囚犯的囚服为红色，像是这样，对于颜色的认知意识，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是大为不同的。

中国文明并非单一颜色的文明。或者也可以说是由许多不同颜色的区域综合而成的一个文明。

中国文明与东方世界

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等其他三个文明相同，都是起源于大河流域的文明。二〇〇〇年的“中国文明展”便是以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为号召，与其他三个文明展同时举行的。这也是将中国文明相对化成欧亚大陆文明之一的一个新尝试。“中国”一词便如同字面所示，是将自己定位为世界中心的一个概念。西方人以“秦”这个王朝的名称来称呼中国，而即便是位于东方的日本，也会使用如“汉”、“唐（Kara）”、“唐土（Morokoshi）”、“支那（“秦”于梵语读音的汉字表记）”等王朝名来称呼中国。

相较于古埃及只有一条大河（尼罗河）流穿沙漠地区，但是其余三个古文明区域，却都不约而同有两条像是兄弟般的大河流经，并灌溉出大片的平原。分别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与伽噶哈克拉河（留有干涸河床），以及中国的长江与黄河。

日本的国中历史教科书中，在介绍世界四大文明时，都会说明这些文明是起源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等大河流域。例如日本国中教科书《中学校歴史——日本の歴史と世界》中，便有如下的叙述：

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们，都是起源于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到西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的较干燥区域之大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印度、中国）。在这些区域中，会利用大河发展农耕，然后使用青铜器及文本。

简而言之，就是说明大河流域乃是孕育出古文明之处。另外，课本中的历史地图则会标记河川名称以及从古埃及文明一直到黄河文明等四大文明的名称。日本国中的历史课，是将日本史与世界史混编在一起的，因此介绍完四大文明后，课程内容便逐渐地缩小到与日本有直接关系的范围。

中国虽然在国中世界史教科书中的古代史之章节中，并未直接使用四大文明这样的说法，不过仍然有说明古代非洲与亚洲的文明是诞生于尼罗河、两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与黄河等大河流域，而这些地方也出现了人类史上最早的奴隶制都市国家。

日本的高中教科书中，除了上述的四大文明以外，还另外增加了美洲大陆的中部美洲文明（阿兹提克与马雅等中美洲的古文明）及安地斯文明（印加古文明），似乎挑战了四大文明的说法。然而，其实这并不是要否定四大文明的存在，而只是以四大文明为前提，再另外加上美洲大陆的文明而已。因此，也有一些研究者主张世界古文明乃是包括美洲南北两个文明在内的“六大文明”。不过，位于中美洲的中部美洲文明（马雅文明）与位于南美洲的安地斯文明，皆起源于西元前一千年，换句话说，都晚于四大文明的开始时间，到西元之后，发展进入了最高峰时期，直到十六世纪，遭到西班牙人的侵略而灭亡。因此，虽然可以作为与亚洲、非洲的四大古代文明比较的对象，不过在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年代上，却仍有所差异，因此还是分开讨论较为恰当。如果是设置为在世界史上起源于同时期之古文明的话，那么只讨论四大文明就不会有任何异议的空间了。

与大自然的紧绷关系中所孕育出来的文明

仔细观察并列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的话，会发现要与大河这样的自然环境共存，是无法单纯只享受大河所带来的丰饶的。换句话说，人们必须要有所觉悟，大河是会化身为凶暴的激流，并且带来自然灾害，因此必须要有紧张感与警觉心才行。现代的工业文明，或许早已遗忘了先人过去在与自然共存的时候所累积起来的文明智能。正是因为自然与人类间的强烈紧张关系，因此古代文明中才会蕴含先人的各种智能。特别在中国文明之中，“自然”一词并非单纯地只有代表人类周遭的环境；人类、动植物、河川、山、海，还有整个天体，全部都有一定的秩序，都是在一定的循环体系之中运转，而这个“秩序”，就是所谓的自然。换个说法，自然并非是指环绕人类的生活环境，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汉语中的“自然”一词，原本的意思并非nature（人类周围以外的自然世界）一词所翻译出来的意思，而是指一种“原本、天真的状态”。人体内的“气”只要能够顺着原本的状态流动的话就会健康，反之，若有所滞碍的话，就会生病。这与河川流动的道理是相同的。我们必须正视秩序的重要性，若忽视了秩序，人类便无法生存下去。我们必须要学习先人在过去环境中所发现并流传至今的种种智能。

开放的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对于日本人而言，乃是四大文明之中最靠近自己的文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例如儒家文化、汉译佛教经典、律令制度等，有非常多的文化都是从中国接收来的。而像是筷子文化或是关于中国菜的饮食文明，也都完全地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虽然中国文明是如此贴近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一种存在，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将中国文明视为四大文明之一，进行客观的查看。中国文明向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东亚世界扩散，这是在日本的主流认知。可是，若从整个中国史的脉络观之，会发现中国与西域（中亚地区）诸民族以及北方的游牧民族，事实上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中国文明并非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或是时代的变迁潮流中，一直持续性地有着各式各样的变化。在“中国文明展”中展示的唐代壁画上，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女性的服饰与汉代女性的服饰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游牧系的民族进入中国之故，导至女性的服装也变得较为开放。汉代在地面上铺放席垫的文化，也是受到了北方文化的影响，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才转为椅子与床的生活习惯。起源于西亚的小麦，经由中亚区域辗转流入了中国。在小米等杂粮中，将小麦谷于石臼中捣碎成粉状后食用的文化，在汉代逐渐普及。

我认为应该要将这样明显具备开放性质、聚集各地方文化的中国文明，用“中华”与“东方世界”的概念去理解。换句话说，中华帝国与东亚世界是不同的。所谓的“中华”，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华夷思想，而是一种将外部文化与保留地方文化特性，进行融合的一种“温和机制”。而“东方世界”，指的是欧亚大陆东端的区域。只要顺着陆地一路前行便能抵达欧洲的这种概念，对于与大陆之间隔着海洋的日本人来说，是较不容易理解的。一九九八年编辑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三卷，书名便是《中华の形成と东方世界》。

亚洲内的中国文明

虽然距离冈仓天心提出“亚洲一体论”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了，但日本人内心深处的亚洲观，似乎仍没什么太大变化。一九〇三年，发表於伦敦的《东洋の理想》，便是以这句名言起头的。冈仓天心为了要概观整个日本美术，首先便是从代表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开始说明写起。学习欧洲近代文明、实际感受接近欧洲的中国文明之多样性、然后再写到印度文明。冈仓天心注意到亚洲地区的普遍共通性，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被保留在“文明博物馆”的日本当中。

现代人在谈论到亚洲的时候，虽然会自然而然地用一种“连带感”的心情相互理解，但另一方面，却也容易受限于复杂多样的亚洲特性，而无法继续深论。之所以会产生所谓的“连带感”，一方面是地理上相较于欧美的“近距离”感，另一方面则是人种上的接近感。虽然冈仓天心感受到了一种亚洲文明的存在，不过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通常都会被要求必须要对亚洲的多元特性有所认知后，才彼此互相进行理解。而这个“位于亚洲的中国文明”之观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较不易注意到的看法。近代日本人将一直以来位于东亚中心位置的中国文明，借由西欧文明的导入而转移到了亚洲东端。

原本“亚洲”这个地名，语源乃是出自于希罗多德的《历史》。[12]希罗多德将世界视为一大块陆地，并将其区分成三个部分，分别用“利比亚、亚细亚、欧罗巴（Libya, Asia, and Europe）”等三个女性名字命名。欧罗巴就是面向地中海的希腊，其对岸日升之地则为亚细亚，北非的部分则称作利比亚。所谓亚细亚，指的是希腊人不停往返的殖民地，小亚细亚半岛，对于往东方一直延伸过去的陆地，最多也只知道印度西北方，而位于更远之处的中国，是一片完全空白的未知领域。

与欧洲相接之地原本就是亚洲，从希腊的视角观之，亚洲指的是东方之地的意思，是一块模糊的区域。不过随着后来希腊和波斯帝国的接触，给人模糊感觉的亚细亚，也逐渐让人开始产生较为具体的印象。希罗多德自己本身也前往这三个地方旅行，增广了不少见闻。亚细亚也因此被理解成了强大王权之统治地。

亚洲与西域

东方亚洲，这个让人感到模糊不清的概念，事实上，其实就只是一种西方戴上“眼镜”遥望东方所形成的印象罢了。愈往东方深处走，就会发觉原来欧洲与亚洲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广大大陆。从欧亚大陆西侧望向东侧的时候，只要遇到超出自己认识的世界，就可以一直借用“亚洲”这副便利的“眼镜”来理解。因此，地中海东岸、中亚、印度洋沿岸、东南亚群岛、中国、日本列岛，一律都可以套用“亚洲”这个概念来进行认识。然而像这样广大范围的地方，基本上共通性是很有限的，亚洲明明是一个极具多样性质的区域，却被视为一个共通世界。假设要说这个范围逐渐扩大的亚洲有什么共通点的话，应该只能回到“非欧洲世界”或是“欧洲以东的地方”等基本面向上。之所以能够使用像是“非欧洲的区域”这样的分类方式，是因为欧洲近代在世界史之一体化过程中扮演着先驱者角色的关系。

若从欧洲大陆眺望的东方大地是亚洲，那么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所见的西方大地就是所谓的西域。对中国人而言，毗邻相接的西方，是一个充满幻想空间的世界。骆驼运着许多中国没有的物产，从遥远的彼端到来。玉、葡萄、苜蓿、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毒药用于制作毒箭矢），乌孙或是大宛的马匹，还有大大改变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佛教，比唐代长安还要早个六百至九百年前，在汉代的长安或是洛阳的市集之中，便已充满了西域文化的气息。

此外，不管是在《史记》或是《汉书》、《后汉书》，对于西域都花了相当篇幅与心力描述。例如《史记》中的大宛列传便记载着与司马迁同时代的人物——张骞开辟西域交通的历史。而集成《汉书．西域传》上、下的班固，就是以西域都护身分出使西域诸国，使其臣服中国的班超之兄长。最初汉代人所谓的西域，指的是北达天山山脉（北山），南及昆仑山脉（南山），西至帕米尔高原（葱岭山），东西长六千余里（约二千四百公里），南北千余里（四百公里）的广大陆地。之后随着亚洲的逐渐东扩，西域也逐渐地往西推进，最后变成从中亚一直到地中海的区域。羽田亨曾经将西域设置为东西文明接触之地，写过一本西域文明史。[13]

文明与帝国的亚洲

欧洲人认为日升之地亚细亚乃东方四大悠久古文明之一。十七世纪Petrus Bertius＝Bert所绘制的地图中，描绘了从埃及到中国之间的四大河流，最东端的河流，上光标记着Seres，下光标记着Sinae。来自耶稣会的传教士们目睹了清朝的政治体制，并对于清帝国的德治主义感到惊讶，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等百科全书派者，更是将清帝国的安定秩序评为“可作为欧洲绝对主义君主制之范本”的制度。十八世纪的欧洲，曾掀起一阵Chinoiserie（中国艺术风格的物品）的流行风潮；搜藏白瓷蓝花样式的瓷器，或是如同绘画般、色彩丰富的明清陶瓷器。另外，中国茶叶也广受大众欢迎，新茶总是争先恐后地被输往欧洲。这些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的中国文明代表产品，都会如同china（陶瓷器）、camellia sinensis（茶的学名）等名称一样，引用远古中国的称呼——“秦”发音系统，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

在近代亚洲帝国崩解的时期，古文明亚洲也同时被探索着。“文明”与“帝国”，是了欧洲人在观察亚洲时的两大关键字。许多来自欧洲的探险家在大清帝国末期进入新疆地区。与其说“帝国”这个词是一种绝对主义下的权力体制，倒不如说它代表的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专制主义。

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等人所关注的便是“沙漠亚洲”。这是因为从西方世界看亚洲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西亚、中亚这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恩格斯在一八五三年六月六日写给马克思的书信中提到，从撒哈拉到阿拉伯、波斯、印度一直到鞑坦等这片广大的干燥沙漠地带，人工灌溉乃是发展农耕的首要条件，由于这个灌溉工程是共同体或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任务，因此这些地方并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制度。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至七八年所着的《反杜林论》一书中，也指出了一个气候条件：波斯、印度若不进行灌溉的话，农耕便无法发展，并且另外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会形成什么型态的国家等，也就是说，他针对了国家型态与灌溉体系间的关联性进行了阐述。当部落共同体组织成为更大的团体时，便会产生具备协调各共同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完成“社会性质职务”活动之功能机关，这也是国家权力形成的开端。在东洋，推动灌溉或是水利工程，便是上述“社会性质职务”活动的一个例子，只要能够完成这份职务，政治的统治便能够永续维持。

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主张，要用文明与沙漠与帝国的链接概念来理解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魏特夫以他反共的立场为出发点，在一九五七年完成了《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Yale Univ. Press. 1957）一书。魏特夫在一九三〇年时，提出一个理论，认为大规模的治水灌溉工程是东方社会的决定因素，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类型，是东洋社会的一种特殊生产方式。到了一九五〇年代，魏特夫将水利社会类型学化，并与共产主义权力作了链接。换句话说，他极端地认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在西欧的影响下，以更为强大规模的亚洲式专制主义（despotism）形式复活。

地域与环境的亚洲

虽然“文明”与“帝国”在亚洲是呈现零散状态的，但欧洲探险家仍试图找出存在于各区域之间的网络关系。十九世纪的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将贯通中亚的东西向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Silk Road）。鄂图曼土耳其帝国、蒙兀儿帝国、清帝国，便是借由这条丝绸之路链接起来。我认为今后我们有必要由四大文明发源地——亚洲为出发点，探索新文明观。如果我们说十九至二十世纪是发源于欧洲的工业文明扩展到全世界之时代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应该可以说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知性文明时代吧。我们可以重返创造出人类世界许多智能的亚洲古文明原点，探索出超越近代工业文明的新知。

所谓的文明，并不是指相对于野蛮或是未开化的一种优越文化概念。而是指人类在生活当中，受到大自然的影响而发展出来的具备创造性、经过洗炼过的整体文化。而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生过程中所蕴育出来的东方文明之中，特别是在崇敬大自然伟大的力量之意识下构筑出独特文明的中国，更发展出了许多智能与技术。例如从大自然的资源中找出了铁、青铜、玉、竹简、绢、纸、漆器、陶瓷器等，对人类与社会生活有帮助之物。或是研究自然环境的机制与人类间的相互关系，促使人类生活更为便利，如天文、历学、医学、数学、历史、水利等学问的发展。

生活文化的变迁

如果把汉代的画像石和唐代绢上的画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汉代与唐代的生活文化有着很明显的不同。汉代的人习惯脱鞋，然后跪坐在席子上或是地板上。所谓的“异席”，其意思是将一张席子分开。席子有分为单人用、双人用、多人用等种类。在招待客人的时候，同坐一张席子与分席而坐所代表的待遇含意是不同的。东汉时期的罗戚，在寒冬的时候，总是先以身体将席子暖过之后，才让年近七旬的老母入座，对于这段故事，如果将席子用椅子的概念进行理解的话，是行不通的。席子是一种布做的垫子。

关于席子的跪坐方式，有臀部压住小腿的坐法以及小腿立于臀部下方的坐法两种，此为坐的文化。就礼而言，也有跪坐之后头部碰地的礼法。教师与弟子分席而坐，进行学问的传授。此外，厨师在料理、食膳之际，也是采取坐姿。弹奏乐器、六博[14]对弈的时候，也都是坐着进行。拉马车同样也可分成立姿与正坐两种方式。

唐人宫乐图 描绘唐代宫廷女眷们围着桌子一面饮酒，一面欣赏音乐的景象，现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席地正坐后来转变成了坐椅子的文化。北方游牧民族长时间乘坐于马鞍之上，因此在下了马之后，也会习惯坐椅子。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北方胡人进入华北地区，这项文化便一同被传入中国。此后，人们的视线提高了，而一个人一个人各自使用的膳桌也转变成了大家共用的大桌子，这些现象都是因为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胡床文化”（座椅文化）取代了正坐文化的关系。日语中的“胡床、胡坐”（あぐら），共有三个意思：（一）有脚的高座椅、（二）可交叉折叠起来收放的椅子、（三）双脚交叉盘腿而坐。

就连佛像的造像也都变成坐椅子的样貌了。不管是北魏的交脚菩萨或是半跏思惟像，都让我们观赏到了极为优美的坐姿。随着座椅生活习惯的形成，人们的服装也产生了变化。观察唐三彩的女性坐像，会发现裙子是向下垂放，而鞋尖则朝向裙摆方向上翘。另外，唐代女性的骑俑，她们身上穿着一种从胸部一直往下延伸的裙装，而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服装的其中一种特性便是让人能够直接乘坐马匹。女性们开始穿着该服装后，即便是坐在地板上，也没有正坐的必要，脚开始会轻松摆放。用餐习惯也因此产生了改变，变成坐在椅子上围着餐桌用餐。此外，观察唐代的餐桌文化，会发现筷子的放置方式与现代的中国不同，而是与现代的日本一样横放，这一点也很有趣。

服饰文化的变化

被誉为世界帝国的唐朝的三座太子墓（惠庄太子、节愍太子、章怀太子）中的三枚壁画，第一次获准海外出展，便是到日本进行展览。虽然每一幅画都是纵横长度在两公尺以下的作品，但为了确保不会因为摇晃造成文物损伤，因此全部采取了水平置放且在下方加装缓冲弹簧的方式运送，格外地慎重。在画中所描绘的宫女，穿着低胸衬衫与有折摆的裙子，梳着高发髻并上着浓妆。很明显的与穿着像是现代日式和服的深色服装之汉代女性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也可以从这里感受到游牧民族开放的氛围。而女性之所以开始穿着男性裤装，也是受到这个风气的影响之故。与其说是男装，或许应该说是女性也开始穿着胡服骑马。换句话说，女性也开始寻求较为开放式的打扮。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拥有超过百万人口的唐代长安城的辉煌样貌。

宫女图 一九六〇年于陕西咸阳乾县乾陵唐永泰公主墓出土。

高松冢古墓壁画 绘于日本高松冢古墓西侧壁上的四名侍女。

若与同一个时期的飞鸟高松冢古坟的女性像作比较的话，可以我们观察出一些古代东亚世界的国际关系；日本虽然一直积极地从大唐帝国接收中国文明，但同时也对于朝鲜半岛的国际情势保持着敏感的态度。

一九七二年在奈良县明日香村发现的高松冢古坟，是一个只有二点七平方公尺的小墓室空间，里面绘制着四十公分左右的彩色古代日本女性。从四名并排着的女性的动作与服装中，可以感受到与唐代女性有相似也有相异之处。这似乎也反映出，日本当时一面求教于大唐帝国，一面创建属于自己的国家的立场。四名女性聚集在一块的构图、丰腴的五官、涂成红色的双唇、拱着手、拿着“团扇”与“如意”（或是马球球杆）的姿态以及从衣摆中露出鞋子的服饰，都是在唐朝壁画中常见的穿着。不过，唐代女性敞开胸口、缠着长披巾的打扮，又与穿着长上衣的高松冢女性有所不同。虽然通说是与西元五世纪前的高句丽水山里古坟壁画中的女性像类似，不过在同时代的唐代壁画中，我们也能经常见到这些服装。流行也是一种文明，古代东亚世界对于流行如此敏感，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一个现象。

音乐文化的演变

中国拥有异于西洋音乐的悠久中国音乐传统，并有自己独特的音阶。在春秋时代，孔子便早已将诗与弦乐器搭配在一起进行歌唱。而流传至今的古筝则出现于春秋战国时代，而琵琶是在魏晋时代从西域传进中国的乐器。中国的音乐，可以说是透过与西方不断地交流所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一个角度看出中国文明的开放性质。接下来，我们就借由乐器探索中国文明的演变与特征。

在唐代苏思勗墓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画的中央有正在跳舞的胡人，而并排于两侧的则是古代的管弦乐队。管乐器有纵笛、横笛、排萧、笙，而弦乐器则有箜篌、七弦琴、琵琶，再加上打乐器钹，还有九名演奏者与两名指挥者。配合著舞蹈，我们似乎可以从画面中听见轻快的音乐。另外，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唐代琵琶为四弦，横抱着弹奏。从河南省安阳市之隋代张盛墓中出土的文化，便是八个女性管弦乐队的俑。基本上，成员组成与男性管弦乐队相同，可以看到两名琵琶演奏者。琵琶可分成四弦与五弦两种，四弦的是曲颈琵琶。据调查，四弦琵琶乃是由波斯传入，而五弦琵琶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之物。

左：钹、笙、琵琶、横笛、拍板与指挥者 苏思勗墓壁画，摄于北京首都博物馆。
中：随音乐起舞的胡人 苏思勗墓壁画，摄于北京首都博物馆。
右：箜篌、七弦琴、直笛、排萧与指挥者 苏思勗墓壁画，二〇一三年摄于北京首都博物馆“金（女真）历史渊源及文物特展”。

我听过现代琵琶演奏家蒋婷的演奏，任教的大学也开设了“东亚音乐”的讲座，目前正在规划要将演奏表演编入讲座课程之中。现代的琵琶为四弦乐器，直式拿法，然后利用胶布缠住指甲进行弹奏。弹奏的方式为手指头向外张开弹拨，与吉他的向内侧抓拨的弹奏方式恰好完全相反。而现代与古代的琵琶的演奏方法也有很明显的差异，这就像是餐桌上的筷子由横放改为直摆一样，抱琵琶的方式，也从横式转变成直式的拿法。

茶的文化

冈仓天心是少数很早就注意到中国没有存在一致文化的人，我们应该细思他当初所提出的“支那无共通性”论述。冈仓天心于十九世纪末时，到中国漫游，前后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因此可说是在第一现场直接感受到了中国各地方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后来他便根据这些所见所闻，总结出一本关于茶的文化史。《茶之书》[15]对于唐、宋、明时期，茶文化的变迁过程，有着很详尽的整理。从用煮式的沱茶（砖茶、固形茶），到搅拌式的粉茶（抹茶）、一直到冲泡式的茶叶，其转变过程正好也可代表中国文明在各时代间的众多差异。

在汉朝时，三人以上的庶民若无故聚集饮酒的话，会被课处四两罚金。不过，在中央高级官员或是地方豪族之间的宴席上，酒、音乐、舞蹈、六博等，却是习惯会附带进行的余兴节目。从画像石上所描绘的宴会场面中，酒樽、酒杯都是常见之物。茶在这个时代，仍尚未普及。因此在汉代时，“茶”这个汉字是不存在的。在当时，茶叶只不过是一种地方上的食用品而已。王褒所写的《僮约》中，有蜀的豪族命令奴婢煮“荼”之叶来食用的相关描述，这正是发生在地处靠近茶树的原产地——云南附近四川的故事。

北方豪族南迁至江南地区开始接触茶之后，酒的文化也开始逐渐转变成茶的文化。比起酿造酒，北朝人开始变得喜爱饮用乳制品饮料，而南朝人除了部分爱好饮酒者之外，喜欢饮茶的人也逐渐增多。

一九八一年，因为久雨造成地盘凹陷崩坏的明法门寺，偶然被人发现砖塔下方居然保存着唐代的地下宫殿，而在一九八七年时更从中挖掘出了佛舍利，我在一九八五年造访之际，佛舍利仍是沉睡于地下之遗产。在这批出土品当中，也有许多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茶文化的宝贵文物。例如有当时贵族在使用的银制茶碾子、茶笼、茶罗子等成套茶具。吃茶的时候，会先将固状茶弄碎，然后使用茶笼烘烤温热，接着放入齿状圆盘状物体之皿，也就是茶碾子中，前后来回研磨（茶研），最后使用茶罗子筛选出容易溶于热水中的粉粒部分，放置于茶屉收存。另一方面，北方则是因为受到胡人习俗的影响，碾硙加工蓬勃发展，就如同将谷物粉状化后食用一样，吃茶习惯也随之改变，唐代时已完全从蒸食转变成了粉食的风俗。对于习惯明代之后的饮茶方式，也就是将茶叶放入茶壶中冲泡后饮用其精华的现代人来说，与其说将茶叶粉状化的方式认知为“饮用”，或许理解成“食用”会更为贴切。

固状茶现在仍流传于云南、四川等地。通常为了方便保存，只要在要喝的时候才会弄碎，且其硬度极高，需要使用槌子才能敲碎。食用方式多样化，可以将之泡入沸腾的热水中、拌入稀饭中食用，或是加到牛奶中饮用，具有一种不同于乌龙茶或茉莉花茶的古中国文明的味道。

自然环境与中国文明

自然与文明

孕育出文明的自然环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因此，古代与现代的自然环境是不相同的。比起现代，古代的黄土高原的气候更为温暖湿润，是一片森林茂盛的绿色平原。后来这片土地为了要养活庞大的人口，因此被不断地开发，结果造成了自然环境产生变化。中国文明可说是在与不可预测之干旱与洪水的持续苦斗过程中，所发展建构出来的。生活在生态环境体系中的人类，愈是不断发展文明，对其生态环境体系的破坏程度就会愈大。换句话说，大自然的反扑，也就是所谓的自然灾害对于发展文明的人类所产生的压力，是会不断加重的。古代中国在与大自然共生的过程中形成的文明，有许多是值得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去学习的。

在现代的中国，北方有黄河的断流现象存在，南方则是必须面对长江洪水的严重自然灾害问题。黄河的河水因为工业用水与农业灌溉用水的过度利用，因此造成水流量短缺，河水无法流至河口。而长江则是因为流域中的森林被过度砍伐，加上填湖开发的工程，引发了像是过去的黄河所发生的浊流洪水灾害。一九九八年夏天的长江洪灾，灾期更是长达两个月以上，上游出现了高达八次的洪峰，以铺天盖地之势不断地涌入中下游的平原地区。这是因为人类的种种开发，造成生态环境产生了变化，最终导致大自然向人类社会进行反扑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个背景之下，以唐代史专家、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为首，我们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与陕西师范大学进行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共同研究调查计划——“黄土高原的都市与生态环境史”，试图从自然环境的历史变化过程中，探索出新的中国文明观。

黄河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七十五万平方公里，而长江更是仅次于尼罗河与亚马逊河的世界第三大河，全长六千三百公里，流域面积一百八十万平方公尺。因此，若我们说理解中国的关键就是这两大河，绝对不是夸大其词。这两大河的流域面积合计为二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中国面积的四分之一，更比日本全国面积还大七倍，中国大约十三亿的人口，便有四亿集中在这块流域中。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国人口超过一亿人的规模之前，从西汉到清朝顺治帝为止的一千七百年间，中国人口数目一直安定地维持在五千到七千万人的规模。而之所以能够平稳地维持这个人口数目，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大河流域平原上的高度农业生产活动。

这两条大河的源流都在青藏高原，然后一路流向遥远东方的大海。巴颜喀喇山脉北麓星宿海、海拔四千五百公尺的黄河源流，与位于唐古拉山脉六千六百二十一公尺山间地带的长江源流之间，虽然相距长达四百五十公里远，不过通天河（长江上游）在流经巴颜喀喇山脉南边的时候，与北麓的黄河源流极为接近，双方仅仅相距数十公里。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青藏高原永不枯竭的高地之水，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所在。这两条大河与其支流，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流动，于东方形成了广大的平原和盆地，同时也为中国搭起了发展文明的舞台。黑格尔认为导致人类封闭发展的是内陆平原，而非海洋。另外，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一直到卡尔．魏特夫，则是以流经部分干燥地带的黄河为例，与欧洲的自由对比，强调亚洲专制特性的水土构造。也就是说，虽然可以解释成因为有治水灌溉的需求性，所以产生了巨大的权力，但实际上却是由巨大的权力实行治水灌溉。两大河流域与欧洲相同，是一个让多民族频繁交流的场所，“中华”便以此两大河作为舞台，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世界。

在此认知下，重新查看中国古代文明的话，应可以发现两个全新的见解观点。第一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舞台，遍布在长江与黄河，以及其支流所形成的平原上，也就是说，我们已不能再将黄河文明视为唯一的中国文明。过去人们之所以会将黄河视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主要是因为夏、商、周、秦、汉、隋、唐等古代王朝的政治中心，都是分布在长安或是洛阳等北方的黄河流域之故。现在，除了黄河以外的长江以及东北的辽河等流域，都被发现曾存在独特文明。因此，我们必须认知到中国文明的起源是极具多元性质的。

另外一个新的见解是：孕育出文明的自然环境也会随着历史产生变化，换句话说，古今自然环境的差异，是我们应该被注意的地方。现在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上，像是叶脉般，布满了无数的侵蚀沟道，可以在丘陵的坡面上见到被大量开垦的整齐棚田，而鄂尔多斯高原，则持续性的沙漠化。不过，若我们将时光拉回过去，其实古代的黄土高原比起现代要温暖湿润许多，且处处可以见到茂密的森林与青葱的草原。在工业文明发展起来之前，为了养活了数量庞大的人口，人们不断地采伐森林，然后在山坡地的斜面上或是牧草地上开展耕地，造成自然环境发生变化。

漫步于文明的舞台上

只要在中国文明的舞台上稍加走动，马上就能够感受到自然与文明互相角力的紧张关系。我在一九九六年踏访了陕西省北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黄土高原，然后从一九九七年起，更进一步地花了足足三年的时间调查黄土高原的都市建设与水利。二〇〇二年，则是在紧邻古都长安南方的水源地，同时也是木材资源地的秦岭山脉进行森林调查，二〇〇四年起，我抵达黄河下游流域，进行为期两年的古河道调查作业。在这些走访过程中，我发现黄土高原与黄河下游区域间的自然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所谓黄土高原，指的是西北沙漠吹飞而至的砂土所堆积的区域。身为调查小组的我们，实际走访各地，感受各地方的黄土特色，留下许多深刻的印象。那些排列于山峦上呈现阶梯状的整齐梯田，让我们感受到人类对于追求可耕地的执着，也见证到了人类生命力的强韧。只要下过雨，这些黄土就会变成黏糊状，调查小组的车辆因此陷入暂时动弹不得的状态，这也让我们确切地体验到黄土不耐水的特性。特别是在豪大雨过后，该地区的交通就会中断。另一方面，干燥状态下的黄土会变成像是小麦粉一样的粉粒状，飞舞于空中，不用多久马上让人全身上下沾满粉土。这些黄土会随着雨水到处窜流，一旦流进了河川，就会在河床或是岸边沉积。人只要一踏进去，就会深陷“黏土”之中。总之，黄土着实是一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土壤。

虽然堆积着厚厚黄土的黄土高原，其整体面积不容易计算，不过据推估大概是介于四十五万平方公里到六十万平方公里之间，这比日本全国总面积还要大上许多。黄土高原的西边起于青海省、甘肃省的部分区域，北边涵盖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与陕西省的大部分地区，而东边则是一路延伸到山东省。堆积在如此幅员辽阔之大地上的黄土，是无法视为相同的。愈靠近西北沙漠地带的黄土土壤，含细砂的比例愈高，也就是一般通称的“砂黄土”。而愈往东南方远离，飞至该处的黄土就会愈细，形成黏土质较细的黏黄土。混着砂的黄土因为重量较重所以在近处累积，较轻的黄土则飞到较远的地方。

中国古代王朝的首都——长安与洛阳的周边属于黏黄土地区，而砂黄土地区的北边，则与明代长城的位置互相重叠。瑞典的考古、地质学家安德森（Johan Gunnar Andersson）曾将砂尘比喻为雪花般，覆盖整个溪谷，来形容这座黄土高原，虽然大致上每个地方都有堆积厚达一百至二百公尺的黄土，但实际上根据地形和气候条件的不同，各地仍存有显著的差异。古代的中国，虽然拥有如同秦朝咸阳、西汉长安、隋唐长安城等丰饶的大型城市，但同时也存在如同北方那样，不断地与沙漠化的干燥现象进行苦斗的地理环境。古都长安所在地，也就是陕西省西安的年降雨量虽然达到六百毫米上下的水准，不过，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附近却只有二百毫米，该自治区内的盐地地区，年降雨量也只有三百毫米。

调查小组曾利用三年的时间，针对黄土高原的南部、关中平原地区的水利设施与都市史迹等、进行重点式的调查。[16]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一旦只要稍微松懈，地下水马上就会上升，然后种植于地上的作物就会遭受盐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访谈过当地的农民，调查他们如何确保湿润黄土的用水方法，以及管理的方式。即便关中平原位处古都长安中央、黄土高原南部的黏黄土地带上，却仍免不了面临用水大作战。秦朝时期的郑国渠与汉代的龙首渠，至今仍旧健在。虽然降雨量较少的时候，只要依靠人力进行灌溉，就能确保黄土的湿润状态，但同时也必须要提防地下水的上升现象，因此建造排水沟便成为重要的工作。

对于过去不断遭受采伐树木耕地化这个地方来说，最困难的便是山林复原的工程。农民为了要有饭吃，因此竭尽所能地进行大规模的耕地开拓，结果从山坡到山顶，处处可见一片又一片被开垦出来的梯田。另一方面，由于山坡地失去了树木植被，因此每逢降雨，黄土的表土便会不断地被雨水冲刷，最后这些泥砂就会随着水流一股劲全部流进黄河之中。换句话说，山林原本所拥有的水土保持作用，几乎可说是完全消失殆尽。也因此造成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水量剧减，河口处常会发生断流干涸的现象。

长江的大洪水与防洪区

观察中国人对一九九八年长江大洪水的应对情况，很明显地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明的传承。这里所说的传统文明并不是指欧洲人眼中所看到的专制亚洲，而是中国人一面与自然战斗、同时又与自然共存的态度与智能。因为长江上游持续降下豪大雨所造成的洪灾，追根究柢，其真正肇因乃是由于四川、云南等长江上游区域的森林被过度采伐，以及中下游区域过度开拓湖沼之故。山坡地若失去树木，只剩下梯田等耕地的话，就会失去应有的蓄存雨水机能。因此，雨水便会把表土一起冲刷进河川，换句话说，这些雨水无法被转化为地下水，因此才会导致洪灾发生。流速相对较为缓慢之中下游地区的湖沼，原本也具备相当于蓄水池的功能，不过由于填湖工程的开发，因此该机能也不复存在。中国政府注意到这两个问题后，立刻在洪水尚未消退的九月初就颁布了此后禁止采伐森林的法令。然而，我所说从长江大洪水中见到的中国传统文明，并不是指这件事情。

堤防无法抵挡住持续了将近三个月的长江大洪水。越过警戒水位的河水，其水压与高速的水流，不断地逼近堤防所能承受的极限。因此政府决定要事先进行人工溃堤。这是人类在面对威猛的大自然力量时，认清本身力量极限后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智能。所谓的防洪区，指的是进行溃堤泄洪的区域。若该区域无人居住的话便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但若是居住地的话，便会变成一种为了将损害减至最低所必须负担的风险成本。因此，判断要让洪水涌入哪一块防洪区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事情。一九九八年的长江水患，最终考量到为了保全人口高达七百二十万人的武汉地区，因此选定了居住人口四万人的防洪区；而位于下游的九江便是所谓的人工溃堤处。

不管是古代或是现代的中国，水利工程策略大致上可区分成两种。一种是筑高堤防，利用人力进行防堵，另一种方式则是破坏堤防，分流河水，散去其力。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便是采取了后者之治水方式。在广大的平原地区，后者确实是较为有效的方式。就像这种能够超越王朝更迭而一直流传到后世的智能，才是真正的“文明”。

大自然的恩惠与人类的智能

我过去曾经监制举办过“中国文明展”（二〇〇〇年）与“苏醒的四川文明展”（二〇〇四年）等展览，在制作展览会的图册时，最让我感到困扰的，就是虽然我有办法将时代顺序说明清楚，但是对于玉的研磨过程、青铜器的铸造方式、或是在青铜器与俑上面所呈现出来的动植物为何等许多相关知识，我都不甚了解，因此我向各个领域的专家请教过许多问题；我拜访过住在山梨，拥有一级研磨师证照的向井照夫、参观复原铸造青铜器的铸金师菓子满的工厂、向家畜学专家正田阳一请教家畜的事情、曾为了竹子的事情专程跑去静冈、也曾向已故漆器工艺家小泉满讨教关于漆这种素材的细腻之处，而告诉我料理与自然之间同样存在紧张关系的，则是广东菜的名厨尹达刚师傅。

人类要如何从大自然中寻找出对生活有用的素材，进而组织运用这些资源，都需要发挥智能。而这个生活体系，便可称作为文明。为了理解这些古代的尖端技术，因此必须总动员现代各产业工艺师的技术与各领域的学问。这些古代文明的技术，未必全都被传承到了现代。而发掘这些消失之物，便是古代史学的课题。

“玉石混淆”是一句出自于《抱朴子》的成语，意思是好的东西与坏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令人难以区分。我到向井照夫师傅的工厂时，一踏入庭院马上就能理解这句成语的含意所在。虽然庭院中堆放着玛瑙的原石，不过因为尚未进行切凿作业，因此从外表看来，就跟一般的石头没有两样。不过若是将这些原石切凿开来后，就能看到带着独特纹路的原石。“和氏璧”的故事，也是在说同样的事情，卞和分别向三代楚王进献名玉，但从原石的外表却无法区别进献之物到底是石头还是玉。今日，我们只需要将原石放进铁制或是皮制的旋转研磨盘中，再将碳与氧化铬的研磨剂粉末混水后从上方淋入，接着使用磨刀石不断研磨后切开石头继续研磨，最后才能获得一块美玉。“切磋琢磨”这四个汉字，其实便是将研制“骨、象牙、玉、石”的四个方式并列出来而成的一句成语。我们也可从这个词汇中了解到，古代工艺师掌握这些素材的硬度与材质的能力，有多么敏锐纤细。

青铜器的材料是铜、锡、铅等地下矿物资源。将这三种矿物溶解合金后，便易于以较低的熔点流入模型器具中，且能产出硬度更为强硬的新素材。铸造的时候，会先使用黏土将模型烧制出来，然后必须以毫米为单位计量均等的幅度，使其悬浮于“外范”与“内芯”之间。趁以九百度高温烧制出来的模型尚未冷却之际，将熔于一千两百度的合金倒入，若模型的温度过低，合金便会无法顺利流入，而若金属温度过高的话，则会造成气泡混入其中。模型金属的压力很强，现在都会使用埋入钢筋后用钢丝固定牢绑。接着再将模型破坏，取出里头的青铜器。最后使用刷器研磨，金属便会呈现出带有红金色的光泽。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人会将青铜器视为黄金的一种，称其为“金”的缘故。青铜器接触空气后，便会青绿色化。菓子满师傅的高超手艺，实在令人折服。

至于动物的家畜化，同样也是古人的智能。在汉景帝的陵墓——阳陵之中，埋有大量的家畜俑。马、牛、猪、羊、犬、鸡等六畜，一应俱全。其中，犬还有分成尾巴成卷曲状的家畜犬以及尾巴较为粗大成下垂貌的狼犬。羊则是绵羊与山羊混杂在一起。根据正田阳一的解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绵羊与山羊并不是很好区分。正田氏表示虽然一般来说有胡须的是山羊，耳朵下垂的是绵羊，但还是会有例外。据说确实的区分方式是得观察尾巴的长度与形状；绵羊的尾巴较长，久了会变脏，因此才会断尾。总而言之，这些陶俑，将当时家畜的样貌忠实地呈现于我们眼前。

自然与烹调

野生动物是中国菜中常会见到食材来源。不过根据尹达刚师傅所言，食用野生动物也必须有所节制。捕获野生动物后，会先将其圈养在家中庭院的栅栏内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人除了肉以外，还会食用野生动物的内脏，因此有必要净化野生动物体内脏器。简言之，古人会让这些野生动物不断饮水，并喂食人类吃剩的食物，一点一点地将这些野生动物的肠胃洗净。如此一来，就连血液也都能变得较为干净。通常哺乳动物要养七十二小时，也就是三天以上，而鸟类则是两天，某些大型动物甚至要饲养到十天左右。

汉代的画像石上常常出现厨房或是人们做饭的画面。细细逐一观之的话，会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将肉块垂挂于吊钩上，是为了要让肉块晾晒于自然的空气中以利保存。在现今的农村中，我们也能在路边市场看到这个景象。这是因为自然的空气当中并不含霉菌，因此有利于食材的保存，所以我们才会在画像石上看到悬吊的牛腿肉与鱼肉。若将肉块一片一片叠放的话，是很不卫生的。此外，厨房空气的流通也很重要，因此厨房的屋顶都会挑高，同时也重视采光，抑制霉菌的滋生。

汉代画象砖庖厨图 表现中国古代厨师下厨的情景。

在调理野生动物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动物的健康状态，以避免吃到生病的动物。一流的厨师，通常也具备查看动物健康状态的眼力。例如动物走路时是否稳健，眼睛是否澄澈、鼻头是否湿润等。若是吃下患有皮肤湿疹疾病的犬只，是很危险的事情。此外，也必须要注意传染病。动物的眼睛若是不好的话，通常患有疾病的可能性很高。

《论语．乡党》中谈到了饮食文化；食物是祭祀时不可或缺之物，不可怠惰于祭祀之物的准备。其中提到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等内容，更是枚举出许多关于饮食的禁忌。这些都是古人为了品味自然食材所孕育出的智能。

要将野生动物的皮毛或羽毛去除是一项需要高度技术的作业。尹师傅指出；在沸腾的热水中添加百分之零点五的冷水进去后，该沸水温度便会下降到九十五度左右。当要杀鸡拔毛的时候，首先会割破鸡的颈动脉进行放血，然后再将鸡浸入这个温度的沸水当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是因为水温若超过一百度的话，鸡的皮肤便会紧缩，如此一来便无法将羽毛拔除，然而，若是水温低于九十五度的话，同样会很难拔。至于皮肤较硬的动物，则是使用温度一百度的沸水较好。毛孔中的毛主要是靠手拔出来的，不过若是遇到拔不干净的情况，只须要稍微烧烤一下，就能够将一些细毛清除干净。总之，毛孔中是不能残留羽毛的。如果只是用剃刀去剃的话，毛孔之中还是会有所残留，无法把毛完全除净。至于熊掌的话，据说是要用泥土包好后拿去烧烤，等到变红的时候，把泥土剥掉，熊毛便会连同泥土一起剥落。

在汉代的画像石（山东）中，描绘着羊、猪、犬只的解体画面。我们可以从画中看到古人习惯将羊的双脚紧绑倒挂后剥皮。这些都是古代厨人流传于后世的经验与智能。

东亚海洋文明中的中国与日本 跨越国界迈向共生的时代

日本一直不断地从中国接收许多文明与文化。从稻作、青铜器开始，一直到汉字、儒家思想、律令（法律）、佛教（中国佛教），因此才建构出了日本古代的律令制国家，而这也是今天日本的国家雏形。如果没有中国文明的话，实在很难让人想像今天日本会是什么模样。欧洲人认为，“纸、印刷术、罗盘、火药”，乃是世界四大发明，认为这是中国文明对于欧洲发展近代化的巨大贡献，而对于日本而言，中国的“汉字、儒家思想、律令、佛教”，则是更加重要的四大发明。对于并未发明文本的日本，因为使用了中国所发明的汉字来标记日语，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尽管日本因为受惠于中国文明才有今天，且中国与日本的地理距离是如此接近，但日本要理解中国，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因为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混居着各式各样的民族，彼此不停地进行接触与激荡，才构筑出所谓的中国文明。日本人不了解形成这些文明的困难，就直接接收了现成的中国文明。汉字，特别是象形文本，对于语言多样化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用眼睛去阅读就能够直接理解的便利工具。日本在不了解这个背景的情况下，就直接接收了经过长久时间才形成的汉字，然后用自己的日语读音去标记。后来那些有能力阅读汉字的日本人，便透过这些由汉字书写而成的书籍去认识中国。因此，日本人的关注便聚焦在儒家思想等学问上，脱离了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因此我在这里想要提醒日本人的是，不要忘了中国文明也与其他的文明相同，都是人类接受了大自然的恩惠后才开始发展出来的一种智能累积。

隔着大海，醉心于大陆中国文明的日本人，接收了中国人在与大自然共生的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遗产。跨海侵略这块大陆的日本人之中国观，便在这样的背景中左右摆荡着。东海上有着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上面住着长生不老的仙人，这是中国人过去所幻想的东方观。欧洲人将日出之地视为东方（Orient），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东方”所代表的也只是一个相对于“西洋”概念的“东洋之地”，换句话说，对于东夷是没有鄙视之意的，而身为“东洋人”的日本却侵略了文明中国，因此同样地，中国人的日本观也产生了动摇与变化。

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广阔海域并没有共通的名称。中国的大河——黄河与长江，带着来自西方高原的大量砂土注入东方之海。黄河注入渤海，有些时候则是注入黄海（东海）。中国称呼东方的海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朝鲜半岛将日本海称作为东海，而日本的话，则将东海称为东支那海（东シナ海），将南海称为南支那海（南シナ海），因此彼此之间对于这片海域并不存在一个共通的名称。就如同被欧洲、西亚、北非三地所环绕的地中海，这块要称作“东亚海”也未尝不可的海域，同样地也被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包围环绕。不过遗憾的是，人们早已遗忘这里过去曾是一片大家互相进行交流的海洋。

身处于现在的我们，重新意识到了自然现象是没有国境界线的。黄砂便是一种自然现象，跨越空间，明示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乃是一个连锁、连动的区域。中国大量采伐黄土高原的森林所造成的环境变化，影响了黄河水量的增减与混浊度。如果黄河一旦泛滥，东方大平原就会出现像是神龙摆尾般，河流流动方向会产生极大的变化。而这样的现象会对东亚海域造成怎样的影响，目前仍在刚开始着手进行研究的阶段。单看黄河与长江的例子，这两条河每年分别会将十二亿吨与五亿吨的淡水与泥砂冲进海洋之中。这样的现象到底会带给海水的温度与水产资源何种影响呢？日本人每天都会看到东亚海域的气象卫星画面，若是透过网络连接观看东亚海域海洋环境的观测画面，就能够很清楚地掌握住气象的瞬间动态变化。中国大陆的黄河、长江下游流域的平原气象，以海洋为媒介，与日本列岛的气象串连了起来；这样的现象有必要回溯过去，再次验证文献史料的记载。

透过“环境”的视角切入观察环绕东亚海洋的这块区域，毫无疑问地这应是一个要互相重视共生共存的小世界。如果说我们日本人生活于欧亚大陆的末梢，似乎也并不为过。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早已不再是那片孕育出中国文明与中华帝国的遥远大陆世界，也不再是书本中的那个想像的世界。日本人必须要有接受中国目前这个样貌的气度，相互理解、彼此往来，才能有所进步与成长。

1.苏晓康编，《黄河文明への挽歌》，鹤间和幸译，学生社，一九九〇年。

2.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濮阳市人民政府，《二〇〇〇濮阳：龙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3.【编按】依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本书此段文本记述与《史记．高祖本纪》不尽符合。

4.藤堂明保、加纳喜光编，《学研汉和大字典》，学习研究社，二〇〇五年。

5.【编按】此处上古汉音的拼写方式参考藤堂明保、加纳喜光编《学研汉和大字典》的拟音。

6.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复旦学报》第二期，一九八六年；《长水粹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7.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8.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一九四九年。

9.特展图录《世界四大文明—中国文明展》，NHK、NHKプロモーション编，二〇〇〇年。

10.《よみがえる四川文明—三星堆と金沙遗迹の秘宝展》，共同通信社，二〇〇四年。

11.都甲洁，《味覚を科学する》，角川选书，二〇〇二年。

12.【编按】中译本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

13.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弘文堂书房，一九三一年。

14.【编按】中国古代的一种博戏，共有十二棋子，六白六黑，投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

15.【编按】中译本参见：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五南出版，二〇一四年。

16.《黄土高原の自然环境と汉唐长安城》，勉诚出版，二〇〇〇年。

第三章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

上田信

教导孩子的第一件事情

正确使用亲族称谓是基本规矩

数年前，我曾经造访过一个位于中国云南的村落。站在狭窄的石砖路上，只要张开双手，就会碰触到左右农家斑驳剥落的土墙。有一次，当我弯过一个街角，看到离我数十步之远处，有一位母亲正背着她一岁多的小孩走来走去，而她哄小孩的话语也同时传入了我的耳里：“爷爷（父方的）、奶奶（父方的）、公公（母方的）、婆婆（母方的）、叔叔（父亲的弟弟）、舅舅（母亲的兄弟）、姑姑（父亲的姊妹）……”，然后那母亲转进了下一个街角，消失在我的视线中。她一面轻拍着被包裹在美丽刺绣揹巾里的孩子，一边念着亲族的称谓。

这位母亲在哄小孩时所说的这些亲族称谓，正是将来要在这个村庄中成长的小孩，最先得要学会的事情。因为生活在村庄中，彼此寒暄时少不了亲族称谓。早先的中国汉族社会中，没有“你好”这个词汇。外国人在刚开始学习中文（汉语）时所学到“你好”一词，其实是到了近现代才逐渐被使用。解放前的中国，若是两个朋友在路上偶遇，通常会说的是“吃饭了没有？”。对于过去曾经长时间在中国当过兵的日本人来说，这或许是长存于他们记忆深处的一句话。在过去，由于庶民们每天总是在操烦着三餐的着落，因此像是“吃饭了没有”这样子的招呼用语，会给人一种对方是在关心自己生活的感觉。不过，在经济早已步入小康状态下的现代中国，已经不太常听到这个招呼用语了。年轻人如果听到这句话，可能不知道这是句寒暄用语，说不定会误以为对方是想要找自己吃饭。换句话说，这句话已经落伍了。

而现在仍然留存于社会中的打招呼习惯，则是人们在相遇的时候，下位的人（晚辈）要先用正确的称谓呼喊上位的人（长辈）。比如说，在村子里的小路上，父亲方的男性长辈迎面走了过来，这时候身为子侄辈的小孩，就必须先喊一声“叔叔”。如果称谓喊对了的话，叔叔就会喊这个孩子的名字以表示回应。喊错了的话，是很失敬的行为，如果是故意乱喊的话，甚至还会挨一顿骂。因此，我在前面所描述的母亲哄小孩子的画面，其实就是一位母亲在教育她的小孩，让她的小孩能够学习到在社会上生活的最基本规则。中国的亲族称谓可分为父方及母方两边，甚至连丈夫亲属与妻子亲属的称谓，也都必须要严格区别。这与日本的情况，也就是不管是父方还是母方的长辈亲属，一律都称呼为叔叔或阿姨就可以的习惯，是大不相同的。

在彻底运行一胎化政策的现代都市中，亲属关系逐渐变得简单化，且人们也变得较少与住在远方的亲戚往来连络。我与我的家人一同在云南居住过一年。在那段旅居云南的时期，妻子曾与一位云南大学的学生学习过中文。在练习家族聚会场合的会话时，这名从小就在都市长大的二十岁的青年表示，自己虽然没有学习过那些复杂的亲族称谓，不过若是身边常会碰到面的亲戚的话，倒也从未喊错过。在一胎化政策下出生的这个世代，未来结婚之后，他们的孩子就会变成没有叔叔也没有阿姨，亲戚也会只剩下祖父母及外祖父母。不过即便如此，在碰到亲戚的时候，一定要用正确的称谓来称呼对方的这个习惯，仍然存在于中国社会。

使用传统亲族称谓的村庄 云南省腾冲县的和顺村，摄于二〇一一年。

到中国人家中拜访时，常常会见到父母对孩子说“说叔叔好”、“说阿姨好”的画面。“叔叔”一词原本指的是父方的男性长辈，而“阿姨”指的则是母方的女性长辈，像这样子将亲族称谓套用于没有亲属关系的人身上，可说是一种称谓的扩大使用。而父母亲教导孩子的目的，则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告诉孩子来访的客人乃是相当于自己的叔叔或是阿姨的长辈，另一个层面则是让孩子明白，若是将来与这位客人在哪里遇到的话，自己必须要先跟对方确实打招呼。如此计较亲属关系，就能明确地区分自己与他者的关系性质，然后再依此调整彼此的往来方式。这也是在理解中国社会时的一大重要关键字，“礼”的真髓。

弄清排列顺位，并依序行动

“礼”，是儒家思想在将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作链接的时候，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据传，孔子在小时候，就曾经玩过仿真丧礼的游戏。吊祭死者的丧葬场合，是亲属关系最会被严格审视的时候。由于众多亲属不论关系远近齐聚一堂，因此为了要让丧礼能够顺畅无碍地进行，平常就必须要对亲属关系养成一定的敏锐性。此外，关于谁要先到死者灵柩前致意这样的先后顺序问题，都必须根据致意者与死者间的关系来决定。“礼”，可说是一套规定人与人之间排列顺序的理念。

晚辈要主动先向长辈打招呼，这样看似简单的原则，要在人数庞杂的家族亲人间正确地被运行，其实并非一件简单的事，例如有时候会遇到年纪比自己小的“叔叔”。而即使年纪比较小，中国社会也会要求这位“叔叔”必须要有相对应其身分称谓的行为举止。就像是谁要先向谁打招呼这件事情一样，在中国社会中，并非人人平等。在每个场合里，正确地弄清楚排列顺位，然后依照排列顺位来行动，就是“礼”的本质所在。

我想不免有人会认为，儒家思想不是说朋友间需要重“义”守“信”吗，如此一来不是所谓的平等关系吗？提到“义”，马上会出现在我们脑海之中的，应该就是《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吧。不过，由于这三人彼此是以兄弟相称的缘故；刘备是长兄，处于最上位，因此也不能算是一种平等关系。

汉字当中，本来就没有一个可以相对应英语的“brother”、不含上下关系成分的字汇存在。如果朋友与朋友之间，要利用亲属关系来作为模型，决定彼此社会关系与往来模式的话，就必须要决定谁是长兄谁是幼弟。但这样子的关系也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这是与真正的亲属关系不同的一个地方，换句话说，这个称兄道弟的关系，会随着实际情况有所调整，是会发生变化的。反过来说，如果一段友情中，身为兄长的人想要继续维持这段关系的话，他就必须一定要恪遵笃行“义”、“信”之道，为人弟者亦须愿意顺从如此长幼关系。环绕着“义”与“信”的无数故事，正是带动中国前进的原动力。

香港电影中有关“称呼”的桥段

亲属或是结拜兄弟间的彼此称呼方式，常常会成为电视剧的好题材。因为在紧密的人际关系中产生的各种纠葛或是爱恨情仇，都会被浓缩在所谓的称谓之中。一九五〇至七〇年代的大约三十年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要颠覆传统长幼有序观念的一个年代。中国政府认为亲戚之间的长幼有序乃是封建制度下的遗物，因此必须将之否定。而互相结拜等称兄道弟的行为，则被视为像是中国黑手党等秘密结社的行为，在政府扫荡黑社会的过程中都被一并瓦解。最后演变成人与人之间的长幼高低顺序，是以“比较谁‘红’（革命的）”的方式来决定的。因为这个时空背景，所以中国很少出现以称谓为题材的戏剧。而与称谓相关的戏剧中，最精采的则非香港电影莫属了，特别是接近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九〇年代的电影。

英国政府在鸦片战争结束取得香港之后，特别采取了不干涉汉族传统的统治方针。因此，自古以来社会既有的长幼有序观念，便一直根深蒂固地存留于香港这块土地上。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英国首相在签署了同意将香港归还给中国的同意文书之后，生活在香港的汉人，便开始面对不久之后即将到来的“九七香港回归”。换句话说，香港人开始一面身处所谓“倒数计时”的氛围下，一面查看着自身的本质，内心可说充满了矛盾与纠结。在这样的背景下，成就出许多以回首过往传统，立足现在社会为主题的电视剧，以及许多围绕著称谓问题的故事。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徐克所导演的《黄飞鸿》系列，与刘伟强担任导演及摄影指导的《古惑仔》系列电影。

前者是以一代武术宗师黄飞鸿为故事主角的电影作品，在一九五〇年代，以黄飞鸿的相关传说作为故事题材拍摄而成的电影数量非常多。而将如此老旧题材炒出新意的，便是徐克所执导的系列作品了。接下来我将参考川口秀树的网页内容，来说明一下这部电影的内容。[1]

一九五〇年代电影中的的黄飞鸿，便是一个以理想的父亲形象所塑造出来角色。川口秀树指出，在黄飞鸿所经营的药铺——宝芝林内部所发生的争端，“一定要透过黄飞鸿的训示来解决。对于外人的挑衅，也先得交由黄飞鸿来处理，而在处理的时候，必须先以礼待人，黄飞鸿的武学之道，在于除非对方的无礼让人忍无可忍，否则不主动出手动武。……这是非常儒家式的伦理道德观。也就是说，这里所描绘出来的黄飞鸿，是‘仁义礼智信严勇’的实践者”。

相较于五〇年代的作品，徐克所描绘的是在传统中国与近代西洋之间产生动摇的青年黄飞鸿。找来给人诚恳又带憨直味道的李连杰扮演青年黄飞鸿，使得这个电影系列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电影中，近代西洋以侵略者之姿入侵中国的同时，传统也被认为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黄飞鸿虽然对近代西洋存有反感，但却也不愿回归传统中国。这个内心纠葛，徐克并非使用抽象的方式来表达，而是透过一个爱情故事进行论述。以观赏一部电影的角度来看的话，或许应该说这是一部将爱情故事，置于近代与传统相互冲突背景下的一部作品。

互有情意却不被允许的婚姻

在这个系列电影之中，黄飞鸿与他“十三姨”之间的恋情，是逐渐慢慢升温的。在亲属分类上，称为“十三姨”者，乃为母亲方面的亲戚，是与母亲同辈份、排在第十三位的女性。不过日文版的电影字幕，却只能将之翻译成“阿姨（オバ）”。在电影第一集中，刚从英国留学返国的十三姨，身着洋装、抱着一台旧式照相机登场。她对于黄飞鸿而言，正是中国近代化目标的象征。身为青梅竹马的两个人，虽然彼此都深为对方吸引，不过碍于传统中国的礼教秩序，黄飞鸿与十三姨之间的恋情，是不能开花结果的。为什么呢？

因为黄飞鸿与十三姨若是结婚的话，亲属称谓的规则便会被打乱。假设黄飞鸿与十三姨真的结婚了，那会产生怎样的情形呢？我们举黄飞鸿的母亲为例来说明；以父系亲属的脉络来看，对于父亲的配偶（黄的母亲），黄飞鸿得叫“妈”。但是，若是以妻系亲属的脉络来看的话，由于母亲是自己妻子的姊姊，因此得叫她“姐姐”。如此一来，全部的亲属称谓，都会因为这一组夫妻的存在，而陷入混乱状态。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要应该是叫“妈”还是“姐”，传统中国并没有指示与规定。因此这样子的婚姻是不被社会允许的。这也让严守传统文化分寸的黄飞鸿，感到极为苦恼。不过，对于受近代教育长大的十三姨而言，是不认同这项传统的。

在电影第二集中，发现彼此深爱的两个人变得更加地亲密，不过亲属关系与称谓却仍紧紧地箝制着两人的关系发展。这一集的故事背景为白莲教打着维护传统的名号在中国各地兴风作浪，而清廷想要利用平定白莲教乱事来稳定政权，黄飞鸿等人在被清廷官兵包围，陷入危机之时，十三姨对着黄飞鸿说道：“飞鸿，我知道你一直当我是你长辈，可是我就当你是我心里的男人，如果这次失散了，你一定要找我。”然后，在两人真的即将要离散之际，黄飞鸿终于下定决心，喊了一声：“少筠！”这是十三姨的本名。十三姨听到之后，惊讶地回过头来，“你叫我名字……你第一次叫我的名字……”语毕，便果敢地转身离去，迈向前方充满未知的混乱漩涡之中。

在第三集作品中，故事发展到了黄飞鸿向父亲报告与十三姨两人有意结婚、想取得父亲许可。听到自己的儿子所挑选的结婚对象居然是十三姨，黄飞鸿的父亲大受惊吓，完全傻住。然后，一个人喃喃自语了以下台词：“（我儿子）要娶十三姨？那飞鸿不就成我的襟弟（干妹夫）吗？那族谱就会弄糊涂了。”

所谓“族谱”（后述），就是记载父系亲族的历史之物。亲族称谓的混乱，就是意谓着亲属关系的混乱。亲属关系若是混乱了的话，在族谱记载上，是很难蒙骗得过去的。黄飞鸿父亲内心的纠葛烦恼，正是儿子与族谱所象征的传统中国间的冲突。在这系列电影的最后，从父亲对十三姨的称谓，我们可以得知黄飞鸿父亲的最终决定，至于这个结局到底是什么，我想就由各位读者自行去观赏电影确认吧。

结拜兄弟关系的动摇

在众多亲族环绕的环境中长大的汉人，遵守亲属称谓早已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若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与称呼方式有所落差的话，常常会造成汉人莫大的烦恼。脱离亲族出外生活的汉人，往往会借由与人结拜兄弟来找寻自己的立身之处。描写香港黑社会底层年轻人生活的《古惑仔》系列电影作品，便是以香港政府为了解决贫困问题所修建的集合式住宅作为片头的场景。一九五六年石霞尾发生大火，香港政府为了安顿大批贫民，大规模地建造了迁置区。由于战后人口繁衍快速，数以万计的家庭，便被塞挤在狭窄的空间中。因此家人间的争吵屡见不鲜，在亲属关系淡薄的环境下成长的青年，为了寻求与人的链接，很多便会选择加入黑社会。

电影的情节主要是在说，几个互相结拜为兄弟的年轻人，一起加入了名为“洪兴社”的黑帮组织后，在这个组织中爬升的故事。这群结拜兄弟中，陈浩南排行老大，然后是赵山河（绰号山鸡）、个性冲动的梁二、冷静的包达明（绰号巢皮）及其胞弟包达二（绰号包皮）。在电影的第一集，包达明中了敌人圈套而惨死，陈浩南与山鸡闹翻，山鸡避走台湾。而在第二集，山鸡带回了一个与死去的巢皮极为相似的新人蕉皮加入小帮派，代替包皮的角色地位。然后故事进行到了第三集，电影中有一幕是打算重新加入洪兴社的山鸡，与洪兴社龙头蒋天生对话的场景；在陈浩南的催促下，山鸡向蒋天生说出了想要重返洪兴社的意愿，然后蒋天生接受了军师的意见表示，为了维护洪兴社的秩序，山鸡得用新人的身分重新加入。接着，蒋天生把列于组织末位的蕉皮叫了出来。

新人的地位，比起在洪兴社里位阶最小的蕉皮，还要更为低下。山鸡在众目睽睽之下，必须向蕉皮打声招呼。这对于帮派团体来说是一件改变排序的大事情。山鸡一开始先是喊尴尬地喊了一声“大哥”，然后被陈浩南要求“认真一点”之后，又喊了“蕉哥”，最后，蒋天生要他喊“大声点”，山鸡因此喊了“蕉爷”。

在一旁看着这一切的包皮，被坐在旁边的人问说“你在干什么啊”，包皮便将他的疑惑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我正在算啊，那我的辈分是什么？”这个时候，从包皮嘴中脱口而出的“辈分”一词，是一种从之前提到过的“世辈”一词中经过因数分解、萃取出来的概念，也是一个在探究中国人（汉族）历史意识时的关键字。电影中，包皮所烦恼的是，原本是自己大哥的山鸡，却尊称自己的小弟“哥”、“爷”因此，山鸡的地位到底是尊于自己还是卑于自己，规范着包皮行动上的尊卑排列秩序，不得不随之产生变动。

蕴含深意的时间

决定宗族尊卑的原理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选修中文当作第二外语，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后不久的时期，在日本展开的中国论，常常是不够客观、夸大其词的。正当我在摸索该如何正确地解读未经修饰的中国时，碰巧读到了竹内实氏所着的《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2]那时的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之感，让我印象深刻至今。在这本书中，记载着如下的逸闻：

B：应该是孔祥熙（中华民国时期的财政家）到山西省的时候吧，曾经有过一段小故事，就是孔祥熙与另外一位也是姓孔的人，在宴会中巧遇同席。互报姓名之后，孔祥熙马上起身，让出主宾的座位，换到那个人的下方去。

A：唔……。

B：孔家人为孔子的后代子孙，因此取名字的规矩特别繁琐。怎么个繁琐法呢，就是取名字的时候需要使用可以区别“辈分（世代）”的文本，孔子的后裔从第六十六代一直到的八十五代，共有二十代，因此决定了二十个字。……（中略）……

由于孔祥熙相当于第七十五代，因此他的名字中使用了代表他那一辈（世代）的“祥”字。而孔祥熙之所以会让座，应该就是因为他遇到的那个人乃山西省出身，且名字又比“祥”字辈来得高的缘故。

为什么汉族社会中会出现这样子的风俗习惯呢，这个疑惑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后来也成为了我钻研汉族亲属关系的研究动机之一。在日语汉字中，“世代”一词，大多是指一群出生在差不多年代的人。不过，竹内实在这里所介绍的“世代”并非此意，而是日语中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也就是中文中的“世辈”。

我们只要观察一下汉人的亲属关系，很容易就会发现父系原则在汉族社会中的优位性。换句话说，两个陌生人在相遇的时后，会各自回溯、确认双方父亲、祖父、曾祖父等父系族谱，若是发现了任何一位共通的父方祖先的话，就会视对方为同族之人，彼此间的称呼及交往方式也会有所变化。像这样子以父方的共通亲属为思考中心所形成的集团，在中国称之为“宗族”。一般来说，在说明宗族的时后，往往都会以共通的祖先为起点，但为了要掌握住时而扩大，时而缩小的宗族动态，因此活在现代的人们，必须要以祖先为根据来缔结关系。

当双方已经确定拥有共通的祖先时，就会从这个共通的祖先开始往下推算儿子的世辈、孙子的世辈、曾孙的世辈，一个一个地确认到底是属于哪一个辈分。最后，弄清楚了彼此的世辈关系后，世辈较接近共通祖先者为“尊”，而离共通祖先的关系较远者为“卑”。彼此间的称呼方式便是依循着这个尊卑关系而定，比方说，对于比自己长一个世辈的人，就是与自己父亲属于同一个世辈的人，必须视之如父亲的兄弟（伯叔）以礼相待。而像是在亲族聚会的宴席上，自然就必须要礼让上位给辈分较尊者。若两个人属于同一个世代的话，则依照年纪顺序决定串行，这种情况下，上位者称为“长”，下位者称为“幼”。

以世辈为基础模型所形成的秩序规矩称为“辈分”，汉族社会为了明示这个规矩，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其中一项，就是将各个世辈的名字，也就是在命名的时后会使用的文本给确定下来，此即为所谓的“字辈”。因此，如果名字是两个字的情况，第一个字便要使用代表各世辈的用字，若是单名的情况，则必须使用共同的部首。

例如孔姓家族，由于共通的祖先是儒家思想的创始者——孔子，而儒家思想又是维持整个中国国家体系的理念，因此国家权力便介入了其中，决定孔家的名字用字，比如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便制定了十个字，崇祯皇帝也制定了十个字，清朝的乾隆皇帝也制定了十个字给孔家替子孙命名时使用。到了民国时期，孔子的第七十六代子孙则是自行制定了二十个字，然后取得了北京政府的核准，而政府也将这二十个名字用字昭告各省县，让所有人知悉。第五十六代到第一百零五代的字辈分别为：

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为了要方便记忆，因此采用了像是诗的形式。孔祥熙的字辈“祥”，在第四句的最后一字。

“字辈”这个制度，在宋代的时候开始流行，被许多宗族采用。而在韩国，利用这种方式命名的情况也很常见。然而，一九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期间的中国，认为利用字辈进行命名的行为乃是封建制度下的产物，因此对此进行批判并且废止，人民因此多改采用像是“红”、“军”等与革命相关的文本，或是像是“大庆”这样、纪念发现大庆油田的文本来当作命名的素材。不过，到了八〇年代后半，过往的以字辈命名的传统，似乎有慢慢复活的迹象。

族谱 图为早期印制的徐氏宗谱，收藏于浙江安东源村的木活字印刷展示馆。

“同宗不婚”的禁忌

族谱，乃是维持辈分制度的另外一项道具。在族谱中，会以共通的祖先为起点，然后依照世辈的顺序，详细记载子子孙孙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死亡年月日，若是有特别功绩成就的子孙，还会另有传记。此外，也会附上同族共有资产的列表，因此在研究中国史的时候，除了家族关系或是人口动态以外，族谱对于土地买卖的实况调查而言，也被视为极为重要的史料。虽然说也有“世谱”一词，不过在中国，大多仍将之称为“家谱”。至于样式，则有手写版、刻版等，非常多样化。而我手中所拥有的族谱当中，还可以发现有的刻印着号码，也就是说哪个号码的族谱应该由谁保管，都是有详细纪录的。因此，图书馆中收藏的族谱是从哪个子孙家所流出的，只要一对照号码，应该可以很容易地查出。

族谱对于宗族来说，是将族内秩序由无形转化为有形的一个极为重要之物。目前，不只是在中国或是台湾，在日本或是美国等地的图书馆，也都能够阅览到中国的族谱。另外，源自于美国的摩门教，将调查清楚全人类的系谱视为其宗教使命，因此摩门教利用微缩胶片的技术，广搜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族谱、家谱进行复制，并将这些复本保存于盐湖城市的地下。

辈分是规范同族人之间，彼此串行关系的原则。若拥有共通的父方祖先，则互为“同宗”。如果同宗的男女结婚的话，辈分秩序便会被打乱。比如说，自己的女儿若是与相当于自己的叔叔的男性结婚的话，会演变出怎样的情况呢？对于这位男性，如果从共通祖先的观点来看，必须视其为自己的叔叔，但他却又是自己女儿的夫婿，因此自己又必须以岳父的姿态待之，这便是辈分上的混乱。

依照汉族的传统的话，是不允许这样的混乱发生的，因此汉人不会认可同族内的婚姻行为，这便是所谓的“同宗不婚”之禁忌。在华南地区，这个同宗不婚的原则更有被扩大解释的倾向；同样姓氏的人，无法确定是否拥有共通的祖先，万一彼此间存有共通祖先的话，那该如何是好呢？在这样的疑虑之下，更进一步地产生了“同姓不婚”的禁忌。另外，在香港，甚至还曾经发生只因“黄”姓与“王”姓的发音接近，婚姻便不被家族允许的案例。反过来说，借由立下互不通婚的规矩，两个同族团体便有可能维持准亲族般的合作关系。

辈分混乱会引起本能上的不悦

辈分原本是链接父系亲属彼此之间的串行关系原则，不过后来也扩及到了外部的人际关系上。我们可以从前一节所举的电影情节的对话中，看出一些端倪。在《黄飞鸿》系列电影中出现的辈分问题，就是延伸到姻亲关系的一个例子。黄飞鸿与十三姨彼此间，事实上并未拥有共通的父系祖先。不过，由于黄飞鸿的母亲与十三姨乃属同族，因此就辈分来看，便产生了上下关系，即使黄飞鸿与十三姨世代相同，但黄飞鸿仍必须将十三姨视为长辈对待。

因为姻亲关系所产生之严密的辈分秩序扩展到近邻宗族的事例，可以举山东省为例，若属于不同宗族的男女进行通婚的话，原则上会将他们的辈分并齐。例如在山东省历城县的一个叫做冷水沟的村庄，便将如此的辈分关系称作“街坊屌辈”。“街坊”指的是近邻，“屌”的话，直译的话为阴茎之意，这里指的则是“毫无意义”的意思。[3]

若由历史的视角来思考，为何近邻间的往来也会被辈分关系紧紧束缚，会发现此乃由于同乡里中的复数家族，其实大多是在同一时期迁移过来的。同乡好友间，在经过了数次通婚关系之后，家族间的世代关系原则上会被逐渐拉齐。上述山东省的案例，主要是在明朝初期，政府将大量的山西省居民，迁移到了元朝末年因为战乱而荒废的华北地区的原故。因为政策移民而在同一时期迁入的各个家族，在历经无数次的通婚后，世辈关系便逐渐趋于一体。

徐克电影中的设置，事实上是建构在很微妙的平衡关系上，黄飞鸿与十三姨的恋情，在电影中被描绘成了一种传统中国的桎梏。但其实“同宗不婚”的原则，才是最真正的根本传统。不过，若是将黄飞鸿的心上人设置成了同宗女性的话，恐怕会引起香港观众生理上的不舒服，如此一来，这部电影应该就无法如此卖座了。在汉族社会中，其实对于将辈分关系带入姻亲或近邻之间的事情，大多数人也是感到很“屌”（无意义）的。换句话说，徐克借由将故事情节设置在汉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让观众可以与主角黄飞鸿产生共鸣。

宗族内之辈分概念扩展到宗族外之社会上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古惑仔》的系列电影了。黑社会中互相结拜为兄弟的朋友之间，便存在着辈分关系。山鸡对于蕉皮的称呼，从“斜上方”的“哥”，升级成了“正上方”的“爷”，如此一来，对于自幼即视山鸡为长兄的包皮来说，之后是要将山鸡当作比自己尊长的前辈，还是比自己卑幼的晚辈，换句话说，让包皮感到烦恼的是，今后自己与山鸡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属于同世辈间的长幼之别，还是不同世辈间的尊卑之别的问题。

赋予亲族关系间的秩序，调整义兄弟间的上下尊卑，就是所谓的辈分，这是日本所没有的观念。我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件有点久远的事情，过去我曾被一位中国留学生询问过以下的问题，那位学生的研究主题是将卢梭的思想引进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但有一件事情一直让她感到不解；一八七四年出生于土佐的一位“足轻”（武士阶级）之家的中江兆民，在他十四岁那年，由于父亲过世，继承家业，而同时，他也成为了祖父的养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变成祖父的养子的话，那他的世代不也就跟着提升了一级，变成与他的父亲同辈了吗？这样辈分关系不会变得乱七八糟吗？这便是那位留学生感到疑惑不解的地方。

我告诉她，日本并没有辈分的观念，并作了一番说明。不过，那位留学生仍是一副难以接受的表情。在她的心中，中江兆民是一位将民主主义引入日本的值得尊敬的思想家。但若以汉人的角度观之，却会觉得中江兆民的来历有些与礼俗相违之感，这让她感到意外与冲击。在中国，虽然在家族内收养子的情况并非少见之事，但在养子人选方面，通常原则上是会以与自己的孩子同辈为人选对象。

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会以训读的方式直接读中国的古典作品，并且吸收其中的文化与思想，并内化成自己之物。但是，不管这些日本人怎样地精读《论语》或是《孟子》，却都没有学习到其中最根本的观念。在面对辈分规矩被打乱的时候，倘若无法本能地产生厌恶排斥之感的话，那么日本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学习到中国教养的精髓的。

避谈过去历史，诉说着神话的藏族

虽然说我们一般都会认为中国极为重视与强调辈分，但我第一次真正强烈地意识到汉族是借由诉说祖先之事来创造历史的这个现象，却是在青海省进行藏族部落调查的时候。

在那次的藏族部落调查计划中，我所负责的是历史领域。不过，不管我如何询问藏族村民有关过去所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去都无法得到明确具体的回答。若是在汉族的部落，针对我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村民们八成会七嘴八舌地提供我各式各样经由口耳相传而来的传说。但是在藏族部落，得到的却总是“我不知道”、“我不清楚”等回应。就算他们提到了一些关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只要我再继续追问是发生于何时的事情的话，仍旧一律得不到确切的答案。而这些与部落相关的事情，却常常都与神牵上关系，最后以神话的形式存在村民们的记忆之中。

正当我为了无法获得预期成果而感到焦躁不安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这之间存在着一个禁忌现象。我在进行调查作业的时候，是透过一位学习藏族医学的藏人研究生帮我口译的。忘记是在讨论什么内容的时候，突然谈到了他的祖母，这位学生回想着表示，在他长大懂事之前他的祖母就已经过世了，而一直到了最近，他才知道自己祖母的名字，而且还是在碰巧的机会下得知的；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访客，这位研究生的父亲在听到了这位访客报上自己姓名的时候，说了一句：“啊！妳的名字与我母亲的一样”，这位负责帮我翻译的学生是在这样不经意的谈话中，才间接得知祖母的姓名。

在藏语文化圈中，有一个叫作安多的地区，该地有一项禁忌，就是不能提到死去亲人的姓名。另外，像是我上次去拜访某户人家的时候，带着前年前往调查时与该家族一同拍摄的大合照相片当作礼物过去，但照片中其中一位笑容满面的老人在一年之前已经过世了，因此那户人家便拒绝了我所赠与的照片礼物，这是为了避免将来在看照片的时候，不小心谈论到故人的相关话题之故。

在不能谈论到祖先姓名的西藏安多地区的社会中，并不会使用历史的手段来交代过去，而是习惯借由神话的形式来传承。过往的事情不会被定位于漫长的时间轴当中。原本必须要透过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互相链接才有办法成立的社会关系，改由与神明的关系来传承。在安多地区，每年都会在固定的时间举行各式各样的仪式，使得这些关系得到确认或是重生。就文化人类学来看，这或许只是一种稀松平常的人类行为类型，不过对于已经习惯汉族那种极度重视过去的村落社会文化的我来说，却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重大发现。

借由参加仪式传承过去的记忆 图为藏族热贡六月会的祭祀表演活动。

对于汉族来说，历史并非与现在完全切割开来的故事，而是夹杂在日常生活的对话当中，为了建构彼此互助的人际关系，以及为了从过去找到与他人共通的祖先，每个人都曾拥有与自己父亲或祖父一同回溯家族过往时光、编织属于自己的历史之经验。透过这样的仪式，“过往”便因此富含深意，“历史”也成为了一种拥有生命的故事。

有倾斜感的空间

宴会席次也会自然地井然有序

二十年前，我在春节即将到来的前夕，一个人到了山东省旅行。春节，也就是农历（旧历）的新年，乃中国在一年中最为盛大的节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在这个时候返回乡里，与家人、亲戚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我那个时候正在南京大学当留学生，而除夕夜的时候，我人刚好停留在位于山东半岛一个叫作淄博的城镇。或许是因为只有我一个外国人的关系吧，这个城镇的地方政府官员，亲自到了我下榻的旅馆房间，邀请我，问我想不想要参加在旅馆食堂举办的除夕宴会。同餐桌的都是地方政府的官员，而我则被当作客人，安排坐在上座。

土墙围绕的华北村庄 图为山东省淄博市蒲家庄的平康门。

事实上，我是带着某个企图才来出席这个宴会的；因为白天的时候，我刚刚造访过清代传奇小说《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所出生的村庄——蒲家庄，那是一个被土壁环绕着的村庄，极为特别，因此我深受吸引，很想要去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一番。因此打算趁着与城镇官员同席餐宴的时候，伺机而动，提出自己的希求，看能否获得他们的参访允许。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刚要进入改革开放路线的初期阶段，除非得到事前的许可，否则外国人要在村庄里滞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简而言之，事前取得官员的许可，是一项绝对必要的手续。

中国的宴会，始于礼，也终于礼。座位席次乃按照同桌用餐者的串行关系来决定，劝酒也同样有着一定的顺序规则。在日本，对于酒后失态的行为较为宽容，不过在汉族社会的话，即便于觥筹交错之际，也不允许失礼的行为发生。遇到被人干杯敬酒的时候，如同“干杯”字面上所示，是必须要将杯中物一仰而尽的，喝完之后若还能继续维持礼节的话，同座之人就会竖起大拇指，大赞海量，表达对这位饮酒者的敬意。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小留学生，因此我所能够做的，便是以一挡七（位官员），将不断饮尽酒杯里倒满酒精浓度高达六十度的白酒，然后继续保持着礼仪，借此赢得大家的敬重。

岔开话题一下，我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中国出席了一个宴会，席中有一位仁兄，喝得醉醺醺地，然后像日本酒宴上出现的“无礼讲”[4]一样，开始口无遮拦地大声讲话。我那位友人当时心想，原来中国人当中也有如此率直之辈，然后便开心地继续喝酒。不过酒宴结束后，在回家的途中，一位刚好同路的人却跟我的这位友人抱怨：“刚刚那个喝多的是蒙古人，实在是一个无礼之徒”，那位友人听了之后，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般，酒意瞬间全消。由此可见，就算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也会因为所属民族不同，有着大不同的饮酒文化。

言归正传，正当宴会要结束的时候，我向官员们提出了我想要到村落里进行调查的请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欣赏我在酒席上的豪饮之姿，县长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而且，还在春节这样重要的假期中，替我安排了一位地方文化局的员工当我的口译，随我同行。最后，我从宴席中返回自己房间的时候，可说是一路跌跌撞撞，看到走廊的天花板时，更是感到一阵天摇地动，这些记忆至今仍旧历历在目。

在大学时期开始学习历史的我，就是从这段留学期间起，一边看着别人的动作，一边开始有样学样地进行田野调查的作业。许多在地调查的方法及在田野调查的现场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都是同一个时期人在山东大学留学的中生胜美教我的。因此，那天喝得烂醉如泥的我，马上打了电话给在山东大学的中生胜美，告诉他这个获得调查许可的大好消息。隔天，中生教授跑来与还在饱受宿醉之苦的我会合，并且揶揄取笑说我前一天晚上讲电话时，一直不停地重复讲着同样的事情。

中国人常常会利用春节时期来举办婚礼，这是因为到异乡工作或求学的亲戚家人，都会在这个时节返乡，因此办喜事会较为轻松的缘故。中生胜美所拜访的村庄正好就在举办结婚典礼，而我们也都受邀出席。

在农村举办的宴席中，多会使用一种被称作“八仙桌”的桌子。所谓的八仙桌指的是正方形的木制桌子，一边分别可坐两个人，因为总共可坐满八个人，所以中国人将这样的桌子取了一个吉利的名称。所谓的八仙，指的就是像是日本七福神[5]一样的八位仙人。被招待出席婚宴的村人们，献上礼金之后，便会前往摆放着料理的八仙桌就座。

八仙桌的席次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中生胜美在我耳边说着，你快看，他们看起来虽然好像是在互相谦虚让位，不过席次座位其实早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了，他们一面互相让座，一面在心里评估着自己大概坐在哪个位子会比较合适。等到最后全部的人都就定位后，仔细一比对，确实就是按照辈分尊卑入座的。

宴席中的礼节 在蒲家庄的婚宴上举杯一饮而尽的中生胜美（左）。

原来如此！虽然开始的时候整个会场都乱哄哄地，到处都是互相推让着席位的声音，但若是同宗族的人合坐一桌的时候，还是会依照辈分高低，规规矩矩地决定好座序。我们穿梭会场四处观察，发现以宾客身分出席的官员正在与人互相推让着座位。这时候我脑子里想着中生刚刚告诉我的事情，然后计算着官员最后应该会坐在哪个位子上才对，结果与我推测的答案不谋而合。每个人都会暗自与邻座之人一对一地互相确认辈分、地位的高低，然后低级的人会让高端的人坐到上座，如此行为重复进行过几次之后，整个席次自然而然就会按照高低尊卑排列完成了。

“君子面南”和具有方位意识的街景

将两样东西并列，比较出哪个为“高”，并借此决定人际关系，我曾经将这样的特色称为是一种“形容词的社会关系”。这是相对于日本的“名词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概念。举例来说，在传统的日本社会中，老式建筑中会出现的和式围炉（“囲炉里＝Irori”），从玄关（“土间＝Doma”）往屋内观之，正面铺着座垫的位子称作“横座”（Yokoza），右手边的位子称为“嬶座”（Kakaza），左侧则称为“客座”（Kyakuza），这三个座位，分别被设置为一家之主（横座）、主妇（嬶座）、客人（客座）的座位。由于主妇的这个角色被称作“嬶”（Kaka），因此便将这个名词直接套用于座席名称上。如同上述例子，日本习惯利用名词来固定化人际关系的，换句话说，关于具有社会活动运作方式性质的词汇，日本人会利用名词来作表示，因此，我将日本社会的性质定义成“名词性质”的。[6]

中国的席次，面对房屋出入口的位子乃为尊位。我与中生胜美共同获邀出席的婚宴，就是在位于农家正中心的建筑物中举行的。正堂乃是配合著南北轴所搭盖而成的建筑物，入口则是设于南侧。上座位于八仙桌的北侧。由于我们是从外国来的客人，因此被安排坐在、仅次于中生氏的次席的我，突然想到“君子面南”这句话，想说我们两个人该不会就是正面对着南方吧。

“君子面南”这句话出自于中国的古典书籍，在日本也常常会被引用（君子南面す）。不过，对于这句话，两个国家却似乎有着不同的认知解读。《易经》中的其中一节“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正是日本年号“明治”的出处，而这句话应该也是“君子面南”的语源所在。居住在中国，特别是华北平原地区的汉人的房屋，只要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大多数的房子都是属于背靠北方，正朝南方的建筑，这便是中文所谓的“坐北朝南”的房屋配置。在太阳都是往南边缓缓上升的北回归线以北地区，“坐北朝南”的房子可说是将日光引进屋内的最理想型态。因此单纯就自然环境的观点来看，应该就能够合理解释这个现象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当年我在飞往中国留学的时候，从飞机往下所见到的景色，一直让我印象极为深刻。散落于成田新东京国际机场周边的每户农家，是分别面向着不同方位的，相较之下，位于上海周边的农家，所呈现出来的，则是整整齐齐地依照东西南北之方位并排着，在夕阳斜照之下，一栋栋的房屋似乎像是在演奏着某种节奏般。在日本，虽然也有房屋要正面向南的意识，不过却不如中国般地严谨。蒲家庄的房屋整齐地依照东西南北方位并排的景色，使得街道看起来就像是棋盘的格子一样。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也就是家人聚会时使用的方型餐桌配合方形房屋进行摆设，而摆设着方形桌子的房屋则参照东西南北的方位建造，而依照方位建造的房屋并排着形成街道与村庄，再与大自然的整体方位互相呼应、延伸，一直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想见，对于大自然与方位的感觉会变得很敏锐。因此若是方位稍有不对的话，人们就会立刻感得不对劲。中国的都市，以唐朝的首都西安、元朝之后历代王朝的首都北京为首，都拥有像是棋盘格子般的街道。虽然可以将这样的现象视为一种都市计划，不过若是具有方位意识的人们群居于一处，就算是没有刻意地去制定具有整体感的都市计划，我想如同上述般的整齐空间，还是非常有可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在带有高低意识的空间中行礼如仪

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论述被赋予特殊意涵的“场所”的时候，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父母如果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就常常给孩童像是“把桌子东侧的椅子移往南边”等指令，训练孩童辨识东西南北方位的话，这个孩童长大之后，即使没有特别的线索，仍旧会有办法察知出正确的方位。[7]虽然说这个例子并非发生于中国的案例，但一般认为出身天津的段义孚，脑中所浮现的应该就是中国方位与各场所间的特殊关系。

说得抽象一点的话，就如同段义孚所介绍的少年一样，对于生活在经常需要辨别方位所在的汉人而言，“空间”本身就像是一种方解石，这是一种已结晶化之物；在汉族的世界观里，天空是圆形的，而大地则被认为是方形的。这与古希腊人的认知恰好相反，因为在古希腊人的脑海中，大地是圆盘状的。至于为何会出现像是这样的认知差异，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的现象找出解释；希腊的地理位置紧紧邻靠着地中海，因此希腊人的世界观是在凝望着圆形水平线的同时逐渐形成，相对于此，古代中国人是较少有机会见到大海。不过，汉族根深蒂固的方形大地观，若只凭借上述经验说是无法说明清楚的。若是我们可以理解，在汉人的感觉能力中，具有自动将空间转化为方解石的机制能力的话，那么对于为什么汉人会坚信“大地一定要是方形的”的现象，就会变得较容易理解了。方解石的边缘，通常都被切割成直角形状，因此，对于汉族的结晶化空间观而言，其边缘也被认知为直角形状。

解读结晶化空间的纹理，然后将此条理套用于自身言行上，被视为一种儒家的修练。南宋时期所出现的《朱子家礼》便是一部被赋予了此种思想的礼仪书。在这本《朱子家礼》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叙述：

冠礼。……宾至，主人迎入升堂。宾自择其子弟亲戚习礼者为赞。冠者俱盛服至门外，东向立。赞者在右，少退。傧者入告主人，主人出门左，西向再拜宾答拜；主人揖赞者，赞者报揖主人，遂揖而行。宾赞从之入门，分庭而行，揖让而至阶，又揖让而升。主人由阼阶，先升，少东，西向。宾由西阶继升，少西，东向。赞者盥、帨，由西阶升，立于房中，西向。……

《朱子家礼》中，利用方位与阶梯的高低来表现冠婚葬祭的各项礼仪活动。而举行礼仪活动的祠堂，也是配合方位角度所建造之物。

根据礼仪的意涵，空间的高低与方位也都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含意。人们便在这些拥有各种不同象征含意的空间中，学习着该如何行礼如仪，例如上位者要背靠北方，面南而坐等礼仪秩序。这些学习了礼仪秩序的人们，便会依据行礼时所需的空间方位来建盖房屋。如此被赋予了含意的空间便会“结晶化”，整间屋子化身成了一部教科书，人们用自己的身体在其中进行阅读与学习。

举例来说明的话，结晶化空间是一种高低倾斜的概念。在现在的席次认知中，北之西为最尊，接着依序为北之东、西、东、南之西、南之东。如果从坐北面南的角度观之的话，就会变成右手方为西边，左手方为东边。

古代习惯用来祭祀祖先的宗庙中的祖先牌位，摆放方式也有一定规矩。最早的共同祖先为“太祖”，置于最中央，然后第二世辈、第四世辈……偶数世辈的祖先称为“昭”，置于面向牌桌的左方，而第三世辈、第五世辈……奇数世辈的祖先则称为“穆”，置于面向牌桌的右方。若改从祖先牌位的角度向外看的话，左右就会相反，也就是说第二世辈的祖先会变成在太祖的右手方，假设这间宗庙是有配合方位来搭建的话，第二世辈是被置于西侧的。

行冠礼图 引自《蓝氏续修族谱》。

在倾斜的空间之中，各场所互相交叠，人们便穿梭在这些不同的场所中实践着礼仪。汉人便在这样的日常生活环境中，一面互相打着招呼，一面学习人与人之间的串行关系。透过礼仪的交互，熟知空间中的倾斜关系。

追溯历史的巡礼

家族史中曾有位担任宋代高官的祖先

我在一九九八年四月时，曾到过浙江省义乌市，一个叫作崇山的村庄，进行田野调查。这次的调查，让我实际体验到在汉人的社会里，为了要实践以辈分作为基础的礼节规矩，必须要记得祖先的事迹，而祖先的事迹并非只有记载于族谱的文本当中，同时也被留存于村庄的各个空间之中。

现在的义乌以日常生活用品的大宗生产地闻名全球。而我进行访问的期间，恰好遇上了庆祝义乌与新疆乌鲁木齐直达铁路的通车纪念仪式。在义乌生产完成的杂货或是衣物等，都会先被运送到乌鲁木齐后才装积到卡车，经由俄罗斯销往东欧地区。饭店的员工告诉我，在刚开始举办中国进出口交易会的时期，有许多俄罗斯人都会造访义乌。义乌的每个村庄，因生产着销往世界各地的小商品，因此洋溢着一股特别的活力。而我所调查的崇山村，在一九四二年时，还发生过因为日军开发鼠疫细菌武器，造成许多村民死亡的事件。再加上由于当时驻扎于义乌的日军害怕疾病会在军队中蔓延开来，因此烧毁了许多房屋。只要在这个村庄中待上一阵子，就不难发现许多房屋的样貌早已斑驳毁坏。

居住在崇山村的村民，绝大多数都是属于王姓宗族的人，因此可算是一个典型的单姓村。根据从村民那得到的族谱摘录，这个王姓村庄的祖先，是一位出生于西元九一四年，名叫王彦超的人物。这位人物在五代十国的时候，被任命为节度使，并移居到了会稽，也就是现在的绍兴。到了宋朝的时候，则被改任为中书令，算是个高官。族谱中记载着他的子孙后来为了躲避战乱，因此迁徙到了义乌县这个地方，然后分散居住于义乌县的各处。这位名叫王彦超的祖先，便是他们世辈起源的正宗祖先，也是形成他们辈分秩序的来源根据。

传统的村庄入口 浙江省义乌市的崇山村。照片由作者提供。

从崇山村往东步行约十分钟即可抵达的江湾镇，也就是过去称作曲江的村庄中，曾住了一位名叫“王成七十二”的王彦超后代子孙，他移居到了现在的崇山村，成为了村庄的始祖。根据记录，王成七十二出生于永乐十年（西元一四一二年），卒于成化二十二年（西元一四八六年），因此可以推估出，该村庄乃大约成立于十五世纪中叶左右。

王成七十二共有两个儿子，据村民的传述，这对兄弟长期感情不睦，互相交恶。最后演变成村庄的西南侧是哥哥的地盘，而村庄的东北侧则是弟弟的地盘。这个各据一方的现象，不管是在鼠疫流行的当年，或是到了现在，村民都一直有着强烈的意识。同时他们还把弟弟所在的东北区域称呼为“上半村”，哥哥所在的西南区域称呼为“下半村”。两个区域分别居住着两兄弟各自的后代子孙。随着子孙的不断繁衍，家屋也就愈盖愈密集，在两个区域交界的有些地方，虽然仅仅只隔着肩宽幅度的小路，但两边的村民却仍极少跨界进行交流。

这位最先搬到崇山村定居的村庄共同祖先，叫作“王成七十二”，这个姓名对于日本人来说，或许会感到非常奇妙。我们可将这个姓名拆解成三个部分观之；首先是姓＝“王”，然后是表示字辈的“成”，也就是从始祖开始起算的世辈排行。最后“七十二”这个数字，则是表示在同一个世辈的众多兄弟、堂兄弟间，该位人士乃是排名第七十二位出生的意思。

从共通的祖先，一代一代地往下推算，属于同一个辈分的子孙，都会使用相同的固定文本来取名，因此，即便是远房亲戚初次见面，只要互相报上姓名之后，便可以清楚知道彼此分别是属于哪一个辈分。

崇山村的王姓家族，在村庄成立之前的字辈，如下所示：“……升进佑成应，尚悌相炎奎，巨济模炜载，铨钟茂焕基，晋瑞理贯通……”

开创崇山村的王成七十二，并是位于这个字辈中的第四个字，“成”字辈的子孙。一九四二年面对鼠疫蔓延的族人，主要是属于“钟、茂、焕、基”四个字辈。而我在崇山村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所接触到的村民，则包含了从“茂”字辈到“通”字辈的村民。

什么样的祖先会永存族人记忆中

在我的整个调查过程中，主要的访问对象，都是对于四〇年代的村庄状况仍保有鲜明记忆的高龄者。现在的崇山村中，有一个叫作“老人之家”的场所，是高龄者习惯聚集的地方。老人家从第一线退下之后，大多会聚集于此处聊天打牌。因此进行调查作业的我们，便把握住这个天赐良机，常常跑到老人之家进行访谈。

老人之家 人们在过去曾是祠堂的“老人之家”前练气功，作者摄于崇山村。

我觉得到这个“老人之家”进行访问调查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轻易掌握村民所关心的事情为何。另外，只要一聊到字辈相关的话题，在一旁竖耳倾听的老人们，就会围上来七嘴八舌地插入话题讨论，然后开始说自己是哪个字辈、讨论哪个字辈曾出过如何伟大的祖先等。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有人因为不认同对方的看法，频频想用大声的音量喝住对方的情况。

借由进行字辈相关调查的契机，王姓族人纷纷拿出了收藏于自己家中的族谱，包括了只将自己这一系的祖先截取出来的族谱，或是复写本等各式各样的版本。对照着这许多族谱，大家都沉浸于“啊，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的讨论之中。在一九六〇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政府将族谱视为一种封建制度下的产物，因此下令民众将之烧毁。不过，民众还是会偷偷地将自己祖先的部分剪切来保存，如果将这些散落各处，私自收藏的族谱聚集起来的话，理论上应该就能拼凑出一本原本完整的族谱才是，而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村民们对于祖先的强烈缅怀之意。只不过要在七嘴八舌、像是一群蜜蜂倾巢而出的状况下进行访谈，不扯开嗓子还真是没办法进行，这实在是一件很耗费精力的差事。

人在死后，就会变成祖先。在汉族的社会中，人们都会希望自己死后能被子孙供养、希望祭祀自己的香火能够绵延不断。只不过在现实中，绝大部分的人（祖先），死后经过一段时间，等到记得自己的后代子孙陆陆续续也躺进棺材之后，就会被逐渐淡忘。最后仅勉强地留下姓名于族谱记载的字句当中，然后也没有人会去为他扫墓，没有人会在他的牌位之前上香烧纸钱。最后随着墓碑逐渐凋零，便彻底消失于现世。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祖先是只要有后世子孙活着，就会被半永久的祭祀。例如像是村落的始祖王成七十二，以及上半村与下半村的开山始祖等人，都是即便历经了五百年以上的岁月，依然半留存于后世子孙记忆中的祖先。像这样长久留存于后世记忆中的祖先，崇山村的村民们，称作为“太公”。

要成为太公的条件之一，就是留下了生活根据地给后世子孙。例如王成七十二创立了崇山村这个村庄，为后世子孙确保了生活的根基所在。换句话说，因为王成七十二，所以后世子孙们，才得以继续在这里生活，然后不断进行分家，使得各自的子孙也能够一直有着安居乐业的地方。因此，尔后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会缅怀王成七十二，将他视为所谓的太公，尊敬并且祭祀奉拜他。

另外一个成为太公的方法，就是建造能够让子孙代代居住的大型家屋。建盖大型家屋的人，会受到居住于其中的子孙们的感念，而子孙们为了表达感谢之意，会在家屋中设置牌位来祭拜这位祖先。除此之外，若能留下资产给后世子孙作为共同财产的人，也能够成为太公。

村庄中，有许多被称作“房头”的小团体存在。而将各个房头的人串连起来的就是太公。换句话说，这些祀奉着共同太公的村民们，都会以房头为依据，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密切的交际。另外，只要在村庄中进行访谈，就会听到许多关于太公的传闻。而村民在诉说民间故事的时候，也常会将太公加入其中。事实上，这些传说并不一定是过去实际发生过的史实，但村民会在自己与祖先之间的关系脉络中，叙述着过往的种种事情。

投入庞大资产所建盖的祠堂

穿过满是购物人潮的江湾镇，离开街区后即可踏上缓缓上升的斜坡，接着越过一个小山口，就算是踏入了崇山村了。在这里，可以俯视整个东阳江缓缓流动的样貌。转进小路，继续往前行走数十公尺后，便会进入满是白色墙壁的房屋群中。崇山村在遭受细菌战的攻击前，这些在砖瓦墙上粉刷上白色灰泥，铺上黑色屋瓦的屋子，所呈现出来的，就像是在抗拒外来侵略者般的姿态。

像是崇山村这样的单姓村庄，一个家族的历史，会被原封不动地投射于村庄的样貌上。在村庄的各个角落，都盖有所谓的“祠堂”，分别用来奉祀如开村者王成七十二、创设上半村与下半村的两兄弟等、被称为太公的祖先们。花厅楼就是祭拜王成七十二的祠堂，而中和祠乃是祭拜下半村的始祖（“应”字辈的哥哥），聚奎祠乃祭拜上半村始的始祖（“应”字辈的弟弟）的祠堂。中和祠则是被用来作为村里老人的集会场所，在入口处悬挂着有“老人之家”的招牌。

随着时代的推演，上半村后来又陆续分出了几个小集团，其始祖分别被祭祀于松树厅以及相祠。祭祀这名“尚”字辈祖先的松树厅，于战时被日军烧毁殆尽，因此现在已不复见，不过据说该祠堂乃是使用松材建造，在当时非常壮丽。另一方面，在下半村还有几间祭祀“尚”字辈祖先的祠堂，如仁翁祠、下姜厅、枸树厅等。

造访崇山村的时候，我曾在村庄中闲晃了一阵子。村庄里的道路都是由家屋间的缝隙所构成的，整座村庄就活像是一座迷宫般。道路两侧都是两层楼高的白色墙壁，而道路的宽度则是非常狭窄，有些地方甚至是两个大人必须要肩碰肩才有办法勉强擦身而过。

离开我进行访谈的场所“老人之家”后，沿着村庄的西缘北上，首先会抵达的地方便是祭祀开创崇山村始祖王成七十二的花厅楼，目前里头是有居住人的。花厅楼虽然疏于管理而略显斑驳破烂，不过建筑物所使用的木材极为粗壮，栋梁上也都还留有雕刻的施工，总算是保有了一些身为祠堂所该具有的风貌。

继续沿着房屋间的缝隙前行的话，就会看到被日军烧毁的松树厅的遗址。虽然遗址所在地的部分区域已经另外建有民家，不过大部分仍旧维持着空地广场的状态，据说这个地方过去曾是祭祖时上演戏剧的舞台。

到达上半村的中心后，映入眼帘的是已经呈现崩坏状态的聚奎祠。虽然梁、轩等都极为讲究，但在解放后，却被当作仓库或是养猪圈使用，几乎无人管理维护。

接着到了下半村的仁翁祠，这里也是一个荒废的地方。而再接下来抵达的下姜厅，由于有人居住，因此保存的状态较为良好，石上有一副对联：“世德并崇山积厚 派源来曲水流长”，这是一副歌咏王姓人家居住地，也就是崇山与曲水的对联。

最后抵达的是枸树厅。这个地方也被拿来当作养猪的空间，建筑物的屋顶崩落，梁木也因白蚁蛀蚀而中空。

在过去，这些祠堂都是这群王姓人家的骄傲，虽然现在已有朽坏，但却都仍维持着传统江南式建筑的风格，中庭铺设着讲究的石砖，梁、轩上也都有木雕装饰的加工。目前有幸保存下来爆发鼠疫流行前之建筑风格的祠堂，就是被用来当作“老人之家”的中和祠。只要观察一下梁柱所使用的木材之粗细，就不难想像当初在建盖时，耗费了多少资金。

崇山村祠堂的木雕 祠堂木雕的装饰仍保留了江南式建筑的传统风格。

总计十一户家庭，共三十四人的房屋

居住于同一间屋子内的家庭户，基本上都是房子建盖者的后代子孙。村民建盖房子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要让自己的家人居住，更是为了让往后数代的子孙都能够有个栖身之地。而也因为提供了后世子孙栖身住所，因此建盖房屋者会被视为是值得敬重的“太公”。这些房屋会以中庭为中心，设置许多称为“房”的居室，然后每个儿子都会分配到数间房，到了孙子辈的时候，又会各自从其父亲所拥有的房进行继承分配。如此一代一代往下传，家庭户数也不断增加，到最后会变成一间居室住着一个家庭的情况。

儿孙们与其家人所居住的房间，自古以来便称为房。“房”是由代表房屋入口的“户”，以及代表旁边位置的“方”，两个字所组成，也就是把“房”这个字分解后，就自然能够明白为何要作如此称呼了。

新屋里的居住状况

虽然说大家同居一个屋檐之下，但并不代表子孙们就会一同营生。每个家庭都会各自拥有一个灶，接近用餐时间的时候，家家户户同时开伙，因此处处可见炒菜的油烟从烟囱中不断冒出的景象。虽然小孩子间完全没有世代间的隔阂感，堂和表兄弟姊妹常常都会在一起玩耍，但由于生活空间的狭窄，为数众多的成员被迫挤在同一个区域，因此家庭间常会因为一些琐事，发生龃龉不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间盖在靠近村庄西边外围的新屋里的样貌。

崇山村的地图

这间新房屋是“载”字辈的祖先所建造的房子。由于缺乏族谱等数据的佐证，因此无法明确地确定建盖完成的时间点。不过根据推测，应该是建于一百五十年前左右，也就是清末时期。这位先祖原本是住在位于新屋里北侧、一个叫作“五台”的家屋中。但是由于感到五台的家屋已经过于拥挤，因此这名先祖，便决定要兴建新的家屋，然后将这个新资产留于后世子孙。在这间新建成的新屋里，总共设有二十间房，之后又分别传给了三个儿子。

建盖这个新屋的人物，居住于面向中庭的正中央房间，而位于旁边北侧中央的房间，则用来当作“公堂”，安放祖先的牌位进行奉祀。至于儿子们，则各自与其妻小居住于其他房间。

将这名建盖新屋的人物当作共同祖先奉祀的人，都会在这间家屋中长大，并且形成了一个共同家族集团。换句话说，从这名先祖的儿子辈算起，后世的子子孙孙们，便分别附属于这个共同家族集团，成为了子集团。而这些子集团，也是前面所谈到的“房”。

兴建新屋者的三个儿子，从长男开始算起，分别称为一房、二房、三房。只不过，由于长男的子孙后来断了后，因此在爆发鼠疫的时候，居住于新屋里的只有二房以及三房的人。户数共有十一户，老小合计共三十四人，算是一个“超收．客满”的状态。

上表是鼠疫爆发前夕新屋里的居住状况，位于正中央位置的公堂里，祭祀着兴建新屋的“模”字辈祖先。

战祸发生之前，整个少女时期都在新屋里度过的王景云女士表示，每年一到过年的时候，住在新屋里的人都会在这个祠堂举着与自己直接相关的祖先画像。王景云女士还说，在新年尚未正式到来，也就是太阳尚未升起前，父亲会带着他去和祖先们拜年。因为母亲并非王姓人家的子孙，因此在这个时候会留在家里。首先她们会去花厅楼，祭拜创立村庄的王成七十二。接着会去中和祠，然后是仁翁祠，总共要去五、六个祠堂，祭拜与王景云家族有相关的祖先，最后回到新屋里的公堂，给赐予目前居住空间的祖先上香。

在放置祖先画像的桌子前，会摆着像是糕饼、水果、粽子、馒头、麻糬等物。由于人们认为祖先在死后的世界是能够开伙的，因此没有摆放煮好的肉或其他料理，不过即便如此，整桌仍是非常丰盛。每次拜拜的时候，都会很期待可以吃到馒头夹卤肉。过年的时候穿着新衣，与同住新屋里的小孩子们玩着跳绳，或是踢着绑上鸡毛的铜钱，比赛谁踢的比较久。王景云女士瞇着眼睛，诉说着关于自己少女时期的回忆。

探访公堂与祠堂，找寻自己的出身

村子里的孩子们，在过年或是冬至等时节，都会被带去参拜给予了自己栖身之处的太公，孩子们在这些愉快的过程中，便不知不觉地将自己与太公之间的关系铭记在心。因此探访公堂和祠堂进行参拜巡礼，同时也像是一种追溯自己出身来历的历史之旅。透过这样的巡礼参拜，时间便有了深度，而场所与人们间的连系，更因此变得强烈。

这些像是跑行程般的参拜巡礼，绝大多数都是在自己所居住的村庄中就可以完成的固定行程。不过如此一来，便只能追溯到最先迁移到村庄的祖先＝史迁祖的过去。不过，只要时间及经济上有余裕的话，人们就会去追寻更久远的过去，探访远祖的发祥之地。这便是所谓的“寻根问祖”之旅。虽然说远祖并不一定与自己辈分的起源有所关联，且与自己的关系也常常会有模棱两可之处，不过这并不会影响人们去将历史上与自己同姓的名人当作自己的祖先。

崇山村的王姓家族，将在五代时期担任节度使的王彦超当作自己的远祖。这名叫作王彦超的人物，出身于大名临清（现在的河北省临清），在五代及宋朝时期是一位广为人知的名将，甚至还被记载于在正史《宋史》中，且有专属的传记。相传创建宋朝的赵匡胤，在早期还是一个浪迹江湖的游民的时候，曾经跑去投靠过当时担任复州（现在的湖北省）防御使的王彦超，不过王彦超却只用一〇贯铜钱就打发赵匡胤，并未采用他。对于此事，赵匡胤一直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后来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在宴席上质问王彦超：“王卿家当日不收留我，为何？”，王彦超马上避席跪倒，说：“当日臣不过一防御使耳，一勺浅水岂能容纳神龙耶！假使当日陛下留滞于小郡，安有今日哉！”，表示当时的情事乃上天之意。赵匡胤听了王彦超的急智回答后，哈哈大笑，便不再计较前嫌。后来，王彦超在晚年的时候，移居到了浙江。

义乌的王氏人家，将这段逸事中的主角王彦超认作自己的祖先，于一九九〇年的时候，在塔山乡石壁的将军殿中建造了一个他的塑像，并且雕刻碑文留念。透过这些行为，王氏家族的人们便将自己的来历与王朝的历史拉有了链接。

追溯祖先的历史巡礼，其实还不只是这样而已。王姓在汉人社会中，乃第二大姓。在中国国内共有九千六百三十三万人姓王，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七点四，在国外，也有许多姓王的人散居世界各地。而这些姓王的人认为自己的起源地，乃是在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与瑯琊（山东省诸城县周边）。太原王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东周灵王的太子晋，因为直言进谏而被贬为庶人，不过，由于其过去王室的出身，世人便仍称之为王，之后便演变成了姓氏。至于瑯琊的话，则是以王羲之（东晋书法家）的家乡闻名于世。像是太原与瑯琊这种地名，就是所谓的“郡望”。

探访祖先根源的观光导览

我从就读研究所时，开始把族谱拿来当作史料进行研读，曾得到一本名叫《京兆归氏世谱》的族谱。我翻了一下放在阅览室里的汉和辞典，查找“京兆”一词，发现那是位于现在西安、设置于魏晋南北朝时候的郡名。当时我就想说这一定是住在陕西省西安的归姓人家所编纂的族谱。不过，当我看过实际的内容过后才发现，这家族原来是居于江苏省的常熟！

为此，我便重新调查了一下，后来发现这些记载同宗同族的历史、按照世辈顺序将祖先一位一位记录下来的族谱所使用的标题，有很多都会冠上与该家族居住的区域完全不相干的土地名称，这便是“郡望”。总之，这本归氏世谱所使用的“京兆”便是所谓的郡望。

为了解释郡望一词，必须要稍微复习一下历史。首先希望读者翻读本系列第五卷《中华的崩溃与扩大》。在西元三世纪到六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贵族社会可说是极为多彩缤纷。而支撑这个贵族社会的，则是曹魏于西元二二〇年开始实施的官吏任用制度——九品官人法。

这套制度将官员按照等级高低排列，从最高级的一品官一直排到九品官。另外，在每个地方行政区（郡），都会设置中正官。郡向政府荐举作为官员的人才，都会经过中正官的评鉴分为一品到九品，然后该员的官位便会依此决定。对于人才的评鉴称为“乡品”。到了西晋时期，演变成了在郡上面的州另外设置大中正一职，进行人才评鉴。如此一来，掌握每个人的人品性格便变得困难，因此乡品的评鉴基准，就逐渐从“重视人物”转变成“重视家世”。这个制度也助长了政府官职多由地方大族独占的风气，导致派阀贵族之新社会阶层的产生。随着时代的变迁，郡的名称与当地名门氏族的姓逐渐被结合在了一起，这便是郡望，意思就是家族起源的知名先祖居住地的名称。

当然，同姓的宗族分散居住于各地是极为常见的情况。如此一来，就会变成一个姓氏同时拥有许多不同郡望的情形。不过，郡望彼此之间还是会存有一些尊卑高低之别。例如赵姓，共计有天水（现在的甘肃省天水市）、南阳（河南省南阳市）、金城（甘肃省兰州市）、下邳（江苏省徐州市之东）等四个郡望。但其中却以天水的赵氏为最尊，被视为赵氏最优秀的郡望。或许这几个郡望对于《三国演义》的书迷而言，都不是陌生的地名。这些广为人知的郡望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留下来的地名，因此应该不难理解。

至于其他姓氏的最优秀郡望，还有李姓的陇西（甘肃省陇西市），陈姓的颖川（河南省许昌市）等。有不少的姓氏都以京兆这个在汉、隋、唐等长时间被当作帝国首都的地方来作为郡望。除了先前已经提到过的归氏以外，还有韦、史、康、宋、宗、段、浦、皇甫等姓氏家族，都是以京兆作为自己的郡望。

太原对于王氏而言，乃该家族最优秀的郡望。近年来，中国开始兴起了一股旅游热潮。旅客开始变得会安排一些主题观光行程，许多主打“自助旅游”的观光导览书，也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上市。其中有一本书名为《中国姓氏寻根游》的书，就是一本介绍主要姓氏的祖先起源地的旅游手册。根据这本书的介绍，王姓的发源地为太原，抵达太原之后，首先要去东周太子晋的故居参访，然后再到王氏的祖祠参观。祖祠建筑物的名称为晋祠，原本是明朝重臣王琼修建给子孙读书用的书院。后来也被用为祭祀王氏祖先的场所，并且在大殿中央设置了太子晋的塑像。自一九九三年起，每隔一年的九月于此举办宗亲恳亲会，侨居世界各地的王姓华人都会群聚于此。至二〇〇五年为止，已经举办过了七次。

为了寻回祖先

学生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反应

我开始接触中国，应该要追溯自一九八三年九月起的那两年在南京大学留学的期间。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的研究所学生都会选择北京大学或上海复旦大学作为留学的学校，我选择到南京留学的理由，表面上是说方便于接受认识的老师的研究指导，但事实上是另有原因的。

我在前一年的时候，碰巧有机会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进行参观，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当我抵达南京大学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南京大学的留学生宿舍，是一栋建盖于前身金陵大学时期的建筑物。当我站在、被暗灰色砖瓦的留学生宿舍所包围住的中庭里，感受从窗户泄出的橙色光线，心想若能在这栋历史味十足的建筑物里，坐在光线微弱的桌案前的话……我不经沉醉于幻想之中，难以自己。

返回日本后，我马上着手办理留学手续，也同时告知认识的人自己即将要前往南京留学的消息。朋友们听到我的计划的时候，大多数的反应都是担心我去南京的时候不会被丢石头吗？因为在我预计要去留学的前一年，也就是在一九八二年，韩国以及中国，甚至于到后来整个亚洲地区的华人社会都爆发了反日运动，而且还愈演愈烈。这一年，便是爆发所谓教科书问题的时间点。

教科书问题的起因，是日本文部省[8]在审查历史教科书的时候，要求要将日本的战争责任模糊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业界习惯称之为“白表纸本”，也就是审查前的教科书草稿中，原本使用的“侵略”一词，由文部省指导编写者将其改为“进出”一词，当时在媒体上，这个话题可说是被吵得沸沸扬扬。此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文部省也针对被害者人数提供了严格的审查意见。因此我的友人担心我若去南京留学，根本就是自己跳进这个问题漩涡。

我抵达南京的时候，中国政府确实在南京市博物馆中举办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照片海报展，之后政府为了要让民众记得这个被害经验，更是决定要建盖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后来也在我的留学期间中顺利兴建完工。不过，在我留学南京的那两年，我从来没有遇过被中国人当面质问关于南京大屠杀。

虽然南京大学过去曾是中国的五所重点大学之一，不过一九九四年时却掉出了这个顶尖大学排名。大学生们因此开始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会对学校当局施加压力，而学校当局对面对学生所施加的压力，采取的是以强硬态度来处理，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九九四年五月的南京大学，只发生过一些鲜为人知的学生运动。

学生在平常只写着行事历的黑板上，写上了学生运动的行动纲领，有一位日本人留学生看到这块黑板，便拿起相机拍了照。但这个行为却让他被情绪高涨的中国学生围住并责难，此时，突然有人喊说“我的祖父就是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被日本兵杀死的”。这句话像便是引信般，触发了许多人继续喊说自己的祖父母或是叔伯等，也是在战争中为日军所杀，情势可说是一触即发。不过当时的中国学生颇为成熟，并没有让事态扩大演变成批斗日本人的运动，只让这紧张的场面在当下就直接结束。

从这段经验中我所感受到的是，留学生在中国普遍会被视为客人以礼相待，因此在日常生活里个人是不会被追究战争责任的。虽然和人讲话的时候常常会谈到战争的话题，不过大多只会以“亚洲全体人民都是一样的，日本民众也是军国主义下的受害者”，也就是以中国政府的官方见解作结。但我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内心真实的声音绝非是要遗忘过往的被害经验。

不因时间流逝而消失的历史对立问题

在二〇〇三年的西安，因为一件只有日本人留学生才明白的行为，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日学生运动。那个时候，我碰巧有一位学生正在西安留学，因此很担心万一有个什么意外的话要怎么办。经过了这二十几年的岁月后，我觉得中国大学生的本质已改变了。我留学时代的中国大学生，与现今的大学生的不同之处是；一九八〇年代的大学生都是所谓的菁英。虽然说目前中国的大学升学率跟日本相比，仍不能算高。不过由于入学资格已经不再限定于都市居民，因此中国的大学正朝向愈来愈大众化的趋势发展。我想这绝对是其中一项背景因素。而另外一个不同处，则是世代差异。

二十年前的学生们，都是听闻身边的人以第一人称的立场，诉说“自己”在战争中的具体受害状况。也就是说，他们听到的都是祖父母世代的人亲自诉说如何被日本人所伤、亲人是如何被杀等，都是说话者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相较于此，目前这个世代的学生所接触到的，大多不是说话者以第一人称说出来的直接经验，而是透过学校教育或是电视连续剧、电影等媒介得来的、间接体验了解战争的历史。

关于战争的经验，日本人很容易误解一件事情，以为若是透过间接经验得知的话，那么人们的受害者意识自然会被淡化。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反而还会因为这些间接的途径，造成想像的无限上纲，换句话说，如果是亲身经历过的话，是不会超过体验范围过度膨胀，但如果是透过故事形式来传递的话，就不一样了。日本企图将战争责任的问题往后拖延，期待时间久了，等到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死去之后，这些历史上的对立也就会随之获得解决，这个天真的期待可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态只会愈变愈严重。

关于中国，日本人在认知上所犯的另外一个大错误就是误以为中国政府与民众在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方面是一体的。我们常常会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是没有主体性的言论主张。不过，中国政府与中国民众（所谓的老百姓）之间，事实上是存有鸿沟的。

二〇〇四年四月，我在中国待了一年，这是我留学结束后首次在中国的长时间生活。而这一年也是中日关系风起云涌，在政治上互相强烈不信任对方的一年。我透过了互联网观察日本方面的相关报导，发现在日本似乎只要一遇到了什么事情，就会将其描述为中国的威胁。事实上，若是观察中国媒体的报导态度，会很明显地发现中国政府为了不让老百姓的反日情绪表面化，会进行相关控管动作。

亚洲杯足球赛的决赛，日本队有一球进球其实是先手球犯规后才破网而入的，但裁判却没注意到，而因为这一球的误判，让日本队追平了比数，最后甚至还拿下了赛事冠军。我在透过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收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心想，这下不妙了。中国队确定输球，转播镜头拉回摄影棚内，可以看到主播与球评虽然脸部抽搐，不过却没有说出任何一句责骂日本队的发言。球评还向电视机前的观众喊话，说：“像这样因为误判而分出胜负的情况，在足球比赛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身为公家单位的中央电视台，希望能借此冷静民众的情绪。

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两难局面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四日，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结束后所召开的记者会上明白表示，中日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于政治面，而根本问题在于日本是否能够正确处理历史问题。中国政府再次强调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之所以会产生问题，都是来自于日本处理历史问题的立场态度。这段谈话在日本也被报导了。不过，中国政府的这一段发言，虽然看起来是说给日本听，但事实上也有部分动机是想要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因为中国政府时常得面对民众要求处理日本历史问题的压力，若是漠视了老百姓的这项诉求，可能动摇目前的政权。

在日本，一般民众对于周恩来持正面评价。主要是因为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庇护了许多知识分子，避免许多文化资财遭受破坏，与毁誉参半的毛泽东不同。不过，在我二十年前留学中国的时候，却有许多人跟我提过周恩来曾经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个大错误就是在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之际，周恩来表示中国愿意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一事。而就是这件事情，让统治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在面对国内老百姓的时候，陷入了极为两难的局面。

从头到尾全程贯彻运行抗日战争的，只有共产党而已。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当时认为相较于中日战争，应该先根除国内的反对势力。相对于国民党的行为，共产党则是长征华北，持续贯彻与日本作战的立场，而这也正是目前共产党政权正当性的历史根据所在。因此，共产党政权经常向人民提到过去对日抗战的历史，且为了要凸显出共产党军队的英勇，势必也得描述日军的残暴。不过在另一方面，对于实际受到战争伤害的老百姓来说，自己向日本索求赔偿的机会却在中日建交的过程中，硬生生地被政府夺走了。因此若是过度强调日方的残暴面，老百姓的批判矛头，很有可能转向当今政权。这个中国政府所面对的两难局面，我想是日本人必须要思考的一点。

我居留中国的期间，中央电视台正好上映一部名为《记忆的证明》的连续剧，日本也曾有相关报导。报导指出在这部连续剧的拍摄制作过程中，中国的政府机关会一直不断针对影片内容的细节进行检阅，而这通常被解读为是中国政府在搧动民众反日情绪的动作。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比对与原始影片有何差别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臆测罢了。因为事实上，我认为情况或许还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恐怕是删修掉一些，过度强调日本人残暴性的画面才是。

在日本拥有高知名度的中国演员姜文，其所执导的电影《鬼子来了》，由于没有取得中国政府的许可，就擅自参加国际影展播放，因此中国政府禁止该片于国内上映，甚至还因此强制暂停姜文的所有导演活动。不过在中国，还是可以很容易地取得该部电影日文版的盗版DVD。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如此严格处理这部电影呢？实际去观赏这部电影的话，会发现这部电影多是采用形式美学的电影手法描述日军的集体残暴行为，我认为关键就在出在这个地方。这群日本人演员在诠释一些讽刺的桥段时，因为导演的严格要求，带给我们观众的是一种会令人起鸡皮疙瘩的临场感与真实感，这与过去在中国电影中常见到的日本兵，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

一般传统的日本兵形象，就是士官要留上一撮小胡子、总是莫名其妙地在虚张声势、要笑不笑的开枪、张嘴闭嘴都是混蛋王八蛋（bakayaro）、吃饭的时候会喊“meshi、meshi（メシ、メシ）”（中国人的中文发音中没有“me（メ）”的发音，所以中国人常会记成“mishi、mishi（ミシ、ミシ）”，也因此会误以为日本人在吃饭的时候，一定会喊“mishi、mishi”）、军队面对群众的时候总是面无表情地在移动。像上述般定型化的日军形象，已经有点像是与观众之间的默契一样，总是屡屡被搬上大银幕。由姜文主演，囊括多项国际电影奖项、由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中所出现的日本兵，也不脱上述的既定形象。

像是这样的电影，由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较安全的。因为不按照既定形象演出的作品，更有可能会唤起战争受害者鲜明的关注与兴趣。就像是没有人会相信美国真的有超人一样，这些被定型戏剧化的日本兵，与现实生活中的日本人也是一种切离的状态，换句话说，电影中的日本兵所扮演的就只是抗日战争中全国国民的敌人角色罢了。但若是作品中没有使用被定型化的形象来表现日本兵的话，可能会让观众开始思考，或许日本人之中，真的会有像是这样的人存在也不一定。因此，中国政府才如此严格地审查相关电影的内容。

陆续出现来自民间的战争赔偿要求

“虽然日本没有支付战争赔偿金，不过不是也提供了许多高额的经济援助了吗？”这是我们常会见到的论点；如果是从老百姓的观点来看，这些经济援助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战争赔偿这件事情的重点并非在于金额的问题上，而是若能获得赔偿的话，就代表日本对于每一位战争受害者，承认自己就是加害者的意思。

受害者心理复建的必要性，是近年在日本受到重视的一个议题。那些没有任何原因，就在路上遭受无差别随机攻击的受害者，心里会一直有着为什么是我遇到这种事情的念头？也就是所谓心灵创伤（trauma）。治疗这种心灵创伤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加害者向被害者承认自己所犯下的伤害行为。中国老百姓所面临的问题，便与此案例相似。

《日苏共同宣言》、《日韩请求权协定》等文书中关于请求权的条款，写的都是“国家以及国民”放弃请求之权利。相较于此，《中日联合声明》中并没有出现“放弃国民请求权”的字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民间开始出现向日本政府索求战争受害赔偿的举动。

特别是在北京担任大学国际法课程讲师的童增先生，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写了〈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一文，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文中指出国家与民间的赔偿问题应该被分开讨论，就算国家放弃了请求赔偿的权利，民间仍拥有请求赔偿的权利。因为这篇文章的出现，开始加速了中国各地向日本提出请求民间赔偿的动作。

在本章先前所提到过的崇山村中，由于七三一部队开发鼠疫细菌武器的关系，一九四二年时，全村一千两百位村民之中，共有四百多名因此死亡。关于七三一部队的事情，虽然在小说家森村诚一的作品《悪魔の饱食》发表过后，大家都已知道日本过去曾在中国东北部的哈尔滨郊区设置过研究设施，反复进行过人体实验。不过这些被开发出来的细菌武器曾实际被使用过一事，却不太为人所知。从一九九〇年开始，这些以崇山村受害居民为主的细菌战争受害者们，便开始展开行动，努力地寻求诉讼的管道。

从报复到“民族的尊严”

我在偶然的机会下，来到了这个位于浙江省盆地的崇山村进行区域社会史的田野调查。不仅只是搜集个别被害者所说的话，我也接受了辩护律师团的请托，在当地进行区域社会全体的受害详情调查作业。其中，我访问了一位最先打算想要提出民事诉讼的人士：

当年许多村民因为得到鼠疫而死亡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因为我的父亲在我们家乡担任小学校长，因此对于鼠疫多少有些基本认识。在村庄开始爆发鼠疫之际，我父亲便在家门四周洒上了石灰，防止老鼠跑进家里面，同时，也禁止小孩子外出，并且命令我们如果在家中看到老鼠的话，一定要马上把牠打死。

多亏了父亲的指示，家族之中并没有人感染到鼠疫。不过，我们家还是被日本人烧毁了，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家具和家财，被迫搬离村庄。因为家产全被烧毁，所以我们家一夕之间变成了贫户，过着不得不跟地主借地耕种来维持生计的生活。这样的穷困生活一直持续着，甚至连冬天下雪的寒冷日子，都没有鞋子可以穿。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派遣了义勇军前往朝鲜半岛进行所谓的“抗美援朝”，马上参战。当时的日本，是加入美国阵营的。由于许多人都是因为日军导致家产被烧个精光而被迫离家背景，因此想要对日本进行报复的情绪是很强烈的，许多人都怀抱着“就算是整个军队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去打日本的动机”加入了义勇军。这些人之后从军人的岗位退下，转换跑道从事教育性质的工作，成为所谓的指导者。

“找日本人报仇”的想法，在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的契机下，开始产生了变化。大家开始想说如果日本愿意承认在战争期间，曾经对自己的村庄使用过细菌武器的话，那些死者的灵魂或许就能够得到安息。对于中国而言，或者是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日本与中国是真的需要发展友好关系的。不过，如果战争责任的问题没能解决的话，那是不可能建构起真正的友好关系。

我在一九八九年退休的时候，下定决心要投身这个议题。在路上和路人一个一个说明情况，请求联署签名，当然所需经费都必须要自掏腰包。在这样的义工活动的进行过程中，我发现中国人本身是不知道细菌战这件史实的，我觉得很痛心；难道真的只有崇山村曾经遭受过日军的细菌战攻击吗？因此，就算是一个人也好，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这个活动，我提出了“为了民族的尊严”的口号目标，希望能够在全国成功募集到一万人的联署。

在这些访谈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位人士在退休后回首自己的人生，因为鼠疫的蔓延导致自己与父祖村庄的关系被迫断绝，而为了要寻回这层关系，便促使他开始进行这项以诉讼为主要诉求的活动。然后他必须认知到的是，相较于日本的地理情况，他的亲戚分布于中国各地的范围是更广的，他得奔走于这些拥有共通祖先的人们之间，让他们对于自己的疼痛能够感同身受。

一九四三年，日军为了预防鼠疫病情蔓延到自己的军队里面，因此烧毁了村庄内许多的房屋与祠堂。结果造成村民们没有了巡礼过去、祭祀祖先的场所，失去了凝聚村庄的共同象征。多数的年轻人就像火熄灭后般地失去了朝气，开始讨厌村庄的事情，因此只要找到了机会，就会离开村庄，到外地发展。与崇山村同样是位于义乌的其他村庄，因为小商品的生产事业，每个地方都显得生气勃勃，但为什么只有崇山村充满着死气沉沉的气氛，我想上述历史背景便是原因。接受我访问的那位推动细菌战争索偿诉讼运动的人士，便是这些年轻人中的其中一员。

为了让祖先回到自己的身边，是推动这项诉讼活动的核心动机。此外，为了要能够回归祖先的立身之地，诉讼活动是有其必要性的。在这样的发展契机下，这个行为已经超越了对日本的怨恨的次元，换句话说，已经升华成为一种寻回人性尊严的理念。

历史与意识型态

成为汉族的进程

当别人知道我是在研究中国的时候，常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汉人的人数有这么多呢？目前中国的人口之中，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是汉族，其人口总数超过了十二亿之多。不过，其彼此之间的语言并非完全互通，而是非常多元的。此外，根据最近的DNA调查，就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汉族的基因也非常多样化。将如此的多元性统括成单一民族，所凭借的最大根据，便是本章之前所谈到的亲属原理，也就是说追溯父亲的祖先、最后若有归结到共通的男性祖先的话，则彼此便被视为同族之人的宗族理念。

出生在古代中原地区的汉族祖先，积极地迁往周边地区定居，然后与当地的女性通婚，繁衍后代。这些孩子当然也会被视为母方家族的其中一员，不过中国的王朝体制设计出了各式各样的制度，新出生的小孩若是加入父亲方的家族是较为有利的。

另外，国家也积极地奖励人民学习中国的文化，那些有违辈分原理的行为，都会是被视为一种野蛮。透过这样的动作，使其拥有身为汉族应有自觉，渐渐地，这些后代也就成为了货真价实的汉族成员。伴随着王朝支配地区的范围逐渐扩大，各地方也都变成改由中央政府派遣而至的官员进行统治，如此一来，许多不属于汉族的母亲，也采用汉族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这些便是汉族之所以会增加的最大原由。但为了不要让这样的体制运作过度，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民族的分类改为依据母亲为准，这是为了要让多民族国家的形态得以确保下来。不过对于这个统治体系无法触及到的海外地区的汉族，情况便多少有些不同。

华人的意识型态

我的田野调查范围主要都是在中国，但有一次，我参加了由东南亚史研究者樱井由躬雄所组织的调查队伍，前往位于泰国佛统府的一个农村进行田野调查。这个村落的名称为邦．帕利（Bang Phli）。有品尝过泰式料理的人，应该都对于一种叫作Nam Pla（与日本秋田县的“shottsuru”相似的鱼酱）、以鱼作为原料的酱油不会陌生才对。Phli（Pla），就是“鱼”的意思。因此，这个叫作邦．帕利的村落，直译其村名的话，便是“鱼村”的意思，由此可见这个村庄是很接近水的。这个占据湄南河三角洲（Chao Phraya delta）其中一隅的区域，在我进行调查的时候，虽然该地的主要产物是销往日本的芦笋，不过据说在过去，也曾生产过出口用的稻米，因此水田耕作的风气盛行。另外，这个地方也透过水运与世界产生了链接。

在我的访谈作业中，我曾经询问过一位已经退休的老村长关于他祖先的相关故事，老村长告诉我说：

我的父亲与祖父，当初是从中国远渡而来的。在中国原本是姓Tan，到了泰国之后，便改成我现在使用的姓氏了。至于当初是从中国的哪个地方来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当初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是要向比他更早之前就已经定居此处的老同乡批发大量白米的关系。当然，这些米都是要出口卖到中国去的。

在这样来回往返了好几次之后，他熟识了当地女性，因此在这个村庄里曾经娶过两个老婆。第一个老婆，有一次一个人在看家的时候，突然有强盗闯进家中，强盗用臼砸了她的头，逼问她钱藏在哪里，然后小孩子也被丢入了运河里。因为这个事件，我父亲的姊姊便回中国了……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在和中国那边的亲戚往来了。

这位老村长过着与其他泰国人一模一样的生活。

提到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的话，似乎大多会给人一种印象，就是重视自己与中国间的关系，也很自豪自己与中国文化的链接。的确，在泰国的街上，可以看到许多由华人悬挂的商店招牌，信仰中国传统的神祇，也会动员同乡的网络来举行中国节庆或是祭祀活动。因为这些现象，所以常常有论调认为，中国人有着强而稳固的身分认同意识，但这其实只不过是其中一面罢了。

泰国的稻谷搬运作业 作者摄于佛统府的邦．帕利村。

汉族在十八世纪以后，积极地渡海外出。其中许多时候都是男性单身远渡的情况。由于担心远渡重洋者会就此定居海外，因此在政策方面，基本上是禁止女性出外的。如此一来，也造成了这些远渡重洋的汉族男性，许多都会在海外与当地的女性结婚。邦．帕利村庄的这位老村长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当年沿着稻米进出口贸易路线从中国前往泰国的男性，认作自己的祖先。若是按照这个系谱看来的话，这位老村长也可说是华人，不过他自己本身并没有身为中国人的身分认同。

泰国的亲族关系是双向性质的。也就是说，孩子出生之后，要归属于父方或是母方的族谱，并没有一定的习惯规定，而是按照每个家庭实际情况的不同自行安排。老村长的父亲，虽然也曾经有机会像他姊姊一样选择当一个中国人，不过因为许多缘由，因此最后成为泰国人，并且也认同了自己的身分。像是这样，前往海外然后被当地社会同化的汉族，其后代子孙的人数是不少的。

至于没有选择要与当地社会进行同化的人，就会维持其原本的华人身分一直生活下去。如此一来，针对华人社区进行调查，然后发现他们与中国有着强烈的羁绊，我总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应该是要这样说；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就一直有着自觉、意识着自己的身分起源，如此一来，他们才是，也才能够是华人。

政治表演性质的祖先巡礼

已经去世的菲律宾总统柯拉蓉．艾奎诺，在一九八八年到中国进行访问。她在出发前往北京之前，先造访了福建省鸿建村，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父亲祖先的故乡。因丈夫遭到暗杀而从政当选菲国总统的柯拉蓉．艾奎诺，出身于菲律宾少数的华人世家。依照她父亲的族谱，她是鸿建村许氏第二十二世辈的人，曾祖父许玉寰在十九世纪后半时，离开了这个村庄远渡重洋抵达菲律宾。

当然，柯拉蓉．艾奎诺毫无疑问地是菲律宾人。不过，她在前往北京会见中国政要之前，先前往祖先故乡进行寻根之旅的这个行为，代表着她与中国人有着共同的文化，也成功地让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这应该也可以理解成一项政治表演性质的行为。

在台湾独立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瞩目的同时，二〇〇五年时，主张反对台独的一些台湾在野党的重要人士，陆陆续续前往中国进行访问。这个时候，他们一定会前往与自己祖先有关的土地进行一趟寻根之旅。甚至有人还会再到汉族共通的祖先的墓居，也就是西安黄帝陵进行参访。像是这样的寻根之旅所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台湾人只要回溯父亲族谱的话，仍是会回归中国大地。不管是对于台湾人也好，或是对于中国人也好，终极的祖先都是炎帝（教导汉族农业的神农氏）与黄帝（将文化传授给汉族的轩辕氏）。台湾这些在野党重要人士的寻根之旅，也可算是一种具有政治表演性质的行为。

“要如何决定自己的身分认同？”对于几乎不曾碰触过这个难题的日本人而言，便常会误解这些华人群族所发送出来的消息。这个族群的华人，只要依归母亲的系谱，便能够将自己与目前身处的社会作链接，不过，若想要强调自己身为汉族身分的时候，只要明示出父方的系谱即可。

民族身分意识并非由出生长大的地方来决定，当然也不会以自己使用的语言来决定。努力化身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民族的过程，便是民族认同的核心所在，只要这些努力能够稍稍得到他人的认同，便能够成为该民族的一分子。因此人们可以依照情势的不同，随时变更自己想要成为的民族。要成为汉族的顺序，大致上就是努力学习相关文化，并将尊重辈分的感觉内化。进行寻根之旅，就是一种已将辈分感觉内化的证明。然后若可在正史中找出自己祖先的记载，便是一种成功。

日本人怎么看中国人

在这一章，我从日常招呼开始谈起，然后又举了宴会座位的席次、奉祭祖先的行为来进行阐述。这是为了要从中国人如何被养育长大，以及如何养育子女的“动态过程”中来讨论中国。而最后浮现出来的结论，就是追溯历史过去，是在中国人的教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要素。

家族内的人际关系或是房屋内的居住空间，都充满了可供人们借由追溯过往来构筑人脉的道具。而不断地回溯久远之前的光阴，与自己链接在一起的人际锁链也会随之不断延长外扩。若是追溯到了教导人民农业的炎帝，或是传授礼乐、文本等文化给人民的黄帝，则不问国籍，所有的中国人、华人都会被包在同一个大圈圈之中。这个文化体系，几乎是所有日本人都没有注意过。

有一次在中国搭乘出租车的时候，被司机发现了我是日本人。然后司机为了要和我拉近关系，便对我说：“日本的祖先也是中国人喔”，“你应该听过这个故事吧，秦始皇时代，徐福率领童男童女三千人，从山东海岸搭船出海，后来到达的地方就是日本，而这些童男童女的子孙，便是现在的日本人”。他说的便是所谓关于徐福的传说，虽然说是传说，但是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也能读到相关记载，因此也有不少人将之当作史实相信。

日本与中国之间，常常会有发展得不顺利的情形发生。其理由令人感到意外地，或许就是出在对于祖先的认知不同的问题上。日本人在与中国人来往的时候，最常强调的就是自己与中国在文化上的相近，“一衣带水”、“同文同种”，都是很常听到的词汇。不过，日本人却完全没有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辈分观念，常弄错拜访或行事的顺序，因而产生误解，甚至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日本人与中国人若是要互相理解的话，对于日本人来说，有两个选项。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放弃“汉字是从中国学来的”、“唐代的时候，日本派遣过遣唐使到过中国”等模棱两可的亲中派想法，而要将辈分的感觉深化、内化，养成在一瞬之间就能判断出正确串行的能力。

如果没办法做到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有共识，彻底认清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是完全不同的。至于具体方面要怎么做，我想或许是也要让中国人了解，日本文化是由“女性”性质（社会性别＝gender的“女性”）所支撑起来的这件文化特性，也就是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常常会使用的“女性空间”之认知。

中国是借由父亲的祖先来串连人际脉络的，因此追溯母亲系谱之路便被封闭了起来。这个现象其实也算是中国的一个负资产。在中国的文学或是电影中，常常会出现思念母亲的桥段，就是起因于这个原罪的感觉。中国当然也有女性的文化人。不过，她们都是被框架在完全的父祖文化之中，并没有创造出有别于“男性性质”的专属异质空间。

相较于此，在日本则是有一部全世界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这是一部由女性所执笔书写、含有女性感性成分的文学作品。此外，还有当初将汉字转化成平假名的也是女性一样，与中国相比，日本确实存在着极具深度的女性独特文化领域（女性空间）。这一点应该是日本人本身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然后与中国互相补合的地方。

日本的总理大臣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中日双方的重要人士彼此知道是在进行政治表演的情况下，前往北京之前，会先到山东半岛与徐福有关连的地方进行一趟寻根之旅，然后脸不红气不喘地演出一场日本人的先祖是来自中国这块土地的戏码。如果没有办法如此演出的话，我想日本人应该要将日本文化中的那份女性性质展现出来，与中国展开来往才是。

最后，我还想要说明一件事情；这篇文章旨在说明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人，因此并非一篇适合研究者身分的人来书写的文章。对于身为日本人的我们来说，每当在阅读外国人所写的日本人论的作品的时候，诸如古典一点的《菊与刀》[9]或是近年所出版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10]等书，内心都常会有一种微妙的格格不入感；可能确实有一部分会如同作者所观察到的情形一样，不过也常会认为许多地方与作者的观察是有所出入的。因此，阅读本篇文章的中国人，或许也会对于我所写的一些内容感到奇怪。由于这个顾虑，因此我特意不采用学术论文的写作格式，而是使用“我”的观点，用随笔（essay）的体裁进行了以上的叙述。

1.网址参见：http://www.ne.jp/asahi/sinology/lib/private/p_index.html，二〇一六年十二月检阅。

2.竹内实，《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大修馆书店，一九七四年。

3.中生胜美，〈亲族名称の拡张と地縁関系—华北の世代ランク〉，《民族学研究》56-3，一九九一年。

4.【译按】指不拘小节的宴会。

5.【编按】在日本信仰中认为会带来福气、财运的七尊神明，一般而言以惠比寿、大黑天、毘沙门天、寿老人、福禄寿、辩才天、布袋为七福神。

6.上田信，《伝统中国—〈盆地〉〈宗族〉にみる明清时代》，讲谈社，一九九五年。

7.段义孚着，《空间の経験—身体から都市へ》，山本浩译，筑摩书房，一九八八年。

8.【编按】文部省为日本中央政府主管教育、文化、学术的机关，类似台湾的教育部。于二〇〇一年与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

9.【编按】中译本参见：露丝．潘乃德，《菊与刀》，陆征译，远足文化，二〇一六年。该书译自：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10.李御宁，《“缩み”志向の日本人》，学生社，一九八二年。【编按】中译本参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漫游者文化，二〇〇八年。作者李御宁于一九三四年出生于韩国，为首尔大学文学博士、韩国文艺评论家，曾任韩国首任文化部长。

第四章
世界史中的中国
中国与世界

葛剑雄

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在以往大多数年代内是独立发展的。尽管长期以来中国在东亚汉文化圈中具有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但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却很有限，一般只是零星的、断续的。中国真正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是在十九世纪后期，而自觉地承认自己是世界的一员则还要更晚些。

中国的形成

西元前十一世纪出现的国名

要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前提是中国本身的形成。中国的形成涉及两个概念，一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一是国家以外的观念，如文化、地域、民族等。这两个概念都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年代。

根据于省吾在《释中国》一文[1]中的论证，“中国”一词最迟出现于西周初年。目前所见最早的证据，是一九六三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上的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大意为：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一带后，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禀告上天：“我现在已经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统治地，亲自治理那里的百姓。”）由于此前的铭文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王刚完成了迁移，以成周作为居住的地方，恢复武王时的制度和礼仪）；则可以断定此文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尚书．梓材》亦载周成王追述往事时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老天爷已经将中国的百姓和疆土交给先王。）《尚书》不少内容虽出于后人追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真伪莫辨。但有了“何尊”铭文的佐证，足以证明周武王及其子成王时的确已使用“中国”一词。

何尊 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

何尊铭文 何尊上的铭文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

对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虽无一致看法，但一般都认为在西元前十一世纪，因此可以将“中国”一词出现的时间定于西元前十一世纪。从甲骨文尚未发现“国”或“或”（与“国”相通）字来看，“中国”一词虽有出现在周武王之前的可能，但也不会太早。

“国”字的起源和演变比较复杂，但最初是指城或邑。当先民因农业的进步而定居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聚落和城市，城中称为国，城外近处称为郊，居住在城中的人称为国人，城外的则称为郊人，更远的地方称为野，那里的人自然就是“野人”。起初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还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地域。于是大的单位被称为“邦”，小的单位依然称为国。由于一位首领、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者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是以后一国的都城被称为国的由来。

初期的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一般范围不大，因此国的总数很多。相传大禹召集诸侯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今安徽蚌端口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2]聚会，到达的有“万国”之多。万国虽非实数，但数量肯定很多。周武王伐纣至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旁），响应的诸侯已达八百。据记载，西周初分封诸侯后存在的国有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在此之前国的数量应该更多。

“中”的本意是有旒的旗，就是一面缀有流苏的大旗。商王有事，将大旗竖立起来招集士众，应召的人聚集在旗周围，“中”字由此引申出中间、中心、中央的意思。在西周初那么多的国中，天子所在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的地位，理所当然被称为“中国”。周武王灭纣后，已经占据了商的京师，所以认为上天已将“中国”交付给他。《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将恩德赐给中国，周边四方都能得到安宁。将恩德赐给京师，周围四国都能得到安宁。） 的诗句，很明确地显示，“中国”是对“四方”而言的，“中国”的四周才能称“四方”；“中国”即指京师及其附近区域，四周的国自然不属于“中国”。

持续扩大的“中国”

西周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以西）和镐（今长安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为“中国”。周成王时，周公旦主持扩建雒邑（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迁商遗民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将周人迁来，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雒邑有陪都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至此，“中国”的概念已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几个政治中心，也扩大到了以政治中心为主的地理中心。

西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入镐京。次年，平王东迁，丰镐一带为戎人所占，丧失了“中国”的地位。此后虽由秦国收复，一时也无法跻身“中国”之列。东迁的周天子名存实亡，而几个周王近支宗室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它们通过吞并周围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这些大诸侯国实际已取得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也成了“中国”。到春秋时，“中国”已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诸国，大致相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中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如齐国虽为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居中。齐桓公时取得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因齐国已是举足轻重的大国，自此进入“中国”之列。又如楚国，早期地处今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地理上已在中原之外，在文化上与中原诸国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连楚王熊渠也自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我是蛮夷，不采用中国的称号）。可见他自己也认为当时的楚国不属于中国，而是蛮夷的一部分。东周时，楚武王（西元前七四〇年―前六九〇年在位）虽然仍自称“蛮夷”，却已经提出“欲以观中国之政”，要求王室给予尊号。到楚庄王八年（西元前六〇六年），楚国将军队开拔到周天子都城郊外举行检阅，并向周天子的劳军使者王孙满打听“九鼎”的轻重大小。尽管这次“问鼎中原”被王孙满不卑不亢地拒绝，却无法阻挡楚国成为“中国”的步伐。楚灵王三年（西元前五三八年），楚国凭借实力邀诸侯会盟，虽然受到晋、宋、鲁、卫等国的抵制，但大多数诸侯还是接受邀请。楚王成为新的霸主，楚国自然已属“中国”。

“中国”的正统之争

到战国时，主要的诸侯国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它们不仅都以“中国”自居，相互间也已承认为“中国”。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扩大到今四川盆地，还向那里大量移民。巴蜀既成为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就取得了与秦国同样的“中国”地位。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山脉，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

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从理论上说，秦汉的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创建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戎、蛮，就不是“中国”。

“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始终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偏远的地区看成非“中国”。

“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一般即指汉族（华夏）文化区，其他民族只有接受汉族文化才会被吸纳进汉族，他们的聚居区才有可能被当作“中国”。所以“中国”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致，而且有时与领土归属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区，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这些人口会得到汉人的认同，他们聚居的地方也可以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所以，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内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这两种标准同时并存，常常引发地区间的“中国”之争，在分裂状态下也引发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因为只有“中国”才是王朝法统的拥有者，才有存在并统一其他政权的合法性。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的合法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统治了这里的民众，成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或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后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定南朝的“中国”地位，因为南朝已归入自己的版图，而且南朝的一部分制度文物为隋朝所采用，如由西晋流传下来的宫廷音乐回归中原后，被隋文帝称为“华夏正声”，取代了由北朝发展下来的宫廷音乐。所以隋朝给了双方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这一立场，唐初修前朝历史时，《南史》和《北史》分别编纂，都被列为正史。

成为国家代名词的“中国”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宋、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与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在明朝以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对中国的了解还相当有限，像《马可波罗游记》[3]那样全面介绍中国的书还绝无仅有，[4]他们对中国中原王朝的称谓也不统一。但是从明朝后期开始，来华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这样的名称，而不使用明朝、清朝，或者大明、大清。

尽管早在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和拉丁文文本中已自称“中国”，但这很可能出于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而且《尼布楚条约》是没有汉文文本的，大概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条约确定的边界只涉及满族的发祥地，所以只要有满文文本就够了。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当作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但官方和民间的运用依然不规范，有时指整个清朝，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西方著作中往往也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或新疆。

直到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才正式成为它的简称，成为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域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正因为如此，外界对中国人称谓也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即使使用了“中国”或其同义词，也并不意味着与今天中国的概念一致。

从天下到世界

天下九州的国家规划

由于自夏、商和西周以来，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王都所在对周边地区据有绝对优势，而当时人对东亚大陆以外的情况基本还不了解，或者只了解其落后一面，所以形成了一种王都所在即天下之中，王即是天下主宰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有这样的诗句：“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正是这种观念的写照。

大致与此同时，学者构想了一种“五服”制度：“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5]根据这一结构，在王所居的京城（王畿）以外的土地应该分为四方形的五等，每一等的四边宽度都是五百里。由内向外，第一等是甸服（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区），第二等是侯服（诸侯统治区），第三等是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第四等是要服（边远地区），第五等是荒服（蛮荒之地）。这种设想完全脱离地理环境的实际，连后世的儒家学者都觉得无法自圆其说。宋代学者蔡沈就指出：“尧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境加上云中、涿州、易州等地，恐怕也没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二千五百里，那已到了沙漠旁的不毛之地。东南那些富饶地区是国家财富和赋税主要来源，却被当作要服、荒服而抛弃。从地势上考察，实在没有办法弄明白。”[6]毫无可行性使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但方案本身既说明当时地理知识的缺乏，也反映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统治者的政治野心也不敢太大。

“五服”制度 以王畿为中心的“五服”制度图标，引自顾颉刚《史林杂识》。

至迟到战国后期成形的九州制，假托大禹在治水成功后将天下分为九个州。实际上这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的政治理想。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并没有实行九州制。汉武帝元封五年（前一〇六年）将全国分为十三刺史部，但只是监察区，而不是行政区。其中十一个部以州命名，却没有完全采用《禹贡》九州的名称。《禹贡》九州的范围大致相当于北至今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东至于海。尽管当时人也知道这一范围并未包括“天下”的全部，但此外已是华夏诸族不屑一顾的蛮荒之地。

在《周礼．职方》、《尔雅．释地》和《吕氏春秋．有始览》中都有各自的“九州”规划，各州的名称与《禹贡》不尽相同，划分的范围也有所差异，但都是当时人天下观念的反映。

唯一不同的是战国时齐国学者邹衍的大九州说：“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7]

但这种学说并非出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更多的是出于臆想和推理。比起那种中国就等于天下，除了中国（实际上只是中原）之外就没有文明社会的观点来，大九州学说高明地承认了还存在着不止一个同样发达的人类社会。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又作了实际上的自我否定：由于各州之间都由无边无际的大海阻隔，人民禽兽无法来往，所以这种存在只具有理论和思辨上的意义，而不是对中国有影响的现实。

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

东汉时的学者张衡提出“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整个天像一个鸡蛋，天体像一个圆形的弹丸，大地像鸡蛋中的蛋典，孤零零地悬浮在蛋中央。相比之下，天大地小，天的里外都是水。天将地包裹在中间，就像蛋壳包裹着蛋黄一样。天和地都依靠气支撑，浮在水面。）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张浑的理论已相当先进，极富有想像力。但对大地表面或内部的状况，显然并不属于张衡的研究范围，或者他不感兴趣，所以我们无法判断他所说的“地”是否已包括“天下”或“九州”以外的地方，是否已突破此前形成的“天下”观。不过从他将大地看成四面都由水所包围的说法看，估计与以往天圆地方的概念没有什么区别，显然不可能超出大九州的范围。

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华夏诸族已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自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华夏民族则被迫迁出了黄河流域，或者逐渐融入华夏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以华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岛屿上，还不存在总体上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或政权。在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并非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产于新疆和田的玉石已在中原广泛流传，说明至迟在四千年前，已经存在由今新疆西南至黄河下游地区的交通路线和人员来往，但其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

随着产于境外的玉石、珠宝、香料等奇珍异宝的传入和亲历者的见闻，使人对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怀疑。于是昆仑山、瑶池、西王母和海上神山一类神话应运而生，并恰当地弥补了天下说的不足。境外的文明和珍宝来自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境，此外就只有愚昧落后的蛮夷，这当然无法动摇中原的天下之中地位。

经过秦朝的短暂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固下来。到西元初，汉朝的疆域西起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和东海，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并在其中约四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设置了一百零三个郡、国（郡级政区）和一千五百多个县、邑、侯国，统治着六千多万人口。从《汉书．西域传》可以看到，在汉朝西域都护府控制的范围内，各国的户口和“胜兵”数基本是完备的，而传中记载的内容还超出了都护府的范围，可见当时人的地理知识已远届中亚、西亚。

根据明确记载，汉人的足迹已经到达中亚、西亚，直到地中海之滨以及日本、东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九州”以外的存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乐已接近寻常百姓，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各地都有人参加过征伐匈奴、大宛的战争或边境的屯戍，他们都亲历了“九州”以外的地方。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文件，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比较翔实可靠的。但这一切并没有削弱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天下观，反而使之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臣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为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演变成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发达的文本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与这种天下观一致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根本没有文本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所以传统的天下观始终延续，不断加强。

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新知识。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达广东肇庆，此后他绘制了多种中文世界地图，并附以详细的说明。但传统的天下观已根深蒂固，利玛窦展示的世界被多数士大夫视为海外奇谈。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十八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已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时，修《明史》的史官对此事还是如此记载的：

坤舆万国全图 由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三十年所绘制的中文地图。图中描绘了属于当时欧洲世界观的五大洲与四大洋。此图摄于二〇一四年十月，山东博物馆“启航—海上丝绸之路特展”。

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8]

将外国视为“天下”的边缘

清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华，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试图与清朝创建正式的贸易关系，并希望向北京派遣常驻代表。但最终获得乾隆的“特颁诏谕”却说明双方的目的完全南辕北辙：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赉表章，……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对象。[9]

无论对这一事件作出什么解释，这些语句所显示的观念是非常明白的。在中国的统治者乾隆的眼中，英国也好，其他“万国”也好，都不应该与“天朝”平起平坐。“天朝礼法”不同于各国，各国也不可能学习“天朝”，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文化差异，而是有尊卑高下之别。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主管或处理涉外事务的官员开始认识到了解外国状况的重要性。林则徐在广州组织人员，据英国《世界地理大全》编译为《四洲志》。一八四一年，魏源受林则徐委托，将《四洲志》译稿与其他有关中外文献数据编为《海国图志》，一八四二年成书五十卷出版，以后又经多次增补，至一八五二年成书一百卷。书中的第二部分，介绍了亚洲、澳大利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各国，认为英国最为强盛，描述了英国生产技术的进步，伦敦的繁荣景气。具体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有女王、又有“巴厘满”（paliment，议会）、“五爵会议”（上议院）和“乡绅会议”（下议院），说明乡绅阶级的职权、地位和在政府中的作用。还介绍了美国实行的民主共和制，总统四年一选，议会中少数服从多数，“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又称瑞士“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数百年不见兵革”，“此诚西方之桃源也”。但是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林则徐与魏源更关心的是如何“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大量介绍西方的船炮、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器械的制作和使用方法，也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不说明“夷”已经与华夏处于同等地位了。而且，对地球各洲的名称和分布，编者不相信欧、亚、美、非、澳的分布，仍然以佛教典籍中“东神胜州、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庐洲”的说法为准，甚至认为美洲就是西牛货州。可见无论是“四洲”还是“海国”，都还没有超越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而将其他外国列为“天下”边缘或以外的范围。

对于西方世界的接触

稍后问世的《瀛寰志略》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作者徐继畬出生于山西的五台山，却不像一般北方人那么保守。由于他在福建任职多年，并曾以福建布政使的职位驻守厦门，负责办理通商事务，以后又升任福建巡抚（省最高行政长官），兼办通商，所以特别留意外界情况。据他在该书序言中自述：

道光癸卯（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年，美国传教士）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见闻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寰志略》。

此书至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出版，全书十卷，约十四万字，附地图四十二幅。作者比较系统、详细地介绍了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位置、历史、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状况，对以往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涉及，而对亚洲、欧洲、北美洲的介绍更加详细，如欧洲各国的面积、人口、财政收入和兵力都有具体数字，这显然得益于雅裨理提供了相当详尽的数据和记载。作者的高明之处更表现在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如在介绍英国的议会制度时称：“国有公会所，内分二所，一曰爵房，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作者不仅肯定英国的制度已为欧洲许多国家所仿效，又指出英国因此而强盛的事实：“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

对方兴未艾的美国，作者不仅给予高度评价，还显然出热情的赞誉。特别是对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和他领导的独立战争，都作了传神的描述：

时，事起仓卒，军械、火药、粮草皆无。（华盛）顿以义气激励之，部署既定，薄其大城。时英将屯水师于城外，忽大风起，船悉吹散。顿乘势攻之，取其城。后英师大集，转战而前，顿军败。众恇怯欲散去，顿意气自如，收合成军，再战而克。由是血战八年，屡蹶屡奋。顿志气不衰，而英师老矣。佛朗西（法兰西）举倾国之师渡海，与顿夹攻英军，西班牙、荷兰亦勒兵劝和。英不能支，乃与顿盟，划界址为邻国。

对华盛顿个人的功绩和品格更是推崇不已：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操）、刘（备），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号位，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镌刻着这段话的石碑作为中国人民的礼物，远涉重洋，运至美国首都华盛顿，至今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内壁。

徐氏这种新鲜观念在当时实属罕见，此书出版后就受到各方面激烈批评，有人指责他“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于华盛顿赞其提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直为环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万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图直接前后藏，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连曾国藩也认为他“颇张大英夷”，保守派、顽固派就更不用说了。甚至有人故意断章取义，污蔑徐氏称日尔曼联邦有“王气方兴未艾”，而实际上在“王气”前有“西方”二字。肯定和赞扬他的人则限于少数同僚故旧，影响有限。

从虚幻的天下观转向现实的世界观

徐氏的遭遇并非偶然，也不是个别例子。当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学者走出国门，亲历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后，多数人不得不承认西方物质条件的发达和政治制度的先进。但当这类记载传到国内后，绝多数人还是将信将疑，怀疑者甚至直接指责传播者为“卖国贼”，是为“夷狄”张目。当西方世界的真相已经无法否认时，保守派又想出另一种抵制的办法——“中国古已有之”，就是无论西方有什么优点，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说不定西方还是向中国人学的。如当有人盛赞华盛顿功成身退、美国总统由选举产生时，保守派就会说：中国早就有尧、舜、禹禅让，比美国先进得多。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使清朝统治者从“天朝”的迷梦中惊醒，清朝政府仍然按照“天朝体制”来处理“夷务”。与中国历代政府一样，清政府中只有管理藩属和国内少数民族的衙门，与英国、法国等外国的交往只能由礼部和理藩院处理，实际上没有承认这些国家与中国拥有平等的地位。但此时的“英夷”、“法夷”已经不再“恭顺”，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清朝政府于一八六二年三月（同治元年二月）正式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后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矿产、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这个机构的职权极大，几乎囊括全部涉外部门，连只是使用外国机器或聘用“洋匠”的交通、邮电也包括在内。而此举最重大的意义，还在于清朝终于在体制上承认了外国的平等地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了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次年清朝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并按条约规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为六部之首。就这样，在外部力量的逼迫和推动下，清朝政府从虚幻的天下观念转变到现实的世界观念。但是从最高统治者到平民百姓，依然程度不等地残留着传统的天下观，因而使这个过程异常漫长而艰难。只有在这个过程基本完成之后，中国才真正能以平等的地位和心态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了中国人对外界的逆反心态，使他们更难接受世界的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联合国的成立，使中国在世界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基本完成。

中国与世界

东西的交流与地理限制

对中国人的起源，中国的历史书往往会追溯到一百多万年前的元谋人、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是他们的后代。尽管世界上早已有了人类起源于非洲、世界上的人都有共同的来源的说法，却没有或者很少影响到中国人的观念。近年来，遗传基因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导致中国的遗传学家对中国人来源的关注，并且用基因检测的方法证明：中国人的确来自非洲，时间大约在十万年前。

但中国的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并没有接受这样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遗传学家的证据仅限于基因本身，对具体的迁移过程还无法作更多的解释，所以并没有动摇传统的观念。相反，为了证明中国人源于本土，一批考古学者正在进行辛勤的发掘，希望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一些历史学家也试图充分挖掘文献数据，并且结合天文、历法、考古、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能够重新创建中国早期历史的年代表。

不过迄今为止，还无法证明中国有文本记载以来的历史与外来因素有什么关系。无论中国人来自何方，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和历史的起点，的确是由本土产生的。

在世界没有连成一体前，不存在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只有世界各地区各自的历史。

在中国的夏、商、周时代，世界上先后同时存在着埃及、巴比伦、阿加德、乌尔、西台、希腊、亚述、以色列、腓尼基、印度、罗马、迦勒底、波斯、马其顿、叙利亚等文明，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中国与它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早期历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是平行发展的。尽管我们不能绝对肯定，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根据现有的史料来判断，至西元前二二一年秦朝创建为止，中国的历史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外界没有接触或没有联系，也不意味着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进程没有发生过什么影响，但是中国能起重大的或决定性的作用的范围一般限于东亚，即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今越南大部、琉球、日本等地，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一般较小，而且往往是间接的。

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地理条件，中国的中原地区与这些文明之间相隔遥远，交通极其困难，要穿越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欧亚草原。距离最近的印度与中国中原地区之间也隔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和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如果通过海路，在绕道好望角的航线开通之前，只能由印度洋进入太平洋至中国沿海。即使是在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存在的年代，中国与沿线国家或地区间的联系往往也是接力式的，而不是从头至尾的，所以由此传播的信息也是间接的、片断的，人员的直接交流也几乎不可能。

例如，西元九十三年，东汉的使者就与罗马帝国失之交臂：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10]

但即使甘英抵达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与东汉之间是否能就此沟通，或形成人员交往和物资交流，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和东汉双方都没有这样的需要，偶然的或间接的人员来往不会产生多少影响。

审慎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联

正因为如此，中国与中亚以西的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东方与西方两种文明从来没有正面碰撞的机会。西方再强大的远征军，在到达帕米尔高原或印度次大陆时，一般都已成为强弩之末，不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同样，中国中原王朝的远征军也没有越过中亚，没有扩展到喜马拉雅山以南，如汉武帝时对大宛的征伐，唐朝高仙芝兵败怛罗斯、清朝乾隆时平定天山南路等。海上也是如此，在十七世纪以前，西方任何海上优势都构成不了对中国的威胁，蒙元的水师也从来没有能登上日本列岛。这不是说地理障碍完全不能逾越，而是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军事行动不同于个人探险或经商，不仅要考虑可能性，而且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衡量是否必要。例如，十五世纪初郑和的船队拥有二万多人和充足的物资供应，曾到达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东岸。如果明朝希望获得海外殖民地的话，肯定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明朝从来没有这样的目的。

即使是文化方面的传播和交流，往往也具有偶然性。例如，至迟在西元二世纪的东汉，中国已经拥有成熟的造纸技术，但直到唐天宝十载（西元七五一年）高仙芝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之战中失败，随军的造纸工匠被俘，造纸技术才传入阿拉伯地区，以后又传至欧洲。

其次，由于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是独立发展的，所以不具有相关性。近代以前，中国的兴衰基本与外界无关，而西方的治乱也不受中国的影响。所以即使一方正处于颓势弱势，另一方也未必会趁人之危；即使一方如日中天，另一方也未必会纳贡称臣。

中国曾经向世界贡献过“四大发明”，但中国也从世界各国的发明中获益。中国的知识、学术和文化不断地传向外界，但中国也从外界学习先进文化。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中，很难说哪一方的作用更大，贡献更多。

但中国的人口数量经常占世界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低也有百分之十，最高竟达到百分之三十五。[11]在农业社会，人口的数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生产粮食最多的国家，并有大量经济作物和农产品可以供应市场。中国的富余劳动力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当他们从事非农业生产时，就能生产出大量商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这些商品在国外非常具有竞争力。从唐宋至明清，中国都曾有大量商品出口，至明朝后期达到空前的水准。中国的生丝、纺织品、棉布、瓷器等商品几乎遍及全球，外贸长期处于出超，导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据有的学者估计，中国的入超所获白银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12]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13]尽管由于在缺乏准确的原始数据的条件下，不同学者对当时经济总量的估计相差悬殊，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但可以肯定，使中国在世界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机会不是来自政治、军事和文化，而是经济。

只是这样的作用也是不自觉的，以至中国大多数人至今还不了解。由于明朝从初年开始就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官方只容许以“称臣纳贡”为前提的朝贡贸易，而且对“朝贡”的次数、规模、范围都有严格的限制。所以，当时中国对外经济联系和交流的主体是民间的走私贸易，包括中国商人雇佣或招引“倭寇”进行的武装走私。即使在明朝实际上取消禁令的阶段，外贸主要也是由民间进行的。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放的合法外贸港口还只有广州一地。正因为如此，对明清期间中国在世界所起的作用不能高估，更不能认为中国已经向世界开放，或者已经与外界结为一体。

1.《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

2.谭其骧，《涂山考》，《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3.对该书的真伪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因本书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在无定论前仍予肯定。【编按】中译本参见：《马可波罗行纪》，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〇〇年。

4.如阿拉伯人伊本．巴杜达的游记虽也有中国部分，但内容和深度远不如《马可波罗游记》。【编按】中译本参见：《伊本．巴杜达游记》，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五年。

5.《尚书．禹贡》。有关《禹贡》的成书年代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至迟不晚于战国后期，但其中包含的内容形成时间不一，从“五服”说与“九州”说的比较可以肯定，前者形成的时间更早。

6.蔡沈《书集传》：“尧都冀州，冀之北境并云中、涿、易，亦恐无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缘沙漠不毛之地，而东南财赋所出则反弃于要、荒，以地势考之，殊未可晓。”

7.《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8.《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传》七《意大利亚》。

9.故宫博物院编《掌故丛编》第三辑《英使马嘎尔尼来聘案》，一九二八年。

10.《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11.参见拙着《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四章，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12.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学报》二〇〇三年第一期。

13.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编按】该书译自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第五章
中国史中的日本

王勇

前言

以散见于中国文献中关于日本的记述，对日本展开研究，这样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进行了。在此，我就先简略地带大家回顾一下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史。二十世纪前期，大约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时候，日本似乎开始对于个问题逐渐地产生了关心，包括岩井大慧的《支那史书に现はれたる日本》[1]、秋山谦藏的《支那人の观たる日本》[2]等，先驱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问世。虽然之后还是有一些片断的后续研究，但直到石原道博才将这些精彩的研究集大成。

石原接受了日本文部省的科学研究费，将其研究成果“在中国展开的日本观”，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以及后续的期数。石原将中国的日本观的变迁，根据时代分成了：（一）隋代以前、（二）唐宋时代、（三）元明时代、（四）清代、（五）中华民国时代，共五个时期，即使在现今学界，仍有许多研究者继承了他的划分法。

针对石原氏等人的通史研究，锁定特定时期，特别是聚焦于明治时期与近代的研究，后来非常兴盛。例如以明治时期为例，佐藤三郎的《中国人の见た明治日本》[3]就是一例。这本书的副标题为“东游日记の研究”，是一本以造访日本的中国人的见闻录为素材的作品，至于以近代为研究对象的，则有伊东昭雄等着的《中国人の日本人観100年史》[4]等作品，详细分析明治时期以后中国人的“日本人观”，将基本史料翻译成日文后刊载。

那么，如果说中国开始真正的研究日本，是在明代的话，我认为有很大的原因是出自于“功利”的动机。因此，触及到倭寇的明代相关书籍自然不用多说，像是从清代一直到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也是如此。然后当今中国学界倾向于研究政治、经济的现象，不得不说，也是承袭至此。因此，那些藏身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日本史料，就这样被搁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慢日本一步去利用这些史料进行研究，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其中，武安隆等着的《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5]可说是一部具备开创意义，且大放异彩的作品。这本书是“东亚中的日本历史”系列的其中一册，于一九八九年，由六兴出版发行。研究的重点置于明代以后，因此，若从延续、补齐石原道博研究的意涵来看的话，同样也是一部值得受到瞩目的著作。

数年后，石晓军的《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一书于一九九二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6]此外，石晓军还在二〇〇四年，在东方书店出版了《‘点石斎画报’にみる明治日本》（《点石斋画报》中所见的明治日本）一书。[7]不管是哪一部作品，我认为都是很值得一读的独特研究。

笔者受恩师石田一良教授的启发，因此一直留意使用中国史料所进行的日本研究。我的《圣徳太子时空超越》[8]便是一本利用这样的方法，尝试研究古代史的日文处女作。之后，我便潜心于寻找中国文献中的日本相关史料，并且进行解读。这些研究成果汇整后，集结成《中国史のなかの日本像》这本书。[9]

快速综观上述研究史的话，至少可以观察出两项特征。首先我们可以说，那些被埋藏在中国文献中丰富且重要、与日本有关联的史料在陆续被挖掘出来后，给了研究日本一个全新的视点。接着，我认为由于这些中国史料的解读，完全是为了进行日本研究，因此往往也是在中国历史脉络中会被忽视的地方。

然而，这些在中国文献中与日本相关的史料，对于日本来说，不过只是一种外部素材罢了，与日本内部的文献史料相比的话，这些来自中国的史料若只能被定位为周边的、间接的、片断的数据的话，我想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仔细思考的话，这些从西元前开始就慢慢在各个领域累积起来的中日交流相关记载，如果只是单纯把它视为中国方面的日本观，或者是研究日本的材料的话，未免也太过可惜了，我认为包括中国的历史研究，也应该善加利用这些材料。

这些被镶嵌在中国文献中的日本记录，并非像是风化的化石，而是过去日本在中国历史的形成、发展、变化过程中，曾扮演什么样角色的证据，同时也共生于中国历史中，成为某些事件发生的部分要素。这些素材在被用作研究日本时，或许只能被视为“外部”的东西，但如果是用来研究中国的话，毫无疑问地，就变成是“内部”要素了。

我认为将中国文献中的日本史料视为映照日本的一面“外部的镜子”之前，应该先认知并了解到，这些史料也或多或少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因素。至于这些内部因素如何动摇中国的历史，则是本章试图解明的问题。

从“虚像”到“实像”

在日本列岛上生活的住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当作倭人进入中国人的视线范围内呢？若我们看《山海经》卷十二〈海内北经〉里的某段记述，“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就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西元前四〇三年至西元前二二一年），若是采信《论衡》卷八〈儒增篇〉第二十六的记述，“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便可将这个时间点往前推至西元前一〇二〇年（《论衡》卷五〈异虚篇〉、卷十三〈超奇篇〉、卷十九〈恢国篇〉，亦有类似的记述）。

关于《山海经》与《论衡》的记叙，有不少研究者抱持怀疑的态度，如果这些是从汉代开始的追溯记述的话，便可认定为虚像与实像参半之物。譬如，关于与燕的关系，班固《汉书．地理志》〈燕地〉中的“以岁时来献见云”即提到了倭人。此外，关于与越之间的叙述，范晔在《后汉书．倭传》中有提及越人与倭人拥有相似的风俗。

不管如何，在两汉时期，“倭”这个在大海彼端的种族，虽然还模糊不清，但确实是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视线范围内。我们再来看看，在中国历史上初登场的倭人，留下过什么样的足迹。

“东夷”的语源

关于“东”的语源，在汉代许慎所着《说文解字》中解释如下：“从日在木中”。若是用“日”与“木”的合成文本来看的话，日在木的上方为“杲”（明亮貌的意思），日在木的中间为“东”，日在木的下方为“杳”（昏暗貌的意思）。换句话说，若从字根（文本的构成要素）来分析的话，“杲、东、杳”三字，原本的意思则分别为“中午的太阳、早上的太阳、傍晚的太阳”。

作为判断太阳上下移动根据的神木，如同汉代刘安于《淮南子》卷三“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所提，亦被称作扶桑（或是若木、蟠木、榑桑）。宋代罗愿的《尔雅翼》也提到了“日所出，阴阳之中也”，神木就是昼夜之间或是链接天地的一个神秘存在。

我们常会听到，人类想像力受到居住空间很大制约的说法，因此，古代中国人几乎都把神仙世界想定于黄河与长江两端，应该也是起因于此。也就是说，人们相信在江河起源之处有昆仑山，在海洋的尽头有三神山，而男神东王父与女神西王母分别坐镇于东方的三神山与西方的昆仑山，且分别握有长生不老仙药。

用这个的观点来看的话，“东”这个字就不单单只是表达方位的一个词汇了；它与象征朝日与扶桑的上古的太阳信仰产生链接，并且附带着大海、神山、仙药等相关形象。

接着，我们来考察“夷”这个字。有关包围着文明发祥地“中华”，或是说分散于中华四周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起源，《尚书．舜典》记载了以下的传说。

帝尧时代，驩兜因为推荐性格暴躁的共工给尧，结果被追究责任，最后遭流放南方的崇山一代成为南蛮，而破坏中华秩序的共工则被流放到了北方幽陵，成为北夷，在江淮地方（长江与淮河流域）不断反乱的三苗被迁移到了西方三危山，成为西戎，而治理黄河水患失败的鲧，则被贬至东方羽山，成为东夷。华夷名分因此决定，一度陷入混乱的天下，也因此重回和平状态。

《说文解字》卷十〈大部．夷〉项目中，“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夷的字根乃源自大与弓，指的是居住于东方偏僻之地的异民族。然而，对于中华而言，东夷似乎是一个与其他民族有别的特别存在。《说文解字》卷四关于“羌”的叙述如下：“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也就是说，蛮、闽、狄、貉、羌等民族，不管是哪一个，字根都是“虫”、“犬”、“豸”、“羊”等物，只有夷的字根与是人有关连的“大”，因此可以推论夷在异族之中，是特别突出的。

如同前述，帝尧命令鲧治水失败，因此将鲧幽禁于东方羽山，后来进入帝舜时期，鲧之子禹继承家业，总算成功治理黄河水患。因此，禹受到周围部落的尊敬，最后创立了部落联盟国家＝夏王朝，成为中国世袭王朝的首位天子。因为这样的关系，因此东夷理当较南蛮、西戎、北狄优越，而“华夷同源”的说法也因此自然而生。

从东夷到九夷

综观前述的东方观与东夷观，便能顺利拼凑出古代中国的乌托邦。这已经不再是《尚书．舜典》中所描述、位于中国东方的夷，随着秦始皇将中国东部区域纳入了整个大一统王朝，逐渐地变成位于遥远海外的区域。

接着前文所引述过的《说文解字》卷四，有关于“羌”的解释，“有君子不死之国”，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是《论语．公治长第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记述。

相关内容，还可以在《论语．子罕第九》看到“子欲居九夷”这一句。我认为孔子应该也曾经认真思考过：比起春秋乱世的中华，藏于传说之中的东夷，应该才是理想的净土吧！

那么，这里所谓的九夷，到底是指什么地方呢？关于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有以下两种解释：

其中一个是出现于《后汉书．东夷传》序之中的解释，九夷的名称分别为：畋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因为抽象名词过多，因此实际上存在与否令人起疑，不过，唐代李贤翻阅西元前七世纪中叶前后的史书《竹书纪年》，并曾针对这段文本进行注释。这些过去曾居住于淮河流域的民族，在当时的名称似乎真的就是如此。另外一个是梁朝的皇侃，他针对《论语》的“子欲居九夷”进行过以下的义疏“东有九夷：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丽，四曰满饰，五曰凫臾，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引文若是没有另行注解，则为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下亦同）

如同前述，显然有两种“九夷”，而孔子想要迁移前往的，是哪一个九夷呢？宋代的刘敞于《公是先生七经小传》卷下主张，“子欲居九夷。盖徐州莒鲁之间，中国之夷，非海外之夷也”，然而，同样为宋代的张载却在《横渠易说》卷一中提到，“子欲居九夷。……或夷狄有道于今海上之国尽有仁厚之治者”，暗示九夷乃位于海外（海外说）。

在九夷中的倭人

如同前述，虽然对于《论语》中“子欲居九夷”的解释，分成了“国内说”与“海外说”两派看法，先不论到底孰是孰非，笔者想关注的是“倭人”于皇侃的义疏中“登场了”一事。也就是说，在南北朝的梁朝时代（西元五〇二～五五七年），倭人已被编至九夷之中。不过，这个地理感觉的变化，却不是开始于梁朝之时。

唐代孔颖达于《礼记．王制》的疏中，参照李巡的《尔雅注》提到，“夷有九种，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丽，四曰满饰，五曰凫臾，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清．孙诒让《墨子闲话》卷五〈非攻〉第十八）李巡在汉灵帝在位时担任中常侍一职。

关于《尔雅．释地》，“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宋代的邢昺于《尔雅注疏》卷六中揭示，“夷有九种，夷有九种，曰畋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又：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俪，四曰满饰，五曰凫臾，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并列了两派学说。宋代郑樵的《尔雅注》则只提到了海外说，而且还明言“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中的“日下”，就是指现今的日本。

被使用于宋代《尔雅》注释的九夷海外说，是以李巡的《尔雅注》为依据，但是郑樵的《尔雅注》却是依从《风俗通》。《风俗通》也称作《风俗通义》，是汉代的应劭所着的作品。不过，流通本的《风俗通义》中却完全看不到倭人之类的叙述，王利器的《风俗通义校注》[10]中，刊载了下列的轶文：

东方曰夷者，东方仁，好生，万物抵触地而出。其类有九，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骊，四曰满饰（一作蒲饰），五曰凫臾，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后略）

若是依照李巡与应劭的作品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套与《竹书纪年》壁垒分明的东夷观，从汉代开始就已经在酝酿了。倭人，在中国人幻想的东方理想国度——九夷之中，以排名第八的姿态出场，这件事情实在令人感到极为冲击。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对于《论语》中的“子欲居九夷”的解释产生影响，同时也对神话传说的领域产生了波及。

例如说《后汉书．倭传》“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就是针对汉代的神仙国度“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说文解字》）之描述进行的补充记载。另外，宋代张君房所撰《云笈七签》卷一百，参照《轩辕本纪》， 提到一种名为“腾黄”的神兽。据传被尊为汉族始祖的黄帝，便是骑乘着这只神兽在宇宙之间往来，遨游天下。这里要注意的是，传说这只神兽背上长有两角龙翼，另一说为龙翼马身貌，又名乘黄、飞黄、古黄、翠黄，出自日本国，寿三千，一日可行万里，骑乘过的人可增加寿命二千年等，有不少与长寿相关的叙述。

《汉书》中的倭人

关于九夷之中的倭人，就如同前面所谈到的，总是触碰到“东”与“夷”，带着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因此也可说拥有强烈的“虚像”。所谓“虚像”，无需赘言，自然是指放大某“实像”之物，而非专指虚构之物。因此，作为虚像之情报源的的实像，理应是具体存在于某处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借由看透虚像，好好地确认实像。

那么，倭人正式出现在中国正史，就如同众所皆知，是在《汉书．地理志》“燕地”条目中记载的“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读完《汉书．地理志》的“燕地”条目后，首先关于朝鲜半岛，概略可说明如下：殷朝的时候，由于道德日渐式微，因此圣人箕子离开中华，前往朝鲜，教导当地居民礼仪。然而，随着后来商朝的人也前往朝鲜半岛之后，当地风纪开始衰坏，夜晚也开始有盗贼出没。尽管如此，东夷天性柔顺，自然地与南蛮、北狄、西戎相异。也因为这样，所以孔子在感叹道德式微之际，考虑到远渡重洋移居九夷。

《汉书》在参照《论语》文句后，马上接着写下“夫乐浪海中有倭人”等文，描述倭人之事。这很明显地，可以理解为孔子所憧憬的理想国度，与箕子传说所提到的内容相同，起先是朝鲜半岛，后来随着为了躲避秦汉时期苛政与战乱而迁居朝鲜半岛的人愈来愈多，因此转为寄托位于更东边的倭国。还有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记载于《汉书．地理志》中的东夷诸国里，只有倭人的项目可以看到“岁时来献见”的描述。这也可视为受到汉代东夷影响之故，认为倭人乃九夷之中最为柔顺，且重仁义。

《后汉书》中的倭人

如果我们从王朝的年代顺序来看的话，正史之中，为“倭传”设别项的，当属《后汉书》最早。“倭传”被并入卷一一五的〈东夷列传〉，其中“女人不淫妒。风俗不盗窃，少争讼”的叙述，让人联想起接受箕子教化过的朝鲜，也就是“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戸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等，仿佛是君子理想中的秩序。

更重要的是，建武中元二年（西元五七年）与永初元年（一〇七年）的朝贡记事：一是建武中元二年的“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一是汉安帝永初元年的“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相较于完全不见韩族洛阳朝贡相关记载之事，借由倭对于东汉进行过两次朝贡的这件事情，可以想见中国人眼中的倭，是一个在东夷之中的特别存在。更进一步查看〈东夷传〉的序文，“东太守祭彤，威袭北方，声行海表，于是濊、貊、倭、韩、万里朝献”，可以发现，就排序上来说，倭被置于韩之前，因此可以推估倭在建武中元二年所进行的洛阳朝贡，是先于韩的。

这篇序文在叙述东夷的风俗之后，以“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作结。若配合新的诠释来思考孔子所感叹的“欲居九夷”一事，倭人的登场不只是带给中国人文明观微妙的变化，也成为一个契机，让自古以来想像中君子国——东方理想国度，从朝鲜半岛移转到了日本列岛。

此外，在《后汉书》的倭传中，其他值得注目的内容，便是有关东鳀人与夷洲与潭洲等记事，相关内容如下：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很明显地是来自《汉书．地理志》的“吴地”记事，“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从与被归入吴地的东鳀人记载之字句相似程度这点来看，应可视为相对于同书中所见燕地的倭人介绍，反映出以南方为起点的日本认识。

燕地与吴地，也就是中国分别从南北二地所认识到的日本，在后汉的时候，因为倭人开始进入洛阳进贡，因而逐渐合而为一。不仅如此，《后汉书》所载“会稽海外有东鳀人”云云内容被安排在倭传的最后一事，正是因为想要埋下伏笔，将与徐福传说有关的夷洲、澶洲，与倭人牵上关系。

如同上述，倭人被当作是东夷之一前来中国进行朝贡的事情，对于中国认识世界及形成地理感觉，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汉光武帝 刘秀，字文叔，西汉高祖九世孙，东汉的开国皇帝。

徐福传说的展开

受到“倭”这个外来要素的介入而发生最大变化的，就是徐福传说了。平定战国乱世，开创空前大帝国的秦始皇，后来醉心于追求长生不老，因此命令方士徐福前往东海蓬莱仙岛求取仙丹。

这段故事散见于《史记》各处（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封禅书），因此应该可将之视为史实。在后来的文献中，徐福的事迹逐渐扩展，不知不觉地开始与日本产生链接。而这个“链接”，开始于隋朝。

根据《隋书．倭国传》，西元六〇八年，裴世清陪同遣隋使小野妹子等人回到了倭国，在前往都城的途中，发现该地的人物风情与“华夏”相同，因此怀疑自己是经过了那个与徐福传说息息相关，创建在“夷洲”上的“秦王国”。后世的文献之中，可见到如明代薛俊《日本考略》中“（徐福等人），止夷、澶二州，号秦王国，属倭奴”的记载。

“徐福渡日说”最晚至少也是出现于唐代，西元八〇六年要返回日本的空海，得到不少唐人所赠的饯别诗，例如鸿渐的“乡路祖州东”、“人至非徐福”，或是朱少端的“禅客祖州来”等诗句，都是将空海与神仙乡的祖州和徐福联想在一起的例证。

空海 赞岐国多度郡（今日本香川县）人。西元八〇四年，空海随遣唐使的航船到中国求法，学成回到日本，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开宗祖师。

晚了空海三十年左右入唐的圆载，于西元八七七年返回日本之际，诗人皮日休歌咏了“云涛万里最东头，射马台深玉署秋。无限属城为裸国，几多分界是亶州”为其送别。关于诗里所出现的“亶州”，皮日休注解为“州在会稽海外，传是徐福之裔”，也有人认为是指出现于《后汉书》里的“澶洲”。

关于徐福与日本的关联，初次被明白记载，是出现于五代时期义楚所着《六帖》卷二十一“国城州世部”中的叙述，“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断定徐福等人所停留蓬莱岛是“日本”、评价日本人“一如长安”、认为这群迁徙而至的秦氏家族乃徐福一行人的后代等，都是值得注目的叙述。

到了宋代，关于徐福的传说，应算是完全定调了下来。《资治通鉴》卷七十一提到夷洲与澶洲，翻开《后汉书》与《临海水土志》可以读到“今人相传，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国中至今庙祀徐福。”的结论。特别是欧阳修（一说是钱君倚）所着之《日本刀歌》，更是让徐福的相关传说广传于世，“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等脍炙人口的诗句，更让文人将寻找轶书的美梦寄托在日本身上。

有关“徐福渡日说”的真伪，在学界已被议论许久，是个难解的题目。由于已是二千多年前的事情，时至今日想要完全挖掘出真相，几乎不太可能了。不过，因为徐福与日本的联结，确实制造出中国人诸多的想像空间。现今，虽然应该已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还会将日本当作“神仙乡”，但在称呼日本的时候，却依然还是会使用“东瀛”、“扶桑”等名称，这无疑是在下意识间被唤醒的往昔回忆。

从“倭国”变身为“日本”

汉朝时倭人的首度登场，正如同前述，对于中国的神话传说或是世界认识及地理感觉或文明观，造成了某些影响。而在中国历史上投下震撼弹的，则是于七世纪后半到八世纪初期这段期间登场的“日本”了。

以大化革新（西元六四五年）作为契机，日本开始以中国的隋唐帝国为范本，在内政方面施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以天皇为中心的集权国家开始运转。之后，随着百济灭亡（西元六六〇年）、白村江败战（西元六六三年）、高句丽灭亡（西元六六八年），东亚势力地图因此重新洗牌。倭国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承受了内外情势剧变的压力，民族意识因而急速高涨。日本的国号、天皇号、年号等，推估都是在这段时期确立下来的。

至于国号是如何从“倭国”转换成“日本”的呢？正如同武则天改称、日本人自称、三韩人的呼称等诸项说法，一般都认为与外部有着密切的关联。反过来说，因为外部刺激造成日本制定国号等影响，之后也必然会再“反馈”（feedback）回东亚各国。

至于唐帝国如何接收这些“余波”呢？中国历史与日本国内所发生的这些事件有着怎样的连动呢？我们可以二〇〇四年在中国西安所发现的遣唐使墓志为切入点，进行观察。

井真成的墓志

二〇〇四年，距今一千二百多年前，葬于唐朝首都长安的一位日本人的墓志出土，并在相关学界引起一阵轩然大波。这位日本人是在西元七三四年去世的井真成，享年三十六岁。墓志文的内容描述井真成的勤勉好学，以及在唐朝任官活跃的事迹，这是呈现遣唐使的样态的一项极为珍贵的史料。

墓志分文“盖”与“底”二部分。“盖”上用篆书刻有三行，共十二字“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底”的部分则是用楷书刻有十二行，共一百七十一字。其铭文和序如下：笔者所推定的字，将圈以 　，文本的判读乃依据拙文〈遣唐使〉[11]，“问道未终”的“问”字，乃依葛继勇的建言。

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问道未终，壑遇移舟，隟逢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皇上哀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给。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东原，礼也。呜呼！素车晓引，丹旐行哀。嗟远人兮颓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其辞曰：“寿乃天常，哀玆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

根据墓志文的内容，井真成有与生俱来的才能，因此被日本遣派来到唐朝，仪表堂堂、勤勉好学的他却在西元七三四年正月遽逝于官邸。唐玄宗对于井真成的离世感到极为哀悼，赠其“尚衣奉御”的官位，并在同年二月四日以公费葬之。

从这个墓志，我们可以解读出许多信息，本文想要将焦点置于“国号日本”这四个字上。二〇〇四年十月中旬，当中日两国的新闻快报报导这块新出土的墓志，是世上现存标记“日本”二字最古老的实物时，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

世界上最古老的“日本”二字，发现于在唐朝的长安这件事情本身，彰显出该项发现所具有的国际性。不过，这个西元七三四年二月四日的墓志上所刻写的“日本”，却还不是最古老的例子。

一九九二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叶国良教授在一间名为“寒舍”的骨董店发现徐州刺史杜嗣先的墓志后，将内容抄录了下来，并在一九九五年四月以〈唐代墓志考释八则〉为题，发表于《台大中文学报》第七期。[12]

该墓志上记载的是“又属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语话”。时间上来说，较杜嗣先逝世的西元七一二年九月更早，但就与日本使节“语话”的四个人的经历来看的话，可以推断这个场景是在西元七〇二年，粟田真人担任执节使的遣唐使团，在隔年获武则天召见并在麟德殿设宴款待。杜嗣先被葬于西元七一三年二月，比井真成墓志上所使用的日本国号，还要早二十二年。

《旧唐书》的困惑

从“倭”改国号为“日本”的这件事情，确实对大唐王朝造成冲击，从《旧唐书》中同时有“倭国传”与“日本国传”，即可视为一个象征。

《旧唐书》于五代后晋开运二年（西元九四五年）完成，署名刘昫所撰，其中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上的〈东夷传〉中，首先承袭前史，设有倭国传，接着叙述“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增设日本国传。

中国虽将日本视为为倭国的别种，且理解其因地理位置而将国号名为“日边”，但史官仍站在日本的角度，提出了“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以及“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等二个假说。

《唐会要》卷六十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中，明确记载当藩国前来朝贡时，“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之规定。实际调查遣唐使案例，白雉五年（西元六五四年）由高向玄理担任押使的第三次遣唐使，从新罗抵达唐朝莱州，在十二月谒见唐高宗的时候，东宫监门郭丈举“悉问日本国之地里及国初之神名”，遣唐使“皆随问而答”（《日本书纪》卷二十五）。

在第一次遣唐使到中国的时候，唐朝的相关部门单位（鸿胪寺），便向他们询问，听取该国的所有事情，并且留下记录。第二次遣唐使以后，只会再追问新的信息进行更新。相隔三十三年的第八次遣唐使，照理说，应该是带来了不少新的信息，但受到瞩目的倭国使者粟田真人等人打着“日本”的名号，似乎引起不小的风波。关于这个国号问题，《旧唐书》提出“别种说”与“日边说”后，再把应是遣唐使部分说词的两套假设说并记，让我们确切地感受到了主客问答时的紧绷气氛。

《旧唐书》接着责其“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并表现出了“故中国疑焉”的不满声音。而让中国感到疑惑的，还不仅如此，还包括“其国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等地理情报。

推古三十一年（六二三年）返回日本的遣隋留学者们，向日本天皇提出“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书纪》卷二十二）的建言，舒明天皇也采纳了这个建言，于西元六三〇年派遣了第一次的遣唐使，积极采行大唐的“备定”法式。接下来的数十年，倭国透过内政外交的改革，迅速变身成律令国家，开启了崭新的国家面貌。

虽然说国号的变更可说是倭国急速“唐风化”的一种象征，但由于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过于剧烈，因此唐朝除了感到了困惑，还使用了“矜大”一词描述，同时，也对于情报信息的真伪产生了怀疑。尽管如此，中国因为新旧消息更新速度的落差所产生的困惑现象，也在很短的期间内就结束了，带来消息的粟田真人，也得到了武则天重赏礼遇。

首次的日本国使

如果把西元六三〇年开始的遣唐使视作“倭国使”的话，任命于西元七〇一年正月，并于隔年六月出海赴中，同年十月漂流到楚州的第八次遣唐使，便可以视为首次的日本国使。在《续日本纪》中，流传着这样一段遣唐使登陆时的逸事。

粟田真人等一行人，漂流到了楚州盐城县海边时，被当地唐人问道，“何国使？”粟田真人答曰，“日本国使”，并接着反问，“此何州界？”唐人回答，“是大周楚州盐城县也”。日本国使又问，“向称大唐，何缘改号？”而后唐人解释，“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祚，称圣神皇帝，国号大周。”

武则天 唐高宗李治的皇后，西元六九〇年至七〇五年为武周皇帝，在位十五年，前后执政近五十年，是中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

中国的国号从大唐改为大周的这件事情，应该对遣唐使们造成很大的冲击。不过另一方面，唐人似乎没有对于那些遣唐使自称“日本国使”之事感到讶异，因为唐人接着说，“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教行礼义。今见使人仪容闲丽，岂不信乎”，依然是使用“倭国”的国号来作代称。

记载于《续日本纪》的上述纪录，是以遣唐使们的返国报告为基础，从整体对话的脉络来推测的话，可以发现粟田真人等人回答“倭国使”或“大倭国使”的可能性是极高的。若非如此，唐人绝对会询问：“你们以前明明叫做倭国。现在称为日本，国号为什么更改了呢？”。

从《日本书纪》卷一“日本，此云耶麻腾。下皆效此”的标注，我们可以得知“日本”与“倭国”的读音同样被标注成“やまと（YAMATO）”。也就是说，“日本”最初并不是被当作取代倭国所新创出来的一个词语，而只是被用作“同音异形”的一个词语。根据《续日本纪》卷六的和铜六年（西元七一三年）五月甲子记载，“畿内七道诸国郡、乡名，着好字”，我们可以推测或许是因为有“好字”意识，所以开始使用“日本”（使用日本一词，有可能是跟《日本书纪》作者高句丽僧有关），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在对外时会使用的词语。

不过，若是考虑到当时东亚的实际国际情势的话，若要使用“日本”一词作为正式国号，或许须得到唐王朝的公认。这也是为何“武则天命名说”会从很久以前就广为流传的背景。

至于日本方面的文献，例如伊吉连博德的书或是出现于大化革新诏书的“日本”，让人怀疑很可能是编纂《日本书纪》（西元七二〇年）时候的改写。若参照海外文献的话，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卷六的新罗本纪文武王十年（西元六七〇年）十二月的条目中，有着“倭国更号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为名”的记事。不过这是因袭自《唐会要》与《新唐书》的记述，很难让人认为其具备独立史料的价值。

唐代张守节所着《史记正义》中，对于“夏本纪”中出现的“岛夷卉服”一语，加上了“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的说明。由于张守节是与武则天差不多时代的人物，因此这段文本的可信度是很高的。武则天发动的“武周革命”是在西元六九〇年。因此如果“日本”一词是源自武则天的改称，则一定是武周革命之后的事情。

关于改称的契机，中国的文献之中有柳芳的《唐录》等，日本的文献则有《释日本纪》等，提到了栗田真人之遣使作说明。即便如此，我仍旧赞成部分研究者的主张，不认为第八次的遣唐使层正式使用新国号向唐朝通达使命。如果粟田真人等人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制定新国号的话，那么西元七一二年编纂的《古事记》，应该就不会使用“倭”，而会使用“日本”才对。

另外就我个人感觉来说，粟田真人等人因为“好字”的缘故而开始使用“日本”之后，虽然不免在固守传统的鸿胪寺的官员之间引起了一些骚动，但对于更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将洛阳命名为“神都”，还造了不少“则天文本”的武则天而言，在麟德殿宴见这些正使的时候，应该是很容易就能够接受，并将其用作正式的国号。

不管真正原因是哪一个，都不会改变这个第八次遣唐使为最初的日本使的事实。一行人的感动，全都表现于和歌与汉诗之中。在遣唐使团中担任录事一职的山上忆良，便以“在大唐时忆本乡作歌”为题，吟咏“去来子等／早日本边／大伴乃／御津乃滨松／待恋奴良武”（《万叶集》卷一），留学僧弁正，以“在唐忆本乡”吟唱“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怀风藻》），更表现出以日本作为国号的骄傲心情。

民部尚书

虽然关于第八次遣唐使的时间，在中国的诸多文献中，有从长安元年（西元七〇一年）到长安三年（七〇三年）等的各种说法，但我认为《新唐书》等文献是以入宋僧奝然带来的《王年代记》的任命时间（七〇一年），《通典》是以飘流到楚州或是抵达长安时候的时间（七〇二年），而《唐会要》等则是以武则天设宴招待的时间（七〇三年）为根据所写下的记叙。

国号“日本”，可以推定是源起于武则天于长安三年（西元七〇三年）在麟德殿召见粟田真人等人的时候。翻开《善邻国宝记》卷上《唐录》，如果“长安三年，遣其大臣朝臣真人来朝，贡方物。自言其国近日出所，故号日本国。”的记载属实，则会让人联想到前面所提及的杜嗣先墓志，杜嗣先、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这些素有名望的饱学之士，应该也都收到了敕命，列席与这群日本使节“对话”。

因此，我认为“日本”一词的诞生是喜好文本的武则天随意命名的说法，这是一种武断，缺乏公正性的蜚语。更应该要注意的，是与过去倭国使相异的遣唐使形象。中国的文献记载中，关于栗田真人的相关纪录相当多，这个现象本身就可以显现出唐王朝对于此事的高度关心。

关于粟田真人的头衔，《旧唐书》记载“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尙书”，《通典》记载“真人者犹中国地官尚书也”。户部隶属于唐帝国尚书省六部其一，最高长官官拜三品，称为“尚书”。

然而，是不是可以直接把朝臣真人（真人）替换成户部尚书（地官尚书）？结果显示是不通的。虽然我们对于唐的史官对日本的氏姓制度掌握到何种程度感到怀疑，但若是根据日本文献记载的话，便可得知这是引自《续日本纪》卷一的大宝元年（西元七〇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条目“以守民部尚书直大贰粟田朝臣真人为遣唐执节使”中的“民部尚书”。

在中国，从隋朝的开皇三年（西元五八三年）到唐朝的贞观二十三年（六四九年）为止，一直都把户部称作民部。到了贞观二十三年，恢复为户部，而垂拱元年（六八五年）时，则将其改为“地官”。也就是说，粟田真人在入唐之际，地官尚书的称号用法是正确无误的。

在日本，民部省的长官被称作“民部卿”，“民部尚书”的使用，只有在六国史中看过前面提到过的例子。虽然也有可能是因粟田真人要入唐的缘故，才配合唐的习惯而把民部卿改掉，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粟田真人被任命遣唐执节使的大宝元年，是日本史上首次正式实施律令（《大宝律令》）的这项事实。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推测，身为编纂律令相关人员的粟田真人，应该已将包含“民部尚书”在内、有关《大宝律令》的一些信息带到大唐才是。

进德冠

在《旧唐书．日本国传》书中，关于粟田真人的装束“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记载得极为详细。把外国使节的服饰描述到这么详细是很少见的情况，由此可见唐人对于粟田真人衣冠瞠目结舌的程度。

关于进德冠，《新唐书．车服志》中有“太宗……又制进德冠，以赐贵臣”的记载，《唐新语》认为此时期为贞观八年（西元六三四年）。一开始授与“贵臣”的进德冠，就如同《唐六典》卷二十二，“太子之冠三，一曰三梁冠，二曰远游冠，三曰进德冠”的记载，后来演变为了皇太子专用之物。

《通典》卷五十七记载“九琪，加金饰”，进德冠是皇太子在侍从皇帝祭祀、谒见皇帝、加元服[13]、纳妃等时候的服饰规定。

粟田真人就这样披戴着象征特殊身分的进德冠在身上，从唐人的眼光看来，自然是觉得奇异至极。不管是民部尚书也好，进德冠也好，这些重现贞观年间初唐风格的第八次遣唐使，确实比起过去的倭国使节，在外貌上有很大的改变。因此，我们在阅读《旧唐书》时会有“这个倭国吗？”、“东夷和唐人的区别在哪？”等的疑惑，也会对这些遣唐使产生“矜大”的批判。

另外，关于粟田真人的学问与容姿，《旧唐书》记载“真人好读经史、解析文章、容止温雅”。虽然描写方式略有出入，但在《新唐书》、《通典》、《唐会要》等可信度很高的史书中，也都有类似的相关纪录。这是在面对过往的“倭”所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以此转折，之后对日本的评价也因此转为正面。

综合前述，粟田真人不管是在职称、衣冠、风貌、学识方面，都大幅扭转了过去倭国使节的形象。《旧唐书》同时有倭国传与日本国传，其代表的意义是，唐王朝并非单纯只是将日本视为倭国的延长，而是将其视作新生国家。然后，身为首位日本国使，粟田真人成为镁光灯焦点，唐人面对这群深受初唐文化浸染的异国人士，刚开始的时候感到怀疑吃惊，最后则是以“朝廷异之”（《通典》）一语评之。

官位与氏姓

所谓“朝廷异之”，指的是粟田真人在唐朝受到刮目相看的意思。其中一项证据，就是武则天于麟德殿飨宴招待时，授予了“司膳卿”官职。

司膳卿起缘于汉朝的“光禄勋”，到了梁朝的时候，被改名为“光禄卿”。最初负责宫殿护卫，在北齐的时候，同时还负责皇帝的饮食，隋朝时期则主要负责饮食与祭祀工作。唐朝承袭前朝，综合职务后将名称改成“司宰卿”，后来又改为“司膳卿”。司膳寺长官司膳卿（司膳大夫、司膳郎中亦同），官拜五品上，在皇帝身边占有重要地位（附带一提，《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载“拜为司膳员外郎”，员外郎是次官等级，从六品）。

这里请读者留意的是，相对于过去授予倭国的武官职如“率善中郎将”、“率善校尉”（《魏志．倭人传》）或“安东大将军”、“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宋书．倭国传》）等，此次日本使被授予的是文官职，而且还是位于皇帝左右的官职。这是“军事国度”倭国与“文明国度”日本之间的形象差别，也是一种中国给予倭国及日本不同定位的一种展现。

从粟田真人以后，例如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井真成、藤原清河、高端真人等，日本人所获授的官职，几乎都是文官。

不仅如此，因为粟田真人前往中国，也让日本人的氏姓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痕迹。《元和姓纂》卷五建有“朝臣”项目：“日本国使臣朝臣真人，长安中拜司膳卿同正副使。朝臣太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姓也。”此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六中，有“真人”的项目，记载着“建中元年，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真人，盖因官而氏者也。按日本有朝臣真人，犹唐之尚书”。

外部的日本就像这样，透过“人”的往来，逐渐转变为内部的要素，融入中国的官僚制度与氏姓之中。

从“君子”变身为“倭寇”

翻开唐代诗人王维的诗集《王右丞集》，有一首赠予阿倍仲麻吕，以《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14]为题的五言律诗。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

对中国人而言，一般认为距今愈久远的古代，遗留着愈多的理想善良美俗，以及保有以圣人教诲为根基的政治秩序。因此，使用夏代历法与穿着汉代服饰，简直可说是一种“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的表征。

时代变迁，到了宋代的太平兴国八年（西元九八三年），东大寺的奝然入宋，将中国佚书《孝经新义》与《孝经郑氏注》，还有日本本国的《职员令》与《王年代记》献呈给了宋太宗。《宋史．日本国传》引用了《王年代纪》，从神代起，到第六十四代的圆融天皇为止的天皇系谱，完整枚举。宋太宗也不隐藏五味杂陈的心境，“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向宰相表明心中的感叹如下：

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寓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中国人在空间上，将大海彼端的群岛想像成一种梦幻的神仙乡，另一方面，在时间上，则是将其视为一种被遗留在遥远古代的理想王国。借由遣唐使或入宋僧所带来的信息，对中国而言，日本在某种层面上，可说是化身成了一种“中国人对于古代的怀旧（nostalgia）”。

然而，如此“礼仪国度”的印象，到了元明时代，却迅速改变。取代“君子”形象登场的，是丰臣秀吉和倭寇，并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

赵良弼的报告

蒙古大汗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到了大都（现在的北京）之后过了两年，也就是在至元三年（西元一二六六年）时，命黑的与殷弘等人为招谕使，前往日本。使者群所携往的国书《蒙古国牒状》中，有“通问结好，以相亲睦”，通好之意的叙述，然而，日本对此并没有回应。

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年），担任秘书监职务的赵良弼，奉命出使日本。那时所携国书中写着“日本素号知礼之国”，呼吁创建“亲仁善邻”的邦交。

赵良弼一行人背负着“通好日本，期于必达”的使命（《元史》），首先到了高丽，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九月，总算抵达了太宰府。尽管赵良弼并没有完成使命，于隔年返回中国，但后来又再度被派遣出使日本。根据《元史．日本传》记载，第二次前往日本的元使“十年六月，赵良弼复使日本，至太宰府而还”。

赵良弼回到中国后，马上将与日本相关的最新消息向元朝廷禀告。《元史．世祖本纪》（十年六月戊申）记载“使日本赵良弼，至太宰府而还，具以日本君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来上”，《元史．赵良弼传》则是叙述“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

带着与“知礼的日本”进行“通好”目的而前往日本的元使，带回中国的却是日本人“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的印象。在当地进行过调查的赵良弼认为，穷山恶水刁民的日本，不值得使用“有用的民力”去征服。然而，忽必烈并未将这个忠告听进去，依然决定在隔年发动大军进攻日本。此即日本史上的“文永之役”（西元一二七四年）。文永之役后，元朝又第二次日本远征，即“弘安之役”（一二八一年），在此战役中元朝几乎失去了当初从宋朝手上接收来的海军，这也导致后来海防松弛，甚至成为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自十四世纪初开始，广州、泉州、庆元的市舶司，不断重复着废止与设置的循环，这就是沿海区域防卫问题日渐严重的证据。

如前所述，日本幕府由武士掌握权力，以强硬的对外政策，重挫了忽必烈意图征服东亚的雄心壮志，并对中国历史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市舶司的废置

虽然元的远征日本最终声明失败，但仍旧带给镰仓幕府相当大的打击。开始出现以不易控管的浪人武士，或沿海的渔民、商人们为主体所组成的武装贸易商团，这些商团频繁地出没于朝鲜和中国的海岸。这个动向，也同时反映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反复废止与设置市舶司的动态上。

例如，至元二十九年（西元一二九二年），日本商船抵达了四明（现今的宁波）寻求贸易机会，不过元朝官员在进行入境检查时，发现“舟中甲仗皆具”，警觉其可能有进行掠夺的“异心”，因此设置了元帅府巩固海防。

此外，大德七年（西元一三〇三年），为了防备屡屡出没江南沿岸的日本船只，将千户所设于定海以强化海防，同时也废止了市舶司，并发布海禁令。

政府实施海禁，导致十四世纪初的大约二十年期间，沿岸商人的走私贸易活动开始急速增加，加上日本船只的海盗行为日渐猖獗，市舶司不断地被废置。以下便是从《元史．食货志》节录出来关于废置市舶司的相关记事：

［成宗］

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废止行泉府司。

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合并澉浦与上海的市舶司与庆元市舶提举司。

大德七年（一三〇三）禁止商人出海，废止市舶司。

［武宗］

至大元年（一三〇八）重新启动泉府院，整治市舶司。

至大二年（一三〇八）废止行泉府院。将市舶提举司编入行省。

至大四年（一三〇八）再度废止市舶司。

［仁宗］

延祐元年（一三一四）重新启动市舶提举司。禁止商人搭船出国。

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再度合并提举司。

［英宗］

至治二年（一三二二）重新启动泉州、庆元、广东三处的提举司。

元朝政府由于害怕日本商船的武装化及远征失败后日本的报复行动，因此不得不调整路线，从一开始的奖励中日贸易政策，转为消极的闭关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海防政策的调整与市舶司的废置，主要都是因日本动向所作出的回应。

北虏南倭

西元一三六八年，庶民出身的朱元璋（明太祖）推翻了元朝，夺回汉人失去了九十年的中国统治权。然而，明太祖即位之后想要回复的华夷秩序，却始终受阻于南北外患而难以实现。

北方有蒙古的残兵和女真族等骑马民族威胁边境与京畿地方，南方则有海盗化的倭寇出没于沿海州县。尤其是出没于大海上的倭寇，让广东到山东的沿海地区海防警报响个不停，受害范围相当大。

《明史．日本传》有一段少见的长文。虽然文章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日本人，但最让读者印象深刻，应该就是“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这段叙述了。

换句话说，在当时，光是一句“你是倭人！”就构成了一种对对方的严重侮辱与轻蔑。还有，只要对吵闹不休的孩童斥喝一句：“倭人要来了喔！”孩童就会马上安静下来。从这些例子，我们应该不难看出民间对于倭寇的憎恶与恐惧。至于这些倭寇的凶神恶煞形象，在中国人的内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阴影，我想就毋需再多加赘言了。

由于倭寇的嚣张跋扈，也促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海防书籍。王庸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15]的“明代海防图籍录”中收录有一百零一部书籍，作者主张，“明代海防，虽是为红毛等国所设，究以御倭为重，……是海防与倭寇实相为枢纽者也”，而吴玉华所着的《明代倭寇史籍志目》（收录书籍七十余部）则被作为附录，收录其中。

随着大量的海防书籍陆续问世，文武百官对于日本的国情，还有航海与造船技术、武器的改良、士兵的训练、沿岸地形调查的关注度日渐升高。以日本的国情为例，中国不仅注意日本的政治与经济，也开始注意日本的风俗或文学，甚至是日本语，对于日本的关心程度可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此外，中国则透过与倭寇实战所得到的经验与教训，不断针对海船、刀械，以及阵法、筑城技术等新兵器或新战术进行研发。

如同上述，明代为了要击退倭寇，因此海防理论与实战方法急速发展，一般民众的尚武精神高涨，军事知识相当普及。

各种备倭官

倭寇牵动中国历史，最显著的便属明代的军事体制了。为了防治倭寇，沿海各地均设置了警卫所，并且任命各种名称的“备倭官”。以下是参阅潘洵的《明代抗倭官考》[16]，针对防御倭寇所设置的长官进行整理（次官以下省略）：

（一）“备倭总兵官”：根据明朝的军事制度，“总兵官”分成二种，一种是派遣到固定军事要塞镇守，另外一种则是在国家有事时才任命，只为军事行动。“备倭总兵官”属于后者，另外还有“补倭”、“巡倭”、“剿倭”、“防倭”等称谓，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

明初洪武年间，倭寇屡屡进犯沿海州县，光是《明实录》就有十九回的纪录。因此，明太祖频繁地任命担任备倭的总兵官驰赴现场。由于备倭总兵官是在国家有事时特别任命的官员，因此被赋予了极大的权限。例如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年），因为“海上有警”而获任命的吴祯，便率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等四卫的舟师前往巡捕海寇。京都各警卫所与杭州、温州、台州、明州、福州、漳州、泉州、潮州等，隶属各地警卫所的官兵，也都被完全纳入其统治下（《皇明驭倭录》）。

备倭总兵官之中，最广为人知的，便要属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年） 接受敕命的汤和这号人物了。与被命令拿捕倭寇的吴祯不同，汤和主要专心于警卫所的整顿，共花费了四年时间，在浙江修建了五卫十所、福建五卫十二所、南直隶一卫两所、其他地方总计五十九个防卫设施。

明太祖后的两位皇帝，明惠帝与明成祖，也都承继了这项备倭总兵官制度，光是永乐六年（一四〇八年），朝廷就从中央派出了四名备倭总兵官前往各地。

（二）“总督备倭”：永乐中期开始到嘉靖中期，倭寇入侵之势稍缓，备倭的事物便交由总督备倭负责指挥。关于总督备倭的起源，根据《山东通志．兵防志》的记载，汤和从山东到浙江，共修建了五十九个防卫设施，“咸置行都司，以备倭为名”。我们可以依此推知，总督备倭从一开始作为备倭的专用设施，后来发展成常驻机关与官吏。

山东省文件馆保存有嘉靖年间山东总督备倭督司文书二十一卷。在这批文档中，可以发现总督备倭前面还多加了“钦差”二字，全称变成“钦差总督备倭”。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因此得知，总督备倭并不是一个常设官，而是经由皇帝直接派遣的一个官职。

比起几乎都是由公侯伯爵等位阶较高的文官担任的“备倭总兵官”，“总督备倭”多是以位阶相对较低的职业武官（领导阶层）为主。

（三）“备倭把总”：根据《雍正嘉兴府志》的记载，“正统间设把总一员，以统卫所，衔曰备倭”。从洪武到永乐，备倭的权限集中于负责守备大范围区域的备倭总兵官与总督备倭身上，并没有设置负责防卫特定警卫所的备倭把总。

根据胡宗宪《苏州水陆守御论》，把总分为水兵把总、陆兵把总、游兵把总，共三种，分别被赋予了海战、陆战、巡查的任务。附带一提，根据同样由胡宗宪所着的《筹海图编》记述，朝廷分别在苏松设置了九名、浙江七名、淮扬六名、福建五名、山东三名的备倭把总。

（四）“海道官”：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三记载了，“设总督备倭，以公侯伯领之；巡视海道，以侍郎都御史领之”。海道官原本职司海上贸易与运送事务，然而，由于倭寇祸害日渐严重，因此最后演变成以军事行动为优先的一个职务。

根据《两浙海防类编续考》卷二，备倭的海道官从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年）以后，变成常驻于宁波，并专门负责浙江沿海的防务。海道官同时也负责备倭事务其中一环的取缔沿海渔民渡海之业务。

（五）“海防巡抚”：明代后期，倭寇的侵扰行为日渐猖獗，因此朝廷废除了备倭都司之后，派遣巡抚、总督、总兵官、参将、兵备副使等官员至东南沿海各州，负责海防工作。

嘉靖二年（一五二三年），进入宁波的细川船与大内船，双方因为贸易权的问题发生冲突，造成许多伤亡，史称“宁波之乱”。奉命处理这个事件的刘穆于返京之后，向朝廷建言任命重臣强化海防。嘉靖二七年（一五四八年），朱纨担任首任海防巡抚，前往浙江。

巡抚原本是代表皇帝巡游天下，宣府地方的官员，但因发生“宁波之乱”之故而增设，所以已经没有了原本的意义，变成专门负责海防的特命官吏。

（六）“备倭总督”：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年），倭寇气焰愈来愈嚣张，不仅仅只在沿海州县进行掠夺，甚至还逼近到了南京。作为区域防御基盘的备倭体制，已经无法抵挡住跨越区域的倭寇。因此，给事中的王国祯等人上奏，建议任命能够统合各地兵力与物资的总督大臣。这就是在东南沿海设立总督职位，专门处理备倭事务之制度的开始。

综观明代，共出现过四名备倭总督，不管是哪一名，都是临危受命去处理国家遭遇的危机。首位总督是在嘉靖三十三年所任命的张经，至于成功诱杀王直（又作汪直）的胡宗宪，则是第四任。

由以上略述所见，我们可以看到饱受倭寇侵扰之苦的大明王朝，在针对防治倭寇一事上，不仅仅是费尽心思增设专门机关、设施、官职，甚至还得调整原本与军事无关的单位或官员的性质，进行因应。

《斩蛟记》

对于倭寇的猖獗行为，如果朝廷采取的应变措施是呈现于机关名称与官职变化的话，那么一般民众的感受，就是透过小说与戏曲等形式来表现。明代的《斩蛟记》、《莲囊记》、《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朝鲜征倭纪略》、《胡少保平倭记》等作品便是代表性的例子。而清代的话，则有《水浒后传》、《金云翘传》、《绮楼重梦》、《绿野仙踪》、《雪月梅传》、《蜃楼外史》、《玉蟾记》等作品。

综观上述作品，文禄元年（一五九二年）派遣大军前往朝鲜，扬言“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的丰臣秀吉，便屡屡以“关白”、“木秀”、“平秀吉”等名，于故事里面频频登场。

明代的短篇传奇《斩蛟记》，是一部涵盖道士许真君斩蛟的民间传说，并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史实为基调所完成的故事，故事大纲如下：

很久以前，许真君斩杀了一条危害人间的大蛟，当时有一只小蛟从大蛟的腹中流出逃跑了。这只小蛟后来栖居日本的银蛟山，经过一千两百余年，危害无数生物，最后化身人类，名叫平秀吉。

平秀吉以一名小兵的身分出道，杀了关白夺得权力地位，并征服了六十六州，世人都没有注意到他是妖怪的化身，全部都屈服于他的老奸巨猾与怪力，就连琉球与朝鲜也都畏惧于他，而不敢怠慢朝贡。

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四月，平秀吉突然发动二十万的大军侵略朝鲜，并且立刻陆续攻陷王京、平壤、安边，大军压境中国辽东，意欲直捣北京。接获朝鲜快马急报的朝廷，由宋应昌担任经略，我（作者袁黄）和刘玄子担任参谋，驰往救援。

我们在数名道士的陪同之下远渡重洋，抵达银蛟山，将鹅群赶入红鹿江中，道士开始念咒，然后怪物的头浮了出来，道士马上拔出宝剑，挥落，斩下怪物首级。时值万历二一年（一五九三年）正月七日之事。此后，倭国军队不再来犯，由此可见关白确实已死。

虽然在小说里面，倭国军队的撤退被当作关白突然死亡的证据，但户科给事中吴应明，在万历二十一年七月呈给宋神宗的奏状，却报告如下：“兵部差沈丙懿密访夷情，内称关白中毒，已毙平柴二贼相图，经略总督了无报闻，臣观倭奴攻陷朝鲜易于破竹，乘胜之师何所不逞，乃我师一集辄，弃开平而不顾，守王京而不坚，岂诚畏威远遁哉，自古行师不战而退者，非军中有疫，则国中有变未可知也。”（《神宗实录》）

如同前述，我们可以在《斩蛟记》极为荒唐无稽的故事里看到，作者想要尽可能地将当时的国际情势，迅速又正确地呈现出来的意图。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传奇小说，但正因为骨子里又可视为时事小说，因此可以推估作品里所描写的丰臣秀吉形象，如何在中国民众心里留下了阴影。

《水浒后传》

只有好的作品，才会吸引后人进行模仿创作。就这层意义来看，在国内外皆拥有多数后续作品的《水浒传》，无疑就是一部杰作中的杰作。例如以武松的故事衍生而成的《金瓶梅》，以李俊的故事发展出来的《水浒后传》，都是模仿《水浒传》的名作。

李俊外号混江龙，天罡星三十六人中排行第二十六。虽然《水浒传》第九十三回内容中写有“李俊名闻海外，声播寰中。去作化外国王，不犯中原之境”，然而实际上却没有提到他的什么海外事迹。《水浒后传》便是巧妙地利用这条小小的线索，延伸编织而成的一部饶富趣味的作品。全书八卷四十回，故事的时代背景设置于南宋，以幸存下来的梁山好汉们的后续故事进行开场。

李俊 外号“混江龙”。图取自清代张琳绘《水浒人物图传》。

被朝廷派往各地任官的梁山好汉们，虽然想要度过平静的余生，然而，却因为对于地方官员的无理压迫，以及恶徒的纠缠迫害感到忍无可忍，因此再度聚集于登云山与饮马川，张开了“替天行道”的大旗。之后，包含梁山好汉的后代在内，共四十四人逃出海外。

李俊以靠近暹罗的金鼇岛为根据地，自号“征东大元帅”，直接沿用宋的年号。没过多久，花逢春就成为了暹罗国王的乘龙快婿，主客和平共存。

然而，丞相共涛却毒杀了暹罗国王，并且自己继承了王位。李俊因此发动了金鼇岛的宋兵平定作乱，后来被推举成为新国王。共涛逃往日本乞求援军，关白（丰臣秀吉）率领了倭兵一万人，前往暹罗进行一场政权保卫战。倭兵与梁山好汉们，双方于是在海上展开了阵势，开始进行战斗。关白秘密差使水兵黑鬼，去凿穿梁山泊好汉们的海船，取得了有利的战况，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包围了暹罗城，发动猛烈的攻击。黑鬼可以昼夜待在水中，饥饿时就直接捕捉水中鱼虾为食。

双方的战斗就这样陷入一来一往的拉锯战，后来，公孙胜发现倭兵怕冷的弱点，因此施展法术，让天空下起大雪，海水立刻结冻，关白和倭兵都被结冻在冰里，如水晶人一般，直挺挺地冻死了，梁山好汉们总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如同上述，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与倭寇在中国沿岸州县的种种掠夺行为，不只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伤痕，更透过了明清时代的小说与戏曲进一步地具体形象化，且不断地产出。比起演变出近现代的小诗及汉俳的俳句，这些以倭寇作为题材的作品，虽然是一种压迫到日本的“负面遗产”，但却是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演变。

日本扇

就如同“北虏南倭”这个成语所示，日本是牵动中国历史的一个很大的外部因素。回顾明代历史，更是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痕迹。这些日本所遗留下来的足迹，与其只把它当作是日本历史的一部分，还不如将它理解为中国历史的进程更来得恰当。

日本的中世史，即便处理了倭寇议题，也不会触碰到备倭官的产生与变化等现象。日本文学史更是理所当然地，并未正面处理出现于明清小说与戏曲中的倭寇题材作品。在中国起因于倭寇问题所产生的种种效应，以及因为这些效应而并发而生的各种新现象，都是必须视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的。

然而，在明代，随着中断于唐末（西元八九四年）的中日间邦交关系的回复，勘合贸易[17]盛行，人员往来与物质流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是不可忘记的事情。而这些交流中，将一股新风潮带入中国历史的代表事例之一，就是勘合贸易的主力商品，日本风格的扇子（折叠扇）。

日本扇 折扇。图取自明代类书《三才图会》中的插画。

关于日本扇流入中国，明朝陈霆在《两山墨谈》中提到，在宋代以前，中国并没有折叠的扇子，而在永乐年间（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年），倭国将折叠扇作为贡品带到了中国，朝廷将这些扇子赐予群臣，然后让内府进行仿造，结果很快地，在民间造成了流行，原本的古扇（团扇），除了江南的妇人以外，渐渐不再被使用。

冯可时在作品《蓬窗续话》中写到，在他上京的时候，传教士利玛窦送给他四柄“倭扇”，而这四柄扇子“合之不能一指，甚轻而有风，又坚致”，从让他感到赞赏不已的这些描述当中，我们可以得知日本扇在当时士大夫之间，乃是一种让人乐于收到的高级赠品。

虽然日本扇自永乐以后就已经开始在内府进行仿造，但学习描金画技术，则是在正德年间（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年）派遣了做扇子的职人前往日本。到了嘉靖年间（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中国已有不少地区能够大量生产扇子，四川省的布政司呈献给朝廷的扇子，更是达到每年数以万计的数量。

中国的仿造扇并非只是全盘接收复制日本的扇子。也就是说，中国应用了原本团扇的技法，把扇子从单面转换成了双面，并且大幅增加扇骨数量。根据《杖扇新录》的记载，杭州产的油扇（杭扇），扇骨从三十六枝变成了五十枝，扇面涂上柿汁使其出现黑油艳色后，在上面以书法、绘画装饰。

两面贴纸，扇骨细密化后的仿造扇，比日本扇来得更加牢固又美观，因此不只在中国掀起了流行，甚至还“逆向出口”回到日本，称作唐扇，并且很快就在禅林与民间广传。日本受到了刺激后，采用了插骨（在两张扇面纸之间插入骨架）技法，然后雕刻扇骨，开发出了所谓的“总雕骨扇”。

便于携带的折叠式日本扇，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取代了传统的团扇，取得主流地位。如今，不管是在扇面画、杂技（Circus），或是在进行漫才[18]、京剧等表演艺术的时候，日本扇也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具。

日本嗜好

翻开明清时期的诗文集或是杂记，可以发现有一种应该可以称作“日本嗜好”之物，静静地在官吏与文人间流传着。据《桃花扇》或《儒林外史》记载，日本传入中国的折叠扇，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对于文人来说，是个人手不离之物。接下来将以高濂（一五七三年—一六二〇年）所写的《遵生八牋》为例，介绍与雕刻有关的史料。

（一）镂金：作者高濂在“论宣铜倭铜炉瓶器皿”章节，举了一个本名失传，人称“潘铜”的人物为例。潘铜原本是浙江省人，年少时被倭人掳走，在日本待了十年，期间习得了镂金的技术，熟稔“金银倭花”雕刻技艺。返回中国后，运用这些特殊技法制作铜器，时称“假倭炉”。

高濂曾把潘铜找来自己家中，支助他制造文房与家用物品。潘铜所制作“倭尺”，虽然乍看之下并没无特异之处，但其实有着中空的设计，里头可以藏放十几见文房用具。另外，剪刀是折叠式的，这在当时也是极为罕见之物。其他，“铜合子、途利筒、彝炉、花瓶”等物，将象眼花纹凿嵌金银，精雕细琢，与倭制本物无异，极为精妙雅致。

（二）漆雕：日本的漆工虽是仿自宋元漆雕技术，但后来自行增添许多创意进去，因此逐渐日本化，并且融合传统的螺钿工艺，形成独自的风格。《遵生八牋》有“论剔红倭漆雕刻镶嵌器皿”章节，详细介绍日本的漆雕工艺。紧接在前言“漆器惟倭称最，而胎胚式制亦佳”之后的，是描金的多层盒、涂着红漆的金边盒子、涂金的彩色屏风、极为精巧的文具、涂漆的佛坛、有象眼纹路昭君图的香几以山水鸟兽做为造型的桌子等，枚举出了数十种漆雕。

高濂不惜赞叹“倭人之制漆器，工巧至精极矣。又如雕刻宝嵌紫檀等器，其费心思工本，亦为一代之绝。”接着提到中国的仿造品，感叹道“近之仿效倭器若吴中蒋回回者，制度造法，极善仿真，用铅钤口。金银花片，峋嵌树石，泥金描彩，种种克肖，人亦称佳。但造胎用布稍厚，入手不轻，去倭似远。”

（三）秘阁：所谓秘阁，原本指的是天子的书库，另外也有尚书省别称的意涵。在这里指的是写毛笔字的时候枕在手肘处，以防弄脏纸面的一种长方形道具。这个黑漆秘阁长约七寸，宽二寸，表面绘着金泥的花图案，是一个像纸一样轻的漆器。

我们可以从《遵生八牋》的记载得知，明代的时候虽然有逞凶斗恶的倭寇所形成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有借由中日邦交的恢复，公私商船进行的物资交流所带来得“正面能量”。

从日本传进中国的工艺品，制造技法虽然原本都是日本习自中国的，但经过长期的模仿，逐渐融合了日本民族的美感与独特手法进行改良后，所发展出来的不同工艺品，“逆向出口”回到中国，并促成了中国艺术的繁荣。

从“学生”变身为“老师”

一八四〇年，英国军舰猛烈砲击，敲开了大清王朝长期紧闭的门户，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一连串屈辱的条约，并让中国变成了半个殖民地。就如同这个事件所象征的意义，中国的近代史，主要便是在西洋列强的重压下，一点一点地被拉开了垂幕。

十三年后，处于太平盛世的日本，也在美国的船坚砲利下，被迫开国，放弃持续了二百多年的锁国政策。然而，在这个历史性的分水岭上，中日两国的命运，却被导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也就是说，日本为了不要重蹈中国的覆辙，因此积极地学习西洋文明，摆脱封建社会的窠臼进行改革，并且在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获得了成果。

背负着传统文化重担的中国，便是以极为复杂的心情，看着日本在维新成功后不断地急遽成长，最终成为东亚首屈一指的强国。总算，一部分的先知者们终于克服了迷惘与不安，开始要把日本的近代化当作模范来学习。

隋唐以后，一直被当作好学生的日本，如今被中国视作“西学之师”，不论这样究竟是好是坏，都很深入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不过，在过程中，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因此氛围绝非总是维持在平稳友好的状态之下，这点是我认为应有的基本认知。

东游日记

明治三年（一八七〇年）才刚开始运作的日本新政府，马上派遣了柳原前光前往中国，进行创建邦交的游说工作。结果，在一八七一年双方缔结了《中日（日清）修好条规》与《中日（日清）通商章程》。终于在六年后，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踏上了这个“维新之国”，虽然起步慢了，但以近代化作为目标的中国，终究与日本缔结了新的国际关系，并正式开始运作。

在邦交创建的契机之下，中日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呈现出以往所没有过的活跃状态，官吏、商人、学者等到日本进行访问的机会突然增加起来，这些人在亲眼确认维新后的日本后，将所见所闻以日记等方式留下了许多纪录。我们把这些记载着日本见闻的日记、诗文、报告书、笔记、纪行、记录、调查书、翻译书等作品，统称为“东游日记”。

“东游日记”是笔者所任教的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现在的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重点研究题目，其研究成果收录于王宝平教授监修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

这个系列开始于一九九九年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吕顺长所负责的《教育考察记》（上、下）[19]，收录书目共计二十六部，如下：

《东瀛学校举概》（姚锡光）、《日本各校纪略》（张大镛）、《日本武学兵队纪略》（张大镛）、《东游纪程》（朱绶）、《东游日记》（沈靖清）、《日本学校图论》（关庚麟）、《扶桑两月记》［附日本教育大旨，学校私议］（罗振玉）、《东游丛录》（吴汝纶）、《游日本学校笔记》（项文瑞）、《瀛洲观学记》（方燕年）〔以上《教育考察记上》〕、《日游汇编》（谬荃孙）、《癸卯东游日记》（张謇）、《癸卯东游日记》（林炳章）、《东游纪行》（胡景桂）、《日游笔记》（王景禧）、《日本普通学务录》（杨澧）、《日本留学参观记》（萧瑞麟）、《东游日记》（郑元濬）、《东游日记》（郭钟秀）、《岳云盦扶桑游记》（吴荫培）、《东航纪游》（李文干）、《东游日记》（黄黼）、《蘠盦东游日记》（楼黎然）、《东瀛参观学校记》（吕珮芬）、《瀛洲客谈》（郑崧生）、《东游日记》（定朴）〔以上《教育考察记下》〕。

之后，因为杭州大学被并入了浙江大学，这种类型的学术书籍出版难度变高，因此便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出版，《日本国志》与《游历日本图经》以外，“法制”、“军事”、“诗文”等系列，也都继续发行。

刘雨珍所负责的《日本政法考察记》[20]中，收入《日本新政考》（顾厚焜）、《海外丛稿》（但焘）、《扶桑考察笔记》（金保福）、《三岛雪鸿》（段献增）、《东游考政录》（刘瑞菎）、《东瀛见知录》（涂福田）、《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王仪通）、《调查东瀛监狱记》（熙祯）、《东瀛警察笔记》（舒鸿仪）、《日本警察调查提纲》（雷廷寿）、《东游纪略》（赵咏清）、《日本各政治机关参观详记》（刘廷春等人）、《蛉洲游记》（刘樽）、《游东日记》（王三让）、《钝斋东游日记》（贺纶夔）等十五篇。

王宝平负责的《中日诗文交流集》[21]，共有《翰墨因缘》（水越成章）、《芝山一笑》（石川鸿斋）、《海外同人集》（河田小桃）、《归省赠言》（向山荣）、《墨江修禊诗》（森大来）、《海东唱酬集》（李长荣）、《扶桑骊唱集》（叶炜）、《舟江杂诗》（王治本）、《日本同人诗选》（陈鸿诰）、《癸未重九䜩集编》（孙点）、《戊子重九䜩集编附枕流馆䜩集编》（孙点）、《己丑䜩集续编》（孙点）、《庚寅䜩集三编》（孙点）、《樱云台䜩集诗文》（孙点）、《嘤鸣馆春风叠唱集》（孙点）、《嘤鸣馆叠唱余声集》（孙点）、《嘤鸣馆百叠集》（孙点）、《墨花吟馆辑志图记附海外墨缘》（严辰）、《红叶馆话别图附红叶馆留别诗》（陈明远）等，中日双方合计共十九篇。

上述系列还有附上原文复印与文献解题、索引等，自从一九九九年问世之后，便以清代外交数据以及中日交流史料，一直获得高度评价。因应二〇〇四年国家清史编篡委员会要求，改题《晚清东游日记汇编》继续发行。改题之后，除了继续发行过去的出版品，并增加《日本军事考察记》[22]，收录书目包括《日本地理兵要》（姚文栋译）、《四川派赴东瀛游历阅操日记》（丁鸿臣）、《游历日本视察兵制学制日记》（丁鸿臣）、《东游日记》（沈丹曾）、《重游东瀛阅操记》（钱德培）、《东游志略》（国柱）等六部作品。

不可错过的东游日记研究，还包括了佐藤三郎的《中国人の见た明治日本——东游日记の研究》[23]，收录书目《东行日记》（李圭）、《使东述略》（何如璋）、《日本纪游》（李筱圃）、《谈瀛录》（王之春）、《道西斋日记》（王咏霓）、《东游六十四日随笔》（李春生）、《日本游学指南》（章宗祥）、《甲辰东游日记》（胡玉缙）、《日本留学日记》（黄尊三）、《东游日记》（黄庆澄）、《四川派赴东瀛游历阅操日记》（丁鸿臣）、《考察教育日记》（河北省派遣教育视察团）等十二篇。最后，在卷末以“明治时期的《东游日记》目录”为题，刊录了一百四十六部作品列表。

这些东游日记，在中国都被分类于“晚清”时期，在日本则归类于“明治时期”，从这里也可以知道清末与明治时期间有着斩也斩不断的紧密关系。数量多达数百本的“东游日记”，其内容跨越了政治、经济、贸易、教育、军事、社会、法制、风俗、物产、文学、历史、地理等各个领域，而这些包罗万象知识与见闻就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中传播，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贡献。

黄遵宪的维新观

大清国驻日公使馆成立之后，以前往日本的随员为主体的日本研究团队逐渐成形。这些随员的立场，比起大使、副使，是较自由的，因此对于日本的观察也较为客观，且更多采多姿。

随同首任公使何如璋一同赴日的黄遵宪，是这个时期日本研究的代表者。其著作《日本国志》以及诗集《日本杂事诗》，成为许多中国人认识明治初期日本的最重要信息来源。

在日本期间开始动笔，并于一八八七年总算完成的《日本国志》四十卷，是黄遵献怀抱着雄心壮志的大作，内容仿效中国史书体裁，由“中东年表”（中日历史年表）与十二部“志”（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所组成，以明治维新为中心，企图呈现日本历史全貌。

一般认为关于《日本国志》的执笔动机，是包含了想要让中国参考日本经验的意图在内。作者在“凡例”中，如此叙述执笔的意图：“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春，黄遵宪从在日公使馆的参事官，被拔擢为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之际，回顾其海外生活，说出了这样的抱负：“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

这里所提到的“明治维新史”，毫无疑问地，指的是《日本国志》，而“吟到中华以外天”指的就是《日本杂事诗》。

自从一八七九年同文馆出版了、收录一百五十四首诗作的《日本杂事诗》后，在几次的再版过程中曾有增补删修，最后在一八九八年的定版中收录了二百首作品。这些作品并非只是歌咏风花雪月的余兴之物，而是包含了许多带有文明论的观点，具有犀利洞察力的杰作。

关于明治维新的作品共有四十首，整体而言是在赞赏西洋化的动向。例如，他在自序中屏除了对于明治维新的批判，断言“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此外，在题名为〈明治维新〉的诗的注脚，则歌颂了“明治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始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

透过上述的两部作品来看黄遵宪对于明治维新的看法，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积极导入外国先进文明、上自天皇下至庶民一以贯之运行改革、由少数的领导阶层（志士）进行主导、改革普及近代教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等。

怀疑论者

对于突然出现在亚洲的“西洋国”日本，并非全都是正面的评价。即便是黄遵宪，在刚抵达日本就任的时候，正好碰上明治维新初期的混乱时期，当时与一些对明治维新感到不满的文人往来，“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黄遵宪受此影响，因此《日本杂事诗》中有一些作品是对日本明治维新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所写的讽刺作品。后来随着对于明治维新的理解慢慢加深，这些作品才几乎从修订版中去除，或是被改写。

然而，即便有像黄遵宪这样的“维新肯定派”，当然也有不少人是对明治维新抱持着轻蔑、责难的态度。例如，作者不详的《日本杂记》，便针对穿着洋服一事，写下“东头西脚，西头东脚”，讽刺其模样滑稽，极为丑陋。另外一位署名“四明浮槎客”的文人，将他在神户的见闻写成诗歌《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抨击维新为“昨天美法刚刚换，今又匆匆奉大英”，简直就是“暮令朝更，如同儿嬉”，并感叹“移风易俗太荒唐，正朔衣冠祖制亡”。

另一位名为易顺鼎的文人，对于因维新导致的东洋传统遭破坏感到失望愤恨，因此留下了“效冠服于他人，驴非驴，马非马。纪年僭称明治，实愈纵其淫昏”的辛辣批判。

当时于清朝任刑部主事的顾厚焜访日后所写的《日本新政考》，是一部受到注目的作品。这本书记下了一位中国现役官员在当时所见到的日本。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顾厚焜接下朝廷使命前往日本，考察维新后的新政状况。他于隔年返回中国后，将所见所闻整理成这本《日本新政考》。该书分为洋务部、财用部、陆军部、海军部、考工部、治法部、纪年部、爵禄部、舆地部等共九部，巨细靡遗地记录了日本推行新政后的实况。

由于该书的性质属于调查报告书，因此虽然记录内容客观详尽，但只要一进入议论部分，就会表现出作者本身的主观想法，毫不留情地针对维新内容进行批判。例如对于维新所造成的“国债积而国库匮，汉文轻而洋文重，旧都废而新都兴”现象，顾厚焜毫不掩饰其惊讶，并且还写下“西法之转移国俗何如此之速也”、“轻弃成宪何如此之易也”频频表示自己的疑惑。最后针对日本一面倒向西洋事，写下“万不足富国，万不足强兵”的结论。

如同上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同时有着西洋与东洋的双重面向，望着如此复杂的样貌，在中国人之中，有人对于关注流行西洋文化，而感到赞赏；也有人同情东洋传统就此衰弱，而提出责难。若将如此差异，全部归因于视察者的主观意识，我认为是有失公允的，因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反映出了包含新旧、善恶、东西等混沌样貌。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同时顾及新旧双方立场的陈家麟的见解，这或许是比单纯的肯定论或否定论还要客观的见解。

陈家麟于一八八四年，以公使馆随员的身分前往日本，三年后出版了《东槎闻见录》四卷。陈家麟将明治维新的诸项政策二分为“利政”和“弊政”。“利政”的例子有“设立学校、开发矿山、建设铁道、开设银行与机械、电线、桥梁、水道、农政、商务”等，而“弊政”则有“穿着洋服、废止汉学、改正刑律、发行纸币与增税、雇用、洋馆、洋食、舞蹈”等。

对于明治维新的看法，就如同上述内容般，透过第三者的旁观立场，同时存在着正反两面的看法。但随着中国维新变法的逐渐热络，称赞明治维新的人突然增加，因此明治维新后日本的面貌，也更具体地广为人知。

戊戌变法的范本

以明治维新为契机，快速进行近代化的日本，在积极导入西洋文物制度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洋列强的“负面遗产”。自一八七四年出兵台湾开始，[24]逐渐成为欧美诸国侵略亚洲的同谋者，开始将贪欲的魔爪伸向邻近国家。

一八九四年，日本侵略大陆，总算是将这个念兹在兹的想法付诸实现。以朝鲜的权益为由，诱使清王朝投入战争，也就是所谓的甲午战争（日称“日清战争”）的爆发。结果，“天朝大国”大败给了“蕞尔岛夷”，清王朝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瞬间就被日本歼灭，并且承诺支付日本白银二亿两的巨额赔款，一八九五年签下了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日称《下关条约》）。

在这场结果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战争中，过去被轻视为“蕞尔岛夷”的日本，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挡在中国人面前，宛若巨人般的存在。这种从未有过的国耻感，惊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领导阶层也不得不正视这个亡国危机。因此，朝野有志之士开始将目光放到突然成为巨人的日本身上，并开始摸索改革维新的道路。

明治维新再度受到注目、被中国开始认真研究，应该就是始于这个时期。一八九八年，由光绪皇帝所主导，只持续了一百零三日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主要便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作为范本。如此一来，在长达二千年的中日关系史上，两国的师徒关系开始翻转。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代表清王朝，到日本下关春帆楼签订了被视为卖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条约的消息一传入中国，马上在中国各地引起轩然大波，以康有为为首的爱国志士，汇集了主张拒签条约、施行变法的连署，直接向光绪皇帝表达诉求。这便是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

强烈感受到亡国危机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呼吁清王朝推动维新变法，并以敌国日本作为参考范本。康有为在呈交光绪皇帝的上书中分析到，日本的土地与国民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但日本因明治维新在短短三十年，就变身为强国，夺取琉球与台湾，并侵略大清帝国，为了生存于弱肉强食的世界，主张“不妨以强敌为师资”（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

过去只有少部分知识分子注意的明治维新，如今却成为日本奇迹变身的“秘诀”，被不得不认真思考民族存亡问题的人们热切关注。

百日维新

在康有为等知识分子的四处奔走之下，维新变法的声势日渐高涨，光绪皇帝同样深切地感受到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因此在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召康有为进入宫内，听取他的变法构想，如此一来，总算是正式付诸行动了。

康有为 晚清思想家、学者。与弟子梁启超于清光绪二十四年间，共同主持维新变法。

康有为便在此时力主“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便具体向光绪皇帝提出了三个应该要仿效的项目。这三个项目便是“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

以上三个项目，不管哪一项都是明治政府曾施行的重大政治改革措施，康有为将其作为变法的纲领推行，并强烈期待着维新派的人士能够进入政权。后来，康有为将详细介绍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奏呈光绪帝，光绪帝阅读后终于下定决心推行变法，六月十一日发布了《明定国是诏》。从该日开始到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九月二十一日为止，推行了为期一百零三日的中国版的“明治维新”。

提供了康有为百日维新方针的《日本变政考》一书，是一部将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年）起，到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〇年）止的历史，分为十二卷详述的编年体史书。最后加上一卷《日本变政表》作为附录。作者在书末跋文宣称“日本变政，备于此矣。其变法之次第，条理之详明，皆在此书。其由弱而强者，即在此矣”，据闻，光绪帝将此书置于座右研读。

事实上，光绪帝在一百零三日之间所颁发过的二千份以上的变法诏书中，有不少都是采用《日本变政考》中所提到的明治维新的政策措施。[25]

然而，一连串的变法措施，却引起保守派的恐慌，担心将会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反对派，便开始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阻饶。九月，维新派的败象变得更是明显。但就在此时，明治维新其中一位核心人物伊藤博文正好到访中国。维新派就像在溺水时抓到一根浮木，向光绪帝建言聘用伊藤博文出任清政府的顾问。九月二十日，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期待能够借由伊藤博文的经验突破当前的困局。然而，就时间点来说已为时已晚。次日，由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正式上演，光绪帝沦为阶下囚，百日维新就这样很快地划下了休止符。

伊藤博文在中国 一九〇九年，伊藤博文抵达奉天，在车站与地方政要合影。

事件过后，伊藤博文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分析中国维新失败的原因，“皇帝想要所有大小事都模仿日本，就连服装也打算改成洋服。如此过度激烈的改革方式，因此导致了失败”。或许，只模仿明治维新的形式，并没有深入考虑中日在国情上的差异，如此只求速成的改革方式，导致了维新破局也是必然的吧。

辛亥革命

推翻满清，创建国民政府的孙文，被尊称为“中国近代革命之父”。由孙文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26]如众所皆知，与日本有着深厚的渊源。除了许多革命干部都留学日本之外，孙文本身也多次到访日本，前后共达十五次，合计待在日本的时间长达九年之久。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有不少日本人的贡献，这是不可或忘之事。

一八九四年，孙文曾经上书李鸿章，提出“救国救民”的建言，总括明治维新的经验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认为中国应该进行参考。当然，这些建言并没有被李鸿章采用。因此，孙文认为除了推动革命运动拯救中国以外，已别无他法。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成功创建了中华民国政府，史称“辛亥革命”。

关于明治维新与辛亥革命的关联，孙文曾在“致犬养毅书”中明言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中国革命的起因，而中国革命乃是明治维新的结果。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文为了建设新生中国，曾经以维新后的日本作为学习范本。关于孙文所重视的日本经验，熊达云曾经归纳出以下三项：（一）顺应时势。孙文认为日本在攘夷失败，马上转向师夷，维新运动完全就是师夷的结果。中国若想要缩小与欧美的差距的话，应该要以日本当作范本，谦虚接受西洋文明。（二）重视科学技术。明治以后，日本的文明发展仅花费数十年，便超越了过去数千年的成果，其速度甚至凌驾于欧洲之上。其主要原因，便是因为日本在欧风美雨之中，利用科学的方法发展国家，是“科学的力量”形成的奇迹。（三）进取的精神。孙文评价日本为充满冒险进取精神的民族，建国以来从未屈服于外敌的原因，便是因为骁勇善战的精神，这个精神让日本顺利从落后国家晋升成为新进国家、从贫弱转为富强，最后成为“东洋的英吉利斯”。[27]

综观上述内容，不管是百日维新也好，或是辛亥革命也好，以近代化作为目标的中国，时时都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念，并学习其经验，从中获得启发。只不过，中国近代化的最终目标，不是“日本化”，而是“西洋化”，我想这就无需赘言了。

译语与译书

近代以来，从学生变身为老师的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不只是在百日维新或辛亥革命等政治层面上，若说整个中国社会都见得到日本的影子，我认为也并不为过。代表的例子，就是中国所采用的众多“和制汉语”了。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想要顺利蜕变，晋身近代国家，因此大量翻译欧美书籍，并快速接收欧美先进的文物制度。在这段期间，日本人对于要如何表达出许多未曾经验过的事物或概念，可说是吃足了苦头。因此，创造出了许多“汉字译词”，以汉字文化作为受体，消化西洋的文化。

这些“汉字译词”借由到日本进行视察的官员、文人所写的《东游日记》，以及留学生的翻译书籍等作品，逐渐被引介到了中国，成为中国在接收西洋文物、近代思想、科学技术时的媒介。

高名凯等着《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28]中，收录着一千二百七十个外来语，其中从日本传来的翻译词汇共有四百五十八个，约占全体的百分之三十五。一九八四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出版的，由刘正埮主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收录词汇增至一万多个，其中和制汉语有九百多个，约占了全体的百分之十。这些还不是全部，时至今日，持续有例如美容院、过劳死、营业中、新人类等词汇进入中文。将这些和制汉语被创造出来的源由进行分类，主要可分为下列四种：

（一）利用汉字音译欧美语汇的和制汉语。例如：瓦斯、基督、基督教、俱乐部、咖啡、独逸[29]、露西亚[30]等。

（二）利用中国的古典语，将欧美词汇进行意译的和制汉语。例如：胃溃疡（周礼）、医学（旧唐书）、意义、阶级、纲领、劳动（三国志）、意识、专卖（北齐书）、遗传、右翼、教授、共和、经费、交通、左翼、注意、侵略、生产、天王、博士、输入（史记）、印象（大集经）、卫生（庄子）、演习、投机（新唐书）、演说（尚书）、铅笔（东观汉记）、会计、具体、交际（孟子）、革命（易经）、科目、经济（宋史）、学士（礼仪）、学府（晋书）、课程（诗经）、环境（元史）、机关（易林）、记录、抗议、自由、柔道、神经、节约、分析、分配、理性（后汉书）、气质、身分（宋书）、气分（孔子家语）、规则（李群玉）、规范（孔安国）、偶然（列子）、计划、同情、理事（汉书）、现象（宝行经）、宪法（国语）、交换（魏志）、时事、信用、封建、保障（左传）、思想（曹植）、事变（诗序）、资本（释名）、社会（东京梦华录）、主食（通鉴）、消极（周书）、条件（北史）、世纪（皇甫谧）、精神（庄子）、想像（楚辞）、相对（礼仪）、组织（辽史）、素质、白金（尔雅）、知识（孔融）、登记（齐家宝要）、道具（释氏要览）、能力（柳宗元）、发明（宋玉）、反对（文心雕龙）、美化（南史）、悲观（法华经）、标本（刘伯温）、服用（礼记）、物理（晋书）、文化（束皙）、文学（论语）、文明（易）、分子（谷梁传）、法则（周礼）、法律（管子）、保险（隋书）、民主（尚书．多方）、民法（尚书．汤诰）、预算（耶律楚材）、理论（郑谷）、写真（旧唐书）等。

（三）利用汉字意译欧美语汇的和制汉语。例如：亚铅、暗示、意译、演出、温度、概算、概念、概略、会谈、回收、改订、解放、科学、化学、化脓、扩散、歌剧、假定、活跃、关系、干线、干部、观点、间接、寒带、议员、议会、医院、企业、拟人法、归纳、义务、客观、教育学、教科书、教养、协会、协定、共产主义、共鸣、强制、义务、金婚式、金牌、金融、银行、银婚式、银幕、紧张、空间、军国主义、警察、景气、契机、经验、经济学、经济恐慌、轻工业、形而上学、艺术、系统、剧场、化妆品、下水道、决算、权威、原子、原则、原理、现役、现金、现实、元素、建筑、公民、演讲、讲座、讲师、效果、广告、工业、高潮、光线、光年、酵素、肯定、国际、国税、国教、固体、固定、最惠国、债权、债务、彩光、杂志、紫外线、时间、时候、刺激、施工、施行、市场、市长、自治领、指数、指导、事务员、实感、实业、失恋、质量、资本家、数据、社会学、社会主义、宗教、集团、重工业、终点、主观、手工业、出发点、出版、出版物、将军、消费、乘客、商业、证券、情报、尝试、上水道、承认、所得税、所有权、进化、进化论、进度、人权、神经衰弱、消耗、信托、新闻记者、心理学、图案、水素、成分、制限、清算、政策政党、性能、积极、绝对、接吻、纤维、选举、宣传、总合、总理、总领事、速度、体育、体操、退役、退化、大气、代议士、代表、对象、单位、单元、探险、蛋白质、窒素、抽象、直径、直接、通货收缩、通货膨胀、定义、哲学、电子、电车、电池、电波、电报、电流、电话、传染病、展览会、动员、动产、投资、独裁、图书馆、特权、内阁、内容、任命、热带、年度、能率、背景、霸权、派遣、反响、反射、反应、悲剧、美术、否定、否认、必要、批评、评价、标语、不动产、舞台、物资、物理学、平面、方案、方式、方程序、放射、法人、母校、本质、漫画、蜜月、密度、无产阶级、目的、目标、唯心论、唯物论、输出、要素、理想、理念、立宪、流行病、了解、领海、领空、领土、伦理学、类型、冷战、劳动组合、劳动者、论坛、论理学等。

（四）单独组合汉字而成的“和制汉语”（包含训读语）。例如：味之素、入口、出口、见学、歌舞伎、平假名、片假名、物语、俳句、和歌、公立、私立、小型、大型、克服、故障、财阀、茶道、花道、香道、参观、支配、支部、实权、实绩、失效、重点、就任、留学、遣唐使、受容、成员、组合、立场、手续、取消、内服、日程、场合、场所、场面、备品、广场、服务、不景气、针路、方针、流感、便所、美容、武士道、人力车、三轮车、见习、和服、但书、取缔、打消、派出所、处女作等。

如同前述所明，（二）与（三）占了很大的比例，也就是说来自中国的汉字与中国古典的汉语，在日本吸取西洋文明的时候，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就这样，日本将习自中国的“文化恩惠”，透过“和制汉语”，以一种“逆输出”的形式进行回报。然而，若将视线放回中国本身的话，还会发现有志推动变法维新的人士，选择了以引介日本书籍来学习西洋的这条捷径。

举例来说，康有为在〈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主张：“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译日本之书，为我文本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有以下的论述：“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故推荐选择日本为留学地。

由于有这样的背景，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大量的日语书籍在中国被翻译。根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31]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九五年为止，只有八部译书。相较之下，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一一年为止，急遽增加到了九百五十八部。而透过这些大量的翻译书籍，日本人发明的“和制汉语”很自然地开始被中国人广泛使用。

华刻本

在日本被翻刻的中国典籍，称作“和刻本”。清朝以后，在中国也开始有日本的汉籍被翻刻，我们在此将这些书籍称为“华刻本”。

这数十年来，我们在调查藏于中国图书馆里的“和刻本”时，也同时会针对“华刻本”进行调查作业。调查《中国丛书综录》后的结果，包含日本汉文典籍六十七种，其中经部共有《秘府略》、《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等六种。史部的话则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善邻国宝记》等三十八种。子部有《先哲医话》、《海外新书》等二十一种，集部则有《全唐诗逸》等二种。翻刻日本汉文典籍的丛书有函海、知不足斋丛书、榕园丛书、文选楼丛书等三十种以上。华刻本的总数估计达到数百种。

以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为例来说明的话，共有申报馆本、六先书局本、着易堂本、上海书局本、申报馆聚珍本等，据说翻刻总册数超过了三十万册。因此，在考察中日书籍交流史时，我认为有必要同时留意和刻本和华刻本两者。

与和刻本一样，华刻本并非单纯只是日本汉文典籍的复制本。本质上来说，书籍的刊刻与抄写，是一种“书籍的增殖”，也是一种对于异文化的适应作业。关于华刻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研究，仍是块处女之地，因此在这里仅叙述一些尚未成形的浅见。

首先，先来讨论“增殖”的部分。梁启超为了推广近代知识，写了《西学书目表》，其中首推的便是《万国史记》。如同前面所提到的，该书在中国的发行册数达到数十万册，对于中国的文明开化可说有着重大贡献。然而，若追踪《万国史记》根源的话，会发现该书并非冈本监辅的原创，其实只是意译西洋书籍的作品。

接着来看关于“变化”，首先华刻本在去除原书训点的部分是一样的。虽然我们偶尔会在字里行间找到“返点”，[32]但那并非故意保留、而是不小心留下的东西。改变书名、增加序言与跋语、插入底页等，是最常见的“变化”，也有不少是配合中国读者改变字句的例子，例如《万国史记》的华刻本中，就把“皇国”改成了“日本”，“厄日多”改成“埃及”。

最后，是“在地化”的部分。同样还是以《万国史记》为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里收录了冈本监辅所着的《西伯利记》、《印度风俗记》、《阿塞亚尼亚群岛记》、《亚非理驾诸国记》、《美国记》、《墨西哥记》、《埃及国记》、《亚美理驾诸国记》等八部作品。但若是翻阅《国书总目录》的话，却找不到任何一本。其实这是因为丛书编辑王锡祺只从《万国史记》中抽出必要章节来编入丛书的缘故。此外，清末的“西学富强丛书”中，共收录了《万国总说》三卷，上卷挂名“冈本监辅（日本人）”，收有《欧罗巴洲总说》、《亚美理驾洲总说》、《亚非理驾洲总说》、《阿塞亚尼亚洲总说》、《印度记》等五部作品，每部作品都是从《万国史记》节选出来的。而中卷与下卷则是以收录中国人的著作为主。这本《万国总说》，就如同书名文本，是一本“和汉折衷”之物。

综观上述内容，虽然不能把华刻本说是日本汉籍的复制品，但却是从日本接收刺激所形成的新现象，也是在中国书籍史上首次出现一种崭新样貌。

通俗小说

日本在经过了明治维新之后，就仿佛变成了一个上半身进化成西洋，但下半身依旧立足东洋大地的巨大怪人，因此吸引中国庶民众生好奇的眼光。

二〇〇四年二月，石晓军的新着《‘点石斎画报’にみる明治日本》（《点石斋画报》中所见的明治日本）由东方书店出版，是一本将清末中国庶民眼中的明治日本，用独特的图像表现出来的作品。

《点石斋画报》是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四月开始，至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为止的十五年间，上海申报馆所发行含有插图的报纸，也就是所谓的大众画报（旬刊）。根据石晓军的统计，在这十五年中，《点石斋画报》所刊载与日本相关的记事高达一百六十件。其中包含了误解、偏见的报导，也有幻想、猎奇性质的报导，但毫无疑问地，日本可说已成为当时中国庶民茶余饭后的话题。

关于这些图像中的日本样貌之详细内容，可参阅石晓军的著作。本章节将关注通俗小说所提到的日本。

以日本为题材的明代小说与戏曲，几乎都集中在丰臣秀吉或倭寇，相对于此，清朝的通俗小说，是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来观看日本，因此这些小说塑造出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同时也编织出了多采多姿的故事内容。

根据李琳的统计，[33]这些作品总计有五十多种，主要枚举如下：《鸳鸯针》（华阳散人）、《笔梨园》（潇湘迷津渡者）、《玉楼春》（龙丘白云道人）、《水浒后传》（陈忱）、《绿野仙踪》（李百川）、《野叟曝言》（夏敬渠）、《孝义雪月梅传》（镜湖逸叟）、《绮楼重梦》（兰皋居士）、《玉蟾记》（黄石）、《载阳堂意外缘》（周竹安）、《金台全传》（佚名）、《蜃楼外史》（雪溪八咏楼主）、《中东大战演义》（洪兴全）、《中东和战本末纪略》（平情客）、《日中露》（栖溟啸园）、《辽天鹤唳记》（气凌霄汉者）、《海上尘天影》（邹弢）、《月球殖民地》（荒江钓叟）、《痴人说梦记》（旅生）、《女娲石》（海天独啸子）、《五使瀛环略》（二十世纪小新民爱东氏）、《苦学生》（杞忧子）、《新封神传》（大陆）、《伤心人语》（湘西梦芸生）、《新茶花》（钟心青等人）、《冷眼观》（王浚卿）、《宦海潮》（黄世仲）、《女学生旅行》（曼陀）、《大马扁》（黄小配）、《东京梦》（履冰）、《新上海》（陆士谔）、《英雄泪》（冷血生）、《孽海花》（金松岑等人）。

若按内容分类的话，《鸳鸯针》、《孝义雪月梅传》、《绿野仙踪》、《蜃楼外史》、《绮楼重梦》、《玉蟾记》、《笔梨园》、《野叟曝言》、《水浒后传》等作品，承袭了明代小说的遗风，以倭寇为题材。《五使瀛环略》、《女学生旅行》、《伤心人语》、《新茶花》、《东京梦》等，则是描写在日俄战争与甲午战争获得胜利的日本人的高傲不逊样貌，小说中还出现了小气的男性与淫乱的女性角色。有别于这些负面的日本形象，《月球殖民地》、《苦学生》、《痴人说梦记》、《女娲石》、《日中露》等作品，则是赞赏文明且富有同情心的绅士淑女。

这些小说中，我认为有许多实际存在的人物是值得注意的。伊藤博文在《孽海花》、《中东和战本末纪略》、《宦海潮》、《英雄泪》等作品中，被描述成一个野心勃勃，想要灭掉中国与朝鲜的人物。然而，像是在《大马扁》或《孽海花》等作品中出场的宫崎寅藏，则是一位支持中国革命的侠士。此外，企图暗杀李鸿章的小山六之介，也在《中东大战演义》、《中东和战本末纪略》、《孽海花》、《英雄泪》等作品中被描写成了一个刺客。

像是这样，清代通俗小说内，形形色色的日本人如同走马灯般，来来去去，穿梭自如。其中既有爱漂亮、礼仪优良、女性温顺、男性武勇等描述，有对于日本人美德的赞赏与钦羡，也有描述军人的残忍、政治家的虚伪、男性的小气、女性的淫乱等，以及对日本人恶德的愤怒与讽刺。不管如何，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清代通俗小说非常注意明治日本一举一动，甚至可说若是缺少了日本这个主题，清代通俗小说根本无法成立。

结语

不论古今中外，所谓一国的历史，都是由内部的自然风土、文化传统支撑起来，并且同时常态性地接收来自外部的人、物刺激所形成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内部的东西会向外发送信号，当然同时也会有来自外部的事物涌入并且内化。

中国的历史，自然也不会被屏除在这样的惯例之外。透过与周边国家频繁的交流，成就了文明的进化。这些散落在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外来要素中，有些像服饰般在流行过后消失的物品，也有些像是变成皮肤、化作骨头、溶入血液之中的东西。此外，对于中国历史这个生命体，既有有害之物，也有可成养分之物。

位于东亚边陲位置的日本，不管是在历史上或是地缘上，对中国来说，都不会是一个“他人”。秦汉时期开始，中国就一直对日本持续强力地“发送消息”。如果把文明的“发送消息”，用电波或音波来比喻的话，电波或音波碰撞到物体一定会反弹回一些什么信号才是。而当物体的体积愈大，反馈回“发信源”的信号也会愈强才是。

或许是因为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日本确实就像位于中国东方的最后一道防波堤般，面对滔滔不绝的中国文化，一直努力地吸取着。因为承受体的强大，因此也让中国感到巨大的回响与反应。

日本回传中国的“第一波反馈信号”，就是发生在编纂《三国志》与《后汉书》等书的六朝时代。因为这次的反馈，将中国人想像中的理想国度的方向位置进行了重新设置，也让中国传统的地理感觉开始有所动摇，也因此开始去重新解释九夷、徐福、澶洲等历史。

接着，“第二波反馈信号”，与上一波主要以华南中国作为舞台的情况不同，第二波是由南到北，直击隋唐政治经济中枢部位的长安。特别是以西元八世纪初粟田真人所率领的第八次遣唐使，让“倭国”成功地变身成了“日本”，过去一直处于接收信号身分的日本，总算开始能够向中国发送信号了。之后，中国历史慢慢地加入了日本的年号、朝臣或真人的氏姓、圣德太子的著作、天皇的系谱、金峰山的传说、和纸或扇子工艺品等物，阿倍仲麻吕、井真成、空海、真澄等人物，不但活跃于中国舞台上，名字更是被刻载于中国史书、诗集、墓志铭等作品中。

发生在元明时期的“第三波反馈信号”，已经不是一种针对中国信号的“反射”，而是由日本主动“放箭”，而且还射穿了中国的躯体。最后，在中国历史留下最为严重伤痕的，莫过于猖狂的倭寇了。为了要止住伤口的出血与感染，上自皇帝下至庶民全体总动员，不得不频繁调动、调整官僚机构，中央的文官以“备倭”的名义被派遣到东南沿岸并亲上战场，军人更是终日忙于筑城、造船，以及开发武器、研究阵法。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中国是为了钻研敌情，才从这个时候起真正地开始研究日本。

明治维新成功后，日本从学生的身分摇身一变，成为了老师，开始以第四波反馈信号的姿态，涌向饱受列强压迫所苦的中国。与巡游欧美各国的岩仓使节团不同，中国派遣各领域的官吏、有识之士、留学生前往日本，透过日本吸收西洋文明。日本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留下的足迹，可说随处可见。

综观全文，笔者在本章并非把日本单纯视为一个外部对象或将其从中国历史中相对化，而是完全以“中国历史内部的日本”作为题目进行考察。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常常可以看到日本史研究者过度强调日本自中国接收信号，却低估了日本发送信号给中国。相反地，对于中国史研究者而言，则过于将目光放在中国强大的发送信号的力量上，忽略了中国接收信号的盲点。然而，不管是要将内部要素转换成外部要素的发送信号能力，与要将外部要素转化成内部要素吸收的接受信号能力，都是一个国家文化创造力的展现，对国际文化都是有所贡献的，因此不该存有优劣之别。

1.岩井大慧，《支那史书に现はれたる日本》，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1，一九三三年。

2.秋山谦藏，《支那人の观たる日本》，岩波讲座东洋思潮15，一九三四年。

3.佐藤三郎，《中国人の见た明治日本》，东方书店，二〇〇三年。

4.伊东昭雄等，《中国人の日本人観100年史》，自由国民社，一九七四年。

5.武安隆、熊达云，《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东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歴史12，六兴出版，一九八九年。

6.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

7.石晓军，《‘点石斎画报’にみる明治日本》，东方书店，二〇〇四年。

8.王勇，《圣徳太子时空超越》，大修馆书店，一九九四年。

9.王勇，《中国史のなかの日本像》，农山渔村文化协会，二〇〇〇年。

10.《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

11.王勇，〈遣唐使〉，《国文学》，学灯社，二〇〇五年一月号。

12.修改后收入《石学续探》，大安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五月。

13.【编按】“元服”即“冠”，见《幼学琼林．卷二．衣服类》：“冠称元服，衣曰章身。”

14.【编按】阿倍仲麻吕到中国后改名为晁监。

15.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六年。

16.潘洵，《明代抗倭官考》，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二〇〇四年。

17.【编按】明朝与日本两国间的商业交易活动，因为需要使用到被称为“勘合符”的许可证，因此明朝与日本间的贸易又被称为“勘合贸易”。

18.【编按】漫才是日本的一种喜剧表演形式，其前身为传统艺能的“万岁”。

19.吕顺长编，《教育考察记》（上、下），杭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20.刘雨珍、孙雪梅编，《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21.王宝平编，《中日诗文交流集》，《晚清东游日记汇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22.王宝平编，《日本军事考察记》，《晚清东游日记汇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23.佐藤三郎，《中国人の见た明治日本—东游日记の研究》，东方书店，二〇〇三年。

24.【编按】引发台湾历史上的“牡丹社事件”，日本称为“台湾出兵”。

25.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26.【编按】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义，由共进会和文学社这两个晚清革命团体发动，成功后引发了当时中国各省响应，纷纷声明独立；当时孙文正在美国进行演说募款。

27.武安隆、熊达云，《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六兴出版，一九八九年。

28.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本改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29.【编按】独逸为德国的旧称，用以音译“Deutsch”，为和制汉语。

30.【编按】露西亚为俄国的旧称，用以音译“Russia”，为和制汉语。

31.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32.【译按】训点、返点是训读汉文时，加于汉文左边之符号，用以标示训读之顺序。

33.李琳，〈论清代通俗小说中的日本人形像及其发展演变〉，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二〇〇四年。

第六章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

砺波护

前言

日本人的中国观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依照日本自古代国家形成之初起，一直到现在为止的时间顺序，从日本人的祖先是如何建构对中国的认识之观点，尝试作一个解答。

在以十五世纪前的中国历史概说为主题的《中国（上）》[1]付梓之际，我将过去连载的稿子[2]整理成一段文章，标题为“日本人的中国史观”，置于该书卷头章节〈历史之国的历史〉之后半部分。在那篇文章中，我曾经提出几个论点。

首先，份量至少有十卷的中国史概说丛书，在日本就有好几套，而且还是分别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许多读者手上都拥有这些丛书，这样的现象是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此外，我也认为，例如《中国诗人选集》[3]、《中国古典选》[4]、《全释汉文大系》[5]等古典系列书籍，几乎都是采用刊载原文加上日文对译的体裁出版，与其他国家的日文翻译丛书相较，可说是极为奇特的事情。

接着，我以那个时候刚出版发行不久的《NHK大黄河》[6]中的第四卷《佛陀之道》以及《中国书道全集》[7]、《中国文学岁时记》[8]为例，提出了以下的个人观察：即便日本从派遣遣隋使开始，就一直有僧侣到中国巡礼、求法，但是钻研儒学的儒学者却没有前往中国，以及日本每个月出版的书法相关书籍与杂志，其总数可说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可观的数量，而其中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中国书法家的名帖，这也意外地促使许多日本人因为书法而对中国有了亲近感。此外，日本人很自然地将绘有中国年中节庆或是中国山水的名画复本、拓本名帖等摆置于和室当作装饰，这些的现象对于接受异国文化形态而言，也是一个非常稀奇的案例。

最后，我以下列的文句，将这篇文章收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域与区域间的交互型态，可以使用憧憬、信赖、亲爱、嫌恶、轻蔑、恐怖，或是不放在心上等词汇来形容。而作为本书书写对象的中国与日本，在十五世纪以前，扣除掉元朝军队入侵日本的一小段例外时期，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情感其实多属憧憬之情。但很遗憾地，甲午战争过后的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对于中国的心情，却是一种轻蔑与憧憬之情相互参杂的情绪，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不过，这个课题，实以超越了本书设置的十五世纪前的讨论范围”。

憧憬与嫌恶

本系列丛书共有十二卷，而本篇文章乃是这套丛书的最终卷——《日本人眼中的中国》的最后一章，因此我想使用与书名相同的标题作为本章的章名，并综合上述过去我所提过的几个课题与论点，尝试使用我的风格来进行诠释解答。

我将这一章分成了五个小节，第一节“朝贡与敬畏之国度”，乃是以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以及倭五王的倭国时代，也就是从西元三世纪前半开始到五世纪为止的这一段时期为讨论的对象。第二节“憧憬与模范之国度”中，主要是以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的飞鸟时代、奈良时代，一直到迁政京都的平安时代为止，也就是从西元七世纪初到十二世纪末为止的这一段时期为讨论对象，这段时期政治与文化中心是在畿内区域。

第三节“先进与敦睦之国度”所讨论的时代，则是以政权移往关东地区的镰仓时代起，然后包含与明朝进行勘和贸易为止的室町时代与安土桃山时代，一直到江户时代为止的十九世纪后半。虽然这段时期的政权中心主要是在关东地区，但是文化传统的发展，却不会因此仅限于关东，京洛或大坂地区仍旧持续繁华。

在第四节“对等与侮蔑之国度”一节当中，我们要探讨的则是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甲午战争为止，然后一直到中日战争的爆发，最后日本战败的昭和前期为止，也就是十九世纪末期到一九四五年的这一段时期。最后在第五节“喜爱与厌恶交杂的国度”一节，则是以从日本战败后的昭和中期一直到现在为止的六十年期间为讨论对象。

如同上述，本章以“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为主题，分为五个小节分别进行论述，我的主要参考书籍是大修馆书店的两本书，分别是共计十卷的“中国文化丛书”系列丛书的最终卷，尾藤正英所主编的《日本文化与中国》[9]以及“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第一卷，由大庭修、王晓秋主编的《历史》[10]这两本书籍。《日本文化与中国》是由几位日本人学者共同执笔的；总论为尾藤正英的〈为日本与中国的比较研究所写的序说〉一文，接着是日本的社会与中国，日语、日本文学与中国，日本的思想、宗教与中国，日本的艺术与中国，以及近代化过程中的日本与中国等各论，由许多学者分别就不同的领域进行论述，最后以竹内实的〈日本人的中国观〉与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的日本观〉两篇文章作结。

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

数十年前出版的《日本文化与中国》点出了许多值得吾辈深思的问题点，而其后所研究出来的众多成果，后来都收入了由日本大修馆书店与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所共同企划出版，由中西进、周一良主编，总共十卷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中。这套丛书的每一卷都分别由一名日本学者和一名中国学者担任编者，而各个章节则是由日本和中国的专家学者共同执笔，从一九九五年开始到一九九八年定期出版。附带一提，该丛书的中文版名称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于一九九六年全数出版。

“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的第一卷《历史》，乃为该丛书的概说。该书由中国的王晓秋与日本的大庭修的〈序说日中文化交流史的时代区分与概观〉开始，接下来的章节安排则为夏应元〈第一章从秦汉到隋唐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佐久间重男〈第二章中世：宋元明时代的日中文化交流〉，大庭修〈第三章近世：清时代的日中文化交流〉，王晓秋〈第四章近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林代昭〈第五章现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与其发展〉。也就是按照中国王朝的朝代顺序，阐述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情形。而这套“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丛书，除了上述的第一卷《历史》以外，其他各卷分别是《法律制度》、《思想》、《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典籍》，最后以《人物》卷作为完结。

本章参照了上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的第一卷《历史》，以及第二卷的《法律制度》，第四卷的《宗教》，第七卷的《艺术》，第九卷的《典籍》，第十卷的《人物》的内容展开论述。此外，为了确保论述内容的正确性，我另外参考了其他书目：王铁钧的《日本学研究史识——二十五史巡礼》，[11]关于中日两国知识分子间应酬作对的汉诗著作参考了村上哲见的《汉诗与日本人》，[12]以及由黄铁城等人所编着的《中日诗谊》。[13]

以东京与京都为代表，日本各地的美术馆与博物馆中所举办的展览之中，虽然最常见的主题是日本从古至今的美术作品、佛像、佛画等所谓的佛教美术，不过我们也能常常看到以西洋美术与中国，特别是关于丝路的美术、文物为主题的展览。在我们要考察“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是什么”这个大题目的时候，为了要能够显现出各个朝代间的不同特色，我想要利用这些以中国为主题的各类展览会所出版的图鉴。

朝贡与敬畏之国度：邪马台国与倭国

魏志倭人传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是什么”的这个问题，若要从时代顺序来考察的话，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派遣隋使与遣唐使到中国的时期，也就是飞鸟时代、奈良时代之日本主政者的中国观了。因此，我们就先来查看一下，被中国称之为“倭”，或是“倭人”、“倭国”的这个时期，包括邪马台国的卑弥呼以及“倭五王”，在朝贡与接受中国三国时代的魏国与南朝宋等割据政权册封时所留下的纪录。

关于“倭”这一个词，最早是出现在中国正史的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排在司马迁《史记》之后的第二本正史——班固（西元三二～九二年）所编篡的《汉书．地理志》燕地条目所载之：“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然后二十四史的列传中，将其列于东夷传中并使用“倭人”、“倭国”等词称之的计有《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隋书》、《南史》、《北史》等九部史书，而使用“日本”、“日本国”并将之列于东夷传或外国传中的则有《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等四史，只有《旧唐书》的东夷传，并用“倭国”与“日本国”两种称呼记载。

若是以所记载的历史事迹之时间来看，东汉的正史《后汉书》（西元二五～二二〇年）所记载的事情，比三国时代（西元二二〇～二八〇年）的正史《三国志》所记载的还要久远。不过，若是从著作完成的时间点来看的话，陈寿（西元二三三年～二九七年）所编篡的《三国志》却要比范晔（西元三九八年～四四五年）所编篡的《后汉书》要来得早，而且，《后汉书》列传第七十五〈东夷传〉的倭条目中的记载，大部分都是沿袭《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的倭条目，也就是《魏志倭人传》的记载事项。[14]

《后汉书．东夷传》倭条所记载的内容为：“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此外，还有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西元五十七年）时，倭奴国前来中国奉贡朝贺，汉光武帝赐予印绶，以及在汉安帝永初元年（西元一〇七年）的时候，倭国王帅升等献上了生口一百六十人请求晋见等文献记录。

《魏书．东夷传》中记载，景初二年（西元二三八年）六月，倭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遣了以难升米为团长的使节团到了带方郡，并且转达了想要求见魏王的意思，因此带方郡的太守刘夏便命人引领他们到了魏的首都洛阳。同年十二月，魏明帝发出了诏书给了倭国女王，其关于卑弥呼的内容大致如下：“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这里所枚举的锦、白绢、金、刀以及铜镜等赠物，当时都只是文本目录的形式而已。

亲魏倭王卑弥呼

景初二年（西元二三八年），其实是景初三年（西元二三九年）的笔误；因为魏明帝是在景初三年的正月去世的，之后由八岁的魏少帝曹芳继位，因此不管是六月卑弥呼的使者难升米抵达带方郡，或是十二月颁发诏书给倭女王，事实上魏国的皇帝都已经是少帝曹芳了。

在西元一九〇年，也就是在东汉末年的动乱时期，太守公孙度在辽东郡扩张势力，占领了汉朝郡县。西元二〇四年公孙度死去，由其子公孙康掌握政权，公孙康便将先前所占据的乐浪郡南侧划割出来，成立了带方郡。因此带方郡是位于朝鲜半岛西海岸中央部位的一个郡。后来魏国的司马懿，击败了公孙政权，在景初二年（西元二三八年）的八月，攻占了辽东、带方、乐浪、玄菟等四郡。而魏国将这四个郡纳入版图后没多久的景初三年六月，卑弥呼派遣了难升米到达带方郡，并且获得引导，抵达魏都洛阳，最后获授“亲魏倭王”的爵位封号。之前诏书上所写的锦、白绢、金、刀与百枚铜镜等实物，事实上是在隔年正始元年（西元二四〇年），由带方郡太守弓遵派遣使者梯俊，连同诏书与印绶一同带去倭国赐予的。倭王也将表达谢恩的上表文委托给了梯俊带回中国。因此有学者主张在近畿出土，刻有“景初三年”的三角缘神兽镜，便是这百枚铜镜中的其中一枚，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个三角缘神兽镜其实不是中国制，而是日本所制造的。特别是一九八六年在京都府北西部的福知山市广峰古坟，发现了理应不该存在、刻有“景初四年”的盘龙镜，更是引发许多讨论。只不过，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古代大和朝廷》[15]一书中所收录的宫崎市定的〈景初四年镜乃为带方郡所制？〉这篇文章，该文指出魏国所赠予一百枚铜镜等物，是带方郡太守弓遵派遣使者梯俊亲手交给卑弥呼的，百枚铜镜等物乃于带方郡现地所制之物一事并无错误，而这个新看法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卑弥呼透过带方郡太守的引荐，向三国时代位于华北的政权——魏国朝贡，不过却看不出卑弥呼有想要与位处内地四川的蜀国以及位于江南地方的吴国交涉的迹象。

所谓“册封”，原本是指上古时代周天子在赐予其亲戚或是功臣土地的时候，同时赋予了这些亲戚功臣统治该土地上人民的权力之意。后来，册封领土的对象不仅限于内臣，对于前来朝贡的周边国家的君主，也会赐予“王”或是“侯”的爵位，这个册封，就像是一种“国中之国”的制度。而倭女王卑弥呼，也被正式授予了“亲魏倭王”（与魏国亲近的倭王）的王位。

关于卑弥呼被册封为亲魏倭王一事，西嶋定生在《邪马台国与倭国——古代日本与东亚》[16]一书中指出，魏国的皇帝授予既非“侯位”也非“公位”，而是“亲魏某王”的事例，除了亲魏倭王以外，只有西元二二九年大月氏王波调被封为“亲魏大月氏王”的案例。西嶋另外也表示，若从当时的国际情势来思考授予他国王位之意义的话，会发现魏国所思考应该是借由与倭国，也就是位于强敌吴国身后的这个国度缔结君臣关系，制造对吴国的压力。

关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就如同大家所熟知的，有“畿内说”与“九州说”两个说法，长年以来，两派支持者的争论从未断过。而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支持“畿内说”的看法，不过在这边，我想先将这些争论搁置一旁，另外提出几个问题；当时的倭国人民对于以魏国为代表的中国抱持着怎样的心情呢，倭王被册封为亲魏倭王一事应该确实有带给倭人安心感的，不过由于邪马台国的卑弥呼派遣的使者从中国带回倭国的国书内容，没有被记载于《魏书．东夷传》中，因此我们无法得知倭人对于象征中国的魏国有着什么样的心境。在《魏书．东夷传》中，记载了卑弥呼死后，继任倭国王的壹与（Yiyo）派遣掖邪狗（Ekiyaku）等人至魏，并在到达魏都洛阳后，献呈了生口三十人，进贡勾玉等事。

关于邪马台国展览会的图鉴，有以冈崎敬为代表的“倭人传之道研究会”，以及朝日新闻西部本社企划部所编辑的《“幻之女王．卑弥呼”迈向邪马台国之路——古代日本之谜与浪漫》[17]等，这些作品从洛阳开始介绍，同时也介绍了位于平壤近郊的地方政府所在地、乐浪郡以及首尔近郊的地方政府所在地、带方郡等地的风景照片、历史遗物。另外也有源弘道的〈邪马台国候补地图〉或直木孝次郎的〈邪马台国论争史〉等论述内容。

在唐初所编篡的《晋书》卷九十七〈东夷传〉倭人条目，卑弥呼派遣使者到带方郡朝见之后，双方的朝贡关系就没有中断过，晋文帝时期倭国曾数度到访，晋武帝泰始年间初期，有“遣使重译入贡”的记录。而根据《晋书》卷三〈武帝本纪〉的内容判断，泰始之初指的是泰始二年（西元二六六年），而我们也可以在该卷中读到同一件事情的记载，“十一月己卯，倭人来献方物”。而在《日本书纪》卷九“神功皇后摄政六十六年”条目所引用的《晋起居注》中，也能看到“武帝泰初二年十月，倭女王遣重译贡献”的记载。

倭五王之官爵（自封）

西元二六六年之后的大约一百五十年期间，并未留下任何倭国与中国历代王朝间的往来交涉纪录。在《晋书》卷十〈安帝本纪〉于义熙九年（西元四一三年）的记载可以看到“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然后唐初所编纂的《南史》卷七十九〈夷貊传〉东夷的倭国条目记载着，“晋安帝时，有倭王赞遣使朝贡”，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一般被推定为仁德天皇的倭王赞，在东晋末年时，曾向晋安帝朝贡过。

西元四二〇年六月，晋恭帝将帝位禅让给刘裕（西元三六三～四二二年），刘裕改国号为“宋”，称高祖武帝。此后中国便进入了历史上的南北分立时期，南方的四个王朝分别为宋（西元四二〇～四七九年）、齐（西元四七九～五〇二年）、梁（西元五〇二～五五七年）、陈（西元五五七～五五七年）；领有华北地区的则是所谓的“北朝”，分别为北魏、北齐、北周、隋等四个王朝。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空白时期后，西元五世纪开始，快要灭亡的东晋以及南朝的各王朝，又有与倭国进行往来交流的记录留存下来。

排序于南朝正史第一部的《宋书》〈本纪〉与〈夷蛮传〉，以及排序第二部的《南齐书》〈东南夷传〉，排序第三部的《梁书》〈本纪〉与〈东夷传〉，都有倭国的条目与记载。而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倭国王的赞、珍、济、兴、武，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倭五王，都曾派遣使者到南朝各国进献，并且获赐安东将军或是安东大将军等将军称号，而这些倭国王请求册封及被正式任命的情事，也都被依序记载于史书之中。

倭五王 赞被考证认为是仁德天皇或是履中天皇，而珍、济、济则分别被推定为反正天皇、允恭天皇、雄略天皇。

卑弥呼与壹与两位倭国女王向中国进行朝贡之后，两国间的往来空白了一段时间，直到过了一个半世纪后，才有被称为倭五王的男性国王相继朝贡并接受中国册封的记录。不过倭五王朝贡的对象并非系出三国时期魏国之华北政权的北朝各国，而是与三国时期吴国所在区域差不多的江南地区之南朝诸国，像这样不经由朝鲜半岛而直接进入中国进行交涉往来的情况，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不过倭国与南朝诸国间的交涉往来数据，与前述卑弥呼的情形一样，无法在日本的国史中找到相关记载。

倭国最初到南朝宋国朝贡的时间，是在高祖武帝刘裕（在位时间：西元四二〇～四二二年）建国后的隔年。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在永初二年（西元四二一年）《宋书》的倭国条目及《南史》卷九十七〈夷貊传〉的倭国条目中，读到倭国王赞与宋朝的交互记载。高祖永初二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不过也仅止于此，我们目前并无法得知具体来往的内容为何，或是“安东将军、倭国王”等将军称号与爵位的授予详情。但不管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倭国确实曾接受南朝宋的册封。

太祖文帝元嘉二年（西元四二五年），倭王赞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至宋。赞死后，由其弟，也就是被推定为反正天皇的珍即位，并于元嘉十五年（西元四三八年）四月，派遣使者至宋进行朝贡，“自封”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并要求“除正”，也就是正式任命以上封号。对于此要求，文帝只同意了安东将军与倭国王之称号。即便倭国王珍希望能够得到使持节及包含倭国与朝鲜半岛在内的六国军政都督的地位，以及安东大将军与倭国王的任命，不过宋却只承认册封倭国王一事，无视其希望被册封为使持节与六国军政都督的请求，甚至还将安东大将军的称号降格为安东将军。而对于珍的部下倭隋等十三人，请求“除正”为平西、征虏、冠军、府国将军等称号一事，文帝是有下诏许可的。

都督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年（西元四四三年），对于遣使来访的倭国王济之朝贡与册封的请求，虽然仅只于授予安东将军及倭国王两个称号，不过到了八年后的元嘉二八年（西元四五一年），倭国在东亚的国际地位急速攀升，根据《宋书》倭国传所言：“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

十三年前倭国王珍同样曾经向文帝要求册封具有包含日本列岛以及朝鲜半岛南部在内的六国军政都督地位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称号，不过文帝完全无视其请求。但这次却突然许可了其六国诸军事都督的册封，虽然这六国并不包含当初的百济，而是改加入了几乎没有实体存在的加罗。

百济之所以会被排除在六国之外，主要是因为百济早已纳入了宋国的册封体制，因此不可能再将百济分配给倭国。另外，宋之所以会授予倭国王除了将军号与爵号以外的都督诸军事的头衔，主要是因为宋在建国之际，曾经授予高句丽王征东大将军，以及授予了百济王镇东大将军的军职，也就是说这是为了要使这些从属国彼此之间维持平衡关系的缘故。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倭国王明明就只是“自封”这些封号而已，但他却不敢将朝鲜半岛北部强国高句丽的军事都督之职，列入他的自称封号中。像这样从倭国与南朝宋之间的往来，观察与朝鲜半岛各国间的外交折冲情况，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在《宋书》卷五〈文帝本纪〉元嘉二十八年七月甲辰的条目中读到“安东将军、倭王倭济，进号安东大将军”之记载。虽然说无法得知确切的时间日期，不过若是对照同年倭国传中的“安东将军如故”之条句来看的话，应该可以推测宋原本不打算变动倭国王一直以来的安东将军称号，但为了与高句丽王的征东大将军以及百济王的镇东大将军称号取得平衡，因此才赐予倭国王安东大将军的称号。这是南朝宋文帝授予倭国王非将军称号，而是“大将军称号”（安东大将军）的首例，而这对于倭国而言，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项外交成果。

根据《宋书》〈倭国传〉的记载，南宋顺帝（南朝宋的末代皇帝）升明二年（四七八年）时，被推定是雄略天皇的倭国王武，曾派遣使者献呈“自封”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上表文给南朝宋。都督诸国军事当中，除了被正式任命过的加罗外，也趁机将百济加了进去，变成七国诸军事都督的自封称号。上表文的开头写着：“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所谓的“封国”，指的是接受册封的倭国的自封。

接着，上表文还有写到：“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迳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雠，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假授，以劝忠节。”上表文末所写到的“无替前功”的“无替”，是《书经》中的用词，为不丢舍，不废弃之意。

形式上的册封，源起南朝的齐与梁

接到倭王武上表文的顺帝，后来便下达了诏书，任命倭王武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只不过，南朝宋对于倭国所自封的“开府仪同三司”，也就是南朝宋在之前已经给予高句丽王的强力军事权之“自封”，并未加予理会。而在倭王武所自封的“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诸多军职与官爵当中，仍旧无法获准拥有都督百济国军政的权力，因此最后仍是都督六国诸军事。我们可在《宋书》卷十〈顺帝本纪〉升明二年读到“五月戊午，倭国王武遣使献方物，以武为安东大将军”的记载，而这也是倭国派遣使节至南朝的最后文献记录。

隔年的西元四七九年，顺帝将帝位禅让给了萧道成，萧创建了齐朝（西元四七九～五〇二年），是为高帝（太祖。西元四二七～四八二年。在位期间为西元四七九～四八二年），同时，也将倭国王武的安东大将军称号晋升为镇东大将军（《南齐书．倭国传》）。而后，我们还可以从《梁书》卷二的〈武帝本纪〉与卷五十四的〈倭国传〉中看到，接受南朝齐和帝的禅让，创建梁朝（西元五〇二～五五七年）的梁武帝萧衍（西元四六四～五四九年。在位期间为五〇二～五四九年），在建国两天后的西元五〇二年四月戊辰十日，将倭国王武的镇东大将军称号晋升为征东将军。由于将“镇东大将军”之称号晋升为“征东将军”的这件事情令人感到费解，因此中华书局的标点本《梁书》之校勘记，便以《南史》卷七十九〈倭国传〉中的“梁武帝即位，进武号征东大将军”为依据，将〈武帝本纪〉以及〈倭国传〉的本文修改成为“征东大将军”。但无论如何，西元四七九年与五〇二年的这些记事所说的都是新王朝成立、君主登基之际的形式上的册封，并非倭国遣派使节向齐朝与梁朝请求册封的形式。

西元五五七年，陈霸先（武帝。西元五〇三～五五九年。在位期间为西元五五七～五五九年）接受了南朝梁敬帝的帝位禅让，创建了陈朝。西元五八九年，将华北再度统一的隋文帝杨坚（西元五四一～六〇四年。在位期间为西元五八一～六〇四年）挥兵南下，陈朝灭亡。到陈朝灭亡为止的这段期间，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倭国派遣使节至陈朝的迹象。而且记载陈朝的正史《陈书》中，也没有东夷传的章节，因此我们完全无法得知陈霸先在建国之初，是否也曾对倭国进行过像是镇东大将军还是征东大将军等形式上的称号册封。

西元二三九年，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透过带方郡太守的引荐，获得曹魏少帝授予亲魏倭王的王爵之位，正式被纳入了曹魏的册封体系之中。自从西元二六六年倭的女王向晋武帝朝贡之后，经过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空窗时期，才终于又出现了有使节从日本列岛渡海来到、以江南建康（现在的南京）为国都的南方王朝的纪录。首先是西元四一三年，倭王赞向东晋末年的晋安帝朝贡。接着在西元四二〇年，刘裕接受东晋禅让创建了南朝宋之后，倭王赞、珍、济、兴、武，也就是所谓的倭五王，纷纷遣使来到南朝宋的国都建康进行朝贡。倭国因此被纳入了南朝宋的册封体制，也因此获封安东将军，以及安东大将军（西元四五一年）等称号。

倭国使 引自南朝梁萧绎的《梁职贡图》。右二为倭国使。

西元四七八年，倭国王武最后一次派遣朝贡使者到南朝宋，并且同时奉呈上表文，吐露出了在接授册封后的心情。此次往来后，两国间的交流又空白了一二二年，直到西元六〇〇年，倭国王才又遣使长安都，拜访再度将中国统一的隋文帝。这些倭国的详细事迹，都被记载于《隋书》卷八十一〈东夷传〉，《北史》卷九十四倭国条之中。不过，日本方面的话，则是从首部正史《日本书纪》开始，都一直看不到任何相关的记载。

对于西元三世纪邪马台国的卑弥呼或是五世纪的倭五王而言，中国是什么呢？他们借由向割据一方的政权，也就是三国时期的魏国，以及南朝时期的宋进行朝贡，缔结君臣关系，获得中国所认定的倭王身分，然后被纳入了整个朝贡册封体系之中。对于被授予了朝鲜半岛南部诸国的军事都督权限与大将军称号，以及被视为从属国模范生的倭国而言，中国一直是一个令人感到可敬又可畏的宗主国。

憧憬与模范之国度：飞鸟～平安时期

隋文帝结束南北分裂，统一中国

倭五王于五世纪，向国都设于建康的南朝宋进行朝贡与接受册封的同时，于西元三九八年建都于平城（现在山西省大同市），并在四三九年时统一华北的鲜卑族拓拔部，也创建起了北朝的第一个政权——北魏（～西元五三四年）。记载北魏的正史为《魏书》。而《魏书》的最后部分，设有一卷在其他正史没有的“释老志”，所谓的“释”，也就是佛教，而“老”指的则是道教。不同于同时代以儒家思想维持国家体制的其他王朝，认为这些王朝深受佛教及道教影响的佛教史学家魏收，因此着手编纂“释老志”。鉴于建造于万里长城附近，也就是平城以西十五公里处之地的云岗石窟，以及普遍被视为中原文化的据点，建造于洛阳以南十四公里处伊水两岸处的龙门石窟，这两个佛教的大石窟，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开凿兴建的，因此魏收特别在《魏书》中编设了“释老志”一卷，可说是极为合适的安排与判断。

由于北魏设置于长城北方怀朔镇及武川镇等六个镇的前线驻屯军发动叛乱，因此西元五三四年，北魏又分裂为了东魏及西魏，后来东魏的政权被怀朔镇出身的权臣高氏夺取，成立了北齐王朝（西元五五〇～五七七年），并建都于邺。西魏的政权则是被武川镇出身的权臣宇文氏夺走，最后建都长安成立了北周王朝（西元五五七～五八一年）。“周”这个国号乃是由于北周武帝（西元五四三―五七八年）崇尚儒家思想的经典《周礼》之故，北周武帝想要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于是在西元五七四年的时候，下诏禁信佛教与道教，破坏佛像与道教的天尊像，并且命令沙门和道士还俗。这便是史称“三武一宗法难”中“周武法难”。北周武帝于三年后的西元五七七年，灭了在东边的北齐王朝将华北再度统一之后，也颁布了诏书，打压原本北齐境内的佛教与道教信仰。

北周武帝死后，二十岁的宣帝即位，立出身武川镇的杨坚（西元五四一～六〇四年）之女为皇后。北周宣帝一反其父武帝的政治方针，不理武帝实行的毁佛政策，重建佛像与天尊像。后来，随着政局纷乱，朝廷的权利自然而然地流落到了外戚杨坚手上。宣帝死后，年仅九岁的静帝将帝位禅让给了杨坚，开始了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隋朝（西元五八一～六一八年），杨坚即为隋文帝。

西元五八一年二月，隋文帝杨坚在即位之后，随即推行种种新政。首先是废止了北周参考《周礼》所制定出来的官制，恢复汉魏以来的旧有制度，接着发布诏书，取消北周武帝所强行推动的一连串打压佛教与道教的政策。这个恢复佛教与道教的政策，等于解除了被迫潜伏于无宗教政治体系下的人民的许多不满。因此新成立的隋朝可说极为成功地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与拥戴。

隋文帝于建国后的隔年，舍弃了从西汉开始到北周为止一直使用的都城长安城，选择在其东南方海拔四百至四百六十公尺的龙首原新址，规划宏伟的都市建设，另外建造新都。新都的整体规模，东西长达九百七十二公尺，南北长达六百五十二公尺，以朱雀门街作为骨干街道，将城区分为对称的东西两侧。街东共五十四坊[18]加东市，街西共五十四坊加西市，总共设有一百一十个坊市。至于宗教设施，则采行了左右对称的配置方式；在朱雀门街的中段处以东，以一个坊的面积建盖了作为佛寺代表的大兴善寺，而隔着朱雀门街的西侧，则建盖了名为玄都观的道教寺院（道观）。由于隋文帝年轻时所受封的爵位为“大兴郡公”，因此京城被命名为大兴城。

同一个时间位于江南的南朝，其最后一个王朝——陈朝的后主陈叔宝（在位时间为西元五八二～五八九年），则是无视于财政的紧迫，大兴土木工程并沉溺于游玩。隋文帝在西元五八九年的正月，从长江中游的江陵，以水陆两军发动突袭，最后俘虏了陈后主，陈朝灭亡。长时间南北分裂的中国，也被隋文帝再度统一。若从中国的传统史观视之，由于隋乃被视为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因此在研究隋朝的时候，除了读正史《隋书》以外，还需要同时研读另一部正史《北史》才行。

重兴佛教，接受菩萨戒的隋文帝

隋文帝鉴戒前朝，也就是北周打压佛教与道教的前车之鉴，所以在一开始便采行了一视同仁的宗教政策态度，重兴佛教与道教。不过，传说在般若尼寺备养育长大、幼名为那罗延（佛教的保护者之意）的隋文帝，逐渐热衷于佛教。正如同隋末唐初被称为“护法沙门”的法琳所撰写的《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篇〉中关于隋文帝的记载，隋文帝于开皇三年（西元五八三年）下达诏书，全面修复北周时期被毁坏的寺庙。

隋文帝杨坚 引自唐代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

两年后，也就是在开皇五年（西元五八五年）时，隋文帝延请高僧大德到宫中，且在大兴善殿接受“菩萨戒”、大赦罪囚。在本系列的第六卷《绚烂的世界帝国》中，作者气贺泽保规称之为“开皇二十年的政变”中的论述；在西元六〇〇年十二月时，不管是佛像或天尊像，若是强行毁损、偷盗五岳或是四渎（江、河、淮、济）神像的话，则视同“不道”之罪论处，若沙门毁损佛像，道士毁损天尊像的话，则视同“恶逆”之罪论处。所谓的“不道”之罪，乃指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或是肢解人体等残酷的杀人罪行。而“恶逆”则是指预谋杀害父母、对父母施暴、以及杀害近亲尊长等罪行。无论何者，皆属被归类于“十恶”的极恶罪状。

顺带一提，对于犯下破坏佛像或天尊像罪行的人之处罚，如同《唐律疏议》的贼盗律：“诸盗毁天尊像、佛像者，徒三年。即道士、女官盗毁天尊像，僧、尼盗毁佛像者，加役流。真人、菩萨，各减一等。盗而供养者，杖一百。”的规定一样，虽然量刑额度有所增减不同，但接下来的唐朝，确实是承继沿用了这条法律。而至于隋文帝时期的条文“佛像或是天尊像”的这个顺序，在唐律中则是记为“天尊像或是佛像”，之所以会有这个改变，乃是因为与重视佛教甚于道教的隋朝不同，以老子后裔自居的李氏唐朝，自太宗以后，除了武则天时期，秉持的都是“道先佛后”的所谓道教优先于佛教的精神。只不过，薛允升所撰的《唐明律合编》指出了一个问题点；在十四世纪末编纂的《明律》的贼盗律中，并没有此条规定。

西元六〇一年，隋朝将开皇二十一年改元为仁寿元年，同年的六月十三日，也就是文帝还历寿辰之日，朝廷将佛舍利分发给各州，发表了“隋国立舍利塔诏”（《广弘明集》卷十七），于全国各地三十多处地方设立了舍利塔。这篇诏书的开头写着“朕皈依三宝，重兴圣教”，而隋朝史官王劭于其所着之〈舍利感应记〉写道，般若尼寺的智仙尼，养育隋文帝长大，并且预知北周武帝将要废佛，应此对年幼的文帝说：“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集古今佛道论衡》（道宣撰）所引用王劭述的《隋祖起居注》中提到，“至是帝果自山东来入为天子，大兴佛法，皆如尼言”，而在《续高僧传》卷二十六的释道密条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文章。

毫无疑问地，“重兴佛法”可说是最能代表隋文帝宗教政策的一句话。根据《辩正论》卷三隋文帝条记载，隋文帝在位的二十四年期间，曾度僧尼二十三万人，建寺院三千七百九十二间，缮写新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新造佛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座。

倭王武朝贡上表南朝宋顺帝，并且获得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称号一事，乃发生于西元四七八年之事。在隔年的西元四七九年，创建齐朝的齐高帝萧道成，以及西元五〇二年创建梁朝的梁武帝萧衍，即便倭国并未遣使前来朝贡，仍然对倭国王进行了形式上的册封。西元五五七年建国的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朝，则是由于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记录，因此无法得知是否曾经对于倭王进行过形式上或其他方式的册封。而在陈朝被隋文帝攻并下来之后，又经过了十年，到了开皇二十年（西元六〇〇年），也就是日本的推古朝八年，倭国才又遣使到了长安宫廷。

而这段倭国遣使的历史纪录可在《隋书》与《北史》的〈倭国传〉中看到。特别是在《北史》中，写着：

江左历晋、宋、齐、梁，朝聘不绝。及陈平，至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

意思是说，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的倭国王，向江左也就是南朝各朝进行朝贡。这里所在记载的，恐怕就是推古朝的圣德太子（倭国王），在隋朝平定陈朝之后，遣使长安朝廷的史实经过。

隋文帝命令官吏询问倭国的风情，倭国使便回答，“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但只依这些纪录，我们无法知道这批倭国使节的确切人数。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可以得知这批倭国使节在看到了长安大兴城这个宗教城市的宏伟景观后，大感折服，也对于全面撤回北周武帝毁佛政策、进行大兴佛法、接受菩萨戒的隋文帝深感铭谢。

这里有一点想要特别提出来的是，从倭五王向南朝遣使朝贡开始，一直到向开皇二十年的隋朝遣使朝贡为止的这一段期间，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倭五王执意向南朝各君主要求授予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将军号等封号，然后南朝政权部分认可或是全面否认，最后给予册封倭国王的种种情事，在开皇二十年遣使到隋朝的时候，却对于过往的册封只字未提，因此隋朝亦未将倭国纳入册封体制。

圣德太子所崇拜的海西之菩萨天子——隋文帝

我们无法得知于开皇二十年（西元六〇〇年），第一次抵达隋文帝治下的长安的遣隋使是在何时返回日本的。但不管如何，当他们返国后过了几年，推行冠位十二阶制度等国内改革的圣德太子，便派遣了小野妹子等人前赴隋朝。身任第二次遣隋使的小野妹子等人，于大业四年（西元六〇八年）三月，谒见了正巧停留在洛阳的隋炀帝（在位时间为西元六〇四─六一八年）。在《隋书》的〈倭国传〉中，首先描述了倭的使者，

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学。

接着提到倭国致送隋朝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字句，隋炀帝对此感到极为不快。

所谓的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一事，指的是我们已经在前段所谈过的隋文帝的事迹。隋文帝极为重视佛教的治国政策，已经透过朝鲜半岛，以及第一次遣隋使的返国报告，传到了推古朝圣德太子耳中，圣德太子对此怀抱着憧憬与感念之心，因此派遣第二次遣隋使，想要学习隋文帝的治国政策。也因为这样，所以还派遣了数十人的佛教僧同行，想要好好视察当地的佛教诸事。不过隋文帝早已于数年前过世，由次子炀帝继承帝位之事，显然圣德太子并未知悉。而上述倭国国书之所以引起隋炀帝的不快，或许也跟自己被误认为父亲文帝有些许关系。

隋炀帝 引自唐代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

小野妹子后来与隋使裴世清及其随员十二人一同返回了筑紫。倭方一听闻泱泱大国隋朝居然派遣使节裴世清同行返日的好消息后，便急急忙忙于位于难波津的其中一个迎宾馆——高丽馆的附近建造新馆。当隋使船只停泊于难波津时，倭国派出了三十艘装饰亮丽的船只迎接，并引导其至新馆。此时，小野妹子辩明表示，隋朝皇帝所授予的国书，在经过百济国时，遭百济人抢夺。在停留了一个半月后，隋使船从难波沿着淀川与旧大河川溯行，沿途接受以七十五头马只装饰的游行队伍的迎接，最后抵达了飞鸟的海石榴市。海石榴市位于大和川的上游，山边道路的南端，也就是现在奈良县樱井市。樱井市是以日本最古老的市集与进行求婚仪式（歌垣）的场所闻名的一个地方。

在飞鸟的朝廷谒见裴世清的倭王极为喜悦，当时所说的话也记载于《隋书》的〈倭国传〉中：

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

由于已经知道隋朝的皇帝并非重兴佛法的菩萨天子文帝，而是对于佛教态度较为冷淡的炀帝，因此一改先前话语，而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等语，算是一个很自然的考量。

可是，西元二〇〇一年十一月NHK的电视节目另外提出了一种说法，也就是在NHK所放映的历史纪录片——《被隐藏的圣德太子的世界——复元．幻之天寿国》，以及隔年出版了大桥一章、谷口雅一合著的《不为人知的圣德太子世界——复元．幻之天寿国》[19]的作品中主张，圣德太子所憧憬的海西菩萨天子其实是隋炀帝；“隋文帝确实非常笃信佛教，但隋炀帝的对佛教的虔诚其实更甚其父”。不过，“重兴佛教”的皇帝是隋文帝一事，我们已在先前的章节谈论过了。隋炀帝是佛教与道教的信者，他在各地巡游的时候，总有僧、尼、道士、女道士同时随行，对于保护佛教一事并没有那么热心，至于炀帝推行寺院融合，指令僧侣沙汰等事，请参考拙作〈天寿国与重兴佛法的菩萨天子〉。[20]

唐太宗、武则天与佛教、道教

裴世清等人要返回中国的时候，小野妹子也以大使的身分率领使节团总共八人，同行前往中国，使节团中具有学生身分的有福因与高向玄理等人，学问僧则有日文与南渊请安等人。日文后来返回日本后改称僧旻。而使节团中，只有小野妹子在隔年秋天返回日本，其他学生与学问僧都在长安停留了极长的一段时间，深入体验了中国的学问与佛教文化。十年后，也就是西元六一八年三月，时年五十岁的隋炀帝于江都扬州被自己的亲卫队杀掉，五月，同属武川镇军阀的李渊（西元五六五～六三五年）逼迫由自己拥立的隋恭帝将政权禅让给他，中国历史进入唐朝时代（西元六一八～九〇七年），李渊即唐高祖（在位时间西元六一八～六二六年），改年号为武德。

由于隋朝灭亡后进入了唐代，遣隋留学生也自动变成了遣唐留学生。四年后的西元六二二年，圣德太子也逝世了。这批留学生停留在中国的时间都很长，例如于西元六三二年（舒明四年）跟着第一次遣唐使船回国的僧旻，总共在中国待了二十四年，西元六四〇年（舒明十二年）经过新罗返回日本的高向玄理与南渊请安则是在中国待了三十二年。他们留学的这段时间，正好历经了于唐朝武德九年（西元六二六年）六月四日所发生的政变——“玄武门之变”。这场政变是高祖的次子秦王李世民（西元五九八～六四九年）所发动的，他袭击杀害了自己的兄长——皇太子李建成，使自己成为皇太子，而后于同年八月接受了唐高祖的让位，继任皇帝，是为唐太宗（在位期间为西元六二六～六四九年），而高祖则被奉为太上皇。

这场由秦王李世民袭杀皇太子李建成，充满血腥味的“玄武门之变”之所以会发生的导火线，其实可以追溯到以道士傅奕与沙门法琳为首，道教团体与佛教团体互相争夺主导权一事。皇太子李建成曾表示不论比起儒家或是道教，佛教才是最优秀的思想，这对于身为废佛论者的太史傅奕来说，无啻形成了一股威胁。因此傅奕才会下了大赌注，怂恿秦王杀害皇太子夺得政权，最后获得了成功。

唐太宗李世民 唐高祖李渊次子，年号贞观，在位期间共二十三年，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典范。

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五十天前，也就是四月二十三日，唐高祖曾颁布一道诏书，规定除了精勤戒行的僧、尼与道士、女道士以外，其余一律还俗返乡。此外，唐高祖也于玄武门之变的当日，颁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书，诏书的最后言明了，僧、尼与道士、女道士，一切皆依旧规，国政大事全交由秦王管理，甫掌全国政权的秦王，着眼于收揽人心之效，因此撤回了日前排斥佛教道教的政策。虽然太史傅奕仅期待收回对于道教的排斥处置政策就好，不过对于发动政变杀害了皇太子等人的秦王及其左右人士而言，就收揽人心、舒缓紧绷情势的角度来看，若能连同排斥佛教的政策一同取消的话，应该才算上上之策。

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启用魏征等名臣，周边万邦皆来臣服，因此向来被视为明君，于历史上得到非常高的评价。唐太宗主政时期的治世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贞观之治”。以唐太宗与群臣来往的政治问答作为素材所编纂的《贞观政要》，更成为了尔后历代天子所必须研读的政治模范，此书即便在日本也是广为流传，深受好评的著作。虽然说唐太宗表面上显现出了崇佛的态度，不过却在西元六三七年正月十四日颁布贞观律令后的隔天，也就是上元节（元宵节）时，下达了一道诏书声明，由于唐朝宗室李氏的本系出自于道家老子李聃，因此今后道士、女道士要排在僧、尼的前面。此旨一出，在当时的佛教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这道“道先佛后”的诏书下达之后，立刻引起了长安城僧众的群起抗议，但最后终究徒劳无功。

唐高祖与唐太宗时期，与隋朝大相径庭，相较于道教，对于佛教的态度较为冷淡。就连位于洛阳南郊的龙门石窟的经营，也没有值得一看的内容。不过，随着后来武则天的登场，情况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唐太宗之子高宗（在位时间为西元六四九～六八三年），于继承帝位后的西元六五五年十月，废了皇后王氏，并颁布了册立武照（约西元六二四～七〇五年）为后的诏书。

西元六八三年末，高宗崩，武后利用类似秘密警察的手段对政界展开大肃清，之后还将东都洛阳改名为神都，作为实际上的首都，而官厅与官职的名称方面，也作了不少的调整改变。掌控朝政长达三十年的武后，后来更制定了名为“则天新字”的新文本，并且在以重现古代周朝的儒家思想社会为口号的同时，也善加地利用了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的佛教风潮进行国家统治。身兼武后爱人的怪僧薛怀义，伙同法明等佛僧，以佛典《大云经》为本，写出了牵强附会的文章，强调武后的即位乃是遵照佛祖意志之举。

西元六九〇年，武后正式成为皇帝，将唐的国号改为“周”，同时改元天授。中国历史上得到普遍承认的女性皇帝，就只有武则天一人而已。武周革命也使得唐朝一度灭亡。武后，也就是则天皇帝，掌权后首先便是将首都移往神都洛阳，并且从长安及洛阳开始，于各地广设大云寺，并使寺内藏有《大云经》。日本的国分寺，就是一间仿造大云寺所建盖的佛寺。另外，由于在隔年的西元六九一年四月二日，《大云经》正式成为了武周革命的依据，因此武则天颁布了“制”，规定僧、尼优先于道士、女道士，佛教的地位凌驾于道教之上，“佛先道后”的体制成形。附带一提，这里所谓的“制”便是以往的“诏”，因为“诏”音同武则天姓名武照的“照”，因此被避用。

来自倭国与日本国的遣唐使

由武则天发动武周革命后所创建的武周王朝，仅在十五年后便告终结，李唐王朝复活，首都迁回长安。而在西元七〇五年正月中兴唐朝的唐中宗，由于生性软弱，因此常受皇后韦氏的意见左右，韦后可说就像是过去的武后般的存在。而将政局拨乱反正，发动政变想要重现过去贞观之治繁荣的，则是下一个皇帝，唐玄宗（西元六八五～七六二年。在为期间为西元七一二～七五六年）。

唐玄宗在位的前半段，后世史家借其年号，称之为“开元之治”，而此前武后及韦后掌权的时期，则被视为女性乱政（女祸），并称之为“武韦之祸”。不过，也正因为有这个“武韦之祸”的时期，因此新兴的地主、商人阶级得以运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堂堂进入官场，促使社会洋溢着活力。

开元的年号使用了二十九年后结束，西元七四二年改元天宝，年近六十的玄宗日渐习于奢华，加之沉溺于杨贵妃的温柔乡中，因此终究变成了一位平庸的君主。最后，也让安禄山及其部下史思明得以借机叛变，发动“安史之乱”（西元七五五～七六三年），盛唐的繁华在此划下句点。

唐朝的后半期，节度使等军阀，除了坐拥地方兵权之外，同时也控制了民政与财政，是一段藩镇割据的时期。另外，由于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卫军的指挥权，因此拥戴新天子的权力也落入宦官手中，有人说“天子不过是宦官的门生罢了”，便是这个原因。总而言之，除了藩镇割据以外，唐末也是一段宦官掌权的时期。

中国在七世纪初头改朝换代，由隋朝变成了唐朝，而那些从倭国前往中国，原本是遣隋留学生的倭国人，如南渊请安等人，身分也转换成了遣唐留学生。南渊请安等人主要生活于长安城中央部位，靠近朱雀门的鸿胪客馆一带的区域。

这些留学生亲身经历了改朝换代，以及唐太宗发动的玄武门之变等政局变化所带来的心理不安，同时也目睹了律令体制的整个成形过程。南渊请安等人在返回日本之后，根据自己在中国当地的所见所闻，将大唐的政治体制以及关于政变（玄武门之变）的相关知识，传授给了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等人。中大兄与镰足在西元六四五年发动政变，暗杀苏我入鹿时，留学生便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僧旻与高向玄理也被任命为国博士，担任政治顾问之职务。

日本派遣到唐朝的遣唐使，从西元六〇三年第一次派遣（唐太宗时期）起算，一直到西元八三八年的最后一次派遣为止，总计约达二十次之多。不过，依照森克己《遣唐使》[21]与古濑奈津子《遣唐使眼中的中国》[22]的研究内容所示，遣唐使分为前后期两种类型：到西元六六九年为止所采取二船方式、走北路的前期遣唐使（前七次），与经过了三十一年的空白时期后，从西元七〇二年（七〇一年任命）一直到西元八三八年入唐的第二十次为止所采取四船方式、走南路的后期遣唐使，两者的目的、组织、航路都大不相同。

前期遣唐使主要是政治折冲的性质。因此计划编纂大宝律令，创建律令国家体制的日本派遣了使节前往中国。而第八回遣唐使的时期，则是武则天当政的周王朝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将想要把国名从倭国改成日本国的主张传达给了中国，并且获得了认可。虽然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仍旧维持着一代天皇献呈一次朝贡品的频率，不过相较于之前，这个时期派遣遣唐使的行为，政治折冲的目的较为缓和，主要是侧重于法典、文化与文物等输入的考量。

关于日本想要将国号从“倭国”更改为“日本国”的来龙去脉，已经有许多先进提出论述，特别在近年更有吉田孝《日本的诞生》[23]、网野善彦《所谓“日本”是什么？》[24]、神野志隆光《所谓“日本”是什么？》[25]等研究者，经过非常严密的考证作业，提出了完成度极高的研究问世。“日本”这个国号确立的时间是在西元六七四年到七〇一年这段时期；日本是在西元六八九年施行飞鸟净御原令时，连同天皇的称号一起被公定下来的。至于对外方面，则是西元七〇二年抵达中国的遣唐使向武则天提出“日本”国号后，直接取得了武后的同意承认。《旧唐书》的〈东夷传〉中，同时有“倭国”与“日本国”两项条目，不过到了《新唐书》之后的〈东夷传〉，则都只剩下“日本国”的条目，“倭国”条目从此消失。

《旧唐书．东夷传》 “倭国”与“日本国”两项条目同时在此并存。

至于以倭国为主题的相关展览会，则有一九九三年举办于京都国立博物馆，以“倭国”为主题的展览，该展览主办单位还出版了《倭国——邪马台国与大和政权》[26]一书。该书的序文——〈关于倭国的历史〉则是由上山春平执笔，上山春平在文中提到了从“倭国”到“日本”的这个名称转换，是日本列岛历史的分水岭，同时也具有重大的社会变革意义，简而言之，上山春平认为这是一个从自然社会变换到文明社会的象征。

遣唐使与唐代的美术展

关于倭国派遣出去的前期遣唐使的事迹，我们只能从日后所编纂的文献中查看相关纪录，不过日本国派遣出去的后期遣唐使的事迹，则不单只见于文献，我们还能够从同时代的史料文物当中一窥究竟。例如陆陆续续在出土当中的后期遣唐人物的墓志。

一八七二年，美努冈麻吕，也就是美努冈万（西元六六二～七二八年）的铜版墓志，于现在的奈良县驹市青山台出土，这个墓志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文化资产，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中。美努冈万是西元七〇一年第八次遣唐使的其中一员，该使节团的遣唐执节使是粟田真人，而遣唐少录则是由山上忆良担任。美努冈万在返回日本后负责管理宫内省主殿寮，然后在他要前赴中国之际，宗族长老献上的送别歌，与山上忆良于唐土所咏唱的望乡歌，都被记载于《万叶集》的卷一之中。

接着在最近的西元二〇〇四年（平成十六年），于过去唐朝的首都长安发现了一个新的石制墓志——井真成（西元六九九～七三四年）的墓志。井真成是西元七一七年第九次遣唐使的成员之一，在他一九岁的时候与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一同前往唐朝，后来以三十六岁的英年之姿客死异乡。由于井真成的墓志乃是目前所发现使用“日本”这个国号的最古老文本史料，因此在墓志发现之初，除了学界以外，也在媒体界掀起了一阵讨论旋风。我也曾以〈遣唐使的两个墓志〉为题，写过专文给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研究计划所编的《遣唐使眼中的中国与日本》。[27]

二〇〇五年七月与九月，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奈良国立博物馆举行了井真成墓志之回乡展览，展览会所出版的图录《遣唐使与唐之美术》[28]，便将井真成的墓志与美努冈万的墓志编排于页眉。然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停刊的杂志《文物》一九七二年复刊第一号中，以西安何家村窖藏遗迹出土的金银器的逸品与金银钱为题，进行过报导，《遣唐使与唐之美术》的图录也有刊载相关内容。

一九七〇年，从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遗迹中出土了超过一千项的文物，其中有二百七十项是美术史学者极为珍视的金银器，还有对财政史学者来说极为重要的十两庸调银饼，除此之外，还挖掘出了大量的国内外货币，这些将当时国际交流中心——唐都长安样貌重现于世的文物陆续出土，在当时可说着实地喧腾了一时。而这些出土的货币，包括了唐朝开元通宝的金钱共三十枚及银钱四百二十一枚。除此之外，还有日本和同开珎的银钱共五枚，萨珊王朝波斯的银币一枚，东罗马帝国的金币一枚。和同开珎的银钱与开元通宝的金银钱一样，都不是流通用的货币，而是赠呈用的特殊制品。

和同开珎的银钱 始铸于日本元明天皇和同元年（西元七〇八年），西安何家村窖藏遗迹出土。二〇一二年摄于陕西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厅。

这些何家村遗迹的出土文物，据推测是唐玄宗在西元七五六年躲避“安史之乱”逃亡四川的时候，汾王李守礼的子孙所埋藏之物。至于那五枚和同开珎的银钱，则应该是遣唐使从日本带来赠呈或朝贡之物的一部分，唐玄宗后来又将这些银钱拿来赏赐给了宗室或是身旁的高官。在这个展览会中，除了展出了从何家村遗迹出土的一六项金银器以外，还展出了开元通宝的金钱与银钱各一枚，以及一枚和同开珎的银钱。因此，不仅仅只是井真成的墓志，随同遣唐使一起前往中国被呈献给了唐朝的和同开珎银钱，也可算是重归故乡。

顺道一提，二〇〇五年的这个以遣唐使为主题的展览，其实并非首次举办。藤原京创都一千三百年的各项纪念活动中，就有一项由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所举办，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新精华”为口号的特别展览——“遣唐使眼中的中国文化”，这个展览会也出版了与展览会名称相同的图录——《遣唐使眼中的中国文化》（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编刊，一九九五年）。[29]而该展览会的展出品，则包括了从建盖藤原京的时候所参考的模型——“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的遗迹、以及遣唐使关系匪浅的长安“西明寺”、“青龙寺”、“洛阳白居易邸宅迹”等遗迹中出土的许多文物。特别是从空海与圆载．圆珍等学问僧留宿过的西明寺遗迹出土的砖佛．金铜制小佛像、石制茶碾，以及从他们走访过的青龙寺遗迹出土的泥塔、镀金的押出佛等物，都很可能是当时入唐僧亲眼看过的文物，因此格外让人感到有趣。

最澄的明州牒文 唐贞元二十年九月十二日，明州发给遣唐使学问僧最澄的牒文，牒文内写有“日本国求法僧最澄”文本。二〇一四年摄于广州博物馆“跨越海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九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

若不算天平十八年（西元七四六年）闰九月穗积三立《写疏手实》中“日本帝记一卷”（正仓院文书）的话，以“还学僧”，即短期请益僧的身分加入第十八次遣唐使团的最澄（西元七六七～八二二年），于贞元二十年（西元八〇四年）九月十二日，从明州（浙江省宁波）所发送出的官方文书，上面明记着“日本国求法僧最澄”，是确实记载“日本国”国号的最古老文物。最澄在抵达明州之后，与即将启程前往长安的空海等人，也就是计划长期停留中国的大使和留学僧道别之后，便前往台州的天台山国清寺。而途中一直携带着的这份官方文书，也在隔年返回日本的时候一起被带回了日本，现在被保存于滋贺县的延历寺中。前面所谈到，在二〇〇四年所展出使用“日本国号”的井真成墓志，比最澄的官方文书还要早七十年。

遣唐使没有带回日本的文化

遣唐使带回日本的文化、文物，首推大量的佛像、佛典，此外还有山上忆良带回日本的性爱小说《游仙窟》、吉备真备带回去的《唐礼》、《东观汉记》、乐器、墨迹等，数量之多，无法尽数。关于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的物品，详细内容可见宫田俊彦《吉备真备》。[30]

先不论被带回日本的东西，若改谈没有被带回日本的东西的话，第一个应该要联想到的，就是在隋唐时期兴盛一时的道教，被日本刻意排拒在外的这一段史实了。在日本，完全找不到一本古老的道教经典的缮写本。奈良国立博物馆于一九九八年，为了纪念东新馆开馆而举办了奈良文化代表逸品特别展，而在大会所出版的图录《特别展——天平》[31]中也完全没有道教的文物。

日本遣唐使船 抵达中国唐朝港口的日本遣唐使之船，引自《东征传画册》第四卷。《东征传画册》描绘了东渡日本传道的唐朝高僧鉴真的故事。

就如同《唐大和上东征传》，以及井上靖根据这本书所完成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中所叙述的内容，当日本使节团向中国请求派遣传戒师的时候，唐玄宗除了指派鉴真以外，原本也命令了几位道士一同前往，但却被日本使节委婉拒绝，最后只留下了春桃源等四人在中国学习道教诸法。后来也没有春桃源等人返回日本的相关纪录，因此这四人最后直到老死，恐怕都是留在唐朝。入唐僧圆仁的旅行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三年（西元八三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条目中，记载着圆仁在扬州针对节度使李德裕的提问所作的回答：僧寺共有三千七百多所，尼寺也很多。然后李德裕又追问“是否有道士？”，圆仁明确地回答“没有道士”，我们可以从这里得知九世纪前半的日本是没有道士的。

另外，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唐律疏义》中有“诸盗毁天尊像、佛像者，徒三年。即道士、女官盗毁天尊像，僧、尼盗毁佛像者，加役流。真人、菩萨，各减一等。盗而供养者，杖一百。”等规定。日本学习唐律，因此我们可以在日本的贼盗律中看到以下的字句；“凡盗毁佛像者，徒三年。僧、尼盗毁佛像者，中流。菩萨，减一等。盗而供养者，杖八十。”，但道士、女官、天尊像、真人若遭毁坏等的事态，并没有被当时的日本列入条文之中，也就是说，日本完全拒绝了道教文化传入。

还有一些物品，与其说是遣唐使没有带回日本，不如说这些物品是无缘被带回日本的。例如，在最后一次遣唐使的派遣任务中，与圆仁一起入唐的圆载，在中国的期间刚好遇到了会昌毁佛而被迫还俗，后来总共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在西元八七七年，圆载携带了数千卷的典籍，搭乘唐朝商人李延孝的船只打算返回日本，但在航行途中，却遭遇暴风雨的袭击，经卷全数沉入大海。关于圆载的事迹，在宫崎市定所着《日出之国与日暮之处》[32]中所收录的“留唐外史”，以及佐伯有清的《不幸的遣唐僧——圆载的悲惨生涯》[33]的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奝然与成寻的入宋

关于遣隋使携带到中国的国书，曾经一度引起广泛地讨论，不过到了遣唐使的时代，便不再有携带国书前行的习惯了。至于后期遣唐使之所以大多采行从博多出发，经五岛列岛后一口气横越东海，抵达长江沿岸的这个所谓南路的路线，主要是朝鲜半岛上与日本关系亲密的百济，因为“白村江之战”导至灭亡，而之后统一了朝鲜半岛的新罗，与日本关系极度交恶的这个背景因素所造成的。

关于在西元八三四年（承和元年）决定要派遣的遣唐使，也就是史上的最后一批遣唐使，佐伯有清《最后的遣唐使》[34]的书封上所写的“真是历经波澜万丈的使节团。先是副使逃船拒绝派遣，然后又因两次渡航失败，造成了二百数十名将近半数团员的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此坚持前往呢”，可说是一段极为巧妙贴切的标语。西元八三六年，藤原常嗣任遣唐大使，小野篁任副使，四艘使船出发前往唐朝，不过没多久就遭风而折返，小野妹子的后裔小野篁，称病拒绝乘船。

小野篁不遵守国命的这个行为，后来虽然逃掉死罪，但还是遭到贬谪，在他被流放到隐岐国的时候所咏叹的歌，就是有名的“远方海面岛成群，一叶轻帆离海滨。寄语渔舟垂钓者，其传消息与伊人”[35]，后来被收入《古今和歌集》及《百人一首》中。除了小野篁以外，即便一直陆续发生成员拒绝乘船而逃亡的事件，但最终还是借由佛教教团领者人物的不断劝说安抚，在西元八三八年六月成功送出了这批遣唐使节。

在这批承和年间的遣唐使节团的随行僧侣当中，包括有最澄的弟子天台请益僧圆仁、天台留学僧圆载，还有空海的弟子真言请益僧圆行等人。圆仁与圆载所搭乘的是第一艘船，与大使藤原常嗣同船，他们在船上读经，祈求航海平安。圆仁（西元七九四～八六四年）将他在唐朝的所见所闻编成了全部共有四卷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部著作不仅提供了大量的遣唐使相关情报，也是研究第三次“三武一宗法难”以及“会昌毁佛”时期唐代社会的基础史料，可说极具参考价值。

唐朝佛教寺院中，除了都城长安与洛阳以外，就属南方的天台山与北方的五台山最为有名。特别是位于山西省东北部的五台山，由于信徒将之视为等同于《华严经》中文殊菩萨居住的清凉寺，因此除了中国以外，许多来自东南亚各地的信者也会前往巡礼，总是充满了络绎不绝的参拜人潮。

山西五台山 日本僧人成寻曾至五台山巡礼取经，并写下《参天台五台山记》。图为现今五台山清凉寺，摄于二〇一二年。

原本只是规划短期留学的圆仁，尽管属于非法停留，但最后还是完成了长达九年的艰辛留学生活，而在这段长时间滞留中国的期间，虽然曾与五台山大华严寺诸院的学僧欢谈过，但最终仍旧无缘亲赴天台山进行参拜。圆仁返回日本后不久，他的师弟圆珍便决定要入唐求法。圆珍在西元八五三年，搭乘唐朝商人王超与李延孝的便船，从福州登陆，然后在五台山与长安求学，但最后并未能够成功前往五台山进行巡礼。五年过后，圆珍搭乘李延孝的商船离开唐朝返回日本。圆珍带回日本的在旅行证明书——“过所”及“公验”的实物与相关文书，非常珍贵。但圆珍所著作的总共有五卷的旅行记《行历记》的全文，并没有全部留传下来，目前只能看到复写本的《行历抄》。

菅原道真鉴于唐朝发生内乱造成社会凋敝，加上过去派遣出去的使节团经常于途中遇难而难以抵达中国，因此建议重新衡量遣唐使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西元八九四年，遣唐使的派遣计划宣布终止。不过作为国家事业的遣唐使制度即使被废除了，但日本与唐朝间的交流往来却没有因此随之中断。关于这点，就如同森克己《森克己著作选集》全六卷[36]收录的论文所论证的内容一样，由于唐朝商人前往海外的风气极为兴盛，因此很难留下记录。而唐朝商船前往日本进行贸易的相关记录，最早可见的是西元八四二年（承和九年）春，入唐僧惠萼返回日本之际所搭乘的唐人李邻德的船。惠萼的有名事迹为将白居易（西元七七二～八四六年）的《白氏文集》复写本带回了日本。

《宋史》日本国传的大部分内容，主要都是依据奝然（西元九三八～一〇一六年）携往中国的《王年代记》完成的。奝然曾表示，日本所拥有的五经、佛经与白居易集七十卷，都得自于中国。奝然在谒见宋太宗的时候，献上了唐朝越王李贞所撰写的《孝经新义》一卷，由于这本著作在中国已经失传许久，因此可说是一种书物的逆输入。而宋太宗也为此感到龙心大悦，因此奝然在中国移动巡礼的期间，得到了中国给予的莫大通融与便利。除此之外，奝然还获赠一套共五千零四十八卷，甫刚完成的敕版《大藏经》。关于奝然入宋的详细过程，佐藤春夫于《释迦堂物语》[37]一书中，有极为生动的描述。

《宋史》的〈日本国传〉记载，熙宁五年（西元一〇七二年），佛僧成寻（＝诚寻。西元一〇一一～一〇八一年）于入宋之际，曾被宋神宗叫到宫中面谈过。而成寻之后前往宋朝进贡方物者，也都是佛僧。成寻历游天台山与五台山，并留下了旅游记《参天台五台山记》，虽然他始终想要返回日本，不过却一直未能如愿成行，最后于开封开宝寺圆寂。宋神宗下达敕令，将其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关于研究成寻的书籍，王丽萍的《宋代的中日交流史研究》[38]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浙江天台山 最澄自国清寺返日后，日僧相继来此地求法，天台山国清寺在中日交流史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图为天台山国清寺门，摄于二〇〇九年。

另外，石井正敏在〈入宋巡礼僧〉[39]一文中指出，遣唐使时期的留学僧之所以会前往中国，主要都是想要寻求名师，学习佛法，镇护国家。相对于此，奝然以后的入宋僧，则主要是以前往五台山等圣地巡礼为目的，简而言之，就是从“求法僧”转变为“巡礼僧”。如同先前提过的内容，日本派遣遣隋使前往中国的原因，是基于感怀隋文帝的佛教治国理念，以及隋朝是礼义之国的缘故。

西元六二三年七月，从唐朝经过了新罗后返回日本的药师惠日等人在上奏建言时表示，大唐国是法制度极为完善的珍奇之国，应该需要常常前往。[40]因为惠日等人的这些建言，西元六三〇年（舒明天皇二年）的时候，日本派遣了犬上御田锹以及药师惠日作为第一次遣唐使前往中国。简言之，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乃是由于当时日本认为唐朝拥有非常宝贵的完善法制与国家制度，是一个可以作为日本学习对象的模范之国，因此理应与之来往交流。

虽然说五代与宋朝之后就没有国家规模的遣使活动了，不过对于奝然以及成寻等入宋巡礼僧而言，中国仍旧依然是一个令人感到无限憧憬的模范国度。

先进与敦睦之国度：镰仓～江户时期

入宋僧与“宋日”贸易

相传释迦佛祖死后，在经过了正法、像法之世后，就会进入佛法衰退、国家动荡的末法之世。西元五五二年，中国就认为末法之世已经到来，而在日本，则是晚了五百年，认为从西元一〇五二年才算开始正式进入了末法之世。西元一〇七二年入宋的成寻，最后没有返回日本，逝世于开封。至于成寻的前辈——寂照，受其师之委托，在西元一〇〇三年携带了《天台宗疑问二十七条》入宋，后来谒见宋真宗，获圆通大师之称号以及获赐紫袍等事，我们可以在《宋史》的〈日本国传〉读到相关记述。寂照与当时的宰相丁谓等人私交良好，在宋朝滞留了三十年之久，最后于杭州圆寂。

位于金泽市的兼六园一隅的石川县立历史博物馆，在其开馆十周年特别纪念展中所出版的图录《越过波涛——古代．中世的东亚交流》[41]，收录了〈渡海前行的高僧——入唐求法僧与入宋巡礼僧〉的彩色图版中，其中有一段解说文：

遣唐使的时代，学习佛法的目的为镇护国家，许多僧侣都是以国家留学僧的公身分，远渡唐朝。……宽平六年（西元八九四年），日本方面废除了遣唐使制度。进入了宋代之后，佛僧前往中国的行为，也逐渐转变为了以造访圣地、消除自己的业障为主的私人目的（巡礼僧）。面对末法之世即将到来的日本贵族们，虽然会抱持著作功德的心态协助这些入宋僧出航，不过却没有想到要利用这些入宋巡礼僧与外国缔结新的外交关系。这与宋朝想要利用巡礼僧推动对日外交的情况相较，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关于宋朝利用入宋巡礼僧这一点，除了记录于《宋史》的〈日本国传〉，曾经谒见过宋朝皇帝的奝然、寂照、成寻以外，元丰六年（西元一〇八三年）三月己卯四日，快宗一行共一三人谒见宋神宗（《续资治通鉴长编》），隔了五日，与快宗等人行程不同的戒觉也谒见了宋神宗（延历寺僧戒觉述《渡宋记》）。也就是说宋神宗连续二日接见申请谒见的日本僧侣。这位名为快宗的僧侣，在十年前与师父成寻一同前往谒见宋神宗，后来快宗与继续留在宋朝的师父成寻道别之后，返回了日本。不过之后快宗又从博多秘密渡宋，并且在获得永住五台山的许可之后，写了《渡宋记》给播磨的引接寺。

宋神宗赵顼 宋英宗长子，生母为高皇后，北宋第六位皇帝。

在遣唐使制度被废止之后，日本人基本上是被禁止前往海外的。不过，从唐末开始就有中国海商，往来于两国间进行贸易活动，在进入了宋朝（西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之后，这些贸易活动变得更加活络。海商携往日本的高级织物、陶瓷器、典籍、香木、药种等中国文物，以及南海的产品，日本贵族称为“唐物（KARAMONO）”，是被视为极为贵重的物品。只要宋商船抵达，朝廷就会在大宰府接应，然后让贵族先行购买必要的物资后，剩下的东西才会转交民间商人。

一一二七年，也就是在宋朝被金夺走华北领地之后的南宋时期，前往日本的商船贸易又变得更加地热络。而让宋日两国间贸易如此快速大幅发展的，则是平忠盛与平清盛父子。平家主要是以西国作为根据地，因此与濑户内海有着很着的渊源。平忠盛很关心与宋商之间的贸易，而平清盛则是以大宰大贰的身分，于博多获取了大宰府贸易的利润，然后利用这些利润修筑大轮田泊，替福原带来了繁荣，也就是说，平清盛利用宋日贸易的利益取得了新的经济利基。大宰府是濑户内海西端的出入口，而福原则是位于东端的终点。不过，西元一一八〇年，源平合战爆发，贵族与寺院势力强烈反对平清盛强行迁都到福原的决定，因此平清盛最后不得已，只得还都京都。一九九七年，与福原关系匪浅的神户，举办了“神户开港一百三十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博览会，[42]同时也出版了包含遣唐使船的模型等内容，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渡宋记》。

镰仓新佛教的开山始祖们

重源（西元一一二一～一二〇六年）为了重建因平氏发动南都烧讨而受损的东大寺，到西元一一七六年为止，曾经三度远渡南宋。在重建东大寺的时候，招聘了宋朝的技术人员铸造大佛。也就是说重源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导入宋代样式的建筑、雕刻，可归功于三次的宋朝经验。

十二世纪末，打败了平氏的源赖朝，在与源氏具有相当程度渊源的相模镰仓，开创了镰仓幕府（西元一一八五～一三三三年）。而在佛教界，也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因应末世之世的佛教。其中特别受到瞩目的是、在由最澄所开创天台宗比叡山延历寺修行的五个人，也就是法然与亲鸾所推广的净土教、后来入宋的荣西与道元从宋朝引入的禅宗，以及日莲开创的法华宗，镰仓新佛教可说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之貌。

法然（西元一一三三～一二一二年），依据“净土三部经”开设了净土宗，相信凡人也能借由“称名念佛”往生极乐净土。亲鸾（西元一一七三─一二六二年），进入法然门下，后来在被流放到越后的时候，因为娶了妻子，因此自称非僧非俗，后来著作了《教行信证》，创设净土真宗。我们可以从亲鸾青年时期的笔记《观无量寿经注》中，看到他在栏外引用了于西元一二〇〇年才刚被编纂出来的宗晓的《乐邦文类》，由此可见亲鸾非常用功于涉猎最新的典籍。

荣西（西元一一四一～一二一五年），在西元一一六八年以及一一八七年，两度前往宋朝，并将临济宗传入了日本。荣西之后前往镰仓，接受将军源赖家与母政子的皈依，并且在镰仓创建寿福寺，于京都创建建仁寺并成为开山之祖。此外，荣西还从中国带入了流行于宋朝禅林的吃茶方式与茶种，写下了《吃茶养生记》，成为领导吃茶流行的先驱者。道元（西元一二〇〇～五三年），进建仁寺荣西门下，于一二二三年入宋，成为天童山如净的弟子，而后继承其法返回日本。主张坐禅才是佛法的王道，于越前创建了永平寺，为曹洞宗的开山始祖。

日莲（西元一二二二～八二年），于天台寺院出家，后来在镰仓、京畿游学，主要学于延历寺，批判将信奉《法华经》视为至上的净土教，开设了法华宗。执笔《立正安国论》，并且向北条时赖进言，表示若继续放任邪法净土宗的话，就会发生“他国亲逼难（侵略）”与内乱，但他的意见并未获得北条的采纳，最后还被流放到了伊豆伊东。西元一二六八年（文永五年）一月，支配着中国华北地区的蒙古忽必烈（西元一二一五～九四年。在位期间为一二六〇～九四年），透过高丽将国书送达了日本，表明想要与进行互通友好的意愿。日莲所谓的“他国进逼难”似乎成真，因此一时之间信徒大增。

平安时代开设天台宗的真澄与开设真言宗的空海，两个人都曾是入唐僧。而镰仓新佛教各宗派的开山祖师，不管是净土宗的法然、净土真宗的亲鸾、法华宗也就是日莲宗的日莲，都完全没有入宋的经验，相对于此，临济宗的荣西与曹洞宗的道元，两位禅僧则是入宋僧。

元寇与渡来禅僧的世纪

将国号改为中国风格的大元，迁都大都（现在的北京）的忽必烈，于西元一二七一年与七三年，任命赵良弼（西元一二一七～八六年）为日本招谕的国信使，并派遣他到了大宰府，不过却被掌权的北条时赖拒绝。西元一二七四年（文永一一年），元与高丽总共约三万人的联合大军，进逼北九州，不过最后因为遭遇暴风雨，只得退军，此为文永之役。

镰仓幕府为了防备元军的再度入侵，因此于博多湾沿岸盖筑石垒。早在久远以前的西元六六三年，当时还是倭国时代的日本在白村江之战败北后，为了阻绝唐朝与新罗的追击进攻，因此在对马、壹岐、筑紫等地设置了“防人”与“烽”，此外，还在筑紫另建水城，将国都自飞鸟迁至近江，并建盖了高安城与屋岛城。不过在那之后，日本就再也没有面临过中国入侵的压力。因此，这次的元军来袭，可说是重新唤醒了日本朝野惧怕中国的恐怖心情。西元一二八一年（弘安四年），元朝再度派遣了十四万大军进攻日本，不过却又再次于海上遇到台风而无功而返，此为弘安之役。而这两次来袭的元军，则被日本称为“元寇”。

元寇 忽必烈于一二七四年、一二八一年派兵进攻日本，分别是文永之役与弘安之役，图为绘于一二九三年的《蒙古袭来画卷》中的弘安之役。

在元军大举来袭之际，日本许多社寺所举行的“异国调伏”之祈祷，都会强调神国思想，而将毁坏元朝船队的台风称之为“神风”。就这两次元军（元寇）对日本产生的影响来看，相较于军事层面，思想层面的影响应该更为重大。

从平安时代后期到镰仓时代为止的这一段时期，中国正处于元灭南宋、统一全国的时期，日本与中国之间是没有邦交的。而关于这个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有村井章介《东亚往还——汉诗与外交》[43]中的第二章〈渡来僧的世纪〉，上垣外宪一《日本文化交流小史——在东亚传统文化之中》（中公新书，二〇〇〇年）[44]的第三章〈禅僧们的时代〉。借用这两个章节的部分名称，我想将这段时期命名为“渡来禅僧的世纪”。

南宋末年，西元一二三四年，蒙古族灭掉了女真族的金朝，并将领土扩大到华北区域后，一直到一二七九年并吞南宋前的这一段时间，道元等日本僧侣抵达属于南宋管辖的中国。由于荣西与他的徒子徒孙们的大力推广，因此以镰仓与京都为中心，临济宗被朝野广泛地接受，而也为这个原因，从宋朝前往日本的禅僧一直陆续不绝。

在前面所提到的村井章介的书中，有一份“十三、十四世纪的渡来僧”的表格，表格之中总共枚举了二十九名的渡来僧。第一位渡来禅僧，是仰慕道元的寂圆（西元一二〇七～九九年），寂圆后来在越前开创了宝庆寺，成为了曹洞宗寂圆派之祖。

第二位则是兰溪道隆（西元一二一三～七八年），他在西元一二四六年（宽永四年），前往日本依靠京都泉涌寺的月翁智镜。不久后，便赴镰仓，建盖建长寺，成为开山始祖。北条时赖及其门下的许多镰仓武士都皈依于他，实践严格的宋风禅。兰溪道隆门下被称为临济宗大觉派。

建长寺 镰仓五山之首。图为建长寺山门，摄于二〇一二年。

兰溪道隆死后，无学祖元（西元一二二六～八六年）于西元一二七九年（弘安二年），因北条时宗之邀，前往日本继承兰溪道隆之业。无学祖元居于建长寺，后来一二八二年，北条时宗创建了圆觉寺之后，无学祖元成为了开山之祖。而他到日本的那一年，也恰好就是南宋被元所灭之年。

远征日本失败之后，元世祖忽必烈顾及到日本社会一般崇尚佛法，因此派遣了佛僧跟随着正使前往日本进行招谕，不过最后并没有成功。元世祖死后，元成宗铁穆耳于西元一二九九年（正安元年）派遣一山一宁（西元一二四七～一三一七年）为正使，前往日本。镰仓幕府一开始觉得很可疑，因此将一山一宁一行人幽禁于伊豆的修禅寺。不过没过多久就信任了他们，一山一宁历任建长寺、圆觉寺的住持，并以三世之名进京都的南禅寺，最后圆寂于该寺。《元史》日本传末尾的大德三年（西元一二九九年）之条目，就是以“遣僧宁一山者，加妙慈弘济大师，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等字句作为文章的结尾。

勘合贸易与倭寇

源氏与北条氏创立的武家政权——镰仓幕府，不敌各地发动之讨幕运动而灭亡。足利尊氏掌控政治实权，开启了室町幕府（西元一三三三─一五七三年）时代。而政治的舞台也从镰仓再度转移回了京都。因为南北朝对立所造成的种种动乱，也在西元一三九二年，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位时间为一三六八─九四年）完成南北朝统一后告一段落。

西元一三六八年足利义满继承将军职务，在此同时的中国，握有红巾军领导权的朱元璋（西元一三二八─九八年）灭了元朝，定都南京，创建明朝（西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朱元璋即为明太祖。明太祖死后，于争位内斗中获胜登上大位的，就是后来的明成祖（西元一四〇二─二四年），明成祖将国都迁至北平，并改名北京。虽然朱元璋死后依庙号被称作明太祖，但因为使用洪武年号，且开始了一个皇帝的治世期间只使用一个年号的所谓“一世一元制”，因此，此后在称呼中国君主的时候，就变成像是明太祖称为洪武帝，明成祖称为永乐帝般，用年号来代称皇帝的情形逐渐普遍化。而日本开始采用“一世一元制”，则是刚好五百年之后的“明治”了。

洪武帝重视内政，对外则采行锁国主义，禁止本国与外国商船的出入国，只有外国使节进行的贸易行为是被允许的。当时日本的怀良亲王等九州的南朝势力，曾试图与明朝来往。西元一四〇四年（庆永十一年），足利义满后来得到了永乐帝赐予的勘合符，因此得以进行朝贡形式的“勘合贸易”，两国邦交也正式展开，足利将军被明朝任命为“日本国王”。

日本与明朝的贸易，除了有携带勘合符的遣明船之正式形式外，还有以民间人士为中心的私商贸易。这些从事私商贸易的人之中，有部分逐渐变身为海盗，也就是所谓的“倭寇”，倭寇出没地点除了明朝的沿岸区域以外，还包括了朝鲜地区，对于治安形成很大的威胁。“倭寇”，望文生义，就是日本人的侵略之意。不过，以中国东南沿海、岛屿为据点的倭寇，其实很多都是中国人，日本人所占比例其实不高。这个史实考证，最早是一九四三年，在宫崎市定的〈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45]中被提出，目前在日本几乎已经成为定说。勘合贸易与私商贸易（倭寇），两者合称为“明日贸易”。关于明日贸易的内容；日本主要的出口物品的为刀剑、铜等物，进口物品则是永乐钱等铜钱以及生丝。到了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船只抵达了日本，同时也将铁砲与基督教也一并带入。灭了室町墓府的织田信长，以及后来接替其政权的丰臣秀吉政权，也就是所谓“织丰时代”，出现了许多宏伟壮丽的建筑与庶民风俗画，另一方面，在武将与富商之间，还流行着茶道文化。另外，欧洲人所带进日本的所谓南蛮文化，也获得上流社会的广泛接受。

倭寇 引自《倭寇图卷》，图中描绘了正在登陆的倭寇商船。

日本于镰仓末期，将中国在南宋时期所制定的临济宗的寺格（等级制度），也就是所谓的“五山”制度引入，并将建长寺列为五山第一。足利氏代代保护临济宗，到了足利义满的时候，除了原本就有的镰仓五山，又另外制定了一套名为京都五山的等级评比系统，并将南禅寺置于其中。五山取自于宋元文化，禅僧间常以汉诗文应酬，此谓五山文学。西元一三〇七年进入元朝，在元朝统治的中国一待就是二十二年的雪村友梅（西元一二九〇～一三四六年），便是五山文学的先驱者之一。西元一三二五年进入元朝中国，最后停留了七年的中岩圆月（西元一三〇〇～七五年），则是奠定了五山文学发展的基础。此外，京都五山相国寺的画僧雪舟（西元一四二〇～一五〇六年左右），于一四六七年乘遣明船入明，在中国临摹宋元时期的古典作品，二年后返回日本，确立了水墨画形式的日本风格山水画。

日本各地常常会有以镰仓、室町时代到安土、桃山时代，也就是从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这段时期，与宋、元、明三个中国王朝之间展开的中日贸易样态为主题的展览会。

这些展览通常会网罗各式各样的典籍、地图、雕刻、绘画或是陶瓷器进行展出。凝视着这些文物，让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当时的贵族、僧侣及商人汲汲营营，不断地将种种文化、文物，从中国这个先进国家引进日本的努力姿态。另外，这些展览会所出版的图录，有《前往镰仓的海道》[46]、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所编的《陶瓷器的文化史》[47]等，特别是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的《东亚中世海道——海商．港．沉没船》[48]中，还刊载了〈沉没船所诉说的贸易实态〉、〈东亚的钱与金、银〉、〈对舶来物的憧憬〉等主题的内容。

江户时代的文教

在关原之战获胜后成立了江户幕府（西元一六〇三─一八七六年）的德川家康，开始实行朱印船制度，启动了与东南亚诸国的来往，也开始了所谓的朱印船贸易。虽然日本与明朝之间没有邦交，但是借由私人贸易船的贸易型态却仍旧持续进行着。接着没过多久，幕府便发布了禁止基督教的禁教令，将传教士赶出国外，开始实行锁国政策。在三代将军家光（在位期间为西元一六二三─五一）的在位期间，自一六三三年到一六三六年的这三年间，禁止奉书船以外的船只出航，并且还发布了禁止日本人出国与归国的禁制。幕府在打压基督教信徒的过程中引发了岛原之乱，动乱过后的一六三九年，开始禁止葡萄牙船只入港，一六四一年，命令荷兰商馆迁移到长崎，并命令相关人员居住于出岛，接受幕府的严格监视。

在江户幕府强势主导锁国政策的时候，中国则是处于努尔哈赤统一满族，势力逐渐壮大起来之际。满族在西元一六一六年建国，称为后金，传到第二代皇太极的时候，改国号为清。西元一六四四年，灭了明朝，定首都于北京，不久之后统一个整个中国，以满族这个少数民族之姿，统治着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民族。而江户幕府所运行的锁国政策，中国的清朝也同样持续进行着。

虽然说江户时期是日本的锁国时代，但事实上荷兰与中国两国被特别允许能够在长崎进行有条件的贸易。更详细地说，日本船禁止出航中国，只能以长崎的出岛、对马、琉球、松前等地为窗口，进行有交易量上限的贸易。

教科书中写着，日本锁国时期的海外情报，都是从荷兰商馆长提交给幕府的“和兰风说书”中得知的，而且这些情报只有幕府的相关人员才会知道。此外，中国船只带来的“唐船风说书”中也有许多国际消息。《华夷变态》一书，就是以这些内容为根据，将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的中国情报汇整而成的一本书。幕府每年都会向进入长崎港的所有唐船，搜集关于中国、越南、缅甸等地的情报。另外，中国商船带进日本的书籍，则被称作“唐船持渡书”。《跨海的艳事——日中交流秘史》[49]以长崎丸山游廓与上海文人之间的交流为主题，内容包括“清客与丸山游女”、“幕府的唐人欢待策”、“唐人屋敷的游乐风景”等小节，是一本精彩的著作。

由于儒学的内容对于确保国家体制有所助益，因此江户幕府对于儒学采取了鼓励与保护的态度。朱子学者藤原惺窝与林罗山便是在这个背景下为幕府所用。他们与木下顺庵、新井白石一同被称为京学派。中江藤树一开始学习的是朱子学，后来改学以知行合一为中心思想的阳明学，被尊称为近江圣人，他的门生熊泽蕃山，则是致力于将儒学进行日本化的相关工作。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人，认为必须要直接学习孔子与孟子的思想，因此被称为古学派。

随着儒学逐渐的兴盛，日本也愈来愈关心历史，集合了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等许多学者所完成的《大日本史》，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编修的。西元一六五九年，于明清的改朝换代之际，不断致力于复兴明朝，但最后未果的朱舜水，以六十岁的高龄逃亡到了日本长崎。不久，他受德川光圀之邀，定居于江户驹込（现在的东京大学农学部校区所在地）水户德川家别庄，前后总共居住了十七年。朱舜水除了重视实学，也精通礼法与建筑，着有《学宫图说》，也制作过“孔庙模型”。另外在京都，则有博学多闻的公卿近卫家熙所完成的《大唐六典》校订本，以及伊藤东涯将中国历代制度的沿革与日本相对应的制度，依照项目别写成的《制度通》一书，这两部作品即便到了今日，依旧很有意义。

朱舜水 明末遗臣、儒学家。南明灭亡后，因不愿降清，东渡日本长崎，并与德川光圀成为至交契友。殁后葬于茨城县常陆太田市。

江户幕府在推动禁信基督教的同时，也加强对寺院的统治，强制施行“寺请制度”，佛教的发展也因此陷入了死水状态。西元一六五四年，明朝禅僧隐元隆琦前赴日本，将黄檗宗——念佛与坐禅并重的念佛禅，带进了日本，并且在宇治建盖了万福寺。具明朝风格的伽蓝配置方式、飘逸着异国风味的普茶料理等，不管是中国的爱好、文人的爱好，都带给当时儒学兴盛的社会不小的刺激，因而广受欢迎。

幕府的最高学府称作“昌平黉”，在各个藩则设立有藩校，作为教育藩士以及藩士子弟的场所。然后还有民间自行设立的寺子屋作为庶民的教育机关，其教育内容主要为算盘与习字。附带一提，有一间名为“足利学校”的学校，相传是由曾经拒绝搭乘遣唐使船的小野篁所创立的。曾有以足利学校为主题举办的展览会，该展览会还曾出版图录：《足利学校——日本最古老的学校 学习之心与其流》[50]。

足利学校 相传由小野篁所创立的学校。图为足利学校校门。

对于从镰仓时期到江户时期的日本而言，不管是佛教、儒学还是书画，中国完全就是一个先进国家。除了元寇来袭的短暂时期是唯一的例外之外，就如同“唐物”的流行风潮一样，对日本而言，中国仍旧是一个应该要亲近敦睦的国家。

对等与侮蔑的国度：明治～昭和前期

千岁丸的上海行与中日修好条规

锁国时期的江户幕府，以及清朝所统治的中国，都认为清朝才是世界的中心。因此中国自然而然地认为那些远渡重洋来到东方，想要与拥有丰饶物产的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人，也是要来向天朝进行朝贡的。一七五七年以后，清朝限制欧洲的船舶只能停靠广州，而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独占了在广州的贸易权，则是发生在一七九〇年代，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事情。

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中国，被迫于一八四二年，与英国签署了《南京条约》。根据该条约，清朝必须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此外还必须开放广州、上海等五个港口，以及支付战争赔偿金。虽然在条约的本文中，明确记载了两国官吏必须对等进行交涉，不过根据隔年追加签订的条约内容，对清朝而言终究是完全不利的不平等条约。美国与法国后来也与清朝缔结了通商条约，获得了与英国相同的利权。南京条约造成中国大量地开放港口。也因为这个背景，欧美诸国的对清贸易据点也从广州移往了上海。此后，相对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繁华经济重心的上海，广州便逐渐萧条了。

西元一八五三年，美国培里率领舰队使入了江户湾浦贺，迫使了日本结束锁国政策，被迫开国。江户幕府在一八五四年，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51]（神奈川条约），一八五八年时，更进一步地签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英国、法国、俄罗斯、荷兰也相继与日本缔结了相同的条约，日本两百多年来的锁国政策于此总算彻底崩解。在这些条约中，规定了日本必须承认外国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也被迫放弃了关税自主权，总而言之，是对日本极为不利的不平等条约。

从欧美势力明确地深入亚洲与中国的一九世纪中叶开始，中日文化交流也起了很大的波动。西元一八六二年（文久二年），江户幕府派遣了一艘名为千岁丸的船只前往了上海。千岁丸的前身是英国的帆船Armistice号，其缘由简单地说，就是幕府在长崎向英国买下了这艘船，并改成日本的船名。被派往航行上海的，包含水手在内总计有五十一名，船长等英国人继续被聘留在Armistice号上，而为了使贸易能够顺利进行，也临时雇用了一些荷兰商人同船随行。长州的高杉晋作以侍从的身分，而萨摩的五代友厚则是因为在准备期间提供了许多协助，得以水手待遇乘船同行。

高杉晋作 一八三九―一八六七，曾搭乘江户幕府派遣的官船“千岁丸”访问上海的明治维新功臣。

在这次上海行的见闻录中，除了有高杉晋作所着的《游清五录》等，还有像是身为幕臣侍者的纳富介次郎与日比野辉宽所着的日记类作品。辉宽的孙子——日比野丈夫后来将其进行整理，由外山军治解说，以《文久二年上海日记》[52]为名出版成书。这些前往中国的日本人们，惊讶于太平天国之乱期间的上海美国租界的美丽，也为第一次见到的繁华上海港，感到魂牵梦萦。此外，也对欧美外国士兵的跋扈感到不胜唏嘘。

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掌握明治新政府大权的大藏卿伊达宗城与清朝的重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上海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两年后被批准。根据这个条约，同样饱受与欧美诸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所苦的清朝与日本两国，创建起了对等的邦交，这对于当时的两国来说，可说是一纸极为罕见地以对等的立场所签订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的全文，与《日美和亲条约》（神奈川条约）及《日美修好通商条约》都收入于外务省所编的《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上）》[53]中。

关于明治前期日本的中国观，芝原拓自等人所着的《对外观》[54]，其中第三篇“新闻论调（二）——关于中国”将当时刊载于主要报纸上有关论述清朝内政或外交、国际情势的社论、投书，以及讨论日本与清朝应如何往来的记事进行整理收录，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中观察到，因为于琉球的归属或是朝鲜半岛的问题，两个国家的对立关系逐渐深化，日本朝野对于这个衰败大国清朝的印象与评价，不停地在动摇。

甲午战争与中日战争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新政府，想要一改过去的锁国政策，因此向朝鲜要求重新恢复邦交，但是遭到了朝鲜的拒绝。因此，在一八七五年，日本以在江华岛附近的军舰遭受朝鲜砲台守军的发砲攻击为理由，开始对朝鲜施加军事压力，过了一年，终于迫使朝鲜与其签署了《江华条规》（日朝修好条规），朝鲜因此开国。该条约除了使得朝鲜开放了包含釜山在内的三个港口外，也承认了日本的治外法权，算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将过去被美国强行要求的不平等条约，转向要求朝鲜与其签之。

《江华条规》签订之后，日本与向来主张拥有朝鲜宗主权的中国之间，对立也开始越演越烈。一八九四年（明治二十七年），在朝鲜发生了由东学党领导的大规模农民反乱事件（东学党之乱。朝鲜称之为甲午农民战争），因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清廷因此出兵朝鲜协助镇压，而日本也以保护在朝鲜之日本居民为由进行出兵。因为这个原因，日军与清军发生了冲突，因而爆发甲午战争。隔年，拥有较优秀的近代化装备的日军获得胜利，双方签署了《马关条约》，清廷承认朝鲜的独立，并同意将辽东半岛、台湾等地割让给了日本。

在甲午战争开始的一八九四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那珂通世曾经提议于日本历史教育中增设东洋史科目。在过去，日本的历史教育只分为本国史与外国史（世界史）两科，依照那珂的提议，外国史将再细分成西洋史与东洋史。当时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教学要领写道，“世界史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东洋史中特别详述支那史”。日本与清朝的剑拔弩张关系，使得日本意识到中国历史相关知识的必要性，因此创设了东洋史科目，并且从中等教育时期开始实施。一八九八年出版，桑原隲蔵所着的《中等东洋史》上下两册，是众多教科书中的佼佼者。至于高等教育阶段的东洋史，则是一直等到日俄战争结束后所设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所开设的东洋史讲座开始，才被正式推动，此后，其他大学也陆续仿效导入。

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清海战 取自《日清战争版画集》，绘于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六年间。

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日本，虽然企图借此将势力伸入中国领土，但因为受到俄、德、法等国的干涉，因此被迫退出辽东半岛。西元一九〇〇年（明治三十三年），打着反教灭洋口号的义和团，袭击了欧洲各国设置于北京的公使馆。为此，欧洲各国、俄国、美国、日本等八个国家，组成了联合军队（八国联军）前赴中国，结果北京被联军攻陷，义和团溃散，清廷加速步向衰亡。

西元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从秦始皇开始持续了两千一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也在此画下了休止符。隔年的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中国民国政府宣布成立，并改采用阳历。被推举为新政府的临时大总统的孙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过去曾逃亡至日本，并且在东京结合志同道合之士，组成中国同盟会。甲午战争后，前往被认为推展近代化有成的日本展开留学生活的清朝留学生，人数急速增加。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便以东京为根据地，进行推翻满清的准备工作。此外，在这段期间，也有许多日本人支持孙文等人的革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便针对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及势力范围进行攻击与占领。战争结束后的西元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于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中，各国同意日本接收德国位于山东的权益一事传回中国，在五月四日，以北京的学生、劳工、商人为首，展开了一连串的反日运动，最后这个反日风潮逐渐扩散到了全国，中国代表也因此拒绝签署会后的《凡尔赛条约》。此即所谓的五四运动。

西元一九三一年，驻扎中国的日本关东军，以柳条湖的铁路遭到炸毁为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55]。一九三二年，发动了一二八事变[56]，然后成立了满洲国。一九三三年，国际联盟评估满洲的情势，认为日本军所行乃属不当行为，日本因此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并决定要往中国内部进行侵略。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在北京郊外，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是为卢沟桥事件，此事件也拉开了日军全面展开对中国军事侵略的序幕。此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八年期间，中日两国便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战争过程中，日军一度控制了华北的都市，也攻占了南京。不过由于包含美国、英国、苏联等国驰援中国等因素在内，战争时间持续拉长，日军可说宛若陷入泥沼中。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与美英两国间的太平洋战争开始，日本开始进入全面性的战争状态，因此中日战争对于日军而言，可说是愈来愈沉重的一个负担。

卢沟桥事变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向北平进军的日军。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六日与八月九日，日本的广岛与长崎分别被投下了原子弹。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此时对日本而言，可说已是万事休矣。日本在八月十四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投降，完成《终战诏书》，并在十五日正午，由天皇进行“玉音放送”，以“兹布告天下：朕已谕令廷臣通告美、英、支、苏四国，愿受诺其共同宣言”为谈话起首，向全体日本国民进行广播。

在中日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方面出版了数以万计关于中国的研究论述。其中虽然有很多是迎合潮流口味的出版物，但也有不少是即使到了今日仍旧值得吾辈细读深思的作品。例如《支那问题辞典》[57]一书，是B5三段格式共一千多页的书籍，虽然名为辞典，但内容却是集合了总共五十七名研究者之厚实论文的一部作品。其中一篇由蜡山政道所执笔的〈日本与支那〉一文就指出，从上古时代开始到幕府时代为止，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大体上都算是一个具备文明制度的先进国家，不过在甲午战争过后，这文化上的存在感便消失了；对于企业家来说，中国变成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市场，而对于政治家以及军人来说，中国变成只是一个外交、战略上的地理区域而已。

对于从明治维新开始到昭和二十年（一八六八─一九四五年）八月这一段期间的日本来说，就如同当初双方是以对等的立场签订下《中日修好条规》所象征的意义一样，中日彼此是一种对等的存在。不过，日本从甲午战争过后，一直到中日战争的这一段期间，换句话说，也就是从一八九四年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为止的这半个世纪，却是把中国视为敌对之国，同时也存有轻蔑之心，我想这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喜爱与厌恶交杂的国度：昭和中期以后

中日两国关系

对于日本而言，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开始的“中日战争”，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之后，就成为了“太平洋战争”中的一部分。就其结果而言，也可算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始于西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波茨坦宣言》是在德国投降后的一九四五年七月，先由美、英、苏三国领袖会谈取得共识后，再取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同意，最后以美英中三国领袖的名义所发表的对日共同宣言。苏联因为之前与日本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的有限期限仍未终止，因此一开始并未于这份宣言上署名，一直等到八月八日正式对日宣战之后才签署。日本于八月十四日接受了《波茨坦宣言》，若是由“中日战争”的框架来看的话，战胜国为中华民国，战败国则是日本。

投降后的日本，由联合国进行占领，规定其领土范围为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联合国规定的各个小岛。联合国在东京设立盟军最高司令部（GHQ），由总司令麦克阿瑟统辖并实行占领政策。虽然数以万计的日本军民顺利从中国搭乘遣返船只返回了日本，但是在旧满洲，却因为自行毁弃《日苏中立条约》加入战争的苏联，发生了难以名状的惨剧。苏联军人不但对数以万计的妇女施加暴行，还将在库页岛、千岛以及北朝鲜解除武装的部队也包含在内的五十多万日本军民，强行送至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拘留并强迫劳动。因此，与日本于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苏联感到极度厌恶，与此相较，日本对于中国则确实是较有亲近友好感的。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联盟可说早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则是在二战结束后的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正式成立的联合国及《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由最初参加的五十个国家，以及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关——安全保障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与十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构成。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中国，都是战胜国。身为败战国的日本与德国双双被《联合国宪章》载明为敌对国家，因此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从战争末期开始，美英两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与苏联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间的对立情形，便愈来愈严重。到了战后，彼此间的敌对更是愈趋白热化。德国由于被两个阵营分别占领而导致分裂，在一九四九年分别形成了西德与东德两个国家。

加入联合国且战胜了日本的中国，随着国际地位的逐渐提升，逐渐摆脱了其被殖民国的身分。不过，二次大战一结束，原本互相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国共合作），两党间的对立却再度浮上台面，最终导致中国陷入了内战状态。虽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获取了美国的军事援助，但是由于共产党采取以农村为中心推动改革的政策，获得了多数人民支持。内战的情势也转变为对共产党有利的局面，最后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主席，总理为周恩来。美国因为冷战的背景因素，否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持续援助于国共内战败北后，逃往台湾的蒋介石，并承认蒋政权为正式代表中国的政权。

根据一九五一年（昭和二十六年）的吉田茂—杜勒斯书简，日本选择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作为恢复邦交的对象。虽然旧金山和会总共有五十二个国家参加，但是苏联拒绝签署会后条约，而中国与朝鲜则未获邀出席会议。一九五二年（昭和二十七）四月，日本与中华民国签署了《中日和平条约》。一九七一年十月，联合国大会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取代中华民国，取得了中国的代表权。隔年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促使“中日建交”[58]的实现。

吉田茂签署《旧金山和约》 日本首相吉田茂于一九五一年在美国旧金山与二次大战大部分的同盟国成员签署和平条约。

扭曲的文化交流与反中感情的扩散

一九四九年，由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成立，并将首都设于北京，废除中华民国的纪元，改采西历。因此从汉武帝于西元前一一〇年制定年号的元封元年开始，这项持续实行了二千年以上的年号制度便声明终止了。不过，迁移到了台湾的中华民国，目前仍然使用民国纪元的年号制度。

二次大战后，日本被联合国占领，并召开了东京审判进行战争罪犯的审判。此外，由于大量的军人及国民从过去的海外战领地被遣送回到了日本，因此造成了日本本土生活物资的极度不足，住宅短缺的问题也极为严重。不过，一九五〇年（昭和二十五年）六月所爆发的韩战，却为日本带来了一波“特需景气”，矿工业的生产也逐渐回到了战前的水准。吉田茂内阁在签订和平条约的同时，也与美国缔结了《美日安保条约》，并于一九五四年六月成立了陆海空自卫队。

联合国中最重要的机构——安全保障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东亚区域的代表只有中华民国一国。而后，即使中华民国政府于国共内战中战败，并带着一百万人的军队一起渡往台湾，但仍与美国保持军事同盟关系。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便以此同盟关系为根基，持续推展经济建设，一九五四年后的国民生活水准，在亚洲的排名仅次于日本，排名第二。

由于日本根据一九五二年四月所签订的《中日和平条约》，作出了承认中华民国为代表中国的正统政权的政治立场选择，因此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为止的这二十年期间，中日两国迫不得已，只能借由一些扭曲的形式进行交流。换句话说，在一九七二年以前，日本与台湾采用的是政府官方间的交流，但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交流则只能采用民间交流的形式进行，如此不幸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一九五四年（昭和二十九年）十二月，日本鸠山一郎内阁成立。鸠山首相主张自主外交，因此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与苏联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在两个月后，也就是十二月十八日，联合国大会全会一致同意日本加入联合国的提案。

日本虽然与苏联恢复了邦交，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旧持续维持着无邦交的状态。不过在民间交流方面，则是透过民间团体签订了渔业协定，另外也组织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透过各式各样的文化代表团体开始发展双方的往来关系。不过，诉求日美新时代，并以复兴经济能力以及强化自卫能力等作为制定国策的前提的岸信介内阁，采取了亲近台湾的政策，因此拒绝给予中国通商代表部悬挂国旗的权利，也因此造成中日关系的恶化。一九五八年（昭和三十三）五月，在长崎所举办的一个邮票展览会中，发生了一位青年将中国国旗取下并毁损的“长崎国旗事件”。因为这个事件的关系，中日所有的贸易契约都声明中断，加上中国政府强调政经不可分离的原则，因此文化、体育的交流全部都陷入停摆状态。

明治时期之后，以日本人的中国观为题的书籍，可以举竹内实的《对日本人而言的中国印象》[59]为例。竹内实将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冈千仞《观光纪游》、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夏目漱石《满韩各处》、横光利一《上海》、阿部知二《北京》等中国纪行的作品，进行了非常细腻的比较观察。而由王晓秋所着，木田知生翻译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话》[60]便花费一个章节的篇幅在叙述关于冈千仞的《观光纪游》。

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后的隔年，在东京与京都的两个国立博物馆，举办了纪念的展览会，并且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61]一书。附带一提，主打中日建交〇〇周年纪念的展览会，即便到今日，仍然有报社或电视台定期赞助举办中，并且还会出版图鉴。例如，二十周年纪念的《大黄河．鄂尔多斯秘宝展——中国宁夏古代美术之粹》[62]、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中历史海道二〇〇〇年》[63]、三十周年纪念的《丝路——绢与黄金之道》[64]等。另一方面，由于像这样子的纪念展览每五年就会推出一次，加上在大学，选择中文作为第二外语学习科目的学生，不分文科理科，人数一直不断急速增加，在这些因素的互相影响下，对日本来说，中国可说是一个“敦睦”的对象。如果中华料理从日本的日常饮食中消失的话，对日本人而言是难以想像的。

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由毛泽东主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将整个中国卷入混乱漩涡的这十年，日本大学生与知识分子之间对于毛泽东与四人帮的作为，也分为高度赞美以及极度反感两大类型。至于我等之辈，则是对于遭受四人帮批判的周恩来抱持着亲近之感。

不过，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发布了戒严令，聚集于天安门广场上学生、市民等示威队伍遭受战车无差别式砲击的现场画面，也在第一时间传到了日本，并在电视台播放，许多日本人都对此感到惧怕。九〇年代之后，日本一般民众对于中国的普遍好感开始急速降温、冷却。

一九九五年夏天，中国适逢对日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根据江泽民总书记的指导政策，开始导入全面性的爱国教育。同年九月三日，江泽民在举办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对日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典礼上发表了演说，将这段期间中国各地所举行的纪念典礼进行总回顾，并于演说中提到了日本的战争责任与台湾问题。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江泽民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分到了日本进行访问，访问期间不断执意地强调历史问题，也就是日本的战争责任，而也因为这些发言，造成日本人对中国感到反感的人数急速增加。详细情况可参考《中国为何“反日”？》。[65]

二〇〇五年夏天，在对日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由政府所默认、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反日运动风潮逐渐高涨，加上近年来许多发生在日本的严重犯罪案件，很明显地与在日中国人有关系，因此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厌恶感与反中情绪逐渐升温并扩散全国。

上海的反日活动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六日，在上海街头举起中国五星旗和反日宣言布条的抗议人士。

中国留学生非法滞留日本进行劳动的人口逐渐增加，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显著发展，如今日本的对外贸易国排行榜的首位，已经从美国变成了中国。而住在中国的日本人人数之所以会在这阵子达到十万人，乃是因为日商相继进入中国市场设点的关系。另外，李文的《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九七二─二〇〇二）》[66]则是将中日建交后的这三十年间，传往中国的日本文化及其影响进行检证的研究。

日本战败后的这六十年，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可说是一个亲近感与厌恶感交杂的国家。

结语

唐、唐土与震旦、支那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什么？关于这一个命题，我想我已经依照时间轴顺序，用我个人的方式作出了回答。最后，我想稍微讨论一下古代的日本人称呼中国的方式，来作为本章结尾。

有关于对“中国”的称呼，一般在书面上最常会看到的，就是“唐”、“大唐”、“唐土”等词，而口头称呼的话，则多为“KARA”或是“MOROKOSHI”等音。在古代，将唐朝称作“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其实也常常会有将隋朝或是宋朝称作为“唐”的例子。例如关于第二次遣隋使——小野妹子前往中国的出发记载；《日本书纪》卷二十二里的推古天皇十五年七月即写着“大礼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隔年四月，小野妹子返回日本时的纪录则为“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唐国号妹子臣曰苏因高”，以上都是将隋朝称为“大唐”或是“唐国”的字句。平安时期，朝廷会派遣称作“唐物使”的使者前往大宰府，收购产于唐、新罗等地的物品，也就是“唐物”。另外，在江户时期的时候，还有“唐物目利”（鉴定荷兰或是清朝船只所进口日本的唐物）、“唐门”（建筑样式）、“唐样”（书法）词语，因此，将“唐”视为中国的代名词并不为过。而室町时代的流行用语“三国一”，则是指在日本、唐土、天竺三国之排名第一的意思，常常被用来当作婚礼的贺词。

欧美之所以会称呼中国为CHINA，则是源起秦始皇所创建的“秦——CHIN、CHINA、SHIN等读音的音变。梵语称呼中国为“支那地（Cina-Sthana）”，汉语佛典将该词汇音译为“震旦”或是“支那”。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唐玄奘或是义净的旅行记中读到“支那”的文本。而在日本的话，《今昔物语集》就是就是由天竺、震旦、本朝，三个部分所构成的。到了江户时期，“支那”一词逐渐普及化。不过，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日本所推行的大陆政策，“支那”逐渐被视为轻蔑用语，中国人也开始对“支那”一词表示反感。

1.砺波护，《中国（上）》，“地域からの世界史”第二册，朝日新闻社，一九九二年。

2.该文曾于“周刊朝日百科”，《世界の歴史》连载。

3.《中国诗人选集》，全三十三卷，岩波书店。

4.《中国古典选》，全二十一卷，朝日新闻社。

5.《全釈汉文大系》，全三十三卷，集英社。

6.《NHK 大黄河》，全五卷，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7.《中国书道全集》，全九卷，平凡社。

8.《中国文学歳时记》，全七卷，同朋舍出版。

9.尾藤正英主编，《日本文化と中国》，“中国文化丛书”第十卷，大修馆书店，一九六八年。

10.大庭修、王晓秋主编，《歴史》，“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第一卷，大修馆书店，一九九五年。

11.王铁钧，《日本学研究史识—二十五史巡礼》，江西高校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12.村上哲见，《汉诗と日本人》，讲谈社，一九九四年。

13.黄铁城等编着，《中日诗谊》，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14.【译按】日本通称《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倭人条为《魏志倭人传》。

15.宫崎市定，《古代大和朝廷》，筑摩书房，一九九五年。

16.西嶋定生，《邪马台国と倭国—古代日本と东アジア》，吉川弘文馆，一九九四年。

17.源弘道，《“幻の女王．卑弥呼”邪马台国ヘの道—古代日本ナゾとロマン》，朝日新闻社，一九八〇年。

18.【译按】坊：人民居住区域。

19.大桥一章、谷口雅一，《隠された圣徳太子の世界—复元．幻の天寿国》，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二〇〇二年。

20.砺波护，〈天寿国と重兴仏法の菩萨天子と〉，《大谷学报》第八十三卷第二号，二〇〇五年。

21.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一九五五年。

22.古濑奈津子，《遣唐使の见た中国》，吉川弘文馆，二〇〇三年。【编按】该书中译本可参见：《遣唐使眼中的中国》，高泉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五年。

23.吉田孝，《日本の诞生》，岩波书店，一九九七年。

24.网野善彦，《“日本”とは何か》，“日本の歴史”系列，讲谈社，二〇〇〇年。

25.神野志隆光，《“日本”とは何か》，讲谈社，二〇〇五年。

26.《倭国—邪马台国と大和王権》，每日新闻社，一九九三年。

27.《遣唐使の见た中国と日本》，朝日新闻社，二〇〇五年。

28.《遣唐使と唐の美术》，朝日新闻社，二〇〇五年。

29.《遣唐使が见た中国文化》，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编刊，一九九五年。

30.宫田俊彦，《吉备真备》，吉川弘文馆，一九六一年。

31.《特别展—天平》，奈良国立博物馆编刊，一九九八年。

32.宫崎市定，《日出づる国と日暮るる処》，星野书局，一九四三年；中央公论社，一九九七年。

33.佐伯有清，《悲运の遣唐僧—円载の数奇な生涯》，吉川弘文馆，一九九九年。

34.佐伯有清，《最后の遣唐使》，讲谈社，一九七八年。

35.原文：“わたの原八十岛（やそしま）かけて漕（こ）ぎ出でぬと人には告げよ海人（あま）の钓り舟”。

36.《森克己著作选集》全六卷，国书刊行馆，一九七五─七六年。

37.佐藤春夫，《釈迦堂物语》，平凡社，一九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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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石井正敏，〈入宋巡礼僧〉，收入《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Ｖ—自意识と相互理解》，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三年。

40.参看《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目。

41.《波涛をこえて—古代．中世の东アジア交流》，石川县立历史博物馆编刊，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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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村井章介，《东アジア往还—汉诗と外交》，朝日新闻社，一九九五年。

44.上垣外宪一，《日本文化交流小史—东アジア伝统文化のなかで》，中央公论社，二〇〇〇年。

45.收入宫崎市定，《日出づる国と日暮るる処》。

46.《镰仓ヘの海の道》，“神奈川艺术祭．特别展图录”，神奈川县立金泽文库编刊，一九九二年。

47.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陶磁器の文化史》，历史民俗博物馆振兴会刊，一九九八年。

48.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东アジア中世海道—海商．港．沉没船》，每日新闻社刊，二〇〇五年。

49.唐权，《海を越えた艶ごと—日中文化交流秘史》，新曜社，二〇〇五年。

50.《足利学校—日本最古老的学校 学习之心与其流》，足利市教育委员会，二〇〇四年。

51.【译按】日文为《日米和亲条约》。

52.《文久二年上海日记》，全国书房，一九四六年。

53.《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上）》，原书房，一九六五年。

54.芝原拓自等着，《対外観》，岩波书店，一九八八年。

55.【译按】日方称“满洲事变”。

56.【译按】日方称“上海事变”。

57.《支那问题辞典》，中央公论社，一九四二年一月。

58.【编按】日文原书的用语是“中日国交正常化”。

59.竹内实，《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国像》，春秋社，一九六六年。

60.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话》，木田知生译，日本Editor School出版部，二〇〇〇年。【编按】该书中文版可参见：《中日文化交流史话》，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

61.《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朝日新闻东京本社企划部，一九七三年。

62.《大黄河．オルドス秘宝展—中国．宁夏古代美术の粋》，NHK．chuugoku soft plan，一九九二年。

63.《日中歴史海道二〇〇〇年》，神户市立博物馆，一九九七年。

64.《シルクロード—绢と黄金の道》，NHK，二〇〇二年。

65.清水美和，《中国はなぜ“反日”になったか》，文春新书，二〇〇三年。

66.李文，《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九七二─二〇〇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后记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对谈侧记

时间：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至五点

地点：

王云五纪念馆（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十九巷八号）

对谈：

吴密察（国史馆馆长、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

林桶法（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蒋竹山（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蓝弘岳（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编按】日本讲谈社于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五年间，所出版的“中国の歴史”丛书，将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完整翻译出版为“中国．历史的长河”系列。此一系列已于二〇一四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译本，获得很大的回响，台湾商务的“中国．历史的长河”系列，先出版了在中国大陆并未出版的第十一册《巨龙的胎动：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第十二册《日本人眼中的中国：过去与现在》。其中《巨龙的胎动》已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问世，《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也在二〇一七年三月出版，其他十册即将接续上市。值此之际，台湾商务邀请了四位台湾历史学界的学者，来谈“对日本人来说，中国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及台湾应该如何理解并看待日本人的中国观。

林桶法：日本讲谈社于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五年间出版的“中国の歴史”丛书，此系列的十二部作品，可说是反映了日本学界当时中国史研究成果的集体著作。能否出现这样反映学术研究成果的读物，这与是否有足够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出来主导有关，例如，美国在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持之下，便有了“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诞生。台湾历史学界的各个领域，一直以来都未能产生这样权威的角色，因此要共同编写一套中国史著作也就大为困难。以讲谈社的这套“中国の歴史”来说，由于缺省的读者为一般社会大众，在日本已经蔚为大家的各册作者们，便可跳脱学院的框架格式，较为随兴地挥洒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对于台湾商务印书馆能够翻译出版这个系列丛书，我给予很大的肯定，希望这套丛书的引进能够刺激我们台湾的历史学界，以指针性的学者为中心，编写出这样跨越出学院藩篱的中国史读物。

蒋竹山：我认为必须将这套“中国の歴史”，放回到日本学术出版的脉络中来讨论。不论是欧美或日本学界，定期都会对一段时间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或者以学术著作，或者以通俗作品的形式来呈现，这也是学术累积的一种方式。讲谈社这套出版于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五年间的丛书，到如今的二〇一七年也已经过了超过十个年头，这样时间的落差，或许也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引进这套书的意义何在。其实，类似这样性质的丛书，讲谈社过去也曾出版数次，例如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新书东洋史”系列，就是一个例子。后来台湾翻译了其中与中国史有关的四册，合而为一册《中国通史》[1]，由稻乡出版社于一九九〇年出版，并成为国内各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通史”课程时的基本用书，这本书直到现在仍在教学的现场中被使用，这其实也反映了台湾学界所使用的教材，与最新的研究成果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两个世代

吴密察：当年我们从讲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新书东洋史”（全十一册）挑出其中有关中国史的四册来翻译。所谓“新书”是日本出版界的一种出版形式，其版式与西洋的企鹅丛书一般大小，设置的读者对象是一般社会人，因此虽然也都由专家执笔，但强调易读性。日本史学界自明治时期以来就有所谓“东洋史”，当初涵盖的空间范围主要是中国，但目前已经发展扩大到西起西奈半岛，东至朝鲜半岛。因此这套“新书东洋史”除了五册是中国史之外[2]，也还有朝鲜、东南亚、南亚（印度）、中亚、西亚的历史，共十一册。由于我与撰写第二册（后汉至隋唐随堂）的谷川道雄先生认识，因此透过他征得其他几位作者的同意，将其中四册翻译成中文，由稻乡出版社出版。如果我们以一九七八年中国的开放为时间区分来谈中国史研究的趋势改变，那么这套在一九七〇年代出版的中国史或许会稍嫌老旧，但内容相当扎实，而且也有独到的见解，因此似乎还是国内的长销书。例如，谷川道雄撰写的第二册，直到今日在台湾的历史系专门课程，都还列为基本的阅读文献。

“新书东洋史”这个系列之前，讲谈社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也曾经出版了“中国の歴史”（全十册）[3]。这套书的版式就与这次我们将要翻译出版的“中国の歴史”是一样大小的了。也就是说，讲谈社在三十年间先后出版了两套中国史丛书。这种版式的书，在日本之出版生态来说就定位为入门学术书了，它所设置的读者对象应该就是大学生程度以上的专业者了（据说，日本的高中历史教师多读这种书）。讲谈社先后二次的中国史丛书，很值得加以比较。第一次各册的作者都是我的老师辈的大专家们，如《秦汉帝国》的西嶋定生，《近代中国》的佐伯有一、《人民中国の诞生》的野村浩一等人。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标志着“战后历史学”之中国史研究的最高峰。台湾商务印书馆此次翻译出版的第二次“中国の歴史”之作者，则不少是我的同辈学人，甚至还有几个是我留学日本的同学、朋友（当然，也有我的“年轻老师”，即彼此年纪虽然相差不多，但当年已经是老师了）。

我们这个世代的中国史研究者，与上一世代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这个研究对象“改革开放”了。一九八〇年代之初，以前只能在日本透过文本来理解中国的日本学者，如今中国改采改革开放政策，因此都积极前往中国开会、旅行，想要亲眼看见、亲身经验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或是博士班学生），也多积极找机会实际去中国做或长或短期间的留学。这个系列第十册《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的作者菊池秀明教授，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在博士班阶段休学赴中国留学，而且他避开一般留学生常去的北京、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前往与他研究主题太平天国有地缘关系的广西南宁，跟随广西师范大学的钟文典教授学习，两年后他回到东京时已可以讲上一口南宁土话了。第九册《海与帝国》的作者上田信教授，在硕士班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期间，也去了上海复旦大学留学，并借此机会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当年他的研究室里，有一幅画上了各种红线的中国地图，他说那就是他的旅行的记录）。中国史的研究生或是学者，一旦亲自到了中国，自然感受到极大的冲击，深感中国之复杂与浩瀚，绝非我们的老师辈们在书斋这种封闭空间内只是透过文本所描绘出来的模样。因此，我的同学们也出版了一份小刊物《老百姓的世界》，来记录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此次翻译出版的这套“中国の歴史”，就是这个可以实感其研究对象（中国）之新世代日本学者的中国史著作。

林桶法：我非常同意吴馆长的意见。相较于上一代，现在的日本学者语言能力确实大幅提升，不仅开始熟悉英文文献，对中文的掌握也超越前代学者。我熟知的山田辰雄、川岛真都有非常不错的中文程度。在近代中国史领域以外，即使是从事考古学的学者也同样如此，前一阵子我去了一趟内蒙古考察，实地走一遭去亲身观察，真的可以让学者产生不同於单纯接触文本的体会，能够对当地的人地关系，有更直观和深刻的感受。这种实际的经验，对于历史学者去想像历史场景，去更为生动地写作历史，都具有莫大的帮助。

八〇年代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吴密察：没错，这也就是我这一辈的日本学者和老师辈们最大的不同。这一辈的日本学者大多能熟练使用口语中文，而且频繁往来中国，能和中国的市井小民、老百姓直接对话。而且，我们这一辈与我们老师辈所面临的学术与政治社会环境，也极为不同。一九四五～一九八〇的大约四十年间，日本的人文社会学科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相当大，历史学还特别有一个被称之为“战后历史学”的主要潮流，具有政治上鲜明的色彩。当时中国还很坚持左派教条，而且尚未向外国学者开放，“战后历史学”这一代的日本学者抱持着对中国的赎罪意识，而且又无法亲历中国其境，只能借由马克思主义的眺望镜，在文献中营建一个想像中的中国。他们可以说是在某种道德氛围的封闭空间中开展研究工作的，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并依此在各自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是自从主客观环境都改变了的一九八〇年代以来，如何批判地继承“战后历史学”一代的学术遗产，便成为日本历史学界的大课题了。而且，这时欧美的中国研究也逐渐进入日本，例如上述的上田信，还有一些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也开始注意到欧美学术界另类的关切课题和使用的分析概念。

蓝弘岳：我到东京大学留学时，当时在课堂上，或多或少都要读一些西方的研究，例如美国学界运用在中国社会史上的“宗族”概念，甚至也渗透到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当年在这个系列第七册的作者小岛毅教授的课堂上，就必须要研读“宗族”和“家礼”相关的文献，这和我当时曾在台湾上过的中国哲学课程非常不一样，以社会史的角度切入思想史的课题，对当时的我来说是相当新颖的观点。大约在一九九〇年代至二〇〇〇年代头几年，日本学界盛行从东亚的眼光来看历史，近年来，则开始主张将在地的历史放入全球史的脉络中来理解。

蒋竹山：一九九〇年代我在读硕士班的时候，夫马进、岸本美绪、森正夫等人的著作是明清史领域的必读书目，许多学者们围绕着地域社会的性质来进行争论，当时学习明清史的研究生，必须要消化这些论述，才能继续去研究自己的课题。但是像这样大的论题在今日已渐渐衰微，这几年我到日本，去东京神保町的书街寻书时，发现在明清史、乃至中国史的出书量大为减少，遑论有重量级的著作问世。在东华大学、南开大学、大阪大学每年合办的研讨会里，会发现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日本学者，很多是来自社会科学的，而研究传统中国领域的学者比例已经大幅降低，这是日本的中国史学界的一个现象。

此外，有趣的是台湾习于将历史区分为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大领域，就像日本经常将历史分为日本史、东洋史和世界史，这表现了台湾与日本对于中国、东洋的关心，但是台湾在讨论世界史时，往往忽略了日本史，相对的，在谈论世界史时，有很多关于英国史的讨论，但对于东南亚史的研究却很少。这反映出了一个国家对周边文明的眼光，往往会有某种既定的视野。

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与变化

吴密察：没错，我们总是将眼光放在欧美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明或国家。即使近年来鼓吹以“同心圆”来认识世界，但是焦点还是始终集中在我们的左上角，而右上角、左下角就被忽略了。台湾的世界史要如何建构起来，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日本的东洋史在明治时代出现的时候，也多仅指中国史而已。但是，以后一方面随着日本帝国的扩张而逐渐扩大。现在日本以“Oriental”来翻译“东洋”，因此它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中国，而扩大为包括朝鲜、北亚、东南亚、印度、西亚等广大的区域了。

蓝弘岳：日本东洋史学的成立，固然有其帝国扩张及战争需求的外因，但也有来自内部知识传统的发展。东洋史的命名者那珂通世，出生于幕末时代，当时他撰写的中国史即题名为《支那通史》，而他的养父那珂通高在江户时代是盛冈藩儒者，到了明治初期编过一本书叫《支那史略》。我想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或许与该书有些关系。但后来那珂通世倡议将外国历史区分成东洋史、西洋史，理所当然的支那史就位于东洋史的核心区位。东洋史学是江户汉学基础上发展开来的。在江户中期，除如《史记》等传统的中国史书外，荻生北溪等人已开始研究满族的历史与制度。又如：内藤湖南有一本著作就叫做《先哲の学问》，主要介绍江户时代儒者的学问。其次，其实在幕末及明治前期，所谓“东洋”是包括中国与日本的，例如：幕末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所说的“东洋道德”就包括日本，但东洋史这个概念出现后，日本被划分出去。

日本的东洋史是从中学教育开始发展的学科，后来才逐渐延伸到高等教育的设置中。命名者那珂通世正是白鸟库吉中学时期的老师，白鸟库吉后来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的教授，是东洋史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东京帝大之外，另一重要的东洋史学根据地是京都帝国大学，主张代表人物是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从这些人的著作，我们可以观察到东洋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甚至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江户汉学。在其发展与奠定的过程中，与西方的汉学也保持一种既学习又对抗的关系。当然，由于日本帝国的发展，除了东洋史学以外，日本也有对其他周边地域的研究。例如在台湾是日本殖民地时的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就设置有“南洋史学”讲座。这些后来成为二战后才成立的地域研究学科的学术基础，这些确实是与现实政经利益与战略的考量息息相关的学科。台湾（中华民国）是个对比明显的例子，缺乏对周边地域研究的传统，例如对东南亚诸国历史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往往也是限于华人在当地的移民史、垦殖史、商业史，而较少拓展到其他在地的脉络中。

林桶法：日本的东洋史学应该从东洋史学科的发展来观察其理路，由白鸟库吉、内藤湖南到宫崎市定等人奠定，东洋史一路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逐次向外开枝散叶到日本各地的学校之中。另外，我们引进日本的东洋史研究到台湾的学术社区中，也能开阔我们的视野，即使不认同，也能理解到别的地方有这样迥异的看法。例如在民国史上，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共同认定的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的数字，日本学界对此并不能接受，但是我们却对此几乎无所知悉。

吴密察：日本战后的东洋史是以反省战争和侵略为主流开始的，而且多可以被归类为左派。但是在我们台湾的一般认识，却似乎不是这样。例如，这些年来我们社会的印象是日本历史教科书相当保守、右派，事实上右派教科书的市占率并不高，日本历史学界和教育现场之主流氛围和我们想像的并不一样。当然，这种左派的学术、教育界，和实际的日本社会气氛也不见得一致。

蓝弘岳：最后我想谈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和这次座谈会的主题，叫做“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其实日本的中国观，从江户时代以来，就有一个复杂而多元的发展过程，与本书里的作者所呈现的是有很大的落差，这些东洋史学者，往往将重点放在中国历史、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讨论，及陈述日中交流史的状况，我觉得，如果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检讨“日本人眼中的中国”，除东洋学学者外，也要审视从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国学者、兰学者，一直到近代的日本思想家对于中国的思考与反省。这可能是更为切题的作法。

吴密察：是的，总的来说，日本东洋史学界的论点不能就代表日本的史学界，日本的史学界也不能就代表整个日本学术界，日本学术界也不代表日本社会。这其中还有很多需要讨论，也值得再做分辨的。

文本记录整理：蔡竣宇（台大历史学系硕士生）

1.翻译的四册在一九九〇年出版时汇整成一册，书名为《中国通史》（稻乡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再版时，出版社又将之析分成《中国社会的成立：原始─秦、前汉》、《世界帝国的形成：后汉─隋、唐》、《征服王朝的时代：宋、元》、《传统中国的完成：明、清》等四册出版，也就是回到日文原书的分册形式。

2.【编按】“新书东洋史”系列中关于中国史者为前五册，分别是：伊藤道治“中国の歴史1─中国社会の成立（原始—秦、前汉）》、谷川道雄《中国の歴史2─世界帝国の形成（后汉—隋、唐）》、竺沙雅章《中国の歴史3─征服王朝の时代（宋、元）》、岩见宏与谷口规矩雄《中国の歴史4─伝统中国の完成（明、清）》、小野信尔《中国の歴史5─人民中国への道》。

3.一九七〇年代讲谈社出版的“中国の歴史”系列包括：贝冢茂树与伊藤道治《原始から春秋戦国》、西嶋定生《秦汉帝国》、川胜义雄《魏晋南北朝》、布目潮沨与栗原益男《隋唐帝国》、周藤吉之与中嶋敏《五代・宋》、爱宕松男与寺田隆信《元・明》、增井经夫《清帝国》、佐伯有一《近代中国》、野村浩一《人民中国の诞生》、日比野丈夫《目で见る中国の歴史》。

日中交流史的主要人物略传

难升米（nanshoumai／nashime）（生卒年不详）

被派遣到魏国的邪马台国使者。

西元二三九年，因为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的指派，成为出访魏国的使者。途中经过魏国的领土——带方郡（朝鲜半岛北部）后抵达洛阳，并且在洛阳受取了魏明帝写给卑弥呼的亲笔书函以及“亲魏倭王”的金印。而难升米自己也被受封官位——率善中郎将。

小野妹子（ONO Imoko）（生卒年不详）

圣德太子所派遣的首批遣隋使的大使。在中国的汉名为苏因高。西元六〇七年接受推古天皇的命令，担任前往隋朝的使者，谒见隋炀帝，呈递圣德太子的国书。隔年与返答使（唐朝所派之回访使节）裴世清一同返回日本。同年，裴世清返回隋朝时，小野妹子再度被任命为遣隋使，随着裴世清返回中国。六〇九年返回日本，之后经历不详。

南渊请安（MINABUCHI no Shouan）（生卒年不详）

遣隋留学僧。

姓氏为“汉人（AYAHITO）”，渡来人的后代。小野妹子于西元六〇八年二度被任命为遣隋使时，南渊请安作为陪同，一起赴隋。六四〇年返回日本。据说为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的老师，不过之后的事迹不详。

犬上御田锹（INUGAMI no Mitasuki）（生卒年不详）

飞鸟时代的外交官。

出生于近江国犬上郡（现在的滋贺县）。西元六一四年，以遣隋使的身分前往隋朝，隔年归国。六三〇年，在隋朝灭亡唐朝创建之际，担任过最初的遣唐使。六三二年，与返答使高表仁，留学僧旻一同返回日本，归国之后的经历不详。

高向玄理（TAKAMUKOUNO Kuromaro）（？─六五四）

飞鸟时代的留学生、学者。

西元六〇八年随遣隋使小野妹子，与南渊请安等人一同前往中国留学。于六四〇年学成归日。六四五年，任日本大化革新时的智囊幕僚，任国博士。隔年出使新罗，并将金春秋请回日本等，活跃于外交领域。六五四年，被任命为遣唐使派往唐朝，后来客死异地长安。

吉备真备（KIBI no Makibi）（六九三？六九五？─七七五）

奈良时代的政治家、遣唐留学生。

西元七一七年，随同遣唐使前往中国留学，学习唐朝律令，于七三四年返回日本。由于学习了唐礼，因此受到圣武天皇重用，活跃于政界，任智囊幕僚。七四〇年，因为藤原广嗣之乱，因此遭受到短暂冷淡待遇，不过在孝谦天皇即位之后，重新掌权。之后便一直在贬谪与掌权间反复摆荡。七五一年，任遣唐副使，前往唐朝。返回日本后，任大宰大贰。负责统筹八世纪日本对东亚的外交。在称德天皇死后的混乱政局中，原本意图拥立文室净三为皇嗣，不过最后失败，辞官返乡。

玄昉（GENBOU）（？─七四六）

奈良时代的政治家、遣唐留学僧。

俗姓阿刀氏。师事于义渊。西元七一七年，随同遣唐使前往中国留学。在唐朝学习法相宗，于七五三年返日，任僧正。与吉备真备、橘诸兄等人，同时活跃于圣武天皇时期，获得重用担任智囊幕僚。不过由于其过于强势的作风，后来引起藤原广嗣的叛乱。七四五年，被贬到筑紫，隔年死去。

鉴真（GANJIN）（六八八─七六三）

奈良时代的渡来僧，日本律宗之祖。

出生于扬州江阳（江苏省江都县）。十四岁出家，于长安学习戒律。受到日本留学僧荣叡、普照的邀请，立志前往日本。不过赴日五次皆未成功，双眼也因此失明。西元七五三年，搭乘要返回日本的遣唐使的便船，才终于完成赴日之旅。七五四年，圣武上皇以下共四百四十名皇族公卿，于奈良东大寺，接受鉴真的菩萨戒，这也让受戒仪式开始进入日本。圣武上皇为鉴真建盖了唐招提寺，鉴真也成为了日本律宗之祖。

阿倍仲麻吕（ABE no Nakamaro）（六九八─七七〇）

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留学生，中国唐代的政治家。

日本大和国的人。西元七一六年的时成为了遣唐留学生，并在隔年正式渡唐。留学期间受完太学的教育后，参加科举考试合格，且受到唐玄宗的信任，在唐朝担任官员要职。曾改用朝衡、晃衡等中国姓名，在唐肃宗的时候担任镇南督护，唐代宗时期担任安南节度使。西元七三三年，一度想要申请归国日本，不过未获许可，七五三年的时候，搭上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要返回日本的船，总算是踏上归途，不过却在航行途中遭遇风暴船难，漂流到了越南北部，最终仍是无法顺利返回日本家乡。阿倍仲麻吕最后便终老于长安。

圆仁（ENNIN）（七九四─八六四）

日本的入唐僧，慈觉大师。

九岁的时候进入大慈寺的广智门下，十五岁时跟随延历寺的最澄学习。二十三岁的时候在东大寺受戒。之后闭关于比叡山，西元八三八年时，以请益僧的身分前往唐朝，然后接受了新罗人的帮助，到了五台山进行巡礼。进入长安之后，便住进了资圣寺。后来遇上了会安的灭佛运动，因此被迫还俗返回了日本。归国之后，将在唐朝期间的所见所闻编整成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六十一岁时成为天台座主，致力于天台宗教团的成立。谥号慈觉大师。

圆珍（ENCHI）（八一四─八九一）

日本的入唐僧，智证大师。

赞岐国那珂郡人。十五岁时入比叡山延历寺出家，师事天台座主义真。西元八五三年渡唐，在巡礼福州、台州、越州等地的诸寺庙后，于八五五年进入长安，接受青龙寺法全的灌顶，并得到大兴善寺智能轮的传授，得到两部秘旨。八五八年归国返回日本。归国后，将在唐代的所见所闻编整成了《行历抄》一书。八六八年，获任延历寺座主，受赐圆城寺，开启了天台宗寺门派，后为小僧督，谥号智证大师。

裴世清（生卒年不详）

隋朝的外交官。

河东郡闻喜县人。遣隋使小野妹子要返回日本时，受命随行回访日本。从筑紫上陆到难波，在朝廷设宴款待时，宣读隋炀帝的国书。返回中国时，再度与小野妹子同行。

奝然（CHOUNEN）（九三八─一〇一六）

平安时代的入宋僧。

京都人，年轻时便出家，西元九八三年前往宋朝。宋太宗对于奝然极为礼遇，赠号紫衣与法济大师。归日时，带回了当时刚开始制作的印刷大藏经及现在被日本视为国宝的释迦如来立像等。西元九八九年，任东大寺别当之职，负责修复荒废堂塔。其弟子盛算在位于京都嵯峨野的清凉寺中，供奉由奝然请来的释迦如来像。

寂照（JAKUSHOU）（？─一〇三四）

渡宋的日本僧。

京都人，俗名大江定基。历任三河国司等职，西元九八八年，出家。随源信学天台，随仁海学密教。巡礼诸国，由于过去曾任三河国司，因此又被称为“三河圣”。西元一〇〇三年，前往宋朝。隔年谒见真宗，获赐紫衣。一〇三四年于杭州逝世，获赠号圆通大师。

成寻（JOUJIN）（一〇一一─八一）

平安时代的天台僧。

藤原贞叙之子。母亲为源俊贤之女。师事于岩仓大云寺的文庆。曾任大云寺别当、延历寺阿阇梨、藤原赖通的护持僧。一〇七二年，前往宋朝。足迹遍布天台山与五台山，后来学习天台密教。谒见神宗，得善慧大师称号。受神宗之请，因此断绝了回日本的念头，将著书《参天台五台山记》连同其他经典书籍一同送回日本。最后终老于汴京（现在的开封）的开宝寺。

重源（CHOUGEN）（一一二一─一二〇六）

平安、镰仓期净土宗之僧。

十三岁时于醍醐寺修行真言，最后随法然上人学习净土宗。一一六七年，渡宋，巡礼天台山、育玉山。隔年，带着宋版大藏经归回日本，之后又多次出入宋朝。一一八一年，东大寺受兵火波及烧毁之际，获拔擢为大劝进职，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后修复完成。在宋朝的时期，曾在育王山学习过寺院的土木建筑，其中，被称作天竺样的建筑样式，对于后世的日本影响极大。

荣西（EISAI／YOUSAI）（一一四一─一二一五）

镰仓时代的禅僧，日本临济宗之祖。

生于备中。十四岁时登比叡山，学习天台密教。一一六八年，也就是二十八岁时，渡往宋朝，于天台山与育王山进行巡礼，半年后返回日本。四七岁时，为了要到印度巡礼，再度前往宋朝，不过由于并未获得可通行印度的许可，因此在中国停留了四年期间。这段期间，荣西跟随虚庵怀敞习得临济禅。返回日本之后，开临济宗，于博多．京都等地布教，逝世于镰仓的寿福寺。着有《兴禅护国论》三卷。

道元（DOUGEN）（一二〇〇─一二五三）

镰仓时代的禅僧，日本曹洞宗之祖。

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幼时失怙恃，出家，登比叡山。后来成为了荣西的弟子，修习临济禅。一二二三年，跟随荣西弟子明全一同前往宋朝。在宋朝的四年期间，巡礼全中国的寺院，受天童山的长翁如净感召开悟。一二二七年返回日本后，于建仁寺开日本曹洞宗，不过后来移往了深草的安养院。一二四三年，因越前志比庄的地头（地方有权者）之邀，创建了永平寺，之后便以此地为据点。代表著作有《正眼法藏》。

兰溪道隆（RANKEI Doryu）（一二一三─一二七八）

镰仓时代的渡来僧。出生于西蜀（四川省）。于阳山的无明慧性禅师处开悟，并继承其法统。西元一二四六年，得日本留学僧月翁智镜的推荐，从筑前出发，经过京都后进入了镰仓的寿福寺。受北条时赖之邀，建盖了建长寺，为其开山之祖。兰溪道隆承继宋朝严格的临济禅，除北条时赖以外，许多武士也都归依于他。之后，几度受到谗言中伤而被流放到甲州，不过也屡屡获得原谅而得以重返镰仓，三度担任建长寺住持。

无学祖元（MUGAKU Sogen）（一二二六─八六）

镰仓中期到达日本的禅僧。

明州人（浙江省）。一三岁时失怙，出家。跟随径山的无准师范、育王山的偃溪广闻，修习临济禅。一二七九年，受执权北条时宗之邀，入镰仓的建长寺。一二八二年，创建圆觉寺，为开山之祖。以北条时宗为首，许多武士归依于他。圆寂于一二八六年，谥号佛光禅师，其门派被称为佛光派。

赵良弼（一二一七─一二八八）

元朝的政治家、外交官。

字辅之。女真族出身。中进士，仕忽必烈（元世祖）。有平定南方之功，元世祖即位后，任参陕西宣抚司。西元一二七〇年，以国信使的身分，三度造访日本，请求“国交”未果。关于远征日本一事，赵良弼认为日本并没有战略价值，加上远征的困难度，因此极力反对。远征日本声明失败之后，赵良弼规划了南宋的攻略提案，宋朝灭亡之后，致力于江南的统治。

一山一宁（ISSAN Ichinei）（一二四七─一三一七）

镰仓时代的渡来僧。

台州人（浙江省临海县）。一山为字。幼时出家，学习天台宗以及临济禅，住在补陀落山。元成宗即位时，为了实现忽必烈想要征服日本的遗愿，因此改派一山一宁禅师东渡日本。西元一二九九年时，抵达日本大宰府，不过遭受北条贞时的逮捕，被软禁于伊豆修禅寺。后来获得信任尊崇，历任建长寺、圆觉寺、净智寺的住持。一三一三年，后宇多法皇命一山一宁移住南禅寺。其门派被称作一山派。

中岩圆月（CHUUGAN Engetsu）（一三〇〇─一三七五）

日本南北朝时代的禅僧。

俗姓土屋氏，中岩乃为字。八岁时入寿福寺，并在圆觉寺修禅。一三二五年起的七年期间，远渡元朝，除了修习临济禅以外，也学习儒家思想与文学。返回日本后，历任建仁寺、建长寺等各地寺院的住持。其弟子们形成了一支名为中岩流的流派。是优秀的学者、文学家，著作除了《日本书》以外，还有以五山文学的作者之身分所写的《东海一沤集》。

雪舟（Sesshu）（一四二〇─一五〇六）

室町时代的僧侣、水墨画家。

出生于备中。年幼时入京都相国寺，跟随周文学习水墨画。相传雪舟曾被师父处罚，捆绑在柱子上。雪舟用脚蘸自己的眼泪在地上画了一只活灵活现的老鼠。之后，为了躲避战乱，接受大内氏的庇护前往山口。一四六七年，渡往明朝，跟随浙派的李在学习水墨画。一四六九年，归返日本后，以大分为中心活动。七六年以后，将据点移往山口，旅行全国，画水墨画。

郑舜功（生卒年不详）

着有详载一六世纪日本情报的《日本一鉴》。

广东省新安郡人。为了拟定处理倭寇的对策，接受明朝浙江总督的命令，于一五五五年被派遣到了日本，然后于九州丰后滞留。而在这段时间内收集到的信息情报，后来成为了郑舜功的素材，在一五五六年返回中国后，写下了《日本一鉴》一书，利用各种角度描述日本的历史、地理、言语、风俗等。将日语的发音用汉字表记，对于解析当时日语的音韵来说，可说是极为珍贵的数据。

郑成功（一六二四─一六六二）

明朝遗臣。南明复兴运动的中心人物。

生于日本的平户。父亲是郑芝龙，母亲是田川七左卫门之女。年幼时跟随父亲前往中国大陆，在南京的太学师事于钱谦益。明朝灭亡后辅佐唐王朱聿键，获赐姓朱，也因此被称呼为“国姓爷”。其父郑芝龙降清之后，郑成功仍在中国沿海，以厦门、金门为据点，在握有控海权的情况下继续抗清。一六五八年，大举进攻南京失败，势力消缩。一八六一年，攻占荷领安平古堡，夺得台湾，直至去世为止都在与清朝对抗。

隐元隆琦（INGENRyuki）（一五九二─一六七三）

江户时期前往日本的禅僧。日本黄檗宗之祖。

福州福清之人。于福州的黄檗山万福寺出家，师事鉴源。之后周游诸国进行修行，于一六四六年归隐山林。一六五四年，为了躲避明末的动乱，接受兴福寺留学僧逸然的朝聘，前赴日本。一六五八年，谒见德川家纲将军。一八六〇年，于山城国宇治都建盖黄檗山万福寺，首开黄檗宗。临济宗仿效其许多制度，确立了黄檗宗与临济、曹洞并立的一大禅宗流派之地位。虽然得到了后水尾天皇等的青睐，但隐元隆琦仍在七二岁时归隐于松隐堂。

朱舜水（一六〇〇─八二）

明末遗臣、儒学家。

名之瑜，号舜水。余姚人（浙江省）。以明的遗臣自居，不在清廷任官，参加南明复兴运动。之后加入了郑成功的北伐进攻南京，但失败。一六五九年，抵达日本长崎。一六六五年，成为水户藩宾客，并与德川光圀、安积澹泊结交为友。其思想被定位界于朱子学与阳明学之间，风格质实刚健，对于水户学有很大的影响。

野国总管（NOGUNI Ukan）（生卒年不详）

将番薯从中国带进琉球的人物。

当时的琉球，是明朝所推崇的朝贡模范生，贸易兴盛。特别是与福建之间，进贡船更是往来频繁。野国总管并非本名。由于出身于北谷野国村，又担任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进贡船之督管职（事务局长），故称之。西元一六〇五年，在中国学习番薯的栽种方法后，将番薯引进了琉球。一六〇九年，由于萨摩藩入侵琉球实行苛政，番薯在琉球成为人民用来充饥的作物，广被栽种。一七〇五年，前田利右卫门将番薯从琉球带回日本本土，开启了日本全国栽种番薯的风气。在萨摩，会将番薯称做为琉球薯（Ryukyuimo）。冲绳县嘉手纳町的美军基地中，有野国总管的墓地。

何钦吉（？─一六五八）

对明朝很忠心的明朝遗民、医学者。

出身于中国广东省，为了躲避明末的混乱政局，离开了中国漂流到了大隅町内之浦，归化日本。当时在宫崎县都城市，有一六世纪末时形成的唐人町，是领主北乡氏要让从中国逃难到日本的人们居住的地方。何钦吉便移住到了这个唐人町，并在医学领域贡献良多。于萨摩领内采集药草的时候，发现了东洋参（其根部被称为竹节参，药材）。江户时代时期，日本虽曾想要把从中国等地进口的高丽人参国产化，但却一直无法得到好的成果。何钦吉所发现的东洋参，被当作了高丽人参的替代品，又被称做日本参，乃珍贵之品。

蔡温（一六八二─一七六一）

琉球王国的政治家。

琉球王府为了让与中国的交涉能够更加顺利无碍，因此让从中国归化而来的人民代代永住于那霸的久米村。蔡温便是出生在这个久米村。二七岁时，以“旅役”（中国的口译）身分前赴福州，之后三年期间，都留在福州琉球馆。然后接受某位应该是阳明学者的隐士的教诲，学习做学问的原则方针。回国后，任国师职务，负责教授国王。另外，面对与从中国前来的册封使之间的交涉，以及处理萨摩强硬的检地命令，蔡温都展现了极为高超的手腕。一七二八年，任三司官（三人制的大臣职务）。他为了重振琉球，使其摆脱萨摩藩的支配，在各个领域都下了不少功夫留下许多成绩。其中在近年来特别受到注意的是，他将在中国学习到的风水思想融入了国土建设计划当中，因应山的地形所制定出来的林业计划，得到很高的评价。

高杉晋作（TAKASUGI Shinsaku）（一八三九─一八六七）

幕末志士。

出生于日本的荻。求学于吉田松荫创办的松下村垫。一八六二年，以从者的身分搭乘幕府贸易船千岁丸前往上海。在太平天国之乱最严重的时候，观察清朝末年的百态。归国后，主张尊皇攘夷，在四国联合舰队对下关进行砲击的时候，组织奇兵队进行抵抗。战败后，以长州藩大使的身分出席议和会议。第一次长州征伐的时候受到保守派的抬头而失势，不过在下关成功发动政变夺回藩政。后来以参谋之姿活跃于第二次长州征伐时期，不过，隔年就因为染病，二十八岁时便英年早逝。

宫崎寅藏（MIYAZAKI Torazo）（一八七一─一九二三）

支持协助中国革命运动的革命浪人。

生于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现在的荒尾市）。号滔天。求学于德富苏峰的大江义塾，后来前往东京，进入东京专门学校（现在的早稻田大学）。一八九一年，曾前往上海，但马上就返回日本。后来又到中国，泰国进行访问。一八九七年，得到犬养毅的赏识，接受外务省特命前往中国视察。结识康有为、梁启超、孙文等人，并在他们亡命日本之际提供了协助。促成孙文与黄兴合作筹组中国革命同盟会。

内山完造（UCHIYAMA Ganzo）（一八八五─一九五九）

大正、昭和时期的中日友好运动家。

出生于日本冈山县。曾在关西的商家奉公，一九一三年，渡往中国。以贩卖药品的生意累积了钱财后，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于上海开了一间书店——内山书店。这间书店并不是只有以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为对象，鲁迅或郭沫若等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经常出入，是一间有名的沙龙。藉新中国成立之机，返回日本。之后成为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长，致力于日中友好运动的推行。一九五九年，逝于北京。

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

中华民国时期的文学家。

浙江省绍兴县人。本名周树人。字予才。没落士大夫的长男。一九〇二年获得公费前往日本留学。曾前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但中途放弃，返回了东京。一九〇九年回到了中国后，便在家乡过着教员的生活。辛亥革命后，任职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尔后跟随北伐迁住北京。一九一八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于《新青年》杂志，以作家身分正式登场亮相。一九二六年离开了北京，一九三六年逝于上海租界。代表的作品有《阿Q正传》等。

周恩来（一八九八─一九七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家。

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年幼之时移居沈阳，曾入南开学校，一九一七年时赴日留学。后来曾经一度回国，但在一九二〇年时，又前往法国留学。在法国的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中国后，担任校长为蒋介石的黄埔军校之政治部主任一职。国共分裂后，参与南昌暴动，之后成为毛泽东的左右手，历任政治、军事等要职。一九三六年发生西安事件之际，与蒋介石进行交涉，引导出停止内战、国共合作等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首任总理，直到一九七六年辞世为止。

秋瑾（一八七五─一九〇七）

清末的女性革命家。

浙江省绍兴县人。夫婿为湖南省富商之子。亲眼目睹夫婿用金钱买官，对当时的时局感到愤慨，因此放下孩子，只身前往东京留学。在东京的时候，结识了孙文等许多革命家。于一九〇五年，加入了刚创设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后来遇到清朝政府取缔抓捕留学生的事件，便在同年返回中国。回国后，一面在上海从事教育活动，一面发行《中国女报》，推动女性的启蒙运动。一九〇七年，徐锡麟的安庆起义失败，身为同志的秋瑾被逮捕处刑。

陈天华（一八七五─一九〇五）

清末的革命家。

湖南省新化县人。字星台。一九〇三年，以省费留学生的身分赴日。在东京写了《猛回头》和《警示钟》等革命宣传书籍。隔年，参与长沙起义时因风声走漏，再度逃亡日本。一九〇五年，与孙文，秋瑾等熟识之人在东京结成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并且积极执笔机关刊物《民报》。同年十一月，由于《清国留学生取缔》事件以及对于相关新闻报导的不满，因此在大森海岸自杀以示抗议。自杀时所留下来的遗书——《绝命书》，后来为革命派人士所爱读。

罗振玉（一八六六─一九四〇）

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者、学者。

浙江省上虞县人。清末时致力于推动农学的普及化，一九〇九年，任北京农科大学监督。辛亥革命发生时，与女婿王国维一同逃往京都。一九一九年返回中国，负责溥仪退位后的教育业务。曾任满州国参议府参议，监察院长等职务。除了参与以上的教育行政事务外，尚收集、整理了敦煌出土的文书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等遗物并且出版。此外，也致力于放置于内阁大库中的明清文件等学术史料之保护、保存工作。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

清末的政治家，学者。

广东省海南县人。受四川廖平的影响转入公羊学派。在家乡创办了万木草堂，梁启超等人便在此受其教育。一八九五年，为了参加会试前赴北京，并在甲午战争后的交涉时期，串联全国举人，发起了公车上书运动。一八九八年，受到光绪的信任，主导推动戊戌变法，但因为遭受保守派的反击，变法运动最终只进行了一〇三天便声明终结，康有为本身也因此亡命日本。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康有为返国参加了溥仪的复辟运动，失败。在青岛辞世。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

清末、民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

广东省会县人。字卓如。一八八九年，便以仅仅一七岁的年少之姿考上举人。于康有为的门下学习，并且致力于协助万木草堂的创办。康有为所成立的保皇会之成员，戊戌变法时推动废止科举制度，但因随后所发生的九月政变，因此逃亡到了日本横滨。于辛亥革命后的一九一二年，返回中国天津，担任进步党的理事，并担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批判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也反对张勋在袁世凯失势下台后所发动的复辟运动。其一贯的政治思想为立宪君主制，而在历史学、政治学领域上，也留下了斐然成就。

孙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革命之父，被尊称为国父。广东省香山县（现在的中山市）人，字逸仙。农家子弟，十四岁到十八岁的期间，与在夏威夷事业有成的兄长身边度过。在香港、广州的基督教体系学校中接受教育成为医师。一八九四年，前往夏威夷成立了兴中会。隔年，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亡命期间，曾前往美国与英国等地参访，并以东京为据点持续推动革命运动。一九〇五年，将进行革命运动的各个派系集成，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成为了首任总理，并以三民主义为其组织纲领。一九一一年时的武昌革命，清朝被推翻，孙文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但却因与袁世凯的对立，最后又再度亡命逃往日本。之后孙文以广东为据点，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之后的中国国民党），并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一九二五年时，在北伐途中，因病去世于北京。葬于南京市郊外的中山陵。

黄遵宪（一八七四─一九〇五）

清末的外交官、教育家。

广东省嘉庆人，字公度。一八七六年录取举人。一八七七年，以驻日公使书记官的身分前赴日。在试图解决琉球、朝鲜等相关外交问题的同时，也一面与日本的文人交换诗歌，着有《日本杂事诗》。另外，于《日本国志》中，举了日本的平假名为例，首倡中国的文本改革。支持康有为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虽然被任命为驻日大使，不过随着变法运动的失败，该任命也被撤回。之后便归返乡里，过着专心著述的生活。

参考文献

第一章：面对着大自然——环境、开发、人口的中国史◎尾形勇

在本章执笔之际所参照过为数众多的研究成就中，我先以文章中括弧内出现过的研究成果为中心，然后再添加一些无法直接介绍的参考文献，试着列出并附上简单解说。还有一些应该要枚举却没有枚举出来的著书与论文，关于这些研究，请参照本系列各册最后详列的参考文献。

专制支配与农民

．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特にその成立の基础条件》，不昧堂，一九六五年；新订版，东洋比较文化研究所，二〇〇三年。
对于农耕地的成因与管理与形成专制国家之间的连带关系之卓论。

．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农民叛乱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九年。
借由国家的管理若无法有效触及该地，便会造成农民穷困这样的观点，对于王朝更迭时期所出现的农民叛乱现象提供一个新的理解方式。

．尾形勇，《中国古代の“家”と国家——皇帝支配下の秩序构造》，岩波书店，一九七九年。
有人评论说这是我唯一的一部学术作品。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の社会と経済》，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一年。
从农业、商业、都市、租税等各面向总括描述中国的前近代史。

一般农业史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御茶之水书房，一九六二年，增补版一九七九年。
收录中国农业史先驱研究的著名作品。

．西嶋定生，《中国経済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六年。
含括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均田制等土地制度的推动、江南地区棉业的成立等以中国经济史的特质为中心的实证研究。

．西山武一，《アジア的农法と农业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九年。
有关华北旱地农法的基础研究成果。作者西山武一另有一部与熊代幸雄合译的作品《齐民要术》（亚洲经济研究会，一九六九年）。

．大泽正昭，《唐宋変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一九九六年。
例如像这本扎实的研究，关于中国农业史的领域，原宗子、渡部武等年轻世代的学者继续接棒，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公开。

关于时代区分问题等的论争

．铃木俊、西嶋定生编，《中国史の时代区分》，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五七年。
这是中日学者针对时代区分的问题，第一次进行的直接学术交流。就此意义而言，是一部值得纪念的报告书。

．谷川道雄编着，《戦后日本の中国史论争》，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一九九三年。
回顾历史学界充满华丽论争的美好年代之作。

自然环境与开发

．黄耀能，《中国古代农业水利史研究》，台北：六国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中国的水利史的研究进度相较于日本学界稍稍落后。就这点来说，本书是极具价值的一部作品。

．袁清林，《中国の环境保护とその歴史》，久保卓哉译，研文出版，二〇〇四年。【编按】该书译自：《中国环境保护史话》，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一部认真处理环境问题的著作，内容非常充实。

［华北或是黄土地带］

．钱林清主编，《黄土高原气候》，气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随着近来气象学的日渐发达，气候与气象因素总算逐渐开始在历史学研究占重要地位。

．A. 原宗子，《古代中国の开発と环境——《管子》地员篇研究》，研文出版，一九九四年。
B. 原宗子，〈陕北黄土高原の环境と农耕．牧畜〉，收入《黄土高原とオルドス——中国西北路宁夏．陕北调查记》，勉诚社，一九九七年。
C. 原宗子，《“农本”主义と“黄土”の発生——古代中国的开発と环境2》，研文出版，二〇〇五年。
A为将文献史料重新评价并详细分析的作品。B透过在黄土高原所进行的国际调查活动将“黄土”重新定位。C为将上述研究成果系统化的作品。不管是哪一个研究，皆为兼具开创性与缜密性的成果，阐述的内容极为引人入胜。

．史念海，《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史念海，《河山集》，第一─第七集，一九六三年─九九年，三联书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以上三部作品收录了关于黄土高原的泰斗研究与见解。

〔江南稻作地带〕

．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编，《中国江南の稲作文化》，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一九八四年。
以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为首的跨学科共同研究报告书。集结当时赫赫有名的学者，针对农法提出新的解释，内容让人获益良多。

．桦山纮一编着，《长江文明と日本》，福武书店，一九八七年。
若不是“北方”，而是将焦点移往“南方”的话，日本文明将要如何定位？本书为以此为题所完成的一本跨学科论着。

．北田英人，〈唐代江南の自然环境と开発〉，《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问い1：歴史における自然》，岩波书店，一九八九年。
日本学界首次针对开发与环境的相关问题所完成的研究成果，是我很早就注意到的一部重要作品。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长江水利史》，高桥裕监修，镝木校治译，古今书院，一九九二年。

．万绳楠等，《中国长江流域发展史》，黄山书社，一九九七年。
这两本书详细搜罗了关于长江流域的历史。

．佐藤洋一郎，《イネが语る日本と中国——交流の大河五〇〇〇年》，农山渔村文化协会，二〇〇三年。
植物遗传学者以简浅易懂的文笔，概观介绍稻的起源与传播。

“三农”的问题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编按】此书的繁体中文版由大地出版社于二〇〇四年出版。
以毛泽东年轻时候的“湖南农民调查”为概念所完成的争议之作。我认为是一部优秀的现地调查。传闻中国将此书列为禁书。

．牛若峰、李成贵、郑有贵等着，《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陆学艺，《“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一九九八年起“三农问题”逐渐台面化，以上二书为摸索体制面解决方法的论述考察。

人口史、灾害史

．陈正祥编着，《中国歴史．文化地理図册》，原书房，一九八二年。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上册）、一九八六年（下册）。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数据研究》，改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社，一九九一年。

．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佐藤武敏编，《中国灾害史年表》，国书刊行会，一九九三年。

．江立华、孙洪涛，《中国流民史（古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冻国栋，《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时期》，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系列全六卷之一，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纪录总集》全四册，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近年来关于反映人口爆炸与国家抑止政策等人口问题的相关历史著作，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中国历史地理图集》全八册（一九八二─八六年）为此类研究的先驱之作，而参与出版作业的核心成员葛剑雄之前述著作，更是古代史研究者必读之物。

各种统计数据

．寿孝鹤、李雄藩、孙庶玉主编，《中国省市自治区数据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二〇〇〇年人口普查数据》（上、中、下册），中国统计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鲜祖德主编，《二〇〇四 中国农村市场调研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统计学会城市统计委员会编，《二〇〇四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采用中国统计数据的时候，必须要多加“留意”，本章写作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其他

．辻康吾，《中华曼陀罗——変わる中国、変わらない中国》，岩波书店，二〇〇四年。
将刊载于中国报章杂志上的当代中国社会百态等内容进行编辑与介绍后所完成的力作。该书亦收录本章所提及《中国农民调查》的部分内容。

．五味久寿《中国巨大资本主义的登场与世界资本主义》（批评社，二〇〇五年）
分析中国激烈变动的市场经济现况问题的经济学专门研究。

第二章：中国文明论◎鹤间和幸

中国文明的起源

．夏鼐着，《中国文明の起源》，小南一郎译，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一九八四年；《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
考古学者在日本的演讲。以中国考古学的成果为基础针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进行讨论。虽然认为中国文明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不过仍强调中国文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独自的起源与发展。

．费孝通等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一九八八年社会学者费孝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多民族国家的中国以汉族占了绝大多数，而五、六个民族的统合即为中华民族的概念。费孝通以虽然多元却也具备一体性质的概念，提出理解中国的理论架构。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苏秉琦着，《新探中国文明の起源》，张明声译，言丛社，二〇〇四年。《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
该作不将中原与汉族视为中国文明的中心，而提出“六大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北方（燕山南北长城）、东方（山东）、中原（关中、山西南部、河南西部）、东南（太湖）、南部（鄱阳湖～珠江三角洲）、西南（洞庭湖～四川盆地）等六个地区（区系）及其分歧（类型）。以此为根基再进一步提出中国国家形成的发展理论（从夏商周等古国到春秋战国的方国，再发展到秦汉帝国）。

．张光直着，《古代中国社会——美术．神话．祭祀》，伊藤清司、森雅子、市濑智纪译，东方书店，一九九四年。

．林巳奈夫，《中国文明の诞生》，吉川弘文馆，一九九五年。

．张光直着，《中国古代文明の形成》，小南一郎、间濑收芳译，平凡社，二〇〇〇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一九九〇年。
与不重视相连性的西亚文明不同，中国文明以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相连性为特征，并充分发展玉与青铜器在政治上的象征意涵。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者针对夏商周三时期的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所完成的研究。

．《中华文明史（上）（下）》（光明日报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近年可以看到将中国文化史作为一个文明加以追溯的出版物。还有很多是彩色图文版的作品。

长江文明论

．中尾佐助，《栽培植物と农耕の起源》，岩波书店，一九六六年。

．渡部忠世，《稲の道》，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一九七七年。

．徐朝龙，《长江文明の発见——中国古代史の谜》，角川书店，一九九八年、二〇〇〇年。
中尾佐助、佐佐木高明、渡部忠世将喜玛拉雅南侧中腹地段，云南、中国南部、日本列岛南半部的照叶林（青刚栎、锥栗等叶面具有光泽的常绿阔叶林）文化之共通性作了论述。稻、茶、绢、漆，Narezushi（熟れ鮨；利用米饭与盐巴使鱼肉乳酸发酵的握寿司）、味噌、纳豆、酒类发酵食品、番薯等，此类共通文化会让这些地区的人感到亲切。自从四川省的三星堆挖掘出了独特的青铜器遗迹后，把长江流域从黄河流域切割出来的主张便一直持续发展。

．佐藤洋一郎，《イネが语る日本と中国——交流の大河五〇〇〇年》，农山渔村文化协会，二〇〇三年。
厘清中国文明需要自然科学者的力量。虽然知道稻子中有分籼米与籼稻二种类，但仍须凭借DNA的分析技术才能明白这两种稻子方别是利用个别野生稻种栽种而成。研究者在浙江省河姆渡遗迹中发现到有芒的野生稻种，发表籼米的长江起源说，批判原本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

．《黄土高原とオルドス——中国西北路宁夏．陕北调查记》，勉诚社，一九九七年。
中日研究团队在遍布宛如叶脉般的浸蚀沟的黄土高原上，进行实地研究调查，针对该区域上的长城史迹、长城以北适合游牧的草原以及面临到的沙漠化问题进行记录。提供读者思考文明与自然关系的线索。

．《黄土高原の自然环境と汉唐长安城》，勉诚出版，二〇〇〇年。
实际到黄土高原这个寒冷干燥的自然环境中走上一遭，便能够发现不管是都市建设或水利建设等人类充满历史感的生活营运技术，是在自然环境调和的过程中产生的。伴随着地下水位的上升造成盐分被析出至地表上的所谓盐害现象该如何解决，更是人类必须以智能去面对的课题。

东亚海文明

．西嶋定生，《东アジア世界と日本》，“西嶋定生东亚论集”第四卷，岩波书店，二〇〇二年。
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是以东亚世界对于共有文化（汉字、儒家、律令、汉译佛教）的认识开始，所展开的论述，并指出文化传播现象的背后有着以中国王朝作为中心的所谓“册封体制”这样的国际关系存在。虽然有批评指出这是基于中国史的立场或是以中国作为中心的见解，不过仍为朝鲜史与日本史研究者共同接受之论点。

．古厩忠夫，《里日本——近代日本を问いなおす》，岩波书店，一九九七年。
所谓的“里日本”，指的是以中央集权式经济效率主义作为目标的日本所创造出来的区域，本研究以历史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使其作为环日本海区域交流活动的指针。今日，围绕着环日本海、环黄海等海域的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经济交流活动极为兴盛，故人的建议可说已得到承续。

中国文化论（言语、风物、饮食）

．安藤彦太郎，《中国语と近代日本》，岩波书店，一九八八年。
曾有中国年轻人笑着对我喊着“meshi meshi”。他们虽然知道那是电影中日本军人所使用的日语，不过当知道这其实是“饭饭进上（meshi meshi shin jou）”带有轻蔑语气的用语后都吓了一跳。该书对于日本人的“轻蔑现代中国与尊崇古典中国”双重中国观，提出了警语。

．竹内实、罗漾明对谈，《中国生活志——黄土高原の衣食住》，大修馆书店，一九八四年。
稀饭就是中文里的粥，文学家竹内实询问是否以米饭较少的粥为主食，在山西省长大的罗漾明表示粥就像是味噌汤，主食是馒头。原本以为喝茶在中国是一项很普遍的习惯，不过罗漾明表示对于位在北方的山西省来说，茶叶乃是贵重之物，因此平常都是喝热开水。本生活志介绍了许多颠覆日本人认知的区域生活习惯。

．陈舜臣、陈谦臣，《日本语と中国语》，德间文库，一九八五年。
中文“我姓陈”的“姓”乃是动词，因此日文与其理解成“我的姓是陈”，不如翻译成“我姓作陈”才比较接近原本中文的语感。日本人由于使用汉字文化的因此常会有误解偏见。科举考试状元所说的方言，皇帝听得一头雾水，不过即使发音不同，但只要透过书写便能够沟通无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首都北京的语言同样也是一种方言，中国通常不说标准语，而是将其称为“普通话”，代表可以通行全国的语言之意。

．寺尾善雄，《中国伝来物语》，河出书房新社，一九八二年。
收集枚举了为数可观、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文化。纳豆、豆腐、汤叶、甘草（砂糖）、素面、乌龙面、荞麦面、水果（果物）、点心（菓子）、味噌、酱油、寿司、生鱼片等，与其说是充满中国文化的日本，不如说重新实际感受到日本列岛中的大陆文化旋风。中国文明离日本并不遥远。

．袁枚着，《随园食单》，青木正儿译注，岩波书店，一九八〇年。
该书透过将各种食材与料理系统化的方式解说中国菜的传统奥义。“天下原本有五味，不可将其混为一味”、“关于出菜的方式，首先要出的是番薯，味淡之物后出为佳”等，解说非常引人入胜，可学习到中国菜的文明。

．青木正儿，《华国风味》，岩波书店，一九八四年。
中国文学家使用文献数据诉说中国菜的历史。在〈粉食小史〉中提到饼、面、馒头的历史乃从《周礼》开始。中国南方虽然能够生产出黏度足够的优质稻米，不过北方人却不喜爱这味。在北京煮米饭的时候，使用饭锅煮好米饭后，会将带有黏性的米汤倒掉，然后放进蒸笼里蒸，我们应该要去了解这些饮食文化的地方差异。

第三章：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上田信

．Maurice Frydman着，田村克己、濑川昌久译，《中国の宗教と社会》，弘文堂，一九九五年。【编按】该书译自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聂莉莉等编着，《大地は生きている——中国风水の思想と実践》，てらいんく，二〇〇〇年。

．濑川昌久，《客家——华南汉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ーとその境界》，风响社，一九九三年。

．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の宗族．风俗．移住》，风响社，一九九六年。

．濑川昌久，《中国社会の人类学——亲族．家族からの展望》，世界思想社，二〇〇四年。

．濑川昌久，《中国人の村落と宗族——香港新界农村の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弘文馆，一九九一年。

．末成道男编，《中原と周辺——人类学的フィールドからの视点》，风响社，一九九九年。

．曾士才、西泽治彦、濑川昌久编，《暮らしがわかるアジア読本．中国》，河出书房新社，一九九五年。

．吉原和男、铃木正崇、末成道男编，《“血縁”の再构筑——东アジアにおける父系出自と同姓结合》，风响社，二〇〇〇年。

．Margery Wolf着，《リン家の人々——台湾农村の家庭生活》，中生胜美译，风响社，一九九八年。【编按】该书译自The House of Lim: A Study of a Chinese Farm Family。

．潘允康着，《変貌する中国の家族——血统社会の人间関系》，园田茂人监译，岩波书店，一九九四年。

．西泽治彦，《中国映画の文化人类学》，风响社，一九九九年。

．野村浩一、高桥满、辻康吾编，《もっと知りたい中国Ⅱ——社会．文化篇》，弘文堂，一九九一年。

第四章：世界史中的中国——中国与世界◎葛剑雄

．George Macartney着，《中国访问使节日记》，坂野正高译注，平凡社，一九七五年。【编按】该书译自The Journal of the Embassy to China in 1792,1793,1794。

．堀敏一，《中国と古代东アジア世界——中华的世界と诸民族》，岩波书店，一九九三年。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际的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〇年。

．平川祐弘，《マッテオ．リッチ传》，平凡社，一九六九年。

．Marco Polo着，《东方见闻录》，爱宕松男译注，平凡社，一九七一年。【编按】该书译自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中文译本可参考《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〇〇年。

．A.G. Frank着，《リオリエント——アジア时代のグローバル．エコノミー》，山下范久译，藤原书店，二〇〇〇年。【编按】该书译自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第五章：中国史中的日本◎王勇

日文书籍

．武安隆、熊达云，《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东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歴史12，六兴出版，一九八九年。

．佐藤三郎，《中国人の见た明治日本——东游日记の研究》，东方书店，二〇〇三年。

．石晓军，《‘点石斎画报’にみる明治日本》，东方书店，二〇〇四年。

．伊东昭雄等，《中国人の日本人観100年史》，自由国民社，一九七四年。

．王勇，《中国史のなかの日本像》，农山渔村文化协会，二〇〇〇年。

．Allen S. Whiting着，《中国人の日本観》，冈部达味译，岩波书店，二〇〇〇年。【编按】该书译自China Eyes Japan。

．佐佐木扬，《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东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〇年。

．王敏编着，《“意”の文化と“情”の文化——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研究》，冈部明日香等译，中央公论新社，二〇〇四年。

中文书籍

．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

．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陈永明，《我的日本观》，日本侨报，二〇〇〇年。

第六章：日本人眼中的中国◎砺波护

．对外关系史总合年表编辑委员会编，《対外関系史総合年表》，吉川弘文馆，一九九九年。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上）（下）》，原书房，一九六五、六六年。

．上山春平，《受容と创造の轨迹——日本文明史の构想》，“日本文明史”第一卷，角川书店，一九九〇年。

．砺波护，《中国（上）》，“地域からの世界史”第二卷，朝日新闻社，一九九二年。

．砺波护、武田幸男，《隋唐帝国と古代朝鲜》，“世界的历史”第六卷，中央公论社，一九九七年。

．砺波护，《隋唐の仏教と国家》，中央公论社，一九九九年。

．尾藤正英编，《日本文化と中国》，“中国文化丛书”第十卷，大修馆书店，一九六八年。

．大庭修、王晓秋编，《歴史》，“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第一卷，大修馆书店，一九九五年。

．村上哲见，《汉诗と日本人》，讲谈社，一九九四年。

．宫崎市定，《古代大和朝廷》，筑摩书房，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五年。

．西嶋定生，《邪马台国と倭国——古代日本と东アジア》，吉川弘文馆，一九九四年。

．池田温，《东亚アジアの文化交流史》，吉川弘文馆，二〇〇二年。

．倭人传之道研究会、朝日新闻西部本社企划部编，《“幻の女王．卑弥呼”邪马台国ヘの道——古代日本ナゾとロマン》，朝日新闻社，一九八〇年。

．大桥一章、谷口雅一，《隠された圣徳太子の世界——复元．幻の天寿国》，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二〇〇二年。

．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一九五五年。

．东野治之编，《遣唐使船——东アジアのなかで》，“朝日百科．日本的历史”别册，“歴史を読みなおす”第四卷，朝日新闻社，一九九四年。

．古濑奈津子，《遣唐使の见た中国》，吉川弘文馆，二〇〇三年。

．吉田孝，《日本の诞生》，岩波书店，一九九七年。

．网野善彦，〈“日本”とは何か〉，“日本的历史”系列，讲谈社，二〇〇〇年。

．神野志隆光，《“日本”とは何か——国号の意味と歴史》，讲谈社，二〇〇五年。

．京都国立博物馆编，《特别展覧会 倭国——邪马台国と大和王権》，每日新闻社，一九九三年。

．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研究计划编，《遣唐使の见た中国と日本——新発见“井真成墓志”から何がわかるか》，朝日新闻社，二〇〇五年。

．《遣唐使が见た中国文化》，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一九九五年。

．《遣唐使と唐の美术》，朝日新闻社，二〇〇五年。

．宫田俊彦，《吉备真备》，吉川弘文馆，一九六一年。

．《特别展——天平》，奈良国立博物馆，一九九八年。

．井上靖，《天平之甍》，中央公论社，一九五七年。

．宫崎市定，《日出づる国と日暮るる処》，星野书局，一九四三年；中央公论社，一九九七年。

．佐伯有清，《最后の遣唐使》，讲谈社，一九七八年。

．佐伯有清，《悲运の遣唐僧——円载の数奇な生涯》，吉川弘文馆，一九九九年。

．森克己，《增补日宋文化交流の诸问题》，“森克己著作选集”第四卷，国书刊行会，一九七五年。

．佐藤春夫，《釈迦堂物语》，平凡社，一九五七年。

．石井正敏，〈入宋巡礼僧〉，收入荒野泰典等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Ｖ——自意识と相互理解》，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三年。

．《波涛をこえて——古代．中世の东アジア交流》，石川县立历史博物馆，一九九六年。

．《日中歴史海道二〇〇〇年》，神户市立博物馆，一九九七年。

．村井章介，《东アジア往还——汉诗と外交》，朝日新闻社，一九九五年。

．上垣外宪一，《日本文化交流小史——东アジア伝统文化のなかで》，中央公论社，二〇〇〇年。

．《镰仓ヘの海の道》，“神奈川艺术祭．特别展图录”，神奈川县立金泽文库，一九九二年。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陶磁器の文化史》，历史民俗博物馆振兴会，一九九八年。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东アジア中世海道——海商．港．沉没船》，每日新闻社，二〇〇五年。

．唐权，《海を越えた艶ごと——日中文化交流秘史》，新曜社，二〇〇五年。

．史迹足利学校事务所、足利市立美术馆编，《足利学校——日本最古の学校 学びの心とその流れ》，足利市教育委员会，二〇〇四年。

．东方学术协会编，《文久二年上海日记》，全国书房，一九四六年。

．加藤周一等编、芝原拓自等着，《対外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十二卷，岩波书店，一九八八年。

．支那问题辞典编辑部编，《支那问题辞典》，中央公论社，一九四二年一月。

．竹内实，《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国像》，春秋社，一九六六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朝日新闻东京本社企划部，一九七三年。

．东京国立博物馆、NHK、NHK promotion编，《シルクロード——绢と黄金の道》，NHK，二〇〇二年。

．清水美和，《中国はなぜ“反日”になったか》，文艺春秋，二〇〇三年。

日中交流史年表

西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殷商开始。

西元前一〇五〇年左右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西周成立，殷商灭亡。

西元前七七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周朝东迁，春秋时代开始。

西元前四〇三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战国时代开始（～前二二一）。

西元前二二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秦朝统一中国。

西元前二〇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秦朝灭亡。

西元前二〇二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西汉成立。

西元前一四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汉武帝即位。

西元前一三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张骞被派往大月氏。

西元前一〇八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此时倭人分为“百余国”（《汉书．地理志》）。

西元前三三年

日中关系史

此时倭的“百余国”中的一部分，通过乐浪郡向中国朝贡（《汉书．地理志》）。

西元前八年

日中关系史

出现王中之王，通过乐浪与汉朝交涉（福冈．三云南小路遗迹的王墓，福冈．须玖冈本遗迹的王墓）。

西元二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东汉成立。

西元五七年

日中关系史

倭奴国王向东汉朝贡，东汉光武帝授予印绶（《后汉书．》东夷传）（于福冈．志贺岛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

西元一〇七年

日中关系史

倭国王帅升等人向东汉朝贡，献生口一百六十人（《后汉书．东夷传》）。

西元一四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此时《魏志》倭人传记载的国家或已存在。

西元一八四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黄巾之乱。

西元一八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后汉书．东夷传》）。随着东汉的衰败，伊都国失去威望。各国间不再维持势力均衡，各势力群起争斗，倭国持续没有国王存在。

西元二二〇年

日中关系史

卑弥呼的公孙氏外交（东大寺山古坟〔奈良．四世纪中叶〕出土刻有年号“中平”的铁刀）。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东汉灭亡，三国时代开始。

西元二三九年

日中关系史

女王卑弥呼派遣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等人至带方郡，请求朝献魏国明帝。十二月，魏明帝赐卑弥呼“亲魏倭王”之称号（《魏志倭人传》）。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此时由卑弥呼（～二四八）统治邪马台国。

西元二四〇年

日中关系史

带方郡太守弓遵派遣使者建中校尉梯俊，将诏书与印绶带往倭国，并赐予锦、白绢、金、刀与百枚铜镜等（《魏志倭人传》）。

西元二四三年

日中关系史

倭王遣派使者八人赴魏，献上生口、倭锦等。使者获赐印绶（《魏志倭人传》）。

西元二四七年

日中关系史

倭国的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的男王卑弥弓呼交战。魏少帝指派塞曹掾史张政等人携带诏书、黄幢前往倭国，授与倭史难升米檄文、告谕倭人（《魏志倭人传》）。

西元二四八年

日中关系史

壹与护送魏使张政等人返国，并献呈男女生口三十人等给魏帝（《魏志倭人传》）。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卑弥呼在这段时期死去。“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魏志倭人传》）

西元二六六年

日中关系史

倭王遣使向晋武帝献贡。倭使者正好遇到武帝即位首次的祭天仪式。

西元二八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西晋，中国统一。

西元三〇四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西元三一七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东晋成立。

西元三五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大和政权成立。

西元四二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东晋灭亡。宋成立（南朝）。

西元四二一年

日中关系史

倭王赞，遣使入宋。

西元四二五年

日中关系史

倭王赞，遣使入宋。

西元四三〇年

日中关系史

倭王，遣使入宋。

西元四三八年

日中关系史

倭王珍（赞之弟），遣使入宋，封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西元四三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北魏统一华北（南北朝开始）。

西元四四三年

日中关系史

倭王济，遣使入宋，封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西元四五一年

日中关系史

倭王济，遣使入宋。

西元四六〇年

日中关系史

倭王，遣使入宋。

西元四六二年

日中关系史

倭王的世子兴，遣使入宋，封安东大将军。

西元四七七年

日中关系史

倭王，遣使入宋。

西元四七八年

日中关系史

倭王武（兴之弟），遣使入宋上表，封安东大将军。

西元四八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北魏，实施均田制。

西元五三八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佛教传至日本。

西元五八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隋，中国统一。

西元六〇〇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派遣隋使。

西元六〇七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派遣隋使（小野妹子等人），并携带国书（“日出处天子……”）。

西元六〇八年

日中关系史

小野妹子携隋使裴世清一同返日。隋使入京。由小野妹子等人送隋使回国，高向玄理、僧旻、南渊请安也一同被派往隋朝。

西元六〇九年

日中关系史

小野妹子返回日本。

西元六一四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派遣隋使（犬上御田锹等人）。

西元六一五年

日中关系史

犬上御田锹返回日本。

西元六一八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唐朝成立。

西元六三〇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派遣唐使（犬上御田锹等人）。

西元六三二年

日中关系史

犬上御田锹、僧旻等人返回日本。唐朝使者前往日本（于隔年一月返回中国）。

西元六四〇年

日中关系史

南渊请安、高向玄理返回日本。

西元六四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乙巳之变（大化革新）。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暗杀苏我入鹿。

西元六五三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派遣唐使。

西元六五四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派遣唐使。前年度遣唐使回国。

西元六五五年

日中关系史

遣唐使回日本。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皇极女帝“重祚”（复辟）（齐明天皇）。

西元六五九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派遣唐使。

西元六六一年

日中关系史

遣唐使回日本。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齐明天皇逝于朝仓宫。

西元六六三年

日中关系史

倭、百济军与唐、新罗军发生战争，倭于白村江大败。

西元六六五年

日中关系史

唐使刘德高等赴日。

西元六六九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派遣唐使。

西元六七一年

日中关系史

唐使郭务悰等赴日。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天智天皇逝于近江宫。隔年六七二年，发生仁申之乱。

西元七〇一年

日中关系史

任命遣唐使（粟田真人、山上忆良等）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大宝律令。

西元七〇二年

日中关系史

遣唐使出发。

西元七〇四年

日中关系史

遣唐使归国。

西元七一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迁都平城京。

西元七一二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太安万侣撰《古事记》。

西元七一三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玄宗，开元之治。

西元七一六年

日中关系史

任命遣唐使（多治比县守等。下道真备、玄昉、阿倍仲麻吕等亦同行）。

西元七一七年

日中关系史

授予遣唐使节刀。

西元七一八年

日中关系史

遣唐使归国。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撰定养老律令。

西元七三二年

日中关系史

任命遣唐使（多治比广成等人。荣叡、普照等亦同行）。

西元七三三年

日中关系史

遣唐使从难波津出发。

西元七三五年

日中关系史

遣唐使返回日本。吉备真备除引回唐礼，另献上唐朝的文物。

西元七三六年

日中关系史

入唐副使中臣名代等人带唐僧道璿、波罗门僧菩提僊那等人赴日。

西元七三七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天花大流行。

西元七四六年

日中关系史

计划派遣唐使，但最后中止。

西元七五〇年

日中关系史

任命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

西元七五一年

日中关系史

吉备真备被任命为遣唐副使。

西元七五二年

日中关系史

赐遣唐使节刀。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大佛开眼供养。孝谦天皇出巡东大寺。

西元七五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安史之乱。

西元七五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圣武太上天皇逝世。

西元七五八年

日中关系史

唐朝传来爆发安史之乱的消息。

西元七六一年

日中关系史

任命仲石伴等人为遣唐使。

西元七七一年

日中关系史

建造遣唐使船。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东大寺兴建完工。

西元七七五年

日中关系史

任命遣唐使（佐伯今毛人等人。今毛人并未前往唐朝）。

西元七八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实施两税法。

西元七八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皇太子山部即位，为桓武天皇。

西元七九四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坂上田村麻吕征讨虾夷。迁都平安京。

西元八〇三年

日中关系史

授遣唐使节刀。遣唐使遇船难，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奉还节刀。

西元八〇四年

日中关系史

授予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节刀。遣唐使船自肥前出发。

西元八〇五年

日中关系史

遣唐大使返日，奉还节刀。空海抵达福州。最澄抵达天台山国清寺。

西元八三四年

日中关系史

藤原常嗣、小野篁等被任命为遣唐使。

西元八三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唐宰相、李训策划诛杀宦官，但失败（甘露之变）。

西元八三六年

日中关系史

遣唐使船出航，漂流到了新罗。而后再度出航，仍遭难，漂流到了肥前等地。

西元八三七年

日中关系史

遣唐使船再度出航，仍遇船难。

西元八三八年

日中关系史

遣唐使船出航，圆仁等人同行。遣唐副使小野篁称病未出航，后遭流放。遣唐大使藤原常嗣等人前往长安，圆仁等人等待天台山的入山许可。藤原常嗣抵达长安。

西元八三九年

日中关系史

遣唐大使返回日本，奏上大唐敕书。

西元八四〇年

日中关系史

遣唐使第二船漂流到了大隅。圆仁进长安城。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唐武宗即位。自八四五年开始会昌毁佛。

西元八四七年

日中关系史

圆仁返日。

西元八五三年

日中关系史

圆珍顺搭唐商船前赴唐朝。

西元八五四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圆仁任天台座主。

西元八五八年

日中关系史

圆珍返日。

西元八六一年

日中关系史

真如法亲王，为了前往唐朝抵达了大宰府。

西元八七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黄巢之乱（～八八四）。

西元八九四年

日中关系史

菅原道真被任命为遣唐大使。菅原建言废止遣唐使。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废止遣唐使。

西元九〇七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唐朝灭亡，五代十国开始。

西元九一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契丹（辽）成立。

西元九三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发生承平、天庆之乱（～九四一）。

西元九六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赵匡胤（宋太祖）创建宋。

西元九七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宋太宗统一中国。

西元九八六年

日中关系史

源信《往生要集》传入宋朝。隔年九八七年奝然返国，入京并携回佛像、经论。

西元一〇〇三年

日中关系史

寂照入宋。源信遣弟子寂照携《天台宗疑问二十七条》向宋朝僧侣求教。

西元一〇〇四年

日中关系史

寂照谒见宋真宗。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宋与契丹订定澶渊之盟。

西元一〇一四年

日中关系史

遣使至藤原实资的领地、筑前国高田牧，打算要向人在大宰府的宋医僧购买药品。

西元一〇一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藤原道长摄政。

西元一〇一九年

日中关系史

刀伊（女真族）入侵对马、壹岐、筑前（刀伊入寇）。

西元一〇三八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西夏（党项）成立。

西元一〇六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王安石变法（～一〇七六）。

西元一一一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金（女真）成立。

西元一一二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靖康之变。

西元一一二七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北宋灭亡。南宋成立。

西元一一五一年

日中关系史

大宰府检非违所别当，于箱崎、博多审判（检断），没收宋人王升后家等一千六百家的资产。

西元一一五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保元之乱。

西元一一五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平治之乱。

西元一一六七年

日中关系史

居住在博多的宋人为了明州（宁波）寺庙的道路修建分别捐献钱十贯文。重源，入宋。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平清圣，任太政大臣。

西元一一六八年

日中关系史

荣西，入宋。同年，重源、荣西自宋返回日本。

西元一一七二年

日中关系史

宋朝赠送后白河法皇．平清盛国书与唐物。

西元一一七三年

日中关系史

后白河法皇赐宋使者赠物，平清盛回送返牒。

西元一一七九年

日中关系史

平清盛向皇太子献呈从宋朝带回的《太平御览》。

西元一一八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源赖朝举兵。

西元一一八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平氏亡于坛之浦之战。同年，东大寺大佛开眼供养。

西元一一八七年

日中关系史

荣西，再度入宋。

西元一一九二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

西元一一九九年

日中关系史

俊芿前往宋朝。

西元一二〇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成吉思汗即位，蒙古帝国成立。

西元一二一一年

日中关系史

俊芿从宋返日。

西元一二一六年

日中关系史

源实朝计划渡宋。命令陈和卿监造大型船只，不过未能建造出堪用船只，因此打消了隔年渡宋的念头。

西元一二二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后鸟羽天皇下旨追讨北条义时，但最后仍败给幕府军（承久之乱）。

西元一二三四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蒙古灭金。

西元一二四六年

日中关系史

兰溪道隆从宋朝前赴日本，任泉涌寺来迎院住持。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北条时赖掌权。

西元一二五四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限制入港宋船数目为五艘。

西元一二六〇年

日中关系史

宋僧、兀庵普宁赴日。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日莲撰《立正安国论》。

西元一二七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元建国）。

西元一二七二年

日中关系史

无象和尚随同兰溪道隆前往陆奥国松岛。

西元一二七四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文永之役。

西元一二七七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的贸易船只听闻宋朝灭亡后逃回日本。

西元一二七九年

日中关系史

无学祖元受北条时宗之邀聘，自宁波经博多入镰仓。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南宋灭亡。

西元一二八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弘安之役。

西元一二八六年

日中关系史

建长寺住持、圆觉寺的始祖无学祖元去世。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幕府进行弘安之役的论功行赏。

西元一二九七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永仁德政令发布。

西元一二九九年

日中关系史

元朝使节一山一宁，携带元成宗的国书抵达日本。

西元一三二五年

日中关系史

中岩圆月前往元朝（一三三二年返回日本）。

西元一三三三年

日中关系史

中岩圆月献“上建武天子书”给天皇。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镰仓幕府灭亡。

西元一三三八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足利尊氏任征夷大将军。室町幕府成立。

西元一三四二年

日中关系史

足利直义派遣天龙寺船前往元朝。

西元一三五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红巾之乱（～一三六六）。

西元一三六八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朱元璋创建明朝（洪武帝）。

西元一三六九年

日中关系史

倭寇袭扰明朝沿岸地区。明洪武帝向怀良亲王要求杜绝倭寇。

西元一三七〇年

日中关系史

明使赵秩前往大宰府。倭寇袭扰明朝沿岸。

西元一三七一年

日中关系史

怀良亲王接受赵秩之言，遣僧祖来赴明。明朝册封怀良为“日本国王”。

西元一三七二年

日中关系史

明使仲猷祖阐、无逸克勤抵达博多，但九州探题今川了俊拘留该行使节。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明远征北元，败退。

西元一三七三年

日中关系史

明使上京。足利义满派遣闻溪良宣陪同明使返国，将倭寇俘虏一百五十人返还明朝。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制定大明律。

西元一三七四年

日中关系史

义满的使节入明，但遭拒。

西元一三七六年

日中关系史

绝海中津等人自明朝返回日本。

西元一三八〇年

日中关系史

怀良亲王．义满的使节欲入明，但遭拒。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明朝废中书省，强化皇帝权力。

西元一三八一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僧使如瑶入明，明太祖斥责日本无礼。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发布里甲制，隔年一三八二年恢复科举。

西元一三八六年

日中关系史

明朝林贤利用日本兵谋反被发觉。明太祖与日本断交。

西元一三九二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南北朝统一。

西元一四〇一年

日中关系史

义满派遣肥富、祖阿等人赴明。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燕王举兵南下直逼京师（南京）。

西元一四〇二年

日中关系史

遣明使祖阿返回日本，明使到达日本。义满于北山第接见明使。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明惠帝焚死，燕王即位（永乐帝）。

西元一四〇四年

日中关系史

明使携带勘合符前往日本，足利义满接见。勘合贸易开始。

西元一四〇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一四〇七）。

西元一四〇八年

日中关系史

义持通报义满之死讯。接受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一四〇九）。

西元一四一一年

日中关系史

义持拒绝明使入洛，驱之返明。与明朝交往陷入中断。

西元一四一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应永外寇。

西元一四二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永乐帝，迁都北京。

西元一四三二年

日中关系史

义教派遣遣明船。

西元一四三四年

日中关系史

遣明船、明使归回日本，日本与明朝关系回复。

西元一四四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义教被赤松满祐杀害（嘉吉之乱）。

西元一四六七年

日中关系史

桂庵玄树、雪舟等人前往明朝。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发生应仁．文明之乱。

西元一四九五年

日中关系史

成为日后勘合贸易日方使者的宋素卿被带往日本。

西元一四九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莲如建盖石山本愿寺。

西元一四九八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的遣明使返回日本。

西元一五〇六年

日中关系史

宋素卿担任细川氏遣明船的纲司，出航明朝。

西元一五一〇年

日中关系史

足利义澄命宋素卿为正使，派遣前往明朝。

西元一五一三年

日中关系史

遣明使了庵桂悟等人，伴陶工祥瑞（五郎大夫）一同归国。

西元一五二三年

日中关系史

细川高国、大内义兴分别遣使前往明朝，两团使节于宁波发生冲突。

西元一五二七年

日中关系史

足利义晴向明朝请求勘合符与金印。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蒙古与倭寇对明朝的威胁日益升高（北虏南倭）。

西元一五三〇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回应大内义隆的请求，准许了遣明船的恢复。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于北京建设天坛、方丘。

西元一五三九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派遣湖心硕鼎等人前往明朝请求勘合符。此一时期，前往日本的明船数量增加。

西元一五四一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的遣明使湖心硕鼎等人返回日本。

西元一五四三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葡萄牙人航抵种子岛。

西元一五四六年

日中关系史

明人停泊清净花院进行商卖。

西元一五四七年

日中关系史

最后的遣明使策彦周良从肥前五岛出发。

西元一五四九年

日中关系史

策彦周良拜谒明世宗。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沙勿略航抵鹿儿岛。

西元一五五五年

日中关系史

明使郑舜功航抵丰后，请求镇压倭寇。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倭寇侵至南京。

西元一五九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丰臣秀吉统一全日本。

西元一五九二年

日中关系史

小西行长于平壤与明朝沈惟敬进行和平谈判交涉。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文禄之役，～一五九六）。

（中）明朝派遣援军至朝鲜。

西元一五九三年

日中关系史

接受沈惟敬的议和提议，休战。秀吉向明使表明议和的条件。

西元一五九四年

日中关系史

小西行长的使者内藤如安，拜谒明神宗，神宗同意与日议和。

西元一五九六年

日中关系史

丰臣秀吉于大坂城会见明使，但拒绝了明朝的册封，决定出兵朝鲜。

西元一五九七年

日中关系史

明朝军、朝鲜军，围攻蔚山城。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播州之役（～一六〇〇）。

西元一五九八年

日中关系史

明朝、朝鲜两国水师，阻止日本撤退。李舜臣战死。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日本军从朝鲜撤兵。

西元一六〇〇年

日中关系史

明军自朝鲜退兵。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关原之战。东军胜西军。

西元一六〇三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德川家康任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成立。

西元一六〇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荷兰船只请求进入平户通商。荷兰人创建商馆。同年，幕府与葡萄牙断交。

西元一六一〇年

日中关系史

德川家康送书简给明朝福建总督，求取勘合符。

西元一六一一年

日中关系史

明朝商人被允许于长崎进行贸易。

西元一六一三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幕府禁基督教。

西元一六一六年

日中关系史

限定中国以外的外国船只只能到长崎与平户。

西元一六三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李自成之乱（～一六四五）。

西元一六三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禁止日本人搭船出国及归国。

西元一六三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后金改国号为清。

西元一六三七年

日中关系史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岛原之乱（～一六三八）。

西元一六三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开始实施锁国令（～一八五四）。

西元一六四四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明朝灭亡，清朝开始统治中国。

西元一六四五年

日中关系史

明朝郑芝龙等人请求援兵，但日本于隔年拒绝。

西元一六四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郑芝龙投降清朝。

西元一六五四年

日中关系史

明僧隐元（黄檗宗）赴日。

西元一六五八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没有回应郑成功请求援兵的要求。

西元一六五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郑成功进攻南京，但失败。

西元一六六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康熙即位。郑成功占领台湾（～一六八三）。

西元一六七三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吴三桂云南叛乱，三藩之乱（～一六八一）。

西元一六七八年

日中关系史

平南王尚之信致书予长崎奉行。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吴三桂称帝，但不久后病死。

西元一六八三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清廷消灭郑氏，领有台湾。

西元一六八八年

日中关系史

限制中国可以进长崎的船只数量为七十艘。于长崎设立唐人屋敷（唐馆），隔年完工。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元禄时代（～一七〇三）

西元一六八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清与俄划定国界（《尼布楚条约》）。

西元一七一五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限制与中国、荷兰的贸易（正德新例）。

西元一七一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德川吉宗任第八代将军。开始享保改革。

西元一七一七年

日中关系史

中国商船私商贸易兴盛。幕府将在长崎的中国贸易量增为年四十艘，银额八千贯目。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于部分地方实施地丁银制度。

西元一七一九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隔年开始，将长崎与中国贸易量减为三十艘、新银四千贯目。

西元一七二三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清朝严禁基督教。

西元一七二六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命令萨摩藩等十五藩驱逐清朝的私商贸易船只。

西元一七三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乾隆即位。

西元一七四六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强化在长崎贸易的限制措施。长崎的唐人屋敷发生暴动，死伤者共计十八人。

西元一七四九年

日中关系史

西元长崎的中国商船贸易，预计增加清船数量十五艘，提高贸易额。

西元一七五七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清朝限定外国贸易于广东。

西元一七五八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清朝平定准噶尔部。

西元一七五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清朝平定回部，改称新疆。

西元一七六三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以不具效用为由，禁止广东人参的贩卖。

西元一七六四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为了提振对清贸易，奖励干鲍等海产品的增产。

西元一七八七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宽政改革（～一七九三）。

西元一七九〇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将对清贸易船数减为一年十艘。

西元一七九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川楚教乱（白莲教乱）（～一八〇四）。

西元一八一三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独占权。

西元一八二一年

日中关系史

于长崎，清朝人对于加强取缔奉行所的动作不满，发生暴动。

西元一八二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发布外国船驱逐令（异国船打払令）。

西元一八三五年

日中关系史

幕府下令严格取缔长崎奉行贸易。

西元一八四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鸦片战争（～一八四二）。

西元一八四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天保改革（～一八四四）。

西元一八五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太平天国之乱（～六四）。

西元一八五三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培里率舰叩关浦贺。

西元一八五四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米和亲条约）。

西元一八五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亚罗号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一八六〇）。

西元一八五八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安政大狱。两年后樱田门外事变。

西元一八六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洋务运动（～一八九四）。同治中兴（～一八七四）。

西元一八六七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大政奉还。王政复古。

西元一八七一年

日中关系史

上海、长崎间海底电线铺设完毕。于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日清修好条规），是为最早的平等条约。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废藩置县。

西元一八七三年

日中关系史

清朝大臣向日本副使柳泽前光言明，“台湾生蕃乃化外之民”。

西元一八七四年

日中关系史

内阁会议通过《台湾蕃地处分要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被指派征讨台湾（台湾出兵）。参议木互孝允不满出兵台湾的决议，递出辞呈。三菱商会被委托负责出兵台湾的军事输送。日本从台湾撤兵。【编按】此即“牡丹社事件”。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民撰议院设立建白书。

（中）光绪皇帝，四岁即位（～一九〇八）。

西元一八八五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与清朝签订《中日天津条约》，决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均不得派员至朝鲜教练。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创设内阁制度。

西元一八八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大日本国宪法公布。

西元一八九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天坛祈年殿完成。

（日）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

西元一八九四年

日中关系史

为了对抗清朝派兵朝鲜，日本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六月）。陆奥宗光外相，向清朝提议联合镇压东学党之乱以及共同改革朝鲜（清朝拒绝）。丰岛海战，日本与清朝开战。对清宣战。拟定对清战略。黄海海战（九月）。日本第一军进攻满洲。第二军占领旅顺（十一月）。美国报纸《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报导日军于旅顺的屠杀行为。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朝鲜国王请求清朝派兵协助镇压东学党之乱（五月）。

西元一八九五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御前会议讨论议和条件。第二军占领威海卫。第二军占领营口。清朝大臣李鸿章抵达马关，开始进行谈和交涉（三月）。

日本公使为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签订《马关条约》（四月）。清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支付赔偿金二亿两。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三国干涉还辽。俄德法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清朝。日本政府发表归还辽东半岛的声明（四～五月）。

西元一八九八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御前会议讨论对清及对韩政策。与清朝交换不割让福建省的公文。康有为、梁启超失势，亡命日本。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戊戌政变。

西元一八九九年

日中关系史

伊藤博文于御前会议报告清韩视察结果。黑田清隆、西德二郎等人，仿真推演清韩的局势。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义和团事变（～一九〇一）。

西元一九〇〇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决定加入八国联军出兵北京（六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西元一九〇一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对于是否将庚子事变赔偿金列入一般财源产生争论。签订《辛丑条约》（九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返回北京（二月）。

西元一九〇四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日俄战争（～一九〇五）。

西元一九〇五年

日中关系史

清朝与日本签订《满洲善后条约》，日本接收俄国的利权。孙文逃亡至东京，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签订《朴资茅斯条约》（日露讲和条约）。

西元一九〇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南满洲铁道会社成立。

西元一九〇八年

日中关系史

第二次桂太郎内阁成立，发表十二条政纲，指称清朝乃“东洋的祸源”。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逝世。宣统皇帝（溥仪）即位。

西元一九〇九年

日中关系史

清朝与日本缔结关于间岛问题的《间岛条约》，以及关于满洲五个案件的《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日本强化了铁道权，取得抚顺、烟台煤矿的开采权。

西元一九一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日本吞并韩国（日韩并合）。

西元一九一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辛亥革命爆发。

西元一九一二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中华民国成立。清朝灭亡。

西元一九一三年

日中关系史

孙文逃亡日本。袁世凯军队占领南京，发生日本人杀害事件。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一九一六年）。

西元一九一四年

日中关系史

日军占领青岛。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训令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参战。对德宣战（八月）。

西元一九一五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一月）。上海出现“国民对日同志会”（之后激化为抵制日货运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中国接受日本所提的《二十一条要求》（五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袁世凯称帝。

西元一九一六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内阁会议，确定反袁世凯的方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段祺瑞内阁成立。

西元一九一七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兴业银行等提供五百万日圆借款给中国交通银行（西原借款之始）。日本内阁会议确定了提供段祺瑞内阁财政援助，而不援助南方派的方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西元（中）文学革命。

西元一九一八年

日中关系史

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内阁会议决议暂缓对中借款，以免助长中国军阀的南北争乱。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军阀割据开始（～一九二八）。

西元一九一九年

日中关系史

北京发生五四运动。抗日风潮蔓延各地。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巴黎和会（四月）。德国利益转让给日本。

西元一九二一年

日中关系史

满铁事件问题（于众议院）。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中国共产党成立。

西元一九二二年

日中关系史

中日两国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交还胶州湾租借地等）。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华盛顿海军条约》（ワシントン海军军缩条约）。

西元一九二三年

日中关系史

中国政府向日本要求废止《二十一条要求》，以及归还旅顺、大连。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关东大地震。

西元一九二四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政府宣布不干涉中国内政、维护满蒙利权等原则。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第一次国共合作。

西元一九二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孙文逝世。五三〇事件。

西元一九二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开始北伐（～一九二八）。

西元一九二七年

日中关系史

南京事件。国民革命军袭击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领事馆，英美砲击报复（三月）。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五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金融恐慌。

（中）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

西元一九二八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济南惨案。张作霖被炸事件（当时日本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三一）。

西元一九二九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中国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发表张作霖被炸事件的处分名单。滨口内阁提出革新对华外交、促进军缩、整顿财政、实行金解禁等十大政纲。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成立（～一九三一）。

西元一九三〇年

日中关系史

签订《中日关税协议》。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黄金出口解禁（一月）。签署《伦敦海军条约》（ロンドン海军军缩条约）（四月）。

（中）国共内战开始（～一九三六）。

西元一九三一年

日中关系史

柳条湖事件（满洲事件、九一八事变）爆发（九月）。朝鲜军越境往满洲出动。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日本柳条湖事件。日本政府声明关于满洲事件的不扩大方针。国际联盟决议日本须从满洲撤兵（十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第二次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犬养毅内阁再度禁止黄金出口（十二月）

（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瑞金。

西元一九三二年

日中关系史

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一月）。国际联盟理事会警告日本于上海的战斗行为。满洲国建国宣言（三月）。签订《上海停战协定》（淞沪停战协定）（五月）。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承认满洲国（九月）。李顿调查团送达报告书给日本政府（十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五一五政变。海军将校暗杀首相犬养毅。

（中）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六月）。

西元一九三三年

日中关系史

关东军入侵华北。日本军占领通州。关东军与中国军队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五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退出国际联盟（三月）。

西元一九三四年

日中关系史

满洲国实施帝制。执政溥仪成为皇帝（三月）。满铁亚洲号开始运转。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中国共产党长征开始（～一九三六）。

西元一九三五年

日中关系史

满洲国皇帝溥仪赴日（四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八一宣言”。

西元一九三六年

日中关系史

广田弘毅发表演说（广田三原则），提出：中日合作、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二二六事件。前首相斋藤实、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财经首长）遭暗杀。

（中）西安事变（十二月）。

西元一九三七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日两军于卢沟桥发生冲突，中日战争爆发（七月）。关于日华纷争，国际联盟总会决议日本之行动违反《九国公约》与非战条约。日本军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事件（十二月）。日本的“北支那方面军”于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十二月）。

日中关系史

（中）第二次国共合作（九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一月）。

西元一九三八年

日中关系史

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支那事变（七七事变）处理根本方针（一月）。日本的“中支那派遣军”，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三月）。日军攻占武汉三镇（十月）。汪精卫逃离重庆，于河内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十二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实行《国家总动员法》（五月）。

西元一九三九年

日中关系史

满洲与外蒙两国于满蒙边境发生军事冲突，引发诺门罕战役（五月）。日军封锁位于天津的英法租界（六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平沼内阁总辞（八月）。

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九月）。

西元一九四〇年

日中关系史

汪精卫成立南京政府。华北共产党军对日本军发动大规模攻击。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签订《德义日三国同盟条约》（三国公约）。

西元一九四一年

日中关系史

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关特演），于满洲集中了七十万兵力（九月）。重庆国民政府向德义日宣战（十二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四月）。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七月）。全面禁止对日本出口石油（八月）。东条英机内阁成立（十月）。日本攻击珍珠港，对美英宣战（十二月）。

西元一九四二年

日中关系史

日军浙赣会战（五月）。美英中苏于重庆举行作战会议（十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中途岛海战大败，海军损失四艘航空母舰（六月）。美军开始登陆瓜达康纳尔岛（八月）。

西元一九四三年

日中关系史

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九月）。开罗会议，中美英首脑协议对日政策（十一月）。日本与汪精卫政权签订《日华同盟条约》，《日华基本条约》失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阿图岛守军全数阵亡（五月）。举行大东亚会议（十一月）。

西元一九四四年

日中关系史

豫湘桂会战（四月）。日军缅甸云南守备队被重庆军包围歼灭（九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塞班岛全军覆没。中断英帕尔战役，东条内阁总辞（七月）。雷伊泰湾海战联合舰队被摧毁（十月）。B29首次空袭东京（十一月）。

西元一九四五年

日中关系史

苏联军入侵满洲。皇帝溥仪退位，满洲国灭亡（八月）。在中国的日军签订投降文书（九月）。国共内战开始（十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美军登陆冲绳（四月）。广岛、长崎被投下原子弹，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八月）。

西元一九四六年

日中关系史

国共于满洲发生军事冲突，进入战争状态（三月）。六月，停战（国共满洲停战协定）。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日本国宪法公布。

西元一九四七年

日中关系史

中共于满洲成立人民政府（九月）。

西元一九四八年

日中关系史

国共内战激烈化。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极东国际军事裁判判决。

西元一九四九年

日中关系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月）。国民党政府移往台湾。

西元一九五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往朝鲜（十月）。

西元一九五一年

日中关系史

《旧金山和约》签订。北京及台北皆未出席（九月）。

西元一九五二年

日中关系史

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日华平和条约）（四月）。

西元一九五三年

日中关系史

（中）中国第一次五年计划（一月）。

西元一九五五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周恩来、高埼达之助会谈（四月）。

西元一九五八年

日中关系史

发生长崎国旗事件（五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开始人民公社制度。

西元一九五九年

日中关系史

石桥湛山前首相访问北京（九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中印边境纷争，西藏叛乱（三月）。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接任（四月）。中苏对立白热化。

西元一九六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签订新的《美日安保条约》（一月）。国民抗议运动（安保斗争）（六月）。

西元一九六二年

日中关系史

廖承志与高埼达之助签订《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LT贸易开始（十一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中印国境纷争（十月）。

西元一九六四年

日中关系史

互派常驻新闻记者，互设LT贸易联系代表机构（四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中国进行核爆实验（十月）。

西元一九六六年

日中关系史

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大会（原水禁大会）拒绝中国代表团的出席（七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八月）。

西元一九六七年

日中关系史

中国外交部驱逐三名日本人记者（九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中国首次氢弹实验（六月）。

西元一九六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珍宝岛事件。中苏于国境发生武力冲突（三月）。

西元一九七〇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美日安保条约》自动延长（六月）。

西元一九七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联合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国代表权（十月）。

西元一九七二年

日中关系史

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建交公报）。终止两国战争状态，国交正常化（九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尼克森访中，签署《上海公报》（二月）

（日）琉球交还日本（冲绳返还）（五月）。

西元一九七六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周恩来逝世（一月）。毛泽东逝世（九月）。

西元一九七八年

日中关系史

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日中平和友好条约）（八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确定“四个现代化”路线（一二月）。

西元一九八一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邓小平、胡耀邦体制确立。

西元一九八二年

日中关系史

中国对于日本的教科书审查标准表达抗议。关于教科书问题，韩国与亚洲各国也对日本进行批判（七月）。文部省对于近现代史的记述方式表示“将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观点出发”，进行必要的考虑（十一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第一次中曾根康弘内阁成立（一一月）。

西元一九八四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英联合声明》（香港返还协定）（九月）。中苏外交部长会谈（十一月）。

西元一九八七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胡耀邦卸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职务（一月）。

西元一九八九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天安门事件（六月）。

（日）昭和天皇驾崩（一月）。

西元一九九二年

日中关系史

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西元一九九三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细川护熙联合内阁成立（八月）。

西元一九九七年

日中关系史

桥本龙太郎首相访问中国，访问柳条湖（九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邓小平逝世。

西元一九九八年

日中关系史

江泽民国家主席访问日本。强调日本的战争责任（十一月）。

西元一九九九年

日中关系史

小渊惠三首相访问中国（七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一〇月）。

西元二〇〇〇年

日中关系史

朱镕基总理访日（十月）。

西元二〇〇一年

日中关系史

上海APEC会议（十月）。中国、台湾获准加入WTO（十一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八月）。

西元二〇〇二年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中共第十六次全国党代表大会，胡锦涛就任总书记。

西元二〇〇三年

日中关系史

中美韩三边会谈于北京钓鱼台迎宾馆正式展开（四月）。六方会谈于钓鱼台迎宾馆举行（八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三月）。成功发射载人太空船（十月）。

西元二〇〇四年

日中关系史

第二次六方会谈于北京召开（二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日）派遣自卫队前赴伊拉克（一月）。

西元二〇〇五年

日中关系史

中国各地发生反日游行，抗议日本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日本的战争责任。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遭受攻击（四月）。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事件

（中）载人太空船“神州六号”顺利着陆，两名太空人平安归国（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