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弱勢族群的仇恨並非始自汽油彈或炸彈攻擊，而是萌發自對歧視性言論未加以積極駁斥。

——麗塔．蘇絲慕特（Rita Süssmut，德國政治家，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八年間任德國聯邦議院主席）

他究竟花費了多少心力、又重新經歷了多少惡夢，才完成了這本觸動人心的自傳！

——根特．瓦爾拉夫（Günter Wallraff，德國知名記者、作家）

致

拉爾夫．修伊爾曼（Ralph Scheuermann）

一九五七年一月六日至二○一七年六月三○日

我流浪時期的旅伴，我陪他度過寂寞的哀傷

目次

推薦序一　直視怪獸的眼睛／李玟萱

推薦序二　他一直試著拉住那些墜落得更快的人／蔡慶樺

前言　生存／根特．瓦爾拉夫

第一部

遭到驅逐——在曼海姆的街頭

吸太多毒——我的吸毒人生

太陽從東方升起——我在街頭的學習生涯

自由的浪人——我在街頭流浪的歲月

成為部落客及鋃鐺入獄——普法茲浪人

《零度之下》——協助根特．瓦爾拉夫

第二部

迷惘的孩子——鬼影幢幢的家

「天父的慈愛」 ——墜入聖克里安地獄

更糟的還在後頭——我的育幼院人生

第三部

轉捩點——死裡逃生

尋根——父母親的故事

停泊——我夢想中的遊民旅館

後記／迪克．科斯特

附德國地圖

推薦序一

直視怪獸的眼睛

李玟萱

作家

　　曾經詢問一位長期服務無家者（homeless）的社工如何調適「看不到個案轉變」的挫折，他報出解方，就是「拉長時間來看」，在這領域擁有十幾年經驗的他說，「有一些大家早就放棄的人，他就是那麼莫名其妙有一天忽然就轉變了！轉變是一瞬間的！我的存在只是不希望他在那個瞬間沒有人可以幫忙他。」

　　從十幾歲開始染上毒癮的理查．布洛克斯，在二十五歲失去父母留給他唯一的家時，曾爬到橋上準備縱身一躍，但依據他的說法「不知哪位天使突然從我身邊飛過」，他突然想嘗試另一種跳躍，自己買了張車票到戒毒中心去，徹底斬斷他的毒癮。在那一瞬間的轉變後，他開始閱讀、開始夢想自己將會成為什麼樣的人、開始為日後三十年的流浪做準備。

　　理查睡過爬滿蟑螂的床、吃過餵豬的餿水，但那不是在街頭，而是在「收容所」。唯一能讓他忘了自己多次死裡逃生、忘記惡臭床墊、忘記沒有愛人、也忘記自己身上一毛錢都沒有的，是下西洋棋的時刻。我其實會想，雖然只是個遊戲，但能讓他全神貫注、甚至到圖書館照著棋譜學習，還曾因為下得太好而被某個流浪的城市拱出來擔任西洋棋俱樂部代表參加比賽，會不會是因為下棋的時候，他指揮國王、指揮王后，調兵遣將主宰整個世界，這是他人生中難得可以自我掌控一切的時刻。

　　除了生存，人們都需要在自主與意義感當中，感受到自己是個人吧？理查戲劇性地因為躲雨取暖而學會使用電腦與部落格，他能寫的就是切身感受最強烈的收容所。流浪東德與西德，他清楚記錄每個城市的收容所狀況，及哪裡能找到免費或廉價食物，成為貧民版旅遊指南。

　　但收容所中最讓他受寵若驚的不是基督教救世軍堪稱五星級的環境與食堂，而是管理員「站起身伸出手握住我」，那一刻，理查覺得被接納了。正是這種時候，會讓我覺得閱讀是一件多麼好的事情，能夠跳脫想像與推測，確切明白他者的處境與需要。

　　而最讓我動容的，其實並非理查因分享貧民所需的資訊獲三次提名德國最佳貢獻獎，以及受到電視台的注目擔任節目顧問。反而是當他助人後，竟累積出勇氣，渴望回頭直視怪獸的眼睛。他看見小時候的自己睡在走廊上，父母親因納粹虐待的經歷輪流做惡夢，父母互相擁抱，卻從未有人抱抱在他們尖叫聲中感到驚恐的小理查。

　　又或者被送進一個又一個的兒童之家，理當溫暖安全的環境卻遭受修女的暴力、輔導員拉皮條，或是老師要求「性服務」的荒誕經歷，而這些，都比不上當他說出真相時，每個人回應他：「你說謊。」直到五十多歲的理查終於在朋友陪伴下，一步一步探索源頭，並掀出當年的不堪與祕密。那是清創、痛到令人發抖的過程，但傷口清乾淨了，才能不再反覆發炎、長出健康的皮肉。

　　理查待在義務教育中的時間只有三、 四年，但正因他在文字上沒有辦法花拳繡腿，所以每一段直白的敘述都是跟讀者來真的。這不僅是無家者的自傳，也挑戰有家的人們，在安穩的情況下，是否有勇氣回望自己的生命歷程，在黑黑的那一段，直視怪獸的眼睛。

推薦序二

他一直試著拉住那些墜落得更快的人

蔡慶樺

評論家、作家

　　幾十年來遊蕩在街頭的無家可歸者布洛克斯（Richard Brox）寫了一本書——《吾業遊民》（Kein Dach über dem Leben），自上市後便進入暢銷書排行榜前二十名。一位素人作家能在競爭激烈的德國出版市場取得這樣的成功，非常不容易。

　　故事要從一部紀錄片開始說起。

　　記者與主持人瓦爾拉夫（Günter Wallraff）以製作系列臥底報導聞名。二○○八年時，他決定喬裝為遊民，報導街頭求生的這些無家可歸者。為了拍攝這部影片，瓦爾拉夫必須尋求真正的遊民、真正有街頭經驗的人，協助他找到真正適合的地方報導，找到適合的人訪問。因此他找上了布洛克斯。

　　那年耶誕節前，布洛克斯帶著他在寒冬街頭尋找住宿的地方，指導他如何求生，並且帶他認識來自德國各地的遊民。最後，他們拍成了一部紀錄片——《零度之下》（Unter Null）。

　　為什麼會找上布洛克斯？因為在街頭流浪的人裡面，他是個異數。雖然沒上過什麼學校，卻走進公立圖書館等等可以使用電腦的地方，自學電腦技巧，一開始只是網路上寫寫日記，後來讀者漸多，他便設了一個部落格「沒了家現在該怎麼辦？到哪裡去？如何活下去？」（Ohne Wohnung was nun），整理他浪跡全德國所蒐集而來的經驗。例如，在暴風雪的寒夜要去哪裡找到能夠倖存之處，哪個收容所適合男性、女性、小孩，哪些公家機關可以求助，遊民又有什麼權利等等，幫助其他的遊民學會求生技能，希望自己幾十年的經驗能改變街頭過多的悲劇。

　　於是，這個他戲稱為「窮人版旅館指南」的網站，以及他為街頭同伴做的其他照護工作，讓他三度獲得德國奉獻獎（Deutscher Engagementpreis）提名，也讓他成為德國最有名的流浪者。因此，當記者想要親身了解遊民議題時，很自然地找上他。

　　之後，布洛克斯跟瓦爾拉夫成為好友。在瓦爾拉夫鼓勵下，布洛克斯短暫住進他家，寫了一本自傳，不只談自己的人生，也談他對街頭的觀察，甚至對德國社會政策的批判。於是，一個暢銷作家誕生了。

不正常生活中的正常人

　　布洛克斯是個在不正常生活中的正常人。讀這本書時，讀者會感受到文字相當流暢，當然，另外一位潤飾的作家基瑟爾（Albrecht Kieser）提供了不少協助。但是整本書讀下來，還是可以看到作者的思路清晰。在廣播電視節目上接受訪問時，他的言談也是條理清楚、口才便給。

　　瓦爾拉夫在前言中寫道，布洛克斯智力甚高，是下西洋棋的好手，可以參加巡迴賽的那種程度。他們兩人下了非常多局棋，他只贏了一次，那也許還是布洛克斯故意輸他的，以免他不再願意下棋了。

　　這樣的正常人卻有著難以想像的不正常經歷。布洛克斯的父母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從集中營中倖存，卻始終無法克服戰爭的創傷。他說，在童年時，從未感受到家庭的溫暖，未受到好好照顧，有時候他甚至必須睡在走廊上。他的父母內心只有對人生的恨意而已，而自己的內在，某種意義上也跟著死去。

　　十幾歲開始，他接觸了毒品，並出入各青少年機構，遭受性暴力以及各種毫無來由的肢體暴力（後來他獲得其中一間兒童之家的賠償）——他寫道，自己如同一個「逃難者」（ein Flüchtender）。二十歲出頭時，他母親過世，住處被強制收回，他揹著兩大塑膠袋的家當住進臨時安置處，卻在隔天醒來時發現自己被洗劫一空。至今他不能理解，為什麼人類竟能如此殘忍，在他幾乎一無所有的人生上再拿走最後一個救生圈。從那之後，他浪跡在德國各城市街頭，整整三十年。

無法真正成為庇護的社會機構

　　偶爾，在嚴寒的夜裡，他必須求助社會機構，找到臨時能夠容身之處，但是那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隨著近年來遊民數量增多，收容所的容納能力越來越吃緊。在《零度之下》裡，他與瓦爾拉夫流浪於各收容所與警局間，常常被當成皮球踢來踢去。夜間的德國街頭對遊民們來說，常常如同卡夫卡的城堡，某個入口就在那裡，卻怎麼也走不進去。

　　即使走進去了，也不是毫無風險。除了遭竊、遭搶的危險外，收容所的床常常是溼答答的——可能有之前住過的遊民在此尿床。廁所也年久失修，常常關不起門來，甚至連門都沒有。在許多這種機構裡，遊民常被當成累贅、敗類對待，布洛克斯稱那是個「人類喪失尊嚴的地方」（menschenunwürdig）。

　　因此，雖然有少數人以為浪跡街頭是一種浪漫而自由的生活方式，這本書打破了這樣的幻想。他說遊民的生活絕對不值得嚮往。除了毫無尊嚴外，近年來街頭的暴力更加升高，人們對待遊民的方式也更加輕賤。這幾年來德國一直有縱火焚燒遊民的案件，不管是出於惡意或自以為有趣，都證明了布洛克斯所觀察到的街頭風險。

　　曾經，他有過重回正常生活的可能。他認識了女朋友，甚至一起生了一個女兒，只是這段感情並未有圓滿結果。他依然回到街頭，不曾再與家人聯繫。但那也是因為命運使然，並非他熱愛這種流浪生活。他說：「街頭如此艱困，你得竭盡所能去求生。」

　　為了求生，他除了乞討，也打零工，也曾犯罪，例如坐霸王車、幫毒販運毒、詐欺等等，也因而入過監獄。德國統一前沒多久，他幾乎走到絕境，企圖自殺，但是後來改變了主意，求助醫院，戒除了毒癮。此後他繼續在街頭流浪，只是不再為毒品控制。

第二次機會

　　在與瓦爾拉夫合作拍攝影片後，布洛克斯獲得了人生的另一個機會。他寫了這本書，闡述真實的街頭百景以及德國社會行政官僚體系的弊端。這也不是傳統的自傳，不從頭到尾講述一個人的歷史，不依時間順序，而是一個一個故事串聯起來。讀者們如同見到一個舞台上說故事的人，語調冷靜，不控訴誰，只是單純帶著讀者，透過他的眼睛，從另一個角度觀看富裕繁榮的德國。

　　正是經由他的眼睛，我們抵達了無法抵抗宿命者的現場，破除「遊民流浪街頭是自找的」這樣的刻板印象，進而能夠勾動我們對這個社會的反省，對他人的憐憫，以及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的感恩。

　　瓦爾拉夫在本書前言寫道，非常保守地估計，德國約有三十三萬五千個無居所者——但實際數據遠高於此，根據協助無家可歸者聯邦工作協會（BAG Wohnungslosenhilfe e.V.）估計，德國很快地將有百萬人無家可歸——從二○一二年到二○一四年增加了十八％。而他在拍完紀錄片後也感嘆，越來越多的遊民加入了街頭，其中許多人甚至非常年輕，他們穿著一般上班族的衣服，提著公事包，看起來簡直就是剛剛下班的人，如非頭髮凌亂、衣服污漬，根本無從辨別其與正常人的區別。這也提醒了我們，在這個勞動市場不安危盪、房價與租金不斷上升的時代，失去一個屋頂的命運，離每個人都沒有想像中的遠。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這本在耶誕節前上市的書能夠如此暢銷，在那個應該珍惜感恩、展現對他人之愛的日子裡，還有什麼耶誕故事更適合在爐火邊講述？

　　即使筆調冷靜，書中的那些生死、友誼、別離，時常讓我讀得動容，例如他曾經在動物之家認養了一隻狗，在街頭相依為命。當時，這個唯一的同伴就是他人生的「屋頂」。失去他的狗那個片段，總讓我想起作家封許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 1964-）在《罪行》（Verbrechen）中的短篇小說〈幸福〉（Glück）（後改編為同名電影），男主角遊民卡勒失去他的狗，在街頭嚎啕痛哭的那一幕。

拉住他人人生的人

　　讀畢本書後，我很快地在臉書上寫了一篇感想，感嘆他的人生、他在這種人生中求生的勇氣，且肯定他依然不忘在最窮困的時候拉住其他同樣命運的遊民。這篇感想引來了不小迴響，許多臉友對我表示希望能讀到這本書的中文版。而傳訊息以及加朋友請求給我的人中，有一位最特別的讀者：布洛克斯本人。

　　他借助翻譯軟體，讀了我用中文寫的想法，丟了訊息給我致謝。他對於我敘述他的故事竟然引起台灣這麼多人關注，非常驚喜高興。我恭喜他能夠克服自己的宿命，也希望這本書能帶給更多人勇氣。

　　他確實是個帶給他人勇氣的人。他的書寫，讓社會看到在「成功」的德國經濟表現背後，有越來越多的「失敗」者在不被看見的角落受苦。他希望藉著這本書以及其他的援助，能夠為遊民做點什麼。他見到許多遊民在孤獨痛苦中死去，他盼望該書的版稅能讓他建立一個陪伴遊民、兼具醫療功能的旅館，一個人類無需因為失去屋頂也跟著失去尊嚴的地方，讓這些無家可歸者能夠在生命最後一段路程，有人相陪。

　　為什麼他要這麼做？沒有別的原因，只因為「需要保護的人，就該得到保護」。

　　德文書名「人生頭上無屋頂」改自一句德國成語：「頭上有屋頂」（ein Dach über dem Kopf haben）。這句成語表示人有安身立命之居處。他的人生一直沒有一個固定的屋頂，無法安身立命，而他見到同樣命運的他人，不忍地說：「人都值得再有一次機會，有些人，甚至需要兩次。」這本書給了他再一次機會，或許也能給予其他人機會。他盼望讀者能給予遊民尊嚴，直視他們的眼睛對話，把他們當成完整的人，僅僅是少了屋頂的完整的人。

　　在他不斷向下墜落的人生，他卻一直試著拉住那些墜得更快的人。我對這樣的人表達敬意。

前言

生存

根特．瓦爾拉夫

　　我是先讀過理查．布洛克斯的作品才認識他本人的。他的作品，也就是他在網路上為遊民撰寫的生存指南。當時我正在尋找一位內行人，因為我想要接續我廣受爭議的臥底報導，在將近五十年後重新報導無家可歸的人是如何為了生存奮鬥。

　　於是我發現了這個網站：www.ohne-wohnung-wasnun.de01（沒有家該怎麼辦），這個寫給遊民的旅館暨生存指南令我印象深刻。網站上描述了眾多遊民收容所的優缺點，內容精確、仔細又淺顯易懂。作者一定去過每一家收容所，網站的內容看起來不像是成見，也不像是匆匆忙忙妄下的概論。因為他既能批評某家活躍於全德國的社會機構在某地經營的收容所破爛又骯髒，又能褒獎同一家社會機構在另一個地方經營的收容所很得體。此外，這個網站的經營人好像頗有影響力，因為他的意見會被人認真採納，當時有些收容所就因為他的批評而有所改善。

　　二○○八年十二月我們約在科隆碰面，我終於認識了網站的作者。在那之後我們一直保持聯繫，我們之間的聯繫有時候緊密頻繁，有時候又很片段鬆散，但是這樣一來一往也持續到今天。

　　我從理查．布洛克斯身上學到很多事。不單是下西洋棋，他的棋藝高超太多了，他是會參加西洋棋線上賽的人。我只贏過他一次，希望他不是因為怕我不願意和他下棋才故意輸我。他也教導了我許多關於無家可歸的人的事。我指的不僅是我在蒐集《零度之下》報導期間，他提供的具體指導、收容所地址和介紹。我指的還包括更深刻的理解力，幫助我理解無家可歸者所處的生活環境和苦難。

　　理查．布洛克斯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儘管幾十年的街頭歲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跡，卻沒有消磨掉他的才智。他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就對我敞開心房。又何必呢？比起有工作和住在房子裡的人們，這些「打地舖」的人更加小心翼翼、不輕信任何人。因為要是讓別人知道太多你的事情，搞不好將來會成為別人的把柄。所以最好還是用幻想故事來保護自己，用神話和童話包裝自己，讓別人至多只能窺見真實樣貌的其中一隅。故事一定要精彩刺激，最好能馬上觸動他人的同情心，因為這樣才能引發善良老百姓的關懷，無論是情感上或是經濟上的關懷，而這正是遊民賴以為生的關鍵。理查．布洛克斯將在本書對這部分做更詳細的敘述，包含他自己的神話以及他如何擺脫這段神話的故事。

　　我還從理查．布洛克斯身上學到一件事：坦然面對自己真實的生命背景，對許多流浪者（當然不只對他們而言）來說是一條困難又漫長的道路。離開屋頂的遮蔽流落到街頭上的人，都是有苦衷的，而這些苦衷通常使當事人難以承受。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的生命故事總是那麼傳奇的另一個原因——除了保護自己免受他人異樣的眼光，也保護自己不受自身恐懼侵擾。

　　理查．布洛克斯在書中公開的生命故事，比我們認識好一段時間後他跟我說的故事還要曲折離奇。他究竟花費了多少心力、又重新經歷了多少惡夢與苦痛，才完成了這本觸動人心的自傳！我們將讀到理查的父母親在納粹統治時期遭受的殘酷暴行，以及這段經歷如何折磨他們的下一代——也就是理查。我們也將讀到國家默認的（至少是沒有被禁止的）暴力體制，是如何衝擊育幼院和教養機構的院童，這樣的教育方法甚至延續至九○年代。當然，我們還會讀到街頭生涯的苦難故事。

　　我為了〈零度之下〉（Unter Null）02這篇報導假扮成遊民時認識了很多流落街頭的人，他們都和理查．布洛克斯一樣經歷過嚴重的暴力事件或殘酷的打擊。

　　他們來自各個社會階層，任何教育背景和職業都有。迫使他們流落街頭的原因大多是家庭悲劇，例如疾病、夫妻離異、失業或是另一半與世長辭。

　　我在此額外補充一些數據：根據最近的估測（官方沒有統計資料！），德國有越來越多的人沒有住房。二○一四年沒有住房的人數比起二○一二年的人數上升了十八％，來到了三十三萬五千人。其中每十個人就有一個人是打地鋪，也就是在街頭生活，這個人數比二○一二年的人數增加了五○％。其他沒有房子的人則寄宿在親朋好友家，或留宿在緊急收容所。到了二○一八年這個數字恐怕會再增加六○％。到時候將會有超過五十萬的人沒有自己的房子，街上的無家可歸者則會上升到六萬人次。大部分的遊民都是男性，但是女性和小孩的人數卻不斷增加。這絕對是德國社會的頭條醜聞。

　　至於我在《零度之下》紀錄片扮成遊民、試著體驗無家可歸的人在街頭和收容所的生活，這件事遭到了某些人的批評。他們認為這根本就是自以為是，對我來說這一切只不過是玩票性質而已，不管我扮成遊民或黑人，我都無法真正體會當事人的命運。

　　沒錯，就算我扮成遊民、黑人、流水線作業員或精神病患，我還是我。但是我還是有所改變，因為我用自身的身體和靈魂去感受另一個人的存在。當我扮演一個角色夠久，我甚至會沉浸在他的世界中：當一個黑人、當一個遊民，或是土耳其人阿里（Ali）。當我再度回到安全的日常生活、回到自己的身分時，從這些角色獲得的經驗依然會伴隨著我。

　　若非如此，我或許無法真正認識理查．布洛克斯。我們在緊急收容所共度的夜晚幫助我們更了解彼此，這是一般採訪甚至是再詳細的訪談都做不到的。不過我並沒有和理查共享所有的經歷：我在零下十五度的夜裡露宿街頭、扮成土耳其勞工在沒有穿戴防護口罩的情況下剷除有毒的灰塵，或是扮成黑人搭上載滿醉醺醺流氓的火車。我不能要求其他人做這些事，而必須自行承擔風險，我也清楚這是我職業生涯的一部分。

　　在我獨自或在理查．布洛克斯的陪伴下歷經這些事後，我對「社會邊緣人」的刻板印象消融了。我以同類人的身分（至少有那麼一小段的時間我和他們是一樣的）和他們面對面談話，也因此更能感同身受。所以現在的我看到年輕人帶著小狗住紮在人行道上時（因為大部分的收容所都禁止寵物進入），我會打從心裡願意給他們一點錢。

　　街頭生活的後遺症包含了：不斷逃避恐怖的過去，以及無法與他人建立長久的關係，只要是流浪多年的人大概都無法輕易克服這些症狀。我在理查．布洛克斯身上也看到類似的情況：覺得自己什麼事都做不好、傾向於把別人的評論當作惡意攻擊、不如意時會怨天尤人，但他同時又是個熱心助人甚至願意為他人無私付出的人。要重新安定靈魂於軀體之中並注入自信是件十分困難的事，尤其是與理查．布洛克斯一樣有過類似經歷的人，他們的自信早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就在打罵中被消耗殆盡。

　　祝願理查．布洛克斯能找到這份安定。也祝福他在職業領域鴻圖大展，自立自強，例如當一個街頭社工人員，指引他的夥伴找到生命的出路，阻止遊民在街頭受苦、慢慢死去。

　　我也祝福他的自傳將會有很多的讀者。

註釋

01　現在的網址是：ohnewohnung-wasnun.blogspot.de/

02　我的書《美麗新世界》（Aus der schönen neuen Welt收錄了〈零度之下〉這篇報導，同名紀錄片《零度之下》則與其他系列報導共同收錄於DVD《根特．瓦爾拉夫的臥底報導：美麗新世界》（Günter Wallraff-undercover: Reportagen aus der schönen neuen Welt。

遭到驅逐

——在曼海姆的街頭

　　我還有一點緩刑的時間。他們給我十五分鐘，十五分鐘後我就必須離開這裡。那時候我才二十一歲。四個月前，也就是一九八五年的十二月，我的母親隨著父親去了，雖然當時他已經過世了八年。如今他們兩個都走了。在這四個月裡，政府機關仍舊讓我住在父母親的公寓。但是他們不只一次提醒過我，這段緩衝期「並非法定權益」。他們說這公寓不適合「獨居的人」，兩個半房間大的公寓——這麼大的寓所不是我這種領社會救助金的人該住的地方。

　　但是我並沒有一直佔用這間公寓。一九七七年父親過世後（他只有五十一歲）我就成了逃家的孩子。當時我十三歲，經常漫無目的地遊蕩，流連於各家育幼院、走過大街小巷、睡在所有我可以屈身的地方。但是每當我不知道接下來該往哪裡去，或當我不想再繼續流浪時，父母親的家仍舊是我最後的歸宿，即使這個家只是租屋大樓中的一套公寓。又或者當我想念母親時，我也會回家。

　　一九八六年四月的某天早晨七點鐘，警察來了。兩位穿著制服的員警、陪同而來的法院執行員和三位負責清空住處的肌肉猛男出現在我的住處門前，他們用力按門鈴。過了一會兒，我才意識到他們要找的人是我，便睡眼惺忪的起來去開門。這不是我清醒的時間，我是個夜貓子，醒著的時間也和酒精及古柯鹼攪和在一起。就算我有意識，頭腦也不總是清醒的。這群人找我幹嘛？他們舉到我眼前的公文又是什麼？他們幹嘛把我推到一旁？為什麼他們看起來像是飛撲向獵物的蒼鷹？

　　那兩個走到我母親鋼琴旁的男人想做什麼？這一定是搞錯了！這是小偷的行為！這是在盜墓！他們在打包她的鋼琴！我的母親才剛死不久呀！那是她的鋼琴！她曾經坐在這架鋼琴前演奏和唱歌！我彷彿還看見她坐在那裡，我還在聽她彈奏呢。她多麼會彈、多麼會唱！我靠在客廳的牆上，身上還穿著睡衣而且一臉驚恐。

　　那兩個男人把鋼琴用束帶捆好，然後扛起鋼琴，一邊吃力的喘氣、一邊拖著沉重的步伐舉著鋼琴走出去。第三個男人抓了兩張椅子，把它們背靠背排好，接著又抓了另外兩張，一樣背靠背排好，然後便右手、左手各兩張搬走了所有四張椅子。我們所有的椅子！

　　他們顯然正在我面前清空父母親的住處。雖然我仍舊毫無反應的靠在牆邊，但是我漸漸搞清楚狀況了。我目睹著這一切，他們越是搬出東西，我越是往心裡退縮。啊！那是我父親的喇叭！那是對我來說很有紀念價值的東西。他的手風琴！帶著恐懼和錯愕的心情，我終於看明白他們在做什麼了。那張沙發！那是我的沙發，我還小的時候，如果爸媽不讓我睡在他們床上，我就會睡在這張沙發上，因為我沒有自己的床。

　　這些家具會被送到某個倉庫。我也只知道這麼多，法院執行員好像跟我說了很多次。但是沒有人告訴我倉庫在哪裡、家具會被保管多久？也或許是我自己沒聽進去。就如同我沒會意到今天法院執行員要來，而且還早就通知過我了。就在四月一日這一天，在專門整人的這一天，所有我重要的東西都要從住處裡消失。

　　這其間我已經穿好衣服，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穿衣服，感覺就像在作夢般不真實，可能我覺得很冷吧，我已經記不得了。我繼續靠在牆邊，有某個人問我衣櫃的東西是不是我的。看起來像是年輕人的衣服，沒錯，那應該就是我的東西了。還有浴室裡的東西，那也是我的嗎？現在終於輪到我自己動手了，他們要我打包想帶走的東西。執行員要我「十五分鐘後結束動作。」整個過程中他一直交叉手臂看著我。那兩位員警早就離開了，他們一定是怕我可能會情緒崩潰而採取暴力手段、衝向綑綁家具的工人，或是從他們手中搶回最後一張地毯或最後一個湯鍋。但是我的表現正好相反，我按照他們的指示替自己準備了兩個塑膠袋。沒錯，我準備了兩個塑膠袋，而且是用兩個袋子套成的雙層袋。它們可不能破掉，我要把它們塞滿，這樣至少還能救出幾樣物品——要是放得進去、而且允許我帶走的話。因為法院執行員很仔細的觀察我打包了哪些東西，例如，母親的飾品就被他扣押了，因為屋內清出的物品也屬於查封的範圍。他說允許我帶走已故雙親的結婚戒指就已經非常厚道了。

　　一雙鞋、一套換洗衣物、牙刷、刮鬍用品和浴室裡的一條毛巾就裝滿了一個袋子。另一個袋子我用來裝兩本相簿、一些文件、我的出生證明、兩只包在紙裡的婚戒、母親的一個手鐲，和父親的一支廉價手錶，貴的那支被扣押了。嚴厲的執行員甚至不准我帶走自己的鼓棒和隨身聽。我只能帶走二十馬克01，剩下的現金則做為從我身上扣押的財產，隱沒在這位公務員的公事包裡。

　　在我打包的時候，公寓已經被清空了。搬運工的腳步聲迴盪在牆間，這聲音聽起來空空的。沒有人掃地，因為房子只要清空就好，不用打掃乾淨。我還杵在屋子裡，成了留在屋子裡唯一一個還值得一提的東西。執行員輕輕推著我走出去。搬運工人的貨車停在外面，引擎沒有熄火，貨車吐出一團烏煙。「你的袋子。」執行員說。什麼？對啊，我的袋子。我抓起袋子。「鑰匙。」執行員說。我把公寓和大門的鑰匙交給他。這位國家公權力的執行者鎖上了兩道大門——通往我父母親住處的家門和公寓大樓的大門，接著便把鑰匙收進公事包。「再見，好好保重。」他說，講話的語氣就像是一位同窗。我搖了搖頭，沒辦法跟著他走。他再次輕推著我走下樓梯，接著便坐進自己的車。

　　我沒有家了。

　　我回頭望了一眼父母親的家。這是一棟灰色的醜陋大樓，坐落在曼海姆（Mannheim）某個醜陋的街區。在這座萊茵河和內卡河流經的工業城市中，這樣的房子比比皆是。貨車和執行員的汽車都開走了。我異常的清醒，卻在溫和的春日早晨凍得全身發冷。手錶的指針指向十一點，清空住處的工作並沒有進行得太久。我開始慌張，並覺得憤怒，我的世界崩毀了。我人站在外面，被圍繞在一股蕭瑟的自由氛圍中，那是我截至當時為止，即使遊蕩過這麼多地方、多次露宿在外也不曾嘗過的滋味。我感到舌尖上一陣苦楚。

　　社會局的辦事員從今年初開始就不斷提醒我必須尋找新住處，一個小一點、也便宜一點的公寓。但是我不想，而且我也做不到，因為吸毒的關係我的頭腦總是意識不清。我後來才知道我當時根本沒必要搬出去，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人總是要經過時間的歷練才會變得聰明。關於我被趕出公寓其實是社會局辦事員個人的武斷決議。他大可以允許我繼續住下去，這個選項其實也在他的決議空間裡。「空間」，真是一語雙關，他的決議空間內竟容不下一塊為我擋風遮雨的地方。父母親的公寓對我意義重大，這塊屋頂替我遮蔽了目前為止的風風雨雨。“Your last shelter.”（這是你最後的避風港），父親一定會這麼說。有時候我們也用英文交談。

　　從這一刻起我便被送上「三十年戰爭」的戰場，一場在街頭掙扎活下去的戰爭，但是當時的我尚未意識到這件事。「三十年戰爭」，這個詞會是我後續人生的隱喻嗎？或許不是在我被趕出去的當下，但是戰爭明天就會展開。戰爭即將開始，搞不好三十年後也還沒結束。

擁有越少越幸福？

　　彷彿被麻醉似的，我提著兩個塑膠袋漫無目的地走在街上，袋子裡裝著我目前僅剩的重要財產。我失去了我的沙發，每當我走投無路時至少還能回到這張沙發的懷抱。沒有鋼琴、沒有喇叭、沒有房間、沒有廚房、沒有浴室、沒有自來水、沒有廁所，也沒有音響。沒有音響！沒有無線電接收器！甚至沒有半本書。我是看得懂字的，雖然我總共只念了四年小學，但是我很喜歡看書，前提是我的頭腦處在清楚的狀態、而且有看書的興致。我又不是笨蛋。

　　曼海姆我很熟，總是把外地人耍得團團轉的棋盤式街道對我來說完全不是問題，但是現在的我卻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我緊抓著兩個塑膠袋，沒吃也沒喝，只是不斷的晃來晃去。晚上時我來到U5區，這裡有一個遊民收容所。看門的人並沒有特別不友善，他的問題不多，我的問題也不多，我提起兩個塑膠袋讓他看，嘴裡嘀咕著被強制搬遷、沒有床睡、一無所有了等字句。曼海姆替有類似遭遇的人提供了一處過夜的場所，也就是U5區的收容所，收容我和我的兩個塑膠袋，也收容其他的遊民和他們的塑膠袋，或是其他裝著他們身家財產的容器。

　　這裡有吃的：食堂裡有三明治，也有喝的：水果茶。我沒有帶酒，我在市區遊蕩時完全沒有想到這回事。吃完飯後我被指派到某間臥房，和另外十九個男人擠在同一間。我看了看，每個人分配到的空間不足一平方公尺，稍微轉個身就會撞到別人。

　　房裡有十張上下舖床，還瀰漫著一股臭氣，臭氣和我嘴裡殘留的火腿麵包味混在一起。其他人發出的吵鬧聲、叫罵聲和鼾聲刺進我耳裡。我搶到一張位於下舖的床，精疲力盡的倒到床上，兩個袋子放在床尾。我沒有跟任何人說話，也不想聽任何人說話，我忽略所有的咒罵、叫囂和哀號，不久後就睡著了。

　　隔天一早我醒來時，塑膠袋已經不在位子上了。我從床上彈起來，覺得床墊、床單和被單真是令人作噁，所以我昨晚根本沒脫衣服就睡覺了。塑膠袋也沒有在其他地方。袋子不見了。我對著還在房間裡的兩、三個男人大吼，他們只是聳聳肩並對我冷笑。其中一個嘴裡還喃喃的說「怎麼會有人這麼笨，這裡又不是保管提袋的地方。」我趴到每一張床下找、掀開所有的被子、把枕頭甩到一旁或是丟到地上。什麼都沒有！一股冷顫頓時從雙腿爬上胸口、再竄向臉頰。除了我身上穿的衣服，袋子裡裝了我所有僅存的物品。我的腦海開始湧現各種回憶，但是失去了這些東西，回憶還能長存嗎？我不是佛陀，我當時才二十一歲而且還有毒癮。我想起昨天被趕出家門時，我把最重要的回憶也一起帶上了：幾件廉價的飾品和個人物品，有些是我父母的、有些是我的，還有家人的照片以及我小時候的照片。現在我什麼都沒有了。

　　我跌跌撞撞的走出去，離開這個散發流浪漢臭味的房間，去找收容所的看門人。他窩在管理室內等下班。我沒有哭、也沒有大聲哀號，我還知道要自重，但是情緒已經瀕臨崩潰。當我問看門人有沒有看到誰提著我的袋子走出去時，憤怒的情緒便瞬間爆發。他看我的眼神好像是在看小孩，問他的問題彷彿是「請問長得像黃色起司的月亮剛才是不是從這裡滾過去了？」他搖著頭說，這裡有二十幾個袋子經過，每個人手上都提著袋子，你到底把這裡當成什麼了？然後他說我是自作自受，要是我小心一點就沒事了。

　　接著我就喪失理智，開始大叫、踢他的門，我叫他滾出來、我要打扁他，為什麼他沒有事先警告我？我對著他叫：「你這頭豬，我要打爆你的頭。」他並沒有從狹窄的管理室走出來。我很高大、又很強壯，我想找個人把所有的怨氣發洩在他身上，如果他真的走出來那他大概是瘋了。他繼續留在管理室內，禁止我再進入收容所。

　　我繼續大吼大叫，他於是隔著透明櫥窗對我說：「你可以繼續留在這裡沒關係，但是我要叫警察了。」所以被強制搬遷的隔天清晨六點鐘，我一個人站在外面，失去了一切，只剩下我身上穿的衣服和二十馬克。外頭是車潮在喧囂，我的腦中則是自由在喧囂，沒有房子的自由、身無一物的自由。那些東西昨天都還屬於我，現在的我真的了無牽掛了。

　　好幾個小時後（還是好幾天後？）我才打電話給法院執行員，暗自希望他能幫幫我。我聽他說話的語氣，就能想像他一邊講電話一邊翻白眼的樣子，好像我想要搶回父母親被充公的財產似的。他要我去找警察，因為這是警察的職責範圍，至於曾經屬於我的財產，則想都別想。

　　我一直都沒有很喜歡去警察局。我逃家的時候警察總會把我逮回去；每當我喝了酒或吸了毒搖搖晃晃的走在街頭時，他們則會把我攔下來臨檢，態度也不是特別友善，不過大概也是因為我看起來讓人很不舒服吧。儘管如此，我還是走去市中心的派出所。派出所位於G4和H3兩區的交界處，坐落在曼海姆市中心某棟四層樓高的樓房中，這是二戰後重建的大樓，一點生氣也沒有。

　　我站在櫃檯前，櫃檯後穿著制服的員警漫不經心的聽著我說話。他對我說大家都知道收容中心扒手很多，我也幫不了你。他對我說明這段真理時一點情緒起伏也沒有，只不過是個照章行事的公職人員，他的年紀大概是我的兩倍，對兩袋被偷的塑膠提袋自然無動於衷。我繼續盯著他，他於是問我還想知道些什麼嗎？我點點頭，說我要報案。「這根本是白費力氣，寫了也是白寫。」他說話的語氣充滿權威，他沒有把話講得那麼白，但是我知道他不想替我做筆錄，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小偷是誰。其實他也沒錯。只不過是兩袋裝了無關緊要的雜物的塑膠袋，又不是什麼貴重物品。死人的婚戒有什麼好稀罕的？更何況是相簿？

　　所以我什麼都不能做就離開了，我只能認命，只有我一個人在乎我失去的東西。街道看起來和平時一模一樣，人們走過我的身邊、車子從這裡開向那裡、還有幾個騎腳踏車的人和一輛大卡車。距離我兩棟房子遠的地方蹲著一個乞丐，他正在為他的下一瓶烈酒籌錢，或是下一餐？我又知道什麼了，我突然開始害怕自己的下一餐會吃不飽。

　　我看也不看乞丐一眼就從他身邊走過，走得遠遠的，去哪裡都好，反正我已經被禁止進入收容所了。被強制搬遷的第二天我繼續毫無計畫、漫無目的的遊走在曼海姆街頭。為什麼我不去投靠朋友？為什麼我不去女朋友家過夜？我不想對任何人敞開心房嗎？難道我對自己失去住家且一無所有的赤裸感到羞恥嗎？

奢侈的福利

　　對，我對自己身處毫無庇護的狀態感到羞恥。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人需要幫助的時候，只能死纏爛打或是低聲下氣。這太難了，躺到公園的長椅還比較簡單。不，其實也沒有那麼簡單，在公園大家都看得到你，一點遮蔽也沒有。我又不是流浪漢！

　　接下來幾天，我如果躺到公園的長椅上休息，時間都不會太久。至少我自己覺得只有幾分鐘而已。因為躺在公園長椅上的人隨時都會被驅趕，跟流浪狗沒什麼兩樣。不過我躺的時間可能也更久，搞不好我還睡著了。然後又自己嚇醒過來，在別人罵我是癩皮狗之前我就嚇醒了，接著便快步離開。公園的長椅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點我很清楚。

　　成了「真正」無家可歸的人、並在遊民收容所經歷悲劇的一晚後，我繼續失魂落魄且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忘記自己還是青少年時就露宿過街頭、忘記自己曾經和龐克人流浪好幾個月、忘記在街上生活對我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這些經歷好像都被抹去似的，曾經擁有的安全感也被一股深淵般的無助給取代。我失去了動力，連吸古柯鹼也幫不了我。古柯鹼只是讓這團迷霧更濃厚，我像一個幽魂迷失其中，不僅失去了家，也幾乎失去自我。

　　為什麼我沒有在第二天夜晚來臨前，到衣物發放中心領些必要的衣服？為什麼我不替自己弄個被子或睡袋？失去父母住家這個棲身之所對我的打擊太大，以至於什麼事都做不了，所以我只是繼續穿著身上僅有的衣服等待第二天夜晚的降臨。當天色變暗時，突然下起一場大雨。春天的天氣就是這麼變化不定，我只好趕緊躲到某個臨近的電話亭，一整晚都沒有離開。我蜷縮在電話亭，坐在水泥地上凍得全身發冷，薄薄的金屬牆和玻璃門只能遮擋外面的風雨，卻無法抵擋寒氣入侵。我睡著、然後嚇醒，再度睡著、又再度嚇醒，處於半睡半醒狀態。以前，應該有好幾年了，我好像也曾經在電話亭過夜？我全身上下的每根骨頭、每塊肌肉都在痠痛，明天早上我還會活著嗎？

　　另一天過去了，第三天晚上我又來到電話亭，繼續在這裡過夜。我還是沒有被子，也沒有睡袋。第四天無情的從我身上輾過，也結束了。第五天也一樣。我用內卡河的河水清洗自己，拿一個瓶子裝自來水刷牙。我一天比一天狼狽，一個禮拜後看起來就和流浪漢沒什麼兩樣，我以前還以為流浪漢屬於另一個更底層的世界，現在我也成為其中一份子了。其實也不算，因為我是自己一個人，流浪漢至少還擁有彼此。

　　一個禮拜後我用盡僅存的氣力走去社會局，找把我從父母住處強制驅離的辦事員。我必須先在辦公室外面等候，長廊邊擺了一排樣式簡單的木頭椅子，我就坐在其中一張木椅上等他。他終於叫我進去。「您現在是以為我明天就會派一處舒適的公寓給您，我說的對嗎？」我什麼都沒說他就先開口了。「那您應該要早一點來啊，布洛克斯先生，是您自己拖到最後一刻才搬離住處。現在就只能承擔後果。」我結結巴巴的說我已經不行了，需要協助。我還跟他說我有毒癮，辦事員其實早就知道，他說我當然不能繼續這樣下去，尤其是現在這種情況更不行，至於協助？「布洛克斯先生，您必須耐心等待。有提供過夜的收容所，這您也知道。目前我們沒辦法提供其他協助。」說完這句話他就走向門口，打開門把我推出去，我們兩個都還站著，我們從頭到尾都沒在他的辦公室坐下來。

　　在這之後整整過了十四天我才走進遊民收容所，並給自己弄了些衣服和一個睡袋。整整三個月後我才去投靠我以前的養父母——穆勒夫婦（Müller）。這時候的我已經從頹廢的深淵爬出來，去投靠他們已經不會讓我感到羞恥。我甚至已經習慣一個禮拜去兩趟曼海姆—瓦爾德霍夫（Mannheim-Waldhof）的赫舍爾游泳池（Herscheldbad）盡情沖澡。我又開始正常進食、正常呼吸。雖然一樣是無家可歸，但是我已經不是最底層的遊民了，我已經回升到倒數第二層。

　　威利．穆勒（Willi）和瑛格特．穆勒（Irmgard）是一對年近六十歲的夫妻。威利和我父親從一九五○年代就認識了，他們的友誼一直延續到我父親過世。這應該就是穆勒夫婦之所以領養我的原因吧，當時我十二歲，而我的家已經不像個家。那時父親還剩一年的時間能活。穆勒夫婦沒有孩子，更確切的說，他們有過一個小孩，但是他很早就過世了。我住在穆勒家時，他們把我當自己親生的小孩對待，舉止間充滿了愛意。將近十年後，當我再度出現在他們家門前尋求協助時，他們又對我伸出援手。不過這只是一趟短暫的來訪，我在街頭和收容所度過這麼多日子後需要喘一口氣。

　　雖然我在收容所過夜的第一個晚上就遭竊，但是後來我還是去了收容所，K4區有另外一個提供給我們這種人的收容所。沒錯，我剛剛說我們這種人，雖然我還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是社會邊緣人，但是也只能這樣了，我已經不會再反駁了。有時候我還是會被羞恥心擊垮，覺得自己失去了一切，沒有人需要我，我是個失敗的人，一點價值也沒有。

　　想要住在K4區的收容所必須履行一定的服務工作。白天我們會被分配清潔工作，例如換床單、洗碗盤、清洗市政府的車或是打掃公共廁所，這樣可以賺五馬克。不過我們也可以選擇在早上六點的時候到勞動局位於港口的支部報到。我也去港口工作了幾次，一天可以賺二十至三十馬克不等的薪資，如果能出示學徒證書，薪水就會再多幾馬克。但是這麼好的差事勞動局一個月只允許我們四次。當然，為了讓我們不至於餓死，社會局會發給我們這群遊民每日津貼。要領津貼就得去C7區的發放處，櫃檯的開放時間是早上八點至十點，帶證件去的話可以領到十五馬克左右的津貼。

　　幾個月後我開始乞討，因為我的社會津貼又被刪減了。我罵了K4收容所的管理員，他負責指揮所有曼海姆遊民收容所的遊民，並指派遊民例行工作。我之所以罵他，不只是因為他說我們這些遊民錢領的太爽，也因為他把我們當下人般使喚，而且非常瞧不起我們。

　　某天早上他又大搖大擺的踏進吃早餐的房間，對著幾個還窩在座位上、一臉病懨懨的人大吼大叫，然後就指派我去掃廁所。只能用冷水，不能用清潔劑，這是他一貫的命令。另一個同樣被他鄙夷的女人則被他派去掃女生廁所。「不過呢，」他奸詐的笑著說：「打掃廁所前先跟我到旁邊一下。」她有一雙明亮卻悲傷的雙眼，她的頭髮沒有糾纏在一塊。打從她第一天來到這裡就很顯眼，因為她像個灰姑娘般把自己打理得乾乾淨淨，姿勢也總是端端正正。她拒絕了管理員提出的性服務要求，不過比起憤怒，她好像覺得更丟臉。但是她的態度很堅決。我聽到他們的交談，接著我就對管理員破口大罵，我罵他是「豬公投胎轉世」，這句話我放在心裡很久了。為了這句疑似違反動物保護法的發言，這名公務員刪減了我的社會津貼，現在我只能領十馬克，而不是原先的十五馬克，處罰時間長達三個月。

再度受庇護

　　我盡可能迴避去市立收容所過夜。我在外面打地鋪，又開始露宿街頭。如果天氣變冷，就找個暖氣通風口睡在上面，要不然就縮在某個電話亭裡，雖然不是很舒服，但是對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來說算得上是私人空間了。缺點是如果有人急著要打電話就會踹門把我叫醒，時間通常是在半夜或清晨。這時候我會驚慌失措，不知道身在何處，需要一點時間才能搞清楚狀況，調整筋骨吃力的站起來。這時我總會想，搞不好睡在臭氣沖天的收容所還好一點，反正我也沒有東西能被偷了。在這一段不是露宿街頭、就是寄宿收容所的日子，多虧有毒品我才不至於崩潰發瘋，還是說其實是因為毒品我才會深陷在困境中？

　　在曼海姆流浪的頭兩年，收容所和街頭的暴力環境總是逼得我快喘不過氣來。雖然對暴露在暴力的狀態很憤怒，我卻沒辦法讓暴力從這個世界上消失。暴力依然存在。暴力有時來自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遊民、有時來自機構的管理人員，或是某個不知名的路人——暴力經常侵襲遊民的日常生活。當然，每個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會遭遇暴力事件或挑釁，不管是在街頭、職場，或是酒館。但是一個有家的人可以逃回家尋求家的庇護和慰藉，在家裡重新平復自己的心情。前提當然是他自己的家沒有暴力侵擾的問題。

　　但是沒辦法逃回家的人就無法躲避他人的攻擊。暴力無所不在，有的會真實上演，有的則是潛伏的危機。無法撤退回家的人（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自己的家）就沒有庇護，他們無時無刻暴露在充滿威脅和暴力的現實環境中；他們無法從家獲取能量平復心情；他們沒有可以安靜休息的地方，不能用被子蓋住頭、靜靜的一個人獨處，一點喘息的空間也沒有。他們內心深處的情緒水平會徹底失調，往天平的一端深深下墜，墜入不安的無底洞。恐懼將如影隨形。你如果不能適應暴力的環境，日子就會過不下去，而為了生存我只好選擇適應。

　　我和收容所大多數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有一個避風港，一個我不時能靠岸的避風港：穆勒夫婦。每當我覺得自己快不行了，收容所和街頭的生活快讓我崩潰時，我就會去按他們家的電鈴。他們總是會開門，甚至沒問過我為什麼過了三個月才來找他們。他們就只是幫我，一句責備的話也沒說。

　　儘管我的人生歷程明明就有很多可以責備的地方。例如一九八七年時，這是我成為遊民的第二年，我因為販賣毒品被抓去坐牢，關了四個禮拜。我已經不記得是不是對穆勒夫婦隱瞞了這件事。但是他們兩個的歷練夠豐富，每當我帶著興奮異常的情緒、睜著瞳孔放大的雙眼出現在他們家門前，身為他們的養子，他們只要看到我的鼻頭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還是會讓我進去洗衣服，給我吃吃喝喝。我會睡在小時候就躺過的床上，隔天一早換上前一次丟在他們家的換洗衣物，然後又出門了。不過當然是吃完早餐才出門，這頓早餐至少可以讓我飽足的度過前半天。

　　但是我應該要懂得感激，而我也是懂得感激的人，寄宿在穆勒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已經是成年人了，必須重新振作，自立自強。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我看到地平線的那一端露出曙光。這時我已經在曼海姆的各個遊民收容所來來去去了兩年，我是它們的老客戶，也是公園長椅和親愛的穆勒夫婦的老主顧。我已經兩年一無所有了。其實有啦，我有一個旅行包，側揹的那種，裡面裝著雜物，我又有了自己的隨身聽、幾捲錄音帶和一些清潔用品——在流離失所的一生中我都非常重視個人清潔，所以別人不會再把我當成流浪漢了。而且養父母家總是有乾淨的換洗衣物在等著我。

　　當我回首這段時光：接受必須在街上生活的事實，克服露宿街頭的種種挑戰，甚至試著駕馭自己的人生。我覺得自己雖然在這些年練習了這些事，卻始終沒能學會。我還是過得一團糟，吸毒後到處亂跑，無所事事，很多時候我其實是存活了下來，而不是在生活。

　　後來我終於有了自己的小公寓——我在市政局的請求和懇求終於發揮效用，這是我成為遊民後第一次被屬於自己的四面牆環繞，這個讓我喘息的地方就位於曼海姆的弗里德里西區（Friedrichsfeld）。這套公寓是市政府承租給遊民短期居住用的，總共可以住六個月，有點像是一段暖身期，遊民可以在這裡專心準備邁向另一段全新且穩定的人生。半年後提供給遊民的補助和免費公寓就會結束，如果到時候還是沒辦法靠自己站起來，就是再跌回去罷了。

　　當我把鑰匙插進鑰匙孔、轉開大樓的大門時，我的心撲通撲通的狂跳。這將是我重返正常人生的第一步嗎？我的公寓是地窖房。我走下階梯，打開公寓的門——儘管外面是大白天，房間卻是一片黑暗。地窖房，原來如此，就是地下室的意思！至少我的公寓確實是一個地下室。我幾乎看不到日光，除非我把頭高高抬起來、透過狹窄的窗戶縫隙往上看才看得到，算了，至少我可以直接看見大樓後面的綠色草坪。我不想當一個不知感激的人，看了看四周，家具也還可以，反正我家也從來沒用過設計家具，我們家的東西不是來自大型垃圾場、就是別人送的。

　　我搬進來沒多久後，室友也搬來了。是一個酒精成癮的傢伙，跟我比起來也沒好到哪裡去，我是古柯鹼成癮。第一次見面，事實就很明朗：我們話不投機。和他一起住在地下室的六個月，我們的對話搞不好沒超過二十句。我們各過各的，只有打掃工作會一起做。有一個專門的社工人員會來監督我們打掃，說不定他其實是一名清潔人員，因為他的工作只是一個禮拜來一次公寓檢查環境整潔，然後他就會叫我們去打掃，因為在他眼中公寓永遠不夠乾淨。他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因為我們兩個都不想被提前趕出公寓。其他時間我們都是自己一個人，各做各的事，意思就是他酗他的酒、我吸我的毒。

　　我的公寓甚至有一道通往後院草坪的門，浪漫一點的人可能會在這塊狹長的草坪上擺放桌椅，不過這裡沒有桌椅。但是我的運氣很好，因為再往上兩層樓住著勞菲爾德太太（Frau Raufelder）和她的兒子沃夫岡（Wolfgang），她兒子的年紀跟我差不多。

　　我搬進來幾天後，勞菲爾德太太和我搭話。那時候我正在給自己的信箱裝名牌，就裝在我室友的名牌旁邊。「布洛克斯先生？您是內卡城（Neckarstadt）布洛克斯家族的親戚嗎？」她問道。我說對，我們是親戚，但是我是在曼海姆—秀瑙（Mannheim-Schönau）長大的。她笑了笑，便問盲人布洛克斯是不是我爸爸，如果是的話他過得怎麼樣。我點點頭說，對，我是盲人布洛克斯的兒子，但是父親已經不在了，他十一年前就走了，母親也在三年前跟著去了。勞菲爾德太太很吃驚，從此以後便對我照顧有加。

　　我第一次上樓去她家時（因為她再三邀請我去她家吃午餐），她告訴我是怎麼認識我父親的，事實上她只是聽說而已。勞菲爾德先生也已經過世好幾年了，他跟她說了很多我父親的事，因為他們兩人都是社會民主黨的同志。父親雖然不是活躍的黨員，但是每個月都會用退休金按時繳納會費。勞菲爾德先生生前經常和父親碰面，用黨內的話說是「輔導」。她先生的照片就擺在廚房的櫥櫃上，不過我從來沒有在家裡看過長得像他的人。

　　幸好有勞菲爾德太太和穆勒夫婦這樣的好人，是他們幫我免於不斷在社會底層沉淪的命運，或許也是因為他們，我才能活到現在。他們是幫助我停止漂泊的船錨，在他們搭建的避風港讓我得以脫身上岸，可以在他們家取暖、過夜並換洗衣服，有時候他們甚至會偷偷塞錢給我。他們是好人、善良的人，但是我的毒癮就是戒不了。

註釋

01　馬克（Mark），為德國使用歐元前的法定貨幣，一歐元約等於兩馬克。一歐元約三十六塊台幣。

吸太多毒

——我的吸毒人生

　　儘管有勞菲爾德太太的關懷、也有屬於自己的住處，我還是無法重回正軌。回哪條正軌？一條通往未來的正途？這條路無論是在我的幻想世界或是現實生活都不曾出現過。我繼續在毒品圈裡打轉，每天不是在交易毒品就是在吸食毒品。有了公寓後，情況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更糟。半年的時間很快就來到盡頭——真的假的，我完全沒有發現，察覺外界的變化不是我擅長的事，更何況我時常處於意識不清的興奮狀態。我被趕出屋外，不能延長居住。但是我馬上就被帶往下一個住處，只是這個住所也沒有好到哪裡去，比我的地下室還糟，但是比收容所好一點。我被分配到曼海姆男子宿舍的一間單人房，就在托瑞克街（Toräckerstraße）上，我不用再跟別人分享房間了，但是我得跟無數的蟑螂住在一起。而且K4收容所的那頭豬又重新成為我的監督人。

　　我的情況急轉直下。一九八九年初因為販毒又吃了一次官司，這一次我得服刑八個禮拜，因為繳不出罰金。但是我只被關了六個禮拜，因為穆勒夫婦繳了最後兩個禮拜的罰金把我保了出來。但是出來後我能去哪裡？我的頭腦還是一團混亂，我最擅長的事就只有吸毒，還有在市區亂跑亂竄。

　　吸毒的時候，我可以發瘋似的徒步走上好長一段路，就跟馬拉松鐵人一樣。需要休息的話我就搭霸王車，所以我不僅是曼海姆公共運輸公司（MVG）、上萊茵鐵路公司（OEG）、路德維希公共運輸公司（VBL），和其他大眾運輸公司的常客，也是警察局的常客。警局裡有我搭霸王車的所有紀錄，而我從來沒付過錢。

　　有時候我也會下西洋棋，而且下得還不錯。古柯鹼會使人產生一種「我可以超越自我」的幻覺，我的棋是真的越下越好。我三不五時就會跑去桑特豪芬（Sandhofen）的西洋棋俱樂部，以訪客的身分下幾局棋。沃爾特．邁爾（Walter Maier）有好幾次和我相對而坐對弈，他是西洋棋好手。有一天他跟我說今天是他最後一次來這裡，因為他被趕出俱樂部了。我問他為什麼，是不是因為他偷了俱樂部的獎盃？啊，我忘了俱樂部根本就沒有贏過獎，還是因為他吸毒？我覺得我的話很好笑。他還真的笑了，他說是因為政治因素才被趕出去的。他是德國共產黨（DKP）的黨員，這讓俱樂部的理事長覺得很不妥。我覺得這個原因真的很可笑，但是是不好笑的那一種。他好像很驚訝我這麼明確的表態站在他那邊，所以就開始對我釋出善意。他後來還介紹我和黨主席赫伯特．密斯（Herbert Mies）認識，黨主席就住在我父母家附近。不久後密斯先生邀請我到他家作客，他家是一棟獨棟建築，裝潢相當簡樸。他當工人的時候並沒有賺大錢，成為記者和黨內幹部後也沒有。我對他家客廳的書櫃印象特別深刻，還有他和家人對待我的態度是那麼懇切真誠。

　　但是我對政治實在不怎麼感興趣。無論是勞菲爾德太太的兒子（他是一名積極的綠黨黨員，後來甚至成為曼海姆的市議員）、我身邊的社會民主黨黨員，抑或是共產黨都沒辦法幫我脫困。就連西洋棋也只是我人生中的一小段插曲，我人生的主旋律是一段下坡。

　　就有毒癮的人而言，我的第一段吸毒生涯已經結束（這是許多有毒癮的人都走過的路），也就是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九年時，我因為販賣毒品分別被關了四週和八週。販毒只不過是在賺取自身所需，很多吸毒的人都會這麼做，如果不屬於大盤商或是已經吸毒吸到半死不活的話就會這麼做。我算是毒販圈的中產階級吧，從事交易是為了替自己賺取免費的毒品，或是打平收支。七○年代初或末期，我一個禮拜只要吸幾克古柯鹼就好，但是後來我每天都要吸一、兩克，那時候的價格大約是七十至八十馬克。真他媽的有夠貴，社會局的津貼根本不夠用，就算志願去做勞動服務賺的錢還是不夠——那種提供（或逼迫，視各個單位的作風）領社會補助金的人做的勞動服務。到了八○年代中期，我每週至少花五百馬克吸毒，一個月下來花費超過兩千馬克，金額非常可觀。

　　我第一次抽大麻是十二歲的時候，三年後我開始吸白色粉末。很快的，我就擺脫不了這種提神毒品，只要不吸就會出現嚴重的戒斷症狀，痛苦不堪。我越來越常吸食這種化學興奮劑，它讓我強大，我變得強大、強到無人能敵，而且沒有極限。但是，古柯鹼也讓我陷入憂鬱的無底深淵，和焦慮的痛苦中。

　　我和美軍軍營一直有聯絡，還是小男孩的時候，常常陪父親去那裡演奏音樂，因此我有管道接觸到有經濟能力的顧客。有些士兵以前就認識我，有的是聽說的，他們都知道我是瞎子鼓手兼喇叭手的兒子。從一九八○年代初，我就是這些人的藥頭，可靠又快速，雖然和法蘭克福（Frankfurt）的競爭者比起來可能開價稍高。但是想跟法蘭克福的毒販買毒品得自己去，運氣不好的話會拿到不純的貨，運氣再差一點的或許還會被偷、被打，甚至是身敗名裂。

　　相較之下我人就在曼海姆，而且我賣的貨自己也在吸。也就是說要賣給客人的毒品我都先試過了。而且我有經驗，知道怎麼分辨貨物的好壞，所以很少會上當拿到劣質的毒品。

　　跟很多人一樣，我是被稍微年長的吸毒者引誘吸毒的。他是頭卑鄙的豬，一心只想要擴大客源；一頭差勁的豬，就算是未成年的孩子，他也會毫不猶豫的送他們上水深火熱的毒品天堂。雖然我之後也販毒，但是至少不碰未成年孩子，這是我的禁忌。有些毒販會在學校前面晃來晃去、或是埋伏在某個地方等孩子經過，他們用免費的毒品誘騙兒童，目的就是要讓這些孩子染上毒癮。要是讓我看到這些毒販，我一定會立馬打斷他們的骨頭。

　　我很早就開始和合法毒品打交道了。父親每週二、週五都會讓飲料商送啤酒到家裡來，其中還有母親的葡萄酒。我偶爾會偷喝父親的啤酒，他不知道，反而懷疑是母親偷喝。後來我被母親逮個正著，被惡狠狠的修理了一頓。父親則反對用暴力解決問題，所以只是口頭責備。其實我是想透過喝酒體會他們的心情，因為他們都靠喝酒來遺忘戰爭時期的恐怖記憶，或者說，他們試著遺忘戰爭時期的恐怖記憶。雖然我根本不知道戰爭時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我開始偷喝啤酒的前幾個月曾經問過父親這個問題，那時他是這麼回答我的：他要麻痺戰爭帶給他的陰影，戰爭的殘暴在他內心肆虐。我問他，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喝酒來忘掉育幼院對我的施暴和羞辱？他說不行，因為喝酒是成年人用的方法。我喝酒被抓包以後，啤酒和葡萄酒就被鎖進地窖，鑰匙則由父親保管。

　　所以我只好偷偷在外面喝酒。不過那時候我只有喝酒，偶爾抽根大麻。一直到父親過世後，我才開始吸古柯鹼。

　　一九七七年九月父親下葬的時候很晦暗，晦暗並不是因為下雨，葬禮的時候總會下雨。晦暗是因為我當時才十三歲，我固執又憤怒的站在一旁用腳踢石頭，但是父親竟然沒有罵我、也沒有吼我，更沒有命令我陪他去軍營演奏音樂。他死了。我不是笨蛋，我知道死了是什麼意思，但是知道和接受之間有一道很深的鴻溝，一道注滿絕望的鴻溝。

　　我蹲在這條鴻溝裡，這時有人朝我撒小白粉。他是住在附近的少年，名叫海納（Heiner），是一個喜歡逞威風的人，當我獨自一人沒有朋友作伴時，他總會稱我是他的好兄弟。他看見我陷在深溝裡不知所措，便在上方揮舞著一小包古柯鹼、可卡因、快克、可樂（Cola）或霹靂粉01，對著底下的我喊道：「送你一包免費的嚐嚐！」我當時一定是點頭了。

　　他用一張遊戲卡把結成塊狀的粉末切碎，就像一個厲害的廚師在切香菜。然後他真的把白粉送給我了，這可是貴重的白色黃金。我照著他的示範把桌上的粉末砌成兩排。「現在把五馬克紙鈔捲成一個小吸管。」他一邊熟練的解釋，一邊捲好他的五塊錢吸管。可是我身上沒有錢，他很大方的遞給我他的紙吸管。我用鼻子吸了第一口，腦袋突然閃現一道白色的閃電，把所有令我沮喪的灰暗想法都給擊退。有一雙溫暖的手，又大又充滿力量，把我高高往上舉起——從地底的深淵舉向燦爛的星空。我再也不是躺在深溝裡一動也不動的廢人了。我充滿了力量，對所有的事瞭若指掌，整個世界變得豁然開朗。

　　這種快感持續了好幾個小時。這段期間我活力充沛，聰明又充滿想像力、行動力。然後我感覺腳下的地板開始碎裂、往兩旁消退，我慢慢的往下沉。又是這道鴻溝！那雙舉起我的巨大雙手消失了。濃厚的煙霧又襲了上來，很快的我就被緊緊包圍，四面是骯髒的牆。孤單又寂寞。

　　海納是我唯一的出路，但是下一包毒品我必須拿現金來換。我想辦法弄到錢也弄到了錢、拿去買毒品了。只是這些錢不是我的錢。

　　錢是偷來的，這也是我成為毒販的開端。我到處偷，只要東西沒有被鎖起來或關起來，我就偷。就算被鎖起來我照偷。不管是左鄰右舍、鄰近商家或遠處的商店，就算是朋友和認識的人我也偷。我用笑容掩飾偷東西時的恐懼和慌張，對很多人來說，我的笑比較像是假笑，狡猾的假笑。但是偷東西總比重新跌進深淵好。

　　我也在自己家裡東翻西找，在我們的小公寓裡偷偷摸摸的走來走去。我們家現在變得比較大了，因為少了一個房客被監禁在這裡。我的母親並沒有因為我們家變寬敞而比較有精神，她更加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變得更憂鬱沮喪，酒也越喝越多，而且她很會打人，這一點我很清楚。但是她也很會唱歌和彈琴，每當她唱歌彈琴時我就不會想吸毒。我不會偷家裡的東西，因為家裡根本沒東西好偷。

　　學校也沒什麼好偷的。頂多就是手提收音機吧，同學的零用錢也沒多少，所以我也沒必要去上學了。反正學校的學籍註銷了。父親還活著的時候我就不是那裡的常客，現在我根本連去都不去。我覺得其他和我同年齡的小孩就像是被棉線操縱的木偶，或上了發條的娃娃，他們的穿著打扮很蠢，嘴裡吐出的童言童語也很蠢，站在老師面前怕得什麼似的，他們在學校學的是要怎麼分辨直角和銳角。而我知道女人的裙底風光長什麼樣子，也知道這種感覺有多麼美好。多虧了古柯鹼，真是太棒了！

　　兒少福利中心把我送去各式各樣的安置機構。我在那裡過得不好，不只是因為住在那裡比較難買到古柯鹼。反正我遲早弄得到毒品，然後就能得到短暫的救贖。所以即使被送去兒少之家我還是繼續吸毒，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止我吸毒。即使兩年後我得知鄰居的少年因為吸毒死掉了，我還是不為所動。他跟我一樣剛滿十五歲。少年的母親跟我說，他是因為用藥過量而死亡的。

　　我依然繼續吸毒，我很享受快感在體內蔓延開來的過程。我感覺自己變得躁動，血壓開始升高，心跳和血液循環也加快。我不想繼續坐著，我起身奔跑。彷彿電影快轉似的，我迅速巡視過我的地盤。有時，房子的外觀乃至於每一個微小細節都清清楚楚的烙印在我的腦海，下一秒卻又全部消失不見。港口傳來的低沉鳴笛聲在我腦中迴盪成一部交響樂。我可以透過鞋底感受柏油路上每一個凹凸不平的地方，以及每顆鬆動的小石頭，這種感覺有時候會痛、有時候又很有趣——接著我又繼續奔竄或翱翔。

　　一直到十或十二個小時後，我的電池沒電為止，一直到我血液裡的超級燃料用完為止。然後我就會開始往下沉，墜落、沉沒的感覺步步逼近。我覺得自己好像剛從旋轉木馬的馬背爬下來，腳才剛接觸到堅硬的地面。但是地面並沒有支撐住我，地面很鬆、太鬆了，墜落和沉沒的感覺不只越來越近，還威脅著我再度落入深溝。我會想辦法在最短的時間內再吸○．二五克，一開始我只需要這個量，一天吸兩次剛剛好。要是身上沒有毒品，我就會跌進死亡的深淵，被烏鴉啃咬02。這首兒歌現在聽起來彷彿是怪獸的邪惡狂笑。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十三到二十五歲之間，我古柯鹼成癮。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真是漫長得不可思議。我就像一隻在籠子裡跑來跑去的老虎，用頭磨蹭柵欄。心血來潮時，我會把自己撞得頭破血流，有時候也會被人家用棍子打罵。那時我一直認為自己孔武有力，我是自由的，充滿了自信而且沒有人傷得了我。要是有人打我我就怒吼回去，然後照樣過我的日子。我一刻也靜不下來，反正我也不需要寧靜這種東西，要我安靜下來理性思考簡直是叫我去死。

　　要是沒有毒品我就會被深淵吞噬。當藥效消退，我又回到深淵，多待一個小時都讓我害怕得受不了。失去古柯鹼製造出的幻想世界，我可能會活不下去。快克讓我整個人心花怒放，我又從深淵爬出來了、甚至是飛出來。我變得既興奮又愉快、對生命充滿了渴望，這種感覺是我在家裡和育幼院從來沒有經驗過的。

　　吸毒的這段期間我甚至開始學格鬥，沒有任何事也沒有任何人能擊倒我。我學著針對特定部位攻擊，練習弓步蹲，把一般的街頭打鬧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但是我沒有持之以恆。打格鬥賽的時候我很快就倒了，根本沒辦法以此為業，而且固定的練習時間也不符合我的行事風格。不過以我的體格，要嚇阻那些對我叫囂的教練或比我厲害的人，綽綽有餘了。那時的我只要覺得有必要就會動手打人，而我常常覺得有這個必要。我聽說曼海姆的專業拳擊手查理．葛拉夫（Charly Graf）也是這樣，報導也有寫。我喜歡他，甚至很欽佩他，對我來說他簡直是英雄。我不喜歡普通人，也難怪我總是獨來獨往。我盡可能逃離普通人，逃離學校，逃離兒少之家——我一直被兒少之家折磨到十六歲。我也逃離自己的家，雖然母親總是會接納我（如果我有回去的話），但是她從來不關心我。我從來沒想過我們會關心彼此，這個想法實在太不切實際了。母親和我各自運行在兩個遙不可及的宇宙。

　　這些年的痛苦經歷，我一件也沒消化掉。母親的無能、暴力和落寞，兒少之家的蔑視和羞辱，輔導人施加的肢體和心理暴力，還有性騷擾……所有我經歷過的苦難，在我吸毒的這些年一件也沒消化掉。我覺得這些事好像是發生在別人身上。這些暴力經驗聚積在我體內，在我的心靈刮出一道傷痕，就像一台牛車駛過森林小徑時，軟泥地上出現的深刻車痕。這些年來我一直在逃避面對自己的身體和心靈。許多年後我才停下腳步認真感受自己，我不再逃避，我選擇回頭，仔細看看這些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它們又對我產生哪些影響。但是我必須跨出關鍵的第一步，我要掙脫古柯鹼的束縛。那時候我已經二十五歲，母親也早在四年前就離世。

跳橋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在某個混沌又晦暗的夜晚再度現身曼海姆，體內繃緊的彈簧慢慢失去張力，我發現自己站在普法茲橋（Kurpfalzbrücke）上，橋下就是內卡河。不再奔跑了，我放慢步伐，最後終於停下來休息，雙手撐在金屬欄杆上。突然間，我體內的能量全都流失了，感覺自己往地面下滑，只有手裡緊握的冰冷金屬支撐著我不往下墜。

　　盯著橋下的內卡河，河水並沒有照映出我的倒影，反而是把我的倒影捲進灰暗的水流，任其沉沒。我其實可以跳下去，跟我的倒影一樣不著痕跡的沉入水裡。兩個小時前我經過父母親的公寓，一直站在大樓外，直到我意識到自己早就失去這個家。母親已經過世很久了，父親過世得又更早。我應該跟隨他們的腳步跳下去，跳進河裡。二十五年來備受折磨的日子比享受生命的時間多更多，我受夠了。我開始目測要從哪裡撐高身體往外跳，還是要站高一點，踩上欄杆平衡好後，再戲劇性的一躍而下？一輛電車喀噠喀噠的從我身後行駛過橋，下班的車潮已經散去。我感覺背後有兩個路人經過，他們應該有看到我，但是他們就這麼走過了。

　　或許我該試試另一種跳躍，更難的那種。我從來沒有戒過毒，只有膽小鬼才會戒毒，這是失敗者的方法。但是此時此刻我並不覺得自己屬於勝利的一方，而是相反的一方。腳下的深溝又出現了，這道令人窒息、吞滅生命喜悅的深淵，吞噬我的深淵，充滿絕望的深淵。我知道這種感覺，也知道自己有辦法逃離這道深淵，但是藥效過去後我就會發現（而這件事已經發現成千上萬次了），這只是暫時的而已。

　　所以要戒毒嗎？我得尋求別人的幫忙？這個主意實在是太尷尬了。我必須在陌生人面前搖尾乞憐，還要全身脫光光。常聽人家說過程很痛苦，這是歷經過戒毒、後來又重回毒品懷抱的人跟我說的。這種事我才不幹，絕不可能，我絕對不要戒了毒後又染上毒癮。如果真的要戒，我一定堅持到底。沒有毒品也沒有酒精的人生，想到這我就不寒而慄，差點不支倒地，橋上的金屬欄杆又扶了我一把。

　　我不知道是哪個天使從我身邊飛過。我鬆開緊抓欄杆的雙手，搖搖晃晃的走到最近的電車站，用我身上僅存的五馬克買了一張車票。為什麼我的腦海會突然浮現這個地址而且知道怎麼去？我不僅知道怎麼去，也真的坐車去了。去維斯洛赫（Wiesloch）的北巴登戒斷與心理治療中心（Klinik für Suchttherapie und Entwöhnung des Psychiatrischen Zentrums Nordbaden）。

　　我不用全身脫光光讓醫生用診療器戳來戳去，只要在文件上簽名就好，同意我是自願來的、想留在這裡、而且我想戒毒。他們收留了我，因為他們看得出狀況危急。我全身上下都在發抖，得盡快吸一口快克，不然熬不過兩個小時，但是我再也受不了吸毒的自己了。

　　我必須進行十四天的生理戒斷，接下來是為期數個月的心理戒斷，這個過程是在大腦中進行。護士們人都很好，醫生也很親切。醫生冷靜又細心的向我解釋留在戒斷中心的注意事項。他們的語氣一點也不專橫，不會命令我也不會大聲指示我做事。我覺得自己受到尊重，在這裡的感覺很好。他們也一致認為我必須和外界保持距離，直到身體和心靈徹底戒除毒癮為止，否則一旦受到刺激我又會一蹶不振。

　　戒毒有多痛苦必須靠我自己親身體會，沒有人能明確回答我這個問題。他們是這麼說的，但是他們會陪伴我。

　　接下來便開始為期兩週的生理戒斷，我已經全身顫抖的度過前幾個小時了。戒斷的兩週閃耀著一顆非常獨特的太陽，太陽光非常耀眼，短短幾秒鐘就刺得我眼睛睜不開。接著雲層遮住了太陽，太陽光變成混沌的黃色。整整好幾個小時它都不再出現：我喪失了勇氣，痛苦占了上風，靠著醫生開給我的藥撐下去。但是每當我恢復意識，告訴自己要堅持下去，不要再走回頭路了，我要掙脫毒品的控制，這時候太陽就會重新探出頭來。

　　我上吐下瀉，吐得三魂七魄都要飛了，才把吸毒的魂給吐了出來；也拉到要脫肛，才終於把毒癮惡魔給拉出來。我的心跳急速上升，感覺心臟好像要從嘴巴跳出來，我用力的大口吸氣，卻吸不到空氣，肺好像快爆炸了。我被綁在床上，因為我開始大聲咆哮，要是不綁住，我可能會徒手把自己的皮扒下、再把底下的肉從骨頭撕下。這個過程並不美好，一點也不，但是從頭到尾沒有人逼我，是我自己願意、要承受的。非如此不可，因為是我自願的。

　　生理戒斷共持續了十四天，我撐過來了。太陽終於出來了，晚秋時節的和煦陽光，透過窗戶照進我的房間。

　　不，我還沒撐過去，醫生跟我說過了。身體是撐過去了，至少幾乎撐過去了。我的身體已經不再發出劇烈的疼痛來索求毒品，但是它依然渴望毒品，我常常會莫名的憤怒，憤怒完後又鬆一口氣。接下來的兩到三個月，渴求毒品的慾望只是對著我叫囂，不過次數越來越少，後來幾乎沒有了，我終於把體內的毒癮消滅了。

　　吸古柯鹼的時候，古柯鹼會壓榨身體細胞所有的能量，產生活力充沛的現象與假象，所以不吸古柯鹼的時候會覺得很疲累，身體的疲累和精神的疲累。我必須學著適應，適應沒有那麼強壯的自己，因為我不能再靠吸毒振奮精神了。我的雙眼不再散發咄咄逼人的銳利光線，全身的毛細孔也不再噴發熊熊的火光。取而代之的是普通的日常生活。我和中心的專家對談，也和其他正在戒毒的人談話，我學到生理戒斷和心理戒斷的區別，如果我們不想半途而廢，就必須徹頭徹尾的學習整個過程。

　　我又學會了走路，學會了靜下心來好好散步，而不是在毒品的驅使下滿街橫衝直撞。治療中心的主建築才剛整修完畢重新營運，裡面的裝潢都是新的，走到外面看時，這棟二十世紀初的宏偉建築散發出的風采更是一覽無遺。這棟壯觀的建築被美麗而巨大的公園環繞，這公園就是我散步的地方，我在這裡隨意踱步，欣賞光禿禿的樹林，不久後這些樹就會綴滿綠色的新芽。大自然使我感到安定，而幾個星期前這還是個荒謬的想法。

　　我驚訝的發現，這棟原本老舊的建築曾在納粹統治時期用來監禁精神病患，而病患最後都被送去滅絕營安樂死。也就是說，治療中心曾經是納粹執行安樂死計畫的機構之一。父母從來沒有具體告訴我納粹統治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算我只知道一些隻字片語，也明白對他們來說一定很恐怖。對納粹政權懷抱恐懼是我童年時期的基本常識，從此我開始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這個地方，不過我的心裡還是充滿感激。歷史已經過去了，重要的是此時此刻生活在這裡的人，是他們陪伴並幫助我度過難關。

　　我又開始閱讀。我第一次讀根特．瓦爾拉夫的著作是他的《最底層》（Ganz unten）03，一口氣就讀完了。而且馬上就在裡面發現自己的影子，我也曾經屬於「最底層」。我一下子就看完，甚至重看了好幾次。看完後我也想成為和瓦爾拉夫一樣的人：揭發社會的弊端與不義，並幫助他人。或許我可以寫寫兒童書或專書。我又有了夢想，夢想著自己將成為什麼樣的人、夢想著未來，能夠再度編織夢想是一件很棒的事。我在心裡醞釀各種計畫，為日後的啟程作準備。

　　我自願留在戒斷中心六個月。戒斷治療結束後，我首先被分到一棟有監督管理機制的宿舍。後來我搬到另一棟宿舍，這裡就沒有任何規定了，每個人都彷彿重獲新生似的，我們撐過來了。我們知道有些人沒有堅持到最後，聽說其中幾個後來死在外面，所以我們真的可以說是重獲新生。我們為自己慶祝，不用毒品、也不用酒精，而是用獲救的喜悅慶祝重生。一九九○年的夏天，戒斷中心認為我已經成功戒毒可以離開了。我們都很猶豫，對外面的世界感到擔憂害怕，所以戒斷中心幾乎是用推的把我們推向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幸好這個字的意思只是指在中心以外的地方生活，不是要我們在沒有任何援助的情況下自力更生。我不知道往後的日子會怎麼樣，但是有一件事我很確定：絕對不回曼海姆，我不要回到同樣的場景去，就算有十匹馬拖著我也不回去。我想去陌生的地方進行自我療癒，並默默的希望能有什麼契機帶領我去遠方。

　　但是心理醫生說我的狀況還不夠穩定，不該去探索遠方的大千世界。醫生建議我重入虎穴，回到悲劇開始的地方：回曼海姆，直搗黃龍。醫生說我得學習在日常生活拒絕毒品的誘惑。我不是一個人，隨時都可以尋求他們的協助。如果有辦法在曼海姆保持清白、不碰毒品，那我以後不管走到世界的哪個角落也一定沒問題。接下來的一年，我應該待在專門給戒毒成功者居住的宿舍，那裡有對應的輔導機制，這是最適合的路，這樣我才能永遠擺脫惡魔的誘惑。

　　我接受了醫生的建議，倒不是因為喜歡集中居住的計畫，不過集中居住的目的大概也不是這個吧。毒販、吸毒的人、受毒害的人，不斷接觸到這些舊場景讓我很難受。當我拒絕供貨給某個軍營的老顧客時，他甚至一把抓住我。他不相信我已經退出販毒圈，不顧一切的緊緊抓住我，我只好把他壓制在地上。我的毒品供應商也吐我口水，因為我再也不跟他叫貨了。到處都是坑疤、無底洞、誘惑和傷害，一切的一切都讓我好反感，我下定決心一定要離開這裡。

　　但是時機一直到一九九二年的秋天才成熟。雖然我小學沒有畢業，也沒有一技之長，但是我知道怎麼靠自己的雙手打拚。我不用再尋求毒品和酒精的慰藉了，這是多麼大的突破啊。我開始打包行囊，肥皂、刮鬍刀、牙刷、牙膏、幾套換洗衣物、內衣褲、幾雙襪子、T恤、套頭衫和一件雨衣。備好這些東西後，我還買了一個金杯鼓，這是一種來自西非的打擊樂器，然後我就出發了。

　　我終於上路了，離開曼海姆，遠離所有灰暗的陰影。我要到晴朗無雲的天空下。

註釋

01　皆為古柯鹼的俗名。

02　原文出自德文兒歌‘Hoppe Hoppe Reiter’，歌詞描述一名騎馬的騎士跌進水溝被烏鴉咬。

03　德國記者根特．瓦爾拉夫曾於一九八三年假扮土耳其移工於各大公司臥底工作兩年，最後將這段期間經歷的剝削、輕視和仇外情緒出版成書。另有同名紀錄片。

太陽從東方升起

——我在街頭的學習生涯

　　天空一片澄淨，放眼望去一絲雲或髒點也沒有。天氣很明亮，溫暖又充滿陽光。只要抱持著和我當時一樣的興致和好奇心啟程，任何人的感受都是如此，就算大雨從烏雲落下也無所謂。當時我二十八歲，打從十三歲以來第一次擺脫毒癮，而其他人已經有了老婆小孩、工作和轎車。我有一段不幸的童年，在可悲的家庭長大，流離於數家可怕的育幼院，然後是染上毒癮的青春期。成年後的前十年我仍吸毒，最後用盡全力掙脫束縛，擺脫被古柯鹼控制的不安人生，也脫離小型犯罪、坐牢和充滿絕望的命運。

　　我有什麼好自恃呢？就憑我成功戒毒，就憑我還活著。我靠自己的力量從毒品地獄爬出來，人生閱歷更豐富了，表達能力也更好。儘管在過去這些年我失去所有，但是身體依然強壯，西洋棋一樣下得很好，對音樂也保有興致。然而，在父母家和育幼院遭受的創傷可能隨時會侵擾我，所以必須離開曼海姆。在那裡，創傷的回憶掐得我不能呼吸，我希望可以把創傷留在家鄉，但是創傷已經深深嵌入內在。儘管如此，終於可以離開秀瑙畢竟是好事，就算我小學沒畢業、沒有工作經驗也一樣辦得到。

　　我想成為流浪者，會作這個決定並不是因為沒有其他選擇。我就是要成為流浪者。我認為流浪者就是：持續的徒步旅行，只要我覺得這麼做有意義就向前行。如果我願意就留下來，不用和我不喜歡的地方或人有所連結。我不對任何人、任何事負責，只對自己負責，對自己的下一餐和過夜地點負責。

　　沒錯，我就是頑劣得拒絕融入社會。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決定。因為到目前為止的經驗告訴我：融入社會的結果都是我吃虧。有好幾次要是沒有及時逃走，搞不好我已經翹辮子了。雖然我從來沒有將家裡和育幼院發生的事整理出頭緒來（更遑論處理妥當），我還是覺得目前的自己不適合經營深入的人際關係，要不然最後一定會釀成災難。所以我要成為流浪者，而且最好是單獨一個人。

　　其實也沒有一定要單獨一個人啦，兩個人也符合我的想像。我可是要趕進度的，很多事情同年齡的人早在十年前就開始經歷了。我也想蒐集性經驗，就此而言，我想成為的是有浪漫邂逅的遊子。

　　出發前我在二手商店買了一個便宜的後背包，並精心的打包行囊。背包裡裝了我的換洗內褲、一件備用的套頭衫、一件褲子、幾件T恤、洗漱包、毛巾和睡袋；背包外掛了一雙鞋子和睡墊，金杯鼓則斜背在身上。要是再拿根木頭拐杖、身穿黑色工作服，別人大概會以為我是遊歷中的木工學徒01。我看起來完全不像虛弱潦倒的流浪漢，我是自由的流浪者，也覺得自己是自由的流浪者，一步一步往曼海姆的邊界走去。背包和金杯鼓有點壓迫，這也難怪，畢竟我已經很久沒有走路了，而且在前半生（我剛剛棄之而去的前半生）也只是亂闖亂晃罷了，身上從來沒有揹過任何行囊。

　　儘管如此，我還是勇敢上路了，我想一步步征服前方的道路，同時一步步遠離我想拋下的事物。我很慶幸自己不用沿著公路走出曼海姆，公路是給汽車走的。有其他更適合流浪者步行、沒有那麼吵的路。其中一條沿著萊茵河，我選了這一條。一股柔和的風從南方吹來，河水輕輕拍擊河畔，駁船嘟嘟響著。我往北走，把曼海姆港拋在腦後，往大橋的方向走去，就是高速公路A6橫跨萊茵河的那座高架橋。

　　這段沿著萊茵河的鐵路瀰漫著一股化學臭味。巴斯夫化學公司（BASF）在對岸的路德維希港（Ludwigshafen）有座巨大的基地，不知道這股臭味是出自工廠的廢水還是廢氣？無論如何，夏末的氣味不該如此。我一步一步的遠離工廠的臭氣範圍，空氣再度變得清新怡人，腳下的泥土潮溼而厚重，覆蓋了一層隨風晃悠的落葉。

　　兩個小時後我放下背包、從肩膀上取下金杯鼓，伸展伸展身體。我深吸了一口氣，瞇眼望著太陽，晚霞緩緩覆住夕陽，好像一層細緻的面紗蓋在夕陽臉上。成為流浪者的第一個夜晚即將來臨，我對自己很有信心，因為我不是心血來潮才出走的，我可是備好了糧食在後背包裡。在開闊的天空下睡覺，感覺一定很舒服，天上的雲看起來很安全、不怎麼黑，應該會是一個舒適乾燥的夜晚。我想要通過前方的高速公路高架橋，走到聽不見汽車的隆隆聲為止。所以還要再走幾公里的路，大概十公里？我重新揹起行囊，猛然對著天空大吼了一聲，連我自己都被這舉動嚇了一跳。這是粗獷的叫喊，但是這就是自由的聲音。

　　隔天早上醒來時，背包還乖乖的待在原地，兩支空啤酒瓶也靜靜的躺在草地上，昨天晚上我就是用這兩瓶啤酒為晚餐饗宴劃下句點。不用問別人我可不可以睡在這裡，也不會被陌生人的鼾聲吵醒，這種感覺真好。我是自己醒來的，也許是因為這時候太陽剛好從東方升起。睡袋上覆蓋了一層精緻的水簾——乍看之下彷彿是用銀子鍛造出來的薄霧，我看得目不轉睛。

　　昨晚我繼續走了很長一段路，從蘭佩特海姆（Lampertheim）左方繞過，趁著黃昏的光線在田野邊找了一塊安靜的位置安歇。我可以聽到萊茵河的水聲，也可以聞到河水的氣味。萊茵河順著河道緩慢的流向北方，我們之間只隔著一排高大的樹木。我肚子餓了，身上只剩一塊麵包和些許乳酪。我靜靜的享受僅存的口糧，吃完後把刀子往褲子一擦，就走去萊茵河洗臉。把睡袋、睡墊收進背包後，就揹著鼓和行李上路了。我想走去對岸的沃姆斯（Worms），這點距離我還走得到，想從那裡搭火車到東部。因為沒有給行人走的橋，所以最後幾公里我只能沿著車道走。不過沒關係，我睡得很飽，精神好的時候比較不會覺得汽車噪音很煩。

　　我想要去東德，到新的聯邦州去。報紙上說那裡的人成群結隊的逃出來，尤其是男人。這麼一來我在那裡應該找得到機會。我不想再待在像曼海姆這樣狹窄又人擠人的工業城市了，想到更開闊、人少一點的地方。想去東德是因為我們兩個都在不久前重生，所以東德很符合我現在的心境。我們看世界的眼光不一樣了，或許別人也會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我們，希望是友善、好奇的那種。

　　我的目的地是艾森納赫（Eisenach），這是我第一個想到的東德城市。雖然東、西德的邊界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對很多西德人來說，邊界依然是邊界。我在沃姆斯查看火車時刻表，決定坐火車到卡瑟爾（Kassel），再從卡瑟爾走路或搭便車往「新世界」前進。

　　卡瑟爾在下雨。我可不想淋雨睡覺，所以該去哪裡呢？付了這趟長途火車票後我還有三十馬克，應該還能再撐幾天。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有收入，就算明天一早去社會局領遊民津貼，情況也不會因為這筆不到十二馬克的津貼改善多少，所以我決定去找家遊民收容所過夜，一家救世軍（Heilsarmee）經營的收容所。往後的流浪生涯，我常常寄宿在同一家收容所，因為它很有吸引力，這股吸引力來自體貼的工作人員，他們用僅有的微薄物資盡心照料我們。收容所很乾淨，食物也很好吃，光是這兩點就大大加分。

　　收容所裡有一個明顯上了年紀的男人吸引了我的目光。他的穿著打扮很整齊，一個巨大的後背包也使得他從這群尋求庇護的人群脫穎而出。他搞不好有七十歲了，體態卻依然端端正正、抬頭挺胸，雙頰和下巴布滿深刻的皺紋，透露出他的人生閱歷非常豐富。他沒有跟任何人交談，吃晚餐和早餐時都一個人坐在餐廳後方的某張桌子。我不敢坐到他身邊，但是一直觀察他，他散發出的沉穩氣息讓我很著迷。只有一次他短暫的抬起頭來，而我似乎看到他眼中閃過一絲友善的光芒，而且他看的人是我。和其他人比起來，我的穿著打扮也比較整齊，而且沒有塑膠袋，只有一個後背包大剌剌的放在身旁的座椅上。這也是我和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此時此刻的後背包彷彿是一項證據，證明我是流浪者，我很驕傲背包屬於我，而我也屬於它。

　　我從廁所回來的時候，老流浪者已經走了，他已經把座位清理乾淨。既然這樣，我也該上路了，我把餐盤歸回原位，重新揹上家當。外面依舊下著滂沱大雨，再搭一次火車好了，至少搭到貝布拉（Bebra），因為車程不到三十分鐘所以我沒買票，希望我的運氣夠好。而我的運氣真的很好，沒有被查票，而且貝布拉出了大太陽來迎接我。

　　走下火車，揹著行囊、拖著腳步走向最近的麵包店，麵包店就在火車站不遠處。我向他們自我介紹，說我是沒有居所的流浪者，目前沒有收入，問他們能不能分我一點昨天出爐的麵包。他們幾乎沒有猶豫就給了我一條麵包。我跟他們說我是從曼海姆來的，想要去新的聯邦州；我問他們知不知道要怎麼走去邊界，我想去艾森納赫。櫃檯後方的親切老太太知道怎麼走，並給我報了路。當我離開這座小鎮時，很幸運的來到一家肉舖，肉舖的女老闆（還是其實只是店員？）也很大方，所以我身上的糧食除了一條麵包，又多了幾塊香腸和火腿的末段。這就是自由的滋味，流浪者的生涯就應該這樣。

　　小店通常很大方，也很願意提供協助。雖然我也曾經被店家驅趕，但是次數不多，幾乎很少發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在這些店家（麵包店、肉舖或食品行）乞討的時候會用江湖藝名「普法茲浪人」（Kurpfälzer Wandersmann）來稱呼自己。這個名字聽起來像個頭銜，甚至有點像機構的名稱。幾年後，我開始在網路上發表文章時也是用這個名字。所以我還是從家鄉汲取了一點什麼帶往異鄉：普法茲02，我的家鄉曼海姆就坐落在中央。

　　氣溫漸漸升高，越走越熱。兩個小時後我在車流稀少的馬路旁卸下背包和金杯鼓，舉起大拇指。這條公路不久前還被一團鐵絲網封鎖住去路，現在鐵絲網雖然移走了，但是公路還是維持原貌，並沒有為往來的行車鋪設建置。話說回來，又能去哪裡？邊界兩旁的無人地帶一棵樹也沒有，也沒有任何建設或人類活動的足跡。儘管有所謂的《邊境區域資助計畫》（Zonenrandförderung），西德的邊境區域03依舊人煙稀少。邊界另一頭的邊境區則稱為封鎖區，很多居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04時期被迫離開家園，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後也沒有再回來，真正是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對蝴蝶和其他稀有生物來說是件好事，但是對人類來說實在荒涼得有點恐怖。

　　這是一對善良的老夫婦說的。我在路邊等了一個多小時後，老夫婦停下車來讓我搭便車。他們的衛星轎車（Trabi）05緩慢的向前行駛，後頭跟著一團汽車廢氣。他們直接停在我身邊，副駕駛座上的婦人從搖下的車窗打量我，她頭上沒有帶滿髮捲，大腿上也沒有放滿香蕉（當時的人對東德人開的玩笑就是這個水準），婦人頂著鮑伯頭，嘴裡抽著東德菸。我問他們要去哪裡？「開到下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他們這麼回答。「我們要去丹克馬爾斯豪森（Dankmarshausen）。」我從來沒聽過，不過也不意外。在我的詢問之下，他們說去艾森納赫會經過這個地方，所以我可以搭他們的便車。親切的婦人走下車，讓我可以爬進後方的座位，接著又坐回前座，小心翼翼的拉上車門。她的老公打了一檔後，我們便緩緩上路了。一路上我好像發現新大陸般踏進另一個世界，感覺好像坐時光機回到過去。我的背微微出著汗，濡溼了衣服、黏在座椅的人工皮革上。

　　我遠遠的就認出邊境（不僅所有的警告標語都沒拆，就連封鎖邊境的圍籬有一大部分都還在），另一頭的景色和這裡截然不同：路面的材質不一樣，道路已經不再是坑坑疤疤的柏油路，而是由大片石板或石塊鋪設而成的道路；公路兩旁也不再是排水溝，而是行人專用的泥巴地；還有行道樹，東德的樹木沒有被砍光，而是圍出一條美麗的林蔭大道；靠近丹克馬爾斯豪森時出現了建築物，這些房子灰撲撲的，布滿了歲月啃噬的齒痕，就算留有顏色，也是戰爭前漆上去的。這裡沒有廣告招牌，馬路上也沒有指示標線，更沒有紅綠燈。

　　對於我這個城市人來說，這片平坦的大地其實是個啟示：很多東西我們根本就不需要。這裡的田野特別空曠，這裡拒絕進步，這裡是令人回味的舊日時光。這是我的第一印象，也是主觀印象。我無意從政治的角度評斷眼前的事物，我只是單純的喜歡這個地方。打從看到它的第一眼我就愛上它，愛上了這個當時所謂「新聯邦州」的地方，也愛上它為統一後的新德國注入的元素。

　　讓我搭便車的兩位前東德人從前座遞給我一塊奶油麵包。他們問我是做什麼的，為什麼要去那個地方。我跟他們說我沒有家、是自由的流浪者，想看看新的聯邦州。副駕駛座的親切婦人馬上又遞給我一個蘋果。「那您要吃飽一點才有力氣，年輕人。」她這麼說，接著又說：「所以說嘛，你們西德也不是遍地黃金。」她的老公點點頭。「就是資本主義吧。」我從後照鏡看到他皺起眉頭。「我們已經感受到了，接下來情況一定會更糟。」停頓一會兒後他說：「丹克馬爾斯豪森有點偏遠，我們要不要載他去馬克蘇爾（Marksuhl）？這樣他要做什麼都比較方便。」感覺比較像在對他老婆講話而不是對我。

　　婦人同意後，衛星轎車嘎答嘎答的從村莊轉進一條狹窄的林蔭石頭路，穿過微微起伏的丘陵地。我們經過巨大的白色鉀鹽廢石場，一座廢料金字塔高高的聳立在地平線上。「這附近的人又更少了。」轎車駕駛證實了我在報紙上讀到的消息。「大家都走了，留在這裡賺不了錢。您知道有多少人失業嗎？現在這裡的鳥真的不生蛋了。」他老婆笑了。「不過我們還是留在這裡，算是為了孫子吧。每次他們從法蘭克福回來的時候都很高興。我們女兒搬去那裡了。不過她老公消失了，聽說是去美國。真是詭異的時代。」

　　我靜靜聽著。是啊，杳無人煙的大地，這正是我想要的，這裡的人都很親切。顛簸了半小時後，這對夫妻讓我在馬克蘇爾下車，我誠心的向他們道了謝。

　　下午的時候我又搭了一趟便車，終於抵達艾森納赫，這城市沒有緊急收容所。也對，因為東德沒有人無家可歸，至少官方的說法是這樣。這座城市的光景就和之前經過的村莊一樣令我震撼：隨處可見的休耕地和建築空地、倒塌的房屋，還有四十七年前戰爭留下的廢墟。房子看起來很灰暗，而且好冷清！散發著一種被擊敗，甚至是心灰意冷的氣息。這些房子好像都很疲憊。多年以後，當我流浪到另一個德語系國家時，我才發現原來這種灰是許多歐洲國家共有的色調，因為貧窮或發展工業的關係，或是當工業衰退造成更貧困的社會現象時，更是如此。但是，第一次看到灰撲撲的景象時，還是不免感到震撼。

　　我不是不喜歡這種灰。我居住的城區曼海姆─秀腦也醜爆了（雖然還是有幾塊比較漂亮的地方）。但是這裡給我的感覺更和諧、步調更緩慢，也更空曠。儘管這裡也開始出現大量的西德新車和二手車，也掛上廣告招牌了——不過這些招牌感覺像是從火星來的，與艾森納赫格格不入：德勒斯登銀行（Dresdner Bank）、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安聯人壽⋯⋯（Allianz.），和歐倍德家具建材行（Obi-Baumarkt）。我看到的招牌大概就是以這樣的順序和頻率出現在艾森納赫。

　　我一句話都沒說，讓我搭便車到艾森納赫的第二對夫婦就塞了二十馬克給我。我很感謝他們，這麼一來就算我在當地找最便宜的旅館過夜，也不會動到我僅剩的救命基金。歷經一番探查終於問到最便宜的過夜場所：青年旅館。當我奮力抵達青年旅館放下行囊後，馬上又跑出門想好好探索一下這座城市。我發現城裡還是有新建設的痕跡，我的第一印象並不全面。漫步在街道時，我聞到一股東德的典型氣味：家庭炊煙與衛星車廢氣混合的一股濃烈氣味，這股氣味多年後依然飄散在各個東德城市。

　　我準時回到青年旅館吃晚餐，一眼就認出坐在角落的老流浪者。當我往他鄰近的一張桌子坐下時，他笑了，這一次他笑得很明顯。「過來這裡，年輕人。」他對我說，並揮手要我過去。

　　「你是新來的？」他跟我打招呼。我點點頭，覺得有點尷尬。「我一看就知道了。不過你倒也不是涉世未深的人，我看得出來。」他笑著說：「是坐牢嗎？還是吸毒？現在終於自由了？」他又笑了。然後他想知道我是從哪裡來的，我說了一點曼海姆的事，也跟他說我戒毒了，雖然早就該戒了，還有我想到東部來看看。他聽完後很高興，他說他是第二次來這裡，這裡和我們那裡很不一樣，可以學到很多事。「但是流浪者終究是流浪者，不管在哪裡都一樣。」他堅定的說，「基本原則你知道吧？」我一頭霧水的看著他。「我們是同一艘船上的人，你懂嗎？所以我們不會隱瞞彼此，不會欺騙對方，更不會偷對方的東西。你清楚嗎？要是你這麼做，就會失去別人對你的信賴，所有的流浪者都會敵視你，所以你一定要遵守規則。」他一臉嚴肅的看著我，我覺得有點害怕，不過還是點頭了。我答道：「當然，這是應該的，本來就該如此。」他看起來很滿意我的回答。

　　然後他說了些自己的事。他來自施瓦本（Schwaben）06，也坐過牢，照他說的，只是為了雞毛蒜皮的事。五○年代後期，他的同夥人在沒有獲得官方許可的情況下私自釀酒。他笑著說：「我承認我們的品質沒有很好。」他負責運葡萄酒，開的是一輛破舊的小卡車。然後就被抓了，好像還不只一次，最後就被送去坐牢。「出獄後就沒什麼差事了。」他抓抓頭，接著說：「久而久之我就成為流浪者了，這樣也好。」

　　我從這次談話學到一些事情，像是流浪者必須具備的美德，以及年紀大的流浪者會指導年輕的流浪者，這是很常見的情況。年輕的流浪者會成為老者的學徒，也就是徒弟的意思。他可以隨時向老者提問，但是必須虛心接受教導，不能動不動就唱反調。老流浪者的名字叫霍斯特·高弗（Horst Gaufer），我的第一位導師。雖然我們不曾同行，但是我總會在哪裡遇見他，我們總是隔了很長一段時間後、在各個意想不到的地方相遇。他給了我很多建議和住宿地址，例如，怎麼樣才能在社會局領到津貼，甚至領到比原來更高的金額。

　　隔天一早我到餐廳時，霍斯特已經離開了。我找遍了整棟青年旅館也沒看到人，他就這樣消失了，連個訊息也沒有留。「原來如此。」我心裡想。但是我並不覺得失望，反而很喜歡這樣，看來流浪者並沒有告知彼此行程的義務。就算認識了新朋友，流浪者還是可以繼續隻身一人、只為自己負責。我也想為自己負責就好，當個只為自己而活的獨行俠。

追尋愛情的路上

　　我確信我的決定是對的。我想穿越整個東德，由西往東，至少也要抵達東邊的凱姆尼茲（Chemnitz）。我貫徹執行了計畫，步行了很長一段路，要是路途太遙遠就搭便車或火車。我花了兩年多遊歷新聯邦州的眾多地區和城市，不只在街頭、緊急收容所和青年旅館過夜，也在女朋友們家過夜。當時東德有很多男人拋妻棄子逃到西德，而我偏偏選了一條相反的道路。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機會來臨，是在一家麵包店喝咖啡的時候，當時我正訝異於結帳金額好低：一杯咖啡、一塊夾著肥厚香腸的麵包加起來不到一塊五。在這兒，我可以悠閒的過日子，因為從市場乞討來的錢可以花很久。

　　那時我在波茨坦（Potsdam），距離柏林不遠了。我正在翻看一份廣告傳單，越看越覺得無聊。這類廣告傳單在那個年代隨處可見，裡面盡是保險業務、汽車業者、銀行和家具量販店刊登的廣告，全是西德來的投機客，他們迫不及待的想將商品兜售給東部的新國民。密密麻麻的版面中還塞了幾則新聞報導，內容包括某道路即將進行整建、某信鴿俱樂部或某工廠面臨關閉的命運，以及某城區的人口持續銳減等等，好不熱鬧。儘管瓦礫堆上長滿了雜草，還是有充滿生氣的美麗花朵探出頭來：地點就在私人廣告欄。這裡有許多被拋棄的女人正在尋找另一半。我越看越好奇，心想：啊，理查來得正是時候，我決定鼓起勇氣寫信。

　　我抄下兩、三個廣告代碼，然後就到文具行（沒錯，那個年代到處都有古早味文具行）買筆記本和信紙。為了好好思考內容，我決定撤到安靜的公園寫信，角落的長椅彷彿就是為了讓人們坐在那裡幻想愛情而設的。不過我只寫了兩句話，而且三封信的內容都一模一樣，再分別塞進三個信封袋。信裡寫著：我是一名流浪者，一邊打零工一邊遊歷世界。我當然也說了自己幾歲，並請她們把回信寄去報社，因為我沒有自己的住所。

　　然後我就帶著三封信前往報社。報社的小姐看起來有點凶，我問她要是有回函的話能不能替我暫時保管，我一定會過來拿。令人驚訝的是，她很友善的回答：「可以啊，當然沒問題，我可以幫您保管。」而且我完全沒有感受到任何歧視，因為提出這個請求時，有向她解釋我沒有住處。三天後還真的有兩封回信。

　　我把信揣在手裡，再次走向公園的戀愛長椅。我必須說，我的心砰砰直跳。信裡會寫些什麼呢？理論上不會是拒絕信，不想見我的話就不會回信了，所以說是兩封答應的信嘍。我打開第一封，開頭寫著：「親愛的理查」，寄件人提議兩天後（星期六）下午四點在康貝克咖啡館（Café Kronbeck）碰面。為了方便相認，她會提著艾德卡超市（Edeka）的大購物袋。她沒有電話號碼，但是這樣應該沒問題。信的結尾是「獻上誠摯的祝福，絲特菲（Steffi）上」。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明天下午碰面。沒問題，我有時間。第二封信的稱謂語是Hello，感覺有點隨便。但是她附了一張照片，我看了很喜歡。信上還有電話號碼，她說我可以在今晚或明晚打電話給她約見面。

　　我就長話短說吧。我和絲特菲確實在星期六碰面了，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我們不合，打從一開始就互看不順眼。兩天後我搬進烏特（Ute）家，住了三個禮拜，洋溢幸福和愛情的三個禮拜，然後我就離開了。離開並不是因為她要我走，而是因為我有個棘手的問題擺不平：烏特有兩個小孩，一個七歲、一個九歲。這兩個孩子很乖又善體人意，一點也沒有排斥我的意思。相反的，他們好像很高興這個家終於又有了男人，他們甚至開始在我身上尋找父愛。他們的親生父親兩年前跑了，從此以後就人間蒸發。他從明斯特（Münster）寄來的兩張明信片是唯一可以證明他還活著的證據，但是他從來沒在卡片上留下自己的地址。

　　當我察覺這兩個孩子開始喜歡我時，我有種脖子被人緊緊掐住的窒息感。對我來說，當小孩就意味著活在失望之中，必須忍受大人的責備、冷落，甚至暴力。如果有小孩出現在我周圍，就會喚起我糟糕的童年回憶：有時候是具體的影像或受虐的場景，多半是一股沉悶的感受，因為小時候的我對親情的渴望若不是撲空，就是遭到非難。但是童年時期的我並非一直都是受害者。我很愛打架，我會不自覺的把大人對我做的事發洩在同年齡的孩子身上。打架是家常便飯，我多半都是打贏的那個，所以老師和其他善良的家長都很擔心我。

　　烏特的孩子太黏我。我無法迎合他們的期待，我不願意付出，不想看到、也沒有能力看到他們的需求和渴望，我選擇逃開。烏特當然很失望，但是一段時間過後，她終於能理解我當時為何選擇結束這段感情。我和她現在還有聯絡。

　　我按照原訂計畫繼續向東行。儘管因為分手而有點心痛，但是我還年輕，一定會遇到另一個烏特的，這點我很有信心。我往凱姆尼茲的方向前進時刻意跳過了北方的柏林，柏林太大了，至少對當時的我來說，柏林太大了，因此我直接向南走。

　　我計劃在抵達凱姆尼茲前選兩到三個城市稍作停留，之後再決定要往德國與波蘭交界的葛利茲（Görlitz）走，還是往捷克的方向前進。目前為止的經驗告訴我，做好旅遊規畫是必要的，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安置遊民的場所，所以最好不要心血來潮的跑去某個地方。為了知道有哪些機構可以投靠，我常常會坐在當地的郵局翻閱其他地區或市鎮的電話簿，出發前我會先打電話去這些機構確認。不過並不是每一次都那麼順利，所以我三不五時還是得打地鋪，也就是露宿街頭的意思。

　　但是會睡在外面，有時候並不是因為我所在的地點沒有收容所。某些夜裡，我就只是單純的想在夜空下獨處，想看白晝一步步接近時，黑暗會如何慢慢褪去。一場由鳥鳴組成的交響樂首先掀開序幕，凌晨三點或三點半左右，最先醒來的小鳥會把我從睡夢中喚醒，我繼續閉眼聆聽牠們的歌聲，感受鳥鳴流動全身的美妙瞬間。小鳥的歌聲解開了我內心堅實而黑暗的鬱結，也洗去了深植在我體內的悲傷，就算只有在短暫的早晨時光。

　　我曾經和師父霍斯特聊過幾次這種感受，他也懂得這種浪漫情趣，而且很願意陶醉其中。我後來認識的流浪者似乎就沒有這種體悟，更遑論我在街頭或收容所認識的城市老鼠了（意思是固定在某個地區活動的遊民）。對大多數的遊民來說，活著就是一場赤裸裸的生存戰，他們滿心想的是要怎麼弄到下一瓶啤酒或下一包毒品。我也曾經和他們坐在一起並和其中幾個交談，我漸漸領悟到，原來這個在外人眼裡近乎均質的遊民群體，事實上是由如此不同、甚至對立的個體組成。

　　我在曼海姆時就已經見識過各式各樣的人，不過那時候的我並沒有真的搞懂街上是怎麼一回事。當時的我光是為了活下去就已經自顧不暇，滿腦子想的都是要怎麼弄到毒品、弄到錢、更多的錢、再更多的錢。儘管我十六歲的時候曾經跟一群龐克飄泊過一段時光（那時我剛從最後一個恐怖之家逃出來，並在這群人見人怕的龐克人中找到庇護和歸屬），但是這段經歷並沒有讓我領略到原來生活在街上的人們如此不同。

　　日子久了我才發現，大部分時候，每個人其實都和自己人黏在一起。酒鬼和酒鬼坐在一起；嗑海洛因的人和嗑海洛因的人蹲在一塊；賣淫的人不工作時也和賣淫的人待在一起；就連遊民中為數最多的精神失常者（有的是一開始就精神失常，有的是後來才受創失常）也依偎在彼此身邊，而且通常都不會離開自己所屬的團體。只有龐克人或許稱得上例外，這群人並不是因為某個特定的習性而聚在一起，而是因為他們擁有相同的社會政治主張：他們拒絕主流社會的價值和規範。這群人當中有酒鬼、兜售雜誌的人和瘋子，也有完全不沾毒的人，不過大麻菸倒是每個人都抽。

　　流浪者會和上述這些人保持距離。反正流浪者也不會久留，結交其他生活圈的友人根本不值得。就連我的交友圈也幾乎侷限於流浪者，這些年來我蒐集了四、 五十個名字與電話號碼，我依然會和某些人碰面，即使久久才聯絡一次，我們依然保持聯繫。

　　但是他們只能算是我熟識的人，不是我的朋友。要找到朋友對我來說太困難了。或許對所有生活在街上的人來說，與他人結為知心好友都是很困難的事。我們腳下的地面並不是真實的，它會慢慢崩解下沉，表面的堅實只是個假象。我們都經歷過巨大的恐懼，而且幾乎每天都在重溫這份恐懼。這些經歷在我們心中留下陰影，成為信任他人的障礙。我們無法信任他人，也不願意被信任。不過我們當中又有誰真的懂得什麼叫信任？

　　我在街上認識的人很多都在童年時期遭受過暴力事件，不論是嚴重的暴力虐待或性侵害都有，我的經驗也和他們大同小異。但是我很害怕回想過去的事，我沒辦法紓解這些經驗。不，我做不到，現在的我必須先好好生活、享受人生，之後再回頭釐清當時發生的事。

註釋

01　中世紀至工業化時代，木工學徒結束學徒生涯後，必須到異地或異國遊歷，蒐集工作與人生經驗，之後才能取得職業考試的資格，成為木匠師傅。旅行中的學徒通常身穿黑衣，手持一根木杖。

02　普法茲，為德國地理區名，歷史上曾為普法茲伯爵的領地。廣義範圍指普法茲方言分布的地區，狹義範圍指現今曼海姆與海德堡兩座城市的管轄區域。

03　邊境區域，為西德境內從邊界算起四十公里以內的區域帶。這個區域的交通與經濟活動因為東、西德的政治情勢被迫中斷，發展因此受限。西德政府為了推動這塊區域的發展，制定了一系列的邊境區域資助計畫，例如減稅或投資等優惠措施。

04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DDR，即東德。

05　衛星轎車，原名Trabant，常被暱稱為Trabi，又譯為特拉班特。東德的國產車，引擎會排出高汙染的臭氣，常被視為東德的象徵。

06橫跨德國巴登符騰堡州和巴伐利亞州的地理區域。

自由的浪人

——我在街頭流浪的歲月

　　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更貼切的說是隨著時間一年年的流逝，我成了某幾家收容所的常客。我指的當然不會是環境惡劣的收容所，這應該不用解釋大家都懂。我會選擇真正尊重我們流浪者以及當地遊民的機構過夜，例如卡瑟爾的救世軍收容所我就很喜歡。這家收容所早自九○年代初期就沒有大通鋪，每間房最多容納四個人，還提供一餐正餐，供應的伙食也不會讓人聯想到豬吃的餿水。

　　大多數的急難收容所都破爛得嚇死人，要是不曾在這些地方吃過午餐，大概就無法理解我對救世軍收容所的讚美。當然，所謂的食堂也不是五星級餐廳，所以當時的員工不時抱怨馬鈴薯煮糊了或蔬菜煮爛了。但是直到今天，很多收容所供給遊民吃的食物好像是在告訴我們：我們連煮糊的馬鈴薯或煮爛的蔬菜都不配。反正我們不是普通市民，而屬於最低賤的層級，所以食物的品質通常也是如此。我的盤子出現過發黴的蔬菜，我聞過醬汁發酵的酸臭味，唯一的肉則是附著於筋骨的一丁點肉絲。

　　要嚥下這種東西簡直是在跟自己的尊嚴和生存權拔河。不管是在善良或是沒那麼善良的市民眼中，我們就是一群拒絕工作的人、不要臉的騙子，卑鄙地坐享公共福利將他們的納稅錢吃光光。要是不用養我們這群人，就買得起更多夢幻商品了！我們是多餘的人。不，我們甚至只是閒雜人等中的邊緣人，就是因為這些想法導致某些惡劣的市民打死街上的遊民。

　　我在「福利事業中心」經歷的是另一種形式較為緩和的攻擊，他們用爬滿蟑螂的床還有餵豬吃的餿水羞辱我們。到底為什麼會有我們這種人？對啊，為什麼呢？因為有些人遭遇挫折而一蹶不振，答案就是這麼簡單，有些人則是被陷害的。如果人類還稱呼自己是人類並活在一個有人性的社會，就不能對這些人視而不見。

　　我在旅途和收容所聽過許多令人震懾的悲慘故事，堪稱是最殘酷無情的命運。很多人跟我一樣背負著童年或少年時期遭受的暴力經驗，帶著悲傷的心情度過每一天。他們的遭遇吞噬了他們的活力。他們從來沒有真正從創傷中復原，而是繼續蜷曲著身體，為曾經遭受或即將遭受的打擊擔心害怕。有些遊民在過去的前半生曾經擁有成功的人生，甚至什麼都有了：漂亮的房子、幸福的家庭和乖巧的孩子——接著卻遭逢劇變。我曾經在漢諾威（Hannover）某家糟糕的收容所遇到一名大學教授，大通鋪裡的教授躺在自己的行軍床上，手裡緊緊抓著雷克拉姆（Reclam）出版社的柏拉圖著作。他的妻子和兩名小孩在一場車禍中喪生，從此以後他便一蹶不振。為什麼教授在接受心理諮商和治療後還是無法重回正軌？更何況他還有一份好工作？我不知道為什麼。至於那些死也不肯丟給教授和遊民一分錢的路人，他們難道又知道些什麼了？

　　我認識朱利安（Julian）的時候他還沒滿二十歲，他和我一樣小學都沒畢業。朱利安很瘦，從十二歲開始就露宿街頭。他是為了躲他爸爸才逃走的，他爸把他虐打得體無完膚。奶奶收留了他，卻無法和他好好相處，所以朱利安又從奶奶那裡逃跑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朱利安的爸爸要打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爸會吸毒，他媽媽也吸毒，她靠賣淫勉強湊出買毒品的錢。朱利安不知道為什麼父母會這樣。他後來就逃家了，遍體鱗傷的他為了生活選擇賣淫，短短幾年後就染上愛滋病。

　　還有拉爾夫（Ralph），他是路德維希港人，所以我其實可以在萊茵河對岸向他招手。他年輕時過著普通的市民生活。他的父母（媽媽是醫生、爸爸是工程師）供他念大學，他念的是歷史和外語。我認識他時，他的人生已天翻地覆，酗酒讓他的房子、賓士和幾萬元的存款都沒了。他還對精神用藥成癮，例如勞拉西泮（Lorazepam，德文是Tavor）和利瑞卡（Lyrica），他把這些藥當小熊軟糖吃。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他離開正軌，我只能用猜的，我們不談這個話題。他曾經順口提到哥哥很早就過世了，他說這件事的時候我看到他的眼瞼在顫動。十四歲的時候他失去哥哥，父母則在他四十歲的時候過世。聽起來好像沒什麼特別，但是旁人又懂什麼？

　　我是二○○二年夏天認識拉爾夫的，從此以後我們就一直保持聯絡，直到二○一七年六月他過世為止。當時我們兩個湊巧流落到聖馬汀之家（Haus St. Martin）的同一間四人房，聖馬汀之家是路德維希港的一處遊民收容所。我很快就察覺到拉爾夫的身體狀況很差，但是只要一聊起音樂，他人就重新活過來一樣。我們都是重搖滾（Hardrock）迷，音樂就是把我們倆黏在一起的膠水，「這個音速一定突破震波了！」這是他的名言，我非常同意這句話。

　　拉爾夫對露宿街頭沒什麼概念，我便提議他跟我去流浪，所以拉爾夫就成了我的徒弟，雖然他的年紀比我還要大上幾歲。我們往北走，這個夏天我們在不同的農場打零工，幫忙收成、清理馬廄和修理物品。我們運氣很好，因為抵達費爾登（Verden an der Aller）時收容所客滿了，所以社工轉介我們到另一家宿舍，兩間單人房每晚只要十歐元。這家宿舍的宗教色彩很濃厚，神父原本晚上想找我們一起喝個菊花茶、做做禱告，他很失望我們寧願走去鄰近的加油站買啤酒喝。當我們再度踏進宿舍時，這位善良的基督徒因為聞到我們身上的酒味而面露難色，儘管如此，他還是忍住性子沒有教訓我們，只是警告我們舉止要收斂一點。

　　我們當然乖乖遵從神父的話，有這麼好的住宿場所，就算我們不用奉承他，也沒必要挑釁。隔天晚上有一場足球賽，這場比賽對拉爾夫很重要。雖然我對足球一點也沒興趣，我還是陪他一起看電視轉播。拉爾夫對我最喜歡的橄欖球運動一竅不通，我不會錯過任何橄欖球賽的轉播，只是電視台很少播出橄欖球賽。如果有的話，拉爾夫也會和我一起蹲在電視機前看比賽。我們發覺，即使彼此如此不同，還是能夠和平共處。

　　當我們抵達漢堡（Hamburg）並在這個海港城市遊蕩幾天後，我們又兵分兩路了，一個往東、一個往西，我們兩個都獨自一人習慣了，所以也繼續獨來獨往。但是往後的每個生日我們都一起慶祝，也會不時打電話給對方。有時候我們也會相約在彼此路線的交會點碰面，我們之間產生一股穩定的連結，在這段關係裡我們不必擔心被背叛。我們之所以保持聯繫，也是因為我們的生活方式無法和他人建立深度的社會關係。我們不用個人的豐功偉業評價對方，注重的是相處時彼此的言行舉止，而這也是我評斷他人的標準。

　　但是這種判斷標準也不是百分之百準確。例如克勞斯（Klaus）就是個凶惡的傢伙，打從我第一眼看到他就是如此。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就對我大吼：「媽的你最好給我滾出去，你是在看什麼看！」我覺得自己並沒做錯事，但是我也不覺得這種挑釁言詞是在歡迎我。我跟他巧遇好幾次，有時候是在不同的收容所，有時候是在不同的城市。見過幾次後我漸漸發現，他的凶惡其實是一襲保護自己的外衣。這傢伙心裡到底有多害怕啊！當我們第四次或第五次同桌時，我才認識克勞斯的另一面。他是個善良、親切又樂於助人的人，他會和我分享最後一分錢和最後一塊麵包，甚至願意另外找住宿地點，就為了把收容所的最後一張床讓給我。

　　我流浪的這些年（我先是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東部的新領土遊歷，然後便浪跡天涯），遇到的無數社工人員也令我印象深刻。這可不是一份輕鬆的工作，因為我們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可都不簡單（雖然如此，我們依然是各不相同的個體）。全身散發惡臭的人、有暴力頃向的人、想自殺的人、有竊盜前科的人、自怨自艾的人，和動不動就發怒的人⋯⋯社工人員每天要和我們這些人相處真的很辛苦。很多社工根本就不和我們打交道，其他一開始或許還抱持熱誠的社工，久而久之若不是變得愛挖苦人、就是覺得事不關己，他們要不是自己也是酒鬼，就是一點內涵也沒有。不過漢斯—彼得（Hans-Peter）卻是一個完全相反的例子。他是卡瑟爾救世軍收容所的管理員，我和他已經認識二十五年，長久以來他始終如一。他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他的耐心彷彿沒有用盡的一天；他會仔細聆聽你說話，不會硬對你說教；就算你從來沒跟他提過你的難處，他也能理解你的掙扎。

　　第一次遇到他是我離開曼海姆的時候，那時候的收容所叫做威廉—奧斯特萊之家（Wilhelm-Österlein-Haus）。他的眼神非常親切，親切得將我團團包圍，即便現在，每當我回想起這一幕就會不自覺熱淚盈眶。當時的我有點驚訝，因為我不習慣被同情。我根本是個陌生人，才剛來到這裡，但是我有一種被接納的感覺。他站起身來，伸出手和我握手，向我介紹收容所的格局後就帶我走去餐廳。這裡的伙食是工作人員自己煮的，遊民則負責幫忙。幾年後，當我第二次到訪收容所時，發現原本的多人房已經改為雙人房，建築物的外牆也重新粉刷過，現在的外觀就和裡頭的氣氛一樣和藹可親。漢斯—彼得一樣坐在入口的管理室。他這個人，不管是天真善良的人或愛說風涼話的人都會說他是好人，而他真的是個好人。

　　還有柏林的亞歷克斯（Alex Schamm）。我後來還是去柏林了，並住在亞歷克斯輔導的住宅計畫好一陣子。那是一個過渡輔導計畫，遊民可能藉此過渡回到正常的市民生活，或是重回街頭。我的過渡住宅是單一房型，附設廚房和衛浴。我廚房的冰箱剛剛報廢，亞歷克斯和我在住處附近的二手商店尋找可用的冰箱，找到一個不會太貴的。我問店員可不可以借用一下手推車，我的「輔導員」卻擺了擺手，說道：「這樣吧，你只要幫我把冰箱抬到背上就好了。」他微微向前彎腰，好讓我把冰箱靠在他肩胛骨上，他的一雙大手頂著這台龐然大物的底部，然後就上路了。接下來這兩百公尺的距離和五層樓高的高度（這可是柏林的挑高公寓大樓啊！）他完全沒有停下來休息。爬上來後他稍微喘了一會兒，就又回辦公室工作了。亞歷克斯在辦公室孵化的想法和建議通常都不怎麼管用，但是如果要他用具體的行動幫助別人，他一定是最可靠的那一個。他就是這樣的人，一個真正的好人。

我的兼職

　　其實我一點也不瘦弱，但是要像亞歷克斯那樣搬冰箱我可辦不到。他以前是搬家工人，把賺來的錢拿來繳社工系的學費。假如有一天我也做同樣或類似的工作，那絕對不會是為了賺錢完成我未竟的學業或接受教育。這件事我連做夢都沒想過，我深信自己不是這塊料。我工作是為了有更多的錢，光靠社會津貼、在街上乞討，和演奏音樂的錢實在不夠。

　　很多我認識的流浪者都靠打零工維持生計。以前的流浪者不一定能在所有城市領社會津貼，很多機關都會要求出示登記證明，但是我們沒有證明。所以我們會到工地、旅館或是餐廳工作，看是當洗碗工、建築工人，或是在農場幫忙採收。我們很少人做過專業一點的工作，例如廚師。

　　我沒有一技之長，儘管如此，我曾經有過一份像樣的工作：當廚房助理。而且不是在那種賣豬排和馬鈴薯的小吃店，而是在弗里茲．維斯特曼（Fritz Westermann）的餐廳，他後來成為德國足球協會（Deutscher Fußball-Bund，簡稱DFB）的主廚。雖然我不踢足球，但是我很熱衷美食。旅途中偶然經過萊茵蘭—普法茲（Rheinland-Pfalz）的某家鄉村餐廳，我還沒看到餐廳就已經被廚房散發出的香味吸引了。那是一幢很漂亮的房子，被精心佈置的大花園環繞，雖然不是特別華麗，但也算精緻了。算了，這種餐廳應該不是給我這種一心只想吃飽喝足的沒錢餓鬼吧。我最好還是走得遠遠的，才不會繼續被這股可口的香氣虐待。我已經走過餐廳，不知怎麼回事又停下腳步回頭望。「等等，」我心裡想：「我應該要問問看，搞不好他們有缺人。」這就是流浪生涯最棒的地方：你會來到一個有固定居所的人從來不會踏足的地方，也會面臨平時不會碰到的挑戰。

　　我往回走，雖然有點猶豫，還是踏進餐廳了。左邊是吧檯，旁邊的通道應該就是通往廚房。通道的門在我面前打開，我先是看到洗滌室，然後才看到廚房。手上端著三個盤子的服務生倏地從我身邊走過，看也沒看我一眼。我把後背包和金杯鼓放下來，靜靜的站在門口等候。一位年輕的小姐從吧台後現身，親切的問我有什麼需求。我回問她，不知道這裡的廚房缺不缺人，例如洗碗工或是廚房助理之類的？她幫我到裡頭的辦公室詢問，不久後就回來了。她說我可以留下來，餐廳會提供食宿，每個月另有三百馬克的零用錢。

　　我很高興可以在這麼漂亮的餐廳工作，而且冬天快到了，這麼好的機會我一定要把握。我被帶到樓上的小臥室後，對自己的鼻子這麼靈敏感到很得意，我運氣真好。房間裡甚至有電視，而且也沒有發霉的味道（這種事我也經歷過，畢竟我已經不是第一次在餐廳工作）。我還可以從我的床上仰望樹梢和夜空。

　　我在這裡熬過了最寒冷的兩個月，會待這麼久，並不是因為我喜歡這裡。我和另外兩名打雜的顯然被餐廳員工排擠，這讓我覺得很莫名其妙。餐廳的正職員工完全不搭理我們，彼此之間彷彿只有公事。我們每天要工作十二個小時，而且三個廚房幫手都不能分小費，但是我們的工作內容對整個出餐流程並不是毫無貢獻。不過我們三個人私底下也沒什麼交流，每個人都希望上班時間能快點過去。這是一份非常耗費體力的工作，悶熱的廚房、吃力的清潔作業和快速的工作步調，下班時間快到時大家都很高興。但是我沒什麼好抱怨的，這裡的伙食很好，每天晚上還可以拿兩瓶啤酒。大部分時間我都躲在房間裡，很容易就進入甜蜜的夢鄉。

　　當白天開始慢慢變長，我便收拾行李決定不再久留。雖然餐廳的主廚罵我不知感恩，怎麼可以就這樣離開，但是我的想法不一樣，我跟維斯特曼先生道了謝，離開時還祝所有人一切安好。我確實在這裡度過了一段美好時光。

硬麵包與寒冷的夜晚

　　當然，我也不是一直都這麼好過。雖然我總認為最難熬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也就是在曼海姆的那段日子。有時候我會睡在內卡河岸某公寓大樓地下室的暖氣房，我有個友人住在那裡，他會替我開門。睡在那裡雖然不舒服，至少比電話亭暖和。電話亭是我最常造訪的庇護所。我在家鄉還經歷了許多困苦的日子，例如，當年我吸毒吸得昏天黑地時，曾經因為肚子餓在街上撿市場賣剩的水果吃。而我的肚子也沒有因為某牧師的吝嗇施捨而比較飽。當時我在他家門前乞討，他對著我發完一頓牢騷後，終於遞給我一個塑膠袋，裡頭裝著已經硬掉的舊麵包邊段和一小塊香腸抹醬。

　　雖然我是一個自由的浪人，卻也無法避免這個社會將對遊民的輕視加諸於我。有些遊民收容所的氣氛非常恐怖暴力，要住在那裡好像非得帶武器自衛不可。之所以會這樣不只是因為聚在那裡的群眾很特別，也由於機構本身。那是一個充滿蔑視的場所：所有的東西都很髒，不管是床鋪、牆壁、飯廳還是廁所；他們從來不更換壞掉的家具，碎裂的鏡子繼續碎裂，就連破掉的窗戶也沒人修；天花板的電燈就這麼垂掛在裸露的電線上。這樣的景象彷彿是告訴我們：你們這群傢伙不值得用更好的東西。

　　我在奧斯納布呂克（Osnabrück）的市立收容所時，睡在一間八人房裡。吃早餐的時候有個室友沒出現，那時我們並沒多想，他一定是睡過頭了，或許他覺得睡覺比吃飯還重要。但是當他的位置到午餐時間依然空著時，我們馬上就回報了門口的管理員。沒多久警察和急救醫生就趕來了。我們站在走廊上，看著死去的室友被抬出來，他被包在一個藍色的袋子裡。我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死掉，只能用猜的，可能是吸毒過量或心臟衰竭。當天晚上有一個新來的，管理員把死者的床指派給他，床上的床單、被子都還是同一件，就連枕頭套也沒換，然後管理員就走出去了。這時候我們才會意過來：管理員要新來的人睡在前室友臨終的床上。我們大聲抗議，其中兩個人去把管理員找了回來，直到這時管理員才準備給新來的室友換床單。

　　正是因為有過這些經驗，我常常覺得在夜空下打地鋪比住在收容所好。但是也不一定，有一次我和同伴在科特布斯（Cottbus）附近的芬斯特瓦爾德（Finsterwalde），有幾個人告訴我們不遠處有一片很大的空地，那裡有足夠的空間讓我們攤開隔熱墊睡睡袋。當我們準備在草地的邊緣過夜時，出現了三隻城市老鼠（也就是當地的遊民）。他們氣沖沖的破口大罵，對我們說這裡是他們的位置。場面馬上就一發不可收拾，講沒幾句話就演變成一場拳打腳踢，警察很快就趕到現場，把所有的人都帶回警局。這時就算這三隻城市老鼠說自己是當地人、請警察高抬貴手也沒有用。他們其中一人是通緝犯，另外一個也被拘留在警局，因為他不僅醉到神智不清，還先動手打人。警察放我們走後，我們到城市的另一邊找過夜的地方。至少當天晚上沒下雨，這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

　　對露宿街頭的人來說，下雨真的是很困擾的事，尤其是夜間下的驟雨，越往北方走就越是如此。我剛開始流浪時，有一次半夜忽然下起大雨，短短幾分鐘內就全身溼透，睡袋也是，裝著所有換洗衣物的背包當然也一樣。我身處某個村莊的郊區，這個時間當然不會有可以讓我躲雨的商家。這裡好像連個流浪漢也沒有，我也不想按電鈴吵醒別人，免得被誤以為是要搶劫。半個小時後我終於找到一間穀倉，便躲到屋簷下躲雨，我在這裡發抖到天亮。我把溼透的衣物擰乾，為了讓身體暖和一點，便在原地來回小跑步（那時候是初夏）。像我這樣沒有自己的家，不能在暖氣前晾乾衣服，衣服溼了該怎麼辦？也無法去附近的洗衣店烘乾，因為這一帶根本就沒有洗衣店。這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也沒有半間收容所，要不然收容所通常都有洗衣機和烘乾機，至於住旅館的錢我也沒有。幸好隔一天的風很大，我才得以在兩棵樹中間繫上繩子，把所有的家當掛在上面晾乾。

　　我從這件事學到一個教訓：當你要在戶外打地鋪時，應該先看看附近是否有躲雨的地方。最好直接找一個有屋頂的地方過夜，例如，開放式的穀倉、有搭蓋屋頂的工地建築，或是某個進得去的空屋。晚上的工地通常沒人看守，只要你夠早離開就不會有問題。但是這些過夜的場所只適合四處遷徙的旅人，不適合尋找長期居留地的人，這些人通常很容易被發現，搞不好第二或第三次出現在同一個過夜地點時就會有麻煩。

有狗作伴

　　流浪者還會暴露在其他危險中，而這些危險是有住所的人不會遇到的。當情況越困苦或越危急，遊民就越可能使用暴力來貫徹自己的利益。你沒辦法逃，除非你願意放棄僅有的家當逃走。你也沒辦法逃回家鎖上門。你所有的家當都帶在身上，你的大門總是敞開，或者說，你自己就是那扇門。

　　我遵循老流浪者的建議：如果非得露宿街頭，最好找個夥伴。我很快就找到一位固定的夥伴，一位我非常信任、而且總是陪在我身邊的夥伴小狗露西（Lucy）。露西是米克斯，我是在動物之家發現她的。動物之家的負責人領著我走進一條通道，左右兩邊都是狗籠。我們經過時，有些狗不斷吠叫，有些狗對我們不理不睬，露西則站在籠子裡對著我笑，沒錯，她對著我笑。「她沒有受到良好的照顧。」負責人繼續說：「她的健康狀況不太好。」我被她打動了，我心裡想，沒錯，就是她了，我們的頻率一樣，這一點我馬上就感覺出來了。我決定帶走露西，付了七十或八十馬克的預防針費用。一出動物之家我就幫她取了名字，其實她已經有名字，但是我忘記了，不過她現在是我的狗，所以她叫露西。這個名字聽起來像蘇西，我小時候寄養家庭的狗就叫蘇西，我曾經在這個家度過半年的幸福時光。

　　露西性情溫和且安靜，從來沒對沒有惡意的人吠過。每當我在行人徒步區的地上放杯子乞討，或是演奏金杯鼓時（這時候我會改放一頂帽子），除了錢，有些路人也會給我吃的。自從露西躺在我身邊並用忠誠的雙眼盯著走過的人群瞧，她鼻子前的捐款就常常比我帽子裡的還要多。而且，給錢的人經常會說：「用這個錢買點好料的給狗吃！」我一向如此，我非常用心照顧這隻四條腿的寶貝，她可從來沒餓過肚子。

　　我甚至買了一張隔熱墊給露西躺。如果天氣太冷而我們又必須露宿街頭，我就把露西的隔熱墊鋪在我的墊子下面，讓露西鑽進睡袋和我一起睡。我繼續添購裝備，買了一頂兩人用的小型帳篷，要是天氣不好我們倆就一起躲在帳篷裡。有露西作伴的這幾年，我看起來就像是一隻負重的驢子，身上揹了一個耐寒零下二十度的羽絨睡袋、兩個隔熱墊、一頂帳篷、我的換洗衣物和金杯鼓。每當我們來到新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把行李鎖進火車站的寄物櫃，然後大口深呼吸（終於不用揹這麼多東西了）。這麼一來，待會兒我和露西坐在街頭敲擊金杯鼓的時候就不用擔心行李被偷。

　　露西不只是我的忠實旅伴，也是我的保鑣。雖然個性很沉穩，但是只要她覺得時機來了，呲牙裂嘴的樣子也是很恐怖的。有好幾次露西都覺得是時候了，而最後的結局也都很圓滿：愛鬧事的遊民、耍流氓的市民或憤世嫉俗者很快就跑走了。除此之外，露西也是我聊天的對象。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訴她，我跟她訴說心事、談大自然帶給我的悸動、開心的時候也和她分享我的喜悅。她會聆聽我說話，有時候她會歪著頭看我，有時候會嗚嗚叫著附和我說的話。如果她聽夠了我敲奏金杯鼓，她就會用鼻子輕輕推我，意思是：「不要再敲了，輪到我了，快點抱我或帶我去散步！」晚上休息的時候，露西會把頭靠在我的腿上，我會撫弄她的毛，而我感覺得出我們倆都很快樂。

　　某天早上她死了。她躺在我身邊，沒有了呼吸。過去半年她變得越來越虛弱，獸醫跟我說露西可能是被壁蝨叮咬而中毒。其實我並不是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但是還是覺得晴天霹靂。那時我們睡在外面，在某塊草地上。我只是靜靜的坐著，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坐了多久。我只知道後來我還是站起身，清空了後背包，小心翼翼的把露西裝進去。我抱著她走進森林。我用身上的小刀、湯匙和雙手在地上挖洞。我挖了三個小時。把露西放進洞裡，用泥土和樹枝蓋住她。我在她的墳前站了好一會兒，然後才轉身回去，我的東西都還留在原地。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買過狗。

西洋棋

　　雖然小學沒畢業，但是我很會下西洋棋。我的背包裡有一組隨身西洋棋，和一台梅菲斯托（Mephisto）公司生產的小型西洋棋電腦。我常常從背包拿出西洋棋，獨自一人坐在綠色的草地上或是公園的長椅上對弈。我也會去圖書館的閱覽室依照西洋棋手冊的指導下棋，或是參考西洋棋大師最近比賽的棋譜依樣畫葫蘆，比賽的棋譜通常會刊登在報紙上。西洋棋是我補腦的良藥。我孤僻又多半獨自一人旅行，這個遊戲根本就是為了我量身訂做。我可以在六十四個方格裡無憂無慮的漫遊，這個世界非黑即白，棋子的數量一覽無遺，所有的威脅也不真的是威脅，國王死了遊戲就結束了。反正我又不是國王。

　　我也不是士兵。我指揮士兵，也指揮國王和王后，我主宰它們。這只不過是個遊戲。下棋的時候，我會忘記自己多次死裡逃生、忘記收容所裡散發惡臭的床墊、忘記我沒有愛人，也忘記我身上一毛錢都沒有。西洋棋讓我可以脫離嚴峻的生活，好好喘一口氣。

　　每當來到新城市，我不只會尋找合適的過夜場所，也會打聽這裡是否有西洋棋俱樂部。如果有的話，我通常不會放棄拜訪俱樂部的機會。有時候我會先打電話詢問對方能不能過去看看，對許多地方俱樂部來說，有陌生訪客其實並不稀奇。這裡不時會出現藥商、出差的旅客、度假的人，甚至巡迴演出中的藝術家。他們也會跟著下一兩局，因為俱樂部的人都很好客、對訪客都很好奇，所以最後大家都很開心。

　　我清楚記得第一次到陌生城市拜訪西洋棋俱樂部的情形。陌生的俱樂部位於某家酒館內的後面，整個房間飄滿了菸霧，裡頭大約有十張桌子，各有十組人在對弈。都是男人，我沒看到半個女人，我很少在西洋棋俱樂部看到女人。每當玩家按下棋鐘，我就會聽見喀答一聲，否則的話四周一片寂靜。房裡只有挪椅子的聲音，就連呼吸聲和挪腳發出的輕微聲響都能聽得一清二楚。

　　我向大家問好，說我是一位到處遊歷的浪人，簡單的自我介紹，也說了自己的名字，然後詢問他們我今晚可不可以拜訪俱樂部。他們稍微遲疑了一下，接著就點點頭，其中一個人開口說：「可以啊，當然沒問題，我們歡迎所有的人。我們俱樂部只知道結交朋友，下一局就輪到你。」

　　下棋的時候大家通常不會說話，不管是下棋前或是下棋的過程都很安靜，只有下完棋分析棋局時才會說話。我在開局階段就打敗了第一位對手。我偏好后翼棄兵或后翼印度防禦的開局方法。對方掉進我設下的陷阱，所以我在第十回合就比他多了一枚子（Offizier）01。第二位對手則是輸在中局。我犧牲了一個士兵，不久後就贏了。第三位對手是俱樂部的負責人，我們最後和局。一開始有三個人圍在旁邊看我們對弈，後來變成七個人，最後有十個人。當晚結束後他們邀請我下次再來下棋，俱樂部主席甚至問我有沒有興趣代表他們參加下一場西洋棋聯賽。但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我的私事。

　　當我拜訪一個位於奧斯納布呂克附近的小鎮梅勒（Melle）的西洋棋俱樂部時，因為表現得太好，所以他們硬是拉著我加入他們的第二代表隊當專業棋手。但是沒有人想在中場時間或賽後跟我扯上任何關係。難道我身上還沾著街頭的汙垢？沾在哪裡？還是說我聞起來不像一般人？可能是我自己不知道該怎麼和普通市民聊天。我沒什麼好說嘴的，我沒有房子、老婆、小孩，也沒有工作。閒話家常這種事我不會也不想，在街頭可沒這回事。更何況，除了街頭，我難道從哪所學校畢業過？雖然街頭教導了我人生的現實，也讓我見識到社會的深淵，但是我對其他人的生活還是一無所知。

　　儘管如此，西洋棋依然是幫助我融入善良市民生活的媒介。我也在俱樂部認識了友善的人，他們讓我覺得自己被接納。他們是社會的隱士，不像其他人會對我懷有偏見。我就是在俱樂部認識列夫．古特曼（Lev Gutmann）的，他是以色列的前國手和西洋棋大師，我第一次和他對弈時打成平手，而他也欣然接受結果。他對我充滿好奇，覺得怎麼會有我這種人，四處流浪卻下一手好棋。我可以和他分享很多人生故事，他總是興致勃勃的聽著，直到今天我都很崇拜他。我還在平納貝格（Pinneberg）認識一名家庭醫師，他問起我的故事，聽完後就邀請我去他的診所。他幫我檢查了心臟和腎臟，完全免費。這些善良的人對我真的很好。

當爸爸

　　我第一次去古老的新首都是一九九四年，再次透過廣告欄認識了一名年輕女生。不過這次是我自己刊登廣告，我寫道：「曼海姆人在東德尋找真愛。」然後我就認識了一個可愛的女生。她來自波茨坦、就在柏林隔壁。她很有自信，家庭背景和大多數東德人差不多。她父親曾是一名軍官，當我走進她生命時，她正在和東德歷史及她父親對正義的獨到見解磨合。而我和東德歷史完全扯不上邊的這個事實，好像多少幫助了這時期的她，而且我也能理解為什麼她常常徘徊在憤怒和理解之間。

　　她並不是這個體系的失敗者，她在東德時期就有自己的公寓，也不曾和黨的政策有過任何嚴重的衝突。但是她的朋友運氣就沒那麼好，或者說他們比較具有反抗精神。現在的她和他們站在同一邊，不過她是在東德政府大規模監視人民的消息曝光後才改變想法的，而她的父母也參與了政府的監視行動。她的前男友在統一前就和她因為這個問題鬧翻。他對東德的狀況很不滿，是激進的批評者，而她則是在得知國家安全部（Stasi）的監控醜聞後才開始批判政府。

　　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九個月。當她埋頭釐清垮台政府的惡行時，我也暫時脫離了街頭與收容所的惡形惡狀。

　　她和我一樣都不想要小孩，這是我們談戀愛和性關係的基礎。避孕是她的工作，至少她給我的感覺是這樣。但是數星期後她還是懷孕了，這個消息對我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我的父親是怎麼對我的，我就會怎麼對我的孩子，這點我很清楚。我沒辦法改變自己，小時候得不到父愛，現在要我怎麼愛自己的孩子？我不僅沒有父親的父愛作榜樣，還活在深深的挫折感中，因為我曾經那麼渴望父愛、甚至乞求父愛，最後卻是徒勞無功。現在要我從一個沒人愛的小孩搖身一變成為慈愛的父親，這怎麼可能？但是當年的我沒辦法像現在這樣貼切的形容自己的感受，我只覺得很徬徨，像個孩子般不知所措。

　　我沒有和她談論我的恐懼以及為何如此抗拒。我直接了當的說：「我不要。」但是也沒有逼她去墮胎。因為我覺得要是她想要有小孩，那就應該讓她自己決定是不是要獨立扶養小孩，反正我是不會伸出援手的。但是我也沒有離開，我沒有搬出她家，她也沒趕我走。我們就繼續這麼生活，或許當時的我們都希望命運會出現什麼轉機吧。這一天終於到來，她的肚子用強烈的陣痛告知我們嬰兒即將出世。我們一起去醫院，接下來幾個小時我都陪在她身邊，我是第一個把新生兒抱在懷裡的人。雖然小女嬰的身體既溫暖又柔軟，卻無法融化我冷漠的心。我像個石頭人般毫無感情，連我自己都很訝異此時此刻的自己竟然如此置身事外。

　　女兒出世後沒多久我就啟程了。我和女兒繼續保持三年的聯繫，後來就斷了，不過，至少我知道她和繼父（我前女友的丈夫）的關係很好。

註釋

01　offizier，德文的西洋棋術語，指重子（皇后或城堡）及輕子（騎士或主教）。

成為部落客及鋃鐺入獄

——普法茲浪人

　　五年後，柏林再度成為我生命的轉捩點。我的肚子很飽，因為我在法蘭克林街收容所（Notübernachtung Franklinstraße）吃了早餐，昨晚我在這裡過夜。雖然這家收容所不是最舒適的一家，但是總比在外面打地鋪來得好。對遊民來說，柏林其實不怎麼理想，這裡露宿街頭的人超多，能找到地方落腳就該偷笑了。不管怎麼說，至少收容所的早餐很豐盛。吃完早餐後就必須離開，因為收容所八點就關門。我走去動物園站，從收容所到那裡有幾公里的距離，我先越過蘭維爾運河（Landwehrkanal），再沿著運河走。天氣很潮溼，霧濛濛的一片，走著走著就會繞過動物園。那裡的景色其實不錯，但是我沒有散步的興致，因為天氣很糟。我在車站的社會服務處（Bahnhofsmission）01吃了第二頓早餐，身為遊民必須盡可能填飽肚子，因為我們可沒有儲備食物的私人冰箱。

　　我不在車站多作歇息，這裡也不是逗留的好地方，既是風口又人來人往，來這裡的人要不是準備啟程就是剛剛抵達，又或者是為了吃東西。只有真正走投無路的人才會住在火車站。但是我不是走投無路的人，所以儘管外頭正在下雨，天氣又很冷，我還是離開了車站。十一月的柏林不是舒適的季節，一般市民不喜歡，無家可歸的人更不喜歡。但是我能怎麼辦？收容所下午才開，所以我只好到處亂逛，看看有什麼新鮮玩意兒。我不是很喜歡柏林，我在雨中前進，被雨淋得直打哆嗦，最後凍得全身發冷。我的黑色大衣已經開始滲水，而黑褲早就溼透了。這種時候就得特別小心車子濺起的水花，不然就會被潑得一身溼。

　　前面是選帝侯路堤（Kurfürstendamm）02，這條大街是繁華的柏林西區的命脈。德國已經統一九年，這裡充斥著現金、商品和人潮。雖然我並不屬於繁華世界，但是我還蠻喜歡到這樣的市區開開眼界。開開眼界總不違法吧，但是我今天沒心情朝聖這個金光閃閃的世界。我聳起肩越過大街，快速瞄一眼路標：約阿希姆塔勒街（Joachimsthaler Straße），轉角是克蘭茨勒咖啡廳（Café Kranzler），挺高檔的，我還是看看地上的石頭就好。

　　即便是十一月下著細雨的天氣，這些建於經濟繁榮時期（Gründerzeit）03的建築面貌依然很可親。一棟猶太教堂映入眼簾，更確切的說應該是：牆面上的蛛絲馬跡透露出這裡有棟猶太教堂。我抬頭看教堂，再轉頭看看左右兩邊的房舍，裝飾風格一致。猶太教堂跟周圍的建築融為一體，比基督教教堂更親民，因為基督教教堂總是自己獨立一棟。究竟是為什麼呢？

　　我的目光馬上被一塊招牌吸引：「一小時五十芬尼04」。招牌就掛在教堂前院側邊，教堂的祈禱室則位於後院。招牌掛在三樓。一小時五十芬尼？一定不是計時旅館，絕對不是，不可能在這裡，也不可能這麼便宜。招牌上懸掛的另一塊招牌解開了我的疑惑——「網路咖啡館」。這是什麼？至少我從窗外看進去屋內是乾的。但是我完全不曉得裡面長什麼樣子。網路咖啡館是什麼？我是聽過網路，但是就像聽到遙遠星系的名字一樣一頭霧水，那裡的生物是怎麼生活的，我一點頭緒也沒有。話說回來，外太空真的有生命存在嗎？

　　至少我確定這是一家咖啡館。我身上還有一．五馬克，可以待三個小時，三小時過後收容所就會開門了。我心裡想：「就試看看吧，搞不好裡面很暖和，至少一定是乾的。他們趕我出去的機會應該不大。雖然我是遊民，但是我看起來並不邋遢。」我很注重自己的生活、身體健康、所有物和儀容。而且我也不吸毒，我已經戒毒十年了。此外我看起來中規中矩，雖然比起租房子我更喜歡流浪。

　　我當時三十五歲，金紅色的頭髮理成短短的小平頭，有時候我會乾脆請理髮師幫我剃光頭。我強壯的身形隱藏在黑色的外衣裡，那些專找遊民出氣的人要是找上我等於自找麻煩。極右份子不會攻擊我，他們會去找別人。很不幸的，最近常常發生這種事。幾個星期前他們才在柏林的利希登貝格區（Lichtenberg）打死庫爾特．許奈德（Kurt Schneider），他和我同年紀，四個極右份子把他殺了。他們認為他的存在危害社會運作，認為他是沒用的人、一個靠社會補助金過活的人。雖然他有自己的住處，但是這在極右份子眼中一點價值也沒有。

　　要是這些瘋子看到我，反而會認為我是和他們同一夥的，正是因為如此我才會穿成這樣。我不是右派份子，也不是左翼人士，我的政治立場一直都很中立。這些人最好不要打擾我，我不是積極參政的人，要在街頭生存已經夠困難了，我不想再被波及，這樣可以嗎？

　　我走上三樓，打開門，有點膽怯的打了聲招呼。一個年輕的男人看著我，稍微打量了我一番，我看起來應該還可以，所以他沒有馬上趕我出去。我有點遲疑的問他能不能花一．五馬克留在這裡三小時，因為我是住在街上的遊民，但是收容所要下午才開門。「理查，我的名字叫理查。」遇到這種狀況時我通常會自我介紹，人家看到你的臉是一回事，但是只有當你說出名字後才會被記住。他點點頭。儘管看到裡面三、 四十台電腦的大陣仗讓我有點害怕，而且放眼望去所有的人都比我年輕，而他們大概也不會把我當成同儕（事實上根本沒人抬頭看我），但是這裡很溫暖，所以我很希望可以留下來。

　　只有櫃檯的年輕男子抬頭看我。他說沒問題，我可以留下來，但是我不能只是來取暖，老闆知道了會生氣，我必須坐到電腦前面。我回他：「可是我什麼都不懂，連怎麼打開這東西都不知道。」他微微笑，回說這不是問題。「後面那裡，」他伸出一隻手指著兩間大房間的其中一間，「我的朋友在那裡，他們會教你怎麼操作。他們都是好人，你不用怕。」他沒有收我的錢，還給我一杯咖啡，原來柏林也沒有我想的那麼糟。

　　後方角落有七個人圍著兩台電腦，其中一台電腦前坐了一名教授，至少其他人是這麼稱呼他的，所以我就跟著叫了。他開口對我說話：「啊，哈囉，你就是理查，過來這裡坐。」然後就拉了一張空椅到他對面。我坐了下來，把溼答答的外套掛在椅背上，背後就是暖氣。我的外套被烘得熱呼呼的，我也被溫暖的室溫烘得全身暖洋洋。然後我才會意過來剛剛教授叫的是我的名字，怪了，他是千里眼還是什麼來著？難道是研究讀心術的教授？還是研究大腦的教授？

　　我估計他的年齡大約二十五至三十歲，其他人看起來都比他年輕。他察覺到我一臉驚訝，便笑著說：「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前面櫃檯寄的，你剛剛自我介紹了吧。」蛤？電子郵件？是像電報一樣的東西嗎？還是對講機？「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我是第一次坐在這東西前面。」教授聽完這句話後並沒有大笑，接下來發生的事簡直是奇蹟，至少對我來說是奇蹟。「教授」和他朋友很有耐心的替我講解所有必知事項，帶領我認識陌生的新宇宙——來自遙遠星系的「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

　　現在的我完全無法想像沒有網路的那些年是怎麼過的。我要很努力才有辦法想起那些溝通不便的日子。一九九九年，當我第一次知道什麼是全球資訊網時，全球資訊網才出現十年。啊！不對，是六年，一九九三年才出現第一個瀏覽器。一直到一九九五年比爾．蓋茨（Bill Gates）都還不知道什麼是網際網路，至於谷歌（Google）則是一九九八年才出現，所以我一年後才知道什麼是電子郵件並不是什麼丟臉的事。教授和他的夥伴向我解釋了很多事、教我用電腦，甚至幫我申請了電子信箱帳號。所以普法茲浪人（我好幾年前替自己取的綽號）就可以透過網路親自和他人交換訊息，例如說和教授，這真是太神奇了。

　　這群網咖的超級大好人收留了我三小時，引導我進入WWW的神祕世界。他們是柏林混亂電腦俱樂部（Chaos-Computer-Club）的成員，為什麼俱樂部會取這個名字我也不知道。混亂？他們看起來明明很有條理、學問，而且對任何事都瞭若指掌。但是我也沒資格說人家，他們要這樣稱呼自己是他們的自由，老實說我和普法茲也沒什麼關係。雖然我的出生地曼海姆位於普法茲中間，但是普法茲選侯國早在兩百年前就瓦解了。所以這群年輕人用CCC來稱呼自己其實更順應當代和未來的潮流，而不像我還在固守著過去。

　　從今天的角度看來，我在網咖的這三個小時實在有夠笨手笨腳。但是我當時哪知道什麼是滑鼠？還要我把它抓在手裡。我左看右看，哪裡有白色的滑鼠？難道要先喝到神智不清才聽得懂他們在說什麼？還有他們所謂的鍵盤，跟我認識的不一樣，我只知道音樂領域的鍵盤，但是眼前的鍵盤並沒有彈奏用的黑白鍵，而是一台桌上型的平面打字機，上頭還有數字鍵和印著神祕符號的按鍵。

　　教授不僅是電腦專家，還是天生的教育家。為了讓我更熟悉鍵盤，他要我先用右手輸入一小段文章。只能用右手，然後再換左手，之後我就大概知道字母在鍵盤上的哪個位置。這是我第一次用電腦寫文章！而且還是在自己的網頁上！我看到了！在網路上！！！這群CCC俱樂部的年輕人幫我在beep-word.de架設了個人頁面。這是免費的平台，全世界的人透過平台都能開啟我的個人網頁：kurpfaelzer-wandersmann.de。只要想看而且有電腦的人都可以看得到，這又更神奇了！我已經好久沒這麼驕傲。

　　遊民或流浪者很少感到驕傲。我們沒什麼好驕傲的，而且太常被踐踏了。話雖如此，每個人因為所處的生活環境不同，驕傲的原因自然也不一樣。銀行行員會因為與客戶談成一筆鉅額貸款而感到驕傲，而能讓流浪者驕傲自豪的則是一本寫得滿滿的麵包店筆記，裡頭記錄了我們從各個店鋪乞討到多少錢，我們會請店家在金額旁邊簽名蓋章以茲證明。乞討紀錄越多就越有面子，沒有人會作弊，至少比起其他領域的人，我們不太會動手腳，我認為啦。

　　一九九九年我在柏林時也有一本麵包店筆記。從街上乞討來的零錢是我重要的經濟來源，街上乞討叫做「打坐」、「鞠躬彎腰」或是「去櫃檯」，這是行話，意思是去店舖或辦公室乞討。這不是好差事，事實上比打零工還要令人難為情，那時候我也四處打零工。但是不管乞討還是打零工都無法致富，我的經濟狀況一直很拮据。所以踏進WWW這個新世界竟然不用花半毛錢真是太令人驚喜了，我的人生甚至從此大逆轉。

　　我成為同類中的先鋒，是第一個有自己部落格的流浪者。三個小時後我離開網咖，興奮得全身發燙，一來是因為網咖很暖和，二來是因為這個嶄新的宇宙讓我看到全新的機會，所以雀躍不已。我第一時間就想好要在部落格把旅行的經歷寫下來，作筆記或是報導，像寫日記那樣。我要告訴朋友和認識的人，讓他們可以在網路上閱讀我的文章。

　　為什麼我當時會這麼渴望寫作？或許是因為在過去幾年看了很多書吧（對我這種人來說算多了）。我是獨行俠，沒有交流的管道，總是獨自消化閱讀的內容。大概就是這個原因，才會那麼想把文字和多年累積的觀察公諸於世吧。

　　我一直到青少年時期才養成閱讀的習慣。我接受過的義務教育加起來不到三年或四年，連主幹學校（Hauptschule）05結業證書都沒有，是標準的非知識分子。但是我在九○年代末讀的是心理學和法學的專書，還覺得修辭學很有趣。我對研究肢體語言、臉部表情與手勢的文章特別感興趣，相關的書在市立、大學圖書館都找得到。我常常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或一連去好幾天，因為圖書館裡很溫暖、不會下雨，而且不用錢，我在裡面看了很多不同領域的書。此外我也自學寫作，我指的是文句通順且文法正確的寫作，因為讀小學的時候沒有學。我是沒受過教育的小孩，教育體系拒絕了我，我也拒絕這個體系。我們沒有相互扶持，反而是一起沉淪。

　　幾天後我又來這家網咖。站櫃檯的是另一名工作人員，反正我已經會操作電腦了。我付了一馬克，打開電子信箱和個人網頁，然後就開始寫最近幾天發生的事。我提到莫阿比特區（Moabit）的收容所，就是我先前提到沒有很舒適的那一家。這跟負責人也有關係，收容所負責人對我們實在很不客氣，是個討人厭的傢伙，我真的這麼寫。我也談天氣連續好幾天都很糟，我是為自己寫的，就像寫日記。兩小時後我寫完文章便登出個人頁面。兩天後我又來這裡，想看看自己的文章在網頁上長什麼樣子，但是網頁是空白的。我壓根兒沒懷疑是自己的問題，而是質疑這個體系。搞什麼？難道還是要付錢？我漏看了什麼嗎？

　　我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教授，他馬上就回信了。他說我應該沒有儲存文章，這是每個初學者都會犯的錯，下次我就不會再犯了。

　　我又重寫一次文章，甚至增加篇幅。我覺得自己是先驅，而我也確實是先驅，因為我的關係，其他的流浪者和遊民開始接觸網路。我的網頁好像有點實用價值，可以提供其他人一點資訊。雖然只是普法茲浪人的雜記，但是消息漸漸傳開「我們當中有人在自己的網頁寫露宿街頭的生活」，然後他們就去網咖看我到底寫了些什麼。不過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件事，而是過了很久以後才得知。那時我的網頁點擊數每天就有五百次，不過老實說，這真的是很多年以後的事。在那之前還有幾趟冒險在等著我，而這些冒險也和全球資訊網息息相關。

被捕和監禁

　　這個故事要從兩年前開始說起。一九九七年我認識了一個絕頂聰明的銀行家，他發現了一個反擊金融機構的好方法，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方法我很喜歡，故事背景是這樣的：很多避險基金從那年代起就四處尋找想發大財的投資客，高收益基金投資的黃金時期正要開始。網際網路的出現在金融界掀起一場革命，加快了金融業務，也吸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民眾。即便一無所有的人也躍躍欲試，小額投資客一夜致富，因為他們的投資有高達十％的收益。但是也有人賠錢，沒有人想成為這群人。但是就算世界另一頭的經濟體系崩潰，或對面的鄰居投資失利——更確切的說，是基金管理員操作失利，大家依然不以為意。

　　這位銀行專家正是利用這點進行反向操作。他先跟避險基金購買一千馬克的債券，但是他不是直接跟基金公司買，而是透過「一般的」銀行，例如德國商業銀行、德勒斯登銀行或德意志銀行。買債券的當天下午他先在同一家銀行取消訂單，隔天再向位於盧森堡的基金公司取消訂單，當然不是透過本人，而是透過電報。這麼一來盧森堡的基金公司便會償還他投資款項（也就是最初的投資金額），但是貼心的銀行早就先行退還給他這筆款項了。所以他現在足足有兩千馬克，淨利百分之百，販賣武器或進行大宗毒品交易的最高獲利率也不過如此。這是銀行和嗜血的蝗蟲基金公司溝通不良的結果，算他們倒楣。聽完這個故事後我也想試試，反正我又不會害到窮人。

　　某個風和日麗的星期一上午我踏進布倫瑞克（Braunschweig）的德勒斯登分行，我承認當時微微發抖。我乖乖的等候一旁，輪到我時，便掏出一千馬克的現金（這筆錢是我打零工賺來的）買債券，可能的選擇有德意志通用投資公司（ADIG）、德意志證券投資信託公司（DIT）或是德意志資產管理公司（DWS）。監控櫃檯的女士一點反應也沒有，畢竟我穿著體面，舉手投足就像常買基金的人。更何況我不是從沾有油汙的信封袋而是從錢包掏出錢來，錢包還是特地買的。我一派輕鬆的接過開戶證明和一千馬克的匯款單，漫步走出銀行大廳。呼，第一步算是完成了。

　　到了街上後，我心想就算這些金融機構已經發現漏洞並找到解決辦法，我也不會有任何損失。不過我還是替自己加油打氣，希望這些笨蛋還是一樣笨，就算是為了我吧，至少我不會害到窮人。

　　抱著這樣的心態，下午我發了一通電報到盧森堡取消交易。在這之前我已經親自到德勒斯登銀行取消交易，並請行員將一千馬克匯進我的帳戶。星期二（也就是隔天）我又到德勒斯登銀行的櫃檯，盧森堡的退款已經批准。我領出兩千馬克，取消銀行戶頭，這下子我手上整整多了一千馬克。基金公司和德勒斯登銀行都還是笨蛋，我覺得自己實在是太聰明了，我真是個詭計多端的天才、普通銀行家中的超級銀行家。

　　不過德勒斯登銀行隔天就清醒了。盧森堡的退款並沒有匯進銀行，因為避險基金早就接獲銀行退款給我的通知，所以德勒斯登銀行多付的一千馬克就成為一筆呆帳，不過這時候我早就遠走高飛了。

　　一直到一九九九整整兩年的時間，我不斷重複花一千馬克或更多的錢購買債券，隔天再回收兩倍的現金，我總是選不同的銀行、地點。我終於不用靠補助金和乞討來的零錢過活了。這個榨蝗蟲的創意把戲總共替我累積了二萬五千馬克的財富。我每個月大約有四、 五百馬克的額外進帳，只要是過過苦日子的人都了解這筆錢代表什麼意思！我整整有錢了兩年！我的世界變得開闊，餐廳的門為我大開，也沒那麼誇張啦，至少小吃攤會張開雙臂歡迎我。我甚至還能帶不同時期的現任女友去小吃攤吃飯。我用這筆非法所得過著奢侈的生活卻不覺得良心不安，這樣很奇怪嗎？

　　只要過得比以前好就好了，這是我行事的唯一標準。我才不管那些有錢人損失多少財富，他們才是真正的大騙子、財力雄厚的金主、名副其實的大富豪，我又不會遇見他們。這真是我的福氣啊，要不然我可能會像他們一樣想盡辦法投資大筆金額「獲利」，不滿足於自己每個月五百馬克的額外進帳。

　　也就二萬五千馬克這麼多了。二○○一年九月九日（大西洋對岸的雙塔還沒倒）我在沃姆斯的收容所被捕，逮捕令上記錄的就是這個金額。我總共造成數家銀行二萬五千馬克的損失，我是沒有損失啦，但是現在我得為這筆損失付出代價。被捕時逮捕令已經簽發三年，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有這回事，還自以為很安全，因為我已經自願放棄這筆外快好一段時間了。最後一次買基金是在柏林科特布斯路堤（Kottbusser Damm）的德國商業銀行，那時我等得比平常還久。櫃檯小姐請我耐心等候，我等著，沒過多久就看到她和警察一起走進來。我整顆心差點掉下來，在那之後我就決定放棄這招。讓我非常訝異的是我竟然沒被逮捕，他們只要求我取消銀行帳戶，然後我又能以自由之身離開銀行大樓。

　　雖然他們當初放我走，後來還是簽發了我的處刑命令和逮捕令，但是偵查機構不知道我人在何方。他們將通知書投遞到漢諾威未果，我雖然曾在那裡登記居住，但是已經很久沒去下薩克森邦（Niedersachsen）的首都了。我的居住地就和從前一樣換來換去，我是不安定的人，從來沒有搬進公寓，也沒有買過房子。我只是不斷從收容所搬進寂寞女子的家，再從情人的家搬去收容所，穿梭在整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我過得很好，享受愛人的滋味也享受被愛的感覺，三十歲才開始享受性愛的美好，而其他人二十歲就有經驗了。身為流浪者，我是飄泊在陸上的水手，在每個港口都有愛人。

　　快樂的日子就此結束。我被單獨監禁，在警局時我就被單獨拘留。拘留室的牆面鋪滿磁磚，地上有一張水泥床，我被獨自關在這裡，心中充滿恐懼，然後我就崩潰了。我用力踢門、大聲吼叫，磁磚牆反射回音，我於是更大聲的吼回去，接著又繼續踹門。隔天我被移送弗蘭肯塔爾市（Frankenthal）的監獄羈押。

　　我無法冷靜下來，對自己的遭遇憤恨不平。雖然這不是我第一次坐牢，但是這次和十二、 三年前不同，我不知道自己會被關多久，沒有人告訴我什麼時候會被釋放。這次不是睡飽四個禮拜就好，和繳不出罰金不一樣；這一次也不僅是在監獄吃飽睡暖、養好正常作息而已（對每天挨餓受凍的遊民來說，用自由來換取這些條件還算可以接受），到底會被關多久是個未知數。

　　能被單獨監禁算我運氣好。對於習慣獨處的人，要是旁邊有個囚犯二十四小時形影不離，那真的是一場惡夢。我會盡量避免到收容所過夜，因為想到要和陌生的男人同房就渾身不自在。這些急難救助場所充滿了難聞的體臭和煩人的噪音，要是在監獄遇到這種事，而且還不知道會被關多久，我真的會瘋掉。儘管如此，我還是爆發了一、兩次。我喜歡一個人，也總是一個人，但是被強迫關在一個地方好幾個小時使我的情緒越來越不安定，最後便潰堤爆發。我在牢房裡憤怒得大吼大叫、不斷踢門吵鬧，一直到宣洩完情緒，覺得累了才安靜下來。被關進去的前幾天我都這樣，附近的囚犯一定不會覺得這是什麼悅耳的音樂，他們一定非常煩，尤其是我對面的囚犯肯定最煩。

　　當我們等著被帶出去放風時，事情就發生了。對面的囚犯先被放到走廊上，我的門才剛打開，他就對著我大罵：「可不可以閉上你的鳥嘴不要再發出那麼智障的噪音！」這傢伙壯得像頭牛，他是這區的老大，這件事我進來沒幾天就發現了。我的情緒再度爆發，完全沒辦法控制自己，我毫不猶豫的撲向這頭牛，憤怒的衝撞他，再「碰」的一聲把他摔倒在地。這可憐的傢伙完全沒有時間防衛就被我一把抓住，算他運氣不好（站在我的立場是我運氣好）。這場衝突替我在監獄的社會體系掙得一席之地，在接下來幾個月保有一定的地位。之後就沒事了，我慢慢冷靜下來，又吼叫了兩三次他都沒有抱怨。我們接納了彼此，我不能說我們變成朋友，不過至少是互相尊重。

　　我漸漸習慣每天早晨六點半的果醬（沒味道、黏糊糊，還加了色素和很多糖），和一人最多四片的黑麥麵包。如果沒有馬上吃掉麵包，它就會變得乾巴巴、像石頭一樣硬。不過我不必繼續忍受沒加牛奶和糖的麥芽咖啡了，這種大麥味的早晨飲品很快就被我換掉，我第一次在監獄買的東西就是真正的咖啡（或即溶咖啡）。這裡的咖啡要價二十馬克，比外面的自由世界整整貴上四倍。至於那四片黑麥麵包我通常只吃兩片，剩下的我會偷偷藏起來當鳥飼料（其他的囚犯也一樣），雖然明文規定禁止餵鳥，我還是會拿麵包屑丟給我窗前的自由信使。

　　我也逐漸習慣一天只有一小時的戶外活動時間，每天中午十二點吃完午飯後，我們就會放風。這裡的午餐我雖然不喜歡，但是也不討厭。畢竟守門人給我的份量很充足，所以我在口味上雖然只能將就，但是份量上倒不用擔心。下午五點半是晚餐時間，我的份量一樣很充足：麵包、茶、乳酪或火腿。守門人之所以偏袒我的原因很簡單——西洋棋。

　　雖然進監獄的時候，西洋棋被沒收，但是後來他們又還給我了。從那時候起我就一直在牢房和自己下西洋棋。每當「確認生命跡象」的時間一到，守門人就會打開各牢房的門板看看囚犯有沒有上吊或是死掉，這時他就會看到我坐在小桌子前下西洋棋。兩個星期後守門人鼓起勇氣跟我說他也下西洋棋，問我要不要也和他下個一兩局……？然後我們就一起下棋了。他只要有時間就會來敲我的門板，我打開門板，然後再一起組裝我的迷你西洋棋。這組西洋棋放在牢房的桌上大小剛剛好，桌子平常是拿來放餐具和杯子的。

　　下棋的時候我會忘記自己身在何處，忘記自己的未來還是問號、前途晦暗無光，是啊，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還會被關多久。下棋時我可以預見接下來的局勢，我會全神貫注的分析對手。我喜歡走險路，設下困難的陷阱和棋局，讓對方摸不著頭緒。我的棋子全都各就各位，整副棋我都看在眼裡，我也不會侷限在當下的幾回合。我會這樣下棋大概是因為我雖然讀過很多專書、也記了很多棋譜，但是下棋時我還是很仰賴直覺。因此和守門人下棋我其實很有優勢。他是俱樂部的成員，棋下的不錯，但是我幾乎每次都贏。我的對手每次都選在e406開局，我用西西里防禦成功壓制他。如果我是白棋，就會用最喜歡的后翼棄兵法開局。

　　審判的日子終於到來。在這之前我完全沒見過律師，也沒看到任何檔案或訴狀，什麼都沒有。兩名獄官帶我去法院，下車時，我又聞到城市的氣味，聽見的聲音也不再迴盪監獄特有的空洞聲響，我還看到過去半年來最廣闊的天空，我深吸了一口氣。跟坐牢比起來，審判算什麼！

　　法庭外的走廊有一名穿西裝的男士，手臂上掛著法袍，他說他是我的義務辯護律師。

　　律師跟我說，警方和檢察官已經審理過所有檔案。除了詐騙銀行的錢，他們還把我其他的非法行為及罪行都羅列出來：十九次搭霸王車的紀錄，和兩度辱罵一名公務員「王八蛋」。我想起來了，因為那名社會局的辦事員再度拒發津貼給我，但是我明明符合申請資格。辯護律師說這些案件現在會一併審理，並告知我可能的審判結果：要嘛我已經準備好被判一年半個月的有期徒刑，也就是說再坐七個月的牢，服完刑就恢復自由身；要嘛我現在即刻就能出獄，那就是判刑十八個月緩刑三年。前提是我必須為詐騙行為向銀行道歉，並公開立誓絕不再犯，這麼一來上述的數筆霸王車罰金也會一筆勾銷，被禁止搭乘這些交通運輸工具的禁令也會被撤除。

　　我簽了所有的文件，誠心誠意的道歉，發誓會改進自己的行為。法官很滿意，辯護律師很滿意，檢察官很滿意，我也很滿意。

　　回想這段期間，我要特別感謝獄友，感謝他們天使般的耐心，容忍我和我初期的失控行為。監獄官對我也很縱容，當時的情況其實也可以完全不同：例如被嚴加管束。但是他們讓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運氣真的很好。所以我被羈押的這段日子不僅沒被刁難，也了解到自己的行為不對，而能洗心革面走出監獄。我下定決心不再和詐騙錢財的犯罪行為扯上關係。

重新上路，重新上線

　　被關了這段時間後，我的身體開始出現街頭戒斷症候群。我渴望流浪、呼吸森林裡的新鮮空氣，以及在部落格寫日記。普法茲浪人終於再次上路且重新執筆。但是我不打算在網路上公布坐牢的事，我沒有這麼坦白。我不想在網路上交代得一清二楚，也沒有必要讓自己成為衛道人士的箭靶。事實上在流浪者的圈子裡很多人都吃過牢飯。反正我又回來了，沒有向任何人交代行蹤的義務。

　　我又開始接觸音樂、過著四處流浪的生活，並重回網路的懷抱，其實就是回到我五個半月前的生活。只是這一次我不能再把銀行當提款機了。

　　我幾乎每天都會在部落格寫一篇短文，瀏覽人次漸漸攀升，對此我當然很高興。雖然我從來沒在街上或流浪者聚集的場所被認出來（我又沒公開自己的照片），而且收容所的人好像也沒想到我就是文章的作者。對很多人來說，我的部落格很實用，這也是為什麼它會傳開來的原因。而普法茲浪人的報導也越來越以讀者為導向，我不再只是（或著重在）描寫流浪生涯的小故事，也談到去過的收容所和貧民餐廳，不管很棒或很爛，我都會寫出來。

　　二○○四年初抵達哥達（Gotha）。我已經養成在網路上搜尋資料的習慣，所以便在網路上查城市裡有哪些遊民收容所，但是找不到半個地址，什麼也沒有，連一篇文章也沒有。太令人憤怒了吧，二○○四年耶！這年頭大家都在上網，連窮鄉僻壤的旅館也在網路上招攬客人，每間小餐廳都在打廣告。這城市有數十、甚至上百人無家可歸，市政府在網路上竟然一點資訊也沒有？難道他們以為我們是傻傻的原始人嗎？我只好到處打聽，跟從前一樣拖著步伐走到腳磨破皮，終於找到四、 五個歡迎遊民的地址，應該說，不排斥遊民到訪的機構。然後我就把這些訊息公佈在網頁上，並下定決心以後都要這樣做。從今以後不管我走到哪裡，都會系統性地勘察在地的遊民收容所，再將地址和我的評價公開在網頁上。

　　這麼做之後，我的部落格很快就起了變化——網頁的點擊量節節攀升。普法茲浪人的部落格不再是喜歡講故事的流浪者談天說地的網站，而是流浪者、城市老鼠、遊民，和所有沒有固定居所的人專用的住宿及餐廳指南。只要他們需要相關訊息或是想知道哪裡有便宜的食物，就會來看我的網站。我還提供慷慨教會組織的清單。

　　越來越多人寄信到我的電子信箱，如果我在網咖有足夠的時間就會回信。有一天，我收到一名流浪者寫的住宿訊息，是某城市的遊民收容所。我不認識他，他問我願不願意將他提供的訊息公開到網路上，因為我總不可能獨自一人走遍所有城市、訪遍所有的住址吧？他說的很有道理。為什麼我不和其他人分工合作呢？另外一個人寄信問我能不能直接讓他在我的部落格發表評價，我拒絕他了，因為這樣又太不謹慎。我想要自己寫評價，畢竟文章的作者是我。希望我判斷訊息的直覺夠準確。

　　後來有個認識的人寄給我一封評價，是威斯巴登（Wiesbadem）的一家收容所，就在游泳池附近。他的正面評價讓我非常訝異，因為我不久前才去過那裡，但是我覺得那家收容所很噁心。總共四間的多人房，上下舖都爬滿了臭蟲，開放式的淋浴間到處都是蟑螂。我跟管理員抱怨後還被趕出去：「如果不喜歡這裡那你就走啊。」才過沒幾個月這家收容所就改觀了？甚至還值得人家推薦？我對他的評論抱持保留的態度，決定要盡快回去看看。我實在太驚訝了，因為什麼都沒改變。難道他眼睛瞎了？還是他想討好收容所的經營者？這家收容所一如以往，一個房間有時候會擠到三十個男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給正面評價，我沒有採用他的評論，而是自己重寫了一篇，而且毫無顧忌的寫出實情來。有過這次經驗後，如果我對訊息的內容不了解或感到疑惑，就會盡量確認內容後再公佈。要獨自完成這些工作真的很費工夫，不過我沒有其他選擇，因為我越來越覺得網路上的消息每兩則就有一則是錯的，頂多只有一半的內容符合實情，甚至連地址都有問題，有些地址可能要飛上月球或是下探深海才找得到。如果我想經營的是一個可靠的網站，我就必須查證所有的消息。除了一、兩個可信任的線民，其他人的消息我都會親自確認過。有時候我會打電話給這些機構詢問基本訊息，例如，是否提供伙食、一間房間有幾張床、總共有多少房間等等，之後再將訊息公佈在網路上，但是不加以評論。

　　如果消息的來源是我本人，而且我曾經親自到現場勘查，那麼公佈訊息時就會加上評價。我給收容所打分數，也給他們提供的伙食和諮詢服務打分數。我很少會打六分，五分對我來說就已經夠爛了07。位於科隆（Köln）安諾街（Annostraße）的收容所就拿到五分。我實在搞不懂為什麼這家收容所這麼多年來一點改善的跡象也沒有，其他的機構就不會這樣。有些收容所的負責人甚至會在我發表文章後立即回應，提出各項改善計畫，甚至感謝我的嚴厲指教。我成了有影響力的人、公眾人物，成為遊民福利事務的測試專員。

　　二○○六年春天，黑森廣播公司（Hessischer Rundfunk）的編輯小姐邀我上他們的談話性節目《視野》（Horizonte）。主持人貝蒂娜．歐貝豪瑟（Bettina Oberhauser）和其他節目貴賓定期會在攝影棚內討論各種議題，並進行現場直播，這一次的主題是遊民。編輯部請我擔任這一集的特別來賓（頭銜總是很好聽），節目開始後他們會現場連線。當手機真的在十二點過後響鈴時（節目的播出時間是凌晨十二點到一點），我第一時間還找不到接通的按鈕，因為太興奮了。頭幾句話講得亂七八糟，接著我就冷靜下來，開始談個人網頁和親身經歷。節目貴賓應該是對我刮目相看，因為接下來的談話內容都圍繞著我的發言打轉。我覺得很驕傲，這是我第一次上電視，儘管只有聲音上電視。

　　二○○七年四月我到布倫瑞克，和收容所的社工人員迪克．希爾德布蘭（Dirk Hildebrandt）聊了很久。他說我的浪人部落格是很棒的點子，但是我為什麼不把自己的知識、經驗用更直接了當的方式呈現在網站上？就像提供建議的顧問那樣，讓大家一看就知道網站的用途。他說的很有道理，不久後這個新網頁就誕生了：ohnewohnung-wasnun.de（沒有家該怎麼辦）。幾個月後我終於把普法茲浪人的網站內容掏得一乾二淨，把所有實用的住址、評價和建議都挪到新網站上，然後關閉舊網站。它已經功成身退，現在即將開啟的是新篇章。

　　我在新網站上公然批評惡劣的收容所，呼籲大家不要去，好的收容所則大力讚揚。雖然有幾家收容所威脅要告我，但是我並沒有因為這樣而上法院。要是他們的反應特別激烈，我就撤下一兩則評論。不過也有默認的：一家位於美茵河畔奧芬巴赫（Offenbach am Main）的收容所就因為我的批評而關門大吉，看來就連它的經營者也覺得我說的話很有道理。我總共蒐集了一千多個地址，這個專門為遊民和窮人設立的住宿及餐廳指南網站，每天都有上百次的點擊數。

　　二○一二年（四年前開始和根特．瓦爾拉夫合作）我設立了另一個諮詢網站：suchthilfe-deutschland.de，這是一個專門提供戒斷中心資訊給酒精、毒品、藥物或賭博遊戲成癮的人的網站，我在這個領域也是過來人。架設網站時，安德列斯．萊梅爾博士（Dr. Andreas Reimer）幫了我一個大忙，他是條頓騎士團（Deutscher Orden）08的成員，也是戒斷治療的專科醫師。這個網站的瀏覽人次也很高。

忽然成名

　　獲得熱烈的響應後，也開始有媒體記者報導我的網站，這些媒體大多是地方報社，不過也有跨區域的媒體像是《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和《法蘭克福評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二○一二年德新社（DPA）也報導了我的消息。接著是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D）的安妮．威爾（Anne Will）脫口秀節目，二○一二年十二月五日我人就坐在攝影棚。不久前西南廣播公司（SWR）的韋蘭．巴克斯（Wieland Backes）才邀請我上他主持的《深夜咖啡館》（Nachtcafé），節目上的其他來賓魯伯特．諾伊德克（Rupert Neudeck）和克莉絲特．諾伊德克（Christel Neudeck），對我既禮遇又熱情。

　　本來安妮．威爾的脫口秀節目只打算拍一支關於我的短片在節目上播放，我不用親自到場。節目的編輯團隊邀請了各界的名人進行辯論，若是有個遊民坐在中間一定會很奇怪。當天的來賓有弗朗茨—約瑟夫．史特勞斯（Franz-Josef Strauß）09的女兒莫妮卡．荷邁爾（Monika Hohlmeier）10、漢堡食物銀行（Hamburger Tafel）11的創立人依嘉德．多瑟（Irmgard Dose）、來自科隆的德國知名的社會學教授和貧窮研究者克里斯多夫．布特維格（Christoph Butterwegge），以及土生土長的前國會議員東德人薇拉．稜格斯菲（Vera Lengsfeld）。

　　至於我最後能親臨現場、結識上述先生女士的前因後果請聽我娓娓道來。節目原本打算拍攝我的日常生活，再剪輯成一支三至四分鐘的短片，作為這個社會上還是有窮苦人存在的證據，這也是他們要在節目上討論的主題。記者打電話給我時，我人正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12拜訪一位舊識，同時在這裡收集押金瓶換取少許的現金。記者問我能不能讓他跟拍一天，上述提到的短片會從這段材料剪接。我答應了，他很高興，因為他剛好在卡爾斯魯爾（Karlsruhe），所以可以馬上開車來巴登—巴登找我。接下來幾個鐘頭我和他說了自己的故事，在美麗的溫泉城遊蕩。為了換取微薄的幾分錢，我很認真的收集瓶瓶罐罐，並用一個空的咖啡紙杯向來往的路人乞討零錢。

　　三、 四個鐘頭後我的手機響了，是慕尼黑某教會電台的編輯部打來的。他們問我能不能撥幾分鐘的時間接受採訪，訪問的內容會在節目現場播送。我有的是時間，便回答了六、 七分鐘的問題，接著就響起了等待音樂，然後我又被切回節目回答某位教會權威的問題，他是節目邀請的來賓，只是他的名字我忘記了。他的問題我應該答得不錯，因為電台的編輯部又給了我六、 七分鐘的時間講話。

　　安妮．威爾派來採訪我的記者在一旁聽得津津有味，通話結束後他就走到旁邊去講電話。回來的時候他問我願不願意到安妮．威爾的攝影棚參加錄影。他剛剛就是打電話給她說我接受電話採訪的事，因為他對我的表現印象很深刻。儘管脫口秀的錄影時間就是明天，而且在柏林，我還是答應了。

　　我們於是中斷拍攝，記者說反正剪接影片的材料也夠了。我們開車前往卡爾斯魯爾機場，再飛去柏林。司機載我去一家很高檔的飯店，我的房間有專屬的衛浴和小陽台，啊！真是太美好了，我開始期待明天的早餐。飯店的早餐不是普通豐盛，我總共走去自助吧台五次，光是火腿和乳酪的種類就比我過去在全德國的食物銀行看過的還要多（琳瑯滿目的蛋類料理就更不用說了）。原來被選中擔任電視台嘉賓就能吃這麼好，雖然早餐和節目的主題形成很大的對比，但是絲毫不影響我的胃口，我沒必要為自己的好胃口覺得丟臉，我要為接下來的辯論好好蓄積體力。

　　幸好我吃得很飽，因為錄影結束後我又要回到食物拮据的世界，重回食物銀行或是收容所每日供應的一兩餐伙食。我會這麼說，也是因為我在吃飽的狀態比較好接收、消化接下來在節目上遭遇的打擊。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誰要是有興趣可以到YouTube看看這場鬧劇（至少我寫這段文字時影片還在YouTube上）。影片的標題非常聳動：《行乞、要飯和捐助，我們的同情心被利用了嗎？》不過您也不必看完長達一小時的辯論，我簡要的把最糟糕的部分寫出來：稜格斯菲女士（一九九六年她從綠黨跳槽到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不斷宣稱德國沒有貧窮這回事。她說貧窮只存在於印度或東歐。儘管如此，德國仍有三分之一的國民所得都花費在社會福利事務上，到底為什麼還會有人說德國人對社會福利事務漠不關心？她的發言如此缺乏深度、無知又愚昧，要和這位女士認真討論德國的貧困現象是不可能的。食物銀行的多瑟女士更糟糕，她堅稱德國有足夠的社會福利機構，只要想去的人都能去，舉例來說，每個人都能去食物銀行。對此我回應我雖然是遊民，卻被某些食物銀行拒於千里之外，因為他們要求我出示相關證明，但是我沒有。而這位女士竟然只是搖搖頭，到底這位自以為是的女士為什麼要創立食物銀行？根據她的說辭，食物銀行是連結生產者（或貿易商）和垃圾處理場的橋梁。我們生產太多食品了，但是銷毀食品要花很多很多錢，所以才會有食物銀行的誕生。食物銀行的任務就是免費幫忙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

　　我心裡想，照她說的，那麼食物銀行的使用者應該要收取垃圾處理費，每塊幫忙銷毀的麵包和乳酪都要照價計算。原來如此，慈善產業的行善動機其實是經濟考量。但是我沒有說出來，因為布特維格先生已經夠激動了。至於荷邁爾女士，她在歐洲議會上大力支持乞討禁令。因為國外的乞丐集團湧進德國的關係，這在當時引起很大的討論，我也不喜歡他們，但是頒布乞討禁令？這不是用大砲轟麻雀嗎？豈不是把我們這些流浪者和乞丐一起當砲灰。儘管我對荷邁爾女士的禁令主張提出批判，卻還是無法說服她。她還是覺得我國的社會福利「太多了」。像多瑟女士和荷邁爾女士這樣充滿偏見的人，我說再多「哈茨四號」（Hartz IV）13的個人經驗她們也聽不進去。

　　這場唇槍舌戰結束後，我們移步到主持人威爾女士的電視台休息室。這裡有美酒和點心，都是最高檔的，不是食物銀行的。我和多瑟女士及荷邁爾女士一起坐計程車回飯店，她們倆心情之亢奮，以至於荷邁爾女士決定對我施行言語暴力。她罵到連計程車司機都受不了，司機開口請她休息一下，不要再罵這位可憐的男子了（指的就是我）。

　　對一名局外人來說，闖進上流社會的生活圈並不總是那麼愉快。這裡比底層社會糟糕多了，因為他們不只會伸腳絆倒你，還會掌你嘴巴。可是我不能還手，因為我是底層的人。辯論節目結束後，稜格斯菲女士私下與我聯絡，她甚至邀請我下次到柏林時去她家坐坐，所以她在節目上刻薄的形象也因此削減了一些。

　　二○一四年十一月，西南廣播公司的編輯團隊邀請我上法蘭克．艾爾斯特納（Frank Elstner）主持的節目《本週人物》（Menschen der Woche）。我有十五分鐘的時間和主持人對談，我談到自己的心願、過去的人生經驗，甚至還說了點父母親的故事。那次的經歷對我來說真的很寶貴。同我一起上節目的還有艾芮絲．貝本（Iris Berben）14和羅傑．威廉森（Roger Willemsen）15。他們兩位也分享了各自的故事，但是我覺得觀眾的印象主要還是停留在遊民議題。法蘭克．艾爾斯特納甚至替我圓了夢——在自己的家鄉曼海姆過聖誕節，他替我付了旅館住宿費和早餐費。直到今天我依然非常感謝他。

　　二○一四年我入圍「taz花豹獎」（Der taz-Panther-Preis），這是《日報》（taz）16頒發給對社會有卓越貢獻的人的獎項，我在讀者票選的部分最後拿到第二名。二○一二年至二○一四年，我連續三年獲得《德國奉獻獎》（Deutscher Engagement-Preis）的提名。這是二○○九年新設的獎項，由慈善事業聯盟（Bündnis für Gemeinnützigkeit）頒發，幾乎全德國的公益團體都是聯盟的成員，例如運動協會、學術研究中心，以及不勝枚舉的社會福利機構。

　　二○一五年九月比倫特．傑蘭（Bülent Ceylan）邀我上他在RTL電視台的節目，錄影節目要三個月後才會播映，一起錄影的還有沙維爾．納度（Xavier Nadoo）。我很尊崇這位歌手，因為他和我一樣都來自曼海姆（儘管我和自己的家鄉關係破碎）。節目一開始沙維爾．納度就為我即興獻唱一曲，他把我納入羽翼，一點歌星的派頭也沒有。他的真心讓我很感動，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是從認識他開始到現在都很看重他。不只是因為他把我當做和他一樣的人尊重我，也因為在我的請求下，他事後真的寄給我他全部的CD專輯。三年前曼海姆的兒子（Söhnen Mannheims）也對我這麼慷慨大方，他們在《曼海姆晨報》（Mannheimer Morgen）讀到一篇關於我的報導，便邀請我去聽他們位於曼海姆玫瑰園的演唱會。

　　我當然很驕傲自己的付出受到肯定，但是忽然「成名」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且是很高的代價。忌妒者出現了。他們說我的工作為自己賺進大把鈔票、我是為了錢才做這些事、我收取不法回饋，和遊民收容所進行交易。他們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因為證據根本就不存在）就在網路上肆意謾罵、抹黑我。毀謗的情況一直持續到現在，就像蝸牛爬過的地方會留下一條涎線，忌妒者的足跡就這麼散佈在網路上。這些匿名的網路霸凌者連最基本的證據都拿不出來，躲在暗處的人罵起人來自然肆無忌憚。但是就算他們不斷造謠說我是騙子，我也不會因此而變成騙子，也不會因為他們罵我是同性戀就變成同性戀。光從這些「評論」就看得出這些藏身暗處的的狙擊手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儘管如此，網路上的辱罵和言語暴力依然讓我很受傷，所以我在二○一五年夏天憤而關閉網站。

　　或許這只是我一時衝動作的決定。但是我真的受不了了，儘管我問心無愧，但是我不想繼續當這些人的箭靶，他們的興趣大概就是說別人的壞話、侮辱和毀謗別人。而且事實正好相反：他們說我因為經營網站而致富，但是我已經沒有錢繼續支付部落格的費用了17。我還是一樣靠著微薄的哈茨四號失業金過活，就和從前一樣。只是現在的我已經沒有年輕時那麼厚臉皮。

　　幸運的是，根特．瓦爾拉夫一直站在我這邊，在我困頓的那些年他是我重要的支柱。

註釋

01　社會服務處，為教會社會福利組織，專門提供各類社福資訊（如過夜地點、醫療機構）給有需要的人。

02　選帝侯路堤，一五四三年，布蘭登堡選帝侯於柏林西郊綠森林狩獵小屋建了一條木排路堤（Damm），架在沼澤上。選帝侯路堤即由此發展延伸，興建的日期不明，名稱約出現於一七六七年後。一八七五年，在俾斯麥的建議下，小道被美化為寬五十三公尺的林蔭大道。

03　經濟繁榮時期，指十九世紀的德國和奧匈帝國工業化後的時期，又譯為奠基期。這時期的建築藝術風格為古典的歷史主義。

04　一馬克＝一百芬尼。

05　主幹學校，德國中等教育的學校類型之一。德國中等教育依不同的教育目標及內涵區分學校類型，另有文理中學（Gymnasium）、實科中學（Realschule）、綜合中學（Gesamtschule）等學校。主幹學校是中等學校教育中修業年限（五年）最低的。

06　棋盤上的格子坐標。

07　德國的評分方式為一到六分。最高分為一分，最低分為六分，及格分為四分。

08　條頓騎士團，又譯德意志騎士團，以慈善事業為己任的羅馬天主教修士會，總部位於維也納。

09　弗朗茨－約瑟夫．史特勞斯，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黨（CSU）的黨員，一九六一起至一九八八年過世為止擔任該黨黨魁。曾任國防部長、財政部長與巴伐利亞州州長。一九八○年競選西德總理一職失利。

10　莫妮卡．荷邁爾，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黨的黨員。

11　漢堡食物銀行，又稱慈善廚房，專門回收超市或食品公司的食品，再將食品分送給其他弱勢團體。

12　巴登－巴登，德國著名的溫泉療養地及旅遊勝地。

13　哈茨四號， 正式名稱為《勞動市場的現代化服務法案》（Die Gesetze für Moderne Dienstleistungen am Arbeitsmarkt），為整頓失業人口的社會改革方案，又因提出者彼得．哈茨（Peter Hartz, 1941-）而稱為「哈茨法案」。哈茨四號為第四號方案，規範失業者領取的失業金。（詳見）

14　艾芮絲．貝本，德國女演員。

15　羅傑．威廉森，德國節目主持人和電影製片人。

16　《日報》，原名die tageszeitung，縮寫taz。

原註

17　我目前的網站是免費版的：ohnewohnung-wasnun.blogspot.de/

《零度之下》

——協助根特．瓦爾拉夫

　　一九九九年我意外踏進網際網路的世界。不過早在一年前，我就計畫性的購買人生第一支手機（手機也是新數位通訊時代的先驅）。我是在漢諾威CEBIT資訊及通訊科技博覽會的西門子（Siemens）攤位買的。那時候的手機非常昂貴，幸好我的銀行洗錢事業賺了點錢，所以我才有五百馬克買手機。幾年後我買了第二支手機，是號稱摔不壞的諾基亞（Nokia）金剛神機，這支手機不只能打電話，還能寄簡訊。手機上只有十個按鍵，每個按鍵上面有三至四個字母，打字時要連續按同一個數字鍵數次才能選到你要的字母。我花了一點時間才搞清楚這套打字方法，上手後傳簡訊的速度就非常迅速。

　　我多半用諾基亞打電話，用手機搜尋遊民收容所的訊息和地址。或者我自己打電話詢問消息，或者其他流浪者打電話告訴我（越來越多的流浪者都發現了這種新型通訊工具）。千禧年開始之際，手機和網路就是我評論遊民資訊的重要工具，幫助我在網站上設立警告標語或是大力讚揚他們。

　　二○○八年九月的某天下午我接到一通來電，人生因此有了重大的轉變。當然不是這通電話，而是指這通電話帶來的後續效應。打電話來的人是卡洛琳．諾克爾（Caroline Nockel），她是拍片小組的成員，他們團隊想拍攝一支以遊民為主題的影片，想為拍攝計畫找一位專家，但是他們要找的不是學者、社工人員，而是有親身經歷的專家。他們是透過我的網站知道我的，他們計劃拍攝一支長一點的電視紀錄片，希望我能提供建議、擔任團隊的顧問。我有種被捧上天的感覺，畢竟這是我第一次獲得拍片團隊的青睞，雖然我根本就不知道要做什麼，還是一口答應要合作。

　　諾克爾女士說他們也聯絡了其他可能的合作對象，要是團隊最後決定找我，製片人葛哈德．許密特（Gerhardt Schmidt）就會跟我聯絡。在那之前，諾克爾女士又打了兩三次電話給我，大概是想測試我好不好聯絡、狀況如何、能不能講電話等等。畢竟誰知道流浪者都在幹嘛，是不是酒都喝得很凶？

　　很多流浪者都有酗酒的問題。我指的不是喝醉後口齒不清，而是長年濫用酒精造成的語言能力問題，包括說話變得吃力、用字遣詞變得簡單。不過就算沒有語言能力受損的問題，我們之中的大部分人也不是語言學家。基本上，流浪街頭不太需要與他人進行棘手的辯論，快速的生存應變能力才最重要。雖然我也遇過無家可歸的教授和學者，但是街頭用語其實很簡單。打從我流浪街頭就和其他人一起使用這種簡單的語言，幾乎不曾在日常生活使用從文學作品或學術書籍學到的語言，這種語言只存在於我的思想，一個我基本上只保留給自己的語言。

　　諾克爾女士聯絡我後約四週，製片人真的打電話來了。談了幾分鐘後我才驚訝的發現：電話那頭的人想和流浪者合作，卻一點也沒有簡化他精確、複雜措辭的意思，他甚至非常專注在嚴謹繁複的表達方式。他的語言透露出他是什麼樣的人，也就是和我們不一樣的人。葛哈德．許密特說得一口標準德語，用字遣詞非常精確，我猜這是因為他唸法律系的關係。這一定是個學識淵博的人，我一聽就知道了。

　　他問起我的流浪生涯，提問的方式相當直接、專業。我們幾乎講了一小時，而我談得很高興。我在電話這頭聽他說話的時候心想：語言真是奇妙，它既連結我們，卻又區別我們，甚至令人相形見絀。但是直覺告訴我，對話的男子並沒有憑藉所受的教育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我從他說話的語氣、而且是開口的第一句話就聽得出來。他用平等的姿態看待我，態度相當友善。我確定就算用街頭的簡單用語回應他，他的態度依然會這麼友善，不過我還是很高興自己不必用簡單的措辭和他對談。

　　在這次和接下來幾次的通話中，葛哈德．許密特摸清了我的底細（俗話是這麼說的）。他想知道合作的對象是什麼樣的人，因為要是「有親身經歷的專家」不可靠或根本只是個吹牛大王，拍攝計畫很容易就會功虧一簣。

　　葛哈德．許密特應該也覺得我們的談話很有趣，我們很有話聊。我跟他提到我的個人網站：ohnewohnung-wasnun.de，我以收容所及窮人餐廳測試員為己任，將我過去近十年於全國各地蒐集來的經歷發佈在網站上。“Hostels for the homeless.”（給無家可歸的人住的旅館）我的父親一定會這麼說。許密特說，這部紀錄片可能會找根特．瓦爾拉夫合作（他是一名臥底記者和暢銷作家）。聽到這個消息，我更是興致勃勃。

　　二○○八年十一月葛哈德．許密特再次來電。這是他第二次打給我，他想知道哪些機構、宿舍或是緊急收容所的環境特別糟糕。我像一台印表機滔滔不絕的吐出紙張，長長的清單上記滿一家又一家的破爛收容所，而且不止地址，就連營業時間、環境地點我都形容得一清二楚。我全都記在腦袋裡，每一家收容所的模樣都清清楚楚的呈現在眼前。

　　之後我們又通了幾次電話。二○○八年十一月底我收到五百歐元的匯款，他已經在電話中知會過我。這筆錢是讓我買布倫瑞克到科隆的火車票用的，剩下的錢則是我和電影團隊合作的第一份薪水。不過到目前為止我都還沒見過拍攝團隊的人，他們就直率的匯錢給我，這不只讓我覺得很大方，也意味著他們很信任我。我很感動。過去的人生中我很少受人信賴，懷疑是我們的通用貨幣，別人懷疑我，我也懷疑別人。

　　坐火車的路上，我想起自己曾經遇見根特．瓦爾拉夫，更確切的說是他遇見我。二○○八年夏天我在科隆，下榻在救世軍收容所，這家位於科隆艾倫費爾德區（Ehrenfeld）的收容所專門收容無家可歸的男人，是個相當舒適的住宿地點。上午我沿著市區的購物大道芬洛街（Venloer Straße）閒逛，欣賞建於經濟繁榮時期的美麗市民建築。這些戰後餘生的美麗建築和其他戰後迅速搭建的功能性大樓相互交錯，構成一副混亂的景象。有些戰時被轟炸的房子只剩下地面的一兩層樓，上頭加蓋個屋頂，看起來就像是斷了半顆牙的醜陋牙齒。

　　我幾乎沒半毛錢了，詐騙銀行獲取暴利的光景早就成為過去。我坐在雷弗超市（Rewe）前，把帽子放在地上乞討。對面是一棟漆成白色的漂亮教堂。這裡人來人往，超市旁邊有一家銀行，斜對面也有一家，附近到處都是等著客人上門的手機店和小吃店。地下鐵的路口就在旁邊，使得人行道更窄了些，這是個好位置，也確實有路人彎下身來丟零錢到我的帽子。兩個小時後我準備離開，因為天空開始下起毛毛雨。就在這一刻出現一個身形瘦削的老先生，他挺拔但僵硬的步伐吸引了我的目光，就和大多數人一樣，他看也沒看我一眼就走掉了。我目送他離去，這個人一定有背痛的問題，就在他的身影消失之前，他又停下腳步，回頭往我的方向走來。他直接停在我面前，小心翼翼的將一張五歐元的紙鈔放進我的帽子，他看了我一眼，不過他看起來正在思考著什麼事，所以一句話也沒說。接著他便站起身來往原來的方向走去，消失在人群中，不過我看到他的臉了，也認出他是誰。

　　十二月初，我在約定的那天準時抵達科隆火車站，再從火車站搭地鐵到艾倫費爾德區，我們約在那裡碰面。走上階梯來到街上，半年前我就坐在這裡。葛哈德．許密特請我在考夫蘭特量販店（Kaufland）前的空地稍等，再往前幾百公尺遠的地方就是了。幾分鐘後出現了一個年輕人，他來接我和電影團隊會合。「在那之前，」他建議道：「我們可以先去吃個中餐。」不知道是誰的點子，但是對一個總是餓肚子的遊民來說，這個點子意味著「嘿，這個人真的很有心，他們是認真的」。

　　沒有找太久，我就發現一家適合大快朵頤的亞洲小吃店。吃完飯後我們又走回去，轉進一條小巷子裡。接我的男人在一棟紅棕色的磚頭建築前停下腳步，這是一棟不怎麼顯眼的舊市政廳，大門口旁有三個門鈴，年輕男子按下其中一個。

　　沒多久門就開了，是一個高大的老先生，他伸出一隻有力的手來，簡要的自我介紹後就請我進去。是根特．瓦爾拉夫，我高興的和他握手，不過得先深呼吸才有辦法說出自己的名字，因為沒料到會直接在大門口見到他，我以為會先被祕書帶進接待室或辦公室之類的。

　　根特．瓦爾拉夫廢話不多說，直接領著我通過一條狹窄的走廊來到他的花園小屋，這是一棟三十平方公尺的堅固建築，裡頭擺了一張佈滿裂痕的正方形大木桌、一架鋼琴和數個擺滿書籍的書架。他談到拍攝計畫，也聊起我無家可歸的人生。我們什麼都聊，也聊哈茨四號，這條新法案使得窮人不得翻身，遊民更是深受其害。一小時後，他開口請我當他電視紀錄片的工作人員。當然還包括了他的出書計畫，因為他在拍攝《零度之下：無家可歸的冬天》（Unter Null-Obdachlos durch den Winter）的同時，也為《時代週報》（DIE ZEIT）寫文章，後來也在基平豪依爾暨威奇出版社（Kiepenheuer & Witsch）出版了《美麗新世界：德國歷險記》（Aus der schönen neuen Welt. Expeditionen ins Landesinnere）一書。

　　我還記得自己微微發抖，搞不好聲音也在顫抖，但是沒猶豫太久，我當然答應了。感覺有點不真實，他剛剛真的問了我這個問題嗎？我成為製片團隊的工作人員了。當我回過神來才清楚意識到：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真是太幸運了。我努力了這麼久，一直致力於改善遊民的貧困現象，希望他們能過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一直都是孤軍奮戰，不曾受到其他人的關注（除了當事者本身和一兩家機構）。現在我遇到根特．瓦爾拉夫，他揭發的社會弊病比誰都多。「底層」的遊民到底過著什麼樣的生活，終於成為這位知名記者關切的主題和報導內容。而我就參與其中。

　　我就這麼突然的栽進這個陌生宇宙，這裡注重的是畫面、級數和剪接。而我（一個總是獨來獨往而且沒有團隊合作經驗的人）必須加入團隊與大家分工合作，並信任團隊的成員。我身邊突然圍繞著一群花錢不必三思的人，我並不是說他們很奢侈，後來我發現製片團隊有很多工作人員都是短期的工作者，我的意思只是這裡沒有人為生活所苦，我知道為生活所苦是什麼滋味，因為我已經為生活所苦了四十幾年（有一小段時間例外）。

　　因為整個團隊的態度使然，所以這樣的文化差異不僅沒有壓得我喘不過氣，反而讓我覺得很輕鬆。大家都對我很好，他們相當看重我和我的實際經驗，從頭到尾沒有人把我當笨蛋顧問或是為了拍片必須忍受的必要之惡。工作氣氛活潑愉快主要是根特．瓦爾拉夫的功勞，他不只聽取我的意見，也把我當做一個有血有淚的人接受，並接納我。根特．瓦爾拉夫尊重我的經驗，在他眼中，我的故事真實生動又充滿了苦難，他真心把我當一個人看待。

　　根特．瓦爾拉夫的工作室在廚房，這裡有一張老舊的木桌，桌面上疊滿了報紙、雜誌、文件，和列印的電子郵件。廚房也是大家會面的地方，工作小組常常擠在這裡為下一步的計畫腦力激盪。廚房的正對面是樓梯間，那裡有一扇不起眼的門。第一天晚上我還有點搞不清楚狀況，因為實在發生太多新鮮事了。根特．瓦爾拉夫問我拍攝紀錄片的期間願不願意住在他家？我點點頭，住在這裡一定比住在救世軍收容所還要好。他指向那扇門，跟我說後面就是我的新房間。

　　我們走進一間小房間，不到十平方公尺，裡頭只有兩扇小窗戶和一張沙發床。老實說我有一點失望，但是他卻在笑，彷彿他成功整到我似的。他推著我往前通過另一扇門，門後是一間寬敞的複合式客廳及飯廳，旁邊就是臥房和浴室，還有一個可以眺望後院的小陽台。這實在太奢侈了，我狐疑的看著他，接下來幾個月我真的要住在這裡嗎？我真的要住在這裡。於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定居的念頭。

拍攝現場

　　打從第一天，根特．瓦爾拉夫就提議我們用「你」來稱呼彼此，只是我有點不習慣，所以有幾次我還是說溜了嘴，尊稱他為「您」。之後我比較有自信了，至少當我們開始在街上拍攝後都很自然的用「你」來稱呼對方。

　　我抵達後幾天，就著手進行第一階段的拍攝計畫，根特要偽裝成遊民親自走上街頭和收容所。他喬裝成不修邊幅的老頭子，頭上帶著一頂亂澎澎的灰色中長髮。他已經一段時間沒刮鬍子，臉上布滿灰白兩色的鬍渣，鼻梁上架著一支黑色的牛角粗框眼鏡——是一九五○年代保險公司支付的那種基本款式，而且其中一個鏡片還破掉，他看起來其實更像穴居人和流浪漢的混合體。他的打扮非常過時，再配上一副共和國的老氣眼鏡，反而讓我覺得他是喬裝打扮的演員。流浪漢長這樣？我的腦海閃過這個念頭：沒有人會穿這樣在德國到處跑吧。但是我沒時間思考這個問題，因為我們馬上就要出發了，向沒有屋頂遮蔽的流浪現場挺進。

　　順帶一提，根特．瓦爾拉夫的裝扮在紀錄片《零度之下：無家可歸的冬天》看起來沒我想像中的突兀〔半年後影片在德國第二電視台（ZDF）01播出〕。我會覺得很唐突大概是因為現場的裝潢吧，他那副狼狽的模樣和房子的風格格格不入。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我認識的根特．瓦爾拉夫不是這樣，我認識的他是個普通市民，不是被放逐的遊民（也就是他現在扮演的角色）。

　　我們先留在科隆，有點像是試水溫吧，因為在這裡他最容易被認出來。當時的市長弗里茨．施拉瑪（Fritz Schramma，基督教民主黨的黨員）固定會在聖誕節這天拜訪遊民。市長的老婆也在，他們在天主教社會服務聯盟（Sozialdienst Katholischer Männer）下轄的機構服務遊民用餐，地點就在火車站旁邊。街上的遊民讀到當地報紙的報導或聽到風聲後都跑來這裡。我和根特身上佩戴著麥克風和針孔式攝影機，在沒有引起懷疑的情況下成功混進擠滿人的大廳。我覺得施拉瑪夫婦服務客人的態度很有傳統天主教徒的精神，一點也沒有高高在上、裝腔作勢或是驕傲自負的感覺，他們所有的事都自己來，不假他人之手，現場也沒有半個維安人員，這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安諾街的約翰尼斯之家（Johanneshaus），這是約翰尼斯會成立的緊急收容所，同樣是教會組織。我們在平安夜當晚抵達，打算在這裡過夜。我們得先在管理室出示證件，根特遞給社工人員一張真的證件，不過證件的主人不是他，只是長得和他有點像。社工卻對證件不怎麼感興趣，他盯著根特，開口說：「您很眼熟。」但是他想不起來在哪裡看過根特。他絞盡腦汁的努力回想，看來如果沒有解開謎底他是不會放根特進去的。根特佯裝無辜，抬起眉毛一臉疑惑的讓社工人員繼續打量他，心裡則已經做好最壞的打算。

　　我決定鼓起勇氣插話。我出示真實證件，問起社工只有內行人才知道的事。我已經來過這裡好幾次，這是我見過全德國最爛的收容所之一。我有話直說，毫不隱瞞自己的不滿，甚至刻意挑釁，使得社工人員不得不和我辯論，以至於他完全忘記根特的事。幾分鐘後他就放我們進去，看也沒看我身旁的「老頭子」一眼。

　　我們在約翰尼斯之家待了兩天，只有晚上，因為早上收容所會關門。這家收容所一九四九年就有了。約翰尼斯會是一家以傳教為使命的天主教機構，下轄兩個修士會。約翰尼斯會和一家慈善事業公司共同在科隆和達姆施塔特（Darmstadt）經營四家收容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約翰尼斯．瑪麗亞．豪神父（Johannes Maria Haw）為了解決勞工家庭的酗酒問題創立了約翰尼斯會。天主教會指派神父擔任這家禁慾協會的理事，但是他卻不鼓勵全面戒酒，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的家族以及許多天主教修道院都和啤酒廠、葡萄酒酒廠淵源深厚？

　　神父雖然為勞工家庭的貧困現象打抱不平，卻對造成貧困的經濟因素不感興趣。他認為導致貧窮的罪魁禍首是酗酒和人們不再信仰上帝。一九四一年約翰尼斯會被禁，納粹政府垮台後教會重新取回被沒收的房產，豪神父在羅伊特斯鎮（Leutesdorf）致力於組織的重建工作。羅伊特斯鎮是萊茵河畔的小葡萄酒村，就在科布倫茲（Koblenz）附近，一九四九年神父往生於此。神父的接班人繼續接手他偉大的事業，約翰尼斯會的網站上這麼寫道：我們致力於照顧無家可歸者（遊民和出獄的受刑人），以老人安養、社會福利與傳教事業為己任。我們透過天主教出版事業（Katholische Schriften-Mission，社址位於羅伊特斯鎮）發行的雜誌和手冊廣見於全德國。

　　出版品在科隆的約翰尼斯之家也看得到，反倒讓我覺得慈善事業公司投入這些印刷品的錢，好像比投入收容機構的錢多更多，尤其是過去數十年這應該是教會唯一的投資（我個人覺得啦）。因為收容所的廁所和淋浴間覆蓋著五○年代的氛圍和鏽蝕，完全沒有隱私權可言，淋浴間連放香皂、洗髮精的置物架也沒有，還充斥著一股刺鼻、難聞的排泄物味。我和根特決定不洗澡，以免洗完後身體更不舒服。我們被分配到一間四人房。

　　我們的室友是愛滋病患馬力歐（Mario）。他無力的躺在床上，根特．瓦爾拉夫坐到他床邊。他向根特訴說他的人生故事，我用胸口的針孔式攝影機錄下全程。重病的馬力歐情緒不太穩定，嘴裡的菸一根接著一根，他非要對我們訴苦不可。馬力歐十二歲逃家，當他發現自己對男生感興趣的時候非常驚訝，但是後來他便以身為同性戀為榮。他很年輕時就在火車站附近賣淫，夢想著自己很快就能賺到很多錢，就此脫離多舛的命運。

　　馬力歐後來染上愛滋病毒，大概活不了多久了，他幾乎沒去看醫生，藥也亂吃，平安夜前幾天流落到約翰尼斯之家。他和多數遊民一樣沒有健保、沒有基本生存保障（Grundsicherung）、也沒有哈茨四號的失業救助金。他們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去醫院，而且通常都是被救護車送進去的，這時他們能仰賴的就只有急診醫生的慈悲心了。

　　住在街上的人通常不長壽。無家可歸的人死得很早，他們要不是被凍死、喝酒喝到掛，就是死於吸食容易成癮的硬性毒品，或是未發現、沒接受治療的疾病，例如敗血症或炎症，有的甚至是暴力事件的亡魂。

　　我們守在馬力歐的床邊，當他於午夜陷入不安穩的睡眠後，我們便開始下棋下到天亮。兩局下了三到四個鐘頭，根特．瓦爾拉夫顯然是被重病患者分了心，所以心不在焉，兩局都輸了。我們後來又下了很多局，只是他沒贏幾局。

　　身為普法茲浪人、曼海姆的子弟、輟學者、兒童之家的院童、打零工的人、曾經吃過牢飯的人，以及沒有固定居所的流浪者，我能有機會和根特．瓦爾拉夫合作，幫助他假扮遊民拍攝紀錄片，並在往後的日子受到他的支持照料，為我奠定了重回穩定人生的基石。我發現了新的避風港，就像我小時候的穆勒夫婦家（我還是少年時常常去投靠他們），一處充滿信賴和安全的避風港。

暴力的無限迴圈

　　遊民的生活已經夠苦了，「哈茨法案」實施後更是雪上加霜。我們這群人大都不知道二○○四年政府究竟討論了些什麼，國會就在十二月二十四日通過了《勞動市場的現代化服務法案．第四號》（Viertes Gesetz für moderne Dienstleistungen am Arbeitsmarkt），一份送給窮人的聖誕禮物。凡是在街上生活且靠社會津貼度日的人，馬上就察覺到法案實行後所有的事都變了。所有無法出示居住登記的人申請救助金都會被拒絕，還有餘力的人則會被強迫接受低薪工作。要是拒絕接受，救助金就會被刪減甚至完全取消。救助金的請領者越來越常收到禮券，而不是現金。至於本來就不是天使的辦事員從此以後更把我們當騙子、寄生蟲或是不願工作的懶惰蟲看待。野蠻的公權力無視弱勢者之所以成為弱勢者的現實因素，強迫矯正我們成為有生產力的市民。

　　我們當中有許多人被搞得狼狽不堪，他們拒絕承受這樣的侮辱，在沒有社會大眾和政府協助的情況下獨自為生存奮戰。哈茲法案第四號實施後，街上的生活變得更加野蠻、血腥而無情了。

　　關於這點我累積了豐富的個人經驗。最明顯不過的就是遊民收容所的偷竊行為更加猖獗了。自從社會局和就業中心（Jobcenter）不再以月額的方式給付我們生活費，而是改以微薄的日額補貼——就像零用錢那樣（前提是領得到的話），每個人無時無刻都很缺錢。從此以後，只要誰出現在收容所時讓別人覺得「他比別人有錢」，很容易就會遭受批評。有一次我就因為啤酒的牌子被罵，因為我喝的啤酒不是最便宜的廉價酒水。「你竟然還喝得起這個？」他是這麼說的，帶著一種索討甚至威脅的語氣。

　　要是看到我的筆記型電腦，他們的眼珠子可能會掉出來。在布倫瑞克時，我的室友就因此不斷騷擾我，最後我只好把他趕出去。就因為看到一台筆記型電腦，他就妄下定論，覺得我一定很有錢。被我趕出去後他生氣的踹門，接著就教唆了幾個黨羽圍在外面，我聽到他們的竊竊私語和計畫，最後我就逃之夭夭。

　　這不是個案，光是一支諾基亞手機就能引發他人的忌妒之心。我在不來梅（Bremen）時，只因為不喜歡水手雜燴（Labskaus）02這道菜所以沒吃，就被人懷疑我有很多錢，甚至向我追討根本就不存在的財富。其他流浪者也有類似的經驗，特別是在這場貧困抗戰中尚未淪陷、重視自己儀容和穿著的流浪者們。

　　我陪根特．瓦爾拉夫去了幾家收容所，像是韋策（Weeze）的佩楚斯之家（Petrusheim）和法蘭克福的東方公園（Ostpark），根特在書和紀錄片中都有提到。我也一起去了漢諾威，但是我住在另一家收容所，而不是和根特一起住在防空洞（某家惡名昭彰的收容所就在這裡）。當晚，根特．瓦爾拉夫受到生命威脅。他在書中描寫了防空洞的室友口頭威脅殺他的經過，但是他卻無法逃出防空洞，因為大門被從外面上鎖了（《美麗新世界》頁七六、 七七）。

　　提到漢諾威，我也曾在這座城市經歷危險的暴力事件，根特的遭遇讓我想起了這件事。幸好我福大命大。

　　當時，我才剛到火車站就察覺四個年輕男人在注意我，他們看我的眼神讓我覺得有點奇怪。我身上揹滿了行李，所有流浪生涯的必備物品我都帶在身上，其中還包括了金杯鼓。我沿著中央購物大街從火車站往市中心的方向走去。這四個人跟得很緊，到達下一個十字路口時，他們把我團團圍住並要求我交出現金。在光天化日之下唉！

　　我無法防衛自己，因為身上揹滿了行李，而且他們兩個在前、兩個在後包圍，我還看到其中一人的手上握著刀。儘管如此，我還是鼓起勇氣告訴他們我只是流浪的窮鬼，真的沒什麼好搶的。而他們竟然認真的聽我解釋，以至於我以為自己有機會脫離險境，但是帶頭的卻走近一步，手上的刀也舉得更高。

　　接著我就被強而有力的肌肉臂膀推到一旁。一個整整比我高出兩個頭、壯上一倍的傢伙在此時現身。難道他是這四個少年的老大？我看到他的制服上印著「地獄天使」（Hells Angels）03的字樣，心都涼了。他站在這四個不良少年面前，背對著我，一句警告的話都沒說就賞給其中一人一個響亮的巴掌，抽回手時再對準另一人的鼻子重重一擊，這四個混混拔腿就跑。當這名巨人轉身看我時，我的膝蓋還在發抖，他親切的對我說，我可以到他們的俱樂部喝杯咖啡壓壓驚。

　　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這位漢諾威的地獄天使對我伸出援手。當天晚上我在瑟勒街（Celler Straße）的收容所下榻時，又遇見了其中兩名少年。他們一句話也沒說，安安靜靜的窩在自己的床上，這一晚他們不僅沒有再騷擾我，也沒有騷擾其他房客。

遊民收容所檢驗大會

　　除了陪根特．瓦爾拉夫到收容所拍攝，我還和另外幾個人組成小團隊到別的城市搜尋資料，一來是替根特的故事蒐集證據背書，二來是為接下來的出版工作建立龐大的資料庫。

　　原來遊民收容所的品質不一定和經營者有直接關係，這件事我在威斯巴登才知道。這裡也有一家救世軍收容所，救世軍在卡瑟爾、哥廷根（Göttingen）和科隆經營的收容所真的很棒。這裡卻還是三十人擠一個房間，廁所也沒有門、僅僅是個從外面就能看進去的簡陋棚子，而且食物很爛。這位女負責人沒有盡到職責，不過公關工作倒是做得很好，因為她對無家可歸者的特殊貢獻使她獲頒聯邦十字勳章（Bundesverdienstkreuz）04。

　　我們前往東部，也就是我十五年前展開流浪生涯的地方。我們在哈弗爾河畔布蘭登堡（Brandenburg an der Havel）拍攝淋浴間的黑黴及牆上殘留的髒汙。那是一家看起來像建築工地的收容所，不過是有人住的工地，畢竟這可是當地的市立收容所。

　　大概是因為東德長年未被遊民問題所擾，現在卻必須在短時間內蓋好臨時居所，所以我們在另外兩個東德城市都發現了嚴重的不足。馬德堡（Magdeburg）的收容所是貨櫃屋，裡面非常潮溼，溼到沒辦法晾乾毛巾，根本就是呼吸道疾病病原體的溫床。至於施滕達爾（Stendal）的市立遊民住宅，居住空間很小，卻擠了五、 六個男人。某間小廚房裡甚至還塞了一張床。整棟建築物飄散著一股尿騷味，就連尿液殘留都看得到。放眼望去既灰暗又骯髒，想要得憂鬱症的人絕對不能錯過這個最佳場所。

　　但是東德也是有正面實例的。例如拉特諾（Rathenow）的收容所我們就很喜歡，這裡的三人房沒什麼好挑剔的，我們的拍攝團隊終於能拍到漂亮的畫面了。科特布斯（Cottbus）附近的卡勞鎮（Calau）也很棒，工作人員既友善又樂於助人，他們幾乎像媽媽一樣對我關懷備至。拍攝團隊很震驚，因為這樣的情況很少發生，是我們實地勘查中的例外。德國紅十字會在科特布斯經營一家收容所，也很乾淨，沒什麼值得一提的缺失。波茨坦和萊比錫（Leipzig）的遊民也可以放心的住進收容所，不必為自己的身體健康擔心受怕。

　　這些資料最後都集結到根特．瓦爾拉夫廚房的大木桌上。我們在這裡做報告、分析資料、選擇並決定要報導哪幾家收容所，以及哪位無家可歸者的悲慘故事。工作又持續了數個月，二○○九年春天，根特終於完成他刊登在《時代週報》的報導〈零度之下〉，這篇文章引起廣大的迴響。二○○九年十二月，德國第二電視台播出同名紀錄片後，引發的迴響更是深遠。

　　雖然我扮演的只是協助和帶路的角色，但是整個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依然讓我感到驕傲。某家位於漢諾威的收容所就因此而關閉（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可怕防空洞），取而代之的是一棟現代先進的建築物。法蘭克福東方公園的收容所也面臨轉型。我們為此蒐集了很多很棒的發想，藝術家和建築師都共同參與了計畫。我們協助法蘭克福協會（Frankfurter Verein）——東方公園收容所的負責單位，處理前置作業，成立了委員會、完成了建案的設計圖、還做了一個「三D模型」出來。但是協會卻突然踩煞車，對這項計畫越來越不感興趣，導致計畫難產，最後消散在所有當事人的怒氣當中。更詳細的內容請見二○○九年夏天出版的《美麗新世界》，這本書針對刊載於《時代週報》的文章〈零度之下〉做了更詳細的敘述，也對後續的影響多有著墨。

　　我為這項拍攝計畫工作了四個月，一直到二○○九年四月，這段期間是有領薪水的。感謝根特．瓦爾拉夫幫我爭取到總共五千歐元的薪水。所以我才能一下子就脫離負債，甚至還有兩千歐元的存款。我一定要和其他共患難的人分享這份喜樂，因此去了兩家收容所：埃斯林根（Esslingen）的天主教修女院，和路德維希港的聖馬汀之家，這兩家收容所是我流浪生涯中固定的棲所。二○○九年四月我先到埃斯林根、提著兩個大袋子，裡頭塞滿了食材。我的背包也裝了滿滿的麵條、麵包、湯品調理包、醬料包、肉製品罐頭、魚罐頭、乳酪、香腸等。我知道修女們需要什麼，她們每天都得用有限的微薄經費餵飽客人。我不想說自己是捐贈人，這會讓我覺得很尷尬，所以我轉交食品給修女時（她們把我當舊識，熱情的歡迎我）便編了一個故事：我在行人徒步區乞討的時候遇到一位老先生，他要我把這些食品和五十歐元的現金拿過來，但是他不想公開自己的身分。

　　修女們對我的故事半信半疑，聖馬汀之家的人就更不相信了（我的下一站便是路德維希港）。我又說了同一則童話故事，為了讓故事聽起來更具真實性，我還要求聖馬汀之家開立一張捐款證明給我。「因為那位善良的老先生想要這張證明，大概是怕我會帶著食物和錢遠走高飛吧。」收容所的負責人親切的笑著，眨著眼說：「那就請你把這張證明交給捐贈人。」和藹的負責人伸手和我告別：「請轉告他，我們歡迎他隨時再來！」

　　我點點頭，覺得有點尷尬。這種感覺很錯亂，這是我第一次以施者而不是受者的身分出現在遊民收容所。角色的轉換讓我很不習慣，比起說實話，老先生的故事讓我覺得舒服多了。

嘗試定居

　　紀錄片《零度之下》還在進行後製與剪接時，我就再度啟程了，帶著沉重與輕鬆的心情。住在根特．瓦爾拉夫的公寓對我而言是種奢侈，這樣的生活不時讓我感到壓迫。要有責任感、必須履行義務、有所作為、遵守規矩——我這四個月都做到了，卻覺得越來越吃力。我必須離開這裡，另一方面又不想離開這裡，這兩股力量不斷撕扯我。所以我兩個都做了，我再度出發去旅行，前往埃斯林根、再到路德維希港（前面提過了）。同時，我也在科隆申請住所，或許這裡將成為我的新據點？

　　重回市民生活，或者說，重回有屋頂的人生，用說的比做的簡單。沒有一個城市會喜歡無固定居所的流浪者，因為一旦允許你在這個城市登記居住，他們就多了一個負擔。換句話說，無論是哪個轄區都會把流浪者踢開，或是直接將他們遺棄在政府單位的叢林中，意思就是，讓他們活活餓死或逼瘋他們，我的狀況也差不多。

　　二○○九年三月我第一次去轄區的社會局報到，同時也去了科隆的中央住房管理局（Wohnungsamt）。辦事員非常冷漠，拒絕我所有的申請，房租津貼、家具補貼金和基本生存保障通通被拒絕了。三個月過後，也就是六月，辦事員依然把我當陀螺耍，轉得我頭暈目眩，並竭盡所能的擋住我的去路。我幾乎要流落街頭了，因為根特．瓦爾拉夫有其他訪客要住進客房。這時候我才告訴他我的尷尬處境。

　　他馬上就加入戰局。但是他和這些局處通過電話後情況依然毫無進展，他到處碰釘子，又試了幾次還是沒起色，根特．瓦爾拉夫便親自去找辦事員。而我們都知道，當這些掌握決定權的人發現自己被有名望的人關注時會發生什麼事：死結終於打開了！我申請住屋和基本生存保障的案子迅速通過審核。辦事員甚至變得非常樂於助人，從一個惡劣的警衛搖身一變成為親切的協助者。

　　我留在喜歡的艾倫費爾德區，搬到幾條街外的某棟小公寓的一樓。但是這一切又驅使我離開，我留下來、離去；回來、又逃開，我還沒完全定下來。對一個二十一歲被驅離定居人生、二十四年來無家可歸的人來說，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即便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我也不曾在哪裡落地生根過，當時的我就已經過著腳下沒有泥土、內心也總是惶惶不安的日子。

註釋

01　ZDF：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又稱德國電視二台。

02　水手雜燴，十八世紀航海員常吃的料理，由牛絞肉、馬鈴薯與甜菜頭燉煮而成，常見於北德、挪威和丹麥。

03　地獄天使，源自美國的摩托車俱樂部，在世界各地皆有分會。成員為摩托車愛好者，組織各種公路旅行和摩托車集會。但因為不少成員涉及非法行為，因此被許多警察和國際情報機構視為違法幫派。

04　聯邦十字勳章，全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勳章（Verdienstord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用以表彰在德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有重大貢獻的人士。

迷惘的孩子

——鬼影幢幢的家

　　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我在曼海姆施威琴區（Schwetzingerstadt）靠近市郊的韋伯街（Weberstraße）的家裡出生。我已經不記得這個家，我的記憶大概從三歲半才開始。那時候我們已經搬到曼海姆—秀瑙，住在陰沉的連棟建築中一套附設陽台的簡陋兩房公寓。和所有的孩子一樣，我一邊玩耍一邊征服這個小宇宙：我拉開抽屜，也打開櫥櫃的門，但是裡頭的東西我不行拿出來；我跪在椅子上時，視線剛好越過廚房的餐桌；我也玩家裡的門，但是上鎖後就不知道該怎麼打開。我不碰陽台的門，這個門幾乎沒有開過。沒有人會想走去陽台，那裡沒有漂亮的風景，四周都是灰撲撲的房子，令人一點也不想逗留。我的父母並沒有用花盆裝飾陽台，也沒有在陽台擺放漂亮的桌子和舒適的椅子，反倒是把家裡多餘的家具都堆在這裡。

　　家具大多是二手的舊家具，都是好心人士送的，就這麼堆疊在六十平方公尺的公寓內。牆壁倒很特別，既沒貼壁紙也沒有粉刷油漆，而是在牆上懸掛舊床單和布料。藍色和白色是主調，是母親最喜歡的顏色，儘管隨著時間的流逝已經有點退色。我會用手撫摸布料，感覺小小的波浪在手下流動。我還可以把手藏到某幾塊布後面，因為用來固定布料的釘子已經掉了。

　　每當氣溫降到零度以下，客廳的小暖爐就會劈啪作響，但是仍不足以溫暖廚房和另一個房間。所以冬天時家裡簡直是天寒地凍，尤其是風大的那一面，窗戶上還會出現冰花。有時候我會目不轉睛的盯著冰花，看它慢慢成形、綻放，這時如果把手貼上玻璃，冰花就會融化。但是我寧願坐在冰花前觀察晶瑩的支脈，就這麼看著細緻的結晶看到忘我。

　　我沒有自己的房間，也沒有自己的床。我的地盤是走廊，一條過道罷了。這是一條又窄又長的走廊，和家裡其他地方一樣塞滿了東西。要通過走廊必須蛇行，首先是我的折疊式沙發（早上我的沙發床會摺疊起來推到角落），然後是廚櫃（這個櫥櫃立在另一個角落，而且幾乎佔據半個走廊的寬度），再來是高聳在另一側的衣櫃，最後在浴室旁邊還有一個衣櫃。我不喜歡走廊，太暗了，尤其晚上睡覺時這裡更加黑暗。

　　走廊也是我玩耍的地方，母親交代我要把東西收好，不能把東西丟在這裡，不然父親會跌倒。父親看不到，我出生以前他就失明了，是戰爭造成的後遺症。但是父親在公寓裡來去自如（前提是沒有意料之外的東西擋在路上）。某天晚上他去廁所時跌倒了，好像是被鍋子絆倒的，是我拿出來玩、然後就丟在地上了。我沒有自己的玩具。父親的額頭撞到櫥櫃，一頭鮮血。我隔天才看到他受傷，他很生氣，毒打了我一頓。

　　我對這件事印象之深刻，彷彿我小時候就只亂丟過這麼一次東西。因此我覺得被打是應該的，他會受傷是我的錯。不過也有可能是我常常丟個什麼東西在走廊上，或是東西拿了不歸回原位，所以父親最後才會暴怒。仔細想想，以我當時的年紀應該不可能乖巧又守規矩。

　　父親平時並不怎麼注意我，母親也不太理我，陪我玩耍或嬉鬧不是她份內的事。大部分時候他們都無視於我的存在。當父親因為走廊上的鍋子打我時，至少代表他注意到我了。雖然這個高大壯碩的男人和他使出的力氣讓我感到害怕，而且他打得我好痛，但是他終於理我了，至少在被打的當下我很確定。

　　然後他又從我眼前消失。他白天都待在客廳，客廳是他的王國，也是他睡覺的地方。他在客廳打造了一座音樂聖殿，他就這麼坐在電唱機前，沉醉在湯米．多西（Tommy Dorsey）、格倫．米勒（Glenn Miller）、路易．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班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艾靈頓公爵（Duke Ellington）、貝西伯爵（Count Basie），和哈利．詹姆斯（Harry James）的音樂世界。他每天都窩在客廳好幾個小時，不准任何人打擾他。

　　母親也是，她吃完早餐後就會回房間。她是受過專業訓練的聲樂及鋼琴老師，常常彈奏林姆斯基—高沙可夫（Rimsky-Korsakov）、貝多芬（Beethoven）和蕭邦（Chopin）的作品，一彈就是好幾個小時。她也會邊彈琴邊唱詠嘆調或輕歌劇。她唱的是波蘭文或德文，有時候也會唱意第緒語01的歌。母親來自波蘭，是猶太人。鋼琴在她房間，她也睡在這裡。直到今天，每當我閉上眼睛聆聽這段童年時光，我依然能聽見她的歌聲和鋼琴演奏聲。

　　母親的家世很好。我之所以會知道，是因為意外在她床下發現了一個裝著照片的鞋盒。微微泛黃的黑白照片上有一位漂亮的年輕女子，她站在一棟花園別墅前，身穿淡色洋裝、戴著長手套，優雅的對著鏡頭擺姿勢。我驚訝的把照片拿在手上一張一張翻看。對，這一定是她，的確是她，我認出來了。其他照片是她在海邊度假拍的，姿色絲毫不減。我不認識照片上的其他人，有個留著大鬍子、蓄著黑色長髮的老先生特別顯眼，女生穿著奇特的洋裝，男生的頭上則戴著一頂小圓帽02。

　　母親突然出現在我身後，一隻手放在我的肩膀。我嚇得轉過身，我是不是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被逮個正著？我看見她在哭，她的手放在鞋盒上。我把鞋盒還給她，她緊緊抱著盒子走出房間，接著我就聽到浴室門上鎖的聲音。她躲在浴室繼續哭，我很慌張，我是不是又幹了什麼好事？但是母親會哭是因為照片，這是父親後來告訴我的，照片上的人是她的家人。至少我現在知道為什麼母親常常把自己鎖在浴室，她一定是蹲在浴缸旁邊，把充滿回憶的家人照片放在大腿上。母親的啜泣聲大多在夜晚響起，她的哭聲和我在其他夜裡聽見的故事攪在一起。我發現鞋盒後，母親完全沒有對我說過照片的事，一次也沒有。

　　我沒去上幼稚園，就待在家裡晃來晃去，孤伶伶的。我在長長的走廊上閒晃，穿梭在衣櫃和廚櫃之間，徘徊在兩扇上鎖的門前，父母親就在門後，沉浸在各自的音樂世界，對我來說他們是那麼遙不可及。他們很少出門，因為健康的因素已經無法工作。身為納粹獨裁政權的倖存者，他們領有撫卹金。我要是太無聊，就會從廚房抽屜拿出什麼東西在走廊上踢來踢去，發出巨大的噪音。我希望某個房門會因此打開，但是房門卻依然緊閉著。

　　有時候我會和唯一的布偶玩耍——一隻泰迪熊。這隻泰迪熊應該有過別的主人，因為它到我手上時已經沒有那麼新。我是否常常依偎在泰迪熊身邊？或是和它一起經歷各種奇幻冒險，征服新領土或拯救美麗的公主？我已經記不得了。我只記得它很快就變舊，很快就少了一隻眼睛，後來又斷了一隻手，脫不掉的毛衣上的鈕扣最後也全部掉光光。有一天泰迪熊無聲無息的消失了，我到處找，開抽屜、鑽到客廳沙發下翻找（當然是趁父親不在的時候），怎麼找都找不到，它也沒有躲在廚房。母親一定是看見我在找東西，便問我到底在找什麼。「我的泰迪熊。」我答道。「我丟掉了。」她接著說：「牠已經破爛不堪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我的泰迪熊，又不是她的。但是我沒有哭，至少我不記得自己有哭。事後我也沒有收到新的泰迪熊。

　　我從來沒收過禮物，家裡不慶祝生日，也不過聖誕節。我不知道不過聖誕節，是不是因為我的猶太人母親認為聖誕節不是節日？但是為什麼我們家也不慶祝生日？我是得知其他小孩生日會收到禮物後，才開始對這個問題感到疑惑。我已經忘記自己有沒有問過父母親這件事，至少我不記得自己有得到任何答覆。畢竟我們家有很多事都和別人不一樣。

　　光是作息就很奇特，我們常常在午餐時間吃早餐。我們通常十點至十一點間起床，要是父親前一晚喝太多酒或吃太多藥，起床時間就會更晚。至於母親，因為她無法在白天忘掉她的痛苦回憶，所以自然不是早起的人。而我就更不可能自動自發起床了。我很累，因為都很晚才睡，有時候我會聆聽父母親的音樂直到深夜；有時候如果父親允許我進客廳，我會坐在黑白電視機前看到深夜。不過有時候是因為恐怖、混亂的惡夢再次侵擾夜晚，所以我才會睡不著。

　　我們家其他方面也沒有比較正常。我們很少一天吃三餐，母親總是會忘記採買——這不是她擅長的事。早餐通常是一片塗著薄奶油或乳瑪琳的麵包，外加一壺加了少許可可粉的牛奶。雖然好吃，但是太少了，而且吃久了也會膩。況且我們還常常連麵包也沒得吃。家裡的食物之所以會這麼匱乏，不只是因為父母親花錢的時候不會多加思考，更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張羅普通的日常生活。

　　我們家最不缺的就是酒。飲料商每週二、 五都會送飲料來，通常都是我應門，一瓶檸檬汽水是給我的、三瓶貴重的紅酒是母親的、一箱愛士堡皮爾森啤酒（Eichbaum-Pils）則是父親的（有時候還會有烈酒）。每當睡覺時間一到，母親早就乾完一瓶紅酒，一副醉醺醺的樣子。父親也經常喝醉酒，他因為心臟病和癌症服用的止痛藥和藥丸使酒精的作用更劇烈，所以他喝醉後常常發酒瘋、亂罵人，和母親吵架，有時候他還會對著她大吼大叫。

　　雖然父母親很早就退休，但是家裡的錢其實夠用，至少酒錢是一定有的。我們之所以會沒錢買食物或其他大型物品（例如家具），都是因為每當父親想為自己的脫序行為或惡言惡語道歉時，就會買昂貴的禮物送母親。這時他就會帶我去買東西，因為我是他的嚮導。有一次我們一起去一家皮草店，當天的情景我依然記憶猶新。門鈴發出的單音聲迴盪在空盪的店鋪，我聽見厚重的門簾後傳來清脆的金屬聲。門簾開了，一位老先生迎向我們，彬彬有禮的問我們「有何需求」。父親說想找女用皮草大衣，他便帶我們走到一排長長的衣架前。皮草師傅挑了幾件合適的大衣舉到父親面前，父親恣意的撫摸大衣，並詢問我的意見。我非常喜歡皮草大衣的溫柔觸感，腦海中浮現母親穿著大衣的樣子，也浮現我依偎在她身邊的模樣。父親花了一千多馬克買皮草大衣，這不是唯一一次他為了安撫母親買禮物，他還送過她昂貴的飾品和手錶。

　　父親不是會開口道歉的人，他從來不用言語請求原諒，不管是對我或母親都是。他總是透過行動來彌補他犯下的過錯或抵消心裡的罪惡感。隨著他脫序的行為越嚴重，送的禮物就越高貴。

　　父親之所以用這樣的方式賠罪，大概也因為他想展現自己大方的一面吧。他想讓人知道自己是出手闊綽的紳士，過得起奢侈的生活，也可以讓母親過奢侈的生活。接下來幾天，收到貴重禮物的母親看起來就和照片裡年輕時代的她一模一樣：沒有物質生活短缺的煩惱、也沒有痛苦的記憶折磨她，一副優雅、無憂、帶點夢幻，甚至驕傲的神情對著鏡頭微笑。在這樣的日子裡，他們會關在其中一扇門後面恩愛，這是我偷聽到的，年紀稍大後我也知道這是什麼聲音。父親是母親的摯愛，這是母親很久之後告訴我的，就在她臨終之前。母親也是父親的摯愛，至少母親是這麼說的。關於這點我已經沒機會向父親求證，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才十三歲。

　　儘管父母親從來不曾親暱的把我擁進懷中（至少在我的記憶中是這樣），但是他們散發出的愛的氛圍依然令我很欣慰。家裡的沉重氣氛會因此消散好一段日子。我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幸福，卻無法分享他們的幸福。幸福並沒有感染到我身上，父母還是那麼遙不可及。即便在這樣的時刻，他們仍然沒有注意到我，但是我明明就是他們的孩子，也是唯一一個他們倆共同扶養的小孩。這時候的我心裡該有多羨慕？多忌妒？又有多悲傷？為什麼就是沒有人靠近我把我擁進懷中？

　　母親接受父親用禮物來傳達訊息的無言表達方式，因為很多事情就連她自己也說不出口。例如，她常常動手教訓我。她打我，因為我不乖。我在她眼中是個壞孩子，既然不聽話，就得受教訓。她管教我的時候打得很凶，有時候就連她自己也覺得太誇張。

　　小時候的我當然試圖理解母親為什麼要打我。我的解釋是：是我不好。後來我問自己：她到底為什麼要打我？有時候只是犯了微不足道的小錯或稍微大聲一點而已啊？難道我又打擾了她躲在避風港的時光，或打斷她沉浸在音樂的世界，使她不得不面對過去的回憶、傷心和絕望？為什麼被毒打後我還是學不乖？我總是不斷闖禍。不然能怎麼辦？我怎麼受得了父母親一整天都不理不睬？他們是我唯二隨時都看得到的人，也是唯二隨時都在我身邊的人，如果我不闖禍，他們在或不在都一樣。所以我亂丟東西、大聲吵鬧，也不肯聽話，因為我渴望親情，有時候也因為無心。這時我的父母終於會有反應，也會注意到、並理會我。

　　我四、 五歲的時候，體驗到父親完全不一樣的一面。這幾個月的時間是難得的特例，因為父母親幾乎天天躲在房裡，我見也見不到。雖然父親的眼睛瞎了，但是他選在這時候教我閱讀和寫字，用的是非常特殊的方法：他先用食指在我的掌心寫一個字母，然後我再依樣畫葫蘆的把字母寫在他的掌心上。我很努力的模仿他的手部動作，不久後我就會寫「A」。當我學會全部的字母後，父親又寫了幾個單字，我就這麼跟著父親學習。他也用同樣的方法教我阿拉伯數字。父親並非每天持續不間斷的教導我，但是透過溫柔又親暱的身體接觸（儘管父親的行為目的其實非常實際），我得以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父親的關注。後來他就無法繼續教我了，彷彿這種程度的關愛把他的身體掏空似的，甚至根本就太為難他了。還是說，隨著父親酗酒的狀況越來越嚴重，他也距離我越來越遠？

貧民區

　　我們家所在的城區當年就很破敗，我三歲時就住在這裡。最丟臉的是它的名字：這地方竟然叫秀瑙（Schönau）03！這一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當時的人們在曼海姆北邊搭建了臨時住所。二十年後納粹政府選在這裡蓋示範住宅，總共建了六百棟的多層樓房。納粹政權垮台後，這裡持續拓建，因為來自前第三帝國的難民大量湧入。到了一九六○年代初期，約有一萬多名民眾遷來。幾年後，有能力搬離不秀麗的秀瑙的人都搬走了，這裡的居民再次銳減，而我們偏偏選在這個時間搬來秀瑙。那時的我第一次知道家的外面還有另一個世界，只是這世界不怎麼光鮮亮麗就是了。當我們搬進拉斯特布格街（Rastenburger Straße）六號時——我在這裡長大，一直住到社會局把我趕出去為止——我真的是目瞪口呆。

　　放眼望去盡是灰撲撲的房舍，不管走到哪裡，這些建於五○年代的房子都用一雙混濁的眼睛盯著我們這些住戶。每扇大門都一樣黯淡，令人看了就不想走進去；房子的外觀也一樣單調，大樓間隔著幾塊荒蕪的草地，只是這裡的草不比外面的草鮮綠；這裡也不比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有更多的錢、更多的工作機會，生活也更美滿。我們搬來這裡時，交通建設公司剛剛完成電車軌道的拓建，只要二十分鐘就可以從秀瑙坐車到市中心。儘管如此，許多居民依然不搭電車，因為車票太貴了。而且市中心有什麼好去的？

　　五層樓高的連棟公寓裡，每棟都住了十戶。我和父母親住在一樓。後來我才體悟到這個家的象徵意義：「你們這輩子都不可能往上爬，所以還是乖乖待在下面吧。」而我們也確實動彈不得，我們留在秀瑙、也留在一樓。所以我到現在都不喜歡住一樓。

　　我剛剛說到公寓周圍是雜亂的草坪，而我們竟然可以在草地上踢足球。不過這並不是因為秀瑙的人特別自由開放（相對於國內壓迫的沉悶氣氛）。不尋常的慷慨大度另有原因：在我們城區大家都會違規，而且沒有人會站出來維護規矩。不管是住宅的工友、大樓管理人或住戶，沒有一個人敢挺身而出，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社會秩序。我們這區的名言是「禍從口出」，所以不想惹禍上身的人都閉嘴了。而且在我們這裡，打人的說了算。

　　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立規矩其實沒什麼不好，反倒很有幫助，比如說踢足球。我指的不是理論上的好處，而是實際上的好處。這麼一來我們遊戲時就不用擔心受怕。但是我們每次都玩得膽戰心驚，因為我們走到哪裡都會遇到狗，牠們硬是和我們爭奪空地和草地，常常在沙坑大便，或是在用來標記球門門柱的兩件毛衣旁大便。有哪個小孩喜歡被凶惡的狗追著跑？而且跑一跑還會踩到牠們的排泄物？這些四條腿的動物根本就不怕我們這群小鬼頭，但是沒有人敢對飼主抱怨，因為這些人比他們養的戰犬更恐怖。

　　要是其他競爭者（那些小大人）願意在白天把僅有的遊樂設施和長椅讓給我們該有多好。更何況遊戲廣場本來就是給我們玩耍的地方。但是每當我們鼓起勇氣走過去，這群少年早就盤踞在那裡並把我們趕走。就算他們不在，地上也布滿了他們留下的碎酒瓶，或是吸毒的人丟掉的針頭。我很早就知道外面的世界很殘酷，也讓人變得殘酷。我學著殘酷，也忍受殘酷。不過大多時候我都待在家裡。

　　現在的人稱這類城區叫「須加強治理的地區」，簡稱「問題城區」。當年我們的城區被暱稱為「野蠻地帶」。住在這種地方的孩子怎麼會有家的感覺？孩子要怎麼在這種環境向下扎根、成長茁壯成一棵能抵禦暴風雨的大樹？斧頭早就瞄準了這裡的每一棵幼苗。最理想的狀況是，你自己就是那把斧頭。

午夜的幽魂

　　外面的世界是你爭我奪，家裡的世界則由夜晚主宰。每當我回想這個家，印象最深刻的永遠是夜晚。我在走廊的沙發床上受盡折磨，因為不管是父親或母親都不讓我待在他們身邊。直到今天我還能看到自己在漆黑的公寓摸索的樣子，我好想到他們身邊。

　　我不僅不喜歡睡在走廊，有時候根本怕都怕死了。我常常在走廊上見證一些無法理解的事，但是沒有人肯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從睡夢中驚醒，因為聽見父親的房間傳來尖叫聲，刺耳又持久的尖叫聲。母親打開房門，跑去父親的房間，至於我，躺在床上發抖的我，她看也沒看一眼。她不斷安撫父親，我聽見父親說他又看見他們了：一群排排站的人，全是可憐人，老人、小孩和女人。手槍正對著他們，他們盯著父親。「子彈發射後，他們先是往前彎。」父親哽咽的說：「然後就倒到地上。有個小孩往前跑，沒打中，再上膛，槍發出碰的一聲，頭就爆了。」「爆了。」他說。又重複了好幾次：「爆了。爆了。」他不斷啜泣。接著是一片寂靜。我聽見母親的呢喃聲，她想安慰他，「開槍的又不是你。」她說道。

　　父親繼續說著其他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充滿了血腥、死亡和暴力。接著又是母親的聲音。不知過了多久終於結束了，我感覺母親走回自己的房間。四周一片沉默。但是父親剛剛說的故事在黑暗中從四面八方向我襲來，我再也睡不著了。他到底在胡說些什麼？父親怎麼會夢這種東西？他們在討論恐怖片的劇情嗎？

　　下次尖叫的人可能就會換成母親，她大聲呼叫父親。父親趕去母親房間時也不會看我，可能他和她都以為我在睡覺吧。母親常常提起一個小孩，一個從她身邊被帶走的小孩。「他躺在雪裡……隔天早上的時候……就在木棚屋前。我看到他的頭被打破。我沒辦法不看，我必須埋葬他，我必須挖洞，用我自己的手挖洞。」儘管父親一直安慰她，她還是一直哭。

　　我要怎麼理解這些事？我只是個孩子啊。我五歲的時候才知道，母親生我之前已經生了三個女兒，但是沒有一個由她扶養，她們全被帶走了。這種現象在戰後很普遍，單親媽媽被視為不完整的少女，沒有能力獨自扶養自己的孩子長大，政府會把這些小孩送去育幼院。母親在集中營時曾受託照顧一個小孩，孩子的母親是猶太人，她從來沒見過小孩的母親。但是她救不了這個孩子，這件事我成年後才知道。那我呢？她有想救過我嗎？她有這個能力嗎？我在她的生命中佔多大的份量？她又是如何在希望和絕望中反覆掙扎？一方面想成為一位好母親，一方面卻又被過去的失敗經驗所束縛？對父親而言，我又有多重要？為什麼？為什麼他們不抱抱我？我發覺他們在這些夜裡緊擁著彼此，互相安慰對方。他們倆絕對是彼此最重要的依靠，卻不是我的依靠。

　　隔天早上，當恐怖的夜晚終於結束，我結結巴巴的問父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昨晚他們到底在說什麼時，得到的回覆總是：爸爸做了一個惡夢，或是：媽媽昨晚睡得不好。一句解釋的話也沒有，一點也沒有替我解惑。久而久之我也不問了，我就這麼孤伶伶的被圍困在越來越茂密的恐怖故事叢林中。打從我有記憶以來便是如此，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父親過世為止。

　　還是孩子的我什麼都不懂。雖然我七、 八歲的時候，祖母曾經約略提過：「你的爸爸、媽媽在戰爭和納粹統治下經歷了恐怖的事。」但是我並沒有把這段話和他們的惡夢聯想在一起。這股恐懼就像一團黑色的迷霧，總是在夜晚席捲我們家，而我對這股恐懼依舊毫無頭緒。

　　就如同父母親逃不出迷霧的包圍，我也躲不了迷霧的追捕。儘管白天終於來臨時，他們終究能脫離夢魘、從納粹的殘虐中死裡逃生，而我也總是能在夜的盡頭倖免於難，但是不管是我或我的父母，都無法逃出這座由他們的回憶和絕望搭建出的監獄。我必須武裝自己，用什麼方法都好。我從三歲就開始武裝自己，到了十歲還是如此，之後我便越來越常逃家。我想逃離自己對親情的渴望、逃離他們的故事和尖叫帶給我的恐懼、逃離我對這些故事的憤怒、逃離父母親的冷漠帶給我的困惑，也逃離父母親混亂沸騰的情感世界中我的寂寞。

　　他們從來沒有跟我說發生了什麼事，到底是什麼樣的經歷會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在夢裡折磨他們？他們究竟在戰爭和納粹極權下受了哪些苦？他們一個字也沒跟我提過。我也無法從外界得知訊息，無法知道希特勒政權下的受害者究竟經歷了哪些事。廣播、電視和報紙都沒有這時期的報導。六○年代末、七○年代初，納粹政權的暴行和猶太人大屠殺尚未成為普及的常識，影集《大屠殺》（Holocaust）一九七九年才在德國播映。我的童年是沉默和避諱的年代。

　　母親臨死前才氣若游絲的告訴我她和父親受過哪些苦，彷彿她無論如何都要對這一生做告解似的。我必須很努力聆聽才聽得懂她在說什麼。母親離世前最後幾個鐘頭跟我說了。那時我二十一歲，還得花上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才有能力面對父母親的過去和人生。他們的故事我稍後再說。

敵人

　　六歲時，有一次我和母親一起去買東西，有個鄰居在食品行說我們家的壞話。她說父親背叛「德國人」，是個沒用的傢伙；全秀瑙的人都這麼覺得，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家的陽台護牆上被人寫：「波蘭鬼子」和「叛國狗」的原因。母親走向她，問她剛剛說了些什麼。女鄰居繼續罵，母親生氣的出手打她。我緊咬著牙站在一旁，心裡暗自為母親加油。雖然不懂事情原委，但是我至少看得出：這個鄰居討厭我父親而且看不起我們。做得好，母親一定要給這個壞女人一點顏色瞧瞧。

　　在這兩個女人爭執的過程中，我和母親突然成了同一艘船上的人：我們是一家人、我們是共同體。在家裡卻不是這樣。當我們受到外界的威脅和謾罵，我們會挺身捍衛自己。我們是那三劍客，為權力和正義而戰。我要加冕母親和父親，褒獎他們在外頭的每一件英勇事蹟（沒錯，我的父親也會動手打人），他們消滅了毀謗者。我真希望能多多經歷這些冒險故事。我很珍惜這些回憶，常常在腦海中反覆咀嚼，就像一個佩戴寶劍、全副武裝的騎士，為他過往的英雄事蹟感到驕傲。

　　我清清楚楚記得七歲的時候，有天晚上有人在外面的街上尖叫，而且一點也沒有想停下來的意思。是一個女生的聲音，我馬上衝向窗戶，我的父母親也是。母親用力打開窗戶，我們聽得更清楚了，她不斷叫著：「救命啊！他要殺我！」父親和母親衝出房子，同時大喊：「我們來了、我們來幫你了。」我跟著跑在後頭。到外面後我們四處張望，但是尖叫聲已經消失。當時還不算晚，我們從窗戶望出去時很多房子都還點著燈。但是我們衝出去後，鄰居的燈卻一盞一盞的在我面前熄滅。

　　兩天後，我們在報紙上讀到一名女子在街上被美國士兵強姦並殺害的消息。父親對鄰居見死不救的行為非常憤怒。我非常了解他的感受，因為我們三人再度團結一致了，我們三個勇敢無懼的劍客：父親、母親和我。我們有多勇敢，其他人就有多懦弱！只因為父親看不到所以走不快，我們才會晚一步。其他膽小鬼一定可以比我們更早衝到街上嚇跑壞人！但是他們什麼也沒做。我們至少試著這麼做了。

　　當天晚上我是不是不用睡在走廊、而是可以鑽進母親的被窩睡覺？這種時候也是有的，只是這樣滿足而安全的時刻並不多。這是幸福的時刻。我記得有幾次甚至可以跟爸爸睡。雖然我們不是三個人、而是兩個人躺在一起，但是在這樣的夜裡我總能感覺自己和他們倆緊緊相繫。在這樣的夜裡我也能一覺到天亮。但是今天的我要很努力才記得起這些夜晚，因為這些溫馨的夜晚壓著重重一層的噩夢，夢裡充滿了尖叫、血腥故事和安慰的低語（但是被安慰的人永遠不是我）；也充滿了走廊的黑暗和一個男孩的寂寞，一個被父母親拋棄在過道、害怕得直發抖的男孩。男孩恨透了他的父母，因為父母對他視若無睹。

美軍

　　我們每個月一次和父親一起到美軍軍營的PIAX百貨店採買，採購日永遠是父親撫恤金進帳的隔一天。大採購後家裡變得很豐足，我可以連續好幾天都吃得很飽。但是廚櫃空空、沒有錢的日子很快又會降臨。月底時桌上甚至會出現稀釋的清湯。這種湯好像會讓父親回憶起他在監獄和集中營的日子，所以他常常從餐桌站起身來，碰也沒碰就把湯推給我。然後再透過啤酒攝取人體必須的卡路里。他就這麼喝酒喝到飽，喝到忘記一切，喝到死神降臨。

　　每個月月底固定會有兩名美軍士兵來我們家。母親會把家裡打掃得一塵不染，並和父親一同期待美軍的到來。他們原本以為我的父母親可以領到美軍官方發放的退休金，但是並沒有，所以士兵才會帶物資來給我們作為補償。我們每次都會拿到一條美國菸、一瓶金賓威士忌（Jim Beam）或一瓶百加得蘭姆酒（Bacardi）。而他們每次都會給我帶一大塊巧克力。他們背包裡的丁骨牛排（T-Bone Steak）是我們家餐桌上的高潮。食物自始至終都是我關心的事。

　　我很早就知道父親和美國兵是朋友，雖然他不是職業音樂家，但是他們一起玩音樂。然而我不知道父親還沒失明時曾經為美軍工作。我也不知道二戰一結束，父親就在海德堡當司機和維修人員，他是後來才到曼海姆的。我更不知道為什麼美軍要聘請一個德國人。這些事父親一個字都沒提過。我五十歲的時候才找出原因，而父親老早就過世了：父親的庭審紀錄記載了他違抗納粹德國的事跡。所以美軍才會信任他；所以父親一直到五○年代末都擔任某高級將領的司機；所以美軍一直和父親保持聯繫，直到他過世為止。

　　我八歲或九歲時，邀請我們家到美軍軍營的高級將領應該就是他。一輛美軍軍用車來我們家接我們，我們三人一起去了他的辦公室。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去拜訪他，我只知道自己跟在父母親身旁走進將領的辦公室，並在牆上裱框的眾多照片中發現父親與母親的身影。他們倆都身著類似制服的服裝，這是替美軍工作的市民穿的衣服，這件事我是父親死後才得知。母親也曾為同一名將領工作（這件事我也是很久以後才知道），父親和母親就是在這個軍營認識的。小時候的我只是很訝異，父母親怎麼能在這個對我而言既陌生又嚴肅的環境穿梭自如。沒有人告訴我為什麼父母親的照片會被掛在牆上，而我早就放棄追問任何我不懂的事了。

　　父親失明後並沒有和美軍斷了聯繫，音樂是他們之間的連結。父親一直到一九七○年代都和他的弟兄們在軍營打鼓和吹喇叭。父親不是正式受聘的表演人員，不過只要他有演出或是應陸軍的邀約合組樂團，就會收到一點錢做報酬。美國士兵是父親最好的朋友，如果他沒有在演奏音樂，就會去柯爾曼營區（Coleman Barraks）的賭場，這是另一個他固定會去的地方。我還是個六、 七歲的孩子時就常陪父親去那裡，以免他找不到路。

　　父親和士兵或軍官聊天時，我就在音樂室裡胡亂敲鼓。這時通常會出現某個親切的美國樂手，他會給我一些建議，然後陪我消磨時間。所以我還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小孩時就開始學打鼓了（還有英文）。比起母親試著在家裡教我彈鋼琴，我更喜歡他們教我打鼓。

　　雖然父親的眼睛看不見，但是他舉手投足間非常有自信。父親總是打扮得很得體（儘管他的衣服很少）。如果我沒記錯，他只有兩套深藍色的西裝、兩件附袖扣的白襯衫和很多條領帶。還有一雙搭配西裝的黑皮鞋，這雙皮鞋總是擦得晶亮，擦的人是我母親。走在街上的父親看起來就像一位正在辦事的完美紳士，一點缺點也沒有。有時候我甚至能感受到其他人對父親投以崇拜的眼光。別人幾乎看不出他是瞎子，至少父親尚未有酗酒問題前，別人都看不出他是瞎子。

　　陪父親散步去軍營讓我覺得自己像個大人。我是他無可取代的幫手，因為我帶領父親走路。父親也喜歡這樣，所以他打從心裡認為我（在我上小學前）必須隨時陪在他身邊待命。但是一開始令我感到驕傲的事，漸漸讓我覺得厭煩。每當他想出門就會叫我，這時他會期待我馬上停下手邊所有動作。我也確實馬上停止動作，只是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像他的奴隸。幫助失明的父親解決日常所需慢慢的成為一種負擔。

聖安東育幼院與我的兄弟姐妹

　　一九六九年，學運04結束後一年，我剛滿五歲。兒少福利中心的辦事員來按我們家電鈴，陪她來的還有兩位員警。母親開了門，我好奇的站在一旁，因為我們家的訪客並不多，況且美國人前幾天才來過。女辦事員遞給母親一張文件，母親請他們進來。母親完全沒看我就走向房間的衣櫃。透過敞開的房門，我看見她正在把我的東西收進一個小行李箱。

　　我開始感到不安，我完全不懂眼前是什麼狀況。當她說我必須和這些陌生人一起離開時，我一臉嚇壞的望著她。她什麼都沒說，只是默默的把行李箱推到我手上。我沒有反抗，也沒有哭，只覺得被凍僵似的全身發冷。

　　我們坐車到曼海姆的凱費塔爾區（Käfertal），停在一棟巨大又沉重的紅磚建築前，天主教修女經營的聖安東育幼院（St. Anton）就在這裡。根據兒少福利中心的意思，這裡就是我未來的家。機關職員認為我的父母親沒有能力扶養自己的孩子。在他們眼中我是個缺乏照護的小孩，必須離開父母親以免繼續受他們影響。事實上，父親和母親確實沒有履行義務的能力可言。他們才是迫切需要幫助的人，但是當時並沒有這方面的協助，他們只能孤軍奮戰，而我則被從他們身邊抽離出來。對五歲的我來說這簡直是綁架，我覺得自己被關進聖安東育幼院。

　　即使我在育幼院認識了其他三個同母異父的姐姐，情況也沒有因此好轉：已經大我十二歲的烏蘇拉（Ursula），以及分別大我十歲和七歲的西碧勒（Sybille）和克莉絲特（Christel）。她們是母親和前幾任男友生的孩子，她們還很小的時候就被送來聖安東育幼院。我對姐姐們很陌生，而我們也繼續陌生下去。沒有一個姐姐想和我這個小毛頭扯上關係，她們有自己的煩惱，只把我當空氣看待，而我也沒那個膽子接近青春期的女生。

　　雖然在育幼院終於有自己的床，而且每天都有規律的三餐可以吃，但是我並不快樂。新環境讓我感到害怕。我睡不著，或許是因為這裡晚上七點就是就寢時間，對我來說實在太早了。總是獨自一人的我無法適應，我幾乎無法融入其他小朋友。我甚至把在家裡養成的習慣帶來新環境：每當覺得沮喪或和其他孩子吵架，我馬上就會爆發並動手打人。

　　孩子的家長每兩週可以探望孩子一次。我的父母親每次都會出現，而我每次都會苦苦哀求他們帶我回家。三個月後我的呼救終於奏效了，我終於可以打包行李，父親和母親來育幼院接我回家。對我來說，這個地方就像一座監獄。

　　我五十歲時，同母異父的姐姐烏蘇拉跟我說，我當初搬出聖安東育幼院實在是大錯特錯，她說我的命運或許能就此逆轉。要是當時留下，我一定會走上和她們類似的人生道路，成為普通的公民。她認為育幼院是我的希望，重回父母身邊是我接下來輾轉流落在各個兒童之家，並展開吸毒人生的序幕，也是我之所以會成為遊民的開端。

　　或許吧。但是不管是父母親或是我，都無法忍受與彼此分離。我寧願待在陰暗、混亂又令人惱怒的秀腦公寓裡，也不要住在育幼院；我寧願三個人就好（即使我們不知道該如何表達對彼此的愛），也不要和其他陌生人相處。我們是一家人，這是這些年來支持我堅持下去的信念，一個對內殘破不堪、對外卻團結一致的家庭共同體。至少在我的幻想中（有時候也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一家人同心協力抵抗充滿敵意的周遭環境。我們是特別的人，要是沒有我，這個結盟該如何運作？沒有我的幫忙父親要怎麼外出？沒有我在家隨時待命，母親要怎麼應付所有的事（至少替父親帶路這件事）？

　　或許他們也是這麼想的。不然怎麼會把我接回家？明明我擋路的時候比較多，或他們通常無視我的存在。所以我的幫忙對他們來說還是有用的。是因為這個原因嗎？就只因為這樣嗎？還是有其他原因？他們過去也沒有盡到照顧自己各自三個小孩的責任。是的，父親也有三個孩子，分別來自三個不同的女友。難道他們想阻止自己失責的事在我身上重蹈覆轍？因為我是他們現任愛情的結晶？他們不想再當失敗的父母了？或者說至少維持不失敗的表象？

　　我七歲時得知自己還有三個同父異母的哥哥與姐姐。當時我第一次見到大我二十一歲的哥哥尤爾根（Jürgen）。那次見面簡直像是巧遇，不過這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我是在祖母家認識他的，我們星期日偶爾會去拜訪她。我很喜歡去祖母家，祖母是我生命中的曙光，卻不是我生命中的避風港，因為我實在太少看到她了。不過在短短幾小時的拜訪中，祖母都會把我抱在懷裡，用食物和零食寵壞我。這一次祖母家還坐了一個我沒見過的大人。祖母說咖啡桌旁的男人叫尤爾根，也是她的孫子，也就是她兒子的兒子，我同父異母的哥哥。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七歲才認識他，當時沒有人跟我解釋，我後來也沒有問。我猜大家都想避免相認時的尷尬氣氛吧。我們雖然正式打了照面，但是一點真心誠意或喜悅的感覺也沒有。這是我們支系繁雜的家庭關係的常態，我在同母異父的姐姐身上已經領教過了。我們的關係不止複雜、混亂，又很破碎，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關係。所以我雖然有六個同父異母和同母異父的哥哥姐姐，但是我依然是獨生子，也一直是自己一個人。

　　尤爾根是跟著祖父母長大的。我已經不記得祖父，而我認識祖母的時候，尤爾根已經不住家裡。父親還有一個兒子，他同他母親住在奧地利的林茨（Linz），但是很早就過世了，所以我從沒見過他。父親唯一的女兒同她母親留在埃朗根（Erlangen），我和她也沒聯絡，不僅小時候沒有，長大後也沒有。我後來還見過幾次尤爾根及烏蘇拉（我最年長的哥哥和姐姐），儘管保持聯繫並不容易，不過我們直到今天還是有聯絡。

　　認識尤爾根兩天後，我看到他開著一輛時髦的跑車緩緩從我身邊經過。那時我剛去父親常去的酒館接他，他喝得酩酊大醉，我必須架著他，好讓他有辦法走回家。父親以往的高雅與紳士風度已經不復見。我看到尤爾根坐在車子裡。他開得很慢，所以一定可以看到我們。但是當他開過我們身邊時，他既沒有按喇叭也沒有招手，更不用說停下車來。

　　有沒有搞錯？這不是我剛剛得到的新哥哥嗎？他就這樣丟下我和我們喝醉的父親？他可是大哥，可以替我解圍的大哥！我實在太失望了，以至於我忘記要扶父親。就在這一刻，父親整個癱軟下來倒在人行道上。我費了好一番功夫才把他扶起來。他幾乎站不起來，喝得爛醉又一臉憂愁，就和他平時一樣。

　　從這一刻起我就沒有哥哥了。他從來不曾關心我過得怎麼樣、命運如何。不久後我得知他是一位成功的汽車銷售員。但是我對這件事絲毫不感興趣，我在意的是他竟然對自己年僅七歲的弟弟漠不關心。很明顯的，沒有人關心我，沒人在意我，不管是父親、母親或是哥哥姐姐們，一個都沒有。

　　三十年後我再次見到尤爾根，他跟我說了父親的故事，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事。那時我正在搜尋父母親的人生故事。

樓上的哈斯夫婦

　　儘管混濁的秀瑙遍地淒涼，依舊有明亮的風景存在，也就是住在我們這棟公寓的哈斯（Haas）夫婦。他們一定是發覺布洛克斯家不太對勁。我還沒被送去聖安東育幼院時，哈斯先生就向我父母提議，如果他們家的午餐還有剩，他們很願意接我上樓吃飯。母親同意了。哈斯太太也真的一個禮拜來按好幾次電鈴，詢問母親能不能讓我上樓，因為他們家的中餐還有剩。「這樣我們也不會那麼寂寞。」她補充說明，聽起來讓我上樓反而像是我父母施予他們家的恩惠，而不是他們家在幫助我們。

　　而我通常已經站在一旁睜大眼睛等著。我每次都可以上樓，而且我每次都想去。哈斯夫婦沒有小孩，所以我在他們家的這幾個鐘頭便能替代這個角色。要是那天是我的幸運日，我就能衝上他們家飽餐一頓。有時候他們也會把我抱進懷裡，我會和他們聊天，他們會聽我說話並和我一起開懷大笑。我從來沒聽過他們倆大聲罵人。哈斯家既安靜又祥和，這樣的氣氛讓我很安心。

　　哈斯家和我們家很不一樣，很整齊，每樣東西都有自己的位置，不是收在櫃子裡就在架子上。地上除了一支花瓶沒有其他東西，沒有衣服、箱子，也沒有酒瓶。他們很平和，招牌的笑容讓我很有安全感。他們家沒什麼雜物，只有客廳櫥櫃上的一盞七燈大燭台05特別顯眼。

　　週末時母親也會上樓。週末從週五晚上開始，這時哈斯家會點上蠟燭，一股神祕的氣氛就在半明半亮的空間裡誕生。母親從來沒跟我說過猶太教的事，但是每週五哈斯先生都會提到安息日（Shabbat）06，他會誦讀祝酒辭（Kiddusch）07，然後我們再一起用潔食晚餐（koscher）08。哈斯夫婦用意第緒語和波蘭語與母親交談，母親也常混合這兩種語言和我說話，尤其是她生氣的時候。所以我也學了很多意第緒語和波蘭語的單字和句子，因此除了德文，我還會說一點英文、波蘭文和意第緒語。

　　我好希望哈斯夫婦就是我的父母，我把哈斯先生當爸爸一樣愛他。他失去了一條腿，所以裝了義肢。但是他並沒有因為肢體的嚴重殘缺就像我父親一樣避不見人，他總是會陪我說話。我很享受與哈斯夫婦共度的時光，我真希望能一直延續。我從來沒在哈斯家生氣過，也沒在他家罵過人、吼叫，或是坐在地上大吵大鬧。他們用一個小孩應得的尊重對待我。但是一個小時後哈斯先生必須午睡，所以我只好下樓。我乖乖的離開，一句怨言也沒有，這樣下次才有機會再來。

　　九歲那年，當我從育幼院生涯的第二站——瓦爾迪爾恩（Walldürn）的聖克里安（St. Kilian）兒童暨少年之家回來時，我和往常一樣想要馬上到哈斯家打聲招呼。我問母親能不能讓我上樓。但是她搖搖頭。我驚訝地回問她為什麼不行，她說我在聖克里安的期間哈斯先生過世了。我瞪大眼睛看著她，接著便衝進浴室把門反鎖。我一定在裡頭待了一個小時或更久。起初我一點聲音也沒有，後來就開始放聲大哭。他怎麼能丟下我？我絕望的想著：他怎麼可以就這樣丟下我一個人？

　　失去丈夫使哈斯太太深受打擊，她終日躲在家中，再也沒有來接我上樓。我再也沒有去過她家。沒有人是可靠的，唯一一個不像我哥哥姐姐那樣離棄我的人死了，溫柔待我的人就這麼從我的生命中被抹去。

開學

　　因為我沒去上幼稚園，所以可以睡得很飽，不過這並不代表我的作息良好。除此之外，我不常接觸同年齡的孩子，因為大家都去上幼稚園了。話說回來，我早就因為父母親的生活作息成了一個夜貓子。

　　但是一九七一年夏天我竟然入學了（比大部分的孩子還要晚一些），這簡直是奇蹟。前一年我才被學校退學，因為校方覺得我還不夠成熟，他們覺得我德文說得不好。我德文之所以不好，是因為我繼承了我們家混亂的交談方式，我們總是在德語、英語、波蘭語和意第緒語間來回切換。現在我搞不好是入學的孩子中年紀最大的，因為我兩個月前滿七歲了。暑假結束後的第一個星期一，我們準時在早上九點來到凱軒施坦小學（Kerschensteiner Grundschule）的校門前。早上九點，這個時間對我和我父母來說實在該死的早，真的太早了啦。

　　大多數孩子都抱著大大的入學彩袋09走進校門，一副驕傲的樣子緊緊捧在懷中。相較之下我的彩袋顯得有點醜，不過至少我有一個。只是它不像其他孩子的彩袋那樣塞得滿滿的。開學第一天還挺好玩的，而且時間過得很快。我們在禮堂集合，高年級的孩子唱歌歡迎我們，還有校長致辭，然後我們就被分班，跟著最前頭的導師走進各自的教室。但是十四天後我就對上學失去興趣。我和其他小朋友處不來，跟我比起來，他們的程度實在太低了。我在美軍基地打鼓耶！我會說英文！我還認識美國的爵士樂和搖擺樂巨匠！而且我可以半夜十二點甚至一點才睡覺！其他小孩卻在堆沙坑、聽兒童電台，而且晚上八點就要上床睡覺。至於學校的老師就更蠢了。

　　四個禮拜後我就不再去上學，原因不只是我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也因為我在學校過得不好，我很容易就情緒激動或緊張，完全沒辦法乖乖坐在椅子上。我不習慣和同年齡的小孩相處，我沒有朋友，在班上也沒有，而且根本無法專心。除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言警告，老師也拿我這個過動兒沒辦法。當年還沒有所謂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所以我就和我父母一樣無藥可醫，更遑論獲得實際的資源或援助了。每當情況不如我所願，或是被其他小朋友批評甚至嘲笑，我很快就會拿出拳頭來。但是，這當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此外，我早上還很累，因為我前一天很晚才睡，所以上課的時候我都在睡覺。我們班導師是個灰髮老男人，他只會指責學生，他以為只要重複說「你必須調適自己並融入大家」，我就會調適自己並融入大家。但是，要我和這麼多陌生的孩子和嚴格的導師關在同一間教室裡半天，只會讓我更想逃走。我真的完全無法適應學校環境。

　　母親經常被學校約談，得知一些她早就知道的事：我是幽靈學生，老師和同學都看不到我。即使和學校、兒少福利中心談過後，情況依然不見改善。接下來幾天，母親還有辦法爬起來叫我起床，而我只好一邊抗議一邊起身去上學。但是我們家的作息最後還是戰勝一切，我們再度徹夜未眠。鬧鐘響的時候，父母親還是繼續睡，而我更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起床去上學。尤其當班導放棄用訓斥的方式、改用棍子抽打我的手心和頭來教育我遵守學校紀律後，我就更不願意去上學了。

　　我上小學的頭兩年就這麼過去了，上學的頻率大概就和學校及兒少福利中心約談我們家的頻率一樣高，而每一次我們都會聽到同樣的威脅：看來除了把我這個逃學生從父母身邊帶走，沒有更好的法子了，因為我父母好像也沒什麼好教我的。把我送去兒童之家大概是解決無解難題的唯一方法。要是我繼續這麼墮落下去（他們是這麼說我的）一定會學壞。所以一九七三年，我九歲那年，我再度被送去兒童之家，到聖克里安去。

註釋

01　意第緒語，歐洲猶太人使用的語言，由中古高地德語和希伯來語演變而來，亦融合其他歐洲語言元素。

02　猶太男性頭上戴的圓頂帽，名為基帕（Kippa）。

03　Schönau，德文字義為「美麗的城區」。

04　學運，西德六○年代的學生運動，與同時代的美國、西歐學生運動並進。當時社會瀰漫著一股濃厚的左傾理想主義思潮，對戰後現象提出質疑和批判，反對資本主義、反權威並反對戰爭。

05　七燈大燭台，有七個分支的燭台，為猶太教的標誌。

06　安息日，「當守安息日」 為猶太教的誡命之一，安息日從週五日落開始，持續到隔天（週六）日落。

07　祝酒辭，字面意思為「祝聖、使聖化」， 為猶太教頌讚禱文的一種。在安息日或節日的一開始，猶太人會對著酒杯祝禱，因此稱為祝酒辭。

08　潔食晚餐，字面的意思為「合適」。符合猶太飲食戒律的食物被稱為koscher（英文kosher），中文亦譯為「可食」。

09　入學彩袋是德語區小學一年級新生入學第一天的禮物，外形呈圓錐狀，裡頭裝滿了各式零食和小玩具。

「天父的慈愛」

——墜入聖克里安地獄

　　升小學三年級時，社會局認定我不適合就讀普通學制的小學。他們想把我安置到兒童之家，讓我到機構附設的小學上學。最後他們決定送我去瓦爾迪爾恩的聖克里安大主教育幼院，就在曼海姆和符茲堡（Würzburg）中間的歐登森林區（Odenwald）。

　　我當時九歲，坐火車其實是件很新奇的事。離開曼海姆、到一個新地方、還有森林，放眼望去盡是大自然。但是這趟旅程並不是要投向自由的懷抱，我旁邊坐著兒少中心的工作人員。她負責監視我，以免我看到喜歡的地方就提著小行李箱下車！我完全沒打這個主意，也不覺得自己有這麼成熟。我雖然擺出一副驕傲的樣子，但是內心其實很脆弱。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他們說那裡會有親切的修女照顧我，指引我走上正確的道路。

　　儘管第一次住進兒童之家時，並沒有和聖安東育幼院的修女有過什麼不愉快的經驗，但是我還是覺得胃在翻攪。雖然兒童之家有操場、體育館或足球球門，但是住在兒童之家就不能回家，也意味著被關在那裡。兒童之家不是家。我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混亂小屋——我們共同抵禦周遭敵人的堡壘，才是我的家。我一定會很想家，而且只要一想到就會忍不住失聲痛哭，但是我只能強忍淚水，定定的望著窗外，不時把額頭貼到冰冷的窗戶上。

　　沒錯，我們家的狀況一團亂，正常的三餐都沒有；沒錯，我的日常生活充滿了恐懼，特別是父母親作惡夢的夜晚；沒錯，我很少去上學，就算去也會用拳頭把其他小朋友打跑；沒錯，我總是一個人，但是就算和其他小朋友待在一起我也不會過得比較好；沒錯，我適應不良，無法適應這個環境，卻也找不到其他解決辦法。我被壓得喘不過氣來。而這一切到了瓦爾迪爾恩就會好轉？

　　火車穿過歐登森林，森林裡一片祥和，寧靜的小木屋、乾淨的村落、整齊的街道與小路。一段時間後火車停了下來，終於，我伸手抓住行李。陪我來的工作人員好像很高興終於到了，在這趟將近三個小時的旅程中我們只講了短短幾句話。大主教育幼院離火車站只有兩百公尺，幾分鐘後我們就看見目的地。當我看到這棟龐大的深色建築時，腳步開始變得沉重，手上的行李也扯著肩膀下沉。我不情願的邁步前進，一路上不斷放下行李，故意不停喘氣，並頻頻回頭看火車站。但是沒有用，我們還是到了。

　　我們一踏進育幼院就被一股冷空氣包圍。四下鴉雀無聲，這裡明明有很多小孩啊。沒有人迎接我們，沒有人坐在入口或是在附近走動，我們找不到人可以詢問，偌大的門廳一個人也沒有，只好亂走。我們走上階梯，聽到悶悶的聲音從某處傳來：是餐盤聲和輕聲交談的聲音。聲音來自一扇大門後面。看來大家都在這裡，一定是在吃午餐，因為現在是午餐時間。

　　陪我來的女士小心翼翼的推開門，我瞥見一個大禮堂。裡頭有好幾排長桌，長桌的盡頭坐著身穿黑、白色修女服的修女，其中一位站起身來招手要我們進去。身後的女士將一隻手放到我背上，她把我往前推，我緊抱著行李箱踏進禮堂，自己一個人走進去。我遲疑的一步步向前走，走到中間時我停了下來，把行李放到地上。剛剛起身的修女還站著看我，她大聲叫我過去。她剛剛叫我的名字嗎？應該沒有吧。她應該是說「過來這裡！」聽起來比較像在命令我，而不是親切的請求。我發現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為了壓抑內心的恐懼，我緊皺著眉頭、死盯著地板，慢慢的沿著右邊的一排座椅往前走。

　　因為修女不停的用力對我招手，所以我只好繼續往前走，直到我站在她面前。「我是院長媽媽。」她低沉的聲音隆隆的說：「這裡是天父的家，你將在這裡學習天父的慈愛。」我瞇起眼睛，不太懂她在說什麼，為什麼她要對我說這些話？但是我還是抬起頭來。就在這一瞬間，我被賞了兩個響亮的耳光，右邊一個、左邊一個。「赫爾穆特」（Helmut）這個稱自己是「院長」和「媽媽」的修女說：「在這裡必須準時。」然後便指著一個空位要我過去。

　　我的眼眶馬上泛滿淚水，但是我忍著不讓眼淚滾下來。我生氣的用袖子抹去眼角流出的兩滴淚，走向空位時，我的頭還因為剛剛那兩巴掌轟隆作響。修女叫我「赫爾穆特」，這是我的中間名，我小時候常被叫赫爾穆特，大家都這樣叫我，就和父親的名字一樣。

　　當我含著淚水奮力的走到座位坐下後，沒有任何一個孩子或少年在笑。大部分的人只是一臉尷尬的直視前方；有的裝作什麼事都沒發生的樣子；有的則用湯匙來回刮著空空如也的盤子。看來我走進來前他們就已經吃完了。

　　「院長媽媽」再度站起身，用她宏亮的聲音宣佈：「午餐時間結束。現在回去你們的房間。」所有的小孩隨即起身把椅子往後挪。我旁邊的男孩跌倒了，我看到鮮血從他頭上流下來。他馬上站起來扶正椅子，嚇得不敢呼吸，什麼事也沒發生，前方的修女沒有訓話，看來他怕的是這個。所有的人都出去了。我不敢問還可不可以吃東西，恍恍惚惚的走向行李。另一位修女站在那裡，她要我和另外兩個男孩一起回房間，以後我就跟他們住。

　　我沒有午餐可以吃，也沒有晚餐。這是我遲到的處罰，修女是這麼說的。我的室友送我一個蘋果，我一下子就啃光光了。他們說我被賞的那兩記耳光是進育幼院的門票。每個人都被打過，「院長媽媽」總是能在新來的小朋友身上找到理由，在第一天（最晚第二天或第三天）在禮堂前當著大家的面賞他巴掌。大家都恨她，也都怕她。這股情緒把我們緊密連結在一起，不過除此之外也沒什麼能使我們團結一致的。我很快就發現同儕間的生存法則同樣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就和修女院院長對付我們的方法一模一樣。

　　「院長媽媽」的恐怖統治籠罩了整座育幼院，幾乎沒有一個修女不殘忍、不暴力。我對一個不願意屈從的修女印象特別深刻。每當她偷偷塞麵包給某個被處罰不准吃飯的男孩時（因為男孩被認為犯錯或真的犯錯），我總會看見她的雙眼流露出害怕被發現的神情。

　　在育幼院施行的各種教育方法中，以禁止吃飯最常見。我個人覺得這是最陰險毒辣的處罰。雖然我在家的時候也會因為父母又沒有及時採買而餓肚子。但是在這裡餓肚子並不是因為大人無能，而是她們的惡意捉弄。我到今天還能看到自己當年被處罰不能吃東西時，在這棟食物不虞匱乏的屋子裡晃來晃去的身影。吃飯時間一到，我可以聽到其他孩子在餐廳吃飯的聲音，可以聞到廚房散發的香氣。儘管這裡有這麼多食物我卻必須餓肚子，餓上好幾個小時、一整個早上、一整個中午、一整晚，直到天亮，因為禁止吃飯的時效有時候會長達兩天。

　　這些修女到底在想什麼？難道她們以為餓肚子可以幫助身體排毒？還是飢餓可以讓人變得聽話？難道她們從來沒有想過，飢餓會使人感到羞恥？難道她們不知道讓一個孩子在一群吃飽喝足的同儕中餓肚子，會讓他覺得自己毫無價值而且沒有尊嚴嗎？受處罰的孩子被貶低成物件、沒有生命的東西，比動物還沒有價值，因為動物至少還會自己找東西吃。餓肚子真的很痛苦，禁止吃飯更是一種虐待。

　　有時候我們會用儲備的食物互相幫忙，有時候那位仁慈的修女會牴觸禁令給我們送點乾麵包。所以幸運的話，飢餓的痛苦就能稍微減輕一些。但是恐懼、憤怒、羞恥和復仇的決心卻在我們心中滋長。被禁止吃飯只是讓我們更確信，我們必須採用暴力為自己的生存奮鬥。

　　聖克里安折磨孩子的方法不只有禁止吃飯，暴力是這裡的家常便飯。例如上體育課時，我們必須一直做伏地挺身做到筋疲力盡為止。一種常見的操兵方法。每當時機成熟，老師（老師當然也是修女）就會坐到我們身上，要是我們挺不起來，她就會譏諷我們是一群不舉的軟腳蝦。「給我撐起來！」她咆哮道，接著把重量放輕，當我們氣喘噓噓的撐起身體，她又重重的壓下去，我們便砰的一聲趴倒在地。這可不是在玩，也不是在胡鬧或遊戲。這麼做的目的很清楚：貶低我們、羞辱我們並使我們屈服。

　　尤其是「院長媽媽」最暴力。而且不是只有不聽話的小孩才會挨打，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讓你挨揍。我就累積了不少經驗。我太晚到餐廳時她會打我；我的手沒洗乾淨時她會打我；我未經允許就講話時她也會打我。而且她完全不會警告我們。你會直接被叫到前面或是她的辦公室，接著就是一陣毒打。她打人很狠，我父母親從來沒這樣打過我。她打人的時候既充滿激情又冷血無情，而且她每次都打臉。她真的打得很用力，以至於九歲的我以為自己的頭要被打飛了。我感覺自己的臉彷彿炸開似的，每次被打完臉都會紅腫很久。

　　最恐怖的回憶（感覺就像昨天才發生）是浴室事件。我們一個禮拜可以洗兩次澡。有一次我來得太晚，還在更衣間脫衣服時，其他男孩已經洗完澡，正要從浴室走回去。我開始慌張，趕快衝進浴室，希望還可以碰到幾個小孩。裡面沒半個人，只有「院長媽媽」站在那裡，她親自監督我們洗澡。她粗魯的命令我過去，我實在丟臉到很想挖個地洞躲進去。我獨自和她面對面站著，一絲不掛。要是其他人在的話至少能提供一點屏障，一群光溜溜的男孩可以減緩她銳利的眼光。但是大家都走了。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沒有逃回更衣間。大概是因為她的殘暴幫她建立了至高無上的權威，所以連我也不得不屈服。

　　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的走進浴室，盡可能離她越遠越好。搞不好她會大發慈悲允許我洗澡？她一定是看到我疑惑的眼神，便嚴厲的對我大罵：「你今天不准洗澡！」她的聲音大到空空的磁磚浴室都迴盪著回音。我低下頭想往回走，但是她再度命令我過去。我朝她的方向前進兩步，內心忐忑不安，並為自己的赤裸感到無比羞恥。

　　「我一定要給你一點教訓！」我聽見她大喊。她直接站到我面前，果斷的伸手抓住我的陰莖往她的方向用力一拉，接著便揪住我的睪丸使勁一掐。我大聲尖叫，一股劇烈的疼痛流過全身，我馬上跪倒在地，眼前一片漆黑。

　　沒經歷過這種痛苦折磨的人，是無法了解一個九歲男孩當時的疼痛、羞恥和憤恨的。多年以後我在電影看到類似的情節，原來軍隊裡的教官也採取這種手段（特別是攻擊生殖器）重挫下級，好將他們訓練成冷血無情的殺人機器。難道我們也要被訓練成殺人機器嗎？以上帝之名？

　　有幾個男孩非常害怕這位修女，以至於他們早上都不敢起床，其他人則成為育幼院裡的尿床常客。但是即使是這種形式的呼救也無法解救他們。尿床的人必須把床單洗乾淨，然後高舉在手上風乾。而且是在大廳，也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一直舉到床單乾了為止，或至少稍微乾一點為止。尿床的人要是把手放下來就會挨打。

　　離開育幼院後我向一位醫生說了所有的事，得到的回應卻是：「你說謊！」這樣的反應連我都不意外。因為我們在聖克里安的遭遇確實令人不敢置信。但是醫生的「你說謊！」無異是再賞我一巴掌，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罷了。痛的不是臉，而是內心深處。同樣令我受傷的還有烏蘇拉及西碧勒（我同母異父的姐姐），因為當我敞開心房對她們說這件事的時候，她們也不相信我。

　　修女的暴力手段不只在每個男孩身上造成嚴重的創傷，並留下深刻的傷疤，它也摧毀了我們的社會行為。修女施行的處罰越暴力，我們對待同儕的方式就越殘酷。我們都來自缺乏關愛的家庭，親情、溫暖和扶持在我們這些孩子的家中並非理所當然的存在。但是我們在育幼院從來不曾得到關愛。相反的，我們對愛的渴望早就在打罵中被消耗殆盡。所以每個人都是敵人，很少有孩子會在這麼黑暗又充滿暴力的環境發展友誼。我沒有朋友。連我也會動手打人、保護自己並攻擊別人。我在這裡學會了把椅子摔到桌上砸爛，就這麼突然，不用任何原因，就只是為了引起別人注意。而大家都知道這麼做的人不會被告發，就連毆打同儕的男孩也不會被抖出來。但是這和凝聚力一點關係也沒有，這只是我們為了迴避上層恐怖暴力的手段。因為比起被同儕欺負和忍受同儕間的暴力現象，「院長媽媽」更恐怖。她是這棟恐怖之家裡最恐怖的人。沒有人會信任她和她手上的棍子。沒有人敢信任她。

　　我已經提過大人聽到這些故事的反應。「你說謊！」他們是這麼說的。只有母親和父親相信我。而且他們馬上就相信我說的話，沒有絲毫的懷疑。他們第二次來探望我時就把我帶出院，我從一九七三年的八月二十八日住到十月二日。父親衝去找育幼院的負責人。父親對負責人大吼的時候我也在場，他說他絕對不允許自己的兒子被修女打罵甚至虐待。負責人脹紅著臉說這樣的指控實在太無恥了，他們以上帝之名教育孩子，這一點毋庸置疑，而且打幾個巴掌而已是會怎樣。

　　我們三個人一起離開育幼院。我再次回到父母的堡壘。

聖克里安：暴力的十字架

　　二○一四年五月九日，距離我九歲時修女造成的傷害已經過了大半輩子，我鼓起勇氣回到案發現場——聖克里安。這段山明水秀的車程持續了幾個鐘頭。我已經事先告知會來訪，所以有人接待，是育幼院的新負責人。我五十歲了，既高大又強壯，是成年人了，但是童年時期的恐懼再次侵襲我。大廳的木頭十字架引起我的注意，這是耶穌受難的象徵，上帝的兒子為人類承擔了罪孽。十字架依然高掛在原來的位置上，聖克里安兒童暨少年之家的宗旨「生活、學習、學習生活」也和從前一樣刻鏤在牆面上。

　　我後來得知，成立於一八五八年的聖克里安育幼院一開始是瓦爾迪爾恩的「貧童之家」，院址曾是一家火柴工廠。一群好心的牧師成立了育幼院，後人雖然能推敲牧師成立育幼院的目的，但是已經無法確切得知他們到底做了哪些事。說不定一百五十年前，使用暴力對付「難教養的孩童」是很普遍的現象。至少一直到一九九○年代，大部分的育幼院工作者（特別是修女）都不認為使用暴力有什麼不妥，而且從來沒有質疑過。

　　雖然民眾在一九六○年代末期就已經耳聞兒少之家的駭人現象——因為「育幼院解放運動」（Heimkampagne）01的關係，這是六八學運帶動的風潮，記者烏麗克．梅茵霍芙（Ulrike Meinhof）02也參與了報導。但是隨著赤軍旅（Rote Armee Fraktion，簡稱RAF）03的出現（烏麗克．梅茵霍芙再度參與其中），批判的聲音也隨之消失。三十五年後，曾經的育幼院幼童終於站出來為自己發聲。二○○四年他們成立了「前育幼院幼童協會」（Verein ehemaliger Heimkinder），簡稱VEH，要求承認並賠償院童在教會育幼組織遭受的虐待。二○○六年彼得．溫希爾斯基（Peter Wensierski）將他們的駭人故事集結成冊，出版《以上帝之名施暴，被掩蓋的歷史：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育幼院幼童們》（Schläge im Namen des Herrn. Die verdrängte Geschichte der Heimkinder in der Bundesrepublik）一書。二○○八年德國聯邦議院請願委員會對「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年間，眾多幼童及青少年於舊聯邦境內的育幼院和教養中心遭受的不公與苦難深表遺憾。」這段時間的切割實在是太詭異了，我和其他孩童於八○及九○年代承受的育幼院教育方法就這麼全身而退。

　　當我走上通往大門的階梯時，心跳得很快，彷彿這幾級階梯就足以讓我氣喘噓噓似的。手心變得濡溼，額頭也開始冒汗。這麼多年來日日夜夜糾纏我的夢魘癱瘓我的步伐，但是我也感到憤怒。這股憤怒的情緒支持我往前走，沒問題的，我撐得過去的，我不會讓他們隨隨便便敷衍了事。

　　根特．浩克（Günter Hauk）是一九九六年上任的新負責人，他在大廳迎接我和迪克．科斯特（Dirk Kästel）。迪克是我一年前在科隆認識的，他協助我聯繫育幼院和蒐集父母親故事的工作。我們向聖克里安提出拜訪的請求，浩克馬上就答應了。大概是因為他曾經收聽我在西南廣播電台的採訪吧，二○一三年我在電台淺談過自己曲折的育幼院人生。他請我們進辦公室，裡頭已經擺好了咖啡和飲料，三明治和點心也已經放在桌上等我們。我的腦海突然閃過那股飢餓感，那股當年被迫餓肚子、禁止吃飯的飢餓感。難道說「生活、學習、學習生活」這句口號已經改弦易張了？

　　我問負責人浩克是否有當年的照片？他把照片攤到我們面前，我從一張照片認出「院長媽媽」，她的五官深深烙印在我腦中。照片中的她一臉猙獰的笑著，身旁站著一位主教，當時的聖克里安正在慶祝某個節慶，所以有許多高層貴賓。我感覺汗水終於突破最後防線直直落下，我用袖子把臉擦乾。也許其中也摻雜了淚水。根特．浩克察覺到我情緒激動，他看到我一直凝視著「院長媽媽」的照片。這位女士本來是要教導我們慈愛和良善，但是她卻殘酷的以暴力相向，將上帝的憤怒施加在我們身上。

　　「瑪又麗娜．佛格特（Majorina Vogt）修女院長。」浩克的聲音彷彿隔著一層紗似的傳進我耳裡。「一九七三年遭育幼院開除，就在您離開這裡不久後。但是檢察官最後因為罪證不足只好撤銷她的傷害罪起訴。離開育幼院後，修女到另一家教會組織任職。她前幾年過世了。」她的死訊並沒有讓我鬆一口氣，反而覺得自己快喘不過氣。我待在聖克里安的時間明明很短，但是此時此刻，這短短的幾個月卻緊緊掐住我，把我扯回童年時期的記憶。我是不是根本就不該回來這裡？

　　負責人默默的看著我因為這些照片而陷入兒時記憶。他和許多過去的院童談過話，他知道這時候的我們心裡有多難受。聖克里安成立一百五十週年時，委託獨立記者撰寫這段黑暗歷史的負責人就是他。二○一一年弗爾克．圖喀（Volker Trunk）出版了《你這個沒出息的傢伙！關於暴力與專制……尋找安全感的故事：瓦爾迪爾恩聖克里安大主教兒童暨少年之家的歷史回顧》（〈Aus dir wird nie was!〉Von Gewalt und Willkür…und der Suche nach Geborgenheit; ein Blick in die Geschichte des Erzbischöflichen Kinder-und Jugendheims St. Kilian Walldürn）。這本書讓許多遭到育幼院施暴的受害者得以平反。聖克里安的負責人也在自家網站上承認「本院直至一九九六年仍對院童施以不當的打罵與人格羞辱」，並對這段過去感到「驚愕與惋惜」。但是沒有一個人被判刑，修女對幼童及少年犯下的無數罪行並沒有受到法律制裁。就連浩克的前任也沒被公開受審，檢察單位僅依虐待被保護人對他簽發了三道處刑命令。浩克在上述那本書的訪談中表示，人們基本上「絕口不提並試圖掩蓋」院內的暴力和傷害事件。聖克里安曾經是個「封閉的院所」，或者說，「一個與世隔絕的機構」。

　　處刑命令，意思是前任的負責人只要付一筆小罰金就可以繼續為所欲為。我對加害人沒有受到法律制裁感到失望，他們竟然能終其一生逍遙法外。儘管如此，這次的來訪還是很有幫助。小時候的「你說謊！」終於獲得平反。社會大眾終於相信育幼院的受害人了（雖然已經過了很久），也終於相信我說的話。我在育幼院遭受的創傷（儘管父母五週後就把我救出來，我還是受到很大的傷害），未來也會減輕許多。

受創後的曙光

　　在父母親的保護下我又回到曼海姆。但是回到家後等著我的是哈斯先生的死訊。哈斯先生死後，我更不敢妄想要重回正常的童年生活了（更確切的說應該是展開正常的童年生活）。我覺得迷惘又受傷（就和我平時一樣），我和父親母親一樣成日躲在家裡，幾乎不去上學。父母親雖然幫我逃出了恐怖之家，卻無法幫我治癒心靈的創傷。我們成了三個心靈受創的共同體，但是我們對內心的痛苦沉默不語。我們是三顆不相往來的行星，我對愛和關懷的渴望依然沒有獲得回應。我們雖然能夠同心協力抵禦外人，但是堡壘內的我們卻孤獨的窩在一角。

　　幾個星期後我再度被安置到新的育幼院，是拉登堡（Ladenburg）的米拉貝爾之家（Haus Mirabelle）。那裡沒有修女，經營者是工人福利組織。那裡很開明，我甚至很喜歡老師，所以還挺喜歡去轄區的學校上學。不過我還是沒有留下來。我逃走了，住了幾個星期後我第一次逃跑。這還蠻簡單的，從拉登堡搭公車和火車只要二十分鐘就可以到曼海姆。有時候我會用走的，沿著米拉貝爾之家西邊的森林小徑散步，要是走累了就找公車坐。驅使我回家的是對家的渴望。父親和母親也縱容我回家，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依然一點改變也沒有，我們家的夜並沒有變得比較光明，白天當然也沒有。儘管如此，我還是待在家，隔天我會翹課一整天，後天再返回拉登堡。

　　直到一九七六年，我都這樣往返於拉登堡及曼海姆、育幼院及父母家之間。難道我沒看到拉登堡替我灰暗生命敞開的新希望嗎？這時的我已經染上菸癮，三不五時也會喝個啤酒，儘管我只有十二歲，卻表現得像個十八歲的青少年。沒有人會像抓一個十二歲的男孩那樣把我抓回去了。米拉貝爾之家從過去的經驗中發現我每次逃跑後都會回來，雖然有時得等上幾天。我雖然回來了，幼小的心靈卻留在童年記憶中的黑暗公寓，徘徊在拉斯特布格街的堡壘中。

　　與此同時，我卻又一再逃離這個家，而且越逃越遠。我成了一個不斷逃亡的難民，逃離遭受戰爭和其後遺症衝擊的家，也逃離籠罩著拉登堡的七○年代正常氛圍，這是一個不願正視像我們家一樣、因為戰爭而蒙受心靈創傷的家庭的社會，也是驅使我逃離拉登堡的原因。

　　兒少福利中心為我找了另一個解決辦法，就在我們家這條街上，拉斯特布格街的盡頭。穆勒夫婦就住在那兒，父親也認識他們倆，於是穆勒夫婦就成了我接下來半年的養父母。

　　或許是因為穆勒家距離我親生父母家很近，所以這一次我很快就接受了提議。不過更重要的是，住在穆勒家時，每天都重溫了我偶爾在哈斯夫婦家經驗的感受：安全感、陪伴與關懷，以及家的溫暖。在穆勒家我不必為自己辯護，不必受「教育方法」折磨，也不必面對兩個像我父母親一樣深陷在過去痛苦中的大人。

　　瑛格特．穆勒是受過訓練的廚師，威利學的是牆面塗飾，現在的人稱之為漆油漆或貼壁紙。我的養父母是善良的人。他們和我們一樣住在一棟小小的出租公寓。但是我在他們家有屬於自己的小天地，我有自己的房間、床、書桌、衣櫃。我不知道要怎麼形容自己有多幸福，而我終於願意敞開心房。

　　瑛格特的廚藝非常好。這裡的三餐很正常，所以我短短幾週內就胖了不少。早上有豐盛的早餐：熱可可、麥片、火腿麵包和果醬麵包。中午一點午餐準時上桌：是她特地為我煮的。最棒的是瑛格特每天晚上都會問我明天想吃什麼，而且我每天都可以點不一樣的菜。她煮的菜全都又香又好吃。晚上威利下班回家時還會有一頓不一樣、熱騰騰的晚餐，這時點餐的人則是威利。

　　這樣的幸福是有前提的。我和養父母及兒少福利中心談了條件——我必須每週六天、天天準時去上學，而且要用功念書。正是這點使我待在穆勒家這個小天堂的計畫以失敗收場。我還是和以前一樣作息不正常，繼續翹課、無法融入教育體系、沒有成為正常的男孩，我繼續在外面遊蕩、持續走下坡，兒少福利中心是這麼說的。所以六個月後他們中止了我與穆勒家的寄宿合約，我又被送回拉登堡。

　　一九七七年已經過了幾個月。我不只在這一年搬出養父母家，再過不久，我的小宇宙、陰暗的碉堡、由父母親和我組成的家也即將崩毀。告別穆勒家後，我再度往返於拉登堡和父母家。我是不是預感到這個家快消失了？我不斷來回奔波，什麼事都做不了，學校從我身邊呼嘯而過。唯一的例外是：我瘋狂的愛上一位輔導老師，她專門講床邊故事給我們聽。當我再度從父母家這個庇護所回來時，她結婚了，我只好把自己埋進枕頭號啕大哭。

註釋

01　育幼院解放運動，批判兒少之家的運動，主要集中在法蘭克福和西柏林。學生佔領育幼院，幫助院內的孩童逃跑並提供住宿。育幼院解放運動引起大眾對此議題的關切和後續的改革。

02　烏麗克．梅茵霍芙，德國知名記者、激進的左派份子，後來成為左翼恐怖份子，參與建立左翼恐怖組織赤軍旅。一九七二年被捕，後於獄中上吊身亡。

03　赤軍旅又譯為「赤軍團」，為六○年代後期於西德興起的左翼恐怖組織，抨擊美國與資本主義。曾犯下多起銀行搶案、謀殺與炸彈攻擊事件，共造成三十多人死亡、兩百多人受傷。一九七七年該組織的恐怖活動達到極致，引發民眾恐慌、社會陷入危機，史稱「德意志之秋」。一九九八年赤軍旅宣佈解散。

更糟的還在後頭

——我的育幼院人生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才剛滿十三歲，父親過世了。他的死來得並不意外，畢竟他已經受腸胃癌折磨多年。父親過世前一個禮拜被送進醫院，我們都知道是時候了。但是這對我來說又意味了什麼？我還無法體認生與死是相隨的。死神現在就要從我身邊帶走父親，這個事實使我陷入深深的絕望。父親下葬後幾個星期，我就跌入吸食古柯鹼的萬丈深淵，在幻想世界中悠遊漫步。兒少福利中心再度追捕我並逮住我。一九七八年初，我被送到施圖滕塞（Stutensee）的州立育幼院，施圖滕塞是一個位於卡爾斯魯爾北方十公里的城鎮。幾個星期後我逃走了，為我在施圖滕塞的居留劃上句點。

逃出施圖滕塞

　　一九七八年二月，天氣很冷又很潮溼，是個連狗都不想出門的天氣。我在施圖滕塞宮的室友保羅（Paul），哭著走進臥房。這件事也找上他了。我第一天晚上就聽說了，這座宮殿有一個（至少一個）輔導員對我們心懷不軌。每當他有需求的時候就會欽點一個受他保護的少年。我安慰保羅，報復那頭「豬八戒」的憤恨情緒和恐懼心理在我們內心輪番交錯。輔導員不會殺了你，你死不了的，我們很快都知道了。但是過不了多久，我們當中的某一人就會成為下一名受害者。而這就和死一樣痛苦。

　　幾個晚上後輪到我了，我就是下一名受害者。那位我們稱之為「豬八戒」的輔導員要我去找他，就和他先前要其他男孩去找他那樣如出一轍。他總是選在刷牙後，選在我們應該回房間上床睡覺的時間。我去了，就和先前的男孩們一樣。這是下意識的反應，因為我們都是孤獨一人的緣故吧。我們並非一群野蠻的男孩，雖然大家都一樣「叛逆難管教」，但是我們並非一支團結一致的隊伍，每個男孩都是孤軍奮戰。在這裡，所有結黨的契機都被遏止了，任何與人深交的機會也被杜絕了，我也是來了四個禮拜後才比較認識保羅。而他會信任我其實也蠻奇怪的。

　　我其實不太記得當天晚上的這幾分鐘發生了什麼事。我敲了門，門後是他的辦公室。他說「進來！」後我就開門走進去。「豬八戒」坐在椅子上，擺擺頭示意我過去。他沒說太多廢話，他扯了一些有的沒的。唯一一幕我至今都忘不了的是他的手，他把手伸向我，在我身上摸來摸去。我現在還能感覺他的手放在我的臀部，我到今天都還感覺得到他在摸我。

　　或許是保羅的眼淚給了我勇氣，或許是絕望使然，也或許是我覺得被一個男人撫摸私密部位很噁心，我出手抵抗，至少每當我作惡夢的時候眼前的畫面都是這樣展開：我踹了他，怎麼踹的我不記得了，反正踹的是下半身，好像是用腳踹，不過也有可能是用膝蓋。救護車來了，警察也來了。我到底踹了多大力，以至於「豬八戒」痛到連事跡敗露都不管了？

　　我沒有被警察偵訊。警察來的時候我已經蹲在育幼院的碉堡，不知道是誰壓制我後把我拖去的。那是一座類似地窖的碉堡，位於空地上，我們這些叛逆男孩只要犯錯就會被關進去。我被關了一整晚，這處置太恰當了，畢竟我行為不檢，我使用暴力把輔導員打傷了，我怎麼可以做這種事？這個洞感覺像是極權統治時代的監獄，搞不好還是那時期留下來的？我不知道。洞穴裡一絲光線也沒有。

　　隔天早上我被帶去見育幼院的負責人，他們要我把事情解釋清楚。我開始結結巴巴、語無倫次，我還驚魂未定，一來前幾個鐘頭我才逃出性侵犯的魔爪，二來我在漆黑的地窖度過膽戰心驚的一晚，所以我根本無法對輔導員做出明確的指控。而且負責人也沒有站在我這邊，反而非常激動的為加害人辯護。我的混亂說詞他一句也沒有聽進去。

　　另一名輔導員也在現場，他是「豬八戒」的同夥，第二個會對我們這些男孩亂來的人。我從眼角瞥見他一點擔心或慌張的神情也沒有。他只是微微笑著。我們到底算什麼？我們只是某樣物品嗎？我們只是一家專門收容被社會唾棄、拒絕融入社會，或有暴力傾向孩童的育幼院的財產。

　　負責人的偵訊以嚴厲的訓斥作結，他威脅我要是再對任何輔導人暴力相向，那就不只是被關在碉堡一個晚上而已。當天晚上我就和保羅逃走了。

　　數十年後我再度回到這家育幼院。與恐懼面對面對峙，人們是這麼說的，也和現任的育幼院負責人面對面，我要找出真相，也要育幼院承認這段過去。但是這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

　　那天晚上我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我們在睡衣上罩了三件毛衣，穿上最厚的褲子。然後悄悄打開窗戶跳出去，跳進黑暗之中。我們很熟悉高度，窗戶位於二樓，這已經不是我們第一次選擇這條捷徑外出。我們壓低身體快步穿過空地，害怕的感覺緊貼在腦後，我們把勇氣集中在腳下、奮力向前跑，幾百公尺後我們終於來到包圍著育幼院的堅固鐵絲網前。我們把鞋子的前端踩進鐵絲網的菱形空隙往上爬，柵欄開始搖晃。我們成功爬上這道將近兩公尺高的障礙物。我從另一頭爬下，但是保羅掉下來了，當他伸手抓住鐵絲網時把手割傷了。我遞衛生紙給他，他用衛生紙壓住傷口止血，接著就站起身來。快走，快離開這裡，說不定哪個大人正在外面蹓躂，那我們很快就會被他手上的巡邏燈照到。

　　我們走了一整晚，往格拉本新城（Graben-Neudorf）的方向前進。我們知道這個小鎮，這是距離施圖滕塞最近的城鎮。

　　老實說，我覺得逃跑很有趣，我已經很有經驗。比如說，每當我從拉登堡逃走時，心裡其實無比驕傲。逃跑的時候，我感覺體內有一股強大的力量推動我踽踽獨行，彷彿有一股自由的浪潮湧進全身，沖走被囚禁的不快。沒有人在一旁監視，也沒有人問東問西。要是有車子停下來想載我一程，我甚至會覺得他們很煩。不要，我不要，我想自己一個人走，想要好好享受自由，我不想背負義務、不想上學、不想整理房間，什麼都不要。我也不想欠人家人情。我為了不受人監控和支配，一走了之，這項能力搞不好遺傳自父母。他們這輩子也不斷在躲避追擊，年輕時是為了閃避納粹，後來是為了逃避自己和內心的恐懼。

　　如果沒記錯，我第一次逃家的時候才十歲。我留了一張字條給父母說我走了，不會再回來了。整整兩天我都在附近閒晃，要是有人和我說話，或是給我東西吃、喝的人想知道我是誰，我就胡亂說些恐怖的故事。我就在外面晃到被人帶回家為止，父母親完全沒有報警找我。他們知道我會回來，也熱情的迎接我回家。

　　但是施圖滕塞那股對當年的我來說陌生的暴力，迫使我逃亡。這是我第一次被迫出逃，我沿著公路走。多年以後我再度用雙腳體驗這漫漫的長路，有時是出於自願，有時是環境所迫。而公路的氣味我也已經聞了好幾年，甚至好幾十年，出太陽時公路散發的是柏油味，下雨時則是一股油膩的泥土味。而且總是混雜著汽油或柴油的味道，來自我身邊呼嘯而過的汽車。燃料驅動著駕駛人從一個世界駛向另一個世界。他們很少注意到我，如果有的話或許是從後照鏡吧，要是他們開得夠慢。

　　沿著公路前進成了一種渴望，有時候甚至是一種癖好或執念。但是此時此刻在施圖滕塞，公路只是一條距離最近的出路。我在聖克里安時這條出路還不存在，當時我只有九歲。但是現在我夠大了，我找得到出路也勇於上路。

　　儘管恐懼緊跟在後——害怕育幼院報警找到我們並逮到我們，而且現在我們只能靠自己了，我們還是覺得鬆了一口氣。夜很黑、也很冷，我們其實沒有明確的目標，更沒有睡覺的地方，但是我們並不氣餒。希望是我們的行囊，逃出施圖滕塞這座地獄就是我們的希望。我們只有身上穿的衣服以及口袋裡不到五馬克的現金，其他人或許看得出我們是逃跑出來的，但是我們兩個都長得比同年齡的孩子還大，所以到了格拉本新城後應該不會有人想到要把我們送回施圖滕塞。

　　我們很警覺的避免遇到任何人。如果遠方傳來汽車的聲音，我們就離開車道。有一次我們甚至整個趴著貼在地面，以免被車子的前燈照到；躲到馬路旁的樹叢後也是方法，或是溜下斜坡。

　　幾個小時後我們看起來就像是從泥巴堆爬出來似的，但是我們越挫越勇。我們是沙皇的信使（Kuriere des Zaren）01，是湯姆．索耶（Tom Sawyer）02，是哈克伯理．芬（Huckleberry Finn）03，我們是三劍客（Die drei Musketiere）中的二劍客。這些故事我都讀過，他們是我的英雄，我講了他們的冒險故事給保羅聽。但是家裡的事我一句都沒說。家沒了，三劍客之家已經不在了，其中一個劍客死了，我的家也崩毀了。

　　我們一整晚都沒闔眼，走了三、 四個鐘頭後終於看見遠方閃爍著幾盞燈火，於是我們坐到長椅上。前方一定是格拉本新城了，我們想等天亮再進攻這座堡壘。我們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等日出，然後就睡著了。當天色漸漸變亮，樹木和房舍退去灰暗的陰影，我們開始大叫、歡呼：我們自由了，頭上是寬闊的天空、不是密閉的建築，沒有輔導員會欺負、羞辱或騷擾我們了。再也沒有偽裝成育幼機構的少年監獄了！在這座監獄裡，加害人是看守人，被害人卻是囚犯。

　　身體的疲倦在曙光照射下蒸發消散，覺醒的是好奇心和活力。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卻是飢餓感，而且好渴！我們沒帶半瓶水在身邊。我們動身前往散發著食物香味的小鎮，轉過三個街角後果然發現了一家麵包店。

　　麵包店的第一位客人已經走在路上，她正要進店面，看見我們時驟然停下腳步。她看著我們，一副半同情、半斥責的神色，然後就斬釘截鐵的說：「你們是城堡來的。」施圖滕塞宮兒少之家被暱稱為城堡，當地人稱我們是城堡的居民。就和十九世紀普魯士軍隊訓練的戰馬一樣被囚禁在城堡裡。這座城堡的王公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戰爭史。

　　其實來歷被一眼看穿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但是我們還是很驚訝，甚至嚇壞了。我們以為自己已經安全了、自由了。保羅首先回過神來開口說話，他用一雙小狗般忠誠的眼睛望著那位女士，小聲的說：「拜託您不要報警。」她笑了笑，按下門把，把我們推進熱呼呼又香噴噴的麵包店。她對女店員說：「他們需要一點吃的。」女店員抬起眉毛審視我們，視線由上往下掃過我們身上的髒衣服。但是她還是照女士的吩咐塗麵包，給我們做了六個夾心麵包，一人三個、包在兩個袋子裡，再一人一瓶巧克力可可，然後遞給我們。女士付了錢。過程中又進來了一名老先生，他對眼前的這一幕很感興趣，最後還從皮夾拿出兩馬克塞進我們手裡。我們乖乖的道謝，嘴裡已經咬著第一塊麵包，繼續在冷冽的二月天上路前，我們想再待一下暖暖身子。

　　不過好事到此為止，女店員堅持要叫警察過來把我們帶回城堡。她說她不能眼睜睜看著兩個男孩逃跑，到時候誰來負責？我們既沒有父母陪同，也沒有監護人或輔導員在身邊，不叫警察來的話她會受罰。我們發覺女店員是認真的，馬上衝出店面，逃出村子，快跑就對了、跑得越遠越好。我們不知道警察到底有沒有來，但是我們沒有被逮到。

　　兩個鐘頭後我和保羅分道揚鑣。他想去普洛欣根（Plochingen）找他媽媽。是往斯圖加特的方向，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繼續往前走，我們沒有依依不捨，保羅辦得到的，而我自己一個人也行。道別後我繼續向前走，不知過了多久才意識到腳很痛，所以我決定搭便車，就算會因此落入警方手中我也管不了了。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心裡只有一個大概的方向：離開施圖滕塞，或許再回去曼海姆吧。

　　我沒有等很久。一輛車停了下來，駕駛問我是不是真的一個人在這裡，最後他決定把我載到卡爾斯魯爾的警察局。我很累，所以沒有反抗，反而很高興可以坐進溫暖的車子裡。只要他不把我載回施圖滕塞就好了。警察也不打算把我送回施圖滕塞，我說了在兒童之家發生的事，不知道警察相不相信，無論如何他們最後把我送去市立青少年庇護中心。隔天母親來接我，施圖滕塞這一章也就此劃下句點。

　　劃下句點？從此以後輔導員反覆出現在我夢中對我伸出魔爪，雖然不是每一晚，但是也太多太多晚了。施圖滕塞宮就這麼如影隨形成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和聖克里安的修女一樣。這些地方教會了我一件事：捍衛自己，否則你就只能等死。

　　二○一三年時，這場惡夢已經糾纏了我三十五年。這一年我和施圖滕塞宮的代理人見面，在場的還有一名中立調解人與迪克．科斯特，迪克是來幫我的。我們選在中立的地點談判：海德堡的維歇恩之家（Wichernhaus），這是一家可靠的遊民收容所。我要說出來，我要揭發真相，我、保羅還有很多男孩都在這家育幼院遭到性侵，只有說出來我才能得到救贖。這場談話持續了三個半小時，儘管錄音在法庭上沒有證據價值，為了保險起見我還是錄下了整場對談。

　　這場對談和我將近一年後在聖克里安的談話簡直是天壤之別。與聖克里安會談時我親自回到現場，遇到的是願意承認過往暴力事件的人。施圖滕塞宮的人卻否認到底，他們掌握了詮釋歷史的權力。代理人對我說這裡什麼事也沒發生。他們讓我把話說完，卻拒絕回答任何問題、拒絕進行後續調查，也拒絕和我一起釐清事件的前因後果。直到今天，施圖滕塞宮的網站還是什麼也沒寫，隻字未提被保護人遭施暴甚至性侵的事。代理人替我感到難過，但是他說我的敘述無法證實，因為我的檔案沒有保存下來，更遑論當年輔導員的任職資料。一九九一年施圖滕塞宮發生了一場縱火案，在那之前的所有檔案都被燒毀了，真是遺憾。我的腦中突然閃過這句俗話：「不想再看到的東西就一把火燒了吧。」

　　又談判了幾次後，便衍生出行賄鬧劇。育幼院的負責人向我開價五千歐，以分次付款的方式一年支付一千歐。這筆錢就當做是給我的賠償，而我收了這筆錢後就不能再公開談論這件事或是告上法庭。為了握有證據，證明院方確實向我提出這筆交易，我接受了這項協議。

　　二○一三年十一月底，第一筆封口費匯進我的戶頭。但是二○一四年四月我接受西南廣播電台採訪時，還是提到了我在施圖滕塞宮的遭遇。這家官方育幼機構事後似乎非常生氣。搖錢樹就這麼沒了，第二筆封口費並沒有匯進我戶頭。兒少之家的經營人反倒威脅我，要是繼續散播對施圖滕塞宮不利的言論就要走法律途徑。我當時沒理他，現在也沒理他，因為我非常樂意為當年在育幼院發生的事上法院。

　　逃出施圖滕塞後我又在曼海姆住了兩年，過著受古柯鹼驅動的生活，我徘迴在闖空門、偷竊、逃學和我破碎的家之間。一九八○年，曼海姆兒少福利中心最後一次試著把我塑造成「正常的少年」。但是這次又是一場災難，並以我的逃亡作結。

巴爾斯東克的骯髒勾當

　　一九八○年的某個秋日早晨，我和一位曼海姆兒少福利中心的工作人員一起搭上火車。車窗外的葉子優柔的從樹梢飄向地面。但是我沒有心情耍浪漫，也沒有心情感傷。恐懼和憤怒主宰了我的心情，因為我知道這趟旅程即將帶我前往牢房。我又要被關進收容叛逆青年的院所了。這是最後一處收容我這種青少年的地方，再下一個等級就是監獄了：這裡是監獄的前院。

　　這一次中獎的是北萊茵—西發利亞邦（Nordrhein-Westfalen）的格爾德恩（Geldern），一個位於我家鄉北方將近四百公里遠的地方。我落腳的機構叫「橋之家」（Die Brücke e.V.），一座幫助青少年通往美好未來的橋梁。

　　抵達車站後，一名育幼院的工作人員來接我們。他給我的感覺像個警衛。

　　車子開了約莫十分鐘，我們駛離下萊茵的小城，來到盈滿鄉間氣息的巴爾斯東克（Baersdonk）。車子從公路轉進一座狹窄、看起來不怎麼堅固的橋（育幼院的名字來自這座橋？），駛上一條未鋪柏油的小路。接著又轉了一個彎，一路顛簸的駛過一座小森林。我們終於抵達目的地，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空氣瀰漫著潮溼泥土的氣味，冷風吹拂過收割後的大地。

　　育幼院是一座大型的舊農場，由好幾棟建築物組成。我被直接帶去見負責人，他高高在上的坐在一張大老闆專用的辦公椅上，辦公室堆滿了軍用物品。第一眼看上去，負責人就像鄰居的老爺爺般慈祥，他身旁站著一位肌肉發達的高大男子，男子像個保鑣似的緊盯著我，好像是在跟我說：「小子，你最好乖乖坐著不要亂動，否則要你好看！」育幼院的負責人用這句話問候我：「我們也會把你教導成守規矩、順從又刻苦耐勞的德國人，讓你走回正途！」

　　他用命令的口吻問候我，聽起來就像在威脅，而我也不認為這句話是在承諾機構會細心照料我並幫我解決問題。折去叛逆青年的羽翼，並消滅其乖張的想法顯然才是這裡的重點。

　　第二次到負責人辦公室時，他向我詳細說明了這裡的規矩。他和藹爺爺的形象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個半禿頭的微胖男子好像想用自己在軍隊服役的事蹟，折服被送來這裡的「頑劣少年」。他驕傲的指著牆上裱著金框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張的他穿著親衛隊（SS）04的黑色制服，牆上還有一張褒獎他服役於德意志國防軍（Wehrmacht）05的證書，就掛在他辦公桌的後方。「風紀、秩序和綱紀是基本的美德。」他解釋道，顯然是他從納粹統治時期學來的軍事訓練傳統。「這在當時也沒什麼不好的，」他激動的說：「而且正好相反！這使我們成了真正的男子漢。」

　　我一點佩服的感覺也沒有，反而聽得很反感。雖然我並不是純潔無瑕的羔羊，但是大體而言，我和父親一樣都是和平主義者。沒錯，我確實會在日常生活挑起小型打鬥，但是我一點也不崇拜偉大的軍人和他們的戰績，父母親的夢魘已經替我打了預防針。所以兩年後，十八歲的我在聯邦國防軍的體檢站上想盡辦法表現不良，因為我想被評列為不合格、不必服兵役。而我也如願以償了。

　　我在家的時候，從來就不清楚父母親究竟受到納粹政府什麼樣的迫害。我只知道他們是受害者，由尖叫和淚水組成的晦暗夜晚就是最直接的證據。

　　不知道為什麼，育幼院的負責人好像非常認同納粹的統治。他濃厚的荷蘭腔讓我印象特別深刻。難道他對希特勒真的這麼忠誠，以至於他在荷蘭被德國佔領後就加入納粹的陣營？

　　院方將青少年分配到不同的建築。院內實施嚴格的作息管制，所有的活動（衛生工作、勞動和吃飯時間）都被規範得一清二楚，在規定的時間外停留在別棟建築物是嚴格禁止的。我們的房間很小，像是單人牢房。唯一的差別是不管從房外或房內，門都無法上鎖。我躺在床上時只要把雙手張開就會碰到牆，家具也非常簡陋：衣櫃、椅子和桌子，比我們家的家具還要破舊。

　　每當我早上在盥洗室（以前是馬廄）轉開十個水龍頭中的其中一個時，首先流出來的會是鏽蝕的咖啡色湯汁。要等一段時間後水才能用來盥洗，只是水溫相當冰冷就是了。我不喜歡去共用的淋浴室，這裡可沒有掛著浴簾的單人淋浴間。至於廁所雖然是隔開的，門卻無法上鎖。

　　伙食則根本就是發生緊急狀況時的最低供應標準，連我這種要求不怎麼高的人都吃不飽。我的肚子第二天就在叫了，其他人也差不多。大家無時無刻都處在飢餓的狀態，這讓我聯想到農場的豬被送去屠宰場前也會被餓肚子。

　　由於院內的學生都已經過了義務教育的年紀，不用再去上學，所以早餐過後我們就開始幹苦差事。大家都要在農場辛勤工作，每個人會被分配十到十二個小時的差事。晨間運動、打掃農場、照顧菜園、種菜、修理作業、清理設備等等。勞動、強迫工作、紀律、餓肚子、被關在單人房——這項暴力計畫顯然能幫助我們重新融入社會。這個機構沒有談話治療、心理輔導或是任何個人化的協助。

　　這家育幼院同樣有一個可疑的輔導員會尾隨在青少年身邊，而他也接近我。我已經長得夠壯，可以憑蠻力把他從我身邊趕走。但是光是想到又要被騷擾一次就覺得很噁心、備受威脅，即使過去十六年我已經身經百戰，卻還是會感到害怕。

　　幾天後這名輔導員開口問我：「理查，你想不想賺一點錢？」我當然想。他也對另外兩名育幼院的少女問了同樣問題。所以來育幼院一個星期後的夜晚，我就和她們兩人坐一輛育幼院的老舊轎車，前往不知名的目的地「賺一點錢」。這兩個女孩大約十五、 六歲，其中一個是金髮，長得很漂亮；另一個比較豐滿，長相平平。在昏暗的夜晚外出正好符合我的打算，這麼一來我就可以計劃怎麼逃出去。夜間外出應該可以替我提供逃跑的恰當時機，我的心裡已經打定了主意。

　　我們的車子停在柵欄前，輔導員帶我們走向其中一棟房子的大門。房子看起來跟一般的住屋沒什麼兩樣，稍微有點舊就是了。我問他我們來這裡幹嘛？來賺錢？在這裡？得到的回應是：「等一下！」輔導員走到門口按門鈴。一個男人走了出來，我們這幾個學員看到他往輔導員手裡塞了幾張鈔票。

　　然後輔導員就走回來命令我們：「你們現在進去，你們兩個女生要對那些人溫柔一點。至於你，」他轉向我說道：「你也要對其中一個男人好一點。這可以替你們賺不少錢！現在跟那位先生進去，他會跟你們解釋清楚。有禮貌一點，不要惹我生氣。」彷彿想為自己辯解似的，輔導員又補充說明：「他們是從印度和巴基斯坦來申請庇護的人，他們很寂寞。」這兩個女孩可能腦袋不太靈光，也或許是情況太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她們絲毫不敢違背輔導員。而我也沒有違逆他，因為我正要認真謀劃出逃計畫。要我們對他們好一點？這是什麼意思？

　　付錢給輔導員的男人接待我們進去，他很有禮貌的用英文（一種我們不怎麼流利的語言）跟我們打招呼。我們走進一條通往各個房間的長廊。男子敲了第一道門，門從裡邊打開後，他便推了第一個女孩進去，第二個女孩也消失在下一道門後，接著就輪到我了。現在正是逃跑的最佳時機，但是我可以丟下那兩個女孩不管嗎？這一切未免也太誇張了吧！我完全沒有想到這家收容叛逆青少年的教養機構原來是在經營特種行業。輔導員的勾當顯然完全超乎了我所能理解的範圍。

　　原來是搞性交易，我們的輔導員是皮條客！居然為所欲為的利用我們。我緊握拳頭，舉到「客人」的鼻子前，大聲又激動的叫喊：“No! Not with me! I kill you! Forget it! ”（不！別碰我！我要宰了你！你想都別想！）客人嚇了一大跳，用我聽不懂的英文回答了一段話。但是他不想輕易放棄，他一定已經為了約定好的服務付了錢，所以他也很生氣並開始大小聲。就在我們爭吵的同時，突然從走廊傳來呼救聲，尖銳又刺耳，是其中一個女孩的聲音，叫聲如此淒厲，所以我馬上就衝出房間，跑向她所在的地方。

　　和我一起坐車來的一個女生果然哭著從房裡跑出來，身上幾乎快一絲不掛。她緊緊扒住我，我使盡力氣拳打腳踢，以免她又被抓回去房間。她的「嫖客們」很快就放棄了。我們倆氣喘吁吁的站在一起，一句話也沒說，心裡既憤怒又害怕。事後我問她們兩個到底為什麼會上車，原來她們也跟我一樣希望能藉此逃出育幼院。儘管其實再清楚不過，我們三個人當時卻無法理解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原來這是由育幼機構仲介和監督的情色交易。儘管我們三人的人生閱歷已經相當豐富，但是這種事還是超乎我們當時的想像。

　　幾分鐘後，房子裡就湧進好幾位警察，是其中一位住戶報警的。警方先向兩位女生問話，接著才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的腦子一片混亂，無法判斷什麼樣的權力關係會引發什麼樣的後果，也不知道哪一方會追究我的責任。我的出逃計畫還隱約徘徊在腦中，我什麼都沒說。我撒了謊，說沒什麼事，什麼事都沒發生，我們只是來拜訪朋友。那兩個女孩一定也做了類似的敘述。我們完全沒提到輔導員，更不用說把輔導員要我們賣身的事供出來。

　　當然，警察只要把現場人員清查一番就可以理出頭緒。都已經這麼晚了，這三個未成年的青少年來這裡幹嘛？而且還都是育幼院的孩子？為什麼他們的輔導員會在這裡？這些問題都顯而易見嘛。只是沒有人提出這些問題，所以也沒有人回答。難道說我們不值得警方做進一步偵查？外國人加上育幼院的孩子，都是沒用的人罷了？

　　回到育幼院後（一輛警車把我們送回來），一名工作人員把我帶回房間。他看起來非常生氣，彷彿我和別人狠狠打了一架似的。到底還有誰知情？如果我們是因為別的原因被警方送回來應該會引起一場騷動吧？但是今晚卻很安靜。我默默思考著這一切，最後還是把握了寧靜的清晨時刻逃出育幼院。我整晚都沒睡，心裡想著我才來一個禮拜就被推進皮條客和性交易的火坑，那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事？就算十匹馬拖著我，我也要離開。

　　三十四年後（二○一四年四月），我才得知「巴爾斯東克」之家在我短暫停留後三年就倒了，因為負責單位破產了。明愛會（Caritas）06接收了育幼院的職員和院童。我和迪克去信或口頭詢問的人，沒有一個知道過去的事。他們說以前的檔案並沒有保留下來。明愛會幾年後就關閉育幼院，將院址遷往杜伊斯堡（Duisburg）。而當年的負責人——那位荷蘭牧師，早就已經離世。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早就成了一片荒煙蔓草，被世人給遺忘。

龐克和毒品

　　我橫越田野跑出巴爾斯東克，再次於半夜出逃。比起上一次逃出施圖滕塞宮我又大了三歲。現在的我更有自信、經驗，也更強壯、驕傲。但是輔導員的噁心手印還是黏在我身上，還有他一開始親切、最後轉為憤怒的聲音依然不絕於耳，再加上無恥的皮條客輔導員，他原本應該要照顧我們的。雖然我沒被怎麼樣，也逃過了一劫，但是這些經歷還是成了惡夢的橋段，直到現在仍會在無數的夜晚對我伸出魔爪。

　　距離育幼院夠遠後，我便站到附近的一條馬路旁舉起大拇指。我很累，不想再跑了。

　　在大半夜搭便車其實有點瘋狂，而且感覺沒什麼希望。不過一個小時後（過程中大約開過了至少十部車，其中兩台非常大聲的對我按喇叭，以至於我嚇得往後退了幾步），一位駕駛停了下來，搖下車窗。我很有禮貌的對他說了聲「晚安」。他打量了我一番，問我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我想去哪裡？我請求他讓我搭一段便車，說我必須到下一個城市去。他開了車門，我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完全不知道我們身在何方、他又要開去哪裡。搞不好我逃到荷蘭了，因為巴爾斯東克距離邊境並不遠。

　　坐進車子後我才問駕駛是往魯爾區（Ruhrpott）或萊茵蘭（Rheinland）07的方向開嗎。這兩個地方距離巴爾斯東克夠遠，而且又大又熱鬧，要躲起來很容易，到了那裡或許就沒事了。畢竟我已經快成年了，而且也已經過了接受義務教育的年紀。駕駛男子剛好要前往杜伊斯堡。整趟車程中我絲毫沒有感受到他別有居心，他只是很高興接下來幾個小時有人坐在他身邊陪他聊天，幫他保持清醒。

　　我們好像聊了這一帶的地形吧，這裡很平坦，白天的時候可以望得很遠，就像在海邊一樣。一個覺得這樣的地形很單調，另一個覺得下萊茵的地形有種奔放的開闊感。駕駛負責講話，我三不五時回個「對啊」或「嗯」，對他來說這樣就夠了。那是十一月，一個不怎麼討人喜歡的月份，葉子都被從樹上吹落了，只剩下光禿禿的枝椏伸向天空，冬天就要來了。對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來說，這幅景像實在不怎麼溫馨。不過對我來說其實也沒那麼糟，我很慶幸自己逃出了巴爾斯東克，未來只會更好。

　　我和親切的駕駛在杜伊斯堡道別後就走進火車站。我沒有行李、沒有半毛錢，沒有吃的、喝的。但是火車站總是會出現好心人，我希望可以在這裡遇到龐克人。一九七○年代末期每個城市都有龐克人，而我知道他們會對我伸出援手。

　　但是我必須等待，因為天才剛亮。為了打發時間並驅趕冷入筋骨的寒氣，我不斷跑跑跳跳、研究店家的展示品、再繼續跑跑跳跳。接著便從後門走來了五位年輕的龐克人，他們一邊閒聊，一邊席地而坐。我在杜伊斯堡的第一天就是他們救濟我的。他們的老位置風沒那麼大，而且有毛毯、小狗、吃的喝的。我向他們坦言自己是從下萊茵的一家育幼院逃出來的，他們收留了我。我一整天都待在他們身邊，跟著他們從一個地方換到另一個地方，肚子填飽了、口也不渴了，還跟著抽大麻、喝啤酒。白天我都和他們的小狗膩在一起、睡在一起，一定有兩、三個小時吧。至於晚上，他們跟我說了一個地址讓我去過夜，是杜伊斯堡的遊民收容所，一棟位於港口附近的房子。他們說這家收容所不會問太多無謂的問題，會讓人好好休息。

　　晚上六點我就走去收容所了，更貼切的說是躡手躡腳的走進去。我今晚不想要像龐克人一樣睡在外頭。雖然他們睡覺的地點是一家大型百貨公司的通風口，會有溫暖的風吹出來，但是我想睡在床上。我需要洗澡，也需要新的衣服，想好好休息並睡上一覺，幸好這個心願也實現了。雖然跟收容所的管理員說我正在旅行回家的路上、只會在這裡睡一晚時，他有點鄙夷，但是他還是讓我進來了。他帶我走進狹窄的走廊，裡頭飄散著汗臭味、冷卻的菸味和尿騷味。

　　走廊的左右兩邊都是房間，每間都塞了兩張上下舖，也就是說四個男人住一間。這裡以前搞不好是旅館，因為房間大小剛好可以容納一張單人床、小桌子、椅子和一個衣櫃，但是他們卻塞了四個人。當管理員把我推進盡頭的其中一扇門時，裡面已經有三個男人窩在床上。我向他們點點頭，他們也向我點點頭，我便問起浴室的事。

　　其中一個男人笑了。他說是啊，是有洗澡的地方，如果我運氣好的話浴室就能用，上次只流了三滴水出來。我又走去前面找管理員，請求他借我一條破舊的毛巾。我帶著毛巾去洗澡，神奇的是，浴室流出來的水甚至是熱水。管理員還貼心的擠了些沐浴乳到我手上，短短幾分鐘後我就覺得自己煥然一新。我實在很想丟掉一身骯髒的衣服，但是我沒有其他衣服，所以只好重新穿上，然後就精疲力盡的倒到床上。

　　半睡半醒間我還聽見室友說話的聲音，然後我就陷入不安的夢境中。我夢見數個黑影在追我，但是我跑得比他們快，距離越拉越大，不知過了多久路開始變得比較好走，最後我終於來到海邊。

　　我醒來的時候房間已經沒人了。我把被子丟到一旁，把腳套進鞋子，準備離開收容所。我沒忘了把破舊的毛巾還給早班的管理員，管理員就坐在前方入口，他說正準備到房間巡邏，把還賴在床上的瞌睡蟲趕出去，這樣他才能鎖上收容所。這時才早上八點，而且天氣很冷。

　　我在魯爾區的街頭生活了半年，留宿過幾家遊民收容所，奧伯豪森（Oberhausen）的陽光之家（das Haus Sonnenschein）最棒。不過基本上我都是打地鋪，也就是露宿街頭，大多時候都是和龐克夥伴一起，有時候也一個人。要是我自己打地鋪，就會找一個感覺安全點的位置。有個電話亭就常常成為我晚上落腳的地方，這個電話亭的位置稍微偏遠些，在一條寧靜的巷內，晚上幾乎不會有人來。我在裡面鋪報紙，再把毛毯鋪在上面，我現在也有毛毯了。然後再穿上一件厚毛衣（我要到了一些衣服），便窩進電話亭。雖然坐著睡覺身體總會歪向一邊，但是有牆可以靠著睡。只是早上起來的時候可就有得受了，我會全身僵硬，身體的某個部位總是很不舒服。

　　但是我還年輕，而且是自由的。別人也讓我自由。遊民收容所的人根本就不管我到底成年了沒。雖然我每次都只能留宿一晚，否則他們就得通報有關單位吧？但是從來沒有人向警方或是兒少福利中心舉報過我。有一次連續下了一整週的雨，而我也已經睡過這附近所有的緊急收容所，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到某家青少年服務中心住幾天。當我第三天晚上再度出現時，服務中心的負責人便來找我說話。「年輕人，」他說：「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們必須採取行動。你必須回父母親身邊，要是行不通，你就得被安置到兒少之家。安置命令必須透過社會局的兒少福利科申請，需要一點時間。但是也沒有其他辦法了，不這麼做的話我們會受罰。」他認真的看著我，等著我回應，我內心湧現一股憤怒的情緒。為什麼他們就不能放過我？為什麼只有大人才能選擇要在哪裡生活、想要怎麼生活？我不想回家，我不想回到那片沉默、死氣沉沉的公寓，父親已經不在了。我想站起來，但是眼前的男人把我壓回座位，「留在這裡，理查。請不要因為我說的話你不喜歡聽就跑走。」

　　負責人還在等我的答案，他看起來是個好人，不像是會剝削他人或凡事都要照規矩走的強迫狂，更不像有戀童癖。「如果您不讓我走，」我冷靜的說：「如果您不馬上讓我走並叫警察的話，我就自殺給你看。」我沒多說什麼，只是靜靜的坐著。我就這麼盯著他，感覺得出他確實把我的威脅當真。我確信他現在會讓我走，便站起身來走回房間把幾樣東西收進破背包（在某個地方撿來的），然後就離開。

　　我哪來這股勇氣？這是因為走投無路而激發的勇氣，也是年輕的力量，我想自己掌握人生的決定權。我當時十六歲，身體很強壯，別人走不出的困境我都克服了，我想將命運握在自己手中。那時每天都會有人施捨我，有時候是錢，如果我乞討的話；有時候是吃的，如果我到麵包店或肉舖詢問的話。對一個正在成長茁壯的少年來說，這樣的生活並不怎麼理想，想也知道我吃得很糟。在電話亭、出風口和暖氣機房裡過夜也不會讓我更健康。但是，自由幫助我忍受逆境。只是我覺得越來越寂寞，我並沒有在這群杜伊斯堡龐克身上發現友誼，我們之間一點連結也沒有。

　　直到我闖進埃森（Essen），並在這裡遇到其他龐克人為止。我和他們一起流浪了三個月。他們是一群很有組織的人，知道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有什麼東西，所有流浪街頭最重要的地點他們都知道：哪裡有吃的喝的，哪裡可以乞討、洗衣服、睡覺。我們有六、 七個人，年齡從十五到二十一歲。團體行動提供了我們保護，當然這也跟我們養的狗有關係。小狗與我們共享同等權利，牠們總是先拿到食物的成員，並和我們睡在一起，我們當中絕對不會有人欺負牠們。

　　我們自己被欺負就夠了。我馬上就發現團體行動很容易招來民眾謾罵。看來比起一個人坐在街頭，人們更無法忍受一群社會邊緣人聚在一起、而且還一副開開心心的樣子：一起大笑、一起玩音樂、彼此間甚至還志同道合。「去工作好不好，懶惰的傢伙，骯髒的東西。」我們常受到這類的言語攻擊。動手的情況倒是沒發生過，而這一定是因為我們的狗。

　　不過老實說，相對於一般人的品味，我們看起來確實很反社會。我給自己剪了顆莫霍克頭08，還在好幾處挑染了鮮紅色，衣服也扯得破破爛爛，上頭有好幾個洞，就像人們今天會花大錢買的那種衣服。有時候我們不只是外表挑釁，對於那些不願施捨、只會罵人的清高公民，我們也會罵回去或嘲弄他們一番。我們又沒花他們的錢，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領補助，只靠乞討為生。至於那幾家為數不多、由公家單位出資的過夜場所也不會造成地方政府太大的負擔。

　　吸毒引發的眾怒則容易理解多了，我們不只喝啤酒也抽大麻，當年抽大麻沒有今天這麼流行，因此民眾的忍受度也比較低。但是我們並不會像喝啤酒那樣大剌剌的抽大麻，所以民眾其實不太知情。我自己也是偷偷吸古柯鹼（這時期吸得比較少），因為我不想在龐克夥伴面前太囂張。

　　我們三不五時會去鄰近的荷蘭，去所謂的咖啡店（Coffee-Shop）。不過每個人只能買五克大麻，我指的當然是每家店五克。所以我們便一家接著一家的買大麻，買到沒有錢為止。再將這三、 四十克的大麻藏進鞋子，以安全通過邊界。海關人員和警察很喜歡在這裡臨檢，尤其是像我們特別容易被盤查，所以我們想出了一個很狡猾的方法。我們把襪子和過熟、甚至已經變質的臭起司包在同一個塑膠袋好幾週。然後再穿上這些襪子，把大麻仔細分裝進塑膠袋，藏到鞋墊下。這麼一來緝毒犬就聞不出我們究竟藏了什麼寶貝。希望如此。

　　有一次要離開荷蘭時真的被攔查了，我們只好靠右停車。我們嚇得屁滾尿流。在警察的指示下我們下了車。四個看起來既討人厭又糟糕的少年，聞起來更是糟糕透頂。果不其然，兩名警員一臉嫌棄的躲開，也不打算搜身，我們連鞋子都不用脫。其中一名員警打開我的後背包，但是裝襪子的臭塑膠袋就在裡面，他馬上把臉別開，一臉噁心的表情。放我們走之前，警察還好心的建議我們要盡快把身體洗乾淨。

　　我們從來沒賣過這些寶貝，頂多分一點給其他龐克，畢竟我們之前也抽了他們的大麻。這是在街頭生活的人團結的表現，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成為無家可歸的人後學到的事。

　　我的龐克生涯在滿十八歲成年前就結束了。我比較喜歡一個人，雖然我依然夢想著會有人把我擁進懷中，與我建立一個新的家庭共同體。這些年來我不斷回到母親身邊。母親直到一九八五年去世前，只要我敲家裡的門，她都會毫無怨言的接納我回家。我就像一個走丟的兒子，但是她從來沒問過我問題。父親死後，我和母親之間的沉默關係依然沒有改變。她接受我的叛逆，叛逆驅使我在魯爾區和曼海姆間四處流浪。有時候我會看見她眼中閃爍著不解，但是我通常只看到疲憊和深不見底的空虛。有時我也會看見她眼中閃現如釋重負的神情，因為我還活著。

　　我雖然漸漸退出龐克圈，卻對街頭始終忠誠，我在尋找一個故鄉，一個找不到的故鄉；尋找人與人間親近的感覺，但是我卻無能給予；也尋找必要的零錢，好讓我能夠活下去。這些年我一步步地往下墜，墜入吸食古柯鹼的深淵，也因此身陷小型犯罪無法自拔。

　　十多年後，我脫離了毒品圈、成功戒了毒、成了流浪者、成為有影響力的網路部落客，也成了瓦爾拉夫的顧問後，我似乎還是對街頭眷戀不已。這股莫名的忠誠還在，把我和街頭緊緊連繫在一起。

註釋

01　《沙皇的信使》，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一八七六年出版的小說，描述一名勇敢的信使完成重要任務的過程。

02　湯姆．索耶，《湯姆歷險記》主角，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兒童文學作品。

03　哈克伯理．芬，《頑童歷險記》主角，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兒童文學作品。

04　親衛隊（Schutz Staffel），是納粹黨為了保護希特勒安全而建立的特別保安部門。

05　德意志國防軍，是納粹德國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的軍事力量。

06　明愛會，由天主教教會組成的慈善和社會服務機構。

07　萊茵蘭，指德國西部萊茵河流經的地理區。

08　莫霍克頭（mohawk），原為美洲部落印第安人的傳統髮型，一九七○年代開始慢慢在龐克族群間流行。是一種會將兩側頭髮剃光，只留下中間頭髮高高立起的髮型。

轉捩點

——死裡逃生

　　我悲慘的育幼院童年、那一點也不溫馨的家，還有吸毒的那段日子！這已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接著是我的流浪人生，流浪生涯把我推進網際網路的世界，最終帶領我來到根特．瓦爾拉夫的身邊，然後停泊下來！二○○九年六月我再度離開根特．瓦爾拉夫家的客房。他的紀錄片暨出書計畫《零度之下》對我來說已經結束了。我的公寓距離他家只隔了幾條街，與科隆市政府吵吵嚷嚷了這麼久後，申請住處的計畫總算通過，租金由政府代付。但是我並沒有那麼想搬進去，我還不是全心全意的想定下來。這麼多年來，沒有家的街頭一直是我的家，這樣的生活方式在我與《零度之下》的工作小組共事數個月後依然沒有消失。我還是對定居在有堅固屋頂遮蔽的居所感到半信半疑。紀錄片的拍攝工作結束後，壓力感逐漸消失，我再度感受到內心的躁動，催促著我再度啟程。

　　我生日前一天，一位流浪者打電話給我。米克（Mick），來自薩克森—安哈特州（Sachsen-Anhalt）的小鎮奧舍爾斯萊本（Oschersleben），在馬德堡西南方、開車約半小時的車程。我跟他說想出去走走。去流浪，再度出發去旅行。去國外好了！去法國好嗎？法國！好呀，我賺了一點錢，如果我們乞討來的錢不夠用也不用餓肚子，我們可以在法國過得很好。真是美麗的想像，我們沉溺在幻想中，決定一個禮拜後一起從海德堡出發。米克的法文說得很好。太好了，有他陪在我身邊。

　　六月十八日我和根特．瓦爾拉夫再度相會，我們在艾倫費爾德區的一家法國小吃店餞別。隔天早上我就離開公寓，背包裝了一些必備物品：換洗衣物、鞋子、毛巾、牙刷、刮鬍刀、隔熱墊和睡袋。我在火車站買了一張鐵路折價卡（BahnCard 50）01和火車票，然後就悠閒的搭車前往約定的目的地——海德堡的維歇恩之家。這是一家遊民收容所，米克在那等我。幾年後我就是在這裡和施圖滕塞宮的代理人碰面的。

　　我們很久沒見面了，有很多話可以聊。我和他說了在科隆的冒險故事，也說了我當紀錄片助理和顧問的新鮮事。米克聽得目瞪口呆，感覺好像不太相信。米克平時是個安靜的人，為人也很可靠。他的問題不多，話也很少，但是談起法國來卻滔滔不絕，特別是亞爾薩斯，過去幾年他去了好幾趟亞爾薩斯。聽著聽著我也跟著振奮起來。我們就去那裡，隔天我們就搭著經過巴登—巴登的火車前往史特拉斯堡（Straßburg）。我們在星期六抵達目的地。我本來想參觀歐洲人權法院，但是週末沒開，所以我們就在充滿歷史氣息的舊城區閒逛。不知走了多久開始覺得腳痠，便坐到人行道上、背靠著牆，把一個紙杯擺到面前乞討。兩個正值壯年的壯碩男子，身高都超過一八○公分，看起來孔武有力，穿著打扮也還可以，感覺是兩個和善的傢伙，就給他們一點錢吧。

　　民眾的善款足夠我們買法國麵包、起司、酸菜醃肉香腸（Choucroute）、法式披薩（Flammkuchen）02、葡萄酒和啤酒。米克不喝葡萄酒，但是他可以灌下好幾公升的啤酒。傍晚時我們在遊客區邊緣發現一條死巷，我們可以在這裡打地鋪，睡在草地上。感覺就像回到流浪生涯的黃金時期，我那病態的夢、想要定居下來的夢就此煙消雲散，我幾乎快忘記這幾個月來住在屋頂下是什麼滋味。

　　星期天的乞討行動同樣收穫滿滿，我們繼續在這個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悠遊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就如同第一天晚上安靜、順利，法國真是一個宜人舒適的國度。我作了一個正確的決定，在這裡我不需要仰賴他人，也不會成為任何政府機構的負擔，我不用替自己辯護，我可以正常的呼吸、吃東西、喝東西，想給我錢的人就給，不想給我錢的人就不要給。街頭生活的自由氛圍盡情綻放其美好，驕傲的在我面前展露，甚至賣弄其姿態。我漸漸領悟這就是我的命運，沒錯，我要這樣生活，也要這樣繼續生活，充滿義務和工作的人生不是我想要的。

　　星期一，我們靠著搭便車繼續旅行。我們往南方前進，搞不好最後可以抵達瑞士。中午時，一位親切的駕駛把我們從史特拉斯堡載到科爾馬（Clomar）市郊。傍晚時分我們到超級市場採買食物和飲料。我們來到一家貨品琳瑯滿目的超市，幾百平方公尺的店面應有盡有，不僅令人大飽眼福，也看得人胃口大開。

　　米克顯然心情不好，我知道他黑暗的這一面，他會猛灌啤酒喝得爛醉，或許他也想驅除什麼不好的回憶吧。他今天已經喝了四公升啤酒，很明顯已經不行了。我在後方的肉品櫃買肉時，他先到前面的櫃檯等我。但是我在後面就聽到他對兩個年輕人破口大罵。我看著他揮舞雙手，那兩個男人看起來也很生氣，感覺就要打起來了。米克就是這樣，只要喝醉酒就會失控，變得很凶惡，而且常常找根本不認識的人吵架。我趕緊加快採買的步伐，希望能盡速阻止他並把他拖出店面。

　　當肉販把最後一塊肉包起來後，我立刻帶著東西趕到櫃檯。坐櫃檯的女店員正要報警，她已經把電話拿在手中。她激動的用亞爾薩斯腔德語說，我朋友平白無故對另外兩名客人罵髒話。我一臉抱歉，不斷用德文和法文替我的夥伴道歉，米克終於出去了。女店員打消報警的念頭，當我結帳時，米克卻在外面繼續咒罵那兩名年輕人。

　　我走出大門，左右兩手都提著購物袋，那兩個男人憤怒的瞪著我們，我連忙把米克拉出火線逃離現場。新鮮的空氣讓我們冷靜下來，米克負責報路，我們走到他說的地方，是一片小樹林，我們很快就在這裡找到一塊愜意的地方過夜。我們生了一小團營火，打開食材，吃得像國王般豐盛，之後便拿出睡袋鋪到地上。法國的美酒使我漸漸萌生睡意，米克喝了啤酒後也睏了。我又提起他在超市櫃檯、門口罵人的事，問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他要這麼凶的罵人？米克坐起身來，一邊氣呼呼的喘氣、一邊中氣十足的吼道：「他媽的吉普賽人！我一看就知道了！我一看到他們的嘴臉就知道了！他們來我們這裡幹嘛！我跟他們說：『要是希特勒還在早就毒死你們了！』混帳，一群沒用的傢伙。」

　　當晚的星空很澄澈。蝙蝠在溫暖的空氣中蹣跚飛舞，貓頭鷹不時唱和幾聲。米克剛剛胡扯了些什麼？米克清醒的時候是很好相處的夥伴，內向到不可能會做這種事。這麼安靜的男人喝醉酒後種族歧視的思想就會大爆發？貓頭鷹的叫聲再度響起。「你真的是個混蛋。」我這麼回他。另一邊卻一點聲音也沒有，他睡著了嗎？

　　「算了，忘了吧。」過了一會兒後他說。

　　我又喝了一口亞爾薩斯酒。「明天，」我心裡想著：「我再找這個笨蛋算帳。一起床我就找他算帳。」我爬進睡袋，還看了好一會兒的星星，看著它們一閃一閃、對著我眨眼睛，天上的星星讓我覺得自己好渺小，我的心也跟著靜了下來。然後就睡著了。

　　到了半夜我突然嚇醒。我的頭遭到重擊，肚子也被人猛踢了一下。我完全沒辦法從睡袋掙脫，只能滾到一旁，一片黑暗中我看到數個人影，大概有五個男人吧，其中三個正圍著米克攻擊，我認出其中兩個就是米克在超市咒罵的人。每個人都不斷咆哮、大罵。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是有個字一直重複出現：「納粹！」我聽見他們喊：「納粹！」其中一個男人手上還拿著刀。我整個人蜷縮在一起，用手護住頭部，接著就感到背部被人猛烈的踹了兩下或三下，之後我就失去意識。米克的哀號聲繼續從遠處傳來，然後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我醒來時人已經在醫院。有人叫了救護車，所以我才會被送來醫院。醫生說我的脊椎有三處裂痕。當他們發現我沒有固定居所、也沒有健保後，就在入院二十四小時後把我趕了出去。護士一邊聳聳肩（或許她是想表示惋惜？）、一邊將裝著X光片的信封袋交給我。我一拐一拐的走出去。

　　外面陽光普照。我的背很痛、頭很痛、臉也很痛。我從來沒被打得這麼慘。過去那麼多場鬥毆事件我至少都還有機會反擊（如果我不是先打人的那個人的話）。但是昨天不一樣，那不是在打架而是在殺人。我差點就被那些男人踢成癱瘓，甚至活活踢死了。我必須說自己很幸運，只有穩定性骨折，脊椎骨有幾處裂痕，不過沒傷到脊髓。但是我的頸椎和胸椎因此受到永久性的傷害。

　　我實在痛得受不了。但是遭人突擊的原因更讓我心痛。我必須承認我們之所以被襲擊是因為米克的挑釁，因為他在超市說了那些充滿噁心納粹思想的話。即使他當時是在喝醉的狀態，我也不覺得這能減輕他的罪責，那些話實在太不堪入耳了。而我就在無心且毫無參與的情況下被捲進危險的鬥毆之中，一場由新納粹主義者（我的夥伴！）的謾罵挑起，以受辱者的反擊告終的衝突。

　　我當然不認為攻擊我們的人有權力動用私法，但是我並不恨他們。我只怪自己太天真，對米克如此信任。我現在才想起來米克以前就說過類似的話，而我當時只把它當作「蠢話」，沒有認真。最常聽到的就是希特勒建造高速公路的事蹟，或是根本就沒有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除此之外，米克非常痛恨同性戀，儘管他明明向幾位信任的朋友承認自己是雙性戀，而且總會想辦法和同性戀搭上線。每當他說這些「蠢話」時我總會反駁他，而米克也一直是我的夥伴。

　　數個月後，他跟我說被羅馬尼亞人03報復後，他被送到另一家醫院。他差點就送命了，多處刀傷導致他大量失血，內臟也受傷了。我從科爾馬的醫院出院後找不到他，沒有人告訴我他在哪裡。他的電話要不是沒人接，就是我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而我也不認為背部受傷的我有能力走到警察局或醫院去找他，所以我除了回德國沒有其他選擇。我一跛一跛的走到車站（醫院連拐杖都沒給我），坐下一班火車前往弗萊堡（Freiburg）。

　　將近一年後米克突然打電話來。在這之前他好像都沒找過我，他要找我很容易，但是我要找他很難。他的手機號碼打不通，人彷彿消失似的。我們沒有講很久。除了住院的事他還跟我分享了堅定不移的信念：「吉普賽人一定要被毒死，或是『砰！』一槍把他們打死。」一點都沒有反省的意思，對於自己釀成意外的責任也隻字不提。我們後來只見了一次面。他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在那之後我就和他斷了聯繫。我領悟到發生這種事並不是羅馬尼亞人（不管他們究竟是不是「吉普賽人」）的錯，而是米克的錯。

　　法國之旅慘烈的中斷後，我並沒有回到科隆，我的背無時無刻都在痛，有時甚至是劇痛。我不想讓別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怕支持者會因此而批評我。我比出發前更茫然不知所措。我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對自身未來的主導權被別人奪走了嗎？我的流浪生涯就這麼被人用暴力劃下句點了嗎？

　　既然不回去科隆，那就回網路世界吧。我竭盡所能的補充訊息，提供遊民更完善的補助資訊和收容所地址。我近乎瘋狂的跑遍全德國，我已經不覺得自己會像周遭的這群人繼續這麼生活，我想要幫助他們，替他們寫文章、蒐集實用資訊，我覺得自己不屬於這群人了。

　　因為我的網頁ohnewohnung-wasnun.de（沒有家該怎麼辦），以及參與拍攝紀錄片《零度之下》的緣故，我被許多媒體人尊稱為專家，這件事讓我在這段被驅逐的日子裡備感欣慰。因為如此我才知道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終於受到定居人士的肯定，儘管過程有些倉促還是有所成果。雖然在前面已經提過，但是我想再次感謝所有的記者朋友和編輯人員，感謝他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對我伸出援手，幫助我從科爾馬的重挫中重新走出來。

　　由於多次在媒體上曝光，所以二○○九年後我逐漸在遊民事務領域取得實務上的佳績。比如二○一一年，我得知哥廷根市政府想關閉救世軍經營的遊民住宅。當地政府想切斷機構的重要經濟來源，不想再支付住戶的租金了。我認識住宅的負責人克勞斯（Klaus），我第一次流浪到卡瑟爾過夜時就認識他了。克勞斯同妻子伊絲特（Esther）和家人搬到哥廷根，他們倆一起在裡那打造了同樣傑出又具指標性的住宅計畫。哥廷根的救世軍收容所是全德國遊民所能想像的最棒的住所。這家收容所現在卻要倒了？

　　我想幫他們，我加入了當地的抗議行動。《哥廷根日報》（Göttinger Tageblatt）對我進行深入採訪，當地的電台也報導了這則消息。市政府和區政府開始反擊，他們把責任推給中央。二○一二年一月這場戰爭終於打贏了，遊民住宅守住了，今後可以繼續營運，市政府和區政府決定投降。

　　我在奧芬巴赫取得的成果則是個反例。當地的市立收容所在眾多的抗議聲中被迫關閉。這裡有黑麴黴04，收容所給遊民吃這種菇。這家收容所絕對是最破爛的收容所之一，這種收容所以前有很多，現在還是有。二○一三年奧芬巴赫市被迫關閉收容所，那裡的遊民現在有一處更新、更好的住所。

　　雖然我一直都是孤軍奮戰，但是我後來也加入了組織和社群網絡。二○一一年，聯邦無房者救助聯盟（Bundesarbeitsgemeinschaft Wohnungslosenhilfe）委託我擔任代理人，前往柏林參加全國扶貧大會（Nationale Armutskoferenz）。我認識了很多捐助遊民事業的企業家，也認識了汽車和能源工業的經理人、政府機關的決策人員和慈善機構的負責人。他們想用自己的財力和政治影響力做公益。有時候我們真的促成了某些事，有時候某些想法只流於空談。我們無法阻止造成貧困的主因——也就是二○○五年哈茨法案第四號的施行，更遑論廢除這條法案了。

　　二○一三年我再度擱淺科隆，又一次在根特．瓦爾拉夫家下榻（我實在沒其他辦法了）。也許我是自行航向港口靠岸的。雖然我還是有種被驅逐的感覺，但是我不也更緊握人生的舵盤嗎？是呀，我比二○○九年第一次定居科隆時更果斷了，我下定決心要離開街頭生活。出發前往法國時我心裡還不確定，但是這趟旅程讓我體悟到街頭的殘酷，我差一點就死了。從此以後，每次我上節目、接受訪問或留宿收容所時都會想起這段經歷。

　　是定下來的時候了。我在科隆認識了迪克．科斯特，他從好幾年前就開始在他興辦的藝術公益協會——援助科隆的貧困者與無家可歸者（Kunst hilft geben für Arme und Obdachlose in Köln），為遊民爭取援助。他替我在另一個城區找到一套公寓。我搬了進去，只是我很快就覺得自己不僅生活在狹小的空間，還活在眾目睽睽下。房屋窗外是一條車水馬龍的大街，來往的行人總是會順勢望進我家。而我對面的鄰居則是用音樂轟炸我，讓我無所遁逃。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動物園裡的囚獸，可憐兮兮的被暴露在噪音和他人好奇的目光中。

　　原來，定下來比想像的還困難。我看著自己惱怒的在這四面牆中來來回回踱步，如果可以的話我真想逃走，但是要逃去哪裡呢？我已經不可能回到街上了。所以呢？幸好迪克．科斯特能理解我的感受，願意和我坐下來討論並尋找解決的方法。談話的過程中，我撰寫自傳的想法也逐步成形。回科隆前我就已經下定決心要寫下自己的人生故事。我不僅想寫下在街頭流浪的生活，也不想再逃避惡夢了——那些一到晚上就把我囚禁在育幼院，或是把我和父母親的恐怖故事栓在一起的夢魘。我要直視怪獸的眼睛，探尋自己的過去，也發掘父母親的往事。

　　我一個人是辦不到的，這點我很清楚。但是迪克．科斯特願意幫我，這是我在這段低潮時期收到的珍貴禮物。迪克很用心的搜尋資料，當我想放棄的時候，是他鼓勵我堅持下去，還陪我去那些人們稱為兒少之家的恐怖院所。儘管我們好幾個月後還是不知道該從哪裡著手，迪克依然持續追蹤我父母親的蹤跡。當我們發現正確的檔案時，迪克又花費大量精力埋首翻閱，我們終於找到了文件，這些文件證實了我內心中的猜想，父親的隻字片語與母親臨終前的遺言終於有了解答。

註釋

01　鐵路折價卡，由德鐵發行，持卡人購票的票價皆現折五○％。另有Bahn-Card 25，票價折二十五％。

02　法式披薩，又直譯為火焰烤餅。是一種薄而脆的烤餅，外型類似披薩，為亞爾薩斯的特色料理。

03　大多數的吉普賽人來自羅馬尼亞，所以也被泛稱為羅馬尼亞人。

04　黑麴菌，一種生長在泥土中的真菌，常見於腐敗的食品上。

尋根

——父母親的故事

　　父親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出生於曼海姆。他從來沒跟我說過他的人生故事。我陪他去美國軍營，有時候也陪他去酒吧；我聽他的音樂，也聽見他在惡夢的最後大喊和哭啼，隔天一早我會看見他驚恐的眼神；我和他一樣對不友善的鄰居感到憤怒；我因為得不到他的關愛而受盡折磨。但是這一切都是謎。一九七七年父親過世時我十三歲，我站在一個對我來說幾乎是陌生人的墳墓前。他死後，我把他從我的世界抹去。我將他埋進靈魂深處，連同他的音樂和他的美國口音，驅逐失去他後心裡的失落。母親死後，我又故技重施，將她從我的記憶消除。

　　三十五年過去了。歷經育幼院的暴力虐待、酒精和毒品的放蕩人生、坐牢、殘暴與美麗的街頭生涯、短暫的情史、漫長的孤獨、多場西洋棋勝戰，在網路上為遊民事務取得佳績後，我終於鼓起勇氣再次面對父親。面對同父異母的哥哥口中的他，也面對他在公家機關的檔案中留下的事跡。

　　其實一九九○年代我就捏造過我們家的家族史。但是這和真相一點關係也沒有。那只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故事，就是那種在街上生活的人想聽、而他們自己也會說的那種故事。九○年代初，當我剛開始展開流浪生涯時，曾經試著對當時的導師說實話，我跟他說了我們家的悲慘狀況，但是他揮了揮手。「你不用告白，」他說：「沒人想聽這個。大家身上都已經揹了夠多垃圾。說點刺激的。我們需要的是動聽的故事，我們不需要真相，需要的是童話。誰想聽真相了？」

　　他的警告真是醍醐灌頂！因為我還是孩子時就領教過了，每當我向輔導員、醫生或老師說我在育幼院遭受虐待和性侵時，他們都不相信我。對他們說實話一點用也沒有。

　　聽到導師的忠告後，我開始更留心其他遊民怎麼描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我發覺所有的故事都很傳奇，而其他人也都願意相信，我指的當然是好的故事。不好的故事人們很快就忘了，但是精彩的故事會繼續口耳相傳下去。我很少聽到真相。說故事的前提是談話者必須已經見過好幾次面，而且彼此信任。接下來就是等待時機成熟，兩個人坐下來面對面談話。

　　所以我編故事的時候也嚴守這條忠告，絕對不要打開天窗說亮話，用真相破壞了別人的心情。我用一場意外事件當素材，替父母親編了一則刺激又駭人的死亡故事，把我的聽眾緊緊抓牢。

　　一九八八年八月我去看了拉姆斯泰因（Ramstein）的特技飛行表演，並成了這場意外事故的見證人。三架特技飛機撞在一起，墜落地面後造成七十人死亡01。我沒有受傷，但是看到三架燃燒的火炬從空中呼嘯而過；我看見傷患和罹難者；我看見熊熊燃燒的人影倒到地上後就再也沒有站起身來；我看到救護人員；我看見現場一片混亂、尖叫聲四起；我還聞到燒焦的肉味。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這幕景象和氣味。

　　幾年後一位流浪者問起我父母的事，我便將他們兩位（他們早就逝世多年）送進這場由失事戰鬥機釀成的死亡事故。這則故事我講了二十年，還添加了許多細節。我甚至能描述自己是如何指認父母的屍體、我因為父母在冷戰期間離奇身亡而身心受創、他們死後我越發覺得自己和他們緊緊相連等等。我可以感覺到聽眾對他們的死感到惋惜和同情，而他們也對我感到同情，可憐的孤兒，雖然已經長大成年了，卻因為這麼殘忍的事故而脫離人生的正軌。

　　多年以後周遭的一些人問起我這件事，他們覺得我的故事有些出入，仔細思考過後他們覺得事情不可能如此。其中一個人就是根特．瓦爾拉夫，他後來義正辭嚴的要求我停止捏造神話。我因為被抓包而覺得很丟臉，但是他這麼做並不是為了羞辱我。他是為我好，而且我也應該還給父母一個清白。

　　撰寫雙親故事的渴望並沒有因此而消失，我的動機反而更明確了：我想知道自己究竟從哪裡來，為什麼我的父母親生前會這麼頹廢、徬徨。為什麼他們常常無視我的存在？為什麼他們不關心我？為什麼我們無法成為彼此的依靠？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讓他們變成這樣？他們該為我的悲慘童年負起多大的責任？為什麼他們要在我身上留下這樣的傷痛？

　　我試著聯繫最年長的哥哥尤爾根，他出生於一九四三年五月二戰期間，是父親和曼海姆的初戀情人共同的結晶。我從電話簿找到他目前的電話號碼，我還記得他以前在曼海姆的地址，而他也確實還住在那裡。要我過了三十年後打電話給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一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還有聯絡，但是後來他就斷了聯繫，再也沒有對我的呼救作出回應。

　　通過幾次電話後我們決定約出來見面。尤爾根和我說了父親的往事，特別是納粹統治時期發生的事。我和迪克．科斯特一起去見他。除了向哥哥打聽，我和迪克也同時搜尋國防軍和集中營的檔案。哥哥的敘述，以及我們費了好一番功夫終於找到的法庭紀錄讓我非常震撼。我終於能理解父親為什麼這麼孤僻，也終於知道究竟是什麼樣的經歷導致他無法對我——對他自己的兒子，付出關愛。

逃兵

　　一九四三年底，就在十七歲的赫爾穆特．漢斯．布洛克斯（Helmut Hans Brox）即將完成汽車維修技師的學徒訓練前，他收到了動員召集令。國防軍的檔案記載他一九四二年時就被「調往東部擔任駕駛人員」六個月，隸屬「O. T.施佩爾遠程運輸隊」（O.T.-Ferntransportstaffel Speer）。O. T.是“Organisation Todt”（托特組織）的縮寫，名稱源自當時的軍備暨彈藥部長（Reichsminister für Bewaffnung und Munition）02。這對十六歲的赫爾穆特來說絕對是嚴酷的考驗，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被形塑成一名士兵。這點從他在國防軍的服役紀錄就看得出來。

　　我從一百多頁的戰時訴訟卷宗（逮捕令、審訊紀錄和判決書）讀到：父親曾經四度擅自離營，並在自首後或被抓到後被軍事法庭審判了四次。一九五五年在父親的申請下，曼海姆檢察機構註銷了父親戰時所有的犯罪紀錄，援引的法源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符騰堡—巴登司法部（Justizministerium Württemberg-Baden）發佈的清除軍事犯罪紀錄法。赫爾穆特．布洛克斯是在獄中提出申請的，當時他因為槓上舊納粹黨員而坐牢。我同父異母的哥哥尤爾根回憶道：

　　「父親因為傷害罪被判刑入獄。他在埃朗根毆打了一名眼科醫生，因為父親認出他就是當年在奧地利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營的醫生，他給垂死的人開立健康證明，送他們去強迫勞動。當偵查結果顯示父親的說詞屬實，眼科醫生確實是當年在林茨03的集中營醫生，父親便被提早釋放。因為他的罪行輕微，或者說他的衝動行為情有可原，文件是這麼寫的。父親還有一次因傷害罪入獄的紀錄，他毆打了一名公務人員。因為父親申請納粹迫害者撫恤金時，那位曼海姆退休部的辦事人員對他說：『叛國賊是不可能從我這裡拿到錢的。』」

　　尤爾根說這些事時我不禁流下淚來。我的家、我的堡壘、我們三個結盟的劍客，突然間我們又站在一起，共同對抗充滿敵意的環境、對抗欺壓我們的權威。我多麼希望父親能親口跟我說這些事，小時候的我是那麼的崇拜他們。

　　令人意外的是檢察機構竟然真的在父親坐牢期間審理「布洛克斯案」，並清除了他的犯罪紀錄。因為當時有不少檢察官從「第三帝國」跳槽到新共和國，但是他們內心深處依然是忠實的納粹黨員，認為逃兵一定要被論罪判刑。以父親的案例來說，檢察官審理此案並註銷其判決結果無疑是一種補償。很多納粹時期的逃兵必須等到二○○二年才得以平反，這一年德國聯邦議院終於取消國防軍逃兵的不公判決。

　　根據曼海姆檢察機關的清冊，父親第一次被納粹政府判處拘役三週是在一九四四年的二月四日。他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擅自離開醫院。父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被召集後不久就因為槍傷被送進野戰醫院。他消失了五天。根據他的說詞這段期間他人在曼海姆，有時睡這裡、有時睡那裡，時時刻刻活在恐懼之中，因為他怕被抓到後會因為逃兵被依軍法槍斃。他已經立誓了，就算他受了傷，誓言還是具有效力。父親一定知道一九四二年後遭到處決的逃兵人數急遽上升，納粹政府想用他們來以儆效尤，杜絕年輕、特別是未成年的士兵有逃跑的念頭。直至戰爭末期有超過兩萬名的逃兵被處死，我的父親沒有。

　　五天後我祖父把兒子帶回醫院。倉促間開庭的法庭以父親年紀尚輕為由免予重罰，法官認為判處拘役三週應該就能收到訓誡之成效。尤爾根說這件事在我們家還另有內幕：其實是父親的大哥替他求情，父親的哥哥在納粹黨（NSDAP）04剛發跡的時候就成為黨員了。

　　父親在野戰醫院待到一九四四年三月，因為他有兩隻腳趾必須截肢。關於父親蓄意傷害自己的指控並未得到證實。後來父親再度擅離醫院，不過這次只有幾個鐘頭。為此他被軍醫上校監禁在醫院附設的禁閉室三天。

　　出院後，父親原本要被送去服刑三週，也就是他第一次逃跑時被判處的拘役。但是入獄前不久（三月十九日）他又消失了。四月一日他被通緝。根據他後來受審時的說詞，這一次（直到四月七日）他主要還是待在曼海姆。這段期間他同樣因為害怕被抓而感到恐慌，敵軍的夜間轟炸讓他非常害怕，但是他又渴望能追求自己的人生和愛情。四月七日父親去找祖父，請祖父把他帶回軍營，而我祖父也照做了（庭審紀錄是這麼寫的）。父親於是被羈押。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赫爾穆特．布洛克斯在軍事法庭前對於自己多次擅自離營作了詳細的敘述：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中午，路德維希港—梅克海姆鎮（Meckenheim bei Ludwigshafen）的怡娜．艾希曼（Ina Eichmann）小姐來看我。我和她去散步。半路上我無心說了一句：『如果可以的話我真想和妳一起走。』她欣然同意了。我便走回軍營，拿走了裝甲擲彈兵奇林斯基（Zilinski）的便服。奇林斯基並不知情。」這是當年十八歲的赫爾穆特．布洛克斯的辯護詞開頭。其實父親已經事先和他的好兄弟（父親在曼海姆時就和他很熟了）套好，無論發生什麼事都要這麼說。父親早就因為逃兵的紀錄被禁止在軍中持有便服，是他的朋友奇林斯基幫助他逃離火坑的。

　　「三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被告繼續說：「我在艾娜．雪兒（Erna Scheer）小姐家過夜，狹窄的禁閉室幾乎快把我逼瘋了。」因此他無論如何都要逃出去。自從他在醫院被關禁閉三天後就再也不想被關進去。

　　赫爾穆特．布洛克斯第一次當爸爸是他十七歲的時候，就在他收到召集令前不久。當時這麼年輕就為人父母並不是什麼罕見的事，不過也沒有那麼普遍就是了。根據庭審紀錄，兩天後父親第二次出庭時進一步為自己辯護：他是因為孩子的母親媞雅．貝可（Thea Becker）與他們倆共同的結晶而精神錯亂，所以才無法認清擅自離營的後果。他只是想去看看孩子和孩子的母親，孩子的母親一直到現在都還沒答應他的求婚。現在他可能會因為即將面臨的刑期、有好長一段時間都看不到他最愛的這兩個人，所以他才會去找他們。

　　父親是不是想利用怡娜、艾娜和媞雅製造不在場證明，以免他的政治行動曝光？我們家的人是這麼說的。之後赫爾穆特．布洛克斯就跑到柏林參加反抗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政治行動，在那裡發傳單。

　　還是說，這一切只是一位青年（這個人後來成為我父親）愛和反抗的表現？因為他不願意為了戰爭失去愛情？這一點我們已經無從得知。父親的一生並沒有留下太多事跡，也因此無從追述。況且納粹的庭審紀錄也不一定符合實情。

　　無論如何，父親在這段期間如此堅決的一再逃離國防軍（父親不只逃了三次），其行為需要過人的勇氣。「布洛克斯，」父親連隊的中校也寫道：「就算是最重的刑罰在他身上也不見效果，一點服從或職責精神也沒有。本連認為布洛克斯想方設法就是為了不上戰場。」這不是在誇獎他嗎？至少對我這個反納粹暨反戰人士來說這是一種誇獎。也難怪國防軍檔案中負責訓練父親的少尉給他的評語是「紀律渙散、表現不良」。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父親因為再度擅自離營被處一年三個月的徒刑。但是他不必服刑，反而被送回連隊，因為法院決定暫緩執行判決，將父親調到前線。

　　父親顯然不願接受這樣的「再社會化」安排。他拒絕上戰場，宣告判決的當晚他又消失了，就在他被送回去軍營不久後。軍方再度發布逮捕令。六月一日（一個星期過後）祖父第三次把兒子帶回連隊。父親再度被羈押。同年七月十九日父親因為擅自離營再次遭到處分。這次的判決更重，父親必須在監獄待兩年六個月。在此之前，父親得先服滿他一九四四年二月遭處的二十一天拘役。根據法院的記錄，父親確實服滿了拘役，在那之後他便被送到格爾梅斯海姆國防軍監獄（Wehrmachtshaftanstalt Germersheim）服刑。

　　高等軍事法院委員會決議將父親移送戶外懲戒部門（Feldstrafgefangen-Abteilung）服刑，這樣的處置方法在一九四二年後、被判處三個月以上徒刑的罪犯身上很普遍。戶外懲戒部門也被稱為懲戒營（Strafbataillone），是一種位於戶外的處罰形式。被發配來這裡的囚犯必須從事運送屍體、建造防空洞、移除地雷等特別危險的工作。此舉既能幫人滿為患的國防軍監獄減輕負擔，又能彌補國防軍在東線的慘重傷亡。戶外懲戒第二部門的負責單位就是格爾梅斯海姆監獄。

　　父親被調往匈牙利服刑，可惜檔案從這個時間點開始變得不完備。不過若是仔細回想父親作的惡夢，那他確實被調往了匈牙利，而且生平第一次使用武器。用武器殺害普通市民，父親拒絕服從這項命令。祖母跟哥哥尤爾根說：「你爸爸赫爾穆特把武器放到地上，對下達命令的指揮官說他無法遵從這道指令，他不殺手無寸鐵的人。」

　　檔案記載父親被調往匈牙利不久後就生病了，被送到奧地利林茨的戰時儲備醫院。接著他被關進林茨國防軍監獄。接下來的紀錄非常片段，只能得知父親在戰爭快結束前（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六日）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遭軍事法庭審判。四八七師—林茨／多瑙（487 Linz / Donau）法庭依擅自離營與侵吞公物罪判處父親三年五個月的勞役所（Zuchthaus）05徒刑，同時宣告他「不配保家衛國」（wehrunwürdig）。

　　父親能「侵吞」什麼，可能是他逃跑時腳上穿的軍靴吧。這些檔案是我們歷經長期的書信往返並付出大量心血後蒐集到的，檔案中的父親是個拒絕作戰的不良逃兵，但是我心裡好驕傲。我終於能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父親的孤獨與寂寞。

　　在政府為當年的國防軍逃兵設立紀念碑、景仰他們拒絕為納粹作戰的勇氣前，父親必須忍受同輩人對「叛國賊」（人們是這麼稱呼他們的）的憎恨。父親必須忍受他們的輕視，而這些人當年不僅沒有起身反抗，甚至參與了大屠殺或默許了這個殘暴體系。即使失明後，父親還得繼續忍受他們的惡言惡行，而且一再遇到那些當年逼著他上戰場、和平之際又不肯放過他的人。

進集中營

　　最後一次審判後，父親便留在林茨國防軍監獄。這裡原本是烏蘇琳娜修道院（Kloster Ursulinenhof），修道院被扣押後就被用來充當監獄。戰爭接近尾聲時，當局似乎關閉了一部分的監獄。按照父親的說法應該是如此，當然這也是祖母跟哥哥說的，然後哥哥再轉述給我聽。

　　當時，一批無法確知人數的囚犯，似乎被移往距離烏蘇琳娜修道院僅二十公里的毛特豪森集中營。這件事並沒有被記載下來，但是唯有如此，父親才有辦法鉅細靡遺的向祖母描述發生在毛特豪森的暴行。毛特豪森在當地人口中被稱為「謀殺豪森」（Mordhausen）06。祖母對她最年長的孫子尤爾根說，父親在那裡目睹了其他囚犯雙手被吊起來，在殘忍的折磨中失去意識，甚至死去。此外警衛常常任意用棍子毒打囚犯，有幾個人甚至被活活打死。經歷這些事的時候，父親才十九歲。根據倖存者的描述，毛特豪森集中營確實是納粹統治時期最殘暴的勞改營及滅絕營之一。

　　戰爭結束後，美軍解放了毛特豪森集中營裡將近兩萬名的倖存者，但是接下來幾個星期依然有上千名囚犯死於營養不良和衰竭。根據父親對他父母親的描述，解放時他也在場。尤爾根回憶祖母的話：「美軍視父親為抵抗納粹的戰士，而且他身上還刺有囚犯編號，標示他為『政治犯』。」所以父親康復後不久就在林茨為美軍工作。

　　即便戰爭已經結束了七十年，哥哥還是記得父親的囚犯編號：P 14738。我小時候也在父親的下手臂看過一個號碼。不過那時的我並沒多想，畢竟父親身上還有其他刺青。父親從來沒有跟我說過這個號碼的故事，就像他從來沒跟我說過粹統治時期他遭受了哪些折磨。

　　我和迪克．科斯特繼續調查，希望能藉由囚犯編號知道更多父親在毛特豪森的遭遇。我們發現三位集中營囚犯先後都用過這組號碼。而這個發現一點也不意外。直到一九四二年初，只要囚犯死亡或是被調離集中營，他的編號就會被重新使用。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其中兩位囚犯確實遭殺害，第三位囚犯則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被美軍解放。但是這位囚犯並不是我父親。

　　為什麼戰爭最後幾個月，同一組編號會被重複發放？原因已經不可考。大概是因為這時期的政府組織已經搖搖欲墜了吧。

　　此外，集中營的行政文件也沒有赫爾穆特．布洛克斯這個名字，由此可知當時的行政組織已經瀕臨解體。毛特豪森紀念館記載了這段文字：「集中營解放前最後幾週有一批數量龐大的囚犯未被登錄。」毛特豪森集中營約有二十萬名囚犯，而這批未登錄的囚犯大約是兩萬至三萬人。所有的線索都顯示父親就是其中一名未登錄的囚犯。

　　戰爭結束後，哥哥尤爾根唯一一次鼓起勇氣問父親當年在集中營的情況。父親只簡短的回應他：「尤爾根，拜託你不要問。我無法用文字形容。太殘酷了！這影響了我一輩子。我永遠都忘不了，這段經歷一直糾纏著我。」某次家庭聚會大家聊到戰時的經歷，哥哥目睹了父親的反應。「父親開始顫抖，」尤爾根回憶道：「他越抖越厲害，然後就失去控制放聲大哭。大家都嚇了一跳，馬上轉移話題。所有黑暗、無法想像的回憶似乎都被喚起了。」尤爾根對父親的認識也是從父親的母親——我們的祖母，那裡得知的。父親同樣沒對他說過當年的事。

　　從納粹統治下的毛特豪森集中營被解放時，赫爾穆特，布洛克斯時年十九歲四個月。在那之前，他歷經了十七個月的轟炸、坐牢、住院、審判、投入前線與集中營的折磨。納粹的恐怖統治不只在他身上留下創傷與囚犯編號，也造成他的雙眼嚴重發炎。由於不當治療和缺乏用藥，戰爭結束後幾年的炎症便導致父親雙眼失明。他的眼球必須摘除。

母親

　　母親的故事就和父親的一樣令我吃驚。母親一樣是集中營的囚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及十二月，母親各中風了一次，這時候的她只能斷斷續續的告訴我一些納粹時期和戰後發生的事，沒過多久她就在醫院去世。其他資料是我和迪克，科斯特透過國際追蹤服務網ITS（International Tracking Service）找到的。儘管如此，訊息還是很零散，我只能拼湊出母親生命中的某些片段。

　　一九四五年四月，關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KZ Ravensbrück）的母親，被解放時二十三歲。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母親在萊比錫被蓋世太保（Gestapo）逮捕，之後就被遣送往集中營。根據當局的規章，母親不得停留在萊比錫，她被分發的地點是卡瑟爾。就和其他兩百萬名波蘭人一樣，母親從波蘭被送來德國，好讓她在「納粹帝國的中心」從事強迫勞動。檔案記錄了母親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抵達卡瑟爾與當地的馬騰堡營（Mattenberg-Lager）。馬騰堡營是卡瑟爾市二十一個勞動營中第二大的，總共五十四間的棚屋塞了六千人。大多數人都在亨舍爾（Henschel）的飛機引擎工廠幹活。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下一筆紀錄是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母親在這天逃出勞動營，就此銷聲匿跡，直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二十二個月過後）她在萊比錫被補並送往集中營為止。她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的囚犯編號是85 381，被歸類為「政治犯」。

　　強迫勞動、將近兩年的非法居留和抵抗行動，母親臨終前已經無法向我交代這些事了。兩度中風後的她，身體已經過於虛弱了。

　　她有更重要的事想對我說。母親雖然被當作波蘭人送往德國，後來又被以政治犯的身分關押在集中營，並遭遇了那麼多恐怖的事，但是她活下來了。要是納粹得知母親真實的身分，那她存活下來的機率就會趨近於零。納粹沒有發現我的母親是猶太人，而這正是母親臨終前想對我說的話。「我是猶太人。」她虛弱的說，並警告我：「絕對不要讓任何人知道你是猶太人。否則他們會殺了你。」她低聲地說。這是她臨終前最後幾句話。

　　母親向我透露的這些事，我後來也從波蘭那裡得到證實：母親的母親（也就是我外祖母）來自一個猶太經商世家，外祖母是猶太人，姓歌德曼（Goldmann）。一九三○年代初期她生下最年幼的孩子後就過世了。外祖父是天主教徒，後來娶了家裡同樣是天主教徒的保姆。納粹得勢後不久，外祖父讓已逝的猶太妻子的五個孩子（包含我母親）受洗為天主教徒，那時候德國還沒佔領波蘭。所以母親後來才沒有被當成猶太人送去奧斯維茲集中營（Auschwitz），而是被當作波蘭人送到卡瑟爾從事強迫勞動。

　　母親的兄弟喬治（Jerzy）也活了下來，戰爭結束後他似乎移民到以色列（Israel），之後就再也沒有任何消息。母親的大哥理查（Ryszard）被納粹國防軍徵召後就死了，他有可能是因為逃兵被處決。檔案中沒有提到母親的另外兩名姐妹。

　　波蘭卡托維茲市（Kattowice）的檔案館只告訴我們阿波斯特家（Apostel，亦作Apostol）一九四二年的地址，完全沒有提到外祖父、外祖母或外曾祖父母（外祖母的父親曾是卡托維茲的拉比07）的下落。檔案只記載了母親是在這個城市出生、還有她的大家族在這裡住到一九四二年。

　　國家社會黨的政權瓦解後，母親繼續遷徙。她沒有回去波蘭，而是留在德國。她先留在東柏林為蘇聯軍隊工作，幸虧具備了語言能力，她主要替一名俄羅斯軍官翻譯。母親和他生下了第一個女兒，也就是一九五二年出生的烏蘇拉。母親和女兒相依為命，她的丈夫（他們並沒有結婚）在烏蘇拉出生不久後就被調回蘇聯。同年，母親搬離柏林附近的薩爾費德（Saalfeld）、離開東德，搬到西柏林的夏洛特堡區（Charlottenburg）。

　　一九五三年春天她遷往西部，檔案記錄了她和女兒烏蘇拉抵達萊茵蘭—普法茲邦的奧斯霍芬難民營（Durchgangslager Osthofen）。母親先到凱薩勞頓（Kaiserslautern），她在那裡的時候就已經是美軍的口譯員，一九五七年母親才搬到曼海姆。父親後來也回到曼海姆為美軍工作。

　　父親在軍營認識母親前，母親還和另外兩名男子各生了一個女兒，只是這兩段感情都不長久。一九六四年父親和母親結婚時，母親的肚子已經懷了我。他們選在一個非常不適合的地方結婚：監獄。當時父親正因為毆打退休金服務處的辦事員坐牢，因為那名辦事員拒絕發給他戰爭受害者的撫卹金。

　　因此從很多方面來說，我都是戰爭的產物。因為父親與母親都是戰爭和納粹的受害者，也因為混亂的戰後年代使他們相遇。他們倆的路交叉在一起，又因為戰爭還沒結束，就算可憎的熱戰已逝，但是醜陋的冷戰還在。監獄象徵著這段混亂年代的憾恨，父母親希望透過愛情找到出路，逃出戰爭的魔爪。但是他們並沒有找到。

註釋

01　根據官方統計，這場意外總共造成七十人死亡，其中六十六名為觀眾，另外四名死者分別為三名特技飛行員，和一名直升機駕駛員。

02　弗里茲．托特（Fritz Todt），納粹德國的建築工程師暨高級官員，主要負責第三帝國的工程建設。

03　毛特豪森集中營位於林茨市附近。

04　納粹黨全名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

05　勞役所，監獄的一種，主要監禁罪責未達死刑的重犯，囚犯必須從事勞役直到筋疲力盡。

06　毛特豪森，德文Mauthausen音近Mordhausen，Mord為謀殺的意思。

07　拉比，是猶太律法中對合格教師的稱呼，是智者的象徵。拉比的主要任務有帶領宗教活動、教導律法，社會功能廣泛。

停泊

——我夢想中的遊民旅館

　　我躺在床上，被冷醒，一股寒氣包圍著我並竄進我體內。四周一片漆黑，我躲在被子裡，覺得越來越冷。有一隻手，我清清楚楚的感覺到有一隻手伸進我的後腦勺，我無法抵抗。我的頭顱開了，那隻手伸進去，試著把我的內臟扯出來。那隻手用力的掏，把我的肌肉和肌腱從骨頭上扯下，也把我的五臟六腑撕扯出來。它劇烈的掏出我胸口和肚子裡的器官，就像一隻魚的內臟被清出來那樣。死去的我看見右邊躺著一個我，是那隻手從我體內掏出來的我。我的身體冷冰冰，只剩下一副骨骸，蓋著死去的肌肉和死去的肌膚。我驚訝的看著另一個自己。那隻手又變得更巨大了，它再次攫住我，把它剛剛從我體內掏出來的東西重新塞進我的身體，我那全新的、陌生的冰冷軀體。

　　這個惡夢我已經作了好幾年，它一直糾纏著我，阻礙我邁向更美好的未來。我第一次作這個夢時，醒來後竟然認不得自己是誰，所有的事突然間都改變了。所有的事都和以前不一樣，全都不一樣了。

　　但是，是時候定下來了。在我挖掘出這麼多父母的祕密後、在與自己的過去面對面後、在為最後一趟流浪之旅付出慘痛的代價後、在流浪經驗與為遊民付出的努力被看見後，我想留下來，不想再逃了。我不會再逃回街上，或任何其他地方了。

　　往事就像陰魂不散的幽靈纏得我身心俱疲。我將他們從墓穴和藏身之處驚醒，而比起讓幽靈在惡夢中侵擾我，直接和幽靈對峙或許不會那麼恐怖。但是不管是重新經歷充滿父母親尖叫聲的夜晚，或是再次閃躲輔導員伸出的魔爪，都不是什麼輕鬆的體驗。很欣慰找出了父母親在納粹時期的遭遇，但是要承受這些故事卻一點也不容易。

　　我決定停泊靠岸，我們這些流浪者是這麼說的。根特．瓦爾拉夫第三度拔刀相助。他讓我住在一幢老房子裡的公寓，花園裡有世界各國的藝術家創作的木雕和石雕。新公寓的窗外就是萊茵河，房子和潺潺流水間只隔了一條山徑和陡峭的河岸綠地。我還添購了一些東西，例如一台新電腦和訓練體能的啞鈴。二○一六年五月，育幼院院童賠償基金會（Fonds Heimerziehung）01決定賠償我一萬歐元，補償我在兒少之家所受的虐待，以及我那搞砸的義務教育。但是我不能隨意運用這筆錢，每次只能收到其中一部分。我必須提交消費單據，基金會認可這筆花費後才會撥款給我。真是不乾不脆。

　　或許我會完成未竟的學業？搞不好還可以上大學，成為一名領取報酬的專業社工人員（或許還有機會成為正職人員），幫助無家可歸的人？我的前半生可是和這群人緊緊相繫。

　　有時候，我也會去波昂或科隆的西洋棋俱樂部下棋。

　　我有一個夢想。我想蓋一棟遊民旅館，所有我們在街頭沒有的這裡全都有：滿足、尊嚴、尊重與平等。這會是一棟公寓式的旅館，床單和毛巾都很乾淨，每個禮拜固定清洗一次。不想煮飯或沒辦法煮飯的人，我們會提供三餐寵壞他們，是的，我說的是寵壞。我想要寵壞我的客人。用旅館職員的尊重態度寵壞他們。旅館的工作人員會是富有同情心的人，他們知道每個人都需要被尊重才能保有尊嚴，要是已經遺失了尊嚴也能在這裡重拾尊嚴。至少在我的旅館，每個人都會受到尊重。當遊民被街頭生活搞得精疲力竭，他可以走進旅館休養，享受關懷、好吃的食物，和一個安全的過夜地點。這會是一家屬於我們的旅館，由無家可歸的人共同打造。差勁的收容所我在德國已經看太多了，讓我們打造一塊幸福的所在，將旅館改造成所有被踐踏的人和被驅逐的人的避難所，他是什麼時候從哪一個地方來到德國的一點也不重要。若是我的房客有急迫的需求，旅館也會有醫生和心理醫師，他們會細心治療、尊重每一位病患，幫助患者減輕痛苦。因為醫生們也知道彼此尊重對人類的健康有多麼重要。

　　我的旅館夢一定會成真，就像這本書最後也成真了一樣。

註釋

01　育幼院院童賠償基金會，成立於二○一二年的組織，主要針對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五年間於育幼機構受虐的院童發放賠償金。

後記

迪克．科斯特

　　我之所以會認識理查．布洛克斯是因為二○一三年夏天根特．瓦爾拉夫打了一通電話給我。他問我能不能替一個沒有房子住的人在科隆找一間公寓。我答應了。我原本是記者，二○○一年起任職於科隆最大的住宅協會的公關部門。此外，我還是藝術公益協會——援助科隆的貧困者與無家可歸者的理事長。

　　六月初我收到理查．布洛克斯的來信。他說很高興能再度擁有一個可以擋風遮雨的地方。不久後我們就在科隆見面。

　　我們一起到住房管理局解決繁瑣的紙上作業，再到艾倫費爾德區的戶籍登記處改變「無固定居所」的狀態。科隆最大的住宅協會已經決定與理查．布洛克斯簽訂租屋契約。二○一三年九月一日，理查搬進公寓，我們到以瑪忤斯（Emmaus）買二手家具，費用由協會支付。

　　我們更熟、也更看重彼此以後，理查跟我說了一些發人深省的故事。他的人生經歷大概可以抵過七個人的人生，而且乍聽之下非常不可思議。我也對他敞開心房。我之所以會致力於遊民福利事業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我有一個哥哥，他也和理查一樣染上酒癮和毒癮，但是他無法戰勝毒癮，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因為古柯鹼成癮去世，年僅三十二歲。他在生命的盡頭也流落街頭。

　　理查跟我說的故事實在令人難以想像，所以很早以前我就有了把這段人生故事寫下來出版成書的想法。這樣不僅能夠鼓舞其他在街上生活的人，也能消弭社會大眾對遊民的偏見，例如覺得「他們是自作自受」。結果理查早就試著寫下他的傳記。

　　接下來好幾個月，我們在他家開了無數次會議。理查滔滔不絕地訴說飄泊的一生，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我把全部的故事錄下來，再打成文字檔，也就是現在這本書的底稿之一。

　　為了證實理查的敘述，我們著手進行調查，到政府機關和民間組織搜尋資料（有時候我們也會一起去）。所有理查向我透露的事後來都發現了佐證的資料。

　　例證一：阿羅爾森（Arolsen）01的國際追蹤服務網ITS記錄了理查母親的遭遇。透過這個網站可以找到所有登錄於納粹檔案中的戰時失蹤人口——特別是集中營的受害人。理查的母親被送進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與死神擦肩而過。

理查．布洛克斯母親的資料：格特魯．阿波斯特（Gertrud Apostel），資料來源：國際追蹤服務網（ITS）

＊　波蘭卡托維茲市的城區。

　　例證二：理查的父親是「拒絕服兵役者」。身為年輕的國防軍士兵他數度擅自離營，面臨的刑期也一再加重，最終被判四年的勞役所徒刑。由於他還年輕，所以被「開恩」暫緩徒刑改調前線。這件事可以從德國聯邦檔案館（Das Bundesarchiv）保存的一百多頁A4審判文件中得到證實。聯邦檔案館保存了許多納粹國防軍的文書。

曼海姆檢察署的文件：檢察官註銷了理查的父親當年擅自離營的判決結果。

＊　全名應為「艾費爾普法茲暨薩爾普法茲凱薩勞頓司令部指揮官法院」，「艾費爾普法茲」與「薩爾普法茲」皆為地理區域名，凱薩勞頓為城市名，因名稱過於冗長所以只保留城市名。

　　例證三：曼海姆保存的檔案與我們親自探訪兒少之家的結果，都證實了理查的童年故事以及他顛沛流離的育幼院經歷屬實。現今負責人的說詞也與理查的說法相符。

　　萊茵蘭聯盟（Landschaftsverband Rheinland）下轄的育幼院院童賠償基金會也證實了理查的受虐經歷。萊茵蘭聯盟是一個位於北萊茵—西伐利亞邦（Nordrhein-Westfalen）的地方聯盟，這家公立機構主要負責社會福利設施的建置。儘管理查曾遭數家育幼院施暴，但是他當然只能領一次的一萬歐元，二○一六年基金會批准了這筆賠償金，二○一七年完成撥款。相較於天主教育幼機構的職員對他做的事，以及這些事件迫使他逃跑、流落街頭，最後成為遊民的命運，這筆錢實在太微薄了。理查的經歷揭露的不只是個別教育人員的問題，也揭示了政府的監督職責失靈。

　　我在此向我的朋友理查．布洛克斯舉帽致敬，感謝他的貢獻，他的部落格：

http://ohnewohnung-wasnun.blogspot.de/

取自曼海姆市檔案館的布洛克斯家文件節錄，關於理查的「育幼院人生」有確實的紀錄。

　　幫助了無數困苦的人。

　　二○一三年我與一群友人及志同道合的人士在科隆的康德拉．阿登納爾博士（Dr. Konrad Adenauer）公證事務所註冊，成立了藝術公益協會——援助科隆的貧困者與無家可歸者。我們一年前（我哥哥過世二十年後）就開始以私人的名義籌備。我們透過販賣藝術品籌措經費，並將存到的第一筆一萬兩千歐元，捐贈給十二個在科隆照顧貧困者與無家可歸者的團體，其中一個團體至今仍與我們保持密切的聯繫。

　　我們是以行善為目的的公益團體，有明確的目標。我們想要設立典範，實現一項創舉。遊民不管在政治、行政或社會領域都缺乏自身的代表團體，所以他們常常在現今社會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許多遊民收容所也非常不堪。我們致力於改善社會大眾對遊民的看法、想法與行為模式。

　　我們協會的重要目標、願景有：

　　1.我們想建造並經營一棟專為無家可歸者打造的人道住宅。住宅將取名為科隆之家（CASA COLONIA）。所有願意與學生、藝術家同住的無家可歸者，都可以在這棟由政府資助的住宅團結、和睦的生活，參與工作計畫。

　　2.我們還想和柯爾平職業訓練中心（Kolping-Bildungserk）合作開設一家藝術咖啡館，提供身心障礙者、社交障礙者一個融入社會的場域。員工將接受柯爾平協會（Kolpingwerk）02的專業訓練，從中了解正規就業市場有哪些就業機會。

　　為了募集經費實現理想，我們協會固定舉辦慈善藝術展覽。我們在五年內舉辦了三十三場展覽，為理想中的烏托邦籌措到三十六萬歐元的資金。不久前我們也找到了一塊適合的地。

　　我們歡迎所有願意幫助或資助我們的人士，無論是捐款、贊助，或是以社會投資者的身分，讓我們共同創立這座「社會雕像」，實踐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 1921-1986）03的精神。我們的資助人主要有葛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羅絲瑪莉．特羅克爾（Rosemarie Tockel）、攝影師包里斯．貝克（Boris Becker）、勒內．波爾（René Böll）、奧利弗．喬丹（Oliver Jordan），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藝術家。

　　約瑟夫．博伊斯說：「人人都可以是藝術家。」我們也抱持相同的看法，每個人身上都隱藏了藝術天分。只要是有能力且願意重新融入社會的「街頭生存藝術家」，我們就會向他伸出援手。

　　更詳細的訊息請見：

www.kunsthilftgeben.de

www.casacolonia.org

www.casa-utopia.de

　　為了籌措本書的經費，包含蒐集檔案資料以及專業作者阿布雷希特．吉瑟（Albrecht Kieser）的潤稿工作，我們還尋求了其他單位的協助。在此特別感謝北萊茵—西伐利亞邦勞動、融合與社會福利部（Ministerium für Arbeit, Integration und Soziales des Landes Nordrhein-Westfalen）以及貝特基金會（Bethe-Stifung）。

註釋

01　阿羅爾森，城市全名為Bad Arolsen（巴德－阿羅爾森），ITS網站上的住址也是Bad Arolsen，Arolsen疑為舊名。

02　柯爾平協會，為國際性的天主教社會福利機構。

03　約瑟夫．博伊斯，德國戰後著名的前衛藝術家。

生命講堂

吾業遊民：一個德國遊民血淚拚搏三十年的街頭人生

著者：Richard Brox

譯者：葉怡昕

繪圖者：耶LO

總編輯：胡金倫

總經理：陳芝宇

社長：羅國俊

發行人：林載爵

編輯主任：陳逸華

叢書主編：林芳瑜

校對：宇宏

封面設計：Tim Ilskens

封面設計：兒日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出版日期：2019 年 11 月　初版

電子書製作日期：2019 年 11 月

電子書製作：王聖淵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ISBN：978-957-08-5339-1

Author: Richard Brox

Title: KEIN DACH ÜBER DEM LEBEN

Copyright © 2018 by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German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New Taipei C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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