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世界！瘋狂的國王！瘋狂的和解！⋯⋯

那個笑臉迎人的紳士，使人心癢骨酥的「利益」（commodity）,

「利益」，這顛倒乾坤的勢力；

這世界本來是安放得好好的，

循著平穩的軌道平穩進行，

都是這「利益」，這引人做惡的勢力，

這動搖不定的「利益」，

使它脫離不偏不頗的軌道，

迷失了它正當的方向、鵠的和途徑；

就是這顛倒乾坤的勢力，這「利益」，

這牽線的淫媒，這掮客，這變化無常的名詞⋯⋯

為什麼我要辱罵這「利益」呢？

那只是因為他還沒有垂青到我的身上。

並不是當燦爛的金銀引誘我的手掌的時候，

我會有緊握拳頭的力量；

只是因為我的手還不曾受過引誘，

所以才像一個窮苦的乞兒一般，向富人發出他的咒罵。

好，當我是一個窮人的時候，我要信口謾罵，

說只有富有是惟一的罪惡；

要是有了錢，我就說，

只有貧窮才是最大的壞事。

既然國王們也會因「利益」而背信棄義；

「利益」，做我的君主吧，因為我要崇拜你！

莎士比亞，《約翰王》。中譯：朱生豪

推薦序

萬毓澤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身為當代頂尖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哈維極為多產，也積極介入全球的左翼知識活動與社會運動。這本《資本思維的瘋狂矛盾：大衛哈維新解馬克思與《資本論》》出版於二○一七年，也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一百五十週年，極具紀念價值。雖然晚近有好幾部馬克思的新傳記出版，但正如哈維所言，這些著作「似乎都把馬克思的思想和等身鉅著視為十九世紀的古董，而將其和馬克思的遺骸一同埋葬在海格特公墓裡」。❶ 但十年來，全球資本主義再度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衝突，在在證明馬克思的（經濟）思想歷久彌新，具有高度的現實性與解釋力。用哈維的話來說，「如果將他的思想拿到今天來看，其理論甚至比放在他寫作的年代更貼近現實」。❷

　　本書與哈維先前的幾本著作（特別是《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以及兩卷《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有高度的延續性，在當代的左翼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這些著作不僅細密地闡述、重建馬克思的論述邏輯，還試圖對其進行政治性的閱讀，重新思考「解放政治」的問題。

　　本書約有一半的篇幅（尤其是一至四章：〈資本，價值運動的圖像〉、〈《資本論》〉、〈貨幣，價值表現〉、〈反價值：資本貶值理論〉）可視為《資本論》三卷的要點提示，精簡描述了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並用視覺化的方式呈現（見34頁圖表二）。請務必注意，《資本論》的三卷的抽象層次、研究問題各有不同。從第一卷討論的價值「增殖」，到第二、三卷的價值「實現」與「分配」，三卷的推論環環相扣，形成一個「藝術的整體」（馬克思語）。哈維說得很好：「很多人強烈偏愛只從第一卷的價值增殖角度看資本，輕忽了其他兩卷對價值實現和價值分配的研究。……這種偏見必導致嚴重的錯誤。將資本視為一個整體的觀點，意謂清楚認識到資本的不同階段如何互為前提和結果。每個階段既獨立自主又包含在整體的運動中。」❸ 哈維是英美學界最早關注《資本論》第二、三卷的學者之一（但他對第三卷的「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有許多批評），這本書也不例外，❹ 一方面精準呈現了三卷的論點，一方面又不斷在理論、歷史與現實之間穿梭，讓讀者不致迷失在抽象程度極高的文字之中。

　　但哈維絕不只是照本宣科，他還試圖處理了一些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當中極富爭議的議題（如第四章討論的非生產性勞動❺）。更重要的是，哈維不斷試圖從馬克思的理論中讀出政治意涵。比如說，哈維根據他對《資本論》第二卷的閱讀，認為「對價值的占有和掠奪很大部分發生在價值實現那端」。❻ 由此出發，他認為當代的反資本主義運動不能只關注價值生產的面向（生產領域內的對抗），還必須關注價值的實現與分配。在價值實現的領域，「鬥爭的兩造是買者和賣者，市場上發生著對不公平交易和掠奪式積累的反抗，例如城市發展的仕紳化、抵押財產被銀行沒收」；此外，為了實現價值（將商品順利出售）而成形的各種「創造及管理人類渴求、需要和慾望的技術」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導致政治、文化、美學、宗教、哲學等各領域的反抗活動（例如反商品化運動），不應輕率忽視；而當我們把焦點轉移到價值的分配，則必須「分析不同資本派別和國家機器之間的角力」。換言之，左翼必須關注「資本總流通內對抗資本權力的各種社會政治鬥爭」，思考「策略結盟」的可能性。❼ 不是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都完全支持這種看法，但不論同意與否，都值得與哈維展開更深入的對話。

　　本書另一項可能引起爭論的論點，是哈維反對任何「著重單一因素」（single bullet）的社會變遷理論。他認為，資本主義內部有七項要素，包括工藝技術、自然關係、社會關係、生產方式、日常生活、思想觀念和制度框架，這些要素彼此緊密相連卻又相互獨立，也因此，「挑戰之所以如此艱鉅，就是因為需要大幅改革的地方遍及全部七項要素」，而「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失敗，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因為忽略了全部七項要素的相互影響……認為只要革命生產力就可以走上共產主義道路」。❽ 我認為這是值得左翼政治嚴肅思索的課題。

　　哈維延續《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的說法，指出當前的三大矛盾對資本主義的存續構成重大的挑戰。首先，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日益惡化；其次，「無止盡複合式成長」已達到瓶頸，經濟成長的壓力落在信用形式的貨幣之上，而不斷走向失控；最後，則是普遍異化的狀態，全球許多勞動者都面臨工作單調、雇用不穩定、失業、薪資停滯，而收入較穩定的人也難逃無邊無際的消費主義的羅網。

　　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多重矛盾與危機趨勢，帶來了近乎「瘋狂」的經濟理性：「過去四十年來我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錯亂。無用武之地的過剩勞動日益擴大、呆立在過剩資本旁邊，兩者雖並列卻無法湊在一起生產人們亟需的使用價值」。❾ 本書對價值增殖、實現、分配等各領域的分析，為抵抗、超越資本主義提供了大量的線索。歸根究柢，哈維的立場是貼近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他強調，「解放政治的目標在於，除去加諸於龐大生產力之上的社會政治束縛，換句話說，讓生產力擺脫資本統治與日益至高極權的國家機器形式，這個任務再明確不過。」❿ 在一個擺脫了資本統治與國家專制的社會中，「一群共同管理勞動過程和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彼此互助合作並藉此滿足自身的渴求、需要或慾望」。⓫

　　今年是馬克思誕生兩百週年，我極為樂見本書有了中譯本，讓讀者得以更理解馬克思的思想精華與哈維的理論創見。是為推薦序。

註解

❶　本書，頁二二。

❷　本書，頁二二。

❸　本書，頁八一。

❹　哈維從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資本的限度》（The Limits to Capital）以來，便始終很重視第二卷的分析價值，如他在本書中說：「資本在生產、實現和分配等階段的流通都必須維持某種速度，假如這種速度遇到任何阻礙，都會使資本流通產生困難。延續不斷和速度穩定是資本流通的首要考量……。資本運動只要一放緩，價值就面臨貶損。相對的，加快資本週轉時間則是提高價值生產的不二法門，這也是《資本論》第二卷的主要發現之一。」見本書，頁一一八—九。另見本書第七章〈價值的時間與空間〉。

❺　本書，頁一三四—七。

❻　本書，頁八四。

❼　本書，頁八五、一二○。

❽　本書，頁一七○、一七二。

❾　本書，頁二九五。

❿　本書，頁一八六。

⓫　本書，頁一二三。

譯序

　　翻譯在中文是一門源遠流長的事業，我從事翻譯，僅遵循諸先輩千錘百鍊的教誨。我相信翻譯最重要的是思想，思想不對，技巧再好也是枉然。要學傅雷，追求神似而非形似；要學思果，旨在譯意而非譯字。隨時自問：「這句翻譯像中文嗎？」破壞了中文的語言結構，縱使一字一句忠實於原文，結果肯定不忍卒讀。思果說得好，中文世界的人說了幾千年的話，英文所能表達的，中文難道就不能找到通情達義的話重述嗎？

　　然而，馬克思理論的翻譯有其特性，資本主義對老祖宗而言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批判資本主義不是人生感悟、而是科學分析，如果老祖宗那裡有現成的可撿，又何須一代代人辛苦譯介？余光中說，翻譯是要還原文字背後的「經驗」，在原文的限制下，用中文重新表達該經驗。但就馬克思理論來說，要還原的是經驗背後的「抽象規律」，重新表達時可用的中文，過往傳統幾乎付之闕如、能從日常語言借鏡的也不多。更麻煩的是，馬克思說，《資本論》就算細節上的缺點難免，仍是個「藝術的整體」，此話用來形容大衛哈維的著作同樣貼切。譯大衛哈維，如果用詞單調、沒有捕捉到靈動意象與如沸熱情，就太對不起他了。當然，任我臉皮再厚，上面的要求我也不敢說自己完全做到了。只是在這些要求的煎熬下，我對先輩所謂「翻譯是創作、翻譯是重寫」有了深刻體會。有些句子我一改再改，改到自己終於滿意時，再回頭去看原文，突然覺得兩段文字雖系出同源，卻已經各有獨立的生命了。

　　我在翻譯時，常常為了自己沒有避開先輩的大忌而心虛，但我這樣做也是有理由的。在概念密度過高的語句裡，加入一些「贅字」可以起到區隔和拉長的作用。以抽象名詞為主詞或受詞的中文，讀起來固然有些深澀，但這種句法難道沒有反映某種抽象的思維方式嗎？在未嘗太過拗口的情況下，不妨保留這種思維的優點。

　　自上個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以來，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後繼地譯介馬克思，甚至有不少譯家，例如我崇拜的王實味，在嚴峻的政治環境下為了忠於自我而犧牲生命。縱使如此，中文還是虧欠馬克思太多了。遙想過去五十多年，用中文寫成的馬克思，在這裡曾經是火燒島的通行證；在那裡向來是共產黨的官防章。馬克思的真知灼見被埋沒了，如今雖然重見天日，但人們對它除了陌生還是陌生。大衛哈維評《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說這是他寫過最危險的一本書；馬克思評《資本論》，說這是他射向資產階級的一顆炸彈。我敢保證，讀者手中這本《資本思維的瘋狂矛盾》危險程度絕對不遑多讓，更不是顆啞彈。這也是我承接此書翻譯工作所懷抱的使命，以馬克思主義者改造社會的熱忱，為中文讀者搭起一座批判思想的橋梁。

　　感謝中山大學萬毓澤老師的引介，給了我這個寶貴機會；感謝聯經出版公司鄒恆月編輯的用心，讓本書譯稿盡善盡美。感謝這段因為翻譯廢寢忘食的日子裡，家人的照顧、朋友的陪伴，以及晨寧的精神支持。

毛翊宇

二○一八年四月寫於台北

圖表目次

圖表一　美國地質調查局繪製的水循環圖

圖表二　資本價值運動的路徑

圖表三　資本主義生產消費之物質與社會基礎建設的次級與三級資本循環

圖表四　美國國家、公司和私人債務的增長

圖表五　中國水泥消費量

圖表六　世界鋼消費量

圖表七　世界銅消費量

圖表八　上升中的中國國家、企業和家戶債務

前言

　　為了理解資本運行的奧祕，馬克思窮盡畢生的光陰、付出極大的努力。他對自己的工作深深著迷，馬克思的目標，是發現那被他稱為「資本的運動規律」之物，及其對芸芸眾生無所不在的影響。他孜孜不倦地揭露現代社會中不平等和剝削的根源，更戳破那些為統治階級所喜好、驕矜自滿的庸俗經濟學理論。他尤其對資本主義為何如此容易發生危機感到好奇。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五七年親歷過兩次經濟危機，從這些經驗中，他思考著：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究竟是否導因於戰爭、資源匱乏和農業歉收等外在衝擊，抑或來源於資本自身的運行方式？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機，資本自身是否即為這一災難的始作俑者？時至今日，這些問題依然困擾著經濟學家。

　　回顧全球資本主義自二○○八年金融海嘯以來令人眼花撩亂的軌跡和淒涼的境況，以及經濟衰退下數百萬普羅大眾的嘆息，此刻似乎正是讓我們重新審視馬克思最佳的時候。也許在他的心血中，有著不可多得的奇見，足以令我們在思考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時，洞悉這些問題的本質。

　　很不幸的，要簡述馬克思的研究結論並不容易，更不用說他那嚴謹的推理和詳實的例證了。確定馬克思的本意之所以如此困難，部分原因在於：他的論著大多未完成。在浩如煙海的文稿中，只有一小部分得到馬克思本人親自認可、以完成品的型式出版面世。其餘手跡則以數不清的筆記、草稿和批註形式留存著，有些是將來出版的準備工作，有些僅僅為了自己釐清問題，內容有「假設如此，則……」之類的試作，也有許多針對批評和反駁所做的回覆，這些批駁不僅來自其他著作家，也來自馬克思的設想。

　　除了自己的思索，馬克思的研究大量仰仗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詰問，當時這領域主要受到亞當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斯圖亞特、穆勒、邊沁等，以及許多其他思想家的影響，因此，為了理解馬克思的言論，我們時常必須對這些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有一定認識。當我們把焦點轉向馬克思的批判方法時，情況也是如此，馬克思藉助德國古典哲學的成果；這個思想體系承襲自斯賓諾莎、康德等等哲學家，最後由黑格爾集其大成，其根源則可追朔至希臘，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即以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與伊比鳩魯為題。

　　除此之外，構成馬克思理論支柱的還有法國社會主義思想，這個學說的代表有聖西門、傅立葉、普魯東以及卡貝等人。將這些思想流派兜在一起，似乎可以窺見一點馬克思鉅著的端倪了。

　　馬克思不是那種閑靜的理論家，他比較像是一位躁動不安的思想開創者。馬克思不僅閱讀政治經濟學、人類學和哲學著作，更閱讀商業和金融報刊、國會的議事紀錄和行政機關的視察報告，他越是得益於大量閱讀，就越是發展、豐富自己的觀點，雖然或許有人覺得這應該稱為修正既定的看法。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歌德、巴爾札克、但丁、雪萊……馬克思如飢似渴地從這些文學家身上吸取養分，文學巨人的思想精華在他的寫作中俯拾皆是，這令馬克思的作品讀起來韻味無窮，尤其是《資本論》第一卷，本身就堪稱文學傑作，不僅如此，馬克思更珍視文學經典帶來的啟發，他在其中看見了世界如何運作，也從文學的表現手法得到許多靈感。

　　馬克思留下的可不只這些，還有與各國友人之間的書信往返以及對英國工會活動家的演說。在一八六四年遍布整個歐洲的勞動階級組成國際工人協會之後，他為這個組織撰寫的通訊，也成為他浩瀚著述的一部分。馬克思不僅是一流的思想家、理論家和學者，還是社會活動家和政治論戰的參與者。他生涯中收入最穩定的時期，是他固定為《紐約每日論壇》撰稿的那段日子，《紐約每日論壇》是當時美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馬克思撰寫的專欄除了見解新穎，還包含對最新時事的具體分析。

　　近年來，許多以馬克思那個時代為題的研究相繼出爐，這些研究圍繞著馬克思的人際交往，以及他和當下政治氛圍、社會思潮和世界經濟之間的關係。其中，以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和斯泰德曼（Gareth Stedman）的著作最具價值，無論採何種觀點，都不能否認他們至少在某些方面有所貢獻⁰¹。萬分可惜，這兩位作家似乎都把馬克思的思想和等身鉅著視為十九世紀的古董，而將其和馬克思的遺骸一同埋葬在海格特公墓裡。對他們而言，馬克思是個有趣的歷史人物，不過馬克思的理論縱使一度有影響力，如今也早已灰飛煙滅。這兩位作家都忘記了：馬克思《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而非十九世紀的生活，哪怕馬克思對這種生活有不少評論亦然。資本至今仍與我們同在，雖然在某些方面生氣蓬勃，但在其他許多方面卻百病叢生，甚至在循環積累之際迫近危機、步上螺旋形失控（spiraling out of control），縱使如此，資本依然陶醉在自身的成就裡而揮霍無度。

　　馬克思不只把資本的概念看作現代經濟學的根本，也把它視為對資產階級社會之批判性理解的基礎。然而，就算把斯泰德曼和斯珀伯的著作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讀者也找不到哪怕一分一毫關於馬克思如何分析資本的線索，更不用說發現馬克思的理論歷久彌新了。不諱言的，馬克思的分析固然有部分已經不合時宜，但我認為，如果將他的思想拿到現今來看，其理論甚至比放在他寫作的年代更貼近現實。馬克思所分析的社會形態，在當時只占據世界一個小小角落，如今不但早已遍及全球，其鮮明特色和震撼效應更是席捲每個所到之處（譯注：此處所稱社會形態即資本主義，十九世紀只有英國為較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馬克思也以當時的英國為主要分析對象）。

　　在馬克思的時代，政治經濟學還是一門百家爭鳴的領域，與現在大不相同。這門學科發展至今，已經被一種稱為經濟學的、極端崇尚數學和數據的取徑竄得正統地位，這套自詡為理性知識的封閉體系號稱真正的科學，眼中除了國家和企業決策外容不下其他。如今在科技進步一日千里下，電腦運算能力每兩年就翻一倍。建構、剖析龐大數據更是如虎添翼，這也讓經濟學家們更有信心，認為這套方法可以應用的領域無所不包。對一些受大企業資助的知名分析師而言，這種信念自然讓他們開始想像一種理性管理的技術烏托邦（techno-utopia），智慧城市的概念即為一例，在這裡人工智慧可以主宰一切。這種幻想賴以生存的假設是：凡是不能被數據化的事物不是無關緊要就是子虛烏有。我並不是說數據沒有用，它可以非常有用，但空有大量資料並不代表已經窮盡「知」的領域。堆砌數據無法解決現代人異化的問題，也無助於改善日益惡化的社會結構。

　　馬克思對資本的運動規律、內在矛盾和其根深柢固的非理性本質，提出了極具先見之明的評論，在二○○七年至二○○八年的全球經濟崩盤和後續漫長的停滯面前，馬克思理論印證了自身相較於現代總體經濟學有多麼鞭辟入裡，目光局限於單一面向的現代總體經濟學，在鋪天蓋地襲來的經濟危機面前，顯露出捉襟見肘的窘態。馬克思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架構，對亟欲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人來說是無價的思想財富。他的洞見值得嚴肅看待，並給予批判性的深入研究。

　　那麼，回到原本的議題，究竟我們要如何闡述馬克思對資本的分析，以及所謂資本的運動規律呢？這一切又將如何有益我們理解當今的困境？這兩個問題就是我接下來要探討的。

馬克思肖像圖

註解

01　Sperber, J., Karl Marx: A Nineteenth Century Life,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2013; Stedman Jones, G.,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6.

︱第一章︱

資本，價值運動的圖像

一個貨幣額轉化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這是要執行資本職能的價值量所完成的第一個運動。這個運動是在市場上，在流通領域內進行的。運動的第二階段，生產過程，在生產資料轉化為商品時就告結束，這些商品的價值大於其組成部分的價值，也就是包含原預付資本加上剩餘價值。接著，這些商品必須再投入流通領域。必須出售這些商品，把它們的價值實現在貨幣上，把這些貨幣又重 新轉化為資本，這樣周而複始地不斷進行。這種不斷地通過同一些連續階段的循環，就形成資本流通。

——《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編，資本的積累過程

　　為了闡述馬克思，我必須另闢蹊徑，將他汗牛充棟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化繁為簡，這包括三卷《資本論》、三卷《剩餘價值學說史》、馬克思早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及死後由晚近學者彙編的筆記《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還有那些恩格斯賴以重建第二、三卷《資本論》的草稿，雖然恩格斯為整理馬克思的遺稿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並非所有人都對他的成果欣然接受。進而言之，我認為有必要為馬克思的發現找到更深入淺出的呈現方式。

圖表一：美國地質調查局繪製的水循環圖

　　取鏡自然界，我們找到不少能給複雜過程以簡單呈現的意象，這些鮮明的意象有助我們理解複雜事物的來龍去脈。在自然界的諸多現象裡，我覺得水循環特別有意思，所以我選擇用它做比喻以描述資本如何運作（圖表一）。令我覺得最有趣的是：水（H₂O）的循環運動完美體現了「形態轉化」這個概念。海洋裡的液態水在日光曝曬下化為水蒸氣，水蒸氣在空中又凝結為組成片片雲朵的水滴。水滴一旦上升到更高的海拔，便有可能結晶為冰粒，人們就是因冰粒構成的捲雲而看見美麗的夕陽。當凝結的水滴和冰粒越積越多，它們逐漸聚合、變得越來越重，最後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墜落，以降雨、霧氣、露珠、白雪、冰雹甚至凍雨諸般形式展現。這些從天而降的水，部分直接回到了海洋，部分在高海拔地區凝結成冰、緩速流動，其他則成為地上蔓延的江河，這之中又有一些蒸發回到大氣層，再剩下的則滲透地表成為地下水，同樣向海洋流去。另一條水分回到大氣的途徑，是透過動物的呼吸以及植物的蒸散作用。除此之外，還有大量水分以結冰的形式貯藏著，或者隱匿於土壤的含水層中。處在不同位置的水流轉速度各個不同。冰川沒沒、奔流滾滾，地表下的暗流前進一尺，有時須耗費數年光陰。

　　我之所以喜歡這個模型，是因為它體現了水經歷不同形態，以不同速率流轉，最後復歸海洋重新開始這一循環。這和資本運作的方式如出一轍。資本在採取商品形態以前，先是以貨幣資本的形態存在著，貨幣資本的下一步是進入生產體系，創造出的新商品在市場出售並貨幣化，報酬在各個當事人間以工資、利息、租金、稅賦和利潤的形式進行分配，最後，資本才會重拾貨幣資本的角色。 不過，水循環和資本流通依然有個重大區別。驅使水不斷改變形態的，是來自陽光照射的能量，這個能量的數值雖有些許擺盪但大致穩定。回顧地球漫長的自然史，由陽光照射所轉化的熱能也曾幾度改變，這些改變驅使地球進入冰河期或暖化期。近年來，由於人類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所產生的溫室效應，越來越多熱能被大氣層吸收。而水分的總量在循環中同樣不變，在不依地質年代衡量的情況下，唯有冰山融化和地下水被人們取用時會有些微增減。但資本卻不然，顯而易見的，為資本灌注能量的來源更容易變化，且運動中的資本總量會持續擴張，以複合增長率不斷增加以達到成長的要求。雖然有因全球暖化而加速升溫的跡象，但水循環更接近真正意義上的「循環」，而資本的流通，精確來說比較像穩定擴張的螺旋形，理由容後分曉。

價值運動

　　那麼，究竟一個展現資本如何流動的模型會是什麼模樣？它又如何協助我們掌握馬克思的資本圖像呢？

　　我將從馬克思最偏愛的資本定義：「價值運動」開始。接下來，我會沿襲馬克思所用的術語，並在必要時闡述定義。這些術語中，有些乍看之下十分不尋常而費解，甚至如謎題般拗口。事實上一旦經過解釋它們並不難理解，且我相信，唯有忠於馬克思的語言才能如實詳述他的理論。

　　什麼是運動中的「價值」？馬克思給予它的意義相當特別，所以這是第一個須詳盡闡述的詞彙⁰¹。在緊接而來的段落裡，我將試著逐步揭開其完整意涵。但一言以敝之，「價值」最初的定義為：被競爭性定價市場之商品交換所組織起來的人們為彼此所做之社會勞動。這定義有點長，但其實不算太複雜。我製造鞋子但把鞋子賣掉換成錢，然後向他人購買我所需要的上衣。在這樣的交換中，我實際上是以我製作鞋子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交換他人裁製上衣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在一個有許多人製作鞋子和上衣的自由經濟體系裡，如果製作鞋子所需要的平均勞動時間多於上衣，那麼我們可以很合理地預期鞋子的價格會高於上衣。鞋子的價格會匯聚在一個平均水準上，上衣的價格則會匯聚在另一個平均水準上。價值，凸顯出這兩個平均水準的差距。比方說，一雙鞋子的價值可能等同兩件上衣。但請注意，在衡量價值時只有平均勞動時間才算數。如果我製作鞋子所耗費的勞動時間遠比別人多，這並不會反映在我換得的報酬上。效率低落是不會換來獎勵的。我只會得到與平均勞動時間等同的回報。

　　馬克思定義價值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我為了購買和使用商品而替他人製作產品所付出的勞動時間，其本質是社會關係。社會關係就像萬有引力，是一種沒有形體卻客觀存在的力量。哪怕把一件上衣分解再分解，必定無法在其中找到一粒價值的原子，這就像我們剖開一塊岩石，重力的原子也不會出現是一樣的。兩者都是無形的存在，但兩者都會產生客觀的具體影響。這個觀念的重要性我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對於一切不能在物理上被記錄和直接測量的物和過程，披著經驗主義外衣的物理唯物主義往往否認其存在。但我們總是在使用像「價值」這樣的概念。如果我說：「中國是個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想必大多數人都能理解我想表達什麼，哪怕這句話所蘊涵的概念並不能被直接測量也無妨。像這類無形體但客觀存在的力量，歷史唯物主義承認且給予應有的重視。我們習慣於訴諸抽象概念以解釋諸多現象，例如：柏林圍牆倒塌、川普勝選、國族認同感或原住民族維護其文化傳統的信念。藉由無涉物質的詞語，我們才能勾畫出諸如權力、影響、信念、地位、忠誠和社會團結等輪廓。馬克思所謂的價值不多不少正是這樣的概念。馬克思如此寫道：「物質要素還不能把資本變成資本，」相反的，「他們其次又想到，資本從某一方面來說又是價值，也就是某種非物質的東西，同它的物質構成無關的東西⁰²。」

　　如此情況下，價值渴望某種真實可觸的東西來代表它。這種需求因貨幣的出現得到滿足，貨幣就是為了表示或表現價值而存在的。價值是社會關係，凡社會關係皆不具有可被直接觀察到的物質存在。貨幣就是價值這種社會關係的表示與表現⁰³。

　　資本既然是價值運動，那麼它究竟如何運動？動向何處？為何運動且為何採取多變的形式？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依照馬克思的闡述建構了一張資本整體流動的示意圖（見圖表二）。這張示意圖雖然看似複雜，其實不比典型的水循環圖像更難理解。

圖表二：價值運動的路徑（依據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著作中的研究繪製）

資本的貨幣形式

　　成為資本家，首先必須占有一定數量的貨幣，並將它們當作資本使用。但能這樣做的前提，是已經存在一個發展成熟的貨幣體系。貨幣懸浮於整個社會之中無所不在，且適於各種用途幾乎無所不能。貨幣資本，是從這片活生生的貨幣汪洋中抽出一部分而變成的。並非所有的貨幣都是資本。資本是將整體貨幣中的一個比例按照特定方式使用的結果。一般貨幣和貨幣資本的區別，馬克思視之為關鍵。他拒不接受更常見的資本定義：資本就是被用來賺取更多貨幣的貨幣，雖然他也偶爾提及這個定義，但卻直指為對資本的通俗見解。馬克思偏好他自己的資本定義「價值運動」，理由隨著本章的爬梳會逐漸清晰。這個定義有助於馬克思，舉例而言，發展出一套對貨幣本質的批判性觀點。

　　資本家備好貨幣資本的下一步就是到市場上去，購買兩種商品：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這個動作也有前提，即薪資勞動者的存在以及勞動力處於等待被購買的狀態。此狀態意謂薪資勞動者這個階級已經被剝奪了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因此不得不出賣勞動力以謀生。勞動力的價值則由在一定生活水準下再生產勞動力所需的費用決定。再生產勞動力的費用等同勞動者為了生存和繁衍所需要之商品的價值。此處須注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並不意謂購買勞動者，否則那就成奴隸制了，購買勞動力僅表示購買勞動力在一段時間之內的使用權，例如一天八小時等等。

　　生產資料含括各式各樣的商品：從自然界獲取的原料、機車零件和矽晶片之類的半成品、機器和發動機器的能源、廠房，以及可資使用的道路、管線、水供應等由國家免費提供或由資本家和其他使用者共同付費的基礎建設。雖然生產資料中有部分屬公共財，但多數仍須從市場購買並支付表示其價值的價格。所以資本家要施展手腳，所需要的條件不僅貨幣體系和勞動市場，還需要一個齊全的商品交換體系和完善的基礎建設供資本使用。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特意強調：要孕育出資本，唯有在一個完備的貨幣、商品和薪資勞動者的流通體系中方為可能⁰⁴。

　　就像水循環中液態水變成水蒸氣那樣，資本在由貨幣轉為商品的流通過程裡，經歷了一次形態變化。資本起初具有貨幣形式。形態變化後貨幣消失了，價值換上商品的外衣，這些商品是等待發落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組合，已經準備好為生產而啟動。馬克思因為始終以價值概念為核心，所以在考察價值從貨幣形式轉化為商品形式時，能夠深入形態變化的本質。形態變化是否必定一帆風順？又或者險象環生？馬克思邀請我們一起思考這個問題。雖然只是可能性，但馬克思已經在其中看見爆發危機的可能。

商品生產和剩餘價值生產

　　一旦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順利在資本家的監督下結合，它們就進入生產商品的勞動過程。在此過程中，勞動以新商品之形式生產出價值。從商品之物到價值凝結為商品的勞動的過程，再到新商品之物的運動，生產維持了價值。

　　勞動過程有其技術層面，採納何種技術決定了所需勞動力、原料、能源和機器的數量及比例，資本家須先於市場購置齊全。很顯然，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精緻，生產要素間的比例和勞動力的生產率都會跟著改變。寥寥幾名勞動者用高科技設備能生產的物品遠比數百名勞動者土法煉鋼來得多。用高科技設備生產，每單位產品包含的價值遠比用粗陋設備生產的少。

　　技術問題在馬克思幾乎所有的經濟分析裡都占重要位置。他對技術的定義涵蓋廣泛。馬克思所謂的技術不僅是生產用的機器、工具和能源等硬體設備而已，也泛指生產的勞動分工、協作架構、企業類型等組織形式，以及控制系統、動作時間研究、即時化生產體系、人工智慧等軟體設備。在競爭性的經濟環境下，廠商之間為了爭取技術優勢的拚搏，讓技術和組織形式不斷創新且一日千里。因此，資本成為世界歷史上一股不斷革命的力量，生產活動的技術基礎恆常處於變動之中，至於成就資本革命性的其他根源，往後再詳談。

　　然而，此處有一個被馬克思指出的重大矛盾。生產技術越發達，凝結在單個商品中的勞動就越少。更甚者，假如總產出沒有大幅增加以彌補單個商品中價值的減少，生產的總價值還可能降低。如果生產力提升為原本的兩倍，那麼售出的商品量也必須增加為兩倍才能讓獲取的總價值維持不變。

　　除此之外，在商品的物質生產過程裡還有一件事發生著。在說明之前，我們必須先回頭談談勞動價值理論。我們前面說過，勞動力的價值等同在一定生活水準下再生產勞動力所需的費用。它的量會因時因地而變動，但在一段確定的期間內是可知的。在生產過程進行中會有一個時刻，勞動者已經創造的價值正好等於自身勞動力的價值，且生產資料的價值也在這段期間同步轉移到新商品上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指的就是這樣一個時間點：在工作日中的某一刻，勞動者創造了等同於Ｖ的價值同時轉移了Ｃ的價值到新生的商品裡（Ｖ即勞動力價值，馬克思名為「可變資本」；Ｃ即生產資料，馬克思名為「不變資本」）。

　　但在這個時刻，勞動者並未停下手邊工作而是繼續勞動。勞動契約上寫著：你每天應當為你的資本家工作十個小時。如果前面六個小時的勞動，已經償付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價值，那麼後四個小時形同為資本家免費勞動。這四個小時的免費勞動，創造了馬克思名為「剩餘價值」之物（代號Ｓ）。剩餘價值就是利潤的根源。利潤從何而來？——這個長久困擾政治經濟學的難題，在此刻得到了解答。商品的總價值為Ｃ＋Ｖ＋Ｓ，而資本家的開支則是Ｃ＋Ｖ。

　　這裡還有個值得一提的地方。有形的商品體被生產出來，而價值和剩餘價值則凝結為商品形式。當我們尋找理應處於運動中的價值，擺在我們眼前的卻只有工廠裡成堆的產品。不論將這些產品如何翻來覆去，也看不見它們身上有任何價值運動的痕跡。在這裡只看得見一種動力，那就是資本家急切地將這些產品帶到市場去，以將隱含在內的價值重新轉化為貨幣形式。

　　在跟著這些「錢老闆」的足跡走進市場前（Mr Moneybags，馬克思的戲稱），我們有必要知道一些在生產背後發生的事。除了製造新的商品體，生產過程還生產了一組社會關係：對勞動力的剝削。資本主義生產具有雙重特質，它不只生產可供使用的物質商品，也為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然而歸根究柢，對資本家來說真正重要的唯有剩餘價值，因為唯有實現剩餘價值能獲得利潤，至於生產的是哪種商品他們並沒有那麼在乎。如果販賣毒氣有市場，無疑有人會為了利潤而生產毒氣。生產過程，既是資本流通中製造商品的階段，也是在資本和勞動之間，以生產剩餘價值的形式生產和再生產階級關係的過程。人們相信市場交易面前人人平等的幻想，以為凡事公開透明、勞動者因各自勞動力所得的報償皆合理，然而在背後，勞動過程一直不公開不透明地為資本家階級榨出剩餘價值，這些祕密資本家總是不願為人所知。乍看之下，價值好像有神奇的魔力可以自行擴張，實際上，這個魔力的祕密就是生產過程，馬克思所謂的資本「增殖」就發生在生產過程中。當勞動力（Ｖ）這個唯一能讓價值增加的要素啟動，死勞動（Ｃ，不變資本）才能短暫獲得新生，以生產馬克思名為「絕對剩餘價值」之物。創造絕對剩餘價值的方法並不難：延長工作日的長度，延長到勞動者的勞動已經足以償付自身勞動力價值的那個時刻之後。工作日延長得越久，資本獲取的剩餘價值就越多。

　　工作日長短與絕對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的特色，資本主義兩百多年的勞資鬥爭史反覆證明了這一點，勞資之間的鬥爭圍繞著日工時、週工時、年工時以及終身工時（譯注：此處「終身工時」的鬥爭可設想為反對調高退休年齡，例如反對將領取老年給付的門檻從六十歲提高至六十五歲）。這場鬥爭永不停歇，且隨著階級力量之間的消長風水輪流轉。過去三十年間，由於許多地方的勞工集體力量土崩瓦解，因此，越來越多人每週工作八十小時，光是為了活下去就得做兩份工作。

　　每當資本經歷生產過程，它就使價值增加、產生剩餘。這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生產勢必走向無止境的成長，也是為什麼資本運動會呈螺旋形。如果甘冒風險且煞費苦心地經營了商品生產，原本投入的金錢卻不會有分毫增加，這種事沒有任何一位頭腦清醒的人願意做。激勵資本家投入生產的誘因是利潤，獲得利潤的不二法門則是在生產中創造剩餘價值。

價值以貨幣形式實現

　　商品被帶到市場是為了出售。如果市場交易一切順利，價值就會回歸其貨幣形式。商品要賣得出去，就必須有對這項使用價值的渴求、需要或慾望存在，而且其背後之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也不可少。這些條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渴求、需要和慾望不但可以被創造，而且這種創造還有著漫長複雜的歷史。除此之外，有效需求也不能自外於財富分配情形的影響，這點我們很快會談到。馬克思稱從商品形態回到貨幣形態這個關鍵的轉換為「價值實現」。然而，價值在經歷形態變化時並不總是一帆風順。假如任何人對某個商品都停止渴求、沒有需要或毫無慾望，那麼不論當初生產時耗費了多少勞動時間，它的價值依然是零。因此馬克思用「矛盾統一」來形容價值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的關係，如果要維繫價值流動於不墜就不能打破這種矛盾統一。請謹記這個概念，因為它在馬克思的論述中非常重要。稍後我們將回到這個概念，並細觀潛藏在價值實現過程背後的危機可能性。

　　在價值實現過程裡，馬克思區分了兩種不同形式的消費。第一種他稱之為「生產性消費」。這種消費牽涉到的商品，是資本做為生產資料所需要的使用價值。資本家生產所需的一切半成品，都必須由其他資本家來生產，這些商品一經買賣就馬上回到生產過程。因此，社會總體的有效需求量中有一部分是由購買生產資料的貨幣資本所構成。資本家對這類商品的渴求、需要和慾望，會隨著技術變革和生產組織形式的創新而變化。製造一把犁和製造一部拖拉機所需要的商品非常不同，而這兩者和製造一架民航飛機的差別又更大。

　　相對於生產性消費的第二種消費形式是最終消費，這種消費牽涉到的包括工人為了再生產自己而以工資換取的消費品，也包括大多由資產階級人士消費的奢侈品，還有維繫國家機器運作所需的財貨。進入最終消費的結果，是使商品完全脫離資本流通，這和生產資料進入生產性消費的情況不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的最後幾章，對價值如何在不同生產部門分配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假如資本流動要持續不斷，那麼價值在消費品、奢侈品的生產部門和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之間必須維持何種比例。如果價值的實際分配與這個比例不符，那麼有些價值就必須被消滅，以維持總體經濟的均衡和成長。馬克思在價值實現和轉化成貨幣形式這個脈絡下，建立了屬於他的有效需求理論：有效需求扮演著維繫資本價值流通的角色，有時不僅維繫、甚至驅使其流通。

貨幣形式的價值如何分配

　　商品一旦在市場售出，價值一旦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貨幣就會在一系列當事人之間分配，每位當事人都基於某些理由，主張他們應獲得的一份。

薪資勞動者

　　勞動者獲取價值的形式是貨幣工資。階級鬥爭的強弱是決定勞動力價值高低的一項因素。藉由階級鬥爭，勞動者有提升工資和改善生活條件的可能。相對的，資本家階級的集體反擊也可能降低勞動力價值。但是，假如因為國際貿易或技術變革等原因，而使得勞動者維生和繁衍下一代所需的消費品價格降低，那麼縱使勞動者獲取的價值份額有所下降，物質生活條件依然可能提升。這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的一大特色。整體而言，工人在國民收入總量中所占的份額節節下降，但同時卻手持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享受科技日新月異帶來的好處。相對的，頂端一％的富人從價值總產出中取走的份額持續增加。馬克思費了不少筆墨澄清：前述趨勢雖不是絕對的法則，但在沒有任何反作用力阻擋的情形下，資本自然會導致這樣的結果。生產價值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一方面隨著彼此集體力量的消長而變動，另一方面，總體勞動力中的個別群體也因為不同的技能、身分和職位而獲得不同的報酬，且報酬的差異也可能出於對不同性別、種族、族群、宗教和性傾向的歧視。然而還有一點必須補充，只要條件允許，資本總是無償占有因人類稟賦和才智而產生的好處，形同免費財。蘊藏在勞動階級身上的集體知識和經驗，對資本而言雖然不費分文，卻依然是勞動力不可或缺的功勳。

　　貨幣以工資的形式流向勞動者後，一旦勞動者用其購買資本生產的商品，工資便會以對消費品之有效需求的形式回歸資本流通。這股有效需求的力度取決於工資水準和勞動力人口的規模。然而，在工資被用於購買而回歸資本流通的過程裡，勞動者暫時放下工人身分，扮演起買者的角色，相對的，資本家好像也不再是資本家，而是賣者。於是藉由這個過程，勞動者所進行的消費選擇會在某種程度上形塑有效需求的內容。馬克思舉了個例子：假如工人嗜菸如命，那麼菸草就是工人必須的消費品！很顯然的，需要同時受到文化表現和社會習俗的可觀影響，因此，資本在決定要生產什麼才能投大眾所好和有利可圖時，就得在這塊領域多下功夫。

　　消費品維繫著社會再生產。資本主義的興起將生產一分為二，不但是以商品形式為載體的剩餘價值生產，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物質再生產。實際上，資本需要工人，更需要工人和他們的家庭顧好自己以再生產勞動力，國家有時也提供相關的補助。社會再生產是一個有別於資本的獨立領域，雖然如此，社會再生產的結果為資本提供了可用的勞動者，而且過程不勞資本費心。社會再生產領域裡的社會關係和衝突，與階級關係主導的價值增殖過程和買賣關係主導的價值實現過程非常不同。性別、父權、家庭親屬和性傾向等關係對社會再生產領域的影響更大。日常生活的政治往往是再生產領域社會關係的延伸，這些關係在教會、政治制度、教育體系、居民和社區集體組織等機構下被規範著。雖然也有薪資勞動者從事有酬的家務和照護工作，但這個領域的工作仍有許多是由家庭成員無償完成的⁰⁵。

稅賦與捐獻

　　價值和剩餘價值中有一定比例會被國家以稅賦的形式占有，除此之外，市民社會中的其他組織也可能取得生產的價值，例如：教會獲得什一奉獻、醫院和學校等機構得到捐助款。馬克思的經濟分析對稅賦這種形式幾乎未置一詞，這有點令人訝異，因為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要對象之一，就是李嘉圖和《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根據《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裡預告的寫作計畫，我猜想馬克思之所以忽略這個部分，是因為他原本打算為國家和市民社會這個主題單獨寫一本分冊。像稅賦這樣一個主題，在進行系統性的透澈考察前先行擱置，這是十足馬克思特色的方法。但馬克思從未著手寫作這一主題，因此，它成了馬克思理論體系裡的一塊空白。

　　然而在他的著作不同地方，馬克思提到國家，都是將其視為保障資本進一步流通的推手。國家確保了資本主義賴以運作的法律基礎並對市場進行必要的管制、實施勞動政策和經濟政策，例如，規定工時上限、頒布工廠法、發行貨幣和建立金融架構。根據恩格斯為他編纂的《資本論》第三卷，直到最後馬克思仍然惦記著這個主題。國家為了維繫和管理行政官僚、軍備和國安體系的財政支出形成有效需求，並據此獲得龐大的經濟影響力。除此之外，國家也經常介入生產活動，尤其是透過投資公共財和諸如道路、港口、供水與汙水處理系統等基礎建設。

　　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國家承擔起全方位補助研究發展的責任，其中不少為軍事用途，同時也起著財富重分配的功能，為民眾提供教育、醫療和住房等資源，形同為勞動階級補貼社會工資（social wage）。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傾向國有化，那麼政策制定者就會在經濟發展中取得統籌全局的地位，使國家權力所及的面向更加廣泛，學者為這種體制建立了一種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特別理論。此形態的資本主義按照更複雜的機制運作，資本運動的規律也與馬克思借鏡亞當斯密的完全競爭市場形態不同。國家介入經濟的程度和稅賦在總體經濟的比重，受制於階級力量之間的平衡，也受制於意識形態的鬥爭，國家介入經濟對資本流通孰優孰劣、能否發揮地緣政治影響力和在國家體制內地位高低等問題，在在是意識形態交鋒的場域。

　　就像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時期，每當經濟危機來襲，主張國家介入經濟的陣營就聲勢大振。當國家面臨外來威脅，不論這種地緣政治衝擊是真實抑或想像的，擴張軍備和增加國防支出的輿論也會高漲。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力量不容小覷，資本的流通必然受到這股力量影響。

　　以稅賦之名從分配領域中抽走以維持國家開支的價值，對商品需求也會造成影響。這讓市場上價值實現的進程更加順利。因此就如凱恩斯學派所說，國家介入以擴大有效需求是個可資運用的手段，尤其是在資本流通受阻或經濟缺乏動能的時期。對於利潤率低迷的狀況，國家有一個鼓勵私人投資的典型做法：由政府主導各種政策措施、實施為經濟注入有效需求的「刺激方案」。為達此目的，政府通常向銀行和金融大戶舉債，形同間接向公眾籌資。

　　除了直接注入有效需求，國家也可以將籌措的資金直接投入資本主義式生產，且依然將產權控制在國家手中。一九六○年代的英國、法國和日本以及當今的中國都是顯著例子，在這些國家，經濟生產的關鍵部門都歸屬國有。雖然這些國營事業在名義上獨立自主、與國家權力無涉，但公益導向的非營利性質卻使它們與資本流通的關聯不同於私人企業。總資本的流通中，勢必有舉足輕重的部分經過國家之手，更不用說，無論何種資本如果不把這個事實納入考慮，簡直不可能完成資本運動。不過，哪怕國家對經濟影響頗深，馬克思依然無意將國家這個範疇整合進他的理論體系。他自始至終假設資本在一套完全競爭的模型下運作，國家介入的可能性幾乎被擱置了。

不同資本派別之間的分配

　　不論支付給勞動者和國家多少，扣掉這些部分以後，剩下的價值和剩餘價值都會在不同資本派別之間進行分配。個別資本家依據他們預付的資本額獲得總價值和剩餘價值中的一份，決定他們所獲份額的，是預付資本的量而非各自生產出剩餘價值的量，至於為什麼，理由我們後面會再詳述。有些剩餘價值會被產權所有者以土地或設備租金的形式抽走，有些則會被智財權所有者以特許或專利權的名義分食。這就是尋租活動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商人資本家也獲得他們的一份，以銀行家和金融家為核心的貨幣資本家亦然，貨幣資本家派別對資本流通至關重要，他們起著促進貨幣再次轉化為貨幣資本的作用，資本藉此返回原點，重新流入價值增殖的過程。前述這些要角，各依各的名義瓜分一部分剩餘價值，產業資本、商人資本獲得利潤，土地或其他產權的所有者獲得租金，貨幣資本獲得利息。

　　利潤、租金、利息等分配形式，在我們所描述的資本流通降生於世上前就已經存在了，而且各有其悠久歷史。馬克思在其論及資本主義史的章節裡，特別提到古代的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並將它們稱為資本的「洪水期前」形態（譯注：「洪水期前」為馬克思用語，意思近於洪荒時代，這裡被用來指稱資本主義真正萌芽以前的資本雛形）。馬克思剖析這些經濟範疇的方法十分特別。他問了第一個問題：為何以商品形式生產出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產業資本家」，願意把獲得的利潤和不同資本派別分享，究竟商人、地主和銀行家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裡，起著什麼不可或缺的作用？假如我們追根究柢，那麼第二個問題也會自然而然浮現出來：縱使未必善盡自己的經濟職責，這些資本派別如何在政治和經濟上組織起來，並毫無節制地從產業資本家手中取走盡可能多的剩餘價值？資本家階級內部的派別鬥爭隨處可見，馬克思在論述銀行與金融時也略為提到。但馬克思最卓著的貢獻在於他回答第一個問題的方式，他的見解引導我們去面對第二個問題，去理解資本家階級內部鬥爭的各種情勢。

　　剩餘價值的分配，常被人設想為只是剩餘價值生產的結果，而分配的接受者則消極被動。但馬克思卻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當金融和銀行部門以貨幣形式攫取一大部分剩餘價值時，他們可不僅是消極被動的接受者。他們是活躍的中間人和推手，透過手上的生息資本使貨幣流向剩餘價值生產。以中央銀行為首的銀行體系，扮演著在價值的實際生產之外創造貨幣的嚴峻角色。因此，金融家和銀行家不只是占有舊的剩餘價值，他們同時也驅使價值走向新的流通。生息資本依據財產所有權索取報酬，這種資本形式的存在，為原先被我們想像成單一過程的資本運動帶來了某種「雙重性」。產業資本家內化了這種雙重角色：身為剩餘價值生產的經營者，他們打點好生產過程的大小事，同時，身為預付貨幣資本的所有者，他們依據預付的資本額自己支付利息給自己。產業資本家若非自己出資，那就必須向別人借錢然後支付利息給那個人。

　　這種雙重性凸顯了資本流通中所有者和管理者身分的區別。股東投入貨幣資本領取收益，管理者經營剩餘價值的生產領取報酬。只要生息資本在總資本流通內自成一格，被當作獨立的資本概念，那麼資本價值運動原本的單一性就被分裂了。由股東和投資人組成的貨幣資本家階級興起，這些人四處尋找投資標的以牟利。這個階級快馬加鞭地策動貨幣轉化成貨幣資本。如果沒有他們的策動，生產資本可能無法增殖，貨幣資本可能無法成長也無法獲利。除此之外，貨幣資本家階級的誕生，為他們手中規模不小且深具影響力的資本植入純貨幣導向的性格，這些資本不須介入生產增殖自己，只須坐等收益。只要房地產、自然資源市場的投機，或商品價格的炒作能夠帶來收益，貨幣資本家就必定會投資，而不帶有分毫遲疑。假如，收購政府債券帶來的收益大於投入生產，貨幣資本便會傾向縮減投入生產的資金，轉而收購政府債券，或流入其他能帶來更多收益的部門。

　　馬克思知道貨幣資本流向非實體經濟的可能性。但他選擇對此存而不論，因為假如每個人都選擇投資土地或經營商品而非價值生產，那麼投資價值生產的報酬率勢必飆升，直到資本重新流向馬克思視為核心的價值生產。馬克思認為，就算資本沒有大量回流價值生產，最起碼利潤率也會逐漸在產業資本和商業利潤、利息這些分配形式之間平均化。縱使如此，依然改變不了這個事實：由於生息資本的出現，資本價值運動已不再是簡明的單線架構，已被打碎成有多個主軸、時而並進時而對抗的多線架構。這與水循環中，凝結的水蒸氣會以降雨、霧氣等多樣形式墜落很類似。實際上，近年來世界經濟中投入價值生產的資本確有減少的趨勢，為了尋求更高的報酬率，資本紛紛流向房地產市場進行投機。如此的結果，擴大了二○○七年至二○○八年全球經濟大崩盤後的影響，加深了價值生產的長期停滯。

　　價值生產長期停滯的另一面，是資本積累越來越仰賴金融體系所創造的債務驅動。對利潤的瘋狂伴隨著將債權兌現的瘋狂。為了滿足對利潤的瘋狂，部分資本必須找到能使生產中之資本更加增殖的辦法。價值一開啟它的旅程，就永不回到原點，它繼續增殖，但不會依最初那種方式增殖。價值不斷前進，並在前進時一路演變、一路擴張。隨著價值擴張，它的性質也增添了變化，已經不再只是追求剩餘價值而已，還必須將屬於資本的債權兌現，這些債務層層堆積、分散在資本流通的價值分配鏈上，唯有這些債務的存在，才能讓資本流通運作如常。

價值運動的驅力

　　當然，此處為資本流描繪的圖像與實際相比是個簡化，但這個簡化沒有扭曲實際的運動。它演示了資本總流通過程下的四個基礎過程：於生產過程中，以剩餘價值形式生產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透過市場交易，讓價值再次轉化為貨幣形式的價值實現過程；價值和剩餘價值在各個當事人之間進行分配的價值分配過程；以及最後，部分在當事人手中流通的貨幣重新成為貨幣資本，開始新一輪的價值增殖過程。每個過程都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和自主性，但彼此又密切關聯，整合在同一個價值流通之下。這些相異的基礎過程構成了統一的價值運動，稍後我們將看到，這個相異和統一兼容的結構，是形塑《資本論》框架的關鍵。第一卷聚焦價值增殖，第二卷關注價值實現，第三卷剖析價值在各種不同形式下的分配。

　　講到這裡，還有一點須做個簡短補充：究竟是什麼力量在驅使資本，讓資本運動川流不息。最顯而易見的驅力，從下面這個事實可以一覽無遺：假如價值增殖過程沒有讓資本家賺到一毛錢，那麼沒有一位理性的資本家，會願意忍受經營商品及剩餘價值生產所帶來的辛勞。簡而言之，是個別資本家對利潤的追求在驅使他們。我們可以不假思索地把價值運動的驅力歸咎於人性貪婪，但馬克思鮮少這樣做，他不願單純將其視為某種道德缺陷。為了維持人類存活，社會必須生產使用價值。由於利潤的根源來自剩餘價值生產，因此價值增殖過程內建了對活勞動極盡剝削的誘因。然而，其結果就是剩餘價值生產的持續擴大。資本再生產的循環，也因此沿著螺旋形的軌跡不斷增長。

　　馬克思在分析驅使資本運動的力量時，沒有將目光停留在價值實現過程。然而，這是可以商榷的。也許公眾對使用價值的渴求、需要和慾望改變，也能成為一種驅力。雖然馬克思大多數時候將渴求、需要和慾望的內容看作「理性消費」，但現實往往不盡如此。舉例而言，不論是工人或資產階級，當社會上有一群人積極表達想與自然界和平共存的願望，那麼目前導致環境破壞、生物滅絕和氣候變遷的經濟模式就可能被遏止，讓資本總流通過程走上另一條路。能否促成改變，取決於人們的渴求、需要和慾望背後有多少支付能力，以及政府有多少獎勵和補助措施，只要有效需求足夠，實施環境保護的措施和用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並非不可能。

　　馬克思本人雖未曾想過類似的問題，但從我們根據其思想建構的資本圖像出發，把這些問題放在馬克思的框架下思考並不難。進而言之，國家還可以運用手中的財政資源，從軍備、警察和國安體系等社會控制工具到一般行政官僚體系的支出，都能對有效需求形成強大影響，是促成資本積累的有力槓桿。這股影響力如此巨大，以致許多經濟學家在分析特定歷史時期時，將軍事凱恩斯主義描述為資本積累的火車頭。國家在獎勵科技創新和技術變革上，也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圍繞著價值實現所展開的政治和社會鬥爭不勝枚舉，但價值實現領域有自己的社會結構和意義，它們與以價值增殖為中心的典型鬥爭截然不同。不同的原因在於：兩者社會關係的基礎有別，在價值實現領域裡對立的兩造為買者和賣者，而在價值增殖領域裡則是資本和勞動。

　　同樣的，我們也很難忽視價值分配領域內的政治和社會鬥爭。但若要進入這個領域，我們就必須比馬克思看得更廣，因為馬克思將自己的分析限縮在分配形式本身，研究它們在純粹化的資本主義中如何存在。放眼生動的現實，我們會看到收租者、商業和金融資本家山頭林立，各自組成集團為利益搏鬥，盡其所能地從其他人手中取走最多價值。談到資本派別之間的關係，有個大問題便隨之而來：對那些可以遠離商品生產的烏煙瘴氣，只要翹著二郎腿坐等收益就好的商人、金融家和地主而言，他們有何動機再投資價值生產部門？若能靠收租過活，誰又會去擔憂商品生產的景況呢？

　　生息資本獨特的流通模式在這裡起了關鍵作用。透過債務的創造，以及銀行體系完全自外於價值生產的貨幣發行，在在使得價值分配領域內化了關注價值增殖是否順暢的強烈動機。不誇張地說，資本想要兌現手中債權的動力也推動著未來的價值生產，在這方面，其重要性和追求利潤的動力不相上下。債權，是對未來價值生產的要求權，負有債務的資本未來如果無力讓價值增殖，就會遭到抵押財產被銀行沒收的命運。債權的兌現遭到破壞，往往是資本流動爆發一切危機的起點。

　　接著，回頭看整個資本流通過程，裡面蘊含了各種讓系統生生不息的誘因，驅使資本向前的動力永遠不缺。但很顯然，那些可能威脅和阻礙資本運動的因子同樣無所不在。這個問題，且讓我們遲些再詳談。

註解

01　Much of the pre-history of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has been covered in Meek, R.,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3.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state of contemporary thinking in the 1970s, when value theory was much debated, can be found in the eleven contributions assembled in Steedman, I. (ed.), The Value Controversy, London: Verso/New Left Books, 1981. I have drawn from the following texts: Elson, D. (ed.), Value: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bour in Capitalism, London: CSE Books, 1979; Heinrich, 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Volumes of Karl Marx’s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4; Henderson, G., Value in Marx: The Persistence of Value in a More-Than-Capitalist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Larsen, N., Nilges, M., Robinson, J., and Brown, N., Marxism and the Critique of Value (eds), Chicago: MCM Press, 2014; Ollman, B., Aliena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Rosdolsky, R.,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Rubin, I.,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73.

02　Grundrisse, p. 309.

03　Grundrisse, pp. 1, 149.

04　Grundrisse, pp. 251–4.

05　Fraser, N., ‘Behind Marx’s Hidden Abode: For an Expanded Conception of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86 (2014).

︱第二章︱

《資本論》

積累的第一個條件，是資本家能夠賣掉自己的商品，並把由此得到的大部分貨幣再轉化為資本。下面（第一卷）假定資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過程的。對這一過程的詳細分析要在第二卷裡進行。生產剩餘價值即直接從工人身上搾取無酬勞動並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資本家，是剩餘價值的第一個占有者，但決不是剩餘價值的最後所有者。以後他還必須同在整個社會生產中執行其他職能的資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餘價值。因此，剩餘價值分為各個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歸不同類的人所有，並具有不同的、互相獨立的形式，如利潤、利息、商業利潤、地租等等。剩餘價值的這些轉化形式要在第三卷裡才來研究。因此，我們在這裡一方面假定，生產商品的資本家按照商品的價值出售商品，而不去進一步研究資本家如何回到商品市場：既不研究資本在流通領域裡改採取的那些新形式，也不研究這些形式所包含的再生產的具體條件。另一方面，我們把資本主義的生產者當作全部剩餘價值的所有者，或者，不妨把他當作所有參加分贓的人的代表……

——《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編，資本的積累過程

　　假如前面描繪的資本整體流動是一張地圖（譯注：見圖表二），而且如實呈現了馬克思對資本和價值運動的理解，那麼三卷《資本論》各自落在這張地圖上的哪個位置呢？

第一卷

　　除了卷首三章屬導論性質，《資本論》第一卷幾乎完全聚焦於價值增殖過程。馬克思在第一卷裡帶我們走過的路，以貨幣成為貨幣資本為起點，以價值在市場上再次實現成貨幣為終點。從貨幣到商品、到生產、再到商品、最後再回到貨幣的價值增殖運動，是第一卷分析的焦點，除了勞動力用來購買商品以再生產自己的工資流動，以及資本用於擴大再投資的利潤流動以外，這裡馬克思沒有提到其他價值增殖運動和資本總流通的連結。總流通過程中其他所有一切，都被馬克思假定為按照「正常」的方式運作，我認為他所謂的「正常」無非意謂一路暢通。所有商品都按照其價值進行交換這個假設，這代表商品價值在市場上實現的過程毫無困難。另外，馬克思也假設剩餘價值在工資和利潤之間分配的比例無關緊要、暫不考慮除了工資和利潤之外的分配形式，這樣做大幅降低了分析對象的複雜程度。

　　馬克思之所以如此假設，或許是想凸顯私有財產權在生產和交換領域的支配地位。在這個脈絡下，他也假設市場以完全競爭的模式運作⁰¹。他接受亞當斯密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理論，雖然對馬克思而言，這隻看不見的手屬於勞動而非資本。壟斷力在他的理論假設下亦被排除。至於馬克思究竟為何做出前述假設，這是個頗有意思的問題。我猜想，馬克思《資本論》的主要意圖，應該是解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理論烏托邦，這種理論在當時受到政治經濟學家鼎力推崇。他想證明亞當斯密等人的看法錯了，自由市場的結果不會讓所有人受益，只會造成群眾巨大的苦難和有產階級巨大的財富。

　　馬克思在用假設掃除檯面上一切障礙後，總算可以放手研究價值增殖的方方面面了。他研究在平等的市場交易背後，活勞動以何種形式在生產中遭到剝削。勞動者在一段期間內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資本家支付勞動力的價值，卻驅使勞動者創造出比自身勞動力更多的價值。剩餘價值生產和無償占有的基礎是剝削活勞動力，請注意，剝削活勞動力是在生產過程中而不是在市場上。馬克思接著闡述了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區別，絕對剩餘價值建立在延長工作日之上，且須延長到超過再生產勞動力價值的程度。相對剩餘價值的理論解釋了，以資本之間相互競爭為基礎組織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什麼會存在技術和組織形式不斷革新的內在動力。生產力提高，導致再生產勞動力所需的商品價值減低。假定物質生活水準不變，這意謂勞動力價值下降，資本家占有更多的剩餘價值。

　　資本家之間搶奪市占率的競爭，使得簡單再生產的圓圈發生了變化，轉換成為積累而積累的螺旋形增加（譯注：簡單再生產，意指總體經濟規模不變、經濟成長率為零的狀態）。卷末，馬克思建立了兩個動態模型，用來解釋他所謂「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第一個模型建立在技術不變的假設之上，第二個則納入技術變革的因素。建立這兩個模型，主要目的都在研究資本積累對勞動者的影響。在第二個模型裡我們看到，為何資本永遠無法停下使勞工逐漸貧困化的意念，如同本卷前面所述，在生產過程中如此，在生產過程之外亦然。資本積累的後果，是創造一批難以就業的產業後備軍，以及一批雖然就業但是身負枷鎖、無力反抗的勞動者。同時，馬克思的分析還告訴我們，資本能夠不斷加重對活勞動的剝削，將所榨取的剩餘價值最大化。他寫下這樣的結語：

　我們在第四篇分析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時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變成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並且隨著科學做為獨立的力量被併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這些手段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於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變成勞動時間，並且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但是，一切生產剩餘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日趨惡化。最後，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做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⁰²。

　　關於這個結語，有兩點值得補充。第一，馬克思在這裡揭露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反烏托邦後果。無庸置疑，資本主義從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到今天的深圳和孟加拉，工人階級的歷史不斷重演馬克思在《資本論》裡描述的慘況，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先進國家過去四十年來癡迷的自由市場政策，造成了前所未見的階級懸殊和社會不平等。但也有很多例子顯示這並非事情的全貌，資本的掠奪動力背後蘊含著補償因素，和把工人推向悲慘的力量互相拉扯。舉例而言，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工人的預期壽命都上升了。至少在世界上的部分地方，工人的平均生活品質並非黯淡無光，有時甚至在補償性消費主義的照耀下閃閃發亮。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得到的答案，完全建立在他的理論假設上。任何理論模型只要修改了前提假設，結果自然大不相同。在這一卷裡，馬克思以價值增殖為中心，提供了一種對資本運動整體性的觀點。就此來看它彌足珍貴，但尚有許多未盡之功。

第二卷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想探討的，是資本流通進入市場之後的階段。這個階段正是在第一卷被擱置的。對資本而言，價值從商品到貨幣的形態變化至關重要。因為價值創造的具體成果如何，唯有當價值和剩餘價值以貨幣形式得到實現的這一刻，才得以被衡量和記錄。在這裡，我們方能眼見為憑，確定剩餘價值真的被生產了。

　　第二卷從價值實現及隨後的流通出發，來考察資本總流通。馬克思在一定假設下進行他的研究。第一，他假定整個資本流通過程技術不變。他完全撇開自己在第一卷對技術變革的縝密觀察不談。「因此，這裡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們的價值出售的，而且假定這種出售是在不變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環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價值變動撇開不說⁰³。」假定生產力和價值的改變無關緊要，似乎非常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為了研究的方便如是宣稱後，還斷言「至於價值革命，那麼，只要它是普遍地和均衡地發生的，就不會改變全部年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之間的比例⁰⁴。」其次，如同第一卷，馬克思將除了工資和總利潤外有關價值分配的問題全數留待第三卷處理。最後這項做法特別使人困擾，因為在第二卷裡，馬克思面對如何協調固定資本投資和週轉時間的問題時，不只一次主張這個問題藉由信用制度即有現成的解方。但他卻不願意在第二卷探討信用制度，原因是在這一卷裡他的利息和金融理論還未建立⁰⁵。

　　前述假設中最怪異的，無論如何還是這一點：馬克思明明對與價值實現有關的種種問題極感興趣，卻依然假設商品完全按照其價值進行交易。這是他為第一卷所做的權宜之計，然而這個假設卻在第二卷聞風不動，令人十分驚訝。但是，這個假設於第二卷扮演著非常不同的角色。他先假定一切都處於均衡狀態，再回過頭來推演此狀態下事物會如何發展。馬克思在第二卷結尾建立的再生產圖式，既富創新精神又具有前瞻性，以致普遍被認為是經濟模型的先驅，也是半世紀後才誕生的總體經濟學之基礎。馬克思的模型用數學公式表明，假如供需之間要維持均衡，那麼價值在工人的消費品、用來投資的財貨、資本家的奢侈品等生產部門間須維持何種比例。

　　馬克思這項巨大的成就縱使意義非凡，我們也不該忘記它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設上，因此是有所限制的。有趣的是，這些再生產圖式在某些地方還是納入了少許技術變革，但馬克思只有在示範成長如何能夠平衡時才這麼做。接下來，他證明了技術演變如果按照一定的步調，的確可以保證再生產圖式平衡成長，但就如第一卷所述，資本之間為追求相對剩餘價值而彼此競爭的過程，根本不能預期技術按照一定的步調演變。因此，比例失調的危機不但可能，甚至無法避免。

　　眾多假設、無所不在的限制，還不是讀者在閱讀第二卷時會遭遇的唯一障礙。更困擾的是，馬克思並未真正完成這一卷的分析。恩格斯統整的馬克思手稿十分零散，很多地方與其說是定稿不如說是試驗性的想法。它們既不明確，也非完整從價值實現和轉換為貨幣形式的角度觀察資本流通。因此，要重建馬克思的某些思想，我們不得不研讀他的其他著作。舉例而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就充滿各種足以和《資本論》第二卷相對照的試驗性想法。但是，將許多試驗性想法互相比較，無法確保肯定的結論。我們最多只能猜想，假如馬克思順利完成第二卷他會寫些什麼。比起猜測他有什麼未盡之言，去設想一個剔除馬克思種種假設的情況會如何發展，要容易得多。

　　第二卷的開場，將資本總流通切割為生產資本、商品資本、貨幣資本三種不同的循環，雖然一分為三，但它們依然被包含在馬克思名為「產業資本」的總循環中。個別產業資本家必須同時扮演生產者、商人和貨幣管理者三種時而互相扞格的角色。馬克思在此埋下了資本家也將分裂為生產者、商人和金融家三種派別的伏筆，這部分我們會在第三卷看到。馬克思這段分析的主要用意是：資本順利通過價值增殖和商品生產過程，是價值實現為貨幣形式的前提。同樣的，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的再生產也是如此，都以資本能順利增殖為前提。這三種不同的資本循環，彼此依賴且密切關聯，但又各自具有獨立的形式。產業資本家必須在資本流通過程中兼顧所有，悉心打理這三個部分。雖然馬克思沒有提過，但現實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有些資本家雖然是經營生產的天才，卻在理解貨幣運作或者市場行銷方面失敗得一塌糊塗。

　　本卷前四個章節，著重在強調資本持續流動的必要性，資本必須從生產階段的價值增殖、經市場交易的價值實現、再到貨幣資本的再投資，綿延不絕地向前。然而，資本的天性熱愛生產技術和組織形式革命，這對資本流動來說卻是一股打斷常軌的力量。也許這就是馬克思撇開科技創新、假設技術不變的原因。技術變革對資本流通的影響既深又難以預測，如果納入這個因素，將使得對生產和流通之延續條件的研究變得極為困難，近乎不可能。

　　馬克思在這裡的分析要旨，是將資本流動畫分為三條特性各不相同的支流，此可類比為水循環裡各種不同的降水形式。舉例而言，一般來說貨幣比商品更具地域可移動性，而貨幣和商品皆比生產更具地域可移動性。知曉這一點，對理解經濟金融化在全球化趨勢中扮演的角色大有幫助。馬克思曾經用資本的「蝴蝶」形式比喻貨幣，取其輕快飛翔四方且隨心所欲落腳的意象。我們可以延伸一下這個隱喻，把商品想成資本的毛毛蟲形式，而生產則是蝶蛹。

　　第二卷其餘部分，主要講述價值在市場上的流通和實現。馬克思非常關心週轉時間和固定資本流通不協調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探討，經常使人不得不將目光轉向信用制度，但馬克思堅持將信用制度留待第三卷分析。為了研究問題，這部分的章節向我們介紹了多種資本，這些資本各有不同的勞動期間，例如生產一輛車或一雙鞋等具體產品耗費的時間，也有不同的流通時間，例如一個產品為了被售出而停留在市場上的平均時間，還有不同的、依資本組成部分計算得出的平均週轉時間。彼此間的競爭使資本十分重視速度並力求縮短週轉時間，很多科技創新都以此為目的。總利潤因為週轉時間加快而攀高。

　　不僅如此，對速度的狂熱還從生產和市場領域外溢，轉換了日常生活的節奏。某些時候，生產加速必須以消費加速做補充，這就是為什麼流行時尚和汰舊換新如此重要。同時，為提升生產力而越來越仰賴固定資本投資，也使部分投資的週轉時間延長。這點在城市建設的投資上特別明顯。一部分以固定資本和基礎建設形式投注的資本，週轉時間會大大減緩，但這些投資卻可以加快其他資本的運動。這裡談到的大型投資，一樣會遇到如何貯藏和保存大量閒置貨幣，以便屆時替換使用年限極長之固定資本的問題，訴諸信用制度依然是關鍵。這個問題，馬克思同樣將它延宕到第三卷。

　　很難說《資本論》第二卷有什麼畫龍點睛的結論。如果真要找一個貫串所有研究分析的中心思想，應該是資本無時無刻都渴望加速其流通，速度對資本而言是巨大的誘因。然而，有段文字和第一卷的宗旨形成明顯對比，馬克思在第二卷寫道：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矛盾：工人做為商品的買者，對於市場來說是重要的。但是做為他們的商品——勞動力——的賣者，資本主義社會的趨勢是把它的價格限制在最低限度。——還有一個矛盾：資本主義生產全力擴張的時期，通常就是生產過剩的時期。因為生產能力絕不能使用到這個程度，以致它不僅能夠生產更多的價值，而且還能把它實現。商品的出售，商品資本的實現，從而剩餘價值的實現，不是受一般社會的消費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數人總是處於貧困狀態，而且必然總是處於貧困狀態的那種社會的消費需求的限制⁰⁶。

　　在第二卷，勞動階級的有效需求被認為能維繫市場平衡，但根據第一卷的分析，這股有效需求時刻面臨威脅。這個問題不好放在馬克思的理論框架裡談，因為有效需求也是凱恩斯的主要關懷之一，這樣做好像有偷渡凱恩斯主義入馬克思主義之嫌，更何況事實正好相反，是馬克思主義影響了凱恩斯主義。但從這個角度看，也讓我們了解為什麼勞動階級總是被推入補償性消費主義的漩渦，因為這正是資本保護市場的手段。就如同第一卷，本卷的試驗性想法也以一些假設為前提。不過無論怎麼理解這些句子，第一卷與第二卷的發現顯然形成某種緊張對立的關係。第一卷裡那些壓低工資的力量，成為第二卷裡削減工人有效需求、動搖經濟穩定的元兇。這暴露了價值運動和流通的一大矛盾和弱點。過去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令工人的有效需求積弱不振，使得當前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許多地方，正面對更深重的經濟長期停滯。

第三卷

　　第三卷的主要焦點是價值分配。除此之外，恩格斯也在這一卷加入了其他重要的材料，例如論競爭的章節、對所謂土地、勞動和資本之「三位一體公式」的批判，這些內容本身就值得一讀，它們正是因此被選入本卷。然而，這一卷大多數篇幅被用來分析價值分配的各種形式及其結果。前兩卷分析過的價值增殖和實現等問題，在這裡被擱置了。資本為追求相對剩餘價值，而不斷更新生產技術和組織形式的動力，以及因此造就的產業後備軍，這些在第三卷裡都被拋到一邊。馬克思在第三卷所用的方法與前兩卷相同，都是聚焦並徹底考察價值流通的其中一個階段，同時假設流通過程的其他方面全部不變。從本章開頭的引言可見，馬克思對自己運用的方法了然於心。知道了馬克思的計畫後，接下來，讓我們逐一檢視價值和剩餘價值在不同當事人間進行分配的主要形式，當然，前已論及的工資和稅賦除外。

a價值在個別資本家之間的分配

　　市場力量迫使每位資本家為了最大化利潤而競爭。其結果，就是利潤率趨向平均化，還因此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分配效應。被創造的總剩餘價值，並非按照個別資本家對總剩餘價值的貢獻進行分配，而是按照他們預付資本的多寡進行分配。馬克思戲稱這種分配為「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因為這種個別資本家之間的剩餘價值再分配遵循著以下原則：「每個生產部門的資本量，會按照它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從全部剩餘價值中獲取相應的部分⁰⁷」。導致這種分配模式的理由略嫌繁瑣，不適合在此贅述。然而這種分配對資本有深遠的影響。按預付資本的多寡分配，對僱用較少勞動者的資本密集產業有利，對貢獻較多剩餘價值的勞力密集產業不利。在沒有相反趨勢與之抗衡的情況下，剩餘價值生產的基礎會逐漸削弱，導致僱用的勞動力越來越少。

　　假如從每位勞動者身上榨取剩餘價值的比率不變、總勞動力人數維持固定，那麼可供分配的剩餘價值總量勢必減少，利潤率也隨之下跌。這樣的結果，就形成內在資本運動規律的一個關鍵矛盾。個別資本家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各自逐利，卻對整個資本家階級的再生產造成威脅。如此荒謬，並非出於資本家的愚蠢、貪婪或瘋狂，而是因為他們被市場上那隻看不見的手驅使，醉心於利潤最大化而非致力於剩餘價值最大化。換言之，剩餘價值在個別資本家之間分配的規律，與剩餘價值生產的規律爭鋒相對。在兩者的緊張關係背後，埋藏著危機的可能。

　　對於利潤率平均化，馬克思真正的重點或許在於：「使剩餘價值的真實起源完全模糊了，並且神祕化了⁰⁸」。資本的「內核」自此墜入五里霧中，不僅不為資本家所知，更讓意圖表現它的經濟學家變得盲目。在競爭中，「一切都顛倒地表現出來。經濟關係的完成形態，那種在表面上、在這種關係的現實存在中，從而在這種關係的承擔者和代理人試圖說明這種關係時所持有的觀念中出現的完成形態，是和這種關係的內在的、本質的，但是隱蔽著的基本內容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概念大不相同的，並且事實上是顛倒的和相反的⁰⁹。」當然，唯有那已然神祕化的隱藏「內核」，才是馬克思關注的焦點。

b產業資本，資本家階級的一個派別

　　照理說，以生產商品和剩餘價值為直接目的而僱用勞動力的那種資本家，應當在攫取剩餘價值上有特別優勢。然而，除了國家的稅賦制度，還有按照預付資本額重分配剩餘價值的利潤平均化規律，都讓他們到手的獵物遭到瓜分。這些商品生產的經營者，還不得不將價值和剩餘價值以商業利潤的形式交給商人資本家、以租金的形式交給地主和產權所有者、以利息的形式交給銀行家和金融家。事實上，被馬克思名為「產業資本家」的這個資本家派別，在占有剩餘價值上不但毫無特權，常常還必須等待其他當事人酒足飯飽以後，才能撿拾餘下的殘羹剩飯。

c商人資本家

　　資本一旦不再持續運動，就要迷失和承受貶值之苦。將商品帶到市場上和售出所費的時間，就是失去的時間，而時間就是金錢。因此，產業資本家總是偏愛將生產好的商品直接遞交給商人。商人資本家擅長以更低的成本經營銷售，以高強度剝削銷售過程僱用的勞動力。建立倉庫、百貨和日趨線上化的送貨服務，為銷售帶來規模經濟。除此之外，商人資本家還發展出諸如行銷策略、廣告說服等專業，以形塑大眾對商品的渴求、需要和慾望。由此可見，商品生產者有強烈的誘因這樣做：從最終能實現的價值額中折扣一部分，以低價將商品轉手給商人而非自行銷售。依照馬克思的理論，折扣部分就是商業利潤的來源。除了像運輸業這類的重要例外，商人一般來說並不創造價值。他們主要從產業資本生產的價值中占有一部分，做為更有效、快速和安全地讓價值實現和貨幣化的報酬。

d地主與地租

　　土地不僅是主要的生產資料，且透過圈地和私有化將勞動者大規模地從土地驅逐，對薪資勞動者的再生產至關重要。唯有如此，才能確保工人為了生存不得不成為薪資勞動者。當美國進入舊西部大開發時期，東岸的產業迫於勞力短缺紛紛調漲工資，直到後來新的移民遷入，才讓工資下降至原來的水準。未耕作的土地縱使未曾投入勞動、未含有價值，仍然可以被當作商品買賣、被標上價格。這就產生了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如何理解和分析資本在土地市場上的流通。

　　生產資本家彼此在土地上互相競爭，不同土地依據所做的用途、肥力高低和位置遠近上的差異，會有不同的優勢。馬克思在研究他所謂的「級差地租」時，也分析了這種差異帶來的優勢，差異起初可能來自於自然的賦予，但隨著日積月累的人為改良，也可能來自對土地和財產的投資，當然，投資最後總是走向城市建設。同樣可能造成差異的還有，對運輸通訊進行投資創新導致的空間革命。位置優勢向來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原本一塊因為地處偏僻而毫無商業價值的土地，可能因為鐵路和公路系統的建置而突然變得炙手可熱。

　　房地產所有者依照不同差異優勢所抽取的租金高低，對資本而言是一種訊號：以農業為主要例子，這種信號能夠平均化生產條件，在租用土地的產業資本間形成完全競爭。假如生產者Ｘ因為占據了一個位置較好或肥力較高的土地，而穩定賺取遠高於生產者Ｙ的利潤率，那麼資本間競爭的驅力勢必大為降低，資本運動的規律也將永久受挫。實質上，資本形同向地主進行了一項單方面的無償支付，以達到將勞動者從土地上驅逐、弭平國內和世界市場的空間不均衡的結果，實現完全競爭的狀態。

　　馬克思最感興趣的，是房地產和租金在資本主義下的特殊形式。從他的歷史手稿不難看出，馬克思對土地所有權和地租這種社會形式的了解非常深入，他明白土地所有權和地租也存在於前資本主義社會，且在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下可以代表不同的社會關係。舉例而言，哪怕資本主義長久致力於掃除封建制度，但直到今天，都還不能說封建制度的遺緒已經完全消除了。在英國，教會、皇室和少數貴族仍然擁有大筆土地。馬克思證明，資本主義若沒有自身獨一無二的地租形式，就無法正常運作。但他始料未及的是，資本主義的新形式地租會在資本主義演變框架內繼續轉化，競租活動在轉化後遠遠逾越馬克思認為必須與合理的程度，也逾越一個成熟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所能忍受的程度。以對土地市場和石油等天然資源的投機炒作為手段，這種尋租活動已經夠令人不齒了，但我們又如何看待把持智慧財產權進行的尋租？這是另一個馬克思預想不到事態發展的例子，但對我們當代的研究者而言，這是個必須面對的問題。同樣的，商人資本家這個派別集團也經常不守馬克思為他們定下的本分，他們本應只為資本的適當運作而存在，所以收租者們也熱衷此道，不論在房地產或其他資產市場上都屏棄了自己的分際。

e銀行業、金融機構

　　這是目前為止最複雜、最費解的分配範疇。它是如何被表現？搞清楚這個問題，對了解資本總流通過程而言非常重要。近年來，人們對它投以越來越多關注，原因是資本流動的金融化趨勢越來越顯著，而且影響力無遠弗屆。馬克思就此主題寫下的手稿卷帙浩繁，但偏偏沒有下定決心，將金融投機、生息資本流通等多種多樣的金融活動融會貫通，統攝在資本運動的概念下。但他的發現確實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有助於建立一般理論。接下來我們將密切注意這個部分。

　　產業資本家或其他種類的資本家，確實仰賴銀行業和金融業，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生產特定商品時，生產者必須協調投入和產出，這意謂面對生產過程中各種截然不同的週轉時間並取得公約數。棉紡織業需要每天源源不絕的棉花供應，但棉花的採收每年僅有一次，不過全球各地經過世界市場而來的棉花供應多少舒緩了這個問題。棉花生產者每年只收到一次貨款，但每天都需要現金過日子。如果沒有銀行，他們可能要將大筆現金壓在床墊下，每天取出一小部分使用，直到下一次拿到收入。同時，棉紡織業者則必須貯藏大量棉花，每天將一小部分運到紡織廠做生產之用。對馬克思而言，這些以貨幣或商品形式貯藏的價值，都是死資本、貶值資本。大量貨幣和棉花被囤積著，幾乎整年不使用也不拿來生產。

　　當我們思考固定資本的流通，價值閒置的問題變得更加重要。一台機器所費不貲但可長久使用。購買機器支付的價值，會隨著機器年年折舊而回收。但當機器終於不敷使用，就必須以新機器替換。資本家此時若要購買新機器，那在這之前他就必須每年存下足夠的錢。結果就是滿滿的死資本和貶值資本躺在保險箱裡。這種做法頗有安全疑慮，因為難免有匪徒見財起意。資本家利用銀行業和信用制度應對這些問題。他們把剩餘基金存放在銀行裡，除了保護財產的安全還能得到利息回饋，而銀行則把這筆基金以更高的利息率再貸放出去。產業資本家也可以選擇向銀行大量貸款以購買機器，之後再從收益中編列折舊費來償還。不論採何種方法，死資本和貶值資本都因此復甦，重新進入積極流通。很顯然，隨著資本發展日趨複雜，縱橫交錯的價值鏈、勞動分工和大型固定資本的使用也越來越多，更不用說還有城市和基礎建設的殷切需求，以上這些都使得完善的信用和金融制度益發重要。否則大量資本只為了解決一些短期問題而被長期貯藏，整個資本流通的系統只會變得窒礙難行。

　　地租對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影響，涉及諸多地理和空間維度的問題，面向非常廣泛。就像地租一樣，信用制度在經營生產活動的過程同樣涉及廣泛，幫助資本處理各種與時效性有關的問題。信用制度遍及資本主義的日常生產過程，將形形色色的時效性問題化約為單一尺度：利息率。更精確地說，這個尺度依據貨幣的供給和需求狀況而變動，且貨幣需求不限於資本用途，其他包括私人消費、土地貸款等一切用途皆適用。信用制度帶給資本主義的，是開啟了全新面向的資本流動。地租這種經濟形式建立在一個虛擬上，將沒有價值卻有價格的土地當作商品，信用制度也是如此，信用制度賴以成立的虛擬，是將貨幣本身當作有價格的商品。此種做法似乎在宣稱，表示或表現價值的貨幣本身竟然也有價值可言，這顯然荒謬絕倫。但貨幣的確有價格，那就是利息。

　　銀行業和金融業扮演著多重角色。它們將原本是一灘死水的貨幣吸走，再將這筆貨幣借給任何正在追求利潤、尋找投資機會的人，讓原本靜止的貨幣轉化為貨幣資本。身為中間人，銀行和金融機構仿佛媒介著「整個階級共有的資本¹⁰」。他們起著加速利潤率平均化的作用，抽出深陷低利潤率部門的資金，重新配置到任何一個利潤率較高的部門。此外，銀行業和金融業還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創造貨幣的權柄，這種創造超然於價值產出的實際增長之上。金融體系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創造貨幣的能力，雖說被整合在資本價值運動的總流通過程裡，但這不代表金融體系不會對資本流通造成衝擊。

　　銀行和金融機構視貨幣為商品且只跟貨幣打交道，不插手價值生產。哪裡利潤率高，他們就把錢丟到哪裡，至於該項活動是不是生產性的，對他們來說無關緊要，只要炒作土地可以帶來利潤，銀行就會毫不猶豫地大量貸款給投機客，美國二○○一年到二○○七年就是這幅光景。「在這裡，資本的拜物教形態和資本拜物教的觀念已經完成¹¹。」馬克思的意思是，金融體系必然回應來自不同領域的貨幣和利潤信號，資本因此被從價值創造活動抽離，投向非生產性用途。銀行樂於借錢給其他銀行、房地產公司、商人資本家、勞動階級或資產階級消費者，最後還有國家，畢竟巨額國債是筆好生意。

　　最後，整個世界到處充滿馬克思所謂的「虛擬資本」流通¹²。銀行將其控制的存款當作槓桿，得以放出數倍於銀行實有資產的貸款。他們貸出的款可達實有資產的三倍，在「非理性繁榮」時期連三十倍都有可能。相對於正常的價值生產和價值實現，如此創造出的貨幣量遠遠超過所需。這種貨幣創造以債務形式存在，而債權之本質則是對未來價值生產的要求權。債務的積累，結果不是被未來所生產的價值兌現，就是在經濟危機中大幅貶值。當然，所有資本主義生產多少都帶有投機的性質，但在金融體系裡，這個性質卻被推高到極端拜物的程度。馬克思說過，金融家「都具有這樣一種有趣的混合性質：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¹³」。虛擬資本無法保證往後的價值增殖和價值實現，因此也無法保證自己的實現。在世界金融和貨幣體系的頂峰，矗立著各國的中央銀行，它們以看似威力無窮的貨幣創造權武裝自己，仿佛可以睥睨實際的價值生產。這種現象如何用資本流通與資本積累的理論解釋？如何和資本增殖與資本實現的需要相符？

　　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各種各樣的債務和信用制度早已燦然大備，但馬克思唯獨鍾情於其中一種，那就是信用工具在資本流通中的特殊形式，就如他對前資本主義的商人和地主尤其感興趣那樣。資本主義的興起，為債務和信用制度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債的歷史》裡令人遺憾地忽略了這個改變¹⁴。在馬克思的時代，債務和信用制度經歷著快速的增長變遷，股份公司和新的信用工具正在形成。然而今日的銀行和金融創新，其縱深又發展到了另一個層次。

　　我們早先談過，把價值分配當成流通過程的終點、認為它消極被動，這種認知大錯特錯。以貨幣形式進行的價值分配，構成資本運動中的一個過渡階段。但這和價值增殖與價值實現之間的關聯為何？此問題雖然難有定論，不過馬克思的發現裡有一條重要線索，憑著它也許可以讓我們有所進展，或者至少建立一個試驗性的總結。

f生息資本的流通

　　《資本論》第三卷無疑建構了一個框架，讓我們理解貨幣如何被用於再投資，並重回價值增殖和價值實現的循環。以中央銀行為首之銀行和金融體系，掌握著自行創造貨幣的權力，每當它們施展這種權力，就會釋放一批生息資本進入流通。然而對生息資本來說，並不存在什麼能迫使它們流入價值增殖領域的力量。在它們前方有無數可能，放貸給消費者、商人資本家、地主和投機客都是選項，甚至還能資助本國進行戰爭或借錢給外國政府。生息資本的流通所以能取走一部分剩餘價值，不在於對生產的積極貢獻，純粹在於對資產的所有權。生息資本被賦予這項權利的原因，是因為它所有的貨幣被當成商品，而貨幣商品的使用價值就是用來賺取更多貨幣。

　　這個事實為資本流通帶入了一個新的維度。當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把貨幣資本的流通形式獨立出來探討時，就已經預示了這個現象。當產業資本家製造的商品被實現為貨幣時，他們形同擁有了一種名為貨幣的商品，這個商品的價格就是利息。此刻資本家有兩種選擇。他們既可以將這筆貨幣投資在未來的價值生產，也可以把這筆貨幣投入貨幣市場賺取利息。要在商場保有一席之地，產業資本家賺到的就必須比現行利息率高。否則他為了經營生產而鞠躬盡瘁簡直就是徒勞，更不符合經濟效益。事實上，流經產業資本家之手的資本分成了兩支，走在不同的小徑上：資本家的貨幣擁有者身分，讓他因為自己投入的貨幣而得到利息；資本家的生產者身分，讓他因為在生產中對勞工的剝削而收穫利潤。資本「總可以進行如下的選擇：或是把他的資本做為生息資本貸出去，或是把他的資本做為生產資本來親自使它增殖¹⁵」。產業資本家可以向他人借貸以籌措開辦企業所需要的資金，並在支付利息的同時為自己留住剩下的利潤。順帶一提，馬克思將此視為資本主義金融為了維持自身地位的善舉，也是資本家階級享有正當性的來源。它抵銷了因財產繼承而生的差異，讓意志堅定的創業者有朝一日也能白手起家，打破社會階級的藩籬。資本家階級和這些新鮮元素的結合，大大增強了他們身為支配階級的政治威望和精神感召力。

　　馬克思接著指出，產業資本家所具備的雙重身分，更凸顯了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區別。股東依據投資的貨幣資本，主張分配收益的權利，管理者因為積極經營生產，也主張拿到應得的份額。股東和投資人自成一個貨幣資本家階級，這個階級專注於處理轄下的貨幣資本，藉妥善投資以求金錢回報。這個階級快馬加鞭地推動純粹貨幣轉化為貨幣資本。銀行體系內創造出來的虛擬資本，經貸出成為生息資本流通在外，更是積極推動這一切¹⁶。

　　從資本分解成的兩股支流，彼此間經常處於緊張對立的關係。舉例而言，近年來資本流動有縮減價值生產的趨勢，同時貨幣資本卻向其他領域尋覓更高的金錢報酬率。結果就是加劇了價值生產的長期停滯，這正是自二○○七年至二○○八年以來之全球經濟大崩盤的特色。

　　當代的經濟情勢是馬克思無法預見的，少數幾家權傾一時的銀行竟然會「大到不能倒」，政府既然保證會以納稅人的錢為他們紓困，在道德風險完全失控的情況下，這些大銀行肆無忌憚地投資追逐暴利。生息資本的流通，對價值增殖和價值實現皆造成龐大的壓力。它散布在整個資本運動的系統裡，有時還會侵蝕這個系統。

　　然而，馬克思還是認為生息資本的流通，符合整個資本家階級的利益，且他這樣論斷頗有理由。首先，生息資本的流通有助資本以簡馭繁，把千頭萬緒的各種時效性問題，都化成利息率多少的問題。此外，它還為價值增殖和價值實現帶來了亟需的流動性。放貸給消費者會滋長有效需求、刺激價值實現。舉例而言，在房地產市場上，金融家往往一手放貸給建商、一手放貸給購屋者，以此實現房地產的價值。生息資本的流通，在處於矛盾統一關係的價值增殖和價值實現之間建立了連結，也使兩者更加協調。馬克思清楚認識到兩者的差別，用來促進價值增殖和用來促進價值實現的貸款雖然彼此相關，但仍有很大不同，前者例如放貸給產業資本家經營生產，後者例如馬克思那個年代就已十分普遍的票據貼現。

　　但貸款消費卻潛藏危險。將財產抵押給銀行，意謂貸款人可能面臨「失去」。假如消費者無力償還房貸，他就會失去自己的房子，假如消費者能夠支付，他就會面對近三十年的房奴生活，因債務失去人生的其他可能。當然，消費者不是不能隨時出售他的房子。但如果房價下跌，因房屋欠下的債比房屋當前市值還多，他就被「套牢」了。更不用說將房子出售以後，債務的重擔雖然卸下了，可還是得想辦法找一個安身之所。

　　生息資本的流通旨在促進價值增殖和價值實現，對我而言，這很適合做為探討資本在金融市場流通的總結。雖然關於這個主題還有很多內容值得探討，還有很多研究值得進行，但無論如何，關鍵點是正視價值分配之不同形式所扮演的角色，它們扮演的，是資本進一步流通的積極推動者而非消極接受者。在這些形式中，與金融面向相關者最為重要，因為這個面向直接處理從金融體系而生的貨幣資本、信用和各種形式的虛擬資本。它們成為資本持續積累的穩定驅力，在兌現債權的律令下，資本唯有不斷擴張其價值生產。對利潤的瘋狂伴隨著將債權兌現的瘋狂，順利的價值增殖可以同時達成這兩項目標。在修改資本價值運動的圖像時，有必要立基於這一理論總結。

資本的整體性

　　馬克思曾在某些場合提過，他有個將資本描繪為整體的宏願。我們不久前建立的資本流動地圖，可以說簡明扼要地點出了此整體性的大致輪廓。三卷《資本論》分別從不同立足點觀察資本的整體性，並提供我們來自各個角度的洞見。這就好像，為了側錄一個發生在廣場上的事件，例如埃及解放廣場、土耳其塔克辛廣場，而從位於不同方向的三個窗戶看下去。每扇窗戶看到的，都是一個完整且忠於自身角度的故事，但要了解廣場事件的全貌，則有必要兼聽三個不同的版本。然而當我們談到《資本論》的閱讀時，卻有很多人強烈偏愛只從第一卷的價值增殖角度看資本，輕忽了其他兩卷對價值實現和價值分配的研究。我認為，這種偏見必導致嚴重的錯誤。將資本視為一個整體的觀點，意謂清楚認識到資本的不同階段如何互為前提和結果。每個階段既獨立自主又包含在整體的運動中。我在這裡的用語，不多不少正是馬克思在形容金融資本和它的生息資本分支時所用的。

　　資本流通過程的不同階段，以邊界模糊的方式互相結合並發生影響，而非以稜角分明的姿態彼此束縛並各行其是。「這種有機體制本身做為一個總體有自己的各種前提，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於：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於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有機體制在歷史上就是這樣向總體發展的。它變成這種總體是它的過程就是它的發展的一個要素¹⁷。」又或者，馬克思在別處是這樣說的：

　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產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東西，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做為產品的分配，也是這樣。而做為生產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產的一個要素。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係。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於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範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集中，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後，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¹⁸。

　　這裡所謂的整體，指的並不是像人體那樣的單一有機體。而是一個宛如生態系的整體，各種類型的活動在其中既競爭又合作，演變史充滿外來者入侵、新勞動分工和新技術的變數，某些物種和子系統消逝、某些興盛，同時體系內的能量流動不斷激起動態變化，將整體發展導向無限的可能。馬克思經常以自然科學做類比和隱喻，但他最愛使用生物和演化相關的概念。如同他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裡所寫的，他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¹⁹」。身為達爾文的頭號仰慕者，馬克思想做的，就是把達爾文在演化和自然科學上的理念用於社會和歷史科學。

　　要想徹底剖析這個有機整體，我們最少也得把三卷《資本論》融貫成首尾呼應的系統，而馬克思尚不曾這樣嘗試過。他不只一次為自己的研究計畫寫下草稿，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裡，馬克思認為要完成這項計畫，他還必須撰寫以競爭、國家或者國家與稅、世界市場和危機為主題的分冊²⁰。這個目標遠未達成。然而，對於這個由資本組成的有機生態系，馬克思雖未完成他的宏大計畫，但仍確信其暗藏多種縱橫交錯的不穩定因子，在複雜的運作機制下將系統導向危機。馬克思寫道，「資本主義生產中存在的矛盾——這些矛盾誠然不斷在平衡，但是這一平衡過程同時表現為危機，表現為互相分離、彼此對立、但又互相聯繫的各因素之間，通過暴力的結合²¹。」

對政治實踐的一點啟示

　　我知道遲早有人會問我，探討資本圖像的政治意義是什麼？我的答案是，它讓我們能夠將政治議題和訴求放在資本流通的脈絡下思考，並從此角度評估政治訴求達成的可能性。讓我簡單舉例，在民主黨全國初選期間，候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力推最低工資十五美元的運動，並把這個訴求放在政綱很重要的位置。二○一六年八月，以「黑人也是人」（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為核心組成的行動聯盟公布了一份文件，其中有個重要的政治訴求也是基本收入保障，將此視為黑人族群身為奴隸制度受害者的補償。不論是桑德斯相對於受僱者，抑或黑人也是人相對於黑人族群，這兩個例子背後的概念是，與勞動力再生產相關的生活品質，可以透過增加有效需求而大幅改善。不論哪個訴求，想達成的效果都形同提供貨幣工資。這股有效需求增加意謂對象群體得到的產品或勞務增加。但此類訴求一概假設在價值實現那端什麼也不會發生，沒有什麼會抵銷收入增加的效果。

　　然而透過對資本流通的分析，我們知道對價值的占有和掠奪很大部分發生在價值實現那端。假如對沖基金經理人決定買下所有被銀行收回的房屋、買下所有研發新藥的專利，然後大幅哄抬價格，藉此將民眾增加的有效需求搜刮殆盡，那麼不論是提高最低工資抑或保障基本收入，一切努力終將成空。大學學費的調漲、信用卡的超高利息、電信服務和醫療保險的隱藏收費，凡此種種都可能竊走人們的所得。如果能將這些生活開銷納入某個規範加以控制，遏止在價值實現階段發生的重利盤剝，那麼民眾才能真正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在矽谷的創業投資界，有一股聲音熱烈支持基本最低收入，對此我們不必感到太驚訝。這些投資者很清楚他們的科技事業，正將數以百萬計的人丟入失業，而這群人一旦沒了收入，產品也就沒了市場。找到政治訴求在資本圖像裡的定位，就能清楚看到外顯的阻礙和隱蔽的推力。資本圖像好似一張地圖，藉著這張地圖上，我們可以找到中斷資本總流通的威脅藏在何方。這些標記點意謂阻塞的可能，也意謂引發危機的可能。舉例而言，每個價值發生形態變化的點，或許都是形成危機的現場。

　　資本圖像也讓我們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東西，不同形式的社會鬥爭迴盪在整個資本流通過程。價值增殖端的鬥爭必然帶有階級特性，此種特性的鬥爭已被充分理論化且較為人所知。在價值實現那端，鬥爭的兩造是買者和賣者，市場上發生著對不公平交易和掠奪式積累的反抗，例如城市發展的仕紳化、抵押財產被銀行沒收。這種鬥爭還未有什麼相應的理論。檢視社會再生產的領域，階層、性別、性傾向、家庭親屬等議題越來越主流，而且首要政治焦點也轉向日常生活品質，而非勞動過程的種種，這類鬥爭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經常被忽略。此外還存在價值分配的鬥爭，為了解這種鬥爭就要分析不同資本派別和國家機器之間的角力。前述全部的林林總總，再加上資本與勞動之間為市場工資率而進行的鬥爭，足以讓我們完成一幅試驗性的地圖，顯示內外於資本總流通各個潛在的政治鬥爭引爆點。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在資本總流通內對抗資本權力的各種社會政治鬥爭，所採取的形式極為不同，為了達到目標所需要進行策略結盟的對象也大相逕庭。傳統「左翼」並不總是承認這種結盟的重要性，更不接受為此進行妥協。除此之外，所有這些鬥爭都必然發生在「人」的脈絡下，就連資本流通自身也鑲嵌在這些脈絡裡。關於人性究竟是什麼和它能夠變成什麼的問題，在政治上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

　　不同人群所呈現的人性往往差異極大，比方說，支持川普（Donald Trump）、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勒朋（Marine Le Pen）、艾爾多安（Recip Tayyip Erdogan）、莫迪（Narendra Modi）、維克多（Viktor Orban）和普丁（Vladimir Putin）的人，他們的人性就與跟隨甘地（Mahatma Gandhi）、杜圖主教（Bishop Desmond Tutu）、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莫拉萊斯（Evo Morales）的人非常不同，與推崇列寧（Vladimir Lenin）、卡斯楚（Fidel Castro）、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查維茲（Hugo Chavez）、法農（Franz Fanon）、桑戈爾（Leopold Senghor）和卡布拉爾（Amilcar Cabral）的人更是天差地遠（譯注：此處所舉人物可約略分為極右翼、民主人士、革命者）。

　　雖然可能已是老生常談，但必須說，要激起人民對任何政治經濟方案的支持，首先一定要吸引、俘虜和形塑群眾的心靈，儘管如此，為爭取人類心靈而進行的政治鬥爭，不可避免地立基在因資本流通而起的經濟問題上。我認為資本運動的圖像清楚顯示，資本流通對於更廣袤的政治、文化和美學價值的建構和重組，前者是後者的強烈影響因素。那些專注於思考後者並為其鬥爭之人必須認清一個事實，他們在資本流通的支配下活動，而這股支配力會遏止某些思想行動，也會助長另一些思想行動。資本在一定程度上持久而頑強地干預人們的渴求、需要和慾望，促其生成和改變，也因此在人類兩塊各異其趣的行動領域間形成了重要的紐帶。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終其一生不僅改變經濟政策，更「改變靈魂」，而且還把它做得有聲有色。許多人因為她開始相信國家的未來「別無選擇」（譯注：「別無選擇」乃柴契爾夫人之名言，意指國家唯有擁抱新自由主義政策一途）。爭奪靈魂的鬥爭，迴盪在廣大的政治和文化領域，敵對雙方為人性的今天和未來彼此交戰，人性總是不斷變動，且當前的人性同樣取決於過去之變，那些被人稱為「天性」的，往往只是後天環境長久影響下養成的「第二天性」罷了。

　　我們究竟如何打造自己的人性，人們為此爭論不休，但可以肯定的是，回答這個問題不能完全脫離對資本如何流通和擴張的理解。

　　我不覺得那些發生在更廣大領域的鬥爭，能夠被價值運動和其附屬的存在所含括。如果非要講，那也只可能反過來，是後者被前者所含括。然而對價值運動的研究，至少能讓我們更了解那些必然被吸納進鬥爭的客觀因素，其中奧祕並不易為人所掌握。

註解

01　Capital, Volume 1, chapter 2.

02　Capital, Volume 1, p. 799.

03　Capital, Volume 2, p. 109.

04　Capital, Volume 2, p. 469.

05　Capital, Volume 2, pp. 199, 225, 261, 357, 396.

06　Capital, Volume 2, p. 391.

07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p. 206.

08　Capital, Volume 3, p. 267.

09　Capital, Volume 3, p. 311.

10　Capital, Volume 3, p. 490.

11　Capital, Volume 3, p. 516.

12　Capital, Volume 3, chapter 29.

13　Capital, Volume 3, p. 57.

14　Graeber, D., Debt: Updated and Expanded –The First 5,000 Years, Brooklyn: Melville Books, 2014.

15　Capital, Volume 3, p. 501.

16　For the importance of fictitious capital see Harvey, D.,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2, London: Verso, pp. 240–66; Durand, C., Fictitious Capital: How Finance is Appropriating our Future, London: Verso, 2017.

17　Grundrisse, p. 278.

18　Grundrisse, pp. 99–100

19　Capital, Volume 1, p. 92.

20　For a systematic discussion of the various plans that Marx set out, see Rosdolsky, R.,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21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3, p. 120.

︱第三章︱

貨幣，價值表現

在各種支付互相抵銷時，貨幣就只是在觀念上執行計算貨幣或價值尺度的職能。而在必須進行實際支付時，貨幣又不是充當流通手段，不是充當物質變換的僅僅轉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當社會勞動的單個化身……這種矛盾在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中稱為貨幣危機的那一時刻暴露得特別明顯。這種貨幣危機只有在一個接一個的支付鎖鏈和抵銷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才會發生。當這一機構整個被打亂的時候，不問其原因如何，貨幣就會突然直接地從計算貨幣的純粹觀念形態變成堅硬的貨幣。這時，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來代替的。商品的使用價值變得毫無價值，而商品的價值在它自己的價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資產者還被繁榮所陶醉，懷著啟蒙的驕傲，宣稱貨幣是空虛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貨幣。今天，他們在世界市場上到處叫嚷，只有貨幣才是商品！像鹿渴求清水一樣，他們的靈魂渴求貨幣這唯一的財富。

——《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證明他的理論時，多用「價值」做立論基礎。而世界經濟數據和馬克思所舉的實例，卻多以「貨幣」為衡量單位。但是，我們真能確定貨幣準確無誤地表現了價值嗎？如果不能，為什麼？而這又帶來什麼後果？生活中各種表現形式何其多，有些好有些壞，會不會貨幣這種表現形式在反映價值時也免不了有所偏誤呢？例如地圖投影法，它的缺點人盡皆知，雖然能夠準確表現地球表面的某些特性，卻會將其他部分扭曲。我們難道不該擔心相似的扭曲也可能發生在貨幣和價值上嗎？

　　價值是一種社會關係。它「沒有形體卻客觀存在」，其「幽靈般的對象性」來自於「在商品體的價值對象性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價值的存在「同商品體的可感覺的粗糙的對象性正好相反……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做為價值物總是不可捉摸的⁰¹」。商品價值就如同權力、名譽、地位、影響力和魅力等社會存在，是一種無形但客觀的社會關係，它迴盪著，同時渴望找到物質代表做為自己的肉身。對價值而言，其為滿足需求而找到的物質代表，就是馬克思以「五光十色」形容的貨幣形式。

　　馬克思非常講究用字遣詞，他談到貨幣時，除了價值的「表示」或「表現」外，幾乎不曾使用其他詞語指稱。他極力避免給讀者這樣的印象，好像貨幣本身就是價值，或者貨幣只因人們的主觀約定就成為價值象徵，這種觀點在當時的政治經濟學界十分流行。價值不能脫離貨幣這個表現形式而存在⁰²，相對的，無論貨幣看起來多麼自行其是，它也不能切斷自己與所表現價值間的臍帶。我們應該把貨幣和價值看作彼此獨立自主、但又辯證交錯的兩個存在。此種關係的歷史源遠流長，馬克思是這樣看待它的：

　在我們的敘述過程中已說明：價值表現為一種抽象，這只有在貨幣已經確立時才是可能的；另方面，這種貨幣流通導致資本，因此，只有在資本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充分發展，正如一般說來只有在資本的基礎上流通才能掌握一切生產要素。因此，在分析過程中不僅會顯示出像資本這樣屬於一定歷史時代的形式所具有的歷史性質，而且還會顯示像價值這樣表現為純粹的抽象的規定，顯示出這些規定被抽象出來的那些歷史基礎，也就是它們只有在其中才能表現為這種抽象的那些歷史基礎；並且顯示出例如像貨幣這樣的或多或少屬於一切時代的規定，這些規定所經歷的歷史變化⁰³。

　　根據馬克思，《資本論》裡使用的全部經濟範疇，無一例外抽象自資本主義的歷史經驗和實踐。「價值這個經濟學概念在古代人那時沒有出現過……價值概念完全屬於現代經濟學，因為它是資本本身的、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最抽象的表現。」那些源遠流長的經濟範疇，例如地租、利息和商業利潤，隨著時代的更迭，逐漸演變成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態，貨幣也是如此。然而，問題在於專屬資本主義的貨幣有什麼特殊性？它和貝殼串珠等前資本主義的貨幣形式差異何在？對貨幣性質的充分理解，在分析信用制度時尤其重要。

　過程的經常連續性，即價值毫無阻礙的、和順暢的由一種形式轉變為另一種形式，或者說，由過程的一個階段轉變為另個階段，對於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來說，同以往一切生產形式下的情形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表現為基本條件……這麼一來，對於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來說，它的本質條件……是否會出現，就視為偶然的了。資本本身消除這一偶然性的辦法就是信用……因此，稍為發達形式的信用在以往任何一種生產方式中都沒有出現過。在以前的制度下也有過借和貸的事情，而高利貸甚至是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中最古老的形式，但是借貸並不構成信用，正如各種勞動並不構成產業勞動或自由的僱傭勞動一樣。信用做為本質的、發達的生產關係，也只有在以資本或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流通中才會歷史性出現。（貨幣本身是消除各個生產部門之間所需時間不均等的一種形式，因為這種不均等是與交換相對立的⁰⁴。）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貨幣和信用有其特殊性，它們肩負讓資本價值持續運動的重任。相對的，資本維持自身運動不息的必要，也將貨幣、信用和價值等經濟範疇收攏在一起，形成某種專屬當下歷史的特殊結構。

　　《資本論》開篇第一章，就批判了一種研究具體歷史結構的反面教材。馬克思寫到當時的政治經濟學家如何鍾情「魯賓遜神話」，如何從純然虛構的過去導出經濟範疇，並藉此把這些範疇「自然化」，仿佛它們皆源自某種自然狀態，也因此都是恆常不變和無可取代的。馬克思的做法不同，他考察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實況，著重在經濟範疇如何與具體歷史結合上，而非沉迷於虛構的故事。他寫道：「現在，讓我們離開魯賓遜的明朗孤島，轉到歐洲昏暗的中世紀去吧。」馬克思先簡單分析了徭役勞動、「農村家長制生產」的社會關係和典型經濟範疇，接下來，他想像這些經濟範疇在資本主義被超越後的社會將如何，最後參照兩者進而定位出今日資本主義的特殊樣貌。

　　馬克思的方法裡，已經發生的前資本主義歷史和未來完成式（futur antérieur）的共產主義願景，被當作考察當代資本、貨幣和信用制度特性的基準點。這裡的未來完成式不只是一種可能，也並非想像的烏托邦，若社會向共產主義轉變，這些都是必然發生的具體情況。「最後，讓我們換一個方面，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這種無異化的條件下，「人們同他們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社會關係，無論在生產上還是分配上，都是簡單明瞭的⁰⁵。」在這個世界，沒有什麼看不見的手、更沒有什麼運動規律藏在人們眼皮底下這些使我們自由受限之物都不存在，當然也不會有國家高高在上。透過這些將過去和未來相對照的觀點，馬克思得以揭開那面他稱之為「拜物教」的神祕面紗，這片面紗不僅出沒在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裡，還讓人們對定價市場之商品交換的通常理解殘缺不全。貨幣就是此拜物教的最高典範，我們深信貨幣有超越自己和他人的社會權力，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它確實如此。這正是馬克思拜物教理論的全部重點所在：拜物教真實，但顛倒。

異化與貨幣改革

　　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價值和其貨幣表現間的辯證關係？在馬克思的時代，這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一八四○年代末，遠在馬克思還沒建立起《資本論》裡的核心概念前，他發現他不只無法接受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的政治觀點，更難以苟同當時聲勢如日中天的普魯東（Proudhon），而這個人在法國有眾多工匠支持者。普魯東和其支持者提出一個合情合理的疑問：如果所有引領風騷的當代政治經學家，包括大名鼎鼎的李嘉圖都堅持認為：唯有勞動才能創造經濟價值，那麼為什麼資本家如此富有？為什麼勞動階級如此貧窮？

　　普魯東認為，一切錯誤源於勞動價值在市場上被表現的方式，貨幣和市場交易的非理性本質就是問題的癥結。他的建議是，人們需要另一種衡量勞動價值和決定價格的方法，此方法應該直接以工人製造產品所耗費的時間為基準。支付給工人的，應該是勞動時間券、勞動小時甚至代表實際工時的硬幣。普魯東主義運動矢志重組貨幣體系、提供無息貸款、建立國民銀行和信用合作社，以此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拾回勞動者應得的權利。

　　馬克思在他一八四七年出版的著作《哲學的貧困》裡強烈駁斥普魯東。完稿於一八五七年但未出版的筆記《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其第一部分有大量篇幅用於反對達里蒙（Alfred Darimon）的貨幣理論，此人是普魯東的追隨者⁰⁶。馬克思對普魯東和其追隨者的不滿，在於他們未能掌握賦予價值意義的社會關係。對資本主義而言，重要的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非實際勞動時間。「社會必要」意謂某種「看不見的手」或「運動規律」存在，資本家和勞動者都不得不對此伏首稱臣。早在一八四四年的《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就得出結論，資本主義下價值來自異化勞動，異化勞動在生產過程被資本剝削，剝削成果被私有財產權保障，並透過定價市場的商品交換實現。這些社會條件既製造不平等又讓勞動者受到摧殘，縱使勞動者身為資本增殖過程的一份子亦然。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是徹底轉化工人在其中勞動的社會關係。除卻這種轉化過程，根本無從建立一個由勞動者聯合進行決策的世界，也唯有在此世界裡，勞動者才可能依據實際勞動時間衡量價值，而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異化勞動受到敵對階級力量的支配，是一切問題的核心。依馬克思的見解，貨幣表現了異化之勞動價值。進而言之，「讓生產關係維持原封不動，同時卻想消滅市場價格形成的非理性，此無異緣木求魚，因為這種想法忽略了價值生產本身的非理性，市場價格形成只是其表現⁰⁷。」這就是普魯東派跌跤的地方。

　　不批判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賴以成立的社會關係，就想為異化勞動找到較佳的表現形式，例如時間券，這樣只會讓異化變得更加深重。馬克思相信，這正是普魯東和其追隨者、許多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正在做的事。也因為如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裡勾勒的未來完成式共產主義才那麼重要。它描繪了共同所有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在完全透明、既不受資本勞動關係宰制也不受國家或市場等外力介入的情況下，協力做出有意識的、也因此是非異化的集體決策。然而，普魯東厭棄這個概念。

　　普魯東所發想的經濟範疇，起源於巴黎一八四○年代由眾多工作坊所組成的製造業生態 ⁰⁸。這些工作坊皆為標準的小型企業，有著前店後廠的傳統布置，勞動過程由工匠自己掌握。這些工作坊主人會遇到的資本，主要是來向他們補貨的商人，商人們補足了貨就把商品帶到雜貨商店去集中銷售，這就是一八五○年代百貨公司的前身。工匠不會對生產過程有所抱怨，因為生產過程就在他們的掌控之中，從其觀點來看，生產時工匠的勞動並無異化。他們的不滿主要來自商人過低的收購價格、透過外包系統逐漸加強的控制力道、對最終產品的規格要求和預支原物料時收取的高利息。在此情況下，反對商人給付的微薄報酬、要求每個勞動小時都須得到認可，這般訴求自然能博得同情。工匠勞動價值被剝奪與被異化的地方是市場而非工作坊，所以普魯東對貨幣和市場的主張在他們聽起來再合理不過。無怪乎普魯東因此被視為工人權利的捍衛者。

　　馬克思著述的脈絡與此不同，他著眼的是工廠制度，在工廠制度下資本家控制著勞動過程，異化勞動主宰著生產。活在今天的我們很難想像那個歷史時刻，從工作坊到工廠的差別有多麼巨大。熟悉德國工匠勞動生態的恩格斯，第一次親身經歷英國的工廠制度和工業資本主義時，滿懷震驚和恐懼地記下了所見所聞。他是記述工廠制度的先驅之一，這些見聞被寫進了一八四四年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兩種工業體系的勞動過程有如天壤之別。馬克思深為恩格斯對工廠勞動的觀察折服，他認為工廠制度正是資本主義的未來。《資本論》第一卷就是為了這個未來而寫的，馬克思也由此發展出他的經濟範疇⁰⁹。

　　普魯東和馬克思的差別，反映了他們指涉的不同勞動生態。由此可見，為了反映當代的勞動現況，或許我們也必須重新評估眼前的經濟範疇。舉例而言，馬克思預測工廠勞動將是資本主義的未來，但如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廠勞動已大量減少，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未來發展的假設，並沒有完全照其所述的實現。當今資本就像個色彩斑斕的混合體，由因時因地制宜的各種勞動型態組成，不同的勞動型態甚至差異頗大。工廠勞動依然盛行於某些區域，例如東亞，但在北美和歐洲卻已退居次要地位，大多被各種新型態的勞動取代，數位勞動就是其中一種。

　　眼下有不少人對普魯東式的貨幣改革理念興致盎然，支持以社區貨幣、分時共享和時間銀行等制度交易產品及勞務，想藉此取代目前通行的貨幣¹⁰。這些主張有時和其他政治運動結合，提倡小規模、去中心化、且最好是工人管理的生產模式。自一九八○年代以來，隨著新技術和新組織形式的興起，彈性分工（flexible specialisation）和小批量生產（small-batch production）蔚為風潮，小規模和去中心化的生產模式不再是幻想。當時，皮奧里（Piore）和薩貝爾（Sabel）在他們的知名著作《第二次產業鴻溝》（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裡認為，新技術和新組織形式為我們帶來的，也許正是左翼實現普魯東理想的契機，工作坊互助主義是可能的。位於托斯卡尼（Tuscany）的小批量、工人自管的生產模式，在一九八○年代成為某種社會主義的未來典範。不料後續發展竟證明了，這種勞動型態是新自由主義布下的陷阱，去中心化的勞動型態，先是瓦解了工人的集體力量、提升了剝削率，接著讓工人一步步走向缺乏保障和就業不穩定。名為彈性分工，實際上卻成了資本主義企業的彈性積累¹¹。另一方面，大型工廠制度在東亞和東南亞依然興盛，同時數位勞動和微型金融等僱用模式也在逐步發展，發展成高度去中心化又迫使工人進行自我剝削的嚴密結構，它給人帶來的壓迫絲毫不遜於傳統工廠勞動¹²。

　　假如認為貨幣體系一經改良，就能徹底重組勞動價值理論背後的社會關係，那實在是大錯特錯。「資產階級社會的弊病不是通過『改造』銀行或建立合理的『貨幣制度』所能消除的¹³……

　貨幣同特殊商品的並存所產生的混亂和矛盾，是不可能通過改變貨幣的形式而消除的（儘管可以用較高級的貨幣形式來避免較低級的貨幣形式所具有的困難），同樣，只要交換價值仍然是產品的社會形式，廢除貨幣本身也是不可能的。必須清楚地了解這一點，才不致給自己提出無法解決的任務，才能認識到貨幣改革和流通革新可能改變生產關係和以生產關係為基礎的社會關係的界限。¹⁴

　　馬克思設想的最終解方只有一個，那就是徹底廢除交換價值，當然，這也意謂廢除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實體的價值本身，馬克思從資本主義推演出的經濟範疇中唯有使用價值得以被保留，畢竟無論解方為何，使用價值的組織和分配總是不可或缺¹⁵。

　　馬克思在批判達里蒙時（譯注：前面提及的普魯東派），拋出了兩個根本問題。第一，「是否能夠通過改變流通工具——改變流通組織——而使現存的生產關係和與這些關係相適應的分配關係發生革命？」馬克思對此的回答，是個斬釘截鐵的「不！」第二，「進一步說就是：是否能夠對流通進行這樣的改造，而不觸動現存的生產關係和建立在這些關係上的社會關係？」至於這個問題，馬克思沒有把話說死。「應該研究，或者不如說要提出普遍性的問題：貨幣的不同文明形式——金屬貨幣、紙幣、信用貨幣、勞動貨幣（後者為社會主義形式）——能否達到對它們提出的要求，而又不消滅在貨幣範疇上表現出來的生產關係本身；另方面，想通過一種關係形式上的改變而擺脫這種關係的重要條件，這是否又是一個自行取消的要求？」然而，馬克思接著寫道，「貨幣的不同形式，可能更佳地適應社會生產的不同階段；一種貨幣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種貨幣形式無法克服的缺點；但是，只要它們仍然是貨幣形式，只要貨幣仍然是重要的生產關係，那麼，任何貨幣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貨幣關係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這種或那種形式上代表這些矛盾。」同樣的，「任何僱傭勞動的形式，即使一種形式能夠消除另一種形式的缺點，也不能消除僱傭勞動本身的缺點。」

　　所以，一種貨幣形式或許可以「比其他形式更方便、更合適、更少一些困難。但是，一種特殊的交換工具，一種特殊的然而又是一般的等價物的存在所產生的困難，必然會在任何一種形式中（雖然各不相同）重複產生¹⁶。」

貨幣形式的發展

　　信用制度的誕生和演變，就是馬克思貨幣形式理論的一個適例。起初，為了應對閒置資本囤積、週轉時間參差不齊、固定資本形成和公共財的大規模投資等問題，人們才在漫長實踐中發展出信用制度。後來，生息資本才逐漸成為一股驅動著資本積累的獨立力量。但生息資本並沒有將人類從物質困乏解放出來，只是助長了資本流通和剩餘價值生產的效率，讓人們陷入被債務奴役的境地，使得遍及日常生活的諸政治層面更加異化。

　　回顧資本的歷史，貨幣形式和其使用方式的技術歷經多次變革，這為我們留下不少待解的問題。舉例而言，當中央銀行反覆推動量化寬鬆、銀行體系創造信用似乎無法無天，我們又該如何運用勞動價值理論解釋這一切？當貨幣形式隨經濟趨勢走向瘋狂投機，價值規律在其中又扮演何種角色？以比特幣為先驅、近來成為銀行業新寵的最新區塊鏈技術，再加上電子銀行的出現，在在顯示一場貨幣形式的革命迫在眉梢，雖然不論貨幣形式如何改變，價值關係也不會因此動搖，但我們也有必要密切關注它們對社會關係帶來的影響¹⁷。馬克思對這類問題的存在了然於心，他應對的方式，是回到貨幣形式理論的源頭。

　　當商品交換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行為，勢必有一到兩種商品會被排擠出商品世界，結晶成貨幣以扮演一般等價物的角色。在資本主義時代，黃金和白銀成為最適於表示價值的形式，但這立即導致某些矛盾。黃金這個可感覺的商品，其使用價值「成為它的對立面即價值的表現形式¹⁸」。體現在黃金這個商品中的具體物理勞動，也就是「成為它的對立面即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形式¹⁹」。生產黃金所耗費的「私人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的形式，成為直接社會形式的勞動²⁰。」最後，貨幣發展到重中之重的一個階段：「貨幣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為任何人的私產的外界物。這樣，社會權力就成為私人的私有權力²¹。」

　　成為了私人權力的貨幣，對價值的扭曲不是局部和偶然的，而是全面的。被當作個人財富和權力指標的貨幣，是人們心馳神往的存在，也是階級權力和階級宰制的重要支柱。更重要的是，貨幣化身關鍵的生產資料推動價值增殖。然而，它的力量並非無窮無盡，只要貴金屬仍然是貨幣體系的基礎，貨幣的社會權力就受其牽制。隨著社會的勞動分工逐漸增加、交換關係日趨複雜，「貨幣的權力也在同一程度上發展，也就是說，交換關係固定為一種對生產者來說是外在的、不依賴於生產者的權力。最初做為促進生產手段出現的東西，成為一種對生產者來說是異己的關係。生產者在什麼程度上依賴於交換，看來，交換也在什麼程度上不依賴於生產者²²。」

　　貨幣起初是交易的僕人，搖身一變竟成了交易的主人，亞當斯密那隻「看不見的手」開始掌握權柄，生產者的地位從價格制定者滑向了價格接受者。馬克思解釋道，生產者在什麼程度上依賴交換，「做為產品的產品和交換價值的產品之間的鴻溝，也在某種程度上加深。貨幣沒有造成這些對立和矛盾；而是這些矛盾和對立的發展造成了貨幣的似乎先驗的權力²³。」今天的我們就浸淫在此先驗權力之中。

　　這些矛盾迴盪在馬克思所有的著作裡。他對資本的分析、他的勞動價值理論和矛盾密不可分地交纏在一起。當馬克思踏入貨幣功能的領域，隨著探討越深入，這主題也變得越複雜。貨幣可以是價值尺度、貯藏形式、價格標準和流通手段，也可以充當記帳貨幣、信用貨幣，最後，貨幣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功能，它可以擔任生產資料以生產資本²⁴。

　　在貨幣的眾多功能中，有些是互相矛盾的。黃金因不易氧化，是很完美的價值尺度、價格標準和貯藏形式，但卻是很糟糕的流通手段。適合當作流通手段的應為貨幣符號，像是硬幣、國家發行的法定貨幣和晚近的電子貨幣。這些貨幣形式的存在，起初以和金屬貨幣間的兌換關係為基礎，如果沒有人或機構保證這層關係的存在，貨幣符號根本無法流通。「正像確立價格標準一樣，鑄造硬幣也是國家的事。金銀做為鑄幣穿著不同的國家制服，但它們在世界市場上又脫掉這些制服。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國內領域或民族領域，同它們普遍的世界市場領域是分開的²⁵。」

　　問題來了，這些極端不同的價值表現形式，例如黃金、硬幣和央行貨幣之間，國內和國際金融票據之間，究竟有怎樣的相互關係？要回答這個問題，拿地圖投影法做類比十分貼切。有些投影法能準確表達方向，卻會扭曲別的資訊，有些能準確標記區域、形狀或距離，卻會犧牲掉其他內涵。貨幣形式也是這樣，為達成不同目的就需要不同表現方式。人們只希望，為某個目的使用一種貨幣形式時，此貨幣形式不會因為充作他用而損及另一個目的，然而結果總是事與願違。貨幣的使用可以在不同方式間迅速切換，例如原本用來貯藏的貨幣，可以馬上扮演起流通手段的角色，反之亦然。馬克思曾經打趣地舉例，假如我們只著眼在貨幣媒介商品流通的功能，那麼偽幣和國家發行的法定貨幣使用起來可以說毫無差別²⁶。

　　諷刺的是，社會價值對有形物質代表的需求，讓金銀貴金屬成為貨幣體系牢不可破的基礎，偏偏貴金屬對日常使用、流通來說又是那麼不合宜、缺乏效率，以致貴金屬需要另一種形式來表現自己，例如紙幣和電子貨幣。隨著交易規模日益擴大，貨幣符號也逐漸取得主導地位。一九七○年代初，貨幣符號和其貴金屬基礎的關係被切斷（譯注：一九七一年美國宣布位居國際貨幣體系中心的美元與黃金脫鉤，金本位制走入歷史），這個舉動催生出一對符號體系：貨幣的和價值的，這兩個體系並肩前行卻有著尷尬的關係，彼此辯證地交纏著。

　　這種尷尬的關係，部分來自於馬克思所謂「價格和價值量之間量的不一致造成的可能性」，它「包含在價格形式本身中」。不管以什麼形式表現，黃金、法定貨幣甚至某種勞動時間貨幣都好，市場上被人訂定和最終實現的價格，總會因時因地上下擺盪，但這正好「使這種形式成為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做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闢道路²⁷。」唯有如此供需才能達到均衡，也唯有均衡價格會最趨近實際價值。

　　貨幣形式還有一點更令人困擾，它「能夠包藏一個質的矛盾，以致貨幣雖然只是商品的價值形式，但價格可以完全不是價值的表現。有些東西本身並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譽等，但也可以被它們的所有者出賣以換取金錢，並通過它們的價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沒有價值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價格。」某些情況下，甚至存在一種「虛幻的價格形式——如未開墾的土地的價格，這種土地沒有價值，因為沒有人類勞動物化在裡面——又能掩蓋實在的價值關係或由此派生的關係²⁸。」

　　乍看起來，這對勞動價值理論而言是個難題，新古典經濟學家早先就曾發過牢騷，如果價格領域裡有這麼多東西都在價值規律之外，那我們幹嘛不把價值拋到腦後，直接分析市場價格和其變動就好？然而，這樣做的缺點顯而易見：在這個資本驅使薪資勞動，使勞動者為彼此進行社會勞動的世界裡，抹去價格和價值間的辯證關係，我們將無從批判貨幣如何表現社會勞動。我們也將無力解釋經濟危機的貨幣面向從何而來，更無力解釋為何經濟危機一般來說總以貨幣形式表現。在《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為解釋這些問題費了不少苦心。

　　「在危機時期，商品和它的價值形態（貨幣）之間的對立發展成絕對矛盾。」那麼，矛盾究竟來自哪裡？馬克思的說法是，矛盾「包含」在貨幣做為支付手段的職能裡：

　在各種支付互相抵銷時，貨幣就只是在觀念上執行計算貨幣或價值尺度的職能。而在必須進行實際支付時，貨幣又不是充當流通手段，不是充當物質變換僅僅轉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當社會勞動的單個化身……這種矛盾在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中，稱為貨幣危機的那一時刻，暴露得特別明顯。這種貨幣危機，只有在一個接一個支付的鎖鏈和抵銷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才會發生。當這一機構整個被打亂的時候，不問其原因如何，貨幣就會突然直接從計算貨幣的純粹觀念形態變成堅硬的貨幣。這時，它是無法由平凡商品來代替的。商品的使用價值變得毫無價值，而商品的價值在它自己的價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資產者還被繁榮所陶醉，懷著啟蒙的驕傲，宣稱貨幣是空虛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貨幣。今天，他們在世界市場上到處叫嚷，只有貨幣才是商品！像鹿渴求清水一樣，他們的靈魂渴求貨幣這唯一的財富²⁹。

　　馬克思的理論，掌握了貨幣和價值間那種既辯證又流動的關係，是個很好的嘗試。但這股辯證的力量也意謂，價值本身不可能在貨幣危機的衝擊下安然無恙。如果價值是透過市場交易和貨幣媒介的擴大而形成，那麼貨幣和其衡量之物的性質，必然對價值的社會性質有所影響。價格和價值量之間量的不一致性不容忽視³⁰。

　　在貨幣還沒有甩開其貴金屬基礎前，馬克思不只發現了為不同用途而生的各種貨幣，還發現了貨幣體系內有某種階層關係，十分有趣。所謂貨幣體系以貴金屬為基礎，基本上就意謂價值的金本位制，原因是黃金的物理性質相當穩定，再加上金礦的開採相對於全球黃金貯藏量而言非常緩慢。這種仿佛被套上了緊箍咒的貨幣形式，和宛如脫韁野馬的信用制度形成強烈對比。馬克思是這樣說的：「貨幣主義本質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義本質上是基督教的。『蘇格蘭人討厭黃金』。做為紙幣，商品的貨幣存在只是一種社會存在。信仰使人得救。這是對做為商品內在精神的貨幣價值的信仰，對生產方式及其預定秩序的信仰，對只是做為自行增殖的資本的人格化生產當事人個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沒有從天主教的基礎上解放出來一樣，信用主義也沒有從貨幣主義的基礎上解放出來³¹。」當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同樣做為財富的社會形式的信用，排擠貨幣，並篡奪它的地位」，所以「產品的貨幣形式才表現為某種轉瞬即逝、觀念的東西，表現為單純想像的東西。但當信用發生動搖……一切現實的財富就都會要求現實地、突然地轉化為貨幣，轉化為黃金和白銀。這是一種荒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會由這個制度本身產生出來。應當能夠滿足這種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銀，不過是銀行地庫裡的幾百萬鎊³²。」此時，「為了保證商品價值在貨幣上幻想的、獨立的存在，就要犧牲商品的價值。」這種犧牲「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是它的妙處之一³³。」

　　「一定的、和總生產相比為數很小的金屬量，竟被認為是制度的樞紐。」它的結構是這樣的：「中央銀行是信用制度的樞紐。而金屬準備又是銀行的樞紐。」當經濟形勢壞的時候，「信用主義轉變為貨幣主義是必然的現象。」結果，貴金屬基礎構成了「財富及其運動的這個物質的同時又是幻想的限制」。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地企圖突破這項貴金屬的限制」，卻「又不斷地碰到這個限制」。這個限制在馬克思看來牢不可破，但他的看法錯了。如今貴金屬基礎已被甩在後頭，資本卻未曾「不斷地碰到這個限制³⁴」，目前僅存的限制，只剩下政府的政治決定和中央銀行的政策而已。貨幣的質量和形式諸多問題，至此不再受到固定的物理性質和黃金的供給量等外在約束，主控權被交到了社會的手上。

投資者階級興起

　　一九七○年代貨幣體系不再以貴金屬為基礎，這讓生息資本的流通全面接手，不受控制的生息資本，成為資本無盡積累最主要的驅動者。要分析這個現象，我們必須仔細檢視銀行業和金融業，研究更一般的狀況下，它們在價值分配領域所處的位置。

　　首先必須說，在整個價值分配領域內有著許多極其複雜的互動。金融家可以把投資導向房地產炒作，以讓社會大眾蒙受其害為代價，襄助地主和有產階級。在英國，許多貴族地主因此成為銀行家。商人資本家時不時擴張信用、也離不開信用。世界上很多地方，工人微薄的收入靠信用卡來補足。此外，想著有朝一日成為有房階級而貸款購屋的勞工們，也因此被納入生息資本的流通。世界銀行欣慰地告訴我們，這一切對穩定社會是好事的，就像那句針對勞工講的俗諺：有房子有負債，不罷工不添亂。

　　工人有時也不得不把錢放進養老基金，結果這筆錢落在基金管理者手上，被用來剝削其他工人以賺取收益。金融家貸款給政府，政府則從善如流，將部分稅金拿來保護信用機構的活動。同時，資金充足的銀行貸款給資金短缺的銀行，而這些銀行一旦有必要，也都會從中央銀行提取準備金。眾多角色有時難分你我，有時自相矛盾。汽車公司給予銷售部門奧援並擴張給消費者的信用，讓消費者有能力購買自家生產的汽車，關係複雜到有時我們甚至分不清，這家公司的主要利潤究竟來自價值增殖、實現還是價值分配？金融家同時貸款給建商和購屋的工人，一手掌握房市的供給和需求。工人在乎自己養老基金的收益，如果加薪有損股價，他們甚至會對其他工人有敵意。工會可能被迫入股，或給僱用他們的公司融資。當安隆公司的股價崩盤，員工們的養老基金也付之一炬。一九七○年代紐約財政危機，市府工會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養老基金投入市府財務缺口。政府訂定各種企業與勞工的利潤分享制度，為的也是讓勞工相信，加薪訴求既不利於企業利潤也不利於自己。

　　如前所述，在《資本論》第三卷所分析的「價值分配領域」內，各種明流暗流縱橫交錯，整個網絡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龐大，經濟範疇和角色之間不僅難分難解更互相重疊。在世界上某些地方，屬於價值分配領域的交易活動及其相關的資本週轉，數量超過價值增殖活動綽綽有餘。全球外匯交易量之大，令生產性的再投資難以望其項背。而其中究竟有多少與價值創造毫無關聯的投機泡沫、市場雜訊，這又是另一個難解的問題。

　　馬克思很清楚，剩餘貨幣的積累透過金融體系集中化，意謂這筆基金對於貨幣資本再投資的整體動向至為關鍵。這個問題，我們稍後將回頭一併總結。金融體系的運作，形成一個流動性資產的巨大蓄水池，銀行業和金融業身為蓄水池的監理人，等同掌管著整個階級共有的資本。金融家透過槓桿操作、借出虛擬資本，時不時還可以讓這筆共有資本膨脹，這要歸功於銀行體系創造貨幣的能耐。有時被創造出來的貨幣量極為龐大，例如當銀行手上僅有一份存款，卻放出三十份貸款的時候就是如此。除此之外，金融體系還起著為所有交易清算帳目的功能。它仿佛各路資本的中樞神經系統，指揮貨幣資本在包羅萬象的經濟活動間殺進殺出，尋找湧現或潛在的高利潤率。

　　在這片喧囂背後，是一個投資者階級的興起，投資者階級包含個人、機構、組織和企業，他們飢渴地為貨幣資本尋找收益³⁵。此階級別具一格，由許多堪稱「金融貴族」的產權所有者聚合而成，金融貴族唯一掛念的就是催促生息資本流通，除了坐享收益外無所事事³⁶。肩負被保險人委託的養老基金也同樣在乎資本收益，像私立大學這樣的非營利財團法人亦然，最後，還有手握強力投資組合的富裕投資客，緊盯收益率的本事也不遑多讓。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裡，獨具慧眼地將資本流通過程一分為三，從商品、貨幣和生產三種資本循環的角度切入，由他的分析可以見得，就貨幣資本流通的觀點看，價值增殖和價值實現過程只是為了利潤而不得不做的苦差事。要是生息資本無須經過價值增殖和價值實現就能獲得利潤，它絕對不會想要走這一遭，只會想要另闢蹊徑。這說的正是分配領域內一切複雜現象的根源，資本的好逸惡勞。比起貸款給生產性企業，銀行可能更願意貸款給另一家銀行，原因很簡單，如果銀行向美聯儲（US Federal Reserve）以○．五％的利率貸款，再用這筆資金購買殖利率二．○％的十年期政府債券，有什麼產業比這更穩賺不賠？對貨幣資本而言，有太多誘因促使它們迴避價值增殖活動，尤其在利潤率走低、勞動關係棘手等問題叢生的大環境下，更是如此。往好的方面想，也許生產性投資不足導致的商品短缺，會使得價格和利潤率回升，進而再次吸引貨幣資本投入價值增殖活動。但在分配領域的紛擾混沌中，卻長出了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公司這種東西，它們的利潤來自直接跟市場動向對賭，不論長期短期、上升下降，只要賭對了就能牟利。這種牟利活動有個冠冕堂皇的存在理由，那就是幫助市場更有效率地出清，雖然它們的確不負使命，但每當它們成功卻必然從資本總流通裡吸走大量貨幣報酬。馬克思喜用的「吸血鬼」意象，不僅和生產資本相符，放在這裡更是栩栩如生。

　　馬克思即使身處他的時代，對生息資本流通依然有些入木三分的見解。關於生息資本，馬克思寫道，「資本表現為利息的即資本自身增殖的神祕的、自行創造的源泉」。這種資本關係，「是自行增殖的價值，會生出貨幣的貨幣，就純粹地表現出來了」。「在這裡，資本的拜物教形態和資本拜物教的觀念已經完成。」也就是說，「資本的神祕化取得了最明顯的形式³⁷。」貨幣化最終使得價值背對自己的根源，價值不再表現為原本的樣子，貨幣對價值形式的扭曲達到了巔峰。

　　生息資本的蔓延，其後果不僅是投機活動和浮上市場表面的泡沫而已。資本流動在金融體系內日趨集中，伴隨著一系列相應的制度轉移，對於其中某些變化，馬克思始終尋思著該做何解釋。一八六○年代，股份公司和大型銀行的出現，讓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之間的分離逐漸清晰。出於對聖西門的合作社主義理念的嚮往，馬克思密切關注著資本的聯合，徒勞地期待見到正向結果，他在某個時刻曾經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因此也是「通向一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³⁸」。然而，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的巴黎，聖西門派的思想被挑動起來為反革命服務，將新信用機構的建立與國家資助的資本主義巨型計畫綁在一起，馬克思也隨即改變了看法。他後來認為，信用制度「在一定部門中造成了壟斷，因而要求政府的干涉。它再生產出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發起人、創業者和徒有其名的董事；並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³⁹。」

　　資本被重新定義為「支配別人的貨幣」，不僅如此，信用制度還撐出了一個完全掙脫價值關係的空間。「在這裡，一切尺度，一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多少還可以站得住腳的辯護理由都消失了。進行投機的批發商人是拿社會的財產，而不是拿自己的財產來進行冒險的。資本起源於節約的說法，也是荒唐的，因為那種人正是要求別人為他而節約⁴⁰。」這就是為什麼，總有人千方百計想把美國隨收隨付制的社會安全系統，改換成可以投入股市的養老基金！即使在馬克思的年代，這樣做的後果肯定也不堪設想。

　在資本主義生產不很發達的階段還有某種意義的各種觀念，在這裡變得完全沒有意義了。在這裡，成功和失敗同時導致資本的集中，從而導致最大規模的剝奪。在這裡，剝奪已經從直接生產者擴展到中小資本家自身。這種剝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發點……但是，這種剝奪在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內，以對立的形態表現出來，也就是社會財產被少數人所占有；而信用使這少數人越來越具有純粹冒險家的性質⁴¹。

　　到了一九七○年代，由債務和信用制度主導，以占有和掠奪式積累為手段的經濟模式才突然萌發起來，原因無他，當時循常軌進行積累的資本越來越寸步難行。馬克思清楚感知到，未來資本再生產可能遇到的所有危險中，或許這終究是最致命的。諷刺的是，此致命矛盾並不見於資本與勞動之間，而是埋藏在資本派系與派系的對抗關係裡。

註解

01　Capital Volume 1, pp. 128, 138–9.

02　Grundrisse, pp. 149, 236.

03　Grundrisse, p. 776.

04　Grundrisse, p. 535.

05　Capital, Volume 1, pp. 169–72.

06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Grundrisse, pp. 115–238.

07　Hudis, P., Marx’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Chicago, Haymarket, 2012, p. 107.

08　Harvey, D.,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chapter 8.

09　Capital, Volume 1, pp. 91–2.

10　Nelson, A., Marx’s Concept of Money,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Greco, T., Jr, The End of Money and the Future of Civilisation,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09.

11　Piore, M., and Sable, C.,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89.

12　Bauwens, M., ‘Towards the Democratisation of the Means of Monetisation,’ mimeo, Brussels, 21 October 2013; Huws, U., Labor in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4.

13　Grundrisse, p. 134.

14　Grundrisse, pp. 145–6.

15　Grundrisse, p. 776.

16　Grundrisse, pp. 122–3.

17　Nelson, A., Life Without Money: Building Fair and Sustainable Economies,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18　Capital, Volume 1, p. 148.

19　Capital, Volume 1, p. 150.

20　Capital, Volume 1, p. 151.

21　Capital, Volume 1, pp. 229–30.

22　Grundrisse, p. 146.

23　Grundrisse, p. 146.

24　Capital, Volume 1, chapter 3.

25　Capital, Volume 1, pp. 221–2.

26　Grundrisse, p. 210.

27　Capital, Volume 1, p. 196.

28　Capital, Volume 1, p. 197.

29　Capital, Volume 1, p. 236.

30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Arvidsson, A., and Peitersen, N., The Ethical Economy: Rebuilding Value After the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31　Capital, Volume 3, p. 727.

32　Capital, Volume 3, p. 708.

33　Capital, Volume 3, p. 649.

34　Capital, Volume 3, pp. 706–8.

35　Capital, Volume 3, p. 528.

36　Capital, Volume 3, p. 569.

37　Capital, Volume 3, p. 516.

38　Capital, Volume 3, chapter 23.

39　Capital, Volume 3, p. 569.

40　Capital, Volume 3, p. 570.

41　Capital, Volume 3, pp. 570–71.

︱第四章︱

反價值：資本貶值理論

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對立性質基礎上的資本增殖，只容許現實的自由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實上為生產造成了一種內在的但不斷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縛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加強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種要素。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並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另一方面，又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正是這種二重性質，使信用的主要宣揚者……都具有這樣一種有趣的混合性質：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

——《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一節的最後一句話這樣寫著：「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沒有用，那麼其中包含的勞動也就沒有用，不能算是勞動，因此不形成價值⁰¹。」從這要點出發，馬克思一針見血地向我們指明資本流通極其脆弱，它隨時可能遭遇停頓；資本貶值與價值流失的威脅時刻在空中盤旋。除此之外，生產資料轉移給商品的價值，在危機時也會隨著勞動所形成的價值一併喪失。價值從商品形式過渡到貨幣表現的道路崎嶇不平，是條危機四伏的小徑。

　　如前所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幾乎完全撇開價值實現問題不談，以便專注在商品體與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上。當然，他再清楚不過，「資本的流通實現價值，正像活勞動創造價值一樣」。然而，縱使價值生產與價值實現間的統一是普遍且必須，它終歸是一種「矛盾統一⁰²」。《資本論》第一卷的開頭也鳴響了警鐘，商品或許愛貨幣，但「真愛情的道路絕對不是平坦的⁰³」。

　　很難想像馬克思在形塑像價值這樣的重要概念時，不把否定此概念的可能性納入概念本身。某些人解讀馬克思，認為他的思考明顯受到黑格爾「否定的否定」的影響。馬克思承認，他甚至不排斥「賣弄」黑格爾的表達方式。辯證法挑起資產階級心靈的「惱怒」和「恐怖」，過去如此，今天亦然。馬克思寫道，因為辯證法「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理解，也就是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⁰⁴。」

　　馬克思認為，價值和反價值是一體的兩面。這聽起來或許有點怪，但其實當今物理學家在解釋基礎物理過程時，也仰賴物質和反物質這一組類似的概念。馬克思經常拿自然科學和自己的概念框架做類比，假如他活在今天，很可能會用物質和反物質的關係來譬喻價值理論。資本的演變規律，建立在價值和反價值的互動之上，就像物理法則要靠物質和反物質才得以解釋一樣。這組對立關係甚至在交易商品時也存在著，商品對購買者而言是使用價值，但是對販賣者來說卻是非使用價值。又或者像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裡，曾用更哲學的方式表述，「因為價值是資本的基礎，資本必然只有通過和對等價值相交換才能存在（譯注：此處「對等價值」之英譯為 counter-value），所以資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在做為已經實現了的交換價值的資本中已經包含著各個資本的互相排斥⁰⁵。」

　　價值的否定，以最清楚明白的形式出現在價值實現階段。沒有一個資本家不懂這道理，企業要獲得成功唯有將商品出售換得貨幣，且貨幣價值須大於先前用於工資和生產資料上的支出。如果做不到這些，資本家將不再是資本家，雖然已驅使勞動者工作、製造商品，但他原本期盼的價值將不會實體化。然而，反價值不僅見於價值實現階段，它幾乎無所不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價值的否定既不是飛來橫禍也不是思慮不周，而是資本一種深入骨髓的性質。「若說資本通過生產過程做為價值和新價值被再生產出來，那麼，它同時也是做為非價值、還要通過交換才能實現為價值的東西被創造出來⁰⁶。」反價值在每個當下真實存在，在可見未來陰魂不散。若價值生產想要平安走出資本流通的艱險，就必須克服反價值，讓被反價值壓抑的價值兌現。

　　資本是價值運動，無論阻力因何而起，只要有一點停頓甚至減速就會導致價值貶損，直到資本重啟運動才部分或完全復甦。當資本處於特定形式，例如：生產過程中等待交貨的產品、流通過程中商人資本家手頭的商品、還未轉手或再投資的貨幣等，處於這些形式下，資本就「潛在地喪失價值」。在前述種種狀態下「靜止」著的資本，也可以形容為「被否定」、「閒置」或「固定」⁰⁷。還有這段敘述：「當資本仍保持成品形式時，它是不能執行資本的職能的，所以是被否定的資本。」唯有當資本再一次運動起來，「潛在地價值喪失」才會被克服或被「揚棄」。拼湊馬克思四散各處的意見，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並未將反價值視為凌駕於價值運動的外部威脅，而是將其當作一股和資本流通血脈相連、永遠躁動不安的混沌之力。

　　把資本貶值看成一種必經的「價值實現過程」，這讓我們在分析資本時如虎添翼，因為此種新的眼光，我們可以直接察覺資本發生全面貶值、也就是發生危機的可能。資本在生產、實現和分配等階段的流通都必須維持某種速度，假如這種速度遇到任何阻礙，都會使資本流通產生困難。延續不斷和速度穩定是資本流通的首要考量，我們很難忽視這個事實。資本運動只要一放緩，價值就面臨貶損。相對的，加快資本週轉時間則是提高價值生產的不二法門，這也是《資本論》第二卷的主要發現之一。

　　然而，在假定所有商品都以價值進行交易的第一卷裡，資本的這些特性都被略過了。當待售商品越積越多、貨幣閒置時間超過必要限度、存貨滯留生產階段或其他類似狀況發生，就會導致危機。「所以發生危機，不僅是因為商品普遍地賣不出去，而且是因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內賣出去⁰⁸。」不多不少，同樣原理也適用於生產過程耗費的勞動時間：如果韓國車廠生產一輛汽車只需底特律車廠一半的時間，那麼底特律車廠多耗費的時間將一文不值。「當資本停留在生產過程中時，它是不能流通的，是潛在地喪失價值的。當資本停留在流通中時，它是不能生產的……當資本不能投入市場時，它便做為產品固定起來；當資本必須停留在市場上時，它便做為商品固定起來。當資本不能和生產條件交換時，它便做為貨幣固定起來。⁰⁹」

　　因此，資本家被困在一場永無止境的戰鬥裡，不但要生產價值，還要和價值被否定的可能性對抗。從價值生產通往價值實現的道路，是資本總流通的關鍵，資本家的戰鬥就在這裡展開。

　　究竟怎樣的情況，會使價值無法在市場上被實現？首先，一個具體存在某時某地的使用價值，如果人們對它沒有任何渴求、需要或慾望，這個使用價值就不包含價值¹⁰，且甚至不配被稱為商品。其次，潛在購買者也須擁有足夠的貨幣，否則無法支付使用價值的價格。如果前述兩個條件的其中之一缺少了，結果就是商品包含的價值化為烏有。至於為什麼這兩個條件有時無法達成，稍後我們將探討相關細節。但很顯然，創造及管理人類渴求、需要和慾望的技術，曾對資本主義的歷史產生巨大影響，將我們過去以為是亙久不變的人性改換得日新月異。資本攪亂人們的思緒、也攪亂人們的慾望。

　　然而，價值實現過程有一個意義深遠的特性，它的社會關係基礎僅涉及兩種身分：買者與賣者。哪怕是最低薪的工人，在進入市場時也頂著消費者的神聖光環，行使著被賦予的選擇權¹¹，這和由勞資關係主導的價值生產過程截然不同。更精確地說，如果以買者和賣者的身分在市場上相遇，就算兩造是資本和勞動，相互之間依然離不開市場交易的規則。雖然資本有技術變革和形成產業後備軍兩項武器，可以操縱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不過這並不改變市場交易的本質。然而對價值增殖來說，發生在「隱蔽的生產場所」裡的一切才是重點（譯注：引號為譯者所加，此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裡的原話），在這裡，發生著勞動過程和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階級關係。與之類似的東西，完全不存在於價值實現過程。市場上的消費者不論來自哪個階級，都行使著某種程度的個體或集體選擇權。雖然買者的渴求、需要和慾望在資本勢力下，的確長期地、全面地被各種直接或間接手段操弄，被導入其設想的「理性消費」模式，但對這種操弄的抵抗卻始終存在，這些抵抗的星火，有時也發展為燎原的社會運動。消費者選擇權的集體行使可以透過多種方式，舉例而言，也包括堅定不懈地發起政治運動、立法運動，讓國家實施對國民提供福利的社會工資政策。抵抗起於四面八方，包括道德、政治、文化、美學、宗教，甚至哲學領域。某些例子中的抵抗直指核心，在諸如教育、醫療和乾淨飲水等滿足基本需求的產品及勞務面前，堅決反對商品化和市場分配的概念。許多人將這些需求視為基本人權，而不是可買賣的商品。隨著反價值的演變，其源頭不再只有技術性的資本流通失常，還有反對商品化和私有化的政治運動，也會產生一種主動性的反價值力量。

　　因此，反價值的範疇也包含像反資本主義鬥爭這樣的主動性領域。買者發起的杯葛運動雖然鮮少成功，卻是這領域的一個指標，任何反對炫耀性、補償性消費主義的運動，必然從政治上形成對價值實現的威脅。資本家不得不組織反擊，但對於眾多圍繞著價值實現進行的政治鬥爭，卻無法否認其存在。不論明確在姿態上反資本主義與否，人們對日常生活議題進行有規模的鬥爭、抵抗和鼓動，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馬克思從未探討過這類問題，最多也只是一筆帶過。但他為表現資本流通所建構的完整理論框架，用來解釋以價值實現為中心的鬥爭卻特別見其威力。

　　已實現的價值要以資本身分繼續存在，唯有再次流向生產過程，並在勞動的進一步作用下「被增殖」。當貨幣重新注入勞動過程、資本面對價值增殖，就在這裡，資本將遭逢另一個頑強威脅和積極否定——既被異化又難以馴服的勞動者。不論如何定義，「勞動階級」就是反價值的化身（譯注：引號為譯者求忠於原意所加）。以此異化勞動的概念為基礎，特隆蒂（Tronti）、內格里（Negri）和義大利自主主義者建立了他們的理論，支持處於生產領域的勞動者抵抗和階級鬥爭¹²。拒絕工作這個動作即人格化的反價值，這場階級鬥爭發生在隱蔽的生產場所裡，它的邏輯不同於支配著價值實現過程的買賣關係。透過生產剩餘價值，勞動者生產資本並再生產資本家，拒絕工作就是拒絕資本和資本家。

　　馬克思從資本持續積累的角度，提出價值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存在矛盾統一的觀念，同樣的，反資本主義運動也必須意識到，針對價值生產和針對價值實現所進行的鬥爭也是種矛盾統一。表面上看，兩種鬥爭的社會結構和組織形式差別很大。因此，常有左翼人士把它們當作完全不相關聯的鬥爭、並偏重價值增殖領域發生的一切，認為其具有更高的重要性。但實際上資本流通是一個整體，而兩種鬥爭都被這個整體的邏輯和脈動所包含，反資本主義運動怎能不意識到鬥爭的矛盾統一呢？

　　另外，對此矛盾統一的研究將為我們揭示更多東西，在任何可想像的後資本主義社會裡，幾乎能夠肯定社會勞動；也就是人們為彼此所做的勞動，仍然是社會的主要特徵，而對當前矛盾統一的研究，也將揭示後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輪廓。不論是怎樣的反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脫胎自當代資本主義，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必然脫胎自舊世界「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¹³」。某種程度上「一切節約歸根究柢都是時間的節約。」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以後，但社會生產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價值決定仍會在下述意義上起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各類不同生產之間的分配，最後，與此有關的簿記，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重要¹⁴。」

　　舉例而言，這意謂一群共同管理勞動過程和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彼此互助合作並藉此滿足自身的渴求、需要或慾望。現下價值的樣貌為何？在反資本主義的世界裡它又會如何改變？¹⁵這兩個問題潛伏在馬克思的文脈裡彼此碰撞著。雖然有些人偏好相反的詮釋，但馬克思的用意似乎不是預告價值終將被消滅，而是探討價值在意義和內容上的轉化。在價值和其自身的碰撞中，反價值一再受到召喚。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反價值構成了一片深層土壤，滋長著反資本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馬克思看見了發生在隱蔽生產場所的鬥爭，也發現其與市場上發生的鬥爭相比，是多麼不同和深具政治意義，他的觀點固然準確，但我們現在也清楚看見，生產場所不是唯一充斥著反價值的領域。價值和反價值以多種多樣的方式在資本流通內和其發生關聯，反價值並不總是扮演對抗資本的角色，它也在形塑和保證資本的未來上起極大作用。對抗反價值的鬥爭，讓資本戒慎恐懼不敢鬆懈。兌現反價值的動力，迫使資本不倦地推動價值生產。

債務經濟

　　這條線索指引我們關注債務所扮演的角色，債務實為反價值的一種重要形式。馬克思提出的問題是，債務為何與如何興起？在完美運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裡，它起著什麼樣的作用？試考慮長期固定資本投資的例子，資本為了購置使用期限相對較長的機器，必須有所規畫。在機器價值耗盡前，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價值會回流，這些價值必須被儲存起來以購置新機器。然而，因此貯藏起來的貨幣，就成為死資本和被貶值的資本。反價值以被否定的資本為形式逐年積累，直到時機成熟、儲存的貨幣足以購置一台新機器為止¹⁶。消費者為了購買房屋和汽車等高價物品而進行的儲蓄，跟這有異曲同工之妙。大量死資本以各種形式囤積起來，就連一般消費者藏在床墊下的私房錢也是其中一環。隨著生產越趨機械化和消費品耐用度的與日俱增，貯藏貨幣的積累規模也逐漸擴大，信用制度在千呼萬喚之下終於發展起來。不論因為什麼理由而貯藏的貨幣，都可以放在銀行裡，然後出借給其他資本家賺取利息。於是，產業資本家其實有兩個選擇：或者借錢購置機器然後依據使用年限分期償還，或者立馬購置機器然後逐年提撥折舊，並把資金放到市場賺取利息直到機器需要更新。

　　不論哪一種情形，貨幣貸放出去都變為債務，也變為反價值的一種形式，以生息資本的身分在信用體系內流通。債的交易成了金融體系內的積極因素，這為資本創造了更大的流動性，也緩解了因週轉時間差異造成的流通障礙。縱使商品生產時而青黃不接、窒礙難行，貨幣流通幾乎總是可以保持順暢。這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信用制度的地位如此特殊，在眾多此前建構的制度中它顯得與眾不同。馬克思曾寫下，「勞動時間和流通時間的對立……包含著全部信用學說。」然而，「預期得到未來勞動的果實……絕不是信用制度的發明。它的根源在於固定資本的價值的特殊實現方式，周轉方式，再生產方式¹⁷。」信用制度的生成源自資本流通內部，而非由外部強加其上。

　　信用介入資本流通的直接作用，是讓被貯藏的「死」貨幣資本重新活過來投入運動。但債權是對未來價值生產的要求權，唯有透過價值生產才能兌現。如果未來生產的價值不足以兌現債務，就會導致危機。價值和反價值的碰撞，週期性地引發貨幣和金融危機。資本最終必須面對的，是對未來價值有增無減的要求，唯有兌現，才能應付債務經濟和信用制度構築起來的反價值。此種處境下，資本積累的不是價值和財富，而是大量有待兌現的債務。未來價值生產成了被債權人沒收的抵押品。

　　債務這種反價值儼然化身為最大的誘因和槓桿，確保著未來的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依照傳統和通常的見解，推動資本流通的能量，源自貪婪和個別資本家對利潤的追求。無可否認，謹守政府規範的小企業主和創業者形象，不論背後道理為何，總是以讓資本主義充滿活力的英雄姿態現身。這種描繪與其說是現實，不如說更像一塊招牌。更何況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並不把資本引向剩餘價值生產的最大化。利潤信號就算不是全然偏差，至少也極具誤導性。馬克思的理論表明，追隨信號的結果不外乎利潤下降和危機。困境當前出現了兩個解方：第一，以大企業為中心進行資本集中化，藉此降低資本間的競爭；第二，用國家之力介入經濟，透過創造有效需求和改善價值實現的條件，達到促進資本積累的效果。

　　國家和私人的債務融資，成為一個維繫價值生產不墜的重要手段，這正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年間資本主義世界的普遍狀況。自由競爭資本主義讓位給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時凱恩斯主義當道，國家仰仗舉債施行各種刺激市場的政策以提振總體有效需求。這個體制遭遇兩大困難：第一，勞動階級中某些重要部門被賦予可觀的反價值能耐，其反資本主義情緒在一九六○年代末展露無遺；第二，越來越倚靠債務融資的結果，就是生息資本廣泛滲入資本流通過程，大幅增強了過程裡的反價值力量。因此，未來價值生產不是被鎖死就是被抵充，只有當大規模崩潰發生，才會開啟債務違約的可能。一九七○年代以降發展起來的債務危機潮就是如此，例如，最初一九七五年紐約市技術性違約的財政危機，及在其推波助瀾下，首見於一九八二年墨西哥的開發中國家債務危機。

　　價值增殖、價值實現和價值分配，向來是整體資本流通下三個既獨立又相互關聯的「因素」，這也是馬克思偏好的用語。但它們之間孰輕孰重，則隨著環境的變遷有所轉變。反價值在金融體系內大量出現以確保未來價值生產，是一個相對晚近的發明。隨著環境改變，地理上的轉變也不遑多讓。此外，直到不久前中國的資本積累才受到國家在生產性消費上之投資、即基礎建設投資主導，但現下或許有股金融急遽自由化的轉變正在發生，這類轉變對反資本主義運動提出了許多難題。當債務經濟普及的層面既廣且深、人人口袋裡都有張信用卡時，要廓清敵對社會階級的面貌將是難上加難。

　　資本當初創造債務這種反價值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某些具體的問題，例如因產業間資本週轉時間不同，而導致貨幣大量貯藏的危險。反價值之力被用於釋放所有閒置價值、盡最大可能確保資本持續流通。「這種絕對的致富欲」，或許「是資本家和貨幣貯藏者所共有的，不過貨幣貯藏者是發狂的資本家，資本家是理智的貨幣貯藏者。貨幣貯藏者竭力把貨幣從流通中拯救出來，以謀求價值無休止地增殖，而精明的資本家不斷地把貨幣重新投入流通，卻達到了這一目的¹⁸。」欲達此目的，唯有存在活躍的信用制度、開放的貨幣市場才可能。馬克思曾在《資本論》第一卷點到過這個問題，「債權人或債務人的身分……是從簡單商品流通中產生的。」債務關係的可能，蘊藏在市場交易裡。然而馬克思又語帶玄機地暗示道，債權人或債務人的身分「所反映的不過是更深刻的經濟生活條件的對抗¹⁹。」從文字上似乎看不出來，深刻的「對抗」究竟所指為何（譯注：引號為譯者所加）。馬克思在這裡所涉及的，是否包含隱而不顯的價值與非價值辯證？我是這麼想的。

　　債務人和債權人關係的開端，遠在資本主義成為支配的生產方式之前。對馬克思和我們而言，問題是它如何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被延續，並轉化成一股促使價值運動的根本驅力，就像我們對租金和利潤之於商人資本的考察那樣。以微型金融在印度的發展為例，目前印度有大約一千二百萬名個體貸款戶深陷泥沼，必須竭盡所能的生產價值以償還債務。如果他們無力支付或拒不服從，那麼他們的財產例如土地和房屋就會被沒收，這根本和次級房貸的把戲沒有兩樣²⁰。讓弱勢和邊緣群體成為負債累累的借款者，簡言之，就是在規訓他們成為生產性勞動者，這裡所謂的生產性，意思是生產能夠被資本以高額利息詐取的價值。將目光拉回國內，也可以看到無數背負學貸房貸的學生和屋主，他們未來的自由必將大大受限。這種攫取價值的方式之所以興盛並非偶然，因為身處當今時代，資本發現循既有的方式組織價值生產越來越困難。關於這點，我們將在本章結尾回過來談。

　　從另個角度觀察，養老基金也會投資債務，而人們總是相信這些債務能夠兌現。但假如事與願違，則意謂養老基金裡的價值或虛擬價值都將不保，全數消逝在反價值的黑洞中²¹。看看世界各國養老基金的財務狀況，不難發現一場場迫切的危機正在成形，不堪承受的負債無窮無盡地向未來延伸。再看看各國國債，情況只有更為嚴峻。就像個別債務人被債務牢牢控制一樣，國家被債券持有人手中的反價值壓得幾乎喘不過氣。經濟體系在反價值的重擔下，時刻面臨崩潰的危險。二○一二年的希臘，就是個小規模的例子。當債務大到未來價值生產完全無法兌現的程度，以勞役償債的債務奴隸制就登場了。我們視古代雅典為民主搖籃，然而現今雅典卻成了反民主債奴制的寫照。

　　生息資本的形成和流通，實際上就是反價值的流通。把當今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融重鎮，例如倫敦市、華爾街、法蘭克福和上海想做形成反價值的中心似乎有點奇怪，然而主宰國際都市天際線的，正是其背後的債務生產線。馬克思在他論述銀行、金融和虛擬資本形成的篇章裡，曾隱約指出一種危險的存在，假如不斷用新貸款償還舊貸款，如此反覆以債養債，那麼資本很可能蛻變成一齣巨大的龐氏騙局。如今，中央銀行為了金融寡頭最直接的利益，不倦地創造新貨幣以支撐股票交易和資產價值。在金融寡頭樂得開心之後，中央銀行必須獨自收拾舉債的爛攤子，想著如何將它們從資產負債表中消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結尾，描繪了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的趨勢，如今這個趨勢將越來越真實、甚至超過馬克思的想像，與過去唯一不同之處在於，各種金融特權和金融操縱機制成了不平等的新推手。富人因為金融操縱而更富，窮人因為必須償債而更窮，後者不限於個別層次的私人借貸，也包含集體層次的國家舉債。相對的，價值增殖本身反而被當作次要考量，只有那些世界上數一數二貧窮的國家才需要去煩惱這問題。

　　反價值概念登上最高點的那一刻，就是當經濟危機來襲、資本大規模貶值的時候。在《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提供了示範其如何運作的具體例子。他反對被李嘉圖認可的薩伊定律（Say`s Law），薩伊認為，每一次賣都意謂一次相對應的買，因此賣和買必然總是處於均衡。接受這個所謂的「定律」，也就否定了普遍危機的可能性²²。事實上，此定律只適用於純粹以物易物的經濟體。然而在貨幣化的經濟體裡，簡單商品流通的形式是從商品到貨幣再到商品，周而復始。沒有什麼東西強迫一個剛賣出商品的人，必須馬上用這筆貨幣去買進別的商品。如果所有經濟主體出於某些理由，比方說信心崩盤，而決定扣住手上的貨幣不用，那麼資本流通必定戛然而止，接著就是一連串經濟危機和價值被否定，這就是後來被凱恩斯定義為「流動性陷阱」的現象。在這裡，反價值壓過了價值，因為停止運動的價值就不再是價值了。舉例而言，美國二○○七年至二○○八年累計損失或者說貶值的資產價值約達十五兆美元之譜，這數字將近美國一整年財貨和勞務總產出的市場價值。

　　馬克思談價值總是不忘反價值，這點對理解他的思想十分重要，卻常遭人忽略或一筆帶過。但是，要搞清楚資本引導自身走向危機的趨勢，一種建立在資本之否定上的辯證式理解實不可少，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派困於其唯實證傾向，這種辯證式理解完全超乎他們的可及之處。至於馬克思本人是否了解價值和反價值之辯的全部意涵，這是個有趣的問題。他在《資本論》第三卷裡對英國金融體系冗長費解的研究，在在顯示其深知「貨幣資本的積累，大部分不外是對生產的索取權的積累²³……」銀行和信用成為「使資本主義生產超出它本身界限最有力的手段」，也成為「引起危機和欺詐行為一種最有效的工具」。未經審視的虛擬資本積累，意謂其「和資本現實增殖過程的一切聯繫就徹底消滅乾淨了」。如此結果只會加深一個幻象，以為「資本是個自行增殖的自動機²⁴」。我把錢存放在銀行帳戶裡，它居然會隨著時間複利式增長，這看起來實在神奇，我什麼也沒做它就增加了！然而，人們現在竟然期望整體經濟以同樣方式成長。這也難怪資本主義金融體系在馬克思看來，其拜物教趨勢之冠的頭銜當之無愧。

　　信用制度是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形式」，也是迫使資本無止境積累的關鍵力量之一。

　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對立性質基礎上的資本增殖，只容許現實的自由的發展達到一定限度，因而，它事實上為生產造成一種內在的、但不斷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縛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也就是危機，因而加強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種要素。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並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另一方面，又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正是這種二重性質，使信用的主要宣揚者……都具有這樣一種有趣的混合性質：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²⁵。

　　可惜啊，今天被人們稱為「金錢大帝」（masters of the universe）的華爾街老闆，可不像是單純的騙子，他們為了合理化自己的欺騙行為，發明了一套堪稱藝術的偽預言理論。同樣可惜的是，眼下並沒有太多跡象顯示，信用制度的演變和生息資本流通的明顯強化，可能成為某種新生產方式的中繼站。我們能想像的未來似乎只有一種，那就是一票貪得無厭、腰纏萬貫的投資客，既有財力可以收買各路反對勢力，又有能力強迫整個世界吞下大到難以下嚥的信用貨幣。

　　金融大戶對經濟危機的爆發額手稱慶？乍看之下，這似乎與常識不符。但如果我們從反價值流通的角度來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不論危機到來令一切處在生產階段和實現階段的價值多麼絕望，危機本身不啻是反價值力量的大獲全勝。一九二○年代的銀行家梅隆（Andrew Mellon）曾說：「當危機降臨，資產會回到其真命天子之手。」言下之意，是他自己²⁶。危機侵襲後總是留下大量貶值資產，在貶值資產不得不進行跳樓大拍賣時，那些手上還握有現金或特殊認購管道的買家往往占了便宜。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的東南亞情況就是如此。體質良好的廠商因為缺乏流動性而破產，這些廠商被外國銀行收購一空，並在數年後賣出牟取暴利。

　　馬克思指出，經濟危機的發生基本上代表以下可能：（一）使用價值實體被消滅或毀損，（二）交換價值的貨幣表現被迫貶值，（三）伴隨前兩者而來的價值喪失，因為唯有喪失價值，才是解決不理性資本過度積累的「理性」之道²⁷。注意馬克思的用詞，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價值等形式都包含在這段陳述裡，每種形式都對應一種特殊的否定，而每種形式的否定不會自動導致其他形式的否定。交換價值的喪失或貶值，並非必然意謂使用價值實體的消滅，後者可以成為資本主義積累復甦時的生力軍、成為免費財。這也是反價值所起的作用中，有助於恢復價值生產條件的途徑之一。例如，一個面臨破產的地鐵系統，就算系統本身的價值喪失、投資者的資本貶值，隧道的使用價值仍會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今天我們搭乘的倫敦地鐵隧道就是如此。

　　二○○七年至二○○八年美國經濟危機導致房屋價值大跌，成堆的房屋使用價值等待出清，私募股權公司和對沖基金因而得以低廉的價格買進，投入其他有利可圖的領域。馬克思深知這種可能性並在著作裡提及，此情況下資本「進行的投資就不能贏利，或者說，只有在投資喪失價值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資本才能贏利……（並且）在許多企業裡，最早的投資是虧本的，第一批企業主遭到破產，只有到第二手或第三手時，當投資由於喪失價值而減少時，才能增殖價值²⁸。」同理，以房地產市場為例，交換價值急遽攀升也並非必然意謂價值的增加，甚至可能不代表任何使用價值的實質提升。

非生產勞動的沉重負擔

　　要建構完整的反價值理論，就必須囊括一系列雖不生產價值但對資本運作而言不可或缺的社會活動。為此，我們不得不面對非生產勞動這個難題，亞當斯密也曾耗費大量篇幅討論它。

　　馬克思同意這個論點，例如行銷領域，流通過程僱用的工人並不生產價值，否則他就必須退而承認市場交易也會產生價值，這與其一貫的立場相悖。然而，這些工人可以是剩餘價值的來源。他們就像機器，機器雖不能生產價值卻能生產相對剩餘價值，方法是藉由降低消費品的成本、縮減勞動力的價值，好讓資本家可以保留更多剩餘價值。馬克思認為，因為流通過程和政府管制而產生的成本，應被視為從價值和剩餘價值產出中扣除的一筆費用²⁹。除了運輸費用外，市場流通成本不論由產業資本家或商人資本家承擔，對潛在價值生產而言都是一筆必要的扣除。因為這筆支出而精簡的流通成本和省下的流通時間，馬克思稱之為「減少對已創造的價值的否定」。流通費用雖說是必要的扣除，但假如提高非生產勞動的剝削率，這筆扣除也可以降低，如此一來資本家就可以將更多剩餘價值放進自己的口袋了。諸如簿記、零售、適度的政府管制和執法之類非生產性但仍屬社會必要的活動，其本質與資本主義並不衝突。

　　然而，假如社會上每個人都想靠這類活動謀生，而沒有人從事實際生產，那麼資本很快就會滅亡，反價值將壓倒一切。很顯然，我們可以下個結論：流通過程超乎社會必要的過度吸收勞動力、企業和政府部門無助價值生產的超級官僚化，這些因素雖然形式上不反資本主義、觀念上也不反資本主義，卻依然對資本再生產構成威脅，這是資本運動可能遭遇的橫禍之一。流通過程、政府管制和包括維護治安在內的行政官僚支出，這些膨脹的成本和徒增的無效率，吸收了大量價值卻不具任何生產性。

　　若真如某些傳統經濟學家聲稱的，現下美國經濟正被導向各種「大而無當」的活動，那麼這的確會是拖累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流通的禍首。某些人假設，當代資本主義面臨「大停滯」的主因就是如此。說什麼過度管制和官僚化是市場自由的大敵、資本主義不能放開手腳讓所有人蒙利都是國家的錯，這種批評幾乎已是所有右翼的必備技能了。然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裡卓然有成地證明，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絕對不會讓所有人雨露均霑，而是會讓財富和權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頂端一％的富人手中。但右翼論者強調，過度訴諸非生產勞動將對價值的生產流通有所損害，就這點而言，他們的說法並不是全無道理。

　　馬克思主張，如果不想讓非生產勞動成為反價值的最大助力，就不得不節約必要的流通成本和提振其效率。因此，出人意料的，非生產領域對活勞動的剝削程度常不比生產領域低，有時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非生產勞動有無超出社會必要的限度，十分難以界定。大多因監管制度而起的政治爭論，其實都圍繞著如何建立適當規範這個問題。由此觀之，馬克思對限制工作日長度之爭的討論，為此問題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

　　資本之間為了搶奪絕對剩餘價值而激烈競爭，這使得工作日延長和勞動強度提高，其程度往往足以危害工人的生命、健康和勞動能力。因此，哪怕從資本的立場來看，完全有必要建立某種形式的集體規範，以為競爭立下最低基準，唯有如此才能保護資本自己，讓其勞動力不受彼此之間毀滅性競爭的摧殘。不過，假如勞動者的集體力量逐漸強大起來，從另一個立場出發，更加堅決地要求限制工作日的長度，那麼這股從反面襲來的力量，勢必構成對資本主義的威脅。在工作時間的問題上，真正為勞動與資本之權利爭鬥一錘定音的，是階級力量的對比，「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了決定作用³⁰。」同樣的，任何屬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其中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之間的消長，也取決於各方社會政治集團的角力。

反價值的政治實踐

　　自外於商品生產交易並為人們擘畫新生活方式，類似的反資本主義行動和方針雖然規模往往很小，卻不在少數。若真如奧爾曼（Ollman）所堅稱，價值不是別的，就是異化勞動，那麼為了達成人之非異化存在這個政治目的，對於個人和集體生活中的資本主義價值規律，就應該積極自覺地加以否定。反價值的政治形式不只一種，舉例而言，在價值生產不及之處，互助經濟（solidarity economies）和共益社群（intentional communities）都尋求著自我再生產的可能³¹。這些共同體於內於外的交易關係，並不必然以市場機制為本。無政府公社、宗教社群和原始部落的社會秩序，處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夾縫中，形成各種不受制於價值規律的異質空間。然而，此類非價值生產活動的存在總是瀕臨危險，它們不是像人類天生的稟賦一樣被資本占用、當作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是為資本供應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工、變成某種產業後備軍的再生產機制。

　　資本在流通和擴張時，也為衝著自己而來的政治反抗打造了舞台。工藝、技術和科學的潛能因資本而釋放，縱使無意如此，資本依然創造兩股對立的力量，一邊是形成價值規律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另一邊則是可支配勞動時間或者「非勞動時間」。資本傾向「一手為社會創造可支配時間，另一手又將其轉化為剩餘勞動時間。假如資本在創造可支配時間上過分成功，它將為生產過剩而苦，因為剩餘勞動無法獲得實現的緣故，必要勞動也會遭到擾亂³²。」缺乏實現價值的能力，成為了資本難以逾越的限制。「這個矛盾越發展，下述情況就越明顯：生產力的增長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餘勞動所束縛了，工人群眾自己應當占有自己的剩餘勞動。」於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因為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那時，財富的尺度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³³勞工將因此重拾價值不可衡量的真義，在原本和資本簽訂的薪資勞動契約中，勞工被虛假地貶低為異化的存在，為資本價值增殖是他們唯一的使命。

　　在這裡，幾個有趣的政治悖論浮現眼前。近來許多的批判論述，都聚焦在將知識、科學、不支薪的家務勞動和自然資源的「無償贈與」納入價值計算。但說到底，難道它們就不是價值的來源嗎？馬克思的回答是，它們可以被拿來和機器類比：就資本來說，雖然這些要素對勞動生產力有所貢獻，能夠為資本創造相對剩餘價值，但畢竟不能真正算作價值的來源。目前有一股趨勢，許多人想將迄今仍被視為「非價值」的存在，納入資本主義價值生產和流通的體制。此策略的出發點其實不難理解，部分原因應該在於價值這個詞彙隱含的正面評價，以及許多長期被忽視的人們要求其貢獻得到認可。但不得不說，這在政治上完全搞錯了方向。持這種訴求的人沒能理解，在政治反抗中非價值、反價值、非異化勞動和可支配時間所扮演的辯證角色。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獨特的價值和異化形態，正是因為立基於非價值及非異化勞動的領域，才能找到一種既深刻又能引起廣大共鳴的批判。也正是從這裡出發，我們才能窺見某種後資本主義經濟的樣貌。馬克思寫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成為一個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生產者，不是一種幸福，而是一種「不幸³⁴」。

　　舉凡各類知識、資訊和文化成果，無一不可商品化並整合進資本主義裡。同時，這些成果開創非異化和自由人類活動的潛能，也形成反資本主義的先鋒力量。多種多樣的文化生產者因為居於此矛盾位置，而成為基進政治行動者中極重要的一群。文化生產者的意念中不乏對非異化人生的追尋，同時這群人也面對著自身成果被寄生收租階級占有的現實，衝突在此升溫。不過，雖然他們在價值生產條件的領域也與資本宰制相抗衡，但其衝突大多圍繞著價值實現條件而起。

　　與此相同，家務勞動既然不被納入價值計算，也許意謂那裡蘊藏反資本主義的潛能，當然，此種可能建立在包括性別、父權、性傾向和教養等內部矛盾和異化得到解決的前提上。縱使從外食到理容理髮等一切家務勞動相關的活動日益商品化、市場化，人們花費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依然有增無減，哪怕諸如洗衣機和自動吸塵器等節省勞力的家電陸續出現亦然，當然，也有認為家電出現反而導致家務勞動時間增加的不同意見。無論如何，人們在家戶內為彼此付出的勞動，以及攜手為了生產和維護公共財所做的一切，都可能成為反抗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及其社會關係支配的強大手段。幸好家務勞動薪資化這件事不太可行，因為就算它是可行的，也只是證明家務勞動不但理論上得以被資本主義整合，而且和異化形態的勞動互不衝突罷了。一九七○年代由女性主義者發起的「家務有給制」運動，雖然極為精闢地凸顯了馬克思主義傳統對性別問題的漠視，但其提出的政治方案卻與解決問題背道而馳，這一點，事後就連此運動的某些倡議者都幡然承認³⁵。我認為，假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價值和反價值的關係能被完全釐清，這一切偏誤根本不會發生。

　　與此同時，另一股相仿的運動也在進行著，環境經濟學家及某些論者主張用人為的估價工具，將自然資源的無償贈與納入價值生產之流。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霸權挾商品化這個武器四處攻城掠地，此種看似肯定自然資源價值的漂綠（green-washing）手段，只會起到為霸權擦脂抹粉的作用，並助長資本主義和自然、人和自然之間因商品化而生的異化關係而已。從這裡出發，多的是反資本主義論述可以扎根之處。然而目前主流的政治運動，竟然想要一頭栽進為自然環境秤斤論價的框架裡去！如果處於資本主義之下的價值，跟異化勞動和被異化勞動者的生產是一體兩面，那麼，究竟為什麼任何自詡進步人士的人會主張融入這種體制呢？

　　說到底，身為勞動力商品的勞動者也逃不過貶值之苦。當勞動力貶值，縱使勞動者依然保有技術和勞動能力，他們也將面臨薪資縮水、健康和福利受威脅的困境。舉例而言，當二○○八年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實質上被國有化時，管理層引進了一種雙元僱用結構，老員工繼續保有原本的薪資福利，同時新聘用的員工薪資福利卻遠不如前者。勞動力貶值及其價值喪失一旦期間延長、影響加深，哪怕一般來說資本施加的壓力顯然無法達到那個程度，都可能導致勞動人口遭到肉體上的毀滅。然而資本的進犯從來無法不激起漣漪，勞動者總會以某種個體或集體的政治行動予以回應。

　　面對反價值的力量，唯有找到它在價值理論中的位置。若如我所料，這正是深埋價值運動和資本流通核心之「更深刻的對抗」，那麼當務之急就是將此矛盾攤在陽光下，朝著這個方向，才能開始反擊一天比一天猖狂的債務奴隸制，債務奴隸制不僅宰制當代社會關係和民眾福祉，更扼殺人們對生活的盼望。對許多人而言，比起想像資本主義的末日，想像世界末日似乎更容易些，為何如此？這跟債務的宰制絕對脫不了關係，資本積累的未來，早已屈服在債務高築的反價值陰影之下了。在絕望中，似乎只能期待某種毀天滅地的強大外力前來解救我們。不，這不會是辦法。唯一出路只有果斷地拆除、甚至毀滅這座狹持人們未來的債務高塔。

　　反價值的存在，意謂資本流通有受阻中斷的可能。它預示了資本發生危機的傾向如何採取多樣形式、如何在價值生產和實現等不同階段間流動³⁶。此洞見如此重要，卻經常受到忽視。一反廣為流傳的理解，馬克思告訴我們，危機並不必然帶來資本主義的崩潰，而是將其推向重組的新階段。由此清楚可見，反價值於資本再生產中所扮演的辯證角色。「危機永遠只是現有矛盾的暫時暴力的解決，永遠只是使已經破壞的平衡得到瞬間恢復的暴力的爆發³⁷。」然而，資本重組總是既有局限又不安穩。債務這種對未來價值生產的要求權一旦大量積累，不是不可能超乎未來生產實現價值和剩餘價值的能力。就算債務能順利兌現，支付債所需的義務也阻絕了社會其他之路。債務奴隸制不僅桎梏了個人、也桎梏了整個經濟的未來³⁸。這個主題，我們將在本書結尾再一次回顧。

註解

01　Capital, Volume 1, p. 131.

02　Grundrisse, p. 543.

03　Capital, Volume 1, p. 202.

04　Capital, Volume 1, p. 103; Moseley, F., and Smith, T. (eds), Marx’s Capital and Hegel’s Logic: A Reexamination, Chicago: Haymarket Press, 2015.

05　Grundrisse, p. 441.

06　Grundrisse, p. 621.

07　Grundrisse, pp. 403, 447, 542, 621. See also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pp .85–9.

08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2, p. 514.

09　Grundrisse, p. 621.

10　Capital, Volume 1, p. 201; Grundrisse, p. 527.

11　Capital, Volume 2, p. 396; ‘The Immediate Results of Production’ in Capital, Volume 1, p. 1033.

12　Tronti, M., ‘Our Operaismo’, New Left Review, 73 (2012); Negri, A.,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dia, 1991.

13　Marx, K.,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Tucker, R.,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n), New York: Norton, 1978, p. 636.

14　Capital, Volume 3, p. 991.

15　Cf. Henderson, G., Value in Marx: The Persistence of Value in a More-Than-Capitalist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16　Capital, Volume 2, chapter 8.

17　Grundrisse, p. 535.

18　Capital, Volume 1, p. 254.

19　Capital, Volume 1, p. 233.

20　Roy, A., Poverty Capital: Microfinance and the Making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21　Blackburn, R., Banking on Death: Or Investing in Life, London: Verso, 2004.

22　Capital, Volume 1, pp. 208–9.

23　Capital, Volume 3, p. 599.

24　Capital, Volume 3, chapter 24.

25　Capital, Volume 3, pp. 572–3.

26　Wade, R., and Veneroso, F.,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3–232.

27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2, pp. 495–6.

28　Grundrisse, p. 531; Capital, Volume 3, p. 199.

29　Capital, Volume 2, chapter 6.

30　Capital, Volume 1, p. 344.

31　Hudis, P., 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Chicago: Haymarket, 2012.

32　On time in Marx, see Bensaid, D., Marx for Our Times, London: Verso, 2002; Tombazos, S., Time in Marx: The Categories of Time in Marx’s Capital, Chicago: Haymarket, 2014.

33　Grundrisse, p. 708.

34　Capital, Volume 1, p. 644.

35　Himmelweit, S., and Mohun, S., ‘Domestic Labour and Capital,’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 (1977): 15–31l.

36　Harvey, D., The Enigma of Capital,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0, chapter 5.

37　Capital, Volume 3, p. 357.

38　Hudson, M., ‘The Road to Debt Deflation, Debt Peonage, and Neofeudalism’, Working Paper No. 709, Annandale-on-Hudson, 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February 2012; Hudson, M., Killing the Host: How Financial Parasites and Debt Destroy the Global Economy, ISLET-verlag, 2015.

︱第五章︱

價值缺位下的價格

密爾頓，《失樂園》的創作者，他是非生產勞動者。相反，為書商提供工廠式勞動的作家，則是生產勞動者。密爾頓出於同春蠶吐絲一樣的必要而創作《失樂園》。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動表現。後來，他把作品賣了五鎊，因此成為商人。但是，在書商指示下編寫書籍（例如政治經濟學大綱）的萊比錫的一位無產者作家，卻近乎生產勞動者，因為他的產品從一開始就從屬於資本，只是為了增加資本的價值才完成的。一個像枝頭小鳥般自在歌唱的歌女，是非生產勞動者。假如她把自己的歌賣錢，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薪資勞動者或商人。但是，同一個歌女，被劇院老闆僱用，老闆為了賺錢而讓她去唱歌，她就是生產勞動者，因為她直接生產資本。一名指導他人的教師不是生產勞動者。但是，一名為了工資而在機構裡和他人一起工作的教師，用他的勞動幫擁有這家知識普及機構的老闆賺錢，他就是生產勞動者。

——《資本論》第一卷附錄二，做為剩餘價值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

　　價值與價格在數量上的不一致令人費解，且這個難題的重要性，可能超乎馬克思當初的設想。隨著時代演進，兩者的矛盾似乎變得越來越尖銳。假如投資者不投注資本在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反在定價市場上對諸如藝術品、貨幣期貨和炭期貨等不包含價值的資產進行投機牟利，那麼此舉無異於從一般資本流通吸走部分價值，並讓這些價值成為虛擬市場上流通的貨幣，在這裡投資者唯獨占有價值，毫無直接生產價值可言。價格信號理應表現價值，然而一旦其悖離了這個基礎，將導致投資者做出錯誤的決策。如果資本投入房地產或炒作其他資產能帶來最高的貨幣利潤率，一位理性的資本家勢必在此砸下重本，而不是把錢丟進生產活動的領域。從資本再生產過程的整體發展角度來看，資本家的理性驅使他們做出不理性的行為。這些不理性的行為匯聚起來，足以形成一股讓整體經濟步向長期停滯的趨勢。

占有使用價值

　　另一方面，某些使用價值以「無償贈與」的形式進入資本生產過程，這個有利因素可能緩和資本再生產的灰暗前景。此種情形的例子，比方說，當「勞動對象……是由自然無償贈予的。如金屬礦石、礦物、煤炭，石頭等等」⁰¹。雖然資本仰賴自然資源進行物質上的新陳代謝，但這不代表自然本身包含價值。對資本而言，自然就像個滿是無償贈與的寶庫，取用不須支付代價。然而就算是這樣的使用價值，若某個人將其納為私有財產，仍可能被冠上價格。此使用價值的所有者因此獲得一種特殊地位，哪怕這些資源並不包含價值，所有者也可以從中抽取貨幣租金。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承襲自古代的人造建築、景觀和器物。就連那些我們稱之為「第二天性」的人類慣習，儼然也是個無償贈與的集散地，它們足以在生產過程中充當使用價值⁰²。除此之外，從家戶工作者、自給自足的農夫及其他非商品生產人口身上，資本也有能耐抽取相應的「捐獻」和「免費財」。馬克思這樣說：「工人階級的不斷維持和再生產始終是資本再生產的條件。資本家可以放心地讓工人維持自己和繁殖後代的本能去實現這個條件⁰³。」縱使是勞動者自學而得的技能，也無法逃過被資本不付代價占有的命運。勞工在工作中習得的技能，以及因此儲存在腦中的知識尤其如此。「只要把工人放置在一定的條件下，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就無須支付報酬而發揮出來，而資本正是把工人置於這樣的條件之下的。因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為工人在他的勞動本身屬於資本以前不能發揮這種生產力，所以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好像是資本天然具有的生產力⁰⁴……」雖然如此，熟練工人若是握有難以取代的技能，也可能藉此以壟斷租金的形式獲利。因此，資本對具有壟斷性技能的勞動力發起進攻。電腦程式設計師就是個很好的例子，近年來他們的身分迅速從技術專家滑向一般雇員，地位早已大不如前。

　　前述景況，並不是自很久以前延續下來的舊現象。勞工於工作中的所學對資本而言，越來越具有政治經濟上的重要性。這些知識雖為勞工的能力，卻表現為資本的力量，被資本當作免費財占有了。我們可以看看當代數位勞動，這是個很有意義的例子。Ｐ2Ｐ基金會的創始成員鮑溫斯（Michel Bauwens）寫道：「當今認知資本主義（cognitive capitalism）體制下，使用價值的創造呈指數式擴張，然而交換價值則不同，不但僅以線性式增加且幾乎獨由資本實現，這導致了各種超級剝削形式的產生……典型新自由主義使勞動收入停滯，而超級新自由主義反使社會去無產階級化，舉例而言，薪資勞動者日益被孤立的、不安定的自由工作者取代；更多使用價值完全脫離了勞動的形式。」且「此種使用價值的創造者完全沒有在交換價值上得到回報，因為專利交易平台實現並吃下了這些交易價值⁰⁵。」平均來說，那些實際從事數位勞動的工作者，他們的時薪「不超過二美元，遠低於美國各州的最低工資」。這種價格形式背後，隱藏著鮑溫斯所謂「新封建」價值體制下的「超級剝削」，嚴酷程度比起尋常資本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體制「越來越依賴無償取得的『徭役』，並四處創造債務奴隸制」，其實質就是一套仰賴自願勞動，並以公有財導向之同儕生產模式（commons-oriented peer production）為基礎的政治經濟體系。這套標榜開放公有財和合作式生產的體制，起初被人們視為解放的契機，後來卻淪為資本予取予求的超級剝削工具。伴隨著像Google或Amazon這類大資本的，是以占有免費財為目標，對自我養成之技術勞動力的放肆劫掠，這點已然成為當今時代的重要特徵。所謂的文化產業亦如此，代理商和文化企業家榨取創意發明的成果，秤斤論兩地買賣、轉化成可供商業營利的產品。對於這類勞動，我們有必要更仔細考察其與價值和剩餘價值創造占有的關係。此考察將帶領我們一探「認知資本主義」扮演何種角色的當代爭論，以及生產創意和知識的活動如何有益於提高價值的問題⁰⁶。

　　思考一下，概念、知識和想像等心智產物如何影響資本流通，如何與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相互作用？闡述認知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傾向於認為知識成了價值的某種形式、如資本一般流通著。他們還說，現在的經濟已不再像過去以商品為基礎，而是以知識為基礎了。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智慧財產權的興起，的確，很多在此背景下生產的知識都有價格。但光憑這點就假定知識像價值那樣流通卻過於牽強、難以成立。尤其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正是那些可冠上價格卻不包含價值的產物之一。它們是數代人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心血結晶，根據馬克思的說法，此知識當為免費財，這種人類文明的遺產理應無償對所有人開放，任何想要從中獲得啟發的人都可自由取用。知識公有財日漸被少數人侵奪和私有化、被轉化成商品，這個現象多少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軌跡。

　　但認知資本主義論者卻堅持，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裡已經點出了這個趨勢。在一個廣為引用的段落裡，他研究了「一般智力」的產物如何影響資本積累的動力。馬克思的焦點，並非以某種價值形式存在的知識，而是知識和心智能力等人類稟賦的無償贈與如何被整合進固定資本、如何在價值生產過程中持續提升勞動生產力，直到勞動這個價值生產的因素變得過剩，人工智慧在當今時代的發明即是一例。馬克思認為，此趨勢將使得勞動價值理論顯得多餘。馬克思在這裡研究的對象是固定資本，不是知識本身⁰⁷。以這個對象，所有不能被嵌入固定資本的知識都無關緊要，馬克思只對能提升勞動生產力的知識形式感興趣。就此，管理科學的重要性並不遜於基因和航空工程。

　　然而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想像和創意這些人類稟賦的無償贈與，如何能夠被占有並調動起來製造新的技術和組織形式，成為在市場上販售的商品。「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⁰⁸。」人類稟賦的無償贈與，諸如觀念、知識和想像等皆能起到使用價值的作用，在生產技術的投入中扮演關鍵角色。在勞動過程裡，人類想像力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另外，不論想像本身多麼光芒四射，人的想像也不可能從一片虛無中憑空出現。任何新知識的建構必然有其脈絡，必然透過語言、概念、敘述和既存閱歷的中介，建立在過往經驗和對經驗的多種理解、多種詮釋之上。

　　什麼能被製造和怎樣讓製造有利可圖，很大部分總是取決於人類稟賦的無償贈與性質如何。人們長久以來對資本體制的批評，有一部分指向它對人民大眾創造潛能的挫傷，何以如此？因為資本不僅主導生產什麼和如何生產，還把人們的智慧和文化成果據為己有，仿佛打從一開始這些成果就是它自己的。當某家建築公司僱用一群彆腳的建築師，只為將一份設計賣給資本建商，或者孟山都（Monsanto）僱用了一群生物學家，埋首研究一種已經演化千年的植物、專注於分離ＤＮＡ序列只為了獲得栽種這種植物的專利權，在這些情況下，人類的想像力就被資本局限和馴服了，一切只為生產和占有剩餘價值服務。馬克思將這個概念延伸到文化生產的領域：

　密爾頓，《失樂園》的創作者，他是非生產勞動者。相反，為書商提供工廠式勞動的作家，則是生產勞動者。密爾頓基於同春蠶吐絲一樣的必要而創作《失樂園》。那是他天性的能動表現。後來，他把作品賣了五鎊，因此成為商人。但在書商指示下編寫書籍（例如政治經濟學大綱）、萊比錫的一位無產者作家，卻近乎生產勞動者，因為他的產品從一開始就從屬於資本，只是為了增加資本的價值才完成的。一名像枝頭小鳥般自在歌唱的歌女，是非生產勞動者。假如她把自己的歌賣錢，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薪資勞動者或商人。但同一名歌女，被劇院老闆僱用，老闆為了賺錢而讓她去唱歌，她就是生產勞動者，因為她直接生產資本。一名指導他人的教師不是生產勞動者。但一名為了工資而在機構裡和他人一起工作的教師，用他的勞動幫擁有這家知識普及機構的老闆賺錢，他就是生產勞動者⁰⁹。

　　在這裡，「生產勞動」的定義指向生產剩餘價值。密爾頓在創作《失樂園》時，並沒有創造價值。當他以五鎊的價格，將作品內容的獨家使用權賣給其他人時，此舉只是使貨幣流通的領域擴張，對價值生產並沒有絲毫貢獻。作品內容的使用權有價格，但沒有價值。此種商品買賣的形式，必須以一個保障排他性智慧財產權的法律體系為前提。除非書商以資本主義企業的方式經營，將《失樂園》印製為商品，否則根本沒有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生產實現可言。凝結在書本裡的價值和剩餘價值要被實現，此書就要滿足某些人的渴求、需要和慾望，而且這些人還不能沒有支付能力。但我們不是在談論隨便一本年代久遠的書，而是內容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失樂園》。內容不可取代意謂訂定壟斷價格和收取壟斷租金的可能，加上了壟斷租金的價格，必然遠大於實體書本身包含的勞動。除此之外，假如賣家手上是不可多得的稀有初版書，那麼在收藏家之間這本書很可能開出天價。

　　就是這點最令認知資本主義論者困惑，在創造性智力和文化勞動的背後似乎有著什麼，足以讓其產物與眾不同，這些產品因為加入了某種被稱為「聲譽價值」（reputational value）的東西而提高價格，但此和實體勞動一點關係也沒有¹⁰。相對的，假如作者寫的書乏人問津，成堆地放在倉庫裡招惹灰塵，那麼價值和剩餘價值根本不會存在。因此，回到密爾頓的例子，是《失樂園》的寫作使價值生產和壟斷租金成為可能，但在可能化為實際、價值透過資本流通得到實現之前，仍有幾個必經的階段要走。

　　靜待出版商發掘的作品，在這世界上多如過江之鯽。理論上，尋找作品並冠上價格、在智慧財產市場流通的機會無盡無窮。但這一切對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終究無所貢獻，只是更加深價值和其貨幣表現之間的矛盾，甚至還將原本存在資本流通過程裡的價值抽走。智慧財產權和收藏品市場具有快速擴張的潛力，其必然伴隨對價值生產和積累的負面影響。政府對鉅富階層減稅，是有可能令他們集中貨幣進行投資。但如果富人偏喜歡投資藝術品市場，很不幸他們經常如此，那這對價值創造一點幫助也沒有。事實上，日益惡化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既肇因於價值生產長期停滯，也和價格漲個不停的畢卡索名畫大有關係。

　　從例如點對點計算（peer-to-peer computing）這類活動中產生的非價值，資本只要簡單地予以侵奪、商品化和占有，就能將其無償轉化為供自己差遣的使用價值。價值生產在多大程度上仰賴這類無償贈與，可能的情況不一而足，但對於先進資本主義經濟卻再普遍不過¹¹。無償的贈與，不僅源於自然資源，更源於歷史、文化、知識、建築藝術、技能和實踐，這些無一例外都可以侵奪，就像密爾頓的《失樂園》，其內容能被占有、能被商品化，不論裡面包含的價值多寡，最後都能冠上一個價格進行交易。整個社會不乏各種如春蠶吐絲一般自由且非異化的勞動，然而其內容一旦成形，侵奪、占有、貨幣化和交易隨時準備接棒大顯身手。

　　回到科學和技術知識的例子，蘊藏在這類「春蠶勞動」和人類創意裡的無償贈與，其進入資本流通的方式別具一格。然而馬克思感興趣的僅在於，他所謂的「一般智力」在固定資本形成的過程中，能影響勞動生產力到什麼程度¹²。馬克思特別關心科學和技術、知識與生產的關係，它們如何嵌入固定資本、如何藉自動化取代並削弱勞動的地位，這尤其體現在當今機器人科技和人工智慧的發展上。科學知識本身，被馬克思視為免費財¹³。假如其他一切情形不變，那麼技術變革致使勞動被取代和削弱的趨勢，將造成勞動這個價值生產的積極因素，其對生產的貢獻日益縮減。這值得我們思考一下，哪怕因生產力提升而使得投入資本流通的實體商品大幅增加，價值和剩餘價值仍有可能越來越稀薄，甚至從流通過程中完全消失，如此究竟會帶來什麼後果？一邊是增加的實體商品生產和相應改變之價格、一邊是減少的社會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兩者間的鴻溝無可挽回地加深，在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眼中，這預告了資本主義無可避免的最終崩潰。

利潤和價值的矛盾

　　受庫爾茨（Robert Kurz）啟發的德國價值批判學派，是此觀點最頑強的捍衛者，但他們同樣不認為這場崩潰近在眼前¹⁴。支持此理論者相信，在這個矛盾背後隱藏著一股長期趨勢，它把經濟推向停滯、利潤率下跌，以及對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實現的嚴峻限制，而這一切都和內在於資本主義、偏好節約勞動的持續創新動力有關，就某些方面而言，可以說連馬克思本人都表達過對此理論的支持。

　　有個顯而易見的辦法可以解決此困境，那就是開創新的、勞力密集的生產活動，以彌補製造業等傳統價值生產部門減少的工作。比方說，晚近諸如物流、運輸，以及搭旅遊業興起之餐飲等勞力密集部門的擴張，即是鮮明的例子。因此，從長期基礎建設到短期舞台表演等包羅萬象的生產活動，吸收的勞動力益發增加，附帶一提，表演這種一經生產幾乎馬上被消費的活動形式，最符合資本零流通時間的理想。一部分因為機器人和自動化科技而被釋出的工業勞動力，就是以這些形式被吸收。工作機會在一增一減之間宛如刀鋒上的平衡，究竟如何沒人說得準，然而最低度的共識還是存在，品質方面越來越惡劣的工作，讓整體勞動力中越來越廣泛的族群備受異化之苦。

　　另一種回應長期停滯困境的辦法，是廣納更多免費財，讓它們成為投入資本主義生產的要素，同時防堵從中占有和抽取壟斷租金的行為。有趣的是，馬克思認為減租和減稅是一種抵銷利潤率下跌趨勢的對策¹⁵。另一個現象也很有意思，部分當今最有活力的生產活動，例如Google和Facebook等數位勞動部門，其快速發展恰恰有賴於免費勞動。此外，所謂的「文化產業」亦如此，這也同樣關鍵，透過大量吸收非異化的、創造性的人類「春蠶吐絲」，近年來這些產業在資本主義活動的領域快速擴張。

　　許多發生在資本主義內的大小事，其動力源自定價市場上的活動，它們多與價值生產無直接關係，但之中也有例外，有些被交易的使用價值就是為促進剩餘價值生產而被創造。不少這類活動和交易自外於價值生產流通的領域，雖說如此，因為它們產出可當作投入要素的使用價值，所以仍然和該領域有所關聯。旅遊業就是個例子，其交易圍繞著自然、歷史、文化和景觀的無償贈與進行，這些不費成本的要素雖不包含價值卻被納入資本主義式管理，因此同樣生產價值和剩餘價值。由於歷史、文化甚至自然景觀的商品化，若沒有開拓和保存就無法實現，其使用品質也需要勞動進行維持，所以這裡就產生了模糊地帶。一套旅遊行程意謂無償贈與和商品價值的混合，這點十分耐人尋味。此種勞動既能加以資本主義式的管理，對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當然也就有所貢獻。然而這並不否定下述事實，就旅遊產業而言，很多投入生產過程的基本使用價值要素無疑是免費財，例如陽光海灘和文化遺產，這些要素縱使不包含價值也可以被冠上貨幣價格，當然，除非它們像迪士尼樂園一樣，其歷史、傳統和文化是在人們眼前從無到有被發明出來的。假如歷史和文化的人為造物先天地具有價格，那麼此價格多含有壟斷租金的形式¹⁶。唯有長久將之視為公物，免於被侵奪和被納入私有財產的命運，它們才能繼續是免費財。侵奪原為免費財的歷史、文化和自然，將使某些人獲得所有者的資格和占有租金的權利。我們都有類似經驗，在為了進入一棟名勝大教堂或觀賞一座古代紀念碑而支付門票時，就是這麼回事。門票費也許可以說是使用或維持所需的成本，但同時它也可以遠高於這個水準，形成讓所有者得以抽取壟斷租金的基礎。所有這些生產部門都存在著爭先恐後的鬥爭，什麼將持續被視為公有財？什麼將被侵奪而成為抽取壟斷租金的溫床？都要由一次次的鬥爭決定。

　　資本對待被整合進生產過程的知識，實質上與觀光產業占有歷史、文化和夢想並無不同。馬克思也承認，只要加以資本主義式的管理，科學和技術創新本身可以是門生意，雖然科學和技術知識究其本質當屬全球性公有財的一部分、因而按理應為免費財。然而，實際上很多使用這些知識的人，都因為專利、許可智慧財產權等制度而被索取了一筆價格。

　　勞動究竟在形式上或實質上從屬於資本，此差別在這裡十分重要¹⁷。馬克思之所以引入這個區別，是為了點出從勞動者自行支配的勞動過程，到被資本規畫和控制的勞動過程，兩者間存在一種過渡。處於所謂工場手工業時期的資本主義，其特性是利用傳統的工匠技能，透過協作和分工將各種工匠整合進同一個勞動過程，例如早期的馬車製造工場。工場手工業資本的主要剩餘價值來源即絕對剩餘價值——將勞動時間延長至超過再生產勞動力所需之社會必要程度。透過此種方式，資本控制的僅有產品和其價值，勞動過程並不在資本控制之下。這與工廠制度截然不同，在工廠制度下勞動過程完全被資本支配，甚至達到勞動者的活動完全聽命資本、向資本這個外在力量臣服的程度。決定性的剩餘價值來源因此發生改變，變成了相對剩餘價值、變成源於再生產勞動力所需之工資消費品的生產力提高。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經常需要不為多數人掌握的科學技術，因此雖然絕對剩餘價值仍為價值生產的根本，相對剩餘價值卻成了推動資本演進的驅力。然而，實際情況卻又不盡然如此。以數位勞動為例，明明是新興的勞動型態，卻很詭異地與十八世紀晚期的英國紡織業外包制度相似。同樣的，泰半十九世紀的巴黎工業體系也以外包制度為特徵。左拉在小說《酒店》裡對這種十九世紀巴黎勞動型態的描寫，為我們提供最令人震驚的例子。勞動從屬於資本的形式與實質之別，就如同絕對和相對之分，在實際運作中處於一種辯證的關係，絕不是涇渭分明的。

　　價值和其貨幣表現形式之間的鴻溝，總是一往無悔地擴大加深，這個現象常誘使人們改將價格當作資本的本質，並將資本重新定義為貨幣運動而非價值運動。這種對資本的重新定義，也讓人們更加聚焦在充斥投機炒作的文化、知識和創新創業智慧財產權市場，此種比比皆是的現象，正是當代資本主義特殊的資產市場投機炒作形式。某些人主張，我們正進入一個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在這裡知識是最重要的力量，一個建立在知識和自動化、人工智慧等節約勞動之創新的技術烏托邦（techno-utopia）就在伸手可及之處，或者像某些人，例如梅森（Paul Mason）所堅持的，如今我們早已活在這個未來之中¹⁸。從矽谷新貴的角度來看，這樣重新定義資本似乎是合理的¹⁹，但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將立場換到孟加拉工廠倒塌的受害者、深圳工業區的跳樓工人、印度農村深受微型金融對次級貸款危機之助長所苦的民眾身上，這套說辭就不攻自破了。近來在以房地產為首的許多資產市場裡，種種以投機炒作牟取暴利的行為無疑重分配了價值。但這些行為本身卻對價值創造毫無幫助，除非一部分貨幣報酬被用於投資以追求價值增殖，或者透過創造足夠的有效需求以促進價值實現。

　　我們在此見識到的，是擋在資本面前的第二個「大矛盾」。第一個矛盾來自於為了追求相對剩餘價值而鑽研節約勞動的技術，伴隨這種技術變革而來的，將是抽取價值和剩餘價值所必須的勞動力遭到縮減。第二個矛盾則來自資本追求貨幣利潤最大化的潛在趨勢，投資將因此被陷入不生產價值和剩餘價值的領域。這兩種趨勢中不論哪一種發展到極致，對資本再生產來說都是致命的。並且，當代可觀察到的證據都證實這兩股趨勢存在，也證實它們足以帶來災難。

　　對於種種價格偏離價值的問題，新古典學派的一貫反應是主張，既然我們盡是碰到問題的貨幣面向，且定價問題的影響越來越壓過一切，那我們何不將價值這東西完全拋到腦後呢？而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理論家有持相同意見者，也有雖不否定價值存在、但致力於發展一套貨幣理論取而代之者，在後者看來，這是面對當前理論困境唯一可行的辦法²⁰。此種做法，無異於在長期停滯似乎已成常態的當代全球資本主義世界裡，親手放棄了任何解釋長期停滯的可能，至於了解反價值在價值流通裡有多重要，就更談不上了。對修正派馬克思主義者和新古典經濟學家而言，採取這種立場也許是令人寬慰的，因為這讓他們可以繼續相信，只要運作良好且受到適當管制的定價市場重返均衡條件，眼下全球資本主義的混亂都將煙消雲散。還有些馬克思主義者也在同樣的地方跌了跤，他們不是明白接受了一套將資本定義為「貨幣運動」而非「價值運動」的理論，就是更庸俗地認為資本不過是窮盡所有可能、用來賺取更多貨幣的貨幣。全然忽視貨幣和價值間的矛盾，只會阻礙我們走上理解當代資本積累困境的大道，這條道路雖然重要，但也不得不承認其複雜。

　　面對當今日益倚靠大數據進行精密分析的潮流，唯有著眼貨幣和價值間的矛盾才能反省其缺失，才能認識到大多經驗數據不外以貨幣為衡量尺度，而這個尺度可能偏離它理應表現的無形社會關係，甚至根本與之相悖。就算不考慮價值在分配領域的運動過程中，貨幣如何被創造與被占有等問題，對貨幣和價值可能相偏離的認識也是重要的。

　　當美聯儲和歐洲央行一次次啟動量化寬鬆，此舉正是在創造沒有相應價值支撐的貨幣。當貨幣以生息資本的形式流通，它們就起著反價值的作用，必須以未來的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兌現。然而，假如這筆被釋出的貨幣，進入像房地產、股票和藝術品等資產市場流通，那麼就算鉅富人士因為擅於炒作而變得更富有，反價值卻依然不會得到兌現。如此便會催生一股強大的誘因，刺激人們創造更多反價值以兌現過去的反價值。這樣做的結果，不會只是價值生產的長期停滯那麼簡單，而是通往一場貨幣無止境擴張的資本主義龐氏騙局，我們今天就走在這條路上。

　　如果接受一套純以貨幣為基礎的資本理論，那麼我們將更難像庫爾茨（Kurz）和他的同僚那樣，對當代資本主義提出犀利的批評。為何貨幣財富的日趨集中，必然以其他人滿足自身渴求、需要和慾望的支付能力被剝奪為代價，對於這個矛盾，我們也將喪失揭開其祕密的能力。說穿了，是廣大民眾的渴求、需要和慾望繼續得不到滿足，才換來了富人對畢卡索的藝術品味繼續提升。

註解

01　Capital, Volume 1, p. 751.

02　Smith, N.,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Wiley, 1990.

03　Capital, Volume 1, p. 718.

04　Capital, Volume 1, p. 451.

05　Bauwens, M., ‘Towards the Democratisation of the Means of Monetisation’, mimeo, Brussels, 21 October 2013.

06　Moulier Boutang, Y.,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2011; Vercellone, C., ‘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 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 (2007): 13–36.

07　Grundrisse, pp. 685–95.

08　Capital, Volume 1, p. 284.

09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Capital, Volume 1, p. 1044.

10　Arvidsson, A., and Peitersen, N., The Ethical Economy: Rebuilding Value After the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　Huws, U., Labor in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4.

12　Grundrisse, pp. 690–706.

13　Grundrisse, p. 765.

14　Larsen, N., Nilges, M., Robinson, J. and Brown, N. (eds), Marxism and the Critique of Value, Chicago: M-C-M, 2014.

15　Harvey, D., ‘Crisis Theory and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in Subasat, T. (ed.), The Great Meltdown of 2008: Systemic, Conjunctural or Policy Created? Cheltenham: Edgar Elgar, 2016.

16　Harvey, D., ‘The Art of Rent’, in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2012.

17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Capital, Volume 1, pp. 1019–49.

18　Mason, P.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London: Penguin, 2016.

19　Ford, M. , The Lights in the Tunnel: Automation,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y of the Futur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culent™ Pubishing, 2009.

20　Moseley, F., Money and Totality: A Macro-Monetary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Logic in Capital and the E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Leiden: Brill, 2015.

︱第六章︱

論技術問題

一個工業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因此，有了機器紡紗，就必須有機器織布，而這兩者又使漂白業、印花業和染色業必須進行力學和化學革命。同樣，另一方面，棉紡業的革命又引起分離棉花纖維和棉籽軋棉機的發明，由於這發明，棉花生產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的巨大規模進行。但是工農業生產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會生產過程的一般條件，即交通運輸工具的革命成為必要……交通運輸業是逐漸靠內河輪船、鐵路、遠洋輪船和電報的體系而適應了大工業的生產方式。

——《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機器和大工業

　　技術問題，是了解資本運動之動力的基礎。對於這個主題，馬克思無疑是最具洞察力和先見之明的評論者之一。當然，這並不是說他的分析什麼都不缺，或他的分析經得起任何挑戰。技術與科學的結合，是貫串《資本論》第一卷的主要焦點之一，但在第二卷卻被假設維持不變。在第三卷，馬克思談到金融機構和貨幣流通的某些技術和組織特徵時，偶爾也分析了一部分技術變革對利潤和租金的影響。馬克思在《資本論》裡分析技術和科學所扮演的角色，主要聚焦在其和資本增殖與商品生產之間的關係。他於《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裡則採納一種更寬廣的視角，對技術議題做出了不少更精練、有時更具思辨性和預見性的評論。但綜觀馬克思的著作，對於除運輸外之價值實現流通、含括勞動力在內之社會再生產，以及價值分配的技術問題，卻很難說他有過扎實的系統性考察。歸根究柢，馬克思最終呈現給我們的，應該說是一個從特定角度審視技術和組織變革的觀點。

技術變革

　　但馬克思之所以採取這種立場，不能說沒有充分理由。在人類歷史上，技術和組織變革無所不在、發生的原因和受其影響的活動無所不包。有時候看起來，人類在發明新技術和組織上的才能似乎無遠弗屆。某些技術和組織形式得到保存，某些則否。古代中國不少令人驚艷的技術和組織創新源遠流長，但卻無一被廣泛流傳或保存至今。只有在資本主義之下，我們才看到一種全面而強大的力量推動著技術和組織向前發展，且其效果既持續又具累積性。馬克思相信這股力量集中在價值增殖的過程裡，其原因非常特別，它被資本主義下以相對剩餘價值為目標的不懈追求所形塑⁰¹。

　　資本家因為彼此競爭，不得不以社會平均價格出售自己的商品。但那些在生產中掌握高階技術和組織形式的資本，卻能夠獲得名為超額利潤的相對剩餘價值，原因無他，這些資本能以更低的個別成本進行生產，但出售時仍以社會平均價格為準。相對的，那些掌握低階技術和組織形式的資本，就只能獲得更少利潤甚至蒙受損失，而且不是被踢出市場就是被迫採納新的生產方法。對占優勢的生產者來說，為了保有他們的市場份額和超額利潤，同樣有誘因去採納好還要更好的生產方法。資本間的競爭越激烈、就越可能發生跳躍式的創新，當扮演領頭羊的廠商大步向前，其他廠商不是迎頭趕上就是更超前一步，突破反映社會平均水準的技術組合和組織形式。這股在價值增殖階段裡形塑勞動過程的力量，不知疲倦地將勞動生產力推向更高的層次。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也就意謂個別商品價值的降低。

　　假設物質生活水準不變，工資消費品變便宜必然導致勞動力價值下跌，結果是更多剩餘價值留在資本手中。工資消費品的勞動生產力提高將使所有資本家蒙受其利，獲得更高的利潤和更多的相對剩餘價值。勞工物質生活水準的提升，有時也會和相對剩餘價值的增加一併出現。這一切都取決於生產力擴張的力道，以及因生產力擴張所生的好處如何在資本和勞動之間分配。如果一小部分相對剩餘價值返回勞工手中，縱使資本仍然占有其餘更大部分，勞工也能因此獲取更多使用價值。至於這一小部分有多大，就要視階級鬥爭的狀況而定，例如，工會便經常就如何分享生產力提升所帶來的好處與雇主談判，並在團體協約中加入相應的條款。鞭策資本生產更多相對剩餘價值的驅力，也推動著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和組織形式，在重重壓迫下使其不斷革新求變。

　　機器在資本家眼中的表象和其本質十分接近，都是額外剩餘價值的來源。資本家根據這個表象推論，得出機器是價值來源的結論，然而，馬克思主張這絕對不是事實。機器不過是死資本和固定資本，僅憑自己並不能生產出任何東西。在進行生產時，機器所包含價值的一部分會轉移到商品裡，但它終究是固定資本，「固定資本」意謂被使用時它的價值維持不變。只有活勞動而非過去的勞動，才是剩餘價值的唯一來源。機器僅僅起到輔助勞動力的作用，在勞動生產力提升之下，產出的總價值並沒有改變，然而個別商品包含的價值下跌了。這個結果十分弔詭，機器與勞動的結合雖然沒有創造更多價值，卻為資本家創造了更多剩餘價值。大多資本家相信機器可以創造價值，社會普遍看法亦同，然而資本家不僅止於此，他們還傾向依據此信念行動，馬克思將這種看法視為拜物教觀念。技術拜物教在人們的認知中十分泛濫，並因此產生影響深遠的後果。舉例而言，這導致人們普遍相信技術進步，相信不論任何社會經濟問題，都存在一個技術解決方案。

　　前述關於技術變革的論證，都建立在資本彼此高度競爭的前提上。但假如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呢？對資本家來說，比起他們所謂的「毀滅性」競爭，畢竟還是喜歡寡頭壟斷多一點。推動技術蓬勃發展的背後驅力，由於壟斷力的出現而受到折損。然而這股驅力並不是被摧毀，而是被其他力量所取代。藉由減少工資消費品價值、進而減少勞動力價值並衍生出相對剩餘價值，此種剩餘價值的社會形式依然存在，這個目標有時還會藉政治手段達成。

　　政治手段如何推動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馬克思為我們提供一個例子。十九世紀的英國工業資本家著眼於自身利益，發現工資水準與麵包價格密切相關。他們和工人結盟，發起了一場對抗貴族地主的運動，這些貴族地主從農業生產中獲益，而工業資本家卻主張廢除小麥進口關稅，希望藉此拉低麵包價格。雖然工業資本家經常以提升勞工生活水準為餌，吸引勞工加入運動，但這絕對不是他們的真正目的，他們的目的無非是壓低工資，以此提高自己手中的相對剩餘價值和貨幣利潤。只要自由貿易依然有利於工業資本家，他們就不倦地為其宣揚福音⁰²。當代美國的情況與此十分相似，如果勞動力價值被例如Nike運動鞋或Gap上衣等消費品的價格所決定，那麼一般來說，衝著這些品項宣揚自由貿易的福音，就是個圖利資本的有效策略。沃爾瑪（Walmart）超市靠海外進口壓低販售商品的價格，此舉不但降低了勞動力的價值，也為所有美國資本家創造了更高的利潤率。但這樣做有個問題，勞工由於進口便宜的食衣育樂也變得便宜，為了其他生產部門能夠享受廉價勞工帶來的好處，那些同樣生產鞋子和上衣的美國製造業和勞動階級付出了代價。

　　除了毀滅性競爭的壓力外，資本還有其他採納新技術的誘因。許多創新之所以被設計出來，就是為了在議價市場和勞動過程方面削弱勞工。某些技術專門被用來取代具壟斷力的技術勞工，並置換成去技術化的工作模式，新工作崗位通常可以由婦女和孩童接手，或者如動作時間研究專家泰勒（Frederick Taylor）所言，可以由「訓練有素的猩猩」接手，這類技術在資本家手中，無疑是強大的階級鬥爭武器。「但是，機器不僅是一個極強大的競爭者，隨時可以使僱傭工人『過剩』。它還被資本公開地、有意識地宣布為一種和工人敵對的力量並加以利用。機器成了鎮壓工人反抗資本專制的週期性暴動和罷工等的最強有力的武器⁰³。」在造成勞工失業並創造產業後備軍的技術中，尤以為了節約勞動而採納的技術影響最深。

　　那些在生產流通過程中，產生提升效率、促進協調和加速週轉時間等效果的創新，為資本帶來了更多剩餘價值。生產必須不斷擴張才能滿足資本無窮積累的需求，資本也因此有了為既存產品打開市場的強大誘因，方法可能是降低生產價格，也可能是開創全新的產品線和生產部門，近幾十年來電子產品的發展就是例子，而產品創新總是伴隨著新技術的發明。就算是在寡頭壟斷的情況下，這些誘因依然存在，但它們大部分集中於價值增殖過程。所有影響因素加總的結果是，不論競爭和壟斷力之間處於怎樣的平衡，資本主義下技術和組織永續革命的動力源源不絕。每當競爭力道減弱而造成停滯，恢復競爭強度就成為第一要務，為貫徹資本意志，國家甚至不惜將此當作公共政策的目標。一九七○年代資本主義核心地區發生了「滯脹」現象（譯注：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同時發生），這個問題之所以部分得到緩解，就是靠著為世界貿易打造一個全球化的競爭環境。

　　馬克思對技術變革的分析，雖然可能太過局限在價值增殖過程、太過局限於影響勞動生產力的因素，但他探討技術變革的手段時視野卻十分寬廣。舉例而言，除了機器設備等硬體以外，馬克思也清楚看到軟體和組織形式的重要性。電腦、手機若沒有程式和APP，就無法扮演有效的通訊網絡。如果身處的地方收不到訊號，就算手機功能再炫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著眼現代資本主義企業、通訊網絡、研究機構和大學的發展，可見組織形式演變的重要性，一直以來都不遜於電腦、工程生產線等硬體設備，也不遜於程式設計、輔助APP、最佳化排序和即時應變管理系統等軟體設備。雖然硬體、軟體、組織形式三個範疇的區別既重要又實用，但我們仍應看見每個範疇之間的內在關係。當然，要單就汽車本身來闡述汽車設計的演變史並不難，可是若因此而對福特（Henry Ford）的生產線創新視而不見、忽略其對產業後續演變的影響，那麼這個闡述將喪失某些最關鍵的核心。這就像要闡述電腦發展史，卻對微軟公司和網際網路的社會政治影響隻字不提一樣。

資本主義發展的七項要素

　　在分析技術時，馬克思從多個面向考察技術在資本演變軌跡中扮演的角色，他的分析和對資本軌跡的考察交織成一體，這種方法固然有所限制，但或許也因此更為聚焦。馬克思在《資本論》的一個重要腳註裡寫道，「工藝學會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以及人的社會生活條件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⁰⁴。」此處須加留意，「揭示」與「決定」是不同的。

　　馬克思並不是一位「技術決定論者」，不論在反對或者支持他的人之間，都流傳著一種普遍的誤解，以為馬克思主張生產力轉型是歷史變革的主要動力，這種看法是不對的。當然，技術變化和社會關係之間的矛盾，在資本的歷史過程中扮演著一個重要且不安定的角色，但它並不是此過程中唯一起作用的矛盾⁰⁵。同樣的，所有歷史或許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但並不只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截取馬克思一句話當作這類大哉問的定論，十之八九都是在誤導。這些句子都應該放回原著作的脈絡裡進一步審視，看看它們是否有道理、或者在什麼意義上是有道理的。舉例而言，究竟為什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裡要假設技術變革不存在，且幾乎一次也沒提到階級鬥爭？第二卷之內容是否真和資本的演進有關？在這裡，有關生產力和社會關係孰為資本主義發展之主要推手的大爭論，完全失去了焦點。此爭論的出發點，並沒有將馬克思對技術的研究，置於構成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之整體關係的脈絡下。除此之外，這種觀點也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暗含了資本主義只有一個主要推手的假設。

　　在《資本論》第一卷裡，馬克思試著引導我們，去看見包含在本章前面敘述裡的七個「要素」，去思考這些要素間的關係及互動模式，附帶說明，其中有些關於制度設計的要素，是我為求完整而依據《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章的描述衍生出來的。舉例而言，思想觀念的形成有賴於我們去看、去衡量事物的能力，如今人們有了望遠鏡、顯微鏡、Ｘ光和電腦斷層掃描等發明，便足以深入理解宇宙和人體如何運作。接著我們可以思考，為什麼在某時某地會有人想出望遠鏡或顯微鏡的概念，為什麼會有人發明鏡頭研磨器這種東西，而且還有金屬工人實際把它生產出來，以及存在願意接受新發明的使用者，這些人為了實踐想法，往往須歷盡艱辛克服困難。最後結果是人們透過這些新工具，獲得了用新方式去看的能力，對於整個自然界和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也獲得了新概念。這恰如詩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曾說過的：「如今實現之事昔日只能想像。」（What now is proved was once only imagin`d）

　　影響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部七項要素，包括工藝技術、自然關係、社會關係、生產方式、日常生活、思想觀念和制度框架，這些要素從內部與資本主義的整體相互關聯，共同形成一個生生不息的演變過程，而資本流通宛如引擎，持續為資本主義整體過程帶來動力。這七項要素中的每一項，都既獨立自主又與其他要素縱橫交錯，它們彼此間的作用，可以把整體資本主義導向不同的方向。相對的，假如整個過程中的某個要素受阻，那麼他處也會因此停滯不前。如前面章節所見，貨幣形式的技術創新若沒有社會關係、思想觀念和制度設計上最起碼的配合，那麼什麼改變也不會發生。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等新技術，貌似許諾了我們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但在資本的操作下，若沒有其他形式的行動與之抗衡，新技術只會被整合進新的剝削和積累形式之中。

　　同樣的，某個要素單獨發生改變，也可能對其他要素造成劇烈的影響。當愛滋（HIV/AIDS）、伊波拉（Ebola）、茲卡（Zika）等病原體快速崛起，為了控制住疫情，全部七項要素都必須立馬做出相應的改變。面對氣候變遷也是如此，挑戰之所以如此艱鉅，就是因為需要大幅改革的地方遍及全部七項要素。有些人不是在思想觀念上拒不承認氣候變遷的問題存在，就是天真地以為有某種著重單一因素的技術解決方案，例如綠色資本主義，相信無須改變目前的社會關係和生活方式，只要推動這項技術一切都會迎刃而解，此種想法注定要失敗。

　　大多社會科學的著作，致力打造各種「著重單一因素」式的社會變遷理論。制度學派主張制度創新、經濟決定論者主張新生產技術、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主張階級鬥爭、觀念論者強調改造思想觀念、文化研究論者聚焦在轉換日常生活，這類例子比比皆是。雖然很多對馬克思著作的詮釋，同樣將他視為「著重單一因素」式的理論家，但馬克思絕對不能也不該被這樣閱讀。《資本論》第一卷尤其不該被這樣了解，縱使馬克思在此卷對技術變動造成的衝擊多有著墨，也不乏再三強調它們的重要性，但我們也不能憑這樣就扭曲馬克思的本意。在馬克思的重要著作裡，並無像前述那樣的主要推手存在，只有諸多要素時而彼此矛盾之運動所形成的混沌，等待著被揭示和釐清。

　　這並不是說，無論什麼情況下都不會有某個要素、在擾亂既存結構或頑強抵抗變革時扮演領頭羊。因此，當我們單獨談到技術、文化、政治、資訊和思想觀念領域的革命和反革命時，並不意謂否定資本歷史這個整體的偶然性，我們始終承認資本歷史在不同要素間遊走、並藉此開創自身的事實。當然，馬克思期待著某種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革命，有時甚至不乏目的論語調，將朝向共產主義前進視為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但他從來沒有鉅細靡遺地預測，在社會朝著這個大方向變革時，全部這七項要素會呈現怎樣的比重。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失敗，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因為忽略了全部七項要素的相互影響，浸淫在著重單一因素式理論裡，認為只要革命生產力就可以走上共產主義道路。

　　除了在《資本論》裡，馬克思也在其他更具體的歷史研究中，為我們說明了發展道路的偶然性。真正構成革命的，絕非一場政治運動或進軍冬宮之類的單一衝突事件（譯注：進軍冬宮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關鍵一舉），革命是一個不同要素交互運動的持續性過程。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資本天生是革命的，因為它是在不斷成長和技術創新等條件下的價值運動。價值增殖領域無窮無盡的技術轉型，不可能不在其他領域引發迴響。但就新自由主義革命而論，它既是一場對群眾思想觀念的革命，同時也是一場對制度和技術的革命⁰⁶。意識革命這種變革與其他變革有所不同，它導致對既有全部要素運動的重新定義和再導向。如果思想觀念改變了，人們卻沒有打算改變自身的社會關係、日常生活、自然關係、生產方式和制度框架，那麼這一切也是枉然。

　　然而，如果組織形式和作業方法的重要性不遜於硬體和軟體設施，如果在硬體形式中嵌入社會關係、知識、技能和心智表徵（mentalités）是不可避免的，那麼，關於技術變革對社會生活的意義和衝擊、關於我們與自然和社會間的關係，這整個議題都將變得更加分散和複雜。在我看來，這就是馬克思於《資本論》第十三章留下之腳註的全部意涵（譯注：即本章註釋4的內容，位於英譯版等15章）。不過，排除像技術必然對應於硬體設施這種狹隘的簡化，也讓我們在分析問題時失去了某種確定性，不得不直接面對這個一切事物互相關聯的世界。想要為歷史發展擘畫一個主要推手的渴望，我們也必須與之對抗。當然，我們還要抵抗將技術變革拜物教化的傾向，既不能把它看作歷史的主要推手，更不能把它當成治百病的仙丹妙藥。

　　我在這裡對馬克思著作的詮釋，與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批評者之間廣為流傳的通常版本有所不同，因此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我有必要簡單提出一些證據。這點從《資本論》第一卷的結構和論證可以看得最清楚，資本若缺乏某些運作良好的既存條件根本無法興起。舉凡商品交換、功能正常的貨幣體系、勞動市場、基本制度設計例如保障個人和財產權的司法，以及吸收商品產出的消費市場，這些無一不是資本發展的最低要求（見圖表二）。除此之外，具有一定程度生產力和技能的勞動者，還有例如土地、勞動器材和運輸基礎建設等可資運用的基本生產資料，同樣不可或缺。馬克思更認識到，勞動起初帶有的生產力，仰賴於土地肥力、瀑布、礦脈以及動植物生長繁殖之生物過程等自然資源的無償贈與，也仰賴於不同人群在技能、知識、思想觀念、傳統社會關係和時間紀律上之累積等文化歷史的長久成果。自然資源、人類稟賦之文化歷史等無償贈與，是資本開始一心一意積累自身的最初基礎。隨著資本越來越熱衷於侵奪和私有化以收取租金，這類無償贈與的重要性只會有增無減，舉例而言，當資本開始為不包含價值的知識冠上價格，知識就變得更重要了。

　　仔細閱讀《資本論》第一卷，你會發現馬克思反覆重申前面全部的論點。在第一卷第七編裡，從馬克思的描述可以看出，這些前提條件裡有多少建構自原始積累過程。然而，對資本自身來說，關鍵在於一個從階段到階段的轉換，首先是製造產品的階段，這個階段產品可能部分在市場上交換，接著是有系統為市場生產商品的階段，這個階段製造商品是為了生產剩餘價值。在第二階段，直接生產者的唯一目標就是剩餘價值，這種生產者就是所謂的資本家。

　　資本一撞見既存的歷史條件和過程，就伸手接管一切，按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需要，把它們轉換成為自己量身打造的東西，面對工藝技術當然也不例外。埃及金字塔建造過程映照出勞動協作蘊含的古老潛力，如今這股潛力被資本所接收，資本將它們聚攏在新形式組織下為資本家階級的再生產服務，也就是這個資本家階級，意圖將勞動協作和經濟規模擴大所帶來的生產力盡收囊中。如此一來，資本也轉換了勞動過程內部以管理者和工頭為中介的、資本和勞動間的社會關係（見第一卷第十一章）。同樣的，資本也接管了既存的勞動分工並將其拆散，然後在以市場信號彼此協調的社會下，納入與資本主義形式相應的再分工。結果是，新的等級制度在勞動過程裡產生，資本和勞動雙雙屈從於資本的生產紀律，也屈從於市場過程的無政府混亂（見第一卷第十二章）。

　　資本藉由轉換生產規模及將各種錯綜複雜的行業置於其控制之下，徹底改變了古老的工藝。資本還將既存的勞動分工進一步切割，先使每塊分工的專門程度細密得無以復加，再讓它們形成更大整體的一部分。最後，資本終於走到這一步，為把勞動過程控制在自己手裡，工廠制度誕生了。走向工廠制度這一步，被馬克思描繪為勞動對資本由形式從屬轉為實質從屬，原先主要透過市場機制與資本協調的勞動，變成處在資本的直接監督之下⁰⁷。建立在純粹資本主義基礎上的技術，被塑造成自外且超越勞動者人力的源頭活水。此進程發展到極致就是用機器生產機器，這也是馬克思當時令人驚嘆的洞見之一，不過這個洞見直到晚近出現了人工智慧才完全實現。值得注意的是，從馬克思對發展進程的描述來看，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應之生產力的建構，在時序上反而最後才來到，由此見得，將生產力視為歷史轉型的驅動力似乎有點牽強⁰⁸。事實上，它們是歷史發展的結果而非原因。依照馬克思慣常的思維，他很可能提出如下主張，一個階段的發展結果，在之後某個時刻可能變為發展的主要驅動因子，用這套想法來看技術和組織形式在今日所起的作用，也許頗為貼切，但若放在十八世紀可能就不盡正確了。

　　然而，馬克思在研究這些變革的過程中，也仔細描繪了其他必然發生的轉型，整個革命性運動若要順利完成，這些轉型是不可或缺的。舉例而言，馬克思認為原本充滿神祕、只傳授給學徒的傳統技藝，一旦和資本控制下的勞動過程結合，就必須成為科學、成為一塊僅由資本獨占的行動領域，這就是資本實際上對技術的定義⁰⁹。前資本主義社會崇尚技藝，但資本主義所崇尚的技術，不僅容不下任何祕密，更為了實行控制而對自然進行科學剖析。這個變革，意謂人們對待生產、對待自然的心態已與過去大不相同，如今自然不再被看作生命，而被看作可供人類支配操弄的死物，馬克思還引用了笛卡爾以說明這個論點¹⁰。

　　與此同時，勞動者在機器支配下被鎖進某個勞動分工的枝節裡，不再以全人之姿掌握自己的勞動過程，在機器旁邊，他淪為「局部的人」¹¹。如我們所見，從工匠生產到工廠制度及其組織形式是一次巨變。工匠生產的消滅以及向工廠勞動的轉換，永遠改變了社會關係的本質，婦女和孩童被僱用，導致勞動階級家庭的生活和工作因此重組，形成一種更新、更高形式的家庭¹²。資本期待勞動者具有彈性和流動性，因此它要求「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員，來代替那些適應於資本之不斷變動的剝削需求而處於後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¹³。」政府管制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這點可以在頒布工廠法規和對工作日長度的限制上看到，除此之外政府還推動義務教育，藉此確保勞動力的識字率，也確保勞動者具備足夠的適應能力，以適應資本和不斷演變之勞動過程的任何需要。所有這些轉變，都在第一卷第十三章裡提及。馬克思寫道：

　　一個工業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因此，有了機器紡紗，就必須有機器織布，而這二者又使漂白業、 印花業和染色業必須進行力學和化學革命。同樣，另一方面，棉紡業的革命又引起分離棉花纖維和棉籽的軋棉機的發明，由於這一發明，棉花生產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規模進行。但是，工農業生產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會生產過程的一般條件即交通運輸工具的革命成為必要……交通運輸業是逐漸地靠內河輪船、鐵路、遠洋輪船和電報的體系，而適應了大工業的生產方式¹⁴。

技術產業與拜物教

　　然而，當發展到某個程度，大工業「必須掌握它特有的生產資料，即機器本身，必須用機器來生產機器。這樣，大工業才建立起與自己相適應的技術基礎，才得以自立¹⁵。」馬克思在《資本論》的這個段落裡，追蹤了那些確保和完成其所謂「工業革命」的外在影響。

　　最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技術本身變成了一個產業¹⁶。隨著蒸汽引擎的發明，舉凡運輸、採礦、耕作、碾磨等領域都產生了具備多種用途的創新，動力織布機工廠就不用提了。拿當今可以和電腦搭配的無數應用程式來類比，是個很恰當的例子。一旦技術變成一個產業，它就生產自己的商品：新技術或者新組織形式，為了這些商品，技術產業也必須尋找甚至開創新的市場。

　　如今在我們眼前的，已經不是在自己的特殊生產領域試圖發明創新，希望藉此提升生產力的個別企業家了，而是一個專門創新並致力於出售其成果給所有人的大型產業部門，他們不僅出售創新成果給生產者，消費者也是他們牟利的對象。就連街角的雜貨店和五金行，都在各種勸誘、說服，最後甚至在稅務機關強制之下，採用了一些商用的精巧機器，以管理庫存並追蹤銷售、購買和稅賦紀錄。為了負擔這些技術的沉重成本，可能會讓小商家因為不敵超市和量販店的競爭而被市場淘汰，更使資本集中日益嚴重。資本採用這些創新與否，常常取決於它們是不是能夠規訓和削弱勞工、提升勞動生產力、增進效率和縮短資本生產流通的週轉時間。

　　因此，資本主義在整體上變得對技術變革和經濟進步深信不疑。如此一來，不僅加深了認為技術修正和創新能解決所有問題的拜物教信念，也讓相信技術是歷史主要推手的虛假觀念甚囂塵上。這種拜物教信念，被那些將創新技術轉換為大型產業的資本部門所助長著，這些部門包含為企業組織形式規畫更佳管理模式的顧問、為尚不存在之疾病提供治療方法的藥品製造商，以及提倡某種連專家都殊難理解之自動化系統的電腦公司。資本主義企業和企業家採納創新並不是出於心甘情願，而是因為被說服了或者不得不為，他們不得不關心手中的市場份額，也唯有如此資本家才能再生產自己身為資本家的地位。

　　就馬克思對技術拜物教起源的看法而言，一個人縱使不全然接受他的整套理論，應該也不難看出其論證蘊含的說服力。技術拜物教並非純粹的幻想，而是建立在非常真實的基礎上。它讓生產力看起來仿佛一股無所不能的力量，這股力量使資本主義得以成長和穩定，利潤率也仿佛完全由生產力決定。當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提出相關證據，主張美國資本主義動力的關鍵在於提高生產力時，他並不是在胡說八道。如我們今天所見，資本市場的混亂裡潛藏著危險，此危險其來有自，它來自於人們在困境面前對提高生產力寄予厚望，然而提高生產力卻無法解決問題。生產力的提高，反而助長當前許多動盪不安的經濟亂象。但生產力若停滯不前，也會為資本螺旋形的無窮積累帶來嚴重問題¹⁷。因此，想靠技術進步來解決眼下經濟不穩的困境，這種拜物教想法只會導致全盤皆錯。我們幾乎可以肯定，解決問題的答案不僅在於社會政治關係轉型，還要改變思想觀念、生產體制以及其他影響發展過程的全部要素，再加上與社會轉型目標相適應的技術和組織變革。

　　雖然如此，這並不代表技術演變的大方向真像隻無頭蒼蠅，讓人捉模不定。對技術的拜物教信念使人自然而然相信，技術進步既是必然又是至善，且人們絕對無法、也不應對其施以任何集體控制或引導，更不用說對其添加限制了。然而拜物教的特質就在於，它會驅使那些追逐虛假信念者採取真實的社會行動。這些信念或有物質根基，但在承載它們的行動之下也會很快超脫其限制，並形成實體的深遠影響。

　　比如我們可以看看這個例子，控制勞動過程始終是價值增殖的要務。然而，那種以為勞工能夠被推到一邊、僅僅扮演資本流通附屬品的幻想，正來自價值增殖過程，許多工業創新者矢志達成這個目標。一名以創新聞名機械工具產業的法國工業家曾公開宣稱，工業創新的三大目標就是增加精準度、提高生產力和削弱勞工力量¹⁸。不論是工廠制度、泰勒主義、自動化、機器人化抑或以人工智慧徹底取代活勞動的意圖，都是前述慾望的展現。撇開天馬行空的科幻小說不談，現實中的機器人從不抱怨、回嘴、生病、怠惰、失焦、罷工、要求加薪、憂心工作條件、想休息或者直接缺席¹⁹。資本為了提高生產力而不擇手段、意圖藉由技術徹底支配和削弱勞動者的執著，也為技術高於一切的拜物教幻想提供了溫床。

　　技術進步催生失業，此舉降低勞工的勞動市場議價能力。勞動過程的去技術化和均質化，消滅了難以取代之技術勞工的壟斷力。穆勒就曾質疑道：「機械上的一切創新是否緩解了人類的辛勞，這是很成問題的。」然而在馬克思看來答案卻很明顯，因為他主張機械之所以被發明，從來就不是為了減輕勞工的負擔，而是為了從勞工身上榨取更多利潤²⁰。有時資本也承認，希望藉由機器和技術全面支配勞動力的幻想不盡可行，因此轉而推動新的協同工作、責任自治、品質管裡圈、彈性專業化等組織形式。不論勞動者自發提倡何種組織形式，資本都將其接收，並按一己目的加以形塑，讓它們為生產剩餘價值服務。於是，夢想成了夢魘，科學怪人掙脫了束縛，《二○○一太空漫遊》裡的超級電腦ＨＡＬ獲得獨立意志，《銀翼殺手》裡的人造人捍衛自身權利。在勞動控制的陰影裡，一股反價值的黑暗勢力悄然成形。

　　如果活勞動是價值和利潤的來源，那麼不論從政治或經濟角度來看，用死勞動或機器勞工取而代之根本毫無道理。在馬克思看來，這正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之一，它損害了資本主義維繫自身平衡成長的能力。除此之外，這個矛盾還產生了非預期的後果，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如此解釋道：

　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取決於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動因的力量，而這種動因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花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相反的，卻取決於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這種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以及和它有關的其他一切科學的發展，又和物質生產的發展相適應。）……（勞工）改變為工業過程的自然過程做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無機自然界之間。

　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當事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做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這同新發展起來的由大工業本身創造的基礎相比，顯得太可憐了。

　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群眾的剩餘勞動不再是發展一般財富的條件，同樣，少數人的非勞動不再是發展人類頭腦的一般能力的條件。於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資本本身是處於過程中的矛盾，因為它竭力把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勞動時間成為財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一方面，資本調動科學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樣也調動社會結合和社會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財富的創造不取決於（相對地）耗費在這種創造上的勞動時間。另一方面，資本想用勞動時間去衡量這樣創造出來的巨大的社會力量，並把這些力量限制在為了把已經創造的價值做為價值來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內……²¹。

　　馬克思不但把這個矛盾視為資本發展的核心矛盾，還強調其無遠佛屆的後續效應。

　　一旦技術成為產業，它就會去做那些每一個產業都會做的事，擴張領域、開創新市場和吸引生息資本投資，以維持和提升自己在整體勞動分工中、據有一塊價值和剩餘價值創造活水的地位。馬克思寫作時，技術產業還處在起步成形的階段。但他仍清楚認識到，例如剛展露頭角的蒸氣引擎等機器工具和機械工程產業，勢必發展出用途廣泛的技術，並在技術部門裡扮演強而有力的角色。然而就如同在《資本論》第一卷裡，馬克思把重點放在價值增殖上，因此對於價值實現、消費以及包含勞動力在內之社會再生產等領域，並沒有深究圍繞它們發展起來的新技術和組織形式。今天美國一般家用設備的技術，早已超乎馬克思的想像。他也不曾仔細探討複雜難解的價值分配領域，但對於諸如股份公司等產業組織形式、銀行金融界之創新、信用制度與其日益滋長的反價值創造領域，馬克思並沒有否認它們的重要性。發生在基礎建設領域的快速轉變，例如運河、輪船、鐵路、電報、煤燈的出現，以及供水與汙水處理系統的改善，這些當然都值得一提，可是馬克思卻鮮少討論此議題。人們經常忽略國家行政、公共醫療、教育和軍事創新所涉及的技術，事實上，長久以來許多新產品、新組織模式、軟硬體設施的規畫都以軍事創新為中心展開，軍事化的監控、警備和管制模式被廣泛運用。今天的技術產業，已經在馬克思從未到過的地方遍布足跡，志氣昂揚地殖民了舉目可見的世界。

　　閱讀馬克思，會讓我們對資本流通產生這樣的印象，似乎生產過程的技術組合總是處於變革且經常引起動盪，與此同時，資本流通的其他部分像是實現、分配和再投資過程卻聞風不動。當然，事實是除生產之外的資本流通，其技術也經歷了劇烈的變革。擺在我們眼前的問題是，充分考慮了馬克思顯而易見的盲點之後，他頗具先見之明的洞見對考察當代狀況能提供何等助力。

　　我想應該不會有人這樣主張，認為價值增殖領域裡的技術改變無關緊要。某個程度上馬克思透過他的研究揭示了，資本無論如何都必須處於技術變動之中，這一全稱命題點出了資本的天性，此天性也從馬克思的時代延續至今。技術與組織變革是資本內生和固有的，而非如許多常見說法是外生和偶然的。

　　除此之外，馬克思還發現了幾個相關的現象。

　　第一，某個領域的創新會滋長外部效應，對所有其餘全部領域造成影響，並在整體資本主義系統內引發技術和組織衝擊的擴散。

　　第二，當技術成為一門獨立的產業，它就不再滿足於回應現有的期待，更要為其創新尋找和定義新的市場。技術產業既著眼生產者的生產性消費、也關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最終消費者，致力為服務對象創造新的渴求、需要和慾望。這門產業的興起，建立在宣揚技術進步解決一切的拜物教信念之上。

　　第三，馬克思在考察技術改變時，將其置於思想觀念、社會關係、自然關係、日常生活、實體商品生產、國家與公民社會之制度設計的脈絡裡，以此形成一種堅實的思考模式，而此思考模式的內涵亟需進一步釐清。從這種觀點切入問題，在我看來是個組織自身批判性思考的絕佳辦法，它可以挑戰所有著重單一因素式的社會變遷理論，包括那些不顧本人意願，硬套在馬克思頭上的理論。

　　最後，馬克思在著作裡隱約提及因技術拜物教而生之思想和政治實踐的顛倒，這點值得我們注意。舉例而言，認為靠著探勘龐大資料集打造起來的智慧城市，可以讓貧窮、不平等、階級與種族歧視、透過迫遷或其他掠奪式積累手段抽取財富等都市痼疾消失不見，這種想法簡直就是荒唐。它是反生產性的、或許甚至是反革命的。對技術的盲目推崇形成一道拜物教迷障，橫亙在積極的政治行動與都市生活的現實、歡愉和艱辛之間，然而，直接面對後者才是解決問題的要務。

　　相信技術和組織進步不可避免的信念，長久以來與我們如影隨形。但若從當代大眾文化著眼，我們可以看到，近來此信念在反烏托邦想像的推波助瀾下，日益受到嚴厲抨擊與挑戰。馬克思的思考，展現了一種跳脫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二元對立的方法，靠著這種方法才能在考察技術問題時，兼顧為擺脫當前混亂所必須的新社會關係、新思想觀念、新自然關係以及所有其他轉型，找出一條切實可行的技術發展途徑。將技術拜物教化的傾向是個障礙，必須被剷除，在對這一點的批判上馬克思不遜於任何人。然而，圍繞我們今日世界的技術組合，其廣度和可能性遠超過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刻，這也是事實。由此觀之，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洞見似乎屹立不搖，他們認為解放政治的目標在於，除去加諸於龐大生產力之上的社會政治束縛，換句話說，讓生產力擺脫資本統治與日益至高極權的國家機器形式，這個任務再明確不過。

註解

01　Capital, Volume 1, chapter 12.

02　Capital, Volume 1, pp. 393–7.

03　Capital, Volume 1, p.562

04　Capital, Volume 1, pp. 493–4.

05　Subasat, T. (ed.), The Great Meltdown of 2008: Systemic, Conjunctural or Policy Created? Cheltenham: Edgar Elgar, 2016; Larsen, N., Nilges, M., Robinson, J., and Brown, N. (eds), Marxism and the Critique of Value, Chicago: MCM Press, 2014.

06　Harvey, 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07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Capital, Volume 1, pp. 1019–49.

08　Harvey, D., ‘Crisis Theory and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in Subasat, T. (ed.), The Great Meltdown of 2008: Systemic, Conjunctural or Policy-Created? Cheltenham: Edgar Elgar, 2016; Capital, Volume 1, pp. 616–17.

09　Capital, Volume 1, p. 508.

10　Capital, Volume 1, pp. 512–13.

11　Capital, Volume 1, pp. 481–2.

12　Capital, Volume 1, pp. 620–21.

13　Capital, Volume 1, p 618.

14　Capital, Volume 1, p. 505.

15　Capital, Volume 1, p. 506.

16　Grundrisse, p. 704.

17　Gordon, R.,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18　Poulet, D., Le Sublime, Paris: 1980.

19　Brynjolfsson, E., and McAfee, A., 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New York: Norton, 2014.

20　Capital, Volume 1, p. 492.

21　Grundrisse,

︱第七章︱

價值的時間與空間

若干互相聯繫的週轉，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週期（資本被它的固定組成部分束縛在這種週期之內），為週期性的危機造成了物質基礎。在週期性的危機中，營業要依次通過鬆弛、中等活躍、急劇上升和危機這幾個時期。雖然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週轉週期的新的物質基礎。

——《資本論》第二卷第九章，預付資本的總週轉。週轉的週期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後不久，馬克思曾寫信給庫格曼（Louis Kugelmann），信中寫道：「科學的任務正是在於闡明價值規律是如何實現的⁰¹。」馬克思研究問題的典型方法是，首先用抽象力從有形世界推演出一條規律，比方說對市場交易的實踐進行抽象，其次再尋找所有可能否定這條規律的反趨勢。在研究問題時如果把這兩個步驟顛倒了，就會變成馬克思所謂：「在科學之前把科學提供出來」。接下來讓我們考慮一下，目前還只是抽象地略以考察的價值規律，在時間與空間上「是如何實現自己」。

　　資本既然被定義為「價值運動」，那麼它在其中運動之世界的時空結構又是如何，這點有必要稍作探討，因為運動不可能發生在一片真空裡。此前我們對資本運動的圖像式理解，並未建立在任何具體的時空基礎上，但現在應當轉換一下了，看看資本運動如何創造城市與運輸網絡的地理特性；如何形成生產糧食和原物料的農業地景；如何涵蓋廣大的人流、物流和資訊流；如何建立土地價值和勞動技能的地域性格局；如何組織勞動的空間、行政的架構。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重要因素也必須加以考慮，這些因素包括勞動階級長久累積的傳統、因時因地制宜的實踐知識，也包括不僅限於某階級的技能和社會關係，同時間也要將一件事銘記在心，要了解因為資本運動而使生活在某地的人們所進行的政治社會鬥爭，是如何讓他們忘卻記憶和希望、忘卻自身曾有不同於今日的非異化生活和存在方式。

創造世界市場

　　馬克思很早就認識到，資本固有的天性就是要創造世界市場，為此它必須生產一種新型態的空間。《共產黨宣言》裡有不少篇幅，就是在闡述這個中心思想。封建地產宛如一灘死水的力量，被商人資本家所顛覆，商人資本家擅於駕馭空間並深諳一地賤買一地貴賣之道，藉此積聚了龐大的財富和權勢。隨著工業資本主義興起，「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求，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這使得

　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求，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求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

　　靠著運輸和通訊工具的革命，資本拉近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與此同時，「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拿這段極具先見之明的文字，與今日我們稱為全球化的進程兩相對照，簡直精準得令人咋舌。然而馬克思的預言還不只如此。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它）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裡。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係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民族⁰²。

　　於十九世紀推動德意志和義大利統一；於二十世紀催生歐洲聯盟（EU）、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力量，原來早已清晰可辨。

　　與此相似的觀點，也可以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裡找到：

　因此，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其條件是創造一個不斷擴大的流通範圍……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現為必須克服的限制……第一，要求擴大現有的消費量；第二，要求把現有的消費推廣到更大的範圍，以便造成新的需求；第三，要求生產出新的需求，發現和創造出新的使用價值……（資本）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現象，克服流傳下來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於現有需求和重複舊生活方式的狀況。資本破壞這一切並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求、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⁰³。

　　創造世界市場的無上命令被價值規律內化，資本在價值規律下按照自身形象重塑生產消費的地理特性。「只有對外貿易，只有市場發展為世界市場，才使貨幣發展為世界貨幣，抽象勞動發展為社會勞動。抽象財富、價值、貨幣、從而抽象勞動的發展程度怎樣，要看具體勞動發展為包括世界市場的各種不同勞動方式的總體的程度如何……因此，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⁰⁴。」

　　要順利迎來世界市場，就必須降低其物理限制。因此在馬克思的年代，我們可以看到汽船、鐵路、港口、碼頭、運河和道路等交通設施如火如荼地發展著。還有電報的發明，使得布宜諾斯艾利斯、芝加哥和但澤的小麥收盤價格，可以及時公布在利物浦和倫敦的商品交易所。人們大量投資這些昂貴耐久的基礎建設，這些投資不僅促進了地貌改變，還促進了商品和貨幣資本的地理流動。

　　自馬克思那個時代以來，此類創新和投資就一直在資本的技術發展史上居功厥偉。「資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奪得整個地球做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藉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空間流通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⁰⁵。」

　　於是，資本總是夢想著一個烏托邦，在那個世界裡資本的運行沒有絲毫阻力，如今由於具高度流動性的虛擬貨幣興起，這個夢想實現了大半。然而地理特性的差異並沒有就此變得不再重要，資本的高度流動，反而加深了地理特性固有的影響，當資本的移動不需要任何成本，它也更傾向因為生產條件的微小差異而恣意遷移、追求最大的利潤產出。具有超高流動性的貨幣資本，煉成了一個前所未見的世界性勞動供給市場，讓全世界的勞動人口陷入彼此競爭。

　　很顯然的，既然有為國際貿易降低物理限制的力量存在，必然有降低其社會、政治和文化限制的倡議相隨。因此縱使面臨公眾反對，自由貿易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霸權依然無所不在。

　　資本的流通積累一方面發生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結構裡，另一方面又定義及重定義著自身運動的時間與空間。馬克思不排斥這個過程，他將之視為從古代通往現代、攪動傳統及「閉關自守」生活方式的一股力量。相較於古代的一切，馬克思毫無疑問站在現代這邊，他甚至不吝讚許資本為人類生活帶來的文明化。然而，一切固定的東西並未如《共產黨宣言》所說、輕而易舉地「煙消雲散」，在資本施加於時間和空間的新規訓面前，人們不曾簡單屈服。除此之外，有時人們才剛適應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新環境，另一波侵擾卻又席捲而來，轉瞬之間帶走工業化的地貌，留下滿目瘡痍的廢墟和茫然失措的遺民。

　　自一九八○年代以來發生在北美和歐洲的去工業化，完全摧毀了原有的社區、徹底掏空了傳統的工業勞動階級，其中故事與此前的工業化過程截然不同。歸屬於某個地方，被許多人視為一件美好的事。因此，保護家園免於資本無窮積累之侵擾的抵抗行動，便成為反資本主義鬥爭的重要一環。對非異化之社會關係和自然關係的渴求，必然表現在打造自己居所的過程裡，人們藉此實現更好的生活。要理解資本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所帶來的建設及毀滅效應，空間與場所的辯證關係是主軸。

　　此問題的方方面面，都和資本主義本身的動力密不可分。一旦投資和某個特定區域的土地相結合，如果要這筆投資不貶值，資本就必須在這個區域使用它。由於資本在空間上的移動性空前提高，其運動也同時被所觸及的投資空間給制約了。以時間消滅空間的現象十分重要，它包含在資本塑造世界市場相對時空的驅力之內。但這股至高驅力並不一定導致空間離散，因為空間聚集或許同樣能帶來效率。為了減少價值損失而節約流通時間的努力，可以透過不同方式進行。群聚在同一個區域的產業，能夠節約彼此的流通費用和時間。聚集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es）和有效組織起來的運輸、通訊網絡，在為資本減少流通時間、保存更多剩餘價值上起重要作用。運輸工具的種種改良，趨於「面向現有的銷售市場，也就是面向大生產中心、人口中心、輸出港等的……這種交通特別便利的情況以及由此而加速的資本週轉……使生產中心又使市場加速集中⁰⁶。」

　　現在我們明白了，資本不論在生產或消費上，皆依其需要量身打造地貌和空間關係，然而它今天打下基礎，仿佛只是在為明天的自己準備絆腳石。資本主義積累的部分動力，就在於資本不得不「構築整套地貌和空間關係，以便未來親手將其粉碎並重建嶄新的一切⁰⁷。」

　　在《資本論》裡，大多時候馬克思將資本形塑空間的過程省略不談。他於第一卷中寫道，「為了在純粹的狀態下對我們的研究對象進行考察，避免次要情況的干擾，我們在這裡必須把整個貿易世界看作一個國家，並且假定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到處確立並占據了一切產業部門⁰⁸。」馬克思假設世界市場上所有商品都按照其價值進行交換，在此假設下，新的渴求、需要和慾望如何被創造的問題不在考慮範圍內。很顯然，馬克思想單獨在時間維度上考察資本的動態。所以他才假設資本被包覆在一個封閉空間內，裡面所有商品都按照其價值進行交換。但有時馬克思又打破這個限制，舉例而言，他提到工廠制度的興起如何導致英國資本向外發展，例如，前進印度及澳大利亞、為了原料和市場發動帝國征服及殖民擴張。結果產生了「一種和機器生產中心相適應的新的國際分工」，使得「地球的一部分」轉化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於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⁰⁹。」

空間調整

　　《資本論》第一卷的最後一章以殖民為主題，這多少有點令人驚訝。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的論述對馬克思有所啟發。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看見了資本的內在矛盾；即階級矛盾，是如何在不同階級間製造既不堪忍受又難以延續的財富不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論及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時，幾乎原封不動地援用了黑格爾的表達方式，兩者的近似絕非偶然。黑格爾主張，市民社會在其「內在辯證」的驅動下「超越自我的限制，為了追尋市場、追尋維繫本身存在的必須手段，而將觸角伸向其他土地，那些土地上的居民不是缺乏母國生產過剩的產品，就是產業發展普遍落後」。市民社會因為向殖民地擴張，使其人口「在新土地上重新恢復以家庭為基礎的生活」，同時也創造了「產業得以發展的新需求和空間」。簡而言之，由於市民社會「內在辯證」所產生的矛盾無法內在解決，所以不得不透過地理擴張尋求外在轉型。資本對於自身的內在矛盾，永遠在進行某種「空間調整」（spatial fix）¹⁰。然而，至於黑格爾是否認為地理擴張能為市民社會帶來穩定，這個問題十分難以回答。

　　馬克思在論殖民主義的章節裡，用兩種方式回應了黑格爾的論點。第一，他引述了威克菲爾德向英國議會提交的報告，內容是關於澳大利亞的開墾。裡面指出殖民地當局必須限制勞動者獲得土地，唯有限制對土地的私人所有權和承租權，才能創造足夠的薪資勞動者以供資本剝削。因此馬克思也打趣地寫道，源於舊大陸的政治經濟學一旦抵達新大陸，就被迫承認它在舊大陸亟欲隱藏的真相：若不靠著剝奪勞動者對基本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尤其是土地所有權，資本根本無法產生¹¹。第二，這告訴我們，根本沒有什麼「外在」解方或「空間調整」可以解決資本的內在矛盾。訴諸殖民或帝國主義，只會在更加廣闊、最終廣及全世界的範圍複製資本內在矛盾、特別是階級矛盾。因此，馬克思似乎下了決定，《資本論》將一心一意考察資本的內在矛盾，對於任何黑格爾提及之治標不治本的外在解方不加考慮。

　　同樣的，馬克思拒不將封建殘餘的因素納入其資本理論，也拒不承認空間或外在解方對資本的內在矛盾有任何重要性。然而多年以後，羅莎盧森堡對馬克思的理論、特別是《資本論》第二卷所闡述的內容大加抨擊，她強烈主張，為自身市場失衡和資源受限所苦的資本，若不仰賴外在解方根本無法續命。在羅莎盧森堡看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都是維繫資本存在不可或缺的手段¹²。

　　唯獨在《資本論》第三卷那些探討商人資本、銀行、金融和信用制度的章節裡，由於這些經濟形式與遠程貿易的建立密不可分，馬克思才重新將世界市場的空間結構視為一項變動因素納入分析。從商人資本、貨幣資本和生息資本實現流通的脈絡裡，馬克思體認到，要在資本之內外矛盾間畫下明確界線是不可能的。馬克思由於謹遵價值實現暢通無阻的假設，因此對資本流通得以建立首尾一貫的理論架構，但這卻讓理論的現實性打了折扣、也讓我們難以看清世界市場被創建的過程。建立此類假設一點錯也沒有，但我們理當問問，這條假設被放寬或捨棄後的真實情況又是如何。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預見的全球化，是一個恆久處於形成之中的過程，甚至直到今天都遠未完結。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資本為了解決價值實現問題而致力於空間調整，在世界市場的規模上，最終消費及生產性消費的成長吸收了大量資本。然而這一切努力的最終結果，很可能只是資本內在矛盾以越來越大的規模重現，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印度、墨西哥和俄羅斯等國家的億萬富翁人數激增即是證明，這個由來已久的過程為世界帶來了地緣政治和經濟衝突、釀成了數不清的災禍。人類居住的星球一次次陷入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一次次陷入因國家體系之領土結構而起的各種衝突。無論如何，馬克思主張的「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此命題的有效性不論就哪方面而言都難以駁斥。至於如何將創造世界市場之具體過程整合進資本積累的一般理論，就有待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不平衡地理發展的理論家們繼續努力了。

　　對於一般的殖民主義、愛爾蘭與印度的殖民主義以及美國的奴隸制，馬克思擔任《紐約先鋒論壇報》通訊記者期間曾寫下大量資料詳實的文章。社會衝突湧現在殖民拓荒的邊界上，這些都逃不過馬克思的眼睛。「在那裡，資本主義制度到處都碰到這樣一種生產者的阻礙，這種生產者是自己勞動條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勞動使自己變富，而不是使資本家變富。在那裡，這兩種完全對立的經濟制度之間的矛盾，在它們的鬥爭中實際地得到證實。在資本家有宗主國的力量做後盾的地方，資本家就企圖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和占有方式。¹³」這正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項重要功能，也是後來一九二○年代，在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手上被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一項功能。「由於貿易無視國界的存在、生產者力求以世界為市場，因此標示著生產者國籍的旗幟便如影隨形，而阻擋著它的國界大門必須遭到粉碎……¹⁴」

《資本論》的三種時空

　　然而，馬克思在《資本論》裡的研究，毫無疑問地獨厚時間勝過空間。價值，是通行於世界市場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它與指針走過的具體鐘點不同，具體時間生產具體的使用價值。剩餘價值本身是重要的，但在更可見的層次上，工作日畫分為必要和剩餘勞動時間的比例，攸關絕對剩餘價值多寡的工作日長度，為這些時間進行的鬥爭在生活中比比皆是，資本機關算盡，只為了既在工作場所裡、又在工作場所外巧取更多額外的勞動時間。雖然資本看似唯有將勞工囚禁在名為工廠的「恐怖之屋」裡，才更能達到自己的目標，但這純粹是偶然，實際情況不一定如此。

　　最近，東巴（Massimilano Tomba）和圖姆巴索（Stavros Tombazos）的兩本專書，雙雙繼本賽德（Daniel Bensaid）極富啟發性的一篇論文之後，深入探討時間的概念如何在馬克思著作中發揮功用¹⁵。他們有志一同地認為，時間在《資本論》第一卷裡是線性漸進的，對於無盡無窮的技術變革和資本積累，這種時間性恰恰符合研究的需要。在第二卷裡時間是反覆循環的，這是為研究一路經過價值增殖、實現、分配然後重回價值增殖原點的資本再生產過程。第三卷裡的時間，據這些作者所稱是「有機整合」的，然而，此敘述所表達的含義並不是非常明確，我們唯一能從中得到的印象是，它是種適於將資本演變視為一個整體的理解方式。若將第三卷當作前兩卷觀點的綜合，那麼時間在第三卷裡當屬螺旋形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裡，馬克思不只一次提到螺旋形的幾何意象，以此和簡單再生產的圓圈做對比。「資本畫了一個圓圈，做為圓圈的主體而擴大了，它就是這樣划著不斷擴大的圓圈，形成螺旋形¹⁶。」大致而言，此意象結合了表現為不斷提升之勞動生產力的線性技術變革，以及構成馬克思利潤率下跌趨勢理論之無窮資本積累的循環運動。運動形式從圓圈轉換為螺旋，正是資本許多難解問題的濫觴。「螺旋形失控」的潛力即來自於此。

　　要理解人類活動其中的時間與空間，有兩種基本思考方式可茲運用。為了闡述它們，我將冒險踏入令人費解的境地，但這絕對值得一試¹⁷。

　　其一：我們預設某種恆久普遍的時空框架，並在此框架內定位、排序和調整自身活動。這一切都奠基於標準時間制度，還有以歐幾里德幾何學為本的笛卡爾與牛頓空間體系。對資本主義國家、行政官僚、法律、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會計來說，這種時空框架正合他們的胃口。此思考方式如何逐步支配人類世界，經濟和文化歷史學者已多有著墨。在這框架下，私有財產權和領土主權可以用地圖畫分，諸如八小時工作日和三十年期貸款等契約可以明定。資本、勞動、貨幣和商品的移動能夠據此協調，於對的時間出現在對的地點，即時化生產體系就是最好的例子。除卻這類框架，現代政治和商業秩序根本沒有立錐之地。因此，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寫道：「如果柏林的所有鐘錶突然以各種原因壞掉哪怕僅僅一個小時，就會使整個經濟和商業活動在一定時間裡脫軌¹⁸。」

　　其二：對於時間與空間有多種被感知的方式這一點，我們欣然接受，並且承認每種事物在其發展中都內化了一組專屬自身的時空性質，而我們要做的，就是當來自不同時空領域的現象在特定情境下強碰時，耐心面對因此而生的衝突、矛盾和混亂。一棵橡樹在其生長過程中內化的時空尺度，和一株玉米截然不同。候鳥遷徙的時空規模，也無法和板塊位移、放射衰變相提並論。工廠勞動的時間和空間，與家庭生活、養兒育女和勞動力再生產格格不入。禁制童工的法令，免不了和人類社會對童年的定義彼此拉扯。馬克思記述道，依照某種資本主義人類學的裁決，童年結束的時間可以是十歲！要形成一支仰賴薪資維生的勞動力隊伍，就必須讓勞工屈從於一套時間與空間的規訓體制，而這套體制若不藉由脅迫和暴力，往往難以成功灌進工人的腦袋。

　　開發例如石油等自然資源的最佳速率，和以地質本身為出發點的時間觀顯然有極大差別，更不同於由貼現率這類經濟範疇定義的時間。任何建立在這種框架下的計算，與我們應對全球暖化所必須之時空觀都有很深的扞格。形形色色的文化和宗教觀，對時間和空間的建構各有不同，這些觀念始終存在人們的視野裡，不停地被探討、被談論著。從相信世界正在逼近終點這種末日預言，到相信未來共產主義勢必降臨在某個應許之地那種歷史目的論，其中差異不可謂不大，先民的原始宇宙觀與現代科學對時空起源的解釋更是天差地遠。打從資本主義興起，自早期基督教延續至封建晚期的時空概念也面臨根本動搖。在這方面，似乎就連我們當代的科學認識都不太穩定，對於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先是經歷了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演變，然而在波耳（Niels Bohr）的量子力學裡，又隱含了時間和空間的嶄新關係。

　　雖然對時間與空間的理解多種多樣，但在日常經濟生活中，仍然可能有某種對時空的概念獨占鰲頭，例如以鐘錶為憑的標準時間和歐幾里德式的標準空間。若非如此，情況必定如同齊美爾所說的，沒有什麼活動能夠被妥善協調、規畫和控制，就連像巴士、火車或飛機時程這麼簡單的東西都無法確定。為了促進全球通訊和交易，縱使每個地區各有各的時間，都不得不服膺於一組國際共通的時區畫分系統¹⁹。資本的流通和積累，同樣塑造並反覆重塑時間與空間的定義。當代金融市場所定義的時空尺度，和一九四八年完全無法相提並論。資本這股毫不含糊的革命推動力，徹底轉換了日常生活、經濟算計、官僚行政和金融交易的時空框架。週轉所須的時間縮短、勞動者在工作生涯中面臨的不穩定性加劇以及因距離而生的障礙減少，這些因素不僅改變了資本積累的節奏，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時間或許是利潤不變的要素，但與實際經過的鐘點相比，勞動的強度越來越重要，它給予時間性一種完全不同的定義。如今，以信用之反價值形式存在的未來時間，對當下時間的宰制程度達到空前。看看現下那些身陷辛苦乏味工作的人們，當中一心只為兌現陳年債務的可不在少數。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對以下三種不同的時間與空間概念進行區分，必定是有益的。但這也是事情開始變得有點複雜的地方。

1.絕對時空

　　就一塊土地訂下二十年租約，意謂這塊土地被清楚標示在地籍圖，並受到私有財產法律的保護。它的面積確定無疑，因此要算出其每平方公尺的租金成本也不是問題。若租約始於二○○○年一月一日，終於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麼除非合約上有載明特別條款或限制，承租人在這二十一年間可以對這塊土地做任何事，這就是所謂絕對時空的概念。一名勞動者於以小時計的工作日內，被限制在由資本合法支配之工廠的封閉空間裡，也是此概念的體現。絕對時空的概念，主導了《資本論》第一卷的開端，尤其是關於工作日和絕對剩餘價值生產的章節。馬克思稱之為「具體勞動」的過程，就發生在絕對時空之中。本賽德寫道，「物理學上的時間與空間帶來一片荒涼，這幅景象如今構成了任何知識的形式條件，它所推崇的絕對與真實結成了常勝聯盟，共同對抗顯而易見的尋常認知²⁰。」

2.相對時空

　　相對時空意義下的位置因素，會影響一塊占據了絕對空間的土地、在組約規定的時間內能夠達成何種事情。承租人當然想要最大化土地收益，但若這塊土地座落的位置既缺乏勞工，距離主要城市的市場又太過遙遠，唯一途徑是條顛簸不平、僅能讓馬匹和推車通行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承租人絕對無法藉由種植新鮮蔬果獲取他所期待的收益。假如十年之後一條高速公路於附近完工、更多勞工前來定居，那麼在冷藏貨車的輔助下，承租人就可以棄糧食作物改栽種獲利更高的新鮮蔬果了，因為收成能在一天中最好的時間送達市場。但栽植一棵果樹耗時八年，因此在既定的土地租約下改栽新鮮蔬果並非理性的舉動，除非承租人能夠就合約內容重新談判或商榷相關法律，以配合果樹生長所需的時程。這一切思考，都預設了相對時空的存在。《資本論》裡的相對剩餘價值即存在於相對時間的框架之中，其衡量不以勞動小時為準，而是依據勞動生產力和勞動強度的變化，雖然依照馬克思的解釋，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仍立基於工廠的絕對空間。《資本論》只有在處理不同國家的勞動力價值差異；即工資差異的章節時，我們才看到了相對空間的初步概念。不過在第二卷裡，運輸成本和市場距離的差異以及其他投入要素等問題，都被馬克思納入了分析。

3.關係時空

　　關係時空的概念更加難以掌握，因為它就如同價值，無形且不可觸及、不可測量，但卻具有極大的客觀重要性²¹。我改建自己的房子，不只影響它的貨幣價值，也影響周邊房子的貨幣價值。這股影響的空間範圍，隨著距離的增加急劇降低，房貸審核人員正是如此對房屋進行估價。一家銀行放出房貸進行投資，那麼在銀行的帳目上，這筆投資的價值應該怎樣呈現？對於每一筆房地產，我們可以就絕對時空的角度加以研究，也可以探討其相對時空上的位置，但最後的估價結果，還是須仰賴所謂的「最佳估價實踐」方法，此方法的基礎，即是圍繞著資產最有效使用的觀念建構起來的關係時空。某家金融機構帳目上的房貸有多少價值，究竟該怎麼評估？「按市值計算」是最受歡迎的做法，但假如金融市場本身如同二○○八年那樣面臨崩盤，人們又該如何是好呢？答案是依據各種訊息進行猜測²²，關係價值亦步亦趨地跟著市場的情緒、信心、預期和估計而改變。若突然發生像美聯儲調整利率、英國退出歐盟這類事件，世界上許多地方的資產價值肯定大受影響。我們無法辨識造成影響的每個原子，但客觀的後果仍然清晰可見。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政治鬥爭的領域。一場發生在土耳其蓋齊公園的抗議，既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響，事發數週後又影響巴西的大規模群眾示威，在那裡，人們為了日益惡化的城市生活條件發起政治抗議。在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明顯的傳染效應隨處可見。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左翼政府曾經一個接一個上台掌權，在當時蔚為風潮，但十多年後這整個風潮似乎已處於退散中了。

　　對於時間和空間的關係，前述三種分類產生了一種有趣的協調：

　絕對時空屬於具體勞動、工作日、工廠，屬於為工作日長度而鬥爭的絕對剩餘價值。相對時空屬於相對剩餘價值，屬於游移的生產力、受工作日間隙影響的勞動強度以及變動的勞動力價值，運輸所採取的模式、相對位置、便利與否以及耗時多寡也變得更加重要。關係時空屬於抽象勞動，其發展關乎「具體勞動發展為包括世界市場的各種不同勞動方式的總體的程度」。抽象勞動即是關係時空下的具體勞動總體。在更區域性的層次，空間受到的外在影響至關重要，未開發土地的估價就是個例子。

　　這三種形式的時空，被《資本論》同時收束在資本整體的邏輯內。本賽德寫道：

　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等二律背反，體現在第一卷中商品所併發的斷裂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統一，表現了不同時間屬性的衝突。普遍抽象的勞動唯有透過具體特殊的勞動才能存在，當這兩種時間構造了一種相互關係，價值就以社會時間的抽象形態浮現了。兩相影響下，被構造出來的時間，本身就是一種須受衡量的衡量尺度。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決定，源於資本整體的運動。

　　基於這個理由，「時間之範疇位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核心」。然而，對時間的不同理解方式，併存於馬克思的論述裡。「因此，生產領域的機械式時間、流通領域的化學式時間和再生產領域的有機式時間，彼此相互纏繞並鑲嵌在一起，就像圓圈裡面又有不只一個圓圈，這層關係決定著具體歷史領域裡的時間，決定著它那神祕的圖像及其政治的本質²³。」

　　《資本論》第二卷採納了一種循環的時間框架，此種取向對於資本流通所需的那種時空框架並不能探究得很深。其假設科技和組織形式保持不變，因此將主導第一卷的漸進動力從分析中排除了。在第二卷裡，馬克思將大部分心力用來分析簡單再生產，此種循環形式可被歸為善的無限性（good infinity），而不是用來分析資本無窮積累，那種螺旋形式可被歸為惡的無限性（bad infinity）（譯注：善與惡的無限性，差別在於簡單再生產的循環能夠永續，資本無窮積累終將走向失控）。這些假設讓馬克思得以排除干擾，更仔細觀察不同資本形式之不同運動形式的某些面向。他的焦點在於不同的週轉時間——不同資本經歷價值增殖、實現、分配然後重回貨幣形式所需的相對時間。馬克思將整個流通過程分割成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前著依價值的生產而定義，後者則被定義為價值的否定。接下來，他檢視了勞動期間和生產時間的關係，勞動期間意指生產中實際進行勞動的時間，生產時間則不然，很多情況下也包含了勞動沒有發揮作用的時刻。以農業為例，作物的生產時間往往需要一整年，相比之下，實際進行勞動的勞動期間則短得多。葡萄酒、各種烈酒在其漫長的發酵時間裡不費任何勞動，陳年老酒先是在桶子裡、接著在罐子裡日漸成熟。這些也該被算作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嗎？馬克思不這麼認為，雖然酒的價格確實因此提高。不過這類酒通常以壟斷價格交易，因此不受制於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普遍競爭規律。為協調不同週轉時間、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的關係，整體資本流通面臨不少難題。構築房屋、建設郵輪、製造行動電話、漢堡和音樂會等五花八門的產品，資本和勞動在其中運作的時空框架大不相同。

固定資本流通

　　眼前有個十分令人棘手的問題，即該如何理解固定資本的流通。機器是如何在沒有物質轉移的情況下，將價值轉移到產出的商品裡？這問題也使某些約定俗成的簿記方式應運而生，這些約定俗成不只總是備受爭議、且時刻處於人為更動之中。進而言之，價值如何在固定資本的形成和使用中流動？如何在被資本流通和再生產所需要、規模龐大且耐用期長的基礎建設和城市建設中流動？就目前勾勒的資本圖像而言，這些議題難以在其中找到位置，但它們是重要的。看看紐約的天際線，想想維繫如此景觀所需要的價值流動。其中最重要的一條線，是繚繞於高樓大廈之間，以提供債務和獲得收益為形式，以製造反價值和價值占有為實質的價值流動。一如我們早先的論點，價值流動無形但客觀，肉眼看不見它們的存在。但假如你親臨底特律或哈瓦那四處看看，你會發現價值停止流動對城市景觀的影響。一片破敗荒涼的景象就在那兒，靜靜等待人們的見證。

　　探討固定資本如何流通之所以重要，有兩個理由：第一，馬克思的批評者主張，固定資本的存在擾亂了價值理論，也否定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承認，固定資本流通「和李嘉圖的價值學說是完全矛盾的²⁴」。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與李嘉圖不同，批評者總是不願看見這點。退萬步言，或許馬克思自己的理論確實必須修正，以適應固定資本形成與流通的特殊問題，這種可能性未必不存在。第二，近來資本危機的興起，以二○○七年至二○○八年所發生者最廣人知，往往肇因於對城市和住房建設等固定資本的投資。由此我們可以追問，馬克思對固定資本流通和建築環境的分析，如何形成有助我們理解危機來龍去脈的基礎²⁵？這個研究固定資本流通的理由，遠較第一個更具現實重要性。

　　讓我們從固定資本最簡單的形式開始，一位工業資本家，為了提升僱用勞工的生產力而購買機器。只要這台機器是當前最先進的，那麼這位工業資本家所僱用的勞動力，其生產力就會高人一等，工業資本家也因此得到額外的剩餘價值。但若所有生產者都購買了這台機器，這種短暫的相對剩餘價值形式就消失了。為了購得機器所費的價值，必須在機器的生命週期中予以回收。這筆價值是如何流通的？最簡單的理解方式即所謂直線折舊，假如這台機器的使用壽命是十年，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台機器每年都將自身價值的十分之一，轉移到產出的商品裡。如此一來，當十年生命週期屆滿，生產者手中理應握有足夠的貨幣，可以購買新機器並重新啟動整個過程。

　　然而，市場上總會出現更新、更便宜和更有效率的機器，尤其在創新成為一門獨立的產業後，更是如此。現有機器因而總是備感威脅，面對更便宜、更有效率的機器與之競爭，現有機器可能貶值，這種與其他機器競爭的後果，被馬克思匠心獨具地名為「無形損耗」。在這種情況下，重新購置一台機器所需要的價值，並不等同原機器因折舊而喪失的價值。至此，機器生命週期之長短已非單純的物理問題，因為更精良的新機器隨時可能出現，迫使現有機器提早退休。鑑於這裡談到的現象，我們可以選擇用三種不同方式看待固定資本流通：第一種，如同前面所說的，我們可以從機器的平均物理生命週期出發，用直線折舊的方式計算其價值流通。第二種，我們可以在機器的物理生命週期間，將持續變動的重置成本納入考量，以此估計現有機器的價值。第三種，我們可以依照機器與其他生產者競爭並獲得相對剩餘價值的效用，不斷重新估計它處於變動中的生命週期及價值。依照第三種觀點，機器之生命週期取決於其經濟上的可用性及所帶來的效用。馬克思承認，要對一台機器進行估價，必須從這台機器能否有效生產剩餘價值著眼。要計算會隨時間折舊並降低效用的固定資本價值，必須參考一種用來衡量聯合產品價值的虛擬簿記法。馬克思將這個現象，視為其價值理論所面對的一個難題。

　　綿羊既生產羊毛、也生產羊肉和羊奶，要分別估算每種商品的價值並不容易。若將虛擬簿記法運用在固定資本上，其操作方法為：資本家每年不只生產一定量的商品，還在年末「生產」了一定量的剩餘機器體，這筆剩餘機器體的價值，可以於眼前的二手市場獲得實現，也可以於來年的商品生產再次運用。然而，這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背道而馳，因為在這套計算方式裡，機器價值完全取決於其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的效用，與最初體現在機器裡的勞動毫不相干。

　　第三種對固定資本流通的詮釋最為有趣，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一位工業家對外承租機器並每年重新簽訂租約，這樣理解會使問題變得十分簡單。工業家每年都可以重新決定，是要維持現有機器的租約還是承租新機器。現有機器和新機器在承租成本上的差別、對生產力貢獻的差別，以及是否提供維修服務等諸多因素，都會影響這位工業家的決定。每年重新簽訂租約，等同每年重新估計機器價值。機器來年的價值可能與今年大不相同，現有機器的關係價值總是處於浮動之中。

　　然而，這樣的租約有些特點值得一提。出借機器的公司，是以機器之固定形式而非貨幣之流動形式將資本借給承租人。做為回報，他們除了常規性的費用外，還會依據機器價值向承租人收取一定的利息，此現象與工業家以融資支持固定資本流通的普遍做法一致。假如生產者釋出價值以買下一台機器，那麼當機器的生命週期完結時，這位生產者應當已經逐年存下足夠的貨幣，有能力購置一台替換的機器了。資本家有兩個選擇：第一，自行貯藏逐年存下的貨幣，或將其放置在金融機構邊等待、邊賺取利息，第二，從一開始就對外貸款，用這筆貨幣支付整個機器生命週期的價值，並支付利息，如果是直接承租機器而非貸款，情況也與這裡類似。

　　不論資本家選擇那一條路，共通點是生息資本的流通都因此浮上檯面、扮演一定的角色，連在承租而非購買機器這種更為常見的例子中，生息資本的流通也同樣重要。價值透過固定資本所進行的流通，就這樣和生息資本的流通變得緊密交錯。

　　很遺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裡所做的假設，將技術變革和生息資本的流通一併排除了，這讓他得以在論述固定資本時避開這些延伸議題。馬克思的假設也讓他得以更深入探討週轉時間、探討供需平衡所須滿足的條件，但也因此對於固定資本流通的問題，無法給予適當而全面的考慮。可惜第二卷裡探討此主題的章節並不是非常有用，反倒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裡的論述，提供了一種潛藏豐富內涵和活力的理論性見解。

　　馬克思寫道，「自然界沒有製造出任何機器，沒有製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類勞動的產物，是變成了人類意志駕馭自然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²⁶。」

　　這些生產性的力量，連同體現在其中的技能和知識，必然被資本家所占有、被資本家的需求形塑，並且調動起來成為資本進一步積累的槓桿。「勞動資料發展為機器體系，對資本來說並不是偶然的，而是使傳統的繼承下來的勞動資料適合於資本要求的歷史性變革。因此，知識和技能的積累……就同勞動相對立而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從而表現為資本的屬性，更明確些說，表現為固定資本的屬性²⁷。」換言之，固定資本的內涵不只是機器，也整合了知識和人類天生的稟賦。

　　然而，固定資本要能夠完全有效流通，幾個前提條件必不可少：

　生產固定資本的那部分生產既不生產直接的消費品……因此，越來越大的一部分生產時間耗費在生產資料的生產上，這種情況取決於已經達到的生產率水平……這就要求社會能夠等待；能夠把相當大一部分已創造出來的財富從直接的享受中，也從以直接享受為目的的生產中抽出來，以便……把這一部分財富用到非直接生產的勞動上。

　　這就要求「已經達到的生產率和相對的富裕程度都有高度水平，而且這種高度水平是同流動資本轉變為固定資本成正比的。正如相對剩餘勞動的大小取決於必要勞動的生產率一樣，用於生產固定資本的勞動時間——活勞動時間和物化勞動時間—— 的大小也取決於直接用於生產產品的勞動時間的生產率。過剩人口（從這個觀點來看），以及過剩生產，是達到這種情況的條件²⁸。」

　　如我們所見，資本傾向於生產過剩人口，即產業後備軍，也傾向於生產過剩產品，即價值難以實現的商品，這一切形同全面創造利於固定資本形成的條件。固定資本的規模越大，能吸收的過剩勞動和過剩資本就越多——「因而，修建鐵路、運河、自來水、電報等等場合，同製造……機器的場合相比……就應該多些²⁹。」但資本要實現這個場面，就必須積聚成一股集中的貨幣力量。在股份公司被發明、金融部門被重組成貨幣資本集中的大型企業集團以前，大規模投資更傾向於透過國家機器進行中介。在我們的時代，這個工作更常由私人銀行集團或者公私合夥制度完成。無論如何，隨著時代演進，像是養老基金這類推動生息資本流通的機構，其和固定資本形成的內在聯繫一天比一天緊密、一天比一天複雜。

　　在某些特殊類型的固定資本上，這種趨勢更加一目了然。這些類型裡有個部分變得越來越重要，此部分可被歸為「一種獨立類型」，即多少具有公共財性質的大眾基礎建設，它們是資本主義式發展不可或缺的使用價值。這類建設中，許多像是住房、學校、醫院和大賣場等只是用於消費而非生產目的，但其他像是鐵路、高速公路等則能夠同時用於消費和生產。對於生產性固定資本的投資與注入消費基金的投資，馬克思曾簡短地思考過兩者之間的關係。

不可移動的資本

　　馬克思也堅持認為，我們不應混淆固定資本與不可移動的資本，例如煤礦，雖然後者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範疇：

　一部分勞動資料……一旦做為勞動資料進入生產過程，或準備執行生產職能，就固定在一定的地點，例如機器；或者一開始就在這種不動的、同所在地點不能分開的形式上被生產出來，例如土壤改良、廠房、高爐、運河、鐵路等……不過，勞動資料固定在一個地點，把根牢牢紮在地裡這個事實，使這部分固定資本在國民經濟中具有一種獨特的作用。它們不能被運往國外，不能做為商品在世界市場上流通。這種固定資本的所有權證書卻可以變換，可買賣，就這點說，可以觀念地流通。這種所有權證書，甚至可以在國外市場上流通，例如以股票的形式。但這類固定資本的所有主的變換，不會使一個國家財富中不動的、物質上固定的部分和可動的部分比發生變化³⁰。

　　對於一家位於南非小鎮的供水公司，縱使我們可以在世界市場上交易其股份，也移動不了整個供水系統。地理上之固定性和移動性針鋒相對的緊張關係，圍繞著不可移動的固定資本展開，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衝突來源。實際上，地理上的固定性是一種被製造出來的空間特徵。

　　在這一切背後，有個更為深層難解的矛盾埋藏其中。生息資本透過流通釋放出反價值的「暗物質」（dark matter），為了支應複合式成長的利息成本，其對未來價值生產所強取的那份豐厚回報只會越來越多。「固定資本發展的程度越高，生產過程的連續性……就越成為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外在的強制性條件³¹。」資本家一旦購買或租借了固定資本，便不得不竭盡所能地使用以兌現其價值，否則等待著他們的就是資本貶值。固定資本「要求在往後的年份裡生產繼續進行」，它還「預期占有做為對等價值的未來勞動」，並因此對固定資本的未來使用施加強制力。這股強制力以地點為對象，不可移動的固定資本與土地結合，若要在生命週期內兌現其價值必須就地使用。此處存在一個悖論，一種旨在解放資本的普遍移動性、而在目標地點打造基礎建設的資本形式，最後導致的結果，竟然是資本被迫流向該固定資本所定義的空間，否則固定資本將會貶值，這對於資助這筆投資的生息資本，例如養老基金而言，將造成嚴重後果。然而，這正是資本危機趨勢走向成熟的一種潛在方式³²。

　　在馬克思看來，掌管生息資本流動的機構之所以日益茁壯複雜，有兩個重要物質基礎，一是對多種固定資本的需求，二是為了創造社會再生產及日常生活的消費基金而產生的需求。「預期得到未來勞動的果實……絕不是信用制度的發明。它的根源在於固定資本的價值的特殊實現方式，週轉方式，再生產方式³³。」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物質基礎，也促進了生息資本的發展，即遠程貿易的增加和為其進行融資。因為遠程貿易，人們思考價值在其中流動的時間與空間，這種對時間與空間的思考，和驅使資本進一步積累之生息資本的流通交匯在一起，對此過程加以探究想必很吸引人。

　　然而，要看清導致這一切相互糾結的矛盾並不困難。一方面，固定資本為資本積累提供了有力的槓桿。固定資本投資，尤其是針對建築環境的那種獨立類型的固定資本，能夠短暫緩解資本過度積累的問題，也能夠消除危機時期過剩資本和過剩勞動並存、苦無可盈利用途的壓力。另一方面，未來的生產和消費越來越被禁錮在特定方面，越來越被限制在某些生產部門和空間結構上。未來被抵押給了過去，資本喪失了它的彈性。結果不是吸收創新的能力停滯受挫，就是創新以現有固定資本貶值為代價。馬克思看得清清楚楚，這又是一股製造危機的勢力：

　若干互相聯繫的週轉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週期（資本被它的固定組成部分束縛在這種週期之內），為週期性的危機造成了物質基礎。在週期性的危機中，營業要依次通過鬆弛、中等活躍、急劇上升和危機這幾個時期。 雖然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 多或少地是下一個週轉週期的新物質基礎³⁴。

　　對於這個矛盾，如果我們聚焦於被鎖在特定空間、不可移動的固定資本形式，我們會發現它還呈現了另一個面向。以固定資本形式所做的諸多基礎建設投資，在空間上大相徑庭，在時間上也各有不同。一旦對特定的空間領域進行投資，資本就必續繼續在這些空間裡流通、繼續使用這項投資，直到體現在固定資本裡的價值得到兌現。若非如此，整個區域的經濟都將遭逢貶值之害，這種典型現象，常見於一九八○年代以來的美國和歐洲工業區。與土地緊密結合的固定資本形式，其投資和撤資的節奏擺盪不已，為世界資本主義製造了數種不均衡地理發展的模式。

資本的次級與三級循環

　　長期而且頻繁的大規模基礎建設形成，對資本來說變得一天比一天重要。自始至終，基礎建設投資因其獨特形式而構成資本的次級循環，既回應又主導了資本積累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普遍軌跡。此外它也構成了資本的三級循環，對於這點馬克思幾乎不曾注意，頂多略為帶過，三級循環的內涵包括教育、勞動訓練、廣泛的醫療和退休保障等社會開支及社會服務，凡此種種支撐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制度，已經令我們習以為常了。傳統上這些社會服務皆由國家以稅收支應，但就近年趨勢而言，其中越來越多項目轉由私人提供了。儘管如此，以例如教育領域的獨立類型固定資本投資來說，這些社會開支依然需要長期規畫，且唯有經歷一段時間才能看到效果，對生產力的提升也未必有顯著貢獻。通往次級和三級循環的資本流動，為我們對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理解增添了另一個嶄新面向（見圖表三）。然而，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如果將資本視為價值運動，要理解這種運動就不能不將資本的次級和三級循環納入考量，分析資本如何運作和如何在空間與時間裡被再生產，必須納入更廣的面向，因為資本運動不只是透過市場，也透過國家的力量進行中介。我們起初對資本的圖像化，實際上是一種局限於單向度空間裡的流通。此處透過納入資本的次級和三級循環，我們得到了它的另一個面向，這個面向長期地起作用，以各種重要方式填補著我們對資本運動的理解。

圖表三：資本主義生產消費之物質與社會基礎建設的次級與三級資本循環

註解

01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p. 208.

02　Communist Manifesto.

03　Grundrisse, p. 407,

04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2, p. 253.

05　Grundrisse, p. 539.

06　Capital, Volume 2, p. 328.

07　Harvey, 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an Theory’, in Harvey, D.,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Capital, Volume 1, p. 727.

08　Capital, Volume 1, pp. 579–80.

09　Capital, Volume 1, pp. 579–80.

10　Harvey, D., ‘The Spatial Fix: Hegel, von Thünen and Marx’, in Harvey, D.,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1　Capital, Volume 1, chapter 33.

12　Luxemburg, R.,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Routledge, 1951.

13　Capital, Volume 1, pp. 931–2.

14　Cited in Chomsky, N., On Power and Ideolog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p. 14.

15　Tomba, M., Marx’s Temporalities,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4; Tombazos, S., Time in Marx: The Categories of Time in Marx’s Capital, Chicago: Haymarket, 2014; Bensaid, D., Marx for Our Time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of a Critique, London: Verso, 2009.

16　Grundrisse, p. 746.

17　In what follows I rely heavily on the essay ‘Space as a Key Word’ in Harvey, D.,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2006.

18　Simmel, G.,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Levine, D. (ed.),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　Kern, S.,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3.

20　Bensaid, D., Marx for Our Time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of a Critique, London: Verso, 2009, p. 73.

21　Whitehead, A., ‘La Théorie Relationiste de l’Espace’,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23 (1916): 423–54.

22　McDonald, O., Lehman Brothers: A Crisis of Valu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23　Bensaid, D., Marx for Our Time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of a Critique, London: Verso, 2009, p. 77.

24　Capital, Volume 2, p. 301.

25　I rely on the much more detailed account in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chapter 8.

26　Grundrisse, p.706.

27　Grundrisse, p. 694.

28　Grundrisse, p. 707.

29　Grundrisse, p. 707.

30　Capital, Volume 2, p. 242.

31　Grundrisse, p. 731.

32　Capital, Volume 2, p. 186.

33　Grundrisse, p. 731.

34　Capital, Volume 2, p. 264.

︱第八章︱

價值體系的生成

貨幣一越出國內流通領域，便失去在這領域內獲得的……地方形式，恢復原來的貴金屬塊的形式。在世界貿易中，商品普遍展開自己的價值。因此，在這裡，商品獨立的價值形態，也是做為世界貨幣與商品相對立。只有在世界市場上，貨幣才充分地做為這樣一種商品的作用，這種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時就是抽象人類勞動的直接社會實現形式。貨幣的存在方式與貨幣的概念相適合了。

——《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

　　馬克思說，資本運動規律並非個別資本的創造，而是資本間競爭的強制產物。如果我們從頭至尾通讀《資本論》，可以發現馬克思大多時候假設市場處於完全競爭的烏托邦狀態。這個假設在馬克思手中被運用得恰到好處，它證明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美好烏托邦有多麼不切實際，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相信，透過市場運作，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既相得益彰又能嘉惠所有人，然而實際上，由此出發只會把人們引向噩夢般的反烏托邦，引向階級不平等、環境破壞和層出不窮的經濟危機。然而馬克思的假設卻讓我們不由得發問，如果完全競爭的強制機制缺席或失靈，我們又將面對怎樣的情況。

區域性壟斷

　　馬克思更隱而不宣的假設，完全競爭發生在一個零運輸成本、運動無摩擦力的空間裡。但事實上，任何空間裡的兢爭都是壟斷性競爭⁰¹。之所以這麼說，理由是廠商只要占據特定空間，它就只會面對某個地理範圍內一定數量的其他廠商，並因此獲得一定的壟斷地位。高額運輸成本以及例如區域關稅之類的貿易障礙，往往保護了個別資本家免受其他競爭者的侵擾。此種貿易保護效應的強弱，取決於商品性質、關稅結構、運輸時間和運輸成本。在馬克思的年代，較重且易腐敗之物逃不過地區性壟斷的影響，而像是以金銀、鑽石、香料、絲綢和染料這類商品為對象的交易，雖鮮少受限制於運輸成本，卻仍須向貿易關稅屈服。許多易腐敗的民生必需品，其生產者所受到的貿易保護甚至把鄰鎮的競爭者也排除在外。仰賴大量原物料投入的廠商，例如仰賴鐵礦和煤的鋼生產者，藉由定址於原物料來源地，以保護自己免於競爭。凡此種種條件，正是區位理論探討的對象⁰²。對於十九世紀大多數重工業生產者而言，原物料導向考量是影響其選址的一股強大力量。但在今天除了某些明顯例外，市場導向考量可能更加重要。今天的墨西哥冰箱生產者，較其亞洲競爭者更具位置上的優勢，因為它們更靠近美國市場。

　　在地區或區域性壟斷條件下生產銷售的商品，其價值決定不能和世界市場上的商品等量齊觀，換句話說，不是以和金、鑽石或鹽等商品相同的方式決定價值。壟斷性商品的價值因地而異，其價值端看運輸時間、運輸成本、貿易關稅和其他貿易障礙的不同而變動。

　　馬克思認識到，勞動力價值在不同國家各有不同的量，一切取決於「自然的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和範圍，工人的教育費，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的作用，勞動生產率，勞動的外延量和內含量⁰³。」在這些變數中，又以勞動強度的地理差異特別重要。「強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價值，而這又表現為更多的貨幣。」價值規律「在這裡會由於工資的國民差異而發生變化」，也會因為工作日的長度、強度、生產力和間隙而有所不同。源於土壤和氣候等自然環境的勞動生產力，依自然文化情境而定義的渴求、需要和慾望以及階級鬥爭的動態，這些因素依地理位置而生的差異，意謂國與國之間雖然有利潤率平均化的趨勢，卻不必然伴隨著剝削率的平均化⁰⁴。當貿易在國與國之間進行時，「處在有利條件下的國家，在交換中以較少的勞動換回較多的勞動，雖然這種差額，這種餘額，同勞動和資本之間進行交換時通常發生的情況一樣，總是會被某一個階級裝進腰包⁰⁵。」至於是被哪一個階級裝進腰包，答案應該不言而喻。馬克思說道：「價值規律在這裡有了重大的變化……比較富有的國家剝削比較貧窮的國家，甚至當後者……從交換中得到好處時，情況也是這樣⁰⁶。」這就避免了價值在不同國家之間直接「通過勞動時間來平均化，尤其是費用價格通過一般利潤率來平均化（譯注：此處的「費用價格」原文為cost-price，也譯為「成本價格」）⁰⁷。」

　　我們在世界上某個地方為他人所做的社會勞動，與其他地方的社會勞動在質和量上都不一樣。當不同區域的價值體系相互交易，一個區域的社會勞動可能補貼了另一個區域的經濟，也支持了該區域的生活方式。像墨西哥或孟加拉這類勞力密集型的高價值生產體系，往往支持著像美國這類高生產力的資本密集型體系。更甚者，紐約和倫敦等亟欲創造反價值的債務生產線，根本不在自家後街例如曼哈頓或蘇活兌現價值，而是遠到孟加拉和深圳去遂行他們的目標。

　　此處的討論影響重大，具有十分深刻的意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裡提出的問題是，競爭性交易關係所預設的平等，如何與剩餘價值生產的不平等相容，答案就在於勞動力商品化以及生產過程對活勞動的剝削。在《資本論》第三卷裡，馬克思解開了另一個令人意外的謎。透過競爭而發揮作用的利潤率平均化，迫使商品不以其價值而是以生產價格進行交換⁰⁸。資本家根據預付的資本獲得剩餘價值，但他們實際生產的剩餘價值卻是根據其僱用的勞動力。這種在開放交易情境下生成的剩餘價值分配模式，流轉於資本家階級內部，有利於資本密集型生產者而不利於勞力密集型生產者。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裡，揭示的資本主義分配規律，與下述場景頗有互相呼應的意味。在調查二○○七年至二○○八年經濟崩盤的參議院委員會裡，高盛執行長布蘭克芬（Lloyd Blankfein）被要求為銀行的角色下定義，他的回答是：「做上帝的工作⁰⁹。」當他如是回答時，心裡想的很可能是聖經馬太福音25：29，「因為凡是有的，還要賜給他，使他豐足有餘；那沒有的，連他有的也將從他那裡被拿走。」這正是利潤率平均化成就的結果。馬克思和李嘉圖堅持價值的最終來源必定是勞動，由此出發來思考，可見利潤率平均化的潛在影響多麼巨大。在資本密集型價值體系和勞力密集型價值體系，例如在德國和孟加拉之間進行貿易，價值和剩餘價值將從後者向前者轉移。這一切都透過市場過程完成，「寧靜」又「自然」，完全不須帝國主義式的支配手段，只需提倡自由貿易就可以得逞。這就是富裕區域犧牲貧窮區域，以讓自己變得更富有的「寧靜」方法。因為如此，許多所謂的開發中國家紛紛湧向保護主義，尤其針對被稱為「幼稚產業」的部門。這也說明了為什麼自一九六○年代的日本開始，有那麼多開發中國家捨棄勞力密集型產業，選擇組織、補貼資本密集型的資本主義發展¹⁰。「向價值鏈上游移動」、朝高附加價值邁進成為人盡追求的目標。在這種對價值轉移的理解上，若再參考與價值實現互異的價值生產、價值增殖的地理圖像，那麼從遍及四面八方的資本流通裡，我們可以找到以穿梭其中之價值流動為內涵的地貌型態變化，它儼然就是資本自身的物質表現。在這些價值流動內部，有著已然成形的勞工遷徙、勞動分工、社會與物質基礎建設投資、價值生產實現及分配的結構，圍繞著這些相對穩定、方位可知的組織形式，各種區域性的整體結構隨之而生。

貨幣體系與價值體系

　　對各種貨幣制度進行的研究，印證了不同區域價值體系存在之假設的合理性。在《資本論》第一卷裡，馬克思指出金銀等世界貨幣商品和許多地區貨幣之間的分離，後者存在是為了促進交易的方便，發行法定貨幣和紙幣等地區貨幣「是國家的事¹¹」。

　貨幣一跨出國內流通領域，便失去在這領域內獲得的……地方形式，又恢復原來的貴金屬塊的形式。在世界貿易中，商品普遍地展開自己的價值。因此，在這裡，商品獨立的價值形態，也是做為世界貨幣與商品相對立。只有在世界市場上，貨幣才充分做為這樣一種商品而起作用，這種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時就是抽象人類勞動的、直接的社會實現形式。貨幣的存在方式與貨幣的概念相適合了。

　　因此，「金銀做為鑄幣穿著不同的國家制服」，然後「在世界市場上又脫掉這些制服¹²」。所以「商品流通的國內領域或民族領域，與它們普遍的世界市場領域是分開的」。馬克思堅持道，只有在世界市場上才能見到商品的「真實」價值，而且黃金是其最適切的表現。

　　如果說，地區性和普遍性貨幣間的分離是如此顯而易見，那我們為何不能想像，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價值自身？馬克思雖然沒有明說，但他隱而不宣地假定價值是單一且普遍、而非多重且離散於各區域的，然而如前所述，此命題就只是個假定而已。馬克思用來支持這個假定的論據是，只有在世界市場上，貨幣才能取得黃金這個普遍的物質形式，也唯有這個形式才能自外於人為操縱。一直以來，全球黃金供應量不但相對缺乏彈性，且大多已經在各種形式下開採出土了。人們為了促進商品交換，降低交易成本是一大要務，這導致貨幣走向多重地區化，此處業已地區化的貨幣僅僅是價值符號。然而，黃金本身也是價值符號。黃金和這些非金屬形式地區貨幣的差別在於，後者難以避免人為的任意操縱。至於「記帳貨幣」和許多更為複雜的債務生成與信用貨幣系統，只會更加不可靠。黃金所扮演的角色，仿佛一個穩定可靠的物質樞紐，所有其他虛擬、難以控制的貨幣形式都繞著這個樞紐旋轉。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就算以全球層次而言，黃金在交易中也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自一九七○年以後，世界貨幣體系拋棄了金本位制的最後一點殘餘，可是馬克思卻一口咬定這件事永遠不會發生。就這點來說馬克思顯然犯了錯，然而對於此一錯誤，我們有必要考慮其理論和實踐上的後續影響。如今縱使在世界市場上，價值也被毫無物質商品基礎的貨幣形式所代表。這些貨幣形式難以抵抗人為操縱，例如，盛行於各中央銀行的量化寬鬆。不同貨幣體系間得以彼此競爭，在世界市場上角逐代表價值的權力，如今這種機會無疑是存在的。以當前獨占鰲頭的美元為例，任何意欲扮演一般等價物角色的貨幣，都必須承受其他貨幣無止境的挑戰，而且難保持久穩定的地位。

　　如果馬克思看到了這個現象，他一定會毫無困難地將其理論化。價值，如我們所見，發源自實踐市場交易的過程之中。始於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換預設了價值形式的種類，有多少種體現了具體勞動時間的商品被生產出來，就有多少種預設的價值形式。想像此過程在某個給定的領域內反覆作用，最後唯獨一種特定的貨幣形式脫穎而出，成為這個領域內所有勞動時間的平均代表。結果是一種抽象勞動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形式，橫掃某個領域內的所有空間，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不難設想一種情況，此過程在兩個比鄰的封閉領域分別運作，兩個領域各自生成了自己的價值體系。

　　資本的天性，正是「突破地方的限制」與「直接的產品交換的個人和地方的限制¹³」。因為存在不同貨幣體系所代表的不同價值體系，才產生了不同領域間的貿易。《共產黨宣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資本那種創造世界市場的內在驅力，在《資本論》裡表現為商品朝普遍可交換性發展的趨勢¹⁴。這導致了一般等價形式的誕生，且這種形式「由於社會的習慣，最終同商品黃金的特殊自然形式結合在一起了」。但要完成此過程就必須消滅一切貿易障礙，就連運輸成本也包含在內。雖然這些成本由於貨幣形式的超高移動性等原因，已經全面或部分地大幅降低，不過要將流通成本減低至零，終歸是不可能的。

　　對於任何普遍的貨幣形式，馬克思深知其中包含的矛盾。然而，這些明顯適用於黃金的矛盾，在具有全球儲備貨幣性質的美元身上卻不是那麼容易發現。實際上，雖然美國經濟體內的具體私人勞動在世界舞台上被視為抽象勞動的代表，但美國卻不能保證人們對該價值標準受到的操縱逆來順受。以一九八○年代為例，當美國的整體勞動生產力遜於其他國家，例如日本和西德時，國際上又為何要以美元代表價值？一般等價物在其位置上永遠不會高枕無憂。世界各主要貨幣間充斥著難以預料的相對價值消長，不同價值體系的演進就發生在這脈絡之下。

體系邊界的演變

　　價值體系的生成，始終是資本歷史地理學的一項重要特徵。這些價值體系起初都是高度地區性的，僅依靠少數不會腐敗、價值偏高且再生產困難的商品鬆散地整合起來。黃金和白銀等貨幣商品扮演著連結和協調的角色，這也是為什麼馬克思對其興趣盎然，並視之為自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中心。當貿易締結的紐帶隨著時間變得既深且廣，不同價值體系也在加速聚合，這先是發生於例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等貿易體系的區域性層次，接著也發生於更加全球性的層次。截至一九七○年，你根本無法在美國的地方超市找到外國起司和葡萄酒，就連啤酒也大都是當地釀造的。在那個年代，如果我喝的是波西米亞啤酒（National Bohemian），那我一定位於巴爾的摩，鋼鐵城（Iron City）和酷爾斯（Coors）則意謂匹茲堡和丹佛。自一九七○年以後，前述情況發生劇烈的變化。如今不論你身在哪家地方超市，幾乎都可以喝到不論來自哪個主要城市的啤酒。

　　資本自一九四五年以降的發展歷史，大部分是持續降低運輸成本以逐漸消除貿易障礙，以及放寬關稅和其他管制形式以逐漸減少政治限制。競爭性生產的地理風貌在各種自由貿易倡議下不停改變，這些倡議包括訂定於一九四七年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及其影響範圍更廣的後繼者、成立於一九九五年的世界貿易組織，此外還有諸多目前尚在規畫中的協定，例如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從這些跡象看來，各個價值體系的差異似乎正在消失，我們似乎越來越接近某種全球相聯的單一價值體系、連同某種更安全的世界貨幣體系以代表之。然而，世貿組織至今仍未將市場經濟的地位授與中國，由此事實可見差異消失的過程並不完整。另方面，衝著自由貿易協定而來的抗議風起雲湧，顯示一股積極分解此過程的運動也涉入其中。

　　舉例而言，我們可以觀察一下近來備受關注的貿易協定構想，例如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及其相應的太平洋對照組。就ＴＰＰ來說，此協定由美國和日本精心規畫，只為限制中國和歐洲公司在亞洲搶占市場份額的能力。只要檢查一下十二個ＴＰＰ預計簽署國的基本經濟資料，此協定的真實性格就瞬間顯露出來了。美國、日本和加拿大等七大工業國組織（G7）經濟體支配著潛在的簽署國，這些經濟體連同澳大利亞，構成了潛在簽署國整體ＧＤＰ的九○％。參與其中的開發中經濟體，例如墨西哥、馬來西亞、智利、越南和秘魯，僅僅構成了八％。美國推動ＴＴＩＰ和ＴＰＰ的真實意圖，在於打造一個特殊的價值體系，藉犧牲其他國家來挽回其持續衰退的全球貿易市場份額，並以此抵抗國內疲弱的經濟成長和盈利能力。一九八五年，ＴＰＰ倡議國之經濟體構成世界ＧＤＰ的五四％；至二○一四年，這個比例下滑為三六％。自一九八四年至二○一四年，美國占世界ＧＤＰ的份額從三四％跌至二三％。同個時期，美國占世界商品貿易的份額也從一五％跌至一一％。

　　因此，ＴＰＰ根本不是什麼偉大的自由貿易構想，只是一群占世界ＧＤＰ份額劇烈下降的先進經濟體和一些開發中國家，為了排擠其他國家而策畫的協定，美國在其中扮演最具支配力的中心角色。當然，這些國家得到的利益絕不會流向勞工，就像馬克思評論的，「這種餘額，同勞動和資本之間進行交換時通常發生的情況一樣，總是會被某一個階級裝進腰包」。同樣的效果也見於歐盟，歐盟企圖將歐洲打造為配備統一貨幣、具有內聚力的單一價值體系。但唯獨德國資本居於支配地位且從中榨取最大利益，而希臘、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則被全面抽乾了價值。由於美國放棄了跨太平洋間的合作，讓中國得以介入因預期美國退出而產生的真空，並按照自身的需要建構價值體系。

　　隨著空間的壟斷性競爭在物質上和政治上消逝，其他形式的壟斷便登上了舞台。掌控龐大市場力量的大型企業，一直是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主要特徵，然而空間限制逐漸崩壞的趨勢於一九七○年後越演越烈，遂使企業權力的範疇開始從國家向全球移動。一九六○年代的美國，底特律三大汽車公司就是壟斷力的代名詞。巴蘭（Paul Baran）和斯威齊（Paul Sweezy）的經典著作《壟斷資本》出版於一九六六年，在這本著作裡，他們承認有必要提出另一套價值理論以分析現實，但其分析卻大多局限於美國企業及其國際分支。事實上，那個年代的美國勞工連同其他主要國家的勞動力，除了受外來移民的影響外，很大程度都處在免於外國競爭的保護下。每個大國實際上都構成一個特殊的價值體系，以資本控制為手段鞏固自身的經濟主權。

　　然而，這股既有的壟斷勢力卻於一九八○年代備受挑戰，舉例而言，面對來自德國、義大利、日本，以及韓國和中國等外國汽車廠的激烈競爭，同時間美國公司也相繼設廠於中國及其他國家。許多壟斷力從國家向全球移動的相似情況也發生在其他產業，例如，農業企業有孟山都和嘉吉、能源領域有石油七姐妹、製藥有拜耳和輝瑞，再加上電信業也有不少例子。接著還有新近發跡的Google、Amazon和Facebook等壟斷者，它們伴隨著一股將知識公共財納為私有的運動崛起，這項運動為全球帶來了專利、許可和與之相關的法律體系，後者即處於世貿組織框架內之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所支持和保障的內容。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裡指出，競爭不可避免的導致壟斷，因為在資本主義競爭所創造的達爾文主義世界裡，只有最適於競爭的廠商得以存活。馬克思在《資本論》裡進一步探討這個現象，並將此名為「資本的集中規律」，資本集中在信用制度的組織下大幅加快腳步，其規模既超過資本的簡單積聚、也超過資本積累過程所導致的規模增加¹⁵。經濟規模對提高生產力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資本孜孜不倦地追求集中和擴大規模，為的就是這項競爭優勢。企業巨鱷積累的市場力量，讓其有能力藉兼併收購吞下其他小魚¹⁶。世界股票市場於一九八○年代的全面整合，也讓此一過程得以拓展全球。

　　席捲一九八○年代的技術和組織創新風潮，徹底改造了區域價值體系的既有結構。運輸成本以及更為重要的協調時間兩者紛紛降低，同時邊界上的關稅與其他限制不是遭到削弱、就是有選擇地被移除。生逢該年代的資本，以拜物教式的熱情追求著生產流通加速。全球生產鏈的誕生讓跨國界生產組合成為可能，像是美國廠商提供的設計、組織和行銷技術，配上墨西哥提供的低成本勞力就是個例子，此模式並不少見，德國廠商在波蘭的做法與此如出一轍¹⁷。雖然墨西哥和波蘭也能從中積累某些利益，但大部分價值都被位於美國和德國的企業收入囊中，美國和德國勞工卻得因此面對外國勞工的激烈競爭，除了消費品的價格或許略微降低，勞工從這樣的安排中幾乎得不到好處。這種跨國界關係多發生在鄰近國家，北美自貿協議和歐盟就是如此，這些制度形式嘗試以絕對空間的框架掌握相對時空下的動態全球價值鏈，在這意義上，前述跨國界關係應屬區域性關係。事實上，大部分所謂全球跨國貿易都是區域性的，例如中國和中亞及東南亞、英國和歐洲之間的貿易。技術產業的演進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扮演積極推動者角色，塑造並定義著不斷變化的區域價值體系。

無償贈與的地理分布

　　當前討論將我們導向另一個問題，在價值體系的具體地理結構下，先前被我們簡單審視過、且歸類為「無償贈與」的自然資源和人類稟賦，在此所扮演的角色為何。這些無償贈與是使用價值，可被資本以極低甚至零成本占有而對剩餘價值生產做出貢獻。然而它們在地表上並非平均分配，人們所稱之自然資源是高度集中的，帶有各種文化特質、技能、制度設計和能力的人口也是如此，這些要素都逃不了屈從於資本而被整合進價值增殖、實現和分配之中的命運，這過程創造了一個資本在其中持續積累，並且蘊含多種差異性地理優勢的世界。不同區域價值體系的彼此鑲嵌，一直以來都由受地方人口繼承、助長甚至積極創造的傳統文化、慣習和偏好所支撐著，就算絲毫不提壓倒性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情況依然如此。在這個環節，資本對價值的定義於某些方面擴大、滲入更傳統的觀念，這些觀念以倫理、宗教、文化或者民族傳統的語言表達，又與資本的價值定義分庭抗禮。

　　自然資源和人類稟賦的無償贈與，並不是恆常不變的。一切端看其所能提供的潛在使用價值，且這個使用價值本身不斷經歷著資本主義式的演變。自然資源不只是自然，它更是對自然可用要素所做的經濟、技術、社會和文化估量。曾經有一段時間，接近水力來源是生產的重要考量，然而蒸汽引擎的發明將資本從這項位置限制中解放出來。鈾礦原先只是一種無關緊要的資源，但核子武器被發明後就不同了。稀土金屬亦然，在使其變得珍貴的技術得到採用前，也是無關緊要的資源。一九七○年代以前，工業化區域裡原有極臻完美的勞動技能，但在後來的機器和自動化變革裡，勞動技能因為與機器整合也變得多餘。環顧整個世界，可以發現部分市場受到文化傾向極大的影響，這些文化鞏固了某種消費主義，促使人們瘋狂標新立異和附庸風雅。如我們早先所說的，渴求、需要和慾望之生產是資本歷史不可或缺的面向，缺了這個面向，資本歷史也將不復存在。對資本積累而言，自然資源和人類稟賦提供的各種無償贈與非生於「自然」、非生於恆久不變的「人性」，在世界上的分布也不平均。它們是被生產出來的，且永遠在變動，而資本自己在此生產中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此帶來的結果不會是全球均質化，只會是區域差異化。舉例而言，「氣候和社會發展水平不同，勞動力的實際價值也就不同；它不僅取決於身體需要，而且也取決於成為第二天性的歷史上發展起來的社會需求¹⁸」。

　　對土地的固定資本投資就算成本早已回收，也會成為這種「第二天性」的一部分，而文化的演進同樣無法免於資本積累的影響。企業至上精神是被創造出來的、而不是本來就在那兒，且這精神分配不平均，一如那些為人們生產第二天性的投資，在某些地方較多而在某些地方較少。之所以點出前述種種形成價值體系差異的重要面向，不是要訴諸任何物質或文化決定論，不是為了阻斷而是為了開啟新的討論、將討論聚焦在自然資源和人類稟賦等地裡上的背景條件，並審視這些條件的持續演變如何與資本積累辯證整合。

　　然而並非全部贈與都是有益的，自然資源和人類稟賦的演變與資本積累的複雜關係，受到許多不可期或不可欲的後果擺布，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包括乾旱、洪水、颶風、地震和火山爆發，還有革命、宗教與文化衝突、民族主義對抗和反移民運動。除此之外，過往的投資更隱密地發揮作用，其施加的地理慣性同樣不能忽視。資本為了迴避既有的勢力網絡和僵化的基礎建設，可能更偏好投向未開發地區。舉例而言，在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工業資本家往往避開諾里奇和布里斯托等商業資本家群聚的城市，轉而在伯明翰和曼徹斯特等鄉村小鎮另起爐灶，工業資本家這麼做，就是為了不受行會勞工的集體力量牽制，也是為了不和當時的城市政府打交道，那些城市深受商業資本家的保守力量主導。在今天的世界裡，更值得強調非生產勞動和政府增加的管制，它們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景投下一道陰影。不過，由於企業至上精神在國家機器的城市與區域分支滋長，因此國家機器總嘗試以補助款、基礎建設投資和社會環保法規執法的「彈性」，抵銷這些陰影。與此同時，對能夠創造反價值、協調生息資本流動的金融機構來說，其不斷增強的力量正是以通訊技術成熟和法規環境鬆綁為前提，唯有具備這些條件，金融機構才得以無所限制的蔓延滋長¹⁹。形形色色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之於資本積累，有些帶來正面效應而有些帶來負面效應，兩股力量間的緊張關係充斥人們目光可及之處。

　　當馬克思在分析級差地租時，也遇到了一些類似的問題。這種地租最初源於自然的無償贈與，自然的肥力和位置越是超群，占據這類優勢的資本就越能享有高利潤率。這些優勢的存在相對持久，原因無他，壟斷力和土地本身無法切割，任哪個競爭者也不可能移動到你獨占的生產地點上²⁰，雖然純就位置而論，其相對空間也有因運輸投資而大幅改變的機會。由此優勢而來的超額利潤可能被地主以地租形式沒收，實際上這也的確是常態。處於一個使用價值在地理上分配不均的世界，這條規律導致廠商間利潤率平均化的效果。在馬克思看來，這就是為什麼主要屬於封建時期制度的地租形式，可以在資本主義下繼續存在的理由。

　　收取級差地租的前提不一定是自然現象，也可以透過人為生產。獨立類型的固定資本投資與土地結合後，便會產生級差地租的第二種形式。只要土地的「第二自然」衍生出可供資本獨享的使用價值，就可以形成原先不存在的競爭優勢。

　　那些被我稱為資本次級和三級循環的長期投資，以生產出資本積累所需的物質和社會基礎建設的方式提供了一種基本機制，讓資本得以在某個特定且具體的時間地點，按自身需求建構其必須的物質和社會條件²¹。為了建構這些基礎建設就要發動資本流，而這是個相當複雜的工作，通常來說不僅需要成熟的信用制度，還需要國家介入並擔當組織、融資以及其他形式的工作。在此過程中，一個時間上全然不同的流通形式產生了，這個流通凌駕於價值運動最初的資本圖像，並對其施加自身的作用（圖表三）。

　　前述基礎建設投資所創造出來的結構，對形成和維持價值體系的影響既漫長又深刻。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打造的大道、供水與汙水處理系統，還有像布洛涅森林這樣的公園一直延續至今，摩斯（Robert Moses）在一九四五年時期為紐約都會區所進行的規畫也是如此。美國在投資高等教育的同時不忘提升研究型大學，此舉為美國奠定了至少兩個世代的競爭優勢，並以非常獨特的方式形塑了其價值體系。近年來，中國也以新加坡的成功為榜樣，大量類似性質的投資流向高等教育，這在長遠的未來或許會創造同等效益。

　　物質和社會基礎建設方面的投資，造成生產的相對優勢在地理上集中，而資本不可避免地受其吸引。自然資源和人類稟賦必須先被生產出來，才能無償贈與資本。除非有什麼危機發生，打斷了各個價值體系之不均衡地理發展的循環積累因果關係，否則在典型情況下，貧窮的區域只會更貧窮、富有的區域只會富得更無以復加。固定資本或消費基金帶來的持久優勢，效果延續的時間遠超過其預付價值得到兌現之時。若不是早期對高等教育有所投資，美國根本難以抵禦一九七○年代以降威脅製造業的去工業化浪潮。Google、Microsoft、Amazon等網路和高科技公司很快登上全球壟斷者的地位，然而這些利益一如往常流向了資本而非勞工。

體系間的緊張關係

　　縱使在馬克思的年代，不同價值體系間的關係已很容易走向危機。「危機可能首先在預付了最多卻收回最少信用的英國爆發，由於國際收支……必須立刻得到解決，雖然普遍的淨出口情況十分理想，但國際收支依然很糟糕。英國的崩潰伴隨著黃金外流並以之為起點，解決了英國的國際收支問題……現在輪到其他某些國家了。」接下來，貶值所需承受的代價強勢回歸原區域，「首先將貴金屬運出海外；然後低價傾銷乏人問津的商品；輸出以處理掉商品或者在國內收回其預付款項；提高利率、召回信用、折舊證券、處分外國證券，最後宣告破產，一勞永逸解決數不盡的要求²²」。十九世紀的英國在面對資本過度積累時，選擇貸款給阿根廷、讓阿根廷使用英國製的過剩設備建造鐵路，因此順利解決了問題。雖然前述事件序列裡有許多我們熟悉的要素，仿佛可以用來和今日對照，但就馬克思的分析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他未明言的假設，必須從全球經濟的不同價值體系間浮動的力量關係著眼，以此為研究框架方可理解這個世界。

　　馬克思的年代和今天相比有個大區別，雖然國際收支失衡依舊是全球經濟動盪的重要起源，但現在的危機卻不再以黃金外流為主要表現、也不再能藉由將貴金屬運出海外而解決了。當今這類危機之解決多半仰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然而債務國人民必須承擔嚴酷的財政緊縮政策。世界貿易量和貿易收支平衡的任何減少或動盪，如果發生在今日，其重要性遠比過去可觀。世界貿易量的降低，現在已被廣泛視為全球危機的明確先兆，除非那被我稱為「國家—金融聯結」（the state-finance nexus）的存在，也就是由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及美國財政部組成、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各國中央銀行支援的機構體出手干預，並妥善維持世界貿易中的美元收支平衡。如今我們活在沒有金本位的世界，唯一能保護我們免於全球金融和商品市場大災難的，竟然只剩下對全球經濟的人為操縱和管理。我不是要說我們應該找回金本位，如果真那樣做，下場不會比較好甚至可能更糟。

　　將各路區域價值體系視為彼此交錯、隨著時間相互牽引，這觀點似乎具有極大的正當性。價值體系之間的趨同，尤其是過去四十年來在勞動市場運作上的一致化也不容否認。縱觀人類歷史，當今勞動市場全球化的程度已達空前。諸多跡象表明，就連全球中產階級人口的渴求、需要和慾望也日益同質化。但對至今仍存在的數種價值體系而言，要達到真正的全面同質化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不過，這裡可以套用馬克思主義式的慣用命題做結，只要我們深入觀察，不難發現表象背後蘊藏著各種分裂、離散和開展的反作用力，這股普遍和特殊之間的緊張關係始終存在，與我們形影相隨並內在於價值規律本身。

　　無論如何，價值體系無法以單獨的形式存在。資本運動縱橫世界舞台並支配和建構著各種地理差異，為他人所做的社會勞動據此被概念化、利用和衡量，在這樣顯而易見的現實裡，價值體系的生成難逃歷史唯物主義的運作。地理差異和不均衡地理發展是其中重要的特徵，有待我們進一步商榷。具普遍性之世界貨幣在其空間運動的過程中，會遭遇到各種截然不同的價值增殖和價值實現機會，這不只是因為人們的渴求、需要和慾望變動不居，也是因為人們的支付能力有異。雖然在一般競爭甚至壟斷性競爭的運作下，這些差異或許得以消除，但在其他情況下，這股力量有時反因為對建築環境的固定資本和消費基金投資，而積極創造各種地理差異，這類投資正是世界上級差地租和各種產權組金的來源²³。這導致了世界上各個地方、區域和勢力範圍之經濟體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因此，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主動建構新的空間，就成了資本運動規律的一大重要性質，這項特徵似乎是諸重要性質中頗受忽視的一個。

　　要清楚定義和辨識區域價值體系的分野並非易事，個別國家以及例如歐盟或北美自貿協議等國家集團所代表的絕對時間和空間，當然在對近代世界經濟的複雜地緣政治操作中占有一席之地。雖然北美自貿協議之絕對邊界，確實結合了美國的技術和墨西哥的廉價勞力，但此邊界並沒有將中國零件和非洲原料排除在外，這些零件和原料在墨西哥被製成產品然後銷回美國。日益複雜的全球價值鏈，對幾乎所有活動強加一個相對時空的維度，而且這個運動對邊界的存在視若無睹，頂多只是在其面前略微停下。不過，哪怕眾多異質的政治經濟力量集中在某個關鍵節點上，且此節點位於一個原物料、資訊、知識和聲譽流動的複雜網絡內，縱然如此也不會改變下述事實，也就是一般價值被相對時空所捕捉到的無形但客觀的面向，還是會在價值體系的結構中扮演決定性角色。區域價值體系可以在不同層次上結成，就算在單一國家內部，也可以辨識出它們各自的存在。美國所謂的陽光地帶（sun-belt）和鐵鏽地帶（rust-belt）顯然兩樣情，加泰隆尼亞與安達盧西亞已不可同日而語，漢堡與巴伐利亞也是如此。區域價值體系並不穩定，縱使缺乏明確的物質定義，其處於浮動中的結構影響力依然存在。

　　起初我們在探索時間與空間時，是從價值運動規律在其中實現自身的角度著眼，並當然確信這一切都包含在資本征服和建構世界市場的本性裡。此時此刻，在走過了這些規律必須賴以運作的矛盾領域後，我們發現資本的本性也有反面，它傾向打碎統一、同質的世界市場，也打碎統攝世界市場的超感官理性，並將其轉化成許多潛藏危險、互不相容的片段、轉化成一片片異質有別的不均衡地裡發展，就算這股趨力因此激發了人類不理性的罪行、將人類的集體歷史染上血腥，資本也在所不惜。這項衝動於世界舞台上演變為各大勢力範圍在地理上你爭我奪，並對世界造成嚴重影響。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史自始至終都是醜陋的，且這個恐怖的現狀仍將持續²⁴。不同價值體系在時間和空間裡被創造出來，由此過程而生的種種因素，在前述歷史地理學裡扮演著微妙的角色。但基於這樣或那樣的理由，不論是馬克思本人或者後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思想家，都沒有深入探討價值理論的這個面向，後繼者探討的焦點，指向二十世紀早期關於資本帝國主義的理論演變與爭論，以及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起源和再生產中扮演的角色²⁵。

註解

01　Darnell, A. (ed.), The Collected Economics Articles of Harold Hotelling,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1990.

02　Haggett, P., Locational Analysis in Human Geograph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5.

03　Capital, Volume 1, p. 701.

04　The details of Marx’s scattered comments on this topic are brought together in Harvey, 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an Theory’, published as chapter 12 in Harvey, D.,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05　Capital, Volume 3, pp. 345–6.

06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3, p. 106.

07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2, pp. 201, 474–5.

08　Capital, Volume 3, chapter 9.

09　Dealbook, ‘Blankfein Says He’s Just Doing “God’s Work”’, New York Times, 9 November 2009.

10　Johnson, C.,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1　Capital, Volume 1, p. 222.

12　Capital, Volume 1, pp. 240–41.

13　Capital, Volume 1, pp. 183, 207.

14　Capital, Volume 1, p. 162.

15　Capital, Volume 1, pp. 775–8.

16　Capital, Volume 3, p. 571.

17　Baldwin, R.,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sa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2016.

18　Capital, Volume 3, p. 999.

19　Harvey, D.,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Capitalism,’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71 (1) (1989): 3–17.

20　Capital, Volume 3, p. 1001.

2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chapters 12 and 13.

22　Myrdal, G.,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 Methuen, 1965.

23　Capital, Volume 3, 623–4.

24　Wood, E.,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A Longer View, London: Verso, 2002; Harvey, D.,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ee the discussion and debate on these two book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4(4) (2006).

25　The works of Samir Amin, Giovanni Arrighi and Peter Gowan have opened a way to go beyond the arid formalism of Wallerstinian world system theory and the dead end of the state debate of the 1970s and its aftermath to probe more deeply into a value theoretic perspective on geopolitical relations. See in particular Amin, S., The Law of World Wide Valu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Amin, S., Three Essays on Value Theo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 Arrighi, G.,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Arrighi, G., and Silver, B.,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Gowan, P.,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第九章︱

經濟理性的錯亂

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繫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所以乍看起來，好像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而且，事實上問題只是在於匯票［貸款］能否兌換為貨幣。但是，這種匯票［貸款］多數是代表現實買賣的，而這種現實買賣的擴大，遠遠超過社會需要的限度，這一事實歸根究柢是整個危機的基礎。除此之外，這種匯票［貸款］中也有驚人巨大的數額，代表那種現在已經敗露和垮台的純粹欺詐營業；其次，代表利用別人的資本進行的已告失敗的投機；最後，還代表已經跌價或根本賣不出去的商品資本［房屋］……這全部人為使再生產過程猛烈擴大的體系，當然不會因為有一家像英格蘭銀行［美聯儲］這樣的銀行，用它的紙券，給一切投機者以他們所缺少的資本，並把全部已經跌價的商品［房屋］按原來的名義價值購買進來，就可以醫治好。並且，在這裡，一切都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為在這個紙券的世界裡，現實價格和它的現實要素不會在任何地方表現出來……在全國金融中心，例如倫敦，這種顛倒表現得尤為明顯。全部過程都變為不可理解。

——《資本論》第三卷第三十章，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

　　當身為價值承擔者的諸商品終於被消費，它們便退出流通，也因此「不再是經濟過程中的一個要素」。但商品要按這種方式消失，仰賴於此前價值從商品到貨幣形式的轉換，而貨幣則具有持續待在流通中的能力。馬克思寫道，「就像貨幣的情形那樣，那麼這裡的規定變成錯亂的東西；固然，這種錯亂的東西是經濟學上的一個要素，並且決定著各民族的實際生活⁰¹。」日常生活就這樣淪為了貨幣錯亂的奴僕，但這股錯亂究竟從何而來？

　　從商品的角度來看，交換價值「僅具有暫時的重要性」，因為商品生產的直接目標在於滿足社會需求。在商品交換的世界裡，貨幣只是單純地促進交換。但在資本和剩餘價值生產的世界裡，貨幣卻擁有相當不同的特性。對於此處的價值來說「增殖和保存自己已經合而為一，它能保存自己，只是由於經常越出自己在量上的界限……因此，發財致富就是目的本身。資本合乎目的的活動只能是發財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貨幣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來衡量財富，其本性在多大程度上也就「是一種不斷要超出自己量的界限的慾望：是無止境的過程。它自己的活力只在於此；它只有不斷地增殖自己，才能保持成為不同於使用價值的自為的交換價值。」這裡闡述的，就是資本主義形式的貨幣和形形色色前資本主義形式的差別所在。「貨幣做為貨幣額，是用它的量來計量的。這種可計量的性質同貨幣的必然追求無限目的的規定是相矛盾的⁰²。」它永遠不受局限、也永遠不受控制。

　　對此，黑格爾以「惡的無限性」（bad infinity）指稱，這是種看不到盡頭的無限形式，仿佛神的智慧一般，超越人類對其所有理解。數字序列是這種無限的範式，對每個數字來說永遠都有個更大的數字在後。當世界貨幣供給缺少任何像金本位這樣的物質基礎，它就是種惡的無限性，供給的量變成純粹是一組數字而已。當代資本主義深陷無窮積累和複合式成長之惡的無限性，對於馬克思想表達的，馬丁（Wayne Martin）這樣詮釋：「資本主義以資本自身的存有為基礎，在本質上指向一個不可完成的無限⁰³。」只要中央銀行在貨幣供給的後面加上幾個零，貨幣就能輕鬆配合價值擴張的無限需求，量化寬鬆就是這麼回事。這就是惡的無限性，一條通往失控和混亂的螺旋形路徑。過去我們在談論美元流通時，習慣以百萬為單位，如今美元流通卻動輒數十億甚至數兆，想必不久後我們使用的單位將會變成千兆、變成一個超越人們所有真實感受的數字。

　　黑格爾所談之善的無限性是個循環，是個運動可以永遠持續且一切皆可計算、可預知的莫比烏斯環或埃舍爾梯（譯注：Möbius strip, Escher staircase，兩者皆是運動可以不斷回到起點的幾何學結構）。在《資本論》前兩卷裡，馬克思將大量篇章用於討論簡單再生產。幾乎可以說，馬克思就是想要找出某種善的再生產循環形式，這種循環只可能出現在一個零積累的非資本主義世界裡。然而，一旦剩餘價值生產和其持續擴張的必要性登上舞台，麻煩就來了，善的無限性循環隨之轉變為螺旋形的無止境積累，就是這個轉變迫使資本永遠追求「不可完成的無限」。然而如我們接下將看到的，就算是明確受到物質限制的使用價值也無法免於這種錯亂。有些人因此「要使享樂達到想像中的無限的程度」，同時之間，其他許多「表現為無限的奢侈」的行為，對公有環境的急速破壞是如此明顯⁰⁴。

　　在《資本論》第三卷裡，馬克思揭開了這種瘋狂的另一個面向。生息資本被評斷為「各種顛倒錯亂形式之母⁰⁵」，貨幣在這情況下重拾商品的角色，但它的使用價值僅在於能夠無限量貸給別人、由別人用於剩餘價值生產。而利息就是它的交換價值，被用來表現價值的貨幣，自身竟也獲得一個貨幣價值。利息這東西「打從開始就是非理性的表現」。它的結果是「荒謬的矛盾」，而導致這個結果的則是「做為外在必然性表現出來的內在趨勢⁰⁶」，反價值就此接管後續進程。當由股票和債券持有人掌控的生息資本流通介入、成為令價值持續運動的主要力量時，「在這裡，資本的拜物教形態和資本拜物教的觀念已經完成。⁰⁷」經濟理性的錯亂被貨幣的拜物教形式所遮掩，貨幣仿佛具有不停製造更多貨幣的魔力。我把我的貨幣放進儲蓄帳戶，然後就算什麼都不做，這筆貨幣也會以複合增長率增加。然而，馬克思認為，「要在理論上從資本價值的自我保存過渡到它的增殖……這對於經濟學家先生們來說是極端困難的⁰⁸」。

　　資產階級經濟理性的神智錯亂，綁架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這種經濟理性不只正當化了對資本積累的無限追求，還假裝這一切必然持續改善社會福祉、假裝這種經濟成長再和諧不過且誠屬善的無限性。經濟學家從不面對「惡的無限性」這個現實，無止境的複合式成長只會以資本貶值和毀滅告終。相反的，他們為資產階級的美德大唱贊歌，盛讚資產階級成功地「掌握歷史的進步來為財富服務⁰⁹」。對於危機是否內在當前的系統，資產階級唱詩班堅定不移地迴避這個問題。他們說，危機不是肇因於神或自然的意志、就是來自人類的疏忽或計算錯誤，尤其是政府的盲目介入更被這些經濟學家視為元兇。據說原本可以永續運轉的市場資本主義完美機器，在遭遇前述任何一項因素時都會導致短路。但這些經濟學家卻說，機器本身仍然完美無缺。當危機降臨，他們也只能聲稱「如果生產按照教科書上說的那樣發展，事情就不會達到危機的地步」。「辯護論者為否定危機存在而提出來的每個根據，都是僅僅在他們想像中被排除了的矛盾，所以是現實的矛盾，所以是危機的根據。用想像排除矛盾的願望同時就是實際上存在著矛盾的一個證明，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願望是不應該存在的¹⁰。」當代經濟科學的字典裡沒有矛盾。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克思決定付出大量心力和漫長歲月，只為批判政治經濟學和經濟理性的錯亂。馬克思於此過程中，越來越深刻地揭開其中包藏的不理性和「顛倒錯亂形式」，而這些思想體系與相應之政治方針竟然大肆宣稱，要將我們的日常生活導向烏托邦。那些被馬克思識破的矛盾運動規律，獨獨有利於資本家階級及其傳教士，同時間卻讓全體民眾成為生產中被剝削的活勞動，除此之外，還大幅消減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可能性、讓他們深陷債務奴隸式的社會關係。

　　馬克思發現，由於價值與貨幣表現之間日益增長的衝突，資產階級經濟理性的錯亂被進一步擴大。當貨幣必然地與任何像是金銀貨幣商品這樣的物質基礎脫離，那麼它諸如美金、歐元、日幣等理想建構型態，以及它更加重要且益發普及的信用貨幣形式，都將變得在掌握權柄之人的恣意操縱面前毫不設防、在人類變幻莫測的判斷面前脆弱不堪。「貨幣從……單純流通手段這樣一種奴僕身分，一躍而成為商品世界中的統治者和上帝」，而且能夠「在可以捉摸的形式上被單個個人所占有。」貨幣是一種對他人社會勞動的個人要求權，就像債權是對他人未來勞動的要求權那樣。貨幣賦予其擁有者一種「對於社會，對於整個享樂和勞動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權¹¹。」自馬克思的年代至今，這類要求權大幅滋長，並與其賴以獲得支撐的價值基礎漸行漸遠，最後形成鴻溝。假如此刻世界上每個人都去銀行報到，要求按照自己的存款領出現金，那麼光是印刷出足夠的紙鈔可能就需花上數個月、甚至數年的時間。在當今外匯市場上，每天轉手的金額高達數兆美元。

圖表四：美國國家、公司和私人債務的增長（聖路易聯邦儲備銀行）

　　不過就金融世界內發生的現象來說，這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信用貨幣這種由資本一手創造出來的反價值形式，其流動自一九七○年代以來大量增加（見圖表四）¹²。起初這些流動對分配領域自身的事務起了潤滑作用，後來卻越來越表現為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以兌現債務之名吞噬無數價值，至於這些價值會否再度出現則絲毫沒有保證。銀行間借貸以及金融機構與中央銀行間的交換空前興盛，銀行長久以來都借錢給政府，無非是看準政府具有徵稅的權力。相對的，政府也用徵稅的權力幫銀行紓困。主要國家日益債台高築，根本無法想像這些債務某天能以合法的形式全部償還。但稅收中相當可觀的部分流向債務兌現，這在整個分配領域內已經成為常態了。另一方面，大多衍生自政府支出的有效需求，都是產自信用體系然後借給國家的虛擬資本反價值。對未來價值生產的要求無止境擴張，其中不乏掠奪性貸款的消費者信用，對包含勞工和學生在內的所有人開放，且一般來說會隨著流通持續增加。對於消費人們沉浸在夢幻裡，熱切追求「想像中的無限的程度」。信用也流向房地產所有者，助長租金和其他資產價值的投機炒作，它們因此仿佛具有了無限制增加的魔力。商人和工業家明知反價值有潛力在未來將他們摧毀，仍然義無反顧地借助信用制度。商人、房地產所有者、國家以及包括一小部分特權勞動階級在內的任何人，之所以將他們的多餘資金存放在金融機構裡，都是因為期待能夠獲得一定比率的收益，雖然有時是出於受騙上當而有錯誤期待。

　　馬克思一方面強調資產階級經濟理性的錯亂，另一方面也深知虛擬資本形成和資產投機的重要性。他完全理解，這些介於分配領域的尖銳關係構成「經濟學上的一個要素」，並影響著「各民族的實際生活」。然而就像大家所熟知的，這個資本主義活動舞台是出了名的封閉和神祕，任何簡單總結或膚淺描寫都無法含括它的運作。

　　不過，這個「無限性」不只屬於信用貨幣的世界，它對使用價值和價值生產的世界也具有意義。「資本是無盡無限超越自身限制的驅力……這樣的資本只創造特定量的剩餘價值，是因為它不可能一次創造出無限大；但資本依然持續運動以創造更多。剩餘價值在數量上的界線於資本看來僅是個自然限制，它必然不斷嘗試違背該限制並努力超越其邊界¹³。」

中國空前的生產性消費

　　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史，無非就是研究資本這種錯亂的行動。讓我們看看下面幾個令人震驚但確定無疑的事實。自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九年，美國消費了四十五億噸水泥。自二○一一年至二○一三年，中國消費了六十五億噸水泥。短短兩年內，中國就消費了美國上個世紀全部水泥消費量的四五％（見圖表五）¹⁴。我們這些居住在美國的人，打出生以來已看過不少水泥被使用了。然而，中國發生的一切更令我們瞠目結舌，那種四處大量消費水泥的規模，增長程度是史無前例的。這衍生出頗令人擔憂的問題，如此發展將對環境、政治和社會造成何種影響？看起來已經不只是一點點瘋狂而已了。莫非這就是馬克思所謂「想像中的無限的程度」？

圖表五：中國水泥消費量（依據《國家地理》雜誌資料重新繪製）

　　水泥的用途是建設，大量消費水泥意謂鉅額投資，對象是創造建築環境、城市化以及打造其他基礎建設，例如運輸系統、水壩、貨櫃碼頭和機場。這些投資消耗的不只是水泥，鋼的生產和消費也大幅擴張。近年來，全世界超過一半的鋼產出和使用都發生在中國（見圖表六）。不少鐵礦都被用於鋼的製造，它們來自諸如巴西和澳大利亞等遙遠的地方。很多其他原料例如銅、砂和其他種類的礦產，都以空前的速度被投入消費。晚近幾年來，世界主要礦產資源被中國消費的量至少達到一半，在某些情況下這個比例則是六○％或七○％（見圖表七）。

圖表六：世界鋼消費量（來源：澳洲聯儲）

圖表七：世界銅消費量

　　直到最近，原物料的價格因此傾向飆漲。世界各地的採礦活動都在加速進行，從印度到拉丁美洲、澳大利亞，一座座山被連根拔起就只為尋找礦藏，這為世界各地帶來了極為有害的政治、經濟和環境影響。中國劇烈擴張的城市和基礎建設投資已然形成許多全球性後果，所有那些向中國出口原物料的國家，都迅速走出二○○七年至二○○八年衰退的陰霾，例如：澳大利亞、智利、巴西、尚比亞，還有向中國出口高科技設備的德國也是如此。

　　全球資本主義在二○○七年至二○○八年飽受侵擾，而它之所以能夠安然無恙地走過這場危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生產性消費的持續成長。位處北京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不曾有過拯救全球資本主義的打算，這幾乎是可以確定的，但其所做所為的確促成了這個效果。

　　為了解釋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我須進一步闡述晚近不同區域價值體系的地緣經濟史。二○○七年至二○○八年，美國爆發了一場金融危機。這場危機之所以被定義為一場全球危機，原因在於它的發源地是美國。稍早以前，危機也曾見於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的東南亞，以及二○○一年至二○○二年的土耳其和阿根廷；但他們皆被視為發生在特定價值體系內部的區域性危機。美國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且最具影響力的經濟體，其內部的重大騷亂必然向外擴散並影響其他區域價值體系。此外尚有某些證據顯示，美國的制度和政策擘畫者在處理危機時，一手控制像是國際貨幣基金這樣的組織、一手掌握奉美元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機制，藉此積極將金融危機的負面效應轉嫁海外，以求緩解國內承受的衝擊。雖然危機原本就有四處流轉的傾向，但在國家權力和政治人物的推波助瀾下卻會擴散得更快。

　　剛開始時，二○○七年至二○○八年的危機相當地區化。這場危機起初僅來自美國南方及東南方等特定地區，主要肇因於擴大信用和「次級」貸款所助長的房地產市場炒作白熱化。二○○一年股市崩盤之後，美國房地產市場湧入大量熱錢，同樣情況也發生在愛爾蘭、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那段期間整個世界充斥著過剩的流動性，生息資本幾乎找不到投資機會。其中大多數被房地產市場和原物料開發所吸收，此舉迫使資產價格節節攀升。當投機性的房產泡沫終於破滅，美國、愛爾蘭、西班牙和某些其他國家皆爆發危機，大量無法償還貸款者的房屋抵押品被銀行沒收。

　　那些房子被沒收又無法就業的人既不外出也不消費，美國消費市場因此嚴重受創。中國身為美國消費市場的主要供應者，其出口產業也跟著遭殃。消費與出口是地區危機走向全球的一條途徑，而另一條則是透過金融體系。金融機構將房屋貸款包裝成債權，讓它看起來像一筆收益良好的投資然後轉手他人，據說這種投資「像房子一樣安全」。然而這些貸款中，有許多根本缺乏足夠的支付能力做擔保，因此，每個被誘使投資這項新興金融工具的人，都賠掉了他們的資金。持有大量此類債務的銀行在違約威脅下紛紛緊縮信用，對象也包含每個原已十分保守的消費者在內。美國消費品市場的病灶就這樣被散布並加深了，這股螺旋形下降的惡性趨勢，讓整個世界面臨被蕭條吞沒的危險。

　　中國對外出口在二○○八年衰退了三○％，南方的工廠隨之大量倒閉。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向來以不可靠聞名，但就數據做一些推測，可知中國總共失去了兩到三千萬個工作機會。一直以來，中國政府對潛在的社會動亂無不提心吊膽。兩到三千萬名工人失業是個嚴重的警訊，中國政府如果要維繫自身權力和統治的正當性，就不得不處理這個問題。

　　將近二○一○年之際，國際貨幣基金和國際勞工組織做了一份聯合報告，統整來自各方面的估計，推算經濟危機造成的全球工作機會淨損失¹⁵。結果美國的情況最嚴重，淨損失七百五十萬個工作機會，而中國的工作機會淨損失則是三百萬。所以說，中國在大約一年的時間內，以某種方式讓一千七百萬甚至更多的人回到勞動市場，這是個令人震驚而且史無前例的表現。

　　中國究竟如何以這麼快的速度吸收大量過剩勞動？看來似乎是因為中央政府昭告所有單位，要盡其所能地推動更多基礎建設和大型項目，銀行則被告知要給開發者無限制的貸款。在美國，當聯邦儲備系統和財政部於二○○八年將貨幣交到銀行手中時，那些銀行用這筆貨幣來償還不良債務，他們稱此為去槓桿化，有些甚至還用這筆貨幣買回自己的股份。美國政府並沒有指揮銀行的權力，而中國銀行體系則以不同的方式運作。在中國，一旦銀行被中央政府要求放出貸款，他們就放出貸款。很顯然的，銀行在這個過程中也順帶製造出一批超級富豪。突然之間中國冒出了為數不少的億萬富翁，其規模僅次於美國。

　　中國推動大規模建設的計畫，是靠債務進行融資的，其債務於二○○七年至二○一五年間擴增至原本的四倍。截至二○一六年，公開的債務已經高達ＧＤＰ的二五○％。這些債務同時延伸到生產領域與消費領域，家戶債務也急劇上升，這並不讓人意外，否則究竟是誰買下了那些新住宅呢¹⁶？擴大信用將房地產價格往上推，對房屋價值的投機炒作變得更加猖狂。二○一六年夏季，中國全國的住房價格在一年內就上漲了七．五％，前十大都會區的漲幅則是二○％¹⁷。同時之間，中央、地方和各級市政府也深陷借貸的泥沼。各種小道消息於二○一四年甚囂塵上，據說影子銀行體系和各級市府財政內部潛藏著大量不良信貸¹⁸。對某種金融崩盤可能迫在眉睫的恐懼，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媒體上爆發。不過，中國的債務並非以美元而是以本國貨幣結算。因此並沒有遭到外部干涉的可能，舉例而言，就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海外債券持有人對不幸的希臘那樣。中國的中央政府持有龐大外匯儲備可資運用，此前金融機構面臨財務困難時，外匯儲備就曾被用於對其進行資產重組。

　　中國實際上是在釋放反價值的力量，以此帶動價值生產並吸收盡可能多的過剩勞動。但中國不是唯一這麼做的國家，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自二○○七年至二○○八年以來，全球債務融資的水準大幅上升（見圖表八）。全球非金融部門的債務目前達到一百五十二兆美元、全球ＧＤＰ的二二五％，是有史以來最高的程度¹⁹。美國是少數於二○○八年之後債務有淨減少的國家之一，這主要是透過各級政府的財政緊縮、以及讓住房融資問題懸而未決達成的。但此舉也導致了有效需求停滯，拖慢經濟自危機中復甦的力道。

圖表八：上升中的中國國家、企業和家戶債務（摩根史坦利）

　　自一九七○年代以來，全球債務創造的速度可謂前所未見，這意謂全球經濟的成長越來越依賴虛假戲法、越來越依賴世界上各路區域貨幣體系創造的反價值。而這些債務中，有許多是靠著創造更多債務來維持的不良信貸，就像龐氏騙局那樣。面對著持續增長的債務，能夠兌現它們的價值究竟在哪裡？此問題難有明朗的答案。

　　中國把目標放在建築環境的生產性消費上，藉由啟動巨型投資計畫來吸收大量勞工。光是住房建設就占了其ＧＤＰ的四分之一，另外還有四分之一以上來自興建高速公路、供水系統、鐵路網、機場等基礎建設投資。全新城市拔地而起，其中有些是根本無人居住的「鬼城」²⁰。公路和高速鐵路網鞏固了中國南北方市場的關係、發展了內陸並加強其與海岸的連結，整個國家的空間經濟因此得到更好的整合。高速鐵路網的計畫成形於一九九○年代，很明顯的中央政府想推動類似作為已經一段時間了，雖然如此，這一次政府不僅實施既定計畫，還把當下所有能運用的資源都發動起來，以吸收過剩和潛在的閒置勞動力。中國二○○七年的高速鐵路總長度還是零，但截至二○一五年，總共已經有了長度將近一萬兩千英里的高速鐵路，將各大主要城市串聯在一起。無論就何種標準來說，這項成果都是超乎尋常的。

美國和法國的先例

　　然而，今日中國回應經濟難題的手段並不新鮮。看看美國在二戰後的例子，當時美國經濟既要吸收因戰爭而高度提升的產能，又要為大量退役軍人創造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政策制定者非常清楚，假如這些退役軍人在回歸平民身分後，要面對與一九三○年代相同規模的失業率，那麼肯定會導致嚴重的政治經濟動亂，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正瀕臨危險。

　　第一條戰線是鎮壓左翼思想，方法是發動人稱麥卡錫主義的反共產主義運動。第二條戰線是處理國內經濟問題，必須找到能夠消化過剩資本和勞動供給的方法。這問題靠著美國帝國主義、冷戰和軍備擴張而得到部分解決，這也反映在頗負盛名的「軍事工業複合體」上，面對它的興盛，艾森豪總統曾想與之抗衡卻沒有成功。不只如此，前述措施還以一波物質和社會基礎建設的投資潮做補充，高等教育投資就是個例子。州際公路系統將西岸和南方聚攏在一起，以嶄新的方式將美國經濟做了空間整合。洛杉磯一九四五年時還只是個普通規模的小鎮，但至一九七○年時它已經成為大城市了。都會區被完全重新設計，運輸系統、高速公路和汽車紛紛出籠，此外還有隨之蔓延的郊區。摩斯（Robert Moses），這位重構整個紐約都會區域設計的天才規畫師，不論在城市化抑或現代都會再設計方面，都堪稱橫跨觀念和實務領域的翹楚²¹。從一系列電視情境喜劇，例如《脫線家族》（The Brady Bunch）和《我愛露西》（I Love Lucy）中，都可以看出對某種全新郊區生活方式的推崇，這種生活方式的發展，連同形形色色提倡個人房屋自有的「美國夢」宣傳，共同做為一場浩大運動的核心，這場運動旨在為全體民眾建構新的渴求、需要和慾望，並以此引導人們用全新的方式生活。

　　為了支撐有效需求，待遇良好的工作不可或缺。在國家機器的極力倡導下，資本和勞動好不容易達成了某種妥協，白人勞動階級因此在經濟上得利，但少數族裔往往被忽視了。就許多方面來說，一九五○和一九六○年代堪稱美國資本積累的黃金年代：高經濟成長、滿足現狀的白人勞動階級，然而同時之間美國的民權運動正高漲、中心城市的群眾挺身抗暴，可見貧窮且受邊緣化的非裔美國人和移民人口境況並不好。但透過這些手段，過度積累問題得到至少十五年的解決。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曾表示，美國「是靠著蓋房子和用東西填滿它們擺脫危機的²²」。然而，在之後二○○七年至二○○八年抵押房屋被銀行沒收的浪潮中，很明顯可以看到，正是當初幫助美國走出危機的措施讓其再次陷入危機。

　　另一個同樣藉由城市化解決政治經濟問題的例子，發生在更早以前第二帝國時期的巴黎²³。一八四八年的經濟危機，將這個城市的勞動階級和資產階級推向革命。然而這兩個階級雙雙失敗，結果波拿巴的姪子路易拿破崙以讓法國再次偉大之名，成功選上總統。他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一場政變中奪得絕對權力，接著於一八五二年稱帝。這位新皇帝很快建立起一張由間諜和祕密警察織成的網，對異議人士厲行監控和打壓。但他也心知肚明，若不讓勞動和資本再次動起來，新王朝的統治注定無法長久。身為一位聖西蒙烏托邦理論的愛好者，路易拿破崙啟動了以合夥資本為基礎的公共工作計畫，並將奧斯曼請到巴黎監督城市重建。資本和勞動投入這些能為投資者帶來收益的計畫，被充分用於興建新的大道、公園、百貨公司、飲用水輸送管和下水道等設施。日常生活被充斥著城市光影、咖啡與音樂廳的資產階級消費主義所轉化，大道上的時裝展示蔚為奇景。時至今日，當我們漫步奧斯曼的大道、於街角咖啡廳休憩和飲用巴黎市中心的自來水時，無一不是在為這場都市轉型的成果做見證。

　　然而，發生在巴黎的一切，其速度和規模遠遠比不上摩斯一九四五年後為美國帶來的改變，如果拿來跟近年的中國轉型相比，簡直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了。

　　在前述所有例子背後，潛藏著一個共通的問題。要持續推動建設，就必須創造出新的信用制度和融資方法。也就是說，必須創造出反價值以鞭策價值生產。一九五○年代的巴黎，受信用驅動的新式銀行業務變得越來越重要。然而當此趨勢發展到某個程度，債務創造和對其背後價值的懷疑紛紛浮上檯面。路易波拿巴奪權十五年後，也就是一八六七年，巴黎爆發了一場債務危機，這場危機不僅吞噬了投機的金融機構、也吞噬了市府的財政。奧斯曼因此被迫辭職，一個世紀後摩斯在紐約的命運也大同小異。失業和社會動亂接踵而至，路易波拿巴為了拯救自己而訴諸民族主義策略，最終導致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他在輸了這場戰爭後逃亡英國。

　　巴黎住民由於戰爭和德軍兵臨城下的威脅，英勇地發起了自己的革命，這就是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城市起義之一。人民從資產階級和資本家手中奪回了「他們的」城市，在他們眼中，資產階級和資本家侵奪了這一切。那些原本受第二帝國炫耀性消費壓抑、屬於勞動階級與一部分基進資產階級的渴求、需要和慾望，就這樣被沖上了風頭浪尖，他們嘗試建立一種新型態的社會、新型態的城市²⁴。然而，上層階級在被驅逐之後集結農村對城市的抵抗情緒，慘無人道地摧毀並血洗了公社，三萬多名公社成員因此遭到殺害。

　　藉快速城市化來解決過度積累的問題，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在美國，抵押貸款與其他新制度自一九三○年代開始運作，然而更為有力的政府介入發生於一九四五年後，例如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提供退役軍人優先享有住房和高等教育的權利。這套系統良好地運作了一段時間，但早在一九六七年，潛伏的問題就已經變得十分明顯了。大約就在那時，摩斯被迫卸下他的職務。六八世代對政治的不滿日益高漲、民權運動在內城區的街頭激起風波，這些震盪因子讓整個過程突然間停頓下來。女性主義者先鋒視郊區為一個對女性充滿敵意的領域，而六八世代受到雅各（Jane Jacobs）的啟發，對摩斯了無生氣的現代主義規畫風格持批判態度，這股意識轉化為公開的反叛，既拒絕傳統的郊區生活方式又鄙夷枯燥的企業化都市更新。

　　六八世代的渴求、需要和慾望與前人大異其趣，他們追求某種與之不同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迎面而來的挑戰不僅如此，房地產市場的崩盤緊隨其後，這導致紐約市於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的技術性破產。在當時，紐約市的公共預算規模傲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²⁵。以此為起點，美國經歷了一段嚴重衰退和資本主義結構重組的時期，這股趨勢連帶影響了英國、歐洲和北美其他地區，最終向全球擴散，成為一波對資本主義進行新自由主義結構重組的普遍浪潮²⁶。這波結構重組使債務加速成長，也使生息資本流通成為資本無窮積累的主要動力來源。它還引領了城市和郊區生活方式的發展方向，將其改變為一種與六八世代崇尚解放之訴求更加契合的新型態。

　　雖然中國或許不自知，但它在二○○八年之後實際上複製了歷史經驗，做法與路易波拿巴一八四八年後的巴黎、二戰後的美國如出一轍，連對高等教育的大力投資也不例外。但中國推動此過程的速度和規模遠超過前人，這點明顯可以從水泥被用於建築的數據看出來。這種在規模和速度上的改變，與馬克思對資本的描述相吻合，其驅動自身再生產的手段同時包含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加速擴張。

　　意圖借鑑這段歷史、透過大規模建築計畫和將這些建築填滿來擺脫危機的，不是只有中國而已。舉例而言，土耳其在自身城市化過程中也經歷了相同類型的擴張：興建伊斯坦堡的新機場、打造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第三座大橋、將伊斯坦堡北部城市化以創造足夠容納四千五百萬人的村鎮。每個土耳其城市都見證了一股建築熱潮，土耳其因此幾乎沒有受到二○○八年崩盤的損害，只有出口產業受到了些微影響。在後二○○八年這段期間，土耳其有著僅次於中國的高經濟成長率。與歷史的常態相符，快速發展導致了一場都市反抗，這場二○一三年的反抗聚焦於伊斯坦堡蓋齊公園，而發生在蓋齊公園的一切，仿佛與巴黎公社遙遙相應。海灣國家令人歎為觀止的城市化也吸收了大量過剩資本，不過在勞動部分靠的則是輸入移民勞工。北美和歐洲重要城市中心的房地產市場皆於二○○九年後快速復甦，但主力都在針對富人客群的高級住宅。當紐約和倫敦的房地產市場正因為高級建案而繁榮時，一般人可負擔的住房投資計畫卻長期乏人問津。

中國一帶一路政策

　　讓我們暫且後退一步，對眼前發生的事稍作思考。海灣國家發生著壯觀的城市化與「無限的奢侈和消費」，但這區域同時也是個充斥貧困的世界，一般人的生活福祉亟待大幅改善，這其中一定有什麼瘋狂。同樣說法也適用於紐約市，供高收入者和鉅富階層消費的高級公寓投資不斷，然而一般民眾可負擔的住房卻嚴重缺乏，六萬名無家可歸者流落街頭。孟買宛如潮水的貧民窟中，不時冒出幾株暴發戶富麗堂皇的大廈。這些高級住宅許多根本無人居住，走在夜晚的紐約街頭，當你抬頭仰望那些為富人而建的高聳公寓時，不妨實際數數裡面亮著幾盞燈，它們不過是鉅富和手邊有多餘資金者的投資工具罷了。

　　當中國於二○一六年放寬外匯管制，中國買家成群結隊地出現在紐約市、溫哥華、舊金山等地，這些人亟欲為手頭資金而非他們自己尋找歸宿。二○○七年以前，掌握大把資金的愛爾蘭企業家同樣以曼哈頓不動產為目標。俄國人、沙烏地阿拉伯人和澳大利亞人，在這方面也不落人後。而且這樣做並不是億萬富翁的專利，上層中產階級人士更是盡其所能的攫取房地產。勞工的養老基金湧向掠奪性的不動產投資信託，因為那裡正是收益率最高的地方。或許有一天，這筆投資基金會默許某棟房子裡的住戶被驅逐，而這位住戶就是該基金的投資人，此番情景是完全可能的²⁷。

　　資本打造城市，只是為了供個人和機構投資，而不是為了給一般人居住，這難道不瘋狂嗎？

　　當中國的建築熱潮退去，生產水泥和鋼的過剩產能便成了問題。對原物料的全球需求開始萎縮，原物料生產者面對的貿易條件轉為不利。巴西二○一三年時資金還十分充裕，但到了二○一六年卻陷入嚴重衰退。自二○一四年以來，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都在經濟上面臨困境，因為中國市場已經不那麼生氣勃勃了。就連向中國出口高科技機器和工具的德國，都感受到了這股衰退的壓力。

　　資本為了解決自身過度積累的問題，不得不快馬加鞭地四處流轉以尋求「空間調整」，這也正是經濟帝國主義的傳統意義。十九世紀英國的過剩資本和勞動，因此流向美國、澳大利亞、南非以及阿根廷。英國將資金貸給這些國家，讓他們建造自己的鐵路和基礎建設，用的則是產自英國的過剩鋼原料和鐵路車輛。受援助國家的生產力提升，並在將來兌現該筆債務，這就是現今外國援助的典型運作方式。頗具動能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在新地點被創造出來，就像英國之於美國，以及晚近在美國投資下的中國。保護自身市場份額、阻撓來自新空間的競爭等英國施加於印度的帝國主義策略，後來並不那麼成功。這些無助製造全球複合式成長的手段，從旁促成了一九三○年代的經濟蕭條。

　　追求空間調整以因應資本過度積累的問題，至今仍是資本主義的常態。日本自一九六○年代起即開始輸出過剩資本；南韓也於一九七○年代末跟上腳步；台灣則是一九八○年代初。來自這些地區的過剩資本流向全世界，但對中國來說，這些資本因為有助於建設產能而更顯重要²⁸。

　　現在輪到中國向外輸出了，鋼的生產存在過剩產能，該如何處置？國家希望藉由關閉工廠來減少產能，但如果遭遇失業工人的強力抗爭，關閉工廠又談何容易。中國因而再次提出投資城市基礎建設的計畫，他們預計打造一個可容納一億三千萬人的都市，這個數字等於英國和法國人口的總和。北京是這個都市的中心，投資的焦點則是高速運輸和通訊系統²⁹。這項投資以三大主要都會區域的合理規畫為目標，三個規畫的中心分別是北京、上海以及廣東。這些區域內，已經有幾個數百萬人口的城市存在。這項計畫旨在為這些城市的空間關係謀求更高層次的合理化，並以此消耗接下來幾年的過剩水泥與鋼產能。

　　中國也以低價出口更多的鋼，導致其他國家的工廠由於成本較高而被迫關閉，英國就是如此。ＷＴＯ屢次收到申訴，抗議中國補貼本國鋼生產並傾銷世界市場。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中國若想ＷＴＯ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就不得不停止這種做法。然而，中國企業也以相對寬鬆的條件將資金貸給例如東非諸國，讓這些國家興建鐵路、公路及其他基礎建設，並令其使用來自中國的鋼和過剩勞力，就算當地已有大量可用的過剩勞力也一樣。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拉丁美洲，政府和企業計畫興建一道媲美巴拿馬運河的尼加拉瓜運河，更計畫打造一條橫貫整個大陸、連結兩大洋海岸的鐵路線。將來經由陸路穿越利馬港到聖保羅，可能只需要約一天半的時間。許多這類計畫的問世已有一段時日了，但直到中國跳出來宣布他們有大量水泥和鋼、且願意出借用來購買自家原料和興建基礎建設的資金前，不曾有人認真看待這些計畫。海運在成本上雖然相對便宜，但在現今講求「時間就是金錢」的流通領域裡，仍嫌費時。因此中國正在重建古代的絲綢之路，打通從中國內陸出發、經德黑蘭抵達伊斯坦堡和進入歐洲的途徑。在「一帶一路」的大戰略下，一道穿透中亞奔向歐洲、高速高承載的鐵路網正在醞釀³⁰。

　　除此之外，該鐵路網還包含經巴基斯坦到瓜達爾阿拉伯海港的分支，這項計畫將會吸收不少過剩資本、消耗部分過剩鋼產能。一帶一路戰略已然在絲綢之路沿線的中亞國家發酵了，這些國家不只經歷了建築熱潮大量興起、對中貿易快速擴張，而且更可捨棄漫長擁擠、安全堪憂的麻六甲海峽，經由巴基斯坦方便地通往海灣國家，上述一切現象，形同確保中國貿易出口更容易進入這區域，其規模將有可觀的擴張。

　　眼下一場革命正席捲著全球經濟的相對空間，是的，又一場！這場革命之所以興起，並不因為它本身有多麼美妙或多麼可欲，只因為這是資本逃避衰退和貶值的最好出路，其目標正是吸收過剩資本。馬克思對此再了解不過，「在獲得貨幣的願望之後，最迫切的願望是，按照某種會帶來利息或利潤的投資方法，再把貨幣投放出去；因為，做為貨幣的貨幣是什麼也生不出來的……在經營上需要巨額資本並不時地吸引多餘的閒置資本的各種企業……是絕對必要的，以便為在普通投資部門找不到地盤的社會過剩財富的週期積累開闢出路³¹。」舉這裡談到的建設投資為例，其開闢的出路是打造一個具備全新物質基礎的空間關係，並以此為基礎重建世界上多種多樣的價值體系。

上升階級的反叛

　　資本並不是這股空間重構趨勢的唯一動因，大規模人口流動將來自四面八方的勞動力置於同一個競爭結構裡。雖然這也不是歷史上頭一遭，但就像中國的水泥消費那樣，今日人口流動的規模可謂空前。但重要的不只是人口流動的數量，在運輸通訊成本降低、組織技術翻新、流動速度而非流動成本的變化，以及商品鏈發展日趨複雜等影響下，世界各地的勞動力才被導入爭鋒相對的競爭關係。同時施加於資本和勞動力兩方關係的時空壓縮，在每個地方形成政治壓力並激發各式各樣的反應，舉凡反移民運動興起和重燃民族主義狂熱皆是，此外也有較為正面的部分，例如，擁抱多元文化並視之為人類嶄新未來的先兆。

　　因前述種種快速變遷而起的壓力無所不在，影響著那些知道它、感受它並且有時以行動回應它的大眾。舉例而言，二○一三年六月二十日的夜晚，一場大規模抗議運動席捲巴西各個城市，共計超過一百萬人走上街頭。其中最大的一場示威發生在里約熱內盧，參與人數超過十萬人。一如往常，這場抗議運動遭遇了嚴重的警察暴力。在這之後至少一年，仍然有零星抗議出現在巴西的大小城市。此運動由一個名為「自由通行」（Free Pass）的青年組織領導，該組織長久以來為公共運輸學生免費的訴求宣傳，然而他們更早以前的抗議行動大多被忽略了。二○一三年六月初，公共運輸漲價曾激起影響層面更廣的示威。包括「黑色群眾」（black block）無政府主義者在內，許多團體在「自由通行」抗議者與其他人面臨警察攻擊時前來保衛運動。在六月十三日之前，這場運動就已轉化為一場全面抗爭，既反對警察壓迫，也反對公共服務無能滿足社會需求及都市生活品質下降。除此之外，政府耗費鉅額公共資源主辦世界杯與奧林匹克賽事等大型活動，種種犧牲公共利益、圖利城市開發建設商和助長貪腐的行為都被人們看在眼裡，形同對民眾的不滿火上加油³²。

　　巴西爆發抗議運動前不到一個月，土耳其各大城市才發生上千人走上街頭的示威，對於政府打算開發伊斯坦堡碩果僅存的綠地、將蓋齊公園改建成購物中心的意圖，人們感到憤怒，抗議訴求隨著事態發展而升級，最後民眾反對的不只是開發，還有政府日益獨裁的行事作風和警察的暴力濫權。長久以來，政府推動都市轉型的步調節奏一直招致人民不滿，其具體手法包括將人口從內城區高價值土地上大規模驅逐，這股不滿也助長了抗議運動。在伊斯坦堡與其他土耳其城市，除富有階級外所有人都面臨生活品質下降之苦，這顯然是個重要議題³³。

　　發生在土耳其和巴西的抗議運動，讓《紐約時報》的凱勒（Bill Keller）寫下一篇社論，題為「上升階級的反叛」。他寫道，這些起義「並非肇因於絕望」。在全球經濟危機期間，巴西和土耳其都經歷過一段亮眼的經濟成長。這兩場抗議是「一連串中產階級反叛裡最晚近的例子，這些新反叛者住在都市、受過教育且擁有資源，就某方面來說，他們還是其所否定之體制下的主要受益者」，但當他們選擇走上街頭，卻依然有可能失去些什麼。「然而，一旦這股運動達到某個臨界點，它的訴求就變得巨大朦朧，像是尊嚴、公民身分以及限制政府權力³⁴。」這類抗爭象徵著「一種新的異化與新的渴望」，其內涵有待我們發掘。不論是土耳其或者巴西，握有政治權力的當局在面對這波反叛時，都選擇了反動而非調和立場，兩者皆對運動加以鎮壓，且土耳其的鎮壓手段尤其暴力。

　　那麼這個「新的異化」究竟是什麼？它告訴了我們些什麼？它的徵兆繁多且無所不在——於一九九九年躍上公眾視野的西雅圖反全球化抗議、從西班牙憤怒者示威到雅典憲法廣場抗爭等各路歐洲政治運動、源於突尼西亞後經埃及和敘利亞傳到烏克蘭的「阿拉伯之春」人民起義、席捲紐約和倫敦各地的「占領」運動、從蘇格蘭到加泰隆尼亞和香港對自主自決的追求、近來巴西政局右翼勢力興起的跡象、從匈牙利到波蘭甚至美國的極右政府皆在選舉中大有斬獲、英國通過從歐盟分離出去的脫歐公投——綜觀這裡所述的種種現象，不難感受到全球瀰漫著一股異議、不滿，甚至絕望的氛圍，且這股氛圍仍在持續深化當中。經濟理性的錯亂及其全部衝擊，藉由財政緊縮政策和自由市場經濟學等渠道，仿佛也在政治領域生產著另一種相對應的錯亂，從此處的考察來看，它就是人民的憤怒。

普遍異化

　　我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書裡曾經提出，當前時代有三大矛盾對資本主義的存續構成燃眉之急³⁵。第一個矛盾，是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越來越惡劣，舉凡全球暖化、物種及其棲息地滅絕、水資源短缺和整體環境惡化等，例子不勝枚舉。第二個矛盾，是已經到達瓶頸的無止境複合式成長，隨著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越來越貧乏，成長形同一條越過了反曲點的指數型曲線，越來越無以為繼。這也導致成長壓力集中在形式上能夠無限增加的那種資本，尤其是信用形式的貨幣身上，而眼下這種資本似乎正在步向螺旋形失控。第三個矛盾，是一種被我稱為普遍異化的狀態，雖然馬克思沒有在《資本論》裡使用這個概念，但它卻迴盪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裡，首先是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出現，最後成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重要主題。《資本論》中的勞動價值理論雖然沒有直呼異化勞動之名，但描述的其實正是異化勞動，馬克思之所以如此做，或許是因為他覺得對於英國與法國的勞動階級；也就是《資本論》的目標讀者而言，這種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太拗口了。然而，拋開這種表達方式並不代表捨棄其內容³⁶。

　　價值在馬克思看來，指的就是社會必要異化勞動。既然資本是價值運動，那麼資本流通就意謂異化形式的流通。那麼這些異化形式，究竟多大程度加劇了人們憤恨不滿的情緒，並予以政治上鮮明的表現？

　　內在於價值增殖過程的異化由來已久且廣為人知，創造價值的勞動者之被異化，表現在不擁有生產資料、無法支配勞動過程、產品不屬於自己和被剝奪了剩餘價值之上。對於許多人類和自然資源固有的力量與無償贈與，資本因為賦予其意義而製造了一種表象，使它們看起來仿佛從屬資本而且源自資本。就連勞動者的心智與肢體作用、生產過程中無償取用的自然力，都因為受資本指揮而表現為仰賴資本的力量。因此，人性和自然的異化，是資本鞏固其生產和權力的先決條件。除此之外，勞動的生產力由經資本篩選的技術所驅動，而資本篩選技術的標準，不僅在於加強對勞動者的控制，更在於貶低勞動者的自尊，令其成為生產和市場領域裡的弱勢。除非勞動者能夠發動有效的集體抵抗，否則工作單調、僱用不穩定、失業和薪酬停滯就是他們的宿命。

　　世界上許多地方，都由於技術變革、勞動階級運動的集體力量受到壓制、重組價值體系以推動全球競爭等原因，使得勞動異化的強度和程度加劇加深。失業以及與失業同樣嚴峻的低度就業和工作單調化，是技術和組織形式變革洪流的副產品。當代對人工智慧的烏托邦願景，主張以之為基礎的新技術型態將為人們帶來美麗新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類將被消費主義解放並享有大把的可支配時間，然而這種想法完全忽略了新技術型態的負面效應，勞動過程一旦變得多餘和無足輕重，結果將是人性的扭曲和異化。工廠不只是製造物品的地方，它也是將人們聯繫在一個既定時空下的社會紐帶，因此關閉工廠所帶來的除了集體創傷，還有消解社會紐帶的效應，這些都不是能夠輕描淡寫的。

　　對馬克思而言，勞工可以分為兩類，而且這個分類十分重要，第一類勞工雖然被資本物化和剝削，但仍感覺自己被需要並保有一定的尊嚴，第二類勞工不只被異化還一無所有、感覺自己被棄之如敝屣³⁷。在就業環境日益機械化和自動化的趨勢下，整體勞動型態越來越向後者傾斜。對勞工來說，從事沒有尊嚴又不受重視的工作，和失業一樣痛苦。

　　然而這個問題還有其他面向，勞工以個別形式受僱，為工作機會不得不彼此競爭。他們為了將自己出售給資本，既要標榜自己做為勞動力承擔者的優勢，還得削弱甚至詆毀其他競爭者。勞工之間的競爭不但有礙合作，更不利於締造階級團結。這導致了各式各樣的分化，也讓勞工與勞工之間變得疏離。除此之外，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不同性傾向及不同族群宗教間的敵意，因為融入勞工之間的競爭使其越演越烈，而資本向來熱衷於助長這些分化。由於失業增加、世界各地的勞動力在空間上緊密整合，競爭程度隨之提高，這使得勞動力沿著前述邊界發生進一步的分裂和衝突，並帶來意料之中的政治後果，尤其是在早先社會連帶因去工業化而消解的狀況下，其效應的嚴重程度可想而知。舉例而言，川普就是踩在諸如此類的不滿情緒頭上，才於二○一六年成功贏得美國總統大選。

　　發生在價值實現領域的異化，採取了相當不同而多樣的形式，且多半具有利害參半的性質。人類的需求，永遠以渴求、需要和慾望的狀態為根基。馬克思毫無諷刺意味地聲稱，資本其中一項文明使命即為創造新的渴求、需要和慾望³⁸。這主張令人難以辯駁，舉例而言，看看現今充斥人們生活的各種使用價值，已經讓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平均壽命大幅延長，從資本主義早期的三十五年上下躍升到七十年有餘。資本創造了豐富到無以復加的使用價值，憑著它們，人類原則上完全有可能創造一種非異化的生活方式，重塑社會關係及人與自然的關係，這股潛力無疑是存在的。整個世界猶如一片異化的汪洋，但這片汪洋之內卻點綴著少許化外空間，志同道合者在其中為打造非異化的生存狀態而奮鬥。受造於資本的使用價值提升了日常生活的水準，勞工藉由對這些使用價值行補償性消費，緩解自身在生產過程中經歷的異化³⁹。

　　另一方面，軍事工業複合體、槍枝遊說集團與汽車生產商的渴求、需要和慾望，不僅形成總體需求且持續製造這種需求的潛在來源，他們所用的手段，不外乎發揮企業對國家機器的影響、限制民眾對生活方式的選擇。說這些團體對社會福祉有所貢獻，是很成疑問的。以聖保羅為例，汽車產業是這個城市的經濟命脈，但其生產的車輛堵塞街道釋放廢氣、耗費數小時呆立於擁擠的車陣之中，更使個人與彼此互相孤立。這樣的經濟體系真的正常嗎？

　　究竟該拿汽車怎麼辦，這無疑是當前時代的重要問題，但願意討論它的人並不多，如何以智慧城市技術管理車流的討論倒是有一些。然而，危險的徵兆無所不在。二○一六初冬，中國長江以北的全部城市都發生了致命霧霾，機場被迫關閉和交通極度混亂的情況持續數天不止。相似的情況也見於新德里、德黑蘭，甚至延伸到巴黎和倫敦，雖然倫敦程度較輕。過去二十年來，長江以北的人民預期壽命下降，空氣品質惡化被懷疑是主要原因。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提起，某些最嚴重的工業汙染就是來自鋼、水泥生產以及火力發電廠。

　　價值實現樣態與消費主義發展之間存在某種關係，這種關係與特定生活方式的演變歷程重疊在一起。在美國，大量興建城郊和門禁社區或許拯救了資本主義、令其免於重陷衰退。但這種做法也限制了人們居住上的選擇，像是在物質需求方面，汽車和私有土地成為必需，而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則獨厚被稱為「美國夢」的生活方式，這一切與其說是解放、不如說是限制和禁錮了個人自我實現的可能。伴隨著勞動階級「補償性消費」而興起的，是所有階級對「享樂品」的炫耀性消費，其結果不過是增添炫耀性浪費。對渴求、需要和慾望的無止境追求永遠不可能被滿足，且必然引起生產方面相對的無止境複合式成長。斷言一切新渴求、需要和慾望的重組都是異化，這種說法並不正確，然而，在當前這種資本應其需要而打造的消費社會下，我們也不難發現異化到處滋長，尤其對某些被邊緣化的階級來說，其受到的異化程度更加強烈。那條存在於資本所許諾與所實現者之間的鴻溝，正在變得越來越深。

價值實現領域的鬥爭

　　如果資本流通因為強大的競爭壓力而必須加速，那麼消費的速度也必須隨之提升。我至今仍在使用祖父母留下來的餐具，如果資本只生產這類產品，想必它早就墜入萬劫不復的危機了。資本為此發展了一整套對策，從有計畫淘汰舊產品、用廣告促進購買和以時尚說服消費者，都是為了加快消費的週轉時間。看看Netflix原創影劇的例子，當我在消費時並不會讓它無法被其他人消費，且消費時間大約一個小時左右，而我那套餐具卻可以使用一百年以上。製作及藉由複雜通訊設施傳遞影劇所費的價值，透過近百萬名使用者支付的Netflix訂閱費用得到回收。在這情況下，資本建立起所謂的「景觀社會」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因為這就是一種以短暫生產和瞬間消費確保市場成長的形式⁴⁰。這趨勢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既深且廣、利害參半。生活方式、技術和社會期望的快速變遷，加深了不同世代及社會族群間的疏離與衝突。比起跟其他人交談，大家似乎更樂意尋求手機和平板的意見。文化意義的根基搖搖欲墜，被依照各種當代幻想隨意重構，自我認同在瞬息萬變的情感表面載浮載沉。若沒有順應這種趨勢的人和產品，資本就不能達到無止境複合式成長的要求。從無止境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看，這就是所謂的「理性消費」。

　　價值實現及價值占有所需的條件和區位，與價值生產截然不同。某部Netflix原創影劇或許製成於洛杉磯，但它的實現卻可以發生於全國甚至全世界媒體市場。我的電腦由深圳富士康製造，不過它的價值卻由美國蘋果公司實現。前者賺取的利潤率非常微薄，而後者將大部分價值和剩餘價值據為己有。價值就是這樣被操作，從一個地方向另一個地方轉移⁴¹。至於這種現象是否公平，則令人非常懷疑。

　　投機形式的資本也將手伸進價值實現階段，以占有比它應得份額更多的價值。當對沖基金接管製藥公司、買下大批法拍房屋，再以高價轉售有迫切需要者時，價值實現就成了他們有系統組織掠奪式積累的一個要素⁴²。如果你問今天的美國人，他們承受的主要剝削形式為何？他們一定會提到信用卡費。還會提到房東、租金和投機客，以及電話公司在帳單裡添加的古怪項目、說他們在不曾到過的地方使用漫遊服務。他們還會提到健康保險公司、地方稅和交通費用等等。在價值實現這一端，總有大量敲詐甚至近乎搶劫的行為發生著。發生於價值實現領域的鬥爭活動隨處可見，對前述掠奪行為感到不滿的人比比皆是。

　　財富在價值實現階段被榨取所涉及的政治實踐，和以價值生產為中心所發生的並不相同。這類鬥爭既不易理論化，也難於組織。它不是資本對抗勞工而是資本對抗所有人，鬥爭存在買者和賣者之間而非勞動和資本之間。中產階級人口既是買者，因此當然也會涉入反對商人敲詐的抗爭，不過涉入的抗爭有時僅屬鄰避性質（NIMBY, not-in-my-backyard, 別在我家後院）。勞動階級群眾是否應該向他們尋求結盟、共同對抗投機客呢？雖然這種鬥爭和價值增殖領域結構有別、反映的異化形式也不同，但兩者涉及的政治考量卻同樣令人費心勞神。以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和一九六八年學運為例，革命運動經常得益於部分與本階級疏離的基進資產者，他們苦於理想抱負無法伸張，這一點和勞動階級並無二致。但跨階級聯合絕非易事，成效往往不甚理想。以近年來房屋遭到銀行大量收回、住戶蒙受鉅額損失的危機為首，藉掠奪式手段進行資本積累的趨勢日益洶湧，許多階層的民眾為此深感絕望及不滿⁴³。

　　從價值實現領域中被抽取的財富固然不少，然而從價值分配領域中被吸走的卻更多。如果要論及這種重分配最赤裸裸的形式，就不得不強調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國民生產總值歸於勞動的份額都逐漸下降，尤其在我們這個年代，勞工幾乎沒有因生產力提升而獲得任何益處。技術變革不但沒有使勞工獲益，反而使勞工苦於失業和工作條件急速惡化。在國家和企業內部朝高度官僚化發展的趨勢下，生產勞動隨之向非生產勞動轉移，然而這轉移並沒有緩解前述現象。除少數特例外，幾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皆日益惡化，這對導致政治上深層不滿情緒的總體力量而言，無異再添一筆助力⁴⁴。

資本主義金融的宰制

　　然而，其他重分配形式的政治機制與此極為不同，各個應運而生的異化更是複雜，如果不用一整本書的篇幅根本無法詳加探討。商人、金融家、產權所有者和工業資本家等不同資本派別，彼此之間時而合作時而互補。但他們也相互競爭，而且也不排斥占彼此便宜和強加自身權力於對方。按馬克思的說法高利貸行為應該早已消失，但是直到今天，「都具有這樣一種有趣的混合性質：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⁴⁵」的典型資本主義金融家，其主宰金融交易和引導生息資本流通的方式，除對他們自己外幾乎對任何人都沒有益處。舉例而言，掠奪性貸款的手法就被廣為使用。放出這種貸款的用意不在促進價值生產，而是為了讓生產者掉入債務織成的羅網，最終目的則是迫使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將手中產權讓與放貸者。該手法於馬克思的年代十分常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裡也屢次提到。

　　近年來，金融機構針對勞動階級發起的掠奪性貸款，成功將弱勢民眾手中的房屋資產價值洗劫一空。至於針對國家放出的掠奪性貸款，往往導致債務國走上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導的結構調整計畫，令其為了兌現積欠債務而大幅消減全體民眾的福祉，這正是希臘當前面臨的處境⁴⁶。阿根廷由於積欠大量以美元結算的國債，因此在駐曼哈頓的聯邦法院判決下，接受有利於「禿鷹資本家」的懲罰性待遇，這意謂國家財富被轉移到對沖基金囊中。除此之外，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的政府也因金融貪腐而惡名昭彰，像是巴西、中國和義大利就經常見於金融媒體的報導。

　　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三卷裡寫下的相關段落，一方面反映了書寫主題的迷亂，一方面反映了他在著眼於生息資本的特殊流通形式、思考如何將其與資本價值運動的整體概念相整合時，做為書寫者的迷亂。我在《與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二卷裡⁴⁷，曾嘗試綜合馬克思的相關論述並重建其觀點。鑑於我不可能在這裡重頭來過，我僅引用一段馬克思的文字做為代表，在這段篇幅不短的文字裡，馬克思依序描述了一系列在金融領域裡十分典型的現象。讀者不妨將它和二○○七年至二○○八年金融危機的大致輪廓兩相對照一下，以「貸款」取代文中的「匯票」：

　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繫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所以乍看起來，好像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而且，事實上問題只是在於匯票［貸款］能否兌換為貨幣。但是這種匯票［貸款］多數是代表現實買賣的，而這種現實買賣的擴大遠遠超過社會需要的限度，這一事實歸根究柢是整個危機的基礎。不過，除此以外，這種匯票［貸款］中也有驚人巨大的數額，代表那種現在已經敗露和垮台的純粹欺詐營業；其次，代表利用別人的資本進行的已告失敗的投機；最後，還代表已經跌價或根本賣不出去的商品資本［房屋］……這全部人為的使再生產過程猛烈擴大的體系，當然不會因為有一家像英格蘭銀行［美聯儲］這樣的銀行，用它的紙券，給一切投機者他們所缺少的資本，並把全部已經跌價的商品［房屋］按原來的名義價值購買進來，就可以醫治好。並且，在這裡，一切都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為在這個紙券的世界裡，現實價格和它的現實要素不會在任何地方表現出來……在全國金融中心，例如倫敦，這種顛倒表現尤為明顯。全部過程都變得為不可理解⁴⁸。

　　這段描述，使我們注意到價值分配領域中的一個部分，對於閒置貨幣向生息資本流通的轉換來說，這個部分起著結算所的功能，它具有的力量和重要地位不可小覷。在這裡，經濟理性的錯亂透過創造反價值和形塑債務奴隸制接管了一切。就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報告中多次提到的，這個世界現在充斥著過剩的流動性，因此有必要將這些貨幣加以集中並動員起來，然後在未來剩餘價值生產的明確擔保下貸放出去。從過剩資金到有權在價值生產中分杯羹的反資本形式（anti-capital），這轉換過程是在金融機構內完成的。放貸者從頭到尾保有資金的所有權，並預期在一定時間框架內收回其價值，而且要加上超出本金的利息，以及公司市值增加所帶來的資本收益。

　　從貨幣到反價值的轉換，或者按馬克思慣用的說法即形態變化，對此過程的全方位控管，大部分位於我在別處命名的「國家—金融聯結」之內⁴⁹。在美國和多數西方民主國家裡，普遍存在著兩種組織，一是在國家機器內具有特殊地位的財政部門，二是位於私人銀行體系頂峰的中央銀行，兩者間的密切合作構成了「國家—金融聯結」。這種結構首見於一六九四年英格蘭銀行成立，在英皇威廉及瑪麗時代，英國政府依據銀行章程賦予這些富裕商人壟斷的地位，但英格蘭銀行必須提供國家信用和融資做為回報，當時英國政府由於史圖亞特王朝的揮霍早已破產。國家和金融間的力量對比隨時間而消長，自從甫就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Bill Clinton）承認他的經濟政策能不能實現、端視債券持有人是否同意以來，美國財政部長這個重要職位就一直由來自高盛集團的人把持。

　　國家—金融聯結既不民主，又不受人民控制。它被授與管制和監控私人銀行體系的權力，就是為了服務全體資本的利益。馬克思認為，金融就是管理「整個階級共有的資本⁵⁰」。如果將國家—金融聯結視作自成體系，我們會發現它和內在於有機整體的中樞神經系統非常相像。它認可並確保槓桿化得以順利進行，讓存款形式的閒置貨幣轉化為反資本。如我們先前所見，反資本的能耐就在於接近盡可能多的經濟活動當事人，以便奪取他們的未來，不論對方是消費者、生產者、商人、地主甚至金融家本身，讓所有人淪為債務奴隸是反資本的使命。

　　資本「做為獨特的商品」，向來「具有它的獨特的讓渡方式⁵¹」。「整個信用制度驚人的擴大，總之，全部信用，都被他們當作自己的私有資本來利用。這些人總是以貨幣的形式或對貨幣的直接索取權的形式占有資本和收入。這類人財產的積累，可以按極不同於現實積累的方向進行，不過在任何場合下都證明，他們握有現實積累的很大一部分⁵²。」問題在於，典型的金融活動「在一定部門中造成了壟斷，因而要求國家的干涉。它再生產出了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並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⁵³。」進而言之，「如果剩餘價值在利息這個沒有概念的形式上來理解，那麼，界限就只是量的界限」，馬克思接著補充道，這樣的結果將是資本積累「超出任何想像⁵⁴」。惡的無限性抬起了頭，露出猙獰的面目。在金融崩盤那段期間，華爾街人士發給自己的紅利同樣「超出任何想像」。這就是二○一一年占領運動的由來，大批憤怒民眾突然現身華爾街的祖科蒂公園。

　　債務重負所造成的規訓效果，在當代資本形式的再生產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債務意謂我們不再有「選擇的自由」，這正是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為資本主義所唱的讚歌。資本從不依聖經教導免了我們的債，而是堅持我們以未來價值生產兌現之。未來早已被資本宣判並納入囊中了，不信的話，可以去問問身上背著十萬美元學貸的學生。債務將未來價值生產鎖死在特定結構之內，為了實行專屬於資本的奴隸制形式，其最青睞的手段就是債務奴隸制。然而，當債券持有人運用自身力量、嘗試顛覆並綁架一個國家的主權時，債務這個東西就變得加倍危險。也因為如此，資本能夠不斷存續的唯一方法，就是透過國家—金融聯結達成融貫和協調。全體民眾因此被徹底異化，對於眼前發生的事，他們不再有任何實質的影響與權力。無論國家也好、資本也好，對於人民被剝奪和喪權的現況，皆無法提供任何轉圜餘地。過去人們視雅典為民主的搖籃，然而，如今雅典簡直是債務奴隸制的搖籃，是對哪怕任何一點民主最根本的抹殺。

　　當貨幣以利息的形式存在、表現為對財富「著魔的愛」（love possessed），其腐敗和異化之力即是問題的一部分。不只馬克思認清了其中的異化，就連時而提出尖銳批評、但實則真心捍衛資產階級秩序的凱因斯，都曾談到這個問題：

　當積累財富不再具有那麼高的社會重要性之時，我們的道德準則將會迎來重大改變。我們應當擺脫兩百年來使我們煎熬的偽道德原則，在這些原則下，我們將某些人類最可鄙的品質奉為無上美德。我們應敢於如其所是地評價求取貨幣的動力。對占有貨幣的愛，應當與將貨幣視為充實美好生活手段的愛相區別，前者應當被客觀審視，並被視為某種令人備感厭惡的不正常心理，這種半犯罪半病態的習性，人們應該將之交由心理疾病的專家處置。當今一切影響財富分配和獎懲的社會習俗和經濟行為，縱使就其本身來說十分可鄙和不公，我們卻依然不計代價地予以維持，原因就在於它們對促進資本積累極為有用，但終有一天，我們會自由地將之拋棄⁵⁵。

　　那些具有各式各樣社會意義的人類財富，日益成為貨幣權力獨特標準的禁臠，這本身就很成問題。馬克思寫道，「如果拋掉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

　財富豈不正是在普遍交換中造成的個人的需求、才能、享用、生產力等等的普遍性嗎？……財富豈不正是人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嗎？……在這裡，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在資產階級經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時期中，人的內在本質這種充分發揮，表現為完全的空虛，這種普遍的物化過程，表現為全面的異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廢棄，則表現為為了某種純粹外在目的而犧牲自己的目的本身⁵⁶。

　　這就是所謂的「超出任何想像」，這就是現今我們身處其中並為之深感不安的瘋狂世界。

註解

01　Grundrisse, p. 269.

02　Grundrisse, pp. 270–71.

03　Martin, W., ‘In Defense of Bad Infinity: A Fichtean Response to Hegel’s Differenzschrift,’ mime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Essex; Arthur, C.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Leiden: Brill, 2004, pp. 137–52.

04　Grundrisse, p. 270.

05　Capital, Volume 3, p. 595.

06　Grundrisse, p. 413.

07　Capital, Volume 3, pp. 476, 516.

08　Grundrisse, pp. 270–71.

09　Grundrisse, p. 590.

10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2, pp. 468, 549. Most economists recognise market imperfections that arise from externality effects and from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even study them as ‘market failures’). Those with Keynesian inclinations recognise a state role for proper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management mainly directed at dampening business cycles in the hope of eliminating crises and depressions. But their aim is to correct for imperfections and to define optimal policies for state involvements which will restore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equilibrium to its rightful theoretical place. None of them, even those like Paul Krugman, Joseph Stiglitz and Jeffrey Sachs, who lay claim to progressive political positions, have any conception of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or the dangers of the ‘bad infinity’ of endless compound growth.

11　Grundrisse, p. 221.

12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Economic Reports.

13　Grundrisse, pp. 334–5.

14　‘Towering Above’, National Geographic, 229(1) 2016’

1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The Challenges of Growth, Employment and Social Cohesion’ discussion paper, Joint ILO-IMF Conferenc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of Norway,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osloconference2010.org/discussionpaper.pdf

16　Agence Presse Français, ‘China’s Property Frenzy and Surging Debt Raises Red Flag for the Economy’, Guardian, 27 November 2016.

17　Reuters, ‘China’s Property Boom Continues as Prices Rise at Record Rate’, Fortune, 21 October 2016.

18　Shen Hong, ‘China’s Plan for Local Debt Amounts to a Bailout’, Wall Street Journal, 23 June 2015.

1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ebt: Use It Wisely’, Fiscal Monitor,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October 2016.

20　Shepard, W., Ghost Cities of China, London: Zed Books, 2015.

21　Robert Caro, The Power Broker: Robert Moses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 New York: Vintage, 1975.

22　Appelbaum, B., ‘A Recovery that Repeats its Painful Precedents’, New York Times, 28 July 2011.

23　Harvey, D.,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4　Marx, K.,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Tucker, R.,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n), New York: Norton, 1978.

25　Tabb, W., The Long Default: New York City and the Urban Fisc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26　Harvey, 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7　Goldstein, M., Abrams, R., and Protess, B., ‘How Housing’s New Players Spiraled into Banks’ Old Mistakes’, New York Times, 26 June 2016.

28　Harvey, D.,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9　Ridge, M., ‘Three New “Engines of Growth” to Watch in China’, Financial Times, 18 September 2014.

30　Clover, C., and Hornby, L., ‘China’s Great Game: Road to a New Empire’, Financial Times, 12 October 2015.

31　Capital, Volume 3, p. 595.

32　Carvalho, B., Cavalcanti, M., and Venuturupalli, V. (eds), Occupy All Streets: Olympic Urbanism and Contested Futures in Rio de Janeiro, New York: Terraform, 2016.

33　Ozturkmen, A., ‘The Park, the Penguin and the Gas: Performance in Progress of Gezi Events’, The Drama Review, Guest editor Carol Martin, 2014.

34　Keller, B., ‘The Revolt of the Rising Classes’, New York Times, 30 June 2013.

35　Harvey, D.,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3.

36　Ollman, B., Aliena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37　Grundrisse, pp. 831–2.

38　Grundrisse, p. 287.

39　Gorz, A.,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 Verso, 1989; on the limits to compensatory consumerism for workers see Grundrisse, pp. 204–7.

40　Debord, G.,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Montreal: Black and Red Books, 2000.

41　Hadjimichalis, C., Uneve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ism: State, Territory and Class in Southern Europe, London: Croom Helm, 1987.

42　Harvey, D.,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ter 4.

43　Sassen, S., 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4.

44　Piketty, T., 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4.

45　Capital, Volume 3, p. 573.

46　Lapavitsas, C. with Flassbeck, H., Against the Troika: Crisis and Austerity in the Eurozone, London: Verso, 2015.

47　Harvey, D.,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2, London: Verso, 2013.

48　Capital, Volume 3, 621–2.

49　Harvey, D.,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3, pp. 44–7.

50　Capital, Volume 3, p. 490.

51　Capital, Volume 3, p. 470.

52　Capital, Volume 3, p. 609.

53　Capital, Volume 3, p. 569.

54　Capital, Volume 3, p. 523.

55　Keynes, J. M.,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Classic House Books edn, 2009, p. 199.

56　Grundrisse, p. 488.

結語

　　對於莫斯（Marcel Mauss）就英屬哥倫比亞原住民儀式「誇富宴」（potlatch）所做的解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評論時創造了「經濟理性的錯亂」這個名句。這項定期舉行的儀式，導致家戶之間為了爭取威望、榮耀和地位而競相放棄或銷毀財產。早期西方對這儀式的理解，是從市場經濟的概念出發加以詮釋。不論由市場經濟還是由啟蒙理性的角度來看，個人或家戶犧牲其辛苦多年積累下來的財富，這樣的行為顯得非常不理性。然而莫斯發現，在描述這現象時，使用市場經濟的語言會導致誤解。他將「債務」和「償還」的概念替換為「贈禮」和「回報」，以非市場經濟的概念，重新將上述活動理解為一種特殊的「禮物經濟」（譯注：引號為譯者所加），在某些當今時代的人眼中，這種經濟模式仍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德希達似乎就對其大加頌揚，認為它相當適於取代由國家管理的社會福利制度。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令莫斯和德希達深感震撼，那就是誇富宴經常在近乎精神錯亂的毀滅行動下告終。莫斯寫道，「這甚至不是給予和歸還的問題，人們藉由毀滅來表示自己絲毫不想得到回報，成箱的蠟魚（olachen, candle-fish）和鯨魚油、連同房屋及上千條毛毯付之一炬，價值不菲的銅器被打碎並丟入水中，儀式參與者以這類行動壓過並『打倒』對手。」莫斯將其視為真正的瘋狂。對此德希達也做出評論，「總會有那麼一個時刻，這種錯亂開始燒毀做為詞語或者意義的禮物本身，令其不留一點餘燼地飄散開來⁰¹……」

　　我在這裡想表達的，並不是資本有時也會屈從於某種原始本能，拆毀其所打造的一切，就像從搗爛其他小孩辛苦堆成的沙堡中，有些小孩似乎能得到快樂那樣。因為對馬克思來說，重點在於發現資本主義歷史中那些看似在劫難逃、表現為不可抗力的過程，為何實際上皆是資本自身的產物。但要完成這項工作，他需要一套不同凡響的概念工具。舉例而言，馬克思寫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信用貨幣的貶值……會動搖一切現有的關係。」當今人們再清楚不過，銀行是無論如何都必須拯救的。「因此，為了保證商品價值在貨幣上幻想的、獨立的存在，就要犧牲商品的價值。一般說來，只要貨幣有保證，商品價值做為貨幣價值就有保證。」我們也知道，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控制通貨膨脹。「因此，為了幾百萬貨幣，必須犧牲許多百萬商品。這種現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是它的妙處之一。」使用價值在罔顧社會需要的情況下遭到犧牲和摧毀⁰²，這還不夠瘋狂？

　　我們主張資本是價值運動，然而資本在流通過程中總會週期性的阻塞。一旦發生阻塞，資本就會「停滯在它再生產的一個階段上，因為它不能完成自身的形態變化」。隨著危機接踵而至，

　每個人都想賣而賣不出去，但是為了支付，又必須賣出去……這時，由於再生產過程的停滯，已經投入的資本實際上大量閒置不用。工廠停工，原料堆積，製成的產品充斥商品市場。因此，如果認為這種情況是由於生產資本缺乏造成的，那就大錯特錯了。正好在這個時候，生產資本是過剩了，無論就正常的、但是暫時緊縮的再生產規模來說，還是就已經萎縮的消費來說，都是如此⁰³。

　　這就是過去四十年來我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錯亂。無用武之地的過剩勞動日益擴大、呆立在過剩資本旁邊，兩者雖並列卻無法湊在一起生產人們亟需的使用價值，同時，美國身為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竟有三分之一的兒童陷於貧窮、甚至生活在充斥毒性物質的環境裡，因飢餓和病痛苦苦呻吟，但在蠻橫的財政緊縮政策下，他們連最基本的社會服務和教育機會都得不到。還有什麼能比這更瘋狂？

　　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其他政治經濟著作裡想走的路，就是斬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常運作的迷障，直取其內在運動規律的本質，用經過抽象的模型編織出一個資本無窮積累的簡化理論，雖然最終結果也不是那麼簡化。

　　當我們將這些概念、抽象和理論模型放回日常生活的表面，用於人民大眾平素可見的抗爭、尤其是攸關勞工命運者，並能夠發揮剖析其根源及來龍去脈的力量時，才算達到了真正的科學。這就是資本之概念的使命，也是馬克思希望《資本論》這本書有助我們實現的目標。至於我自己藉由闡釋馬克思理論所欲達到的，是想表明馬克思的方法並非一條人人皆應遵循的正道，而是一扇敞開的大門，穿過這扇門，我們對當今現實之深層問題的理解，將能夠攀上此前未曾企及的制高點。我們所面臨的現實，包含了令人迷惑且狀似瘋狂的當代政治表現，若這一切可以被理解，那麼對資本運作的某種研究肯定是其基礎。如果今天的政治看來十分瘋狂，它必然與經濟理性的錯亂脫不了關係，而且在我看來它就是瘋狂。的確，當今現實有時簡直像個兇狠殘暴的政治世界，汲汲營營地尋找施虐對象與代罪羔羊。毫無疑問，假如要對眼下的社會病灶做出任何通盤認識，資本並不是唯一可能的對象。但若假裝它與我們面對的難題沒有絲毫關聯，假裝我們對於資本如何在人群中運作、流通和積累，無須以正確理解駁斥拜物式與辯護式的描述，這根本是在侮辱我們自己的人性，關於這一點，歷史終將給予最嚴厲的審判，只願人類的文明能夠延續到那一天來臨。

註解

01　Derrida, J.,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 in Derrida, J., Given Time: I. Counterfeit Mone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Mauss, M.,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1990.

02　Capital, Volume 3, p. 649.

03　Capital, Volume 3, p. 614.

誌謝

　　我要感謝我所享受的公費教育，我要感謝足以支應我從大學教育開始、直到一九六一年完成劍橋大學博士學位的獎學金。我也要感謝自己身為紐約市立大學一份子所享受的殊榮，縱使面臨許多困難，紐約市立大學仍然堅持身為一所公立大學的使命，為普及高等教育的公共利益服務。

　　我要對戴維（John Davey）表達深深的感激，他是我長久的朋友兼出版人，當初建議我寫作這本書的也是他。遺憾啊！當此書終於出版時，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還要感謝我的好朋友、好同事羅伯斯—杜蘭（Miguel Robles-Duran），感謝他在我設計圖表二與圖表三時予以協助，並代為繪製這些圖表的最後版本。

參考資料

Works by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New Left Review, 1976.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2, London: New Left Review,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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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1,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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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5.

Other Sources

Tucker, R.,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n), New York: Norton, 1978.

Big Ideas 15

資本思維的瘋狂矛盾：大衛哈維新解馬克思與《資本論》

著者：David Harvey

譯者：毛翊宇

總編輯：胡金倫

總經理：陳芝宇

社長：羅國俊

發行人：林載爵

編輯主任：陳逸華

叢書主編：鄒恆月

封面設計：兒日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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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8 年 5 月　初版

電子書製作日期：2018 年 5 月

電子書製作：王聖淵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ISBN：978-957-08-5108-3

作者／大衛‧哈維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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