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携带黄金鱼子酱的居鲁士：波斯帝国及其遗产

蛮族世界的拼图：欧洲史前居民百科全书

六千零一夜：关于古埃及的知识考古

古希腊人：在希腊大陆之外

从历史到传说：被“定义”的哥特

鸵鸟蛋、黑陶与铜肝：神秘的伊特鲁里亚人

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携带黄金鱼子酱的居鲁士：波斯帝国及其遗产

乔弗里·帕克　布兰达·帕克

刘翔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审图号：GS（2020）5579号

图字：01-2020-212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携带黄金鱼子酱的居鲁士：波斯帝国及其遗产/（英）乔弗里·帕克，（英）布兰达·帕克著；刘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2

书名原文：The Persians

ISBN　978-7-5203-6871-1

Ⅰ.①携…　Ⅱ.①乔…②布…③刘…　Ⅲ.①文化史—研究—波斯帝国　Ⅳ.①K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32535号

The Persians: Lost Civilizations by Brenda Parker, Geoffrey Parker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UK, 2016 in the Lost Civilizations series.Copyright © Brenda Parker, Geoffrey Parker 2016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Email:copyright@rightol.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0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桑诗慧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20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

字数　176千字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乔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

伯明翰大学高级荣誉研究员，他的著作包括《主权城市》（2004）、《石头中的权力》（2014）等。

布兰达·帕克（Brenda Parker）

曾担任伯明翰大学英语文学与创意写作专业讲师。

译者简介

刘翔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现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在《文物》《考古与文物》和Antiqwty等杂志发表论文数篇。

其他

地图1 伊朗及中东地区自然地图

（注：本书地图系原书所附。）

地图2 波斯帝国领土最大时期疆界图，公元前526年

（注：本书地图系原书所附。）

前言 失落与再现

波斯古代文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纪，20世纪30年代，波斯正式更名为伊朗。然而，尽管波斯地理位置较亚洲其他地区更接近欧洲—古波斯人与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关系时而亲密、时而对立，但这些却并不为人所熟知。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试图从波斯诗人作品中收集材料，例如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翻译的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的《鲁拜集》（Rubaiyat），但是这些材料通常被视为神秘的东方趣事。

这种情况很常见，因为在欧洲历史的大背景下，波斯被认为是“另一种亚洲文明”，它同欧洲发展与文化的基础—古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在这种背景下，“他者”是一种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的东西，常会令人感到不安，甚至被认为具有危险性。纵观历史，“他者”经常与欧洲国家发生冲突。大约在公元前一千纪中叶，波斯成为第一个承担“他者”角色的国家，正是波斯人的敌人—希腊人，第一次向欧洲传达了波斯人与欧洲人是如此与众不同的提示。

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东方作为“他者”的观念开始复兴，并且加入了宗教方面的因素。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被视为同类，其中当然包括波斯。

许多个世纪之后，早期的欧洲航海家开辟了通往东方的航线，他们发现了一条绕过非洲南部好望角到达印度的线路。结果，到了16世纪，在欧洲人心目中一直是“东方”的中东地区变成了一潭死水，他们不得不将注意力进一步东移。直到1868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情况才再次发生变化，新的地中海—红海航线向东延伸，使欧洲人重新燃起了对这个地区的兴趣。然而，对于当时主要与南亚和东亚进行贸易的欧洲人来说，中东只是整条航线中经行的一小部分，因此他们对中东的兴趣并不是非常大。19世纪后期，包括波斯在内的中东地区，在欧洲人建立的新的帝国体系中只扮演了次要角色。

20世纪早期，内燃机的发明改变了一切。至20世纪中叶，内燃机取代了大多数现有的交通工具。石油是驱动这种新引擎的燃料，虽然最初石油供应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其中俄罗斯南部是石油的主要产地，但是石油开采量远远不能满足石油消耗量。因此，大规模石油勘探工作开始进行，不久勘探者就在中东地区发现了大量石油。

英国的石油勘探者最先在波斯发现了油田，随即建立盎格鲁波斯（Anglo-Persian），也就是后来的盎格鲁—伊朗（Anglo-Iranian）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在伊朗南部海岸阿巴丹（Abadan）建造了一座大型炼油厂，不久便将成品油运回英国。

随着石油的发现，欧洲各国重新燃起对波斯的兴趣。石油资源对英国维持帝国统治至关重要。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英国必须继续在伊朗开采石油，这意味着它必须把伊朗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与此相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波斯语产生兴趣，人们也因此试图了解波斯的历史、传说及文学作品，即使可能并不是真正理解。虽然这个国家从来都不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其迅速被纳入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古代最伟大的帝国成为现代世界疆域最大帝国的一小部分。

20世纪大部分时间，英国都掌控着伊朗直到伊斯兰意识形态复兴。即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但伊朗仍然是英国主要的石油供应国。1980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伊朗开始摆脱西方的控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但一开始就对西方国家怀有敌意，而且立即表现出再次成为某种意义上世界强国的雄心。至21世纪，这种雄心甚至包括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一切都给西方国家带来一种新的威胁，在他们看来，伊朗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能够构成威胁的力量。

尽管这个新伊朗仍然是广大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伊斯兰世界也因为自身面临的挑战而日益分裂，但不可否认，伊朗再次处于独一无二的位置。它不但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有别于中东其他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阿拉伯文化，而且还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伊斯兰教观点。什叶派观点从未被占统治地位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所接受，这让伊朗与它的邻居们迥然不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英雄人物都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时代，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该国的早期文明。其中很多因素都被伊斯兰共和国重新发现，并纳入其独特的国家结构当中。

这本书旨在研究伊朗的古代文明，并论述古代文明的记忆如何持续到当代。“失去”的记忆在历史中曾一次又一次被“再现”，并为当今国家打下烙印。

大事年谱

公元前587年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占领耶路撒冷，犹太人沦为巴比伦战俘的开始

公元前550年

安善的冈比西斯一世之死及其继任者居鲁士二世

公元前528年

乔达摩·悉达多创建佛教

公元前521年

大流士一世接替居鲁士

公元前457—前429年

伯里克利治下雅典的黄金时代

公元前431年

雅典与斯巴达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332年

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亚历山大城

公元前331年

亚历山大大帝击败大流士三世并征服波斯帝国

公元前270年

罗马征服意大利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建立秦帝国

公元前146年

罗马击败并摧毁迦太基

公元27年

罗马帝国建立

公元29年

拿撒勒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公元116年

罗马皇帝图拉真征服美索不达米亚

公元226年

伊朗萨珊王朝

公元313年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

公元320年

笈多王朝统一印度北部

公元330年

君士坦丁堡—建立在拜占庭旧址上的罗马帝国首都

公元360年

匈人入侵欧洲

公元395年

罗马帝国的东西分治

公元476年

蛮族征服西罗马帝国

公元610年

伊斯兰教的开端

公元642年

阿拉伯人在尼哈万德战役中击败波斯军队

公元771年

查理曼尼（查理曼大帝）成为法兰克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

公元850年

北欧人留里克成为基辅的统治者

公元1096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及耶路撒冷基督教王国的建立

公元1206年

德里苏丹国的建立；蒙古首领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开始向西征服；元朝建立，一直统治到1368年

公元1290年

奥斯曼帝国的建立

公元1368年

蒙古统治者的失败以及明朝的建立

公元1380年

帖木儿征服波斯

公元1421年

在航海家亨利的带领下，葡萄牙人开始探险之旅

公元1453年

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并成为奥斯曼帝国首都

公元1526年

印度莫卧儿帝国建立

公元1707年

奥朗则布去世，莫卧儿帝国开始瓦解

公元1739年

波斯人纳迪尔沙入侵印度、洗劫德里，并把孔雀王座带回波斯，成为国王的新象征

公元1757年

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使大英帝国成为印度北部的主要力量

公元1858年

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印度兵变）导致英国王室接管东印度公司

公元1869年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重新燃起英国对中东地区的兴趣

公元1876年

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英国成为南亚的主导力量

公元1900年

义和团运动在中国爆发，英、俄、德等列强控制中国大部分领土

公元1908年

建立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

公元1914—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19世纪统治欧洲和中东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灭亡。英国和法国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

公元1922年

苏联成立

公元1925年

礼萨·沙在伊朗建立巴列维王朝

公元1931年

日本入侵满洲，最终导致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

公元1939—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与苏联。在20世纪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主宰了世界舞台

公元1943年

德黑兰作为英、美、苏“三巨头”首次会面的地点

20世纪50—60年代

中东地区沦为英法半殖民地的国家获得独立

公元1972年

伊朗举行盛大仪式，试图复兴古代帝国

公元1980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两伊战争爆发

公元1991年

苏联解体

公元2001年

纽约世贸中心被摧毁导致中东冲突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先后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

目录

第1章 起源：土地与人民

第2章 阿契美尼德王朝

第3章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成就

第4章 居鲁士大帝的历史与传说

第5章 波斯波利斯：城市、王位与权力

第6章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宗教与帝国

第7章 失乐园

第8章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及希腊化

第9章 帝国复兴：萨珊王朝

第10章 伊斯兰化的波斯与波斯化的伊斯兰教

第11章 从波斯波利斯到撒马尔罕：中亚地区的波斯遗产

第12章 乐土：印度地区帖木儿到莫卧儿时期的波斯遗产

第13章 携带金黄鱼子酱的居鲁士：向第一个王朝致敬的末代王朝

第14章 从沙亚德到阿扎迪：伊斯兰共和国与古代遗产

第15章 在翻译中迷失？

第16章 第一个超级大国？

结论：权力与天堂？

注释

参考书目

致谢

图片提供鸣谢

重要译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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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起源：土地与人民

图1 苏萨大流士一世宫殿中的弓箭手图像，马赛尔·迪乌法罗于1885—1886年发掘

图2 贾姆希德国王的肖像画，上面有波斯卡扎尔王朝（Qajar dynasty）米尔·阿里（Mihr Ali）的题记，1803年

公元前2000年，古代波斯人迁入位于中亚大平原西部及南部边缘的山区地带。这片土地从欧洲延伸到东亚，大多数区域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巨大山脉构成，这些山脉之间则被高原分隔开来。在波斯人占领的区域，山脉通常是由西向东延伸。波斯北部主要山脉是厄尔布尔士山脉（Kuhha-ye Alborz），是从安纳托利亚一直延伸到阿富汗一系列山脉中的一部分。该山脉最高峰位于里海南部，被称为达马万德山（Mount Damavand），海拔5601米，达马万德山同时也是中东地区最高的山峰。厄尔布尔士山脉是波斯北部的天然屏障。

扎格罗斯山脉（Kuhha-ye Zagros）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部，两山之间是高原地带。这是一系列复杂的山脉，许多山峰海拔超过4500米，山间高原海拔则在1000—1500米。其中最重要的是古鲁德山（Kuhha-ye Qohrud），它将东部沙漠地区与该国其他区域分隔开来。扎格罗斯山脉北部的西南边缘是美索不达米亚盆地，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经该地，这里的地势较伊朗其他地方低得多，因此气候、环境等各方面差异很大。

伊朗的气候属于大陆性气候，每年有相当多的极端温度，大多数区域降雨量少。伊斯法罕（Esfahan）[1]—位于地理中心位置的前首都，地处扎格罗斯山以北，海拔1773米，整个冬季的平均气温在0℃以下，而到了夏季，气温则会上升到30℃以上。年降雨量108毫米，6—9月无降水。现在的首都德黑兰[2]，位于厄尔布尔士山南侧，海拔1220米，冬季平均气温在0℃以下，夏季气温则在30℃以上。伊斯法罕与德黑兰冬夏季的温度区间相似，但德黑兰的年降雨量达250毫米，远高于伊斯法罕，且每个月都有降水记录。

伊朗气候统计

伊斯法罕气候（海拔1773米）

德黑兰气候（海拔1220米）

阿巴丹气候（海拔2米）

一般来讲，中部高原地区大陆性气候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即较少的年均降雨量与极端温度的出现，而临近里海的北部地区及临近波斯湾的南部地区降雨量较大，气温变化较缓和。高原的中心由北部的卡维尔盐漠（Dasht-e Kavir）和东部的卢特沙漠（Dasht-e Lut）组成，由于被北部和南部的山脉包围，该地区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区域，长期处于完全干旱和猛烈的沙尘暴之中。扎格罗斯山脉以西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与该区相比，气候差异较大，极端温度区间小得多。

图3 达马万德山是伊朗和整个中东最高的山

伊朗的自然植被种类多样。山脉周围的低地是草原，高山上则是典型的高山植被。由于伊朗高原中心大部分区域是沙漠和半沙漠，所以几乎没有自然植被。而伊朗北部里海沿岸地区，降雨量最大，因此形成了地中海式的常绿森林。

这些地貌和生物—地理特征的多样性表明里海和波斯湾之间的土地适合人类生存，因此公元前2000年，北部的移民在南迁时决定定居于此。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极大地影响了之后社会的发展。

人民

数千年来，人类在伊朗大地上繁衍生息，从未间断。当伊朗的原始牧民还在山区和高原游牧时，西边的美索不达米亚盆地已经发展起更先进的社会，这是最初的文明；城市定居者创建了一种更加精致复杂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固定的定居点，种植庄稼，改良金属器。在现在的胡齐斯坦（Khuzestan），即原始牧民与定居者的边界地带，住在这一地区的城市定居者是当时最为先进的社群之一。这些人是埃兰人，他们将自己的领土从平原扩展到山区，从山区获取铁，并将其交易到东方。埃兰人的首都是苏萨，他们以此为根据地进而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区域。他们还与苏美尔人、该地区其他城市建立了牢固的贸易关系。到公元前两千纪，巴比伦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城市，并逐步建立了帝国。最终，埃兰人被纳入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体系中，成为巴比伦帝国的一部分。

公元前两千纪，先进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文明受到来自亚洲中部的新移民的影响，在历史上被称为“Völkerwanderung”—民族大迁徙—这一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这种大规模的迁徙可能是缘于移民原始居住地的自然或人文环境发生变化，包括气候恶化及人口压力等问题。这些新移民主要来自草原地区—从东欧到东亚横跨欧亚大陆的温带草原，他们主要是游牧人群及畜牧人群。气候条件的变化和降雨量的减少促使他们离开故土，寻找自然条件更好的土地。

这种大规模的游牧迁徙致使部落之间发生冲突，最终会导致更多的人不得不离开故土，寻找新的家园。

这些移民与中东的本土居民相比各方面差异都很大，他们被称为“雅利安人”（Aryans），这个词在梵文中的意思是高贵的血统。雅利安人的迁徙遍布各地，但总的趋势是向南移动。有的理论认定他们最初都是同一民族，但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之上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学家的发现，他们认为迁往欧洲、印度、中东的移民其语言具有很大的相似性。1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迁往南方的雅利安人最初居住在乌拉尔山以西和黑海以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区域。2

这些迁徙到中东的新移民中，最重要的是米底人和波斯人，他们很可能是沿着里海西岸或东岸，穿过山区。已经有研究表明，大量的移民首先在今伊朗的乌尔米亚湖（Lake Urmia）附近定居。在这里，他们与亚述帝国有了接触—一个强大而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心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不久，新移民归顺了亚述帝国。当波斯人向东迁移时，米底人在伊朗西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公元前8世纪，米底人已经在伊朗高原边缘及扎格罗斯山以北的埃克巴塔纳（Ecbatana）[3]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公元前612年，米底人联合巴比伦人攻打亚述首都尼尼微（Nineveh）[4]，并在几年后就击败了亚述帝国。不久，米底人开始统治当时已经在东边安稳下来的波斯人。波斯人无奈之下继续向东迁移，远离中东主要冲突区，在扎格罗斯山以北地区扎下脚跟。公元前一千纪初，帕尔斯（Pars）[或法尔斯（Fars）]成为波斯人定居的主要区域，这里同时也是他们将要创建的国家中心。尽管迁移活动仍在继续，但他们开始将帕尔斯视为自己的家园。帕尔斯在波斯人的情感中始终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波斯”（Persia）这个名称就是从“帕尔斯”演变而来的，早期欧洲人也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波斯。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波斯人定居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帕尔斯，另一个是西边的安善（Anshan）。这种权力的分裂源于公元前7世纪中叶，当时有两个人争夺王位，但其中一位未能继承王位，国家就此分裂。当分裂的局势结束，波斯重新统一，这个新建立的更加强大的国家，对整个中东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4 厄尔布尔士山在伊朗北部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1]“伊斯法罕”一名源自波斯语“斯帕罕”，意思是“军队”，古时这里曾是军队的集结地，由此而得名；作为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伊斯法罕建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曾多次成为首都。本书脚注若无特殊标注，则为译者注。

[2]德黑兰在历史上称为“拉伊”（Ray），这一词在语源上与古波斯语及《波斯古经》里的剌伽（Rhaga）有关系。剌伽是说伊朗语的米底人及阿契美尼德人的活跃地区。

[3]埃克巴塔纳，即伊朗哈马丹。位于伊朗高原西南，是高原通往两河的交通要道。

[4]尼尼微，西亚古城，是早期亚述、中期亚述的重镇和亚述帝国都城，最早由古代胡里特人建立，其址位于现在伊拉克的北部尼尼微省底格里斯河的东岸，隔河与今天的摩苏尔城相望，意为“上帝面前最伟大的城市”。

第2章 阿契美尼德王朝

大约在公元前700年，阿契美尼德人以祖先阿契美尼斯之名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该王朝不久即分裂为安善与帕尔斯两个王国。公元前559年，冈比西斯一世（CambysesⅠ）之子居鲁士登上王位，统治安善及帕尔斯王国，成为波斯世界毫无争议的统治者。他是安善王国居鲁士一世的孙子—居鲁士二世。居鲁士二世在建立第一个波斯帝国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历史上称他为居鲁士大帝。

居鲁士开始在其统治下通过扩张权力组建新的国家，并以这种方式从米底王国统治下获得更大的自由。不久，米底人就发现波斯在新国王统治下发生的变化，他们开始警觉。米底人意识到，必须立刻展开行动把波斯人牢牢地踩在脚下，必须让居鲁士明白，米底才是中东真正的霸主。我们可以从一块古代巴比伦楔形文字编年史泥板上了解到，米底国王阿斯提亚戈斯（Astyages）召集军队，向安善之王居鲁士宣战。

米底人的军队穿过安善，直接深入帕尔斯，他们在扎格罗斯山脚下的帕萨尔加德遭遇居鲁士军队。米底人长途跋涉、舟车劳顿，波斯人则是以逸待劳，所以波斯大军最终在此击败米底大军，米底人开始撤退。居鲁士乘胜追击，一路穷追猛打，直到包围了米底人的首都埃克巴塔纳（Ecbatana），迫使米底人缴械投降。

安纳托利亚西部吕底亚王国[1]统治者克洛伊索斯（Croesus），观察到该区地缘政治形势的迅猛变化，决定利用乱局从中获利。公元前547年，克洛伊索斯派军入侵米底，试图取代米底掌握该地区的统治权。居鲁士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他率军从埃克巴塔纳西进，在安纳托利亚中心普特利亚（Pteria）与吕底亚军队交锋；吕底亚人很快败下阵来，居鲁士继续西进，就像攻打米底人一样，包围吕底亚首都萨狄斯（Sardis），吕底亚人很快便投降，这也直接导致吕底亚王国解体，整个安纳托利亚落入波斯人的手中。更重要的是，包括爱琴海东岸的爱奥尼亚[2]等希腊城邦，也不断被阿契美尼德帝国侵吞。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其结果是希腊人第一次直面波斯人。从此，希腊人与波斯人的争斗成为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此时，在居鲁士的统治下，波斯完全进入帝国模式，新帝国的扩张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几乎未被中断。公元前541年，居鲁士率领军队进入动荡不安的中亚地区。他的目标是平定里海东岸的局势（这里是草原游牧民族向南迁徙的必经之路），从而达到巩固北部边境的目的。他向北进军，占领了阿姆河（Oxus）与锡尔河（Jaxartes）之间的低地。他将波斯帝国的边境推至锡尔河流域，并在此修建防御工事以抵御北方游牧部落侵扰。这次军事行动是波斯第一次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内陆—也被称作河中地区（Transoxiana）—波斯人在之后经常活跃的地区[3]。这也是波斯人向东进入亚洲腹地的主要通道之一。

居鲁士的征服之路仍在继续，他将矛头指向西边的巴比伦。长久以来，巴比伦一直都是西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城市文明的主要中心。这里深深地吸引着北方游牧部族的目光。历史上，巴比伦曾经统治美索不达米亚，但它在无能的拿波尼度（Nabonidus）国王及其儿子贝尔沙·乌苏尔（伯沙撒）（Bel-Shar-Usur）（Belshazzar）统治期间变得越发动荡。公元前540年，居鲁士进军巴比伦，并在欧皮斯战役（Opis）中击败巴比伦人。他给予巴比伦的城市文明极大尊重，政府官员留任，宗教活动延续。巴比伦的附属国也被纳入居鲁士帝国的统治中，其中包括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4]，这使波斯人在之后掌握了海上作战的能力。此外，居鲁士另一个重要的举动是释放“巴比伦之囚”，允许犹太人返回故土，重建被巴比伦人摧毁的耶路撒冷圣殿。1

依靠这些征服活动，居鲁士在短短25年内，就将他继承的小国变成了从地中海到中亚，由里海到波斯湾的大帝国。此时，居鲁士清楚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征伐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已经征服的广大领土，必须要建立一个运转有效的政府系统。于是，波斯帝国被划分为很多个省，每个省由一名总督管理。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记载，波斯帝国一共被划分为20个省，其中大部分是在帝国的附属国基础上建立的。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一个都城，以便更有效地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保卫帝国边疆。苏萨[5]因此被选为帝国的 “前锋”都城2，它原先是埃兰人的主要城市，位于扎格罗斯山西部，直对美索不达米亚。苏萨是一座朝向西方的都城，暗含当时波斯帝国扩张的主要方向；交通便利，是波斯御道的终点（波斯御道[6]是波斯帝国的主轴，最初是从苏萨通往萨狄斯）。然而，在居鲁士眼中，苏萨并非一座完美的都城，更重要的是苏萨并不在波斯本土的核心区域。波斯人最早在帕尔斯定居，并在此处取得了对米底人的伟大胜利，这里是波斯人帝国之路的起点。居鲁士决定将曾经的战场—帕萨尔加德作为政府所在地。于是，他下令在帕萨尔加德建造皇宫、军营及行政场所。因此，苏萨与帕萨尔加德分担了帝国首都的职能，但在波斯人心目中，帕萨尔加德的地位更高。

尽管建造一座与波斯人成就相配的都城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边境地区也迫切需要守护。因此，居鲁士发现自己不可能完全放弃将军的角色。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再次来到边疆地区，这一次是在北方，与当地凶猛的游牧部落作战。公元前528年，在一场战斗中居鲁士不幸身亡3，他的遗体被运回帕尔斯，安葬在他第一次战斗的地方。居鲁士大帝的王陵修建在帕萨尔加德，这进一步加强了该地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的重要性。

居鲁士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 Ⅱ），他致力于延续父亲对帝国的统治策略，并进一步扩张帝国。短暂的六年统治中，冈比西斯二世最重要的成就是征服埃及—这次征服，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版图扩展到利比亚，并沿地中海南岸伸展到昔兰尼加半岛（Cyrenaica peninsula）。波斯帝国成为跨越中东和地中海的霸主，与希腊的距离越来越近。希腊诸城邦长期以来主导地中海东部的贸易与政治，对他们来讲，波斯人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入侵者。

图5 阿契美尼德王朝

冈比西斯二世英年早逝，也未留下子嗣，波斯王位的继承权引起多方争夺。公元前7世纪早期，安善国王一直继承着尚未统一的波斯王国王位，如今继承权又回到曾经统治帕尔斯分支的国王手中。大流士，阿里亚拉姆尼斯（Ariaramnes）的后代，冈比西斯的远房表亲，成为沙汗沙—万王之王—尊称大流士一世，统治波斯帝国三十余年。与居鲁士相似，大流士也具有军事背景—他是曾经被称为“长生军”[7]的精锐部队指挥官，参与了多次前线军事行动。波斯帝国许多影响深远的后续发展都归功于大流士。

王位继承权的争夺诱发了巴比伦与埃兰的叛乱，但这些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了。之后，大流士进军东部边境。波斯人打败了阿富汗部落，入侵印度，在印度河建立新的边界。通过对兴都库什山的控制（包括中亚和印度平原之间的山脉），波斯帝国北部及东部边境得以稳固。

大流士在稳固东部边境后开始西征，攻打希腊人。安纳托利亚的爱奥尼亚希腊人早已被并入波斯帝国，但爱琴海的另一端，与爱奥尼亚海之间的半岛上，则是希腊各大城邦，其中最大且最重要的城邦即是雅典。希腊世界大部分城邦都聚集在雅典周围，形成了一个非官方、无组织的联盟。这些来自爱琴海西部的希腊人鼓励爱奥尼亚希腊人摆脱波斯的统治，获得自由。而这里正是大流士决心稳定的西部边界，要稳定这里，就需要进一步深入地中海。公元前513年，大流士军队使用浮桥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开始了亚洲强权在历史上对欧洲的第一次入侵。这个事件揭开了世界史的新篇章。“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记载，波斯军队由700万人组成。虽然这个数字只是希罗多德诸多夸大其词的一个例子，但不可否认的是波斯军队的规模令人生畏。4大流士对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入侵并未受到太大阻力，这也使希腊人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希腊诸城邦向爱奥尼亚希腊人提供援助，鼓励他们奋起反抗波斯霸主，希望借此迫使大部分波斯军队撤回安纳托利亚。

爱琴海西边的希腊人是古代史上最后一股未被波斯人击败的力量。为了让波斯成为统治东西方真正的霸主，同时掌握陆权与海权，大流士志在必得—决定直捣希腊世界的中心。5波斯人不但利用地中海东岸腓尼基人的航海技术，就连船只都由腓尼基人设计。

公元前490年，一支大约由2.5万人组成的军队乘坐600艘战舰横渡爱琴海，他们在雅典以北约39公里处的阿提卡海岸的马拉松[8]登陆。与此同时，雅典与其同盟军北进对抗登陆的波斯军队，希腊人大获全胜；波斯人则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爱琴海。这次战役是居鲁士大帝在帕萨尔加德击败米底人后，遭遇的第一次惨败。这证明波斯人强大的陆战能力配不上他们想要在海上称霸的意愿。希腊人的胜利也表明波斯并非不可战胜。

与居鲁士大帝一样，大流士疲于稳定边疆，这是帝国领土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与此同时，他还不得不为国家的内部事务分心。大流士在帕尔斯的核心地带—居鲁士第一次（也许是最伟大的一次）取得胜利的地方—帕萨尔加德，为居鲁士建造陵墓。这赋予了帕萨尔加德特殊的意义，同时也巩固了它在波斯人心中的地位。因此，帕萨尔加德成为皇家朝圣、庆典仪式所在地。

居鲁士本人曾希望将帕萨尔加德建设成仪式典礼之都，然而大流士并不希望被居鲁士的光环笼罩。他打算建立属于自己的首都，希望将自己取得的成就与居鲁士的成就相区别，因此他需要一个地方来展示自己统治下波斯的辉煌。这个首都必须建立在帕尔斯，并且要和波斯中心帕萨尔加德相对接近。新都城被称为“帕尔斯”—后来希腊人在希腊化的过程中，将其称为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

在马拉松战役中被希腊人击败后，大流士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爱琴海西部的希腊人保持独立状态，波斯征服欧洲的梦想被摧毁。然而，公元前486年，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继承王位，薛西斯与父亲的想法不同。大流士以居鲁士为榜样，立志成为一个仁慈的统治者，薛西斯则更愿意利用武力维持国内的秩序。巴比伦起义被残忍地镇压，巴比伦城遭到严重的破坏，往日辉煌不再。作为古代世界最富有的城市，巴比伦的毁灭也使整个波斯帝国陷入贫困。

这位伟大的国王决心解决在今天可能会被称为“西方问题”的问题。希罗多德笔下记载：

普天之下，莫非波斯之王土，日照之下，皆为我统……我欲统治全欧，归而为一。6

可以推测，这片土地即是波斯，欧洲也应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薛西斯为与希腊人的下一阶段的战争做了充足准备，这次波斯人部署了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海陆两军。薛西斯原计划派遣波斯陆军通过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波斯舰队则通过横跨爱琴海为陆军提供给养。

公元前480年春，薛西斯带领军队穿过赫勒斯滂，利用浮桥向西通过色雷斯与马其顿，然后南下进入希腊半岛，8月抵达温泉关（Thermopylae）[9]。波斯军队在温泉关遭到希腊人的顽强抵抗，但希腊人最终寡不敌众，败下阵来。波斯人继续向雅典挺进。雅典城防御薄弱，城墙根本不足以抵挡波斯大军，很快便被波斯军队占领。希腊世界的中心现在已经落入敌军手中，薛西斯似乎完成了大流士未完成的事业，他已经做好了征服欧洲的准备。

然而，希腊人并未被打败。雅典的海上力量非常强大，雅典领袖泰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10]曾经强调，只有雅典及其盟友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才能确保希腊人免受波斯的威胁。雅典城被攻陷后，雅典舰队及其盟友支援的船只毫发未损地停留在萨拉米斯海峡（Straits of Salamis），波斯舰队此时正驶向这片狭窄的海域。两方舰队狭路相逢，战斗变成了肉搏战。事实证明，轻装上阵的波斯人根本不是全副武装的希腊重装步兵的对手，这场遭遇战对波斯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战争结束后，只有少数的波斯战舰没有受损，波斯人损失惨重。（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11]本人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后来他在自己的剧作《波斯人》（The Persians）中描述了战斗场景。国王与他的军队在海岸上目睹了眼前的一切，深感沮丧。薛西斯失去了进一步征服的勇气，下令立即撤退。英国军事历史学家乔弗里·里根（Geoffrey Regan）认为，波斯人在最初将这场战役视作一场体育竞赛，是征服希腊与欧洲精彩的开幕式。7然而，海战并不是波斯人所熟知的运动，波斯人没有征服希腊，更别说欧洲了。

在地中海这样一个海洋环境中，陆军根本无法与海军抗衡。里根后来将波斯军队从雅典向北撤退到赫勒斯滂与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相提并论。同样，萨拉米斯可与特拉法尔加（Trafalgar）[12]相比，在特拉法尔加，战无不胜的陆军无法在海战中发挥优势。当波斯大军向北撤退准备打道回府时，遭到了希腊人的袭击，再加上疾病流行与食物短缺，最终回到波斯本土的军队只是原先波斯大军出征时一个悲哀的影子，波斯舰队实际上已经覆灭了。

第二年，一支规模相当大的波斯军队在普拉塔亚（Plataea）被雅典人彻底击败，这支军队曾驻扎于希腊，本打算重整旗鼓，继续战斗。此时的波斯人已经不再试图通过征服希腊完成对古代世界的统治，他们征服欧洲之梦已断。公元前465年，薛西斯被他手下的一位大臣刺杀。此后，阿契美尼德帝国又持续了150年，经历6位帝王的统治，却一直无法恢复往日的荣光。

薛西斯的儿子，王位继承人—阿尔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Ⅰ），为帝国未来定下基调。他杀掉了所有反对他的兄弟，迎娶了自己的妹妹。边境上的动乱导致波斯帝国第一次丧失领土。爱琴海东岸的希腊城邦爱奥尼亚完全独立，并彻头彻尾地融入希腊世界。

阴谋、腐败、欺诈及谋杀成为波斯宫廷生活的常态。阿尔塔薛西斯三世谋杀了大部分王室成员，目的是除掉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他最终却被自己的首席大臣谋杀。政治和道德的沦丧丝毫未减，帝国的疆域持续萎缩。随着埃及的沦陷以及与希腊人战争的失败，波斯实际上不再是地中海区域的强国，其在古代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削减。

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末代君主是大流士三世，他在公元前336年接替阿尔西斯（Areses）继承王位。阿尔西斯是一个傀儡皇帝，与诸多先王一样死于谋杀。大流士三世是大流士二世的曾孙。大流士二世是王室的一个分支，虽在一连串谋杀中幸存下来，却失去了王位继承权。大流士三世渴望恢复君主的权力，但此时想要拯救阿契美尼德王朝无异于天方夜谭。有趣的是，这个王朝最终的灭亡是由希腊人一手造成的，他们阻止了波斯成为整个古代世界的主导，打破了波斯人一统天下的美梦。虽然波斯人始终未能战胜希腊人的海上力量，但希腊却战胜了波斯的陆上力量。更具体地说，这一巨大的转变并不是希腊人自己主导的，而是希腊世界边缘的一个民族—马其顿人造成的。虽然马其顿人的领土与庞大的波斯帝国相比微不足道，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覆灭却是由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手推动的，亚历山大在历史上被称为“亚历山大大帝”。

图6 帕萨尔加德居鲁士大帝陵墓

[1]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公元前1300年或更早—前546年），靠近爱琴海，位于当代土耳其的西北部，语言为印欧语系—安纳托利亚语。

[2]爱奥尼亚是古希腊时代对今天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的称呼，即爱琴海东岸的希腊爱奥里亚人定居地。

[3]即“中亚河中地区”，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

[4]古代腓尼基大约相当于今黎巴嫩地域，“腓尼基”一词原意为紫红色，源于此地出产的一种紫红色颜料。腓尼基的地域北起苏克苏、南至阿克、东起黎巴嫩山、西至地中海。原住民为胡里特人，约公元前3000年起，迦南人迁入，同化了当地的原有居民。古代的腓尼基并非指一个国家，而是整个地区。腓尼基从未形成过统一国家，城邦彼此林立，以推罗、西顿、乌加里特等为代表。腓尼基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阶段称埃及时代，公元前2800—前1200年；第二阶段是腓尼基的兴盛时期，公元前1200—前800年。

[5]苏萨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公元前7000年，该地就有人类聚集居住的迹象，并可能在前4000年建城。发掘出土的彩陶文化定年，可以上溯至公元前5000年。历史上，苏萨是埃兰王国的都城，它的名字可能源自当地语言。苏萨曾受到新巴比伦王国的入侵，其后更遭到亚述帝国的暴力洗劫。

[6]波斯御道是一条古代大道，由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建于公元前5世纪；从萨狄斯的西边（今土耳其伊兹密尔东约96公里）出发，向东穿过今土耳其的中北部，直到古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再折向南方抵达巴比伦（今伊拉克巴格达）。

[7]波斯长生军属于精锐的重甲步兵单位。这支部队始终保持在1万人的规模，他们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军队的核心。波斯长生军曾在居鲁士大帝、冈比西斯和大流士的麾下征战；在和平时期他们则担任波斯皇宫的守卫。据希罗多德记载：“每个人都金光闪闪，那是他们带着的无数黄金；跟随他们的有盖马车里坐着他们精心打扮的女人和齐整的奴仆；他们还能享用有别于普通军队的特供食品……”

[8]马拉松平原呈新月形，长9公里，中间最宽处约有3公里，坐落在雅典东北42公里的爱琴海边，面朝阿提克海峡，背后群山环抱。

[9]温泉关位于希腊东部爱琴海沿岸。古时此地背山靠海，地势极为险要，当代因泥沙淤积，形成宽1公里以上的海岸地带。地名源自当地的热硫泉。

[10]泰米斯托克利斯出身名门，公元前493—前492年当选为雅典首席将军，在公民大会上通过海洋纲领，建设比雷埃夫斯军港，扩建海军。

[11]Aeschylus，公元前525年出生于希腊，公元前456年去世。他是古希腊悲剧诗人，有“悲剧之父”“有强烈倾向的诗人”的美誉。代表作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复仇女神》等。

[12]特拉法尔加海战是英国海军史上的一次最伟大胜利，英法此战中的指挥者正是一对历史上最著名的对手—具有传奇色彩的英国海军中将纳尔逊和法兰西主帅维尔纳夫。1805年10月21日，双方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外海面相遇，决战不可避免，战斗持续5小时，由于英军指挥、战术及训练皆胜一筹，法兰西联合舰队遭受决定性打击，主帅维尔纳夫被俘。英军主帅纳尔逊也在战斗中阵亡。此役之后法兰西海军精锐尽丧，从此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而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得以巩固。

第3章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成就

阿契美尼德帝国是第一个控制了大部分古代世界的帝国。在这个多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统治者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维持这个庞大的帝国。为了维系帝国的正常运转，需要建立一套内部管理系统，正如上文提到的，这个系统建立在行省总督基础上。与之配套的还有法律体系的构建，除了国王之外，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律，以确保所有人都得到公平对待。在苏萨发现的大流士碑文上记载：“我的法律，强者会畏惧，所以强者不敢随意欺负弱者。”在纳克什—鲁斯塔姆（Naqsh-i Rustam）的大流士碑文上同样记载：“我不希望弱者被强者欺负。”在建立秩序的过程中，总少不了阿胡拉·马兹达的支持。纳克什—鲁斯塔姆的另一块碑文中还写道：“阿胡拉·马兹达，当他看到天下大乱，便赐命于我，让我成王。”大流士之后将其放归原处。从实用意义上来讲，“放归原处”指的是用秩序代替混乱，这也是帝国主要成就之一。

被征服地方的居民得到了人道的对待，像帝国内的其他臣民一样，受到帝国法律的保护，与此同时，他们自己的法律、文化和宗教也受到帝国的尊重与认可。征服巴比伦后，居鲁士在马杜克[1]神庙（Temple of Marduk）礼拜，大流士镇压巴比伦叛乱后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征服者并未试图让被征服地区的人们皈依自己的宗教，他们允许甚至鼓励被征服者延续自己先前的信仰。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巴比伦之囚，犹太人被解放出来后得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

因此，由居鲁士建立、大流士巩固的政府管理体系是自由而开放的。由于帝国给予被征服者充分的自由，被征服者非常满足，并乐于接受波斯的领导。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实际上，在波斯人的管理下，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统治方式展现了很多联邦制的特征。1无论称它是第一个帝国还是第一个联邦，阿契美尼德人创造的政治结构成功地在中东地区建立了新的秩序，并在近两个世纪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波斯人的另一个成就是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同市场，旧的边界限制被打破，因此促进了整个地区不同民族间贸易的繁荣发展。生活在黎凡特（Levant）海岸的腓尼基人受到波斯人的统治，他们虽然被希腊人排挤出海上贸易体系，但却拥有了整个波斯帝国的市场。波斯人有关船只与航海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腓尼基人。同样，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爱奥尼亚希腊人也从帝国的共同市场中获益，他们对独立的热情远不及爱琴海对岸的希腊人。贸易中通用的语言是阿拉美语（Aramaic），它是叙利亚语的分支，被商人阶层广泛使用。帕尔斯语则是整个帝国政府管理机构使用的语言。统一的货币以及统一的度量衡则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为了使波斯共同市场利益最大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高效的道路系统。帝国的御道是连接了萨狄斯、苏萨及波斯波利斯的皇家大道。该大道还有诸多分支，通往地中海东岸、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东部等地。除了供商人使用之外，波斯御道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作为驿道确保帝国内部快速通信。希罗多德显然对这条大道印象深刻，他详细地描述了大道上的信使：

世界上没有比波斯信使跑得更快的人了。这一整套想法是波斯人发明的，具体的运作方式是：骑手驻扎在大道两旁，骑手的数量与旅途所耗费的天数相同—每天都有一个人和一匹马。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信使在最快时间完成传递任务—是雨、雪、炎热还是黑夜。第一位信使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将信件交给第二名信使，第二名再传给第三名，以此类推……波斯语中将这种传递形式称为阿加莱恩（aggareion）。2

苏萨发现的楔形文字碑文明确体现出贸易的重要性，而且与

图7 有翼动物金箔饰品，公元前7世纪，出土于兹维耶（Ziwiyeh）

图8 宫殿守卫浮雕，苏萨

皇家宫殿的建造联系在一起。根据这些碑文记载，雪松木来自黎巴嫩（Lebanon）,“雅卡”木来自犍陀罗（Gandhara），黄金来自萨狄斯及巴克特里亚（Bactria），蓝宝石（青金石）、红宝石（红玛瑙）来自索格底亚纳（Sogdiana）[2]。其他宝石则来自花剌子模（Chorasmia）[3]，银和乌木来自埃及，象牙来自埃塞俄比亚及印度，象牙上的装饰纹样则来自爱奥尼亚人。爱奥尼亚人还擅长加工石材，米底人和埃及人擅长加工黄金，巴比伦人擅长制造砖块。大流士说：“在苏萨，命令一旦下达就会被完美地执行。”苏萨的建成，是波斯帝国将各种工匠及大量珍贵材料完美融合在一起的结果。

因此，第一个世界帝国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是非凡的。他们能够将对手“挤压”到已知世界的边缘，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边界的稳定。虽然薛西斯的目标一直都没有实现—“所有土地”并没有变成事实上的“一块土地”，但对波斯霸权构成威胁的因素基本被消除了。波斯帝国通过善待子民，实现了国内和平与政权巩固的目标；共同市场的建立促进了财富的累积，这比之前各地区政治分裂局面下创造的财富多得多。这些资源都是阿契美尼德人管理和保卫领土的重要基础。帝国的建立使各民族群众聚集在一起，他们拥有充分的自由，免受战乱纷扰，在国际化的环境中蓬勃发展。另外，不同民族的帝国子民心悦诚服地接受波斯国王统治，这个现象在后来出现的帝国中十分罕见。

图9 装饰有翼狮子的金饰，背后有圆环，可能是带扣；阿契美尼德文化，公元前6—前4世纪

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统治的两个世纪中，波斯人从游牧者转变为城市定居者，繁荣的浪潮带来了艺术和工艺的进步。波斯人的审美不再满足于简单和实用，而是转变为对美丽与财富的追求，这从日常使用的器物中便可看出。波斯人不但借鉴、学习被征服民族的各种技能，而且使用来自帝国各地的材料。

波斯的建筑从相对简单的木结构或泥砖结构转变成精致的石结构，比如苏萨和波斯波利斯的石制宫殿，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自帝国各地的工匠带来了各自独特的技术，建筑外墙布满浮雕，内墙则用釉面砖装饰。在苏萨大流士的宫殿中，一块砖上雕刻着狮身人头，另一块砖上则雕刻皇家卫队。

虽然现存的阿契美尼德陶器很少，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对被征服地区的制陶技术进行了改良。此外，还有许多阿契美尼德时期精美的金属制品保留下来，例如饮水器具、碗及滚筒印章，还有象牙制品、黄金刀鞘等。19世纪晚期，在原阿契美尼德帝国东北部，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考古学家发现了所谓的“阿姆河宝藏”（Oxus treasure）[4]。这批宝藏中有很多可以追溯到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器物，包括一个沉甸甸的金手镯，手镯上饰有带翼狮身鹰首兽，一件柄部饰有狮头的金壶，还有几件银制人形雕像。尼尔·麦克格雷格（Neil MacGregor）在这批宝藏中挑出一件小型黄金战车模型，将其归入“世界史上100件器物”中，并论述了这件战车在阿契美尼德帝国历史上的重要性。3

图10 滚筒印章及其印出的纹样，公元前550—前330年，阿契美尼德时代，伊朗

饰有图案的地毯编织技术同样受到重视，这是对早期游牧民帐篷中重要家庭物品的“改良”，此外珠宝也受到重视。这些物品展现了波斯人舒适且奢侈的生活。希腊人一方面羡慕波斯人，另一方面却对波斯人此种做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波斯人放弃了节俭的生活，变得“柔弱”。

波斯人对奢侈品的热爱甚至延伸到了战场上。希罗多德曾经多次提到，波斯军队的装备和日用品极尽奢华。他记录到，波斯军队在普拉提亚战役战败被迫从希腊撤退后，斯巴达领袖保萨尼亚（Pausanias）看到薛西斯废弃帐篷中的壮观景象，餐桌已经摆好准备开始盛宴；他开了一个小玩笑，准备了一顿普通的斯巴达式晚餐放在旁边，将两桌食物进行对比并笑着说道：“波斯人过着这样的日子，却来到希腊掠夺贫穷的我们。”4这种奢侈的生活，也许是波斯人从简单的草原生活到帝国建立后获得大量资源的结果。

图11 阿姆河宝藏中的黄金战车

也许阿契美尼德人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证明了一个帝国可能的发展方向。苏萨另一块大流士碑文上写道：“在阿胡拉·马兹达的庇护下，我让一切都变得美丽。”5实用主义与美相结合的观念对波斯人来讲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竭力追求两者兼顾。大流士将一切事物变美的目标可能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位万王之王的想法却指明了帝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1]马杜克（Marduk），希伯来语名字为米罗达（Merodach）。巴比伦城的守护神，被尊称为“贝尔”（Bel），意为“主”，相当于巴力的尊称。在巴比伦宗教诸神中拥有崇高地位，巴比伦在政治上崛起以后，成为众神之王。巴比伦建立了壮观的马杜克神庙，后被波斯人摧毁。

[2]索格底亚纳，位于阿姆河﹑锡尔河之间，以泽拉夫尚河﹑卡什卡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今中亚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古波斯语写作Suguda或Sugda，中文曾译为粟弋﹑属繇﹑苏薤﹑粟特等。梵语作Surika，中古波斯语作Sulik，中文曾译为速利﹑苏哩等。

[3]花剌子模，旧译“火寻”，位于中亚西部的地理区域，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今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两国的土地上。花剌子模地区很早就有人类居住和活动。公元前3000多年，该地区新石器文化已经具有很高的水准。公元前2000年，花剌子模地区的居民开始用原始的方式灌溉耕地，学会了饲养家畜。此外，这里还是中亚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考古发现了公元前7—前5世纪的铁制镰刀。

[4]阿姆河宝藏，是塔吉克斯坦塔赫提库瓦德地区（Takht-i Kuwad）出土的一批波斯金属制品的总称，共计170件，大部分被划定为产自公元前5—前4世纪，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现存最重要的金银器。宝藏大部分存于大英博物馆，在“古代伊朗”展厅陈列，另有少量现存伦敦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

第4章 居鲁士大帝的历史与传说

尽管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国王，但帝国奠基者—居鲁士二世，则为帝国未来发展道路定下了基调。然而，尽管我们对居鲁士的成就了解甚多，但对他本人我们却知之甚少。在探索居鲁士生平的过程中，历史与传说交织在一起，有时很难区分开来；此外，关于居鲁士的很多记载并不是来源于波斯文献，而是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希腊。在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之前，波斯人一直是希腊的头号敌人。希腊人对波斯充满好奇，甚至有些着迷，一方面是因为波斯人与希腊人各方面差异较大，另一方面是希腊人发现波斯人身上有很多值得尊敬，甚至让他们钦佩的东西。

波斯文献中对居鲁士的记载非常少，所有的记载基本来自石柱上的楔形文字。帕萨尔加德宫殿的一根柱子上的铭文记载：“我，国王居鲁士，阿契美尼德人。”重要的是，这句话同时以波斯文、埃兰文及巴比伦文三种语言铭刻。

在巴比伦发现的居鲁士文书（Cyrus Cylinda）[1]记载了居鲁士如何凯旋，并以征服者的姿态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大部分楔形文字石板可以追溯到大流士及其之后时期。

关于居鲁士最全面、最重要的信息来自被西塞罗（Cicero）称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4年）出生于居鲁士去世后约半个世纪，在他写作之时，尽管相差的时间并不长，但居鲁士的统治已然成为历史。希罗多德出生于爱琴海东岸爱奥尼亚的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当时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已经被波斯人统治，希罗多德却对这个统治他们的东方帝国兴趣浓厚。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希罗多德明显夸大了希波战争中双方的参战人数，此外他还记载了一些看似不太可能的故事。因此，很多人认为希罗多德并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是一个故事编造者。朗吉努斯（Longinus）认为希罗多德继承了荷马的传统，并用“荷马式”文字来形容希罗多德的作品。很明显，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历史将史实与传说故事掺杂在了一起。

图12 居鲁士大帝宫殿上的楔形文字铭文

图13 居鲁士文书，上面记载了居鲁士征服巴比伦的文字

希罗多德在其巨著《历史》中记载了希腊人所熟知的世界历史。第一卷几乎全是关于波斯人和希波战争的记录。由于希罗多德是站在希腊人的立场描写这些冲突的，因此人们会认为他的记载有失偏颇，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第一卷的开头是这样描写的：

在这里展示出来的，乃是哈利卡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展示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至于因为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为了避免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业失去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1

从开篇来看，希罗多德的描述不偏不倚，“异邦人”的行为或成就常常让他钦佩。希罗多德对波斯人的历史观以及波斯与希腊冲突的原因进行了详细论述。

《历史》第一卷主要讲述了居鲁士的统治。据说居鲁士有一半米底人的血统，因为他的父亲是安善国王冈比西斯，母亲是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女儿曼丹（Mandane）。阿斯提阿格斯梦见波斯人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他下令处死这个孩子，但并未成功，居鲁士被秘密送往乡下一个牧民的家中，在那里被抚养长大。事情的真相败露后，阿斯提阿格斯允许居鲁士回到安善国王冈比西斯的身边。居鲁士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后，背叛了米底国王，并在帕萨尔加德战役中战胜米底大军，而后占领米底。由此，波斯帝国建立，并很快扩张到整个中东地区。后来的其他作家们，例如大马士革的哲学历史学家尼古拉斯（Nicolaus）—奥古斯都（Augustus）的朋友—记载居鲁士的出身非常卑微，他是凭借与生俱来的才能在阿斯提阿格斯王朝中获得一席之地。同样，尼古拉斯的著作中也提到了阿斯提阿格斯梦到波斯取得胜利的事情。这些伟大的领袖出身经历的传说皆很类似，例如摩西。

从希罗多德的记载中，我们发现居鲁士的形象不同于其他伟大的征服者。《历史》中存在很多关于他仁慈的记载，包括对被征服者仁慈的故事。击败米底人后，他宽恕了阿斯提阿格斯，让其得以安享晚年。吕底亚人战败后，国王克罗伊斯被俘并被判处火刑，据说在临刑前最后一刻，居鲁士改变了主意，将吕底亚国王从火海中拯救出来。2克罗伊斯后来成为居鲁士朝廷一员，并参加了居鲁士大帝的最后一战。这场战役发生在中亚地区里海东岸阿拉克斯河附近3，居鲁士对抗马萨革泰（Massagetae）[2]部落及其骁勇善战的女王托米丽司（Tomyris）[3]。托米丽司建议居鲁士回到自己的领土，但居鲁士无视女王的警告，继续向北深入旧雅利安人的土地。在阿姆河附近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居鲁士战败身亡。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居鲁士最大的特点就是雄心勃勃，但也正是因为这点，最终导致自己的灭亡。当然，这个记载只是希腊人的版本，对希腊人来说这就是“hybris”（傲慢）,“傲慢”往往会通向灾难之路。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教导人们谦卑。这也是后来拉丁经文中提到的“fata”（命运）—米底、巴比伦的统治者（居鲁士），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4

尽管故事和传说交织在一起，但希罗多德的主要目的还是记载历史。埃斯库罗斯，雅典剧作家，擅长撰写历史题材戏剧。5与希罗多德一样，他对波斯人的同情显而易见。他的剧作《波斯人》主要讲述了波斯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惨败，这场战役是希腊人能够保持自由独立的关键。希腊与波斯的冲突被描述为自由与专制的对抗，然而敌人身上的优点同时也被完美地展现。波斯人从各方面看起来都是富有贵族气质的，即使在失败的情况下，他们仍能展现出自己的纪律与忠诚。当然，这场战役发生在居鲁士死后半个世纪，但在战败后的悲情演讲中，大流士反复提到居鲁士，他还诉说了波斯帝国是如何在宙斯（Zeus）的指引下崛起的。有趣的是，希腊的神被用在这个戏剧中，因为埃斯库罗斯知道，如果将琐罗亚斯德教的天神阿胡拉·马兹达用在这里，对希腊观众来讲过于陌生。宙斯授予波斯王建立一个伟大帝国的权力，“一个人对整个亚洲行使权力”，从梅杜斯（Medus）开始，在接下来的君主中：

第三位是居鲁士，他很幸运，他的统治给所有人带来了和平：他统治了吕底亚人、弗里吉亚人，之后进军爱奥尼亚；没有神会迁怒他，因为他是明智的。6

纵观历史，作为敌人能以如此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戏剧中实属罕见，这也清楚地表明希腊人对波斯人的尊重，尤其是对居鲁士的尊重。

居鲁士的遗体被运回帕尔斯，安葬在帕萨尔加德—居鲁士击败米底人的战场。后来参观这个遗址的人，都会被这位伟大征服者孤零零的陵墓感动。普鲁塔克（Plutarch）[4]在《亚历山大大帝传》中写道，居鲁士去世两个世纪后，亚历山大来到居鲁士陵墓前，被墓志铭深深感动：“人们啊，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哪里……我是居鲁士，波斯帝国的缔造者，不用羡慕我，因为只有一抔泥土覆盖在我的身上。”后来的参观者同样被感动。东方学家克劳迪斯·詹姆斯·里奇（Claudius James Rich）在19世纪晚期参观居鲁士陵墓后写道：“（陵墓）古老的外观立刻使我产生敬畏之心……毫无疑问，我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最辉煌的东方国王的陵墓。”7

希腊物理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曾在波斯宫廷待过一段时间，并掌握了波斯语。他记录的关于居鲁士的很多故事与希罗多德不同。据他记载，居鲁士与米底王室之间并无血缘关系，波斯战胜米底后，居鲁士娶了阿斯提阿格斯的女儿，很多人认为这是波斯人与米底人关系密切的重要因素，也是居鲁士能够统治波斯帝国的正当理由之一。克特西亚斯认为居鲁士对他的敌人并不那么仁慈，是居鲁士默许了阿斯提阿格斯的死亡。

公元前4世纪中叶，色诺芬（Xenophon）[5]完成《居鲁士的教育》一书，这部作品在后来得到了西塞罗的高度赞扬。色诺芬很少关注历史事实本身，而侧重于描述居鲁士作为统治者积极的一面。他视居鲁士为理想的国王，并强调理想的国王必须具备像居鲁士一样的品格。从根本上说，居鲁士是一位明智且仁慈的统治者，他拥有高贵的气质及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色诺芬给出的结论是“作为君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外，色诺芬还认为居鲁士并非死于战场，他去世时和生前一样安详，“嘴里念着高贵的遗言忠告”。亚瑟·杨（Arthur Young）认为，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一位历史人物的浪漫故事集”。根据杨的说法，《居鲁士的教育》“是献给影响了当世与后世的伟大人物的奉承之作”。8在许多方面，居鲁士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位理想统治者的典型，为后来的政治思想家发展这种思想提供了素材，如马基雅维利[6]的《君主论》（The Prince）。

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展现居鲁士仁慈的另一个例子是他在征服巴比伦之后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巴比伦统治者尼布甲尼撒[7]征服了巴勒斯坦，将俘虏的犹太人带回巴比伦充当奴隶。“巴比伦之囚”被认为是整个犹太民族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然而，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之后，犹太人获得了自由，并被允许返回自己的家园。在《以赛亚书》[8]中，这一功劳被归于居鲁士，他在这卷书中被描绘成一名仁慈而智慧的统治者。最重要的是，在《以赛亚书》中，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上帝选择了居鲁士，并给予他最崇高的地位。

论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我耶和华所膏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

《以赛亚书》44:28;45:1上

更让人惊讶的是，根据《以赛亚书》记载，上帝不仅对居鲁士的仁慈大加认可，而且似乎还对他的征服活动表示赞成和支持。耶和华握着居鲁士的右手，使列国臣服在他的面前。根据《以赛亚书》下一节的记载，上帝毫无疑问支持波斯之王。上帝说：

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

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闩。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密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以赛亚书》45:1下-3

《以斯拉记》[9]中有更多关于居鲁士成就以及居鲁士与以色列之神亲密关系的描述。居鲁士也承认自己伟大的征服是上帝的杰作：

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

《以斯拉记》1:2

《以斯拉记》还记录了居鲁士如何将尼布甲尼撒从圣殿中掠夺的珍宝物归原主。重建圣殿的时候，犹太人的“敌人”试图阻挠，虽然重建工作放缓，但仍按部就班进行。“为了以色列之神，波斯王居鲁士命令我们（继续工作）。”根据《以斯拉记》第6章的说法，居鲁士特别关心圣殿的重建，他要求将城墙建高，地基打牢，并将尼布甲尼撒偷来的金银器放归原处。

《以赛亚书》和《以斯拉记》中关于居鲁士的所有记载都是非常正面的。除了释放“巴比伦之囚”与重建圣殿外，居鲁士的征服活动及其“地球之王”的地位也是完全被认可的。这份认可来自以色列的上帝，他在所有事情上都支持居鲁士。

在罗马时代及后罗马时代，对居鲁士的奉承和赞美仍在继续。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在公元1世纪所著《犹太古史》（Jewish Antiquities）[10]中提到，居鲁士认为他的天命就是将犹太人送回自己的家园并重建圣殿，并为此提供资金支持。圣杰罗姆（St Jerome）在对《以赛亚书》的评论中提到犹太人对居鲁士的崇敬，居鲁士被认为是上帝选择的替天行道之人。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始于居鲁士时期，但直到大流士时期依然没有完成。11世纪的修道士赫尔瓦·德·伯格迪乌（Herva de Bourg-Dieu）称居鲁士为“pastor Dei”，意为上帝的牧羊人，因为他为犹太人做了很多好事。在一本16世纪版本的《犹太古史》中，有一幅精美的细密画，作者是耶汉·福凯（Jehan Foucquet），题为《居鲁士的仁慈》（The Clemency of Cyrus），画中波斯国王威风凛凛地坐在富丽堂皇的宝座上，聆听犹太领袖的祈求。

然而，约瑟夫斯也认为居鲁士死于征伐马萨革泰人的战争，并被凶狠的托米丽司斩首。之后的作家则强调，居鲁士试图将他的王国扩张到他难以控制的区域，因此居鲁士最终死于他的野心。公元4世纪，历史学家马塞利奴斯（Marcellinus）同样强调了这点。马塞利奴斯的研究重点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他认为波斯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的前身，导致居鲁士灭亡的原因与几个世纪后导致罗马灭亡的原因类似。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与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两人为罗马的衰落及基督教世界的毁灭而深感不安。对他们来说，罗马的衰落就是文明的衰落，紧接着便是混乱时代的降临。他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都将居鲁士视为帝国覆灭的根源，而不是帝王典范。许多后来的基督徒及异教徒作家最关心的是居鲁士大帝失败的原因。例如，公元6世纪初期波伊提乌（Boethius）[11]写到幸运女神及人类命运之轮的逆转。但丁认为居鲁士的野心最终导致了他在与马萨革泰人的战争中失败，并被托米丽司斩首，所以将居鲁士置于炼狱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作家更倾向于利用居鲁士之死的故事说明“骄兵必败”的道理。居鲁士的命运不过是上帝对他过大野心的惩罚。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很少提到波斯国王的美德，这与古代作家—例如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世纪的作家写了很多关于居鲁士的作品，也试图借此来解释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人们更倾向于认为罗马的陷落是一场令世界陷入混乱的大灾难。他们通过寻找其他帝国灭亡的原因来解释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因此对这个罗马之前的帝国（波斯帝国）兴趣浓厚。

文艺复兴时期，古代作家的作品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很多学者开始重新评价居鲁士及波斯帝国。1516年再版的希罗多德与色诺芬的作品，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了解到居鲁士统治时期开明的一面，而不是像中世纪学者那样强调居鲁士的灭亡。马特奥·班代罗（Matteo Bandello,1480—1562）[12]描写了一个色诺芬作品中的故事。美丽的巴比伦人潘提亚（Panthea）被居鲁士俘虏，作为战利品，居鲁士想娶她为妻。潘提亚对自己的丈夫阿布拉达塔斯（Abradatas）忠贞不渝，居鲁士无奈之下释放了她，还为她提供保护。居鲁士在故事中的正面形象在文艺复兴中为人所知，这些新的知识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前基督世界。更重要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希望彻底摆脱中世纪神学，对他们来讲，回到前基督世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方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对意大利半岛城邦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对居鲁士非常感兴趣。在名作《君主论》中，他试图勾勒出一名理想的统治者所要具备的品质。对希罗多德及其他古代作家的了解，使他可以正视居鲁士及帝国的野心。马基雅维利在《战争的艺术》（Arte della guerra）一书中研究了居鲁士与马萨革泰人之间的冲突，包括克罗伊斯提出的与马萨革泰人作战的建议，这也是导致后来灾难的主要原因。马基雅维利认为居鲁士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托米丽司完美的策略，她佯装撤退，留下大量食物和饮料，以此诱敌深入。这与希罗多德的记载正好相反，马基雅维利很可能参考了其他文献。

14世纪30年代，与乔叟（Chaucer）同时代的英国人约翰·利德盖特（John Lydgate）[13]完成著作《诸侯的堕落》（the Fall of Princes），他认为居鲁士过大的野心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因此，并非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都强调居鲁士的美德。居鲁士的失败被归结为听取了错误的建议以及策略的失误，而不是像中世纪作家那样认为是上帝的惩罚。文艺复兴时期，在绘画和织锦画上出现了更加生动的居鲁士造型。

17世纪，玛德琳·德·斯库德里（Madeleine de Scudery）的历史小说《阿塔梅尼，居鲁士大帝》描绘了一个富有浪漫主义的英雄形象，这个形象可以很轻易地令人想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织锦画上穿着贵族服饰的居鲁士，与斯库德里小说中描绘的国王形象非常相似。18世纪，西班牙的纺织品延续了这种浪漫主义传统，同时也强调了居鲁士作为模范统治者的政治重要性，其中一件纺织作品上绣着“正义和自由前提下的统治”。9

图14 乔尔格·潘茨（Georg Pencz）雕刻作品，描绘的是托米丽司手持居鲁士首级

亚瑟·杨坚持认为，“居鲁士大帝是一位历史创造者，他出生于一个神话时代”。10历史上的居鲁士总是被掩盖在各种典型的君主形象背后，从充满荣誉感到富有贵族气质，再到过于野心勃勃。事实上，古往今来，居鲁士的形象总是成为当时人们渴望他成为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作家笔下居鲁士的形象是不同的，这些形象都被赋予了当时的人们希望他所代表的样子。在希腊人看来，居鲁士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形象，这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居鲁士以一个仁慈统治者的形象出现的原因，其实是希腊人为了指出雅典民主制度缺陷。希腊作家对波斯国王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圣经》中关于居鲁士的描写完全是正面的，他释放了被囚禁的犹太人，甚至帮助犹太人重建圣殿，在《圣经》中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上帝说他握住了居鲁士的右手，允许居鲁士征服列国。实际上，《圣经》中居鲁士被描绘成上帝的代理人，而居鲁士也承认上帝一直在支持他的事业，这与居鲁士的继任者大流士在帝国建设的每个阶段都强调得到阿胡拉·马兹达的祐助非常类似。

罗马的作家们最感兴趣的是比较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以此解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虽然居鲁士的形象是正面的，但他做的事情与后来的统治者类似，不可避免地导致最终的灾难。中世纪的基督教作家更倾向于谴责居鲁士，在他们眼中，居鲁士的失败是骄傲和野心导致的必然结果，他的下场对所有想走类似道路的人来讲是前车之鉴。这些神学家最关心的是神在人间所发挥的作用，只有遵循神的意志，才能走上成功的道路。毫无疑问，这些神学家受到了罗马陷落的影响，忽视了《圣经》中波斯统治者正面的形象。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一切再次改变，在“正义和自由的前提下”，居鲁士又一次成为一名仁慈的统治者。在17、18世纪的绘画与纺织作品中，艺术家利用当时最浪漫的表现手法，描绘了一个光芒四射的伟大统治者形象。

在居鲁士死后的2500年中，这位古代统治者享有“大帝”的称号，并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拥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统治者。然而，正面的评价和反面的评价总是交织在一起。随着历史史实与传说的不断融合，一方面居鲁士被认为是仁慈统治者的代表，另一方面却被作为落入陷阱的前车之鉴。最终，脱颖而出的是居鲁士仁慈统治者的形象。这或许符合埃斯库罗斯在剧作《波斯人》中对居鲁士的评价：“没有神会迁怒他，因为他是明智的。”

关于帝国与霸权主义的价值问题，从希腊人对居鲁士的评价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神话中，这位伟大的国王始终是引人注目的。尽管这个问题缺乏真实的史料证据，但最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有关居鲁士作品的创作，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记忆才得以延续。古往今来，很多人都在研究阿契美尼德王朝与居鲁士，希望从这个早已消失的文明中吸取教训，泽被后世。

[1]居鲁士文书（又译居鲁士圆柱或居鲁士铭筒）是古代的一个泥制圆筒，现已破裂为几件碎片，以居鲁士大帝的名义由古代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写成，出土于巴比伦古城，现存于大英博物馆。

[2]马萨革泰，公元前6—公元2世纪生活在里海以东、咸海沿岸的游牧和定居各族人民的总称。

[3]托米丽司，马萨革泰女王，公元前6世纪在位。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大帝入侵马萨革泰，杀死托米丽司之子，托米丽司倾全国之力以还击，在一场惨烈的肉搏战中击败波斯军，杀死居鲁士。

[4]普鲁塔克，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书闻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

[5]色诺芬（约公元前440年—前355年），雅典人，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他以记录当时的希腊历史、苏格拉底语录而著称。著有《长征记》《希腊史》《拉西第梦的政制》《雅典的收入》以及《回忆苏格拉底》等。

[6]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69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其思想常被概括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中世纪后期政治思想家中，他第一个明显地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为政治学和法学开辟了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他主张国家至上，将国家权力作为法的基础。代表作《君主论》主要论述为君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条件和本领、应该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等。他是名副其实的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7]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34年—前562年）是新巴比伦开国君主—那波帕拉萨尔之子，新巴比伦王国第二任君主。公元前598—前597年亲征犹大王国，前597年攻陷耶路撒冷。在国内大兴土木，修建了很多宏伟壮观的建筑物。他在位时期是新巴比伦繁荣鼎盛的时代。

[8]《以赛亚书》是《圣经》的第23卷书，是上帝默示由以赛亚执笔，大约在公元前723年之后完成。记载关于犹大王国和耶路撒冷的背景资料，以及当时犹大王国的人在耶和华面前所犯的罪，并透露耶和华将要采取判决与拯救的行动。第53章是对约700年之后降临的弥赛亚耶稣的预言。

[9]《以斯拉记》是《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书，由以斯拉在公元前460年左右完成。波斯帝国摧毁巴比伦帝国后允许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以斯拉带领一批犹太人返回应许之地，这卷书就是记述的他在这段时期的经历。居鲁士在巴比伦作王第一年便“下诏通告全国”，授权给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的圣殿。这个命令大约是在公元前538年末或前537年初发出的。

[10]《犹太古史》是由著名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公元37—100年）所著。本书所写内容始于神创造天地至大卫王逝世，许多信息并未出现在《圣经·旧约》中，是犹太人口传的资料，故为神学界所重视。

[11]波伊提乌是欧洲中世纪开始时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思想家，在逻辑学、哲学、神学、数学、文学和音乐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最后一位罗马哲学家”“经哲学第一人”“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拉丁教父”之称。

[12]马特奥·班代罗，意大利作家，他的中篇小说开创了16世纪叙事文学的新潮流，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都有广泛的影响。

[13]约翰·利德盖特，英国诗人，1370年出生于英格兰萨福克郡利德盖特，卒于1450年左右，埋葬在圣埃德蒙，主要以长篇道德主义和虔诚的作品而闻名。

第5章 波斯波利斯：城市、王位与权力

波斯波利斯是最早的有目的性建造的帝国城市。在这里，城市、王位、权力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场展现波斯帝国宏伟壮观的舞台秀。建立权力中心的想法，萌发于居鲁士大帝及大流士一世统治期间。

早在居鲁士统治时期，他就意识到建立首都的重要性。当他在西部战场取得胜利后，就回到了波斯人的故乡—帕尔斯，并在帕萨尔加德建造了一座伟大的宫殿。古波斯语中，帕萨尔加德意为“波斯人的大本营”，这里是波斯早期游牧部落的聚集地，同时也是波斯人战胜米底人的战场，对波斯人来讲意义重大。作为波斯人及其帝国的发祥地，帕萨尔加德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并在后来成为居鲁士统治时期波斯实际意义上的首都。

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去世，随即发生了王位争夺战，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最终继承王位。短暂的统治过后，王位被传给了王朝的另一个分支—大流士一世。[1]帕萨尔加德是居鲁士的都城，因此，大流士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王位深感不安，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都城来彰显自己的权力，摆脱居鲁士的阴影。而且，波斯人在帕萨尔加德用白色石灰石建造的居鲁士陵墓，使帕萨尔加德在波斯人心中的神圣地位愈加稳固。大流士因此将新首都选在帕萨尔加德西南50公里处的帕尔斯—希腊人称为“波斯波利斯”的地方。波斯波利斯是大流士一生中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也是他王权的重要象征。

波斯波利斯坐落于群山环绕的玛尔维达什特（Marv-e Dasht）平原。选择这个地点作为首都似乎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些与波斯历史和神话有关。早期波斯国王的故事被收录在菲尔多西（Ferdowsi）创作的波斯史诗《列王纪》[2]中，它也被称为“国王的史诗”。波斯波利斯周边地区与传说中的早期波斯国王息息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贾姆希德（Jamshid），波斯波利斯也被称为“Takht-e Jamshid”（贾姆希德的王座）。1

传说中，波斯波利斯是伟大的波斯英雄鲁斯塔姆（Rustam）的故乡，鲁斯塔姆之所以被英国读者熟知是因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3]19世纪中叶创作的诗歌《索拉布与鲁斯塔姆》（Sohrab and Rustum）。关于太阳的重要性，包括对太阳的崇拜，也可以从波斯波利斯东门入口处的设计中略窥一二，这里与夏至日太阳的初升点一致。

图15 查尔斯·齐皮兹（Charles Chipiez）19世纪所绘的波斯波利斯，建于高台之上，周围环绕花园，展现了国王的财富与权力

通常，首都位置的确定，除了受一些神秘传说的影响外，还有很多现实原因。波斯波利斯位于扎格罗斯山脉之外，海拔1500米，因此该地较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低地的苏萨更加凉爽。波斯人起源于北方地区，所以他们更加喜欢这里的气候及周边的景观。此外，波斯波利斯地处科尔河河谷地带，水源充足。随着人口的增长，波斯人发明的复杂的地下水系统，能从周围的群山中获取充足的水（见第7章）。科尔河是一条在扎格罗斯山脉中西北—东南走向的河流，这条河连接苏萨及帝国其他重要的中心。帝国的交通干线是连接萨狄斯和苏萨的御道，这条路后来又向东延伸到波斯波利斯。此外，地质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当地的石灰岩容易开采，这是建造伟大建筑和城市纪念碑的理想材料。因此，综合考量神话、历史、地理等因素后，大流士将帝国首都定在波斯波利斯。

波斯波利斯始建于公元前520年，建造在一个巨大的平台上，高出周围地面约15米，地基稳固。该城远观宏伟，近观震撼，展示了国王的权力以及帝国的荣耀。通往城市正门处有一段阶梯，阶梯不高，马匹可在其上行走。整个城市的设计显然具有仪式性目的。城市中的建筑设计灵感取材于被征服的民族，尤其是亚述人与巴比伦人，但又更加复杂。波斯建筑师显然改造了亚述人好大喜功、热衷炫耀的建筑风格。2在阶梯顶端，万国之门通向阿帕达纳（Apadana），这是举行各种仪式的礼堂。另一扇未完工的大门在平台的同一侧，通往百柱厅（The Hall of Hundred Columns），这里也是举行仪式性活动的场所。国王也会在这些大厅中处理政务、接受臣民拜见。

在平台上还有一个巨大的国库建筑。波斯波利斯每年都会接受朝贡，因此需要有存放贡品的地方。阿帕达纳大厅中央是一根柱子，柱子顶端雕刻着公牛头，该形象在宫殿其他地方也可看到。最重要的是大阶梯两旁墙壁上的浮雕，它们描绘了其他国家贡使向波斯王朝贡的画面。我们可以根据贡使的着装与贡品推测他们来自哪个国家。

图16 公牛守卫立在大阶梯顶端

图17 大流士浮雕处于波斯波利斯宫殿大阶梯顶端

这点可以从城中及城周围发现的碑文上得到证实。阿里亚拉姆尼斯的金板上记载了对波斯的赞美。大流士时期，帝国的统治被赋予正当性。波斯波利斯发现的铭文记载：

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万王之王，列国之王，叙司塔司佩斯之子，阿契美尼德人。

大流士王制曰：赖阿胡拉·马兹达之恩宠，彼等臣于我，彼等纳贡赋于我：埃兰、米底、巴比伦、阿拉伯、亚述、埃及、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萨狄斯、陆上及海上的爱奥尼亚、萨加提亚、帕提亚、德朗吉亚纳、巴克特里亚、索格狄亚纳、花剌子模、萨塔吉狄亚、阿拉霍西亚、印度、犍陀罗、斯基泰、马卡。3

浮雕上描绘的埃兰人带来了咆哮的母狮，巴克特里亚人带来了双峰骆驼，埃及人带来了公牛，埃塞俄比亚人带来了象牙，印度人带来了斧头与驴，亚美尼亚人带来了马和花瓶，亚述人带来了公牛和矛。毫无疑问，这些贡品中有很多是象征性的，而真正的贡品是黄金和其他贵金属。

在浮雕上也出现了米底人的形象，虽然他们是波斯的臣民，但一直享有特权，正是他们帮助波斯人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波斯人与米底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罗马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为帝国带来文明、指引前进道路的导师。在大阶梯的浮雕上，米底人不但享有领导游行队伍的荣耀，而且还扮演了领导仪式活动的官员角色。大阶梯中间是法拉瓦哈（Faravahar）—有翼太阳圆盘与阿胡拉·马兹达结合的象征。

图18 波斯波利斯宫殿的大阶梯

图19 波斯波利斯遗址发现的一件碎石块，上面雕刻着一个身穿米底服饰，手持有盖容器的人，公元前500—前450年

福比斯（W.H.Forbis）认为波斯波利斯大阶梯上的浮雕“可能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历史纪录片”和“用手工雕刻表现对帝王臣服的幻灯片”。4在这里，通往城内的入口处，刻有法拉瓦哈形象的石头，象征帝国的威严，为帝国的运行提供神圣的正当性。

大阶梯之上有两道门柱，装饰带翅膀的公牛形象，公牛有胡须，头戴冠冕。门上是另一组浅浮雕—阿胡拉·马兹达。阿帕达纳观众厅高于平台上其他部分，长着翅膀的阿胡拉·马兹达保卫着国王的宝座，大流士及其后的波斯国王就是在这个厅里接见携带贡品的臣民。

大流士在波斯波利斯开始的建筑工程，后来由他的儿子薛西斯及孙子阿尔塔薛西斯继续进行。首都地处帕尔斯中心，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这里成为波斯人的圣地。然而，居鲁士陵墓位于帕萨尔加德，因此帕萨尔加德在波斯人心中仍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两座城市距离很近，既是帝国的象征，也是帝国存在的意义。国王的加冕仪式在帕萨尔加德举行，而不是波斯波利斯。然而波斯其他国王的陵墓都在波斯波利斯附近，包括阿尔塔薛西斯二世、阿尔塔薛西斯三世，他们的陵墓位于波斯波利斯旁边的山上。纳克什—鲁斯塔姆位于波斯波利斯以北10公里，大流士及之后的国王陵墓都是在此地崖壁上开凿而建。

在大流士的陵墓上，还刻着另一篇关于波斯统治正当性的铭文：阿胡拉·马兹达，当他看到天下大乱，便赐命于我，让我成王。我即是王……阿胡拉·马兹达帮助我，直到我完成使命。5这段话是有关帝国统治正当性的第一次明确宣示（详见第6章）。就这样，国王在帕尔斯中心这块相对较小的区域中加冕、下葬，并将功绩镌刻在石头上。

吉姆·希克斯（Jim Hicks）认为波斯波利斯是“一座巨大的仍富有生命力的遗址—它见证了波斯人从野蛮的游牧民族转变为世界霸主，同时它也彰显了波斯人无上的荣耀”。6毫无疑问，波斯波利斯是有史以来最具雄心壮志的建筑工程之一。

图20 波斯波利斯宫殿大厅入口处柱顶上的鹰头

图21 大流士一世宫殿大阶梯上的波斯人与米底人

波斯首都一直都保持着自身的重要性，直到公元642年，波斯帝国在尼哈万德（Nehawand）战役[4]中被伊斯兰势力击败。阿拉伯人扫荡了旧都废墟，破坏了许多人形雕刻。他们认为这些雕像都是非伊斯兰的，就像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一样。波斯波利斯很快被尘封在当地半沙漠的环境中，新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诗歌《城市、王位与权力》（Cities and Thrones and Powers）探讨了权力短暂性的本质。曾经看似绝对和永恒的权力，终将衰落与消失。吉卜林的诗歌还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最能体现权力的便是这样一座城市，但当新的力量崛起时，它会用同样的方法展现自身的权力。

尽管波斯波利斯是一个传奇的都城，但它存在的证据却被掩埋在沙漠中长达几个世纪。直到18世纪，波斯波利斯才重新被旅行者发现，随后考古学家对此进行发掘。20世纪后，穆罕默德·礼萨·沙·巴列维（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将波斯波利斯视为巴列维王朝伟大的文化遗产并在此举行庆典，这才使波斯波利斯重新焕发出帝国的生机。

图22 位于纳克什—鲁斯塔姆的大流士一世陵墓，地处波斯波利斯以北10公里处，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的陵墓

[1]具体分支见第2章图5。

[2]《列王纪》由波斯诗人菲尔多西所作，又称“王书”。公元6世纪阿拉伯人入侵波斯后，波斯兴起了“舒比亚运动”，即民族主义；菲尔多西搜集民间故事，于11世纪初完成这部作品，对波斯语发展有重大影响。《列王纪》长达6万双行，叙述内容的时间跨度在4000年以上，从开天辟地到公元651年波斯帝国灭亡。简要叙述了波斯历史上50个帝王公侯的生平事迹，并汇集了数千年来流传在民间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

[3]英国诗人、评论家，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之子。主张诗要反映时代的要求，需有追求道德和智力“解放”的精神。其诗歌和评论对时弊很敏感，并能做出理性的评判。代表作有《评论一集》《评论二集》《文化与无政府主义》，诗歌《索拉布与鲁斯塔姆》《吉卜赛学者》《色希斯》和《多佛滩》等。

[4]公元642年，阿拉伯穆斯林军与波斯萨珊王朝军队之间的一次重要决战，发生在今伊朗哈马丹城以南的尼哈万德。尼哈万德战役对阿拉伯军队战胜萨珊王朝，进而占领波斯全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此伊斯兰教随之在波斯传播。

第6章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宗教与帝国

如果不了解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宗教在波斯帝国崛起中起到的作用，那么就无法正确地评价波斯人取得的成就。波斯人从中亚迁至中东，与当地民族接触、融合，但始终保留着强烈的种族与文化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构成了自我认知的基础。因此，波斯人团结在一起，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当地土著人群不同，于是决心摆脱米底人的统治，打碎统治者的枷锁，取得独立。尽管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但波斯人与土著民族都拥有印欧血统，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具有广泛的相似性，并且早期都是以相同的方式由北向南迁徙。

然而，除了认同感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是波斯人独有的。这就是他们的宗教。宗教将波斯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最终成为王权的基础。琐罗亚斯德教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官方宗教，深植于政治文化中。该宗教的核心特征是一神论，区别于中东当地的许多多神论宗教。

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说法，该教的创始人是圣人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希腊人称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人们普遍认为查拉图斯特拉来自波斯东部，但也可能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从阿富汗边境来到波斯。1不过能确定的是，他曾是某个已经存在的多神宗教的神职人员，然而，在他人生的某个阶段，他的想法发生变化转而开始宣扬一神论。该宗教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阿维斯塔》（Avesta）记录了该教的训诫，迦特篇（the Gathas）中记载了查拉图斯特拉时代的歌曲。《阿维斯塔》最初是口耳相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但该宗教的基本信仰理念在阿契美尼德时期一直维持不变。

琐罗亚斯德教的神是阿胡拉·马兹达—“智慧之人，至高的存在及宇宙的创造者”。在这个宇宙中，有两种对立的力量—斯潘塔·曼尤与安格拉·曼尤，前者是基于真理的善灵，后者是基于谬误的恶灵。2阿沙（Asha）是善良和真理，德鲁杰（Druj）是邪恶与谎言。因此，人类有责任在二元论中做出选择。在二元论基础上，琐罗亚斯德教也融入了自由意志，这标志着该教与之前多神论宗教相区别。虽然查拉图斯特拉极其反对在新宗教中留下多神论宗教的残余，但一些多神教的元素事实上被纳入琐罗亚斯德教中。查拉图斯特拉告诉人们，有六种阿密沙·斯潘塔（Amesha Spenta），或称为仁慈的不朽：善念、真理、渴望的力量、伟大的奉献、完整性与永生。阿胡拉·马兹达被认为是这些精神之父。这些东西并非不同的神，而是理想或原则，它们存在于该宗教中，是该宗教完整的表述。

在琐罗亚斯德教中，真理往往与物态的纯洁性相关，火是纯洁的象征，通常由阿塔尔（Atar）或阿都尔（Adur）代表，火焰被永久地供奉在火神庙中。净化是火焰仪式中的一部分。该宗教的祭司是马吉（Magi），据说他们最初是米底人的祭司，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马吉就是波斯人从米底人那里继承的诸多传统之一。还有学者认为，马吉可能与印度婆罗门种姓有着相同的起源。马吉除了负责掌管火神庙与相关仪式，还负责处理死者的遗体。他们将死者的遗体放置于静寂塔上（Tower of Silence），秃鹰吃掉遗体的腐肉，直到灵魂离开，这就是“天葬”。

琐罗亚斯德教还提出了未来世界的构想，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完美的人将会存在。那时会有最后一场战斗，类似于末日决战。德鲁杰将会被击败，安格拉·曼尤（恶灵）将会被歼灭。行善之人将会复活，追随斯潘塔·曼尤之人将得到永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神宗教元素被视为亚萨塔（Yasata），也就是值得崇拜的。太阳、月亮、风、雨等元素都化身为神，但都从属于唯一的神，这个系统与印度教信仰传统非常相似。例如，太阳神密特拉（Mitra）具有早期雅利安神因陀罗（Indra）[1]的特征，密特拉通常与法律的维护及公牛献祭联系在一起。3位于波斯北部的厄尔布尔士山是这些神的圣山—就像喜马拉雅山与印度众神的关系一样—这与波斯早期的北方起源及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用伊朗考古学家罗曼·吉尔什曼（Roman Ghirshman）的话说，这些早期多神信仰传统的延续使琐罗亚斯德教成为“不完美的一神论”。4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早期阶段，琐罗亚斯德教就是王朝宗教，实际上也就是国家的官方宗教。帕尔斯地区出土的楔形文字石板上，存在很多有关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证据。考古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一件带铭文的金板，从中可以判断阿契美尼德国王阿里亚拉姆尼斯统治的年代，他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就已经统治了安善。铭文翻译如下：

阿里亚拉姆尼斯，伟大的国王，万王之王，波斯之王，泰斯佩斯之子，阿契美尼斯之孙。

国王阿里亚拉姆尼斯说：“我掌控的这片有良马、良民的波斯土地，是伟大的神阿胡拉·马兹达赐予我的。在阿胡拉·马兹达的庇佑下，我成了国王。”

阿里亚拉姆尼斯国王说：“愿阿胡拉·马兹达祐助我。”5

另一块金板可以追溯到阿里亚拉姆尼斯之子，阿尔萨美斯统治时期。这块金板上记载了类似的内容，“他（阿胡拉·马兹达）将波斯赐予我”。接着阿尔萨美斯继续恳求：“愿阿胡拉·马兹达保佑我及我的王室，愿他保佑我掌管的这个国家。”虽然这些金板的年代在波斯帝国建立之前，但从中可以看出，从那时起宗教就与帝国紧密相连。用现代的术语讲，这就是帝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教合一。在整个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政治与宗教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古代波斯人来说，琐罗亚斯德教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尤其为他们在中东地区建立帝国提供了正当理由。帝国的核心是沙汗沙，万王之王，他确信他的帝国得到了阿胡拉·马兹达的信任。帝国是阿沙（真理与善良）的世俗代表，与德鲁杰（邪恶与谎言）不断战斗。那些与阿契美尼德帝国为敌的人，以及反对他们统治的人，都被称为“骗子”。因此，阿契美尼德人认为追求阿沙会得到秩序，追随德鲁杰则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与痛苦。

在火神庙与皇家宫殿中，阿胡拉·马兹达被刻画为法拉瓦哈，即神与有翼太阳圆盘的结合。沙汗沙崇拜的阿胡拉·马兹达会被描绘成法拉瓦哈的形象，在神庙中，沙汗沙会从神那里寻求指导与支持。正是借助这种与神之间的互动，国王拥有了特殊的品质，因此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苏萨发现的一处铭文中提道：“（阿胡拉·马兹达）立大流士为王，诸王之王，诸司令官之王。”这清楚地表明，是阿胡拉·马兹达赋予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者们留下了许多楔形文字石刻，尤以大流士为多。这些石刻铭文记录了很多关于国王的活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琐罗亚斯德教的重要性。得到阿胡拉·马兹达的支持是做一切事情的基础，大流士入侵巴比伦后就承认了这点：

图23 有翼的阿胡拉·马兹达形象，波斯波利斯宫殿大厅中的浮雕，公元前500年

在阿胡拉·马兹达的帮助下，我们渡过底格里斯河，击败了尼丁图·贝尔（Nidintu-Bel）的军队，之后尼丁图·贝尔带着几个骑兵逃到巴比伦。我随即赶往巴比伦，在阿胡拉·马兹达的帮助下，我占领了巴比伦，俘虏并杀死了尼丁图·贝尔。6

“在阿胡拉·马兹达的恩泽下”“在阿胡拉·马兹达的帮助下”是大流士战斗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话语，这种来自神的统治正当性（支持）与祐助，为波斯帝国带来了长治久安。阿胡拉·马兹达的命令是：“不许离开正确的道路。”当然，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追求，背离此道者，即为“错误的道路”，或者说是邪恶之路。大流士断言：“我是正道之友，而非邪道之友……只要是对的，就是我的愿望。”因此，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成就建立在坚定的信念之上，他们的神指引着他们前进的方向，确保他们取得成功。为了使这种令人满意的状态持续下去，大流士总是保证说：“我已向阿胡拉·马兹达祷告。”

因此，阿契美尼德国王的所作所为总被看作是受斯潘塔·曼尤的指引，因为他们与安格拉·曼尤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这也被波斯人用来解释自己的崛起之路：一个曾经生活在亚洲大草原上弱小而贫穷的民族，最终成为中东古代文明的统治者。他们坚信自己所做的事都具有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来自宇宙之神阿胡拉·马兹达的授权，阿胡拉·马兹达指引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这一章的标题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取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于1883—1885年完成的著作的标题。在这本书中，尼采表现出对道德，尤其是当时基督教道德的批判。尼采被查拉图斯特拉所谓的“道德二元论”所困扰，他的目标是超越善与恶，到达他所认为的最高境界。7琐罗亚斯德教是第一个善恶二元论（并且站在善的一方）的中东宗教。对尼采来说，正是这个宗教引入了他完全反对的东西。然而，阿契美尼德人却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该宗教提供了帝国统治的正当性，也是统治的理想方式。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话”被20世纪法西斯国家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读，例如德意志第三帝国[2]，他们用尼采的思想为自己的野蛮行为辩护。不幸的是，波斯帝国并不被后来的帝国视为典范。

图24 被阿胡拉·马兹达俯视的大流士一世，贝希斯敦山上的浮雕，旁有楔形文字，伊朗

[1]帝释天，全名为释提桓因陀罗，简称因陀罗，意译为“能天帝”。本为印度教神明，司职雷电与战斗，后被佛教吸收为护法神。

[2]“第三帝国”一词继承了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公元962—1806年）与近代的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1871—1918年）。德国人将神圣罗马帝国定义为“德意志第一帝国”并和后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与德意志第三帝国（1933年成立的纳粹德国）加以连论。

第7章 失乐园

来自中亚的印欧人曾经是草原上的游牧民，当他们从草原迁徙到大陆中心时，也带来了牲畜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当游牧民遇到河谷地带的城市定居文明时，很快被这种新鲜而又陌生的世界所吸引，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但是，由于这些亚洲部落迁徙到的地方自然地理条件非常多样，他们遇到了不同的土地类型，不同的生态环境，所以这些人面对相应的新环境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公元前两千纪末期，向南移动到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大河平原地带，他们接触到在该地区已经存在了很久的文明。1来自印度河、恒河及其他支流的水资源、土壤和沉淀的养分，使这里拥有发达的农业、产出丰富的食物以及农作物。农业多元化为大城市和北印度文明的产生奠定基础。由于雅利安人原是游牧人群，所以他们无法很好地适应农业经济，他们带来的牛成为他们曾经生活在干旱草原上的高贵的象征。雅利安人过去在中亚地区游牧时，有很多关于牛的传说故事，因此随着时间的消逝，对牛的崇拜成为多神印度教的核心特征。

那些迁徙到中东的印欧人与迁徙到印度的印欧人很多经历都很相似。他们迁入的地方也有两条大河，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他们在那里接触到了已经存在很久的城市文明，该文明主要体现在伟大的城市—巴比伦—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之一，该城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两河流域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核心区域，也是该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当波斯人在公元前一千纪初期开始向南迁徙的时候，两河流域就已经存在大量人口，其中还包括很多其他地区的移民。正如我们了解的那样，此时强大的亚述帝国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大部分土地，而米底人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还有其他民族，比如安纳托利亚的吕底亚人和扎格罗斯山以南的埃兰人，他们也建立了强大的国家。

面对如此激烈的土地争夺，波斯人最初并没有进入更富饶的西部地区，而是向南穿过位于厄尔布尔士山与扎格罗斯山之间干燥的高原。这片高原东部是干旱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带，降水很少，夏季温度很高。在扎格罗斯山北部山脚下，波斯人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些可供放牧的草场，并在靠近西部有更多人类生活的区域找到了落脚点。公元前7世纪，波斯人建立了两个彼此相邻却又独立的国家，分别是西边的安善和东边的帕尔斯。这两个国家的统治家族都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缔造者—阿契美尼斯的后裔，但两者之间互相敌对。

由于波斯人所迁入的地方非常干旱，几乎不产粮食，所以此地对于这些游牧民的吸引力甚至不如当初他们离开的中亚草原。在中亚草原及其南部半沙漠地带，通常都有足够的牧草供给他们的牲畜，而他们迁入的新环境却并非如此。扎格罗斯山地区降水相对较多，而且春季还有冰山融雪，拥有充足的水源。这样的地理条件使波斯人不得不利用灌溉技术，将山区的水源引到干旱的地方。当然，灌溉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河谷地区的城市文明中，灌溉早已成为农业生产的核心内容。美索不达米亚的富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对灌溉技术的了解。但是，在沙漠和半沙漠的高原地区进行灌溉是一个全新的技术，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在酷热的夏季进行远距离调水。如果简单地利用水道引水，那么大量的水还未到达下游草场，就已蒸发或被地表吸收。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来自山区的水源很快就会枯竭，扎格罗斯山东部的水源只有很少一部分能流入大海。

随着“卡纳特”（qanats）技术的发明，供水难题迎刃而解。有很多证据表明，这项技术是波斯人发明的，发明时间约为公元前10—前8世纪。2卡纳特是一个地下河道系统，将山区的水引流到地势较低的地方。水道上方通常盖着厚厚的石板，防止水分蒸发。有时卡纳特修建在距离地表很深的地方；在地势较高处，则修建在地表之下很浅的地方。这种地下灌溉系统被证明是引水的绝佳方法，引水的过程中只有一小部分水源流失，这就意味着该方法可以运用到土地贫瘠的地区。当然，当时的游牧民并不熟知农业生产，所以这些水资源很可能是为了喂养牲畜、改善草场状况。但是，他们很快就从其他民族那里学会了如何种植农作物，尤其是他们的邻居—米底人。正如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的，米底人在很多方面都是波斯人的导师。

波斯人十分清楚这项灌溉技术可以为他们饲养牲畜提供巨大的帮助，此外他们也开始尝试种植各种各样的植物。通过各样的试验，他们开始生产可被用来当作食物的农作物，而且在掌握该项技术后便着手改善和美化自己的生存环境。于是，波斯人开始在居住环境中种上花花草草，还有各种水果和蔬菜。波斯人很快就发现，在高原炎热的夏季中，用卡纳特灌溉系统引来的水可以帮助他们种植各种植物。

不过，高温虽然能够帮助农作物生长，但对于耕作的劳动者来讲却极为辛苦。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他们种植了很多树木来提供树荫使劳动者能够感到凉爽，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聚落周围种树。按照罗纳德·金的说法，这或许就是波斯花园的起源。3树木带来了树荫和防护，使人们感觉凉爽，这与生活在沙漠—半沙漠时期相比舒服得多。

为了能够高效地利用珍贵的水源，波斯人最初是在相对较小的区域试验这种方法，由此发展出了“花园”而非农场。这种生活与早期波斯人习惯的大草原游牧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刺激了他们对新技术的追求。精心照料的农作区域必须要用围墙围起来，以防受到外界干扰及干燥环境的破坏。有证据表明，利用卡纳特引来的水被波斯人储存在蓄水池中以供全年使用。开闸放水时，水流会沿着设计好的河道将封闭区域切割成不同的形状。这项技术既能灌溉封闭区域，又能够使封闭区域形成各种形状从而让整个花园富有审美情趣。利用这种方式，波斯花园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波斯人的这一发明使沙漠—半沙漠地区变成了“乐园”，并且成为波斯人生活的中心。在古波斯文中，“pairidaeza”意为“封闭的公园”或“乐土”，这与波斯人最初迁移到的扎格罗斯山北部差异巨大。这个概念很可能始于移民刚到这里的时候，“乐园”一词也应该就是此时出现的。4罗纳德·金认为，这个词指代的是“位于中间”的温暖之处，有阳光与树荫，还有令人愉快的流水。这种人工营造出的宜人环境和大部分中东地区典型的极端气候大相径庭。这个封闭而珍贵的空间在之后的古代中东变得十分重要：

快乐更多的是与封闭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开阔……因为沙漠、丘陵、风、阳光对人类来讲太残酷。当人们想到愉悦的地方，第一反应会是绿洲或花园，在那里人们可以享受树下阴凉、丰沛的水与各样水果。5

图25 卡纳特灌溉系统输送水示意

有证据表明波斯文中“pairidaeza”的相关知识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存在了。色诺芬在《经济论》（Oeconomics）中记载了希腊人是如何赞叹居鲁士在弗里吉亚旧都萨狄斯的花园（pairidaeza）。居鲁士对拥有这些花园十分自豪，而且他会花很多时间待在花园中，甚至亲自设计花园、栽种花草。6

中东地区的花园中，最著名的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很多史料中都记载了它的起源，流传最广的是，这座花园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为其来自米底的妻子修建的，她来到巴比伦后十分怀念故乡的风景与流水。此外，空中花园的灵感很可能源于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公园或花园。有意思的是，狄奥多罗斯·塞库鲁斯（Diodorus Siculus）[1]在公元前1世纪的作品中记载了不一样的故事。他坚持认为空中花园实际上是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之后才由他设计建造的。狄奥多罗斯记载：

巴比伦空中花园并不是由巴比伦的建造者塞米拉姆斯（Semiramus）所建，而是由后来的国王居鲁士所建，因为有一名波斯大臣……用一座人工花园取悦国王，该花园模仿了波斯的景观。这个花园长100尺，宽100尺，分为多层，看起来像一个剧场……最高处走廊设有水道，水泵将河里的水沿水道输送到花园顶部。7

当德国考古学家罗伯特·科德威（Robert Koldewey）在20世纪初发掘巴比伦遗址时，他发现的考古证据与狄奥多罗斯的记载惊人的一致。

正如我们看到的，当时的希腊人已经十分了解波斯花园了，他们将其视为令人尊敬对手的另一项伟大成就。色诺芬记载了苏格拉底（Socrates）所说的一段话，按照这位哲学家的说法，波斯国王与花园、园艺密不可分：

不论他住在哪一个行省，不论他旅行到何处，他所关心的东西一定是花园，花园中的土壤会生长出各种各样的好东西。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花园之中。8

历史与考古的证据表明，虽然现在居鲁士之墓孤零零地伫立在帕萨尔加德荒凉干燥的旷野中，但此地在阿契美尼德时期并不是这样。当亚历山大大帝击败波斯来到这里时，陵墓之上还有一座庞大的墓上建筑，四周环绕着漂亮的花园和各种树木。考古发掘表明，整个地区都布满了卡纳特灌溉系统，能将扎格罗斯山脉北坡的水输送到这里。

如果波斯人想要让他们从中亚迁徙到伊朗高原的艰辛旅途显得有价值，那就有必要做点什么让这里的环境变得更好。无论是光秃秃的岩山，还是沙漠或半沙漠，这些地方都不太适合作为人类的居住地，但是如果能够把其他地方的水引来，人们便可以改善这样的环境。波斯人在这里种植树木，建立围墙，精心照料这片干燥炎热的高原，并将其改造成花园。当这些花园出现在周围的村庄和小镇时，也出现在皇家宫殿中，他们创造出了由建筑和花园组成的人文景观。这样的景观与外部光秃秃的地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花园中的景色更能引起来访者的赞叹。这种花园当时一定围绕在波斯波利斯周围，为它增色不少，不但令人难忘，还能体现出波斯波利斯作为阿契美尼德首都的威严。

对波斯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失乐园”的概念，因为他们原先的生活环境更加艰苦。他们“得到”的乐园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创造的，最终成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奇迹。

“波斯花园”后来转化成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宗教概念，波斯的穆斯林作家则将这个概念融入琐罗亚斯德教中。在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常常出现作为宗教概念的“乐园”。他描述了先知琐罗亚斯德如何创造乐园：

他从长着漂亮叶子的树后面穿过，人们在树的枝杈下乘凉，任何人只要吃一口树叶，就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变得学识渊博，但如果有人吃了树枝，则会在智慧与信仰上变得完美。9

波斯语“pairdaeza”的希腊语翻译是“paradeisoi”，这个词先被引入希腊，之后被引入欧洲。亚历山大城中《旧约》的翻译者将这个词与伊甸园等同，后来的早期基督教作家将这个词用作“天堂”（Heaven）的同义词。波斯花园的水在蓄水池中储存后，通常会被分为四部分，相应地，花园也被分为四个不同区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四分的形式被复制到对伊甸园的描述上。按照《圣经》所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浇灌整个园子，并被分为四部分”。（《创世记》2:10）巴比伦之囚中的犹太人很可能目睹了这样的设计，所以《圣经》中的描述才会与波斯花园有如此高的相似度。

乐园的概念一直延续到中世纪，但内涵却转变为只对道德高尚者开放的人间乐园。当时的基督教作家把居鲁士看作因征服欲过度膨胀而自取灭亡的典型形象，但却将波斯花园视为乐园的象征，并作为基督教故事的核心部分。

这种观点可以通过分析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中世纪欧洲部分得到证实。地图是当时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描绘，在所有中世纪地图中，最重要的就是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它创作于13世纪，在这幅地图中，乐园是一座位于东方的小岛，出现在地图的最上方。有四条河流分布在这个岛上，岛中央生长着一棵树。这棵树就是生命之树，也就是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发生的地方（当然他们最终因为触犯禁令而被驱逐出乐园）。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上的乐园被围墙环绕。基督教的乐园与波斯人的花园非常相似，我们从中可以明显看出“pairidaeza”这一概念的影响。地图中乐园下方的是巴比伦，这里是巴别塔的所在地。毫无疑问，这里被描绘成邪恶的中心。

很多例子都表明，源自波斯的花园概念被中世纪的基督教改编了。居鲁士，这位酷爱花园的帝王被基督徒视为“贪得无厌”的代表，但是他创造的花园却被基督徒看作理想的人间。

图26 19世纪复制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东部有乐园与河流，巴比伦在乐园下方，耶路撒冷位于世界中心

基督徒对于人类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与行事方法，与阿契美尼德人的理想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波斯人抱着坚定的信念，认为建立自己的帝国是在完成阿胡拉·马兹达指派的任务，而且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斯潘塔·曼尤（善灵）与阿沙（善良）之上。

花园（pairidaeza）毫无疑问是阿契美尼德人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而且他们所创造出的美丽环境和向善的理想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理想随后成为阿契美尼德传奇中生命力最持久的部分。花园的概念随后与其他宗教与理想结合在一起，向我们展示了古老帝国的独特价值观最终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卡纳特灌溉系统发挥了两方面功能：将荒芜之地变得美丽，让这里的人们在宜居的环境中生活；更重要的是，卡纳特灌溉系统使波斯人能够生产农业资源，这些资源使他们得以创造并维系庞大的帝国。地理学家莱特福特教授（D.R.Lightfoot）曾说道：“卡纳特灌溉系统的历史，就是后继多个帝国能够延续发展的催化剂。”10阿契美尼德帝国之后的帕提亚帝国与萨珊帝国继续在波斯和他们征服的土地上推广卡纳特灌溉系统，这些地方的环境原本十分恶劣。该灌溉系统很好地解释了波斯诸帝国能够一直延续，以及波斯人拥有强烈认同感的原因。

[1]出生于西西里，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史《历史丛书》（Bibliotheca historica）四十卷。

第8章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及希腊化

古希腊人的世界被众多非希腊民族包围，这些民族经年累月受到希腊文明的强烈影响。马其顿人是这些民族中重要的一支，他们生活在希腊世界北部边缘地带。他们从南边的希腊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从伟大的古典文明中汲取了营养。公元4世纪，马其顿贵族，尤其是王室的子嗣，都被送往雅典或其他希腊城市完成学业。无论在马其顿还是希腊，雅典哲学家都会受聘成为导师。

年轻的国王亚历山大，在其父腓力二世（Philip Ⅱ）于公元前336年被暗杀后登基。他本人在各方面都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他认为马其顿是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他的职责就是维护希腊化世界的安全。对这位年轻的马其顿国王来说，想要完成这个目标，就一定要做到两件事：一是将希腊城邦统一起来，使其成为单一而强大的国家；二是要永久性地解除来自波斯人的威胁。虽然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岁月早已结束，但至少在当时，这个强大的东方帝国于希腊而言，仍然是位于爱琴海另一边危险的邻居。虽然波斯在之前一个世纪就开始战略收缩，但是波斯帝国仍然主导古代世界大部分地区。然而阿契美尼德王朝已经变得羸弱，因此要对抗他们并非难事。

亚历山大初登王位就对波斯人发起进攻。他攻打波斯的初心在于削弱波斯帝国，改变过去两百年来波斯主导古代世界的局面。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军越过赫勒斯滂，在安纳托利亚北部格拉尼库斯（Granicus）附近，遭遇由万王之王大流士三世率领的波斯大军。马其顿人的重骑兵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波斯轻骑兵。波斯人在这场战斗中损失惨重，折损了不少将领。这场失败动摇了波斯的根基，波斯人的孱弱完全暴露了（尽管波斯人并不愿意承认）。从军事意义上来讲，这场胜利为马其顿人进入安纳托利亚拉开了序幕。

公元前333年，马其顿大军在伊苏斯（Issus）再次遭遇大流士军队，这里与安纳托利亚南部亚历山大湾（Gulf of Alexanderetta）离得很近。按照希腊目击者的说法，3.5万名马其顿士兵遭遇“一大群亚洲人”。希腊历史学家常常夸大敌军人数—尤其是希罗多德—将希腊人的数量与之前进行比较，认为亚历山大军队人数肯定比参加格拉尼库斯战役的人数少得多，因为大部分军队都留守在已经占领的地区。但是，亚历山大再一次获得胜利，波斯人损失惨重，无奈再次撤退。

这场战役后，亚历山大挥军南下，到达地中海沿岸并进入埃及。虽然此时的埃及已经不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但亚历山大的入侵无疑加强了希腊在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在埃及北部尼罗河三角洲沿海区，亚历山大建立了第一座亚历山大城，这是亚历山大众多伟大成就之一。自此，他开始将建造的新城市当作矗立在野蛮亚洲世界中希腊文明的灯塔。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向东进军，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在那里，他和波斯人开始了第三次正面对决。这次战斗发生在古亚述人首都尼尼微附近的高加米拉（Gaugamela）平原。毫无疑问，波斯军队在人数上占据巨大优势，但马其顿人更具纪律性及组织性。波斯军队中有大量被征服民族的士兵，这些士兵很难驾驭。1亚历山大再次赢得胜利，这场战役也直接导致波斯帝国解体。由马其顿人改进的希腊方阵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确保了马其顿军队在面对波斯军队时能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2大流士向东败逃，但此时他身边已几乎无人跟随。这位末代阿契美尼德统治者最终被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Bessus）杀害。当居鲁士在帕萨尔加德取得对米底人的伟大胜利、带领阿契美尼德人登上历史舞台两百年后，波斯帝国最终消逝在东方的群山中。

还有一种说法是，米底人的帝国并未真正灭亡，而是以另一种状态继续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其顿人的征服也可以从这个视角来看。大流士死后，亚历山大向世界宣布自己是万王之王。很明显，亚历山大认为这个已经主导中东很久的帝国应该延续下去，只不过主导者换成了来自欧洲边缘的马其顿人。亚历山大随后向波斯波利斯进发，占领这座城市后，举行了盛大的胜利庆典，之后便下令摧毁这座城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亚历山大要大肆破坏波斯波利斯，有人认为他是撒酒疯，还有人认为是对大流士与薛西斯入侵希腊的报复。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个事件标志着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灭亡。亚历山大要将这个帝国希腊化，并使其再次兴盛。马其顿人以及借助马其顿人之力的希腊人，如今成为古代世界的主导力量。然而，亚历山大征服的野心并未得到满足，他想去世界的尽头看看，去探索那里有什么东西能够威胁到自己的国家。他的举动与居鲁士非常相似，而且就连结果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在很多地方修建了堡垒，并率军进入中亚。他占领了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大部分地区，并且深入到连之前阿契美尼德人都会感到冒进的中亚，这里正是居鲁士大帝命丧黄泉之处。亚历山大继续向南前进，从开博尔山口（Khyber Pass）穿越巴克特里亚群山进入印度。他将印度河地区大部分区域都纳入自己统治范围。此后他开始向西进军，在波斯湾地区取道水路回到美索不达米亚，抵达巴比伦，并打算在这里建立自己帝国的首都。

亚历山大计划中的帝国借鉴了波斯人的帝国。尽管他们是波斯人的死敌，但希腊人对他们的敌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并将这种尊重一直延续到击败波斯人之后。希罗多德曾经总结过一名波斯少年接受教育的内容：“他们从五岁到二十岁之间要学三件事：骑马、射箭及讲真话。”汤因比认为亚历山大对波斯人的美德极其尊重，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中。3他娶了索格底亚纳首领奥克夏提斯（Oxyartes）的女儿罗珊妮（Roxane），并鼓励自己的手下与当地人通婚。4他力排众议，招纳波斯人进入马其顿军队。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并不像是一个新帝国的开创者，反而更像是最后一个阿契美尼德人。他的目标是将波斯与希腊的混合体纳入一种全新的、统一的世界秩序中。他的目标并不是毁灭波斯帝国，而是希望将它改变成一个希腊化帝国。两位“大帝”—居鲁士与亚历山大—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但是居鲁士创造了第一个世界帝国，而亚力山大的目标却并未实现。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3年去世，享年33岁5，他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希腊化帝国的计划仅停留在初步阶段。

亚历山大在东方历史文献中被称为伊斯坎德尔（Iskander），而且形象非常模糊。西方文献中通常将他塑造成将希腊文明带到东方的英雄。实际上，在东方很多文献的记载中，他成为神话或传说中的浪漫英雄，或是英雄般的国王、理想中的国王，类似于欧洲文化传统中亚瑟王的形象。

波斯文的资料则较为模棱两可。亚历山大被描绘成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个拥有英雄气概的领袖。但同时，他还是波斯城市的破坏者，尤其是对波斯波利斯和苏萨的破坏。菲尔多西在《列王纪》中描述了亚历山大如何摧毁伊朗列王的神秘王座“塔克迪斯”（Taqdis）。起初，菲尔多西试图将亚历山大描述为与大流士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兄弟，以此赋予其继承波斯王位的正当性，但后来他将亚历山大描述成恶魔，是毁灭波斯人的敌人。

琐罗亚斯德教的记载则不存在类似模棱两可的情况，而是直接点明亚历山大是无可争议的凶手，他杀死了很多祭司，浇灭了很多圣火，摧毁了很多神庙。在后来琐罗亚斯德教的记载中，亚历山大与安格拉·曼尤享有同样的头衔—Guzastag（受诅咒者）。

亚历山大去世后，马其顿人的统治虽然成功，但始终缺少一名领导者。马其顿帝国不同区域各有统治者，但他们缺少一个能够引领他们更进一步的皇帝。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像波斯帝国一样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据说亚历山大去世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们希望他能够选出一位继承人，而亚历山大的回答是：“最好的那个人。”6到底谁才是最好的呢？这成了一个谜。因为没有一名确定的接班人，亚历山大最亲近的人—他的将军们—开始争权夺位。这些人被称作“迪亚多齐”（Diadochi）—继承者。最终，唯一的方法是将帝国分裂。

塞琉古（Seleucus）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及古波斯的中心地区，他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北部不远处建立了都城塞琉西亚（Seleucia）[2]。因此，这个帝国与亚历山大设想中的帝国的地缘政治结构是一样的，亚历山大曾经想将巴比伦作为首都。他希望建立的帝国新秩序是基于波斯与希腊的融合，但塞琉古帝国并没有融合的迹象。在塞琉古统治区域内，推行希腊化的措施得到延续。塞琉古帝国是波斯希腊化时期的中心。亚历山大曾计划在波斯帝国各地建立希腊化城市，将这些城市作为传播希腊文明的中心。在他短暂的统治生涯内，他以巨大的热情开始了这项计划。城邦—“波利斯”（polis），是马其顿帝国在希腊本土的基本行政单位，也是亚历山大在帝国推行希腊化的模范。马其顿人期望建立一个城邦帝国（empire of city-states），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希望将整个爱琴海世界复制过来。亚历山大建立的第一个也是最有名的城邦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随后他又建立了更多类似的城。这些城北至中亚，东至印度，被看作亚历山大希腊化的基石以及帝国坚固的前哨站。

当亚历山大的遗产被继承者们分割时，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开始出现，这片区域涵盖了整个希腊化世界，从地中海延伸到印度河。希腊语成为通行的语言，希腊商人与官员成为最有权势的人。虽然希腊化世界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是希腊化整体进程一直在稳步推进。

将长期以来针锋相对的帝国和城邦重新联合，并建立新希腊世界秩序的理想一直被保存下来。这个理想只是在塞琉古帝国被部分实现。在可以替代旧体制的地缘政治世界结构中，有两个原则性因素是根本无法达成的。7这就是为什么塞琉古虽然如此接近希腊化理想，但始终无法令其长久延续的原因。最终，还是霸权主义获得胜利，此时城邦并不是它的伴随品，而是牺牲品。8在好几个世纪中，很多被遗忘的亚历山大城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旧波斯帝国的土地上。9

塞琉古帝国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公元前150年，另一支游牧民族向南迁徙，这群人是帕提亚人（Parthians），他们开始一点一点地取代塞琉古人。帕提亚人占据了古波斯帝国的大部分东部领土，并很快与主导地中海地区的罗马人遭遇，此时罗马人正谋求向东扩展。公元前53年，帕提亚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莱（Carrhae）彻底击败罗马人[3]，这场战役可以说是罗马东扩野心的终结。

公元2世纪，正值国力巅峰的罗马人再次向东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又一次和帕提亚人产生摩擦。此时帕提亚人已经衰落，根本无法与罗马人相匹敌。罗马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这片地区，将此地区划入庞大的帝国版图中。但好景不长，罗马人很快遭遇了更加强大且韧性十足的对手—来自东方的新波斯帝国，他们取代了帕提亚人的统治，正冉冉升起。

这个新帝国将阿契美尼德人当作效仿的对象，并渴望复制他们的成就。虽然阿契美尼德帝国在几百年前就已陨落，但他们在地中海及中东留下了丰富的政治及文化遗产。如今这些政治及文化遗产被新波斯帝国重新发掘，在变幻莫测的中东世界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1]马其顿方阵是一种早期步兵作战时的战术，希腊重步兵方阵的改良方阵。自公元前333年的伊苏斯之战和公元前332年的高加米拉会战以来，马其顿方阵的威名传遍了古代地中海区域，马其顿的敌人提起它就会感到战栗，因为亚历山大大帝使方阵变成了一个传奇。

[2]塞琉西亚是希腊化时期的一座大城市，坐落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畔，与泰西封对望。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其部将塞琉古建立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古帝国（中国史书称条支），建都安条克，塞琉西亚是其外港。

[3]卡莱战役是公元前53年罗马和安息帝国（帕提亚）在卡莱附近进行的一场重要战役，由罗马统帅克拉苏对阵安息帝国名将苏莱那（苏雷纳）。罗马军过于深入安息境内，且主要以重步兵为主，被等候在那里的安息弓骑兵击败。最终，安息以不足2万的兵力大破罗马4万大军，克拉苏被杀，罗马军团鹰旗被夺，这是罗马帝国最耻辱的战斗之一。

第9章 帝国复兴：萨珊王朝

帕提亚人的领土面积达到峰值时，其统治范围包括现代伊朗大部分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东部及阿富汗。帕提亚人竭尽全力地想要证明自己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联系，以此凸显自身统治的正当性，但是，除了相对较晚的中亚起源外，对外宣称的其余事情大多不能令人信服。如同之前的几个帝国一样，帕提亚人将美索不达米亚作为权力中心，定都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封（Ctesiphon）[1]，毗邻塞琉古王国首都塞琉西亚。帕提亚帝国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3世纪中叶，但从公元2世纪开始就出现了衰落的迹象，公元3世纪时帝国已处于动荡之中。

公元114年，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Trajan）命令军队攻占美索不达米亚。帕提亚人的首都落在了罗马人手中，他们不得不向东撤退。但是罗马人并没有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太久，很快就撤退到更容易防守的叙利亚。从此，帕提亚人愈加孱弱。

从五百年前阿契美尼德帝国灭亡开始，来自东欧与中亚的入侵者就一直统治着波斯。公元3世纪初，当罗马人与帕提亚人开战后，中东很快陷入混乱之中。在这段艰难的岁月中，出现了一股试图复兴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势力。反抗帕提亚人的行动由一名叫阿尔达希尔（Ardashir）的人主导，他来自旧阿契美尼德帝国核心地带与统治中心帕尔斯。阿尔达希尔（阿尔塔薛西斯）在公元208年控制了帕尔斯，并以此作为基地开始征服周边地区。公元224年，阿尔达希尔率军在霍尔木兹战役中击败帕提亚人，帕提亚的末代统治者也在这场战役中丧生。

公元226年，阿尔达希尔宣称自己是阿契美尼德人的后代，并自封为王（Shah）。这个事件标志着波斯萨珊王朝的诞生，“第二波斯帝国”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中统治波斯。阿尔达希尔将他的首都从帕尔斯迁往泰西封，这一举动使他的帝国开始向西发展。

萨珊人成功应付了一系列对手，其中包括东边的贵霜人（Kushans）及西边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s），此后，他们与主导西方世界的罗马人发生了冲突。这两股势力对中东主导权的争夺持续了几个世纪。对双方来说，这场冲突是他们外交政策与地缘政治的中心，他们将彼此看作自己的头号敌人。

阿尔达希尔决定将他的首都从故土帕尔斯迁往西边的泰西封，与此同时，罗马帝国将自己的统治中心移向东方。公元306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e）登基，他决定将首都从罗马移至位于博斯普鲁斯的希腊古城拜占庭，并将其命名为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地处爱琴海与黑海交界处，从战略上讲，君士坦丁堡更有利于罗马帝国在东方的发展。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君士坦丁堡成为欧洲最伟大的城市及东正教的中心。1罗马帝国将首都迁往东方，这表明该地区不仅重要、富裕，而且帝国最大的隐患也来自这个方向。按照梵甘·科尼什的说法，从此波斯与罗马两个帝国的首都成为“前锋”首都。2这意味着两个首都不仅是各自帝国的权力中心，同时也是防守的根据地，如果顺利的话，还是未来领土扩张的基础。

图27 大流士及其后代陵墓，纳克什—鲁斯塔姆

萨珊王朝统治初期，这个新王朝的国内组织方式与阿契美尼德人是相同的。总督（行省）制度再度实行，每个行省由一名总督管理，这些总督直接对万王之王负责。最重要的是，古老的法律系统，也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米底人与波斯人的法律”，开始在萨珊王朝重新施行。3阿契美尼德人信奉的琐罗亚斯德教得以复兴并被奉为国教。正如阿契美尼德王朝一样，琐罗亚斯德教为萨珊王朝的统治提供了正当性。

阿尔达希尔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与他的父亲一样，沙普尔一世也使用了“万王之王”的头衔，而且还加上了“伊朗与非伊朗”的部分，以此展现他的帝国雄心。在统治帝国的三十年中，沙普尔一世最热衷的是发动各种边境战争。在东方，萨珊波斯受到贵霜的威胁，西方则是来自罗马人的压力。为了对付两个方向的威胁，沙普尔一世采用了有点类似“施里芬计划”的策略。4

沙普尔一世向贵霜发起进攻，随后在贵霜人的核心区域—北印度地区击败他们。这使萨珊波斯的疆域进一步东扩，从阿姆河扩展到印度河，领土范围包括今天的阿富汗及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分区域。

图28 萨珊王朝的历史事件

沙普尔一世随后将矛头指向罗马，视罗马帝国为心头大患。于是派军向西进攻，他的军队到达地中海沿岸，控制了安条克（Antioch）。公元259年发生了一场令人记忆深刻的战斗。波斯人在艾德萨（Edessa）击败罗马人，俘获罗马皇帝瓦勒良（Publius Licinius Valerianus），并将其带回波斯。被俘虏的罗马人被派去修建桥梁与道路，这些工程为萨珊帝国随后向西发展打下基础。这场胜利被铭刻在纳克什—鲁斯塔姆的岩石上，画面中，罗马皇帝跪在胜利者沙普尔一世面前。

事实上，萨珊波斯与阿契美尼德人的另一个相似点，就是在纳克什—鲁斯塔姆制作浮雕，阿契美尼德人曾在石头上刻画浮雕与楔形文字。另外，帕萨尔加德、波斯波利斯、居鲁士及大流士的陵墓都位于此地。第一块萨珊王朝石刻描绘了阿尔达希尔登基的场景，还有一个石刻表现了国王攻击帕提亚贵族的画面。因此，帕尔斯被波斯人当作圣地5，他们的历史被铭记在岩石上。

图29 沙普尔一世战胜罗马皇帝瓦勒良，纳克什—鲁斯塔姆大流士一世陵墓周边石刻

图30 沙普尔一世与敌人，纳克什—鲁斯塔姆石刻

图31 纳克什—鲁斯塔姆的石刻，描绘的是阿尔达希尔的登基仪式

沙普尔一世继续推行阿尔达希尔对社会内部的统治策略，琐罗亚斯德教的地位由此得到了巩固。琐罗亚斯德教是官方宗教，但是从阿契美尼德人开始，这个宗教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催生出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变种—“祖尔万教”（Zurvanism），该教派在萨珊帝国时期非常兴盛。祖尔万教的目标是解释为什么阿胡拉·马兹达会带来恶的问题。该教派通过提出“祖尔万”（Zurvan）的概念，也就是“时间”—来解释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时间”是万物的起源，而其本身却是中立的。随后祖尔万衍生出两个后代—奥尔马兹德（Ohrmazd，善良）及阿里曼（Ahriman，邪恶）。与阿胡拉·马兹达不同的是，奥尔马兹德并非创造万物的神，而是依附并代表世间的善良。祖尔万教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萨珊王朝认为他们与奥尔马兹德存在特别的联系，类似曾经与阿胡拉·马兹达的关系。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琐罗亚斯德教一样，祭司被称为马吉，在火神庙中举行宗教仪式。这些祭司具有准官方的色彩，他们的行为和王朝本身联系密切。王朝正是通过他们得到了神的授权。有一些非常复杂的教义被带入祖尔万教，这些教义是历史与神话的结合，并提供关于宇宙的解释。教义内容包括：每个时代都有一种特性，在时代的终点，救世主驾临，为人类开启一段黄金时代。多神元素也被纳入该宗教中，比如太阳神密特拉（Mithra）与星神西里奥斯（Sirius）既属于节日庆典中祭祀的内容，也是被崇拜的对象。6

尽管祖尔万教被沙普尔一世的先辈奉为国教，但他却将目光投向别处。他对一个叫摩尼的先知很感兴趣，并在自己的统治期间，大力扶持摩尼教，使该教在萨珊波斯拥有了极强的影响力。7虽然这个新的“普世”宗教有很多内容来自琐罗亚斯德教，但同时也吸收了基督教与佛教的内容。很多人认为沙普尔一世推行新宗教的一部分原因是对祭司势力过强的担心，这些琐罗亚斯德教神职人员威胁到了沙普尔一世的权力。但是，沙普尔一世对新宗教的热情并没有感染到他的继任者。下一任国王巴赫拉姆一世统治时，摩尼教徒遭到打压，先知摩尼被逮捕后受尽折磨，最终死亡。

虽然沙普尔一世击败瓦勒良被波斯人看作他们优于罗马人的证据，但这场胜利并没有为波斯与罗马之间的关系带来实质性改变。不久，波斯东部边境再次陷入麻烦。公元2世纪，在沙普尔二世长达70年的统治中，波斯人在东西方边界地带进行的战争大多都取得了胜利。随着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后，宗教事务在两个帝国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萨珊王朝的国王们对居住在萨珊帝国境内的基督徒的政策经常变化，这种变化往往取决于与罗马之间的关系。对波斯来讲，另一个宗教上的麻烦事来自马兹达盖特派（Mazdakites），这是一个从摩尼教中分离出来的教派，该教派奉行平等主义。马兹达盖特派带来的麻烦加上国内外的各种问题混杂在一起，导致萨珊帝国的统治能力越来越弱。

公元6世纪，库思老一世统治下的萨珊王朝迎来了最后一段美好时光。在他的统治下，萨珊王朝实行了税务系统与军队体系的改革，国内及边疆状况稳定。聂斯托里派[2]是居住在波斯的基督徒社群，他们在这里享有举行自己宗教仪式的自由，当时波斯与拜占庭签署了“永久和平”协议（尽管如此，与之前签订的种种条约类似，实际上并没有持续很久）。

这个时期，罗马与波斯都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威胁，这一威胁就是匈人（Huns）[3]。匈人在公元5世纪入侵了这两个帝国。罗马人与波斯人决定联手对付这些来自中亚的蛮族。此外，在库思老二世统治期间，萨珊波斯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萨珊国王被迫向拜占庭求助。拜占庭提供了援助，帮助波斯人平定此次政变，也因此从波斯人手中获得了好处，将国境线进一步向东推进。但是，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库思老不甘接受如此耻辱，不久后他就派兵攻打拜占庭，从拜占庭手中夺回大量领土。波斯人占领了叙利亚、亚美尼亚、巴勒斯坦及安纳托利亚东部。此外，波斯人还发动了针对拜占庭核心地带的军事袭击，甚至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之后，波斯人又进一步向西南方扩张，将埃及再次纳入波斯统治下长达几百年之久。作为国运变化的结果，直至库思老统治结束前，萨珊王朝的疆域远大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

然而，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610年，拜占庭帝国新君希拉克略（Heraclius）登基，他是一个年轻且精力旺盛的天才战略家。很快他就对波斯人制定了极具进攻性的战略，以最快的速度扭转局势。事实上，波斯帝国在与拜占庭对峙过程中已被削弱不少，再加上库思老二世失去民心，帝国内部的情况越来越糟。公元628年，当波斯军队被希拉克略率领的军队击退时，一场政变爆发了，这位不受欢迎的国王遭到了谋杀。这件事对帝国内部状况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波斯逐渐沦为军阀混战之地。与此同时，中东发生了一场巨变，这件事所产生的影响改变了整个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

公元622年，也就是希拉克略在伊苏斯击败波斯军队的那年，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发生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个事件很快就会将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罗马—波斯之争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这一年，一个阿拉伯商人开始传教，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他逃离了麦加后在麦地那建立起新的宗教社群。这次迁移被称为“西吉拉”（Hegira）[4]—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而这个新的宗教就是伊斯兰教。六年后，当波斯国王库思老被刺杀，帝国陷入一片混乱时，穆罕默德已经将伊斯兰教传遍整个阿拉伯半岛，他自己被奉为先知，此时他已经可以回到麦加传授《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归真，他的追随者遇到了如何继续传播先知带回来的信息的问题。穆斯林社群后来演变成了一个神权帝国，帝国首领便是后人熟知的哈里发，他们是先知穆罕默德在世俗事务上的继承人。第一位哈里发名叫阿布·巴克尔（Abu Bakr），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岳父。他制定了“圣战”政策，旨在将阿拉伯周边地区纳入伊斯兰世界。出于这个目的，他组建了一支强大且斗志昂扬的军队，这支军队迅速改变了中东及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局势。

哈里发的首要目标就是打击波斯与拜占庭这两个古老的帝国，这两个帝国已经主导中东几个世纪之久。阿拉伯人入侵的最初目的是希望这两个帝国皈依伊斯兰教。由于不久前波斯才被拜占庭击败，所以波斯相对较弱，波斯人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公元637年，萨珊帝国首都泰西封被阿拉伯人攻占，他们以此为根据地，开始向北进发，直插波斯核心地带。公元642年，阿拉伯大军在尼哈万德彻底击败波斯大军，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YazdegerdⅢ）—库思老三世之孙，不得不向北逃到中亚。公元651年，伊嗣俟三世在木鹿（Merv）被刺身亡，自此萨珊王朝落下帷幕。波斯帝国此时已被纳入哈里发国家统治范围，受麦地那阿拉伯人的直接统治。与波斯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占庭，尽管遭受了一次又一次进攻，但他们始终在顽强地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阻止了阿拉伯人继续向西进入欧洲。

相较于拜占庭的失败，阿拉伯人轻而易举地拿下伊朗，这促使他们决心继续向东深入亚洲。阿拉伯人调集了大量军队向东推进到中亚，并将伊斯兰教带到了印度次大陆。阿拉伯人对波斯人的征服，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和萨珊王朝的崛起进行对比，不同的是，萨珊王朝试图将自己与阿契美尼德人联系起来，而新来的阿拉伯人却并不如此，他们将伊斯兰教带入波斯，使波斯经历了巨大的文化转型。伊斯兰教的到来使一种全新的宗教建筑拔地而起，这种建筑被称为清真寺—它替代了原先的火寺，与阿拉伯人的世俗建筑一起，在波斯创造出全新的人文景观。伊斯兰教的沙里亚法（Sharia law）[5]被带入波斯，阿拉伯语被列为宗教用语及政府官方语言。但是，即便经历了如此大的文化转型，波斯人最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实际上都保留了下来，成为向亚洲及随后欧洲世界传播波斯文化的基础。

[1]泰西封是伊拉克著名古城遗迹，亦译“忒息丰”，位于首都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此地初为帕提亚人对抗塞琉古王朝的驻军之地。后建有城池，采取两河流域常见的城市建筑形制，城墙呈圆形。

[2]该教派创始人是聂斯托里。他在担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期间，反对亚流派在基督论上的见解，同时他又另外提出一个见解，认为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开。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全教会会议上，他的主张被认定为异端。聂斯托里派是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的最早的一支基督教，汉译名称为景教。

[3]匈人是一支生活在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古代游牧民族。欧洲的古文献对此民族及其在欧洲的事迹有若干叙述。最早关于匈人的记载出现在公元2—3世纪的里海沿岸，他们在公元4世纪西迁到了欧洲东部，连续击败阿兰人、日耳曼人等民族，并入侵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4]“西吉拉”（旧译“徙志”）：伊斯兰教创立之初的一次重要转折点，也是穆罕默德一生中的转折点。他在麦加只有少数信徒，但在麦地那，伊斯兰教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穆罕默德依靠这支力量与麦加贵族进行斗争。公元630年，穆罕默德兵临麦加城下，麦加贵族被迫接受伊斯兰教，并承认穆罕默德的权威，他不仅是宗教领袖，同时也是政府首脑和军事统帅。

[5]沙里亚法，原意为“通往水源之路”，意为“宗教规定的一切”，引申为“应该遵循的正道和常道”。伊斯兰教宗教法的总称，指《古兰经》中所启示的、可靠圣训中所解释的安拉所有的命令和训诫，为每一个穆斯林必须遵行的宗教义务。

第10章 伊斯兰化的波斯与波斯化的伊斯兰教

阿拉伯人对波斯的征服是在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中完成的。主导中东世界几个世纪的两个伟大的古老帝国之一，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被一群来自边远沙漠的原住民征服了。就连穆斯林编年史学家们都将这场征服与奇迹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萨珊王朝迅速崩塌的原因之一，是与拜占庭的战争使其自身消耗过度。因此，通过对中东两大帝国之一的顺利征服，胜利者们已经准备好全面改造这一地区。此外，伊斯兰教是简单的一神论宗教，可以清除原有的统治阶级—这些人是不受欢迎的压迫者，因此，阿拉伯人所到之处，人们乐于接受伊斯兰教。新宗教中的平等主义在该地区大多数人心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加入伊斯兰教后的免税政策对当地人来说也是一种好处。因此，诸多因素使阿拉伯人在这里更像是解放者，而非占领者。如今阿拉伯人的统治所带来的好处对波斯人极具吸引力。

对波斯大多数平民来讲，上文提到的内容非常贴合他们的状况。萨珊统治者与平民之间关系疏远，却又经常将他们带入无休止的征战中。在萨珊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年，波斯平民赋税极重。尤其是在与拜占庭的最后一战中，萨珊统治者几乎失去民心。实际情况是，人们并不关心谁是统治者，只求不被过分压榨，能够维护法律与秩序即可。一系列战争后，人们对和平的渴望超过一切。免除赋税对新的统治者来说既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同时又可以赢得民心。在宽松的氛围中，大量波斯人改信伊斯兰教。

对萨珊波斯统治阶级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被阿拉伯人推翻，因此失去了特权地位。地主的土地（dihqan）遭到没收，变成哈里发的财产。还有一些土地被当地的阿拉伯首领占有，因此阿拉伯人以这种方式成为波斯财富的继承人。1

不过阿拉伯人并不能轻易地用自己的文化替代波斯古老的文明。相比阿拉伯人的文化，波斯文明不但强大得多，而且深深根植于波斯人心中。相反，波斯文明很快便影响了阿拉伯的征服者，伊斯兰教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亚历山德罗·宝萨尼（Alessandro Bausani）甚至认为：“不能说阿拉伯人有伊斯兰教而波斯人没有伊斯兰教，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波斯的文化因素。”2不论从何种角度来说，伊斯兰教在波斯的成就不完全归功于阿拉伯人本身。阿拉伯人确实是征服者，但大量本土波斯人很快就接受了这一宗教并打上了属于波斯人的烙印。帕尔斯的情况更加典型，在这里波斯人一开始就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巨大影响（详见第14章）。接下来的两百年中，波斯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伊斯兰教，这对包括波斯在内的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随着阿拉伯人来到波斯，与阿拉伯帝国其他部分一样，征服者的语言成了波斯的官方语言。旧的波斯统治阶级如果想在这个哈里发国家的新伊斯兰省内谋得一官半职，那他必须学习和掌握阿拉伯字母与阿拉伯语。《古兰经》—伊斯兰教的圣典，当然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所以语言是了解这个新宗教的基础。但是琐罗亚斯德教，甚至包括其支派却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繁盛起来。很多火寺被征服者改建成清真寺，但这仅是一种临时做法，阿拉伯人很快就修建了新的清真寺—被后来的人们视为整个伊斯兰世界中最漂亮的一部分。阿拉伯人还修建了马德拉沙（Madrasas）[1]—宗教学校，因此接受阿拉伯语教育的波斯新兴阶级开始出现。在这个新兴阶级中产生了波斯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尽管这些人掌握阿拉伯语，但当地通用语言依然还是波斯语。即使阿拉伯字母取代了波斯字母，但是波斯语依然流行。虽然学会阿拉伯语可以在包括波斯在内的新世界获得很多好处，但阿拉伯语始终被当作外语。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出波斯与中东其他伊斯兰地区不同，这里自始至终都有反对阿拉伯统治的叛乱发生。

公元632年先知归真，谁来继承领导权成为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最初，领导权掌握在先知的亲戚及同伴手中，这段时间也被人们称为“正统哈里发”时代，终结于公元661年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被刺杀。经过一系列斗争，号称与先知具有远房亲戚关系的倭马亚家族（Umayyads）掌握了哈里发国家政权。倭马亚哈里发王朝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波斯及其他阿拉伯世界对其统治非常不满。专制的萨珊政权只不过被一个同样专制的伊斯兰政权取代了，因此从公元750年开始，帝国内部爆发了一系列针对伊斯兰王朝的叛乱。波斯地区的叛乱由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领导。倭马亚王朝被推翻，来自哈希姆部落（Hashemite tribe）的阿布·阿巴斯（Abu Abbas）接手哈里发国家。他建立了阿巴斯哈里发王朝，该王朝统治长达五百年。

最初，阿巴斯向心存不满的人们许诺了很多事情，这使波斯人对他的统治抱有期待。阿巴斯的承诺之一是将哈里发国家的首都迁到更靠近中央的地区。因此，当他将首都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迁到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时，波斯人非常满意。这个新首都位于旧萨珊帝国的领土范围内，距离传奇之城巴比伦很近，更重要的是距离萨珊波斯首都泰西封也很近。巴格达不但位于中东地区历史上“首都区域”内，而且也处在旧波斯帝国境内，这也进一步加强了波斯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巴格达很快就发展成了“知识中心”，很多在这里工作的学者都讲波斯语。3之后几个世纪是伊斯兰世界科学与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就像之前提到的，波斯人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即便如此，波斯内部仍存在很大的不满情绪，阿拉伯与波斯之间的文化冲突表现得十分明显。波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帝国，自古便是中东地区的中心，但现在仅是另一个新兴帝国的一部分，这对波斯人来说有些难以接受。不满的情绪潜藏在一次又一次叛乱行动中，这些叛乱使地方上的小朝廷开始兴起。小政权成功占领了波斯境内一些地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塔希尔王朝（Tahirid dynasty）[2]，该政权的统治者本是哈里发任命的呼罗珊（Khorasan）总督，但后来他反对哈里发统治并建立起自己的半独立国家。塔希尔王朝之后，还有锡吉斯坦（Sijistan）的萨法尔王朝（Saffarids）[3]，他们在公元9世纪后半叶成功占领呼罗珊地区。在这一系列半独立王朝中，最成功的是号称萨珊后裔的萨曼—胡达（Saman-khudat）建立的萨曼王朝。萨曼人势力起源于河中地区，距阿拉伯人统治中心很远。萨曼人从河中向南迁徙到呼罗珊和锡吉斯坦，之后向东进入阿富汗。哈里发阿尔马蒙（Al-Mamum）十分尊重波斯人，出让很多省份领导权给萨曼人，其中包括撒马尔罕、费尔干纳及赫拉特。

通过这种方式，萨曼人实力大增，最终成为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河中地区对萨曼人而言十分重要，因此他们将首都选在呼罗珊的内沙布尔（Nishapur），并以此为根据地对波斯东部实行有效统治。萨曼人将自己与伊斯兰之前的萨珊人，甚至阿契美尼德人联系在一起。虽然波斯自伊斯兰征服以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萨曼王朝通过将自己与历史上的王朝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在波斯人心中已经建立起与历史的联结。这种联结为新王朝的统治提供了正当性，也让波斯人认识到自己与哈里发国家的差异。

因此，被伊斯兰压抑了两个世纪之久的“古代遗产”再次在伊斯兰世界边缘出现。公元10世纪，巴格达的哈里发已无力平定叛乱，所以他不得不为新的统治者们授以头衔。从此，波斯人再次燃起自身的认同感，这种骄傲的认同感使他们发起了舒比亚运动（Shuubiyya movement）。舒比亚可以被看作某种早期形式的民族主义。4这种思想感情是对古老帝国所取得成就的回顾，并以此强调波斯人的认同感要强于阿拉伯人的认同感。波斯人将自己视为伟大且悠久文明的继承者，因此在波斯人眼中，阿拉伯人不过是没有什么真正文化的沙漠游牧民。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统治越来越不满，他们想要重新获得历史上的独立，舒比亚运动进一步刺激了波斯人希望从阿拉伯哈里发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想法。

随着阿拉伯人的控制—甚至是伊斯兰教本身的控制—开始松动，这不仅让国家独立变得可能，波斯的语言和文化也重新繁荣起来。这一切不仅仅发生在波斯人的土地上，而且也发生在古波斯帝国的边缘地带。波斯文化复兴在巴格达表现得非常明显，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知识中心之一，巴格达受波斯文化影响甚深。

公元10世纪，萨曼王朝的统治步入正轨，波斯这时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使波斯有别于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伊斯兰教统治时期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则是波斯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无论如何，这时的伊斯兰教已不再是一个统一体，伊斯兰教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在波斯，这种分化的原因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存在，各种形式的分支出现都或多或少与此相关。萨曼王朝首领萨曼·胡达本身就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徒，他改信伊斯兰教很可能是因为这么做有助于他的统治，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也不会成为最后一个。很多宗教支派的出现都是融合了其他宗教因素的结果，有的融合了基督教因素，有的融合了佛教因素。信奉马兹达盖特派的教徒是琐罗亚斯德教中的极端分子，他们用暴力反抗伊斯兰教。萨珊王朝的沙普尔一世统治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摩尼教，先知摩尼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摩尼教在伊斯兰统治时期仍然有信徒。还有一个宗教支派是霍拉姆丁派（Khorramdin），也可称为“幸福教”，该教派试图将琐罗亚斯德教与伊斯兰教融合在一起。

萨曼王朝与其之前的王朝都将呼罗珊及其东部地区作为统治中心，西边地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扎格罗斯山与里海南岸一带的波斯人一直以来都有着十分强烈的独立意识。公元9世纪，齐亚尔王朝（Ziyarid dynasty）[4]在这一带兴起，他们选择了一个不同版本的伊斯兰教。与齐亚尔王朝类似，白益王朝（Buyid dynasty）[5]在波斯历史上的核心地带帕尔斯崛起，强烈的波斯认同感在白益王朝的统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伊斯兰教的大背景下，多元思想集中体现在什叶派教义中，什叶派是一种波斯版本的伊斯兰教。什叶派起源于对先知继承者哈里发继承权的质疑。什叶派信众认为担任哈里发的人应与先知有血缘关系，换句话说，哈里发的人选应该是先知“王朝”中的一员，而不是后来的倭马亚王朝、阿巴斯王朝的统治者。因此，什叶派信徒相信哈里发的继承权应属于先知的女婿阿里一系，他是最后一任正统的哈里发。他们认为阿里从先知那里继承了威拉亚（Wilayah），也就是先知的“精神品质”，之后阿里将威拉亚又传给了他的儿子哈桑（Hassan）与侯赛因（Husayn）。公元661年，阿里被倭马亚人杀害，他的儿子—也就是先知的孙子侯赛因成为哈里发有力的竞争者。公元680年，侯赛因在巴格达附近的卡尔巴拉（Karbala）被杀害。从此以后，卡尔巴拉成为什叶派的圣地，什叶派信徒也会在每年穆哈兰月（lunar month of Muharram）[6]纪念侯赛因。这一系列事件促使什叶派十二伊玛目信仰的出现，这十二位伊玛目从阿里开始，一直向下传递。这一传递在公元877年中断，原因是十二位伊玛目中的第十二位—蒙塔扎尔（al-Muntazar）从世间隐遁，只有新纪元开启，他才会回归。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事件能将什叶派与古波斯联系在一起。据说，侯赛因曾与萨珊波斯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的一个女儿结婚，由此，伊斯兰与前伊斯兰历史之间就构建起某种延续性。从这个角度看，伊斯兰不再是外来强加的统治，而是前朝及前朝统治者的继承者了。波斯新统治者的正当性不仅仅是基于宗教信仰，而且还基于其血管中流淌的萨珊人血液，同时还包含先知的血统。

11世纪早期，新的征服者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中亚塞尔柱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但他们却不受波斯人欢迎，不仅因为他们只是另一批来自北方的征服者，还因为他们信奉的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他们还承认阿巴斯王朝在伊斯兰世界的统治。1055年，塞尔柱人征服巴格达，哈里发无法抵抗这个强大入侵者，无奈之下授予塞尔柱领袖以“苏丹”头衔，苏丹的意思就是主权。从那时起，“苏丹”就成为塞尔柱人及之后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头衔。塞尔柱人通过武力统治了波斯人，但波斯人始终视他们为外来者；塞尔柱人统治时期暴乱不断，最主要的原因是波斯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与突厥人信仰的伊斯兰教逊尼派相冲突。其他叛乱的动机则是一些极端的宗教信仰，但其中一些叛乱是原始民族主义的雏形—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什叶派的信仰与对征服者的仇恨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原始民族主义的早期形态，这就是伊斯玛仪派（Ismaili sect），源自叙利亚，但广泛分布在伊斯兰世界中，尤其是波斯北部。该教派信徒遵循什叶派基本教义，但他们认为第七位伊玛目并非传统什叶派认为的穆萨，而是他的兄弟伊斯玛仪。因此，伊斯玛仪成为这个支派的崇拜核心。在伊斯玛仪派信徒中，还发展出了更加极端的尼扎里耶派（Nizaris），这些人在群山中建立堡垒，并实行暗杀行动，不断发动针对异己的战争。尼扎里耶派的领导人是哈桑·萨巴哈（Hassan-I Sabbah），他们被十字军称作“阿萨辛派”（Assassins），原因可能与他们在祈祷仪式中使用哈希什（hashish）有关。5

阿萨辛派的核心要塞是阿剌模忒堡（Alamūt），也称作“鹰巢”，于1090年建在厄尔布尔士山上。他们还在周边地区修建了一系列防御性很强的堡垒。哈桑·萨巴哈后来因此被称作“Shaykh aljabal”，意为“山中教主”，十字军称其为“山中老人”[7]。阿萨辛派无论是在塞尔柱人还是十字军那里，名声都很差，他们就是当时的恐怖分子。但是，真实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因为有证据表明，尼扎里耶派实际上有很强大的哲学思辨。当时，作为一个整体的伊斯玛仪派遍布波斯，他们对宗教的理解导致人们开始思考伊斯兰教的本质，以及伊斯兰教在世界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他们试图将希腊化的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与伊斯兰教结合在一起，这对未来伊斯兰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3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就像之前的征服者们一样，开始变得虚弱，他们已无力抵抗中亚地区有史以来最强悍野蛮的侵略者，这些人便是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孙们率领的蒙古大军。13世纪中叶，蒙古人不但击败了塞尔柱人，而且还剿灭了阿萨辛派，就连哈里发也被蒙古人杀死，他们成了中东的领导者。但是，蒙古帝国很快就分裂成若干汗国，汗国与蒙古大汗之间只存在名义上的效忠。伊利汗国（Il-Khan dynasty）[8]控制了中东地区，但延续时间不到一个世纪。随着哈里发国家的崩塌，统一的伊斯兰世界不复存在。波斯再一次成为混乱之地，不同的王朝与教派统治波斯不同地区。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5世纪末，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统治者终于重新统一波斯，那就是1500年伊斯玛仪建立的萨法维王朝（Safavid）。萨法维人是来自波斯西北部库尔德人土地上一支讲突厥语的民族。[9]伊斯玛仪战胜了其他权力竞争者，1510年宣布自己是伊朗的沙汗沙。更重要的是，这群人是什叶派信徒，属于齐兹巴什教团（Qizilbash），意思是“红色的头”。伊斯玛仪声称自己是第七位伊玛目的后代，这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阿里的后继者。这个说法带来的好处是将这个王朝与先知产生血脉上的联系，因此可以让他们的统治具有正当性。萨法维王朝时期，伊斯兰教什叶派成为国家官方宗教，民众必须改宗，否则将被处决。强制改宗的唯一例外是基督徒，他们是受到保护的少数群体。伊斯玛仪统治时期，这一来自北方的王朝对波斯的控制逐渐稳固。最重要的是，波斯人的故乡帕尔斯和萨珊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美索不达米亚都被纳入萨法维王朝版图。自七百年前被伊斯兰征服以来，波斯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国家，他们在中东地区异军突起。除了波斯本土外，只有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还有众多的什叶派穆斯林。美索不达米亚对于什叶派来讲意义重大，因为这里是具有重大宗教意义事件的发生地。其中最重要的是卡尔巴拉，这里是阿里的儿子侯赛因被倭马亚人杀害的地点。

萨法维王朝最重要的统治时期是国王阿巴斯统治时期，阿巴斯在历史上被称为“阿巴斯大帝”（Abbas the Great,1587—1628年在位）。他巩固了王朝的统治，消除了齐兹巴什教团对统治的威胁，当时后者已经发展成一个世袭的贵族阶层。阿巴斯大帝建立了自己的皇家军队，这支军队不对齐兹巴什教团负责，只对阿巴斯本人负责。这支军队主要由非波斯人组成，以乔治亚人[10]和亚美尼亚人为主，以土耳其的加尼沙里军团（Janissaries）[11]为模板。这支军队的组建，使波斯避免了很多宗教及政治争端，正是这种宗教、政治争端造成了波斯在伊斯兰化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动荡不安。阿巴斯大帝还强化了政府在国家行政事务上的控制，将首都迁往位于波斯中部的伊斯法罕。伊斯法罕成为一座宏伟的都城，他下令建造的很多伊斯兰—波斯风格的清真寺及宫殿，是伊斯兰世界最壮观绚丽的建筑。

国王阿巴斯统治时期，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是波斯历史上的巅峰。16世纪被欧洲历史学家看作现代历史的开端，萨法维人也正是从此时开始统治伊朗，他们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8世纪，那时许多欧洲政治观念已经非常成熟，并利用殖民地方式扩散到世界各地。但是这种古代史和现代史的区分方式在中东地区不能被简单套用，萨法维王朝时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帝国与古波斯帝国到现代帝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些联系，古波斯帝国中的很多遗产都延续到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中。

古代波斯的遗产中，最重要的是从共同祖先那里寻求统治的正当性，不仅是从先知穆罕默德那里通过伊斯兰什叶派方式寻求，而且还要从波斯伟大的万王之王那里获得。从阿契美尼德帝国以来，波斯历代统治者都将自己与早先的统治者及王朝联系在一起。这种对于延续性的追求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这种延续性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能让波斯人保持认同感，波斯人所拥有的认同感是阿拉伯统治下的其他民族不曾拥有的。这种认为自己是古老帝国传承人的认同感所带来的影响涉及很多方面，也因此使波斯人区别于他们的邻居。

语言因素在这种认同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被征服以来，波斯语一直是民间使用的语言。虽然新来的征服者带来了阿拉伯语，并将其作为政府与宗教语言，但只有一小部分地位比较重要的人在使用。新政权初期，行政人员主要是阿拉伯人，新宗教初期的导师们也同样是阿拉伯人。如果波斯人想要担任这样的职位，那么他必须能够流利地讲阿拉伯语。同时，阿拉伯语还是重要的商业语言，阿拉伯商人遍布亚洲，阿拉伯语也因此遍布亚洲。但是，萨曼王朝时期，阿拉伯人对政权的控制开始松动，波斯语再次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语言。萨法维王朝时期，突厥语开始遍及各处。突厥语是塞尔柱人带来的，虽然塞尔柱政权倒台后波斯语立刻成为最普及的语言，但突厥语依然被使用。此后，波斯语成为创造与保持波斯人认同感的重要工具，很快波斯语就开始在各地普及。只有在伊斯兰教育中，阿拉伯语保持了特殊的地位，因为《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因此无论任何人，只要在清真寺里学习经典，那就必须掌握阿拉伯语知识。

尽管在伊斯兰时期波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们对于古代文明的记忆却历久弥新。历来的统治者都将自己与古代王朝联系在一起，以此来展现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因此，在波斯文学中，一直都存在历史和神话。其中最重要的是讲述波斯早期历史故事的长篇史诗，而重中之重是菲尔多西的《列王纪》，这部史诗的第十五章讨论了古代波斯国王及英雄。

16世纪的波斯是伊斯兰世界中一个十分独特的存在，但无论如何这时的波斯都不能算是一个帝国。在很多方面，波斯的发展与当时欧洲的发展非常类似。此时的欧洲正经历着基督世界的解体及民族国家的诞生，例如英格兰和法兰西，一种后帝国形态正在产生。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古波斯帝国的遗产被用来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更现代化的政治实体，其地缘政治结构与中东地区相比，与欧洲更相似。然而，20世纪，波斯人对过去辉煌记忆的渴望比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更加强烈，因此产生了复兴古代帝国的最后一次尝试。一直以来，波斯在亚洲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在很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马德拉沙，伊斯兰宗教学校，共分为四个阶段：达基勒（6年）、阿利姆（2年）、法齐勒（2年）、卡米勒（2年）。此教育的目的是向穆斯林儿童和青少年传授《古兰经》、伊斯兰法律和其他伊斯兰知识。

[2]塔希尔王朝是在公元820—872年统治大伊朗东部、呼罗珊地区的波斯王朝。塔希尔王朝由塔希尔·伊本·侯赛因（Tahir ibn Husayn）建立，阿巴斯王朝将呼罗珊东部地区送给塔希尔以回报他对王朝的支持。塔希尔王朝的首都设在梅尔夫，后来迁至内沙布尔。虽然塔希尔王朝在名义上臣服于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但是它的统治者实际上是独立的。

[3]萨法尔王朝的创建者为叶尔孤白·伊本·莱伊斯·萨法尔（公元867—879年在位），因铜匠出身（即萨法尔），故以其为王朝名，一共传7个埃米尔，统治135年。

[4]创建者为马尔达维奇·本·齐亚尔（公元928—934年在位）。他利用萨曼王朝部分军队叛乱之机，夺得伊朗塔巴里斯坦地区，后将里海沿岸的戈尔甘和马赞德兰诸省置于王朝的控制之下。公元935年，马尔达维奇被害身亡，其弟扎希尔·道莱·沃什马吉尔继位，但此时王朝已日渐衰败，难以对付强大的波斯人的萨曼王朝，被迫承认其宗主权，作为臣属管辖原王朝领地。该王朝在沃什马吉尔之子卡布斯统治时曾一度臣属于伽色尼王朝，1077年为土克曼人所灭。

[5]白益王朝（公元945—1055年）是统治伊朗西南部和伊拉克的伊朗封建王朝。阿杜德·道莱采用萨珊王朝的万王之王称号。他统治期间（公元949—983年），白益王朝达于极盛，领土广阔，几乎与萨珊王朝时期相当。阿杜德·道莱死后，白益王朝急剧衰落。1055年塞尔柱人进入巴格达，白益王朝灭亡。

[6]穆哈兰月是伊斯兰历第一个月。

[7]“山中老人”霍山的故事，金庸不但在《倚天屠龙记》中有记叙，在《射雕英雄传》书后所附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的注19也有谈到，注释颇为详细，即关于“山中老人”、暗杀派与木剌夷教派的历史。中国历史记载中第一次提及这个教派和“山中老人”，倒不是通过谢逊等明教诸人。蒙古人崛起之后，灭花剌子模，势力及于中亚河中地区。但蒙古人在当地尚未建立足够强大的霸权，蒙古行旅商人屡屡遭到阿萨辛派的劫掠，蒙古人称他们为“木剌夷”，这是该派的俗称。

[8]伊利汗国（1256—1335年），又译伊儿汗国或伊尔汗国，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所建。

[9]库尔德族是西亚地区的民族，在中东是一个人口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第四大民族，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的交界地带库尔德斯坦，有少数分布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山区。库尔德族的主要语言是库尔德语，相传他们是古代米底人的后代，两千多年来一直都在库尔德斯坦的山区活动，从前过着游牧式生活。

[10]乔治亚人即格鲁吉亚人。

[11]加尼沙里军团（直译为“新军”），也译为耶尼切里军团、土耳其新军、土耳其禁卫军或苏丹亲兵，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常备军队与苏丹侍卫的总称。最早在奥尔汗一世贝伊统治时出现，是帝国第一支常备军，成员定期接受评选和审查。他们是土耳其帝国最有战斗力的军人，首选主要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及波斯尼亚人。

第11章 从波斯波利斯到撒马尔罕：中亚地区的波斯遗产

波斯历代帝国的疆土都以中东地区为中心，当然中东地区与亚洲其他部分是相连的。波斯与中亚及南亚相连，因此波斯人在历史上受到了中亚与南亚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这两个地区。在阿契美尼德帝国及希腊化国家衰落后的一千年中，波斯经历了多次来自中亚游牧民族的入侵—帕提亚人、突厥人、蒙古人，这些游牧民族都征服了大部分中东地区并建立了强大的帝国。这些帝国建立在阿契美尼德与萨珊帝国曾经的领土上，他们的权力中心也建立在先前统治的基础上。这些外来的统治者不可避免地被他们征服地区的土著文明所影响。

除此之外，波斯不断影响着与其相邻的中亚地区，尤其是从里海到咸海这片区域。生活在中亚的游牧民族—希腊人称其为“野蛮人”—创造了亚洲腹地为数不多的伟大文明，波斯人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阿契美尼德时代开始，波斯人就试图将中亚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中。波斯人与其导师米底人都来自中亚，与后来的移民一样，他们都认为南迁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因此，中亚一直被波斯人看作帝国的威胁，他们一直试图防止这些不受欢迎的移民抢走他们的国家，中断他们的统治。1几个世纪以来，波斯人不断深入中亚地区，使中亚毗邻波斯的区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趋于波斯。

大流士大帝统治时期，阿契美尼德帝国加强了对中亚的控制，波斯将河中地区纳入统治范围。出于行政目的，河中地区被划分成若干区块，分派不同总督管理，因此当地形成了波斯统治阶级。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萨珊人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人身上，波斯人在这里的影响不断加深。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伊斯兰教开始在此扎根，这对后来伊斯兰世界的转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从经济方面看，河中地区是每个帝国都梦寐以求的地区。伟大的贸易城市撒马尔罕、布哈拉、巴尔赫经济繁荣，可以为帝国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这些城市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都处在丝绸之路上，这条商路从欧洲一直延伸到亚洲。丝绸之路的两端，西边是拜占庭，东边是中国西汉时期的首都长安，丝绸之路沿线还有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及梅尔夫。这些城市十分重要，城中聚集了来自东方与西方的商人，他们在这里进行贸易。位于布哈拉的穹顶贸易建筑就是这种繁荣贸易的见证。毫无疑问，丝绸是利润极高的商品，此外还有茶叶、香料、宝石、瓷器、金属和装饰品。商业贸易使丝绸之路沿线城市获益，因此，亚洲的统治者们都想要确保丝路沿线是属于自己的领土。2向西的贸易路线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从撒马尔罕经布哈拉及波斯北部大不里士（Tabris）最终抵达拜占庭，拜占庭是当时欧洲主要的贸易城市。16世纪，国王阿巴斯意识到贸易路线的价值，他尝试将这条路线向南移以经过他的新首都伊斯法罕。虽然这一计划对萨法维王朝的都城来讲看似具有很好的前景，但是前往拜占庭的商人还是更青睐靠北的路线。

最后要说的是，波斯在这一地区的文化影响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时期，随着在政治与军事上的不断深入，波斯语也开始在此地普及。作为统治者的语言，被统治者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波斯语。很早以前该地区的上流社会家族就已经开始学习波斯语，因此该地区在波斯世界的重要性十分突出。来自撒马尔罕以南巴尔赫的萨曼人，成功地将波斯从阿拉伯哈里发国家中分离出来，并建立了独立王朝。萨曼人本身就讲波斯语，在向南进入呼罗珊和波斯之前就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他们不仅向南扩张，而且还向北深入中亚地区，并将首都设在布哈拉。通过这种方式，萨曼人将波斯文明带到更北的地方，相较于哈里发国家的核心地带，在这里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要容易得多。

当萨曼人的统治被突厥人取代，事情的进程是相同的。与萨曼人类似，第一批突厥人来自阿富汗的加兹尼王朝（Ghaznavids）[1]，在他们之后则是来自中亚的塞尔柱人，他们同样改信伊斯兰教。3在突厥人到来之前，这里已经存在土著语言与文化，因此他们很快就被这里的文化所影响。在萨曼人公元10世纪与突厥人11世纪的统治中，中亚的波斯化促进了科学、艺术的繁荣发展。

中亚在波斯伊斯兰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种文化的传播模式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有些类似，例如摩尔人在西班牙传播伊斯兰教。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地带，哈里发的控制较弱，因此人们有更大的自由来表达自己。阿巴斯哈里发国家的核心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其政治中心是巴格达。巴格达除了作为首都与哈里发的居住地外，还扮演了更广泛的宗教与文化角色。公元9世纪，这个阿拉伯城市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学术中心，帝国各地的学者和科学家都被吸引到巴格达的经学院、图书馆及研究机构。这里成了物理学、天文学及地理学新思想的大熔炉。但是，公元10世纪，巴格达已经形成了宗教和学术精英阶层，他们越来越不乐意接受与他们观念相冲突的新思想。赛义德与汗可汗撰写的毕鲁尼（波斯学者，生于公元973年）传记中观察到了这种发展带来的广泛影响：

只要一直有翻译作品及对外国知识的吸收，巴格达就能从这种集中化的科学与文学活动中受益。在哈里发的推动下，这些作品会被组织在一起然后进行分类，哈里发提供的各种资源保证了这些工作能够完成。但是，一段工作结束后，这种学术生活集中化就变成了学术进步的阻碍。一个想要出名的学者必须要来到巴格达才行，但在巴格达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乌勒马（Ulema），这个群体会使新来学者的处境变得非常困难。类似的事情在齐尔亚布（Ziryab）身上就可清楚地看出，这个来自河中地区的波斯学者因为遭到导师们的嫉妒，不得不离开巴格达。4

随着巴格达内部越来越僵化，阿巴斯哈里发帝国愈加孱弱，最终失去了对伊斯兰教的控制。巴格达逐渐失去吸引力，但却促进了学术研究和知识的传播，同时也有去中心化的作用。相比过去那种由一个城市主导所有活动的局面，目前的状况促进了伊斯兰世界文化多元性的发展。

中亚在新时代成为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当时许多顶级学者和科学家都来自中亚。很多原本是商业中心的城市，现在也成了重要的学术中心。这种局面加强了波斯在中亚的影响力，促进了波斯文化的传播。

自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以来，阿拉伯语既是宗教与政治语言，也是更普遍的学术语言。如果那些来自波斯及其他地方的学者们想要进入巴格达，那么他们必须学会阿拉伯语，并用阿拉伯语完成学术著作。即便如此，在河中地区，波斯语仍然是普遍通行的语言，随着哈里发国家越来越孱弱，波斯语在各种领域越来越流行。阿拉伯语继续保持着伊斯兰语言的地位，波斯语则是其他领域最广泛使用的语言。11世纪，波斯语已经重新在人们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5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波斯人萨法尔王朝及萨曼王朝的建立密不可分，这使波斯远离哈里发王朝，并且重新获得独立的地位。因为萨曼人本身就来自中亚，因此他们建立的王朝一直与中亚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也使中亚成为波斯语世界的一部分，波斯文化得以在这一地区广泛传播。

随着波斯人最初的征服，中亚地区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族群。一类族群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他们在一千年前曾向南迁徙，发起了对中东定居文明的进攻，他们之中最成功的人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并主导了中东地区。另外一类族群生活在河中地区的城市中，这些城市是贸易和手工业中心，稳定地发展自身经济实力。当波斯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开始松动，这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小国家开始形成政治力量。正是这样的过程导致12世纪花剌子模苏丹国（sultanate of Khwarazm）[2]的建立。花剌子模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开始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当他们的政治控制力减弱，波斯文化再次繁荣起来。很多波斯语世界的学术和科学成就都来自河中地区。

图32 以大致时间为先后顺序罗列河中及中亚的科学家、学者（这些学者与科学家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用波斯语撰写的，或是从阿拉伯语翻译为波斯语）

13世纪初，蒙古人入侵河中地区，他们是亚洲腹地有史以来最强大与好战的民族，很快就控制了中亚与中东大部分地区。这些由成吉思汗率领的游牧者原本生活在贝加尔湖以南地区，他们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版图最大时横跨俄罗斯与中国大部分地区。1234年，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去世，但蒙古帝国仍在继续扩张领土，不便于统一管理。蒙古帝国很快就分裂成若干汗国，这些汗国都是半独立国家。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儿子察合台统治河中地区大部分土地，丝绸之路以及其他商业城市为察合台带来了巨大财富。

蒙古帝国的核心区域在中国境内，他们在此建立了元朝。14世纪中叶蒙古开始衰落，1368年元朝末代皇帝脱古思帖木儿不得不撤退到蒙古旧都哈拉和林[3]。随着元朝灭亡，蒙古势力的重要中心也不复存在，但蒙古人的统治仍然在一些地方延续了很长时间，其中就包括察合台汗国[4]。所谓“Pax Mongolica”，也就是蒙古人为四分五裂的中亚各部落带来了和平，使丝绸之路与河中地区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繁荣。河中地区的人们希望这种状态能够持续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想要复兴蒙古帝国的原因之一，这种渴望体现在撒马尔罕附近一个军事首领身上—他就是帖木儿（Timur Lenk）。当时帖木儿已经建立起他的势力，并且成为河中地区的埃米尔（Emir）。他的名字在欧洲更广为人知的写法是“Tamerlane”或“Tamburlaine”，他很快就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战士，并开始征服之旅。6事实上，帖木儿来自撒马尔罕南部菲兹（Fez）一个叫巴尔拉斯（Barlas）的突厥部落。但是他接受的是已经在河中地区存在很久的波斯文化教育。他讲波斯语，对波斯文化各方面都非常崇敬，这可以从他的统治过程中得到证明。

1370年，当元朝末代皇帝去世的消息传到河中地区，帖木儿声称自己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继承人，因此他的使命就是要复兴大元帝国。他总是声称自己有蒙古—突厥血统，通过这种方式他拥有了继承成吉思汗家族事业的正当性。帖木儿对于征服和权力有着巨大的渴望，不到十年的时间，他就完全掌握了察合台汗国，这也成为他未来征服之路的根据地。1390年，帖木儿已经征服整个波斯，他所仰慕的这个伟大文明的历史中心已被他收入囊中。在征服过程中，据说他造访了波斯波利斯，在那里亲眼看到了阿契美尼德人仪式性首都遗址。1393年，帖木儿攻陷巴格达，占领美索不达米亚，控制了波斯帝国及哈里发国家的权力中心。

之前的中东征服者们都将自己的首都迁到美索不达米亚或附近地区，然而帖木儿并没有这么做，自始至终他的权力中心都设在河中地区。他的首都是撒马尔罕，这是他一直热爱的城市，在一次又一次征服战争后，他总是要回到这里进行休整。在征服战争的间隔期，他在撒马尔罕修建了很多美丽的建筑。帖木儿将自己在各地得到的灵感应用到这些建筑中。他前往波斯波利斯也可能是为了寻找灵感，即使这个古都已成为一片废墟尘封在沙漠之中。卡斯提尔（Castile）的国王亨利三世（King Henry Ⅲ）曾派遣鲁伊·冈萨雷斯·德·克拉维霍（Ruy Gonzáles de Clavijo）作为大使来到帖木儿的宫廷。7约翰·乌雷（John Ure）根据克拉维霍的观察记载：“当帖木儿骑马穿过波斯波利斯时，他所做的不仅是以胜利者姿态巡游，而且很有可能是将这里看到的景象当作胜利放在心中。”8

图33 鲁斯塔姆陵墓，设拉子附近

波斯帝国的宣言展现在大阶梯上的石质浮雕中，正如第5章中福比斯所言，这是为了向皇帝致敬而精心制作的系列图像。9如果帖木儿来到这里，这些浮雕一定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亚洲征服者的故事流传很广，但就像居鲁士的事迹一样，毫无疑问是混杂了史实与神话。马洛[5]笔下的帖木儿有一句台词：“作为一名国王，在波斯波利斯凯旋，难道不勇敢吗？”（《帖木儿大帝》11.5）撒马尔罕将是新的波斯波利斯，马洛笔下的帖木儿，功绩超过大流士，正如他在其剧作中写道：

帖木儿：在大马车上，我像萨杜恩[6]那样，乘着金光闪闪的燃烧战车，当雄鹰掠过镶满水晶和星星的小径，当众神伫立凝望如此盛况，我将穿越撒马尔罕的大街。

撒马尔罕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到萨法维王朝的波斯建筑传统。在建造清真寺、图书馆、学校时，帖木儿邀请了来自遥远的设拉子[7]的建筑师。帖木儿在征服期间，设拉子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首都的中心是帖木儿的宫殿：果克—萨来—蓝色的宫殿，不但戒备森严，而且周围遍布花园和公园。巴吉迪库沙是帖木儿最喜欢的花园之一，这座译为“心之喜悦”的花园是为了纪念他与可汗的女儿图卡尔·卡努姆的婚礼而设计。1404年，克拉维霍注意到撒马尔罕是一个坐落在森林中的城市，这里有花园、小溪、果树以及贮水池、橄榄林、引水渠。随着波斯国王的征服，在这里，另一位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的征服者在帝国的中心建造了一座天堂。克拉维霍说：“这是他征服之旅的第一站，也是他在所有城市中最喜欢的一站，因为他在这里建造的建筑成为他征服过程中的藏宝库。”10

图34 从东面拍摄的古尔埃米尔清真寺穹顶，撒马尔罕，1950年拍摄

从旅行者的游记及评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座城市及其周边由帖木儿亲自设计，非常贴合阿契美尼德时代的波斯传统。城市的组成因素非常清晰：最重要的是为灌溉土地而修建的人工沟渠，它的修建使原本丑陋贫瘠的土地变得美丽而富饶。在城市的中心，是他为自己建造的天堂般的建筑，包括宫殿和清真寺，花园则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能够烘托中心建筑的宏伟，还能为人们带来欢乐。毫无疑问，帖木儿在征服期间领略过很多美丽的花园，他将建造这些花园的建筑师以及维护花园的园丁带到撒马尔罕，让他们为自己设计、打理花园。

狂热的征服活动与城市建造同时进行，一个崭新的波斯在河中地区核心地带诞生。几个世纪以来，来自北方的势力[8]夹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伴随着帖木儿及其继任者的到来达到了巅峰。尽管这个说波斯语的突厥人对他的敌人极其残忍，但总的来讲他是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人，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与科学家、学者进行交流。

帖木儿打算利用从其他地方掠夺来的战利品，将撒马尔罕打造成美丽与文化并重的城市。从帝国的角度来讲，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波斯波利斯。正如马洛所言，帖木儿要建立的撒马尔罕并不是一座因帝国的权力而声名远扬的城市，而是因城市的文明程度成为欧亚大陆闻名遐迩的城市。但是，帖木儿需要一个首都达到帝国统治的目的，因此他选择在巴拉斯克兰境内的沙赫里萨布兹修建首都，沙赫里萨布兹位于撒马尔罕以南约50公里，以前被称为凯什。据说帖木儿曾讲道：“让那些怀疑我们力量的人看看我们的建筑。” 沙赫里萨布兹无疑是为此目的而建。11

虽然波斯波利斯的石构建筑与周边的花园展现了美丽与权力的统一，但帖木儿选择将权力与美丽分开，在不同的城市分别展示。沙赫里萨布兹与撒马尔罕这两座在河中地区相邻的城市，表现了帖木儿性格的不同面。前者反映了他的突厥血统，后者则体现了他对波斯文化的欣赏。根据阿敏·马洛夫（Amin Maalovf）描述，撒马尔罕是大地向太阳所展现出的最美的一面。12

1403年，帖木儿在对印度的征服战争失败后，回到了撒马尔罕。卢克·科万腾在他的著作《游牧帝国》中写到，残酷无情的掠夺使德里成为一座空城，留下的只有“血痕”。13此外，帖木儿还击败并羞辱了奥斯曼苏丹巴亚兹德。这一事件是马洛剧作《帖木儿大帝》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他把帖木儿描绘成一名无情的亚洲征服者的关键。然而，当帖木儿回到他最喜爱的城市—撒马尔罕，他性格中的另一面开始显现，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到这座城市的建设中。此外，帖木儿对首都的“疯狂建设”与他在其他地方的疯狂破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国记者贾斯汀·马洛奇（Justin Marozzi）告诉我们，“带着对战争的激情能量”，帖木儿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建设他的首都上。马洛奇将帖木儿最终计划建造的大清真寺，称作“帖木儿在建筑上的巅峰之作”。14然而，这个老战士对领土的贪婪没有止境，因为旧蒙古帝国的大部分重要区域仍在他的掌控之外—这就是中国。帖木儿自称成吉思汗的后代，因此他决定征服中国。在建造城市的同时，他也在为征服中国的战争做准备。1405年，他率领大军向东出击，但是已经69岁的他身体状况很差。1406年1月，这位征服者死在塔什干以北的奥拉特尔平原严酷的寒冬中。[9]帖木儿的遗体被运回他所钟爱的撒马尔罕，安葬在已经准备好的古尔埃米尔陵墓（Gur-Emir tomb）中。

帖木儿的征服计划在他死后戛然而止，奥斯曼人很快取代了帖木儿势力，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者。帖木儿在河中地区建造的两座城市成为他奇特矛盾性格的纪念品。按照格鲁塞（R.Grousser）的说法，他不是一个野蛮人，“而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波斯文学的爱好者以及一个随时准备好引用《古兰经》的人”。15

帖木儿最持久的遗产是撒马尔罕的城市文明，而不是沙赫里萨布兹的力量。撒马尔罕成为帖木儿王朝在中亚创造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土著文明城市。帖木儿王朝的成就建立在波斯遗产的基础上，波斯文化很早就开始进入河中地区，帖木儿是波斯文化的拥护者与传承人。

作为一个征服者，帖木儿给印度带来的只有死亡与破坏。但是他的继承者则将波斯文化带入这片与众不同的次大陆。

图35 位于沙赫里萨布兹的帖木儿白色宫殿遗迹，乌兹别克南部

[1]加兹尼王朝由中亚突厥人建立，又称“哥疾宁王朝”“伽色尼王朝”。

[2]花剌子模苏丹国强盛时期囊括中亚河中地区、霍拉桑地区与伊朗高原大部， 1231年被蒙古帝国所灭。

[3]哈拉和林又称和林、和宁，位于今蒙古国中部鄂尔浑河上游，是在草原深处克烈部或回鹘都城的基础上创建的蒙古帝国首都，元朝岭北行省首府，13世纪中叶世界的中心，地缘位置极为重要。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建都于此。1948—1949年在哈拉和林废墟上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土墙、宫殿、市街、房屋等遗迹甚多。

[4]察合台汗国（1222—1683年）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由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依其领地扩建而成。察合台汗国最盛时其疆域东至吐鲁番、罗布泊，西及阿姆河，北到塔尔巴哈台山，南越兴都库什山，包括阿尔泰至河中地区。

[5]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年），英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帖木儿大帝》等。

[6]萨杜恩（Saturn）是罗马神话中的农业之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克洛诺斯，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Jupiter）就是他的儿子。

[7]设拉子，城区分新、旧两部分，旧城有赞德陵墓、波斯波利斯遗迹、清真寺等古迹；新区有基督教、波斯教会教堂和学校，为商业区和工业区。公元前6世纪是波斯帝国的中心。

[8]包括突厥人、蒙古人等。

[9]此处疑为原书作者笔误，帖木儿于1405年2月病逝。

第12章 乐土：印度地区帖木儿到莫卧儿时期的波斯遗产

帖木儿具有人格分裂的特点，他一方面展现出对波斯文化的热爱，另一方面则是对征服和毁灭的渴望。创造与毁灭在帖木儿身上相得益彰，但他的继任者们则更有涵养也更热爱和平，更多继承了他文明开化的一面。帖木儿帝国不久就土崩瓦解，但是他的继承者们，也就是帖木儿的后代，展现出伟大的艺术与学术成就。帖木儿帝国的遗产集中在河中地区，这里成为中亚传播波斯文明的中心。

帖木儿的儿子沙鲁赫继承了王位，他与帖木儿的性格完全相反，人们形容他是一位“有文化的和平主义者”。1沙鲁赫将首都从撒马尔罕迁至撒马尔罕以南600公里的赫拉特，并将他的儿子兀鲁伯留在河中地区负责管理。兀鲁伯在阿拉伯人那里被称作“Mawarannahr”，他继承王位后仍将首都设在撒马尔罕。他原本可以离开撒马尔罕这个与帖木儿暴力统治联系在一起的权力中心，但是作为一名老战士的孙子，兀鲁伯完全改变了撒马尔罕的状况。在兀鲁伯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撒马尔罕一直处在平稳的建设时期，中亚的波斯文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正是在兀鲁伯的统治下，撒马尔罕建起了很多非常壮观的建筑，其中就包括雷吉斯坦广场（Registan Square）,19世纪来到这里参观的科松（Curzon）曾经说这里是“全世界最壮观的公共广场。在东方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东西能与这里的简单与壮丽相媲美，在欧洲，同样没什么能与之相提并论……”2

图36 帖木儿王朝重要的统治者及统治时期

图37 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广场

正是兀鲁伯将祖父的陵墓—美丽的古尔埃米尔与雷吉斯坦广场修建在一起。此外，兀鲁伯还扩建了很多美丽的花园，撒马尔罕变成了帖木儿心中向往的波斯乐园。

但是，兀鲁伯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天文学与数学领域。在首都的外围，他修建了一座壮丽的天文台，很多天文学家都在此观察天象进行研究。当时天文学家测量出的天体轨道运行距离后来被证实是非常精确的。

沙鲁赫父子的统治，促进了河中地区科学与艺术的繁荣。因此，他们统治的时期可以称得上是帖木儿文明的黄金时代。15世纪上半叶，河中地区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科学中心。除了天文学研究外，对地球的研究同样也在进行，地理学家在那里绘制了很多地图，这些地图体现出当时人们对地理学的惊人理解—其中有一张地图将撒马尔罕作为世界中心。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基督教世界的重大科学研究受到天主教会的严厉打压。那幅总是被人们提起的由基督徒绘制的世界大地图（mappa mundi），仍然是以天主教义为基础，与真正的地理并无什么关系，也没有反映任何关于自然世界的新观念。河中地区发生的这些事情可以称作是“帖木儿的文艺复兴”，撒马尔罕及其附近的布哈拉、首都赫拉特成了一个繁荣文明的伟大中心。帖木儿及其子孙的统治以波斯文明为基础，这一古老文明的传统再次深入中亚。3当时来到撒马尔罕的旅行者将这里描述为“世界的镜子”“被祝福的花园”或“第四天堂”。4撒马尔罕与布哈拉成为伟大的艺术与科学中心，尤其是在天文学与地理学领域，成就完全超过当时的欧洲。

帖木儿王朝的奠基人去世后，沙鲁赫与兀鲁伯为帖木儿王朝的发展定下基调，他们的继承者也跟随着他们的脚步。帖木儿人对科学与艺术的兴趣一直持续到15世纪，直到被北方的入侵者中断。这些入侵者是乌兹别克人，随着他们的到来，帖木儿王朝的黄金时期结束。乌兹别克人占领了撒马尔罕，帖木儿人不得不向南撤退到阿富汗。

抵抗入侵者的领袖是一位叫巴布尔的帖木儿王朝王子，他的祖父是帖木儿的直系后代。他成功地将领土从乌兹别克人手中抢回，甚至一度重新夺回撒马尔罕。1512年，巴布尔在撒马尔罕以北被乌兹别克人击败，于是与其他人一样，他不得不前往阿富汗避难，这标志着帖木儿王朝的终结。从此，乌兹别克人成为河中地区的统治者。

巴布尔的权力中心在今天的喀布尔，他仍然不断发动战争以求恢复帖木儿王朝的统治。从历史上看，阿富汗地处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印度的咽喉之地，巴布尔的家乡被乌兹别克人占据，他被迫将目光投向南方。1526年，巴布尔取道通往旁遮普的开伯尔山口入侵印度，在德里以北的旁遮普击败了德里苏丹国（Sultanate of Delhi）[1]大军。巴布尔继续向南推进，占领了德里苏丹国最后的首都西坎德拉巴德，德里苏丹国灭亡，巴布尔称帝，建立了在未来三个世纪统治印度大部分地区的莫卧儿王朝（Mughal dynast）。

“Mughal”一词来自波斯词汇“Mughul”，也就是“蒙古”的意思。帖木儿王朝的创造者帖木儿宣称自己拥有蒙古血统，因此获得了继承蒙古帝国的正当性。他娶了一位来自成吉思汗家族的公主，从此称自己为“古尔干”（Gurgan），也就是波斯语“女婿”的意思，他自称“古尔干”的次数甚至比“汗”更多。帖木儿的后代们也一直延续着这种联系，因此莫卧儿人甚至自称为“古尔干尼”（Gurkhani）。以这种方式，他们既保留了帖木儿王朝的记忆，又加强了与波斯文化的联系。

虽然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莫卧儿王朝的军事力量绝对不是新王朝本质的代表。他们毕竟是帖木儿的后裔，对创造的渴望超过对破坏的渴望。至少早期的莫卧儿统治者证明了他们是文明的，他们讲波斯语，而且掌握了从波斯传播到河中地区的艺术、建筑、科学和文学传统。就像人们看到的，波斯向北的扩张促使河中地区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学者与科学家，比如阿尔·毕鲁尼及伊本·希纳。此外，在波斯文明的影响下，撒马尔罕出现了很多宏伟的建筑，当然还有美化城市的波斯花园。莫卧儿人的到来不只是简单地征服，他们还为印度次大陆带来了艺术、建筑、文学与科学等方面的成就。

开启这一进程的人是巴布尔，作为伟大的帖木儿文明继任者，据说他是当时亚洲最天赋异禀的君王。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文森特·亚瑟·史密斯（Vincent Arthur Smith）的说法，“他配得上在任何一个时代掌握国家大权”。5巴布尔的日记《巴布尔之书》（Babur-nama）是用突厥语写成的，在他去世后被翻译成波斯文。在这本书中，巴布尔详细描述了他征服的过程以及他继承的新帝国的本质。6他对印度的评价不是很高，在他看来印度只是一片很大的土地，有“很多金银”之类的东西以及大量容易驱使的劳动力。他不喜欢这里炎热的气候，非常想念阿富汗山区的凉爽。1530年，巴布尔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回并埋葬在他所钟爱的喀布尔。

与他的祖先帖木儿一样，巴布尔既是一名战士也是一位学者，但他并不像帖木儿那样残忍。他的儿子胡马雍则更像是沙鲁赫与兀鲁伯这种帖木儿王朝传统类型的统治者。他热衷于读书与学习，但作为统治者却并不是很成功；正是他开启了将德里改造成一个莫卧儿帝国大城市的工程。他是第一位埋葬在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皇帝，他在德里的陵墓是一座非常典型的早期莫卧儿建筑，造型宏伟，风格更接近受波斯文化影响的河中地区。这座陵墓由布哈拉的波斯建筑师设计，这种建筑造型在帖木儿王朝时期的撒马尔罕与萨法维时期的波斯都十分常见。

图38 《巴布尔之书》中的细密画，巴布尔正在喀布尔设计一处花园， 1508年

另一个来自波斯的概念是在陵墓周围建造花园，这样做可以使陵墓在绿色植物背景下显得更加辉煌。第一座莫卧儿花园取材于撒马尔罕的花园，不论是莫卧儿花园还是撒马尔罕花园都源于波斯花园。花园是莫卧儿人给印度带来的礼物之一。

胡马雍的继承人是阿克巴（Arkba），作为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他成功地将整个地区联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他也花费很多时间在修建城市上，这种对建筑的狂热让人想起他的祖先—撒马尔罕的帖木儿。阿克巴在阿格拉（Agra）修建了宏伟的堡垒，并在阿格拉附近修建新的首都法特普尔希克利（Fatehpur Sikri），意为“胜利之城”。但这个首都并没有长时间成为权力中心，或许阿克巴从一开始就未打算将此作为权力中心，就像波斯波利斯一样，这里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仪式性城市。法特普尔希克利在很多方面都与阿契美尼德首都波斯波利斯十分相似，其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种象征，将帝国与宗教联系在一起。7

图39 一位不知名的德里艺术家用水彩完成的阿格拉风格作品，描绘的是1820年德里胡马雍陵风景画，周围是更早期的莫卧儿花园

图40 莫卧儿王朝前六位君主

与先辈们一样，阿克巴也是一个穆斯林，但他也对印度其他宗教很感兴趣，他常常将每个宗教的代表请到潘奇马哈（Panch Mahal）—一个五层建筑里，一起探讨宗教问题，产生了很多新思想。这种新思想逐渐发展成一种新的、中庸的国教，这种宗教以阿克巴为中心，名叫“Dīn-i Ilāhī”，也就是“神圣宗教”（Divine Religion），从此莫卧儿帝国具备了很多神权国家特征。8尽管如此，帝国对于其他宗教的政策仍旧非常宽容，阿克巴本人也参加印度教的庆典。这种宗教的态度与居鲁士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的宗教态度十分相似。记录当时统治状况的《阿克巴之书》用波斯语写成，其中记载了很多阿克巴对宗教感兴趣及宗教态度的事例。9有趣的是，在这种宗教宽容的气氛中，与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教这一波斯人与帖木儿人官方的宗教开始被打压。

实际上，阿克巴并没有在他的胜利之城逗留太长时间，很快他就离开这里来到拉合尔（Lahore），之后又转移到阿格拉的红堡。在红堡坚固的城墙中，阿克巴与其继任者安全地计划着将帝国扩张到南部。法特普尔希克利一直是莫卧儿帝国伟大的权力符号，但其实宗教才是帝国的核心。该城最大的建筑是主麻清真寺（Jama Masjid），它是按照麦加清真寺的样式设计的。当时，阿克巴已自称伊玛目，因此他既是帝国的政治首领，也是宗教领袖。

阿克巴执政的最后一年在法特普尔希克利建造了最后一个建筑—布兰达尔瓦扎（Buland Darwaza），意为“胜利之门”，这象征着帝国政治与宗教的结合。这个建筑是通往主麻清真寺的入口。阿克巴国教中的中庸特征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入口处上方有铭文：“玛利亚之子耶稣，愿他平安；世界是一座桥，人们应该过桥，而不是在上面盖房子。”桥的图像在胜利之城的其他地方也能看到，表现了阿克巴统治时期不同民族与宗教的联系。

法特普尔希克利虽然采用莫卧儿的建筑风格，但仍受印度教的影响，这其中有很强的政治意味。桥梁的概念在居鲁士的帝国中也能看到，具体地说就是宗教宽容政策。无论是居鲁士还是阿克巴，都没有在帝国内强行实施民族融合政策，而是允许这种天然的多元性存在。阿克巴的神圣宗教在莫卧儿帝国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与琐罗亚斯德教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中扮演的角色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同的。

阿克巴卒于1605年，他的儿子贾汗吉尔继承王位。贾汗吉尔在西坎德拉巴德附近为阿克巴修建了一座宏伟的陵墓。与胡马雍的陵墓一样，阿克巴的陵墓周围也环绕着莫卧儿风格的花园。

这种波斯花园的概念在阿克巴的孙子沙贾汗修建的建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所有建筑中，最宏伟的莫过于建在阿格拉的泰姬陵了。这是沙贾汗为他早逝的妻子穆塔兹·马哈尔（Mumtaz Mahal）修建的。泰姬陵、清真寺、居所和花园的修建都遵循了波斯传统。建造泰姬陵的艺术家与工匠来自撒马尔罕、布哈拉、巴尔赫，甚至还有更远的设拉子，他们为这座建筑带来了精美的马赛克、书法与雕刻。这座陵墓是最成熟的莫卧儿风格建筑，这种风格汲取了大量撒马尔罕建筑的精华，其中还包括早期萨珊风格要素。与在撒马尔罕的帖木儿、法特普尔希克利的阿克巴一样，沙贾汗同样以狂热的激情投身于建筑设计中，而且丝毫不考虑成本。很多人认为，泰姬陵给这个帝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消耗。

图41 位于阿格拉的泰姬陵

在阿格拉完成了这一宏伟壮丽的建筑后，沙贾汗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首都迁回德里。与他的先祖们一样，他也是一位天生的建造者，他在德里旧城的基础上建了德里新城，在新城修建了高塔与巨大的城墙，新城被命名为“沙贾汗之城”（Shahjahanabad）。10这座城市被设计成棋盘状，被一条名为“月光集市”（Chandni Chowk）的大道一分为二，该城市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是第二红堡，这是皇家住所及政府中心。这个城堡的建造不但用到与阿格拉城堡类似的红色砂石，还用到与泰姬陵类似的白色大理石。这里无疑是一个用石头打造的权力象征，在厚厚的围墙之内有很多美丽的建筑。位于红堡中心的是“迪万伊阿姆”（Diwan-i-Am）—公共大厅，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就是在这里处理朝政。正如英国艺术家路易斯·尼克尔森（Louise Nicholson）所说的那样，这里是“莫卧儿帝国的中心舞台，是举行重大典礼仪式的地方”。11莫卧儿人再一次遵循了阿契美尼德人的传统，用石头展示权力。就像波斯波利斯通向万国之门与王座的大阶梯那样，沙贾汗设计的庆典游行路线是沿着月光集市大道穿越拉合尔门，最后来到皇帝所在之处。

虽然迪万伊阿姆是展示权力的地方，但真正的权力中心则藏在后面的迪万伊卡斯（Diwan-i-Khas），也就是皇帝接见大臣、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这个大厅最伟大的是镶嵌了各种稀有宝石的孔雀王座（Peacock Throne），孔雀王座代表了皇帝的荣耀与权力。造访这里的法国人弗朗索瓦·贝尼尔（François Bernier）是这样描述孔雀王座的：

在大厅的尽头，国王坐在孔雀王座上，衣着华丽：他穿着一件精致的白花金丝丝绸背心，头上戴着王冠，王冠底座由钻石与黄水晶构成，耀眼如太阳光芒……孔雀王座有六尺高，纯金打造，上面镶满了红宝石、绿宝石与钻石。我没有办法准确地估算这些宝石的数量与价值，因为没人能够靠近王座。12

孔雀王座位于红堡中心，因此这里也是莫卧儿帝国核心所在，同时还是皇帝的私人休闲场所。在王座上方的墙上，雕刻着库思老的波斯文铭文：“如果世间有乐园，那一定是这里！这里！这里！”

莫卧儿人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花园、喷泉、泉水与水池，这些元素围绕在建筑周围，在红堡中随处可见，就连皇帝的后宫与私人场所也是如此。就像上文提到的铭文，这些莫卧儿花园绝对是波斯概念中的乐园，这一点莫卧儿人自己也是明白的。红堡中的花园都是典型的波斯风格花园，在波斯被称作“Char-bagh”（四花园形式），这种类型的花园被围墙围起来，两条十字交叉的水道将花园分为四部分，交叉点处是一个带喷泉和小瀑布的水池。在德里干燥的气候中，这些花园与两千年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花园一样，受到人们的欢迎与喜爱。

图42 德里红堡里的迪万伊卡斯

毫无疑问，波斯语是莫卧儿帝国最重要的语言，莫卧儿皇室重要的文书基本都是由波斯文写成的，即使不是波斯文，也会很快地被翻译成波斯文。波斯语是莫卧儿帝国的官方语言，并且一直延续到19世纪。巴布尔曾经还将波斯书籍的插画艺术带到印度，甚至鼓励当地的艺术家恢复波斯细密画创作传统。当时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是阿布尔·法兹尔（Abu'l Fazl）—《阿克巴之书》的作者。这本书详细记载了这位伟大皇帝统治时期的各种活动。据说法兹尔的波斯文写作文笔之优美甚至超过印度梵文。他还写了一本篇幅很长的书—《安伊阿克巴》（Ain-i-Akbari）—相当于莫卧儿王朝的“末日审判书”。类似《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2]这样的梵文著作被翻译成波斯文，用来帮助阿克巴制订团结各民族的计划。实际上，语言上的差异隔断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这种情况就像是讲法语的诺曼人与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臣民一样。波斯语与印地语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语言与文化差异，一直延续到19世纪莫卧儿帝国的灭亡。这种分裂也是莫卧儿帝国未能统治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相隔千年，但阿契美尼德人与莫卧儿人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居鲁士以合作与相互尊重的方式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但是从大流士开始，之后的继承者们背离此道，使统治最终变成了常见的建立在压迫与恐吓基础上的典型的帝国主义，这也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灭亡与亚历山大获胜的主要原因。与之相似，莫卧儿皇帝阿克巴试图通过尊重与信任的方式将他的臣民团结起来，但其后的继位者们则采用了更为强硬的方式。历史学家约翰·基耶（John Keay）认为，自沙贾汗开始，“阿克巴时代轻松的政治氛围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威严的象征主义统治，此后，这位世界之王便开始在洒满阳光的洁白大理石高台上施行统治。在红堡，宫廷典礼与会议便定格在石头中了”。13大流士之后，阿契美尼德王朝很多统治内容也被“定格在石头中了”，这种情况与沙贾汗的儿子奥朗则布的统治很相似，他为人残忍，对宗教毫不妥协，定下了莫卧儿帝国之后的发展基调。奥朗则布统治末期，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已是水火不容。

波斯文化对莫卧儿人的影响持续了近两百年，不久，波斯人开始以另一种方式介入印度次大陆的事务。在奥朗则布于1707年去世后不久，其他入侵者开始进入印度，其中最残忍的是波斯人纳迪尔沙（Nadir Shah）。1739年，纳迪尔沙取道阿富汗进入印度，这条路也曾经是无数征服者选择的道路。他们在卡尔瑙（Karnal）击败莫卧儿大军并占领德里，这为统治了印度达两百年之久的莫卧儿王朝敲响了警钟。纳迪尔沙就是另一个版本的帖木儿，他靠篡权夺位，在德里大肆烧杀抢掠，与三百年前帖木儿的作战方式类似。他带着大量战利品回到波斯，包括各种金银宝石，其中最著名的是那块光之山钻石（Koh-i-noor diamond），这块钻石最终辗转流传到了英国女王的王冠上。更重要的是，纳迪尔沙还将从沙贾汗时期就被作为莫卧儿王权象征的孔雀王座带回了波斯。孔雀王座被夺表明了莫卧儿王朝统治的羸弱。从此，莫卧儿的皇帝就变成了傀儡，成为冒险家手中的棋子。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莫卧儿帝国名存实亡。这种情况在波斯对句中是这么描述的：“从德里到帕拉姆，就是阿拉姆国王的领土。”帕拉姆就在德里附近，这两句话描述的是阿拉姆国王当时只不过能控制自己的首都而已。1804年，阿拉姆将自己置于不列颠的保护下，从此一个新的势力接管了莫卧儿帝国的废墟。为了与莫卧儿人交流，英国人认为需要学习波斯语，没过多久英国人便掌握了这门语言。这是因为学习波斯语使英国人能够了解这一伟大文明的文学与历史，并加入到所谓“东方学”的研究中。14这些知识对于英国人成为莫卧儿帝国的继承者，以及努力巩固大英帝国世界体系具有特殊的价值。

当孔雀王座被纳迪尔沙带回自己的首都后，王座不再是莫卧儿统治者的象征，却变成了波斯帝国王权的象征。在波斯王室定期举行的加冕仪式等盛典上都可看到孔雀王座的踪影，从此，孔雀王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波斯王权的代名词。孔雀王座的象征意义一直延续到波斯最后一个国王被伊斯兰共和国（详见第15章）推翻为止。15

[1]德里苏丹国（1206—1526年），共存在了320年，是13—16世纪突厥人和阿富汗人军事贵族统治北印度的伊斯兰教区域性封建国家的统称，以其建都德里得名。1526年，德里苏丹国被莫卧儿王朝取代。德里苏丹国的统治阶级都是中亚来的伊斯兰教军事封建贵族，以突厥人和阿富汗人“四十大家族”（Chihalgani）为核心，占有大量的军事采邑土地“伊克塔”。

[2]薄伽梵歌的字面意思是“主之歌”或“神之歌”，这里的主或者神就是黑天，薄伽梵相当于上帝，梵相当于圣灵。薄伽梵歌是印度教的重要经典与古印度瑜伽典籍，为古代印度的哲学教训诗，收载在印度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中。它是唯一一本记录神，而不是神的代言人或者先知言论的经典，共有700节诗句。成书于公元前5—前2世纪。

第13章 携带金黄鱼子酱的居鲁士：向第一个王朝致敬的末代王朝

第一个主导古代世界的帝国令人惊讶的以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形式持续了2000年。伊朗在一千纪中叶时由沙王（shah）统治，到了20世纪，统治者仍然是一位沙王。但是，20世纪时，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伊朗帝国只是一只来自遥远过去的恐龙，此时的它只能在现代西方国家的夹缝中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朗的末代王朝试图重振自己的势力，为此，20世纪70年代，他们专门在波斯波利斯这个古波斯帝国的首都，举行了其在世界舞台上的最后一次庆典。

正如历史展示给我们的那样，第一个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作为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势力，统治期长达两百年。阿契美尼德帝国控制了中东以及地中海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直到公元前4世纪才被亚历山大大帝击败。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曾短暂地统治波斯，之后帕提亚人来到这里。长久的间歇期后，波斯帝国在萨珊王朝的统治下再次复兴。萨珊王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人击败为止，此后，波斯在很长时间内失去了他们引以为豪的认同感，成为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的一部分。公元10世纪，波斯脱离哈里发国家再次获得独立，一直到现代，它一直维持着独立的地位。波斯经历了很多朝代统治，每一个朝代都试图寻找与之前朝代的联系，以此来获得统治的正当性。但是，波斯的重要性仍在不断降低，到19世纪的恺加王朝（Qajar dynasty）[1]时，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两个事件改变了上述状况。185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航线从好望角转移到中东地区。虽然这件事最初与波斯并无关系，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却大大提高。当时世界上的两大强权—英国与俄国都对波斯产生了极大兴趣，英俄之间的对立被后人称为“大博弈”。英国最关心的是与印度之间的贸易路线，因此波斯的地理位置对权力争夺来讲十分重要。后来的印度总督科松爵士在他1892年的著作《波斯与波斯问题》中特别强调了波斯对英国的重要性。按照科松的说法，这个曾经的伟大帝国已经萎缩成英国与俄国博弈中的“一枚棋子”。1

第二件改变波斯地位的事件发生在19世纪末，内燃机的出现使石油愈加重要。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一样，波斯也盛产石油，因此它成为一个在西方列强眼中有利可图的国家。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力正盛的英国影响力处于巅峰。英国人对波斯的兴趣越发强烈，以至于美国在波斯的政府代表摩根·舒斯特（Morgan Shuster）说这个国家正在被“掐死”，他后来还写了一本与之相关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到波斯已经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委托国”，波斯政府无权管理本国事务。

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最后的波斯王朝—巴列维王朝（Pahlavi dynasty）建立。1921年，一位名叫礼萨·汗（Reza Khan）的波斯军官被任命为军事部长，后来又担任总理。在他眼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波斯摆脱列强的控制，重振波斯力量。此时的恺加王朝已经非常孱弱，沙王昏庸无能，有人提出应该让礼萨·汗担任沙王。礼萨·汗欣然接受这个提议，恺加王朝末代沙王阿合麦德·沙（Ahmad Shah）不得不下台开始流亡。礼萨·汗随后选择了巴列维这个名称，以此将新王国与波斯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31926年，他以礼萨·沙·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的名号登基，并紧急召开制宪会议宣布自己为“伊朗的万王之王”（Shahanshah-i-Iran）。他非常成功地削弱了外国势力对伊朗的影响，尤其是英国。舒斯特在《扼住波斯的咽喉》（The Strangling of Persia）一书中，指出波斯新政策的方向。4

礼萨·沙想将他的新王朝与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联系起来，尤其是阿契美尼德帝国。但他还认为如果要恢复波斯帝国往日的荣耀，那就必须实现现代化。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他推行了极端的西方化政策，其中包括法律系统的世俗化。以法国民法为基础的新民法开始被应用在新法庭中，取代了之前的伊斯兰法庭。伊斯兰教的沙里亚法及神职人员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传统的阿舒拉[2]宗教仪式也被废止，该仪式是在穆哈兰月的第十天为纪念侯赛因殉教而设。此外，国家成立了新的公立世俗学校，这些学校都用波斯语教学，阿拉伯语词汇和名字被移除。波斯的历史，尤其是帝国往日的辉煌取代了原来的伊斯兰教育。波斯的太阳历取代了伊斯兰教历法。伊朗民众必须着欧式服装，禁止戴面纱。随之而来的是女性的解放，之前女性需要戴面纱，而且无法参与公共活动。高等教育也开始筹建，一所新的国立大学在德黑兰成立。此外，伊朗的波斯语学院成立，该学院的任务是净化波斯语词汇并删除外来词汇，但阿拉伯语与波斯语一起使用了好几个世纪，因此删除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词汇非常困难。

图43 纳斯鲁丁沙王早期肖像（1848—1896年在位）

波斯国家银行在德黑兰成立。这家银行发行国家货币里亚尔（rial），并负责制定国家金融政策。此外，这家银行还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协助改善交通系统，为加工糖、棉花之类的农产品建立工厂。1933年，波斯政府与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重新签订协议，提高了政府在石油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比，以此来支持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作为改革与经济发展的象征，1938年，波斯正式更名为“伊朗”。“伊朗”这个名字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使用了，其来源是梵文“ārya”，意思是“高贵”或“出身高贵”。这个名字曾被用来称呼那些在公元前一千纪从中亚迁至中亚外围的民族，以及他们之中地位高贵的人。有很多国王登基时的头衔都是“伊朗的万王之万”。尽管波斯这个名字有很多变体，但都来源于欧洲人常用的帕尔斯。波斯人对自己身为雅利安人非常自豪，这一点也成为他们珍贵的遗产，沙王试图将此展现给他的人民与全世界。19世纪30年代，种族主义在欧洲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概念，沙王通过更改官方名称和当时的主流观念保持一致。5

这种彻底的国家现代化与宗教世俗化，与穆斯塔法·凯末尔[3]在土耳其的改革十分相似。在那里，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正转变为世俗化的土耳其民族国家。

礼萨·沙非常敬佩这位土耳其的领导人。他访问了土耳其，并在任何一个他认为可以改革的方面都借鉴了土耳其改革模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沙王的政权与凯末尔政权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第一，凯末尔用共和国取代了奥斯曼帝国，而礼萨·沙则将目光投向阿契美尼德帝国，把这个古老的帝国看作恢复国家辉煌的模范。第二，虽然礼萨·沙发起了纯洁波斯语运动，意在去除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词汇，但文字本身却没有变化，并不像土耳其那样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

第三，与凯末尔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礼萨·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德国及其盟国。更换国家名称的做法与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促使沙王制定了很多亲纳粹政策，因此，英国与俄国开始对伊朗施加压力，这直接导致1941年礼萨·沙被迫下台，让位于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Mohammad Reza）。新沙王更倾向于与英俄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父亲被迫退位显示出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强大的影响力。年轻的继承人接受了在众多西方国家夹缝中求生的新角色，他意识到与同盟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他的下场将与其父一样。

1943年，苏联、英国、美国这“三巨头”的首次会议在德黑兰[4]召开，目的是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草案。虽然从官方上讲，伊朗沙王是这次会议的承办人，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观众，这一现实让这位年轻的沙王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德黑兰也只不过是一个方便会面的地点而已。这件事在伊朗沙王的心中埋下了种子，他立志要恢复国家往日的辉煌。

战后，伊朗一直处在西方国家的阴影下，一场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使伊朗更为独立。这场运动的领导核心是伊朗左翼的人民党（Tudeh Party）[5]，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民族主义与反君主势力参与。这些势力由资深政治家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q）组织在一起，成立了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6]。该组织要求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国有化，并要求伊朗从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手中争取更大的独立。在这种情形下，暴力事件开始增多，总理拉兹马拉（Haj Ali Razmara）被暗杀，沙王以任命摩萨台为首相来安抚民族主义者的情绪。摩萨台政府的核心政策是控制国家石油生产，因此，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完成了国有化，并被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取代。英国开始破坏伊朗的外交环境及其石油贸易出口，这一政策起初让伊朗经济遭受了很大打击。此后，伊朗政坛再次开始动荡，因此沙王不得不撤去摩萨台首相一职，重新任命一位右派人士，摩萨台无奈离开伊朗。1953年，摩萨台重新回到伊朗，这次他获得了军队的支持，但不久后因叛国指控被捕；新的政府团队开始软化伊朗的立场，英国从中获利，因此沙王取得了一段时期内经济上的成功。

然而，与此同时，沙王仍继续着他渴望恢复古波斯及雅利安人荣耀的梦想，他认为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1970年，他成立国家复兴党（Rastakhiz, the National Resurrection Party），该党主要目标就是复兴伊朗。实际上，复兴党只是不断地赞扬与拥护沙王的政策。与此同时，在“冷战”时期，沙王保持了与西方亲近的关系，并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得以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20世纪60年代，恢复国家往日荣光的梦想占据了沙王的全部心思，经济发展的需求则被忽略了。沙王强调波斯历史的延续性，甚至试图去寻找巴列维王朝与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间的关系。为了宣扬高涨的民族自豪感，他决定举办一次盛大的庆典来庆祝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2500周年。这个日子选在了1971年，虽然看起来十分武断，但庆典最终还是按计划进行。沙王的这一决定是为了向伊朗民众与全世界展现国家的伟大历史遗产，并彰显巴列维王朝在保护历史遗产中扮演的角色。沙王为他的国家制定的核心政策就是复兴。

在德黑兰，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着精心的准备，包括在城中各处放置古波斯主题的浮雕。其中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修建一座巨大的带有拱门的塔作为纪念。这座塔被称为“沙亚德塔”（Shahyad Tower），意思是“沙王纪念塔”。纪念塔内部是关于伊朗历史的展览。这座建筑建在通往市中心的大道尽头，这个特殊的地方成为帝国的象征及重要地标。

这场庆典最重要的部分被安排在古代波斯帝国的首都波斯波利斯举行。尽管这座城市一直被淹没在黄沙之中，直到19世纪才重现于世，但波斯波利斯这个名字一直以来都是权力的象征。在马洛创作的戏剧中，帖木儿宣称，他的终极愿望就是与亚历山大一样夺取波斯波利斯，这让人再次回忆起这座城市的辉煌。

当然，帕萨尔加德在这场庆典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居鲁士大帝的陵墓依然孤独地伫立在波斯波利斯北边的平原之上。在这里，沙王向世人宣读他的信念：

图44 位于德黑兰的沙亚德塔，现称阿扎迪塔

在2500年之后的今天，就像在光辉时代中一样，伊朗的国旗随风飘扬；今天，就像在光辉时代中一样，伊朗的名字令人敬仰；今天，就像在光辉时代中一样，伊朗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秉承着自由与爱的信仰，是人类最崇高理想的捍卫者。尽管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历经狂风骤雨，但是圣火在2500年中从未熄灭。今天，圣火的光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亮地照耀伊朗大地，伊朗的光辉早已传遍各地，超越国境。6

在演讲中，沙王在结尾中说道：“哦，居鲁士，安息吧，因为我们已经苏醒。”通过使用“凯旋”“敬佩”“理想”“自由”等字眼，沙王将现代伊朗与居鲁士大帝及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成就联系在一起，他明确地宣称，要复兴这个失落已久的伟大帝国，要让伊朗与世界列强并列。

无法否认的是，1971年夏天，波斯波利斯举行了一场非常伟大的盛典。这座废墟再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许多国家首脑受邀参加，在大使与高级官员陪同下观摩了这场盛典。为了接待贵宾，沙王在波斯波利斯周边树立起巨大的帐篷，并在其中举行宴会，这也是典礼的主要内容。沙王在这里为贵宾们准备了丰盛的佳肴：

巨型吊灯悬挂在由真丝装饰的顶上，闪亮的灯光下，来自世界各国的皇室成员、政府官员共计六百多人，在这里参加了一场耗时五个小时的宴会……来自巴黎马克西姆餐厅的主厨马克斯·布洛埃为客人们精心准备了美味佳肴，其中包括塞满里海黄金鱼子酱的鸽子蛋、松露羊羔肉、鹅肝酱配孔雀肉……还有两万五千瓶美酒。7

如果酒的数量无误，那就意味着每个客人会分配到40瓶酒。这些食物中唯一来自伊朗的就是里海的黄金鱼子酱。所以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有如此伟大的2500年文明，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食物都来自法国呢？”重要的是，法国总统蓬皮杜并没有参加此次庆典，此外，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在内的多国元首也都没有参加。

在庆典过程中，沙王更多强调的是居鲁士而非波斯波利斯的实际建造者大流士，而且他还宣布伊朗将更改历法，历法元年改为居鲁士登基的那一年。记录居鲁士丰功伟绩的《居鲁士文书》成为这场浮夸盛典的标志之一。

宴会结束后，身着古代米底与波斯军服的士兵来到波斯波利斯废墟，伊朗历史的延续性是此次盛典的潜在主题—探寻今天伊朗与遥远过去之间的联系。庆典设计所要传达的感觉是“曾经亚洲霸主的幻影正在往日光辉的舞台上重现”。8但对迈克尔·阿克斯沃西（Michael Axworthy）来说，这一切不过是一个自大狂的狂欢。9庆典最浮夸之处堪比好莱坞电影，这场活动的官方纪录片解说嘉宾是奥尔森·威尔斯（Orson Welles）[7]，他认为这场庆典是“波斯的游行”。最重要的是，在纪录片中，这个国家被再次称为波斯，而不是伊朗。旧的称呼似乎更容易建立起现在与过去的联系。

图45 帕萨尔加德：身着古代军服的伊朗军队在各国政要面前列队，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庆典

沙王发表的另一场演讲，用保罗·克里瓦切克的话来说，就是“在他祖先的阴影下”的讲话。在这场演讲中，沙王再次强调了古代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延续性及波斯的重生。他再一次召唤了居鲁士，“居鲁士，伟大的国王，万王之王”，并且再次强调了他的承诺“哦，居鲁士，安息吧，因为我们已经苏醒”。10

到这时，沙王已经完全沉醉于自己的计划中，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将自己的王朝与过去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如何为民众谋福利。但是，这样的盛况并不能挽救巴列维王朝。事实上，这场盛况不但没有将巴列维王朝置于遮羞布之下，反而增加了民众对沙王的不满情绪。这场夏日的狂欢掏空了国库，进一步削弱了伊朗的经济实力，沙王与民众的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11

图46 沙王在波斯波利斯古代遗址登基

与此同时，伊朗并没有表现出沙王所描绘的往日荣光景象。为了能够达到目的，他希望赋予马基利斯（Majlis）—也就是议会更多的权力，并发起多项改革。但国家的状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事实证明，20世纪70年代的巴列维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在1943年时，沙王至少能够感觉到自己是德黑兰会议的主持者，与“三巨头”是平起平坐的，但到了70年代，伊朗实际上更依赖美国的支持。对美国来说，伊朗是对抗苏联重要的缓冲地带，因此伊朗国内局势必须要稳定。

躁动不安的情绪在伊朗国内开始蔓延，局势已经不再稳定，越来越多的困难导致了伊斯兰教的复兴。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斯兰教被两位沙王边缘化，它在沙王伟大的计划中并没有扮演什么角色。什叶派的穆哈兰月纪念活动及其他宗教活动都被礼萨·沙下令禁止。但在1978年的穆哈兰月初，爆发了反抗沙王政权的暴力示威活动。11月12日，也就是阿舒拉日当天，德黑兰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示威，这场示威活动愈演愈烈直至沙王也无法控制。1979年1月，伊朗完全陷入混乱，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被迫流亡，他的王朝—自称是2500年伟大文明的继承者—被推翻了。

从很多方面来讲，沙王试图复兴一个逝去已久的帝国，不过是源自古代王朝传统帝国主义最后一次虚张声势的喘息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就可以预见到20世纪的权力现实状况。尽管这次会议是在伊朗首都举行，但沙王几乎全程都被忽略。后来沙王在世界各国面前所展现的伟大，不过是幻象而已，很多方面甚至尴尬到可笑。在掌权半个多世纪后，巴列维政权就被将伊朗重新带回伊斯兰统治的政权所取代了，这个政权开始尝试用截然不同的方式重建伊朗。

[1]建立恺加王朝的恺加部落原是一个较小的部落，居住在波斯北部马赞达兰的亚斯特巴地区。1779年恺加人建立王朝，定都德黑兰。

[2]“阿舒拉”为阿拉伯文“第十日”的译音。根据伊斯兰教历，这一日是伊斯兰教历的1月10日。

[3]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1938年），又译基马尔、凯穆尔，土耳其革命家、改革家，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总理及国民议会议长。执政期间施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凯末尔改革”，使土耳其成为世俗国家，为土耳其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国会向凯末尔赐予“阿塔图尔克”一姓，即“土耳其人之父”之意。1938年11月10日在伊斯坦布尔去世，享年57岁。

[4]德黑兰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英三国首脑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会议。会议发表了《德黑兰宣言》，宣言宣布就消灭德军的计划，三国达成了协议，并将协力在战后创造和平。

[5]伊朗人民党成立于1941年9月20日。1941年9月伊朗共产党成员拉蒂马什等在苏联的支持下重建党组织，定名为人民党。

[6]伊朗政党，成立于1949年。

[7]奥尔森·威尔斯（1915—1985年），生于威斯康星，逝世于洛杉矶，美国演员、导演、编剧、制片人。代表作有《公民凯恩》《第三人》《历劫佳人》等。

第14章 从沙亚德到阿扎迪：伊斯兰共和国与古代遗产

末代沙王在1979年1月被迫离开伊朗，官方说法是长期休假，但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伊朗—仅仅半年后，他就因为肺炎在埃及去世。因为颠覆活动遭沙王驱逐的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在1980年2月1日乘机从巴黎飞回伊朗。

霍梅尼如同救世主一般回归，甚至有人高呼“伊玛目阿马德”，“伊玛目回归了”。他立即就成了这个国家毫无疑问的统治者。军队从沙王那边倒戈，转而拥护这个新的政权，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命机构。什叶派穆斯林掌握了国家权力，建立了一个由宗教人士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圣城库姆[1]作为长期以来反对伊朗沙王统治的中心，取代了世俗德黑兰的地位。在沙王政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反教权主义迅速消失，伊斯兰教与伊斯兰观念顺利回归。3月，伊朗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这次公投的主题是以何种形式取代沙王政府，最终， 97%的人投票赞成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10月，伊斯兰共和国开始起草新的宪法，核心思想是公民与宗教机构的“双重管理”。马基利斯（议会）通过普选产生，宪法监护委员会则由宗教人士组成，是一个指定的机构。总统由民众选举产生，还有一个具有实权的角色是“最高领袖”，霍梅尼就是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在国内拥有最高权力，可以在总统与议会之上行使最终权力。此外，他还建立法基赫制度（Vilayat-e Faqih）[2]—法律捍卫者，这使他成为国家的道德监管者。在阿亚图拉掌权期间，还成立了“利益委员会”，这个机构也被称作“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3]，委员会成员由霍梅尼任命，国家一切重大决定都要在这个委员会内讨论与批准。

1980年1月，社会学家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Abol-Hassan Bani-Sadr）[4]被选为第一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新政府随即开始了关于社会基础的变革，这涉及民众生活每一个领域。包括伊斯兰化衣着在内的种种规定开始实行，民法法庭也由宗教人士控制。他们开始着手将沙里亚法带回伊朗，并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政府严格控制国民经济，曾经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石油工业再一次被国家控制，实行严格的国有化政策，新成立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控制了一切石油产品。这个新的共和国变成了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神权国家，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孱弱的沙王完全被强硬的霍梅尼取代了。

然而，在霍梅尼掌权之初就出现了关于领导权归属的严重分歧，很多人反对霍梅尼。其中，反抗最强烈的是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Khalq）[5]，他们早在沙王统治时期就开始了游击运动。这是一个伊斯兰组织，奉行马克思主义，很多年轻人与学生都支持这个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国家，而不是现在这种被教职人员操纵的国家。霍梅尼十分厌恶人民圣战者组织及其支持者，在革命初期，双方的冲突导致了很多暴力事件发生。左翼总统巴尼萨德尔曾是人民党成员，该党与人民圣战者组织关系密切，随着人民圣战者组织被霍梅尼打压，巴尼萨德尔被迫逃离伊朗。1981年，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6]当选总统，总理由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 Hossein Mousavi）[7]担任。在议会影响力很大的阿里·阿克巴·哈希米·拉夫桑贾尼（Ali Akbar Hashemi-Rafsanjani）[8]后来接替哈梅内伊成为总统。

这一切，连同霍梅尼本人高于众人的权力一起，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伊朗带来了权力的平衡。霍梅尼将伊斯兰教看作代替已经发展到末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意识形态。在这种背景下，哈梅内伊越来越被看作保守派，穆萨维是激进派，拉夫桑贾尼则属于温和派。但是，帕特里克·克劳森（Patrick Clawson）及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在著作《永恒的伊朗》（Eternal Iran,2005）中指出，这样的分类未免过于简单；他们将哈梅内伊与穆萨维归为强硬派，是“实用主义者”，而拉夫桑贾尼则显得相对中庸。1

虽然这些主要的领导人基本认同革命的核心内容，但他们对伊朗伊斯兰时期与前伊斯兰时期的历史则持有不同态度。本书也许更适合使用一般的分类，将他们划分为“强硬”与—至少是相对来讲的—“自由”派，他们对历史的态度，尤其是对伊朗前伊斯兰时期历史的态度，决定了前伊斯兰历史研究的深入程度。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伊朗虽然拥有独特的历史与宗教，但是，考虑到伊斯兰教的特殊地位及社会经济的重要性，考古与历史研究并不是这个国家优先发展的事情。

当一场革命爆发后，新的政权在传播新的思想与意识形态时，过去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往往被忽视，有时甚至会被认定为邪恶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当前仍然存在的过去的符号都需要被抹除。比如，法国波旁王朝与俄国罗曼诺夫王朝被暴力革命推翻后，上述过程被当作扫除历史遗留的垃圾。

但是，与欧洲政权更迭的后续发展相比，伊朗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的发展过程则与众不同。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从未实行过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已经存在超过千年的古老宗教。与扫除旧思想不同，在这里发生的是一个旧思想替代了另外一个旧思想。类似于巴列维王朝利用阿契美尼德王朝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正当性，伊斯兰的历史成为这个新政权统治的依据。沙王回望居鲁士，霍梅尼则将目光投向先知穆罕默德。虽然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本质上都是打着伊朗烙印的。

伊斯兰教什叶派传统自正统哈里发最后的统治时期，就已经深植于伊朗。什叶派信仰的基础是坚信哈里发的合法性来自先知血统的延续，这实际上是一种王朝性质的继承。这一合法性来源被翻译成先知的“家族”或“部落”。什叶派坚信只有这样的成员才有权成为伊斯兰的统治者，也就是成为继承人或哈里发。从一开始，什叶派就认为倭马亚阿巴斯的哈里发政权缺乏统治的正当性。什叶派的宗教仪式主要是为了纪念先知的外孙侯赛因的殉道—什叶派认为侯赛因才是最后一个正统的哈里发—这个日子在神圣的穆哈兰月。穆哈兰月的第十天就是阿舒拉日，侯赛因就是在这一天被倭马亚人杀害的。

什叶派信仰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从哈里发征服波斯，到后来突厥人、蒙古人入侵。波斯萨法维王朝重新为这个国家赢得独立，并在1501年将伊斯兰教什叶派定为官方宗教。因此，萨法维王朝被伊斯兰共和国视为榜样。振兴什叶派运动的领导人是穆吉塔巴·米尔拉维（Mujtaba Mirlawhi），他在1945年成立了“Fida'iyan-i Islam”—伊斯兰敢死队。他强调萨法维王朝的重要性，并享有“Navvah-i Safavi”的称号，即“萨法维之仆”。

图47 革命卫队造访波斯波利斯，2000年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将伊斯兰教什叶派视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主义现象，这一点也能从它对资本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态度中略知一二。什叶派宣扬的“隐遁的伊玛目”将重新回到人间，并开启真正的伊斯兰政府时代（详见第10章）。霍梅尼将这个概念进一步延伸，甚至有很多支持者将他视为伊玛目。他所设想的伊斯兰政府是严格地以《古兰经》教导作为基础，因此对《古兰经》的正确解读至关重要。这解释了霍梅尼为何如此看重法基赫制度。作为伊斯兰法的解读者，霍梅尼使伊斯兰教能够适应现代世界并传递社会信息。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什叶派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件事上，霍梅尼曾经的导师阿里·沙里亚提（Ali Shariati）一直认为伊斯兰教—而不是共产主义—才是对罪恶资本主义的回应。沙里亚提进一步声称伊斯兰教已经被教职人员曲解成教条，但它实际上是一套意识形态。他的观点与“第三世界”概念联系在一起用来对抗西方，尤其是对抗美国，在这种观点中，美国被称为“大撒旦”。20世纪70年代，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衰弱时，伊斯兰教什叶派继续向这个方向前进。当霍梅尼在80年代将国家与宗教融合在一起时，伊朗的无产阶级者发现这一宗教比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更吸引人，伊斯兰教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就承担起了这一意识形态角色。

与抛弃过去历史传统的革命方式不同，伊斯兰共和国在伊斯兰历史基础上建立了新的伊朗。他们将目光投向萨法维王朝，但是并没有将其视为什叶派的创造者，而是将它看作过去伊斯兰与现在伊斯兰之间的桥梁。由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对伊斯兰的强调，前伊斯兰时代，尤其是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历史，原本可能遭到与波旁王朝、罗曼诺夫王朝相同的下场：被谴责，然后被当作不相关的古老东西被遗忘；但是，这样的事情完全没有在这个新伊朗发生，从一开始，古代帝国就被视为一种荣耀。

情况在最初并非如此，原因是波斯波利斯及其周边的考古研究等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这个新的什叶派政权将萨法维王朝当作自己的祖先，因此古代文明并没有受到他们的重视。从1979年开始，在波斯波利斯举行过盛大庆典的各种痕迹迅速消失，曾被称为“金衣之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的这片地区快速地消失在黄沙之中。这种情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什叶派政权不关注这个古代帝国的中心，但他们并没有像亚历山大一样大肆破坏。琐罗亚斯德教时期雕刻的那些石像也没有遭到破坏。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初期，来到波斯波利斯与帕萨尔加德参观的人数很少；新政权的领导们对这些遗址并无亵渎之意，只是将它们遗忘在沙海之中。19世纪时考古学家曾将这些遗址发掘出来，但现在它们看起来似乎又要回到沙漠之中了。当时的状况只能说明新政权更加注重伊斯兰的遗产，并不能说是故意忽略或破坏前伊斯兰时期的历史。

帕尔斯作为伊朗发源地，对伊朗人来讲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关于这个地区的历史研究一直以来都享有特殊的地位。阿契美尼德帝国是从帕尔斯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一地区是伊朗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帕尔斯学术基金会成立，标志着新政权对这段历史的认可。这个基金会以历史与考古研究为主，与设拉子大学联系密切。这个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是进行考古发掘，并发表了很多研究论文。因为基金会的研究工作必须要得到德黑兰方面的批准，所以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新政权在建立之初是如何对待古波斯历史的。

帕尔斯研究基金会曾经出版过一本关于帕尔斯的书，作者是库罗什伊·萨尔维斯塔尼，书中提到一个自称雅利安人的族群从中亚向南迁徙到帕尔斯。2他们说的各种方言其实都是一种语言。他们将自己的土地称为“Arya Waich”—雅利安人的国家；他们的被语言称为“E'ran shatra”，后来演变成了“Iran Shahr”。居鲁士二世，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建立者，被称为“居鲁士大帝”，在这本书中，作者写到“（居鲁士）以他卓越的能力建立了当时最伟大的帝国”，他 “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一位睿智而又令人满意的国王，被伟大的学者们称为‘Zolqarnein'（两个世纪的掌权人）”。用这个词是为了表现出居鲁士的影响力，他在位仅三十余年，但影响力实际上贯穿了整个阿契美尼德王朝。

萨尔维斯塔尼在书中更加详细地描写了前伊斯兰时代的琐罗亚斯德教。书中将琐罗亚斯德教描述为一个一神教，崇拜“一个叫作奥洛马泽斯的无可匹敌的神”。这本书还谈到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后，帕尔斯成为唯一一处保留了“琐罗亚斯德教及圣书”的地方。萨珊王朝的建立者阿尔达希尔一世之后在帕尔斯及全国各地复兴了这个宗教。这一切都表明了官方对于这个前伊斯兰时期宗教的积极态度，甚至有些亲切。在伊斯兰共和国，琐罗亚斯德教的崇拜是被允许的，并且受到国家的保护。

萨尔维斯塔尼继续讨论伊斯兰时期的帕尔斯，他写到，“帕尔斯人一直与先知站在一起”，他还讲述了第一个去寻找先知的伊朗人是萨尔曼伊·法尔西（Salman-e Farsi），据说先知称他为“我们家的人”。在《法尔斯之书》（Fars-nama）中，伊本·巴尔赫伊（Ibn Balkhi）写到帕尔斯人曾经被称作“Ahrar-ol-Fars”，意为“法尔斯的自由人”。按照巴尔赫伊的说法，先知曾经说过：“真主曾在人们之间选择了两群人，一群是阿拉伯的古莱什人（Qoreish），一群是阿加姆的帕尔斯人。”3这一切将帕尔斯人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特别的位置。实际上，帕尔斯这个地方也被人们看作伊朗的汉志（Hejaz）[9]，也就是伊斯兰教在这个国家最初扎根的地方。

当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稳定之后，帕尔斯已经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历史角色。帕尔斯地区既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发源地，又是伊斯兰教在伊朗的起源地。圣地“总是能得到先知的追随者及什叶派伊斯兰教徒的尊敬”。按照萨尔维斯塔尼的说法，“帕尔斯是守护和发展伊朗革命崇高价值的先锋”。4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共和国以这样的方式，在地理上将帕尔斯的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伊朗人认为，帕尔斯自古以来就是伊朗的核心地带。

非伊朗学者们同样强调伊朗给伊斯兰教带来了独特的影响。伊斯兰学者帕特里西亚·克罗尼（Patricia Crone）研究了波斯先知在早期伊斯兰教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是如何影响新宗教在这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他的研究著作于2012年在伊朗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

虽然帕尔斯的特殊地位得到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明确认可，但新政权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态度则摇摆不定。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新政权对巴列维政权的否定。最初，新的领导者对这些古代统治者们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只将什叶派的萨法维王朝看作他们真正的前身。

在担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期间，霍梅尼有一次来到波斯波利斯，根据自己的感受，他写道：

当我来到这里……我见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贡献：一是艺术性、高雅、无与伦比的技术……即使已经废弃了千年之久，但依然是人类的奇迹。另一方面，就是这些一直展现出的剥削与暴力……是个人残酷性的体现……一个人成为统治者。这是被剥削者黑暗而苦涩的历史……我们必须要将这些遗迹当作宝贵的财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与人性，能看到伊朗及伊朗人与波斯波利斯的故事。我们必须要保护这些遗迹。5

霍梅尼此次到访及其对所见所闻的反应，不仅表明了波斯波利斯的重要性，也体现出帕尔斯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国家在帕尔斯建省，最能体现这里的独特性。在帕尔斯，伊朗的阿契美尼德起源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现实性结合在一起。林德赛·艾伦（Lindsey Allen）认为霍梅尼对波斯波利斯的造访说明“遗址所体现的国家荣耀唤起了国家君主制的传统。”6霍梅尼的继任者们所寻求的延续性毫无疑问具有“君主制”色彩。伊斯兰化的波斯已经转变成波斯化的伊斯兰，伊朗（波斯）的遗产成为这种个性的核心，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特点让这个国家与其他伊斯兰国家截然不同。研究伊斯兰的学者拉伦斯·保罗·艾尔维尔萨顿曾说：“伊朗从未在精神世界中被征服过，直到最后，它总是将征服者吸收到伊朗自身的整体意识中。”7居鲁士、沙·阿巴斯、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阿亚图拉·霍梅尼及其他统治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信仰和期待，但是他们最终对自己在这个国家中扮演的角色怀揣着共同的坚定信念。对迈克尔·阿克斯沃西来说，伊朗是一个基于“帝国思维”而形成的国家。也许正是这种思想的延续性，从根本上使伊朗成为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帝国主义国家。

在德黑兰的交通要道上，伫立着一座白色石头建立的凯旋门，这是末代沙王为1971年的盛典而建造的沙亚德塔，也是通往首都雄伟的大门。在其刚落成时，官方将其命名为“沙亚德”，意思是来自沙王的礼物。沙亚德塔内部则是关于君主及其历史的展览。距离揭幕不到十年，君主制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共和国。但是，这座建筑并没有被当作不受欢迎的前朝遗物，而是被重新利用。在伊斯兰共和国，它被赋予了不同的角色，并且有了一个新名字—“阿扎迪塔”，也就是“自由塔”的意思。该塔依然是通往德黑兰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门，曾经是古老帝国的象征，如今却变成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标志。

无论是“沙亚德”还是“阿扎迪”，都不是这个大门最合适的名称，但这座石头建成的巨大地标所体现出的统一性代表了这个国家数千年来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早已超越了该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政权。

图48 1979年伊朗革命，背景中的沙亚德塔从此改名为阿扎迪塔

[1]伊朗中部城市，位于今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南约 150公里处库姆河畔，紧靠卡维尔沙漠。

[2]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在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倡导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国家。法基赫制度，作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制政体的核心，在将伊斯兰教什叶派政治化的实践中，也让伊朗政治呈现出鲜明的伊斯兰性。通过宪法，法基赫制度得以正式确认。

[3]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 ，是直接服务于伊朗最高领袖的重要国家机构 。主要职能包括：调解伊朗伊斯兰议会和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之间的分歧；为制定国家大政方针、解决国家遭遇的困难以及就最高领袖提出的有关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在新旧最高领袖交接期间进行监督。由于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直接受最高领袖的领导和任命，作为最高领袖的顾问，该机构的实际权力非常大。

[4]生于伊朗西部的阿马丹。20世纪50年代初期参加前首相摩萨台组织的民族阵线，投身于石油国有化运动，为该阵线左翼领导人之一。1953年摩萨台被捕后，入德黑兰大学神学系。20世纪60年代初加入霍梅尼等发动的反沙王斗争。曾两次被捕入狱。1963年流亡法国。1980年1月当选为伊朗第一任总统，1981年6月，霍梅尼先后解除和罢免其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总统的职务，并受到通缉。

[5]“人民圣战者组织”成立于1965年，前身是“伊朗人民战士组织”。成立之初，该组织主要由一些反对沙王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组成，是巴列维统治时期伊朗最大的反政府组织，在推翻巴列维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美国以杀害6名美国人为由把该组织列为恐怖组织。该组织于2003年6月解除武装，阿什拉夫营地亦置于美军直接控制之下。

[6]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阿塞拜疆族。哈梅内伊是伊朗革命的关键人物之一，曾于1981年当选伊朗总统，也是首位出任该职的神职人员。先后任革命委员会成员、国防部副部长、革命卫队司令、德黑兰教长、伊斯兰议会议员和霍梅尼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代表等职。1985—1989年任总统。曾任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1989年6月4日被负责选择伊朗最高领导人的专家会议选举为新领袖，接替去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1994年12月成为伊斯兰教什叶派8000万教徒的精神领袖。

[7]1941年9月29日出生于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是伊朗著名的政治家、艺术家和建筑师，曾获得伊朗贝赫什提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伊朗艺术院院长，还是伊朗政坛改革派的重要人物。穆萨维曾于1981—1989年出任伊朗总理。

[8]伊朗政治家，1956年后，追随霍梅尼从事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的核心人物，晚年成为国内温和改革派的领军人物。1989年和1993年先后两次当选伊朗总统，后担任伊朗专家会议主席。

[9]汉志，中文又译希贾兹，是沙特阿拉伯王国西部沿海地区三个行省（塔布克省、麦地那省和麦加省）的合称。汉志地区是伊斯兰教和早期伊斯兰文化的发祥地，境内有麦加和麦地那两座伊斯兰圣城。麦地那城内有先知穆罕默德陵墓，城外还有传说中哈娃（夏娃）的墓冢。

第15章 在翻译中迷失？

几个世纪以来，波斯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零星而有限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罗马帝国向西扩张，欧洲更多地受到希腊与罗马文化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互相敌视，“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的观念开始出现。

尽管彼此的交流不多，但是从18世纪以来，欧洲人还是主导了波斯文化的探索与传播。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年）是加尔各答（Calcutta）高级法院的一名法官，因为波斯语在莫卧儿帝国晚期非常流行，所以他掌握了这门语言。他还学习了梵文（Sanskrit），这是一种古代语言，主要应用于宗教与早期写本中。通过对这些语言的学习，他开始意识到，欧洲很多语言与远在印度北部的语言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是同属一个语系，这个语系就是人们很快就会知道的印欧语系（Indo-European）或雅利安语系（Aryan）。1琼斯还将一些波斯文本翻译成英文，例如哈菲兹的诗歌。与琼斯的贡献相比，法国人杜伯龙在哲学领域的发现也非常重要。杜伯龙与琼斯是同时代人，他也学习了波斯语与梵语。保罗·克里瓦切克（Paul Kriwaczek）在《寻找查拉图斯特拉》一书中，记录了二人的学术论战，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互相敌对的。2

相似的是，在波斯考古领域，欧洲人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乔治·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以及亨利·劳林森爵士（Sir Henry Rawlinson）记录并解读了波斯波利斯、帕萨尔加德及贝希斯敦等地发现的楔形文字。此外还有很多旅行者—其中一些是外交人员或欧洲政府的雇员—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比如记录并绘出那些他们参观的遗址，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柯蒂斯（John Curtis）3。他们的工作为之后的伊朗考古调查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出现了像阿里·萨米（Ali Sami）及阿里·哈基米（Ali Hakemi）这样的人物。

如果将学术著作放在一旁，西方人对伊朗的了解将十分有限，并且，是细碎且片面的，无深度可言。很多作曲家都创作过波斯主题的音乐，比如舒曼创作了《天堂与妖精》（1843年），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创作了《天方夜谭》（1888年），施特劳斯创作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96年）。莫扎特《魔笛》（1791年）中的大祭司萨拉斯特罗（Sarastro）这个角色甚至能让人联想到琐罗亚斯德。

类似的状况也出现在文学领域。人们通过爱德华·菲兹杰拉德在1859年的英文翻译了解到欧玛尔·海亚姆的诗歌，虽然他的翻译并不完全准确，但却在西方大受欢迎。西方人也是通过马修·阿诺德的诗歌《索拉布与鲁斯塔姆》（1853年）知道了《列王纪》中关于鲁斯塔姆的一些故事。还有其他英语作家，例如汤姆斯·摩尔（Thomas Moore）、罗伯特·索西（Robert Southey）、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他们也都对波斯及东方主题着迷，这也解释了波斯地毯、纺织品和服装在西方流行的原因，总之，这些东西都体现了异域风情及艳丽色彩，但却很难看出对波斯传统文化真正的喜爱。

图49 世界上最著名的手工制品之一——阿尔德比勒的地毯，萨法维王朝时期，制作于1539—1540年

大量伊斯兰入侵之前存在的文献可能都在外敌入侵过程中丢失了，比如亚历山大及蒙古人的入侵。而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阿维斯塔》则是一个例外。尽管我们目前已经知道《阿维斯塔》最早的版本是萨珊时期的，但已经有研究表明，在前琐罗亚斯德时代就已存在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神祇、英雄及各种奇异的神兽大多出现在《阿维斯塔》的“雅什特”（Yasht）中。《阿维斯塔》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其被一群逃离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带到了东边的印度。这些教徒被安置在了古吉拉特（Gujarat）并被称为帕尔西人（Parsees）。

伊斯兰教征服波斯之后，波斯语虽然作为常用口语被保存下来，但在文本书写上则被阿拉伯文所取代。波斯文化的韧性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萨珊王朝时期，达奇奇（Daqiqi）、鲁达基（Rudaki）、菲尔多西等诗人复兴了波斯语。菲尔多西用押韵对句的形式完成了大作《列王纪》，为波斯语言与传统添光加彩。这部作品是波斯的史诗，至今仍被伊朗人视为珍宝。《列王纪》讲述了波斯历代帝王的历史与神话传说，有趣的是，其中一些人物与故事也出现在《阿维斯塔》中。其中一个例子是加尤马坦（Gayomartan），他是《阿维斯塔》中第一个神话人物，在《列王纪》中他的名字是科尤马尔斯（Keyumars）。同样，《阿维斯塔》中的伊玛（Yima）在《列王纪》中被称为“贾姆希德”（Jamshid），他是波斯神话中最著名的国王之一。在和谐平静局面下他的统治延续了三百年，最终因为过度自负而失去了神圣光辉（farr-iizadi）。这件事为恶灵（安格拉·曼尤或阿里曼）以扎哈克（Zazhak）的形式出现铺平了道路，扎哈克则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恶魔。扎哈克战胜了贾姆希德，导致世界陷入混乱之中。这种国王因为过度骄傲与野心勃勃导致自己失去“神圣光辉”的故事主题，通过神话与传说变成了历史。在《列王纪》中，贾姆希德死后，图兰王国（the kingdom of Turan，被认为在中亚地区）和伊朗王国（被认为是中亚以西地区）发生战争，这就正如我们在历史中看到的一样，两者之间冲突频繁。

有一个家族三代人一直贯穿于这场神话故事的冲突中—分别是祖父萨姆（Sam）、父亲扎尔（Zal）及《列王纪》中最大的英雄人物鲁斯塔姆。鲁斯塔姆与其战马鲁克什（Ruksh）的英雄故事还包括穿越一片荒芜的大沙漠。在那里，他们与狮子、恶龙及各种各样的野兽战斗。其中一幕因为阿诺德的诗歌《索拉布与鲁斯塔姆》而被英语观众熟悉，在这段故事里，鲁斯塔姆被图兰王国的国王阿芙拉西亚卜（Afrasiyab）戏弄，因此与自己的儿子索拉布开战。战斗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身份，直到鲁斯塔姆杀死索拉布的那一刻，他才意识到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个故事一直在波斯艺术与口耳相传的传统中流传。

在《列王纪》中，读者能够清楚地认出来自其他神话中熟悉的母题。鲁斯塔姆的探险让我们联想到赫拉克勒斯（Hercules）与奥德修斯（Odysseus）这样的英雄人物。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某个出身高贵的婴儿被父母遗弃，后来被动物或一位农夫抚养长大，经过一番奋斗最终回归到自己本来的位置。扎尔，也就是鲁斯塔姆的父亲，被神鸟斯穆鲁（Simurgh）抚养长大。另外，居鲁士也曾被抛弃，他被一只狗救下，后来被一个牧羊人收养。这让人想到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姆斯（Remus）被狼养大的故事，或者是莎士比亚作品《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中的潘狄塔（Perdita），他也是被一位牧羊人所救。

类似的神话片段，基本上都来自远古时期口耳相传的传统，经过文学创作变成了传说故事，再后来就成了罗杰·史蒂文斯（Roger Stevens）所说的由传说、神话故事与史实杂糅在一起的“类历史”（para-history）。4菲尔多西在他的作品中讲述了真实存在的萨珊国王的生活与爱情故事，比如库思老二世爱上了漂亮的谢琳（Shirin）。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而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也被诗人内扎米·甘贾维（Nizami Ganjavi）写入其作品《库思老与谢琳》（Khusrow va Shirin）（约1180年）中。亚历山大大帝在《列王纪》中被称作伊斯坎德尔（Iskander），在这部作品中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一半是英雄的波斯王子，凭借“神圣光辉”享有统治的正当性，另一半则是恶魔般的破坏者。有趣的是，居鲁士大帝居然没有明确地出现在《列王纪》中，但在凯·库斯洛（Kay Khusrow）的故事中，菲尔多西提到了一位神话般的齐亚人国王（Kiyanian kings），这个角色与希罗多德笔下居鲁士的出生与死亡故事极为相似，也许这个情节暗示了他们是同一个人。

《列王纪》有很多版本，有的是散文形式，有的是诗歌形式，它们出现在波斯各地，但菲尔多西版本的《列王纪》是最受读者欢迎与喜爱的。甚至直到今日，到伊朗的旅行者都可以目睹这部文学作品在国家文化中的地位。BBC电视台1997年起播出的由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主持的电视系列节目《亚历山大大帝》，为观众展示了职业说书人（Naqqal）如何表演《列王纪》中的情节。5在2014年法努什·莫什利（Farnoosh Moshiri）出版的小说《鼓楼》（The Drum Tower）中，虽然故事背景被设定在伊斯兰革命时期，但其中充满了对神鸟斯穆鲁象征性的应用。6

诗歌传统在波斯与阿拉伯文化中拥有很高的地位。波斯诗歌与阿拉伯诗歌之间彼此学习对方的技巧，波斯诗人从公元9—10世纪之后就开始用波斯语进行创作，但又常常借用阿拉伯语的形式及韵律。比如菲尔多西使用的“玛斯纳维”（Masnavi）的形式。此外他们还发展了“卡西达”（Qasida）形式，这种形式通常被用来创作赞美诗，以称赞诗人们的赞助人哈里发。“加扎尔”（Ghazal）则是一种篇幅更短的格式，通常被用来表达爱，包括对神的爱以及人类之爱。这种形式在13—14世纪初开始流行，这段时期通常被人们称为波斯诗歌的黄金时代，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也是蒙古人入侵的黑暗时期。在表达爱情的同时，像萨迪（Sadi，卒于1282年）、鲁米（Rumi，卒于1273年）及哈菲兹（Hafez，卒于1389年）这样的诗人，还将有关生命美丽却又脆弱的哲学沉思置于诗歌创作中。波斯诗歌在某些方面与日本的三行俳句有相似之处，加扎尔形式很难用其他语言创作，翻译者却常常使用具有异国情调的词汇过度诠释—例如红酒、玫瑰、夜莺等，这使诗歌中的哲学元素被大大削弱。另一种诗歌形式是鲁拜集（rubais），或者称为四行诗，这种形式在英文文学中十分著名，这主要得益于爱德华·菲兹杰拉德翻译的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在19世纪非常流行。虽然他的翻译不一定准确，但这本诗集的确让英语读者接触到了12世纪的波斯诗歌，而且同时还为波斯文化增添了华丽而又具备异域风情的色彩。这与《一千零一夜》（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被翻译成欧洲语言后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同的。这本书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故事集，故事的来源非常广泛，但主要以波斯和阿拉伯故事为主，也有来自印度的故事。关于这些故事的具体来源，人们无法给出准确的结论，但这部故事集的框架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来自波斯。故事中的国王每天早上都要杀掉前一天与他完婚的妻子，直到他得到了大臣的女儿—聪明的谢赫拉扎德（Scheherazade），为了避免被杀，她每晚都会给国王讲一个故事，每到关键情节，她都故意打断，将故事结局留到第二天晚上。在阿拉伯文献中，有记载过一部早在公元10世纪时就已散佚的波斯语故事，它曾被翻译成阿拉伯语，书名是《哈扎尔·阿夫萨尼》（Hazar Afsaneh，一千个故事）。穆辛·马迪（Muhsin Mahdi）曾试图在《一千零一夜》（波斯语：Alf Layla wa-Layla）中重新建立已经散佚的故事原型。自18世纪早期出现了安东尼·加兰德（Antoine Galland）的法语版故事集后，各种版本的故事集就开始在欧洲流行。法语版之后出现的是英文版，其中最著名的是19世纪末期理查德·伯顿爵士（Sir Richard Burton）翻译的版本。这个版本中有很多大胆而又兼具异域风情的内容，所以只是私人出版物，以此避免因淫秽色情内容被举报。此后还陆续出版了大量版本，其中一些版本的目标读者是儿童。这些版本都是为了满足英国读者对所谓“东方”故事的饥渴需求，这些故事充满了异域情调、浮夸及脱离现实的特点。柯勒律治（Coleridge）曾提到这些故事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童年生活；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序曲》（The Prelude）中提到这些故事，狄更斯（Dickens）也在回忆他的悲惨童年时提到自己曾经渴望从这些故事中寻求慰藉。7

《一千零一夜》复杂的叙述技巧影响了来自世界各地很多现代作家，比如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博尔赫斯、A.S.拜厄特（A.S.Byatt）以及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此外还有很多学术研究都曾分析这种无限循环与复杂叙事的文体。8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故事在今天只是以内容变化巨大的剧作或是电影而闻名于世，例如《辛巴达航海记》（Sinbad the Sailor）、《阿拉丁》（Aladdin）、《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这再次表明我们始终没有充分利用波斯文化的财富。

如果没有类似于对《列王纪》这种早期抄本进行书籍装订及插画设计，那么对于波斯文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早期的波斯艺术品本来能够保存下来，但由于连续不断的入侵，很多作品都散佚了。当然，在伊斯兰时期波斯插画家以及手抄本装帧人变得非常出名。他们后来被称作细密画家（miniaturists），我们在这里提到的细密画并非指的是作品的尺寸大小，而是指朱砂（red-lead pigment）这种颜料，它在拉丁文中写作“minium”。当我们谈到这些艺术家的时候，必须从广义的“波斯领土”理解 “波斯”这个词，因为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在阿拉伯帝国地方统治者的宫廷中工作，彼此之间距离很远。巴格达尤以艺术家而闻名，尽管这些艺术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波斯人。很多艺术家还受雇于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在莫卧儿王朝的宫廷内进行创作，艺术家们还将中国绘画风格融入细密画创作中，在原本就混合了印度、阿拉伯和波斯风格的艺术创作基础上又加入了中国元素。9

图50 扎尔在询问一名祭祀，来源于《列王纪》中塔马斯普沙王的故事， 1530—1535年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从20世纪早期开始，欧洲的思想与欧洲的文学形式，如小说，开始在波斯（伊朗）越来越受欢迎。虽然有一些作家欣然接受这一发展，但也有人对现代化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西方化”，是对传统文化与历史认同的威胁。贾拉尔·阿勒·阿赫麦德（Jalal Al-e Ahmad）在1962年出版的一本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中表达了这种担忧，他将“西方化”称为“西方的毒药”，认为这是“一种来自外国的疾病，这种病毒会在接受它的环境中不断繁殖”。10

很多波斯作家都乐于学习与接受外国文化。萨迪克·赫达亚特（Sadeq Hedayat）在他的著作[例如《失明的猫头鹰》（The Blind Owl），波斯语：Buf-e-Kur]中批评了伊斯兰教对波斯人生活的影响，这导致他受到迫害并最终于1951年在巴黎自杀。赫达亚特的作品在2006年被艾哈迈迪·内贾德政权封杀，类似作家同样遭到封杀，许多作家被迫流亡欧洲或美洲。因此，对宗教统治者的任何批评都必须小心处理或加以掩饰。

图51 鲁斯塔姆悲痛地跪在正在死去的索拉布面前，1649年《列王纪》手抄本插图

同样，电影导演及制片人们不得不在禁令与审查的雷区中小心行事，因为不同的政权往往会有不同的审查制度。令人惊讶的是，在伊朗国内封锁以性和暴力为主题的西方电影背景下，一些电影却凭借对简单的生活和诗情画意般人性的刻画，获得了国际电影节大奖，这些电影通常着重描绘伊朗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和儿童角色。比如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这样的出色电影人也被迫流亡海外。他创作的电影《樱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1997）讲述了一个想要自杀的人寻找其他人来帮助他完成自杀计划的故事，这部作品中充满了对生命及伊斯兰教法的疑问。同样，萨米拉·马赫马尔巴夫（Mohsen Makhmalbaf）的电影《苹果》（The Apple,1998）讲述一对双胞胎姐妹的故事，大胆地表现了社会不公及性别歧视的现象，片中姐妹的父亲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这对姐妹从出生后就被他关在家中，直到十二岁才接触到世界。这个故事的编剧是导演的父亲莫辛·马赫马尔巴夫。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伊朗的电影制作人在不丢失个性与民族特色的前提下，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领域，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总而言之，波斯/伊朗文化最突出的特质就是那种绝对的韧性与活力。尽管出现过无数次压倒性的外来势力、意识形态及文化，但波斯文化作为一个复杂而又独立的存在始终能够保存下来。一方面波斯/伊朗文化重视自身丰富的历史，另一方面它又能怀揣着勇气与自信，以一种成熟而又兼具创造性的方式与现实的种种限制妥协。

图52 今天的波斯波利斯（由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18年建造）

第16章 第一个超级大国？

按照尼尔·麦克格雷格（Neil MacGregor）的说法，波斯是“2500年前的世界超级大国”，第一位万王之王居鲁士“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帝国，并且永远地改变了世界……”1然而，波斯帝国建立在中东地区早期不同帝国的基础之上，耗费了波斯人大量人力、物力才得以建立。但是，波斯人这样评价自己建立的帝国：它为世界带来了和平与秩序。波斯统治者允许自己的臣民保留自己的宗教、语言和普通的文化机构，只要他们忠于波斯帝国且不破坏帝国和平。波斯人构成了帝国的贵族阶层，拥有自己的宗教与文化，这使他们有别于被统治的民族，而波斯人完全准备好了延续这种差异。他们认为自身的文化特质是其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其中宗教就是典型的例子。正如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的那样，琐罗亚斯德教的神阿胡拉·马兹达总是在波斯人的超级大国行动中扮演核心角色。

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波斯人在帝国时代的巨大成功表明，他们一定是“被赋予了统治天下的天赋与素养”。2迈克尔·阿克斯沃西用“帝国思维”来形容波斯人所具备的这种天赋。3麦克格雷格则认为“精神状态”（state of mind）是更加准确的描述，因为阿契美尼德人致力于建立最强大且经久不衰的伟大帝国。实际上，波斯人设计出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以类似联邦制的模式在运作，因此，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纪录中的第一个“普世帝国”（universal empire），同时也是历史纪录中第一个“多民族联邦共和国”。4

阿契美尼德人建立了一个以陆军力量为基础的强大帝国，因此他们的主要交通方式以陆路为主。他们成功地击败了古代世界其他强国，建立了自己的“世界帝国”，其版图覆盖了中东大部分地区，将中东地区各古代文明融合在一起。然而，尽管波斯人做过许多尝试，但却从未成功将地中海周边的海洋民族纳入自己的统治中。虽然波斯陆军十分强大，但海军却非常羸弱，因此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民族，比如爱奥尼亚希腊人与腓尼基人，虽然击败了这两个民族，但他们始终无法击败希腊半岛以及爱琴海岛屿上的希腊人。阿契美尼德时期，希腊人控制了地中海东岸的大部分地区。

波斯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冲突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个经典话题，如果我们从宏观的历史视角分析，这场冲突对此后几个世纪的世界舞台产生了巨大影响。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1]将波斯与希腊之间的冲突看作地缘政治格局的开端，这种格局将成为未来世界历史的潜在主题—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在1904年完成的文章中，麦金德讨论了20世纪初的两个帝国的状况，它们分别是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5因为大英帝国是海权力量，而沙皇俄国是陆权力量，麦金德认为二者的交锋将是海权力量与陆权力量之间冲突的最新演义。

在麦金德的文章中，他使用“陆地人”（Landsmen）与“海洋人”（Seamen）这样的名词来强调双方在地理意义上的需求是不同的。当陆地人遭遇海洋人时，他们会发觉自己身处的海洋环境极具挑战，而海洋人在遭遇陆地人时也会有相同的感觉。6麦金德提出的另一个一直贯穿于世界史的主题，是陆地人更倾向于成为主动进攻的一方。按照他的说法，那些居住在“世界岛”（他在这里指的是中亚）的人喜欢攻击那些居住在海洋边缘的人。相比陆地人，海洋人更容易变得富有，所以他们对生活环境潜力较低的陆地人来讲极具吸引力。波斯人企图将希腊人纳入帝国的版图，从而发动了对希腊的战争，这是关于麦金德理论最早的例子，同时也是陆地力量试图征服海洋力量却以失败告终的第一例。7

但是，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讨论的那样，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击败波斯人后，在帝国内部实行希腊化政治、经济与文化规范时，事情的发展却和麦金德的理论完全背道而驰。虽然希腊化的海权力量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支配波斯的陆权力量，而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灭亡后，希腊秩序也开始遍及各地，但达成这项成就的其实并不是单一的海权力量，而是陆权力量与海权力量的结合。马其顿人虽是陆地民族，但他们受到希腊文明的强烈影响，并将自己看作脆弱希腊世界的守护者与组织者。

希腊化的世界秩序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公元2世纪，第二个波斯帝国—萨珊帝国出现了。此时，地中海的主导权已经从希腊人手中转移到罗马人手中，因此，波斯人与罗马人的冲突成为地中海与中东地区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的焦点，这种地中海势力与中东势力之间的对立，一直延续到伊斯兰征服时期。

尽管伊斯兰征服带来了巨大的宗教与文化的变革，但是海洋—陆地的对立仍然在延续，一开始是阿拉伯—欧洲人，然后是土耳其人—伊比利亚人。正是这种海洋—陆地的对立，将地中海及中东地区的冲突上升到全球性的高度。

陆地—海洋的冲突可以看作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永恒主题，因此，介于陆地与海洋之间地区的重要性，在很多方面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明显。麦金德将这片区域称为“内部边缘新月地带”（Inner Marginal Crescent），但近年越来越多地被称作“边缘地带”（Rimland）。这一区域拥有广大的土地，包括大部分欧洲大陆及中东地区。伊朗是这片区域的一部分，因此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伊朗目前的地位与其早先作为陆权力量代表时期相比大相径庭。处在边缘地带的国家，比如法国和德国，都是“陆地导向”的国家，但在历史中却屡次将目光投向海洋，以此作为额外的力量来源。

当前中东地区充满了地缘政治复杂性。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所统一的地区，在今天分裂成若干个国家且互相敌对。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独立的城邦国，每一个国家都在强调自己拥有与众不同的认同感。这种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实际上是由20世纪初帝国之间的敌对造成的，这种敌对导致很多完全不具备真正认同感的国家开始出现。这些所谓的“认同感”，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完全没有说服力。阿拉伯国家现有的国境线，是各个帝国划定的，与地理、人文等因素并无太大关联。因此，21世纪的中东地区爆发了很多冲突，这些冲突的发生大多与此相关。

这些中东国家中，伊朗是唯一一个无可争议地拥有明确认同感的国家，这种认同感以各种各样复杂的方式建立在它的历史之上，尤其是波斯的古代文明。伊朗拥有建立在广泛文化特色基础上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点毫无疑问，末代沙王甚至曾经试图将这种民族主义情感转化成古代波斯帝国的重生。在今天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这种历史上的认同感已经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两个世纪内，阿契美尼德人便统一了古代世界，并为后来那些试图用统一带来和平的力量做出了表率。然而，尽管阿契美尼德人对宗教有着很高的宽容度，但这点却没有被后来的各个帝国所效仿。从罗马帝国开始，接下来各个帝国采用的政策，都是在某一种被选定文化的基础上采取高度同化的做法。这与古代波斯人所追求的体系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我们可以说，波斯人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帝国。

在很多方面，阿契美尼德人都可以被看作21世纪“后帝国主义”（post-imperial）世界的典范。古代人眼中的“全世界”其实只是现实世界中很小的一部分，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这要求我们必须创造一种视野更加宏大的结构，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更有效率的世界体系。全世界巨大的文化差异性，决定了像罗马这样统一的帝国模式将被排除在外，但类似于波斯模式中的合作统一却依然有着现实意义。波斯人建立的帝国旨在带来和平、促进古代世界经济不断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还能保证不同宗教、文化和谐相处。这种形式为相关各民族带来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认同感，对这些民族来讲，他们绝对不仅仅是被吸收到了一个强制统一文化的陌生多民族国家中。为了能够应付21世纪后帝国主义的各种全球性事务，皇帝需要穿上新的外衣。8

政治科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相信， 15—20世纪，世界性的帝国是全球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到了20世纪末，所谓“世界—经济”（world-economy）将成为这些帝国的“新衣”。他断言道：“与世界性帝国不同的是，世界—经济并不具备一种普遍的政治结构。事实上，它已经广泛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不但吸取了当代各种世界性帝国因素，而且还创造出了一个事实上单一的世界体。”8

如果沃勒斯坦的分析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按照他的逻辑，阿契美尼德帝国不仅仅被视为未来世界帝国的标杆，还被看作新世界体系中继任者的榜样。如果要将21世纪初复杂而又暴力的世界转化成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那么这个主导了古代世界长达两千年之久的伟大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仍然能够证明自己有很多东西可以为人类的未来提供借鉴意义。

[1]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1947年），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学家，以地球的地缘政治学概念而闻名。1904年他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GS）作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提出陆心说（即心脏陆地说）。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为“世界岛”，把世界岛最僻远的地方称为“腹地”。1919年，他的思想被归纳为三句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结论：权力与天堂？

古波斯文明与居鲁士大帝的联系非常紧密，如果我们想要找到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地理心脏地带，只需要将目光投向帕萨尔加德即可。在这里，波斯人取得了对米底人的伟大胜利，使波斯人开始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胜利者也将自己的陵墓建造于此。几个世纪以来，许多能力出众的帝王—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末代沙王，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都对居鲁士大帝表现出了极大的尊敬。帕萨尔加德是居鲁士选择的首都，不论后来波斯政权由谁把持，居鲁士以及他在帕萨尔加德的陵墓总是受到统治者的尊敬。

如今，每年有大量的游客参观居鲁士陵墓，之后他们也会顺便去居鲁士的继任者大流士的陵墓参观。曾经围绕在陵墓周围的波斯花园已经消失，只留下宏伟而又孤零零的陵墓伫立在帕尔斯干旱的平原上。当然，居鲁士的陵墓也并非完全是孤零零的，在通往陵墓的一条道路边上有一所男子高中。学校门口有一个示意牌，上面用英文写着：“欢迎来到游吟诗人、信徒、哲学家及英雄的土地。帕萨尔加德高中。”这个示意牌清楚地表明现代伊朗对古代遗产的态度。文化遗产将伊斯兰共和国的年轻人与数千年来的波斯/伊朗文明成就联系在一起。诗人、信徒、哲学家和英雄被看作这个国家辉煌而悠久历史的一部分。人们认识到，包括诗人们在内的所有先祖，都为伊朗认同感的产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今日的伊朗虽然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但是在该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很多其他观念和意识形态曾占据主流。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观念与意识形态，但潜藏在这些观念与意识形态之下的是一种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强调伊朗本身及其独特的个性。这种认同感体现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官方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中。在之后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中，人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类似的认同感，波斯人的角色及观念在很多方面对伊斯兰教什叶派产生了重要影响。霍梅尼革命以来，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这种本土贡献对伊斯兰教的重要性。帕特里西亚·克罗尼最新的研究和“本土传教者”（nativist prophets）有关，这项研究特别强调了这个群体在将“伊斯兰波斯”转化成“波斯的伊斯兰”过程中的重要性。她的论文还提到了伊朗当地的本土传教者对阿拉伯人征服的抵抗，并且塑造了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文化，这种文化显然符合波斯民族主义的诉求。

居鲁士大帝的陵墓和帕萨尔加德高中在帕尔斯平原上距离非常近，在时间上却相隔超过两千年。尽管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它们却毫无疑问地被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联系在一起。“信徒与哲学家”，包括诗人在内，在该国悠久的历史中提供了一种团结的意识，这意味着对多元文化的接受。这种接受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并不是那么明显，但从宏观历史背景下来看则非常清晰。

图53 在居鲁士陵墓参观的伊朗游客

图54 帕萨尔加德高中

为了解释这种多元性，我们可以从相同的地理空间内两个不同的名称来观察—也就是“波斯”与“伊朗”。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名字都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迈克尔·阿克斯沃西将其称作“矛盾”:“波斯的名称所呈现的画面是浪漫，是精致花园中的玫瑰与夜莺……闪烁着珠宝般绚丽色彩的地毯，诗歌与动人的音乐。”与此相对的，尤其是在现代媒体中，“伊朗所呈现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画面：是皱着眉头的宗教老师，黑色的石油，黑色面纱之下的面容，极端人群焚烧国旗，口中高喊‘去死’”。1

然而，这两种画面其实并不互相矛盾，这种多元的结合也许是伊朗最杰出的个性。这也揭示了古代文明是如何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迷失，又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被持有不同观念的人重新找回。20世纪80年代，造访了波斯波利斯与帕萨尔加德后，阿亚图拉·霍梅尼说道：“虽然已经过去了上千年，但这些遗址仍然是人类奇观。”此外，他还提到这些遗址是一个大宝库，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历史与人性。阿亚图拉是在一个宏观的历史大背景下说出这番话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了解隐藏在复杂性中各种清晰的主题。

伊朗这个国家的根基也许在遥远的过去，但这些与根基相关的东西，为历朝历代国家框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以这种方式，一种独特的伊朗认同感，在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被保存下来。

注释

第1章 起源：土地与人民

1.西方最早的梵文翻译出现于18世纪，以安奎蒂尔·杜伯龙（Anquetil Duperron）翻译的《阿维斯塔》为代表。他的工作被威廉·琼斯爵士所继承，他是一名法官，供职于印度司法系统。威廉·琼斯爵士热衷于比较文献学研究，提出了被后人称为“印欧”（Indo-European）或“雅利安”（Aryan）的语言概念。

2.John Keay,India:A History（London,2000）,p.21.

第2章 阿契美尼德王朝

1.公元前597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他俘虏了大量犹太人，并将他们囚禁起来当作奴隶，史称为“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38年，居鲁士击败巴比伦王子伯沙撒后，释放“巴比伦之囚”，犹太人得以返回故土。此做法后来就被世人看作居鲁士的一项美德之举，因此居鲁士在《圣经》中被描绘成正义的化身。

2.梵甘·科尼什（Vanghan Cornish）所说的“前锋”首都，是用作未来向西进攻的突击堡垒或抵御强大的敌人。见Vanghan Cornish,The Great Capitals:An Historical Geography（London,1923）及本书第9章注释。

3.关于居鲁士的死亡有很多不同说法。详见第4章。

4.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A.de Selincourr, revd J.Marincola （London, 1996）.

我们对于波斯人的了解，基本上都来自他们的敌人希腊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波斯人因此被抹黑，相反，希腊人对波斯人大加赞赏，希罗多德对波斯人的评价常常好过对希腊人的评价。

5.这里出现的希腊语词汇“oikoumene”本意是“人类的栖息地”。汤因比所说的“旧世界的统治”指的是地中海—中东地区，他把这一地区看作是拥有历史统一性的地区。见Arnold Toynbee,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London,1976）,Chapter 4。在现代，“oecoumene”或“ecumene”这两个词被用来指代人类居住的世界中心，这里说到的强权国家是指主导了这个地区的国家。见Geoffrey Parker,The Geopolitics of Domination（London,1988）,pp.9-10。

6.Herodotus,Histories,p.417.

7.G.Regan,Battles that Changed History（London,2002）,p.11.

第3章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成就

1.Arnold Toynbee,Mankind and Mother Earth（London,1976）,p.184.

2.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A.de Sélincourt, revd J.Marincola （London, 1996）, p.533.

3.R.N.Sharp, The Inscriptions in Old Persian Cuneiform of the Achaemenian Emperors, Central Council for the Celebrations of the 25th Centu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Iranian Empire（Tehran,1971）,p.96.

4.Neil MacGregor,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London,2010）, pp.165–70.

5.Herodotus,Histories,p.588.

第4章 居鲁士大帝的历史与传说

1.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A.de Sélincourt, revd J.Marincola （London, 1996）, p.3.

2.还有一个版本，克罗伊斯在受火刑时，突然刮来一阵风吹灭火焰，居鲁士将其看作释放克罗伊斯的预兆。

3.希罗多德所说的阿拉克斯河在古代通常被称为奥克斯河（Oxus）。波斯人的影响向北扩张到雅利安人最初向外扩张的地方。今天这条河被称为阿姆河，它发源于天山，流入咸海，是中亚地区大型河流盆地——河中地区的一部分。

4.A.Baehrens,Poetae Latini Minores（Leipzig,1883）,Vol.Ⅴ,p.402.

5.与希罗多德不同，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描述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据说他本人参加了马拉松战役，可能还参加了萨拉米斯海战。这说明他是这些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因此他对波斯人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普遍态度。

6.Aeschylus, ‘The Persians', trans.S.G.Benardete, in The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ed.David Grene et al.,Vol.Ⅰ（Chicago,il,1956）.

7.Quoted in J.Curtis,Ancient Persia（London,2013）,p.41.

8.Arthur M.Young,Echoes of Two Cultures（Pittsburgh,pa,1964）,p.12.

9.G.L.Hunter,The Practical Book of Tapestries（Philadelphia,pa,1925）， p.226.

10.Young,Echoes of Two Cultures,p.54.

第5章 波斯波利斯：城市、王位与权力

1.详见第15章有关《列王纪》内容。

2.J.Gloag,The Architectu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London,1975）,p.58.

3.R.N.Sharp, The Inscriptions in Old Persian Cuneiform of the Achaemenian Emperors, Central Council for the Celebrations of the 25th Centu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Iranian Empire（Tehran,1971）,p.87.

4.W.H.Forbis,The Fall of the Peacock Throne（New York and London, 1980）, p.57.

5.Sharp,Inscriptions in Old Persian Cuneiform,p.87.

6.J.Hicks,The Emergence of Man:The Persians（New York,1975）,p.28.

第6章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宗教与帝国

1.琐罗亚斯德出生地不确定，很多地方都宣称是他的出生地，例如西边的阿塞拜疆，北边的河中地区。

2.为了处理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善与恶，祖尔万教被开发出来，这一教派在萨珊帝国时期极具影响力。

3.密特拉与密特拉教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结束后，与罗马多神融合才广为人知。罗马帝国时期，密特拉教在罗马军队及军事活动中十分流行。19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伦敦发掘了一座密特拉神殿，时至今日，我们对密特拉的知识大多来源于这次考古发掘。

4.R.Ghirshman,Iran（London,1954）,p.162.

5.阿里亚拉姆尼斯的金板收藏在柏林的贝加蒙博物馆。

6.Inscription at Persepolis,translated by R.N.Sharp in The Inscriptions in Old Persian Cuneiform of the Achaemenian Emperors, Central Council for the Celebrations of the 25th Centu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Iranian Empire （Tehran, 1971）.

7.Paul Kriwaczek,In Search of Zarathustra（London,2002）,pp.26–30.

第7章 失乐园

1.雅利安人后来成为对当时中亚各民族的统称。这个词实际上是梵文，意思是高贵的出身或出身贵族。在印度背景下，这暗示了雅利安人是征服者，他们迅速统治了南亚土著民族。语言学的证据表明雅利安人和罗马人以及西南亚很多移民都有很近的关系。20世纪，这个词和当时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

2.D.R.Lightfoot,‘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Qanats in Arabia:New Evidence from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eninsula', Geographical Journal， clxvi/3 （2000）.

3.Ronald King,The Quest for Paradise:A History of the World's Gardens （Weybridge, 1979）, p.21.

4.古波斯文中“pairidaēza”一词源于“pairi”（围绕）与“daēza”（墙）。

5.Encyclopedia of World Religions（London,1975）,p.174.

6.Xenophon,Oeconomicus,Book iv,trans.E.C.Marchant（Cambridge, ma, 1923）.

7.King,Quest for Paradise,p.25.

8.Ibid., p.22.

9.Paul Kriwaczek,In Search of Zarathustra（London,2002）,p.8.

10.Lightfoot,‘Origin and Diffusion of Qanats in Arabia'.

第8章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及希腊化

1.G.Regan,Battles that Changed History:Fifty Decisive Battles Spanning Over 2,500 Years of Warfare（London,2002）,pp.18–19.

2.Ibid., p.20.

3.Arnold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Vol.Ⅴ（Oxford,1939）,pp.47–58.

4.索格底亚纳人居住在河中地区上游，他们被居鲁士征服。阿契美尼德时期，他们被纳入波斯统治范围，并且受到波斯文化影响。他们与波斯人的关系很像马其顿与希腊人的关系。

5.关于亚历山大英年早逝有很多著名说法。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当他来到巴比伦后，喝了很多酒，这对健康非常不利。此后，他开始发烧并且没有恢复。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死于被人投毒。无论如何，他的死意味着将整个古代世界纳入希腊文化统治的幻想破灭了。T.Gergel,ed.,Alexander the Great:Selected Texts from Arrian,Curtius and Plutarch（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pp.137–45.

6.Ibid., p.143.

7.Geoffrey Parker, Sovereign City: The City State Through History （London, 2004）, pp.53–54.

8.Ibid., p.56.

9.Ibid., p.50.

第9章 帝国复兴：萨珊王朝

1.Geoffrey Parker,Power in Stone:Cities as Symbols of Empire（London, 2014）, Chapter Three.

2.Vaughan Cornish, The Great Capital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London, 1923）, pp.36–59.

科尼什提出了“前锋首都”的理论，这样的首都靠近危险的前线，位于直接开展军事行动的前线地区。如果向前推进得到更多领土，那么首都会继续迁移到更靠近前线地区，这种首都的迁移，有时甚至会迁入到对手仍然拥有的领土上。

3.“米底人与波斯人的法律”曾是阿契美尼德帝国最主要的统治手段之一。米底人是波斯人建立帝国的导师，拥有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法律系统是一个帝国需要考虑的核心事务。

4.施里芬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德国参谋长冯·施里芬将军制定的。德国有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可能，因此先将矛头对准实力较弱的法国，后将主要力量向东转移，对付更强大的俄国。但是与施里芬错误的选择不同，沙普尔一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5.“圣地”是政治地理中常用术语，用来描述对一个民族来讲有着十分特殊情感联结的地方。通常来说，这是该民族最初的家园，虽然这个地方现实意义不再重要，但是还具有特殊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6.R.N.Sharp, The Inscriptions in Old Persian Cuneiform of the Achaemenian Emperors, Central Council for the Celebrations of the 25th Centu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Iranian Empire（Tehran,1971）,p.96.

7.摩尼教是先知摩尼的宗教，他在萨珊人战胜帕提亚人之前不久出生在泰西封附近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中。他传播的宗教，很像是基督教、佛教与琐罗亚斯德教的结合。然而该宗教的主要教义，类似正邪对抗、光明与黑暗，毫无疑问来自琐罗亚斯德教传统。

第10章 伊斯兰化的波斯与波斯化的伊斯兰教

1.这种情况与11世纪诺曼人入侵英格兰的情形十分相似。他们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财富和土地，并以这种方式成为统治阶级。由于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教宗的支持和肯定，因此这场征服带有宗教色彩。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得以保留，最终发展成英语文化。

2.Alessandro Bausani,The Persians,trans.J.B Donne（London,1971）, pp.71–72.

3.Geoffrey Parker,Power in Stone:Cities as Symbols of Empire（London, 2014）, pp.48–49.

4.舒比亚运动在神学领域与知识领域时常引发争论，有时被看作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雏形。按照吉布（H.A.R.Gibb）的说法，舒比亚运动所提出的最大问题就是波斯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他认为争论在于：伊斯兰社会究竟是吸收了阿拉伯与伊斯兰元素的旧波斯—阿拉玛文化的再现，还是一种从属于阿拉伯传统和伊斯兰价值观下的波斯—阿拉玛文化。舒比亚运动的奋斗目标是再现历史上的波斯文化。详见：H.A.R.Gibb,‘The Social Signi♩cance of the Shuubiyya', in Studia Oriental Ioanni Pedersen （Copenhagen, 1954）, p.108。

5.十字军所用的“Assassin”一词源于阿拉伯文“Hashshasbin”，意思是吸印度大麻的人。这种东西可能不仅用在仪式中，或许还被执行暗杀行动的刺客所用，使他们达到合适的精神状态。

第11章 从波斯波利斯到撒马尔罕：中亚地区的波斯遗产

1.在阿契美尼德帝国初期，居鲁士就非常担心北方边境的安全。为了确保北方的稳定，他入侵了中亚。正因如此，他才与马萨革泰人作战。这件事可以看出危险总是来自这个方向。

2.丝绸之路并非是一条路，而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许多条商路的总称。很多中亚统治者都希望商贸路线能够通过他们的领土，这些路线中最繁荣的部分就位于河中地区。

3.实际上，突厥人在公元8世纪初就开始和阿拉伯人接触并很快皈依伊斯兰教。正是突厥人将伊斯兰教带到中国，并且巩固了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地位。萨曼人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已经完全进入整个地区。

4.H.M.Said and A.S.Khan, Al Biruni, His Times, Life and Works, Hamdard Foundation（Karachi,1981）,p.47.

5.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因此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人们都需要学习阿拉伯语。在学校里所有的宗教内容都用阿拉伯语教学，因此，阿拉伯人征服后，波斯语变成只在家庭内部和日常活动中使用的语言。

6.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对帖木儿的了解来自马洛的戏剧《帖木儿大帝》。

7.关于帖木儿与克拉维霍的很多资料都来自外国旅行者的记录，也有一些外交人员的记录。克拉维霍提供的资料最多。

8.J.Ure,The Trail of Tamerlane（London,1980）,p.170.9.W.H.Forbis, Fall of the Peacock Throne（New York and London， 1980）, p.65.10.Ure,The Trail of Tamerlane,p.191.

11.J.Marozzi, Tamerlane: Sword of Islam, Conqueror of the World （London, 2004）, p.33.

12.Quoted ibid., p.201.

13.Luc Kwanten,Imperial Nomads: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500–1500 （Philadelphia, pa, 1979）, p.268.

14.Marozzi,Tamerlane,pp.210,277.

15.R.Grousset,A History of Asia,trans.D.Scott（New York,1963）,p.88.

第12章 乐土：印度地区帖木儿到莫卧儿时期的波斯遗产

1.C.Irving, Crossroads of Civilisation: 3,000 Years of Persian History （London, 1979）, p.71.

2.George Curzon, quoted in J.Marozzi, Tamerlane: Sword of Islam, Conqueror of the World（London,2004）,p.222.

3.R.Grousset,A History of Asia,trans.D.Scott（New York,1963）,pp.89–90.

4.Quoted in K.Hopkirk, Central Asia: A Traveller's Companion （London， 1993）, p.163.

5.V.A.Smith,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ed.P.Spear（Oxford,1982）,p.320.

6.尽管帖木儿王朝继承了很多波斯文化遗产，但是巴布尔一直将自己看作突厥人。《巴布尔之书》本来是用突厥语写的，后来他的儿子胡马雍将其用波斯字母转写，后来又在巴布尔之孙阿克巴时期被翻译成波斯文。最早的英文翻译是约翰·莱登和威廉·埃尔斯基纳在1836年完成的。

7.Geoffrey Parker,Power in Stone:Cities as Symbols of Empire（London, 2014）, pp.108–109.

8.Ibid, p.110.

9.J.Keay,India:A History（London,2000）,pp.311–315.

10.德里所在地在千年来修建过许多城市，所以德里被称为“七城”。实际上，城市的数量超过七座，而且每一个城市都代表一个特定的政权或帝国。Parker,Power in Stone,Chapter Six.

11.L.Nicholson, The Red Fort, Delhi （London, 1989）, p.80.

12.François Bernier,Travels in the Mogul Empire,ad 1656–1668[1670], trans.A.Constable（Oxford,1916）,pp.60–70.

Keay,India,pp.310–311.

维多利亚时期，在英国人的地理知识中，“东方”具有同质性，并与“西方”相区别。这种观念可以在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诗歌《东方西方叙事诗》中体现出：“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它们永不交汇——直至天与地并立于上帝伟大的审判席前。”这一套东西方观念被后殖民理论学者重新阐释，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著作《东方学》（Orientalism）（London,1978）。

13.末代国王下台后，孔雀王座被从皇宫中移出，现藏于伊朗国家银行地下仓库，不对公众开放参观。

第13章 携带金黄鱼子酱的居鲁士：向第一个王朝致敬的末代王朝

1.科松将波斯看作“统治世界大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大英帝国的未来……关键不在欧洲，甚至不在英国国旗无所不在的大洋中，也不在被后代口中称赞的大英帝国，而是在我们移民最先抵达的大陆，这些移民的后代成为印度的征服者，没有印度的话，大英帝国将不复存在。”

G.N.Curzon,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London,1966）,p.10.

2.人们知道波斯存在石油已有上千年历史，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火寺中燃烧的物质就是石油。石油的易燃性及燃烧持久性，使其在这个宗教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3.选择巴列维作为王朝的名称，很明显是要唤起前伊斯兰时期波斯的记忆。帕提亚时期，他们的语言被称为“Pahlavanik”，意思是英雄的，该语言也存在于萨珊时期。这种与众不同的中古波斯语与阿契美尼德时期古波斯语不同。这个词在现代波斯语中是“Pahlavan”，意思是英雄或勇敢的人。

4.W.M.Shuster,The Strangling of Persia（London,1912）.

摩根·舒斯特是一名美国政府的波斯事务顾问。他十分厌恶大英帝国对待波斯的政策。这种态度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结果，他的著作对美国制定对待波斯新王朝的政策上起到了巨大作用。

5.20世纪早期，种族主义观念传播得很广。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种族主义最糟糕的反映就是反犹主义，这最终也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屠杀。礼萨·沙对自己国家的孱弱而感到羞耻，因此他希望找回往日的辉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他被伊朗人是雅利安人的种族主义所吸引，这点并不会让人惊讶。

6.John A.Boyle,Persia:History and Heritage（London,1978）,p.64.

7.J.Lowe et al., Celebration at Persepolis（Geneva, 1971）, quoted in Patrick Clawson and Michael Rubin,Eternal Iran:Continuity and Chaos（New York, 2005）, p.78.

8.Paul Kriwaczek,In Search of Zarathustra（London,2002）,p.171.

9.Michael Axworthy,Iran:Empire of the Mind（London,2008）,p.256.

10.Quoted in Kriwaczek,In Search of Zarathustra,p.11.

11.这场盛典的花费无疑是巨大的，据说高达两亿美元。与其说是为了庆祝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荣耀回归，不如说是掏空了国库，是王朝开始灭亡的标志。

James A.Bill,The Eagle and the Lion: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London,1988）,pp.133–134.

第14章 从沙亚德到阿扎迪：伊斯兰共和国与古代遗产

1.Patrick Clawson and Michael Rubin, Eternal Iran: Continuity and Chaos（New York,2005）,pp.99–100.

2.Koorosh-e Kamali-e Sarvestani, Fars, Foundation for Fars Province Studies,trans.R.Parhizgar（Shiraz,1996）,p.7.

3.M.Rastegare Fasai,Farsnameh,Ebn-e Balkhi（Shiraz,1995）,pp.50–51.

4.Sarvestani,Fars,p.10.

5.S.A.Khamene'i, Takhte-Jamshid（Persepolis）, Iranian Cultural Heritage Organisation（1988）,pp.1–2.

6.Quoted in Lindsey A.Allen, The Persian Empire（London, 2005）, p.184.

7.L.P.Elwell-Sutton,‘The Pahlavi Era',in Persia:History and Heritage, ed.John A.Boyle（London,1978）,p.64.

第15章 在翻译中迷失？

1.词汇上的相似性证明了这些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些词包括“pedar”（father），拉丁文是“pater”;“dokhta”（女儿），德语是“Tochter”；“tondar”（打雷，thunder）;“madar”（妈妈）和“mordan”；及法语“mort”（死亡）。

2.Paul Kriwaczek,In Search of Zarathustra（London,2002）,pp.36–45.

3.John Curtis,Ancient Persia（London,2013）,pp.84–87.

4.Roger Stevens,The Land of the Great Sophy,2nd edn（London,1971）, pp.32–33.

5.Michael Wood,In the Footsteps of 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1997）, p.119.

6.Farnoosh Moshiri,The Drum Tower（Dingwall,2014）.

7.William Wordsworth, The Prelude, Book v（Oxford, 1970）; Charles Dickens,‘A Christmas Tree',Household Words,Extra Christmas Number（1850）.

8.研究《一千零一夜》完整的复杂性、贡献与对后世影响力的著作包括：Peter L.Caracciolo,ed.,The Arabian Nights in English Literature （Basingstoke, 1988）, and Robert Irwin, The Arabian Nights: A Companion （London, 1994）。

9.对细密画艺术及细密画艺术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 帕慕克（Orhan Pamuk）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Orhan Pamuk,My Name is Red,trans.ErdağM.Göknar（London,2001）。

10.Jalal al-e Ahmad, Occidentosis: A Plague from the West, trans.R.Campbell（Berkeley,ca,1984）.

第16章 第一个超级大国？

1.Neil MacGregor,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London,2010）, pp.165–166.

2.Arnold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Vol.Ⅴ（Oxford,1939）,pp.47–48.

3.Michael Axworthy,Iran:Empire of the Mind（London,2008）.

4.Brian Dicks, The Ancient Persians: How They Lived and Worked （London, 1979）, p.9.

5.H.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xxiii （1904）.

6.H.Mackinder,‘The Seaman's Point of View'and‘The Landsman's Point of View',in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London and New York,1919）.

7.古代世界中更脆弱的海洋民族实际上也被波斯人征服了。安纳托利亚的爱奥尼亚人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被阿契美尼德人征服并合并在一起。爱奥尼亚人得到了雅典及其近邻的支持，这是波斯人决心打败他们并将他们纳入波斯帝国的主要因素。

8.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1837年）中，皇帝自以为身上穿着最华丽的衣服，而人群之中一个小男孩说出了皇帝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穿的事实。这个故事情节可以用来比喻21世纪的世界需要有全新的地缘政治理论和概念的外衣。

Geoffrey Parker,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Radical Alternatives in Contemporary Thought', in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1985）.

9.Parker,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p.157.

结论 权力与天堂？

1.M.Axworthy,Iran:Empire of the Mind（London,2008）,p.xv..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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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两位作者在此感谢德黑兰大学和设拉子大学的同仁们的帮助，他们提供了很多与本书有关的资料。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本·海耶斯（Ben Hayes），尤其是他在图片工作上的大力协助。感谢我们的女儿朱丽·帕克-梅森（Julie Parker-Mason）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付出。

感谢伯明翰大学和英国文化协会资助乔弗里·帕克多次造访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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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瓦哈Farava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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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多西Ferdowsi

菲兹F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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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米拉Gaugamela

格拉尼库斯Granicus

古尔埃米尔陵墓Gur-Emir tomb

古鲁德山Kuhha-ye Qohrud

光之山钻石Koh-i-noor diamond

贵霜Kushan

哈拉和林Karakorum

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

哈桑Hassan

哈希什Hshish

汉志Hejaz

河中地区Transoxiana

赫拉特Heart

赫勒斯滂Hellespont

侯赛因Husayn

呼罗珊Khorasan

胡马雍Humayun

胡齐斯坦Khuzestan

花剌子模Chorasmia

霍拉姆丁Khorramdin

基辅Kiev

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

加尔各答Calcutta

加尼沙里Janissaries

加兹尼Ghaznavids

迦太基Carthage

贾姆希德Jamshid

犍陀罗Gandhara

君士坦丁Constantine

卡尔巴拉Karbala

卡尔瑙Karnal

卡纳特Qanat

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

卡维尔盐漠Dasht-e Kavir

卡西达Qasida

开博尔山口Khyber Pass

恺加王朝Qajar dynasty

克洛伊索斯Croesus

孔雀王座Peacock Throne

库姆Qom

《鲁拜集》Rubaiyat

拉合尔Lahore

朗吉努斯Longinus

雷吉斯坦广场Registan Square

黎巴嫩Lebanon

黎凡特Levant

留里克Rurik

卢特沙漠Dasht-e Lut

马杜克神庙Temple of Marduk

马基利斯Majlis

马吉Magi

马其顿Macedonia

马萨革泰Massagetae

马塞利奴斯Marcellinus

马兹达盖特Mazdakites

玛斯纳维Masnavi

满洲Manchuria

曼丹Mandane

梅杜斯Medus

蒙塔扎尔Muntazar

米底Medes

密特拉Mitra

木鹿Merv

穆哈兰Muharram

拿波尼度Nabonidus

纳迪尔沙Nadir Shah

纳克什—鲁斯塔姆Naqsh-i Rustam

内沙布尔Nishapur

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

尼丁图·贝尔Nidintu-Bel

尼哈万德Nehawand

尼尼微Nineveh

尼扎里耶Nizaris

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

欧皮斯Opis

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

帕提亚Parthia

潘奇马哈Panch Mahal

旁遮普Punjab

普拉塔亚Plataea

普鲁塔克Plutarch

普特利亚Pteria

齐亚尔王朝Ziyarid dynasty

齐兹巴什Qizilbash

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

乔弗里·里根Geoffrey Regan

人民党Tudeh Party

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Khalq

撒马尔罕Samarkand

萨狄斯Sardis

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

萨加提亚Sagartia

萨拉米斯海峡Straits of Salamis

萨曼·胡达Saman Khudat

萨塔吉狄亚Sattagydia

塞尔柱Seljuk

塞琉古Seleucus

塞琉西亚Seleucia

色雷斯Thrace

色诺芬Xenophon

沙赫里萨布兹Shakhrisabz

沙里亚法Sharia law

沙鲁赫Shahrukh

沙普尔Shapur

沙亚德塔Shahyad Tower

设拉子Shiraz

什叶派Shi'a

舒比亚Shuubiyya

斯基泰Scythians

斯穆鲁Simurgh

斯潘塔·曼尤Spenta Mainyu

苏格拉底Socrates

苏萨Susa

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

索格底亚纳Sogdiana

琐罗亚斯德Zoroaster

塔克迪斯Taqdis

塔什干Tashkent

泰姬陵Taj Mahal

泰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

特拉法尔加Trafalgar

帖木儿Tamerlane

帖木儿Timur Lenk

铁木真Temujin

图拉真Trajan

托米丽司Tomyris

威拉亚Wilayah

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

维多利亚Victoria

温泉关Thermopylae

倭马亚Umayyads

窝阔台Ögedei

乌尔米亚湖Lake

乌勒马Ulema

兀鲁伯Ulugh Beg

西里奥斯Sirius

西塞罗Cicero

希拉克略Heraclius

希罗多德Herodotus

昔兰尼加半岛Cyrenaica peninsula

锡尔河Jaxartes

锡吉斯坦Sijistan

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

匈人Huns

薛西斯Xerxes

逊尼派Sunni

雅利安人Aryans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亚美尼亚Armenia

亚萨塔Yasata

伊利汗国Il-Khan dynasty

伊斯法罕Esfahan

伊斯坎德尔Iskander

伊斯玛仪Ismaili

伊苏斯Issus

因陀罗Indra

犹太古史Jewish Antiquities

月光集市Chandni

扎格罗斯山Kuhha-ye Zagros

主麻清真寺Jama Masjid

祖尔万Zurvan

THE BARBARIANS LOST CIVILIZATIONS

蛮族世界的拼图：欧洲史前居民百科全书

［波兰］彼得•柏伽基（PETER BOGUCKI）　著

朱鸿飞　译

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

审图号：GS（2020）5580号

图字：01-2020-212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蛮族世界的拼图：欧洲史前居民百科全书/（波）彼得·柏伽基著；朱鸿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3

书名原文：The Barbarians

ISBN　978-7-5203-6777-6

Ⅰ.①蛮…　Ⅱ.①彼…②朱…　Ⅲ.①欧洲—古代史—通俗读物　Ⅳ.①K5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21678号

The Barbarians: Lost Civilizations by Peter Bogucki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UK, 2017 in the Lost Civilizations series.

Copyright © Peter Bogucki 2017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Email:copyright@rightol.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0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桑诗慧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发行部　010-84083685

网址　http://www.csspw.cn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21年3月第1版

印次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11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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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彼得·柏伽基（Peter Bogucki）

考古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本科事务副院长，著有《人类社会起源》（1999），合著有《古代欧洲：蛮族世界百科》（2003）。

译者简介

朱鸿飞

从事商务翻译工作。译有《石像、神庙与失落的文明：改写世界文明史的玛雅发现之旅》《野性与文明：一位进化遗传学家在刚果（金）丛林的新发现》等多部作品。

其他

地图1 蛮族世界北部，图上标出了书中提到的遗址位置

（注：本书地图系原书所附。）

地图2 蛮族世界南部，图上标出了书中提到的遗址位置

（注：本书地图系原书所附。）

前言

在欧洲地中海地区繁荣昌盛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在它们北方，没有文字的民族定居在从大西洋（Atlantic）到乌拉尔山脉（Urals）的河谷、山川、平原和沿海地区。古地中海文明称之为“蛮族”，以此表示自己与他们的区别以及他们的异族特征。我们对蛮族历史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对聚落、祭品、遗迹和墓葬的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和有文字记录的伟大城市文明的历史一样引人入胜。而且，通过新发现、纪念仪式、旅游景点甚至政治活动，史前欧洲历史的影响直达现代时期。

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被欧洲、西南亚和北非的蛮族所包围。本书讲述生活在欧洲的蛮族，我的考古学研究就集中于这一地区。大部分关于蛮族的讨论始自这些民族与古希腊罗马文明接触之际，不同于这些讨论，我将表明，在公元前一千纪遇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这个社会，有悠久的史前传统。作为考古学家，我对物质资料的采用优先于书面描述，并且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向读者表明，考古学能告诉我们哪些文字讲述不了的内容。

我不得不承认，“蛮族”与“失落的文明”这两个概念本身是矛盾的。从希腊和罗马居民眼中的“文明”概念来看，我们称作“蛮族”的这些人并不“文明”。除了在邻近文字社会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人不会读写希腊文或拉丁文。除了公元前一千纪末的少数几个名为“oppida”（城镇）的大城镇外，他们也不在堪称城市的居住地生活。与构成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规则相比，蛮族的社会组织规范相当混乱。他们没能通过“文明”这一概念的每一项测试。

然而，从始于石器时代的这个长期时间跨度来看，欧洲蛮族揭示出一段关于创新、流动和社会复杂性的非凡历史。他们投入精力和热情，贸易、耕作、放牧和战斗。一些蛮族社会的成员追求地位、财富和声望，另一些成员则埋首日常工作。遭遇文明社会时，他们巧妙地利用新机会来实现阶层流动。仅仅因为蛮族不同于希腊人和罗马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值得关注。

本书不是一部关于欧洲蛮族的权威巨著。相反，它讲述了我所理解的精彩部分，尤其是我过去40年来的考古研究、教学和写作过程中，个人觉得有趣的话题。我希望读者会觉得其中许多内容很有意思，并且去寻找更多信息。许多信息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不过这些需要批判性地看待。蛮族生活过的欧洲各地的遗址和博物馆也会展示、解读和重建这些史前社会的物质世界，访问这些地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今天，蛮族世界的遗产依然在我们身边。因此，本书的另一个目标是将蛮族的历史引入当今，反思我们该如何评价文字出现前的欧洲民族。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蛮族的故事在现代历史、政治和文化中的角色。

大事年谱

约公元前9500年 相对现代的植被和动物群在欧洲温带地区（temperate Europe）形成

约公元前7000年 希腊出现了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

约公元前5500年 农耕开始在欧洲中部扩张

约公元前4000年 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南部和不列颠群岛（British Isles）的狩猎—采集民族采用农耕生产方式；第一批“湖上史前木桩屋”（lake-dwelling）聚落在阿尔卑斯前沿地[1]建立

约公元前4000 — 前3500年 大概在欧洲中部或东南部，有轮子的车辆被发明出来

公元前3384 — 前3370年 博登湖（Lake Constance）上的阿尔邦布莱歇3号遗址（Arbon-Bleiche 3）有人定居

约公元前3300年 奥茨冰人（Ötzi the Iceman）在阿尔卑斯山穿行时被打死

约公元前3200年 爱尔兰建起纽格兰奇（Newgrange）通道式坟墓

约公元前2900年 第一条壕沟和堤岸在巨石阵（Stonehenge）开建

约公元前2620 — 前2480年 巨石阵规模扩张到最大

约公元前2400 — 前2300年 埃姆斯伯里弓箭手（Amesbury Archer）在巨石阵附近丧生

约公元前2500 — 2000年 欧洲温带地区从石器时代（Stone Age）向青铜时代（Bronze Age）转变

公元前2049年 海上巨圈阵[2]在英国沿海被建造

约公元前2000年 灌木古坟墓主[3]与奢华的陪葬一起埋在巨石阵附近

约公元前1550年 多佛尔船（Dover Boat）被抛弃

约公元前1370年 在丹麦，艾特韦女孩（Egtved Girl）葬在一口橡木棺材里

公元前1365 — 前967年 英格兰东部弗拉格低地遗址（Flag Fen） 的仪式平台建成并得到维护

约公元前1000 — 前800年 欧洲温带地区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Iron Age）转变

约公元前800 — 前500年 盐在哈尔施塔特（Hallstatt）得到大规模开采

公元前747 — 前722年 比斯库平聚居区（Biskupin）在波兰北部建成

约公元前600年 希腊人在法国南部的马赛（Massalia）建立贸易殖民城市

约公元前590 — 前530年 德国西南部的霍伊讷堡（Heuneburg）使用泥砖墙

约公元前400 — 公元400年 沼泽尸体被丢弃在北欧各地的湿地里

约公元前350 — 前300年 约特斯普林船（Hjortspring Boat）与武器祭品被投入沼泽

约公元前300年 拉登（La Tène）艺术风格出现在西欧

约公元前200 — 公元400年 爱尔兰各地兴建了大量“皇家”旧址

公元前148年 科利亚古道（Corlea Trackway）在爱尔兰建成

公元前58年 恺撒（ Julius Caesar） 入侵高卢（Gaul）

公元9年 阿米尼乌斯（Arminius）领导的当地军队在条顿堡林山（Teutoburg Forest）屠杀瓦卢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的罗马军团

公元43年 罗马人入侵不列颠

约公元200年 伊勒普Å河谷（Illerup Ådal）的战利品献祭

公元310 — 320年 德国北部打造尼达姆船（Nydam Boat）

公元406年 蛮族强渡莱茵河（Rhine），带来巨大破坏

公元410年 哥特人[4]洗劫罗马，罗马官员离开不列颠

公元451年 罗马人和西哥特人在法国东部的沙隆（Châlons）击败匈奴（Huns）

公元476年 传统认为的罗马帝国（Roman Empire）在西方崩溃的日期

公元480年 厄兰岛（Öland）上的桑比堡（Sandby Borg）遭洗劫，居民被屠杀

公元481/482年 法兰克人[5]的国王希尔德里克（Childeric）葬在比利时图尔奈（Tournai）

公元496年 希尔德里克的儿子克洛维（Clovis）改信基督教

公元1557年 沃尔夫冈· 洛齐乌什（Wolfgang Lazius）采用“欧洲民族大迁徙时期”（Migration Period）这一概念表示公元一千纪的人口迁徙

公元1808年 威廉· 坎宁顿（William Cunnington）挖掘离巨石阵不远的灌木古坟

公元1854年 费迪南德·凯勒（Ferdinand Keller）研究瑞士的湖上史前木桩聚落遗址

公元1933年 瓦伦蒂·什瓦泽（Walenty Szwajcer）在波兰发现了比斯库平遗址

公元1950年 图伦男子（TolLund Man）在丹麦被发现

公元1987年 托尼·克兰（Tony Clunn）在条顿堡林山发现了一处罗马人大败的遗址

公元1991年 远足者在阿尔卑斯山发现了奥茨冰人

公元2014 新石器时代的“奢华墓葬”在法国拉沃（Lavau）被发现

[1]Alpine Foreland，德国南部一块由高原和丘陵构成的三角形地区，西起博登湖，东至林茨（Linz）以东，南以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Bavarian Alps）为界线，北至多瑙河（Danube）。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Seahenge，又名霍姆Ⅰ（Holme Ⅰ），位于英国诺福克郡（Norfolk）滨海霍姆村（Holme-next-the-Sea）的一处史前遗址。这是一个木柱圈，中央有一块倒置的树根，约建于英国青铜时代早期的公元前21世纪。现代理论认为它被用于仪式目的。

[3]Man in Bush Barrow。灌木古坟（Bush Barrow）是诺曼顿丘陵（Normanton Down）古坟群中的一座古坟，因其上有灌木而得名。

[4]哥特族是日耳曼族的一支，公元3 — 5世纪从东方入侵罗马帝国；东哥特族（Ostrogoth）在意大利建立王国，西哥特族（Visigoth）在西班牙建立王国。

[5]Franks，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6世纪攻克高卢后，控制西欧大部分地区达数百年。

其他一

图1 来自韦尔芒宝藏（Vermand Treasure）的矛杆架，约公元400年。韦尔芒宝藏是有史以来发现的陪葬品最丰富的蛮族武士墓。墓主很可能是驻扎在罗马高卢行省的一名辅助兵

简介

公元前2000 — 公元500年1，定居在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不寻常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媲美地中海古文明，只有一项例外：文字。除了归类在“蛮族”这单一名字之下，他们在不断涌现的欧洲社会的历史描述中相对默默无闻。虽然我们对这些民族有大量了解，但对古典作者的书面材料的优先采用直接忽略了关于他们的丰富证据。他们的遗迹遍布欧洲地表，地下则埋藏着他们的住地和坟墓。然而在大众想象中，他们是应为罗马的崩溃和其他反人类罪行负责的暴力、嗜血的杀人狂。

本书试图纠正对蛮族的这一传统指责。为了防止读者将本书想象成“阿米尼乌斯的春天”2，让我强调下，本书无意将史前北欧居民描绘得比他们本身更为文明。他们的恶名已经广为流传了许多世纪，这一点也让他们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然而，我们确实应该关注谁建造了巨石阵，制造青铜器和铁器意味着什么，尤其应该关注，希腊人和罗马人向北扩张的时候，他们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直到本书所涉这段历史的很晚时期，我们才得知生活在北欧地区的民族的名字，所以我们得将他们理解成由类似的物品、习俗及悠久历史联系起来的社会。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设想自己的身份，但可以确定，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蛮族。他们是和所有其他人一样的农夫、商人、金属工匠、首领、奴隶、父母和子女。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下面所称的“蛮族世界”（Barbarian World）。

蛮族世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实体。本书关注的3000年时间里，它经历了多次转变。从爱尔兰到俄罗斯，从北极圈到阿尔卑斯山，它在地理上也千差万别。然而纵贯整个地区，古老的民族跨越遥远的距离建立了联系，延续了无数世纪的传统和记忆。蛮族没有文字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该被写进历史。

书面材料存在的问题

古典作者确实写过蛮族，直到后来才有记录的神话和传奇也可以回溯到有文字之前的历史。然而，许多写到蛮族的古典作者从未真正遇到过一个蛮族，来自间接资源的推断带来的是传说和细节夹杂的一团乱麻。后世人种史学和描述，以及旅行者的叙述是更好的资源，但它们覆盖的范围有限，提供的仅仅是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状况的一些概略。

没有文字的民族相关的书面材料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强化了作者的观点。这是历史学家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正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提到斯坦利·鲍德温[1]时所说，“历史将会判定，那位光荣而正确的绅士错了……因为我将书写那段历史”。3所幸别人也会写到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政治，因此历史学家可以评价丘吉尔的叙述是否准确。而对于没有文字的古老民族而言，高高在上的文字作者的作品为了解他们强加了一个特定的视角。例如，几乎所有对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非裔奴隶生活的描述都出自白人作者之手，因为教奴隶读写是非法的（尽管一些奴隶确实学会了读写）。因此，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知识要么没有记录，要么就是被严重歪曲的。

同样的局限性也适用于史前欧洲史。希腊和罗马编史者的描述不仅写得不公正，而且也不是为不偏不倚的读者而写。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在罗马帝国边境内的被征服民族，以及边境外的未征服民族间划一条清晰界限合乎恺撒和其他罗马作家的心意。这样的区别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有迹象表明，这种区分并没有反映边境两侧社会和种族的内在相似性。因此，来自古典作家的关于蛮族世界的书面材料相对较少，我们也不能将它们奉为权威，只能当成一类证据，而且是有瑕疵的证据。

考古学作为主要证据

关于蛮族世界的直接知识几乎完全来自考古学。考古学研究历史民族的物质遗迹，我们从中推断出他们的生活和活动细节。几个世纪以来，大量信息塞满了欧洲各地的博物馆和考古实验室，它们来自对公元前最后几千年和公元一千纪的考古研究。考古学家集中在大学、博物馆、国家和地方文物部门及从事拯救考古的私人公司里。来自北美以及远至日本的学者都参加了欧洲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在考古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蛮族世界有了大量了解，但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太多太多。

北欧和中欧的考古研究包含了对古代遗址及其所含文物的研究，也研究从河流、海床、冰川和其他不寻常地区发现的零散物品。它不同于对希腊罗马古典世界和埃及文明与近东文明的考古研究，因为相比之下，欧洲蛮族的遗址平淡无奇。这里没有雅典卫城（Acropolis），没有吉萨金字塔群（Pyramids of Giza），没有罗马斗兽场（Colosseum）。除少数外来的铭刻和文本外，蛮族留下的遗址中没有文字；除了通过贸易获得的之外，基本没有形象雕塑。英格兰南部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这样一座巨大的山上要塞会让考古学家叹为观止，但在外行看来，它只是许多条围着一座小山的壕沟。即使在照片上看起来很大的巨石阵，在与主要的古典遗迹相比时也显得微不足道。

欧洲蛮族的遗址很小，地表上经常看不到。其中最明显的是成千上万座又名古墓或古坟的坟丘。它们几乎无处不在，还有许多在上千年里被毁坏。其他墓葬则埋在公墓或私墓里。蛮族的墓葬遗址经常产出壮观的陪葬。人类尸体也出现在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有的干化在高高的阿尔卑斯山，有的被埋在沼泽里。这些人经历了可怕的死亡。

从冰川期（Ice Age）的猎人到早期的农民、牧民和金属工匠，直到文字文明的萌芽，史前聚落的证据在欧洲随处可见。大部分聚落都不复存在，因为主要的建筑材料是会腐烂的木材，除非它们被泡在水里。因此，我们对欧洲古代建筑的了解多来自土壤里的印迹，直立的木材在这些位置被插入柱坑或壕沟。它们结构的多样性令人惊讶：长的、短的、圆的、椭圆、大的、小的。虽然我们对它们的轮廓了解很多，但对结构和屋顶知之甚少，尽管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猜测。

图2 考古人员发掘波兰乌尼奥瓦（Łoniowa）的石器时代长屋，照片上显示了柱坑和坑

古人还会在屋子内部和周围挖坑。有时候，挖坑是为了用挖出的黏土刷墙，还有一些坑被用于贮藏物品。完成最初的用途后，这些坑通常被当作垃圾坑。考古学家喜欢垃圾。垃圾里的破碎陶器显示了地区差异、年代差异及与其他遗址的相似性。用坏的工具和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料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技术和用料的信息。动物骨和烧焦的种子让我们得以重构古代食谱。水下埋藏物包含花粉、昆虫和植物残骸，给出了该聚落生活的一幅广阔图谱。一个满满的垃圾坑里能找到书面来源中找不到的许多故事。

最后还有举行仪式的遗址，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巨石阵。一些遗址突出于地表，如石圈，另一些则隐藏着。丹麦的约特斯普林船（Hjortspring Boat）上有战败的入侵军队的武器、盾牌和工具，是胜利者为表示感谢而献的祭。石刻在斯堪的纳维亚和阿尔卑斯山异常丰富。沼泽和其他湿地以及现在已不可见的小树林具有特殊的精神意义。

尽管有如此丰富的信息，但如果没有适用的分析技术，遗址和文物本身能告诉我们的就非常有限。陶器和工具可以根据形制和装饰分类来显示遗址间的异同。古植物学家和动物考古学家研究种子和动物骨。化学家从陶器里的肉食和奶中寻找动物脂肪残留。墓葬提供了保存在牙齿和骨骼中的古人DNA。来自牙齿的锶同位素比值给出了某人的迁徙信息，有时这种迁徙距离远得惊人；这些信息可以告诉我们某人是在当地还是外地长大的。计算机使海量信息的研究成为可能，可以虚拟再现文物、房屋和聚落。

许多人将考古学比作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考古学家经常回答说，是的，它可能像拼图游戏，但有人扔掉了90%的拼图块，而且盒子里没有图样。一个更恰当的比喻是，尽管老式的钥匙孔现在已不复见，考古学就像透过钥匙孔弄清一个房间里有什么。新发现导致旧结论受到质疑。考古学家们对古代社会应如何重构就常常意见不一，因此，我们现在对蛮族世界自以为是的了解绝不应看成是不可更改的。

时期确定

做考古研究，我们需要知道物品的年代。考古上的时期有两种：相对时期和绝对时期。因为考古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年代较久的物品埋藏在年代较新的物品之下，通过发现一种遗迹埋在另一种之下的环境，我们可以建立两种遗迹间的时期关系。因此，只有在发现物品位于古人丢下它们时的位置和地层时，相对时期才可以确立。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不厌其烦地收集、整理了这些顺序，为欧洲古代遗址上发现的几乎每件物品的相对年代提供了清晰的概念。

绝对日期将考古发现与日历年代对应起来，但它其实并不像行外人想象的那样准确。确定绝对日期需要科学方法。当木头由于泡水或脱水而得以保存时，通过与年度降雨量变化造成的当地标准厚度顺序相对比，对树木年轮的研究可以得出年代或季节的时间。碳—14断代法又叫放射性碳定年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依据的是碳的放射性同位素碳—14向氮—14的衰变。这一方法最近[2]的改进带来了相当高的准确度，使日期可以确定在半个世纪范围内。用于对蛮族世界的研究，上述两种方法是确立遗址和文物日历年代的基本技术。

图3 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肖 像，作者：约翰·威廉·格特纳，绘于1848年

遗址和文物的年代确定后，我们将它们融入更广阔的关联体系内。对古代欧洲的研究中，用于讨论较大时间范畴的基本结构被称作“三时代划分体系”（Three-age System）4。该体系被设想出来两个世纪之后，依然用在对古代欧洲时代的总体划分上。今天，为便利交流，考古学家使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三个简称。

1816年，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1788 — 1865）被任命为丹麦国家博物馆（Danish National Museum）馆长。这里的馆藏物品一片混乱，汤姆森需要想出一个合理的方式来展示它们。一个聪明的主意诞生了—根据制造工具所用材料给它们分类：石头、青铜和铁。汤姆森还将他的分类方法扩大至与这些器具一起出土的其他物品上。例如，他注意到某些陶器类型只和石头工具一起出土，而玻璃珠只和铁制工具一起出现。汤姆森的助手扬斯·雅各布·阿斯穆森·沃索（Jens Jacob Asmusssen Worsaae, 1821 — 1885）将博物馆展示用的三时代划分体系带到野外发掘中。这种划分体系要求仔细观察，发现类型间的关系来建立它们的相对时期。这种对发现背景的关注确立了野外考古学作为一门专业学术学科的地位。今天，汤姆森和沃索的三时代划分体系依然被用作史前欧洲的总体组织原则。三个时代间的界限并不明确，它们也不是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拥有同样的绝对时期，因此读者不应认为这一体系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套考古学家强加的体系。古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还是铁器时代，他们也没有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从一个时代跨越到另一个时代。这一点也许微不足道，但我依然会在整本书中努力区别什么是蛮族世界的居民的现实，什么是考古学家强加的解释。诸如青铜时代之类的考古学概念不仅是一段时间，而且是一套技术，是社会、经济和仪式习俗，它的根源可追溯到为后来发展打下基础的之前数千年。

蛮族世界的地理分布

60多年前，英国史前学家格拉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 1907 — 1995）确立了反映在考古记录中的两个大的欧洲分区5，他称为欧洲地中海地区和欧洲温带地区。前者由与地中海相邻并向西延伸到包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地区组成。它的自然植被由夏季干旱和冬季雨水造成的地中海地区的常绿森林组成。在这一地区，伟大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在当地早期文明的基础上崛起。

在地中海地区的自然植被被农业和工业改变之前，欧洲温带地区覆盖着落叶林。这片地区起自大西洋沿岸和不列颠群岛，穿过中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最后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这片地区季节差异明显，地形复杂多变。阿尔卑斯山是最高的山脉，其次是东部的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和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巨大的平原，如潘诺尼亚平原（Pannonian Plain）和北欧平原（North European Plain），以及河流大动脉，如多瑙河、 易北河（Elbe）和莱茵河，使迁徙非常容易。北欧平原和阿尔卑斯山之间是一片起伏的高地山峦，同样的地形也出现在不列颠群岛。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散布在整个地区。他们与特定地区的联系带来了地区间互不相同的陶器、工具、武器和装饰品。而且，这些物品的风格还会随时间而改变。三时代划分体系这一突破性观点提出之后，19世纪的考古学家很快认识到，这些风格上的地理差异是解读欧洲各地史前记录的关键。瑞典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Oscar Montelius,1843 — 1921）编制了北欧青铜器物类型分布图，德国考古学家保罗·赖内克（Paul Reinecke,1872 — 1958）建立了公元前一千纪中欧的时间顺序框架。其他考古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对地理和风格差异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这些人中有德国民族主义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辛纳（Gustav Kossinna,1858 — 1931）和澳大利亚—英国著名史前学家V.戈登·蔡尔德（V. Gordon Childe , 1892 — 1957）。

对蛮族世界的研究中，地理还承担着另一个角色，那就是人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气候变化一直是人类体验的一部分，蛮族世界也经历了相对温暖和相对寒冷的时期。降雨量年与年之间也各不相同。这些变化会影响农业产量这类重要问题，因此人们需要调整以适应不同的条件。原材料的分布也不均衡。燧石、盐、铜、锡、木材和黄金产自特定地区，因而它们的获取和分配必须考虑开采和到达需求地的运输。最后，人会影响环境，这通常是坏的影响。今天，爱尔兰西部名为巴伦（Burren）的地区是一片光秃秃的石灰岩地貌，但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的砍伐和放牧之前，它薄薄的土壤上还生长着草和树。木材被当作建筑原料和燃料，牧放牲畜阻止了森林再生，这些早在工业时代前就急剧改变了欧洲的自然环境。

“显眼区”和普通人

蛮族世界的故事以特定地区为中心，这些地区一次次作为重要发展和标志性遗址所在地出现。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作欧洲史前史的“显眼区”。6这些通常是若干重要的遗迹遗址、丰富墓葬和考古发现异常集中的地方。“显眼区”往往有丰富的资源，如肥沃的土壤，或位于重要贸易路线交汇处。考古学家被吸引到这些地区，因为那里总能有所发现，而且它很可能还会和之前的发现一样引人瞩目。

在蛮族世界，一块“显眼区”也许是一整个国家，如丹麦或爱尔兰，这两国的考古记录本身便可编成一本史前史教科书。有时候，它还可以是拥有史前聚落或纪念建筑的一小片地区。在不列颠群岛、奥克尼群岛（Orkney Islands）或围绕着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的不列颠南部—古老的韦塞克斯（Wessex）王国—的中央部分就是这样的地区。在波兰，我们可以将小波兰（Małopolska）或库亚维亚（Kuyavia）这样的地区称作“显眼区”。有时候，一个“显眼区”只局限于某个特定时期，如公元前一千纪中叶的多瑙河、莱茵河、塞纳河（Seine）和罗讷河（Rhône）的分水岭，过了那个时期之后，它的光辉与邻近地区相比就不那么耀眼了。

本书将用相当大的篇幅关注一些“显眼区”，因为用它们的遗址和发现来讲述蛮族世界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然而，我们免不了夸大这些地区重要性的诱惑，因此务必记住，在这些地区之外，人们也在生活、繁荣和挣扎。无论他们是否建造了壮观的纪念物或将逝者埋在奢华的坟墓里，也不管他们住在离巨石阵一两千米还是遥远的喀尔巴阡山谷，正是不知名的普通人的选择和工作创造了蛮族世界。

本书结构与主题

本书探究的时间和空间比大部分历史描述都更为广泛，目的是利用这一考古能力来提供一份高水平的蛮族世界概览。这一内容可以大大扩展，参考书目提供了更为深入的优秀图书和期刊的线索。最后，读者应该认识到蛮族世界的多样性。许多历史描述了在某个特定时间地点与没有文字民族的接触，但是，不同于它们制造的印象，历史上没有统一标准的“蛮族文化”。

读者可以将本书看成一次对蛮族世界的巡游。与所有的旅行一样，旅行者精心选择游览地点来获得对一个地区物品和习俗的代表性印象。包罗万象是不可能的。不过，本书期待读者得到一幅总体图像并且希望一次又一次回到蛮族世界来。

这场旅游将沿着一条由前至后的时间顺序路线进行，从冰原退缩后的石器时代开始，止于有文字的政体在北欧和西欧各地的建立。考古研究显然是比较性的，因此地区差异将得到强调。对特定遗址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将阐明广泛的主题，但我也承认，我会偏向一些我觉得有趣的话题，以及我到访过或深入研究过的遗址。

面对阿尔卑斯山以北古代民族的研究，我鼓励读者关注其中一些大的主题，它们包括：创新与专门技能（对木材、燧石、石头、骨、鹿角、天然颜料、铜、青铜、铁、银和金等材料的掌握）；联系（水运工具、航海、有轮子的车辆以及铜、锡、盐、奢侈品和葡萄酒的贸易，还有对人类迁徙的同位素分析，所有这些证据都指出，长途旅行早在石器时代就出现了）；隔绝（用壕沟、堤岸、堡垒和尖桩栅栏划分区域的做法，以此提供分割、保护、控制或边界）；纪念（构成了风景并向所有看到的人发出强烈信息的大型建筑的建造，反映在巨石墓、竖起的石头、古坟和石坟墩、船葬、石圈、山上要塞、城镇和恢弘的建筑上）；仪式（以仪式纪念和传承价值与信仰的习俗，这些习俗一次又一次以复杂的葬礼、向沼泽河流的献祭、庆典、朝圣和岩石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财富（社会精英用以展示地位和权力的物质财富的积累，我们一次次在包含奢华陪葬的墓葬和建筑差别中看到这种展示，它最终通向以首领和国王为形式的政治权力）；日常生活（许多人住在农庄，照管牲畜、耕种收获庄稼、制作日常物品，这些人是暴力和疾病的受害者，他们构成了遍布蛮族世界的社会的核心）。

[1]Stanley Baldwin（1867 — 194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三次出任首相。

[2]原书于2017年首次出版。

目录

简介

第1章 猎人、渔夫、农民和金属工匠

埃姆斯伯里弓箭手的故事

冰川退去后

森林里的农夫

阿尔卑斯山脚湖景

车辆

铜的冶炼

冰人的故事

石头作证

爱尔兰墓地

石器时代的巅峰

公元前2000年的蛮族世界

第2章 联系、仪式和象征

青铜：第一种人造金属

青铜时代的日常生活

青铜时代的航海

青铜时代的丧葬

仪式、水和仪式实施

石刻艺术

爱尔兰的黄金

公元前800年的蛮族世界

第3章 贸易、盐、希腊人和财富

铁的出现

谁是凯尔特人？

淹没在水下的波兰北部湖畔村庄

盐成为财富

哈尔施塔特的矿工及其坟墓

蛮族遇上希腊人

希腊人开启了中欧的一个镀金时代

拉索瓦山

霍伊讷堡

奢华坟墓

霍赫多夫的“王子”

维村夫人

拉沃的一座新出土坟墓

英吉利海峡另一面的山上要塞

公元前450年的蛮族世界

第4章 罗马人遇上铁器时代晚期

拉登装饰风格

篱笆围起的农庄

权力分化

步道

水、祭献和人类牺牲

水、祭祀和战利品

城镇

比布拉克特

罗马人遇上蛮族

接触与“罗马化”

罗马人在高卢和不列颠

日耳曼尼亚的罗马边境

受保护的国王和军阀

莱茵河另一面的败局

罗马对欧洲大陆边界外的影响

冈德斯特鲁普银锅：铁器时代晚期代表

公元100年的蛮族世界

第5章 罗马帝国边境以外的蛮族

边境缓冲地带

边境地区以外的蛮族

爱尔兰的“皇家”旧址

退伍兵和商人将罗马带到波罗的海地区

北方的中心地区

古默的海滩市场和权贵农场

乌普恰

战利品献祭

开始迁徙

人群中的面孔：哥特人

匈奴：明显的例外

撒克逊人的冒险

坟墓里的蜜蜂

桑比堡

公元500年及以后的蛮族世界

第6章 蛮族永存

有用的历史

时间概念

媒体上的蛮族

为国服务的蛮族

文物管理

造访蛮族

今天的蛮族世界

注释

参考书目

致谢

图片提供鸣谢

重要译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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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猎人、渔夫、农民和金属工匠

要描述蛮族世界，我们需要在人类体验这一宏大叙事的欧洲部分里寻找一个起始点。这个点可以是随意的，早个上千年或迟个几世纪也许同样可行。不过眼下，我们先从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英格兰南部的索尔兹伯里平原开始这个故事。公元前三千纪，逐渐汇集到该地区的人在史称韦塞克斯的这片土地上，见到了不寻常的仪式建筑，巨石阵只是其中之一。我们通过遗骸及其陪葬品认识了生活在那里的一些人。考古学家称其中之一为埃姆斯伯里弓箭手，我们就从他开始蛮族的故事。

埃姆斯伯里弓箭手的故事

2002年，在英格兰南部的埃姆斯伯里，考古学家对巨石阵以南约5千米（3英里）的一所拟建学校地址做例行勘察时，发现了一名成年男子的坟墓。墓主头朝东北，向左侧躺在陪葬品中。1骸骨旁是16支三角形箭镞和两块护腕。护腕是扁平的石片，绑在腕上防止手腕被弓弦弹伤。这是墓主所处时期典型的弓箭手装备，因此他被称作埃姆斯伯里弓箭手。除箭镞和护腕外，他的骨架旁还有三把铜刀、五口陶罐、四颗野猪獠牙和两块被认为是发饰或耳饰的神秘黄金饰品。

图4 索尔兹伯里博物馆（Salisbury Museum）还原的埃姆斯伯里弓箭手坟墓

埃姆斯伯里弓箭手的骨骼和牙齿里包含丰富的信息。他的骨架呈屈膝位，年龄在35 — 45岁，身高约1.75米（5英尺9英寸）。早年的一场膝伤使他落下了终生残疾。对弓箭手骸骨的碳—14年代测定指出，他死于公元前2400 —前2300年。弓箭手牙齿内的氧和锶提供了其生长地的信息。牙釉质在童年时形成，吸收了食物和饮水中的氧和锶。温暖气候地区的氧18对氧16比率高于寒冷地区。锶同位素比值源自当地地形结构，锶87对锶86的比例随地区不同而不同。2氧和锶同位素比值合起来记录下一个人的童年时期是在哪里度过的。同位素证据表明，埃姆斯伯里弓箭手在中欧度过了童年乃至少年时期，也许是在德国南部或瑞士的阿尔卑斯山麓，因为氧同位素指向一个比英格兰更冷的地区，但锶同位素排除了大部分北部地区。虽然我们大概了解他的牙釉质是在哪里形成的，并因此可能知道他出生在哪里，但我们不知道这位弓箭手到达英格兰所走的路线，也不知道他死前在那里住了多久。

考古学家将埃姆斯伯里弓箭手墓中的陶罐称作“钟形杯”（Bell Beaker）。这种器物广泛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最后几个世纪的中欧和西欧。钟形杯是饮水杯，装饰繁复，没有把手，样子像一口翻转朝天的钟。它们通常出现在埃姆斯伯里弓箭手墓那样的坟墓里：一个曲着膝的单一男性，陪葬有箭镞、护腕，往往还有铜工具和黄金装饰等。有趣的是，他刀里的铜来自法国西部或西班牙北部，与钟形杯在欧洲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分布一致。埃姆斯伯里弓箭手出土后不久，一个20 — 25岁青年男子的骸骨在附近被发现。根据骨头推断的年代是公元前2350 — 前2260年。陪葬品包括与埃姆斯伯里弓箭手类似的野猪獠牙、燧石工具和黄金装饰品，但没有水杯。两人肯定有血缘关系，因为两人都有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足骨融合，因此这个青年被称作“弓箭手的同伴”（Archer's Companion）。然而锶同位素比值显示，年轻人在英格兰南部当地长大。他是弓箭手的后代吗？

接着，考古学家在博斯库姆高地（Boscombe Down）发现了一个同样离巨石阵不远的集体墓葬。墓里有至少五名成年男子的骸骨，以及一个很可能是男性的少年和一个（或许两个）儿童。一名男子年龄在30 — 45岁，早期受过伤，大腿粉碎性骨折，被埋在墓里时呈屈膝位，头朝北。另两名成年男子去世时年纪在30岁左右，少年则介于15 — 18岁。他们的骸骨散落在年长男子四周，因此这里不是他们的初葬地。因为相同的颅骨特征，所有男子和那名少年似乎是亲戚。

考古学家根据墓里的大量箭镞称这些人为博斯库姆弓箭手群（Boscombe Bowmen）。墓中的杯子上装饰着绳纹，表明它们与欧洲大陆的联系。他们牙齿里的锶和氧同位素比值将他们的来源地限制在威尔士（Wales），尽管布列塔尼（Brittany）、葡萄牙、法国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和黑林山[1]也有可能。然而他们的前臼齿和臼齿具有不同的同位素标签，表明这些弓箭手搬到巨石阵地区之前在一个地方生活到5 — 7岁，在另一个地方生活到11—13岁。这一点非常奇怪，因为他们年龄各异。小孩在童年后期被送到另一个地区，这是一种固定的迁徙模式吗？或者会不会这些有亲戚关系的人大致同时出生长大，接着一起搬到巨石阵地区，最后在不同的年龄去世，最后一个人离世后，死得早的那些人被重新与他葬在一处？

这三处墓葬显示了人们是如何从遥远的地方来到巨石阵地区的。显然，该地区的仪式地带[2]和丧葬纪念物拥有极大的吸引力。埃姆斯伯里弓箭手、他的同伴和博斯库姆弓箭手群的故事给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生活在英格兰南部的人拍下了一张小小的快照。考古学就是集合起来的这类小快照，一些聚焦清晰，大部分非常模糊。现在，让我们后退几千年，将镜头拉远以便收入更多空间和时间，看看石器时代社会发生的变化。这一变化在制作钟形杯的人出现后达到顶峰。3

冰川退去后

约1万年前，覆盖北欧大片地区的冰原退回到斯堪的纳维亚北部。在不久前还覆盖着冰和苔原的地区，森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冰川给这片地区点缀上片片湖泊，河流蚀刻出新的水道，流向大海。新生的森林里到处是猎物和可食用的植物。江河湖海里满是鱼和其他水生动物，还引来了大批水鸟。巨大的海豹群在北欧沿海冒出来。以打猎、采集和捕鱼为生的石器时代的人很快认识到这些丰富资源带来的机会。

北欧的海岸线还在变化中，猎人还可以从丹麦走到英格兰。然而，爱尔兰在冰川退却后不久就与大陆分开，这就是那里没有蛇的原因。波罗的海一开始是由一座退却的冰川提供水源的淡水湖，但上升的全球海平面最终越过丹麦和瑞典间的陆桥。北海[3]盆地最终也被淹没。尽管直到今天，从冰盖重负下解脱出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一些部分还在继续向北移动，导致了海岸线的进一步变化，但到约7500年前，欧洲海岸线看上去与现代非常相像。

欧洲温带地区后冰川时代的狩猎采集部落改变了他们的技术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技术的改进包括使用新型石头工具，装入木头或鹿角手柄后，这些工具可以更高效地利用燧石资源。此时鹿角还没用于制作鱼叉。一种巧妙好用的鱼叉被称作“Leister”。Leister是一种复合工具，由绑在木柄上的两只弯曲有倒钩的鹿角和一根骨或木头尖端组成。对着从清澈的水里看到的鱼背扎下后，两只鹿角会夹住鱼两侧，尖端会将鱼固定，时间长到足以将鱼从水里捞出来。将材料结合起来做成复合工具，如燧石与木头的结合，代表了石器时代的一次重大技术进步。

图5 躺在丹麦罗纳斯森林（Ronæs Skov）海床上的一只石器时代独木舟的船底

熟练使用木材是石器时代社会的标志性特征。许多木材被用于制作捕鱼装备。鱼（尤其是鳗鱼）游进去就逃不出的圆锥形罗网用柳条、梾木或榛树枝制成。浅水海湾里到处竖着木桩和树枝搭的鱼梁。鱼在涨潮时游过鱼梁，落潮时被困住，人们将其捉走。这类设施使大规模捕鱼成为可能。这些活动需要财产和所有权的概念，因为如果别人可以随便拿走捕到的鱼，没人会投入时间来建造和维护这些设施。在水量丰沛的北欧地区，石器时代的人将小溪、河流、湖泊和平静的海区当成渔猎区域，也看作迁徙路线，这样他们就可以占据有利位置，从环境中取得最大收获。他们发明出新的水运工具，以及使用它们所需的设备。在考古记录中，树干做成的独木舟出现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这些独木舟通常位于被水淹没的遗址中，如沼泽、湖岸和浅水海湾。与独木舟一起被发现的还有木桨。丹麦的曲布林湾（Tybrind Vig）遗址出土了十来把主要由梣木制成的桨4，其中一部分木桨上还有雕刻、烙印和绘画，这表明拥有者不仅将它们看成工具，还看成一种艺术表现的媒介。

水运工具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使狩猎采集者既可以远离家园，同时又能保留他们的居住地，无须经常搬家，甚至可能一整年都不用挪窝。这样他们就可以使用大型固定结构，如鱼梁，而不用带着装备到处跑。一个称作“家”的地方的概念取代了区域或活动区域的概念。在这类地方，如丹麦沿海的“贝冢”（kitchen midden），很重的使用痕迹可能是定居社会留下的。

与特定地区联系的另一个迹象，是墓地在公元前六千纪到公元前五千纪的出现，如在瑞典的斯凯特霍尔姆（Skateholm）、拉脱维亚的兹韦涅基（Zvejnieki）和俄罗斯的奥列尼奥斯托夫斯基·莫吉尼克（Oleneostrovskii Mogilnik）发现的墓地。死人的埋葬毫不马虎。许多尸体上洒着红赭石（氧化铁），墓里常会放上鹿角和燧石工具。在斯凯特霍尔姆，狗葬得和人一样细致。5这说明了它们作为伙伴和向导的重要性。

北欧后冰川时代的猎人、渔夫和采集者适应了新的环境条件，发展出新的社会秩序，从这些方面，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创造性。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当成功。鹿、野猪、鱼和榛实是可靠的食物来源。实际上，在北欧和西欧许多地方，石器时代社会之所以推迟采用农耕生产方式，来自森林和海洋的丰富资源也许是一个促成因素。

图6 法国布列塔尼特维耶克岛（Téviec）的两名石器时代年轻女性的墓葬还原，可见贝壳项链和鹿角

森林里的农夫

与冰川在北欧的消失大约同一时期，近东的史前社会开始大规模收获某些植物物种，控制某些动物。约1.1万年前，选择动植物（如绵羊、山羊、小麦、大麦）的有益特性的做法开始出现在黎凡特（Levant）及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一些小山上的考古记录中。6之后，牛、猪、小扁豆和豌豆也被驯化。这些动植物构成了可被称作最早的旧世界农业“创始牲畜”（founder livestock）和“创始农作物”（founder crops）的物种。从这一核心区域，驯化的动植物以及对人类社会变革欣然接受的精神向外传播到北非、西南亚和欧洲。

约9000年前，即公元前7000年之后，从安纳托利亚[4]到希腊，农业开始向欧洲传播。7早期欧洲农民用到的所有重要植物和动物都是在近东首先驯化出来的。某些情况下，农业社会迁徙定居到新的肥沃土地上，而在其他地方，狩猎采集部落选择定居下来，接受了农作物和牲畜。驯化动物的骨头、烧焦的谷物和独特陶器的出现，使我们可以从希腊开始追踪农业和农民向北、向西的传播。到公元前6000年，意大利和多瑙河河谷出现了农业社会。1000年后，他们到达了大西洋沿岸和英吉利海峡。

在我们称作蛮族世界的地区内，第一批农民定居在中欧多瑙河、莱茵河、易北河和维斯瓦河（Vistula）这类大河流域的肥沃土地上。他们制作独特的雕刻陶器，他们的聚落留下了大型木屋的痕迹，其中一些木屋甚至超过了21米（70英尺）长。这些长屋是7000年前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建筑。8这里的居民种植小麦、大麦和豌豆；不同于以绵羊和山羊为主要牲畜的希腊和巴尔干地区（Balkans）的早期农民，他们主要养殖牛。对陶器的化学分析表明，这些牛既用于挤奶，也作为肉食。不过也不是一切都那么美好，德国塔尔海姆（Talheim）和舍内克—基里安施塔藤（Schöneck-Kilianstädten）的大屠杀证据指出了早期农民暴力的一面。9

公元前5000年，生活在北欧沿海的狩猎采集部落拥有丰富的资源，并没有立即发现农业有多大的吸引力。渔猎采集所得超过了他们的需要。之后近1000年，他们继续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某种原因导致他们接受了驯化植物和动物。这一转变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群岛发生的原因尚不清楚。什么因素扰乱了狩猎采集经济？也许是气候变化或乳品制作之类的新技术，这些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方式在西北欧得到采用。到公元前3000年，农业已经出现在北至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s）和早期小麦生长期极限的地方。类似的改变也发生在中欧阿尔卑斯山地区，从公元前4000年之前开始，农业社会在瑞士和邻近的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部分地区的湖盆沿岸建立起来。下面将要述及的“瑞士湖上史前木桩屋”（Swiss Lake Dwellings）的故事是对考古学历史和现代分析方法的一例个案研究。

图7 沙兰湖（Lac de Chalain）西岸（FR-39-02）的原始木桩建筑，背景是还原的石器时代住屋

阿尔卑斯山脚湖景

寒冷干燥的1853 — 1854年冬季，苏黎世（Zürich）附近的湖泊水位下降。湖水退去后露出一层黑色沉积物，一排排木桩从中“伸”出来。这片沉积层中有动物骨头、鹿角、陶器，以及用木头、骨、鹿角和燧石制作的物品。因为一名当地学校的老师收集古董，居民将消息告诉了他，他转而通知了苏黎世古董学会（Antiquarian Society）的费迪南德·凯勒（1800 — 1881）。10

凯勒意识到，那些木桩是一些建筑的一部分，那些物品是史前聚落的遗迹。不同于干地遗址，淹没在苏黎世的湖水下的发现保存得极好，里面有皮革和纺织品、种子和果实。它们被淹没这一点也不同寻常。这些无疑是史前遗址，但“年代多久”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凯勒首先将他们归于“凯尔特人”（Celts），由此开启了公众对“瑞士湖上史前木桩屋”的强烈兴趣。

因为木桩从湖底泥泞里伸出来，凯勒认为那些屋子建在水中的平台上，用跳板连接湖岸，居民直接将垃圾扔进湖里。他称它们为“木桩屋”，德语叫作“Pfahlbauten”。我们不确定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概念，但约在同一时期，旅行者报告说在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的湖上看到了木桩屋。他也许还听说过名为“Crannogs”[5]的建在湖中人工岛上的爱尔兰和英格兰遗址。

史前居民住在平台上的浪漫景象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考古学家也接受了这样的概念。画作和模型描绘了不切实际的木桩屋和过着田园生活的快乐居民。时间一长，大家明白了这些遗址上的居民是农民，因为那些沉积物里有驯化动物的骨头，还有植物和许多野生物种，但大部分沉积物里没有金属物品。木制物品包括镐、锄、镰刀、斧柄和箭。渔网、篮子、绳索和纺织品则用植物和动物纤维制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多淹在水下的聚落在阿尔卑斯山麓小丘一带出土。早期的发掘技术很粗糙，但更精良的方法和对多少世纪来湖水水位变化的更深刻了解使人们重新评价房子建在开阔水面的平台上这一观点。考古学家在这些木桩间辨认出火塘和地面的痕迹。到20世纪中叶，木头人工岛的观点被丢弃，考古学家接受了这些居住点建在湖边的观点。因为地面潮湿松软，为了防止建筑沉陷，组成结构成分的木桩打得很深。随着湖面上升，木桩底部和丢弃的生活垃圾被水覆盖而得以保存下来。

因为新的发掘和分析方法及新遗址的不断发现，史前木桩屋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阿尔邦布莱歇3号遗址淹没在博登湖南岸一块浅水湾里。根据木材的年轮，我们知道这个湖畔聚落在公元前3384 — 前3370年有人居住。1127所房子里的居民种植小麦、大麦、豌豆、亚麻和罂粟，收集接骨木浆果和榛实。他们养殖猪、绵羊和牛，猎捕鹿、野猪和各种各样的鱼。阿尔邦布莱歇3号遗址的一座普通住房大小约4米 × 8米（13英尺 × 26英尺），墙用树枝夹成，涂着黏土，封以苔藓。约公元前3370年，一场大火席卷了该聚落，并且因为上升的湖面，它没有重建。在阿尔邦布莱歇3号遗址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里，良好的保存、现代分析方法和用年轮准确测定发现物年代的能力的结合推动了我们对早期欧洲农民的了解。

车辆

石器时代的穴居人将一块石头凿成车轮，这一景象是漫画家虚构出来的。实际上，轮子和有轮车辆是公元前4000 — 前3500年发明出来的，相当多的证据能证明它们在中欧和北欧的早期应用。用上轮子前，找到东西来拉车必不可少，而牛在牵引上的应用始于公元前五千纪晚期。大型驯化动物的力量可为人所用的认识是一个与农业本身同样意义重大的发展。

早期车轮的证据以三种形式出现：保存在水淹埋藏物里的实际木头车轮；轮和车的模型或描绘；车辆多次通过轧出的车辙。12欧洲阿尔卑斯山地区淹没在水下的湖上木桩屋遗址出土了近两打保存下来的车轮，其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四千纪和公元前三千纪。大部分轮子由三块木板（通常是枫木）组成，紧紧嵌在横跨连接处的狭槽里的木条（通常是梣木）将木板连为一体。陶器和模型对车的描绘发现于稍偏东的位置。出自波兰布罗诺齐泽（Bronocice）的一只约公元前3500年的容器上绘着一辆四轮车的示意图，布达考拉斯（Budakalász）等匈牙利遗址上则出土了几只陶制车模型。一对铜牛在波兰贝滕（Bytyń）出土，可惜没有准确日期，但可能来自公元前三千纪。最后，被解释为由古代车辆轧出的车辙在德国北部弗林特贝克（Flintbek）被发现。

车辆的发明对早期农业社会的生活具有重大影响。役畜——用于拉动重物——成为重大投资，相比之下，拥有役畜的家庭要富裕得多。一开始，车辆也许简化了住家附近的生活，使一个家庭可以更轻松地从地里运回收获的庄稼，从林子里运回柴火。最终，它们被用于长途旅行。

铜的冶炼

石器时代的农民开采和熔化铜来制作工艺品和工具的做法源自公元前六千纪的巴尔干地区，但在中欧其他地区大张旗鼓地这样做却是始于公元前四千纪。冶炼铜需要达到很高的温度。纯铜在1981华氏度（1083摄氏度）熔化，要达到这样的高温需要有足够先进的制陶技术。铜矿石加热到熔点时，铜就从杂质中分离出来。分离出来的铜可以敲打成铜条和铜片，石器时代的人用它们制成各种工艺品，如珠链、手镯和吊坠，它也可以用模子浇铸后制成更大的物品，如斧头。

孔雀石和蓝铜矿这类铜矿石只出现在特定地区。13在北欧，研究得最为透彻的矿石资源出现在阿尔卑斯山东部、德国中部的哈茨山脉（Harz Mountains）、威尔士北部和爱尔兰西南部。矿坑挖在山侧，开采者加热矿层，再浇上冷水使岩石裂开。这样开采出来后熔化的铜又转到金属工匠手中，后者将它打造成装饰品和工具。

铜有个重大缺陷——非常柔软，除非加入锡或砷炼成青铜合金。铜锥和铜针一扎就弯，铜刀和铜斧如果真正用于砍切，寿命也会很有限。出于这个原因，刚打出闪亮耀眼的铜时，它主要被用于制作装饰品，供佩戴者炫耀自己得到奇异材料的能力。功能有限的铜制工具作为地位的标志也许比拿来砍树更有价值。然而铜的好处是它可以熔化后重复利用，因此对于希望得到实实在在有价物品的石器时代的农民来说，它是一种很耐久的材料。

冰人的故事

1991年9月，两名德国远足者走在奥地利与意大利边境的阿尔卑斯山上。他们的一个可怕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公元前四千纪期间史前欧洲生活的认知。从一条半融化的冰沟中，他们发现了一具男尸的头和躯干。如今，出世29年后，这具被称为冰人的干尸还在向科学家提供关于他的生活和时代的新证据。14

图8 名为冰人的著名冰冻干尸

虽然对发现做出反应的人简单处理了尸体，但直至它被运到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以及发现地经过法医查勘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冰人可能是史前人物。与尸体一同发现的物品包括木、皮革、燧石和草制品，还有一把金属斧头。根据斧头形状，人们一开始认为干尸有4000年左右。即使这样估算，这个年代也已经非常久远了，因此考古学家设法保存它，并将样品送去做碳—14年代测定。

放射碳测定的年代引发了一场轰动。所有信息都指向一个约公元前3300年的时期。而且，对斧头的冶金学检测表明它是纯铜，与碳—14年代测定指出的年代一致。据此，冰人原来是生活在公元前四千纪的石器时代居民，那时候，铜才刚刚在南欧开始应用。冰沟里发现的其他物品原来是冰人携带或穿戴的，大部分是考古学家之前见所未见的。冰人本身提出了许多问题：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爬到高高的阿尔卑斯山上？他怎么死的？

冰人年代的确定被媒体大范围报道，这具5300岁的干尸成了明星。因为发现于奥茨塔尔冰川（Ötztaler glacier）附近，德语媒体称他为奥茨，不过考古学家依然称他为冰人。因为边境标记不清，他的实际出世地大约在意大利一侧。一段时间过后，这一点得到了确认。因此在因斯布鲁克经过一番研究后，冰人及其物品被还给意大利，安放在博尔扎诺（Bolzano）的一家博物馆。15

关于冰人本身的细节很快浮现出来。他个子不高，约160厘米（5英尺3英寸），体重约50千克（110磅），但超过40岁的年纪在他那个年代相对算高龄。他的背上、膝部、脚踝和左腕有文身，是用木炭擦进小切口形成的：切口愈合后，炭灰就留在皮肤下。文身是一组组短线条，在膝盖上，线条形成了一个十字。虽然他的牙齿磨秃了，但没有龋齿。不过冰人的一生非常艰辛。数块骨头曾经折断又愈合。他还有关节炎，脚趾多次冻伤。因为终生吸入烟雾，他的肺被熏黑了，动脉还有梗阻。最近，冰人胃里被识别出有导致胃炎的幽门螺杆菌。16

冰人的消化系统内容物里检出肉食和小麦以及其他植物的混合物。17小麦清楚地指出他来自一个农业社会，但肉食却来自马鹿和野山羊而非驯化物种。他的最后一餐吃了野山羊，死前不超过一小时吃的。冰人消化道里有榛子、白桦、松树、角树等的花粉。角树生长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因此冰人死前显然去过意大利北部的一条山谷。另外，角树花粉的存在指出了冰人死时的季节，因为这种树在春天开花。

冰人出世之前，考古学家对石器时代人的衣着毫无概念。冰人穿着御寒的衣服。他的帽子和鞋底用熊的皮毛制成。外套、裹腿和缠腰带是山羊皮的，鹿皮被用于制作鞋的上面部分。他的皮带和小袋子由小牛皮制成。最不寻常的发现是冰人穿着一件无袖斗篷。它用草绳绑在一起的一束束阿尔卑斯山的草制成，穿在其他衣服外面，大概可以保温挡雨。

每件衣服都有一些不寻常的特征。外套由缝在一起的小块羊皮制成，裹腿上系着一条防止向上滑的鹿皮带。捆住缠腰带的小牛皮皮带长达约2米（6.5英尺），因此它肯定在冰人身上绕了至少两道。他的熊皮帽有两根系到下巴下的皮条。鞋子结构复杂，由一只椭圆形皮革鞋底、一片用草缠成的围在脚上的网、那片网固定住的草制保温层和一块盖住脚面的鹿皮组成。它们也许不那么容易穿上脚，但看上去很暖和。

冰人带着很多装备。他的铜斧安在一只紫杉树枝制成的柄上，柄长约60厘米（2英尺），一段较短的枝杈从一端延伸出来。枝杈被劈开，夹住了斧身。斧身用桦树脂固定住，再紧紧包上皮条。冰人还带着一把紫杉木弓。很奇怪的，弓还没做好。一只岩羚羊皮做的箭袋里装着14支用一种名为荚蒾的结实木头做成的箭，其中只有两把装上了箭镞。冰人似乎背着一只覆着皮革的榛木框架的背包，不过它过于支离破碎，难以还原。

图9 冰人的铜斧身

冰人的死曾是一个受到疯狂关注的话题。最初的假设是他遭遇一场暴风雪，被冻死了。被发现十年后，对他左肩的CT扫描发现了一支小小的燧石箭头。之前因为被他的肩胛骨挡住，X光透视没看到。18一个细小的未愈合的穿入伤口表明了中箭的位置。箭撕破了他的锁骨下动脉，导致大出血和最后的心脏停搏。

谁射死了冰人？根据对他肠内花粉的研究，生命最后两天，他先是在一块有松树和云杉的林区。接着他下到一条生长着角树的山谷里。死前几个小时，他再次艰难地向上爬，穿过那片松树和云杉林，接着越过了林木线，在那里吃下最后一餐，然后被射死。他是不是正被人追杀？如果是，他为什么停下来吃饭？是不是有人在那里伏击他？如果是那样，为什么他们没拿走他宝贵的铜斧？他是因为一项罪行遭到报复杀害，还是遭到仇杀？

提出所有这些问题的动因是一个事实，即我们对冰人的了解远远超过对当时的任何一个人，并且这些细节让我们得以围绕他编出一个故事。他的死反映了石器时代社会特有的暴力，但是如他的铜斧和紫杉木弓指出的，他生活在一个技术先进的世界。注意他用于制作装备的木头和制作穿戴的动物种类的无比多样性。冰人的文身传递出他所在社会其他人的信息。他灵活敏捷，习惯于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谷、山麓丘陵和山峰间游荡。多亏了冰人，我们现在可以管窥陶瓷碎片、燧石工具和早期金属物品背后的人。

石头作证

冰人在阿尔卑斯山奔波殒命、德国南部和瑞士的人修建湖畔居住区之际，北欧和西欧的居民竖起了巨石墓葬。这些石头被垂直安放，形成走廊和石室，上盖以平坦的石头，最后整个结构覆上一座泥土和石头堆成的小丘。这些建筑被称为通道墓（passage grave）和石板墓（dolmen），两种都属于“有室墓”（chambered tomb），它们又与竖立的石头一起构成巨石遗迹或史前巨石（megalith，源自希腊语的“巨石”）范畴。它们是公元前四千纪和公元前三千纪的北欧和西欧蛮族世界最明显的痕迹。19

就巨石遗迹而言，西北欧几个地区特别显眼，尽管许多在过去五个千年里遭到损毁。在爱尔兰，通道墓聚集成数个名为巨石墓地的墓群，其他则坐落在孤立的山顶。布列塔尼是巨石天堂，拥有复杂的通道墓和名为史前巨石柱的立石。远在北方的奥克尼群岛上点缀着通道墓和石圈。丹麦和瑞典也有通道墓和石板墓建筑，而在荷兰和德国北部各地，名为“Hunebedden”（石板墓）的巨大坟墓出现在森林和沙地区域。石板墓则出现在向南远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西洋沿岸。

爱尔兰墓地

有室墓在爱尔兰各地都有发现，但四个通道墓群在其中脱颖而出。在斯莱戈（Sligo）附近的卡罗莫尔（Carrowmore），一座巨石墓坐落在诺克纳瑞尔山（Knocknarea Mountain）山顶的一座巨大通道墓附近。从诺克纳瑞尔山另一面望出去就是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在东南方约30千米（19英里）的卡罗基尔（Carrowkeel），几座山峰上覆盖着小的坟墓。在卡罗基尔以东75千米（47英里），超过30座通道墓点缀在拉夫克鲁（Loughcrew）的几座小山顶上。最后，再往东50千米（30英里）坐落着著名的博因河谷（Boyne Valley）通道墓群，包括距爱尔兰东海岸仅几千米的纽格兰奇墓。这四座大型巨石墓地串成自西向东横跨爱尔兰的条形地带，所有墓地都建于公元前四千纪下半叶。20

博因河谷墓群是最著名的爱尔兰通道墓遗迹。21在爱尔兰语称作“Brúna Bóinne”的一处博因河河曲，诺斯墓（Knowth）、道斯墓（Dowth）和纽格兰奇墓构成了公元前3200年左右一派兴旺的一个巨大墓葬和仪式综合体的焦点。三座坟墓中，纽格兰奇墓是最著名的，这不仅缘于它的规模和结构，还因为在冬至这天，初升的太阳直接顺着通道照进中央墓室。纽格兰奇墓是一座直径85米（280英尺）、高11米（36英尺）的圆丘，围着97块巨石，一些石头上装饰着雕刻的涡纹。根据对散落在坟墓入口的石头解读，纽格兰奇墓南侧正面于20世纪80年代重建为一道由明亮的白色石英和灰色花岗岩石块构成的墙。结果，这使它看上去与其他通道墓大不相同，这次明显荒谬的重建广受批评。然而，不管它反映了史前现实还是某个考古学家的想象，纽格兰奇墓的现代外观已经在公众对它应该像什么样子的理解中定了型。22

进入这座坟墓，沿着通道半爬半蹲着走进去，通过名为直立石（orthostat）的平均高1.5米（5英尺）的石头，游客就进入了约5.2米 × 6.6米（17英尺 × 22英尺）的墓室。这里可容人站立。仰起头，你可以看到承材支撑的墓室顶，一层层石头逐渐垒向中央，直到墓室顶在离底面约6米（20英尺）处会合。从主墓室向旁边开出的小墓室构成一个十字形平面图。

我们对墓室里有些什么知道得不多。最晚从1699年起，不速之客就进入了纽格兰奇墓，这些石头间只有少数焚化的遗骨留存到现代。根据我们对塔拉（Tara）的人质冢（Mound of the Hostages）这类未受侵扰的爱尔兰通道墓的了解23，纽格兰奇的墓室和侧室也许包含着火化的遗骨，因为在石器时代的爱尔兰，火化是那时的丧葬传统；遗骨之外可能还有各式陶器和动物骨做的名为“蘑菇头大头针”的神秘物品。

纽格兰奇墓最重要的特征是位置和朝向。不管有没有闪亮的门面，它高居山顶，老远就能看到。我们可以假定它是公共仪式和丧葬活动的中心。它的入口朝向使太阳在冬至这天可直接照进墓道，显然这是刻意为之的。12月19日到23日，从黎明开始，持续约17分钟，一束阳光射过入口上方的一个开口，沿着墓道地面一直照进墓室。石器时代的建设者肯定在前一年就确定了这样的排列，做好了标记，之后有意识地将它融入坟墓的设计中。

爱尔兰通道墓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特征是一种装饰风格的出现，其做法是在石头上雕琢出曲线、锯齿线和螺旋线的图案，尤以螺旋线为多。这就是著名的“巨石艺术风格”。当前，从爱尔兰糖包装到《大河之舞》（Riverdance）的布景，“凯尔特”精神正在一切事物上复兴，我们可以从这种复兴中看到这一风格。螺旋线最为常见。虽然围绕着诺斯墓丘的镶边石拥有爱尔兰最大的巨石艺术集合，但纽格兰奇墓华丽的入口石也许是这种抽象装饰风格最令人难忘的例子。

图10 纽格兰奇墓和还原的荒谬的石英门面

图11 纽格兰奇墓入口，图中可见雕刻的入口石和上方的开口，冬至这天的太阳就从这个开口照进去

石器时代的巅峰

史前欧洲最具标志性的遗址也许位于英格兰南部的索尔兹伯里平原。巨石阵广泛出现在绘画、电影24、文学和公众的想象中。在以游客视角拍摄的巨石照片上，它显得高大雄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一些人觉得有文字记录前的民族是野人，这些石头用石器时代的技术竖起来这一点让那些人大惑不解。巨石阵远看依然突出，但通过A303公路一段较高路面的游客得出的第一印象，坐落在更广阔背景下的它真的很小很小。

周边地形是巨石阵故事的一个关键部分。它的巨大石头只能作为一片广袤的仪式地带的一部分来理解。这个地带从各个方向向外延伸，一直延伸向巨石阵坐落的浅盆地边缘和附近的埃文河（river Avon）。对巨石阵环境的这一理解来自考古学的深入研究，这样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扩大并一直持续至今。几乎每年都有人公布新的发现，因此任何一两年之前写下的材料本身就不够全面。25

巨石阵的名字来自一个意为“hanging”（绞死）的古英语词根，也许那是因为它像个绞刑架。26整个史前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时期，它一直摆在那里，但没有记录表明公元前1500年左右之后，它还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仪式举办地。17世纪和18世纪的古董研究者，如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和威廉·斯蒂克利（William Stukeley），重新发现了它，并把它写进他们对早期布立吞人[6]的描述中。地平线上站立着摇摇欲坠的巨石的形象让人浮想联翩，成为约翰·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这样的19世纪艺术家最喜欢的主题。现在，每到夏至，巨石阵都会成为新闻话题，新时代精神的拥护者会在这一天日出时聚集到那里。

今天在巨石阵看到的大石头竖立于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但必须明白，这处遗迹在公元前3000年之后这段时期有一个前身。一道直径约100米（328英尺）的环形壕沟和内堤就建于那个时期。27围在这个圈内部的白垩地层上被挖了56个洞。这些洞被称为“奥布里洞”（Aubrey Hole），以17世纪时发现它们的古董研究者约翰·奥布里命名。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是个谜，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它们是小的竖石的基脚。这些名为“粒玄岩块”（bluestone）的石头来自160 — 240千米（100 — 150英里）外的威尔士普雷塞利（Presceli）山区。因此，第一代巨石阵虽然能在不列颠群岛其他地方的石圈中找到对应物，但它看上去不太像今天同一地址的那处遗迹。最近的研究揭示出第一代巨石阵发挥墓地功能的程度。28考古学家从它的内部发掘出超过60人的焚化遗骸。虽然将粒玄岩块从威尔士运来所需的人工清楚地表明该地与远方一个地点的联系，但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资格葬在一个大石圈和壕沟圈占的地方。这些火化的遗骸是公元前三千纪上半叶葬下的，不过我们尚不清楚这是零散的还是连续的丧葬活动。

最初的巨石阵建立约500年后，大的扩张和重建于公元前2620 — 前2480年进行。首先竖起的是五座庞大的“巨石牌坊”组成的马蹄形图案。巨石牌坊由两块竖起的石头和一道横梁构成。竖起这些牌坊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技术上的巨大挑战。第一，名为“砂石漂砾”的竖石需要从一处露出地表的岩层开采出来，开采地点也许在北部的埃夫伯里（Avebury）附近。第二，它们被雕琢成长方体形状，其中一端还伸出一块榫头。第三，还需要将它们运到巨石阵，那里已经给它们挖好了坑。石头很可能太重，没法直接用滚木在松软的地面滚动，因此，运输者很可能需要打造一座分担负荷的木头平台。平台架在滚木上，滚木在木头轨道上滚动。要拉动它，牛必不可少。第四，它们必须竖着插入坑里，这个步骤非常危险，还得保证它们与地面垂直。第五，下面凿出榫眼的横梁必须举到竖石的高度以上，移过榫头，再下落到位，还需要保证整个建筑的平衡，不会倒塌。

图12 公元前3000年早期的巨石阵第一阶段平面图

巨石牌坊安好后，竖的砂石漂砾构成的外圈和连续横梁也立了起来。奥布里洞中的粒玄岩块被重新放置到石阵中央，构成两道砂石漂砾结构内部的第三道圈。在这个建造阶段，巨石阵综合体的其他立石，如定位石（Station Stone）和踵石（Heel Stone），大概也被竖了起来。这一时期，巨石阵继续被用作火化墓地。约一个世纪后，当埃姆斯伯里弓箭手和博斯库姆弓箭手群到达这里时，他们看到了在仪式地带之内发挥作用的巨石阵。

公元前三千纪的其余时间里，甚至到进入公元前两千纪初期，对巨石阵的更多改造还在继续进行。这些相对较小的改造插曲发生在周围仪式地带不断改变的背景下，后者又反映了巨石阵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这带来了巨石阵故事的另一半：因为其他纪念物用木材或后来被移走的石头建造，它的更大范围的仪式地带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

甚至在第一道堤岸和壕沟存在前，丧葬活动就已经在巨石阵周围开展起来。内瑟雷文·贝克（Netheravon Bake）和埃姆斯伯里42 （Amesbury 42）的长坟建于公元前3600年左右，与其北面37千米（23英里）的著名西肯·尼特（West Kennet）长坟约在同一时期。2014年，地理勘测发现了一座甚至更早的、可能也来自公元前四千纪的泥土长坟。它有一个复杂的内部木质结构，入口前有个木结构前院。29

巨石阵本身的第一批纪念物开始建造前，这个地带的大规模建设就已经在进行。巨石阵以北的两块直线堤岸和壕沟地形被称为大赛道（Greater Cursus）和小赛道（Lesser Cursus），因为它们看上去像古罗马赛道。大赛道约3千米（1.9英里）长，100米（330英尺）宽，东西走向，小赛道则是它西北方向一块小一点的地形。最近的地理勘测发现了大赛道内接近两端的两个大坑，每个约5米（16英尺）宽。巨石阵以东约2千米（1.25英里）还竖起一个宽约10米（33英尺）的粒玄岩块小圈。

巨石牌坊和砂石漂砾竖起时，巨石阵仪式地带的大部分建设工作也在进行。两个木圈阵在杜灵顿垣墙（Durrington Walls）东北3.2千米（2英里）拔地而起。其中南面一个更为复杂，从一个简单的木圈开始到六个同心圆，圈内还有可能与巨石阵内的石头对应的图案。杜灵顿垣墙附近是巨木阵（Woodhenge），它也有六个同心椭圆形的木桩设置。其他小圈阵也在附近被发现，地理勘测也不断地有新发现。在许多方面，巨石阵可看成一个大部分用木料建成的更大级别遗迹里的一个以石头为材料的例外。

最近在杜灵顿垣墙的研究还揭示出房屋和垃圾堆形式的人类定居痕迹，时期似乎为公元前2535 — 前2475年。杜灵顿垣墙的房屋不大，呈正方形，每边约5.25米（17英尺），还没有墓葬出土。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垃圾堆里聚集的大量动物骨头，约有8万块。30它们主要由猪骨和牛骨以不同寻常的9∶1比例构成。大部分猪是9个月或15个月大时宰杀的，因此假设它们在春季出生，宰杀时间就是初夏或冬至左右。根据锶同位素比值，一些牛来自英国其他地区。杜灵顿垣墙的定居痕迹被解释为与庆典相联系的短期居住，表明这些居民是临时访客，并没有形成一个长期定居的社会。

现在，许多考古学家认为，公元前三千纪中期，西面白垩地层高原上的巨石阵和东面埃文河谷的杜灵顿垣墙是一个不断经历改造的复杂仪式地带的重心。这一地带点缀着木圈阵和其他堤岸和壕沟构造。公元前2480 — 前2280年的某个时期，杜灵顿垣墙的粒玄岩块小圈被拆除，一个壕沟圈在原址上建起，一条通往巨石阵的名为“大道”（Avenue）的道路也修建起来。

两个问题依然存在：这片仪式地带是如何使用的？我们从中看出的与天文有关的排列又有什么作用？文斯·加夫尼（Vince Gaffney）提出，围绕着巨石阵的多个木圈阵的功能是作为某种朝圣路线，朝圣者则从一个圣地走向另一个圣地。31在我看来，也许可以将它比作波兰南部卡尔瓦里亚 — 泽布日多夫斯卡（Kalwaria Zebrzydowska）的罗马天主教圣所：围绕着一个大教堂的若干小礼拜堂标志出苦路十四处（Stations of the Cross），即耶稣走向钉死他的十字架的那条路。下了火车后，朝圣者一路祈祷着从一座礼拜堂走向另一座，有时候跪着爬上台阶。不管巨石阵的木制圣所是否承担着类似的功能，它们是给来访者提供多种多样机会的一个大型仪式地带的元素，这一点是清楚的。

图13 今天看到的最后阶段巨石阵的经典形象：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竖起的巨石牌坊和砂石漂砾

1965年，天文学家杰拉德·霍金斯（Gerald Hawkins,1928 — 2003）声称，巨石阵的功能是作为预测太阳和月亮运动的天文台。32他的观点遭到考古学家质疑，但唤起了公众的想象。其间50年里，巨石阵和其他石器时代遗迹与太阳每年运行的联系被记录下来。这些遗迹里最著名的就是前面写到的纽格兰奇墓。33在巨石阵，夏至这天的初升太阳越过踵石，照向对称结构的主轴，与之对应，冬至的落日从另一个方向照来。“大道”上两个新发现的大坑也在夏至这天与踵石联系起来。然而，与其说巨石阵的功能是作为一座天文台或日历本身，倒不如说它更可能表明了天文观测植根在石器时代人的习俗中的程度。他们是热心的天空观测者，天文事件被看成仪式和庆典的理由。

公元前2000年的蛮族世界

到公元前2000年，定居农业社会已经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各地建立起来。它们的形式因地区而异：有大有小，有集中有分散；有的在湖岸，有的在高地；有长期的，有临时的。他们依赖的驯化植物和动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小麦和大麦作为主粮，豆科作物有豌豆和小扁豆，牛、山羊、绵羊和猪则是主要牲畜物种。牛不光提供肉，还提供牛奶和畜力，绵羊提供了羊毛和羊奶。陶器取代了篮子，人们可以用它储存谷物和液体。

虽然石器时代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定居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固守一地。相反，他们四处旅行。水运工具促进了跨越河流、沿低地溪流和横渡受风浪影响小的海峡的旅行。大胆的航海者可以横渡大海。陆地上，连接人口集中地区的路线上被人踏出了大小道路。原料和制成品交易活跃，人们得以交流观点、互相学习。

在有大石头资源的地方，人们首先建造了没有石头结构的长土丘，之后又修建了巨石墓葬和仪式建筑。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集中在大西洋沿岸，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也有分布的通道墓。通道墓采取了多种形式，但中心设计是一个通往墓室的石廊，这一点在所有地区基本类似。排列成直线或圆圈的竖石也是整个地区广泛存在的一种纪念建筑形式。围绕着巨石阵还竖起许多木圈，构成了一块复杂的仪式地带。

公元前五千纪，铜的使用从欧洲东南部逐步扩散，到公元前三千纪末到达北欧和西欧。铜质地柔软，虽然有铜制小刀和斧头，但它最适合制作装饰品。奥茨冰人携带的铜斧和埃姆斯伯里弓箭手的铜刀代表了纯铜在实际用具方面可以达到的极致。然而，要熟练掌握后来的各种金属，对铜的开采和熔炼及浇铸的熟悉必不可少。

[1]Black Forest，德国西南部一条森林覆盖的山脉。

[2]ritual landscape，大片广阔的考古区域。这些地方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似乎被用于仪式目的。

[3]North Sea，英国东海岸附近的大西洋海域。

[4]Anatolia，亚洲西端半岛，被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包围，构成土耳其国土的大部分。

[5]Crannog，苏格兰或爱尔兰建于湖泊或沼泽地上的设防的古老住宅。

[6]Briton,2000年前罗马人入侵时不列颠南部的凯尔特人。

第2章 联系、仪式和象征

公元前2500 — 前800年，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史前社会在技术方面日趋复杂，因而产生了比石器时代更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这一转变始于汤姆森和沃索的三时代体系中的青铜时代。青铜让人得以制造出之前无法想象的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引发了运输、社会地位和财富方面的剧烈变革。其他新颖的材料和做法也强化了一些人的社会地位，增加了财富。

今天，大部分人对青铜了解不多。这种材料大量应用于制作雕塑、教堂大钟及需要避免腐蚀和火星的特殊场合。然而4000年前，它是上佳的工业金属，是实验和欧洲各地金属工匠间传播的知识不断积累的结果。制造青铜器需要关于矿物和温度控制的知识、铸造专业知识和回收利用损坏与磨损产品的能力。因为自然界不存在青铜，它代表了我们今天称作材料科学的最早实例。

青铜：第一种人造金属

青铜是铜和锡（有时用砷或铅）的合金。加入锡后，铜变得更结实，更容易铸造。而且根据所需用途，我们还可以改变锡的含量来改变青铜硬度。例如，加入10%的锡可以得到非常硬的适于制造武器的青铜，稍稍中庸一点的含锡6%的青铜可以敲成薄片来制造铠甲。因此，金属制品的范围急剧扩大。反映制造者风格偏好的形式和装饰也大量增加。

4000年前或更久之前制造出的青铜器可以比作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微芯片。突然之间，人们能够以反映自己的个性和时尚品位的方式制造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物品。不同的地区可以制造出独特形式的武器和装饰品，让4000年后的考古学家惊喜的是，这些形式还随着偏好变化和技术的发展而改变。青铜还可以与木头之类的传统材料或金银之类的装饰材料结合来制造复合制品。

制造青铜需要铜，而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有大量的铜。铜罕现于地表，因此为了满足需求，石器时代还相对有限的铜开采开始在工业规模上开展起来。欧洲温带的某些地区成为铜矿开采中心。1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萨尔茨堡（Salzburg）以南的米特贝格（Mitterberg）地区崛起为一个大的中心，在许多世纪里每年出产几吨铜。2在这一地区，像克林贝格（Klinglberg）那样专门开采铜的聚落在易守难攻的位置建立起来。在威尔士北部的大奥姆（Great Orme），人们在含矿岩石中挖出矿井和坑道。其他重要铜矿在爱尔兰西南部，如米曾半岛（Mizen peninsula）上的加布里埃尔山（Mount Gabriel）。

不过一个难题依然存在。锡通常不与铜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实际上，锡资源可以距离铜矿一段距离并且通常局限在某些地区。在青铜时代，我们知道锡矿在康沃尔（Cornwall）、布列塔尼和西班牙被开采。我们不得不叹服青铜时代的勘探人找到锡资源的能力，以及找到锡矿后建立贸易联系、将铜和锡汇集到中欧和北欧工匠手中的能力。

结果极为有趣。考古发现的青铜制品在欧洲各地的分布反映的是权力和财富的中心而不是原料的分布。例如，围绕着喀尔巴阡盆地（Carpathian Basin）的山上有丰富的铜矿，但附近没有锡，然而，大量出自公元前两千纪的青铜制品却出现在匈牙利、奥地利和周边国家。还有更出人意料的，丹麦当地既没有铜矿，也没有锡矿，但那里每平方千米发现的青铜时代金属也许比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任何国家都要多。青铜的众多鲜明特性之一是它适合用模型浇铸，史前工匠在整个公元前两千纪发展出这项专业技能。早期的敞口铸模是用软的石头刻出来的，但这些又被石头和黏土制的两片式铸模所取代。金属工匠学会了在铸模里开出凹槽，并将熔化的青铜从凹槽倒进去，铸模里的空气可以从凹槽逸出，这一点防止了成品中产生气泡。黏土和腊核心使生产空心或有孔的物品成为可能。孔可以用于插柄。铸模也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石头铸模可以重复使用数十次，黏土可以用一个倒模成形来制造一模一样的复制品。

青铜时代的金属工匠制造的物品种类和数量多得惊人。武器非常抢手，包括匕首、剑、枪头和各种各样的斧头。各个时期的斧头形状变化很大。青铜时代初期，工匠继续制造与之前数个世纪使用的斧头类似的平斧，不过这一次用的是更坚硬的青铜。这就是奥茨冰人一开始被归入青铜时代的原因，因为他的平斧被认为是用青铜而不是纯铜制成的。斧头继续进化成一种名为青铜凿（palstave）的形式，它的斧口与钝端中间有一道脊状突起，这改善了它与一只弧形斧柄的连接。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形式取代了青铜凿，这些斧头末端铸出一道槽。斧柄可以插进槽里，这样砍树或砸头骨时，斧柄不会被震裂。另一种可怕的武器是戟，它的样子像一把匕首垂直系在一支长柄末端。

两件引人注目的青铜时代物品是来自丹麦特伦霍姆（Trundholm）的太阳战车（Sun Chariot），以及发现于德国东南部的内布拉星象盘（Nebra Disc）。太阳战车是一匹铸造的青铜马，拉着一只青铜盘站在一个四轮平台上。青铜盘直径约25厘米（10英寸），下面另有两只轮子。青铜盘一面镀金，上有雕刻图案。它的年代为公元前两千纪下半叶，大概是制作于中欧某个地方。目前，特伦霍姆太阳战车印在2009年发行的1000丹麦克朗的钞票上。3

内布拉星象盘是非法的金属探测者在一堆青铜物品里找到的，在一次钓鱼执法行动后为考古学家所获。因此它的发现背景远远说不上可靠。不过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内布拉星象盘是真的，年代为公元前两千纪中期。4黄金贴花镶嵌在一块直径约32厘米（12英寸）的青铜盘上。它们显然代表了天体，包括太阳、不同状态的月亮和星星，如昴宿星团。内布拉星象盘是蛮族世界的居民对天体运动感兴趣的另一个迹象。

图14 丹麦特伦霍姆的青铜和黄金打造的太阳战车

图15 发现于德国中部的内布拉星象盘

青铜时代的日常生活

虽然出现了冶炼青铜的技术，阿尔卑斯山以北大部分人的生活与上一个千年相比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农业社会使用谷物、豆科植物和牲畜这些主要驯化物种，有肥沃土壤和丰美草场的地方就有繁荣昌盛的农业社会。小麦和大麦可以制成面包、粥和啤酒，是种植最广泛的植物。蚕豆和豌豆这样的豆科植物是谷物的重要补充。不同地区养育的牛、猪、绵羊和山羊的比例各不相同，牛奶和羊毛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在许多地区，牲畜群开始构成财富的基础而不仅仅是家庭财产。训练有素的牛或产奶多的奶牛可用于交换商品或租给他人。公元前四千纪在中亚驯化的马什么时候作为骑乘工具进入蛮族世界，这一点人们尚不完全清楚，尽管在沼泽祭祀中发现的马表明，到公元前两千纪末，那里已经有了马。

考古记录揭示出青铜时代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房屋和聚落的无比多样性。有一所或多所屋子，可能住着一个或多个家庭的小农庄是普遍形式。它们可能包围在他们的耕地和草场中间。这些小农庄通常散落在各地，而考古学家称作“中心区”的密集聚落则非常罕见。

在丹麦，青铜时代的标准房屋形式是一所长木屋，内部有支撑屋顶的柱子。5有证据表明，丹麦这些房屋内部空间的一部分是给牲畜住的。这一做法在荷兰显得更清楚，那里的标准形式也是长屋，并且清楚地分割成牲畜厩棚和人住的空间。埃尔普（Elp）的农庄遗址在间歇性地废弃后，又被人断断续续住了几个世纪。

中欧的青铜时代聚落差别很大。在摩拉维亚（Moravia）的洛奇奇基（Lovčičky），大量长方形木屋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两千纪晚期。约在同一时期的巴伐利亚，哈希凯勒（Hascherkeller）的一个聚落由几个以壕沟分界的院子组成。6糊墙的灰泥和解读为地窖的大坑指出了房子的存在，可惜它们的轮廓已经被侵蚀了。在德国南部费德尔（Federsee）湖畔一个名为瓦瑟堡布豪（Wasserburg Buchau）的湿地聚落，两个阶段的青铜器晚期聚落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掘期间被辨别出来。第一阶段由坐落在一个露天广场四周的38所方形房屋组成，房子每条边约5米（16英尺）长。第二阶段由平面图呈“U”形的九座大型建筑组成。

不同于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长屋，圆屋是青铜时代不列颠群岛的标准房屋形式。一个农庄通常由两到十所树桩或小木头建成的房子聚集而成。有时它们外面围着一道石墙，如达特穆尔（Dartmoor）的肖穆尔（Shaugh Moor）农庄，其中一所建筑里很高的磷酸盐水平表明它是关牲畜的地方。在英格兰南部的布莱克帕奇（Black Patch）和伊特福德山（Itford Hill），一小簇一小簇直径为8 — 12米（26 — 40英尺）的圆屋围在篱笆内，构成了一个个院落。

青铜时代的聚落发现于不列颠群岛的湿地区域，这有点令人不解，因为这些地方不太适合耕种或畜牧。在爱尔兰奥法利郡（Co. Offaly）的克朗芬洛（Clonfinlough），建在一片沼泽上的四座直径为4 — 10米（13 — 33英尺）的木头平台支撑着青铜时代晚期的圆屋。这些平台由步道连接起来，包围在一块椭圆形的尖桩栅栏内。在英格兰东部彼得伯勒（Peterborough）附近的马斯特农场（Must Farm）,2015年的发掘显示，两所圆屋建在一条古河道上方或与古河道毗邻的平台上，年代与克朗芬洛的圆屋相仿。7也许因为事故和意外，马斯特农场的房子被烧毁，留下了匆忙丢弃的痕迹，甚至木碗里还盛着食物。

青铜时代的航海

前面已经提到水运工具在北欧石器时代的重要意义，人类水上活动的能力在青铜时代进一步发展。8独木舟在内陆水域继续使用，但主要进步却在航海方面。货物和人员横渡海峡或沿海岸线的运输成为家常便饭。像英吉利海峡或波罗的海岛屿间海域这样的狭窄水体构不成任何障碍。爱尔兰海（Irish Sea）条件险恶，但人们似乎常来常往。航行于北海与爱尔兰和布列塔尼间的大西洋这类广阔海域需要的航海技术在公元前两千纪发展起来。要将不列颠群岛的铜和锡资源与青铜物品的制造者联系起来，再出售制成青铜产品，这样的运输必不可少。

在北欧，我们发现了沉船残骸和被抛弃的船只（其中许多距岸边不远甚至在岸上）；可能是被沉没解体的船只抛弃在海底的货物；围绕在巨石内的石刻、蚀刻和坟墓，这些石头形成了一条船的轮廓。几条年代在公元前2000 — 前800年的青铜时代船只在不列颠群岛被发现。它们的结构相当一致。橡木先劈成长板，再用凿和斧修成紧密结合的形状。再用紫杉条将这些木板缝在一起。冰人的弓就是用这种结实的木头制作而成。内部骨架强化了船壳。使用缝接的木板，人们可以制作非常大的船。我们没发现桅杆或龙骨的证据，因此推断这些船是用桨划的。

1992年，英国多佛尔（Dover）附近的道路开挖，人们挖出了一条约公元前1550年被抛弃的船的残骸。9还原的部分约9米（30英尺）长，2.5米（8英尺）宽，但据估计，它最初可能长达12米甚至近15米（40 — 50英尺）。船体用了六块巨大的雕刻板，船底两块，两面各两块，连接处用额外的橡木条加固，苔藓捻缝。据估计，多佛尔船可容纳18名或更多桨手（也许还需要排水的船员），可以将人员、牲畜和货物运过英吉利海峡。

多佛尔海峡（Straits of Dover）是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商业和旅行的关键点，今天也是如此。大小道路肯定汇聚到它两岸的一小块地区。1974年，多佛尔附近的兰登湾（Langdon Bay）海底发现了来自法国的逾400件用坏的青铜工具和武器。显然这批货物是运到英国回收利用的，但运输它的船沉了。船本身没被发现，也许因为它解体了，但货物落到了海底。

图16 青铜时代的多佛尔船，发现于1992年9月的工程建设期间（此为复制品）

在斯堪的纳维亚，航海的主要证据以逾万份有记录的对船只的石刻描绘形式出现（详细讨论见下）。10通常，这些石刻出现在俯视海湾和海口的地方。它们的形式相当统一。两条大致平行的线，代表龙骨的下面一条向上弯曲，在船首和船尾会聚。船尾通常由一个程式化的舵表示。船上的人要么被描绘成钩号，要么被描绘成线条小人。虽然这些船的雕刻十分程式化，公认的观点是它们也代表了木板船。它们包含在具有宇宙哲学意义的作品中，这一点表明航海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都非常重要。

船在精神方面重要性的另一个标志是石阵的构建。在斯堪的纳维亚部分地区，围着地位高的个人的坟墓摆放石阵的做法始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由此开启了一个持续到公元一千纪的长期“船阵”（ship setting）传统。在船形坟墓中，巨大的立石被摆成模仿船的平面和立面轮廓的样子。最高的石头摆在船尾和龙骨位置，最矮的石头摆在船中部。这些船墓里通常葬着一具当属社会地位较高的个人的火化遗骸。大部分墓长度介于2米（7英尺）到16米（50英尺）间，但瑞典哥得兰岛（Gotland）格尼斯韦德（Gnisvärd）出土了一些非常大的船墓。在那里，三条巨大石船排成一线，似乎在列队航行，其中最大的有近45米（150英尺）长。

在欧洲西北部，木板打造的桨船在青铜时代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它们继续在随后的千年里产生影响。它们是运输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重要工具，也让人得以跨越海峡和大海做长途旅行。它们在石刻里的角色和精英坟墓的轮廓表明，随着旅行和仪式频繁地成为蛮族世界的兴趣所在，它们变得多么重要。

图17 哥得兰岛格尼斯韦德的“船阵”——青铜时代墓葬遗迹

青铜时代的丧葬

我们对青铜时代的许多了解来自墓葬。这一事实偏离了我们对青铜时代生活的理解，因为陪葬品通常是奢华昂贵的。别忘了，丧葬仪式主要是演给活人看的。它们可能只是间接反映了逝者的地位。只有从复杂墓葬建筑里的财富极端展示的例子中，我们才能推测逝者拥有高于一个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地位和权力。然而，许多青铜时代的墓葬含有大量加工精良的金属，包括黄金，以及大量用来源很远的材料制成或需要极高制作技艺的物品，以致它们可以被认为属于精英人物。然而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些精英的墓葬是否标志了一个长期持续的社会等级的上升，或者它们是否属于短期的社会实践。

将人葬在墓丘（又叫古坟或古墓）下的做法始于公元前三千纪。青铜时代初期，北欧许多地区延续了这一做法。通常，尸体与陪葬品一起放在一个小坑里，坑上再覆以墓丘。天长日久，某些地区被描述为古坟墓群，如法国东部的阿格诺森林（Haguenau forest）出土了成百上千座古坟。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地形较高的地方，青铜时代的葬丘映衬在天空下。在爱尔兰，巨石传统在名为楔形墓（wedge tomb）的墓室构造中延续，构成墓室顶的石块从一端向另一端倾斜下降。

围绕着巨石阵和杜灵顿垣墙的地区，周边山脊线上的青铜时代早期古坟俯视着这些遗迹。已知约400座古坟中，几乎全部的视线都可及巨石阵或者杜灵顿垣墙中的一个。19世纪，在星期天花上一下午的时间挖掘这些古坟成为一时风尚。尽管这常常只不过是一种盗墓活动，偶尔也有些调查者煞有介事地想在这些墓里有所发现。

1808年，羊毛商人及业余发掘人威廉·坎宁顿打开了一个墓群中的一座长坟。这个墓群位于巨石阵以南的诺曼顿丘陵（Normanton Down），有约40座墓丘。11这个名为灌木古坟的墓丘发掘时的直径约为36.5米（120英尺），高约3.3米（10英尺）。它里面有一副屈膝向左侧卧的男性骨架。两把很大的短剑放在墓里，一把木质剑柄上镶嵌着金线钉，据说来自布列塔尼。摆在尸体旁的是一只用来自德文（Devon）的罕见斑点石制成的狼牙棒头。虽然它的木柄已经腐烂，但骨头雕刻的装饰物保存了下来。墓里出土了三件黄金物品，最不同寻常的是摆在男子胸前的一块装饰着精美锯齿线条的巨大菱形金片。骨架附近的铆钉和青铜碎片是一把匕首的残骸，年代比其他物品早了200年，也许是祖先遗物。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灌木古坟墓主以及附近坟丘里的人物，属于社会精英阶层。

精英人物的墓葬还出现在欧洲大陆。洛伊宾根（Leubingen）古坟发掘于19世纪，一个约4米 × 2.2米（13英尺 × 7 英尺）的墓室上盖着橡木制成的斜坡顶。这个木棚下面有两具骨架：一具属于一名年约50岁的男子，横放在他身上的是一名年轻些的女性。他的右肩和足部是金饰、青铜工具和武器、石斧和陶器。洛伊宾根古坟和黑尔姆斯多夫（Helmsdorf）的一座类似古坟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两千纪之初。然而，在这个中欧普通地区的其他地方，标准的丧葬仪式包括将曲膝的尸体放在矩形墓坑里，墓坑聚集成小墓地。洛伊宾根和黑尔姆斯多夫的精英墓葬没有真正的后继者，因此它们似乎不是长期形成的社会等级的基础。

公元前两千纪的丹麦，橡树有各种各样的使用方式。巨大的橡树树干被劈开，掏空，制成棺材。棺材盖形成了一道气密封口，在墓丘内部没抽干的水的帮助下制造出无氧条件。结果，这些棺材内的物品，包括衣服、皮革和死者的毛发，保存得极为良好。12

丹麦最著名的青铜时代棺葬是艾特韦（Egtved）的一名16 — 18岁年轻女性的棺材，发现于1921年的一次墓丘发掘。棺材衬着牛皮，她身上盖着一条羊毛毯。可惜她的身体只剩下头发、大脑、牙齿、指甲、趾甲和一点皮肤。

艾特韦女孩的服饰最为出名，它们展示了公元前1370年的一名时髦年轻女性的穿戴：上身套一件羊毛短上衣，下着一件线编而非纺布的及膝围裙，头发用一条羊毛头带系住。放在她腹部的是一只有尖头的青铜盘，盘直径约15厘米（6英寸），装饰着同轴螺旋纹。棺材里还有一个小包，里面包着一个约六岁孩子的火化遗骸。考虑到艾特韦女孩的年纪，小孩不大可能是她所出，因此她与孩子的关系并不清楚。我们知道她是在夏天下葬的，因为一朵欧蓍草花夹在两半合拢的棺材之间。一个桦皮容器盛着一种用发酵蜂蜜、大麦和越橘等水果制成的饮料的残留。

艾特韦的棺材里的女孩保存相当完好，近来，这一点使研究人员可以应用现代技术来了解更多关于她生活的细节。13与对埃姆斯伯里弓箭手的研究一样，锶同位素比值可用于确定她幼年的生活地点。但因为她的指甲和头发也保存下来，我们有可能还原她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活动。锶同位素指出，艾特韦女孩出生于距埋葬地几百千米之外。南面约800千米（500英里）的德国东南部黑林山地区有类似的锶同位素比值，因此有效的假设是她来自那一地区。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似乎正常往来于日德兰半岛（Jutland）和黑林山地区。她的头发记录了她最后两年的生活，指甲追踪了她最后六个月的活动。这些显示她到过锶特征与她的故乡类似的地区。她的葬衣里的羊毛也非当地出产。

公元前两千纪后期，蛮族世界许多地方的丧葬仪式从埋葬整个身体向火化转变。在北欧许多地区，火化的遗骨被放入陶瓮，埋在通常包含成百上千个坟墓的巨大墓地里。不同于早期看到的陪葬品的奢华展示，发现于火化墓葬的物品通常是个人装饰品，如青铜饰针和耳环。许多瓮葬上方很有可能都盖着低矮的坟丘，尽管它们一般会被犁耕掉。

在德国西北部明斯特（Münster）附近的泰尔格特（Telgte），一片有2公顷（5英亩）的地块发掘出131座火化墓。许多墓围绕在小的壕沟圈内。一些壕沟圈为圆形或椭圆形，但其中35个呈“钥匙孔”形：圆的一头围绕着墓坑，但围圈通常在一条西北—东南轴线上从一边向外延伸。一些泰尔格特钥匙孔墓上方还盖着建筑。这也许是在葬礼期间和之后标志逝者地位的一种方式。

图18 艾特韦女孩穿的羊毛短上衣和线编裙

图19 丹麦博鲁姆—埃斯霍伊墓（Borum Eshøj）。装着老年男子尸体的橡木棺材，19世纪画作，作者马格努斯·彼得森（Magnus Petersen）

前面已经介绍了斯堪的纳维亚用立石“船阵”标志火化墓轮廓的做法。然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些船阵是要盖上石坟墩或墓丘，还是本来就是为了公开展示？在瑞典西部的卢纳罗（Lugnaro），一个约8米（26英尺）长的船阵上盖着墓丘，里面几只瓮里装着四个人的火化遗骸。一只瓮里装着人骨和羊骨，一块燎焦但没烧掉的羊毛布和青铜制成的匕首、镊子和锥子各一。

仪式、水和仪式实施

公元前两千纪，随着精神王国已经牢牢扎根于蛮族世界的传统，信仰的仪式和联系也愈加复杂。我们已经看到主要墓葬的建设是如何成为这种活动的一部分，尽管这些坟墓也有意在展示财富和地位。欧洲青铜时代的仪式生活包括纪念物的持续建设，它们形成了仪式地带的焦点和大量昂贵制品的埋藏地。这些制品主要是丢弃在水洼、沼泽和河流等湿地的青铜器。在许多方面，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不仅是一次技术飞跃，还是用来取悦神祇的祭品奉献的全新媒介。它就像一种会将完好的智能手机投入湖泊的现代迷信。

巨石阵这样的石器时代纪念建筑在公元前两千纪之后仍被继续使用，而且如前所述，成百上千座个人墓葬被添加到周边的仪式地带。木材也继续用于制造木圈阵。在英国东部的滨海霍姆村一片高低潮之间的地带，人们发现了55根木柱摆成的椭圆形木圈阵，所用木头砍伐于公元前2049年春天和初夏。它被称作海上巨圈阵，似乎是青铜时代早期的仪式建筑。14海上巨圈阵相对较小，约6.8米（22英尺）宽，但它最显眼的元素是圈中央一个底朝天的巨大橡树桩。它砍伐于或死于公元前2050年。这个树桩意义何在？海上巨圈阵位于海岸线上又有什么含义？

公元前两千纪期间，似乎蛮族世界的每一块湿地都有成为祭献地的可能。例如，约公元前1350年，一座浩大的木质工程在英格兰东部弗拉格低地遗址落成。它位于彼得伯勒附近，距上面提到的新发现的马斯特农场聚落不远。15建设者砍倒至少8万棵树，削尖了树干，竖起了很长的五行木桩。它们排起来超过了1千米（3000英尺），穿过一片沼泽，到达一座小的泥岛。这些树里许多是这片湿地环境本来没有的橡树，因此它们得从较远的外地运来。外侧的木桩作为某种保持系统，填在它们间的泥土和木材形成了一条相对干燥的穿过沼泽的道路。年轮年代测定指出，这些树砍伐于公元前1365 — 前967年，表明工程得到逾400年的维修与维护。

在这片沼泽的最深处，堤道被拓宽，许多木材横置在更多木桩上，形成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许多木质、陶土和金属物品被故意打破、投进沼泽。出土的金属制品包括剑、斧头、耳环、饰针和胸针。神秘的白色小石头也被收集起来投入沼泽。埋藏的金属物品也出现在堤道旁边，但只在南侧。

图20 霍姆木圈阵（Holme Timber Circle），又名海上巨圈阵。中央树桩左边的木板来自一艘19世纪的沉船

石刻艺术

上一个千年涌现的做法，尤其是巨石墓的装饰，在石刻艺术传统中延续着。青铜时代，这种艺术形式在北欧和西欧部分地区盛行。16“石刻艺术”一词名副其实：裸露的岩层装饰着敲打琢磨进光滑岩石表面的人、物和符号形象。具有当地特色的青铜时代石刻艺术主要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和阿尔卑斯南部。

多岩石的布胡斯省（Bohuslän）位于瑞典对着北海的西部海岸。与瑞典中部、南部及挪威邻近地区和丹麦一道，布胡斯省是北欧青铜时代石刻艺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哥德堡（Gothenburg）以北的塔努姆（Tanum）地区是布胡斯省的石刻艺术中心。几百块裸露的岩石上刻着图像，还有数百块埋在苔藓和泥下。光滑平坦的岩石表面成为极好的画布，石匠可以跪或趴在上面工作。青铜时代的艺术家在公元前两千纪创作布胡斯省的雕刻时，这些岩石还靠近海岸线，但到了21世纪，它们已经升到海平面以上25 — 30米（80 — 100英尺），因为1万多年前被冰压下去的瑞典半岛之后一直在回升。

许多裸露岩石上展示着复杂的形象，似乎想向我们诉说创作它们的社会的社会和精神生活。载着人的艏艉翘起的船是最常见的形象，这样的记录有成千上万。其他石刻上的人有的拿着武器，有的在吹青铜喇叭，有的在拉犁，有的坐在牛拉的车上，还有的在做爱（许多人物明白无误的是男性）。刻画的动物包括牛、马、鹿、水鸟、狗和狼。抽象的形象包括杯形标记（简单的半球形坑）。太阳和螺旋线、对脚和手的描绘也很常见。

许多斯堪的纳维亚的石刻是有计划地创作，一些则似乎更为随意或经历了添加。作战、仪式、游行、犁地、打猎和航海肯定是青铜时代生活的熟悉场景，但我们不知道这些雕刻试图传递出什么。这些雕刻是开张或庆典这类活动的地点或背景吗？捕捉这些形象有更深刻的宇宙哲学、法术或信仰方面的意义吗？它们如何评论人世与神话神祇世界的关系？或者这些雕刻只是一个青铜时代版的“Pinterest”[1]。

另一个集中了青铜时代石刻艺术的地区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和法国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西南地区。这里有三个非常突出的遗址：滨海阿尔卑斯山（Maritime Alps）、法国境内的贝戈山（Mont Bego）和意大利伦巴第（Lombardy）的瓦尔卡莫尼卡（Val Camonica）。在这三个地方，以及其他几个重要地点，石刻从青铜时代开始，持续了整个公元前一千纪，但它繁荣昌盛是在青铜时代。

这里的石头比斯堪的纳维亚的花岗岩质地更软，尖锐的金属或石头工具可以在露出地表的片岩和砂岩上雕琢出成千上万幅图像。在贝戈山，已知的雕刻有近10万处，而在瓦尔卡莫尼卡，这一数字超过了20万。武器和工具是两地常见的主题，反映出这些对象的实用和象征意义。比较它们与日期确定的考古遗址上发现的实际工具和武器，我们可以确定这些雕刻的年代。贝戈山的雕刻中，另一个常见形象是两头或四头有角的牛拉着犁。在瓦尔卡莫尼卡，一些雕刻似乎绘出了有倾斜屋顶的房子、畜棚或作坊。还有一些则被解读成田野和住处的程式化地图。

图21 瑞典西南部塔努姆的青铜时代石刻，用红漆突出显示，表现了男性武士在船上作战的场面

蛮族世界的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幸运地拥有如此可观的裸露岩石供人雕琢。尽管在一些坟墓里，如瑞典南部的希维克（Kivik）17，石板上刻着与大石块上同样的装饰，但在大部分地方，我们能看到的也不过是几个杯子标记。至于木头这类易腐烂的材料是如何用于创造人、武器、工具和船只形象的，我们只能自己去想象。透过这些石头上的图像，我们窥到了公元前两千纪根植于人们生活中的仪式化习俗和实施的一角。

爱尔兰的黄金

参观都柏林（Dublin）基尔代尔大街（Kildare Street）上的爱尔兰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Ireland）的游客有机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最耀眼的史前黄金制品。18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不是来自一个有文字的文明，而是来自公元前2200 — 前800年的青铜时代的爱尔兰。19令人惊讶的不仅仅是装在博物馆橱里的黄金数量，这些制品的打造中展现的工艺也代表了对一种难以加工的材料的掌握。

在爱尔兰的青铜时代，黄金加工出现了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在石器时代向金属使用转变的初期，第二次是在这一转变末期，铁器出现前夜。公元前2200 — 前1800年的青铜时代早期，爱尔兰金匠将黄金锤成薄片，再打造成扁平物品。其中最醒目的是新月形项圈（lunulae），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们的样子像一弯新月。超过80件这种项圈在爱尔兰被发现。新月的尖端经常以一个角度弯向金片平面，形成一个末端，项圈表面多雕刻着纤细的几何线条。这些雕刻延续了在石器时代陶器或骨头上所见的主题。许多因为被卷过或折过，表面起了波纹。新月形项圈大概是挂在颈下的。其他早期青铜时代的金片形式包括可能佩在衣服上的圆片饰物，以及耳环。

之前长期的观点是，早期爱尔兰黄金的来源是爱尔兰。爱尔兰东部山区的溪流矿床常被认为是可能的来源。但是在2015年，英国南安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的克里斯托弗·斯坦迪什（Christopher Standish）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研究了用于制作新月形项圈和圆盘等制品的黄金薄片中的微量元素。20他们意外地发现，这些制品的元素组成与任何已知的爱尔兰黄金资源都不匹配。据此，两个可能浮现出来：第一个是这些黄金来自某个未知的爱尔兰黄金来源或一个已经耗尽的矿藏。更为明显的第二个可能是这些黄金来自其他地方。在斯坦迪什的研究中，英国西南部的康沃尔郡成为一个可能的来源。因此情况似乎是，公元前两千纪，康沃尔郡出产的黄金被运到爱尔兰来换取爱尔兰西南部或其他地方的铜。反过来，这些又提供了与科尼什（Cornish）的锡制成合金和满足英国与其他地区对青铜的需求所需的铜。虽然当地有黄金资源，但青铜时代的精英可以将他们获取远方材料的能力当作声望的标志。他们需要将这种异域材料用到极致，因此它们被打得如纸一般薄。

公元前两千纪后期，爱尔兰的黄金制作陷入衰落，又在约公元前1000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再度兴旺。金片此时已经打得很薄很薄，到了称得上是金箔的地步。除金片外，人们还用浇铸、成型和扭曲的黄金制成实心物品。因此它们比早期平面制品呈现出更多三维特征。扭曲黄金制作的名为“torc”[2]的手镯和项圈最为出名，但最有趣的却是一些两端圆溜溜的厚而光滑的弧形物品。人们根据猜测将它们称作“服饰系件”。青铜时代晚期的黄金制品经常发现于埋藏地或储藏地，它们出于仪式原因被放在那里。在克莱尔郡（Co. Clare）穆冈（Mooghaun）一座湖边的湿地里，发现于1854年的一处储藏地中有超过150件黄金制品，主要是手镯，但也有项圈、项链，总重超过了5千克（11磅）。

1932年，年轻的帕特里克·诺兰（Patrick Nolan）正在克莱尔郡一个叫巴伦的地方打猎。那里今天是一派陌生荒凉的石灰岩地貌，但在史前时期，它的植被丰茂得多。21一只兔子跑进石灰岩的一条缝隙里。帕特里克望向洞里，没看到兔子，却拖出一只最宽处约31厘米（1英尺）的华丽金项圈。今天，这副我们所称的“格伦宁辛金项圈”（Gleninsheen Gorget）是青铜时代晚期爱尔兰最具标志性的黄金制品之一。与更早的新月形项圈一样，它也由新月形金片制成，只不过沿弧形有厚厚的肋状突起，突起之间用精心锤打出的珠状装饰隔开。格伦宁辛金项圈两端由凹进去的圆形装饰金片构成，用金线缝在新月形上。与这一副类似的来自格伦宁辛的金项圈是多块金片构成的组合制品，它们的装饰和组装非常注重细节，极具匠心。

图22 青铜时代晚期的爱尔兰金器杰作：格伦宁辛金项圈

在爱尔兰黄金制作的又一次兴盛期，考虑到生产大量饰环、手镯、项圈和其他黄金制品所需的庞大黄金数量，很有可能，产自当地的黄金地位越来越突出。不过，识别黄金来源依然是一项挑战，而从溪流矿床上获得金粒将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大规模黄金生产在爱尔兰青铜时代社会的财富分配、地位和名望归属方面发挥的作用。这样贵重的物品会是首领间用来巩固联盟的礼物吗？它们为什么又被埋在储藏地或隐藏地？这些和许多关于青铜时代欧洲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公元前800年的蛮族世界

到公元前一千纪之初，因其最终与地中海文明的交流而受到关注的蛮族世界的总体轮廓初步成型。青铜被广泛用于制造武器、工具和装饰品，后者通常做成供显眼展示的庞大样式。爱尔兰加布里埃尔山、威尔士大奥姆和奥地利米特贝格等地的铜矿满足了对原料的需求。金属工匠是以日益精细的形式冶炼、铸造青铜，制造青铜器的大师。另外，在类似爱尔兰这样的特定地区，黄金加工技术尤其先进。

青铜时代的农业使用与之前一样的原始驯化植物和动物，是土地耕作和动物利用的成熟统一的系统。牛被广泛用于犁田和拉车。房屋形式地区间各不相同，但在北欧许多地方，三条走廊的长屋是标准的住家形式。在某些地方，农庄包围在壕沟内，另一些地方则是开放的。

公元前两千纪开始之际，葬在墓丘下的做法是很普遍的埋葬仪式，但到了公元前一千纪初，这种做法只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丹麦和瑞典南部，巨大的墓丘建在山脊线上。在其他地方，火化再次成为处置尸体的流行方式，火化的遗骨经常装在瓮里，与青铜装饰品一起埋进宽阔平坦的墓地。

蛮族世界的贸易网络四通八达。首先，制作青铜器的锡和铜需要从不同来源运到一处，这经常需要将原料运过水体。损坏、用坏的青铜工具碎片被熔化，重新加工。加工精良的青铜物品经常大量流落到丹麦这类完全没有锡和铜的地方，表明了这些地区居民的获取能力。为了满足材料、产品以及人员的大规模运输需求，造船技术得以发展起来。

最后，前一个千年的一些迹象之后，我们看到仪式和精神生活开始集中到祭祀奉献上，其做法是将昂贵的物品丢入沼泽、池塘、河流等潮湿的地方。弗拉格低地遗址这类地方成为延续几个世纪的祭祀活动的举办地。巨石阵继续作为一个聚集地，内布拉星象盘这样的物品反映了蛮族对天体的强烈兴趣。斯堪的纳维亚和阿尔卑斯山各地的石刻艺术提供了表达思想和宇宙观的另一个媒介。

[1]Pinterest，图片分享网站。

[2]古代高卢人、布立吞人等戴的金属饰环、金属项圈、金属颈环。

第3章 贸易、盐、希腊人和财富

公元前一千纪早期，蛮族世界经历了区域性的经济和社会复杂程度的爆发。贯穿本书的许多主题继续交叉汇聚。公元前800 — 前400年，我们在区域规模上看到了贸易网络日趋复杂，丧葬仪式越来越讲究。尽管这一时期被称作铁器时代早期，铁的采用和它在工具、用具上的使用却是逐渐发生的。与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一样，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转变也是循序渐进的，从亲历者的角度来看尤其如此。

铁的出现

青铜时代最后几个世纪，铁已经开始得到使用，但最初并没有太大的经济意义。不同于需要来源不同的两种金属才能合成的青铜，铁矿在欧洲的分布非常广泛。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大部分人口中心也许都有一座相距很近的铁矿。这些可以是来自山区的高品位矿石、低品位的沼矿或来自沉积区的褐铁矿。它们都可以熔化浓缩，被制成类似的中间产品，再打造成各种有用的物品。

熔化铁的燃料通常是木炭，熔化过程需要大量燃料和充足空气来加热木炭与矿石混合物，制成“搅炼熟铁”。熔炼一开始在地坑中进行，后来技术改进到使用高出地面的黏土炉。炼铁的温度达到了1100 — 1300摄氏度（2000 — 2400华氏度），比熔化铜需要的温度高得多。经过充分加热后，矿渣会沉淀在炉底，留下的搅炼熟铁可以被提取，通过加热和锤打继续加工。

虽然铁的分布比铜和锡更为广泛，但熔化、精制搅炼熟铁和将它打造成有用产品需要达到很高的温度，因此它的生产要求相当高的技术。人们需要学习完善新的技术。浇铸，这种青铜时代的基本方法对早期的铁不是特别有用，锻造锻打开始成为有用的重要技能。

铁相比青铜的优势是它非常耐用，可以保持锋利的刃口。铁制刀剑只有在受到很大冲击时才会折断，并且刀口可以反复打磨。它们的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以制成有用的器具，如壶、钩、剪刀等。用来连接木料、简化木工工艺和可以悬挂重物的铆钉和钉子也有了。经过一段时期，人们才想出这种新型金属的这些用途，但铁器生产中心很快就在蛮族世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一个这样的中心在今斯洛文尼亚的斯季奇那（Stična）。1当地的高品位铁矿被熔化、锻造，随后运到整个阿尔卑斯山东部和意大利北部地区。结果，大量财富流入斯季奇那。附近成千上万座墓葬内的物品反映了这一点。

然而铁没有取代青铜，尤其在奢侈品方面。许多精工细作的制品，如发现于斯季奇那坟墓里的装饰精美的桶，仍然是用青铜制成的。贯穿整个史前社会晚期，青铜是制造精美物品的主要金属，铁则是制造工具的务实选择，这些工具需要的是廉价和数量或结实和锋利。铁制品是为使用而生的。

图23 有天线形刀柄和铁制刀身的匕首。来自奥地利哈尔施塔特，保存在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

青铜时代结束和铁器时代开始的传统划分使用了“Hallstatt”[1]一词。我们下面将要看到，它也是奥地利一个重要遗址的名字。初期铁器时代分为从A到D四个阶段，前两个是以火化墓葬为特点的青铜时代的最后阶段，后两个是铁器时代的初期阶段。初期铁器时代主要是考古学专家用的标记，但该词经常用于描述公元前800 —前400年这一时期。它经常用于形容公元前7 — 前5世纪中欧各种千差万别的社会。

谁是凯尔特人？

“住在你研究的那些地方的人是不是……凯尔特人？”谈到我在波兰考察的石器时代聚落的时候，经常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只得回答，“不是，我研究的农民比生活在欧洲的可以被称作凯尔特人的人早了几千年”。被动句“可以被称作”非常重要。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欧洲温带地区南部或西部没有一个人认得“凯尔特”这个名字。不管过去还是更近的时代，凯尔特人只是外人对他们的称呼。不过他们依然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在本章的讨论中，我们开始看到标志凯尔特传统的共同特性。这一传统体现在语言和贯穿德国、法国以及不列颠群岛史前史晚期的装饰风格中。

被称作凯尔特的民族在公元前800年的中欧青铜器时期有很深的考古学根源。公元前600 — 前450年，凯尔特传统在欧洲中西部哈尔施塔特地方首领中延续，他们与希腊商人的贸易带来了地位和财富的惊人展示。我们将在后文更详细地探究这一关系。虽然这些贸易联系在公元前450年左右逐渐削弱，凯尔特人现在却已经为地中海世界所知。一些团体向南迁徙，进入巴尔干地区和意大利，甚至远到安纳托利亚。接着，凯尔特传统延续至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引人注目的拉登艺术风格，并且在爱尔兰、苏格兰和布列塔尼的本地语言，以及与之相伴的文化认同中延续至今。拉登艺术风格将在下一章被提及。

约公元前500年，希腊作家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Hecataeus of Miletus）写到他称作“Keltoi”的民族。这一词特指从北欧迁徙到巴尔干南部、希腊甚至安纳托利亚，并且在希腊人的海外贸易基地马赛与希腊人接触的民族。学者将“Keltoi”或凯尔特人这样的词称作“族名”（ethnonym），意为给予一个族群，将他们与邻居区分开来的共同名称。时过境迁，该词被用于蛮族、侵略者。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先是希腊人，后是罗马人与他们有了接触，当时的凯尔特部落渗透进巴尔干地区和意大利，于公元前390年洗劫了罗马。

从波希多尼乌斯（Posidonius）和后来的恺撒与塔西佗（Tacitus）等古典作者的作品里，我们对凯尔特社会有所了解。凯尔特人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特征，最显著的是作战和饮酒。他们的口述传统由祭司［后来被称为“德鲁伊特”（druid）］、吟游诗人和诗人掌管。一个武士精英阶层为首领服务，后者凭借战役的成功来获得权力和权威。专业手工业者成为加工青铜、黄金和珊瑚等材料的专家，这些材料还具有了精神意义。饮宴巩固了精英间的关系。凯尔特人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庇护做法。贵族庇护人向受保护人提供保护和威望，作为回报，他们从后者那里获得支持和服务。

与被称作凯尔特人的蛮族有关的图书有很多2，但凯尔特人一词在本书后面不会出现太多。一个原因是，史前凯尔特人只代表了欧洲温带地区蛮族的一部分，而他们与同时期欧洲温带地区居民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外人强加的。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欧洲史前史后期“统一中的多样性”，将凯尔特人从其他蛮族中分割出来则引入了一个不和谐音符。然而，不更多关注凯尔特人的主要原因却是，本书自始至终一直在使用另一个族名，即“蛮族世界”，它既包括了名为凯尔特人的民族，也包含了欧洲温带地区的所有其他史前社会。

淹没在水下的波兰北部湖畔村庄

波兰北部许多地方是湖区，冰川期的冰川在这些地方留下了蓄水的低洼地与谷地。与今天一样，这些地方在史前时期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定居地，因为周围的旱地区域覆盖着肥沃的土壤，并且连接这些湖泊的溪流使借助水运工具的旅行非常便利。波兹南市（Poznań）以北约60千米（40英里）的比斯库平湖（Lake Biskupin）就是一座这样的湖泊。1933年，在一座伸入湖中的湿软半岛上，人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铁器时代堡垒村落。3

当地学校的老师瓦伦蒂·什瓦泽读到过瑞士湖上史前木桩屋的相关资料。一天，他注意到泡在水下的木头从湖边的泥沼里伸出来，于是想象自己找到了波兰的湖上史前木桩屋。他将自己的发现报告了波兹南的考古博物馆（Archaeological Museum），消息又传到波兰现代考古学创立者之一约瑟夫·科斯切夫斯基（Józef Kostrzewski,1885 —1968）耳中。科斯切夫斯基认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接下来的夏天，他开始发掘。

科斯切夫斯基的一支由助手和工人组成的队伍有条不紊地揭开一团乱麻的水泡木头。最终，房屋和街道的轮廓开始出现。这些房子被建成长排，共用隔墙，分隔房子的街道上铺着橡木。逾100所房子都十分类似，尺寸约8米 × 9米（26英尺× 30 英尺）。房子有一间带石头炉膛的主屋，进去要穿过一个用于储存的前厅。

图24 20世纪30年代波兰比斯库平发掘地的航空照片，从波兰陆军的一只侦察气球上拍摄

围绕这个聚落的是一道木箱构成的围墙，木箱里填着泥土和石头。它围起一块大致160米（525英尺）宽，200米（660英尺）长的椭圆形区域，围墙的高度有5 — 6米（16 — 20英尺）。遗址三面沿湖岸排列的削尖的木桩承担了防波堤的功能，可以保护围墙不受侵蚀，还能打消敌人从水上发动进攻的企图。一道大门是进入内部街道系统的入口。街道和房屋的内部组织表明，在村落建设之前，它的布局已经规划好了。

科斯切夫斯基应用了当时很新颖的技术。4为了得到显示聚落布局的垂直拍摄照片，他请波兰陆军用一只侦察气球飞过发掘地上方，还请波兰海军潜水员搜索了湖底。他们非常细致地收集和分析动物骸骨与植物残骸。科斯切夫斯基组织了一场大规模媒体宣传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的发掘。战争期间，进一步的调查由纳粹党卫军祖先遗产组织（ss-Ahnenerbe）进行（见第6章）。战后，科斯切夫斯基的学生继续在比斯库平的研究。虽然大规模的发掘于20世纪70年代结束，但对该遗址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

对植物残骸和动物骸骨的分析揭示，比斯库平的居民是农民。他们种植黍、小麦、大麦、黑麦和豆类，养猪和牛。猪提供了肉，牛提供肉和奶。一个重要问题是有多少人生活在比斯库平。一些研究估计在700 — 1000人，尽管这似乎有点高。然而，比斯库平显然代表了一个集中了几百人的居住地，他们给周围的土地、草场和森林带来了沉重压力。牛也被用于拉车和犁，因为人们在那里的木材间发现了木头车轮和犁头。

早先的放射碳年代测定表明，比斯库平有人居住是在公元前700 — 前600年，但对淹在水下的木头做的年轮年代测定提供了更准确的年代。5比斯库平的建设中使用的大部分树木砍伐于公元前747 — 前722年，其中近一半砍伐于公元前738 — 前737年的冬季。尽管这个聚落的实际存续时间还不明确，但它至少在一场大火后经历了一次大的重建。不过最终，这个聚落还是在公元前708年左右被废弃。

我们现在还知道，比斯库平并非独一无二。6这一地区许多其他湖泊在大致同一时期也有堡垒聚落。索别尤希（Sobiejuchy）位于比斯库平以北14千米（9英里），坐落在两座湖泊间的一条地峡上。2700年前，那里也许是座岛。索别尤希覆盖的面积更大，但内部组织形式与比斯库平大不相同，它的房子又狭又长，不像比斯库平那样挤得密密麻麻。其他遗址，如斯穆泽沃（Smuszewo）和伊兹德诺（Izdebno），有与比斯库平一样拥挤的布局。在这一小片地区就有两种不同的聚落特色，这一点突出表明了蛮族世界远非千篇一律。

不知为什么，大概只过了短短的几十年，比斯库平和附近的遗址就被抛弃。当时的气候确实变得潮湿了一些，因此有人列出了湖面上升的理由。也有人认为是劫掠者的进攻和掠夺，厚重的围墙也暗示防御是一大关切。也许它们崩溃的原因来自内部。建设这些聚落需要太多的木材，因此需要整公顷整公顷地砍伐森林，尽管这片地区作为耕地和牧场得到了很好的使用。数百人挤在有限的空间里也会带来问题。个人与家庭间的冲突会难以解决，并且最终，也许是内部压力导致了比斯库平及其邻居的衰落。

图25 还原的波兰比斯库平遗址的围墙和大门。注意围墙外那些削尖的木桩，它们既充当防波堤，又是防御的一部分

盐成为财富

古代社会，如果肉和鱼的供应太多，一次吃不掉，盐就会成为必不可少的商品。到公元前一千纪初期，欧洲各地住在距盐的自然资源不远的社会想出一个办法，与其他没那么走运的社会做盐交易。这需要通过开采盐矿、蒸发卤水或海水，以工业规模生产盐的能力；需要将盐密实地装进容器运输的能力；所用运输系统要有能力以牛车或水运工具装载很重的负荷；还需要消费者有用金属制品、谷物、皮毛和他们可以种植或制造的任何物品来支付的能力。

一个社会生产盐的能力越大，流向它的货物就越多。到贸易货物流返回到源头时，它们的价值被导向奢侈品而非普通商品。结果就是一些社会变得极为富有。中欧盐矿开采者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启。海水或卤水蒸发制盐是批次生产过程，限于此，它的产量有天然限制。蒸发工艺似乎被用于满足本地需求。另外，开采中欧巨大的盐丘受到的限制只有劳动力供应和盐从地下挖出并运走的速度。

哈尔施塔特是盐资源丰富的社会之一，位于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之前已经提到，初期铁器时代就以它的名字命名。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哈尔施塔特开始高居一个经济体系的顶端。在这个体系里，盐被运到中欧广大地区的各个农庄和地中海盆地北方地区，用于交换各种奢侈货物。因为有了近两个世纪的考古调查，我们对哈尔施塔特的采矿社会有了相当多的了解。

哈尔施塔特的矿工及其坟墓

萨尔茨堡（Salzburg，名字是个提示，因为“Salz”在德语中表示盐）以南的奥地利阿尔卑斯山，高居萨尔察赫河（Salzach River，还是名字）河谷之上，包围着深不见底的湖盆。蜿蜒的道路穿过条条山口，向下通往陡峭山坡围绕的深湖盆，顺着这些路就能到达现在的哈尔施塔特镇（再一次，名字是个提示，因为“Hall ”是表示“盐”的古德语词根）。镇子紧挨着狭窄的湖岸，两道山坡俯视着镇子，山坡间的萨尔茨堡峡谷（Salzbergtal）通向深山。峡谷间坐落着史前盐矿和一座铁器时代墓地，哈尔施塔特因此成为理解财富在公元前一千纪如何积累的最重要遗址。7

在哈尔施塔特，古代矿工循着近乎纯净的岩盐矿脉，从山坡上倾斜着挖掘矿井，直到近330米（1100英尺）的深度。矿脉约5米（16英尺）厚，矿工们在树干上刻出凹槽，做成梯子，爬到更高的位置。他们用青铜镐在盐面开出一条垂直的槽，再向两侧各开两条弧形槽，最后撬下由此形成的两叶盐块，带到地面。碎盐则被铲起，倒进一个有木框架的牛皮背包。8矿工的背包有个简单而聪明的部件：一根从一侧竖起的木棍。扛包人到达收集点时，他或她弯下身，拉动木棍。木棍拉着背包向前倾，将盐倒出来。

在哈尔施塔特的山腹里，最常见的人类活动痕迹是烧过的木头。矿工将它们用作火炬或用来加热。矿工还留下了羊毛和亚麻做的衣服，以及皮鞋、皮帽。这些针线活很简单。例如，一顶锥形帽子就是一块三角形的毛皮缝起来的，为了保暖，有毛的一面放在里侧。

图26 来自哈尔施塔特的用于背盐的青铜时代背包，据推测，铁器时代也使用类似的装备

采矿非常危险，虽然有支撑装置，坍塌还是会造成人员伤亡。1734年，保存在盐里的一具事故受害者尸体在山腹内被发现。他的衣服鞋子以及被发现时的环境清楚地表明他是史前矿工。他被发现时，18世纪的矿工们关心的是他是否为基督徒。他们认为他大概不是，因此将他的尸体埋在教区墓地外的不洁墓地里。那是埋葬异教徒和自杀者的地方。离开盐后，尸体很快腐烂。还有多少史前矿工依然埋葬在这座山里？

从盐里得到的财富反映在从盐矿入口沿萨尔茨堡峡谷下去不远的墓地里。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发现了超过1100座史前坟墓，既有火化墓，也有骨架墓葬，另外还有许多可能为后期采矿所毁的坟墓。哈尔施塔特的墓葬里有青铜和铁制的剑和匕首、青铜碗和锅，以及玻璃、琥珀和金属制成的头盔与装饰品。外来材料证明了将这些货物带到哈尔施塔特的网络的范围。例如，一只剑柄由镶嵌着琥珀的象牙制成。我们不知道象牙来自非洲还是亚洲，但它在公元前一千纪辗转来到中欧的一片山坡，这本身就证明了蛮族世界与遥远土地的联系。

因为尚未有聚落被发现，我们不知道哈尔施塔特的矿工住在哪里。对坟墓的分析表明，哈尔施塔特是一个正常的由家庭组成的铁器时代社会，而不是一个男性多到不成比例的专业采矿聚落。妇女儿童和男人一起在盐矿劳动。对女性骨架的检查表明，她们经常用一边肩膀背重物，因此也许是她们使用了上文描述的背包。

蛮族遇上希腊人

直到现在，地中海世界还徘徊在本书描绘的这幅图画的南面以外。公元前一千纪，希腊文明正达到它的巅峰。希腊城邦向爱琴海（Aegean）的另一面寻找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新机会。伊阿宋（Jason）和奥德赛（Odysseus）的伟大神话扎根于一个航海传统，为了建立贸易据点，希腊人一面向西出发，穿过地中海；一面北上进入黑海（Black Sea）盆地。他们的目标不是征服当地民族和开拓殖民地，而是用希腊作坊和葡萄园的出产换取制品和原料。积年累月，这些商业中心融入当地经济，吸引了来自希腊本土的移民，带来了希腊人与蛮族世界的接触。

这类早期尝试将希腊人带到亚得里亚海（Adriatic），来自科林斯[2]的商人在克基拉岛（Corfu）建立了一个贸易基地。接着他们到达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Sicily），天长日久，这些地区发展成一大片希腊殖民地，总称大希腊（Magna Graecia），其中的锡拉库扎（Syracuse）成了希腊世界最大的城邦。来自锡拉岛［Thera，桑托林岛（Santorini）］的殖民者渡过地中海，在北非昔兰尼[3]开设了商店。正是在希腊人继续北上，穿过赫勒斯滂海峡[4]进入黑海盆地，从大希腊北上到达今法国南部沿海之际，他们与蛮族世界有了最重要的接触。这些接触不仅给希腊殖民者带来了利益，还改变了蛮族社会。这一影响不仅及于殖民地本身，还远远深入内陆。

希腊人开启了中欧的一个镀金时代

一个这样的希腊殖民地名叫马赛，位于法国地中海沿岸的罗讷河河口。马赛（希腊语拼写“Massalia”与拉丁文拼写“Massilia”接近，后者发展为现代的“Marseilles”）的历史真正始于土耳其西部的福西亚［Phocaea，今福恰（Foça）］城邦。公元前600年前后，殖民者从福西亚向西出发，前往罗讷河河口建立一个贸易基地。据说，一个希腊重要人物与一位当地首领的女儿的婚姻决定了这桩交易，使希腊人得以建立他们的贸易站点。

马赛的位置非常有利，因为罗讷河、它的支流索恩河（Saône）和索恩河的支流杜河（Doubs）向北深入中欧西部腹地近950千米（600英里）。在它的上游源头，罗讷河 — 索恩河 — 杜河水系通过陆地与塞纳河、莱茵河和卢瓦尔河（Loire）连接起来，提供了一条从地中海通往北海和大西洋沿岸的直接路线。西欧许多地区的蛮族社会很快就感觉到希腊在马赛的存在的影响。希腊人向中欧精英们提供的是大希腊的作坊精心制作的产品和葡萄酒，以及来自希腊本土的物品。来自意大利北部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的产品也辗转来到马赛，一些还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最后，马赛自己的作坊和葡萄园也开始为这一贸易出产货物。葡萄酒和奢侈品从马赛一路向北，也许还要通过一系列中间人或马赛的代理人，直至到达德国南部和法国东部。

中欧一些人凭借在马赛与希腊人的贸易积累起巨富。这些财富又转化为地位和声望，因此出现了精美聚落和奢华墓葬。虽然我们不完全理解导致这种财富和地位突然集中的微观经济因素，但它的效果是标志生前身后名望的物质展示，这种展示有时显得非常浮华。中欧铁器时代精英的大本营和墓葬充满了暴发户气息。如果这些人活在今天，我们将在《每日镜报》（Daily Mirror）或《人物》（People）杂志上看到他们。

从德国南部到法国东部，中欧这些贪婪的精英用堡垒围起山顶地面，向周围的乡民炫耀他们的地位。这些围地构成一个聚落综合体的一部分，成百上千可能是当地首领及其家族属民的人就住在这些聚落里。十来个显眼的聚落地拥有了“王子住地”（德语：Fürstensitze）这样梦幻的名字。

最近的研究让我们对这些聚落的组织、在那里进行的活动和他们的内陆贸易区有了新的了解。

拉索瓦山

在巴黎东南约200千米（125英里）的勃艮第地区（Burgundy），拉索瓦山（Mont Lassois）俯视着塞纳河畔的维村（Vix）。它地势较高的一端是块宽阔的台地，表面约5公顷（2英亩[5]）。青铜时代，这块台地已经是一个堡垒聚落，但时隔三个世纪后，它重新发展为一座使用于公元前620 — 前450年的人口稠密的城堡。

最近对这片台地的地球物理学调查绘出一幅关于拉索瓦山聚落规划的详细图画。9一条主干“大街”几乎由北至南纵贯了台地。街道两侧是壕沟和尖桩栅栏标出界线的居住区，里面包含了从狭小到庞大的各种规模的建筑。它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围在木材和石头围墙里的规划良好、井井有条的社区。

其中一个院落的两座宏大建筑建于公元前530/520 — 前480/450年。大的一座有35米 × 22米（115英尺 × 72英尺），内部面积超过500平方米（5000平方英尺），小的一所有25米 ×14米（82英尺 × 46英尺）。它们布局合理，由三个部分组成：一道门廊、一个正厅和一间巨大的弧形凹殿。这间凹殿赋予它们类似教堂的独特布局。大的那座建筑估计约有15米（50英尺）高，十分雄伟。它曾毁于一场大火，后来得以重建。它坐落在台地顶上，也许在几千米之外都看得到。这些巨大凹殿建筑的功能尚不清楚。它们是精英的住处，还是仪式举办地或公共会议厅？也许它们承担了几种不同功能。

霍伊讷堡

霍伊讷堡可能是最出名的 “王子住地”，它位于德国西南部，俯视着多瑙河。霍伊讷堡盘踞在一座山顶上，青铜时代后期，山顶作为一个小村庄所在地修建了堡垒。小村庄后来被抛弃。约公元前650年，最终围起3.3公顷（8英亩）的大规模建设活动开始了。接下来两个世纪里，山顶四周的围墙至少被推倒重建了十次。

图27 法国勃艮第地区的拉索瓦山是铁器时代一位“王子”的住地，它的宏伟建筑俯视着维村坟墓

约公元前600年的一次重建期间，围墙的一部分用晒干的黏土砖建成，在一层石灰石块的基础上建到4米（13英尺）高。10这样的结构在中欧独一无二，一个很充分的理由是它不适合潮湿的季节性气候环境。晒干的泥砖过一段时间就会溶掉，尽管霍伊讷堡的泥砖借助频繁的重新粉刷得以保存。最后，显然由于一次进攻，它的木头步道被烧毁，导致泥砖墙垮塌。

在中欧建一道地中海风格的墙，唯一说得通的理由是主人希望显示对遥远土地上的奇特做法的熟悉，从而强化他的声望。也许他去过马赛，见过类似的墙，试图有样学样。泥砖也许很难制作和保养。泥砖墙于公元前540 — 前530年被毁后，这座堡垒用木头围栏填以石头的传统方法得到重建。

霍伊讷堡的泥砖墙生动显示了中欧精英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发现于霍伊讷堡的外来物品包括希腊黑彩陶器、产于马赛内陆的普罗旺斯（Provence）的双耳酒罐。罐里大概装了从罗讷河流域运来的葡萄酒。公元前6世纪的中欧精英对葡萄酒着了魔，希腊人更是乐于纵容他们的嗜好。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霍伊讷堡聚落仅限于堡垒围起的山顶。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山脚和周围乡间的调查揭示出一个包围着壕沟和围墙的地势更低的堡垒聚落。它覆盖了近20公顷（50英亩）土地，里面既有房屋，也有加工青铜和织布的作坊。为了平整土地，人们堆起小块小块的台地。发掘工作揭开了一道通向这个低地聚落的宏伟大门。与山上的堡垒围墙一样，它也由一层石头基础加泥砖构成。一条横跨壕沟的桥通向大门。大门被设计成一个雄伟的入口。桥上的木头用年轮测年法确定的年代为公元前590年。11

低地聚落之外是一片超过100公顷（250英亩）的农地，稠密的农庄聚集成更大的住地。这些住地由壕沟隔开，农庄外则围着长方形的尖桩栅栏。周边地带的其他组成部分有坟丘和小村庄。因此霍伊讷堡不是孤立聚落，而是一个庞大综合聚落的中心。据估计，该地的人口达到了几千人。复杂的聚落、手工生产和专业化的证据、远距离贸易和稠密的人口，所有这些促使一些人认为，这些遗迹有一种“城市”特色和早期城市的特征。拉索瓦山的宏伟建筑和规划证据也导致了“准城市”一词在最近解读中的使用。不管情况是否确实如此，霍伊讷堡和其他奢华院落都是哈尔施塔特全盛时期的居住和工业区域。

奢华坟墓

然而，中欧哈尔施塔特精英的故事不仅仅局限于堡垒住所。这片考古地带的巨大古墓更能说明问题，它们塞满奢侈陪葬的墓室里是一份单独的主墓葬。12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西南部霍赫多夫（Hochdorf）一座没被盗过的铁器时代“王子”坟墓引发了轰动。不仅盗墓者一直没注意盖在墓上的坟丘，考古学家也是直到1977年才发现它。13这座霍赫多夫坟墓的陪葬品让它成为中欧数一数二的豪华墓葬。

霍赫多夫的“王子”

霍赫多夫的坟丘最初约有6米（20英尺）高，但侵蚀和耕作大大降低了它的高度，以致从外面几乎看不出来。它的直径近60米（200英尺）。挖到最初的地面以下2.5米（8英尺）就是一座每边约11米（36英尺）长的方形墓室。墓室内是一棺一椁，都由橡木制成，各盖着一块木盖。棺内放着尸首和陪葬品。棺椁间的空隙填着石头，还有更多石头堆在棺椁盖上，石头总重达50吨（55短吨）。不幸的是，连结实的橡木都承受不了这样的重量，被压垮了。好消息是，这也让墓里的木头和织物等许多易腐物品泡在水里，得以保存。

葬在霍赫多夫这座坟墓的男子年约40岁，身高约1.8米（6英尺）。他戴着一顶锥形桦皮帽，也许不及发现于哈尔施塔特的皮帽暖和，但依然很时髦，还戴着一只金项圈。胸前一只小袋里有一把木梳、一把铁剃刀、五颗琥珀珠和三只铁鱼钩。他的衣服甚至连鞋子上都装饰着金子锤打成的带子。摆在他身边的是弓和一筒箭。

男子的尸体躺在一张披着獾皮、类似沙发的青铜长椅上。长椅靠背和两侧刻画着马车和舞蹈的场面，椅子腿是举着胳膊的青铜女性人物。长椅脚下有轮，可以滚动。这件不同寻常的家具在古代欧洲没有已知的类似物品。长椅脚下是一只装饰着三只狮子的青铜容器。它产于大希腊的作坊，容量约500升（110加仑）。容器里的残渣来自一种发酵的蜂蜜饮料，也许是用发现于容器里的一只小金碗喝的。喝酒显然是桩大事，因为九只兽角酒器挂在覆着织物的墓室墙上。墓室另一面是一辆四轮马车，配着两匹马用的挽具。虽然包着铁，有结实的十辐车轮，但车身太轻，显然不是为了实际使用，只用作陪葬。更多陪葬品摆在车板上，包括一套供九人用的青铜餐具。

即使有如此丰富的奢侈陪葬品，我们对霍赫多夫墓主的了解依然很少，但我们可以做些推测。我们知道他的年龄和身高，还知道他体格强壮。他喜欢打猎、钓鱼、喝酒。数字“9”也很重要，也许它代表了顾客或仆从。陪葬品指出的埋葬日期在公元前530 — 前520年，这意味着他可能见过被毁之前的霍伊讷堡泥砖墙。他和家人很富有，因为他身边的黄金总重约600克（21盎司），超过了当时的任何其他墓葬。不难推测，此人是他所属年代的社会上层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能够支配可观的财富。

图28 德国霍赫多夫的一只青铜酒缸口边的狮子细节

维村夫人

流过维村的塞纳河边，拉索瓦山的阴影下，坐落着一座直径38米（125英尺）的墓丘。墓丘中央一间与霍赫多夫非常类似的墓室发掘于1953年。14与霍赫多夫的墓室一样，它里面也有一辆四轮马车，不过它的轮子被卸下，靠在墓室墙上。马车厢板上摆着一具女尸。她戴着一只巨大的金项圈，项圈球形末端装饰着细小的有翅膀的马。墓内其他地方放置有黄金、琥珀和珊瑚制成的大量各种各样的物品。她显然是个地位很高的人物，被称作“维村夫人”（The Lady of Vix）。

高高耸立在墓中一切物品之上的是一只名为双耳喷口罐[6]的巨大青铜容器。维村双耳喷口罐高约1.64米（5英尺4英寸），重约209千克（460磅），容量约1100升（近300美制加仑或240英制加仑）。它装的液体无疑是掺水的葡萄酒，因为那就是这样大的容器在希腊世界的用途。它约于公元前530年出产于希腊殖民地大希腊的一间作坊。这间作坊距塔伦特［Tarent，今意大利塔兰托（Taranto）］市和锡巴里斯市（Sybaris，考古学上认为它在塔兰托湾沿岸）不远。和它在一起的是制作于公元前520 — 前515年的雅典黑彩陶酒杯。

借由发现于维村墓葬的双耳喷口罐，我们看到哈尔施塔特的精英阶层对葡萄酒和炫耀品的渴望。它还表明，葡萄酒是作为一种炫耀来消费的。双耳喷口罐本身就是一种炫耀。在希腊世界，这些一般是陶制的。制作一只如此沉重的青铜容器，再翻山过河运输约1600千米（1000英里），或者也有可能从海上运到罗讷河河口，再从那里溯水而上，这些都是这场炫耀的一部分。它作为陪葬品也是如此。维村夫人及其精英家族是在属民面前炫耀他们的名望和地位。这些与在拉索瓦山建造了凹殿的精英是同样的人吗？很有可能。

拉沃的一座新出土坟墓

哈尔施塔特精英的遗迹不断出世。2014年，另一座奢华墓葬在法国特鲁瓦（Troyes）附近的拉沃出土。15因为看上去像自然存在的小丘陵，它过去没受到打扰，现代也逃过了劫掠。拉沃的这座坟丘有40米（130英尺）宽。它掩盖了一间只葬有一具骸骨的坍塌墓室。奢华墓葬的重要元素一样不缺：一具佩戴金饰的尸体；一辆车，这里是一辆两轮敞篷马车；数量丰富的饮宴用具，包括希腊和伊特鲁里亚的青铜容器。墓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口直径略小于1米（3英尺）的巨大青铜罐。沿罐口装饰着八只狮头和四只环形把手，每只把手都雕着希腊河神阿刻罗俄斯（Achelous）的头像。阿刻罗俄斯样子独特，有一把修成方形的络腮胡、一撮八字胡和牛耳牛角。这只大缸里是一只名为陶酒罐（oinochoe）的希腊黑彩葡萄酒壶，壶口和底镶着金边。其他青铜容器和一只银滤器凑足了这套葡萄酒具。

图29 法国拉沃的一只青铜葡萄酒罐罐口的一只狮子细节

埋在拉沃的这个人脖子上套着一只巨大的金项圈。项圈重0.7千克（1.5磅），装饰着有翅膀的人和显眼的梨形末端。这种个人装饰的形式，加上琥珀珠、金手镯和珊瑚服装饰物，以及墓内没有武器的事实，让人一开始猜测此人是个社会地位很高的女性，与65千米（40英里）外的维村夫人非常相像。然而随后的检验表明，拉沃坟墓里的人是个男子。

塞纳河、多瑙河和莱茵河等大河源头的小山院落和贵族墓葬显示，中欧东部主要水系间的陆运大通道非常适合控制沿这些走廊的贸易。今天的运输工程师会将古代的这种货物流动称作“多式联运”——水路与陆上运输的结合。在铁器时代精英的例子里，他们从地中海世界收到的奢侈货物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面。另一面包含了用于交换它们的商品向南的流动。从北方得到的皮毛、蜂蜡、琥珀，可能还有奴隶，兴许是为了换取相当普通的农产品和当地出产的手工制品。这些通过上述陆运通道，被生活在那里的社会聚集起来。作为中间人，他们可以满足自己对地中海奢侈品的胃口。

可惜这种做法没有持续下去，中欧那些令人瞩目的消费似乎在公元前450年左右逐渐减少。这反映了社会动荡，还是仅为交换网络的重新调整，我们还不知道，但社会复杂性不是一条直线向前发展的。因为地中海货物基本上是地位的象征，也许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类物品具有的流行曲线同样适用于过去，因此希腊货物不再是权力和财富的标志。也许社会底层也能得到它们，因此它们不再是精英独特性的象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公元前5世纪，蛮族世界的故事这一章画上了句号。

英吉利海峡另一面的山上要塞

然而，希腊人与中欧间贸易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山上要塞在西欧其他部分的结束。在不列颠群岛，尤其是不列颠岛，以堡垒为中心的聚落的建设、定居和发展还在快速推进。不列颠岛南部山上要塞不依赖外国产品的贸易，反而似乎是当地因应结合松散的小政治体对防卫、手工和权力中心的要求而生的。数十座铁器时代的山上要塞中，最出名的两座是多塞特郡（Dorset）的梅登堡和汉普郡（Hampshire）的丹伯里（Danebury）。

梅登堡是一座长而陡峭的小山，曾是石器时代一处壕沟圈地和一座长坟的旧址。16公元前500年左右，一座小的山上要塞在它的东端建起。接下来几个世纪里，它得到扩张和加强，三道巨大的白垩围墙和相应的壕沟极大地改变了山坡的轮廓。要塞最初建成的时候，裸露的白垩肯定从很远处就能看到，极其雄伟，令人望而生畏。到它的最终阶段，梅登堡占地达47公顷（116英亩）。

梅登堡内有英国石器时代典型的各种圆屋和四根柱子的谷仓。谷仓为边长略大于2米（6英尺）的正方形。它们出现在不列颠岛南部的铁器时代遗址上，以六根柱子的形式出现在蛮族世界其他地方。梅登堡经历了几次重组，一个有数条干道、井井有条的聚落规划代替了原本随意的房屋分布。织物生产和金属加工的证据表明它不是纯农业聚落或临时避难所。

入口是梅登堡最有意思的一些部分。穿过围墙的通道不是排成一条可供进入内部的直线路径，而且互相错开，经常还相隔一些距离，迫使来袭部队迂回穿过交错的壕沟，给了防守者居高临下的用箭、矛和石块猛攻的机会。这样复杂的入口是山上要塞的典型特征，梅登堡的围墙则特别生动地展示了它们。

丹伯里发掘于20世纪后期，因此我们对它的内部和围墙有相当详细的了解。17它所在的小山不像梅登堡那样陡峭，因此它的防守也并非那么牢不可破，但它依然控制着周边地区。有人居住的几个世纪里，它的围墙经历了数次扩建，一次比一次精巧复杂。穿过围墙的大门以木结构城楼强化，且城楼复杂能够延缓部队入侵。集体墓里的尸体有的受过可怕的伤，有的残缺不全，多半是一次袭击的结果。

与梅登堡和不列颠的其他山上要塞一样，丹伯里内部也为圆屋和四柱谷仓所占据。聚落的各个部分出土了近25万块动物骸骨，其中约三分之二来自绵羊，清楚地表明了用于产肉、羊毛和奶的绵羊是当地动物经济的基础。牛也是这一经济的重要成分，牛骨占这些骸骨的五分之一，猪骨则构成了样品中的八分之一。马被用于骑乘、拉轻货，也作为驮畜，尽管埋藏的仪式物品里的马骨表明它们被看成与其他牲畜不同的类别。

然而，梅登堡和丹伯里这样的山上要塞并没有取代前几个千年出现的农庄聚落形式。它们是经济、仪式和商业活动的中心，也是战争时期的避难所。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以有组织的劫掠队和武士团伙为形式的战争绵延不断，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

图30 英国丹伯里山上要塞的一张航空照片显示了多层堤岸和壕沟

公元前450年的蛮族世界

公元前800年左右，铁开始在蛮族世界得到普遍应用。虽然在制造精美装饰品方面，它没有取代青铜，但它既可用于生产用具，又可用于打造锋利的武器。铁不需要铜和锡那样的采购运输成本，它的生产给那些迄今不那么幸运的社会提供了一条通往经济成功的新道路。

公元前一千纪中叶，欧洲许多地区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对优质商品的获取和社会复杂性的四面开花。我们可以在波兰北部比斯库平那样的湖畔村庄、中欧贪婪的精英的“王子住所”，以及用于交换奢侈品的盐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大规模生产中看到这一点。这些活动中，许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作为与地中海世界尤其是希腊贸易基地的联系的一个结果而出现。从一个角度看，希腊人利用欧洲温带地区居民对奢侈品的欲望来获得地中海地区缺乏的原料、产品和奴隶。另一个角度的观点是，蛮族里的精英像拉一把廉价小提琴一样摆布希腊人，给后者运去大批自己拥有丰富数量的商品，换回昂贵的外来货物，也许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1]Hallstatt，哈尔施塔特，这一词既是地名，也可以表示“初期铁器时代”。哈尔施塔特文化是欧洲青铜时代晚期、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200 — 前600年在欧洲温带地区）的文化阶段，出现在拉特尼文化之前，通常被认为具有类似瓮棺文化的特征，与早期凯尔特人有关。

[2]Corinth，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北海岸城市，1858年建立的新城位于同名古城偏东北部，该古城是古希腊著名城邦。

[3]Cyrene，北非古希腊城市，靠近昔兰尼加（Cyrenaica），公元前4世纪起成为著名的知识中心。

[4]Hellespont，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取名于传说中的希腊公主赫勒，她与兄弟佛里克索斯骑着一头金毛公羊逃离继母伊诺时坠入该海峡，溺水身亡。

[5]原文为“2英亩”,5公顷约合12英亩，故此处应为原作者笔误。

[6]Krater， 又叫掺和器，是古希腊一种将酒和水掺和在一起的双柄大口罐。

第4章 罗马人遇上铁器时代晚期

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蛮族世界继续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促进了一种名为拉登风格的优秀艺术形式的繁荣，促进了市民生活在大型要塞城镇的集中。在不列颠岛，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发展起来的山上要塞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北欧各地，湿地和湖泊在仪式目的上的使用越来越复杂，人类也被包括在祭品中。最终在西欧，罗马这个强大国家的侵入极大地改变了蛮族世界。

我们可以将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和公元一千纪初期称作铁器时代晚期（High Iron Age）。1现在，从阿尔卑斯山到北极圈，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不光是精英，就连边远乡村的居民都感觉到了过去三个千年的技术进步和区域间贸易的往来。铁器时代晚期是由普通农民、熟练手工业者、武士团体和权势显赫的仪式首领与政治首领组成的一个神秘世界。

拉登装饰风格

19世纪50年代，阿尔卑斯山一带的湖面下降，露出第1章描述的木桩屋遗址。同一时期，一个包含各种剑、鞘、盾和装饰品的铁器时代仪式物品埋藏地在纳沙泰尔湖（Lake Neuchâtel）北端的拉登被发现。因为它们独特的装饰，这个遗址的名字被用于描述西欧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的装饰风格。拉登风格以优美的曲线主题为基础，经常采用藤蔓和树叶，以及几何图案和程式化的人和动物形式。随着时间推进，它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流畅。拉登风格的装饰主要表现在青铜或金银制品上，它们的不同形式提供了文化和时间标记。

图31 来自法国瓦兹河畔欧韦（Auvers-sur-Oise）的拉登装饰风格的镀金青铜盾牌饰扣，保存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徽章陈列馆（Cabinet des Mèdailles）

学者认为拉登风格在技术复杂性、表现力和美感方面颇具艺术性。它的灵感来自古希腊艺术尤其是它的“东方化”阶段，以及伊特鲁里亚设计的风格元素。这些在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沿着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贸易路线到达蛮族世界。欧洲温带地区的工匠接受了地中海的样式并且扩展了它们，就像爵士乐手在一个旋律上即兴创作，让创造性和技术知识将他们引向新的方向。

区域性的拉登风格很快发展起来。其中最出色的当属不列颠群岛的“英国和爱尔兰艺术风格”。在盾牌上、镜子和装饰品背面，英国和爱尔兰的工匠采用了欧洲大陆艺术主题，将它们完善成以填充为强调的抽象的卷须和涡卷装饰。虽然罗马对高卢和英格兰的征服导致拉登风格在这些地区的衰落，公元后前几个世纪，它依然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繁荣兴盛。最终，它被转化为伟大的彩色稿本和其他装饰艺术。《凯尔经》（Book of Kells）里的奇异动物和传统爱尔兰装饰里的“凯尔特”结（“Celtic” knot）就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的拉登风格。

篱笆围起的农庄

在蛮族世界各个地区，大部分人一直生活在小农庄里。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许多聚落由围在一道公用篱笆内的一群农庄组成。2篱笆的作用既是功能性的，也是象征性的。功能方面，它们在生长季节保护菜园，防止牲畜糟蹋，在冬季关住圈在房子一头的动物。象征方面，它们反映共用围栏的家庭间的社会认同。农庄并非聚集在一起，因此篱笆也围绕着它们蜿蜒而建，偶尔被入口打断。

北欧的房屋主要是“三走廊”的长屋，有两排内柱和枝条、泥灰与草根土筑成的外墙，长15—30米（50 — 100英尺）。公元前200年左右，丹麦的格伦托夫特（Grøntoft）包含了九座长屋和一所谷仓。公元1世纪，格伦托夫特附近的霍泽（Hodde）有多达27所房屋，其中一些就位于篱笆外。一个趋向聚落中心的类似倾向可见于荷兰。那里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聚落特征被描述为分散的和“游离的”3，意指农庄不是在原址重建，而是被抛弃并迁移到一段距离之外。然而到铁器时代晚期，农庄开始聚集到一起并且得以重建，表明了数代人的重复居住。4

在不列颠群岛，圆屋继续作为标准建筑，直径从5—15米（16 — 50英尺）不等。枝条和灰泥墙（北部和西部也有石墙）上盖着锥形斜面屋顶。每个社区由几所屋子组成，考古细节上，地区间各不相同。与欧洲大陆一样，篱笆和围栏划分出农庄界线，构成了社区空间。在英格兰西部，对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和米尔（Meare）的湿地聚落研究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5在格拉斯顿伯里，超过40所房屋被发现，在这个聚落于公元前50年左右被弃前，多达14所房屋在任何时候都有人居住。6

图32 汉普郡巴瑟尔古农场（Butser Ancient Farm）还原的铁器时代圆屋

尽管铁器时代晚期的经济是农业与放牧的混合，牲畜依然特别重要。它们不仅提供了肉、奶和皮革，还作为财富和积累的基础。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社会的进步与人们拥有牲畜这个事实紧密相关。它让人们得以参与和地中海的产品进口相联系的消费经济，并且最终促成了货币制度在西欧的采用。

权力分化

许多年来，学者认为，古代社会从平等社会关系的早期阶段开始，经过层级越来越多的日益等级化的结构向前发展。在等级制度下，高层级的决定影响低层级，而权力结构则清晰地指向一个最高领导人。不过即使有相当多的社会差别的证据，我们也难以将铁器时代晚期纳入这样一个文化进化的图谱。

相反，蛮族世界的社会结构更接近一种可称为“权力分化”（heterarchy）的状态。7在这种状态下，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可以获取地位、权力和影响力。家庭、氏族、部落和其他社会单位间的关系同样复杂，但不像等级社会那样层级分明。权力的行使和遵从并不固定，随形势而变，长远来看可能更不稳定。

权力分化的制度不意味着没有领导人。通过财富和地位来获取权力的欲望一直是有此倾向的个人的动力。这一制度仅仅意味着领导人只有一定程度的权力，而不是权力无边的最高领导，并且个人和社会还从其他来源获得适应不时之需的权力和影响力。祭祀仪式需要祭司（也许是恺撒描述的德鲁伊特）沟通凡人和神祇，而军事行动则由战功卓著的人领导。

证明权力分化的存在很难，但罕有证据证明集政治、仪式和军事功能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的存在，考虑到这一点，应该将权力分化看成一种可能性。铁器时代晚期，罗马人遇上蛮族群体时，无法将后者与自己对文明社会应如何运行的理解对上号，将社会结构的特征描述成权力分化解释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蛮族社会虽然复杂，但在容纳社会地位异同，以及在众多个人间分配权力的能力上不同于罗马社会。

步道

北欧的沼泽是移动的障碍，不光对人员，对马车和牛车尤其如此。沼泽地区的史前社会修筑了随时间推移而日趋复杂的木质“步道”。8它们保存在浸水的泥炭里，在人们切取泥炭做燃料或排水时被发现。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的重要步道发现于德国北部和与之毗邻的荷兰一些地区、德国南部费德尔湖等湖泊的湖盆及爱尔兰。

朗福德郡（Co. Longford）的科利亚古道长逾2千米（1.25英里），是爱尔兰境内被研究得最透彻的步道之一。9这是一条橡木板铺成的路。最长达10米（33英尺）的橡木或梣木在沼泽表面被排成轨道，约4米（13英尺）长的橡木板铺在轨道上。穿过木板两头的洞打下的桩将木板固定住。修筑这些步道需要砍倒橡树，劈成木板，运到工地，再一块接一块铺起来，它要求协调一致的行动。据估计，做出6000块木板及相应的轨道和其他部件需要约400棵树，获得这么多树则需要砍倒25公顷（62英亩）树林。根据树木年轮年代测定，我们得知这些木材砍伐于公元前148年。尽管科利亚古道长度刚过1.6千米（1英里）[1]，但它是穿过爱尔兰中部泥炭地的一条东西大通道的枢纽。

图33 重建的爱尔兰朗福德郡科利亚沼泽（Corlea Bog）里的铁器时代步道

步道的修筑本身也许与它们的使用一样重要。科利亚的木制容器表明修筑队伍得到饮宴的激励。将沼泽用于仪式活动的做法也在多地存在。人们在爱尔兰各地的步道附近发现了矛柄、木槌、牛轭和没用过的车轮碎片，在科利亚和德国维特穆尔（Wittemoor）则发现了被解读为人偶的雕刻。沼泽是不断变化的地形，大部分步道都难得持久，如科利亚古道就可能只用了十年或不到十年。

水、祭献和人类牺牲

仪式主义和湿地的重要性是贯穿蛮族世界叙事的不变主题。公元前一千纪期间，祭祀仪式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个是战争与祭祀的互相影响。另一个更引人注意的是在仪式上杀人和将尸体丢弃在沼泽里。

铁器时代晚期，仪式、祭祀和暴力的一些最难忘和最震撼的证据来自沼泽中的尸体——发现于北欧和西欧泥炭沼泽的数十具人类尸体。10因为泥炭沼泽、酸性湿地的异常特征，他们的皮肤、内脏和头发得以保存下来。在这些地方，植物的生长比腐烂更快，而累积起来的未腐烂植物材料经常达到相当可观的厚度。虽然泥炭现在主要用于园艺，但过去在泥炭丰富的地方，它们被广泛用作燃料。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群岛，以前是手工切割泥炭，如今，大型机器能铲下一层层压实的植物，再将其送上输送带。

尸体在泥炭里几乎可以无限期保存，直到被割泥炭的人发现或者被铲成碎片出现在输送带上。浸水的泥炭含氧很少，不含促成腐烂的微生物。然而，尸体必须很快没入水下，以防暴露在空气中时就已经开始腐烂。沼泽里的酸性水也不适合微生物生存。最后，泥炭藓（sphagnum moss）产生一种叫“sphagnan”[2]的化学物质，它不仅能延缓腐烂，还能有效地促进保存。“sphagnan”消耗尸体里的钙，让细菌没东西可吃；它还是一种鞣剂，这就是沼泽尸体的皮肤经常像深棕色的皮革，而骨头则变形甚至缺失的原因。最早有记录的沼泽尸体发现于18世纪，但被误认为是那个年代淹死或冻死的人。之后，考古学家认识到这些是史前尸体。20世纪，许多沼泽尸体在荷兰、德国北部，特别是丹麦被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困难时期使泥炭成为一种易于获取的廉价燃料，被用于加热和做饭。当一只手、一只脚或一颗头被发现时，考古学家常常接到通知。

1938年，一具女尸在丹麦锡尔克堡（Silkeborg）附近的比耶尔斯考（Bjældskov）的沼泽里被发现。她年约25岁，头发编成一条辫子，身上包着一块绵羊皮，披一件牛皮斗篷。然而这个所谓的“艾琳女士”（Elling Woman）死得并不平静。围绕着她脖子的一道沟痕表明她是被勒死的，要么是吊死，要么是绞死，也许用的是发现于附近的一根皮条。堪称“沼泽尸体的黄金时代”就此开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丹麦和德国北部的泥炭采割仍在大规模进行。1950年，另一具尸体在距艾琳女士约70米（230英尺）远的地方被发现。包含尸体的泥炭被整块切出，送回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博物馆做细致发掘。当地人称这片沼泽为“图伦”（Tollund），因此这具尸体保存极好的40 — 50岁男子被称作“图伦男子”。与奥茨冰人一样，图伦男子也成了名人，直至今日依然可能是最著名的沼泽尸体。11

与艾琳女士一样，图伦男子也是被勒死的。编织的皮带还绕在他脖子上。他屈膝团身，浑身上下只有一条皮带和一顶锥形皮帽。他的表情异常平静，似乎是非常从容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吃过最后一餐大麦、小麦和亚麻籽做的粥后，他也许沿着谷底小道走向他在沼泽的最后归宿。

图34 温德比男孩（Windeby Boy）上半身，展示在德国石勒苏益格（Schleswig）戈 托 尔 夫 城 堡（Gottorf Castle）的 州 立 考 古 博 物 馆（Archäologisches Landesmuseum）。围绕着头部的织物带子是替代原物的现代复制品

1952年是沼泽尸体的发现之年，这也许是因为泥炭切割工对尸体或肢体出现的可能性多留了个心眼。一旦发现这些东西，他们就需要通知考古学家。在德国北部温德比（Windeby）附近工作的泥炭切割工注意到了输送带上的肢体，追踪到沼泽里的一处地点。调查显示那里其实有两具尸体：一具属于一名老年男子，骨头里的钙已经完全流失（也许是因为年龄），身体被压扁；另一具保存相当完好的尸体身上只有一条皮项圈和一片蒙在眼睛上的布条，被认为属于一名少女。她头上一边的金发被剃掉。“温德比女孩”（Windeby Girl）显然是溺死的。她曾被一块大石头和一些树枝压住。然而最近的认识又有了转变。仔细的检查揭示，“温德比女孩”也许是“温德比男孩”——一个营养不良的病小伙子。12

图37 哈尔德莫斯妇女（Huldremose Woman）的躯干，皮肤保存下来，但骨头中的矿物质已经流失。我们知道她的最后一餐是黑面包

同一年，距图伦约18千米（11英里）的格劳巴勒（Grauballe）的泥炭切割工发现了另一具尸体。这一次，含有尸体的泥炭块被送到奥胡斯的莫斯格史前博物馆（Moesgård Museum）13，格劳巴勒男子（Grauballe Man）被小心取出。他没穿衣服，俯卧着，左腿伸出，胳膊和右腿弯曲。他死时年约30岁，死因毫无疑问：他的喉咙被人从一边耳朵割到了另一边耳朵。格劳巴勒男子的胃里包含了63种植物。他的手没显示出艰苦劳作的证据，因此他很可能不是农民。不过，他有间歇性的营养逆境，有退行性脊椎病变。

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泥炭作为燃料的使用日益稀少，沼泽尸体的发现也越来越少。然而，20世纪80年代，郊区的扩张和园艺使泥炭割取再度兴旺起来。在不列颠群岛，泥炭开采成为一大行业。1984年，曼彻斯特（Manchester）市外的林多沼泽（Lindow Moss），一家泥炭厂的一名工人将一块泥炭抛向一名同事。泥炭块落地时，一只人脚支了出来。你可以想象那一刻的画面。尸体的更多部分还留在切割地。这是个约25岁的男子，高1.7米（5英尺6英寸），留着络腮胡和八字胡，浑身上下仅一只胳膊上有一根狐皮带子，修剪整齐的指甲表明他过着不需要体力劳动的生活。林多男子（Lindow Man）死于多次致命伤害：脑壳上被砸了两下，脖子被勒住。为确保他已死，他的喉咙被割开。14

与1952年一样，2003年也是发现沼泽尸体较多的一年。这一次是在爱尔兰。距科利亚古道不远，相距40千米（25英里）的两具尸体在爱尔兰中部的沼泽地被发现：米斯郡（Co. Meath）的克洛尼卡万人（Clonycavan Man）和奥法利郡的古克洛根人（Oldcroghan Man）。15古克洛根人个子很高，约有2米（6英尺6英寸）。与格劳巴勒男子和林多男子一样，他光滑而且指甲修剪整齐的双手表明他不常做体力劳动。虽然他的最后一餐与丹麦的许多受害者一样是谷物和奶做的粥，指甲却表明他的食谱里肉食很丰富。他死于公元前362 — 前175年。克洛尼卡万人则非常矮，身高仅1.57米（5英尺2英寸）。放射碳年代测定指出，他死于公元前392 — 前201年。他的头发保存极好，而且抹过一种松脂凝胶。这种头油来自只生长于西班牙和法国西北部的松树，反映出沿着大西洋海岸线的远距离联系。

与通常的主题一致，克洛尼卡万人和古克洛根人都是横死，但他们的死法比单纯的绞杀要多一点想象力。克洛尼卡万人死于砸开脑壳的三次重击及一次斧钺加身，后又被掏出内脏。古克洛根人身上绑着从两只上臂穿过的榛木条，接着又被刺胸，砍头，腰斩。两人的乳头都被挖掉了。

最后一个事实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兴趣，因为在古代爱尔兰，吸吮国王乳头的做法是一种臣服的表示。爱尔兰国家博物馆的内德·凯利（Ned Kelly）认为，这些人要么是倒台的国王，要么是失败的王位觊觎者，而挖去乳头意味着让他们再也不能成为国王。16不管这一理论是否解释了这些以及爱尔兰其他几具沼泽尸体的可怕死亡，他们是社会精英而非普通农牧民的代表似乎是可能的。

我们不知道这些牺牲的动机，对泛神论社会的类比只是猜测。我们对凯尔特神祇有些了解，但如果有神祇要求了这样的牺牲，又是哪一个呢？这些受害者是心甘情愿，还是受到胁迫？目前，我们只能不掺杂感情地看待这些可怕的举动，将它们看成铁器时代生活的一个事实与极好的信息来源，就像奥茨冰人继续提供关于他生活与死亡的启示那样。

与奥茨冰人一样，沼泽尸体提供了铁器时代北欧人的一个方面，尽管是一个非典型的方面。当他们侵入高卢、不列颠和德国时，罗马人遇上了这些民族。后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导致他们做出这样的祭祀杀戮，并将湿地和沼泽看成神圣仪式的举办地。虽然这些杀戮似乎很残忍，但却是惯常做法。铁器时代的普通人也许对此麻木不仁或将它们看成跻身精英阶层的代价。然而它们是一个将神祇与特定地形特征联系起来的世界的象征。这样神圣化了的地形肯定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在铁器时代晚期随着人类也被埋藏而达到其意义的巅峰；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被奉献给哪一位可怕的神祇。

水、祭祀和战利品

铁器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约在同一时期，战利品也开始在祭祀奉献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一点增加了沼泽尸体是祭祀牺牲品这一观点的可信度。除了湿地的圣礼特性外，蛮族的另一主题——穿过水域的移动——再次浮出水面。这一活动的一个早期例子是丹麦阿尔斯（Als）岛上的约特斯普林船。

在约特斯普林这一小片沼泽上，19世纪的泥炭挖掘人发现并且损坏了一条巨大的木船。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条船才被发掘出来。除木船碎片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武器、动物骸骨和木制品。1987年的进一步发掘寻出了更多木船碎片。对新发现碎片所做的放射碳年代测定指出，约特斯普林船年代为公元前350 —前300年，比预计更早。17这条船从头到尾有19米（62英尺）长，有一块底板，两侧各一块长长的列板延伸形成了上翘的船首。椴木板组成了船壳。船内部为13米（43英尺）长，宽不到2米（6英尺），10根横梁形成了座位。假设横梁上20名桨手，一两名舵手，可能还有一个观察的，约特斯普林船的船员总数可能达到22—24人。他们可以轻松抬起它，平底则让它可以驶上沙滩或滑过沙洲。它的整体结构与几个世纪前的青铜时代的程式化石刻相呼应。

约特斯普林船不是随随便便被丢弃的。相伴的物品将它标记为丹麦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祭祀武器考古发现。这些武器大部分是矛枪头，138支铁制，31只骨或鹿角制。一些插口里还留着折断的梣木柄残片。约特斯普林埋藏物里还有11把剑，其中两把被故意折弯。总计近80块木盾有椭圆形的，有长方形的，宽度不一，每块中央有一把柄。在木船一头，许多小铁环的锈迹代表了欧洲最早的锁子甲的痕迹。根据它们散布的面积，估计与船一起丢弃的有10 —20套锁子甲。

约特斯普林船被解读成胜利者献出的祭品。假设敌方是乘船来的，这条船和那些武器就很可能是战败一方的装备。克拉夫斯·兰德斯堡（Klavs Randsborg）计算了盾和矛的数量，指出了这是一支约有80名战士的部队。18如果一条约特斯普林类型的船可以乘20 —24名战士，那么这些武器代表了四船人的装备。暴力是蛮族世界面临的持续威胁，但是现在，他们需要对付由全副武装的战士组成的袭击队伍。这些偷袭者从雾中冒出来，将船拖上岸，再攻击农庄和村庄。然而，阿尔斯岛的居民似乎也是称职的战士，因为那些偷袭者显然没落到好下场。祭献出武器装备被认为比留着将来使用更重要，这一点表明强大的精神力量控制了铁器时代晚期人的生活。

图36 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博物馆还原的约特斯普林船

图37 约特斯普林的木盾

城镇

公元前最后三个世纪，另一波聚落由分散趋向集中的过程席卷了蛮族世界。这些大的聚居地被称作“城镇”（oppida，单数为oppidum）。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co）中用这个词表示有堡垒的原住民聚落中心。尽管一些城镇，如巴伐利亚的曼兴（Manching），建在平地上，但它们通常坐落在小山顶、高原或其他战略要地。许多城镇建在已经用于仪式聚会或大型开放聚落的地方，另一些则建在新地址。一些情况下，居民会丢弃一个没有堡垒的聚落，搬到附近的一座新城镇。

从外面看，城镇可通过它们的堡垒来识别。在西欧以及东至曼兴的地方，城镇的围墙用一种恺撒称作“法国墙”（murus Gallicus）的技术修筑。间隔3 — 6米（10 — 20英尺）的外围石墙用水平和垂直放置的厚重木料连成一体。墙之间，沿墙体走向的长木料用铁钉钉在十字木上。最后，在墙之间和木料周围的空间填上石头和泥土。最终建成一道结实而又防火的围墙，背后常常还有城镇内侧的一道土坡让防守者可以爬上墙顶。供人进入内部的大门常常直接通向主干街道。

除居住功能外，城镇还是奢侈品生产中心和贸易网络的枢纽。这些贸易网络将意大利作坊和葡萄园的产品带到欧洲温带地区。精英、平民社区和工业区的内部区分让它们具有一些人认为的城市特征。巨大的尖桩栅栏围起上等人的农庄，这些农庄里有大房子和附房，手工业者和农民则在小一些的房子里生活和工作。街道标出了活动的路径，构成了城镇的内部组织结构。城镇还有作为部落政治中心的管理功能。贡赋和通行费在这里收集，铸币厂生产钱币；它们还是政府和法律机构所在地。

对城镇的城市特征，考古学家们看法各异。从它们是居住、市场、工业、行政和仪式功能的结合来看，它们显然不同于山上要塞。同时，它们较低的居住密度也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城市的概念。城市规划专家谈及“密集的”和“分散的”城市，城镇似乎更接近后一分类。也许，“堡垒城镇”（forti☼ed town）是目前最恰当的描述，“城市”一词则应留给更大、更密集和更持久的结构。要不是恺撒侵入高卢，许多城镇也许会成为西欧各地城市的核心而不是孤零零的废弃堡垒。

图38 比布拉克特（今伯夫赖山）重建的大门显示了“法国墙”结构

比布拉克特

比布拉克特（Bibracte）地处要冲，位于索恩河（南达罗讷河及地中海）和约讷河（Yonne，流入塞纳河和英吉利海峡）间的陆路运输线上，是一座典型的高卢城镇。今天，这座围在两道“法国墙”堡垒内的小山顶被称作伯夫赖山（Mont Beuvray）。它的外墙围起约200公顷（500英亩）的土地，内墙围住约135公顷（333英亩）。这些堡垒太长，防不住从多个地点发起的进攻，因此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炫耀。

比布拉克特兴建于公元前2世纪后期，公元前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这里都一派繁荣。专门的青铜器和铁器制造区沿主干道排列，在那之外是居住区。比布拉克特还是一个消费中心，出土了成千上万只双耳意大利葡萄酒罐，有一段路上则铺着双耳酒罐碎片。这种葡萄酒消费的证据进一步证明，早在罗马入侵前，罗马和高卢间就有了大规模贸易往来。

恺撒的征服战争及其后果让比布拉克特从史前历史中消失，成为历史。公元前52年，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在这里聚集起一个部落联盟，宣布起义反抗罗马。当年9月，恺撒在阿莱西亚（Alésia）打败维钦托利。之后恺撒来到比布拉克特，用了公元前52 —前51年的冬天撰写他对高卢战争（Gallic Wars）的描述。他记叙了当地社会的运作，包括行政长官的选举、大会的组成，也记录了对旅行者的收费等收入来源。

公元前1世纪中期之后，比布拉克特兴建了相当多的公共和私人建筑，包括地中海风格的房屋，它们有院子和一个罗马式的长方形廊柱大厅。一座火化墓地位于堡垒外。虽有这些投资，比布拉克特依然在公元前1世纪末衰落，这里的居民搬去了27千米（17英里）外的奥古斯托杜努姆［Augustodunum，今欧坦市（Autun）］。

罗马人遇上蛮族

从公元前1世纪起，讨论蛮族世界而不提到罗马人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罗马军队征服了西欧大部分地区，而是就连居住在离罗马帝国边境之外很远的人都感觉到了罗马的存在。罗马对高卢和不列颠南部的征服改变了这些地区的原住民社会，导致了蛮族世界的收缩。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蛮族成了罗马世界的一部分。

罗马人对高卢和不列颠的蛮族而言并不陌生。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活跃于整个地区的罗马奢侈品和葡萄酒的贸易蓬勃发展，这一点在比布拉克特和其他城镇显而易见。在罗马人于公元前3世纪征服意大利北部，以及公元前2世纪控制了今普罗旺斯［“Provence”一名得自曾为罗马行省（province）的事实］后，他们不仅到了蛮族世界大门口，而且已经进了门厅。恺撒北伐始于公元前58年，这一军事行动在已经遍布罗马物品和文化习俗的地区建立了罗马军事占领和行政控制机构。

接触与“罗马化”

罗马征服西欧蛮族带来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争论的话题。罗马人有能力将许多不同民族拼成一幅复杂的文化大拼图。从罗马人的角度看，正如古典作品中一直宣称的，他们的文明强烈影响了认可罗马制品和习俗优越性的当地蛮族。

另一种观点更侧重于人类学并且符合对考古记录的解读。它认为当地精英采用了罗马的一些做法，如住在罗马风格的城镇里，说拉丁语来强化自己的地位。然而这些观点简单化了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后几个世纪罗马社会与蛮族社会错综复杂的融合。

除了在罗马征服战最初几年的战场上外，一个简单的罗马—原住民二元分割并不存在。罗马的军事力量是实实在在的（尽管不是无敌的），随之而来的是罗马的文化控制。这两者都不像人们从传统描述中可能推断出的那样令人窒息。与摇摆不定的政治和军事同盟一起，新的趋势和实践在意大利的罗马腹地发展起来，并且为各行省的罗马人和原住民所采用。天长日久，这种文化转移成为双向交流，蛮族的制品和习惯甚至蛮族本身都融入了罗马社会。据此，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原住民的“罗马化”这一概念，更倾向于承认这一互相影响要复杂得多。

为最近几个世纪的人所熟悉的地区征服中，征服者常常摧毁当地的统治集团，在所有层次上强加自己的统治。我认为，由于铁器时代晚期社会的权力分化结构，罗马人在西欧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蛮族世界的多重权力结构和领导结构，罗马人只能保留本地精英，与他们合作，通过军事占领和对应的罗马官员行使权力。只要当地人像罗马人来到前所做的那样继续管理自己的事务，同时服从罗马帝国的权威，支付税款，这种保护人 — 受保护人的安排就可以有效运行。受保护的王朝代代延续，又为冲突和阴谋所牵制。如有必要，罗马人可以用武力挑出一个赢家。

罗马人在高卢和不列颠

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蛮族世界与地中海文明仅有的少数联系主要还在商业领域，或者通过蛮族的迁徙来建立。他们向南进入与古典城邦世界有松散融合的地区。尤利乌斯·恺撒率领的罗马军队向北进入高卢，向西进入阿尔卑斯山，这些入侵标志了蛮族与地中海文明间关系的改变。罗马人不再满足于仅仅用葡萄酒和奢侈制品来换取奴隶和皮革，他们想要蛮族的土地。恺撒征服高卢、进攻不列颠，以及他与原住民的纷争广为人知，这些故事不仅来自他自己的描述，也来自其他古典作者的作品。这些叙述通常得到了考古证据的支持。考古发现填补了与恺撒所遇社会有关知识的空白。城镇在这一故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罗马统治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变蛮族社会，但在随后几十年里，高卢原住民采用了罗马生活方式，从而从史前转入了历史的篇章。

虽然恺撒将他公元前55 — 前54年对不列颠的远征描述成对未知世界的初步探索，但这实际上意在宣扬他很勇敢。罗马人很早就知道不列颠，而不列颠人也知道他们南面发生的事情，还知道他们可以从高卢得到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好东西。

英格兰南部有一个名为亨吉斯特伯里角（Hengistbury Head）的砂岩海角，埃文河与斯陶尔河（Stour）在海角附近的海滨会合。19亨吉斯特伯里角庇护着一座良港，地势突出，一艘从布列塔尼北上的航船的领航员很容易就能认出它。到公元前一千纪末，它已经是一个确立了几千年的地标，自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聚落在那里建立起就一直存在。

约公元前100年，亨吉斯特伯里角的港口成为运输从欧洲大陆进入不列颠南部的货物的一座主要贸易港。在那里发现的硬币和陶器可以追溯到古代阿莫里凯（Armorica，布列塔尼北部）地区的特定地址。通过亨吉斯特伯里角的货物包括双耳酒罐装的意大利葡萄酒、金属制品、玻璃和无花果。这些产品被用于交换英国产品，包括谷物、金银铜铁，可能还有皮革。含铁的石块在亨吉斯特伯里角本地开采、熔化。亨吉斯特伯里角的发现表明，因为地中海葡萄园和作坊的产品在英吉利海峡对面的需求，欧洲大陆和不列颠群岛的繁荣商业联系在恺撒征服高卢前就已存在。

恺撒在公元前55 — 前54年对英格兰南部的短暂入侵打断了通过亨吉斯特伯里角的贸易网络，中断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和不列颠间联系的主轴转而东移，从法国东北部和比利时转向肯特郡（Kent）和泰晤士河（Thames）河口。20罗马商人在英格兰东南部开设商店，做橄榄油和鱼油、葡萄酒、餐具、玻璃碗和优质金属制品生意。除物品外，同样到达不列颠的还有高卢和比利时的习俗，包括在欧洲大陆使用的火化葬礼。

不列颠此时尚属不受罗马军事和行政控制的蛮族世界的一部分。公元前1世纪后期和公元1世纪初，罗马人扶植英格兰南部统治部落小国的蛮族精英，将他们置于罗马的保护之下。蛮族领导若陷入政治困境，偶尔也会逃到英吉利海峡对面去寻求罗马的保护。渐渐地，从公元前54 — 公元43年，不列颠南部被拉进了罗马世界。

公元43年夏，罗马人最终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来到不列颠。四支军团带着辅助部队大概在肯特郡的数个地点登陆。到公元43年冬，罗马人通过控制在后来成为罗马城镇的卡姆洛杜努姆［Camulodunum，即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与维鲁拉米恩［Verulamium，即圣奥尔本斯（St Albans）］的部落首都，在肯特郡及泰晤士河下游一带获得一个立足点。随后几年里，罗马军队向西向北进攻梅登堡这类当地据点。控制友好的受保护国王相对简单，但在其他地方，他们遭到了抵抗，尤其是在西部。到公元49年，罗马军队已经管理起布里斯托尔海峡（Bristol Channel）附近门迪普丘陵（Mendip Hills）的银和铅开采，对相关海域的控制也让他们染指了英格兰南部沿海港口的使用。

日耳曼尼亚的罗马边境

罗马人用特定的名字来表示莱茵河沿线及以东的蛮族世界：日耳曼尼亚（Germania）。作为对高卢征服的一部分，恺撒将莱茵河西岸地区并入罗马帝国，称为小日耳曼尼亚（Lesser Germania）。小日耳曼尼亚分为两个行省：下日耳曼尼亚（Lower Germania 或Germania Inferior），对应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诸国和莱茵兰地区（Rhineland）；上日耳曼尼亚（Upper Germania 或 Germania Superior）则覆盖了今阿尔萨斯（Alsace）和瑞士西北部地区。过莱茵河一直向东延伸的地区为大日耳曼尼亚（Greater Germania 或 Germania Magna）。尽管大小日耳曼尼亚间的边界互相渗透，恺撒在征服期间却从未越过莱茵河。相反，他培育出与不列颠精英的关系类似的与受保护国王和王朝的关系。大日耳曼尼亚的蛮族军阀隔着莱茵河与罗马政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的子民不仅与罗马占领区进行贸易，还采用了罗马的文化习俗。一些人在罗马军队服役，开启了一项在几个世纪后达到高峰的传统。

图39 罗马德雷塞尔 1B 型双耳葡萄 酒 罐（Dressel 1B amphorae）剖面图。这是公元前一千纪发现于高卢和不列颠的最常见类型之一

受保护的国王和军阀

在高卢和小日耳曼尼亚，罗马政权没有取代当地精英，而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罗马人可以通过军事力量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因此当地领导不敢违抗他们。罗马人还利用了蛮族之间弹性极大的部落联系来操纵和重构后者的种族身份。

作为这类自上而下的重构的一个例子，荷兰考古学家尼科·罗曼斯（Nico Roymans）描述了罗马帝国对边境地区被征服民族政策的三个方面，特别提到公元前50 — 公元70年的下日耳曼尼亚。21在这一地区，罗马人无情地摧毁了抵抗或反叛的部落，如厄勃隆尼斯人（Eburones）和阿杜亚都契人（Aduatuci）；通过帮助从大日耳曼尼亚渡过莱茵河的团体重新定居，创立了新的部落政治体，如巴达维亚人（Batavians）和乌比人（Ubii），并且培养了新的部落作为外族士兵。作为帝国兵员补充的巴达维亚人，就相当于作为英国陆军外族作战部队的尼泊尔的廓尔喀人（Gurkha）。

罗马的统治还为占领区及邻近地区的蛮族精英提供了社会流动策略。一些人以罗马人为靠山，欢迎新主人，做受保护的良民，通过贸易和当兵赚钱。另一些人通过煽动叛乱和阴谋，反抗占领者，将反罗马主义作为进身之阶。显然后者是个危险性极高的策略。如我们将在下面阿米尼乌斯的例子中看到的，一些当地人试图两面沾光。公元前最后几十年和整个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在边境地区的政策是摇摆不定的殖民、压迫、与当地王朝合作和害怕反叛的混合。罗马政权之下是蛮族精英争夺各自政体内的领导权和名望的钩心斗角。

莱茵河另一面的败局

公元前最后几十年与公元初几十年，罗马军队几次出击莱茵河以远地区。通过古典作者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我们对这些活动有所了解，但也有可能，更多这类冒险没有记录下来。虽然最终征服可能是一个战略目标，但这些远征不是为占领领土。相反，它们当时的目标是炫耀罗马武力，吓服蛮族部落。它们的另一个目标是与温顺的蛮族政体的精英建立良好关系。

这些远征类似于16世纪的西班牙人行军穿过今美国东南部地区。在这些行军中，一群群全副武装的职业士兵深入了密西西比（Mississippian）部落控制的地区。其中最著名的德索托远征（de Soto Expedition 或 de Soto entrada）从佛罗里达开始，采用了一条穿过南部大部分州的路线，渡过了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最终从得克萨斯沿海撤出。德索托远征没留下多少实物痕迹，但人们从当时的描述及与考古遗址的联系中还原了它的路线。它似乎与1500年前罗马人在大日耳曼尼亚的远征类似，尽管后者经过的距离更短，并且穿过的地形也是罗马人越来越熟悉的。

进入大日耳曼尼亚的前几次远征由奥古斯都[3]的继子德鲁苏斯（Drusus）领导。公元前11年，他渡过莱茵河，行军至威悉河（Weser）。威悉河于现代城市不来梅（Bremen）附近注入北海（North Sea）。他的一所军营建在上阿登（Oberaden），年轮年代测定表明那里的木材砍伐于公元前11年夏末或秋季。22德鲁苏斯的远征招致了当地部落的敌意，他只能边战边撤，退回了莱茵河。两年后，德鲁苏斯一路行军到易北河。这是莱茵河对面又一条向北流淌的大河。这一次远征的执行更为坚决，但到达易北河后，德鲁苏斯转身返回莱茵河。回程路上，他从马上摔下，伤重不治。德鲁苏斯的远征没能提供可资后方的罗马炫耀的宣传，对扩张罗马的统治也无甚建树。

公元5年，奥古斯都的另一个继子提贝里乌斯（Tiberius）从潘诺尼亚（Pannonia）北上，领导了一次通往易北河下游的作战远征，在那里与从北海来的罗马船只会合。提贝里乌斯在莱茵河以东建立了几座先头基地，其中最重要的在利珀（Lippe）河畔的哈尔滕（Haltern），距利珀河流入莱茵河的汇合处18千米（11英里）。利珀河是欧洲这一地区少有的几条东西河流走廊之一，罗马人将它视为进入大日耳曼尼亚的一条主要路线。哈尔滕很快发展成一座堡垒营地和军港的综合体。

正如美国人在越南发现的，堡垒营地控制不了周边地区。尽管如此，奥古斯都似乎认为莱茵河 — 易北河地区在罗马控制之下，因而将注意力转向了别处。然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他是否有意将该地区转为一个真正的罗马行省，设立行政机构来实施诸如统计和收税之类的活动。

瓦尔德吉尔摩斯的一座罗马综合建筑似乎指向这一方向。23瓦尔德吉尔摩斯深入大日耳曼尼亚，距莱茵河约100千米（60英里）。该综合体占地7.7公顷（19英亩），围绕在背靠尖桩木栅的壕沟内。但瓦尔德吉尔摩斯并非军事营地，因为它没有罗马要塞的典型布局。相反，它的建筑具有非军事特征，包括一个论坛和一座长方形柱廊大厅，房屋和陶窟标志着它是一个罗马平民社区。除了市政和家庭建筑外，罗马人还竖起了奥古斯都统治的象征——一座镀金青铜骑马雕像描绘了庄严的奥古斯都。

问题在于，它的周边地区并非由罗马人控制。相反，公元一千纪初，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地区是小型政治体、受罗马影响不一的统领和国王、军阀以及易变同盟的大杂烩。换句话说，它是让罗马人一头雾水的铁器时代晚期典型的权力分化结构。因为罗马人似乎不愿像他们在高卢所做的那样，凭借压倒一切的军事力量征服大日耳曼尼亚，该地区依然是复杂的边缘区域，既令人垂涎，又神秘莫测。

图40 德国拉瑙（Lahnau）瓦尔德吉尔摩斯（Waldgirmes），重建的奥古斯都塑像

普布利乌斯·奎因克提里乌斯·瓦卢斯因与奥古斯都有点儿姻亲关系，长期担任罗马行省长官。公元7年，他成为莱茵兰总督。两年后，他率领三个军团约2万人，加上辅助部队，跨过莱茵河远征。返回时，瓦卢斯得知一场针对一个受罗马保护之人的叛乱，决定去镇压。为赶到那里，他走了一条不熟悉的路线，沿现代城市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以北，今称条顿堡林山的山区北侧进军。

读者必须时刻记住，书面材料是几十年甚至几世纪后编撰的。根据这些材料，瓦卢斯从一个叫阿米尼乌斯的受罗马保护的人那里得知了关于叛乱的消息。阿米尼乌斯是一个走出蛮族世界而进入历史的有趣人物。他是生活在威悉河下游的切鲁西人（Cherusci）的社会精英成员。切鲁西人似乎对罗马人爱恨交加，有时是其盟友或受保护人，有时又是死敌。出于这模棱两可的关系，阿米尼乌斯在潘诺尼亚的一支罗马辅助部队服役。但回到大日耳曼尼亚后，他又憎恨罗马人，悄悄鼓动起一个反对罗马人的部落联盟。

瓦卢斯走的这条路要穿过覆盖着森林和沼泽的陌生地形。他的军团进入了一条狭窄的隘路，南面是一座名为卡尔克里泽（Kalkriese）的小山，北面是一大片沼泽。这是个大错误。罗马的装备和战术是针对有机动空间的干燥地区发展起来的，罗马军团不惯于湿地作战。而且，阿米尼乌斯和部落同胞还沿山脚建了一堵巨大的草根土墙，实际上改造了战场地形。当瓦卢斯和他的军团试图穿过这片狭窄的峡谷时，阿米尼乌斯启动了他的陷阱。

历史上没有留下随后这场屠杀的目击者描述，但瓦卢斯的军团全军覆没。即使战役遗址也是直到1987年才被人发现。考古学在此取代了支离破碎、互相矛盾的第三手描述。

1987年，托尼·克兰（1946 — 2014）是驻扎在莱茵河的一名英国陆军军官。24他还是个狂热的金属探测爱好者。在奥斯纳布吕克，他联系了当地考古学家，请教有哪些地方可以让他的爱好一展身手。意外的是，虽然考古学家当时不怎么待见金属探测爱好者，他们还是指点他去之前发现过罗马钱币的卡尔克里泽山附近的一片地区。克兰很快发现了专门使用投石器的军团士兵用过的三块罗马铅投石。他通知了考古学家同僚，后者开始了发掘，发现了成千上万件罗马武器，以及成年男子和骡子的骸骨。这些发现里有罗马枪尖、弩箭等武器和皮带上的青铜，以及金银饰物、成千上万只平头靴钉和许多不晚于公元9年的钱币。疑似阿米尼乌斯那场伏击的遗址被找到了。

图41 卡尔克里泽山的屠杀：《瓦卢斯屠戮》（Varusschlacht），作者：奥托·阿尔伯特·科赫（Otto Albert Koch）,1909

图42 1987年发现于罗马军团在条顿堡林山被伏击遗址的一堆银第纳里厄斯［1］

［1］ Denarius，古罗马货币单位。

卡尔克里泽山和沼泽间地区的发现使那场屠杀及其后果的还原成为可能。美国考古学家彼得·韦尔斯（Peter Wells）将这些资源编织成一个值得一读的引人入胜的故事。25那堵草根土墙的脚下是一幅尤其血腥暴力的场景。罗马战术和铠甲在蛮族从上方抛下来的重矛前不堪一击。

战役过后，死去的罗马人的武器和尸体被留在原地。为什么得胜的部落战士会那样做？在此，类似约特斯普林船那样的战利品献祭给出了一个解释。似乎该战场被当成一次武器献祭，一处巨大的仪式埋藏地。卡尔克里泽的沼泽之前曾被用于祭祀，因此它与埋伏地相邻使它成为这样一次祭祀的天然候选地。腐烂的罗马人尸体和最终的骨架肯定形成了对胜利的切鲁西人及其盟友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幅可怕场景。26

打败瓦卢斯实际上终结了罗马将莱茵河对岸的土地转为一个行省的计划。恐慌席卷了罗马在该地区建立的军营和城镇。考古学又一次提供了细节。随着对阿米尼乌斯的恐惧席卷了利珀河谷，哈尔滕的基地很快被抛弃。一个个赭色黏土陶（terra sigillata，意大利和高卢作坊制作的细陶）花瓶被完整地留在当地。一座哈尔滕陶窟里的24具骨架成为一个谜。27他们是罗马人还是日耳曼人？是平民还是士兵？如果是日耳曼人，他们是站在罗马，还是蛮族一边？

有人认为瓦尔德吉尔摩斯约在同一时期被抛弃。然而，最近涌现的证据表明它也许继续活跃了一段时间。28一口井里出土了泡在水里的木制品，包括容器、建筑成分和梯子碎片。树木年轮表明这些梯子制作于瓦卢斯战役后不久的公元9年秋季或冬季。假设它们继续使用了一段时间，那瓦尔德吉尔摩斯应该又坚持了几年。但到下一个年代中期，瓦尔德吉尔摩斯无疑已经没有了罗马人，成为空城。

瓦卢斯的失败标志着罗马帝国向莱茵河以远扩张的结束。三个军团（它们的番号从未再用过）的损失刺痛了罗马。它也留下莱茵河对面直到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蛮族世界，使他们可以按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展，从而永远地改变了历史进程。考古方面，罗马向莱茵河 — 易北河边境地区的远征让我们看到了蛮族风俗习惯的一角，对北欧其他地区的发现形成了有益补充，还填补了书面描述中没有的细节。

罗马对欧洲大陆边界外的影响

虽然罗马在大日耳曼尼亚受挫，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交流与接触仍在继续。在边境地区，随着当地军阀和精英对罗马货物的追捧，商业一派繁荣。公元1世纪，甚至在深入蛮族世界的地方都能感受到罗马的影响。生活在远至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人都感觉到某些大事正在西方和西南方发生。再一次，我们必须记住蛮族世界的联系特性。人们互相交流，小政治体的边界互相渗透，有冒险精神的商人穿梭往来。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罗马军团装备在帝国边境以外很远的地方的发现。在波兰中部的谢米耶科夫（Siemiechów），一顶罗马头盔在公元1世纪的一处火化墓葬里被发现。29与之相伴的是一把折成三段的长剑及其他指向德国南部起源的物品。此人是一个深入蛮族世界的真正罗马军团士兵吗？或者头盔、剑和其他物品是通过贸易来到这里的吗？还是蛮族对多瑙河沿岸的罗马军团一次袭击的战利品？或者它们是非法卖给蛮族后，沿着成熟的贸易路线被运到了北方？

迈克尔·迈耶（Michael Meyer）区分了进入蛮族世界的罗马货物和通过边境的“无形进口”。30越过早期帝国边境的罗马物品的作用不是作为地位的象征，就是作为原材料。在迈耶看来，与蛮族世界“持续和直接的”远距离贸易的证据很少。一旦它们越过边境，某些特定物品就因为它们的罗马产地和真实性或因它们高超的品质，而被视若珍宝。罗马剑的品质非蛮族金属工匠的制作可比。罗马物品的使用并不表明“成为罗马人”的愿望，而是作为在蛮族社会内的地位象征。

在迈耶看来，同样重要的是蛮族采用的他所谓的“无形进口”。这些包括火化和金属加工技术、服装式样、餐桌习惯，也许还有宗教习俗以及生产和贸易组织的各个方面。例如，铁器加工中心独立于聚落建立起来，如波兰中部的圣十字山（Holy Cross Mountains）。然而，蛮族世界的某些方面依然在罗马影响所及之外。大日耳曼尼亚及以远的聚落结构依然没变，罗马建筑也未得到采用。庄稼和牲畜也没表现出受罗马的影响。例如，培育更大的罗马类型的牛的倾向就不曾在这些地方出现。

冈德斯特鲁普银锅：铁器时代晚期代表

1891年，日德兰半岛北部的泥炭挖掘工挖到一堆弯曲的银板。它们拼在一起组成一只巨大银碗的底、侧面和边，成为考古学家熟悉的冈德斯特鲁普银锅（Gundestrup Cauldron）。31“锅”一词比“碗”更令人浮想联翩，但冈德斯特鲁普银锅却不是用来放在火上烧煮，而是用于展示，供所有观者钦佩赏玩的。它描绘了一个异彩纷呈的住着男女神祇和异域动物的精神世界。

冈德斯特鲁普银锅制作于公元前150 — 公元1年，是与理解蛮族世界有关的重大主题的集大成者。几乎可以肯定，它是从丹麦来到巴尔干地区的。在技术和风格上，它与发现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色雷斯（Thracian）诸王国的物品接近。它不是仅有的已知进口自铁器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的碗。其他如来自莫斯贝克（Mosbæk）的一只装饰的碗可能原产于伊特鲁里亚、希腊或西欧。据此，过去2000年来，数量众多的青铜物品最后来到丹麦所经的贸易路线相当发达，以致巴尔干地区的一名银匠会制作出形象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喜爱的物品。

冈德斯特鲁普银锅由一个底面、七块外板、五块内板和一道边组成。凸起的人和动物形象是从背面压出来的。外板上显示出可解读成男女神祇和动物的奇异形象，内板上则表现了武士游行和用牛祭祀等活动。主题和人物的安排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规划。2002年，对这些板的拆解和检查揭示出更多雕刻的形象，包括一个吹号角的和一个狮子图案，也许是想作为雕刻图案，但从未雕出来。

图43 冈德斯特鲁普银锅，显示出描绘神祇和奇异动物的板的构成。一块最出名的板在里面右侧，刻画了一个戴着鹿角头饰、手拿一条蛇的人

冈德斯特鲁普银锅体现了铁器时代晚期的众多突出特征：远距离采购、精英名望、杰出的工艺和复杂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些都在蛮族世界盛行了多个世纪，但这里，它们在一件工艺品上达到了巅峰。为到达最终目的地，它行经近2400千米（1500英里），穿过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定居的土地，经过了危险的道路和河流。随之而来的还有对远方土地的了解，这些信息经口口相传，又在转述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它描绘的神祇生活在一个奇异的世界，这个与日常经验迥异的世界里住着与狮子、大象和蛇为伍的生物。奉献在沼泽里之前被展示的时候，它肯定是赞叹和敬畏的对象。它的拥有者绝对是他的王国的主宰。

公元100年的蛮族世界

到公元100年，由于高卢、小日耳曼尼亚和不列颠大部分为罗马帝国所占领，蛮族世界大幅收缩。只有爱尔兰、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和莱茵河以东及多瑙河以北的土地还在蛮族手中。即使这些地区也受到罗马帝国影响，罗马的产品和习俗通过漏洞百出的边境，融入铁器时代精英的生活中。罗马帝国内部，流淌着蛮族血液的当地人继续着他们的许多传统做法，偶尔还拿起武器反抗占领者。

蛮族世界的权力分布于众多社会方面，这种权力分化在这一时期最为显著。这种社会结构是蛮族世界与等级社会的罗马帝国在组织方面的重要区别。等级社会具有明确界定的服从与指挥结构。蛮族世界的国王则与在贸易、作战、农业和仪式方面卓然有成的武士、祭司等人分享权力。

这是一个暴力的时代。一队战士可以毫无预警地突然袭来，他们坐着日益复杂的水运工具滑过水面，打完仗后再以一场大规模的战利品献祭庆祝胜利。仪式杀戮司空见惯，它们的受害者尸体出现在沼泽里。蛮族作为雇佣兵在罗马军队服役，学到它的军事实践，再转而用它对付罗马人。也许，罗马人没有做出平定大日耳曼尼亚的更多尝试，原因就是当地人学会了如何与他们作战。

虽然被罗马占据了大片地区，蛮族世界依然与之前一样互相联系。不列颠和欧洲大陆通过贸易和共同的风俗习惯连为一体。大日耳曼尼亚和斯堪的纳维亚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冈德斯特鲁普银锅这类工艺品显示了它们如何在距它们进入考古记录很远的地方被打造。然而，罗马帝国正开始分崩离析，接下来几个世纪将成为动荡和变化的时代。

[1]这似乎与前面的超过2千米有矛盾。一说科利亚古道有四条，科利亚1号长至少1千米，终于一座小岛。小岛另一面的古道发掘于1957年，长也在1千米左右。

[2]一种从泥炭藓中提取的胶状聚合物。

[3]Augustus（公元前63 — 公元14），第一位罗马皇帝，出生名盖约•奥克塔维亚诺斯，又名屋大维，根据其舅公尤利乌斯•恺撒的遗嘱被收为养子，并于公元前31年击败安东尼获得大权，公元前27年被授名奥古斯都，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第5章 罗马帝国边境以外的蛮族

到公元2世纪初，罗马帝国边境的最终形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下来。在北方，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即将建成，横跨北海与爱尔兰海之间的不列颠北部。它将把守军沿着整条长城连接起来，成为罗马强大的一个外在符号。公元138年，随着安东尼墙（Antonine Wall）在苏格兰狭窄颈部的修建，尽管罗马帝国对两道防线之间区域的控制时间很短，它在不列颠的北部边境还是得到了进一步扩张。爱尔兰继续游离在罗马边境之外。虽然在爱尔兰发现了一些罗马制品，但没有罗马聚落出现的确凿证据。这倒不是说没有罗马人曾涉足爱尔兰。这座岛显然为罗马世界所知，横跨爱尔兰海的贸易则是跨越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紧密联系的结果。公元2世纪，托勒密根据罗马军方材料绘制的地图中显示了爱尔兰；在根据这些材料编撰的叙述中，他也提到特定的部落，如位于今科克郡（Co. Cork）的伊佛尼（Iverni）部落。1根据塔西佗记述，公元81年左右，罗马将军阿古利可拉（Agricola）计划入侵爱尔兰，甚至还有一个拟培植为领导人的爱尔兰卖国贼，但苏格兰的动荡延缓了这场入侵。

罗马帝国在欧洲大陆的边境很多地方依然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这两条河构成大日耳曼尼亚的西部和南部边界。2罗马边境沿莱茵河穿过科隆［Cologne，罗马名称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娜（Colonia Agrippina）］到达美茵茨［Mainz，罗马名为莫贡提亚库姆（Mogonti acum）］附近。从那里，边境线沿着公元1世纪和公元2世纪罗马对大日耳曼尼亚南部边缘的小规模进军形成的陆上边界［所谓的雷蒂安边墙（Raetian Limes），即边境］延伸，之后在凯尔海姆（Kelheim）这座古老城镇的上游不远到达多瑙河。从那里开始，边境继续向下游延伸，通过维也纳［罗马名称文多波纳（Vindobona）］，绕过多瑙河河曲到达布达佩斯（罗马名称：Aquincum）。穿过德国南部的陆地边境非常薄弱，因此它得到守卫部队和沿峡谷、道路建造的多道岗楼的重重保卫。虽然有这些固定防御，雷蒂安边墙依然漏洞百出。公元3世纪后期，它们基本被抛弃，让位给一条沿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的边境。

边境缓冲地带

罗马帝国晚期的边境两侧都有一个缓冲地带，因此它既是边境，又是一侧延伸进罗马控制区一段距离，另一侧进入蛮族土地相应距离的一块边疆地区。在罗马一侧，边境还是混合了军团营地、平民城镇、庄园和农场以及当地村庄和农庄的要塞区域。当地人和罗马人关系紧张，但大部分时间能友好地和平共处。罗马行省的人口五色驳杂，有的是之前就生活在那里，有的是从帝国其他地区搬来的，还有许多从边境外迁入帝国区域。只要不威胁到帝国的统治，罗马的管理政策并不阻止这种迁徙。天长日久，当地人开始在罗马的管理机构内担任职务。

边境另一侧是蛮族的土地。接近边境的人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了罗马的存在。生活在罗马控制区域和紧邻边境区域的人之前的交流极为频繁。罗马货物和罗马人本身可以相当容易地穿过防范松懈的边境。考古学家彼得·韦尔斯描述了一种“掺和”过程：与帝国国家交流的非国家社会与更强大的政体建立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紧密联系。3精英们使用罗马物品来展示地位和声望，蛮族也越过边境到罗马军队服役。虽然关系紧张，时不时还有公开冲突，但根据历史学家盖伊·哈尔索尔（Guy Halsall）的说法，罗马 — 蛮族关系的“默认设置”是“和平共处”。4

接近边境的区域充斥着罗马货物，它们又从那里流入蛮族世界的四面八方。到公元3世纪，在罗马学习过的制陶和玻璃工匠就活跃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蛮族一侧的边境地区。罗马产品以几种不同方式进入蛮族世界。穿越边境的贸易促进了便利商业的贸易站和商业中心在蛮族一侧边境的发展。军事袭击的战利品是武器的一个来源。罗马给受保护人的补贴和礼物、付给雇佣兵的薪水和雇佣兵带回的纪念品也是罗马货物和钱币的重要出口渠道。给受保护蛮族的礼物和补贴转化为买通敌对军阀和维护和平与安宁的进贡与报酬。罗马人预计，如果他们喂养蛮族鳄鱼的时间足够长，那条鳄鱼最终会反过来吃掉他们。5

与此同时，罗马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甚微。从铁器时代晚期起，农庄与村庄的聚落结构和耕作与动物饲养的基本技术一直没什么变化。采用罗马习俗、与罗马政权建立保护 — 受保护关系，以及以其他方式利用与罗马的联系来获取私利的主要是蛮族精英。

罗马行省的一个特征没有进入蛮族世界，那就是以承担行政、工业和仪式职能的人口集聚为形式的都市化。从诺瓦玛古斯［Noviomagus，今荷兰奈梅亨（Nijmegen）］到阿昆库姆（Aquincum，今布达佩斯），罗马都市化的例子就沿着边境直面蛮族。这些地方在公元2世纪和公元3世纪繁盛一时，成为它们所在缓冲地带的商业和行政活动的中心。蛮族并没有尝试模仿这些城市社会，他们在北欧部分地区建立的中心在结构上很难算是城市。罗马帝国边境之外的欧洲真正的都市化得等到公元一千纪晚期。

在罗马军队服役既是蛮族青年的一项重要的社会策略，在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德国北部各地，罗马军用物品出现在公元1 — 2世纪的男性坟墓里。6这些发现表明他们曾在罗马军队服役，并衣锦荣归。死后，在他们埋葬时将这一地位与尸体一起展示被看成一件重要的事。

除雇佣兵外，罗马人还能从蛮族那里得到什么？就大多数情况而言，蛮族的产品没有在考古记录中留下多少痕迹。这些物产包括牛、肉制品、鱼、鹅毛笔、香料、蜂蜜、蜂蜡、皮革、羊毛，甚至按某些说法还有金发少女的头发！7奴隶一如既往的是重要商品，一个特别的原因是蛮族政体频繁地互相攻击，捕捉可被卖到罗马的对手。波罗的海的琥珀可以清晰地追根溯源，它们向南流往帝国边境。从考古发现来看，似乎从罗马一方过境到蛮族一方的物品更多，其实只因为罗马货物是金属、陶器、钱币和玻璃一类的耐久产品，而蛮族用来交换的是不耐久的产品。

边境地区以外的蛮族

在罗马人与蛮族有频繁交流的边境地区之外，北欧部分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强烈地感觉到罗马存在的影响。公元后几个世纪，罗马产品、武器和观念深入渗透到东欧和北欧，这些通常是东欧、北欧当地人在服役之后带回去的。与对爱尔兰一样，罗马文化对其他地方的铁器时代晚期社会的影响很小，尽管我们通过考古学知道一些有趣的发展还是出现了。

爱尔兰的“皇家”旧址

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爱尔兰充任了一个不受干扰的实验室的角色，分散的权力和精英地位从中涌现。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四处铁器时代旧址，这些以国王所在地进入爱尔兰传说和神话的地方传统上被称作“皇家”旧址。这些皇家旧址占据了地形的突出位置，考古学家则试图解开它极为复杂的建造和使用“历程”。这些旧址包括阿马郡（Co. Armagh）的纳文堡［Navan Fort，又叫艾明马恰（Emain Macha）］、罗斯康芒郡（Co. Roscommon）的拉斯克罗根［Rathcrogan，又名克鲁亨（Cruachain）］、基尔代尔郡的邓艾琳妮［Dún Ailinne，又名诺考林（Knockaulin）］和米斯郡博因河谷的塔拉。一些稍小的旧址，如蒂珀雷里郡（Co. Tipperary）的凯袖宫（Cashel），可能也有类似功能。

这四处旧址有几个共同特征。8一大片高出地表的区域，高到堪称“山”，但显然不是山。它被围在一道堤岸和一道壕沟内，俯瞰着周边地区。在邓艾琳妮，围起的区域占地13公顷（32英亩），在塔拉，围地内部约有6公顷（15英亩）。至少在纳文堡这个例子里，壕沟位于堤岸之内，表明它没有防卫功能。这些已经是早期的仪式或丧葬活动举行地。例如，塔拉那座名字很吓人的“人质冢”实际上是一座石器时代的通道墓。旧址内部留下了多道重叠的圆形围栏的痕迹，有时它们呈“8”字形。在邓艾琳妮，这些是直径随时间流逝而增大的圆形木质结构，最大者直径有43米（141英尺）。狭窄的通道和门通向它们，因此它们被解读成仪式活动场所，只有少数有权者可以进入。9一座复杂的圆形木建筑在纳文堡被发现。它由五圈柱子排成的同心圆构成，一道直径约40米（130英尺）的复杂的外墙将它包围在内。这座建筑被解读成一所有高高锥形屋顶的巨大的仪式用圆屋。它后来被烧毁，埋在一个巨大的土堆下。

图44 从南面拍摄的爱尔兰基尔代尔郡邓艾琳妮的皇家旧址。山顶被包围在一道壕沟内

测定爱尔兰的皇家旧址的年代很难，它们是否全部在同一时期使用也很不清楚。始于公元前一千纪中叶的纳文堡似乎是其中最早的。即使在这么早的时期，它也有远距离的联系，是接受远方来的礼物的地方。一只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的北非地中海猕猴（Macaca sylvanus）头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纳文堡的动物骸骨里，猪骨的数量是牛骨的两倍，比绵羊和山羊多得多，表明所有这些骨头都与宴会有关。那座仪式用圆屋在公元前1世纪被短暂使用，但纳文堡继续用到公元1世纪，也许还要晚。拉斯克罗根和塔拉的年代似乎在纳文堡之后，放射碳年代测定指向一个介于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与公元2世纪和公元3世纪之间的范围。邓艾琳妮的年代为公元前2 — 公元5世纪，似乎是这些旧址里最后使用的。不管它们是否真正是“皇家”的，这些大型旧址显然是铁器时代爱尔兰政治和仪式互相交织的地带之内的中心场所。它们有相同的基本组织原则和类似的规模，但构造细节各不相同，表明各地有对共同的意识形态做不同解释的余地。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些是集会或仪式场所，人住在哪里？考古学家希望弄清楚这些“皇家”旧址对建造了它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它们与多少世纪后提到它们的历史文字关系又如何。

图45 被解读成仪式活动场所的邓艾琳妮的叠加圆形结构复合平面图

退伍兵和商人将罗马带到波罗的海地区

公元后几个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和波兰与立陶宛的波罗的海沿岸，铁器时代晚期的社会繁荣昌盛。它们继续沿着前一章描述的发展道路前进，但即使在这么远的距离上，罗马物品也发挥了推动变革的作用。在更接近罗马边境的地区，商品贸易和政治活动都带来了罗马物品的广为传播。到公元3世纪，一股罗马产品的大潮到达了波罗的海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罗马产品属于实用产品。波兰北部各地出土了逾千件由高卢和莱茵兰地区的作坊制作，被称为萨摩斯细陶器（Samian ware）的独特陶器。10有时候，这些货物行经的距离十分惊人。例如，一种产于默兹河（Meuse）河谷的金属锅被称作韦斯特兰（Vestland），因为它们在挪威西南部那一地区的数量非常丰富。11

一旦走出边境之外，罗马钱币的功能就改变了。它们不再作为商品交易中万能的金钱，而是作为炫耀物品发挥着特别的作用。虽然银第纳里厄斯和青铜 — 黄铜塞斯特帖姆[1]一类低面值钱币可能还继续承担商业角色，但它们却频繁地在典礼或仪式场合被发现。第纳里厄斯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奉献和战利品献祭中，而在公元2世纪的波兰东北部，塞斯特帖姆则被放在坟墓内的死人嘴里。12公元4世纪采用的苏勒德斯[2]在蛮族世界特别受宠，被用于社会或政治目的的支付，如贡赋、赎金、新娘的财产和嫁妆，也用作抚恤金。因为它们不再具有作为货币的面值，金币经常被熔化后重新打造成装饰品，包括名为“苞状饰片”（bracteate）的椭圆形饰物和小的金像箔（gold gure foil）。

公元4、5世纪，苏勒德斯在斯堪的纳维亚特别抢手。在厄兰岛的大布伦内比[3],17枚苏勒德斯被发现散落在一块地里。13它们铸造于公元394年和公元451年，由此推测它们的埋藏日期为公元5世纪下半叶。大布伦内比的这批苏勒德斯只是厄兰岛上埋藏的多批苏勒德斯之一。除厄兰岛外，博恩霍尔姆岛（Bornholm）和哥得兰岛以及瑞典大陆也埋着苏勒德斯。菲舍尔（Svante Fischer）写到了与返乡的雇佣兵一起到达斯堪的纳维亚的西罗马帝国“黄金大流失”。14

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受到罗马人热烈追捧。考古学家曾描述过一条“琥珀之路”。它从波罗的海东北地区向南出发，穿过波兰中部，通过喀尔巴阡山与苏台德山（Sudeten mountains）之间的摩拉维亚通道（Moravian Gate），最终到达多瑙河的罗马边境。15实际上，琥珀之路可能是一条宽阔的走廊，有许多与罗马珠宝商的需求相应的支线，而不是一条单一路线。琥珀的收集也许由有商业头脑的蛮族管理，但普林尼[4]提到一个叫尤利安努斯（Iulianus）的罗马士兵，公元1世纪，他旅行到波罗的海地区（或委托一个旅行者）收购琥珀。16其他罗马人也纷纷效仿，而卡利西亚［Kalisia，被认为是现代波兰城镇卡利什（Kalisz）］这样的地址也标记在托勒密的公元2世纪日耳曼尼亚地图上。波兰北部各地坟墓和埋藏地里的低面值罗马钱币也许与琥珀贸易有关。

图46 波兰克维亚特科夫（Kwiatków）逾百口木栏井中的一口；波兰克维亚特科夫位于从波罗的海到意大利的“琥珀之路”（amber route）沿线

北方的中心地区

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公元4、5世纪的聚落综合体反映了比铁器时代晚期的农庄群更高的一体性。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将这些综合聚落称为“中心地区”（central place），以此指出多重功能现在汇聚到一个尚属农村聚落的地区。17中心地区不是城镇，而是构成农业和手工生产、宗教活动和威望展示的“地方化的聚落布局”。

中心地区的一个重要元素是那里住着一个被称作“权贵”的有权有势、声望显赫的人物。18权贵是中心地区社会的重要人物，他的庄园是最大、最壮观的农庄，通常包括一座用于聚会和仪式活动的长长的木结构大厅。围绕着权贵庄园的是从事农业活动和手工生产（尤其是金属加工）的附属农庄，以及祭祀和仪式场所、墓地和交易场所。这些活动场所散布在周围乡间而不是集中在权贵的庄园附近。自然地形将地表分成更小的单位并且连接起各地的组成部分。对宗教活动和世俗功能日益重叠的认识是理解中心地区的关键。湿地、树木、湖泊、泉水和其他自然地形继续在精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仪式活动也开始在建筑内部或周围举行，大厅则承担了受膜拜的建筑或圣坛的角色。这样，贵族权力开始与宗教权威混合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活动领域。

古默的海滩市场和权贵农场

罗马货物涌入蛮族世界的程度可以从位于丹麦菲英岛（Funen或 Fyn）东部沿海的古默（Gudme）这个地方看出来。古默位于大贝尔特海峡（Great Belt）岸边，这是一条大的海峡，从德国北部到达卡特加特海峡（ Kattegat）的海上运输线路就从它这里穿过。古默周边地区的聚落和墓地显示了该地区在公元200 — 600年的重要地位。19

虽然早在19世纪就有了围绕着古默的考古发现，包括重逾4200克（9磅）的伦讷堡（Lundeborg）黄金宝藏，但考古学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关注到这一地区。金属探测爱好者开始翻找出成百上千件金、银和青铜物品。20思想开明的考古学家与他们合作开展严肃的考古调查。因为根据丹麦法律，金属探测者可以获得与其发现等量的贵金属补偿，一种有利可图的做法得以确立。被发现的大量物品显示古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区，因此考古学家非常认真地开始了调查。

古默在公元一千纪上半叶的生活图谱开始浮现出来。21伦讷堡地处海滨，古默本身位于伦讷堡向内陆5千米（3英里）处。公元200 — 400年，两地形成了一个聚落综合体和港口，尽管古默和伦讷堡之间的默勒加兹马肯（Møllegårdsmarken）的一座墓地显示，该地区在前几个世纪似乎就已经非常重要。伦讷堡附近一段约1千米（0.5英里）的海岸线离一条向内陆通往古默的小河河口不远，大量货物被运到那里，其中许多来自罗马世界。一些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损坏，被丢弃，一些直接就丢失了。这些包括赭色黏土陶器和玻璃珠与棒，以及许多罗马银币。船上的铁铆钉也有大量出土，表明那里还造船修船。伦讷堡沿海地区还有铁、银和金加工作坊，以及琥珀和骨雕刻作坊。

对伦讷堡的一个解读是它作为一个海滩市场，是某种铁器时代的特易购或沃尔玛，在那里能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这些商品从南方过来，一船船分运到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各地。也许，它有某种季节或年度特征，而不是常年连续运行。伦讷堡也许是公元一千纪后期出现在北欧各地的商业中心的一个早期形式。

海滩的商业活动与内陆古默的活动之间的准确关系尚不清楚，但在金属探测爱好者帮助下，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中心聚落及几座外围农庄。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几所被描述为“大厅”的长长的木质建筑。它们比典型的北欧铁器时代长屋大得多。其中最大者长47米（154英尺），宽10米（33英尺），建于公元3世纪下半叶，使用了很长时间。它的屋顶由八对巨大的内柱支撑。这些柱子沿建筑长度方向隔出三道走廊，中间有一巨大的开阔空间。附近的几所大厅稍小些，但构造同样结实。

古默这些大厅里的物品是财富和权力的反映。逾百枚罗马银币和多件金饰在柱坑间或柱坑里被发现。一些装饰品出自欧洲东南部，另一些则为当地制作，包括一只小的男子面部雕像和数只点缀着黄金的银项圈；还有一些以祭祀物品的形式在大厅修建期间被埋下。发现的金银制品表明了作坊在古默综合体的位置。这些材料中许多以毁坏的碎片形式从罗马世界输入，包括打破的雕像和碗碟碎片。

图47 丹麦古默的木结构“大厅”轮廓，白线圈出了巨大的内柱和稍小些的墙柱

这些作坊的产品之一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斯堪的纳维亚形式的苞状饰片：一小块非常薄的盘形浮雕金片。顶部的一个小环表明它们可能是作为挂坠佩戴或像徽章一样缝在衣服上。饰片的主题符合北欧特征，要么是代表一个人物或一个神的人形或面部，要么是程式化的马、鸟或矛。古默地区的金属探测爱好者翻出更多埋藏起来的金银，加上一些偶然发现，这里成为公元后头几个世纪北欧最丰富的遗址之一。古默也被解读成一个权势显赫的权贵住地。他可以控制周围的农场，尤其是伦讷堡的海滩市场，这个市场又控制着罗马货物在当地的分配。在许多方面，这种做法似乎可与几个世纪前中欧哈尔施塔特的精英及其对于希腊的贸易的控制相比。问题是，古默是否还是宗教活动的中心，因为这个名字本身意为“神祇的家园”。我们从古默和伦讷堡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北上到达距罗马边境500千米（300英里）的一片丹麦海滩有大量罗马物品——钱币、金银碎片、陶器、玻璃。

图48 穿孔做成挂坠的罗马金币，发现于古默

乌普恰

从瑞典南部玛尔摩（Malmö）出发的道路在接近大学城隆德（Lund）边缘时出现了一段缓上坡。一个小村庄坐落在坡顶，围绕着村庄的开阔田野覆盖着公元一千纪斯堪的纳维亚最大聚落之一的遗址。公元前1世纪，乌普恰（Uppåkra）开始有人定居，接着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繁荣昌盛。到公元400年，它有了约1000个居民。最兴盛的时候，乌普恰占地约40万平方米（100英亩）。几个世纪的定居留下了数层考古埋藏物。22

业余金属探测爱好者和专业考古学家的又一次合作在乌普恰的调查中结出硕果。逾2万件金属物品已经被标在遗址平面图上来显示它们的分布。大部分是青铜制品，但也有大量铁、银和金器。许多物品的年代为定居的晚期阶段，因为它们距地表更近，更容易探测，而更早的物品则通过发掘被发现。这些发掘揭开了一个以农业、贸易和手工生产为基础的繁荣的社会。

乌普恰的基本居住单位是农庄，那里有三四十座这样的农庄。农庄里有住房、谷仓、库房和作坊。手工艺人用金属、骨头和鹿角制作优质产品，也生产布和农具。秤和砣表明了商业活动的存在，因此我们推断乌普恰的功能是一个集镇。牛是最基本的牲畜种类，大麦是主要谷物，但植物和动物考古证据反映出一个多样化的自足经济。瑞典南部的土地非常肥沃，因此乌普恰和周围的聚落依赖一个非常高产的农业系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元2世纪原产于地中海，在罗马食谱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植物的存在，如莳萝和欧芹。23

乌普恰的一座建筑非常显眼。24它不是特别大，但它的结构和考古背景让它明显地与众不同。这座建筑的尺寸为13.5米 × 6米（44英尺 × 20英尺），平面图上长边向外凸出的基坑标出了它的轮廓。基坑的缺口指出了入口位置。建筑内部，四个巨大的柱坑托住的粗壮木料支撑着高高的屋顶。建筑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火塘。揭开基坑和内部的土层，考古学家发现它在同一个总平面图上经历了七个阶段的建造和重建。它始建于公元200年前后，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修修用用一直到公元800年后。因为附近几座早期的葬丘，这一地区已经具有精神方面的重要意义。考古学家在建筑旁发现了金箔、精美的金属和玻璃容器等精工细作的物品，以及故意损毁的武器和埋藏的献祭所用动物和人的骸骨。建筑内部的大量鼠粪表明它不是日常使用，只在特别场合才开放。

乌普恰是公元一千纪在北欧各地兴起的聚落中心地区的一个代表。这类地点不是中欧和西欧意义上的城镇，因为它们没有规模宏大的防御结构，但它们是手工生产、贸易和仪式活动的节点，这一节点也许可以看成地区性的统治和权力。罗马的园艺植物表明，乌普恰处在一个将它们运往北方的贸易网络中。也许它的贵族阶层通过消费外来的罗马食物来显示其地位。经过了长期定居后，公元1000年前后，当政治和宗教权力汇聚到附近的隆德时，乌普恰逐渐衰落并且被抛弃。

图49 瑞典乌普恰的仪式建筑，图上显示了四根巨大的内柱、中央的火塘和外墙基坑

战利品献祭

公元1世纪，将武器和相关军事装备投入湖泊和沼泽的做法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地相当普遍，前一章描述的约特斯普林的战利品献祭只是个开始。仅丹麦一国，已知的武器献祭就超过300处，瑞典和挪威还有更多。胜利者用失败者的装备献祭，这一点似乎很清楚，但大部分情况下，胜利者属于进攻还是防守一方尚不确定。在约特斯普林，献祭的船表明失败的军队来自别处。

19世纪，丹麦南部的尼达姆（Nydam）的一片沼泽里出土了三条船，与之相伴的还有一大堆武器和工具。25三条船中，两条由橡木打成，一条由松木制成。一条橡木船在埋没前被劈坏，另一条船则被压平但依然完整。26经树木年轮年代测定，完整的那条橡木船建于公元310 — 320年，而埋船似乎发生于20 — 30年后。根据武器比例，似乎许多尼达姆的武士用长矛，但其中三分之一使用依罗马样式打造的剑。弓箭手构成了蛮族军队的一个新成分，因为那里出土了几把紫杉和榛木制成的长弓、许多箭杆和箭镞。

尼达姆的橡木船结构比我们到目前为止描述的任何一条船都复杂得多。它用一种名为“叠接”（clinker）的技术建造，重叠的船板以铁铆钉固定，以羊毛织物捻缝。这种方法极为契合优秀的北欧造船传统，在公元一千纪，这一传统在维京长船上登峰造极。尼达姆橡木船也比约斯特普林出土的那条船大，它长23米，宽4米，有15对桨。两根雕刻的桩上有程式化的人头，长约1.4米，被认为是挂在舷外的锚桩。

尼达姆船及其相关武器被奉献前约一个世纪，伊勒普Å河的河谷上演了一场浩大的战利品献祭。27伊勒普Å河谷A（Illerup Å dal A）是此地几次献祭中规模最大的，其时间可追溯到公元210年左右。它包含了350面盾牌、366支骑兵长矛和410支矛、逾100把剑、11套骑士装备和许多其他物品，远远超过了其他武器埋藏地。然而这里似乎没有船或弓箭装备。这些武器遭到彻底毁坏后，才被从船上或岸上抛入当时的一座湖里。

图50 显示“叠接”造船技术的复原的尼达姆船，展示在德国石勒苏益格戈托尔夫城堡的州立考古博物馆

图51 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博物馆还原的尼达姆战利品献祭

伊勒普Å河谷A的埋藏物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四匹马的骨头，它们身上带着仪式造成的伤痕而非日常屠宰的标记。28它们的死是各种武器同时施加的多次打击导致的，这表明它们遭到数人同时击打。这些马多半属于被打败的军队。锶同位素比值表明它们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这一点指出这场战役纯属地区冲突而非跨地区战争。

不过伊勒普Å河谷A的参战者与公元200年的古罗马世界依然有遥远的联系，尽管是间接的。200枚古罗马银币出土时的环境表明它们是装在小袋子里的，其中距今最近者来自公元187年或公元188年。伊勒普Å河谷A的许多剑是只在古罗马的作坊生产的双刃、花纹锻打类型，不过剑柄可能是当地人装上的。大概只有高级武士才能用上这些剑。

相距刚过一个世纪的尼达姆船和伊勒普Å河谷A出土的武器传递了重要信息。首先，相比在约特斯普林及之前发现的造船技术，尼达姆橡木船的造船技术发展反映出一项重大进步。其次，伊勒普Å河谷A的埋藏物反映出一支估计有约400人的战斗部队，是根据约特斯普林埋藏物推算出的80人的5倍，而尼达姆的发现表明军事单位里编入了弓箭手。伊勒普的仪式上对马匹的屠杀让我们通过马这个侧面看到了对沼泽里那些躯体的可怕的处理方法。最后，伊勒普Å河谷A的古罗马钱币和剑表明，古罗马对远在帝国边境以外650千米的野蛮世界的渗透非止于少数孤立的物品，而是古罗马作坊和铸币厂的大量产品。

开始迁徙

公元一千纪中叶通常被看成蛮族世界的大迁徙时代，公元4 — 7世纪，这场运动达到了它的顶峰。为历史所载的蛮族，如哥特人和汪达尔人[5]，组成协调统一的群体四处流动，最终穿过罗马边境，带来了巨大破坏。他们被比喻成一列轰隆隆的货运列车，以凶猛的武士为火车头，后面拖着装满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车厢。他们全体离开故土，迁往他乡。人们推测了他们穿越欧洲温带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的路线。当他们遭遇罗马人时，事情的结果通常对罗马人不利，因为控制一个破裂帝国的压力削弱了后者，导致他们无力抵抗蛮族的入侵。

自16世纪以来，一幅晚期罗马帝国抵抗蛮族大迁徙并且最终被打败的图像已经固化到传统学术研究和历史记述中。29日耳曼人的入侵和征服注定了罗马帝国的灭亡，现在，这段历史构成了几个现代国家起源故事中的关键元素。最近，一些学者开始反驳这一观点，又引来其他人的再次反驳。因此，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充满了争论和分歧。

一个主要问题是，公元300 — 500年的协调一致的大规模民族迁徙在考古记录中几乎不可见。我们希望看到独特的物品类型和摧毁的聚落，这些将标出狂暴的蛮族团伙通过的范围。回想一下蛮族世界对战利品献祭的嗜好。当一伙来自罗马边境外的劫掠武装一路打过高卢，打进地中海世界时，我们不应该看到他们继续上述做法吗？但这些实际上见所未见。

作为一名史前考古学家，我发现这一点很不寻常，因为我们确实有机会在考古记录中观察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公元前六千纪，农业人口在中欧的定居就是迁徙和开拓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从事农业的社会与土生土长的狩猎采集人口在聚落、房屋、物品和丧葬习俗方面都大不相同。人口从蛮族世界向逐步瓦解的罗马帝国大规模迁徙也会引发类似的中断，但我们根本没看到假设的这次公元一千纪的大迁徙带来的中断。

历史学家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指出，不管现在还是过去，人的迁徙都出于两个基本原因：寻找会给他们和家庭带来更好生活的机会，或因为他们在暴力威胁下被迫迁徙。30盖伊·哈尔索尔写过迁徙的一些一般特征：人口迁徙很少有一个方向的；移民会循着已经建立的路线而不是蜂拥通过一大段边境；移民会被吸引到已经存在的移民社会；最重要的是，信息的流动对移民至关重要。31我再补充一下：在被要求吸收移民的社会眼中，移民的数量通常看上去比他们的绝对总数要多；留下的人比移民要多得多。

人口在蛮族世界各地的流动不是什么新事物。它是可追溯到石器时代的互相联系和人员流动的延续。埃姆斯伯里弓箭手四处旅行，艾特韦女孩也是如此。奥茨冰人正在翻过高高的阿尔卑斯山。现在的区别在于个人和小团体的迁徙被他们接触到的有文字民族记录下来，后者总结了这些流动，描述成有共同身份的“部落”的入侵。这些描述继而影响了它们的读者以及后世学者的观点。这些多少世纪后的学者对书面叙述的重视胜过了考古记录。几个世纪后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假定，西欧在21世纪初曾为成队成队的波兰管道工所占据，除非他们理解了这个说法在法国和英国提出时的国内政治背景。

蛮族世界的居民属农业民族，数千年来一直如此。务农的人确实经常迁徙，但这种迁徙主要在单个家庭层面上。一些社会通过贸易、通婚和结盟与同类社会结成了关系网，整个社会尤其是那些身处上述关系网的社会确实不会只为了流动缘故就一起离开家园，迁往他乡。不同于欧亚大草原上的社会，公元3 — 5世纪的西欧和北欧蛮族不是游牧民族。确实，一些东方民族特别是匈奴侵入欧洲的例子尽人皆知，但这是例外而非常规。

有文字的古代民族会尝试打造一份对他们在自身社会所见变化的描述，对文字资源的现代解读也会形成某种学术解释。冒着冒犯对书面叙述熟悉得多的学者的风险，所谓欧洲民族大迁徙时期的许多移民让我这个考古学家想到的是上述尝试和学术解释。我意识到，采取这一立场，我会被贴上“迁徙否定论者”标签，但“迁徙怀疑论者”也许更准确。我不否认人们会四处迁徙，但我怀疑这些迁徙并不像历史描述声称的那样集中、一致和方向明确。罗马统治的分崩离析、对新来者与罗马公民间文化差异意识的提高，以及移民在域外的聚集，所有这些也许创造出一个比实际情况规模更大和一致性更强的迁徙印象。

不过我们也不要把迁徙这个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了32，还是让我们看看罗马在西方统治的最后几个世纪的蛮族人口迁徙的一些证据。我们将集中关注哥特人、匈奴和盎格鲁 — 撒克逊人。在某些方面，考古学提供了观察这些迁徙的性质及其后果的视野，我会在论述过程中强调那些方面。

人群中的面孔：哥特人

哥特人是典型的蛮族，典型到这个系列会有一本专门写他们的书。33他们的名字本身就非常吓人而阴暗，以致为今天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所接受（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古代哥特人只穿黑色衣服或者涂厚厚的眼影[6]）。他们在公元410年洗劫了罗马，因此他们的行事，哦，很像蛮族。不过还是让我们关注进入书面历史之前，越过帝国边境时的哥特人，而不是他们与罗马政权的复杂互动。

虽然塔西佗和阿米安（Ammianus Marcellinus）先后提到哥特人，我们对他们早期历史的了解大多来自约达尼斯（Jordanes）。约达尼斯是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Eastern Roman Empire）的官员，公元6世纪中叶，他根据一个叫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的罗马官员的一部已失传的作品写出了《哥特史》（Getica）。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之交，卡西奥多罗斯在哥特国王西奥多里克（Theoderic）的宫廷任职。一般认为，卡西奥多罗斯修饰甚至完全编造了他对哥特人起源的描述，而起源于蛮族的约达尼斯重复了这份已属不可靠的描述的大部分内容。

结果，连那些通常情况下看重书面文字的历史学家都倾向于不相信约达尼斯作品的大部分内容。哥特人实实在在起源于公元后几个世纪的蛮族世界之内，远在罗马帝国边境以外，但约达尼斯的作品将这一起源起点放到了波罗的海地区。如果不加保留地全盘接受约达尼斯的观点，那么维斯瓦河下游流域及周边地区似乎与哥特族起源地一致。那么，考古记录告诉我们，那里在公元后前几个世纪发生了什么呢？

公元一千纪上半叶，被考古学家称作维尔巴克文化（Wielbark culture）的社会居住在波罗的海南岸，主要在维斯瓦河下游一带。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主要通过墓葬，这些既有火化墓，也有陪葬着陶器和首饰但没有工具和武器的骨架墓。34一个这样的墓地在波兰中北部的罗戈沃（Rogowo）。它与一个占地约6公顷（15英亩）的聚落有联系，包含151具火化遗体的墓和137个屈肢安放的骨架墓，许多墓里有青铜装饰品。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黍与其他陆生食物一起构成了食谱的组成部分。维尔巴克文化的社会处于琥珀之路的北端。琥珀之路上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一条古道，它延伸近1200米（4000英尺），穿过了维斯瓦河河口附近的圣树林（Święty Gaj）湿地。35从公元前1世纪末到公元3世纪初，橡木筑成的圣树林古道维持了三个多世纪。在此期间，为了适应日益繁忙的往来于琥珀丰富的东波罗的海沿岸的交通，它从约1.5米（5英尺）拓宽到4米（13英尺）。木料间的一块块琥珀原石清楚地指向这种商品的运输。如果这里有罗马商人的参与，那么维尔巴克社会应该对遥远帝国的物品和习俗有所了解。来自罗戈沃、圣树林和其他遗址的证据表明，维尔巴克文化是当地发展起来的，它的社会不是在其他地方完全成型后迁移来的。约公元2世纪末，也许一个世纪后还有一次，维尔巴克社会一些成员向东南迁徙，最终到达黑海以北的乌克兰。考古学家已经将切尔尼亚霍夫文化（Cherniakhov Culture）的陶器与维尔巴克的制陶传统联系起来。普热梅斯瓦夫·乌尔班奇克（Przemysław Urbańczyk）认为迁徏者是机会主义的社会精英及其支持者，而不是整个社会。36维尔巴克地区大部分居民显然留在家乡而不是去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因为他们的墓地继续使用了几个世纪。

那么，维尔巴克和切尔尼亚霍夫社会是从波罗的海向南迁徙，再转向西方，给罗马帝国带来巨大破坏的早期哥特人吗？历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迈克尔·库利科夫斯基（Michael Kulikowski）采取的立场似乎是，因为约达尼斯的叙述太可疑，所以对支持它的考古记录的任何解读都站不住脚。37沃特·戈法特（Walter Goffart）将《哥特史》看成一部近于小说的作品，它在公元6世纪的创作是为了服务于意识形态而不是将实际事件记录为历史事实。38彼得·希瑟在承认约达尼斯作品缺点的同时，似乎倾向于对有疑的地方不做判定，同时相信考古痕迹确实指向波罗的海沿岸。39

图52 波兰北部奥德里（Odry）立石圈围绕的墓地，年代为公元2世纪

最终，我们还是不知道哥特人到底从何而来，即使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迁徙采取的形式。当然，它似乎不符合传统的“货运列车”的描绘。相反，精英及其追随者逐渐增长的历经许多代的迁徙，导致当地民族被卷入一个哥特社会。最终，与其他进入历史的蛮族群体一样，哥特人成为部落政体结成的一个松散联盟。公元4世纪，他们现身罗马帝国边境之内时，考古记录里已经找不到他们的痕迹。这并不意外，因为正如我们多次见到的，罗马帝国边境四面漏风，被称为哥特人的民族早就采用了罗马的生活方式。虽然哥特人在许多情况下与罗马人作战，但罗马人也招募他们进入罗马军队。

公元376年，许多哥特人为躲避匈奴来到罗马帝国南部边境，获准进入帝国。一开始，东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Valens）欢迎他们，但形势很快变得紧张起来。公元378年，一支哥特人的军队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今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埃迪尔内（Edirne）］打败罗马军队，杀死了瓦伦斯。这被看成罗马军队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公元382年，脆弱的和平得以建立，但从那时起，哥特人就成为罗马世界一支无法控制的力量，总是有能力自己组织起来制造麻烦。这一点的最好例子是哥特辅助部队一个集团的领导人阿拉里克（Alaric）。他心怀不满，提出了要求，但他给东西罗马统治者提供的服务都没得到报酬。为了表示他的不满，他于公元410年8月带着军队进入意大利，洗劫了罗马。

到这一时期，罗马再也没有能力挑选强者和弱者，控制局势了，而哥特人既非它持续的朋友，也不是永远的敌人。公元5世纪，一些哥特人向西迁徙到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这时他们被称作西哥特人，而东哥特人则留在东南欧。甚至哥特人忠诚的对象也不相同。许多东哥特人为阿提拉（Attila）效力，而西哥特人与他为敌。一些人皈依了基督教，这一点进一步加深了他们间的分歧。天长日久，这一群体作为哥特人残余的任何身份认同逐渐消失，他们被同化到继罗马帝国崩溃而形成的社会里。

匈奴：明显的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协约国宣传将德国人称作“匈奴”（Hun）。这确实是一个特别挑选的描绘野蛮的词汇，因为蛮族世界的匈奴根本不是日耳曼人。他们代表了公元4、5世纪的真正入侵者，因为他们是亚洲内部的草原游牧民。发现于匈牙利的金属锅与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和蒙古平原间的阿尔泰高原（Altai plateau）石刻上的描绘一般无二。40他们不期而然地进入欧洲，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进一步扰乱了分布于罗马边境的蛮族社会，也让罗马帝国本身付出了巨大代价。

在中国遭到当时的汉朝抵抗后，匈奴挥师西进，于公元370年前后渡过伏尔加河（Volga），进入乌克兰。随后一个年代里，他们践踏或赶走了顿河（Don）与第聂伯河（Dnieper）之间的蛮族群体。到公元3世纪末，他们已经突入喀尔巴阡盆地，威胁着罗马的多瑙河沿岸行省，令中欧蛮族世界的南部地区为之震动。寻求避难的难民蜂拥越过帝国边境。到公元425年，匈奴已经将他们“游牧帝国”的中心移到匈牙利平原，将欧洲腹地变成了自家花园。

学者间对匈奴游牧帝国的特征颇有争议。喀尔巴阡盆地已知有约150处考古遗址里有独特的匈奴物品。对他们的主要历史描述出自普利斯库斯（Priscus）和我们那位公元6世纪的朋友约达尼斯。普利斯库斯是公元5世纪中叶希腊派到匈奴的使节。有一件事很清楚：匈奴生活方式的游牧特征对定居的罗马人及其蛮族邻居是完全陌生的。一些学者认为，欧洲匈奴放弃了游牧生活，定居下来，以向邻居勒索进贡为生。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匈奴继续干着流动掠夺的勾当，他们的骑射技艺吓坏了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与他们接触的民族。41

在阿提拉统治下，匈奴帝国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公元444 — 453年，阿提拉在多处木结构王宫而不是一个永久都城实施统治。公元445年，阿提拉发起突袭，翻过阿尔卑斯山，南下意大利，之后转回，于次年谋划并放弃了对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一场围攻。公元451年，阿提拉转向西方，打过莱茵河，进入高卢腹地。这场惊人的远征一直打到沙隆城外，才为一支由罗马人和西哥特人组成的大军所阻。一场血战随之而来。尽管罗马 — 西哥特联军的胜利远远说不上决定性的，但阿提拉撤到喀尔巴阡盆地，两年后死在那里。政治内斗和被征服民族的反叛结束了匈奴的统一。公元455年在潘诺尼亚的一场失败后，他们退回乌克兰及其以远的大草原。

匈奴对中欧的入侵富有启示意义，它表明了蛮族对衰落的罗马帝国的真正掠夺是什么样子。在我看来，大部分其他蛮族的迁徙呈现出更少的掠夺性和更多的寄生性：移民流被吸引到已经在罗马机构的同族人的聚集地而得到“内部工作”。有时候，这些集团组成军队来侵蚀罗马的统治，扩张自己的权力和占据更大地域。另外，匈奴高度组织化，协调统一，动机明确，但遇到匹敌的军队抵抗时倾向于不攻取和固守地域。他们填补了罗马帝国东西部分之间的喀尔巴阡盆地露出的地缘政治真空，而大部分蛮族的迁徙（在我看来）填补了罗马统治和军事控制地区内的区域真空。

然而，匈奴引发了那些逃离兵祸的人非经济原因的迁徙。这种迁徙本身将那些本来不愿迁徙的人赶出了家园。压力和动荡推动西哥特人于公元4世纪末向西移动，促使德国南部的群体到罗马边境内寻求避难。

撒克逊人的冒险

在英格兰东部，公元5世纪初，罗马统治的崩溃带来了大日耳曼尼亚的移民。吉尔达斯（Gildas）和比德（Bede）等编史者将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描绘为一场重大事件——“撒克逊人的到来”（Adventus Saxonum）。考古方面，这可以从公元5世纪中叶出现的日耳曼人的物品和独特的坟墓中看出来。42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到来是这一时期记录较详细的迁徙之一，但对它的性质，学术界依然有相当大的争议。编史者将它描绘成一场逐走当地人口的大规模入侵。学者们最近质疑了这一取代假说，认为作为当时总体混乱的一部分，规模较小的盎格鲁 — 撒克逊团体移民到英格兰，而当地罗马 — 不列颠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影响，或者当时的变化是本地形势发展的结果，外来影响可以忽略不计。43

英格兰东部拉克河畔的西斯托（West Stow）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 — 撒克逊聚落，在公元5世纪初到公元7世纪中叶有人定居。44西斯托的发掘揭开了极富欧洲大陆房屋特色的半埋的屋子。它们聚集在几座名为大厅的小木质建筑周围。在任一时期，西斯托的人口都由三到四个家庭组成。来自西斯托初期盎格鲁 — 撒克逊房屋的动物骨表明，除牛、绵羊和山羊外，对猪的利用出现了急剧上升，这也许是对高产肉食感兴趣的移民人口的一个信号。45随着时间流逝，对猪的利用比例又回落下来。然而，除了猪饲养的暂时性高峰外，西斯托的生计活动没有显示出对罗马 — 不列颠的显著影响。要么是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到来对当地社会影响甚微，要么是移民采用了当地的动物饲养系统。

图53 萨福克郡（Suffolk）西斯托一个重建的盎格鲁—撒克逊村庄，显示了半地下的房屋和木结构大厅

考古学家分析了牛津郡（Oxfordshire）伯林斯菲尔德（Berinsfield）一座早期盎格鲁 — 撒克逊墓地的19个人的锶同位素比值。46他们中大部分生于当地，吃当地土壤里种出的食物，喝当地的水。然而其中四人可能是在外地长大的。一个与一块罗马皮带配件同葬的男子的锶同位素比值与英格兰的发现不匹配，倒接近德国西南部的比值。另一个不属于当地的比值也许可以在德国内陆找到，但也可能来自英格兰东北部。还有两人的锶同位素比值并非来自当地，但在英格兰南部其他地区的数值范围内。伯林斯菲尔德的数据似乎与盎格鲁 — 撒克逊入侵者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替代不一致，它指向的要么是小规模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要么是当地人采用了盎格鲁 — 撒克逊的文化表达。

坟墓里的蜜蜂

从大日耳曼尼亚走出了法兰克人，他们的名字来自一种投掷的斧头——法兰西斯卡（francisca）——现在作为法国国家的名字保存下来。他们一开始吸引罗马的注意是在公元3世纪作为莱茵河和威悉河间的一个部落联盟。公元4世纪，他们跨过了罗马边境，带来了巨大破坏，后来才在比利时北部定居下来，采用了罗马的生活方式。在那之后，他们对罗马非常忠诚，与罗马人和西哥特人一起在公元451年打败了匈奴。

第一个走进历史的法兰克人是希尔德里克，他是法兰克人在公元5世纪第三个25年间的统治者。一开始，他是紧接着罗马统治衰落之后的几位法兰克国王之一。希尔德里克死于公元481年或公元482年，葬在比利时与法国边境比利时一侧的图尔奈。47他的坟墓于1653年被发现。坟墓的发掘虽然笨拙，但也揭示出一座显然旨在证明他的继承人克洛维权力的精美墓葬。一枚罗马样式的金制图章戒指上刻着的“CHILDERICI REGIS”指出尸体正是希尔德里克。至少30匹陪葬的马在附近被发现，表明了一种更具异域特征的丧葬习俗，与大草原上的斯基泰人（Scythian）坟墓遥相呼应。

希尔德里克墓里特别重要的是精心挑选的钱币。这些铸造年代纵贯五个世纪的钱币旨在证明王朝的合法性，它同时得到了罗马政权残余和竞争的蛮族国王的承认。48这批钱币于19世纪被盗，但幸运地在被盗前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其中包括89枚由一些声望卓著的皇帝铸造的金苏勒德斯。墓内其他黄金制品包括装饰在希尔德里克披风上的300只嵌着景泰蓝的小蜜蜂。拿破仑·波拿巴也想将自己包裹在古代国王的历史里，让人在他的加冕礼袍上装饰了金蜜蜂。

与希尔德里克一起涌现的法兰克王朝被称为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s）。尽管他们的故事在本书范围之外，法兰克人及其墨洛温统治者在后罗马时代的权力竞争中表明了日耳曼蛮族和高卢 — 罗马文化元素的汇聚。公元5世纪的法兰克墓葬，如诺曼底（Normandy）圣欧班德尚（Saint-Aubin-des-Champs）墓地的墓葬，内含的葬品包括陶瓷容器、玻璃容器和金属装饰品与武器49，反映出在他们统治下的大范围区域融合。近几个世纪以来，按数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解释，墨洛温王朝是法国民族认同的基础。

图54 希尔德里克外套上的黄金和玻璃制成的蜜蜂

桑比堡

铁路编组站的一些轨道终止于车档，另一些则继续延伸，加入干线。与此类似，蛮族世界也在许多地方结束了多次，在其他地方则继续走入历史。这些轨道中的一条在公元5世纪末终止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厄兰岛。在这里，一座环形堡垒（ringfort）坐落在距现在的海岸线42米（140英尺）处。公元480年前后的一个春日，一件非常恐怖的事在桑比堡发生了。50

桑比堡是公元一千纪上半叶厄兰岛上的近20座环形堡垒之一。这是一座椭圆形石头堡垒，椭圆长轴约92米（300英尺），地基约有4米（13英尺）宽。堡垒内是54座石头和草根土建筑，地上铺着卵石和石灰石，房子在中央，畜棚和仓库绕着围墙内侧排列。水由一口井提供。

2010年，考古学家注意到非法挖掘的证据，采取行动保护这个遗址。金属探测爱好者被叫来确定金属物品的位置，调查性发掘也在着手进行，结果令人惊讶。在一层薄薄的泥土下的遗骸中，至少10具骨架上有暴力致死的痕迹，并且毫无遮蔽地留在他们倒下的地方。最终，草根土的屋墙倒下，掩盖了他们的遗骸。一具骨架属于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脑壳上一块巨大的致命伤口只可能是在他跪着的时候砍的。吃剩的羊骨表明这场屠杀发生在春季。考古学家认为还有数十具骨架躺在这座环形的堡垒内部。

进攻者洗劫了这个地方，但他们忽略了就藏在不同的房子门道内五处隐藏的珠子和首饰。这些包括日耳曼风格的金银胸饰、钟、金戒指、琥珀珠和玻璃珠。一枚来自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Ⅲ，公元455年遇刺身亡）统治时期的金苏勒德斯与玻璃珠一样提供了还乡的雇佣兵的证据。

谁进攻了桑比堡？虽然这座环形堡垒位于海岸附近容易攻击的位置，考古学家还是认为袭击者是厄兰岛的同乡。随着财富在一些农庄积累，它们吸引了掠夺同乡岛民的抢劫团伙的注意。一天，警报拉响，附近农庄的居民来到桑比堡避难。预料到一些人无法幸免，他们藏起了贵重物品。大概是藏在预先看好的位置。这毫无作用，他们全部被杀死了。

不同于厄兰岛上在后几个世纪有人居住的其他环形堡垒，桑比堡从未再住过人。它也许一直是个禁区，一开始作为有人横死的地方，接着也许作为一个闹鬼或禁忌场所。在许多方面，桑比堡大屠杀总结了蛮族世界末期的许多情况：来自远方的财富引起了常以悲剧告终的社会压力。

图55 一副被屠杀的厄兰岛桑比堡居民的骸骨

公元500年及以后的蛮族世界

以公元500年为界结束本书，给蛮族世界的连续故事强加了一个人为终点，因此这节标题加进了“及以后”这几个字。欧洲温带地区的社会并没有停止前进，即使罗马帝国在西欧停止了运转，它的影响依然深远。蛮族开始自生自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文明特征。分隔罗马边境内外的民族和地区的人为分界消失了。正如罗马人到达之前那样，蛮族世界余下的民族与高卢和不列颠的民族完成了整合。

欧洲温带地区后罗马时期的突出特征是众多小王国的涌现。大部分小王国的领土野心有限，但王国给统治者及其追随者提供了获取财富地位的手段。铁器时代晚期的权力分化结构逐渐消失，让位于等级组织和王朝继承。一些王国随时间推移而崛起，控制了大片地区。这一时期，希尔德里克的儿子克洛维领导的法兰克人巩固了对高卢北部和邻近的日耳曼尼亚部分地区的控制。

在蛮族世界各地，我们看到了仪式活动的变化。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将贵重物品丢进沼泽和湿地的做法在公元500年前后结束。自那以后，这类物品主要出现在当地权贵住地和仪式建筑内，如古默和乌普恰的大厅。祭祀活动从野外场所向居住和商业中心地区转移，这预示了北欧各地公元一千纪下半叶的宗教变革。

自公元4世纪以来，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邻近的蛮族世界一些地区接受了它。公元5世纪初，以帕特里克（St Patrick，尽管他显然不是第一个）为代表的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到爱尔兰。到公元500年，基督教在爱尔兰牢牢地扎下了根。基督教向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和东欧的渗透还需要几个世纪，但已经在进行中。基督教为地位显赫的蛮族所接受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克洛维在公元496年的皈依。

公元5世纪，许多罗马城镇被废弃。朗迪尼亚姆（Londinium）似乎经历了人口大幅度减少，它的城墙被保存下来，罗马建筑的遗迹也许还能见到。而农村人口延续着世代传统，继续生活在农庄、小村庄和村镇。尽管乌普恰这类中心地区继续繁荣壮大，我们在公元一千纪中期的欧洲温带地区却没有看到大规模的人口集聚。虽然罗马产品和钱币的供应逐渐消失，但商品和奴隶的贸易继续推动整个欧洲温带地区的区域内联系。

下一个500年将看到城镇的复兴、沿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港口的涌现、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ies）在西欧的繁荣，以及基督教在东欧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传播。从公元8世纪起，欧洲温带地区的主导力量是一个名为维京人（Viking）的民族。西欧各地许多像都柏林（Dublin）这样的城镇的建立，以及对东欧的渗透和俄罗斯的建立都有他们的功劳。因为维京人不幸有个掳掠沿海聚落和洗劫修道院的习惯，所以他们经常被看成最后的蛮族，其实他们更持久的遗产是探险和商业这类和平活动。不过他们也不是横空出世的。与中世纪早期欧洲温带地区的其他社会一起，维京人也是数千年史前发展的产物。欧洲文明的根源既存在于希腊和罗马古典文明，也存在于蛮族世界。

[1]sestertium，古罗马货币单位。

[2]Solidus，罗马帝国后期发行的一种金币。

[3]Store Brunneby，原文拼写似有误，正确拼写应为：Stora Brunneby。

[4]Pliny。此处似指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或24）— 79］。

[5]Vandal，日耳曼一民族成员，公元前455年劫掠高卢、西班牙和罗马，公元4 —5世纪掠夺北非。

[6]Goth 一词还表示“哥特亚文化群成员”，这些人喜欢穿黑色衣服、化黑白妆，也喜欢哥特音乐。

第6章 蛮族永存

史前欧洲的蛮族让21世纪的人浮想联翩。然而这份迷恋并不新鲜，现代人评价史前史的方式多以早已出现的观点、引用和神话为依据。“蛮族”一词被随意拿来指代任何参与暴力和不文明行为的人。这一遗产来自希腊罗马对欧洲温带地区无文字居民的描绘，以及古典作者的作品在始于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人文研究中的崇高地位。蛮族人被看成堕落和文化落后的劣等人，长期被置于下等地位，直到他们为来自地中海的语言、文化和文明所启发。

在许多例子中，如魔幻文学作品、视频游戏和电影里，蛮族人的堕落以最可怕的形式被描绘出来。他们不仅行为恶毒，而且具有惊人的力量和难以置信的神秘洞察力。在这方面，对蛮族人柯南的描绘也许是其中最出名的。他是通俗小说作者罗伯特·E.霍华德（Robert E. Howard,1906 — 1936）在20世纪30年代为他的魔幻故事虚构的一个人物。他来自辛梅利亚，尽管在霍华德的想象中，他源自“前凯尔特人”，这个虚构的家乡名字还是让人想起希罗多德（Herodotus）给黑海东北部的野蛮部落贴的标签[1]。在霍华德最初的构想中，柯南会说多种语言，有极为深刻的观察力和无比的力量。霍华德创造了一个想象的蛮族世界，让柯南在其中冒险。可惜在后来的描绘中，为了维持老套的“蛮族”形象，柯南被描写成了一个头脑简单的暴徒。

一方面，蛮族世界的准确形象必须包括作为史前欧洲生活现实的无所不在的暴力。正如埋藏的奉献物和战利品献祭所显示的，蛮族生活中显然还有神秘和精神的一面。本地社会的区域内联系意味着一个领导人毫无疑问地能用几种方言交流。因此最初的柯南类型在某些方面并非信口开河。另一方面，柯南、施瓦辛格、奥地利口音、没有必要的血腥暴力和超自然角色之间近年来消除不了的联系给蛮族世界带来了刻板印象。考古学是一个公众想象与证据、理性解读对立的学术领域。虽然这一点也许在所有历史学科中都司空见惯，历史人物的缺乏给考古学额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历史人物的传记需要一手材料的支持。于是随着人们试图将奥茨冰人变成一个历史人物，我们看到了围绕他的各种理论和叙述的爆发。阿米尼乌斯有一桩与他一生相联系的事件，但人们依然以他为中心编织出一个巨大的神话。罗马衰亡后，更多蛮族离开史前时期，进入历史的世界，但他们已经不在本书的范围内。对大部分史前时期而言，历史人物的缺乏意味着各种故事都可以被想象出来，不管它们与证据是否相符（或缺乏证据）。柯南的吸引力在于虽然是虚构的，但不管多么不合理，他依然是个有名有姓、有起源、有故事的人物。

有用的历史

如果柯南是我们联系蛮族世界的唯一方式，那将非常可悲。所幸，史前蛮族有许多其他方式出现在现代世界的意识中。蛮族活在欧洲文化和社会中。从史前史到中世纪史再到现代史的连续性，意味着史前史与有文字历史间不存在新大陆（New World）那样的割裂。史前社会可以并入一份至少追溯到冰川期结束的叙事中，现代欧洲人及其后代可以将这份叙事看成他们自己历史的一部分。

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 1902 — 1998）曾指出美国人和欧洲人看待各自历史方面的区别。美国人将历史看成歌颂或缅怀有记录的事件和人物的文学应用，欧洲人则认为历史来源于民间传说、口头传统和神话。1二者都代表了对“有用的历史”的追寻，它帮助人们理解自己是谁，并且生成一份对现在的共同理解。对欧洲而言，蛮族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有用的历史的一部分。

这样一份有用的历史的构建不可避免地带有了简化和确定化。可惜考古记录是复杂、不连贯和互相冲突的。所有基于它的叙事，如这本书，都是选择性的。这就像一幅画与一张照片的区别。在前者情况下，画家选择表现什么，忽略什么，而照片则忠于眼睛所见，尽管在一个熟练的摄影师手里，照片也可以被操纵。将这个类比进一步深化，漫像是强调对象的某些特征来表明一个观点的画。将蛮族世界转变成公众想象中的一段有用的历史需要将它转变为一幅漫像。这不仅要简化一堆复杂的信息，还要夸大甚至歪曲一些关键方面来表明一个被现代受众认为有用的观点。在公众想象中，蛮族世界是多幅漫像的涂抹，这些漫像则来源于对考古记录的选择性引用。

蛮族生活的一些漫像是真正的漫画，这是现代人首次见识古代世界的一种常见方式。考古学家喜欢与他们研究的人有关的漫画。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本科生导师伯纳德·韦尔斯（Bernard Wailes,1934 — 2012）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不少这种漫画。可惜许多关于史前人的漫画把他们与时间错位达上亿年的恐龙画在一起。另一个常见主题是刚刚凿出一只石头轮子的穴居人。本书读者知道，最早的轮子是公元前四千纪用木头做的，因此石头轮子这种根本不可能有的东西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史前社会对材料的掌握。

虽然在新大陆不那么广为人知，但阿斯特克斯（Astérix）也许是蛮族中对欧洲漫画读者影响最持久的漫画人物。生活在法国西北部的阿斯特克斯和伙伴奥贝里克斯（Obelix）是与同乡村民一起抵抗罗马侵略者的高卢人。阿斯特克斯连环漫画于近60年前首先由勒内·戈西尼（René Goscinny,1926 — 1977）撰写，阿尔伯特·乌德佐（Albert Uderzo）插图。2虽然阿斯特克斯系列的幽默是典型高卢式的，但它还是被译成多国语言，在欧洲各地广为流传。对许多年轻人，尤其是法国的年轻人而言，阿斯特克斯是他们与蛮族世界的第一次接触。

然而，作为对蛮族世界生活的一份指南，我们不应过于看重阿斯特克斯漫画。2011年，巴黎科学城（Cité des Sciences）一场名为“高卢人”（Les Gaulois）的展览致力于指出阿斯特克斯漫画中描绘的铁器时代晚期生活画面的错误。它指出，高卢人不是好斗的森林居民，而是住在城镇和乡村的优雅复杂的社会，有老练的种植人和养殖人、熟练的金属工匠，以及地区间贸易网络的参与者。阿斯特克斯漫画里充满了时代错误。奥贝里克斯雕刻和竖起的巨石柱的真实年代是石器时代。不过像它们现在一样，在公元前1世纪，它们依然可见于地表。

与此同时，当考古学家看到他们钟爱的史前世界被描绘成这个样子，他们也需压下心里的不快。阿斯特克斯只是一部漫画，它的幽默是现代背景而非史前背景内的关注话题。在对“高卢人”展览的一次描述中3，有人引用里昂大学（University of Lyon）考古学家马蒂厄·普（Matthieu Poux）的话说，阿斯特克斯漫画是“当代社会的积极价值观和文物创造出的想象世界的某种合成”。这就是“有用的历史”的本质。

图56 在布列塔尼普勒默博杜（Pleumeur- Bodou）一个巨大的雷达天线罩阴影下，重建的高卢村（Village Gaulois）给了人们一个想象中的史前世界，阿斯特克斯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世界里

时间概念

公众对史前史的理解方面，最大的混乱来自时间。如果一个世纪在某人看来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理解一个千纪的难度将达到它的十倍。将这个时间尺度前推几个千纪，理解史前生活节奏的难度会呈指数增加。考古学家习惯了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上做研究，常常忘记了普通人很难理解它们。在许多人看来，石器时代似乎比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早不了多少。我称这一现象为“缩短了的历史”，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里被压缩成一个“古代”。

在将一个时代的象征归入另一个时代的标志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这种对历史的压缩。这一做法又为现代文化所采用。例如，雕琢在石器时代通道墓栋梁和侧石上的螺线装饰在现代艺术、设计和广告中被描述成“凯尔特”主题，尽管它们出现在任何民族可以被称作“凯尔特人”之前数个千纪。

图57 为爱尔兰移民建的费城（Philadelphia）现代公园展示了源自巨石和拉登艺术风格的主题，各个指向的年代相隔数千年

“反时间”（time-transgressive）——一个花哨的名字——借用的一个经典例子与巨石阵有关。我们在第1章看到了，巨石阵是石器时代遗迹。它与出自罗马人描述的名为德鲁伊特的祭司阶层其实没有直接联系。然而现代探求者不顾它们在史前史里相隔两千年的事实，缩短了史前史，将德鲁伊特和巨石阵归入单一的想象中的古代。对许多不具有考古学家那种敏锐的时间感和变化感的人，这种缩短考古记录年代的做法似乎是正常的。

这种一缩数千年的其他例子不那么广为人知，但在一个神话可以与一个遗址或遗迹相联系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身影。在爱尔兰西北部一座名叫诺克纳瑞尔的山上，根据爱尔兰传说中一个神秘的武士女王的名字，一座巨大的未发掘的公元前四千纪的石器时代通道墓被称为米夫女王墓（Queen Meave's Tomb）。即使米夫（Meave）曾经存在过，她也不可能葬在那座墓里，但历史的实物痕迹与更晚近的神话结合给了这个遗址一个复合身份。考古学家们自己将这座墓称作“米夫”，宁愿适应这个现代用法，而不是声称他们明白这座通道墓与一位凯尔特女王毫无关系。

媒体上的蛮族

考古发现一直是好故事的来源。《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经常报道1854年凯勒对瑞士湖上史前聚落的发现，而凯勒则确保这家报纸随时了解他的最新发现，以及他关于木桩屋形式的理论。20世纪30年代，比斯库平的发掘在波兰报纸上被描述成“波兰的庞贝”，波兰重要政客和教士对发掘地的访问被广为宣传。我有一个文件夹里装满了关于我和同事理夏德·格雷吉尔（Ryszard Grygiel）在波兰库亚维地区布热希奇（Brześć Kujawski）和奥斯万基（Osłonki）的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剪报。一名当地记者定期来采访我们，我们也确保为他留个好故事。

考古也是一个适合印刷精美的通俗杂志时代的好话题。《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正常刊登欧洲考古专题。许多文章配有艾伦·索雷尔（Alan Sorrell,1904 — 1974）绘制的插图。作为20世纪中叶可能是最好的考古插图作者，他亲临现场观察、描绘，将它们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4他的梅登堡鸟瞰图显示了这个堡垒系统的错综复杂。《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至今还在延续插图精美的考古学文章的传统，并且终于关注起蛮族世界，刊登了关于奥茨冰人、巨石阵和欧洲温带地区其他发现的文章。

因为考古学本身有视觉上的吸引力，电台的黄金时代对于推广它没多大作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的问世，考古学才找到一个激发公众兴趣的新媒体。1951年，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弗勒利希·雷尼（Froelich Rainey,1907 — 1992）开始主持一个名为《到底是什么？》（What in the World?）的节目。节目上，一个神秘的功能不明的考古或人种史物品被提交给一个从宾夕法尼亚州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里选出的专家小组。他们尝试搞清它是什么和它的文化背景。5该节目播了约15年，是我在费城成长期间与考古学的第一次接触。

《到底是什么？》的成功在国际考古界流传开来，催生了1952年在BBC首播的《动物、植物，还是矿物？》（Animal,Vegetable or Mineral?）。节目由剑桥大学考古学家格伦·丹尼尔（Glyn Daniel, 1914 — 1986）主持，但它将常客莫蒂默·惠勒爵士（Sir Mortimer Wheeler,1890 — 1976）捧成了明星，以致他被评为1954年的英国“年度电视人物”。6惠勒留有一副上翘的八字胡，有着军人的仪表和机敏的谈吐，是天生的电视明星。20世纪50年代，他继续出现在其他考古节目上。

经历了几十年的相对沉寂后，考古学似乎再次在电视上无处不在。国家地理和发现（Discovery）这类频道在节目安排上将考古专题置于突出位置。《时间团队》（Time Team）每集记录考古学家对一个遗址的发掘，在英国4频道（Channel 4）播了近20年。巨石阵的最新发现总是适合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奥茨冰人也时不时在关于他的死亡的新理论公布时现个身。大部分节目从专业考古学家的建议中获益，他们拥有方法上和解读上的标准，经常自己成为媒体人物。

图58 莫蒂默·惠勒爵士，《动物、植物，还是矿物？》节目明星

另一个正常制造新闻的考古事件是纽格兰奇墓的冬至庆祝活动。新德鲁伊特（neo-druid）窃取了巨石阵的夏至，与此不同，纽格兰奇墓的冬至纪念活动直接承认它的石器时代修建者将一种天文排列融入墓中。许多人聚集在它的赝品石灰石正面等待黎明。初升的太阳在早上8:58照进通道，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到其中体会这个效果。这些幸运者的确定采取了每年一次免费抽签的方式。7实际上，这个效果从12月18日到23日都可观察到，这六个上午的幸运者抽自逾2万名申请者。可惜在爱尔兰的冬季，太阳照进通道的可能性永远不能确定。即使不能走进去，像石器时代的人那样，在黑暗中等待一年里最漫长夜晚结束的感觉肯定也会非常强烈。

为国服务的蛮族

考古学在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它可以推动一份共同民族身份的建立，为领导人及其政策提供合法性。对此公众鲜有意识。考古学家通常很不满意这种对他们学问的窃取。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一些考古学家积极抵制，另一些则在国家的赞助下发展自己的事业，但大部分人则尽力忽视这一点，埋头做自己的研究和学问。然而大部分公众不知道的是，考古遗迹、遗址和发现经常被转变成一些象征，再为了适合一个政治意图受到操纵。直到近年，考古学家才开始反思，他们的学科是如何被用来给民族起源故事和领土要求提供合法性注解的。

1852 — 1870年在位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1808 —1873）是第一个认识到考古学潜力的国家领导人。他寻求建立一个与高卢人和罗马人都有联系的民族身份。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抵抗外国侵略者的高卢人似乎是天然的英雄候选人，但历史上的法国从罗马人那里得到了它的语言、文化和制度，因此罗马人最终也成了好人。这不是简单的“我们对他们”或一场面对压迫者的壮烈失败。因此拿破仑三世选了三座恺撒提到的城镇，将它们变成象征性的焦点。8这三座城镇—阿莱西亚、比布拉克特和日尔戈维亚（Gergovia）—全部与维钦托利和他公元前52年与恺撒的战争有关。在比布拉克特，维钦托利被选中领导几个部落的联盟；在日尔戈维亚，他打了胜仗；在阿莱西亚，他被恺撒打败。

阿莱西亚被选为获得最集中投资的遗址。拿破仑三世委托了发掘工作，给予了慷慨的财政支持。1865年，艾梅·米勒（Aimé Millet）制作的6.7米（22英尺）高的维钦托利雕像被竖在著名建筑师维欧勒-勒-杜克（Viollet-le-Duc）设计的精巧底座上。维钦托利被拔高到爱国者的地位，华丽的献词将拿破仑三世与他相提并论。与此同时，作为文明战胜野蛮的恺撒的征服也被援用于支持法国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对过去的物质证明与该证明在阿莱西亚的永久化合并了两个信息：作为抵抗者的高卢人和作为文明者的罗马人，二者的结合构成了法国的民族身份。

日尔戈维亚和比布拉克特的发掘也得到了拿破仑三世资助，但它们向圣地的转化要来得晚些。法兰西第二帝国（Second Empire）在1870年俄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中的突然结束打破了这项计划。这些遗址在国家集体记忆中的角色从高卢抵抗者和罗马文明人间的复杂关系转变为单纯地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个侵略者就是德国人。在日尔戈维亚，维钦托利的纪念碑直到1900年才竖立起来，到那时，唯一的集体记忆是失败和报复的欲望。生怕有人不理解这一信息，同样抵抗外国占领者的圣女贞德（ Joan of Arc）雕像被加到阿莱西亚的维钦托利雕像旁。

在拿破仑三世制造一个民族起源神话的尝试中，维钦托利被提升到民族英雄的高度，约在同一时期，类似过程也在德国发生。正如罗马人是法国叙事的中心，他们也在德国叙事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区别在于，在法国，罗马人最终取得胜利，用他们的文明照亮了失败但高贵的高卢人；在德国，罗马人遭到惨败，扩张被阻止。这一叙事的中心是阿米尼乌斯在条顿堡林山全歼瓦卢斯及其军团。在这份叙事中，罗马人是绝对的坏人，日耳曼人则获得胜利。

图59 法国勃艮第地区奥克苏瓦山（Mont Auxois），艾梅·米勒制作的维钦托利纪念雕像

图60 条顿堡林山的阿米尼乌斯（赫尔曼）纪念雕像

19世纪，阿米尼乌斯一名被改为赫尔曼（Hermann），这一误译有时被归于（尽管这一点尚有争议）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9世纪的德国邦国林立，如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当时的民族主义者将赫尔曼当成共同祖先的代表。9毕竟，阿米尼乌斯（赫尔曼）组织了一个打败罗马人的联盟。而且，法国人关于其罗马起源的说法也对此推波助澜，因为它让德国人得以在自己和拿破仑的法国间划一条界限，后者无疑也会像瓦卢斯一样注定要失败。

这个复杂的联系网络带来了一个问题。蛮族世界在多少世纪后被用于构造一个对推动民族（主义）目标有用的历史。那个问题并非一以贯之，但它提供了上述利用的一些早期例子。暂时而言，这些目标是象征性的，与对世界的控制无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这样的计划提供了另一个推动力，并且像它的许多未曾预料的后果一样，开启了历史利用的下一个篇章。在这一章，对蛮族世界的考古被加上了为历史主张背书的目标。这一时期的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辛纳（1858 — 1931）成为突出人物。今天，绝对没人将科辛纳看成好人，但在他的时代，他在考古上的一般方法与同代人没有多大区别。10他将具有独特类型和风格的特色文物看成一个特定区域内的集体归属的标记。科辛纳的研究集中于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边境地区，时间上主要为公元一千纪。某些文物被识别成日耳曼人的，另一些则是斯拉夫人的标志。贸易和其他形式的联系则不予考虑。今天，我们不会如此简单地画等号，但在20世纪头几十年，这是考古思想的主流。

科辛纳的错误之处在于，他坚决主张延续到信史时代的文化群体间有明确而且无法逾越的边界。科辛纳的观点正好为民族主义者所用。那些人的原则是，一旦一个地区曾为日耳曼人定居，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就永远可以主张对该地区的权利。他们根据这个原则寻求对东方土地主张的证明。科辛纳赞同这样的想法，尤其赞同公开表达民族主义观点的通俗作品。他的观点是维斯瓦河流域在20世纪应该属于德国，他对该地区遗址上的古代日耳曼文物的识别支持这个观点。而且，他认为古代和现代日耳曼人在文化上优于生活在他们西方和东方的民族。

科辛纳死于1931年，两年之内，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在柏林掌权，开始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紧密的考古学家和一个国家政府联系的时期，以推行一个官方的历史观，为之提供佐证。11参与的考古学家五花八门，有科辛纳的门生，有看到新秩序下的职业机会的其他人。总体而言，纳粹政权开展了两场独立的考古行动，一场由纳粹党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 1900 — 1946）主持，另一场则在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 — 1945）领导的机构内进行。两者共有同一个目标：证实源自史前的日耳曼民族种族身份的神话故事，及最终证实日耳曼在征服土地上的先前存在。

罗森堡部门的主要历史学家汉斯·赖纳特（Hans Reinerth, 1900 — 1990）是科辛纳在柏林的继承人，是第2章提到的青铜时代瓦瑟堡布豪湖畔聚落的发掘者。他获得了德国史前史帝国代表（Reich Deputy for German Prehistory）称号，总管德国史前史联盟（Confederation for German Prehistory）。这个联盟推动支持德国种族理论和爱国狂热的考古研究。罗森堡有自己关于史前史的思想，包括日耳曼民族源自一座消失的大西洋岛屿——一个北欧 — 雅利安的亚特兰蒂斯（Nordic-Aryan Atlantis）——的理论。

1936年，作为对日耳曼遗产迷恋的一部分，不甘落后的希姆莱将一个考古研究组收入他的党卫军机构。这个更大的团体成了党卫军祖先遗产组织的一个部门。这个包括许多不同历史学科的综合组织旨在创造一个关于德国历史的构想。党卫军祖先遗产组织的活动不仅仅限于中欧德国腹地。除国内研究外，希姆莱还发起考察，在近东（Near East）和西藏寻找雅利安先驱的证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场对玻利维亚的考察被取消。如果这听上去很熟悉，那是因为党卫军遗产组织的海外活动是电影《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1981）和《夺宝奇兵3》（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1989）里的纳粹人物的灵感来源。

德军占领欧洲其他部分时，党卫军祖先遗产组织的考古学家进入德占区。1940 — 1942年，一个党卫军遗产组织团队在比斯库平发掘，将它重新命名为乌尔施塔特（Urstadt）。1940年，法国沦陷后，罗森堡一伙很快来到法国研究卡纳克（Carnac）的史前巨石柱，作为在布立吞人口中制造分离主义情绪的一次流产阴谋的一部分，看它们能否建立一份雅利安联系。党卫军遗产组织对罗森堡的组织抢先赶到那里很不满意，但在次年，它将注意力转向克里米亚半岛（Crimea）和高加索地区（Caucasus）。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纳粹考古学家被逐出考古学科，或者被贬到地方任职，如赖纳特就成了下乌尔丁根（Unteruhldingen）木桩建筑博物馆的馆长。其他人，如在1940年成为党卫军祖先遗产组织考古部门头子的赫伯特·扬孔（Herbert Jankuhn, 1905 — 1990），通过了一次敷衍了事的去纳粹化程序后，继续其重要考古学家的学术生涯。12

与此同时，在日尔戈维亚，这个成为纪念地的遗址被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1856 — 1951）元帅用于合法化他的维希（Vichy）政权。1942年，贝当为了唤起对英雄维钦托利的记忆和将高卢与他本人联系起来，围绕1900年竖立的纪念碑组织了一场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参加的纪念仪式。阿莱西亚有太多的反日耳曼历史背景，对维希政权的主人来说不太合适，因此日尔戈维亚是一个更可取的选择。没人特别在意这个将英雄的维钦托利与屈从的贝当联系起来的尝试。1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考古学家更加意识到他们的学术领域被用于政治操纵的潜力。许多同事为了换取专业研究的许可而乐于从事这类活动的做法警醒了他们。而且，这一学科也远离了科辛纳采用的追踪史前史晚期民族边界存在的方法。然而，这个领域一直都有政客的存在。如20世纪80年代，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 — 1996）让人在比布拉克特竖起一座纪念碑，10年后又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博物馆，试图将维钦托利的故事与一个泛欧洲的“凯尔特”身份联系起来。14虽然最终没能实现，但他甚至表达了葬在那里的愿望。

文物管理

今天，蛮族世界的考古记录属于一个“文物管理”活动的领域。虽然还在历史物质遗迹管理工作的框架内，在某种意义上，文物管理将国家遗产引向更有益的轨道上。考古学家的参与对文物管理不可或缺。现在，它构成了许多国际考古大会程序的主要部分。国家遗产管理计划促成了许多受到发展威胁的遗址的发掘和保护，以及对非法文物贸易的禁止。

每个欧洲国家都有一个政府机构负责监督文物管理方面的考古工作。其中一些本身就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如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Riksantikvarieämbetet）的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除法律人员外，这些政府机构通常还有来自考古学、建筑学、博物馆、规划、旅游和工程方面的代表。在苏格兰，为了反映一个更为整体的文物管理观，前称苏格兰历史局（Historic Scotland）的机构于2015年改名为苏格兰历史环境局（Historic Environment Scotland）。

许多欧盟成员国的领土在蛮族世界之内。欧盟有一系列保护文物同时制止国际文物贸易的立法。虽然许多这类贸易来自地中海和近东，蛮族世界的文物也受到收藏家追捧。他们不知道自己对这些物品的追求促成了对遗址的盗窃和毁坏。让我向读者呼吁，切勿从任何人手里购买文物。考古记录是我们从过去继承的遗产，应该让所有人都能在博物馆和通过它的专业研究感受到它。

在欧洲各地，尤其是在爱尔兰和波兰这类直到近年才有大规模道路和管线投资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拯救考古学的爆发。拯救考古学自建立以来一直在开展，但经常与当地的建设有联系。现在，公路和管线正在乡间撕开长长的口子，并且经常切过考古遗址丰富的地区。我自己在波兰的研究中，A-1公路的建设带来了与早期农民及史前时期晚期有关的大量新数据。这类研究的花费通常写入建设合同中，从而有了“开发商付费的考古”一词的使用。除大学和博物馆这类研究机构外，考古学家还建立了私营考古公司来投标拯救项目。

请不要自己扛上一把锹去尝试探索蛮族世界。独立发掘在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是非法的。考古调查的许可由有权机关签发给负责任的组织。如果你想亲手触摸地里的文物，你该找一个接受志愿者的考古项目。本书读者将会明白，古代物品只有在其发现背景得到记录的情况下才能提供有益信息。以19世纪文物收藏人的方式挖掘会破坏重要的考古证据。

然而，媒体几乎每个月都会报道非考古学家对蛮族宝藏的新发现。许多是建设期间的偶然发现的结果，这种事通常会导致工程停工到考古学家可以调查为止。对物品和遗址的偶然发现可以追溯到考古学开创之初，我们也屡次看到重要发现是如何以这种方式做出的。经常，像多佛尔船的例子那样，重要发现可以在现场研究后迅速转移保存。其他时候，它们会引发数年的调查。

本书数处提到使用金属探测器的爱好者对遗址的发现。这似乎与上面关于独立发掘一般为非法的说法相矛盾。各国关于使用金属探测器的法律大不相同。在许多国家，如卢森堡，未经许可的探测是非法的。在其他地方，法律有点模糊。它们特别禁止出于考古发现或在已知考古遗址上的非法探测，但寻找现代钱币和首饰被认为可以接受。问题在于，金属探测爱好者区别不了一枚1990年的硬币和一块青铜项环。这一法律灰色地带意味着金属探测在欧洲许多地区是一个很普遍的爱好。

在美国，金属探测器使用者受到专业考古学家谴责。与此不同，在一些欧洲国家，考古社会和金属探测爱好者间建立了一种积极有效的关系。前面章节将瑞典的乌普恰这类遗址描述成这种关系带来良好结果的地方。在英国，人们认识到，除了通过金属探测外，文物也可能在园艺或散步这类活动期间被发现。1997年的《可移动文物计划》（Portable Antiquities Scheme）提供了园艺工（和金属探测器使用者）将发现提请当局注意及让它们得到记录的一条途径。15它将“珍宝”定义为300年以上的任意部分为金或银的物品（不包括孤立的未经修改的钱币），发现者可获得奖励。考古学家无权得奖。

造访蛮族

与蛮族世界联系的最直接方式是通过他们制作的物品、他们居住和埋葬逝者的遗址，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那些人自身的遗骸。欧洲有许多考古博物馆和保存及复原的遗址。一份全面的关于蛮族世界的博物馆和遗址的手册超出了本书范围，但它们列在每一本旅行指南中。详细的国家地图，尤其是不列颠群岛的英国地形测量局（Ordnance Survey）地图，经常会显示遗址位置。考古遗址和博物馆是重要旅游景点，为了促进餐饮住宿等旅游服务的增长，史前聚落的重建得到地方政府的推动。

图61 霍伊讷堡还原的铁器时代建筑，泥砖墙在背后。注意右侧两所房子间的四柱谷仓

考虑到这些国家为他们的考古遗产感到自豪，难怪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大量展示发掘自本国聚落、墓葬和沼泽的史前文物。你可以从大的国家博物馆开始，如爱尔兰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丹麦国家博物馆、法国国家考古博物馆（Musée d＇Archéologie Nationale）和荷兰国立古物博物馆（State Museum of Antiquities），但欧洲温带地区的每座大城镇都会有一所考古博物馆。考古展览经常与自然史展览结合，如汉诺威（Hannover）的下萨克森州立博物馆（Lower Saxony Landesmuseum）或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在其他地方，博物馆专门用于展示地方性考古发现，如波兰克拉科夫考古博物馆（Museum of Archaeology in Kraków），或当地的考古发现，如奥地利哈尔施塔特的哈尔施塔特博物馆（Museum Hallstatt）。

在乡下，许多考古遗址和露天博物馆对游客开放。一些遗址无人看守，如爱尔兰的拉夫克鲁，游客可以在通道墓间自由走动。山上要塞和古城镇通常开放供人在其间散步，而一些船阵就在路边，如瑞典的阿农德石墓（Anundshög）。其他遗址，如巨石阵等，以更详细的解说导游为游客提供多方面体验，但通常需购买门票。

一些情况下，史前建筑的复制品会建在古遗址上方，如在波兰的比斯库平和德国的霍伊讷堡。现在，这个做法遭到文物管理界反对，因为它有可能损害原始遗迹。其他地方，考古遗迹在原址旁甚至完全不同的地方被还原。这些经常是以“实验考古学”（experimental archaeology）的名义进行的。实验考古学是通过还原古代物品或建筑来看看它们需要多大工程、是否成立及耐久情况。还原的古代村庄的著名例子是英国的巴斯特古农场（Butser Farm）和丹麦的莱尔（Lejre）史前村落。扮演者经常住进这些遗址，尝试像蛮族一样生活。比斯库平每年都举办考古节（Archaeological Festival），游客可以体验古代食物，观看蛮族活动的展示。

最后，与蛮族世界的直接联系可以通过与居住在那个世界的一个人待上一会儿来获得。图伦男子安息在日德兰半岛中部锡尔克堡博物馆（Silkeborg Museum）的展示橱窗里，格劳巴勒男子则在附近的奥胡斯。林多男子的尸体可以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而都柏林的爱尔兰国家博物馆则保存着古克洛根人和克洛尼卡万人的遗骸。青铜时代橡木棺墓葬的墓主可以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博物馆看到。也许最著名的史前人尸体是奥茨冰人，他现在在意大利博尔扎诺的南蒂罗尔考古博物馆（South Tyrol Museum of Archaeology）。与奥茨冰人一起发现于充满冰部分融化的溪谷的物品，在那里得到很好的展示，漫步通过这些展览后，游客从奥茨冰人安息的一个空调隔间旁鱼贯走过。透过一个小窗户可以看到他扭曲干化成木乃伊的尸体，他空洞的双眼阴森可怖地瞪着参观者。虽然感觉有点像守灵，但参观奥茨冰人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在21世纪感觉到与公元前四千纪那个最著名代表的联系。

也许，参观者还想尝试一件奥茨冰人周边产品。那里有用古代谷物制作的奥茨面包。奥茨比萨饼定期出现在阿尔卑斯山的比萨店里。你可以购买蒂罗尔（Tyrol）的奥地利艺人DJ·奥茨［DJ Ötzi，格哈德·弗里德尔（Gerhard Fridle）的艺名］的唱片。也许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产品，是那个有冰人形象的奥茨“冰火酒”（ice and fire liqueur）。它的制造商蒂罗尔植物酿酒公司（Tyrol Herbal Distillery）说它是“从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的钢丝绳行走！一种有‘冰块’的神秘果味烈酒——美味而刺激，让人的感觉为之一振”。你可以直饮、加冰或调成鸡尾酒。因为奥茨烈酒的标准酒精度是100（50%酒精），它可以点燃，制造出戏剧性效果。

图62 奥茨“冰火酒”是奥茨冰人激发起现代想象的一个例子

今天的蛮族世界

2014年9月5日，参加完北约峰会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绕道参观巨石阵。《今日美国》（USA Today）报道，说他这样说道：“这太酷了。真壮观。这是个特别的地方。”16虽然以前没表现出对史前欧洲的喜好，但奥巴马对一个标志性史前遗迹的访问说明了蛮族世界在公众想象中的地位。研究这些社会的人面临的挑战，是将他们置于从考古学和文字材料中了解的各自背景中，从而让我们理解他们对人类故事的巨大贡献。

考古证据的数量和复杂性不断增加。永远记住，它只代表对过去生活的管窥蠡测，是一只缺了很多拼块而且没有图样的七巧板。在信史中，除了在解读方面及与新发现资源的关系方面，一个几世纪前发现的原始资源不会改变。与此不同，随着新文物被人用更好的方法发现，一项背景不确定的考古发现的重要性会降低。新的分析方法可以处理旧发现，赋予它们新的生命。一个世纪前，谁能预见艾特韦那具棺材里的女孩现在能够向我们讲述她的迁徙和营养故事？

新的考古发现在蛮族世界层出不穷。在大学、博物馆和政府机构传播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帮助下，最轰动的新发现登上了媒体。本书重点介绍了其中一部分，包括最近在巨石阵、马斯特农场、拉沃和桑比堡的发现。其他野外和实验室发现没那么意外或不同寻常，够不上媒体报道的程度，但它们也提供了一点点蛮族世界的生活图景，最终给那只七巧板增加了一两个额外的拼块。

斯堪的纳维亚山区融化的雪和冰盖揭开了成百上千处史前物品的面纱。这些物品是猎人和陷阱布设人留下的。他们来追逐聚集在这些冰盖上的猎物，尤其是在夏季。2011年，考古学家在挪威南部伦德布林（Lendbreen）一处冰盖边缘发现一块被折起的织物。17展开后，发现它原来是一件短上衣。放射碳年代测定揭示，它制作于公元230 — 390年。它的羊毛经过精心挑选，不仅有粗糙的长纤维，还有柔软的细纤维。它们被熟练地织成特别适合高海拔寒冷天气穿着的菱形斜纹料子——古代版北面牌（North Face）外套。菱形斜纹也发现于伊勒普Å河谷埋藏的这类水下武器埋藏物里，在保存下来的罗马世界织品中也经常能见到。穿着发现于伦德布林的短上衣的人会不会是一个武士，也许是一个从罗马军队退伍的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山地猎人？

伦德布林短上衣也许看上去不那么惊人。然而，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发现里可以提取大量信息，有助于连起更多构成我们对蛮族世界了解的点。在欧洲温带地区的田野和沼泽下，在它的山凹特别是它的海滨，更多的物品有待我们去发现。不是所有的铁器时代奢华墓葬都已经出土，也不是最后一处武器埋藏地已经得到发掘。甚至有时候，新的巨石墓会随着泥炭和草皮被揭开而露出来。在实验室，分析化学和古遗传学新技术将带来全新见解。

考古记录将变得日益复杂，对它们的解读无疑也会改变。人们将发现另外的方式来将蛮族世界融入一个对现代社会有用的历史，一些出于好意，可惜还有一些出于邪恶目的。蛮族依然活在现代世界，不光在博物馆，也在所有居住于或游览在他们古老土地上的所有人的想象中。

图63 发现于挪威伦德布林冰盖中的约公元300年的短上衣

[1]希罗多德称该部落为辛梅利亚人（Cimmerian）。

注释

简介

1 虽然“BC”和“AD”明显源自基督教信仰，考古学家一般还是继续将它们用作年代标记。现在许多作者用“BCE”表示“基督纪元前”,“CE”表示“基督纪元”，甚至用“公元”（对谁公用？）来尽力做到宗教中立。本书使用传统的“BC”和“AD”主要是为了与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文献保持一致。本书选择公元500年为截止日期没有特别理由。它大致对应罗马帝国在西方的覆灭。

2 让我解释下。这里指的是梅尔·布鲁克斯的电影和音乐剧《制片人》（The Producers,1968年和2001年）里的戏（名为《希特勒的春天》）。阿米尼乌斯是公元9年在条顿堡林山打败罗马人的日耳曼人首脑。

3 有时这段话被引成“历史将对我有利，因为我将书写它”，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丘吉尔确实那样说过。上述轶事出自：Clifton Fadiman,The Little, Brown Book of Anecdotes（Boston,ma,1985）,p.122。

4 Peter Rowley-Conwy 在 From Genesis to Prehistory: The Archaeological Three Age System and its Contested Reception in Denmark, Britain, and Ireland （Oxford, 2007） 一书中很好地描述了三时代划分体系的起源和影响。

5 Grahame Clark,Prehistoric Europe:The Economic Basis（London,1952）,pp. 10–11.

6 首次用“显眼”形容考古记录突出地区的做法见于：Gordon Barclay, ‘Introduction:A Regional Agenda?',in Defining a Regional Neolithic:The Evidence from Britain and Ireland,ed.Kenneth Brophy and Gordon Barclay（Oxford,2009）,p. 4。我将这一概念扩大用于欧洲其余地区及史前史晚期的其他时期。

第1章 猎人、渔夫、农民和金属工匠

1 通过分析发现的埃姆斯伯里弓箭手、他的“同伴”和博斯库姆弓箭手群的故事见：Andrew P.Fitzpatrick,The Amesbury Archer and the Boscombe Bowmen: Bell Beaker Burials on Boscombe Down, Amesbury, Wiltshire （Salisbury, 2011）。

2 分析化学应用的新方法给考古学家带来了重要的认识手段，我们将在本书中多次看到这一点。同位素是依核内中子数不同而异的同一元素的不同形式。氧同位素根据气候类型和湿度的变化而变化。锶同位素比值在不同年代和结构的岩石中各不相同。从这些岩石中形成的土壤、流过这些土壤的水、吸收那些水的植物，以及最终摄入那些植物的动物和人以同样的比率吸引了锶同位素。

3 考古学家将本章讨论的时期称作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和新石器时代（Neolithic）。中石器时代指向现代环境条件建立后生活在欧洲温带地区的狩猎—采集部落，新石器时代包含利用驯化植物和动物的定居部落。为了避免过度使用术语，这里没有用这些词汇。

4 Søren H.Andersen,Tybrind Vig:Submerged Mesolithic Settlements in Denmark（Aarhus,2014）,pp.169–85.

5 Lars Larsson, ‘The Skateholm Project: Late Mesolithic Coastal Settlement in Southern Sweden',in Case Studies in European Prehistory,ed.Peter Bogucki（Boca Raton,fi,1993）,pp.31–62.

6 在驯化中，选择培育具有可取特征的植物和动物，吃掉剩余的动植物。

7 农业在欧洲传播的概况见：Peter Bogucki, ‘The Spread of Early Farming in Europe',American Scientist,84（May–June 1996）,pp.242–53，尽管一些细节在过去20年来发生了改变；更近的学术论述见：Peter Bogucki,‘Hunters, Fishers and Farmers of Northern Europe, 9000–3000 bce', in Colin and Paul Bahn,eds,The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vol.iii（Cambridge, 2014）, pp. 1835–59。

8 Peter Bogucki,‘The Largest Buildings in the World 7,000 Years Ago',Archaeology,xlviii/6（1995）,pp.57–9.

9 Christian Meyer et al., ‘The Massacre Mass Grave of SchöneckKilianstädten Reveals New Insights into Collective Violence in Early Neolithic Central Europ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cxii/36（2015）,pp. 11217–22.

10 瑞士湖上史前木桩的发现和早期解读的故事见：Francesco Menotti,We tland Archaeology and Beyond: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2012）,pp.3–9。

11 Jörg Schibler, Stephanie Jacomet and Alice Choyke, ‘Arbon-Bleiche 3', in Ancient Europe, 8000 bc–ad 1000: An Encyclopedia of the Barbarian World, vol. i, ed. Peter Bogucki and Pam J. Crabtree （New York, 2004）, pp. 395–7.

12 Wolfram Schier,‘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Neolithic Europe,ed.Chris Fowler,Jan Harding and Daniela Hofmann（Oxford, 2015）, pp. 108–11.

13 一本最近的论述史前欧洲铜矿开采的权威著作见：William O'Brien, Prehistoric Copper Mining in Europe,5500–500 bc（Oxford,2014）。

14 关于冰人的信息每年都有更新。对他的出世和第一代分析的一份浅显易懂的描述见：Brenda Fowler,Iceman:Uncover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Prehistoric Man Found in an Alpine Glacier（New York,2000）。最近的研究集中在冰人的基因组和他携带的各种病原体上。这样的例子可见：Frank Maixner et al.,‘The 5300-year-old Helicobacter pylori Genome of the Iceman',Science,cccli/6269（2016）,pp.162–5 和 V.Coia et al.,‘Whole 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ing in Alpine Populations and the Genetic Histo ry of the Neolithic Tyrolean Iceman',Scienti☾c Reports,VI,18932;DOI:10.1038/srep18932 （2016）。

15 你可以在博尔扎诺的南蒂罗尔考古博物馆看到奥茨。博物馆的网页详细展示了他的设备和衣物：www.iceman.it。

16 不过他的胃黏膜保存很差，使得这一点无法完全确定。见：Maixner et al.,‘The 5300-year old Helicobacter pylori Genome of the Iceman',p.164。

17 7 Klaus Oeggl et al.,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ast Itinerary of Ötzi, the Neolithic Iceman, by Pollen Analyses from Sequentially Sampled Gut Extracts',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xxvi/7（2007）,pp.853–61.

18 Patrizia Pernter et al., ‘Radiologic Proof for the Iceman's Cause of Death （ca. 5300 bp）',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xxxiv/11（2007）, pp. 1784–86.

19 一份对蛮族世界巨石遗迹的权威综述见：Magdalena S.Midgley,The Megaliths of Northern Europe（London,2008）；另见众多其他概述，如：Chris Scarre, Exploring Prehistoric Europe （New York, 1998）。

20 虽然博因河谷墓群是这些里面最著名的，我却觉得拉夫克鲁是考古方面最有趣的，而卡罗莫尔则是最近几十年来研究得最透彻的。可惜卡罗基尔的许多坟墓在一个多世纪前被人以很不恰当的方法挖开了。

21 一份很好的概述见：Geraldine Stout,Newgrange and the Bend of the Boyne（Cork, 2002）；另见：Geraldine Stout and Matthew Stout,Newgrange（Cork,2008）。

22 对纽格兰奇墓重建的一份批判性评价见：Gabriel Cooney, ‘Newgrange: A View from the Platform',Antiquity,lxxx/309（2006）,pp.697–708。

23 The Heritage Council （Ireland）, ‘Significant Unpublishe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1930–1997, Section 5, Megalithic Tombs/Neolithic Burial Practices', http://heritagecouncil.ie，浏览于2016年7月2日。

24 当然包括：National Lampoon's European Vacation（dir.Amy Heckerling, 1985），及：This Is Spinal Tap（dir.Rob Reiner,1984）。

25 2015年对杜灵顿垣墙一个“超级巨石阵”的发现是巨石阵故事的最新篇章。见Elizabeth Palermo, ‘Super-henge Revealed: A New English Mystery is Uncovered', www.livescience.com,2015年9月8日的若干报道之一。

26 Mike Parker Pearson et al.,‘Stonehenge',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uropean Bronze Age, ed. Harry Fokkens and Anthony Harding（Oxford, 2013）, p. 160.

27 “henge”镇一词在当前考古学上有一个特定含义，指一片堤岸在壕沟之外的圈占地，因此早期阶段的巨石阵严格来说不是“henge”，但获准进入那个类别。

28 Parker Pearson, ‘Stonehenge', p. 165.

29 Maria Dasi Espuig, ‘Stonehenge Secrets Revealed by Underground Map', www.bbc.com/news,2014年9月10日。

30 Oliver E. Craig et al., ‘Feeding Stonehenge: Cuisine and Consumption at the Late Neolithic Site of Durrington Walls',Antiquity,lxxxix/347（2015）,pp. 1096–1109.

31 对文斯·加夫尼的解读的讨论见：Ed Caesar in ‘What Lies Beneath Stonehenge?' www.smithsonianmag.com,2014年9月。

32 Gerald S.Hawkins,Stonehenge Decoded（Garden City,ny,1965）.

33 Clive L.N.Ruggles,‘Stonehenge and its Landscape',in Handbook of Archaeoastronomy and Ethnoastronomy,ed.Clive L.N.Ruggles（New York, 2015）, pp. 1223–38.

第2章 联系、仪式和象征

1 William O'Brien,Prehistoric Copper Mining in Europe,5500–500 bc（Oxford, 2014）, pp. 105–7.

2 Stephen Shennan, ‘Cost, Bene☼t and Valu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Early European Copper Production',Antiquity,lxxiii/280（1999）,pp.356–7.

3 见：www.nationalbanken.dk/en/banknotes_and_coins，访问于2016年9月15日。

4 Emília Pásztor,‘Nebra Disk',in Handbook of Archaeoa-stronomy and Ethnoastronomy,ed.Clive L.N.Ruggles（New York,2015）,pp.1349–56.

5 Anthony F. Harding, European Societies in the Bronze Age（Cambridge，2000）, pp. 45–8.

6 Peter S. Wells, ‘Investigating the Origins of Temperate Europ＇es First Towns:Excavations at Hascherkeller, 1978–1981', in Case Studies in European Prehistory,ed.Peter Bogucki（Boca Raton,fi,1993）,pp.181–203.

7 Jason Urbanus,‘Fire in the Fens',Archaeology,lxx/1,pp.34–9.

8 Robert Van de Noort, ‘Seafaring and Riverine Navigation in the Bronze Age of Europe',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uropean Bronze Age,ed.A.F. Harding and H. Fokkens （Oxford, 2013）, pp. 382–97.

9 Ole Crumlin-Pedersen,‘The Dover Boat:A Reconstruction Case-stud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xxxv/1（2006）,pp.58–71.

10 Johan Ling, ‘War Canoes or Social Units? Human Representation in Rockart Ships',Europ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xv/3（2012）,pp.465–85.

11 Stuart Needham, Andrew J. Lawson and Ann Woodward, ‘“A Noble Group of Barrows”: Bush Barrow and the Normanton Down Early Bronze Age Cemetery Two Centuries On',Antiquaries Journal,xc（2010）,pp.1–39.

12 青铜时代的棺材、墓主和陪葬品可见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博物馆网站：www.natmus.dk。

13 Karin Margarita Frei et al., ‘Tracing the Dynamic Life Story of a Bronze

Age Female',Scienti☾c Reports,v,10431;DOI:10.1038/srep10431（2015）. 14 Mark Brennand et al., ‘The Survey and Excavation of a Bronze Age Timber Circle at Holme-next-the-Sea,Norfolk,1998–9',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lxix（2003）,pp.1–84.

15 Francis Pryor,Flag Fen:Life and Death of a Prehistoric Landscape（Stroud, 2005）.

16] Joakim Goldhahn and Johan Ling, ‘Bronze Age Rock Art in Northern Europe:Contexts and Interpretations',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uropean Bronze Age,ed.A.F.Harding and H.Fokkens（Oxford,2013）,pp. 270–90. 另见 Ling, ‘War Canoes or Social Units?'。

17 Joakim Goldhahn, ‘Bredarör on Kivik: A Monumental Cairn and the History of its Interpretation',Antiquity,lxxxiii/320（2009）,pp.359–71.

18 见 www.museum.ie/Archaeology,2016年12月1日页面，尤其是展示在博物馆和网站上的“Ór – Ireland's Gold”展览。

19 Mary Cahill,‘Irish Bronze Age Goldwork',in Ancient Europe,8000 bc–ad 1000:Encyclopedia of the Barbarian World,vol.ii,ed.Peter Bogucki and Pam J. Crabtree （New York, 2004）, pp. 69–71.

20 Christopher D. Standish et al., ‘A Non-local Source of Irish Chalcolithic and Early Bronze Age Gold',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lxxxi（2015）, pp. 149–77.

21 Dermot F.Gleeson,‘Discovery of Gold Gorget at Burren,Co.Clare',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Ireland,iv/1（1934）,pp.138–9.

第3章 贸易、盐、希腊人和财富

1 Michael N. Geselowitz,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Ironworking in the Rise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Iron Age Central Europe',in Tribe and Polity in Late Prehistoric Europe,ed.D.Blair Gibson and Michael N.Geselowitz （New York, 1988）, pp. 137–54.

2 Barry W.Cunli☽e,The Ancient Celts（Oxford,1997）一直是其中最优秀的。Michael Morse's How the Celts Came to Britain（Stroud,2005）探计了从18世纪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学术研究中的“凯尔特”社会和文化结构。

3 Józef Kostrzewski, ‘Biskupin: An Early Iron Age Village in Western Poland',Antiquity,xii/47（1938）,pp.311–17. 另 见：Anthony Harding and Włodzimierz Rączkowski, ‘Living on the Lake in the Iron Age: New Results from Aerial Photographs, Geophysical Survey and Dendrochronology on Sites of Biskupin Type',Antiquity,lxxxiv/324（2010）,pp.386–404。

4 Wojciech Piotrowski, ‘The Importance of the Biskupin Wet Site for Twentieth-century Polish Archaeology',in Hidden Dimensions:The Cultural Signi☾cance of Wetland Archaeology,ed.Kathryn Bernick（Vancouver,1998）, pp. 90–98.

5 Ibid., p. 98.

6 Harding and Rączkowski ‘, Living on the Lake in the Iron Age', pp. 389–98.

7 Anton Kern et al.,Kingdom of Salt:7000 Years of Hallstatt（Vienna,2009）.关于哈尔施塔特和史前欧洲盐生产的更广泛的背景，请见：Anthony Harding,Salt in Prehistoric Europe（Leiden,2013）。

8 这些与保存在盐里及来自附近坟墓的许多物品见于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www.nhm-wien.ac.at/en。

9 Bruno Chaume and Claude Mordant,Le Complexe aristocratique de Vix:Nouvelles recherches sur l'habitat et le système de forti☾cation et l'environnement du Mont Lassois（Dijon,2011）.

10 Bettina Arnold, ‘Eventful Archaeology, the Heuneburg Mudbrick Wall, and the Early Iron Age of Southwest Germany',in Eventful Archaeologies:New Approaches to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ed. Douglas J. Bolender （Albany, ny, 2010）, pp. 100–114.

11 Manuel Fernández-Götz and Dirk Krausse, ‘Rethinking Early Iron Age Urbanisation in Central Europe: The Heuneburg Site and its Archaeological Environment',Antiquity,LXXXVII/336（June 2013）,pp.473–87.

12 Bettina Arnold, ‘A Landscape of Ancestors: The Space and Place of Death in Iron Age West‐central Europe',in The Space and Place of Death,ed.Helaine Silverman and David B. Small （Washington, dc, 2002）, pp. 129–43.

13 Jörg Biel,‘The Late Hallstatt Chieftain's Grave at Hochdorf',Antiquity, lv/213 （1981）, pp. 16–18.霍赫多夫凯尔特博物馆（Keltenmuseum Hoch dorf ）展示了墓里的发现，见：www.keltenmuseum.de。

14 J.V.S.Megaw,‘The Vix Burial',Antiquity,xl/157（1966）,pp.38–44.

15 15 Jason Urbanus,‘Eternal Banquets of the Early Celts',Archaeology,lxviii/6 （November–December 2015）, pp. 44–9；另 见：‘Une tombe princière celte du ve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découverte à Lavau', www.inrap.fr, 10 March 2015/18 July 2016。

16 Niall M.Sharples,English Heritage Book of Maiden Castle（London,1991）.

17 Barry W. Cunliffe, ‘Danebury: The Anatomy of a Hillfort Re-exposed', in Case Studies in European Prehistory,ed.Peter Bogucki（Boca Raton,fi, 1993）, pp. 259–86.

第4章 罗马人遇上铁器时代晚期

1 这个词汇不是考古学家用的，只是本书创造出来，用于描述罗马人碰到的和考古数据里看到的蛮族的社会、技术和艺术特征。

2 Mette Løvschal and Mads Kähler Holst, ‘Repeating Boundaries –Repertoires of Landscape Regulations in Southern Scandinavia in the Late Bronze Age and Pre-Roman Iron Age', Danish Journal of Archaeology, iii/2 （2014）, pp. 95–118.

3 Fokke Gerritsen, ‘Domestic Times: Houses and Temporalities in Late Prehistoric Europe',in Prehistoric Europe:Theory and Practice,ed.Andrew Jones （Oxford, 2008）, pp. 143–61.

4 Stijn Arnoldussen and Richard Jansen, ‘Iron Age Habitation Patterns o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utch Pleistocene Coversand Soils: The Process of Settlement Nucleation',in Haus-Gehöft-Weiler-Dorf.Siedlungen der vorrömischen Eisenzeit im nördlichen Mitteleuropa,ed.M.Meyer（Rahden/Westfalen, 2010）, pp. 379–97.

5 Arthur Bulleid and Harold St George Gray,The Glastonbury Lake Village:A Full Description of the Excavations and the Relics Discovered,1892–1907 （Glastonbury, 1911）；另见：Stephen Minnitt, ‘The Iron Age Wetlands of Central Somerset',in Somerset Archaeology:Papers to Mark 150 Years of the Somerset Archaeological and Natural History Society,ed.C.J.Webster（Taunton, 2001）, pp. 73–8。

6 Gerard Aalbersberg and Tony Brown, ‘The Environment and Context of the Glastonbury Lake Village:A Re-assessment',Journal of Wetland Archaeology,x/1（2013）,pp.136–51.

7 一份开创性的讨论见：Carole L. Crumley, ‘Heterarchy and the Analysis of Complex Societies',in Heterarchy and the Analysis of Complex Societies, ed. Robert Ehrenreich, Carole L. Crumley and Janet Levy （Washington, dc, 1995）, pp. 1–5。

8 Richard Brunning and Conor McDermott, ‘Trackways and Roads across the Wetlands',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etland Archaeology,ed.Francesco Menotti （Oxford, 2012）, pp. 359–84，提供了一份全面综述。

9 Barry Raftery,‘Ancient Trackways in Corlea Bog,Co.Longford',Archaeology Ireland,i/2（1987）,pp.60–64;Brunning and McDermott,‘Trackways and Roads across the Wetlands', p. 365.科利亚古道得到保护，建有一个游客中心。

10 全面综述见：Miranda J.Aldhouse-Green,Bog Bodies Un-covered:Solving Europe＇s Ancient Mystery（London,2015）。一份更简洁的评论见：Wijnand A. B. van der Sanden, ‘Bog Bodies: Underwater Burials, Sacrifices and Executions',The Oxford Handbook of Wetland Archaeology,ed.Francesco Menotti （Oxford, 2013）, pp. 401–16。

11 图伦男子保存在锡尔克堡博物馆，详细的照片可见网站：www.tolLundman.dk。

12 Karen E.Lange,‘Tales from the Bog',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http://ngm.nationalgeographic.com,2007年9月。

13 现在，我们可以在 www.moesgaardmuseum.dk/en 看到他。

14 林多男子展示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见：www.britishmuse-um.org。

15 Eamonn P. Kelly, ‘A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Irish Iron Age Bog Bodies',in The Archaeology of Violence: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ed. Sarah Ralph （Albany, ny, 2013）, pp. 232–40. 另见，Lange, ‘Tales from the Bog'。克洛尼卡万人和古克洛根人可以在都柏林的爱尔兰国家博物馆看到，见：www.museum.ie/Archaeology。

16 Kelly, ‘A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Irish Iron Age Bog Bodies', p. 239.

17 Jørgen Jensen,‘The Hjortspring Boat Reconstructed',Antiquity,lxiii/240 （1989）, pp. 531–5.

18 Klavs Randsborg,Hjortspring:Warfare and Sacri☾ce in Early Europe（Aarhus, 1995）, pp. 38–42；另见：Flemming Kaul, ‘The Hjortspring Find: The Oldest of the Large Nordic War Booty Sacri☼ces',in The Spoils of Victory:The North in the Shadow of the Roman Empire,ed.Lars Jørgensen,Birger Storgaard and Lone Gebauer Thomsen （Copenhagen, 2003）, p. 218。

19 Barry W.Cunli☽e,Hengistbury Head:The Prehistoric and Roman Settlement,3500 bc–ad 500,vol.i（Oxford,1987）.

20 Barry W. Cunli☽e, ‘Britain and the Continent: Networks of Interaction', in A Companion to Roman Britain,ed.Malcolm Todd（Oxford,2003）,pp.1–11.

21 Nico Roymans,Ethnic Identity and Imperial Power:The Batavians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Amsterdam,2004）,p.4.

22 Colin Wells, ‘What's New Along the Lippe: Recent Work in North Germany',Britannia,xxix（1998）,pp.457–64.

23 S. Von Schnurbein, ‘Augustus in Germania and His New “Town” at Wald girmes East of the Rhine',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xvi（2003）,pp. 93–107.

24 See Tony Clunn,Quest for the Lost Roman Legions:Discovering the Varus Battle☾eld（El Dorado Hills,ca,2009）.

25 Peter S.Wells,The Battle That Stopped Rome:Emperor Augustus,Arminius, and the Slaughter of the Legions in the Teutoburg Forest（New York,2003）.

26 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阿尔肯恩格（Alken Enge）沼泽发现的一支被屠杀的军队表明，将战败者的骸骨留在战场上也许是一个广为流传的做法。见：Irene Berg Petersen, ‘An Entire Army Sacri☼ced in a Bog', http://sciencenordic.com, 2012年8月22日。

27 锶同位素分析指出，其中四人来自巴伐利亚或波希米亚，被解释成代表了一场失败的进攻后被丢弃的日耳曼武士的遗骸。见：Josef Mühlenbrock and Mike Schweissing, ‘“Frisch Erforscht!”: Die Skelette aus dem römischen Töpferofen in Haltern am See',Archäologie in Westfalen-Lippe 2009（2010）,pp.261–5。

28 Gabi Rasbach,‘Waldgirmes',Archaeological Journal,clxx,supp.1（2013）, pp. 18–21.

29 Maria Jażdżewska,‘A Roman Legionary Helmet Found in Poland',Gladius,xvii（1986）,pp.57–62.

30 Michael Meyer, ‘Roman Cultural Infiuence in Western Germania Magna'，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Roman Germany, ed. Simon James and Stefan Krmnicek （Oxford, 2015）,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665730.013.8（2016年7月9日）。

31 Timothy Taylor,‘The Gundestrup Cauldron', Scientific American, cclxi （1992）, pp. 84–9. 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博物馆可见到冈德斯特鲁普银锅，详细介绍可见该博物馆网页：http://en.natmus.dk/historicalknowledge/denmark/prehistoric-period-until-1050-ad/the-early-iron-age/the-gundestrup-cauldron,2016年9月15日。

第5章 罗马帝国边境以外的蛮族

1 William O'Brien,Iverni:A Prehistory of Cork（Cork,2012）,p.3.

2 在历史作品中，“limes”（古罗马边境的城墙）一词常被用来指代帝国时期的罗马边境。然而，在这些边界得到维持的时期，罗马人自己似乎不用这个词，它似乎是后来才得到使用的。

3 Peter A.Wells,The Barbarians Speak（Princeton,nj,1999）,p.94.

4 Guy Halsall, ‘Two Worlds Become One: A “Counter-intuitive” View of the Roman Empire and“Germanic”Migration',Germanic History,xxxii（2014）, p. 525.

5 借用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1月20日的一次广播讲话里的评论。

6 Alexander Bursche, ‘Contacts between the Late Roman Empire and North-central Europe',Antiquaries Journal,lxxvi/1（1996）,p.34.

7 Kai Ru♀ng, ‘Friedliche Beziehungen. Der Handel zwischen den römischen Provinzen und Germanien',in Feindliche Nachbarn:Rom und die Germanen,ed.Helmuth Schneider（Cologne,2008）,p.162.

8 概述见于：Susan A.Johnston,‘Revisiting the Royal Sites',Emania,xx （2006）, pp. 53–9。

9 Susan A. Johnston, Pam J. Crabtree and Douglas V. Campana, ‘Performance, Place and Power at Dún Ailinne, a Ceremonial Site of the Irish Iron Age', World Archaeology,xlvi/2（2014）,pp.206–23.

10 Bursche, ‘Contacts between the Late Roman Empire and North-central Europe', p. 34.

11 Halsall, ‘Two Worlds Become One', p. 525.

12 Kenneth Harl, Coinage in the Roman Economy（Baltimore, md, 1996）, p. 296.

13 Svante Fischer, Fernando López-Sánchez and Helena Victor, ‘The 5th Century Hoard of Theodosian Solidi from Stora Brunneby, Öland, Sweden: A Result from the Leo Project',Fornvännen,cvi/3（2011）,p.189.

14 Svante Fischer,Roman Imperialism and Runic Literacy:The Westernization of Northern Europe（150–800 ad）,series aun 33（Uppsala,2005）.

15 Artur Błażejewski, ‘The Amber Road in Poland: State of Research and Per spectives',Archaeologia Lituana,xii（2015）,pp.57–63.

16 Leonardo Gregoratti, ‘North Italic Settlers along the “Amber Route”', Studia Antiqua et Archaeologica,xix/1（2013）,p.141.

17 Charlotte Fabech and Ulf Näsman, ‘Ritual Landscapes and Sacral Places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ad in South Scandinavia',in Sacred Sites and Holy Places: Exploring the Sacralization of Landscape through Time and Space, ed. S. W. Nordeide and S. Brink （Turnhout, 2013）, pp. 53–109.

18 T.Douglas Price,Ancient Scandinavia:An Archaeological History from the First Humans to the Vikings（New York,2015）,p.317.

19 Klavs Randsborg, ‘Beyond the Roman Empir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Gudme on Funen,Denmark',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ix/3（1990）, pp. 355–66；另有论文见于：Poul Otto Nielsen, Klavs Randsborg and Henrik Thrane,eds,The Archaeology of Gudme and Lundeborg:Papers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at Svendborg,October 1991（Copenhagen,1994）。

20 Andres S. Dobat, ‘Between Rescue and Research: An Evaluation after 30 Years of Liberal Metal Detecting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Heritage Practice in Denmark',Europ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xvi/4（2013）,pp. 704–25.

21 L. Jørgensen, ‘Gudme-Lundeborg on Funen as a Model for Northern Europe?',in The Gudme/Gudhem Phenomenon,ed.O.Grimm and A.Pesch（Neumünster, 2011）, pp. 77–89.

22 乌普恰的发掘故事可见于：http://uppakra.se/en,2016年12月1日。

23 Mikael Larsson and Dominic Ingemark, ‘Roman Horticulture Beyond the Frontier: Garden Cultivation at Iron Age Uppåkra（Sweden）',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ⅹⅹⅷ（2015）,pp.393–402.

24 Lars Larsson, ‘The Iron Age Ritual Building at Uppåkra, Southern Sweden',Antiquity,lxxxi/311（2007）,pp.11–25.

25 自19世纪起的关于尼达姆船的众多出版物中，一份好的综述见于：Flemming Rieck,‘The Ships from Nydam Bog',in The Spoils of Victory:The North in the Shadow of the Roman Empire,ed.L.Jørgensen,B.Storgaard and L. G. Thomsen （Copenhagen 2003）, pp. 296–309。

26 可惜那条松木船被劈做了柴火。见：Price, Ancient Scandinavia, p. 296。

27 Jørgen Ilkjær, Illerup Ådal – Archaeology as a Magic Mirror（Højbjerg-Moesgard,2000）；另见：Price,Ancient Scandinavia,pp.295–6。

28 Andres S. Dobat et al., ‘The Four Horses of an Iron Age Apocalypse:War-horses from the Third-century Weapon Sacri☼ce at Illerup Aadal （Denmark）',Antiquity,lxxxviii/339（2014）,pp.191–204.

29 Halsall, ‘Two Worlds Become One', p. 516.

30 Peter J.Heather,Empires and Barbarians: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Birth of Europe（New York,2010）,pp.28–35.

31 Halsall, ‘Two Worlds Become One', p. 528.

32 美国考古学家 David Anthony （1990）的一个说法，他认为持续迁徙是文化变革的一个机制。见：David W. Anthony, ‘Migration in Archeology:The Baby and the Bathwater',American Anthropologist,xcii/4（1990）,pp. 895–914。

33 对哥特人的全面讨论可见于本系列里一部姊妹篇：The Goths:Lost Civilizations（London,forthcoming）。

34 Laurie Reitsema and Tomasz Kozłowski, ‘Diet and Society in Poland before the State: Stable Isotope Evidence from a Wielbark Population （2nd c. ad）', Anthropological Review,lxxvi/1（2013）,pp.1–22.

35 Przemysław Urbańczyk, ‘The Goths in Poland: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and When Did They Leave?',Europ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i/3 （1998）, pp. 397–415.

36 Ibid., p. 404.

37 Michael 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 （New York, 2007）, pp. 49–56.

38 Walter Go☽art,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ad 550–800）:Jordanes, Gregory of Tours, Bede, and Paul the Deacon（Princeton, nj, 1988）, pp. 105–11.

39 Heather,Empires and Barbarians,pp.123–34.

40 László Bartosiewicz,‘Huns', in Ancient Europe, 8000 bc–1000 ad:An Encyclopedia of the Barbarian World,vol.ii,ed.Peter Bogucki and Pam J. Crabtree （New York, 2004）, pp. 391–3.

41 Cameron Barnes,‘Rehorsing the Huns',War and Society,xxxiv/1（2015）, pp. 1–22.

42 一份权威的传统描述见：Peter Hunter Blair,An Introduction to Anglo-Saxon England,3rd edn（Cambridge,2003）。

43 支持聚落连续性的观点见：Ken Dark,Britain and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Stroud,2002）,pp.27–57；基于基因研究的当地人与移民的分离见：Mark G. Stumpf, P. H. Michael and Heinrich Härke, ‘Evidence for an Apartheid-like Social Structure in Early Anglo-Saxon England',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Biological Sciences,cclxxiii/1601（2006）,pp. 2651–7。

44 Stanley West,West Stow:The Anglo-Saxon Village,East Anglian Archaeology,24（Ipswich,1985）.

45 Pam Crabtree, ‘Sheep, Horses, Swine, and Kine: A Zo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Anglo-Saxon Settlement of England',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xvi（1989）,pp.205–13.

46 Susan S. Hughes et al., ‘Anglo-Saxon Origins Investigated by Isotopic Analysis of Burials from Berins☼eld,Oxfordshire,uk',Journal of Archaeologi cal Science,xlii（2014）,pp.81–92.

47 Bailey Young,‘Tomb of Childeric',in Ancient Europe,8000 bc–1000 ad:An Encyclopedia of the Barbarian World,vol.ii,pp.519–24.

48 Svante Fischer and Lennart Lind, ‘The Coins in the Grave of King Childeric',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cient History,xiv（2015）,pp.3–36.

49 Bonnie E☽ros,Merovingian Mortuary Archaeology and the Making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Berkeley,ca,2003）.

50 Andrew Curry,‘Öland,Sweden.Spring,ad 480',Archaeology,lxix/2（2016）, pp. 26–31.

第6章 蛮族永存

1 Henry Steele Commager,‘The Search for a Usable Past',in The Search for a Usable Past and Other Essays in Historiography,ed.Henry Steele Commager （New York, 1967）, pp. 3–27.

2 René Goscinny, René Goscinny raconte les secrets d'Astérix（Paris, 2014）. Carine Picaud, ed., Astérix de A à Z （Paris, 2013） .这是讨论阿斯特克斯的古代和现代社会背景的短篇文集，是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场关于阿斯特克斯的展览准备的。

3 ‘Les Gaulois debunks Astérix', www.news24.com,2011年10月19日。

4 见：www.alansorrell.ukartists.com。

5 Greg Bailey, ‘Television and Archaeology: Views from the uk and Beyond', 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 Archaeology,ed.Claire Smith（New York,2014）,p. 7254.

6 Norman Hammond,‘Obituary:Glyn Edmund Daniel,1914–1986',American Antiquity,liv/2（1989）,pp.234–9.

7 见：www.newgrange.com/solstice-lottery.htm,2016年9月15日。

8 Michael Dietler, ‘A Tale of Three Sites: The Monumentalization of Celtic Oppida and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Identity',World Archaeology,xxx/1 （1998）, pp. 72–89.

9 Andreas Musol☽, ‘From Teamchef Arminius to Hermann Junior: Glocalised Discourses about a National Foundation Myth',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xii/1（2012）,pp.24–36.

10 Peter Bogucki,‘Ancient Europe:The Discovery of Antiquity',in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An Introduction,ed.Paul Bahn（London,2014）,pp.27–8.

11 Bettina Arnold, ‘The Past as Propaganda: How Hitler's Archaeologists Distorted European Prehistory to Justify Racist and Territorial Goals',Archaeology,45（July–August 1992）,pp.30–37，及：Bettina Arnold,“‘Arierdämmerung':Race and Archaeology in Nazi Germany”,World Archaeology, xxxviii/1 （2006）, pp. 8–31。

12 Monika Steinel, ‘Archaeology, National Socialism, and Rehabilitation: The Case of Herbert Jahnkuhn（1905–1990）',in Ethics and the Archaeology of Violence,ed.A.González-Ruibal and G.Moshenska（New York,2015）,pp. 153–65.

13 Dietler, ‘A Tale of Three Sites', pp. 80–81.

14 Ibid., p. 82.

15 Portable Antiquities Scheme, www.☼nds.org.uk.

16‘Obama at Stonehenge:“How Cool is This?”',USA Today,www.usatoday. com,2014年9月5日。

17 Marianne Vedeler and Lise Bender Jørgensen, ‘Out of the Norwegian Glaciers:Lendbreen–a Tunic from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ad',Antiquity, lxxxvii/337 （2013）, pp. 78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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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瑞科图书出版社（Reaktion Books）的本·海斯（Ben Hayes）激励我写作本书，非常感谢他的鼓励和督促。25年多以前，保罗·巴恩（Paul Bahn）鼓励我突破对波兰的早期欧洲农民的狭隘兴趣，为普通读者撰写短篇文章。这些努力累积的结果形成了本书中对许多遗址和发现的讨论。30多年来，帕姆·克拉布特里（Pam Crabtree）一直是受人尊敬的同事，一直向我通报西欧史前史晚期的最新发现。我们在《古代欧洲，公元前8000年 — 公元1000年：蛮族世界百科全书》（Ancient Europe, 8000 bc–ad 1000: An Encyclopedia of the Barbarian World，纽约，2004）的写作中密切合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一起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学，这些让我得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广泛了解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社会。文斯·普尔（Vince Poor），我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院长，鼓励我参与考古研究，支持我参加学术会议。特拉奇·米勒（Traci Miller）事无巨细地关注我们部门的需要，让我得以偶尔将注意力从管理责任转到写作和思考中来。我们的学生助理埃琳·奥赫恩（Erin O'Hearn）和阿莱夫·巴伊索伊（Alev Baysoy）帮助我编制遗址名单，检查注释和标记编辑问题。与地图绘制人塞巴斯蒂安·巴拉德（Sebastian Ballard）在地图制作中的合作令人愉快。艾米·索尔特（Amy Salter）和杰丝·钱德勒（Jess Chandler）以对细节的准确关注帮助这本书完成了编辑步骤。最后，我必须感谢家人的支持：妻子弗吉尼亚（Virginia）、女儿卡罗琳（Caroline）和玛丽亚娜（Marianna），她们陪我参观了本书中提到的许多遗址。实际上，这本书的构思是在华盛顿（Washington, DC）的一间酒店房间写下的，当时卡罗琳正在楼下与玛丽亚娜和弗吉尼亚准备她那天午后与C. J. 克罗斯（C. J. Cross）的婚礼。她们还不知道，在楼上，《蛮族世界的拼图》正蠢蠢欲动！

图片提供鸣谢

作者和出版人希望表达对下述图片材料来源及其复制许可的感谢。一些艺术作品的地址也列在下方。

Søren H. Anderson: p. 30; Muzeum Archeologiczne, Poznań, p. 92; © Sebastian Ballard: pp. 23, 24;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 185; © boat 1550 bc project: p. 67; Peter Bogucki: pp. 16, 51 （after drawing by Irene Deluis）, 169 （after Larsson）, 194; photo © Denis Gliksman, inrap, used by permission: pp. 108–9; Kalmar County Museum: p. 186; image courtesy of Seweryn Rzepecki, University of Łódź: p. 161;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p. 10; National Museum, Copenhagen: pp. 19, 62–3, 73, 74, 165; National Museum, Dublin: p. 85;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p. 197;Norfolk Museum: p. 77; © P. Pétrequin, Centre de la Recherches Archeologique de la Vallée de l＇Ain, used by permission: p. 34; © South Tyrol Museum of Archaeology, Bolzano, www.iceman.it, used by permission: pp. 39, 42; image© Tiroler‐Kräuterdestillerie, used by permission: p. 212; Marianne Vedeler: p. 214.

Kevin King,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22, Carole Raddato,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46, Xuan Che,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06, and N Stjerna,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70, have published these online under conditions imposed by a Creative Commons cc-by-sa 2.0 license; Rama,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33, has published online under conditions imposed by a Creative Commons cc-by-sa 2.0 fr license; Ash_Crow,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84, Erlend Bjørtvedt,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p. 80–81, Bullenwächter,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25, Cherubino,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42, Dbachmann,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65, Eric Gaba,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39, Jochen Jahnke,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35, LepoRello,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p. 208–9, Ludek,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95, Gun Powder Ma,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16, Midnightblueowl,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p. 118–19, Nationalmuseet,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32, Nawi112,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203, Przykuta,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77, and Andreas W. Rausch，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98, have published these online under conditions imposed by a Creative Commons cc-by-sa 3.0 license; the image on p. 112 by Hampshire Hub and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is used under an Open Government Licence （ogl） 1.0; John Lee, Nationalmuseet,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s on pp. 19, 131, 166, 171, Lennart Larsen,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26, and Kit Weiss,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p. 150–51, have published these online under the conditions imposed by a Creative Commons cc-by-sa 2.5 dk license; Richard Avery,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27, Wolfgang Sauber,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89, Claude Piard,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203, and Myrabella,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200, have published these online under conditions imposed by a Creative Commons cc-by-sa 4.0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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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译名对照

V.戈登·蔡尔德 Childe, V. Gordon

阿道夫·希特勒 Hitler, Adolf

阿德里安堡 Adrianople

阿杜亚都契人 Aduatuci

阿尔邦布莱歇3号遗址 Arbon-Bleiche 3

阿尔伯特·乌德佐 Uderzo, Albert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Rosenberg, Alfred

阿尔斯岛（丹麦） Als （Denmark）

阿尔泰高原 Altai

阿古利可拉 Agricola

阿刻罗俄斯（河社） Achelous （river god）

阿莱西亚 Alésia

阿米安 Ammianus Marcellinus

阿米尼乌斯（赫尔曼） Arminius （Herrmann）

阿诺德·施瓦辛格 Schwarzenegger, Arnold

阿斯特克斯 Astérix

阿提拉 Attila

埃迪尔内，见：阿德里安堡 Edirne, see Adrianople

埃尔南多·德索托 de Soto, Hernando

埃尔普 Elp

埃姆斯伯里（长坟） Amesbury （long barrow）

埃姆斯伯里弓箭手 Amesbury Archer

艾琳女士 Elling Woman

艾伦·索雷尔 Sorrell, Alan

艾梅·米勒 Millet, Aimé

艾明马恰，见：纳文堡 Emain Macha, see Navan Fort

艾特韦女孩 Egtved Girl

爱尔兰“皇家旧址” Irish “royal sites”

爱尔兰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Ireland

安东尼墙 Antonine Wall

盎格鲁 — 撒克逊 Anglo-Saxons

奥贝里克斯 Obelix

奥布里洞 Aubrey Holes

奥茨，见：冰人 Ötzi, see Iceman

奥茨冰火酒 Ötzi Ice and Fire Liqueur

奥茨塔尔冰川 Ötztaler Glacier

奥德里 Odry

奥古斯都 Augustus

奥古斯托杜努姆（欧坦） Augustodunum （Autun）

奥克尼群岛 Orkney Islands

奥克苏瓦山，见：阿莱西亚 Mont Auxois, see Alésia

奥列尼奥斯托夫斯基莫吉尼克Oleneostrovskii Mogilnik

奥斯卡·蒙特柳斯 Montelius, Oscar

奥斯万基 Osłonki

奥托·阿尔伯特·科赫，《瓦卢斯屠戮》Koch,Otto Albert,Varusschlacht

巴达维亚人 Batavians

巴拉克·奥巴马 Obama, Barack

巴黎科学城 Cité des Sciences, Paris

巴伦（爱尔兰） Burren （Ireland）

巴斯特古农场 Butser Ancient Farm

苞状饰片 bracteates

保护 clientship

保罗·赖内克 Reinecke, Paul

暴力 violence

杯形符号 cup marks

北海 North Sea

北欧平原 North European Plain

贝戈山 Mont Bego

贝滕 Bytyń

比布拉克特（伯夫赖山） Bibracte （Mont Beuvray）

比德 Bede

比斯库平 Biskupin

彼得·S. 韦尔斯 Wells, Peter S.

彼得·希瑟 Heather, Peter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University Muse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冰川 glaciers

冰川时代 Ice Age

冰人 Iceman

发现与研究 discovery and study

装备与服装 equipment and clothing

死亡 death

在21世纪 in the st century

波罗的海 Baltic Sea

波兹南考古博物馆 Archaeological Museum, Poznań

玻璃 glass

伯夫赖山，见：比布拉克特 Mont Beuvray, see Bibracte

伯林斯菲尔德 Berins☼eld

博恩霍尔姆岛 Bornholm

博尔扎诺南蒂罗尔考古博物馆 South Tyrol Museum of Archaeology, Bolzano

博鲁姆 — 埃斯霍伊墓 Borum Eshøj

博斯库姆弓箭手群 Boscombe Bowmen

博因河谷 Boyne Valley

博因河河曲，见：博因河谷 Brúna Bóinne （Bend of the Boyne）, see Boyne Valley

布达考拉斯 Budakalász

布达佩斯，见：阿昆库姆 Budapest, see Aquincum

布胡斯省 Bohuslän

布莱克帕奇 Black Patch

布料，见：纺织品 fabric, see textiles

布列塔尼 Brittany

布罗诺齐泽 Bronocice

财富 wealth

车辆 wheeled vehicles

城镇 oppida秤砣 weights

厨房垃圾（贝冢） kitchen middens （shell mounds）

畜力牵引 animal traction

船，见：水运工具 boats, see watercraft

船，见：水运工具 ships, see watercraft

船阵 ship settings

大奥姆 Great Orme

大布伦内比 Store Brunneby

大道（巨石阵） Avenue （The Stonehenge）

大日耳曼尼亚 Germania Magna

大厅 halls

大希腊 Magna Graecia

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丹伯里 Danebury

丹麦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Denmark

党卫军祖先遗产组织 ss-Ahnenerbe

《到底是什么？》 What in the World？

道斯墓 Dowth

德国史前史联盟 Confederation for German Prehistory

德鲁苏斯 Drusus

德鲁伊特 druids

德雷塞尔 1B 型双耳葡萄酒罐 Dressel 1B amphorae

邓艾琳妮 Dún Ailinne

地位 status

地中海猕猴 Barbary ape

第纳里厄斯 denarii

蒂罗尔植物酿酒公司 Tyrol Herbal Distillery

电视 television

东哥特族 Ostrogoths

冬至 winter solstice

《动物、植物，还是矿物？》 Animal, Vegetable or Mineral？

独木舟，见：水运工具 dugout canoes, see watercraft

杜灵顿垣墙 Durrington Walls

锻打（铁） forging （iron）

盾 shields

多佛船 Dover Boat

多佛尔海峡，见：英吉利海峡 Straits of Dover, see English Channel

《夺宝奇兵》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夺宝奇兵3》 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俄法战争 Franco-Prussian War

厄勃隆尼斯人 Eburones

厄兰岛 Öland

发酵饮料 fermented beverages

法国国家考古博物馆 Musée d＇archéologie nationale, France

法国墙 murus Gallicus

法兰克人 Franks

（防御）围墙 ramparts

放射碳年代测定 radiocarbon dating

菲利普·贝当 Pétain, Philippe

菲舍尔 Fischer, Svante

菲英岛 Funen （Fyn）

费德尔湖 Federsee

费迪南德·凯勒 Keller, Ferdinand

蜂蜡 beeswax ，

蜂蜜 honey

弗拉格低地遗址 Flag Fen

弗朗索瓦·密特朗 Mitterrand, François

弗勒利希·雷尼 Rainey, Froelich

弗林特贝克 Flintbek

福西亚 Phocaea

斧子 axes

盖伊·哈尔索尔 Halsall, Guy

冈德斯特鲁普银锅 Gundestrup Cauldron

哥得兰岛 Gotland

哥特人 Goths

格哈德·弗里德尔（DJ奥茨） Fridle, Gerhard （DJ Ötzi）

格拉厄姆·克拉克（约翰·格拉 Clark, Grahame （John Grahame

厄姆·克拉克） Douglas）

格拉斯顿伯里 Glastonbury

格劳巴勒男子 Grauballe Man

格伦·丹尼尔 Daniel, Glyn

格伦宁辛金项圈 Gleninsheen Gorget

格伦托夫特 Grøntoft

格尼斯韦德 Gnisvärd

弓 bows

弓箭手的同伴 Archer＇s Companion

狗 dogs

古道 trackways

古坟，见：葬丘 barrows, see burial mounds

古克洛根人 Oldcroghan Man

古默 Gudme

古墓，见：葬丘 tumuli, see burial mounds

古斯塔夫·科辛纳 Kossinna, Gustaf

谷仓 granaries

雇佣兵 mercenaries

棺材 co♀ns

灌木古坟 Bush Barrow

锅 cauldrons

《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

国王 kings

哈德良长城 Hadrian＇s Wall

哈尔德莫斯妇女 Huldremose Woman

哈尔施塔特 Hallstatt

时期 period

遗址 site

哈尔施塔特博物馆 Museum Hallstatt

哈尔滕 Haltern

哈萨克斯坦 Kazakhstan

海上巨圈阵 Seahenge

海因里希·希姆莱 Himmler, Heinrich

汉斯·赖纳特 Reinerth, Hans

荷兰国立古物博物馆 State Museum of Antiquities, Netherlands

赫伯特·扬孔 Jankuhn, Herbert

褐铁矿 limonite

黑彩陶器 black-☼gure pottery

黑尔姆斯多夫 Helmsdorf

黑林山 Black Forest

亨吉斯特伯里角 Hengistbury Head

亨利·斯蒂尔·康马杰 Commager, Henry Steele

红赭石 red ochre

湖上史前木桩屋 lake dwellings

琥珀 amber

护腕 Wristguards

花粉 pollen

环形堡垒 ringforts

黄金 gold

铁器时代 in the Iron Age

青铜时代 in the Bronze Age

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罗马金币 from Roman coins in Scandinavia

火化 cremation

霍赫多夫 Hochdorf

霍姆木圈阵，见：海上巨圈阵 Holme timber circle, see Seahenge

霍伊讷堡 Heuneburg

霍泽 Hodde

基督教 Christianity

吉尔达斯 Gildas

戟 halberds

加布里埃尔山 Mount Gabriel

加洛林王朝 Carolingians

尖桩栅栏 palisades

剑 swords

箭镞和箭 arrowheads and arrows

桨 paddles

浇铸 casting

劫掠 looting

杰拉德·霍金斯 Hawkins, Gerald

《今日美国》 USA Today

金属饰环、项圈、颈环 torcs

金属探测爱好者 metal detectorists

井 wells

巨石 megaliths

另见：立石、通道墓、石板 see also standing stones, passage

墓、石圈 graves, dolmens, stone circles

巨石艺术 megalithic art

巨石阵 Stonehenge

建设 construction

地形 landscape

21世纪 in the 21st century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喀尔巴阡盆地 Carpathian Basin

克拉科夫考古博物馆 Archaeological Museum, Kraków

卡尔克里泽 Kalkriese

卡尔瓦里亚 — 泽布日多夫斯卡 Kalwaria Zebrzydowska

卡利西亚 Kalisia

卡罗基尔 Carrowkeel

卡罗莫尔 Carrowmore

卡姆洛杜努姆 Camulodunum

卡特加特海峡 Kattegat

卡西奥多罗斯 Cassiodorus

开采 mining

铜 copper

铅 lead

盐 salt

银 silver

开发商付费的考古 developer-funded archaeology

凯尔海姆 Kelheim

《凯尔经》 Book of Kells

凯尔特结 Celtic knots

凯尔特人 Celts

凯袖宫 Cashel

铠甲 armour

康沃尔 Cornwall

柯南 Conan

科尔切斯特，见：卡姆洛杜努姆 Colchester, see Camulodunum

科利亚古道 Corlea Trackway

科隆，见：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娜 Cologne, see Colonia Agrippina

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娜 Colonia Agrippina

《可移动文物计划》 Portable Antiquities Scheme （UK）

克拉夫斯·兰德斯堡 Randsborg, Klavs

克朗芬洛 Clon☼nlough

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 Thomsen, Christian Jurgensen

克里斯托弗·斯坦迪什 Standish, Christopher

克林贝格 Klinglberg

克鲁亨，见：拉斯克罗根 Cruachain, see Rathcrogan

克洛尼卡万人 Clonycavan Man

克洛维 Clovis

克维亚特科夫 Kwiatków

孔雀石 malachite

苦路十四处 Stations of the Cross

库亚维地区布热希奇 Brześć Kujawski

库亚维亚 Kuyavia

盔 helmets

拉登 La Tène

遗址 site

风格 style

拉夫克鲁 Loughcrew

拉斯克罗根 Rathcrogan

拉索瓦山 Mont Lassois

拉沃 Lavau

喇叭，号 trumpets

莱尔 Lejre

蓝铜矿 azurite

篮子 baskets

朗迪尼亚姆 Londinium

勒内·戈西尼 Goscinny, René

雷蒂安边墙 Raetian Limes

犁 ploughs

理夏德·格雷吉尔 Grygiel, Ryszard

立石 standing stones

直线排列 alignments

石圈 stone circles

林多男子 Lindow Man

隆德 Lund

卢纳罗 Lugnaro

鹿角 antler

伦德布林 Lendbreen

《伦敦新闻画报》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伦讷堡 Lundeborg

罗伯特·E.霍华德 Howard, Robert E.

罗戈沃 Rogowo

罗马（城市） Rome （city）

罗马帝国 Roman Empire

罗纳斯森林 Ronæs Skov

洛奇奇基 Lovčičky

洛伊宾根 Leubingen

马 horses

马车，见：车辆 chariots, see wheeled vehicles

马车，见：车辆 wagons, see wheeled vehicles

马蒂厄·普 Poux, Matthew

马丁·路德 Luther, Martin

马赛 Massalia

马斯特农场 Must Farm

埋藏物 deposits

迈克尔·库利科夫斯基 Kulikowski, Michael

迈克尔·迈耶 Meyer, Michael

曼兴 Manching

漫画 cartoons

矛 spears

昴宿星团 Pleiades

贸易 trade

青铜时代 in the Bronze Age

铁器时代 in the Iron Age

希腊人与蛮族之间 between Greeks and barbarians

罗马人与蛮族之间 between Romans and barbarians

梅登堡 Maiden Castle

美茵茨，见：莫贡提亚库姆 Mainz, see Mogontiacum

米曾半岛 Mizen peninsula

米尔 Meare

米夫女王墓 Queen Meave＇s Tomb

米特贝格（奥地利） Mitterberg （Austria）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蘑菇头大头针 mushroom-headed pins

魔幻文学 fantasy literature

莫蒂默·惠勒爵士 Wheeler, Sir Mortimer

莫贡提亚库姆 Mogontiacum

莫斯贝克 Mosbæk

墨洛温王朝 Merovingians

默勒加兹马肯 Møllegårdsmarken

木槌 mallets

木圈阵 henge monuments （timber） ，

木圈阵 timber circles

木圈阵 Woodhenge

木桩建筑，见：湖上史前木桩屋 pile dwellings, see lake dwellings

墓地 cemeteries

墓丘 burial mounds

石器时代 in the Stone Age

青铜时代 in the Bronze Age

铁器时代 in the Iron Age

墓葬 burials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三世 Napoleon Ⅲ

纳粹党 Nazi Party

纳文堡 Navan Fort

奶 milk

奈梅亨，见：诺瓦玛古斯 Nijmegen, see Noviomagus

内布拉星象盘 Nebra Disc

内德·凯利 Kelly, Eamonn P. （Ned）

内瑟雷文贝克 Netheravon Bake

尼达姆船 Nydam Boats

尼科·罗曼斯 Roymans, Nico

泥炭 peat

泥炭藓 sphagnum moss

泥砖 mud-brick

年轮年代测定 tree-ring dating

牛轭 yokes

纽格兰奇墓 Newgrange

农业的起源 farming, origins of

奴隶 slaves

诺考林，见：邓艾琳妮 Knockaulin, see Dún Ailinne

诺克纳瑞尔山 Knocknarea （mountain）

诺曼顿丘陵 Normanton Down

诺斯 Knowth

诺瓦玛古斯 Noviomagus

欧坦，见：奥古斯托杜努姆 Autun, see Augustodunum

欧洲民族大迁徙时期 Migration Period

潘诺尼亚 Pannonia

皮革 fur

皮革 leather

衣服或装备 clothing or equipment

作为产品 as a product

葡萄酒 wine

普利斯库斯 Priscus

普林尼 Pliny

普热梅斯瓦夫·乌尔班奇克 Urbaczyk, Przemysław

齐柏林飞艇 Zeppelin

骑士装备 riding gear

铅 lead

切尔尼亚霍夫文化 Cherniakhov culture

切鲁西人 Cherusci

青铜 bronze

生产 production of

青铜时代的使用 use during the Bronze Age

铁器时代的使用 use during the Iron Age

青铜凿 palstaves

曲布林湾 Tybrind Vig

权贵 magnates

权力 power

权力分化 heterarchy

人质冢（塔拉） Mound of the Hostages （Tara）

日尔戈维亚 Gergovia

熔炼 smelting

铜 copper

铁 iron

熔炉 furnaces

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 Swedish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见：瑞典国 Riksantikva-rieämbetet, see Swedish

家遗产委员会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瑞士湖上史前木桩屋，见：湖上 Swiss lake dwellings, see lake

史前木桩屋 dwellings

撒克逊人的到来 Adventus Saxonum

萨摩斯细陶器 Samian ware

塞斯特帖姆 sesterii

三时代划分体系 Three-age System

桑比堡 Sandby Borg

沙兰湖 Lac de Chalain

沙隆 Châlons

山上堡垒 hillforts

珊瑚 coral

上阿登 Oberaden

上日耳曼尼亚 Germania Superior

奢华墓葬（铁器时代初期） princely tombs （Hallstatt period）

舍内克 — 基里安施塔藤 Schöneck-Kilianstadten

砷 arsenic

生皮，见：皮革 hides, see leather

圣奥尔本斯，见：维鲁拉米恩 St Albans, see Verulamium

圣欧班德尚 Saint-Aubin-des-Champs

圣帕特里克 Patrick, St

圣十字山 Holy Cross Mountains

圣树林 Święty Gaj

湿地 wetlands

石板墓 dolmens

石板墓 Hunebedden

石弹 slingstones

石刻，见：岩石艺术 rock carvings, see rock art

石勒苏益格 Schleswig

《时间团队》 Time Team

实验考古学 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史前巨石柱，见：立石 menhirs, see standing stones

手工生产 craft production

首领 chiefs

狩猎采集者 hunter-gatherers

树木年代学，见：年轮年代测定 dendrochronology, see tree-ring dating

水运工具 watercraft

斯基泰人 Scythians

斯季奇那 Stična

斯凯特霍尔姆 Skateholm

斯拉夫人 Slavs

斯穆泽沃 Smuszewo

锶同位素 strontium isotopes

苏格兰环境局，见：苏格兰历史环 Historic Scotland, see Historic

境局 Environment Scotland

苏格兰历史环境局 Historic Environment Scotland

苏勒德斯 solidi

燧石 fiint

索别尤希 Sobiejuchy

索尔兹伯里平原 Salisbury Plain

锁子甲 chain mail

塔尔海姆 Talheim

塔拉 Tara

塔伦特 Tarent

塔努姆 Tanum

塔西陀 Tacitus

泰尔格特 Telgte

碳年代测定，见：放射碳年代 carbon- dating, see radiocarbon

测定 dating

陶酒罐 oinochoe

陶器 pottery

特伦霍姆太阳战车 Trundholm Sun Chariot

特维耶克岛 Téviec

提贝里乌斯 Tiberius

天体观测 celestial observation

条顿堡林山 Teutoberg Forest

铁 iron

生产 production

通道墓 passage graves

铜 copper

投石器 ballista

图尔奈 Tournai

图伦男子 Tollund Man

托勒密 Ptolemy

托尼·克兰 Clunn, Tony

瓦尔德吉尔摩斯 Waldgirmes

瓦卢斯 Varus, Publius Quinctilius

瓦伦斯 Valens

瓦伦提尼安三世 Valentinian Ⅲ

瓦瑟堡布豪 Wasserburg-Buchau

汪达尔人 Vandals

王子住地 Fürstensitze

王子住地（铁器时代初期）见： princely seats （Hallstatt period） see

王子住地 Fürstensitze

威廉· 坎宁顿 Cunnington, William

威廉·斯蒂克利 Stukeley, William

韦塞克斯 Wessex

韦斯特兰 Vestland

维村 Vix

维尔巴克文化 Wielbark culture

维京人 Vikings

维鲁拉米恩 Verulamium

维欧勒-勒-杜克 Viollet-le-Duc

维钦托利 Vercingetorix

维特穆尔 Wittemoor

维也纳，见：文多波纳 Vienna, see Vindobona

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 Natural History Museum, Vienna

温德比女孩/男孩 Windeby Girl/Boy

文多波纳 Vindobona

文斯·加夫尼 Ga☽ney, Vince

文物管理 heritage management

文物贸易 antiquities trade

纹身 tattoos

沃特·戈法特 Go☽art, Walter

乌比人 Ubii

乌尔丁根木桩建筑博物馆 Pfahlbaumuseum Unteruhldingen

乌尼奥瓦 Łoniowa

乌普恰 Uppåkra

武器 weapons

另见：矛、剑、箭镞、弓、戟 see also spears, swords, arrowheads, bows, palstaves, halberds

武士 warriors

西哥特人 Visigoths

西肯尼特长坟 West Kennet long barrow

西斯托 West Stow

希尔德里克 Childeric

希腊人 Greeks

希维克 Kivik

锡 tin

锡巴里斯市 Sybaris

锡尔克堡 Silkeborg

锡尔克堡博物馆 Silkeborg Museum

下日耳曼尼亚 Germania Inferior

下萨克森州立博物馆 Lower Saxony Landesmuseum

夏至 summer solstice

献祭，见：埋藏物 o☽erings, see deposits

香料 spices

象牙 ivory

像箔 ☼gure foils

肖穆尔 Shaugh Moor

小波兰 Małopolska

楔形墓 wedge tombs

谢米耶科夫 Siemiechów

新月形项圈 lunulae

匈奴 Huns

亚麻 linen

岩石艺术 rock art

斯堪的纳维亚 Scandinavia

阿尔卑斯山 Alps

盐 salt

宴会 feasting

扬斯·雅各布·阿斯穆森·沃索 Worsaae, Jens Jacob Asmussen

羊毛 wool

氧同位素 oxygen isotopes

伊佛尼 Iverni

伊勒普Å河谷 Illerup Ådal

伊特福德山 Itford Hill

伊兹德诺 Izdebno

衣服 clothing

仪式 rituals

遗址和地形 sites and landscapes

活动 practices

移民 migration

银 silver

英国地形测量局 Ordnance Survey

英吉利海峡 English Channel

硬币与钱币 coins and coinage

当地人 native

罗马人 Roman

现代 modern

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 （bacterium）

尤利安努斯 Iulianus

尤利乌斯·恺撒 Caesar, Julius ，

游行 processions

有室墓 chambered tombs

鱼叉 leisters

鱼梁 ☼sh traps

鱼油 ☼sh oil

圆屋 roundhouses

远征 entradas

约达尼斯 Jordanes

约翰·奥布里 Aubrey, John

约瑟夫·科斯切夫斯基 Kostrzewski, Józef

约特斯普林船 Hjortspring Boat

战利品献祭 war-booty sacri☼ces

战争，见：暴力 warfare, see violence

长屋 longhouses

沼泽 bogs

沼泽尸体 bog bodies

赭色黏土陶 terra sigillata pottery

拯救考古学 rescue archaeology

织物 textiles

直立石 orthostats

中心聚落 central place settlements

钟形杯 Bell Beakers

州立考古博物馆 Archäologisches Landesmuseum，

铸模，见：浇铸 moulds, see casting

兹韦涅基 Zvejnieki

族名 ethnonym

图字：01-2018-766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千零一夜：关于古埃及的知识考古/（英）克里斯蒂娜·里格斯著；曹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9

书名原文：Egypt

ISBN 978-7-5203-4477-7

Ⅰ.①六… Ⅱ.①克…②曹… Ⅲ.①文化史-研究-埃及-古代 Ⅳ.①K41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1181号

Egypt：Lost Civilizations by Christina Riggs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London，UK，2018 in the Lost Civilizations series.

Copyright © Christina Riggs 2017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Email：copyright@rightol.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沈心

责任校对 刘娟

责任印制 王超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145×210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12千字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六千零一夜》从知识考古学角度，讲述了作为“知识”的古埃及，过去6000多年间在东西方语境中构建和演化的历程。从月亮神和亡灵书，到弗洛伊德书桌上的小雕像；从尼罗河和图坦卡蒙陵墓，到拉斯维加斯的金字塔形赌场；从神庙古迹和英国“冒险家”，到歌手蕾哈娜的伊西斯女神文身；从史料中的克娄巴特拉和恺撒，到油画与好莱坞电影中的埃及艳后……作者剖析了那些关于埃及的异彩纷呈的故事背后，叙述者或主角的不同态度和目的，带领读者认识金字塔以外的古埃及。

知识考古学是当代西方思想的前沿话题之一，本书则是这些最新思想成果的集中呈现和运用。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不仅将重塑脑海的埃及印象，更能学会一种思考问题、理解世界的新方法。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娜·里格斯（Christina Riggs）

英国历史学者，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专职从事古埃及考古研究，近期著作包括《六千零一夜》（2017）、《图坦卡蒙王》（2017）、《图坦卡蒙墓考古老照片》（2018）等。

译者简介

曹磊

文学硕士，历史文化作家、译者，《北京纪事》专栏作者，喜马拉雅脱口秀节目特邀撰稿人。著有代表作《1945》《对话胡雪岩》等，策划并翻译有《战士之路》《从北京到曼德勒》等，作品共16部，总计500万余字。

谨以此书纪念我亲爱的比蒙（Behemoth）

它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

莲叶的阴凉遮蔽它，溪旁的柳树环绕它。

《圣经·约伯记》

译者序 历史的“罗生门”

《罗生门》是根据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筱竹丛中》改编的电影。电影中几位目击者就一位武士的死亡，讲述了不同版本的故事，各有各的背景、立场、态度和目的，最后人们再也无法弄清事情的本来面目。

英语中的历史“history”由“his”和“story”组成，即“他的故事”。历史与故事相似，客观发生过的事实只有一个，而以事实为原材料的历史却可以永无休止地演义，“罗生门”在所难免。给众说纷纭的“他的故事”贴上对错标签，是处理历史“罗生门”的常规思路，但这不该是唯一的思路。

历史作为一种由人构建的“知识”，执笔者必然有其生活的语境，无法突破自身的局限性，故而故事不可能与所有语境都合拍。中国古人曾经坚信天圆地方，自己身处世界中心，并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绘制了许多鬼画符般的地图，撰写了天方夜谭的《山海经》。如今我们固然可以打着“科学”的名号将它们贬斥为封建糟粕，却也可以换个思路，琢磨古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崇尚天人合一的他们，又在这种世界观的烛照下燃烧出了怎样的人间烟火，这未尝不是面对历史“罗生门”的一种思路——知识考古学。

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罗生门”，与其站在自己的语境中，片面纠结某个故事真实与否，不如想想，那些千奇百怪的“罗生门”，究竟为什么会被构建出来，讲这个故事的人依据为何、目的为何，故事承载了怎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这恐怕要比单纯判断对错、作出取舍，更有意义，也更有趣。

克里斯蒂娜·里格斯（Christina Riggs）的《六千零一夜》就是这样一本有意义也有意思的书，作者希望梳理的是一个已经被世人众口相传，讲了6000多年的老故事。6000年间沧海桑田，古埃及人、古犹太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埃塞俄比亚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乃至与埃及远隔万里的我们，出于不同的目的，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约而同地成了这个老故事的讲述者，喋喋不休地把埃及这个老故事传承、延续下去，就像阿拉伯古代传说《一千零一夜》里那样，讲了一天又一天，好像永远也讲不到尽头。时至今日，无论身在何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个与埃及有关的故事。这个故事里的埃及与现实中的埃及既相似又不同，这更多地取决于故事讲述者自身的个性、学识、修养和际遇，以及所处的文化语境。套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理论来说，每个人心中与埃及有关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一种以埃及为名的“知识”。

克里斯蒂娜·里格斯的这本《六千零一夜》并非是要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些和古埃及有关的历史常识，炫耀身为专业学者的博闻强识，更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站在知识考古学的立场上，摸索作为“知识”的古埃及在过去6000年间东西方语境中的构建和演化历程，盘点围绕“古埃及”这3个字滋生出来的千奇百怪的历史“罗生门”，回忆6000多年前的“他们”，同时也反思6000多年后的“我们”。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作为现实国家的古埃及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终结，作为“知识”的古埃及却在东西方语境中不断“故事新编”，让文化的“金字塔”耸立在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耸立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真实的古埃及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可能会是一个永远刺激我们想象，却又永远找不到“正确”答案的问题。或许未来某天，真的有人能给出个完美的答案。在这个幸福的日子来临前，我们也不妨先跟随克里斯蒂娜·里格斯，来一场以古埃及为目的地的知识考古。如果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本书学会一种思考问题的新方法，那将令本书作者和译者都倍感欣慰。

埃及大事年谱[1]

公元前4500—前3000年前后，前王朝时期

公元前3000—前2600年前后，早王朝时期，第一至三王朝，塞加拉阶梯金字塔完工

公元前2600—前2180年前后，古王国时期，第四至六王朝，吉萨金字塔完工，特提金字塔完工

公元前2180—前2050年前后，第一中间期

公元前2050—前1650年前后，中王国时期，第十一至十三王朝

公元前1650—前1550年前后，第二中间期

公元前1550—前1070年前后，新王国时期，第十八至二十王朝，阿拜多斯塞提一世神庙中的王表追溯了最久远的埃及历史，众多工匠汇聚在德瑞尔美狄亚村（Deir el-Medina），为附近帝王谷的法老陵墓工程效力

公元前1070—前712年前后，第三中间期，第二十一至二十四王朝，格林菲尔德莎草纸问世

公元前712—前332年，后王朝时期，第二十五至三十王朝，波斯人入侵

公元前332—前30年，托勒密王朝时期，终结于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手中，同时期的古罗马正处于共和时代，普雷尼斯特马赛克镶嵌画问世

公元前30年—公元395年，罗马统治时期，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弗洛伊德收藏的狒狒雕像问世，赫库兰尼姆壁画问世

公元395年至5世纪40年代，拜占庭统治时期，埃及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听命于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赫拉波罗撰写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专著

公元5世纪40年代至969年，阿拉伯伊斯兰倭马亚王朝阿巴斯大帝吞并埃及

公元969—1171年，北非伊斯兰法蒂玛王朝统治埃及

公元1171—1250年，萨拉丁[2]建立阿尤布王朝统治埃及

公元1300年前后，一幅英国古地图明确标注了约瑟粮仓的位置

公元1250—1517年，马穆鲁克王朝[3]统治埃及

公元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征服埃及

公元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重新受到重视，很多人认为这两个时代的文化与古埃及存在渊源，锡耶纳天主教堂的地板镶嵌画问世

公元16世纪，古罗马时期从埃及引入意大利的方尖碑被重新竖立起来，成为贝尔尼尼四河喷泉的组成部分

公元18世纪，共济会在欧洲和刚刚立国的美国受到贵族阶层及受过高等教育阶层的追捧，美国将共济会的标志——长着一只眼睛的金字塔刻在了国玺背面

公元1798—1801年，拿破仑率军侵入埃及，铩羽而归；与此同时，罗塞达石碑等文物流入英国；维旺·德农领导一批法国科学家、工程师和艺术家尝试绘制埃及古代和现代地图

公元1805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委任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开始在辖区内推动欧洲式的工业化

公元1809年，《埃及百科》一书首次出版；欧洲服装设计以埃及风格为时尚

公元1822年，商博良以罗塞达石碑为基础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

公元1849年，穆罕默德·阿里去世，他的儿子和孙子先后接任埃及总督

公元1849—1851年，马克西姆·杜·坎普代表法国教育部前往埃及拍摄照片

公元1851年，欧文·琼斯参照在埃及见过的神庙和雕塑，为伦敦海德公园的水晶宫设计了埃及厅

公元1858年，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萨义德·帕夏授命法国学者奥古斯特·马利耶特调查埃及境内的文物古迹

公元19世纪60年代以后，大批欧美资本涌入埃及棉纺和制糖工业，与此同时，西方游客人数激增，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蒸汽轮船开始用于以埃及为目的地的包办式旅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制定了首张种族等级表，这份等级表为殖民主义和奴隶制提供了“合法”依据；小说、绘画和通俗文化开始以文化生产的方式打造西方语境中的“古埃及”形象，比如洒满月光的尼罗河、绝世美女埃及艳后等

公元1867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从萨义德的儿子伊斯梅尔开始，正式授予埃及最高长官“总督”称号

公元1869年，法国人参股投资的苏伊士运河通航，威尔第创作歌剧《阿依达》以示庆贺

公元1875年，埃及发生经济危机，英国政府趁机收购了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帕夏手中的运河股份

公元1882年，英国军队进驻埃及，镇压由乌拉比·帕夏将军领导的起义；埃及探索学会成立，这是一个由英国政府资助，对象为埃及的考古团体，在英国控制埃及的40年当中，探索学会渗透进了埃及的每个角落，成千上万的文物和收藏品由此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者手中

公元1902年，意大利人主持设计的位于开罗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成立，大量文物从位于吉萨的王宫转移到这座博物馆

公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制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英国宣布埃及为独立的苏丹制国家

公元1919年，埃及爆发由华夫脱党[4]领导的革命，脱离英国独立

公元1922年，英国承认埃及独立，但同时保留对埃及外交事务的控制权，原苏丹艾哈迈德·福阿德（Ahmed Fuad）被拥立为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图坦卡门王陵墓被发现，发掘者霍华德·卡特与埃及文物部就文物归属权问题发生争议，这些文物最终全部留在埃及

公元1928年，艾哈迈迪·穆赫塔尔的雕像《埃及的觉醒》完工，树立在开罗拉美西斯广场，后来迁移到开罗大学

公元20世纪20—30年代，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将注意力集中到古埃及，开始强调非洲在人类文学艺术史中的贡献

公元1952年，埃及爆发革命推翻法鲁克国王统治，建立埃及共和国，英国殖民占领彻底结束，即所谓的“7月23日革命”

公元1956年，纳赛尔将军就任埃及第二任总统，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经过短期军事对峙，英国和法国军队撤出埃及领土

公元1970—1981年，萨达特总统执政时期，图坦卡蒙王宝藏先后在欧美大城市巡展

公元1981—2011年，穆巴拉克总统执政时期，终结于2011年1月25日的国内政变

[1] 本书的年谱细节方面与目前通行的版本有区别，其中提到的部分人物、地名、历史时期、艺术品等正文将有详细介绍，这里不额外注释；另外，本书脚注除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所加。

[2] Saladin，萨拉丁·阿尤布·本，阿拉伯世界抗击十字军东征的英雄。

[3] Mamluk，1250—1517年，统治阶层大多拥有土耳其-切尔克斯血统。

[4] 埃及资产阶级政党，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谋求国家独立。

图1 彩色木版画及献给特巴肯洪苏夫人（Tabakenkhonsu）的祭文，这位女士位于画面最右侧，身穿白色长袍。掌管天空的女神努特（Nut）高高在上，俯视苍生，站在画面左侧的是女神的孩子奥西里斯和伊西斯，他们正在会见鹮头人身的托特神和他带来的洪苏夫人的亡灵。这块木版画来自兴建于公元前675年的停灵庙

目录

译者序 历史的“罗生门”

第1章 寻找古埃及

月亮神

静止的赫尔墨斯

从锡耶纳到维也纳

第2章 4000年埃及史

约瑟的粮仓

书写的历史：法老名单、大事年表和虚构文明

公元前40世纪

金字塔时代

亚历山大大帝，史上第一个“拿破仑”

第3章 神圣文字

古埃及最早使用的象形文字

谜语和符号

梦幻喷泉

翻译的艺术

第4章 洪水赐福

水世界

尼罗河与死亡

尼罗河蓝调

第5章 像古埃及人那样行走

看起来像个埃及人

打扮得像个埃及人

画布上的古埃及

埃及艳后的所有权问题

第6章 蛇蝎女，狐狸精，睚眦必报者

美女和死亡

拆解木乃伊

混沌的过去

图坦卡蒙的诅咒

第7章 出非洲记

木乃伊的种族问题

谜一般的源流

黑色国度

第8章 与历史相遇

埃及考古发掘

伤心的埃及

埃及的觉醒

轮回

第9章 寻找永无止境

致谢

重要人名、地名中英文对照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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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寻找古埃及

21世纪初的我们有关记忆和失忆的很多看法，往往可以追溯到1个世纪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mund Freud）的著作。在维也纳寓所的那间心理咨询室中，弗洛伊德提出了很多深刻改变我们对人类意识的观点。他认为，人类思维大致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种模式。很多看似被遗忘的东西并非真的已经被我们忘记，只不过是深深埋藏在潜意识中而已，而潜意识依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言谈举止。这种影响是不自觉的，只有当我们察觉到某种潜意识的存在时，才能有意识地加以克服。

“埋藏”（buried）这个词用在这里非常恰当，因为弗洛伊德终其一生还是位狂热的业余考古学家，他在心理咨询室里堆满了来自古希腊、罗马和埃及的雕塑等各类古董¹。曾经供包括诗人杜利特尔[1]在内的诸多病人半躺半靠的那把著名躺椅[2]，就摆在一幅描绘月色掩映中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阿布辛波（Abu simbel）神庙[3]的版画下方。他的书桌上足足摆了36尊来自不同古代文明的雕塑，其中主要是古埃及的青铜和石头雕像，比如象征托特神（Thoth）的狒狒，这位神灵在古埃及是主管书写、智慧和记录历史的神。据弗洛伊德的房东回忆，他经常会用手轻轻拍打石头狒狒光滑的脑袋，就好像对心爱的宠物那样。

本书主要以古埃及为题，从弗洛伊德的生活和著作入手似乎显得文不对题，然而他提出的很多关于记忆遗失的观点不但适用于个人，同时也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贯穿20世纪，众多学者、哲学家和作家不断构建着名为“文化记忆”的理论，认为不同的文化记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相应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²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的文化记忆可以体现为包括感恩节在内的众多国家节日，体现为美国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等领域的独特准则，体现为奴隶制的惨痛记忆和长期影响。时光流逝，这些东西演化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记忆，有了约定俗成的说法，可是它们最初的形成背景却并没有那么简单。这里不妨详细说说。

多数美国人认为过感恩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7世纪新英格兰[4]殖民时期，然而这个节日其实是在1863年由林肯总统（president Lincoln）提议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内战时期[5]的国家团结。至于艺术领域的种种规范，其实自这些规范诞生以来，应该墨守成规还是突破创新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经常引发激烈的争论。奴隶制对美国社会而言则属于被有意遗忘的历史。直到2016年美国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6]成立前，美国都没有为那些数以百万计因奴隶制而失去生命或遭受苦难的人设立的博物馆或纪念碑，联邦一级或州一级的政府甚至从未对这段历史作过官方认可。公众也没有普遍意识到曾经的奴隶制对今天的美国社会余波犹在。

借助弗洛伊德理论，我们可以像解读个人意识那样，解读这种社会心理。埋藏记忆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有意忘记奴隶制这种悲惨往事，掩饰欧洲殖民时代的侵略行径，或者干脆是为了压制那些与主流话语存在差异的不同声音。这些记忆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可以被埋藏，却不会被遗忘。某些突发事件，比如白人警察枪杀手无寸铁的黑人等，可能会像在伤口上撒盐那样重新唤醒它们，让这些悲惨往事得以改头换面，故事新编。

如果说某些文化记忆是为了埋藏那些艰难困苦的历史时刻，那又应该怎样理解那些引发我们庆贺甚至狂欢的共同历史和记忆呢？在西方主流文化中，古埃及通常扮演着正面形象，被认为是已经被西方（“west”这个词如果仅按字面去简单理解是有问题的[7]）历史和文化部分招安了的失落文明。实际的情况是，身在西方的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通过书籍、电视节目和博物馆展览，建构并重新“发现”了那个“古埃及”，大家也往往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理解那个所谓的“古埃及”。例如巴黎协和广场（the Place de la Concorde）取代原先的断头台而竖立起来的方尖碑[8]，还有拉斯维加斯金字塔形的卢克索（Luxor）酒店³和赌场等，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西方人打着“埃及”名号的自说自话。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修建成金字塔模样仅仅是为了开个有益无害的玩笑吗？欧洲各地纷纷竖立起方尖碑仅仅是出于西方现代科学为人类共同利益而保护和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高尚动机吗？答案正如本书将要展现的那样，回忆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当我们试图以回忆的方式重建“过去”时，“过去”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关于法国人对古埃及的热情，还有拉斯维加斯的金字塔形赌场，本书后面将有专门介绍，这里还是继续谈谈弗洛伊德的话题。作为狂热的业余考古爱好者，弗洛伊德对人类意识演化的历史性认知其实是与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成果相匹配的。弗洛伊德理论虽然吸收了很多古希腊神话元素，而且他本人一生除了从维也纳前往雅典和罗马游历过一趟，就再没有参观过其他古代遗迹，可是这位心理学家晚年的思想却大量吸收、借鉴了古埃及元素。他神游古埃及的方式是坐在书桌前，同那些古埃及神像四目相对。

月亮神

那尊狒狒雕像仍旧立在弗洛伊德书桌右手边桌角的位置上。书桌所在的住宅位于伦敦北部，弗洛伊德当年为躲避纳粹迫害，以难民身份逃到这里，然后就在这所住宅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这所住宅现已得到保护，成为弗洛伊德博物馆。博物馆的馆藏包括1个图书馆，很多古董，精心收藏的各种盖毯，当然还有那把著名的“弗洛伊德躺椅”。1938年，弗洛伊德将这些东西从维也纳带到伦敦，目的是尽可能营造自己熟悉的环境。为了把其中的贵重物品带出奥地利，他的朋友兼病人玛丽·波拿巴[9]替他向纳粹政府支付了相关费用。

图2 弗洛伊德收藏的石头狒狒雕像，公元1世纪前后完成于古埃及或罗马

桌子上21.5厘米（8英寸）高的雕像表现的是只蜷缩、蹲坐的公狒狒，它的尾巴从右侧环绕着身体，两只前爪搭在膝盖上。狒狒头顶上横卧着一个新月形的小构件，新月下凹的部分又托着一个醒目的小圆盘，它是满月的代表。狒狒是古埃及文化象征托特神[10]的两种动物之一，不过弗洛伊德的这尊狒狒雕像很可能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作品，或者至少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公元3世纪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狒狒由整块大理石雕刻而成，这种石料在埃及非常稀有，在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却很常见。古埃及雕像通常采用长方形底座，弗洛伊德狒狒雕像的底座却是圆形的，狒狒的后爪和尾梢与底座相连的部分明显经过二次加工，这说明雕像本身蕴含的历史信息非常复杂。很有可能，它是后来的作者在某件古代雕塑残件的基础上重新雕刻而成的，因此风格方面更加符合弗洛伊德那个时代收藏者的口味。

弗洛伊德收藏的古董大多来自一位名叫“罗伯特·拉斯汀”（Robert Lustig）的商人，他的古玩铺子就在距离前者维也纳寓所不远的位置。20世纪早期，包括埃及在内的北非和中东地区对文物出口没有任何限制，很多古董因此从这个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和其他地方，类似弗洛伊德狒狒雕像这种体积大小适中，能摆放在室内的古董销路尤其好。1902年，开罗（Cario）市中心刚落成的考古博物馆[11]甚至开设了专门商店，根据出口许可向公众出售那些与馆藏展品内容重复，或被认为没有太大价值的文物。

弗洛伊德书桌上摆放的几尊小雕像明显经过有意挑选，都是某种古代文化或知识的代表。或许，作为拥有很高教育水平的医生和著述等身的作家，弗洛伊德经常需要通过凝视象征托特神的狒狒、古希腊的雅典娜，或者古埃及圣贤伊姆霍特普[12]获取灵感。在古埃及神话中，托特神是主管书写和智慧的神，不过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他同时还操控着历史和文化记忆，因为托特神还扮演着神圣书记官的角色，法老和诸神们希望被载入史册的重要决定、日期和事件，都要经他之手落实到纸面上。除此之外，托特神还负责在阴间称量死者的心脏，并将结果记录下来，作为评判这个人生前善恶的依据。就连法老们坐江山的年限也要由托特神预先刻写在神圣的鳄梨树[13]上。

书写在古埃及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当时只有2%—5%的人能读书写字。古埃及帝国鼎盛时期人口平均在200万左右，其中识字的大概只有4万人，而且差不多都是男人或男孩。为了能够读书写字，这些人从小就要在神庙附属的学校接受专门训练。神庙在古代埃及不仅是举行祭祀、供奉神灵的场所，同时也被视为国家政治、经济的支柱。某些男孩从小就要被挑选出来，作为专职书记官学习读写。书记官在古代埃及受人尊敬，拥有权力，甚至可以凌驾于政府官员之上。男孩们学习写字的主要方式是抄写那些带有道德说教色彩的神话故事，某本这种读写学校编写的教科书如此告诫学生4：

你热爱书写应该胜过热爱你的母亲……你应该认识到书写的魅力，没有比书记官更伟大的职业，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正是由于书记官的身份，托特神在各种艺术作品中经常被塑造成手里拿着1支芦苇笔[14]、1卷莎草纸、1个细长的装着削好的芦苇笔的笔匣，还有一黑一红2瓶墨水的形象，这些东西当时所有书记官都必须配备。

除了狒狒，托特神还可以以一种非洲圣鸟——鹮（拉丁文学名为Threskiornis aethiopicus，属于涉禽，长着细长而弯曲的喙）的形象出现，或者也可以像很多古埃及神灵那样，被刻画为兽首人身的模样，也就是强壮男性的身体上长了一个鹮的脑袋。不管采取哪种形象，鹮的脑袋上也要和狒狒一样，顶着新月和满月的象征。大约创作于公元前950年，献给富有的女祭司纳斯坦波塔夏鲁的亡灵书[15]便表现了鹮头人身的托特神在隼头人身的拉·哈拉胡提神[16]⁵面前把芦苇笔伸进墨水瓶蘸墨水的情形。

图3 用墨水画在莎草纸上的拉·哈拉胡提神和托特神，见于大约创作在公元前950年的“格林菲尔德莎草纸”

纳斯坦波塔夏鲁的亡灵书原本是一幅展开超过37米（121英尺）的长卷，后来大英博物馆为方便装入玻璃框保存、展出，把它裁成了若干块。古埃及时代，这幅长卷被安放在女祭司的坟墓里，它上面用象形文字记载的那些咒语被认为蕴含着深奥的知识和神秘的力量，可以在另一个世界为死者引路。“入门测验”[17]是这些古埃及男女祭司工作生活的一部分。身为祭司，意味着他们死后的灵魂注定要同另一个神圣世界打交道，因此就需要提前作好各种准备，比如把用得着的咒语和礼节记录下来。献给死者的亡灵书全方位体现了古埃及人对死后世界的理解。

即便用墨水画在白里泛黄的莎草纸上，托特神头顶代表月亮的圆盘和拉·哈拉胡提神冠冕上代表太阳的圆盘仍然显示出这两位神性人物时刻散发的神力光芒，他们戴着被古埃及人称为“三绺发”“假发”或“饰头巾”[18]的披肩长发的鸟头，则提醒人们这两位神灵与神圣天空和珍贵青金石[19]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古埃及人心中的神灵不但能像金属一样闪闪发光，还能幻化出阳光般的七彩光泽。那个时代的埃及艺术品中，经常出现人类与动物相混合的造型，人不仅可以顶着动物脑袋，还可以被安上牛的尾巴、鸟的羽毛或者某些动物的犄角。古埃及艺术家这么做，并非因为他们心中想象的神就是这个样子，而是因为按照当时艺术创作约定俗成的规矩，将某些动物身体部位安放在人身上，是为了体现那些无法被人类理解和描述，也无法由人类掌控的巨大神力。

为了表现托特神的重要性和多才多艺，古埃及艺术家同时为他创造了鹮、鹮头人身，以及狒狒这3种形象。3种形象都可以代表托特神，却存在微妙的区别和不同的用途。古埃及的某些时期，非常流行用小型的鹮雕像象征托特神。弗洛伊德收藏的这种狒狒雕像器型有大有小，通常以独立造像的形式摆放在神庙里。不仅如此，古埃及人还会饲养那些被认为同神存在关联的动物，作为祭祀时的牺牲。它们以祭品的身份遭到宰杀，然后会被制作成木乃伊埋葬起来。这种风俗在公元前600年前后开始普遍流行，一直延续到古罗马时代。⁶今天的考古学家在埃及最大的托特神神庙附近发掘出了数千具鹮和狒狒的木乃伊，它们被整齐地安放在成片的地下墓穴里，这块墓地紧挨着那些曾经生活在这座古代城市里的居民们的墓地。⁷

作为古埃及文化中主管书写和智慧的神，托特神及其相关信仰在古埃及人与亚述帝国[20]、古希腊商人和雇佣军，以及染指这片土地最晚的古罗马帝国发生交往或冲突的特殊阶段，往往会受到特别重视。法老们的世系传承可能会被各种原因打乱，神庙与祭司的传承却相对稳定。作为专属于众神的书记官，托特神掌管的书写和智慧神力，逐渐演化为被某个掌握古埃及象形文字和语言的小圈子所垄断的知识。每当周围的环境发生重大变故，祭司们就可以将神庙当作保存古代知识的“避风港”。这种做法非常成功。恰恰是通过托特神的形象，古典时代[21]和中世纪的人们才能记得住很久很久以前法老时代埃及的历史。

静止的赫尔墨斯[22]

前面提到的托特神神庙和配套的埋藏有牺牲动物木乃伊的墓地位于尼罗河（Nile）西岸，具体位置是在开罗以南300公里（185英里）的阿曼尼亚（Alminya）省。这座神庙及邻近古城历史上不断地改名换姓，这本身就说明了埃及历史的漫长和复杂。时至今日，当地看似现代的外表背后。依然时时显露着过去的蛛丝马迹，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纸张上反复擦抹、书写一样。古城现在的名字叫“艾尔-阿什穆嫩”[23]，这个名字是对稍早些的科普特[24]语名字“shmunein”的阿拉伯语翻译。“shmunein”的说法则源自更早的古埃及地名“khmunu”，它的意思是“八神之城”（City of the Eight）。古埃及早期宗教认为，今天的世界由8位神灵从混沌之中创造出来，古城的名字代表了当时的居民对这8位神灵的崇拜。后来，托特神越来越受到古城居民们的重视，象征他的鹮形象被不断赋予各种神圣含义。正是由于当地人对托特神的异常推崇，虽然整个埃及都崇拜托特神，可是献给这位神灵规模最大的神庙却出现在艾尔-阿什穆嫩。只可惜，这座宏伟的古代建筑现在几乎已经片瓦无存。

古埃及考古学领域通常习惯用某个地方古代的名字来指代这处古代遗迹，“艾尔-阿什穆嫩”现在更通行的名字其实是“荷莫波里斯”（Hermopolis），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意思是“赫尔墨斯之城”。当年，生活在地中海东部、说希腊语的居民纷纷来到埃及做生意。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埃及以后[25]，这些异乡人逐渐在埃及定居，同时开始为自己宗教信仰中的神灵在古埃及神灵体系中寻找对应。这样一来，某些专属古埃及的神灵便根据与其对应古希腊神灵的相似性，获得了希腊式的名字。某些神灵无法在古希腊神话中找到对应，比如古埃及的主神阿赛特[26]和维斯尔[27]，则直接被硬安上了今天仍被我们沿用的希腊式名字——伊西斯[28]和奥西里斯[29]。今天的人们或许知道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的信使神，为了提高送信的速度，他的身上还长了翅膀。人们不知道的是，很久很久以前，赫尔墨斯还被认为是主管语言、书写和学习的神，他本人则以机智和狡诈著称于世。凭借这种相似性，将赫尔墨斯和托特神等同起来，只需要作些语言学和神学方面的变通，变通的结果就是“荷莫波里斯”（Hermopolis）。有时，“Hermopolis”的后面要加上“Magna”的字样，为了与埃及的同名城市相区别，“Magna”的后面还得再加上“The Great”2个字。这个埃及加希腊式的名字曾让那些早年间来到埃及的欧洲游客、学者和考古学家倍感新奇。

对古埃及宗教感兴趣的，不仅是那些曾在当地游历或定居的古希腊人。当时，地中海东部的商业航线四通八达，埃及海岸、黎凡特[30]、土耳其、塞浦路斯（Cyprus），乃至意大利半岛[31]在很长历史时期里都曾被古希腊和来自今天黎巴嫩（Lebanon）地区的腓尼基[32]水手当作航行中的落脚点。最晚在公元前2世纪，甚至更早的时代，古罗马帝国内部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很多具有埃及色彩的异教团体。分布在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异教团体主要崇拜女神伊西斯，她既是主神奥西里斯的妹妹，同时也是妻子。奥西里斯被他的哥哥赛特[33]谋杀后，伊西斯凭借法术保全了哥哥兼丈夫的生命力和性能力[34]。神话中的伊西斯被塑造为全能的母亲形象，哥哥兼丈夫奥西里斯复活后，与她生下一子荷鲁斯[35]。这个孩子被秘密抚养成人，长大后替父亲报了仇。

地中海沿岸崇拜女神伊西斯的异教团体同时还吸收了很多古埃及人与尼罗河泛滥有关的宗教理念⁸，比如对来自河流的圣水的重视，以及神圣动物崇拜等。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Mount Vesuvius）喷发掩埋的庞贝城（Pompeii）和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城内就都修建有供奉女神伊西斯的埃及异教神庙，赫库兰尼姆城内一面保存完好的墙上还绘制有在这样的神庙中祭祀女神伊西斯场景的壁画。壁画中的神庙规模不大，一连串台阶通向高高在上的大门。类似这样的规制和古埃及的传统神庙，比如荷莫波里斯的托特神神庙完全不同，却与公元1—2世纪分布在意大利和埃及的多处伊西斯神庙结构大同小异。赫库兰尼姆的壁画同时还体现出了明显的异域风情，神庙大门两旁画着鳄梨树和狮身人面像。原产自非洲，羽毛黑白相间的神圣鹮鸟站在位于台阶右侧的高台上歇脚。一位男祭司正在给焚烧祭品的火堆扇风，另一位男祭司手里则举着一片棕榈树叶，那就是当时的扇子。围拢在祭坛周围的信徒中，有很多人手持被称为“西斯铃”[36]的金属拨浪鼓，这是一种源自古埃及的乐器，人们认为它发出的“沙沙”声可以取悦诸神，古埃及人依据声音把它叫作“shesheshet”。挨着狮身人面像站着的男女祭司手里也拿着西斯铃，待在神庙门口台阶下面的男祭司手里则气势汹汹地挥舞着一片细长的羽毛，这种羽毛是古埃及艺术中经常出现的东西。

重要的人物总要压轴出场，画面正中站在神庙门口的男祭司手里捧着一个造型奇特的瓶子。这个瓶子是洗礼专用的，瓶口处预留了水嘴，方便往外倒水。值得注意的是，男祭司捧瓶子时特意把身上穿的袍子扯出来一块垫在手上，这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皮肤不直接同盛圣水的容器发生接触。就像很多宗教一样，古埃及宗教非常重视圣洁、纯净，无论是在这种宗教的故乡，还是受它传播影响的异域。古埃及祭司举行祭祀仪式时，讲究穿新的亚麻布衣服，不但要严格斋戒，禁止性行为，还必须把身上的体毛刮干净。这也正是赫库兰尼姆壁画中男祭司全部留光头的原因所在。画面中的这些男祭司的使命是继承前辈若干代祭司流传下来，已经延续千百年的宗教手稿、祭祀流程和信仰理念，女性祭司则被赋予其他使命，或者干脆被禁止参与此类仪式。就像那些前辈祭司们一样，这些有幸被神选中的男人们将自己掌握的知识当成秘密保守，只向那些同样有幸被神选中，同时愿意发誓保守秘密的预备祭司传授这些知识。

托特神以及他在古希腊神话中对应的赫尔墨斯是最受尊敬的主管书写和智慧的神，被认为掌握着关于宇宙和人性的最高等级秘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将知识当成秘密保守并非意味着这些知识真的是关于某些千古之谜的答案，也并非意味着古埃及人真的像今天的人们认为的那样掌握着某些不可告人的巫术。事实上，保密这种行为本身便具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掌握秘密，同时也意味着拥有特权，意味着掌握秘密的人可以进入某些特定的区域，可以拥有某些特别的人脉关系，可以获得特殊的物资供应。相应地，不掌握秘密的人则被排除在拥有特权的小圈子以外，这其中的道理与现在的私人会所和俱乐部别无二致。保密这种行为本身其实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完全保密，那就不会有人知道你掌握着某种秘密，你当然也就不会拥有相应的社会影响力，可是很多时候，保守秘密的目的其实反倒是希望别人知道你掌握着某种秘密，保密因此成为了一种强调行为，而非掩饰。

图4 公元1世纪意大利赫库兰尼姆城壁画

在古埃及宗教希腊化、罗马化的过程中，保密越来越受重视，几乎成为了这种宗教的标志性特征。从属于这种宗教的祭司需要掌握某种特殊文字和符号（古希腊人称之为“神圣文字”）才能读写宗教文献，古罗马时代及近古代[37]大大小小的异教团体也大多采取地下的、秘密的活动方式，基督教后来也或多或少从中获得了借鉴。“Hermes”（赫尔墨斯）这个神灵的名字后来衍生出了“hermetic”这个词，它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密封的”，也就是保密或向社会其他成员隔绝。正是借助“hermes”这个含义丰富的词语（Trismegistus意为“三呼万岁”，是对古埃及语“wer、wer、wer”的翻译），古埃及的托特神才得以摇身一变，进入了欧洲人的文化空间。古埃及的托特神被认为是若干古希腊哲学手稿的作者，只不过他在希腊的名字是“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这些手稿被认为大致完成于公元1—3世纪之间⁹，创作时参考了某些古埃及文献作为蓝本。到了使用拉丁语的古罗马时代，这些手稿被整体性地命名为《赫尔墨斯文集》[38]，后来逐渐失传，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才被重新发现。与此同时，以希腊语版本为源头的科普特语、叙利亚语[39]以及阿拉伯语版本的《赫尔墨斯文集》，却先后在中东地区薪尽火传。借助将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教，将中东和北非连接起来的大海，传说中的“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坚守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让那些古代知识流传下来，为今天的我们所用。

从锡耶纳[40]到维也纳

很难想象某座罗马天主教堂可能成为邂逅古埃及托特神的最后处所，然而位于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大教堂[41]宏伟的地板的的确确承载着人们对“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敬意。现而今，只要迈过教堂正厅的门槛，就可以看到这件艺术杰作。教堂地板铺设于公元14—16世纪，面砖材质为白、黑、红、绿各色大理石，每块都出自当时最顶尖的艺术家之手。地板采用拼花镶嵌工艺，面砖先要从整块大理石上切割下来，经过单独打磨，然后再拼接成整体。公元1488年¹⁰，雕塑家乔万尼·迪斯特法诺[42]完成了圣凯瑟琳教堂地板的总体设计，若干单片面砖拼接出来的图案就是古埃及的托特神，也就是中世纪欧洲人口中的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就像当时欧洲人塑造的众多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形象一样，教堂地板上的他被刻画为留着长长胡须的睿智长者形象。圣凯瑟琳教堂的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头戴高高的尖顶帽，这种帽子是那个时代东正教神甫[43]或智者的专属标志，拜占庭（Byzantine）末代皇帝在他的画像中头上也戴着这种帽子。与尖顶帽搭配的是古色古香的厚重长袍，袍子上以黄金饰物作为装饰。画像底部同样用马赛克面砖拼接而成的拉丁文箴言意思可以理解为——赫尔墨斯·墨丘利·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Mercury Trismegistus），当代摩西（Moses）。

图5 意大利锡耶纳天主教堂石头地板上的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形象，完成于公元1488年

摩西就是《圣经》里的那位先知，他出生在埃及并在那里长大成人，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认为这位先知接受过大量古埃及人智慧的启迪。15世纪的欧洲，将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这个异教徒形象与《圣经》中率领信众“出埃及”的领袖人物相提并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时，包括柏拉图（Plato）在内的古代哲学家的作品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被广泛阅读，这些先贤也因此受到他们的普遍尊敬。在解释基督教起源这个问题上，先贤们的真知灼见被认定对基督教和《圣经》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460年代，《赫尔墨斯文集》回流到意大利，这套巨著想象中的作者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由此得以跻身先贤行列，成为了古埃及智慧的化身。源自古埃及的智慧则被认为是一种最古老、最有用的智慧。

锡耶纳教堂的地板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与古埃及托特神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并非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体现在身材外貌或者穿着打扮方面，而是体现在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用一只手拿着的那本打开的书的书页上写着的拉丁文——Suscipite o lecteras et leges Egipti。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翻译为：“啊，埃及人，接受文字和法律！”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右侧还有两个人物形象，其中一位用手拿着那本书的另一边，他应该象征了由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施加教化的埃及人。单从头巾和短胡须这两个细节来看，手里拿着书的这个人的确具有明显的非欧洲特征。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左侧有块石碑，石碑的底座是两尊希腊化了的斯芬克斯小雕像，碑文的内容涉及神秘的智慧，神圣的文字，圣父、圣子和圣灵，其中的拉丁文引文出自《赫尔墨斯文集》。这幅以赫尔墨斯为中心的马赛克拼接画，通过图像和文字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某些古埃及著作与被认为出自耶稣基督之手的某些基督教思想间的联系，拼接画中赫尔墨斯头戴的帽子和手拿的书卷，形象地暗示了源自前基督教时代的知识在15世纪的基督教时代，在意大利的华丽转身。

那些身在锡耶纳的信徒走进教堂望弥撒时，是否能意识到大厅地板上蕴含的深意呢？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点，因为他们普遍缺少解读这些图案和文字深意的相应知识。时至今日，恐怕也很少有造访这座教堂的旅行者或正在阅读本书的读者知道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这一神话形象。即便他们能够注意到地板上的图案，可是由于图案中人物外貌的迷惑性，他们恐怕也很难把这个人和古代埃及联系起来。毕竟，这幅拼接画里没有金字塔，没有长着翅膀象征太阳的金盘，也没有象形文字，如果说它和埃及有关，可能根本没有人相信。

古埃及人的亡灵书问世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弗洛伊德收藏的狒狒雕像完成于公元100年前后，赫库兰尼姆的壁画完成于大约公元前100年，锡耶纳的地板拼接画则是15世纪晚期的作品，当那些古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试图通过创作的方式重回古埃及时，时光的流逝似乎已经让他们忘了这位经常以狒狒或鹮形象示人的神灵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以公元6世纪为起点，截止于公元15世纪中期的漫长中世纪彻底改变了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政治、社会和宗教，让这个时期的文化与古代埃及和现代欧洲出现了明显断裂。直到17世纪，多数欧洲人对古埃及艺术的印象仍旧局限于方尖碑，以及那些在古罗马时期被掳掠至意大利的雕塑和小型文物，还有同时期古罗马艺术家参照埃及模式的仿制品。正如本书前面所说，欧洲人对于古埃及宗教的理解也要经过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这具“透镜”的折射。由此形成的认识体系更多强调对古埃及智慧的盲目崇拜，甚至将其视为一种神秘的存在。

18世纪，欧洲文化发生剧变，启蒙运动开始逐渐改变人们对现代和古代埃及的理解。今天的文化语境将启蒙运动理想化为一个崇尚理性的时代，一个充满发现的时代。然而，启蒙运动本身也有其形成的复杂政治、经济背景，比如殖民主义、工业化、奴隶贸易等。凭借强大军力作为支撑，欧洲开始了扩张主义的进程，大批商人和探险家得以来到埃及，随后又将他们的经历、见闻，比如动物木乃伊、巫沙布提俑[44]等，带回故乡，引发人们的强烈好奇。贯穿整个启蒙时代，人们始终将古代埃及视为象征文明和神秘的国度。类似共济会[45]和蔷薇十字会[46]这样的秘密社团，他们崇拜的偶像和教义往往受到贴着赫尔墨斯标签的古埃及文化影响，在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社会中产阶层，以及被认为“启蒙”程度更高的贵族阶层中拥有广大信众。通过“故事新编”的方式，这些人实现了对古代知识的再解读，满足了当代社会的需要，虽然再解读的过程本身不乏有意识地误读甚至歪曲。共济会因莫扎特（Mozart）1791年的歌剧《魔笛》（The Magic Flute）闻名于世。这幕歌剧里的英雄因为自己的英勇行为，不但获得了浪漫爱情作为回报，还感动得大祭司萨拉斯托（Sarastro）施法，让他得以见识了来自古代的伟大智慧。歌剧的结尾，演员们齐声歌唱，赞美伊西斯和奥西里斯——他们是永恒的光明和智慧的象征。

本书下章将要谈到，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ye）1798年对埃及发动的远征，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欧洲对古埃及文化认识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拿破仑的远征将更多与埃及有关的知识引入欧洲，埃及的文物和现代艺术品开始更多地被西方了解。与此同时，拿破仑的远征还增加了欧洲与穆罕默德·阿里[47]，这位代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管辖埃及的阿拉伯裔将领治下国度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这种往来绝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埃及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专业学术领域的研究课题，大量文物通过博物馆渠道和普通商业渠道涌入欧洲。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几乎所有欧洲和北美大城市都曾举办过不同形式的古埃及艺术展，许多城市还出现了具有古埃及风格的地标性建筑。这也是弗洛伊德在维也纳购买那尊狒狒雕像时，西方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就在距离弗洛伊德维也纳寓所几步远的地方，矗立着以艺术史为主题的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48]。弗洛伊德曾因那些与埃及有关的馆藏文物流连忘返，特别对那张古斯塔夫·克林姆特[49]创作的埃及题材壁画情有独钟。通过反复参观这家博物馆，弗洛伊德对古埃及的了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个古老文明对他再无秘密可言。

以文明自我标榜的启蒙运动其实也有其阴暗面，针对埃及的考古活动同时伴随着来自西方的殖民侵略，围绕苏伊士运河（the Suez Canal）控制权的反复争夺，背后充满肮脏、血腥的棉纺品生产，乃至那个沦为英国“儿皇帝”的傀儡苏丹[50]等等。通过聚焦古代埃及，同时无视现代埃及的方式，西方人最终从自己的文化立场出发，构建了一个符合自己胃口的“埃及”。这个被西方人讲述的“埃及”包括众多馆藏文物，若干旅游胜地，以及数不清的打着“埃及”名号的文学、音乐、戏剧等艺术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剧烈调整，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解体，西方世界对埃及的殖民统治遭到严重挑战。20世纪20—30年代，埃及始终在努力尝试摆脱西方控制，成为独立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原本几乎和现代埃及无紧密联系[51]的古代埃及被整合进埃及的国家历史当中，用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争取国家独立，反抗西方针对埃及的以殖民主义为基础的歧视和丑化。¹¹与此同时，与埃及远隔重洋的美国，深受奴隶制遗毒迫害的非洲裔美国人也在极力谋求主流社会更多的尊重和认可。为了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更美好未来的憧憬，发起黑人文艺复兴[52]的作家和艺术家同样将目光聚焦于古代埃及。他们认为，这种针对失落文明的重新发掘，不但可以给自己的故乡非洲带来复兴的希望，还能打造一个更加公平有序的世界。

时至今日，只要在网络上搜索关键词就会发现，无论托特神还是由此衍生而来的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其实都没有走远。深奥的埃及学在20世纪初前后的英国已经初具雏形，相关知识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短暂的平静时期，再次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共同认知。与频频发生问题的现代文明相对，包括埃及文明在内的古代、原始文明被认为是一种更本真、更符合人性的文化，反现代的潮流就此风生水起。20世纪30年代，自称为古埃及祭司投胎转世的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劳利[53]推出了专门研究塔罗牌[54]的《托特之书》[55]，这本书混合了西方炼金术和占星术、古埃及神话，以及中国周易等多种知识。阿莱斯特·克劳利富于想象力和煽动力，习惯离群索居，却拥有大批忠实追随者。他对古埃及魔法和神话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当时，阿莱斯特·克劳利参加了以炼金和占星术士为主题，名为“黄金黎明”[56]的秘密社团。这个社团在盛产不羁文人的布鲁姆斯伯里[57]召开会议时，克劳利结识了叶芝[58]和奥莉薇拉·莎士比亚[59]等团体成员，¹²三个人因为对古埃及的共同兴趣走到一起，同时又各怀心思，面和心离。

弗洛伊德与习惯用各种古代神秘文化“炒冷饭”的阿莱斯特·克劳利虽然看似属于两个不同世界，却共同意识到了战争在欧洲的迫在眉睫。为了躲避战乱，弗洛伊德来到位于伦敦的新家，每天坐在书桌前摩挲着象征托特神的石头狒狒脑袋，完成他最后的精神分析历史学大作《摩西与一神教》[60]¹³。正是在这本书里，弗洛伊德运用他的记忆抑制（suppressed memory）理论提出，《圣经》中的先知摩西并非犹太人，而是古代埃及人，基督教标志性的一神崇拜则起源于历史上遭遇暗杀的古埃及法老阿赫那吞[61]，这位法老遭到谋杀恰恰是因为通过提倡一神教的方式限制主张多神教的传统祭司们的权力。《摩西与一神教》这本极具争议性的著作，体现了作者内心在信仰取向与自我身份认同方面存在的复杂张力。弗洛伊德出生在世俗犹太人家庭，却是一个无神论者，既对犹太教缺乏好感，同时又不可能对当时欧洲甚嚣尘上的纳粹主义迫害犹太人的事实熟视无睹。有谁能知道，那些摆放在他书桌上，包括石头狒狒在内的艺术品，究竟承载着多么难以名状的内心世界？

为什么要在桌子上摆着个象征托特神的狒狒雕像，这件事恐怕只有弗洛伊德自己才说得清楚。话虽如此，梳理古埃及的托特神在古罗马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以及20世纪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演化史，仍旧可以让我们对古埃及文明在过去2000年间不断被讲述和重构的宿命，有一个管中窥豹的体察和认识。就像个人的记忆一样，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始终同遗忘相伴相随。遗忘，或者历史学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失落”（lost）这两个字，在人类历史中其实是种普遍现象。当某种语言不再被人实际使用时，当旧有的神灵为新的神灵所取代时，它们很快就会加入到“失落”的行列。当人们试图以“回忆”的方式重构这些失落的历史时，其实并不能保证重构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历史作为一种叙事，本身不存在“真”或“假”的问题，特别是在某段历史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情况下，比如古代埃及的历史。真正的问题在于，历史如何去讲述，以及采取什么视角去讲述。[62]

[1] The poet H.D，指Hilda Doolittle，希尔达·杜利特尔，20世纪美国女诗人。

[2] 即现在心理医生普遍使用的躺椅，弗洛伊德认为让病人躺在躺椅上可以避免同医生发生眼神交流从而更放松地说出自己的内心，医生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精神分析的新视角，这种躺椅也被称为“弗洛伊德躺椅”。

[3] The temple of Ramses II at Abu Simbel，古埃及规模最大的岩窟庙建筑，位于阿斯旺，由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主持修建。

[4] The New England，美国大西洋沿岸的6个州，属于英国人最早在北美开辟的殖民地。

[5] The Civil War，即美国南北战争。

[6]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Art and Culture，2016年9月24日开馆，位于华盛顿。

[7] 这本书运用了很多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理论，即认为无论“西方”还是“古埃及”，作为一种人为建构的文化或知识，本身拥有复杂的形成背景，内部包含着诸多矛盾和妥协，是一个张力平衡的存在。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福柯《知识考古学》、萨义德《东方学》和贝尔纳《黑色雅典娜》等书。

[8] Obelisk，方尖碑是古埃及的代表性建筑，象征了对太阳神的崇拜，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出现了强烈的复古倾向，方尖碑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并受到普遍推崇，巴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原本矗立在卢克索神庙门前，拥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最初的作用是记载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丰功伟绩，1836年被整体迁移到法国。

[9] Marie Napoléon，拿破仑的曾孙女，在西方也被称为“玛丽公主”，她患有抑郁症，是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病人，后来就成为他的学生、崇拜者和资助人。

[10] Thoth，古埃及文化中主管书写、知识、智慧和月亮的神，被认为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发明者。

[11] 应指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埃及博物馆。

[12] Imhotep，古埃及历史真实存在过的半人半神化的人物。

[13] Persea tree，鳄梨树在古埃及神话和壁画中经常出现，被认为具有神力。

[14] 芦苇杆削尖蘸墨水写字。

[15] Nestanebtasheru音，她的亡灵书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是目前发现的篇幅最长的亡灵书，通常被称为“格林菲尔德莎草纸”。

[16] Re-Horakhty，古埃及神话中象征法老的鹰神与太阳神的合体。

[17] Initiation test，古埃及人认为人死后只要尸体不腐烂，灵魂就可以不朽并周游于死后世界，进入死后世界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经过一定考验，这就是“入门测验”，意思与中国人认为人死后灵魂首先要在阴间经过阎王审判然后才能轮回转世相似。

[18] 古埃及人无论男女都流行把自身的头发剃光，然后戴各种造型的假发，上面还要添加很多饰物，既是预防寄生虫的需要，也是身份地位的显示，这个风俗后来被古罗马继承，近代欧洲男性流行戴假发，现在西方法官和律师出庭仍然要戴羊毛假发都属于这种风俗的遗留。

[19] 古埃及青金石与黄金等价，被认为是天空的象征。

[20] 古西亚文明，存在于两河流域。

[21] The classical world，指中世纪以前的古代西方世界，以古希腊为代表。

[22] Hermes，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儿子，被认为是诸神的信使，经常被塑造成快速奔跑或飞翔的形象。

[23] El-ashmunein，具体位置在开罗以南300公里的明亚市。

[24] Copts，这个名词源自阿拉伯语，指信仰基督教的古埃及人。

[25] 即托勒密王朝，这个时期的埃及社会出现明显两极分化，社会上层在适度接纳埃及元素的同时坚持说希腊语，推崇希腊文化和习俗，将马其顿视为故乡，社会下层则更多保存原始埃及风貌。

[26] Aset，即后面说的伊西斯在古埃及语中的名字。

[27] Wesir，即后面说的奥西里斯在古埃及语中的名字。

[28] Isis，奥西里斯的妹妹兼妻子，以她为源头的女神崇拜习俗在西方影响深远。

[29] Osiris，古埃及神话中的冥王，生前为贤明法老，遭弟弟暗杀，后被制成木乃伊复活，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习俗就起源于这个神话。

[30] The levant，历史名词，大致范围包括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广大区域。

[31] The Italian peninsula，通行的说法应为“亚平宁半岛”。

[32] Phoenician，西亚古代文明。

[33] Seth，古埃及神话中象征力量、战争、沙漠、风暴和外国的神。

[34] Sexual potency，传说中奥西里斯被赛特砍成14块扔进尼罗河，伊西斯只找到其中13块，阴茎那一块被鱼吃了，只好用橄榄木雕刻了替代物。

[35] Horus，古埃及神话中法老守护神和战神。

[36] Sitrum，被认为是和古埃及生育女神有关的法器，又称“叉铃”。

[37] Late antiquity，指西方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过渡期，大致范围是西罗马灭亡后到欧洲封建时代开始前，也有学者将这个名词译为“晚古时期”。

[38] The Corpus Hermeticum，也可译为《秘文集》。

[39] Syriac，指古叙利亚语。

[40] Siena，意大利古城，位于佛罗伦萨以南50公里，是中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商贸和艺术中心。

[41] The Cathedral of st Catherine，最初完工于1264年，不过锡耶纳人为了赶超佛罗伦萨，把它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堂，又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扩建，1339年因黑死病流行被迫中断，所以这座教堂目前仍然处于未完工状态。

[42] Giovanni di Stefano，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锡耶纳画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43] Eastern priest，以东罗马帝国为基础形成的基督教流派，目前以希腊和俄罗斯为代表。

[44] Shabti figure，陪葬用的小型雕塑，类似中国古代的陶俑。

[45] Freemason，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秘密社团。

[46] Rosicrucian，又称“蔷薇十字会”，成立于1484年，主要从事炼金术、占星术等神秘学活动，小说《达·芬奇密码》里的很多内容都以这个组织为原型。

[47] Mohamed Ali，1805年被奥斯曼帝国任命为埃及总督，被认为是现代埃及的奠基人。

[48]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完工于1891年，由奥匈帝国皇帝佛朗茨·约瑟夫一世下令修建，主要用于集中展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的艺术成就。

[49] Gustav Klimt，奥地利象征主义画家。

[50] The Sudan，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埃及名义上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下辖的行省，与土耳其处于敌对关系的英国趁机宣布埃及为自己的“保护国”，废黜了土耳其委任的总督，扶植傀儡，并授予其苏丹头衔。

[51] 现代埃及人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他们在种族、文化方面和以金字塔为象征的古埃及人其实没有太大联系。

[52] The Harlem Renaissance，又称“哈莱姆文艺复兴”，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纽约黑人聚居区哈莱姆的黑人作家发起，主要体现了当时西方社会中黑人权利意识的觉醒。

[53] Aleister Crowley，英国神秘学家。

[54] Tarot cards，西方占卜工具，流行于中世纪，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中国周易。

[55] The Book of Thoth，出版于1943年，研究塔罗牌的专著。

[56] 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欧洲规模最大的神秘学社团，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已分裂为多个流派。

[57] Bloomsbury，属于伦敦的范围以内，20世纪初各类文人在这里结社，产生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对中国五四运动也有影响。

[58] W.B.Yeats，指William Butler Yeats，威廉·巴特勒·叶芝，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诗人，神秘主义者。

[59] Olivia Shakespear，英国女小说家和剧作家，拥有较高文学天赋，但文化水平不高，作品当时也并不受重视。奥莉薇拉和诗人叶芝关系密切，两人几近结婚，但最终决裂。

[60] Moses and Monotheism，1939年用德语写成，英文版同年问世，这本书目前已有中文版。

[61] Akhenaten，原名“阿蒙霍特普四世”，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在位期间进行了宗教改革，强化对太阳神的一神教崇拜。弗洛伊德认为同样倡导一神教的摩西是埃及人，应该是阿赫那吞的部下，甚至可能是他的儿子。

[62] 这个部分使用了基于知识考古和系谱学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即认为历史本身是一种文本，是一种叙述，任何历史都不是单纯地对过去事件作出客观讲述，而是叙述者基于自身语境建构出来的特定文本。

第2章 4000年埃及史

法国画家安东尼·让·格罗[1]非常善于审时度势[2]，他师从活跃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前后的杰出画家，同时也是精明政治家的雅克·路易·大卫[3]，早年还与未来的法国皇后约瑟芬·德·博阿尔内[4]成为朋友，因此得到拿破仑信任，被任命为法国陆军的随军画师。¹拿破仑在大革命后权力越来越大，先是当上了“第一执政”[5]，随后又在1804年自封为法国皇帝。同样是在这个时间段，伴随着拿破仑的东征西讨，安东尼·让·格罗的代表性作品在巴黎两年举行一次的双年艺术沙龙（the biennial Salons）活动中不断受到追捧。国家政权对艺术活动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当然不可能没有条件，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其宣传功效。安东尼·让·格罗凭借惊人的艺术天赋，在塑造了无数拿破仑的光辉形象的同时，带着锁链跳舞，竭尽所能地在自己的作品中保存了很多真实历史场景。

图6 油画《金字塔战役》，完成于1810年，作者安东尼·让·格罗

目前保存于凡尔赛（Versailles）宫，完成于1810年的油画《金字塔战役》（The Battle of the Pyramids）在安东尼·让·格罗的所有作品中算是尺幅比较小的，总共只有4米长。这幅作品至今仍广受人们喜爱，市面上随处可见它的印刷复制品。这幅油画表现的是拿破仑在1798年率军远征中东的场景，那场发生在《金字塔战役》问世前10年的战争虽然以失败告终，拿破仑东征西讨的历史却在随后的10年中不断激发着法国公众的想象力。1798年率领大军出发时，拿破仑还是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将军，时刻憧憬着效仿诸如亚历山大大帝等古代先贤，金戈铁马，建功立业。除了这种浪漫主义的追求，拿破仑远征的目的也有针对国家交通运输和军事战略需要的考量。很长时间以来，众多法国工程师已经反复论证了在西奈半岛（the Sinai Peninsula）东部挖开苏伊士地峡[6]，直接沟通地中海至红海（the Red Sea）航道的可能性。拥有了这条海上捷径，船只从欧洲航行到印度洋的路程就可以缩短几个星期，法国还可以利用这条航道，同英国争夺南亚次大陆的殖民控制权。

1798年5月19日，拿破仑率军从法国登船启程。法国远征军总共有35000名士兵，另外还招募了167名随军学者，这些学者包括工程师、化学家、矿业专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测绘专家、艺术家、作家、外交官，乃至维凡·多米尼克·德农[7]这样的职业间谍。这位间谍在掳掠埃及文物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搜罗的战利品在欧洲引起了广泛反响。对安东尼·让·格罗来说，维凡·多米尼克·德农也算得上是他人生中的“贵人”。返回法国以后，维凡·多米尼克·德农不但被拿破仑任命为卢浮宫博物馆（Louvre）的馆长，²同时还被赋予了组织举办各类艺术沙龙，督促法国艺术家们加紧创作符合新法兰西帝国时代需要的艺术品的重要职责。所谓“符合新法兰西帝国的时代需要”，实际的意思就是表现拿破仑的文治武功。

图7 维凡·多米尼克·德农1802年前后依据埃及菲莱岛壁画制作的拓本

1801年，法国远征军连续在陆战和海战中遭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大英帝国的联手重挫，只得退出埃及。这场远征结束时，拿破仑的舰队基本灰飞烟灭，英国舰队则满载着19000名法国战俘凯旋而归。早在1799年，为了平息国内武装政变[8]，拿破仑已经先于自己的大军返回法国。虽然这场远征以失败告终，拿破仑仍然要求法国艺术界将失败的军事行动描绘成一次“胜利”。更重要的是，法国远征军不应该被塑造成臭名昭著的强盗十字军形象，而应该被美化成为埃及带来文明和幸福的“英雄”。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安东尼·让·格罗创作了《金字塔战役》。这幅油画表现的是1798年7月，法军在埃及作战的场景，拿破仑和他的军官们出现在画面上虽然符合史实，可是他们作为侵略者的身份却得到了部分掩饰。画面中倒地死去的是位来自埃塞俄比亚（Ethiopian）的黑人士兵，2名分别具有阿拉伯和土耳其民族特征的士兵站在同伴的尸体旁边向拿破仑屈膝求和。拿破仑则颐指气使地挥舞着手臂，显得和远处的金字塔一样高。

这个画面还原的是拿破仑在开战前集合士兵训话的场景，他当时说了这么句话：

士兵们，等在你们前面的是足有4000年的漫长历史！

当时的法军士兵身穿厚重的羊毛呢子制服，忍受着埃及如火骄阳的炙烤，还缺吃少喝，而拿破仑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对他们起到了莫大的激励作用。这些士兵随后在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埃及统帅被迫下令部队后撤整编。法军的胜利为安东尼·让·格罗提供了绝佳的创作素材，即使1810年流连于巴黎艺术沙龙的那些参观者都知道，法军当年在埃及的胜利其实非常短暂。

拿破仑究竟如何得知埃及的金字塔象征着4000年的漫长历史？虽然更准确的数字应该是4500年，可他说的终究不算特别离谱。1798年，类似拿破仑这种教育水平的人[9]对埃及的过去究竟了解多少？那时的人们又是如何计算金字塔年代的？正如本书第1章所说，“古埃及”作为一种知识，它的含义在西方语境中不断发生着变化。从古典时代的罗马，到中世纪的开罗，再到1900年代的维也纳，不同时代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对古埃及文化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可大家对“埃及”这两个字的理解却既有共同之处，又不完全相同。接下来，我们将仔细梳理作为知识的“古埃及”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还将仔细梳理那些围绕这个构建过程引发的争论。当年受到拿破仑激励的那些法国士兵，乃至拿破仑本人可能并不知道，早在4000多年以前，“埃及”作为一种知识就已经被建构了起来，这个时间甚至早于他心目中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出生的年代。

约瑟[10]的粮仓

本章讲述的古埃及历史的跨度大致以史前时代为起点，直到公元7世纪，这是目前多数考古学家和埃及学家约定俗成的讲述模式。依据这个学术界共同遵守的讲述模式，我们就可以简单明了地讲清楚埃及历史上某年、某月、某日都发生过什么事。除了这种约定俗成的讲述模式，古埃及这个故事也可以有其他讲法。例如，有些人认为，古埃及人是柏拉图笔下那个“理想国”亚特兰蒂斯（Atlantis）的幸存者；还有人认为，金字塔其实是外星人帮助修建的。类似这样的说法基本属于无稽之谈，不过也有很多说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例如，17世纪包括开普勒[11]、牛顿（Isaac Newton），以及当时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大主教詹姆斯·乌雪[12]等欧洲学者，以古埃及历史、神话为参照计算，认定《圣经》中上帝创造世界的具体年代应该是公元前4004年。即便到了20世纪，仍然有很多虔诚的基督徒相信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仅仅几千年前才被创造出来，而不是像19世纪的很多地理学家和古生物学家通过科学手段证明的那样，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

即使拿破仑真的在公元1798年说过金字塔已经屹立了4000多年，他口中的这个“4000”也只是当时欧洲人用来形容历史非常漫长的虚数，是种修辞手法，并不是一个确指的数字。那个年代，欧洲学者关于埃及的知识主要来自少数直接到过埃及的旅行者，以及间接翻译出自阿拉伯乃至古希腊、罗马作者的相关专著。例如，位于吉萨的3座金字塔就曾令来自古代希腊的旅行者希罗多德[13]赞叹不已，他因此写下的作品自从文艺复兴时代起便在欧洲广泛流传。希罗多德游历埃及的具体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³这个人可能本身就懂当时的埃及语言，也可能是依靠翻译与祭司等埃及民众交流，进而了解了埃及的历史和古迹。希罗多德作品中保留的历史信息经后来的埃及学家验证，是基本准确的。例如，他告诉人们建造吉萨3座金字塔的法老分别是胡夫（Khufu）、哈夫拉[14]和门卡乌拉[15]，而且这些金字塔并没有地下结构。[16]

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希罗多德的作品重新受到重视，被翻译为拉丁文，只不过当时的欧洲人很快就把金字塔和《圣经》里的约瑟联系了起来。据《圣经》记载，约瑟被嫉妒他的哥哥们以奴隶身份卖到埃及，结果却凭借本身的智慧和神的眷顾，成为了法老最信任的大臣。按照《圣经·创世纪》的说法，约瑟准确预见到尼罗河将要暴发洪水，便说服埃及人大量储藏粮食，平安度过了荒年。欧洲中世纪时期，开罗郊外沙漠中的某处巨大石头建筑被普遍认为是约瑟当年主持修建的粮仓遗迹，保存在赫里福德[17]⁴天主教堂的一张13世纪的牛皮世界地图上就用类似粮仓的符号标注了这个位置。

图8 赫里福德天主教堂保存的地图局部，表现的是被尼罗河和红海夹在中间的区域

话虽如此，难道所有古老而具有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就只能由《圣经》垄断吗？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吉萨的金字塔同样刺激着包括巴蒂达迪[18]在内诸多作者的想象力。巴蒂达迪曾针对吉萨的金字塔进行探险和测绘活动，得出结论认为那3座金字塔恰好排在一条直线上[19]，堆砌紧密的砖石代表了当时高超的建筑工艺。除此之外，这位作者还认为金字塔建造的年代应该早于《古兰经》和《圣经》都记载过的大洪水。巴蒂达迪最大的优势在于他本身就生活在埃及，长期和金字塔打交道的他相信，金字塔应该是很久以前遗留下来的巨大坟丘，金字塔周围的空地原先则都是墓园。至于坟墓的主人，他认为可能是那些受人崇敬的先贤。鉴于金字塔上千年以来始终被人们当成圣地朝拜的事实，巴蒂达迪得出结论说这些建筑物肯定是由古代的伟大智者主持建造的。⁵凭借地理上的优势，13世纪的阿拉伯学者肯定要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更了解埃及的来龙去脉。只可惜，直到今天很多以古埃及为题的论文、专著更多奉希罗多德而非巴蒂达迪为圭臬，网上检索相关信息更多出现的也是前者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客观的科学研究过程中也经常出现并不客观的现象，虽然每位研究者都在极力保持客观、公正，然而特定的文化背景总会影响我们对信息的判断取舍。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大家总会有意无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寻找自己希望找到的东西。

拿破仑执政时期，精通阿拉伯语等多种东方语言的安东尼·希尔维斯特·德·西塞[20]将巴蒂达迪的全部作品都翻译了过来。尽管如此，已经先入为主的希罗多德用希腊语写成的作品因为问世的年代更早，还是被认为比年代较近的巴蒂达迪作品靠谱得多，最起码引用率要高得多。后来，随着西欧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利益争夺聚焦到了北非和中东地区，当地历史上的宗教、文化传统被有意识地与生活在那里的各类现存“东方”[21]民族剥离开来，转而被以《圣经》和古典世界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解读为自己的根基。类似这样的观点源自爱德华·萨义德[22]1978年在同名专著中提出的“东方学”[23]理论，他的理论认为“东方”始终是一个被西方讲述的概念。⁶《金字塔战役》所表现的场景并非单纯对土地的入侵和掠夺，同时也是对知识的入侵和掠夺[24]。拿破仑麾下那些随军学者，特别是其中的早期埃及学家有意无意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他们需要在这片散布着金字塔等种种古埃及遗迹的土地上，为欧洲人寻找立足的合法依据。

书写的历史：法老名单、大事年表和虚构文明

19世纪的欧洲人习惯用“东方”（oriental）这个词指代所有生活在从摩洛哥（Morocco）到土耳其（Turkey）范围内的人，这个范围大致包括整个地中海沿岸的东部和南部。相比欧洲文明，这些东方文明普遍处于落后和欠发达地位。当时的历史学家将人类文明视为有生命的东西，必然要经历出生、成长和死亡的生命周期，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文明自然就有强、有弱、有涨、有落、有高峰、有低谷。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在按照这样的逻辑去理解历史。

19世纪，欧洲人对古埃及历史的了解逐渐加深，一幅跌宕起伏的古埃及年表由此被构建出来。埃及历史上最强盛的阶段分别被确定为古王国时期、中古王国时期和新王国时期，强盛阶段间的过渡则被称为“中间期”（相关内容可参考本书开头的年表）。对于“中间期”，史学家认为平淡无奇，只是任凭时光流逝，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记述。19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国家的成立条件必须有稳定的人口，稳定的疆域，而且只有专属于某个疆域的“土著人”对这片土地的统治才算合法。[25]依据这个逻辑，大家普遍认为埃及历史以公元前8世纪为起点，出现过长时间中断。当时，来自位于今天苏丹（Sudan）的库什[26]人经过一系列战斗，打败来自今天伊拉克（Iraq）的亚述[27]军队，取得了对埃及的控制权。随后的300年左右时间里，来自库什王国、亚述王国和古波斯帝国（以今天的伊朗为核心）的国王相继统治过埃及，期间也有某些声称自己是地道“埃及人”的反抗者短期夺取过政权，复辟所谓古埃及法老的正统血脉。公元前332年，拿破仑心中的偶像亚历山大大帝率军远征波斯和埃及。当时的埃及近似古波斯帝国的卫星国，中央政府基本就是傀儡。土著埃及人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到来欣喜异常，箪食壶浆，纷纷加入希腊化的马其顿大军，反抗波斯帝国统治。埃及由此进入托勒密王朝时代，这个王朝伴随着“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死亡寿终正寝，罗马人转而将埃及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这个所谓的“中断时期”为下限，历史学家确定了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古埃及年谱，将狭义的古埃及历史划分为31个前后相继的王朝。[28]

公元前3世纪早期，⁷名叫“曼涅托”（Manetho）的古埃及祭司撰写了名为《埃及史》（Egyptian Matters）的书。就像那个时代许多同社会阶层的埃及人一样，曼涅托同时精通埃及语和希腊语，他用双语书写了自己国家的历史。曼涅托生活的年代，来自马其顿的国王刚在埃及确立了自己家族的统治地位，这位祭司先后经历了托勒密（Ptolemy）一世（他是亚历山大大帝儿时的玩伴，也是成年后的下属）和他的儿子托勒密二世执政时期。曼涅托的作品并没有善本流传下来，不过很多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历史专著以引文的方式保存了这本书的大量片段。据这些文字记载，曼涅托先后担任过开罗附近赫利奥波利斯的神庙，以及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塞本尼托（Sebennytos）神庙的最高负责人。身为祭司，曼涅托不但精通埃及文学和宗教，还对希腊神话体系了如指掌，他的书本身就以诸如希罗多德等希腊作者的作品为蓝本。祭司身份让他可以方便地浏览神庙中保存的档案文献。所谓档案文献，既包括刻满象形文字的墙壁和石碑，也包括那些在神庙里保存了即便没有上千年，也有几百年的莎草纸卷。正是依据这些稀有的档案文献，曼涅托仔细梳理了古代埃及法老的传承谱系，从近似神话的远古时代，一直讲到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前的波斯帝国统治时期。今天仍被学者广泛使用的31个王朝的划分方法就是由他最早提出的。

依据对神庙档案文献的研究，曼涅托确定了历史上每位法老的姓名和在位年限。以法老在位时间为纪年单位是包括古埃及在内的众多古代文明普遍采用的方法，这种方式要比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文化体系以出埃及的日期，耶稣诞生日期或者穆罕默德诞生日期为基础的纪年方式更加精确。每当有新法老登基，古埃及人就要以他开始执政那天为起点重新纪年。参照这样的纪年方式，2016年也可以被称为“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65年”，即2016年是这位女王加冕后的第65年。要想准确梳理古埃及历史，除了厘清每位法老的在位时间，还必须梳理出他们执政的先后顺序。⁸好在，这样的名单大量保存于莎草纸卷和类似埃及南部圣城阿拜多斯[29]那样的神庙墙壁石刻里。神庙墙壁石刻的名单中，这些姓名整齐排列，互相保持同等间距，每个姓名都被椭圆形围了起来。[30]除了莎草纸卷，曼涅托著述的最主要依据就是类似阿拜多斯神庙这样的石刻。阿拜多斯的石刻名单非常长，占据了神庙的整个门廊，它不仅是一种历史记录，同时也是古代埃及共同的文化记忆。正如前面所说，社会既能记忆，也能有意地遗忘。某些曾经统治埃及的人由于非正统的身份，最终被排除在了这份名单以外，比如曾经以王后名分行使法老权力的哈特谢普苏特[31]。完成类似这样的石刻名单可能需要几年，或者至少几个月，它们散布在古代埃及各地的大小神庙当中，日复一日强化着包括神庙祭祀、雕刻家，乃至烤面包师傅[32]和清洁工在内的诸色人等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

社会共同记忆使得国家意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传递过程中保持稳定，即便暂时遭到毁灭，国家也可以依靠共同记忆凝聚人心，在废墟上重建。以历代法老为主题的艺术作品、神话传说和纪念仪式帮助古代埃及维持着这种共同记忆，让它能够延续千年。即便曾经统治过埃及的那些“外国法老”，比如曼涅托生活年代的托勒密家族，要想把统治维持下去，也必须让自己和这个与古代法老有关的共同记忆扯上关系。那些埃及历史上所谓的“中断时期”，表面上看似乎是来自异域的文化进入这个国家鸠占鹊巢，可换个角度去看，古埃及的本土文化却通过与外来文化融合和转化的方式让自己延续了下来。

图9 塞提一世和他的儿子（未来的拉美西斯二世）

类似这样的文化交流融合历史上屡见不鲜，因为没有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能做到完全与外界隔绝。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历史学家倾向以不同的生活区域和性格特征来划分人群或者民族，例如生活在凉爽区域，精明而善于算计的东亚人，专横的东方人[33]，崇尚理性的欧洲人，原始或者蛮荒的非洲人等等。诸如此类带有偏见的分类方式虽然早已遭到摒弃，可是其中的某些观念却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一旦我们给某个特定的群体或地域贴上了某种“标签”，这种观念就很难再被动摇。人类自诞生以来就要从事各种生活、生产活动，社会因此应运而生。如果可以将“文明”（civilization）定义为大城市的出现，复杂生产技术的发明，以及社会分工的日益完善的话，那么就可以下结论说，不同社会的接触和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问题在于，我们对“文明”的定义不应该是单一的，虽然这种定义代表了当今最“高级”的生活方式。不同人类文明的规模可以有大有小，生活其中的人们可以采用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也可以采用迁徙游牧的生活方式，当然还可以把这两种生活方式混合起来。总而言之，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文明也有文明的生活方式，何谓“文明”的答案不应只有一个。

同样是这些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历史学家，还为人类文明的演化设定了一条进化论的路线，即从原始状态到最先进状态的不断上升和进化，所谓“最先进的状态”当然要以现代西方社会为样板。类似这样的社会进化论观念同样存在问题，因为同一时代往往存在不同进化阶段人类文明共存的情况，其中既有先进的，也有原始的，于是某些处于原始阶段的人类文明就可能被站在进化制高点的西方人以“落后”的名义加以歧视。更何况，历史的演化本身并非单纯的直线进化。某种形式的人类文明可能会在某块土地上突然冒出来，然后又突然消失，既说不清它的出处，也说不清它的去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将自己所处的“先进”文明与同一片土地上曾经存在过的“原始”文明拉上关系，保持相应社会共同记忆的延续性和完整性，始终都是历史学家们的一项苦差。

公元前40世纪

以库什、波斯和托勒密这3个统治阶段开始为下限的埃及历史时期，它的上限再往前推的历史被今天的埃及学家统称为“前王朝时期”。这个阶段早于曼涅托记载的历代法老开始统治埃及的时代，当时的埃及人甚至还没有发明文字。曼涅托对这段遥远历史的处理方式基本沿袭了古埃及和希腊同行的先例，即把这个从开天辟地到有法老出现的中间阶段，描述为由神或半人半神主宰的时期。这段历史没有可靠的文字记录保存下来，所以人们也就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况且，编造一些与神和半神半人有关的故事本身也可以为随后作为他们继承者的法老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

19世纪晚期，考古学家在埃及各地发现的历史遗迹对人们已经习惯的关于前王朝时期的讲述模式提出了挑战。时至今日，针对前王朝时期的研究仍然属于埃及考古学领域的前沿课题。⁹那些保存在肥沃尼罗河平原以外区域沙漠中的远古遗迹，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更早年代生活、繁衍于这片土地上的农耕和游牧文明的相关信息，例如存在于公元前5000—前3000年间法尤姆洼地[34]和山谷的早期人类文明等。这个时期的人类文明阶段大致处于完全的石器时代和半石器、半青铜时代，埃及大地相比现在植被更加茂盛，不过仍旧以沙漠环境为主。为了求得生存，有些人定居到了尼罗河冲积平原上，有些人则逐水草而生。

1894年，英国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35]主持了针对一处埃及前王朝时期墓地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挖掘，具体位置在埃及南部的奈加代（Naqada）附近。古墓中的尸体普遍呈侧卧状，双腿蜷缩[36]，尸体通常会用毯子包裹，偶尔也会出现用涂抹了树脂的亚麻布代替毯子的情况。除了尸体，墓葬中还经常出现石质或陶制的瓶瓶罐罐，用来磨碎化妆品颜料的调色板，玛瑙和水晶质地的头饰，燧石和黑曜石制作的工具，以及方铅矿、孔雀石等矿石。出土的东西说明那个时代的埃及人已经有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贸易，类似黑曜石这种东西当时主要来自埃塞俄比亚，各类矿石产自埃及周边的山区及西奈半岛，贝壳则是红海的产物。除此之外，这些陪葬品还说明当时的埃及人已经拥有高超的纺织和制陶技术。不同墓葬中的陪葬品有多有少，则意味着那个时代的埃及人已经有了阶级意识，不同社会阶级可以享受不同的墓葬规格。

图10 彩陶陶罐，公元前3400年前后制作于埃及

例如在耶拉孔波利斯[37]的遗址墓地，考古学家新近发现有具女性尸体被包裹在芳香的乳香树树皮里，这种树皮当时属于最上等的香料，很可能进口自索马里（Somalia）或埃塞俄比亚。¹⁰尼罗河对埃及的意义不仅是通过定期利用洪水给田地施肥，同时也是一条水上通道。公元前3500年前后，埃及人开始使用带图案的陶器作为陪葬品，这些陶器上就经常出现橡树独木舟的形象。一些学者仔细研究了出现在这些独木舟上的人物和符号的意义，他们认为，船尾处的几只鸟和船舱中的2个人是几位女神的象征。陶罐上的图案反映的是前王国时期埃及人想象的神话图景——神灵和国王们乘坐神舟，在尼罗河沿岸的地上天国中航行。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确定类似这样的神话就是随后古埃及神话体系形成的基础。对任何神话和历史文化想象的解释都不可能是唯一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作出各种各样言之成理的解释，却无法肯定地说某个解释唯一正确。

“前王朝时期”（Predynastic）这个名词的字面意思正如历史学家们定义的那样，就是统一的埃及王国出现前的那个历史时期。埃及的王国时代开始于法老曼涅托建立的第一王朝，正是从这时开始，尼罗河下游及整个三角洲地区只听命于一位国王。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埃及历史纪年方式得到调整，历史学者在“前王朝时期”和“王朝时期”中间又加了一个名为“早期王朝”（protodynastic）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散布于埃及各地的小国和部落互相吞并、重组，形成了统一的政府，统一的神庙和神灵体系，贸易和资源逐渐受到集中控制。这些埃及早期历史中不知名的国王带领手下，为这个国家建立了精密的社会结构，完善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创建了配套的文化艺术范式。社会成员开始以衣服、饰品等外在特征区分不同社会等级，每个人都要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地位，同时向更高的地位上爬。

就这样经过了一两代人的时间，埃及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出现了，国王自称为“美尼斯”（Menes），今天的学者则称他为“那尔迈”（Narmer）。社会的剧变意味着文化艺术同时发生调整，原先的彩陶和调色板[38]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用土坯堆砌的高大坟墓，象形文字的发明，以及今天的人们所熟知的那种典型的古埃及艺术风格。曼涅托前两代王朝时期的法老们大多埋葬在庞大的、用土坯堆砌的坟墓里，埋葬地点主要集中在阿拜多斯南部。从第三王朝时期开始，土坯堆砌的坟墓逐渐让位于金字塔，这是因为一位伟大法老的出现。

金字塔时代

吉萨3座大金字塔中的任何一座都不可能拥有埃及历史上第一座金字塔的殊荣，虽然它们曾经有幸与拿破仑同时出现在安东尼·让·格罗的《金字塔战役》里。事实上，时代越早的金字塔看起来就越不起眼，金字塔形制的发展本身和埃及文化的发展相同步，不过二者间的微妙关系却又不能简单地用“兴衰起伏”这4个字来形容。¹¹吉萨的金字塔完成于第四王朝时期，它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大，而且它们也符合多数人头脑中对金字塔的标准印象。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尼罗河两岸曾遍布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其中某些在规模上并不逊色于吉萨金字塔，只可惜它们没能完整保存下来。一些金字塔的外部砖石会被人们拆下来重新利用，一些金字塔则因为施工过于仓促，成为“豆腐渣工程”，无法经受千年风雨的洗礼。

图11 19世纪西方人拍摄的阶梯金字塔照片，金字塔完工于公元前2650年前后

现存的早期金字塔并不符合人们对金字塔的通常定义，只是由砖石分层堆砌而成，例如位于萨卡拉（Saqqara）的法老左塞尔[39]阶梯金字塔。这位属于第三王朝时期的法老在位时间很长，他的那座金字塔的修建时间相对也比较漫长，还被后来的伊姆霍特普大祭司誉为金字塔建造史中里程碑式的创新。伊姆霍特普是埃及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死后却被人们当作半人半神加以崇拜。受惠于伊姆霍特普的伟大智慧，特别是他传说中的魔力，左塞尔阶梯金字塔被古埃及人赋予了更多文化内涵，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后王朝时期，很多当地人热衷在阶梯金字塔附近寻找自己的长眠之所，艺术家们走进隶属于阶梯金字塔的享堂，仔细研究安放在里面的左塞尔石头雕像，以便为塑造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埃及法老”[40]艺术形象获取灵感。¹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字塔不仅是现实的建筑物，还是一个神性的存在。

底边几乎呈直角的金字塔在埃及古王国时期还具有一种特别的文化内涵，它象征着高空中的太阳将阳光洒向大地，这种建筑物的出现和当时埃及对太阳神的崇拜紧密相关。第四王朝的法老们最早自称为“太阳神之子”（the son of Re）。太阳神和荷鲁斯早在左塞尔法老时代就开始受到埃及人崇拜，这两位神灵又都将隼作为自己的化身，然而背后却各有不同的神话背景和传承谱系。这两位神灵最初可能是由相对独立生活在埃及境内的不同群体分别信仰的。荷鲁斯就是替传说中的奥西里斯王复仇的那位王子，后者死于自己的哥哥赛特之手。拉[41]从一开始就是太阳的象征，后来却逐渐演化为奥西里斯神的反面，前者掌管天堂，后者主导地府，也就是人死后灵魂的最终归宿。今天的学者几乎找不到任何线索作为依据去推测这些相关甚至相反的神灵最终是怎么被整合起来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古王朝时期，埃及法老对太阳神崇拜现象给予了特别关注，同时还想方设法让自己同这位神攀上亲戚。

修建金字塔不仅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还需要强大的共同信念去凝聚这些人，更需要高效的官僚体系去管理这些人。基于这样的前提，只有实现高度集权的法老才有可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反之，当中央集权失效的埃及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时，比如西方历史学家划定的“中间期”时，法老就没有能力组织实施规模如此庞大的工程。时间到了中王国时期的第十二王朝和第十三王朝，埃及恢复了统一和稳定，法老们这才开始重新修建金字塔作为自己的死后居所。这些法老大多被埋葬在位于法雍（Fayum）的皇家墓地，他们的金字塔和神庙基本沿袭了更早历史时期那些埃及法老们制定的模式。¹³类似这样在建筑和艺术领域的复制行为有助于强化共同的文化记忆，强调法老传承世系的牢固性、合法性，从而增强埃及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古代埃及在中王国时期实现复兴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埃及人加强了与地中海沿岸其他处于青铜时代人类文明的互通有无。通过跨国贸易和移民，埃及获得了巨大利益，然而与此同时，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也逐渐出现了一些足以与中央政权抗衡的地方势力。从姓名上看，这些地方势力的领导者应该不是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他们极有可能来自黎凡特西部地区。中王国时期晚期，法老对国家的控制力逐渐衰落，这些人因此找到了乘虚而入的机会。稍晚些时候的古埃及历史学者将他们称为“希克索斯”（Hyksos，这是当时埃及人对外国国王的称呼），同时将这些人的出现视为再次天下大乱的开始。曼涅托将这个动乱时期称为“神惩罚埃及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历史被讲述为埃及中断了一直以来的繁荣昌盛，中断了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直到某位本土英雄挺身而出，打败了来自异族的统治者，乾坤重定，玉宇再清。直到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仍然沿用着这样的讲述模式。

古埃及第二中间期历史的虚虚实实很难彻底讲清。这个阶段的历史基本可以概括为来自埃及南部的土著领袖，与占据北部的异族领袖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公元前1500年前后，来自底比斯（Thebes，也就是今天的卢克索），名叫“雅赫摩斯”[42]的南方领袖打败了北方的多位“希克索斯”，重新统一了尼罗河沿岸和三角洲地区，新王国时期开始。这个时期出现了多位非常有名的法老，比如哈特谢普苏特、阿赫那吞、图坦卡蒙和拉美西斯二世[43]等，这些法老们死后还留下了众多保存有丰富文物的陵墓和神庙，古埃及的新王国时期因此更多为今人所熟知。

这个时期的法老们不再痴迷金字塔，转而开始在帝王谷（the Valley of the Kings）中修建位于地下的秘密墓穴。话虽如此，金字塔对埃及人而言仍然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由单块巨石雕刻而成，高耸、修长，象征法老王权的方尖碑成为了金字塔的替代物。¹⁴贯穿整个新王国时期，历代法老总要在神庙大门外成对树立方尖碑。这些方尖碑由单块巨石打磨而成，高度在30—40米，重达数百吨，属于当之无愧的人类建筑奇迹。这些方尖碑的原材料主要是来自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地区的红色花岗岩，必须经过尼罗河的水路运输，最终才能被树立到北部的神庙门外。方尖碑的盛行不但意味着古代埃及帝国再次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也意味着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国力。当时，甚至有少数并不具有皇室血统的埃及人修建小型金字塔作为自己的陵墓。这种小型金字塔通常只有几米高，四面的坡度比位于吉萨的正规金字塔或者方尖碑上的金字塔形尖顶要更陡一些。除此之外，单块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小型金字塔（古埃及人称为“Pyramidions”）还被赋予了特殊的神圣用途——祭司或官员要把他们献给神灵的祈祷文刻在这种小金字塔上。第十九王朝时期，有位名叫“拉美西斯”（Ramose）[44]的书记官，他平时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监督帝王谷的法老陵墓修建。这位书记官就拥有一座用于镌刻祈祷文的小金字塔，小金字塔的4个面中有两个面对称雕刻了他本人的形象，另两个面则对称雕刻了隼神的形象，还刻了掌管地平线的拉·哈拉胡提。由此可见，类似书记官拉美西斯这样不具备皇室血统的人，为表达对太阳神的崇拜而使用金字塔形象在新王国时期是一种普遍现象。

图12 书记官拉美西斯坟墓顶上装饰的石灰岩小金字塔，墓主大致去世于公元前1250年前后

正如前面所说，公元前1000年前后，临近尾声的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再次出现天下大乱的迹象。中央政权的衰弱让这个国家进入了第三个中间期，同时也是古埃及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中间期。这个时代的埃及出现了南北朝分治的状况。与此同时，身在底比斯的大祭司阿蒙[45]也趁机起事，成为当时埃及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埃及由此进入第二十一王朝时期。到了曼涅托生活的第二十五王朝时期，统治埃及的法老全部来自库什，也就是今天的苏丹。他们治下的埃及逐渐结束了第三中间期，进入了后王国时期。¹⁵

库什作为独立的王国本身拥有漫长的历史，而且还长期与埃及保持贸易往来，以及人口和文化交流。公元前750年前后，库什打败亚述军队，开始向北拓展势力。此时的库什不但大量从埃及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还非常热衷借鉴埃及的艺术风格。很多库什国王将自己的陵墓设计为阶梯金字塔造型，还将它们安置在努里（Nuri）和库鲁（Kurru）等地[46]，这个位置恰好是在尼罗河第四条支流的下游，距离古城纳帕塔（Napata）不远。库什国王的金字塔高度通常虽然只有10米左右，最高的也不超过30米，可它们的修建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众多国王和王后长眠于此，整片墓地的规模大得令人惊叹。从第二十五王朝开始，先后有5位来自纳帕塔的法老统治过埃及，时间跨度大概为1个世纪。后来，来自亚述的势力卷土重来，将第二十五王朝的末代法老坦沃塔玛尼（Tantamani）赶回苏丹老家，重新建立对埃及的统治。话虽如此，金字塔这个文化符号的“神力”在今天的苏丹地区仍然维持了多个世纪。这样的现象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文化传统并不像地理或社会环境那样可以通过人力轻易改变。若干个世纪以后，公元前300年—4世纪前后，源自埃及的金字塔文化以苏丹为“跳板”，进一步向南流传到了古城麦罗埃（Meroe）。这个地方同时也是连接中非、南非和东非三大区域贸易通道的枢纽。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曾反复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古国麦罗埃。这个地方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是因为它被认为曾经有效抵抗过来自亚历山大大帝的进攻（这样的进攻其实从未发生过），后来又让罗马大军折戟城下（这次进攻历史上确有其事）。麦罗埃富有的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任何墓葬形式，然而他们偏偏看中了金字塔。麦罗埃金字塔四面的坡度一般为70度，配套的神庙通常会被安放在紧挨着金字塔其中一个侧面的位置上。

从最早开始修建阶梯金字塔的法老左塞尔，到最晚将金字塔作为自己陵墓的麦罗埃国王，中间横亘着3000年的时光。金字塔文化的长盛不衰不但证明了发源自尼罗河两岸的古埃及文明的顽强生命力，也说明了这种文明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可以在不同社群内部实现持续演化。后来，这种源自尼罗河的文化形式又流传到了古罗马帝国。公元前15年前后，¹⁶对古埃及文化极度痴迷的罗马政治家盖尤斯·克斯提乌斯[47]决定将金字塔作为自己死后的居所。这座金字塔高度为36米，以它为模版，在同时期的罗马，相似形式的金字塔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图13 美国国玺，1782年由威廉·巴顿（William Barton）设计完成并投入使用

直到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时代，西方人印象中金字塔的标准形象就是阶梯形的。1782年，尖顶上长着一只眼睛的金字塔形象出现在了美国的国玺上，这个符号被认为是共济会的标志。20世纪30年代，同样的标志出现在1美元钞票的背面。眼睛的金字塔总共由13块石头组成，它们象征着美国最初独立时的13个州，与金字塔配套的拉丁文的意思是“神佑美国”。总的来说，这种眼睛金字塔代表了美国人对国力强盛和国运长久的祈求。想当年，站在金字塔脚下的拿破仑心中其实也怀着同样的希望，企盼麾下的军队能够所向披靡，建立他梦想中的庞大帝国。

亚历山大大帝，史上第一个“拿破仑”

关注古埃及文明在不同文化语境，甚至是对立文化语境中的演化，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主线。对研究古埃及历史和文明的演化而言，金字塔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就像本书第1章提到的托特神那样，金字塔是一个可以从过去一直说到现在的话题。类似这样的话题还有很多，比如古埃及的艺术、建筑、神话和传说，乃至古埃及人发明的运输工具等。这些东西以古埃及为起点，在人类历史中经历的漫长过程，本身已经变得扑朔迷离，同时也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了数不清的话题。

本章既然是从1798年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开始的，那不如仍以这个人物收尾，或者至少以他心中的楷模亚历山大大帝作为收尾。拿破仑大军远征期间，那些随军学者得到了自由研究沿途遇到的花草、动物、矿产资源、艺术作品、手工艺品，以及建筑等课题的机会。在维凡·多米尼克·德农，也就是未来的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兼安东尼·让·格罗的人生贵人的领导下，标记、测绘埃及各地古迹成为了学者们的重要任务。虽然后来战败的法军被迫向英国上缴了他们掳掠到的全部埃及古物，法国学者还是被允许保留下了他们依据这些古物绘制的图画以及制作的各种拓片。回到巴黎后，学者们很快就把手中的资料汇集成册，出版发行。这套丛书被命名为《埃及百科》（Description de l’Égypte），总容量超过20册，分成2部分在1809年和1829年先后出版。丛书按题材分现代埃及、自然历史和文物古迹3个大类，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常见款式的书架。任何对法国那次远征获得的成果感兴趣的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都要自费购买一套，就算囊中羞涩，也可以通过馆藏相对丰富的图书馆借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埃及百科》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想象、构建了一个既现代又古代的“埃及”。时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则通过敞开大门、吸引外资的方式进一步确认了这个西方语境中的“埃及”形象。

图14 1809年出版的《埃及百科》第1卷扉页图

拿破仑征服中东地区建立帝国的梦想虽然没能实现，这却不妨碍他将自己与希腊，同时也是整个欧洲或西方公认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相提并论。亚历山大和波斯帝国开战时也曾率军进入埃及，而且只遭遇到极其微弱的抵抗。当时的埃及人受够了波斯帝国的统治，因而将亚历山大视为帮助自己摆脱波斯人的解放者，身在吉萨金字塔脚下的古城孟菲斯（Memphis）的祭司们甚至给亚历山大加冕，授予他法老称号。《埃及百科》第1卷扉页的图画中，作者借用亚历山大大帝的事迹，间接讨拿破仑欢心。拿破仑本人的形象虽然没有出现，可他名字的首字母却被放在了画面的最下方，字母头上还“戴”了王冠的装饰图案[48]。画面上方正中，一名全身赤裸的英武士兵正在驱使他的马拉战车，画面左右两侧边条的位置上开列了法军取得的历次胜利。古希腊神话中的缪斯女神（Muses）紧跟在赤裸士兵身后，象征着“文明”的曙光重照埃及大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继亚历山大大帝和庞培[49]之后，再次重照埃及大地。被所有这些包围着的画面中心区域描绘了尼罗河沿岸风光，比如各种雕像、狮身人面像和方尖碑。作为西方文明经典象征的庞贝柱[50]被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其他更具埃及本土特征的东西则只能充当它的背景，沿着画面中的尼罗河罗列开去，消失在远方的沙丘包围当中。这幅图画用混成技法体现了整个埃及的地理特征，画面最靠前的位置反映的是吉萨金字塔所在的北方地区；靠后的位置描绘了南部的尼罗河支流沿岸，其中正后方以菲莱岛（Philae）为原型，左侧以卡纳克（Karnak）为原型，右侧以哈布城（Medinet habu）为原型。画面中没有任何人物形象，从而给了西方观者更大的想象空间，让他们能够天马行空地投入其中，来个“画中游埃及”。庞贝柱的后面，一座金字塔处于半遮半掩的状态。这个埃及的传统象征非常“识趣”，知道谁才是“主角”，应该把舞台让给谁。

[1] Antoine-Jean Gros，法国古典主义画家。

[2] 原文为“knew exactly which side his baguette was buttered on”，这是句谚语，大意是指人非常精明，能够见风使舵。

[3] Jacques-Louis David，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画家，拿破仑御用画师，他的《马拉之死》一直被中国中学历史课本选为插图。

[4] Josephine de Beauharnais，一般被称为“约瑟芬皇后”，拿破仑的第一任皇后，两人在1809年离婚，不过拿破仑保留了前妻的“皇后”称号。

[5] First Consul，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出任第一执政。

[6] The Suez isthmus，今天苏伊士运河的位置原先是一条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地下水道，运河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挖出来的。

[7] Vivant-Donminique Denon，法国艺术家、作家、考古学家和外交官。

[8] 指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登上权力顶峰。

[9] 拿破仑曾就读巴黎军官学校，后因经济困难肄业。

[10] Joseph，《圣经》记载中雅各和拉结的第十一子，被哥哥卖到埃及为奴，后来成为了埃及宰相。

[11] Johannes Kepler，德国天文学家，主要成就是提出了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

[12] James Ussher，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根据对《圣经》的考据编纂了《乌雪年表》，认为世界创造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那天是一个礼拜天。

[13] Herodotus，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

[14] Khafre，胡夫的儿子。

[15] 原文为Mycerinos，胡夫的孙子，迈西瑞劳斯是他在希腊语里的名字，Menkaura则直接来自古埃及语，现在使用更为频繁，这里从俗翻译。

[16] 原文如此，1986年10月，埃及和法国联合科考队曾对胡夫金字塔周边组织过钻探考古，发现地下还有某种建筑结构，是用高品质石灰岩修建的，不过这项研究活动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17] Hereford，位于英格兰西部。

[18] Abd el-Latif al-Baghdadi，1162—1231年，当时伊斯兰世界全能型的学者和旅行家，研读过大量古代手稿。

[19] 现在通行的观点认为吉萨3座金字塔的排列方式模拟了猎户座的三星，猎户座在古埃及则被视为奥西里斯的象征。

[20] Antoine Silverstre de Sacy，法国男爵和东方学家。

[21] Oriental，作者这里运用了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即“东方”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也是一种不断被西方构建的“知识”。

[22] Edward Said，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生于在耶路撒冷，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最早提出了Orientalism（东方学）的概念。

[23] 原文为Orientalism，直译“东方主义”，不过中国学术界更普遍的译法为“东方学”，萨义德《东方学》一书目前已有多个中文版本。

[24] 萨义德东方学称其为“文化殖民”或“文化帝国主义”。

[25] 作者这里说的是19世纪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按照知识考古学理论，“国家”这个概念并非天然存在，它也是一个被逐渐建构起来的知识。

[26] Kush，古埃及人对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北范围的称呼，主要指今苏丹北部的尼罗河流域，当地产生了古老的库什文明。

[27] Assyrian，中亚古代文明，发源于两河流域。

[28] 现在普遍的说法是30个王朝。

[29] Abydos，这个地方今天被称为“阿拉巴特·马德富纳”（el-Arabat el-Madfuna）。

[30] 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写规则，法老和王后的名字必须用椭圆圈圈起来以示尊敬。

[31] Hatshepsut，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女王。

[32] 古埃及人被认为最早发明了面包。

[33] Oriental，这个“东方”当时特指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西亚地区。

[34] The Fayum depression，位于埃及中部的同名省份。

[35] W.M.Flinders，指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英国考古学家。

[36] 即侧卧葬，这种埋葬姿势在远古墓葬中很常见。

[37] Hierakonpolis，埃及古代城邦，位于尼罗河西岸，后来统一埃及，建立第一王朝。

[38] Palette，古埃及人化妆时调制化妆品的石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纳尔迈调色板，这块石板上刻画了埃及首位法老纳尔迈的形象。

[39] Djoser，古埃及第三王朝法老，他的金字塔是世界现存年代最早的金字塔，呈六级阶梯形。

[40] 指埃及土著人。

[41] Re，古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也是地位最高的神。

[42] Ahmose，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创立者。

[43] Ramses II，又称“拉美西斯大帝”。

[44] 与古埃及法老同名。

[45] Amun，古埃及第二十一王朝时期掌管底比斯太阳神神庙的大祭司。

[46] 指今非洲苏丹境内的努比亚金字塔群。

[47] Gaius Cestius，时任罗马执政官，这里说的就是位于罗马的克斯提乌斯金字塔。

[48] 欧洲国王及某些王室成员书写姓名时会在首字母的上面画个王冠图案以示尊贵，这种习俗保留至今。

[49] Pompey，罗马共和时代末期军事家和政治家。

[50] Pompey’s Pillar，今埃及亚历山大的著名古迹，兴建于托勒密三世统治时期的萨拉皮雍神庙的残留物。

第3章 神圣文字[1]

就像很多曾有幸去过埃及的游客一样，我在那个地方买了一条纪念品项链。项链有个椭圆形吊坠，吊坠上用象形文字刻着我的名字，看起来就和前面提到的用椭圆圈围起来的法老名字差不多。那条项链我只戴了一阵子，后来再也不戴了，因为戴了这条项链以后，有些我根本没有见过的人能直接叫出我的名字。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是项链的缘故，更没意识到与我交往的人多少都认得点象形文字。这种情况在2个世纪前还根本无法想象，因为古埃及象形文字当时已经失传了上千年。

吊坠上的象形文字符号采用1个符号对应1个字母的方式拼写我的名字——Kristina。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古埃及象形文字中当然找不到直接的对应，所以只能采用同音字的方式间接对应。恰恰是通过这个办法，19世纪的托马斯·杨[2]和商博良[3]凭借两个众所周知的希腊化名字——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Cleopatra），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两个人是公元前200年以后先后统治埃及的法老和女王，古埃及象形文字拼写他们的希腊语名字同样采用了字母一对一间接对应的方式。与直接用字母代表声音的表音文字不同，属于表意文字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那些鸟的图案、身体部位的图案、各种几何图形，以及曲线和直线本身就具有某种寓意。自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欧洲学者就渴望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启蒙时代的到来让这种渴望变得更加强烈。学者们认为，破解象形文字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古埃及和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留下的知识，同时也可以弥合已经穆斯林化的埃及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存在的历史断层，构建一种共同记忆。

为了重拾这个失落的文明，解读那些神秘的符号，人们花了很大力气用于破解那些散落在神庙中，密布在方尖碑和各种雕塑表面，以及用红色或黑色墨水书写在莎草纸上的古怪文字。1801年英军从投降的法军手里缴获了大批埃及文物，其中一块镌刻着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这2个名字的黑色石碑为托马斯·杨和商博良的工作提供了突破性进展。这块石碑的一面同时用3种文字镌刻了同样的内容，3种文字包括世俗文字[4]、象形文字和希腊文。最初发现石碑的法军军官显然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因此才把它从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艾尔拉什德[5]城城墙上给拆了下来，这块石碑后来就被西方人称为“罗塞达”（Rosetta）。¹

本章主要介绍以象形文字为代表的古埃及文字体系，同时还要探讨这种古老的文字究竟是如何“失落”的？以及它是否真的如我们认为的那样，已经“失落”了？这个故事必须从头讲起，也就是从象形文字在早期王朝时期被发明时讲起。当时，埃及历史上的第1位法老在尼罗河沿岸出现，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从那以后，古代埃及先后使用过几种语言文字体系。了解不同时期埃及社会的识字率和文字使用情况，对理解古代埃及语言在托勒密王朝、罗马统治时期和拜占庭统治时期的演化过程至关重要。进入中世纪，埃及被彻底阿拉伯化，阿拉伯世界的学者就像他们后来的欧洲同行一样，也曾对古老的象形文字发生浓厚兴趣。虽然17世纪的耶稣会教士[6]基歇尔[7]在自己的研究中曾借鉴过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相关资源，可是伊斯兰学者在这个领域的成就仍然很少为西方人所知。基歇尔的研究其实只是站在神学立场上强调这些古老文字的神圣性和象征性，真正洞悉这些文字含义的还是后来的托马斯·杨和商博良。这两个人曾研究过多种古代和现代语言，他们从更贴近实际的角度帮助欧洲人认识了这种文字。

就像其他语言体系一样，古埃及人的语言包括语法、句法和词语三大部分，只不过被他们用来充当文字的是以动物及其他物体为原型的图画，而非抽象的字母或楔形符号[8]。过去150年当中，埃及学学者成体系地阅读、梳理了大量古埃及文献。这些文献中有很多涉及神秘主义，不过也有很多是世俗中流传的政府律令、游历见闻，乃至抵押文契等。借助这些文献，笼罩着古代埃及的那层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了一角，与此同时却也带给我们更多的疑问。

古埃及最早使用的象形文字

任何涉及罗塞达石碑的话题总要使用诸如“钥匙”“密码”“解读”之类的字眼加以修饰，就好像历史上的埃及对今天的读者而言仍然迷雾重重似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埃及对今天的很多人仍然是谜一样的存在，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经验去理解那个世界。今天的人差不多都识字，我们写下某些东西，同时自然而然地认为别人肯定能读懂它，然而普遍识字相对漫长的人类历史仍然属于新生事物，今天的某些人类群体其实也还没有做到普遍识字。当读写成为某个社会中少数人掌握的特权时，这种技能就可以成为统治阶层巩固自身的一种手段，比如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所做的那样。据可靠估计，古埃及人的识字率始终控制在2%—5%之间，从来也没有增加过，这个范围以外的人根本就是“睁眼瞎”。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待在足有100人的房间里，所有人只能依靠其中的两三个人写电子邮件，签贷款合同，掌握政府的各种政策。不识字的人除了信任那两三个人，别无他法。

“象形文字”（hieroglyphs）这个说法最早由古希腊学者提出，意思是“神圣的刻符”（sacred carving），古埃及人用小鸟、身体部位之类符号表示意思的做法和今天的我们用图画传达信息大同小异。象形文字又称“神圣文字”，这个说法可谓名副其实，因为它们最初的作用主要就是用来书写与神沟通的文书。这些文书被镌刻在棺材和雕像上，出现在陵墓和神庙里，也被用作珠宝、武器和家具的装饰，比如图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那些稀世珍宝。就像今天的意大利斜体字[9]一样，象形文字是古埃及人在正式场合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的出现与古埃及艺术的发展紧密相连，或者更精确地说，与雕刻、绘画领域的发展紧密相连。书写和绘画在古埃及其实难分彼此，两者都通过线条简单勾勒面孔和肢体，都通过画面位置的上下布局暗示尊卑关系，都通过不同元素的组合传达丰富信息，而且画面中主要形象都必须统一面朝观看者的右侧，人物和动物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10]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古埃及人写字遵循从右到左的规则，就像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Hebrew）一样。有意思的是，如果客观条件需要，比如出于装饰的考虑等，古埃及象形文字也可以调过来，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书写。如果将这种技法运用到墙壁上，比如陵墓的墙壁，就可以产生一种对称美。同样依据源自文字书写习惯的法则，无论采用二维模式的绘画，还是采用三维模式的雕塑，古埃及艺术中的男性形象（女性很少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也都是下半身向右扭，同时左腿向前迈一步。无论这些艺术品将来会被摆在哪里，派什么用场，都必须严格遵循这样的法则。

象形文字出现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当时的埃及正处于前王朝时期末尾、早王朝时期开始的阶段，他们的艺术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突变。如果简单地下结论说象形文字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新帝国统治者的需要，那可能过于武断。此前的若干世纪当中，那些用图案装饰的陶罐、石磨，以及外观修长的圆柱形雕塑，已经为象形文字的最终出现作足了铺垫。目前出土的一块属于法老那尔迈[11]的大号、双层调色板上雕刻着他本人及随从的形象，这些图案已经体现出了后来3000多年中古埃及象形文字和绘画共同遵守的规则。同样是在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某些非常容易辨识的象形文字，比如刻在调色板最上面的国王名字——狂鲶（Fierce Catfish）。它们按照法老王室礼仪的要求，统一用方框圈了起来。随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各类文书越来越频繁地往来于埃及各地，这是官僚机构维持正常运转，保证国家信息、物资顺畅流通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象形文字蕴含的神圣意味以及苛刻的使用规范，也让它们有可能成为法老王权的某种象征。

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中的某些符号本身没有意义，只代表说话时发出的一个声音。某些符号，比如用来拼写我的名字或者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那些符号，它们被圈在椭圆圈里面，可以同时代表单独的一个音节，也可以代表两三个音节。除了代表特定的声音，某些象形文字不仅具有阴性和阳性的区别，还可以表示单复数。另外，某些符号的含义不能只看字面意思，而是要结合上下文语境。²这类词语被埃及学家称为“限定词”（determinative），它们通常被加在某些词语的后面，从而进一步说明前者的含义。例如，以“麻雀”[12]形象出现的限定词，它加在其他词语后面就可以表示“不”或者“小”的意思。同样的道理，某个词语后面跟着的两条人腿的形象就有“行动”的意思。古埃及人读某句话时，不是所有词都要读出来，比如那些限定词；反之，现实对话交流中的某些语音也不一定能在象形文字中找到对应的符号。例如，纯元音就没有固定的符号，因为它们总要根据语境或前后词语搭配作出相应调整，[13]实际书写时只能写一个辅音或类似于辅音字母的符号（比如o或y），读者阅读时要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决定发音。现代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保留了类似的习惯，书写时经常省略元音。古埃及语言从大的范围来讲属于闪米特[14]语系，这种语言虽极具“个性”，又与属于相同家族的，比如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阿卡德语[15]，存在很多共性。不仅如此，豪萨语[16]（主要在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和柏柏尔语[17]（主要在撒哈拉沙漠的范围内使用）等非洲语言与古埃及语言也有很多共同点。

象形文字只是古代埃及使用的多种书写符号体系中的一种。当书记官用芦苇笔沾着墨水在莎草纸上写字时，他们使用的是更简便而流畅的符号。[18]书写过程中，书记官会对象形文字作出简化，从而提高书写速度，最终催生出了简体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同时期的希腊人称其为“Hieratic”。虽然这个词语含有“祭司专用”的意思，但简体象形文字在古埃及的使用其实非常普遍，通常用于书写信件、文契等世俗文书。如果用于书写类似祭文或亡灵书等特殊文本，简化字通常还要在字体方面加些装饰以示尊贵。简体象形文字的出现对埃及历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日复一日，乡村中的书记官或供职于神庙的抄写员用这些符号传播法律和政令，大量饱含知识的莎草纸卷也被创作出来。那些有幸成为后备书记官的男孩们到各自家乡的神庙中集中学习读写，他们首先接触到的也是简体字。这种情况同今天埃及考古专业的大学生们正好相反，他们学习古埃及文字是从正体象形文字入手的。

口语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随时都在发生演化，书面语则要相对稳定、滞后。如果人们选择用某种古老而刻板的书面语去记录语言，那往往是因为看重它通过漫长使用的历史而获得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比如钦定版《圣经》[19]使用的那种书面语，现在的人们在教堂里还会连篇地背诵它们。相比正体，简体象形文字更容易跟上语言演化的步伐。埃及学家将古埃及语言中语法和词汇的演化分为早期埃及、中期埃及和晚期埃及3个阶段。这3个阶段和古埃及历史的演化阶段并不完全重合，而且每个阶段使用的语言与之前和之后使用的语言也并不一定存在传承关系。

中期埃及统一使用正体象形文字，这种情况持续到托勒密王朝阶段，在神庙中尤其普遍。晚期埃及的语言，也就是生活在公元前1325年前后的图坦卡蒙王每天说的语言，主要用简体象形文字书写。从公元前650年前后开始，被称为“世俗文字”的符号体系逐渐进入埃及人的生活，这种文字在简体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简化。罗塞达石碑便使用了这种世俗文字，用这种文字镌刻的文本要比石碑上用正体象形文字和希腊语镌刻的相同内容文本保存情况更好。与简体象形字不同，世俗文字只能用于书写世俗文书或者那些包含有伤风化内容的文本。现存的用世俗文字书写的古埃及文献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内容涵盖最贴近民众生活的婚书到最形而上学的教义问答，不一而足。由于能读懂世俗文字的学者人数非常有限，这些文献中的大部分目前还在排队等待翻译。

世俗文字流行的这一历史时期，古埃及社会的主流语言是希腊语[20]，然而这个时期以世俗文字为代表的埃及本土语言却对希腊语保持着很强的排斥倾向，拒绝从后者那里借用词汇。祭司和书记官们甚至有意识地将驱逐“外语”，保持世俗文字的纯粹性当成自身职责。在托勒密统治时期以及随后的罗马统治时期，埃及本土语言演化成为了今天人们比较熟悉的科普特语[21]。时至今日，埃及的基督教堂里还在使用这种语言。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科普特语文献诞生于公元1世纪，这种语言借用了希腊语的24个字母，同时还额外造出8个字母用以表示希腊语里没有的发音。经过这次改革，埃及人终于可以在书面语中体现元音，补充了很多象形文字体系中没有的东西。以这种文字书写的手稿大多都不会牵扯埃及传统宗教的内容，这可能是因为在罗马和拜占庭统治时期的埃及使用新文字的同时，多数埃及人已经接受了基督教。

与世俗文字正好相反，科普特语大量借用了来自希腊语的词汇。截至公元6世纪前后，希腊语可能已经占到总词汇量的40%。公元7世纪，埃及实现伊斯兰化，伊斯兰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科普特语和阿拉伯语在这个国家并存了若干世纪，逐渐地，这两种语言成为了区分埃及社会伊斯兰教群体和基督教群体的标志，不过分属这两个宗教群体的埃及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并非只说自己群体的语言。同今天的很多国家一样，古代埃及在语言方面呈现明显的多样化，人们具有双语甚至多语的能力，可以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选择使用相应的语言。崇尚希腊文化的“外国法老”统治埃及时期，同时掌握多种语言已经成为古埃及人生活的一部分。以新王国时期为例，这个时期埃及官方的外交语言是古阿卡德语，我们发现的往返于古埃及与今天伊拉克范围内多个古国的外交泥板文书全部以这种语言写成。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埃及人使用的小众语言以及某些宗教祭文往往无法像外交文书那样以文献的形式保留下来，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下结论说，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虽然这种多元化的实际程度可能并不如文献所反映得那么高。古埃及人认为文字本身具有神奇魔力，这种魔力不仅产生于它们被写在莎草纸上的那一刹那，随着时光流逝，当莎草纸上的神奇符号变得无人能识，这些文字在人们眼中的“魔力”反而会进一步增强。

谜语和符号

公元2世纪早期实施的一次人口普查记录显示，当时古埃及的省会城市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这个词在英语中有尖嘴鱼Sharp-nosed fish的意思）总共有2个专职象形文字雕刻师。³读者可能不禁要问他们平时靠什么谋生？这两个人当时的主要工作可能是负责维护那些仍在正常运转的埃及风格神庙，偶尔接点印章、雕像之类的零活。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从事象形文字雕刻是一个非常考验耐心的工作，主要靠家族传承的方式得以延续。尽管如此，到了公元2世纪晚期，懂这种文字的埃及人仍旧变得凤毛麟角，大家通常只会将它们用在复古风格的棺材和裹尸布上充当装饰。⁴随后又过了100年左右，能读懂象形文字的人就只剩垂垂老矣的少数群体，前面提到的简体象形字和世俗文字此时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科普特语逐渐大行其道。那个时代的埃及，某种特定的语言往往只被特定的个人或社群使用，因此某种语言一旦“死亡”，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口语或书面语“死亡”，就很难再复活过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公元3世纪早期底比斯的祭司们使用的莎草纸宗教手卷在使用世俗文字书写正文的同时，往往还要分别用科普特语和希腊语把相同的内容再写一遍，以便读者能够选择自己熟悉的语言去了解那些宗教仪轨。⁵目前能够确认的产生年代最晚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出现在公元394年，它们被雕刻在菲莱岛的伊西斯神庙里。这座神庙还保存着目前已知出现年代最晚的世俗文字石刻，它们雕刻于公元452年。古埃及人在保留传统文字方面的竭尽全力，显示了埃及本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认同对他们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说明，不同语言和宗教要想实现共存和融合其实非常困难。

公元5世纪，有位名叫“赫拉波罗”（Horapollo）的埃及祭司或学者，他为了向那些只懂希腊语的信众更好地讲解宗教文献，认为自己有必要重新掌握古老的象形文字。时至今日，我们仍旧不清楚赫拉波罗的具体身份，也拿不准他的故乡到底是不是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至于那套署着赫拉波罗名字的大作《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⁶是否真的出自他的手笔，也同样不得而知。15世纪早期，前往希腊安德罗斯岛（Andros）游历的佛罗伦萨贵族发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手稿，把它带回佛罗伦萨。这份手稿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在1505年威尼斯出版业的领军人物奥尔德斯·马努蒂厄斯[22]将它正式付梓以后。那之后又过了几年，《埃及象形文字》有了拉丁文版本，传播范围因此更加广泛。

图15 菲莱岛伊西斯神庙中的世俗文字石刻，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拍摄于1849—1851年间，1852年冲印

赫拉波罗的这本书主要是利用象形文字的特点，“望文生义”地推测189个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含义。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在相继“复活”了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以后，转而对古埃及文化发生浓厚兴趣，《埃及象形文字》的出现可谓“及时雨”，布鲁诺[23]和伊拉斯谟[24]等很多学者、艺术家都曾通过赫拉波罗的书获得灵感。遗憾的是，赫拉波罗并没有意识到他研究的那些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应该说他研究出来的意思，与今天从语音学和语义学角度研究出来的意思不一样。赫拉波罗的研究以当时埃及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共同知识背景为基础，即特别关注古埃及象形文字所蕴含的魔力和象征意味。从这个角度出发，许多象形文字，特别是那些以动物为原型的符号，都被赋予了“望文生义”的解释。例如，代表“大”这个意思的燕子符号就被解释为“继承”，因为同时代类似赫拉波罗这样的埃及人相信雌燕临死前会在泥坑里打滚，然后用身上沾着的泥浆筑巢，留给孩子。

虽然我们至今无法掌握所有象形文字的含义，因此无法对赫拉波罗研究的准确程度作出判断，不过总的来说，这种“望文生义”的做法还算抓住了象形文字的本质。依据这个逻辑，他相信象形文字中豺的符号肯定具有“防腐”的意思，因为古埃及神话里的豺头神阿努比斯[25]被认为主管人死后的木乃伊制作。在这个基础上，赫拉波罗又对豺或狗符号的含义进行了引申，认为它还具有“法官”和“脾脏”的意思。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法官当时被认为应该具有狗一样的攻击和保护能力。至于脾脏，那主要是按照当时的医学知识，人们认为脾脏是豺或狗身上最薄弱的器官。

尽管《埃及象形文字》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象形文字字典，它使用的那种“望文生义”的解读方式却仍旧对16—17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赫拉波罗的工作也刺激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进一步解读象形文字，了解古代埃及智慧的兴趣。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希望能够按照赫拉波罗的方法去解读某些常见的象形文字，尤其是古罗马帝国掳掠到欧洲的那些埃及文物上的象形文字，或者同时期仿制的埃及风格艺术品上的象形文字。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代的人还不能像今天那样准确分辨原版埃及文物和古罗马仿制品。

赫拉波罗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而且本身也没有太大实际价值。同时期生活在埃及的阿拉伯学者与他们的欧洲同行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贯穿整个中世纪，他们始终对这种图画文字保持着浓厚兴趣。那个时代的埃及，象形文字遍布神庙、陵墓当中，同时也被镌刻在雕塑和其他器物上。虽然使用程度有限，可象形文字在这个国家毕竟还处于实际使用当中，更何况中世纪埃及在若干世纪中同时使用科普特语和阿拉伯语，很多当地学者因此要比赫拉波罗以及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知识分子更了解这种文字。生活在公元9世纪的伊本·瓦什雅[26]就是这些阿拉伯学者中的最杰出代表，他的工作为随后几个世纪同领域学者的研究树立了典范。伊本·瓦什雅最早意识到，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符号可以分为表音符号和表意符号两大类。⁷伊本·瓦什雅这样的阿拉伯学者解读象形文字的思路与后来的赫拉波罗大同小异。中世纪的炼金术师兼巫师们往往认为极具象征色彩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拥有极大的魔力，这种魔力可以通过字体的装饰、结构的对称、行列的平行等书写规则表现出来。阿拉伯传统书法在这方面持有相似的美学观点，炼金术则是那个时期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一门“科学”。阿拉伯的炼金术师兼巫师们同样认为这种由古埃及祭司在神庙和莎草纸上发展而来的书写技艺具有某种魔力。除了“魔力”这两个字，我们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这种用文字书写所体现出来的神秘主义韵味。

梦幻喷泉

地中海是沟通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中东的“桥梁”，即便是在两个世界发生冲突，干扰正常外交和商贸活动的特殊阶段，比如十字军东征时期，这道“桥梁”也从未被真正切断。就像公元15世纪时赫拉波罗的手稿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穿越地中海，被人带到佛罗伦萨一样，历史上的地中海始终是人口和物资交流的“快速通道”。正是通过频繁的人口和物资交流，现代早期的欧洲学者可以方便地搜集各种古代手稿，就算他们想要拿到几本古代希腊文或拉丁文的手稿，也并不比了解阿拉伯同行的研究成果困难多少，前提是必须精通那些语言。

基歇尔（1601/2—1680）神甫[27]精通12门以上的语言，出生在德国的他能同时读写阿拉伯语、科普特语、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这位神甫后半生的主要工作是在梵蒂冈从事研究和教学。⁸基歇尔神甫是位具有巴洛克风格[28]的学者和作家，真正担得起“博学”这两个字。除了精通多种语言，神甫还熟知古代埃及和中国历史，对水利、数学和火山学也有所涉猎。凭借博学多才，神父先后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29]皇帝，罗马教皇乌尔班八世[30]、英诺森十世[31]和亚历山大七世[32]的资助。过去二三十年当中，学术圈对基歇尔的关注度持续上涨，然而这位神甫在世的最后几年间，当时年轻一辈的学者却对他的研究成果相当质疑。这种情况在神甫去世多年后并未发生改变，包括19世纪20年代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商博良在内的启蒙知识分子群体对神甫也不是特别重视。

基歇尔神甫的工作对欧洲的科学和历史研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埃及象形文字》这样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古代手稿被大家争相阅读，与此同时，以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所谓的“东方”语言书写的手稿也受到普遍关注。前面已经说过，那个时代的“东方”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范围涵盖整个地中海沿岸和中东地区。那个时代的欧洲人认为，“东方”是西方文化的“遗产”。从雅典（Athens）到亚历山大城，从耶路撒冷（Jerusalem）到伊拉克的巴比伦（Babylon），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到帕尔米拉[33]和波斯（Persia），这个辽阔地域在16—17世纪实现了广泛的跨文化、跨语言交流，进而对西方现代基督教文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欧洲出现了宗教改革[34]。基歇尔神甫青年时代，就连罗马天主教庭也顺势而动，完成改革，甚至不惜因此动摇西方的文化根基。

面对这种情况，读懂“东方”这笔“遗产”就成为了异常迫切的需要。对16世纪和17世纪的西方知识分子而言，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完全可以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或柏拉图这样的西方圣人平起平坐，甚至地位更高。某些被今天的正统基督教文化视为异端的学说，在那个时代却可以获得普遍容忍和接受。身在这样的文化语境当中，类似基歇尔这样的天主教神甫才可能通过破解象形文字的方式追寻失落的古埃及智慧，他所效忠的教皇们也才可能对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来自罗马最有势力的潘菲利（Pamphili）家族的教皇英诺森十世在位时，打算在位于纳沃纳广场[35]的万神殿[36]前面修一座喷泉。教皇找到2个人主持设计，首先当然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雕塑家贝尔尼尼[37]，其次则是最顶尖的学者基歇尔神甫。⁹这座喷泉的主题是要象征罗马天主教庭的无上权威和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喷泉的岩石基座出现了罗马教会的奠基者圣彼得（st Peter）[38]的形象，还出现了非洲的尼罗河、欧洲的多瑙河（the Danube）、亚洲的恒河（the Ganges），以及美洲的普拉特河[39]这4条大河形象。16.5米高的红色花岗岩方尖碑矗立在基座之上，碑体表面刻满了古埃及象形文字，象征潘菲利家族的鸽子小雕像被安放在碑顶上。

图16 贝尔尼尼的四河喷泉，1648—1651年修建于罗马纳沃纳广场，上面耸立着罗马皇帝图密善（Domitian）在公元1世纪晚期下令迁移过来的方尖碑

那座造型奇特的方尖碑是公元1世纪由罗马皇帝图密善[40]下令从埃及南部的阿斯旺整体搬迁过来的，原先可能被立在罗马城市中心附近某个属于女神伊西斯以及她在希腊神话体系中的丈夫塞拉匹斯[41]的神庙大门外。至于碑身上的象形文字，则可能出自当时生活在罗马的埃及祭司之手。这些符号中包含图密善的全名和荣誉称号，也是按前面提到的音译法直接拼写出来的。公元309年，罗马皇帝马克森提乌斯[42]下令将这座方尖碑移往刚刚完工的玛佐森广场[43]。公元7世纪，罗马发生内乱，方尖碑被人推倒或自行倒下，断成了5块。1649年，贝尔尼尼把它重新竖立起来之前，这种状态已经维持了很多个世纪。

建造喷泉基座、修理方尖碑在那个普遍萧条的年代绝对称得上耗资巨大，英诺森十世却并没有心慈手软，反而以此为名目向罗马城内的穷苦居民征收重税。¹⁰基歇尔神甫的工作是对方尖碑的里里外外做一番彻底研究。1650年，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出版了图册，其中包括对碑文的翻译，这个“翻译”当然也是基于他自己的理解。神甫对自己破解象形文字的能力似乎非常有信心，他甚至要求贝尔尼尼领导的团队把缺失的碑文补齐。原先的碑文本身具有明显的罗马风格，再加上后补的碑文，今天看起来非常古怪。

伟大的基歇尔神甫当然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他后来曾被迫承认自己对另一块方尖碑碑文的“翻译”完全是出于艺术家想象的再创作，这算是一段令人尴尬的小插曲。¹¹基歇尔神甫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还拥有广泛的人脉，然而这并不能减少同时代学者对他研究成果的质疑，神甫耗尽心血出版的那些专著在他去世后很快就变得无人问津了。以今天的眼光看，基歇尔神甫的工作可能为1822年商博良成功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打下了基础，不过下此结论的前提是一种进化论史观，也就是说后辈在前辈不断犯错的基础上逐渐接近真相，最终取得成功。学术界针对基歇尔神甫的态度变化充分说明这种进化史观在研究知识的演化领域根本靠不住。不同时代，不同语境，我们所谓的“知识”总是处于持续的解构和建构当中，对于某种“知识”的定义往往取决于政治、宗教等多种环境因素。恰恰是基于这些环境因素，基歇尔神甫在研究过程中大量借鉴阿拉伯学者成果的事实被有意淡化和遗忘，中东伊斯兰世界在这方面的贡献遭到选择性遗忘。所谓的“事实”和“真相”都可以随时代和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不同时代和语境对何为“事实”，何为“真相”的定义和解释本身就要不断发生变化。今天的学者们意识到“知识”的这种特性，因此才催生出认识论[44]的相关理论。

18世纪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摒弃了基歇尔神甫为代表的知识结构，将宗教与科学相剥离，构建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对“事实”和“真相”的定义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它要求直接、客观的研究，要求使用特定的测量和计量仪器，研究者本人则必须出身院所、博物馆、高校等知识分子圈，受过专业训练。拿破仑远征军正是因为充分“装备”了这套知识体系，学者和士兵们才得以联手，系统性地搜罗这个国家的文物古迹，测绘地貌，勘探矿藏，标定战略要地。只可惜，基歇尔神甫没有见过罗塞达石碑。否则，他或许就能通过希腊文的碑文猜测出象形文字和世俗文字碑文的意思；或许，他还会延续“翻译”四河喷泉方尖碑的思路，根本不管希腊文，而是照旧“望文生义”地胡猜一通？神甫去世150年后，罗塞达石碑重见天日，遇见了商博良。与其说这块石碑遭遇了自己的“伯乐”，还不如说它的露面恰逢一个合适的时代。

翻译的艺术

罗塞达石碑上其实还有第4种文字，只不过一般人都没有注意到，那是用英语书写的石碑辗转来到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的经过，就刻在石碑侧面，刻痕里还刷了白色颜料。石碑一侧的文字为：“1801年，英国陆军于埃及缴获”；另一侧的文字为：“献给国王乔治三世。”[45]石碑高112厘米，宽76厘米，厚度为28厘米。1799年6月，法国陆军进攻位于罗塞达的圣朱利安要塞（fortst Julien）时发现了它。领头的法军中尉觉得这块石碑很重要，就把消息报告给了师级指挥官梅努[46]将军，这位将军当时是法国委任的罗塞达所在省份的总督，他后来皈依伊斯兰教，经名叫“阿卜杜拉”[47]，与一位埃及女士结了婚。梅努将军认为下属发现的这个同时刻有3种语言的石碑的确非常重要，就把这件事汇报给了拿破仑刚刚下令在开罗成立的埃及研究院，这所研究院也是当时所有法国随军学者的“大本营”。相关学者很快制作了石碑拓片并把它送回法国，希望有人能读懂上面的象形文字。

图17 1874年，学者们参加国际东方学会议，研究大英博物馆馆藏的罗塞达石碑

1800年，拿破仑的亲信卡勒巴[48]将军由于力主与英国媾和而遭到暗杀，梅努将军随后被任命为法军在埃及的最高指挥官。²人们希望这位新任司令官能够力挽狂澜，然而经过亚历山大城漫长的围城战以后，梅努将军最终选择于1801年向英军投降。和谈过程中，梅努将军坚持要求法国随军学者可以保留他们的笔记、地图和图片等资料，声称这些都属于私人财产，不应该算在战利品的范围内。英军指挥官则坚决认为那些被搜罗来的小型石碑属于法国的国家财产，英军可以将其视为合法战利品，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们的确属于私人物品。按照这个标准，罗塞达石碑显然不可能算是梅努将军的私有财产。1802年，它被装船海运到伦敦。负责运送石碑的护卫舰同样是来自法国的战利品，加入英国海军后，它被更名为“埃及人”（Egyptienne）号。英国文物学会（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在他们位于萨默塞特宫[49]的办公场所小范围展览了石碑，同时制作了石膏模型和拓片分送当时英国最顶尖的大学。1802年夏天，罗塞达石碑连同其他雕像、石碑等从法国转手得到的埃及文物被统一送到大英博物馆收藏。¹³

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通常都不喜欢埃及艺术品颜色上的强烈反差，特别是当博物馆将黑色或彩色的艺术品同经典的白色大理石雕像摆在一起时。好在多数人对罗塞达石碑的颜色并不特别在意，而是非常想知道它上面的碑文到底说了什么。问题在于，这块石碑实在非常古老，即便希腊文使用的也是种特别语体，普通人根本读不懂。前面提到的法国学者安东尼·希尔维斯特·德·西塞已经确认石碑上的一种文字属于古埃及世俗文字，他联手瑞典外交官兼语言学家约翰·阿克布莱德（Johan Akerblad）尝试认出了用这种文字拼写的某些希腊语名字。此外，安东尼·希尔维斯特·德·西塞还给英国学者托马斯·杨写了封信，指出希腊语和世俗文字碑文中提到的法老姓名与象形文字碑文中那些被椭圆圈起来的符号存在的对应关系，这可能是破解象形文字的关键。按照这个思路，托马斯·杨成功在象形文字碑文中找到了托勒密等人的名字，并在1819年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图18 艺术家凭想象复原的完整罗塞达石碑

与此同时，托马斯·杨与安东尼·希尔维斯特·德·西塞的法国同行兼竞争者商博良取得了联系。商博良手里拥有的材料不仅有罗塞达石碑的拓片，还包括其他很多流传于同时期欧洲学者手中的古埃及石碑拓片，特别是来自威廉·约翰·班克斯[50]拥有的一尊用希腊语和象形文字同时书写碑文的双语方尖碑的拓片。1815年，威廉·约翰·班克斯最早在菲莱岛的伊西斯神庙发现了这尊方尖碑，随后在19世纪20年代把它移到了自己位于多塞特郡（Dorset）的乡间别墅金斯顿莱西[51]。凭借自己掌握的科普特语知识，以及手里的那些双语拓片，商博良最终复原了几乎完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字母表，同时还标注了它们的发音。1822年9月，他给法国科学院（The French Academy）写信，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除了这些字母，商博良还破解了那些没有读音的象形文字符号，掌握了正确翻译那些古埃及文献的方法。凭借这样的成果，商博良成为埃及学领域一门崭新学科的领军人物。遗憾的是，他在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后仅仅10年便与世长辞，年仅42岁。他去世时只培养了很少的几个学生，手头的工作也处于非常零散的状态。

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古埃及象形文字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可是一旦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要想读懂它们其实也非常容易。幻想依靠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帮助了解宇宙奥秘根本不可能，解开谜语的密钥只能靠自己摸索，破解罗塞达石碑碑文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三种语言的碑文讲述的虽然是同一件事情，可它们在细节方面又不存在完全一一对应的关系。罗塞达石碑镌刻的其实是年轻法老托勒密五世在公元前196年发布的一份诏书。三种文字的碑文中，要数世俗文字碑文保存得最为完整。这段碑文开头首先列出了托勒密五世那串长长的姓名，同时说明了发布诏书的时间。这之后，法老详细罗列了自己登基后给予祭司和神庙的种种优待，比如减免税款，向特定的神庙拨款等。最后，法老得出结论说，作为回报，祭司们应该为在神庙里为托勒密[52]竖立雕像[53]：

能够在每座神庙、每座公共神庙中与神像同处一室，赋予他极大的荣耀。雕像应按埃及风格制作，每座神庙的祭司每天应按时向雕像行礼3次，进献圣洁的祭品，同时遵照正常的宗教仪轨对待这些雕像，让雕像在节日、狂欢日和命名日（the named day）享受与神像同等的待遇。[54]¹⁴

如果埃及所有重要神庙都真的按照这个要求去做，那可算得上是一次举全国之力的大动作。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发现的其他版本的相同内容法老诏书，以及其他石碑残片等证物证明当时托勒密五世的要求的确在埃及全国得到了严格落实。今天的学者认为，托勒密五世之所以要发动这一场造神运动，主要是由于面对动荡的国内局势，他急需获得来自祭司阶层的支持。

罗塞达石碑的四边都存在破损，这说明它原先可能是某块体积更大石碑的一部分，不过这块更大的石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直到1999年，大英博物馆都在使用支架呈一定角度立姿展示石碑，就好像是在巨大的书架上摆出一本打开的书似的。这种展示方法自法国人发现石碑就被确定了下来，因为同时期读者浏览书籍或报刊采用的也是相同方式，反复涂墨制作拓片让石碑表面进一步拥有了类似书页的质感。19世纪早期，出于防尘和防止人手触摸带来油渍的考虑，大英博物馆给石碑表面镀了一层蜡，不过石碑本身并没有加装护罩，参观者仍旧可以直接触摸这件著名的古物。1981年，岁月的侵蚀让石碑表面越变越黑，大英博物馆只得用白色颜料把上面的字迹重描一遍，以便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1999年，博物馆采取特别的文物保护技术去除了石碑上日积月累形成的包浆，让它得以向世人展现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石碑主体是一块杂色斑驳的灰色花岗岩，顶部破损的边缘则留有一条粉色岩石的痕迹。除此之外，博物馆还决定改变传统做法，按石碑最原始的样子把它矗直立在那里。参考同时期相同形制的石碑，大家认为完整的罗塞达石碑应该有50厘米左右高，顶部为圆弧形。石碑很可能是和托勒密雕像配套刻出来的，具体的安放位置应该是神庙里的神像前面。

罗塞达石碑虽然被有意安放在类似神庙大厅这样的公共场所，不过立碑的人似乎并不打算真正让大家去读上面的碑文，因为碑文采用了非常特殊的字体，即便那个时代识字的埃及人也不一定看得懂。更何况，碑文还刻得非常小，石碑的位置本身也很低矮，要想看清上面的内容很不容易。与那些真正依靠象形文字传达信息的早期法老不同，罗塞达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展示的其实是一种对知识的占有，以及凭借对知识的占有而获得的特权。无论当年矗立在古埃及的神庙里，还是后来被摆在博物馆里，罗塞达石碑都不是一本轻易就能读懂的“书”，直到商博良找到“密钥”，欧洲学者这才获得了破解古埃及谜语的能力。大家在欢呼雀跃之余，似乎已经忘记应该追问、反思一下，古埃及人为什么要用这种谜语般的方式书写碑文？

[1] Sacred signs，古埃及象形文字也被称为“神圣文字”。

[2] Thomas Young，英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擅长多个领域。

[3] 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埃及学家，被誉为“埃及学之父”。

[4] Demotic，经过简化处理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主要用于日常生活。

[5] El-Rashid，埃及港口城市，过去的名字就叫“罗塞达”。

[6] Jesuit，天主教流派，1534年创立于巴黎大学，主要特点是废除了很多中世纪的繁琐教规。

[7] Athanasius Kircher，17世纪欧洲百科全书式学者，耶稣会成员。

[8] 指楔形文字，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1世纪前后开始使用，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文字。

[9] Italic calligraphy，中国一般称为“圆体英文”。

[10] 作者这里说的是古埃及绘画的正面律。中国古人认为死后必须留全尸才能转世轮回，古埃及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所以人的绘画也必须是全身像，不能遗漏任何细节。但当时还没有西洋油画的透视画法，如果正面画脸就无法表现鼻子，所以古埃及人物正面像就采取了一种不正常的姿势，下半身朝右扭，左腿迈出一步，上半身正面朝前，头统一扭向右侧，突出鼻子轮廓，但是面孔上的眼睛又要画成正面、完整的形象。

[11] Narmer，古埃及第一王朝的开创者，作者这里说的是著名的那尔迈调色板。

[12] Sparrow，古埃及象形文字里就是画只麻雀的样子。

[13] 类似俄语中的清浊变音，即某些字母的发音要根据语境和前后搭配字母而定。

[14] Semitic，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在1781年提出，涵盖多种近东地区民族。

[15] Akkadian，古代阿卡德人使用的语言，他们曾在今伊拉克境内建立过阿卡德帝国。

[16] Hausa，非洲三大语言之一。

[17] Berber，西北非地区柏柏尔族使用的语言。

[18] 这种情况类似俄语字母有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区别，今天中国人使用的隶书汉字当年也是相对于篆文的简化符号。

[19] The King James Bible，1611年在英国出版的英文版《圣经》，由英王詹姆斯一世下令翻译，故名。

[20] 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根源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帝国，崇尚希腊文化，所以当时埃及上流社会以希腊化为时尚，正式场合说希腊语。

[21] Coptic，古代埃及基督徒使用的语言。

[22] Aldus Manutius，15世纪意大利学者和出版商。

[23] Giordano Bruno，因捍卫日心说被教会烧死的意大利科学家。

[24] Erasmus，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25] Anubis，古埃及神话中的死神主要负责审判死者生前善恶。

[26] Ibn Wahshiyah，9世纪著名阿拉伯学者和炼金术师。

[27] 原文为“father”，这里按中国教民习惯翻译，即天主教称“神甫/神父”，基督教新教称“牧师”。

[28] The Baroque fashion，这个词源自葡萄牙语，本意指不圆的珍珠，后来引申为凌乱、驳杂的意思。

[29] The Habsburg Holy Roman，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统治地域最广的王室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曾出任过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荷兰以及德国等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主要以今天的德国、奥地利为核心形成的松散西欧国家联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被认为继承了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正统，因此是欧洲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30] Urban VIII，公元1623—1644年在位。

[31] Innocent X，公元1644—1655年在位。

[32] Alexander VII，公元1655—1667年在位。

[33] Palmyra，位于今叙利亚，丝绸之路末端贸易重镇，拥有众多古迹。

[34]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开始于16世纪，促生出了路德派、加尔文派等基督教新教。

[35] The Piazza Navona，位于古罗马城中心。

[36] Ancestral palace，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古罗马时期建筑，始建于公元前27—前25年。

[37] Gian Lorenzo Bernini，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家和画家，巴洛克风格的代表，被誉为17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大师。

[38] 今天的梵蒂冈圣城建立在圣彼得陵墓的基础上，它的核心是圣彼得大教堂，这座教堂的地下至今完整保存着圣彼得的墓穴，《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在另一本小说《天使与魔鬼》中对此有详细介绍。

[39] The Río de la Plata，位于今美国内布拉斯加州。

[40] Domitian，古罗马帝国第11位皇帝，后来遇刺身亡。

[41] Serapis，古希腊人在奥西里斯的基础上造出来的神。

[42] Maxentius，公元306—312年在位，因推行暴政丧失人心，后兵败被杀。

[43] 原文为the new Circus，这个词找不到对应的罗马地名，根据四河喷泉方尖碑的历史推测，应指玛佐森广场，公元4世纪早期，马克森提乌斯下令将它移到这个地方。

[44] Epistemology，指个体的知识观，即个体对知识和知识获得所持有的信念，主要包括有关知识结构和知识本质的信念和有关知识来源和知识判断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在个体知识建构和知识获得过程的调节和影响作用（石克里《普通认识论》）。

[45] George III，1738—1820年，在位期间曾派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拜见乾隆皇帝。

[46] Jacques François Menou，曾任巴黎警备司令，1795年10月4日，巴黎发生保皇党叛乱，此人因采取默许和支持态度被撤换，实际接替他指挥权的人就是拿破仑。

[47] Abdullah，非阿拉伯民族人士皈依伊斯兰教后要在保留本民族语言姓名的同时，起一个阿拉伯语的名字，称为“经名”。

[48] Kléber，拿破仑手下著名的骑兵指挥官。

[49] Somerset House，15世纪修建的宫殿，后来成为了英国各种学术组织的所在地。

[50] William John Bankes，英国旅行家和业余考古学家。

[51] Kingston Lacy，位于英国多塞特郡的古堡。

[52] Ptolemy，这里应指托勒密王朝的创立者托勒密一世。

[53] 这种做法在古代中国被称为“配享”，即把凡人的塑像作为神像的配角安放在庙宇里，属于一种极高荣誉的体现，只有公认的大德高贤才能享受。

[54] 辛普森（Simpson）翻译，帕金森（Parkinson）校对《罗塞达石碑》（The Rosetta Stone》，pp.57—60。原书注。

第4章 洪水赐福

杰出的巴洛克风格雕塑家和建筑家贝尔尼尼将来自埃及的方尖碑重新竖立在罗马纳沃纳广场的四河喷泉上。所谓四河喷泉，其中的一条河就是非洲的尼罗河，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个大胡子男人斜靠着悬崖上的松树，抬起左胳膊撩着衣服，试图挡住自己的头和面孔。只有站在特定的角度，观看者才能看到他的大胡子和下半张脸。将尼罗河塑造为成熟的充满力量的男性形象，灵感来源于古罗马时代的河神尼罗斯（Nilus，这个名字用希腊语写为“Neilos”）雕像，之所以要把他塑造成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是为了暗示四河喷泉完成时的欧洲人对尼罗河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仍处于未知状态。

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学者曾对尼罗河的源头所在，以及这条大河周期性的洪水泛滥倍感好奇。对这些人而言，上述问题直接关乎宇宙的终极奥秘。有意思的是，古埃及人自己也曾对尼罗河持有相同的看法。某本以尼罗河为题的古埃及地理文献认为，埃及南面存在很多巨大的洞穴，这些洞穴平时发挥着“蓄水池”的作用，水量达到一定程度便由阿斯旺[1]沿着河道倾泻而下，淹没尼罗河三角洲，最终汇入地中海。古埃及文化中“南方”被视为很多东西的发源地，特别是尼罗河。每年7月当古埃及人心中与洪水紧密相关的天狼星（Sirius，古希腊人称之为“Sothis”）重新出现在黎明时分的地平线上，尼罗河洪水便悄然退去，为两岸的埃及农民留下大片肥沃的田地。年复一年，埃及农民的收成与尼罗河的定期洪水紧密相关，洪水的量级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必须要达到适度的水平。对古埃及人而言，尼罗河河水就是生命的象征，河水的定期泛滥涨落也形象地暗示了生命的生死轮回。天狼星从天际消失到它重新升起在地平线上的周期和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周期完全相同，都是70天[2]。

本章讨论的话题主要是尼罗河，介绍这条大河在古埃及人心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对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此外还将着重讨论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对古埃及人精神世界的塑造。本章可能会稍稍涉及北非国家就尼罗河水源分配问题发生的争端，但不会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后阿斯旺大坝的修建对埃及农业产生的影响[3]。希罗多德有句名言——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自从19世纪旅游业在埃及风生水起，这条大河的旖旎风光，以及围绕它形成的无尽浪漫传说，也给造访那里的游客带来了无尽遐想。几千年以来，尼罗河沿岸风光地貌的巨大变化其实远远超过那些游客的想象。河畔静静吃草的水牛，河面上古老的三桅小帆船，还有岸上连绵不断的古代建筑遗迹，似乎总能给人带来一种亘古不变的时光凝滞之感，然而直到20世纪人们用那道大坝终结了尼罗河的神话时代以前，人们对尼罗河的想象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当中。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根据自身的知识文化背景，讲述一个与尼罗河有关的故事。

水世界

河流和洪水对身处干旱环境的古代中东文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地早期农业文明因此大多采取沿河而居的形式，比如尼罗河沿岸、底格里斯河（the Tigris）沿岸、幼发拉底河（the Euphrates）沿岸等。巴比伦的古代文献，以及后来的《圣经》故事中，都曾描述过毁灭世界的大洪水。根据《圣经·出埃及记》（The Book of Exodus）的记载，摩西还曾施展法力控制红海，淹没了追击他们的埃及法老的军队。对这个地区的古老文明而言，泛滥的洪水既是危机，同时也是机遇。由于婴儿时代被希伯来族的母亲放在涂了沥青的篮子里顺着尼罗河漂流而下，摩西迎来的人生的重大转机，被法老的女儿捡到并抚养成人。“摩西”这个名字本身就极具埃及特色，它的意思可以理解为“由神所生，受神庇护的孩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躺在篮子里的摩西也可以被视为尼罗河的孩子。

图19 青铜牌匾，完成于公元前600年前后，原本可能属于某座神庙，反映了尼罗河水神哈碧（Hapi）的形象

尼罗河定期泛滥的洪水在古埃及人生活和文化领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条大河本身虽然没有以神的形象进入他们的崇拜体系，可是泛滥时的尼罗河却被塑造成为了专门的哈碧神[4]，这位神灵的职责是给予生命。¹古埃及人从未给尼罗河修建过神庙，哈碧也从未以拟人化的方式出现在古埃及神话当中。按照古埃及传说，伊西斯为自己的哥哥兼丈夫流下的眼泪形成了尼罗河泛滥的源头。古埃及人在象形文字中提及哈碧时，通常会在名字的结尾画上象征水的3条横向波纹符号，而不是像对待其他神灵那样加上某些表示尊敬的固定符号。上述种种做法说明，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在古埃及人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他们因此不能仅仅用一位神的形象去象征它，也不能按普通神灵的标准去对待它。哈碧神偶尔也会以具体的形象出现。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被塑造为长着一对丰满、下垂乳房的男性形象，皮肤呈蓝绿色，这种颜色象征经过尼罗河洪水滋养后的肥沃田地。埃及学家把这种造型称为“繁殖力身材”（fecundity figure），它们经常拿着寓意多子、多产的象征物，比如装有尼罗河河水的罐子，一卷莎草纸或者一朵莲花等。法老宝座的椅子腿经常会被塑造成繁殖力身材的样子，神庙或陵墓的墙壁也会用这种形象充当装饰。通过这些形象，古埃及人诗意地强调了尼罗河对他们的重要意义。

尼罗河几乎笔直地由南向北汇入地中海，湍急的水流使得沿着这个方向航行的船只行动异常迅捷。如果打算逆着水流沿尼罗河上溯，常年的北风又可以为船只提供动力。很久很久以前，尼罗河就是古代埃及沟通、连接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河水以及河岸为各种动物提供了栖息场所，比如鸟和鱼等，而鱼则是那个年代古埃及人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纵横的沟渠营造出了近似沼泽的环境，这个地区因此成为了整个埃及最丰产的“粮仓”。尼罗河下游沿岸的平原地区凭借定期泛滥带来的大量肥沃土壤，每年可以种两季庄稼，作物种类包括亚麻、小麦和各类蔬菜。大大小小的天然湖泊，以及人工开凿的水渠、水池既可以把洪水储存起来，用于旱季灌溉，也可以为人们乘船前往神庙等重要场所提供便利。那个时代的埃及人已经开始使用被后来的阿拉伯人称为“shaduf”的原始水车，不过它的工作效率不高，水轮和阿基米德（Archimedes） 发明的高效螺旋式水车是很久以后，在托勒密或罗马统治时期才传入埃及的。

图20 身处尼罗河沿岸沼泽地带的名叫“荻”（Ti）的古埃及贵族，身体被刻画得异常巨大，与周围背景不成比例。这幅石刻画来自他位于萨卡拉的坟墓，完成于公元前2400年前后

尼罗河泛滥对埃及人生活的影响经年累月，进而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结构。居住在更靠近上游的人可以比下游居民早几个星期掌握尼罗河洪水的具体情况，知道水量究竟比正常情况多还是少，这些人凭借地利或多或少拥有某种优越感。前面已经说过，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必须适中，水少则无法满足灌溉需要，会引发饥荒，水势过大则将冲毁地面上的一切，导致相同的结果。至于怎样才能让尼罗河的泛滥达到适中的程度，那只有仰仗神的意志，或者通过采取预防措施，尽可能地趋利避害。要想采取预防措施就必须提前知道洪水的水量，通过名为“尼罗河仪”[5]的设备获得数据，并逐渐将它们记录下来。

控制自然是古埃及文学艺术中的永恒主题，很多凭借外观、内涵让今人叹为观止的古埃及艺术品，根底上其实都表达了一种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和焦虑。第五王朝时期名叫“荻”的官员将自己的形象刻画在他坟墓中的石灰岩墙壁上，画面中的荻庄严地站在用纸莎草杆捆扎而成的小船上，沿着蜿蜒曲折的河面航行。这条河应该不是尼罗河，却明显表现出了尼罗河三角洲河流多沼泽的特征。河岸上生长的纸莎草高得超过了画面的幅度，因此给画面背景造成了“格子”般的视觉效果。这幅看似祥和美丽的画面背后却暗藏危机——搭建在纸莎草杆子上的鸟巢正处在向上攀爬的獴的威胁当中。与此同时，潜伏在水里的河马也在试图掀翻荻的小船。为了解除危机，荻率领水手用长矛刺向河马，还试图用绳套捕获它们。通过展现危机场面以及对危机的应变处置，已经离开人世的荻希望能够获得某种神力保护他的墓地。“平安”这两个字对古埃及人而言其实弥足珍贵，即便荻这种“人上人”也无法回避每天必须面对的生存危机。

尼罗河沿岸当然不仅是危机四伏的陷阱，它所催生的沼泽地带同时也是生命的乐园，清新的水汽和满目的苍翠总能带给人愉悦的享受。尼罗河三角洲的河流沿岸和成片沼泽无疑给古埃及的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灵感，也为其他社会上流人士提供了放松身心的场所，这片区域因此始终处在轻松幽默、尽情狂欢的假日氛围中。对古埃及人而言，去沼泽地带游玩就是畅饮美酒外加谈情说爱的代名词，他们在潜意识中将这条大河视为万物之源。过犹不及，古埃及人渴望控制自然，却从未痴心妄想地去尝试控制根本无法控制的尼罗河，而是试图在危机中保持平衡。他们修建了很多以尼罗河洪水为主题的神庙和纪念碑，这些建筑物在洪水泛滥期间就会变成孤岛，甚至被彻底淹没，其中最为今天的人们所熟知的当属孟农神像[6]，它们是两尊相对而立的阿蒙霍特普三世[7]法老雕像，时刻沐浴在赐予埃及生命的尼罗河水当中，雕像守护的位置原先是一座神庙，现在已经片瓦无存。²临近20世纪，有人给夕阳余晖掩映中的这两尊雕像拍了一幅照片，画面让人对尼罗河历史上的定期泛滥产生了无尽的浪漫遐想。将纪念死去法老，作为死去法老灵魂安息之地的神庙修建在洪水能够波及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决定，因为尼罗河本身就象征着生死的轮回。在古埃及人心中，尼罗河拥有的种种神秘力量，就像后来那些有幸来到埃及游历，或者只是凭想象神游此地的古希腊和罗马人心中，这条大河源头的具体位置一样神秘。

图21 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在1846—1849年间拍摄的孟农神像，日暮中的石英岩雕像完成于公元前1375前后，位于今埃及卢克索

尼罗河与死亡

矗立在底比斯，也就是今天卢克索的阿蒙霍特普三世雕像，后来有了一个新名字——孟农神像。这个名字是古希腊的旅行者起的，目的是为了纪念特洛伊（Trojan）战争中的英雄孟农，他是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也是黎明女神厄俄斯（Eos）的儿子。公元前1世纪晚期，历史学家斯特拉波[8]在自己的作品中曾描述过他与朋友埃流斯·加鲁斯（Aelius Gallus）——当时罗马帝国委任的埃及总督，共同在黎明时分欣赏雕像的经历。³据说，站在右侧，也就是北边的那尊雕像每逢日出就会唱歌，那是孟农在迎接自己的母亲。对于这种现象的科学解释是，公元前27年或前26年，一场猛烈的地震在石英岩雕像上造成了很多裂缝，潮气在夜间凝结在裂缝里，日出时的阳光会让水汽迅速蒸发，从而发出声响，听起来就像吹口哨或小声哭泣。斯特拉波在《地理学》[9]一书中声称，他当时只听到了轻微的吹气声，而且这种声音肯定不是来自孟农。无论如何，这两尊令人印象深刻的雕像仍然对古罗马时代的游历者具有很大吸引力，仅仅雕像膝盖以下的部分，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刻上去的文字就足有上百处。类似这种涂鸦当然属于不得体的行为，不过雕像上的文字并非简单的“到此一游”，而是精心撰写的旅行见闻或诗句，比如出自茱莉亚·巴尔比拉[10]的两首诗歌。茱莉亚·巴尔比拉是罗马帝国的贵妇，公元130年，她陪同当时的罗马皇帝哈德良[11]和皇后萨宾娜[12]来这里观赏雕像，顺便当然也要听听雕像发出的声音。

茱莉亚·巴尔比拉似乎与她的皇帝陛下哈德良一样，对历史充满兴趣，特别是古埃及和近东地区[13]的历史，而且茱莉亚·巴尔比拉本身就是古代叙利亚希腊血统，国王家族的后代。哈德良对古埃及历史的热情由于他的男情人[14]，英俊美少年安提诺乌斯[15]旅途中的意外身亡，⁴被进一步激发了出来。这次不幸事件的具体过程已无从查考，其最终结果就是深受皇帝宠爱的安提诺乌斯溺亡在了尼罗河里。古埃及人，起码是托勒密和罗马统治时期的古埃及人认为淹死的人会变成神（这种习俗更早的存在证据已无从查考）。例如，位于图那·艾尔-格贝尔（Tuna el-Gebel）的古代墓地就有一座希腊风格的小庙，小庙连同它所附属的坟墓主人是位名叫“伊西多拉”（Isidora）的年轻姑娘，她不幸淹死在河里。为了缓解痛失爱女的悲伤，姑娘的父亲用希腊语在小庙的墙壁上刻了一首诗，大意为女儿虽然死了，可她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永生。可能是因为受到这种习俗的启发，哈德良宣布安提诺乌斯死后已经成神，罗马帝国各地纷纷为他立起雕像。为了纪念自己的埃及之行，哈德良还在位于罗马城外的别墅旁开凿了一个名为“老人星”（Canopus）的椭圆形池塘，意在模仿亚历山大附近的海港。

罗马统治时期游历埃及的人主要来自地中海东部地区。对他们而言，泛舟尼罗河可能存在的风险往往会被底比斯庞大的法老家族陵墓群、阿拜多斯的众多神庙遗迹，以及古埃及有史以来公认圣地菲莱岛的奇异景观给抵消掉。⁵尼罗河在阿斯旺突然变得河面宽阔、水流湍急，那些为大河雄壮气势震惊不已的游客顺便还可以游览河中的岛屿，比如菲莱岛和象岛（Elephantine）。古埃及人认为尼罗河发源于遥远埃塞俄比亚的天然或人工洞穴，不过同时期的某些祭司却声称尼罗河的源头另有其地，只不过自己必须保守秘密，不能泄露天机。罗马东部有座群山环抱的古城普雷尼斯特（Praeneste），又名“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那里有个人工开凿的洞穴，洞穴里有幅马赛克镶嵌画，它表现了尼罗河从神秘的源头奔流而下，直到三角洲入海口的全景。⁶这幅镶嵌画17世纪早期被人发现并移出了原先的洞穴，所以今天的学者很难说清它的来龙去脉。比较可靠的说法是，这幅镶嵌画可能是它所在的古城附属祭坛的一部分，完成时间在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1世纪早期，也就是罗马帝国征服埃及几十年以前。古罗马人有可能通过管道故意让水流到镶嵌画上，从而强调它与水有关的神圣主题。画面包含的异国风情，比如石碑雕塑、古埃及人、奇花异草以及样子古怪的动物，很可能会带给当年的观赏者不一样的感觉。画面呈现一种由近及远的透视效果，远处的大山和洞穴象征着尼罗河位于埃塞俄比亚的神秘源头。河面上游弋着帆船，古希腊和埃及风格的神庙排列在大河两岸，河马和鳄鱼在河中嬉戏。河水在画面中呈现一种流动的感觉，从遥远的埃塞俄比亚群山一直“流”到镶嵌画的底部，也就是尼罗河出海口所在的位置。士兵们带着古希腊或罗马式样的头盔，集合在垂挂着帘帐，立柱高耸的大厅当中，剃了光头，身穿白袍的古埃及祭司正举着神圣的纹章祈祷。

图22 保存于意大利普雷尼斯特的尼罗河全景马赛克镶嵌画，完成于公元前100年前后

类似这种以尼罗河为中心的神圣图景构建了当时以及后来古罗马人围绕古代埃及的各种艺术想象，就连法国人编纂的《埃及百科》其实也没有跳出这个圈子。对欧洲人而言，尼罗河以及沿河两岸的纪念碑和雕像是有关埃及的不变主题。尼罗河历史上的确经常泛滥，这却并没能阻止那些沿河而居的农民一次次在河岸上耕耘、播种，也没能阻止那些大小船只在河面上中流击水。那些世世代代与尼罗河毗邻而居的埃及人头脑里想的始终是如何用好尼罗河赐予的河水和土地，即便河流改道、支流淤积，也从未试图去人为改变环境。直到1809年《埃及百科》第1卷出版发行，这个国家向西方敞开大门，迈进现代的门槛，进入工业化时代，引入欧洲灌溉技术，尼罗河的面貌才真正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尼罗河蓝调

拿破仑被英国打败后，祖籍阿尔巴尼亚（Albanian）的奥斯曼土耳其将军穆罕默德·阿里趁机填补了埃及的权力真空，埃及由此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的时间非常漫长，他在这个过程中对埃及的社会结构完成了根本性的变革，引入了欧洲的资金和管理模式。这位统治者攫取了埃及几乎所有耕地的地权，同时想尽办法增加产量。在法国人的建议下，他将长绒棉引种到尼罗河三角洲，从而为埃及的现代棉纺织业奠定了基础。同样是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开罗和亚历山大城两地间开凿了运河，方便了货物运输，将埃及与欧洲乃至地中海其他地区更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1848年，穆罕默德·阿里去世，他的侄子、儿子和孙子相继接过权柄，进一步推进埃及的国家现代化，同时允许英国、法国等欧洲列强国家在埃及获得小块殖民地，建立西方模式的经济体系。此时的英国开始插手埃及的铁路系统建设，法国设计师斐迪南·德·雷赛布[16]则利用他的父亲曾在法国政府内部替穆罕默德·阿里效力的人情，获得准许开挖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19世纪60年代，埃及国力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由于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欧洲失去了美国南方的棉花来源，埃及出口的棉花价格水涨船高。与此同时，苏伊士运河工程及配套新港口伊斯梅利亚（Ismailia）的建设也在顺利进行当中，最终于1869年11月按时通航。

凡事不能只看表面，19世纪末期埃及的欣欣向荣背后掩盖的是政府对某些行业的垄断、百姓身上沉重的赋税压力，还有非人道的强迫劳动等。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此时的埃及政府经常使用非法手段迫使埃及人为新出现的欧式灌溉工程、苏伊士运河工程，以及遍地开花的铁路工程提供服务。当时，埃及南方修建了大量欧式灌溉设施，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为那里成片的甘蔗田提供水源，甘蔗田出产的甘蔗则不断为埃及总督名下的制糖厂提供原料。除了南方的甘蔗种植和制糖业，埃及北方的棉花种植和纺织业也属于受埃及最高统治者控制的垄断行业，工业的发展因此并没能真正让全体埃及人受益。19世纪70年代，结束南北战争的美国重新向欧洲输出棉花，质量比原先更好，埃及的棉花产业因此受到严重冲击。再加上1863年爆发的那场世纪性大洪水，埃及社会底层农业人口的生活处境雪上加霜，民众的日子愈发捉襟见肘。

当那些19世纪的欧洲游客泛舟尼罗河，为沿河两岸景观犹如时间停滞般的古朴和原始惊叹不已时，他们看到的其实是普通埃及人生活境遇的止步不前，这实在是一个极具讽刺的悖论。旅游业的兴盛是埃及现代化和殖民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就像历史上那些希腊和黎凡特银行家，以及犹太工厂主所做的那样，大批欧美顾问、企业家和投资者蜂拥进入现代埃及，或长或短地在这个国家驻留。蒸汽轮船的出现缩短了横渡地中海的时间，发达的铁路网可以让人们在亚历山大城或伊斯梅利亚下船后直接坐上火车前往开罗。那些有兴趣领略尼罗河风光的旅行者可以乘坐名为“Dahabiya”的小帆船。这种小帆船上通常只有几间船舱，为了行动方便，欧美旅行者往往会大方地包下整条船。19世纪70年代以后，小火轮出现在尼罗河上，旅行因此变得更加方便。英国的托迈酷克公司[17]率先做起了以埃及为目的地的旅游产业，用小火轮拉着数量更多的游客沿着尼罗河上上下下地游玩。

图23 尼罗河上的观光小火轮，安东尼奥·贝托（Antonio Beato）拍摄于1898年前后

托迈酷克公司的运作模式非常成功，以至于1884年英国政府干脆委托他们协助戈登将军[18]发动对苏丹的远征。托迈酷克公司总共从纽卡斯尔（Newcastle）向埃及运送了18000名士兵、40000吨补给物资，还有40000吨煤炭，这些煤炭的用处是为27艘用于从埃及向喀土穆（Khartoum）进发的大小轮船提供动力。为了配合这次远征，埃及政府贡献了5000人和650艘帆船。由于戈登将军在喀土穆城外战死，英军的行动只得草草收场，不过这次远征却让西方人意识到埃及和苏丹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还具有潜在的军事、商业和工业价值。

维多利亚时代以及后来前往埃及观光的西方游客们的路线大同小异，尤其是在上埃及[19]的范围内，首选的目标肯定是阿斯旺，当地的瀑布旅馆（the Cataract Hotel）深受阿加莎·克里斯蒂[20]好评。如果时间允许，游客通常还会去阿斯旺瀑布上游的阿布辛波、瓦迪哈勒法（Wadi Halfa）等地转一转。这之后，就要游览埃德夫（Edfu）和埃斯那（Esna）神庙遗址，以及卢克索北部的丹达拉（Dendera）。卢克索尼罗河沿岸地区的冬宫酒店（the Winter Palace Hotel）久负盛名，当然也不能错过。至于尼罗河游船在中埃及（the Middle Egypt）地区的传统停靠点迈莱维（Mallawi）、阿玛那（Amarna）和艾斯尤特（Asyut），虽然也值得花时间参观，不过这些地区的伊斯兰教居民和基督教居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关系紧张，社会动荡不安，可能存在安全问题。相比今天的旅游者，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旅游者往往更热衷前往亚历山大城和开罗游览，传统的景点包括清真寺、中世纪老城门以及开罗老城区的几座教堂等。除了沿尼罗河泛舟，那个时代的旅游者还可以时不时地上岸乘火车短期旅行，换换胃口。空中交通出现后，旅行者不需要再沿着尼罗河慢吞吞地乘船上溯，甚至不需要再去开罗中转，便可直达卢克索或阿布辛波等著名景点。与此同时，泛舟尼罗河则逐渐演化为具有复古浪漫色彩的时尚选择，不过航线通常会被限制在阿斯旺到卢克索之间。今天乘船游览尼罗河的旅游项目大多会以“夜间泛舟”作为吸引人的卖点，那些思想前卫的游客对此依旧乐此不疲。

如果说尼罗河旅行已经由曾经浪漫而惬意的船上“慢生活”变成了今天“岸上看看、河里转转”的快餐式消费，那么随着20世纪70年代阿斯旺大坝的竣工运行，现在的尼罗河其实也已经被现代工业文明侵蚀得面目全非。1882年，英国人侵占了埃及的国土，同时开始尝试控制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他们在这方面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人为控制尼罗河，降低洪水或干旱造成的损失，尽可能增加农业产量。20世纪前10年，英国人在埃斯那和艾斯尤特修建了若干围堰，用于上埃及和中埃及地区的农田灌溉。1902年，阿斯旺出现了第一座大坝，不过这座大坝高度不够，遇到尼罗河泛滥，大水就会直接漫过去。由于这个原因，1902—1912年，英国人不断地加高大坝。这项工程之所以能顺利实施，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英国不但殖民埃及，同时还将旁边的苏丹收入囊中，几乎控制了整条尼罗河。话虽如此，同时代的西方埃及学家、艺术家和作家还是不断批评加高阿斯旺大坝的做法，因为加高大坝会抬高当地尼罗河河段的水位，特别是泛滥期的水位，从而给沿岸古迹造成灾难性破坏，例如菲莱岛岛上的古代神庙就可能被洪水彻底淹没。⁷作为补救措施，英国工程师加固了那些可能遭到水淹的古迹，可是长期泡在水里仍然会让它们的石质地基受损，壁画、雕像上的颜色也会消退。

20世纪50年代，通过革命掌权的纳赛尔政府雄心勃勃，励精图治。为了给获得新生的国家提供足够电力，他们决定在阿斯旺新建规模更大的大坝和水电站。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那样，这座新大坝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远远超过了老大坝，菲莱岛和阿布辛波等地的上百处古迹都被彻底淹没在了大坝完工后形成的纳赛尔湖里。不仅如此，这片人工湖还让许多历史悠久的村庄、城镇彻底成为历史。阿斯旺当地成千上万的努比亚人[21]（他们向来生活在埃及和苏丹交界地区）被迫搬迁，在水淹不到的地方重建家园，同时却永远告别了依河而居的传统生活。这些被迫远走他乡的人不但因此远离了他们的亲朋好友，还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来源，因为他们曾经赖以为生的果园如今也变成了河底。时至今日，阿斯旺移民问题的“后遗症”仍然没有彻底得到解决。

为了保护可能被水淹没的古迹，最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将它们整体搬迁，虽然这注定会付出巨大的金钱和人力成本。出于缓解自身压力的考虑，埃及和苏丹政府联手求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寻求国际合作。合作的具体内容包括阿斯旺地区的古迹情况考察、针对即将淹没地区的抢救性发掘，以及18座从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直到罗马统治时期文物古迹的整体搬迁行动等，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当属拉美西斯二世和他的王后奈菲尔塔利（Nefertari）神庙的整体搬迁。这座神庙开凿于阿布辛波的悬崖峭壁当中，弗洛伊德的维也纳寓所墙上有张照片就是这座神庙的全景。

搬迁过程中，神庙被切割成了若干30吨左右的巨型石块，然后从原位置向上垂直移动65米，向后平行移动200米，依靠着人工堆砌的假山重新拼装起来。神庙的方位和朝向都尽可能保持原状，因此搬迁后的拉美西斯神庙内部仍可像以前那样，每年2月和10月各有1天时间彻底沐浴在朝阳的光芒当中，让互相挽着手臂的法老和众神雕像熠熠生辉。1968年，拉美西斯神庙搬迁工作完成，花费达到了令人咂舌的4千万美元。⁸除了拉美西斯神庙，同时整体搬迁的还有其他5座神庙，某些占地比较少的小庙则被转移到了喀土穆苏丹国家博物馆（the Khartoum Museum）。为了对其他出钱、出力的国家表示感谢，同类性质的4座小庙被埃及政府送给了美国、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它们现在分别保存在博物馆或者马德里（Madrid ）西班牙广场（the Plaza de España）附近公园等地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来将这些得到保护的神庙收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不过争议也由此而起。很多人质疑那些被大水淹没的村镇的历史人文价值是否真的不如神庙？国际社会作出如此取舍是否是因为西方文化对纪念碑、神庙这类东西有特别的兴趣？

今天，来到阿布辛波的人如果愿意去神庙背后的假山转转，立刻就会感受到强烈的新旧对比。单从正面来看，神庙似乎从落成的那天开始就一直矗立在这个年代并不久远的人工湖岸边，似乎今天的神庙与1817年由工程师转行的意大利考古学家贝尔佐尼·贝索尼（Giovanni Belzoni）通过当地官员，督促着那些坚守斋月传统[22]的埃及工人把它刚从沙子里挖出来时的样子没有太大区别。为了清除掩埋神庙的那些沙子，贝尔佐尼·贝索尼至少雇用了80名当地工人。神庙挖掘恰好赶上了穆斯林的神圣斋月，白天的工作时间极大缩短，工作进度变得拖拖拉拉，直到贝尔佐尼·贝索尼同年7月赶回现场亲自督促，才稍有起色。进入神庙正殿的贝尔佐尼·贝索尼立刻被宏伟的大厅以及那些被雕刻成神像模样的巨型石柱震惊得瞠目结舌，同时认定自己的这次付出必然物超所值。由于天气炎热，汗水随时会从身上滴下来打湿画纸和墨迹，贝尔佐尼·贝索尼无法用素描的方式在第一时间定格神庙重见天日时的情景，不过他还是用文字描述了神庙墙壁上保存的那些战争题材壁画和象形文字：

墙壁上的图画和文字明显要比埃及其他地方的同类出类拔萃，最起码要清楚醒目得多。[23]⁹

这项工作完成后，贝尔佐尼·贝索尼带着他的团队乘船沿尼罗河顺流而下，耗时2年，相继发掘了若干处古代遗迹，还把金斯顿莱西方尖碑[24]运回了欧洲，自己也取道地中海返回伦敦。回到伦敦的贝尔佐尼·贝索尼整理出版了他那些汗迹斑斑的笔记和素描，阿布辛波由此从众多埃及古迹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西方世界的特别重视。

对于从古代希腊到贝尔佐尼·贝索尼所处的19世纪欧洲，以及随后一定时期内的西方文明形式而言，尼罗河标志性的特征就是定期泛滥的洪水，然而20世纪60年代修建起来的阿斯旺大坝却让这条河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年一度的洪水就此成为了历史，为了给田地施肥，农民只得花高价购买化肥。化肥的使用带来了严重的土地盐碱化问题，农民却再也无法指望定期的泛滥把这些盐碱冲走，为了保持产量，他们只能使用更多的化肥。除了阿斯旺大坝，人类在更早历史时期针对尼罗河的某些“手术”也对埃及这个国家的命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例如当年英国人在阿斯旺修建的小水坝以及配套的灌溉设施带来的巨大财富，让穆罕默德·阿里家族迅速崛起，等等。泛舟尼罗河的旅行者总是想当然地抱有浪漫幻想，认为这条大河的美景是一笔超越时空的永恒“遗产”，然而历史却在提醒我们，尼罗河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与其自以为是地把这条大河想象成亘古不变的风景，不如认真考量一下，古代埃及人究竟怎样以尼罗河为背景，描绘了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世界。

[1] 古埃及人认为阿斯旺就是尼罗河的源头。

[2] 神话中奥西里斯在死后70天被制成木乃伊获得永生，所以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周期也都是70天。

[3] 阿斯旺大坝是当年苏联援助埃及修建的，它终结了尼罗河延续几千年的定期泛滥，不过这座大坝建成后也引发了很多问题，比如泥沙淤积、文物受损、农田退化等，所以至今争议不断。

[4] 荷鲁斯的儿子。

[5] Nilometer，古埃及人为测量尼罗河水位专门发明的一种水位计。

[6] Colossi of Memnon，又称“门农神像”，位于尼罗河西岸和帝王谷间的原野上。

[7] Amenhotep III，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

[8] Strabo，古罗马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

[9] Geography，总计17册，汇编性质，被认为是西方地理学的基础。

[10] Julia Balbilla，她被认为是罗马皇帝哈德良的情妇。

[11] Hadrian，公元117—138年在位，被认为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5位贤君之一。

[12] Sabina，她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女儿。

[13] The Near East，通常指地中海东部沿岸，包括非洲东北部和亚洲西南部。

[14] Boyfriend，哈德良是一位双性恋者。

[15] Antinous，希腊人，生于公元110年，公元130年溺水死亡。

[16] Ferdinand de Lesseps，法国实业家和外交官。

[17] Thomas Cook，创始人为托马斯·库克，英国旅行家，最早发明了旅行团这种组织模式。

[18] General Gordon，即曾来华组织“洋枪队”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乔治·戈登，他后来在苏丹喀土穆城外阵亡。

[19] Upper Egypt，指埃及南部地区。

[20] Agatha Christie，英国女侦探小说家，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是以她的小说为底本改编的。

[21] Nubia，非洲东部民族。

[22] 斋月的具体时间根据伊斯兰历确定，以新月出现为准，所以每年都不固定，大致在5月到7月的范围内，斋月期间的穆斯林白天要停止进食，工作时间也要相应缩短。

[23] 贝尔佐尼·贝索尼《埃及和努比亚近期考古发现综述》（Narrative of the Operations and Recent Discoveries in Egypt and Nubia），伦敦，1820年，pp.212-214。原书注。

[24] The Kingston Lacy Obelish，这座方尖碑高度仅6.7米，原本竖立在埃及南部阿斯旺的菲莱岛，1812年，英国贵族威廉·约翰·班克斯将它转移到自己位于多西特的金斯顿莱西庄园。

第5章 像古埃及人那样行走

杰出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1]在他出版于1960年，随后又不断再版的经典专著《艺术与错觉》[2]中，以1955年《纽约客》[3]杂志使用的一幅漫画为开篇，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如何以不同的艺术手段描绘自己眼中的世界。¹《纽约客》使用的那幅漫画表现了一群年轻男士，他们都剃了光头[4]，身上穿着埃及风格的百褶裙[5]。这群男士正在画人体写生，身材修长的模特站在他们面前的台子上。出自漫画家阿兰[6]笔下的模特形象具有明显的埃及特征，她在台上摆出的姿势完美体现了正面律的绘画原则。贝尔佐尼·贝索尼认为，这幅漫画充分说明了以古埃及艺术家和艺术品为代表的那种文化传统，与古希腊乃至文艺复兴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间的本质区别。西方艺术家的理念是尽量不走样地通过艺术手段再现眼睛看见的世界，古埃及艺术家则是凭借他们的一套规则去表现眼睛看见的世界，因此他们创造的那个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并不一定存在严格对应关系。[7]《纽约客》的漫画之所以可笑，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古埃及女性绝不会真的遵照正面律生硬地扭腰跨步，古埃及的艺术家也绝不会找模特摆姿势来这样人体写生，更不会像现在的画家那样举着铅笔、眯着眼睛确定角度和焦点。这张漫画的意图其实是自嘲，因为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自以为是地认为古埃及画家也会按照我们的规则，也就是“唯一正确”的西方规则去作画，套用手镯乐队[8]流行歌曲里的歌词来说，“以己度人”的我们其实是在想当然地模仿古埃及人“真实”的样子行走。[9]

包括贡布里希在内的这代艺术史家明显偏爱被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艺术家以及后来多数西方艺术家坚守的那套创作原则。它的核心理念认为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越接近它现实中的原型就越好，相应地，创作这个艺术形象的人水平也就越高。这样的原则已经获得普遍接受，甚至制约了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现实生活中总能遇到讨厌立体派[10]、抽象派[11]或者类似艺术风格的人，讨厌的理由则大多都是“画得不像”。也就是说，遵循这种艺术风格的人并不是按照“现实”的方式反映生活中的人物、动物、风景等形象。问题在于，艺术对于“现实”的定义本身要随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19世纪的法国，大家对印象派画家[12]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们不能客观反映现实。印象派画家笔下那些模模糊糊的轮廓、杂乱无章的色彩今天看起来可能平淡无奇，当年却无异于离经叛道。对待西方文化内部的“异类”尚且如此，类似古埃及艺术形式、古巴比伦艺术形式、古亚述艺术形式，和古典时代[13]以前的古希腊艺术形式，乃至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印第安艺术形式，在当年的西方人眼里是什么样子便可想而知了。

综观人类艺术史，客观再现现实的窠臼让古典希腊时代的艺术家以及他们后世的模仿者走进了死胡同。为了彻底还原眼睛看到的场景，画家和马赛克壁画雕塑家在创作过程中要注意焦点、角度的调整，阴影的使用，远景、近景的搭配等问题。前面提到的赫库兰尼姆城壁画，还有普雷尼斯特洞穴里的马赛克尼罗河全景拼接画都遵循了这样的原则。至于传统雕塑领域，则要讲究对立式平衡[14]原则。依据这种原则塑造的雕塑人物形象要把重量集中到一条腿上，让身体呈现引而不发的动感，带给人一种“它马上就要活过来”的错觉。类似这样的艺术创作原则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体现了特定的审美认知，也即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以及罗马帝国时代早期的艺术风尚。

古埃及人的艺术品位也有与它相匹配的历史文化背景，早在古埃及历史的初始阶段就已经形成，然后传承、演化了上千年时间。就像欣赏这些艺术品的古代观众一样，今天的我们通过依据这些原则生产出的艺术形象，构建了自己头脑中的“古埃及人”。古代埃及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她既向外输出货物，同时也输出文化，那个时代的各国艺术家纷纷以模仿古埃及为时尚。埃及后来成为了受希腊贵族统治的国家[15]，再后来又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艺术家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尝试将古代埃及的表现主义艺术风格同西方的再现主义艺术风格结合起来，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充满张力、摇摆不定的混合体。能够体会到这个混合体中两种艺术风格的矛盾共生关系，并将这种关系用图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人其实不只贡布里希和漫画家阿兰。话说回来，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统治时代的古埃及艺术家肯定也接受不了《纽约客》那种风格的漫画，因为阿兰笔下的形象，比如男性画家和女模特，学院派的人体写生课，乃至漫画家客观描绘棕榈树还有古埃及风格的椅子和百褶长袍等形象，意在强化作品埃及风范的手法，都完全属于现代社会。

本章开篇主要讨论古代埃及艺术具有哪些标志性的埃及特征，以及古埃及人在建筑艺术、二维的绘画和浮雕艺术、三维的雕塑艺术方面遵循的基本规则。对于欧洲人如何逐渐形成与古埃及艺术有关的知识体系这个问题，本章将主要以拿破仑远征和19世纪埃及向西方游客敞开国门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为切入点。作者将通过揭示西方艺术家和设计师如何热衷借鉴、使用埃及风格的装饰品、建筑元素和创作题材，让读者认识到，古代埃及作为一个神秘的象征符号，作为一个强大的，同时也是典雅而优美的、饱含异国情调的他者形象，在西方人的想象空间中占据着多么牢固的地位。人们对克娄巴特拉，这位同时拥有埃及人和希腊人双重身份的埃及艳后喋喋不休的“故事新编”，再恰当不过地诠释了东方与西方、丑陋与美丽、抽象与生动等问题间存在的矛盾张力关系，历史的真实则恰恰迷失在这周而复始的“故事新编”当中。

看起来像个埃及人

《纽约客》漫画里的那位女模特外形酷似本书前面介绍过的尼罗河神哈碧的青铜雕像，还有点像特巴肯洪苏夫人刻在她本人墓碑上的形象（见图1）。这几个艺术形象的脸都朝左扭，展示的是侧面形象，肩膀以下的躯干看起来几乎是四方形的，四肢却又统一扭向左侧。如果再仔细看的话，还可以看到她们完整的腹部，看到她们后背和半个臀部的曲线，同时还能看到完整的肩膀和一个完整的乳房轮廓。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摆出这样的姿势，这样的形象其实只是古埃及人想象中的身体象征。直线和曲线被用来拼接成头部的样子，躯干和肢体则通过某些细节来区别男性和女性、凡人和神灵。就像象形文字一样，这些形象的头部也可以被刻画为朝向右侧。事实上，古埃及艺术形象最普遍采用的姿势还是脸朝右，暗合古埃及象形文字从右到左的书写规范，特巴肯洪苏夫人墓碑的人物形象下面的3行祭文就遵循了这样的书写规范。正如前面所说，为了在同一空间内营造对称的审美效果，古埃及象形文字可以改为从左向右写，雕像的脸当然也可以扭向左边。

如果哈碧青铜像、特巴肯洪苏夫人墓碑浮雕形象以及与她拉着手的托特神形象被塑造为脸朝右的样子，那么他们的下身也要相应地朝右扭同时迈出左腿，也就是距离观看者较远的那条腿，某块彩色墓碑上半部描绘的女神努特[16]形象就摆出了这样的姿势。就拿特巴肯洪苏夫人与托特神携手，或者奥西里斯与伊西斯联袂的艺术形象来说，他们在画面中脸和腿的朝向也必须保持一致，画面中的文字也要采取相同的书写方向。几乎在金字塔问世的同一时期，以法老和其他贵族阶层为题的古埃及雕像便约定俗成地统一朝前迈出左腿，这种做法可能就是由象形文字的书写规则和二维图画的构图规则衍生而来。埃及学家通常把这种姿态称为“跨步站立”（striding stance），因为跨步的姿态暗示雕像所表现的人物正处于行走过程中或正打算行走。与男性不同，直到新王朝时期，某些上流女性题材的雕像才开始学着男人的样子朝前迈出左腿。托勒密王朝时期，制作埃及风格雕像的原料往往是本地产的黑色岩石，某些女王题材雕像为了表现王者风范，也开始朝前迈出左腿，比如阿尔西诺伊二世[17]、克娄巴特拉三世[18]以及最著名的克娄巴特拉七世[19]。

图24 公元前40年前后的黑色女王石雕，表现的可能是克娄巴特拉七世

加利福尼亚圣何塞（San Jose）的玫瑰十字会埃及博物馆目前就保存有这样一尊雕像，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表现的人物形象应该是克娄巴特拉三世或克娄巴特拉七世。²至于雕像表现的人物到底是谁，由于缺乏相关的文献材料，恐怕永远都只能是一个谜了。这尊雕像最初可能被安放在古埃及的某座神庙里，充分体现了古埃及艺术家积累传承上千年的高超工艺。雕像的形制有意识地采用了某些复古手法，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把雕像表现的人物与古埃及延续千年的法老血脉联系起来。按照通常的规矩，王后雕像应该被塑造为左臂举起横在胸前抱肩的样子，可是为了更多表现王者风范，实际身份为王后的这位女王[20]不但左腿朝前迈出一步，双臂还呈下垂姿势贴在身体两侧。她的卷发分成3绺，分别垂在脑后和两侧，这种发型源自古埃及男女神灵常见的“三绺发”形象，女王额头上的3条眼镜蛇装饰物则是法老王权的传统象征。类似这样的造型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又被重新发掘出来，成为了“新时尚”。雕像丰满的腹部，高耸的乳房，还有突出的乳头猛地看上去会给人造成“裸体”的错觉，可雕像下半身却明白无误地雕刻了裙摆。古埃及女性以年轻、丰满为美，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如此完美的身材和雕像阴郁的面部表情并不相称，不过类似这样的造型反复出现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的钱币和希腊风格大理石雕像上面。

古埃及建筑同样具有鲜明的个性。不同于中世纪欧洲建筑习惯使用的抹灰篱笆墙（the wattle and daub），古埃及人盖房的原材料大多是土坯或涂了泥浆的芦苇，话虽如此，他们为了修建陵墓或神庙却往往不惜花大力气从远处运来巨大的石块。恰恰是因为古埃及人在这方面不遗余力，那些建筑物才能以相当完好的程度保存至今。从新王朝时期开始，古埃及神庙习惯采用纪念牌坊（monumental gateway）的建筑结构，希腊语称之为“pylon”。纪念牌坊既是现实的通往神庙前厅和内室的入口，也象征着世俗世界通往神灵世界的入口，除了祭司和虔诚的信徒，任何人都不准轻易跨越这道神圣的界线。

图25 欧文·琼斯绘制的古埃及神庙入口牌坊水彩画，完成于1833—1834年

维多利亚时代的设计师欧文·琼斯[21]为世人描绘了这种神庙牌坊的正面图景，虽然他的描绘只是概略性的草图，并非精确的图上复制。草图中比较准确的部分当属牌坊斜坡状的墙壁，还有闪闪发光的顶部。这种顶部结构被称为“凹弧形飞檐（cavetto cornice）”，飞檐边缘呈现明显的外飘和下垂姿态，建筑原材料完全使用芦苇和泥浆。芦苇和泥浆是象征生命的尼罗河的神圣赐予，古埃及人在作为神灵居所的神庙中适当保留这种原始质朴的建筑形式，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宗教象征意义。除了这种常见形式，神庙也可以采用纸莎草杆捆扎为立柱搭建房屋，同时搭配庭院的设计，纸莎草本身也可以与尼罗河联系起来，同样体现了宗教象征意味。欧文·琼斯绘制的牌坊草图对古埃及艺术偏好绚丽色彩的特点也有准确把握。草图中的神庙可谓浓妆艳抹，很多部件还鎏了金。不仅如此，就连他们的坟墓和雕像也会被装饰得色彩缤纷。对19世纪的鉴赏者而言，古埃及人对绚丽色彩的固执偏好与以白色大理石为原料的古希腊和罗马建筑、雕塑的素雅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这些建筑和雕塑也曾被涂抹过颜色。

图26 19世纪50—60年代，菲利普·亨利·德拉莫特（Philip Henry Delamotte）拍摄的位于伦敦锡德纳姆（Sydenham）水晶宫内的埃及厅

1851年，欧文·琼斯受命主持设计伦敦海德公园（Hyde Park）的水晶宫[22]，这位设计师联手约瑟夫·博诺米[23]设计使用红、蓝、绿3色修建了色彩明艳的埃及厅，这个展厅与紧挨着它，同使用白石膏冷色调的希腊厅相比，就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³欧文·琼斯和约瑟夫·博诺米是建筑设计师兼艺术家，都拥有游历埃及的人生经历，他们在游历期间绘制的大量埃及古迹素描和水彩画为伦敦水晶宫的设计提供了丰富借鉴。水晶宫最初修建在伦敦海德公园，1854年又整体迁移到了伦敦南部的苏德纳姆（Sudenham），包括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在内，数以百万计的游客都曾参观过这座宫殿。为了迎合维多利亚时代的欣赏口味，水晶宫里的所谓“埃及风情”其实也经过了适当调整，某些埃及学家可能会对细节准确性的问题吹毛求疵，然而欧文·琼斯和约瑟夫·博诺米追求的是艺术效果，不是准确复原一座古埃及建筑，他们设计出来的那座模拟古埃及神庙的对称结构大厅更多追求的是神似而非形似。身为大厅主人的男女神灵面朝入口正襟危坐，大量人物、神灵形象被绘制在大厅墙壁的下半部，这种设计属于地道的埃及风格。

古埃及人绘制在陵墓、神庙墙壁或莎草纸上的图画通常依照位置高矮做出水平分层，从墙壁的顶部到墙根（本书收录的照片无法完整体现），不同分层代表了等级方面微妙的差别。如果是在货真价实的古埃及陵墓或神庙里，门廊和墙壁上的壁画内容必须相互关联，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24]不同于漫画家笔下开玩笑似的人体写生场景，真正的古埃及艺术家接受的专业训练本身就要求他们注意不同创作单元的关联性，不仅要将不同的图画元素联系起来，还要将图画和配套的文字联系起来，而且要深谙画面比例的搭配，懂得各种图案、纹章的象征意味。对古埃及艺术家而言，创作并非只用“灵感”两个字就能完全概括，而是一门专业技术。19世纪的某些鉴赏者可能会觉得古埃及的艺术过于俗艳，可是也有人就愿意享受由此带来的感官愉悦，虽然这种风格品位已经不那么适应新的时代。

打扮得像个埃及人

拿破仑远征埃及后的几年时间里，特别是维凡·多米尼克·德农将他自己此行的收获借机出版获得普遍关注以后，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掀起了一股小规模的“埃及热”，法国当仁不让成为了这股风潮的引领者。⁴西方人的这股“埃及热”主要体现在埃及风格的小壁龛装饰物方面，因为埃及式样的家具或餐具之类的东西很难融入普通欧洲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所谓的“埃及热”也只是经过西方文化过滤后的产物而已。例如，那个时代的英国设计师托马斯·霍普（Thomas Hope）就曾设计过扶手为狮身人面像样子的起居室沙发椅，约书亚·威治伍德[25]则热衷制造带圣甲虫[26]装饰的茶具，茶壶盖还要做成鳄鱼形状。埃及风格的扶手椅和茶壶属于当时的新生事物，西式碗柜和钟表则更容易同新兴的“埃及味道”珠联璧合。柜门关闭，外表带有大量埃及风格装饰的碗柜可以带给人一种神秘感和安全感，钟表与时间的对应关系不动声色地呼应着埃及的古老和沧桑。那个时期由伦敦的武利亚米父子公司（Vulliamy&Son）生产的大理石、鎏金青铜座钟便直接从维凡·多米尼克·德农的书里寻找灵感，托举座钟的底座被设计为4个小狮身人面像，安放表盘的表箱是一个缩小了的纪念牌坊，表箱边缘装饰了不完整的神隼图案，顶部有一个带着翅膀的太阳纹饰。

图27 武利亚米父子公司埃及风格座钟，1807—1808年生产于伦敦

19世纪晚期，鉴于埃及的旅游和考古事业兴旺发达，西方国家出于殖民利益和自身需要，依靠刚刚出现的摄影技术，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和构建与古埃及有关的知识。通过考古探险活动，西方博物馆里各种古埃及展品急剧增加，那个时代的埃及政府却对西方寻宝者携带文物出境的行为没有任何限制。同时期某些见多识广的西方人可以借助相关书籍、博物馆展览，以及自己的亲身游历体验逐渐形成对古埃及的印象，然而他们真正的信息来源其实却往往是那些打着埃及旗号的西式篮子、花瓶、餐具和珠宝等，而不是行家收藏者感兴趣的出土残片、雕像和棺材等地道埃及古物。话说回来，那个时代西方生产的各种所谓埃及风格物品，如今也已经成为了货真价实的古董。

古埃及手工家具的典雅似乎尤其能刺激西方设计师的灵感。例如，前拉斐尔派[27]画家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受大英博物馆展品的启发，设计了一种具有藤椅曲线的乌木嵌象牙椅子。⁵为了给自己的基督教主题绘画搜集素材，威廉·霍尔曼·亨特曾游历巴勒斯坦（Palestine）。这位画家和工艺美术运动[28]的多位成员关系良好，后者推崇手工制造，拒绝工业化产品。正是在这股潮流引领下，“埃及热”的关注点由修建埃及风格的墓地、共济会礼堂、伦敦水晶宫的屋顶雕塑，甚至19世纪40年代完工的美国费城某座埃及风格的监狱等大手笔，转向了小巧精致的器物。

19世纪晚期，西方的“埃及热”已经达到了狂热水平，欧洲人的室内陈设、服装款式和建筑风格稀里糊涂地被这股风潮裹挟而去。与这种情况正好相反，那些来自古典世界[29]的文化元素，比如威治伍德骨瓷[30]、希腊柱、阿波罗和维纳斯雕像之类的物品却从未引发过任何狂潮，它们只是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西方人的室内陈设、乡村古堡，以及城市景观。尽管如此，针对古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再发现、再解读[31]对西方而言同样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只不过来自古代埃及的文化元素在西方语境中扮演了和它们不同的角色。

埃及风格的装饰布置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潮流，也属时势造英雄。拿破仑的远征埃及，维凡·多米尼克·德农作品的出版，伦敦水晶宫的落成，19世纪50年代大英博物馆古埃及展区的全新亮相，还有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如此种种不断激发着西方人对埃及的热情。受到苏伊士运河工程顺利竣工的鼓舞，再加上由此而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实力大幅提升的时任埃及总督伊斯梅尔[32]委托威尔第（Giuseppe Verdi）创作了歌剧《阿依达》（Aida）。1871年，《阿依达》在开罗歌剧院[33]上演，威尔第的祖国意大利对埃及的热情由此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当时某些西方人针对埃及的狂热往往要和《圣经》历史或共济会理念联系起来，然而多数人提起古代埃及却永远离不开“传奇”“神秘”这些字眼。无论来自埃及的文化符号在西方以多么入乡随俗的方式呈现自己，人们仍然要将其视为来自异域的稀罕物。如此这般的痴迷程度恐怕只能用“狂热”来形容。

图28 大门上的埃及风格金属钥匙孔，大门属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座建筑，该建筑完工于19世纪晚期

20世纪20年代，图坦卡蒙的陵墓重见天日，西方的“埃及热”再次进入高潮期。这次的“埃及热”主要体现在服装款式和文化娱乐方面，可以被称为“图氏狂潮”（Tut-mania），英国媒体对本国引领的这场时尚潮流做了充分报道。当时，亨特利和帕尔默公司[34]专门推出了一种埃及风格的饼干罐，兰开夏（Lancashire）的纺织厂生产了各种埃及风格的布匹。伦敦《泰晤士报》[35]等报刊详细报道了图坦卡蒙陵墓出土的椅子、烛台、篮子、权杖、衣服和香水瓶等生活用品，为读者描绘了这位少年法老的日常生活，现代中产阶层人士由此找到了模仿对象。

西方人陶醉于自己想象中的“古埃及”，同一时期的中东地区却经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的空前乱局。当时的埃及人正在想方设法摆脱英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谋求国家独立的他们在1919年与驻埃及英军发生了规模有限的军事冲突。1922年，就在图坦卡蒙陵墓被发现的前几个月，埃及人终于获得了举行民主选举的权利。萨阿德·扎格卢勒[36]当选为第一任埃及首相，这位首相曾被英国殖民当局两次驱逐出境。几乎将一生留在埃及的考古挖掘者霍华德·卡特[37]没能及时认清新的形势，刚刚发现图坦卡蒙陵墓便迫不及待地通过《泰晤士报》发布了消息，同时声称自己将同身在英国和美国纽约的资助人分享此次发掘的收获。拥有众多英法雇员的埃及政府闻讯及时吊销了他的发掘许可，利用随后的1年时间证明自己对图坦卡蒙陵墓中的一切拥有合法权利。⁶

像精美印刷品、仿制的圣甲虫、艳俗的饼干桶或烟盒这些普通人能够轻易接触的东西，让各种关于古埃及的知识在从巴黎到皮奥里亚[38]的广阔范围内得以普遍传播，然而正如本书后面将要谈到的那样，同时期的现代埃及还有其他非洲国家却为变革社会，争取西方世界的认知和尊重走上了漫长的征程。来自埃及的文化元素可以被派上不同用途，某些用途是轻浮的，某些则可能是严肃的。就同一历史时期的情况而言，没有任何人类文化遗产能够像来自古代埃及的建筑、装饰艺术元素那样，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关注，同时又被重构得面目全非。起码从19世纪早期开始，顶级的艺术家（后来又加上了摄影家）便开始将古代埃及描述为一个充满浪漫气息，饱含异国情调，甚至还有几分暧昧的情色诱惑，适合叙古怀旧的遥远国度。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埃及人则被有意识地视而不见，古代埃及留下的“无主白地”因此合理合法地可以被用来充当西方殖民地。那个时代某些最有声望的画家描绘古埃及人形象时往往有意无意让他们带上西方特征，却又经常做得不露声色。总而言之，想象中的古代东方与实际中的当代东方似乎完全是两个世界，那个想象出来的东方让人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许多艺术家构建那个想象的东方时往往拥有牢靠的现实依据，比如威廉·霍尔曼·亨特设计的那把椅子，构建出来的东方总会让人觉得比现实的东方还要“东方”，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因此混淆了想象与现实的差异，那就太不明智了。

画布上的古埃及

出生在荷兰的画家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39]在位于伦敦的画室里收藏了一张木质长沙发椅，用来安放完成的画作。这张沙发椅目前保存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40]，它一侧的扶手连同两条椅子腿为伊特拉斯坎[41]风格，另一侧则为埃及风格。⁷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创作出来的众多杰出而传神的古代生活题材油画都曾暂时安放在这张沙发上，它们为作者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利益。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画作的主要题材是古希腊和罗马社会，却也经常从古埃及历史和《圣经》中寻找灵感，在画布上描绘一些诸如“在尼罗河上发现婴儿摩西”这样著名的历史场景。除了画室里这张充当支架的沙发椅，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还通过阅读书籍和参观博物馆研究过不少古董和古代建筑。借助手中的画笔，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在画布上复原了一个饱含他本人艺术个性、活灵活现的古代世界。他真的做到这点了吗？虽然画面里出现的矮脚凳、鸵鸟毛饰品看起来的确古韵十足，然而皮肤白皙、面带娇羞的美女，偶尔出现的与这些美女形成鲜明对比的黝黑男性，以及他们身处的清新明亮、满是鲜花的房间却纯属对古代生活的主观想象。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的画室就好像是一具“透镜”，真实的古代历史经过它的“折射”，便拥有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气息。

依照欧洲艺术品味重塑的古埃及传说或历史人物，要比货真价实的同类古埃及艺术品更容易获得现代西方欣赏者的接受，因为后者的人物风格往往会让他们觉得过于刻板、生硬。真实的历史遥远而陌生，具有历史意识的画家则需要通过自己的重构将欣赏者带回“过去”。1872年，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创作了名为《埃及寡妇》（The Egypian Widow）的油画。这幅作品的创作基础是作者对相关古代艺术品和建筑遗迹的仔细观察，同时也加上了他本人对古埃及葬礼的想象。基于这种想象，他让身为主角的寡妇单膝跪在已经被制成木乃伊的丈夫身边低声抽泣，背景中的五名男性乐师盘腿坐在地板上，摇动着类似手鼓的西斯铃，拨动竖琴，低唱挽歌。画家为这个故事设定的环境是古代埃及的某座神庙，神庙里有纸莎草杆形状的精美立柱，低矮的墙壁显露出庙堂外面长满棕榈树的庭院。

图29 油画《埃及寡妇》，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创作于1872年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最擅长的就是细节刻画，画面中呈现的飞檐结构、眼镜蛇雕像，以及色彩艳丽的立柱都参考了真实的古物。就连地板上放着的篮子，画面右侧神庙的木头门板，乐师手里的乐器，还有那些仿照圣餐台格局布置的陶罐（canopic jar，即所谓的“卡诺匹斯罐”，用于盛放制作木乃伊时掏出的内脏）也都有博物馆藏品作为原形。这方面为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提供最多帮助的当属大英博物馆，他从1870年开始便定居伦敦。大英博物馆楼上有几间展厅被称为“木乃伊房间”（the mummy rooms），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应该就是在那里看到了摆在画面中寡妇左侧的棺材原型，还有用来停放木乃伊的桌子原型，四条桌腿被设计成狮子四肢的样子，桌尾还安装了狮尾状的装饰物。

大英博物馆保存的那具木乃伊连同他的棺材年代可以追溯到罗马统治埃及时期，不过棺材为了追求仿古效果，特意选择了很多古朴的神像造型作为装饰。然而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终究不是专业的考古学者，在画作中将具有2世纪风格的棺材和木乃伊，与比它们存在年代早1000年的卡诺匹斯罐放在了一起。画面中神庙墙壁的装饰风格至少也要比棺材和木乃伊早几百年，而且类似这样的装饰通常只出现在坟墓里。话虽如此，对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和他的欣赏者而言，艺术的感受恐怕要比细节的真实重要得多。这幅油画希望表现的是这位双手捂脸、悲痛欲绝的寡妇，她的头发像很多同类题材古埃及作品表现的那样向前低垂，就像很多同题材艺术品经常表现的悲伤形象那样，同样经常出现在此类艺术场景中，剃了光头的祭司兼乐师吟唱着悲伤的挽歌。此情此景，任何人的内心都难免应和着竖琴的琴弦跌宕起伏。

一方面，人为抹去古埃及神庙与维多利亚时代画廊间的时空鸿沟有助于引发今人与古人间的心灵共鸣，这肯定有益无害；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抹去的不仅是时空鸿沟，同时也部分掩盖了埃及的真实历史，特别是7世纪至今伊斯兰埃及的历史。类似这种埃及题材绘画通过文化暗示，进一步加大了东方和西方间的隔阂，古代埃及被人为构建成了专属欧洲基督教白人的文化遗产。除此之外，这幅油画还体现了种族间的偏见。画面中的寡妇以及4位祭司白色或黄褐色的皮肤，与那位竖琴演奏者的黑皮肤形成了有意的对比反差。在19世纪的欧洲，肤色间微妙的差异可以传递出丰富的文化信息，那个时代的西方主流社会自有一套关于种族、肤色和文明程度的“科学”。⁸当时的非洲是从属于西方的殖民对象，所以西方人想象的古埃及场景中，象征非洲的黑人也只能躲在阴暗角落里，默不作声。借助这样的文化逻辑，古埃及文化被纳入到了西方文化的源流当中，真正孕育它的非洲反倒像那个黑皮肤的竖琴演奏者一样，被排斥到了边缘位置。

西方人对于不同种族的偏见，以及他们急于将古埃及文化装进自己口袋的焦虑心态并非直截了当的表达，而是通过学者们称为“话语”的方式间接表达的。“话语”的基础是一套社会普遍认可的知识或观念，它们通过视觉图像、文字书写、文艺表演、商业行为、科学实践、政治辩论等多种途径不断被制造出来并加以传播。这些途径往往会几种联系起来共同发生作用，很少出现某一途径单独运作的情况。例如，要想以图画方式描绘所谓“古埃及”场景，就必须以对埃及古物的考古复原为前提；反过来，图画的传播又会引发社会对考古学的关注，而且是比对艺术更强烈的关注，提高这门科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1882年，英国武装侵入埃及，建立了听命于自己的傀儡政权，针对这个国家的考古活动由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世纪90年代，包括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埃德温·郎[42]、爱德华·波因特[43]等多位历史题材画家，加入了由英国考古学家、军官和政治家组成的埃及文物古迹保护团体。⁹他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有两项：首先，是确定那些在埃及从属于奥斯曼帝国时期被该国政府忽视掉的文物古迹；其次，是调整、提升由法国人主导建立的埃及文物古迹保护体制。除此之外，这个团体还对英国阿斯旺修建水坝的计划特别关注，因为修建水坝就意味着大量文物古迹将永远沉入水下，比如菲莱岛的伊西斯神庙。从这些英国冒险家的角度来看，无论埃及人还是法国人，似乎都没有资格去看护、照料这个国家的文物古迹，拥有这个资格的当然只能是英国人，埃及人和法国人则针锋相对地指责英国人对巨石阵（Stonehenge）的所谓保护纯属侮辱古代人类文明。双方就这么你来我往，纯考古学的命题最终演化成为了外交领域的唇枪舌剑。时至今日，傲慢和偏见仍然左右着世人对埃及和中东文化遗产的态度。究竟谁对文化遗产的定位尺度最恰当呢？又是谁提出的保护措施最切实可行呢？这恐怕是一个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埃及艳后的所有权问题

“遗产”（heritage）这个词读起来有种沉甸甸的感觉，而它本身也是拉丁语留给我们的“遗产”。直到20世纪，大家对遗产的定义主要指依照家族血脉流传下来的财产或权利，尤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或权利。20世纪晚期，国际社会提出了“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概念，用以保护某些文物古迹、自然景观或艺术品免遭社会发展、战争冲击以及自然灾害的破坏。1945年，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量文化遗产遭到人为破坏的教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宣告成立，这个组织是今天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文化遗产评定和保护机构。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首份人类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列出了上千处古代建筑、历史遗迹和文化保护区。不仅如此，这份目录还收录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舞蹈或手艺。¹⁰

“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词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也就是说，保护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关乎人类的共同利益。问题在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是各个独立国家，这就意味着“文化遗产”这个知识的演化与19世纪、20世纪乃至21世纪，“国家”这个知识[44]的演化紧密相关。换言之，无法用“国家”概念加以界定的地区，比如南苏丹（South Sudan），就无法得到世界文化遗产体制的直接保护。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也是多国角力的舞台，哪些东西可以被定义为世界文化遗产，往往取决于强者的意志和兴趣。¹¹很多时候，保护或者破坏某项世界文化遗产甚至可以成为政治博弈的棋子。

如果说“文化遗产”这个词意味着文化可以像皇帝的宝座或者父母的鼻子形状那样，能够被继承、遗传，那么针对文化遗产的继承自然也可以像普通财产继承那样，引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按照这种近乎理想主义的逻辑模式，谁更有资格继承古代埃及的文化遗产就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老生常谈的话题。人类始终处在迁徙当中，几千年间，不同人类文明始终没有停止过物质和文化交流，因此谁真正继承了古埃及人的文化衣钵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为参照物，现代埃及当然最有权继承诞生于本国土地上的文化遗产。按照这个逻辑，伦敦和柏林的众多博物馆就应该归还它们收藏的大量埃及文物，比如罗塞达石碑和纳芙蒂蒂半身像[45]，可博物馆方面却声称这些文物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然而如果埃及政府套用西方博物馆的逻辑，决定把完全属于他们国家“私有财产”的金字塔铲平，那国际社会肯定就得闹翻了天。就古埃及文化遗产继承这个问题来说，如果我们参照普通遗产继承的家族、血缘依据，而非国家行政区划依据，就可能引发更多争议。今天的埃及人以穆斯林为主体，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和古代埃及人并没有太大关系？从18世纪开始，很多欧洲人便依照这样的逻辑把古埃及文化遗产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由此催生了东方学（Orientalism）领域讨论的一系列话题。按照西方的理论，古代埃及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故乡，更不用说还是希腊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所以西方才是古埃及文化遗产“合理合法”的继承人。问题在于，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今天的很多非洲国家似乎也可以对古埃及文化遗产的归属权问题提出争议，因为历史上的埃及曾经几乎主导过整个非洲大陆，或者如某些古埃及学者所说，古埃及人的影响力至少扩展到了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境内。今天的很多非洲国家都认为自己在文化方面和古代埃及存在传承关系。

人们对文化遗产继承权的争夺往往集中在那些价值比较高的目标，比如罗塞达石碑、金字塔或者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这样的历史名人。这位女王最为世人耳熟能详的两件逸闻首先是她对王位的暧昧继承[46]，其次则是她的鼻子。法国科学家兼哲学家帕斯卡[47]认为，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再稍微短一点，按照17世纪欧洲的标准，这位埃及艳后就算不上美女，世界历史可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历史当然不可能有那么多“如果”，实际的情况是，克娄巴特拉与罗马的联姻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使整个北非地区和地中海东部纳入了古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对艺术家和作家而言，埃及艳后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她就像古代埃及一样不断被人们建构和解构，可以同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克娄巴特拉失势后，古罗马的诗人曾将她描述为妓女和魔鬼，声称这位女士通过魅惑的手段引诱安东尼[48]背叛祖国，同时也毁了她自己的国家。就像特洛伊的美女海伦（Helen），埃及艳后始终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克娄巴特拉凭借自己的美丽威胁到了男权主导的社会秩序，她所引领的希腊化的奢靡享乐之风引起了罗马共和国[49]举国上下的仇恨和嫉妒。今天能够获得的与埃及艳后有关的史料大多出现在她去世后的若干年内，比如古希腊学者普鲁塔克[50]在100年前后创作的带有很大道德化色彩的恺撒（Julius Caesar）和安东尼传记。¹²文艺复兴时期，普鲁塔克等人创作的希腊语文献，以及稍晚些时候出现的拉丁文文献被重新发现并翻译了出来。很长历史时期内，这些文献是欧洲人了解埃及艳后唯一的途径。到了20世纪，依据古代银币上的图案创作的白色大理石克娄巴特拉雕像已经成为人们印象中埃及艳后的标准形象。20世纪90年代晚期，某些学者声称保存在玫瑰十字会埃及博物馆[51]的黑色大理石人物雕像的原型很可能也是克娄巴特拉，可是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定论。黑色大理石雕像的存在却让我们意识到，除了大家习以为常的经典白色大理石形象以外，埃及境内应该还保存着很多其他样子的埃及艳后雕像，而且这些雕像展现出来的形象不一定和克娄巴特拉本人完全相同。今天很多古代埃及神庙遗迹中仍然可以看到它们曾经的资助者克娄巴特拉的埃及风格倩影，这些遗迹中的埃及艳后形象要么形影相吊，要么与她和恺撒的儿子，也就是与母亲共治埃及的托勒密十五世（Ptolemy xv Caesarion）出双入对。埃及文化语境中讲述的埃及艳后与后来古罗马和西方语境构建出来的富有心机的性感尤物形象似乎根本不相符，就连古代阿拉伯的历史学者也曾为这位女法老的智慧、博学和丰功伟绩赞叹不已。¹³

19世纪50年代，美国雕塑家威廉·斯托里[52]决定以克娄巴特拉为创作题材，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¹⁴他没有更多的参考资料。威廉·斯托里在罗马设有工作室，专门创作新古典主义[53]风格的雕像，他当时的设想是为若干历史上的知名女性塑造沉思冥想姿态的等身雕像。就像那个时代的其他雕塑家一样，威廉·斯托里首先要用石膏或黏土做个模型，然后才会在上好的意大利产白色大理石上动手。几年时间中，他制作了很多个不同模样的模型。正式作品展出时，观众纷纷对这尊雕像明显的埃及特征表示赞赏，例如雕像头上的彩条布法老冠冕，以及冠冕上象征王权的眼镜蛇，还有雕像手腕上装饰有圣甲虫和蛇形纹饰的手镯等。雕像身上的长袍带有很多皱褶装饰，半遮半掩地露出了埃及艳后的半边肩膀和一侧乳房。这样的造型可以用东方学理论加以解释[54]，却也暗合古埃及神话传说。按照古埃及传说，克娄巴特拉最后是让毒蛇咬在一侧乳房上自杀的。

图30 威廉·斯托里创作的克娄巴特拉七世白色大理石雕像，构思于1858年，完成于1860年

19世纪50—60年代，威廉·斯托里创作的埃及艳后形象在美国观众群体中持续引发热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雕像反传统的面部特征方面，比如又大又直的鼻子，双下巴，紧实、丰满的嘴唇等。大家认为这些面部特征明显具有非洲黑人的神韵，暗示了克娄巴特拉可能同埃塞俄比亚存在某种联系。威廉·斯托里出身波士顿（Boston）的显赫家族，这个家族向来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威廉·斯托里本人以及他的美国北方欣赏者秉持的废奴主张，以及历史上埃及艳后在国家危难时刻作出的生死抉择[55]，这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恰好让人联想到了南北战争前的几年时光里，美国人对战或和艰难抉择的过程。身为非洲女王的克娄巴特拉面对生死抉择，暗示了山雨欲来之际，成千上万内心已然觉醒的美国黑奴悬而未决的命运，以及美国自身的未卜前途，这是当时多数白人欣赏者对雕像内涵最初的主流解释。

今天的观众恐怕很难再从这尊雕像白色大理石的面部特征和白色大理石质地发现所谓的非洲特征，将它的原型解释为非洲的黑人女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埃塞俄比亚的黑人女性。威廉·斯托里的雕像虽然还是原来那尊，可解读它的社会文化语境却已发生改变。即便目前有许多人把埃及艳后的非州裔身份看得与她的历史地位一样重要，可是今天的参观者仍然愿意把威廉·斯托里雕像的原型想象为穿了一身古埃及服饰的白人美女。相比这尊雕像，玫瑰十字会博物馆保存的那尊以黑色大理石为原料，神态庄重，坚毅地迈着大步的雕像或许更加具有非洲黑人特征，更接近古埃及历史上真实的克娄巴特拉形象，而非希腊人或美国人想象出来的埃及艳后形象。

话说回来，即便玫瑰十字会博物馆的黑色大理石雕像真的就是埃及艳后本人，抑或是她的某位女性亲属，相隔着2000年的历史时空，今天的我们即使拥有相关文献资料，其实也无法完全读懂当年的作者创作它时所要传达的信息。就像历史中其他传奇人物和事件一样，以埃及艳后为主题的故事永远处在“新编”当中，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谁也无法肯定地说，自己故事里的埃及艳后就是货真价实的克娄巴特拉，因为我们对她的审视永远只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雾里看花，管中窥豹。不朽的，同时也是不那么真实的埃及艳后形象其实只是同时代的人们构建出来，用于满足自己对古埃及的种种想象的幻象而已。

[1] Ernst Gombrich，英国艺术史家，出生在维也纳，后加入英国国籍。

[2] Art and Illusion，这本书有多个中文版，又译为《艺术与幻觉》。

[3] The new Yoker，创刊于1925年，美国综合性杂志。

[4] 如前所述，古埃及人无论男女都习惯剃光头，佩戴假发。

[5] Pleated skirt，百褶裙由古埃及人发明，最初是男性服装。

[6] Alain，应指阿兰·摩尔，英国漫画家和小说家，代表作《守望者》。

[7] 这里说的是再现和表现绘画方式的区别，通俗地说，再现就是客观反映现实，表现则是主观反映现实，绘画领域表现主义的代表包括梵高、毕加索等。

[8] The Bangles，1981年成立于美国洛杉矶，成员是4位女性。

[9] To walk like an Egyptian，这首歌以女性题材的埃及古代壁画为切入点，主唱边唱边模仿壁画中美女的正面律姿势行走，同时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古埃及人走路姿势，却不知道这种姿势在古埃及只是一种艺术手法，不会出现在真实的生活中。

[10] Cubism，1908年出现在法国的画派。

[11] Abstract Expressionism，20世纪多种绘画风格的总称，特点是脱离模仿自然的绘画风格。

[12] The Impressionist painter，出现在19世纪后期，繁盛于法国，代表人物是法国画家莫奈。

[13] 大致时间跨度为公元前5—前4世纪中叶，古希腊文化的繁荣期。

[14] Contrapposto，即雕塑采取站姿，肩膀和胳膊扭转，偏离躯干中轴，与臀部和腿不处在同一平面上，用一条腿支撑身体重量。

[15] 指托勒密王朝时期。

[16] Nut，古埃及神话中的天空女神。

[17] Arsinoe II，托勒密一世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她的弟弟托勒密二世。

[18] Cleopatra III，托勒密二世的女儿，后与母亲一起嫁给继父托勒密八世。

[19] Cleopatra VII，即埃及艳后。

[20] 托勒密王朝继承了古埃及法老家族的传统，经常出现亲姐弟或兄妹结婚，以法老和王后的身份共同执政的情况，王后在丈夫去世或弱势的情况下就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女法老，例如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的原配丈夫托勒密十三世就是她的亲弟弟。

[21] Owen Jones，英国19世纪建筑师，著有《装饰的语言》一书。

[22] The Crystal Palace Exhibition，英国为举办第一届世博会专门修建。

[23] Joseph Bonomi，19世纪英国埃及学家。

[24] 类似中国古代建筑的彩绘，往往通过连续的图画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比如二十四孝、西游记、目莲救母等。

[25] Josiah Wedgwood，达尔文的外祖父，陶艺家，英国威治伍德陶瓷的首创者。

[26] Scarab，即蜣螂，也就是俗称的屎壳郎，这种昆虫在古埃及被当作神灵崇拜。

[27] The Pre-Raphaelite，1848年兴起于英国，强调写实风格，突破陈腐僵硬的绘画传统。

[28] 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19世纪后期出现在英国，对现代工业文明持批判态度，主张回归自然。

[29] The classical world，以古希腊和罗马为代表。

[30] Wedgwood’ cameo-effect china，始创于1759年，英国顶级骨瓷品牌。

[31] 指文艺复兴运动。

[32] Khedive Ismail，Khedive这个词源自波斯语，原意为“勋爵”，后来泛指总督，Ismail是第5任埃及总督，任内实现了埃及的现代化，1879年被英国废黜。

[33] The Cairo opera house，1869年由时任埃及总督伊斯梅尔聘请意大利设计师建成。

[34] Huntley & Palmer，英国糕点企业。

[35] The Times of London，直译为“伦敦时报”，“泰晤士报”这个说法源自中国晚清译者对“times”的音译，与泰晤士河没有任何关系。很多西方国家和地区都有名为“时报”（times）的报纸，但是因为前辈译者的译法已经先入为主，只有伦敦时报被称为《泰晤士报》。

[36] Sa’ad Zaghloul，埃及政治家，华夫脱党的创始人之一。

[37] Howard Carter，英国考古学家。

[38] Peoria，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

[39] Lawrence Alma-Tadema，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画家。

[40]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英国仅次于大英博物馆的第二大国立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装饰艺术博物馆。

[41] Etruscan，意大利古代民族，他们的建筑和绘画对后来的古罗马产生了深远影响。

[42] Edwin Long，英国历史学家、神学家和画家。

[43] Edward Poynter，1836年生于巴黎，后在伦敦定居。

[44] 如前所述，“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是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45] The bust of Nefertiti，纳芙蒂蒂是古埃及著名法老阿赫那吞的王后，1912年德国考古学家发现了她的彩色半身塑像。

[46] 埃及艳后的丈夫兼弟弟托勒密十三世在历史上的下落不明不白，很多人相信他可能死于妻子兼姐姐的谋杀。

[47] Blaise Pascal，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作家。

[48] Antony，马克·安东尼，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

[49] The Roman republic，公元前509—前27年古罗马处于共和时代，没有皇帝，国家政权采取三权分立体制。

[50] Plutarch，古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祭司。

[51] The Rosicrucian Museum，始建于1927年，位于圣何塞，美国西海岸规模最大的埃及主题博物馆。

[52] William Wetmore Story，美国雕塑家、艺术评论家和作家。

[53] Neoclassical，18世纪兴起于法国，反对崇尚浮华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风格，倡导以古希腊和罗马为榜样的复古主义。

[54] 按照东方学理论，东方始终是被西方构建和讲述的一种“知识”，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往往被塑造为男性形象，东方相应地则被塑造为柔美的女性形象，接受男性的审视和把玩。

[55] 按照西方史学界的说法，克娄巴特拉当时本可以选择向屋大维投降，但经过心理斗争的她却毅然决定仿效自己的叔父，以自杀方式有尊严地死去，相关内容可参考埃米尔·路德维希的《埃及迷药》。

第6章 蛇蝎女，狐狸精，睚眦必报者

本书上一章结尾提到的两尊埃及艳后雕像，表现了过去和现在人们对克娄巴特拉这位古埃及历史中最富于诱惑力的女性形象的不同想象。埃及艳后在罗马大军破城之日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通常意义上的古埃及历史至此也画上了句号。区别于曼内托[1]的划分方法，现代学者将古埃及历史的下限划在了埃及艳后自杀那年。如此划分的依据是埃及艳后自杀前的古埃及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埃及艳后自杀后的埃及却变成了从属于其他国家的行省或附庸。现代学者的划分标准成形于18世纪，与普及于19世纪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存在紧密联系。

从托勒密王朝时期过渡到罗马统治时期，埃及大地上发生过数不清的暴力事件，今天的人们念念不忘的却只有埃及艳后和安东尼的自杀，其他人的悲惨遭遇则遭到有意无意地遗忘，似乎历史真的如当年的罗马征服者们声称的那样——他们来到埃及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和平。死亡和性是埃及艳后故事的永恒主题，这种故事的不断“新编”本身便反映了西方对埃及，同时也是对女性态度[2]的演化历程。众所周知，人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总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然而埃及艳后的淫荡放纵，以及她对“正派”罗马男士的无耻勾引却贯穿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成为了老生常谈的话题。作为凭借自身智慧在男权社会获得一席之地的杰出女性，埃及艳后的自杀似乎本身就是某种“报应”，是她凭借巨大魅力勾引男人的“报应”。对于这种历史文化现象，最恰当的评价恐怕只能是“厌女症”（misogyny）。

埃及艳后的女性身份在她还活着时就已经为渴望诋毁她的罗马宣传机器提供了数不清的把柄，这位女法老去世后，针对她的诋毁更是甚嚣尘上。诗人们抓住这个主题笔耕不辍，政客们也趋之若鹜地用这种方式向当时的政坛新星、后来的罗马帝国皇帝屋大维献殷勤、表忠心。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古罗马人饱含淫秽、诋毁意味的信口开河已经被欧洲人当作真事津津乐道。相比野史逸闻，古希腊学者普卢塔克创作于公元100年前后的恺撒和安东尼传记中对埃及艳后的描写要客观得多，不过同样具有很强个人色彩。历史总要由胜利者书写，克娄巴特拉是罗马帝国的敌人，还是一个容易欺负的女性，自然没有资格对他们的胡编乱造提出抗议。

本章以埃及艳后为切入点，意在揭示类似“荡妇”、男巫、木乃伊这些文化元素如何影响了我们对古埃及历史的想象，特别是过去150年间我们对古埃及历史的想象。类似图坦卡蒙王陵墓，木乃伊基因分析等的客观证据固然可以作为了解古埃及的途径，然而每个时代的人们似乎又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象一个“古埃及”。正如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注意到的那样，殖民时代的欧洲人曾将包括北非、中东、南亚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东方”，同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将这个所谓的“东方”描述为同西方截然对立的他者。按照那个时代欧洲人的说法，“东方”是懒惰的，西方是勤勉的；“东方”是肮脏的，西方是整洁的；“东方”涣散而无序，西方则珍惜时间，有序而高效；“东方”道德败坏，特别是在性和金钱方面，西方则纯洁无瑕。¹

尽管若干年来人们对萨义德理论的态度始终褒贬不一，可是他的理论仍然提醒我们，各个时代人们围绕古代埃及或现代埃及（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形成的那套说法，总要受制于相应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面对那些被历史构建出来的贪婪女王形象、色情女神形象、极端自私的法老形象，乃至全身缠着亚麻布条、到处乱跑的木乃伊僵尸形象，与其过分深究这些形象的真实性问题，不如换个思路想想这些故事到底是谁编造出来的？编造它们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某个特定文化语境中的人要编造出这些故事？或许，对于古埃及形象构建过程的反思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自己。

美女和死亡

针对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埃德温·郎和爱德华·波因特等人古埃及题材绘画作品的追捧热潮并没有局限在英国的范围内，而是迅速扩展到了整个欧洲，乃至任何已经接受欧洲绘画文化传统的地方。那个时代热衷古代题材的画家往往同时也是“东方学”[3]的专家，他们擅长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来自北非或中东的文化符号，比如拥挤杂乱的街景，集市、清真寺和沙漠里的帐篷，还有总能戳中西方人兴奋点的东方妻妾、妓女等。对那个时代的画家而言，描绘东方妻妾、妓女形象是他们在自己的画作中展示裸体女人的合法借口。

无论画作的主题是古代埃及还是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画家总要在作品中加入这些文化符号。至于当时刚刚落成，作为现代象征的开罗和大马士革（Damascus）火车站，以及那些身穿巴黎最新款时装的埃及上流社会妇女，则绝对不会出现在画布上。不仅如此，就像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画室里的沙发椅，或者他为了作画而研究的那些博物馆展品一样，来自不同时代的文化符号还可以在这些画作中和谐共处。总的来说，画家们的画笔其实具有选择性，他们不会让自己作品中的埃及体现出现代或进步的特征。即便是对克娄巴特拉这样高贵的埃及女性，他们审视的眼睛同样戴着“有色眼镜”。

正如前面所说，埃及艳后几千年以来始终是被欧洲艺术家趋之若鹜的创作题材，然而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埃及艳后形象又会带上各自时代或地域的印记。如果把早期西方艺术作品中的埃及艳后形象和现代以来依据东方学内在逻辑塑造出的同类形象放在一起，你可能会觉得它们表现的根本就是两个人。由于普遍缺乏对古代埃及的了解，画家们总会以自己熟悉的古代历史知识为出发点塑造埃及艳后的形象。普卢塔克为世人详细描述了克娄巴特拉的自杀，以及她奢侈的生活方式。这些信息经过老普林尼[4]的确认，同时经过漫长历史的沉淀，成为了确凿无疑的事实。

17世纪波伦亚画派[5]画家圭多·雷尼[6]创作过众多埃及艳后形象。克娄巴特拉仰天长叹，凝视苍穹，手里攥着一条蝰蛇靠近自己胸膛的临终场景反复在他笔下出现。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参照埃及艳后的形象为资助人的妻子们画像，因为女士们通常都希望画面中的自己尽量显得富有高贵。1744年前后，画家提埃坡罗[7]参照普卢塔克和老普林尼的描述，创作了一组反映埃及艳后生平的壁画，用于装饰威尼斯（Venice）拉比亚宫[8]的前厅。提埃坡罗的壁画着重强调了埃及艳后的富有、慷慨和奢华的生活，对那个时代渴望前往东方港口做生意发财致富的西方商人而言，壁画彰显的这些人物特质其实也是他们心目中成功者不可或缺的身份标志。这组壁画中的埃及艳后形象其实和真正的古埃及人没有太大关系，完全以画家同时代的欧洲贵族妇女为原型，衣着、发型，乃至佩戴的珠宝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格。唯一能和古埃及沾上边的只有作为画面背景的那些建筑，借助它们，观看者才能意识到画家表现的其实是另一个遥远时代的人物和故事。

拿破仑远征埃及，现代埃及随后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以前，除了方尖碑和少量王室贵族收藏的雕塑等古董文物，欧洲艺术家对这个国家的建筑和艺术品并没有太多了解。本书上章提到的维凡·多米尼克·德农那本图文并茂的专著以及《埃及百科》等同类作品相继问世后，西方艺术家这才找到了创作的依据和原型。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大卫·罗伯茨[9]等画家的古埃及题材画作洛阳纸贵，这些画作反过来又让想象中的古埃及得到了具体化。欧文·琼斯和约瑟夫·博诺米设计的伦敦水晶宫也是如此，这些打着埃及名号的仿古建筑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真实的古埃及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古埃及残存的遗迹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通过这些仿古建筑，黄沙掩埋的神庙以及神庙墙壁上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深入人心，成为了古埃及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为了显示自己作品的“专业”“地道”，艺术家很快就把这种文化符号引入到包括埃及艳后题材在内的各类古埃及题材作品当中。19世纪30年代前后，受到被今天的人们概括为“东方学”的某些文化因素影响，异国风情，或者应该说色情，成为了古埃及等古代题材绘画作品的“标配”。无论何时何地，与性有关的话题似乎总能找到市场。

以东方学为基础构建的现代和古代中东形象几乎满足了西方人，特别是西方男性的所有心理幻想，比如富足的中产生活、放纵的男欢女爱等。受到这种文化背景影响的画家往往热衷创作具有挑逗性的作品，甚至因此成名，比如让·莱昂·热罗姆[10]。除了各种所谓的“东方”题材作品，让·莱昂·热罗姆还擅长从法国经典历史、传说中寻找素材。拿破仑三世[11]掌权后，为曾经遭到贬低的拿破仑皇帝恢复了名誉，让·莱昂·热罗姆顺应潮流，创作过几幅纪念拿破仑远征埃及的作品。为了赋予作品毋庸置疑的“东方”韵味，让·莱昂·热罗姆创作的油画通常总会使用卧室场景、沙漠风光、奴隶市场、土耳其浴室之类的文化符号，而且画面中的女性奴隶或浴者照例要被画成非常漂亮的裸体白人美女。1866年，让·莱昂·热罗姆的油画《艳后初会恺撒》（Cleopatra before Caesar）在巴黎的艺术沙龙中公开展出，这幅油画取材于古希腊学者普卢塔克对恺撒生平的相关记载[12]。按照普卢塔克的说法，那次相会以后，托勒密王朝的女法老克娄巴特拉七世在罗马将军和政治家恺撒的支持下，为争夺埃及的统治权，与她的丈夫兼弟弟托勒密十三世展开了长期内斗。事实上，早在埃及艳后登上历史舞台前，古代罗马就已经开始介入前几代托勒密王朝男女法老间的权力内斗。普卢塔克认为，恺撒之所以要在公元前47年率领大军来到埃及，也是要通过调停埃及内斗的方式为罗马谋取利益。时年只有十几岁的克娄巴特拉躲在装衣服的大口袋里，绕开卫兵直接进入恺撒的帐篷，向后者面陈心意，获得了罗马人的支持。这个故事经过无数代人讲述，不知道为什么，“口袋”就变成了毯子。于是，让·莱昂·热罗姆的油画中就出现了一条明显具有东方风格的地毯，青春年少的埃及艳后还完全赤裸着上身。此情此景，恺撒这位罗马将军又怎么可能说“不”呢？

图31 以让·莱昂·热罗姆1866年的同名油画作品为底版制作的版画《艳后初会恺撒》

埃及艳后的自杀场景也可以成为画家们传达肉欲挑逗信息的幌子。这种油画作品中的克娄巴特拉通常会被画得肤如凝脂，黑色的头发和双眸则被用来进一步衬托她皮肤的白皙，类似这样的造型就是19世纪西方艺术家眼里公认的“东方”美女。让·莱昂·热罗姆的《艳后初会恺撒》也遵循了同样的原则。为了突出埃及艳后的冰雪肌肤和娇小身材，画面中将她把抬进恺撒帐篷的奴隶刻画得肤色黝黑、眉毛浓重，下颌骨向前凸出，类似这样的非洲黑人特征也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仆人“应该”有的样子。以埃及艳后自杀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为了起到相同的颜色对比效果，通常也会把看着她告别人世的两个见证者放在画面里。依照同样的原则，这两个人也会被画得肤色黝黑，接近历史上真实的古埃及人，浑身雪白的埃及艳后则更像是一个标准的希腊美女。

1874年，让·安德烈[13]的油画《艳后之死》（The Death of Cleopatra）首次公开展出。画家在大众审美与历史真实间做了折中处理，把克娄巴特拉画得比她身边黄褐色皮肤的女仆稍微白了些。这种处理方式可以理解为对古希腊审美原则的部分遵守，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对艺术真实的追求，因为死人的肤色肯定要比活人白。让·安德烈画作中的埃及艳后躺在装饰着埃及风格帷帐和纹饰的床榻上，白得晃眼的身体完全赤裸，只保留了珠宝和头饰。这就是历史上出类拔萃的女性君主克娄巴特拉七世。危急关头，她通过自杀的方式避免受辱于罗马人之手，死后却仍旧无法避免被玩弄的命运，像个虏获来的战利品那样将精致的皮囊艳俗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图32 油画《艳后之死》，让·安德烈创作于1874年

依照被后人概括为“东方学”的文化逻辑，让·安德烈加入到了不断对埃及艳后形象“故事新编”的历史讲述者行列当中。除了自杀身亡的克娄巴特拉，还有一种以尸体形式存在的古埃及人形象经常浮现于西方人的文化想象，那就是木乃伊。不同于埃及艳后代表的性趣味，木乃伊这一文化符号体现了一种由西方强加在现代埃及身上更阴暗、更邪恶的身体政治（body politic）。

拆解木乃伊

克娄巴特拉的遗体下落成谜，不过种种迹象显示，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属于“外国法老”，却接受了埃及人死后将自己制成木乃伊的传统，那个时代埃及希腊籍的上流社会人士甚至将这种习俗演化成为了一种流行时尚。托勒密王朝公认的马其顿祖先亚历山大大帝死在远征波斯的路上，他的遗体就被制成了木乃伊[14]。亚历山大大帝的朋友兼下属托勒密在埃及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后，把他的遗体转移安葬到刚落成的亚历山大城东郊，²随后又有多位托勒密王朝的王室成员被安葬在亚历山大大帝身边。埃及艳后自杀后，屋大维率军进入亚历山大城。据说，他曾亲自拜谒过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墓，同时却拒绝向托勒密家族的陵墓表示敬意，因为战败者没有资格得到胜利者的尊重。无论成了亚历山大城新主人的屋大维采用了什么方式安葬克娄巴特拉，她的遗体都没能保存下来，世人因此只能通过若干世纪以来艺术家的创造揣摩埃及艳后的真容。

有赖于制作木乃伊的独特习俗，很多古代埃及人的遗体得以保存至今。可靠证据表明，古埃及人很早以前就发明了用涂抹油脂以及亚麻布条缠裹的方法防止尸体腐烂的技术，而且由此衍生出了一套属于古代埃及的独特文化。今天的人提到埃及，首先想到的大多都是木乃伊。

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15]似乎有幸见过刚刚制作完成，还没有缠上布条的木乃伊；也有可能，他见到的是重新被解开布条的木乃伊。面对木乃伊保存完好，甚至连睫毛都没有掉落的面容，这位古希腊学者惊叹不已。经过百般盘问，周围的埃及人终于告诉希罗多德（当然是用希腊语），根据收费标准不同，木乃伊的制作方法大致有3种。³收费最高的方法首先要由负责制作木乃伊的祭司在尸体腹部左侧开个小口子，把内脏掏空，脑子则要借助特制的钩子从鼻孔掏出来。掏干净内脏的尸体要被埋在名为“泡碱”[16]的盐类化合物里脱水，这种盐只出产在埃及沙漠的盐湖当中。脱水后的尸体里里外外都要刷上加了香料的防腐油脂，然后用亚麻布缠裹。亚麻布要缠很多层，四肢，甚至每根手指都要单独缠好。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裹尸布中的一部分来自死者生前的衣物，还有一部分来自神庙里神像穿的衣服。古埃及人的标准服装包括裹身裙[17]、上衣（dress）和披风（mantle），给神庙里的神像穿衣服则属于祭祀仪式的重要环节。祭司们每天都要按时给神像换下旧衣服，穿上新衣服，换言之，古埃及神像身上穿的衣服每天都是新的。⁴一分价钱一分货，价格低廉的木乃伊制作工艺自然也就用不着如此细致烦琐。据希罗多德记载，有一种方法是通过肛门向尸体内部注射松节油。松节油可以将部分内脏溶解排出，同时延缓尸体的腐烂过程。

希罗多德的《历史》在西方世界流传广泛，16世纪早期，文艺复兴运动让这本书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影响力甚至由此超出了西方的范围。《历史》关于木乃伊制作工艺的记载深入人心，为后世杜撰其他神话传说提供了素材，比如与《圣经》中的约瑟有关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主要内容是流落埃及的约瑟死后被制成了木乃伊，然后按照古代埃及的传统习俗安葬。古埃及人处理尸体的工艺异常精细反复，整个过程需要持续70天时间，主要目的不但是要长期保存尸体，同时还要让它栩栩如生，这种习俗中蕴含的文化理念与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截然相反。[18]

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全身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木乃伊被赋予了新内涵，成为珍贵的药材。中世纪阿拉伯神医阿维森纳[19]就曾声称木乃伊能包治百病，虽然他自己在临床治疗中并没有使用过这种“药材”。⁵木乃伊入药的具体方法是磨碎后加入液体搅拌，做成类似沥青的东西，然后直接饮用，这种东西被认为可以治疗胃病和肝病。英语中“mummy”（木乃伊）这个词来自古波斯语“mummia”，本身就有“沥青”的意思。包治百病的木乃伊很快就在欧洲和中东地区间催生出一条稳定的供应链，大家纷纷前往开罗附近的古代墓地挖掘木乃伊，然后把它们切成块，磨成粉，卖到西方。在暴利的刺激下，造假行为无可避免，这个行业顺应潮流发明了用新鲜尸体快速制作木乃伊的方法。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造假者还要用沥青或焦油给假木乃伊上色。那个时代的街头巷尾充斥着关于假木乃伊的谣言，最耸人听闻的说法是，由于现成的尸体不够用，某些不法之徒干脆直接杀人，然后按最标准的工艺制作木乃伊。为了达到“高仿”效果，假木乃伊上市前还要在地里埋段时间“做旧”。木乃伊造假谣言的此起彼伏终于引起了部分欧洲医生、学者的重视，他们大声疾呼，质疑用木乃伊入药的做法。17世纪以后，将木乃伊当“药材”吃的热潮终于冷却了下来。按照西方文化传统，木乃伊入药的做法基本等同于不可接受的食人行为，而且将人的身体当作商品的行为本身也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正如英国杰出的医生托马斯·布朗爵士[20]所说6：

木乃伊成了商品，埃及人的祖先被用来治病，高贵的法老成了药材。[21]

托马斯·布朗爵士最主要的担心是这种以践踏人类尊严为代价的买卖如果始终不受约束，最后可能引发无法预料的恶果。受惠于这样的理念，不但死去的木乃伊得到了解脱，活着的黑人也开始得到更多同情，盛极一时的奴隶贸易就此走入低谷。

木乃伊买卖愈发受到关注的背景下，1718年，生活在哥达[22]的德国药剂师克里斯蒂安·赫兹（Chrstian Hertzog）最早以文字形式记录了一具木乃伊被人拆开布条，肢解后带到欧洲的经历¹。16世纪以来，木乃伊成为欧洲收藏领域的一个门类。意大利冒险家彼得罗·德拉·维尔[23]就曾讲述过他在开罗附近的萨卡拉（Saqqara）古代墓地用树脂为一具木乃伊的头部做了模型复制品，同时还把2具装饰精美，保存状态良好的木乃伊带回欧洲的经历。对当时欧洲皇室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而言，收藏展柜里如果能摆上一具木乃伊，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著名画家鲁本斯[24]就收藏了一具木乃伊，前面提到的基歇尔神甫自己虽然没有木乃伊，却仔细研究过托斯卡纳大公[25]拥有的一具藏品。⁸1705年，英国外科医生[26]托马斯·格林希尔（Thomas Greenhill）研究了当时可以找到的几乎所有关于木乃伊制作的文献，希望向世人证明古埃及人的尸体防腐技术与西方医学具有同等地位，他的原话是9：

像医学一样古老而伟大。[27]

托马斯·格林希尔认为，如果英国贵族阶层愿意自己死后也被制成木乃伊的话，出于卫生考虑，承担这项工作的应该是专业医生，而非殡葬工人。

18世纪以后，医生作为一种职业愈发专业化，针对医生的专业训练也更加系统化，尸体解剖成了他们的必修课。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开始注意到欧洲广阔殖民地范围内存在的宗教多样性问题。埃及恰好位于非洲、中东和地中海这三大文化圈的交叉点，古埃及人的文化又以古代希腊和罗马为“跳板”，影响了今天的欧洲人。18世纪末、19世纪初，解剖学家非常希望通过科学的手段厘清古埃及人作为一个被“科学”[28]定义的民族，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拿破仑远征后，欧洲学者比以前更容易从埃及获得包括木乃伊在内的各种文物，这些“战利品”的质量也越来越高。当时这个领域顶级的科学家主要是德国的布卢门巴赫[29]和法国的居维叶[30]，二人根据古埃及人的民族特征对他们的起源作出了不同的猜测——居维叶认为古埃及人起源于高加索人种（caucasian race），布卢门巴赫则认为古埃及人的祖先可能是来自古代埃塞俄比亚，因为古埃及人和这个区域内曾经生活过的其他非洲古代民族具有某些相似性。

看似“科学”的民族起源追溯本身也被居心叵测地掺杂了种族主义因素，某些民族被理所当然地认为高于其他民族[31]，科学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互相歧视的工具。18世纪早期，国际社会成功遏制住了奴隶贸易，科学则成为了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种族主义者们新的突破口。例如，在黑奴制度盛行的美国南方，奴隶主就与某些科学家联手，通过科学的方式，抓住某些民族特征，用来证明非洲黑人充当奴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他们得出这种结论的主要依据是非洲黑人在智力方面欠发达，仍然处在人类进化的“童年期”，或者更直白地说，非洲黑人仍然属于原始人类。按照这个逻辑推演出来的最极端理论名为“多源发生说”（polygenesis），它否认人类作为物种的单一性，而是将人类划分为地位高低各异的多个种群。19世纪50年代，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留在埃及的学者乔治·罗宾斯·格列登（George Robbins Gliddon）联手美国亚拉巴马州（Alabama）奴隶主兼医生约西亚·诺特[32]，出版了一套名为《人种》（Types of Mankind）的丛书。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的大约10年中，这套书反复再版。¹⁰丛书的主要内容是以木乃伊骨骼标本和各种古埃及艺术品为依据，证明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古代埃及人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使用非洲黑人[33]充当劳动力，比如料理家务的仆人或耕种田地的奴隶等。美国南方更多继承了以古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以及作为它们更早源头的古埃及文化[34]，蓄养黑奴也就“理所当然”。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充斥着种族主义意味的古埃及研究纯属无稽之谈，然而种族主义在19世纪的确拥有非常多的拥趸，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历史和考古研究。比较解剖学成为了针对人类这个物种的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不同民族生理结构方面的微妙差别得到有意识的强化，用以抹杀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人为地将其分成三六九等，不管如何排序，采取何种依据排序，欧洲人或高加索人种总要被安放在人类文明的最顶端。

比较解剖学在古埃及木乃伊和人种考古研究方面获得了普遍接受，在19世纪晚期甚至演化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类似弗林德斯·皮特里这样的学者通过田野调查搜集到大量骨骼标本，将它们送回英国，以便包括优生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35]在内的同行们深入研究¹¹，那些看起来不具备研究价值的骨头则会被集中埋回地下，这种做法成为了其他同类学者田野调查的标准模式。借助比较解剖学获得的数据，以及掺杂了种族主义的科学理论，弗林德斯·皮特里得出结论，认为史前时代的古埃及文明属于非常低等的类型，直到奈加代时代[36]晚期，某个王室族群从黎凡特地区[37]迁徙到尼罗河沿岸生活，带来各种发明和技术，古埃及社会这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换言之，依照弗林德斯·皮特里的理论，恰恰是北方白种族群的到来将古埃及人从人类文明的低端状态“拯救”了出来，形成了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个古埃及。不仅如此，弗林德斯·皮特里还编纂过一本古埃及艺术品摄影资料汇编，用以展示古埃及人眼中同时代存在于利比亚（Libyan）沙漠、努比亚、尼罗河支流上游、黎凡特沿海，以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等地不同人类文明的形象。这些民族曾经长期与法老为仇作对，所以古埃及艺术家往往将他们塑造为被踩在脚下或受到攻击的形象。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些古代民族眼中的古埃及人形象，特别是新王朝时期极力向外进行军事和贸易扩张的古埃及人形象，也和同时代古埃及人的自我定位存在天壤之别。事实证明，古埃及人同样拥有他们自己构建出来的“他者”，具体的构建方法同今天的我们并没有太大差别。对漫长的人类历史而言，分清“我们”和“他们”始终是一个百谈不厌的重要命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针对木乃伊的比较解剖学研究达到高潮。相应地，针对古埃及的考古研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人们对古代埃及人的研究兴趣甚至扩展到了人种学分类、男女性别特征，以及常见疾病。1910年前后，生于奥地利的解剖学教授格拉夫顿·史密斯[38]集中研究了多位被埋葬在帝王谷的著名古埃及法老、王后和祭司的木乃伊。为了回击来自伦理道德方面的某些质疑，格拉夫顿·史密斯在随后出版的相关专著中这样写道12：

现代考古学家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将那些木乃伊从古代盗墓贼的现代传人的威胁中解救出来……我们既然已经获得了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就有责任尽可能充分、细致地研究他们。[39]

格拉夫顿·史密斯专著的核心理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让赤裸的身体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作者符合科学规范的行文方式让这本书充满了权威性和客观性，就是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格拉夫顿·史密斯详细介绍了多具木乃伊的肤色，拉美西斯王朝法老们的高鼻梁（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诸位王后们的乳房大小和形状，甚至她们阴部的生理特征。站在今天更加专业、严肃的研究者立场上，书中那些关于女性生殖器官的详细描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¹³就像那个时代很多借助解剖学研究木乃伊的学者一样，格拉夫顿·史密斯的成功属于时势造英雄的成功。问题在于，为什么那个时代可以容忍这样的研究存在，这样的做法又会对今天的我们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便这种拆开缠裹木乃伊的布条，仔细把玩他们身体的做法曾经受到过伦理道德方面的质疑，质疑的程度其实也非常有限，而且人们关注的往往也只是那些隶属于法老王室的木乃伊。这些木乃伊之所以得到特别照顾，恰恰是因为他们生前的显赫身份。

很少会有埃及学家关注过那些从木乃伊身上解下来的布条，它们经常会在研究结束后被当成垃圾丢弃，然而购买这些布条却是古埃及人葬礼中花费最高的项目之一，也是最受重视的环节之一。失去布条遮掩的木乃伊随后会接受各种检查，学者们会在他们身上寻找泡碱、油脂等防腐药剂留下的痕迹，还要考察摘除内脏的具体方法和途径。总而言之，这些解剖学家的研究思路本就是参照希罗多德的记述按图索骥。有意无意间，格拉夫顿·史密斯等学者还会将某些木乃伊保存状况一般或糟糕归咎于当年制作者的懒惰或不称职。按照东方学的文化逻辑，古代埃及的匠人们也就被以偏概全地贴上了“不负责任”“赚昧心钱”之类的标签。

如果我们能够站在那些古埃及木乃伊制作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就会发现个有意思的现象——对于木乃伊制作，我们自始至终都在自行其是、自说自话，真正的制作者却没有留下任何口头或文献资料。毋庸置疑，古埃及人自己并没有透露过任何木乃伊制作的秘密，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所不允许的，然而今天坊间的相关信息却多如牛毛，甚至详细到了如何给尸体缠裹布条，以及什么样的布条才能用于制作木乃伊。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木乃伊制作过程中用盐类物质进行了消毒和防腐，涂抹了散发香气的油脂，缠裹尸体的亚麻布条来自神像和死者本人的衣服。当年的制作者如此不怕麻烦，就是为了让死者复活并获得永生。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有资格掌握木乃伊制作的秘密，并看到死者最后一眼的人只能是专业祭司。能否严格遵守这个规矩直接关乎死者的利益，我们却不管不顾地把他们身上的布条解开。古埃及人认为，为了获得永生，木乃伊应该被永远藏匿、保护起来，脱离生者的视线，不受世俗的干扰，随便解开木乃伊身上的布条完全与古埃及人的文化习俗背道而驰。当我们把那些木乃伊从沉睡千年的墓穴里挖出来，摆上外科手术台时，就应该作好遭到“报应”的心理准备。

混沌的过去

从较高品位的对异国情调的强烈好奇，到低级下流的色情趣味，各种因素互相纠结，制约了我们对古埃及的想象，被概括为“东方学”的文化逻辑也随之发扬光大。时至今日，东方学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于本书前面提到的那些艺术品，大家同样可以在剧院、电影院、展览馆、广告，以及文学作品等领域找到它的影子。上至阳春白雪，下至鸡毛蒜皮，当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东方学影响。学术领域并非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独立世界，各种埃及学研究团体，无论是早年兴起于埃及的前辈，还是新近出现在欧洲和北美各地的研究院所，他们从事的埃及学研究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站在各自立场上的一家之言。借助现代媒体，那些辛苦奔波于埃及各地的考古学家让公众了解到他们的最新发现，公众的关注反过来又提升了这些专家、学者的权威性和重要性，让他们成为唯一有权对过去作出解释的人。同样是借助现代媒体，报刊书籍和公共展览等渠道，这些专家、学者凭借自己掌握的数据、文献和最新考古发现等材料，在广阔范围内构建了一个他们自己眼中的“古埃及”形象，进而获得公众的普遍接受。

图33 1872年出版的歌剧《阿依达》原声音乐乐谱封面

学术和艺术往往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例如，法国埃及学家奥古斯特·马利耶特[40]凭借自己的掌握的专业知识，协助威尔第创作了1871年在开罗首演的古埃及题材歌剧《阿依达》。德国埃及学家格奥尔格·埃伯斯[41]则干脆亲自操刀，创作了大量古埃及题材的通俗小说，借此吸引公众持续关注他和他的同仁们在这个领域的最新发现，同时也让枯燥的历史研究变得富有生气。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格奥尔格·埃伯斯以德语创作的《埃及公主》（An Egyptian Princess）、《尼罗河的新娘》（The Bride of the Nile）和《克娄巴特拉七世》（Cleopatra）等作品不断在德国引发热议，还被其他西方国家翻译引进。格奥尔格·埃伯斯富有浪漫色彩的小说内容比较“干净”，适合女性阅读，不过也有很多作品在古埃及的面纱下隐藏了性和死亡的主题，非常具有诱惑性。

文学艺术领域的东方学倾向发轫自19世纪30年代的浪漫主义运动[42]。这场运动的起点是对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沉重灾难的深刻反思，文学艺术领域的个人主义思潮急剧升温，面对现代文明的种种问题，文学艺术作者热衷通过回归自然、远行和流浪等手段激发灵感，或者干脆直接通过对古代艺术和建筑遗迹的参观、借鉴让自己的作品带上复古色彩。置身这样的文化语境，“返归自然”和“回到过去”成为了同义词。1849—1851年，法国小说家兼剧作家泰奥菲尔·戈蒂耶[43]携手挚友马克西姆·杜·坎普[44]参加了法国教育部组织的埃及观光、摄影考察团，他的创作重心由此转向古埃及题材。泰奥菲尔·戈蒂耶著有一本古埃及题材的短篇小说，出版于19世纪30年代，主要内容是埃及艳后趁着安东尼外出的某个夜晚同埃及仆人偷情。

克娄巴特拉虽已去世多年，却始终没有真正淡出人们的视野。对长期国运衰败的现代埃及而言，她成为了一个颇具东方学色彩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成为了众多死亡与性题材故事的主角。泰奥菲尔·戈蒂耶的故事将埃及艳后塑造成一个积极主动、来者不拒的荡妇形象，她的“猎物”则被设计为埃及土著男性。这属于反常规的设计，因为按照东方学的文化逻辑，猎艳故事的主角通常应该是欧洲男性，东方女性只能充当“猎物”，虽然这些欧洲男性有时也可能“遭遇”某些妖艳东方女鬼的主动进攻。

泰奥菲尔·戈蒂耶还写过一篇名为《木乃伊的脚》（The Mummy Foot）的短篇小说。故事的场景被设定为巴黎的某个古董铺，一位人缘颇好，有志于写作的时髦男青年来到铺子里，打算买块镇纸。¹⁴外表看上去就像东方人或犹太人的老年店主利用翻找的机会展示了自己铺子里出售的众多小摆设，比如来自印度[45]的神像，来自墨西哥的小雕像，还有马来人（Malayan）的兵器等。这番铺垫过后，男青年终于看中了一个漂亮的脚丫形小摆件。他起初以为这是某件大的青铜神像留下的残片，神像的脚经过无数崇拜者亲吻、抚摸，才成为闪闪发光的样子。经过仔细观察，男青年终于发现所谓的“残片”其实是来自木乃伊身上的一只真人的脚，原先缠裹它的布条已被解开，不过人脚上还保留着淡淡的勒痕。据老年店主介绍，脚的主人是一位来自荷蒙蒂斯[46]的古埃及公主，他还警告男青年说，公主的父亲，也就是古埃及的法老肯定不希望女儿的脚被人当镇纸用。男青年径自将人脚买回家，洋洋自得地把它安放在一大摞未完成的稿件上，认定自己选的这个镇纸非常漂亮浪漫，别具一格。当天夜里，男青年和朋友在外面大吃大喝后醉醺醺地回到公寓，遇到了奇异的一幕：

空气中隐隐约约弥漫着东方香料的味道，挑逗着我的嗅觉神经。房间里的热度让当年那些祭司们制作木乃伊时涂抹在死去公主身上的盐类、沥青和没药[47]逐渐挥发了出来，那味道闻起来甜丝丝的，沁人心脾。这是飘荡了4000年都没能彻底消散的香气，就像人们憧憬和向往的那个神话埃及般永恒存在。公主身上的芳香就像花岗岩一样千年不朽。

肚子里灌满了香槟酒的男青年呼吸着淡淡的香气沉沉睡去，梦见那只脚在书桌上活了过来，又走又蹦。突然，他床周挂的纱幔露出一道缝隙，男青年透过缝隙，看到一位咖啡色皮肤，杏仁形眼睛，鼻子却几乎像希腊人一样精致的年轻女士，她就是荷蒙蒂斯的公主。这位公主同她那只遗失了的脚聊起天来，脚向公主报告说几个阿拉伯盗墓贼洗劫了她的坟墓，还把这只脚拿出来当古董出售。此情此景，男青年只得顺水推舟地放弃了他对这只脚的所有权，公主则愉快地把脚装回身上。这之后，公主施展法力，带着男青年游历了古埃及神话中的冥界，面见公主的父亲。男青年趁机请求法老将公主下嫁于他，法老则表示拒绝，理由是这位法国人没有什么本事，只是一个凡夫俗子。梦做到这里，男青年猛地惊醒，发现书桌上的那只脚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一件古埃及护身符，上面用象形文字刻着他在梦中的经历。对男青年来说，拿它当镇纸可能没有那么刺激，却相对安全。

类似这种哥特式[48]的历险无疑非常有意思，泰奥菲尔·戈蒂耶当年编造这个以拥有精致玉足的古埃及公主为主角的故事时，也难免有虚情假意、胡编乱造的成分。话虽如此，《木乃伊的脚》这种使用来自古代和现代中东地区文化符号的方式仍旧显得过火。¹⁵今天的读者可能不会觉得把古玩铺描绘成具有明显的东方或犹太民族特征涉嫌种族歧视，可是给盗墓贼安上阿拉伯人的身份却肯定难免这方面的嫌疑，这种做法时至今日仍然屡见不鲜。无论是类似《木乃伊之夜》这样的好莱坞电影大行其道，还是具有右翼政治倾向的新闻连篇累牍，或者某些阿拉伯地区的连年战乱（战乱的起因既有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历史问题，也有西方插手的问题），背后其实都有民族歧视的因素作祟。

泰奥菲尔·戈蒂耶故事里的那位男青年对来自埃及的诱惑毫无抵抗力，诱惑的具体形式表现为那股隐约的香气，香气弥散4000年的持久力，当然还有来自异国的美女。这位异国美女肤色黝黑，却有一只近似希腊人的鼻子，让西方人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恰如那个同样是被西方人自己构建出来的“古埃及”一样，虽然名义上挂着异国的招牌，其实还是立足自身的想象。类似这样的文化逻辑只要定型，似乎就很难再被改变。时至今日，我们仍旧热衷使用各种所谓的地道“埃及”香料给自己的居所增添温馨气息，种类繁多的香水也总要装在所谓“东方式样”的玻璃瓶子里。

有些东西可以始终不变，有些东西却始终都在变化，随着欧洲强国在埃及的经济和军事利益不断增加，水涨船高的焦虑感让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木乃伊形象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不再像丢了一只脚的荷蒙蒂斯公主那么友善。¹⁶19世纪晚期，英国侵入并占领了埃及。当时的很多英国（这时的英国还包括整个爱尔兰）作家，比如布兰·斯托克（Bram Stock）、阿瑟·柯南·道尔[49]和拉迪亚德·吉卜林[50]等人开始将与某个埃及古迹的邂逅描述为危机重重的历险，而不再是奇异的感官享受。他们笔下的木乃伊掀开了面纱，解开了身上缠绕的布条，主动攻击那些打扰自己长眠的西方闯入者。相应地，现实生活中的埃及人则在以几乎相同的暴力手段反抗那些闯入自己国家的西方人。现实生活中的“日不落帝国”可能对自己的实力满怀信心，然而这个国家文学艺术作品中那些以埃及为对象、险象环生的考古发掘，危机重重的探险旅行，以及关于法老恶毒诅咒的种种流言却暴露了英国人潜意识中的焦虑和不自信。

亨利·哈葛德[51]可能是所有英国作家中最擅长表现此类主题的。他早年在随后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南非工作谋生，以这块殖民大陆为背景写过很多比较成功的长短篇小说，比如《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她》（She）及其姐妹篇《阿耶莎》（Ayesha）等。亨利·哈葛德作品的流行让“失落的世界”（lost world）成为了当时文学艺术创作的热门题材，催生出了科幻小说创作的一个特殊门类。这类小说的主要情节往往都是某位探险家偶然发现了一处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恰恰是因为与世隔绝，这个小天地避免受到现代文明的打扰，仍然保持着某种古老文明的原初状态，成为了所谓“失落的世界”。能够侥幸发现某个“失落的世界”可能是许多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事，然而文学艺术作品却总是倾向把这种白日梦变成彻头彻尾的噩梦。通常的套路是闯入打破了这个独立小天地本来的平衡，幸运而勇敢的英国探险家还有他们忠诚的土著仆人们因此成为了“过街老鼠”，被“失落的世界”群起而攻之。

图34 亨利·哈葛德的女性亲属根据他在1887年出版的畅销小说《她》的情节制作的一块刻有文字的陶器残片

小说《她》的主人公是位剑桥大学的教授，他带着英俊的白人保镖雷欧（Leo）穿越了非洲大陆上某个被人遗忘的偏僻角落。白皮肤的女王阿耶莎统治着这个“失落的世界”，她治下的臣民则全部皮肤黝黑，这些人出于避讳的原因不敢直呼女王名姓，只敢用“she”来代称她，“she”可以理解为“必须服从的那个人”（she who must be obeyed）这个短语的简称。由于拥有法术，阿耶莎女王已经在这个“失落的世界”生活了200万年，她将教授的保镖雷欧视为自己希腊—埃及混血情人卡里克雷特（Kallikrates）的转世。很久以前，女王因为某件小事发了脾气，于是把这位情人杀死了。阿耶莎女王貌美无双，却因淫乱放荡和睚眦必报而心如蛇蝎。《她》的结尾，这位反面人物理所当然地遭了报应，只不过亨利·哈葛德后来又在小说结尾让她复活了过来。为了让作品的情节更加起伏跌宕，雷欧的身份被设计为卡里克雷特与埃及女祭司阿蒙阿特斯（Amenartes）的儿子，他们把自己的悲惨经历刻写在一块陶器残片上。有意思的是，亨利·哈葛德还真的根据自己小说的情节制作了这样一块陶器残片，他的家人后来把这块残片捐赠给了当地位于诺威奇城堡（Norwich Castle）的博物馆。雷欧虽然拥有部分埃及血统，但是经过希腊血统调和后，却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白皮肤的阿耶莎女王则被塑造成骑在非洲黑人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这种情节构思其实也呼应了维多利亚时代愈演愈烈的种族矛盾。

亨利·哈葛德还写过一篇名为《史密斯和法老》（Smith and the Pharaoh）的小说，这篇小说集爱情、考古和神话于一身，内容涉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开罗的埃及博物馆两座著名博物馆中的众多埃及文物。作者提到的开罗博物馆最近已经搬迁到位于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新址当中，这个广场原先被称为“伊斯梅利亚”¹⁷广场（Ismailia Square）。《史密斯和法老》1913年在《史传德》[52]杂志上首次发表，这篇小说沿用了亨利·哈葛德热衷描写的发掘、解剖、展示木乃伊，特别是法老家族木乃伊的老套路。故事的主人公史密斯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为了避雨躲进大英博物馆。闲极无聊的他把靠墙放在画廊里的某尊古代埃及女性雕像从头到脚研究了一遍，很快发现这尊雕像其实只是一个石膏复制品，原品应该留在开罗，它的发现者就是当时执掌埃及文物部门的那位法国考古学家：

我认为，雕像应该是奥古斯特·马利耶特在卡纳克[53]发现的。

意外的发现让史密斯对埃及考古热情高涨，随即便带着几位考古学家前往埃及实地考察。来到埃及的他按常规手续取得了发掘文物的许可，作为交换条件，埃及文物部门可以从史密斯的收获中截留某些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文物。获得许可的史密斯迫不及待地来到底比斯开始工作，当地皎洁的月色令他陷入了沉思：

埃及悠久的历史传说让他陶醉，甚至感到了某种压力。脚下的这片群山当中也不知埋葬着多少逝去的王侯将相、先贤大哲？他们真的已经死去？或者，他们真的如我身边这些埃及农民所说的那样，获得了永生？他们的灵魂此时是否正趁着夜色四处漫游，巡视着自己曾经主宰过的这片土地？

史密斯的付出获得了丰厚回报，他发现了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最漂亮、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法老玛米（Ma-mee）的木乃伊。发现木乃伊的史密斯取下了女法老一只纤细精致、挂满珠宝的手，解开上面缠裹的布条，把它藏在雪茄烟盒里。回到开罗后，史密斯向埃及文物部门的法国籍主管汇报了此行的成果，还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开罗博物馆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当然也是法国人。通过自己的研究、旅行，以及收集来自英国埃及学家们的道听途说，亨利·哈葛德无疑已经对埃及考古学领域和文物部门的详细情况有了大概了解。

那次会面过后，史密斯顺便参观了开罗博物馆的法老家族木乃伊展区，看着看着便陷入了沉思。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博物馆已经关门，只好留在原地和木乃伊们一起过夜。就像泰奥菲尔·戈蒂耶笔下那位主人公一样，史密斯在睡梦中与古代埃及频频邂逅。从玛米到埃及艳后等多位法老纷至沓来，请求这位英国人为他们报仇，洗雪坟墓被人劫掠的屈辱。关键时刻，那只手从史密斯的兜里“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让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比盗墓贼也好不到哪去。后来，还是手的主人玛米亲自站出来说好话，史密斯这才洗脱了“盗墓贼”的罪名。女法老声称，史密斯无论参观博物馆、发掘古迹、将工作成果交给博物馆，还是私藏那只手，都是出于对古代埃及最纯粹的热爱。听了她的话，法老们将史密斯的所作所为归结为“无知”，进而原谅了他，同时将盗墓贼的罪名放在了当初负责埋葬玛米的祭司头上。这位祭司在主持葬礼的过程中见识了女法老丰厚的陪葬，因此动了贪念。睡醒后的史密斯发现自己手指上套了一个刻着玛米名字的金戒指，还知道了他们很久以前其实是对真心相爱的恋人，这次重逢后就再也不会分离。不虚此行的史密斯后来对埃及学的热情也就逐渐淡薄了下来。

亨利·哈葛德通过自己的小说，在基本肯定考古学的前提下，对这个领域采用的某些手段、追求的某些目的提出了质疑。故事中的史密斯与女法老玛米很久以前就是恋人，两人矢志不渝的爱情以象征的手法暗示了西方，或者更准确地说，英国占有埃及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考古学研究也是西方占有埃及的一种途径。史密斯在睡梦中与美艳无双、浑身散发馨香的女法老重逢，然而要是没有伦敦和开罗博物馆的展品，这样的重逢就不可能发生。为了给故事主人公的所作所为赋予合理性，作者让法老们以“无心”的理由开脱了他的盗墓罪名，同时找了古埃及祭司充当替罪羊。故事的结尾，故事的主人公对那个奇妙的博物馆之夜仍旧处在懵懂、迷茫当中，这也暗示了西方世界对古代和现代埃及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欧洲人理直气壮地侵占着这片土地；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合理性感到焦虑。

图坦卡蒙的诅咒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战争胜利者们把古老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敲打得四分五裂，地中海东部及中东地区的战略地缘发生了永久性改变。1919年，为了追求国家独立，埃及人使用了各种和平或暴力的手段，却没能取得成功。1922年，对谈判失去耐心的英国政府采取单边行动，向埃及政府有限放权。埃及顺势举行了首次全国自由选举，名为“华夫脱”（the Wafd）的政党脱颖而出。这之后又过了几个月，霍华德·卡特发现了图坦卡蒙陵墓。这座陵墓从未遭到盗掘，几乎保存完好，它被发现的消息很快盖过了政治运动的风头，受到西方和埃及国内媒体的争相关注。对埃及这个刚刚获得名义上独立的国家而言，图坦卡蒙陵墓的重见天日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恰好与这个国家的觉醒和复兴相呼应。当时的埃及诗人们不约而同地动笔为这位早夭的少年法老大唱赞歌，本书第8章还要谈到这方面内容。

图35 1922年12月，图坦卡蒙陵墓发现不久后，哈里·伯顿（Harry Burton）为墓室前厅拍摄的照片

获得重大发现短暂的兴奋过后，紧张空气日渐弥漫，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者霍华德·卡特以及他的资助人卡纳冯勋爵[54]就古墓财产所有权问题与埃及文物部门的官员展开连续论战。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这笔巨大的财富是应该完全上交给开罗博物馆，还是由博物馆和卡纳冯勋爵均分。争论双方其实都已经意识到时代发生了改变，法国人主导埃及政府文物部门和博物馆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换言之，站起来的埃及人不可能再随随便便把自己国家的财富送给外国收藏者。此次考古行动公布的第一张墓穴的内景照片就显示了图坦卡蒙拥有多么巨大的财富——仅仅墓室前厅便堆积了如此多物品，还有多少放在封闭的墓道大门后面可想而知。¹⁸发现图坦卡蒙陵墓的消息公布后，游客们趋之若鹜，其中也不乏亨利·哈葛德这样拥有特权，可以任意参观陵墓的贵客。他们的造访无疑对这处历史遗迹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卡纳冯勋爵常年患病，1923年4月因突发脓毒症去世。当时，图坦卡蒙陵墓发掘工作的第一阶段恰好临近尾声，向来热衷炒作各种政治丑闻和灵异事件的西方媒体很快就把他的死与图坦卡蒙的报复联系起来，“法老的诅咒”由此成为了热门话题。卡纳冯勋爵的个人悲剧并没能缓解霍华德·卡特与埃及政府文物部门间的矛盾，这方面的消息与卡纳冯勋爵和霍华德·卡特的名字紧密相连，成为了《泰晤士报》关注的焦点。第二阶段发掘开始后，图坦卡蒙的棺盖被打开，埃及文物部门闻讯采取强制性措施，霍华德·卡特的工作被迫中止。一年后，埃及政府内部发生调整，英国趁机攫取了更多利益，霍华德·卡特因此得以带着他的团队重返发掘现场。图坦卡蒙木乃伊很快重见天日，解开尸体身上布条的工作随即被提上议程，媒体也作好了报道准备，所有人对死者似乎都没有任何同情怜悯之心。考虑到最新政治局势，以及人们对这具木乃伊异乎寻常的关注度，霍华德·卡特声称将让图坦卡蒙获得“体面”的对待。通常来说，人们对来自法老家族的木乃伊总要高看一眼，认为他们比普通木乃伊更有理由得到特别关照。霍华德·卡特的话说得非常漂亮，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图坦卡蒙是被人凿成一块一块从棺材里取出来的，因为木乃伊某些部位当初涂抹的树脂非常厚，布条吸饱树脂后变得坚硬如铁。摘掉木乃伊头上的黄金面罩时，图坦卡蒙的头和面罩被一起摘了下来，霍华德·卡特和他的同仁们只能用烧红的刀子把头从面罩上慢慢撬下来。为了摘掉图坦卡蒙身上佩戴的戒指和镯子，他的手被掰断了，小腿、脚和骨盆也被拆解得支离破碎，因为这些部位要被取下来单独拍照。

1926年秋天，被人大卸八块的图坦卡蒙木乃伊被安放在砂质托盘上重新缠好布条，然后又放回到原来的棺材里，只不过当初塞满珍宝的墓室已经变得空空如也。少年法老回到了他的安息之地，然而围绕“图坦卡蒙诅咒”的各类谣言却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传得沸沸扬扬。¹⁹每当能与这次发掘工作扯上关系的人突然离世，人们总会说这是法老的诅咒。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初，博物馆对图坦卡蒙宝藏举行了一系列展出，引发轰动，人们对这位法老的生平和遗产也提出了新的见解。时至今日，图坦卡蒙仍旧沉睡在自己的坟墓里，原先的棺材却被舍弃不用。2007年，埃及官方为少年法老配备了一种高科技展柜。展柜内部装有空气调节系统，有利于木乃伊保存，参观者则可以透过玻璃，一睹法老真容。为了向世人展示他所代表的“失落的文明”，长眠中的图坦卡蒙再次受到打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至于法老会不会因此诅咒我们，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1] Manetho，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的古埃及祭司，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将古埃及历史的下限定在波斯人入侵，后王朝时期结束，这样古埃及历史就如本书最前面的年表显示的那样，总共分为30个王朝，现代学者通行的做法是把随后的托勒密王朝时期也算进去，古埃及历史因此总共就有31个王朝。

[2] 如前所述，按照东方学理论，在西方占据强势的全球化语境中，东方始终处于弱势的女性地位。

[3] Orientalist，这个词出现在19世纪，萨义德对它的内涵重新给出了定义。

[4] Pliny the Elder，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古罗马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5] Bolognese，也可译为“博洛尼亚画派”，核心人物为鲁多维柯·卡拉齐，学院画派，主张模仿、借鉴前辈大家。

[6] Guido Reni，17世纪意大利画家。

[7] Giambattista Tiepolo，威尼斯画派的最后代表人物。

[8] The Palazzo Labia，修建于17—18世纪，巴洛克风格建筑。

[9] David Roberts，苏格兰画家，特别擅长东方题材绘画。

[10] Jean-Léon Gérôme，19世纪法国学院派画家和雕塑家。

[11] Napoleon III，拿破仑的侄子，1852年12月2日加冕为法国皇帝。

[12] 这个故事的大意是克娄巴特拉把自己裹在毯子里，由奴隶抬着进了恺撒的帐篷，然后全身赤裸地突然亮相，与年过半百的恺撒一见钟情，她也由此获得罗马帝国支持，成为埃及的最高统治者。

[13] Jean-André Rixens，法国画家，擅长东方题材。

[14] 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公元前323年6月10日，尸体被制成木乃伊，托勒密统治埃及后将他移葬到海港城市亚历山大的陵墓中，这座城市因此得名。目前明文记载最后见过亚历山大木乃伊的人是屋大维，从那以后，他的遗体和陵墓便不知所踪，至今没有定论。

[15] Herodotus，古希腊历史学家和作家，代表作《历史》（Histories），被称为“历史之父”。

[16] Natron，主要成分是碳酸钠。

[17] Wrapped skirt，裹在下身的一块布。

[18] 这三种宗教都要求将死者尽快入土为安。

[19] Avicenna，本名Ibn Sina，卒于公元1037年，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御医，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神医扁鹊。阿维森纳的《医典》（Canon of Medicine），总结了人类文明出现，特别是西方文明出现以来几千年间逐渐积累的医学知识。有观点认为如果这本书后来没有被翻译回流到西方世界，欧洲现代医学可能就会丧失得以立足的基础。

[20] Sir Thomas Browne，1605年10月19日生于伦敦，1682年去世。

[21] 托马斯·布朗《医药学和水螨病》（Religio Medici and Hydriotaphia）。原书注。

[22] Gotha，德国中部城市。

[23] Pietro Della Valle，生于1596年至1652年，曾前往东方多地游历，波斯猫是彼得罗最早由今天的伊朗带到西方的。

[24] Peter Paul Rubens，比利时画家，巴洛克画派代表人物。

[25] The Grand Duke of Tuscany，长期统治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封号。

[26] 原文为surgeon，这个在英语中专指外科大夫而且曾经带有贬义，physican则专指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内科医生，相似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靠望闻问切治病的中医通常被尊称为“先生”，专治红伤的外科大夫则被称为“郎中”，受到歧视。

[27] 托马斯·格林希尔《防腐的艺术》（The Art of Embalming），伦敦，1705年。原书注。

[28] 作者这里使用了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理论，即“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同样是被构建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和被视为它对立物的“宗教”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29]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德国生理学家和比较解剖学家，1775年提出了人种的五类划分法。

[30] Georages Cuvier，著名古生物学家，提出灾变说，坚决反对进化论。

[31] 高加索人属于白种人，古代埃塞俄比亚人则属于黑人。

[32] Josiah Nott，生于1804年，卒于1873年。

[33] 原文为“negro”，这个词在英语中具有侮辱性，不能随便使用。

[34] 相比北方，美国南方更多保留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传统文化，风气方面相对也更加保守。

[35] Francis Galton，英国科学家和探险家，开创了优生学。

[36] The Naqada period，奈加代是尼罗河西岸地名，这里保留了古埃及新石器时代及前王朝时期的墓葬和遗迹，它们代表的历史阶段被命名为“奈加代时代”，范围大致涵盖公元前3500—前3100年。

[37] 暗示他们是白种人。

[38] Grafton Elliot Smith，生于英国，后定居澳大利亚，解剖学家和埃及学家。

[39] 格拉夫顿·史密斯《法老木乃伊》（The Royal Mummies），开罗，1912年。原书注。

[40] Auguste Mariette，19世纪法国学者和考古学家。

[41] Georg Ebers，他发现的埃伯斯纸草书完成于公元前16世纪的埃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专著。

[42] The Romantic Movement，发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反对墨守成规，注重主观、个性的感受。

[43] Theophile Gautier，法国唯美主义诗人、画家和艺术评论家。

[44] Maxime du Camp，法国著名摄影家。

[45] Hindu，印度古称“横都斯坦”。

[46] Hermonthis，埃及古代地名，位于卢克索以南。

[47] Myrrh，有香味的树脂类药材。

[48] Gothic，这个词有“野蛮”的意思，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中世纪艺术风格的概括和评价，以恐怖、超自然、死亡、颓废、巫术、古堡、深渊、黑夜、诅咒、吸血鬼等为标志性元素。

[49] Arthur Conan Doyle，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作者。

[50] Rudyard Kipling，英国作家、诗人，出生在印度孟买。

[51] Henry Rider Haggard，这个人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作品就是由林纾翻译的《迦茵小传》。

[52] The Strand Magazine，英国历史悠久的文学期刊。

[53] Karnac，位于开罗以南700公里，拥有埃及最大的神庙遗址。

[54] Lord Carnarvon，指第5世卡那冯男爵乔治·爱德华·斯坦霍普·莫利纽克斯·赫伯特。

第7章 出非洲记

近些年总共有两次，当代媒体通过镜头构建出来的古埃及形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发首次关注的“导火索”是右翼精神领袖默多克[1]的推特（Twitter）账户。2014年11月，他看过好莱坞热门电影《出埃及记：法老与众神》（Exodus：Gods and Kings）后发表评论。与此同时，一些推特用户和博客作者却频频指责这部电影的全白人演员阵容。针对这样的指责，默多克发推特反驳说：“埃及人为什么就不能是白人！？”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强调说自己认识的埃及人都是白人。另一次引发关注的是2012年女明星蕾哈娜[2]发布的一组照片墙[3]。照片中，热衷文身的蕾哈娜展示了她最新的得意之作——文在身体正面、双翅展开的女神伊西斯形象，而且女神双翅上部的轮廓恰好与这位女歌星双乳下部的轮廓完美重合。除了伊西斯女神，蕾哈娜身上还有两处埃及主题的文身图案，一个是文在她左侧肋部的纳芙蒂蒂半身像图案，还有一个是文在左侧膝盖上的埃及风格神隼图案，与这3个“异域风情”文身搭配的还有阿拉伯风格、古印度梵文和中国西藏风格的多种图案。按照蕾哈娜本人的说法，之所以要在身上文上伊西斯，是为了纪念她的“守护天使”，也就是已经去世的祖母。话虽如此，也有很多人愿意将这三位非洲人物的文身同蕾哈娜的黑人族裔背景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位黑人美女似乎更愿意得到同类的衬托。鉴于很多白人也喜欢在身上装饰古埃及风格的文身，如果硬要把蕾哈娜身上的图案与种族问题联系起来，可能过于牵强，虽然将问题简单化归因的情况经常发生在黑人，特别是女性黑人艺术家身上。如果我们把蕾哈娜的文身和默多克的推特联系起来考量，就会发现这两件事虽然都披着古代埃及的外衣，本质上反映的却是当今社会日益严峻的种族矛盾。

默多克从自己的社交经验出发，认为，或者应该说乐于认为，现代埃及人都是与他一样的白种人。虽然今天北非和中东地区的许多人的确具有白肤、蓝眼这两个白人或高加索人种标志性的生理特征，可是这个地区在种族方面仍旧属于多元化的融合，历史上的埃及同样如此。古代埃及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具有不同肤色、面部特征和发质的人都可以笼统地被称为“古埃及人”。当时，这个国家南部地区的居民以黑人为主，生活在紧邻古代苏丹边境地区的努比亚人肤色最黑。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这些黑皮肤古埃及人生活的区域也被他们的同胞视为贫穷、落后的“乡巴佬”专属地。肤色的不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化的差异还会进一步加剧种族间的隔阂，包括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内的诸多因素也会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最终形成的矛盾往往根深蒂固。今天的美国虽然早已废除黑人奴隶制度，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也成为历史，然而这两个国家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却不能说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古代埃及就是它们的前车之鉴。

看到这里，很多读者可能已经猜出了我要说的话——相比个人的身份背景、喜好偏爱，社会的共同文化记忆决定了我们对古埃及人以及其他古代人类的形象构建。按照这个逻辑，任何人总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把古埃及人理解为与自己肤色相同的同类。就像不少已经失落的文明一样，古埃及文明在种族这个问题上持续引发争议，纯粹的历史学研究往往容易受到不同利益的驱使。18世纪晚期，欧洲人最早形成了关于现代种族和民族的概念，此时的西方强国意识到地中海、红海蕴含的巨大战略价值。与此同时，欧洲人开始通过各种话语构建，比如共济会信仰、艺术创作、娱乐传媒等方式，将古埃及文明纳入自己的文化传承源流。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多位古希腊和古罗马学者曾经将古埃及人描述为黑皮肤、卷头发的埃塞俄比亚黑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受此影响的西方学者开始尝试在古埃及艺术品中寻找相关线索。这个时期大量涌入欧洲的古埃及文物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古埃及人高超的木乃伊制作技术则让学者们有机会能够一睹古埃及人的真容。

古埃及文明对西方文化的意义非同一般，长期以来，对于这笔文化遗产归属权的争论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有人认为它是纯粹的“非洲—黑人”文明，也有人坚信它是如假包换的“高加索—白人”文明，类似默多克的情况其实并非个例。事实上，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都忽略了两个重要因素：首先，“种族”（race）的概念作为一种知识是如何在18世纪被发明、构建出来的；其次，曾经的奴隶贸易和西方殖民给非洲人留下的精神创伤，如何让古埃及文明成为了包括流散犹太人[4]在内的非洲黑人族裔强化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救命稻草”。

本章的开头将集中讨论种族或民族意识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针对木乃伊的研究，乃至整个埃及学的发展，展示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古埃及”如何被不同话语模式，比如美国废奴运动、今天风生水起的泛非洲主义[5]等，利用和解读。作为文化符号的“古埃及”总能为不同的文化思潮提供构建话语的依据，比如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就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将古埃及文明塑造为黑色非洲文化圈的重要构成。在获得独立前的塞内加尔（Senegal），古代埃及帝国的辉煌激励着所有人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努力奋斗，因为他们相信，古埃及“祖先”可以取得的成就，自己也可以取得。同样是在古埃及辉煌历史的激励下，塞内加尔学者谢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提出了非洲中心主义（Africentrism），他的学说在美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同时，许多艺术家也经常以埃及为切入点，用来表达自己对种族歧视、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以及作为启蒙运动负面遗产的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等问题的不满。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就可以将前面提到的默多克和蕾哈娜这两个人的做法升华出非常深远的意味，只不过他们的本意未必如此。社会因这两个人的言行所引发的巨大波澜，与其说是为某个“失落的世界”正名，不如说是旧瓶装新酒，趁机表达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关注。

木乃伊的种族问题

古埃及人到底属于什么种族？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将“种族”这个概念当作一种客观、固定的知识，不会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至于它的答案，则往往取决于发问者的具体身份和目的。为了搞清楚古埃及人在种族属性方面的复杂性，有必要先说说“种族”这个概念在18世纪西方的建构成形。¹

过去50年当中，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其实已经放弃了“种族”这个传统的人类群体划分标准，因为外在生理特征，比如肤色、发质、面部轮廓等的异同，并不一定能够证明当事人在基因方面的异同，这个问题的确认有赖于现代科技的检验。事实上，相同的内在基因结构也可以演化出多种多样的外在生理特征。大家已经习惯通过外在生理特征，或者站在特定社会政治立场上，判断某个人群的种族或民族归属，现代DNA技术则往往被用来充当强化这种判断正确性的依据。话虽如此，DNA其实是把“双刃剑”，因为它也可以被用来证明，即便在同一种族内部，基因也可以存在多元性，那是几千年来人类不断迁徙演化的结果，包括黑奴贸易这种被迫的人类迁徙行为。

欧洲人的向外扩张意味着不同种族交往频率的增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包括瑞典的卡尔·林奈[6]、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彼得斯·坎普[7]等西方学者在18世纪首次提出了根据不同生理特征划分人类种族的构想。彼得斯·坎普热衷搜集各种人类头骨，这些头骨的来源可能间接来自那些旅行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斩获，也有可能直接来自解剖台，供源主要是那些被处死的罪犯。基于对这些头骨的研究，彼得斯·坎普提出了测量头部骨骼轮廓，根据额骨与鼻骨及下颌骨间角度的不同，判断骨骼主人到底是欧洲人、埃塞俄比亚人，还是其他种类非洲人的方法。²

彼得斯·坎普提出的方法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得到了普遍接受。通过将手里掌握的人类头骨和类似梵蒂冈（Vatican）收藏的“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8]等古典时代的“标准”欧洲人雕像互相比较，彼得斯·坎普认为古希腊人在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现代希腊人在种族方面肯定也属于欧洲人的范畴。在这个基础上，彼得斯·坎普等解剖学家进一步提出了依据头骨轮廓排定种族高下的标准。古典时代的雕像凭借立体感强、棱角分明的面孔被认为是最美的，也是最欧洲的；与此同时，下巴内收或者前额突出在面部形成的明显角度则被认为是不美的，非欧洲的。

彼得斯·坎普设计的划分标准没有考虑到古埃及艺术品，正如前面所说，那个时代的欧洲人对古埃及艺术了解有限，古希腊艺术品相对更容易见到。话虽如此，古埃及人自有古埃及人的长处，他们制作木乃伊的习俗为当时的某些解剖学家提供了更直接的研究途径，这是习惯火化的古希腊人无法企及的。18世纪90年代，德国学者布卢门巴赫出于研究目的，拆解了多具木乃伊，其中不乏专门制作出来出售给早期西方游历者的赝品。这里需要特别说明，“高加索人种”这个专有名词本身就是由布卢门巴赫最早提出的。当年，这位学者在高加索山脉[9]搜集到大量人类头骨，还将其中一具头骨称为自己见过的最漂亮的头颅。

19世纪早期，拆解、研究木乃伊在学者和医生群体中蔚然成风，这些人同时也是现代医学领域的奠基者。当时的社会对直接解剖新鲜尸体仍然存在种种限制，木乃伊则不在受限范围以内，拆解、研究它们对西方学术界而言可谓一举多得。在拿破仑远征埃及，以及随后埃及发生的国内战乱过程中，大量木乃伊被运往欧洲。到19世纪20年代，欧洲学者已经形成惯例，要在拆解木乃伊后，依照彼得斯·坎普首创，随后被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进一步完善的方法测量它们的头骨，从而确定木乃伊的种族。正是在这个时期，拥有英国和意大利双重国籍的医生奥古斯都·波西·格兰维尔[10]在伦敦向英国皇家学会报告中说，自己拆解的一具女性木乃伊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不仅如此，奥古斯都·波西·格兰维尔还声称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也认为古埃及人应该属于高加索人种。与他们的看法正好相反，布卢门巴赫坚信古埃及人在种族方面更接近埃塞俄比亚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黑人”[11]。³

众多学者、医生的本意可能真的是对人类种族作出客观、严肃的划分，在启蒙精神的指引下为人类科学增添新的知识。然而，这种知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很快就成为种族歧视的工具。19世纪30年代，生活在美国费城（Philadelphia）的生理学家塞缪尔·莫顿[12]基于对上百具人类头骨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人类种族划分标准。塞缪尔·莫顿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头骨，还有部分古埃及木乃伊的头骨，后者大多来自生于英国的时任美国驻埃及领事乔治·罗宾斯·格列登从埃及收罗的收藏品。借助向来自不同种族人类头骨内部填充铅弹的办法，塞缪尔·莫顿测定了不同头骨的脑容量，进而声称不同种族人类的大脑有大有小，脑容量大的种族当然就更聪明。根据他的测量结果，高加索人种最聪明，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只比智力最低下的非洲黑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稍微聪明一点。⁴

就像居维叶一样，塞缪尔·莫顿也认为古埃及人属于高加索人种。于是，古埃及文明便顺理成章地被划入了高等级人类文明，也就是白种人文明的行列。更有甚者，塞缪尔·莫顿还声称由于不同种族间的差异非常大，人类不应该从整体上划分为一个物种，而应该被划分为几个，这种理论称为“polygenesisi”，也就是人类起源的多源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类似这样的“学说”纯属无稽之谈，可19世纪中期前后相信它的却大有人在。那个时代同时也是奴隶贸易在南大西洋异常繁荣，美国南方的棉花和烟草种植园大量使用黑人奴隶的时代。塞缪尔·莫顿的学说因此在支持黑奴制度的人群中获得了广阔市场。来自南加州的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13]就依据这个理论提出，包括古埃及文明在内的任何伟大人类文明都必然包含一个精英阶层和一个奴隶阶层，奴隶在精英的领导下劳动有益无害。某些更极端的人则干脆声称黑奴根本就不属于人类，而是另一个物种。同样是在这个时期，西方世界对古埃及艺术品的了解逐渐深入，大家开始意识到古代埃及其实也是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多元社会。为了弥补这个可能威胁白种文明优越论的“纰漏”，古代埃及便被解释为由白种精英统治、黑人充当奴隶的社会，就像当时的美国南方那样。

图36 不同种族人类头骨及动物头骨对比图，出自约西亚·诺特和乔治·罗宾斯·格列登撰写的《人种》（1854年）

塞缪尔·莫顿去世以后，曾经为他提供木乃伊头骨乔治·罗宾斯·格列登联手来自亚拉巴马州的生理学家兼奴隶种植园主约西亚·诺特，编纂了名为《人种》的巨著。⁵这本书出版于1854年，广受欢迎，于是在随后6年中相继再版了8次。乔治·罗宾斯·格列登和约西亚·诺特在这本书里专门用一章的篇幅介绍古埃及，他们沿用彼得斯·坎普的思路，把手里的木乃伊头骨和各种古埃及壁画摹本，以及包括商博良在内的早期埃及学家相关著作中的插图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某些艺术品中描绘的被俘异族士兵成为奴隶，或者非洲黑人被直接贩卖的场景，是古代埃及强大国力无可争议的证明。无论塞缪尔·莫顿、乔治·罗宾斯·格列登、约西亚·诺特等人怎样强调强大的古代埃及帝国是一个白种人文明，他们都无法回避古埃及的白色和黑色人种血统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融合的事实。为了自圆其说，这些人只得强调说发生融合的黑人血统肯定不会来自黑奴，因为古埃及的黑人奴隶严格禁止与拥有更高社会等级的白人通婚。这样的强词夺理反映的其实是19世纪中期美国人因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焦虑——那个时代的美国白人最害怕和黑人的血统发生混淆，然而白人奴隶主同黑人女奴间的风流韵事却屡见不鲜。

美国南北战争终结了黑人奴隶制度，乔治·罗宾斯·格列登、约西亚·诺特提出的那种邪恶学说慢慢被扔进了历史的故纸堆，达尔文（Darwin）的进化理论取代多源说获得普遍接受。旧时代的阴霾却没有因此完全消散，很多人仍旧坚信高加索人种是最聪明的种族，黑色非洲从未出现过任何值得称道的人类文明形式。白种人优势的谬论既是一种文化记忆，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时不时就会跳出来引发热议。新种族学说的发展有赖于19世纪晚期科学的全面进步，不仅是生物学的进步，也包括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进步。受达尔文启发，学者们开始将由多个种族共同参与构建的人类文明理解为一个始终处于进化当中的过程。问题在于，进化自然就要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按照这样的逻辑，人们谈到某个异域文明时，往往就会有意无意地加上“原始”或“落后”之类的评价。

弗林德斯·皮特里是当时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古埃及考古学家，他提出的某些关于古代人类种族的看法却显得非常离谱。弗林德斯·皮特里研究的史前埃及历史在那个年代属于这个学科的前沿领域，按照他的说法，古埃及人由两个不同族群混合而成，占据社会上层的族群来自北方，被这个族群征服的尼罗河沿岸土著则在更早的时候从南方迁徙而来，北方族群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古埃及文明由此才获得了长足发展。与前面乔治·罗宾斯·格列登和约西亚·诺特的理论不同，弗林德斯·皮特里明确提出了古埃及历史上多元种族相互融合的观点。可是这种看似正确的理论其实也打了“伏笔”，因为它本身包含了种族等级高低的歧视性判断。不仅如此，弗林德斯·皮特里的研究还沿用了乔治·罗宾斯·格列登的方法。他将自己在埃及搜集到的古人类头骨寄给了好友弗朗西斯·高尔顿[14]，后者是达尔文的表弟，在伦敦大学学院[15]⁶主持优生学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同样是借鉴乔治·罗宾斯·格列登的研究方法，弗林德斯·皮特里还给好友寄去了很多能够反映古埃及不同人物形象的古代艺术品照片，用以确定那个时代埃及人的种族构成。

针对古埃及的研究在起始阶段便采用了当时最新的种族科学理论，无论研究对象是木乃伊还是古埃及艺术品，这种理论都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作用。弗林德斯·皮特里等研究者坚信，严格依照这样的科学理论，就可以探明事实真相。进入20世纪，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日趋完善，进而形成了一套标准流程。每当木乃伊遭到拆解，大家肯定要在他身上卖力寻找那些能够反映种族归属的生理特征。19世纪晚期，这套流程逐渐得到完善，主要用于人种学研究和犯罪调查的人体测量技术（anthropometric）则被用在了那些古埃及人类头骨或头颅上面。1925年，图坦卡蒙法老的头颅连同黄金面罩被一起从他的身体上取了下来，研究者趁机把这颗头颅放在木质托盘上，拍摄了许多能够反映头部生理特征的侧面像。今天，借助CT扫描和三维造影技术，研究者不再需要亲手拆解木乃伊，就能获得相同的研究效果。2005年，图坦卡蒙的头部CT图片被分别交给了来自美国、法国和埃及的研究团队，由他们各自独立完成对法老相貌的复原。⁷3支队伍中只有来自法国的团队知道头颅的主人到底是谁，也只有他们完成的相貌复原图通过媒体获得了广泛传播。法国人复原的图坦卡蒙鼻子挺拔修长，眼窝凹陷，皮肤颜色近似卡布奇诺咖啡。某些研究者声称这样的外貌不具备明显的非洲黑人特征。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来自美国和埃及的团队由于未被告知头颅的主人到底是谁，他们复原出来的法老外貌也就没有法国人的杰作那么惊世骇俗。

针对古埃及人的外貌复原很容易在不同种族人群间引发争议，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的复原结果有理有据，不容置疑。事实上，所有此类研究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都存在很多猜想的成分，尤其是鼻子的轮廓，嘴唇的大小薄厚，皮肤颜色等通常被认为能够区分种族的信息大多来自主观臆断。有鉴于此，以木乃伊为基础去破解古埃及人种族构成的研究方法其实存在很多问题。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能够有幸被制成木乃伊保存下来的古埃及人往往来自少数社会精英阶层，针对他们的研究并不能体现古埃及社会的全貌。更何况，仅仅这些少数精英的种族构成就已相当复杂。面对这样的情况，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去破解古埃及人的种族构成难题，不如换个思路想想，为什么不同时代、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会对这个问题给出如此千奇百怪的答案，究竟又是哪些因素有意无意地制约了他们的研究过程，最终形成了这样的结果？

谜一般的源流

19世纪，美国人曾先后考量过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文明，打算把其中之一作为本国立国的文化基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很多城市的名称都套用自相同的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地名，比如雅典、俄亥俄（Ohio）、孟菲斯（Memphis）和田纳西（Tennessee）等。⁸对这个新兴国家而言，古埃及的悠久和古老无疑具有很强吸引力，而且这种异域文化也不会带给美国人太多的陌生感，特别是在类似《人种》这样的专著将古代埃及解读为与当时的美国相似的奴隶制国家的前提下。就奴隶制这个问题来说，古埃及其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象征着奴役，另一方面则象征着解放，因为《圣经》中就有大批希伯来奴隶从埃及出逃，争取自由的记载。[16]美国黑人奴隶中广为流传的歌曲《去吧，摩西》（Go Down，Moses）就成功化用了这把“双刃剑”：

去吧，摩西

道路在埃及大地上伸展。

告诉法老，让我们去吧。

Go down，Moses

Way down in Egypt Land.Tell old Pharaoh，

Let my people go.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古代埃及就成为了那些黑人奴隶和白人废奴主义者共同的精神寄托。古埃及就是这样一个悖论，它的形象始终处在建构和解构当中，既可以将它视为文明的，也可以视为野蛮的；既可以看作自由的象征，也可以看作奴役的深渊；既可以划到非洲的范畴以内，也可以算作地中海沿岸和中东地区的一部分。任何人只要能编出一套言之成理的说辞，就可以把古埃及解释成自己的精神象征；他们的反对者如果也能编出一套言之成理的说辞，则可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总而言之，被后人构建出来的古埃及形象始终不那么牢靠。相对而言，世人对古希腊的看法似乎更加趋同，也更加稳定。这并非因为我们对古希腊的认识更加“准确”，而是因为围绕这个文化符号的争议比古埃及要少。

历史上的美国黑人切身感受过奴隶制度带来的苦难，奴役与被奴役的双方基于自身诉求构建出了截然相反的两个古埃及形象——奴役的地狱和自由的天堂。索杰娜·特鲁斯[17]是位通过出逃获得自由的黑奴，她后来经常返回美国南方，说服、率领其他黑奴奔赴北方寻求自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样的做法就是在重演“出埃及”的历史。以奴隶的身份出生的美国黑人废奴主义者海兰德·盖瑞特（Highland Garnet）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将古埃及解读为自由的灯塔，声称这个国家最初的建立者就是《圣经》记载的亚伯拉罕（Abraham）的儿子含[19]，大家普遍认为他的身份也是黑人。美国黑人医生兼历史学家马丁·罗宾逊·德莱尼[20]对此也持相似观点，甚至主张他的黑人同胞们（当然仅限男性）应该加入共济会，因为这个组织在18世纪和某些美国黑人社团存在渊源。⁹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美国黑人继续忍受着歧视和不公，而且受种族主义影响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原来的南方地区。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最极端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开始直接用私刑处死黑人；面临经济困难的北方则采取限制就业，乃至种族隔离等手段让黑人的生活暗无天日。面对这样的窘境，类似共济会或教堂的社团，或者古代强大的埃及和现代独立的埃塞俄比亚等文化符号就成为了美国黑人在白人占据主流的社会中用以增强凝聚力和自豪感的精神象征。

选择某个古代或现代非洲文化符号作为自己精神象征的并非只有美国黑人。20世纪初，非洲黑人已经流散到了世界各地，特别是那些曾经存在黑人奴隶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西印度群岛（the West Indies）和南美等。1884年，欧洲列强及少数非洲国家在柏林召开会议，意在形成瓜分非洲的统一战线。1900年，首届泛非大会[21]在伦敦召开，与会代表来自美国、英国、加勒比地区（the Caribbean）和埃塞俄比亚（当时非洲的两个独立国家之一，另一个是利比亚）等地。与会代表主张西方列强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给予非洲殖民地国家必要的尊严，美国黑人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杜波依斯[22]的提案受到代表们的广泛关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泛非洲会议才得到再次召开的机会，此次会议将“泛非洲”的基础定义为非洲共有的文化认同，古代埃及和现代埃塞俄比亚再次成为全非洲的榜样和标志。正如杜波依斯在他出版于1903年的经典著作《黑人的灵魂》[23]中所说的那样10：

黑人奴隶制度的历史阴影已经被现代埃塞俄比亚的奇迹和古埃及狮身人面像的光芒驱散了。[24]

按照泛非洲会议提出的构想，如果所有非洲人及非洲裔人士能够以这种文化认同为基础，更有效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大家就可以改善各自的生存状况。事实上，包括国家在内的任何组织都需要以共同记忆作为将人们凝聚起来的“黏合剂”。伟大的古埃及文明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泛非洲运动高举的旗帜，被认为是白人文明无法企及的成就。

受泛非洲主义影响的很多美国艺术家、作家和演员开始通过各自的方式就美国黑人问题发声，由此在20世纪20—30年代形成了名为“黑人文艺复兴”的松散联盟。这场运动的策源地是纽约及周边地区，后来很快扩展到美国全国，很多运动参与者纷纷借助古代埃及的伟大成就激励当代美国黑人自强不息。¹¹黑人文艺复兴本质上属于现代主义运动的范畴以内，与欧洲同时期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和作家存在紧密联系，后者也经常借助非洲或其他古代人类文明这样的文化符号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

阿陇·道格拉斯[25]、梅特·沃里克·富勒[26]和洛伊丝·梅洛·琼斯[27]三位艺术家非常善于在各自的创作中融入古埃及元素。梅特·沃里克·富勒是前面提到的杜波依斯的朋友，还是罗丹[28]的崇拜者。1921年，他在纽约的军械库艺术展[29]展出了一尊名为《觉醒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 Awakening）的青铜雕像。¹²这次艺术展的主题为“美国制造”（America’s Making），意在集中展示美国这个“种族大熔炉”的多元文化，杜波依斯协助设计了其中能够体现美国黑人文化传承和贡献的展区。梅特·沃里克·富勒创作的雕像被安放在一个装饰有吉萨胡夫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小亭子里，意在说明独立的埃塞俄比亚不仅是美国黑人的精神寄托，也是历史上所有被轻蔑地称为“黑鬼”（Negro）的人们的精神寄托。雕像被塑造为一位头戴古埃及法老冠冕的非洲女性，她的下半身则设计为缠裹着布条的木乃伊造型，意在说明新的希望从旧的历史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作者之所以以“埃塞俄比亚”而不是“埃及”为雕像命名，暗示了这两大非洲文化符号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埃塞俄比亚（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作者将埃塞俄比亚称为“sub-Saharan Africa”）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也都取得过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埃塞俄比亚后来虽然成为了基督教国家，却大量汲取了来自古埃及的宗教文化。20世纪20年代，这个国家面对西方列强，在拉斯·特法里（Ras Tafari）的领导下坚决维护主权。1930年，拉斯·特法里加冕称帝，成为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皇帝，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三位一体”（The Power of the Trinity）。

图37 青铜雕像《觉醒的埃塞俄比亚》，梅特·沃里克·富勒完成于1914年

洛伊丝·梅洛·琼斯同样倾向在自己的创作中使用埃塞俄比亚元素，而不是埃及元素。在她1932年名为《埃塞俄比亚的崛起》（The Ascent of Ethiopia）的油画中，黑皮肤的古埃及女法老或女神的半身侧面像占据画布的右侧下半部，日月星辰合体构成的艺术形象在画布左上角熠熠生辉，几个非洲黑人正沿着由女法老或女神以及几座小金字塔构成的“阶梯”向上攀爬，“阶梯”的顶端矗立着摩天大楼等现代文明标志，摩天大楼周围还出现了英语的“艺术”（art）、“音乐”（music）和“戏剧”（drama）三个单词，点出了黑人文艺复兴波及的几个领域。¹³油画的作者曾专门向梅特·沃里克·富勒表示感谢，因为后者的作品为她提供了灵感。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的作品虽然都以“埃塞俄比亚”为题，却又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象征古埃及文明的元素。

图38 油画《埃塞俄比亚的崛起》，洛伊丝·梅洛·琼斯创作于1932年

非洲黑人奴隶被裹挟到美洲这片新大陆以后，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后代始终无法获得主流白人社会的接纳，古埃及因此成为了这些人精神上的“家园”，让他们在黑暗中看到些许光亮，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一精神寄托传达内心的哀愁。1920年，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中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兰斯顿·休斯[30]创作了名为《黑人谈河流》（The Negro Speaks of Rivers） 的诗追忆那些逝去的家园，这首诗以《圣经》中记载的乐土开篇，自然而然过渡到非洲的悲惨历史，最后以美国收束全诗。按照这首诗的说法，人类历史中几乎所有著名河流都能和那些被称为“黑鬼”（Negro）的人联系起来，比如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西非的刚果河（the Congo），连接南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the Mississippi），当然还有埃及的尼罗河以及与这条大河紧密关联的金字塔。事实上，诗中故事讲述者的身份就是一位不知名姓的金字塔建筑工人。借助这一系列意象的使用，兰斯顿·休斯成功将黑人文化拉进了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带”。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过分抬高黑人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确实有失公允，过分贬低这个群体的作用当然也欠妥当。而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构成，无论吹捧也好，贬低也好，众多黑人用生命书写的史诗始终都像大河那样源远流长，宠辱不惊。

黑色国度

废奴运动兴起后的几十年当中，古埃及逐渐被美国黑人塑造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特别是在被称为“爵士乐时代”（jazz age）的20世纪20年代，图坦卡蒙陵墓的重见天日无疑又为这股热潮打了一针“强心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殖民地国家相继脱离英、法等西方宗主国获得独立，此时的他们异常需要重写，或者更精确地说，“篡改”这块大陆的历史，以便构建新的文化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原先的罗德西亚（Rhodesia）依照国内新发现的古代遗迹名称更名为“津巴布韦”（Zimbabwe）。作为原法国殖民地的塞内加尔，它的立国理念则大多来自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法语文化圈的“黑人认同运动”（Négritude）。该运动的核心理念在于提高黑人的成就感，反对殖民主义。就像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一样，黑人认同运动同泛非洲主义渊源颇深，却在理念和运作方面保持着相对独立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这种独立性也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20世纪50—60年代，德高望重的塞内加尔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偶尔也参与政治的谢克·安塔·迪奥普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号召非洲构建统一的文化体系。这种思想无疑脱胎自泛非洲主义，它将所有土著非洲人视为上百万年来在社会、政治、语言等方面紧密相连的大民族，这个大民族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谢克·安塔·迪奥普本人亲身经历过法国对塞内加尔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对法国历史文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经历让他形成了一种以种族主义反种族主义的极端思路，包括塞内加尔在内的很多非洲国家面临的问题因此被简单理解为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谢克·安塔·迪奥普提出的理论与黑人认同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强调当代非洲的文化自信，同时主张借助非洲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不同民族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等优势因素，让这片土地变得更文明、更发达、更稳固，有别于曾长期压迫、利用非洲的西方文明。塞内加尔首任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也是这种理论的倡导者。

为了给自己的主张提供支持，谢克·安塔·迪奥普经常使用经过选择或过于牵强的论据，例如通过语言发音上某些似是而非的相似性“证明”塞内加尔人是古埃及人迁移到西非地区后留下的子孙。¹⁴总的来说，谢克·安塔·迪奥普提出的理论具有非常强烈的主观色彩，这种情况在他涉足政坛后便显得尤其突出，然而这却并不影响他在普通民众中获得大量支持者。时至今日，这样的理论仍然拥有广泛市场，很多西非国家不约而同地声称自己是古埃及移民的孑遗。其实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记忆”，或者干脆说忘掉西非和中非由于历史上的奴隶贸易造成的矛盾和分歧，古埃及人溯塞内加尔河而上，四处迁徙、最终定居的历史则成为了弥合伤痕的良药。

1974年，谢克·安塔·迪奥普早期撰写的两本专著被合成一本翻译成英文，并以《非洲文明的起源——历史或传说》（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Myth or Reality）的全新书名出版。由于恰逢黑人人权运动的高潮，这本书在白人世界，特别是美国获得了广泛影响。正如本章前面所说，美国黑人很长时间以来始终将古埃及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虽然他们具体的做法可能显得间接而隐晦。当时，已经有多位非洲裔美国历史学家出版专著，强调古埃及文明对世界历史的贡献，比如古希腊文化与古埃及文化间的传承关系等。还有某些学者明显套用了谢克·安塔·迪奥普的思路，声称古埃及人以及某些古代非洲黑人要比哥伦布（Columbus）更早航海抵达美洲。《非洲文明的起源——历史或传说》基本可以被视为对这些思想的归纳和总结，它们随后被冠以了“非洲中心论”的名号。到了20世纪80年代，谢克·安塔·迪奥普联手他的同道莫勒菲·凯特·阿桑特[31]进一步将非洲中心论的提出视为对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构建出来的历史文化体系的矫枉过正，¹⁵明确将古埃及文明认定为黑种人建立的文化，主张用“Kemet”这个词重新命名古埃及文明，它的意思是“黑人国度”（the black land）。美国黑人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得到主流社会的尊重和认同，这种跨时空、跨地域对古埃及“认祖归宗”的行为则试图将受主流历史忽视和遗忘的非洲摆在与西方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非洲中心论在学术圈不乏支持者，催生出了不少思想和主张。这种理论诞生在学院里，产生和传播过程严格遵循了各种学术规范，然而它并不仅仅是一种局限于“象牙塔”内的空想或学说。事实上，非洲中心论在中小学和博物馆已经获得了普遍认同，很多中小学老师习惯借助这种理论去提升那些非洲裔或其他有色人种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种理论如果走了极端，就会陷入以一种种族主义反对另一种种族主义的谬误，变成针对白人的以暴制暴。话虽如此，这种理论的提出仍然让我们意识到非洲对人类历史的巨大贡献。理解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和产生背景，则可以让我们想清楚为什么某些特定时期和地域的非洲历史今天会被翻出来“故事新编”。总的来说，以古埃及为精神家园的非洲中心论对当今社会所起的作用还算正面、积极。

1987年，白人历史学家马丁·贝尔纳[32]的专著《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出版后，¹⁶非洲中心论在美国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马丁·贝尔纳是英国埃及学家阿兰·加德纳（Alan Gardiner）的外孙，这位埃及学家在图坦卡蒙陵墓的挖掘初期阶段承担过某些次要工作。马丁·贝尔纳是位汉学家，《黑色雅典娜》起初只被他当成“副业”，没想到最终却连续撰写了3册，成为出类拔萃的学术专著。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蕴含着一股“别开天地，自成一家”的野心。

马丁·贝尔纳撰写《黑色雅典娜》的前提假设是将西方古埃及文化研究的起点安放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认为这种研究诞生伊始便受到了成形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现代种族理论影响，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其实也作出了相似的前提假设。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起来平淡无奇，当年却具有惊世骇俗的意味，因为过去的学者在接受某种知识时很少会去反思这种知识的构建过程。马丁·贝尔纳较早意识到学术圈，特别是德语学术圈存在的这个问题，意识到某些外部因素可能影响到了前辈学者对黎凡特、叙利亚和土耳其东南部等西南亚地区的认识，同时也让他们忽视了古代埃及与古代希腊间的历史渊源。要知道，那个时代的埃及人控制着地中海沿岸东部等广大地区，他们向这些地区输出的不只是货物，同时也有文化。据马丁·贝尔纳自己回忆，《黑色雅典娜》这个书名其实是他的出版商起的，言简意赅地象征了白人欧洲文明的古典希腊和黑色非洲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丁·贝尔纳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非洲中心主义者，许多信奉这种理论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却把他归为同道。这种现象本身也是种建构的过程——某位白人学者被强行接纳进了似乎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团体，后者则可以利用前者的身份增强非洲中心论在西方主流社会的说服力。鉴于“种族”只是某种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构建出来的知识，无法反映生物界的真实情况，包括马丁·贝尔纳在内的很多埃及学家已经开始拒绝按照这种分类标准对人群作出划分。正如公众对《黑色的雅典娜》问世的反应所体现的那样，古埃及人的“种族”往往取决于研究者自己的种族，因为种族问题归根结底是现代社会的问题，而非古代社会的问题。

古典学家[33]、考古学家和埃及学家针对马丁·贝尔纳的研究提出了很多质疑，认为他对古代地中海沿岸跨文化交流规模的估计过于保守。欧洲人并非出于恶意要去抹杀非洲和中东地区对希腊本土和沿岸岛屿，以及黑海海域内众多岛屿历史文化形成的重要意义，可是18—19世纪包括希腊、德国等现代欧洲国家的建立，还有相关共同文化想象的形成，需要西方人为地在地中海里划上一条南北分界线。没有任何“知识”可以做到绝对客观真实，它们都是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古典学家和埃及学家因此可以为法西斯德国所用，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持续的种族冲突也曾打过非洲中心论的旗号。即便是最纯粹的学术研究，完全相同的论据和观点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今天的我们必须意识到“知识”本身也是一种建构的产物，多种学术以外的因素可能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知识”只有在生产它的语境中才是“正确”的，如果换个语境，真理就可能变成谬误。关于共同文化记忆构建的理论反复提醒我们，当我们试图以某些因素为基础构建某种“知识”时，必然也要同时有意无意地舍弃一些因素。无论将古埃及文明解读为黑人的或白人的，非洲的或欧洲的，任何针对这种被“我们”失落了的文明下的结论，其实都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自说自话。

20世纪80年代至今，非洲裔美国艺术家弗雷德·威尔逊（Fred Wilson）创作了众多艺术品，在博物馆举办了若干次展览，意在引起大家对某些被社会有意遗忘的文化记忆的重视，比如美国奴隶制的历史。为了响应1992年的开罗双年艺术节（Cario biennale），弗雷德·威尔逊创作了名为《拉神：主宰埃及》（Re：Claiming Egypt）的展品。这件作品将很多古埃及元素的石膏构件，和类似旅游纪念品、书本、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有机结合起来，主题则强调了古代埃及的黑非洲属性。弗雷德·威尔逊通常不会直截了当地支持非洲中心论，不过他的作品往往很容易把大家的思路往这个方向引。例如，他创作的名为《灰色地带》（Grey Area）的作品就表现了19世纪种族理论成型后造成的黑人与白人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件作品将5个纳芙蒂蒂石膏半身像（前面提到的蕾哈娜将她作为文身图案）并排摆成一行，头像的颜色按顺序从白色逐渐过渡到黑色。这个形式的作品弗雷德·威尔逊还创作过一个棕色版本，目前保存在纽约布鲁克林美术馆（the Brooklyn Museum of Art）里，头像颜色照旧是按顺序从象牙白过渡到黑色，看起来的就像是块比色板。

图39 弗雷德·威尔逊1993年创作的群雕《灰色地带》（黑色版）

通过这组群雕，弗雷德·威尔逊意在说明基于各自的文化认知和传统，大家对古埃及人肤色的想象可能千差万别，群雕的名称《灰色地带》则暗示了在我们自认为客观、清晰的历史中其实永远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历史当然包含有很大的客观成分，但同时也掺杂了许多想象的成分。至于这些想象成分的具体情况，则取决于想象者的具体身份。面对可能永远讲不清楚的古埃及历史，与其过分纠结到底谁讲的故事是对的或错的，不如换个思路，想想故事的讲述者为什么要这样讲故事，哪些社会文化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无论故事的讲述者是坚信古埃及人都是白人的默多克，还是2008年加纳（Ghana）非洲杯夺冠，为了庆祝胜利，模仿自己祖先“真实”的样子，按正面律姿势行走的埃及国家足球队队员，与其过分关注他们讲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如掉过头来反思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样做。¹¹

大家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无可避免地总要和公共政治或个人政治，也可以说个人认知的因素相互纠缠。多数人对埃及的了解往往都是片面的，谈不上准确、客观。如果多数人对那个国家的了解仅仅来自自己国家首都矗立着的方尖碑，那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主流媒体会把非洲黑人问题、流散犹太人问题，与古埃及混为一谈。日复一日，我们热衷争论古埃及人的皮肤到底是黑还是白，这个古代文明到底应该算在西方文化还是非洲文化的范畴，却好像有意无意地忘记了从19世纪至今，现代埃及人立足本国文化遗产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认同，构建出了他们心目中现代埃及人应有的形象。至于这个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似乎并不在意。

图40 弗艾尔·泽特（El Zoft）2012年在开罗街头的贴纸涂鸦

[1] Rupert Murdoch，世界传媒巨头。

[2] Rihanna，巴巴多斯籍美国女歌手、演员和模特，荣获过多项格莱美奖。

[3] Instagram，Facebook的附带功能，类似中国的微信朋友圈晒图片。

[4] African diasporas，古代犹太王国被罗马帝国灭亡后，有一批犹太人流散到了非洲，演化为黑人犹太人，据说犹太教的最高圣物约柜至今仍然藏匿在埃塞俄比亚境内。

[5] Pan Africanism，通俗地说就是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建立全世界黑人及非洲国家的统一战线。

[6] Carl Linnaeus，瑞典科学家，现代生物学分类体系的奠基人。

[7] Pertrus Camper，荷兰科学家，生于1722年，卒于1789年。

[8] Apollo Belvedere，古希腊艺术家莱奥卡雷斯创作的太阳神雕像，梵蒂冈收藏有它的大理石复制品。

[9] The Caucasus mountains，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大致范围涵盖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及俄罗斯南部地区。

[10] Augustus Bozzi Granville，他完成了世界上首次木乃伊尸检。

[11] Negroid，如前所述，这个词语具有侮辱性。

[12] Samuel Morton，19世纪印第安人研究的权威。

[13] John Calhoun，曾出任国务卿，蓄奴主义者，美国宪法精神的奠基人。

[14] Francis Galton，优生学奠基人，提出了人类进化的群体智慧理论。

[15]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1826年成立于伦敦的综合性大学。

[16] 指《圣经·出埃及记》。

[17] Sojourner Truth，原名伊莎贝拉·范瓦格纳，美国非洲裔女性福音派传教士和废奴主义者。

[18] Frederick Douglass，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

[19] Ham，作者此处说法似乎有误，按《圣经·创世纪》记载，含应该是诺亚的儿子，亚伯拉罕没有叫此名字的儿子。

[20] Martin Robison Delany，1812—1885年，早年从军，后来成为了医生、作家和记者。

[21] The First Pan African Conference，截至目前总共开过7届，最近一次是在1974年。

[22] Web du Bois，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博士，泛非运动创始人，组织召开了第1届泛非大会，1959年访华，1961年加入美国共产党。

[23] The Souls of Black Folk，这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已翻译引进。

[24] 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芝加哥，1903年。原书注。

[25] Aaron Douglas，美国黑人画家和艺术学教授，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人物。

[26] Meta Warrick Fuller，美国黑人雕塑家。

[27] Lois Mailou Jones，美国黑人女性画家和教育家。

[28] Auguste Rodin，法国著名艺术家，代表作雕塑《思想者》。

[29] The Armory，创始于1913年，举办地点是纽约哈德逊河畔的一座废旧军械库，故名。艺术界普遍认为1913年的军械库艺术展是美国艺术腾飞的原点，世界艺术的中心自此从巴黎转移到纽约。

[30] Langston Hughes，被称为“黑人民族的桂冠诗人”，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就受到过休斯作品的启发。

[31] Molefi Kete Asante，美国天普大学教授，黑人学者。

[32] Martin Bernal，出生于伦敦，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黑色雅典娜》目前已有中文版。

[33] Classicist，这个词在西方指专门研究古希腊和罗马历史文化的学者。

第8章 与历史相遇

涂了颜色的纳芙蒂蒂石膏半身像成为某种不稳定的文化符号，多数时间可以被视为古埃及的象征，无论被人文在身体上还是陈列在画廊里都是如此，然而近年，这个文化符号却成为示威抗议者的旗帜。2012年9月，埃及街头艺术家艾尔·泽特在埃及城区穆罕默德·马哈麦德街（Mohammed Mahmoud Street）的临街墙壁上贴上贴纸，作为对当年示威游行者创作的涂鸦的补充内容。这条大街通往解放广场，广场在2011年1月和2月见证了盘踞宝座30年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总统统治的最后时刻。穆罕默德·马哈麦德街以及开罗的其他地方都保留着示威抗议者创作的涂鸦，主题大多都是嘲笑、讽刺穆巴拉克总统和埃及军方，因为他们联手对当年的示威抗议进行了持续镇压，很多人因此丧命。¹

那场政局巨变过去将近两年后，艾尔·泽特以当年的涂鸦为背景贴了一张贴纸，贴纸上画的内容就是纳芙蒂蒂。艾尔·泽特笔下的她头戴标志性的平顶冠冕，不过面部表情却被改为皱眉凝视，脸的下半部分还戴了防毒面具。这件作品很快发布在脸书（Facebook）上，按照艾尔·泽特自己的说法，他创作的初衷是为了纪念那些在示威抗议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埃及女性。就这样，纳芙蒂蒂摇身一变，成了古代和现代埃及女性的象征，她脸上蒙着的防毒面具强调了埃及民众的反抗决心。当然，类似这样的说法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我们也可以把罩在嘴上的防毒面具理解为骡马戴的嚼子，象征对民众言论自由的钳制。纳芙蒂蒂半身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高知名度，艾尔·泽特的小贴纸沾了它的光，得到广泛传播。这个艺术形象最终走出开罗，成为了阿曼（Amman）、柏林、首尔（Seoul）等地民众向政府表达不满情绪的工具。大赦国际[1]多次使用这个艺术形象声援埃及的游行示威者，某些网站通过这个艺术形象抗议身处社会动荡中的女性遭遇的性骚扰和强奸。艾尔·泽特创作的贴纸只有一幅，不同人却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对纳芙蒂蒂愤怒的表情作出不同解释。

类似纳芙蒂蒂、图坦卡蒙、金字塔、狮身人面像这些古埃及文化符号其实早已融入到现代埃及人的生活当中，它们可以被印在国家发行的邮票上，也可以通过艾尔·泽特等艺术家的手笔成为反抗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中东以内和以外区域人们对这些文化符号的接受和使用并不完全相同。埃及这个国家在文化遗产方面拥有多股源流，古埃及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倭马亚王朝[2]留下的伊斯兰文化是一股源流，法蒂玛王朝[3]统治时期又留下了一股源流，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后世子孙代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埃及时也催生了一股源流，20世纪的埃及获得独立，进而成为东非、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中的重要角色后，又形成了一股源流。如果仅仅将今天的埃及视为古代埃及的延续，就像将巨石阵或阿维布里环[4]视为今天全体英国人的象征一样，难免失之片面。今天的很多英国人对巨石阵满怀热情，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就住在这处古代遗迹附近，或者以研究它为自己的专业，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异教情结，相信这些石头围成的圈具有某种“神力”。多数英国人对巨石阵的了解非常有限，然而这却并不妨碍他们将这处古代遗迹作为自己的精神象征。如果谁打算动手拆毁这片石头建筑的话，多数英国人也肯定会站出来高声捍卫。事实上，巨石阵在英国受到如此重视只是18世纪才开始的事情，威廉·斯蒂克利[5]的努力让这处古代遗迹在英国获得了很高知名度，逐渐帮助它走进了英国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记忆。

由于殖民历史的存在，现代埃及人对过去的认知往往更加复杂。就像其他经历过西方殖民统治，还在西方人的指导下深入发掘过自身历史的国家一样，埃及对过去的理解难免要经过西方视野的“折射”。不仅如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总督还经常以这个国家的文物为筹码，和西方国家做利益交换。通过这种方式，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后世子孙既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为自己治理的国家换来了他们心目中的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穆罕默德·阿里向英国和法国“赠送”了方尖碑，这两件古物现在分别矗立在泰晤士河岸边和协和广场；1862年，当时的英国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国王（King Edward VII）游历埃及时，时任埃及总督萨义德·帕夏（Said Pasha）破例邀他参观了包括法老金棺在内的众多文物；为参加苏伊士运河开通典礼访问埃及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6]获赠了来自古埃及神庙的三根柱子，这三根柱子后来成为了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埃及展厅的立柱；来自法国的专家执掌埃及文物部门的时间差不多有1个世纪，期间大量文物在埃及政府的准许下流散到西方各地的博物馆，理由是为了折抵西方人指导埃及考古工作产生的开销。今天的埃及人参观那些收藏有大量古埃及文物的西方和北美博物馆时总会感到五味杂陈，从好的方面来说，这些文物的外流其实提高了埃及在全世界的知名度，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古埃及文化；从坏的方面来说，它们无时无刻不在伤害着现代埃及人的情感，让他们想起那段被人蹂躏和宰割的悲惨历史。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梳理现代埃及人继承、汲取古埃及文化遗产的多种脉络。首先值得耗费笔墨谈一谈的是那些埃及本土学者。19世纪至20世纪初，很多埃及人表现出学习埃及学、自力更生主导本国历史考古工作的强烈愿望，他们在这个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遇到了很大阻力。人们往往习惯将埃及考古方面的成就归功于西方人，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些埃及本土学者付出的努力，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其次有必要谈谈的是所谓的“法老主义”[7]。法老主义盛行于1922年埃及从英国人手中获得有限自主权以后，它的理念和前面提到的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异曲同工，都是希望借助历史上的辉煌，增强今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1952年纳赛尔革命后，埃及相继加入了反殖民运动和泛阿拉伯联盟（Pan-Arab），最终又通过签署戴维营协议[8]，全面开放市场，同美国形成了比较牢固的盟友关系。随着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巨变，埃及国内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国民对历史的记忆难以继续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转而走向多元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当中，艾尔·泽特等艺术家转而开始对古埃及文化符号作出全新的个性化解读，用以表达当代埃及人的诉求。这些被赋予了全新内涵的文化符号甚至走出国门，获得了全球影响力。

埃及考古发掘

“西方人发现或重新发现了古代埃及”，已经有太多考古和历史学领域的专著、论文和教师授课用这样的老生常谈作为开篇，那种感觉就像本书第2章提到的油画《金字塔战役》把拿破仑画得又高又大，同时却把土著埃及人挤在角落里，颇有点喧宾夺主的意思。“发现”（discovery）或“重新发现”（rediscovery）这两个词的含义是西方人首次见到某种东西，或者至少再次见到某种已经失落的东西，然而正如本书前面反复强调的那样，西方人对古埃及历史的记忆本身具有选择性，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故事新编”。对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自己国家的历史其实从来就没有“失落”过，只不过他们对历史的记忆也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故事新编”。过去几千年当中，埃及人用自己的方式记忆着他们的历史，保护着他们的古迹，比如把原来的神庙改成教堂或清真寺，循环利用古代建筑留下的构件，或者像中世纪伊斯兰学者巴蒂达迪和伊本·瓦什雅所做的那样，为金字塔和象形文字的神秘内涵绞尽脑汁。19世纪早期，大批西方人来到埃及游历，考察各处古迹。他们按照自己制定的标准将重复利用古代建筑材料，把神庙改建成清真寺或普通民居的做法定义为蓄意破坏行为，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东方人没有资格继承这些文化遗产，“文明”的西方必须接过这项重任。可是如果换个角度想问题，埃及人自己的做法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他们对古迹的保护做到了因地制宜，而且不会轻易改变古迹的性质和用途。例如把神庙改成教堂和清真寺的做法，虽然宗教的门类变了，可还是能留下很多线索让人顺藤摸瓜地了解这座建筑的历史。

考古学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知识”，只有在这种知识构建成形的前提下，某些古代建筑才会被确定为考古遗迹。事实上，“考古学”（archaeology）这个词是19世纪40年代才开始在西方使用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发明了这个词，用以将他们对历史和文物古迹的研究工作与前辈们的同类工作相互区别。现代考古学制定了一套科学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为“文物古迹”，同时还明确规定了什么人有资格收藏、保护和研究这些文物古迹。当时的西方人意识不到自己这套“知识”的建构性，只是凭借蛮力强行把它们从欧洲输入到埃及，同时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构建的这套“知识”肯定要比当地人原先拥有的那套知识更高明。以今天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眼光来看，这两套“知识”其实都是建构出来的产物，都有各自产生的文化语境，谁也不比谁更正确、更有用。

1835年，穆罕默德·阿里采纳曾在法国学习、研究的顾问阿尔·他达维[9]²的建议发表声明，严格禁止任何文物外流，同时着手建立埃及自己的博物馆。阿尔·他达维拥有伊玛目[10]的教职，同时还是学术底蕴浓厚的翻译家和多产作家。这位伊玛目后来主持了埃及中小学课本的编纂工作，课本特别突出了古代埃及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前面提到的美国驻埃及领事乔治·罗宾斯·格列登，也就是《人种》的作者之一，依照当时西方人头脑里“东方人懒散，贪婪，不值得信任”³的偏见理所当然地把穆罕默德·阿里视为东方式的专制君主，认为他应该对埃及文物古迹的严重损坏和流失负责。平心而论，穆罕默德·阿里在文物古迹保护方面的不力主要应该归因于西方列强竞相掠夺埃及文物，同时想方设法攫取商业利益造成的巨大压力。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面对咄咄逼人的列强，就连穆罕默德·阿里自己心爱的收藏品也无法免遭被掠夺的命运。为了获取外交方面的筹码，他的后世子孙，1848—1854年在位的阿巴斯一世（Abbas I）被迫将部分藏品进贡给了土耳其苏丹，阿巴斯一世的儿子，1854—1863年在位的萨义德（Said）则将剩下的一点家底送给了奥地利皇帝。⁴

萨义德总督没能保住祖辈留下的收藏品，作为补偿，他想尽各种办法阻止埃及文物继续外流。1858年，萨义德设立了隶属政府公共事物部门的文物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埃及国内各地的考古活动。不仅如此，他还在开罗的布拉卡（Boulaq）重建了博物馆，用于收藏、展览考古领域的最新发现。⁵曾出任过卢浮宫馆长的埃及学家奥古斯特·马利耶特被萨义德任命为埃及文物机构的负责人，1863—1879年在位的伊斯梅尔（Ismail）和1879—1882年在位的陶菲克（Tawfik）两任总督登上宝座后续签了与奥古斯特·马利耶特的聘任合同，后者得以后半生都留在了埃及。除了从事自己的研究，奥古斯特·马利耶特在埃及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各种考古工作，维护博物馆的正常运行，正是他首创了颁发考古发掘许可证的制度。在这位法国人的努力下，古埃及文明愈发为世人所熟知。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上，奥古斯特·马利耶特主持布置了专门的埃及展厅，展厅被设计为埃及古代神庙的样子，里面摆满了从埃及政府那借来的珍贵文物。

奥古斯特·马利耶特主持埃及文物部门的那个时代，不但身强力壮的男人，就连妇女和儿童都被埃及政府动员起来，为包括苏伊士运河在内的国家工程出力，拒绝履行义务的人可能会被罚款或者判处死刑。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强迫劳役成为了19世纪50—60年代埃及的普遍现象，很多考古项目也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劳动力。所以今天的很多埃及人在回忆那个时代辉煌的考古成就同时，总会掺杂着些许不舒服的感觉，就像当年那些埃及普通劳动者创作的民间小调表现的那样。⁶19世纪80年代，强迫劳役在埃及遭到禁止，农场主和工厂主们逐渐意识到以年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合同并支付报酬的做法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受他们启发，考古领域也开始采用相似的办法招募劳动力，这个行业需要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新的雇佣制度更容易留住那些熟练工人，保持队伍的稳定性。后来，随着考古学的日趋成熟完善，这个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素养要求水涨船高，包括弗林德斯·皮特里（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埃及）、乔治·芮斯纳[11]（20世纪初至40年代活跃于埃及）在内的多位西方埃及学家因此开始给手下的那些埃及工人授课，帮助他们获得某些必须的技能。正如前面所说，依照“东方学”的文化逻辑，那个时代的西方人大多认为埃及人智力水平低下，不具从事备科学研究的逻辑思维能力。西方学者们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方便工作，并非是想帮助埃及培养自己的专业人员。更何况，培养一个埃及助手无论如何也要比从欧洲招募一个受过相同专业训练的助手花费少得多。

1869年，时任埃及总督伊斯梅尔手下的为人刻板的教育大臣阿里·穆巴拉克（Ali Mubarak）在开罗开办了埃及学的专门学校，任命德国埃及学家海因里希·布鲁格施[12]担任校长。⁷开办这所埃及学专门院校只是阿里·穆巴拉克在任期间的众多政绩之一，不过这位教育大臣本人却对它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身为埃及人就应该了解自己国家的过去，并为之自豪。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暂时求教于西方人也属权宜之计。阿里·穆巴拉克开办埃及学学校最直接的目的是培养本国急需的考古专业人才，这所学校建成后规模不断扩大，在海因里希·布鲁格施的领导下，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借鉴了德国和法国的同类教育模式。主要是来自埃及社会中上阶层的学生们对这所学校趋之若鹜，其中就包括后来足可与弗林德斯·皮特里比肩的艾哈迈德·卡马尔[13]。艾哈迈德·卡马尔和他的同学们满怀热情进了学校，毕业时却遭遇了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因为奥古斯特·马利耶特拒绝招募他们进入自己手下的机构工作，就连那所学校也在开办仅仅5年后便寿终正寝。艾哈迈德·卡马尔毕业后的很多年里只能靠教授德语，从事相关翻译工作糊口。直到奥古斯特·马利耶特撒手人寰，埃及政府雇用更具包容心态的法国埃及学家加斯顿·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接替他的职务，艾哈迈德·卡马尔这才在布拉卡博物馆（the Boulaq museum）得到了第一份和埃及学沾边的工作。坊间传闻授予他的职务是馆长，纯属无稽之谈，艾哈迈德·卡马尔当时的工作只是埃及学方面的专业翻译。⁸

艾哈迈德·卡马尔继承了前教育大臣阿里·穆巴拉克还有他的老师海因里希·布鲁格施为埃及培养一支自己的埃及学专业队伍的美好愿望，于是把当年学校里的那些课程原封不动搬到了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学校的寿命仍然只有5年，却为埃及的考古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20世纪初，艾哈迈德·卡马尔开始在新成立的埃及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开罗大学教授埃及学，后来还在埃及高等师范学院（The Higher Teachers College）开设了相同课程。时间虽已进入20世纪，可埃及学领域能够提供给埃及本土学者的工作岗位仍旧非常有限。尽管用法语和阿拉伯语出版了大量专著，专业素养深厚，同时精通多门语言，艾哈迈德·卡马尔终生也没能被任命为埃及文物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反倒是那些西方小字辈学者一次又一次地赶超到了他前面。艾哈迈德·卡马尔虽然生不逢时，可他的经历还是为更年轻一代的埃及人树立了榜样，同时也对埃及的埃及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加斯顿·马斯佩罗当政时期，这位埃及本土学者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现而今，出生在开罗，终生几乎没有离开过课堂却又老于世故的他化身雕像，静静地立在卢克索的悬崖上，面朝南方凝视着他的同胞们，还有那些伟大法老的木乃伊。

伤心的埃及

1881年春天，加斯顿·马斯佩罗成为了埃及文物部门的一把手，正赶上这个国家的多事之秋。过去若干年当中，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银行几乎瓜分了埃及发行的国家公债，这些国家则利用自己的债主身份频频干涉埃及内政。1879年，英国成功迫使伊斯梅尔将总督宝座提前传给他最喜欢的儿子陶菲克，然后通过这位新总督进一步对埃及民众横征暴敛，让这个国家的局势雪上加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艾哈迈德·卡马尔从属的埃及中上层社会开始采取各种行动抵制西方列强干涉，同时要求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控制。当时埃及政府和军队中的高官大多具有土耳其—彻尔克斯[14]血统背景，只有同时兼任高级军官和文职大臣的阿里·穆巴拉克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19世纪70年代晚期，埃及本土军官兼政治家艾哈迈德·乌拉比[15]领导民众发动了旨在反抗西方干涉，推翻陶菲克统治的大规模起义。到了1881年夏天，起义军明显占了上风。⁹

卢克索所在的基纳省（Qena）时任省长达乌德·帕夏（Daoud Pasha）暗地里是艾哈迈德·乌拉比的支持者，不过明面上仍然维持着政府官员的身份，继续履行职责。1881年春天上任后，加斯顿·马斯佩罗发现有大量珍贵文物通过名叫“艾哈迈德·阿卜德”（Ahmed Abd）的商人之手流散到市面上，这些文物只可能来自某处还未被发现的第二十一王朝法老陵墓。利用自己的政府官员身份，加斯顿·马斯佩罗给达乌德·帕夏发了一份公函，要求这位省长立刻逮捕具有盗墓嫌疑的穆罕默德·阿卜德·艾尔-拉斯南（Mohamed Abd Er-rassul）和他的几个兄弟，这个家族就住在尼罗河西岸名叫“迦尔纳”[16]的村子里，村子则位于成片的古代陵墓中间。公函里提到的几个人很快被捕，并在几位当地考古学者的见证下遭到刑讯，以便逼他们说出那座未知陵墓的具体位置，可负责刑讯的官员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也没能问出来。话虽如此，这个家族内部还是在官方的巨大压力下发生了分裂。

1881年7月，三弟穆罕默德·阿卜德·艾尔-拉斯南自愿充当线人。得到消息的加斯顿·马斯佩罗立刻委派艾哈迈德·卡马尔协同另一名博物馆职员，同时也是海因里希·布鲁格施的弟弟伊美尔·布鲁格施（Emil Brugsch）前往卢克索调查此事。穆罕默德·阿卜德·艾尔-拉斯南带着他们来到面朝村子，后来被命名为“停灵庙”（Deir el-Bahri）的历史遗迹的悬崖峭壁下面，找到了一处秘密入口。入口后面的洞窟狭窄曲折，深入岩壁超过60米，里面摆放了成排的棺材和木乃伊，还有大量装有巫沙布提俑的盒子，以及各种瓶瓶罐罐。长眠在这个洞窟里的不但有古埃及历史第三中间期实际执掌过法老权力的多位大祭司，还有从原先的陵墓被移葬过来的新王朝时期法老，比如拉美西斯二世和他的父亲塞提一世（Seti I）。这些法老去世后大概500年左右，鉴于他们位于帝王谷的陵墓长期受到滋扰，阿蒙神[17]的大祭司们决定把这些木乃伊挖出来，秘密转移到现在的长眠之地。通过他们身上重新缠裹的布条，以及原封不动的金棺等细节判断，这些已经去世500年的人在当时的埃及仍然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被视为某种圣物，大祭司们在迁移和重新安葬的过程中给予了他们相当的礼遇。¹⁰

艾哈迈德·卡马尔和伊美尔·布鲁格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有这么好的运气，加斯顿·马斯佩罗后来回忆伊美尔·布鲁格施当时说自己感觉就像做梦一样。这一切当然不可能是梦，在这座巨大的集体陵墓摆脱穆罕默德·阿卜德·艾尔-拉斯南家族控制后，艾哈迈德·卡马尔、伊美尔·布鲁格施和他们的同事塔多思·蒙特范凡（Tadros Moutafian）立即着手清理工作，把找到的文物装箱运往开罗。发现陵墓48小时内，一支300人的专业考古工人队伍就被组织了起来，率领他们的工头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们的任务是顶着夏天的烈日把找到的棺材还有大概6000件各类文物搬下悬崖，然后再走5英里穿越山谷，运送到尼罗河岸边。这段路程来回需要走8小时，由于一些棺材或箱子实在过于沉重，有时一次甚至就需要动用12名工人去抬。布拉卡博物馆雇用的轮船等在岸边，文物上船后将被送到博物馆统一保管。据加斯顿·马斯佩罗记载，这些棺材和木乃伊乘坐轮船顺流而下时，很多埃及妇女就像送葬一样来到尼罗河岸边失声痛哭。

多数埃及历史专著讲到这段逸闻时都会沿用加斯顿·马斯佩罗的说法，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些埃及妇女排着整齐的送葬队伍，站在古代陵园的围墙上，替这些法老送葬，同时异口同声地将这种行为解释为古埃及风俗在19世纪埃及普通农民生活中的遗留。通常来说，农民的生活方式具有更高稳定性，很多古代习俗因此也更容易在这个群体中保存下来，可是加斯顿·马斯佩罗等人按着这个逻辑得出的结论却显得过于不切实际。1881年的埃及农民也是现代埃及人，他们和加斯顿·马斯佩罗、艾哈迈德·卡马尔等人同样生活在殖民地背景下，追求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现代埃及。只要加以适当的引导，这些农民甚至可以站在时代前列，成为起义的主力，就像他们在1882年英国出动海陆军镇压艾哈迈德·乌拉比起义时所做的那样。这些普通埃及人和那些社会精英间其实并不存在太深的“代沟”。加斯顿·马斯佩罗的说法有一部分是对的，这些埃及妇女肯定是在哀悼什么，然而她们哀悼的对象与其说是那些木乃伊，不如说是被人强行夺走的“财源”。¹¹这些珍贵文物一旦离开基纳省，转移到遥远的开罗，就不可能再为她们的家庭带来收入。

图41 可能根据真实照片制作的版画，表现了游客在埃及国家博物馆参观木乃伊展厅的场景，完成于1890年前后

来自停灵庙的木乃伊最终被解开身上缠着的布条，在开罗公开展览。1902年，这些木乃伊被再次搬迁到博物馆位于解放广场，也就是原来伊斯梅里亚广场的新址，成为外国游客中人气最高的展品之一。20世纪20—30年代博物馆的木乃伊展区对普通游客关闭，里面的展品被集中转移到埃及国家英雄萨阿德·扎格卢勒没有使用过的法老风格陵墓里面。20世纪80年代，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参观过展览后认为这样将逝去的先人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实在有失体统，木乃伊展览因此再度停止。¹² 20世纪80年代晚期，这个被俗称为“木乃伊房间”的展厅恢复开放，不过游客必须经过申请才能得到门票，而且票价也有了大幅提升。如今经过整修的木乃伊展厅特意设计得光线比较昏暗，木乃伊躺在精致的玻璃展柜里，原本赤条条的他们被盖上了宽度上至颈部，下至膝盖的单子，以示今人对逝者的尊重。今天埃及和西方的多数博物馆都会采用这种相对恭敬的方式展览木乃伊，不过由此引发的争议仍旧接连不断，因为很多人认为采取上述措施对逝者还是不够尊重。向来喜欢仗义执言、打抱不平的埃及导游巴沙姆·艾尔·沙马尔（Bassam el-Shammaa）在2013年发起了一场抗议示威，强烈要求把这些木乃伊送回帝王谷原先的陵墓，因为按照伊斯兰教教义，只有让逝者尽快入土为安，才是对他们的最大尊重。某次采访过程中，巴沙姆·艾尔·沙马尔发出了这样的呼吁：¹³

我们难道就不能对那些古代法老更尊重些吗！？现在的做法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用在这些先辈们身上。[18]

将法老解读为自己国家的先辈其实是现代埃及贯通古今，通过构建历史打造共同文化记忆的一种方式。问题在于，“法老”这个文化符号本身充满了矛盾，是一个张力的存在。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也可被塑造为专制和暴政的象征，例如《古兰经》和《圣经》就是这样做的。1981年的阅兵游行过程中，几位受极端伊斯兰教义影响的军官策划暗杀了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19]，据说其中一位军官高呼的口号就是“我杀了法老”。

1881年那次重大考古发现后的几十年当中，埃及国内的局势可谓风雨飘摇，艾哈迈德·乌拉比领导的反殖民运动从最初的风风火火逐渐销声匿迹，可是埃及本土势力与西方列强间的博弈却仍在持续。除了外部矛盾，埃及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日渐凸显。生活在南部地区的埃及人大多依赖种田糊口，经济上处于劣势，却拥有大量文物古迹资源。北部地区是现代埃及城市精英盘踞的所在地，这些精英希望将珍贵文物转移到城市里保存、展览，南方的穷人自然不愿意富裕的城里人把筷子伸到自己碗里。

1969年，导演沙迪·阿卜杜勒·萨拉姆（Shadi Abd al-Salam）的电影《木乃伊之夜》[20]上映。这部电影以停灵庙的考古发现为背景，将艾哈迈德·卡马尔塑造成了这次考古活动的领导者，他在电影里的名字是“穆罕默德·阿尔·拉苏尔”（Mohamed Abd er-Rasul，Wanis Harbat），电影还有个英文名字“The Night of Counting the Years”（《千年一夜》）。电影的首映式特意请扮演加斯顿·马斯佩罗的演员用古埃及语言致了段辞，现场很热闹，然而影片真正在埃及国内公映却是在1975年，《木乃伊之夜》获得业内好评以后参加欧洲电影节。西方批评家以及包括很多埃及学家在内的学者倾向把这部电影的主题解读为现代埃及人对古埃及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坚守，沙迪·阿卜杜勒·萨拉姆自己则认为他的电影反映了当代埃及社会两级分化的窘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埃及内部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国家”，一个“国家”里的人受过教育，衣食无忧，生活在城市里，以开罗人和亚历山大人为代表；另一个“国家”的人以文盲为主，饥寒交迫，生活在南方的农村。电影里的艾哈迈德·卡马尔受过高等教育，头上戴着塔布什帽[21]，受国家供养，明显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他也的确就是这样。

受政府的委派，电影中的艾哈迈德·卡马尔来到南方抢救珍贵文物，顺便还要扮演无知农民启蒙者的角色。南方贫穷农民身上承载的“地道”古埃及文化给艾哈迈德·卡马尔带来了极大精神震撼，他则帮助这些农民认识到他们家乡拥有的文物古迹蕴含着巨大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价值是以现代的、理性的[22]、西方的和科学的标准制定出来的。某些埃及本土批评家曾尝试用纳赛尔（Nasser）时代的某些政治理念去中和并掩盖《木乃伊之夜》蕴含的不和谐主题，最终的结果却是越描越黑。1967年，埃及主导的反以色列联盟在战场上接连失利，这个国家的内部矛盾进一步被激化了出来，民众对国家的文化认同濒临解体，两极分化问题愈发严重。

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木乃伊之夜》反映的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殖民”现象，也就是说，西方通过文化输出，将部分埃及人从他们的固有传统中剥离了出来。当然，作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埃及真的拥有一个传承千年从未中断过，也从未受过外来影响的“传统”。经验证明，通过不同的视角审视同一个问题往往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以东方学的视角审视埃及可以得出一种结论，以民族主义（nationalist）的视角审视埃及又可以得出另一种结论。按照后一种视角，《木乃伊之夜》塑造出了理想化的埃及农民形象，似乎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化根本与他们无关，这些农民承载着源自古埃及的千年传统，国家的现代化则仅仅局限于北方的城市里。

埃及的民族主义思潮发轫于1882—1922年的40年当中，英国先是通过直接武装占领的方式镇压了艾哈迈德·乌拉比领导的起义，迫使后者流亡斯里兰卡（Sri Lanka）20年。1919年，埃及国内再次爆发起义（指华夫脱党起义），英国再次将起义成功镇压了下去，同时也被迫做出妥协，给予这个国家有限独立。新兴的埃及需要建立自己传统根基和文化认同，来自上层社会的文化、政治精英通过对古埃及历史“故事新编”的方式，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前进的动力。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法老主义成为了20世纪20年代的埃及文学艺术界的时尚。现实生活中的艾哈迈德·卡马尔足够长寿，直到1923年8月才撒手人寰。他亲眼见证了埃及独立后的首次议会选举，随后又得知了在尼罗河西岸发现新的法老墓地，也就是图坦卡蒙陵墓的好消息。

埃及的觉醒

埃及的独立让全国民众热情高涨，对未来充满信心，帝王谷中一座完好法老陵墓的重见天日对由萨阿德·扎格卢勒总理领导的政府而言可谓恰逢其时。萨阿德·扎格卢勒从属的政党本身就吸收了法老主义的部分理念，此前的华夫脱运动以及1919年的全国性起义则让整整一代埃及本土作家和艺术家习惯了从古埃及历史中选取形象进行“故事新编”的套路。画家穆罕默德·纳吉（Muhammad Nagi）来自亚历山大城的上流社会家庭，拥有土耳其—彻尔克斯血统背景，曾在佛罗伦萨学习艺术，后来又前往吉维尼[23]师从莫奈[24]。除此之外，这位画家还专门花时间前往卢克索尼罗河西岸的古代遗迹中临摹过大量壁画。1919年的起义过后，穆罕默德·纳吉开始创作名为nahdat misr的油画，这个名字可以理解为“埃及的再次觉醒”（Reawakening of Egypt）或“埃及的复兴”（Revival of Egypt）。1922年，油画完成，随后在巴黎获奖。1924年，这幅油画被选中，用于装饰位于开罗的新议会大厦。¹⁵这幅油画的内容表现了伊西斯神乘坐水牛牵引的双轮战车，引领着农民打扮的埃及人组成的行列。行列中有个男人正在演奏乌得琴[25]，另一个男人手里举着古代公牛小雕塑，还有一个女性捧着各种农产品。油画中的儿童赤身露体，这种形象在古埃及壁画中很常见。尼罗河蜿蜒流向远方，衬托着这支由女神引领的队伍。在沙迪·阿卜杜勒·萨拉姆后来创作的电影《木乃伊之夜》中，与这幅油画类似的埃及农民形象被确定为现代埃及人应有的标准形象，含义是继承传统，开创未来。

图42 艾哈迈迪·穆赫塔尔创作的《埃及的觉醒》红色花岗岩雕像，1928年起竖立在开罗市区，1955年迁移到开罗大学附近

埃及本土雕塑家艾哈迈迪·穆赫塔尔（Mahoud Mukhtar）有尊雕塑作品，名字也叫《埃及的觉醒》。¹⁶艾哈迈迪·穆赫塔尔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农村地区，1908年来到开罗，进入新成立的造型艺术学院（School of Fine Arts）学习，后来又远赴巴黎的国立高等美术学院（the École des Beaux-Arts）深造，在那里生活、学习了很多年。旅居巴黎期间，他创作了名为《埃及的觉醒》的雕塑。这尊雕塑表现了一位农妇打扮的埃及女性正在掀起自己的面纱，她的身边还有一尊卧姿狮身人面像。1920年，艾哈迈迪·穆赫塔尔的作品在巴黎艺术沙龙荣获金奖，埃及国内一份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报纸因此发文，呼吁政府出资，以这尊雕像为蓝本，创作一尊放大版的同名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阔别祖国9年的艾哈迈迪·穆赫塔尔得以回国主持放大版作品的创作工作。经过认真考量，他决定率领一支团队共同完成这件作品。雕像的石料将使用阿斯旺地区独有的粉红色或红色花岗岩，这种石料经常被古埃及人用来制作雕像，因为它可以在朝阳的映衬下发出玫瑰色的光泽。雕像的创作本身就耗费了若干年，为了选定安放雕像的具体地点，政治家们又讨价还价了若干年。这件作品的寓意虽然已经通过它的名字被表达得清清楚楚，可是在雕像问世后的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群体又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它的内涵作出了新的解读。例如，埃及的女权主义（feminist）运动就将雕像的含义解读为女性积极主动摆脱传统穆斯林文化，以此号召埃及城市上流社会女性摘掉总督统治时代流行的白色面纱。¹⁷

20世纪20年代，诸如狮身人面像、女神伊西斯、普通农民这些并不互相关联文化符号全都被一股脑地冠以“正统埃及文化”的名号，图坦卡蒙这种具有世界声誉的名人自然更不会被落下。日复一日，游客和媒体的照相机镜头对准正处在挖掘、清理过程中，受到军队严密保护的陵墓不停地“咔嚓”“咔嚓”。为了临时存放新发现的文物，方便下一步文物修复工作，埃及政府的相关部门专门将图坦卡蒙陵墓附近的另一处坟墓遗址划定为工作区，霍华德·卡特率领他的团队把大量装饰精美的箱子、光洁雪白的花瓶、双轮战车等陪葬品集中到这个工作区。能够获准进入这个工作区以及图坦卡蒙陵墓内部拍摄的人，只有官方指定的摄影师哈里·伯顿（Harry Burton），本书第6章曾介绍过这个人。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的图坦卡蒙陵墓考古资助者卡纳冯勋爵在1923年4月离世前，曾同《泰晤士报》签过合同，允许这份报纸独家、优先刊载哈里·伯顿拍摄的照片。¹⁸按照卡纳冯勋爵的设想，通过这种方式出售照片获得的收入可以折抵陵墓考古产生的各种开销。爵士的经济账算得挺精明，却忘了考虑政治账。由于《泰晤士报》垄断了照片使用权，作为陵墓“主人”的埃及本土报纸反倒只能仰他人鼻息，转载二手图片和报道。不仅如此，和《泰晤士报》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英美报纸也对这种做法大为恼火。

几张照片终究还是小事，当时最让广大埃及民众揪心的问题是卡纳冯勋爵和他的继承人，以及考古工作的实际负责人霍华德·卡特已经明确表示要将获得的部分文物转让给几家西方博物馆。比如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6]，负责照相的哈里·伯顿就是这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分给他们部分文物，也算支付报酬的一种方式。至于剩下的文物，则将被卡纳冯勋爵和霍华德·卡特纳入自己的私人收藏，埃及人几乎什么也得不到。卡纳冯勋爵热衷收藏各种文物，霍华德·卡特则是替他搜罗藏品的主要代理人。图坦卡蒙陵墓发掘过程中，埃及坊间甚至有谣言说霍华德·卡特已经将部分文物秘密转移到英国，作为礼物献给自己的资助人。类似这样的说法或许是空穴来风，因为1939年霍华德·卡特去世后，身为遗嘱执行人之一的哈里·伯顿的确将后者遗产中的几件小型文物归还给了埃及，这些小型文物则是卡纳冯勋爵去世后以遗产的名义馈赠给他的。¹⁹

早在考古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前，埃及文物部门就已经对图坦卡蒙陵墓财宝的归属权和分割问题提出了要求。加斯顿·马斯佩罗的继任者皮埃尔·拉考[27]认为发掘出来的多数文物都应该留在埃及，而且埃及文物部门有权介入后期的文物分配工作。就图坦卡蒙陵墓的情况来说，陵墓和随葬品归属权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埃及文物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已经明确规定这些东西都属于国家财产。问题在于，那些参与发掘工作的西方考古学者已经被文物吊足了胃口，霍华德·卡特等人不可能轻易向埃及政府妥协。同样出于利益的考虑，他们也不可能终止和《泰晤士报》签订的合同。与这些西方人针锋相对，埃及本土的作家、诗人、剧作家以及大众传媒，已经无一例外地将埃及视为图坦卡蒙陵墓的唯一合法主人。就这样，图坦卡蒙陵墓的发掘过程与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变革和成形过程不期而遇。在这个过程中，作家、诗人抛弃了晦涩难懂的古典诗歌，转而开始创作直白浅显的散文和小说。

法老主义与美国的黑人文艺复兴同属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前面提到的画家穆罕默德·纳吉和雕塑家艾哈迈迪·穆赫塔尔都可以归入这个源流当中。1920年，秉持同样理念的诗人兼剧作家艾哈迈德·舒基[28]结束多年流亡西班牙的生活返回埃及，很快便着手创作了一系列以图坦卡蒙为题的戏剧作品。借助少年法老图坦卡蒙登基后恢复被前代法老阿赫那吞打入冷宫的太阳神阿蒙的神圣地位这段历史，艾哈迈德·舒基将埃及和英国摆到了并驾齐驱的地位，认为它们都拥有悠久的君主制传统。²⁰按照艾哈迈德·舒基在他创作的那首篇幅最长的诗歌里的说法：

法老建立有效的君主专制，列强逐鹿的混乱局面因此结束。[29]

同样是在这首长诗当中，诗人开篇就表达了对图坦卡蒙陵墓及陪葬品归属权的担忧21：

我们先辈中最伟大的图坦卡蒙决不允许外人染指，祖先留下的财富必须得到善待，不应该被窃贼觊觎。[30]

艾哈迈德·舒基同时拥有土耳其-切尔克斯血统、希腊血统和库尔德人血统，阿巴斯二世统治时期还担任过法官。单从这个背景来说，他不太可能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然而面对英国的长期殖民占领，民族主义成为整个埃及最具向心力的政治理念，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大势所趋。埃及文化的复兴同这个国家的重生紧密相关，受法老主义感召，艾哈迈德·舒基、纳吉布·马哈富兹[31]等作家、诗人发现，很多古埃及文化符号都可以用来表达他们的现代诉求，而且这些诉求通常也都是公众普遍关注的话题。

图43 1923年初，霍华德·卡特和一名埃及工人从图坦卡蒙陵墓中搬出一张躺椅的一部分构件

霍华德·卡特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就已经开始在埃及生活、工作，只可惜，这位“埃及通”并没能及时意识到形势的突变对考古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而是仍然按照习以为常的套路带着那些西方同行在埃及东奔西走。皮埃尔·拉考的走马上任并没能改变西方人把持埃及政府文物部门的事实，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2年。但他的上任却意味着有史以来第一次，西方人把持的文物部门必须向埃及人自己的民选首相和政府负责。直到1924年2月，也就是图坦卡蒙陵墓发掘的第2阶段，霍华德·卡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只得抛下打开一半的石棺悻悻离开，皮埃尔·拉考则以埃及政府的名义获得了陵墓的实际控制权。

双方就这么僵持了1年。这个过程中，几名埃及刺客试图在苏丹行刺英国委任的总督未遂，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埃及政府施压，后者只得做出让步，霍华德·卡特得以重返考古现场完成自己的工作。《泰晤士报》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他们失去了独家报道权，只能翻译转载埃及政府用阿拉伯语发布的官方消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霍华德·卡特后来又和埃及政府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者终于同意向卡纳冯勋爵的家族支付一笔巨款，作为爵士当年资助发掘工作的补偿，霍华德·卡特从这笔钱里分到了36000英镑。霍华德·卡特自掏腰包，完成了图坦卡蒙陵墓考古的收尾工作。

每个发掘阶段结束，大量文物就会被运到开罗，图坦卡蒙连同他的宝藏被安排在开罗博物馆中与艾哈迈德·卡马尔发现的木乃伊比邻而居的展厅，这些木乃伊的生活年代比这位少年法老稍晚一些。图坦卡蒙的黄金面罩和棺材、真人等身雕像、大大小小的箱子，还有几百件首饰、衣服、家具、瓶瓶罐罐，以及装饰用的小雕像足足塞满了几个大厅，把这位少年法老的地位衬托得如此高贵，让他享誉世界，每天都能迎来大批参观者。本书写作过程中，位于吉萨的埃及国家博物馆正在筹备以图坦卡蒙宝藏为题的专门展览，只可惜2011年埃及国内局势的突变打乱了这个计划。按照卡纳冯勋爵和霍华德·卡特两人当年做出的承诺，图坦卡蒙已经被解开布条的木乃伊至今仍然留在他自己的陵墓里，可是保存状态非常糟糕。自从1925年被解开身上的布条起，这位法老的长眠已经多次受到打扰。如果他真的地下有知，重见天日后的巨大荣耀可能永远无法弥补死者内心的那份酸楚。

轮回

埃及的复兴之梦通过对历史的“故事新编”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以法老主义的形势付诸实施，然而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世界格局剧变以后，类似图坦卡蒙这样的民族主义文化符号已经显得有点过时，逐渐落后于时代。单就埃及学的领域而言，法老宝藏带来的热度也很快成为了过眼烟云，图坦卡蒙成为了一个不再流行的研究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1952年纳赛尔革命成功后，泛阿拉伯主义和去殖民化成为了这个国家最热门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萨达特总统统治时期，埃及着手建立以自由市场为代表的经济模式，加强同西方国家的相关合作，逐渐和苏联疏远起来。这位总统执政期间最惊世骇俗的决策就是签订《戴维营协议》（the Camp David Accords），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地位，以此换取美国在军事等多个领域对埃及的支持。

纳赛尔和萨达特两位总统任期内，图坦卡蒙的宝藏再次遭到政治因素绑架，只不过这次法老的财产是被埃及政府主动拿出来充当平等外交关系的筹码，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被动成为殖民者们争抢的猎物。1972年，为纪念图坦卡蒙陵墓发现50周年，纳赛尔总统特批将50件相关文物转交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藏。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位总统又先后批准将部分图坦卡蒙文物送到美国和苏联的几个博物馆收藏。这些文物在西方世界很快引起了轰动，等待参观的人群甚至在博物馆外面的广场和街巷排起了蜿蜒的长龙。不仅如此，图坦卡蒙文物引起的热潮还催生了一系列衍生产品，比如电视节目、各种主题展览、相关书籍、博物馆纪念品，以及廉价的旅游纪念品等。

图坦卡蒙木乃伊带有标志性的金色和蓝色相间色带的黄金面罩与纳芙蒂蒂的冠冕具有很多相似性，这两个文化符号在埃及民众抗议游行期间都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而且很快便流传开去。与纳芙蒂蒂的命运相似，图坦卡蒙头像在埃及国内动荡期间也衍生出了戴着防毒面具的形象，一位旅居巴黎的埃及反对派为表示对国内同胞的支持，还特意戴上图坦卡蒙同款头巾上街，以期引起公众注意。有别于20世纪2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或60—70年代的法老主义，2011年埃及的这次复古潮流目的并非是要祭起“传统”这个法宝，把西方殖民者驱逐出去，反倒是要借助这些引起西方世界对现代埃及局势的注意。更有意思的是，埃及抗议示威者使用的这些文化符号在传入西方世界的过程中又会不断本土化，被赋予新的内涵。²²

就这样，新一代埃及人受政治因素左右再次高举起了“古埃及”这面大旗，只不过这面大旗在新的时代又有了新的意义。2010年开罗双年展（The Cairo Biennale）期间，生于1963年的艺术家卡莱德·海菲兹（Khaled Hafez）通过对一处古埃及陵墓遗址的适当改建，完成了他的多媒体融合艺术作品《坟墓中的三军奏鸣曲》（Tomb Sonata in Three Military Movements）。²³这件作品将油画、音乐和灯光效果有机结合了起来。油画的内容采取混搭风格，古埃及的豺头神阿努比斯绘画由此得以与媒体拍摄的现代坦克、军机、狙击手等形象共处一室。按照作者本人的说法，这件作品的最终完成还需要仰仗观众借助头脑中对于古埃及的文化记忆进行再创作。乍看起来，作品中那些现代军事形象的黑色、刻板、夸张造型颇有几分神似，可是细看起来，古今混搭的风格就产生了一种“无厘头”的效果。

图44 卡莱德·海菲兹《坟墓中的三军奏鸣曲》，完成于2010年

无论对东方学的话语模式，还是对民族主义的话语模式而言，“古埃及”始终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主义画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将古埃及解读为心中向往的古典世界，地道的埃及农民则成为这个古典世界的象征；今天的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把前人的建构推倒重来，赋予这个文化符号军事、政治、经济的全新内涵。卡莱德·海菲兹的作品展现了以“古埃及”这个文化符号为舞台，东西古今文化的碰撞融合。坟墓本身象征着死亡，然而经过艺术家的再造，它又成为了新生的象征，这样的坟墓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是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中东地区这个“世界十字路口”过去50年间命运的缩影。

[1] Amnesty International，1961年5月28日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民间人权组织。

[2] The Umayyad Caliphate，由哈里发穆阿维叶一世创建的阿拉伯帝国伊斯兰王朝，从661年开始，至750年结束，这个时期也是阿拉伯帝国最强盛的阶段，中国古代文献将其称为“白衣大食”。

[3] The Fatimid，北非伊斯兰王朝，中国古代称其为“绿衣大食”，埃及正好处于这两大王朝的拉锯地带。

[4] The Avebury Ring，又名“阿维布里纪念碑”，位于英国威尔特郡，整个遗址是由单块巨石竖立起来围成的圆环，通常认为它可能是某个史前村落的环形工事。

[5] William Stukeley，18世纪英国物理学家和考古学家，牛顿的好友，率先对巨石阵和阿维布里环进行了科学的考古研究。

[6] The Austro-Hungarian Emperor Franz Josef I，奥匈帝国皇帝，1848年12月2日至1916年11月21日在位，茜茜公主的丈夫。

[7] Pharaonism，又称“埃及世俗民族主义”，核心理念是强调埃及与地中海文化圈的从属关系，使埃及向西方靠拢，淡化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法老主义由埃及民族主义领袖萨阿德·扎格鲁尔在1918年最早提出，前埃及总统萨德特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不顾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反对，单独与以色列媾和，也是受这种理念的影响。

[8] The Camo David Peace Agreement，1979年3月，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与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戴维营签署《埃以和约》，结束两国长达30年的战争状态。

[9] Al-Tahtawi，具体身份不详。

[10] Imam，阿拉伯语直译为“领袖”，主要是对学习、理解伊斯兰教义特别有成就人士的尊称，不同地域的伊斯兰文化对这个称呼的解释也有区别。

[11] George Reisner，1867—1942年，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12] Heinrich Brugsch，1827—1894年，埃及学家，对《圣经》考古也非常有研究。

[13] Ahmed Kamal，埃及第一代本土埃及学家，代表作《古埃及人的宇宙观》。

[14] Turco Pircassian，主要分布在约旦、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在阿拉伯世界中属于少数民族。

[15] Ahmed Urabi，他率领的起义者成功将总督伊斯梅尔赶到亚历山大城，随后成立了民族主义者主导的埃及军政府，但很快因英国干涉失败。

[16] gurna，音译。

[17] Amum，古埃及太阳神。

[18] 达利亚·阿萨姆（Dalia Assam）《考古学家呼吁将木乃伊移出埃及博物馆》（Archaeologist Campaigns for Removal of Mummies from Egyptian Museum）。原书注。

[19] 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因力主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在阅兵观礼过程中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

[20] The Mummies，这部电影直译为《木乃伊》，正式中文译名为《木乃伊之夜》。

[21] Tarboush，穆斯林男性戴的无沿毡帽。

[22] Rational，这个词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与“自然的”“原始的”“非理性的”等概念相对，代表了现代社会对人的桎桍和异化，具体内容可参考哈贝马斯、本雅明等人的相关著作。

[23] Giverny，位于法国上诺曼底省。

[24] Claude Monet，法国印象派画家代表人物。

[25] Oud，中东北非流行的一种弹奏乐器。

[26]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

[27] Pierre Lacau，1873—1963年，法国埃及学家和哲学家。

[28] Ahmad Shawqi，他在当代阿拉伯诗坛拥有很大影响力，被誉为“诗歌王子”。

[29] 转引自艾略特·科拉（Elliott Colla）《矛盾的历史：埃及学、古埃及和现代埃及》（Conflicted Antiquities：Egyptology，Egyptomania，Egyptian Modernity），达勒姆，2007年，p.220。原书注。

[30] 转引自艾略特·科拉（Elliott Colla）《矛盾的历史：埃及学、古埃及和现代埃及》（Conflicted Antiquities：Egyptology，Egyptomania，Egyptian Modernity），达勒姆，2007年，p.222。

[31] Naguib Mahfouz，埃及著名作家，1988年获诺贝尔奖。

第9章 寻找永无止境

死亡和新生，古埃及留下的那些巨型石头建筑物以及封禁着时间的墓穴，还有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的不朽传奇，如此种种，都在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这个命题。当代的一些艺术家，比如弗雷德·威尔逊、卡莱德·海菲兹，以及来自南非的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则成功地将这个命题融汇到自己的作品中，用来表达某些当代诉求。威廉·肯特里奇的作品《卡内茨在埃及》（Carnets d’Égypte）通过颠覆莫扎特经典歌剧《魔笛》的方式，回击了西方世界依照东方学的内在逻辑，将古埃及解读为自己“文化之根”的做法。¹种族寓言和古埃及这两个元素经常出现在弗雷德·威尔逊和威廉·肯特里奇的作品中，威廉·肯特里奇本身是犹太人，他创作的某些影视作品以及弗雷德·威尔逊的《灰色地带》都曾使用过法老的形象。上述三位艺术家除了本专业以外，对历史、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也有广泛涉猎。卡莱德·海菲兹曾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能把古埃及的陵墓创作成古今东西交融的艺术作品，部分灵感就是来自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1]，进而把对埃及政府种种穷兵黩武的错误做法的批评通过一座古埃及陵墓的“戏拟”（simulacrum）表达了出来。鲍德里亚在自己的专著中推荐将“戏拟”作为批判现实消费社会的工具。所谓“戏拟”，就是要在真实的基础上略有夸张，它不是现实中存在或存在过的东西，却能带给人亦真亦幻的感觉，甚至让人感觉比真实还要真实。类似的例子包括迪士尼乐园里的海盗船，以及美国的琳琅街景。

较之严肃的艺术创作，当代大众文化对古埃及元素的化用似乎更多还是出于娱乐的目的，比如各种以古埃及为背景的探险电影、万圣节服装、孩子们的玩具，还有被用来安放阿加莎·克里斯蒂娜或者威尔伯·史密斯[2]小说的古埃及棺材形书架。如果鲍德里亚能亲眼看见拉斯维加斯“戏拟”胡夫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方尖碑等古埃及文化元素的卢克索酒店和赌场，不知又会做何感想？类似这样的“戏拟”或许可以再次证明鲍德里亚当年提出的观点——真实的历史永远可望而不可即，当代消费社会描绘的那个“过去”，无非只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梦幻而已。

图45 拉斯维加斯卢克索酒店外面的狮身人面像复制品和法老半身像

自从1993年开业，拉斯维加斯的卢克索酒店就明确将古埃及作为自己的经营特色。它的大堂内部随处可见古埃及风格的装饰，附属赌场甚至有依照图坦卡蒙陵墓墓室风格布置的房间，缩小版的“尼罗河”在酒店的楼宇间蜿蜒流淌。2007年翻新改造后，酒店去掉了很多不那么地道的埃及元素，却仍旧坚持打埃及这张文化牌，甚至还引进了一些文物真品。对很多游客来说，去拉斯维加斯体验古埃及可能比直接去吉萨更方便。

这种无害的大众文化娱乐消费行为也可以被视为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的“风向标”。正如本书反复谈到的那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受制于各自从属的文化语境，出于不同的目的，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讲述了一个个同“古埃及”有关的故事。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学者大多倾慕古埃及的宗教和智慧，某些学者则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古埃及人崇拜的那些神圣动物和兽首人身的神灵纯属臆想。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流传过大量与古埃及宝藏和密室有关的民间传说，这些故事被杜撰得异常离奇曲折，丝毫不逊色于后来以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为主角的《夺宝奇兵》系列电影。与此同时，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则在想方设法把《圣经》里的故事附会到古埃及身上去。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了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这3个“失落”了的古代文明，大量古代手稿被从故纸堆里翻了出来，借助新兴的出版业迅速传播。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古希腊人崇拜的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让基督教世界找到了和古埃及文明沟通的桥梁，共济会、玫瑰十字会等宗教团体应运而生，吸纳了大批传统贵族群体以外的社会精英。

18世纪晚期的政治动荡和殖民主义扩张阶段，西方染指埃及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拿破仑用他特有的方式迈出了第一步。这场战争过后西方内部爆发的“埃及热”在英语里有个专门的名词——Egyptomania。正如前面所说，这场以古埃及风格的家具和建筑为表象的文化狂潮背后隐藏着后来被称为“东方学”的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将东方解读为被西方审视和把玩的对象，与此相对应，东方女性在各种各样以东方为背景的传奇探险故事里则成为了西方冒险家合法的“战利品”。正是在“东方学”文化逻辑的建构下，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世界在19世纪晚期逐渐成形。泰奥菲尔·戈蒂耶创作的以古埃及公主木乃伊玉足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本质上仍然无法摆脱东方学文化逻辑的制约。这个故事似乎是男女间的风花雪月，实际却暗示了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与东方间的主从关系。这样的暗喻方式经常会被西方的男性作者用在古埃及文明的身上。有意思的是，当现代埃及学者、艺术家和政府官员依照和西方人几乎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将自己国家的过去解读为现代埃及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增强民族自豪感的依据时，这个文化符号同时也为美国、加勒比和西非地区的黑人们表达自身诉求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今天埃及学领域很多被冠以“客观”“正确”名号的知识基本都是19世纪晚期构建出来的产物。当时，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刚刚在欧洲的大学里出现，美国的大学接受这一新兴事物还要再晚一些。考古学逐渐成形以后，大批受西方学术机构资助的考古队涌向埃及，在埃及文物部门的监管下从事考察发掘工作，开罗和西方各地的博物馆这才得以源源不断获得各种古埃及文物。同样是这一时期，作为学科的考古学日臻完善，配套的专著和期刊发表制度随之建立，这门学科至此以“科学”的名义将自己与此前“非科学”的同类活动区分开来，将它们贬斥为不具备专业水平的行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的考古学者占据了这个领域的主导权，这样的情况至今也并没有完全改变。

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埃及实行的代理人统治以及战后的直接军事占领，让英国的考古学者在埃及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他们的相关工作并非没有遇到任何阻力，比如围绕图坦卡蒙陵墓发掘引起的外交争端。考古学是一种被西方建构出来的“知识”，现代埃及人要想研究自己国家的过去，首先就得掌握这套“知识”。1925年，埃及人首次开办了本国的大学水平考古学专业教育，可埃及本土的考古学家真正执掌本国文物部门却是1952年以后的事。直到20世纪90年代，来自西方的考古队才被要求随时向埃及政府报告自己的工作进度。就像其他很多拥有大量文物古迹和博物馆的国家一样，埃及人需要处理许多与此相关的棘手问题，比如日常行政管理、文物古迹保护、安全保卫、发展旅游业，以及如何以此为基础构建被普遍接受的文化认同等。构建文化认同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实际却很困难，因为众口难调的难题始终都会存在，不同的人总会对相同的文化符号给出自己的理解。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印有图坦卡蒙头像的T恤并不总能人见人爱，纳芙蒂蒂头像既可以被刺在身上当文身，也可以成为抗议示威者表达愤怒的工具。

真实的古埃及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恐怕永远都没有确定的答案，因为那些来自很久以前，能够让我们对古埃及管中窥豹的蛛丝马迹总要经过现代人的解读，也总要经过一层又一层文化记忆的过滤。狭义上的古埃及艺术、语言和宗教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终结，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真的是一个“失落”了的文明。只不过，这个“失落”了的文明并没有被完全遗忘，它尘封在当代埃及的漫天黄沙当中，同时也尘封在我们的心灵当中。与其过分纠结于真实的古埃及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如换个角度想问题，来一场知识考古。扪心自问，我们如何获得了今天与古埃及有关的那套知识；又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于什么目的构建了这套知识？这样的知识考古，意义其实并不逊色于直接去埃及的沙漠里挖掘文物。本书耗费如此多的笔墨，核心目的其实就是进行一场以埃及为引子的知识考古。

作为专业埃及学家，我建议大家多去参观那些塞满古埃及文物的博物馆，直接去埃及转转，关注各种以“古埃及”为题的专业和非专业书籍，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看看《夺宝奇兵》或者《木乃伊之夜》等影视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要坚持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时刻牢记任何以“昨天”为题的故事，都难免打上“今天”的烙印；任何以“别人”为主角的故事，最终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1] Jean Baudrillard，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

[2] Wilbue Smith，南非小说家，擅长写以古埃及为背景的探险悬疑故事。

致谢

本书完成之时，照例要向汤姆·哈德威克（Tom Hardwick）表示感谢，感谢他为本书撰写提供的宝贵意见，感谢他多年来的倾心相交，感谢他作为老友在埃及学研究方面给我的启发和支持。除此之外，在东安格利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追随我攻读硕士学位，参与“解读古埃及”研讨会的学生们也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很多帮助和灵感，这里一并表示感谢。当然，我也不能忘记英国伦敦弗洛伊德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以及参观结束后博物馆人员在汉普斯特德的路易斯匈牙利-法式餐馆[1]尽地主之谊，招待我的蛋糕和咖啡。本书在Reaktion Books出版过程中，本·海因斯（Ben Hayes）和艾米·萨尔特（Amy Salte）两位编辑表现了极大的耐心，中肯地提出了很多建议，令我感激不尽。

[1] Louis Hungarian Patisserie-Hampstead，汉普斯特德是伦敦的富人居住区。

重要人名、地名中英文对照表

阿拜多斯　　　　　　　　　　　Abydos

阿卜德·艾尔-拉斯南　　　　　 Abd Er-rassul

阿布辛波　　　　　　　　　　　Abu Simbel

阿尔巴尼亚　　　　　　　　　　Albanian

阿赫那吞　　　　　　　　　　　Akhenaten

阿基米德　　　　　　　　　　　Archimedes

阿加莎·克里斯蒂　　　　　　　Agatha Christie

阿莱斯特·克劳利　　　　　　　Aleister Crowley

阿兰·加德纳　　　　　　　　　Alan Gardiner

阿里·穆巴拉克　　　　　　　　Ali Mubarak

阿陇·道格拉斯　　　　　　　　Aaron Douglas

阿玛那　　　　　　　　　　　　Amarna

阿曼　　　　　　　　　　　　　Amman

阿曼尼亚　　　　　　　　　　　Alminya

阿蒙霍特普三世　　　　　　　　Amenhotep III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阿瑟·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阿斯旺　　　　　　　　　　　　Aswan

阿维森纳　　　　　　　　　　　Avicenna

埃德夫　　　　　　　　　　　　Edfu

埃德温·郎　　　　　　　　　　Edwin Long

埃流斯·加鲁斯　　　　　　　　Aelius Gallus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n

埃斯那　　　　　　　　　　　　Esna

艾哈迈德·福阿德　　　　　　　Ahmed Fuad

艾哈迈德·卡马尔　　　　　　　Ahmed Kamal

艾哈迈德·舒基　　　　　　　　Ahmad Shawqi

艾哈迈德·乌拉比　　　　　　　Ahmed Urabi

艾哈迈迪·穆赫塔尔　　　　　　Mahoud Mukhtar

艾斯尤特　　　　　　　　　　　Asyut

爱德华·波因特　　　　　　　　Edward Poynter

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Said

安德鲁·罗宾逊　　　　　　　　Andrew Robinson

安德罗斯岛　　　　　　　　　　Andros

安东尼　　　　　　　　　　　　Antony

安东尼·让·格罗　　　　　　　Antoine-jean Gros

安东尼·希尔维斯特·德·西塞　Antoine Silverstre de Sacy

安纳托利亚　　　　　　　　　　Anatolia

安提诺乌斯　　　　　　　　　　Antinous

奥波德·桑戈尔　　　　　　　　Leopold Senghor

奥尔德斯·马努蒂厄斯　　　　　Aldus Manutius

奥古斯都·波西·格兰维尔　　　Augustus Bozzi Granville

奥古斯特·马利耶特　　　　　　Auguste Mariette

奥莉薇拉·莎士比亚　　　　　　Olivia Shakespear

奥西里斯　　　　　　　　　　　Osiris

巴比伦　　　　　　　　　　　　Babylon

巴蒂达迪　　　　　　　　　　　Abd El-latif Al-baghdadi

巴勒斯坦　　　　　　　　　　　Palestine

巴黎　　　　　　　　　　　　　Pairs

巴沙姆·艾尔·沙马尔　　　　　Bassam El-shammaa

柏拉图　　　　　　　　　　　　Plato

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贝尔尼尼　　　　　　　　　　　Gian Lorenzo Bernini

贝尔佐尼·贝索尼　　　　　　　Giovanni Belzoni

比蒙　　　　　　　　　　　　　Behemoth

彼得·博古茨基　　　　　　　　Peter Bogucki

彼得罗·德拉·维尔　　　　　　Pietro Della Valle

彼得斯·坎普　　　　　　　　　Pertrus Camper

波士顿　　　　　　　　　　　　Boston

波斯　　　　　　　　　　　　　Persia

布兰·斯托克　　　　　　　　　Bram Stock

布卢门巴赫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布鲁姆斯伯里　　　　　　　　　Bloomsbury

布鲁诺　　　　　　　　　　　　Giordano Bruno

布伦达·派克　　　　　　　　　Brenda Parker

达尔文　　　　　　　　　　　　Darwin

大马士革　　　　　　　　　　　Damascus

大卫·罗伯茨　　　　　　　　　David Roberts

大英博物馆　　　　　　　　　　the British museum

底比斯　　　　　　　　　　　　Thebes

底格里斯河　　　　　　　　　　the Tigris

帝王谷　　　　　　　　　　　　the valley of the kings

杜波依斯　　　　　　　　　　　Web du Bois

杜丽特尔　　　　　　　　　　　the poet H.D

多瑙河　　　　　　　　　　　　the Danube

多塞特郡　　　　　　　　　　　Dorset

俄亥俄　　　　　　　　　　　　Ohio

厄俄斯　　　　　　　　　　　　Eos

法雍　　　　　　　　　　　　　Fayum

法尤姆　　　　　　　　　　　　the Fayum depression

凡尔赛　　　　　　　　　　　　Versailles

梵蒂冈　　　　　　　　　　　　Vatican

菲莱岛　　　　　　　　　　　　Philae

斐迪南·德·雷赛布　　　　　　Ferdinand de Lesseps

费城　　　　　　　　　　　　　Philadelphia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the Austro-Hungarian emperor Franz Josef I

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弗雷德·威尔逊　　　　　　　　Fred Wilson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弗林德斯·皮特里　　　　　　　W.M.Flinders

盖尤斯·克斯提乌斯　　　　　　Gaius Cestius

刚果河　　　　　　　　　　　　the Congo

哥达　　　　　　　　　　　　　Gotha

格奥尔格·埃伯斯　　　　　　　Georg Ebers

贡布里希　　　　　　　　　　　Ernst Gombrich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　　　　　　Gustav Klimt

圭多·雷尼　　　　　　　　　　Guido Reni

哈布城　　　　　　　　　　　　Medinet habu

哈德良　　　　　　　　　　　　Hadrian

哈里·伯顿　　　　　　　　　　Harry Burton

哈特谢普苏特　　　　　　　　　Hatshepsut

海德公园　　　　　　　　　　　Hyde park

海尔·塞拉西　　　　　　　　　Haile Selassie

海兰德·盖瑞特　　　　　　　　Highland Garnet

海因里希·布鲁格施　　　　　　Heinrich Brugsch

赫尔墨斯　　　　　　　　　　　Hermes

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　　Hermes Trismegistus

赫库兰尼姆　　　　　　　　　　Herculaneum

亨利·哈葛德　　　　　　　　　Henry Rider Haggard

恒河　　　　　　　　　　　　　the Ganges

红海　　　　　　　　　　　　　the Red Sea

胡夫　　　　　　　　　　　　　Khufu

霍华德·卡特　　　　　　　　　Howard Carter

基纳省　　　　　　　　　　　　Qena

基歇尔　　　　　　　　　　　　Athanasius Kircher

吉维尼　　　　　　　　　　　　Giverny

加勒比地区　　　　　　　　　　the Caribbean

加纳　　　　　　　　　　　　　Ghana

加斯顿·马斯佩罗　　　　　　　Gaston Maspero

杰弗里·派克　　　　　　　　　Geoffrey Parker

解放广场　　　　　　　　　　　Tahrir square

金斯顿莱西　　　　　　　　　　Kingston Lacy

津巴布韦　　　　　　　　　　　Zimbabwe

居维叶　　　　　　　　　　　　Georages Cuvier

喀土穆　　　　　　　　　　　　Khartoum

卡尔·林奈　　　　　　　　　　Carl Linnaeus

卡莱德·海菲兹　　　　　　　　Khaled Hafez

卡勒巴　　　　　　　　　　　　Kleber

卡纳冯勋爵　　　　　　　　　　Lord Carnarvon

卡纳克　　　　　　　　　　　　Karnak

开罗　　　　　　　　　　　　　Cario

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恺撒　　　　　　　　　　　　　Julius Caesar

克里斯蒂安·赫兹　　　　　　　Chrstian Hertzog

克里斯蒂娜·里格斯　　　　　　Christina Riggs

克娄巴特拉　　　　　　　　　　Cleopatra

库鲁　　　　　　　　　　　　　Kurru

拉迪亚德·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拉夫顿·史密斯　　　　　　　　Grafton Elliot Smith

拉斯·特法里　　　　　　　　　Ras Tafari

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兰开夏　　　　　　　　　　　　Lancashire

兰斯顿·休斯　　　　　　　　　Langston Hughes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　　　　Lawrence Alma-tadema

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蕾哈娜　　　　　　　　　　　　Rihanna

黎巴嫩　　　　　　　　　　　　Lebanon

黎凡特　　　　　　　　　　　　the Levant

利比亚　　　　　　　　　　　　Libya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林肯总统　　　　　　　　　　　president Lincoln

卢浮宫博物馆　　　　　　　　　Louvre

卢克索　　　　　　　　　　　　Luxor

鲁本斯　　　　　　　　　　　　Peter Paul Rubens

鲁伯特·默多克　　　　　　　　Rupert Murdoch

伦敦　　　　　　　　　　　　　London

罗伯特·拉斯汀　　　　　　　　Robert Lustig

罗丹　　　　　　　　　　　　　Auguste Rodin

洛伊丝·梅洛·琼斯　　　　　　Lois Mailou Jones

马德里　　　　　　　　　　　　Madrid

马丁·贝尔纳　　　　　　　　　Martin Bernal

马丁·罗宾逊·德莱尼　　　　　Martin Robison Delany

马克森提乌斯　　　　　　　　　Maxentius

马克西姆·杜·坎普　　　　　　Maxime du Camp

马来亚　　　　　　　　　　　　Malayan

玛丽·波拿巴　　　　　　　　　Marie Napoléon

迈莱维　　　　　　　　　　　　Mallawi

麦罗埃　　　　　　　　　　　　Meroe

曼内托　　　　　　　　　　　　Manetho

梅努　　　　　　　　　　　　　Jacques-Francois Menou

孟菲斯　　　　　　　　　　　　Memphis

密西西比河　　　　　　　　　　the Mississippi

缪斯女神　　　　　　　　　　　Muses

摩洛哥　　　　　　　　　　　　Morocco

摩西　　　　　　　　　　　　　Moses

莫勒菲·凯特·阿桑特　　　　　Molefi Kete Asante

莫奈　　　　　　　　　　　　　Claude Monet

莫扎特　　　　　　　　　　　　Mozart

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穆罕默德·阿卜德·艾尔-拉斯南　Mohamed Abd Er-rassul

穆罕默德·阿里　　　　　　　　Mohamed Ali

穆罕默德·纳吉　　　　　　　　Muhammad Nagi

拿破仑　　　　　　　　　　　　Napoleon Bonaparye

那尔迈　　　　　　　　　　　　Narmer

纳芙蒂蒂　　　　　　　　　　　Nefertiti

纳吉布·马哈富兹　　　　　　　Naguib Mahfouz

纳帕塔　　　　　　　　　　　　Napata

纳赛尔　　　　　　　　　　　　Nasser

纳沃纳广场　　　　　　　　　　the Piazza Navona

奈菲尔塔利　　　　　　　　　　Nefertari

奈加代　　　　　　　　　　　　Naqada

南苏丹　　　　　　　　　　　　south Sudan

尼罗河　　　　　　　　　　　　Nile

尼日尔　　　　　　　　　　　　Niger

尼日利亚　　　　　　　　　　　Nigeria

牛顿　　　　　　　　　　　　　Isaac Newton

纽卡斯尔　　　　　　　　　　　Newcastle

努比斯　　　　　　　　　　　　Anubis

努里　　　　　　　　　　　　　Nuri

诺威奇城堡　　　　　　　　　　Norwich castle

欧文·琼斯　　　　　　　　　　Owen Jones

帕斯卡　　　　　　　　　　　　Blaise Pascal

潘菲利　　　　　　　　　　　　Pamphili

庞贝城　　　　　　　　　　　　Pompeii

庞培　　　　　　　　　　　　　Pompey

皮埃尔·拉考　　　　　　　　　Pierre Lacau

皮奥里亚　　　　　　　　　　　Peoria

普拉特河　　　　　　　　　　　the Río de la Plata

普雷尼斯特　　　　　　　　　　Praeneste

普鲁塔克　　　　　　　　　　　Plutarch

乔万尼·迪斯特法诺　　　　　　Giovanni di Stefano

乔治·罗宾斯·格列登　　　　　George Robbins Gliddon

乔治·芮斯纳　　　　　　　　　George Reisner

让·安德烈　　　　　　　　　　Jean-André Rixens

让·莱昂·热罗姆　　　　　　　Jean-Léon Gérôme

瑞尔美狄亚村　　　　　　　　　Deir el-Medina

撒哈拉　　　　　　　　　　　　Sahara

萨阿德·扎格卢勒　　　　　　　Sa’ad Zaghloul

萨宾娜　　　　　　　　　　　　Sabina

萨达特　　　　　　　　　　　　Anwar Sadat

萨卡拉　　　　　　　　　　　　Saqqara

萨默塞特宫　　　　　　　　　　Somerset house

塞利姆一世　　　　　　　　　　Selim I

塞缪尔·莫顿　　　　　　　　　Samuel Morton

塞内加尔　　　　　　　　　　　Senegal

塞浦路斯　　　　　　　　　　　Cyprus

塞提一世　　　　　　　　　　　Seti I

商博良　　　　　　　　　　　　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

圣彼得　　　　　　　　　　　　st Peter

圣何塞　　　　　　　　　　　　San Jose

首尔　　　　　　　　　　　　　Seoul

斯特拉波　　　　　　　　　　　Strabo

苏丹　　　　　　　　　　　　　Sudan

苏德纳姆　　　　　　　　　　　Sudenham

苏伊士运河　　　　　　　　　　the Suez canal

索杰娜·特鲁斯　　　　　　　　Sojourner Truth

索马里　　　　　　　　　　　　Somalia

塔多思·蒙特范凡　　　　　　　Tadros Moutafian

泰奥菲尔·戈蒂耶　　　　　　　Theophile Gautier

坦沃塔玛尼　　　　　　　　　　Tantamani

特洛伊　　　　　　　　　　　　Trojan

提埃坡罗　　　　　　　　　　　Giambattista Tiepolo

田纳西　　　　　　　　　　　　Tennessee

图密善　　　　　　　　　　　　Domitian

图那·艾尔—格贝尔　　　　　　Tuna el-Gebel

土耳其　　　　　　　　　　　　Turkey

托勒密　　　　　　　　　　　　Ptolemy

托马斯·布朗爵士　　　　　　　Sir Thomas Browne

托马斯·格林希尔　　　　　　　Thomas Greenhill

托马斯·霍普　　　　　　　　　Thomas Hope

托马斯·杨　　　　　　　　　　Thomas Young

瓦迪哈勒法　　　　　　　　　　Wadi Halfa

威尔伯·史密斯　　　　　　　　Wilbue Smith

威尔第　　　　　　　　　　　　Giuseppe Verdi

威廉·霍尔曼·亨特　　　　　　William Holman Hunt

威廉·肯特里奇　　　　　　　　William Kentridge

威廉·斯蒂克利　　　　　　　　William Stukeley

威廉·斯托里　　　　　　　　　William Wetmore Story

威廉·约翰·班克斯　　　　　　William John Bankes

威尼斯　　　　　　　　　　　　Venice

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

维凡·多米尼克·德农　　　　　Vivant-donminique Denon

维苏威火山　　　　　　　　　　mount Vesuvius

维也纳　　　　　　　　　　　　Vienna

西班牙广场　　　　　　　　　　the Plaza de España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mund Freud

西奈半岛　　　　　　　　　　　the Sinai Peninsula

西印度群岛　　　　　　　　　　the west Indies

希罗多德　　　　　　　　　　　Herodotus

锡耶纳　　　　　　　　　　　　Siena

象岛　　　　　　　　　　　　　Elephantine

协和广场　　　　　　　　　　　the Place de la Concorde

谢克·安塔·迪奥普　　　　　　Cheikh Anta Diop

雅典　　　　　　　　　　　　　Athens

雅克·路易·大卫　　　　　　　Jacques-louis David

亚伯拉罕　　　　　　　　　　　Abraham

亚拉巴马州　　　　　　　　　　Alabama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历山大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耶路撒冷　　　　　　　　　　　Jerusalem

叶芝　　　　　　　　　　　　　W.B.Yeats

伊本·瓦什雅　　　　　　　　　Ibn Wahshiyah

伊拉克　　　　　　　　　　　　Iraq

伊拉斯谟　　　　　　　　　　　Erasmus

伊朗　　　　　　　　　　　　　Iran

伊美尔·布鲁格施　　　　　　　Emil Brugsch

伊姆霍特普　　　　　　　　　　Imhotep

伊斯梅利亚　　　　　　　　　　Ismailia

伊西斯　　　　　　　　　　　　Isis

幼发拉底河　　　　　　　　　　the Euphrates

约翰·阿克布莱德　　　　　　　Johan Akerblad

约翰·卡尔霍恩　　　　　　　　John Calhoun

约瑟　　　　　　　　　　　　　Joseph

约瑟芬·德·博阿尔内　　　　　Josephine de Beauharnais

约瑟夫·博诺米　　　　　　　　Joseph Bonomi

约西亚·诺特　　　　　　　　　Josiah Nott

约西亚·威治伍德　　　　　　　Josiah Wedgwood

詹姆斯·乌雪　　　　　　　　　James Ussher

茱莉亚·巴尔比拉　　　　　　　Julia Balbilla

参考文献

第1章 寻找古埃及

1 Janine Burke，The Gods of Freud：Sigmund Freud’s Art Collection（Sydney and New York，2006），with the baboon at pp.226，232-3；Stephen Barker，ed.，Excavations and their Objects：Freud’s Collectionof Antiquity （Albany，NV，1996）；Lynn Gamwell and Richard Wells，eds，Sigmund Freud and Art：His Personal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Binghamton，NY，1989）.伦敦弗洛伊德博物馆网页可以浏览他收藏文物的各种信息，网址 （www.freud.org.uk）。

2 Paul Connerton，How Societies Remember （Chicago，Il，1989）；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ed.and trans.Lewis A.Coser （Chicago，Il，1992）.

3 关于巴黎方尖碑参考 Todd Porterfield，The Allure of Empire：Art in the Service of French Imperialism，1798-1836 （Princeton，NJ，1998），pp.13-41。

4 James P.Allen，‘Language，Scripts and Literature’，in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gypt，ed.Alan B.Lloyd （Oxford and Malden，ma，2010），II，pp.661-662.

5 John H.Taylor，Journey through the Afterlife：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London，2010），cat.161，pp.306-309.

6 Salima Ikram，ed.，Divine Creatures：Animal Mummies in Ancient Egypt （Cairo and New York，2005）.

7 Dieter Kessler and Abd el Halim Nur el-Din，‘Tuna el-Gebel：Millions of Ibises and Other Animals’，ibid.，pp.120-163.

8 Martin Bommas，‘Isis，Osiris，and Sarapis’，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oman Egypt，ed.Christina Riggs （Oxford，2012），pp.419-435；Hugh Bowden，Mystery Cults of the Ancient World （Princeton，NJ，2010），pp.156-197.

9 Kevin van Bladel，The Arabic Hermes：From Pagan Sageto Prophet of Science （Oxford and New York，2009），pp.3-21；Garth Fowden，The Egyptian Hermes：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Late Pagan Mind （Princeton，NJ，1993）.还可参考Gary Lachman，The Quest for Hermes Trismegistus：From Ancient Egypt to the Modern World （Edinburgh，2011），这本书综合了同时期学者的观点，单就学术和文笔水平而言，属上乘之作。

10 Brian A.Curran，The Egyptian Renaissance：The Afterlife of Ancient Egypt in Early Modern Italy （Chicago，Il，and London，2007），p.93.

11 Elliott Colla，Conflicted Antiquities：Egyptology，Egyptomania，Egyptian Modernity （Durham，NC，2007），pp.121-165；Israel Gershoni and James P.Jankowski，Egypt，Islam，and the Arabs：The Search for Egyptian Nationhood，1900-1930 （New York and Oxford，1986），pp.77-95.

12 David Gange，Dialogues with the Dead：Egyptology in British Culture and Religion，1822-1922 （Oxford，2013），pp.263-267.

13 Sigmund Freud，Moses and Monotheism，trans.Katherine Jones （London，1939）.

第2章 4000年埃及史

1 David O’Brien，After the Revolution：Antoine-Jean Gros，Painting and Propaganda under Napoleon （University Park，pa，2004）.

2 Ibid.，pp.92-94.For the Napoleonic campaign in Egypt，see Juan Cole，Napoleon’s Egypt：Invad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2007）.

3 希罗多德关于埃及的书总共有2卷，网上存在很多翻译版本（例如，http://perseus.mpiwg-berlin.mpg.de）.相关内容还可参考Ian S.Moyer，Egypt and the Limits of Hellenism （Cambridge，2011），pp.42-83；Alan B.Lloyd，‘Egypt’，in Brill’s Companion to Herodotus，ed.Egbert Bakker，Irene de Jong and Hans van Wees （Leiden，2002），pp.415-436。

4 P.D.A.Harvey，ed.，The Hereford World Map：Medieval Maps and their Context （London，2006），该书在学术层面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讨论，网上地图浏览可登录www.themappamundi.co.uk，accessed13 July 2016。

5 Okasha el-Daly，Egyptology，The Missing Millennium：Ancient Egypt in Medieval Arabic Writings （Walnut Creek，CA，2005），pp.48-49.

6 Edward Said，Orientalism （New York，1978）.关于萨义德作品的影响，以及目前的其他相关作品，可参考Zachary Lockman，Contending Visions of the Middle East：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Orientalism，2nd edn （Cambridge and New York，2009）。

7 曼农留下的各种文献残件已由W.G.Waddell翻译，主流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例如 http://penelope.uchicago.edu/Thayer.曼农同时期的其他历史文献可参考 John D.Dillery，Clio’s Other Sons：Berossus and Manetho （Ann Arbor，MI，2015）；and especially Moyer，Egypt and the Limits of Hellenism，pp.84-141。

8 Lutz Popko，‘History-writing in Ancient Egypt’，ucla Encyclopedia of Egyptology （Los Angeles，ca，2014）；available at https：//escholarship.org，accessed 12 July 2016.

9 Alice Stevenson，‘Predynastic Burials’，ucla Encyclopedia of Egyptology （Los Angeles，ca，2009）；David Wengrow，‘Predynastic Art’，ucla Encyclopedia of Egyptology （Los Angeles，ca，2009）；both availableat https：//escholarship.org，accessed 12 July 2016；David Wengrow，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Egypt：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North-east Africa，10，000 to 2650 BC （Cambridge，2006）；Béatrix Midant-Reynes，The Pre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First Egyptians to the First Pharaohs （Oxford and Malden，ma，2000）.

10 Rowena Gale and Renée Friedman，‘Buried in her Bark Pyjamas’，Nekhen News，13 （2001），pp.15-16；available at www.hierakonpolis-online.org，accessed 12 July 2016.

11 Mark Lehner，The Complete Pyramids （London，2008）.For pyramids of early Dynasty 4，see Richard Bussmann，‘Pyramid Age：Huni to Radjedef’，ucla Encyclopedia of Egyptology （Los Angeles，CA，2015）；available at https：//escholarship.org，accessed 12 July 2016.

12 John Baines and Christina Riggs，‘Archaism and Kingship：A Late Royal Statue and its Early Dynastic Model’，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IXXXVII （2001），pp.103-118.

13 Adela Oppenheim，Dorothea Arnold，Dieter Arnold and Kei Yamamoto，eds，Ancient Egypt Transformed：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2015），pp.319-322，which summarizes the pyramid sites of this period and provides further references.

14 Brian A.Curran，Anthony Grafton，Pamela O.Long and Benjamin Weiss，Obelisk：A History （Cambridge，MA，2009）.

15 Marjorie M.Fisher，Peter Lacovara，Salima Ikram and Sue D’Auria，eds，Ancient Nubia：African Kingdoms on the Nile （Cairo，2012）；Robert Morkot，The Black Pharaohs：Egypt’s Nubian Rulers （London，2000）.

16 Jean-Marcel Humbert，‘The Egyptianizing Pyramid from the 18th to the 20th Century’，in Imhotep Today：Egyptianizing Architecture，ed.Jean-Marcel Humbert and Clifford Price （London，2003），pp.25-39.

第3章 神圣文字

1 R.B.Parkinson，The Rosetta Stone （London，2005），pp.26-32.

2 关于埃及语言和文字的综述可参考James P.Allen，‘Language，Scripts and Literature’，in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gypt，ed.Alan B.Lloyd （Oxford and Malden，ma，2010），II，pp.641-662，and his Middle Egyptian：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3rd edn （Cambridge，2014）。

3 Peter Parsons，The City of the Sharp-nosed Fish：Greek Lives in Roman Egypt （London，2007），p.102.

4 Christina Riggs，The Beautiful Burial in Roman Egypt：Art，Identity，and Funerary Religion（Oxford，2006）.

5 Discussed in Jacco Dieleman，Priests，Tongues，and Rites：The London-Leiden Magical Manuscripts and Translation in Egyptian Ritual （100-300 ce） （Leiden and Boston，MA，2005）.

6 最好的翻译和修补版本出自Heinz-Josef Thissen，Des Niloten Horapollon Hieroglyphenbuch （Munich，2001）。互联网上有很多年代更早的英文翻译版，阅读时应特别留心；关于这份文献的当代历史综述可浏览www.studiolum.com，accessed 13 July 2016。

7 Okasha el-Daly，Egyptology，The Missing Millennium：Ancient Egypt in Medieval Arabic Writings （Walnut Creek，CA，2005），pp.65-71.

8 Daniel Stolzenberg，Egyptian Oedipus：Athanasius Kircher and the Secrets of Antiquity （Chicago，Il，and London，2013）.

9 Nicholas Temple，Disclosing Horizons：Architecture，Perspective and Redemptive Space （London and New York，2006），pp.166-173；Susan Sorek，The Emperors’ Needles：Egyptian Obelisks and Rome （Liverpool，2010），pp.79-84；Brian A.Curran，Anthony Grafton，Pamela O.Longand Benjamin Weiss，Obelisk：A History （Cambridge，ma，2009），pp.165-172.

10 参考 Stolzenberg，Egyptian Oedipus，pp.120-123，200-206。

11 Ibid.，pp.76-77.

12 Parkinson，The Rosetta Stone，pp.26-28.

13 Stephanie Moser，Wondrous Curiosities：Ancient Egypt at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and Chicago，ll，2006），pp.73-84.

14 R.S.Simpson’s translation，reproduced in Parkinson，The Rosetta Stone，pp.57-60.

第4章 洪水赐福

1 László Kákosy，‘The Nile，Euthenia，and the Nymphs’，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lXVIII（1982），pp.290-298.

2 Betsy Bryan and Arielle P.Kozloff，Egypt’s Dazzling Sun：Amenhotep III and his World（Cleveland，OH，1992），pp.90-93，138-139.

3 Strabo，Geography 17.46.主流互联网上有很多翻译版本，例如出自 H.L.Jones的版本，相关内容可浏览http://penelope.uchicago.edu.关于Julia Balbilla，参考 Patricia Rosenmeyer，‘Greek Verse Inscriptions in Roman Egypt：Julia Balbilla’s Sapphic Voice’，Classical Antiquity，XXVII/2 （2008），pp.334-358；T.C.Brennan，‘The Poets Julia Balbilla and Damo at the Colossus of Memnon’，Classical World，XCI/4 （1998），pp.215-234。

4 关于 Antinous可参考Royston Lambert的Beloved and God：The Story of Hadrian and Antinous （London，1984），要想了解这个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可参考Thorsten Opper，ed.，Hadrian：Empire and Conflict （London，2008）；Penelope Curtis and Caroline Vout，Antinous：The Face of the Antique （Leeds，2006）。

5 Ian Rutherford，‘Travel and Pilgrimage in Roman Egypt’，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oman Egypt，ed.Christina Riggs （Oxford，2012），pp.701-716.

6 Molly Swetnam-Burland，‘Nilotica and the Image of Egypt’，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oman Egypt，ed.Christina Riggs （Oxford，2012），pp.684-697.

7 Casper Andersen，‘The Philae Controversy：Muscular Modernization and PaternalisticPreservation in Aswan and London’，History and Anthropology，XXII/2 （2011），pp.203-220.

8 Elliott Colla，Conflicted Antiquities：Egyptology，Egyptomania，Egyptian Modernity （Durham，nc，2007），pp.40-44.

9 Giovanni Belzoni，Narrative of the Operations and Recent Discoveries in Egypt and Nubia （London，1820），pp.212-214.

第5章 像古埃及人那样行走

1 Ernst Gombrich，Art and Illusion：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and New York，1960）；the cartoon appears on p.2.

2 Paul Edmund Stanwick，Portraits of the Ptolemies：Greek Kings as Egyptian Pharaohs （Austin，tx，2002），pp.67-68 （Arsinoe II），75-76 （Cleopatra iii），79-81 （Cleopatra VII）.关于 San Jose那尊被Stanwick认定为可能是Cleopatra III的雕像，参考p.118 （cat.d9）。

3 Stephanie Moser，Designing Antiquity：Owen Jones，Ancient Egypt，and the Crystal Palace （New Haven，CT，and London，2012），esp.pp.81-119，also 121-139.

4 Chris Elliot，Egypt in England （London，2012）；James Stevens Curl，The Egyptian Revival：Ancient Egypt as the Inspiration for Design Motifs in the West （New York，2005）；Jean-Marcel Humbert，ed.，Egyptomania：Egypt in Western Art，1730-1930 （Ottawa，1994）.

5 出自Holman Hunt的两件古埃及风格椅子的实物保存在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相关信息可浏览 www.bmagic.org.uk，accessed 14 July 2016。

6 Elliott Colla，Conflicted Antiquities：Egyptology，Egyptomania，Egyptian Modernity （Durham，NC，2007），pp.199-210.

7 参考http://collections.vam.ac.uk，accessed 14 July 2016。

8 Robert J.C.Young，Colonial Desire：Hybridity in Theory，Culture and Race （London and New York，1995），esp.pp.118-141.

9 参考Casper Andersen，‘The Philae Controversy：Muscular Modernization and Paternalistic Preservation in Aswan and London’，History and Anthropology，XXII/2 （2011），pp.203-220。

10 See http://whc.unesco.org.

11 Lynn Meskell，‘Negative Heritage and Past Mastering in Archaeology’，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IXXV/3 （2002），pp.557-574.

12 普卢塔克撰写的恺撒和安东尼传记都有涉及埃及艳后的内容，主流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相关内容的英语版本，例如 Bernadotte Perrin at http://penelope.uchicago.edu.For reliable discussions of Cleopatra in her own historical context。要想了解比较可靠的埃及艳后历史，可参考Duane W.Roller，Cleopatra：A Biography （New York and Oxford，2010）；Michel Chauveau，Cleopatra：Beyond the Myth （Ithaca，ny，and London，2002）。要想了解最新的关于埃及艳后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不那么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参考Mary Hamer，Signs of Cleopatra：History，Politics，Representation （London，1993）。

13 Okasha el-Daly，Egyptology，The Missing Millennium：Ancient Egypt in Medieval Arabic Writings （Walnut Creek，CA，2005），pp.131-137.

14 Mary Hamer，‘Black and White？Viewing Cleopatra in 1862’，in The Victorians and Race，ed.Shearer West （Aldershot，1996），pp.53-67.

第6章 蛇蝎女，狐狸精，睚眦必报者

1 Edward Said，Orientalism （New York，1978）.

2 Judith S.McKenzie，The Architecture of Alexandria and Egypt，c.300 BC to AD 700 （New Haven，CT，and London，2007），pp.64-65 （sceptical that the tomb can be identified），75；还可参考Robert S.Bianchi，‘Hunting Alexander’s Tomb’，Archaeology （May-June 1993）；available at http://archive.archaeology.org，accessed 12 July 2016。

3 Herodotus，Histories 2.86-8.

4 Christina Riggs，Unwrapping Ancient Egypt （London，2014），pp.130-140.

5 Okasha el-Daly，Egyptology，The Missing Millennium：Ancient Egypt in Medieval Arabic Writings （Walnut Creek，ca，2005），pp.95-107，for Arabic sources；关于木乃伊在欧洲被利用的历史，可参考 Richard Sugg，Mummies，Cannibals and Vampires：The History of Corpse Medicin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Victorians （Abingdon and New York，2011），pp.67-77；Louise Noble，Medicinal Cannibalism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ew York，2011），pp.17-34；and Philip Schwyzer，Archaeologies of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Oxford，2007），pp.151-174。

6 Thomas Browne，Religio Medici and Hydriotaphia，or Urne-burial Mumia，ed.and intro.Stephen Greenblatt and Ramie Targott （New York，2012），p.136 （Chapter Five）；available at http://penelope.uchicago.edu，accessed 15 July 2016.

7 Christian Hertzog，Essay de Mumio-graphie （Gotha，1718）.For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Egyptian mummies关于古埃及木乃伊收藏和研究的历史综述，可参考 Salima Ikram and Aidan Dodson，The Mummy in Ancient Egypt：Equippingthe Dead for Eternity （London，1998），pp.61-101，更多相关内容可参考Riggs，Unwrapping Ancient Egypt，pp.41-76。

8 Joscelyn Godwin，Athanasius Kircher’s Theatre of the World （London，2009），pp.77-80.

9 Thomas Greenhill，[Nekrokedeia]：Or，the Art of Embalming （London，1705）.关于Greenhill的简介，可参考 L.A.F.Davidson，‘Greenhill，Thomas （fl.1698-1732）’，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2004）；也可浏览www.oxforddnb.com。

10 Robert J.C.Young，Colonial Desire：Hybridity in Theory，Culture and Race （London and New York，1995），pp.118-141.

11 Debbie Challis，The Archaeology of Race：The Eugenic Ideas of Francis Galton and Flinders Petrie （London，2013）.

12 Grafton Elliot Smith，The Royal Mummies （Cairo，1912），p.v.

13 Riggs，Unwrapping Ancient Egypt，pp.67-76.

14 这个故事有很多英文文献和网上资源可供参考，例如 www.gutenberg.org。

15 Nicholas Daly，‘That Obscure Object of Desire：Victorian Commodity Culture and Fictions of the Mummy’，novel，XXVIII/1 （1994），pp.24-51；Ruth Hoberman，‘In Quest of a Museal Aura：Turn of the Century Narratives about Museum-displayed Objects’，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XXXI/2 （2003），pp.467-482；Roger Luckhurst，The Mummy’s Curse：The True History of a Dark Fantasy （Oxford，2012）.

16 Bradley Deane，‘Mummy Fiction and the Occupation of Egypt：Imperial Striptease’，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1880-1920，LI/4 （2008），pp.381-410.

17 关于“Smith and the Pharaohs”的故事全本，可浏览www.gutenberg.org。

18 关于这次陵墓考古发掘有很多相关报道，但很少有这方面的报道能兼顾同时期埃及政治和文化形势，这方面的例外包括 Elliott Colla，Conflicted Antiquities：Egyptology，Egyptomania，Egyptian Modernity （Durham，nc，2007），pp.172-226；James F.Goode，Negotiating for the Past：Archaeology，Nationalism，and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1919-1941 （Austin，TX，2007），pp.75-91；and Donald Malcolm Reid，Contesting Antiquity in Egypt：Archaeologies，Museums and the Struggle for Identities from World War i to Nasser （Cairo and New York，2015），pp.51-79。

第7章 出非洲记

1 Debbie Challis，The Archaeology of Race：The Eugenic Ideas of Francis Galton and Flinders Petrie （London，2013），pp.21-44.

2 Nicholas Grindle，‘Our Own Imperfect Knowledge：Petrus Camper and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Form”，res，31 （1997），pp.139-148；Miriam C.Meijer，Race and Aesthetic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Petrus Camper （1722-1789） （Amsterdam，1999）.

3 Christina Riggs，‘An Autopsic Art：Drawings of “Dr Granville’s Mummy” in the Royal Society Archives’，Royal Society Notes and Records，lXX （2016），pp.107-133.

4 Timothy Champion，‘Beyond Egyptology：Egypt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in The Wisdom of Egypt：Changing Visions through the Ages，ed.Peter Ucko and Timothy Champion （London，2003），pp.161-185；Dana D.Nelson，National Manhood：Capitalist Citizenship and the Imagined Fraternity of White Men （Durham，nc，and London，1998），pp.102-34；Robert Bernasconi，‘Black Skin，White Skulls：The Nineteenth Century Debate over the Racial Identity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Parallax，XIII/2 （2007），pp.6-20.

5 可参考这两本书最新学术研究版的编辑前言：Josiah Clark Nott and George Robins Gliddon，Types of Mankind [1854]，ed.Robert Bernasconi （Bristol，2002）。

6 Challis，Archaeology of Race.

7 Jo Marchant，The Shadow King：The Bizarre Afterlife of King Tut’s Mummy （Boston，MA，2013），pp.160-161，with press reports online，especially through the website of sponsor National Geographic （for example Brian Handwerk，‘King Tut’s New Face：Behind the Forensic Reconstruction’，11 May 2005，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accessed 16 July 2016.）

8 Scott Trafton，Egypt Land：Race and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gyptomania （Durham，NC，2004）.

9 Ibid.，pp.63-84.See also Stephen Howe，Afrocentrism：Mythical Pasts and Imagined Homes （London and New York，1998），pp.35-58；Robin Derricourt，Antiquity Imagined：The Remarkable Legacy of Egypt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2015），pp.130-157.

10 W.E.B.Du Bois，The Souls of Black Folk （Chicago，II，1903），p.3.

11 Nathan Irvin Huggins，Harlem Renaissance （New York and Oxford，1972，rev.2007）；Kevin Hillstrom，Defining Moments：The Harlem Renaissance （Chicago，II，2011）.

12 Renée Ater，‘Making History：Meta Warrick Fuller’s “Ethiopia”’，American Art，XVII/3 （2003），pp.12-31.

13 Sieglinde Lemke，Primitivist Modernism：Black 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ransatlantic Modernism （Oxford，1998），pp.48-52.关于这些艺术家的更多信息可浏览 www.loismailoujones.com。

14 Cheikh Anta Diop，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Myth or Reality （New York，1974），pp.153-155，179-201.On Diop，see Howe，Afrocentrism，pp.163-192；Derricourt，Antiquity Imagined，pp.157-159.

15 Howe，Afrocentrism，pp.230-239；Derricourt，Antiquity Imagined，pp.159-167.

16 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I：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1785-1985 （New Brunswick，NJ，1987）.There is an extensive literature，including Howe，Afrocentrism，pp.193-211，and Derricourt，Antiquity Imagined，pp.167-169.See also Jacques Berlinerblau，Heresy in the University：The Black Athena Controversy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s （New Brunswick，NJ，and London，1999）；Robert J.C.Young，‘The Afterlives of Black Athena’，in African Athena：New Agendas，ed.Daniel Orrells et al.（Oxford，2011），pp.174-188.

17 Ferdinand de Jong and Michael Rowlands，‘Postconflict Heritage’，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XIII/2 （2008），pp.131-134.

第8章 与历史相遇

1 要想了解此类涂鸦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更多信息，可参考 Soraya Morayef，‘Pharaonic Street Art：The Challenge of Translation’，pp.194-207，and John Johnston，‘Democratic Walls：Street Art as Public Pedagogy’，pp.178-193，in Translating Dissent：Voices from and with the Egyptian Revolution，ed.Mona Baker （London and New York，2016）。

2 Donald Malcolm Reid，Whose Pharaohs？Archaeology，Museums，and Egyptian National Identity from Napoleon to World War I （Berkeley，CA，2002），pp.50-54，96-98，108-112.

3 George R.Gliddon，An Appeal to the Antiquaries of Europe 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onuments of Egypt （London，1840）；the work is often cited approvingly by Egyptologists.

4 Reid，Whose Pharaohs？，pp.54-58.

5 Ibid.，pp.93-108.

6 Anne Clément，‘Rethinking “Peasant Consciousness” in Colonial Egypt：An Explor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Folksongs by Upper Egyptian Agricultural Workers on the ArchaeologicalExcavation Sites of Karnak and Dendera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885-1914）’，History and Anthropology，XXI/2 （2010），pp.73-100；Nathan J.Brown，‘Who Abolished Corvée Labour in Egypt and Why？’，Past and Present，CXlIV/1 （1994），pp.116-137.

7 Reid，Whose Pharaohs？，pp.116-118 （on the School），179-181，230-234 （on Ali Mubarak）.For Mubarak，see also Darrell Dykstra，‘Pyramids，Prophets，and Progress：Ancient Egypt in the Writings of Ali Mubarak’，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CXIV/1 （1994），pp.54-65.

8 Reid，Whose Pharaohs？，pp.186-189，201-204；Reid，Contesting Antiquity in Egypt：Archaeologies，Museums and the Struggle for Identities from World War I to Nasser （Cairo and New York，2015），pp.29-33.

9 Juan R.I.Cole，Colonialism and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Social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Egypt’s Urabi Movement （Princeton，NJ，1993）.

10 Christina Riggs，Unwrapping Ancient Egypt （London，2014），pp.61-67.

11 Gaston Maspero，‘Rapport sur la trouvaille de Déir-el-Bahari’，Bulletin de l’Institut d’Égypte，2nd ser.，2 （1881），p.135.

12 See Riggs，Unwrapping Ancient Egypt，pp.192-194，198-201.

13 Dalia Assam，‘Archaeologist Campaigns for Removal of Mummies from Egyptian Museum’，Asharq al-Awsat，4 February 2015，www.english.awsat.com，accessed 12 July 2016.

14 Elliott Colla，‘Shadi Abd Al-Salam’s Al-Mumiya：Ambivalence and the Egyptian Nation-state’，in Beyond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aghrib：History，Culture，and Politics，ed.Ali Abdullatif Ahmida （New York，2010），pp.109-143.

15 Reid，Contesting Antiquity，pp.44-45；Patrick Kane，The Politics of Art in Modern Egypt：Aesthetics，Ideology and Nation-building （London，2013），pp.24-32，38-45；Caroline Williams，‘Twentieth-century Egyptian Art：The Pioneers，1920-52’，in Re-Envisioning Egypt，1919-1952，ed.Arthur Goldschmidt et al.（Cairo and New York，2005），pp.431-432.

16 Reid，Contesting Antiquity，pp.44-47，128-130；Kane，The Politics of Art，pp.28-31；Williams，‘Twentieth-century Egyptian Art’，pp.428-429；Alexandra Dika Seggerman，‘Mahmoud Mukhtar：“The First Sculptor from the Land of Sculpture”’，World Art，IV/1 （2014），pp.27-46.

17 关于女权主义在埃及民族主义理论中扮演的角色及相关评论，可参考Beth Baron，Egypt as a Woman：Nationalism，Gender，and Politics （Cairo，2005）。

18 记载这次发现的相关文献很多，例如T.G.H.James，Howard Carter：The Path to Tutankhamun （London and New York，1992，rev.2001），pp.277-281，328-330，480-485。

19 Ibid.，pp.447-448，469-471.

20 Elliott Colla，Conflicted Antiquities：Egyptology，Egyptomania，Egyptian Modernity （Durham，NC，2007），p.220.

21 Ibid.，p.222.

22 关于这个话题可参考Timothy Mitchell，Rule of Experts：Egypt，Techno- politics，Modernity （Berkeley，CA，2002）。

23 Jessica Winegar，‘Khaled Hafez：The Art of Dichotomy’，Contemporary Practice，II （2008），unpaginated.可参考埃及双年艺术展网页关于艺术家的介绍 www.khaledhafez.net，accessed 16 July 2016；这件作品在 Hafez近期举办的个人艺术展 ‘A Temple for Extended Days’，at the Ayyam Gallery，Dubai也被公开展出过，相关内容可浏览www.ayyamgallery.com，accessed 16 July 2016。

第9章 寻找永无止境

1 William Kentridge，Carnets d’Égypte （Paris，2010），还可浏览艺术家的画廊网页 www.goodman-gallery.com，accessed 16 July 201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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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的古埃及

目前有许多以古埃及及近现代埃及为题的网页，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就古埃及艺术和考古领域而言，比较权威的博物馆包括大英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这些博物馆拥有种类非常丰富的藏品，读者可以访问他们的网页。很多非英语欧洲国家的博物馆，比如卢浮宫博物馆和都灵埃吉齐奥博物馆（the Museo Egizio in Turin）也都提供英文版网页的浏览服务。诸如美国埃及研究中心（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位于开罗的德国考古研究所（the Germ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in Cairo），以及埃及探索学会（the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这样的学术研究机构也都会在各自的网页及大众媒体上发布最新的活动信息，提供各种数据资源。

名为“挖掘文物”（Artefacts of Excavation）的网站，网址http://egyptartefacts.griffith.ox.ac.uk，旨在搜寻那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英国考古活动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埃及文物。名为“美国埃及控”（American Egyptomania）的网站，网址（http://chnm.gmu.edu），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与本书存在很多交集，比如东方学和非洲中心主义等。如果你想阅读各种关于当代埃及政治、文化的英文报道，可以浏览Jadaliyya，它的报道范围涵盖整个中东地区，主办方为非营利性的阿拉伯研究所（Arab Studies Institute），以及金字塔在线（Ahram Online）、独立埃及（Egypt Independent）这样的网页。另外，埃及文物部门也有自己的配套网页，还会定期在脸书（Facebook）上更新信息。

◆关于埃及的故事，你听过多少？

◆也许你见过欧洲教堂中的马赛克镶嵌画，一美元纸币背面的全知之眼；也许你听过拿破仑命文艺界描绘的胜利凯旋，考古发掘后玄之又玄的诅咒；也许你知道威尔第歌剧中的埃塞俄比亚公主，还了解巴黎服装设计的埃及风尚，好莱坞电影中的艳后与毒蛇。

◆这本书不打算戳破你的埃及梦，但它想让你知道，西方文化中的“埃及”是如何一天天被建构成如今的样子。

图字：01-2018-766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希腊人：在希腊大陆之外/（英）菲利普·马特扎克著；戚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9

书名原文：The Greeks

ISBN 978-7-5203-4375-6

Ⅰ.①古… Ⅱ.①菲…②戚… Ⅲ.①文化史-古希腊-通俗读物 Ⅳ.①K1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1908号

The Greeks：Lost Civilizations by Philip Matyszak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London，UK，2018 in the Lost Civilizations series.

Copyright © Philip Matyszak 2018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Email：copyright@rightol.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高雪雯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超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5

字数 172千字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从黑海沿岸最早的史前希腊殖民地到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聚居地，从今天的印度到欧洲的西班牙，希腊文明绝不仅限于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典时代，而是曾经跨越地中海，将城市建到了尼罗河第二瀑布的附近和喜马拉雅山之阴。本书通过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和希腊化时代的辉煌，描绘了一个还不为我们所熟知的更广阔的希腊世界，那里蕴含着惊人的思想能量、卓越的人文主义和绝妙的审美趣味。

此外，我们所知的绝大多数希腊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也并非来自希腊大陆，如莱斯沃斯岛的女诗人萨福、锡拉库扎的阿基米德，以及出生在小亚细亚、身为波斯帝国公民的希罗多德……这些域外希腊人的故事，将提供一个探究古希腊人及其文明意义的全新视角。

作者简介

菲利普·马特扎克（Philip Matyszak） 牛津大学博士，剑桥大学教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在世界古代史方面著述丰富，有二十多部著作出版，包括《古希腊人》《罗马帝国》《古罗马的二十四小时》《斯巴达：勇士王国的崛起》《斯巴达：勇士王国的覆灭》等。

译者简介

戚悦 生于泉城济南，浙江大学英语文学学士，北京大学英语翻译硕士，清华大学古典文学博士生。有《四十个房间》《塞纳河边的旧书店》《黑暗中的星光》《迷雾中的小镇》等译著十余种。

献给我最好的朋友T.R.伊克尔

译序

《古希腊人：在希腊大陆之外》的作者菲利普·马特扎克先生毕业于牛津大学，获罗马史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剑桥大学教授，主讲古代史课程，已出版著作二十余部，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本书对古希腊、古希腊人以及古希腊文明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和分析，并以较为轻松的笔触叙述出来，是一部雅俗共赏而又极富特点的历史读物。全书行文流畅自如，幽默风趣，针对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给出准确的分析，既能从宏观上探讨背后隐藏的原因，又能从微观上把握举足轻重的细节，逻辑严密而又简洁清晰。因此，尽管相关领域的研究及著述并不少见，但这部图文并茂的“小书”仍以其厚重的学术功底、独树一帜的视角，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著作，值得一读。

马特扎克教授以其精到的研究提醒我们，古希腊文明主要是由希腊大陆以外的希腊人所创造的，而且希腊人生活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范围要广大。这不能不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作者深入浅出的写作方式显然是以深厚的学识和扎实的研究为基础的。例如在第一章中，写到希波战争时，有这样一段：“我们能够了解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清楚波斯军队对希腊大陆的入侵受到阻挡并最终被击退的细节，主要应该感谢希罗多德。但人们很少知道，严格来讲，希罗多德属于战败方。换言之，作为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苏斯的一名公民，他也是波斯帝国的一位臣民。实际上，由于指挥了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战役，哈利卡纳苏斯女王阿尔特米西亚曾赢得了来自波斯万王之王[1]的高度赞扬。”这一叙述简洁明快，举重若轻，展现出大家风范。

应该说，即使是普通读者，也完全能够读懂这一段，但实际上，其中蕴含着许多非常专业的历史知识。大家每每提及希罗多德，都会说他是古希腊历史学家，这并没有错，他确实来自那个广袤的古希腊世界，但细究之下，在希波战争中，他应当是属于波斯一方的，因为他的出生地哈利卡纳苏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邦。首先，当周围的城邦都反抗波斯帝国的统治时，哈利卡纳苏斯却对波斯帝国忠心耿耿，直到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将其攻陷为止。其次，在众多希腊城邦早已选择了贵族制、民主制、寡头制或僭主制的时候，哈利卡纳苏斯依然采用君主制，所以文中提到了哈利卡纳苏斯的女王，而波斯万王之王则是波斯帝国君主的尊称，因为波斯帝国统治着数十个附属国，各国都有自己的国王，而波斯帝国的国王就是国王中的国王，即“万王之王”。

又如第四章写道：“根据后来的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记载，正是在这一时期，塞琉古跟一位印度国王谈判，用自己掌握的一部分巴克特里亚土地换取了500头战象。也正是这些战象，帮助塞琉古在伊普苏斯战役中打败了‘独眼龙’安提柯。”这一简短而有趣的叙述，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印度河流域的居民最早开始驯象，既用于农业，也用于战争。亚历山大在与波斯帝国交战时，第一次见到战象，不由得极为震撼。而这里提到的塞琉古一世曾是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自然见识过战象的威力，因此才会甘愿以土地交换战象，并将其用在继业者战争中。同时，这一段还提到了“‘独眼龙’安提柯”这个特殊的说法。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许多国王和贵族都有绰号或称号，有些是他们自封的，有些则是民众或后人给起的，这在西方文化中很常见，如耶稣基督，“耶稣”是名字，而“基督”实际上便是称号。加之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许多国王和贵族都有相同的名字，如塞琉古帝国的国王，总是叫塞琉古或者安条克，而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又都叫托勒密，于是绰号或称号常常成为区分他们的重要标志，而且从中也能看出其各自的性格特点或主要功绩。如“猎鹰”安条克，因其本性贪婪而得名；“大帝”安条克，因其复兴塞琉古帝国而得名；“恋姊者”托勒密，因其与亲姐结婚而得名；“胜利者”塞琉古，因其在继业者战争中获胜并创建塞琉古帝国而得名。至于这一段中提到的“独眼龙”安提柯，则是因为他仅有一只眼睛，但失去另一只眼睛的原因现在已不得而知了。

马特扎克教授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能够从语言学角度出发，追溯许多现代词汇的历史文化根源。语言作为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必定铭刻着历史文化的痕迹，但我们在使用时却常常浑然不觉。例如，古希腊天文学家观察到有些星星是持续移动的，而其他星星是静止不动的，于是便以“漫游者”（planetes）来命名这些移动的星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行星”（planets）。又如，古希腊哲学家提出，对事物不断地进行切割，最终总会剩下一个最基础的单位，因而名之曰“不可切割的”（atomus），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原子”（atoms）。这不仅仅是语言的演变，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古希腊科学的异常发达，实际上现代的许多医学术语，“不是拉丁语便是希腊语”。还有一些词语的来源则非常难以想象，了解其最初的含义，可能会令我们对当时的历史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例如，“laconic”（简洁）一词，源于斯巴达人居住的拉科尼亚地区（Laconia），因为斯巴达人以惜字如金而闻名。这种言谈方式就像是下达军事指令，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崇尚武力、不善文辞的民族特征，所以才会有列奥尼达率三百斯巴达勇士以少敌多、死守关隘的史诗流传千年。再如“lesbian”（女同性恋）一词，本意为“莱斯沃斯人”（Lesbian），源于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居住的莱斯沃斯岛（Lesbos），因为萨福常在诗中描写对同性的倾慕。而同性关系亲密的情况在古希腊一度颇为盛行，以至于现在“希腊之爱”这一表达“依然被用于描述同性恋”。由此可见，许多源于古希腊的现代词语都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本书也时常在相应的部分穿插对这些词语的分析，便于读者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并借此窥探古希腊的社会面貌。

正如马特扎克教授所言，这本书“内容所涵盖的时间长达两千多年，从黑海沿岸的史前希腊殖民地，到中世纪最后一座伟大的希腊城市——强盛的君士坦丁堡”。在此期间，这个庞大的希腊世界里爆发了无数次战争，该书对这些战争的处理详略得当，并把重点放在了对主要脉络的梳理，而非对战争过程的铺叙上，从而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向读者揭示了看似混乱的局面中隐藏的线索。以伊苏斯战役为例，马特扎克教授并未详细介绍这场战役是如何爆发的、亚历山大是如何取胜的，而是探索了这场战役为何会爆发、亚历山大为何会取胜，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整场战役作出了全新的描述，令人读后恍然大悟。

本书的翻译，可以说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均经过反复推敲、慎重衡量，力求准确无误，明白畅达。对书中相关历史知识则择要作了一些注释，以便于普通读者的阅读。可能由于原著出版方面的原因，原书中有一些小的错误或缺漏，如，“the Battle of Ipsus”，即伊普苏斯战役（发生于公元前301年），有几处误写为“the Battle of Issus”，即伊苏斯战役（发生于公元前333年），译文径予改正。再如在集中谈论公元前历史的部分，作者经常会省略B.C.（公元前），但实际所指的年份都是公元前，译文中也已补全。又如《建筑十书》4.1.3误作6.1.3，《哥林多前书》1：22误作1：20，译文亦予改正。但由于笔者对这一段历史尤其是许多细节并不十分熟悉，翻译过程中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注释亦未必确当，尚祈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戚悦

2018年10月

写于清华园

[1] 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最初是居鲁士大帝的头衔之一，后来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所有统治者都采用了这个头衔。

大事年表

史前时期（均为大致日期）

公元前7200年　　　　　人类定居于希腊。（随着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阿尔格里德发现中石器时代的墓地遗址，人类定居于希腊的最早证据出现了。）

公元前7000—前5500年　村庄、原始贸易及定居岛屿（即航海）的开始。

公元前5000—前3000年　“宫殿文明”时代的开始。第一批防御工事出现了。

公元前3000年　　　　　第一批青铜工具和武器被使用。青铜时代开始。

公元前3000—前2000年　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时期的开始。

公元前2000—前1550年　“赫拉斯文明时代中期”——陶器和农业发展，国际贸易路线初次建立。

公元前1700—前1500年　米诺斯文明的衰落，克里特岛宫殿的毁灭。迈锡尼文明在希腊大陆的崛起。书写系统线性文字B产生。

公元前1600—前1200年　所谓迈锡尼文明的英雄时代。

公元前1200年　　　　　特洛伊的陷落。

公元前1200—前1000年　青铜时代文明的结束。“海上民族”洗劫位于黎凡特的城市，攻击埃及。希腊几乎所有主要的定居地都被烧毁。希腊的殖民扩张开始。

古风时代

约公元前900年　　　　 几何时代（得名于独特的花瓶图案）的开始。诸如阿尔戈斯和斯巴达等多利安城市建立起来。

约公元前800年　　　　 希腊人仿照腓尼基字母，开发出一种新的字母系统。荷马与赫西奥德的作品广为流传。德尔斐神谕得到确立。

公元前776年　　　　　 奥林匹克竞技会的创始之年。

公元前753年　　　　　 一般认为的罗马建立之年。

公元前733—前690年　　一般认为科林斯在西西里岛的锡拉库扎建立殖民地的时期。其他殖民地在意大利和地中海西部建立。大希腊的开始。

公元前725年　　　　　 利兰丁战争，第一场把希腊几乎所有主要城邦都卷入其中的战争。

公元前687年　　　　　 执政官职位变为由选举产生，这是雅典的主要行政职位。

约公元前685—前560年　在黑海周围建立殖民地的主要时期。

公元前668年　　　　　 来自墨伽拉的移民们建立拜占庭城。

公元前660年　　　　　 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

约公元前630年　　　　 萨福在莱斯沃斯岛上出生。抒情诗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公元前621年　　　　　 德拉古推行了希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由于惩罚太过严酷，以致“德拉古式惩罚”[1]一词进入语言中。这部法典后来被梭伦重写。

约公元前571年　　　　 毕达哥拉斯在萨摩斯岛上出生。

古典时代

公元前546年　　　　　 波斯帝国的崛起。波斯人抵达地中海地区，俘获了吕底亚的克里萨斯王。

约公元前520年　　　　 雅典红彩陶器的发展。

公元前508年　　　　　 雅典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采用克里斯提尼确立的制度。

公元前499年　　　　　 在雅典的支持下，爱奥尼亚城市反抗波斯。希波战争开始。

公元前490年　　　　　 波斯人在马拉松平原战败。

约公元前484年　　　　 埃斯库罗斯成为一连串伟大的雅典剧作家中的第一个。

公元前483年　　　　　 在雅典附近的拉瑞乌姆发现了巨大的银矿，这笔财富支撑了后来的雅典海军力量。

公元前480年　　　　　 温泉关战役，列奥尼达与三百斯巴达勇士战败。

约公元前480年　　　　 迦太基人打算击垮锡拉库扎并控制西西里岛的企图失败。

公元前479年　　　　　 米卡莱角战役和普拉塔亚战役解除了波斯入侵对希腊大陆的威胁。希波战争陷入停滞状态。

公元前477年　　　　　 斯巴达没有兴趣再跟波斯人作战，雅典组建提洛同盟，开始压制其成员，形成一个以雅典为基础的帝国。

公元前461年　　　　　 雅典和斯巴达在神圣战争中第一次发生冲突。这是三场战争中的第一场，那三场战争通常被称作伯罗奔尼撒战争。

约公元前460年　　　　 底比斯的品达写下他的抒情诗和颂词。

约公元前450—前420年　雅典戏剧的黄金时代。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作品。

约公元前440年　　　　 希罗多德写下他对希波战争起源的“探究”。这部作品名为《历史》，是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史书。

约公元前435年　　　　 奥林匹亚的宙斯巨像建造完工，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公元前431年　　　　　 斯巴达及其盟友对雅典宣战，开始了第二次伯罗奔尼撒（阿希达穆斯）战争。

约公元前429年　　　　 帕特农神庙开始建造。伯里克利死于雅典瘟疫中。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写下其著名的医学文本。

公元前424年　　　　　 修昔底德在希腊北部担任指挥官时失败，因此遭到流放，于是开始撰写他的史诗级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公元前421年　　　　　 《尼西亚斯合约》结束了阿希达穆斯战争。

公元前415年　　　　　 雅典在试图征服西西里岛的过程中遇到了灾难性的溃败，数千人遭到杀害，其中包括3名雅典高级将领。

公元前413年　　　　　 随着德凯利亚（爱奥尼亚）战争的开始，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公元前411年　　　　　 阿里斯托芬创作了反战戏剧《利西翠妲》，这也许是他最著名的喜剧。

公元前404年　　　　　 雅典终于被击败了，并且向斯巴达统帅吕山德投降。

公元前399年　　　　　 苏格拉底的审判及死亡。

约公元前384年　　　　 柏拉图在雅典创建自己的学院，后来成为哲学思想的一个中心。（那栋建筑之前也存在，不过是一座体育馆。）

公元前371年　　　　　 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败，开启了底比斯统治时期。

希腊化时代

公元前359年　　　　　 腓力二世成为马其顿国王。

公元前356年　　　　　 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被烧毁。亚历山大大帝出生。

约公元前340年　　　　 斯塔吉拉（位于希腊北部）的亚里士多德担任家庭老师，教导年轻的亚历山大。

公元前338年　　　　　 底比斯在喀罗尼亚被腓力二世击败。底比斯被摧毁，腓力组建希腊联盟（科林斯同盟），旨在团结希腊，抵御波斯。

公元前336年　　　　　 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亚历山大登基为王。

约公元前335年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建吕克昂学院。

公元前334—前333年　　亚历山大入侵波斯帝国，在格拉尼克斯和伊苏斯取得胜利。

公元前331年　　　　　 马其顿征服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建成。波斯人在高加米拉遭遇了最终的失败。

约公元前326年　　　　 希腊军队在索格底亚那和印度征战。

公元前323年　　　　　 亚历山大去世。

公元前323—前311年　　继业者战争，以亚历山大的帝国在其幸存将领之间分割而告终。

约公元前320—前311年　米南德成为雅典新喜剧的代表人物。

公元前310—前307年　　斯多葛派哲学和伊壁鸠鲁派哲学创建，二者皆在雅典。

公元前301年　　　　　 伊普苏斯战役把希腊世界分为马其顿、塞琉古和托勒密三个势力范围。

约公元前300年　　　　 欧几里得发表他的《几何原理》，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的学校标准课本。

公元前289年　　　　　 希腊医药之神埃斯库拉庇乌斯被安置在罗马的新庙中。

约公元前283年　　　　 伟大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开启大门。

公元前280—前275年　　伊庇鲁斯的皮洛士征服意大利的企图被罗马阻止了。

约公元前280年　　　　 七大奇迹中的另一个，太阳神巨像在罗德岛港口建成。

公元前274—前271年　　埃及和塞琉古帝国之间的第一次叙利亚战争。

约公元前270年　　　　 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推测出地球绕着太阳转。

公元前260—前200年　　第二次至第五次叙利亚战争。这些埃及和塞琉古帝国之间的战争最终收获甚微，但是削弱了塞琉古帝国的实力，推动了它的最终崩塌。

约公元前250年　　　　 厄拉多塞计算出地球的周长（并且非常接近正确值）。

公元前247年　　　　　 阿萨息斯一世建立帕提亚王朝，领导帕提亚摆脱塞琉古帝国的控制。古代世界七大奇迹的最后一个在亚历山大里亚建成，此即那座壮观的灯塔。

公元前212年　　　　　 阿基米德去世，西方最后一座伟大的希腊城市锡拉库扎陷落。

约公元前200年　　　　 巴克特里亚摆脱塞琉古帝国的控制。一连串印度—希腊王国于其所在地崛起并覆灭。

公元前200—前196年　　罗马入侵希腊，在库诺斯克法莱击败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希腊被宣布获得“自由”。

公元前190年　　　　　 在马格尼西亚战役中，罗马击败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三世。小亚细亚脱离塞琉古帝国的控制。

公元前172—前168年　　罗马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征服马其顿。马其顿成为第一个被罗马吸纳的希腊化王国。

公元前168年　　　　　 犹地亚的马加比家族开始反叛。

公元前161年　　　　　 希腊哲学家因“腐蚀罗马美德”而被驱逐出罗马。

约公元前150年　　　　 复杂的安提基特拉机械被造出来，用以计算太阳和月亮的运动轨迹。

公元前146年　　　　　 罗马洗劫科林斯，将希腊变为一个行省。

约公元前141年　　　　 帕提亚控制波西斯和丝绸之路。

约公元前140年　　　　 亲希腊运动在罗马兴起。

约公元前128年　　　　 安条克的亚历山大雕刻米罗的维纳斯[2]。

公元前102—前84年　　 塞琉古帝国在内战中遭到严重破坏。

公元前87—前86年　　　罗马人对雅典进行围攻和洗劫。

公元前83年　　　　　　亚美尼亚的提格兰成为塞琉古帝国剩余部分的“保护者”。

公元前63年　　　　　　庞培瓦解了塞琉古帝国的剩余部分，并建立叙利亚行省。

公元前30年　　　　　　克娄巴特拉去世。埃及成为罗马的领地。

希腊与罗马

公元前19年　　　　　　维吉尔完成《埃涅阿斯纪》，这是一部史诗，把希腊和罗马的起源神话结合在一起。

公元55年　　　　　　　耶拉波利斯的爱比克泰德出生。在尼禄的统治下，爱比克泰德是罗马最重要的斯多葛派哲学家。

公元67年　　　　　　　亲希腊皇帝尼禄参加奥林匹克竞技会。

约公元70年　　　　　　《马可福音》写成（很可能是用希腊语，尽管这一点还有争议）。

公元97年　　　　　　　喀罗尼亚的普鲁塔克发表其《希腊罗马名人传》，把希腊和罗马过去的伟大人物的传记联系起来。

公元124年　　　　　　 哈德良完成雅典宙斯神庙的建造，此时距离这个项目开工已经过去了640年。

约公元150—170年　　　萨莫萨塔的琉善创作了一系列诙谐讽刺的作品。

公元330年　　　　　　 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旧址上建成。

公元391年　　　　　　 塞拉皮雍因其为异教神庙而遭到摧毁，它是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核心。

公元393年　　　　　　 最后一场奥林匹克竞技会举办，之后便因其为异教节庆活动而遭到废止。

公元395年　　　　　　 罗马帝国永久地分裂成东部希腊地区和西部拉丁地区。

公元476年　　　　　　 拜占庭帝国成为希腊和罗马遗产的继承者。

公元526年　　　　　　 查士丁尼登基为帝。他企图重新征服西方，并且成功地短暂夺取了罗马，但瘟疫与饥荒削弱了他的帝国，再次征服的计划被放弃了。

公元529年　　　　　　 《查士丁尼法典》颁布，这是一部罗马法律的汇编本，成为欧洲多数现代法律系统的基础。

公元532年　　　　　　 圣索菲亚大教堂建成，这是自帕特农神庙以来最伟大的希腊宗教建筑。

约公元610年　　　　　 拜占庭帝国不再使用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彻底回归希腊语。

公元612—690年　　　　穆斯林扩张，把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从拜占庭的控制下夺走。

公元717年　　　　　　 穆斯林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被击退。

约公元1050年　　　　　诺曼人征服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土。

公元1071年　　　　　　拜占庭帝国在曼齐克特战败，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土地都输给了土耳其人。

公元1204年　　　　　　十字军攻击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

公元1453年　　　　　　奥斯曼人夺取君士坦丁堡并摧毁拜占庭帝国。

[1] 德拉古式惩罚：Draconian punishments，指严酷的惩罚。

[2] 米罗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即著名的断臂维纳斯。

图1 早期希腊文明极大地吸收了更加古老而成熟的埃及文明。

目录

译序

引言

第一章 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人

思想的帝国

希腊以外的希腊人

伯罗奔尼撒战争和马其顿的崛起

第二章 亚历山大与东方

格拉尼克斯战役

伊苏斯战役及南下

征服波斯帝国

进军印度

重返巴比伦

第三章 希腊帝国

权力争夺及帝国的分裂

新世界的形成

希腊化世界与新时期

第四章 由东到西的希腊化世界

巴克特里亚

公元前222年以前的塞琉古帝国

塞琉古文化

第五章 马其顿与埃及

政治历史

安提柯王朝

埃及托勒密王朝

希腊化文明的灯塔

厄拉多塞

第六章 罗马与希腊化王国

马其顿

塞琉古

亲希腊主义

希腊化王国的终结

希腊化亚洲

埃及托勒密王朝

希腊在埃及

第七章 希腊在罗马

“罗马”哲学家

两位亲希腊的帝王

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

基督教

罗马帝国：东部希腊地区与西部拉丁地区

第八章 拜占庭与东部希腊地区的终结

序幕：罗马的继承者

一个逐渐衰退的帝国

埃及

不断缩小的帝国

塞尔柱土耳其人与帝国的终结

结语：希腊的遗产

译名对照表

图片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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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代的希腊世界极为广大，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远远超出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希腊”的范围。不少现代游客惊讶地发现，土耳其竟然留有希腊城市的遗迹；人们可能更为讶异的是，许多同样古老的希腊城市如今仍旧十分繁荣，比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古称“奈阿波利斯”，意为“新城”）、法国的马赛（古称“马萨利亚”），只是它们已经改名换姓、另有所属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阿富汗北部城市阿伊哈努姆（古称“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乃是由希腊统治者塞琉古一世在公元前275年前后所建立的，还有数十座这样的古希腊[1]城市，散落在中亚地区。

巅峰时期的希腊文明自希腊大陆向东西扩展，绵延一千多公里，叙利亚、埃及和巴比伦都曾经是希腊化王国。此外，高中生们学到的那些希腊名人，有许多并非生活在希腊当地，他们即便去过希腊，也只是逗留而已，其中包括希罗多德、萨福、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和阿基米德等人。

图2 希腊剧场都具备同样的建筑特点，上演同样的戏剧，尽管有些是空间狭窄的小场馆，如西班牙的这座剧场（左图）。

图3 有些是能容千人的大场馆，如希腊特尔斐的这座剧场（右图）。

以希腊古典时代为主题的书籍有很多，但实际上，这一时期仅仅代表了古希腊人整个历史的一小部分而已，其余大部分反而都被忘记了，或者只有当其他时期以及其他地方的希腊人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时，才会偶尔被提及。本书则正好相反，不以希腊大陆为重点，主要关注古代世界其他地方的希腊人，特别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中东和中亚的地区，在希腊人的口中，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家”。

本书讲述的是关于希腊以外的希腊人的故事，内容所涵盖的时间长达两千多年，从黑海沿岸的史前希腊殖民地，到中世纪最后一座伟大的希腊城市——强盛的君士坦丁堡。在此期间，我们会看到希腊力量在爱琴海的崛起、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见证希腊化王国漫无目的地扩展，乃至形成一片广阔的统治区域，跟后来的罗马帝国一样庞大。本书还将进一步论证，罗马的征服并未改变小亚细亚和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希腊文化，而且，在此后漫长的拜占庭帝国统治期间，希腊之根基更是得以复原如初了。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吉萨大金字塔[2]、亚历山大里亚灯塔、巴比伦空中花园、罗德岛太阳神巨像、阿尔忒弥斯神庙、奥林匹亚宙斯巨像和哈利卡纳苏斯的摩索拉斯陵墓，它们要么是由希腊人所建造，要么是建造在后来由希腊人所统治的土地上。然而，在七大奇迹之中，真正位于希腊大陆的只有宙斯巨像。

这是一个更大的希腊世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蕴含着惊人的思想能量、卓越的人文主义和绝妙的审美趣味。从颓废堕落的暴君、古怪反常的天才，到出类拔萃的艺术家，这个广袤的希腊世界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书将为读者展示，尽管我们并未察觉，但是时至今日，他们的影子依然环绕在我们周围，可以说无处不在。

接下来就是他们的故事。

图4 饮酒用的浅杯上描绘着狄俄尼索斯节狂欢的情景，在古典时代早期的雅典，这是浅杯的经典样式。

图5 希腊雕塑及后来的希腊化雕塑既写实又美观，二者巧妙结合，即便在今天都无法超越。

[1] 古希腊：本书所谓古希腊是广义的，即相对于近现代希腊而言的古代希腊，并非局限于狭义上的古希腊时代（公元前1100—前146年）。——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吉萨大金字塔：即埃及胡夫金字塔，因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西南的吉萨高地，故又称吉萨大金字塔。

第一章 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人

在公元前1200年，古希腊成为自印度延伸至地中海西部的综合性文明的一部分。此可谓青铜时代的巅峰，商贸之路从不列颠一直深入到亚洲，埃及法老的陪葬品可能有美索不达米亚的花瓶、塞浦路斯的橄榄油、黎巴嫩的雪松，以及混合着威尔士矿山所产之锡的青铜器。这是赫梯人的时代，也是在克里特岛上跳牛的米诺斯人的时代，又是希腊迈锡尼宫殿文明的时代。他们的世界后来体现在有关赫拉克勒斯的传说中，记载在特洛伊战争和海伦的故事里。这是一个先进、复杂而繁荣的时代，却注定难逃厄运。

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其规模之庞大，实在超乎想象，背后的原因也显得难以捉摸。在公元前1050—前1000年之间的50年里，几乎每一座著名的古代城市都遭到了劫掠和毁灭。就连强大的埃及也不例外，尽管它拥有海洋和沙漠的天然屏障，却还是受到了“希斯克斯”（Hyskos，希腊语[1]，意为“海上民族”）的猛烈攻击，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至于缺乏埃及那种天然屏障的赫梯文明和米诺斯文明，则干脆被毁灭殆尽，荡然无存了。贸易迅速崩溃，人口急剧减少，地中海西部的文明步入了长达250年的“黑暗时代”[2]。

图6 这个古风时代的花瓶上展示了一艘荷马曾在《伊利亚特》第二卷《船舶名录》中描述过的“黑船”。

对于这次衰落的原因，当代学者有着诸多争论。有人提出，火山喷发以及由此产生的气候变化是重要原因，尤其是锡拉岛（即今圣托里尼岛）上的火山大爆发，将大约60平方公里的碎片喷入大气层中，造成了严重的天气异常，同时期的古代中国对此曾做过记载。还有人认为，蛮族入侵、瘟疫蔓延和经济的系统性崩溃是黑暗时代的导火索。即便这些灾难没有直接导致这次衰落，它们也肯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希腊未能幸免，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也在劫难逃。考古学家在希腊挖掘的每一座古代城市都显露出可以追溯至这一时期的毁灭层。在公元前11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这些城市见证了血腥的烧杀抢掠，大街上尸体横陈，无人掩埋，幸存者则躲入与世隔绝的山谷或者山顶的壁垒中。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间里，文学创作不复存在，曾经发达的贸易退回到本地村庄之间的物物交换。

希腊的人口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一个自称“赫拉克勒斯之子”的民族从巴尔干半岛南下，占据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在后来的希腊传统中，他们被认为是多利安人。自此以后，希腊人便将自己的身份划归不同的来源，或为最初的爱奥尼亚民族和阿卡迪亚民族，或为入侵的多利安人（尤其是斯巴达人，认定自己属于后一个群体）。

古希腊人相信，多利安人的侵入使得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居民逃往国外，为此后数个世纪间希腊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现代研究表明，当时的情况其实颇为复杂。首先，我们无法确定多利安人究竟是取代了伯罗奔尼撒人，还是跟伯罗奔尼撒人融为一体，抑或他们原本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土著居民。其次，多利安人并非造成迈锡尼文明衰落的唯一原因。不过，在本书的研究中，原因不是重点，我们关注的主要是结果，而黑暗时代的来临以及当地文明衰落的结果，则是希腊文明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以及更远的地方。

图7 “我看见男人们手持盾牌与投枪，我看见马儿们拉着槽形的战车。”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在其剧作《乞援人》中描绘的场景跟这个花瓶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当黑暗时代的迷雾开始消散，古风时代的希腊逐渐浮现时，世界上不仅有生活在希腊之外的希腊人，而且这些“异域”城市还充当了引领希腊文化和思想迈入新纪元的火炬手。对于古代人来说，“希腊”包括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爱琴海的岛屿、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大多数地区。希腊世界的主要部分是“赫拉斯”[3]，包括希腊本身以及爱奥尼亚，即位于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海岸上的希腊城市，此外还包括大希腊，也就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地区。当时共有数百个这样的殖民地，单是米利都一座城市就建立了三十个殖民地。从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的迈尼斯到今天格鲁吉亚黑海岸边的法希斯，希腊的殖民地沿着海岸线星罗棋布，犹如“镶嵌在蛮族斗篷上的希腊花边”（见西塞罗《论共和国》，2.9）。

这些城市不仅沐浴在统一的希腊文化下，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共同点。首要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城市都建在海岸线上或者海岸附近。这些希腊城市环绕着地中海，正如哲学家柏拉图的名言，“就像青蛙环绕着池塘”（见《裴多篇》，109b）。从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苏斯，到西西里岛的锡拉库扎，这种殖民模式几乎如出一辙：希腊人先开发并巩固一处临近海岸的岛屿，以此为基地，与对面的大陆进行商业贸易和往来，随着相互熟悉，当地人逐渐放松戒备，希腊人便趁机迁移上岸，建立他们的殖民地，原本作为基地的岛屿则变成了一个应急的避难所。

这种殖民技巧对于早期殖民者来说至关重要。以加尔西顿为例，它被后来的希腊人称为“盲人之城”，因为加尔西顿的创立者们竟然没有发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面本有一个独具魅力的地方，那便是未来的君士坦丁堡。然而，加尔西顿的得天独厚之处，在于它拥有卡德柯伊半岛作为“近海基地”，而位于欧洲那边的未来殖民地却缺乏这一条件。

图8 赫拉克勒斯的石灰岩雕像，出自古风时代的塞浦路斯。从人物的姿态及身上的裙子可以看出埃及对希腊世界的影响。

大多数殖民地城市都对殖民者及其城市有着情感上的依赖（加尔西顿的建立者是来自迈加拉的希腊人）。这种精神上的密切联系，加之物质上的商贸往来，极大地促进了新殖民地的繁荣，来自内陆的货物通过海上贸易船队得到了广泛交换。雅典人向腓尼基出口花瓶，换取那里著名的紫色染料，而腓尼基人则把花瓶再出口到埃及，换取谷物和纸莎草。安纳托利亚的城市从中国进口丝绸，从波斯买来拖鞋，在雷吉乌姆换成意大利的蜡、奶酪和奴隶。在跟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争斗期间，迦太基人用象牙换取塞浦路斯的锡或伊特鲁里亚的铜。

通过这样的贸易，科林斯等城市迅速繁荣起来。实际上，科林斯的崛起大大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它位于伯罗奔尼撒地峡的最窄处，为交通要道，因此常被称作“富庶的科林斯”，就像意大利的锡巴里斯，因其生活方式太过奢侈，以至于到了今天，“锡巴里提克”一词仍是描述自我放纵和堕落的同义语。

在希腊世界里，随着内陆货物的频繁运出和流通，不同的文化、观念、宗教和哲学也异彩纷呈、争奇斗艳。正是这种交流与互动，引发了公元前5世纪的思想革命，催生了塑造现代世界的思维方式。

思想的帝国

考察希腊古典时代早期各种思想的大爆发，我们可以发现，希腊人的许多东西其实都不是原创的。闪米特人（腓尼基人和犹太人）的影响明显而清晰，巴比伦人的早期成果也是其重要基础。颇受争议的“黑色雅典娜”[4]假说甚至声称，希腊哲学大部分都源自经由埃及传入的非洲思想。尽管这一观点受到了学术界的批判，但是至少有一点越来越令人信服，那就是希腊的字母体系是在埃及由闪米特语发展而来的。语言学家们注意到，“字母”（alphabet）一词来源于闪米特语的“公牛”（aelph）和“房子”（beth）。（Beth lehem[5]，字面意思是“面包房”。）

图9 希腊神话反映着国际融合，正是这种融合造就了后来的希腊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提香描绘的狄俄尼索斯（一位起源于小亚细亚的神祇）在纳克索斯岛上与克里特的阿里阿德涅相见的情景。

不过，埃及早期的书写形式，诸如“圣书体”等，都主要依靠象形文字，而希腊人则更进一步，使用符号来重现口头语言的发音。比如，埃及人用图画来表示一只猫，而希腊人则用符号来代表“猫”这个词的发音。字母体系的例子告诉我们，希腊人并非盲目接受外来观点，而是加以分析并改善，把许多来自其他文化的想法和概念跟自己观察到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结果便产生了一个综合体（synthesis，原即希腊词语和概念），这就是独特的希腊人。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古典时代希腊诸神的身世故事中追溯其源头。宙斯来自克里特，阿佛洛狄忒来自塞浦路斯，狄俄尼索斯和女巫的守护女神赫卡忒来自安纳托利亚。赫拉克勒斯最早的传说并非来自希腊，而是来自埃及。不过，一旦为希腊人所吸收，这些神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变得符合希腊的宗教观点了。

在希腊神话中，奥林匹亚诸神战胜前代神祇而统治了世界，他们之间有过一场名副其实的大战（宙斯及其前任都属于一个体型庞大的种族，名为“泰坦”[6]）。这场战争可能反映了异域之神替代本土之神的激烈争斗，因为后者在希腊人心目中曾经有着尊崇的地位。

诸神更替带来了崭新的宗教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以前的信仰体系中，世界的运行是由诸神直接推动的。比如，谷物之所以生长，是因为女神得墨忒耳[7]想让它生长。就是这样，仅此而已，因为诸神的意志基本上是不可知的。然而，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希腊思想则把诸神视为各种力量。宙斯[8]代表秩序的力量，阿佛洛狄忒[9]代表爱的力量，得墨忒耳代表让田地丰饶多产的力量，等等。一旦把世界的运转看作一系列力量的相互作用，就有可能把宇宙当成一架机器。幸运的是，希腊人并不教条，没有那种神职人员认为无可争议且不容挑战的宗教上的信条，也没有异教的概念。虽然希腊人严禁亵渎神明和圣物的行为，但那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受到冒犯的诸神一旦实施报复，便会不计后果、不顾一切。

因此，只要不妨碍社会对于诸神的崇拜，普通的希腊人无论愿意相信什么都是可以的。一旦希腊哲学家开始相信世界是一架机器，他们自然就会迎接挑战，探索这个机器是如何运转的，而希腊的宗教思想在意识形态上也并不反对这样的探寻。

图10 古风时代雅典的大理石墓碑。底座上刻着“献给亲爱的麦（嘎克利斯），在他去世以后，他的父亲和他亲爱的母亲将此竖立起来，作为一个纪念碑。”

于是，希腊人形成了经验主义的概念，一个亲自观察并将由此获得的知识进一步合理化的过程。这正是现代科学研究过程的基础。尽管以现代思维而言，这样的概念似乎显而易见，但在古代世界，这却代表了一种重大的认知突破，这种突破直接促成了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现代科学的诞生。

现代哲学主要关注自我以及自我的伦理道德，而第一批“爱智之人”（此乃“哲学家”的真正含义）却为自己划定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围，提出了曾经留给祭司回答的问题。“世间万物来自何处？”“它们是由什么组成的？”“大自然可以用过程来加以描述吗？”

其中有些答案显然是不对的。希腊天文学家通过观察地球在月亮上的影子，理解了地球是圆的，并且由此很快意识到月亮是绕着地球转的。然后，他们却跳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上，那就是宇宙的剩余部分也是绕着地球转的，并且生发出一个十分详尽却完全错误的宇宙论，不过这个宇宙论倒是解释了所有观察到的现象。其内容包括，有些星星在星座周围移动，而其他星星都是静止不动的。这些移动的星星就是行星（planets），其源是希腊语“planetes”，意为“漫游者”。

这样，希腊思想便消除了许多事情上的迷信，诸如日食、月食等，都变得可以理解、可以预测了。例如，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便曾经对一位海员解释过有关原理，他把自己的斗篷举到海员和太阳之间，耐心地解说，日食、月食就像这样，只是规模更大、距离更远而已。

在女神盖亚掌管的大地上，第一张元素表只列出了土、气、水、火，早期的希腊人即认为所有事物都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只是数量或多或少。在公元前5世纪，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得出结论，认为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单一的构成单位，如果把物体切成两半，再切成两半，如此反复，最终剩下的部分就是那个作为基础的不可切割的单位，在希腊语中称为“atomus”，意即“不可切割的”。留基伯提出，物质世界就由这些“原子”（atoms）构成，每天与我们产生相互作用的各种物体，就是它们以几乎无限的组合方式组成的。

此后500年间，上述探究过程在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得以稳步发展。至希腊化时代末期，哲学已经以非凡的精准度确定了许多事情，比如地球的大小以及地球到月亮的距离。在数学上，希腊人确定了如何用杠杆移动物体（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确定了几何学原理以及如何建造可行的蒸汽机（汽转球）。

这是一个进步和创造的时期，只是随着罗马帝国的攻入才放缓了速度，而至罗马帝国覆灭之际，这个过程便几乎完全停止了。此后千年，哲学和宗教只剩下陈旧腐朽的观点，当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开始构筑现代的欧洲时，伟大的思想家们基本上都是从希腊哲学家中断的地方重新起步，继续探索。

希腊以外的希腊人

早期的希腊哲学有个极为有趣的特点，那就是多半都产生在远离希腊大陆的地方。第一批哲学家来自米利都，这座城市临近安纳托利亚的海岸，位于一条河流的河口，这条蜿蜒曲折的河流名为“敏德尔”（Meander），由此向世界贡献了“曲流”（meander）一词。稍后，来自萨摩斯岛附近的哲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宇宙在数学上是协调一致的（2加2始终等于4），人类也理应把自己的生活带入同样和谐的平衡中。至于以弗所哲学学派，顾名思义，正是起源于以弗所，那实际上是一座位于小亚细亚大陆海岸上的城市。

希腊哲学的其他主要分支也都不在希腊，而在意大利南部。埃利亚学派（埃利亚即今韦利亚，位于萨莱诺省）产生了芝诺及其著名的悖论和归谬法原则，归谬法提出，接受一个虚假的原理或者反驳一个真实的原理，最终都会导致站不住脚的结论。其他西方哲学家则集中在西西里岛的阿格里真托（多元论派）和位于意大利西南海岸上的克罗托内。

后来有几位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这些早期哲学家都被这样称呼）来自色雷斯，那是黑海周围的蛮荒之地，希腊人也是在黑暗时代之后方且殖民于此的。这些哲学家包括诡辩派（他们相信现实是主观的，任何基于这种前提的现代论证都会被称作“诡辩法”，即源于此）和前文曾提及的原子论者留基伯。

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当数毕达哥拉斯，他所证明的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另外两边的平方之和”，至今依然被小学生们费力背诵着。颇为有趣的是，毕达哥拉斯仅仅短暂地拜访过希腊大陆，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爱奥尼亚度过，尤其是在萨摩斯，后来他搬到了意大利南部。

对主流希腊文化贡献很多，而在希腊大陆却待得不多的人，不只有哲学家，还有颇富传奇色彩的荷马，他的诗篇在塑造古典思想和宗教观念等方面功不可没。即便在今天，当我们“指导”（mentor）或“威吓”（hector）某人时，我们都是在重新扮演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那些角色[10]，而特洛伊木马和阿喀琉斯之踵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更是几乎与它们在希腊文化中的地位一样重要。

荷马的身世颇受争议，一些现代学者觉得“荷马”可能不只是一个人。不过，几乎没有什么古代资料可以证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来自希腊大陆。实际上，尽管荷马式诗篇《阿波罗颂歌》现在被认为不是由荷马本人所写，但它仍是最权威的资料，其中有这样的片段：

如果有陌生人问：“少女们，哪位来到这里的歌者给你们带来了最大的欢乐？”你们必须用柔美的声音一起回答：“一位盲眼诗人，他来自岩石包围的希俄斯岛。”（3，165—170行）

如果荷马来自希俄斯岛，另一位诗人则来自附近的莱斯沃斯岛，那是一名女性，由于她的诗歌描写同性之爱，因此那些跟她拥有相同性取向的人便被定义为“莱斯沃斯人”[11]，她就是萨福，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抒情诗”（Lyric）原本应当在七弦竖琴（Lyre）的伴奏下唱出来。]萨福的人生轨迹跟毕达哥拉斯很相似，也是始于爱奥尼亚，终于意大利南部，但无法确定她中途是否曾在希腊大陆逗留。

希腊人在“探究”事件的观念上，比前人走得更远。他们深入分析过去发生了什么，并且寻找推动重大进展的根本原因。表示这种“探究”的希腊词语是“希斯多瑞亚”[12]。以前也曾有过写下来的“希斯多瑞亚”，但那都是简单的编年史，只是偶尔声明某件事情的发生是由于某位神灵的旨意，缺乏对相关事件何以发生的进一步分析。

图11 公元前3世纪的一尊小型娃娃雕像，出土于斯巴达在意大利的殖民地塔伦特姆。这尊女性雕像身体全裸，只戴着一条装饰性的头巾。

第一部真正的史书便是一个来自希腊以外的希腊人撰写的，诸神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那便是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原因的探究。我们能够了解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清楚波斯军队对希腊大陆的入侵受到阻挡并最终被击退的细节，主要应该感谢希罗多德。但人们很少知道，严格来讲，希罗多德属于战败方。换言之，作为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苏斯的一名公民，他也是波斯帝国的一位臣民。实际上，由于指挥了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战役，哈利卡纳苏斯女王阿尔特米西亚曾赢得了来自波斯万王之王的高度赞扬。

因其对希波战争的记叙，希罗多德被公正地称为“历史之父”。不过，他的《历史》一书中有些属于旅行见闻，有些则是他在旅行途中从各地零散收集的奇闻逸事。希罗多德所属的城市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他能够在中东地区四处旅行，甚至他对印度的叙述还是西方有关印度的最早记录。他很可能去过埃及，并在那里搜罗了丰富的逸闻趣事，其中包括一个希腊人穿越撒哈拉沙漠抵达尼日尔河畔的故事（希罗多德把尼日尔河当成了尼罗河，他以为是尼罗河向西来了个急转弯）。

希罗多德还记述了一位腓尼基船长环绕非洲航行的经历，他带着怀疑的口气说：“这些人讲述了一件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那就是当他们沿着向西的航线绕过非洲最南端时，太阳却跑到了他们右边，也就是北边。”（希罗多德《历史》，4.42）然而如今，任何一个住在开普敦的居民都可以做证，那确实就是太阳的位置。

最后，我们必须充满敬意地提到一位晚期的希腊人，那就是发明家兼数学家阿基米德。他高喊着“尤里卡”（eureka，希腊语，意为“有了！”）跳出浴缸的那个时刻，可以说无人不晓。他去过埃及，但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故乡西西里岛度过的。我们从未找到过他踏足希腊大陆的记载。阿基米德生活在上述其他人之后的许多年，在公元前212年罗马攻陷锡拉库扎后被杀害，不过他的人生足以证明，希腊的创造才华在这个时期依然没有减弱。而且跟其他许多人一样，阿基米德也被认为是典型的希腊人，尽管他跟希腊大陆本身几乎毫无联系。

图12 这个柏勒洛丰屠杀客迈拉的赤土陶器发现于小亚细亚，表明希腊人在长达数个世纪期间始终跟这一地区保持联系，对于他们而言，波斯人才是擅闯的入侵者。

希腊文明的大多数形式都在希腊大陆之外得以繁荣，只有戏剧创作是个特例。雅典的戏剧创作水平可以说是最高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无法与之比拟。时至今日，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戏剧仍在上演。

实际上，在波斯帝国企图同化希腊大陆失败以后，紧接着便迎来了一个希腊文化的黄金时期——伯里克利时代。这一时期的名字源于当时的雅典领袖伯里克利。不过，尽管伯里克利是雅典公认的领袖，但他并没有官职。那时，雅典正在试行一种极端的民主政治，在这种民主政治下，仅有的少数官员只在为人民集会准备日程时才充当管理角色，他们都是选举产生或抽签决定的。因此，从理论上来讲，一位鞋匠跟伯里克利在集会上拥有同等发言权。（但这主要是一个民主理想，实际上，大家还是尊敬有钱人和贵族，也就意味着雅典的领袖更有可能是伯里克利这样的人——既是有钱人，又是贵族。）

以民主方式来管理国家的观念受到希腊各地许多人的批评，到了后来的专制时代，这样的批评也随之更多了。对这种政体的怀疑以及后世历史学家们的各种批评，如今都体现在“民主政治”（democracy）一词中，这个词具有类似“暴民统治”的贬义，其词根“kratos”描述的是武力行为或暴力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偏偏使用了这个词，而不是更加友好的表达，比如“demarchy”，其意便是“由人民统治”。

民主政治并非雅典人的发明。实际上，在古风时代的斯巴达就存在着一种较为原始的民主政治。不过，在把权力交给作为整体的“人民”这一方面，雅典人走得比任何人都远。（这里所谓“人民”指的是声誉良好的雅典男性公民。只有喜欢讽刺挖苦的剧作家，比如愤世嫉俗的阿里斯托芬，才会提出诸如“女议员”这样愚蠢的说法。）

图13 诸如腓力普斯[13]和希波克拉底[14]等名字显示了马在希腊早期社会中的重要性，正如这个古风时代花瓶上的骏马图案一样。

尽管如此，雅典的民主政治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诚然，它不是现代欧洲民主政治的根源，后者是从盎格鲁—撒克逊的名为“穆特”（moot，古英语，意为集会）的部落集会发展而来的。而且，自由的民主政治只在一小部分希腊城市得以实施，也仅仅持续了相对比较短暂的一段时期。在后来的希腊化时代，民主政治只被允许作为某些地方政府的一个选择，还要以整体的君主统治为前提。但是，希腊的民主政治还是应当得到赞扬，尤其是它影响了罗马共和国的政府，后者也实施了自己（限制性的）民主政治。而罗马的民主政治又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比如，美国有参议院[15]，即源于此。

伯罗奔尼撒战争和马其顿的崛起

曾几何时，雅典的黄金时代并不是那么光彩，其实，它基本建立于背叛之上。此前，希腊人团结一致，在斯巴达人的领导之下，抵抗波斯的入侵。然而，波斯征战的直接威胁被消除以后，内向的斯巴达人便放弃了希腊同盟军的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很快落到了雅典人手中。当初是由各独立城邦贡献士兵与船只，用来构筑希腊的共同防线，如今则变成他们向雅典人支付金钱，由雅典人负责调配军事力量。

渐渐地，这种“出资”演变为“进贡”，并且每年不断增长，由雅典军队强行征收。那些原本以为自己是雅典盟友的城邦实则变成了雅典的臣民，为了组建军队而对抗波斯的金钱竟被用来铸造雅典的光辉。曾经自愿加入联盟以保卫家园、抵抗波斯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正极不情愿地为雅典的建设做着贡献。雅典人甚至得寸进尺，厚颜无耻地将这些受他们控制的城邦统称为“雅典帝国”。

雅典的崛起引起了斯巴达的不安，斯巴达的盟友们也对欲壑难填的雅典及其扩张主义感到担忧，他们强烈要求，必须对这个不断增长的势力做点儿什么。在其他希腊人眼中，雅典绝非鼓舞人心的存在，而是一个直接的威胁。这样，雅典帝国和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将近30年，从色雷斯到西西里岛，几乎整个希腊世界都被卷入其中。最后，雅典战败了，海军遭到毁灭，经济也彻底崩溃。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有过权威的叙述，据其记载，斯巴达在战争后半段受到过波斯的帮助，正是波斯运来的大批金银块资助了斯巴达，支持其舰队最终摧毁了雅典的海上力量。

尽管战后的雅典很快就摆脱了斯巴达强加的寡头政治，但是这座城市再也没有重获战前的生机和繁荣。早在这场战争之前，波斯人便对英勇善战的希腊重装步兵尊敬有加，后者曾不止一次地击败过波斯军队。而和平的恢复则使得希腊人有机会成为波斯人的雇佣兵了，许多希腊人也正是这么做的，他们在色雷斯和埃及等不同地区为波斯主人效力。有一个名为居鲁士的篡位者，企图从其兄长手中夺取波斯王位，他为此招揽了一万名希腊勇士，这大概是最著名的希腊雇佣军了。

公元前401年，在激烈的库纳克萨战役中，希腊人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他们的敌人。然而，居鲁士却在战斗中被杀，他的叛乱也随即瓦解，剩下一万名希腊人滞留在了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在巴比伦的北边，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这一万人一路浴血奋战回到黑海岸边，又从那里重返希腊，这个悲壮的故事堪称军事史上的一大史诗。那支军队的首领之一色诺芬留下了著名的《万人远征记》，使当年的经历得以保存至今。这篇“远征记”暗含着一个意思，既希腊军队在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波斯敌人时依然不落下风，而这份文本在马其顿得到了最为详尽的研究。

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南边的希腊人一直都怀疑北边那个巨大的半封建王国是否算正宗的希腊国家。当然，那个国家作为一道屏障，可以抵御北方蛮族入侵，还是很有用的。但是，南边的希腊人大部分都不再有国王，而是将“波利斯”（polis，希腊语，意为“城邦”）视为标准的政府单元。对他们而言，马其顿的方言、习俗和政体似乎都很陌生，因此他们只是勉强允许马其顿的国王们参加诸如奥林匹亚竞技会等泛希腊竞技会（与之相比，诸如锡拉库扎等地的人们参加这样的竞技会，反而会受到理所当然的欢迎）。

至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成为马其顿国王之时，情况发生了改变。腓力二世曾作为人质，在底比斯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当时的底比斯可能是希腊首屈一指的城邦。他十分积极地学习了底比斯的军事优点，等到重返马其顿，登上王位以后，他便立即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本国军队的建设上。他创造的马其顿方阵成为此后两个世纪中希腊军事力量的利器，直到它终于为罗马军团所摧毁。腓力紧跟当时的希腊潮流，为自己的方阵步兵配备了一种名为“萨里沙”[16]的长矛，其长度可使处于方阵第二、三排的士兵直接参与战斗，形成一堵对抗敌人的“矛墙”，在正面战斗中几乎无往而不胜。

在腓力掌权的时候，马其顿正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之中。国内有竞争王位的对手，国外有强大的蛮族同盟，都对他虎视眈眈。（实际上，腓力最初只是摄政王，辅佐死去的哥哥留下的幼子，但是他很快就把王位抢到了自己手中。）腓力恩威并用，击退了蛮族入侵者，接着把精力转向希腊北边。他征服了安菲波利斯和革连尼德两个城市以及附近的土地，并把后一座城市重新命名为“腓立比”，进而占有了当地丰富的金矿，正是这些金矿为他后来的数次征战提供了支持。

至公元前354年，腓力不仅已经掌控了色萨利，而且顺便把巴尔干半岛岸边的希腊城市也都吸纳到自己的王国中。在此之前，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在围攻希腊北部墨托涅的战斗中受了伤），得到了一个儿子，并按家族传统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名字——亚历山大。腓力继续干预希腊中部的事务，在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他击破雅典人和底比斯人率领的联盟，宣扬了马其顿的军威。

正是这场战役使腓力一举成为希腊的霸主，除了在名义上还不是君主，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成为希腊的统治者。唯有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人敢违抗他。腓力对斯巴达人发出警告——“如果我把军队带来，就会掠夺你们的土地，屠杀你们的人民，毁灭你们的城市”。斯巴达人的回答一如既往地简洁[17]，只有一个词，“如果”。最后，腓力还是选择了不去招惹斯巴达人。

图14 “科林斯式”头盔，被希腊人使用了数个世纪，在亚历山大时期遭到淘汰，改用较为开放的头盔，以便让步兵方阵的成员能够更加容易地看见并听到指令。

腓力似乎并未将自己看作希腊的国王，他宁愿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英雄，率领团结一致的希腊各族，战胜真正的敌人——波斯帝国。因此，在取得喀罗尼亚战役的胜利以后，他的行为不似一个征服者，倒像一位外交家。公元前337年，他在科林斯附近召集了一个会议，敦促希腊各城邦放下异见，帮助他彻底打败波斯敌人，以便一劳永逸。会议最后形成了科林斯同盟，除了斯巴达，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同意结盟。（腓力坚称马其顿也是这些“希腊城邦”的一员，其他希腊人此时根本无力反驳。）马其顿同意不攻击联盟内的成员，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不过腓力还是在希腊各处战略要点留下了所谓“维持和平”的卫戍部队，以免他的新朋友会生二心。

第二年，腓力回到了马其顿，打算让自己的军队做好准备，以便入侵波斯帝国。那年的10月，他正在马其顿王国的古老首都埃迦伊，庆祝他的女儿跟伊庇鲁斯国王联姻。当时，希腊大使们齐聚一堂，为了让自己在他们面前显得更加平易近人，腓力只带了少数随行护卫。一名护卫趁机行刺了国王，个中原因难以揣度。后世普遍认为，腓力的妻子奥林匹娅丝嫌疑最大。人们怀疑是她策划了这次刺杀，目的是确保她的儿子亚历山大能够继承马其顿王位。亚历山大和腓力的关系很不稳定，尽管亚历山大当时正得宠，且被指定为继承人，但是谁也无法保证这样的情形会持续不变。

就这样，在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登上了马其顿的王位，开启了长达13年的征战。这场征战将把希腊的力量与影响扩展到无与伦比，登峰造极。

[1] 希腊语：本书中作者所用希腊语均已转写为拉丁（罗马）字母。

[2] 黑暗时代：Dark Age，即古希腊黑暗时代（Greek Dark Ages），又名荷马时代（Homeric Age），指的是从公元前1100年前后迈锡尼宫殿文明覆灭至公元前9世纪希腊城邦出现的一段历史时期。

[3] 赫拉斯：Hellas，希腊语，意为“希腊”，这里指古希腊人所说的希腊。

[4] 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一种关于古希腊文明起源的观点，最早由英国学者马丁•博纳尔（Martin Bernal，1937—2013）在其著作《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源头》（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中提出，在该书中，他主要讨论了古希腊与亚洲和非洲的关系，认为古埃及人和古腓尼基人曾将古希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并对古希腊文明产生了影响。

[5] Beth lehem：伯利恒，巴勒斯坦中部城市，乃耶稣的出生地，每年有数百万基督徒前去朝圣。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基督教国家，人们都对伯利恒非常熟悉，所以作者在这里以此为例，说明“伯利恒”的英语词根也是闪米特语的“房子”（beth）。

[6] 泰坦：Titans，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族，最初的泰坦是大地之母盖亚（Gaia）和天空之父乌拉诺斯（Uranus）所生的十二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名为克罗诺斯（Cronus），他推翻了乌拉诺斯的统治，后来却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Zeus）夺去王位。

[7] 得墨忒耳：Demeter，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神，掌管谷物、农业与丰收。

[8] 宙斯：Zeus，古希腊神话中的第三代众神之王，掌管天空、雷霆与秩序。

[9] 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神，掌管爱、美丽与生殖。

[10] 角色：“mentor”和“hector”两个词语源自《伊利亚特》中的角色门托耳（Mentor）和赫克托耳（Hector）。

[11] 莱斯沃斯人：lesbian，这个词在今天的英语中指“女同性恋”。

[12] 希斯多瑞亚：Historia，希腊语，意为“历史”。

[13] 腓力普斯：Philippos，希腊名字，意为“对马的热爱”。

[14]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希腊名字，意为“马的力量”。

[15] 参议院：Senate，原本是指古罗马的元老院。

[16] 萨里沙：sarissa，希腊语，意为“长枪”。

[17] 简洁：laconic，这个词源于拉科尼亚（Laconia），本指希腊的一个地区，那是斯巴达城的所在地，斯巴达人以惜字如金而闻名，故有简洁之意。实际上，在文中提到的警告之前，腓力先是威胁地询问斯巴达人，他应该以朋友的身份去见他们，还是以敌人的身份去见他们，斯巴达人的回答则是“都不”。

第二章 亚历山大与东方

一眼望去，亚历山大大帝的事业似乎是一连串胜利的脚步，从未中断。然而不要忘记，这番事业起步之际，便有夭折的可能。首先，腓力遭到刺杀后，无法保证众人一定会接受亚历山大担任其继承人。腓力的确一直在培养自己的儿子进入这个角色，亚历山大也确实获得了一些军事经验，他曾经击退蛮族的袭击，并在喀罗尼亚战役中指挥过一支精英部队。而且，腓力在希腊征战的时候，曾把他留在马其顿主持大局，使其取得了一些治理国家的经验。

不过，父亲去世的时候，亚历山大只有20岁，腓力手下一些年纪较长、资历更老的将军难免半信半疑、举棋不定，让他们听从一位经验相对较少的年轻人指挥，颇不情愿。此外，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娅丝并非马其顿人，而且正处于不光彩的流放之中。所以，有些人觉得，当此之时，曾被腓力取代的那个年轻的国王阿明塔斯，或许应该恢复王位了。

幸运的是，有一位名叫安提帕特的高级将领支持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的一生中，他都将如此）。在安提帕特的敦促下，军队转而支持年轻的继承人，最终助其登上宝座，成为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对他的朋友和支持者们通常都慷慨且仁慈，但是对那些有可能威胁到他的人却极为残忍，比如，阿明塔斯很快就被处决了。与之命运相似的是腓力二世的前王后，一位名叫克娄巴特拉的女人，一俟奥林匹娅丝从流放中归来，那位曾经的王后及其大部分家人便惨遭屠杀了。

图15 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他为其子亚历山大大帝所创建的帝国奠定了基础。

亚历山大明白，腓力的死讯会使希腊变得动荡不安，于是他匆匆南下。他的意外抵达很可能阻止了一场雅典叛乱，但他还没来得及巩固自己对希腊的控制，又不得不返回北方，去对付威胁马其顿王国的伊利里亚和色雷斯两个部落。亚历山大的离去，加上后来又出现了关于他死亡的谣言，足以导致底比斯奋起反抗马其顿霸权，他们企图重获在希腊的领先地位，被腓力二世的势力挤掉之前，底比斯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荣耀。

亚历山大再一次证明，他会迅速而无情地对待任何反对者。他率领自己的军队急速南下，先是及时阻止了底比斯的叛乱蔓延到其他城邦，然后猛攻底比斯，并将其洗劫一空。亚历山大的士兵们推倒了它的城墙，有组织地摧毁了这座古代城市。尽管底比斯后来有过复兴的尝试，但再也没有恢复毁灭前的显赫，充其量只是过去的影子罢了。

只要确保军队的支持，亚历山大的地位便是牢固的。为了让士兵们始终跟自己站在一起，他需要不断的胜利，于是，他准备加快实施父亲入侵波斯帝国的计划。当然，还有一个要立即发动这场入侵的原因——腓力为此组建的军队开销巨大，马其顿难以长久负担。（可以想见，底比斯之所以在被毁灭前遭到洗劫，很可能正是因为亚历山大需要这笔钱。）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12000名步兵和1800名骑兵穿越小亚细亚。就算加上那些装备较差的盟国援军，相较于他们将要完成的任务，这也是一支规模很小的军队。

亚里士多德

有一位著名人物没有参加亚历山大东征，那就是亚里士多德，他是这位国王的朋友兼前任老师。亚里士多德拥有整个古代最杰出的头脑之一，对伦理学、政治学、植物学、生物学以及其他几乎任何事情都兴趣盎然。他的父亲是一名来自哈尔基季基半岛（在希腊东北部）的希腊人，曾经担任过马其顿的宫廷御医。因此，当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在小亚细亚广泛游历以后，他便欣然接受了邀请，到马其顿担任家庭老师，教导年轻的亚历山大。

图16 亚里士多德，作家、哲学家，亚历山大的家庭老师，画像由弗朗西斯科·海耶兹（1791—1882）创作，现存于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

这位哲学家鼓励未来的国王发展在“自由七艺”[1]方面的兴趣，培养其对已知世界的各种文化和生物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使得亚历山大在后来的征战中总是带着一大群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不断把一系列植物样本、地理报告和其他数据发回给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一名忠实坚定、几近狂热排外的希腊人，他始终都难以理解亚历山大后来企图把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融为一体的尝试。这导致师徒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疏远，不过虽然如此，亚里士多德对后代的贡献还是跟亚历山大一样多，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他不仅拓宽了那个时代科学的界线，还留下了庞大的作品集，成为后世许多学科的基础。

以此而言，亚洲文化和希腊文化的结合恰恰帮助了亚里士多德，尽管他曾经对这一结合抱有强烈的怀疑。罗马覆灭以后，他的作品在西方几乎完全失落了。他曾经煞费苦心累积的知识只保存在亚历山大征服的东方土地上。在他死后将近两千年，作为十字军东征的意外结果，亚里士多德及其研究才重见天日，成为推动文艺复兴的主要影响力之一，带领欧洲迈出中世纪，步入近代。

格拉尼克斯战役

亚历山大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从波斯的控制中夺取安纳托利亚（今天主要在土耳其境内），这是一个很难征服的地方，内部山峦起伏，地形复杂多变。面对马其顿的入侵，波斯的正确做法应当是利用此处易守难攻的优势尽量拖延，在这段时间之内，大流士国王可以调集遥远的军队，而亚历山大则会逐渐耗尽钱粮。然而，当地的波斯总督们却执意要跟亚历山大开战，企图将他的入侵扼杀在萌芽阶段。

公元前334年5月，双方在波斯省会萨迪斯（靠近今天土耳其的埃尔吉利）北边的格拉尼克斯河岸边兵戎相见。我们无法确定在这场战斗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部分原因是现存的两份叙述完全矛盾，它们分别来自历史学家阿里安和狄奥多罗斯。大致而言，波斯人似乎阻止过马其顿人渡河。亚历山大虽然成功渡河了，但他并未带上整个军队，波斯人采取坚定的措施，企图通过追杀亚历山大本人以结束这场战争。（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亚历山大病得非常严重，其时他的入侵便险些彻底告终。）

追杀亚历山大的尝试差点儿就成功了。他之所以能死里逃生，皆因一位名叫克雷塔斯的同伴救了他，在性命攸关之际，这位同伴砍断了波斯人高举的臂膀。马其顿人最终获胜之后，亚历山大又一次展现出其绝不容忍反对者的禀性，他下令屠杀那些站在波斯一边与他作对的希腊雇佣兵。在这16000名“叛徒”中，只有2000人活了下来，戴着镣铐被押回了希腊。

亚历山大对当地波斯军队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在大流士国王得以从美索不达米亚组建新的军队之前，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吕底亚、卡里亚、吕西亚等波斯诸省都失去了防御能力。这些地方迅速落入马其顿人手中，既巩固了安纳托利亚的西侧海岸，又大大帮助亚历山大缓解了资金周转问题。诸如以弗所和米利都等著名的希腊城市，都脱离了波斯的控制，被迫加入了科林斯同盟（于是，这些城市曾经支付给波斯国王的税金变成了强制性的“自愿捐款”，用于同盟的开销）。

当初，亚历山大曾经起用自己的亲信来代替被征服的波斯行省总督；在经过长达四个月的围攻，夺取卡里亚首府哈利卡纳苏斯以后，他却留下了卡里亚女王阿妲来统治她的王国，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征兆。让阿妲管理卡里亚，标志着亚历山大开始从希腊科林斯同盟的首领转变成一个希腊化亚洲帝国的统治者。在后一个角色里，他将越来越依赖波斯的官员和士兵，而且积极鼓励自己的下属将马其顿文化和波斯文化融为一体。据传，弥达斯国王曾经是小亚细亚的统治者，他在自己的城市戈尔迪乌姆系了一个绳结，其复杂程度无人不晓，有位预言家声称，谁能解开这个绳结，谁就能成为“亚细亚之王”。亚历山大挥剑斩断了那个绳结，公开宣示了他的统治权。今天，“斩断戈尔迪乌姆之结”已经成为一个比喻，指尽可能通过最直接的方式解决复杂难缠的问题。

伊苏斯战役及南下

至此，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万王之王大流士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亚历山大的严重威胁。在后者忙于巩固对安纳托利亚的控制时，大流士集结起一支庞大的军队，并率其西行。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亚历山大都缠绵病榻，因而变得衰弱不堪，在他恢复健康并重掌大局之前，马其顿军队失去了目标与方向。毫无疑问，这一点对大流士颇为有利。

对爱琴海周围的岛屿城邦而言，波斯舰队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威胁。同时，亚历山大也不免担忧，在波斯帝国的支持下，希腊可能会爆发一场叛乱。如果真的出现乱局，波斯舰队不仅会切断亚历山大军队的补给线，而且还会阻止他们返回希腊，使其不得不滞留在小亚细亚。

图17 这种双刃曲剑武器（现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长度仅次于步兵在希腊方阵中使用的12英尺至16英尺（3.7米至4.9米）的长矛。

不止如此，波斯舰队还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补给，为正在朝安纳托利亚前进的大流士提供粮草，其军队人数大约在25万（那是古代最乐观的估量）到25000（这是现代最悲观的测算）之间。按照现代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假设其为10万人，那么这支军队将很难熬过即将到来的冬季，因此波斯舰队的补给就变得至关重要了。鉴于此，亚历山大率领他的军队朝伊苏斯湾移动，意图将波斯舰队与大流士的军队分割开来。

不知是故意为之还是碰巧如此，大流士在前去迎战亚历山大的途中选择了一条更加偏北的路线，结果挡在了马其顿的运输线路上。由于波斯人和希腊人都切断了对方的补给线，一场冲突也就在所难免。紧随其后的战斗发生在皮纳罗河畔（究竟哪条河是皮纳罗河，现在大家仍各执一词，没有定论），波斯军队的左边则是群山起伏的高地。一边是河流，一边是山脉，这对波斯人显然极为不利，这意味着在如此狭窄的战场上，大流士难以将其军队的全部力量都施展开来。

也许是对格拉尼克斯河战役尚且记忆犹新，亚历山大吸取其经验，带领步兵把波斯防线冲出一个缺口。紧接着，他便加入自己的近卫骑兵，直奔大流士本人，将这场战斗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的对决。面对杀气腾腾的亚历山大，大流士掉转战车，逃离了战场。

图18 亚历山大镶嵌画的细节部分，展示了亚历山大在伊苏斯战役中对抗大流士的场景。这幅罗马镶嵌画出土于庞贝，现存于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亚历山大针对敌方指挥官所采取的这一行动可谓十分大胆而冒险，他把如此多的兵力都用于这样的目的，以致军队中其余大多数人皆陷入相当危险的境地。好在大流士逃走以后，亚历山大能够回援那些处于困境中的部队，同时，随着君主逃跑的消息在军中传播，波斯人的士气也慢慢降低。通常情况下，一支古代军队一旦出现混乱的撤退，那便兵败如山倒，随后的屠杀也就不可避免了。将敌军完全击败以后，亚历山大继续追杀大流士。他轻而易举地跨越了皮纳罗河，因为河里堆满了波斯人的尸体。大流士成功逃脱，可其军队金库却落入亚历山大手中，由此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后者在财政上的烦恼，另有大流士的几名家庭成员也一并被擒获。亚历山大对这些俘虏以礼相待，不过，当大流士主动提出，愿意割让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土地，以此来换取和平，并表示想用金钱赎回自己的家人时，亚历山大却回答，作为亚洲的新主人，土地如何划分以及是否划分，都要由他来决定。

在伊苏斯取得胜利以后，亚历山大可以选择继续进军美索不达米亚，直达波斯帝国的心脏，大流士在避开马其顿的骑兵之后，正是撤退到了那里。然而，这样做会留下波斯舰队威胁爱琴海和亚历山大的补给线。于是，他转而向南，朝着黎凡特前进，准备夺取地中海的整条海岸线，以便占据波斯舰队的基地。

严酷对待反对者，或许是亚历山大为了消除抵抗而刻意为之的一种策略，也可能是其真实个性的反映（后者可能性更大），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其性格的这一特点已经在希腊军中尽人皆知。在挥军南下的过程中，除了投降以外，他很少碰到其他情况。第一次严重的抵抗是在提尔遭遇的，那个地方位于今天的黎巴嫩。作为海上贸易中心之一，提尔因拥有“腓尼基紫色”染料而闻名，这大概是古代世界唯一一种染在衣服上而不褪色的染料。提尔是一个临近海岸的岛屿城市，城墙直接矗立在海中。亚历山大经过长达七个月的艰难围攻才夺取了这座城市，在此期间，他的军队修建了一条长堤，将提尔和大陆永远地连接在一起。一如既往地，在瓦解了所有抵抗之后，亚历山大又在城内进行肆意破坏和残忍屠杀，从而直接导致了这座城市的覆灭。自此以后，再也无人敢于阻挡亚历山大率领的南下大军，直到这支军队来到加沙，当时那是通往埃及王国的入口。

当地的波斯长官试图保卫加沙，这意味着那座城市的命运也跟提尔一样。之后，埃及的波斯总督明智地断定，投降才是更好的选择，于是，亚历山大便兵不血刃地得到了埃及。那位波斯总督决计放弃埃及，可能也是因为当地人原本就心怀不满，怨恨波斯占据了这个曾经独立而强盛的千年古国。波斯总督明白，他不可能同时跟亚历山大和反叛的埃及臣民作斗争，否则两边不讨好。

亚历山大没有像波斯人那样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埃及人身上，而是集中精力让他们接受自己。他不遗余力地顺应当地的宗教情感，不惜长途跋涉进入尼罗河西边的沙漠。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模仿被他称作祖先的赫拉克勒斯的壮举，拜访位于锡瓦的阿蒙神庙。祭司们称呼亚历山大为“阿蒙之子”，以此来回报他的恭敬。马其顿人认为，“阿蒙”就是埃及人对众神之王宙斯的称呼。亚历山大则以此为据，进而证明他母亲的说法，即，他在她体内的孕育与腓力无关，而是由于宙斯，因此他——亚历山大，确乎是一位半神。

亚历山大在埃及仅仅逗留了这一次，在此期间，他所做的意义最深远的事情，便是创建了那座至今仍以之命名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位于法罗斯岛对面的大陆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拥有一个为远洋船只遮风挡雨的海港，以及一条经过附近的卡诺珀斯湖进入尼罗河的便利通道。尽管亚历山大将陆续发现，许多城市都顶着他的名字（第一座就是在伊苏斯战争后马上建立的），但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将是其独一无二的杰作。后来的托勒密王朝扎根于此，成为希腊化世界一大奇迹的那座灯塔挺立于此，在一段时间之内，亚历山大里亚也许可以自称为整个地中海世界最伟大的城市。

征服波斯帝国

大流士听说亚历山大已经离开埃及，正准备进军波斯的中心地带，在绝望之下，他又作了一次讲和的尝试。他主动提出，要将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土地全部献出，并把女儿许配给亚历山大，再用巨额赎金换回自己其余的家人。得知这个提议以后，亚历山大的高参之一，一位名叫帕米尼奥的将领说，“我要是亚历山大，就会接受这些条件”。对此，亚历山大反驳道，“我要是帕米尼奥，自然也会接受这些条件”。

由于亚历山大决计全面征服大流士的帝国，这位波斯统治者别无选择，只好集结自己的军队，来一场殊死搏斗。那场决定性的战斗发生在公元前331年的10月份，地点在伊拉克东北部，阿贝拉（即今埃尔比勒）附近的高加米拉。这次，为了避免导致先前溃败的错误，大流士作了新的部署，意志颇为坚定。为了充分发挥波斯军队在人力和骑兵方面的优势，他特地选择了一处宽敞的战场，又精心铲出多条平坦的路径，以便刀轮战车[2]可以顺利通过，他计划利用这些战车来破坏希腊步兵的阵形。周围并无任何山川丘陵或其他防御性地势可以让亚历山大排兵布阵，而且马其顿军队现在的补给线拉得太长，一旦战败便是毁灭性的。古代历史学家对波斯军队规模的估算，跟现代历史学家所认为的真实情况相比，还是差距很大。阿里安的估计是大约100万人，外加4万骑兵，但这个数字被认为极不靠谱，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能接受的规模是其十分之一，甚至更小。

图19 普拉奇多·科斯坦齐《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亚历山大里亚》，约1737年，布面油画。

无论它是否有那么庞大，这支波斯军队在人数上无疑远远超过了亚历山大的队伍。但是，值得一提的不过是其中一支号称“不死军”的万人精英卫队和一支希腊重装步兵分队，后者在得知亚历山大残忍对待他们的同伴希腊雇佣兵之后，是准备战斗到死的。除此之外，大流士的军队多数都缺乏训练、装备一般且士气不佳。

实际中的这场战斗，简直是亚历山大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一次大师级教学。为了保护军队的侧翼，他利用自己的骑兵逼迫大流士离开其事先看好的位置。然后，亚历山大充分利用他的步兵方阵作为坚实的铁砧，让马其顿骑兵予以猛攻，犹如无数把铁锤，将波斯军队死死地压在砧板上击打。要实施这个复杂的战斗计划，首先要求步兵方阵必须全力以赴，顶住巨大的压力，以便骑兵队伍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严格的训练和纪律，以及此前一连串胜利造就的高昂士气，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当大流士带领全军投入战斗时，亚历山大命令阿瑞提斯截击企图绕到其军队右翼的波斯骑兵，实际上他自己也暂时前往右边支援。然而，当波斯骑兵被击退以后，亚历山大转而冲向敌军由此产生的缺口。他的近卫骑兵组成一支楔形突击队……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呐喊声，亚历山大率领他们全速前进，径直冲向大流士本人。（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14）

这场战斗的结果可以说是伊苏斯战役的重演。大流士又逃跑了，这次是在激烈的短兵相接之后；随着他的离去，波斯军队土崩瓦解，伤亡惨重（据阿里安说，超过30万人），不过这一回，大流士没有后备军了。在高加米拉战役之后，波斯帝国便基本落入亚历山大手中，跟150年前的情况相比，这是一个惊天大逆转。当初，为了保卫希腊，抵御波斯帝国的入侵，萨拉米斯的希腊人曾经浴血奋战。如今，公元前331年，亚洲的希腊帝国实际上已经诞生了。

作为对新秩序的认可，波斯帝国的三座主要城市主动缴械，向亚历山大投降。在证明了他们对亚历山大新建立的忠诚以后，苏萨和巴比伦的长官被允许保留他们的职位。在巴比伦，就像在埃及一样，亚历山大花了很大力气，以使当地人甘心顺从其统治。在他采取的措施中，包括下令重建一座供奉巴比伦保护神马杜克的庙宇，先前，为了惩罚巴比伦人的一场失败的叛乱，波斯人曾把这座庙宇摧毁。不过，第三座城市波斯波利斯已经不再需要长官，因为尽管它投降了，亚历山大还是彻底将之摧毁。

古代有资料记载，亚历山大曾在这个前帝国首都举办了一场庆祝宴会，席间，一个喝醉酒的名妓提议烧毁这座城市，所以它才会惨遭厄运。不过，这显然并非事实。有考古学证据表明，在毁灭之前，这座城市的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并且居民也都被驱散了。当然，城里并没有很多人，因为波斯波利斯主要是一个仪式和宗教之地，而不是一座功能齐全的城市。亚历山大通过摧毁它，向世界传递了这样的讯息：波斯帝国已不复存在，一个崭新的王国正从其废墟上兴起。这很可能是他一直以来的意图，是一个早有预谋的做法，而并非醉酒之后的一时冲动。

还有一个时代更替的重要标志，那就是在新臣民面前，亚历山大没有表现为一个征服者，好像他并不是为了一个世纪以前雅典被烧毁的事情而来。他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复仇者，要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大流士复仇，这一王朝曾统治波斯帝国长达两个世纪。一个背叛大流士的属下恰巧给了他这个机会，这个名叫贝苏斯的人杀了自己的君主，逃向帝国东部边缘的巴克特里亚，自立为新的波斯王，准备作最后一搏。亚历山大呼吁曾经支持大流士的人们团结起来，帮助他对付这个杀害他们前任君主的不义之徒。当贝苏斯最终被捉住后，亚历山大便将其交给大流士以前的臣民，由他们予以惩罚并处决。

贝苏斯被捉并未结束帝国远东地区的所有抵抗。亚历山大在索格底亚那遭遇了强烈的反抗，那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就在巴克特里亚的北边。事实证明，在某种程度上，此地是最难夺取的，因为它位于亚历山大运输线路的最东端，其主要城市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撒马尔罕，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亚历山大新帝国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或许可以这样描述：即便是今天，在希腊的塞萨洛尼基和亚洲的撒马尔罕之间，最快的线路也是一趟十四个小时的航班，行程将近五千公里。在途中，现代旅行者会飞越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然后降落在乌兹别克斯坦，向南几百公里便是跟阿富汗接壤的边界。如今，大概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趟旅程所覆盖的整片区域曾经都由希腊人支配和控制。

进军印度

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攻下了撒马尔罕。为了牢牢掌控这座城市及其所处的行省，他迎娶了罗克珊娜，这位公主跟当地的大部分贵族都有亲戚关系。从那以后，这座城市便被冠以希腊名字马卡兰达，继续繁荣发展，在连接中国和西欧的伟大丝绸之路上，它是主要驿站之一。而亚历山大则把它当成一处管理和军事中心，将其用作下一个重大计划的基地。

对于印度，亚历山大究竟是打算完全征服还是部分征服，今天已经不得而知。看起来，可以肯定的是，他严重低估了这项计划的规模及其所需资源。当时，由于他已经遣散了不少马其顿和希腊老兵，又派出许多士兵驻扎在索格底亚那，因此他不得不集结了一支人数相当多的波斯分队来弥补缺口。而且，面对身在亚洲的希腊雇佣兵，亚历山大放宽了先前的严苛条件，把能够找到的这些雇佣兵统统招入自己的军队中，这也进一步佐证了他在人力方面遭遇的困难正逐渐增加。

面对亚历山大那不知餍足的征服欲望，这支军队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了，印度冒险的提议让他们心中充满了沮丧和惊慌。许多士兵原本以为，随着夺取波斯波利斯的成功和大流士的死亡，这次东征的任务便圆满完成了，而战争的结束则预示着他们可以返回遥远的家乡。突然得知亚历山大还有其他计划需要他们实施，那份不情不愿是可想而知的。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亚历山大的举止和作风变得越来越波斯化了。尽管他的波斯服饰和异国妻子安抚了当地人，但是却在他的士兵中引起了不安。现在，亚历山大还要求宫廷成员在其国王面前实行那种名为“普洛斯基尼希斯”[3]的跪拜礼。对波斯人而言，这自然是一个让人放心的象征，标志着生活的礼仪会像从前一样继续。但对马其顿人而言，这却标志着亚历山大的权力之欲正在不断膨胀，因此，他们断然拒绝，表示不能容忍这样的傲慢。亚历山大颇为无奈地妥协了，不过属下这一小小的反抗之举，使得这个原本就对抵抗极为反感的男人，更加疑虑重重。

图20 埃尔金大理石雕描绘的希腊骑兵。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些针对亚历山大的阴谋被陆续“发现”，其中一场由他自己的贴身侍从们策划，另一场则以将领帕米尼奥的儿子为中心，帕米尼奥是亚历山大手下资历最老的指挥官之一。公元前328年，亚历山大和他的部下克雷塔斯在醉酒后发生了一场争执，内容与其在征服波斯之前的政策有关。狂怒的亚历山大抓起一杆标枪，当场杀死了克雷塔斯，那可是曾经在格拉尼克斯河战役中救过其性命的同伴，后来他对这一行为感到后悔不已。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率领军队向印度河出发。他也许觉得，这样做会让大家冷静下来，把精力投入到战役中去。他的进军本质上是一次军事侦察，因为他对于这片次大陆知之甚少，而且他所知道的许多情况都是错误的。而从表面上来看，这次突袭是为了支持一位名叫塔克西勒斯的印度国王，帮忙对抗其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邻国。

尚未见到塔克西勒斯，亚历山大便已在这片满怀敌意的领土上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战斗，不过一旦他的军队抵达目的地，内外结合的力量还是十分强大，足以迫使塔克西勒斯的主要敌人之一缴械投降。其另一个敌人波鲁斯国王则是一个颇难对付的角色，主要的正面交锋发生在公元前326年的希达斯皮斯河岸边。虽然占据着强大的战略要地，并且在步兵团背后部署了200头战象作支持，波鲁斯最终还是未能抵挡住亚历山大的战术技巧及其军队丰富的作战经验。

波鲁斯的军队被彻底击败，他本人也被抓获。当亚历山大询问这位俘虏，自己应该怎样对待他时，波鲁斯回答“像对待国王一样”。亚历山大非常欣赏这个回答，以至于不仅留下他继续掌管其王国，而且还扩大了他原来的领地范围。

亚历山大准备从这里开始，继续向印度深处进发，可是他的军队强烈反对。季风期即将到来，他的士兵们还没有准备好跟天气作斗争，而且次大陆上人口众多，似乎储藏着源源不断的军人、大象和骑兵。士兵们威胁亚历山大，如果他执意前行，那么他们都会回家，他将独自一人。

被迫撤退的亚历山大只好另做安排，以加强帝国的控制，巩固他在印度河沿岸获得的新领地。他批准一些统治者保持原位不变，并且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另外一些地区。然后，为了让自己的军队配合舰队的行动，他又沿着海岸线朝波斯湾前进，那支舰队是他为了在印度洋确立希腊存在而组建的。他打算带着自己的部队穿越名叫格德罗西亚的海岸线，其困难程度尽人皆知，曾有几支军队试图穿越这片地区，可是都未能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虽然亚历山大带领自己的军队最终回到了波斯，但是在这趟旅途中，他还是损失了大量兵力。

重返巴比伦

一回到新帝国的中心，亚历山大便残忍地除掉了许多前任部下。首先遭殃的便是其归途所经之处的总督和长官，他觉得这些地方没有全力帮助他的军队，就连那些已经竭尽所能的地方也难逃苛责。亚历山大明白，他需要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让人们开始关注那些倒霉部下的脑袋，而不是批评他对行军路线的选择。

相比之下，其他人则更应该受到惩罚。在亚历山大离开期间，一些地方长官称霸一方，就像小国王一样，招募雇佣兵军队，把税收挪为己用，中饱私囊。其中有一个亚历山大的老朋友，名为哈帕鲁斯，因跛足不能在军队服役，而被委任为王室财务总管。如今，哈帕鲁斯知道其巨额贪污行将败露，便带着大约700塔兰同[4]的不义之财逃之夭夭。（按照一般的计算标准，1塔兰同黄金为50千克，那么这笔钱大约相当于2018年的15亿美元，上下误差不超过几百万。）哈帕鲁斯前往雅典避难，在那儿，雄辩家德摩斯梯尼被指控收受贿赂并包庇这个侵吞公款的逃犯。

昔日旧友的贪腐规模之大，背叛程度之深，使得亚历山大怒火万丈，忍无可忍，在已知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保护哈帕鲁斯了。不久，他又从雅典逃往克里特岛，根据有些资料记载，他被自己的仆人杀死在岛上。而据一位马其顿探险家的叙述（保塞尼亚斯《希腊旅行指南》，2.33），哈帕鲁斯曾把钱财交予自己极为信任的一名仆人保管，大部分却都被那名仆人偷走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在此期间，亚历山大竭力宣扬自己在印度取得的胜利，并且效法曾经有过许多妻子的父亲腓力二世，迎娶了大流士的女儿和大流士的前任国王之一阿尔塔薛西斯三世的女儿，以便让自己进一步融入波斯统治的传统结构之中。在盛大的联姻庆典上，亚历山大还主持了许多军官和数千名士兵的婚礼，他们也都迎娶了波斯新娘。

尽管这种行为在他的旧部中引起了忧虑，但是亚历山大显然打算最终用一支波斯—希腊混合军队来代替原本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他不顾手下人的强烈抗议，兀自组建起一支3万人的波斯军队，并以马其顿风格加以训练和装备，还给这支部队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继承者”。他明确表示，期待希腊士兵和波斯妻子的后代将来会加入这支新型军队。虽说亚历山大依然对军队中的老兵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但是他们的退役仍在持续，人员更替自然也在所难免。

在亚历山大的帝国中还有一大批雇佣兵，其中有不少都是从希腊大陆被流放出来的。在他解散了总督们的私人军队以后，这些雇佣兵当中的许多人都变成了土匪强盗。他下令让希腊各城市把这些流放在外的人都接回去，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或者不如说是转移了这个问题。大量愤愤不平的士兵抵达希腊，他们原本训练有素，如今却成了无业游民，这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地人因此对亚历山大心生怨恨，他们觉得他已经基本抛弃了科林斯同盟的理想，自立为波斯的新大流士了。

这一时期，亚历山大的宫廷里还发生了一件不祥的事情。他有一位最好的青年朋友，名叫赫费斯提翁，许多记载中都说那是他的情人。亚历山大喜欢把他们的关系比作传说中的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5]的友谊。为了表示自己的偏爱，他让赫费斯提翁跟大流士的另一个女儿结婚了，因此这两个男人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了一家人。就像亚历山大及其圈子里的许多人一样，赫费斯提翁也喜欢大量饮酒，这很可能导致了他在公元前324年的突然死亡。

亚历山大悲痛欲绝，下令举办奢侈的葬礼，纪念这位死去的朋友。当他来到巴比伦参加部分葬礼仪式时，十分可怕的凶兆亦随之出现，祭司们断定亚历山大自己的性命也处于危险之中。但他并未理会厄运即将降临的威胁，而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赫费斯提翁的葬礼以及入侵阿拉伯半岛的计划上。在经过一轮时间很长的饮酒之后，他也病倒了。公元前323年7月10日，亚历山大，这个在此星球上征服土地空前之多的人，这个把希腊世界扩展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印度河流域和埃及的人，在32岁生日过后仅仅一个月，便溘然长逝了。

图21 德摩斯梯尼，雅典雄辩家，他是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的长期敌人，最终服毒自尽。

亚历山大的死亡使得世界上许多地方都陷入混乱之中，因为他的统治一直都集权于个人，而不是依靠马其顿的君主制度，其实这个制度早就跟不上他的步伐了。尽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关于刺杀的谣言，但另一种可能性还是要大得多，即亚历山大在十几年持续的压力、伤痛和急行军中燃尽了自己的生命之火。现代历史学家相信，最终，很可能是疟疾袭击加上过量烈酒，毁灭了这个无数波斯军队都未能杀死的男人。

[1] 自由七艺（liberal arts）：指古代西方所认为的对于一个自由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学科或技能，包括文法、逻辑、修辞、算数、几何学、音乐及天文学。

[2] 刀轮战车：scythed chariots，一种古代战车，其两侧的车毂均装有锋利的镰刀。

[3] 普洛斯基尼希斯：proskynesis，希腊语，意为“朝拜”，特指波斯的一种传统礼仪，即在社会地位更高的人面前鞠躬或拜倒的动作。

[4] 塔兰同：talent，古代的质量单位，当用来衡量金钱时，指的是1塔兰同重量的黄金或白银，据说1塔兰同黄金的重量基本相当于一个人的体重，大概是50千克。

[5] 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均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二人感情深厚，前者对后者非常温和，但是对其他人却傲慢而无情。虽然荷马从未明确表示其为情侣关系，但是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学中，他们都被描绘成一对情人，尤其是在埃斯库罗斯、埃斯基涅斯和柏拉图等人的作品中。

第三章 希腊帝国

到亚历山大死去之时，这位君主的领地已经超过了此前任何人所统治的范围，这片广大的区域约有900万平方公里，基本相当于美国的大陆部分。与之相较，罗马帝国的土地只有它的一半多一点而已。如果用“多样化”来形容亚历山大的帝国，可能还远远不够，它包含着数以千计的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有着上百种不同的语言。

希罗多德讲过一个有关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统治这个多样化帝国的种种问题和难处：

大流士做波斯国王的时候，曾召集宫廷里的希腊人。他问，要给他们多少钱，才肯吃掉自己父亲的尸体。希腊人回答，多少钱都不行。

之后，大流士又召集那些名为卡拉提亚的印度人。希腊人也在场，通过翻译，他们明白当时的情形，实际上，卡拉提亚人确实会吃掉死去的父母。于是，大流士便问他们，要怎样才肯改为烧掉那些尸体，这群印度人惊恐地呼号，恳求他不要再提起如此可憎的行为了。（希罗多德《历史》，3.38）

简而言之，波斯帝国绝非波斯人的帝国。它只是曾由一名波斯人当家，现在则由一名马其顿人执掌大权，除此之外，帝国的各个部分可谓毫无共同之处。亚历山大曾坚定地认为，一旦他征服了波斯帝国，就没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挑战了。对此，就连政治才能远胜于亚历山大的奥古斯都帝王，也不免感到十分好奇，他实在想知道，亚历山大究竟有没有真正尝试过治理他所拥有的一切呢？

其治理之难，我们还可以通过下列问题来说明：这个帝国的各民族不仅有不同的语言、宗教信仰和计数系统，而且，他们甚至无法在今天是哪一天和今年是哪一年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单是希腊，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历法。这些历法大致都符合朔望月的规律，但当地的政治家们乐于再添上一个月，比如为了延长夏季，或者为了推迟选举。另外，埃及人却使用回归年，但由于没有把闰年的因素考虑进去，所以他们的官方季节在日历上慢慢地移动着。一个世纪前曾经是春季的某月，现在则成了夏季，再过几百年又会成为秋季。在任何一个地方，年份都取决于当地的日期系统，可能从那座城市建立算起，或者按照一位国王的统治时间来编年，或者是其他同样随意的系统。

新来者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帝国，企图进行中央集权式管理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帝国中，大多数人都无法进行彼此之间的交流，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应该如何被管理，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甚至对于今天是哪一天、今年是哪一年，他们也都有着迥然相异的意见。因此，亚历山大便效仿波斯人，所到之处，不管这个地区在被纳入帝国之前采用的是什么社会等级系统，他都简单地把自己置于其最顶端。

因此，许多民族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们属于波斯帝国，至于高层管理者的更换，乃至变成一个希腊—马其顿帝国，就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了。境内农业人口占到了90%以上，农民们一如既往地耕作，庆祝他们的节日，举行传统的宗教仪式，把各种名目的税款交给酋长、首领、执政官或者任何负责收钱的人。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改变。

图22 从山顶俯瞰巴比伦的景象，这是亚历山大去世的地方，后来成为塞琉古帝国的一座重要城市。

从长远来看，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融合将对西方文明和中东文明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在短期内，除了那些直接受到亚历山大行军影响的地区之外，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这个帝国现在已经转手虽属事实，却又是无关紧要的。

权力争夺及帝国的分裂

亚历山大是马其顿人，他非常了解同为贵族的那些马其顿人在处理政治事务时的残暴凶狠、自私自利和冷漠多疑。亚历山大很年轻，但是他的生活方式非常危险，这也就意味着他随时都有可能死亡。然而正因如此，他一直都格外谨慎，避免为自己的权位指定一位明确的继承人。否则，一旦得到提名，那位候选人便会趁着亚历山大还没有改变主意，立即开始实施除掉这位国王的阴谋。亚历山大在巴比伦死亡，随之产生了顶层权力的真空，这是马其顿政治体制的固有问题，并非因为计划不周。

可以预见的是，在亚历山大死后，一场权力斗争在所难免。如果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的记载可信的话，那么这也正是亚历山大曾经预料到的情况：

（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奄奄一息。当他还剩最后一口气时，他的同伴们询问，他打算把这个帝国留给谁？亚历山大回答：“留给最强者。我的葬礼竞技会[1]将是我的朋友们之间的大搏斗。”结果也确实如此，在亚历山大死后，他的主要同伴为了谁应该获得至高无上的霸权而争论不休，反目成仇，引起了许多重大的冲突。（《历史丛书》，18.1）

表面上看来，权力似乎从死去的亚历山大手中顺利地转移给了他的继承人、同父异母的哥哥阿里达乌斯。然而，阿里达乌斯有着十分严重的智力障碍，完全没能力进行统治，所以必须选出一位摄政王，实际上，除了名义之外，这位摄政王才是各个方面真正的帝王。而且，亚历山大的第一位妻子罗克珊娜即将生下遗腹子，那也是阿里达乌斯的一位竞争者。众人同意，如果这个孩子是男孩儿（确实是），他就可以跟阿里达乌斯一起继承王位。

在亚历山大生病直至死亡期间，暂时由他的高参佩尔狄卡斯代行管理之职。因为有马其顿军队主力部队的支持，所以他成了摄政王，以两位国王的名义统治帝国；这两位国王，一位是婴儿，另一位是弱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佩尔狄卡斯决定迎娶亚历山大的妹妹克娄巴特拉，却因此疏远了他手下的一位重要将领，他原本已与其女儿订了婚。

图23 描绘一头北非大象的古代镶嵌画（日期未详）。这个已经灭绝的品种比撒哈拉以南的大象体型更小且更易驯服，在战争中的威胁性比印度大象更小。

除了婚事上的小伎俩之外，佩尔狄卡斯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毕竟，随着亚历山大死讯的传出，不安情绪在帝国的领土上蔓延。希腊人一向不喜欢在科林斯同盟中屈居马其顿之下，那里的叛乱也就难以避免。至于埃及，叛乱已然发生，篡位者早就上台了。还有安纳托利亚的卡帕多西亚，原本就从未正式依附于帝国，如今更是决定要走自己的路了。

更加糟糕的是，动荡不仅来自那些被征服的人们。听说亚历山大死了，许多军人都毅然决然地打算重返西方的故乡，其中有希腊雇佣兵、军队老兵，还有其他曾经受到亚历山大约束、不得不驻扎在遥远的巴克特里亚的士兵。佩尔狄卡斯只好通过武力，威逼这些移居者留在原地，然而他自己的军队也变得难以控制，渴望赶紧解散。

意料之中的希腊叛乱引发了一场短暂的战争，名为拉米亚战争（公元前323—前322年），因为多数战斗都发生在拉米亚城周围。领导这次叛乱的是雅典人，他们在失败后遭受的苦难最多，不过希腊的其余部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自从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的一名将领攻占斯巴达以后，这座城市就被纳入科林斯同盟之内了。如今同盟已然瓦解，南部的希腊人便彻底成了马其顿的臣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亚历山大创建的必定是一个马其顿帝国，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确乎都是马其顿人，但是在军队中和社会上，却处处都弥漫着希腊的观念与文化。

同时，差不多在尚未彻底征服任何一个行省之前，一群来自希腊大陆的移民便开始探索这片新边境所开启的机会。之后，来自上百个大大小小希腊城市的被流放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在亚洲大陆安顿下来。崭新的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在帝国各地冒了出来，它们的文化显然都是希腊的。虽然帝国的征服者是一名马其顿人，但是他为西方开辟的世界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希腊的”。

佩尔狄卡斯的摄政权力在首次遇到直接挑战时就崩塌了，这一挑战来自他手下的一个将领。这位将领就是托勒密，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从亚历山大的帝国中获取什么，事实证明，他会冷酷无情、心无旁骛地得到它。托勒密乃是亚历山大的童年好友兼忠诚属下，但他不愿效忠于佩尔狄卡斯和新政权。他迅速地前往埃及，声称是为了制服已经在那里宣布独立的总督，实际上则是为了吞并这个国家，将其变成自己的领地。作为对佩尔狄卡斯的一个直接挑战，托勒密抢走了正要运往马其顿安葬的亚历山大的遗体，并以隆重的仪式将其埋葬在亚历山大里亚。按照惯例，只有马其顿国王才能埋葬前任国王，所以，这显然是对佩尔狄卡斯权威的挑战，他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尤其是托勒密还擅自决定，要吞并昔兰尼以及在这座城市统治之下的广大领地。

佩尔狄卡斯的支持者极少，只有拥护他成为摄政王的那支精英骑兵和贴身卫队。事实证明，足智多谋的托勒密能够将自己的新王国守护得密不透风，因此佩尔狄卡斯的士兵们便放弃了一场更加持久而艰巨的战役。不仅如此，他们还杀了自己的指挥官，并且邀请托勒密去接管帝国。

明智的托勒密没有接受这一邀请，而是觉得自己能拥有埃及，就心满意足了。虽然后来他和他的继承人们不厌其烦地在叙利亚和黎凡特争权夺利，但埃及始终是托勒密及其王朝的权力中心。这种情况持续了三个世纪，直到公元前30年，马克·安东尼的情人、著名的克娄巴特拉七世，不愿做罗马帝国的俘虏，宁肯自杀身亡，随着她的死去，托勒密的血脉才告结束。

此后发生了几场短暂的小型战争，在公元前311年，帝国的权力分配终于正式完成了，幸存下来的亚历山大的将领们签订了一份和平协议。根据协议条款，托勒密将在名义上继续做马其顿国王的属下。而那一对没有实权的国王则被安置于马其顿，听从新摄政王安提帕特的摆布。亚洲地区则留给了另一位强大而野心勃勃的将领——“独眼龙”安提柯，他的统治得到了积极能干的儿子德米特里的帮助。可是，这个政体刚刚开始实行，安提帕特便死了，情况又变得非常复杂，一切再次陷入混乱之中。虽然他的儿子卡山德继承了摄政王之位，但是很明显，在马其顿的欧洲领地以外，卡山德的权威并未得到承认。

公元前310年，亚历山大和罗克珊娜的儿子死去，亚历山大王朝的统治已经变得软弱无力，整个帝国名存实亡。当此之际，安提柯认为历史的重任注定落到了他的肩上，他要把亚历山大破碎的帝国重新整合起来，纳入自己麾下。公元前307年，他派出一支由其儿子率领的军队，去“解放”卡山德统治的希腊。德米特里全力以赴去完成这个任务，他十分擅长攻城略地，以至于被称为“攻城者”德米特里。包括雅典“解放”在内的一系列胜利，使得军人们自发地宣布安提柯便是他们的国王。托勒密不甘示弱，很快也当上了国王，卡山德则紧随其后，其他几名将领也纷纷效仿，他们同样攫取了亚历山大前帝国中的自治领地。于是，庞大的帝国正式分裂为不同的王国，这些王国将以希腊化世界的名义而传扬天下。

新世界的形成

安提柯的势力不断增长，自然招来了其对手们的联合抵制。这场角逐在公元前301年达到高潮，一方是安提柯和德米特里，另一方是他们的主要竞争者，即利西马科斯、托勒密和塞琉古三位将领。塞琉古的战象决定了伊普苏斯战役的胜负，那些战象成功阻止了安提柯的骑兵跟主力部队会师。安提柯本人在这场战役中被杀，德米特里则逃离了战场，沦落为没有王国的国王。胜利者们瓜分了安提柯的领地；利西马科斯掌管了安纳托利亚，塞琉古得到了叙利亚以及东边的部分地区（不过巴克特里亚已经逐渐脱离他的控制了）。永远都在投机取巧的托勒密则借机抢下了黎凡特，当时塞琉古实力太弱，难以阻挡，而其他人则精力分散，无暇顾及。

这种并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维持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德米特里为这段时期增添了些许趣味，在卡山德死亡以后，他伺机夺取了马其顿，但很快就被利西马科斯和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正是这个皮洛士后来入侵意大利，企图取代正在崛起的罗马势力，结果却失败了）赶下台来。德米特里为塞琉古所俘，在囚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而塞琉古则趁着利西马科斯专注于马其顿的空当，入侵了安纳托利亚。利西马科斯死在了战场上，但取得胜利的塞琉古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成功的喜悦，便遭到了刺杀。随着他的死亡，重新统一亚历山大帝国的最后机会也不复存在，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土地被简单划分成了几块，这样的格局在接下来的300年内始终保持未变。

图24 单峰骆驼和骆驼牧人，罗马帝国早期的浅浮雕，现存于梵蒂冈博物馆。

东边是巴克特里亚，表面上是一个希腊王国，实际上它与印度和中亚地区各王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远远超过跟希腊大陆或马其顿的联系。巴克特里亚与亚历山大前帝国其余部分之间的沟通交流颇为困难，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来实现。那里的希腊人对地中海沿岸的权力斗争兴趣很小，就像西方的希腊人对恒河流域的复杂政治游戏漠不关心一样。正因如此，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巴克特里亚不可避免地逐渐脱离希腊化的轨道，成为一个融合了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与众不同的王国。

巴克特里亚的西边则由塞琉古的继承者们所统治。亚历山大的这一部分领地十分广大，足以凭借自身的面积获得“帝国”的头衔。塞琉古帝国的统治者们始终拥有安纳托利亚，那是他们的创始人从利西马科斯手中获取的，不过他们对安纳托利亚的内部掌控，乃是有名无实的。西方的高卢人先是在黑海西部沿岸不停捣乱，而后大举入侵安纳托利亚的高原地区，并最终定居于此，将其变成了独立的加拉太王国。（几个世纪以后，圣保罗正是给这些高卢人写信，那封信被保存在《圣经》中，名为《加拉太书》。）

塞琉古帝国的南边是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这个王国的北部边界会不断变化，取决于托勒密统治者和塞琉古统治者的力量消长。但加沙以南地带则始终属于托勒密，那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王国，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这座城市很快将成为希腊化文明的一座灯塔。

西边是马其顿和希腊，那里原本是亚洲征服者的故乡，如今却要勉力跟其继承者们的国家竞争，而且这些后起之秀在财力和资源上都已远远超越了它。更为不堪的是，马其顿的统治者变得越来越严苛，以此来加强对希腊的控制，尽管这种控制愈发艰难。这导致大批富有活力、敢于进取的希腊人迁居境外，前往东方的新王国去寻找机会，而其他希腊人则逃向西边的大希腊地区，可是那里的城市也正在落入一个主权民族国家之手，那就是罗马。它顺着意大利半岛向南推进，征服了诸如卡普阿和那不勒斯等希腊城市，将其纳入自己不断拓展的版图之中。

希腊化世界与新时期

即便算上从欧洲大陆涌入的希腊人，东方的希腊人在他们的新帝国里也只是一个人数极少的群体。人们也许会以为，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些希腊人就会被当地的土著居民所同化，除了西方对艺术的影响以及偶尔可能会诞生的蓝眼睛孩子以外，几乎不会留下任何入侵的痕迹。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在那时，希腊文化中还有许多内容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需要的。

哲学

公元前5世纪的思想革命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希腊人看待宇宙的方式刺激并启发了许多与之相互作用的文化。希腊的思想观念引起了广泛讨论，并被其他文化系统和信仰结构所吸收，后者又反过来把它们的观念注入希腊的思维模式之中。因此，许多被我们认为是典型的希腊理念和哲学的成果，实际上却源自这种希腊化时代的思想融合。时至今日，其中一些哲学流派逐渐演变为能够简要概括其特点的词汇。

图26 诸如卡利马科斯等诗人的诗句原本都是要在七弦竖琴（lyre）的伴奏下吟诵，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歌曲的配词被称作“歌词”（lyrics）。

例如，最早的“斯多葛”[2]是一位名叫芝诺的塞浦路斯人，他在公元前300年创建了斯多葛学派。芝诺起初在一栋公共建筑的“斯多阿”[3]里讲学，这栋建筑位于雅典的“阿果拉”[4]。（“阿果拉”是希腊城市的商业及管理中心，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由此产生了“agoraphobia”一词，用以概括对人群与喧闹的害怕心理，其字面意思为“恐阿果拉”，即“广场恐惧症”。）不过，其理念所传播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这座城市，后来，经由塞琉古帝国和托勒密王国相关学派的助推，斯多葛思想得以进一步发展，如位于塔尔苏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些学派，便是其有力的推动者。斯多葛主义鼓励其追随者专注于提升自我，蔑视外部境遇的沉浮。在斯多葛学派看来，只要自认为是自由的，那么任何人都是自由的，因为只要你自己没有做好准备，那么任何外部力量都不能强迫你屈服。按照这样的观点，奴隶之为奴隶，皆是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这些人觉得死亡不好，才选择做奴隶。因此，斯多葛学派对于解放奴隶的兴趣极小（尽管他们认为应该善待奴隶）。实际上，后来古罗马有一位伟大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名为爱比克泰德，他以前便是小亚细亚的一名奴隶。而在晚些时候，另一位斯多葛派思想家马克·奥勒留，他在公元161—180年曾为罗马帝国的帝王。

图25 阿特洛司的“斯多阿”，公元前159年建于雅典，在20世纪又得到修复。

伊壁鸠鲁[5]学派是另一个重要群体，他们详细阐发了古典时代原子论学派的理论。该学派相信，构成身体的原子组合在死亡之际会破碎，经过分解之后，一切都将荡然无存。因此，伊壁鸠鲁派哲学强调活在当下，号召其信徒充分利用现世人生。正因如此，在今天，“伊壁鸠鲁主义者”被认为是美食、美酒和艺术的鉴赏家。

还有怀疑论学派，顾名思义，乃是充满怀疑精神。他们认为被我们当作事实的一切，实际上要么是完全虚伪的，要么至多只是真正现实的一小部分。而且，怀疑论学派对发现真正的现实不抱任何希望。（这一思想在现代又重获关注，事实表明，人类极其有限的感知确实只能领会现实的一小部分。从数据上来看，我们所了解的整个宇宙很可能仅仅是一种计算机模拟。）

至于犬儒[6]学派，他们并不否认全部现实，而是否定文明及其对行为举止施加的人为限制。正因如此，他们才得到了这个轻蔑的名称，其源于希腊语的“cynos”（狗）一词。这一思想的创始人也来自小亚细亚，即锡诺普的第欧根尼，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同时代人，据说后者曾趁着二人都在科林斯的时候，去拜访过这位哲学家：

亚历山大发现他（第欧根尼）伸展四肢，躺在太阳底下。当他察觉一大群人抵达时，他抬眼望去，瞧见亚历山大站在跟前。亚历山大向他表示问候，并且询问自己能为他做些什么，第欧根尼回答：“你可以往旁边挪一下，你挡住我的阳光了。”……后来，亚历山大说：“随便世人怎么想，反正，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第欧根尼。”（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14）

在亚历山大死后的数年间，希腊哲学逐渐发展为希腊化哲学。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涉及的许多哲学家既不是希腊人，也没有在希腊生活过。实际上，后来便有一些关于“斯多葛派”芝诺的传闻，说他是腓尼基人的后裔。

科学

希腊对经验主义的发现意味着其哲学远非一种抽象概念。到了希腊化时代，科学才开始正式成为一门学科，希腊人称之为“epistemonikos”，字面意思是“制造知识”。尽管大多数希腊科学都只是观察自然现象并从中得出结论，但还是有一部分具备创新精神的人决定改变那些现象发生的条件，并且观察由此会带来什么不同的结果。这便是最初的实验，没有任何实用目的，只是为了获取知识。

在17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前，希腊化时代可谓充满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发现。纵观这一时期的科学，有趣之处在于其成果四面开花，颇为分散。锡拉库扎的阿基米德以亚历山大里亚科学家们的工作为基础，而后者则向来自小亚细亚帕加马的科学家们学习，这些科学家又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获取数据。科学是跨越国界的，却又是希腊化的。

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公元前310—前230年）便是用巴比伦的天文数据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他首次提出了地球和行星绕着太阳转的假说，由于听起来极为荒谬，以至于800年间都无人理睬。后来，就连阿基米德也否认了这一见解，因为最新发现的视差概念证明，如果阿利斯塔克的假设正确，那么星星必须要在数十亿英里以外才行。阿利斯塔克的这一想法是在船上产生的，他观察到越远的物体似乎移动得越慢，由此推导出看似固定在天空中的星星其实都在移动，只是距离远得难以置信而已。因此，从他的独特观点出发，视差并不是问题。

当时还有另一位思想超前的科学家，即加尔西顿的希罗菲卢斯。他出生于小亚细亚，后来搬到了托勒密的亚历山大里亚，在那儿创办了一所医学院。他属于最早一批通过实际解剖来研究解剖学的人，而且他还不惜冒险进行尝试，企图探索人类大脑不同区域的用途。以前人们相信掌管思维的器官是心脏，而希罗菲卢斯则认定是大脑。

希罗菲卢斯还命名了十二指肠（duodenum），即位于胃部下面的长度为十二根手指（duodeka daktulon，希腊语）的小肠。他能够顺利地实施解剖，从侧面体现了托勒密的远见卓识，因为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解剖尸体都是违法的，然而在亚历山大里亚，希罗菲卢斯却经常到户外工作，以便让民众可以参与他的解剖研究，聆听他的详细说明。

希罗菲卢斯的著作如今已经散佚了，我们只能通过后世的记载才得以窥见其中的部分内容，比如罗马医生盖伦的评述。根据教父[7]德尔图良的记载，希罗菲卢斯曾对囚犯进行活体解剖，不过教父所言是在很久以后了，而且他对于希罗菲卢斯的几乎所有行为和观点，总是愤然反对，因此其叙述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有一点，希罗菲卢斯知道心脏是一个泵，若要确切地得出这个结论，最佳方式便是仔细观察正在运转的心脏。此外，他还发现动脉里流淌的只有血液，而并非如亚里士多德所假设的那样，是血液和空气的混合物。（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动脉把空气运输到四肢，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只是当时还没有人能够理解，氧气和血红蛋白是如何一起工作的。）

图27 这个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小型雕像不同寻常地展示了一些象征物的融合，它们分别来自埃及女神伊希斯（如带有绳结的裙子）和希腊女神雅典娜（如头盔）。

在本节涉及的杰出科学家之中，欧几里得显得颇为与众不同，在我们谈到的所有“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里面，他是唯一一个真正出生在希腊的人，其家乡是墨伽拉城。只是，他很快就纠正了这一点，在年轻时便搬去了亚历山大里亚。他跟希罗菲卢斯不同，后者的研究纷繁复杂、极为实用，而欧几里得却在更加朴素的数学层面上进行探索。尽管我们对他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世人对他的著作却十分熟悉。他写过一本关于几何学的书，内容十分全面，以至于成为这一学科的标准著作，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间一直折磨着学校里的孩子们，成为风靡时间最久的单本教材。只要研读一下欧几里得的数论，比如完全数和梅森素数之间的关系，便不会认为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粗鄙原始或者思维简单了。

上面提到的伟大人物，有许多都在亚历山大里亚工作或者受到那里所出成果的影响，这显然并非巧合。托勒密努力把希腊化世界里最出色的头脑统统吸引到自己的新首都来。这既有实用目的，也出于宣传需要：一方面，他意识到科学可以给拥抱它的统治者提供实际利益；另一方面，他想借此展示埃及现在是一个希腊化的国家。

在托勒密所罗致的人员中，有一位雅典的前任官员，即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这位德米特里曾被马其顿的卡山德任命为地方长官，在公元前307年“独眼龙”安提柯之子德米特里入侵希腊期间遭到流放。此人之所以受到托勒密的征招，盖因他不仅是一名政治家，还是一位出色的雄辩家，并且在修辞学、文学批评和历史学方面都著有大量作品。

当此之时，托勒密很可能已经在考虑要建造那座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了，在此后的古代世界里，它将成为最重要的学术灯塔。许多历史学家都相信，托勒密把着手建设这座图书馆的任务交给了那位多才多艺的德米特里，并让他更新埃及的法典。可以肯定的是，该图书馆的创办完成于德米特里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最后几年中，而且在托勒密的继承者统治期间，这座机构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了。

塞琉古帝国效仿托勒密的做法，在新建的安条克城（塞琉古以其子安条克的名字命名）创办了一个学术中心，而马其顿人不甘落后，也在培拉城创办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学术中心。

宗教

希腊人将世界视为一架机器，这样的观点难免会影响其他宗教对宇宙的理解。在此之前，探索世界的尝试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万物的模样皆由众神塑造，万事的发生都出于诸神的旨意。希腊人并未表示反对，他们只是更加仔细地观察一切。所以，一名虔诚敬神的希腊人愿意承认波塞冬造成了地震和海啸，但也愿意进一步思考波塞冬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例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便正确地推导出是地震引发了海啸，因为地震可以突然改变海底的水平高度。现代科学家们也不会否认他的结论，最多只是指出地震动力的源头不是“撼地大王”波塞冬而已。

同样地，希腊人认为他们的神是能够感知的自然力量（宙斯是秩序之神，阿佛洛狄忒是爱之神，伊里斯是彩虹之神，等等）。这使得其他文化的人们更容易以希腊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神，通过一种名为“调和”[8]的过程，把在其他方面相去甚远的各种信仰和习俗融入一个更为普遍的宗教框架之中。结果，这一过程在罗马帝国得到了最为深刻的发展；在那里，希腊和罗马的众神被看作完全一样的神祇，尽管有着截然不同的名字。

当希腊人成功地把他们所崇拜的神散播到地中海周围以及中东地区时，他们也反过来接受了几位异域之神加入自己的众神行列，其中就包括来自埃及的伊希斯和塞拉皮斯。（托勒密曾大力推动对后一位神祇的崇拜，因为他发现一位共同的希腊—埃及神祇有助于团结自己的臣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对阿提斯的崇拜开始在希腊化世界里流行起来，这是一位来自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之神。

希腊化国家的希腊文化变成了一种共通的特性，使得人们更容易四处走动了。显然，这不只是对希腊人有利。亚历山大里亚很快便聚集起一个数量庞大的犹太人群体，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这些犹太人中就有许多人讲希腊语了，甚至比讲故乡的希伯来语还要流利。结果，摩西五经被翻译成了希腊文，犹太教由此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开始拥有更加广泛的受众。这份最早的译本今天依然闻名于世，被称作“七十士译本”，取自有七十位学者参与翻译之意。

图28 一名女子的石棺，出土于大希腊地区，现存于沃尔泰拉的瓜尔纳奇博物馆。

希腊哲学阐明了宇宙不需要诸神经常亲自管理，所以包括伊壁鸠鲁在内的一些哲学家指出，对于人类的繁杂事务，诸神其实没有人们先前所相信的那样感兴趣。不过，近在眼前的“神”也还是有的。希腊观点认为，一个拥有杰出才能的人可以远远超越人类的束缚，他（当时，这种人总是“他”，而非“她”）也就真的成了“神”。

因此，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被当作神明来崇拜也就非常普遍了。在现代人看来，这似乎是最虚假的恭维谄媚，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在希腊的宗教信仰中，这其实是顺理成章的，要知道，就连最传统的希腊诸神也有着许多人类的弱点、缺陷和癖好。可以说，希腊化时代的民众对统治者的崇拜有时是非常诚恳而真实的，只是他们看待“神”这一概念的角度跟现代人的思维截然不同罢了。

文学

虽然科学在飞速进步，但是文学艺术却发展得比较缓慢。实际上，那个时代并不缺少作家，据说昔兰尼的卡利马科斯一人便写下了800多本书，只是人们极为尊重昔日的那些伟大作品，导致才华卓著的文人更有可能被雇去编纂荷马的篇章，而无暇撰写自己的作品。

卡利马科斯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出生于托勒密统治期间的昔兰尼，在托勒密的继承者托勒密二世（“恋姊者”）当政时期，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那800本书多是文学批评或是对已有作品的文献学研究。卡利马科斯常常谴责前人诗歌冗长，因此自己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他总是确保笔下的诗歌短小精悍。

诗歌可能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了，跟前世作品相比，希腊化时代的诗作可以说毫不逊色。根据上面的叙述，这样一个事实是不难理解的，那就是希腊化时代早期的主要诗人都生活于亚历山大里亚，在托勒密的庇护下大放光彩。

许多榆树，许多山杨，

弯腰鞠躬，在头顶沙沙作响，

近处，圣水从仙女的洞穴中泼洒飞扬，

繁茂的枝叶间，棕色的蟋蟀声音嘹亮，

树蛙在浓密的荆棘丛中喊叫，嗓门高亢。

云雀高歌，金翅雀和鸣，斑鸠悲伤。

春季的蜜蜂飞来飞去，嗡嗡欢唱。

这是忒奥克里托斯《牧歌》里的片段（《牧歌》7，第135行）。他专注于描述理想化的乡村生活，属于第一批抛弃英雄和神圣主题的诗人。这种独特的描述使此类风格的诗歌获得了“田园诗”的名字。我们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显然跟大希腊地区，尤其是锡拉库扎有着很深的关系。后来，他的作品对罗马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通过他们，又深刻地影响了18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

戏剧依然是雅典人的强项，无人能比，这多半要感谢剧作家米南德（公元前324—前290年）。他的作品轻松活泼，主题都来自他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诸如爱情、婚姻和道德的两难，以及讨厌的左邻右舍等。这跟米南德之前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强烈政治讽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老喜剧”所呈现出的风格，经常是语言生动但颇为粗俗，以此残忍地抨击政治家和公众人物（包括苏格拉底）；而米南德的“新喜剧”则循规蹈矩，就算是对掌权者的隐晦批评，他也很少会冒险为之。

可以与米南德一较高下的剧作家是斐勒蒙，他是一位来自锡拉库扎的希腊人，曾经前往雅典实践自己的艺术。跟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斐勒蒙也被吸引去过亚历山大里亚，但在埃及短暂停留之后，他又重返雅典。米南德的戏剧多数仅剩断简残篇，或是一段孤立的台词，或为一段幸存的引文；而斐勒蒙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就更少了，他对后世的主要贡献反而是他自己，他活了将近一百年，度过了希腊化时代的前三分之一。

图29 一名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女子正在供奉神明。她穿着传统的连衣裙，但袖子上绣着繁复的花纹。

[1] 葬礼竞技会（funeral games）：为纪念新近逝者而举办的体育竞赛，在许多古代文明中都十分常见。

[2] 斯多葛：Stoic，最初指斯多葛派学者或信徒，如今还有“禁欲主义者”的意思。

[3] 斯多阿：stoa，希腊语，意为“柱廊”，“斯多葛”（Stoic）一词便源于此。

[4] 阿果拉：agora，希腊语，意为“广场”。

[5] 伊壁鸠鲁：Epicurean，最初指伊壁鸠鲁派学者或信徒，如今还有“享乐主义者”或“讲究饮食者”的意思。

[6] 犬儒：Cynic，最初指犬儒派学者或信徒，如今还有“玩世不恭者”或“愤世嫉俗者”的意思。

[7] 教父：Church Father，又称基督教早期教父，指古代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神学家和作家。

[8] 调和：syncretism，多译为“综摄”，未免古僻。其源于希腊语“synkretismos”，本意为“克里特岛联盟”。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公元1世纪的文章中提到，当面对外部威胁时，克里特人总是互相妥协，调解彼此的差异，齐心协力抗敌，这就是所谓的“克里特岛联盟”。后引申指不同信仰的结合以及各派思想的交融，常见于宗教领域。

第四章 由东到西的希腊化世界

在公元前2世纪初，一位古代世界的人，假如在喜马拉雅山脉和伊比利亚的大西洋沿岸之间的任何地方见到希腊人，他都不应该感到惊讶。倘若那个希腊人说自己来自附近的一座希腊城市，那也同样不会令人吃惊。即便是在希腊化王国之外，希腊人及其文化也广泛地分散在古代世界的各处，尽管可能只是星星点点。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更加详细地考察希腊化时代里希腊人的定居点，研究它们的分布范围和文化，探索希腊人的移民对当地人以及未来所产生的影响。

希腊化文化的强盛有许多重要的优点，其中之一便是它能够将希腊人团结在一起，无论他们身处何方。一名来自埃及的希腊人和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希腊人可以在意大利见面，讨论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他们不仅在极为相似的剧场里看过那些戏剧，而且演员说的都是同一种语言。实际上，这种在地中海周围及以外的地区都通用的希腊语名为科伊内语（Koine），本意就是“通用的”。就连那些并非出生在希腊本土的希腊人也会学习这种语言，因为它能带来不少便利，比如，在语言多样化的塞琉古帝国中，科伊内语可以帮助叙利亚人跟帕普拉哥尼亚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进行交流。

在某些地区，希腊文化无处不在，并与当地文化不断交融，乃至永久地改变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希腊化王国的马其顿统治者自称希腊人，当地的精英们很快便意识到，他们变得越像希腊人，其在新政权下得到晋升的机会就越大。可以说，在希腊化君主统治的区域里，引领潮流者基本抛弃或至少显著改变了他们的风俗习惯。那些传统信仰和活动逐渐局限于一些“落后”的乡村地区和农民群体。对此，我们只要看看如下这个民族的改变，便可有极为深刻的体会，那就是最为抗拒被外来文化同化的犹太人。

犹地亚的民众曾经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都严格坚持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抵挡了亚述人、埃及人和波斯人企图改变他们的尝试。但即使如此顽固的民族，在希腊化文化的魅力面前，也有一些人开始动摇了。《七十士译本》中的《马加比书》便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改变，尽管字里行间还存在着不少偏见：

当时，在以色列出现了一群背离誓言的叛徒，他们误导民众步入歧途。“看吧”，他们说，“我们应该跟周围的外邦人结为盟友，自从与他们绝交以来，我们就遭遇了数不胜数的灾难”。

这一观点被广为接受，许多人向国王（塞琉古）请愿，要求国王允许他们采取外邦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按照外邦人的习俗，在耶路撒冷建起了一座运动场，还隐藏割礼的痕迹，抛弃圣约，甘愿亵渎神明，服从外邦人的规则。（1：11—15）

虽然文化碰撞在以色列演变成了真正的冲突，但在其他区域，同化却静悄悄地发生着，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尤其是在那些远离海岸城市的内陆，生活一如既往，周而复始。就算那些千里迢迢抵达内陆的异乡人，他们也不会被视为文化规则的改变者，而只被当作一条丝线，可以编织到当地色彩斑斓的传统织物上。这在巴克特里亚以及东方的希腊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巴克特里亚

今天，许多人之所以知道巴克特里亚，只是由于当地一个最具特色的物种：巴克特里亚双峰骆驼。早在希腊人征服这片区域之前数千年，这些动物就被驯化了，现在还有一小部分在原产地的野外游荡。对于那些沿着丝绸之路运输货物的商人来说，这些双峰骆驼可谓上天的恩赐。它们有着惊人的吃苦耐劳精神，任何一只健康强壮的巴克特里亚骆驼都能够承受极端的高温，并且在饮食匮乏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负重多达250公斤，日行将近50公里。

正如前文所及，巴克特里亚的许多财富都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它坐落在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的交汇处，可以把来自中国以及更远处的货物运往这两个区域。（即便是在这一时期，生长在爪哇岛的香料也能撒在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晚餐上，尽管产品在途中经过太多次转手，以至于爪哇岛的种植者和希腊的消费者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古代的巴克特里亚是一片冲突不断的土地，其确切的政治边界常常在改变，但其地理范围可以被定义为南至兴都库什山脉，北及奥克苏斯河。在山脉与河流之间，有一片带状的沃土，紧挨着兴都库什山脉的山麓，由东向西延伸，另有一条狭长的不毛之地，与奥克苏斯河南边的沙漠相连。

当地人崇拜火神阿胡拉玛兹达，其宗教形式是由先知查拉图斯特拉传下来的，跟基督教等后来的宗教有许多共同之处。正如基督教的信仰一样，琐罗亚斯德教[1]基本上是一神论，包括相信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他有一个邪恶的敌对者，而且双方的追随者都会在一个预言中的世界末日受到审判。也许正因其与亚伯拉罕诸教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颇为相似，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一直受到后两个宗教团体不遗余力的压迫。尽管如此，琐罗亚斯德教还是通过当时的希腊化帝国传播到了西方，只是它在那儿也始终立足不稳。

亚历山大之所以会在巴克特里亚遭遇阻挠，很可能也是由于他刚开始并不理解琐罗亚斯德教。当地人相信，土葬会污染大地，而焚烧尸体则会亵渎火焰的圣洁，这也就意味着希腊人处理死者的方式会激怒土著居民。更为糟糕的是，亚历山大低估了巴克特里亚人跟北边的索格底亚那行省之间的联系有多么紧密，他企图在经济上和管理上把这片区域划分成两块，结果导致了长达四年的叛乱。当这场叛乱终于被镇压之后，亚历山大便走向了相反的极端，他索性把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合并为一个行政区，将撒马尔罕作为北方的中心城市，将巴克特拉（即今巴尔赫）作为南方的中心城市。

亚历山大在此地安置了约有3万名老兵，但他们并非这片区域中最早的希腊居民，因为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波斯帝国的时候，便已经有大批希腊城市的反叛者在此定居了，他们都来自爱奥尼亚。这些最初的希腊居民认为自己是流亡者，而亚历山大的军队移民也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极为不满。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亚历山大一死，他们便试图集体移居外地。那次迁出行为被武力所制止，其中一些人还惨遭杀害。从那以后，巴克特里亚便远远地脱离了跟西方的联系，以至于在公元前308年，当它受到塞琉古军队的再度入侵，并短暂地又一次加入塞琉古帝国之时，这片区域几乎被认为是陌生的异国领土。

根据后来的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记载，正是在这一时期，塞琉古跟一位印度国王谈判，用自己掌握的一部分巴克特里亚土地换取了500头战象。也正是这些战象，帮助塞琉古在伊普苏斯战役中打败了“独眼龙”安提柯。

图30 一名身披象皮的骑手小型雕像。这很可能是公元前3世纪巴克特里亚的德米特里一世国王。

公元前245年，一个名为帕尼的民族迅速占领了塞琉古帝国的东部，建立了一个王国。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这个王国首先成长为塞琉古帝国的竞争者，并最终击垮了塞琉古帝国。帕提亚[2]的崛起意味着，一个非希腊的王国及其文化横亘在了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和西方之间。自然而然地，从这一时期开始，巴克特里亚的文化也就越来越东方化，而其历史的真实细节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虽然巴克特里亚跟西方断绝了来往，但是它的活力却并未减损分毫。这个王国开始通过征服、贸易和外交，与南边的印度国家更加紧密地互动。在公元前2世纪80年代，巴克特里亚北方的许多地区都不再属于希腊人，而被入侵的游牧部落所占领，不过那个时候，巴克特里亚人已经向南扩张了不少。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政治实体，或被称作“印度—希腊王国”，或被称作“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当地的考古学研究显示，国王们在这一时期依然继续铸造西方式的硬币，而且艺术和雕塑始终保持着鲜明的西方特色，即便是在几个世纪以后也并未改变，尽管那时大多数混血的希腊人都已经变成了佛教徒。

实际上，希腊和印度的双重影响催生了一种艺术形式，在今天被称作“犍陀罗艺术”。该艺术形式在这个地区繁荣了将近一千年，直到公元7世纪的穆斯林征服为止。在这种希腊—佛教相互融合的最后一批也是最知名的作品中，便有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这两尊宏伟的雕像被刻在砂岩悬崖上，于2001年被塔利班的宗教狂热分子炸毁了。

公元前222年以前的塞琉古帝国

在巴克特里亚的西边，坐落着塞琉古帝国，它可能是地中海世界里最重要的政治实体，直到罗马崛起为止。这个帝国的名字取自其创始人——“胜利者”塞琉古一世，他曾经是亚历山大麾下的将领之一。在所有的“迪亚多奇”[3]（亚历山大继承者们的共同称谓）中，塞琉古获得权力的道路最为艰辛。他后来统治的土地最初为佩尔狄卡斯所把控，后短暂落入安提帕特手中，又被传递给野心勃勃的“独眼龙”安提柯。塞琉古原本为巴比伦行省的总督，颇具才干，在安提柯掌权后不久便与其发生争执，被迫逃往埃及，向托勒密寻求庇护。

随着安提柯的势力不断扩大，其威胁也越来越大，于是由塞琉古主导，成立起一个联盟，旨在接受挑战，抑制安提柯的肆意扩张。他们与安提柯在加沙附近摆好阵势，准备一决雌雄。恰在此时，塞琉古受托勒密委派，率领一支小部队重返巴比伦，恢复了对它的管辖，当地人也怀念并认可他的统治。以巴比伦作为基础，塞琉古立即着手扩大自己的领地，并逐渐从托勒密的依附者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王。如前所述，他在东方的征战使他获取了后来在西方用以对抗安提柯的资源，此后，塞琉古充分利用自身条件，基本成为继业者国王中最强大的一个。对他的强盛之路，历史学家阿庇安曾有过描述：

当安提柯在战役中被杀以后，曾经与塞琉古结盟联合对抗安提柯的国王们，便开始瓜分安提柯的领地了。塞琉古得到的部分包括整片叙利亚地区，从幼发拉底河直至海边，内陆部分深及弗里吉亚。

通过诉诸武力或外交谈判，塞琉古耐心地等待、寻找每一个可以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邻国的机会。凭借这种方式，他成为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和卡帕多西亚的统治者，并征服了波斯人、帕提亚人、巴克特里亚人、阿里安人、塔比里人、阿拉霍西亚人、索格底亚那人、赫卡尼亚人以及其他亚历山大曾经在战争中征服的民族，其分布区域最远抵达印度河。

这样一来，他在亚洲统治的面积便超过了除亚历山大之外的任何一个统治者，从弗里吉亚往东到印度河的一切都在其掌控之下。他甚至还跨越印度河，向印度国王桑德罗克图斯（即旃陀罗笈多·孔雀）开战，这场战争最后以一份友好条约和一场联姻而告终。（《叙利亚战争史》，11.55）

当塞琉古还是亚历山大手下的一名将领时，他就曾经考虑过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马其顿。按照当时希腊人的通常做法，塞琉古在远行之前征询了一位祭司，以便确保这趟旅途的顺利。结果，祭司强烈反对此行，并且劝告塞琉古，“切勿着急前往欧洲，于你而言，亚洲更好”。

因此，塞琉古直到70多岁才重返家乡。那时，他已经把帝国的许多地方都交给自己的儿子安条克来管理了，而他则率军西行，要把帝国其余的部分拓展到色雷斯。在路上，塞琉古遇到了托勒密的长子（“雷霆”托勒密），并带其同行。此前，这位长子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埃及，因为托勒密有意让次子“恋姊者”托勒密来继承王位。

作为一名能征善战的将领，塞琉古不出所料地击败了他的敌人，应该很快就可以把色雷斯和马其顿都添进自己的领土了。然而，当此之时，他却惨遭杀害，凶手正是受其庇护的“雷霆”托勒密，这名忘恩负义的刺客很可能想趁机夺取马其顿王国。正义没有耽搁太久，尽管年轻的托勒密成功地控制了马其顿和希腊，但是他很快就被入侵的加拉太部落打败、俘获并处决了。不过，塞琉古的遇害使得塞琉古帝国的西部边界再也无法扩展到赫勒斯滂以西了，从而，马其顿依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塞琉古帝国的两座主要城市是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二者皆为塞琉古所创建，他原本打算将其分别作为西部和东部的中心，就像双胞胎一样。然而，塞琉古的继承者们把注意力主要都放在了西部，这也是东部慢慢脱离塞琉古帝国控制的一个因素。塞琉古被刺杀的消息一经传开，几乎立即便出现了起兵造反的情况，安条克一世不得不赶紧处理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叛乱。他镇压了叙利亚的暴动，可是在小亚细亚地区却不太顺利。卡帕多西亚曾经被纳入塞琉古帝国，但他们并未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如今时间才过去不久，倔强而叛逆的卡帕多西亚人便又一次成功地宣示了自己的独立。在西北部，比提尼亚则成了安纳托利亚海岸上的一个独立王国。

或许是为了分散塞琉古军队的注意力，比提尼亚的统治者尼科梅德斯邀请四处劫掠的加拉太部落到安纳托利亚来，让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可以不必拘束。而加拉太人当时正在马其顿受到粗暴的对待，于是便在公元前278年接受了这一提议。这群入侵的蛮族人给安纳托利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致使大量人员伤亡，3年后，他们遭遇了安条克及其军队。加拉太人以前从未见过战象，事实证明，正如30年前在伊普苏斯一样，这些战象成了取胜的关键。从那以后，加拉太人便被困在安纳托利亚内陆的荒芜高地上，直到古代时期结束，他们都没有离开那儿。不过，从比提尼亚的尼科梅德斯的角度来看，分散注意力的办法还是成功了，塞琉古军队没能阻止他的王国变得更为稳固。

尽管战胜了加拉太人，塞琉古帝国却日渐衰微。辽阔的疆域及其复杂多样的社会情况，决定了这个帝国几乎不可能由一个人来掌控全局。安条克任命他的长子为总督，并尝试将东部的领土交给他来管理。这一方案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其缺陷也明摆着，那就是这个儿子很快便发觉自己更愿意当一名不受约束的君主。然而，小心谨慎的安条克一直都密切留意儿子的举动，趁其打算当上独立国王的计划尚未变成现实，便抢先一步以谋反的罪名处决了他。

安条克在位20年，后期经常四处奔波，解决争端，压制叛乱，疲于应付。塞琉古帝国与埃及摩擦不断，因为托勒密王朝对这片名为科伊勒—叙利亚的地区一直虎视眈眈，尤其是南部的黎凡特和加沙。自公元前301年夺取此地以后，托勒密王朝便顶住塞琉古帝国的强大压力，将其牢牢握在手中，并且还不时地尝试把自己的势力进一步扩张到北边。比提尼亚的邻国帕加马从未成为塞琉古帝国的一部分，尽管塞琉古一直虚张声势，坚称它是自己的领土。安条克晚年企图把父亲的这一主张变为现实，很可能也想以此作为收回比提尼亚的开端，但在萨迪斯附近败给帕加马人之后不久，他便抱憾而终，壮志未酬。

下一位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二世似乎注定要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帝国的消防员，因为战争和叛乱犹如燎原之火，在各地熊熊燃烧。当他正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跟埃及的又一次无休止的战争时，帕尼人趁机在塞琉古帝国的内陆地区建立了帕提亚王国，由此切断了巴克特里亚跟西方的联系。无奈之下，安条克不得不放下身段，先与托勒密王朝修好，但最终的结果却难如人意。

为了集结兵力对抗帕提亚人，安条克二世需要跟埃及人达成和解。于是，他答应迎娶托勒密公主贝勒尼基，并且承诺这场联姻带来的孩子将继承塞琉古帝国。作为回报，他得到了十分丰厚的嫁妆，这或许也是为了弥补他，因为这场新婚姻要求他必须与现任妻子劳迪丝断绝关系，并且将她跟孩子们一同流放。劳迪丝不愿接受这一安排，便立即开始密谋策划，企图重获自己先前的地位。有一点对她帮助很大，那就是她的前夫有一个不良嗜好，经常举办宴会，饮酒狂欢，而且据说在席间常跟年轻的男性宾客举止亲密，这一行为令其新婚妻子颇为不快。安条克跟贝勒尼基逐渐疏远，终又回到了劳迪丝身边。人们普遍怀疑，是劳迪丝毒死了她那不忠的丈夫，趁其还没来得及再次改变主意。

安条克一死，劳迪丝便马上宣布自己与亡夫所生的儿子为国王塞琉古二世，与此同时，她在安条克城的支持者们也迅速杀害了贝勒尼基及其幼子。塞琉古二世甫一继位，便需打起精神迎接不可避免的托勒密国王的入侵，因为后者对于自己妹妹的死亡感到极为愤怒。塞琉古帝国愈加衰微。托勒密成功侵入，夺取了塞琉古帝国在地中海周围的大部分领土，包括叙利亚，此外还有东部的许多地区。不过，托勒密在埃及还有不少问题要处理，最终迫使他率领军队撤回了自己的领地，这对塞琉古来说可谓不幸中的万幸了。

由于塞琉古二世的上台方式并非光明正大，因此被害先王安条克二世的拥护者便渐渐疏远了他。于是，一大批贵族转而支持已故国王的更小的儿子，一个同样名为安条克的青年，由于贪婪和掠夺的本性，他有着“猎鹰”的绰号。

在花费了相当大的工夫之后，塞琉古二世重新获得了对叙利亚地区许多部分的控制权。此后，他便转向了小亚细亚，在这里，他那反叛的弟弟和几个不同的独立王国正兴风作浪。在公元前235年的安卡拉战役中，塞琉古被弟弟打败。他并不死心，决定碰碰运气，试着去征服帕提亚人，结果又一如既往地屡战屡败。公元前225年，他从马背上掉下来当场摔死，这对他的帝国而言，也许不算坏事。他的儿子作为塞琉古三世统治了两年，主要忙于应付安纳托利亚的战争，他在指挥打仗时表现得极为愚蠢，以至于激怒了部队里的军官，反被杀害。

这样，权力落到了塞琉古二世的一位较为年轻的儿子手中，他便是杰出的安条克三世，帝国由此得以复兴，他也赢得了“大帝”的称号。在其统治下，塞琉古帝国将达到鼎盛时期，继而遭遇罗马军团，致使国运急转直下。

塞琉古文化

在西方人眼中，塞琉古帝国经常被视为希腊人企图将中东大部分地区希腊化的一个“失败”尝试，这一看法是当代人基于西方殖民主义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扮演的角色而言的。实际上，20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指出，希腊化文化的传播主要是无意识的。

诚然，塞琉古诸王确实是希腊化的积极推行者，不过这很少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把希腊的语言和文化看作一种共同的因素，有利于将风俗传统迥然相异的各民族团结在一起。而在某些地方，假如采纳本土文化比较有利，那么塞琉古诸王便欣然改变策略，接受异域文化，就像在其他地方推广自己的文化一样热情。从一开始，“胜利者”塞琉古就通过迎娶索格底亚那公主阿帕玛来表明，其最终目的是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融合，而非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压制。

这种非意识形态的希腊化，在打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所有战场都以极端的达尔文主义为原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正如斯巴达人先前所发现的那样，如果为了怀旧情绪或政治立场而坚守希腊的传统战斗风格，那么很快就会输给更为有效的战略战术。塞琉古帝国固然保留了经典的马其顿方阵——众人组成紧密厚实的方块，装备着特殊的长矛，其长度可使第二、三排的矛头直接攻击敌军。不过，他们还是把步兵的长矛做得更长了，并且将完全不属于马其顿的刀轮战车和战象加入方阵之中。此外，塞琉古帝国的许多民族都擅长骑马，统治者也就没有从这些民族中强征步兵来补充方阵，而是给予选择的自由，让他们能够以自己的传统方式来作战。实际上，这为塞琉古军队增加了用于侦察的轻骑兵以及用于游击和治安的骑射手，后来还有装备沉重的铁甲骑兵，那就相当于古代战场上的坦克。这些骑兵种类多数都未曾在亚历山大的军队中出现过。

当然，塞琉古军队的核心还是步兵方阵，尤其是一支名为“银盾兵”的精英部队，不过有迹象表明，只要身体素质达标，社会地位合适，无论来自什么种族，都可以申请加入这支部队。一般而言，除了辅助的骑兵部队之外，希腊化帝国的统治者很少会征募当地人，他们更愿意从那些移民不断创建的新城市中征召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加入军队。

就像托勒密王朝一样，塞琉古帝国继续实行波斯人早期的封建制度，只是稍作改变而已。士兵们均可获得大片田地，尤其是方阵步兵，在不打仗的时候，他们便以耕种为生。这样做有双重好处，既能够让军队在休战期间养活自己，又可以让士兵们充分意识到自己依赖国王提供农场，因此，他们也就更乐于坚定不移地支持国王。许多老兵被故意安置在有可能发生动荡的地区，有时候这些军事殖民地会增建壁垒，由现役士兵把守。国王们还会构筑城堡，以此来保护战略要塞、贸易路线与河流渡口，其中便有许多堡垒凭借自身条件跃升为大城市的核心，比如杜拉欧罗普斯。

除了这些半自发形成的城市中心以外，塞琉古诸王还在帝国各地人为地创建了数百座新城市，这也大都出于非常实际的需要，即城市是有用的经济和管理中心。当然，国王们会在这些城市里推行希腊化，但那主要是为了鼓励来自希腊大陆的移民定居于此，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希腊化以外的生活方式。

应该说，塞琉古诸王从未试图改变新城市所在地固有的文化传统，后来，这种近乎普遍的容忍出现了一个例外，那就是犹太教。不过相对来说，在这一情况中，文化帝国主义的因素仍然很少，更多的是因为固执的犹太人屡屡犯规，而犹太文化和宗教是犹太民众持续抵抗塞琉古帝国统治的背后动力。假如塞琉古诸王想抑制犹太教的话，那也并非因为他们反对其中所蕴藏的信仰和文化，而是因为他们看到，没有了犹太教，犹太人便更有可能停止叛乱。倘若一种文化传统能够欣然接受塞琉古帝国的统治，就像巴比伦人的文化一样，那么国王们不仅不会反对它继续存在，而且还会积极地拥抱它并加以促进。

图31 阿尔忒弥斯的雕像，当时她是小亚细亚的一位重要女神，尤其在以弗所更是如此。她胸前的物品象征着生育能力，很可能是葫芦。这是古典时代的复制品，原作属于几何时代。

图32 女巫的守护女神赫卡忒在交叉路口得到供奉。古代的“交叉路口”在今天被称作丁字路口，因此一件有趣的小事是赫卡忒的罗马名字是特里维亚（Trivia，即Tri-via，意为三条通路）。

犹太人之所以拒绝接受乃至强烈反对塞琉古诸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恪守一神论，而塞琉古诸王则以神祇或者半神的姿态出现在民众面前，声称他们自己处于“异教神”阿波罗的特殊庇佑之下。（阿波罗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塞琉古硬币的反面。）我们可以看到，塞琉古诸王没有以一个特定的“皇城”为基地，而是实行一种事必躬亲的君主政治。国王总是四处奔波，宫廷也就居无定所，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出于军情需要，部分则是由于国王定期巡视乃维持其统治的一个实用措施。至于那些在巡视路线之外的城市，国王也会利用各种手段维系它们跟自己的关系，包括提供保护、赏赐财物、赋予特权以及鼓励对统治者的崇拜和神化等。国王还会在重要的城市兴建庙宇或其他公共建筑，并且在发生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之后，对忠心耿耿的城市予以王室资助。比如，在遭遇坠马意外前，塞琉古二世最后所做的事情之一，便是派遣装满玉米和木材的船只前往地中海的岛屿城市罗德，其时那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地震，损失惨重。

在不归国王直接统治的地方（塞琉古诸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叙利亚，在情况允许的时候会拜访伊朗），则会设立总督，把管辖权交给国王的“朋友们”，主要是立下功劳的马其顿朝臣和前任将领，不过在有些时候，如果能够找到值得信赖的候选者，也会选择当地人。（由于对一位伊朗贵族的可靠程度判断失误，导致了帕尼人的叛乱和公元前247年帕提亚帝国的建立，那人名叫安德拉戈拉斯。）在总督治下，几乎没有标准化的政府，这是帝国的多样性使然。在城市已经存在或者刚刚创建的地方，城市要负责管理其“科拉”（chora，希腊语，意为“乡村腹地”）。在其他地区，当地贵族可以一如既往地管理一切，就像亚历山大和希腊人到来之前那数个世纪一样。

[1]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 religion，流行于古代波斯及中亚等地的宗教，中国史称祆教、火祆教、拜火教。

[2] 帕提亚：Parthia，指帕尼人建立的帕提亚帝国，又名安息帝国。

[3] 迪亚多奇：diadochi，希腊语，意为“继业者”。

第五章 马其顿与埃及

因为东方的征服者是马其顿人，所以如果认为马其顿本身是希腊化时代最强大的王国，那么这样的推论可谓合情合理，但却并不正确。实际上，情况远非如此。虽然马其顿并非毫无建树，但无论是在思想成就还是在军事力量方面，它始终都比不上塞琉古帝国或托勒密王朝。而且，后两者不仅没有对其“母体”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反而将马其顿王国视为权力和领土游戏中的另一个玩家，除了解决他们自己的宫廷内斗以外，便是以马其顿为对手了。

从社会关系方面来看，马其顿也有点像局外人，它依然保留着南边希腊人抛弃已久的早期君主政体。不过，跟其他新出现的国王相比，马其顿国王却显得更加讲求实际而平易近人。在马其顿的政治和管理中，传统的贵族阶级依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贵族成员们认为，国王在作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都应当先咨询他们。东方王国里的普通民众习惯于被要求将统治者当作神祇来崇拜（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要求源自那些愿意把统治者当作神祇来崇拜的普通民众），而马其顿人则坚定地相信，他们的统治者也是凡人。正如东方的国王一样，马其顿国王也有一夫多妻的特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多名妻子可以让外交联姻变得更加容易。

在众多希腊化王国中，马其顿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即它是这个时代里唯一一个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马其顿乃是由一名马其顿人统治的马其顿民族。相比之下，远在南边的希腊人分裂成了数百个互相竞争的政体；在埃及，北方的各个城市是一种不甚稳定的杂糅体，融合了当地文化、希腊文化和闪米特文化，而且统治者的种族和文化跟那些住在国家心脏地带的居民截然不同。至于塞琉古帝国，其代表的并非一个民族，而是几十个民族，它们除了拥有同一个统治者之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况且那位统治者还不属于帝国的任何一个土著民族。简而言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马其顿作为一个国家的完整程度超越了当时的任何国家，包括方兴未艾的罗马政权。

这种民族统一能够实现，部分原因是马其顿人所处的地理环境。马其顿的核心是南部地区，那是一片位于阿里阿克蒙河与阿克西厄斯河之间的肥沃平原，但是在腓力二世以前的数代人之中，马其顿人已经向北、向西扩张了，在这个过程中吸纳了几十个曾经独立的部落。除了爱琴海沿岸的边界以外，马其顿的自然边界都是山脉，比如奥林波斯山脉，将这个王国跟希腊的剩余部分隔开，又如罗多彼山脉，将马其顿与东边的色雷斯隔开。

马其顿人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王国里，周围环绕着各式各样的敌人，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南边是希腊半岛，自从腓力二世时代以来，那里的城市便一直臣服于马其顿，他们几乎都对此感到不满。东南边是伊庇鲁斯王国，那是一个强大的联邦国家，但它总是忙于处理内政，无暇抓住马其顿有时出现的可乘之机，这对后者而言实属幸运。

图33 碗内描绘了一名女子，其穿着打扮和发型皆属于希腊化时代。日期未详。

这种可乘之机多半是由于马其顿必须把部队调遣到北方和东部，去抵御蛮族的袭击，这些袭击偶尔还会升级为全面侵略，比如在公元前3世纪80年代，加拉太人就作过类似的尝试。马其顿人经常抱怨，南边的希腊人之所以有空沉溺于城邦之间的争吵与不和，是因为北边的马其顿在独自承受蛮族的攻击，而且既无人感激，也无人援助。实际上，在公元前5世纪，当南边的希腊人屈尊注意到马其顿人时，他们也只是对后者嗤之以鼻，嘲笑这个北边的民族粗野和落后。

然而，马其顿人远非消极被动的受害者，对此，色雷斯人有着切身的感受。东部那些矿产丰富的地区引诱着马其顿国王不断地寻找机会，以便夺取色雷斯的领土，使其为己所用，而且人们早就公认，作为战士，马其顿人是顽强有力而颇难对付的。

政治历史

作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单一民族国家，马其顿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当时的统治者是阿明塔斯三世。马其顿曾一度隶属于波斯帝国，在它恢复独立之后，又过了五十年左右，阿明塔斯领导了向北扩张的战役。他们原本可以更早挥师北上，但此前，马其顿人一直专注于抵御雅典人的掠夺性进攻。雅典人跟马其顿人一样，垂涎色雷斯的丰富资源。只有当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中被彻底击败以后，马其顿人才得以实现北征的计划。

马其顿的高度统一为其国王提供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推动后来的腓力二世入侵色雷斯以及占领希腊南部。接下来，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又用马其顿军队征服了波斯，并且创建了东方的希腊化世界。然而，马其顿本身从这次扩张中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首先，为了供给亚历山大的军队，这个国家的军事人力资源都消耗殆尽。即便在服役期满之后，大部分士兵都没有返回马其顿，而是作为军事殖民者（带着各种程度的不情愿）留在了亚历山大的新领地。其次，为了对军队提供各种支持，从金属工匠到造币者、蹄铁匠等，一群手工艺人才也都跟随士兵同行，后来这些人便留在了新征服的土地上，寻觅商机，从中获利。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商人也都离开了马其顿和希腊。如此一来，他们的故乡便失去了能力卓越的工匠和创新者。

嗣后，塞琉古帝国和托勒密王朝相继崛起，东方的新王国由此变成了竞争对手，而不是盟友，并且对马其顿的自治权造成了威胁，就像当初的波斯帝国一样。首先是塞琉古帝国的直接威胁，尤其是在早期君主的统治下，“胜利者”塞琉古在公元前281年的入侵未遂便是证据。其次是托勒密王朝的影响，虽然没有那么直接，但同样危害甚大。托勒密诸王很想经由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把自己的领地扩展到地中海周围，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试图贿赂希腊城邦，以便让它们转变效忠的对象。雅典自然是目标之一，因为它不仅拥有强大的海军传统，而且自腓力二世时代以来，这个城邦便对马其顿怀有天然的反感。雅典雄辩家德摩斯梯尼对腓力二世曾有这样的描述：

不是希腊人，甚至也不是希腊人的亲戚。即便作为一名蛮族人，他也并非来自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卑鄙小人，出生于马其顿，在那里，甚至都无法买到一名体面的奴隶。（《反腓力辞第三篇》，31）

雅典人曾屡次起兵反抗马其顿，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死后，再一次是在公元前323年的拉米亚战争中，又一次是在公元前268—前262年的克雷莫尼迪恩战争中（当时托勒密二世也积极地帮助他们对付马其顿人），还有一次是在公元前224年。更有甚者，不只是雅典人对马其顿的统治者难以顺从，其他希腊城邦，或单独行动，或互相结盟，也都不时地图谋独立。因此，马其顿国王也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在抵御东部和北部边界蛮族入侵的间隙，他们都会赶紧派军南下，加以应对。

安提柯王朝

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曾经被安提帕特统治过一段时间，佩尔狄卡斯派这位将领去担任总督，代替亚历山大的孩子们管理希腊和马其顿。公元前319年，安提帕特在临终之际竭力避免将摄政权传给他的儿子——那位不择手段、野心勃勃的卡山德，然而卡山德还是得到了摄政权。在上台以后的数年间，这位新任“摄政王”一直都忙着暗杀、下毒和处决亚历山大的亲戚们，除掉了他觉得有可能觊觎王位的所有人，并且害死了亚历山大的妻子罗克珊娜和母亲奥林匹娅丝，这样做既是为了防备她们支持任何竞争者，也是为了阻止奥林匹娅丝干政。至公元前305年，卡山德在马其顿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便自立为王，这个头衔他享用了八年，直到患病而亡。此后，他的家族便在宫廷内讧中四分五裂，为安提柯王朝扫清了通往继承权的道路。

安提柯诸王皆出自“独眼龙”安提柯的家族，其子德米特里曾经短暂地夺取过马其顿王位，在他那变幻无常的生命中，这算是比较成功的时刻。德米特里的儿子是“戈努斯”[1]安提柯（公元前277—前239年），他使这个国家从接近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中恢复过来，从而为安提柯王朝树立了威信。之后，他又制止了托勒密王朝和伊庇鲁斯王国对希腊南部的干涉，在那里重建马其顿的主导地位。虽然“戈努斯”安提柯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但他还是不想浪费军事资源，而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达到自己的目标，当然，他在外交方面同样才华出众。他设法在爱琴海确立了马其顿海军的霸权，不过，到公元前239年，当他以80岁高龄去世时，托勒密王朝不断制造的种种阴谋使得马其顿对希腊南部的掌控已经有所削弱。

图34 当时的一件商船浅浮雕。这类船舶在地中海各处从事交易，几乎很少考虑此期的政治边界，因为各类统治者都鼓励贸易。

斯多葛派哲学家芝诺是“戈努斯”安提柯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之一，在他的影响下，这位君主将自己的国王身份视为一种“高贵的奴仆”，以服务于他所统治的民众。“戈努斯”安提柯跟他的儿子（另一位德米特里）关系很好，这对于希腊化王国的君主来说很不寻常。他非常信任他的儿子，甚至允许其率领一支军队跟伊庇鲁斯作战。实际上，到“戈努斯”安提柯去世之时，德米特里差不多已经是半个当家人了。在他成为马其顿的独立统治者德米特里二世以后，军事问题便占据了其大部分精力。他率兵对抗伊庇鲁斯人（他们正在经历一个军事扩张和政治混乱的时期），并击退了伊利里亚人和埃托利亚人的入侵。历经十年苦战，他终于还是在一场抵御达尔达尼亚部落的战争中被打败，其后不久便与世长辞。

图35 尽管遭到破坏，但这尊半身像还是展示了亚历山大里亚雕塑者的高超技巧和工艺水平，这是按照希腊古典传统进行创作的。

德米特里的儿子年纪尚幼，无法履行君主之职，便由一位被称作“许诺者”安提柯的亲戚出任摄政王。他刚上台便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先是驱逐了阻挠前任君主的达尔达尼亚人，又镇压了趁德米特里之死而在色萨利爆发的一场反叛。之后，在军队的热情支持下，“许诺者”安提柯巧妙地把摄政权变成了君主权，成为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三世。按照马其顿王朝政治的一贯作风，这意味着德米特里的幼子肯定活不成了，然而，尽管“许诺者”安提柯从男孩儿手中夺走了王位，却并未伤害这名少年，反而将其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

当上国王以后，“许诺者”安提柯也同样忙于军务，无暇他顾。其中一个麻烦来自野心勃勃的斯巴达国王克莱奥梅尼三世，他梦想着恢复自己的城邦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治地位。安提柯王朝的统治者大多善用外交手段，“许诺者”安提柯也不例外，他促成了马其顿跟希腊城邦的结盟，在公元前222年的塞拉西亚战役中大败斯巴达人。然而，希腊的硝烟尚未散尽，“许诺者”安提柯又不得不率军北上，去处理伊利里亚人对马其顿的又一次入侵。他虽然再度获胜，却也为这场战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德米特里的儿子继承了王位，成为腓力五世。

腓力五世跟同时期叙利亚的安条克三世非常相似，也是一位出色的统治者。如果不是崛起的罗马势力打败了这两位国王，令他们一蹶不振，那么腓力和安条克原本有可能把希腊化王国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埃及托勒密王朝

在亚历山大死后，其将领托勒密决定夺取埃及，并准备牢牢地守住这个王国，而且只要这一个王国，这样的想法大概令他的同时代人都感到十分困惑。对于其他继业者将领而言，即便托勒密给他们机会，埃及也肯定不是首选。这个王国跟地中海世界的其余部分之间隔着沙漠与汪洋，几乎没有什么向外扩张的可能性。埃及人曾经冷酷而坚决地抵制过波斯征服者，这充分表明，作为一个独立了数千年的民族，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十分骄傲，绝不会轻易臣服于一名外来的君主。但是，托勒密不仅声称埃及是他的王国，而且为了巩固自己在那里的统治，他还断然拒绝了接管其他领地的机会。结果，一开始被大家最不看好的这片土壤，可以说最为成功地绽放出所有希腊化王国中最灿烂的花朵。

托勒密时期的埃及历史还有一个令人更为困惑的事实，那就是它的每一位国王都叫托勒密。（这支血脉结束于托勒密十五世，他也被称作恺撒里昂，得名于其父尤里乌斯·恺撒。）让情况加倍复杂的是，托勒密国王习惯于迎娶近亲女性，不管对方是姐妹、表姐妹、堂姐妹、姨妈还是姑妈。而这些女性总是叫贝勒尼基（Berenice，意为“带来尼基[2]的人”，即“带来胜利的人”）、阿尔西诺伊或克娄巴特拉。因此，托勒密十五世之母克娄巴特拉是托勒密十四世的遗孀兼姐姐，也是埃及第七位克娄巴特拉。

王室近亲通婚并未令托勒密王朝的臣民感到烦恼不安。对希腊人来说，那是因为他们的国王都声称自己是神祇，而近亲婚配在希腊诸神之间非常普遍（就连众神之王宙斯都迎娶了自己的姐姐赫拉）。对埃及人而言，则是因为他们的法老据说在数个世纪里也一直都沉溺于这样的习俗中（至于是否真的如此，现在已经难以确定）。而且，这种频繁的近亲结合似乎并没有对这支血脉造成明显的危害——克娄巴特拉七世引诱马克·安东尼，利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外表，还有迷人的魅力与聪明的头脑，更何况根据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描述，她的相貌最多只是平平罢了。

兄妹或姐弟的婚姻也没有损害托勒密诸王作为埃及统治者的名誉，而他们被土著居民所接受的原因，乃是他们在埃及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传统的法老。事实证明，本地的埃及人更在意他们的法老是否住在埃及，其行为举止（至少在公众场合）是否表现得像传统的君主一样，相比之下，这位法老是否来自异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描绘托勒密诸王的埃及雕塑及艺术作品中，统治者身着埃及王室服饰，对埃及诸神毕恭毕敬。因此，尽管有不少研究曾准确地指出，希腊化思想在埃及托勒密王朝的许多地方都颇为盛行，诸如亚历山大里亚、昔兰尼以及一些所谓的“希腊”城市，但实际上，埃及文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小小复兴。现代旅行者所参观的许多埃及庙宇基本上都修建于托勒密时期，比如菲莱神庙、埃德夫神庙和丹德拉神庙等。

托勒密一世

埃及第一位托勒密的母亲叫阿尔西诺伊。在后来的官方宣传中，托勒密声称腓力二世是他的父亲，反正亚历山大已死，他就把自己当成了亚历山大同父异母的哥哥。如此一来，他的真正父亲原本是谁，反倒有些说不清楚了，不过满怀疑虑的古代历史学家们还是否定了托勒密的说法，认为他的父亲是拉古斯，一名默默无闻的马其顿贵族。

托勒密是亚历山大的童年好友，后来成为其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在亚历山大死后掌权的摄政王佩尔狄卡斯对托勒密也很信任，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托勒密被派去埃及镇压造反的总督克莱奥梅尼时，他却直接取代了总督的位置，并且得寸进尺，干脆劫下亚历山大的遗体，隆重安葬在亚历山大里亚。虽然他口头上服从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但实际上，托勒密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而且大家对此也都心照不宣。

经过几场战争以后，这种情况便无须遮掩了，当时不断加深的王朝争斗导致亚历山大大帝的血脉彻底灭绝。托勒密便效仿前任摄政王“独眼龙”安提柯的做法，宣布自己为国王。之后，正如我们前面所述，托勒密和其他的继业者将领（后来也都成了国王）便缔结联盟，合力打倒了安提柯。

到公元前3世纪80年代，当其他继业者还在忙于战争之时，埃及的新统治者托勒密却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在天然屏障后面，冷眼旁观他们的争斗，并开始思考有关学术文化的事务了。实际上，他正在考虑要修建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及博学园。理所当然地，托勒密也迎娶了一位名叫贝勒尼基的女人，并跟她生下了一个小托勒密。

托勒密二世

这位托勒密以绰号“恋姊者”跟他的父亲区别开来。（第一位托勒密有时也被称作“救星”托勒密一世，尽管我们并不清楚他究竟拯救了谁或者拯救了什么。）“恋姊者”（Philadelphos）一词本来包括对兄弟姐妹的爱恋，但这位托勒密所恋，当然不是他的哥哥，因为其兄长在发现自己不可能继承王位时便离开了埃及。他的这份感情无疑是面向其姐姐阿尔西诺伊二世，她后来便嫁给了他，而他则跟自己的第一任妻子阿尔西诺伊一世断绝了关系，那是马其顿国王的女儿，也是托勒密二世的继承者托勒密三世的母亲。除了自己的姐姐以外，托勒密还跟许多情妇和妓女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这使他的朝廷不免落下道德沦丧的坏名声。

图36 金币上描绘的埃及托勒密二世，约公元前272年。

埃及人都知道这位统治者是“强大的拉神之子，阿蒙宠爱的幸运儿”，在埃及雕塑中，他穿戴着典型的法老头巾和服装。这种对埃及宗教和传统的迎合，非常有利于托勒密二世为他的埃及臣民所接受，尽管他们的新法老实际上出生在希腊的科斯岛上。

不出所料，由于有一位重视学术文化的父亲，托勒密二世所接受的教育便来自当时所能找到的最为杰出的老师。所以，尽管他的私人生活荒淫无度，但在他统治期间，埃及的文化成就甚至比前代更加辉煌了。正是在他的治理下，亚历山大里亚成为当时著名诗人、哲学家、雕塑家和艺术家的首选目的地。希腊化世界里主要的思想家们都被吸引到那座崭新的图书馆，它虽由托勒密一世所创建，却是在二世的手中充分发挥其潜力的。实际上，这座带有阅览室、卷轴贮藏室和餐厅的图书馆，只不过是它所在的那片大型综合性建筑的一小部分而已。这片建筑还包括一个动物园、许多解剖室、一个天文台以及召开学术会议和举行公开演讲的场地。确实，除了缺少学生群体之外，这个机构具备现代大学的许多特点，包括设立终身学者、研究人员和访问专家等职位。正如现代学习的地方被叫作“学院”（academies），乃是由柏拉图讲课的雅典学院（Academy in Athens）而来；被称作“博物馆”（museums）的现代机构也正是得名于博学园（the Museum），又名缪斯殿堂（Temple to the Muses），托勒密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最初就建在其附近。

就连体育运动都得到了王室的赞助。正如我们所见，所有希腊人，包括那些来自地中海对面甚至更远处殖民地的希腊人，都可以参加奥林匹克竞技会，就像此时的马其顿人一样——德尔斐和希腊的统治者们都坚称马其顿人跟南边的任何居民一样，皆为希腊人。在竞技会上颂扬他们共同的文化，有助于巩固希腊人把自己当成一个单一民族的观念，无论他们住在贝提卡（位于今天的西班牙），还是巴克特里亚（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

托勒密三世注意到了奥林匹克竞技会作为一项泛希腊节庆的成功，于是便创立了以自己家族命名的托勒密竞技会。这个竞技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水平逐渐与奥林匹克竞技会相匹敌。

亚历山大里亚不只是一座学术城市。亚历山大的城市规划师们显然不仅注意到了一些次要的细节问题，比如根据盛行风的方向来确定街道的布局，而且他们还有意考察了城市的位置。因此，它很快就成了埃及和地中海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通道（地中海世界对象牙和纸莎草的欲望总是难以满足，尤其是后者无法在别处大量生长）。但是，托勒密诸王的野心远远不止如此。作为亚历山大手下的一名将领，托勒密一世见过神奇的丝绸之路如何把财富带给那些生活在其沿线的人们，他决计要让自己的王国也从中分一杯羹。正因如此，托勒密二世曾经向印度国王积极地献殷勤（例如，后来的罗马百科全书编纂者老普林尼告诉我们，作家狄奥尼修斯曾被派去跟一位印度国王生活在一起，专为增进那个王国与埃及之间的各种关系，尤其是贸易。——《博物志》21）。事实证明，这是很有远见的一步，因为季风和信风可以轻松地把装满异域货物的船只带到红海的港口，再经过短途的陆上运输，到达亚历山大里亚，并从那里散播到地中海世界的各处。（据说托勒密还为此引进了骆驼，这种动物以前在埃及几乎无人知晓。）

在古代剩余的时间里，丝绸之路在中亚分出了一条向南的岔路，许多商人更愿意通过印度把货物卖到南边，而这些货物又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被运往欧洲。为了促进这种贸易，托勒密还兴建了一条运河，从尼罗河的佩罗锡克支流通到红海。早些时候的统治者们也曾考虑过这项工程，但是当他们发现红海和尼罗河处于不同的水平面上时，就放弃了这个计划。由于红海更高，所以存在着盐水倒灌的风险。托勒密充分利用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设置一系列水闸。实际上，那些水闸与今天苏伊士运河还在使用的水闸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托勒密二世利用自己王国的财富进一步充实了一支地中海舰队，从而占据了爱琴海贸易线路的支配地位。由此，就像文化上的大发展一样，埃及在经济上也得到了极大的繁荣，从而使其有能力组建起一支雇佣兵军队。托勒密或许称得上是一名知识分子，但对自己家族和其他希腊化君主都关注的战争问题，他也仍未轻视。

虽然各地的希腊人分享着共同的文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削弱并击败周边的邻居，即使那些邻居跟他们自己一样，也都是希腊人。同样的道理，托勒密也没有跟其他希腊化统治者搞好团结的想法，反而还会火上浇油，例如非常高兴地支持一场针对马其顿的雅典叛乱，或者趁着塞琉古帝国忙于自相残杀的王朝争斗时，在黎凡特攫取土地。跟马其顿国王和塞琉古国王不同的是，托勒密二世很少有兴趣亲自领军打仗，他的王朝也以此闻名，那就是他似乎不怎么害怕自己的将领会生出异心。

托勒密的政权也并未完全避免内乱和暗算，毕竟正是宫廷阴谋导致了其第一任妻子的下台、流放乃至被其姐姐所替代。难以确定的是，那场阴谋到底是第一任妻子针对托勒密实施的，还是这位妻子被托勒密的姐姐所设计陷害，后者不仅非常美丽、颇有学识，而且还是一位能力超群、心狠手辣的政治家。当然，一旦攀上高位，阿尔西诺伊二世便成了她的弟弟兼丈夫的顾问和知己。她还领养了他前一段婚姻所留下的孩子们，其中之一在公元前246年托勒密二世死后继承了王位。

“施惠者”托勒密三世

这位托勒密统治时期的四个主题都是建立在前代的基础之上，那就是鼓励学术、发展贸易、融入埃及的宗教传统以及尽量给其他希腊化国王制造麻烦。必须承认，在追逐塞琉古帝国这件事情上，托勒密比大多数人都更为理直气壮。如前所述，他把自己的妹妹诚心诚意地嫁给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二世，结果这位不幸的女人却惨遭杀害，幕后主使正是那位统治者的野心勃勃的前妻。一旦上台掌权，充满仇恨的托勒密便迅速发起进攻，占领了塞琉古帝国的大量领土，当作他应得的赔偿。在离开埃及期间，他把国家交给自己的妻子治理（另一位贝勒尼基）。他的暂时缺位导致国内动荡不安，逼迫他回到埃及，重新掌控局势，但从叙利亚匆匆撤退，也意味着他无法看顾自己在那里获得的土地了。有迹象表明，埃及的麻烦部分是由马其顿的“戈努斯”安提柯二世制造的，埃及和马其顿的关系原本已经非常紧张，此番更是雪上加霜，之后双方便在安德罗斯岛附近爆发了一场海战，有关情况记载不详。

托勒密三世努力在埃及人民中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以巩固其王朝地位，他开始在埃德夫、卡纳克等地修建供奉埃及诸神的庙宇。征战叙利亚带来了一项颇受欢迎的额外好处，那就是他的军队行进得很远，甚至到了巴比伦。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找回了许多雕像和其他圣物，统统归还给了埃及，这些都是波斯人在其占领期间劫掠的战利品。

图37 这座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神庙遗迹展示了清晰的跨文化影响，位于菲莱岛上。

那座著名的图书馆继续不断壮大。托勒密下令搜查抵达亚历山大里亚的船只，一旦发现任何有用的文本，便将其没收充公，由图书馆的抄写员制作副本，送给文本的主人作为补偿。托勒密还向雅典人索要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原始手稿，声称他们需要以之校对图书馆所收藏的副本。他给了雅典人一笔巨额押金，以此保证会将这些作品完璧归还，然而他却违背了约定，使得这次事件中出现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图书馆因未能还书而须缴纳罚款。为了这些备受尊敬的作品，托勒密可以牺牲几乎相当于犹地亚地区一年的贡物，这既是故意展示其王国的财富，也反映了托勒密是多么坚决地要把埃及变成希腊文化的中心。

希腊化文明的灯塔

早期的托勒密诸王致力于发掘亚历山大里亚作为一个贸易港口的潜力，为了这个目的，“救星”托勒密一世命令他的工程师们建造一座灯塔，地点就选在港湾入口附近的法罗斯岛上。当然，托勒密想要的并非一座平凡的灯塔，而是某种史诗般的巨大标志。最终，这栋建筑物果然规模宏伟，不过，那座灯塔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建成，而是由他的儿子完成了这一未竟之业。

罗马作家琉善写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记载了这座灯塔的建造者是如何刻石记功的：

那位来自尼多斯（小亚细亚的一座希腊城市）的著名建筑师是法罗斯灯塔的建造者，这栋建筑规模宏大、美轮美奂……在建造完成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然后用一层石膏盖住，并在上面题词，献给当朝国王。如他所愿，随着岁月流逝，石膏和题词终于脱落，露出了下面的文字：

索斯特拉特，尼多斯的德克斯芬恩斯之子

代表所有海员（建造此灯塔）

（并将其）献给救人于危难的诸神（《论撰史》，62）

这份功劳确实值得铭记。从一开始，这座灯塔就被誉为当时的一大建筑奇迹，历经整个古代，它都安然无恙，直至在中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地震中遭到摧毁。尽管它经常被印在硬币上，也不时被一些著作提及，但是最详尽的描述却出现在它被部分摧毁之后，来自一些考察过它的阿拉伯学者。从他们的描绘以及其他有关这栋建筑的尚存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这座灯塔有一个很高的长方形底座，建于其上的则是一个圆锥形塔楼。

底座和塔楼之间的区域十分宽敞，足以充当一个观景平台。古代文献提到，游客们会在那里用餐。全部加起来，底座和塔楼所构成的建筑物至少高达120米，仅仅比现代建筑学所定义的“摩天大楼”矮30米，也就意味着这座灯塔相当于一栋30层的建筑，底座的石块必须用熔铅制成的“灰浆”砌在一起，以便抵挡海浪的冲击。（这些石块作为水底的残骸幸存下来，体型庞大，每块重量在50吨到75吨之间。）

白天，这座灯塔凭借巨大的身形就足以起到辅助导航的作用，哪怕水手们在很远的海面上。它的能见距离有175公里，因为就算灯塔本身不可见，顶部火焰的烟雾也会延伸成一根柱子，其高度至少又跟实体建筑一样。根据某些（很可能是想象出来的）描述，这团火焰的光芒在夜间会通过特制的玻璃窗变得格外明亮。

从托勒密诸王的角度来看，这座灯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功绩。作为一件政治宣传品，它不仅显示了埃及的力量和财富，而且还以其重要的实用功能，成为古代地中海世界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同时又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艺术想象之中。即便是今天，在许多语言（如法语、西班牙语和希腊语等）中，“灯塔”一词都来源于“法罗斯”。

厄拉多塞

希腊化思想在埃及繁荣发展的另一个范例是昔兰尼的厄拉多塞，一位数学家兼诗人，曾在托勒密三世统治时担任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他最杰出的成就大概是计算出地球的转轴倾角，并且相当准确地估算出了地球的大小。

图38 亚历山大里亚的法罗斯灯塔，德国考古学家H.蒂尔施教授所绘。

厄拉多塞时期的希腊人都知道地球是圆形的，理由很充分，因为他们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地球投在月亮上的影子。为了计算这个球体的大小，厄拉多塞作了一个大胆的假设，那就是太阳离得很远，以至于它照到这个行星上的所有光线实际上都是平行的。（当时这个假设绝不是既定的事实。）因此，他推断出，在这个球体上的不同位置，阳光跟地面形成的角度也不同。厄拉多塞分别在亚历山大里亚和位于南边5000斯塔德（一种长度单位）的昔兰尼计算这种角度，得出了二者的差异为12度。由于一个圆圈是360度，那么两地之间的5000斯塔德就是这个行星周长的十五分之一。

实际上，由于地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正球体，而且昔兰尼和亚历山大里亚不在同一条经线上，厄拉多塞没能得出精密的测算结果。误差的范围在10%—16%，具体数字取决于他使用的是哪种度量标准的斯塔德（最初的度量标准是1斯塔德等于180米，现代的“体育场”[3]一词也正来源于此，不过在古代世界中，斯塔德有好几种标准，就像如今加仑在美国和英国不同一样）。

图39 王后的手镯。这类珠宝制造于托勒密王朝末期的亚历山大里亚，无疑曾被克娄巴特拉佩戴过。

尽管如此，厄拉多塞的估算还是比近代时期以前的任何人都更加准确。如果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循着厄拉多塞的足迹，而非依赖他自己那大胆而错误的计算，那么他要前往印度，就绝不会从伊比利亚半岛向西航行，从而出现这样的结果：当他意外地发现美洲大陆时，还以为自己已经抵达了目的地，实际上他只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

叙利亚战争概况（截至公元前241年）

在公元前301—前150年，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东方的塞琉古帝国处于持续紧张的关系之中，经常爆发战争。前文已经在相应部分提到了这些战争，不过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中，所谓的叙利亚战争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应当予以专门叙述。下面的表格简要地回顾了总共六次战争中的前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三次。（后三次战争较为次要，也比较复杂，只是加速了塞琉古帝国的覆灭。）

第一次叙利亚战争

时间：公元前274—前271年。

参与者：托勒密二世和加拉太人对安条克一世。

开战原因：埃及阻止塞琉古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扩张。

重大战役：公元前275年，安条克在象阵战役中击败加拉太人。

领土变化：埃及获得了卡里亚和奇里乞亚附近的地区，但是在非洲暂时失去了昔兰尼加，该地盘为一名篡位者所夺取。

最终结果：托勒密王朝胜。

第二次叙利亚战争

时间：公元前260—前253年。

参与者：托勒密二世对安条克二世和“戈努斯”安提柯。

开战原因：塞琉古帝国跟马其顿联合兵力，将托勒密王朝从其获得的领土上驱逐出去。

重大战役：公元前258年，马其顿在科斯岛战役中击败埃及舰队。

领土变化：塞琉古帝国获得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托勒密王朝在爱琴海丧失霸权。

最终结果：托勒密王朝败。

第三次叙利亚战争

时间：公元前246—前241年。

参与者：托勒密三世对塞琉古二世和“戈努斯”安提柯。

开战原因：贝勒尼基被杀害。先前，作为第二次叙利亚战争和解的条件之一，这个埃及女人嫁给了安条克。

重大战役：马其顿在安德罗斯岛海战中击败埃及舰队。

领土变化：托勒密王朝获得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安提柯失去基克拉泽斯群岛。

最终结果：托勒密王朝胜。

[1] 戈努斯：Gonatas，希腊地名，其在希腊语中又有“膝盖护甲”之意，故这位安提柯二世何以得此绰号，未可遽断，或谓其可能出生在色萨利的戈努斯。

[2] 尼基：Nike或Nice，在古希腊宗教中是代表胜利的女神。

[3] 体育场：stadium，源于希腊语“斯塔德”（stade或stadion），最初是指一个典型体育场的长度，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一个体育场相当于600个希腊人的脚长。

第六章 罗马与希腊化王国

尽管罗马人的精神生活极大地得益于他们跟希腊化国家之间的交流，但是这并未阻止罗马人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击败并摧毁希腊化王国。如果没有罗马的介入，这些王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此可谓历史学上最迷人的假设之一。

马其顿

随着锡拉库扎的陷落，罗马对西西里岛的掌控变得十分稳固。正如皮洛士曾经的做法一样，罗马人接着迈出了顺理成章的一步，那就是继续入侵并征服迦太基，逼迫汉尼拔投降，就此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2年）。接下来便轮到希腊大陆和马其顿了。

罗马人有一个让自己插手希腊事务的借口，那就是公元前215年，罗马在坎尼惨败给汉尼拔以后，马其顿的腓力五世曾经对罗马宣战。自从皮洛士的时代以来，罗马便一直担忧，坐拥极大财富和资源的希腊化王国会向罗马发起进攻。其实，腓力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加入意大利地区的战争，他之所以对罗马宣战，只是因为他的协议盟友汉尼拔已经在跟罗马人打仗了。然而，罗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只是知道，击败皮洛士和汉尼拔的行为会让他们受到希腊化政权的留意，而这种格外的关注显然不会是友好的。

因此，把西方牢牢地握在手中以后，罗马人便决心要立即进行反击。尽管他们在忙于迎战汉尼拔之时，跟马其顿达成过短暂的和解，可是一旦时机成熟，罗马人必然会对他们所认定的腓力五世的背叛行为实施报复。

于是，公元前200年，迦太基的降书墨迹未干，罗马便宣战了。这场战争被称作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时间是公元前200—前196年。（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包括数场断断续续的争斗，交战双方主要是腓力的盟友们和罗马在伊利里亚的依附者。而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罗马人得以调集经验极为丰富的老兵，并举全军之力与马其顿决战。）

希腊化世界各地的军事观察员都兴趣盎然，等待即将到来的冲突，大家激烈地争论着马其顿方阵的长矛能否战胜罗马军团的重标枪。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希腊化王国愿意帮助腓力对抗“野蛮”的罗马人，因为对其他君主而言，腓力实在没有做过什么讨人喜欢的事情。

在埃及，托勒密三世已于公元前222年去世，协助少年法老托勒密四世治理国家的大臣很快就表现出了他们的无能。对于塞琉古帝国那位能力超群的安条克三世而言，这样的借口已经足够了，他便以此为出师之名，率军进攻黎凡特和叙利亚，企图把托勒密王朝先前从塞琉古帝国夺走的土地重新拿回来。（安条克早就想这样做了，只是他在执政初期一直忙于巩固帝国的东部边界，无暇旁顾而已。）

趁着埃及衰弱，而且安条克的注意力也尚在别处，腓力赶紧开始把马其顿的势力扩张到爱琴海地区，他占领了托勒密王朝的基地，还控制了一些原本自由的城邦，比如通商口岸赛厄斯和萨索斯。地中海贸易随之遭到破坏，导致小亚细亚新兴的帕加马王国和罗德岛城邦跟腓力发生了冲突，不过马其顿海军还是战胜了这两个对手。

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之前，从腓力的行为来看，他并未显示出任何对罗马或西方的兴趣。作为马其顿国王，他所关注的问题与前代统治者完全一致——将希腊维持在马其顿霸权的控制之下、抵御来自北边的蛮族入侵，以及阻止更加强大的塞琉古帝国和托勒密王朝侵犯自己的王国。对于腓力而言，罗马人仅仅是一支比较有组织的蛮族罢了，而他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目的自始至终都只是让罗马人放弃并走开。他的姿态是防御性的，而且我们确实没看到他有任何向西进攻的打算，就像对待东方城市那样。实际上，当罗马对其宣战时，腓力正忙着围攻一座东方城市，甚至没时间搭理罗马的使节。

罗马人也并没有领土诉求。他们的意图只是削弱马其顿，使这个王国再也无法威胁他们那个正在西方发展的国家。罗马人敏锐地发现，最有可能实现目标的做法，就是使希腊摆脱马其顿的控制。因此，在下达战书以后，罗马便对外宣称，他们的入侵毫无私心，只是为了“解放希腊”。

这样的声明足以说服雅典人，毕竟他们从未完全接受马其顿的统治。腓力在埃托利亚同盟的伙伴们也站在了罗马这一边，因为他们觉得这位马其顿国王在之前那场战争中对他们很不够意思。在东方，帕加马也迅速接受了邀请，重新唤起了对马其顿的敌意。如此看来，罗马人已经成功地在外交上包围了他们的敌人。

问题是，正如罗马人很快所发现的那样，包围马其顿是一回事，真正入侵它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个国家的山脉乃是天然的防御工事，实在难以攻破，再加上有腓力的强大军队镇守，即便是罗马老兵似乎也一筹莫展。

接着，腓力提出了非常合理的和解条件，目的还是要结束这场他从来都不想参与的战争。鉴于这场战争至今所取得的进展是如此令人失望，倘若罗马军队的指挥官不是野心勃勃的弗拉米尼努斯，那么罗马人也许会接受这些条件。然而，弗拉米尼努斯要求罗马元老院将他的指挥官任期再延长一年，这样他的朋党们就会反对这项和解提议，否则，朋党们就会投票同意和解。总之，这场战争必须在他手里有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决不能半途而废。

图40 这张希腊北部的风景照展示出当罗马军队企图进攻马其顿时，他们面临着怎样的困难。

在罗马跟东方的希腊化世界接触期间，罗马内部类似的权力游戏将会屡次发生，由此带来一些政策的突然改变和出尔反尔，致使希腊化国王产生许多恼怒和不解。而且，通常来说，就像弗拉米尼努斯一样，他的同僚们也都有对胜利的强烈渴望，这也就意味着有时候根本是无法达成和解的，无论希腊化国王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对罗马贵族而言，他们需要在选民面前以获胜将领的形象出现，这一需求轻而易举地便胜过了任何外交上的考量。

看起来，罗马人似乎是真心诚意地希望解放希腊，再加上他们还有选择性地毁灭了那些拒绝被“解放”的城市，这使得整个希腊几乎完全站在了罗马一边。正因如此，公元前197年，弗拉米尼努斯得以率领他的军队跨越希腊，抵达色萨利，这是相对来说最易接近马其顿的地方了。腓力的军队跟罗马人在一个名为库诺斯克法莱（Cynoscephalae，希腊语，意为“狗头”）的地方相遇，在混乱的交战中，马其顿方阵未能充分发挥其优势。罗马的胜利逼迫腓力接受了他们的条件。

公元前196年，在科林斯地峡竞技会的开幕式上，弗拉米尼努斯向着狂喜的人群宣布了希腊的自由。不过，一些心怀疑虑的民众还是发现，尽管“解放”了希腊，罗马人却把他们自己的卫戍部队安插在了科林斯、哈尔基斯和德米特里阿斯的要塞——这些地方都是战略重地，有“希腊的枷锁”之称。而且，弗拉米尼努斯选择在科林斯宣布这个消息，也颇具历史讽刺意味——几乎正好在他们宣布希腊“自由”的50年以后，在将希腊纳入自己版图的过程中，罗马人便把科林斯夷为了平地。

塞琉古

对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三世来说，腓力面临的难题自然是非常好的机遇。背后有罗马人抵挡着腓力，安条克便可以集中全副精力，向南驱逐埃及人，将他们赶出加沙。在公元前201年的帕尼翁战役中，安条克摧毁了埃及在这个地区的主要兵力，接下来又花了三年时间，清除叙利亚和爱琴海南部的托勒密驻军。安条克在战略上极为谨慎，不敢冒险攻打受到天然屏障保护的埃及本土，于是在公元前195年，他通过跟埃及和解来巩固自己获得的领地。这使得他有机会开始考虑下一步行动——利用马其顿的虚弱，进入腓力五世的势力范围。

从希腊地区当时的状况来看，塞琉古帝国动手的时机无疑成熟了。正如任何了解这一时期希腊政治的人都有可能猜到的那样，希腊人对其罗马“保护者”的幻想，没过多久便破灭了。斯巴达人渴望重获他们失去的军事荣耀，而埃托利亚同盟则对罗马很生气，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这场反对马其顿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另一个希腊城市联盟——亚加亚同盟——则急于吞并斯巴达，以便彻底解决这座城市带来的麻烦。

因此，当埃托利亚人试图夺取科林斯、哈尔基斯和德米特里阿斯的要塞，而亚加亚人企图拿下斯巴达之时，安条克断定局势已经足够混乱，可以让他乘虚而入了。在公元前192年的秋天，他入侵了希腊，还是打着那个老掉牙的旗号，即“解放”希腊人民。

安条克或许料到了来自腓力的抵抗，也猜到了罗马人会反对他介入其新的保护国。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腓力会积极地跟其先前的敌人结盟，并且罗马贵族会为了挣军功而仓促上阵，欣然发起一场全面战争。安条克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情势。他的对手是一位罗马新贵，正在其国家事务中致力于恢复罗马的传统美德，而许多崇尚希腊文化的罗马贵族则对其颇为反感，此人便是大加图。

尽管表面上对希腊文化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大加图对希腊历史非常熟悉。安条克试图在温泉关进行抵抗，就像300年前列奥尼达进行过的史诗般的抵抗[1]一样，而大加图却击败了安条克，正如波斯人曾经击败列奥尼达一样——也是率领一支军队从山间迂回包抄。在经历了这次挫折以后，安条克接受事实，承认其欧洲冒险的失败，并且退回小亚细亚。他可能又一次没有想到的是，罗马人竟然会追到那儿去，然而事实如此。

在安纳托利亚，罗马人跟帕加马城的盟友们合作，首先确保了当地的海军优势。然后他们便率领一支军队前往小亚细亚，指挥官则是卢基乌斯·西庇阿，其兄便是“征服非洲者”西庇阿，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对击败汉尼拔发挥了重要作用。（此人也在这支军队中，但按照罗马的制度规定，他不能挂帅。）汉尼拔同样在场，只不过他是在另一方，作为一名参谋，正为安条克国王效力。此前，他发现自己如果继续留在迦太基，便会为罗马人所害，于是逃到了塞琉古帝国。

汉尼拔担任海军将领，在对抗罗德岛舰队的时候取得了一些胜利（当时罗德岛也跟罗马结盟了）。但是，对于大局而言，他所扮演的角色还是次要的，主要的较量发生在陆地上，尤其是决定于公元前190年的马格尼西亚战役。安条克在他亲自指挥的部分获得了成功，可是罗马军团击溃了他的左翼。然后，罗马人便利用他们高度的灵活性，从侧面打击塞琉古帝国那笨重的长矛方阵，并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像之前的腓力一样，安条克也被迫接受了罗马人的条件，不仅放弃了对希腊的所有要求，而且还割让了小亚细亚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全部土地。

亲希腊主义

尽管被希腊人悻悻地斥为蛮族，但罗马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他们国家在文化方面的不足。所以，虽然有一些罗马人（包括大加图）谴责希腊对罗马生活和文化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使罗马人在精神上变得软弱，在道德上变得颓废，但罗马贵族中的另一些人则充满热情地拥抱希腊文明，他们被称作“亲希腊者”。其中一个早期的例子便是公元前282年的帕斯图密乌斯·米加鲁斯，当时罗马人正在向意大利南部扩张，帕斯图密乌斯在他林敦的民众面前用希腊语演讲（不过，这种殷勤之举得到的回报只有嘘声和对其糟糕的语法的辱骂）。

亲希腊主义在公元前211年得到了一次重大的推动。当时马塞卢斯攻下了锡拉库扎，这导致了阿基米德的死亡，却也使得希腊的雕像、铜器和画作以战利品的形式被运进罗马。希腊的人工制品明显优于罗马的人工制品，这引起了一股探讨希腊及其思想、艺术成就的兴趣和浪潮。

因此，当法比乌斯·皮克托——通常被公认为罗马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撰写《罗马史》时，至少有部分意图是打算向希腊人介绍罗马，而且那份文献也正是用希腊语写成的。罗马人没有书写历史的传统，于是皮克托便顺理成章地采取了希腊的模式。由于法比乌斯的希腊语十分流利（他先前曾经随一支罗马使团去过德尔斐），所以他用这种语言写作，也是很自然的。没过多久，精通希腊语就成了迈入罗马知识阶层必不可少的基本修养。

击败汉尼拔的“征服非洲者”西庇阿也是亲希腊者中的一员。当他在西西里岛上时，人们经常发现这位罗马将领在希腊体育馆里放松，身上穿着希腊斗篷和凉鞋。就连顽固的大加图最终都改变主意，在八十岁高龄时开始学习希腊语。那时候，罗马贵族已经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希腊医生，把孩子的教育托付给希腊教师。

图41 出土于大希腊地区的扣针展示了希腊元素和意大利元素的混合，约公元前600—前200年。这些扣针用来别住女性连衣裙的肩部。

罗马传统很快便吸收了荷马作品集。大约正是在此时，罗马人开始萌生出一个信念，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描述的特洛伊人。通过一种名为“调和”的过程，两种宗教互相融汇，直到二者变得颇为相似，例如密涅瓦和雅典娜，或是狄安娜和阿尔忒弥斯，除了名字以外，它们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不过，祭拜仪式依然有不小的区别。）

如果罗马人在自己的众神中找不到某个希腊神祇的对应者，他们便干脆“借用”一个。早在公元前293年，罗马人便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位医药之神，并且决定在一场正式祭拜中借用希腊医神埃斯库拉庇乌斯。他们在台伯岛上建了一座庙宇，供奉这位神祇，那座庙宇在其后的古典时期始终矗立在罗马的土地上。此外，罗马人还借用了那位掌管艺术、文化和预言的希腊神祇，这也是为什么阿波罗没有罗马名字。

图42 阿波罗神庙在迈锡尼的遗址，创建于公元前600年。

罗马公众通过阿里斯托芬和米南德的戏剧了解希腊文化，尽管这些戏剧是由诸如普劳图斯等剧作家为了罗马观众而重编的删改版本。（鉴于其对希腊作品的大规模袭用，普劳图斯大概也难以抱怨他的两部戏剧被那位同样不够厚道的威廉·莎士比亚变成了英语文学的经典。莎士比亚《错中错》的情节和部分对话都来自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和《安菲特律翁》，而且福斯塔夫明显就是普劳图斯《吹牛军人》中的麦尔斯·格劳里奥萨斯。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则主要借鉴了另一名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作品。）但是，罗马精英对这些二手货却没有兴趣，反而更喜欢希腊的原版作品，他们在献给阿波罗的小型剧场里观看原版的希腊戏剧，这些剧场被称作“奥迪昂”[2]。

希腊哲学很快也在罗马受众中找到了可以扎根的沃土，尽管罗马人对诡辩派非常愤怒，以至于把他们直接驱逐出城。诡辩派的一个重要目的乃是通过修辞学来培养英才，但是罗马人更关注其论证可能被用来让谬误压倒真相。（即便在今天，“诡辩”也被视为一种旨在欺骗听众的错误方式。）不过与此同时，斯多葛派哲学却恰恰是罗马人乐于接受的那种思想，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罗马的斯多葛派学者就跟希腊一样多了。

罗马人实行的政治制度则是他们自己有限制的民主形式，其元老院原本就不信任民众之中的“煽动家”，因此对毫无限制的雅典式民主并无好感。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希腊民主达到巅峰的公元前5世纪，“纯粹”雅典形式的民主也只是在少数希腊城市中实行。大多数希腊城市都采用寡头制，或者其他限制投票选举的政体。到了罗马统治时期，任何杰出的知识分子都已经不再提倡雅典式民主了，它被普遍视为一种失败的社会实验。

希腊化王国的终结

虽然罗马的到来摧毁了作为政治实体的希腊化王国，但是在中东地区发展起来的城市文化将会更加持久。希腊人一如既往地选择了适应，而非被同化。

马其顿

罗马人对希腊艺术和文化的迷恋并未发展成对同时代希腊人的好感；相反，罗马人声称他们欣赏已经消失的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并且把同时代的希腊人视为“格劳库利”（Graeculi），字面意思即“次希腊人”。这完全是罗马人想当然的看法，实际上希腊人在知识、财富和领土范围上都远胜于他们。然而，罗马人在军事方面无疑是遥遥领先的，而且他们已经见识过跟希腊人作战所带来的财富和声望，于是希望更加频繁地与希腊人打仗。在针对希腊化国家的战争中担任指挥官，成为罗马贵族争相追逐的特权。

希腊王国的所作所为也实在属于自寻死路。在金钱与人力方面，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帝国本来都远胜于罗马人，而马其顿人（正如罗马人极不情愿地承认的那样）在打仗方面几乎同罗马人一样出色。如果希腊化国家视罗马为致命的威胁，齐心协力抵御外敌，那么罗马人很可能扛不住他们的联合猛攻。然而，数个世纪以来，希腊化国王一直都忙着互相残杀，沉溺于彼此之间的权力倾轧和领土争夺，他们觉得，罗马人至多只是某种干扰罢了，说不定还能在他们与其他国王的持续冲突中充当帮手，等到他们幡然醒悟，已为时太晚。罗马人对腓力五世的征服曾令托勒密王朝感到欣喜，就像后来安条克三世的溃败也令托勒密王朝幸灾乐祸一样。希腊化国王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失败乃是他们共同的灾难，而胜者则是一个终将超越他们所有人的政权。

最先发觉这一点的大概是腓力五世的儿子佩尔修斯。腓力去世之时，马其顿王国的实力虽然遭到了削弱，但是领土依然完整，而佩尔修斯则将看到它被罗马人彻底攻破并摧毁。罗马人曾经赞成他的弟弟德米特里成为腓力的继承人，而佩尔修斯却通过伪造、谎言和欺骗等手段夺得了王位，这对他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当初，腓力听信佩尔修斯的谗言，认为德米特里在密谋造反，于是便处决了这个无辜的儿子，即便事后发现真相，腓力也没有另一个继承者能取代佩尔修斯了。登基以后，佩尔修斯企图修复自己与罗马人的关系，重建被他毁掉的外交桥梁，然而无论怎么努力都于事无补。罗马人认定他只会暗中弄权，以便恢复马其顿的支配地位，尽管他不断尝试和解，而且态度越来越迫切，但是对方根本不予理会。

在这场战争中，罗马人（以及投机取巧地前来援助的帕加马人）故技重施，仍旧打算通过色萨利进入马其顿。最后，指挥官马尔库斯·腓力普斯确实跌跌撞撞地进去了，不过却走了一条任何理智的将领都不会考虑的路线，结果以其军队被困在一个没有出路的山谷而告终，真可谓进退维谷。如果当时马其顿军队的掌管者还是腓力五世，那么他肯定会下令对倒霉的罗马军队大开杀戒，这场战争也许立即就会结束。然而，缺乏军事才能的佩尔修斯听闻罗马人进入马其顿，不禁惊慌失措，于是赶紧撤出了部队，把一个位于自己王国内的稳固的桥头堡留给了罗马人。

第二年，在亲希腊者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的指挥下，罗马人朝马其顿的心脏地带进军了。佩尔修斯在皮德纳跟罗马人相遇，那场发生于公元前168年6月的战役彻底证明，罗马部队的灵活性使得他们明显优于强大却笨重的马其顿方阵。这次失败后，马其顿的抵抗彻底瓦解，变成了罗马人的一个附属国——实际上是四个，因为这个王国被分裂成了几个部分，以便进一步削弱它。

接下来，马其顿的邻国伊庇鲁斯领教了罗马人究竟能怀恨多久。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罗马人统治的意大利曾经被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入侵，如今，罗马人便借口伊庇鲁斯在最近的战争中帮助过马其顿，对其发起了一场所谓的“战争”，其实基本上就是一次大规模的劫掠。超过15万伊庇鲁斯人被奴役，这个国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再也未能复原如初。

这场马其顿战争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结果，那就是罗马人不再相信他们刚刚“解放”的希腊人，因此当他们从希腊大陆撤兵时，便从那些最不值得信任的国家里带走一些人作为人质。其中有个名叫波里比阿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他那个时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著述的意图是向他的希腊同胞们解释罗马是怎样如此迅速占领希腊化世界的。自然，他的文本是用希腊语写就的，为现存同时期关于罗马历史的主要作品之一。

塞琉古

安条克三世在公元前187年去世了。尽管两年前他在马格尼西亚战败，并且失去了小亚细亚的领土，但是他依然统治着一个强大的王国，占据了黎凡特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他的儿子塞琉古四世在位期间一直忙于控制各族臣民，他们实在难以驾驭，何况其政权的军事力量又明显遭到削弱。雪上加霜的是，在先前签订的和平条约中，罗马曾要求得到一笔巨额赔款，为了支付这笔款项，帝国各地都纷纷提高税收。塞琉古甚至下令让耶路撒冷的犹太圣殿也交钱，由此在犹太人之中激起了反抗塞琉古帝国的情绪，安条克三世曾经苦心经营，以便让这个民族顺从自己的统治，如今所有的努力统统付之东流了。当塞琉古遇刺身亡，他的弟弟安条克四世登基以后，这种情况更是愈演愈烈。

公元前170年，罗马人正在准备给予马其顿最后一击，安条克四世断定，塞琉古帝国跟埃及再次开战的时机成熟了。他的理由是埃及在军事上颇为疲软，而且又一次被少年法老（托勒密六世）统治，这位法老也同样受到长期争权夺利而又十分无能的大臣们控制。正是这些大臣制定的一项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挑起了战争，尽管他们出台那项政策的本意也许是要促进国内的团结。对埃及人表现出的好战姿态，安条克可谓求之不得，他立即入侵埃及，并且力图摧毁它的军队。结果，他控制了埃及的大部分地区，只有亚历山大里亚还在负隅顽抗。

安条克意识到，自己领土的东部行省尚不安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这场战争并无多少益处，于是他将年轻的托勒密收养为儿子，然后便离开了埃及。这一收养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王朝的政治联姻早就使得这个男孩成了安条克的外甥，不过亚历山大里亚那些有独立意识的民众却不愿支持这种做法。他们迅速把另一名托勒密（八世）推举为统治者，安条克被迫匆匆赶回来，重新发起攻势。

安条克先从埃及的控制中夺取了塞浦路斯，然后向亚历山大里亚进军。结果，他遇到的并非一支严阵以待的军队，而是一名孤身前来的罗马代表。原来亚历山大里亚人向罗马求助，后者便派出了年轻的波皮利乌斯·拉埃纳斯来阻挡塞琉古国王。这位罗马人开门见山，直言不讳，他告诉安条克，要么把他的军队撤走，将塞浦路斯还给埃及，要么就准备跟罗马人的战争。塞琉古国王要求给他一些时间来考虑，于是波皮利乌斯便缓缓地绕着他走了一圈，用自己的手杖在沙地上画了一个圆。这名罗马人说，安条克可以慢慢考虑，但是他必须作出决定，才能踏出这个圆圈。这一侮辱性的最后通牒显然是在向安条克炫耀罗马的军事实力，那是不得不忌惮的。他只好撤军了，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170—前168年）就这样结束了。

毫无疑问，在这次跟罗马的交锋中，塞琉古王室的尊严被严重挫伤了。正因如此，当一群误以为安条克死在埃及的犹太暴民发动叛乱并控制了耶路撒冷时，这位塞琉古帝国的君主做出了显然过激的反应，耶路撒冷被当作敌人的城市对待。据《马加比书》（《马加比二书》5）记载，超过4万人被杀害，另有4万人沦为奴隶。

尽管《马加比书》把那场跟安条克的冲突描述成一场犹太民族主义反抗外邦压迫者的战争，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场冲突也是希腊文化和犹太文化之间的战争，两边都有数量众多的犹太人。安条克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希腊文化那一边，并且宣布许多犹太教活动都是不合法的，同时积极促进对奥林匹亚诸神的崇拜。犹太反叛者虽然势单力薄，但是他们目标明确，斗志昂扬，一场极为凶险的内战就此爆发了。

祸不单行的是，帕提亚人还趁机组织了一场入侵，严重地破坏了贸易。安条克被迫把犹地亚的混乱留给属下处理，而他则匆匆赶往东部，去迎接这个新的挑战。在抵御帕提亚人的战斗中，安条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却随之染疾身亡，犹太反叛者兴高采烈地宣称，这场病是他们的神对敌人的惩罚。

于是，少年国王安条克五世开始掌权，因为他那更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亲戚德米特里正在罗马做人质。在这位安条克统治期间，帝国忙于平定众多叛乱，但还是成功地镇压了马加比家族的叛乱者，并且杀了他们的首领。罗马人对塞琉古舰队的规模感到不安，其实这支舰队的组建主要是为了犹太战争，但他们还是派出一名使节，要求塞琉古帝国解散舰队。和上次一样，罗马人仍然颐指气使，措辞强硬。安条克城的民众本来就为波皮利乌斯对待安条克的态度而怒气难平，这次他们必须表达自己对罗马人如此嚣张的反感，便群起反抗，动用私刑处死了那名使节。作为报复，罗马人释放了人质德米特里，他立即返回叙利亚，在公元前161年宣布登基，并在此过程中除掉了年幼的安条克。

图43 庞培，恺撒未来的敌人，也是最后终结塞琉古帝国并洗劫耶路撒冷圣殿的人。

德米特里给自己冠以“索特”（Soter）的称号，意为“救星”，而此时，他的王国确实需要得到拯救。阴谋诡计盛行，王朝内讧不断，宫廷混乱不堪，各派都在争权夺利，而叛乱又在巴比伦爆发了。同时，趁着德米特里正深陷于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的一场战争中，不肯认输的马加比家族又精神抖擞地杀了回来，只要他们没有彻底倒下，那就绝不善罢甘休。公元前150年，德米特里被罗马支持的一名篡位者杀害了（罗马已经断定，德米特里难当重任，不值得他们予以保护）。

塞琉古帝国的这段历史充满了内战、暗杀和政变，情况复杂而混乱。在这个多样化的帝国里，各族人民都开始谋求独立，短命的国王们所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小。在东部，这类独立持续的时间都很短，因为帕提亚人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夺取那些没有防备或者易受攻击的领土，而塞琉古诸王又过于软弱且无暇他顾，实在无法加以阻止。直到公元前139年，塞琉古帝国终于尝试攻击帕提亚人，却不幸战败，当时的国王德米特里二世也被俘虏了。同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趁着塞琉古国王们正在忙于处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马加比家族的反叛者帮助犹地亚独立了，尽管还不是十分稳固。

在帝国摇摇欲坠的时候，安条克七世站了出来，外交手段和威胁恐吓双管齐下，他迫使那些志在独立的行省收敛野心，并且凭借其强大的个人魅力控制住自己的宫廷。他又跟犹太反叛者达成协议，以至于他们甚至还向他贡献了士兵，跟随他的军队去东部对抗帕提亚人。至公元前129年，安条克七世带领他的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至于这最后一位伟大的塞琉古君主为他的帝国勾画了怎样的蓝图，我们永远都不得而知了。因为帕提亚人在一场埋伏中杀了他，随着他的死亡，塞琉古帝国在过去10年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烟消云散。帕提亚人重获他们失去的领土，犹太人再次反叛，更为不堪的是，亚美尼亚王国不仅趁机独立，并且开始对外扩张了。

到公元前100年，塞琉古“帝国”只剩下了安条克及其附近的几座城市。尽管这个国家已经基本没有能力参与地区政治了，但在内部，它还是继续承受着派别纷争和朝廷混乱的折磨。最终，它废于罗马将领庞培之手。那是在镇压了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之后，庞培率领军队南下，平定了黎凡特的暴乱。在此过程中，他几乎是顺带着废除了塞琉古王朝，并且把叙利亚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这个创建于公元前334年的帝国，在历经271年之后，于公元前63年黯然落幕。对于它的逝去，很少有人悼念。

希腊化亚洲

塞琉古帝国的覆灭并不等于希腊文化在东方的覆灭。在安纳托利亚，希腊人在构成当地文化的众多民族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在文化和思想方面，西部的比提尼亚王国和帕加马王国几乎完全是希腊化的，而且位于帕加马城（帕加马首都）的图书馆被普遍认为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正是在帕加马城，一种用兽皮制成薄片的书写材料制作技术得以普及，据说其源起乃是亚历山大里亚人出于嫉妒而不愿让帕加马图书馆获得纸莎草。这种书写材料被罗马人称作“pergamenum”，被法国人称作“parghemin”，也就是今天为大家所熟知的羊皮纸。

在帕加马东边的十几个小王国中，希腊城市继续作为半自治实体存在。在众位国王持续争斗的过程中，希腊人在贸易和制造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价值，希腊商人也显示了出色的才能，这意味着在每一个新兴王国中，希腊人口都会被视为珍贵的资源，国王们也确保这些希腊城市获得特殊待遇和税收减免。

在公元前133—前63年，亚洲的希腊城市抵抗罗马帝国在中东地区的扩张，有时会非常激烈，部分原因也在于此。当地的国王们自然把希腊城市视为经济资源，而罗马人却把它们看作存钱罐，通过税收将其榨干。这些税金原本就已经高得离谱了，那些腐败的税收人员还要跟讨好上级的罗马官员相勾结，将税金进一步提高。这样便造成了恶性循环，高税金导致了叛乱，为惩治叛乱则开出更高的税金和罚金，而结果又会引发更多的叛乱。这种不合理的体制实行了将近一个世纪，东方的不少城市在经济上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多数人口不得不前往西方，或去寻找更好的生活，或为了偿还债务而沦为奴隶。

也许下面的情况会令人感到惊讶，那就是希腊文化在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帕提亚诸王的统治下得到了最好的发展。这些国王没有理由反对希腊文化，于是便对希腊文化的许多形式给以热情的支持。实际上，公元前49年，罗马将领克拉苏在征服帕提亚的尝试中失败身亡，当这位战败将领的首级被呈给帕提亚国王时，后者正在观看一出由雅典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创作的戏剧。我们看看来自同时代希腊城市的硬币，其反面用希腊语展示着希腊作品中的主题，正面描绘的则是亚洲国王，有时让人觉得未免格格不入，看起来十分古怪。

这些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希腊城市将会成为知识的仓库，继续储存希腊思想家和科学家的作品，即便在数个世纪以后，罗马帝国被蛮族攻陷，它们也依然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些保存在东方的希腊早期作品开启了伊斯兰的科学时代，而十字军东征期间对其文本的再发现，更是在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

埃及托勒密王朝

塞琉古帝国覆灭之后，只剩下了一个完整的希腊化王国，那就是埃及。托勒密王国的幸存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埃及的地理位置，使得此处易守难攻；二是托勒密诸王的外交政策，大致而言，那就是无论罗马人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都予以满足，从而避免给他们留下任何入侵的借口。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所有逐渐衰弱的希腊化王国都被堕落的王朝内斗所困扰，但是由早期托勒密诸王所奠定的坚实基础，还是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王国的平衡。在埃及民众面前，托勒密诸王努力把自己打扮成本土之子，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至于今天很少有人意识到，那位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克娄巴特拉，实际上是一名血统纯正的希腊人。托勒密诸王不仅注意照顾民众的宗教情感，而且还修建雄伟的寺庙，倡导宗教崇拜，通过这些方式，他们使自己被广泛接受。当然，若干民族主义叛乱表明，埃及民众并未完全信服他们，但是这些叛乱更多的是针对后期托勒密诸王的恶政和无能，而不是针对他们的非埃及出身。

图44 罗马镶嵌画中的尼罗河，约公元2世纪。埃及被认为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充满了极富异域特色的野生动物。

就把叛乱控制在最低限度而言，有三种策略尤其管用。首先，托勒密诸王跟祭司们合作，把国家许多地方的统治权都交到他们手中，以此换取了平民的安分守己，以及税款的及时缴纳。其次，尽管政府的高级职位是留给希腊人的，但是政府对于希腊人的定义却毫无种族主义色彩，且令人耳目一新。基本上，如果有人说话像希腊人，又崇拜希腊诸神，并且对希腊文化表现出足够的熟悉，那么他就可以被算作希腊人，即使他的祖先从未离开过尼罗河沿岸。

最后，托勒密诸王采用了一种原始封建制度来维持军队的希腊化核心，即通过给予移居者土地来换取他们服兵役。当对军人有大量需求的时候，在这支核心军队之外还有两方面的补充，一是埃及占领黎凡特期间在那里征募的军人，二是动用埃及财政直接征用的大量雇佣兵。（军人需求的上升主要出现在跟塞琉古帝国发生冲突之时，其他时候便可省下供养常备军的开销。）相比之下，当地的埃及部队很少派上用场，这既是因为马其顿人瞧不起他们，也是因为一旦他们得到训练，就会表现出令人担忧的叛乱倾向。

这些叛乱在托勒密四世的软弱统治下达到了巅峰，当时有一些地区干脆脱离王国，并且指定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法老”。不过，托勒密五世控制住了这些叛乱，尽管他采用的是严厉的军队镇压方案，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即民众对于高额税收和政权无能的怨恨。实际上，托勒密五世表现得残暴而狡诈，几乎没有做过什么让臣民高兴的事情。正是在他统治期间，托勒密王朝曾颁布过一项法令，以三种文字写成，即世俗体文字（当时埃及人所使用的标准书面语言）、希腊文字和象形文字。该法令幸存的一大部分是在拿破仑时代发现的，如今依然可以在大英博物馆里看到，因其发现的地点而得名罗塞塔石碑。事实证明，这个文本是理解以前那些无法破译的象形文字的重要根据。由此，数千年的埃及历史得以向现代学术界敞开大门，罗塞塔石碑也便成为考古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图45 罗塞塔石碑的局部。雕刻的文字用三种语言写成：世俗体、古希腊语和象形文字。事实证明，这是初次翻译最后一种语言的关键。

希腊在埃及

亚历山大里亚始终是这一时期的希腊文化之都，但是一座更加古老的希腊城市也依然活跃着，那就是贸易港口瑙克拉提斯。考古学证据表明，跟亚历山大里亚相比，瑙克拉提斯可以更好地代表希腊文化和埃及文化的融合，因为这座城市既拥有供奉埃及诸神的辉煌庙宇，也拥有祭拜希腊诸神的壮丽殿堂。（亚历山大里亚被分割成希腊人、埃及人和犹太人三个聚居区，这些群体都不喜欢其他群体，在整个古代时期，暴乱和文化冲突是亚历山大里亚生活的一个不变的特点。）顺着尼罗河而上，深入内陆约640公里，那里的托勒密城可以代表希腊文化。这座城市一直都是希腊文化的边远基地，其创建者托勒密一世原本就希望它成为上埃及地区的首都。考古学显示，托勒密城有一座希腊剧院，还有分别献给希腊诸神和埃及诸神的庙宇，在供奉的选择上可谓不拘一格。

这些主要的定居地周围环绕着较小的城镇，它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体育场和剧院。这样的希腊文化小岛存在于一成不变的埃及内陆，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但是希腊城市的文化已经十分发达，以至于从克里米亚半岛至伊比利亚半岛，都有独立的希腊殖民地在繁荣发展，而埃及自然也不例外。

后期的托勒密诸王一边忙于跟日益衰微的塞琉古帝国打仗，一边忙于跟罗马加强外交。同时，王朝还被一系列自相残杀的争斗所纠缠，觊觎王位者既在地中海的数次战役里针锋相对（塞浦路斯曾几度易手），又纷纷抢着派出外交使团寻求罗马的支持。当托勒密八世指责亚历山大里亚的知识阶层支持他的一名竞争者时，家族内部的斗争便发展成了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屠杀并流放了几十名学者，永远地破坏了亚历山大里亚推崇自由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声誉。

后期托勒密王朝的一个有趣特点是女性（通常名为克娄巴特拉）经常执政，跟她们的丈夫或儿子一起统治国家。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克娄巴特拉三世，她嫁给了托勒密八世（他最初娶了她的母亲克娄巴特拉二世）。当这位托勒密在公元前116年去世以后，克娄巴特拉便跟她的母亲作为摄政王，辅佐托勒密九世。不过，克娄巴特拉三世认定，她的另一个儿子托勒密十世才是更好的选择，于是她便让他当上了法老。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因为几年以后，托勒密十世便派人杀害了他的母亲，成为唯一的统治者。

托勒密王朝坚持与罗马人交好，这一策略使得这个王国的独立维持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叶。接下来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了。经过数场叛乱和刺杀之后，埃及的统治者成了嗜酒的托勒密十二世（“吹笛者”）和他的女儿兼摄政王克娄巴特拉七世（普遍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克娄巴特拉）。在她的父亲死后，又经过一系列宫廷阴谋，克娄巴特拉被废黜了，那些阴谋的策划者正是她的弟弟兼丈夫托勒密十三世，还有野心勃勃且诡计多端的侍臣。

与此同时，罗马正在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中苦苦挣扎。当战败的庞培逃往埃及时，克娄巴特拉正处于半流放状态。托勒密十三世大权在握，他认定讨好恺撒的最佳方式就是杀了庞培，并把他的首级献给恺撒。结果证明他的判断严重错误，对于这场谋杀，恺撒火冒三丈，而非心满意足。因此，当克娄巴特拉让人把自己偷偷地运到他面前时（据说是卷在一张地毯里），恺撒轻而易举地就被说服了，他决定支持她夺回王位。他们两个的合作十分紧密，以至于还生下一个儿子，通常被历史学家们称作“恺撒里昂”[3]。

在恺撒的帮助下，经过一场简短却激烈的战争，克娄巴特拉恢复了权力，但是随后的稳定期只是暂时的。公元前44年，恺撒遭到刺杀，罗马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克娄巴特拉对于埃及的事务几乎没有发言权，因为在罗马的政治活动中，埃及被分配给了三头联盟[4]之一的马克·安东尼。于是，克娄巴特拉便开始跟这位新伙伴紧密合作，而安东尼也发现这种合作非常愉快，结果克娄巴特拉又生下了几个孩子。

图46 两个克娄巴特拉。一枚当时的硬币显示，克娄巴特拉希望她的臣民把她看作一名成熟、负责的统治者，而非蓬佩奥·吉罗拉莫·巴托尼在这幅18世纪画作中所描绘的蛇蝎美人。

然而，克娄巴特拉跟马克·安东尼一派走得太近了。安东尼的对手是屋大维，这个男人日后将成为罗马的第一位帝王，即奥古斯都·恺撒。屋大维宣称克娄巴特拉导致安东尼堕落，并指责她欲将安东尼作为傀儡以图统治罗马，因此对埃及宣战，这也就逼迫安东尼加入了克娄巴特拉的防线。

于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场战争，其实只是两名权势强大的罗马人之间争斗的一个副产品。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中，马克·安东尼溃败了，他的多数军舰也遭到毁灭，而最后一个独立的希腊化王国也随之陨落。克娄巴特拉不想作为一名囚犯被带到罗马，她选择了自杀，而埃及则成为罗马的领土。

经过将近三个世纪，希腊化时代结束了。

[1] 史诗般的抵抗：公元前480年，在希波战争的温泉关战役中，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亲率三百名斯巴达勇士和希腊志愿军，在狭隘的温泉关掩护希腊联军撤退，但因寡不敌众，最后全部阵亡，无人被俘或投降。这是西方文学中经常称颂的一个历史事件，故有此说。

[2] 奥迪昂：Odeon，希腊语，本意为“唱歌的地方”或“举行音乐比赛的建筑”。

[3] 恺撒里昂：Caesarion，拉丁语，意为“小恺撒”。

[4] 三头联盟：triumvirate，恺撒死后，由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组成的三人政治联盟，其将罗马世界三分，雷必达统治西部，屋大维统治意大利，安东尼统治东部。亦称“后三头同盟”，对应于“前三头同盟”，即公元前60年由克拉苏、庞培与恺撒结成的秘密政治同盟。

第七章 希腊在罗马

“被俘虏的希腊俘虏了她那粗鲁的征服者，并把她的艺术带给了原始的拉丁姆[1]。”在公元前1世纪的最后数年间，诗人贺拉斯曾如是宣称（《书札》，2.1.156—7）。那时候，“希腊”指的是位于亚加亚和马其顿的罗马行省，而这些地区的民众已经在罗马统治者发起的内战中遭受了无数痛苦的折磨。

此前，苏拉的军队在希腊跟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争斗，并洗劫了德尔斐和雅典。恺撒在希腊击败了庞培，而后他的遇刺身亡又给希腊带来了战火。就连贺拉斯都在希腊打过仗，尽管他并非一个合格的士兵。（他曾坦白承认，自己丢下护盾逃命去了。）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是罗马内战的高潮，将奥古斯都推上了权力的巅峰，那场战役也发生在希腊海岸附近。西塞罗的同僚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这些军队交战造成的混乱与破坏：

在我离开亚洲的途中，从埃伊纳岛向墨伽拉航行时，我不禁环顾四周，身后是埃伊纳岛，前方是墨伽拉，右边是比雷埃夫斯，左侧是科林斯。曾几何时，这些地方都无比繁华，可如今，它们却破败不堪，满目疮痍。（《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致西塞罗》，《致友人书》，28）

尽管小亚细亚和东方的其他希腊领地并没有像希腊那样遭受战争的严重伤害，可是由于罗马权贵对税金和资源贪得无厌的索取，这些城市在经济上也被摧毁殆尽。数以万计的民众无法支付债务的高昂利息，都被船运到罗马当奴隶，而他们的财产则被没收。几乎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小亚细亚才重获在罗马内战中失去的经济基础，至于希腊本身，却从未真正得到恢复，在古代剩余的时间里，始终是死水一潭。

没错，尽管如此，移植到罗马土壤中的希腊文化却仍然茁壮成长。那些生活在共和国末期或帝国初期，有着良好教养的罗马贵族，无一例外，都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而且随时都能引用荷马的作品（实际上也经常这样做）。当奥古斯都对他的女儿感到失望时，便曾引用《伊利亚特》中的诗句来叹息，“啊，一生未婚，至死无子”。当他看到一同洗澡的伙伴露出硕大的生殖器时，便粗俗地评论（还是出自《伊利亚特》）：“那个男人的标枪投下了长长的影子。”

实际上，奥古斯都的一位姻亲曾为已故的西塞罗的朋友，由于其长期待在希腊的阿提卡，并且非常喜欢那个地方，因而获得了“阿提库斯”[2]的绰号。奥古斯都还赞助过一位腼腆的年轻诗人，名叫维吉尔，他接受了一项任务，那就是用一部史诗描述罗马人的起源。这部直接衍生自《伊利亚特》的作品便是著名的《埃涅阿斯纪》，它坦率而刻意地利用希腊神话创造了一个传说，即罗马是由维纳斯（阿佛洛狄忒）的一个后代创建的，这个后代则是从希腊对特洛伊的洗劫中幸存下来的。《埃涅阿斯纪》有意识地用拉丁语续写了希腊神话传统，这种现象表明希腊—罗马文化已经非常接近融为一体的状态了。

图47 文化融合。这尊约公元150年的希腊女神（涅墨西斯）的小型雕像以罗马皇后为原型，出土于埃及。

对于一位有钱的罗马人而言，在自家中庭摆放希腊雕塑是一个标准做法，或者至少也要放上希腊雕塑的罗马仿制品。当罗马人对裸体的不适跟希腊人对裸体的欣赏发生冲突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文化不够和谐的迹象。然而，希腊思想毕竟慢慢地流行起来，首先是诸神在罗马雕塑中以裸体的形象出现，接着是神话中的人物，然后是死去的英雄，最后是活着的人类。因此，当奥古斯都的妻子利维娅意外地撞见一群裸体男人时，她说他们“在她看来与雕塑无异”，从而消除了所有的尴尬。

当然，罗马还是在这场文化斗争中扳回了一城。希腊雕塑极为理想化，而罗马人却力求写实的肖像风格。结果便可以在一些雕塑（例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的那些）中看到妥协的痕迹——罗马名人那满面皱纹和秃顶的脑袋立在了希腊青年运动员肌肉凸起的身体上，罗马君主的威严头颅安在了希腊少女完美丰腴的肩膀上。

同样的妥协也可以在建筑中看到。罗马人喜欢用混凝土，这是一种持久、易塑却不太好看的材料。因此，许多罗马建筑，包括公共和私人建筑，都是坚实的砖块加混凝土，但其表面却覆盖着希腊风格的大理石，而且还被毫无实用价值的柱子支撑着。在希腊建筑柱式[3]中，这些柱子分别属于拘谨内敛的多利安（斯巴达）风格、轻松活泼的阿提卡（雅典）风格或者华丽炫耀的科林斯风格。有时，罗马建筑会混合搭配这些风格，比如马塞卢斯剧场和弗拉维圆形剧场（罗马斗兽场），每层都采用一种不同的希腊建筑柱式。维特鲁威在他的著作《建筑十书》中提到一些例子，可以清楚地表明罗马建筑（architecture，这个词本身便出自希腊语arkhitekton）的希腊起源：

从柱子的形态得出了三种柱式的名称，即多利安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其中科林斯式出现最早，源自原始时代。当多鲁斯——赫楞跟仙女皮提亚之子——统治希腊地区和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时，他建造了一座“费恩”（一种小型寺庙或神殿），位于朱诺管辖的古代城市阿尔戈斯，恰好便是这种柱式，后来他又在亚加亚的其他城市建造了柱式相同的一些“费恩”。（4.1.3）

其实罗马人原本就是出色的建造者，他们对拱形结构和三维拱形（穹顶）的运用远远胜过希腊人所创造的任何建筑结构。然而，罗马人却如此全面地吸收了希腊人的建筑风格，以至于他们总是尽量让自己的建筑看起来更像希腊建筑。举例而言，大多数公共建筑的正面都有柱子和楣梁——这种形式至今仍被西方建筑师用在大型公共建筑上，诸如政府办公楼、银行、图书馆和法院等。

尽管罗马人热情地采纳了希腊古典时期的主题，但他们还是假装自己鄙视当代的希腊人，就像大加图以前的做法一样。（不过，小加图却彻底接受了希腊斯多葛派哲学，以至于他有时被称作“斯多葛派”加图。）因此，当奥古斯都在埃及的时候，他曾前往亚历山大里亚，向依然保存完好的亚历山大的遗体表示敬意。当被问及是否也想看看托勒密诸王的陵墓时，这位帝王嗤之以鼻，“我是来拜见逝去的英雄，而并非参观一堆无用的尸体”。

图48 尽管位于古罗马城市广场，这座安东尼·庇护的庙宇（建于约公元158年）却拥有科林斯式的古希腊门面。上层建筑是后来添加的。

虽然如此，在文化战线上大获全胜的还是希腊，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以下情况也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一方面，希腊的医药、戏剧、服装、烹饪和教育在希腊化的西方罗马已经十分普及，而另一方面，希腊化的东方却几乎没有采纳什么拉丁习俗，除了罗马人喜欢观看角斗的恶俗之外。同时，虽然在管理方面偶尔会用到拉丁语，但是科伊内语依然是罗马帝国东部的通用语言，除了少数管理者之外，在东方没有人会费力去学习拉丁语，尤其是跟他们打交道的那些罗马人已经把希腊语说得很好了。

唯一让希腊文化黯然失色的领域是战斗。罗马军团已经坚定有力地证明，只需要在这一点上占据优势，罗马便可以成为希腊的主人，而壮观的希腊方阵和长矛步兵已然成为历史陈迹。如果有机会，装备更加灵活的罗马军官也许可以影响早期希腊战士的风格，只是那种曾经被希腊化国王积极操练的战斗风格如今已从地中海世界消失得无影无踪，罗马军官们没有用武之地了。

“罗马”哲学家

公元1世纪，知识的火炬在许多方面都从希腊传递给了罗马，尽管在某些方面还可能令人产生误会。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主要在罗马讲学及研究，但他是一名希腊人，一直用希腊语写作，最终退居到东部希腊地区，年轻时他就是从那里被带到罗马的，不过是作为一名奴隶。斯多葛派哲学强调关注自我，忽视外部因素，因而吸引了罗马贵族，尤其是他们正处于帝国式的管理体制中，对各种事务都没有多少发言权。罗马的元老们很快便意识到，奥古斯都所谓的“恢复共和国”只是一个骗局，他们实际上都生活在伪装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然而，斯多葛派哲学却告诉他们，没有任何人是奴隶，除非自认为如此，而究竟能够承受多少，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判断。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可以让斯多葛派哲学吸引帝国之中那些更受压迫的阶级，但据我们所知，这派哲学主要还是吸引贵族阶级，后来甚至将帝王马克·奥勒留（161—180年在位）发展为信徒。他的《沉思录》（这是少数真正由帝王撰写的文本之一）包含了许多箴言警句，比如：“你可以掌控自己的思维，而难以把握外部的事务。”遥想当初，在雅典的斯多阿，芝诺可能也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另一位颇为投入的斯多葛派学者是塞内加，他是尼禄帝王的近臣，最后被这位忘恩负义的暴君处死了。塞内加有不少《致卢西里乌斯的信》，内容大都是谈论斯多葛派哲学。他在里面坦白承认，他的自律皆归功于希腊。信中还提到一些希腊哲学家及其理论，并引用了希腊戏剧的片段和希腊谚语（当然，所引皆为希腊原文）。

政治家、雄辩家西塞罗也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当被逐出政治生活的时候，他都是通过撰写哲学文本来安慰自己。他主要是一名学院派的怀疑论者，崇尚柏拉图曾在雅典创建的哲学流派。作为怀疑论者，西塞罗可以自由地接受任何他觉得可信的观点，所以他能够从其他哲学流派（大多数时候都是斯多葛派）中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按照苏格拉底留下的传统，西塞罗喜欢用对话来阐述思想。他不太喜欢伊壁鸠鲁派，尽管这是他那位亲希腊的朋友阿提库斯所信奉的哲学。现代的伊壁鸠鲁主义者之所以会被冠上沉溺于美食、美酒和情色的名声，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西塞罗对伊壁鸠鲁派哲学的误解。

几乎所有罗马人都对哲学论述的原则非常熟悉，尤其是许多年轻的罗马贵族都曾前往东部，到希腊各派哲学的源头去学习。实际上，当未来的帝王提比略觉得自己受够了罗马（及其放荡的妻子朱莉娅）时，他便退居到罗德岛，在那里：

他经常去哲学老师讲课的学院和教室，有一次，对立的两派诡辩学者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他也参与其中，并且表现出对一方的支持，结果一个家伙居然胆大包天地辱骂他。（苏埃托尼乌斯《提比略传》，11.3）

至于其他人，比如伊壁鸠鲁派的卢克莱修，则以诗歌为媒介，详细阐述一些极为先进的理论。他的六卷长诗《物性论》建立在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著作的基础上，并且涵盖了多种多样的主题，包括天文学、原子论和进化论等。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卢克莱修成为科学的灵感之源，其在当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在罗马帝国中，希腊哲学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希腊文化亦然。希腊化国王的希腊帝国已经消失了，但是希腊文化却作为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存活下来，而且希腊文化对这个整体的改变要远远多于这个整体对希腊文化的改变。

图49 弗朗西斯科·祖卡雷利《西塞罗发现阿基米德之墓》，1747年，布面油画。

两位亲希腊的帝王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都努力接受希腊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征服非洲者”西庇阿便是如此。当希腊化的东方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以后，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如上所述，提比略已被希腊吸引。然而，第一位自觉地争取成为罗马元首兼希腊化君主的帝王，却并不是这一类型的最好例子，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位臭名昭著的尼禄。当然，看看后期希腊化国王的悲惨下场，或死于他们的妻子、孩子之手，或被其他尚未受到惩处的家庭成员所杀掉，相比之下，尼禄杀害他的妻子、母亲、继弟以及（有可能包括）养父的行为，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对于尼禄而言，亲希腊主义是互惠互利的，帝王接受希腊文化，作为回报，他的统治得到拥护，尽管这种拥护主要来自帝国的东部地区。（他在那里非常受欢迎，以至于他被推翻后，民众还深感痛惜。）在罗马同胞面前，尼禄曾为自己喜爱战车比赛而辩护，他说《伊利亚特》里的英雄们也是亲自驾驶战车，而且像他一样，都喜欢演奏七弦竖琴。

后来，尼禄的敌人故意散播传言，利用其对七弦竖琴的爱好来反对他。传言说，当罗马在公元64年的大火中燃烧时，这位帝王却由燃烧的城市产生灵感，即兴创作了一首讲述特洛伊覆灭的诗歌。（还有一个更为虚假的传言，说尼禄在罗马被烧的时候正在拉小提琴，这显然是不可信的，因为古代没有小提琴。）

尼禄跟大多数罗马人一样，也喜欢希腊雕塑及同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派诗歌[4]，而且爱好的程度更深。不过，他也仍然沿着罗马人的足迹前行，只是有所拓展而已。这位帝王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他甚至偶尔在罗马元老院面前用希腊语演讲），跟罗马相比，他更喜欢待在像那不勒斯这样的地方，沉浸在大希腊地区的文化之中。实际上，这位帝王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其统治的最后数年中，他没有坐镇首都，收拾不断恶化的政局，而是踏上了一次漫长的希腊之旅。

在希腊的时候，尼禄把“自由”还给了当地的民众。他还发表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言论，说他非常遗憾的是，未能在希腊处于巅峰时期的时候这样做，因为如今能享受自由的希腊人实在是太少了。这个自由包括税收减免和很大程度上的自治权（许多城市立即得寸进尺，展开了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当尼禄的继承者韦帕芗掌权之后，这个自由很快就被收回了。韦帕芗认为，在他看来，“希腊人已经忘记如何过自由的生活了”。

现代历史学家米利亚姆·格里芬在《尼禄——一个朝代的终结》（1987年）中写道：

在这一时期……“希腊人”是一个语言和文化分类，包括生活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昔兰尼的希腊城市里的居民。不只是亚加亚和亚洲的希腊人注重古代文化传统……来自所有希腊人分散地的作家们也同样在歌颂古代希腊的历史。

因此，喜爱希腊的尼禄不仅追踪希腊大陆的历史渊源，而且还关注更加广泛的古代希腊世界。实际上，当陷入困境之时，尼禄还考虑过要逃离罗马，去往亚历山大里亚，靠演奏七弦竖琴谋生。

罗马最亲希腊的帝王哈德良有时被称作“格劳库鲁斯”[5]，以此嘲讽他给予东部希腊地区的关注和重视。这种关注的结果是为该地区提供了大量公共福利，包括修复道路、庙宇和澡堂，这也是企图让东部希腊地区完全融入帝国的一种坚定的尝试。哈德良对青春期少年的性偏好也被罗马人视为典型的希腊作风，尽管许多跟他同时期的拉丁人也有这种恶习。

哈德良在希腊接受教育，做了帝王以后，他被邀请成为一名雅典公民。他不仅接受了邀请，而且还担任了一年的雅典执政官。在这座他最喜欢的城市里，哈德良兴建了许多庙宇和一座图书馆，还亲自改革了这座城市的法律。虽然他集中精力让希腊人成为自己的伙伴，但并没有试图把西方文化强加于他们身上。相反，他似乎接受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的状态，而且认为这两部分应该沿着各自的路线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违背了罗马人的传统观念，先前他们总是把东方看作一个任其剥削的资源。这也标志着一种趋势的开始，这种趋势最终会见证罗马帝国的分裂，那就是一边为希腊语言和文化，另一边则融合了希腊文化、拉丁文化和“蛮族”文化。

图50 尽管在性格上非常不同，但是尼禄皇帝（左）与哈德良皇帝（右）都热爱希腊艺术和文化，并且在帝国内积极地加以提倡。

哈德良对文化帝国主义有着自觉的克制，至于克制的程度，则很清晰地体现在一个不那么克制的例子中。这件事情发生在犹地亚，从马加比家族的时代开始，那里就一直酝酿着某种希腊化犹太人和保守派犹太人之间的文化战争。早在公元66年，就已经有一场叛乱爆发了，这场叛乱（尽管根本原因埋藏得更深）是由于希腊人在一座当地的犹太会堂前举行祭祀，而亲希腊的尼禄拒绝阻止这种行为，犹太人对此十分愤怒。

与之相同的是，在哈德良统治下爆发的那场武装叛乱也有许多经济和社会原因，但直接的导火索出现在公元130年，当时哈德良拜访耶路撒冷，发现这座城市依然荒废不堪，那是由于它在公元66—70年的叛乱后遭遇了罗马人的洗劫。哈德良提议重建这座城市，犹太人自然非常高兴，可是他们发现，这位帝王在脑海中设想的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化城市结构，包括澡堂、体育场和异教庙宇。于是，他们的喜悦迅速变成了怨恨。还有一种真实性存疑的说法，那就是哈德良还打算禁止割礼的实施，他跟大多数希腊人一样，将其视为一种破坏生殖器官的行为（《哈德良》，《罗马君王传》，14）。这种鲁莽导致了一场全面的战争，从公元132年一直持续到136年，有数万名犹太人被屠杀和驱逐。怀恨在心的哈德良决定为犹地亚改名，并且很可能是故意地选择了非利士人的居住地为其命名，那正是犹太人的仇敌。从此以后，这个行省的罗马名称便成了叙利亚巴勒斯提纳[6]。这造成了至今依然难以解决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分歧。

图51 这尊雕像位于蒂沃利的哈德良宫殿，乃罗马帝国后期对希腊重装步兵的理想化表现。

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

大约在公元66年，第一次犹太战争爆发的时候，亚历山大里亚最后且最重要的希腊科学家之一刚刚度过了其壮年期，他就是希罗。跟许多科学界的前辈一样，希罗也受雇于那座著名而一直令人尊敬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虽然他从未把自己的成果整理成正式文本，但是图书馆似乎保留了他的许多讲义。在希腊化埃及陷落之后，这些讲义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直到很久以后，才被西方重新发现。

在现代读者看来，希罗非常有意思，这是因为，尽管他的兴趣及其发明在那个时代里似乎只是漫无目的的研究而已，但对于21世纪的生活来说，反而变得不可或缺了。其中一个例子是他为一座庙宇制作的圣水分配器：当一枚硬币被插入这台机器的狭槽时，它会顺着通道滚动，掉在一个盘子上。如果硬币的重量正确（狭槽的形状已经决定了它的尺寸正确），那么这枚硬币就会让一个天平倾斜，而盘子会下降，对面的天平臂便会抬起阀门，让圣水流进容器里。最后，盘子的角度会引导硬币滑落，天平恢复平衡，水流便中断了。一言以蔽之，希罗已经发明了投币式自动贩卖机。

希罗还构思出了一辆“自动车”，尽管实用性非常有限。这是一辆马车，绳子缠绕着车轴，并且系于某个重物上。随着重物坠落，绳子便会解开，使得马车向前移动。通过把绳子依次缠绕在两边的轮子上，希罗可以让这台机器前进，并且按照预先定好的路线转弯。

如果希罗把这个想法跟他的汽转球结合起来，也许会使“自动车”得到进一步发展。汽转球是世界上最早的蒸汽机，它并不是由希罗发明的，因为在更早的文献中就曾提到过这类装置，不过他是第一个详细描述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人。这台蒸汽机基本上就是一个水力火箭，把来自沸水的蒸汽运入一个空心球中，朝相反的方向喷射。当蒸汽在压力下释放时，这个球就会旋转。

希罗的同时代人将这台机器视为有趣却无关紧要的东西，不过另一个打开庙宇大门的装置却给他们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那个装置通过加热水，让蒸汽在一个容器中冷凝，最终产生足够的动力推开大门。在水力学领域，类似的探索创造了受到水压操纵的喷泉，以及消防员用来喷水灭火的压力泵。

在纯数学方面，希罗还提出了一个计算三角形面积的公式——首先把三条边的长度加起来，得出三角形周长的一半（s），然后求出s（s-a）（s-b）（s-c）的平方根，即为三角形的面积，其中a、b和c为三角形的三边。这是平面几何学的重大进展。

此外，希罗也研究过杠杆和吊车，考虑如何利用它们制造投石机，作为战争的武器。他还写过一部关于光的本质的著作（《反射光学》），讨论了反射问题，并发现光总是要走两点之间的最短路线。

基督教

公元1世纪，在东部希腊地区产生的另一个现象将会在日后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便是基督教的兴起。作为宗教发展的产物，基督教非常重要，在同时代人的眼中，它是一种囊括了希腊文化的犹太教形式。早期的犹太教要求其信徒都必须成为犹太人，而基督教却有意识地吸收希腊人和其他“外邦人”。这当然需要一定程度的平衡，正如圣保罗在一封信中所说：“犹太人追求神迹，希腊人探寻智慧。”（《哥林多[7]前书》1：22）不过，这封信是写给希腊城市科林斯的基督徒的，这个事实恰恰表明，早期的基督教已经准备要把两方阵营统统纳入其中了。

在《使徒行传》和圣保罗的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帝国的基本制度设计为这个新宗教观念的传播提供了途径。那些早期的传教士们充分利用罗马法律的保护（正如保罗向恺撒上诉[8]的著名行为一样），借助了东部希腊地区的人们能够在城市间自由旅行的便利，以及使用通信保持联系的优势。

虽然基督教迅速在罗马站稳了脚跟，可是它在希腊化世界却传播得最快。正因如此，尽管对于福音书使用的原始语言是什么，大家仍在激烈地争辩，但毫无疑问的是，得到最广泛传播的乃是希腊语版本，在东部城市间流传的也是这种版本。（一开始本来有许多福音书，最早在公元2世纪末期，这些福音书才被删减为最终的四卷[9]。）我们发现，早在公元1世纪，作为小亚细亚的本都和比提尼亚行省的总督，小普林尼便写信给图拉真帝王，描述了这种新的宗教，他还询问帝国的主人，应该如何应对。

图52 一盏赤陶油灯展示了亚历山大里亚港口。这盏油灯很可能是在帝国时期卖给游客和其他来访者的纪念品。

图53 这个3世纪的罗马碑文混合了基督教的图案和口号（雕刻的希腊语写着：罗马异教信仰的“生命之鱼”；顶部的D.M.代表“Dis Manibus”，意为“献给地下世界里的亡灵”）。

后来，随着基督教在帝国之中传播，并且吸引了罗马上层社会，它与希腊哲学思想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便在教父们中间引起了不少深刻的探索。即使在今天，关于希腊化思想如何影响基督教教义的问题，也仍然有着热烈的讨论。例如，斯多葛派哲学的许多原则都跟基督教思想非常接近，以至于人们曾经一度相信，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加是一位隐瞒身份的基督徒。无论如何，正是因为基督教和斯多葛派哲学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所以它才能在罗马的希腊化精英之中站稳脚跟，而这也反过来推动了它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发展。

罗马帝国：东部希腊地区与西部拉丁地区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帝王病逝。他是统一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因为他把自己的领土分给了两个儿子：霍诺留将统治西部，而阿卡狄乌斯则管理东部。这种将帝国一分为二的做法，只不过是把一个持续许多年的过程官方化了。实际上，自从东部希腊地区逐渐被视为帝国中自成体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负责向西部运输资源，这个过程就已经开始了。

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变化对帝国的西部没有任何好处。东部可以连接通往中东地区的贸易路线，并且在制造业和城市经济方面拥有更深的根基。西部更加贫穷，更为依赖农业，正如现代经济学家会指出的，西部还有长期的贸易逆差。

戴克里先（公元282—305年在位）是最早将帝国一分为二的帝王之一，主要是因为他想直接控制东部和西部，以便对当时威胁帝国的种种危机立即做出反应。而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帝王在希腊古城拜占庭的旧址上建立了他的“新罗马”。把这座城市的位置选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其主要战略目的之一是避免怀有敌意的军队轻易从西部去东部或者从东部去西部。然而，结果证明，通过把他的城市放在这里，君士坦丁为未来的东部帝国提供了一个现成的首都。当瓦伦提尼安一世帝王决定跟他的弟弟瓦伦斯共治帝国时，他接管了战乱频仍的西部，因为其在军事方面更有才能，而瓦伦斯则前往君士坦丁堡掌控东部，这可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安排。

狄奥多西死后，罗马帝国正式一分为二。有趣的是，东部地区颇为准确地遵循了那些被罗马帝国代替的希腊化王国的边界。埃及辖区差不多就是托勒密王国——包括昔兰尼加，而色雷斯、达契亚和马其顿合在一起则正好相当于安提柯时期的马其顿王国，东部辖区加上本部和亚洲（小亚细亚）便构成了从前的塞琉古王国（除了那些最初在帕提亚叛乱中失去的东方领土）。

简而言之，在东部的罗马帝国，“独眼龙”安提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尽管是在500年之后。除了已经失去的东方王国之外，亚历山大大帝的领土再次统一在了一位统治者之下，这个帝国自称罗马帝国，但是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却属于希腊。虽然西部的罗马帝国距离灭亡只有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了，但是东部的罗马帝国却还会延续千年之久。

[1] 拉丁姆：Latium，位于意大利中西部的地区，罗马城在这里创建，后来发展为罗马帝国的首都。

[2] 阿提库斯：Atticus，拉丁语，意为“来自阿提卡”。

[3] 柱式：order，建筑学术语，指一整套古典建筑立面形式生成的原则。

[4] 亚历山大里亚派诗歌：Alexandrian verse，主要指诞生于希腊化文化中心亚历山大里亚的诗歌，包括史诗、抒情诗、哀歌等多种形式，对罗马文学影响深远。

[5] 格劳库鲁斯：Graeculus，拉丁语，意为“小希腊人”。

[6] 叙利亚巴勒斯提纳：Syria Palestina，将非利士人居住地的闪米特语名称转写为拉丁语是“Palestina”（巴勒斯提纳），哈德良给犹地亚改名为“巴勒斯提纳”，又将其与叙利亚合为一个行省，故有此称。

[7] “Corinth”的旧译，今多译为“科林斯”，但是在《圣经》中仍作“哥林多”。

[8] 据《圣经·新约·使徒行传》记载，犹太人的首领们诬告保罗，而保罗决定行使罗马公民的权利，向恺撒上诉。

[9] 四卷：指《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第八章 拜占庭与东部希腊地区的终结

就像“希腊化”一样，“拜占庭人”也是后世历史学家创造出来的一个术语，用以指代东部希腊人。拜占庭帝国的民众自称罗马人，尽管他们是用希腊语来读写这个词的。

在古代末期和中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拜占庭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政权，因此，这个帝国在虚弱不堪的西方和东方崛起的新政权之间充当着缓冲区。拜占庭帝国在科学和哲学领域的新建树很少，不过这一文明作为知识的宝库，储藏着先前数个世纪的成就，保存了许多科学家和作家的著作，如修昔底德的史书和阿基米德的作品等。在建筑方面，拜占庭的遗产散见于中东地区和欧洲中部，从叙利亚的清真寺到奥地利的教堂，分布范围极为广泛，其中令人敬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堪称最杰出的代表，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它依然是最宏伟壮观的建筑。

有趣的是，在那些从未受到帝国控制的欧洲地区，拜占庭的遗产反而比在其统治的东部地区留存下来得更多。随着时间的流逝，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它的罗马特征，回归到它的希腊化根源，并且吸收了在中东和埃及取代它的伊斯兰政权的许多文化。在那些被伊斯兰国家征服的土地上，拜占庭和西方文化的影响继续存在并逐渐演变。至9世纪，穆斯林和拜占庭人不仅在战场上你来我往，而且也在医药、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话题上交换知识。

图54 这座位于奥地利乡间的教堂展示了拜占庭建筑风格的遥远影响，这种建筑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巴洛克风格。

拜占庭艺术的有名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它的根须远远蔓延到了帝国的土地之外，其影响可以在各种各样的领域里看到，比如俄罗斯的圣像画和波斯的镶嵌画。拜占庭艺术本身主要是宗教的，因为在许多年间，这个帝国始终是基督教信仰的主要堡垒。即便在那些被伊斯兰入侵并夺走的东部土地上，希腊教会也在罗斯人、保加尔人和其他东北部的战士部落之间传播其信仰。今天，根据非常粗略的估算，希腊正教会约有两亿信徒，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东欧和希腊。由拜占庭圣徒西里尔的基督教追随者所开发的西里尔字母，乃是希腊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的混合，它构成了东欧、欧亚大陆和巴尔干半岛书面语言的基础。

序幕：罗马的继承者

有好几个因素阻止了东部的罗马帝国像西部一样崩塌，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军事和经济。在军事上，尽管帝国东部的军队并不比西部的军队更好，但是他们的任务却较为轻松。我们前面已经反复提及，托勒密王朝统治的埃及拥有多么强大的防御能力，而且后来依然如此。埃及的主要威胁原本是塞琉古帝国，在拜占庭时期，就连这个威胁都被消除了，因为以前的塞琉古帝国的民众如今都站在埃及人那一边了。

在东部帝国，黎凡特和叙利亚属于比较容易受到攻击的区域，但即便是这些地方，敌人进入的唯一途径也只有东边。地中海在西边，友好的安纳托利亚在西南边，埃及在南边，就算从东边进入，侵略者也必须穿过一系列沙漠绿洲。这就意味着，任何进攻者都必须用一条漫长而脆弱的供给链向自己的军队提供粮草。反过来看，正是这一原因，罗马人没能守住美索不达米亚的领土，现在同样的情况也妨碍了希望向西进军的侵略者。

安纳托利亚本身三面环水，在西边，最狭窄的海峡和最薄弱的过境处被君士坦丁堡戒备森严地保卫着。南边是地中海，北边是黑海，东边是险峻的山脉，其通道易守难攻。

因此，当西部的军队不得不保卫漫长而又容易渡过的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时，东部的军队却很好地被地形保护了，从而更加有效地应对可能出现的威胁。而且，靠着地中海的便利，东部帝国拥有极佳的内部交通线路，可以迅速部署军队来抵御入侵或镇压叛乱。因为各行省比较容易避免蛮族入侵和内战所造成的破坏，所以它们能够保持经济的增长，从而更有能力为那些被调来保卫它们的军队提供经济保障。

图55 一枚当时的硬币，描绘了“伊索里亚人”芝诺，他的统治极大地巩固了东部帝国。

同时，一旦跟西部帝国分离，东部也就更容易达到收支平衡。由于文明在东方扎根更深，因而制造业更为普遍，有兴趣交易这些货物换取利润的商业文化也更为繁荣，这在某种程度上要感谢历史悠久的希腊城市文化。而且，西部的边界都是蛮族的荒原，而东部却拥有便利的贸易途径，可以通往中国和印度的富庶文明（现在我们可以把消失的希腊王国巴克特里亚也算入其中了）。在此期间，货物沿着丝绸之路流动，随着季风和信风跨越红海。唯一没有与拜占庭人产生贸易往来的文化群体，正是他们在西部的那些基督教同胞，那是因为贫穷匮乏的西部几乎没有可以提供的物产。

在西部覆灭之后的早年间，有三座伟大的城市在东部占据主导地位：北方的君士坦丁堡、叙利亚的安条克，以及南方的亚历山大里亚，其中两座是希腊化基地，一座是建在希腊古城旧址上的罗马基地。在这些城市中，君士坦丁堡面临着最大的威胁，而它的城墙也相应地非常厚重高大。历代帝王都为这些城墙添砖加瓦并加以修饰，以至于在一千年后，作为一名充满敬畏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一位军人的曼纽尔·赫里索洛拉斯这样写道：

在我看来，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壁垒（即防御工事）足以跟巴比伦相媲美。矗立其上的塔楼数不胜数，它们是那么壮丽而高大，以至于只要其中一个便能够令旁观者震惊不已。而且，任何人都会钦佩那巨型的阶梯和雄伟的建筑。相比之下，塔楼的大门毫不逊色，内墙（备用城墙，以免外面的城墙遭到破坏）亦是如此，放在任何城市都可以满足防御需要。

更有甚者，环绕着它们的护城河又宽又深，使得君士坦丁堡就像一座四面临水的城市一样。

即使在较早的时候，君士坦丁堡也很难被攻破，这是显而易见的。来自西部的蛮族入侵者“西哥特人”菲列德根曾想一试身手，公元378年，他在阿德里安堡击败罗马人后，便率领其军队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前。他找不到越过这座城市前往东部的路径，也没法攻击这座城市本身，只得闷闷不乐地嘟囔，他一向“跟石墙和睦相处”。的确，自从在一处防御工事前遭到严重打击之后，他便一直遵守着这个约定，何况那个挫败他的地方比君士坦丁堡低级多了。

图56 瓶子和驴形容器，二者皆以蓝绿玻璃制成（现在由于遭到侵蚀而变成了棕色）。现实中负载重物的驴子在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很常见。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西部拉丁地区的陷落与东部希腊地区的复苏是相对应的，西部陷落的日期通常被标注为公元476年。实际上，在查士丁尼一世帝王（527—565年在位）的统治下，帝国作出了意志坚定的尝试，企图收复失去的土地。帕提亚在蛮族和罗马人的持续攻击下瓦解以后，一个侵略性的帝国便崛起了，它就是波斯萨珊王朝。查士丁尼首先通过击退萨珊王朝的军队证明了东部帝国的高度防御性，然后便把注意力转向意大利和北非，成功地征服了这两个地方（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人力代价）。

拜占庭打算恢复帝国领土的计划被一系列毁灭性的自然灾害阻止了。首先，出现了一轮很不利于帝国的气候变化，原因并不确定，不过中美洲的一次重大火山爆发很可能是罪魁祸首。黯淡的日光和硫黄含量过多的大气层影响了好几年的夏天，导致庄稼无法生长，饥荒肆意蔓延。其次，10年后，帝国又遭遇了已知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瘟疫之一，这场瘟疫很可能是黑死病，这也是黑死病第一次出现在中东和欧洲。由于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免疫力，以致数百万人丧生，军队兵力大幅减少，破坏了支持军队发展的经济能力。而当帝国从这些打击中逐渐恢复时，腓尼基又经历了一场特大地震，根据当时的记载，单单在贝鲁特一城，便有3万人死于这场地震。

图57 拜占庭军队守卫君士坦丁堡（一份13世纪的手稿《斯基里奇斯古抄本》的细节部分）。

至公元560年，东部的帝国正在苦苦挣扎，竭力让自己保持完整，而征服西部的动力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反映在一项法令上，那是由一位名叫希拉克略的帝王颁布的，他是查士丁尼的继承者之一。在希拉克略的统治下，帝国的所有官方信函都是用希腊语写的，而拉丁语则基本被废弃了。东部的罗马帝国也许依然会自称“罗马帝国”，可是正如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所意识到的，这个帝国乃是一个不同的实体，因此他们赋予了它一个不同的名字，那就是拜占庭帝国。这一帝国是基督教和希腊化的，包括了将近一千年前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几乎所有土地。

一个逐渐衰退的帝国

在900多年的时间里，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既讲述了希腊人是如何慢慢失去自己长久占据的土地，也演绎了希腊文化被穆斯林文化逐渐取代的故事——后者在今天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埃及和黎凡特均占据主导地位。

上文所述希拉克略的统治之所以很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这一时期，罗马人和萨珊王朝的波斯人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消耗性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黎凡特和埃及都曾被波斯人短暂地征服过。波斯人一度进攻到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外，可是就像先前的入侵者一样，他们也无法撼动这座城市的高大城墙。此后，拜占庭帝国作了一次重要的努力，收复了失去的土地。这场战争使得波斯人和拜占庭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精疲力竭了，正在此时，一个崭新且完全出乎意料的对手出现了。

在629年，当希拉克略庆祝拜占庭打败波斯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时，他获悉阿拉伯半岛已经统一在一个新宗教的先知之下了。不过，那位先知穆罕默德早在620年便去世了，拜占庭人无疑希望这个新的威胁赶紧消失。然而，在强大的阿布·贝克尔的领导下，阿拉伯军队变得越来越难以对付，并且不断地对外扩张。刚开始，阿拉伯人的扩张似乎是针对萨珊帝国的，因此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犹太人和希腊人起初很欢迎这些人，其虽为入侵者但看起来像是要把他们从越来越严酷的萨珊政权下解放出来。（萨珊王朝的波斯人由于在跟拜占庭人的长期战争中变得十分虚弱，最终在阿拉伯人的攻势下崩溃了。）

图58 19世纪的插图很好地描绘了在公元300—700年拜占庭帝国上层阶级男女的穿着。

在短短几年之内，拜占庭当局便清楚地意识到，随着萨珊王朝的严重削弱，他们的帝国已经见证了一个敌人如何被另一个同样可怕的敌人所取代。曾经是希腊人的、后来成了波斯人的土地现在又被阿拉伯人所占领，而且这些阿拉伯人还带来了他们先知的新信仰。

继而，在633年，阿拉伯人向叙利亚进军了。尽管拜占庭帝国由于跟萨珊王朝的长期战争，实力大为减弱，但它依然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问题在于，拜占庭的将领们低估了阿拉伯人，而且没有重新调整他们的战略思维，从而承认这个威胁来自一个崭新的方向。这一时期留下来的资料令人颇感困惑且零零碎碎，不过看起来，拜占庭人似乎不情愿动用他们的全部力量来对抗阿拉伯人。他们想让多数军队都留在原来的位置，抵御来自东边的经常性入侵，甚至还得让军队留在北方，以防范阿瓦尔和斯拉夫部落的猛烈袭击。

而且，拜占庭人也没有意识到阿拉伯人对沙漠环境的熟悉会使得他们能够从侧面进军，据说这次行军包括一趟穿越叙利亚沙漠的两日滴水未进的旅途。拜占庭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失去了巴尔米拉和波斯特拉。然后，在634年6月30日，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在艾志纳丁相遇，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个地点的具体位置如今已不得而知，不过应当是在现代以色列的中心附近。结果是阿拉伯军队大获全胜，拜占庭军队损失惨重。

阿拉伯人直奔大马士革，途中击败了被陆续派来阻挡他们的拜占庭军队，后者意在争取时间，让这座城市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进攻。经过六个月的围困，大马士革也被入侵军队占领。阿布·贝克尔在围攻中死去，指挥权交给了欧麦尔哈里发[1]。尽管拜占庭人顽强地抵抗并且经历了无数场战役，但黎凡特最终还是落入了阿拉伯人之手，紧随其后的是巴勒斯坦。在636年，埃美萨城（即今霍姆斯）也陷落了，这座城市乃由塞琉古一世所创建，罗马塞维鲁王朝有两位帝王都在此长大，随着它的失去，叙利亚西部基本都为阿拉伯人所掌控。

拜占庭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试图重新获得对叙利亚的控制权。636年，一场长达六日的雅穆克战役把这场战争推向了高潮。这一战役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代表着希腊控制这一地区的漫长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拜占庭人被击败了，伴随着阿拉伯人的胜利，希腊对黎凡特和叙利亚的统治永远地结束了。拜占庭人被迫退至安纳托利亚，这里的地形对防御战颇为有利，他们因此能够守住自己的领土。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双方都策划了进一步的入侵，为了收复失去的土地或者夺取更多的领土，然而此刻，拜占庭帝国的边界却只能是稳固的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托罗斯山脉了。

埃及

至此，埃及已经在外来者的控制下度过了将近一千年。自从公元前323年起，这片土地就为托勒密王朝所掌管。随着克娄巴特拉七世在公元前30年去世，又开始了漫长的罗马统治时期，当先后被东部的罗马帝国和拜占庭人所控制时，它又悄悄地恢复了希腊领土的身份。这些政权的改变几乎没有引起当地人的注意，因为他们的管理者一直都用希腊语和世俗体作为官方语言，而且真正的治理权大部分都被转交给了祭司们。同时，虽然管理者在不断变化，可是这个地方的法律和习俗却一直未变。所以，埃及始终都是一片相对和平的土地，没有像这个文明世界的其他部分那样受到内战和蛮族入侵的打扰。

这一切都结束于618年萨珊王朝的入侵和征服，以及随后由希拉克略领导的拜占庭人对埃及的失而复得。接着便是阿拉伯人对黎凡特的入侵和征服，使得埃及被隔绝在外，变得十分脆弱。没过多久，致力于扩张的阿拉伯人便向埃及进军，此时的埃及已是拜占庭政权的一个孤立的边远基地了。639年，一支小型的阿拉伯军队从加沙进入埃及，发现当地的城镇并没有顽强抵抗，有的地方颇不情愿地投降了，有的地方甚至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欢迎。埃及的长官很清楚，君士坦丁堡的援军数量会很少，并且来得会很慢，他便极力地跟入侵者谈判、交涉并拖延时间。不过，在那些当地人强烈抵制阿拉伯入侵者的地区，他们总能击退敌人，因为阿拉伯军队的规模很小。即便当来自叙利亚战争的老兵们抵达以后，哈里发的整个军队也不足14000人。

随着其领土逐步瓦解，这位埃及长官请求阿拉伯军队开出和解条件。如果君士坦丁堡同意，他准备承认穆斯林在埃及的领主地位，并且允许民众要么皈依新宗教，要么支付人头税作为替代。这种妥协使得科普特[2]基督徒（包括这位长官）成了斗争的中间派，甚或成为入侵者的合作伙伴。不出所料，帝王希拉克略愤怒地拒绝了和解条件，入侵者也随即对亚历山大里亚发起猛攻，并于641年将其包围。

图59 通过作品中人物凝视的目光和冷漠的表情，可以立即认出拜占庭艺术，正如这幅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基督镶嵌画一样。

亚历山大里亚是希腊在埃及的化身，拜占庭人准备誓死守卫它。加之，这座城市本身也非常坚固，戒备森严，它还可以从海上得到增援和补给。所以，就坚决保护它的政治决心而言，似乎是可以永不丢失的。然而实际上，它仅仅坚持了6个月。

那是因为在布置军队为这座城市解围的过程中，拜占庭帝王希拉克略去世了。随之而来的是宫廷内斗，拯救亚历山大里亚的动力自然消散得无影无踪，而希拉克略的继承者也在短短数月之后病逝。遭到抛弃的亚历山大里亚人士气低落，而阿拉伯人企图夺取这座城市的意志则是坚定不移的，他们的攻击也就难以抵挡。在那之后，就像黎凡特和叙利亚一样，埃及也永久地脱离了拜占庭帝国。东部希腊地区曾经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如今仅剩小亚细亚了。就连希腊自身也基本都落到了蛮族入侵者手中，只有雅典还在顽强地支撑着，不过这种支撑并没有任何战略价值，更多的只是这座城市作为希腊文化摇篮的历史意义。

不断缩小的帝国

拜占庭依然在努力地抵御着咄咄逼人的哈里发，同时承受着北方部落带来的压力，包括新近颇具侵略性的罗斯人。在674年，阿拉伯人作了一次坚决的尝试，企图夺取君士坦丁堡。但这座城市挺住了，主要是因为它那雄伟壮观的高墙，加上希腊科学的最后一次绽放。这次绽放产生了一种名为“希腊之火”的物质，令拜占庭的敌人们十分惧怕。希腊之火是一种以石油为基础的液体，在压力下通过管子喷射出来。一旦点燃，它便能够阻挡所有扑灭它的尝试，它甚至可以在水上燃烧，这使得它在对付木船的时候成为非常可怕的武器。

持续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帝国的人口。来自蛮族或哈里发军队的频繁袭击逼迫民众放弃了一些城镇，而埃及粮食供应的不足则意味着君士坦丁堡的庞大人口将急剧减少。至8世纪，北非已经陷落了，帝国的范围仅仅包括小亚细亚、西西里岛和希腊及意大利海岸上的零星土地。

然而，拜占庭帝国拥有惊人的恢复力。在每次溃败之后，它都会想方设法挣扎着爬起来，尽管随着每次死而复生，它的领土都会比先前少一些，可是大量失去的土地都被重新夺回来了。因此9世纪和10世纪带来了一场在所谓的马其顿王朝下的复兴，当时整个希腊都被帝国收复了。后来的扩张见证了这个欧洲帝国的进一步成长，直到巴西尔二世（976—1025年在位）统治期间，多瑙河以南的所有土地都再次处于拜占庭的控制之下，包括希腊、达尔马提亚、马其顿和色雷斯，还有意大利南部的许多地区。

图60 “希腊之火”是拜占庭人使用的顶级秘密武器，对敌人的舰队具有毁灭性的打击效果。这幅图片的标题写着：“罗马人的战舰点燃了敌人的战舰。”

随着欧洲越来越繁荣，这个帝国跟逐渐复苏的西方建立了贸易往来。同时，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则可以使各行省的防御得到加强，也就避免了战争带来的经济破坏。不仅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攀升至从前的水平，而且贵族阶级也兴旺起来。不过，虽然拜占庭再次成为地区中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农民阶层的生活状态却依然近乎农奴。宗教争论基本代替了科学探索和哲学研究，尽管这个变化也许会使灵魂得到丰富，但是知识发展却失去了活力。此外，和平与安全滋生出一定程度的自满，于是当另一个来自东方的打击降临时，这个帝国又一次表现得措手不及。

塞尔柱土耳其人与帝国的终结

在9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是伊斯兰国家边缘的一个部落。他们占据了里海周围的一片区域，可是后来却向南转移，皈依了伊斯兰教。从那里开始，他们便走上了稳定的扩张之路。对此，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人、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希腊人、塞琉古人和帕提亚人肯定都会感到非常熟悉。亚历山大的帝国重又统一于新的管理者手中，只是这一次，新的管理层几乎没有任何希腊的成分了。

当土耳其人确立了对黎凡特和埃及的统治之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小亚细亚，后者仍在希腊的控制之下。结果，在1065年，为了争夺这片希腊在东方的最后一块领土，塞尔柱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发生了冲突。1071年，在一场发生于曼齐克特附近的重大战役中，拜占庭人赌上了一切，他们的军队约5万人，根据粗略的估算，面对的敌军规模大致相当于他们的一半。不过，拜占庭军队多数由农民兵和雇佣兵构成，而且将才的匮乏和政治的分歧使得这支军队无法有效地施展力量。许多农民兵，甚至还有一些雇佣兵，都逃离了战场，而帝王及其著名的瓦兰吉卫队则被包围了。卫队的大部分成员都遭到杀害，帝王也被俘虏了。

这位被俘虏的帝王是罗曼努斯四世，土耳其人对他颇为善待，并且收取赎金将他释放了。但其拜占庭同胞却没有那么友好，他一回去就被废黜，还被弄瞎了双眼，并被赶出了君士坦丁堡，不久便由于伤势过重而死去。曼齐克特战役的失败意味着拜占庭人已无力阻止塞尔柱人迁入小亚细亚。这次移民永远地改变了当地的文化结构，这片区域从此便开始向今天存在的土耳其国家演变。

也是在此时，诺曼人（就是那个在1066年征服了不列颠的民族）成功地把拜占庭人赶出了意大利南部。因此，在12世纪早期，拜占庭帝国仅仅包括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外加君士坦丁堡。尽管这个帝国依然苦苦地守着小亚细亚的西部海岸，然而，希腊世界却已经比两千年前要小了，而且还会继续缩小——这次的沉重打击并非来自东边，而是来自西边。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下面的事实颇具讽刺意味，那就是在数个世纪之间，拜占庭一直为西欧挡住了哈里发、罗斯人、土耳其人和其他威胁性相对较小的入侵者。随着欧洲从西部帝国瓦解、蛮族入侵和瘟疫造成的不良影响中恢复过来，它的经济也受到了与拜占庭贸易往来的刺激，从而不断增长，日益繁荣。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便跟这种贸易有着很深的关系。

有一个迹象可以显示西方正在增强的力量和自信，那就是东西教会大分裂——希腊正教与天主教会的分离。在1054年，利奥九世教皇要求东派教会承认他的至高地位。他派出喜好争论的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结果两边的领导者都把对方逐出了教会。此后便是教会的缓慢分裂，互不相容的教义和习俗在数个世纪的分裂中发展，尽管反复地尝试和解，但是分裂一直在持续。

还是在11世纪，已然振兴的欧洲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向穆斯林发起了首次反击，夺取了圣地（即黎凡特和今天以色列的许多部分）。拜占庭人则利用这次机会收复了在小亚细亚失去的一些土地，尤其是黑海沿岸的土地。

在1198年，十字军准备发起进一步的攻势，这次是要夺回对埃及的控制。不过，埃及仍然是丝绸之路上的关键环节，而丝绸之路则形成了威尼斯繁荣的基础。因此，威尼斯商人周旋于十字军各领袖之间，利用其多样而复杂的政治利益，巧妙地把他们对埃及的攻击转变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的袭击，须知前者乃由穆斯林控制，而后者则信仰基督教。尽管大为震惊的教皇表示强烈反对，但君士坦丁堡还是被十字军夺取并洗劫一空了。

这场发生在1204年的劫难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拜占庭帝国再也没能从中恢复过来。威尼斯人企图控制这座城市，可是他们的力量太软弱，在十字军失去冲劲之后，君士坦丁堡又被拜占庭人重新收了回去。他们向农民征收沉重的赋税，以此来支付修复这座城市的开支，以及组建一支能够保卫帝国残余部分的军队，可是这种做法导致了贫困、叛乱和内战。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君士坦丁堡衰弱的剩余部分发起进攻，此时的帝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座城市的守卫人员在数量上便远远赶不上敌人，自然是毫无胜算。最后一位拜占庭帝王君士坦丁十一世死于城墙上的近身搏斗中。

帝国还剩下几处断壁残垣，但从本质上来讲，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已经终结了东方和更加广阔的地中海世界里的希腊存在——这个存在延续了千年之久。随着拜占庭的覆灭，希腊世界也消失了，而且湮没得无影无踪，以至于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都很少有人记得它曾经存在过。

[1] 哈里发：Caliph，自穆罕默德去世以后，伊斯兰政权元首的称谓。

[2] 科普特：Coptic，指科普特教会，是源于埃及的一个基督教教会。

结语：希腊的遗产

希腊人是谁？只有在用一整本书的篇幅讲述希腊人失落的帝国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这也许显得很奇怪。可是，通过本书，我们看到“希腊性”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加以描述，并且发现究竟谁是“希腊人”，这并非取决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而更多地在于是谁提出这个问题，以及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即便在希腊的史前时期，有关希腊性的问题也颇具争议。希腊的土著居民将多利安人视为擅闯者和入侵者，尽管多利安人坚持认为，作为赫拉克勒斯的后代，他们不仅有权在希腊生活，而且理应占据相当大的一部分。有关多利安人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有些人种学家提出，他们始终都是原始人口的一部分，而其他人种学家则声称，他们是外来的入侵者，只不过为当地的民族文化所同化而已。（纳粹很欣赏希腊人，尤其是多利安斯巴达人，他们不仅宣称多利安人是入侵者，还说这些入侵者是来自中欧的雅利安人。）

多利安人所引起的悬而未决的种族问题并非唯一一个。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人很不情愿把希腊人的身份赋予古代马其顿人，如今仍有不少学者顽固地坚持这个态度。而其他学者则利用语言、文化和宗教的相似性来断言，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基本上是同一个种族，虽然有着不同的传统。一个名叫“马其顿”的现代国家的创建使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了，尽管现代的马其顿并非当初马其顿王国的一部分，后者实际上位于希腊。

图61 8世纪希腊的酒杯，展示了战士与骏马。战士形状之所以很奇怪，是因为他们拿着中央缩进去的盾牌。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相当确定的，本书则应该令其更加明确，那就是做一名希腊人从不需要真正出生或居住在希腊大陆上。有一大批希腊作家、发明家和哲学家都在希腊大陆之外出生并且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他们的希腊性绝不会受到任何人的质疑，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没有人会觉得荷马、萨福或希罗多德不是希腊人，尽管按照严格的传统来判断，前两位据说来自希腊岛屿，而希罗多德则肯定出生在小亚细亚。阿基米德生于锡拉库扎，毕达哥拉斯的大部分人生都在意大利南部度过，但他们二人始终都是非常地道的希腊人。

无论如何，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马其顿人的希腊性是无可争辩的，因为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们征服了希腊的其余部分。如果这个国家的新统治者们认为马其顿人是希腊人，那么南方的臣民们自然无力反驳。而且，有关希腊人是谁的问题还涉及更广泛的层面。在小亚细亚和中东的希腊化王国里，有各式各样的土著居民，其中有些种族的差异非常大。所有“希腊人”，无论来自马其顿还是南边的地区，都会跟这些土著居民通婚；实际上，从一开始，亚历山大就积极地鼓励这种行为。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没有希腊血统的人便不会被认为是希腊人呢？希腊人非常理智，他们没有选择在遗传方面吹毛求疵，就像现在的美国人判断“白人”和“黑人”的那种办法一样。希腊人采取了今天我们也许会称为“自我认同”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讲希腊语，跟希腊文化关系紧密，践行希腊的宗教习俗，并且自称希腊人，那么这个人在所有方面就都是希腊人。

这代表了一种跟古典时代不同的思维方式，那时候，希腊城市很不情愿把公民身份给予外地人，因此也不会把“希腊性”赋予外地人。按照这样的观点，一个人成为雅典人的可能性，绝不比狗成为猫的可能性要大。然而，这种想法难以置信地狭隘，因为不仅是外邦人，就连希腊性无可挑剔的希腊人，也无法把自己的公民身份从他们的原始城市改到其他城市。随着希腊化国王在他们新征服的土地上大规模创建新城市（单单亚历山大一人就创建了数十座城市），这个定义迅速地瓦解了。它被不成文地替代为上面所述那种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做法，以至于出现这样的特例——犹地亚的马加比家族跟“希腊人”交战，可是这些“希腊人”与他们自己一样，完完全全是闪米特人。

在罗马帝国时期，“希腊性”又发生了新的转变。那就是，尽管他们说话和写字都使用希腊语，并以独特的方式实践着立即就能被他们的希腊祖先认出来的宗教仪式，而且就算从遗传学角度来看，他们都是纯种的“原始”希腊人，但是他们却自称“罗马人”。后来，即使罗马本身都成了异国的一部分，拉丁语变成了一种遭到废弃的语言，这个国家跟最初的罗马帝国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了，他们也依然这样做。直到拜占庭帝国终结之时，希腊人才再次成为希腊人，然而此刻，他们却已经在政治上彻底地消失了。

希腊的遗产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就连“希腊”这个概念本身都进入了一段默默无闻的时期。希腊大陆的多数地区都为奥斯曼帝国所吞并，那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不仅占据了希腊，而且它的土地还延伸到北方、埃及和地中海南部的大部分海岸。奥斯曼的内陆地区主要是以前的塞琉古王国在叙利亚、伊朗和巴比伦的领土。那些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爱奥尼亚岛屿则被威尼斯共和国掌控，只不过这种掌控还是比较虚弱的。

尽管被归入了奥斯曼帝国，希腊人民却并没有被它吸收。拥有土地的阶级已经基本灭绝了，一个蒸蒸日上的商人阶层却开始取而代之。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依然幸存在现代希腊人的创业精神中。但是，许多希腊知识分子都选择了离开奥斯曼帝国，逃往西边，并且尽可能多地携带着艺术、文学和哲学作品。

在奥斯曼帝国之内，希腊文化也留下了它的印记，这就是为什么拜占庭风格的建筑物会出现在遥远的东方，比如阿塞拜疆的巴库，而拜占庭人本身却从未到达过那里。所谓的“土耳其浴”实际上只是罗马浴的一种形式，由拜占庭文化保存并传递给了奥斯曼人（他们稍微调整了一下“哈曼”[1]，以适应他们的宗教需要）。

雅典的帕特农神庙是一个希腊建筑天赋与艺术美感的标志性结合。因此，把它的命运视为奥斯曼人占领期间希腊独立命运的象征，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最初的希腊神庙变成了天主教堂，然后在土耳其人的控制下，又变成了清真寺。在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交战期间，这座建筑被用作军械库，也许是因为雅典的奥斯曼卫戍部队相信，西方人不会朝一座有如此巨大价值的建筑开火。但在这一点上，他们错了。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一枚威尼斯的迫击炮弹恰好被扔进了储存在那里的弹药中间。

这是一次毁灭性的爆炸，帕特农神庙四分五裂，屋顶被掀掉，四面墙中的三面被推倒，散落的残骸后来被用作建筑材料，成了雅典卫城的其他构件，包括一座清真寺。而最大的侮辱是，在19世纪初，英国的埃尔金勋爵宣称他得到了苏丹[2]的授权，可以把雕像从神庙的遗址上挪走。因此，幸存雕像中最精美的作品都被带离了雅典卫城，现在成为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骄傲。其他的帕特农雕塑则可以在别的欧洲博物馆见到，包括罗浮宫，尽管希腊人坚持不懈地试图把它们要回去。

图62 宗教艺术是拜占庭文化对现代世界的一大主要贡献。在这个拜占庭帝国后期的祭坛画中，两位中心人物都被巧妙地凸显出来。

在二十个世纪之间，希腊人的文学和哲学也仅仅作为遗失或者散落的文献幸存下来，就像帕特农雕塑存在的方式一样，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则基本被西方忽略了，尽管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个人的文本又被热情地捡了起来，比如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的作品。

希腊文化在西方得以立足的另一个领域是希腊神话，它对画家和雕塑家都有着持续的吸引力。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个领域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在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中，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和《帕拉斯和半人马》是希腊神话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结合得极佳的例子。雕塑家们则开始故意模仿希腊风格的艺术，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便是“古典”流派的杰出代表。

就连希腊诸神也继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伪装潜伏下来。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女巫的守护女神赫卡忒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出现。这些对希腊神祇的改造，最值得注意的可能是森林之神潘作为魔鬼本人的再现——连带着他的羊腿和羊角一起，尽管他似乎在这个过程中多出一柄三叉戟来。

图63 展示在一具罗马石棺上的丘比特和普赛克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罗马对一个古希腊神话的润色，这一情况反映着两种文化的日趋交融。

希腊的再发现

因此，希腊世界的毁灭同时又播撒着复兴的种子。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意味着希腊雕塑和文献又被带回了西欧，它们在那里依然产生着影响，就像以前被洗劫的希腊人工制品和文献对罗马人产生的影响一样。也就是说，这些希腊文化的化身令它们的新主人睁开眼睛，看到了此前在视觉艺术和哲学方面那些未知的部分。此后不久，希腊难民逃离奥斯曼帝国，抵达西欧，又带来了一束希腊思想和文化的光芒。

这一光芒使得欧洲精英群体的成员开始看清并质疑现状，从而引起了一次知识界的骚动，这种骚动跟其他新生的趋势相结合，最终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不过，希腊文化的直接影响比不上希腊人所保存的、此期传送到西方的拉丁文本。希腊文化对西方思想的真正作用必须要等到启蒙运动时期。

希腊本身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征服，通往希腊各地的途径都非常困难且限制重重。总体而言，欧洲其余部分对希腊的了解只能通过古典时代的、以雅典为中心的文献。以此便出现了这样一种近代观点，那就是把“古希腊”等同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这种看法基本上持续到了今天，却不利于我们理解下面的这一问题，那就是希腊文化的传播范围远及西欧并且深入中东，既影响了这些地区的人们，也被他们所影响。今天，许多人得知西西里岛的城市文化是希腊的，都会惊讶不已；若说希腊人在尼罗河第二瀑布的附近和喜马拉雅山之阴建立城市，那就更令人目瞪口呆了。

希腊艺术和文化的再发现是点燃文艺复兴的火种之一，而希腊的探索精神则为18世纪和19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提供了动力。这个运动的宗旨是“Sapere aude”，即“勇于求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希腊观点，只是用拉丁语来表示而已。

最好地捕捉到启蒙运动精神的书籍是三十五卷本的《百科全书》，该书出版于法国并在欧洲各地再版，尽管当局有时会强烈反对。“百科全书”本身是一个混合词，翻译者们总是盲目地相信，它是基于希腊语的“通识教育”（实际上，它的意思更接近“全面学习”）。这套《百科全书》不仅传播亚里士多德及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们的观点，而且还把诸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等发明家的机械艺术带给了更加广泛的受众。

希腊哲学家的许多观点跟当时宗教权威的观点非常不同。因此，尽管《百科全书》原本仅仅准备成为已经发现的所有知识的集合体，但实际上却成了近代史上最具颠覆性的文本之一。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俄国革命奠定了基础一样，许多作家认为《百科全书》为1789年的法国革命做好了准备。

希腊再发现的其他例子也很容易找到。在1782年，作为法国国家剧院的法兰西喜剧院开设了一个名为奥迪昂的剧院，模仿曾经遍布希腊—罗马世界的相似建筑——在这类艺术殿堂中，已知的第一座是公元前700年斯巴达的西阿斯[3]。当然，现在奥迪昂已经散布在全球各地，从温哥华到泰国，而且那里举办的娱乐节目也已变得面目全非了，不过它们依然是戏剧（这是一个希腊词语），其基础则是喜剧（源于希腊语“komodia”）和悲剧（源于希腊语“tragodia”）。

在启蒙运动期间，建筑师们重新发现了古典风格。（如前所述，“建筑”也来源于含义相同的希腊词语。）从16世纪到20世纪，一批希腊主题的建筑在西方世界陆续涌现。其中一个例子是爱尔兰人詹姆斯·霍本在1790年设计的帕拉第奥式新古典结构，也就是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白宫——在过去的二百年间，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曾入住这栋建筑。柱子加楣梁的古典建筑风格尤其受到银行、大学、博物馆和政府大楼的青睐，而且今天在每一张五欧元的纸币上都可以看到。

在艺术方面，希腊神话被一些画家以令人难忘的方式重新唤起，比如鲁宾斯便创作了十几幅神话主题的史诗油画；雕塑也发展出一个“新古典”流派，有诸如安东尼奥·卡诺瓦的《厄洛斯唤醒普绪喀》等作品。了解希腊文学成为英国绅士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784年，正是在一个专为这类绅士建立的伦敦俱乐部里，一支名为《献给天堂里的阿那克里翁》的曲子发表了。（阿那克里翁是一名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诗人，来自爱琴海的泰奥斯岛，因其饮酒歌而闻名。）如今，这首歌的歌词已很少被人提起，但是旋律却幸存下来，被改编为一首更加广为流传的短歌，名为《星光灿烂的旗帜》[4]。

图64 这个伊特鲁里亚风格的酒壶来自罗马早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它展示了已有一千年历史的环地中海经济。

1821—1829年的希腊独立战争，使西欧开始发现一个跟古典著作相分离的希腊。诗人们，诸如济慈（著有《希腊古瓮颂》）和拜伦（他是一名热切的亲希腊者），怀着极大的浪漫主义情怀，把古希腊的思想和文学跟眼前的这个国家联系起来。在英国，拜伦以其《她在美中行》等抒情诗而闻名，可是在希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他都是一位民族英雄，因为在希腊对抗奥斯曼人的独立战争中，他对希腊一方做出了贡献。尽管拜伦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不足挂齿，但是他在世界舞台上强调了希腊的事业，并且最终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希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承认。正因如此，今天他依然活在希腊，雅典郊区有一处枝繁叶茂的地方叫拜伦纳斯，便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

图65 圣母无玷始胎全国朝圣所圣殿，拜占庭古典建筑的一个例子，尽管它实际上是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栋现代建筑。

古希腊在现代时期

尽管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人对希腊文化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从而生出巨大的钦佩和赞叹之情，可是这个文化中却有一个方面为他们所憎恶，那就是同性恋。同时代的作家们（比如E.M.福斯特）还拿古典文学专业的教授们开过玩笑，那些教授不得不告诉学生们要忽略古典文本中“希腊人那不宜提起的恶习”。“希腊之爱”这一表达有时依然被用于描述同性恋，尽管学者们绝望地抗议，指出古希腊的同性恋跟现代的同性恋共同点很少。（实际上，任何沉溺于古典时期最普遍的“希腊之爱”的人，在今天都会立即因虐待儿童而遭到谴责。）然而，无数令维多利亚时期的考古学家大为惊恐的希腊花瓶可以证明，同性成年人之间的性关系在古典时期其实并不罕见。

如果说男同性恋是令人震惊的，那么女同性恋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女同性恋”一词是19世纪的新造词，既传达了对古希腊重新燃起的极大兴趣，又表现了当时对于古希腊某些习俗的反应，倒是颇为巧妙。这个词源于莱斯沃斯的萨福，“萨福主义者”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委婉语，用来指那些受到其他女人吸引的女人。总体而言，在处理古希腊的性问题时，现代世界显然遇到过不少麻烦，如今也依旧如此。

尽管斯巴达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有着严重社会病态的异常国家，但是它却在现代世界找到了许多赞赏者。没有哪个古代国家认为斯巴达的模式适合采用，这包括本书所探讨的更加广泛的希腊世界里那数百个希腊城邦。然而，拉科尼亚情结（对斯巴达的热爱）却对诸如英国公立学校制度和普鲁士哲学等各式各样的事物都有一种不健康的影响。

想想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说法吧：“斯巴达人之所以能够征服希洛人，只是因为斯巴达的种族优越性。”这句话的作者阿道夫·希特勒进一步提出，德国应该效仿斯巴达人的做法，对能够继续活在一个完美国家里的人数加以限制。

弗里德里希·尼采关于“超人”的论点，还有对秩序井然的日神（阿波罗）态度与更具创意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文化之间的对比，都被纳粹加以歪曲，为他们的一些更加可怕的行为提供道德合理性的解释。其实，在塞琉古帝国和托勒密王朝那些富有人文主义精神且极为宽容的希腊人看来，他们的行为也同样是不能容忍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古希腊的日神、酒神文化还是被歪曲利用了。

同时，非常奇怪的是，西方所认可的古希腊最积极的方面，很可能根本不是起源于古希腊。虽然雅典确实是一种极端民主形式的故乡，但这并非希腊最早的民主（实际上，斯巴达人也许有权获此殊荣），也不是西方后来采取的民主形式。尽管西方的民主颇有希腊的民主色彩，而且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其获得了体面和尊敬，但它实则源于日耳曼人集会“穆特”的投票实践。何况，事实也正是，没有任何现代国家践行古典时期的希腊民主形式。大多数现代民主跟古希腊民主都有着非常不同的体制，既有更加广泛的公民权（女人可以投票，没有奴隶被排除在外），又有更加限制的授权（希腊投票者可以自己直接投票，而现代投票者必须选出某个人来为他们投票）。

图66 阿基米德螺旋抽水机。

希腊思想对现代科学的影响极为明显，可以说无处不在。医学术语不是拉丁语便是希腊语，而且在翻译之后听起来就不那么吓人了。（在希腊语中，“巨噬细胞”的意思是“大食量者”，“腹泻”的意思是“流通”，“血友病”的意思是“容易流血”，等等。）19世纪的发明总是被冠以希腊名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诸如电话（“远距离交谈者”）和照片（“灯光涂写”）等词语。这类术语的使用提醒我们，希腊人完全可以宣称自己是世界的首批科学家，因为他们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批为了知识本身而系统地追寻知识的人，并且发展出一个严谨的过程，能够从第一原理[5]中独立地得出可证实的观点。

总而言之，亚历山大的帝国可能早就消失了，甚至基本被遗忘了，但是那些曾经生活在这个帝国中的人留下的思想遗产却依然存在。不只是存在于语言、神话和建筑之中，也不只是体现在知识探索的自由思考之中，而且存在于永不停歇的冒险精神里，正是这种冒险精神曾经推动古希腊人远离家乡，前往新的土地。希腊的遗产已经变成了一种基于西方的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并与之水乳交融、不可分割。这种文化传播甚广，其覆盖范围就连埃及、伊朗和阿富汗的古希腊人都是难以想象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都是希腊人。

[1] 哈曼：hammam，土耳其浴，意为“浴室”或“澡堂”。

[2] 苏丹：sultan，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力量”“权威”“统治”，指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具有实际的统治权，却没有自称哈里发的统治者。

[3] 西阿斯：Skias，希腊语，意为“遮阳伞”，因其屋顶形似遮阳伞而得名。

[4] 《星光灿烂的旗帜》：“The Star-spangled Banner”，美国国歌。

[5] 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哲学与逻辑名词，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略或删除，也不能被违反，相当于数学中的公理，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

译名对照表

[说明]原书条目均把关键字放在最前面，如“Agrigentum，Sicily”，按照中文习惯应译为“西西里岛阿格里真托”，但为了方便读者检索，特按照原文顺序，将“阿格里真托”放在前面，译为“阿格里真托，西西里岛”。又如“Ada，Queen of Caria”，并未译为“卡里亚女王阿妲”，而是译作“阿妲，卡里亚女王。”对于中文译名相同的词条，则在括号中注明各自的属性，如“Antioch”和“Antiochus”，其中文译名均为“安条克”，为方便读者区分，写作“安条克（城市）”和“安条克（国王）”。

阿贝拉（埃尔比勒）　　Arbela（Arbil）

阿庇安　　Appian

阿波罗　　Apollo

　　阿波罗神庙　　temple of

《阿波罗颂歌》　　“Hymn to Apollo”

阿布·贝克尔　　Abu Bakr

阿妲，卡里亚女王　　Ada，Queen of Caria

阿道夫·希特勒　　Hitler，Adolf

阿德里安堡战役　　Adrianople，battle of

阿尔戈斯　　Argos

阿尔塔薛西斯三世　　Artaxerxes Ⅲ

阿尔忒弥斯（狄安娜）　　Artemis（Diana）

阿尔特米西亚，哈利卡纳苏斯女王　　Artemisia，Queen of Halicarnassus

阿尔西诺伊　　Arsinoe

　　阿尔西诺伊一世　　Arsinoe Ⅰ

　　阿尔西诺伊二世　　Arsinoe Ⅱ

阿佛洛狄忒（维纳斯）　　Aphrodite（Venus）

阿富汗　　Afghanistan

阿格里真托，西西里岛　　Agrigentum，Sicily

阿哈伊亚　　Achaea

阿胡拉玛兹达　　Ahura-Mazda

阿基米德　　Archimedes

阿喀琉斯　　Achilles

阿卡狄乌斯　　Arcadius

阿克西厄斯河　　Axius，river

阿拉伯半岛　　Arabia

阿里阿克蒙河　　Haliakmon，river

阿里安　　Arrian

　　《亚历山大远征记》　　Anabasis of Alexander

阿里达乌斯　　Arrhidaeus

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

阿明塔斯国王　Amyntas，king

阿明塔斯三世　　Amyntas Ⅲ

阿帕玛公主　　Apame，princess

阿契美尼德波斯　　Achaemenid Persians

阿瑞提斯　　Aretas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阿塔罗斯柱廊　　Attalos，stoa of

阿提卡　　Attica

阿提斯　　Attis

阿瓦尔部落　　Avar tribe

阿伊哈努姆（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　　Ai-Khanoum（Alexandria on the Oxus）

埃德夫　　Edfu

埃尔吉利　　Ergili

　　另见“格拉尼克斯”　　see also Granicus

埃尔金　　Ergili

　　埃尔金勋爵　　Earl of

　　埃尔金大理石雕　　Marbles

埃及　　Egypt

埃迦伊　　Aegae，city

埃利亚（韦利亚）　　Elea（Velia）

埃利亚学派　　Elean school

埃美萨（霍姆斯）　　Emesa（Homs）

埃米利乌斯·保卢斯　　Aemilius Paulus

埃斯库拉庇乌斯　　Aesculapius

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乞援人》　　The Supplicants

埃托利亚同盟　　Aetolian League

埃伊纳岛　　Aegina

艾志纳丁战役　　Ajnadayn，battle of

爱奥尼亚　　Ionia

爱琴海　　Aegean Sea

安德拉戈拉斯　　Andragoras

安德罗斯岛海战　　Andros，naval battle

安东尼·庇护　　Antoninus Pius

安东尼奥·卡诺瓦《厄洛斯唤醒普绪喀》　　Canova，Antonio，Psyche Revived by Eros

安菲波利斯　　Amphipolis

安卡拉战役　　Ancyra，battle of

安纳托利亚　　Anatolia

安提柯　　Antigonus

　　“许诺者”安提柯　　Doson

　　“戈努斯”安提柯　　Gonatas

　　“独眼龙”安提柯　　Monophthalmus

安提帕特　　Antipater

安条克（城市）　　Antioch

安条克（国王）　　Antiochus

　　安条克一世　　Antiochus Ⅰ

　　安条克二世　　Antiochus Ⅱ

　　安条克三世　　Antiochus Ⅲ

　　安条克四世　　Antiochus Ⅳ

　　安条克五世　　Antiochus Ⅴ

　　安条克七世　　Antiochus Ⅶ

　　“猎鹰”安条克　　Heirax

奥迪昂　　Odeon

奥地利　　Austria

奥古斯都（屋大维）　　Augustus（Octavian）

奥克苏斯河　　Oxus，river

奥林波斯山脉　　Olympos mountains

奥林匹克竞技会　　Olympic Games

奥林匹亚诸神　　Olympian pantheon

奥林匹娅丝，　　Olympias，mother of Alexander

亚历山大之母

奥斯曼帝国　　Ottoman empire

E.M.福斯特　　Forster，E.M.

巴比伦　　Babylon

巴比伦王国　　Babylonia

巴尔干半岛　　Balkans

巴尔米拉　　Palmyra

巴克特拉（巴尔赫），　　Bactra（Balkh），city

城市

巴克特里亚　　Bactria

　　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　　Bactria-Sogdiana

巴库，阿塞拜疆　　Baku，Azerbaijan

巴勒斯坦（巴勒斯提纳）　　Palestine（Palestina）

巴米扬大佛　　Buddhas of Bamiyan

巴西尔二世帝王　　Basil Ⅱ，emperor

白宫　　White House

《百科全书》（启蒙运动时期出版）　　Encyclopaedia（Enlightenment publication）

柏拉图　　Plato

《柏勒洛丰屠杀客迈拉》　　Bellepheron Slays the Chimera

拜伦纳斯，雅典郊区　　Byronas，suburb of Athens

拜伦勋爵　　Byron，Lord

拜占庭　　Byzantium

　　另见“君士坦丁堡　　see also Constantinople

（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保加尔人　　Bulgars

保塞尼亚斯　　Pausanias

贝勒尼基　　Berenice

　　安条克二世之妻　　wife of Antiochus Ⅱ

　　托勒密一世　　wife of Ptolemy Ⅰ

　　托勒密三世　　wife of Ptolemy Ⅲ

贝鲁特　　Beirut

贝苏斯　　Bessus

贝提卡　　Baetica

比雷埃夫斯　　Piraeus，the

比提尼亚　　Bithynia

彼得·保罗·鲁宾斯　　Rubens，Peter Paul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波里比阿，历史学家　　Polybius，historian

波鲁斯国王　　Porus，King

波塞冬（尼普顿）　　Poseidon（Neptune）

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

波斯帝国　　Persian empire

波斯特拉　　Bostra

波斯湾　　Persian Gulf

波提切利　　Botticelli

　　《维纳斯的诞生》　　Birth of Venus

　　《帕拉斯和半人马》　　Pallas and the Centaur

伯里克利　　Pericles

伯利恒　　Bethlehem

伯罗奔尼撒半岛　　Peloponnese

伯罗奔尼撒联盟　　Peloponnesian League

伯罗奔尼撒战争　　Peloponnesian War

博斯普鲁斯海峡　　Bosporus，the

不列颠　　Britain

不死军　　immortals

查拉图斯特拉　　Zarathustra

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达尔马提亚　　Dalmatia

达契亚　　Dacia

大加图　　Cato the Elder

大流士　　Darius

大马士革　　Damascus

大西洋沿岸　　Atlantic coast

大希腊　　Magna Graecia

戴克里先　　Diocletian

丹德拉神庙　　Dendra，temple complex

得墨忒耳（刻瑞斯）　　Demeter（Ceres）

德尔斐　　Delphi

德尔图良　　Tertulian

德米特里　　Demetrios

　巴克特里亚王国德　　DemetriosⅠ of Bactria

米特里一世

　塞琉西亚的“救星”　　Demetrios Ⅰ，Soter of Seleucia

德米特里一世

　马其顿王国德米特　　Demetrios Ⅱ of Macedon

里二世

　塞琉西亚的德米特　　Demetrios Ⅱ of Seleucia

里二世

　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　　Demetrios of Phaleron

　“攻城者”德米特里　　Demetrios Poliorcetes

　马其顿王国腓力二世之子　　son of Philip Ⅱ of Macedon

德米特里阿斯，要塞　　Demetrias，fortress

德摩斯梯尼　　Demosthenes

　　《反腓力辞第三篇》　　Third Philippic

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　　Diodorus Siculus

　　《历史丛书》　　History

狄奥多西一世　　Theodosius Ⅰ

狄奥尼修斯，使节　　Dionysius，ambassador

狄俄尼索斯（巴克斯）　　Dionysus（Bacchus）

迪亚多奇（意为“继业者”）　　diadochi

底比斯　　Thebes

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　　Seleucia-on-the-Tigris

地峡竞技会　　Isthmian Games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地中海世界　　Mediterranean world

第二次布匿战争　　Punic War，Second

第欧根尼　　Diogenes

蒂沃利　　Tivoli

东西教会大分裂　　Great Schism

杜拉欧罗普斯　　Dura-europos

多利安人　　Dorians

多鲁斯，赫楞之子　　Dorus，son of Hellen

多瑙河　　Danube，river

多元论哲学家　　Pluralist philosophers

厄拉多塞　　Eratosthenes

厄洛斯（丘比特）　　Eros（Cupid）

法比乌斯·皮克托　　Fabius Pictor

法国　　France

法兰西喜剧院　　Comédie Francaise，theatre

法勒鲁姆　　Phaleron

法罗斯灯塔　　Pharos，lighthouse

法希斯　　Phasis

泛希腊竞技会/节庆　　pan-Hellenic games/festival

梵蒂冈　　Vatican，the

梵蒂冈博物馆　　Vatican Museum

非洲　　Africa

菲莱神庙　　Philae temples

腓力普斯　　Philippos

腓立比（革连尼德）　　Philippi（Crenides）

腓尼基　　Phoenicia

　　染料　　dye

斐勒蒙　　Philemon

弗朗西斯科·海耶兹《亚里士多德》　　Hayez，Francesco，Aristotle

弗朗西斯科·祖卡雷利《西塞罗发现阿基米德之墓》　　Zuccarelli，Francesco，Cicero Discovers the Tombstone of Archimedes

弗里德里希·尼采　　Nietzsche，Friedrich

弗里吉亚　　Phrygia

福音书　　Gospels，the

盖伦　　Galen

盖乌斯·波皮利乌斯·拉埃纳斯　　Popilius Laenas，Gaius

盖亚　　Gaia

高加米拉战役　　Gaugamela，battle of

戈尔迪乌姆　　Gordium

戈尔迪乌姆之结　　Gordian knot

革连尼德（腓立比）　　Crenides（Philippi）

格德罗西亚　　Gedrosia

格拉尼克斯　　Granicus

　　格拉尼克斯战役　　battle of

　　格拉尼克斯河　　river

格鲁吉亚　　Georgia

格涅乌斯·庞培　　Pompey，Gnaeus

诡辩家　　Sophists

H.蒂尔施教授　　Thiersch，Professor H.

哈德良　　Hadrian

哈尔基季基半岛　　Chalcidice

哈尔基斯，要塞　　Chalcis，fortress

哈里发　　Caliphate，the

哈利卡纳苏斯　　Halicarnassus

　　摩索拉斯陵墓　　Mausoleum of

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　　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

　　《历史》　　History

哈帕鲁斯　　Harpalus

汉尼拔　　Hannibal

荷马　　Homer

　　《伊利亚特》　　Iliad

　　《奥德赛》　　Odyssey

贺拉斯　　Horace

赫费斯提翁　　Hephaestion

赫卡忒（特里维亚）　　Hecate（Trivia）

赫克托耳　　Hector

赫拉（朱诺）　　Hera（Juno）

赫拉克勒斯　　Hercules

赫拉斯（希腊）　　Hellas

赫勒斯滂　　Hellespont

赫楞　　Hellen

赫梯人　　Hittites

黑海　　Black Sea

黑死病　　bubonic plague

恒河　　Ganges，river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Washington，DC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圣母无玷始胎全国朝圣所圣殿　　Basilica of the National Shrine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Washington，DC

怀疑论学派　　Skeptics

霍诺留　　Honorius

基督教　　Christianity

　　科普特基督徒　　Coptic Christians

基克拉泽斯群岛　　Cyclades Islands

吉萨金字塔　　Pyramid at Giza

加尔西顿　　Chalcedon

加尔西顿的希罗菲卢斯　　Herophilos of Chalcedon

加拉太王国　　Galatia，kingdom of

加沙　　Gaza

迦太基　　Carthage

犍陀罗艺术　　Gandhara art

居鲁士（篡位者）　　Cyrus（pretender）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Constantinople（Istanbul）

　　卡德柯伊半岛　　Kadikoy Peninsula

　　另见“拜占庭”　　see also“Byzantium”

君士坦丁十一世　　Constantine Ⅺ

君士坦丁一世　　Constantine Ⅰ

喀罗尼亚　　Charonea

喀罗尼亚的普鲁塔克　　Plutarch of Charonea

卡尔·马克思　　Marx，Karl

卡拉提亚部落　　Callatiae，tribe

卡里亚　　Caria

卡利马科斯　　Callimachus

卡纳克神庙　　Karnak temples

卡诺珀斯湖　　Canopus，Lake

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

卡普阿　　Capua

卡山德　　Cassander

恺撒里昂　　Caesarion

科尔内利乌斯·菲利克斯·苏拉　　Sulla，Cornelius Felix

科拉（乡村腹地）　　chora（rural hinterland）

科林斯　　Corinth

　　科林斯同盟，见“希腊联盟”　　League of see Hellenic League

科斯岛　　Cos

科伊勒—叙利亚　　Coele-Syria

克莱奥梅尼　　Cleomenes

克雷莫尼迪恩战争　　Chremonidian War

克里米亚半岛　　Crimea，the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olumbus，Christopher

克里特岛　　Crete

　　克里特米诺斯　　Minoan Crete

克娄巴特拉　　Cleopatra

　　克娄巴特拉二世　　Cleopatra Ⅱ

　　克娄巴特拉三世　　Cleopatra Ⅲ

　　克娄巴特拉七世，　　Cleopatra Ⅶ，lover of Antony

安东尼之情人　　sister of Alexander

　　亚历山大大帝之妹　　wife of Philip Ⅱ

　　腓力二世之妻

克罗托内　　Croton

克什米尔　　Kashmir

库纳克萨战役　　Cunaxa，battle of

库诺斯克法莱战役　　Cynoscephalae，battle of

拉·阿蒙　　Ra Amon

　　锡瓦神庙　　shrine at Siwah

拉丁姆　　Latium

拉古斯　　Lagus

拉科尼亚情结　　laconophilia

拉米亚战争　　Lamian War

莱斯沃斯岛　　Lesbos

莱茵河　　Rhine，river

劳迪丝王后　　Laodice，queen

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雷吉乌姆　　Rhegium

黎巴嫩　　Lebanon

黎凡特　　Levant

李锡尼·克拉苏　　Crassus，Licinius

里海　　Caspian Sea

利奥九世教皇　　Leo Ⅸ，Pope

利维娅，奥古斯都之妻　　Livia，wife of Augustus

利西马科斯　　Lysimachus

列奥尼达国王　　Leonidas，king

罗浮宫　　Louvre，the

卢基乌斯·马尔库斯·腓力普斯　　Marcius Philippus，Lucius

卢基乌斯·帕斯图密乌斯·米加鲁斯　　Postumius Megellus，Lucius

卢基乌斯·西庇阿　　Scipio，Lucius

卢克莱修《物性论》　　Lucretius，De rerum natura

伦敦　　London

罗德岛　　Rhodes

罗多彼山脉　　Rhodope mountains

罗克珊娜，　　Roxane，wife of Alexander

亚历山大之妻

罗马　　Rome

罗马斗兽场（弗拉维圆形剧场）　　Colosseum（Flavian amphitheatre）

罗马共和国　　Roman Republic

《罗马君王传》　　Historia Augusta

罗曼努斯四世　　Romanos Ⅳ

罗塞塔石碑　　Rosetta Stone

罗斯人　　Rus，the

吕底亚　　Lydia

吕西亚　　Lycia

马杜克，巴比伦之神　　Marduk，Babylonian god

马格尼西亚战役　　Magnesia，battle of

马加比家族　　Maccabees

马卡兰达　　Macaranda

马可·奥勒留　　Aurelius，Marcus

　　《沉思录》　　Meditations

马克·安东尼　　Antony，Mark

马库斯·克劳迪乌斯·马塞卢斯　　Marcellus，Marcus Claudius

马拉松　　Marathon

马其顿　　Macedon（Macedonia）

马其顿王国腓力二世　　Philip Ⅱ of Macedon

马其顿王国腓力五世　　Philip Ⅴ of Macedon

马其顿战争　　Macedonian wars

　第一次马其顿战争　　First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Second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Third

马塞卢斯剧场　　Marcellus，Theatre of

马赛（马萨利亚）　　Marseille（Massalia）

迈尼斯，城市　　Mainace，city

迈锡尼　　Mycenaea

　　希腊迈锡尼　　Mycenaean Greece

麦加克勒斯　　Megakles

曼纽尔·赫里索洛拉斯　　Chrysoloras，Manuel

曼齐克特战役　　Manzikert，battle of

梅森素数　　Mersenne primes

美利坚合众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门托耳　　Mentor

弥达斯国王　　Midas，King

米开朗琪罗《大卫》　　Michelangelo，David

米里亚姆·格里芬《尼禄——一个朝代的终结》　　Griffin，Miriam，Nero：The End of a Dynasty

米利都　　Miletus

米南德　　Menander

米特拉达梯六世，本都国王　　Mithridates Ⅵ，king of Pontus

敏德尔河　　Meander，river

缪斯殿堂，　　Temple to the Muses，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

摩西　　Moses

墨伽拉　　Megara

墨托涅　　Methone

穆罕默德先知　　Muhammad，prophet

那不勒斯，见“奈阿波利斯”　　Naples see Neapolis

　　国家考古博物馆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纳粹　　Nazis

奈阿波利斯　　Neapolis

瑙克拉提斯　　Naucratis

尼多斯的德克斯芬恩斯　　Dexiphanes of Cnidus

尼多斯的索斯特拉特　　Sostratus of Cnidus

尼基，女神　　Nike，goddess

尼科梅德斯，比提尼亚国王　　Nicomedes，king of Bithynia

尼禄　　Nero

尼罗河　　Nile，river

　　佩罗锡克支流　　Pelusiac branch

尼日尔河　　Niger，river

涅墨西斯，女神　　Nemesis，goddess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New York

诺曼人　　Normans

欧几里得　　Euclid

欧里庇得斯，剧作家　　Euripides，playwright

欧麦尔哈里发　　Umar，Caliph

《裴多篇》　　Phaedo

帕加马，城市　　Pergamum，city

帕加马图书馆　　Pergamene，Library of

帕加马王国　　Pergamon，kingdom

帕拉第奥式建筑　　Palladian architecture

帕米尼奥　　Parmenio

帕尼　　Parni

　　另见“帕提亚”　　see also Parthia

帕特洛克罗斯　　Patroclus

帕特农神庙　　Parthenon，the

帕提亚　　Parthia

庞贝　　Pompeii

培拉　　Pella

佩尔狄卡斯　　Perdiccas

佩尔修斯，马其顿国王　　Perseus，king of Macedon

蓬佩奥·吉罗拉莫·巴托尼《克娄巴特拉》　　Batoni，Pompeo Girolamo，Cleopatra

皮德纳战役　　Pydna，battle of

皮纳罗　　Pinarus

　　皮纳罗战役　　battle of

　　皮纳罗战役　　river

皮提亚，仙女　　Pythia，nymph

普拉奇多·科斯坦齐《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亚历山大里亚》　　Costanzi，Placido，Alexander the Great Founding Alexandria

普劳图斯　　Plautus

　　《安菲特律翁》　　Amphitryon

　　《孪生兄弟》　　Brothers Menaechmus

　　《吹牛军人》　　Miles Gloriosus

普洛斯基尼希斯（意为“拜礼”）　　proskynesis

普绪喀　　Psyche

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the

奇里乞亚　　Cilicia

汽转球　　aeolipile

亲希腊主义　　philhellenism

热那亚　　Genoa

日神（阿波罗）文化/酒神（狄俄尼索斯）文化　　Apollonian/Dionysian cultures

撒哈拉沙漠　　Sahara

撒马尔罕　　Samarkand

萨迪斯，城市　　Sardis，city

萨福　　Sappho

萨福主义者　　Sapphists

萨拉米斯战役　　Salamis，battle of

萨莱诺省　　Salerno，province

萨里沙（意为“长枪”）　　sarissa

萨摩斯　　Samos

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　　Aristarchus of Samos

萨莫萨塔的琉善　　Lucian of Samosata

萨珊帝国　　Sassanian empire

萨索斯，港口　　Thasos，port

塞恩　　Syrene

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　　Sulpicius，Servius

塞拉皮斯，男神　　Serapis，god

塞拉西亚战役　　Sellasia，battle of

塞琉古　　Seleucus

　　“胜利者”塞琉古一世　　Seleucus Ⅰ Nicator

　　塞琉古二世　　Seleucus Ⅱ

　　塞琉古三世　　Seleucus Ⅲ

　　塞琉古四世　　Seleucus Ⅳ

塞琉西亚（塞琉古帝国）　　Seleucia（Seleucid empire）

塞内加　　Seneca

《致卢西里乌斯的信》　　Letters to Lucilius

塞浦路斯　　Cyprus

塞萨洛尼基　　Thessaloniki

赛厄斯，港口　　Cius，port

桑德罗克图斯，国王（旃陀罗笈多·孔雀）　　Sandracottus，king（Chandragupta Maurya）

色雷斯　　Thrace

色诺芬《万人远征记》　　Xenophon，“The March of the Ten Thousand”

色萨利　　Thessaly

“深皮肤”克雷塔斯　　Cleitus“the Black”

圣保罗　　Paul，St

　　《加拉太书》　　Letter to the Galatians

《圣经》　　Bible，the

另见“福音书”　　see also“Gospels”

圣索菲亚大教堂　　Hagia Sophia

圣西里尔　　St Cyril

胜利者塞琉古　　Nicator，Seleucus

十字军东征　　Crusades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First Crusade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Fourth Crusade

世俗体　　Demotic script

丝绸之路　　Silk Road，the

斯巴达　　Sparta

“斯多葛派”加图　　Cato the Stoic

“斯多葛派”芝诺　　Zeno the Stoic

斯多葛哲学　　Stoic philosophy

《斯基里奇斯古抄本》　　Skylitzes Codex

斯特拉博（地理学家）　　Strabo（geographer）

　　西里尔字母　　Cyrillic

苏埃托尼乌斯《提比略传》　　Suetonius，Life of Tiberius

苏格拉底　　Socrates

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　　pre-Socratics

苏萨，城市　　Susa，city

苏伊士运河　　Suez canal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索格底亚那　　Sogdiana

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　　Zoroastrianism

他林敦，城市　　Tarentum，city

塔尔苏斯　　Tarsus

塔克西勒斯国王　　Taxiles，king

塔利班　　Taliban，the

台伯河　　Tiber，river

泰奥斯的阿那克里翁　　Anacreon of Teos

泰国　　Thailand

泰坦　　Titans

忒奥克里托斯《牧歌》　　Theocritus，Idylls

特洛伊　　Troy

特洛伊的海伦　　Helen of Troy

提比略帝王　　Tiberius，emperor

提尔　　Tyre

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　　Flamininus，Titus

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　　Atticus，Titus Pomponius

提香《狄俄尼索斯与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岛》　　Titian，Dionysus and Ariadne at Naxos

图拉真帝王　　Trajan，emperor

土耳其　　Turkey

土耳其人　　Turks

　　奥斯曼　　Ottoman

　　塞尔柱　　Seljuk

土库曼斯坦　　Turkmenistan

托勒密　　Ptolemy

　　“救星”托勒密一世　　Ptolemy Ⅰ Soter

　　“恋姊者”托勒密二世　　Ptolemy ⅡPhiladelphus

　　“施惠者”托勒密三世　　Ptolemy Ⅲ Euergetes

　　托勒密四世　　Ptolemy Ⅳ

　　托勒密五世　　Ptolemy Ⅴ

　　托勒密八世　　Ptolemy Ⅷ

　　托勒密九世　　Ptolemy Ⅸ

　　托勒密十世　　Ptolemy Ⅹ

　　托勒密十二世　　Ptolemy Ⅻ

　　托勒密十三世　　Ptolemy ⅩⅢ

　　托勒密十四世　　Ptolemy ⅩⅣ

　　托勒密十五世　　Ptolemy ⅩⅤ

　　“雷霆”托勒密　　Ptolemy Ceraunus

托勒密竞技会　　Ptolemaieia Games

托罗斯山脉　　Taurus Mountains

瓦兰吉卫队　　Vangrian Guard

瓦伦斯帝王　　Valens，emperor

瓦伦提尼安帝王　　Valentinian，emperor

威廉·莎士比亚　　Shakespeare，William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　　Antony and Cleopatra

　　《错中错》　　Comedy of Errors

　　福斯塔夫　　Falstaff

　　《麦克白》　　Macbeth

威尼斯　　Venice

威尼斯共和国　　Venetian Republic

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　　Gallerie dell’Accademia，Venice

韦帕芗帝王　　Vespasian，emperor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　　Virgil

　　　　　　　　　　　　　Aeneid

维特鲁威《建筑十书》　　Vitruvius，On Architecture

温哥华　　Vancouver

温泉关战役　　Thermopylae，battle of

沃尔泰拉　　Volterra

沃尔泰拉瓜尔纳奇博物馆　　Guarnacci Museum，Volterra

乌兹别克斯坦　　Uzbekistan

西班牙　　Spain

“西哥特人”菲列德根　　Fritigern the Visigoth

西塞罗　　Cicero

　《论共和国》　　De Republica

　《致友人书》　　Epistulae ad Familiares

西西里岛　　Sicily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希波战争　　Persian Wars

希达斯皮斯河　　Hydaspes，river

希俄斯岛　　Chios

希拉克略　　Heraclius

希腊科伊内语　　Koine Greek

希腊联盟（科林斯同盟）　　Hellenic League（League of Corinth）

希罗　　Heron

　　《反射光学》　　Catoptrica

希斯克斯（意为“海上民族”）　　Hyskos（Sea People）

昔兰尼　　Cyrene

昔兰尼的卡利马科斯　　Kallimachos of Cyrene

昔兰尼加　　Cyrenaica

锡巴里斯　　Sybaris，city

锡拉岛（圣托里尼岛）　　Thera（Santorini）

锡拉库扎　　Syracuse

锡诺普　　Sinope

锡瓦　　Siwah

喜马拉雅山脉　　Himalayas

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

《星光灿烂的旗帜》　　“Star-spangled Banner，The”

兴都库什山脉　　Hindu Kush mountains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叙利亚　　Syria

叙利亚战争　　Syrian Wars

雅典娜（密涅瓦）　　Athena（Minerva）

雅典学院　　Academy of Athens

雅典学院　　Athens

　　雅典卫城　　Acropolis of

雅穆克战役　　Yarmouk，Battle of

亚伯拉罕诸教　　Abrahamic faiths

亚克兴战役　　Actium，battle of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图书馆/博学园　　Library/Museum

亚美尼亚　　Armenia

耶拉波利斯的爱比克泰德，斯多葛学派　　Epictetus of Hierapolis，Stoic

耶路撒冷　　Jerusalem

伊比利亚　　Iberia

伊庇鲁斯　　Epirus

伊庇鲁斯的皮洛士　　Pyrrhus of Epirus

伊壁鸠鲁　　Epicurus

伊壁鸠鲁哲学　　Epicurean philosophy

伊拉克　　Iraq

伊朗　　Iran

伊里斯，女神　　Iris，goddess

伊斯兰教　　Islam

伊苏斯湾　　Issus，Gulf of

伊苏斯战役　　Issus，battle of

“伊索里亚人”芝诺　　Zeno the Isaurian

伊希斯，女神　　Isis，goddess

以弗所　　Ephesus

以弗所哲学学派　　Ephesian school of philosophy

以色列　　Israel

　　另见“犹地亚”　　see also Judaea

意大利　　Italy

印度　　India

印度河　　Indus，river

印度—希腊文化　　Indo-Greek culture

尤利乌斯·恺撒　　Caesar，Julius

犹地亚　　Judaea

犹太教　　Judaism

犹太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　　Jewish wars（first and second）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river

原子论学派　　Atomist school

　　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留基伯　　Leucippus

约翰·济慈《希腊古瓮颂》　　Keats，John，“Ode to a Graecian Urn”

约克　　York

詹姆斯·霍本　　Hoban，James

爪哇岛　　Java

“征服非洲者”西庇阿（大西庇阿）　　Scipio，Africanus

中国　　China

宙斯　　Zeus

　　奥林匹亚宙斯巨像　　Statue of Zeus，Olympia

朱莉娅，奥古斯都之女　　Julia，daughter of Augustus

图片来源

作者和出版者希望向提供本书插图的以下单位、个人和著作表示感谢：

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

布雷斯特艺术博物馆

马德里国家图书馆

伦敦大英博物馆

G.J.法德尼

美国陆军（公共领域）麦克·菲尼少校

沃尔泰拉瓜尔纳奇博物馆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国会图书馆卡洛·M.海史密斯档案馆（印刷品及照片分部）

洛杉矶保罗·盖蒂博物馆

艾伯特·克雷奇默和卡洛·罗尔巴克《从原始时期到19世纪所有国家的服饰——展示各个阶级的衣着与习惯》（伦敦，1882年）——照片来自纽约市立图书馆和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

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伦敦国家美术馆

罗马国立罗马博物馆

阮兰（玛丽）

哥本哈根新嘉士伯美术馆

奈杰尔·波拉德

波茨坦无忧宫

赫尔曼·蒂尔施《法罗斯、古代伊斯兰教与西方——对建筑史的一大贡献》（莱比锡与柏林，1909年）

梵蒂冈博物馆

巴尔的摩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

杰基·惠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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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GS（2020）5581号

图字：01-2020-212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历史到传说：被“定义”的哥特/（英）戴维·M.格温著；曹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2

书名原文：The Goths

ISBN 978-7-5203-6816-2

Ⅰ.①从… Ⅱ.①戴…②曹… Ⅲ.①哥特人-民族历史 Ⅳ.①K5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27950号

The Goths：Lost Civilizations by David M.Gwynn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London，UK，2017 in the Lost Civilizations series.

Copyright © David M.Gwynn 2017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Email：copyright@rightol.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0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桑诗慧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20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

字数 193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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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哥特文明是一种“失落的文明”。古代哥特部族由北而南，摧枯拉朽，攻陷罗马帝国首都，拉开了西罗马帝国衰落、崩溃的大幕。统治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历代东、西哥特国王，主宰着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世界。一千多年前，哥特王国灰飞烟灭，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哥特人流落四方。之后的若干世纪中，已经销声匿迹的哥特人既被视为暴力野蛮的破坏者，也被视为追求自由的先锋。

历史耐人寻味地将真实的哥特人和以他们为基点衍生而来、至今仍在持续塑造着世界多样性的哥特文化遗产交织在一起。然而，真实存在的哥特人与大众想象的哥特之间，存在着由时空、人为制造出的鸿沟。本书穿越数千年时光，重审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反思某些约定俗成的社会常识，考量公众利益与个人自由间的平衡点，在众多以“哥特”为名的社会文化现象间寻找规律与联系。这些努力具有独特而非凡的意义。

作者简介

戴维·M.格温（David M.Gwynn）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古代和古典晚期历史高级讲师，主讲晚期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史等课程。主要著作有：《罗马共和国：牛津通识读本》《亚历山大的阿塔纳修：神学家、苦行者和教父》《晚期罗马帝国基督教资料集》，主编论文集《A.H.M.琼斯与晚期罗马帝国》。

译者简介

曹磊

文学硕士，历史、文化作家和译者，累计出版译著1000万字以上，喜马拉雅《谦道》节目文稿顾问。代表作《六千零一夜：关于古埃及的知识考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入选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失落文明系列简介

本系列丛书意图探索伟大的古文明的兴衰和古代世界人们的生活。每本书不仅涉及所述文明的历史、艺术、文化和延续至今的影响，还试图解释它们与当代生活的联系以及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地图1 公元300年的罗马世界
（注：本书地图均为原书所附，余同。）

地图2 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时期涵盖范围

地图3 奔赴多瑙河和亚德里亚堡之战

地图4 公元400年的罗马世界

地图5 公元405—406年的危机

地图6 西哥特人定居在高卢

地图7 新的世界秩序，公元500年前后

地图8 西哥特西班牙

前言

这是一本将客观历史与人类想象相交融的书。哥特文明，的确是一种已经失落的文明。最后的哥特王国覆灭在1300年以前，我们关于哥特人的多数知识，主要来自那之后出现的各种传奇故事，以及旁观者撰写的文献资料，而非直接来自哥特人自己。

哥特人直接影响西方历史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从罗马帝国灭亡到中世纪这么一小段。然而哥特王国灭亡以后，哥特人的遗产却被继承了下来。从政治自由观念到国家意识，再到不断变化的文学艺术思潮，哥特人留下的历史记忆，乃至“哥特”这个知识本身，都在不断经历着建构、解构和重构。有鉴于此，本书讲述的故事也是将历史上的哥特人，以及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哥特”，二者相互交融起来。这二者相互交融，在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同时也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书内容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集中关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哥特人。他们从具有半神话色彩的起源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发，横穿整个欧洲，一路迁徙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其间无法绕过的重头戏，便是西罗马帝国的覆灭。这也是哥特人在历史上最为人诟病的所在。

公元410年8月，亚拉里克大帝[1]统帅的军队攻陷罗马城，东哥特王国和西哥特王国随后占据了西罗马帝国留下的土地。本书第二部分的故事，就从东、西哥特王国灭亡，以及哥特人作为一个独立民族从历史上消失讲起。

哥特人销声匿迹以后的若干世纪中，以哥特文化遗产为基础，出现了两套截然相反的话语。意大利文艺复兴将哥特人描述为极具破坏性的野蛮人，与此同时，他们又被建构为勇敢和自由的象征，后一种观念在英国和德国尤为普遍[2]。

就在围绕哥特人的历史叙事和公众认知出现分裂的同时，“哥特”这个文化符号在建筑、影视、音乐乃至流行时尚领域，被演绎出了更多的花样，从真正的旧瓶装新酒到张冠李戴，不一而足。不过，这些打着“哥特”和“哥特式”旗号的知识建构，毕竟拥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点。

无论对于今天的我们，还是曾经的先辈，哥特人以及哥特人留下的遗产，都将迫使世人不断重新审视文明与野蛮间的关系，反思某些约定俗成的社会常识，考量公众利益与个人自由间的平衡点。[3]

[1] Alarich，又称亚拉里克一世，西哥特王国的缔造者。

[2] 英国人和德国人同属日耳曼人，日耳曼人与哥特人又存在明显的渊源。

[3] 本书的理论基础是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建议读者参考阅读福柯的相关著作。

大事年谱

年代未知　　哥特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而来

公元98年　　塔西佗撰写完成《日耳曼尼亚志》

公元250—400年前后　　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时期

公元340年前后　　乌尔菲拉大主教传播福音

公元350年前后　　匈人开始进攻哥特人

公元376年　　哥特人中的瑟文吉（Tervingi）和格鲁森尼（Greuthungi）两大部族移居多瑙河流域

公元378年　　亚德里亚堡之战爆发

公元382年　　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定居

公元390年前后　　马塞林撰写完成《功业录》（Res Gestae）

公元395年　　狄奥多西一世去世，亚拉里克大帝兴起

公元401—402年　　亚拉里克大帝率军侵入意大利

公元402年　　克劳迪安撰写《哥特战争》（The Gothic War）

公元406年　　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伊夫人渡过莱茵河

公元410年8月24日　　罗马城陷落

公元411年　　亚拉里克大帝去世

公元414年　　阿陶尔夫与加拉·普拉西提阿结婚

公元416年前后　　奥罗修斯撰写完成七卷本的《历史》（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公元418年　　西哥特王国建立

公元440年前后　　萨尔维安撰写完成《论神的统治》（On the Governance of God）

公元451年　　卡塔隆尼平原战役爆发

约公元455—489年前后　　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撰写完成《书信集》（Letters）

公元476年　　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

公元489—493年　　东哥特人在西奥多里克大帝[1]率领下，侵入意大利

公元507年　　西哥特国王亚拉里克二世在维埃纳被克洛维一世打败

公元524年前后　　波爱修撰写完成《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公元526年　　西奥多里克大帝去世

公元535—554年　　查士丁尼一世征服位于意大利的东哥特帝国

公元538年前后　　卡西奥多罗斯撰写完成《信札》（Variae）

公元551年前后　　约达尼斯撰写完成《哥特史》（Getica）

公元551—554年前后　　普罗柯比撰写完成《战记》（Wars）

公元568年　　雷奥韦吉尔德即位

公元589年　　雷卡雷德即位

公元621—636年前后　　圣依西多禄撰写完成《哥特国王和词源的历史》（History of the Kings of the Goths and Etymologies）

公元649年　　雷克斯文德即位

公元711年　　伊斯兰文明侵入西哥特人控制下的西班牙

公元731年　　圣比德尊者撰写完成《英国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公元800年　　查理曼大帝在罗马加冕

公元1157年前后　　弗莱辛的奥托撰写完成《双城史》（Chronicle or History of the Two Cities）

公元1160年前后　　巴黎圣母院开始修建

公元1200年前后　　《尼伯龙根之歌》问世

公元1220年　　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动工修建

公元1248年　　科隆大教堂动工修建

公元1350年前后　　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

公元1453年　　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克君士坦丁堡

公元1492年　　格拉纳达宣告投降，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完成

公元1517年　　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开始

公元1554年　　约翰斯·玛格弩斯撰写完成《哥特与瑞典诸王全传》

公元1556年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即位

公元1568年　　瓦萨里撰写完成《艺苑名人传》（Lives of the Most Excellent Painters，Sculptors and Architects）

公元1586年　　卡姆登撰写完成《不列颠尼亚》

公元1594年前后　　莎士比亚创作完成《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公元1605年　　理查德·费斯特根《重建失去的知识》（A Restitution of Decayed Intelligence）

公元1642—1651年　　英国爆发内战

公元1688年　　英国光荣革命

公元1695年　　坦普尔撰写《英国历史介绍》

公元1713年　　雷恩出版《论西敏寺》

公元1715年　　蒲柏撰写完成《流芳百世》（The Temple of Fame）

公元1735—1736年　　詹姆斯·汤姆森创作完成《自由》

公元1740年代　　哥特复兴思潮在英国流行

公元1748年　　孟德斯鸠撰写完成《论法的精神》

公元1749年　　以草莓山为基地的文学创作开始

公元1764年　　沃波尔创作完成《奥特兰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

公元1770年　　珀西创作完成《北方古物》（Northern Antiquities）

公元1774年　　杰斐逊撰写完成《英属美州权利概述》

公元1776年　　美国《独立宣言》发表

公元1776—1789年　　爱德华·吉本撰写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公元1789年　　法国大革命爆发

公元1813年　　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玛丽娜创作完成《法庭理论》（Teoría de las Cortes）

公元1816—1818年　　格林兄弟 编纂完成《德国传说》

公元1818年　　玛丽·雪莱创作完成《弗兰肯斯坦》

公元1836年　　普金撰写完成《反差》（Contrasts）

公元1840年　　英国新议会大厦动工

公元1843年　　马什撰写完成《新英格兰的哥特人》（The Goths in New England）

公元1848—1849年　　德国爆发革命

公元1848—1876年　　瓦格纳创作完成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

公元1864年　　金斯利创作完成《罗马和条顿》

公元1870年　　意大利重新实现统一

公元1871年　　德国统一

公元1880年　　科隆大教堂竣工

公元1897年　　布莱姆·斯托克 创作完成《德古拉》（Dracula）

[1] 原文中用了个很奇怪的称呼Theoderic the Amal，这个称呼一般指阿玛娜·希莎，西奥多里克大帝的三女儿，公元526—534年在位的东哥特女王，但是对照在位时间，及本书正文讲述的历史，笔者实际指的应该是西奥多里克大帝，英文中一般写作Theoderic the Great。

图1 东哥特头盔

目录

前言

第1章 从传说到历史

第2章 亚拉里克大帝和罗马帝国的崩溃

第3章 新的世界秩序

第4章 东哥特和西哥特

第5章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第6章 野蛮的自由

第7章 为哥特而战

第8章 哥特文化

后记 21世纪的哥特人和哥特文化

拓展阅读

致谢

图片提供鸣谢

重要译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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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从传说到历史

公元376年夏天，两支日耳曼人[1]小部族，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突然出现在作为罗马帝国边疆的多瑙河岸边。这些人原本生活在罗马帝国势力无法触及的环黑海北部沿岸地区，他们此行的目的不是以入侵者的身份劫掠财物，而是以难民的身份寻求庇护。

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多瑙河岸边搭起帐篷安身，与此同时，他们的头领正式向罗马帝国提出入境定居的请求。据同时代罗马历史学家马塞林[2]在《功业录》一书中的记载，这些哥特人向时任罗马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3]派出代表团，谦卑地恳求后者允许自己的族人能成为罗马帝国的子民。作为对安宁生活的回报，他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为罗马皇帝服兵役。

哥特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来自何方？正如本书所要讲述的那样，这已经是一个持续争论了将近2000年的问题。在搜寻哥特人起源的过程中，其实很难将传说和历史明确加以区分。哥特人自己在归附罗马帝国以前，并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他们对自身文化的传承，采取口口相传的形式。

出自罗马人之手的其他史料，则毫无悬念地对这些威胁到帝国安全、被统称为“日耳曼人”的蛮族，采取了敌视立场。马塞林在这方面的叙述虽说相对客观，不过他能够提供的关于哥特人的信息，却很少有早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以前的。要想追溯哥特人归附罗马帝国以前的历史，我们能够参考的史料，主要来自一本由哥特人约达尼斯撰写的名为《哥特史》的书。

约达尼斯并非属于蛮族意义上的哥特人。他虽然对自己的哥特血统拥有强烈的自豪感，实际却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撰写过多部以古罗马为主题的著作，只可惜很多目前已经失传。

公元551年前后，约达尼斯在君士坦丁堡[4]编纂完成《哥特史》。虽然约达尼斯叙述的是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抵达多瑙河沿岸以后，将近180年间的历史，然而他所处的时代语境，决定了他对哥特历史的讲述必然会受到同时期各种以“哥特”为主题的历史知识制约[5]。尽管如此，他留下的文本仍然为我们审视哥特人如何建构他们自身的早期历史、如何将古罗马人的文字史料与哥特人的口头历史相结合形成一套历史叙事、如何通过这套历史叙事影响了随后所有以“哥特人”及“哥特人的起源”为主题的话语生产，提供了最清晰的参照。

北方极地范围内，有一片辽阔的海，海里有座岛，名叫斯堪的纳维亚。以上帝之名，我所讲述的故事，就要从那座岛开始。你希望了解的那个族群，正如嗡嗡作响的蜂群，在这座岛上被孕育出来，随后才逐渐向欧洲内陆迁徙。

《哥特史》第1章[6]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被约达尼斯形容为孕育了多个族群的蜂巢，或者孕育了多个国家的子宫。这座岛不仅是哥特人的发源地，也是欧洲很多族群的发源地。它位于大洋的北部，正对着维斯瓦河入海口。维斯瓦河流经现在的波兰，最终汇入波罗的海。约达尼斯所说的“scandza”岛，大致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古代哥特人以这座岛为起点，开始了长途迁徙。经过在岛上的数代繁衍，他们在菲利莫首领[7]的统率下，前往欧洲南部，寻找更肥沃的土地定居。这次迁徙过程中，哥特人走到了西锡厄西部[8]，大致相当于今天乌克兰境内，定居在本都海[9]附近，古罗马人称这片海为黑海。

图2 《哥特人渡河》，埃瓦利斯特·维塔勒·卢米纳伊斯（Évariste Vital Luminais），19世纪晚期，油画

哥特人在新的家园生息繁衍。他们是勇敢的战士，也是勤劳的农夫，在族长的带领下以村为单位过着集体生活。约达尼斯在《哥特史》中简略谈及了哥特人皈依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信仰。他们尊崇祖先中的英雄人物，同时还特别崇拜战神，古罗马人将这位战神称为马瑞斯。出于对战神的崇拜，哥特人将武器悬挂在大树上，以俘虏作为祭品，向战神献祭。

约达尼斯在书中暗示，早期哥特人的宗教信仰与后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存在某种相似性。直到今天，这样的相似性仍然能够引发人们的丰富联想。

哥特人的宗教仪式虽然存在某些野蛮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对哲学的研究和传授。约达尼斯认为哥特人在逻辑学、天文学和植物学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如《哥特史》所说：

有鉴于此，哥特人比其他蛮族都要聪明，文明程度最接近希腊人。

《哥特史》第5章

《哥特史》接下来的叙述脉络便是从哥特人定居西锡厄，一直讲到约达尼斯本人生活的公元6世纪中叶，这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抛开约达尼斯作为哥特人，可能会替本民族历史文过饰非的问题不谈，他对早期哥特历史的叙述存在两处重大失误。这两处失误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处失误在于，他将哥特人的早期神话传说与生活在同时期同地域的其他民族，例如西锡厄人和达契亚人[10]以及其他被统称为日耳曼人的故事，混淆在了一起。产生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哥特人出现以后的几个世纪当中，“哥特”这个概念被无差别地用于泛指各类日耳曼蛮族。由此产生的后果，本书后文还会有详细介绍。

第二处失误在于，约达尼斯错误地将哥特人简单划分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并认为这样的划分在哥特人归附罗马帝国以前，即生活在黑海北岸的西锡厄时便已经存在：

一部分哥特人信奉东正教，他们的国王名叫“Ostrogotha”，这些哥特人就根据国王的名字，也可能是他出生地的地名，称自己为“东哥特人”。另一部分哥特人则被称为“Visigoths”，也就是西哥特人的意思。

《哥特史》第14章

编纂《哥特史》是在公元551年前后，当时西哥特人统治着今天的西班牙，栖身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则正同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处于交战状态。隶属拜占庭阵营的约达尼斯因此想当然地认为，这种敌我划分清晰明了，且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

他的这种划分方式流传开去，后人便自然而然将瑟文吉哥特人等同于西哥特人，将格鲁森尼哥特人等同于东哥特人。同时还认为公元376年迁徙到多瑙河流域的只有西哥特人，东哥特人则留在了西锡厄。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真实的历史远比约达尼斯的叙述复杂许多。迫使哥特人归附罗马帝国的那次历史事件，同时也打破了他们既有的族群划分，新的排列组合由此逐渐生成。

尽管存在种种局限性，约达尼斯对哥特早期历史的广泛描述，仍然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例如，关于哥特人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结论，迄今为止，虽然依旧是个既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命题；不过我们目前已经了解到的少量早期哥特部落时期的风俗习惯，却可以跟约达尼斯的叙述相互印证。

对于那些曾经生活在多瑙河和黑海以北地区的哥特人，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且可靠的考古发现。通过从罗马尼亚到乌克兰南部发掘得到的考古实物，可以证实，公元3世纪中叶到公元4世纪，有一种具有高度连续性的文明形式曾在这个地区繁荣发展。这种文明形式，现在被命名为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11]文化时期。

1900年代早期，位于特兰西瓦尼亚[12]中部的辛塔德莫尔斯，以及基辅附近的古代墓穴群陆续得到发掘。第一批被发掘的墓穴中，与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存在关联的超过3000座。这些墓穴出现的时间，可以和公元3世纪早期哥特人控制这个区域的时间相吻合。它们能够为我们了解早期哥特社会提供宝贵的信息。

目前发现的早期哥特人定居点遗迹，大多位于河谷当中或者河谷附近，具有农耕文明的典型特征。建房的材料通常是木材和泥土，而不是石头。有时候，人的住所和蓄养牲畜的场所还会被安排在一起。他们种植的庄稼都属于常见的品种，尤其是小麦、大麦和黍子这三种。定居点遗迹中，经常出土铁制的铧犁、普通镰刀和长柄大镰刀。依据发掘到的动物骨骼可以得出结论，哥特人最喜欢蓄养的牲畜是牛，其次还包括绵羊、山羊和猪。骑马和狩猎并非哥特文化的核心内容。

众多坟墓的发掘展示了大量有关哥特人丧葬习俗的实例，他们安葬死者的方式逐渐由火葬向土葬过渡。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时期墓葬中，数量最多的陪葬品是储物用的陶罐，做饭用的陶锅以及敞口、浅底的大碗，这种碗可能是喝酒用的。

某些被发现的陶瓷碎片上带有日耳曼如尼文字母[13]，以双耳细颈瓶为代表的古罗马风格陶器也很常见。早期哥特人随葬的私人物品种类丰富，包括骨质的梳子、金属质地的胸针和扣环，有意思的是，各种形式的武器却非常罕见。陪葬品的质量，标志着每个人生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普通人拥有的胸针和扣环等金属制品，大多为青铜质地。来自上流社会的死者，则可以使用各种白银质地的装饰品。

通过这些考古发掘获得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出宽泛却重要的结论，即生活在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时期的哥特人，无疑是一个过着定居生活的农耕民族。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手工业很可能主要以本地自产自销的形式存在。他们的很多村子同时都配备了制陶作坊、铁匠铺，还有服务于同村人的纺织和篾匠作坊。

早期哥特人墓穴中出土的陪葬品仍然有两个门类，也就是陶器和以青铜器、银器为代表的金属制品，体现出跨文化的特征。它们很可能是通过贸易，特别是通过跟古罗马帝国间的贸易获得的。产自古罗马的双耳细颈瓶和玻璃制品被出口到哥特人的领地，用于换取奴隶。到了公元4世纪，在当时作为古罗马帝国东部边境的多瑙河沿岸，以古罗马货币为媒介的贸易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

今天的我们以“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这个概念，来概括当时的哥特文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那个时代，从多瑙河以东直到黑海北部地区的广阔范围内，曾经存在过统一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这个区域范围内，不同族群丰富多样的居住、丧葬和手工业文化说明他们是一个分享着某些共同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又具有广泛多样性的族群联合体，哥特人无疑在这个联合体中占据着主导力量。

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的繁荣阶段是从公元3世纪中叶到公元4世纪晚期，其中很长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在记载古罗马与哥特交往历史的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

很可能是在临近公元2世纪末的时候，哥特人开始向南迁徙到西锡厄，然后跟罗马帝国发生了被称为“公元3世纪危机”（third century crisis）的那场冲突。公元238年，哥特人攻陷了位于多瑙河河口的希斯特里亚[14]。双方随即开始了断断续续长达十年的战争。公元251年，这场战争最终以“阿伯里图斯战役”（the battle of Abrittus）的形式收关。哥特人在首领尼瓦（Cniva）率领下，打败了罗马军队，杀死了罗马皇帝德基乌斯[15]。这位罗马皇帝因为他的反基督教立场闻名于世，他的死因此被认为是上帝的旨意。

随后的20年当中，哥特人凭借很可能是从罗马帝国黑海北部沿岸城市劫掠来的船只，组建了海军部队，进而从水路袭击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比提尼亚（Bithynia）和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

公元253—268年在位的罗马皇帝伽利恩努斯（Gallienus），公元268—270年在位的伽利恩努斯二世（Gallienus Ⅱ），以及公元270—275年在位的奥勒良[16]前仆后继，陆续取得了对哥特人作战的几次胜利，将他们驱逐到了巴尔干半岛。伽利恩努斯皇帝凭借他的功绩，获得了“哥特征服者”（Gothicus）的名号。时间到了公元3世纪末，罗马帝国的边境终于恢复了稳定。不过与此同时，哥特人也在位于多瑙河以北的土地上牢牢扎住了根。

图3 公元3世纪，科韦利（Kovel）的箭头，出土于乌克兰西北部，箭头上哥特如尼文的含义可能是“目标骑手”

公元4世纪上半叶，形势有了好转，虽然偶尔爆发冲突，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还是维持了长期的和平状态。君士坦丁大帝[17]即位后，在公元312年成了历史上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他当上皇帝以后，随即为争夺帝国控制权，同位于东部的竞争者李锡尼[18]爆发了内战。

哥特人在这场内战中支持了李锡尼，后者被打败以后，他们因此和君士坦丁大帝发生了冲突。一支哥特人的军队在战争中被全歼，双方随后签订和平协议，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约达尼斯在《哥特史》中对这段历史只字未提，反而信口开河地说“君士坦丁大帝在哥特人的帮助下，建造了那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城市[19]”。

哥特人与罗马人相安无事的状态，从那以后维持了30年。直到公元360年代，哥特人再次在罗马帝国的内部纷争中，支持了战败的一方。公元364年，瓦伦斯（Valens）即位成为东罗马帝国皇帝，与此同时，他的哥哥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Ⅰ）即位成为西罗马帝国皇帝。

公元364年，瓦伦斯皇帝挫败了企图篡权的普洛科披乌斯[20]，随即将矛头指向支持后者的哥特人。从公元367年到公元369年，瓦伦斯皇帝对哥特人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虽然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却严重破坏了哥特人的商业贸易和农业生产，最终迫使他们签订新的和平协议。

历史学家马塞林明确记载，同瓦伦斯皇帝爆发战争的是瑟文吉哥特人，最终代表他们签订和平协议的是阿萨纳里克酋长（chieftain Athanaric）：

一块适宜的地方被选中，用来签订和平协议。阿萨纳里克酋长声称，他曾在父亲的要求下，发过重誓，此生再不踏足罗马帝国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去罗马帝国境内参加谈判，罗马皇帝当然也不可能屈尊前往哥特人的控制范围。折中的结果是，双方隔着一条河，展开和平谈判。罗马皇帝由侍从护卫着，站在河的一边，阿萨纳里克酋长带着他的人，站在另一边。

《功业录》

最起码是在公元3世纪上半叶，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维持了长期的和平状态。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会在公元376年来到多瑙河畔，向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这些哥特人对古罗马文化并不陌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两支哥特部族的首领对强大的罗马帝国，保持着相当的敬意。他们相信，融入罗马社会可以为自己的族人带来很多好处。相应地，罗马人则将哥特人视为令人生畏的战士，希望将这些战士招入麾下为帝国的利益服务。

公元332年和公元369年签订的两次和平协议，确保了罗马人与哥特人之间维持正常的贸易和交往。考古发掘得到的证据可以说明，来自罗马的货币和手工艺品曾在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所属区域内广泛流布。这之后的几个世纪，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四处迁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与罗马统治者发生冲突，双方紧张关系持续升级。与此同时，日后出现在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三个地方的哥特王国也在悄然成型。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公元370年代哥特人逐渐迁入罗马帝国境内以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就已经舍弃了祖先的宗教信仰，皈依基督教。公元250年代至公元260年代，哥特人曾横渡黑海组织远征，大量战俘沦为奴隶，这其中就包括来自比提尼亚和卡帕多西亚两地的基督徒。

被尊奉为“哥特使徒”（apostle to the Goths）的乌尔菲拉[21]大主教就是奴隶的后人，公元340年前后，他成了哥特人群体中的第一位大主教。这位大主教同时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和哥特语三种语言，他以希腊字母为基础，结合拉丁文字母以及如尼文字母的特点，发明了最原始的哥特文字母，后来将《圣经》翻译为哥特文。

根据公元5世纪一位名叫菲罗斯托尔吉乌斯[22]的作者在《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一书中的记载，乌尔菲拉大主教将《圣经》除《列王纪》以外的全部内容，都翻译成了哥特文：

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列王纪》包含了太多关于战争的历史，哥特人是个好战的民族。他们需要抑制自己的嗜血冲动，而不是进一步刺激它。

哥特文《圣经》的只言片语在《新约》和《旧约》中都有所保存，其中却不包含《列王纪》的内容。

凭借自己在传播福音过程中的不懈努力，公元4世纪中叶，乌尔菲拉大主教获得普遍支持。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他先后从即位的君士坦丁二世[23]，以及接替君士坦丁二世的瓦伦斯皇帝那里，获得资助。这期间，随着罗马人和哥特人间摩擦的频繁发生，某些更传统的哥特人开始将外来的基督教视为一种危险因素，乌尔菲拉大主教和他的追随者因此遭到驱逐。

即便如此，公元370年代，归附罗马帝国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信仰的还是乌尔菲拉大主教传播的基督教。基督教的共同信仰就像一把“双刃剑”，帮助他们拉近了与罗马人间的距离，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乌尔菲拉大主教是一位著名的“反三位一体主义者”[24]，他认为圣子虽然跟圣父存在很多相似性，却不能完全等同于后者。

图4 乌尔菲拉大主教发明的哥特文字母（表）

君士坦丁二世和瓦伦斯皇帝先后即位后，这样的观点获得了东正教的支持。然而在公元4世纪末，同样的观点在罗马教会那边[25]却遭到了谴责，被视为“阿利乌异端”（Arian heresy）的重现，“阿利乌异端”这个说法源自传说中的异端，埃及牧师阿利乌[26]。哥特人因此被多数罗马人视为异教徒，与持相同信仰的其他日耳曼蛮族，例如汪达尔人是一丘之貉。这样的宗教信仰差异，将对随后由日耳曼蛮族建立的诸多王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公元4世纪罗马人与哥特人虽然时常发生龃龉，大方向上还是维持了相对的稳定。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遗迹表明，这个时期，黑海北部地区的哥特人社会体现出了丰富的多元性。既然如此，又是什么原因迫使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在公元376年，踏上危险的旅程，前往多瑙河沿岸呢？

总体而言，哥特人属于农耕民族。公元376年，迁徙到多瑙河沿岸的那批难民，他们当中平民与军人的比例为4∶1或5∶1。这些人的迁徙，并非出于自愿，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的是一群新的、可怕的敌人——匈人[27]。

就像更晚些时候的蒙古人一样，匈人是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他们向西横扫整个俄罗斯，侵入欧洲腹地，任何阻挡在他们马前的其他民族要么被消灭，要么被驱逐。匈人本身就是个谜，他们的起源和文化存在很大未知性。匈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上关于他们的记载也只是有限几个人的名字。

本书参考的关于匈人的史料，主要出自罗马人和哥特人之手，他们并不完全了解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实际情况和以著名历史学家马塞林为代表的看法相反，游牧民族每年依据不同季节驱赶着自己的畜群，在草原上四处游走。马背上的生活赋予了匈人高度的机动性和忍耐力。与此同时，凭借特殊的制造工艺，他们的弓箭射程远，侵彻力强。

学者们原先推测，匈人和匈奴人（Hsiung NU）间存在渊源。匈奴人是一支强大的蒙古人种，游牧部落联盟，曾经和汉朝时期的中国在公元元年前后，发生过长期的战争。类似这样的想法，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上的匈人和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匈奴，并不能完全吻合。不过，仍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匈人是从古代传统地理意义上“东方”这个范围以外的地方迁徙而来的。

毫无疑问，匈人是古罗马帝国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危险的草原民族。不同于类似哥特人这样传统的日耳曼蛮族，对罗马人而言，匈人更加陌生，言行也显得更加没有人性。约达尼斯在《哥特史》中记载，匈人是那些遭到早期哥特人驱逐的巫师与西锡厄旷野中的精灵相互结合的产物。即便是立场相对公允的马塞林，也没有掩饰他对匈人的偏见：

匈人身材矮小，四肢发达，脖子短促，外貌丑得异乎寻常，可以说就是一群直立行走的动物。他们的模样，就像用桥头常见的那种矮树桩随手雕刻出来的一样粗陋。

《功业录》

匈人对哥特人的冲击可以说是灾难性的。由于这段历史发生在远离罗马帝国边境的地方，我们对它的了解因此非常零散，只能借助马塞林的记载了解大致的情况。

这段历史开始在公元350年前后，匈人打败了居住在黑海东北部顿河沿岸的阿兰[28]人。与阿兰人比邻而居的瑟文吉哥特人因此受到威胁。时任瑟文吉酋长的厄门阿瑞克（Chief Ermenaric）率领族人进行了长时间的抵抗，最终却徒劳无功。据说，这位酋长最后的结局，要么是向敌人投降了，要么是独自自杀了，要么就是以自己为祭品在神面前谢罪。

他的继任者酋长维西米尔（chief Vithimir）在战斗中阵亡。瑟文吉哥特人只能就此背井离乡，向德涅斯特河[29]流域撤退。在那里，他们与阿萨纳里克酋长率领的格鲁森尼哥特人会合。正是后者在公元369年，代表两支哥特部族与瓦伦斯皇帝举行了谈判。

图5 《匈人》，阿尔封斯·德·纽维尔（Alphonse de Neuville），19世纪插图

阿塔纳里克酋长最初的打算是对匈人发动反击，却遭到族人坚决反对。最后，这些人索性舍弃了酋长自顾自地先跑到了多瑙河流域。曾经控制黑海北部地区，如今却只剩下残兵败将的瑟文吉哥特人随后也追了过去。舍弃家园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由此进入了西方历史的视野范围。某些留在家乡没走的哥特人沦落到了匈人的铁蹄之下。直到公元450年代，匈人的统治土崩瓦解，这些哥特人才东山再起，建立了东哥特王国。

毋庸置疑，正是匈人的入侵，迫使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向西迁徙，进而来到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匈人当年实际并没有向多瑙河沿岸乘胜追击这两支哥特部族。据马塞林《功业录》记载，直到公元4世纪晚期，对罗马人而言，匈人仍旧属于遥远的传说。

历史上，匈人统治的核心始终维持在黑海的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公元376年，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来到罗马帝国边境时，实际也并未受到任何攻击。了解了这段往事，我们便可以窥见历史背后的某些隐情。当哥特人派出代表团，请求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时，瓦伦斯皇帝正远在叙利亚境内的安提阿，他手下的军队则主要被投放在东部地区，用于对付波斯帝国。

眼看超过10万人的男女老少主动送上门来，瓦伦斯皇帝犹豫了很长时间。就像今天的欧洲国家一样，古罗马帝国拥有漫长的吸收移民的历史。哥特人作为潜在兵员，向来非常受欢迎。然而这么多人突然涌入，毕竟是个威胁。特别是在罗马帝国东部军队的主力被投放在波斯帝国方向的前提下。顺便说一句，由于一系列悲剧性的失误和误判，这支军队在公元378年8月的亚德里亚堡之战中，遭遇了惨败。

秉持着传统的瓦解和分化策略，罗马人最初的反应是想将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区别对待。也就是说，只允许瑟文吉哥特人使用筏子和独木舟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遗憾的是，仅仅供养和控制这些瑟文吉哥特人，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也远远超出了罗马人的能力范围。

据马塞林记载，瑟文吉哥特人自从背井离乡以后，就再没获得过可以耕种的土地，某些罗马地方官员试图通过在哥特人当中人为制造饥荒，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作为针对这种不公平待遇的回应，公元377年年初，瑟文吉哥特人在弗里提格伦酋长（chief Fritigern）的率领下，发动起义。留在多瑙河东岸的格鲁森尼哥特人趁势响应，渡河支援同族。

随后为期一年的时间里，双方连续爆发了若干场无关大局的战斗，罗马人和哥特人互不相让，互有损失。直到公元378年，罗马帝国方面做出回应，瓦伦斯皇帝来到君士坦丁堡，调集了当时所有可以调集的兵力准备出兵镇压。与此同时，瓦伦斯皇帝的侄子，后来接替瓦伦斯皇帝的兄弟瓦伦提尼安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皇帝的格拉提安（Gratian），也率大军向东进发，赶来增援。

据说是因为嫉妒自己这位人气更高的侄子，再加上格拉提安率领的援兵因为某种原因中途出现了耽搁，得到错误情报、认为哥特起义军只有1万多人，自己手下的部队可以两个打一个的瓦伦斯皇帝，没有等援军到来，便带着自己手下的人抢先上阵了。

公元378年8月9日，瓦伦斯皇帝在亚德里亚堡附近遭遇了哥特人的大军。马塞林描述了当时的严峻情况：

蛮族的眼中喷吐着怒火，追击那些抱头鼠窜的敌人，后者的血，因恐惧而变得冰凉。有些人倒在了战场上，却根本不知道袭击来自何方，有些人死于战友的踩踏，有些人则死于战友误伤。

继续反抗已经没有意义，放下武器却也不能获得对手怜悯。地上躺满了垂死的人，这些人因难以忍受伤痛折磨而兀自呻吟。战马也不能幸免于难，到处都是它们的尸体。

黑夜降临，天上没有月亮，这场悲剧总算画上了句号，罗马人付出了惨重代价。有消息说，皇帝本人也中了一箭，当场就死了。皇帝阵亡的时候，没人看到过他，也没人在他身边，他的尸体也从未被找到，有可能是和那些普通士兵的尸体混到一起了。

《功业录》

双方在这场战役中投入兵力的具体规模，如今只能全凭想象，不过罗马人的损失应该在1万—2万人，其中包括瓦伦斯皇帝。马塞林将这场战役与公元前216年发生的坎尼[30]会战，相提并论。那场战役中，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重创了罗马共和国[31]的大军。

亚德里亚堡战役的规模可能没有后者那么大，影响却更加重大且深远。虽然这场战役只是那位在战场上阵亡的罗马帝国东部皇帝，率领的罗马帝国东部军队的一次局部性惨败，它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以及西罗马帝国的覆灭。

对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来说，这场战役的胜利，起码让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暂且获得了立足之地。然而，他们的未来仍然充满未知性。无法真正安居乐业的移民们，仍然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仍然在寻找着安全感和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这种未知性，将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产生戏剧性的影响。

[1] Germanic，这个概念在古罗马时代包括东哥特、西哥特、法兰克、勃艮第、汪达尔、盎格鲁、撒克逊、诺曼等多个族群。

[2] Ammianus Marcellinus，古罗马历史学家，《功业录》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讲哥特人的历史，以及古罗马人和哥特人间的战争。

[3] Valens，弗拉维斯·埃弗利乌斯·瓦伦斯，罗马帝国后期虽然表面维持统一，内部已经存在东西分裂的趋势，出现过二帝共治甚至四帝共治的情况。瓦伦斯和时任罗马帝国皇帝的弗拉维斯·瓦伦提尼安即为共治皇帝，前者主要控制罗马帝国东部地区。

[4] Constantinople，拜占庭帝国首都，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克后，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陷落，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终结。

[5] 作者这里阐述的是一个历史叙事学的命题，即历史是人为构建出来的文本，历史讲述者本身的知识结构会制约他对文本的构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6] 原书作者引用的《哥特史》原文出自英文版，中文版《哥特史》则依据德文版翻译而来，这两本书的章节划分并不完全一样。

[7] king Filimer，据《哥特史》记载，他是第5任早期哥特首领。

[8] western Scythia，古代欧洲以黑海北岸为中心的地区。

[9] the sea of Pontus，这个说法源自古希腊语，即宜人的海。

[10] Dacians，生活在今罗马尼亚的古代民族，后被古罗马人征服同化。

[11] Sîntana de Mures-Cernjachov，辛塔德莫尔斯位于今罗马尼亚境内，切尔尼科夫位于今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

[12] Transylvania，这个地方原本是个独立国家，后在1920年并入罗马尼亚。

[13] Germanic runes，北欧古代文字。

[14] Histria，位于今罗马尼亚。

[15] Decius，盖乌斯·麦西乌斯·昆图斯·德基乌斯。

[16] Aurelian，他在位期间最终解决了“公元3世纪危机”。

[17] Constanine，指君士坦丁一世。

[18] Lincinius，当时罗马帝国出现了东西南北四帝共治的情况，李锡尼是东部皇帝。

[19] 即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20] Procopius，公元364年，他在君士坦丁堡发动武装政变。

[21] Ulfila，即bishop Ulfilas，被认为出生在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的卡帕多西亚。

[22] Philostorgius，生活在公元368—439年，基督教历史学家，他留下的信息非常有限，西方学者通常认为他可能只是位业余的历史研究者，成年后定居君士坦丁堡。

[23] Constantius Ⅱ，公元337—361年在位。

[24] Homoian，主流基督教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三者是合一的，地位相同。

[25] the Roman Church，指以梵蒂冈为代表的正统天主教。

[26] Arius，公元250—336年任埃及亚历山大主教，主张圣子的地位应该次于圣父，因此被主流基督教视为异端。

[27] the Huns，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存在争议，有人认为huns 指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同西汉发生过长期战争的匈奴，他们战败以后，转而向西拓展势力，也有人认为欧洲人说的huns 跟中国历史上的匈奴并不能完全等同，本书作者采纳的是后一种观点。

[28] Alan，古代占据黑海东北部和西伯利亚西南部的寒温带草原游牧民族，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为奄蔡国。

[29] the river Dniester，发源于东喀尔巴阡山脉罗兹鲁契流经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注入黑海。

[30] Cannae，古罗马城市，在今意大利东南部，巴列塔附近奥凡托河入亚得里亚海口处。

[31] the Raman Republic，公元前509—前27年古罗马实行共和制，没有皇帝。

第2章 亚拉里克大帝和罗马帝国的崩溃

公元378年亚德里亚堡战役的胜利，为哥特人在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区赢得了宝贵的立足之地。获得立足之地以后，他们的长期计划是进一步寻找安全保障。

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的这批哥特人，并非单一族群，而是若干个被共同的威胁、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经历以及共同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凝聚起来的小族群。当他们试图在巴尔干重建家园时，哥特人发现，自己就像一只楔子，钉在罗马帝国东西两个部分的中间。与此同时，北方的某个地方，那些将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驱离家园的匈人，仍旧虎视眈眈。就是在如此极端危险的背景下，名叫亚拉里克的酋长，成为哥特人的新首领。就在这位酋长登上宝座的同时，哥特人向着西边的意大利又一次开始迁徙。

经历了与罗马帝国西部政权一次又一次失败的谈判，公元410年8月24日，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城。随后几个世纪当中，“攻陷罗马城”成了哥特蛮族的代名词。这次行动也为后来罗马帝国的崩溃、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埋下了伏笔。对亚拉里克大帝本人来说，攻陷罗马城的功绩既让他成为一段传奇，也让他为子民寻找一片永久定居地的梦想彻底沦为空想。

作为亚德里亚堡战役的直接后果，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轻松地横扫了整个巴尔干半岛。他们最终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君士坦丁堡。然而这座城市的城墙却挡住了哥特人的攻势，令他们铩羽而归。马塞林的《功业录》写到这里就结束了。

罗马人对这次惨败的反应，毫无悬念地慢了半拍。虽然东部军队遭到重创，连皇帝都阵亡了，此时罗马帝国西部的军队在格拉提安的统率下，却依然齐装满员。公元379年1月，格拉提安任命狄奥多西一世[1]（公元379—395年在位）接替了瓦伦斯。这两位皇帝齐心协力，想要阻挡住哥特人的攻势。

哥特人的军队虽然难以战胜，但那些随军迁徙的普通男性、女人和儿童却在遭受食物短缺的威胁。这样的局面迫使他们四处流浪，内心同时也乐于向罗马帝国妥协。

公元382年10月，双方签订条约。哥特人被允许留在巴尔干半岛的指定区域内生活，可以自行推选本族的领导人。作为回报，他们将为罗马帝国服兵役。相比此前归附罗马帝国的其他日耳曼蛮族，这样的条件给予了哥特人极大的独立性。

公元383年1月，罗马帝国的雄辩家忒弥修斯[2]在君士坦丁堡向狄奥多西一世报告说，他已经竭尽全力，为罗马帝国争取最大的利益：

既然哥特人无法被完全驱逐出去，我们就不应该再动这方面的心思。这样的做法，是基于理性和博爱的选择。与其两败俱伤，还不如互利共赢。有人认为由此带来的损失无足轻重，有人认为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解决掉哥特人。鉴于过去的经验，这样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或者可以说丝毫不存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纯粹就是空想而已。正如我此前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样的空想，超出了我们的实际能力。

我们究竟是让田野里躺满了尸体好呢，还是站满了劳作的农夫好呢？究竟是让田野里全是坟头好呢，还是全是活人好呢？

《演讲稿》（Oration）

忒弥修斯关于哥特人无法被轻易打败的认识，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历史上少有的妥协之举，作为补偿，他同时强调帝国可以从这些新定居者身上得到相应的好处。从哥特人的角度来说，公元382年签订的和平协议，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也让他们获得了进一步与罗马帝国繁荣文化相互交流的机会。古罗马帝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其他工艺令哥特社会从中受益。两个民族间不断增加的交往频度，也让他们的后人得以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

图6 狄奥多西一世，银权杖，公元4世纪晚期

如此之类的好处，也伴随着相应的代价。巴尔干半岛的土地相对贫瘠，地形多山，可以用于耕种的土地非常有限。况且这片土地临近多瑙河，意味着他们随时可能遭到来自河对岸，包括匈人在内的各种潜在敌人的进攻。除此之外，他们还要为那些反复无常的罗马将领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兵源。

公元383年，格拉提安皇帝在高卢被人谋杀，狄奥多西一世从君士坦丁堡先后两次起兵，挥师西进，讨伐篡位的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3]和欧根尼乌斯[4]。每次军事行动，他都要征调哥特士兵参战。公元394年9月，在具有决定性的冷河战役[5]中，哥特人被放在最前方打冲锋，伤亡惨重。

公元5世纪早期的罗马历史学家奥罗修斯[6]略带夸张地估计，哥特人的损失应该在1万人左右。对于哥特人的损失，奥罗修斯的评价可能代表了同时期多数罗马人的态度：

舍弃这些哥特人对罗马而言，微不足道，只要他们的死能为我们带来胜利。

七卷本《历史》

从亚德里亚堡战役到冷河战役这个时间段，哥特人内部既面临着因争夺领导权而引发的危机，同时还面临着因身份认同而引发的危机。就像之前已经谈到的那样，实际的情况与约达尼斯在《哥特史》中的记载正好相反，早期哥特人当中并不存在后来所谓的“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的政治族群划分。

不仅如此，在向多瑙河流域逃亡的混乱过程中，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间的界限，也已经变得非常模糊。面对匈人的大兵压境，两任格鲁森尼哥特人酋长先后死在了战场上。瑟文吉人为了投奔罗马帝国，干脆抛弃了他们的阿萨纳里克酋长。这位指挥亚德里亚堡战役的哥特领袖，早在公元382年哥特人和罗马人签订和平协议以前，便已经淡出了历史，再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此时哥特人旧有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打乱，任何新的领导人都无法确立长期、稳固的权力地位。这种权力真空让哥特人在面对罗马人的压力时，更容易被各个击破。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这样的情况也为那些有野心、希望向上爬的人提供了机会。亚拉里克大帝就是这样一位双手紧紧抓住了机会的幸运儿。

对于亚拉里克大帝的早年经历，我们所知甚少。按照比他晚出生一个半世纪的约达尼斯的说法，亚拉里克大帝是比哈尔（Balthi）家族的一员。他们家族凭借家传的忠勇精神，获得了“Baltha”的姓氏。这个姓氏的意思是“勇敢的”。（《哥特史》）虽说约达尼斯言之凿凿，目前却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这个家族早年在哥特人群体当中，拥有过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更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在瑟文吉哥特人或格鲁森尼哥特人的群体中，担任过首领。所谓的比哈尔王朝传奇，只是在亚拉里克大帝登上高位以后，为了与他的地位相匹配，才被人为编造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比哈尔王朝，它的出现，只是亚拉里克大帝个人魅力和权力带来的结果。

公元394年，亚拉里克大帝参加了冷河战役，可能还是位指挥官，具体级别不得而知。那场战役中，亚拉里克大帝目睹了他的同族为罗马帝国利益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公元395年1月，狄奥多西一世去世，身在巴尔干半岛的哥特人趁势发动起义。此时亚拉里克大帝的身份是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共同的酋长。

对罗马人和哥特人而言，公元395年是个特别重要的年份。狄奥多西一世是最后一位统治过完整的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位皇帝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阿卡狄乌斯（Acradius，公元395—408年在位）和霍诺里乌斯（Honorius，公元395—423年在位）正式分家，将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块，各自为政。

类似这样的“分家”在罗马帝国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上，其实是一种常见现象，当时没人能意识到，这次“分家”会演变为永久的分裂。年长的阿卡狄乌斯身在君士坦丁堡，统治着罗马帝国的东部，年幼的霍诺里乌斯则留在意大利，控制着帝国的西部。他们登基时都很年轻，缺乏亡父拥有过的那种权威。

帝国分裂以后，巴尔干半岛，连同生活在那里的哥特人恰好被夹在了中间。双方都希望哥特人能为自己所用，与此同时，亚拉里克大帝也希望利用东西罗马间的矛盾，从中渔利。公元390年代晚期，他率军横扫整个希腊，同时威胁君士坦丁堡。通过这样的胜利，亚拉里克大帝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改善了麾下追随者的生存处境。公元401年，他第一次率领哥特大军攻入意大利。

后世学者通常将公元401—402年，哥特人对意大利发动的这次进攻，视为日耳曼蛮族入侵并灭亡西罗马帝国的开端。然而，亚拉里克大帝领导的此次军事行动却是以失败开始的。

当时，哥特人沿着亚得里亚海岸边的天然通道，从巴尔干半岛侵入了意大利北部，随后在波伦提亚[7]遭到了斯提利科[8]率领的罗马军队的阻击。斯提利科是位拥有半罗马、半汪达尔人血统的将领，他实际掌握着西罗马帝国的军权，相当于高居霍诺里乌斯皇帝之上的摄政王。

那个时期历史的主要见证者，诗人克劳迪安[9]如此颂扬斯提利科取得的这场胜利：

图7 斯提利科与妻子和儿子，公元5世纪早期，象牙对折画

啊，光荣的波伦提亚，万岁！你的名字，就是喜庆和胜利的代名词，值得我为你歌唱。命中注定，你将成为展示我们胜利的舞台，成为那些蛮族的坟墓。你的牧场和田野见证了罗慕路斯[10]的子孙抗击侵略时，拥有的足够勇气。也是在这个地方，来自遥远海岸的辛布里人[11]，从另一条通道翻越阿尔卑斯山，侵入意大利，却在罗马勇士面前溃不成军。

后人将无法区分这两拨入侵者留下的骨骸，只会笼统地为他们立一块墓碑，用一句碑文概括我们取得的两场胜利：这里，在意大利的土层之下，长眠着勇敢的辛布里人和哥特人，是我们的两位将军，马吕斯和斯提利科送他们下了地狱。其他心怀不轨的民族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千万不要招惹罗马人。

《哥特战争》

克劳迪安将抗击亚拉里克大帝率军侵入意大利的斯提利科，与罗马共和国时代抗击过辛布里人和条顿人[12]的马吕斯相提并论。遗憾的是，这位诗人只是受斯提利科豢养，专门唱赞歌的一位文人。他对于波伦提亚那场战斗胜利的描述，难免存在夸大的地方。事实上，无论波伦提亚战役，还是稍晚些时候发生的维罗纳[13]之战，都不能说是罗马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两次战役过程中，亚拉里克大帝都能及时将手下的兵力完整撤出，同时确保自己的领导权不受威胁。斯提利科确实拯救了意大利，却也只能说是暂时拯救。哥特人主动撤军回巴尔干半岛，主要是为了获得补给，同时也是因为觉得带着妇女和儿童打仗不太方便。

亚拉里克大帝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只是随后在罗马帝国北部边境上演的一场大戏的序幕。就在哥特人返回巴尔干半岛，重新集结并定居在伊庇鲁斯的同时，更大规模的移民潮正在涌向多瑙河沿岸。

这次移民潮背后的原因仍然是匈人，公元400年代早期，他们开始向更靠近罗马帝国的区域拓展势力。此时罗马人和匈人间的直接交往虽然还非常有限，不过匈人势力侵入匈牙利大平原，却在当地日耳曼蛮族群体中引发了一场规模远超过当年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的大动乱。

公元405—406年，危机开始。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哥特人首先发难，他们是一支实行酋长制的哥特部族，原本定居在罗马帝国的范围以外，并不受亚拉里克大帝管辖。这支哥特部族通过阿尔卑斯山口进入意大利北部，所属武装力量在2万人左右，是一支囊括了多个日耳曼蛮族以及凯尔特人[14]的联军，另外还有人数更多的非武装人员。

迎战这些哥特人的，仍然是此前在这个区域率军挫败过亚拉里克大帝的斯提利科。公元406年8月23日，拉达盖苏斯哥特人在佛罗伦萨城外遭到全歼，少量幸存者则被斯提利科招降到自己的队伍里。

拉达盖苏斯哥特人的入侵只是个开始。为了抗击新的敌人，降服亚拉里克大帝，斯提利科从防守帝国各处边境的部队中大量调集人马。公元406年12月31日，一支日耳曼蛮族大军横渡莱茵河，这条河在过去将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是罗马帝国的边境。

渡河大军的主体包括三大部族，即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伊夫人。历史上对这支大军规模的描述主要来自猜测，不过他们的人马总数肯定超过了10万人，其中至少有2万—3万作战人员。莱茵河天险被攻破以后，罗马帝国境内就再没有什么关隘可以阻止他们前进。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这支大军横扫整个高卢，随后进入了西班牙。在那里，他们将有可能跟哥特人会师，联手灭亡西罗马帝国。

蛰伏在伊庇鲁斯的亚拉里克大帝及时抓住了机会。公元408年春天，哥特人再次进军意大利。阻挡他们前进的，仍然是斯提利科。只可惜，公元408年8月，斯提利科与霍诺里乌斯皇帝间的矛盾激化到了顶点，最终被后者下令处决。与此同时，斯提利科的政敌们还屠杀了他麾下那些哥特人士兵的家眷。这些士兵因此哗变，转而投奔亚拉里克大帝。尤其是拉达盖苏斯哥特人当初的残部，人数起码在1万左右。

最危险的对手死了，自己的力量还得到了壮大，亚拉里克大帝就此在罗马帝国境内所向披靡。他当时的意图并非单纯要去毁灭罗马城，而是希望以此为要挟，迫使霍诺里乌斯皇帝屈服。根据公元5世纪一位历史学家的记载：

亚拉里克大帝提出要求，每年从罗马帝国获得一定数量的黄金和粮食，同时准许他和他的族人在威尼西亚（Venetias）、诺里库姆（Noricum）、达尔马提亚（Dalmatia）等地定居。这些要求是皇帝的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 perfect）焦维乌斯（Jovius）在亚拉里克大帝的面前记录下来，然后转达给霍诺里乌斯皇帝的。

转达这些要求的同时，焦维乌斯还以私人名义给皇帝写信，建议任命亚拉里克大帝为统率罗马骑兵和步兵的指挥官。

佐西莫斯[15]《罗马新史》（New History）

亚拉里克大帝提出的要求耐人寻味。此时距离哥特人横渡多瑙河那段历史已有30年的时间，他们最为迫切的需求却仍然是稳定的食物来源，以及可以用于耕种、放牧，过定居生活的土地。

亚拉里克大帝向霍诺里乌斯皇帝索要的那片土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到意大利北部地区。这片土地相比巴尔干半岛更加肥沃，同时也更便于哥特人在需要的时候进军罗马。来自罗马的黄金则可以被用来笼络那些追随者，保证他们的忠诚度。这样一来，出身平凡的亚拉里克大帝就可以在没有显赫家世，没有裙带人脉的前提下，巩固他的统治地位。

出于同样的考虑，亚拉里克大帝还暗示焦维乌斯以私人名义，建议皇帝授予他高级军职。以哥特人对罗马文化的仰慕，这种象征性的册封将具有很强的公信力。来自罗马皇帝的官方认可，将有助于亚拉里克大帝在本民族群体中保持自己的威望。

如果亚拉里克大帝的要求得到满足，历史就有可能被改写。遗憾的是，霍诺里乌斯皇帝当时并不在罗马城内，而是驻节防御更加牢固，更加安全的意大利北部重镇拉文纳。这样一来，他就有底气拒绝来自蛮族的无礼要求。

公元410年8月底，亚拉里克大帝率领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城。这座城市自建成以来将近800年，第一次沦陷在入侵者手中。苦行修士圣杰罗姆[16]身在遥远的伯利恒，向世人宣告了世界末日的到来：

图8 《哥特人攻陷罗马》，约瑟夫·尼尔·西尔维斯特（Joseph-Noël Sylvestre），1890年，油画

最闪耀的光芒就此蒙尘，罗马帝国的头颅被人砍了下来，全世界都在为一座城市哀悼。

圣杰罗姆《论以西结》序言

（Commentary on Ezekiel）

古代历史中很少有哪次事件，能像哥特人攻陷罗马城这样，引起巨大的反响。苦行修士圣杰罗姆的这番话，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心情。在北非，为了劝说人们抛弃那些导致罗马沦丧的旧有神灵，同时向信徒解释，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样的灾难发生以坚定大家的基督教信仰，圣奥古斯丁[17]开始撰写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作品之一，《上帝之城》（City of god）：

我最主要的动机，是要反驳那些将这个世界上诸多令人沮丧的战争，特别是最近令罗马沦丧于蛮族之手的那场战争，归咎于禁止人们为某些恶劣的事情做出牺牲的基督教。

恰恰相反，这些人应该感谢基督教，正是因为有了基督教，战争才得以确定了最起码的规矩和法则。蛮族闯入了那些为逃亡者充当庇护所的宏大教堂，同时却对教堂所代表的基督教表现出相当的崇敬。不光是那些虔诚的信徒，即便仅仅是出于恐惧假装信教的人，也可以受到战争基本原则的庇护。

哥特人对罗马城内基督教堂的尊重，以及人们进入圣所寻求庇护的事例，也被圣杰罗姆在讲述苦行修女普林西帕（Principia）和马塞拉（Marcella）的故事过程中，加以引述。在这个故事中，日耳曼蛮族的武士闯入马塞拉的住所，通过殴打的方式，勒索黄金。然而基督教的神力却感化了这些武士的心灵，即便沾满血迹的宝剑，也为之动容。

蛮族武士们后来护送着你和马塞拉去了圣彼得的教堂，这个地方既是坟墓，同时也是庇护所[18]。

《致普林西帕的信》

哥特人的这种举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亚拉里克大帝和他的某些追随者，本身就是基督徒。有一件事圣奥古斯丁和圣杰罗姆并不了解，哥特人当时其实已经接受了阿利乌派的基督教，虽然这个流派被正统基督教视为异端。

图9 普罗伊克塔棺材（The Proiecta Casket），罗马埃斯奎利诺山（Esquilinus）埋藏的宝藏之一，可能是哥特人破城前不久，出于安全考虑，被掩埋起来的

无论如何，哥特人在攻陷罗马城以后，都显得十分克制。虽然城中老参议院（the old Senate House）被付之一炬，很多方便搬运的财富被劫掠一空，然而城中居民的死亡率却非常低，很多大型建筑和古代纪念碑也都保存完好。尽管哥特人整整在这座城市中逗留了三天之久。

后人编造的传说夸大了蛮族对罗马城物质上的破坏，与此同时，他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西罗马帝国的影响，其实也非常有限。事实上，早在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06—337年在位）登基以前，罗马城便已无法正常行使首都功能。君士坦丁大帝登基后，兴建君士坦丁堡的做法则进一步削弱了罗马城的地位。

曾经主宰罗马人命运的决策中心，已经远离帝国的权力中心。罗马沦陷以后，霍诺里乌斯皇帝安然无恙地待在拉文纳，西罗马帝国还将继续苟延残喘半个多世纪，才会在公元476年迎来它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

公元410年的这次事件，产生的后果更多的是在心理方面严重动摇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罗马帝国命中注定，可以地久天长的信心。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亚拉里克大帝率领哥特人攻陷罗马城的这次事件，必须要放在更广阔的视域中加以理解。罗马的陷落，只是罗马帝国在西方统治衰落过程中的一段插曲。它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却并非后世传说中认为的那样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场灾难。

对哥特人自己，尤其是亚拉里克大帝而言，这其实也是一场喜忧参半的胜利。胜利带来的荣光和财富转瞬即逝，攻陷罗马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终结了任何与霍诺里乌斯皇帝进行和谈的可能。与此同时，亚拉里克大帝和他麾下那些渴望获得长期居所的哥特人，也将由此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意大利。很大程度上，亚拉里克大帝做出攻陷罗马的决定，可能仅仅是出于取悦追随者的需要。作为一位富于个人魅力的领袖，领导着不断迁徙的族群，他必须经常提醒自己这种压力的存在。

告别罗马城，亚拉里克大帝带着哥特人继续向南行进。他当时的意图无疑是想跨海前往西西里岛或者北非。遗憾的是，一场风暴摧毁了他征集的船只。公元411年初，亚拉里克大帝去世。他的死，为世界留下了最后一个谜团。没人知道亚拉里克大帝究竟被秘密安葬在哪里，也没人知道罗马城被掠走的那些财宝又在哪里：

他的子民对他的死表现出了极大的哀痛。随后，他们阻断了康森提亚[19]城附近的布森提努斯河（the river Busentus）的流水，这条令人生畏的大河发源于城市附近的群山。哥特人带着一队战俘来到河床中间挖掘坟墓，亚拉里克大帝连同众多财宝被埋葬在淤泥之下。这之后，河水又被引回故道。没人知道那座坟墓的确切位置，所有参与修坟的人，都被处死了。

约达尼斯《哥特史》

攻陷罗马城的功绩确立了亚拉里克大帝在历史上的地位，然而对哥特人来说，他其实只是位出色的军事领袖。身处公元390年代到公元400年代早期的动荡岁月，他有效地把自己的族人凝聚起来克服险阻，为他们争取到了新的地位。

图10 亚拉里克大帝葬礼，1880年，木刻版画

在这个阶段，那些根据公元382年签订的和平条约，定居巴尔干半岛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通过亚拉里克大帝的远征行动，与其他族群，尤其是拉达盖苏斯哥特人的残部实现了融合。不同的部落和零星族群在亚拉里克大帝领导下，演化为后来的西哥特人。

在随后继续向西挺近高卢和西班牙的迁徙过程中，他们还将面临很多场战斗，形形色色的新领袖也将轮番登场。不管怎么说，亚拉里克大帝的所作所为，都为后来罗马帝国土地上第一个独立的日耳曼王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这就是西哥特王国。

图11 有霍诺里乌斯和加拉·普拉西提阿图案的项链吊坠，公元5世纪

[1] Theodosius I，又称狄奥多西大帝，他死后，古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西罗马帝国后来被以哥特人为代表的蛮族灭亡，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直到公元1453年才被土耳其人灭亡。

[2] Themistius，古罗马修辞学家，他对亚里士多德非常有研究。

[3] Magnus Maximus，出生在西班牙，参加罗马帝国军队后从普通士兵成长为高级将领，曾率军远征英伦三岛，后来被士兵拥立为皇帝，发动叛乱后兵败被杀，后来在英国民间传说中他被演绎成一位英雄人物。

[4] Eugenius，曾经短期称帝，公元394年阵亡。

[5] battle of the river Frigidus，又译弗里基都斯河战役，大致地点在今意大利托斯卡纳。

[6] Orosius，保卢斯· 奥罗修斯，出生在葡萄牙，古罗马后期基督教历史学家和神学家。

[7] Pollentia，位于今天意大利西北部。

[8] Stilicho，弗拉维斯·斯提利科，古罗马摄政，著名军事家，职务相当于当时西罗马帝国军队的总司令。

[9] Claudian，古罗马宫廷诗人，《哥特战争》是他创作的一首叙事长诗。

[10] Romulus，传说中古罗马的建立者，罗马城即因他得名。

[11] Cimbri，日耳曼蛮族的一支，后被罗马人消灭。

[12] Teutones，日耳曼蛮族的一支。

[13] Verona，意大利古城。

[14] Celtic，古代欧洲三大蛮族之一，以今天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为代表。

[15] Zosimus，公元5世纪后半叶拜占庭帝国帝王私库度支官及应诉官。

[16] Jerome，出生在今南斯拉夫，晚年定居伯利恒，今天伯利恒的圣杰罗姆修道院就是他建立的，他最大的贡献是首次将《圣经》翻译为拉丁文。

[17] Augustine of Hippo，基督教神学家，出生在今阿尔及利亚。

[18] 指今罗马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这座教堂修建在圣彼得的坟墓之上。

[19] Consentia，此处据中文版《哥特史》翻译，该书并未给出这两个地名的具体信息，译者也未查到其他相关资料。

第3章 新的世界秩序

公元5世纪初，罗马帝国依旧是全西欧一家独大的国家。公元410年，罗马城的陷落对整个地中海世界造成了广泛的心理冲击。然而这座城市当时其实早已不是罗马帝国真正意义上的首都，它的陷落对帝国实力的影响实际非常有限。亚拉里克大帝统率的哥特人，仍然是由众多部族组成的松散群体，他们是一群渴望寻找家园，安居乐业的人，时刻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危险。

公元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宣告覆灭。公元476年，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遭到废黜。随后兴起的诸多日耳曼蛮族国家当中，哥特人控制的领土面积最大，范围涵盖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北部地区。哥特王国接替罗马帝国，成为后罗马时代西欧的主导力量。

公元411年亚拉里克大帝去世后不久，权力落到了他的内兄阿陶尔夫手中。同时期历史学家奥罗修斯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通常认为，阿陶尔夫起初曾经热切地希望废除“罗马”这个名号，让罗马人曾经的国度从语言和行为方面，都变成哥特人的国家。通俗地说，阿陶尔夫想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哥特帝国，成为第二个奥古斯都·恺撒。然而经过长期实践，阿陶尔夫发现，由于自身的野蛮性哥特人完全无法胜任这样的任务，抛弃罗马帝国那套既有制度是错误的。

阿陶尔夫退而求其次，开始以哥特统治者的身份，追求继承和延续罗马帝国正统的荣光。既然不能成为一个替代者，他就希望能够以罗马帝国复兴者的身份被载入史册。

七卷本《历史》

奥罗修斯并非一位特别值得信赖的历史讲述者，他对阿陶尔夫的讲述采取的立场也确实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亚拉里克大帝死后，阿陶尔夫面对的是一种危险境地。一方面，他需要继承前任遗愿，率领族人寻找可以定居的家园；另一方面，他还需要在亚拉里克大帝的部下当中巩固自身的地位。

公元412年，阿陶尔夫带着哥特人离开意大利，进入高卢南部地区。纳博讷和波尔多一带的土地，显然比巴尔干地区更加具有吸引力，纳博讷城（罗马人称为Narbo）对阿陶尔夫的酋长生涯而言，则是最具纪念意义的地方。哥特人攻陷罗马城的时候，抓到了一位名叫加拉·普拉西提阿的女性俘虏，她就是西罗马帝国霍诺里乌斯皇帝的妹妹。

截至公元414年年初，她已经跟着哥特人四处游荡了好几年：

公元414年1月，阿陶尔夫和加拉·普拉西提阿在纳博讷城的英格努乌斯庄园（the house of Ingenuus）结婚，英格努乌斯是当地的头面人物之一。加拉·普拉西提阿身穿皇室服装，端坐在按罗马风格装饰的大厅当中。阿陶尔夫坐在她身边，披着罗马帝国将军的斗篷，搭配其他罗马服饰。

婚礼过程中，阿陶尔夫除了献给加拉·普拉西提阿各式结婚礼物，还送给她50名身穿丝绸服装的英俊少年。这些少年每人托着两只大盘子，盘子里装满黄金和其他珍宝，包括无价的宝石等。这些东西都是哥特人攻陷罗马城时抢来的。

婚礼赞美诗唱起来了，先唱了阿塔罗斯（Attalus），再唱了拉斯蒂克斯（Rusticius），最后唱了菲巴狄乌斯（Phoebadius）。至此，婚礼在蛮族人和罗马人共同的喜悦和欢呼中结束。

《底比斯的奥林匹奥多罗斯》残本24段

（Olympiodorus of Thebes）

加拉·普拉西提阿很快就给阿陶尔夫生了个儿子，这个男孩按罗马人的习惯被命名为小狄奥多西[1]。鉴于霍诺里乌斯皇帝当时还没有儿子，这个男孩很有可能自然而然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人。

只可惜，这段浪漫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场，小狄奥多西夭折在襁褓中。阿陶尔夫则因为他的野心，激怒了斯提利科继任者西罗马帝国将军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2]，与此同时，哥特人内部的某些人也对他过分亲罗马的立场感到不满。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自从渡过多瑙河，对土地和食物的渴求以及稳固政权的缺乏，始终是哥特人的“软肋”。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抓住了这两个弱点，切断了哥特人的后勤补给，迫使阿陶尔夫带着族人转移到西班牙。

来到西班牙以后，他们占领了巴塞罗那。公元415年夏天，阿陶尔夫在那里遭到谋杀。凶手据说是一位马夫，他要为自己被阿陶尔夫杀死的主人复仇。阿陶尔夫死后，因为争夺权力，哥特人内部爆发了一连串内讧。加拉·普拉西提阿则被放回霍诺里乌斯皇帝身边，用于交换小麦。

同一时期，罗马人在西班牙也面临着很多困难，例如镇压公元406年渡过莱茵河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伊夫人。哥特人则成为他们实施以夷制夷政策的绝佳人选。经过两年的艰苦征战，公元418年，哥特人被允许回到高卢南部，作为他们替帝国效力的补偿。这些人渴望已久的在罗马帝国内部获得一块定居地的梦想，至此终于变成了现实。

公元418年，哥特人与罗马人和平条约的具体内容没能流传下来。根据公元5世纪一位历史学家的简略记载，哥特人获准在从阿奇坦亚至图卢兹，直到海岸的范围内居住（《伊达修斯志》[3]）。新王国的范围以图卢兹为起点，沿着加龙河[4]一直延伸到波尔多，也就是加龙河大西洋入海口的所在地。

肥沃的土地为哥特人提供了大片农田，让他们有条件回到原先的那种定居农耕生活。作为回报，哥特人仍旧要为罗马帝国服兵役。所以直到公元420年，我们还可以发现哥特人在西班牙征战的蛛丝马迹。

亚拉里克大帝替族人规划的未来，那些他在攻陷罗马城以前提出的要求，至此终于得到了满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公元376年逃难到多瑙河流域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残部，通过和其他族裔哥特人、日耳曼蛮族以及本地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西哥特人这样一个新的民族。

西哥特人拥有稳定的生活，同时也拥有稳定的权力核心，虽然这种稳定只是暂时的。从首位西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一世（Theoderic Ⅰ）登基算起，直到他离开人世，总共33年。

虽说具体国名仍然存在争议，西哥特王国无疑是历史上第一个在罗马帝国曾经控制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日耳曼蛮族国家。并非所有罗马人都乐于看到这个哥特王国的问世，特别是那些田产因此受到威胁的高卢—罗马贵族。为了保证自己的特权，他们不得不屈尊与蛮族合作。对普通罗马人而言，西哥特王国存在与否，哥特王国存在与否，其实并没有太大影响。相反，这个新出现的王国还可以在帝国势力弱化的地区为某些罗马人提供庇护。这些人甚至因此欢迎哥特王国的出现。

公元440年前后，基督教苦行者萨尔维安撰写完成《论神的统治》。这本书将蛮族的入侵视为罗马人所犯种种恶行的报应。所谓“文明”的罗马，由于社会风气的败坏，反而需要来自拥有美德的哥特人等蛮族部落拯救。平心而论，日耳曼蛮族在慈悲和性道德方面，实在比罗马人优越很多：

通奸在蛮族那里属于危险的罪行，对我们来说，反倒像是某种荣耀。当罗马人无恶不作，厚颜无耻，把一切为蛮族所鄙视的恶行做绝时，我们真的相信自己将来有勇气直面上帝吗？我们真的可以得到拯救吗？

请那些自认为我们比蛮族优越的人告诉我，诸种恶性当中，哥特人做过的有多少！？罗马人没做过的，又有多少！？上帝把阿奎丹从罗马手中夺走，送给了蛮族，希望通过他们的圣洁，净化这片被罗马人污染了的土地。

对萨尔维安来说，哥特人占据高卢南部地区，可以被解释为上帝的意志，同时也是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重新获得活力的机会。从当代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西哥特王国是西罗马帝国灭亡那一连串多米诺骨牌中倒下的第一张牌，也是最重要的一张牌。

图12 西哥特带扣，公元6世纪，普罗旺斯

从那以后，罗马帝国的土地被一块又一块地分裂出去。每丢掉一块土地的同时，就意味着西罗马帝国皇帝丧失了一部分用于维持军队规模和官僚权力体制的人力、税收资源。这样一来，他就越发难以维系剩余领土的稳定，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帝国因此最终解体。

西罗马帝国崩溃的序曲始于本书前面提到的，公元406年12月31日，日耳曼蛮族大军横渡莱茵河。亚拉里克大帝的远征、斯提利科从边境地区向意大利本土抽调兵力是序曲得以开始的前提条件。

不列颠由此被切断了与罗马帝国的联系。据说，霍诺里乌斯皇帝曾写信给驻守在那里的罗马人，让他们自谋生路。公元418年，阿奎丹被具有历史决定性地割让给了哥特人。西班牙则沦为战场，那些突破莱茵河防线的蛮族部落仍在这片土地上横冲直撞。

公元429年，部分是由于害怕哥特人的持续进攻，汪达尔人酋长该赛里克（Gaiseric）率领族人，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从西班牙侵入北非。罗马帝国位于北非的行省异常富庶，古代商贸中心迦太基[5]周围的土地尤其肥沃，这批土地提供的财富对西罗马帝国皇帝而言至关重要。公元430年，也就是圣奥古斯丁去世那年，汪达尔人兵临迦太基城。公元439年，这座城市开城投降。

罗马帝国的皇帝们竭尽全力，试图扭转不断下滑的国运。霍诺里乌斯皇帝自公元395年即位直到公元432年去世，都没能完全掌握权力，去世时也没有明确的继承人。曾经在阿陶尔夫时代镇压过哥特人，实质上同霍诺里乌斯皇帝平起平坐的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后来跟被他“救回来”的加拉·普拉西提阿结了婚。

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死于公元421年，他的死引发了一场将近10年的权力之争。直到霍诺里乌斯皇帝去世，加拉·普拉西提阿才在东罗马帝国的帮助下，获得了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Ⅲ）摄政（公元425—455年在位）的身份。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和她的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成为西罗马帝国皇帝时，年仅6岁。局势因权力斗争继续维持紧张状态，直到公元430年代早期，新上任的罗马将军弗拉维斯·埃蒂乌斯[6]稳定住局势，这场权力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这个时期的动荡局势引发的内讧，消耗了本可以被西罗马帝国用来对付那些日耳曼蛮族的资源，同时也让这个帝国无暇顾及那些已经脱离中央控制的行省。

从西哥特王国的角度来说，西罗马帝国的不稳定状态，恰恰是他们拓展势力的机会。即便如此，衰落中的西罗马帝国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公元420年代和公元430年代，哥特人先后进攻阿尔勒和纳博讷这两个地方，都被罗马军队打了回去。即便在服从帝国调遣，征战西班牙的过程中，他们有时也会搞些类似的小动作。

作为斯提利科和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的继任者，弗拉维斯·埃蒂乌斯大体上压制住了哥特人，确保了帝国在高卢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利益。遗憾的是，这位将军联手东罗马帝国出兵北非，讨伐汪达尔人的计划，却被一个老对头打乱了。

公元441年，抓住东西罗马帝国远征军集结在西西里的机会，匈人突然发难，攻破兵力薄弱的多瑙河防线，横扫整个巴尔干半岛。这次军事行动，由匈奴王阿提拉[7]领导。公元440年代晚期，匈人展开了后续攻势。公元451年，匈奴王阿提拉挥师西进，哥特人的历史至此将再次被匈人改写。

匈人一路向西，在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渡过莱茵河，洗劫了高卢。按照民间传说，巴黎之所以能幸免于难，全在于童贞圣女吉纳维芙（Genevieve）的虔诚祈祷。截至公元451年6月中旬，匈奴王阿提拉最远已经带兵打到了奥尔良。直到这时，他才遇到了真正的抵抗。罗马军队在位于今天法国香槟省的某个当时名叫“卡塔隆尼平原”（Catalaunian Field）的地方，列开阵势，迎击匈人。这场战役，深刻影响了西罗马帝国未来半个世纪的历史走向。

弗拉维斯·埃蒂乌斯麾下的罗马军队实际是一支拼凑起来的联军，其中包括来自北方的法兰克人（Franks），以及形形色色的小部族武装。真正靠得住的，只有狄奥多里克一世国王率领的西哥特军队。可以想象，当这些哥特人听说，80年前把他们从家乡赶出来的匈人，如今又打到了罗马人的地盘上时，心里是什么滋味。约达尼斯在他的《哥特史》中，将这场战役与史诗中提及的那些古代战争相提并论：

田野成了无数人性命的收割场。双方勇敢地投入战斗，没有任何暗算行为，全部都是光明正大的对决。是什么，让这些不同种族间互相残杀？或者说，是什么，引发了不同阵营军人间的刻骨仇恨？这场战役证明了各为其主的道理。由于一个人的疯狂，导致了国与国间的相互杀戮；由于傲慢君主的心血来潮，年复一年，无数的生命毁于一旦。

发生在卡塔隆尼平原的那场战争漫长而血腥，罗马人的那支联军部队总算取得了最终胜利。凭借与后来的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相同的战术，弗拉维斯·埃蒂乌斯控制住位于山脊能够俯视卡塔隆尼平原的制高点，稳固防线，挡住了匈人一次比一次凶狠的进攻。

狄奥多里克一世国王在此役中战死。据约达尼斯记载，他可能是被长矛刺死的，也可能是落马摔死的。无论如何，匈人最终都被迫放弃进攻，摆出了防守阵型。那天入夜时分，匈奴王阿提拉下达了他军旅生涯中的第一道撤退命令。即便如此，匈人也并没有因为这场战役伤筋动骨。公元452年，他们调转方向，攻入意大利。仅仅是因为圣利奥一世[8]及时出手干预，罗马城才得以幸免于难。

图13 《圣利奥一世会见匈奴王阿提拉》，拉斐尔，1514年，湿壁画

此战过后，高卢虽然被保住了，不过哥特人和罗马人在西方世界未来的命运，至此却已初露端倪。对罗马帝国而言，卡塔隆尼平原之战的胜利，就像是一次回光返照。打败匈奴王阿提拉是弗拉维斯·埃蒂乌斯一生的高潮，公元454年，他被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下令处决。理由是惧怕这位将军功高盖主，就像当年霍诺里乌斯皇帝下令处决斯提利科一样。

瓦伦提尼安三世在公元455年死于暗杀，与此同时，罗马城再次陷落，这次的发难者是汪达尔人。相比哥特人公元410年的那次破城而入，汪达尔人的这次行动名气不大，造成的破坏却远甚于前者。因为他们奉行迫害天主教的政策，类似的暴行让他们在北非地区获得了“野蛮破坏者”[9]的恶名。

那次破城以后，先后登上西罗马帝国宝座的几位短命皇帝实际控制的范围仅仅限于意大利，以及高卢和西班牙的少部分地区。公元476年，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登上皇位，西罗马帝国终于迎来了命运的终点。

与西罗马帝国的命运截然相反，公元451年以后，西哥特帝国蒸蒸日上，成为一个不断扩张的独立国家。在狄奥多里克一世（公元453—466年在位）统治时期，特别是通过谋杀兄长登上王位的尤里克（Euric）统治时期，西哥特人成了高卢和西班牙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势力，向东可以达到位于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向北则可以波及卢瓦尔河[10]。尤里克执政期间做的意义最深远的一件事，就是将整个西班牙半岛牢牢地攥在了西哥特人手中。随后的200年当中，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后西罗马时代延续时间最长的哥特王国。

图14 尤里克雕像，胡安·波塞尔（Juan Porcel）创作于1750年前后，位于马德里东方广场

公元5世纪，一位并不心甘情愿的哥特臣民，高卢—罗马大主教（Gallo roman bishop）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撰写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一窥早期西哥特帝国的某些风貌。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是位受过教育的罗马贵族，后来接受圣职成了克莱蒙费朗主教（catholic bishop of Clermont ferrand）。这位身在高卢的大主教对那些未开化的蛮族，可以说厌恶至极：

我置身一群长了毛的牲畜当中，还要忍受他们的日耳曼口音。聆听贪吃的勃艮第人（Burgundian）歌唱，看着他涂满变质黄油的头发，脸上的表情总是哭笑不得。

与此同时，这位主教却对狄奥多里克一世极尽谄媚之态，甚至无视他信奉阿利乌基督教这一事实，只是一味地称赞国王的贵族气派：

你总是要求我描绘一下威名传于万邦的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一世，你希望了解他的外貌，也希望了解他的内心，同时还希望了解他的处世为人。我非常乐于满足你的要求，将竭尽所能，抚慰你高尚而纯真的好奇心。

即便无缘与他近距离接触，了解一下狄奥多里克一世也不无裨益。上帝和自然界联手，将太多的幸运赐予这一个人。他的言谈举止，即便那些心怀嫉妒的其他国王，也难掩溢美之词……

黎明以前，国王会来到一个小房间同神甫们见面。他在祈祷方面非常刻苦。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某些人大概会怀疑，国王的这种勤奋，更多出于生活习惯，而非对信仰的虔诚。

治理国家的工作占据了国王上午剩余的时光。身穿甲胄的贵族侍立在宝座周围。身穿兽皮的众多侍卫，出于安静的需要，被安排站在门槛外面，随时可以招之即来的位置。室内只能听到他们从岗位那边传来的窃窃私语声。

《致波塞多纽的内兄阿格里科拉》

（Sidonius’ brother in law Agricola）

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留下的记载，向我们展示了由罗马人和哥特人混合而成的西哥特王国中，两个民族交往的某些细节。狄奥多里克一世是公认的明君，虽然未见得有那么虔诚，可他还是信奉基督教，同时认真履行了国王的职责。侍卫们身穿蛮族偏爱的兽皮，不过他们却被安排与国王保持一定的距离。

西哥特王国中的哥特贵族，都是军事精英。出于治理需要，以及国家团结的考虑，国王身边也吸纳了不少类似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这样的罗马贵族。在哥特国王的治理下，罗马人曾经的行省制度和财税系统得以延续。这就需要维持一支受过教育的中央官僚集团，以及与其合作的地方领主集团。罗马人制定的法典借助日耳曼判例法[11]的外衣，得以旧酒装新瓶。尤里克则被认为是第一位以拉丁文将两部法典相互融合，制定出《尤里克法典》（the Codex Euricianus）的哥特国王。

哥特人和罗马人间的紧张冲突虽说仍旧无法避免，然而合作却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实现了“双赢”，同时也有助于保护罗马帝国的精神和物质文化。正如下一章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

公元5世纪末，西哥特人统治着后西罗马帝国时代疆域最辽阔的日耳曼蛮族王国。汪达尔人盘踞在北非。与此同时，兴起于莱茵河沿岸低海拔地区的法兰克人则开始拓展势力，与西哥特人争夺高卢的控制权。

西哥特人并非是这个时期，唯一在前西罗马帝国国土上建立国家的哥特部族。相同时期，另一个哥特王国出现在罗马帝国发源的意大利，他们此时的首领是酋长西奥多里克大帝。这些人沿着他们的亲戚，西哥特人走过的路，从巴尔干一路奔走，进入意大利境内，最终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

当年哥特人在黑海北部地区遭到匈人进攻时，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并非全部都在公元376年迁徙到了多瑙河沿岸。那些选择留在故乡的人，只能沦为匈人治下的臣民。就像诺曼人（Nomad）一样，匈人依赖被征服民族提供本民族缺乏的人力，以及某些手工艺技能。类似哥特人、格庇德人[12]这样的日耳曼蛮族，在匈奴王阿提拉建立的匈人帝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元451年，哥特士兵参加了匈奴王阿提拉指挥的卡塔隆尼会战。约达尼斯因此顺理成章地在《哥特史》中，带着自豪感声称，阿提拉认为哥特人、格庇德人的价值，远高于他治下的其他臣民。

遗憾的是，公元453年，匈奴王阿提拉去世后，匈人帝国很快就陷入崩溃的危机当中。阿提拉的几个儿子都缺乏他们父亲那样的能力和个人魅力，无法收拾残局。匈人治下的被征服民族抓住机会，发动起义。虽然约达尼斯承认，领导这次起义的是格庇德人，不过根据他的记载，格庇德人本身也是从哥特人分化出去的。他们部族的名称来源于“gepanta”这个单词，也就是“慢”的意思，因为当年格庇德人的祖先迁徙离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时间，比其他哥特部族都晚。

公元454年，起义者在一条至今无法确定具体位置，名为“内达奥”（nedao）的小河边，打败了匈人。强大的匈人帝国就此烟消云散，再也没能重整旗鼓。匈奴王阿提拉仅存的最后一个儿子走投无路，只能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庇护。

不同于在公元376—418年由多个族群融合而成的西哥特人，东哥特人在匈人帝国土崩瓦解的乱局中，始终保持着民族的单一性。某些哥特人仍然坚守在公元370年代那次迁徙后的居住地——巴尔干。另一些哥特人则在公元450年代至公元460年代的不同时间，摆脱匈人束缚，渡过多瑙河，向罗马帝国寻求庇护。到公元470年代，东哥特人内部两大阵营基本成型，他们本身存在内斗，同时又跟东罗马帝国保持着亦敌亦友的关系。

图15 哥特胸针，公元5世纪，发现于多瑙河流域

其中一方阵营的领导者名叫提奥多里克·斯特拉波（Theoderic Strabo），另一方阵营的领导者就是西奥多里克大帝。为了确保麾下追随者的利益，证明自身权力的合法性，这两个人都渴望从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Zeno，公元474—491年在位）那里获得认可和支持。一旦时机成熟，他们甚至不惜直接手足相残。

两大阵营的竞争史相当复杂。刚开始的时候，提奥多里克·斯特拉波占据优势。随后的公元470年代当中，双方此消彼长，直到公元481年，提奥多里克·斯特拉波去世。提奥多里克·斯特拉波去世后，他的支持者多数改投到西奥多里克大帝麾下。公元483年，西奥多里克大帝与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签订和平条约，正式确定了自己的地位。西奥多里克大帝治下的族人，获准定居在多瑙河中游南部地区，他本人则在公元484年被授予皇帝禁卫军将军（magister militun praesentalis）的高级军衔，以及总督[13]的荣誉职位。

对东罗马帝国而言，被西奥多里克大帝整合起来的巴尔干哥特人，成为一股潜在的威胁。公元486年，西奥多里克大帝发动起义，劫掠了色雷斯[14]。公元487年，哥特人甚至威胁到了君士坦丁堡。

西奥多里克大帝和芝诺都不想打持久战，双方索性坐下来谈判。今天的我们，无从得知谈判条件的具体内容。相关史料，由于来源不同，也带有很大主观性。来自东罗马帝国的史料，自然倾向于芝诺；类似《哥特史》这样的史料，则站在西奥多里克大帝一边。

不过，谈判条件的底线还是清楚的。那就是西奥多里克大帝在芝诺的准许下，带着他的族人，从巴尔干挥师西进，前往意大利。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遭到废黜，意大利便始终在日耳曼酋长奥多亚克[15]的控制下。在芝诺看来，支持西奥多里克大帝去意大利对付奥多亚克，是个一石二鸟的计策：既可以消灭帝国西面一位桀骜不驯的对手，也可以把哥特人从巴尔干半岛请出去。对西奥多里克大帝来说，前往意大利可以摆脱东罗马帝国的控制，获得一定的独立性，同时也能够为族人争取到一块更安全的居住地。

公元489年，西奥多里克大帝带着东哥特人，来到了他们的新家园：

渡过波河[16]以后，西奥多里克大帝决定在王城拉文纳附近安营扎寨。这个地方距离拉文纳约3英里，名叫皮内塔（Pineta）。奥多亚克得知此事，随即下令加强拉文纳城防。他频繁派出人马，趁着夜色，袭扰哥特人，时不时还发动偷袭。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发生。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将近3年时间。

奥多亚克的顽强抵抗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意大利大部最终还是向西奥多里克大帝表示臣服，接受他的差遣。只剩下奥多亚克带着少数支持者，外加当地罗马人忍受着饥荒，继续坚守拉文纳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奥多亚克派出使者，向西奥多里克大帝请求投降。西奥多里克大帝起初接受了奥多亚克的投降，随后又处死了他。

《哥特史》

公元489—493年，东哥特人对意大利的征服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而非速战速决的普通战役。西奥多里克大帝在拉文纳城以北歼灭了奥多亚克的主力以后，又花了3年时间，才使用欺骗的手段占领了那座城市，杀死了奥多亚克。对于这段历史，约达尼斯的《哥特史》可谓讳莫如深。

占领拉文纳以后，西奥多里克大帝统治位于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长达30年之久。这位国王凭借他的权势和功绩，被后人授予了“大帝”（the great）的称号。东哥特王国，再加上控制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国力达到极盛的西哥特王国，那个时代的人们似乎可以认为，他们见证了哥特文明的黄金时代。

[1] Theodosius，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他的外祖父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为区分这两个人，中文资料一般在外孙的名字前面加个“小”字。

[2] Flavius Constantius，史称君士坦提乌斯三世。

[3] Chronicle of Hydatius，这是一本关于苏伊夫人历史的重要文献。

[4] the Garonne valley，位于法国南部。

[5] Carthage，位于今突尼斯境内，汪达尔人后来以该城为首都，建立了汪达尔王国。

[6] Flavius Aetius，罗马护国公，又被称为“最后的罗马人”。

[7] the greatest Hun of all：Attila，直译应为“匈人中最伟大的王阿提拉”，不过由于“匈奴王阿提拉”这个说法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这里从俗翻译。

[8] Bishop leo the Great，即时任天主教教皇。

[9] barbaric vandalism，vandalism这个单词即从vandal（汪达尔人）演化而来。

[10] the Loire Valley，位于今法国西北部。

[11] Germanic customary law，今英美法系的起源。

[12] Gepids，日耳曼蛮族的一支，跟哥特人亲缘关系比较近。

[13] consulship，即名义上受东罗马皇帝册封，管理东哥特的总督。

[14] Thrace，位于今保加利亚。

[15] Odovacer，在意大利建立政权的第一个日耳曼国王。

[16] the river Po，意大利最大的河。

第4章 东哥特和西哥特

公元6世纪初，哥特人势焰达到顶峰的时候，两个哥特王国瓜分控制了西罗马帝国留下的版图。东哥特王国盘踞罗马帝国曾经的中心——意大利。西奥多里克大帝以意大利北部城市拉文纳为首都，统治着麾下多个日耳曼部族，以及被征服的其他意大利土著民族。原本以高卢西南阿基坦（Aquitaine）为居住地的西哥特人，这时的势力向南已经拓展到了整个西班牙，向北则波及了卢瓦尔河。罗马尼亚这个地名，此时真应该改成“哥特尼亚”（Gothia）。不过，两个王国内部同时却都隐含着可能引发分裂的内部因素。这些因素将在他们未来的历史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西奥多里克大帝治下的东哥特王国是个强大、富庶的国家，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个国家在西奥多里克大帝统治末期，便已经出现了分裂的势头。当这种势头变成现实的时候，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大帝（公元527—565年在位）趁机发兵，灭亡了东哥特王国。西哥特人则被法兰克人赶出了高卢，不过他们以托莱多（Toledo）为首都，在西班牙建立的王国，却是所有哥特王国中最长寿的。直到最近[1]，这个西班牙哥特王国留下的文化遗产才逐渐引起人们重视。

图16 西奥多里克大帝图案项链吊坠，“西奥多里克大帝，虔诚和永远无法征服的王”

公元711年，来自北非的伊斯兰势力将西哥特人赶出了西班牙。哥特人作为独立民族的历史，至此宣告终结。

西奥多里克大帝虽说不光彩地顶着篡位者的名分，然而他却像那些正牌君主一样恪尽职守。这位国王同时受到哥特人和意大利人的共同拥护，因此得到了“大帝”的尊号。

普罗柯比[2]《战记》

就像将近100年以前率军攻陷罗马城的亚拉里克大帝那样，西奥多里克大帝受到的尊奉程度，名冠历代哥特酋长。普罗柯比的《战记》在讲述查士丁尼一世那次夺回罗马的军事行动以前，特意花费笔墨高度赞扬了这位东哥特王国的建立者。

正如本书上一章所讲，自公元493年西奥多里克大帝消灭了他的对手奥多亚克以后，怎样整合麾下的诸多部族便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由他带到意大利的那些部族，总人数大概有15万人，其中军事人员超过2万。这些部族不仅有哥特人，还包括其他日耳曼蛮族以及巴尔干当地民族。占领意大利以后，西奥多里克大帝治下的人口以罗马人为主体，因此他必须效仿当初的奥多亚克，借助本地贵族的势力维持自己的统治。

与此同时，西奥多里克大帝作为一位拥有个人魅力、统率着一个新融合族群的领袖，他在维持自身合法性、建立持久王朝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亦如曾经的亚拉里克大帝。虽然东哥特王国在西奥多里克大帝去世后，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可是这位国王还是成功统治哥特人和罗马人超过30年之久。他因此在历代日耳曼国王群体中，获得了“最伟大君主”的美誉。

西奥多里克大帝能够维持长期统治，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能够尊重罗马人的文化。这位国王不仅是一位著名军事家，童年时代的他还曾以人质的身份居住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基础的罗马文化启蒙。尽管某些心怀恶意的人声称他是个文盲，平时只能靠一块图章签名。

在西奥多里克大帝的宫廷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意大利贵族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贵族当中，发挥过最突出作用同时也为我们了解东哥特王国提供过最多信息的，非卡西奥多罗斯莫数。卡西奥多罗斯的工作是将国王发布的旨意和往来信件整理归档，这让他有机会特别深入地了解西奥多里克大帝。

卡西奥多罗斯最具知名度的著作是12卷本的《哥特史》，书的中心议题是证明西奥多里克大帝及其治下臣民，在继承西罗马帝国衣钵方面的正统性。这部《哥特史》虽说非常遗憾地失传了，不过约达尼斯本人和他的著作，却深受其影响。例如约达尼斯在文字中，对西奥多里克大帝声称自己所属的“Amal”（阿马尔）家族所表现出来的敬意。

卡西奥多罗斯保存下来的著作是他的《信札》，这本书收录了他替西奥多里克大帝以及他的继任者撰写的官方信件。这本书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西奥多里克大帝在罗马参议院（the Roman Senate）、东罗马帝国宫廷，还有那些后西罗马时代各个国家的国王面前，为自己进行的形象设计。

我希望在名流荟萃，心怀感恩的参议院能够看到自由的精神。毋庸置疑，类似你们这种立法机构的存在，是君主的荣耀。要知道，你们喜闻乐见的一切，恰恰归功于我的诚实守信。

《西奥多里克大帝致罗马参议院的信》

西奥多里克大帝统治时期，罗马参议院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并不拥有特别重要的权力。然而，那些参议员家族，却仍然潜移默化地主导着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因此，同罗马参议院保持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维持城市生活的和谐，让地方政府在基本不改变西罗马帝国既有政策的前提下，确保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

出于同样的目的，西奥多里克大帝也尽力与东罗马帝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原先的东罗马皇帝芝诺已经去世，继任者名叫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凭借东罗马帝国的认可，西奥多里克大帝增强了在自己统治下那些罗马籍臣民心中的地位，同时也减少了可能来自东边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奥多里克大帝将东罗马帝国视为宗主国，绝不敢以独立君主的身份与之相提并论。

依靠上帝特别的青睐，我们在你们的国家学习公平、公正地管理罗马人的艺术。我们的朝廷是对你们的模仿，秉持着和你们相同的良好意愿，这个国家就是罗马的重现。所有向你们学习的国家当中，我们学得最好。

《信札集·西奥多里克大帝致阿纳斯塔修斯的信》

面对那些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日耳曼蛮族君主，来自东罗马帝国的认可让西奥多里克大帝在道义层面获得了很大优势。所有后西罗马时代的日耳曼君主其实都在从罗马人身上吸取治理国家的经验，却只有西奥多里克大帝成功将自己打造为罗马在蛮族群体中的代言人形象，其他同时期的君主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例如，勃艮第的国王贡多巴德（Gundobad）曾经从西奥多里克大帝那得到一个靠滴水测量时间的滴漏，后者真诚地或者可以说带着优越感地，建议前者从他那里学习来自古代的知识（《信札》）。

和亲政策可以进一步巩固这样的关系。例如，由西奥多里克大帝宫中某位不知名的情妇所生的两个女儿，奥斯特格斯（Ostrogotho）和瑟德格塞（Theodegotha）就分别被体体面面地下嫁给了贡多巴德的儿子，以及时任西哥特国王的亚拉里克二世。西奥多里克大帝的妹妹阿马拉弗里达（Amalafrida）则远赴北非，嫁给了汪达尔国王瑟雷萨蒙（Thrasamund）。西奥多里克大帝本人则迎娶了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3]的妹妹奥德弗里达（Audefleda）。

凭借这些姻亲关系，西奥多里克大帝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外交网络，可以在整个地中海西部地区，以及向北直达阿尔卑斯山的广阔区域内施加影响。类似这样的关系网也有失效的时候，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他无法成功劝阻法兰克国王将西哥特人从高卢驱赶到西班牙。关于这段历史，本书后面还有介绍。所幸类似这样的特例丝毫无损西奥多里克大帝的威望。通过将哥特人的尚武精神与罗马人的文化相结合，西奥多里克大帝成功维持了30年的和平局面。未来的若干个世纪当中，这样的和平局面再没有在意大利出现过。

东哥特王国祥和景象的背后，危机依然存在。取得国内哥特和罗马臣民的共同认可后，西奥多里克大帝接下来的努力方向，就是实现治下那些形形色色部族的一体化。当时的哥特人和意大利人其实并没有真正融合。哥特人主要居住在意大利北部，拉文纳、维罗纳和帕维亚等城市周边地区。土著罗马人对蛮族的偏见仍旧很强，北部的哥特人与南部的罗马人，时常发生小的冲突，当然时常也会有小规模的交往。

西奥多里克大帝试图平等对待治下的各个部族。问题在于，罗马法与哥特法这两套法律并不总能相互适应[4]，冲突因此时有发生，还不太容易解决。这样一来，政府就不得不建立两套相互平行的管理机制，就像国民同时使用哥特文和拉丁文一样。更主要的问题可能还在于，西奥多里克大帝无法弥合臣民当中道德文化与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

与所有迁徙到前西罗马帝国土地上定居的哥特部族相似，东哥特人信奉公元4世纪，乌尔菲拉大主教翻译哥特文《圣经》时传播的基督教。这位大主教在解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问题上认为圣子和圣父只是存在相似性，不能被视为一体。类似这种本体相类论（homoian）的观点，即认为圣子应该低于圣父的观点，在乌尔菲拉大主教生活的时代，曾经受到罗马帝国东正教的支持。然而到了公元381年，相同的观点却开始受到君士坦丁堡狄奥多西一世朝廷的谴责，被定性为“阿利乌异端”。

于是，在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人眼中，哥特人因此就成了应该敬而远之的异类，而非天主教内的兄弟姐妹。西奥多里克大帝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体现出了高超的技巧。有别于在北非面对相同问题的汪达尔人，西奥多里克大帝竭力避免冲突公开化，回避介入教皇选举引发的冲突。

即便如此，分歧仍旧存在。西奥多里克大帝的首都拉文纳同时存在两个洗礼堂（baptistery）。一个在东哥特人到来以前，公元458年前后，按天主教风格修建；另一个则是完工于公元500年前后的阿利乌风格洗礼堂。两座洗礼堂穹顶的装饰画都展现了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洗礼的内容。阿利乌风格洗礼堂精心复制了前辈天主教洗礼堂的穹顶画，只是在细节上理所当然地做了少许细微修改。

图17 耶稣接受阿利乌派洗礼马赛克画，完成于公元500年前后，拉文纳

两幅几乎完全相同的穹顶画暗示了两个教派对洗礼仪式相同的重视程度，同时还暗示了在东哥特人统治的意大利，两个教派存在的实质性分歧很难被明确界定。同一座首都，分属两种不同教派的两座洗礼堂同时并存，象征了西奥多里克大帝征服的这片土地上存在无法弥合的鸿沟，他建立的国家是脆弱的。

西奥多里克大帝执政末期，东哥特王国内部存在的分裂趋势逐渐浮出水面。催生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西奥多里克大帝无法掌控的一个因素——公元51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的去世，以及随后一位信奉东正教的好战皇帝查斯丁一世（Justin，公元518—527年在位）登上皇位。

对那些觊觎王权的意大利贵族而言，相比阿纳斯塔修斯，查斯丁一世是位更理想的合作伙伴。公元524年前后，西奥多里克大帝的宫廷开始出现不和谐音符。两位颇具号召力的意大利贵族，西马丘斯（Symmachus）和他的女婿波爱修[5]因受到勾结东罗马帝国发动叛乱、反对西奥多里克大帝的指控，遭到处决。

待在牢里等待行刑期间，波爱修撰写完成《哲学的慰藉》，思考了邪恶的本性以及命运的无常，该书曾在中世纪得到广泛阅读。这本书顺便还为自己的清白做了辩护，指责哥特人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无数次地阻止过卡尼佳斯特（Cunigast）对弱小无助者的攻击，劝阻过宫廷高级长官提古拉（Triguilla）的不公正行为。

这之后的公元526年，罗马主教[6]以使节的身份，出访君士坦丁堡。查斯丁一世对教皇约翰的欢迎异常热情，热情到足以引发某种猜忌。于是，教皇返回拉文纳以后，就被投入监狱，死在了那里。

教皇去世后没多久，西奥多里克大帝便撒手人寰。他的不幸离世，被一位信奉天主教的作家描述为上帝对异教徒和宗教迫害者的神圣惩罚：

公元526年8月26日，星期三，西奥多里克大帝下令，在即将到来的安息日，阿利乌派异教徒将占据天主教的教堂。所幸上帝不允许他的虔诚信徒受到异教徒的欺压，很快就将曾经施加到阿利乌，也就是他们那个教派创建者身上的惩罚，再次施加给了西奥多里克大帝。

国王突发严重腹泻。上吐下泻三天后，也就是计划侵占教堂的那天，西奥多里克大帝丢掉了性命，当然也丢掉了他的权力。

发生在公元52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为西奥多里克大帝留下的这个国家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公元590 — 604年在位的教皇大贵格利[7]描述了一幅幻景，在这幅幻景中，东哥特国王被叙马库斯[8]和教皇约翰一世[9]投入了意大利南部的某座火山（Dialogue[10]）。西奥多里克大帝的形象由此在中世纪及随后的文艺复新时期，重新被定位为异教压迫者。然而，他执政期间带给意大利的和平和包容精神，并未因这位国王的去世被彻底遗忘，而是被建构为一种象征意大利统一的历史记忆。

日耳曼民间传说通常将西奥多里克大帝描述为一位英雄武士，与此同时，作为一名政治家，他也为后来那些日耳曼国王们的执政提供了借鉴。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曾经安葬过西奥多里克大帝遗体的陵墓追忆他的丰功伟绩。这座陵墓位于拉文纳城郊外，形制上模仿了罗马的奥古斯都[11]墓，已经成为这位国王为之奋斗良久的哥特人和罗马人共同的现实记忆。

西奥多里克大帝去世后，他的王国迅速土崩瓦解。国内在他执政末期就已初露端倪的紧张关系，因为一场王位继承危机被更加凸显出来。这场危机再次让人们意识到，哥特人与传统基督徒间的友善关系的脆弱性。

所有后代当中，西奥多里克大帝异常看重他的几位姓“阿马尔”[12]的后代，将他们视为王位继承人的后备人选。“阿马尔”这个姓氏的血统，据说可以一直追溯到哥特人早期迁徙时代的诸多英雄人物。这样的家族谱系，无疑是被卡西奥多罗斯人为构建出来的，约达尼斯撰写《哥特史》时，沿用了这套说法。

西奥多里克大帝和他的法兰克籍妻子生的女儿，被命名为阿玛娜·希莎（Amalasuintha）。非常遗憾，这个女儿是西奥多里克大帝唯一的合法后代，然而东哥特王国的规矩却要求王位继承人为男性。西奥多里克大帝曾有意让阿玛娜·希莎的丈夫—尤塔里克[13]继承王位，不过这位女婿却在公元522年前后，先于他去世。

公元526年，西奥多里克大帝去世时，他的孙子阿塔拉里克（Athalaric）年仅10岁。幼主执政，女人垂帘听政的现实惹恼了很多哥特人，其中的某些人担心，在宫廷内部的男性重臣比如卡西奥多罗斯的影响下，长大成人的阿塔拉里克会变得更加罗马化，同时去哥特化。公元534年，阿塔拉里克去世，年龄刚满18周岁，东哥特王国的危机达到总爆发。阿玛娜·希莎遭到囚禁，随后被她的表弟狄奥达哈德（Theodahad）处死。

图18 西奥多里克大帝陵墓，拉文纳

阿玛娜·希莎统治终结的同时，王国东部遭到攻击，东哥特士兵节节败退。公元527年，查斯丁一世的侄子查士丁尼登上王位，公元533年，东罗马帝国军队击溃汪达尔人，收复北非地区。公元535年，打着替被谋杀的阿玛娜·希莎报仇的旗号，查士丁尼一世派遣手下大将贝利萨留[14]率军进攻东哥特王国和西西里。

贝利萨留最初的攻势进展神速。东罗马大军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地区仅遭到轻微抵抗，便重新将这两块土地收入罗马人囊中。公元536年，那不勒斯陷落后，哥特人推翻了狄奥达哈德的统治，拥立维蒂吉斯[15]为王。公元537—538年，贝利萨留在罗马城遭到围困，不过他很快便继续挥师北进。公元540年，拉文纳陷落。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至此似乎走到了尽头。

然而，东哥特人却没那么容易被打败。因为查士丁尼一世的猜忌，再加上波斯帝国在东面发动进攻，贝利萨留先是被召回了君士坦丁堡。公元542年，腺鼠疫[16]又横扫了整个东罗马帝国。东哥特人抓住这个喘息机会，拥立托提拉[17]（公元541—552年在位）为王，收复了很多失地。

战火呈拉锯状态，蹂躏着意大利。托提拉其人之所以在随后的若干个世纪被人们铭记，主要是因为他曾两次攻陷过罗马城。据普罗柯比记载，有一次，托提拉曾计划把罗马那些最漂亮、最著名的建筑放火烧了，让这座城市变成放羊的草场（《战记》），后来还是贝利萨留写信劝他收了手。

同样是在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身在君士坦丁堡的约达尼斯在撰写《哥特史》时，称赞查士丁尼一世和贝利萨留是当之无愧的哥特人征服者：

这个光荣的民族屈服于一位更具光辉的君主，向一位更加勇敢的将领投降。

约达尼斯还骄傲地声称，西奥多里克大帝仅存的一个孙女，维蒂吉斯的遗孀玛瑟逊莎（Matasuintha），获准和查士丁尼一世的表弟日耳曼努斯（Germanus）结婚，阿马尔家族由此和东罗马帝国皇室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公元550年代早期，东哥特王国的悲剧性命运已然无法逆转。公元552年，得到增援的东罗马军队由外号“哥特之锤”的宦官纳尔西斯[18]统率，在布斯塔加洛姆战役[19]中击溃了哥特人，杀死了托提拉。随后十年当中，哥特人仍然组织了零星抵抗，不过查士丁尼一世此时已经可以宣布他夺取了原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控制权。

图19 公元6世纪中期，查士丁尼一世马赛克镶嵌画，圣维达尔教堂，拉文纳

哥特人统治意大利，大概只有两代人多一点的时间。他们给这片土地留下的最现实遗产，就是此后20年，因战乱而导致的大范围饥荒。这场饥荒摧毁了意大利的社会结构。公元568年，几乎是在查士丁尼一世去世的同一时间，另一支日耳曼蛮族伦巴底人[20]，入侵意大利。这场战争并非东哥特人主动挑起，他们也没能意识到西奥多里克大帝执政时期，其实也是以罗马人为主体的意大利作为一个统一国家，最后的黄金时代。

就在查士丁尼一世手下的匠人忙着为拉文纳的那些东哥特风格教堂改头换面时，卡西奥多罗斯隐退去了一所修道院，倡导保护文化和教育。此时的意大利，已经蜕变为诸侯争霸的角力场。出于各自的利益，伦巴底人和教会势力争强斗狠。这种分裂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

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瓦解，这意味着西哥特人已经成了哥特人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最后象征。自公元418年定居阿奇坦亚，西哥特人向高卢南部地区和西班牙扩张势力，建立了后西罗马时代那片土地上独一无二，面积最大的王国。虽然在公元500年代早期被法兰克人赶出了高卢，西哥特人对西班牙的统治仍然延续了随后的两个世纪。西哥特王国因此也成为西欧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哥特王国。

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曾经长期被贬低为蛮族盘踞的落后地区，黑暗中世纪早期最黑暗的一处堡垒。直到近期，这个古代西班牙王国的重要性，才被重新认识。可以说，西哥特人取得的政治和文化成就，无愧于他们那些追随亚拉里克大帝进军意大利、攻陷罗马城的先辈。

对法兰克人和哥特人而言，发生在公元507年的维埃纳战役，都是一个转折点。那场战役中，西哥特国王亚拉里克二世被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约公元481—511年在位）打败，战死疆场。东哥特王国的西奥多里克大帝通过联姻与这两个王国都有同盟关系，曾试图居中斡旋，力求促成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却徒劳无功（他的斡旋信函保存在《信札》中）。

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大主教圣格雷戈里[21]，他将克洛维一世塑造成下定决心驱逐哥特异端的十字军骑士：

克洛维一世对大臣们说：“我发现自己难以正视那些阿利乌异教者盘踞高卢的一部分。”让我们在上帝的庇护下，攻入他们的国家。打败他们以后，我们就能夺取他们的领土。

圣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

（History of the Franks）

圣格雷戈里比克洛维一世晚出生好几代，而这位国王改宗基督教，实际可能发生在他打败西哥特人以后。毋庸置疑，法兰克人在克洛维一世执政时期，的确直接皈依了天主教而非所谓的“阿利乌异端”。日耳曼蛮族的各主要分支当中，也只有法兰克人这样做过。共同的天主教信仰是法兰克人和罗马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融合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信奉“阿利乌异端”的哥特人从来无法奢求的。凭借这个基础，法兰克王国成了所有日耳曼早期王国中的佼佼者。

图20 《克洛维一世的洗礼》，圣吉尔斯（Master of Saint Giles）作品细节，完成于1500年前后，油画

亚拉里克二世的战败和阵亡，将西哥特王国引入了危机之中。借助西奥多里克大帝，也就是亚拉里克二世幼子阿马拉里克（Amalaric）外祖父的力量，西哥特人得以在高卢西南部地区保留了一个很小的立脚点。尽管如此，他们统治的重心从此还是转移到了西班牙，起初在今天的巴塞罗那附近，后来又改成了位置更居中的托莱多。

那时的西班牙范围涵盖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包括今天的葡萄牙在内。这片土地多山、多河的地理特征，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占据统治地位的哥特人仍然属于人口中的少数，国家的主流文化保存着很多罗马遗风。

立国之初，西哥特人的统治非常薄弱，国王阿马拉里克还要受东哥特王国掣肘，西奥多里克大帝实际统治着两个王国，直到公元526年去世。公元531年，阿马拉里克国王遇刺，紧随其后的是一连串政变和宫廷谋杀。用圣格雷戈里不友善的话来说：

哥特人建立了某种应受指责的习惯，动不动就杀掉那些令他们感到不满的国王，让自己属意的人登上宝座，取而代之。

圣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

公元552年，利用西哥特王国爆发一场此类性质内战的机会，查士丁尼一世抓住机会，夺取了西班牙南部的海岸线地带，把这片土地牢牢抓在手里，直到公元620年代。

西哥特王国时期，重新统一西班牙的功绩，主要应该归功于雷奥韦吉尔德国王（公元568—586年在位）。通过前后20年当中几乎从未间断过的征战，雷奥韦吉尔德国王大致重新将整个西班牙收入囊中，除了东罗马帝国控制的南部海岸线地带，以及保持独立从未臣服于哥特人的巴斯克人[22]。

不仅如此，雷奥韦吉尔德国王还实现了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中央集权，试图效仿那些早期的哥特酋长强化自身权力和脆弱的个人魅力。正是这位国王，将托莱多确定为西哥特王国的新首都。罗马时期，托莱多虽然从未获得过主要中心城市的地位，然而它相对居中的地理位置却对国家的统一至关重要。

雷奥韦吉尔德国王在位期间，以公元5世纪的《尤里克法典》为基础，制定了一部新法典。这部法典明确适用于他治下的所有臣民，不分种族，同时取消了禁止哥特人和罗马人通婚的陈规旧俗。新的王室服装还有以这位国王名字命名的新版金币的铸造，同样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对罗马帝国制度的模仿，让西哥特王国的君主政体获得了空前强大的基础。

只是在一个关键领域，雷奥韦吉尔德国王像东哥特王国的西奥多里克大帝一样，没能取得突破，那就是无法填平信奉“阿利乌异端”的哥特人与信奉天主教的罗马人二者间的宗教鸿沟。

为了尝试达成宗教和解，雷奥韦吉尔德国王确实做出过努力。公元580年，他在托莱多召开主教会议，主张淡化处理圣子级别应低于圣父的宗教分歧，同时允许天主教徒在不重新接受洗礼的前提下，改宗阿利乌派基督教。

尽管如此，雷奥韦吉尔德国王仍旧不打算彻底抛弃已经成为哥特文化不可或缺一部分的阿利乌派基督教，继续使用乌尔菲拉大主教创制的哥特字母传承这种文化，同时竭尽全力地压制那些阻碍他实现国家统一的因素。当他改宗天主教的儿子赫尔曼尼吉尔多（Hermenegild）反对自己的父亲时，雷奥韦吉尔德国王镇压了他。不仅如此，他还反复与圣利安德[23]和圣马索纳[24]发生冲突，将这两位主教发配流放。

就像其他后西罗马地区一样，这个时期的主教是西班牙重要的社会领袖，他们在城市政权[25]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同时还是各种资助和社会慈善的主要来源。国王与天主教会之间存在的裂痕给国家稳定造成了严重的隐患。这个问题，直到雷奥韦吉尔德国王的二儿子雷卡雷德（公元586—601年在位）即位，才最终得到解决：

雷奥韦吉尔德国王去世后，他的儿子雷卡雷德即位加冕。雷卡雷德是位非常虔诚的君主，对生活持有与他父亲不同的观点。后者的性格漠视宗教，还非常好战，前者则笃信宗教，同时理解和平的意义。后者通过战争手段，加强对治下天主教信众的控制，前者则以改宗的方式，提升了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

即位之初，雷卡雷德国王不光自己改宗了天主教，还号召国内的各个族群皈依正确的宗教，改正自己根深蒂固的错误。

圣依西多禄《哥特国王和词源的历史》

作为第一位改宗天主教的哥特国王，雷卡雷德国王被誉为“新君士坦丁”[26]。公元589年，这位国王在托莱多召开主教会议，更进一步，正式取缔“阿利乌异端”。这样的做法势必会引发若干微不足道的反抗，然而当时西班牙人口的绝大多数毕竟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即便在哥特人内部，对此产生的抵制也非常有限。

图21 《圣依西多禄》，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铅笔勾勒并使用棕色墨水上色，塞维利亚大教堂（Seville Cathedral）

宗教的融合大大加速了伊比利亚半岛不同族群间的融合。凭借教会的支持，雷卡雷德国王巩固了出自他父亲之手的政权。雷奥韦吉尔德和雷卡雷德两代国王的努力，确保了随后几百年间西哥特人对西班牙的统治，为公元7世纪西班牙哥特文化的黄金时代铺平了道路，虽然他们建立的那个王室政权从未达到绝对稳固的水平。

哥特文化复兴最宝贵的财富，非圣依西多禄主教（公元600年前后—636年在任）莫数。圣依西多禄就是那位被雷奥韦吉尔德国王流放的圣利安德的弟弟，公元601年，雷卡雷德国王去世后不久，他接任了塞维利亚的主教职位。这位主教撰写了大量关于神学和基督教的著作，还编纂了一本名为《哥特国王和词源的历史》的书，讲述了哥特人从巴尔干半岛出发，一路迁徙到西班牙的历史。

按照圣依西多禄主教的说法，正是在雷卡雷德国王执政期间，哥特人终于抛弃“阿利乌异端”，皈依正确的宗教。就像卡西奥多罗斯一样，圣依西多禄主教认为哥特人才是罗马帝国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他们发动了若干场伟大的战役，作为众多族群的征服者拥有与罗马帝国同等的胜利荣光。那些族群俯首垂耳在王国的伟力面前，为哥特人取得的胜利所折服，所有国家的女主人就像女仆一样服侍他们。

圣依西多禄《哥特国王和词源的历史》

圣依西多禄主教的所有著作当中，最重要的当属这本打着“词源学”（Etymology）名号的百科全书。这本关于基督教早期和古典时代[27]历史的大部头简明百科全书，专为西班牙贵族阶层特别是神职人员所写，体现了圣依西多禄主教广博的知识。

由于知识的密集度以及古今词义的演化，这本书今天读起来虽然比较困难，然而它却是西哥特时代的西班牙留给中世纪最值得骄傲的遗产。《圣经》问世后将近1000年当中，《哥特国王和词源的历史》可能还是西欧地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本书。

“词源学”的意思是词语的起源，一个动词或一个名词的影响，可以通过解读的方式加以呈现。亚里士多德将词语称为“符号”（symbolon），西塞罗[28]称为“adnotatio”[29]，也就是说，通过自身的形象，传达不同事物的名称和内涵。例如，“河”（flumen）这个词语就来源于“流动”（fluendum）这个词语，因为水的流动，产生了河流。

关于某个词语词源的知识，对理解词义而言不可或缺。弄清楚一个词语的起源，你就可以更迅捷地理清它的影响力。的确，掌握词源学，可以让人更清醒地审视世间万物。

圣依西多禄《哥特国王和词源的历史》

图22 西哥特祈愿十字架，公元7世纪

圣依西多禄主教是西哥特西班牙时代最著名的作家，却并不孤独。《哥特国王和词源的历史》这本书被题献给当时在位的西哥特国王西塞布托 （Sisebut，公元612—621年在位），这位国王是个文学资助者，还是和英国的阿尔弗雷德大帝[30]齐名的诗人。圣依西多禄主教的门徒，萨拉戈萨大主教布劳利奥（Braulio of Zaragoza，公元631—651年在任）延续他的导师对古典时代的研究。托莱多大主教伊尔德芬索斯（Ildefonsus of Toledo，公元657—667年在任）则在自己的《名人传》（Lives of Famous Men）中，对这位前辈极尽溢美之词。

虽说我们目前获得的相关史料大多带有基督教会的立场，那个时代神职人员以外群体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也无从判断，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公元7世纪西班牙的拉丁文写作水平和古典世界研究水平，显著高于同时期的法兰克王国。西哥特王国因此有理由被认为是早于查理曼大帝[31]领导下，获得复兴的法兰克王国的西方文化中心。

了解西哥特西班牙的另一个信息来源是教会会议的记录。这个国家在公元7世纪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定期把主教召集到托莱多开会，商讨国王面对的各类宗教和世俗问题。公元633—694年，共有14次这样的会议被记录在案。会议取得的共识，体现了西哥特人为维护政府行为规范做出的持续努力，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罗马行政管理体制的继承。

类似这样的努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落到实际层面，还有待考量，我们也无从得知西哥特王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得到了切实加强。就像同时期西方其他地区一样，罗马帝国的崩溃削弱了西班牙的官僚治理体系，导致了地方贵族势力更大程度上的独立性和军事割据。有鉴于此，教会会议记录能够反映的，也仅仅是那些受到西哥特王室关注的问题。

雷卡雷德国王改宗天主教后，基督教会在西哥特王国实现了统一。西塞布托国王执政时期，国内宗教矛盾的焦点由此转移到了犹太人身上，他们成了那个时代西哥特王国最大的宗教少数派。公元694年，西哥特王国最终公布了一系列反犹太法令，同时还发布命令，将所有犹太人视为奴隶、没收他们的财产。西哥特连续几代国王为什么会制定这样的法令，原因无法确定（东哥特王国西奥多里克大帝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在意大利颁布了保护犹太人的法令），不过他们对待西班牙犹太人的做法，却为后世那些天主教君主树立了一个残酷的先例。

非常可惜，公元7世纪，西哥特王国在取得文化成就的同时，并没能维持住王室政权的稳定性。雷卡雷德国王去世后，内讧的老套路卷土重来，很少有国王能够在宝座上寿终正寝。以至于公元638年，在托莱多召开的主教会议上，人们认为有必要要求新即位的国王履行职责，为他们被谋杀的前任报仇雪恨。

只有几位西哥特国王能跳出这个怪圈。比如公元621—631年在位，收复被东罗马帝国占据的南部海岸地带的苏英提拉（Suinthila）国王，他在任内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收入囊中。钦达史宾托国王（Chindasuinth，公元642—653年在位）和他的儿子雷克斯文德国王（Reccesuinth，公元649—672年在位），是两位非常强势的国王。后者在任期内曾下令重修《西哥特法典》[32]将早期的哥特法和传统的罗马法结合起来。

除此之外，公元687—702年在位的埃吉卡（Egica）国王和他的儿子，公元694—710年在位的维提扎（Wittiza）国王，也都不是“软柿子”。历史学领域有个值得商榷的观点，公元8世纪初的西哥特西班牙，可能要比同时期比利牛斯山[33]另一侧的法兰克王国更稳固。尽管在蔑视来自遥远阿拉伯半岛的威胁这个问题上，西哥特人的所作所为无可指摘，再次爆发的国内冲突却让这个国家在面对外来打击时，显得风雨飘摇。

图23 阿尔罕布拉宫（The Palace-Fortress of Alhambra），格拉纳达，西班牙经历穆斯林统治后，保存最完好的西哥特建筑

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随后数十年当中，阿拉伯军队改写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地缘政治。叙利亚和埃及很快被攻陷，伊斯兰势力向东扩展至伊朗和伊拉克，向西则横扫北非地区。公元618年，迦太基被攻克，公元700年代早期，穆斯林大军已经进抵休达[34]以及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线。在这种情况下，时机一旦出现，他们理所当然就要产生进攻西班牙的念头。

当时西哥特王国内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无法被准确复原，不过公元710年，维提扎国王去世时，这个国家内部已经出现了内讧的苗头。罗德里克国王（Roderic，公元710—711年在位）即位后，他的反对者其中可能还包括维提扎国王的儿子们，有可能暗中向穆斯林求援。

无论历史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公元711年夏天，一支阿拉伯——柏柏尔[35]联军，在塔里克·伊本·齐亚德[36] 的率领下，横渡直布罗陀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以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地名在阿拉伯语里被称为“Jabalāriq”，也就是“塔里克之山”的意思。罗德里克国王随后在西班牙南部，某个叫瓜达莱特的地方爆发的一场战役中战败身死，西哥特王国很快分崩离析。

不同城市和地区坚持抵抗的时间不尽相同，然而最早在公元716年，阿拉伯人便已经开始在西班牙发行使用西班牙—阿拉伯双语的货币。随后500年当中，伊斯兰势力主宰着伊比利亚半岛。

受制于自身犯下的大量罪恶，再加上维提扎国王儿子们的背叛，哥特人踏上了逃亡之路。军队试图摆脱灭顶之灾，却几乎遭到全歼。哥特人离弃了自己的国王，不愿为他正直而忠诚地服务，国王也离弃了自己的百姓，他们因此无法在自己挚爱的土地上继续居住。

《阿方索三世[37]编年史》（出版于19世纪晚期）

对哥特人而言，穆斯林对西班牙的占领标志着他们那段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发，一路投奔罗马帝国的传奇迁徙历史的终结。从那以后，再没有疆域能够跟东哥特王国和西哥特王国比肩的哥特人王国被建立起来。

不过，哥特人却并没有就这样淡出历史舞台。恰恰相反，历史记忆与神话虚构相互融合，演绎出了他们引人注目、丰富多样的“来生”，其中的某些故事甚至连亚拉里克大帝时代、西奥多里克大帝时代、雷卡雷德国王时代的哥特人自己都不知道。

这种具有丰富多样性、戏剧性的演绎对西方历史的意义，本书后续章节将做出解读。

[1] 原书于2017年首次出版。

[2] Procopius，拜占庭历史学家。

[3] Clovis，法兰克王国奠基人。

[4] 指今天以法国法律为代表的大陆法和以英美法律为代表的判例法的区别，前者源于罗马法，后者则源于哥特法。

[5] Boethius，提乌· 曼利厄斯· 塞维林· 波爱修，东罗马帝国哲学家。

[6] the bishop of Rome，即后面说的教皇约翰，罗马主教因为罗马城的特殊地位在西方世界所有主教中地位最高，所以又称为教皇。

[7] Pope Gregory the Great，又译格列高利一世，出身罗马贵族家庭，历史上第一位同时获得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教皇，开启了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模式。

[8] Symmachus，古罗马政治家、文学家和演说家。

[9] Pope John，公元523—526年在位，曾受西奥多里克大帝委派，去君士坦丁堡替阿利乌派求情，因为未完成使命，回到罗马后被拷打致死。

[10] 这本书没有中译本，书名可译为《对话》，教皇保罗一世撰写的神学著作，1479年第一次出版，在西方广为流传被翻译为多种文字。

[11] Augustus，即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古罗马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12] Amal，东哥特贵族姓氏，西奥多里克大帝的三个女儿后来都嫁给了东哥特贵族，妇随夫姓，所以说她们都姓阿马尔。

[13] Eutharic，公元480—522年，当时居住在西哥特，属于东哥特王室后裔，姓阿马尔。

[14] Belisarius，东罗马帝国统帅，以皇帝侍卫的身份起家。

[15] Witigis，西奥多里克大帝的孙女婿。

[16] bubonic，即通常说的黑死病。

[17] Totlia，在他即位前，东哥特还有一位叫伊狄巴德（Ildibad）的国王，在位仅一年。

[18] eunuch Narses，当时与贝利萨留齐名的东罗马名将，古罗马帝国也有太监和太监专权的情况，他之前的身份是太监总管。

[19] the Battle of Busta Gallorum，这场战役被后世誉为改变世界历史的50场战役之一。

[20] Lombard，像哥特人一样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公元568年在意大利建立伦巴底王国。

[21] bishop Gregory of Tours，又称图尔的圣格雷戈里，法国天主教大主教，历史学家。

[22] Basque，西南欧民族，主要生活在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西部和比斯开湾南部，因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这个民族在西方历史中始终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

[23] bishops Leander of Seville，时任西班牙塞维利亚大主教。

[24] Masona of Merida，时任西班牙梅里达大主教，梅里达是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区的首府，古罗马时代西班牙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5] urban government，本书原作者的意思是，西方中世纪的情况与中国古代类似，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局限于城市，最多只能达到县级行政区划，广大农村地区实际处于一种乡民自治状态。

[26] new Constantine，指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

[27] classical，这个说法在西方特指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

[28] Cicero，古罗马演说家，政治家。

[29] 拉丁文，还是符号的意思。

[30] Alfred the Great of England，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盎格鲁—撒克逊族裔国王，被誉为英国国父。

[31] Charlemagne，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帝国皇帝，他在任期间将欧洲文化的中心从原先的希腊转移到更靠北的莱茵河流域，奠定了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础，也被尊称为欧洲之父。

[32] Liber Judiciorum，拉丁文，直译为“自由的智慧”，这部法典又称《西哥特蛮族法》。

[33] Pyrenees，比利牛斯山是法国和西班牙的分界线。

[34] Ceuta，位于直布罗陀海峡沿岸，是西班牙在北非的属地。

[35] Berber，北非民族，“柏柏尔”这个说法源自拉丁语barbari，“野蛮”的意思。

[36] Tariq ibn Ziyad，柏柏尔人，后皈依伊斯兰教，他当时率领的其实是穆斯林入侵西班牙的小批先头部队，却赶在大部队到来前打败了西哥特人。

[37] Chronicle of Alfonso Ⅲ，他是1248—1279年在位的葡萄牙国王。

第5章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1]

公元711年，西哥特西班牙陷落于阿拉伯人之手，最后一个独立的西哥特国家，至此便从历史上消失了。哥特人对他们曾经统治过的那片土地的影响，当然不会一夜间烟消云散。从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再到高卢南部地区以及西班牙，都生活着哥特人的孑遗。然而，中世纪却没有任何一个成规模的国家可以声称自己是哥特人的嫡系传人，抑或间接继承了他们的遗产。

就这样，现实中的哥特人离开了我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查理曼大帝以及那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们观念中的“哥特人”。文艺复兴时代和宗教改革时代，“哥特”这个知识都被重新定义，用于新的领域，从而建构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哥特人形象。

对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和作家来说，哥特人是备受他们推崇的古典时代文化遗产的毁灭者。对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改革者而言，哥特人则象征了罗马压迫背景下，青春的锐气和自由。[2]于是，历史上真实的哥特，与后来作为一种文化被定义的“哥特”，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望历史，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哥特人会被边缘化为一种“失落的文明”。公元4—8世纪，哥特人先后统治过的那些地区，后来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中却没有一个新政权拥有哪怕非常牵强的理由，可以宣称自己是哥特的传人。

图24 罗马查理曼大帝骑马雕像；与传说中从拉文纳迁移到罗马，随后遗失的西奥多里克大帝像可能不仅仅是相似那么简单

西哥特王国灭亡后，统治西班牙的是穆斯林阿拉伯人。与此同时，公元6世纪以后，定居巴尔干半岛的主要是斯拉夫民族（Slavic tribes）。意大利则从那时开始，沦为战场。查士丁尼一世收复失地的功绩，仅仅比这位皇帝的寿命稍微长那么一点儿。公元568年，伦巴底人从北方出兵与东罗马帝国开战，同时开始争夺教皇的选拔权，意在控制这个四分五裂的半岛。

从阿尔卑斯山直到高卢，法兰克人主宰着西欧地区。他们先是建立了墨洛温王朝[3]，后来又建立了以查理曼大帝为代表的加洛林王朝[4]。在法兰克人撰写的战争史中，哥特人向来是传统的敌人和阿利乌派异教徒。他们命中注定就应该被法兰克人打败并取代，因为后者才是罗马帝国名副其实的继承人。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哥特人会被遗忘。中世纪浩如烟海的编年史中，他们在灭亡西罗马帝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演绎。保罗[5]（公元720—799），一位出身高贵的伦巴底人，他撰写的《伦巴底史》（Historia Langobardorum），是我们了解伦巴底人历史的主要信息来源。这位教会执事就曾将本民族的起源追溯到与哥特人以及其他凶猛、彪悍族群相同的北方地区。

哥特人的英雄故事，传说和历史得到了广泛传播，西奥多里克大帝则是其中最受关注的热点。他被建构成了一位威名远播的军事领袖，同时也是一位铁腕暴君。即便查理曼大帝本人，也对这位东哥特国王表示出相当的敬意。公元801年，也就是公元800年圣诞节，加冕称帝仅仅一年以后，查理曼大帝造访拉文纳，看到一尊雄伟的西奥多里克大帝骑马雕像。随即下令将这尊雕像移走，安放在亚琛[6]他自己的宫殿里[拉文纳大主教阿格尼勒斯（Agnellus of Ravenna），《拉文纳教皇、教堂书》（Book of Pontiffs of the Church of Ravenna）]。

西奥多里克大帝的形象在中世纪的矛盾性，体现了哥特人这个形象本身的复杂性。站在不同立场上审视，西奥多里克大帝可以被奉为查理曼大帝的前辈，被冠以“translatio imperii”的头衔，也就是“将罗马帝国的伟力和光荣，传承到日耳曼民族身上”的意思。与此同时，西奥多里克大帝还可以被视为迫害“唯一正确宗教”的阿利乌异教者。波爱修、西马丘斯，还有教皇约翰，这三个人的死，都被视为西奥多里克大帝平生无法洗刷的污点。

作为整个西方自罗穆路斯·奥古斯以后，首位获得加冕的君主，查理曼大帝取代西奥多里克大帝成了罗马帝国遗产的继承人。他所统治的国家，疆域更加辽阔，随后还在今天德国的范围内，逐渐升级为神圣罗马帝国[7]。教皇利奥三世[8]的加冕，则让他获得了基督教的正统身份。查理曼大帝的风头由此压过了西奥多里克大帝；法兰克人的风头，顺理成章地也就压过了哥特人。后来的人们因此开始漫长的口水仗，争论查理曼大帝到底应该算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

中世纪对于哥特人的丰富想象，集中体现在12世纪的两部著作当中。弗莱辛的奥托是巴伐利亚主教（Bavarian bishop），还是公元1155—1190年在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9]的叔叔。他编纂的《双城史》可能是中世纪独一无二、最伟大的综合性历史专著。这本书的叙述范围以人类始祖亚当为起点，止于作者本人生活的年代，引述了大量与哥特人有关的史料，其中也包括约达尼斯的《哥特史》。

不过，弗莱辛的奥托与约达尼斯对哥特人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前者将哥特人视为勇敢的战士，同时也是异教者和野蛮人，亚拉里克大帝攻陷罗马城的行为是对罗马帝国的放肆和羞辱。这座城市后来虽然先后落到了奥多亚克和西奥多里克大帝手中，西奥多里克大帝却没有资格继承罗马人的荣光：

除掉奥多亚克后，西奥多里克大帝动身进城，受到部分百姓的热烈欢迎。看到一个国家悲惨的灭亡，看到一个曾经凭借智慧和力量主宰世界的民族堕落成如此孱弱的模样，任凭一个野蛮的暴君将自己践踏在脚下，任凭自己被奴役于严酷的暴政之下。被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拯救，并不同时意味着自由。

记住这些人如何为了摆脱一位暴君，饱含着臣服和敬意，接受了另一位暴君。

《双城史》

弗莱辛的奥托随后追忆了波爱修、西马丘斯、教皇约翰三个人的死，引述了教皇大贵格利杜撰的故事，故事大意是西奥多里克大帝后来被扔进了意大利南部的某座火山。同时声称应该是法兰克人而不是哥特人，才有资格继承罗马人的衣钵，还对查理曼大帝大加赞赏：

执政的第33年，查理曼大帝在贵族身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被教皇加冕，同时授予“奥古斯都”的称号，成为奥古斯都的第69代传人。

哥特人在促使西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弗莱辛的奥托却认为这个野蛮还信奉异教的民族，没有资格成为罗马帝国伟力和光荣的传承人。

弗莱辛的奥托撰写的《双城史》是一部学术性比较强的综合类历史专著，预期读者是那些受过教育、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中世纪，哥特人的传说和早期日耳曼人迁徙的历史，主要以口头通俗故事的形式获得广泛传播。此类故事形式多样，如今有很多已经失传。1200年前后，某位不知名的奥地利云游诗人，把那些流传下来的故事整合成了一首宏大的史诗，这就是《尼伯龙根之歌》。

《尼伯龙根之歌》以中古高地德语[10]写就，包含将近2400节，4行为1节，押韵、对仗的诗句。史诗前半部分是屠龙英雄齐格弗里德的故事。这位英雄获得了勃艮第公主克里姆希尔特的芳心，却因别人的嫉妒以及对恶龙宝藏的贪婪，遭到谋杀。史诗第二部分，重起炉灶，讲述了克里姆希尔特的复仇故事。这位公主后来嫁给了东方的匈人国王埃采尔，她将杀害齐格弗里德的凶手诱骗到宫中，以血腥的方式报仇雪恨，然后自杀。

《尼伯龙根之歌》大体上包含了很多类似齐格弗里德故事的这样没有事实依据的神话传奇，也吸收了很多受那些有教养观众推崇的基督教价值观和骑士精神。与此同时，这部史诗也保存了很多颇具启发意义的历史片段，以及随着时光流逝不断演绎的古老传说。

埃采尔指的就是匈奴王阿提拉，只不过他在《尼伯龙根之歌》里的形象，反倒比很多日耳曼蛮族形象少了不少野性。来到王宫参加埃采尔和克里姆希尔特婚礼的英雄，名叫狄特里希·冯·伯尔尼。这个“伯尔尼”（Bern），指的不是瑞士伯尔尼，而是德语对意大利城市拉文纳的叫法。至于狄特里希，原型无疑就是西奥多里克大帝。

正如《尼伯龙根之歌》描述的那样，狄特里希/西奥多里克大帝是一位贵族骑士，他在这部史诗残酷的结局中，以一位讲信用的孤傲英雄形象出现。虽然身处流亡生活，狄特里希却凭借他的慷慨大度和拥趸众多，声名远播。在埃采尔和克里姆希尔特婚礼的骑马比武环节中，他试图阻止克里姆希尔特替被谋杀的齐格弗里德复仇的计划，还拒绝了她的求助，声称：“齐格弗里德不可能借狄特里希的手，大仇得报。”

图25 《婚礼前的匈人国王埃采尔和勃艮第公主克里姆希尔特进入维也纳》，阿尔宾·艾格—利恩茨（Albin Egger-Lienz，1868—1926），1909年

虽然狄特里希竭力阻拦，冲突最终还是发生了，他继续力争实现和解，甚至不计较自己追随者的丧命。被迫动手以后，通过公平决斗，他先打败了哈根又打败了甘瑟，把这两个人带到克里姆希尔特面前。虽然这意味着他们大难临头。

伯尔尼的英雄说：“高贵的王后，

我今天交给你的乃是两位堂堂的骑士，

他们以前从未因为被俘虏而去做人质。

看我的面子，请别把这两名异乡人处死。”

王后答应说，她乐意按照他的吩咐办事，

狄特里希于是眼里含着热泪离开两名勇士。

可是克里姆希尔特不久便开始血腥复仇，

把那两名杰出的异国英雄通通杀死。

《尼伯龙根之歌》不知名的作者是位诗人，不是历史学家。弗莱辛的奥托知道这点，因此明智地没有将那些把匈奴王阿提拉和西奥多里克大帝当成同代人的故事，收入自己的编年史。

虽然《尼伯龙根之歌》把狄特里希的形象塑造得更接近一位理想主义的基督教骑士，而非作为他原型人物的西奥多里克大帝，但这部史诗以及其他相关传说，还是通过民间故事的形式比那些学术性的历史著作，更鲜活地保存了关于西奥多里克大帝和早期哥特人的记忆。

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期，例如将查理曼大帝的地位放在所有哥特君主之上的时期，这些故事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然而作为日耳曼民族的早期史诗，随着19世纪德国国家意识的兴起，《尼伯龙根之歌》以及它所讲述的那些英雄们，却被赋予了某种新的重要性。

就这样，哥特人在中世纪逐渐沦为影子似的存在，半是真实，半是神话。他们在罗马帝国覆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之所以能被后人铭记，部分是因为公元410年，亚拉里克大帝攻陷罗马城的壮举；部分则是因为围绕着西奥多里克大帝的那些故事。然而，哥特人留下的遗产还是被顶着“罗马帝国真正继承人”名号的法兰克人鹊巢鸠占。

针对哥特人态度的决定性改变，发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类似弗莱辛的奥托那样的历史学者，将历史视为一条始终向前流动、没有分岔的河流，从远古时期一直“流淌”到他们生活的时代[11]。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延续了这种传统，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在看到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和建筑师还看到了一个失落了的、理想化的，被野蛮和黑暗尘封了几个世纪的古典世界。这种世界观戏剧性地让终结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哥特人和日耳曼蛮族入侵，重新浮出历史地表。

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于14世纪中叶的佛罗伦萨，建立在古典时代知识复兴的基础之上，由此引发了对历史的一种全新解读。通常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Father of Humanism）的彼特拉克（1304—1374），将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古典时代的光芒终结于罗马帝国的衰亡，欧洲由此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彼特拉克没有明确指出是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导致了这种衰亡，也没有自认生活在一个光芒重新普照的黎明时代。然而他的看法却构成了那种将文艺复兴视为文明回归的观念，以及历史三段划分法的基础，即认为在文明的古代和现代之间，隔着一个更野蛮落后的时期，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中世纪。

文艺复兴时代的这种说法——将哥特人描述为引发罗马帝国崩溃的导火索——较早的版本，可以在体现文艺复兴历史观的一批早期重要著作中找到，例如弗拉维奥·比昂多[12] （1392—1463）的《罗马帝国兴亡史》（Decades of History from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弗拉维奥·比昂多的叙述跨度涵盖了从罗马帝国直到他生活时代的前后千年时光，以亚拉里克大帝攻陷罗马城为起点。

大概在这座城市奠基的第1164个年头，基督教纪元的公元412年，罗马帝国拉开了灭亡的大幕。

虽然弗拉维奥·比昂多把亚拉里克大帝攻陷罗马城的日期，即公元410年，误记成了公元412年，可他却明白无误地断言，罗马帝国的衰落起自哥特人对罗马城的入侵。相比之下，公元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不光彩地被废黜，则仅仅意味着罗马帝国衰落的一个阶段，而非彻底崩溃。尽管弗拉维奥·比昂多同时还对公元6世纪末帝国最终覆灭以前，西奥多里克大帝重整意大利河山，恢复国家繁荣的功绩大加赞赏。

不止弗拉维奥·比昂多一个人如此评价这位东哥特国王，1520年代，马基雅维利[13] 在撰写《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时，引用了弗拉维奥·比昂多的文字，其中包括一段对西奥多里克大帝功绩的颂词。虽然马基雅维利把波爱修和西马丘斯的死归因于西奥多里克大帝的嫉妒，这位哥特国王还获得了最高评价。

图26 拉斐尔《雅典学派》，创作于1509—1511年，寓意因遭受日耳曼蛮族侵扰消失的古典文明在文艺复兴时代回归

西奥多里克大帝主政意大利的38年当中，引领这个国家走向强大，旧有的创伤由此得到修复。

文艺复兴历史观对哥特人的态度，不能被认为是盲目的敌意，而是毁誉参半。然而，文艺复兴时代，哥特人现代形象的建立其实并非集中在历史领域。那个时代对哥特人的评价，以及所谓的“哥特文化”概念，主要出自艺术和建筑领域。尽管瓦萨里[14] （1511—1574）作为托斯卡纳画派[15]的代表画家和建筑师而享有盛名，但他之所以能被后人铭记，主要还是凭借那本名为《艺苑名人传》的书。

这本书首次出版是在1550年，1568年经修订后再版，为我们了解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

正如前面所说，瓦萨里不仅仅是一位传记作家。作为现代艺术史研究的开创者，他将从古典时代到自己生活年代，即“古典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按照进步和落后的标准做出了划分。就连文艺复兴时代本身，也被他参照人的生长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从奇马布埃[16]到乔托[17]的重生阶段，从吉贝尔蒂[18]到多那泰罗[19]的青春期阶段，以及从达·芬奇、拉斐尔到米开朗基罗的成熟和完美阶段。瓦萨里还认为，古典时代的艺术成就在文艺复兴时代不仅被模仿，同时也被超越。

《艺苑名人传》中介绍文艺复兴时代每个阶段的章节前，都有一篇体现瓦萨里对于文化史理解的前言。他提出的很多观点影响非常广泛，其中也可以找到针对哥特人的评价。

在论述文艺复兴三个阶段的第一篇前言中，瓦萨里历史性地讲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直到奇马布埃生活的13世纪。经历过古典时代的繁荣以后，各个门类的艺术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衰败的苗头。虽然基督教的兴起导致很多庙宇和塑像遭到毁坏，不过更严重的破坏还是出自蛮族之手：

这个野蛮、残暴的族群，只是徒具人类的外形和名分，实际根本不能算人。西哥特人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拥立亚拉里克为帝，侵入意大利，两次攻陷罗马城，亵渎了他们遇到的一切东西。

可能只是因为觉得细节方面不太可靠，瓦萨里才没在自己的书中采纳圣杰罗姆和圣奥古斯丁关于亚拉里克大帝攻陷罗马城后，保护教堂的说法。不过，他对哥特人的敌意仍然显而易见。步西哥特人的后尘，相继攻陷过罗马城的还有该赛里克酋长率领的汪达尔人，以及阿陶尔夫率领的东哥特人。他们给罗马城带来的破坏其实都要严重得多，只不过这段被历史尘封的往事，直到最近才被旧话重提。

图27 米兰大教堂（Milan Cathedral），其中的很多设计元素备受瓦萨里指责

瓦萨里认为哥特人对建筑领域造成的破坏尤其突出。日耳曼蛮族入侵以后，古典时代的大师们死于非命，他们的作品则沦为废墟瓦砾，一种新的建筑形式由此兴起。正如瓦萨里在他撰写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

这类新作品属于另一个流派，在装饰和结构方面都跟古代和现在的作品有很大区别，可以被称为“日耳曼式”。它们偏离了所有为我们所熟知的规则，代表了恐怖和野蛮。今天，杰出的建筑师不会从这些建筑中寻找借鉴，反倒应该引以为戒。

的确，这类建筑更应被视为混乱和无序的代表，它们数量众多，玷污了这个世界。建筑内部仿佛酒瓶开塞钻一样纤细、扭曲的立柱，不堪重负地支撑着门廊的屋顶，虽然屋顶看起来不沉。所有墙面以及其他装饰性部位，修造了那么多一个摞一个、可诅咒的石棺[20]，雕刻了那么多建筑无法承受的锥形、星形和叶形纹饰。

显而易见，这些建筑更像是用纸而不是石头和大理石修建的，它们的结构连自身重量都承受不了。

备受瓦萨里非议的“日耳曼式”建筑，指的就是中世纪的欧洲建筑。这些混乱和无序的建筑，被用来充当象征秩序和均衡的古典时代建筑的反面教材。他没有丝毫迟疑地认定了应该为这种野蛮创新负责的人：

这种风格是哥特人的发明。古典时代建筑遭到他们毁坏，相关建筑艺术因战乱失传以后被重新修建，延续至今的建筑就是这种风格。哥特人将拱顶结构设计为跨度1/4圆周的尖顶[21]，在意大利各处修满了此类该死风格的建筑。它们所代表的设计理念应该被全部废弃，以免继续添砖加瓦。

上帝保佑，每片土地都能远离这种设计理念的侵扰，远离这样的建筑。

瓦萨里本人实际从未用过“哥特式”这个词形容此类建筑风格，他用的是“日耳曼式”，然而他颇具影响的评价却在这个概念的逐渐成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哥特人根本没修建过那些现在被称为“哥特式”的中世纪教堂。

就像本书最后一章还要谈及的那样，“哥特式”这个概念的产生，归因于16世纪以后，“哥特”这个符号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不断水涨船高的地位。大体而言，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对文艺复兴时代“哥特人”和“哥特式”两个概念的界定，只是重新强调了将他们视为古典时代毁灭者的旧有观念。

文艺复兴的最高潮时期，出现了第二波和此前相比，同等重要的思潮，这股思潮对后世理解“哥特”这个知识，产生了深远影响。宗教改革运动（Protestant Reformation）通常被认为肇始于1517年10月，以马丁·路德[22]的《九十五条论纲》问世为标志。

宗教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自然集中在基督教的戒律和教义方面，不过这场改革同样主张重新考量教堂和国家的历史。文艺复兴时代推崇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世界，蛮族作为西罗马帝国的掘墓人，则被针锋相对地视为它的反面。宗教改革运动的主张却是从以罗马为象征的教权下解放出来的。站在这个立场上看，哥特人就不再是反面典型，而是充满勇气和理想，为了自由反抗罗马暴政和堕落行为的神圣英雄。

中世纪将哥特人视为罗马帝国继承人、文艺复兴时代将哥特人看作罗马帝国掘墓人，在这两种观念的基础上，宗教改革者重新阐述历史，对哥特人和他们留下的遗产提出了与瓦萨里完全不同的看法。

图28 彼得·维舍尔（Peter Vischer the Elder）创作的西奥多里克大帝像；原陈列在查理五世祖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Ⅰ）的宫殿内，今保存于茵斯布鲁克（Innsbruck）的宫廷教堂，创作于1512—1513年

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问世不到20年，约翰·卡里昂 （1499—1537） 编纂了一本讲述跨度涵盖人类始祖亚当，直到1532年的世界编年史。约翰·卡里昂被墨兰顿[23] （1497—1560）誉为宗教改革的领军人物、马丁·路德的同盟者。他去世以后，墨兰顿重新校订了他那本编年史，增加了很多体现宗教改革时期历史观的内容。

这本名为《论文》（Theses）的书不光在德国，也在英国广受欢迎，再版过很多次，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它将哥特人塑造为执行上帝意志的惩罚者形象。公元251年，他们杀死罗马皇帝德基乌斯是因为后者迫害基督教。同样，公元378年，哥特人杀死罗马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是因为他对上帝不敬，推崇属于异端的阿利乌派。不过，面对这个时期多数哥特人其实也是这种异端信徒这一事实，作者却避而不谈。

顺理成章，亚拉里克大帝攻陷罗马城也就不再是野蛮人的暴行，而是对罗马人堕落行为的惩罚和纠正：

亚拉里克大帝没有毁掉这座城市，还下令手下放过那些躲进基督教堂寻求庇护的人。

亚拉里克大帝的追随者后来定居在西班牙，因此：

哥特人就是那些西班牙基督教君主的祖先，这个群体当中诞生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查理五世[24]。

查理五世在位期间，不仅将势力范围从德国和意大利拓展到西班牙，还在美洲建立了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西哥特人由此成了16世纪最强悍统治者的祖先。

东哥特人受惠于他们的西哥特表亲，也开始受到人们称颂。西奥多里克大帝，此时还被称为“狄特里希”，摇身一变，成了将罗马人从奥多亚克暴政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英雄。他和他治下那些哥特臣民信奉阿利乌异端的事实则被忽略不计，人们记住的只有对这位英雄的敬仰。

他无限热爱和平，异常受意大利拥护。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意大利没有比他更友善、温和的异国君主。

匈奴王阿提拉攻陷罗马城，可以被认为是这座城市遭受过的最严重破坏。即便如此，他还是被打造成对罗马人非常友好的形象，就像亲生父亲对他的孩子那样。贝利萨留和纳尔西斯两人最终灭亡意大利的哥特王国后，西奥多里克大帝和匈奴王阿提拉仍然被视为：

非常睿智而且有勇气的君主，正如他们的高贵言行已经证明的那样。两位君主凭借美德赢得了尊敬，他们因此不应再被称作“蛮族”。

在谁是罗马帝国传承人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上，查理曼大帝加冕典礼的重要意义保持不变，罗马人的正统却被认为最终传到了日耳曼人手里。与四个世纪以前弗莱辛的奥托说法不同，约翰·卡里昂将哥特人描述为这光辉一页的重要元素，他们扬弃了自身的野蛮性和信仰的异端，延续了来自罗马统治者的智慧，给西欧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宗教改革运动早期，出现了一本跟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非常相像的书，这就是海因里希·潘塔莱昂[25]的《国家英雄》（Heldenbuch Teutscher Nation）。

海因里希·潘塔莱昂是一位居住在巴塞尔[26]的神学家和物理学家，英国清教徒约翰·佛克塞[27]的朋友。前者在流亡瑞士期间，以约翰·佛克塞记载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圣徒的著作为蓝本，在1563年，撰写了这本讲述欧洲大陆同类历史的书。作为海因里希·潘塔莱昂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国家英雄》是一部记载从古代直到作者生活的那个年代，众多日耳曼蛮族名人的百科全书。亚拉里克大帝、阿陶尔夫、西奥多里克大帝，还有匈奴王阿提拉的故事分别占据了很大篇幅。

亚拉里克大帝的慈悲受到赞颂，因为他在罗马城陷落期间保护了教堂。阿陶尔夫则凭借加拉·普拉西提阿丈夫的身份，以及率领哥特人挺近高卢和西班牙的经历，被人们铭记。此时西奥多里克大帝肖像上的名字一般被写为“Theoderic of Verona or Bern”，依靠自身强大的威信、智慧和力量，治理意大利30年，虽然在他统治末期已然败象初露。对于匈奴王阿提拉，冗长得惊人的文字则称赞他抵抗查士丁尼一世和贝利萨留的进攻，为了维护哥特式的道德准则、减少战乱造成的损失，他在罗马城里殚精竭虑。

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在海因里希·潘塔莱昂对日耳曼民族历史的想象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家英雄》开头以书信体的献词方式，讲述了在神圣天意的指引下，罗马帝国的荣光传承到了日耳曼民族手中。查理曼大帝虽然仍是这个传承故事不可或缺的结局，海因里希·潘塔莱昂却在介绍历史最悠久、知名度最高的日耳曼人过程中，特别密集地提到了亚拉里克大帝和西奥多里克大帝这两个名字，称赞他们延续了罗马帝国的辉煌。

16世纪下半叶，两种针对哥特人历史截然相反的解读，就这样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广泛流传。文艺复兴运动对古典世界的向往，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对那些攻陷罗马城、横扫整个罗马帝国的哥特人的敌意。与此同时，来自古代日耳曼王国的英雄传说，以及宗教改革运动反罗马天主教会的情绪，则又会激起对哥特人的历史成就，以及他们那些军事领袖美德的赞赏。

威胁文明世界的蛮族——自由的追求者，两套历史话语相互作用，构建了今天的我们对于“哥特人”和“哥特式”，这两个知识的历史想象。两套充满张力关系的历史话语，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创造性碰撞出绚丽的火花，催生了一部经常被忽略的莎士比亚作品——创作于1594年前后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在《莎士比亚全集》中，《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算不上特别有名，反倒因其令人厌恶的暴力性，以及全剧最后一幕在舞台上摆满尸体的布景而臭名昭著。这部作品是否真的能和莎士比亚的才华相称，曾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虽然现在普遍公认它确实出自莎士比亚之手。

图29 出自首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扉页

哥特人在这部阴谋迭出的戏剧中扮演的是个复杂角色，经常还是个矛盾角色，相应地，对这些角色的解读也总在变化。不同于莎士比亚后期那些更著名的罗马题材作品，例如《裘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没有设定明确的历史背景，题目起的也非常小说化。故事的发生时间大致在罗马帝国晚期，狄奥多里克王朝[28]时代。开场情节是争夺王位的萨特尼纳斯和巴西安纳斯两兄弟，迎接出征讨伐哥特人的大将军泰特斯得胜归来。

泰特斯身后跟着他的战俘，哥特皇后塔摩拉和她的三个儿子，阿拉勃斯、契伦还有狄米特律斯。按照罗马帝国的风俗，泰特斯下令将阿拉勃斯献祭。作为报复，此时成为罗马帝国新任皇帝萨特尼纳斯新娘的塔摩拉，受情人艾伦蛊惑，阴谋杀害了巴西安纳斯，还指使契伦和狄米特律斯野蛮奸污并蹂躏了泰特斯贞洁的女儿拉维妮娅。

泰特斯的儿子路歇斯召集一支哥特军队解放了堕落的罗马城以后，泰特斯又开始了他的复仇，把契伦和狄米特律斯杀死，做成肉饼，送给他们的母亲。流血事件至此达到高潮，泰特斯先杀了拉维妮娅和塔摩拉，萨特尼纳斯随后杀了泰特斯，最终路歇斯又在哥特士兵的帮助下，杀了萨特尼纳斯，还被拥立为王。

毫无疑问，莎士比亚将剧中的残暴血腥归结于哥特人的性格使然。哥特人第一次出场，就被形容为“残暴的”（barbarous）。塔摩拉则迅速让萨特尼纳斯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劝说他答应表面向泰特斯和他的儿子们表示友善，暗中却要找机会把这些人都杀了。

与塔摩拉相对的角色是贞洁的拉维妮娅，她可能也是这部剧里唯一无辜的人。塔摩拉生性放荡，她甚至在自己结婚的第二天早上，还跟情人艾伦厮混。他们生下的混血儿子，影射的是阿陶尔夫和加拉·普拉西提阿所生之子，实际又蕴含了更多负面意味。

拉维妮娅请求塔摩拉看在同为女人的份儿上，不要为难她。后者表示拒绝，还奉劝泰特斯的这位女儿要认命：

我凭什么剥夺我可爱的儿子们应得的报偿？不！就让他们在你身上找找乐子吧。

强奸、蹂躏拉维妮娅的一幕象征性地发生在后台，为了不让她反抗，拉维妮娅的舌头被割了下来，双手也被剁了下来。暴行过后的一段玩笑话，揭示了哥特人野蛮性中最恶劣的一面：

狄米特律斯：好吧，如果你的舌头还能说话，现在就说出来，是谁割了你的舌头，还强奸了你？

契伦：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展露你的心意，只要你的残肢还能写字。

狄米特律斯：倒要看看她怎么乱七八糟地写字、说话。

契伦：回家吧，要点干净水，洗洗你的手。

狄米特律斯：她没有舌头，不能要水，也没有手可以洗。

契伦：这不是我的错吧？我该去上吊了。

狄米特律斯：如果你还有手的话，可以帮她系绳子。

莎士比亚的用意绝非在野蛮的哥特人和文明的罗马人之间，做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这部戏的血腥和复仇始于罗马人用阿拉勃斯献祭。塔摩拉向泰特斯求情，却遭到漠视，于是才提醒儿子契伦注意，西锡厄人[29]的野蛮程度连罗马人的一半都赶不上。随后，安德尼西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拉维妮娅将和巴西安纳斯成婚，这才迫使泰特斯杀了自己的儿子缪歇斯，同时有意作梗，阻止缪歇斯埋进自家祖坟。

用不着外来的野蛮性，罗马人自己的社会其实早就烂透了。哥特人的暴行令人恐惧，拉维妮娅无奈只能用嘴叼着小木棍，把仇人契伦和狄米特律斯的名字写在沙子上面。不过，泰特斯谋杀加吃人的复仇方式，同样好不到哪里去。

这就是他们，你精心养育的儿子，都在馅饼里烤熟了。

全剧最后大屠杀的一幕当中，罗马未来唯一的希望就落在了泰特斯的儿子路歇斯身上，这个角色开场时，见证了阿拉勃斯被献祭的全过程。为了寻求帮助拯救罗马，路歇斯跑到了几乎可以被解读为罗马文明继承者的哥特人那里。哥特人拥戴他成为领袖，自始至终对路歇斯保持忠诚，帮他报了同塔摩拉以及她儿子间的血仇。

一个哥特人：勇敢的逃亡者，来自伟大的安德洛尼克斯。

他的名字曾让我们恐惧，如今却感觉安逸。

他卓越的英雄业绩，正直高尚的言行，

罗马人却不知感恩，报之以下流的轻蔑。

加入我们吧，我们将追随你去任何地方，

就像炎炎夏日蜇人的蜜蜂，

由蜂王率领，飞往鲜花盛开的田野。

向可恶的塔摩拉复仇。

所有哥特人：正如这个人所说，我们全听从他的调遣。

我们是否能从这部血腥的悲剧中获得某些明确信息？《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结尾，舞台上横七竖八摆放着罗马人和哥特人的尸体，其中包括拉维妮娅、塔摩拉、萨特尼纳斯以及泰特斯本人。谢幕词呼吁重拾和平与正义，与此同时，全剧以艾伦被活埋饿死，塔摩拉的尸体被丢给野兽和禽鸟为食收场。毋庸置疑，类似这样的结尾实在很难让人看到希望的光芒，它背后隐含的是莎士比亚对哥特人本性的极大怀疑。[30]

戏演到这里，横亘在罗马人和哥特人之间的那道鸿沟就被填平了，善良和邪恶的界限变得模糊，哥特人同时身兼蛮族和潜在解放者的二重身份。莎士比亚的戏，至此呈现出分别源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两种针锋相对却又同时共存，针对哥特人和他们遗产的文化观。随后的若干个世纪中，这两种文化观还将在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演绎出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

[1] Reformation，指16世纪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

[2] 用知识考古学的术语来说，“哥特”这个概念成为一种可以被不断建构和解构的“知识”，至于如何建构和解构，则取决于不同立场的知识权力关系。

[3] Merovingian dynasty of Clovis，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时间跨度公元481—751年。

[4] Carolingians of Charles Martel，始于公元751年，是法兰克王国的鼎盛时期。

[5] Paul the Deacon，当时伦巴底的一位教会执事。

[6] Aachen，今德国境内。

[7] the Holy Roman Empire，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撒克逊的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成为罗马的监护人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1157年开始，德意志帝国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又称德意志第一帝国，鼎盛时期包括今天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至此终结。

[8] Pope Leo Ⅲ，公元795—816年在任。

[9] Frederick Barbarossa，又被称为“红胡子”或“巴巴罗萨”，是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斯陶芬王朝首位皇帝。

[10] Middle High German，1050—1350年使用的古代德语。

[11] 指目前受到西方史学界反思的进化论线性史观，特点是将历史视为一条有起点、有终点，不断进化发展的直线，这条线是时间性的，前后相继，不会重复、不会倒退，与之相对的则是以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为基础的空间化历史观，即将历史视为一个混沌、多元、众声喧哗的共时性空间。读者可参考福柯《词与物》，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

[12] Flavio Biondo，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

[13] Niccolò Machiavelli，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69年生于佛罗伦萨，他的思想体系被概括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14] Giorgio Vasari，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理论家。

[15] Tuscan，又称佛罗伦萨画派，以达·芬奇为代表。

[16] Cimabue，生于佛罗伦萨的意大利画家。

[17] Giotto，奇马布埃的学生。

[18] Ghiberti，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青铜雕刻家。

[19] Donatello，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和画家。

[20] 指哥特式建筑代表性的束柱结构。

[21] pointed arche，指哥特式建筑代表性的尖肋穹顶。

[22] Martin Luther，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发起人，创立路德派新教。

[23] Philip Melanchthon，马丁·路德的朋友，新教神学家。

[24] Charles Ⅴ，1500—1558年在位的西班牙国王，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在他的统治下达到全盛。

[25] Heinrich Pantaleon，1522—1595年，瑞士医生，生理学家，人文主义者。

[26] Basel，瑞士第三大城市。

[27] John Foxe，16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新教牧师。

[28] Theodosian dynasty，公元4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初。

[29] Scythia，中亚古代民族，中文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为“西徐亚”，相关注释为“亚洲国名，往时为野蛮之游牧民族所居”。

[30] 作者这里使用的是源自语义学的文本细读法，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再解读》。

第6章 野蛮的自由

16世纪末，哥特人蛮族破坏者兼自由先驱者的双重形象，被欧洲知识分子群体广泛接受。更有甚者，哥特人还被人为添加上了很多他们本来没有的特质。他们的历史成就，被更直白地表述为，西罗马帝国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各个日耳曼国家的兴起。

对文艺复兴时代和宗教改革时代的作者来说，哥特人始终被认为是个明确的历史上的民族，虽然他们的历史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然而到17世纪和18世纪，“哥特”这个词却衍生出了更多的含义。尤其是在英语当中，某种程度上，差不多所有跟日耳曼和中世纪沾边的东西，都可以被认为是“哥特的”。这种现象源自欧洲现代早期，对于某些历史元素认识的转变。由此也为19世纪至今，突飞猛进的哥特文化奠定了基础。

就像文艺复兴时代的前辈一样，欧洲现代早期学者对历史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古典时代的文化传统，另一个就是《圣经》。两个来源都激发了对于“哥特”这个知识更加多样化的解读。

当时，《圣经》仍然是各种关于人类起源问题无可辩驳的参考书。这本书声称所有族群的始祖，都可以追溯到挪亚的儿子们身上。大洪水退去以后，挪亚的后代散布到世界各地定居。按照《圣经·创世记》的说法，挪亚总共有闪、含和雅弗这三个儿子。叫雅弗的这个儿子，后来带着自己的子孙来到了欧洲。

日耳曼民族的准确起源经常存在争议，受到最广泛接受的哥特族谱出现在17世纪的西哥特西班牙，作者是圣依西多禄。按照这份族谱的说法，挪亚的儿子雅弗后来生了7个儿子，其中最年长的两位，分别名叫歌篾和玛各。歌篾是加拉太人（Galatians），也就是高卢人的祖先，玛各则是斯基泰人和哥特人共同的祖先（《哥特国王和词源的历史》）。

图30 1467年版托勒密星图描绘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哥特人由此成为所有日耳曼民族的代表，虽然按照圣依西多禄的说法，凯尔特人和高卢人的历史应该更悠久。《圣经》中关于哥特人祖先的说法，后来同文艺复兴时代被重新发现的约达尼斯《哥特史》中的说法，融合到了一起。哥特人被认为是曾经长期生活在北方的“Scandza”，也就是《哥特史》所说的“民族的蜂巢”或者“国家的子宫”，后来通常被写为“Scandinavia”。类似这样的说法，将繁杂的日耳曼民族支系整合到了一起。虽然他们各有各的历史，却分享着共同的哥特祖先。

那个时代，气候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发挥着关键作用。来自北方的部族凭借自身的勇气、活力和尚武精神而备受推崇，来自南方的部族老气横秋，二者之间泾渭分明。这些北方部族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起家，横扫整个欧洲。他们可以被谴责为葬送古典文明世界的未开化的野人；也可以被赞颂为不受罗马帝国堕落风气浸染，自由、高贵的武士。

哥特—日耳曼形象构建中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是另一本文艺复兴时代重见天日的古书——塔西佗[1]的《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创作于公元前98年，15世纪下半叶被重新发现。“日耳曼尼亚”（Germania）这个说法，指的是公元1世纪末期，生活在莱茵河流域和多瑙河流域以东地区的诸多部族。哥特人并没有出现在《日耳曼尼亚志》当中，因为塔西佗时代的古罗马人，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部族存在。

尽管如此，塔西佗发明的“日耳曼尼亚”这个概念，还是被现代早期学者用到了所有日耳曼民族身上，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被视为日耳曼民族典型代表的哥特人。塔西佗虽然是位古罗马历史学家，然而这位历史学家对古罗马帝国的敌意，却在公元110—116年前后，他撰写《编年史》（Annals）时，通过针对朱里亚·克劳狄王朝[2]君主们的批评，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给自己所处的那个堕落社会树立一个反面，塔西佗对日耳曼民族极尽溢美之词。

相比奢靡、堕落的罗马帝国，日耳曼民族因为他们的简朴、勇敢、贞洁和热情好客受到世人钦佩，虽然某种程度上，懒散和酒后无德的小毛病也拖了他们的后腿。塔西佗对于日耳曼民族的评价，对后文艺复兴时代构建有关日耳曼法律和风俗的文化想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他关于日耳曼民族政府体制的描述。塔西佗的描述，对英语世界的哥特想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事由酋长负责处理，紧关节要的大事则由整个部落共同决定。虽然最终决定由部落成员集体做出，此前却还要先经过酋长们的讨论。除非事发突然，他们通常都在固定的日子聚在一起开会，这个日子可以是新月出现的那天，也可以是满月出现的那天。他们认为选择这样的日子交换意见最吉利。

与我们白天议事的习惯不同，他们喜欢在夜里议事，做出决定，达成共识。夜晚被视为白天的延续。他们的自由精神存在这样的缺陷，总是无法在同一时间或约定的时间，准时聚齐。每次集合开会，总得耽误那么两三天。

经过大量准备，他们全副武装地坐下。这类场合，祭司的职责是负责维持秩序，他们招呼大家保持安静。然后国王或者说酋长们开始轮流发言，发言的先后顺序可以参照年龄、地位、战功，也可以看口才。说服别人的本事越大，相应地，获得的权力也就越大。如果某项提议引起了听众的不满，他们就通过叫喊表示反对。如果他们对某项提议感觉满意，则可以气势汹汹地挥舞手中的长矛。

就这样，《圣经》传统和古典时代传统相互融合，构建了现代早期关于哥特—日耳曼的文化想象。1498年，多明我会修士[3]安尼乌斯[4]假托公元前3世纪天才学者波洛修斯[5]的名义写了本伪书，进一步加速了这两种传统的融合。

这本伪书的意图似乎是要将古典世界的历史跟《圣经·创世记》互相印证。虽然安尼乌斯的作假行为很快就遭到揭穿，这本书蕴含的理念还是被人们接受了。神学和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其实差不多，大家关注的焦点很快从哥特部族侵入罗马帝国这段历史，转移到一种具有普世性的说法上来，也就是将哥特人视为定居在整个西欧和英伦三岛，雅弗那些日耳曼子孙们的典型代表。

这样一来，差不多所有欧洲文化都可以和现在哥特人象征的古代文化扯上关系，“哥特”这个词在17世纪和18世纪，甚至可以被用来调解争端，促进团结。从西班牙到瑞典，再到德国和英国，“哥特”和“哥特式”这两个知识不断发生着戏剧性的演化，从而为19世纪“民族国家”[6]概念更为明确地提出铺平了道路。

由于哥特文化遗产存在的内在矛盾，那些欧洲现代国家对哥特人的宗教信仰没有太大兴趣，两者间的血脉联系更多表现为所辖土地传承上的延续性。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在多瑙河流域残存的最后遗迹被彻底清除。对于此后争夺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斯拉夫人而言，哥特人定居此地的历史只是一段久远的记忆，无法引发太多的亲切感。

此时的意大利半岛，诸位国王、诸侯、城邦首领，再加上教皇，互相割据。文艺复兴时代对哥特式野性的横加指责，忽略了西奥多里克大帝执政时期带给意大利的和平与稳定。对法国来说，西哥特人占据阿基坦的往事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瞬，这段往事随后便被克洛维一世以及查理曼大帝为代表的法兰克王国的光芒掩盖了。

最大的例外出现在西班牙。哥特国王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比他们统治后西罗马时代其他土地的历史都要长。这些国王改宗天主教的做法，让他们在后世获得了更广泛的接受。与此同时，西班牙还是古代哥特王国疆域中，唯一一块落入过非基督徒手中的土地。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7]，才被重新夺了回来。

公元711年，穆斯林侵入伊比利亚半岛后，半岛北部的阿斯图里亚斯仍然幸存了一块由公元718—737年在位的佩拉约[8]国王统治的基督教独立区域。这个国家随着时间慢慢扩张，各种关于哥特人后裔的故事传说也在逐渐成型。据说，最后一任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去世后，很多西哥特贵族纷纷隐居到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山区，佩拉约国王就是罗德里克国王的侄孙。

图31 阿斯图里亚斯的佩拉约像，科瓦东加（Covadonga），西班牙

西哥特人的统治区域是否真的涵盖过阿斯图里亚斯山区，实际上还是个未知数。西哥特王国灭亡后，哥特人的文化遗存更多的是被保存在教堂、宗教仪式以及法典中。然而声称拥有哥特血统却可以强化王权，证明收复失地运动的合法性，重拾西哥特西班牙的凝聚力。

1252年，卡斯蒂利亚的斐迪南三世国王[9]去世时，他的王国已经收复除了葡萄牙，以及瓜达莱特周边几片穆斯林飞地外的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据说，卡斯蒂利亚的斐迪南三世国王临终之际，躺在卧榻上，对他的儿子阿方索十世（Alfonso Ⅹ）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把从海边到这里，曾经被摩尔人[10]从西班牙国王罗德里克手中夺走的整个王国留给你。这个国家由你支配，最要紧的地方都夺回来了，还没夺回来的几个地方无足轻重。

如果能守住我留给你的这个国家，你就是像我一样的好国王。如果能夺回更多的土地，你就超过了我。可是如果你让这个国家得而复失，那就比不上我。

《西班牙史》[11]

随着收复失地运动丧失动力，哥特血统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直到15世纪，斐迪南二世[12]和 伊莎贝拉一世[13]统治时期，这个问题才重新受到重视。在他们联合执政的时代，1492年，格拉纳达宣告投降，收复失地运动至此结束。同样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国内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影响力遭到清理，这个国家“恢复”了西哥特时代改宗天主教以后，人们认为曾经存在过的那种纯基督教状态。

以国王和王后为首，西班牙贵族们开始编造族谱，力图让自己的血脉跟哥特人搭上关系。这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纯正血统的重视。按照那个时代的说法，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

作为统治所有西班牙人的君主，恢复了王室光荣的哥特血脉，哥特人也是所有西班牙人的祖先。

迪亚戈·德·瓦勒拉[14]《书信集》（Epístola）

1516年斐迪南二世去世，西班牙国王的王位被传给哈布斯堡家族的外孙查理一世[15]。1519年，他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史称查理五世。查理五世统治的辽阔疆域还包括尼德兰[16]、意大利的很多地方，以及1521年被西班牙人征服的墨西哥，还有1533年被征服的秘鲁。哥特文化遗产由此获得了广阔的传播空间。

查理五世本人也被打造为哥特后裔，他出身的那个家族拥有高贵血统、强大且历史悠久，涌现过多位战无不胜的古代哥特国王。这个家族的成员，以领主或国王的身份，长期统治卡斯蒂利亚。[17]查理五世的国土，整合了哥特人历史上从巴尔干半岛一路迁徙到西班牙定居过的广大地区。1527年，查理五世手下那些野性难驯的士兵攻陷罗马城的行为，则被按文艺复兴时代的逻辑理解为亚拉里克大帝和匈奴王阿提拉野蛮行为的故鬼重来。

随着查理五世的退位以及治下领土的四分五裂，王位被传到了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手上。1581年，这位国王通过占领葡萄牙的方式，实现了西哥特西班牙的重新统一，建立起一个“日不落”[18]的大帝国。菲利普二世对哥特血统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他对赫尔曼尼吉尔多的推崇。后者就是那位公元579年前后皈依天主教，反对阿利乌异教徒父亲雷奥韦吉尔德国王的儿子。

与类似圣依西多禄这样的古代哥特人把赫尔曼尼吉尔多贬斥为造反者的做法不同，后世西班牙作者将他奉为圣徒。1586年，根据菲利普二世的请求，教皇正式批准赫尔曼尼吉尔多入圣。国王此举的动机，部分原因可能是对1568年由他下令囚禁，死在狱中的儿子卡洛斯（Carlos）心怀愧疚，威尔第[19]歌剧《唐卡洛斯》（Don Carlos）就是受这件事的启发。

即便如此，菲利普二世的行为仍然体现了当时全世界最有势力的王室，对哥特血统的一贯重视。恰恰是在这位国王当政期间，《西班牙内政史》（Historia de Rebus Hispaniae），这本现代早期最有影响力的西哥特西班牙历史著作，由胡安·德·马里亚纳（Juan de Mariana）撰写完成。1592年，《西班牙内政史》以拉丁文的形式首次出版。1601年，经过增补修订，这本书以西班牙文的形式再版；1699年又被翻译为英文。

同时代的很多西班牙作家也喜欢从西哥特王国的历史中寻找灵感。17世纪早期，剧作家洛卜·德·维加[20]创作完成《最后的哥特人》（The Last Goth），戏剧性地讲述了罗德里克国王统治时期，西哥特西班牙的衰亡，以及佩拉约作为基督教君主英雄典范的伟大复兴。就连美国人，此时也沾了西班牙哥特人的光。正如诗人弗朗西斯科·德·戈维多[21]在他的《保卫西班牙》（España Defendida）中所说的那样，哥伦布通过自己的发现，将哥特文明引入了地球未知的另一半。

西班牙人的历史造假行为并非没有遇到任何挑战。1434年，巴塞尔主教会议上，韦克舍主教尼古拉斯·拉格瓦迪[22]就曾声称瑞典应该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值得尊敬，因为瑞典国王才是古代哥特国王的真正继承人。韦克舍主教尼古拉斯·拉格瓦迪的说法，遭到了西班牙代表团的反对，后者引经据典的证明，他们的国王才是西哥特的嫡系传人。

不过，瑞典还是对哥特人兴趣不减。约达尼斯《哥特史》的重新面世，让人们把传说中哥特人的故乡“Scandza”，跟现实中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联系了起来。瑞典由此被认定为约达尼斯所说的“国家的子宫”，玛各居住过的地方。以瑞典为起点，哥特人横扫欧洲大陆，征服罗马帝国，为中世纪诸多日耳曼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此外，哥特人被视为单纯的武夫，还被奉为哲学和科学领域的导师。他们的如尼文，被认为早于古典时代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文字。

图32 《赫尔曼尼吉尔多的胜利》，小弗朗西斯科·德·赫雷拉（Francisco de Herrera the Younger），1654年，油画

类似这样的信息出自约翰斯·玛格弩斯[23]的《哥特与瑞典诸王全传》[24]。约达尼斯去世后，1554年，这本书由约翰斯·玛格弩斯的弟弟奥劳斯·玛格弩斯出版发行。哥特人和瑞典国王的血统由此可以被追溯到雅弗和玛各，瑞典国王则被认为继承了来自哥特祖先的勇气和美德。此时的哥特人不再被视为野蛮的破坏者；相反，他们抵御了来自罗马帝国的堕落诱惑。罗马皇帝施行的阴谋诡计，甚至被认为是导致那些虔诚的哥特部族暂时落入异教信仰的根由。哥特人在亚拉里克大帝和匈奴王阿提拉率领下，毁灭罗马城的历史则被有意淡化，东哥特的西奥多里克大帝则备受赞扬。

总的来说，约翰斯·玛格弩斯的《哥特与瑞典诸王全传》蕴含着一种文明和解放的力量，正如西欧诸多民族认可的那样：

西班牙和高卢的古代王国总是对勇敢的哥特人怀有异常的感恩之心，正是借助后者的力量，这些人才得以从罗马帝国的严酷统治下解放出来。从那以后，他们再没丧失过自由，反而取得了更大的荣光。

约翰斯·玛格弩斯和奥劳斯·玛格弩斯都是天主教的主教。1520年代晚期，古斯塔夫一世[25]宣布对路德派新教（Lutheranism）的支持后，他们以流亡者的身份来到罗马城生活居住。约翰斯·玛格弩斯理所当然不会赞成文艺复兴运动针对哥特人的敌视态度，他的《哥特与瑞典诸王全传》则在信奉新教的瑞典获得了广泛接受。

17世纪，瑞典王国的黄金时代，王室通过跟哥特人攀亲，可以强化这个国家对波罗的海及周边地区的控制权。于是，1632年去世的古斯塔夫二世[26]给自己加上了“哥特人的国王”（King of the Goths）这个头衔。1660年去世的查理十世[27]则声称自己要率领麾下的哥特人，进军意大利。时间进入1700年代早期，类似这样的豪言壮语，随着瑞典王国的日薄西山逐渐被人们淡忘。不过，在瑞典的这股“哥特热”降温以前，一部有史以来最具想象力的哥特小说[28]诞生了，那就是奥劳斯·鲁德贝克[29]的《大西洲的灰色曼海姆》（Atlantica sive Manheim）。

瑞典不仅是哥特人的故乡，也是玛各其他后人的故乡。与此同时，瑞典还是柏拉图描绘的亚特兰蒂斯被大海吞没后，硕果仅存的部分。只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让后人慢慢淡忘了这件事。奥劳斯·鲁德贝克其人虽说在今天引发了很多争议，骨子里却是位严肃的学者。他的《大西洲的灰色曼海姆》被爱德华·吉本[30]评价为，是一部充满趣味性、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

斯堪的纳维亚人[31]试图垄断哥特遗产的做法，尤其是约翰斯·玛格弩斯的那本《哥特与瑞典诸王全传》，反过来刺激了德国人的神经。文艺复兴时期和宗教改革运动围绕哥特人形成的两套截然相反的话语，在现代早期的德国演绎出了形形色色的哥特命题。从贬低哥特式建筑的价值，到再解读塔西佗所说的那个“日耳曼尼亚”，为这个概念代表的文明、美德等含义沾沾自喜，不一而足。

德国的哥特研究并没有类似地理领域“北方—南方”，或者宗教领域“天主教—新教”，这样泾渭分明的划分。围绕这个概念论争的多样、复杂性，让哥特研究在德国始终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19世纪德国统一的过程中，“哥特”这个知识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于这方面内容，本书下章还有专门介绍。

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围绕哥特人和他们文化遗产，最具代表性、意义最深远的再解读发生在英国。1590年代，也就是莎士比亚创作《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那个年代，获得英国人普遍接受的有关本民族起源的各种传说故事，最主要还是集中在1136年前后，蒙默思的杰弗里[32]撰写的那本《不列颠王朝史》（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里。

“不列颠”（Britain）这个说法，来自一位叫“布鲁图斯”（Brutus）的古人，他是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33]的长孙。布鲁图斯和他手下那些追随者，后来就演化成了最早的不列颠人。类似这样的文化想象给予了英国人一位来自古典时代的祖先，还让他们拥有了更加悠久的独立历史，比如蒙默思的杰弗里讲述的关于亚瑟王的古老传说，以及他率众抵抗撒克逊人[34]和罗马人入侵的英雄事迹。

图33 《奥劳斯·鲁德贝克发现亚特兰蒂斯》，狄奥尼修·帕德布吕格（Dionysius Padt-Brügge），1679年，版画

文艺复兴时代涌现的学者群体早已对这样的传说故事提出了质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534年，亨利八世[35]统治时期，意大利历史学家波利多尔·维吉尔[36]出版的那本《盎格鲁史》（Anglica Historia）。不过英国学术圈和普通民众对这方面认识的真正转变还是发生在1580年代，从那时开始，他们转而强调盎格鲁—撒克逊人是英国传统法律和习俗的源头，同时还将盎格鲁—撒克逊人泛化地解释为欧洲大陆哥特人的分支。

英国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这种说法的最早版本，来自公元731年，圣比德尊者[37]的《英国教会史》。根据圣比德尊者的记载，最早来到英国的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38]三支日耳曼蛮族部族。

公元9世纪，阿尔弗雷德大帝统治时期，圣比德尊者生活的那个时代使用过的古英语发生演化，“Jutes”这个单词就被改写成了“Geats”。沿着从奥罗修斯到约达尼斯，再到圣依西多禄这条学术脉络，“Geats”便很容易被附会为“Goths”。这样一来，圣比德尊者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顺理成章就被泛化成了日耳曼—哥特部族。他们一路迁徙，横穿曾经的罗马帝国，来到英伦三岛。

16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历史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是在公元597年教皇大贵格利派遣圣奥古斯丁[39]来英格兰传教以后的事，圣比德尊者因此为英国和罗马实现宗教统一而感到庆幸。反之，类似约翰·佛克塞这样的英国清教徒，则认为英国人皈依基督教的时间点早于罗马人入侵的时代。基督教在英国的最早传播者，通常被认为是阿里玛提亚的约瑟夫[40]。也有人认为应该是圣比德尊者和蒙默思的杰弗里都曾提到的，故事传说中公元2世纪皈依基督教的那位卢修斯国王[41]。

无论如何，有赖于两位学者的努力，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起源说还是逐渐站住了脚。这两位学者就是威廉·卡姆登[42]和理查德·费斯特根（Richard Verstegan）。

威廉·卡姆登的《不列颠尼亚》（Britannia），是他那个年代，获得最广泛传播的考古学专著。1586年，这本书最早以拉丁文出版，1610年又出了英文版。威廉·卡姆登采用的将英国划分为英伦三岛再加上爱尔兰，分开讲述各自历史的做法，体现了一种重构罗马帝国占领前和占领后英国历史的尝试。尽管没有直接驳斥蒙默思的杰弗里的说法，威廉·卡姆登还是认为并没有明确证据可以证明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位叫布鲁图斯的古人。这种说法其实是罗马统治者带到英国来的，体现了那个时代罗马文化对英国的影响[43]。

1590年代和1600年代，威廉·卡姆登修订再版这本书时，又在原有结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英国语言和宗教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从未屈服于任何外来势力，他们的后代主宰着整个西欧地区。

论及苏格兰高地人种[44]时，威廉·卡姆登是这样说的：

既然强大的西班牙君主都愿意跟哥特人攀亲，苏格兰人将自己视为这个民族的后人，也就谈不上妄自菲薄。某些最著名的意大利贵族甚至拥有可以追溯到哥特人祖先的家谱，或者至少说，他们愿意伪造这样的家族世系。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国王总喜欢把类似这样的说法挂在嘴边——实话实说，欧洲所有的贵族血脉，其实都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哥特人。

与威廉·卡姆登生活在同一时期的理查德·费斯特根，把前者的那套盎格鲁—撒克逊人起源于日耳曼—哥特人的理论，又往前推了一步。理查德·费斯特根是位祖籍荷兰，信仰天主教的英国人，他在牛津大学研究盎格鲁—撒克逊人历史时，使用的是“Richard Rowlands”这个名字。后来因为支持天主教活动，为躲避迫害他前往安特卫普定居，同时又恢复了自己原有的荷兰姓氏。

1605年，理查德·费斯特根出版了名为《重建失去的知识》一书，还将这本书题献给英国的詹姆斯一世国王[45]。《重建失去的知识》在今天已鲜有人知，然而这本书在英国公众对哥特人的认识方面，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作者言之凿凿地得出结论，声称英国人彻头彻尾就是哥特人的后代。蒙默思的杰弗里讲述的那个将英国人认定为古代不列颠人或罗马人子孙的特洛伊传说，则受到批判。

理查德·费斯特根从历史和语言学的角度入手，追溯了英国人真正的日耳曼祖先，以及被他们遗忘的古代文化，也就是书名标题所说的“失去的知识”。作者认为，英语属于日耳曼语系，它的根源可以被追溯到巴别塔时代[46]，就像所有日耳曼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血缘追溯到雅弗和他的子孙们一样，早期撒克逊人的文化风俗，也起源于塔西佗所说的那个“日耳曼尼亚”。

作为天主教徒，理查德·费斯特根虽然承认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英国宗教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却坚称英国正统基督教的源头应该是从属于古罗马的天主教。这种站在天主教立场上得出的结论，在英国清教徒群体中很难获得认同。尽管如此，他的某些观点仍旧非常具有说服力。例如，理查德·费斯特根认为英国人应该为自己的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感到骄傲。不仅是因为日耳曼人从未屈从于其他民族的统治，还因为历史上很多能征善战的军队都脱胎于日耳曼人。他们占领了欧洲全部最重要的国家，后世子孙在那里生息繁衍至今。可以这样说，日耳曼人是今天欧洲各个国家的建立者。

理查德·费斯特根并没有明确指出，哥特人其实只是日耳曼诸多部族中的一个支系，反倒像威廉·卡姆登那样，笼统地将日耳曼人尊奉为西班牙君主和贵族的祖先。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像日耳曼人一样热爱自由的观点，则部分来自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理查德·费斯特根的逻辑实现了古代日耳曼人的自由传统与17世纪民主理念的对接。这两者的结合体，就被命名为“哥特宪法”（Gothic constitution）。

17世纪的英国，政治形势异常混乱。国王和议会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在1640年代引发了一场内战[47]。直到1688年，这场内战才以光荣革命[48]的形式收场。持续若干年的内战，让英国人对哥特人和早期日耳曼民族的关注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保皇派还是议会派，都希望通过重构历史的方式确立自身的合法性。

为了打击君主制，议会派针锋相对地援引古代哥特宪法，意在限制君权。塔西佗描述的日耳曼人开会议事、削弱酋长权力的做法，则被认为是英国议会的原型，很早以前就被拥有召开贵族会议、公推国王传统的撒克逊人带到英国。宗教改革运动对继承罗马荣光的西奥多里克大帝的推崇，进一步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依据。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49]由此被喻为那个专制、堕落，最终由热爱自由的日耳曼人取而代之的罗马帝国。

17世纪的英国人用“哥特”这个词形容他们的议会传统，未必与史实相符，然而这样一套话语却反映了哥特人当时拥有的超高人气。它直接导致了18世纪和19世纪，公众对哥特文化高涨的热情。

英国内战期间，时任议员纳旦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在1647年，撰写了名为《英国联合政府的历史论述》 （An Historicall Discourse of the Uniformity of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的书。这本书以威廉·卡姆登和理查德·费斯特根的撒克逊人研究为基础，论证英国自古就是个实行宪政自由的国家。将这种自由传统引入英国的是撒克逊人，不过英国议会制度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塔西佗笔下那些生活年代更加遥远的自由日耳曼人，尤其是哥特人身上。谈及这些古人，纳旦尼尔·培根自豪地得出结论：

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奢望像英国这样，保存如此多的古代哥特法律。

这之后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1688年光荣革命、1689年《权利法案》[50]通过，余波尚存的那个年代。威廉·坦普尔爵士[51]在他1695年出版的《英国历史介绍》（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and）一书中，对英国的哥特传统做了进一步解读：

撒克逊人是哥特人的一个分支，原先居住在北方的那个“民族蜂房”里，后来在奥丁[52]领导下，占领了环古代波罗的海沿岸的广袤土地。

奥丁被威廉·坦普尔爵士描绘为哥特早期法律的制定者，后来被尊奉为神。讲述奥丁和古代哥特人故事的目的，不仅是强化当时的英国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同时也肯定了英国封建时代便已经出现的陪审团制度和传统：

陪审团制度及其他封建时代法律，都是古代哥特人在侵入罗马帝国，不断在帝国各个行省迁徙、定居的过程中引入欧洲大陆的。罗马帝国以外的其他地区，例如英国、高卢和诺曼底，则分别由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和诺曼人[53]引入这套制度。上述这些地区实行的国家议会和州议会制度，来自相同的源头。

到了17世纪末，“哥特宪法”的理念已经在英国人的政治思维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这套理念为哥特人树立了一种正面形象，与此同时，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英国人头脑中将哥特人视为野蛮破坏者的文化想象，从来也没有消失过。

时间回到1570年，哥特人在罗杰·阿斯坎[54]撰写的学术专著《教师》（The Scholemaster）中，被视为引发语言和诗歌堕落的“祸首”：

尤其是哥特人和匈人首先引入意大利的那种乏味诗歌韵律，所有优美的诗歌，所有高深的学问，至此遭到毁灭。这种负面影响随后传入法国和德国，最终为英国人所接受。

宗教改革时代的诗人约翰·德莱顿[55]对此持相同看法。他认为与古典时代文学相比，哥特人的文学就是“污物”和“大便”：

罗马城得以苟延残喘，却丧失了艺术；

这样的文化，无法与古希腊相提并论；

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来自北方的野蛮民族，

令所有无与伦比的史迹蒙羞，

令所有艺术沦为废墟。

1694年《致戈弗雷·内勒爵士[56]》

哥特人形象野蛮化的最集中体现，可能就出现在1715年前后，蒲柏[57]创作《流芳百世》的那个时代。基于源自乔叟[58]的理论，蒲柏想象中神庙四面墙的装饰风格，分别象征了四种不同的文化，即西墙代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东墙代表波斯和亚洲文化，南墙代表埃及文化，北墙代表哥特文化。哥特人不再被视为法律的开创者、自由的象征，而是被看作愚昧、迷信的嗜血武士。他们的代表就是奥丁，还有被盖塔人[59]视为主神的扎莫尔克西（Zamolxis）：

代表哥特人的墙位于北面，

繁复的装饰风格，体现了野蛮人的骄横，

那里有巨型的玫瑰花浮雕，还装点了桂冠纹饰，

图案周围，如坟丘般环绕着如尼文；

扎莫尔克西坐在那，两眼直视前方，

奥丁像死人一样半睡半醒，

粗鄙的铁柱子，仿佛涂抹了一层鲜血，

西锡厄英雄们的形象，令人厌恶地立在那里，

德鲁伊[60]和吟游诗人正在拆毁竖琴的琴弦，

青春在诗人的悲吟中死去。

这令人千百倍生疑的荣光，

被古老的传说赋予那个永不湮灭的名字，

他们的形象按照等级，罗列在神庙的墙上。

二十年后，正面和负面，两股哥特人的形象脉络，在詹姆斯·汤姆森[61]1735—1736年创作的诗歌《自由》（Liberty）中，实现了交融。这首诗歌的主题，文如其名，追溯了哥特人在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境内四处迁徙，最终抵达英伦三岛过上幸福生活的历史。按照诗人的逻辑，恰恰是因为罗马人的精神沦丧，哥特式的黑暗才以野蛮暴力的形式降临人间：

图34 瑞典哥特兰（Gotland）如尼文石刻，完成于公元8—10世纪，石刻中骑在长着八条腿的马身上的人，可能是主神奥丁或者《沃尔松格萨迦》的主人公齐格弗里德

哦，可怜的意大利！这是多厉害的一杯罚酒，

难道仇恨快要将你榨干了吗？

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底人，

蛮族蜂拥而至，

你要承受多少种打击？

多么可怕的呐喊，充斥的只有狂怒，

这就是那些恐惧的耳朵能听到的全部吗？

还是诗人描述的这群蛮族，随后却成了孕育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个“民族蜂巢”当中，追逐着自由一路奔袭而来的英雄。他们借撒克逊人之手，将“自由”这件礼物，带到了英国：

……野性未驯的，

为拯救那些谨小慎微的奴隶，

他们随身带来了一种幸福的社会制度；

这种制度为自由而建，

公正的大自然早就把这个秘密，

悄悄告诉了她的子孙，

西锡厄的人们，自古便洞悉了其中的法则，

我深受鼓舞，

他们的国家也有国王，

权力却被理智地看管，

智慧得以交流，

各方力量和谐相处。

18世纪英国人的文化想象当中，“哥特人”和“哥特式”这套知识是一种和谐共存、相互交融的悖论式存在。文艺复兴时代为哥特人构建的文化破坏者形象依旧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诗人，以及其他自诩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遗产继承者的群体当中。与此同时，“哥特”这个文化形象蕴含的诸如哥特宪法、自由议会制度等理念，却显得没那么重要。

此时的公众参照《圣经》，还有源自古典时代的文化传统，将哥特人宽泛地理解为古代日耳曼人。这种理解催生了针对哥特文化遗产更加多样化的解读方式。“哥特”这个词可以被援引用来批评各种野蛮的、不文明的东西，同时还象征着自由，或者至少在英国还象征着爱国主义。

正是这种复杂、多样的文化背景，让“哥特”这个概念在英国流行文化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不仅建筑领域使用这个概念，更有甚者，艺术和文学领域也喜欢拿哥特人做噱头。1764年，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首次出版。这部小说通常被认为是各类“哥特小说”的起源，1765年再版时，干脆就加上了“一个哥特故事”（A Gothic Story）的副标题。

时间进入19世纪，哥特文化运动兴旺发达。从1888年玛丽·雪莱 [62]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到1897年布莱姆·斯托克的《德古拉》，哥特小说不断演化，传承至今。本书第8章还将对这一重要文化现象，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做出详细介绍。

霍勒斯·沃波尔撰写《奥特兰托城堡》的同一时期，爱德华·吉本正在思考古罗马帝国的命运，以及日耳曼蛮族侵入西欧的那段历史。爱德华·吉本的思考立足于之前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理念和逻辑思维方面，也体现了那个时代启蒙运动的影响。1776—1789年，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过程中，作者因此更加注重时间性的进化论史观，而非对古代文化的保护。相比很多前辈学者，爱德华·吉本还能够更加清晰地把历史上真实的哥特人，与“哥特宪法”背后作为一种文化想象的哥特人，区分对待。

不仅如此，来自爱德华·吉本的某些理念，还为欧洲宪法原则的日耳曼基调提供了重要借鉴。

好战的日耳曼人，先是反抗罗马帝国的压迫，然后入侵罗马帝国，最终推翻了西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由此在历史上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这些人因此更有资格，或者换言之，更具亲和力，值得我们关注和尊敬。现代欧洲那些最发达的国家，起源于德国的森林旷野。在那些蛮族的原始风俗习惯当中，我们仍旧可以找到某些现代法律和礼仪基本原则的影子。

爱德华·吉本随后对古代日耳曼人的描述，基本完全照搬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包括日耳曼人对自由的重视，以及民主集会对酋长权力的限制等。区别于纳旦尼尔·培根和威廉·坦普尔爵士，爱德华·吉本不喜欢对历史做任何简单的线性进化论式叙述，也不太愿意将哥特人的形象构建为单纯的侵略者或者单纯的法律制度开创者。

谈到德基乌斯皇帝执政时期，哥特人逐渐侵入罗马帝国那段历史时，爱德华·吉本提醒读者不要忘记，虽然哥特人后来享有盛名，那时却不过是日耳曼蛮族的一个分支。

这是那个族群有史以来完成的第一件壮举，他们随后冲破罗马帝国的束缚，攻陷了她的首都，统治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哥特人在西罗马帝国覆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无法被世人遗忘，他们因此经常性地被冠以“野蛮的蛮族”“好战的蛮族”等不恰当头衔。

爱德华·吉本对哥特人的军事实力赞誉有加，却对他们的文化和道德水平颇有微词。例如哥特人当年定居在黑海北部沿岸的丰饶原野、身边遍布大自然的慷慨赐予时，他们却无视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仍旧过着一种懒散、贫穷并且与世隔绝的生活。进入罗马帝国以后，哥特人逐渐显露出残暴，某些时候还有几分阴险的天性。直到亚拉里克大帝凭借他的军事天赋，再加上罗马人自身的道德败坏，那座领导、感召着如此众多的城市——罗马帝国的首都，最终沦丧于淫荡、凶残的日耳曼和西锡厄部族之手。

爱德华·吉本承认哥特人在公元410年攻陷罗马城的过程中表现得较为克制，尤其是在保护罗马城内基督教堂方面，不过在克制的同时，还伴随着同样不容忽视的流血事件和抢劫、强奸。西奥多里克大帝的统治的确给意大利带来了和平和繁荣，不过这个国家在他执政末期便已初露败象。随着西奥多里克大帝的去世，所有荣光顷刻间化为尘土。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38章，爱德华·吉本讲到公众都很关心的“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个问题时，只字未提哥特人，也没对当时流行的所谓“哥特宪法”的说法做出过评价。作者心中最理想的世界，是那个遭到蛮族入侵以前的罗马帝国。这个国家的命运走向有她自身的内在规律，与哥特人没什么关系。哥特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被爱德华·吉本耐人寻味地评价为是“一场野性和宗教所取得的胜利”。

《罗马帝国衰亡史》在英语学术圈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为针对哥特人和他们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相比之前几个世纪，更复杂也更“现代”[63]的思维范式。作为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可以对前辈学者口中诸如“哥特人是雅弗后裔”的说法不屑一顾，也可以无视瑞典学者奥劳斯·鲁德贝克关于亚特兰蒂斯的种种观点，同时在适当借鉴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基础上，理性而清醒地将哥特人视为一个个性独立的族群。

这个族群无疑在罗马帝国灭亡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他们更多的却只是武士，而非国家建设者，爱德华·吉本因此对那个遭到蛮族毁灭的古典世界充满向往。毋庸置疑，同时期学者很难达到爱德华·吉本这样的思想深度，哥特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方方面面，此后仍将是欧洲知识分子群体热衷讨论的话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19世纪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兴起时期，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围绕哥特人形成的种种命题在当代社会又会被赋予一种全新的意义。

图35 古罗马废墟，按照吉本的说法，这就是激发他创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灵感来源

[1] Tacitus，普布里乌斯· 克奈里乌斯· 塔西佗，古罗马历史学家。

[2] Julio-Claudian，古罗马帝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由奥古斯都·屋大维开创。

[3] Dominican monk，天主教的一个流派，又译多米尼克派，1217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创立。

[4] Annius of Viterbo，15世纪末意大利神职人员，学者，总共伪造了17本古代史，位列“西方伪史三剑客”之一。

[5] Berosus，古巴比伦祭司，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占星家。

[6] 按照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国家”本身也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知识，或者说一套概念，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7] Reconquista，西班牙语，又称再征服运动、列康吉斯达运动，特指公元718—1492年，西班牙人反抗阿拉伯人占领，收复失地的运动。

[8] Pelayo，佩拉约的身份历史上没留下详细记载，不过在西班牙民间传说中，他的家族属于西哥特贵族，他本人拥有公爵头衔。

[9] Ferdinand Ⅲ of Castile，13世纪上半叶的西班牙国王，1248年从摩尔人手里收复了塞维利亚的卡斯蒂利亚。

[10] Moor，泛指中世纪时期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马耳他、马格里布和西非的穆斯林。

[11] Estoria de España，阿方索十世在位期间下令编纂的一部散文体历史书。

[12] Catholic Monarchs Ferdinand，1452—1516年，最早按卡斯蒂利亚王室排序称斐迪南，1468年统一整个西班牙后，改称斐迪南二世，1504年吞并那不勒斯后，又改称斐迪南三世。他是西班牙重新统一后的第一位国王，伊莎贝拉一世的堂弟和丈夫。

[13] Isabella，她与斐迪南二世共治西班牙，在位期间资助过哥伦布远航。

[14] Diego de Valera，15世纪西班牙历史学家。

[15] Habsburg grandson Charles Ⅰ，查理一世的血缘关系比较复杂，父亲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母亲是西班牙人，童年又在低地国家也就是今天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法国北部区域内生活，母语为法语。

[16] Netherland，今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法国北部，“尼德兰”这个词本身就含有“低地”的意思。

[17] 佩德罗·梅西亚（Pedro Mexiá），《卡洛斯五世皇帝传》（Historia del Emperador Carlos V）。

[18] the sun never set，日不落帝国这个说法最早被用来形容西班牙，19世纪以后才用在英国身上。

[19] Verdi，朱塞佩·威尔第，意大利作曲家，歌剧《阿依达》的作者。

[20] Lope de Vega，西班牙戏剧之父，代表作《羊泉村》。

[21] Francisco de Quevedo，1580—1645年，西班牙贵族政治家，巴洛克时期的著名作家和诗人。

[22] bishop Nicolaus Ragvaldi of Växjö.

[23] Johannes Magnus，他还有个弟弟奥劳斯· 玛格弩斯（Olaus Magnus），兄弟二人是当时瑞典的著名学者。

[24] History of all Kings of Goths and Swedes，莎士比亚撰写《哈姆莱特》部分参考了此书讲述的故事。

[25] the Swedish king Gustav Vasa，16世纪上半叶瑞典国王，在位期间支持基督教新教。

[26] Gustavus Adolphus，瑞典国王，军事家，在位期间力图夺取波罗的海霸权，38岁战死疆场。

[27] Charles Ⅹ，指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古斯塔夫（CharlesⅩ Gustav of Sweden）在位期间为争夺波罗的海及沿岸地区霸权，曾发动对俄国的战争。

[28] 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特点是带有强烈的恐怖、神秘色彩。

[29] Olaus Rudbeck，瑞典科学家和作家认为瑞典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大西洲/亚特兰蒂斯大陆，所有人类的语言都起源于瑞典。

[30] Edward Gibbon，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

[31] Scandinavian，北欧人种，以瑞典人和挪威人为代表。

[32] Geoffrey of Monmouth，英国主教、历史学家，代表作是以拉丁文撰写的《不列颠王朝史》。

[33] Aeneas，特洛伊王子安基塞斯和爱神维纳斯的儿子，按古罗马传说，特洛伊城被攻破后他逃到意大利，建立了罗马城。

[34] Saxons，日耳曼人的一支，最早定居在波罗的海沿岸和石勒苏益格地区，后迁至德国境内的尼德萨克森一带，被称为撒克逊人。公元5世纪初，撒克逊人北上渡海，侵入不列颠，这支后来定居英国的撒克逊人就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

[35] Henry Ⅷ，1509—1547年在位的英国国王。

[36] Polydore Vergil，意大利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他曾受亨利八世的父亲亨利七世委托撰写《盎格鲁史》，意在强化英国都铎王朝的合法性。

[37] Venerable Bede，公元673—735年，英国修士，历史学家，早年可能是一名孤儿，7 岁以后由教会抚养成人，公元8 世纪英国最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学者。

[38] the Jutes，日耳曼人分支，起源于日德兰半岛。

[39] Augustine of Canterbury，公元597年受教皇差遣，来到英国传教。

[40] Joseph of Arimathea，英国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创立者。

[41] King Lucius，传说中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国王。

[42] William Camden，英国历史学家，1586年以拉丁文出版《不列颠尼亚》（Britannia），这本书集中记述了古代英伦三岛的风土民情。

[43] 古罗马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特洛伊战争的幸存者，将英国人的祖先说成是特洛伊的后人，有利于他们对英国的占领和同化。

[44] Highlanders of Scotland，苏格兰土著人种，以凯尔特人为主。

[45] James Ⅰ，1567—1625年在位的英国国王。

[46] Tower of Babel，指古代巴比伦的通天塔。

[47] the English Civil War，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48]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联手新贵族，推翻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国王统治，迎立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威廉三世即位，建立延续至今的君主立宪政体。

[49] Stuart monarchy，1371—1714年斯图亚特家族统治时期的英国。

[50] 全称《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这份文件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法律基础。

[51] Sir William Temple，Baronet，17 世纪英国学者、历史学家、汉学家，特别仰慕中国文化，《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曾担任过此人的私人秘书。

[52] Odin，北欧神话中的主神，被视为诸神之王，也是死者之王、战神、权力之神和魔法之神。

[53] Norman，指定居在法国北部的维京人及其后裔。

[54] Roger Ascham，1515—1568年，英国学者，曾以外交官身份游历欧洲诸国，在相当于中小学的英国学校中当过希腊语教师，《教师》这本书是罗杰·阿斯坎的遗作，去世后由他的妻子整理出版。

[55] John Dryden，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被誉为“桂冠诗人”。

[56] Sir Godfrey Kneller，英国宫廷画家。

[57] Alexander Pope，18世纪英国伟大的诗人，启蒙主义者。

[58] Chaucer，14世纪英国小说家和诗人，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

[59] the Scythian Getae，盖塔人属于色雷斯人的分支，公元前生活在多瑙河流域，依附于古国西锡厄。

[60] Druids，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森林女神。

[61] James Thompson，18世纪英国诗人，主张崇尚自然。

[62] Mary Shelley，英国女作家，诗人雪莱的妻子，她创作的《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是全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

[63] modern，原文即带引号，作者通过这种方式，体现的是近年来学术圈在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基础上提出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代人无论做学术研究还是日常生活，都有一套与之相伴的常识。这套常识看似自然而然，理所当然，无须证明，其实也是一套经过复杂人为构建的“知识”，拥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读者可参考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

第7章 为哥特而战

19世纪是西方世界急剧转型的时期。巨变始于美国和法国的两场革命[1]，随后演变为横扫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一股洪流。每个被裹挟其中的国家，都希望保护自身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传统，然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冲击，教育的普及，再加上大众传媒的发达却让现代民族国家意识[2]越发深入人心，很多国家因此爆发了摧枯拉朽的革命。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可以将哥特文化遗产视为自己国家认同的核心，国与国之间的频繁冲突不可避免。

西方诸国围绕哥特人及其文化遗产的争端由来已久。西班牙就曾试图凭借哥特传人的身份，强化哈布斯堡家族对整个欧洲的控制。与此同时，作为哥特人起源地，传说中的“Scandza”，瑞典王国也曾雄心万丈。对德国的宗教改革者[3]而言，日耳曼民族的英雄历史是他们冲破罗马教廷束缚的利器。“哥特宪法”这个说法，则体现了英国人对他们以权力平衡为原则的议会制政府的自豪感。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围绕哥特人构建的话语，或多或少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基调，那就是后罗马时代逐渐形成的“哥特—日耳曼”文化遗产。《圣经》中关于雅弗后裔的记载，约达尼斯对哥特人迁徙历史的追忆，还有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记载的各种掌故，诸如此类，互相纠结，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哥特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欧洲不同民族间的融合，而不是相反。

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与哥特文化遗产二者间存在张力。现代国家进行各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归根结底是为了强化国民心中本已存在的国家意识，共同抵御外部和内部潜在的敌人。英国人对于他们国家自由精神的自豪感，也可以转化为英国凯尔特人族群的某种优越感，进而形成对欧洲大陆其他民族乃至英国国内不同族群的歧视。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刚刚脱离英国控制的美国，信仰的也是同一套“哥特自由精神”。德国统一运动中，哥特传统成了强化国家认同的工具，人们通过援引各种与哥特人有关的历史和传说的方式，维护国家统一。虽然历史上的哥特人从来也没有真正统治过英国或者德国。就像此前几个世纪那样，想象出来的“哥特人”，分量远远要比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哥特人重要得多。西班牙作为哥特王国曾经的核心地带，这种情况表现得尤其突出。

直到1900年代早期，将哥特人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简单理解为一套历史悠久的共同信仰的做法开始降温，旧有的文化想象丧失了魅力，哥特流行文化逐步后来居上。这种文化现象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

图36 《危险中的球形布丁》，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创作于1805年，蚀刻加手工染色，表现的是时任英国首相的小威廉·皮特（Pitt the Younger）与法国皇帝拿破仑瓜分世界的场景

假如某位生活在1790年代的人打算回溯哥特人从黑海直到西班牙的迁徙历史，他其实不太容易找到哥特人真实存在过的证据。按照某些旅行者的说法，直到18世纪，克里米亚半岛仍然有某个民族还在使用以古代哥特语为基础形成的语言。虽然我们找不到这个民族在近现代时期存在过的确凿证据，甚至连他们到底是什么民族也说不清。

纵观整个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此消彼长最终在1914年6月的塞尔维亚，以刺杀斐迪南大公的方式撼动了整个欧洲[4]。相对巴尔干半岛复杂的民族迁徙和定居历史而言，哥特人只是一位匆匆的过客。这片土地上新兴的斯拉夫民族国家，从未动过借力哥特人的念头。无独有偶，占据伊斯坦布尔，也就是曾经的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也对哥特人没什么兴趣。

沿着亚得里亚海曲折的海岸线一路蜿蜒进入意大利，哥特人留下的各种物质遗迹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东哥特王国曾经的首都拉文纳周边。作为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最后一位统治过意大利全境的君主—西奥多里克大帝，现代意大利以1870年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5]进军为标志、最终完成的意大利复兴运动（the Risorgimento）自然不能无视他的存在。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意大利人非常希望淡化那段东哥特人当政的小插曲。现代意大利民族国家主义者，更多强调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荣光，其次是古罗马帝国的丰功伟绩。这两段历史记忆在墨索里尼独裁统治时期使用的徽章上同时得到了体现[6]。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通常被我们视为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单就哥特这个问题来说，法国大革命围绕哥特人构建的种种话语，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如何通过回忆“过去”的方式实现对“现在”的重塑[7]。

古代哥特人对高卢南部地区的统治，无论从时间长度还是地理范围上来讲，其实都非常有限。而且在法国人已经形成思维定式的历史叙述当中，西哥特王国还曾经长期向法兰克王国和查理曼大帝纳贡称臣。法国知识分子在审视哥特祖先的过程中，因此往往会有意回避“西哥特”这个概念，偏爱使用含义更宽泛的“哥特自由精神”，认为这种精神在后罗马时代的西方由来已久。于是，“哥特自由精神”这个早已在英语世界政治理念中牢牢扎根的说法，便在孟德斯鸠[8]1748年出版问世的颇具盛名的《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一书中再度得到诠释。

占领罗马帝国的诸多日耳曼部族是一个自由的民族。要想证明这一点，只需要读读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这些征服者散布在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主要居住在农村而非城镇。只有在德国，这个民族被凝聚了起来。当他们分散生活在其他前罗马帝国行省时，则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

面对更加细致入微处理公共事务的需要，以及占领罗马帝国以前建立本民族文化共识的需要，日耳曼民族必须求助于一位代理人。这就是我们国家哥特式政府的起源。

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哥特宪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哥特人的自由精神，都是在法国由法兰克人，而不是西哥特人建立起来的。法兰克人在广义上，也可以算作“哥特—日耳曼”大家族的一员。

贯穿整个18世纪，围绕哥特文化遗产引发的争论此起彼伏。就像法兰克人可以被曲解为哥特人的分支一样，保皇派、贵族势力，乃至议会民主派，都可以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历史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读。类似这样形形色色的说法虽然不可能对历史走向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它们的持续发酵最终却在1789年催生了一场暴力革命[9]。变革者们在推翻法国旧君主专制制度以后，自然需要重新对法国历史做出解读。接替波旁王朝的共和国，以及后来加冕称帝的拿破仑，就此对哥特人失去了兴趣。

只有西班牙人始终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中，为古代哥特保留着一席之地。与法国不同，西哥特西班牙的那段历史始终是这个国家记忆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作为首次统一伊比利亚半岛那个国家的统治者，西哥特人凭借他们制定的法律、他们改宗天主教的往事，从收复失地运动时代直到16世纪西班牙王国的巅峰岁月，始终被这个国家的人们所铭记。

随着西班牙王国的山河日下，西班牙人也在逐步更新他们对哥特文化遗产的理解。西班牙国王的哥特血缘曾经被用来为收复失地运动提供合法性的支持，随后还被用来强化王室的统治权威。到19世纪早期，反君主制成为一种潮流。联合英国对抗拿破仑的历史，则让哥特自由精神在西班牙深入人心。

1810年9月召开的加的斯议会[10]是西班牙第一次组建议会政府的尝试。1813年，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玛丽娜[11]在撰写《法庭理论》一书的过程中，驾轻就熟地用哥特人充当自己的论据：

图37 《雷卡雷德的改宗》，安东尼奥·穆尼奥斯·德格拉因（Antonio Muñoz Degrain），1888年，油画

从虔诚的天主教国王雷卡雷德，到在瓜达莱特迎接自己不幸、可悲的命运因而让哥特人的不朽荣光和显赫威名永远蒙羞的罗德里克国王，历任西哥特国王都要在王室、朝廷驻节的托莱多定期召开议会和国民大会。

某些会议的目的是处理民间事务，有些会议是为了讨论政治宗教事务，还有的会议则二者兼而有之，同时解决国家和教会，民间和宗教领域遇到的各类问题。

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玛丽娜引述孟德斯鸠以及某些英语圈学者的观点，将以权力平衡为基础的哥特宪法所代表的自由精神，追溯到了哥特人生活在德国旷野丛林，还有西哥特西班牙国王召开国家会议的年代。

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玛丽娜对这套理论的解读，与其他学者相比，存在一个明显的区别。作为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对哥特人的认识，自然而然要受到宗教背景的制约。雷卡雷德由于改宗天主教的经历，通常被视为西哥特王国的第一位国王。西哥特人凭借自身的宗教信仰，往往也被认为地位应该高于其他日耳曼族群。

撒克逊人、巴伐利亚人[12]、日耳曼人、伦巴底人和法兰克人对待信仰非常虔诚，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这个优点在他们发挥自身聪明才智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西班牙哥特人仰仗本国大主教们的美德和智慧，这无疑要比那个年代散落到其他西方国家的同族拥有更大优势。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西班牙教会这样，在各个学术领域涌现出数量如此可观的才俊。那些国家，也没有一位大主教能像西班牙主教这样无私，正直，有学问，将宗教和科学融会贯通。

将政治领域的自由精神与对天主教的虔诚相互融合，这是西班牙学者独有的思路，具有多面性的哥特文化遗产至此又演化出一种全新模式。即便加的斯议会在西班牙历史上非常短命，君主政体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很快复辟，这种矛盾张力的思维模式热度不减，并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the Spanish Civil War）中达到顶峰。

佛朗哥统治时期，西哥特人被冠以“伊比利亚半岛统一者”，以及“法律和秩序维护者”的美誉。虽然佛朗哥在1969年指定胡安·卡洛斯[13]为继承人，这位独裁者心目中的偶像却是收复失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诸如熙德[14]、天主教国王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等英雄人物[15]。围绕哥特人产生的各种话题，在这个时代西班牙普通大众的知识背景中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常识”。与此同时，西班牙学术界关于西哥特人，以及西哥特人对西班牙历史推动作用的争论，却从未终止。

关于哥特人的“知识”发展到这个阶段，自然而然就需要对他们历史上的迁徙路线做出任意歪曲，把这条路线往更靠北的地区调整。调整到那些哥特人虽然从未真正涉足，公众意识却深受哥特文化影响的地区。

正如本书前几章谈及的那样，到了18世纪下半叶，哥特人的自由精神催生了英国议会制度，这种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凭借制度保障自由，从而避免像法国、西班牙等君主制国家那样造成对人民的奴役，这是英国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

不过，哥特文化遗产毕竟隐含着一种促进西方民族、国家融合而非加剧孤立主义的逻辑。这种逻辑同时体现在英国人处理爱尔兰问题，以及处理与欧洲大陆关系等问题方面。盎格鲁—撒克逊族裔的英国人与英国土著的凯尔特人，因此被解释为同属雅弗，也就是挪亚儿子的后裔。基于同样的逻辑，哥特文化遗产还为那些建立在前罗马帝国土地上的国家提供了达成共识的可能。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实现联合。1714年，乔治一世国王[16]的即位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纽带关系，哥特文化遗产则被用来构建和加强国民对这个新联合国家的认同感。

共享哥特文化遗产并非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可以被彻底弥合，尤其是在类似詹姆斯叛乱[17]和反法同盟[18]这样的特殊时期。英国人自认为他们取得的成就独一无二，值得骄傲，因此也就更需要防范来自那些暴君和迷信观念的威胁。然而按照前面所说的逻辑，即便那些被视为压迫者的法国国王，内心其实也把自己视为哥特的传人。

基于同样的哥特文化遗产，英国和法国却分别衍生出了议会民主制和君主专制这两种水火难容的不同政体。面对这种尴尬情况，主流的做法只能是借助历史的偶然性、英国海岛地理环境的独特性、民族文化或性格上的差异等说词加以解释。事实上，对英国来说，哥特文化遗产在其他西方国家的热度衰减本身就是个值得引起警醒的现象。

早在1656年，詹姆士·哈林顿[19]在他的乌托邦式专著《大洋国》（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中便已提出类似观点，强调在英国内战结束后，进一步维护议会民主制的必要性。虽然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现有制度得到了巩固。博林布鲁克子爵[20]还是在他1730—1731年撰写的《英国历史述评》（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ngland）一书中，表达了对持续性的担心。

《英国历史述评》的开篇，老生常谈般地颂扬了哥特人的爱自由传统，认为他们发明的贤人会议（witenagemot）制度就是今天英国议会的原型。问题在于，相似的集会议事也曾存在于陷入专制制度以前的法国和西班牙。

他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祖先同属日耳曼民族，差不多拥有相同的习惯和风俗，以及相同模式的政府。

这样一来，相比他们的欧洲同伴，英国人也就丧失了文化传统方面的优越感。更有甚者，既然其他欧洲国家的自由制度可能失败、走向君主专制，英国自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共同推崇的哥特文化遗产，因为爱国热情的叠加形成了一种内在张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哥特文化作为被西方普遍接受的理念，在19世纪的英国从未销声匿迹，反而还在建筑、文学领域兴旺发达，实现了哥特文化的复兴。

与此同时，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又始终在努力强化自身的独立性，在文化传统领域以及政治领域与其他欧洲国家保持距离。英国人心目中，“哥特人”这个概念，被窄化为北欧日耳曼民族，也就是被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奉为楷模的那群人。包括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在内的拉丁族裔[21]以及英国国内以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为代表的凯尔特族群，则被排除在这个范围以外。

图38 《卡洛登战役》，大卫·莫里尔（David Morier），1746年，油画

鉴于所谓的“哥特宪法”并没有给女性保留一席之地，传说中的哥特自由精神也就无法荫蔽那些英国女性[22]。至于那些接受大英帝国统治的殖民地人民，自然更不在考虑范围内。哥特文化遗产内部隐含的那套种族歧视的内在逻辑，由此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按照英国人设定的标准，英国国内大致可以划分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与之相对的凯尔特人和盖尔人[23]两大群体，英格兰人[24]作为哥特人的嫡系后裔理所当然就要高人一等。

《圣经》传统的家族世系通常将凯尔特人和哥特人同样视为雅弗，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歌篾和玛各的后代。由于这套说法在细节方面大多非常含混，早期英国文化一般都可以把居住在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的凯尔特人和盖尔人，大而化之地归入盎格鲁—撒克逊人族群。

18世纪，某些因素的出现动摇了这种统一性的根基。首先是科学的进步消解了人们对《圣经》人种论的迷信，其次是1715年和1745年的两次詹姆斯叛乱，这让英国内部的民族关系出现了裂痕。另外，从1760年开始，凯尔特文化也出现了明显的复兴，正如詹姆斯·麦克佛森[25]“莪相[26]的诗”中所体现的那样。

詹姆斯·麦克佛森将这首诗视为英国前基督教时代纯正凯尔特文化的孑遗，同时还将莪相摆在能与荷马相提并论的位置，认为凯尔特人的地位远远高于野蛮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莪相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曾经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目前主流的观点通常认为这些诗应该是詹姆斯·麦克佛森假托莪相之名的伪作。尽管如此，这些诗还是在詹姆斯·麦克佛森生活的时代被人们众口相传，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反过来又对英国人将哥特族裔，盎格鲁—撒克逊人视为自己国家奠基者的传统观点，发出了挑战。

1775年，珀西[27]的《北方古物》出版。这本书实际是1775—1776年保罗·亨利·马利特[28]创作的《丹麦历史介绍》（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 Dannemarc）一书的英译本。就像很多前辈作者一样，保罗·亨利·马利特倾向将所有欧洲民族都视为哥特人的后裔。托马斯·珀西则在这本书英译本的前言当中，斩钉截铁地否定了他将凯尔特人视为哥特后裔的做法。珀西认为凯尔特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思想意识受德鲁伊神秘主义[29]主宰，因此缺乏哥特人的文化特质，或者更明确地说，缺乏哥特人独有的自由精神。

凯尔特民族似乎并不具备哥特人引以为豪的传播四方、走到哪里便带到哪里的自由信念。恰恰相反，在高卢，所有的自由和权力主要掌控在祭司和酋长手中。恺撒把他们称为“equites”或“knights”[30]。与这些人相比，平民的境遇仅仅比奴隶稍好一点而已。反之，每个最地道的日耳曼人都是独立和自由的。

英国的“哥特宪法”由此被解构成了盎格鲁—撒克逊族裔的专利，与凯尔特人的精神信仰没有任何关系。作为这方面研究的领军人物，约翰 ·平克顿[31]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出版于1787年的《论哥特人或西锡厄人起源和演化》（A Dissertation on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Scythians or Goths），以及出版于1789年的《苏格兰历史调查》（An E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Scotland）这两本书当中，约翰 ·平克顿声称凯尔特人实际属奴隶阶层，他们的文明来自作为征服者的哥特人的强制赋予。生活在介于苏格兰高地和英格兰之间的苏格兰低地地区的皮克特人[32]则被视为哥特—盎格鲁—撒克逊族裔的表亲。

通过生动描绘哥特文化优越感的方式，约翰 ·平克顿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得出的结论。他如此定位哥特人和凯尔特人，两个不同族群文化的关系：

狮子和屁股，这就是哥特人和凯尔特人。

不仅如此，约翰 ·平克顿还将哥特人描绘为身材高大、肤色白皙的纯正白人，将凯尔特人描述为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有色人种，后者因此无权拥有前者的“高贵品性”。

1847年，布莱克威尔[33]校订再版珀西的《北方古物》时，上述结论依照人种学的理论框架，彻底成了定论。凯尔特人被认为是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的有色人种，性格特征更情绪化，也更迷信；纯正日耳曼哥特人，以德国人和英格兰人为代表，讲究清洁、辛勤劳作，更具思想深度。用布莱克威尔的话来说，他们是人类文明的佼佼者。

这种解读哥特人的全新思路，其理论基础源自现代科学而非《圣经》条文，迎合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兴起的种族理论，以及纯盎格鲁—撒克逊极端主义思想，大大增加了对英国旧有统一模式的威胁。

同样是在这个时间段，相比欧洲大陆国家，英国人对他们的哥特血缘的理解，也在悄然发生着分化。即便是这样，法国大革命以后那个众声喧哗的年代，埃德蒙·柏克[34]依旧可以言之凿凿地声称“所有欧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都来自同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日耳曼传统，或者也可以说，古老的哥特传统”[《建议与弑君法国媾和的第一封信》（First Letter on the Proposals for Peace with the Regicide Directory of France，1796）]。按照埃德蒙·柏克的说法，英国制度所体现的古老且文明的自由精神，正好是法国所继承的野蛮且不合理文化的反面。正因如此，英国才下定决心要跟拿破仑斗争到底。

1815年，西方世界重归和平，某些人仍在寻求建立一种泛欧洲化的“哥特共识”，正如亨利·哈兰姆[35]在他1818年出版的《中世纪欧洲国家观》[36]中所说的那样。滑铁卢战役取得胜利后，英国人越发自我感觉良好，同样因为这场胜利自认高人一等的还有普鲁士人[37]。这个时期出现的窄化日耳曼人定义，以及将哥特传人局限于北欧民族的理论，则为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顺理成章的明证。

将英国体制的根源归结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理论，起源于威廉·卡姆登和理查德·费斯特根。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这套传统被明确解读为专属日耳曼民族的某种特制。按照莎伦·特纳[38]在1799—1805年撰写的《盎格鲁—撒克逊史》（History of the AngloSaxons）中的说法，在所有日耳曼族裔中，就数撒克逊人最具活力，最热爱自由，他们因此才是“哥特，或者说，日耳曼民族政治智慧的开创者”。作为英国立国基础的议会制度则延续了撒克逊人的贤人会议传统。

图39 《矛盾》，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1792年，手工上色蚀刻

今天凭借《水孩子》一书享有盛名的查尔斯·金斯利，在1864年出版了名为《罗马和条顿》（The Roman and the Teuton）的论文集。这本书带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印象，即“哥特”和“日耳曼”两个概念此时已经可以完全画上等号。“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日耳曼民族进攻并毁灭了罗马”，这是《罗马和条顿》的开篇讨论的话题。查尔斯·金斯利将哥特人取得胜利的原因总结为上帝借哥特人之手，惩罚堕落的罗马。

遗憾的是战争进程中使用的暴力，再加上罗马这个“大染缸”，污染了哥特人的优良品行，只有英国人能独善其身。因此：

我们英国的法律，英国人对于正义和仁慈的理解，相比其他欧洲国家，在自由精神、诚实美德和善良品质方面，就更接近古代日耳曼人奉行的准则。

受日耳曼民间传说《尼伯龙根之歌》启发，查尔斯·金斯利如此评价英国取得的成就：

感谢上帝，我们避免分享他们的“战利品”，避免如他们一般腐败堕落，避免触碰尼伯龙根那致命的宝藏。身处孤岛，自力更生，这是我们英国人的幸福。我们与古代哥特人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分道扬镳，来到这里定居。置身宁静的森林，亲近大地，享受与浊世相对的祥和，守护古老的日耳曼传统，不让古代日耳曼人的信仰和美德蒙羞。

实话实说，漫长的若干个世纪以后，和平的生活造成了我们的懒散，我们的懒散引来了外敌入侵，也催生出很多严重的问题。所幸，当世人疯狂追逐传说中罗马帝国巨大财富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的美德和生活。

罗马帝国遵循上帝的意志分崩离析以后，日耳曼人成了欧洲的主宰，英国人又是所有日耳曼民族中的“领头羊”。随着大英帝国纵横海洋，不断向外扩张，类似这样的说法自然应运而生。曾在1866—1867年先后游历美洲、澳洲和印度的查尔斯·温特沃斯·迪尔克[39]，在撰写《游记》（A Record of Travel）的过程中，说过这么一段冷冰冰的话，充分显露了维多利亚时代种族主义理论隐含的严酷性。在他看来，仅仅让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为地球上其他民族的统治者还远远不够，那些“劣等民族的逐渐消亡，不仅顺应自然法则，也符合人类的福祉”。

这样的观点虽然非常极端，但查尔斯·温特沃斯·迪尔克的书还是广受欢迎，多次再版。无论承认或否认英国的日耳曼属性，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种狭隘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理论获得了多么普遍的接受。用查尔斯·温特沃斯·迪尔克同时代批评家卢克·欧文·派克[40]的话来说：

当今恐怕很少有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童年时代没被灌输过英国几乎是纯日耳曼血统国家的理念。英国的政治体制，社会风俗，国家的繁荣昌盛，军队的战功赫赫，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当年乘坐三艘军舰，在亨吉斯特和霍萨[41]统率下，渡海而来的日耳曼武士们。

《英国人和他们的起源》

（The English and Their Origins， 1866）

哥特文化遗产只是构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帝国意识众多源流中的一支，它所起到的作用不能说完全是负面的。哥特文化与凯尔特文化两种模式相互融合也推动了英国的统一，在大英帝国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感召了数量众多的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子孙为这个国家贡献力量。大英帝国在给那些“劣等族群”送去“文明”的同时，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内心深处都保留着一份真情实感。也就是说，对哥特自由精神的信仰，只要得到恰当引导就可以起到积极作用，比如废除奴隶制。

毋庸置疑，19世纪的英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凭借具有号召力的民族主义核心、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和清晰的种族界限，凝聚起了一个地域辽阔的现代国家。与此同时，英国哥特文化具有的那种包容特性却在此前两个世纪中逐渐消退，从而在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不断引发矛盾冲突。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

围绕哥特人形成的这套“知识”，还可以被用作其他用途，比如充当反抗大英帝国统治的理论依据。源自哥特人、被英国人长期坚守的自由信仰，后来借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手，横渡大西洋来到美洲殖民地。

1620年，“五月花”号从朴茨茅斯扬帆起航，载着那些清教徒前辈（the Pilgrim Fathers）来到新英格兰。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移民开始在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广阔殖民地上定居。共同推崇的哥特文化成为凝聚美国东部各州形形色色定居者的一个因素。英国人主张的哥特式法律原则，以及无代表不纳税[42]原则，由此在这片土地上牢牢扎根。

英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些权利的做法直接导致了1760年代至1770年代，美国独立意识的抬头。后来对法国大革命持批评态度的埃德蒙·柏克，此时却发声支持美洲殖民地人民，认为他们不光“天赋自由，就算按照英国自己的思想和准则，他们也应该获得自由（英国议会下院，1775年3月）”。与此同时，美国独立先驱也在援引与英国相同的“哥特宪法”理念，为己所用。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约翰·亚当斯[43]，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不约而同将撒克逊人酋长亨吉斯特和霍萨作为他们独立思想的象征。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还明确建议，把这两位酋长的形象刻在美国国玺上。1776年，撰写完成《独立宣言》不久前，托马斯·杰斐逊还将当年日耳曼移民跨海定居英伦三岛与移民们横渡大西洋来到美洲这两件事，颇具象征意味地联系了起来。

我们的先辈移居美洲以前，是生活在雄踞欧洲的大英帝国自由居民，拥有上天赋予每个人的各项权利。后来因为偶然原因而非主动选择，背井离乡，寻找新的栖身之地，遵循祖先意在提高民众福祉的法律和制度，建立新的家园。

当年那些撒克逊祖先秉持同样的法则，以相同的方式，告别生养他们的北欧荒野和森林，来到英伦三岛。随后在不依赖当地土著居民的前提下，建立了让那个国家在如此漫长的时光中获得荣光和呵护的法律制度。

《英属美洲权利概述》

（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1774）

哥特文化遗产在美国，由此与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紧密结合了起来，融入这个国家的历史叙事当中。托马斯·杰斐逊去世后近20年，马什[44]在1843年出版的《新英格兰的哥特人》一书中，最强势地阐述了哥特文化对美国的影响。按照马什的理解，由于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哥特文化遗产在英国面临着蜕化变质。他认为，“英国的哥特本性是天生的，罗马人的那套东西则源自后天习得。英国人的崇高品质和智慧源自哥特母亲，与此同时，英国的扩张野心，功利主义以及国家性格中的极端自私，则属于罗马帝国的影响”。即便身处19世纪中期，马什仍将西奥多里克大帝奉为值得美国读者效仿的楷模。

我要让读者意识到，他们已经受到太多那种古老、庸俗观点的制约，将“哥特”这词视为野蛮的代名词。哥特人，作为当今西北欧地区居民的共同祖先，属于高加索人种最优秀的一个分支。

我们是哥特人的后裔。正是在哥特精神的指引下，“五月花”号横渡人迹罕至的大洋。也是哥特人的鲜血，流淌在邦克山[45]上。哥特人并非公众始终误认为的野蛮人和破坏者。他们确实推翻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同时却也让这个国家的人民焕然一新。他们推翻的只是罗马帝国腐败的政府，同时却对这个国家的功业心怀敬畏。西奥多里克大帝并没有毁掉罗马的珍贵文化，反而对它保护有加。这种珍贵文化恰恰是意大利人的贪婪和迷信一直想要毁掉的东西。

美国人可以自豪地套用英国人构建的那套哥特想象，这套文化想象反过来也可以通过辨析谁才是真正哥特传人的模式，对抗大英帝国的统治。相似的思维方式，还体现在美国学习英国公元8世纪晚期以来兴起的哥特文化复兴运动方面。

随着催生英国哥特想象的中世纪荒原[46]和神话正在逐渐消失，种族问题，尤其是奴隶制问题却在日益凸显。美国早期哥特小说家，比如知名度最高和马什属于同代人的作家爱伦坡，他创作的哥特小说包括发表于1839年的《厄舍古屋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还有1842年的《红死魔的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虽然拥有自身独一无二的创作个性，爱伦坡就像那个时代从霍勒斯·沃波尔到布莱姆·斯托克[47]的英国同行们一样，热衷演绎死亡主题，发掘人类的恐惧心理。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借助哥特文化想象，为国民描绘了一个光明的未来。美国国父们同样在哥特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擘画了一个新兴国家的蓝图。在19世纪的德国，哥特文化扮演的角色可能稍有差异，却同样重要。中世纪时，德国人便已对哥特人的那段历史青睐有加，因此还产生了大量民间传说。

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余波的影响，德国的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同时出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日积月累，最终在1871年助力普鲁士威廉一世[48]实现了德国统一。哥特人留下的历史和传说让德国内部那些分裂的小国家，可以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找到共同点。再者说，哥特式文学、戏剧和建筑，无论在1871年以前还是以后，都可以被视为德国国家精神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

早在1800年代早期，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已经在德国知识分子群体思想中获得了广阔的市场。它强调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共同的语言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的重要意义，呼吁全体德国人应该为自己的祖先感到荣耀。不同于法国和英国，德国这片土地历史上从未被罗马帝国统治过。德国人因此更有理由夸耀他们在文化和语言上的纯洁性，虽然这个国家曾经长期处于政治不和谐的分裂状态。

格林兄弟留下的作品，今天为世人所熟知的应该就是最早出版在1812年的《格林童话》（Kinder und Hausm Rchen）。事实上，格林兄弟还是两位正统严肃的学者。他们在整理民间故事传说的同时，还对现代德国民族国家意识体现出强烈的认同感。1816—1817年，格林兄弟编纂完成《德国传说》（Deutsche Sagen），这本书收录了585个故事，内容涉及很多哥特历史人物和事件。例如第369个故事记录了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起点的迁徙，第373个故事介绍了亚拉里克大帝的葬礼，第384个故事谈到了西奥多里克大帝死后灵魂被投入火山的故事等。

随后的岁月中，格林兄弟延续了类似的研究思路。1829年，威廉·格林出版专著，对日耳曼民间传说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古代英雄传奇进行比较研究，其中就包括《尼伯龙根之歌》讲述的故事。1835年，杰克·格林出版的《德意志神话》（Deutsche Mythologie）是对古代日耳曼宗教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不仅如此，这位学者终其一生还专注于德语演化领域的研究。格林兄弟取得的成就让人们意识到德语作为德国国家统一基础的重要性，也为后来瓦格纳[49]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图40 约瑟夫·霍夫曼（Joseph Hoffman）舞台布景版画，表现的是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一幕，1876年

图41 俾斯麦塔，耶拿（Jena）

图42 1890—1900年的科隆大教堂

《尼伯龙根之歌》是日耳曼民族故事传说的核心。自1200年前后以中古高地德语整理成文字以来，这个故事就从未被人遗忘。只不过经格林兄弟之手面世的版本，在德国民间历史研究领域引发的关注度更高。《尼伯龙根之歌》的古代手稿重见天日以后，被翻译为现代德语，得到更广泛读者的阅读。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个故事的重要价值，例如黑格尔就曾说过，《尼伯龙根之歌》仅仅是个古代故事而已，应该像用扫帚扫地那样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面对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低潮期，这个民间故事却成了呼唤德国统一的最强音。西奥多里克大帝和匈奴王阿提拉由此被改头换面，成了狄特里希和匈人国王埃采尔。《尼伯龙根之歌》为现代德国构建了一段虚幻的哥特—日耳曼古代史，因而可以为当时的很多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那个时代对于《尼伯龙根之歌》最富戏剧性的再解读方式，却没太在意这个故事蕴含的那些哥特历史元素。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这部史诗化的系列组剧于1848年开始创作，1876年在拜罗伊特（Bayreuth）首次公演，分《莱茵的黄金》（Das Rheingold）、《女武神》（Die Walküre）、《齐格弗里德》（Siegfried） 和《诸神的黄昏》（Götter Dämmerung）四个部分。

瓦格纳在1849年参加过德累斯顿起义[50]，他对《尼伯龙根之歌》故事感兴趣的原因，部分应该是受日耳曼民族性格的感召。有别于同时代作家，他在设计《尼伯龙根的指环》剧情时，特立独行地有意忽略了那些时髦的哥特故事元素。创作的素材主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沃尔松格萨迦》[51]，而非《尼伯龙根之歌》。更重要的是，瓦格纳讲述的故事完全删掉了《尼伯龙根之歌》的后半部分，也就是关于半历史、半虚构人物狄特里希和匈人国王埃采尔的内容，同时将创作焦点集中在神话人物齐格弗里德的生平和遇害方面。《尼伯龙根的指环》是一部举世公认的杰作，可以说，超越了作者生活时代局限。

《尼伯龙根的指环》首次被搬上舞台那年，统一后的德国刚刚稳定下来。新生的国家急需获得某些象征，不光是类似《尼伯龙根之歌》或者瓦格纳 《尼伯龙根的指环》这样的文化象征，还需要实实在在的物质象征。哥特文化的多样性再次迎合了这种需要。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后的若干个世纪以来，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德国围绕古典时代建筑和中世纪建筑到底谁高谁低这个问题，展开了喋喋不休的争论。1770年代，包括歌德在内的一批人，首次宣称哥特式建筑是日耳曼民族内在精神和民族个性的表达。

德国中世纪罗马式建筑[52]现代复兴的登峰造极之作，非新天鹅堡[53]莫数。这座建筑在1869年，由瓦格纳的资助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Ⅱ of Bavaria）下令开工修建，是沃尔特·迪士尼睡美人城堡的原型。1880年，北欧地区规模最宏大的哥特式建筑——科隆大教堂，最终完工。这座教堂最早开工的时间是在1248年，1473年中途停工。随后的将近400年当中，这座未完工的教堂成了重要的地标性建筑。科隆大教堂最终完工那年，奠定现代统一德国历史地位的德皇威廉一世参加了教堂的竣工典礼，还将这天视为国家的节日。

现代德国构建历史的方式，还包括修造各种特殊意义的国家纪念馆，这种情况甚至在1871年德国还未正式统一以前，便已经出现。1830—1842年，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Ⅰ of Bavaria）下令修建位于多瑙河岸边的瓦尔哈拉神殿[54]。这座古希腊风格的神庙至今仍然矗立在那里，建筑内外还装饰了很多日耳曼英雄题材的牌匾和雕塑，从弗里提格伦酋长到亚拉里克大帝，再到西奥多里克大帝和匈奴王阿提拉，不一而足，其中当然也少不了乌尔菲拉大主教。

其他类似的重要建筑物，还包括1875年完工、献给阿米尼乌斯[55]的赫尔曼纪念碑（Hermannsdenkmal），他于公元9世纪在条顿堡率军打败了罗马人；1883年完工，为庆祝德国统一而建的尼德瓦尔德纪念碑[56]；以及为纪念1813年，普鲁士军队在莱比锡击败拿破仑100周年而建的英雄纪念碑（V lkerschlachtdenkmal），等等。所有此类纪念性建筑中，最广为人知且最具哥特文化韵味的，当属德国境内随处可见的上百座俾斯麦塔（Bismarck towers）。德国人修建俾斯麦塔是为了向1898年去世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表达敬意。

俾斯麦塔的外形可以多种多样，建筑的核心设计，却是威廉·克莱斯[57]从拉文纳西奥多里克大帝陵墓那里找到的灵感。作为东哥特国王，《尼伯龙根之歌》故事里狄特里希的原型，西奥多里克大帝当然有资格和推动德国统一的英雄人物相提并论。

哥特文化遗产对德国人追求民族自豪感，还起到过一个负面作用。到了公元7世纪，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种类的欧洲语言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种相似性的原因，起初被归结于所有欧洲人都是《圣经》记载中雅弗的后代。1786年，威廉·琼斯[58]恰当地将印度梵文与古典时代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进行了比较，这通常被认为是“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的概念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确认。

时光流逝，类似这种人类拥有共同语言起源的观点，逐渐同某些种族和人种学理论纠缠到了一起，形成了所谓的高等人种——“雅利安人”（Aryan）的说法。这套说法在19世纪的欧洲盛行一时，不久以后便开始和约达尼斯《哥特史》中讲述的古代哥特人迁徙的老故事结合起来，为希特勒的纳粹宣传机构所用。

1883年，卡尔·彭卡[59]的《雅利安起源》（Origines Ariacae）一书，最早将“雅利安人”的发源地确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地区，同时声称只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北欧日耳曼人，才保留着这个高等民族的纯正血统。乌尔菲拉大主教留下的哥特《圣经》残本保存了数量最多、最古老的日耳曼民族语言。顺着这样的思路推演下去，无论历史上的哥特人，还是神话传说中的哥特人，便都可以成为支持现代德国人种族优越理论的依据。

1930年代，希特勒着手打造雅利安人神话的时候，政治领域对哥特文化遗产的利用已呈明显下降趋势。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国际关系的潮涨潮落，令那些现实和想象中的哥特人风光不再。与此同时，某些哥特文化元素，理所当然，也被保留了下来。《匕首》（Dolchstosslegende）是一本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原因的书。这本书通过比附《尼伯龙根之歌》齐格弗里德遭到阴谋杀害故事情节的方式，将德国人的失败归咎于犹太人、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持德国异见人士。英国人则在继承发展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和英国自由理念的过程中，不断构建着他们的政治话语。无论如何，曾经在若干代西方人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哥特文化遗产的黯然失色，明显意味着西方社会正在大范围地发生转型。

1900年代早期，围绕哥特文化遗产形成的很多基础性原则逐渐遭到挑战，被人们抛弃。越来越专业化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开始更清醒地意识到，那些宏大叙事以及爱国主义宣传中普遍存在的历史误区。对于古代哥特部族越发清晰的认识，让人们能够更准确判断他们对后罗马时代西方历史的实际影响。种族主义理论越来越多受到质疑，尤其是在经历过德国纳粹政府的种种极端做法以后。英国和德国反复出现的冲突，也颠覆了日耳曼子孙间表面上的“团结”。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宣传机构就曾炮制过德国人的祖先应该是匈人，而非哥特人的言论。

20世纪上半叶的喧哗和无序，进一步消解了对于国家或帝国的种种美好幻想。面对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浪潮，哥特文化遗产显得越来越狭隘，与时代脱节。由于这样的原因，20世纪末，人们围绕哥特人构建的种种话语，更多出现在文化领域而非政治领域。这意味着以哥特文化想象为基础构建具有普世性的国家和民族主义理论，已经成为过去。

[1] 指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

[2] 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本身也是一套“知识”，成型于近现代欧洲，19世纪以后伴随全球化进程普及类似中国、日本这些当时还处于“前现代”阶段的国家。

[3] 宗教改革运动最早发生在德国，马丁·路德也是德国人。

[4]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5] Victor Emmanuel Ⅱ，原为撒丁王国国王，后任命加富尔为首相，富国强兵，最终统一意大利，被意大利人誉为“国父”。

[6] 墨索里尼创立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使用的徽章，包含了古罗马和文艺复兴两种文化符号。

[7] 也就是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8]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and de Montesquieu，法国思想家，原名夏尔·特·塞孔达，后来改过几次名字，中文通译为孟德斯鸠。

[9] 指1789年7月14日推翻波旁王朝的法国大革命。

[10] The Cortes of Cádiz，1810年9月24日，西班牙革命者在加的斯附近雷翁岛召开立宪议会。

[11] Marina，应指Francisco Martinez Marina，1754—1833年，西班牙著名法学家、历史学家和神甫。

[12] Bavarian，巴伐利亚在历史上曾长期独立，直到1871年才并入德国。

[13] Museo de los Concilios y de la Cultura Visigótica in Toledo，即2014年退位的卡洛斯国王，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佛朗哥成为西班牙元首建立独裁统治，1947年自任西班牙摄政王，1975年指定西班牙波旁王室成员胡安·卡洛斯为王位继承人。

[14] El Cid，罗德里高·迪亚兹·德·维瓦尔，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军事领袖和民族英雄，史诗《熙德之歌》的原型。

[15] 这三个人都不属于波旁王朝世系，与胡安·卡洛斯国王没有亲缘关系，作者因此用了转折语气。

[16] the Hanoverian succession of George Ⅰ，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一位国王。

[17] the Jacobite Rebellions，1689—1745年英国光荣革命后，忠于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二世国王的保王党人发动的一系列叛乱。

[18] 1793—1815年，欧洲各国结成的反拿破仑联盟。

[19] James Harrington，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

[20] Viscount Bolingbroke，18世纪英国政治家和作家，后因反对乔治一世流亡法国。

[21] 北欧白人对南欧拉丁族裔始终存在歧视心理，蔑称他们为“戈达人”，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存在。

[22] 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英国女性仍然在教育、就业、政治等方面受到很大歧视，最突出的体现是没有投票选举权，这种情况直到1920年代才逐渐得以改善。

[23] Gaelic，生活在苏格兰南部平原地区的英国少数民族。

[24] English，这个单词此处特指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英格兰人。

[25] James Macpherson，18世纪苏格兰诗人。

[26] the poems of the ancient bard Ossian，莪相，又译“奥西恩”，凯尔特神话传说中古爱尔兰英雄人物和诗人。

[27] Thomas Percy，18 世纪英国传教士和考古学家。

[28] Paul-Henri Mallet，1730—1807年，瑞士作家。

[29] Druidic mysticism，古代凯尔特宗教。

[30] 这两个词都有“骑士”的意思，但是又有所区别，equite在古罗马泛指所有有资格和实力骑马的人，身份高于普通平民，knight则特指欧洲中世纪武士阶层。

[31] John Pinkerton，1785—1826年，生于爱丁堡，苏格兰学者和作家。

[32] Pict，古代苏格兰早期原住民。

[33] 原文为I.A.Blackwell，具体身份不详，参考原书出版信息，这人可能是Henry Gbohn，即英国的亨利伯恩出版社的编辑。

[34] Edmund Burke，18世纪爱尔兰政治家、哲学家和作家。

[35] Henry Hallam，1777—1859年，英国历史学家。

[36] 原文为View of the State of Europe，作者引用书名不全，实际应为View of the State of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37] the German Prussians参加滑铁卢战役，打败拿破仑的主力是英国和普鲁士的联军。

[38] Sharon Turner，1768—1847年，英国历史学家。

[39] Charles Wentworth Dilke，英国贵族和政治家。

[40] Luke Owen Pike，1835—1915年，英国律师、历史学家和作家。

[41] Hengist，传说中的古代英格兰国王。

[42]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通俗地说，就是某个地方行政单位如果在议会中没有议席，就有权不纳税。美洲殖民地当时的情况是纳税，但在英国议会没有自己的代表，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成了后来美国独立的重要诱因。

[43] John Adams，美国第一任副总统。

[44] George Perkins Marsh，美国地理学家，外交家。

[45] Bunker’s Hill，指邦克山战役，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

[46] landscape，荒原是英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意象，读者可参考艾略特《荒原》。

[47] 布莱姆·斯托克生活的年代，爱尔兰全境属于英国，所以后文说“英国同行”。

[48] Wilhelm Ⅰ of Prussia，即后来的德皇威廉一世。

[49] Richard Wagner，德国音乐家和文学家。

[50] Dresden uprising，为维护德国宪法发动的一次起义。

[51] the Poetic and Prose Eddas and the Völsunga Saga，《尼伯龙根之歌》的故事原型。

[52] Romanesque，10—12世纪，欧洲流行的建筑风格，多数用于教堂和修道院，对后来的哥特式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53] Neuschwanstein Castle，位于德国巴伐利亚，修建于19世纪晚期，与12世纪完工的老天鹅堡隔山相望，故名新天鹅堡。

[54] The Walhalla，是一座纪念德国历史名人的名人堂。

[55] Arminius，别称Hermann，出生在日耳曼尼亚，日耳曼部族切鲁西人，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后来率领日耳曼人击溃了罗马军团。

[56] Niederwalddenkmal，又称“帝国纪念碑”，意在纪念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

[57] Wilhelm Kreis，1873—1955年，著名德国建筑师。

[58] Willian Jones，18世纪后半叶英国学者，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

[59] Karl Penka，1847—1912年，奥地利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

第8章 哥特文化

“哥特文化”这个概念，一向很难定义。对古代史学者而言，哥特人的文化和物质遗存能够保留至今的，仅仅是一些零碎的残片。即便在哥特人曾经立国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想找到这样的残片也不太容易。这种现象反映了罗马文化在后西罗马时代仍然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对中世纪研究者来说，关注的焦点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直集中在批判中世纪涌现出来的，那些所谓“哥特式”的经典艺术和建筑。

到了公元8世纪末，“哥特式”这个说法已经可以被用来形容包括古代日耳曼诗歌、中世纪教堂、超自然恐怖以及英国政治制度起源等诸多元素。在当今的通俗文学和影视领域，“哥特式”这个概念衍生出了形形色色的吸血鬼和狼人，还有种类繁多、独具风格的社会亚文化[1]以及艺术和音乐。

每代人都有一套受限于自身时代的思考方式。随着时间变化，人们口中的“哥特”与历史上真实的哥特人，渐行渐远，当然也有某些基本原则被坚守了下来。“哥特”这个概念，永远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的含义，也就是说对自我自由表达的肯定，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当今世界对“哥特”概念的运用花样百出，自相矛盾。不过，我们仍旧可以在其中找到“野蛮”与“文明”，哥特与罗马，二元对立张力关系的影子。这种二元关系自第一批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便已经确立下来，同时又不断遭到质疑和调整。

历史的迷雾掩盖了哥特人的真实历史，他们大迁徙的传奇经历仅仅留下了少许文献和考古记录。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章已经看到的那样，目前这方面年代最古老的考古证据来自公元3—4世纪，范围涵盖乌克兰南部到罗马尼亚东部，所谓“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时期”留下的各种遗迹。

作为农耕文化，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时期的哥特人没有留下太多恢宏的建筑、金银财宝。他们的房屋主要使用木头和泥土修建，银质的装饰品受到特别追捧，青铜胸针、骨头梳子、彩色玻璃项链、琥珀念珠都属于有价值的个人财产。哥特人烧制的陶器仅具功能价值[2]却制作精良，品种包括储藏用具和炊具，以及敞口、浅底很可能是喝酒用的大碗。

这个时期虽然有很多罗马制造的双耳细颈瓶、玻璃器和钱币越过多瑙河，出口到哥特人生活的地区，然而罗马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却非常有限。与此同时，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哥特人正在逐渐改变在坟墓中为逝者掩埋各类陪葬品的风俗。截至目前，种种考古证据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哥特人建立的是一个可能不太富裕，却非常稳定的部落型社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370年代晚期，面对匈人压力，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被迫迁徙到罗马帝国境内。

有赖于乌尔菲拉大主教的努力，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前，便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古代哥特字母主要以古希腊语为基础，同时还掺杂了拉丁文和如尼文的某些成分。为了将《圣经》翻译成哥特语，乌尔菲拉大主教还专门对这套字母做了改进。

遗憾的是，古代哥特《圣经》只有很少部分流传至今。这类手稿的存世量原本很大，尤其是在东哥特意大利和西哥特西班牙时代，只不过这两个王国灭亡后，那些手稿可能就慢慢遗失了，也可能是被有意涂改湮没了。事实上，很多流传下来的古代哥特手稿都属于再生羊皮纸，即把纸张或羊皮纸上原本的哥特文内容涂掉以后重新利用，但是原先的哥特文涂得不干净，被新文字所覆盖，隐隐约约还能看见[3]。

古代哥特《圣经·新约》保存最完好，硕果仅存的唯一特例是“银色圣经抄本”（Codex Argenteus）。这部手稿产生于公元6世纪，小写字母用银粉书写，大写字母用金粉书写，书写材料是染成紫色的羊皮纸，很可能是西奥多里克大帝的宫廷御用物品。并不完整，缺少149—336页的内容，好在所有有关《四福音书》的内容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本手稿的制作工艺是后来被冠以“野蛮”名号的两个哥特王国，在艺术水平方面最有力的正名。

图43 公元6世纪哥特“银色圣经抄本”手稿

凭借乌尔菲拉大主教和他的哥特《圣经》，哥特人成了所有日耳曼民族当中，最早拥有文学、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便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哥特《圣经》及相关论述。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跟哥特人最早信奉“阿利乌异端”，后来又在雷卡雷德国王统治时期改宗天主教的历史有关。确凿的证据显示，东哥特王国和西哥特王国主流的文学语言应该不是哥特语。

这两个古代国家主流的作家以罗马人后裔为主，平时用拉丁文写作。例如生活在高卢南部地区的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生活在意大利的卡西奥多罗斯和波爱修，以及圣依西多禄。约达尼斯是那个时代主流作家当中少见的哥特人，不过他实际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哥特史》这本书也是用拉丁语写成的，书中内容大量参考了如今已经失传的卡西奥多罗斯12卷本《哥特史》。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其实很难对哥特文化到底是什么做出清晰的界定。通过考古发掘获得的材料，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考古学领域，通常不可能准确判断某件出土文物到底出自哥特人之手，还是其他日耳曼部族，或者受这些蛮族统治的罗马人之手。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对包括“银色圣经抄本”在内的哥特艺术品和建筑物，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只不过类似这样的了解，进一步证明了这样的事实：来自罗马和哥特的两种文化元素，共同塑造了后罗马时代的意大利和西班牙。

西奥多里克大帝为公元6世纪初的意大利带来了一个繁荣时期，这个时期的东哥特王室在拉文纳城内和周边地区大兴土木，他本人的陵墓就坐落在拉文纳城的郊外。拉文纳城内有一片目前已经得到发掘，规模宏大的宫殿遗迹。根据公元9世纪拉文纳观察家阿格尼勒斯[4]在《拉文纳历代教宗》（Book of Pontiffs of the Church of Ravenna）一书中的描述，这座宫殿曾被用于安放过若干尊西奥多里克大帝的雕像。即便文艺复兴时代对哥特人心怀敌意的瓦萨里，也不得不对西奥多里克大帝留在拉文纳的宫殿群表达无声的赞美。他在考察帕维亚和莫德纳等地意大利古代建筑的过程中，称赞这些宫殿“虽说按蛮族喜欢的样式修建，却富丽堂皇，设计合理，工艺精良”。

距离拉文纳宫殿群不远，就是全意大利最有名的东哥特时期教堂。修建这座教堂起初是为了向耶稣基督表达敬意，今天的它却被称为圣阿波利纳努沃大教堂。教堂内部精巧的马赛克镶嵌画采用罗马文化的艺术风格，描绘了刚刚降生的耶稣在所谓的“阿利乌派洗礼堂”（Arian baptistery）接受洗礼时的场景。虽然哥特人信奉的“阿利乌异端”被正统天主教指责为蔑视或不承认圣子，也就是耶稣的神性，圣阿波利纳努沃大教堂的马赛克镶嵌画还是把耶稣救世主的形象刻画得无比庄严。

图44 描绘西奥多里克大帝宫殿的马赛克镶嵌画（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遭到修改），圣阿波利纳努沃大教堂，拉文纳

留存至今的圣阿波利纳努沃大教堂，默默见证了西奥多里克大帝身后那些东哥特古代建筑经历的千年风雨。东哥特王国灭亡后，拉文纳成了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属地，当地所有“阿利乌异端”风格的教堂，全部被翻建为天主教风格。公元561年前后，西奥多里克大帝时代问世的这座教堂第一次翻建完工，更名为“圣马丁[5]教堂”，圣马丁是古代高卢反“阿利乌异端”的领军人物。公元9世纪，圣亚博那[6]的遗骸被安放到这里，教堂才再次更名为圣阿波利纳努沃大教堂。

耐人寻味的是，教堂中的耶稣题材马赛克镶嵌画由于被视为完全符合天主教教义，因此得以完好保存了下来，从未遭到破坏或改动。其他东哥特时代教堂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翻建的首要工作就是清除哥特人留下的“阿利乌异端”印记。这些教堂的正厅如今环列着众多圣徒的雕像。上千年以前，还是这些教堂的正厅，同样雕像环列。只不过雕像刻画的人物，可能都是那些正统天主教竭力遗忘的哥特圣徒。

关于西奥多里克大帝的最重要纪念物，保存在圣阿波利纳努沃大教堂西北部最靠里面的大厅[7]，大厅墙壁上同样装饰有马赛克镶嵌画。镶嵌画的远景内容表现的是西奥多里克大帝居住的宫殿和克拉赛港[8]，近景内容则是以这些建筑为背景的众多人物。这些人物可能是西奥多里克大帝手下的重臣，甚至还包括他本人。教堂翻建过程中，这些人物形象惨遭破坏，被替换为单色马赛克色片和帘幕。只不过后人的修改又做不到特别彻底，所以今天的我们仍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一些残存的，依靠或扶着白色立柱的胳膊和手掌。

东哥特王国灭亡后，取代西奥多里克大帝占据拉文纳的统治者下令修建圣维达尔教堂，以此作为自己权力的象征。这座完工于公元547年的大教堂内部，同时安放了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和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的雕像，借以表达教会对东罗马帝国支持东正教的感激之情。

相比地处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占据高卢和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延续时间更长，却也只有很少的遗迹能被保存下来，向世人述说这个国家曾经的辉煌。法兰克人占据以后，逐渐清除了哥特人在高卢西南阿基坦地区留下的印记。穆斯林侵入西班牙以后，同样不乐意承担替手下败将保管旧物的义务。除了曾经作为西哥特王国首都的历史记忆，托莱多这座城市几乎没能留住任何跟哥特人有关的东西，只有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地区还原样保存着几座公元7世纪修建的教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位于帕伦西亚的圣胡安·包蒂斯塔教堂（San Juan Bautista）。根据镌刻的题词记载，这座教堂在公元661年由雷克斯文德国王下令修建。以石料为主建造的教堂，延续了晚期罗马文化的风格。类似这种对罗马文化的模仿，在西哥特王国发行的钱币上面，以及圣依西多禄的《罗马—西班牙文化综述》（Vision of Romano—Spanish Culture）一书中同样可以找到。

经过西哥特人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西班牙社会逐渐得到了稳定，地方经济也有了长足发展，这方面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长途贸易量出现大幅度减少。1858年，瓜拉萨的宝藏（Treasure of Guarrazar）的发现证明当年的哥特人可以大量生产奢华精致的手工艺品。瓜拉萨的宝藏的发掘地点距离托莱多不远，很可能是在穆斯林侵入西班牙时，被人埋藏在这里。这座宝藏当初总共有20多件器物，包括黄金十字架和祈愿王冠（votive crown），只可惜其中的很多出土后就被遗失了。

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些祈愿王冠。制作它们不是为了实际穿戴，而是为了用链子吊起来挂在教堂里。这种风俗曾经受到东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其他日耳曼王国国王们的特别追捧。瓜拉萨的宝藏出土的所有祈愿王冠当中，最有价值的一只同样来自雷克斯文德国王。这只祈愿皇冠主体用黄金制成，上面镶嵌了蓝宝石和珍珠。祈愿王冠内部不显眼的地方刻有“reccesvinthvs rex offeret”的字样，意思是“雷克斯文德国王敬献”。总的来说，瓜拉萨的宝藏差不多可以和同时期发现的萨顿胡古墓[9]相提并论。它们的重见天日，为那个我们渴望了解的世界，打开了一扇以管窥豹的窗户。

图45 雷克斯文德国王的祈愿王冠，公元7世纪

然而，类似这样时间跨度涵盖从公元3—7世纪的零散遗迹，其实也不足以帮助我们对哥特人，以及他们对欧洲历史产生的影响形成清晰的认识。随着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退出历史舞台，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慢慢构建了一套对于哥特文化的全新理解。事实上，生活在12—15世纪的那些人从没把自己修建的那些教堂和修道院称为“哥特式”。只不过是随着文艺复兴时代古典文化的再度流行，这些被统一贴上“中世纪”标签的建筑，才被贬义地解读为野蛮退化的产物。

瓦萨里从未真正用“哥特式”这个概念去定义某种流派的建筑，只用过“日耳曼式”的说法，但源自他的种种理念还是奠定了人们对哥特式建筑的基本理解。中世纪建筑的无序和繁复与古典时代建筑的和谐和对称形成了强烈对比。相比古典时代建筑，中世纪建筑用过度的装饰取代了原先的简朴，大量应用叶瓣花纹（foliage pattern）、滴水兽（gargoyles）、飞扶壁（flying buttresses）和尖拱门等设计元素。某些文艺复兴时代批评家甚至认为，尖拱门的设计灵感可能源自林木茂密的德国森林。这样的设计整体上反映了罗马帝国灭亡后，艺术和工艺领域的日渐衰落。

按照现代人对中世纪建筑的理解，哥特式建筑的设计理念脱胎自公元10—11世纪占主流的罗马式（Romanesque）建筑。罗马式建筑的特点是规模宏大，外墙很厚，窗户很小，建筑内部的光线因此比较暗淡。哥特式建筑在此基础上改良使用的肋架拱顶（ribbed vaults）和飞扶壁设计，让更大的窗户成为可能。区别于罗马式建筑，哥特式建筑最突出的进步，就是尖拱门。这种设计兼具装饰性和实用性，既可以获得较大的承重力，还为更大的窗户预留了空间，让整座建筑明亮又宽敞。这种新设计理念最早出现在法国，用于1144年完工的圣丹尼斯大教堂（the Basilica of Saint Denis），随后又被用在了1160年代动工、规模更宏大的巴黎圣母院的修建过程中。巴黎圣母院南北两面的窗户是13世纪后加上去的，这充分证明了辐射式尖拱门和承重扶壁（load—bearing buttresses）设计的合理性。

在德国和英国随处可见哥特式风格的教堂。作为北欧地区规模最大的哥特式教堂，德国科隆大教堂最初动工于1248年，由于从1437年开始中途停工，最终完工是在1880年。[10]开工于1220年的索尔兹伯里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称得上是英国早期哥特式教堂的代表。这座教堂的辐射式尖拱门设计影响了1245年由亨利三世资助修建的西敏寺[11]。

图46 圣丹尼斯大教堂，体现了典型的哥特式尖顶设计，巴黎

哥特式建筑的设计理念虽然主要被用于教堂和修道院，普通世俗建筑实际也有所采用。例如14世纪曾被阿维尼翁教皇[12]使用的阿维尼翁教皇城，以及从西班牙到波兰广阔范围内，欧洲各国的大学和附属礼拜堂。英国晚期哥特式建筑最杰出的代表，当属剑桥大学国王学院（the chapel of King’s College Cambridge）的附属礼拜堂。1446年，这座石质建筑由亨利六世国王（Henry Ⅵ）下令奠基修建。

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在规模、外形和装饰方面千差万别，但同样体现了人类改造物质世界的伟力，以及心中对至高神圣力量的崇敬。它们是宗教和政治力量的象征，内部空间却宽敞而明亮。直到1400年代晚期，文艺复兴思潮以意大利为中心向外扩散，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种对旧有事物的鄙夷之情，新的设计理念逐渐取而代之。

最早用“哥特式”形容建筑的做法，出现在1610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卡洛斯·斯克里巴尼（Belgian Jesuit Carolus Scribanius）使用这个概念形容1352年动工修建的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Cathedral of Our Lady in Antwerp），评价它为“哥特式作品”（Opus Goticum）。1675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布隆德尔[13]在《建筑之路》（Cours d’architecture）这本书的前言中，不但指出中世纪建筑相比古典时代，发生了倒退，还明确指出了倒退的根源所在。那就是入侵的蛮族将罗马人的庄严宏大，代之以自己喜欢的“怪里怪气又难以容忍的建筑风格”。他认为，这种“被我们长期沿用，称为‘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始作俑者就是哥特人”。

图47 巴黎圣母院

同样是在17世纪，以“哥特式”一词指代建筑风格的做法出现在英国。1640年，尚在青春年少的约翰·伊夫林[14]游历欧洲各国，当他走到低地国家、法国和意大利时，日记中便开始频繁出现“哥特式”的说法。令人吃惊的是，年轻的约翰·伊夫林曾对那些中世纪教堂极尽溢美之词，1706年临近生命终点的他却在这个问题上来了个彻底的大反转。1707年，约翰·伊夫林的《论建筑师与建筑》（Account of Architects and Architecture）在他去世后再版。作者在这本书里对哥特人、汪达尔人以及其他蛮族大肆攻击，认为是他们破坏了古典世界留给后人的伟大作品。

他们引入了一种古怪又淫荡的建筑风格作为替代，这种风格今天被我们称为“现代的”，也可以称为“哥特的”。这样的建筑因拥挤而压抑，昏暗，忧郁，同时还如苦行僧般乖张。与货真价实的古代建筑相比，不具备最起码的协调感、实用性和美感。

这段影响广泛的批判话语，大致都是约翰·伊夫林从瓦萨里那借用过来的。紧随其后，作者还进一步批评了以威斯敏斯特、索尔兹伯里以及安特卫普和巴黎等地的同类糟糕建筑，滥用尖拱门和小尖顶（pinnacles）的情况。

1697年，在写给自己年轻朋友克里斯托弗·雷恩[15]，也就是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设计师的信中，约翰·伊夫林已经详细阐述过上述观点，只是态度相对温和。1666年伦敦大火前后，克里斯托弗·雷恩承担过很多当地中世纪建筑的修复工作，还曾盛赞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不过，这位设计师的风格还是更倾向现代一些。早在伦敦大火以前，他就已经批评老圣保罗大教堂的设计体现了“哥特式的野蛮”，声称自己设计的新穹顶教堂引领了英国巴洛克式建筑[16]的新风尚。晚年的克里斯托弗·雷恩在撰写出版于1713年的《论西敏寺》（On the State of Westminster Abbey）一书过程中，阐述了自己对哥特式建筑的理解。

虽然哥特人更主要的身份是破坏者而非建设者，今天的我们依然把这种建筑风格称为“哥特式”（意大利人发明了这种说法，意指这类建筑的风格与古罗马有别）。我认为，将这种建筑风格称为“萨拉森[17]风格”，可能更合理一些。因为哥特人对艺术和学问都没什么兴趣。当西方世界忘记了自己创造的艺术和知识时，我们就需要到萨拉森人那里，到他们撰写的阿拉伯语书籍中重新寻找这些东西。这些阿拉伯语书籍是他们当年花大力气，从古希腊语翻译过去的。

在克里斯托弗·雷恩看来，哥特式建筑和萨拉森风格建筑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尖拱顶的设计。穆斯林在建筑中应用这种设计理念的年代应该早于法兰克人。他认为，尖拱顶结构的设计理念以耶路撒冷和西班牙为中心，逐渐扩散到西欧各地，十字军骑士在这种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建筑结构还是哥特式建筑与其他日耳曼蛮族建筑风格间的最基本区别。后者被当今的古典世界研究者大而化之，贴上了“破坏者”的标签。

克里斯托弗·雷恩“萨拉森风格”的说法，从未在建筑史领域得到过广泛支持，将中世纪建筑等同于哥特式建筑的逻辑已然在世人心中根深蒂固。更重要的是，约翰·伊夫林和克里斯托弗·雷恩阐述自己对哥特式建筑理解的时代，偏偏也是英国人围绕“哥特宪法”的争论越来越热火朝天的时代。两种观念的交叉融合，这才催生了18、19世纪最重要的文化运动，也就是所谓的“哥特复兴”（Gothic Revival）。

中世纪哥特式建筑是一种在欧洲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哥特复兴”发轫于1700年代，起初仅仅局限于英国境内，说明“哥特”这个概念在那个时代英国人的集体意识中，已经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建筑领域和文学领域的情况大同小异，各种可能相互矛盾的概念，围绕着“哥特”这个核心被整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既强大又丰富多彩的创造性力量。此时的哥特人仍然被视为野蛮的破坏者，不过他们具有的蛮力恰恰又被视为英国宪法自由精神背后的原动力。哥特式建筑可能缺乏古典时代建筑的和谐对称性，或者韵味，但却代表了中世纪已成过往的壮丽和虔诚。置身这个被启蒙主导、理性占据优势的时代，“哥特”这个概念还可以被视为浪漫精神的象征。那些英国宗教改革者身后留下的教堂和修道院废墟，则被蒙上了一层死亡和超自然的神秘意味。

哥特复兴运动的萌芽初露于英国的荒野和庄园。位于牛津郡肖特沃庄园（Oxfordshire Shotover Park）、修建在辉格党[18]历史学家詹姆斯·泰莱尔[19]宅地上的哥特神庙，可能是年代最早的哥特式塔楼[20]。这位历史学家通过写作的方式，捍卫英国传统的自由理念。

更具代表性的哥特式塔楼，应该是1741年，由另一位辉格党人理查德·坦普尔[21]设计的位于斯托庄园（Stowe Park）的自由神殿（Temple of Liberty）。塔楼上镌刻着“Libertati Maiorum”字样的铭文，意思是“致我们祖先的自由”。塔楼门廊处还刻有一串铭文，“感谢上帝，我不是罗马人”（I thank the Gods I am not a Roman），意在赞颂英国人为捍卫政治自由而进行的不懈斗争。不仅仅是辉格党人热衷修建类似风格的塔楼，托利党人同样也喜欢将尖拱门、小尖顶等哥特式建筑元素应用在塔楼中，偏爱用曲折的小径，杂乱的结构取代古典主义刻板的对称美。

以哥特式塔楼为起点，哥特式建筑的设计风格逐渐扩展到别墅设计领域，开始挑战此前流行的帕拉第奥新古典主义[22]的风格。这方面知名度最高的当属1749年开工修建的草莓之屋。这座哥特式城堡的主人是霍勒斯·沃波尔，它位于伦敦城外的特维克纳姆。尖顶以下的建筑主体设置了钟楼、城垛和很多巨大的窗户，建筑内部安放有内容丰富的各类艺术品。

在1762年撰写《英国绘画趣闻》（Some Anecdotes of Painting in England）的过程中，霍勒斯·沃波尔为那些被他当作设计底本的中世纪建筑遭到破坏而感到惋惜，同时他还在哥特式的浪漫激情与古典主义的理性之间，构建了二元对立。

图48 霍勒斯·沃波尔的草莓之屋（现代重建）

人必须拥有感受哥特式建筑之美的品位，人应该渴望拥有体会哥特式情感的热情。

相比草莓之屋，位于威尔特郡的放山修道院，又名“贝克福德塔楼”（Beckford’s Folly），可能还要更加富丽堂皇。这座修道院修建于1796—1813年，主持修建者是贝克福德[23]。修建完工仅十年后，修道院连同建筑中央的巨型尖塔便轰然倒塌，为英国贡献了另一座哥特式废墟。这座建筑的遗迹，如今只有很小的部分被保留了下来。

草莓之屋直接预示了19世纪的哥特复兴运动全面兴起。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哥特式建筑成了风靡整个英国的审美时尚。尖拱门和尖顶的设计据说可以让人的注意力和心灵更加亲近天堂，哥特式建筑的设计理念因此被应用于遍布英国各地的数百座教堂，以及温莎城堡这样的世俗建筑。

图49 新议会大厦，伦敦

1834年，原先的老威斯敏斯特宫被大火烧毁后，当时的人们达成共识，作为替代的新建筑必须在延续老威斯敏斯特宫传统的基础上，象征英国宪法精神的新理念。新建的议会大厦由此成了英国哥特复兴时代的杰作，体现了英国议会权力与被认为同样起源于日耳曼部族时代的英国君主制度二者的均衡。

这座建筑的整体设计出自查尔斯·巴里[24]之手，同时还受到奥古斯塔斯·普金（Augustus Pugin），也就是大本钟的设计者相关理念的影响。奥古斯塔斯·普金是当时建筑设计领域主张恢复中世纪哥特式建筑设计理念的领军人物，认为建筑是道德思想、社会价值等精神元素的物化体现，同时他还认为中世纪建筑具有很多优越性。

毋庸置疑，恰恰是我们先辈的信仰、热情，诸如此类的元素互相结合，促使他们能够设计并修建出这些绝佳的造物，直到今天，仍在刺激着我们的想象力，引发着我们的钦慕之情。

这些建筑因最庄严的基督教信仰而建，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神而建。当这些闪耀着上帝荣光的建筑照耀人的头脑时，世人为信仰而狂热，释放自己的天赋，将自己奉献给上帝。

这些不久以前还在修建象征异端的大厦，毁灭信仰的人，却因信仰变得团结。他们因贪婪而被激起的对财富的劫掠，如今却让位于对宗教信仰的真情投入。

奥古斯塔斯·普金

《中世纪贵族建筑与当代同类建筑的对比或比较》

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奥古斯塔斯·普金对于中世纪教堂的赞颂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他本改宗了罗马天主教）。然而奥古斯塔斯·普金将哥特式建筑视为某种精神象征的观点，却得到了同时代很多批评家，包括《石头之美》（The Stones of Venice）一书[25]作者的认同。所有这些人都将历史视为灵感的源泉，同时还对持续进行的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种种后果忧心忡忡。用奥古斯塔斯·普金的话来说，“建筑和人一样，我们都可以从它们身上发现两种优良品性，第一种优良品性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心怀喜悦和感激之情”。

“哥特式建筑”这个概念最初包含贬义，被认为包含有六重意味，也可以说是六种精神元素，即野蛮、多变、自然主义、荒诞、刻板和冗繁。奥古斯塔斯·普金则认为具有多样性和先天不足的哥特式建筑，“是那些成天跟石头打交道的匠人们，生命力和自由天性的明证”。由此将所谓哥特式的自由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性桎梏对立起来。

在奥古斯塔斯·普金、约翰·拉斯金等的推动下，哥特复兴运动从英伦三岛扩展到了欧洲大陆，以及英国的海外殖民地。1880年，科隆大教堂完工。此后，经奥古斯塔斯·普金之手设计的教堂，最远出现在了澳大利亚。伴随着19世纪末社会世俗化的进程，笼罩在哥特文化上的那层超自然神秘意味逐渐烟消云散。然而直到今天，新的哥特式建筑还在不断修建当中。这些建筑中的多数依旧具有宗教用途，不过“哥特式”作为一种建筑风格，却不再占据哥特复兴黄金时代的主导地位。

相比风光不再的哥特式建筑，哥特文学（Gothic literature）对世界的影响，或许还要更加深远。说起“哥特文化”（Gothic culture）这个概念，我们马上就会遭遇定义方面的危机。单从文学角度来说，“哥特”这个概念就具有多种含义，很难做一个简单的分类。然而，从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哥特小说的勃兴中，我们还是能找到某些明确的蛛丝马迹。

所有这些哥特小说，全部以一种共同的历史想象为基础，尤其是关于中世纪历史的想象为基础。这种想象往往通过城堡和各种妖魔鬼怪形象得到呈现。作者的目的并非追求历史的精确，而是通过这些意象传达情感，营造氛围。除此之外，他们的想象中还包括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以及某种被禁止，或者说很危险的知识，包括血液循环理论、药物应用，以及以电力为代表的现代科学。

某些作家习惯将超自然力量视为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某些作家则总喜欢为这种现象寻找理性的解释，哥特文学持续的关注点却是挖掘人类内心，直面那些反常规现象的反应。正是这样的关注点构成了哥特式文学探究担忧、恐惧、性欲，以及其他被压抑欲望的心理学基础。恰恰是这些情感因素而非理性因素，带来了人的解放，同时也带来了危险。

哥特式文学可以被演绎为多种体裁，范围涵盖传统的恐怖小说和历史浪漫小说，最新的科幻小说以及其他文学形式。不过，哥特式文学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表达形式，还是小说。18世纪，在诗歌仍旧被视为精英文学的同时，有赖于出版印刷技术和文学创作技巧的进步，通俗小说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传播。

女性逐渐成为这个领域最主要的受众，多位哥特小说家也都是女性，虽然当时的社会始终存在阅读此类小说可能引发女性道德堕落的担忧。基于类似的担忧，批评家指责哥特式文学过分迎合读者，诸如恐惧、淫荡等低级趣味，因此催生各种不道德和反宗教行为。

在那个各国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哥特小说很容易被贴上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反宗教的等各类标签。这为早就争议不断的哥特文化遗产增添了更多的矛盾因素。当然，某些人对哥特式文学抱有敌视态度，可能仅仅是希望通过打压别人的方式，保证自己在公众眼中的地位。

各类哥特小说中的杰出代表，当属发表于1764年的《奥特兰托城堡》。这部小说的作者是霍勒斯·沃波尔，也就是那个十五年以前，在草莓山为自己修建了哥特式城堡草莓之屋的人。作为一个汇聚了神秘预言、超自然现象、谋杀和缺陷人格等各类元素的中世纪故事，霍勒斯·沃波尔的小说体现了“哥特小说”定义中规定的诸多特征。不仅如此，他还通过编造谎言的方式，声称自己的小说不是当代作品，而是根据一位名叫“安阿波瑞·莫拉托”（Onuphrio Muralto）的中世纪修士留下的意大利语手卷翻译而来。这位修士据说是在位于奥特兰托的圣尼古拉大教堂（Church of St Nicholas）修行。小说第一版前言是这样写的：

这本书发现于英国北部，一个古代天主教家族的图书馆。1529年，在那不勒斯以黑体字的形式印刷出版，问世后很快便销声匿迹。书中讲述的事件，被认为发生在基督教统治最黑暗的时代，不过这本书表现的语言和行为，却没有丝毫的野蛮气息，它使用的是纯正的意大利语。如果这本书的成书年代是在它所讲述事件刚刚发生的那个时期，那么这个时间段就应该在1095—1243年，也就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就算稍微再晚一些的话，也不会差得太多。

1765年，小说再版前言承认了霍勒斯·沃波尔才是这本书的作者，还给它加上了“一个哥特故事”的副标题。之后每次再版，都会同时使用这两篇前言。正如草莓山上的城堡是一座冒牌的哥特式建筑一样，早期哥特小说的问世，建立在一段编造的历史之上。这类文学形式的浮出水面，距离1760年詹姆斯·麦克佛森“莪相的诗”出现，仅仅过去了几年时间。

霍勒斯·沃波尔将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中世纪的意大利。这个背景很容易让人将哥特人以及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联系起来。正如稍晚些时候的吉本由此受到启发，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样。只不过他在作品再版时，将副标题中“哥特式”这个概念的含义，更宽泛地界定为自由、建筑，还有过去、未来关系等内容。

作为舞台的中世纪古堡，在哥特小说中本身也是故事的一部分。这类作品以“哥特”的名义，包含的反抗现实精神，具体表现为故事结尾主导王朝更替的那种神秘力量。它还发明了很多此后哥特小说共有的文学元素，例如各类女性角色，面对极端环境的普通人等。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奥特兰托城堡》不仅在它所处的那个时代广受欢迎，同时也是一种新文学形式大行其道的开始。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哥特小说的创作数量出现激增。

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作为第一位重要的女哥特小说家，代表作是发表于1794年的《奥多芙的神秘》（The Mysteries of Udolpho）。这部小说虽然再度运用了中世纪古堡，以及各种超自然力量等文学元素，作者却在故事中为所有这些元素最终提供了一个理性的解释。安·拉德克利夫真正的关注点，其实是剖析人的恐惧和神秘心理。

图50 《理性妖怪的酣睡》，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Goya），1799年，蚀刻画。这幅场景表现了早期哥特小说家对人内心恐惧的挖掘

更热衷营造恐怖气氛的作品，当属马修·刘易斯[26]发表于1796年的《修道士》（The Monk）。这是一个集愚昧、强奸、谋杀为一体，将邪恶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可怕故事，因此被批评家冠以“淫秽”的恶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修道士迎合了法国大革命以后那个动荡年代读者们充满不安的精神世界，模糊了横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的那道界限。安·拉德克利夫和马修·刘易斯两位作家间存在的反差，体现了哥特小说明显的多样性。作为对刘易斯《修道士》的回应，1797年，安·拉德克利夫创作完成了小说《修道士》。这个故事在讲述邪恶的同时，补偿性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光明也更欢快的结尾。

虽然哥特小说中那些标志性元素从建筑结构的布局到暴虐的族长，反复出现在不同的故事当中，简·奥斯汀[27]还是在撰写《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的过程中，对《奥多芙的神秘》给予了特别关注。这本小说完成于1798—1799年前后，首次出版却是在简·奥斯汀刚刚去世的1817年。

很可惜，简·奥斯汀去世的时间，恰好比或许是史上最伟大的早期哥特小说《弗兰肯斯坦》的问世，稍早一点。在玛丽·雪莱讲述的故事中，启蒙理性和现代科学的胜利导致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博士（Dr.Victor Frankenstein）希图通过人工创造生命的方式，扮演上帝的角色。这个介乎生命与死亡之间的怪物是由理性科学孕育出来的超自然产物，敏感的内心掩盖在丑陋的外表之下。

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科学的滥用以及人性的善恶并存主题，在1886年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创作的小说《化身博士》[28]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掘。这部小说通常被解读为在苏格兰人内心，凯尔特和英格兰两种民族性格并存的某种隐喻。这之后的1897年，19世纪最后一部重要的哥特小说与世人见面，它就是布莱姆·斯托克的《德古拉》。

一直以来，故事中的吸血鬼伯爵往往被解读为资本主义过度发展的背景下，终极消费者的象征，也是英国正在遭受外国“污染”的隐喻。这位伯爵在历史上还有据可查，他的原型部分出自15世纪的瓦拉基王子弗拉德（Wallachian prince Vlad the Impaler），部分则出自某些更古老的人物形象[29]。

吸血鬼传说最早从欧洲巴尔干地区传入英国，《德古拉》的家乡特兰西瓦尼亚[30]则位于哥特人主导的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所属区域的边缘地带。按照乔纳森·哈克[31]日志里的说法，布莱姆·斯托克的创作直接或间接借鉴了约达尼斯《哥特史》，德古拉因此以自己拥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日耳曼人和匈人的血统为荣。

我们塞凯伊人[32]有权自傲，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众多英勇种族的血液。为了领地，他们如狮子般的战斗。这里，置身欧洲不同种族混杂形成的旋涡当中，来自冰岛的乌戈尔部族拥有雷神托尔[33]和主神沃丁[34]赐予的尚武精神。当年的这些狂暴战士[35]在横扫欧洲沿海地区，是的，还有亚洲和非洲沿海地区时，展现了这种尚武精神，以至于当地土著种族感觉仿佛是“狼人”来了。

狂暴战士来到这里，遇到了匈人。匈人打仗的架势，如同野火燎原。那些面对他们，岌岌可危的种族，以为这些对手的血管中，流淌着那些古代巫师的血液。那些巫师因此受到驱逐，被迫逃亡，他们在荒漠中与恶魔交配。

傻瓜！傻瓜！你见过匈奴王阿提拉那样了不起的恶魔或者巫师吗？他的血管里到底流淌着谁的血液。

20世纪初，联系小说《德古拉》与哥特人历史的那根纽带正在不断变细，“哥特宪法”在英国人知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在相应下降，建筑领域哥特复兴的高潮期也已成为过去。公众哥特想象的焦点，如今已经转移到借助早期哥特小说中的心理学透视和超自然故事获取新的灵感。这种“哥特想象”更多的是文化方面，而非政治方面的，这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背景下，人类正在形成的那套普世价值相适应。最终通过电影、音乐和流行时尚的形式加以表达，就像人们曾经通过文字的方式表达这种文化想象一样。与此同时，哥特文化想象包含的张力矛盾，也就是文明与野蛮，自由与颠覆的二元对立关系，仍然存在。

电影的发展，为哥特文化想象的传达，提供了理想的新形式。很多哥特小说被改编为剧本，搬上舞台。电影在烘托超自然神秘气氛、模糊想象与现实界限方面，能够发挥更具创造性的特殊作用。

1931年，《弗兰肯斯坦》和《德古拉》同时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波利斯·卡洛夫 （Boris Karloff）饰演人造怪物，贝拉·卢戈西（Bela Lugosi）饰演吸血鬼伯爵。这两部电影上映后，自然而然又被不断翻拍。较早期的版本有1950年代至1970年代，翻拍的电影，较近一些的版本则有1992年的《布莱姆·斯托克的德古拉》（Bram Stoker’s Dracula），1994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与此同时，吸血鬼和狼人两个神话形象，还借助2003—2012年拍摄的《黑暗世界》（the Underworld）与2009—2012年拍摄的《暮光之城》（The Twilight Saga）两部系列电影，演起了对手戏。

哥特文化元素散布在体裁不断拓展的恐怖电影当中。此类电影仅仅试图以中世纪为背景，强化一种历史的恐怖气氛，引发观众的恐惧心理，而不再追求社会和道德方面的某种复兴。不过人物心理方面的复杂性，依旧被保留了下来。无论《弗兰肯斯坦》中的人造怪物，还是吸血鬼德古拉，在引发观众恐惧的同时也可以获得人们的些许同情。人类文化理论方面的每次变动，都可以为这些形象再解读提供某些新的基础性理论，例如社会性别[36]、性压抑等。

哥特式电影展现的黑暗想象，强烈的内心表达，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又不断被硬摇滚乐队[37]视为灵感源泉。这方面的先行者，当属黑色安息日乐队（Black Sabbath）和爱丽丝—库伯乐队（Alice Cooper）。1970年代晚期，出现了诸如哥特摇滚（Gothic rock）之类某些特征更加明确的文化现象。亦如早年间的哥特复兴，诸如苏克西女妖乐队（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1979年发行唱片《贝拉·卢戈西之死》（Bela Lugosi’s Dead）的包豪斯乐队（Bauhaus），以及治疗乐队（The Cure）等音乐团体，也是首先在英国生根发芽。与其他哥特文化想象类似，哥特摇滚的内在复杂性让世人很难对它做出一个概括性的定义，特别是对外行而言。

图51 贝拉·卢戈西饰演的德古拉，1931年恐怖电影

哥特音乐和其他很多哥特文化现象一样，能够从很多角度加以解读。它经常被描述为具有缺乏想象力的特征，也就是说，病态地执着于类似死亡、黑暗、沉重、颓废等命题。类似这样的解读，体现了以社会性别为视角，彻头彻尾的误读。

对那些不满足于仅仅聆听声音的人而言，哥特音乐是多变的，充满热情、庄严、优美、神秘主义、梦幻疑案、恐怖、暴力、痛苦、爱情、想象、色情、恐惧、狂喜、真实、罪恶、生命、疯狂和非理性。

哥特音乐经常被揪住某些阴暗面不放，仅仅是因为某些人的误读。这种音乐当然也不能被单纯描述为积极的，更恰当的说法是，它介于光明与黑暗之间，肯定与否定之间。

从艺术高度的角度来说，这种音乐的水准，超越了以往所有它得到的评价。

安德鲁·费雷迪[38]

1980年代早期，恰恰是在哥特摇滚流行的背景下，现代哥特亚文化异军突起。这种形式多样同时却特征明显的文化模式，将过去与未来，以深黑、紫色和猩红色三种颜色杂糅的方式，加以融合。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可以跟皮夹克和高筒靴实现混搭。高筒帽，尖状发型，深色太阳镜，浓重的睫毛膏，刺青和身体穿孔，各类元素可以把人装扮得既有个性，同时又能体现群体特征。

相似的开放心态还扩展到性取向领域，以及魔法和宗教象征主义领域，最终无疑形成了一个空前绝后、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群体。虽然批评家们仍在纠结“哥特”这个概念是否可以被用来定义某种亚文化，或者某个圈子，某种取向，某种协同运动。不过哥特亚文化极端个性化与强烈群体共性并存的二元悖论特征，却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文化圈子可以在全球化的范围内获得普遍接受和持续的生命力。同时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哥特”这个知识在地理学和语言学领域的自我构建方面，能够现出强大生命力。

哥特文化至今仍在扮演着他者（other）的角色，被赋予突破常规束缚的自由意义。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某些人始终将哥特文化视为某种危险。例如，1999年发生的美国哥伦布高中枪击案（The Columbine High School Massacre），就被某些美国媒体错误地分析为受到哥特文化影响。2007年，苏菲·兰卡斯特（Sophie Lancaster）在兰开夏遭到残忍强奸后离世，很多人就将其中的理由归结为她打扮得像个哥特人。

令某些人感到不解和恐惧的是，哥特文化还可以被视为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方面的重要代言。

通过多样且多变的表现形式，哥特文化反复对社会主流价值形成了某种挑战，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迫使我们重新审视那些被认为“无须证明”的价值观念。挑战中蕴含的暴力性可能从历史上真实哥特人生活的时代，以及他们与罗马帝国建立起爱恨交融的共存关系时，便已经存在。然而为了不断改造世界，类似这样的矛盾关系却必须存在下去，以利于我们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开创未来。

图52 现代哥特时尚

[1] social subculture，社会学术语，通常指主流文化基础上派生出来的，非主流、非普适、非大众的文化。

[2] functional，意指没有艺术价值，纯属实用器。

[3] 修改字迹用的橡皮是1770年发明的，那之前，东西方修改字迹的常见办法都是用刀子刮，不会处理得特别干净。

[4] observer Agnellus of Ravenna，又称Andreas Agnellus of Ravenna，是一位依附于拉文纳教会的历史学家。

[5] St Martin of Tours，直译为“图尔的圣马丁”，法国图耳地区的主教。

[6] St Apollinaris，拉文纳的第一任主教。

[7] 作者说的不是特别详细，实际的情况是，这座大厅内部的墙壁上也有一幅马赛克镶嵌画，表现的是以西奥多里克大帝为核心的东哥特风物。为便于理解，译者此处翻译会做些适当调整。

[8] Classe，拉文纳城外5公里处的港口小城，古罗马时代被作为军港使用。

[9] Sutton Hoo，1939年，英国发现的一处古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墓葬。

[10] 中世纪西方各国修建教堂普遍都有争“第一大”的心态，听说别人修了比自己规模大的教堂以后，又会在原有基础上扩建，所以很多教堂的工期都会绵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

[11] 直译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不过因为西敏寺这个说法已经深入人心，此处从俗翻译。西敏寺是历代英国国王加冕的场所，也是死后安葬的场所，后来逐渐成为英国杰出人物的专用墓地，牛顿、达尔文、丘吉尔等人均长眠在西敏寺。

[12] Avignon Papacy，1309—1378年，法国加强了对罗马教廷的控制，先后有7任教皇驻节法国阿维尼翁。

[13] François Blondel，17世纪法国著名建筑师、外交家、数学家和军人。

[14] John Evelyn，1620—1706年，英国作家。

[15] Christopher Wren，英国天文学家和著名建筑师，担任过皇家学会会长。

[16] Baroque，巴洛克建筑是17世纪和18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和装饰风格。特点是外形自由，追求动态，喜好富丽的装饰和雕刻、强烈的色彩，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

[17] Saracen，欧洲中世纪泛指阿拉伯人。

[18] the Whig，17世纪末出现的英国政党，后演变为自由党。

[19] James Tyrrell，1718年去世。

[20] Gothic folly，folly多指豪宅花园中的装饰性建筑，主要功能是为了造景而非实用。

[21] Richard Temple，1826—1902年，英国政治家。

[22] Palladian neo-classical style，1720—1770年前后英国流行的建筑设计风格，灵感来自16世纪威尼斯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

[23] William Thomas Beckford，英国富商，这座建筑最早是他的私宅。

[24] Charles Barry，19世纪英国著名建筑师。

[25] 这本书的作者是约翰·拉斯金，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作家和艺术家。

[26] Matthew Lewis，1715—1818年，英国小说家。

[27] Jane Austen，英国女作家，《傲慢与偏见》的作者。

[28]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国内已有多个中文版本引进，又译《海德先生》，因为这部小说，Mr Hyde在英语中成了一种固定说法，代指具有双重性格的人。

[29] 吸血鬼在欧洲本身就是个相当古老的传说，发源地在中东欧地区，读者可参考克罗德·勒库德《吸血鬼的历史》。

[30] Transylvania，位于今罗马尼亚。

[31] Jonathan Harker，《德古拉》中的人物。

[32] Szekelys，匈牙利人的一个分支，自称匈奴王阿提拉的后裔。

[33] Ugric tribe，欧洲古代民族，发源于北欧地区，现在的匈牙利人多数具有乌戈尔血统。

[34] Thor，北欧神话人物，电影《雷神》的原型人物。

[35] Wodin，北欧神话的主神，本书前面提到的主神奥丁的别称。

[36] gender，生理性别（sex）是天生的，社会性别则是心理方面的，可以后天再选择，通俗地说，如果某位男性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女性，那他就可以被按照女性对待，这种理论的出现与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日渐宽容相呼应。

[37] hard rock bands，又称重摇滚。

[38] Andrew Fereday，具体身份不详。

后记 21世纪的哥特人和哥特文化

将近2000年的历史时光，在当今西方社会，那些所谓的现代哥特人与历史上颠覆罗马帝国的众多哥特部族之间，构建了一道鸿沟。初看起来，这道鸿沟无法被跨越。

对古典世界崩塌，中世纪兴起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学者们，将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当作研究对象。哥特式教堂则受到旅游者的膜拜，同时还被建筑专业的学生们奉为圭臬。与此同时，大量读者仍旧痴迷创作于19世纪的哥特小说，以及受这些小说启发拍摄而成的电影。

当代哥特文化是个包容性极强的“磁场”，可以吸引那些心向往之的同道之人，可以吸引那些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的看客，甚至可以吸引对它心存疑虑的局外人。对不同人而言，“哥特”这个知识具有不同的含义。以至于我们会怀疑，本书穿越数千年历史时光，在历史上众多以“哥特”为名的社会文化现象间，寻找规律和联系的努力，是否真有意义？

毋庸置疑，哥特人历史的厚重感，哥特文化遗产的多样性，赋予了当代哥特文化独一无二的重要特征。无论我们是对古代哥特部族大迁徙的历史或者中世纪建筑感兴趣，还是痴迷当代音乐和流行文化，每当“哥特”这个词进入公众的视野，过去和现在便被联系了起来。

针对哥特人历史文化解读方面存在的悖论，也就是说，既将他们视为自由精神的传播者，同时也将他们视为文明的破坏者，不断在政治领域引发争议。相应地，文化领域又会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催生了现代哥特文化。每代人都会对哥特人做出再解读，最终为己所用。“哥特”这个知识包含的复杂性能够让它为各方所用，同时又不致丧失自身的独特性。

人们对哥特人的理解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从而让这种知识能够不断被用于政治变革、社会性别[1]，乃至反种族歧视领域。直到最近这些年，它超越西方地域局限，变成了一种货真价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现象。

时至今日，对于“哥特”这个知识，仍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定义。即便在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首次进入罗马帝国以后没多久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其实也拿不出这样的定义。即便如此，我们对于“哥特”的认识仍然存在几条最基本的底线。

哥特这个知识，往往同时纠结着文明和野蛮的双重含义，意味着社会责任和个人权利的矛盾。总而言之，围绕这个话题的争论，同我们围绕“何为人性”这个话题引发的争论一样古老。尤其是当“哥特”这个知识可以被矛盾的双方，或者说“我们”和“他们”同时加以利用时，世人便可以意识到，某些问题之间的界限多么容易被人为模糊掉。

围绕“哥特”的争论，能够将哥特人和他们的文化加以妖魔化。同时也可以对旧有的理念形成挑战，引领我们的社会朝着新的更激动人心的方向前进。通读本书您就会发现，“哥特人”过去其实一直都在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将来必然还将继续扮演下去。

历史上真实的哥特人早已渐行渐远，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却已深入人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哥特文明很难被冠之以“失落”两个字。

[1] 原文为changing gender roles，自由选择和更改社会性别是女权主义的核心诉求之一。

拓展阅读

有关哥特人的参考资料

那些希望进一步了解哥特人历史的读者，可以参考P.Heather的The Goths （Oxford，1996）。关于日耳曼人大迁徙，以及中世纪早期日耳曼民族演化的资料，近期的著作包括：W.A.Goffart，Barbarian Tides：The Migration Age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Philadelphia，pa，2006），G.Halsall，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376-568（Cambridge，2007） and P.Heather，Empires and Barbarians：Migration，Development and the Birth of Europe（London，2009）

有关哥特文化的参考资料

关于这段宏大历史，理想的阅读起点是N.Groom，The Gothic：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2012）。更进一步的参考资料还包括R.Davenport-Hines，Gothic：Four Hundred Years of Excess，Horror，Evil and Ruin （London，1998）， and there are an array of valuable articles in D.Punter，ed.，A New Companion to the Gothic（2nd edn，Chichester，2012） and G.Byron and D.Townshend，eds.，The Gothic World（London，2013）。

第1章 从传说到历史

关于早期哥特历史，以及这个领域研究面临的众多问题，在P.Heather，Goths and Romans，ad 332-89 （Oxford，1991）和M.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 （Cambridge，2007），这两本书中都有论及。有关乌尔菲拉大主教，还有哥特人备受争议的“阿利乌派”宗教信仰，可参考G.M.Berndt和R.Steinacher，eds.撰写的Arianism：Roman Heresy and Barbarian Creed（Farnham，2014）。围绕亚德里亚堡之战发生的相关事件，在N.Lenski的Failure of Empire：Valens and the Roman State（Berkeley，ca，and London，2002）中多有描述。

C.C.Mierow（Princeton，nj，1915） 翻译的约达尼斯《哥特史》，网上可以免费获得。其他材料可参考W.A.Goffart，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 （ad 550-800）：Jordanes，Gregory of Tours，Bede和Paul the Deacon（Princeton，nj，1988）。很多关于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时期的考古成果还未公开发表，不过P.Heather和J.Matthews的The Goths in the Fourth Century（Liverpool，1991） 中却有部分重要介绍。这本书还包含了很多关于乌尔菲拉大主教和哥特版《圣经》的介绍。

马塞林《功业录》最好的译本出自W.Hamilton之手，由Penguin Books（London，1986）出版。

第2章 亚拉里克大帝和罗马帝国的崩溃

Heather的Goths and Romans，还有Kulikowski的Rome’s Gothic Wars 两本书，在他们对哥特早期历史的讲述中，详细介绍了亚拉里克大帝的生平。要想了解罗马方面，亚拉里克大帝主要对手的信息，可参考Hughes的Stilicho：The Vandal who Saved Rome （Barnsley，2010），以及A.Cameron的Claudian：Poetry and Propaganda at the Court of Honorius（Oxford，1970） on Stilicho’s panegyrist。动手阅读Augustine’s City of God，了解他对哥特人攻陷罗马的态度以前，最好参考阅读P.Brown的 集大成之作Augustine of Hippo（revd edn，London，2000）。

忒弥修斯的《演讲稿》，在P.Heather和D.Moncur的Politics，Philosophy，and Empire in the Fourth Century：Select Orations of Themistius（Liverpool，2001）中有配注解的翻译。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ma，1922） 出版的M.Platnauer翻译的克劳迪安的诗歌，还有Zosimus’ New History（W.Green and T.Chaplin，London，1814），都可以可以网上浏览。

关于圣杰罗姆和圣奥古斯丁的材料，已有大量翻译，非常容易通过搜索早些年的基督教网页获得。

第3章 新的世界秩序

围绕西罗马帝国命运的争论已经延续了若干世纪，近期这方面比较好的总结性材料有P.Heather，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A New History（London，2005）和B.Ward-Perkins，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Oxford，2005）。关于

阿萨尔夫同罗马公主加拉·普拉西提阿的联姻，可参考随后问世的传记H.Sivan，Galla Placidia：The Last Roman Empress（Oxford，2011）。J.Drinkwater和H.Elton等的Fifthcentury Gaul：A Crisis of Identity？（Cambridge，1992）则对西哥特王国的复杂历史有详细讲述。这方面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则是J.Harries，Sidonius Apollinaris and the Fall of Rome，ad 407-485（Oxford，1994）。关于“上帝之鞭”，匈奴王阿提拉的历史意义，可参考C.Kelly，Attila the Hun：Barbarian Terror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ondon，2008）。

本书引述的奥罗修斯著作片段翻译，出自A.T.Fear，Orosius：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Liverpool，2010）。已经失传的Olympiodorus of Thebes残本，在R.C.Blockley，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2 vols，Liverpool，1981-3）中多有收录。W.B.Anderson （Cambridge，ma，1936）翻译，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出版的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的书信和诗歌，还有E.M.Sanford （New York，1930）翻译的萨尔维安《论神的统治》，网上都可以免费浏览。

第4章 西哥特和东哥特

本书提及的众多一般性历史类著作，对意大利东哥特王国和西班牙西哥特王国的历史，都有所介绍。希望对东哥特历史做进一步专门研究的作者，可参考J.Moorhead，Theoderic in Italy（Oxford，1992），P.Amory，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489-554（Cambridge，1997）。关于西哥特历史，可参考R.Collins，Visigothic Spain，409-711（Oxford，2004）和R.L.Stocking，Bishops，Councils，and Consensus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589-633（Ann Arbor，mi，2000）。

关于西奥多里克大帝的主要历史信息，可参考S.J.B.Barnish，Cassiodorus：Selected Variae（Liverpool，1992）和The Anonymous Valesianus，The History of King Theoderic in the third volume of J.C.Rolfe’s translation of Ammianus Marcellinus for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1939）。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也出版过有关普罗柯比的《战记》，译者为H.B.Dewing （5 vols，Cambridge，ma，1914-28）。Penguin Classics则出版了V.Watts翻译的波爱修《哲学的慰藉》（revd edn，London，1999）。

L.Thorpe （Harmondsworth，1974）翻译的圣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已由Penguin Classics出版，这本书对曾经统治高卢的西哥特人，持有强烈的敌意。多数关于西哥特王国的英文材料，在A.T.Fear，Lives of the Visigothic Fathers（Liverpool，1997）和K.B.Wolf，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2nd edn（Liverpool，1999）中都有收录。后一本书还收录了圣依西多禄的History of the Kings of the Goths and The Chronicle of Alfonso III。S.A.Barney et al.，翻译的圣依西多禄《哥特国王和词源的历史》，还包含对作者的详细介绍过。

第5章 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

与本章内容有关的详细资料，多数都可以在P.Frankl，The Gothic：Literary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through Eight Centuries（Princeton，nj，1960）和F.L.Borchardt，German Antiquity in Renaissance Myth（Baltimore，md，1971） 中找到。

C.C.Mierow翻译的弗莱辛的奥托《双城史》（re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2），配有详细注解。关于日耳曼史诗的历史背景和具体作品，可参考E.R.Haymes，The Nibelungenlied：History and Inter pretation（Urbana，il，1986）。E.Cochrane，Historians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hicago，IL，1985）则对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群体，有详细研究。关于瓦萨里《名人传》，可参考L.Cheney，Giorgio Vasari’s Prefaces：Art and Theory（New York，2012）。宗教改革时代，德国人对哥特人的态度问题，在S.Brough，The Goths and the Concept of Gothic in Germany from 1500 to 1750：Culture，Language，and Architecture（Frankfurt am Main，1985） 中多有介绍。

莎士比亚戏剧引文出自The Oxford Shakespeare：Titus Andronicus，edited by E.M.Waith （Oxford，1984）。这方面内容，P.C.Kolin，ed.，Titus Andronicus：Critical Essays（New York and London，1995）中也收录了很多有意思的材料。要想进一步了解莎士比亚，还可参考J.Drakakis and D.Townshend，eds.，Gothic Shakespeares（Oxford，2008）。

第6章 野蛮的自由

了解《圣经》及古典时代文化，对后世理解哥特人产生的影响，可大致参考R.Rix，The Barbarian North in Medieval Imagination：Ethnicity，Legend，and Literature（New York，2015）。西哥特人对西班牙历史的重要深远影响，在J.N.Hillgarth，The Visigoths in History and Legend（Toronto，2009）中有总结性的专业介绍。

收复失地运动时代，以及西班牙黄金时代出现的各种与哥特人有关的传说，可参考P.Linehan，History and the Historians of Medieval Spain（Oxford，1993）和R.L.Kagan，Clio and the Crown：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pain（Baltimore，md，2009）。关于瑞典对哥特文化遗产的接受，可参看K.Johannesson，The Renaissance of the Goths in Sixteenthcentury Sweden，trans.J.Larson（1982，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1991） on the brothers Johannes and Olaus Magnus，还有G.Eriksson，The Atlantic Vision：Olaus Rudbeck and Baroque Science（Canton，ma，1994）。

对于英国正面吸收哥特文化的研究，最经典的著作仍然是S.Kliger，The Goths in England：A Study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Thought（Cambridge，ma，1952）。此外还有R.J.Smith，The Gothic Bequest：Medieval Institutions in British Thought，1688-1863（Cambridge，1987）。威廉·卡姆登和理查德·费斯特根两人的研究成果，G.Parry，The Trophies of Time：English Antiquarian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Oxford，2007）多有介绍。了解爱德华·吉本的伟大著作，则可参考R.Potter，Edward Gibbon：Making History（London，1988）。

第7章 为哥特而战

P.J.Geary，The Myth of Nations：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Princeton，nj，2002）可网上浏览，本章提到的内容，多数都有涉及。关于哥特文化对法国大革命思想理念的影响，可参考K.M.Baker，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1990）。关于19世纪西哥特文化遗产在西班牙的影响，同样可参考J.N.Hillgarth，The Visigoths in History and Legend（Toronto，2009），and for a broader view G.Pasamar，Apologia and Criticism：Historians and the History of Spain，1500-2000（Oxford，2010）。

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人在探讨哥特文化的过程中，日渐增强的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在C.Kidd，British Identities before Nationalism：Ethnici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tlantic World，1600-1800（Cambridge，1999），P.Brantlinger，Rule of Darkness：British Litera ture and Imperialism，1830-1914（Ithaca，ny，1988）和H.A.MacDougall，Racial Myth in English History：Trojans，Teutons and AngloSaxons（Montreal，1982） 中均有所体现。

关于美国人对这些理念的吸收，可参考R.Horsman，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Cambridge，ma，1981）。关于美国的哥特小说，可参考T.A.Goddu，Gothic America：Narrative，History，and Nation（New York，1997）。

德国人过去若干世纪中针对哥特文化的态度，以及由此推动德国统一的内容，在P.Frankl，The Gothic：Literary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through Eight Centuries（Princeton，nj，1960）和W.D.Robson-Scott，The Literary Background of the Gothic Revival in Germany（Oxford，1965）均有所涉及。格林兄弟《格林童话》已有D.Ward （Philadelphia，pa，1981）的英译本。关于Wagner，以及他和日耳曼民间传说的关系，可参考D.Cooke，I Saw the World End：A Study of Wagner’s Ring（Oxford，1979） and E.Magee，瓦格纳and the Nibelungs （Oxford，1990）。纪念德国统一的众多国家级纪念馆，在G.L.Mosse，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 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New York，1975） 中有详细介绍。关于不幸被希特勒用作纳粹主义理论基础的印欧语系理论，可参考L.Poliakov，The Aryan Myth：A History of Racist and Nationalist Ideas in Europe（London，1974）。

第8章 哥特文化

关于历史上真实哥特人创建的文化体系，本部分第4章已开列相关参考资料。关于中世纪西方哥特文化，可参考F.Deuchler，Gothic（London，1989） 和D.Pearsall，Gothic Europe，1200-1450（Harlow，2001）。相关英文材料，可重点参考P.Binski，Becket’s Crown：Art and Imagination in Gothic England，1170-1300（New Haven，ct，2004）和R.Marks and P.Williamson，eds.，Gothic：Art for England，1440-1547（London，2003）。

从瓦萨里到克里斯托弗·雷恩，等不同学者对于哥特式建筑的理解，可参考P.Frankl，The Gothic：Literary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through Eight Centuries（Princeton，nj，1960）。关于18世纪以来，英国国内重新兴起的哥特热，可参考C.Brooks，The Gothic Revival（London，1999）和R.Hill，God’s Architect：Pugin and the Building of Romantic Britain（London，2007）。

有关哥特小说的研究专著数量众多，读者可以从C.Bloom，Gothic Histories：The Taste for Terror，1764 to the Present（London，2010）入手。这方面的论文，集中收录在J.E.Hogle，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othic Fiction（Cambridge，2002），不过阅读此类材料并不能替代直接阅读小说原著。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哥特式电影和音乐领域，相关材料可参考J.Bell，ed.，Gothic：The Dark Heart of Film（London，2013） and M.Mercer，Gothic Rock（Birmingham，1991）。

最后，面对琳琅满目的现代哥特文化研究，读者可参考P.Hodkinson，Goth：Identity，Style，and Subculture（Oxford，2002），D.Brill，Goth Culture：Gender，Sexuality and Style（Oxford，2008），N.Scharf，Worldwide Gothic：A Chronicle of a Tribe（Church Stretton，2011）和C.Roberts，Gothic：The Evolution of a Dark Subculture（London，2014）等。

致谢

任何一本论域宽广的历史学著作问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欠下若干笔人情债。我要向我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们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在哥特人及哥特文化遗产的资料收集方面，为我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帮助。同时，我还要感谢家人的鼓励和支持。

感谢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批准我的学术休假请求，从而让我能够从容完成本书的写作。特别感谢塞巴斯提安·巴拉尔（Sebastian Ballar）在本书收录地图编辑方面的杰出工作，最后感谢瑞科图书（Reaktion Books）的本·海斯（Ben Hayes）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的耐心指导和支持。

图片提供鸣谢

本书作者和出版方，希望向下列为我们提供图片资源并允许我们复制使用的各方表达谢意。部分图片的出处，本书作者随后将有专门介绍。

本书作者和出版方已竭尽全力，联系各位图片版权持有者。因各种缘由无法取得联系，及本书提供信息不全面或不准确的图片版权持有人，可与我们取得联系，本书再版时，将做出相应的补救工作。

akg—Images：pp.88-9；© Sebastian Ballard：pp.16，20，28，32，38，50，61，75；©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pp.42，136；Getty images：pp.40，44，79，108；taken from Peter J.Heather and John Matthews，eds，The Goths in the Fourth Century （1991）：p.24；iStock：p.26；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dc：p.144；©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y （Open Access Programme）：pp.12，34，59；Musée national du Moyen Âge，Paris：p.52；Museo Nazionale Romano，Rome：p.63；National Gallery of Art，Washington，dc：p.73；National Museum of Rome：p.63；courtesy of Uppsala University：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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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译名对照

阿波利纳努沃大教堂　　Sant’ Apollinare Nuovo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阿尔卑斯山　　Alps

阿尔勒　　Arles

阿拉勃斯　　Alarbus

阿奇坦亚　　Aquitania

阿斯图里亚斯　　Asturias

阿陶尔夫　　Athaulf

埃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

埃涅阿斯　　Aeneas

艾伦　　Aaron the Moor

爱德华·吉本　　Edward Gibbon

爱尔兰　　Ireland

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安·拉德克利夫　　Ann Radcliffe

安德尼西　　Andronici

安特卫普　　Antwerp

安提阿　　antioch

奥古斯都·恺撒　　Augustus Caesar

奥古斯塔斯·普金　　Augustus Pugin

奥劳斯·鲁德贝克　　Olaus Rudbeck

奥勒良　　Aurelian

奥罗修斯　　Orosius

巴尔干半岛　　Balkans

巴黎圣母院　　Notre-Dame de Paris

巴塞尔　　Basel

巴塞罗那　　Barcelona

巴西安纳斯　　Bassianus

柏拉图　　Plato

邦克山　　Bunker’s Hill

贝克福德　　William Thomas Beckford

贝拉·卢戈西　　Bela Lugosi

贝利萨留　　Belisarius

本都海　　he sea of Pontus

比利牛斯山　　Pyrenees

彼特拉克　　Francesco Petrarca or Petrarch

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

波爱修　　Boethius

波尔多　　Bordeaux

波兰　　poland

波利多尔·维吉尔　　Polydore Vergil

波利斯·卡洛夫　　Boris Karloff

波罗的海　　Baltic

波罗的海　　the baltic sea

波洛修斯　　Berosus

波斯帝国　　the Persian empire

伯利恒　　Bethlehem

勃艮第公主克里姆希尔特　　the Burgundian princess Kriemhild

博林布鲁克子爵　　Viscount Bolingbroke

布莱姆·斯托克　　Bram Stoker

草莓山　　Strawberry Hill

查尔斯·巴里　　Charles Barry

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

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大本钟　　　　Big Ben

德基乌斯　　Decius

德涅斯特河　　the river Dniester

狄奥多西一世　　Theodosius Ⅰ

狄米特律斯　　Demetrius

狄特里希·冯·伯尔尼　　Dietrich von Bern

迪亚戈·德·瓦勒拉　　Diego de Valera

东哥特人　　Ostrogothic

顿河　　the don river

多那太罗　　Donatello

多瑙河　　Danube river

放山修道院　　Fonthill Abbey

菲利莫首领　　king filimer

菲利普二世　　Philip Ⅱ

菲罗斯托尔吉乌斯　　Philostorgius

腓特烈一世　　Frederick Barbarossa

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佛朗哥　　General Franco

佛罗伦萨　　Florence

弗拉维奥·比昂多　　Flavio Biondo

弗拉维斯·埃蒂乌斯　　Flavius Aetius

弗莱辛的奥托　　Otto of Freising

弗朗索瓦·布隆德尔　　François Blondel

弗朗西斯科·德·戈维多　　Francisco de Quevedo

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玛丽娜　　Francisco Martínez Marina

甘瑟　　Gunther

哥伦布　　Columbus

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歌篾　　Gomer

格拉纳达　　Granada

格林兄弟　　Grimm Brothers

瓜达莱特　　Guadalete

哈根　　Hagen

哈瑙　　Hanau

海因里希·潘塔莱昂　　Heinrich Pantaleon

含　　Ham

汉尼拔　　Hannibal

荷马　　Homer

赫尔德　　Herder

黑格尔　　Friedrich Hegel

黑海　　the Black Sea

亨利·哈兰姆　　Henry Hallam

胡安·卡洛斯　　Museo de los Concilios y de la

Cultura Visigótica in Toledo

滑铁卢　　Waterloo

霍勒斯·沃波尔　　Horace Walpole

基辅　　Kiev

加拉·普拉西提阿　　Galla Placidia

迦太基　　Carthage

简·奥斯汀　　Jane Austen

杰弗逊　　Jefferson

杰克·格林　　Jacob Grimm

金斯利　　Charles Kingsley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卡尔·彭卡　　Karl Penka

卡姆登　　William Camden

卡西奥多罗斯　　Cassiodorus

科隆大教堂　　Cologne Cathedral

克拉赛港　　Classe

克劳迪安　　Claudian

克里米亚半岛　　Crimea

克里斯托弗·雷恩　　Christopher Wren

克洛维一世　　Clovis

拉伯半岛　　Arabia

拉斐尔　　Raphael

拉文纳大主教阿格尼勒斯　　Agnellus of Ravenna

莱比锡　　Leipzig

莱茵河　　Rhine

兰开夏　　Lancashire

雷奥韦吉尔德　　Leovigild

雷恩　　Sir Christopher Wren

雷卡雷德　　Reccared

雷克斯文德　　Reccesuinth

李锡尼乌斯　　Lincinius

理查德·费斯特根　　Richard Verstegan

理查德·费斯特根　　Richard Verstegan

理查德·坦普尔　　Richard Temple

卢克·欧文·派克　　Luke Owen Pike

路歇斯　　Lucius

罗杰·阿斯坎　　Roger Ascham

罗马尼亚　　Romania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　　Romulus Augustulus

洛卜·德·维迦　　Lope de Vega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　　Magnus Maximus

马基亚维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马瑞斯　　mars

马塞林　　Ammianus Marcellinus

马什　　George Perkins Marsh

马修·刘易斯　　Matthew Lewis

玛各　　Magog

玛丽·雪莱　　Mary Shelley

孟德斯鸠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and de Montesquieu

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缪歇斯　　Mutius

摩洛哥　　Morocco

墨兰顿　　Philip Melanchthon

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拿破仑　　Napoleon Bonaparte

那不勒斯　　Naples

纳博讷　　Narbonne

纳旦尼尔·培根　　Nathaniel Bacon

纳尔西斯　　eunuch

挪亚　　Noah

诺曼底　　Normandy

欧根尼乌斯　　Eugenius

帕伦西亚　　Palencia

帕维亚　　Pavia

珀西　　Percy

葡萄牙　　Portugal

蒲柏　　Alexander Pope

蒲柏　　Alexander Pope

朴茨茅斯　　Plymouth

普金　　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

普罗柯比　　Procopius

普洛科披乌斯　　Procopius

齐格弗里德　　Siegfried

奇马布埃　　Cimabue

契伦　　Chiron

乔纳森·哈克　　Jonathan Harker

乔叟　　Chaucer

乔托　　Giotto

日耳曼尼亚　　Germania

萨尔维安　　Salvian of Marseille

萨特尼纳斯　　Saturninus

塞尔维亚　　Sarajevo

莎伦·特纳　　Sharon Turner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闪　　Shem

圣比德尊者　　Venerable Bede

圣彼得　　apostle Paul

圣丹尼斯大教堂　　Basilica of Saint Denis

圣胡安·包蒂斯塔教堂　　San Juan Bautista

圣维达尔教堂　　church of San Vitale

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　　Sidonius Apollinaris

圣依西多禄　　Isidore of Seville

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Scandza

苏菲·兰卡斯特　　Sophie Lancaster

索尔兹伯里大教堂　　Salisbury Cathedral

塔里克·伊本·齐亚德　　Tariq ibn Ziyad

塔摩拉　　Tamora

塔西佗　　Tacitus

泰特斯　　Titus

坦普尔　　Sir William Temple，Baronet

忒弥修斯　　Themistius

特洛伊　　Trojan

特维克纳姆 　　Twickenham

条顿堡 　　Teutonberg

图卢兹 　　Toulouse

托莱多 　　Toledo

托马斯·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瓦格纳 　　Wagner

瓦伦斯 　　valens

瓦萨里 　　Giorgio Vasari

瓦萨里 　　Giorgio Vasari

威尔第 　　Verdi

威尔特郡 　　Wiltshire

威廉·格林 　　Wilhelm Grimm

威廉·卡姆登 　　William Camden

威廉·克莱斯 　　Wilhelm Kreis

威廉·坦普尔爵士 　　Sir William Temple

威灵顿 　　Wellington

威斯敏斯特宫　　Palace of Westminster

维埃纳　　Vouille

维罗纳　　Verona

维妮娅　　Lavinia

维斯瓦河　　the river Vistula

温莎城堡　　Windsor Castle

温特沃斯·迪尔克　　Charles Wentworth Dilke

沃波尔　　Horace Walpol

沃尔特·迪士尼　　Walt Disney

乌尔菲拉大主教　　Ulfila

乌克兰　　Ukraine

五月花号　　Mayflower

西奥多里克大帝　　Theoderic the Amal

西哥特王国　　Visigothic kingdom of Aquitaine

西塞罗　　Cicero

西西里岛　　Sicily

西锡厄　　Scythia

希特勒　　Hitler

熙德 El　　Cid

先知穆罕默德　　Prophet Muhammad

香槟省　　Champagne

新天鹅堡　　Neuschwanstein Castle

匈奴王阿提拉　　the greatest Hun of all：Attila

匈人国王埃采尔　　the eastern king Etzel of Hungary

匈牙利　　Hungarian

叙利亚　　syrian

雅弗　　Japhet

亚得里亚海　　the Adriatic

亚拉里克大帝　　Alarich

亚拉里克二世　　Alaric Ⅱ

亚特兰蒂斯　　Atlantis

伊比利亚半岛　　Iberian Peninsula

伊庇鲁斯　　Epirus

伊拉克　　Iraq

伊朗　　Iran

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约达尼斯　　Jordanes

约旦河　　the Jordan

约翰·德莱顿　　John Dryden

约翰·佛克塞　　John Foxe

约翰·卡里昂　　Johann Carion

约翰·拉斯金　　Ruskin

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

约翰·伊夫林　　John Evelyn

约翰斯·玛格弩斯　　Johannes Magnus

詹姆士·哈林顿　　James Harrington

詹姆斯·麦克佛森　　James Macpherson

詹姆斯·汤姆森　　James Thompson

直布罗陀　　Gibraltar

这是一本以哥特人多面性为题的绝佳著作。它并非仅仅局限于历史上攻克罗马、随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建立起兴盛王国的哥特人，同时也关注了那些生活在后世传说中的“哥特人”。这些传说中的“哥特人”，修建了中世纪欧洲的诸多天主教堂，撰写了18世纪的哥特小说，甚至再接再厉，开创了当代的哥特摇滚。从亚拉里克大帝到苏克西女妖乐队，千年的历史时光都被纳入格温的论述视野。

——牛津大学教授布赖恩·沃德·珀金斯

审图号：GS（2020）7051号

图字：01-2020-212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鸵鸟蛋、黑陶与铜肝：神秘的伊特鲁里亚人/（英）露西·希普利著；戚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7

书名原文：The Etruscans

ISBN 978-7-5203-8299-1

Ⅰ.①鸵… Ⅱ.①露…②戚… Ⅲ.①伊特剌斯坎人-民族历史 Ⅳ.①K54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68000号

The Etruscans：Lost Civilizations by Lucy Shipley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London，UK，2017 in the Lost Civilizations series.

Copyright © Lucy Shipley 2017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Email：copyright@rightol.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桑诗慧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2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21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5

字数 186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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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声名显赫的伊特鲁里亚人曾经在古意大利建立了颇具影响力的强大文明，然而他们却常常遭到误解，被当作一个陌生而未知的民族，其语言和文化也已基本消失。露西·希普利撰写的全新伊特鲁里亚史为读者呈现了另一番景象：这个民族与希腊保持着贸易往来，促进了罗马文明的发展，启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浪漫主义时期的推动者，对现代世界依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书描述了伊特鲁里亚文物从诞生到使用、遗失、发现和重塑的过程。从时尚沙龙上埃及木乃伊的裏尸布，到波拿巴家族成员的业余活动，这本书带领我们踏上了一趟精彩的旅程；它借助伊特鲁里亚考古学，向我们展示了许多神奇而有趣的地方。作者将历史与最新的考古学证据结合起来，以独特的视角解读这个充满谜团的文明，揭示了我们现在知道哪些答案，以及还有多少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

作者简介

露西·希普利（Lucy Shipley）

伊特鲁里亚考古学博士，毕业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伊特鲁里亚考古学和伊特鲁里亚研究史的论文，并多次参与伊特鲁里亚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著有《感受伊特鲁里亚陶器：伊特鲁里亚人的陶艺、身体与图案》一书。

译者简介

戚悦

浙江大学英语文学学士，北京大学英语翻译硕士，现在清华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博士学位。已出版《古希腊人：在希腊大陆之外》《罗马十大英雄皇帝》《四十个房间》等译著十余部。

失落文明系列简介

本系列丛书意图探索伟大的古文明的兴衰和古代世界人们的生活。每本书不仅涉及所述文明的历史、艺术、文化和延续至今的影响，还试图解释它们与当代生活的联系以及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这是一部内容全面、颇有见地的优秀著作。

——弗雷德·S.克莱纳（历史学家）

在希普利的著作中，优雅简洁的文笔与富有魅力的主题相得益彰。她用一种适合所有读者的方式，介绍了神秘而非凡的伊特鲁里亚人。

——安东尼·塔克（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教授，奇维塔特山丘考古挖掘项目负责人）

古希腊人渴望给别人留下印象，哥特人更是如此，而伊特鲁里亚人却截然不同。在数百年间，伊特鲁里亚人所做的事情都像呼吸一样简单、自然。他们无拘无束，轻松愉悦，充满活力，甚至连坟墓也并非死气沉沉。这便是伊特鲁里亚人的本质：简单自然，生机勃勃，随心所欲，任性而行。

——D.H.劳伦斯

本书构思巧妙，每章都聚焦于一件文物或一处遗址，进而探讨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其内容精彩绝伦，既概括了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最新研究进展，更揭开了这一失落文明的神秘面纱。

——《当代世界考古学》

希普利把一件文物或一处遗址作为每章的重点……带领我们探索伊特鲁里亚世界的不同方面。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已有的考古发现和伊特鲁里亚文物的故事，并考察了一系列关于这些文物的学说……希普利的著作与其研究对象一样迷人，她的作品让我们渴望进一步了解这个充满魅力的民族。

——《密涅瓦》

希普利把古代证据与现代理论巧妙地联系起来，从宏大的背景平稳过渡到迷人的细节上，其文笔流畅自如，写作风格引人入胜……希普利的著作不仅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而且能够引发业余读者的兴趣。如果说在近期出版的大量伊特鲁里亚著作中，有一本书可以满足大众的想象，呈现伊特鲁里亚人的独特性格与杰出成就，挖掘其失落的遗产和身后的痕迹，那肯定是希普利的著作。这本书证明，崭新的事实比古老的传说更加有趣。

——《古典学期刊》

伊特鲁里亚和拉丁姆地图，书中地图系原书所插附。

引言

“失落的文明”一语令人想起印第安纳·琼斯[1]在沙漠里驱车飞驰的情景，还有维多利亚时代勇敢的探险家在密林中艰难跋涉的画面。这些强悍的英雄寻找着隐蔽在森林中或埋藏于沙砾下的城市，那正是典型的“失落的文明”。平心而论，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见证了这种冒险与考古的奇妙组合，如掩映在湿热雨林中的吴哥窟和高耸于安第斯山脉上的马丘比丘。19世纪对这些发现的描述为传奇提供了素材，不过那是一种颇具争议的传奇。在这两个案例中，西方探险家都是偶然找到了一处当地人已经知道的地方。“失落的文明”这个短语本身就含有诋毁的意味，仿佛生活在现代的子孙不可能与建造那些伟大遗迹的先人有任何关系。它暗示着如今的柬埔寨人或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与他们的祖先毫不相干，而殖民者可以肆无忌惮地欺压他们。“失落的文明”必须是已经失落的，被不肖的后代主动遗忘了。只有这样，考古学家才能“发现”它，用铲子挖掘它，把它的宝藏运往博物馆，在学术刊物上讨论它的社会生活。然而，它的神秘感依然存在，强调着生者与亡者之间的距离，令人向往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关注遭到遗忘的事物，延续曾经断裂的纽带。

在考古学想象中，有一种观点与“失落的文明”截然相反，那就是认为某个民族“跟我们一样”。当文献资料得以幸存并易于阅读时，我们可以看到早已逝去的古人留下的话语，窥探他们忙碌的日常生活。写给朋友的信件或索要物品的恳求，参加聚会的请帖或约束孩子的规定——这些东西令人感到非常熟悉。而各类著作也使现代人能够宣称自己与古代人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并骄傲地表示自己拥护数千年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阐明的哲学思想与理念。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留下的著作，它们在欧洲政治制度、法律权利、机械工程等多个领域中都是备受推崇的源头。我们不会称之为“失落的文明”，因为它们依然与我们同在。这些文献资料所呈现的日常活动和崇高理想带来了认可与赞同：这些人跟我们一样，他们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人。而更加隐蔽的部分则被抛诸脑后：他们不过是我们所了解的古人，或者说是我们自认为了解的古人。

这便是我们面对古人的两种极端反应：认同与疏远；靠近与排斥。不过在二者之间，还存在更加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反应，其面对的社会群体既没有欺骗性的熟悉感，也并非象征性的幸存者。它们可以被吸收到现代世界中，或者被随意变成神话并搁置一旁，根据我们的需要而倒向天平的一端或另一端。关于欧洲史前时期的大部分认识都陷入了这种奇怪的深渊，古典文学中出现的名字被强加于曾经存在的群体上，从而为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乃至特定的民族主义提供支持。神话故事依附着某些古代社会，其内容一部分源于雅典或罗马的流言蜚语，一部分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还有一部分源于19世纪的再发现。缺乏文字记录的古代世界在现代世界的思维中得以重建，所有证据的解释都符合今天的观念。这些神话故事流传已久，能够把一个古代社会推向天平的一端或另一端，使其接近殖民主义的失落文明，或者满足乌托邦式的认同心理。

在这些史前时期的社会群体中，有一个就是本书要讨论的对象。数千人的生活，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留下的东西：一切都被拼凑成一个失落文明的神话。在这方面，他们并非最古老的例子：那份荣誉大概要授予米诺斯人，因为米诺斯人是最有可能成为“亚特兰蒂斯”居民的候选者。不过，伊特鲁里亚人的神话始于古代，席卷了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宫廷，在19世纪引发了革命，甚至还躲藏在法西斯主义的背后。今天，它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少年爱情故事和恐怖电影从中汲取素材，当地市长和旅游局努力推销遗址的门票，而学者们还在争论两千年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伊特鲁里亚神话，一个欧洲失落文明的传说，具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力？它源自何处，与我们掌握的考古学证据有着怎样的交集？最重要的是，这个神话是否恰当，我们可以继续讲述它吗？

作为一个挑战希腊支配地位、威胁罗马优越思想的民族，伊特鲁里亚人被这两种文化所强加的神话故事掩盖了真实面貌，而当我们好不容易想起他们时，还要继续跟那些神话故事打交道。在我们想象中的过去，罗马的光辉让整个意大利半岛都黯然失色。伊特鲁里亚是罗马的邻居，也是其竞争对手和最终被击败的敌人，这两种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罗马作家描写了伊特鲁里亚国王的统治，也讲述了他们遭到驱逐的故事。罗马文化把伊特鲁里亚的服饰和葬礼竞技会[2]改造成自己的文化标志，然而随着城邦向北扩张，罗马军队又在托斯卡纳摧毁了伊特鲁里亚的中心地区。公元前396年的维爱[3]战争标志着伊特鲁里亚开始走向灭亡，但是此后的数个世纪，人们依然在阅读并撰写伊特鲁里亚语和拉丁语的双语铭文。不过，随着罗马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它与伊特鲁里亚的关系基本被遗忘了，而现代人对意大利过往的印象也是如此。熟悉与陌生的迷人组合，浴室幽默与政治谋杀的奇妙混搭，这就是现代人眼中的罗马特色，几乎没有多少空间留给更加古老而复杂的意大利半岛居民。即使伊特鲁里亚人出现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他们的形象也只是源自记忆模糊的维多利亚诗歌（守门勇士贺雷修斯[4]的敌人¹）和假期在勤地郡[5]参观过的老旧博物馆。本书的目标便是改变这种观点，揭开伊特鲁里亚作为失落文明的神话面纱，希望借助考古学证据，讲述一个更深层次的故事。如果你拿起这本书，那说明你可能是一个对过去感兴趣的人，对古人的命运和遗产充满好奇。本书旨在启发你提出问题，帮助你进一步了解伊特鲁里亚人及其传奇的产生与演变。

[1] 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美国系列电影《夺宝奇兵》的主角，是一位热爱冒险的考古学家。按：本书脚注若无特别标注，则为译者注。

[2] 葬礼竞技会（funeral games）：为纪念逝者而举办的体育竞赛。

[3] 维爱（Veii）：一座重要的伊特鲁里亚城邦，位于罗马北边。

[4] 贺雷修斯（Horatius）：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一名军官，因在公元前6世纪末抵御伊特鲁里亚军队的入侵而闻名；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家、诗人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曾将其英勇事迹写成一首诗歌，题为《贺雷修斯》。

[5] 勤地郡（Chiantishire）：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一个地区，因盛产一种名为“勤地”（Chianti，又译作“基安蒂”）的红葡萄酒而得名。

大事年谱

公元前7000年　　　　　　 来自近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移民遍布欧洲各地，包括意大利。

公元前3300年　　　　　　“奥兹冰人”死去并被冰封于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上。

公元前1600—前1200年　　 青铜时代的泰拉马拉文化和亚平宁文化在意大利中部繁荣发展。

公元前1100—前900年　　　原始的维兰诺瓦文化出现；双锥骨灰瓮兴起；易守难攻的山顶聚居地形成。

公元前900—前700年　　　 维兰诺瓦时期。社会阶层增加；有更多证据表明伊特鲁里亚人与欧洲北部、希腊和近东地区之间保持贸易往来；土葬逐渐开始流行。

公元前700年　　　　　　　首个伊特鲁里亚字母表马西利亚纳蜡版诞生。

公元前675年　　　　　　　伊特鲁里亚经典的布凯罗黑陶在卡厄瑞制成。

公元前675—前650年　　　 奇维塔特山丘的第一批主要建筑落成（带有铺着瓦片的屋顶）。

公元前635年　　　　　　　科林斯人发明了在陶器上描绘黑色人物图案的技术，后被雅典人采用。

公元前625—前550年　　　 伊希斯坟墓的各种物品得到制作和存放。

公元前540年　　　　　　　奇维塔特山丘遭到摧毁和废弃。

公元前535年　　　　　　　伊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的船只在科西嘉岛附近的阿拉利亚战役中击败希腊军队，四年前他们曾经被希腊人赶出这座岛。

公元前530年　　　　　　　雅典人发明了描绘红色人物图案的技术，后被伊特鲁里亚人采用。

公元前509年　　　　　　　传闻中伊特鲁里亚国王被赶出罗马的时间。

公元前500年　　　　　　　伊特鲁里亚南部的海运中心开始出现经济衰退的情况。

公元前484年　　　　　　　希罗多德出生的大致时间。

公元前474年　　　　　　　伊特鲁里亚海军在库迈附近被击败，标志着伊特鲁里亚势力在意大利南部的终结，那里很快变成了希腊人的殖民地。

公元前400年　　　　　　　北方的凯尔特民族向南迁移，减少了伊特鲁里亚在意大利北部的影响力，并于公元前390年洗劫罗马。

公元前396年　　　　　　　维爱遭到围攻，通常被视为伊特鲁里亚政治支配地位的终结点。

公元前321年　　　　　　　希俄斯岛的塞奥彭普斯在亚历山大里亚去世。

公元前280年　　　　　　　罗马攻占武尔奇。

公元前264年　　　　　　　沃尔西尼（即奥尔维耶托）在一次人民起义后战败，罗马的注意力转向迦太基，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

公元前150—前100年　　　皮亚琴察铜肝被制作并使用。

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　　《罗马史》作者李维在世的时间。

公元41—54年　　　　　　克劳狄乌斯统治期间，这位罗马皇帝对已经基本失传的伊特鲁里亚文化非常着迷。

公元456年　　　　　　　 有文献提到了塔尔奎尼亚地区的主教；基督教取得胜利。

公元1296年　　　　　　　历史文献首次记载了伊特鲁里亚文物的出土，这批人工制品是在阿雷佐城修建防御工事期间被发现的。

公元1435年　　　　　　　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在佛罗伦萨掌权。

公元1513—1521年　　　　利奥十世的教皇任期，他是“伟大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儿子。

公元1723年　　　　　　　托马斯·科克重新出版了托马斯·登普斯特的《高贵的伊特鲁里亚》。

公元1726年　　　　　　　伊特鲁里亚学会在科尔托纳成立。

约公元1760—1820年　　　“伊特鲁里亚热潮”席卷欧洲。

公元1763年　　　　　　　温克尔曼指出“伊特鲁里亚陶器”是古希腊的。

公元1776年　　　　　　　瓜尔纳奇博物馆在沃尔泰拉建成，这是第一座面向公众的伊特鲁里亚博物馆。

公元1796年　　　　　　　拿破仑·波拿巴控制了意大利，后来他的弟弟吕西安在托斯卡纳开始了考古挖掘工作。

公元1848年　　　　　　　乔治·丹尼斯向满怀崇拜的公众介绍了自己的冒险活动。

公元1864年　　　　　　　加里波第进军罗马，标志着意大利开始成为现代的独立国家。

公元1867年　　　　　　　包裹着亚麻布书的木乃伊结束了它在萨格勒布的旅程。

公元1922年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掌权；中世纪城市科尔奈托改名为“塔尔奎尼亚”。

公元1927年　　　　　　　D.H.劳伦斯游历托斯卡纳地区；一年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佛罗伦萨出版。

公元1939年　　　　　　　马西莫·帕罗提诺质疑希罗多德的观点，提出伊特鲁里亚人起源于意大利本土。

公元1944年　　　　　　　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分裂的情况；马尔扎博托发生大屠杀。

公元1953年　　　　　　　DNA被发现，后来成为解决伊特鲁里亚人起源问题的主要武器。

公元1964年　　　　　　　皮尔吉金板出土。

公元1985年　　　　　　　首届“伊特鲁里亚年”庆典举行，后于2015年再度举行。

公元2003年　　　　　　　地狱战车之墓在萨尔泰亚诺出土。

公元2008年　　　　　　　经济危机发生；始建于中世纪的意大利银行开始倒闭；意大利考古学和遗产保护的经费紧缺。

公元2016年　　　　　　　维吉尼亚·拉吉当选为罗马市长，她是图利娅之后的第一位女性罗马统治者。

图1 “餐厅之墓”里描绘的伊特鲁里亚音乐家，出土于塔尔奎尼亚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为什么伊特鲁里亚人很重要？

第二章 故乡在何方？

第三章 鸵鸟蛋与东方梦

第四章 陶器与偏见

第五章 超级富豪与隐形穷人

第六章 生为女人

第七章 安稳如房屋

第八章 性爱、谎言与伊特鲁里亚人

第九章 裹尸的文字

第十章 聆听肝脏的声音

第十一章 面对死亡

注释

补充书目

致谢

图片提供鸣谢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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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为什么伊特鲁里亚人很重要？

伊特鲁里亚时期留下的最惊人的物品之一现藏于伟大的巴黎卢浮宫。绕过《胜利女神》[1]，避开《蒙娜丽莎》，你会看到一件引人注目的雕像，刻画了一男一女，二人的姿势非常亲密。他们用胳膊肘支撑着侧躺的身体，女人靠在男人怀里，修长的腿部紧紧相依，男人赤裸的双足弯向女人的尖头靴子。雕像的尺寸几乎跟真人一样，所以当你凑近时，你的目光会对上两双杏仁状的眼睛。在眼睛下面，两张黏土制成的脸庞带着淡淡的微笑——他们的嘴巴微微张开，嘴角向上翘起，表情完全相同，隐含着一丝戏谑的意味。两人都有特殊的手部动作——女人双手悬空，仿佛正在讲故事；男人一条胳膊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另一条胳膊的肘部支撑着身体，脸庞微微转向他的伴侣。他们的衣服显得颇为精致，细密的褶皱垂到躺椅上，华丽的枕头垫在底下，塑造出富有、自信与恩爱的形象。他们是一对完美夫妻，足以登上现代的任何八卦杂志。

这件雕像的另一个版本现藏于国立伊特鲁里亚博物馆，那是罗马水平最高而游客最少的博物馆之一，设在宏伟壮观却又摇摇欲坠的朱莉亚别墅[2]里。两件雕像来自同一个地方，那是罗马北边的一座小镇，如今几乎被完全遗忘了，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其选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切尔韦泰里，即古代的卡厄瑞，曾是前罗马时代意大利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卢浮宫和罗马展出的夫妇像是此地上流社会的一部分，这个群体被消灭得非常彻底，只有在坟墓中还保留着残存的痕迹。上述雕像并非如卢浮宫收藏的其他珍宝一样，只是为了装饰房屋或神殿而设计的物品，仅仅满足审美需求。它们还有一项功能、一个用途，那就是充当亡者的棺材。

图2 《赤陶棺上的夫妇像》，19世纪出土于切尔韦泰里，现藏于巴黎卢浮宫

这些人是谁？他们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们是否为了修建坟墓而摆出亲密的姿势，实际上却在苦涩的婚姻生活中不断抱怨和争吵？他们的家族是如何变得非常富有，以至于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埋葬他们？他们的家族为什么选择把辛苦赚来的金钱花费在已经无法表达感激的逝者身上？这对夫妇是怎么死的？他们有孩子吗？望着他们的脸庞，我们会产生许多疑问，然而赤陶的嘴巴是永远也无法开口回答的。从朴素的屋顶瓦片到奢华的黄金首饰，每一项考古学发现都会引发一连串的思考，而所有思考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和一项重要比较：这些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又如何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在伊特鲁里亚作为一种独特文化而消失的几百年后，人们便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从那时起，我们不断地创造答案，也创造了许多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观点。试图再问一遍这对夫妇是谁、他们有过怎样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生活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就相当于在这些观点中寻找正确的方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伊特鲁里亚人生前身后留下的痕迹和他们迫使我们面对的问题跟现代世界息息相关——构成伊特鲁里亚考古学的困难问题和复杂答案显示了我们生活中一些最黑暗、最棘手的问题。

《赤陶棺上的夫妇像》（约公元前520年）是伊特鲁里亚世界中最著名的象征物之一，也是一个理想的起点，我们可以由此出发，探索一系列核心问题，从而对这个世界的居民形成我们的看法。一件墓葬品无论多么迷人，也不足以成就一本书。接下来的每一章都关注一件不同的人工制品或一处遗址，它们将各自引出一个关键问题，涉及制作这些东西或住在这些地方的伊特鲁里亚人。伊特鲁里亚的人工制品数量众多，并且仍在增加，若向读者全部呈现，必要浪费大量篇幅描述各种器皿的外形，或者对金属加工技巧进行冗长的学术讨论。然而，我想通过聚焦于一件物品或一处遗址，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具体的例子上。除了卢浮宫和朱莉亚别墅收藏的夫妇棺，还有一些年代较晚的棺材，我可以把它们全部介绍一遍，但那依然无法帮助我们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即这对夫妇是谁以及他们有过怎样的生活。单一的物品和独特的地方有可能包含着重大问题，而那些问题正是本书所关注的对象。

为什么要把重点放在考古学上？因为物质能够使人信服，它是客观、实际、坚韧而持久的存在，可以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各个角落。我们自认为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里，但是文字和图像依然层出不穷，故事依然通过物质来讲述。我们依然利用物质向世界展示自己，我们拥有的东西依然是定义我们的重要因素。在物质的帮助下，我们不断地塑造和改变自身。我相信在这方面，古代与现代并无不同。我们可以通过物品了解那些制作、使用并最终抛弃它们的人——他们的自我改造过程也隐藏在物品中，就像我们一样。而且，这些物品中往往包含着最根本的问题，即我们选择如何生活，这类问题构成了我们的行为和反应，改变并考验着我们的想法和感受。问题与物品堪称人类经历的两大支柱。

每件物品都对应着一个关键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一大串文本填满了伊特鲁里亚物品与当今问题之间的数个世纪，那些文本的作者都对伊特鲁里亚人颇感兴趣，却又受限于自己的时代和生活。他们的个人经历影响了他们对物品的看法以及他们讲述的故事，这种情况在部分案例中显而易见——我们不难猜想，中世纪的修道士在撰写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著作时，肯定怀有某种特殊的意图；我们也能理解，明确的政治立场会决定态度，所以文艺复兴歌颂伊特鲁里亚人，而古希腊则诽谤伊特鲁里亚人。不过除此之外，还有更加隐晦的形式在操纵伊特鲁里亚的遗产和故事，考古学解读就属于这一类。它跟文献资料一样具有主观性，容易犯错，因为它也是人的产物，而人又是经历的产物。即使当纯科学介入时，无论是遗传分析还是花粉采样，其解读者仍然是人，而每个人都有无法避免的内在化意图。因此，本书讨论的对象既是伊特鲁里亚人，也是撰写了这些故事的人。

本书的内容安排大致符合年代顺序，这点需要稍微说明一下。对考古学家而言，给时间分段是一种罪恶的快乐，把过去整齐地划分成几个便于处理的部分，可以简化关于漫长历史的思考。有时这些分段由特定的事件决定，但在多数情况下，当考古学家谈论不同的阶段时，他们指的是物品风格的逐渐变化，也就意味着物品拥有者和制造者的生活方式变化。然而，物品的变化并非发生于一夕之间。相反，这些变化是一种波动的过程，无法限定在几十年或几百年内，更不能追溯到某个阴雨连绵的周二下午，规定一个革命性的时刻。这类变化取代了历史事件，尤其是在明显缺乏历史事件的史前时期。文化变迁被改造和操纵，用来界定在人生层面上没有意义的时间段。随后，经过划分的时间段便获得了名称，但这些名称更多地反映了命名者的成见，而非真实的考古学记录。

例如，在伊特鲁里亚考古学的传统术语中，公元前780—前620年被称为意大利中部的“东方化”时期，因为考古学家认为当时流行的风格受到了近东地区的影响。于是，长达160年的时间——相当于四到五代人的生命——被压缩成了一个分类。请想想一代人经历的所有事情，甚至十年内发生的所有事情。虽然在现代世界，技术知识的发展及其对生活的影响似乎加快了变化的速度，但无论如何，把人生变化的可能性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终究是很有问题的做法。而且，考古学家还根据一组人工制品为这段时间命名，用伊特鲁里亚与一个外来群体的关系总结了那160年的所有瞬间。我们可以用一个现代的例子进行类比，如果基于美国对英国文化习俗的影响，把英国的1900—2050年称为“美国化”时期，是否合适呢？这种命名方式（见表1）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用于界定古希腊变化与发展的历史分期，并根据伊特鲁里亚的情况进行了调整。

表1 伊特鲁里亚考古学的传统历史分期

本书提到的大部分年代都是经过更加详细的风格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即观察物品的变化并根据设计的发展来确定考古学特征的年代。通过把单个人工制品的风格特征和现存事物的各种组合联系起来，可以为大多数考古学背景提供年代上限，这是考古学测年的基本方法。当然，还有一些更加绝对的测年方法，最著名的就是放射性碳定年法。这项技术在20世纪中期给考古学测年带来了一场革命，其原理是所有生物吸收的碳14（碳的一种放射性同位素）会按照一定的速率衰变。通过分析生物残骸（如动物的骨头或烧焦的木块）中现存的碳14含量，可以推测出树木、动物或人死亡的时间。

遗憾的是，伊特鲁里亚时期的放射性碳定年受到了所谓“哈尔施塔特平顶”的影响，这个问题得名于奥地利和德国的史前居民，他们大约与伊特鲁里亚人生活在同一时期。“哈尔施塔特平顶”也被称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测年灾难”。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我们需要将放射性碳定年转换成日历年，具体做法是把放射性碳的测定结果和其他可靠的测年形式进行比较，如利用树轮数据。树木的生长速率取决于每年的气候变化，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年轮图案，对应着不同的时间阶段。然而，根据这两组数据绘制的校正曲线在伊特鲁里亚时期的中间有一部分颇为平稳，导致公元前800—前400年的日期只能被追溯到这个庞大的时间范围，却无法得出更加精确的结果。鉴于此，大多数研究伊特鲁里亚遗物的考古学家都认为放射性碳定年没有意义，不愿为此投入宝贵的科研经费。

具体到卢浮宫里那尊迷人的夫妇像，可以根据赤陶棺材的风格来推测其年代。我们基本确定，它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末，即公元前525—前500年前后，正处于古风时代的中期。那时，切尔韦泰里的工匠非常精通黏土雕塑艺术。除了这两具棺材，城里的工匠们还制作了复杂的陶板和精致的陶罐，用于装饰房屋以及后来的坟墓。令人失望的是，房屋的幸存数量和保存状况远远不及坟墓。实际上，在切尔韦泰里，死者的坟墓都是按照严格的布局方案排列，而且很可能模仿了生者的房屋¹：就像在城市里又建造了一座城市，把棺材摆在中央；这个地方属于逝去的祖先，却反映着当前的世界。从切尔韦泰里出土的棺材似乎也让现代读者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顶尖的工艺技术或详细的文献记载。巴黎卢浮宫收藏的夫妇像是在1861年被拿破仑三世买去的，而它的出土时间还要提前十六年，最初的发现者是一位痴迷于艺术和古董的贵族——坎帕纳侯爵。他在自己居住的坎帕纳别墅重建了一座伊特鲁里亚坟墓，旁边有许多真实的古代纪念物，包括一大片古罗马渡槽²。我们并不清楚原本放置夫妇像的坟墓是否被盗，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对夫妇的尸体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被火化了还是被完好地埋在了他们的赤陶雕像之下，也很难确认他们的坟墓究竟是哪一个。

更难了解的是那对夫妇生前居住的世界。不过，在一些最新[3]获得的考古信息的帮助下，我们还是可以较好地掌握²切尔韦泰里的环境以及伊特鲁里亚文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从切尔韦泰里向北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处死火山的火山口，如今已经变成了维科湖。那座火山在大约13.8万年以前便停止喷发，为沉积物在湖底的积累留出了充足的时间。钻孔岩芯的分析表明，土层中含有古代的花粉颗粒。通过追溯花粉颗粒的年代，科学家们可以准确地找到伊特鲁里亚时期，记录当时该地区生长的植物种类。结果，其多样性令人震惊：这一时期的花粉代表了超过750种不同的植物，并且全部跟橡树林有关³。海滨城镇格罗塞托附近有一座伊特鲁里亚农庄，科学家们对此处的花粉样本做出类似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铁器时代晚期的景观确实如此：茂密的森林里夹杂着一块块经过开垦的土地⁴。

这项可靠的科学研究打破了关于意大利景观恒久不变的幻想。伊特鲁里亚人的领地统称为伊特鲁里亚，从切尔韦泰里向北延伸，包括拉齐奥的北部、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艾米利亚-罗马涅的南部。在鼎盛时期，伊特鲁里亚的影响力可以扩散到威尼斯潟湖以南的亚得里亚海沿岸以及那不勒斯湾。不过，中间的那个区域才是伊特鲁里亚的心脏地带，范围大致在台伯河与亚诺河之间。它涵盖了一些意大利最富吸引力的景观：排列成行的青翠柏树依偎着连绵起伏的金色山丘，这样的画面激发了诗人和艺术家的灵感，并最终出现在日历和屏幕保护程序上。然而，即便是在这里，也仍然留下了一片片古代的橡树林，俗称“博斯科”（bosco），意为“丛林”。这些幸存的树林依然带有某种原始的特质，在亚平宁山脉的脚下茁壮成长。等到游客离开以后，纷飞的大雪便提醒我们，伊特鲁里亚人并非永远都在享受充满美酒与阳光的夏季。

不过，当太阳真的出来时，温度最高之处是伊特鲁里亚的西部边缘，即马雷马湿地的沿海区域。这里曾经是一片疟疾肆虐的危险沼泽，下一章将详细介绍当地牛群的遗传特征。排水系统的引入消灭了蚊子，但是夏季的潮湿和沉闷依然存在。湿地中点缀着平缓的斜坡和零星的小山，爬上去可以摆脱下面的空气，极大地缓解闷热的感觉。排水系统的出口通往第勒尼安海，这是地中海的一部分，由于古希腊人把伊特鲁里亚人称作“第勒尼安”而得名。沿着海岸线往南，湿地又变成了丘陵，而内陆则分布着一系列火山湖：除了前面提到的维科湖之外，还有布拉恰诺湖和博赛纳湖。其中，布拉恰诺湖位于最南端，再往南就是不断扩张的罗马，工业城镇在台伯河谷的平原上挣扎，郊区的铁路建设带动了住宅楼大量涌现，列车通过画满鲜艳涂鸦的地下隧道驶向罗马特米尼车站。

在意大利的这个地区，中世纪的历史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的面貌。锡耶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始终没有从14世纪的黑死病中恢复过来，那场灾难使这座城市的人口减少了近2/3。在经历了疾病和饥荒之后，人们的生命又受到了流浪雇佣兵的威胁，其中还包括一群凶残的英国士兵，他们在法国的百年战争结束时逃往了南边。乡村变得空无一人，幸存者都集中到山顶，建立了易守难攻的聚居地。许多山上的城镇都有古老的起源，但是城镇之间的旷野并不会让曾经在此居住的伊特鲁里亚人和古罗马人感到熟悉。伊特鲁里亚农庄的遗迹遍布整片地区，在那些小型农场里，人们开垦原始森林，依靠田地生活⁵。这个地区的大规模森林砍伐开始于古罗马时期，结束于中世纪早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森林的减少导致大量土壤随着伊特鲁里亚的江河流失，进而使海岸线改变了形状，这个现象在台伯河三角洲最为明显。古罗马的伟大港口奥斯蒂亚现在已经深入内陆3千米，当地的贸易也不再发达。人们以为托斯卡纳的景观自古如此，但实际上这是森林遭到破坏的结果⁶。

这就是那对夫妇生活的世界，既有森林，也有农田。大地可以使他们变得非常富有，足以买下做工精巧的墓葬品。当树木刚刚被砍伐时，伊特鲁里亚的土壤十分肥沃。把剩余农产品拿来交换贵金属可能是一条生财之道，不过伊特鲁里亚的土壤还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收入来源。这里是地中海沿岸金属矿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托斯卡纳丘陵产出的金属矿石中，利润最高的大概是铜矿，可以用于制作青铜，但银矿和铅矿也得到了开采。铁矿是另一个重要的财富来源，其储量主要集中于厄尔巴岛，人们在海滨城市波普罗尼亚发现了冶炼的证据。伊特鲁里亚的工匠之所以拥有高超的专业技术，是因为他们能够直接接触当地出产的高质量金属。他们制作的各种物品以及等待打磨的精炼铸锭，都可以用于买卖、收藏、交换和储存——这又是一条大自然赐予的生财之道。

卢浮宫所藏的赤陶棺是伊特鲁里亚大地在某个历史时刻的产物。然而，它还属于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其范围早已超越了意大利。装饰雕像的鲜艳色彩与东方（今土耳其）的艺术品颇为相似，面带微笑的脸庞也许受到了当时流行的爱奥尼亚风格的影响。那个女人似乎拿着香水，而她的香水可能来自更远的地方，比如阿拉伯半岛的沙漠，香水中含有昂贵的油料和松脂，既能涂抹死者的尸体，也能让活人身上散发出芬芳。这具赤陶棺体现了地中海周围的人口流动，而棺材里的夫妇则代表了一个国际化的群体——他们隔着遥远的距离，却拥有相同的爱好与时尚。船舶在地中海里来回穿梭，陆上贸易跨越了阿尔卑斯山，伊特鲁里亚的人工制品最远到达了北边的德国。伊特鲁里亚人只能被看作这个复杂世界的一部分，就连那对看似平静的夫妇也不例外。这是一次铁器时代的大融合，人口和物品在不断地移动，而伊特鲁里亚人既是竞争者，又是参与者。移动的问题是下一章的核心，我们将回溯过去，探索伊特鲁里亚人的起源。起源是许多民族确立身份的基石，无论古今，而下一章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得知伊特鲁里亚人来自哪里、我们对此了解多少，以及这种归属的观念为何在21世纪依然值得关注。

已知与未知，转瞬即逝与看似永恒，失落的文明与发现的文明——这几组对比是本书讨论的重点。研究伊特鲁里亚人就是梳理介于极端之间的部分，考察迥然相异的故事和传说怎样把我们的看法从一边推向另一边。不过，这些问题在伊特鲁里亚人生活中的地位至少跟它们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一样重要。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本书将从多个角度入手，说明二者之间的联系。

[1] 《胜利女神》（Winged Victory）：即《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一尊创作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大理石雕塑，自1884年起在卢浮宫的显著位置展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雕塑之一。

[2] 朱莉亚别墅（Villa Giulia）：位于意大利罗马的一座别墅，由教宗儒略三世在1551—1553年修建，于20世纪初改为国立伊特鲁里亚博物馆。

[3] 本书首次出版于2017年。

第二章 故乡在何方？

从深蓝色的第勒尼安海向高处的塔尔奎尼亚小镇攀登，弯曲的U型道路连接起古老的中世纪小镇和下方的现代海滨度假村，并引领你穿过住宅和厂房。一旦抵达山顶，你就会看到许多跟伊特鲁里亚有关的东西——明信片、仿制品、公交车上的贴纸以及冰激凌店的海报。如果有一个地方能被称作伊特鲁里亚的热门景点，那就是这里。小镇另一侧的山坡上排列着许多彩绘坟墓[1]，吸引了游客们的注意。不过考古学家会告诉你，最好还是先参观博物馆。本章主要讨论的物品现藏于塔尔奎尼亚国立博物馆，保存在一座适宜避暑的中世纪宫殿里。这件物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末或公元前8世纪初，因此是本书中最古老的人工制品。它由一种灰黑色的黏土制成，表面泛着柔和的光泽，这种材料被称为“伊姆帕斯托”[2]，后来不断发展，成就了伊特鲁里亚世界中最美丽的艺术形式之一。这件物品是一个骨灰瓮，用来盛放人类或动物火化后的骨灰。

意大利已知最早的火化案例出现在南边的阿布鲁佐和普利亚，距离塔尔奎尼亚较远。这些案例非常独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¹，两个地方都有儿童的遗骸。在阿布鲁佐的骨灰瓮里，一个女人的骨灰被撒到两个孩子的遗骸上²，而普利亚的一个孩子则显示出受过外伤的痕迹³，这使我们产生了疑问：他们的死因是什么？为何要采取如此不寻常的埋葬方式？在考古学研究中，有一条不言而喻的真理，那就是死者不会埋葬自己，我们应当切实地考虑这条真理的含义。火葬需要人们为处理尸体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撒丁岛的萨菲古出土了青铜时代早期的火葬遗骸，我们发现尸体曾暴露在400—800摄氏度的高温下⁴。即使在森林覆盖率远胜今天的环境里，要想把柴堆加热到那种程度，所需的木材数量依然非常惊人。等到燃料收集完毕，尸体焚烧的壮观场面会给旁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方式强调了死者的价值，并将其烙印在活人的记忆中。

图3 蒙特罗兹墓地的棚屋骨灰瓮，出土于塔尔奎尼亚

至青铜时代中期，这种极为昂贵的丧葬方式在欧洲流行起来，中欧地区出现了所谓的“骨灰瓮文化”，人们把死者埋在巨大的火葬墓园中。德国南部最大的一片骨灰瓮墓园见证了超过一万场昂贵的火葬。这种火化尸体的方式在北欧流行了至少一个世纪才传到意大利半岛，而且原始的土葬并没有被时髦的瓮葬所取代，二者乃是并行不悖的。其他事物似乎也传到了南边，包括陶器的风格和金属制品的精巧设计。然而，根据考古学记录来看，聚居地的情况并未发生变化，人们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只是他们的丧葬方式不再单一。有些人认为，火葬和新式陶器的传入暗示着人口的流动，尽管村庄没有变化，时间跨度也难以解释。因此，从一开始，塔尔奎尼亚骨灰瓮就关系着一个非常重要且依然迫切的问题：伊特鲁里亚人来自哪里？

塔尔奎尼亚骨灰瓮完美地体现了故乡的概念，因为它的形状恰是一栋房子。类似的物品通常被称作“棚屋骨灰瓮”⁵。但是，只要看一眼就会发现，如此形状的建筑显然不只是“棚屋”，它有着高大宏伟的外观，在设计中巧妙地融合了装饰性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是一系列隆起的房梁，沿着屋脊对称分布。屋脊上有两排鸟首，嘴巴的形状很像鸭子。每对鸟首都向外探头，背对着彼此，面朝参观者。这种建筑整体呈圆形，有一个方形的门框标志着入口，死者烧焦的断骨就是通过这个门框放进去的。有些骨灰瓮还保留着一扇门，拴在上方的孔洞里，悬挂在入口处。骨灰瓮的外表颇为光滑，只是门框周围有三道勾勒轮廓的线条，底部还有一圈环状的凸起。透过入口，可以看见里面的遗骸，那些灰色和白色的残屑便是数以千计的人体碎片。

类似的骨灰瓮很可能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房屋⁶。也就是说，它们展示的建筑设计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这种房屋用易腐的木材和茅草搭成，外面涂着厚厚的混合物（包括泥巴、秸秆、动物粪便、毛发以及其他建造者认为合适的东西），无法像后来的石头房屋那样保存完好。从考古学角度来讲，这类建筑通常只会留下埋过柱子的黑洞。在意大利中部的许多地方，挖掘者都发现了这种细微的线索，因此可以重建公元前1000年之初的建筑。那些建筑跟北边流行“骨灰瓮文化”的聚居地颇为不同，后者的房屋呈长方形⁷，而前者则跟这个骨灰瓮非常相似，整体比例接近正方形，拥有圆形的四角和弧形的正面。格兰卡罗遗址在公元前13—前8世纪被人占用，于公元前750年前后遭到废弃⁸，现在已经沉入博赛纳湖底。湖水中保存了一些易腐的有机物质，揭示出一座村庄的面貌，其房屋的构造风格跟前文介绍的骨灰瓮相似，这座村庄经历过火灾和洪水，多次以同样的方式得到重建。

图4 修复后的双锥骨灰瓮，现藏于沃尔泰拉的瓜尔纳奇博物馆

让我们回到骨灰瓮出现的背景，当它被埋葬时，塔尔奎尼亚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聚居地了，来自小村庄的人们集中到一起，组成了更大的社区。他们在如今被称作奇维塔的山上安家立业，从那里挖掘出来的遗迹不只是早期的聚居地，还有后来的伊特鲁里亚城市，二者的位置完全重合。这个聚居地坐落在一片山坡上，位于骨灰瓮出土地的另一侧，面对着中世纪小镇崛起的地方。次地表考古发现的建筑结构和地表考古发现的文物（主要是破碎的陶器）表明这片高原上曾经有一座小镇，其形态随着房屋的建成、使用、废弃和再次使用而变化。不过，在奇维塔之外，还有许多建筑的遗迹，它们沿着一条东西方向的轴线分布，靠近一片主要的墓葬区，即阿卡特拉墓地。显然，有人明确规定了这些建筑在更大范围的聚居地内应该如何排列。那是一个布局严整的空间，道路连接着房屋、仓库和一座像是用来举行仪式的建筑，在现代的农业景观中，依然能看到这些道路。

上面提到的那座建筑颇为神秘。在后来建成的神庙底下，挖掘者发现了一处坑洞，里面有一个孩子的遗体。这场葬礼可以追溯至公元前9世纪末，那正是高原聚居地建立的早期阶段，它似乎表明在塔尔奎尼亚作为城市发展的最初阶段，这片地区是与众不同的⁹。有一点可以证实这个猜想，那就是被埋葬的孩子并非普通人——遗体的检验结果显示，这个孩子可能患有癫痫症，其发作时的痉挛也许会被当成与神沟通或预见未来的表现。后来的伊特鲁里亚神话提到，塔尔奎尼亚附近的一位农夫在地里发现了一个孩子，他教人们如何预测未来（详见后文）。虽然把传说与考古学联系起来非常诱人，但这场葬礼的主要意义还是体现了一种信仰的延续性，它围绕着一个重要的中心地点，历经数百年的变迁而幸存下来。

这种延续性值得思考，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眼前的问题：伊特鲁里亚人是谁？是居住在塔尔奎尼亚、制作了骨灰瓮、建造了房屋并在特殊地点埋葬了一个特殊孩子的那些人吗？鉴于目前所讨论的具体证据以及考古学方面的一般证据（陶器和金属制品的风格，该地区内其他像格兰卡罗一样被长期占用的聚居地），你肯定会这样认为。然而，古代作家的作品却呈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5—前426）因其撰写的起源故事而成为第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他表示伊特鲁里亚人是从地中海东部来到意大利的，他们的故乡在吕底亚，即今天的土耳其¹⁰。他讲述了一场危机——人口太多，食物不足。对于吕底亚国王阿提斯来说，解决方法显而易见，他让臣民抽签来决定命运。他的亲生儿子第勒努斯将率领不幸的失败者前往一片新的土地，而他们跨越的海洋就以第勒努斯的名字来命名。在意大利登陆之后，他们迅速地战胜了当地人，建立了一个繁荣的新王国。

图5 精美的维兰诺瓦青铜头盔，来自公元前9世纪的墓葬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包含了许多有趣的要素——英俊潇洒的勇士、充满危险的旅程、关系破裂的皇室。然而，到了古罗马时期，其他历史学家却认定希罗多德的叙述是错误的。李维在公元前1世纪的著作中断言伊特鲁里亚人和北欧民族的关系更加密切，这种看法可能源于一个旧观点，即火葬在青铜时代的传入伴随着人口的流动，不过它也把伊特鲁里亚人与当时的蛮族敌人巧妙地联系了起来¹¹。李维，即提图斯·李维乌斯·帕塔维努斯，他在罗马生活和工作，或许接触过伊特鲁里亚人的后代。这些幸存者已经适应了南方邻居的统治，成功地融入了罗马的上层社会，即使没有撰写书面文本，他们也能分享自己的口述历史和起源神话。后来的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公元23—79）同意李维的看法，认为伊特鲁里亚人跟一个名为“雷蒂”的北欧民族有关，这个民族被四处劫掠的高卢人赶到了南方¹²。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是一位生活在罗马世界里的希腊学者，他宣称伊特鲁里亚人就是意大利人，并且一直都是，从而抛弃了流行的移民猜想，转向更加平凡的土著观点。令人困惑的是，历史学家塔西佗（因详细描写罗马统治的不列颠而闻名）支持希罗多德的主张¹³。跟李维一样，塔西佗也曾在罗马生活和学习，有机会见到伊特鲁里亚人的后代并与之交谈。如果塔西佗听他们亲口讲述了自己的故事，那么他的信息提供者显然与李维的信息提供者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至古罗马时代末期，基督教崛起，罗马城没落，意大利被夷为平地，伊特鲁里亚文献遭到毁灭，而历史则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各种各样的故事浮出水面，试图解释伊特鲁里亚人究竟是谁。当然，这些故事的作者并非伊特鲁里亚人，而是希腊人或罗马人，对于他们所属的群体来说，伊特鲁里亚人是威胁、敌人和异族。因此，上述解释起源神话的每位学者都把伊特鲁里亚人跟自己写作时面临的其他威胁联系起来。在公元前5世纪写作的希罗多德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他认为伊特鲁里亚人（当时他们已经把希腊人的统治限制在地中海西部）原本是吕底亚人，那是一个被波斯帝国吞并的民族。在希罗多德一生的前三十五年中，波斯帝国一直在与希腊人交战。把西方的威胁同希腊的东方敌人联系起来，可能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做法。

几个世纪后，在李维生活和写作的时代，罗马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张，共和国末期和帝国早期的征服者向北推进，穿过高卢，在李维临终之前，罗马军队终于彻底控制了阿尔卑斯山的叛乱民族，后者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的瑞士和奥地利。在老普林尼和李维的笔下，这些敌人跟伊特鲁里亚人有血缘关系，他们将陆续被打败，屈服于罗马的势力之下，就像他们的古代亲戚一样。作为一名土耳其出身的希腊人，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同样符合我们的理论，他很可能巧妙而有意地让伊特鲁里亚人远离吕底亚，牢牢地扎根在罗马霸主的故乡¹⁴。就塔西佗而言，这种联系不那么明显，但是他对东方模式的偏爱或许离不开他在作品中描述的另一场东方叛乱——犹太起义¹⁵。于是，伊特鲁里亚人再次被塑造成来自东方的敌人。

图6 公元前8世纪的青铜水桶，它展示的几何装饰图案在双锥骨灰瓮上也能看到

图7 朴素的维兰诺瓦青铜搭扣

有一些考古学证据可以被理解为伊特鲁里亚人起源于东方的支撑。公元前8世纪末，在那个骨灰瓮入土后的五十年到一百年，受到地中海东部设计风格影响的各类物品开始出现在伊特鲁里亚人的墓葬中¹⁶，它们展示的图案明确体现了东方的思想，甚至可以跟遥远的伊朗联系起来，而来自埃及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原材料也进入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坟墓。这些人工制品及其与使用者和埋葬者的关系就是下一章的主题。不可否认，它们至少证明了伊特鲁里亚时期的意大利跟东方有某种联系，问题在于这些物品是当地原住民获得的，还是随着外来移居者传入的。按照东方起源论，外来者迅速战胜了骨灰瓮的制作者以及塔尔奎尼亚和其他伊特鲁里亚聚居地的原住民。而这些聚居地的扩大也被当作人口变迁的依据——聚居地的位置或许没有改变，但是城市区域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的增加与发展可以归功于更有经验的外来者，因为他们在故乡已经熟悉了城市生活的概念。最后一项能用来支撑希罗多德假说的考古学证据是尸体处理方式的巨大变化。在那些外来物品传入的同时，当伊特鲁里亚的新兴城镇扩大之际，火葬开始消失了，无论是别致的棚屋骨灰瓮还是普通的双锥骨灰瓮（这种骨灰瓮得名于它的形状——由两个圆锥体组成，像沙漏一样），都难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尸体不再被焚烧，而是完好地下葬，并伴随越来越精美的陪葬品。棚屋骨灰瓮已经过时了，有钱人更愿意选择能够埋葬整具尸体的华丽坟墓。

初看之下，这三个涉及物质、聚居地规模和尸体处理方式的重要变化为古代作家的猜想提供了一些证据，尽管他们的结论都带有偏见。然而，即使在这些看似严密的移民证据里，也有体现延续性的迹象。首先，在物质方面，伊特鲁里亚人的金属制品和陶器虽然带有东方的装饰图案，但同时也与骨灰瓮墓葬中发现的本地制品非常相似。搭扣（用于固定衣物的金属胸针）就是一种展示出延续性的物品，而陶器的制作材料也明显继承并发展了棚屋骨灰瓮所使用的黏土。其次，如上文所述，聚居地的位置一直没有改变，大概是因为生活在聚居地内的群体没有改变。以格兰卡罗或塔尔奎尼亚为例，一个新群体入驻并接管了各项事务，却没有建立他们自己的新城镇，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小。忠于旧址就是忠于祖先，原地不动的发展无法作为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证据。最后，尽管土葬逐渐得到普及，但是传统习俗的某些方面依然存在，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坟墓保留了类似房屋的特征，比如刻在石顶上的房梁，就像我们介绍的骨灰瓮一样，而且后来的坟墓还有丰富的壁画¹⁷。在部分地区（尤其是内陆，即丘西城附近），人们还继续举行火葬仪式，这进一步瓦解了新的精英阶层带着新的丧葬观念席卷当地的看法。

因此，公元前9—前7世纪的考古学记录比较令人费解，尤其是当它和古典文献放在一起的时候。伊特鲁里亚人在这个阶段的起源问题充分体现了探索遥远过去的一个核心难点：你可以把“事实”列入争论的任何一方，也可以利用证据建立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如果你依赖文字记载，那么考古学可以发挥辅助作用。如果你尊重物质文化，那么你可以指责文献的错误。在伊特鲁里亚研究史上，这两种立场轮番交替，此消彼长。然而，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立场选择又取决于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意识。伊特鲁里亚文化的再发现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但在19世纪初，大量的考古挖掘明显加快了它的速度。此时，人们似乎都认为希罗多德是正确的，而他的观点应该被全盘接受。19世纪末，乔治·丹尼斯（1814—1898）在英国普及伊特鲁里亚考古学，他总结了意大利之外的学者们的普遍观点：“毋庸置疑，伊特鲁里亚人的政治制度、宗教组织、社交礼仪、家庭规则以及许多艺术作品都具有东方特征。”丹尼斯写作的目的是向热心的读者宣传伊特鲁里亚人，因此他的某些说法显得极为乐观，例如，他曾经把伊特鲁里亚坟墓中的陪葬品形容为“第二座庞贝古城”¹⁸。丹尼斯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使他对起源争论的探讨显得非常有趣，他条理清晰地列举了所有支持东方起源论的证据，并讽刺了伊特鲁里亚文化的意大利起源论，将其视为民族主义者的鼓吹，而四十年前去世的意大利（实际上正是托斯卡纳）著名古典考古学家朱塞佩·米卡利（1768—1864）则成了丹尼斯精心挑选的挖苦对象。

米卡利肯定参与了19世纪初蓬勃发展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而对于这个政治团体的信念来说，伊特鲁里亚人的身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早期的意大利人。历史学家卡洛·德尼纳（1731—1813）是米卡利的朋友，他把伊特鲁里亚人放在意大利历史的中心，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战胜的独立民族，由于热爱自由而团结在一起，建立了城邦联盟¹⁹。米卡利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意大利未来的信念影响了对过去的研究，但是面对批评，他依然坚称伊特鲁里亚文化就是真正的意大利文化。在意大利统一之前，这些观点是煽动性的言论，甚至非常危险。在1871年复兴运动[3]结束之后，“伊特鲁里亚人是意大利人”的观点变得更加重要。20世纪初，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膨胀，人们竭尽全力寻找伊特鲁里亚人是意大利原住民的证据。伊特鲁里亚美德与意大利理想之间的美好联系遭到了玷污，开始逐渐变质。因为在1922年墨索里尼率领黑衫党成员挺进罗马之后，关于伊特鲁里亚人起源的争论成了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

墨索里尼最出名的特点就是他对古罗马理想（而非伊特鲁里亚理想）的认同。他迷恋所谓的“古罗马精神”，渴望建立第二个罗马帝国，这给意大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并对现代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埃塞俄比亚战争的耻辱破坏了墨索里尼的神秘感，尽管他拥有强大的政治宣传能力。如今，那些在利比亚忍受动乱的人和逃离厄立特里亚政权的人只是这场殖民灾难的最新受害者和动荡局面的继承者。虽然法西斯主义者更喜欢效仿古罗马的野蛮侵略，但是他们也利用了伊特鲁里亚的过去来实现自己的阴谋。1922年，中世纪小镇科尔奈托被改名为塔尔奎尼亚，企图借此恢复往日的声望。尽管改名仪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法西斯主义表演，但是这种对意大利起源的痴迷却在大学里留下了印记。古典学者朱利奥·奎里诺·吉廖利（1886—1956）强烈否认来自希腊和地中海东部的任何联系或影响²⁰，他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是意大利文化优越性的早期代表，而且一直都是。在这一点上，吉廖利的观点与法西斯主义者完全相同。

图8 公元前6世纪的卡诺匹斯骨灰瓮，出土于丘西，在那座城市里，古老的丧葬习俗并未消失

当全世界都忙着备战时，吉廖利的学生马西莫·帕罗提诺正在研究伊特鲁里亚早期的物质资料，包括塔尔奎尼亚的人工制品。到了1939年，帕罗提诺已经准备好发表他的分析结果了。法西斯主义激发了证明伊特鲁里亚人起源于意大利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却促成了一项非凡的科学分析。帕罗提诺严谨地提出了伊特鲁里亚人起源于意大利的考古学证据，他汇总了二者之间的各种联系，包括聚居地、语言和人工制品。他考察了陶器和青铜器的发展轨迹，仔细辨别搭扣、剃刀、杯子和罐子的设计变化。更加创新和危险的是，帕罗提诺批评了在一开始引导其研究的主流观点，他认为这种以物品为代表并基于种族定义的固定文化概念是完全不合理的。尽管帕罗提诺同意，从根本上来讲，伊特鲁里亚人的诞生是一个本土现象，但是对于在证据面前盲目坚持理论的做法，他感到非常不满。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他冒着牺牲事业的危险说：“大多数学者并不会专心研究一个重要问题，他们只会提出未经探讨就被接受的结论。”²¹在墨索里尼倒台之后，帕罗提诺将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伊特鲁里亚学者。然而，关于伊特鲁里亚人起源的争论却停滞不前，尽管他已经做了许多努力，让这项争论超越了教条的政治信仰。在意大利境内，意大利起源论得到了认可。而在其他地方，学者们则继续考虑着其他观点。这个问题陷入了僵局，考古学家紧张地避免政治倾向，生怕那些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会征用过去作为武器。

不过，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伊特鲁里亚人的起源问题又重新焕发出生机。这一次，复苏的动力并非民族主义情绪，而是遗传学的崛起，以及借助脱氧核糖核酸（DNA）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诱人想法。利用遗传学来讨论伊特鲁里亚人起源的首次尝试出现在1996年，一群科学家考察了49个现代托斯卡纳人的基因，结果他们的DNA跟预料中差不多，介于近东基因的高变异和西欧隔离群体[4]（巴斯克人和不列颠人）的低变异之间²²。至此，一切都平淡无奇。2004年，另一项研究考察了伊特鲁里亚坟墓中的DNA，其样本最初由80人组成，后来为避免现代污染的风险而减少到30人²³。结论依然没有意外，伊特鲁里亚人遗骸的基因变异程度完全符合共祖群体的标准。结果还表明，现代托斯卡纳人与那30个经过基因测序的伊特鲁里亚人基本没有关系；考虑到从古至今的人口流动，这一点同样不足为奇。DNA几乎没有使争论获得任何进展，但是在200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两组学者发表观点，强烈支持东方起源论。其中一组对人类进行了基因测序，而另一组则对牛进行了基因测序。让我们从牛开始。

在佛罗伦萨旅行的一大乐趣就是吃掉跟盘子一样大的牛排，那是源于基亚纳山谷的一道特色菜，香嫩、美味而又昂贵。佛罗伦萨牛排所选用的牛肉来自一种漂亮的牛，通体雪白，鼻子乌黑，名为基亚纳牛[5]。它被视为欧洲最古老的牛种之一，拥有纯粹的基因库，可以追溯到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这项深入的遗传分析以基亚纳牛和另外10个古老的意大利牛种为研究对象，试图解决有关伊特鲁里亚人起源的争论²⁴。科学家们对164头牛做了基因测序，并将结果跟欧洲和近东的其他牛种的基因构成进行比较。这些牛种按照相关性分成若干组，分别对应着特定的起源地。该团队提出基亚纳牛和其他托斯卡纳牛种的起源地是安纳托利亚，因为这些动物的线粒体DNA（源自母系遗传）跟当地牛种有60%的相关性。DNA中的一个明显变化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拜占庭时代早期之间——这个漫长的阶段包含了伊特鲁里亚人有可能迁移的日期。也许伊特鲁里亚人不愿意放弃精心培育出来的顶级牛肉和美丽牛皮，于是从吕底亚带走了他们最爱的白牛。科学家们认为这次人口和动物的迁移发生在青铜时代晚期，远远早于希罗多德描述的吕底亚人西行的壮举。

人类样本提供的数据也被用来支持伊特鲁里亚人起源于东方的观点²⁵。这项研究提取了超过三百个现代托斯卡纳人的线粒体DNA，他们分别来自三座与伊特鲁里亚有关的小镇：穆尔洛、沃尔泰拉和卡森提诺谷。结果似乎是决定性的——穆尔洛的样本跟其他的意大利样本尤为不同，就连沃尔泰拉和卡森提诺谷的DNA也有某些方面（单体型[6]）异于其他的意大利人和西欧人，而与近东群体颇为相似。媒体欣喜若狂地抓住这些结论，讲述了一个现代科学攻克考古难题的迷人故事。然而，这些研究结果并非如此确定，它们只能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与现代之间的某个阶段，拥有近东血统的女性曾在那三个地方生活过。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而意大利半岛的历史又充斥着混合与迁移——从新石器时代到古罗马时代，再到中世纪，人口一直在四处流动。更重要的是，根据希罗多德的观点，安纳托利亚就是伊特鲁里亚人的起源地，但是穆尔洛样本显示了11个与近东有关的特征，其中只有一个专门指向安纳托利亚。

这两项遗传研究都存在实际的问题²⁶。从考古学证据来看，牛种研究的结论令人难以接受，因为即使在青铜时代晚期，托斯卡纳也没有出现明确的移民迹象。尽管对于地中海的其他地方而言，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甚至还有人把伊特鲁里亚人起源的时间跟历史名城特洛伊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陷落联系起来），但是在地中海东部发生战争和饥荒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不辞辛苦地带着牛群在海上航行数千英里吗？鉴于考古学记录和众多体型庞大的倔牛集体迁移的难度，一个更加可信的观点是基亚纳牛的DNA反映了一项精心培育的计划，其源头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近东地区（而非土耳其）对牛类的原始驯化。这些白牛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早期牛种的后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受到人类的控制，并通过陆路被运往意大利。牛种研究的原作者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他们反驳说驯化的动物在意大利似乎是从南向北扩散的，而且意大利南部的牛种拥有非常不同的基因特征。然而，一项规模更大的调查发现，在牛类最初驯化后的一千年中，曾多次有大批的家养牛进入意大利。

第一组人类DNA的研究结果可能显得更有说服力。至少穆尔洛的居民肯定被说服了，当他们在乡村小馆享受晨间咖啡时，他们会骄傲地宣布自己继承了伊特鲁里亚人的血统。然而，穆尔洛及其可爱的咖啡馆并未建在伊特鲁里亚聚居地的遗址上，附近的伊特鲁里亚聚居地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遭到废弃了。尽管目前有迹象显示穆尔洛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曾被人占用，但是聚居地的延续性无法得到证明。这座小镇的发展原本是为了满足锡耶纳历任主教的需求，他们要找一个夏季避暑的地方，而此地位于清凉宜人的山间，远离炎热的主教宅邸。现代穆尔洛居民的祖先很可能是当初陪同主教出行的仆役、神职人员和逢迎者，而非一群与世隔绝的伊特鲁里亚幸存者。基因延续性的问题对沃尔泰拉和卡森提诺谷的研究结果影响更大，因为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都有过复杂的人口流动和变迁。

有一项大规模的研究重新考察了基因数据²⁷，并指出了上述问题。为了消除这些问题，一支由遗传学家组成的团队分析了三个不同群体的DNA，即现代托斯卡纳人（包括七年前从穆尔洛、沃尔泰拉和卡森提诺谷的居民身上提取的基因）、中世纪托斯卡纳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他们以来自佛罗伦萨的样本为参照，并将结果与欧洲和近东独有的两种“标准”基因特征进行比较。这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就是把古代群体的DNA也纳入其中，使科学家能够确定伊特鲁里亚人、中世纪托斯卡纳人以及现代托斯卡纳人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佛罗伦萨人和穆尔洛的居民与样本中的伊特鲁里亚人无关。不过，沃尔泰拉的居民与伊特鲁里亚人有关，而卡森提诺谷的居民甚至表现出了更加密切的联系。令人兴奋的是，该团队能够把伊特鲁里亚人的样本与近东地区的样本建立联系，并追溯这种联系产生的时间。他们发现，伊特鲁里亚人和近东人最后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约7600年以前，伊特鲁里亚人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来到了意大利。这项关联性研究所提供的证据符合牛种研究的数据，也符合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伊特鲁里亚时期的考古学记录，但是完全不符合古典文献和东方起源论。最终，经过数千年的争论，看来似乎是希罗多德错了，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对了。

起源和移民依然是热门话题。新闻里依然充满了悲惨的画面，绝望的人们耗费大量金钱来逃离暴力、饥荒和经济灾难，结果却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搭乘漏油的船舶，在风暴肆虐的地中海上漂泊。这是一场移民危机，而意大利正在努力帮助外来者融入社会，并寻找一种既能挽救生命又能阻止偷渡的策略。伊特鲁里亚人逃离东方的古老故事跟现代的情况颇为相似，但是第勒努斯及其追随者在今天却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埋在塔尔奎尼亚骨灰瓮里的那个人被一次又一次地改变身份，每一代人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重写伊特鲁里亚人起源的故事。在一个充斥着动荡、变化和人口流动的时代，就连看似确定的遗传研究结果都反映了一种分裂主义的观点，轻视了伊特鲁里亚人与近东人的共祖关系。伊特鲁里亚人的起源问题暂时解决了，那么引导丹尼斯走上错误道路的图案和物品究竟来自哪里呢？

[1] 彩绘坟墓（painted tomb）：指内部有彩绘壁画的坟墓。

[2] 伊姆帕斯托（impasto）：一种可以制作陶器的粗糙黏土，本为棕红色，烧制后呈黑色，且有光泽。

[3] 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即意大利统一运动，指在19世纪将意大利半岛内的不同政权统一为意大利王国的政治及社会运动。1871年，罗马正式被指定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标志着复兴运动的完成。

[4] 隔离群体（isolated population）：受空间、时间等障碍不能进行基因交流或基因交流显著降低的群体。

[5] 基亚纳牛（Chianina）：又译为“契安尼娜牛”。

[6] 单体型（haplotype）：个体组织中完全遗传自父母双方中一个亲本的一组等位基因。

第三章 鸵鸟蛋与东方梦

从塔尔奎尼亚一路向北，景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你正在逐渐靠近平坦的马雷马湿地，海滨度假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灌木丛。告别了高耸的临海峭壁，眼前的平原显得单调乏味。然而，一些最惊人的伊特鲁里亚考古发现就出自这里。与塔尔奎尼亚不同，伊特鲁里亚城市武尔奇并未作为一个聚居地幸存下来，而是早已废弃，其距离最近的现代聚居地是蒙塔尔托迪卡斯特罗小镇。刚刚来到武尔奇考古遗址公园时，你会觉得没什么可看的东西。实际上，首先吸引视线的正是一群前一章讨论过的白牛。这里不像是伊特鲁里亚最丰富的宝藏源泉或大量出土珍贵文物的地方。那些美丽的人工制品已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安家落户，而发现它们的这片平原却只剩下尘封的遗迹——一道悲凉的古罗马拱门、半座被摧毁的神庙以及许多断壁残垣。

靠近其中一个土丘，你会突然意识到人们为它的建造付出了多少努力。幽深的甬道通往地下，你小心翼翼地迈步，终于跨过玻璃门，走进阴冷的墓穴。现在你明白了，这是一个死者享受特权的地方，他们被安葬在象征身份的物品之中，上面的坟冢由数百双手筑成，为此投入的时间显示了已故祖先和在世家族的势力。你可能会认为，单是这个坟墓就非常壮观，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坟墓里还放着各种各样的物品，体现了死者的财富和权力，他们的社会拥有一个跨越数千英里的贸易网络，可以获取来自异域的奇珍异宝，满足任何一夜暴富之人的梦想。本章主要讨论的物品来自武尔奇波列德瑞拉墓地的一座坟墓，它只是环绕着武尔奇的数百座坟墓之一。这个城市周围有四片独立的墓地，面积最大的奥斯特利亚墓地位于聚居地的北边，而波列德瑞拉、庞特罗托和卡瓦卢珀墓地都在东边，那里布满了土丘和坑洞，如今依然能发现埋藏的珍宝¹。

这座坟墓出土的物品并未进入孤独的武尔奇博物馆，而是摆在大英博物馆的伊特鲁里亚展厅²，得到管理员的精心呵护，沐浴着经过调节的灯光。成群结队的小学生从旁边跑过，冲向最受欢迎的文物、镀金的木乃伊和闪亮的撒克逊宝藏——如果你想在喧闹中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参观，那么伊特鲁里亚展厅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位于这栋巨大建筑的一角，陈列着六十件来自那座坟墓的物品，还有意大利各地出土的其他珍宝。每件展品都配有文字说明，灯光照射在青铜、彩釉（一种早期的玻璃）、象牙和黏土的表面。本章要讲述的就是这些物品的故事——它们是怎样从制造者的手里跑进伊特鲁里亚的坟墓中，又是如何通过古董商来到大英博物馆深处的避风港。

这些特殊的物品有什么？以下便是那座坟墓中发现的部分人工制品：

·一尊青铜雕像，刻画了一个手托镀金小鸟的女人。

·一件黄金带状头饰，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奇特的野兽和棕榈树。

·四枚鸵鸟蛋，雕刻着战车和马匹的复杂图案。

·一套青铜杯和青铜碗，有的朴素，有的精致。

·三个雪花石膏和普通石膏制成的香水瓶，外观都是女人的模样。

·一批赤陶线轴，也许上面曾缠绕过昂贵的纱线。

·一盏青铜灯和灯座。

·一组蜣螂形状的护身符。

·五只彩釉细颈瓶。

·一尊彩色石膏雕像，刻画了一个伸出双手的女人。

这些物品中的每一件都堪称重大发现，无论是线轴还是鸵鸟蛋，任何一个发现都会成为一位考古学家职业生涯的亮点。而令人惊叹的是，作为整体来看，它们又是一套经过精挑细选的收藏品³。把它们放在一起的那个人不仅可以拿到伊特鲁里亚做工最好的青铜雕塑和器皿，还能获得古代地中海沿岸最奢华的物品。蜣螂护身符，即圣甲虫宝石，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蜣螂总是推着粪球穿越沙漠，这些勤劳的小生灵显然跟一个地方有关，那就是埃及。鸵鸟蛋可能也来自埃及，是北非鸵鸟的后代，如今这个物种已经濒临灭绝。不过，鸵鸟蛋上雕刻的图案却显示出近东地区常见的风格，而且圣甲虫宝石也能在黎凡特地区找到源头。雪花石膏雕刻的香水瓶产自土耳其西部，其制造者大概属于一个自认为是希腊人的群体。

图9 长翅膀的石狮雕像（材料为火山岩），守卫着武尔奇附近的一座坟墓，其年代大约是公元前550年。它的设计是否受到了近东地区的启发呢？

如果只发现其中一件物品，你可能会认为那是死者漂洋过海带来的东西，而死者本人则是一个移民。考虑到古典文献，你或许还会觉得土耳其香水瓶为希罗多德的故事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证据。问题是埋在这座坟墓里的死者并非只有一件精美的物品陪葬，而是拥有全部，因此我们难以通过物品判断死者究竟来自哪里。武尔奇距离埃及海岸大约1250英里[1]，距离土耳其西部大约1000英里，距离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海岸大约1400英里。除非埋在这座坟墓里的死者是一群人，他们分别来自上述的不同地方，而且每个人都用故乡最好的工艺品陪葬，否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跨越数千英里的贸易网络所带来的成果，以及专供伊特鲁里亚人购买的一些出色商品。

那是公元前7世纪末，一场持续百年的社会变迁达到了高潮⁴。丧葬习俗告别了骨灰瓮和火焰，转向了巨大的土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贸易、信仰和聚会的中心地点周围定居，村庄逐渐发展为城镇⁵。这个变化过程仅仅在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中断了一下，当时似乎出现了衰退的迹象，新兴的早期聚居地开始萎缩。若想解释这种情况，我们难免要从自然环境中寻找原因。可能是农作物连续歉收或气候不稳定导致托斯卡纳的肥沃土壤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尽管在关于那个时期的研究中，几乎没有证据能表明这一点；或者是伊特鲁里亚的金属产量暂时减少，影响了获取财富的机制，直到发现新的矿藏才恢复正常。无论如何，在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中部的居民之所以能高歌猛进，重新变得显赫而富有，肯定是得益于这两种丰富的资源，即肥沃土壤和金属矿石。而正是在此时，那座坟墓里的人工制品被收集到了一起。

图10 装饰着斯芬克斯的鸵鸟蛋，出土于武尔奇的伊希斯坟墓

图11 塔尔奎尼亚从埃及的瑙克拉提斯进口的一个香水瓶，年代为公元前6世纪

为什么这些图案和材料如此流行，又如此珍贵？异域特色一直是它们具有吸引力的传统原因，遥远的产地提高了物品的价值。然而，这种观点隐含着令人不安的意义。异域的概念已经遭到了玷污，永远跟动物园和围观乃至殖民主义和剥削联系在一起。18世纪和19世纪的贸易模式让我们想起大英帝国从遥远的地方向欧美城市运送人口、物品和动物，其异域特色受到了欧美人的关注和重视。而另一方面，商人则轻视那些不断被自己欺骗的土著群体，利用远方材料的神秘性来操纵他们⁶。在现代的全球化世界里，距离的价值已经从物品上消失了。“中国制造”“中国台湾制造”——物品的遥远产地不再拥有情感上的吸引力，集装箱货船和工厂车间消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异域特色。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异域特色依旧存在，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分析现代物品为何特殊，有助于我们了解异域特色的真正含义，从而明白武尔奇的伊特鲁里亚居民究竟想要什么。一件物品之所以特殊，不是因为距离，而是因为关系。在现代，冷冰冰的长途贸易使物品丧失了令人激动的力量，而我们见过的人和讲述的故事却能让物品获得价值。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东西，比如一块面包，经过人际关系的升华，也会变得与众不同。从这块面包被端上餐桌开始，便产生了两种向外延伸的关系：客人们会赞赏东道主认识优秀的烘焙师，而面包店老板则收获了新的品尝者。东道主可以炫耀自己与面包店的关系，或者什么都不说——面包本身就能说明一切。

我们可以调侃这种推崇个性化商品的时髦观念，也可以罗列那座坟墓中每一件物品跨越的英里数。然而，并不是距离定义了这些人工制品的异域特色和高昂价值，跨越距离的联系才是值得关注的重点。每件物品都代表着一系列由买家推动的旅行，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根跨越海洋的链条。它们究竟是来自近东移民和希腊移民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建立的贸易聚居地，还是直接从埃及、土耳其和黎凡特地区买来的东西？类似的问题虽然有趣，却不是非常重要。这些物品标志着其拥有者处在一条宝贵的关系链上⁷。他们属于一个跨地中海地区的精英阶层，人脉很广，能够利用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在家乡赢得尊重。考古学证据表明，这种价值观遍布他们所接触的全部贸易路线。在土耳其沿岸的沉船上，我们发现了撒丁岛的珠宝和伊特鲁里亚的青铜器⁸。武尔奇坟墓中的物品是一个社交网络的物质遗存，那里的人们喜欢并分享着同样的事物和理想。这些理想体现在物品中——浓郁的精油和华丽的纱线可以让身体显得更美，而昂贵的青铜酒具可以把吃喝变成一种特殊的体验。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人们的贸易交换建立在共同的娱乐价值观之上。炫耀你认识哪些人、你的财富和地位能够从他们手中买到什么以及你所获得的乐趣，难道不是一种享受吗？

然而，前面的清单只列出了坟墓中埋葬的一小部分人工制品，不知还有多少文物被发现者砸碎了。这座坟墓发掘于19世纪初，一群寻宝者偶然找到了此处的秘密宝藏，他们粗暴地掠夺财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进口物品对他们的吸引力远远大于本地制造的物品，正如上述的惊人联系给现代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群发现者也选择了跟东方有关的珍宝。人们用这些物品受到的影响来命名伊特鲁里亚的这个历史阶段，称之为“东方化”时期。东方是一片神秘的土地，那里的居民陌生而危险，数个世纪以来，东方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欧洲人。哲学家爱德华·萨义德曾描述并批评过这种深陷于殖民动荡与种族偏见的观点⁹。从《一千零一夜》到鲁德亚德·吉卜林[2]的小说，许多神话和故事一起塑造了这个传奇。正如本书的引言所说，在失落文明的神话背后隐藏着同样的叙述。而来自武尔奇的文物难免被卷入其中，成为东方与西方、欧洲与亚洲主观对立的一部分。考虑到那次寻宝之旅的资助者，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吕西安·波拿巴（1775—1840）是一位非常幸运的年轻人¹⁰。他出生在科西嘉岛，家境比较贫寒，在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哥哥拿破仑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他的命运。与波拿巴家的某些兄弟姐妹不同，吕西安对哥哥的权势深感不安。作为革命事业的忠实信徒，吕西安当上了“五百人院”（法国革命议会下议院）的主席，结果却在1799年被哥哥发动的政变赶下了台。拿破仑冲进议会大厅，强行解散了“五百人院”。吕西安扬言，如果拿破仑背叛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原则，他就会杀了自己的哥哥。其实这只是一场虚张声势的表演，目的在于安抚旁观者，让他们相信波拿巴家族对共和国的忠诚。然而，到了1800年，兄弟俩的统一战线却出现了真正的裂缝，有一些反动的宣传册被认定为出自吕西安之手。尽管手足之间的不信任感日益加深，拿破仑还是派遣吕西安前往西班牙，他在那里为哥哥赢得了波旁皇室的支持。不过，在他回去以后，两人的关系仍持续恶化。

压倒吕西安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政治联姻，拿破仑想逼迫他跟守寡的伊特鲁里亚[3]女王结婚。1804年，他逃往罗马，来到盛产葡萄酒的小镇弗拉斯卡蒂，搬进了一栋豪华的别墅。正是这次迁居激起了吕西安的考古兴趣。弗拉斯卡蒂附近便是古城图斯库鲁姆的遗迹，吕西安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挖掘，结果发现了一尊罗马帝国时期的杰出雕像，刻画的是提比略[4]皇帝。十年后，已经逃往英国的吕西安返回意大利，重拾往日的爱好。1814年，他被教皇封为卡尼诺亲王，而拿破仑则被流放至厄尔巴岛。这个头衔使他在维泰博省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其中就包括一座名为蒙塔尔托迪卡斯特罗的村庄。1839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资助了一支寻宝队去探索波列德瑞拉墓地。尽管吕西安此前曾打开过一些伊特鲁里亚坟墓，但是这次发掘则取得了惊人的成功¹¹。一尊美丽的女性石膏雕像被当场误认为埃及女神伊希斯，而那座坟墓也被赋予了一个持久的名字——伊希斯坟墓。

图12 这枚搭扣的表面有伊特鲁里亚人最喜欢的颗粒装饰，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

图13 小双耳杯，年代为公元前6世纪

这尊雕像的身份鉴定与“东方化”时期作为一种概念的发展情况有关，而且那座坟墓与波拿巴家族的直接联系也非常重要。因为东方的标签以及囊括了伊特鲁里亚文化的东方幻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吕西安的哥哥对埃及和黎凡特地区发动的著名战争。1798年，拿破仑已经开始怂恿法国当权者攻占埃及，企图趁此机会破坏英国对印度的干涉。当权者热情地接受了他的想法，他们认为这项计划可以让一个潜在的危险政敌离开法国。如果成功了，在打击英国的同时，还能使法兰西共和国的脆弱经济得到发展。1798年5月，法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分别从地中海沿岸的不同港口乘船出发。7月1日，超过4万人在亚历山大港登陆，拿破仑乘坐的旗舰“东方号”紧随其后。军队冒着酷暑向南推进，在吉萨金字塔群[5]附近的鏖战中夺取了开罗。

获胜的拿破仑开始刻意模仿这座城市的精英阶层，决心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解放者和伊斯兰教的朋友，但是埃及人民并未信服。10月，开罗掀起了反抗的浪潮，激烈的巷战以拿破仑下令烧毁大清真寺[6]而告终，这一恐怖行为吓坏了全城百姓。经过残酷的镇压，拿破仑觉得局势已经稳定，可以继续向东北推进。于是，他率兵穿越西奈半岛，入侵巴勒斯坦，直到攻占的领土远至加沙地带，才被英国海军和奥斯曼军队击退。在东征的一年时间里，他手下有600人死于疾病，1200人死于战斗，1800人负伤。1799年8月，拿破仑离开埃及，返回法国争夺权力，留下士兵们在困境中挣扎。短短几年之后，英国便控制了埃及，遭到冷落的马穆鲁克[7]统治者为其提供了帮助，他们早就看穿了拿破仑盗用埃及文化的阴谋¹²。

拿破仑的军队曾带来一批学者，他们不仅要征服埃及的现在，还要征服埃及的过去。这群学者充分展现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概念的重要性。他们阐明了埃及生活和黎凡特生活的所谓基本特征，包括文化停滞、对于外在权威的被动接受、精英阶层的奢靡腐败等，以此来衬托法国价值观的优越性。上述社会弊病恰好反映了法国君主制末期的罪恶，这并非巧合。同时，法国人（还有英国人、德国人以及第二章中提到的意大利人）宣称自己有权继承古典世界的遗产。透过启蒙运动的镜片，人们重新想象了古典时期的理性主义、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欣然接受了这些观点，高兴地认为自己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灿烂成果¹³。于是，整个局面就变成了东方的懒惰对抗西方的自主。这一种族主义的伪科学原本只是为了支持法国在近东地区和亚洲夺取土地和政权，结果却影响了远征途中的考古工作，甚至操纵了法国民众对于奥斯曼领土的看法。古埃及的辉煌代表着王朝统治，它拥有非常惊人的不平等性和同样惊人的手工艺品。将埃及文物带回法国，可以让人们通过那些杰作来认识古代的独裁统治者。

这就是拿破仑的考古强盗团洗劫埃及古代遗址的目的。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最初的计划进行。拿破仑放弃远征并返回法国夺权，而他的科学家们则留在埃及，守着数量众多的战利品苦苦挣扎。1801年，大部分物品被英国海军缴获，装在船上运回英国。这些物品为大英博物馆的埃及藏品奠定了基础，其中就包括标志性的罗塞塔石碑[8]。在那里，它们被用来向伦敦展示原本要引入巴黎的文化分离感。吕西安发现的珍宝与拿破仑失去的文物有着相似的经历。1844年，在吕西安·波拿巴去世四年后，从伊希斯坟墓出土的收藏品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的遗孀急需现金，于是把六十件物品卖给了德国考古学家埃米尔·布劳恩，而后者又把那些物品卖给了大英博物馆。因此，英国民众既可以看到埃及专制统治的成果，也可以围观把这种危险的东方影响带到罗马门前的物品。

东方主义的概念在拿破仑的埃及战役中得到发展，随后又作用于他弟弟从武尔奇挖掘出来的文物。这些文物通过那尊女性雕像与埃及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构成一种无意识的叙述，暗示东方对古罗马时期之前的意大利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起初，人们认为这些文物的研究和展出证明了古典文献的真实性，符合伊特鲁里亚人的起源神话¹⁴。即使在20世纪初，考古学打破了这种观点，东方特征还是依附着那个迅速发展和变化的时期。人们相信，获取这些奢侈物品的不平等性与独裁统治（国王制度的建立）有关。伊希斯坟墓和其他类似的坟墓被描述成“王室”坟墓，也就是埋葬统治者的地方，而统治者的形象则被塑造成埃及法老和印度王公¹⁵。伊特鲁里亚的东方化时期继承了拿破仑战役的宣传和英国对印度的幻想。伊希斯坟墓和其他类似的坟墓成了埋葬国王、王后、王子和公主的地方，里面放满了他们继承的财富。

问题是，在意大利根本就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统治模式的出现。诚然，来自远方的新物品越发凸显了社会的不平等，但是已有的强大家族似乎更有可能利用人脉和资源建立贸易帝国，而非世袭王国¹⁶。最新的研究发现，这一时期从地中海东部进口的物品仅占很小的比例¹⁷。尽管受到东方图案影响的物品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如某些物品展示了被野兽环绕的女神或狮子之类的异域动物，但是在这一时期伊特鲁里亚社会的物质文化中，它们所占的比例也很小。因此，我们不仅没有证据表明王子的存在，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东方移民的存在，我们现有的证据只能说明东方对意大利的影响程度被严重地夸大了。那些抵达意大利的人工制品肯定被纳入了一个基本独立的信仰和价值体系，这标志着它们的拥有者属于一个贸易网络，而未必是世袭的统治者和领导者。过去，人们认为伊特鲁里亚采用了东方的统治模式，因为他们相信接受物品就等于接受观念，如今这种想法已经站不住脚了。

关于伊希斯坟墓出土文物的整个故事，以及东方化时期的发展与衰落，实际上由许多主题交织而成：殖民主义的傲慢和未知带来的恐惧，人与物的对应和财富与王权的对应，日常事物的毁灭和特殊事物的留存。这些特征还在继续定义着我们的世界，而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态度留下的后遗症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阿拉伯之春”[9]的初衷是推翻被视为东方暴君的独裁者，崇尚理性和自由的媒体也为此呐喊助威。然而，这场运动却导致一支对抗西方的政治军事力量重新建立了一个自命的哈里发国[10]，即所谓的“伊斯兰国”[11]。其成员调转了种族歧视和偏见的矛头，让它指向西方，反过来把欧洲和美国当作“他者”[12]。他们对西方发动的战争也像拿破仑的战役一样涉及了文物。不过，他们并没有收集和保存文物，而是把文物视为亟待出售的昂贵商品或视频宣传的理想素材。那些曾经定义了东方考古学的遗址和文物已经变成了“偶像”[13]，“伊斯兰国”的成员利用它们来切断自己与过去的联系。有些文物跟伊希斯坟墓里发现的文物颇为相似，却已经被砸碎或偷走，放到公开市场上拍卖，散落在私人收藏中。于是，近东地区制造的文物沦为了一场意识形态战争的“人质”。从伊希斯坟墓出土的易碎的鸵鸟蛋和精美的雕像挺立在玻璃柜中，强调着把殖民主义世界观强加于过去和现在的后果。

图14 精美的青铜大锅，可能来自维图罗尼亚，制作于公元前7世纪初

这些物品对伊特鲁里亚考古学的影响还教会了我们一点，那就是不要把人与物直接对应起来。在一个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里，物品从一种文化传递到另一种文化，转瞬之间就能被改造和重塑。图像和风格的变化越来越快，而时尚的忠实追随者却照单全收。通过物品的产地来确定身份的做法越来越容易出问题，而且不只是对考古学家如此。真正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使用者如何对待物品，这也是物品让我们结交朋友、展现亲情、分享爱意、激发尊重的方式。比如伊希斯坟墓里的物品，尽管其迥然不同的产地似乎令人惊叹，但是它们之所以能够幸存，是因为在拥有者的人生里留下了印记。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它们依然在大声地炫耀着财富和人脉，就像刚被掩埋的时候一样。由一双手制作完成，随后传递给其他人，最终进入一座坟墓——这些非凡的物品恐怕不是一个东方式专制王朝所独有的稀世珍宝，而是在一生的时间里进行贸易和交换的成果，它们被一个悲伤的家族仔细地收集起来，以此纪念逝去的亲人，而他们选择这样做的方式和原因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1] 1英里约合1.61千米。

[2]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3] 伊特鲁里亚（Etruria）：这里指1801—1807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建立的伊特鲁里亚王国。

[4] 提比略（Tiberius）：罗马帝国的第二任皇帝，公元14—37年在位。

[5] 吉萨金字塔群（pyramids at Giza）：位于吉萨高原的一片陵墓群，距离开罗市中心约13千米。

[6] 大清真寺（Grand Mosque）：指爱资哈尔大清真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

[7] 马穆鲁克（Mameluke）：本意即“奴隶”，此谓原本服务于阿拉伯哈里发的奴隶兵，后来逐渐发展成强大的军事统治集团，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曾统治埃及近三百年。

[8] 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一块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石碑，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刻着古埃及祭司代表托勒密五世颁写的诏书，可以帮助考古学家解读失传已久的埃及象形文字。

[9]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革命浪潮。

[10] 哈里发国（caliphate）：由最高宗教和政治领袖哈里发领导的伊斯兰国，伊斯兰世界存在的穆斯林帝国通常被称为哈里发国。

[11] 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一个自称建国的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其名称缩写为ISIS，与伊希斯坟墓的“伊希斯”（Isis）相同。

[12] 他者（Other）：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一个术语，与“自我”（Self）相对，通常西方人被称为“自我”，而殖民地的原住民被称为“他者”。

[13] 偶像（idol）：“伊斯兰国”强烈反对偶像崇拜，但是在伊斯兰教创教之前，阿拉伯半岛盛行偶像崇拜，因此“伊斯兰国”破坏了许多古老的文物，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偶像”。

第四章 陶器与偏见

下一页的照片上是产自雅典的丘西陶器，类似的物品在任何博物馆都会引人驻足。这些易碎的艺术品摆在玻璃后面，几乎随处可见，但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它们与一座城市和一种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而那种文化却不是伊特鲁里亚文化。古希腊陶器深深地烙印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中。我们在童年的课堂上用歪歪扭扭的素描和笨拙的拼贴画展示它们纯洁的一面，在少年时期盯着它们色情而大胆的图案发呆，在成年以后得意扬扬地享受着它们的文化成就。这些精美易碎的黏土制品无疑是备受瞩目的焦点，数千年来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问题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并非出土于希腊¹。雅典生产了许多类似的陶器，但是现代的考古挖掘表明，在这座城市里，它们基本都变成了碎片，很少能幸存下来。那些令人惊叹、基本完好的陶器不是在希腊发现的，而是在意大利。确切地说，是在伊特鲁里亚。

来自伊特鲁里亚的陶器填满了梵蒂冈宫，随后又在罗马的古董市场上被卖给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家。然而，我们要介绍的这件陶器经历了更加漫长的旅程。它可能是从波普罗尼亚、格拉维斯卡或皮尔吉的贸易港口进入伊特鲁里亚，随后通过陆路或河道被运往内地，出现在距离第勒尼安海175千米的地方。丘西城跟塔尔奎尼亚和武尔奇截然不同，它坐落在托斯卡纳与翁布里亚交界处的一座高山上，周围分布着一系列火山湖，当你在炎热的夏季向远方眺望时，会看到地平线上的湖水闪闪发光。城外的树林里有一些不起眼的土堆，如果能找到它们，你可以小心翼翼地沿着上面残留的路径行走，但是一定要注意脚下，因为这些土堆已经被挖空了，内部开凿了通道和墓室。有一个中世纪传说，认为伊特鲁里亚的一位丘西国王建造了一座媲美克诺索斯[1]的迷宫，在探索这些古怪的地下洞穴时，我们确实会感觉自己走进了一座迷宫。

图15 基里克斯杯，从雅典进口，埋于丘西的一座坟墓里

从这些坟墓的外表来看，你肯定想象不到如此精美易碎的东西能在其中幸存下来。然而它确实幸存了下来，还被放在丘西城的博物馆里展出，得到了悉心呵护。近年来，这座博物馆已经重新布置了展厅，展出方式更为合理，玻璃柜都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你可以转上一大圈，从最早的铁器时代物品开始参观，最后是永远迷人的肖像骨灰瓮，来自伊特鲁里亚末期，庄严的贵族头颅挺立在顶端，略显烦闷地眺望着来世。我们关注的那件陶器可以追溯到这两个时期的中间，即伊特鲁里亚城市发展的全盛期，它是在公元前510—前520年制作完成的。与伊希斯坟墓的物品一样，这件陶器也出土于19世纪，但不同的是，它的发掘并非源自一项亲王资助的寻宝计划，而是某种革命性技术促成的结果。连接佛罗伦萨和罗马的铁路干线穿过丘西，第一批文物爱好者正是搭乘火车抵达这座城市的²。他们的发现填满了博物馆，还有一些人工制品则沿着铁路被带到了罗马或佛罗伦萨的古董市场，尤其是有价值的文物，比如基里克斯杯。

遗憾的是，这件陶器有一定程度的破损，还丢失了几块碎片，很可能在挖掘过程中受到了损伤，因此不像其他陶器那样令人印象深刻。它是一只扁平的酒杯，而不是用来倒酒的双耳细颈瓶。该酒杯是同类陶器的典型代表，其图案以红色和黑色为主，夹杂着描绘高光部分的白色。那些高光部分是一双形状奇特、毫无感情的眼睛和一个女人身上的皮肤。她站在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面前，对方坐在一件诡异的器具上，看起来居然像是折叠凳。他握着一根权杖或手杖。她向外伸出双臂，仿佛在谈判，抑或用手势强调自己的话语。酒杯的内侧有一个露齿而笑的戈耳工[2]，外侧的男女则比较严肃，那双空洞的眼睛显得非常古怪。不过，总体来看，这只酒杯及其装饰有一种强烈的美感：柔顺的线条勾勒出男人的斗篷和女人的长裙，眼睛的轮廓向下飞斜，戈耳工的毛发卷曲盘绕——如此精巧的图案显然出自技艺娴熟的工匠乃至艺术家之手，是一种“高雅”文化的产物。

这件陶器所涉及的一系列观点可谓历史悠久。根据文献记载，首次发现红黑陶器的地方是阿雷佐市，恰好位于丘西以北的铁路线上。1284年，阿雷佐的管理者决定重建护城墙，第一项工作就是打地基，结果挖出了一座伊特鲁里亚坟墓。城里有一位修道士，被称作“阿雷佐的瑞斯特罗”，他写下了自己的感想，认为那些文物是上帝给予阿雷佐的启示，是全能之神恩赐的特殊祝福³。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托斯卡纳的掌权者对这类人工制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15世纪起，臭名昭著的美第奇家族便成了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他们贪婪地收集各种艺术品⁴。尽管他们收集伊特鲁里亚的文物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古代统治权力的渴望，但是他们也把这些发现视为艺术品，欣赏其中蕴含的美丽与奇迹。最伟大的美第奇统治者、第一任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1519—1574）和美第奇教皇利奥十世（1475—1521）把伊特鲁里亚的人工制品与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才华的艺术家的作品珍藏在一起⁵。在科西莫的指示下，艺术家切利尼（1500—1571）对一尊非凡的奇美拉[3]青铜雕塑进行了修复，那尊雕塑也是在阿雷佐发现的，出土于16世纪中期。易碎的材料性质和精致的彩绘装饰使陶器也跨越了博物馆收藏与艺术品杰作的界限。

红黑陶器在偶然开展的挖掘和一时兴起的考古中陆续涌现。当初，科西莫和利奥怀着满腔热情，把考古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二百年后，意大利又重新燃起了对伊特鲁里亚的强烈兴趣。1757年，沃尔泰拉附近的地主马里奥·瓜尔纳奇创办了一座公共博物馆，向普通人介绍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的文物⁶。不只是伊特鲁里亚的文物，还有关于其历史的早期研究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苏格兰学者托马斯·登普斯特（1579—1625）曾为科西莫二世·德·美第奇写过一部研究伊特鲁里亚文化的巨著，这本书在1723年再次出版，受到了意大利读者的欢迎，托马斯·科克（1697—1759）为此提供了资助，他是一名英格兰人，在游学旅行[4]期间爱上了意大利。随着人工制品的展览和印刷资料的流通，伊特鲁里亚变成了最时髦的话题。

图16 《高贵的伊特鲁里亚》的封面，这本书的再版掀起了“伊特鲁里亚热潮”

意大利人把这一迷恋伊特鲁里亚的时期称为“Etruscheria”，大致可以翻译成“伊特鲁里亚热潮”。不过，这种情况并未局限于意大利。托马斯·科克把伊特鲁里亚的人工制品带回英格兰，而他的家乡诺福克则成了人们瞻仰那些美丽文物的圣地。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在1764年就任英国驻那不勒斯[5]大使，此后他也将陶器运往英格兰，并定期向伦敦文物研究学会报告新的发现。有钱人的家里开始出现“伊特鲁里亚房间”。位于豪恩斯洛[6]的奥斯特利公园有一栋新古典主义豪宅，其中保存了一个伊特鲁里亚风格的房间，墙上装饰着源于伊特鲁里亚艺术的精美图案。这栋豪宅的设计者亚当兄弟[7]还把伊特鲁里亚主题融入了伦敦的荷姆馆以及同样位于伦敦的巨大宅邸锡永宫。然而，在英格兰地区的“伊特鲁里亚热潮”中，最极端的例子或许是陶艺家乔赛亚·韦奇伍德。他受到了所谓伊特鲁里亚陶器的启发，设计了一系列陶器，甚至把他那栋建成于1771年的古典主义豪宅称作“伊特鲁里亚府邸”，还将自己的工厂命名为“伊特鲁里亚工厂”。工厂大门的上方刻着拉丁文“Artes Etruriae Renascuntur”，以此向所有人宣布：“伊特鲁里亚人的艺术复活了！”

问题是复活的艺术并非属于伊特鲁里亚人，而是来自同时代与他们隔海相望的雅典人。没过多久，这个严重的错误就被发现了。有一位年轻的德国学者名叫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1717—1768），他将永远消除主流群体对伊特鲁里亚的兴趣。温克尔曼的经历与科克形成了鲜明对比，身为鞋匠的儿子，他负担不起奢侈的游学旅行，尽管他对古典世界满怀热情。相反，温克尔曼先后研习神学和医学，最终辍学当了老师。很快，他便开始做家教，利用雇主与贵族的关系，在海因里希·冯·布瑙伯爵的图书馆谋得了一份管理工作。1755年，正是在这个职位上，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关于古希腊绘画与雕塑的思考》，认为达到艺术巅峰的唯一途径就是回顾古典时期的完美作品。虽然这本书的英文版直到1765年才问世，但是法语版的发行已经使温克尔曼摇身一变，成为欧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⁷。他凭借刚刚建立的声望获得了一笔资助，终于能够去罗马旅行了。

图17 约翰·温克尔曼的理想化肖像，布面油画，由安吉莉卡·考夫曼创作于1764年

1755年末，温克尔曼抵达罗马。他结交了这座城市的知识分子，并开始进行自己的第一项任务，前往梵蒂冈宫的观景中庭（在此之前他先改信了天主教），分析那里展出的雕塑技巧。当温克尔曼来到这片巨大的庭院时，它依然被用作露天展览馆，摆满了令人赞叹的古典雕塑，其中有一些至今还保留着“观景中庭”的名字[8]。男性雕像的优美令温克尔曼欣喜若狂。由于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9]，他在罗马逗留的时间比原计划要长许多。因此，他对这座城市的古典艺术也研究得更加详尽。每一件雕塑或陶器都经过细致的观察，肌肉的形状和眼睛的神态都被记录下来并整理清楚。渐渐地，温克尔曼意识到许多古典雕塑都是早期希腊雕塑的罗马复制品——其实是希腊人，而非罗马人，达到了他心目中顶级的艺术成就。与此同时，他还趁机研究了梵蒂冈的其他文物，包括出土于埃及和伊特鲁里亚的文物。他运用同样的技巧考察这些他认为水平较低的艺术品，分析其风格上的细节。他参观了庞贝古城的挖掘现场，进一步确认了古罗马绘画和雕塑在他的艺术圣殿中所处的地位。

温克尔曼把观察结果都写进了自己的代表作《古代艺术史》⁸中。该书出版于1764年，如今读来依然引人入胜，充满了简练的评论和独特的激情。正是这部著作有力地推翻了伊特鲁里亚人是红黑陶器创造者的观点。其中有一卷专门讨论伊特鲁里亚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讨论伊特鲁里亚人与他所热爱的古希腊人之间的关系⁹。温克尔曼在第一卷就说明了这种关系，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把古希腊艺术与古埃及人、古罗马人和伊特鲁里亚人的艺术进行比较。结果自然是古希腊艺术最好。他沉醉于抒情的比喻——古埃及艺术就像一棵倒下的小树，还没来得及成长就被砍断了；伊特鲁里亚艺术就像一条湍急的小溪，凶猛而狂暴¹⁰。相比之下，古希腊艺术就像一条美丽的大河，在绿色的山谷里蜿蜒流淌，营造出一派天堂般的景象。温克尔曼认为，古希腊艺术的特点便是用最简单的线条表现最真实的事物，没有故意夸大或缩小（这分别是伊特鲁里亚艺术和埃及艺术的致命缺点）。

图18 这个产自伊特鲁里亚的凯瑞坦水瓮描绘了赫丘勒（赫拉克勒斯）击败九头蛇的场面，出自“老鹰画工”之手，年代约为公元前525年

温克尔曼从希腊雕塑中发现的这种特点也可以用来描述丘西陶器的彩绘风格。通过比较陶器上的图案与伊特鲁里亚坟墓里的壁画，以及伊特鲁里亚金属制品和雕塑的形象，他能够看出两种表现风格截然不同。温克尔曼认为，这些陶器显然是在希腊制造完成并运到意大利的。但是，伊特鲁里亚人明明拥有自己的艺术风格，为什么还要从另一个民族进口图案和形象呢？在温克尔曼看来，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希腊人“教化了野蛮的伊特鲁里亚人”¹¹。伊特鲁里亚人在美感的吸引下进口希腊艺术，而伊特鲁里亚的所有艺术都是希腊艺术的拙劣复制品。这些陶器给意大利带来了复杂的古希腊神话，也带来了在平面上表现人体形态的完美方式。伊特鲁里亚人对古希腊神话的解读以及伊特鲁里亚艺术家对进口物品的模仿体现了这群一心向善的野蛮人努力克服低劣的本性，可惜他们还是失败了。伊特鲁里亚人能够看出希腊人的才华，却无法复制它。

直到1855年，《古代艺术史》才被翻译成英文，不过在此之前，温克尔曼的观点早已被收入英语出版物中。威廉·汉密尔顿爵士不再满足于仅仅向文物研究学会汇报，而是准备为他的珍贵陶器出版一份目录¹²。住在那不勒斯的法国人皮埃尔·汉卡维尔（1719—1805）是当地古董市场的一个领军人物，他接受委托，负责把汉密尔顿的收藏介绍给广大的付费读者。正是在这本书中，温克尔曼第一次向英语读者提出了红黑陶器来自古希腊的观点。渐渐地，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于是，“伊特鲁里亚热潮”结束了。没有人愿意关注一个二流文明，伊特鲁里亚人只是像喜鹊一样，喜欢收集另一个文明的奇珍异宝，却无法从中学到任何东西。人们开始忽略出土了大量陶器的伊特鲁里亚坟墓。从此刻起，有关这些陶器的研究将聚焦于它们与古希腊的联系，重点考察其制作者的技巧和它们与古希腊社会（而非伊特鲁里亚社会）的关系¹³。

图19 一只颇为滑稽的海怪，表明伊特鲁里亚的工匠有时也会失误

这一刻决定了伊特鲁里亚考古学的意义。在那个影响深远的年代，温克尔曼的判断得到了其他著名学者的呼应，把伊特鲁里亚研究推入了古典话语的偏僻角落。伊特鲁里亚文献的缺乏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想要了解伊特鲁里亚人，似乎应该参考更有才华的同时代人的评价。然而，那些评价并不可靠。我们已经知道，希罗多德把伊特鲁里亚人的祖先跟波斯敌人联系在一起，而其他对于古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关系的描述也带有明显的偏见。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神话，最早写在荷马式诗篇《狄俄尼索斯[10]颂歌》中，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被伊特鲁里亚海盗绑架的故事¹⁴。那个年轻人其实是乔装打扮的酒神，这暗示着其他遭到绑架和抢劫的受害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公海上的伊特鲁里亚人被描绘成了威胁希腊利益和航运的敌人，他们还违背了奥林匹斯众神的意愿——这是标准的野蛮行为，理应受到惩罚，因此狄俄尼索斯把绑架他的人都变成了海豚。

公元前540—前535年，伊特鲁里亚海军带来的潜在威胁激化为暴力冲突，伊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组成的盟军在海上与希腊殖民者展开了一场对决，史称阿拉利亚战役。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描述了希腊军队以少胜多的功绩，但是这场战役的结果对盟军更为有利¹⁵。伊特鲁里亚商人保住了他们在科西嘉岛的据点，而迦太基人则继续维持对撒丁岛的控制。从希腊运往意大利的陶器恰好经过这些动荡的水域，而争夺此处贸易航线的战役则突出了它们的重要性。希腊商人与伊特鲁里亚商人之间的敌意以及把伊特鲁里亚水手视为海盗的宣传，表明伊特鲁里亚人严重威胁到了希腊人在地中海的统治地位。然而，对于一名热爱古希腊艺术的学者来说，那些争斗是野蛮人的行径，是邪恶势力在破坏文明。温克尔曼指出伊特鲁里亚人没有独创的艺术和卓越的技巧，而古典文献又记载了他们与希腊人的暴力冲突，人们难免会觉得伊特鲁里亚人是一个低劣的民族。时至今日，这种看法依然具有影响力¹⁶。

伊特鲁里亚人用什么来交换雅典的陶器呢？这个问题加深了人们对伊特鲁里亚人的偏见。有一种值得怀疑的观点—他们是用自然资源来交换文化财富，即用伊特鲁里亚的金属矿石来交换希腊的艺术¹⁷。如果伊特鲁里亚人在贸易领域获得成功只是因为土地给他们带来了好运，那么这样的成功不提也罢。而古希腊人又多了一个美德：虽然他们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但是他们能够借助文化事业，让自己成为贸易大师。这是一种不平等的贸易模式，与后来的殖民地交易颇为相似。这种情况很不道德，令人深感不安，然而对于一名受到殖民主义影响的学者来说，却又非常合理。相对“发达”的群体在文明的掩饰下剥削弱者。野蛮的伊特鲁里亚人牺牲了宝贵的自然资源，换取了光辉的希腊艺术，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古希腊人拥有才华，而伊特鲁里亚人拥有贱金属，二者之间存在殖民式的权力关系——这种观点现在已经显得过时了。根据文献记载，伊特鲁里亚商人在地中海东部建立了贸易基地，尤其是在利姆诺斯岛上兜售他们的货物¹⁸。在马西利亚（今法国马赛）的希腊殖民地附近，伊特鲁里亚的贸易聚居地繁荣发达¹⁹。在西班牙，伊特鲁里亚人也开设店铺，拓展人脉关系，把形形色色的产品带回故乡意大利，或者拿去其他地方倒卖²⁰。即使在希腊境内也能找到伊特鲁里亚人制作的青铜器——尤其是在奥林匹亚的伟大博物馆里。伊特鲁里亚人与希腊城邦、法国南部的高卢人、西班牙南部的伊比利亚人以及伟大的北非城市迦太基均有贸易往来，无论他们的船只停靠在哪里，都必须准备丰富的货物进行交换。因此，这些商人很可能带着各种货物一起航行，既有原材料，也有制成品。

图20 塔尔奎尼亚进口的雅典陶器，描绘了狄俄尼索斯、阿里阿德涅以及随行的萨提尔[11]和迈那得斯

图21 公元前4世纪的伊特鲁里亚头盔，奥林匹亚出土了许多类似的头盔

图22 尼克斯典内斯亲笔签名的双耳细颈瓶，年代约为公元前520年，描绘了一对拳击手和一位蹲伏的年轻人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关于古希腊人与伊特鲁里亚人贸易关系的新解释，并重新审视那些陶器，我们会发现雅典的陶工和画工就像独具匠心的设计师，而伊特鲁里亚的购买者则是眼光敏锐的顾客。在雅典陶器风靡伊特鲁里亚的同时，伊特鲁里亚的陶器造型，尤其是带有两个弓形手柄的康塔罗斯杯，也在希腊流行起来²¹。餐桌上用来装酒的双耳细颈瓶也开始采用伊特鲁里亚造型，想必是为了吸引意大利的买家。有一位活跃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陶工采用了这些新造型，我们有幸知道他的名字：尼克斯典内斯²²。此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保存至今的124件黑彩陶器和9件红彩陶器上，而这仅仅是他所有作品的一小部分。

图23 产自奥尔维耶托的双耳细颈瓶以黑色颜料描绘了一个正在逗猫的年轻人

尼克斯典内斯欣然接受了伊特鲁里亚造型，不只是康塔罗斯杯和双耳细颈瓶，还有单柄酒杯（基亚索斯杯）和圆柱形盒子（皮克西斯盒）。不过，其作坊的主要产品还是像丘西陶器一样的宽口平底酒杯，那是一种希腊造型的陶器，被称作“基里克斯杯”²³。它们有着扁平的手柄和宽矮的底座，使用时很难避免把酒洒到胸前——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倒是一个独特的优点。从尼克斯典内斯讨好伊特鲁里亚买家的做法来看，他显然愿意取悦这个购买其陶器的市场。伊特鲁里亚市场能够支撑如此庞大的作坊运转，证明了这群顾客对尼克斯典内斯及其同行的重要性。尼克斯典内斯了解伊特鲁里亚人的陶器审美，这肯定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帮助，而有关他出身的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²⁴。或许尼克斯典内斯原本就是一个精明的伊特鲁里亚商人，他移居到雅典，根据故乡的审美制作雅典陶器，采用了伊特鲁里亚人熟悉的造型和他们喜爱的图案，以此来获取利益——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上述观点颠覆了温克尔曼的猜想，他曾认为野蛮的伊特鲁里亚人全盘接受了雅典文化。

本章开始提到的丘西陶器运用了一种可能是尼克斯典内斯发明的技巧，即在黑色部分雕刻细节，并搭配白色颜料，正是这种技巧塑造了那双位于人物两侧的优美眼睛。遗憾的是，这件陶器并非出自尼克斯典内斯的作坊。它的主题看起来非常简单，只是描绘了一个坐着的男人和一个站着的女人。这件朴素的陶器及其浅显的图案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致使我选择它作为本章的核心物品呢？诚然，在伊特鲁里亚的其他地方，还有更加精致复杂、令人印象深刻的陶器，装饰着充满吸引力的图案。但是，这个平淡无奇的小场景暗示着希腊陶器为适应伊特鲁里亚市场所做的进一步调整，那就是改变图案，以便更好地反映伊特鲁里亚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会生活。丘西以生产一种装饰着人物图案的特殊陶器而闻名，这种陶器就是光滑的布凯罗黑陶，其表面闪闪发亮，就像青铜器一样。许多布凯罗黑陶都有一圈水平饰带，那是用一根圆筒碾压黏土留下的花纹²⁵。如果仔细观察这些陶器，你会反复看到一个熟悉的场景。

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坐在凳子上，面前站着一排人。有一些明显是女性，灵巧的曲线勾勒出身体的轮廓；有一些则是男性，穿着宽松的短袍，露出修长的双腿。他们都拿着一样东西，要么是手杖或长矛，要么是类似布料的条状物。上座者背后站着一个奇怪的生物，即长翅膀的女人。这些陶器具有惊人的一致性，相同的场景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它对于丘西的民众来说很重要，而且这个图案被用在饮酒的陶器上也非常合适。画面中似乎展示了一场正式的聚会和献礼活动，参与者有男有女，他们的行为受到了神明的庇佑，而神明则被描绘成名副其实的“宝座背后的力量”。现在，如果重新观察那件进口陶器（见图15）上的图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剪辑版。一个女人拿着手杖靠近一个坐着的男人，那根手杖很可能是一种力量的象征，一份表明权威的礼物²⁶。这两个人呈现了那条饰带所展示的核心时刻，即通过馈赠赋予责任的瞬间。我们在这件陶器上看到的图案大概来自一位拥有丘西审美的画工。在远离主要贸易港口的小镇上，一个居民可以通过这件陶器跟大洋彼岸的另一个人分享同样的思想。

图24 布凯罗酒杯，饰带上雕刻了坐在宝座上的人物

图25 同样的图案出现在另一个酒杯上

这并不是低等的伊特鲁里亚人与高等的古希腊人之间的关系。温克尔曼的主张及其影响不符合伊特鲁里亚消费者支配雅典艺术家的观点。对于古希腊艺术的高度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公众忽略了伊特鲁里亚人，然而如果没有伊特鲁里亚拥有者和购买者的影响与投入，这些所谓的杰作又有多少能够得到制造？更不用说幸存下来了。通过产品来确定一个社会的价值未必可行，尤其是该产品的价值还取决于非常主观的东西，比如“美”。我们对他人及其关系所做出的判断，总是比最初看到的情况要复杂。伊特鲁里亚陶器变成古希腊陶器的故事提醒我们，根据第一印象甚至第二印象做判断并非明智之举，而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进行评价则更加不可取了。

本章以一只小酒杯为中心，逐渐向外发散，介绍了伊特鲁里亚考古学中最持久的一些说法——把伊特鲁里亚人比作海盗，比作蛮族。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是古典艺术的拯救者，是审美标准的主导者。当然，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解释证据、文本和物品。但是，这项关于古代审美的讨论包含着许多重要的问题，而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也涉及了同样的问题。西方文化是通过它需要和生产的货物来支配其他社会，还是在它与其他社会的关系中悄悄地改变？我们对事物传播思想和价值观念共享的既定看法真的正确吗？这个陶器与偏见的故事揭示了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偏见带来的后果，在偏见的影响下，我们对古代世界形成了一种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没有危害。伊特鲁里亚人并不在乎我们现代人如何描述他们——他们已经死了，不会受伤。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评价和应对生者感知到的差异与不公。

[1] 克诺索斯（Knossos）：希腊克里特岛上的一处米诺斯文明遗迹，传说米诺斯国王命人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巨大的迷宫。

[2] 戈耳工（gorgon）：古希腊神话中的一种怪物，长有尖牙，头生毒蛇。

[3] 奇美拉（chimera）：又译客迈拉、凯美拉，是古希腊神话中会喷火的怪物，生有狮头、羊身、蛇尾。

[4] 游学旅行（Grand Tour）：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富家子弟在到达一定年龄时（约21岁）环游欧洲的习俗，其主要意义是了解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产，并接触欧洲大陆的贵族阶层和上流社会。

[5] 那不勒斯（Naples）：指1282—1816年统治意大利半岛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

[6] 豪恩斯洛（Hounslow）：位于英国伦敦西部的一个地区。

[7] 亚当兄弟（Adam brothers）：指苏格兰新古典主义建筑师约翰·亚当、罗伯特·亚当和詹姆斯·亚当。

[8] 保留着“观景中庭”的名字：如“观景中庭的阿波罗”，这是一尊古罗马时期的白色大理石雕像，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

[9]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英国—普鲁士联盟与法国—奥地利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因持续时间长达七年而得名。

[10] 狄俄尼索斯（Dionysus）：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

[11] 萨提尔（satyrs）：一种半人半羊的怪物，与下文提到的狂女迈那得斯（maenads）都是狄俄尼索斯的随从。

第五章 超级富豪与隐形穷人

到目前为止，本书中出现的所有伊特鲁里亚文物都与一个特权群体有关。拥有、进口和定做那些美丽物品的人确实非常幸运，他们可以接触到最优秀的工匠，争取到最有利的交易，并在死后赢得最大的尊重。这个群体在考古学上是最醒目的，他们富有而强大，能够妥善安置自己的财产，确保其幸存下来。问题是，在聚焦于那些杰出文物的同时，伊特鲁里亚社会生活的一大部分也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多数伊特鲁里亚人无法获得如此奢侈的物品，更不可能斥巨资来纪念死者。当然，他们的生活肯定跟同时代的富豪一样复杂而迷人，只是踪迹更加难寻。

我们对伊特鲁里亚社会中运气较差的成员知之甚少，就连他们的人数也全靠猜测。几十年来，考古学家一直试图推算伊特鲁里亚的人口数量，但他们主要是关注城市，通过分析聚居地的规模得出结论¹。据估计，像丘西那样的小城市在鼎盛时期可能有5000人，塔尔奎尼亚有2万人，而最大的城市维爱和切尔韦泰里分别有3.2万人和2.5万人²。如果我们承认在塔尔奎尼亚发现的坟墓总共有6000个，并且这些坟墓都建于公元前9—前4世纪，那么坟墓数量与人口规模之间的落差便显得非常悬殊。成千上万名伊特鲁里亚人直接从考古学探索的过去消失了。这就是聚焦于坟墓挖掘及其出土文物的局限之处，你只能接触到那些既有财力又有意向举行正式葬礼的人。

图26 一套精美的珠宝首饰，被认为来自武尔奇的一座坟墓

至公元前6世纪末，有更多的人能够在死后享受比较奢侈的待遇——被安置在家族坟墓中，伴随着精心挑选的陪葬品。没有装饰的朴素墓穴暗示着不太富有的死者也可以得到纪念，而这一时期坟墓数量的增长则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伊特鲁里亚人选择以庄重的方式处理亲人的尸体。在城市及其相关的墓地之外，几乎看不到乡村人口留下的踪迹，尤其是为伊特鲁里亚创造财富的体力劳动者、矿工和手艺人。考古学家们曾挖掘出一些农场，这些位于乡村的小型遗址主要是贫民的聚居地，其残存的物品十分匮乏，与富人坟墓的华丽装饰形成了鲜明对比³。不过，有一处遗址似乎能提供一点儿线索。

自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以来，奇维塔特山丘遗址便成了伊特鲁里亚考古学界的一个谜团，然而当地人早已知道这个遗址的存在。起初，人们在耕地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个令人惊叹的青铜头盔⁴。当研究伊特鲁里亚的著名学者拉努奇奥·比安奇·班迪内利（1900—1975）路过附近，停下来吃午饭时，人们赶紧把那些文物摆到了他的餐桌上⁵。四十年后，他把这个地点告诉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古典学者，即凯尔·梅雷迪思·菲利普。于是，菲利普发现了奇维塔特山丘遗址，并为之奉献了此后的三十年人生，直到他在1988年去世。该遗址所在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的名字“Piano del Tesoro”，意为“宝藏平原”。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黄金和宝石，但即使曾出现过如此珍贵的东西，它们也早就消失了。如今，这里只剩下考古学的宝藏——一片非凡的建筑群，不同于伊特鲁里亚的其他建筑。

此处人类生活的最早证据是铁器时代末期的陶器碎片，说明大约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这里就变成了聚居地，尽管第一代居民并未留下多少痕迹⁶。然而，公元前7世纪初，三栋巨大的建筑在高原上拔地而起，采用了最新的装修方式，点缀着精美的赤陶饰带，屋顶由瓦片铺成⁷。学者们认为，这三栋建筑分别是精英阶层的住宅、生产华丽工艺品的作坊（类似的工艺品散落在遗址各处）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⁸。住宅里遍地都是价格不菲的进口货，还有一些工艺品是在附近制造的——就在高原的另一边，出自那个看起来像是作坊专用的地方，它是这一时期极为罕见的幸存物。这栋建筑的侧面是敞开的，便于通风散烟。它的上面是昂贵的赤陶屋顶，可以遮阳挡雨，那是一项重要投资，有利于在底下埋头苦干的人们顺利完成工作。这间作坊生产的物品质量很高，包括精心雕刻的骨制家具饰板和象牙家具饰板，以及上好的布凯罗陶器，其幽暗的光泽令人想起最杰出的青铜制品⁹。工人的指纹伴随着他们制作的一些物品幸存下来，而他们的脚印在建筑毁灭的那一刻被永远地封入黏土之中了¹⁰。

这么多人紧密地挨在一起工作，发生事故恐怕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无法了解较小的事故，比如骨折、割伤或烫伤。但是有一天，一名工匠不小心引发了火灾。那应该是一场意外，当时其他工人正忙着完成自己的日常任务。作坊里的所有人都被迫逃命，有些人从一批晾晒的瓦片上跑过，为后世留下了他们在场的证据。象牙饰板烧毁了，陶器摔碎了，而碎片又再次被点燃。大火席卷了高原上的其他建筑，经过酷暑炙烤的干燥草木堪称完美的易燃物，很可能加速了火势的蔓延。一场失控的作坊火灾变成了狂暴的地狱烈焰，整个建筑群都被摧毁了。然而，奇维塔特山丘的居民非常坚强，重建工作似乎很快就开始了。烧焦的断壁残垣被夷为平地，一片更加宏伟的新建筑群在公元前6世纪初落成¹¹。

这片新建筑群非常庞大，在投入使用时是古代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建筑结构。其整体呈方形，中间有一个庭院，屋顶的赤陶瓦片甚至比之前的还要精致。每条侧翼的长度为60米，而其中一边又多出30米的围墙¹²。在巨大的建筑群上方，矗立着一系列黏土小雕像，它们刻画的姿势可能会让你想起上一章的内容。男人和女人正襟危坐，凝视着下方，他们的精美头饰让底下的所有人都蒙上了阴影。这就是菲利普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第一座建筑，而它在伊特鲁里亚考古学界引起了轰动。人们感到非常震惊，这样一座建筑竟然位于荒郊野外，远离大城市，远离古罗马作家李维所描述的“伊特鲁里亚联盟”¹³。各种说法层出不穷——它是伊特鲁里亚联盟设在中立地带的一个会面场所，或者是一片大型的宗教建筑群，甚至是一处类似于“阿哥拉”[1]的政治和贸易中心¹⁴。

上述说法都没有解决奇维塔特山丘遗址的用途问题，尤其是在那个早期的建筑群被发现之后。这些观点太详细、太具体，以至于显得非常牵强。它们可能符合建筑群的宏伟规模，但是无法反映此处的生活现实，而且肯定不符合考古学领域的发现。挖掘者相信，在那场毁灭性的火灾过后，这个位于高原中心的巨型结构已经吸纳了早期建筑的主要功能。工人们可能被转移到了一个目前尚未发现的地区，接受更加严格的管控，以防未来的事故会吞没崭新的中心建筑群。而原来那栋仪式建筑则真正变成了住宅结构的一部分，完全服务于生活在其中的家族，巩固了他们与神明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些人属于一个精英阶层的社会网络，它跨越了数百英里，通过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把富人和权贵联合在一起。伴随死者长眠的杰出人工制品和南部沿海城市的精美坟墓都是为这个群体而设计和制作的。

图27 建筑的赤陶浮雕，出土于奇维塔特山丘，那里是伊特鲁里亚中部的一个谜团

从这座公元前6世纪的建筑里出土了一些文物，可以体现他们那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而且其中最有意义的一些时刻也记录在曾经装点建筑的饰带上。陶器为酒水的大量消耗提供了证据，尤其能说明问题¹⁵。这个遗址发现的动物骨头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猪，那是专为食用而饲养的动物。野生动物的骨头也出现了，表明狩猎为奇维塔特山丘上流社会的餐桌增加了珍馐¹⁶。猎狗追捕野兔的画面装饰着建筑的某些部分，而野猪的獠牙则证明了这类危险的猛兽曾遭到大规模的猎杀和食用。在四种赤陶饰板中，有一种饰板描绘了使用陶器并享用动物的场合，刻画了斜靠在华丽躺椅上的食客，男人和女人一起大快朵颐。能够为如此奢侈的宴会投入足够的资源，体现了东道主的财富与自信。这个家族提供的美酒佳肴显示了他们对领地和劳动力的掌控，但同时也证明了其土地的肥沃程度和民众的生产水平。这暗示着如果没有神明的眷顾，他们便无法享受那么丰富的物产。因此，描绘这项活动有许多重要意义，而所有意义都源于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奇维塔特山丘的拥有者比周围的普通人地位更高¹⁷。

图28 一套精美的布凯罗宴会餐具，包括盘子

装点家具的骨雕饰板是巨额财富的另一个标志。使用者希望自己坐的椅子被打造得很漂亮，说明他们既重视功能，又追求美感。每一块饰板的制作都会花费一名工人数个小时，上面镂刻的花纹十分细致。在韦鲁基奥，有一把椅子因为处于渍水土壤[2]中而幸存下来，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具需要多少块类似的饰板¹⁸。完成这样一件杰作所花费的时间令人惊叹，而似乎有一大批能工巧匠为奇维塔特山丘建筑群的居民服务。屋顶的黏土雕像坐在精美的椅子上，毫无疑问，它们刻画的人物原本就是在那些装饰华丽的家具上摆好造型的。这个场景在另一种饰板上反复出现，展示了坐姿庄重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凳子就像丘西陶器描绘的凳子一样，四条腿互相交叉，仿佛可以折叠起来。

在这片建筑群出土的动物骨头中，有些遗骸属于古代世界最昂贵的动物之一——马。驯马所需的时间，为此投入的技巧和精力，再加上最初捕获野马的困难，使得这种动物相当于现代的豪车。它绝不仅仅是一种运输方式，高头大马的拥有和掌控体现了主人的身份。飞驰的快马就像如今在高速公路上平稳行驶的法拉利。正是这种动物被雕刻在了奇维塔特山丘的饰板上¹⁹。画面中展示了一群骑手，他们正进行着一场没有鞍具的疯狂比赛。骏马全速奔跑，骑手身体前倾，催促它们加快脚步。我们并不清楚这场比赛的背景，之所以说他们在比赛，而非赶路，是因为奖品的存在，那是一个很大的陶器，被称作双耳喷口杯。无论这是什么场合，都令人嗅到了巨额财富的味道，因为参加者拥有三匹非常珍贵的骏马，能够骑着它们快速奔跑，而且有信心承担失去它们的风险（摔断一条腿就会导致这种动物的死亡）。

图29 蒙特莱昂内战车—伊特鲁里亚超级富豪为死后生活准备的华丽交通工具，以青铜和象牙制成，年代为公元前6世纪

最后一种饰板也描绘了昂贵的骏马。这一回，它们拉着一辆双轮马车，有一对夫妇坐在前面，那肯定是马车，而非战车²⁰。其中一人握着一根华丽的手杖——现在这种组合应该听起来很熟悉了。马车后面有一队人，他们似乎拿着一些精心挑选的东西，包括像扇子一样的半圆形物品和方形的盒子。马匹再次证明了中间那对夫妇的财富与权力，而赤脚跟在他们身后的仆人也强调了这一点。整个画面被解读成一场婚礼游行，新娘嫁入新家，带来了她的财产和随从²¹。这种具体的背景描述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可能并不重要，关键是画面中的人物显然在展示自己的财富。无论如何，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变成了标志性的事件。

图30 极为精美的维兰诺瓦马具，与马匹一样，它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喜欢讲述关于自己家园的故事。人类能够把最平凡的地点变成奇妙的神话，为简单的事件赋予重要的意义，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在与众不同的奇维塔特山丘，这些故事通过建筑的结构重新讲述。作为参观者，你肯定会觉得整个建筑群非常壮观。从抵达的那一刻开始，你所看到的每个地方都证明了主人的财富与权力。他们利用这座建筑来宣传自己的家族，在屋顶上向下望的祖先雕像只是其中最显眼的部分。在此生活的人们能够在数十年之内战胜灾难。从灰烬中崛起的新建筑群代表着数千小时的劳动，而它的装饰细节则说明其拥有者跟同时期的精英阶层一样，喜爱狩猎和赛马的活动，重视游行和公开的场合。这个家族把自己的故事嵌入了住宅的墙壁里，只要看上一眼，他们就能巩固共同的优越感。

然而，体力劳动者和手艺人的故事却没有享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生活的？奇维塔特山丘的挖掘者一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不可能独立存在，但是支撑其运转的工人都住在哪儿呢？他们应该没有使用公元前7世纪的住宅，也没有搬进公元前6世纪重建的宏伟建筑群中。此处并未发现类似于后来古罗马奴隶营房的建筑。2005年前后，人们确实在穆尔洛的维斯科瓦多村庄挖掘出了一个聚居地，距离奇维塔特山丘大约3千米，但是那些窑炉和房屋残骸的年代远远晚于附近山顶的遗迹²²。在这种距离上的小型卫星聚居地可以为奇维塔特山丘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吗？大概不行。那么，后勤人员究竟在哪儿？考古学家要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

2012年，在一条蜿蜒穿越遗址的中世纪道路两侧，挖掘工作开始了。在南边，水土流失带走了伊特鲁里亚时期的沉积物。然而在北边，有一些小型建筑和工业活动的痕迹，这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金属加工产生的大量熔渣和碎屑出现了，考古队小心发掘的一排排巨大岩石看起来很像墙壁的轮廓。2013年，人们对这一区域进行了更多的探索。在航拍技术的协助下，他们确信自己找到了一系列小型建筑，很可能是房屋。它们经历了两个建造阶段，从椭圆形变成了长方形。每个建筑的墙壁线之外都有许多垃圾，包括动物的骨头、摔坏的粗陶和破碎的赤陶瓦片，这说明它们曾被当作住宅，内部保持干净，而外部倾倒垃圾。正如最初的发现所示，这些建筑还具有工业用途。我们似乎可以肯定，此处生产过青铜器，而骨雕的碎片则表明类似的工艺品也得到了制造。奇维塔特山丘的工人终于出现了²³。

该地区的挖掘工作正在继续进行，考古队试图确定这片辅助性聚居地的范围。目前，学界认为这些房屋的两个建造阶段对应着旁边高原上的两个建造阶段，尽管地层中没有烧焦的残骸能证明大火曾蔓延到这里。附近有一口被人为堵住的古井，因此在这个水源、2013年发现的房屋和“宝藏平原”的主要建筑群之间，或许还能发现更多的住宅。这些建筑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机会，能够让我们窥探奇维塔特山丘后勤人员的生活。他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住在石砌的房子里，其采用的建筑技巧跟富豪邻居的大型建筑群一样。他们是技艺娴熟的工匠（在高原及其周围发现了当地生产的物品，它们的质量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雇主允许或鼓励他们把工作带回家完成。他们可以获得各种物品和食物，虽然不如主建筑群的居住者所享用的东西那么丰富，但也并未出现严重的短缺现象。不过，这里没有平等。那些高档物品的碎片很可能是有钱人丢弃的垃圾，被捡回来重新利用。和附近的庞大建筑群相比，此处的房屋显得十分渺小。两个地方仅仅相隔数米，人们的生活质量却有着天壤之别。

2012年和2013年的挖掘行动带来了另一项更加可怕的发现。众所周知，要想评判一个社会，可以看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成员。这项新发现表明，在奇维塔特山丘的社会中，一些最弱小的成员没有得到善待²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为该遗址各处的骨骼残骸建立了一个大型档案，把它们收集起来，留待日后分析。每一次的出土背景都得到了认真记录，因此这些残骸跟地上和地下的考古工作始终紧密相连。2012年，关于这项大型考古资源的研究开始了。在动物的骨骼中混杂着一些纤弱的骨骼，经过专家的检验，它们无疑属于人类。起初，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异常事件，也许是水土流失造成的结果。那些婴儿的遗骸来自一个数年前被挖掘的区域，它们的存在会不会源于收集的失误，或者遗漏的坟墓？

很快，人们便意识到这并非偶然。装着动物骨骼的透明塑料袋里被检验出了越来越多的婴儿遗骸。随后，一个正在挖掘的区域当场出土了一块骨骼碎片²⁵，而周围并没有坟墓被遗漏。这是一个孩子的部分尸骸，跟工业废品和动物骨骼一起，被丢弃在较为贫穷的那一边。它提醒我们，在宏伟的建筑和美丽的工艺背后，隐藏着艰难和痛苦的黑暗现实。据估计，在后来的古罗马时期，每100次怀孕就有30个婴儿夭折，这个比例也适用于伊特鲁里亚时期²⁶。在一个没有疫苗且围产期[3]卫生条件极差的世界里，导致婴儿死亡的原因不可胜数。近期有学者分析了雅典的一处葬婴遗址，它位于一口废井内，其中的大多数死婴都是在剪断脐带之后感染了脑膜炎²⁷。古代没有无菌器械，不够洁净的青铜刀片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细菌引入弱小的免疫系统中，造成致命的后果。

奇维塔特山丘的居民知道许多婴儿都活不下来，所以有可能决定不去纪念或重视这些无法避免的死亡。一次悲惨的虚耗，一个必然的结局，一场可怕的冒险——迎接新生命的过程肯定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伊特鲁里亚的社会习俗恐怕故意否认了婴儿的生存权，直到他们渡过早期的难关为止²⁸。在这个问题上，人格的概念很重要，而有些个体并未被当作人。如果为夭折的婴儿一一举行葬礼，将会耗费无穷的时间和精力。在现代人眼中，他们的父母没有流露出一丝悲伤，因为他们没能享受到应有的葬礼，反而被扔进了垃圾堆里。这些婴儿留下的血缘关系及其父母的身心痛苦已经无法重现。然而，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至少在象征意义上，这些婴儿没有得到他们所属社会的重视。在奇维塔特山丘的社会中，这些最幼小、最柔弱的成员似乎生前受尽折磨，死后又被人故意遗忘。他们散落的骸骨与附近阿古佐山丘上埋葬权贵的精美坟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奇维塔特山丘的贫富对比令人想起了现代世界经济财富的极端差异。超级富豪通过慈善基金重新分配财富的情况或许不符合伊特鲁里亚的现实，但在抬高身价和奢侈生活上花费大量金钱是人类享受财富的永恒主题。奇维塔特山丘的巨大建筑群类似于托斯卡纳乡间的豪华别墅——从古罗马地主的庄园开始，到中世纪贵族（包括美第奇家族）的府邸，最终是橄榄球运动员和百万富翁的住宅。普通人的生活仍在外面继续上演，当工人们在小房子里处理日常事务时，超级富豪却在游泳池边制造八卦新闻。正如奇维塔特山丘的考古学记录所示，富人的文化依然支配着我们的欲望和意识，而穷人的生活只能留下转瞬即逝的痕迹，被浮华的光芒所掩盖。

图31 公元前6世纪的精美黄金耳环

如果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奇维塔特山丘的故事，其结局明显会呈现出另一番色彩。重修之后的建筑群将在一场暴力行动中被无情地摧毁。目前已知最大的伊特鲁里亚建筑并未保存下来，像古希腊建筑那样享誉世界。相反，它遭到了拆除，建筑上的赤陶装饰被砸碎并埋进了坑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似乎都被拿走了，只有极少数金属制品或进口陶器幸免于难。水源被垃圾堵住了，确保以后没有人能在此生活。2015年的挖掘工作甚至暗示了这场破坏的暴力性质，考古队在一口特殊的废井周围发现了人类遗骸²⁹。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动乱的导火索是什么，或许是因为粮食歉收暴露了精英家族的无能，所以奇维塔特山丘的工人奋起反抗，试图摆脱他们的控制。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奇维塔特山丘也可能成了另一座城市失控的牺牲品。

无论那些破坏者是谁，他们都把任务完成得非常彻底：在此后的数千年间，这里一直无人居住，只有漂泊的牧羊人和追捕野猪的猎人会打破平静。在过去的一千年中，这片土地属于伟大的锡耶纳圣母医院，如今依然灌木丛生，野草覆盖的一排排石头标记着富人和穷人的住所。当考古队离开时，领袖家族的豪宅和普通工人的蜗居重新消失在回填的土壤和干枯的落叶下。但是，这个遗址显示了伊特鲁里亚社会中不平等的现实和后果，而那些问题是无法轻易抹去的。

[1] 阿哥拉（agora）：本意为“集会场所”，指古希腊用于公众集会和商品交易的广场。

[2] 渍水土壤（waterlogged soil）：指含水量接近饱和并出现缺氧情况的土壤。

[3] 围产期（perinatal）：通常指怀孕28周到产后1周的这段时间，是分娩前后的重要时期。

第六章 生为女人

无论在考古学界还是当今社会，平等都是一个棘手的话题。人们因为身体条件和生活状况而受到歧视或得到提拔，并由此划分成不同的群体。一个人的肤色、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影响其过去和现在的待遇。还有一种差异源于生理性别，这是根据某个身体器官的有无来定义的。从出生那一刻起，生殖器官的存在便开启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稚嫩的婴儿不断地成长和改变，经历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影响，成为一个有性别倾向的成年人。在自由的欧美世界观中，成年人的性别不是二元的。也就是说，并不是非男即女那么简单。跨性别者和其他性别者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一点值得庆幸。然而，特定身体部位的原始有无依然是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它们通过社会的认可或厌恶决定着我们对自己的感受。

伊特鲁里亚世界也按照身体划分人群。大多数情况下，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截然不同——在坟墓的壁画上，可以根据服饰、形态和肤色进行区分¹。伊特鲁里亚人或许没有跟我们一样的男女概念，也没有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尽管有一些特殊的个体或行为不符合现代的性别角色，但看起来伊特鲁里亚人确实很重视身体的差异。我们可以提出宗教人物属于第三种性别，或者承认某些个体有跨性别的经历²。然而，本章的重点是男性生活与女性生活之间的明显差异，以及人们对伊特鲁里亚女性行为的描绘。在这个问题上，伊特鲁里亚文本的缺失是一项有利的平衡因素；无论作者的性别是什么，都不可能真实记录伊特鲁里亚女性的经历。

图32 一尊年轻女人的雕像，可能制作于丘西或武尔奇，年代为公元前6世纪末

不过，在考古发现中，女性的身体和财产却顽强地幸存下来，讲述着她们的故事，但前提是我们要具备倾听的能力。考古学家对女性生活的解释一向都很糟糕，他们的结论总是充满了刻板印象，热衷于强调男性的创新、行动和权力以及女性的逆来顺受³。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学界比比皆是，他们坚决否认过去的女性能够获得现代社会无法给予的权力。即使一个女人拥有极为丰富的陪葬品，它们也会被贬低为动产——这些东西只是用来显示她对男性物主的价值，无论那个人是她的父亲、丈夫还是兄弟⁴。女人可以是妻子、女儿、母亲和姐妹，却不能是商人、物主或工匠。在分析特殊的女性时，考古学家提出了令人怀疑的解释，认为她们借助宗教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或者跟女战士的传说有关。近年来，女性主义考古学家一直在与这些偏见做斗争，并重新探索过去的女性生活，但是她们在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外并未得到重视。

随着女性主义考古学逐渐获得关注，人们开始利用大型火葬墓园对伊特鲁里亚女性的生活进行初步研究，总结特定陪葬品与墓主性别之间的关系⁵。结果非常明确，大多数男性的陪葬品都包含武器，而大多数女性的陪葬品都包含纺织工具。两种陪葬品似乎是相互排斥的——要么是武器，要么是纺织工具。然而，这项关于早期阶段的初步研究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些特例，即两种陪葬品皆有或均无的情况。坟墓中出土的其他物品使局面变得更加混乱，按照上述的分类体系，包含剃刀和珠宝的陪葬品应该属于男性还是女性呢？根据人工制品来推测墓主性别的做法很成问题。如果没有对火化后的遗骸做基因分析，就连“女人是织布者、男人是战士”的假设都难以证实，而类似的分析至今尚未出现。

图33 雪花石膏制成的香水瓶，形状像一个女人

这项研究的结论不仅适用于双锥骨灰瓮，也适用于后来的伊特鲁里亚坟墓，只可惜不同的人对那些结论有不同的看法。受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的考古学家可能会认为，这项研究证明了跨性别者的存在；而基于男女劳动特征的传统观点或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差别，直接采纳大范围的数据。两个阵营都选择了符合自己偏见的解释。然而，后来的坟墓提供了一个骨灰瓮墓园所欠缺的机会。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坟墓并未被洗劫一空，或者其挖掘者只是想出售雅典陶器的古董商，那么或许会有一具尸体幸存下来。尽管物品可以讲述故事的一个版本，但尸体却能讲述另一个版本。而且，骨架的存在有助于确定古代死者的生理性别，使得基因分析在很多时候不再是必需的。

因此，2013年秋，当一具尸骨伴随着原封未动的坟墓在塔尔奎尼亚出土时，一个罕见的机会出现了。当地媒体、国家媒体乃至国际媒体齐聚一堂，等待挖掘者公布他们的发现。除了那具摆在躺椅上的尸骨之外，坟墓里还有一个精美的骨灰瓮装着火化后的遗骸。墙上悬挂着一个保存完好的香水瓶，于是该坟墓被命名为“球形瓶悬挂之墓”。这座非凡的坟墓就是本章的中心事物，而且它无疑是21世纪伊特鲁里亚考古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坟墓的入口处散落着一些陶器，都是典型的宴会用品，其中包括一块刨丝板，根据荷马的描述，那是用来给酒水添加奶酪的工具。在坟墓里，尸体上放着一根长矛，还有一个青铜盒、一个青铜盆和一件装满搭扣的彩绘陶器。挖掘这座坟墓的考古队来自都灵大学，他们结合那根长矛和华丽的服饰，得出了初步的解释：墓主是一名地位很高的男性。在场的媒体添油加醋，改变了原始声明，宣称墓主是一位武士王子⁶。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都大肆报道了这个新闻，一时之间，被遗忘的伊特鲁里亚人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与此同时，考古学家还在仔细地完成收尾工作。他们对陶器作了初步分析，确认其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各项研究继续进行，金属制品被交给文物修复员，而一位骨骼考古学家则接管了那具尸骨。正是在这时，关于武士王子的广泛报道被证明是错误的⁷。那具尸骨显然属于一名女性。

于是，难题来了。这个女人究竟是谁，为何能带着如此贵重的物品下葬？后来，考古队提出那根长矛具有象征意义，或许体现了这个女人与被火化男子之间的关系。这种颇为含糊的解释反映了父权观点对考古学的影响——宁愿诉诸一种未知的习俗，也不肯承认女性在过去拥有权力的可能性。后来的出版物把这个女人的身份降低为“裁缝”，凸显了其任人差遣和专注家务的特点⁸。塔尔奎尼亚的早期坟墓中已经出现了纺织工具与武器的组合，那可能暗示着一种织布与战斗并存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否具有象征意义，长矛都代表着侵略、控制和暴力。这就是武器带来的联想，不管它是这个女人亲自使用的武器，还是她命令别人使用的武器。那么，伊特鲁里亚社会容得下这样一个强大的女人吗？

从伊特鲁里亚女性的传说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伊特鲁里亚女性的名气很大，她们的独立已经成了伊特鲁里亚社会广为人知的少数特点之一，这也是伊特鲁里亚神话的一个关键部分。伊特鲁里亚的视觉艺术经常采用女性的形象。在陶器和赤陶工艺品的图案中，女人总是占据着男人身边的宝座。在伟大的伊特鲁里亚建筑里，许多饰带都雕刻着女人的脸庞和身体。在坟墓的壁画上，女人和男人一起用餐，他们穿着同样华丽的服饰，坐着同一张躺椅。棺材和骨灰瓮永远地定格了这些场景，上面的雕塑是女人和她们的伴侣或者女人自己⁹。她们跟男人享用同样的食物、酒水和奢侈品，而且受到的尊重似乎也不亚于男性祖先。坟墓里的铭文在介绍死者时，不仅提到了他们的父亲，还提到了他们的母亲及其家族，承认了女性血统的重要性¹⁰。女神也被反复地描绘，为女性的身体注入了神圣的力量，而野兽和翅膀的出现则表明了她们对自然界和超自然界的掌控。

这些形象的原型都是富有乃至神圣的女人，你或许会认为她们的经历与众不同。然而，抛开伊特鲁里亚社会的特权，我们可以发现其他阶层似乎也存在一种相对尊重女性的文化。在画工描绘的献礼场景中，向统治者交出产品的民众既有男人，也有女人。富有的女人用昂贵的青铜工具来锻炼手艺，而贫穷的女人则用粗陶和骨头制成的简陋工具来完成任务。纺织工具上往往装饰或标记着特殊的符号，表明这些创造财富的物品归个人所有。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及其与周围男性的关系更加难以捉摸，不过我们依然能找到线索。如果一个女人拥有自己的纺织工具，还在上面标记了她的专属符号，那么她生产的货物应该属于她自己，并根据她的意愿来使用。工具无法讲述这些女人的故事，但是既然富有的女人在墓志铭中得到了承认，那么贫穷的女人也有可能得到承认。

图34 “双豹之墓”的壁画，出土于塔尔奎尼亚

然而，承认并不意味着平等。在这里，“相对”一词非常重要。同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女性比起来，伊特鲁里亚女性或许享有更多的权利¹¹。在雅典，体面的女人很少离开自己的房间，甚至都不能踏足“安德隆”（andron），即男人用餐的地方。她们唯一的活动就是参加宗教庆典或葬礼，也有可能拜访女性朋友。为了维护现状，其他类型的女性总是被视为野蛮人，无论她们是勇猛的亚马孙女战士还是独立的伊特鲁里亚女人。后来，古罗马女性虽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社会并不鼓励她们模仿伊特鲁里亚女性的行为¹²。在谈论伊特鲁里亚女性的行为时，古罗马作家跟古希腊人一样不满，而正是他们的作品为伊特鲁里亚独立女性的概念奠定了基础。实际上，李维还把伊特鲁里亚女性置于罗马共和国建立的关键环节中。

图35 屋檐上的女性雕像装饰，可能来自切尔韦泰里的一座伊特鲁里亚神庙

尽管追溯神话的年代多半属于劳而无功的消遣，但是这个故事大致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一位名叫塔尔奎尼乌斯·克拉提努斯的罗马贵族与当时统治罗马城的伊特鲁里亚国王之子塞克斯图斯·塔尔奎尼乌斯一起用餐。两个男人喝了一晚上酒，开始争论谁的妻子更贤惠。他们先去了国王家，结果发现王子的伊特鲁里亚妻子也在寻欢作乐——用李维的话来说，就是“跟朋友们享受宴会”¹³。相反，在塔尔奎尼乌斯·克拉提努斯的豪宅里，贤惠的卢克丽霞像天使一样“在灯光下纺织羊毛”。卢克丽霞为罗马妇女树立了榜样，她专注于适合女人的手艺活儿，而不是陶醉于餐桌和酒壶带来的乐趣。但是，这对她没有任何好处。她的完美让邪恶的塞克斯图斯·塔尔奎尼乌斯燃起了欲望，几天后，他又回到卢克丽霞的家中，强暴了她。卢克丽霞向她的丈夫、父亲以及他们信任的两位朋友指认了罪犯，随后便自杀了。她的丈夫和父亲联合起来，把塞克斯图斯·塔尔奎尼乌斯的荒淫家族赶出了罗马城。塔尔奎尼乌斯家的女人间接地导致了男人的垮台，她们对宴会的沉迷证明了其家族的堕落。李维崇尚严格的罗马道德准则，当女性违背这些准则时，社会将遭到不可弥补的破坏，而死亡、溃败和流放无疑会接踵而来¹⁴。

在卢克丽霞的故事中，不知名的伊特鲁里亚女人因为享受宴会的无辜乐趣而丧失了她们在罗马的地位。然而，塞克斯图斯·塔尔奎尼乌斯的母亲图利娅和祖母塔娜奎尔不仅是李维所说的荒淫家族的成员，她们还是老练的政客，可以毫不犹豫地扩大自己家族的势力¹⁵。根据传说，塔娜奎尔是塔尔奎尼亚城的名门千金，她嫁给了一个移民的儿子，那个移民是来自科林斯的希腊人，名叫德马拉图斯。他为自己的儿子起了一个讨好当地人的名字，即塔尔奎尼乌斯，但是塔娜奎尔知道，德马拉图斯的出身使她的丈夫无法在她的家乡获得权力，于是她要求搬到罗马。这对夫妇巧妙地赢得了罗马城统治者的信任，并在其死后夺取了政权。在李维、老普林尼和卡西乌斯·狄奥的笔下，塔娜奎尔这个人物集中了许多关于伊特鲁里亚女性的刻板印象¹⁶。她被描述成一位女先知，能够看懂征兆并解读梦境。当她丈夫的帽子被一只老鹰偷走又礼貌地还给他时，塔娜奎尔立刻意识到这件怪事是神明的启示。后来，塔娜奎尔还根据一个幻象承认她的养子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有做国王的潜力。当那个年轻人睡觉时，他的脑袋似乎被火焰吞没了，当他醒来时，火焰又消失了。塔娜奎尔把这个幻象解释为神明眷顾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塔娜奎尔被描述成一名优秀的羊毛纺织工。她在古罗马作品中几乎没有遭到诋毁，这对于伊特鲁里亚女性来说很不寻常。回顾她的故事，我们会发现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就是她一直在运用自己的才能（无论是操纵政治、解读征兆还是纺织羊毛）为丈夫服务。塔娜奎尔的权力被一个男人所支配，因此后来能经受住男性作家的批判目光。

塔娜奎尔的儿媳图利娅更喜欢为自己谋划，暗算周围的男人。所以，她和她的儿子成了古罗马文学中的大反派。图利娅的父亲是塔娜奎尔的养子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即此时的罗马城国王。为了亲上加亲，两个家族决定进行联姻，让图利娅和她的姐姐分别与塔娜奎尔的两个儿子结婚。图利娅嫁给了较为懒散的阿伦斯，而她那热爱和平的姐姐却跟野心勃勃的卢西乌斯拴在了一起。图利娅和她的姐夫不可避免地被对方深深吸引，并谋杀了各自的配偶。这对邪恶的情侣结婚以后，又计划着夺取王位。在图利娅的命令下，卢西乌斯率领一群暴徒攻进了政府机构元老院。卢西乌斯遵照妻子的指示，把岳父从窗户扔了出去。他落在臭水沟里，被图利娅雇来的刺客杀害了，而她则亲自送上了最后的羞辱—打扮得光鲜亮丽，驾着豪华马车前往元老院，她扬鞭策马，径直踏过了父亲的尸体。

图利娅的所作所为使她被归入了坏女人的一个特殊分类。杀害近亲是古罗马最可怕的罪行之一，李维称图利娅犯下了“恶毒而残暴的罪行”。后来的法典规定，这项罪行的惩罚是把犯人连同一群经过挑选的动物塞入皮袋，并封死袋口，接着将皮袋扔进河里或湖里。袋子的皮革质地会延长整个过程，确保犯人缓慢地窒息而亡，或者在动物的撕咬下痛苦死去。不过，图利娅逃脱了惩罚，她的丈夫成了国王，而她的无耻行径也得到了奖励，尽管只是暂时的。与表面现象相反，李维很清楚这个恶妇不会有好下场。他指出，图利娅的行为触怒了众神，因而导致其家族垮台。当他们逃出罗马时，民众认为一切都怪图利娅——李维提到她被城里的男人和女人轮番咒骂，还“招来了她父亲复仇的灵魂”¹⁷。

李维描写的这些伊特鲁里亚女性都是非同寻常的人物。包括那位不知名的儿媳在内，这个王室家族陷入危机的故事展示了罗马人对伊特鲁里亚女性的看法。不过，夸张的叙述中也隐藏着重要的信息。图利娅和塔娜奎尔都把获得权威视为自己的绝对权利。在上述两个事例中，男人都是借助女人的力量才成了统治者：塔娜奎尔牺牲了亲生儿子的利益，提拔了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而图利娅则杀害了他，为自己的丈夫夺得了王位。解读天意、织布纺线和生养孩子都是女性为自己争取地位的活动。声称具有通神能力、生产高质量的货物以及神奇的怀孕和分娩过程——这些都是李维笔下塔尔奎尼乌斯家女性的特征，也可以被视为其他伊特鲁里亚女性的特征，再加上她们和不知名的朋友参加宴会的举动，表明伊特鲁里亚女性不仅能获得财富和权力，还能享受其带来的愉快结果。李维要表达的重点是女性的强势最终只会带来麻烦，如无情的谋杀、神明的疏远以及流放和死亡。

历史文献对伊特鲁里亚女性的描写如此精彩，难怪后来的文学作品会不断重复她们的故事。薄伽丘（1313—1375）把塔娜奎尔收入了他所撰写的女性名人传记，该书题为“De mulieribus claris”，通常被翻译成“名媛”¹⁸。塔娜奎尔是伊特鲁里亚的代表，尽管薄伽丘采用了她的罗马名字“盖娅·希瑞拉”。薄伽丘的作品在文学界留下了伊特鲁里亚女性非常独立的刻板印象。他把这本书献给一位那不勒斯权贵的妹妹，而她侍奉的正是手握大权且臭名昭著的那不勒斯女王乔万娜。女王本人曾被指控谋杀了自己的丈夫，当一群嫉妒的贵族勒死他时，他那怀孕的妻子就在隔壁¹⁹。然而，不同于图利娅，那不勒斯的乔万娜摆脱了谋杀丈夫的罪名，并成为薄伽丘写进书中的最后一位著名女性。在文艺复兴早期的宫廷里，对于乔万娜及其身边的夫人小姐来说，这些伊特鲁里亚女性的故事和更加传统的女性榜样不仅提供了娱乐，还带来了启发。薄伽丘的描写也影响了英国文学史的进程，成为乔叟创作《贞女传奇》（约1387年）的直接灵感来源。尽管塔娜奎尔没有在后面这部作品中出现，但是古罗马的卢克丽霞出现了。正是她的故事把伊特鲁里亚女性行为不端的传说带入了英语文本，而塔娜奎尔身上更加积极的品质则被留在了拉丁语的世界里。

两个世纪后，另一位文学巨匠沿着乔叟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莎士比亚的史诗《卢克丽霞失贞记》[1]（1594年）提到了同一批伊特鲁里亚女性。这首诗讲述了塞克斯图斯·塔尔奎尼乌斯与卢克丽霞的相遇，以及她与丈夫的悲惨诀别。然而，在介绍诗歌背景的序言中，伟大的莎士比亚给予了伊特鲁里亚女性一点小小的关注：“其他夫人正在跳舞狂欢，或尽情享乐。”李维曾经把塔尔奎尼乌斯家的女人形容成懒散的生物，而莎士比亚的这番简短描述则更加严重。“尽情享乐”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其自由玩耍的本意，莎士比亚在暗示伊特鲁里亚女人与卢克丽霞的区别是她们对待性的态度。后来，莎士比亚称她为“贞洁的卢克丽霞”，并指出塞克斯图斯·塔尔奎尼乌斯之所以情难自禁，恰恰是因为贞洁带来的新奇感：“也许正是‘贞洁’的美名不幸勾起了他的强烈欲望。”（第一幕第二场）

伊特鲁里亚女性或许还对《麦克白》以及麦克白夫人的角色产生了影响²⁰。有学者认为莎士比亚读过肯特郡[2]作家威廉·佩因特（1540？—1594）的作品，后者根据李维刻画的图利娅和塔娜奎尔撰写了《两位罗马王后》（1575年）。佩因特赋予图利娅的台词被莎士比亚改编成麦克白夫人的台词，而且她们的故事也颇为相似：她们都渴望权力，都谨慎地操纵着自己的丈夫，都愿意动手杀人。虽然佩因特把那两个女人描述成了罗马人，但是《卢克丽霞失贞记》明显体现了莎士比亚对伊特鲁里亚女性行为的了解，所以他很可能意识到了这些臭名昭著的伊特鲁里亚女性与他笔下最邪恶的女人之间的关系。后来，到了17世纪，图利娅的形象被用于诋毁玛丽二世，因为她登上了英格兰王位并流放了她的父亲詹姆斯二世。在近代早期的思想中，伊特鲁里亚女性是政治阴谋和道德败坏的化身，这种观点可谓根深蒂固。

文本资料的问题在于它们只提到了特殊情况下的一小部分伊特鲁里亚女性。这些女性为叙事的目的而服务——对于李维和莎士比亚来说都是如此。诚然，我们可以从故事里搜集到真相的细小碎片，包括女性劳动的价值、她们与神明的关系以及她们举办并享受晚间娱乐活动的能力。但是，这些线索的可靠性也会受到质疑，以男性为中心的伊特鲁里亚考古学总是故意忽略历史文献对家庭之外女性权力的描述。另一方面，在女性主义改写的历史背景下，由于伊特鲁里亚绘画展现了女性和男性一起参加活动的场面，而且他们死后还享受相似的待遇，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伊特鲁里亚是一个古代的女性主义乌托邦。然而，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同歧视女性的观点一样错误。贯穿本章的词语——平等、独立——都是我们自己文化所特有的概念。对于女性来说，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同工同酬？我们无法得知伊特鲁里亚女性织布的收入是多少，而男性织布的收入又是多少。在后代面前拥有同样的权利，在家族中获得同样的尊重？在坟墓上留名并不代表社会给予母亲的尊重和责任同给予父亲的一样。机会均等？与男性伴侣共用一张宴会躺椅不能保证女性拥有伴侣的呵护和在饭后拒绝他们的权利。

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伊特鲁里亚女性在意大利半岛上过着怎样的生活。但是，她们在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中留下的痕迹却让我们这个所谓崇尚平等的现代社会暴露了缺陷。对于伊特鲁里亚考古学来说，球形瓶悬挂之墓的发现是一个非凡的时刻，为创新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机会。然而，男性主导的传统观点使这场讨论蒙上了阴影。当初引起轰动的那具女性尸骨被抛在一边，古代女性的生活面貌依然取决于现代女性的经历。球形瓶悬挂之墓的女性死者可能会带来一个非常迷人的故事——她与长矛和昂贵的香水瓶有何联系？她与同穴的伴侣是什么关系？结果，她只是又一个无趣的裁缝，跟一位武士埋在了一起。有多少现代女性仍旧被刻板印象所限制，无法超越性别歧视者定义的母亲、工人、思想家和政治家？带有性别偏见的各种假设困扰着现代女性，就像它们掩盖了古代女性的经历一样。

李维、薄伽丘和莎士比亚所描绘的伊特鲁里亚女性与现代世界有一种更加黑暗的联系。卢克丽霞受辱显然是一个极端厌女的事件，其罪犯正是被认为对女性友好的伊特鲁里亚人。然而，人们却把这场伤害无辜者的暴行归咎于伊特鲁里亚女性的行为。女人要为其他女人遭受的虐待承担责任：是她们的邪恶行为，她们的道德沦丧，导致一个完全无辜的女人被侵犯乃至丧命。在21世纪也流行着同样的逻辑，人们以此解释街头骚扰、性虐待和近年来用色情照片或视频报复女性的现象。任何敢于享乐的女人，尤其是从性爱中获得愉悦的女人，不仅是正当的攻击目标，还要为其他女人的受虐负责。人们必须通过公开羞辱的方式惩罚她，如传播色情录像、在网上散布私密照片，以及为八卦报纸撰写耸人听闻的标题。通宵狂欢的现代“伊特鲁里亚女性”如果在回家的路上遇袭，依然不值得同情。在性犯罪的报道中，谴责受害者始终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而且这种做法会对受害者的心理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关于伊特鲁里亚女性异常独立的故事还在流传。然而，只有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将其细分为各阶层伊特鲁里亚女性不同的个人经历，我们才有望了解她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她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全理解球形瓶悬挂之墓里的那些非凡遗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李维和他的继承者，揭示出伊特鲁里亚女性生活的丰富多彩。同样的观点也有可能改变现在。正视女性遭受的虐待，可以赋予她们抵抗的力量，并且证明那些古老的问题依然存在。通过这种方式，伊特鲁里亚女性独立的刻板印象或许能成为现实。

[1] 《卢克丽霞失贞记》（The Rape of Lucrece）：又译《鲁克丽丝受辱记》。

[2] 肯特郡（Kent）：英国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郡。

第七章 安稳如房屋

到目前为止，本书主要遵循了一种在伊特鲁里亚考古学上颇为常见却又问题重重的模式。其关注的焦点是“被埋葬的人们”，这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出自一项著名的伊特鲁里亚文化研究的标题¹。壮观的伊特鲁里亚坟墓及其内部精美的物品和鲜艳的壁画使考古学家就像车头灯照耀下的兔子，被死亡的光芒蒙蔽了双眼²。迷人的外表掩盖了更加普遍的生活痕迹，包括零散的碎片和废弃的垃圾。这些东西不在坟墓中，而在街巷里。如前所述，奇维塔特山丘的发掘带来了大量的新信息，但那远远不是一个“正常”的伊特鲁里亚城镇。田野调查和挖掘也发现了古代的农场和住宅，开始揭露伊特鲁里亚乡间生活的复杂性。然而，许多伊特鲁里亚人生活的真实情况都隐藏在现代聚居地之下。伊特鲁里亚的大城市选址非常理想，因此可以延续数个世纪，甚至到今天还是人们居住的地方。

规模较小、位置较偏的城镇更适合探索伊特鲁里亚人日常生活的遗迹。本章主要讨论的地点位于目前提到的那些城市以北，其选址充满了诗情画意，完全符合伊特鲁里亚人的居住习惯。古城马尔扎博托坐落在雷诺河上方的山口处，两侧的谷壁颇为陡峭，迥异于托斯卡纳明信片上柔和起伏的丘陵。即使在炎炎夏日，这里的空气也与南边不同。朦胧的金色田野消失了，森林变得更加浓密而阴暗。冬雪在南边只是小小的烦恼，在这里却是严重的威胁。此地有一处罕见的遗址，它是至今保存最完好的伊特鲁里亚聚居地之一。马尔扎博托距离博洛尼亚不远，那也是一座伊特鲁里亚城市，现在已经完全被中世纪建立的市中心和现代拓展的城区所掩盖。游客们纷纷涌向博洛尼亚的大型博物馆和著名的海神喷泉，而南边的古城却无人问津。当你沿着马尔扎博托的鹅卵石残垣散步时，只有伊特鲁里亚人的鬼魂陪伴你，他们曾经把这座城市称作“凯努阿”³。

这里的街道令人联想到更加著名的古罗马城市庞贝与赫库兰尼姆，那两处遗址由于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而保存完好。路面上印着车辙，位于中心的主干道还使用了标志性的垫脚石，既能让行人安全地过街，又不影响马车通行。这些城市生活的特征比南边的著名遗迹要古老得多。不过，在马尔扎博托，是侵略而非火山的爆发导致一座蓬勃发展的城市化为废墟。公元前4世纪中期，此地遭到高卢人的洗劫，从而定格成一幅缩影，让我们有机会了解长达百年的伊特鲁里亚城市生活⁴。这座特殊的城镇初建于公元前5世纪，属于殖民地。它出现在一个自信而繁荣的时期，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正在向南北扩张。因此，它是一座新城镇，根据理想的规划设计而成：马尔扎博托让我们知道了完美的伊特鲁里亚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它采用网格布局，避免了许多中世纪城市常见的拥挤街巷。房屋和道路构成整齐的街区，就像后来的古罗马城镇一样⁵。

马尔扎博托的挖掘者不知疲倦地探索着这些街区，即所谓的“因苏拉”[1]。次干道隔开的每个矩形街区约为250米×30米，导致建筑用地显得又细又长。所有街区都从一条贯穿南北的中心道路向外延伸，还有三条主干道与其交叉。这四条主干道都是宽15米的通衢，完全可以充当一座繁忙城市的主动脉。在设计和规划方面，马尔扎博托与其他伊特鲁里亚殖民地（如亚得里亚海边的斯皮纳）有许多相似之处。马尔扎博托的私人住宅整齐有序，而且现代游客依然可以看到它们。房屋的轮廓随着地基幸存下来，你能够分辨出墙壁和房间的布局，体会到穿过每栋建筑的感受。墙壁本身只剩底部，而屋顶也早已坍塌。后者的残余物是鲜艳的赤陶碎片，有着独特的形状和棱角。这里的屋瓦结构跟奇维塔特山丘以及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两块状似长烤盘的矩形瓦片并排，中间覆盖着一根半圆柱形的管子，开口的底部遮住连接处。当你在街上漫步时，如果仔细观察，依然可以发现这些屋瓦的碎片，它们是伊特鲁里亚人在此居住的普遍证明。尽管寻找残余的瓦片很好玩，但是房子里那些不太明显的遗迹更有趣。

例如，在因苏拉二号区域，考古队挖掘出一栋建筑的遗迹，并满怀热情地公布了详细情况⁶。这栋建筑的外形与古城里的其他房屋颇为相似，而设计风格则更接近后来的古罗马建筑。庭院中有一个优美的露天花园，看起来很像著名的古罗马列柱围廊⁷。然而，花园中央并没有水池，马尔扎博托的伊特鲁里亚居民多数都拥有自己的水井，可以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喝到新鲜的饮用水⁸。庭院四周环绕着一圈房间，有些是公共的，有些是私人的。靠近街道的房间里散落着与金属加工和陶器制造有关的残渣碎片，表明这是工作场所。建筑后部是住宿空间，大概仅供家人和受邀的客人使用。每栋房子都有独立的供水系统，还有疏导雨水的赤陶管道，马尔扎博托的居民享受着最先进的室内和室外设计。

图36 伊特鲁里亚城镇马尔扎博托的遗迹

这些房屋的大小和格局都很有规律，极少出现像奇维塔特山丘那样明显的社会不平等迹象。我们可能会把这里的居住者称为“公民”，因为他们都拥有同一种稳固的地位，在自己的小城镇里过着相似的生活。我们可能会想起现代的欧美郊区——草坪完美无瑕，房屋整齐划一。这明显不符合人们心目中的伊特鲁里亚谜团。马尔扎博托的居民以其看似小资的生活挑战了失落文明的刻板印象，揭开了伊特鲁里亚人的神秘面纱。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可知的。这座城镇还有更多熟悉的因素，包括一个宗教场所，其外形是一座大型神庙，里面供奉着提尼亚，那是伊特鲁里亚的众神之王，相当于古希腊的宙斯⁹。最近，这片神庙建筑群的一些新建筑出土了，其中有一栋建筑似乎是宝库，还有一栋建筑可能是举办节日宴会的正式餐厅，被称作“艾斯蒂亚托瑞奥”（hestiatorion）¹⁰。这座神庙完美地嵌入了城市的街区中，跟希腊殖民者在新城镇建造的神庙不同，伊特鲁里亚人显然希望他们的宗教场所能够成为城镇的一部分。神庙周围的区域看起来很像用于集会的公共空间，这是城市的一个关键特征。我们无法确定政治辩论是否在这里进行，如同在古罗马广场或雅典阿哥拉一样。但是，如果马尔扎博托的居民需要聚到一起商讨事务并做出决定，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场所。

马尔扎博托的完美令人费解。考古学家从河里发现了一块圆石，上面标记着十字符号，与主干道底下的方位基点保持一致，体现了建设规划的严谨程度。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尔扎博托的整体布局符合宗教理想中的城市，其方位安排遵循了祭司设计的蓝图¹¹。尽管在井然有序的城市出现之前，这里曾经有一个盖满棚屋的小型聚居地¹²，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马尔扎博托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彻底摆脱了过去的影子。就连这座城市的名字也可能意味着它是一个新事物，一些考古学家相信“凯努阿”（Kainua）与希腊词语“凯诺斯”（kainos）有关，后者的含义是“新”，因此马尔扎博托的古代名字便相当于“新城”¹³。其他殖民地保留了同样的规划理念和大小相似的住宅；不过，这是伊特鲁里亚城市的典型特征吗？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把伊特鲁里亚集镇当作城市呢？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着我们对文明的定义：“城市”（civis）一词就包含在“文明”（civilization）之中。如果伊特鲁里亚人有城市，那么在我们看来，他们就能跟古希腊竞争者和古罗马继任者相提并论了。对于古典时期的希腊人而言，城市生活是他们自我认同感的核心。在马尔扎博托建立五十年后，柏拉图写下了他的代表作《理想国》（约公元前360年），花费大量篇幅设计了理想的城市。实际上，这部作品原本的希腊语标题“Politeia”正是源于“城邦”（polis）。柏拉图借老师苏格拉底之口，讲述了城市的形成。他认为，一切开始于分工，也就是人们都做自己擅长的事情。随着不同的个体互相服务，社会逐渐发展，最终需要一种特殊的人负责组织和调停，防止争端并维护和平。他们便是军人和统治者，前者通过暴力来保障权力，而后者则借助有效决策来获得尊重。有了这些特殊的“保卫者”管理城市，其他人就能继续做“自己的事情”，而不会沦为“好事者”¹⁴。柏拉图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描绘了一个极端的社会，为了避免不公平，儿童必须在其原生家庭之外被抚养长大，并由统治者决定哪一对男女可以结婚。这种令人不安的设想已经远离了《理想国》的原始观点，颠覆了之前那种更加务实的设想，即每个人都不受干扰地处理自己的事情。于是，最初的城市定义变成了反乌托邦式的噩梦。

亚里士多德也在公元前4世纪探讨了城市的构成问题。他并没有呈现一场哲学家之间的辩论，而是选择了批评一个实干家的作品，此人也许是第一位专业的城市规划师¹⁵。希波达莫斯出生在米利都，那是一座古希腊城市，位于今天的土耳其海岸。在波斯人入侵之前，米利都曾是古希腊世界最受尊重（且最为富有）的城市之一。公元前499年，为了惩罚当地人的起义，波斯军队严重地破坏了米利都。在这座城市逐渐恢复的过程中，希波达莫斯作为建筑师，积极地参与了它的重新设计。后来，他又在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和意大利地区工作过。他的主要原则就是把城市分成三种空间：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和宗教空间¹⁶。正是希波达莫斯提出了网格布局的概念，将上述三种空间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跟柏拉图一样，希波达莫斯也明确规定了完美的城邦应该包含哪几类公民：军人、工匠和农民。生性多疑的亚里士多德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些任务必须由城市里的所有居民（所有男性居民）来完成，以免军人遭到权力腐蚀，实行暴力统治。由此引申，亚里士多德也批评了柏拉图对分工的偏爱：他的哲学家监护者与希波达莫斯的武装守卫一样不可取。而且，亚里士多德还忍不住对希波达莫斯的外貌评头论足，形容他“留着长发，戴着昂贵的饰品，无论冬夏，身上总是穿着同一套廉价的厚衣服”¹⁷。

听起来，他似乎是一位非常古怪的建筑师。然而，希波达莫斯式的城市规划（乃至政府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体现在米尔顿凯恩斯[2]的无数环岛和纽约精心设计的网格布局中。它明显影响了许多古罗马城市，还有从叙利亚沙漠到哈德良长城的堡垒。古罗马人对希波达莫斯原则的采用使这种城市形态广泛传播，而他们的语言也为我们提供了表达城市的词语。英语的“city”、法语的“cité”和意大利语的“città”都源于拉丁语“civis”（奇维斯）以及与之相关的“civitas”（奇维塔斯）。这两个词语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把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与那个地方本身联系了起来。“奇维斯”最好被翻译成“市民”[3]，即住在城市里的人。而另一个词语“奇维塔斯”则使古罗马市民的地位超越了附近的撒姆尼人或高卢人。“奇维塔斯”是法律，也是把人们团结起来的政府制度。在许多方面，它就像柏拉图笔下“保卫者”的意识形态化身，通过在物理界限内划定行为界限，使社会群体免受外人和同胞的侵害。

然而，跟柏拉图所设想的哲学家监护者不同，“奇维塔斯”将一座城市的所有自由居民都视为他们自身的保护者。他们对和平的渴望统一了不同个体和家庭的利益。实际上，根据传说，这个词语正是源于两个意大利民族（萨宾人与罗马人）的融合18。因此，“奇维塔斯”是所有市民之间的一种契约。它规定了全体社会成员对彼此的义务，以及他们获得保护的权利。在古罗马，就像在某个短暂时期的古雅典一样，法律的实施由民选官员来完成。从地方立法者到最高执政官，不同级别的行政官员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¹⁹。去世于公元前1世纪中期的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曾当选为执政官，他详细地描述了“奇维塔斯”应该如何发挥作用²⁰。它应该平衡民众与富人的各种力量。它应该是独立而公正的，不会偏袒任何一个群体。它应该把外人无法享受的权利赋予每个市民，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或流放才结束。它是行为的终极标准。它使城市生活变得更有价值。

因此，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城市定义的两个重要方面。它们与马尔扎博托和其他伊特鲁里亚集镇的考古证据有着怎样的关系呢？第一个方面来自柏拉图和希波达莫斯（尤其是后者），关注的重点是空间。我们能在伊特鲁里亚集镇中找到那三种关键的空间，并因此把这些集镇视为城市吗？在马尔扎博托肯定是可以的。人们的房屋排列得整整齐齐，神庙提供了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周围的区域看起来很像民众集会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当希波达莫斯还在希腊工作时，这座位于亚平宁山脉边缘的集镇就已经采用了同样的规划原则。而且，那些不同类型的空间也并非马尔扎博托所独有。塔尔奎尼亚的考古挖掘显示，有一座神庙在聚居地发展的最初阶段便建成了。另一处南边的遗址圣吉奥瓦内在公元前6世纪就出现了宅院的原型，还带有精心打造的水井和水箱。实际上，阿夸罗萨附近的遗址保留了几何式城镇规划的证据，肯定早于希波达莫斯的“发明”²¹。在幸存的聚居地遗址中，马尔扎博托是比较罕见的例子，但并非独一无二。所谓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和宗教空间，可以说都得到落实。至少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必须承认伊特鲁里亚集镇是城市。

问题在于构成城市定义的第二个部分：正式的社会契约，就像“奇维塔斯”一样。任何社会都有规则，否则就无法正常运行。然而，市民社会使每个成员都能参与城市管理并获得权利和义务，这种特殊现象在考古学记录中非常少见。马尔扎博托的街道和空间井然有序，暗示着某种市政权力的存在，但是我们能找到正式的契约吗？最好的办法大概是从侧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奇维塔斯”式的城市管理有什么标志呢？古罗马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民选官员的设立，这一点或许可以在伊特鲁里亚找到。有些艺术作品描绘的人物手里拿着一种顶部弯曲的特殊权杖，即所谓的“礼图斯”（lituus），那正是后来官员权力的象征。不过，这也可能意味着简单粗暴的封建统治，而并非代表人民行使权力²²。

在伊特鲁里亚语中，表示行政官员的词是“兹拉斯”（zilath）。我们发现这个词被刻在鲁别拉遗址的墓碑上，位于马尔扎博托的北边，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末²³。所以，当伊特鲁里亚聚居地逐渐扩大，达到符合城市外观定义的规模时，行政官员的职位就出现了。直到公元前3世纪，墓碑上还在使用这个词，体现了该职位的长久以及它对伊特鲁里亚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其他铭文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南边的切尔韦泰里出土了一枚青铜砝码，上面刻着一位行政官员的名字，暗示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城市里掌管度量衡，以确保贸易的公平²⁴。据另一段刻在路上[4]的铭文记载，有一位名叫拉尔斯·拉皮凯恩斯的“玛伦”（marun，即一种专门的行政官员）曾负责监督那条路的建设²⁵。因此，随着集镇不断扩大，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政府管理的公共工程和行政官员的角色分工便出现了。“玛伦”和尚未得到翻译的“艾特劳”（eterau）描述了你面对的究竟是哪一种“兹拉斯”。我们不可能把极具古罗马特色的“奇维塔斯”概念照搬到伊特鲁里亚人的集镇生活中。但是，如果说这里没有一种类似的市民协议和选官制度，似乎也不太可能。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市定义是精心设计的结果，一部分源于现实，一部分源于理想，既赞美现状，又寻求发展。柏拉图和西塞罗都相信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体系非常优秀，也相信它们有潜力变得更好。这些作家为“什么是城市”的讨论奠定了基调，并根据雅典和罗马的形象提出了城市的概念。按照定义，任何由外来文化建造和管理的城市都不可能属于这种模式。然而，就像我们看到的，在马尔扎博托和其他地方，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城市生活在伊特鲁里亚颇为常见：实际上，它是伊特鲁里亚人身份的核心。正如“兹拉斯”展现了一个复杂的官僚、司法和公共建设体系，“拉森纳”（Rasenna）也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告诉我们何为伊特鲁里亚人。这个词可以缩写成“拉什纳”（Rasna或Raśna），伊特鲁里亚人用它来描述自己，指称内部人士，即他们社会的成员。“拉森纳”或“拉什纳”是什么意思呢？其意乃是“城市的居民”²⁶。

因此，从伊特鲁里亚人的自我评价来看，他们非常看重对城市生活的投入，甚至以此定义了整个民族的存在。我们还能由此了解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喜好以及他们想拥有的体验。到了古风时代末期，经历过兴衰之后，马尔扎博托等城市的生活显然成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常态，为他们带来了安全、保障与繁荣。理想化的设计方案展现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和财富——他们拥有充足的资源，能够建起一座崭新的城市，还让里面住满人，所有居民都平等地享受同样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跟短短几百年前的农村生活截然不同，并且远离了奇维塔特山丘那片失衡的乡间豪宅。

请想象一下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巨大差异：大人们有说有笑地穿过街道，孩子们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和咯咯的笑声；夜晚的醉汉，白天的商贩，随时吵架的邻居；集体生活不可避免的味道——既有垃圾和人类排泄物的恶臭，也有饭菜的诱人香气和精油在皮肤上散发的芬芳；与多人共享空间的安全感；合力修建新路的满足感；无能官员带来的失望感；还有成就每一个伊特鲁里亚人的小小辩论和胜利。如果要体验这样的生活，最好的办法就是沿着马尔扎博托的主干道走一走。

图37 青铜香水长柄勺，可能属于一位公元前4世纪的男性或女性。这件物品并非出土于马尔扎博托，只是用来提醒我们注意香水在伊特鲁里亚世界中的重要性

在马尔扎博托后来的历史上，有一个黑暗的篇章提醒着我们，当国家权力与人民敌对时，当城市生活和保卫者的理念变得邪恶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片宁静的地方见证了意大利境内最残忍的暴行之一。马尔扎博托的周边地区有许多高山，并且靠近主要城市博洛尼亚，因此游击行动颇为常见。当地人基本都支持正在发展的抵抗组织[5]，而后者也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的目标是博洛尼亚的法西斯要员，其中包括一位研究伊特鲁里亚的专家，即佩里克莱·杜卡迪（1880—1944）。杜卡迪非常乐意把伊特鲁里亚人纳入墨索里尼重新构建的意大利历史中，他坚信伊特鲁里亚文化的辉煌反映了意大利人与生俱来的天赋²⁷。杜卡迪对伊特鲁里亚文化的畸形迷恋为他赢得了考古学界的奖项，还有著名法西斯政治家的地位。1925年，他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不仅是博洛尼亚市立博物馆的馆长，而且作为法西斯政府的捍卫者当上了法官。正是这种致命的身份组合害死了他。

图38 伊特鲁里亚晚期的带盖水桶——同样地，这个水桶并非出土于马尔扎博托，但它可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个人物品

1944年2月16日的早晨，杜卡迪在离家上班时被游击队员开枪打中。他们骑着自行车逃跑，消失在城市的街巷里。据说杜卡迪被选作攻击目标是因为他看起来地位很高，而且作为一名法官，他审判了不少为意大利自由而斗争的游击队员。在墨索里尼倒台后，博洛尼亚位于德国控制的意大利北部，而杜卡迪则继续担任法官，充当纳粹的傀儡，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残暴的占领国处置。那两个单车刺客想替惨死的战友们报仇。他们的大胆袭击使杜卡迪身受重伤，经过数月的折磨，他在同年的10月去世了。1944年的夏末和秋季发生了许多类似的暗杀事件，当地的纳粹党卫军长官沃尔特·雷德尔决定采取行动。

从9月29日到10月5日，雷德尔率领部下进入马尔扎博托周围的山区，即今天的蒙特索莱纪念公园。他们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集中到一起，展开了一场有组织的屠杀，最终无一人幸免：有45名受害者是未满两岁的婴儿，还有205个未满十六岁的孩子惨遭杀害。镇上有一位神父名叫乔瓦尼·佛纳西尼，他设法救走了教区里的许多居民，但是他本人却牺牲了。至今，我们依然不清楚罹难者的总数是多少。通常认为有770人在马尔扎博托被杀害，而附近的蒙祖诺和格里扎纳莫兰迪也有居民遇害²⁸。这场大屠杀是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最极端的罪行之一，它的阴影一直笼罩着马尔扎博托。当地的博物馆被炸弹和炮火严重摧毁，展品也烧焦或损坏了²⁹。这座城镇是伊特鲁里亚人开辟的山中家园，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没能保护居民免受暴力的侵害。城镇的作用是保护和供养一个群体。国家的作用是照顾好自己的公民，平等而公正地对待他们。当二者失去作用时，人民就会遭殃。伊特鲁里亚人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城市生活是有社会代价的，而今天依然如此。

[1] 因苏拉（insula）：拉丁语，本意为“岛”，在古罗马建筑中指街区或一种公寓，这里指街区。

[2] 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英国英格兰白金汉郡的一座新城镇，位于伦敦西北约50千米处。

[3] 市民（citizen）：实际上也有公民的含义，因为古代的城邦既是城市，也是国家。

[4] 此处原文表述为“cut into a road”，故译为“刻在路上”，经查证，也有学者表述为“cut into the side of the road”，即“刻在路边”。

[5] 抵抗组织（Resistance）：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欧洲组织。

第八章 性爱、谎言与伊特鲁里亚人

在位于内陆的翁布里亚深处，有一片露出地面的垂直岩层，上面矗立着一座石墙环绕的城镇：奥尔维耶托。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有一座壮观的中世纪教堂，金色的正面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把光线反射到一座纪念当地古代居民的博物馆里。克劳迪奥·法伊纳博物馆收藏了许多伊特鲁里亚珍宝，其中包括一尊很不寻常的雕像。这尊雕像刻画了一个全裸的女人，她的一条胳膊弯向耻骨，而另一条胳膊和左胸已经不见了，首饰也是一样，只有残留的刻痕能证明它们的存在，比如耳朵上的洞，还有为带状头饰而削减的头发。在我们看来，一尊裸体的女性雕像似乎并不奇怪，大家早就习惯了。然而，这尊雕像非常独特。它是由希腊岛屿所产的大理石制成的，但是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任何同时期的希腊雕像展示如此一丝不挂的女人¹。

图39 “凯尼塞拉的维纳斯”，出土于奥尔维耶托

这尊雕像原本是爱琴海岛屿上的一块大理石²，在最终定型之前经历了剧烈的变化。起初，它似乎是按照著名的“库罗斯”[1]风格，被雕刻成古希腊世界随处可见的裸体男性青年。然而后来，所有男性器官都被小心地移除了，女性的阴部被勾勒出来，两个崭新的乳房被添加到躯干上，并且采用了同样的大理石材料。人物的脸型还是很像其他的“库罗斯”，不过嘴唇更加饱满，眼睛也显得更大。对于希腊工匠来说，塑造这尊雕像肯定是一次怪异而难受的体验。虽然男性的“库罗斯”经常轻松地裸着身体，但与之对应的女性“考丽”却总是穿着衣服，无一例外。这尊女性雕像是专门给伊特鲁里亚受众制作的，他们喜欢裸体雕像，而且显然愿意为此花钱——一尊定制的大理石雕像，高度将近一米，价格肯定不便宜。或许这尊雕像就是在离开希腊的途中损坏的：它在古代曾得到过修复，尤其是幸存的乳房和双腿³。

抵达奥尔维耶托以后，这尊雕像在城外找到了归宿，那里似乎是一片宗教建筑群。在奥尔维耶托的缆车站旁边，有保存最完好的伊特鲁里亚神庙之一——观景神庙，不过这尊雕像被安置在凯尼塞拉圣殿及其墓地所属的区域，也就是城南的悬崖底下。大理石上的风化痕迹表明，这具女性的身体并未藏于室内，而是露天展览，承受着日晒雨淋，暴露在每一个墓地访客的视线中⁴。考古人员对圣殿和墓地的遗址进行了广泛挖掘，这尊雕像就是从现场出土的，它在两栋建筑外面，靠近一个圆形的水池和一座附设的祭坛⁵。凯尼塞拉圣殿落成于公元前6世纪末，而雕像的抵达时间大约是公元前520年或稍晚一些。公元前4世纪的扩建使宗教区域超出了原始范围，人们牺牲了较早的坟墓，增加了举行仪式的空间。直到进入古罗马时期，这里还是经常使用的场所，因此黄金首饰的消失不足为奇。雕像本身能够在原地幸存下来，已经非常难得了。它被称作“凯尼塞拉的维纳斯”，这个名字取自其出土的墓地和古罗马的欲望女神，两者并不容易结合在一起：为什么一位代表爱与性的神明会跟亡者作伴？从性的角度来看待这尊裸体雕像是否合适？为什么伊特鲁里亚社会允许人们观看一丝不挂的女性身体呢？

这绝非我们在伊特鲁里亚墓地发现的最惊人的女性身体。在塔尔奎尼亚，游客们可以深入地下，参观令人更加震撼和不安的景象。这一回，它们被画在坟墓里的墙壁上，似乎远离了人们的视线。然而，那些坟墓及其内部的壁画肯定迎接过许多哀悼者。沿着他们的足迹，走进一座特殊的坟墓，黑暗中隐约浮现出一幅壁画，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一个女人弯着腰，站在两个男人之间，一人与她口交，一人与她阴交，而且两人都在打她，这座坟墓因此得名“鞭笞之墓”。不过，壁画上并非只有三个人，他们旁边还有三个人，依然是一个女人站在两个男人之间。类似的性爱壁画也出现在了其他伊特鲁里亚坟墓里，有一座就位于这片墓地中。“公牛之墓”是此处最古老的彩绘坟墓之一，内壁上画着许多人用各种姿势交媾的场面。显然，有些是两个男人，而有些是一男一女，其中也包括一个三人组。“比格斯之墓”的壁画同样描绘了男性做爱的场面，而且有两个人似乎正在看台底下缠绵⁶。

考虑到伊特鲁里亚坟墓展示性行为的做法，认为凯尼塞拉的雕像与性有关，这或许是在所难免的吧？看起来，那无疑符合伊特鲁里亚传说的一个方面。这种传说在伊特鲁里亚遗址的博物馆纪念品商店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塔尔奎尼亚和奥尔维耶托，游客们可以买到男性生殖器形状的钥匙扣和介绍伊特鲁里亚色情文化的手册。对于伊特鲁里亚人性生活的调侃忽略了一个问题，即那些露骨的图像乃是较为罕见的，而且也掩盖了另一个事实：它们同受人尊敬的死者共处一室。我们是如何把表现色情暴力的壁画，以及一尊美丽独特的雕像变成了暗示“滥交派对”[2]的低俗玩笑呢？

这种令人反感的伊特鲁里亚传说源于古典文献，其中最恶毒的叙述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来自希俄斯岛的塞奥彭普斯：

共妻是一项根深蒂固的伊特鲁里亚习俗。伊特鲁里亚女人很注意保养身体，而且经常锻炼，有时与男人一起，有时则独自运动。对于她们来说，赤身裸体并不值得羞愧。她们不会和自己的丈夫共用一张躺椅，而是与碰巧在场的其他男人同坐，她们可以随意向任何人敬酒。她们的酒量很好，模样也非常妩媚。

伊特鲁里亚人会抚养所有出生的孩子，但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孩子们延续了父辈的生活方式，经常参加宴会，并且跟所有女人发生性关系。他们认为当众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耻，因为这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习俗……

他们与妓女或家人发生性关系的做法如下：他们喝完酒以后，准备上床睡觉，灯光还亮着，仆人便带来了妓女、少年乃至他们的妻子……有时候，他们会在别人的注视下交媾，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会在卧榻周围摆好树枝编成的屏风，把衣服扔到上面。

他们很愿意跟女人做爱，但是他们更喜欢年轻的男人。伊特鲁里亚的男性青年非常漂亮，因为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保持皮肤的光滑。实际上，西方的所有野蛮人都会用沥青和剃刀来去除体毛。⁷

初读之下，我们可能会把塞奥彭普斯所说的情况与塔尔奎尼亚的壁画和奥尔维耶托的性爱女神联系起来。在壁画中同时呈现性爱场面和正式宴会的做法显然符合他的叙述，人们对于公开性行为的包容亦是如此：既然“当众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耻”，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墙上展示任何东西也同样不可耻。而且，壁画中描绘的许多伊特鲁里亚狂欢者都缺乏体毛，或许这就是沥青脱毛的结果。如果塞奥彭普斯在这一细节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能否接受他对于伊特鲁里亚性习俗的整体叙述，进而把“凯尼塞拉的维纳斯”和“鞭笞之墓”的壁画归结为一种放荡的生活方式呢？若要判断塞奥彭普斯的叙述是否真实，我们必须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和这份文本的流传过程。

塞奥彭普斯在希俄斯岛度过了童年，随后前往雅典。不久，他随父亲一起被流放了，因为他的父亲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结束后拥护斯巴达阵营。塞奥彭普斯逐渐成长为杰出的演说家和历史学家，先后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托勒密一世的支持，最终在埃及去世⁸。正是在这里，出生于瑙克拉提斯的古希腊—埃及作家阿特纳奥斯描述了他理想中的晚宴，列举了他所欣赏的思想家（其中就包括塞奥彭普斯），并精心挑选他们的文本，汇编成十五卷对话录。阿特纳奥斯的作品《智者之宴》撰写于公元前3世纪初，因此，这些故事的年代跨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欧美文化对待同性婚姻、婚外性行为、离婚和堕胎等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

除了塞奥彭普斯的幸存文本与其描述的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年代差距，还有无法忽视的地理差距。我们甚至不清楚塞奥彭普斯是否去过意大利，他的叙述几乎就是一套诋毁野蛮民族的标准说辞⁹。古希腊人经常用体毛稀少和阴柔娇弱来批评东方的敌人，即吕底亚人和后来的波斯人¹⁰。在有关这些民族的文献和图像中，男人总是穿着宽松的裤子，戴着奇特的头盔，皮肤非常光滑。他们被描绘成具有威胁性的小丑：其保养身体的方式明显缺乏阳刚之气，导致他们显得古怪、陌生而危险。把同样的特征安在伊特鲁里亚人身上，似乎更像是古希腊人的偏见，而非文化现实。古希腊人还指责波斯敌人任用阉人和发展男人之间的性关系——在雅典，只有年轻男子与其年长爱慕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才能被视为正常现象。阿特纳奥斯的宴会对话录引用了塞奥彭普斯抨击伊特鲁里亚人的长篇大论，而就在同一卷中，本都的赫拉克利德斯也发表了观点，他是公元前4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作为一个生活在阿契美尼德帝国[3]的希腊人，他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撰写了一部充满偏见的波斯史。赫拉克利德斯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了波斯国王的性生活，据说他们白天一直睡觉，到了晚上就欣赏音乐，跟妃嫔们彻夜狂欢¹¹。有这么一群堕落的懒人当统治者，谁还会尊重波斯帝国呢？

图40 伊特鲁里亚陶器上的黑白人物图案永远保留了伊特鲁里亚人沉溺于性爱的传说

在塞奥彭普斯介绍伊特鲁里亚性习俗的话语中，也隐藏着相似的信息。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伊特鲁里亚人的性爱观使他们变成了一个理应被征服的民族。波斯国王通宵玩乐，忽视政务，因此不配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伊特鲁里亚人也一样，他们没有资格掌管自己的土地。我们再看一遍这份文本：在伊特鲁里亚人的丑陋行为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连“他们的妻子”也参与了性爱游戏，还可以向她们喜欢的任何男人“敬酒”（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结果是什么呢？所有出生的孩子都被平等地抚养成人，不管他们长得多么像朋友或邻居。因此，从一种敌对（且父权）的观点来看，伊特鲁里亚的孩子不可能都是他们父亲的真正继承人。非婚生育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民族。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伊特鲁里亚地主，无论如何炫耀自己的财富和特权，都只是私生子而已，跟贫民区的妓生子差不多，希腊人完全可以轻蔑地对待他们；而且，伊特鲁里亚人的土地未必是他们的合法财产，任何希腊人都有权争夺这些土地。

而且，塞奥彭普斯对于各种形式的肉体享乐几乎都不赞成，大多数人肯定不会邀请他参加自己理想中的晚宴。伟大的苏格拉底去世以后，混乱而激烈的争论填补了雅典的空白，塞奥彭普斯在这种环境中学习，最终变成了一个坚定的享乐主义反对者。享乐主义学派认为，追求愉悦是人生的唯一真实宗旨，享乐是活着的唯一内在目标。这个观点的提出者是哲学家亚里斯提卜（公元前435—前356），他来自昔兰尼，即今天的利比亚。亚里斯提卜本能地反对苏格拉底的道德人生观，尽管他当初是专程来雅典向这位伟人学习的。亚里斯提卜对苏格拉底理论的强烈抵触很可能源于他和偶像相处的时光：他的老师虽然非常高尚，却并没有好下场，亚里斯提卜见证了苏格拉底的陨落，所以决定及时行乐。苏格拉底学说的其他继承者都厌恶亚里斯提卜的态度，而年轻的塞奥彭普斯就在这群古板的思想家中。亚里斯提卜遭到的指责主要是抨击他的性生活：他跟一位美丽的“赫泰拉”（hetaera，意为“伴侣”，不过指的是一种多才多艺的职业妓女）同居了，对方名叫拉伊斯。在那个充斥着性爱争论、享乐怀疑和恶意诽谤的环境中，塞奥彭普斯很难不受影响¹²。因此，这份关于伊特鲁里亚性习俗的著名叙述，其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种种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塞奥彭普斯的著作明显带有偏见。或许它的确反映了伊特鲁里亚人行为的某些细小方面，比如女性参加宴会的现象已经得到了考古学记录的证实。然而，我们无从得知在这样的晚宴结束以后，夫妻、朋友或主仆之间会发生什么；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塞奥彭普斯是错误的。古罗马文学描述了行为不端的伊特鲁里亚贵族女性和强占他人之妻的伊特鲁里亚王子，当我们把那些故事跟古希腊文献放在一起时，相对模糊的考古学记录提供了想象的空间。除了古代文本之外，个人的喜好和观念也会影响我们的诠释。在18世纪，温克尔曼批评伊特鲁里亚艺术的理由之一就是强烈的性暗示降低了作品的格调。膨胀的肌肉、醒目的女人、夸张的眼睛和嘴唇——他认为这些特征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情欲，破坏了伊特鲁里亚艺术的成就。

伊特鲁里亚人的性爱道德观虽然令温克尔曼感到厌恶，却吸引了另一位热爱享乐的艺术家。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流行看法恐怕大部分都源自这位艺术家，至少在英国如此。他还带来了风靡全世界的文学作品和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庭判例[4]。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出生于1885年，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曾当过教师。在母亲的培养下，年少的劳伦斯赢得了中学的奖学金，最终也成了一名教师。他与女性的密切交往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灵感：有一位女性朋友把自己的日记借给了他；他向一个童年好友求婚，结果又抛弃了她；在母亲死后，他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¹³。不过，在1912年，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可惜她已经结婚了。

我们可以从照片上感受弗瑞达·维克利的美丽，她五官端正，头发浓密，有一双睿智的大眼睛。她比劳伦斯大六岁，当她跟这位年轻的作家私奔时，她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两人逃往弗瑞达的故乡德国，随后一路向南，首次来到意大利。劳伦斯将一次又一次地重返这个国家，探索不同的地区，包括托斯卡纳的海岸、西西里岛的陶尔米纳以及阿布鲁佐的高山。在此期间，他一直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上流社会无法接受他和弗瑞达的关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德矛盾则让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1925年，劳伦斯搬回托斯卡纳，住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栋别墅里。正是在那儿，他写下了自己最具争议的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最初是在佛罗伦萨以私人名义出版的。

1927年春，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的前一年，劳伦斯南下游览了伊特鲁里亚的著名遗址，其中就包括塔尔奎尼亚。那些废弃的遗址位于荒郊野外，附近只有陌生而古怪的车站。在当地导游的陪同下，劳伦斯进行了一个月的探索，后来他还用幽默的笔触刻画了这几位导游。他在《伊特鲁里亚遗址概况》[5]（1932年）中讲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那至今依然是备受读者喜爱的行旅文学作品。劳伦斯以其特有的抒情风格记录了每一次参观，并且把人生哲学融入了描写之中，比如他会这样介绍塔尔奎尼亚棺材上的雕像：

如果是一个男人，他的身体刚好暴露到肚脐以下，手里拿着神圣的“帕泰拉”[6]……它代表着宇宙的圆形胚胎……因此，每个男人体内都有生命的核心，从婴儿时期到老年阶段，核心始终如一；那是某种火花，某种不生不灭的基本粒子。¹⁴

无论是解读雕像的生命意义，还是在公交车上幻想乘客的伊特鲁里亚血统，劳伦斯都爱上了他心目中的伊特鲁里亚人。在他看来，他们表现出了他所珍视的各种价值观和美德，他们的艺术展示了一个失落的世界，在那里，享受性爱并不是可耻的事情——康斯坦丝[7]也在梅勒斯的怀抱里憧憬着同样的乌托邦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另一场性爱革命开始时，凯尼塞拉的雕像和鞭笞之墓才被发现，因此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劳伦斯会如何看待它们。不过，根据他对塔尔奎尼亚壁画的反应，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他把“餐厅之墓”重新命名为“盛宴之墓”，并进行了描述：

这些壁画多么可爱啊！环绕房间的那群舞者依然色彩鲜艳、栩栩如生……醉酒的女人潇洒地仰起头，伸展修长而有力的手指，显得既狂野又克制，体型魁梧的年轻男子面朝着她，向她抬起舞动的胳膊，两人的拇指差一点儿便互相触碰。¹⁵

凯尼塞拉雕像的丰满胸脯和优美腰窝很可能会让劳伦斯欣喜若狂——他肯定认为这体现了在死亡的公共空间中探索自愿性行为的意图，因此完全符合他心目中伊特鲁里亚社会健康的开放。在《伊特鲁里亚遗址概况》的行旅文学风格背后，隐藏着一种宣言和警示。这本书把伊特鲁里亚生活的自由和美丽（包括被劳伦斯视为性解放的部分）与作者游览的意大利进行了比较。墨索里尼鼓吹他的政权再现了古罗马的辉煌，于是他被描绘成古罗马恶魔的继承人，正如古罗马曾经毁灭了伊特鲁里亚一样，法西斯主义也会撕裂欧洲。劳伦斯鄙视军国主义以及关于古罗马和法西斯主义罗马的宣传；他抛弃了古罗马文献对伊特鲁里亚人的叙述，坚持自己的解释。他相信，通往幸福的道路就是重建伊特鲁里亚价值观，即追求各种形式的享乐。

图41 公元前5世纪的烛台装饰雕刻了一对正在拥抱的情侣

看起来，这似乎是对塞奥彭普斯的一次猛烈反击。然而，为了让伊特鲁里亚考古学适应自己的理论，劳伦斯承认了伊特鲁里亚人的离经叛道。他在无意中支持了敌对作者的批评和诽谤，因为他并未反驳那些描述，而是重新进行了解释。如果你在英语世界中最积极的拥护者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浪子，那么这对你的名声没有任何好处。在整个20世纪，随着鞭笞之墓的发现和其他伊特鲁里亚性爱艺术的鉴赏，塞奥彭普斯的叙述和劳伦斯的重塑已经融入了公众对伊特鲁里亚人的成见之中。人们认为凯尼塞拉的雕像刻画了一位统领臣民的性爱女神，这显然是一种源于自由性爱的解释。

问题在于，凯尼塞拉的雕像和那些色情的坟墓壁画之所以引人注目，恰恰是因为它们非常罕见。伊特鲁里亚的性文化隐藏得很深，跟雅典的情况截然不同。在雅典，尽管塞奥彭普斯及其朋友强烈反对肉体享乐，但是年轻男人与年长男人、丈夫与妻子、妓女与顾客之间的限定关系使性爱规则变得显而易见，并且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艺术和文学作品中。在伊特鲁里亚，我们不知道哪些关系会得到鼓励，哪些关系会遭到轻视，也不知道性行为准则是否重视个人意愿。这种知识的缺乏创造了一片空白，而塞奥彭普斯、劳伦斯、温克尔曼以及塔尔奎尼亚的纪念品商店则用他们对伊特鲁里亚人性生活的观点填补了那片空白。更何况，游客乐意为性爱故事埋单，尤其是再加上一点儿讨人喜欢的丑闻。伊特鲁里亚神话的这个方面如此强大，甚至新出土的文物都会立刻被归入其中，包括在墓地上发现的一尊美丽的裸体女神雕像。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怎样解释这尊雕像把性爱与死亡放在一起的古怪意图呢？就凯尼塞拉的雕像而言，后来的考古发现为它的身份增添了一些证据。那座圣殿似乎供奉着一位名叫维伊的女神¹⁶。伊特鲁里亚的阿佛洛狄忒或维纳斯并不是她，而是图兰。考古队在同一个地方发现了献给她和古希腊女神得墨忒耳[8]的铭文，因此维伊应该与土地的生产和人类的生育有更加密切的关系。这启发我们重新解释墓地上的裸体雕像，不再把过度开放的性文化作为依据。或许我们也可以考虑性爱体验和性高潮的“小死亡”[9]。尽管这个词语是近代才出现的，但我们无法否认性爱的本质是变化。同所有仪式一样，性爱也分前、中、后三个阶段，在此期间会有许多事物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参与者的身体、他们之间的关系、体液的交换以及孩子诞生的可能性：一切都变了。死亡也是一种身体和关系的变化，也会经历三个阶段，而且同样不可逆转。在举行葬礼时，人们必须克服失去至亲的痛苦，燃起迎接未来的希望，所以正需要一位代表性爱与死亡的女神来抚慰生者的心灵。

在这种情况下，凯尼塞拉的雕像不应该是惊人或怪异的，那只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所带来的认知。在本章中，我们看到了局外人以各种方式重新塑造伊特鲁里亚的性文化，使其符合他们的想法。塞奥彭普斯需要败坏敌对势力的名声；温克尔曼需要说明他为何蔑视曾经备受推崇的伊特鲁里亚艺术；劳伦斯需要把自己的欲望和恐惧灌输到一个失落世界的梦想中；20世纪60年代的伊特鲁里亚研究者需要解释他们的发现，从不断变化的社会中汲取灵感；塔尔奎尼亚和奥尔维耶托博物馆纪念品商店的老板知道活泼的性爱故事会吸引游客。然而，那些游客对书本中的性爱、电影里的性爱和历史上的性爱所抱有的兴趣跟他们对死亡和幻灭的恐惧一样强烈。在我们看来，把这两种巨大的力量放在一起是不协调、不合适的：最好是嘲笑一种，忘记另一种。伊特鲁里亚人接受了性爱与死亡的重要性和关联性，或许在面对两者时，这才是更加健康的反应。

图42 镜子上描绘了帕里斯[10]、海伦、阿喀琉斯和克律塞伊丝，旁边写着他们的伊特鲁里亚名字，年代约为公元前3世纪

[1] 库罗斯（kouros）：希腊语，本意为“年轻的男性”，现在指刻画全裸男性青年的古希腊立像。下文提到的“考丽”（kore）是与之对应的女性雕像。

[2] 滥交派对（bunga bunga）：意大利网络流行语，最初被用来指代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举办的性爱派对。

[3] 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波斯第一帝国，存在于公元前550—前330年。

[4]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庭判例：指1960年企鹅出版社因出版未删节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遭到起诉，最终被宣判无罪。

[5] 《伊特鲁里亚遗址概况》（Sketches of Etruscan Places）的中译本名为《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

[6] 帕泰拉（patera）：一种由陶土或金属制成的祭酒浅碗，底部中央有一圆形凹痕。

[7] 康斯坦丝（Constance）：《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查泰莱夫人，下文提到的梅勒斯即她的情人。

[8] 得墨忒耳（Demeter）：古希腊女神，掌管土地的生产和人类的生育。

[9] 小死亡（little death）：源于法语，本指意识的短暂丧失或减弱，现指性高潮后接近死亡的感觉。

[10] 帕里斯（Paris）：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伊王子，与下文提到的海伦、阿喀琉斯和克律塞伊丝都是古希腊神话人物。

第九章 裹尸的文字

当你拿起这本书，翻到这一页时，你正在运用一项非凡的技巧。这项技巧诞生的时间相对较晚，并且调动了人脑最强大的几种能力。你可以看到这些黑白打印的形状，把它们串联起来。它们构成文字，文字传递思想。而我可以通过这些文字向你介绍另一个世界，描述你也许从未见过的地方。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思考阅读和写作的本质，我们会发觉这是一个足以改变人生的奇妙现象。读写文化以及后来大众读写文化的形成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的数字化技术都基于文本，无论是维基百科的平面脚本，还是每个网站的分层代码。表情符号和短信用语把这种视觉传达简化成最纯粹的形式，回归到书面语言的起源，即象形文字。

在本书中，文献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其他民族对于伊特鲁里亚人的描述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只是因为它们被写在蜡版、莎草纸或牛皮纸上，并得到了仔细收藏和精心保管。这些非同寻常的幸存篇章一般都来自精英阶层的世界。绝大多数历史文献的作者都是富人，他们享有巨大的特权，社会经常将其视为博学的智者，认定他们的作品才值得流传。女性和穷人的文字极少幸存下来，而文德兰达木简便是一个特例¹。考古队从英格兰北部的渍水土壤里小心翼翼地把这批木简挖掘出来，上面记录了一些罗马人的日常琐事，他们就住在哈德良长城以南的堡垒中。如今，女性互相邀请参加聚会以及士兵向家里索要新袜子的文字在大英博物馆里占据着醒目的位置。这些信件之所以特殊，不仅因为它们非常罕见，并且展示了罗马帝国统治下不列颠地区的生活状况，还因为它们是大众读写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证据。

伊特鲁里亚没有相当于文德兰达木简的文物，只有一片尴尬的空白。伊特鲁里亚文字是存在的。前往任何一处伊特鲁里亚考古遗址，几乎都能看到带有文字的东西，比如刻着献语的石头，或者写着题词的陶器。那些字母清晰易读，混合了地中海东部的希腊字母和腓尼基字母的特征²。从右到左分析每个字母，你会得到什么呢？一个名字，另一个名字，名字之间的关系，运气好的时候或许还能发现一两个形容词，仅此而已。你能够从这些零碎的信息中获得许多线索，那也是伊特鲁里亚研究者要做的事情。你可以追溯家谱，注意到母亲和父亲的名字一起出现，认为这证明了伊特鲁里亚社会对女性的重视。你可以找到一个像“兹拉斯”那样的官职名称，并由此推断出一种伊特鲁里亚的“奇维塔斯”。但是，古希腊与古罗马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李维的《罗马史》，还有塞奥彭普斯隔着地中海议论对岸邻居的闲话，而伊特鲁里亚却并未留下类似的文本，只有无尽的沉默。

图43 这枚红玉髓戒指上雕刻着卡帕纽斯被宙斯的闪电击中的画面，旁边写着卡帕纽斯的伊特鲁里亚名字“卡帕内”（Capne）

未知而又陌生，这是伊特鲁里亚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为西方文化的许多部分奠定了基础，因此难以令人产生距离感。其主导地位源于幸存下来的文本，它们被藏在修道院中，躲过了侵略者和宗教狂热分子的破坏。在15世纪和16世纪，随着世界的重塑，这批文本再度崛起，支撑着欧洲强权的发展，最终为横跨全球的几个帝国提供了殖民扩张的正当理由。古典文献依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很久以前潦草写下的文字并未丧失打动人心的力量，而是继续扮演使者的角色，宣传着最初创造它们的社会。这些文化在我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不只是来自严肃的论著，艺术的表达也有一种深深吸引我们的亲切感，可能比任何审慎的科学或哲学都更加重要。如果你坐下来阅读奥维德或萨福的诗歌，你会立刻意识到两人所描述的情感是多么熟悉。然而，伊特鲁里亚诗人的作品却完全失传了。

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伊特鲁里亚学者把他们的杰作写在了容易腐烂的材料上。当时，最常见的两种信息载体似乎是脆弱的莎草纸卷轴和亚麻布制成的书本，这两类文学人工制品都出现在了视觉艺术中：你可以看到伊特鲁里亚的死神拿着卷轴，里面大概记录了亡者的名字；许多陪葬的家具上都刻着亚麻布书本，尤其是现藏于梵蒂冈的一件雕塑，展示了紧挨着死者头部的亚麻布书本³。但是，这些材料并不耐久，除非得到小心谨慎的保存（有时候也可能意外遭遇火山爆发或环境突变，因而被封藏起来）。莎草纸在潮湿的情况下容易腐烂，而反复的折叠又加快了损坏的速度。亚麻布不仅会发霉，还深受蛀虫之害。即使伊特鲁里亚文本保存完好，也可能遭到故意破坏——被烧毁、撕碎或重复利用。你可以拆开一本亚麻布书，回收利用它的页面，正如本章准备重点介绍的物品一样。

萨格勒布文本看起来完全不像我们已知的书籍，它被切割成长条，用来包裹一个女人的尸体，变成了木乃伊的裹尸布⁴。1848年，一位喜欢冒险的克罗地亚年轻人米哈伊洛·巴利奇买下了这具木乃伊，当作他在埃及旅行的纪念品。这具木乃伊被带回维也纳，笔直地挺立在巴利奇古怪的起居室里，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巴利奇对他的新朋友感到越来越好奇，在某一天解开了缠绕木乃伊的布条。他似乎认为上面的文字很正常，没有证据表明他曾试图邀请古文物专家来检查那些布条。在巴利奇去世以后，木乃伊及其裹尸布被运往当时的斯拉沃尼亚王国，即今天的克罗地亚东部。它仍然保持着直立的姿势，依靠一根铁棍支撑身体，显得非常诡异。它的接收者是巴利奇的弟弟伊利亚，他是一位神父，对兄长的收藏品没什么兴趣。10年后，这位神父终于受够了。他签署协议，将巴利奇的古文物转让给一个机构，也就是现在的萨格勒布考古博物馆。

这具木乃伊刚抵达博物馆就被写在了藏品目录上，并得到了妥善的保管。负责记录的学者注意到了文字的存在，却以为那是埃及象形文字。博物馆从开罗请来了一位德国籍的埃及学家，名叫海因里希·布鲁格施（1827—1894），曾参与过孟菲斯[1]遗迹的考古挖掘。他是古埃及文献翻译的顶级专家，早在16岁便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但他竟然忽略了那些符号。直到偶然遇见一位19世纪的名人，他才把萨格勒布木乃伊从阴暗的博物馆库房中拯救出来。布鲁格施曾以大使的身份在波斯工作过一段时间，后被任命为普鲁士驻开罗的领事。在旅途中，他结识了著名的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1821—1890）。两人很可能是在1869年之后相遇的，当时伯顿已经被派往大马士革工作，不过他们也可能是15年前在开罗邂逅的。1887年，两人聊起了卢恩字母[2]和其他字母，布鲁格施提起了萨格勒布木乃伊裹尸布上的奇怪符号。遗憾的是，这两个大人物最终推断那些符号是非常罕见的……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埃及《亡灵书》⁵！

在十四年后的1891年，这具木乃伊再次被运往维也纳。当它抵达后，另一位古埃及文献专家雅各布·克拉尔检查了裹尸布上的文字——这一回的结论是科普特语。他想研究这份难解的文本，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科普特语，也有可能是利比亚语。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此时，那些裹尸布才重新组合在一起，显示出它们的原始形态，即一本亚麻布书。克拉尔按部就班地测量了每一条布带，记录了每一段文本，并首次进行了分栏。他意识到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于是查阅了图书馆的资料，还请教了自己的同事。他发现木乃伊出土的埃及背景只是障眼法，这些文字的作者其实是伊特鲁里亚人。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亚麻布条变色了，但是上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从右到左排列成十二栏。前三栏的保存状况较差，几乎难以阅读，而剩下的部分都易于辨认，只是未必完整。

现在，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思考伊特鲁里亚作品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木乃伊的裹尸布解开了，上面的内容被确定是伊特鲁里亚语，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份独特的文本讲述了什么？目前已知唯一幸存的伊特鲁里亚亚麻布书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答案是我们得到的信息很少，因为我们还不能理解伊特鲁里亚语。是的，我们可以阅读字母，这些字母源于希腊语和腓尼基语，并且为拉丁字母奠定了基础。实际上，26个拉丁字母中有21个都来自伊特鲁里亚语。然而，我们看不懂字母组成的单词。这与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困难相反，在那种情况下，文本无法阅读，但是可以理解。不幸的是，据我们所知，伊特鲁里亚语是一种几乎完全孤立的语言。它并不属于在欧洲和亚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印欧语系。同源词表格显示，在印欧语系中，距离很远的语言也有共同的起源，如梵语和英语。所谓同源词，就是指表示同一对象的关系密切的单词，表2列举了七种不同的印欧语言及其表示“母亲”和“水”的单词⁶：

图44 小公鸡形状的布凯罗陶器，上面刻着伊特鲁里亚字母表，或许这是一个墨水瓶

表2

而伊特鲁里亚语表示“母亲”的单词似乎是“ati”，表示“水”的单词可能是“thi”，二者的发音和拼写都与印欧语系对应的单词非常不同。有些语言与伊特鲁里亚语存在相似之处：学者们指出，利姆诺斯语（仅在利姆诺斯岛上使用的一种语言）或许源于在此定居的伊特鲁里亚商人的语言。雷蒂语也跟伊特鲁里亚语有关，那是一种在瑞士和奥地利的部分地区使用的语言。雷蒂语和伊特鲁里亚语似乎有相同的基本语法结构。古罗马文献把雷蒂人与伊特鲁里亚人联系起来，但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究竟是雷蒂人在意大利北部的贸易活动中学会了伊特鲁里亚语，还是两个民族有共同的起源呢？即使是利姆诺斯语和雷蒂语的铭文，对于理解伊特鲁里亚语的帮助也不大。我们并没有足够的例证来确定这三种语言是否互相关联并属于所谓的第勒尼安语系⁷。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更加值得怀疑的猜想，有人把目光投向了安纳托利亚，有人关注近东地区，也有人寄希望于匈牙利。最后一种观点兴起于19世纪，经过系统的论证被否定了，却又在2003年重新出现。伊特鲁里亚语与闪米特语有关的观点在维多利亚时期也很流行，但是证明二者联系的尝试失败了⁸。安纳托利亚理论是最持久的，而且现在认为伊特鲁里亚语与卢维语（很可能是特洛伊城所使用的语言）有关的看法依然挥之不去⁹。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者们还在提出并否定各种新的猜想，甚至有人相信阿尔巴尼亚语跟伊特鲁里亚语关系密切，尽管阿尔巴尼亚语属于印欧语系¹⁰。

这些观点的问题在于它们都依赖同一种翻译方法，即词源学方法。正如表2所示，如果几种语言具有相关性，它们的单词和语法结构肯定会呈现出明确的联系。然而，我们很容易看到并不存在的联系。单个词语的相似性几乎无处不在：例如，日语表示“骨头”的单词碰巧是“hone”[3]，发音接近英语的“bone”（骨头）。19世纪有一位学者名叫威廉·保罗·科尔森（1820—1875），他致力于用这种方法来证明伊特鲁里亚语和拉丁语（排除后期出现的外来词）之间的联系。在他去世前不久，他的作品遭到了毁灭性的批评，暴露了这类论证的循环本质：两种语言之间存在联系，所以单词具有相似性；单词具有相似性，所以两种语言之间存在联系。这种精心挑选特殊单词的做法有时依然会出现，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并非一种方法，而是三种不同的方法，从各个角度向伊特鲁里亚语发起进攻。

这种研究模式被称为“组合法”，即利用所有可能的线索，把信息集中起来，破解伊特鲁里亚语的奥秘。“组合法”的第一步就是观察字母、单词和结构，寻找语法塑造语言的方式。例如，一个单词的词尾在不同的语境下会发生变化吗？变化的原因是单复数或所有格吗？前缀呢？单词有通用的词头吗？一旦把这些重复性的小附件去掉，就只剩下词根了。例如，单词“use”（使用）可以衍生出“useful”（有用的）、“usefully”（有用地）、“used”（使用过的）、“using”（正在使用）、“user”（使用者）和“misuse”（滥用）。在这种情况下，三个字母的结构“use”将不同的单词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家族。或者，我们也可以关注后缀，例如“useful”（有用的）、“faithful”（忠实的）、“regretful”（后悔的）、“mournful”（悲伤的）等。有一个伊特鲁里亚语单词是“qutum”，意为“水壶”。我们还能找到“qutumuza”，其含义似乎是“小水壶”¹¹。那么，如果在其他地方见到“za”，我们基本就破解了单词的一半意思——它肯定是指某个小东西。

在一个文本数量有限的世界里，“组合法”的第一步只能带你走这么远。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不再拆分单词，而是把它放回句子的语境里，放回伊特鲁里亚文本的语料库中。例如，有一件来自维爱的布凯罗陶器上写着“mini alice velthur”¹²。我们知道“velthur”是一个人名，即“维奥瑟尔”。那么，这个叫“维奥瑟尔”的人和一件布凯罗陶器有什么关系呢？为何他的名字会写在陶器上？维奥瑟尔是陶器的制造者吗？恐怕不是——我们可以在别处找到另外两个单词，从而推测出整句话的含义。前面的“ali”似乎是指赠送礼物的行为，在其他语境下，它会跟带有不同词尾的人名一起出现。名字的变化对应着格的变化：也许是表示拥有的属格，或者在这个例子中，更有可能是与格[4]，表示被提及的那个人收到了某种东西。不过，“velthur”没有变化，所以维奥瑟尔没有收到任何东西。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跟礼物有关的事情呢？维奥瑟尔是赠送者。那“mini”呢？“mi”是一个代词，在许多文本中都出现过，但在这里它有一个变化的词尾。正如名字一样，常用代词的变化意味着格的变化。在这个例子中，“mini”为宾格，显然是受到动词“alice”影响的宾语。因此，把所有信息综合起来，我们会得到：“mini alice velthur”——“维奥瑟尔送给我的”。

最后一步是走出语言的世界，回归考古学。在探索伊特鲁里亚语的过程中，这大概是最古老的方法了。有一位15世纪的修道士叫维泰博的阿尼奥，他宣称自己可以翻译伊特鲁里亚语。实际上，他还编了一本书，专门收录他发现并翻译的伊特鲁里亚失传古籍¹³。他出生于维泰博，而令人怀疑的是，那些奇迹般重见天日的文献恰好提到这座城市是古代意大利中部的政权所在地。据说，它还是最伟大的宗教中心，并且对罗马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阿尼奥的文本全部是假的。当他竭力伪造更加著名的古罗马作家的文本时，正处于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开始提出质疑。即便如此，阿尼奥的骗局直到1565年才被揭穿。有趣的是，他的暴露源于政治对考古学的利用：美第奇家族的一份结婚契约提到了阿尼奥的观点，结果引起了一位反美第奇学者的注意，这位学者做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¹⁴。一旦人们明白阿尼奥在佛罗伦萨的建立问题上犯了一个基础性的错误，他其余的作品马上就显得非常可疑了。

所幸在后续的几个世纪，伊特鲁里亚语的考古学研究赢得了更好的名声。从20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文本出土信息（包括它们来自什么地方以及写在什么物品上）被保存起来，以便考察文本在伊特鲁里亚社会中的使用方式。这些资料为单词和短语提供了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其含义。20世纪和21世纪的考古挖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新的伊特鲁里亚文本。1964年，一组非常惊人的物品出土了。在切尔韦泰里的古代港口皮尔吉，考古队小心翼翼地挖掘出三块金板，上面刻满了文字¹⁵。此次发现具有完整的考古学背景，对于确定金板的用途意义重大，不过主要线索还是钉孔的存在：这些金板是一份公告，原本挂在港口神殿建筑群的墙壁上。

了解皮尔吉金板的背景有助于翻译这份复杂的文献，它是最古老的伊特鲁里亚长篇文本之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前后。在繁忙的国际交通枢纽，面向公众的告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它必须是用多种语言书写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皮尔吉文本使用了腓尼基语和伊特鲁里亚语，大概是以港口最常见的两种语言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实际上，考古队在皮尔吉出土的陶器碎片上也发现了腓尼基语的文字。幸好，作为一种跟希伯来语有关的闪米特语，腓尼基语是能够被读懂的¹⁶。因此，我们可以把腓尼基语铭文与伊特鲁里亚语铭文进行比较，二者的内容非常相似。它们都记载了一座献给女神乌尼的小型神殿，两份铭文在提到她时，不仅使用了她的伊特鲁里亚名字，还加上了她的东方名字“阿施塔特”。新神殿的建造者在伊特鲁里亚文本中名叫“thefarie velianas”，在腓尼基语文本中则是“tbry wlns”（拉丁语写作“Tiberias Velianas”，即“提比利亚·维利亚纳”），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多么慷慨，他对女神乌尼（或阿施塔特）是多么忠诚。所以，他制作了史上最华丽的海报之一，声称自己是女神最宠爱的凡人，“被她捧在手心里”¹⁷。

图45 皮尔吉金板，上面有伊特鲁里亚语和腓尼基语铭文，年代约为公元前500年

皮尔吉金板提供了许多线索，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伊特鲁里亚港口的生活。首先，当时的政客跟现在一样，都喜欢自我宣传；提比利亚·维利亚纳是一位“兹拉斯”，即伊特鲁里亚的行政官员，他已经连任三年，显然非常成功。其次，对于这位大权在握的官员来说，神明授予的权力是值得炫耀的资本，而且可以增加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分量¹⁸。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民间大范围传播信息的最佳方式就是把想说的话写成文字。不是图片，而是文字。皮尔吉文本被钉在了墙上，意味着人们能够读懂它。不是祭司或富豪，而是忙于日常事务的普通民众，包括外国商人和伊特鲁里亚的贸易家族，他们会被金板的光芒所吸引。提比利亚·维利亚纳详细描述了奢侈的献礼和女神的赞赏，显然他相信民众具备高超的阅读能力。伊特鲁里亚人的读写水平远远超出了他们留在坟墓家具上的那些铭文。这也不应该令人惊讶：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就连普通物品上都刻有字母和名字。提比利亚·维利亚纳相信，若要宣传他的官员身份以及他和女神的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内容写下来。

图46 奥鲁斯·佩特罗尼乌斯的骨灰瓮，因上面所写的伊特鲁里亚文字而得名，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

在公元前500年的皮尔吉，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重要性，在那个社会，人们普遍具备阅读能力。二百多年后，写在亚麻布上的萨格勒布文本面向的读者也是如此¹⁹。这两个世纪见证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预示着伊特鲁里亚文明开始走向衰落。公元前474年，衰败的迹象已经出现了，希腊殖民者在库迈战役中击溃了伊特鲁里亚海军，动摇并瓦解了伊特鲁里亚对坎帕尼亚的控制²⁰。贸易路线被破坏，伊特鲁里亚的财富受到威胁。随后，在公元前4世纪初，一座新兴的南方城市——罗马，开始觊觎北边的邻居伊特鲁里亚²¹。伊特鲁里亚语逐渐被南方敌人的语言所取代。拉丁语和伊特鲁里亚语互相竞争，许多家族都感到左右为难，这种情况从他们的墓志铭上可见一斑。许多富裕的家族不再满足于只有伊特鲁里亚语名字，而是在棚屋骨灰瓮的门框上方刻下双语铭文。等到萨格勒布文本出现时，伊特鲁里亚语的前景已经非常黯淡了。伊特鲁里亚文本流落埃及的浪漫幻想恐怕与现实不符；更加合理的解释是，萨格勒布的木乃伊回收利用了一本曾经珍贵的亚麻布书，这也证明了伊特鲁里亚语的没落。经历过无数次类似的打击之后，伊特鲁里亚语慢慢地从考古学记录上消失了。

当然，这种语言还是会偶尔引起人们的兴趣：据记载，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是最后几个会说伊特鲁里亚语的人之一。他的第一任妻子来自一个伊特鲁里亚家族，名叫普劳提娅·乌姑兰尼拉，她后来的不忠行为似乎并没有减少丈夫对伊特鲁里亚文化的好奇心²²。克劳狄乌斯特别喜欢研究伊特鲁里亚人的宗教，尤其是他们预言未来的能力²³。实际上，伊特鲁里亚语的命运便是由它跟神秘学的联系所决定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收藏的伊特鲁里亚文本无法抵挡一个新宗教的冲击，正如下一章所示，这个新宗教将积极地与伊特鲁里亚信仰对抗。在罗马颠覆伊特鲁里亚的灾难中，只有极少数亚麻布书籍幸存下来，而狂热的基督徒又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不可避免的附带损害，导致这些仅剩的文本也丧失殆尽了。

图47 刻着克劳狄乌斯头像的金币，这位皇帝对伊特鲁里亚文化非常着迷

在皮尔吉金板得到广泛阅读的辉煌岁月与萨格勒布文本被认错语言的尴尬时刻之间，横亘着2400年的光阴。然而，通过学者们的努力，运用“组合法”收集语言学证据和考古学资料，亚麻布条上的文字是可以阅读的。这本书似乎介绍了伊特鲁里亚每年的宗教节日。因此，它提供了一些关于伊特鲁里亚宗教日历的详细信息。有一段翻译出来的部分说到了一个具体的日期：9月26日。在这一天，人们应该向海神尼提恩（尼普顿[5]）献上礼物，而且文中规定礼物必须是美酒。这本书安排了伊特鲁里亚居民的生活，划分了不同的季节，列举了神明的要求，以确保人们的健康、财富和长寿²⁴。

如今，文字依然拥有同样的力量，可以调动情绪，或者传达指令。在一个由键盘主宰的数字化世界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文字。通过手机和电脑进行的交流离不开文本。我们的指尖有上千座图书馆，连接着无数的电子图书和在线视频，能够把我们带入新的世界。伊特鲁里亚语的故事，它的消失和局部的恢复，都与这个新的文本世界密切相关。语言一直在不断地走向灭亡，它们仅仅保存在数字化档案中，和亚麻布上的文本一样脆弱。如果无人使用，任何语言都会消失。展望未来，数字化领域真的是保存文学和文化的安全之所吗？由于物质性而得到重视的纸质书有可能成为书面文字的唯一栖身之处吗？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科技进步有望推动语言学的发展。计算机模拟可以检查并浏览所有文本，提取和比较众多古代文献中的词语²⁵。在伊特鲁里亚文学的完整语料库中搜索单个词语的工作量大大降低，随着速度提升，研究可能会取得突破。在考古学的世界里，新发现层出不穷。20世纪90年代末，一组青铜刻板被交到了托斯卡纳山城科尔托纳的警察局，上面有目前已知最长的伊特鲁里亚铭文之一²⁶。另一份萨格勒布文本，另一部亚麻布书，可能就藏在某个地方。伊特鲁里亚语的证据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而新的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充分利用这些证据。伊特鲁里亚传说的这个核心部分，亦即难以索解的语言，或许终将被破译。

[1] 孟菲斯（Memphis）：一座古埃及城市，位于今尼罗河三角洲南部。

[2] 卢恩字母（runes）：又称“如尼字母”。

[3] hone：此谓日语“骨头”的罗马拼音。

[4] 与格（dative case）：名词的语法上的格，通常表示动词的间接宾语。

[5] 尼普顿（Neptune）：古罗马神话中的海神。

第十章 聆听肝脏的声音

伊特鲁里亚人的宗教身份非常有名，在现代人的心目中，这大概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伊特鲁里亚人的神秘感不仅来自伊特鲁里亚语的难解问题和伊特鲁里亚人的模糊起源，而且跟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这一点很令人困惑。对于2500年前的信仰，我们到底能够了解多少？人们的宗教信仰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现象，反映了他们认为怎样的仪式可以定义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当伊特鲁里亚的祈神者闭上眼睛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考古学和历史学只能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考古学提供了关于宗教信仰的零碎物品，而历史文献则介绍了局外人的观点，其中有些作者还支持古典时代晚期与之竞争的信仰体系，尤其是一个坚定推崇犹太先知的新宗教。因此，从一开始，伊特鲁里亚宗教信仰的具体情况就是未知且不可知的。

话虽如此，宗教文物依然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真实的信仰证据。某人在某处投入了时间和资源，制作了可以实现自己信仰的东西，本章的核心物品就是其中之一。它凭借自身的存在创造了信仰，为使用者提供了伊特鲁里亚宗教宇宙运行的指南。它出现在伊特鲁里亚世界的末期，比萨格勒布木乃伊的裹尸布晚了一个世纪，当后者被写上文字时，伊特鲁里亚已经失去了在意大利的支配地位¹。它证明了伊特鲁里亚宗教信仰的影响力和持久性。它是目前挖掘出的最重要的伊特鲁里亚文物之一，而它的长度只有12.6厘米。1877年9月下旬，这件小小的青铜制品在田间被发现。此地位于平坦肥沃的山谷中，远离托斯卡纳的丘陵，甚至比马尔扎博托的沟壑还要靠北²，附近的特雷比亚河流向意大利北部，注入伟大的波河，那里盛产粮食。在1877年，这是一个相对舒适而富裕的地区，没有像别处一样受到贫穷的困扰。

当地的生活水平很重要。这样一件文物能够被上交，充分说明了发现它的农夫并非一般人。他在马拉的犁具前注意到了如此不起眼的一块青铜，并且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一连串事件在其他地方恐怕不会发生。一旦除掉从田里带来的泥土，这件小小的青铜制品便显露出奇特的形状，平坦的表面上有一些古怪的凸起。右边的刻线从一个中心点向外发散，而左边的刻线则构成了类似砖墙的图案。外围还有一圈仔细勾勒的线条，随着轮廓清晰的边缘起伏，虽然在土壤里埋藏了数个世纪，但是仅仅受到了轻微的腐蚀。在这件小巧的青铜制品清理干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布满了铭文，每个区域都被划分出来，并标上了字母。总共有16个区域在外围，24个区域在内部，所有区域都挤在这个小小的物品上，而且它的底部还刻着另外两个单词。无论这是什么东西，从设计的目的来看，它应该是用于阅读和研究的。在历史文献的语境下，它那奇特的形状和古怪的凸起忽然得到了解释：这是一个与实物大小相同的羊肝模型。

图48 著名的皮亚琴察铜肝，出土于一片田地，证明了伊特鲁里亚宗教的延续性

这件小巧的人工制品被称作“皮亚琴察铜肝”（现藏于皮亚琴察的法尔内塞宫博物馆），它证明了人类对于预测未来的兴趣是多么持久和强烈。它的特殊形态很像其他更加古老的文化留下的遗物。例如，有一件类似的黏土制品来自伟大的古城巴比伦³。这个陶肝大约制作于1400年前，上面刻满了楔形文字。正如皮亚琴察铜肝一样，它也展示了胆囊、尾状叶和腔静脉，那原来是羊肝所必备的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跟皮亚琴察铜肝相比，我们更了解巴比伦陶肝在青铜时代的使用情况。幸存的文献描述了一种特殊的祭司，即“巴鲁”，他们会利用有关肝脏的知识来影响国家的重大决定⁴。只有家世清白、生活纯洁的男性才能担任巴鲁，通过阐释神明的旨意，为国王出谋划策。

人们还从赫梯帝国首都哈图沙的大堡垒中发现了36个刻有铭文的肝脏模型，赫梯帝国曾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统治过土耳其⁵。由于这种对动物肝脏的共同兴趣，后来的皮亚琴察铜肝很快被卷入了伊特鲁里亚人起源的争论中。1901年，在它出土不到三十年后，德国学者路德维希·施蒂达（1837—1918）便利用它来证明土耳其和伊特鲁里亚之间的关联⁶。然而，有一个经典的伊特鲁里亚故事介绍了解读动物内脏的做法，即“肝脏占卜术”，反驳了施蒂达的诠释。这个故事在古罗马文献中保存下来，摘自一部已经失传的伊特鲁里亚作品：《塔格斯之书》⁷。西塞罗提供了故事的一个版本，而奥维德则讲述了另一个版本⁸。两个版本颇为相似，足以表明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神话传说，其中还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细节。

这个故事也发生在一片经过耕耘的田野上，不过那里位于伊特鲁里亚的中心地带，靠近塔尔奎尼亚。一名农夫在路上被土坑绊倒了，洞里躺着一个小男孩儿，脸庞却像老人一样。农夫高声叫喊，人群聚集起来。孩子开口讲话，众人为他的智慧所折服。他先透露了自己的名字是“Tarchnes”（塔格尼斯），拉丁语写作“Tages”（塔格斯）⁹。随后，他向人们展示了如何通过飞鸟的踪迹和走兽的内脏来解读神明的旨意，以及预测未来的事情。他还介绍了阴间的情况和死亡的危险。人群中的学者冲回家里，把听到的内容写在纸上，从而为伊特鲁里亚的第一批神圣之书奠定了基础。

这个故事指出塔格斯传授的知识诞生于意大利本土。没有跨越海洋的神秘之人带来力量，没有东方起源的痕迹。塔格斯首先向一个贫穷的农夫显灵，而不是把权力赋予特定的家族、个人、王室或种姓。神明并未直接参与其中，儿童预言家塔格斯谈到了他们，但是没有替他们发言。这位伟大的先知以孩子的形象出现，通过弱小的身体传达神明的知识。人们的读写能力表明这个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尽管描绘塔格斯神话的图案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的一面镜子上¹⁰。有趣的是，考古队在塔尔奎尼亚的奇维塔平原挖掘出了一座神庙，地基中放着一具孩子的尸体，死者生前患有癫痫，可能在发病时出现奇怪的幻觉¹¹。无论那具可怜的小小尸体是否代表人们心目中的塔格斯继承者，或者跟传说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它都强调了这个神话在伊特鲁里亚的影响力、持久性和重要程度。

塔格斯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其他伊特鲁里亚先知也曾出现在人们面前，不同地区的伊特鲁里亚居民都希望和神明建立联系，掌握独特的魔法能力。在北边的丘西，一个年轻的女人透露了另一种预测未来的方式。她的故事流传较少，后来的罗马文献称她为“Vegoia”（维格娅），而她的伊特鲁里亚名字很可能是“Vecu”（维古）¹²。与塔格斯不同，我们几乎不了解她作为女先知出现的情况，也不清楚她正确诠释了哪些征兆来博取人们的信任。不过，文献确实提到了一点：据说她擅长解读空中的闪电和飞鸟的踪迹。维格娅还拥有一种很像魔法的实用能力，她可以控制水流，把赋予生命的液体带给口渴的民众。这条线索有助于推测她所属的年代：虽然“兔子洞”（在岩石中开凿的排水管道）的发明时间很难确定，但它似乎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之后¹³。还有一条关于年代的线索，那就是维格娅把天空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并按其长度规定人们使用的计量单位。伊特鲁里亚词语“naper”（纳佩尔）指的是一段特殊的距离，大概是某种绳子的长度，而建筑的计量单位是27厘米，即一只“意大利脚”的长度。据证实，该计量单位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¹⁴。这种知识的实用性掩盖了其魔法性：人们可以建造整齐而安全的房屋，按照合适的比例进行设计，使外形变得更加美观。维格娅拥有的能力跟日常事务紧密相连，强调了宗教信仰在伊特鲁里亚人的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甚至关系到荒郊野外的管道开凿。正如塔格斯的故事一样，这位女先知利用自己的天赋，让穷人也体验到了神迹。

那些已经失传的奇妙知识在皮亚琴察铜肝上留下了痕迹，外围的16个区域对应着天空的各个部分，据古罗马作家普林尼描述，伊特鲁里亚人会借助天空的分区来剖析闪电和飞鸟¹⁵。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于解读肝脏，说明两种占卜术有着相似之处。在伊特鲁里亚各地，许多物品都描绘了同样的图案——一名站立的占卜师，一条腿支撑身体的重量，另一条腿抬起来，脚踩在石头上¹⁶。占卜师的左手拿着一个肝脏，面前通常是一张桌子或一座祭坛，摆着动物尸体的其他部分。这种姿势似乎非常重要：悬浮于天地之间，正适合解读神明的旨意。大部分图案刻画的占卜师都是男性，但铭文显示女性也会扮演重要的宗教角色，尽管她们的形象很少得到描绘¹⁷。

图49 用于宗教仪式的酒碗，产自奥尔维耶托，年代约为公元前250—前200年

这些图案出现的时间都比较晚，并且完美呼应了后来的古罗马文献。然而，它们仅仅构成了一幅微小的缩影，背后是伊特鲁里亚人信仰变化的漫长过程。推测先知故事的年代是非常困难的尝试，即使有零碎的考古学证据可能支持这些故事，我们也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考古学还揭示了一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并非聚焦于先知和占卜师，而是关注一群能够给予特殊恩惠的神明。伊特鲁里亚最早的神庙，如塔尔奎尼亚的王后祭坛（在公元前8—前7世纪落成并扩大）和维爱的波尔托纳奇奥圣殿（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刚开始只是简单的宗教建筑，被明确划分成三个区域，外加一片类似于露天门廊的空间¹⁸。这种三重结构完全符合仪式的概念，因为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人们会经历三个阶段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典礼也保留了这种标志着生命变化的仪式：从洗礼到毕业典礼，再到葬礼。有前，有中，有后。最重要的时刻是状态发生变化的瞬间，对于宗教仪式来说，那就是神明作用于祈求者的时候。在伊特鲁里亚神庙的废墟里，我们能够想象人们告别日常琐事，走向神明的世界，随后又回归平凡的生活。

关于人们供奉神明的形式，最大的证据之一就是这些宗教建筑内部和周围的遗物。在塔尔奎尼亚的奇维塔平原上，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具孩童尸体之外，还埋葬了一些颅骨变形的婴儿。这里也残留着一条通往岩石裂缝的管道，似乎是用来处置液体的——或许是动物献祭的鲜血，但更有可能是酒水。此地还发生过两起精心策划并认真实施的破坏事件。在入口处的一个坑里，放着一把斧头、一块盾牌和一只弯曲的号角，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初。这三件物品都被故意损坏了，以确保它们无法复原和再次使用。在附近的另一个坑里，有一整套餐具，包括十个盘子和两个杯子，都被摔成碎片并埋了起来。怀着得到回报的希望，把一件物品毫无保留地献给神明，这似乎是伊特鲁里亚早期宗教的主要活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其他欧洲群体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¹⁹。

神庙的某些结构也会成为这项传统的一部分，在建筑改造之后作为祭品得到重新利用。这方面令人印象最深的例子是佛罗伦萨附近的科拉山丘遗址²⁰。当该遗址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开始时，早期神庙的残骸被彻底推翻了。一块巨大的砂岩堵住了通往地下室的石缝，那里大概是原本举行仪式的场所。更加奇特的是，这块砂岩是倒置的，旁边还摆着一枚金戒指和一根金丝，整个组合显然经过仔细设计，最后所有物品都被掩埋了。在另一片区域，有一块圆柱形的砂岩也头朝下放着，可能是一个小型祭坛或立柱的一部分²¹。这种布置方案的规划和执行需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足以证明伊特鲁里亚宗教信仰的强大。

这些隆重的献祭行为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较小的物品更加常见，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确定神明的身份²²。铭文给出了神明的名字，还带有不同程度的细节。陶器上可能只写着两个词的献语，如“mi uni”（给乌尼）。更长的铭文或许会介绍献祭者的身份，然而遗憾的是，关于动机的线索很少。有一个特例是以黏土或青铜制成的人体部位做祭品，大概对应着出现问题的内部器官、生殖器官和四肢²³。但是，通过考察这些物品献祭的神明，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喜好——某些地方会崇拜特定的神明。例如，奥尔维耶托的观景神庙，也就是现存最完好的伊特鲁里亚神庙之一，似乎供奉着天神提尼亚²⁴。在皮尔吉和塔尔奎尼亚的王后祭坛，供奉着女神乌尼²⁵。在维爱，波尔托纳奇奥圣殿被献给女神梅尔瓦，而城墙外的另一座神庙则是献给天神阿普鲁的²⁶。这两位神明的伊特鲁里亚名字非常接近他们的古罗马和古希腊名字，即密涅瓦和阿波罗。

从描述和称号来看，大部分伊特鲁里亚神明都至少有一点像奥林匹斯众神和后来的古罗马众神²⁷。提尼亚是掌管天空和雷电的伊特鲁里亚神明，乍看之下与宙斯完全一样，而统治阴间的艾塔则相当于冥王哈迪斯。许多神明都代表着相似的事物，或许反映了古代生活的主要特征和供奉者最关心的方面。随着古希腊世界与伊特鲁里亚世界之间的贸易蓬勃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共同的神明象征可能成了两种文化互相交流的重要参照点。然而，我们不能认为伊特鲁里亚神明与古希腊神明具备相同的属性和责任。雅典娜和梅尔瓦的角色似乎有着明显的差异，后者并未掌管手工艺，却跟养育孩子和治疗伤病有关²⁸。同样地，前面说到的提尼亚通常是一个没有胡须的青年，而宙斯则是一个长着胡须的壮汉²⁹。

更加古老的贸易关系和更加亲密的盟友也影响了伊特鲁里亚的神明体系。根据皮尔吉文本的描述，伊特鲁里亚女神乌尼（经常被比作女性主神赫拉，而且她的名字显然跟古罗马女神朱诺有关）相当于近东女神阿施塔特。后者与巴比伦女神伊什塔尔有关，是古代世界最受欢迎的女性神明之一，在许多地方都得到供奉。阿施塔特跟赫拉不同，她没有必须恪守的妻子身份和行为放纵的风流丈夫，而是代表着性爱与死亡的奇妙组合。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她的行为害死了主人公最好的朋友恩奇都³⁰。她是一位强大而独立的女神，艺术作品也把她描绘成这样。正是近东地区的图案给伊特鲁里亚女神乌尼的形象提供了灵感，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在那件浮雕中，阿施塔特全身赤裸，傲然挺立在两只猫头鹰中间，它们是残忍的暗夜猎手。还有一些艺术作品展示了她与致命的大型猫科动物相处的情景³¹。

这种象征性的描绘方式流传很广，甚至产生了专门的术语：画面中的女神被称作“Potnia Theron”，意为“动物的女主人”³²。类似的图案（两只猫科动物簇拥着一个长翅膀的女人）在伊特鲁里亚颇为常见，曾出现在不少陶器和奇维塔特山丘的饰板上³³。丘西陶器还把这位长翅膀的女神刻画成“宝座背后的力量”，而且她很可能就是塔尔奎尼亚地区供奉的女神乌尼。在希腊，这位女神变成了许多神明，因为阿尔忒弥斯、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都具备“动物的女主人”的特征。在伊特鲁里亚，乌尼似乎保留了她跟近东神明的密切关系。直到公元前4世纪初，伊特鲁里亚宗教经历巨大转变时，这位女神在伊特鲁里亚仪式中的支配地位才开始动摇，而爱神图兰（阿佛洛狄忒）的雕塑和绘画则逐渐流行起来。

图50 装饰着女性头像的布凯罗酒杯，可能与“动物的女主人”有关

这种变化是所谓伊特鲁里亚宗教“分水岭”的一个方面，那是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的一场剧烈变革³⁴。它标志着先知和预言将成为伊特鲁里亚宗教仪式的关键特征。尽管宗教信仰的焦点转变了，但神明并未突然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实际上，皮亚琴察铜肝外围的16个区域都刻着神明的名字，其中有提尼亚、乌尼、尼提恩（尼普顿）和福弗伦斯（狄俄尼索斯）。铜肝的内部区域也写了神明和英雄的名字，包括赫丘勒（赫拉克勒斯）、勒达、玛尔斯和图兰（阿佛洛狄忒）。我们很难确定皮亚琴察铜肝究竟是代表了一种古老的传统，暗示着人们在关注预言的同时依然信奉神明，还是象征着早期的神明已经被此时出现的新宗教所吸收了。但无论如何，在后人的心目中，占卜术才是伊特鲁里亚宗教的核心力量。

伊特鲁里亚人对神明和英雄的持续重视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引进先知和预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仅从历史角度来解释伊特鲁里亚宗教行为的这一关键转变，恐怕过于简单化了。当神明给予的答案无法满足人们时，先知就变得非常重要；当人们的运气开始走下坡路时，他们就会对神明感到失望。伊特鲁里亚宗教信仰的另一个转变导致了魔鬼形象的出现，那是一种可怕的生物，把阴间改造成充满危险的恐怖之地。在这些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逐渐陷入悲观的社会，人们依赖过去的荣耀，惧怕未来的意外，把希望寄托在先知身上，通过分解动物的内脏来获得安全感——这种情况是否让你觉得很熟悉呢？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那些能够预测灾难的先知有一种魅力，难免会吸引一批追随者：宣扬末日论的现代邪教如此，由于罗马占领而陷入政治动乱的伊特鲁里亚亦是如此。

刚刚崛起的罗马人非常迷信伊特鲁里亚占卜师的精准预测：据说，告诫尤利乌斯·恺撒“当心三月十五日”的贤者就是一位名叫斯普林纳的伊特鲁里亚祭司³⁵。在伊特鲁里亚文化被颠覆之后，其创造的宗教思想却依然存在，这一点颇为耐人寻味。虽然罗马社会可以接受异族的信仰体系，而且对于不同的宗教比较包容，但伊特鲁里亚的占卜知识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得到推崇，还是显得很奇怪。或许是因为罗马人借鉴了伊特鲁里亚人举行仪式的方法，所以两种宗教才能顺利同化，伊特鲁里亚的占卜术被称为“学问”，获得了科学的地位，表明罗马人承认了伊特鲁里亚人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实际上，罗马军团乃至皇帝本人都有一位内脏占卜师（擅长预言的祭司），强调了伊特鲁里亚宗教与罗马政治的融合³⁶。

然而，一位后来出现的先知和他的信徒却消灭了伊特鲁里亚的宗教及其知识。基督教与伊特鲁里亚宗教有一些相似的关键特征，尤其是二者都崇拜一位以孩童身份来到世上的先知，这可能足以让基督徒将伊特鲁里亚的宗教习俗视为一种明显的威胁³⁷。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基督教作家特土良曾把几位伊特鲁里亚圣贤列为宗教骗子³⁸。而且，伊特鲁里亚宗教信仰也对基督徒造成了实际的威胁：在公元3世纪，怂恿戴克里先皇帝迫害基督徒的人正是罗马帝国的占卜师³⁹，即《伊特鲁里亚学》的继承者——那批文献记载了先知塔格斯的话语，并在古罗马时期得到持续的更新和修订。在这种互相蔑视和恐惧的气氛中，一场心灵和思想的斗争变成了殊死之战。慢慢地，随着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伊特鲁里亚宗教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对罗马政治的掌控，其信徒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

伊特鲁里亚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在整个中世纪影响人们对伊特鲁里亚民族的看法。滴着鲜血的异教仪式令人想起了可怕的邪教，而后者总是利用恶魔的手段来威慑信徒。在这一时期，伊特鲁里亚宗教变成了恐怖与诱惑的结合体，那也是现代社会认为伊特鲁里亚人“神秘”的根源之一，他们可以预测未来，却无法阻止自身的毁灭。不过，伊特鲁里亚遗留的痕迹经常出现在中世纪的艺术作品中，暗示着一种视觉表达的传统顽强地挺过了民族大迁徙[1]的文化剧变。就连最神圣的基督教画像也包含着伊特鲁里亚元素：伊特鲁里亚人把阴间的魔鬼描绘成长翅膀的人类，对后来的天使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尼（赫拉）哺乳婴儿赫丘勒（赫拉克勒斯）的场景变成了圣母怀抱圣婴的画面，因此圣母玛利亚赤裸胸部的肖像在中世纪的意大利非常流行⁴⁰。

在我们的现代世界里，信仰依然不断发生变化。在某些地区，宗教几乎完全被科学所取代，体现了古罗马式培养的胜利，即注重教育、训练、知识和秩序。而在另一些地区，宗教唤起的极端虔诚却带来了暴力与痛苦。世界上的所有宗教都在两种模式之间挣扎，一种是让人们和平地接受教义，另一种则是直接把教义灌输给别人，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倾听。宣扬末日论的群体为世界的终结做准备，要么举行古怪的邪教仪式，要么在地窖里塞满罐头，试图抵御科学导致的核弹爆炸或气候灾难。我们再一次仰望天空，寻找预测未来的方法，在大气中搜索星球变化的证据。伊特鲁里亚的占卜术依然存在，不管是结合新闻诠释专家的话语，还是利用数据分析现代生活的事件，都是为了破解命运的奥秘。从发现房地产市场崩溃到触发海啸预警系统，我们越来越依赖一种新型的占卜术，宗教已经不适用于这个充满知识且相对稳定的世界了。20世纪标志着信仰的变化，也呼应了伊特鲁里亚宗教在公元前4世纪发生的剧变。如今，我们渴望了解24小时的新闻，而不再聆听肝脏的声音。在一个对神明不满的世界里，我们开始向一种新的先知求助，它并非诞生于土壤中，而是来自实验室。

图51 精美的酒瓮。在家族和政治动荡的时期，酒水或许是一种慰藉

[1] 民族大迁徙（Migration Age）：指公元375—568年在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民族迁徙运动。

第十一章 面对死亡

人生中只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无疑，那就是一切都会结束。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或是在百年的自由生活之后，或是在一场不幸的车祸之后，或是在长久的病痛折磨之后，或是在一次突然的心脏病发作之后。最终的结局都一样：一个曾经行走、交谈、享受爱与被爱的人，从世界上消失了。幸运的是，21世纪的医学看起来颇为繁荣，我们很少直接面对死亡。当然，死亡就在附近，降临到别人身上，变成头条新闻。尸体被转移、消毒、清理、化妆，一切都由专门从事殡葬行业的工作人员完成。一旦处理完毕，尸体就被永远地抛弃了，要么在无情的火化炉中承受高温的煎熬，要么干脆埋进土里。这两种现象减少了接触死亡的经历，并且在客观上把死者和生者分开，导致我们对于无法避免的结局深感不安。死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尽管科学发达，但是我们依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将来也不可能知道。

本书提到的各种物品与伊特鲁里亚人为死亡所做的准备密切相关。在许多坟墓幸存下来的同时，也有许多聚居地遭到摧毁，奇特的命运使伊特鲁里亚人获得了一种怪异的名声。构成伊特鲁里亚人神秘传说的因素包括其模糊的起源、难解的语言、预测未来的兴趣和知识，以及罗马邻居造成的政治灭亡。这些不同的方面汇集在一起，呈现出一个未知的民族，其最后一项特点便是伊特鲁里亚人对死亡的痴迷。他们的社会与我们的世界相去甚远，因为他们能够把大量资金用于坟墓的建设、装饰和家具，而我们却总是害怕和故意遗忘自己必须死亡的事实。不过，两种文化是以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伊特鲁里亚人为死亡所做的准备与我们对死亡的故意排斥具有同样的功能，二者都属于应对机制[1]。

萨尔泰亚诺是一座宁静的小镇，没有每年夏天挤满街道的游客，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它位于托斯卡纳地区的两片大型山谷之间，山谷里的基亚纳河与奥尔恰河片刻不停地向南奔流。往西仅仅数英里，便是丘西和蒙特普齐亚诺的悬崖峭壁。在小镇的另一边，沿着尘土飞扬的小径走出中心地带，你就可以回首东望，看到奥尔恰山谷和托斯卡纳的最高点阿米亚塔山。伊特鲁里亚坟墓分布在乡间，而镇上的小博物馆则收藏了那一时期的众多文物。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里只是一处规模很小的乡村聚居地，附近的道路从丘西通往奥尔恰山谷的肥沃农田以及海岸，可能还连接着南边一个更远的伊特鲁里亚中心，即切托纳¹。然而，在2003年，萨尔泰亚诺东南边的一片墓地证明了这座小镇依然能够给考古学界带来惊喜。

图52 一座坟墓出土的青铜盘子，证明了伊特鲁里亚人会故意在坟墓中炫耀自己的财富

皮亚纳切墓地在2000年重新启动挖掘工作。第一次正式挖掘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²，那次挖掘曾找到了一座巨大的古墓，入口的通道长达30米。研究者相信还有更多东西尚未发现，而他们猜对了。2003年，考古学家揭晓了伊特鲁里亚世界最惊人的遗物之一，他们发现了一间墓室³。在这里，他们并没有看到考古故事中经常讲述的“美妙事物”，而是撞见了噩梦般的景象。每一面墙上都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其描绘的主题却令人毛骨悚然。一个红头发的人穿着鲜红色的长袍，用鞭子抽打四匹古怪的白马，催促它们以危险的速度飞快奔跑，追赶一个正在逃命的男人，后者的身材比较瘦小。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白马都长着雄狮的爪子，弯曲的尾巴也像大型的猫科动物一样。另一幅壁画展示了两个严肃对视的男人，年轻者伸手去触碰年长者布满胡茬的下巴。在他们的右边，有一条昂然挺立的三头蛇。后墙上画着几只海怪，前面摆着一具损坏严重的棺材⁴。

图53 “地狱战车之墓”的壁画，出土于萨尔泰亚诺的皮亚纳切墓地

这座坟墓使人感到不安。每周六上午，在一名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们可以去参观它⁵。沿着通往入口的走廊前进，温度不断下降，空气变得潮湿而沉重。多亏了游客人数的控制和工作人员的谨慎，壁画的色彩依然非常鲜艳。在南边更加著名的坟墓里，当伊特鲁里亚家族埋葬亲人时，他们看到的壁画大概就是这样。遗憾的是，中世纪的盗墓者已经在此留下了足迹，他们偷走了这间家族墓室中的大部分宝藏。有些物品幸免于难，如今安放在萨尔泰亚诺的博物馆里，其中包括一组不透明玻璃制成的游戏零件和一系列陶器，多数用于盛装食物和酒水，但也有一个香水瓶。

图54 “地狱战车之墓”的局部

若要解释坟墓中的壁画和物品，我们必须考虑它们的使用背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进入过这座坟墓呢？人死之后会留下一道巨大的鸿沟。如果那是一个健康的年轻人，留下的是震惊；如果那是一个老年人，留下的是一生的回忆，伴随着悲伤或微笑。如果死于暴力，留下的是恐惧。每一次死亡都会留下一种特殊的空白。然而，传统和信仰却带来了一点控制的权力。葬礼的形式给予了亲属一个对抗死亡的机会，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事物。供奉死者是一种保持平衡的行为，生者借此缓解失去挚爱的痛苦，同时面对自己也必须死亡的命运。伊特鲁里亚家族会使用同一座坟墓来埋葬多名死者，因此坟墓是最能体现这种复杂情感的场所。在萨尔泰亚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家族认为他们应该为逝去的亲人提供什么，以及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来克服无法避免的沉重压力。

首先是墓地本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皮亚纳切墓地始终是埋葬死者的地方，坟墓的年代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不等。在其他伊特鲁里亚城市，墓地也会得到长期使用。伊特鲁里亚人希望能回到世代埋葬死者的地方，而且这些地方都在城外，通常位于对面的山坡上。在萨尔泰亚诺，坟墓都朝着西南方向，坐落在一道山坡的边缘处，底下是通往现代橄榄园的峭壁。自从2003年发现那座坟墓以来，当地的挖掘工作一直在继续，揭示了这里所举行的殡葬仪式的另一个环节。在2007年的挖掘期间，有一座半圆形的奇怪建筑逐渐从土壤中显露出来⁶。它是一片精心设计的公共空间，位于皮亚纳切墓地的中心，由大块的石灰岩垒成，被用作遗体告别的场所。学者们认为这座建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它就像一个剧院，让死者呈现在聚集的哀悼者面前，并提供了宣泄情绪的舞台⁷。

那座珍贵的彩绘坟墓被称为“地狱战车之墓”，建于公元前4世纪，此时这片公共空间已经落成了。我们可以推测，死者先从家里被转移到墓地的中心空间，很可能还有正式的游行队伍护送⁸。一旦告别环节结束，尸体就被埋入地下。这座特殊的家族坟墓出现在上一章描述的宗教剧变之后，但相隔不久。因此，坟墓中的壁画和陪葬品明确反映了一个信仰冲突的动荡时代。献酒的欢乐与墙上的毒蛇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有些壁画依然表现了早期思想中的死亡概念和来世生活，比如两个男人靠着同一张躺椅，仿佛在参加一场奢侈的宴会。这是遍布伊特鲁里亚各地的主题，也是定义死后经历的关键。棺材本身便强调了这种观点，保留了骨灰瓮的部分传统，通过雕像暗示死者将永远在外用餐⁹。

问题是壁画上的宴会参加者不再是轻松愉快的，他们的表情绝望而烦恼。上面提到的两个男人一老一少，可能是父子，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情侣¹⁰。在危险的包围下，他们显得坐立不安。从坟墓的建造和装饰来看，这个家族显然非常富有，但是他们无疑对阴间的生活感到十分担忧。描绘魔鬼的形象大概是一种保护死者的措施。在坟墓中放置贵重物品的做法已经延续了数百年，这座坟墓的拥有者意识到了盗墓的可能性。他们在黑暗中留下恐怖的壁画，或许是希望阻止将来闯入坟墓的盗贼。其实，墙上展示的怪物应该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吓人，它们的诡异只是一层额外的屏障，用来抵御人类盗贼和各种恶意。死者是脆弱的，而短暂踏入其领域的生者更是如此。这些怪物可以划分死者和生者的界限，让送葬的队伍安心返回生者的世界，以免把坟墓中的压抑气氛带到家里。

这些怪物的身份难以确定。红头发的魔鬼可能是卡伦在当地的化身或对应的女性邪灵，据说卡伦控制着进入阴间的通道。其他描绘卡伦的艺术作品显示他是一个可怕的人物，拿着一把巨大的锤子。在陶器的图案上，伏诛的犯人或倒下的战士背后会出现他的身影。令人不安的是，卡伦还有许多一模一样的同伴，他们随时准备袭击任何地方——在切尔韦泰里的一座坟墓里，至少聚集了四个卡伦。这种魔鬼被赋予了动物世界的危险特征，比如恶狼的面孔或野猪的獠牙¹¹。有时候，他还体现了导致人类死亡的病痛：切尔韦泰里的四个卡伦之一浑身都是水疱，仿佛被烧伤了皮肤¹²。卡伦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并且融入了古罗马继承的一项伊特鲁里亚遗产——角斗。一旦角斗结束，名为“迪斯帕特”的人物便立即出现，他戴着面具，手拿锤子，负责结束伤者的性命，或确保死者已经断气。这种延续性非常明显：只要被卡伦抓住，你就踏上了不归路。

图55 两名角斗士在搏斗，源于伊特鲁里亚的人物“迪斯帕特”可能正在旁边等待，准备结束失败者的生命

蛇的图案也在其他地方出现过。它们似乎是有毒的蝰蛇，尽管长满尖牙的嘴巴令人想起了龙。在同时期的一座塔尔奎尼亚坟墓中，更加传统的毒蛇缠绕着魔鬼的胳膊，他的皮肤是蓝色的，就像被蝰蛇咬伤中毒的人一样¹³。蛇在这里出现很合适，因为它也是带来死亡的生物。三个头可能强调了通往阴间的仪式分成三个阶段：活着、刚死以及下葬。红发魔鬼的身份依然不清楚，或许他是一位当地的神明。壁画上没有描绘女性魔鬼万特，在武尔奇的弗朗索瓦坟墓中，万特跟卡伦一起俯瞰着遭到屠杀的囚犯，在塔尔奎尼亚的阿尼纳家族坟墓中，他们分别位于大门的两侧。万特还经常被刻画成雕塑，不过一般是作为死亡的预告者，而非来世的一部分¹⁴。这或许可以解释她和卡伦为何没有出现在地狱战车之墓中，也可能他们的缺席只是源于个人或地区对不同死神的喜好。无论如何，这些例子都体现了相同的模式：在埋葬亲人时，伊特鲁里亚哀悼者不再渴望看到奢侈的来世生活，而是选择面对越来越恐怖的景象。

我们很容易把伊特鲁里亚坟墓壁画的消极倾向同政治事件联系起来。罗马军队与伊特鲁里亚各城市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很久，经常发生围攻和屠杀的悲惨情况。但考古学研究显示，伊特鲁里亚人熬过了这段时期：乡村聚居地的延续得到了证实，而皮亚琴察铜肝等晚期物品的幸存也表明了伊特鲁里亚文化信仰在罗马新世界的影响力¹⁵。双语铭文、私人占卜师、嫁入皇室的伊特鲁里亚新娘、角斗比赛的广泛流行，甚至还有“托加”[2]——伊特鲁里亚文化逐渐渗透到了罗马的方方面面¹⁶。然而，正如特土良所担忧的一样¹⁷，伊特鲁里亚宗教会威胁基督教，萨尔泰亚诺的魔鬼及其同伴将留在后代托斯卡纳人的潜意识之中。晚期伊特鲁里亚家族对来世的消极态度会流传下去，为伊特鲁里亚人的神秘传说增添一抹不祥的阴影。

当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时，这些可怕的伊特鲁里亚形象在艺术家乔托（约1267—1337）的画作中重新出现了。这位杰出的画家是佛罗伦萨人，他的代表作却在帕多瓦，极为富有的斯克罗维尼家族委托他去那里装饰他们的私人教堂，该建筑完工于1305年。斯克罗维尼家族靠银行业赚钱，通过罪恶的高利贷来填满金库。乔托的画作正是为了修复斯克罗维尼家族与上帝之间破裂的关系¹⁸。然而，教堂的入口上方却画着末日审判的恐怖场面，对于赞助人来说，这个主题恐怕不够含蓄，毕竟他的父亲被同时代的但丁写成了地狱的居民。撒旦蹲坐在右下角，双臂向外伸出，抓住受害者，把他们残忍地塞进嘴里。那幅景象令人想起了塔尔奎尼亚的伊特鲁里亚坟墓壁画，而这个托斯卡纳的魔鬼也有着蓝色的皮肤和缠绕胳膊的蝰蛇，萨尔泰亚诺的毒蛇在基督教的地狱里找到了新家。伊特鲁里亚晚期死亡信仰的恐怖特征似乎很难消失。

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想借助伊特鲁里亚死者来吓唬活人，意大利恐怖片也重新利用了他们。发行于1957年的电影《吸血迷魂》（The Vampires）讲述了一个女魔头的故事，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黑色星期天》（Black Sunday，1960年，又名“The Mask of the Demon”，即《撒旦的面具》）、《死神的长发》（The Long Hair of Death，1964年）和《驱魔任务》（Kill Baby Kill，1966年，意大利语原名为“Operazione Paura”，即《手术恐惧》）中。这些可怕的女人非常美丽，却又无比邪恶，令人想起了古希腊文献提到伊特鲁里亚女性及其权力时流露出的震惊，还有古罗马作家描述皇帝的强势母亲和恶毒妻子时表现出的反感，她们间接地反映了古代的恐惧。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意大利恐怖片的发展，电影开始运用更加明显的伊特鲁里亚元素。1972年，《古妖情魔》（L’Etrusco uccide ancora）发行了，其英语名为《阴魂不散》（The Dead are Alive）。它讲述了一对考古学家夫妇跟一个复仇的伊特鲁里亚魔鬼之间的纠葛。在一群伊特鲁里亚僵尸的帮助下，这个暴怒的邪灵杀害了许多人。另一位多管闲事的考古学家在1981年制作的电影《埋葬之地：午夜恐惧》（Burial Ground：The Nights of Terror，意大利语原名为“Notti del terrore”）中得到了惩罚。当他独自在夜间进行挖掘工作时，伊特鲁里亚死者突然复活，造成了致命的后果。1982年的电影《双尾蝎谋杀案》（The Scorpion with Two Tails，意大利语原名为“Assassinio al cimitero Etrusco”）几乎重复了同样的故事，只是增加了伊特鲁里亚女神附身和毒品交易出错的情节。

虽然这些电影在意大利之外的地区鲜为人知，但它们标志着伊特鲁里亚人一直被当作来自阴间的恐怖威胁。伊特鲁里亚晚期的魔鬼形象与基督教肖像中要求信徒殉道的邪恶神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哥特式艺术风格。死去的伊特鲁里亚人永远在寻找机会，企图为他们的“失落文明”复仇——这种观点也影响了欧美恐怖片，甚至融入了最新的青少年奇幻惊悚片。在1976年的经典电影《凶兆》（The Omen）中，恶魔之子戴米的养父母发现其生母被埋葬的地方是一片伊特鲁里亚墓地。2006年的翻拍版又把这个危险的伊特鲁里亚女性亡灵介绍给了新一代的观众，不过真正让无数青少年注意到伊特鲁里亚死亡魔法的作品还是“暮光之城”（Twilight）系列电影。伊特鲁里亚城市沃尔泰拉被设定成一个吸血鬼秘密组织的古老家园，强调了伊特鲁里亚人神秘传说的持久影响力，并且为这座美丽的山城吸引了大量游客，他们都在寻找经过改写的伊特鲁里亚历史和属于他们自己的托斯卡纳吸血鬼。

伊特鲁里亚魔鬼熬过了基督教主宰的漫长岁月，在帕多瓦和意大利电影中东山再起，但是当初相信他们力量的那些人却只有少数遗物幸存下来。从过去到现在，伊特鲁里亚始终都是盗墓者最喜欢的猎场之一，他们洗劫了绝大部分的伊特鲁里亚坟墓。如今，这依然是一个问题，不过由于博物馆总是对古董的来源刨根问底，盗墓者的战利品最终会出现在拍卖网站和暗网上，落入私人收藏家的手中。“盗墓者”本身已经变成了研究对象：有一位好奇的考古学家采访了一名盗墓者，这名盗墓者提到，当他多次闯入一座坟墓时，他会觉得那里的死者非常亲切¹⁹。他认为，伊特鲁里亚神明的确在注视着他，就像意大利恐怖片所展示的一样，但是他们很仁慈。他讲述了在某些夜晚，他是如何感受到伊特鲁里亚人在呼唤他的。尸体的枯骨和烧焦的碎片从棺材里被倒出来，散落在地板上；奇怪的是，在呼唤盗墓者时，逝去的伊特鲁里亚人并未抗议这种待遇。直到近几年，考古学家才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完整墓葬，开始回答关于死者的个人问题，而此前他们只能整理和分析一些残留的物品。

最新的详细研究之一来自伊特鲁里亚城镇斯皮纳，就在威尼斯潟湖的南边。附近费拉拉大学的一个团队考察了303具尸骨²⁰。墓葬的年代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不等，尸体包括男性、女性和孩子。结果出乎意料：这些人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只要能够熬过童年阶段，平均寿命便相对较长，几乎比后来的古罗马人多出十年——斯皮纳的居民非常幸运。有迹象表明，埋在这里的女性患有贫血症，因为她们缺乏足够的铁元素来满足月经、怀孕和哺乳的需要。男性和女性都会体验到关节炎的疼痛，不过男性尸体遭受了更加严重的折磨，尤其是臀部和肘部。他们活得足够长，以至于出现了上述的症状，这恰好证明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导致年轻人死亡的严重疾病不会在骨骼上留下痕迹，而是如雷击般瞬间毁灭曾经健康的身体。

了解伊特鲁里亚死者的途径不仅仅是这种医学导向的研究。当他们的遗骸被放到考古学分析的聚光灯下时，他们的脸庞也会浮现出来。大英博物馆有一具女性尸骨保存在装饰精美的棺材里，她不仅透露了自己生前的故事，还允许人们使用面部重建技术复原她的容貌。塞安提·哈努尼亚·特莱斯纳萨埋葬于公元前2世纪，平静的眼神充满了吸引力，就像她的肖像雕塑一样²¹。这尊雕塑在她的棺材顶部，刻画了一位斜靠着宴会躺椅的成熟女性，胳膊支撑在柔软的枕头上。她的脸庞颇为圆润，有着性感的嘴唇、轻微的双下巴和独特的胖鼻头。这是一种标准化的形象，还是棺材里那个女人的本来面貌？当她的五官从重建其面部肌肉的层层黏土中浮现出来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尊雕塑就是她的肖像。真实的塞安提跟她的雕塑一样脸型圆润、五官独特，二者的相似性非常明显，但是肖像艺术所固有的美化效果也不容忽视。塞安提的雕塑展示了一个风华正茂的美丽女人，而她的脸庞则显得更加苍老。这张脸庞并不像神秘的伊特鲁里亚人或某种来自阴间的恐怖生物，它看起来非常平凡。

如果能够对所有幸存的伊特鲁里亚人头骨进行面部重建，收获肯定很大。不过，尽管看到死者的脸庞可以让我们感受他们的人性，但这并非伊特鲁里亚人的尸体改变我们想法的唯一方式。新的发现源源不断，包括一些尚未遭到破坏的坟墓，里面的尸骨依然保存完好。2015年年底，考古队在托斯卡纳中部的小镇卡萨尔迪帕利找到了3具或甚至4具成年人的尸骨²²。研究者刚刚开始分析这些新发现的伊特鲁里亚人，并重新分析以前挖掘出来的尸骨。3D打印使这些遗骸可以广泛传播，而基因分析的复杂性和准确性也得到了提高。随着提取古代DNA技术的进步，我们或许能够追溯不同坟墓、不同地区乃至不同时间的家族关系。看到母亲、父亲、女儿和儿子之间的联系，我们会明白他们曾经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魔鬼、僵尸或需要解答的问题。

本书开始于一座坟墓，结束于另一座坟墓。遗憾的是，《赤陶棺上的夫妇像》和地狱战车之墓的尸体都早已消失了。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埋在下面的那些神秘人物是否跟他们的赤陶雕塑容貌相似，他们是否有过孩子，他们去世的时候是如同肖像一样年轻美丽，还是老态龙钟。但是，我们知道其他伊特鲁里亚人的这些信息，能够由此推测出他们生前和死后的情况。年复一年，我们的知识会不断增加，逐步破解伊特鲁里亚人的神秘传说。新发现或新观点可以给许多重要问题提供答案：也许意大利的土壤底下藏着一块伊特鲁里亚版的罗塞塔石碑，等待我们去挖掘；也许学界会开发出一项基因技术，帮助我们探索伊特鲁里亚人基因组的奥秘，解决有关起源的纷争。

如果你对逝去的古人感兴趣，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本书介绍了一个群体的故事和相关研究，他们生活在古罗马之前的意大利，他们的文化属于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吸引力的世界。伊特鲁里亚人带来的陌生感以及他们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关系，使他们在历史上获得了独特的地位。本书的开头曾提到，在“失落的文明”和“跟我们一样”的认知之间存在错误的二分法。这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正是熟悉与陌生、怪异与亲切的魅力组合让这个复杂、迷人而又难以捉摸的民族变成了值得研究的对象。尽管坟墓、文献和基因样本都遭到了破坏，但是只要看一眼《赤陶棺上的夫妇像》，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注视着过去，却望见了未来。伊特鲁里亚人促使我们开始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要去向何方？研究他们，就是研究现代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并代表他们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开口，只是留下了一些物品。有朝一日，研究21世纪的考古学家也会面临同样的任务，某种大规模的数字化灾难导致文本荡然无存，他们探索的祖先生活变成了传奇。这并非“失落的文明”，隐藏在扑朔迷离的神话和谣言背后，属于一个埋葬已久的神秘民族。伊特鲁里亚世界就在那里，等待我们去重新发现，通过伊特鲁里亚居民的多彩生活和他们制造的精美物品，揭开它的面纱，而你也可以成为这项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1] 应对机制（coping mechanism）：心理学术语，指人们在面临压力或创伤时用来应对负面情绪的策略。

[2] 托加（toga）：一种宽松的长袍，是古罗马最具特色的男性服装。

注释

[说明]作者在注释中提及了大量文献资料，对于暂无中文译名或译本的著作，其标题及出版信息保留原文，以便于读者查找。

引言

1.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古罗马谣曲集》（伦敦，1895年）。

第一章 为什么伊特鲁里亚人很重要？

1.B.Bosio and A.Pugnetti，eds，Gli Etruschi di Cerveteri，catalogo della mostra （Modena，1986）；A.Coen，Complessi tombali di Cerveteri con urne cinerarie tardo-orientalizzanti （Rome，1991）；M.Cristofani，Cerveteri：tre itinerari archeologici（Rome，1991）；G.B.Gianni，ed.，Cerveteri： importazioni e contesti nelle necropoli：una lettura sperimentale di alcune tombe nelle Civiche Raccolte Archeologiche e Nusmismatiche di Milano（Milan，2002）；R.Marconi Cosentino，Cerveteri e il suo territorio.Guide Territoriali dell’Etruria Meridionale （Rome，1995）.

2.G.Nadalini，“Le musée Campana：origine et formation des collections”，in L’ anticomanie：La collection d’antiquités aux 18e et 19e siècles.Colloque international，Montpellier-Lattes，9-12 juin 1988，ed.A.Laurens （Paris，1992），pp.111-23.

3.D.Magri and L.Sadori，“Late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Pollen Stratigraphy at Lago di Vico，Central Italy”，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8 （1999），pp.247-60.L.Sadori et al.，“Reconstructing Past Cultural Landscape and Human Impact Using Pollen and Plant Macroremains”，Plant Biosystems，144 （2010），pp.940-51；C.Bellini et al.，“Plant Gathering and Cultivation in Prehistoric Tuscany （Italy）”，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17 （2008），pp.103-12.

4.M.Mariotti Lippi et al.，“Archaeobotan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an Etruscan Farmhouse at Pian d’Alma （Grosseto，Italy）”，Atti della Societa Toscana di Scienza Naturale，109 （2003），pp.159-65.

5.See G.Barker，“Archaeology and the Etruscan Countryside”，Antiquity，62 （1988），pp.772-8，and G.Barker，“The Archaeology of the Italian Shepherd”，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New Series），35 （1989），pp.1-19；T.W.Potter，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South Etruria （London，1979）；J.B.Ward-Perkins，“Etruscan Towns，Roman Roads and Medieval Villages：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outhern Etruria”，Geographical Journal，128 （1962），pp.389-404；P.Perkins and I.Attolini，“An Etruscan Farm at Podere Tartuchino”，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60 （1992），pp.71-134，chronicles the excavation of a rare Etruscan farmstead at Podere Tartuchino.

6.关于台伯河三角洲的沉积，参见J.P.Goiran et al.，“Geoarchaeology Confirms Location of the Ancient Harbour Basin of Ostia （Italy）”，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41 （2014），pp.389-98。

第二章 故乡在何方？

1.关于意大利新石器时代的丧葬习俗，参见J.Robb，The Early Med-iterranean Village：Agency，Material Culture，and Social Change in Neolithic Italy （Cambridge，2007），p.60，以及J.Robb，“Burial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the Peninsular Italian Neolithic”，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7 （1994），pp.27-71。

2.A.Barra et al.，“La Grotta Continenza di Trasacco.I livelli e le ceramiche”，Rivista di scienze preistoriche，42 （1989），pp.31-100.

3.V.Pesce Delfino et al.，“Tomba megalitica in camera del iii millenio in Rutigliano （Bari）：triplice deposizione”，Antropologia Contemporanea，2 （1979），pp.453-7.

4.G.A.Piga et al.，“Anthropological and Physicochem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Burnt Remains of Tomb ix in the ‘Sa Figu’ Hypogeal Necropolis （Sassari，Italy）-Early Bronze A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18 （2008），pp.167-77.

5.G.Bartolini，Le urne a capanna rinvenute in Italia（Rome，1987）；R.Leighton，“House Urns and Etruscan Tomb Painting：Tradition Versus Innovation in the Ninth-Seventh Centuries BC”，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24 （2005），pp.363-80.

6.A.Boethius，R.Ling and T.Rasmussen，eds，Etruscan and Early Roman Architecture （New Haven，ct，1978）.

7.H.G.Harke，Settlement Types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West Hallstatt Province：An Evaluation of Evidence from Excavated Sites （Oxford，1979）；N.Roymans，“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Urnfields and the Long-term History of a Mythical Landscape”，Archaeological Dialogues，2 （1995），pp.2-24；H.Fokkens，“The Genesis of Urnfields：Economic Crisis or Ideological Change？”，Antiquity，71 （1997），pp.360-73.

8.A.Fioravanti et al.，L’ abitato villanoviano del Gran Carro sommerso nel lago di Bolsena （1959-1977） （Rome，1977）.

9.A.Comella，Il deposito votivo presso l’Ara della Regina.Materiali del 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di Tarquinia（Rome，1982）.关于塔尔奎尼亚，如需了解更多，请参阅玛利亚·邦吉· 乔文诺的作品集：M.Bonghi Jovino，“Gli scavi nell”abitato di Tarquinia e la scoperta dei “bronzi” in un preliminare inquadramento’，in Tarquinia-ricerche，scavi e prospettive：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La Lombardia per gli Etruschi，ed.M.Bonghi Jovino and C.Chiaramonte Trerè （Milan，1986），pp.59-77；M.Bonghi Jovino，Tarquinia：scavi sistematici nell’abitato，campagne 1982-1988：i materiali （Rome，2001）；M.Bonghi Jovino，“The Tarquinia Project：A Summary of 25 Years of Excav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114 （2010），pp.161-80。

10.希罗多德《历史》1.96；另见R.Drews，“Herodotus 1.94，the Drought ca.1200 BC，and the Origin of the Etruscans”，Historia：Zeitschrift fur Alte Geschichte，41 （1992），pp.14-39；R.S.P.Beekes，The Origin of the Etruscans （Amsterdam，2008）。

11.李维《罗马史》卷5。

12.老普林尼《博物志》卷7：2；另见C.Gabli，“Pliny the Elder on the Etru-scans”，Acta Ant Hung，52 （2012），pp.137-63。

13.塔西佗《编年史》卷7。

14.同上，卷1：30。

15.塔西佗《历史》卷5。

16.H.C.Winther，“Princely Tombs of the Orientalizing Period in Etruria and Latium Vetus”，in Urban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9th to 6th Centuries BC，ed.H.Damgaard Andersen （Copenhagen，1997），pp.423-46.

17.J.P.Oleson，“Technical Aspects of Etruscan Rock-cut Tomb Architecture”，Römische Mitteilungen，85 （1978），pp.283-314；V.Izzet，“Engraving the Boundaries：Exploring Space and Surface in Etruscan Funerary Architecture”，in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Ritual：Italy and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ed.J.Wilkins （London，1996），pp.55-72.

18.D.Ridgway，“George Dennis and the Etruscans”，Antiquity，48 （1974），pp.190-95；D.E.Rhodes，Dennis of Etruria：The Life of George Dennis（London，1973）.

19.C.Denina，Delle rivoluzioni d’Italia libri ventiquattro （Rome，1769）.

20.G.Q.Giglioli，L’arte etrusca（Milan，1935）.

21.M.Pallottino，“Sulle facies culturali arcaiche dell’Etruria”，Studi Etruschi，13 （1939），p.86.

22.P.Francalacci et al.，“Sequence Diversity of the Control Region of Mitochondrial DNA in Tuscan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eopling of Europe”，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C/4 （1996），pp.443-60.

23.B.A.Malyarchuk and I.B.Rogozin，“On the Etruscan Mitochondrial DNA Contribution to Modern Humans”，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LXXV/5 （2004），pp.920-23.

24.M.Pellecchia et al.，“The Mystery of Etruscan Origins：Novel Clues from Bos Taurus Mitochondrial DNA”，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Biological Sciences，274 （2007），pp.1175-9.

25.A.Achilli et al.，“Mitochondrial DNA Variation of Modern Tuscans Supports the Near Eastern Origin of Etruscans”，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LXXX （2007），pp.759-68.

26.菲利普·珀金斯详细讨论了这些遗传研究的问题：P.Perkins，“DNA and Etruscan Identity”，in Etruscan by Definition：Papers in Honour of Sybille Haynes，ed.P.Perkins and J.Swaddling （London，2009），pp.95-112.

27.这些数据是开放的，请参阅 S.Ghirotto et al.，“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Etruscans’ mtDNA”，PloS One，Ⅷ/2 （2013）。

第三章 鸵鸟蛋与东方梦

1.A.M.Moretti Sgubini，Vulci e il suo territorio （Rome，1993）；“Scoperte e iniziative in Etruria Meridionale”，Etruscan Studies，9 （2002），pp.133-52；“Alle origini di Vulci”，in Archeologia in Etruria meridionale，ed.M.Pandolfini Angeletti （Rome，2006），pp.317-61.关于19世纪末考古挖掘的经典描述，参见Vulci is S.Gsell，Fouilles dans la nécropole de Vulci （Paris，1891）。

2.大英博物馆的网站（www.britishmuseum.ac.uk）对这座坟墓及其文物和历史提供了精彩的介绍。

3.S.Haynes，“The Isis Tomb：Do its Contents Form a Consistent Group？”，in La civilta arcaica di Vulci e la sua espressione：Atti del X convengo di Studi Etruschi ed Italichi，ed.A.Neppi Modona （Florence，1977），pp.17-30，考察了这些收藏品，并评估了它们出自同一座坟墓的可能性。

4.关于这个重要时期的最新综合著作是C.Riva，The Urbanisation of Etruria：Funerary Practices and Social Change，700-600 BC （Cambridge，2010），另见A.Naso，“The Etruscan Aristocracy in the Orientalizing Period：Culture，Economy，Relations”，in The Etruscans，ed.M.Torelli （London，2001），pp.111-29。关于更大范围内地中海地区的情况，参见 A.C.Gunter，“Orientalism and Orientalization in the Iron Age Mediterranean”，in Critical Approaches to Ancient Near Eastern Art，ed.B.Brown and M.Feldman （New York，2013），pp.78-108；关于希腊的情况，参见A.C.Gunter，Greek Art and the Orient （Cambridge，2009），and W.Burkert and M.E.Pinder，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Boston，MA，1995）。

5.T.Rasmussen，“Urbanization in Etruria”，in Mediterranean Urbanization，800-600 BC，ed.R.Osborne and B.Cunliffe （Oxford，2005），pp.71-90.H.Damgaard Andersen，“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ruscan City in the 7th to 6th centuries BC”，in Urban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9th to 6th Centuries BC，ed.H.Damgaard Andersen （Copenhagen，1997），pp.343-82.

6.S.W.Silliman，“Culture Contact or Colonialism？Challeng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Native North America”，American Antiquity，LXX （2005），pp.55-74研究了北美考古学中的接触与剥削。L.Tuhiwai Smith，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London，1999） 考察了这种剥削行为对科研实践造成的深远影响。

7.林·福克斯豪将其解释为“对事物的渴望，尤其是对外来事物的渴望，这些事物向消费者及其社交圈传达了意义”，参见L.Foxhall，“Village to City：Staples and Luxuries？Exchange Networks and Urbanization”，in Mediterranean Urbanization，800-600 BC，pp.233-48。

8.R.Tykot，“Sea Peoples in Etruria？Italian Contacts with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 the Late Bronze Age”，Etruscan Studies，Ⅰ （1994），pp.59-83.

9.E.Said，Orientalism （London，1978），and “Representing the Colonized：Anthropology’s Interlocutors”，Critical Inquiry，ⅩⅤ （1989），pp.205-25.

10.A.Schom，Napoleon Bonaparte：A Life （London，1998） 提供了拿破仑的精彩传记，关于其掌权过程的编年记录参见 R.Asprey，The Rise of Napoleon Bonaparte （London，2000）。这两本书都考察了吕西安与他哥哥的关系。

11.吕西安·波拿巴按照年代顺序记录了他发现的伊特鲁里亚文物，参见他撰写的Catalogo di scelte antichità Etrusche trovate negli scavi del principe di Canino，1828-1829 （Rome，1829）。关于这些文物的发现背景，参见近年的一份展览目录：G.M.Della Fina，ed.，Citazioni archeologiche：Luciano Bonaparte archeologo，catalogo della Mostra，Orvieto，Museo Claudio Faina，10 settembre 2004-9 gennaio 2005 （Rome，2004）。

12.关于拿破仑的埃及战役，参见P.Strathern，Napoleon in Egypt：‘The Greatest Glory’ （London，2008）。关于这些战役对古埃及学产生的影响，参见D.M.Reid，Whose Pharaohs？Archaeology，Museums，and Egyptian N-ational Identity from Napoleon to World War I （Berkeley，CA，2002）。

13.关于拿破仑时代的背景与考古学，参见S.Woolf，“The Construction of a European World-view in the Revolutionary-Napoleonic Years”，Past and Present，CXXXⅦ （1992），pp.72-101。M.Diaz-Andreu，“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Nationalism and Archaeology”，Nations and Nationalism，Ⅶ （2001），pp.429-440，该书详细探讨了19世纪的民族主义、启蒙运动与考古学。

14.这个观点由丹尼斯提出：“毋庸置疑，伊特鲁里亚人的政治制度、宗教组织、社交礼仪、家庭规则以及许多艺术作品都具有东方特征，他们的历史遗迹充分体现了这种关系。”参见G.Dennis，The Cities and Cemeteries of Etruria （London，1889），p.38。

15.如今，在分析这些坟墓时，依然会用到“王室”这个词，只是必须加上引号，例如：G.Bartoloni，ed.，Principi etruschi tra Mediterraneo ed Europa （Milan，2000），and V.Belleli，“La tomba ‘principesca’ dei Quattordici Ponti nel contesto di Capua arcaica”，Studia Archaeologica，CXLⅡ（2006），p.174。

16.C.Smith，The Roman Clan：The Gens from Ancient Ideology to Modern Anthropology （Cambridge，2006） 立足于古罗马早期的相关背景，研究精英阶层与家族对国家形成产生的影响。

17.K.Kreindler，Consumption and Exchange in Central Italy in the Ninth through Sixth Centuries BCE （Stanford，CA，2015）.

第四章 陶器与偏见

1.D.Paleothodoros，“Archaeological Contexts and Iconographic Analysis：Case Studies from Greece and Etruria”，in The World of Greek Vases，ed.V.Nørskov，L.Hannestad，C.Isler-Kerényi and S.Lewis （Rome，2008），pp.45-62，esp.p.50广泛考察了古希腊陶器并支持这一结论。

2.关于丘西的考古挖掘史，参见M.Iozzo，Materiali dimenticati，memorie recuperate：restauri e acquisizioni nel 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di Chiusi （Chiusi，2007）；G.Paolucci，Documenti e memorie sulle antichità e il Museo di Chiusi （Pisa，2005）。

3.R.d’Arezzo，La composizione del mondo di Ristoro d’Arezzo：testo italiano del 1282 （Rome，1872），p.137.

4.G.Bartoloni and P.Bocci Pacini，“The Importance of Etruscan Antiquity in the Tuscan Renaissance”，Acta Hyperborea：Danish Studies in Classical Archaeology，10 （2003），pp.449-72；G.Cipriani，Il mito etrusco nel rinascimento fiorentino （Florence，1980），p.17.

5.A.M.Galdy，Cosimo i de’ Medici as Collector：Antiquities and Archaeolog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Cambridge，2009），p.42.

6.关于瓜尔纳奇博物馆的重要性，参见C.Duggan in The Force of Destiny：A History of Italy Since 1796 （London，2008），p.29。

7.J.J.Winckelmann，Histoire de l’art chez anciens （Paris，1802）.

8.J.J.Winckelmann and A.Potts，The History of the Art of Antiquity （Los Angeles，CA，2006）.

9.V.Izzet，“Greeks Make It；Etruscans Fecit：The Stigma of Plagiarism in the Reception of Etruscan Art”，Etruscan Studies，Ⅹ （2007），pp.223-37，详细考察了温克尔曼与伊特鲁里亚艺术的关系。

10.J.J.温克尔曼，转引自V.Izzet，同上，p.227。

11.同上，p.222。

12.P.H.d’Hancarville，Collection of Etruscan，Greek，and Roman Antiquities from the Cabinet of the Hon.W.Hamilton his Britannick Maiesty’s Envoy Extraordinary at the Court of Naples （London，1766）.

13.研究古希腊陶器的著作数量众多且非常有趣，B.Sparkes，The Red and the Black：Studies in Greek Pottery （London，2013） 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当然，20世纪的陶器研究巨擘是伟大的约翰·比兹利爵士，他的代表作有J.D.Beazley，Attic Red-figure Vase-painters （Oxford，1963） 以及J.D.Beazley，Attic Black-figure Vase-painters （Oxford，1978）。

14.《狄俄尼索斯颂歌》，第6—8节。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1）也把伊特鲁里亚人描写成了海盗。

15.希罗多德《历史》1.166—7。

16.J.Boardman，The Greeks Overseas （Oxford，1964），pp.210-11表达了对所有伊特鲁里亚事物的强烈反感。

17.这种观点可以在古典文献中找到源头。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历史丛书》5.40.3）热情地谈论了伊特鲁里亚的丰富物产，而李维则提到伊特鲁里亚城市向发生饥荒的罗马提供粮食（《罗马史》9.41.5和28.45.15）。P.Bernardini and G.Camporeale，The Etruscans Outside Etruria （Los Angeles，ca，2004），p.33一书中指出“该地区充足的原始资源是伊特鲁里亚人通过陆地和海洋进行频繁贸易活动的推动力”。

18.这种观点是从语言学证据发展而来的，参见F.Adratos，“More on Etruscan as an IE-Anatolian Language”，Historische Sprachforschung/Historical Linguistics，107 （1994），pp.54-76，以及C.de Simone，“La Nuova Iscrizione ‘Tirsenica’ di Lemnos （Efestia，teatro）：considerazioni generali”，Rasenna：Journal of the Center for Etruscan Studies，Ⅲ （2011），pp.1-34。

19.关于马赛地区，参见M.Bats，“Marseille archaïque.Étrusques et Phocéens en Méditerranée nord-occidentale”，Mélange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Rome，Antiquité，110 （1998），pp.609-33；M.Dietler，Archaeologies of Colonialism：Consumption，Entanglement，and Violence in Ancient Mediterranean France （Berkeley，CA，2010） 该书探索了伊特鲁里亚在更加广泛的法国南部地区的影响。

20.K.Lomas，“Beyond Magna Graecia：Greeks and Non-Greeks in France，Spain and Italy”，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Ancient World，ed.K.Kinzi （London，2006），pp.174-96，esp.p.184，概括了古希腊商人和伊特鲁里亚商人在西班牙的贸易活动。

21.关于康塔罗斯杯，参见H.A.G.Brijder，“The Shapes of Etruscan Bronze Kantharoi from the Seventh Century BC and the Earliest Attic Blackfigure Kantharoi”，BaBesch，LXⅢ （1988），pp.103-14。关于古希腊地区的伊特鲁里亚形制陶器，参见T.Rasmussen，“Etruscan shapes in Attic Pottery”，Antike Kunst，XXⅧ（1985），pp.33-9。

22.尼克斯典内斯是许多著作研究的对象，他很早就因为个人签名而受到了关注。参见See J.D.Beazley，Greek Vases：Lectures by J.D.Beazley（Oxford，1989），p.9。

23.这种形状似乎源于克里特岛，参见M.Popham，“The Late Minoan Goblet and Kylix”，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64 （1969），pp.299-304。

24.V.Izzet，“Greeks Make It；Etruscans Fecit”，p.217.

25.关于布凯罗黑陶的经典著作有T.Rasmussen，Bucchero Pottery from Southern Etruria （Cambridge，2006） 以及A.Camerini，Il bucchero etrusco（Rome，1985）。

26.C.Roth-Murray，A Disclosure of Power：Elite Etruscan Iconography During the 8th-6th Centuries BC （Oxford，2005）.

第五章 超级富豪与隐形穷人

1.F.Fulminante，The Urbanisation of Rome and Latium Vetus：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Archaic Era （Cambridge，2014） 福尔敏南特在研究古拉丁姆地区的著作中对这些研究做出了最新、最好的总结，并收录了伊特鲁里亚的数据进行比较。

2.这些数字摘自S.Steingraber，“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of Etruscan Sett-lements from the Late Villanovan to the Late Archaic Period”，Etruscan Studies，Ⅷ （2001），pp.7-34，数字见第14页。

3.例子可参见P.Perkins and I.Attolini，“Podere Tartuchino” （1992）；V.Izzet，The Archaeology of Etruscan Society （Cambridge，1997） 批评了伊特鲁里亚坟墓研究占主导地位的现象，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证据上的不平衡似乎会继续影响伊特鲁里亚考古学。

4.A.S.Tuck，The Necropolis of Poggio Civitate （Murlo）：Burials from Poggio Aguzzo （Rome，2011）.

5.关于比安奇·班迪内利，参见M.Barbanera，Ranuccio Bianchi Bandinelli e il suo mondo （Bari，2000） 以及Ranuccio Bianchi Bandinelli：biografia ed epistolario di un grande archeologo （Milan，2003）。这个可疑的故事是当地的考古传说。

6.关于铁器时代的奇维塔特山丘留下的痕迹，参见A.S.Tuck et al.，The Iron Age at Poggio Civitate：Evidence and Argument（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nual Meeting，2012）。

7.N.Winter，“Commerce in Exile：Terracotta Roofing in Etruria，Corfu and Sicily，a Bacchiad Family Enterprise”，Etruscan Studies，Ⅸ （2002），pp.227-38；N.Winter，Symbols of Wealth and Power：Architectural Terracotta Decoration in Etruria and Central Italy，640-510 BC （Rome，2010）.另见P.S.Lulof，“Archaic Terracotta Acroteria Representing Athena and Heracles：Manifestations of Power in Central Italy”，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ⅩⅢ （2000），pp.207-19。

8.关于这个东方化时期的建筑群，参见A.S.Tuck and E.Nielsen，“An Orientalizing Period Complex at Poggio Civitate （Murlo）：A Preliminary View”，Etruscan Studies，Ⅷ （2001），pp.35-64。

9.新的象牙饰板依然在不断出土，有些还刻着重要的铭文。参见A.S.Tuck and R.Wallace，“A ‘New’ Inscribed Plaque from Poggio Civitate （Murlo）”，Etruscan Studies，ⅩⅤ （2012），pp.1-17；关于布凯罗陶器，参见J.Berkin，The Orientalizing Bucchero from the Lower Building at Poggio Civitate （Murlo） （Philadelphia，PA，2004）；E.Nielsen，“Bronze Production at Poggio Civitate （Murlo）”，Etruscan Studies，Ⅴ （1998），pp.95-108考察了奇维塔特山丘的青铜器制造。

10.详见A.S.Tuck and R.Wallace，“Letters and Non-alphabetic Characters on Roof Tiles from Poggio Civitate （Murlo）”，Etruscan Studies，ⅩⅥ （2013），pp.210-62。

11.这段关于火灾的描述摘自A.S.Tuck and E.Nielsen，“The Chron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Reliefware Bucchero at Poggio Civitate”，Etruscan Studies，Ⅺ （2008），pp.49-66。

12.关于这座大型建筑的出土过程，详见K.M.Phillips in In the Hills of Tuscany：Recent Excavations at the Etruscan Site of Poggio Civitate （Murlo，Siena）（Philadelphia，PA，1993）。

13.李维曾多次提到伊特鲁里亚联盟，参见《罗马史》1.8.3、4.23.4、4.61.2、5.1.5、5.33.9-10。

14.K.M.Phillips，“Italic House Models and Etruscan Architectural Terracottas of the Seventh Century BC from Acquarossa and Poggio Civitate，Murlo”，Analecta Romana Instituti Danici，ⅩⅣ （1985），pp.7-16，尤其是第14页；I.Edlund-Berry，“Ritual Destruction of Cities and Sanctuaries：The ‘Un-founding’ of the Archaic Monumental Building at Poggio Civitate （Murlo）”，in Murlo and the Etruscans：A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Etruria，ed.R.De Puma and J.P.Small （Madison，WI，1994），pp.16-28；J.M.Turfa and A.G.Steinmayer，“Interpreting Early Etruscan Structures：The Question of Murlo”，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70 （2002），pp.1-28.

15.A.S.Tuck，“Manufacturing at Poggio Civitate：Elite Consump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Etruscan Seventh Century”，Etruscan Studies，ⅩⅦ （2014），pp.121-39，分析了精英阶层控制该地区生产行业的证据。

16.关于骨骼考古学的研究，参见S.W.Kansa and Mackinnon，“Etruscan Economics：Forty-five Years of Faunal Remains from Poggio Civitate”，Etruscan Studies，ⅩⅦ （2014），pp.63-87。

17.这是奥多诺霍提出的观点，参见E.O’Donoghue in “The Mute Statues Speak：The Archaic Period Acroteria from Poggio Civitate （Murlo）”，Europ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ⅩⅥ （2013），pp.268-88。

18.关于这把椅子，参见P.Von Eles，ed.，Guerriero e sacerdote：autorità e comunità nell’età del ferro a Verucchio：la tomba del Trono （Florence，2002） 中收录的论文。

19.关于这块饰板的详细信息，参见M.C.Root，“An Etruscan Horse Race from Poggio Civitate”，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LⅩⅩⅦ （1973），pp.121-37。

20.P.J.Holliday，“Processional Imagery in Late Etruscan Funerary Art”，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ⅩCⅣ （1990），pp.73-90从更大范围上考察了伊特鲁里亚各地的游行图案。

21.A.S.Tuck，“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7th Century Architectural Terracottas from Poggio Civitate （Murlo）”，in Deliciae Fictiles III：Architectural Terracottas in Ancient Italy：New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November 7-8，ed.I.Edlund-Berry and G.Greco （Oxford，2002），pp.130-35提出了这个观点。

22.A.S.塔克等描述了在穆尔洛维斯科瓦多的发现，参见A.S.Tuck et al.，“Centre and Periphery in Inland Etruria：Poggio Civitate and the Etruscan Settlement in Vescovado di Murlo”，Etruscan Studies，ⅩⅡ （2007），pp.215-40。

23.这个阶段的挖掘情况详见Tuck，“Manufacturing at Poggio Civitate”。

24.A.S.Tuck and L.Shipley，“Poggio Civitate：Exploring Etruscan Enigmas on the Plain of Treasures”，Current World Archaeology，67 （2014），pp.26-31研究了关于这些发现的问题。

25.笔者有幸在首次挖掘结束时到达现场。

26.这个比例出自M.Golden，“Did the Ancients Care When Their Children Died？”，Greece and Rome，ⅩⅩⅩⅤ （1988），pp.152-63，esp.p.155。

27.M.Liston and S.Rostroff，“Babies in the Well：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Newborn Disposal in Hellenistic Greece”，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ldhood and Education in the Classical World，ed.J.Evans Grubbs and T.Parkin （Oxford，2013），pp.62-81.

28.出自A.S.塔克写给笔者的私人信件。

29.详见A.S.Tuck et al.，“2015 Excavations at Poggio Civitate and Vescovado di Murlo”，Etruscan Studies，ⅩⅨ （2016），pp.87-148。

第六章 生为女人

1.关于服饰问题，参见L.Bonfante，Etruscan Dress （New York，1975）。

2.B.Sandhoff，“Sexual Ambiguity？Androgynous Imagery in Etruria”，Etruscan Studies，ⅩⅣ（2011），pp.71-96.

3.M.Conkey and J.Spector，“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Gender”，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Ⅶ （1984），pp.1-38.

4.这一批评来自R.Pope and I.Ralston，“Approaching Sex and Status in Iron Age Britain with Reference to the Nearer Continent”，in Communicating Identity in Italic Iron Age Communities，ed.H.W.Horsnaes （Oxford，2011），pp.26-32。

5.这项出色的研究即J.Toms，“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Early Iron Age Italy”，in Gender and Italian Archaeology：Challenging the Stereotypes，ed.R.Whitehouse （Oxford，1998），pp.157-79。

6.关于这项发现的意大利语和英语报道，参见M.Gasperetti，“Tarquinia，scoperta tomba inviolata”，Corriere della Sera （21 September 2013）；M.Gasperetti，“Tarquinia，il risveglio del principe etrusco”，Corriere della Sera （22 September 2013）；以及N.Squires，“Italian Archaeologists Hail Discovery of Etruscan Warrior Prince’s Tomb”，Daily Telegraph （23 September 2013）。

7.A.Pinna，“E di una donna lo scheletro trova alla Doganaccia”，Viterbo News （26 September 2013）；以及T.Ghose，“Oops！Etruscan Warrior Prince Really a Princess”，Live Science （18 October 2013） 报道了这个观点的改变。

8.这个词出现在A.Mandolesi，“Tomb 6423：The Tomb of the Hanging Aryballos，Tarquinia”，Etruscan News，16 （2014），pp.1，6-7，引用部分见第7页。它否定了女性作为纺织品生产者的生活复杂性，相关研究见M.Gleba，“Textile Tools as Indicators of Female Identity in Early Iron Age Italy”，in Communicating Identity in Italic Iron Age Communities，pp.26-32。

9.L.Bonfante，“Etruscan Couples and Their Aristocratic Society，” Women’s Studies，Ⅷ （1981），pp.157-87.

10.G.Bonfante and L.Bonfante，The Etruscan Language （Manchester，2002），p.89.

11.关于以男性为中心的古典希腊社会，E.Keuls，The Reign of the Phallus：Sexual Politics in Ancient Athens （Berkeley，CA，1993） 或许提供了最生动的描述。

12.关于古罗马女性的生活，参见L.Allason Jones，Women in Roman Britain （London，1989）；J.F.Gardner，Women in Roman Law and Society （Bloomington，in，1991）；E.D’Ambra，Roman Women （Cambridge，2007）。

13.李维《罗马史》卷1：57。

14.C.Claassen，“The Familiar Other：The Pivotal Role of Women in Livy’s Narrativ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arly Rome”，Acta Classica，XLI （1998），pp.71-103更加详细地探索了女性在李维的道德观构建中发挥的作用。

15.李维《罗马史》卷1：46-8。

16.关于塔娜奎尔，详见G.Meyers，“Tanaquil：The Concep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n Etruscan Matron”，in A Companion to the Etruscans，ed.S.Bell and A.Carpino （New York，2015），pp.305-21。作者详细探索了这些刻板印象。

17.J.Hallett，Fathers and Daughters in Roman Society：Women and the Elite Family （Princeton，NJ，2014），pp.70-74从古罗马理想的父女关系出发，详细分析了图利娅的故事。

18.G.Boccaccio，De mulieribus claris，trans.V.Brown （Boston，MA，2001）.

19.N.Goldstone，Joanna：The Notorious Queen of Naples，Jerusalem and Sicily （London，2010） 提供了一份关于那不勒斯女王乔万娜的详细传记。

20.这一观点的最早提出见于W.Godshalk，“Livy’s Tullia：A Classical Prototype of Lady Macbeth”，Shakespeare Quarterly，ⅩⅥ （1965），pp.240-41。最近这一观点又出现在J.M.Philo，“Shakespeare’s Macbeth and Livy’s Legendary Rome”，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X （2015），pp.89-96，文中涉及了莎士比亚与佩因特的关系。

第七章 安稳如房屋

1.该标题即S.von Cles-Reden’s The Buried People：A Study of the Etruscan World （London，1955）。

2.关于伊特鲁里亚考古学界过度关注墓葬的问题，参见V.Izzet，The Archaeology of Etruscan Society （Cambridge，2007），p.90以及H.Damgaard Andersen，“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ruscan City in the 7th to 6th centuries BC”，in Urban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9th to 6th centuries BC，ed.H.Damgaard Andersen （Copenhagen，1997），pp.343-82。

3.近年来，学者对当地遗址的铭文进行分析，才发现了这座城市的名字，参见E.Govi，“Marzabotto”，in The Etruscan World，ed.J.M.Turfa （London，2015），pp.291-4，analysis on p.291；E.Govi and G.Sassatelli，Marzabotto：la casa 1 della regio 4，insula 2 （Bologna，2010），p.34。关于该遗址出土的铭文，参见G.Sassatelli and D.Briquel，Iscrizioni e graffiti della città etrusca di Marzabotto （Bologna，1994）。

4.关于马尔扎博托的毁灭和凯尔特人的扩张，参见O.Buchsenschutz et al.，“The Golden Age of the Celtic Aristocracy in the Fourth and Third Centuries BC”，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67 （2012），pp.185-215.另见P.B.Ellis，Celt and Roman：The Celts of Italy （London，1998）。

5.E.Govi，ed.，Marzabotto：una città etrusca （Bologna，2007），其中Govi’s “Ma-rzabotto” 提供了马尔扎博托的概况。D.Vitali et al.，L’acropoli della città etrusca di Marzabotto（Bologna，2001） 描述了卫城区域的考古挖掘工作。G.A.Mansuelli，“Marzabotto：Dix années de fouilles et recherches”，Mélange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antiquité，LⅩⅩⅩⅣ （1972），pp.111-44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在城区的考古挖掘工作。G.Baldoni，La ceramica attica dagli scavi ottocenteschi di Marzabotto （Bologna，2009） 介绍了当地考古挖掘的一些背景。

6.E.Govi and G.Sassatelli，“Cults and Foundation Rites in the Etruscan City of Marzabotto”，in Etrusco Ritu：Case Studies in Etruscan Ritual Behaviour，ed.L.B.van der Meer （Leiden，2010），pp.17-27.

7.P.Allison，“Using the Material and Written Sources：Turn of the Millennium Approaches to Roman Domestic Space”，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105 （2001），pp.181-206，esp.p.186注意到了这些名词的性质问题：类似于“列柱廊”的术语在罗马学者的笔下并非普遍适用，很可能反映了当地人对房屋的描述。

8.L.Donati，La casa dell’impluvium：architettura etrusca a Roselle（Rome，1994）。

9.关于提尼亚神庙，详见J.P.Baronio，“Un architetto per il tempio di Tina a Marzabotto.Studio dell’antico procedimento geometrico-proporzionale utilizzato nel progetto del tempio urbano della città etrusca di Kainua”，Ocnus，20 （2012），pp.9-32以及D.Vitali，“Le téménos de Tina de la ville étrusque de Marzabotto：entre données de fouilles，hypothèses et certitudes”，in L’age du fer en Europe：mélanges offerts à Olivier Buchsenschutz，ed.S.Krausz et al.（Bordeaux，2013），pp.583-94。

10.G.Sassatelli and E.Govi，Marzabotto：la casa 1 della regio 4，insula 2，p.30.

11.这是萨沙泰利和戈维提出的观点，他们的结论非常贴合本章的内容：“这座神庙……是一个全体市民集会的社交和宗教场所。”同上，第36页。

12.同上，第27页。

13.G.Sassatelli and E.Govi，Culti，forma urbana e artigianato a Marzabotto.Nuove prospettive di ricerca：Atti del Convegno di Studi Bologna，S.Giovanni in Monte 3-4 giugno 2003 （Bologna，2005），pp.47-55.

14.柏拉图《理想国》433a-433b。

1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2：1267b。

16.关于希波达莫斯作为城市规划师的更多信息，参见A.Burns，“Hip-podamus and the Planned City”，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4 （1976），pp.414-28。D.W.Gill，“Hippodamus and the Piraeus”，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55 （2006），pp.1-15，研究了他在比雷埃夫斯的作品，而J.C.Hogan，“Hippodamus on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and Law”，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12 （1956），pp.763-83呈现了作为政治哲学家的希波达莫斯。R.Paden，“The Two Professions of Hippodamus of Miletus”，Philosophy & Geography，IV （2001），pp.25-48有力地指出，只有理解希波达莫斯作为城市规划师和政治哲学家的双重身份，我们才能正确地评价他的事业。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2：1267b：22-8。

18.C.Nicolet，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Berkeley，CA，1980），pp.21-3把这个特殊事件从李维的《罗马史》1.13.4中摘录了出来。

19.关于古罗马行政官员的主要著作有T.S.Broughton，The Magistrates of the Roman Republic （Oxford，1951）。

20.西塞罗在许多地方都使用了“奇维塔斯”的概念，但是它的明确定义出现在《西庇阿之梦》C3中。

21.关于阿夸罗萨，参见C.E.Östenburg and M.Pallottino，Case etrusche di Acquarossa （Rome，1975）。

22.C.Ambus and I.Krauskopf，“The Curved Staff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s a Predecessor of the Etruscan Lituus”，in Etrusco Ritu：Material Aspects of Etruscan Religion，ed.L.B.van der Meer （Leuven，2010），pp.127-53.

23.A.Maggiani，“Appunti sulle magistrature etrusche”，Studi Etruschi，62 （1996），pp.95-138，回顾了伊特鲁里亚设立行政官员的证据。关于鲁别拉的铭文，参见C.De Simone，Le iscrizioni etrusche dei cippi di Rubiera （Reggio Emilia，1992）。

24.这枚砝码的年代较晚（公元前3世纪），但是依然非常有趣，参见A.Maggiani，“Appunti sulle magistrature etrusche”，Studi Etruschi，62 （1996），pp.101。

25.M.Morandi Tarabella，Prosopographia etrusca，Vol.i （Rome，2004），pp.167-8.

26.这是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罗马古史》1：30）给出的解释。H.Rix，“Etr.Mes rasnal = lat.Res publica”，in Studi di antichita in onore di G.Maetzke II，ed.G.Maetzke，M.G.M.Costagli and L.T.Perna （Rome，1984），pp.455-68详细讨论了“拉什纳”一词及其在伊特鲁里亚文献中的用法。

27.杜卡迪的作品 Storia dell’arte etrusca （Florence，1927） 和Etruria antica （Bologna，1927）体现了非常明显的法西斯主义观点。

28.关于这一事件以及纳粹在意大利犯下的其他战争罪行，参见P.Cooke，“Recent Work on Nazi Massacres in Ital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Modern Italy，Ⅴ （2000），pp.211-18。另外，E.Spagnoletti，The Massacres in Marzabotto and Bologn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amifications （Rome，1980） 提供了更加详细的分析，还讨论了博洛尼亚及其周边地区的紧张形势。

29.今天，你依然可以在那座博物馆里看到当时被损坏的文物。

第八章 性爱、谎言与伊特鲁里亚人

1.S.Haynes，Etruscan Civilization：A Cultural History （Oxford，2005），p.147.克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所引起的反应体现了裸体女性雕像（即使刻画的对象是阿佛洛狄忒）带给人们的冲击，学界普遍认为那是希腊展出的第一尊裸体女性雕像。

2.现在关于雕像的主体部分采用的大理石来源有一些争议：L.Bonfante，“Nudity as a Costume in Classical Art”，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ⅩCⅢ （1989），pp.543-70，esp.p.566提出它来自帕洛斯岛，而A.Andren，“Il santuario della Necropoli di Cannicella ad Orvieto”，Studi Etruschi，ⅩⅩⅩⅤ （1967），pp.41-85，esp.p.50认为该大理石来自纳克索斯岛，这曾经是学界一致认可的观点。

3.M.Cristofani，“La ‘Venere’ della Cannicella”，Santuario e culto nella necropoli di Cannicella.Annali della Fondazione per il Museo Claudio Faina，3 （1987），pp.30-31.

4.这个分析出自G.Colonna，“I culti del santuario della Cannicella”，in Santuario e culto nella necropoli di Cannicella.Relazione e interventi nel convegno del 1984，ed.G.Pugliese Carratelli （Florence，1987），pp.11-26。

5.A.Andren，“Il santuario della Necropoli di Cannicella”，p.45.

6.详见R.Benassai，“Per una lettura del programma figurativo delle Tomba delle Bighe di Tarquinia”，Orizzonti.Rassegna di archeologia，2 （2001），pp.51-62。B.D’Agostino and L.Cerchiai，Il mare，la morte，l’amore：gli Etruschi，i Greci e l’immagine （Rome，1999），p.68，讨论了同一座坟墓中异性情侣壁画与同性情侣壁画的有趣区别。

7.希俄斯岛的塞奥彭普斯《历史》115。

8.M.A.Flower，Theopompus of Chios：History and Rhetoric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 （Oxford，1997） 提供了关于塞奥彭普斯的详细传记，包括他在雅典度过的时光。

9.T.Harrison，Greeks and Barbarians （London，2002） 讨论了古希腊人与蛮族的交集，并讲述了这种刻板印象。

10.E.Hall，“Asia Unmanned：Images of Victory in Classical Athens”，in War and Society in the Greek World，ed.J.Rich and G.Shipley （London，1993），pp.108-33，详细分析了一步步让波斯敌人变得女性化的古希腊文献。

11.瑙克拉提斯的阿特纳奥斯《智者之宴》卷12，529a。

12.Flower，Theopompus of Chios，p.95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把塞奥彭普斯的性生活诽谤与针对亚里斯提卜和雅典政治家亚西比德的批评联系起来。

13.C.Dix，D.H.Lawrence and Women （London，1980） 详细考察了劳伦斯与不同女性的关系，包括那些在他生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女性。

14.D.H.Lawrence，Sketches of Etruscan Places （London，1932），p.127.

15.同上，第138页。

16.V.Bellelli，“Vei：nome，competenze e particolarità di una divinità etrusca”，in Antropologia e archeologia in confronto：rappresentazioni e pratiche del sacro，ed.V.Nizzo and L.LaRocca （Rome，2012），pp.455-78.

第九章 裹尸的文字

1.关于这些罕见的文字，详见M.M.Terras，Image to Interpretation：An Intelligent System to Aid Historians in Reading the Vindolanda Texts （Oxford，2006）。

2.如果你想阅读伊特鲁里亚语，可以购买G.Bonfante and L.Bonfante，The Etruscan Language （Manchester，2001）。R.Wallace，Zikh Rasna：A Manual of the Etruscan Language and Inscriptions （Ann Arbor，mi，2008） 也是一份出色的指南。

3.这个例子是梵蒂冈博物馆伊特鲁里亚分馆的14949号展品。

4.关于萨格勒布木乃伊的精彩冒险历程，参见I.Uranić，“Contributions to the Provenance of the Zagreb Mummy”，Acta Antiqua，46 （2006），pp.197-202；A.Rendić-Miočević,，Notes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Zagreb Mummy and her Wrapping （Zagreb，1997）；以及M.Flury-Lemberg，“Rekonstrukcija Zagrebačke lanene knjige ili povoja Zagrebačke mumije”，Vjesnik Arheološkog muzeja u Zagrebu，19 （1987），pp.73-92。该文本在序言中也提到了相关内容，参见L.B.van der Meer，Liber linteus zagrabiensis （Leuven，2007）。

5.I.Mirnik and A.Rendić-Miočević，“Liber Linteus Zagrabiensis ii”，Vjesnik Arheoloskog muzeja u Zagrebu，ⅩⅩ （1987），pp.31-48.两位作者展示了这一阶段关于萨格勒布木乃伊的许多信件，并在随信附上的意大利语文章中总结了布鲁格施与伯顿的关系（1984：42）。

6.这张表格基本改编自C.D.Buck，A Dictionary of Selected Synonyms in the Principal Indo-European languages （Chicago，il，2008 [1947]）。在巴克的词典中，每个单词都有许多例子，同上，pp.2.36，3.41，1.31。

7.这一值得怀疑的术语出自H.Rix，Rätisch und Etruskisch （Innsbruck，1998）。

8.关于这个观点的衰落，参见J.G.Stickel，Das Etruskische durch Erklärung von Inschriften und Namen als semit.Sprache erwiesen （Leipzig，1858）。

9.这种看法跟以下作品密切相关：F.C.Woudhuizen，Etruscan as a Colonial Luwian Language （Innsbruck，2008）。

10.这个可疑的观点出自Z.Mayani，The Etruscans Begin to Speak （London，1962）。而G.Bonfante and L.Bonfante，in The Etruscan Language （Manche-ster，2002），p.xii甚至认为伊特鲁里亚语与阿兹特克语有关。

11.这个例子的出处同上，参见第137页。关于“za”的含义，参见J.Hadas-Lebel，“L” oenochoé putlumza：un pocolom étrusque？’，Collection de la Maison de l’Orient méditerranéen ancien.Série philologique，43 （2009），pp.273-85。

12.这个例子出自G.Bonfante and L.Bonfante，The Etruscan Language，p.101，TLE 43。

13.此书即Volumen libris septuaginta distinctum de antiquitatibus et gestis Et-ruscorum。参见G.Bonucci Caporali，ed.，Annio da Viterbo：Documenti e ri-cerche （Rome，1981）。

14.这次对阿尼奥的无情揭穿出自Girolamo Mei的拉丁语小论文“On the Origins of the City of Florence” （1565）。

15.关于这次发现的记录，参见M.Pallottino，Scavi nel santuario Etrusco di Pyrgi：relazione preliminare della settima campagna，1964，e scoperta di tre lamine d’oro inscritte in Etrusco e in Punico （Rome，1964），其历史背景详见G.Colonna，“Il santuario di Pyrgi alla luce delle recenti scoperte”，Studi Etruschi，ⅩⅩⅩⅢ （1965），pp.193-219。

16.关于皮尔吉文本腓尼基语版的翻译，参见P.C.Schmitz，“The Phoenician Text from the Etruscan Sanctuary at Pyrg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CⅩⅤ （1995），pp.559-75。他还提供了研究这些金板的参考书目。

17.这句话改写自G.Bonfante and L.Bonfante，The Etruscan Language，p.12。

18.O.Wikander，“The Religio-social Message of the Gold Tablets from Pyrgi”，Opuscula，1 （2008），pp.78-84，强调了这些文本的政治作用以及它们对人间权力与神明旨意的连接。

19.萨格勒布文本的年代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亚麻布本身可能是在公元前4世纪编织完成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文字的出现时间较晚。R.Wallace，“Review：Il Liber Linteus di Zagabria.Testualità e Contenuto （Biblioteca di ‘Studi Etruschi’ 50） by Valentina Belfiore”，Etruscan Studies，ⅩⅤ （2012），pp.232-7认为该文本的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末或2世纪初，而J.M.Turfa，Divining the Etruscan World：The Brontoscopic Calendar and Religious Practice （Cambridge，2012），p.24则确定其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初。它以布条的形态得到重复利用的时间更晚，在公元前1世纪。

20.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罗马古史》7：5-6）详细描述过这场战役，不过，A.B.Gallia，“Reassessing the ‘Cumaean Chronicle’：Greek Chronology and Roman History in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ⅩⅦ （2007），pp.50-67对他的描述做出了批评。

21.关于拉丁语战胜伊特鲁里亚语的情况，详见J.Kaimio，The Ousting of Etruscan by Latin in Etruria （Helsinki，1972）。关于罗马政权影响伊特鲁里亚的最新叙述，参见L.Ceccarelli，“The Romanization of Etruria”，in A Companion to the Etruscans，ed.S.Bell and A.Carpino （New York，2015），pp.28-40。

22.普劳提娅·乌姑兰尼拉非常迷人，却又被大多数人所遗忘，她在苏维托尼乌斯研究克劳狄乌斯的篇章中出现过数次，参见《罗马十二帝王传》卷5和卷6。

23.D.Briquel，“Que savons-nous des ‘Tyrrhenika’ de l’empereur Claude？”，Rivista di filologia e di istruzione classica，116 （1988），pp.448-70，详细分析了克劳狄乌斯对伊特鲁里亚事物的热爱。

24.这份总结源于van der Meer，Liber linteus zagrabiensis。

25.A.Bouchard-Cote et al.，“Automated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Languages Using Probabilistic Models of Sound Chang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10 （2013），pp.4224-9.

26.L.Agostiniani and F.Nicosia，Tabula cortonensi （Rome，2000），以及A.Bottini，“Gentlemen of Cortona”，Etruscan Studies，Ⅶ （2000），pp.3-4。

第十章 聆听肝脏的声音

1.L.B.van der Meer，The Bronze Liver of Placenza （Leiden，1987） 提供了关于皮亚琴察铜肝的完整分析，包括它在丘西附近某地的制作过程、它的发现以及它的宗教仪式背景。另见A.Morandi，“Nuove osservazioni sul fegato bronzeo di Piacenza”，Mélange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Antiquité，C （1988），pp.283-97。

2.F.Arisi，Il Museo Civico di Piacenza （Piacenza，1960），pp.199-203详细描述了这次发现，另见L.B.van der Meer，The Bronze Liver of Piacenza：Analysis of a Polytheistic Structure （Amsterdam，1987），p.5。

3.关于这些肝脏模型，参见M.Jastrow，“Hepatoscopy and Astrology in Babylonia and Assyria”，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47 （1908），pp.646-76。关于更大范围上巴比伦宗教仪式的研究，参见A.Reiner，“Astral Magic in Babylonia”，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85 （1995），pp.1-150，and D.Pardee，“Divinatory and Sacrificial Rites”，Near Eastern Archaeology，ⅩⅢ （2000），pp.232-4。

4.U.Koch，Babylonian Liver Omens：The Chapters Manzāzu，Padānu and Pān Tākalti of the Babylonian Extispicy Series Mainly from Aššurbanipal’s Library（Copenhagen，2000）；U.Koch，“Sheep and Sky：Systems of Divinatory Interpretation”，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neiform Culture，ed.K.Radner and E.Robson （Oxford，2011），pp.447-69.

5.关于赫梯帝国的肝脏模型，参见U.S.Koch，Mesopotamian Astrology：An Introduction to Babylonian and Assyrian Celestial Divination （Cambridge，1995）；and G.Beckman，“Mesopotamians and Mesopotamian Learning at Hattuša”，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ⅩⅩⅩⅤ （1983），pp.97-111。

6.例如，L.Stieda，“Anatomisches über alt-italische Weihgeschenke （Donaria）”，Ana-tomy and Embryology，ⅩⅥ （1901），pp.1-82。还有一种更加含蓄的论证，参见D.Collins，“Mapping the Entrails：The Practice of Greek Hepatoscopy”，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CⅩⅩⅨ （2008），pp.319-46。

7.M.Pallottino，The Etruscans （London，1975），p.154提供了关于《塔格斯之书》的总结，并介绍了它在仅存的伊特鲁里亚宗教文学中的地位。

8.西塞罗《论占卜》2.50；奥维德《变形记》15：552。

9.J.R.Wood，“The Myth of Tages”，Latomus，39 （1980），pp.325-44搜集了关于这个神话的证据，并指出它是一个伊特鲁里亚传说，而非古罗马故事的附录。

10.关于这面镜子的最早描述，参见M.Pallottino，Uno specchio di Tuscania e la leggenda etrusca di Tarchon （Rome，1930），p.49，另见M.Torelli，“‘Etruria principes disciplinam doceto’ il mito normativo dello specchio di Tuscania”，Studia Tarquiniensia （Archaeologia Perusina），Ⅸ （1988），pp.109-18。

11.M.Bonghi Jovino，Gli Etruschi di Tarquinia （Modena，1986），p.392；G.Colonna，“Una proposta per il supposto elogio tarquiniese di Tarchon”，in Tarquinia：scavi ricerche e prospettive，ed.M.Bonghi Jovino and C.Chiaramente Trere （Milan，1987），pp.153-7.

12.J.Heurgon，“The Date of Vegoia’s Prophecy”，Journal of Roman Studies，ⅩLⅨ （1959），pp.41-5提出维格娅（维古）其实是一种精灵，而非女先知。关于维格娅（维古）的重要性及其启示的社会背景，参见A.Valvo，La “Profezia di Vegoia”：proprietà fondiaria e aruspicina in Etruria nel I secolo A.C. （Rome，1991）。

13.关于“兔子洞”的最新研究，参见C.Bizzari and D.Soren，“Etruscan Domestic Architecture，Hydraulic Engineering，and Water Management Technologies”，in A Companion to the Etruscans，ed.S.Bell and A.A.Carpino （Hoboken，NJ，2016），pp.129-45。

14.这个计量单位的定义出自O.A.W.Dilke，Mathematics and Measurement （Berkeley，CA，1988），p.293。K.M.Phillips，“Bryn Mawr College Excavations in Tuscany 1971”，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LⅩⅩⅥ （1972），pp.249-55，on p.251表示古风时代奇维塔特山丘（位于穆尔洛）建筑的饰板长度相当于两只“意大利脚”，因此得出这个年代。有一艘公元前5世纪的沉船上保留了建筑工人的尺子，似乎跟这个27厘米的计量单位相吻合（R.R.Stieglitz，“Classical Greek Measures and the Builder’s Instruments from the Ma’agan Mikhael Shipwreck”，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CX （2006），pp.195-203，esp.p.200）。

15.老普林尼《博物志》2：137-9。

16.S.Hammond，Iconography of the Etruscan Haruspex （Edinburgh，2009） 收录了一系列描绘占卜的伊特鲁里亚图案。

17.关于伊特鲁里亚的女祭司或女占卜师，参见L.E.Lundeen，“In Search of the Etruscan Priestess：A Re-examination of the Hatrencu”，in Religion in Republican Italy，ed.C.E.Shultz and P.B.Harvey （Cambridge，2006），pp.34-61。

18.伊特鲁里亚的神庙建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进行了简化处理。关于更加详细和更具启发的讨论，参见V.Izzet，“Tuscan Order：The Development of Etruscan Sanctuary Architecture”，in Religion in Archaic and Republican Rome and Italy：Evidence and Experience，ed.C.Smith and E.Bispham （Edinburgh，2000），pp.34-53以及V.Izzet，“Form and Meaning in Etruscan Ritual Space”，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Ⅺ （2001），pp.185-200，关于更加深入的研究，参见C.R.Potts，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Latium and Etruria，c.900-500 BC （Oxford，2015）。

19.关于这种现象的考察，参见R.Bradley，The Passage of Arms （Cambridge，1990）。

20.P.G.Warden et al.，“Poggio Colla：An Etruscan Settlement of the 7th-2nd c.BC （1998-2004 excavations）”，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ⅩⅧ （2005），pp.252-66；P.G.Warden and M.L.Thomas，“Sanctuary and Settlement：Archaeological Work at Poggio Colla （Vicchio di Mugello）”，Etruscan Studies，IX （2002），pp.97-108.

21.这种布置方式详见P.G.Warden，“Remains of the Ritual at the Sanctuary of Poggio Colla”，in Votives，Places，and Rituals in Etruscan Religion：Studies in Honour of Jean MacIntosh Turfa，ed.M.Gleba and H.Becker （Leiden，2009），pp.107-22，esp.pp.111-13。

22.M.Gleba，“Textile Tools in Ancient Italian Votive Contexts：Evidence of Dedication or Production？”，in Votives，Places and Rituals in Etruscan Religion：Studies in Honour of Jean MacIntosh Turfa，ed.M.Gleba and H.S.Becker （Leiden，2009），pp.69-84.D.Gill，“METRU.MENECE：An Etruscan Painted Inscription on a Mid-5th-century BC Red-figure Cup from Populonia”，Antiquity，LⅪ（1987），pp.82-7.许多不同种类的物品都带有类似的铭文，葛雷巴考察了纺织工具上的献词，而吉尔则研究了伊特鲁里亚陶器上的献词。

23.关于伊特鲁里亚的解剖学祭品，参见J.M.Turfa，“Anatomical Votives and Italian Medical Traditions”，in Murlo and the Etruscans：A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Etruria，ed.R.de Puma and J.P.Small （Madison，WI，1994），pp.224-40；J.M.Turfa，“Anatomical Votives”，ThesCRA I（2004），pp.359-68。

24.S.Stopponi，“Orvieto，Campo della Fiera-Fanum Voltumnae”，in The Etruscan World，ed.J.M.Turfa （London，2015），pp.632-54，esp.p.632描述了一位叫“沃尔图姆那”的当地神明被模糊成提尼亚的过程。

25.关于皮尔吉供奉的神明，参见Turfa，ed.，The Etruscan World：M.P.Baglione，“The Sanctuary of Pyrgi”，同上，pp.613-31，esp.p.617。关于王后祭坛，参见G.Bagnasco Gianni，“Tarquinia：Excavations by the University of Milan at the Ara della Regina Sanctuary” and “Tarquinia.Sacred Spaces and Sanctuaries”，pp.594-612，esp.p.559。

26.I.Edlund-Berry，“Gods and Places in Etruscan Religion”，Etruscan Studies，Ⅰ （1994），pp.11-22强调了神明及其受供奉的地区之间的密切关系。

27.关于伊特鲁里亚神明的完整讨论，参见E.Simon，“Gods in Harmony：The Etruscan Pantheon”，in The Religion of the Etruscans，ed.N.T.de Grummond and E.Simon （Austin，TX，2006），pp.45-65，这篇文章介绍了伊特鲁里亚众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神明之间的关系。

28.S.Kennedy Quigley，“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Birth of Athena/Minerva：A Comparative Study”，Etruscan Studies，VIII （2001），pp.65-78深入分析了伊特鲁里亚人对雅典娜和梅尔瓦的刻画，尤其关注她与提尼亚的父女关系。G.Colonna，“Minerva”，in Lexicon iconographicorum mythologiae Classicae Volume II （Zurich，1984），pp.1050-74详细考察了伊特鲁里亚女神梅尔瓦。

29.J.R.Jannot，Religion in Ancient Etruria （Madison，WI，2005），p.156提出了这个观点。

30.《吉尔伽美什史诗》泥板6。

31.参见P.Albenda，“The ‘Queen of the Night’ Plaque：A Revisit”，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CⅩⅩⅤ （2005），pp.171-90；以及D.Collon，“The Queen under Attack-A Rejoinder”，Iraq，69 （2007），pp.45-51。关于伊什塔尔的形象以及她跟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女性生活的关系，参见Z.Bahrani，Women of Babylon：Gender and Representation in Mesopotamia （London，2001）。

32.关于这个女神从近东地区到地中海地区的转变，参见A.E.Barclay，“The Potnia Theron：Adaptation of a Near Eastern Image”，in Potnia：Deities and Religion in the Aegean Bronze Age，ed.R.Laffïneur and R.Hägg （Liege，2001），pp.373-81。关于伊特鲁里亚的“动物的女主人”，参见H.Damgaard Andersen，“The Origin of Potnia Theron in Central Italy”，Hamburger Beiträge zur Archäologie，ⅩⅨ （1992），pp.73-113。

33.出自A.S.塔克写给笔者的私人信件。

34.这个观点出自J.M.Turfa，“Etruscan Religion at the Watershed：Before and After the Fourth Century BCE”，in Religion in Republican Italy，ed.C.E.Shultz and P.B.Harvey （Cambridge，2006），pp.62-85。

35.苏维托尼乌斯在凯撒遇刺的部分讲述了斯普林纳的作用（《罗马十二帝王传》81-9），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63-6）和西塞罗（《论占卜》1.1119）也提到了此人。J.T.Ramsey，“‘Beware the Ides of March！’：An Astrological Prediction？”，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50 （2000），pp.440-54研究了三月十五日的事件，包括斯普林纳。

36.E.Orlin，Foreign Cults in Rome：Creating the Roman Empire （Oxford，2010），p.92认为占卜师有预谋地把他们的仪式融入伊特鲁里亚的政治中。J.Rupke，“Divination romaine et rationalité grecque dans la Rome du 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in La raison des signes：Présages，rites，destin dans les sociétés de la méditerranée ancienne，ed.S.Georgoudi以及R.Koch Piettre （Paris，2011），pp.479-500 （p.337） 列举了让伊特鲁里亚占卜师随行的罗马人，其中包括伟大的将领苏拉。

37.关于这个观点的论述，参见D.Briquel，“Tages Against Jesus：Etruscan Religion in the Late Roman Empire”，Etruscan Studies，Ⅹ （2007），pp.153-61。

38.特土良《护教学》35.12。

39.宫廷里的占卜师发现自己不能再预测未来了，于是把仪式的失败归咎于基督徒。戴克里先派帝国的占卜师前往狄杜玛征求阿波罗的神谕，结果毫无意外，神谕证实了基督徒必须被消灭。参见J.Fontenrose，Didyma：Apollo’s Oracle，Cult，and Companions （Berkeley，CA，1988），p.24，and the primary source，Lactantius，De Mortibus persecutorum，10.1-5。

40.这个观点出自L.Bonfante，“Iconografia delle madri：Etruria e Italia antica”，in Le donne in Etruria，ed.A.Rallo （Rome，1989），pp.85-106。

第十一章 面对死亡

1.参见M.Cristofani，Etruschi：una nuova immagine （Rome，2000），p.20以及U.Calzoni，“Recenti scoperte a ‘Grotta Lattaia’ sulla Montagna di Cetona”，Studi Etruschi，Ⅸ （1940），pp.301-4。

2.G.Paolucci and A.Minetti，eds，Sarteano etrusca：Collezionismo，antiquariato e scoperte archeologiche ottocentesche （Montepulciano，1989） 以及A.Minetti and A.Rastrelli，La necropoli della Palazzina nel Museo civico archeologico di Sarteano （Montepulciano，2001） 描述了这些挖掘的历史。

3.A.Minetti，“La tomba della Quadriga infernale di Sarteano”，Studi Etruschi，LXX （2004），pp.135-59，and A.Minetti，“Sarteano （si）：necropoli delle Pianacce：campagna di scavo 2005”，Notiziario della Soprintendenza per i Beni Archeologici della Toscana，Ⅰ （2005），pp.425-8记录了这次发现，而她的晚期作品 （A.Minetti，La tomba della quadriga infernale nella necropoli delle Pianacce di Sarteano （Rome，2006）；“La tomba dipinta di Sarteano”，Ostraka，ⅩⅥ （2008），pp.79-91） 则详细描述了这些壁画。

4.A.Minetti，“Sculture funerarie in pietra fetida dalla necropoli delle Pianacce di Sarteano”，Studi Etruschi，LⅩⅩⅣ （2008），pp.125-39主要研究皮亚纳切墓地的雕塑。

5.米内蒂在其2006年的著作中描述了保护这座坟墓以及准备向公众开放参观的过程，参见A.Minetti，La tomb a della quadriga infernale nella necropoli delle Pianacce di Sarteano （Rome，2006）。

6.A.Maccari，“Un funerale chiusino：appunti su un cippo inedito di Sarteano”，Rivista di archeologia，ⅩⅩⅩⅤ （2011），pp.5-15详细考察了萨尔泰亚诺的伊特鲁里亚葬礼流程。

7.L.J.Taylor，“Performing the Prothesis：Gender，Gesture，Ritual and Role on the Chiusine Reliefs from Archaic Etruria”，Etruscan Studies，ⅩⅦ （2014），pp.1-27详细考察了伊特鲁里亚的遗体告别仪式。

8.P.J.Holliday，“Processional Imagery in Late Etruscan Funerary Art”，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ⅩCⅣ （1990），pp.73-93研究了伊特鲁里亚葬礼游行的重要性。

9.L.Pieraccini，“Families，Feasting，and Funerals：Funerary Ritual at Ancient Caere”，Etruscan Studies，Ⅶ （2000），pp.35-50提出了宴饮对伊特鲁里亚葬礼的重要性。

10.这一观点出自G.Moscatelli，“Gli enigmatici affreschi della tomba della quadriga infernale di Sarteano：amicizia o amore？”，Archeotuscia News，1 （2012），pp.10-11。

11.J.Elliot，“The Etruscan Wolfman in Myth and Ritual”，Etruscan Studies，Ⅱ （1994），pp.17-34描述了一个伊特鲁里亚魔鬼酷似恶狼的面孔，而F.Roncalli，“Laris Pulenas and Sisyphus：Mortals，Heroes and Demons in the Etruscan Underworld”，Etruscan Studies，CⅪ （1996），pp.45-64则探索了其他的魔鬼形象。

12.这座坟墓名为“浮雕之墓”，参见H.Blanck and G.Proietti，La tomba dei Rilievi di Cerveteri （Rome，1986）。

13.这一观点出自K.Hostetler，“Serpent Iconography”，Etruscan Studies，X （2004），pp.203-10。

14.关于万特的身份和起源，详见A.S.Tuck，“On the Origin of Vanth：Death Harbingers and Banshees in Etruscan and Celtic Worlds”，in New Perspectives on Etruria and Rome：Papers in Honour of Richard Daniel De Puma，ed.S.Bell and H.Nagy （Madison，wi，2009），pp.251-63。

15.这一点在托斯卡纳的相关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参见G.Barker and T.Rasmussen，“The Archaeology of an Etruscan Polis：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Tuscania Project （1986 and 1987 seasons）”，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56 （1988），pp.25-42。

16.关于托加，参见L.Bonfante，Etruscan Dress （Baltimore，md，1975） and H.Granger-Taylor，“Weaving Clothes to Shape in the Ancient World：The Tunic and Toga of the Arringatore”，Textile History，ⅩⅢ （1982），pp.3-25。

17.如上一章所述，参见特土良《护教学》35.12。

18.这一观点出自R.H.Rough，“Enrico Scrovegni，the Cavalieri Gaudenti，and the Arena Chapel in Padua”，Art Bulletin，62 （1980），pp.24-35，该文研究了这座私人教堂的出资建设者恩里科·斯克罗维尼。

19.这次采访收录于D.T.Van Velzen，“The World of Tuscan Tomb Robbers：Living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Ancesto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Ⅴ （1996），pp.111-26，其中还包含了一份有关盗墓现象的历史记录。

20.关于这项研究，参见V.S.Manzon and E.Gualdi Rosso，“Health Patterns of the Etruscan Population （6th-3rd Centuries BC） in Northern Italy：The Case of Sp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X （2015），pp.24-38。

21.关于这位特殊的女性，参见J.Swaddling and J.Prag，eds，Seianti Hanunia Tlesnasa：The Story of an Etruscan Noblewoman British Museum Occasional Paper 100 （London，2002）。

22.相关报道见2015年10月22日的Il Tirrenico。

补充书目

如果您想阅读更多有关伊特鲁里亚人的著作（笔者也建议您这么做，因为本书只是一部比较简要的著作），笔者特别推荐以下三本：

Izzet，V.，The Archaeology of Etruscan Society （Cambridge，2007）.

Smith，C.，The Etruscan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2013）.

如果条件允许，您也可以阅读这部规模最大（也是价格最贵）的著作：

Turfa，J.M.，ed.，The Etruscan World （London，2015）.

古典文献

Aristotle，Politics，trans.C.D.C.Reeve （Cambridge，1997）.

Boccaccio，De mulieribus claris，trans.V.Brown （Boston，MA，2001）.

Cassius Dio，Roman History，trans.I.Scott-Kilvert （London，1987）.

Cicero，On Divination，trans.D.Wardle （Oxford，2006）.

Cicero，The Dream of Scipio，trans.P.Bullock （New York，1983）.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trans R.D.Hicks （Boston，MA，2000）.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Roman Antiquities，trans.E.Cary （London，1968）.

Herodotus，The Histories，trans.R.Waterfield （Oxford，2008）.

“Hymn to Dionysus”，in Homeric Hymns，trans.S.Ruden （Cambridge，2005），pp.1-3，67-8.

Lactantius，De Mortibus persecutorum，trans.J.L.Creed （Oxford，1985）.

Livy，History of Rome，trans.R.M.Ogilvie and A.de Selincourt （London，2002）.

Ovid，Metamorphoses，trans.C.Martin （London，2005）.

Plato，The Republic，trans G.M.A.Grube （Cambridge，1992）.

Plutarch，Lives，trans.B.Perrin （London，1994）.

Suetonius，Lives of the Caesars，trans.C.Edwards （Cambridge，2008）.

Tacitus，Agricola，trans.H.Mattingly （London，2010）.

Tacitus，The Annals of Imperial Rome，trans.M.Grant （London，1973）.

Tertullian，Apology，trans R.D.Sider （Washington，dc，2000）.

Theopompus of Chios，Histories，in Athenaeus，Deipnosophistae，trans.C.Burton Gulick （London，1927）.

Thucydides，Histories vol i and vol ii，trans.H.Stuart-Jones （Oxford，1963）.

致谢

非常感谢我在研究伊特鲁里亚考古学时遇到的所有人：从博物馆工作人员到教授，认识你们是我莫大的荣幸。

维迪亚·伊泽特是第一个引领我接触伊特鲁里亚的人，而当我在奇维塔特山丘挖掘文物时，托尼·塔克则教会了我如何把伊特鲁里亚人带入现实。特蕾莎·亨特斯曼、约恩·奥多诺格、凯特·克莱德勒尔和弗雷德里克·托宾一直都是可靠的同事和优秀的朋友，安德鲁·卡罗尔和让·弗雷德曼慷慨地成为本书早期草稿的读者，特蕾莎·亨特斯曼还亲切地为本书提供了她拍摄的一些照片。

本书的草稿完成于戈尔韦，当时我正在爱尔兰国立大学的摩尔学院担任访问学者。我深深地感谢爱德华·赫林和丹尼尔·凯雷在那里给予我的支持。

我还要感谢意大利“文化遗产监督会”和纽约“艺术资源”团队允许我使用他们拍摄的照片。

感谢我的编辑本和艾米，感谢他们的耐心和专业。伊冯·马歇尔、丹尼斯·艾伦和奥利弗·吉尔克斯教会了我如何为不同的读者写作。我的父母教会了我如何思考，这是一项更加珍贵的才能。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我女儿一岁时撰写的，如果没有我丈夫的全力支持和她听着磁带吃饭睡觉的能力，这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菲尔和西尔维娅，感谢你们。

图片提供鸣谢

本书作者和出版方，希望向下列为我们提供图片资源并允许我们复制使用的各方表达谢意。

© Sebastian Ballard：p.25；©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p.50；© hip，Art Resource，ny：p.100；Digital images courtesy of the Getty’s Open Content Program：pp.68，74，75；Theresa Huntsman and Soprintendenza per i Beni Culturali Toscana：pp.170，171；© Erich Lessing Art Resource，ny：p.19；©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y （Open Access Programme）：pp.33，35，36，40，48，51，54，55，59，70，72，73，76，77，81，85，86，87，92，94，97，101，119，120，127，133，136，138，142，148，150，157，161，166，168，173；© Nimatallah，Art Resource，ny：p.84；© Gianni Dagli Orti The Art Archive at Art Resource，ny：pp.111，122；© Alfredo Dagli Orti，The Art Archive at Art Resource，ny：p.147；© Scala，Art Resource，ny：p.153；Scala，Ministero per i Beni e le Attivita culturali，Art Resource，ny：p.30；© Soprintendenza per i beni culturali archeologici Toscana：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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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免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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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本书收录的图片进行再编辑。

可用于任何目的，包括商业目的。

译名对照表

阿波罗　　　　　　　　　　　　　　Apollo

阿布鲁佐　　　　　　　　　　　　　Abruzzo

阿尔忒弥斯　　　　　　　　　　　　Artemis

阿佛洛狄忒　　　　　　　　　　　　Aphrodite

阿哥拉　　　　　　　　　　　　　　agora

阿卡特拉墓地　　　　　　　　　　　Arcatelle necropolis

阿拉伯之春　　　　　　　　　　　　Arab Spring

阿雷佐　　　　　　　　　　　　　　Arezzo

阿雷佐的瑞斯特罗　　　　　　　　　Ristoro d’Arezzo

阿伦斯　　　　　　　　　　　　　　Arruns

阿尼纳家族坟墓　　　　　　　　　　Tomb of the Anina Family

阿普鲁　　　　　　　　　　　　　　Aplu

阿契美尼德帝国　　　　　　　　　　Achaemenid Empire

阿施塔特　　　　　　　　　　　　　Astarte

阿提斯　　　　　　　　　　　　　　Atys

埃及　　　　　　　　　　　　　　　Egypt

埃米尔·布劳恩　　　　　　　　　　Emil Braun

艾米利亚-罗马涅　　　　　　　　　　Emilia-Romagna

艾塔　　　　　　　　　　　　　　　Aita

艾特劳　　　　　　　　　　　　　　eterau

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Said

安第斯山脉　　　　　　　　　　　　Andes

奥尔恰河　　　　　　　　　　　　　Orcia （river）

奥尔维耶托　　　　　　　　　　　　Orvieto

奥斯蒂亚　　　　　　　　　　　　　Ostia

奥斯特利亚墓地　　　　　　　　　　Osteria necropolis

巴鲁　　　　　　　　　　　　　　　baru

巴斯克人　　　　　　　　　　　　　Basques

柏拉图　　　　　　　　　　　　　　Plato

薄伽丘　　　　　　　　　　　　　　Boccaccio

本都的赫拉克利德斯　　　　　　　　Heraclides of Pontus

比格斯之墓　　　　　　　　　　　　Tomb of the Bigas

鞭笞之墓　　　　　　　　　　　　　Tomb of the Whipping

波尔托纳奇奥圣殿　　　　　　　　　Portonaccio temple

波河　　　　　　　　　　　　　　　Po （river）

波列德瑞拉墓地　　　　　　　　　　Polledrara necropolis

波普罗尼亚　　　　　　　　　　　　Populonia

伯罗奔尼撒战争　　　　　　　　　　Peloponnesian War

博洛尼亚　　　　　　　　　　　　　Bologna

博洛尼亚市立博物馆　　　　　　　　Museo Civico of Bologna

博赛纳湖　　　　　　　　　　　　　Lake Bolsena

不列颠人　　　　　　　　　　　　　Britons

布凯罗　　　　　　　　　　　　　　Bucchero

布拉恰诺湖　　　　　　　　　　　　Lake Bracciano

餐厅之墓　　　　　　　　　　　　　Tomb of the Triclinium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Lady Chatterley’s Lover

《赤陶棺上的夫妇像》　　　　　　　Scarcophagus of the Spouses

戴克里先　　　　　　　　　　　　　Diocletian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Lawrence，David Herbert

但丁　　　　　　　　　　　　　　　Dante

得墨忒耳　　　　　　　　　　　　　Demeter

德马拉图斯　　　　　　　　　　　　Demaratus

狄俄尼索斯　　　　　　　　　　　　Dionysus

《狄俄尼索斯颂歌》　　　　　　　　Hymn to Dionysus

迪斯帕特　　　　　　　　　　　　　Dis Pater

地狱战车之墓　　　　　　　　　　　Tomb of the Infernal Chariot

第勒尼安海　　　　　　　　　　　　Tyrrhenian Sea

第勒努斯　　　　　　　　　　　　　Tyrrhenus

东方化时期　　　　　　　　　　　　Orientalizing period

厄尔巴岛　　　　　　　　　　　　　Elba

恩奇都　　　　　　　　　　　　　　Enkidu

法尔内塞宫博物馆　　　　　　　　　Palazzo Farnese museum

菲耶索莱　　　　　　　　　　　　　Fiesole

腓尼基语　　　　　　　　　　　　　Phoenician

佛罗伦萨　　　　　　　　　　　　　Florence

弗拉斯卡蒂　　　　　　　　　　　　Frascati

弗朗索瓦坟墓　　　　　　　　　　　Francois Tomb

弗瑞达·维克利　　　　　　　　　　Frieda Weekley

福弗伦斯　　　　　　　　　　　　　Fufluns

复兴运动　　　　　　　　　　　　　Risorgimento

高卢人　　　　　　　　　　　　　　Gauls

戈耳工　　　　　　　　　　　　　　gorgon

格拉维斯卡　　　　　　　　　　　　Gravisca

格兰卡罗　　　　　　　　　　　　　Gran Carro

格里扎纳莫兰迪　　　　　　　　　　Grizzana Morandi

格罗塞托　　　　　　　　　　　　　Grosseto

公牛之墓　　　　　　　　　　　　　Tomb of the Bulls

《古代艺术史》　　　　　　　　　　The History of the Art of Antiquity

古典时期　　　　　　　　　　　　　Classical period

古风时期　　　　　　　　　　　　　Archaic period

骨骼考古学　　　　　　　　　　　　Osteoarchaeology

骨灰瓮文化　　　　　　　　　　　　Urnfield culture

《关于古希腊绘画与雕塑的思考》　　Reflections on the Painting and Sculpture of the Greeks

观景中庭　　　　　　　　　　　　　Cortile del Belvedere

国立伊特鲁里亚博物馆　　　　　　　National Etruscan Museum

哈迪斯　　　　　　　　　　　　　　Hades

哈尔施塔特平顶　　　　　　　　　　Hallstatt plateau

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哈图沙　　　　　　　　　　　　　　Hattusa

海因里希·布鲁格施　　　　　　　　Heinrich Brugsch

海因里希·冯·布瑙伯爵　　　　　　Count Heinrich von Bünau

豪恩斯洛　　　　　　　　　　　　　Hounslow

荷姆馆　　　　　　　　　　　　　　Home House

贺雷修斯　　　　　　　　　　　　　Horatius

赫库兰尼姆　　　　　　　　　　　　Herculaneum

赫拉　　　　　　　　　　　　　　　Hera

赫拉克勒斯　　　　　　　　　　　　Herakles

赫丘勒　　　　　　　　　　　　　　Hercle

赫泰拉　　　　　　　　　　　　　　hetaera

赫梯帝国　　　　　　　　　　　　　Hittite Empire

基督教　　　　　　　　　　　　　　Christianity

基里克斯杯　　　　　　　　　　　　Kylix

基亚纳河　　　　　　　　　　　　　Chiana （river）

基亚纳山谷　　　　　　　　　　　　Val di Chiana

基亚索斯杯　　　　　　　　　　　　kyathoi

《吉尔伽美什史诗》　　　　　　　　Epic of Gilgamesh

迦太基人　　　　　　　　　　　　　Carthaginians

教皇利奥十世　　　　　　　　　　　Pope Leo X

卡厄瑞　　　　　　　　　　　　　　Caere

卡伦　　　　　　　　　　　　　　　Charun

卡洛·德尼纳　　　　　　　　　　　Carlo Denina

卡萨尔迪帕利　　　　　　　　　　　Casal di Pari

卡森提诺谷　　　　　　　　　　　　Casentino Valley

卡瓦卢珀墓地　　　　　　　　　　　Cavalupo necropolis

凯尔·梅雷迪思·菲利普　　　　　　Kyle Meredith Phillips

凯尼塞拉　　　　　　　　　　　　　Cannicella

凯努阿　　　　　　　　　　　　　　Kainua

坎帕纳侯爵　　　　　　　　　　　　Marquis of Campana

康斯坦丝　　　　　　　　　　　　　Constance

康塔罗斯杯　　　　　　　　　　　　kantharoi

科尔奈托　　　　　　　　　　　　　Corneto

科尔托纳　　　　　　　　　　　　　Cortona

科拉山丘　　　　　　　　　　　　　Pggio Colla

科西嘉岛　　　　　　　　　　　　　Corsica

科西莫　　　　　　　　　　　　　　Cosimo

克劳狄乌斯　　　　　　　　　　　　Claudius

克诺索斯　　　　　　　　　　　　　Knossos

肯特郡　　　　　　　　　　　　　　Kent

库罗斯/考丽　　　　　　　　　　　Kouroi/kore

拉努奇奥·比安奇·班迪内利　　　　Bianchi Bandinelli，Ranuccio

拉齐奥　　　　　　　　　　　　　　Lazio

拉森纳　　　　　　　　　　　　　　Rasenna

拉什纳　　　　　　　　　　　　　　Rasna\Raśna

拉伊斯　　　　　　　　　　　　　　Lais

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勒达　　　　　　　　　　　　　　　Leda

雷蒂/雷蒂语　　　　　　　　　　　Raeti/Raetic

礼图斯　　　　　　　　　　　　　　lituus

李维（提图斯·李维乌斯·帕塔维努斯）　　Livy （Titus Livius Patavinus）

理查德·伯顿　　　　　　　　　　Richard Burton

《理想国》　　　　　　　　　　　The Republic

利姆诺斯岛　　　　　　　　　　　Lemno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两位罗马王后》　　　　　　　　Two Roman Queenes

卢恩字母　　　　　　　　　　　　runes

卢浮宫　　　　　　　　　　　　　Louvre Museum

卢克丽霞　　　　　　　　　　　　Lucretia

《卢克丽霞失贞记》　　　　　　　The Rape of Lucrece

卢西乌斯　　　　　　　　　　　　Lucius

鲁德亚德·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路德维希·施蒂达　　　　　　　　Ludwig Stieda

罗马　　　　　　　　　　　　　　Rome

《罗马史》　　　　　　　　　　　History of Rome

罗塞尔　　　　　　　　　　　　　Roselle

罗塞塔石碑　　　　　　　　　　　Rosetta Stone

吕底亚　　　　　　　　　　　　　Lydia

吕西安·波拿巴　　　　　　　　　Bonaparte，Lucien

马尔扎博托　　　　　　　　　　　Marzabotto

马雷马湿地　　　　　　　　　　　Maremma （region）

马里奥·瓜尔纳奇　　　　　　　　Mario Guarnacci

马穆鲁克　　　　　　　　　　　　Mameluke

马丘比丘　　　　　　　　　　　　Machu Picchu

马西利亚　　　　　　　　　　　　Massilia

马西莫·帕罗提诺　　　　　　　　Pallottino，Massimo

玛尔斯　　　　　　　　　　　　　Mars

玛伦　　　　　　　　　　　　　　marun

《麦克白》　　　　　　　　　　　Macbeth

梅尔瓦　　　　　　　　　　　　　Menrva

美第奇家族　　　　　　　　　　　Medici family

《蒙娜丽莎》　　　　　　　　　　Mona Lisa

蒙特普齐亚诺　　　　　　　　　　Montepulciano

蒙特索莱纪念公园　　　　　　　　Monte Sole

蒙祖诺　　　　　　　　　　　　　Monzuno

孟斐斯　　　　　　　　　　　　　Memphis

米尔顿凯恩斯　　　　　　　　　　Milton Keynes

米哈伊洛·巴利奇　　　　　　　　Mihajlo Barić

米诺斯人　　　　　　　　　　　　Minoans

密涅瓦　　　　　　　　　　　　　Minerva

民族大迁徙　　　　　　　　　　　Migration Age

《名媛》　　　　　　　　　　　　De mulieribus claris

墨索里尼　　　　　　　　　　　　Mussolini

穆尔洛　　　　　　　　　　　　　Murlo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Bonaparte

那不勒斯湾　　　　　　　　　　　Bay of Naples

纳佩尔　　　　　　　　　　　　　naper

瑙克拉提斯的阿特纳奥斯　　　　　Athenaeus of Naucratis

尼克斯典内斯　　　　　　　　　　Nikosthenes

尼普顿　　　　　　　　　　　　　Neptune

尼提恩　　　　　　　　　　　　　Nethyns

帕泰拉　　　　　　　　　　　　　patera

庞贝　　　　　　　　　　　　　　Pompeii

庞特罗托墓地　　　　　　　　　　Ponte Rotto necropolis

佩里克莱·杜卡迪　　　　　　　　Ducati，Pericle

佩鲁贾　　　　　　　　　　　　　Perugia

皮埃尔·汉卡维尔　　　　　　　　Pierre d’Hancarville

皮尔吉　　　　　　　　　　　　　Pyrgi

皮克西斯盒　　　　　　　　　　　pyxides

皮亚纳切墓地　　　　　　　　　　Pianacce necropolis

皮亚琴察铜肝　　　　　　　　　　Piacenza Liver

普劳提娅·乌姑兰尼拉　　　　　　Plautia Urgulanilla

普利亚　　　　　　　　　　　　　Puglia

七年战争　　　　　　　　　　　　Seven Years War

奇美拉　　　　　　　　　　　　　chimera

奇维斯　　　　　　　　　　　　　civis

奇维塔斯　　　　　　　　　　　　civitas

奇维塔特山丘　　　　　　　　　　Poggio Civitate

乔赛亚·韦奇伍德　　　　　　　　Josiah Wedgwood

乔叟　　　　　　　　　　　　　　Chaucer

乔托　　　　　　　　　　　　　　Giotto

乔瓦尼·佛纳西尼　　　　　　　　Giovanni Fornasini

乔治·丹尼斯　　　　　　　　　　Dennis，George

切尔韦泰里　　　　　　　　　　　Cerveteri

切利尼　　　　　　　　　　　　　Cellini

切托纳　　　　　　　　　　　　　Cetona

勤地郡　　　　　　　　　　　　　Chiantishire

青铜时代　　　　　　　　　　　　Bronze Age

丘西　　　　　　　　　　　　　　Chiusi

球形瓶悬挂之墓　　　　　　　　　Tomb of the Hanging Aryballos

撒丁岛　　　　　　　　　　　　　Sardinia

萨尔泰亚诺　　　　　　　　　　　Sarteano

萨菲古　　　　　　　　　　　　　Sa Figu

萨格勒布　　　　　　　　　　　　Zagreb

塞安提·哈努尼亚·特莱斯纳萨　　Seianti Hanunia Tlesnasa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　　　　　　Servius Tullius

塞克斯图斯·塔尔奎尼乌斯　　　　Sextus Tarquinius

圣母医院　　　　　　　　　　　　Hospital of Santa Maria

《胜利女神》　　　　　　　　　　Winged Victory

双豹之墓　　　　　　　　　　　　Tomb of the Leopards

双耳细颈瓶　　　　　　　　　　　amphorae

斯克罗维尼教堂　　　　　　　　　Scrovegni Chapel

斯皮纳　　　　　　　　　　　　　Spina

斯普林纳　　　　　　　　　　　　Spurinna

斯特利公园　　　　　　　　　　　Osterley Park

苏格拉底　　　　　　　　　　　　Socrates

塔尔奎尼乌斯·克拉提努斯　　　　Tarquinius Collatinus

塔尔奎尼亚　　　　　　　　　　　Tarquinia

塔尔奎尼亚国立博物馆　　　　　　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Tarquiniense

塔格尼斯/塔格斯　　　　　　　　　Tarchnes/Targes

《塔格斯之书》　　　　　　　　　Libri Tagetici

塔娜奎尔　　　　　　　　　　　　Tanaquil

塔西佗　　　　　　　　　　　　　Tacitus

台伯河　　　　　　　　　　　　　Tiber

陶尔米纳　　　　　　　　　　　　Taormina

特拉西梅诺湖　　　　　　　　　　Lake Trasimeno

特雷比亚河　　　　　　　　　　　River Trebbia

特土良　　　　　　　　　　　　　Tertullian

提比略　　　　　　　　　　　　　Tiberius

提尼亚　　　　　　　　　　　　　Tinia

铁器时代　　　　　　　　　　　　Iron Age

图兰　　　　　　　　　　　　　　Turan

图利娅　　　　　　　　　　　　　Tullia

图斯卡尼亚　　　　　　　　　　　Tuscania

图斯库鲁姆　　　　　　　　　　　Tusculum

托加　　　　　　　　　　　　　　toga

托勒密　　　　　　　　　　　　　Ptolemy

托马斯·登普斯特　　　　　　　　Thomas Dempster

托马斯·科克　　　　　　　　　　Thomas Coke

万特　　　　　　　　　　　　　　Vanth

王后祭坛　　　　　　　　　　　　Ara della Regina

威廉·保罗·科尔森　　　　　　　Wilhelm Paul Corssen

威廉·汉密尔顿　　　　　　　　　Hamilton，William

威廉·佩因特　　　　　　　　　　William Painter

威廉·莎士比亚　　　　　　　　　Shakespeare，William

威尼斯潟湖　　　　　　　　　　　Venetian Lagoon

韦鲁基奥　　　　　　　　　　　　Verucchio

维爱　　　　　　　　　　　　　　Veii

维多利亚时代　　　　　　　　　　Victorian

维格娅/维古　　　　　　　　　　　Vegoia/Vecu

维科湖　　　　　　　　　　　　　Lake Vico

维兰诺瓦时期　　　　　　　　　　Villanovan period

维泰博的阿尼奥　　　　　　　　　Da Viterbo，Annio

维图罗尼亚　　　　　　　　　　　Vetulonia

维伊　　　　　　　　　　　　　　Vei

文德兰达木简　　　　　　　　　　Vindolanda tablets

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翁布里亚　　　　　　　　　　　　Umbria

沃尔泰拉　　　　　　　　　　　　Volterra

沃尔特·雷德尔　　　　　　　　　Walter Reder

乌尼　　　　　　　　　　　　　　Uni

吴哥窟　　　　　　　　　　　　　Angkor

五百人院　　　　　　　　　　　　Council of Five Hundred

武尔奇　　　　　　　　　　　　　Vulci

西西里　　　　　　　　　　　　　Sicily

希波达莫斯　　　　　　　　　　　Hippodamus

希俄斯岛的塞奥彭普斯　　　　　　Theopompus of Chios

希罗多德　　　　　　　　　　　　Herodotus

昔兰尼　　　　　　　　　　　　　Cyrene

锡耶纳　　　　　　　　　　　　　Siena

锡永宫　　　　　　　　　　　　　Syon House

新石器时代　　　　　　　　　　　Neolithic period

雅典　　　　　　　　　　　　　　Athens

雅典娜　　　　　　　　　　　　　Athena

雅各布·克拉尔　　　　　　　　　Jacob Krall

亚得里亚海　　　　　　　　　　　Adriatic Sea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里斯提卜　　　　　　　　　　　Aristippus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亚诺河　　　　　　　　　　　　　Arno

亚平宁山脉　　　　　　　　　　　Apennine Mountains

亚特兰蒂斯　　　　　　　　　　　Atlantis

《一千零一夜》　　　　　　　　　The Arabian Nights

伊利亚　　　　　　　　　　　　　Ilija

伊什塔尔　　　　　　　　　　　　Ishtar

伊特鲁里亚　　　　　　　　　　　Etruria

伊特鲁里亚联盟　　　　　　　　　Etruscan League

《伊特鲁里亚学》　　　　　　　　Etrusca disciplina

《伊特鲁里亚遗址概况》　　　　　Sketches of Etruscan Places

伊希斯坟墓　　　　　　　　　　　Isis tomb

印第安纳·琼斯　　　　　　　　　Indiana Jones

印欧语系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尤利乌斯·恺撒　　　　　　　　　Caesar，Julius

元老院　　　　　　　　　　　　　Senate House

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　　　　Winckelmann，Johan Joachim

《贞女传奇》　　　　　　　　　　Legend of Good Women

《智者之宴》　　　　　　　　　　Deipnosophistae

宙斯　　　　　　　　　　　　　　Zeus

朱利奥·奎里诺·吉廖利　　　　　Giulio Quirino Giglioli

朱莉亚别墅　　　　　　　　　　　Villa Giulia

朱诺　　　　　　　　　　　　　　Juno

朱塞佩·米卡利　　　　　　　　　Micali，Giuseppe

兹拉斯　　　　　　　　　　　　　zilath

审图号：GS（2020）7052号

图字：01-2020-212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英）安德鲁·鲁宾逊著；周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4

书名原文：The Indus

ISBN 978-7-5203-6957-2

Ⅰ.①众… Ⅱ.①安…②周… Ⅲ.①文化史-印度 Ⅳ.①K35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48331号

The Indus：Lost Civilizations by Andrew Robinson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London，UK，2015 in the Lost Civilizations series.

Copyright © Andrew Robinson 2015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Email：copyright@rightol.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0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桑诗慧

责任校对 徐沐熙

责任印制 王超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21年4月第1版

印次 2021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625

字数 188千字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入侵印度河谷，当时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印度西北部的这个地区曾是一个堪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媲美的文明中心地带。公元前2600—前1900年，印度河文明繁荣了半个千年，但之后却神秘地衰落、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近4000年的时间里都不为人所知。直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印度的考古学家才发现了它的遗迹。今天，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挖掘之后，有人认为它是印度文明的开端，它的出现确实将南亚次大陆的文明史开端整整向前推移了1500年。

印度河文明地区曾拥有同时代最繁荣的城市文化，与波斯湾地区进行着活跃的海上出口贸易；甚至拥有可与20世纪相媲美的街道规划和排水系统、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厕所；而该文明最大的疑团——晦涩难懂但颇具美感的书写系统——仍旧在吸引着无数学者竭力破解……

作者简介

安德鲁·鲁宾逊（Andrew Robinson）

剑桥大学访问学者，皇家亚洲学会成员，著有近25本关于艺术和科学的书籍，为《当今世界考古学》《柳叶刀》《自然》《科学》等杂志和学术期刊撰稿。其著作包括：《失落的语言：世界未破译文字之谜》（2009）、《地震：自然与文化》（2012）、《印度简史》（2014）。

周佳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印度语言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印度文化与民间文学，对印度宗教亦有涉猎。

失落文明系列简介

本系列丛书意图探索伟大的古文明的兴衰和古代世界人们的生活。每本书不仅涉及所述文明的历史、艺术、文化和延续至今的影响，还试图解释它们与当代生活的联系以及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该系列已出版

《古希腊人：在希腊大陆之外》

[英]菲利普·马特扎克（Philip Matyszak）

《六千零一夜：关于古埃及的知识考古》

[英]克里斯蒂娜·里格斯（Christina Riggs）

《从历史到传说：被“定义”的哥特》

[英]戴维·M.格温（David M.Gwynn）

《携带黄金鱼子酱的居鲁士：波斯帝国及其遗产》

[英]乔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

[英]布兰达·帕克（Brenda Parker）

《蛮族世界的拼图：欧洲史前居民百科全书》

[波]彼得·柏伽基（Peter Bogucki）

《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英]安德鲁·鲁宾逊（Andrew Robinson）

即将出版

《伊特鲁里亚文明》

[英]露西·希普利（Lucy Shipley）

《苏美尔文明》

[英]保罗·柯林斯（Paul Collins）

图1 地图上显示的几个地点，是印度河文明及邻近区域的近1000处遗址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部分遗址都来自成熟期（约公元前2600—前1900年），但也有少部分更加古老，其中一个遗址的历史甚至早至公元前7000年。
（注：本书地图系原书所附）

图2 地图上展示了印度河文明海上和路上的贸易路线。
（注：本书地图系原书所附）

大事年谱

约公元前7000—前2600年　　　　梅赫尔格尔（Mehrgarh，在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出现村落定居：种植小麦和大麦，驯化家牛

约公元前5000年　　　　　　　　中国和印度（恒河河谷）种植水稻

公元前四千纪中期　　　　　　　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Uruk）出现城市

约公元前3500年　　　　　　　　哈拉帕（Harappa，在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出现定居点

约公元前3500—前2600年　　　　印度河文明早期

约公元前3100年　　　　　　　　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楔形文字；埃及出现象形文字

公元前三千纪上半叶　　　　　　乌鲁克的吉尔伽美什王（Gilga-mesh）统治美索不达米亚

约公元前2600—前2500年　　　　埃及吉萨兴建金字塔

约公元前2600年　　　　　　　　美索不达米亚乌尔第一王朝：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间开始贸易

约公元前2600—前1900年　　　　印度河文明成熟期：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1]（Mohenjo-daro，在今巴基斯坦信德省）出现城市；印度河文字在整个文明范围内广泛使用

约公元前2400—前1500年　　　　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古文明体

约公元前2334—前2279年　　　　阿卡德（Akkad）王萨尔贡（Sar-gon）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阿卡德王国；与美卢哈（Meluhha，即印度河地区）[2]进行贸易

公元前两千纪　　　　　　　　　说印度·雅利安语的诸民族自西方迁徙至印度次大陆西北部

约公元前1900—前1700年　　　　印度河文明晚期：城市和印度河文字衰微

约公元前1900—前1500年　　　　埃及、巴勒斯坦和西奈半岛出现字母系统

约公元前1800年　　　　　　　　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间贸易衰落

公元前1792—前1750年　　　　　巴比伦王汉谟拉比统治美索不达米亚

约公元前1600—前1050（？）年　中国商朝：汉语字符逐步发展

约公元前1500—前500年　　　　《梨俱吠陀》及其他以梵语书写的吠陀经典陆续编纂出世

公元前1361—前1352年　　　　　图坦卡蒙统治埃及

约公元前1300年　　　　　　　　哈拉帕无人居住

约公元前1200年　　　　　　　　地中海东岸文明（克诺索斯、迈锡尼、特洛伊、埃及新王朝等）纷纷崩溃

约公元前800年　　　　　　　　　恒河流域出现城市

公元前563—前483（？）年　　　佛陀乔达摩·悉达多在世

公元前522—前486年　　　　　　大流士大帝统治波斯

公元前326年　　　　　　　　　 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河流域

约公元前300年—公元400年　　　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被编纂

约公元前269—前232年　　　　　阿育王统治时期；婆罗米字母和佉卢文出现

20世纪20年代　　　　　　　　　印度河文明被发现，考古发掘启动

公元1947年　　　　　　　　　　印巴分治，印度河文明遗址随之分散于两国

公元1980年　　　　　　　　　　摩亨佐—达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入世界遗产遗址名录

[1] “Mohenjo-Daro”的中文译名众多，有摩亨佐—达罗、摩亨佐达罗、摩亨朱达罗等，其中学界多用“摩亨佐—达罗”或“摩亨佐达罗”。为尽量贴合原语言，本书一律使用 “摩亨佐—达罗”。本书脚注若无特殊标注，则为译者注。

[2] “Meluhha”一词国内学界暂无通用译名，本书采用“美卢哈”这一译法。

目录

第1章 谜一样的世界

第2章 发现

第3章 建筑

第4章 工艺美术

第5章 农业

第6章 贸易

第7章 社会

第8章 宗教

第9章 衰落与消亡

第10章 破译印度河文字

第11章 印度教的印度河起源？

第12章 印度河文明的遗产

参考书目

致谢

图片提供鸣谢

重要译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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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谜一样的世界

图1 “祭司王”半身像，出土于印度河谷中的城市摩亨佐—达罗

20世纪60年代，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推出了首创性电视系列片《文明》。在《文明》中，这位卓越的艺术史学家仔细考量了文明的非西方起源，这些文明比古希腊文明要早2500年。他评论称：

在历史上，人类曾经历过三四次跨越式发展，在普通的演进条件下这种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其中一次就是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除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谷也突然出现了文明。另一次则是在公元前6世纪，在爱奥尼亚和希腊，哲学、科学、艺术、诗学等方面都发生了奇迹，达到了此后2000年都未能达到的高度，与此同时，在印度，也出现了精神启蒙，这种启蒙或许再无出其右者。[1]

古埃及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因其艺术、建筑和皇室墓葬闻名于世，它们留存下以埃及象形文字或苏美尔和巴比伦楔形文字书写的浩瀚的文献，希伯来《圣经》和古罗马文学作品中也反复提到埃及的法老及巴比伦和波斯的统治者。古希腊文明亦是如此。或许不及前两者著名，但印度的佛教思想（大致与古希腊哲学同期）和吠陀经典（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1500—前500年）中传递的早期印度教思想也广为人知。然而，公元前三千纪上半叶在印度河河谷——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中出现的文明，却并不被太多人知晓。

与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2]一样，印度河文明也有其独特之处，但它在公元前19世纪就衰落了，也并没有在印度次大陆留下直接的遗产。无论是公元前4世纪从西北方向入侵印度次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公元前3世纪管辖次大陆大部分地域、弘扬佛教的孔雀王朝阿育王，都对印度河文明一无所知；更不必提接下来的2000年，依次来到次大陆的阿拉伯统治者、莫卧儿统治者和欧洲殖民者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印度河文明如此令人惊异，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都全然不被人知晓；直到20世纪20年代，几乎是“天上掉馅饼”一样，英国和印度的考古学家意外地在旁遮普地区[3]的哈拉帕发掘出了城市遗址（艺术史学家克拉克此时还是个孩子），它才为人所知。从那时起，学者们就致力于破解它的谜团，解读它艰涩难懂但颇具美感的书写系统，并以此在南亚历史与世界史中，给予这一最重大的“失落”文明应有的位置。

图2 摩亨佐—达罗遗址航拍。它坐落在今巴基斯坦南部印度河旁，与哈拉帕并列为印度河文明的两大主要城市

考古学家已经鉴别出1000个定居点，它们来自印度河文明的不同时期。这些定居点分布在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覆盖了南亚次大陆8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面积差不多是西欧的四分之一；原始居住人口约100万，与古罗马鼎盛时期人口相当。这是同时代分布范围最广泛的城市文明，覆盖面积大约是古埃及文明或者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两倍。尽管印度河文明的定居点大部分还是村落，但也存在一些城镇，且至少有五处确确实实的城市。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是印度河文明的两座最大的城市，一者坐落于印度河畔，一者在印度河的一条主要支流旁兴建，相距约600千米。在印度河文明成熟期，即大约公元前2600—前1900年，这两座城市可以媲美古埃及的孟斐斯（Memphis）或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Ur）。在哈拉帕的墓地中出土了人的遗骨，经过检验，差不多一半的居民活到了35岁左右，而且有近六分之一的人寿命超过55岁。不过，尽管当时的先民寿命并不短，但这两座城市的人数恐怕从未超过5万人。

这些城市里有用砖块修建的杰出建筑，却并没有像古埃及人或美索不达米亚人那样，以金字塔、宫殿、神庙、陵墓、雕塑、绘画或成堆的金子夸耀自己。印度河文明最宏伟的建筑就是人称“大浴池”的建筑，建于摩亨佐—达罗，是古代最早的公共蓄水池。这个“浴池”为长方形，长12米，宽7米，最深处有2.4米，南北两侧各有一列宽阔的楼梯引向平整的池底，楼梯上覆一层厚厚的沥青以防水。在那个时代，能有大浴池这样的技术水平可谓令人惊叹，但就考古学家目前的发现而言，大浴池并没有什么绘画或雕刻的装饰。

喜马拉雅山脉的融水形成了众多水脉，汇集成印度河上游的诸多支流；这些支流和印度河这条大河为谷物提供灌溉水源。虽然没有装饰繁缛的建筑遗存，但在其他方面，印度河文明物资产出相当丰富，且产物异常精美。例如，印度河文明的居民建造了足以远渡大洋的商船，将商品贩运至波斯湾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依河而建的城市，在后两地的历史遗址中出土了印度河流域加工生产的珠宝、砝码、有铭刻的印章，还有许多其他物品，年代大约可追溯至公元前25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铭文中，将印度河流域地区称为“美卢哈”，但这个名称的含义至今未明。印度河文明城市中的下水道和排水系统比罗马帝国城市中的早出现2000年，除了“大浴池”，还有宏伟的圆形水井、精巧铺设于叠涩拱下的排水管，以及世界上最早的厕所。这些城市中，街道规划井然有序，大多沿基本方位[4]铺展，让20世纪的城市规划也黯然失色。印度河文明的诸多首饰中，有一些可以媲美埃及法老陵墓中的宝物，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城皇家墓地中，出土了一串来自印度河文明的光玉髓项链，每颗光玉髓珠都为双锥形，钻孔光滑平整，最长的一颗直径达到13厘米。印度河文明的标准砝码由成套的石质正方体和去掉顶部的球体组成，其二进制/十进制标准砝码系统在古代世界独一无二，说明印度河文明的商业相当发达。在印章石和陶制字板上，偶尔在金属器物上，雕刻着或许是象形文字的字符以及生动的动物和人物图案，印度河文明最著名的发掘者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热切地辩称，这些令人着迷的印度河文字构成了“一个个小型杰作，体现出有节制的现实主义风格，具有不朽的力量。一方面，这种力量与其娇小的体量完全不成正比；另一方面，正是其载体凸显了这种力量”[5]。一旦见过这些印章，人们就再也不可能将之忘却；20世纪20年代以来，对印度河文字的解读超过100种，其魅力可见一斑。这些解读有的来自声名卓著的学者，例如著名的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众多业余爱好者和灵机一动之人也加入解读的大军之中。

图3 摩亨佐—达罗的大浴池（上为远景，下为近景）

图4 出土自摩亨佐—达罗的印度河印章一枚，皂石制，上有一匹“独角兽”、一个仪式祭台、一些符号。印度河文明的书写体系仍有待解读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对印度河文明的考古研究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尽管如此，目前仍有许多基本问题亟待解决，比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中国）的考古研究提出的还要多。2002年，印度河文明研究者简·麦金托什（Jane McIntosh）如此写道：“未解之谜的浓重乌云……笼罩在这个文明上。”[6]此外，尽管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在继续进行遗址发掘，但已发现的千余处成熟期定居点中，被发掘的只有不足10%。许多重要线索，包括更多的铭文，肯定会在进一步的发掘中出现，这一点已经被过去二三十年的经验证明了。但是，目前对现有城市遗址的发掘已经十分深入，新的发现似乎并不能解答现存所有对印度河文明的疑问。因此，与其他聚焦于这一文明的图书一样，本书也需要将考古学提供的确凿信息与有依据的推断结合起来，以期解答这些问题。

尤为受关注的问题：有充足的证据显示，早在公元前7000年，俾路支省梅赫尔格尔就有村落聚落存在，那么印度河文明是否就是从邻近的俾路支原生文明发展来的？还是说，在公元前四千纪时，距离并不算远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扩张刺激了印度河文明的产生？如果这个文明真的是在没有宫殿、皇室陵墓、庙宇、强有力的统治者，甚至没有祭司的情况下繁荣昌盛的，那是什么样的权威统一了如此规整有序的、具有一致性的、分布如此广泛的社会？先不说次大陆后续发展起来的文明，为什么印度河文明与频繁征伐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文明完全不同，没有留下任何与战争相关的确凿证据，例如防御工事、金属武器和士兵？印度河宗教真的是印度教的源头吗？印度河印章上的图像及其展现出的行为与很久之后的印度教图像与仪轨颇有相似，如对湿婆的崇拜和种姓制度，这是否只是一厢情愿的联想？尚未破解的印度河文字（假设印度河文明只有一种书面语言）是否与现存的印度语言有关，如南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语言和北印度的梵语系语言？最后，为什么印度河文明在大约公元前1900年后衰落，它又为什么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的印记？印度河文字似乎在4000年前随着印度河文明的衰落而不可读了，直到过了漫长的1500年，印度才再次出现书写文字，但显然与印度河文字的字符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的石柱上凿刻的是婆罗米语文字和佉卢文，是模仿西亚的一种拼音文字形成的。

许多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欧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日本的、俄罗斯的还有美国的，都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但是推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印度河文字未留下发音，又没有充足的考古学证据，所以不可能达成共识。

有些观点包含或被赋予了政治立场，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度争取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在这一进程中，印度河文明的发现自然而然地鼓舞了印度的民族自尊心。印度河文明的第一位发掘者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1931年的论述中开启了这一思潮：“印度河文明先民的宗教……带有鲜明的印度特点，甚至很难与现存的印度教区分开来。”[7]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成为独立后的印度的总理之前，颇为有理有据地称：“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考古发现）让人们无时无刻不想起现存的传统和习俗——流行的宗教仪式，手工业，甚至服饰潮流——这实在令人惊讶。”[8]然而，自此之后，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出于政治目的，罔顾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证据，把推论推得太远了。他们热衷于将印度河文明归为印度文明的“本源”（fons et origo），是未经外界污染的。在他们看来，印度河文明创造了书写吠陀典籍的语言——梵语；他们将梵语视作原生语言，而不像非印度学者中的主流观点那样，认为梵语其实是由公元前4000年起源于俄罗斯南部东欧大草原（Pontic-Caspian Steppe）的原始印欧语系语言发展来的，并随着印度—雅利安民族于公元前两千纪从中亚迁徙至印度传入次大陆。他们还认为，印度河文明创造了印度教的前身。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大肆宣扬，印度民族身份从未断绝，它的源头就是印度河文明，可以追溯到5000年以前。

20世纪90年代末，应印度的新一届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之邀，某些印度历史学家意图重写印度的学校教科书。他们鼓吹一本名为《印度河文字解密》（The Deciphered Indus Script）的书，此书的作者为N.杰哈（N. Jha）和N. S.罗阇罗摩（N. S. Rajaram）[9]，是两个印度人，他们受到过一些语言学和科学训练。这两个人的论断令人震惊；1999年，他们对印度媒体公布了解读的消息，并于2000年出版了此书。据他们说，印度河文字的历史比之前推测的还要古老，应当上溯至公元前四千纪中期，这样它理应是世界上最早的可阅读的书写符号，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早得多。印度河文字很明显运用了某种字母表，比出自近东的、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字母表还要早2000年。也许最激动人心的发现，至少对于印度人而言，是印度河铭文可能由吠陀梵语书写记录；铭文中，相当拐弯抹角地提到了一条吠陀时期非常重要的河流——娑罗室伐底河（Saraswati）（“Ila[10]环绕着被祝福的土地”）。[11]在《梨俱吠陀》中，这条河拥有崇高的地位。尽管今天人们已经看不到娑罗室伐底河的地上部分，但根据地面测量结果，这条河在印度河文明时期一定是一条主要的大河。在20世纪70年代及之后的时期，学者们在巴基斯坦境内对印巴荒漠边界地区进行了测量，根据调查和测量结果，复原了娑罗室伐底河的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历史河道轨迹，这条大河的轨迹有一部分与印度河彼此独立，而非作为印度河的支流存在。在调查过程中，由穆罕默德·拉菲克·蒙兀儿（Mohammed Rafique Mughal）带队，考古学家们无意中发现了近200处印度河文明成熟期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散布在娑罗室伐底河古河道沿岸。几乎所有定居点遗址都有待发掘，其中还包括一座城市——甘维里瓦拉（Ganweriwala）。

对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而言，更幸运的进展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一张发掘现场照片，它展示了一个破损的印度河印章铭文。这个印章上描绘了一只动物的臀腿部分，旁边还有四个符号。杰哈和罗阇罗摩宣称，从他们发表的“经计算机优化”过的图片中可以看出，这只动物是一匹马；而且，这四个符号是可阅读的，在吠陀梵语中是“arko ha as va”[12]，他们将其译为“太阳确如马匹”。[13]这二人将另一段铭文识读为：“那些贪婪的入侵者觊觎我的马匹，我的辉煌胜利曾胜于他们千倍！”[14]这则铭文在1990年出土于古吉拉特，普遍认为这可能是某种纪念碑。

但是，长期以来，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印度河文明对“马”是陌生的，因为考古学家既没有在印度河印章上诸多的动物形象（其中包括水牛）中发现马，也没有在发掘遗址中找到马的遗骨——至少在已经发现的遗骨中，没有任何一块骨头得到了专攻马匹辨识的动物考古学家的认同，印度河谷中发现了野驴（onager）[15]的骨头，但没有马骨。印度河文明研究界普遍认为，马是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随着印度—雅利安人的迁徙进入印度次大陆的，他们驾驶着马拉的战车；当然，在之后的历史中，印度军队从次大陆以外的地区进口马匹。然而，在吠陀文献中，马出现的次数相当频繁。毕竟，如果真的如杰哈和罗阇罗摩所称，马在印度河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不是恰恰证明了印度河铭文的创造者和吠陀典籍的作者正是同一批，而且是出身本地的游牧族群吗？

《印度河文字解密》一书中的观点原本大概会被大多数人忽略，就像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大部分印度河文字解读一样，无论它们的提出者是印度学者还是非印度学者。然而，因为这本书中的观点潜藏有巨大的教育和政治意涵，它吸引了来自南亚甚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短短几个月内，学者们就在印度的全国性新闻媒体和杂志上发表文章，轻轻松松证明这两个作者的“成功解读”是一派胡言。这些学者中尤为著名的有：印度河文字研究领域的印度权威专家伊尔凡陀·马哈德万（Iravatham Mahadevan），来自他国的权威专家阿斯科·帕尔波拉（Asko Parpola），以及哈佛大学梵语教授迈克尔·威策尔（Michael Witzel）和他的搭档史蒂夫·法默（Steve Farmer）。马哈德万称这本书中所谓的解读“完全无效……根本不可能”[16]。威策尔和法默所作最主要的文章《哈拉帕的马戏》（Horseplay in Harappa）[17]，他们在文中以令普通人都能明白的不可置疑的论述证明，这本书中给出的印度河文字字母表出奇灵活，作者可以操纵这些字符产生几乎所有想要的翻译结果。而且，比对书中那张残损印章的照片和其他类似但更完整的印章的照片之后发现，所谓印度河谷的“马”其实是铭刻中常见的一种“独角牛”。所谓的马的图像其实是作者之一伪造出来的，他本人在接受印度记者的采访时也多多少少承认了这一点。此人是个工程师，出生于印度、在美国学习，有电脑绘画的经验（和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宣传的偏爱）。

不过，尽管学者们揭露了这本书在学术上没有可信度，2002年，印度出版的新的公立学校教科书中依旧在“印度河—娑罗室伐底河文明”中介绍了“马匹小陶像”，直到2004年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倒台、新一届政府撤回这批教科书为止。更重要的是，在印度，依旧有为数众多的人支持这一观点，即梵语是印度河文明使用的语言、是本地原生的，这一观点甚至得到了部分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支持。除非铭文上有新的重大发现、印度河文字得到令人信服的解读，否则印度河文明与后来的吠陀文明之间的真正关系就会永远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虽然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发现和认识，历史上的娑罗室伐底河的文化重要性还是毋庸置疑的。从这方面说，印度河文明，或者说“印度河—娑罗室伐底河文明”（很多考古学家更习惯于以其最初的发现地将其命名为“哈拉帕文明”）更像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而非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间发展起来，而埃及文明是尼罗河这唯一一条大河的“恩赐”。不过，印度河文明的地理环境要远比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复杂，这一事实对印度河文明进程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城市的存在这种显而易见的现象。

然而，当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语中的“两条河间的土地”）的城邦还被局限在两条大河灌溉的土地上时，印度河城市（或许也是城邦）已经对极广阔的地域施加了直接控制。这种控制一般通过大大小小的定居点实行，这些定居点为城市输送包括铜在内的金属、半宝石、矿产品和木材。除了印度河谷冲积平原之外，印度河文明的地理范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西部的山区和山麓地区，北部蔓延的山脉，东部边境区域和塔尔沙漠（又名印度大沙漠），以及印度半岛区域。

印度河谷以西的部分是今天俾路支省的高地和高原，沿崎岖不平的莫克兰（Makran）海岸线分布；在今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国境线附近，发掘了一个名为苏特卡根—多尔（Sutkagen-dor）的印度河文明定居点。北部的山区位于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了获取极受欢迎的青金石，印度河文明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边界上、靠近阿姆河的位置建立了一个偏远的定居点，名为肖尔特尕伊（Shortugai），此地是青金石最重要的矿产地。印度河谷以东的部分是古娑罗室伐底河流域，与塔尔沙漠毗邻，今天印度的拉贾斯坦邦以及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古吉拉特邦的一部分都包含在内，印度河文明在这一区域建立了广泛的定居点，西北远达喜马拉雅山麓，向东则远至阿拉瓦利（Aravalli）山脉脚下；印度河城市从阿拉瓦利山脉获得皂石（用于制造印章）、铜和其他金属。印度河三角洲以东，今古吉拉特邦西部沿海地区的卡奇（Kutch）如今分布着巨大的盐碱滩，但在公元前三千纪时此处还是星罗棋布的岛屿；在今天的卡奇大沼泽地（Great Rann of Kutch）和苏拉什特拉[18]（Saurashtra）半岛，分布着很多印度河文明定居点，其中就有多拉维腊（Dholavira）和洛塔尔（Lothal），后者正是商船出发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港口。但除了苏拉什特拉之外，在印度半岛上，印度河文明的定居点逐步减少；不过印度河文明从多丘陵的古吉拉特邦东部的拉杰比卜拉（Rajpipla）的矿井中获取了大量的玛瑙和光玉髓，或许还从遥远的印度南部获取了金子。

从现在的气候条件推断，当时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气候应当十分利于农耕。现在，这片区域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天气系统[19]，有时会有交叉重叠。西部高原山岳地带的气候受到冬季气旋系统主导，而在半岛地区则是夏季季风系统主导，这两种天气系统都会带来降雨。如果其中一套天气系统无法带来降水，那么另一套天气系统也总能予以弥补。因此，印度河谷从不知饥馑为何物。

传统上当地年分六季：二月底到三月是春季，四月、五月、六月是夏季，六月末至九月为雨季[20]，十月至十一月是秋季，从十一月到次年二月依次是冬季和露季（dewy season）。这就产生了两个耕作季节。考古证据显示，在冬季和露季，印度河文明的农民们种植大麦（barley）、小麦（wheat）、燕麦（oats）、兵豆（lentils，又称小扁豆）、豆子（beans）、芥末（mustard）、大枣（jujube）和亚麻（linen）；在夏季和雨季，他们则种植粟（millet）、棉花（cotton）、胡麻（sesamum）[21]、瓜类植物（melons）、黄麻（jute）、大麻（hemp）、葡萄（grapes）和椰枣（dates）。尽管在南亚次大陆的某些地方，大米是原生物种，但似乎直到大约公元前2000年印度河文明成熟期末期，它才作为中耕作物引入印度河流域进行种植。

然而，在不同地区，六季和两个耕作季节的情况也千差万别。例如，在印度河南段、今天的信德省，靠近摩亨佐—达罗的区域，降雨量通常很少或者没有，但印度河泛滥形成的淤积土十分丰富，弥补了降雨的不足。而在北边的哈拉帕周边，即今旁遮普地区，冬季和露季来自西部高山地带的降水在春季带来了丰饶的收获和广袤的草场。至于西部高山地区本身，冬季降水形式为降雪，导致耕作季节开始得更晚，春季播种、夏季收获。

“高山、河流平原和沿海区域（这些地理环境）的并置，带来了丰富的原始生产资料，形成了季节性可支配资源的独特模式，迥异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的情况。”乔纳森·马克·克诺耶（Jonathan Mark Kenoyer）这样说到[22]。克诺耶是印度河文明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参与了哈拉帕遗址近期的发掘。环境、气候、物质资料的多样性对印度河文明的繁盛而言至关重要。在古埃及，尼罗河水一年一度的泛滥带来了肥沃的腐殖土，这是当地农耕生活的唯一关键推动力，而尼罗河泛滥的结果是福是祸则取决于洪水的规模。在古埃及，为了扩大尼罗河水泛滥的范围和存蓄水源，灌溉渠就十分必要了。相比之下，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尚未发现大规模灌溉的证据。可以推测，如果印度河文明的某个区域作物歉收，其他丰收区域完全可以通过已经建立的贸易网络向这一地区输送粮食。

但5000年前印度河谷的气候真的与现在一样吗？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掘后，马歇尔并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他在考古报告中称，摩亨佐—达罗地区的气候是“印度最糟糕的之一”，那里的气温低可至0℃以下、高可达50℃以上，冬天冷风刺骨，夏季尘暴多发，年均降雨量不超过15厘米，偶尔又会暴雨倾盆，成群的沙蝇和蚊子遮天蔽日。在他看来，“恐怕很难想象得出比今天的摩亨佐—达罗更令人心生不喜的地方了”。[23]他还提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史学家们也报告了与今日类似的印度河流域干旱的情况。这种状况是不是在印度河文明[衰落]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之前的那个千年内发展形成的呢？马歇尔注意到，摩亨佐—达罗的建造者们用的是窑烘的、因而也更坚固的砖头，而不是单纯以太阳烤干的、便宜却易碎的砖块，这也许能证明公元前三千纪前后，印度河流域的降水量比现在更多。他还提及，印度河印章上经常出现的动物形象，如老虎、犀牛和大象，它们在气候湿润、多丛林的国家比较常见，但现在并不生活在这一地区；像狮子一类更适应干燥环境的动物反而没有出现在印章中。不过，马歇尔却认为这些都不是[当时印度河流域降水更丰富的]决定性证据。砖窑烘干的砖头也许只能说明被发掘出来的建筑十分重要，或者是一种奢华的标志，而信德省内的老虎是在19世纪末期才完全消失的（可能是因为大量放牧造成老虎栖息地减少，同时还有狩猎竞赛的影响）。目前已有的几个研究尚无确定结论，对于印度河流域气候变化的观点依旧大有分歧。一项最近[24]的研究显示，公元前2100年前后，夏季季风突然削弱。然而，包括克诺耶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自印度河文明时期起，印度河流域的气温、降雨量和季风模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印度河谷南段面临的另一个变化是对河流的人为管控和大规模灌溉水渠的建造，前者自19世纪末开始，主要形式是筑堤和建坝，尤以1932年信德省北部苏库尔（Sukkur）完工的拦河坝为最。这于农民大有裨益，但对考古学家们而言毫无助益。短短几十年，包括摩亨佐—达罗遗址（现在已不再被印度河一年一度的洪水冲刷）在内的地区被过度灌溉，土地浸透了俗称盐硝[25]的无机盐。哪怕是些微的降雨，都能将无水无机盐转化为水合形式，使大地变得白茫茫一片，形成了“一层闪亮而易碎的外壳，一踩上去就在脚下咔嚓碎裂，好像白雪邪恶的嘲笑”，20世纪40年代一位在摩亨佐—达罗工作的考古学家曾这样描述。[26]伴随这种盐碱化进程的还有总含盐量超过300%的增加。含盐量增加对砖块来说是致命的，并会导致已发掘的遗迹在短短几年内化为齑粉。在哈拉帕，对遗址的损毁来自从遗址取砖块进行建设的铁路承包商和当地居民。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两座已被遗忘的城市无疑是幸运的，印度河文明在世界上彻底湮灭之前，它们被发现了。接下来的一章就讲述印度河文明的发现史。

图5 摩亨佐—达罗，“白雪的邪恶嘲笑”。降雪导致的盐碱化正在侵蚀砖块，并给部分印度河谷遗址的发掘带来灾难

[1] Kenneth Clark，Civilisation：A Personal View（London，1969），p. 33.

[2] 为与中亚地区的“两河流域”（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区分，本书中统一采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指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古文明。

[3] 旁遮普（Punjab）是波斯语“五水”的意思，五条河在此地区汇聚，故名为“五河之地”。旁遮普地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1947年印巴分治后，旁遮普地区一分为二，分属两国，西旁遮普地区即巴基斯坦境内旁遮普省，东巴基斯坦地区在印度境内，包括现在的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喜马偕尔邦和德里中央直辖区。

[4] 即正东—正西—正南—正北。

[5] Mortimer Wheeler，The Indus Civilization，3rd edn（Cambridge，1968），p. 101.

[6] Jane McIntosh，A Peaceful Real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Boulder，Co.，2002），p. 50.

[7]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vii.

[8] Jawaharlal Nehru，The Discovery of India（London，1946），p. 49.

[9] 依照我国现行的人名翻译方法，“Rajaram”应译为“拉贾拉姆”，但此种译法并不能反映这个名字背后的文化意涵；同时，为了突出这个人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结合相关古籍和学术著作，译为“罗阇罗摩”。

[10] “解读”出来的河流名称，在现实中并没有这条河。

[11] N. Jha and N. S. Rajaram，The Deciphered Indus Script：Methodology，Readings，Interpretations（New Delhi，2000），p. 254.

[12] 此处使用的是罗马音转写，并非吠陀梵语原文。

[13] N. Jha and N. S. Rajaram，The Deciphered Indus Script：Methodology，Readings，Interpretations（New Delhi，2000），p. 162.

[14] N. Jha and N. S. Rajaram，The Deciphered Indus Script：Methodology，Readings，Interpretations（New Delhi，2000），p. 152.

[15] 在本书中，为避免因物种、地名、学术专名等的译名选择不同而导致读者对内容的理解有偏差，在部分可能引起误解或歧义的中文译名后，会在括号中标明原书所用英文单词，比如此处的“onager”，以及后文的“lentils”、“sillimanite”、“Classic Maya”等。而为了更精确地指称某一物种，原书及译文中还会在必要时给出某一物种的学名，即采用林奈创立的“二名法”为其命名的名字，为拉丁语，并按照科学出版物的通用格式，以斜体表示。另外，当涉及某种语言文字的罗马音转写时，依照原书格式，采取正体或斜体标注。

[16] Iravatham Mahadevan，‘One Sees What One Wants To’，Frontline，11-24，November 2000.

[17] Michael Witzel and Steve Farmer，‘Horseplay in Harappa：The Indus Valley Decipherment Hoax’，Frontline，30. September-13. October 2000.

[18] 亦译为“索拉什特拉”“扫拉什特拉”等名称，本书采用“苏拉什特拉”这一译名。

[19] 天气系统指的是大气运动的总体中，具有特定结构、天气表现和演变规律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具有典型特征；有时指气流分布的系统。各种天气系统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尺度，都会引起天气变化。后文的气旋系统和季风系统都是天气系统，前者在本书指的是热带气旋，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后者则指的是构成和维持季风气流的大气环流系统，此处特指印度夏季风系统。

[20] 英文为“rainy season”，但中文有时会称这个季节为“季风季”。

[21] 指胡麻属植物或芝麻。

[22]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30.

[23] Marshall，Mohenjo-daro，p. 2.

[24] 原书于2015年首次出版。

[25] 即硝酸钾，又称土硝、火硝、硝石等。

[26] Stuart Piggott，Prehistoric India to 1000. BC（London，1950），p. 67.

第2章 发现

印度河文明最广为人知的讯息，也许要属它的发现。1924年9月，《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署名为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约翰·马歇尔。这篇文章的开头十分引人注目：

考古学家们极少能够获得像海因里希·谢里曼[1][Heinrich]（Schliemann）在梯林斯和迈锡尼古城，或者奥莱尔·斯坦因[2][Aurel]（Stein）在新疆沙漠[3]中的那种机会，可以偶然间发现一个被世界遗忘已久的文明的遗迹。看上去，此时此刻，在印度河平原上，我们就站在新发现的门槛上。[4]

这个大发现是由诸多重要但并不为人所察的小发现累积产生的，累积过程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体现哈拉帕的历史重要性的第一条线索来自19世纪20年代。当时，东印度公司的逃兵、后来的探险家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化名为查尔斯·马森（Charles Masson），骑着马在旁遮普地区游历。他在自己1842年的旅行记录中回忆道，在一个叫“哈里帕”（Haripah）的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圆丘”，一座“破败的砖砌城堡”，一个“石头高台”上还有建筑遗存，古老的菩提树数不胜数，“它们的年龄诉说着它们是历史悠久的古物”；马森还补充道，“传说肯定了此地层曾有一座城市”，其范围[5]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3科斯[6]”（约等于45千米），最终“毁于统治者的奢侈和罪行”。[7]当时，古希腊人进入次大陆之前的印度历史完全是空白的，连佛陀的时代都无人知晓。马森试图把在当地发现的圆丘以及旁遮普地区的其他类似的圆丘归为亚历山大大帝攻占下的据点。但是，虽然他在遗址表层偶然发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物品，却没有找到任何宝藏。

图6 20世纪20年代摩亨佐—达罗的照片，恰好拍摄于印度河文明发现之前

1853年，亚历山大·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一位英军军官同时也是工程师，在旁遮普服役。他对哈拉帕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探访，拉开了日后无数探索和发掘的序幕。自1836年起，人们就开始解读阿育王石柱上的铭刻，到坎宁安造访哈拉帕前已取得了实质解读成果，人们对佛教考古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坎宁安认为自己沿着玄奘法师取经的足迹，而非亚历山大东征的路径展开探索。玄奘法师在公元630年前后从中国出发，经西北印度，抵达恒河河谷中的佛陀之地，其旅程可谓不朽。玄奘法师记录了旁遮普地区一个叫作“钵伐多”或“钵伐多罗”的国家[8]，有四座塔、十二座寺庙和一千个和尚[9]，坎宁安认为这个国家就在哈拉帕[10]。不走运的是，直到他就任考古调查局局长一职第二年，即1872年，他才有机会在哈拉帕进行实地发掘。在调查阶段，新建的印度铁路的承包商从哈拉帕大肆抢掠砖块，打碎后用作从拉合尔到附近的木尔坦的铁轨的道床[11]。坎宁安再次造访哈拉帕时，一些他在1853年见到的大型砖墙（他认为是佛寺的遗址）就这样简单地消失不见了。

图7 亚历山大·坎宁安，印度考古调查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第一任局长，1871—1885年在任

最关键的发现是一枚印章——世界上第一枚刊印的印度河印章。用坎宁安自己的话说：

在哈拉帕发现的最稀奇的物品是一枚印章，由陆军少校克拉克所有[原文如此]。与它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两个由深棕色碧玉制成的小物件，看上去像国际象棋里的卒子……这枚印章是一块未经抛光的圆润的黑色石头。印章上深深地刻着一头没有背瘤的牛，这头牛看向右侧，脖子下有两颗星星。牛的上方有一行铭文，由六个字母组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文字。它们肯定不是印度字；考虑到这头牛背上没有瘤，我认为这枚印章是域外传入印度的。[12]

然而，坎宁安很快就改变了主意。1877年，他推测，这枚印章上的铭文是用公元前5世纪的一种古印度字体写成的，也就是说比阿育王时期的婆罗米字体和佉卢文字体要早一点。他甚至提供了一个试译。

现在我们仍不清楚，马尔科姆·乔治·克拉克（Malcolm George Clerk）这位对古希腊钱币感兴趣的军官是怎么发现这枚印章的。在告知坎宁安这枚印章的事情后，克拉克于1892年把这枚印章捐给了大英博物馆。1912年，另两枚从哈拉帕发掘出的印章也被收入大英博物馆。这两枚新印章上的铭文明显使用了相同的文字，一枚上有一只“独角兽”（而不是牛），另一枚上没有动物图像。前者是一位地区军队主管发掘出来的，而后者被一个农民挖出，转手卖给了一位督学——这位督学恰好就是一位业余古文物收藏家，这样的收藏家在当时印度的英国官员中并不少见。1912年，这三枚神秘的哈拉帕印章被一同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

图8 世界上第一枚已知的印度河印章，1875年由亚历山大·坎宁安发表，还附上了现代的线描图。此印章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这并不是全部。除了哈拉帕，在1924年之前的几十年，莫克兰的苏特卡根—多尔和拉贾斯坦的卡利班甘（Kalibangan）这样远的遗址地也出土了陶器和其他器物，其中有一些被发表在著名刊物上。但是，没有任何一位考古学家把这些零散的发现联系起来，因为这些物品的使用年代未知，而且看不出任何历史脉络。与那些印章一样，这些发现也沦为区区古玩。当时还没有人疑惑过印度文明到底有多古老：马森、坎宁安，或者坎宁安的继任者马歇尔都没有。

1902年，在那位充满活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帝国主义思想浓厚的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的鼓吹下，马歇尔来到印度就任调查局局长，此前他对次大陆的了解为零。那时马歇尔只有25岁，在克里特岛受过考古训练，是一位传统的考古学家。马歇尔一开始把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克里特岛的希腊文明作为参照，而非比对亚历山大大帝或印度佛教。但是，他很快就完全投身于发展印度的考古事业，并不介意他所在的部门经费有多么拮据。

在阿斯科·帕尔波拉看来，1912年出版的关于大英博物馆所藏三枚印章的学术文章引起了马歇尔的注意，并且“在印度河文明的发现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3]。但是，这或许还不足以让马歇尔立即把哈拉帕的发掘提上日程。1912年，在他的一个助手购得另两枚印章后，马歇尔有先见之明地写道：“未来，哈拉帕遗址的发掘一定会产生最有价值的成果，并打开印度历史上崭新的篇章。”[14]1915—1916年，他授权对哈拉帕进行实验性发掘，但很快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印度战后掀起的民族独立运动浪潮所阻碍。马歇尔的助手最终在1921—1922年对哈拉帕进行了实验性发掘，并于1922—1923年和1923—1924年两次对摩亨佐—达罗进行实验性发掘，其结果果真如马歇尔预期的那样辉煌。

在哈拉帕，达亚·拉姆·萨赫尼（Daya Ram Sahni）向两个圆丘内挖掘了三条浅沟。尽管暴露出的建筑结构很少，但出土了尺寸少见的熟烧砖以及大量有趣的人工制品，例如陶器、小雕像、球、手镯和坩埚，以及两枚保存完好的印章。萨赫尼颇有信心地向马歇尔报告称，这些印章上的文字与大英博物馆印章上的字体“属于同一种尚无人知的婆罗米字体”[15]。而后者立即纠正他：“据我所知，婆罗米字体和哈拉帕印章上的文字没有任何关系。”[16]即便如此，马歇尔还是在他向考古调查局递交的年度报告中，表现出对哈拉帕考古发掘的极大兴趣，因为萨赫尼的发掘仅仅触及了土丘的浅表层：“还有50英尺[17]深的遗迹亟待发掘，而且很明显，对更低地层的发掘很有可能带来极有价值的发现。”[18]

在当地语言信德语中，摩亨佐—达罗是“逝者之丘”[19]的意思。拉赫达斯·班纳吉（Rakhal Das Banerji）第一个意识到，这个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遗址年代颇为久远。在他之前，调查局的另一位考古学家提婆达多·罗摩克里希纳·班达卡（Devadatta Ramakrishna Bhandarkar）也去过摩亨佐—达罗。班达卡之前在信德的其他地方发现了佛塔遗址；1911年，他前往主圆丘，希望能发现类似的宏伟佛塔。但难以解释的是，班达卡未能认出圆丘上已损毁的佛塔，并且根据砖块的大小和形状断言，这个遗址可能只有200年的历史，从而导致马歇尔完全没有意识到摩亨佐—达罗的潜在意义。不过班纳吉很快就辨认出塔内柱基的圆鼓石，并着手发掘佛塔的基座。更重要的是，在佛塔基座下方的沟渠内，他发现了三枚印章，这是哈拉帕以外首次出土此类印章。1923年初，班纳吉详细地告知马歇尔：“他们与坎宁安的哈拉帕印章如出一辙。”[20]（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萨赫尼也发现了印章。）

1923—1924年对摩亨佐—达罗的新一轮发掘中，另一位考古学家马多·萨鲁普·瓦茨（Madho Sarup Vats）在另一个土丘内又发现了七枚印章。这些印章与哈拉帕出土的印章也很相似。在1924年4月写给马歇尔的信中，瓦茨有预见性地指出了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考古发掘中的其他相似之处：

图9 时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的约翰·马歇尔与妻子、调查局官员和职员于1925年的合影，拍摄于他开始发掘摩亨佐—达罗遗址后不久

建立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之间的文化关联性，认为它们处于同一文化影响圈内，是颇有根据的。我们可以发现，两地建筑砖块尺寸相同——即11英寸×51/2英寸×（21/2至23/4）英寸[21]；两地出土的所谓印章间也有紧密联系，后者是目前最有效、最有价值的联系；另外，还发现了粗糙而夸张的小陶像、陶制手镯、投石器配套的球状物，它们本质上都有亲缘关系。考古发现中不断出现的证据表明，这个遗址可能是前孔雀王朝时期的[即在阿育王的孔雀王朝前就已出现]，但目前没有出土可断代的文物，也没有进行更深入、更进一步的发掘，要确定遗址断代，甚至只是给出一个大致时期，也是很困难的。[22]

6月，在距离遗址相当远的西姆拉，马歇尔于考古调查局总部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他和萨赫尼、班纳吉一同对两地出土的印章、砖头和其他物品进行了实物比对，包括彩绘陶器、素面陶器、燧石刀及燧石片、石制珠子等。三位考古学家很快得出结论，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遗址肯定属于同一文化或文明。数年后，马歇尔写道：“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所属文明具有高度同一性，这是两地考古发掘证明的最震撼的事实之一。尽管这两个地方相距400英里[23]，但它们的纪念碑和文物间实质上非常相似。”[24]在西姆拉的会议之后，马歇尔着手为《伦敦新闻画报》写稿。三个月后，那篇文章向世界宣告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发现，文中也对萨赫尼和班纳吉的工作给予了应有的肯定。

奇怪的是，班纳吉认为这个新发现的文明与克里特的史前文明有某种遥远的联系，而克里特正是马歇尔开始考古工作的地方。但是，尽管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而且当时对印度历史的殖民主义研究也热衷于将印度的一切高等文明归功于西方的影响，马歇尔本人却从一开始就认定，这个文明是印度河谷及其周边地区原生的独立文明。在1924年那篇文章的结尾，马歇尔大胆得出结论：

这个被遗忘的文明，这个通过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考古发掘让我们初窥其光辉的文明，在印度河谷地区独立发展起来，如同尼罗河孕育的法老们的文明一样……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尼罗河、多瑙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所起的作用已广为人知，但印度河和恒河哺育了何种文明却仍待发现。对于印度河流域而言，后续的外来移民在推动本地文化发展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就像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发生的一样；但是，要说这个地区的文明完全是舶来品，或者此地文明受到了外来文明的极深刻的改造，绝对是无稽之谈。[25]

马歇尔不太确定的是这个文明的年代。一开始，他觉得这个文明应该比恒河河谷文明和佛教文明早几个世纪，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但是，在他发表这个推断后数周，他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考古学家的反馈，便迅速改变了主意。反馈中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早期的印章，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新出土的印章很相似。那么很明显，新发现的文明要么是同时期的，要么还要更早。以此为时间参照，马歇尔认为，印度河城市的繁盛期大致开始于公元前3250—前2750年。我们之后会看到，通过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谷出土文物进行放射性碳定年，马歇尔的断代也受到了大幅修改。

美索不达文明专家的意见也影响了马歇尔对这个文明最初的命名。他相信这个文明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苏美尔文明的强烈影响，因此一开始将其定名为“印度—苏美尔文明”，而不是“印度河文明”。但是，1925—1926年，在他亲自主持的唯一一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令人惊叹的“大浴池”，1927年又出土了一个造型精美的神秘小雕像，被称为“祭司王”[26]，由此，马歇尔最终将其定名为“印度河文明”，因为“印度—苏美尔文明”这个名字“显示出的此文明与苏美尔文明的关系，比实际情况近得多”[27]。1931年出版的《摩亨佐—达罗与印度河文明》一书中，马歇尔通篇都使用了“印度河文明”这个术语。

图10 1927年，摩亨佐—达罗出土“祭司王”半身像（雕像细节可见图1、图38）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印度河文明的影响一直有争议。在过去几十年里，有些苏美尔学家甚至宣称，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公元前四千纪直接征服了印度河谷，与此同时，许多印度学者争论称，印度河文明是在与外界隔离的前提下、完全自发产生于印度河谷内的。在两极化的观点中间，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印度河谷与波斯湾/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确实有海上商贸往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例如，帕尔波拉认为，正是日益增长的海上贸易“刺激了全面城市化并导致印度河文明产生”[28]。但迪利普·恰克拉巴蒂（Dilip Chakrabarti）称，印度河谷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间的贸易增长是在印度河文明产生后才发生的，并不是伴随印度河文明出现而发生，“因此，从任何角度来说，在印度河文明从早期到成熟（城市）期，都不能说[贸易的增长]催化了文明的转变”。[29]或许汉斯·尼森（Hans Nissen）所持的谨慎态度是最明智的，虽然可能不那么让人满意：

很难想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没有对[印度河文明]的构成产生影响，特别是我们已经掌握了两地联系的确凿证据。但即便如此，并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印度河文明的某项突出特征，比如印章、陶器、建筑形式甚至文字，有什么西方的原型体。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无法给这个问题下定论，[还必须]结合阿曼发现的印度河文明的新证据，位于印度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区域的国家接下来的考古研究也是我们必须仰赖的。[30]

1924年马歇尔宣布印度河文明的发现后，联系他的人中有一位曾参军的考古学家欧内斯特·麦凯（Ernest Mackay），他当时正代表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31]发掘苏美尔城市基什（Kish）。麦凯最初跟随皮特里在埃及进行考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英国军队，在巴勒斯坦服役，之后成为巴勒斯坦政府的文物监理员（Custodian of Antiquities）。忙得焦头烂额的马歇尔一意识到麦凯对印度河文明有兴趣，就邀请后者接手自己的发掘。1926—1931年，除了萨赫尼提供过一些帮助外，麦凯自己主持了五轮工作，在摩亨佐—达罗进行了广泛的发掘。他使摩亨佐—达罗的道路规划重见天日，让今日到访此地的人们感觉自己是在一座古代城市中穿行。与此同时，瓦茨在哈拉帕开展了八轮发掘工作，一直到1933—1934年才结束；他发现了墓地的遗址，还有一座复杂的建筑，马歇尔基于自己在克里特的工作经验坚持说是谷仓，尽管里面并没有谷物遗存（与梅赫尔格尔正相反）。此时，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发掘工作因为资金削减，不得不停止。1931年，麦凯进行最后一轮工作，想要发掘“大浴池”所在土丘的东北方的剩余部分，但开工仅三天后，就接到考古调查局的电报，要求他的团队停止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小规模发掘可能还在继续，但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大规模田野工作已经暂时告一段落。

1944年，莫蒂默·惠勒被任命为考古调查局局长，印度河考古再掀高潮。在四年任期内，惠勒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都进行了发掘，使用了比马歇尔更先进的方法，以自然文化分层为依据而不采用马歇尔的人为分层，并且进行连续的地层学记录。但是惠勒从未就自己的发掘工作发表完整的报告，只是在1953年出版了名为《印度河文明》（The Indus Civilization）的相当简要的报告，随后进行更新。他对印度河文明的论述，建立在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个人军事经历基础上，并处处显露着在英国时所受长期罗马考古学训练的影响。1950年，惠勒的合作者斯图尔特·皮戈特（Stuart Piggott，曾在印度的军事情报部门任职）出版了关于印度河文明的《印度：从史前到公元前1000年》一书；在书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

对于一个英国考古学家来说，无可避免地要去类比自己国家土地上曾存在的、建立在史前铁器时代未开化定居点上的罗马帝国……哈拉帕文明特征统一的产品可能源自某种中央集权政府体系下高度组织化社群的单一规则……哈拉帕文明体现出的可怕效率让人联想起罗马帝国最糟糕的部分。……一个人可以违心地去称赞无情的独裁主义统治的结果，就像他称赞罗马军队在行省进行的土木工程一样，而且同样毫无真心。[32]

图11 莫蒂默·惠勒，1944—1948年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印度河文明最著名的发掘者

对于“没有证据证明印度河文明发生暴力冲突和战争”的状况，惠勒并不接受，而是对支持战争曾发生过的证据进行重新解读；他认为文明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战争。例如，1944年他在哈拉帕见到主圆丘时，一眼就将其认定为保护城市免遭进攻的“堡垒”。刮去土丘表面浮土、露出砖线后，他感觉自己的预感得到了验证。在自传中，他骄傲地宣称：“几分钟的观察就彻底改变了印度河文明的社会特征，使其宗旨回归于可接受的、世俗性的社会宗旨。印度河文明资产阶级的自鸣得意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彻头彻尾的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在遗迹中露出它丑陋的真面目。”[33]在摩亨佐—达罗，惠勒认定，城市最晚期部分的街面上，散落着的几具未掩埋的尸体属于雅利安人大屠杀的受害者，雅利安人在公元前两千纪入侵正在衰退的印度和城市。“有旁证证明，[吠陀战神]因陀罗是被指控的”，惠勒这一著名的论断出现在他1946年的考古发掘报告中。[34]惠勒这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以及他的其他看法，一直很有影响力，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终被现在的考古学家们推翻。

考古学家格雷戈里·波赛尔（Gregory Possehl）曾于2003年这样评价道：“惠勒—皮戈特范式颠覆了马歇尔的观点。在马歇尔看来，哈拉帕人是朴素、和平甚至可能有些无聊的商人市民，他们的信仰后来发展为印度诸多意识形态；但在惠勒—皮戈特体系中，他们是祭司王专横统治的受害者，这些君王对散布在广阔区域内的堡垒行使绝对权力，通过这些要塞维护他们自己和为自己权威辩护的神灵。”[35]

惠勒在考古调查局局长任期内，恰逢1947年印巴分治，新的国境线从印度河文明东部地区穿过。分治带来的积极影响在于，受此激励，印度的考古学家们纷纷在印度境内寻找新的印度河文明遗址，例如古吉拉特（1954年发现洛塔尔遗址，1967年发现多拉维腊遗址）和恒河—阎牟那河东北地区（1958年发现阿拉姆吉普尔[36]遗址，1975年发现帕格万普尔[37]遗址）。1947年，仅有37个印度河文明遗址为人所知，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000，而且遗址分布在一个相当广阔的区域内，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不那么好的影响则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分治为现代国家，同时也分割了学者群体，阻碍了两国在研究项目上的合作”，丽塔·赖特（Rita Wright）在她最近的印度河文明研究报告中这样写到。[38]比如，巴印双方各自独立地调查研究流经古娑罗室伐底河河道的河流，巴基斯坦研究哈克拉（Hakra）河而印度研究克格尔（Ghaggar）河[39]，到现在还没有达成明确的学术关联。更重要的是，至今为止，学者们仍未对印度河文明诸多分期的术语和年表达成共识，特别是印度河文明从早期到成熟期（城市文明）的转型，以及其衰落的过程。不过，对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而言，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了共识的缺乏：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印度河文明整体的发展，并不像马歇尔、惠勒和其他学者一开始认为的那么统一一致，毕竟他们当年只对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两个主要城市进行了发掘。举例而言，1982—1995年，在苏拉什特拉的罗吉迪（Rojdi）遗址进行的考古发现显示，当位于文明中心区域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开始衰落时，在文明更外围一些的区域，如古吉拉特还有东部地区，并没有同步发生衰落，这些地方在印度河文明晚期反而更为繁荣。

在文明的断代问题上，答案相对清楚一些，学者们达成了共识，这主要归功于1949年在美国被发明出来的放射性碳定年法。20世纪50年代末，印度就已经有一所放射性碳实验室了，一开始建在孟买，后来转移到了艾哈迈达巴德。1964—1965年，摩亨佐—达罗接受了最后一次获得准许的考古发掘（因为盐碱化对遗址破坏太大）。那时，乔治·戴尔斯（George Dales）为放射性碳定年收集了第一批样本，但因为最早期的几个地层在水平面以下，他没能取样。自此，这项技术应用于所有能提供合适的待检有机物样本的印度河遗址考古发掘中。经过放射性碳检测断代，再结合改进后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年表，“基本可以认为，印度河文明的核心城市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以前建成，并以某种形式一直存续到公元前18世纪”，惠勒在1968年版的著作中这样写道。[40]今天，学者们基本达成一致，认为印度河文明成熟期是从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1900年。

1947年以来发掘出的最重要的遗址当属俾路支省的梅赫尔格尔，因为它告诉人们，印度河文明的源头可能有多么古老。这个遗址位于印度河谷西边的波伦山口（Bolan Pass）附近，在摩亨佐—达罗以北不足200千米处。在1931年对摩亨佐—达罗的考古报告中，马歇尔以他具有极强洞察力的直觉这样陈述道：“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已经展露在世人面前的故事，一定可以在其他遗址中找到更为久远的前情，就在信德省和俾路支省无数亟待发掘的遗址中。”[41]马歇尔已经见证，斯坦因正是在受到摩亨佐—达罗最早的考古发现的启发后，于1927—1928年在俾路支省南部莫克兰的沙漠中发现了大量史前遗址。但惠勒正相反，他把俾路支省看成某种文化“死水潭”，与印度河谷截然断裂，“两个文化圈间没有任何关联”，考古学家让·弗朗索瓦·雅里热（Jean-François Jarrige）这样描述惠勒的观点，“[在惠勒看来，]出现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样的城市，应当是一种自然发展出来的现象”。[42]

从公元前7000年起，在之后的4500年中，梅赫尔格尔一直有人定居，而且目前仍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境内唯一一处历史如此悠久的农耕区。此地居民住在阳光晒干的砖头建成的房屋内，在谷仓中存储粮食，冶铜以制造工具，在篮子上涂沥青封口，佩戴青金石饰品，并且热爱骨头、象牙、石头和陶制的印章（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有文字）。他们还制造出引人注目的美丽的丰乳女性小陶像，利用陶窑烧出的陶器上绘有旋涡状的鱼或其他动物的纹饰。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此地培育作物、驯化牲畜的时间格外早。农业是梅赫尔格尔自发产生的，还是从近东地区扩散过来的呢？目前的观点是二者兼有。例如，随着梅赫尔格尔的考古记录中瘤牛的踪迹越来越多，它们的体型反而越来越小，动物考古学家理查德·梅多（Richard Meadow）认为，这一趋势正是伴随本地驯化出现的。而另一方面，梅赫尔格尔发现的小麦和大麦的种植，早在2万年前就在近东地区有记录了。

梅赫尔格尔似乎在公元前2600年后荒废，大约就是印度河城市形成的时间。这引起人们的疑惑，即这里的居民是否在城市形成中起了某种作用。这个问题显然难以回答，但大部分考古学家都认同雅里热的判断：成熟期印度河城市文明和梅赫尔格尔的文明间，以及其他早期印度河定居点间（例如附近的瑙舍罗，距离比较远的阿姆利、果德迪吉，还有哈拉帕），存在着太多“直接的相似之处”，让人忍不住相信，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这些文化“在一个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与一个相当同质的物质文明结合在一起”。[43]

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城市文化是如何转化形成的，这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始自1947年对印度河早期遗址的发掘显示，遗址中有五分之三是被荒废的。有一些遗址很明显被火焚毁，特别是阿姆利（Amri）、古姆拉（Gumla）、果德迪吉（Kot Diji）和瑙舍罗（Nausharo），然后又再次被作为定居点。一些学者认为（以惠勒为首），战争是导致定居点被焚烧的元凶，但是灰烬层内并没有发现任何武器，也没有发现横死的尸骨。有一部分学者提出，这些火是当地居民自己放的，可能是为重建举行的某种宗教净化仪式，目的是清理这个地方，这样新的定居点可以进行有序规划和建设。

图12 梅赫尔格尔出土的浅陶碗（约公元前2800—前2600年），内壁是旋涡鱼母题纹饰。这种风格被归为“费兹·穆罕默德（Faiz Mohammad）灰陶”

无论正确的是哪一种解释，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都没有发现焚烧的证据。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由美国人牵头的“哈拉帕考古研究项目”（Harapp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对哈拉帕遗址进行持续研究，在摩亨佐—达罗，则是由来自德国亚琛技术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Aachen）和罗马意大利中东及远东研究所（Italian Institute for the Middle and Far East，ISMEO）的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组成了德—意联合团队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地基从根本而言就是不一样的。哈拉帕无疑历史悠久，在成熟期之前就出现了；这个城市是由小聚落有机地发展起来的，其历史最早可能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但是，摩亨佐—达罗坐落在人工搭筑的平台上，建成时间更晚，而且几乎是一下子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人工搭筑的平台可能是为了防止印度河泛滥的洪水侵害城市：“人造平台长400米，宽200米，平台的大部分从建成起沉入冲积淤泥中7米深”，金特·乌尔班（Günter Urban）写道。[44]

对哈拉帕的发掘一直持续到现在，但遗憾的是，对摩亨佐—达罗更深层遗址的发掘已不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当地高高的地下咸水水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巴基斯坦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下禁止一切对此遗址的发掘，后者自1974年起对遗址进行国际性的抢救工作。对摩亨佐—达罗的现代研究项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利用此前未发表的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报告，重新对遗址进行详细的检查，以期发现可能被原发掘者忽略的规律；二是利用基本而言非侵入性的调查方法对遗迹进行研究。

于是，相机搭载着无人热气球对遗址进行航拍，并与之前的发掘中航拍的照片进行比较。特殊设计的“吸尘器”清理掉遗址表层松散的残骸，露出下层被掩埋的人造物。土层钻探已经深入地下18米，取出的土芯样本用来建立和分析占用年代、活动类型和环境数据。“举例来说，家庭垃圾一般是发灰的褐色，说明被火烧过”，赖特写道，而“浅棕色区域和灰色区域，特别是如果混有碎骨头和碎陶片，说明只是平常的家庭垃圾倾倒”。[45]经烧制的黏土在冷却过程中被磁化，因此磁力计作为钻探的替代手段，用于检测地面下烧制黏土的沉积物，由此找到被掩埋的陶窑和烧制砖。测量导电性的仪器通过检测土壤电阻区分其种类，并在上城区和下城区发现了两块长7米、宽6米、深6米的平台，高电阻由泥砖砌成，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就连分隔上下城区的被掩埋的空街道，都被检测出来了。

另外，学者能看到的印度河字符的数量从1947年以来一直在增长。新的发现不仅来自新的印度河遗址的发掘，例如1990年在多拉维腊发现的疑似“签字板”；还来自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博物馆馆藏的探索——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数以百计的印章和铭文就被遗忘在博物馆里无人知晓。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帕尔波拉这位不知疲倦的学者和他的合作者们一起，出版了三卷本的《印度河印章与铭文语料库》（Corpus of Indus Seals and Inscriptions），分别是1987年出版的《印度的收藏》、1991年的《巴基斯坦的藏品》和2010年的《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补遗》，用新的、高质量的图片替换了发掘时拍摄的原始照片。最终，对所有可能的解读者来说，基本上所有已知的印度河铭文都触手可及。

[1] 海因里希·谢里曼，一译海因里希·施里曼，德国传奇式的考古学家，其考古发现使《荷马史诗》中长期被认为是文艺虚构的国度——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重现天日，震惊了考古学界。

[2] 奥莱尔·斯坦因，文献中亦有“司代诺”“司坦囊”译名，原籍匈牙利，是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他是现今多国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是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最为中国人熟悉的“丰功伟绩”就是以不光彩的手段骗取敦煌藏经洞古籍。

[3] 马歇尔原文使用的是“deserts of Turkestan”。按照当时西方学术界的理解，斯坦因四次前往中亚地区探险，但其实他最主要的发现全部集中在中国境内，尤其是新疆。

[4] John Marshall，‘First Light on a Long-forgotten Civilisation：New Discoveries of an Unknown Prehistoric Past in India’，Illustrated London News，20. September 1924.

[5] 原文使用“in extent”，但并未说明是周长还是直径。

[6] 科斯（“coss”或“kos”），是印度一个传统长度单位的音译，其具体长度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变化。

[7] Charles Masson，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in Balochistan，Afghanistan，and the Punjab，vol. i（London，1842），pp. 452-453.

[8]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是“钵伐多国”，“钵伐多罗”可能是传抄纂误或西方汉学家的误读。

[9] 《大唐西域记》原文为“伽蓝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见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3页。“无忧王”即孔雀王朝阿育王，近代学者多将此地比定为哈拉帕。

[10] 其实坎宁安认为的“钵伐多国”在今查谟地区，而不是哈拉帕。

[11] 即铁轨下方铺设的那层碎石子，起减震、防止铁轨位移之用。

[12] Alexander Cunningham，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v（Calcutta，1875），p. 108.

[13] Asko Parpola，‘New Light on “Major Clark”’，in Corpus of Indus Seals and Inscriptions，vol. iii：New Material，Untraced Objects，and Collections Outside India and Pakistan，ed. Asko Parpola，B. M. Pande and Petteri Koskikallio（Helsinki，2010），p. lx.

[14]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100. 转引自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100页。

[15]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172. 转引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172页。

[16]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172. 转引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172页。

[17] 约合15.2米。

[18]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177. 转引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177页。

[19] 国内有时译为“死丘”“死亡之丘”。

[20]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189. 转引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189页。

[21] 约合28厘米×14厘米×（6.4—7）厘米。

[22]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248. 转引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248页。

[23] 约合644千米。

[24]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91.

[25] Marshall，‘First Light on a Long-forgotten Civilisation’.

[26] 英文使用的术语为“priest-king”，指的是两河流域那种同时有祭司和国王双重身份、集神权和君权于一身的统治者，但国内通常将这个半身像直接称为“大祭司”。为贴合行文逻辑，本书中一律采取“祭司王”的译法。

[27] John Marshall，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1925-1926：Exploration，Western Circle，Mohenjo-daro（Calcutta，1926），p. 75.

[28] Asko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Cambridge，1994），p. 21.

[29] Dilip K. Chakrabarti，ed.，Indus Civilization Sites in India：New Discoveries（Mumbai，2004），p. 11.

[30] Hans J. Nissen，‘Early Civilizations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arly Civilization in Pakistan from the 8th to the 2nd Millennium BC，ed. Michael Jansen，Máire Mulloy and Günter Urban（Mainz，1991），p. 33.

[31] 菲尔德博物馆，全称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32] Stuart Piggott，Prehistoric India to 1000. BC（London，1950），pp. 133，136，138，201.

[33] Mortimer Wheeler，Still Digging：Interleaves from an Antiquary’s Notebook（London，1955），p. 192.

[34] Quoted in Gregory L.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Delhi，2003），p. 238. 转引自Gregory L.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Delhi，2003），第238页。

[35]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p. 19.

[36] 即Alamgirpur。

[37] 即Bhagwanpura。

[38] Rita P. Wright，The Ancient Indus：Urbanism，Economy，and Society（Cambridge，2010），p. 95.

[39] 克格尔—哈克拉河是一条跨印巴国境的间歇河，只在季风季节（雨季）降水充沛时出现，在巴基斯坦被称为哈克拉河，在印度被称为克格尔河。

[40] Mortimer Wheeler，The Indus Civilization，3rd edn（Cambridge，1968），p. 125.

[41] Marshall，Mohenjo-daro，p. viii.

[42] Jean-François Jarrige，‘Mehrgarh：It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ultures in Pakistan’，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d. Jansen，Mulloy and Urban，p. 36.

[43] Jean-François Jarrige，‘Mehrgarh：It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ultures in Pakistan’，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d. Jansen，Mulloy and Urban，p. 49.

[44] Günter Urban，‘The Indus Civilization：The Story of a Discovery’，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d. Jansen，Mulloy and Urban，pp. 25-6.

[45] Wright，The Ancient Indus，pp. 114-115.

第3章 建筑

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发现近一个世纪后，人们发现，尽管它们很重要，但这两个遗址明显不能定义印度河文明。自20世纪40年代起，数百个印度河定居点被发现或被发掘，它们在年代、大小和复杂度上差别极大。现代行政区划中，一个大国可能有首都、省会、城镇、乡村这样的等级序列，但没有学者能找到合理的印度河定居点等级序列。

哈拉帕是唯一一个考古时期横跨早期（公元前3500年前后）、成熟期（公元前2600—前1900年）和晚期（公元前1900—前1700年）文明衰退时期的遗址。摩亨佐—达罗是五个城市中最大的一个，占地面积250公顷；哈拉帕第二，占地150公顷；之后是古吉拉特邦的多拉维腊，占地100公顷，以及哈里亚纳邦的拉基格里（Rakhigarhi），占地80公顷；最后是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甘维里瓦拉，尚未发掘，但预计面积在80公顷左右。但是，印巴两国许多产生了重要考古发现的遗址却比这五个小得多，比如卡利班甘（11.5公顷）、洛塔尔（4.8公顷）、苏特卡根—多尔（4.5公顷）和小小的阿拉迪努（Allahdino）（1.4公顷）。城市中有最多的建筑物，这并不令人惊讶；建筑物的种类从拥有围墙和大门的“城堡”，到摩亨佐—达罗的“大浴池”，再到街道和街道旁排布的有水井、浴室和下水道的普通房屋，多种多样。但即便是小一些的遗址，也往往能发现值得注意的建筑：在卡利班甘和苏特卡根—多尔各发现了一座“城堡”；沿海的洛塔尔有一个以砖块围成的矩形水池，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个造船厂；阿拉迪努没有防卫建筑，但却拥有一间房屋，里面出人意料地有三口直径在60—90厘米的水井。阿拉迪努还出土了一个珠宝储藏罐，可以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媲美；整个印度河地区发现的大型储藏罐一共只有五个，其中之一就是阿拉迪努的这个。

这些定居点看上去大多有像摩亨佐—达罗一样的防洪平台，哪怕在一些小型定居点，比如卡利班甘和洛塔尔，也有所发现。这种平台由泥砖砌成，靠着一面由烧制砖砌成的墙，需要大量的人工和时间才能建造起来。如果我们采用波赛尔的估算，即以一个劳动力一天搬运约1立方米的土为一个基本单位，那么摩亨佐—达罗的防洪平台需要400万个基本单位才能建成。即便是拥有一万名实实在在的劳动力，也需要400天，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如果只有2500名劳动力，那就要差不多四年半。印度河文明中没有出现与埃及法老一样的权威，那么是什么驱动了这些劳动力进行劳作呢？马歇尔在1931年的考古报告中称（虽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防洪平台的存在，因为平台直到1964年才由戴尔斯发现）：“如果这些遗址中体现了什么清楚明白、确凿无疑的信息，那就是这里的人们肯定生活在对洪水永恒的恐惧中。”[1]

制造这些平台和建筑物的砖块数量惊人，它们肯定是在本地生产的。奇怪的是，目前为止，考古学家还没有发现任何与印度河城市有关联的制砖遗址。据推测，砖块可能在郊区或乡村生产制造，就像现代的制砖业一样，因为砖窑工作会带来高温、排放有毒物质。

无论是泥砖，还是公元前2600年首次用在建筑上的烧制砖，它们的制作工艺水平都很高。马歇尔记述，“摩亨佐—达罗遗址的墙壁中，很少能看到次品砖”[2]。但他对砖块的外表并不买账：“没有一块砖经过脱模、削凿或塑形，让人看不出来任何建筑设计上的用意”——只有城市里精心修建的圆形水井所用的楔形砖块除外。[3]遗址中没有发现圆形的砖砌柱。

早些时候，瓦茨以英寸为单位给出了砖块的比例：房屋用砖大小为7厘米×14厘米×28厘米，城市外墙用的砖尺寸更大一些，为10厘米×20厘米×40厘米。[4]这两种砖块高、宽、长的比例都是1∶2∶4。

砖块尺寸上的统一，是不是源自国家法令或国内通行建筑规范呢？可能不是的，因为虽然梅赫尔格尔的砖块并没有采取这种比例，但这一比例确实在印度河文明成熟期之前就存在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个特定的尺寸比例是砖石匠人为了建造建筑结构更结实、转角连接更牢固的城墙，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克诺耶评论称：“学者们一开始认为，砖块大小上的一致性体现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存在，但这可能只是一个对尺寸和比例的认知结果，这些认知由建筑工人们一代代传下去，并随着专业工匠的迁徙逐渐传播到遥远的群体中去。”[5]但是1∶2∶4这个比例的意义或许远远超过习俗和实践。在房屋中房间的尺寸上，在屋子的规划上，在大型公共建筑上，甚至在摩亨佐—达罗的“堡垒”圆丘的整体规划上，都采用了这个比例。在马歇尔看来，广泛使用这个比例带来的结果是死气沉沉的。他在《摩亨佐—达罗》中关于城市建筑的一章的开头写道：

任何一个第一次穿行于摩亨佐—达罗的人都可能觉得，自己身处的遗址是现在兰开夏郡工业城镇的遗址。这种感觉来自周围绵延不绝的裸露的红砖结构，上面没有任何装饰，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体现了赤裸裸的实用主义。[6]

建筑材料和比例上的一致性使早期的发掘者相信，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街道规划是网格状或棋盘状的，这种规律出现在古城市中让人大为吃惊。对于主要街道来说，这并没有错，特别是摩亨佐—达罗的下城区，但从细节上看，结果更为复杂。事实上，小一些的街巷并不是笔直的，通常曲折前行，房屋外墙也随着道路以不同的角度重建，但街区大路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笔直的。另外，城市外墙大多是弧形的。

图13 摩亨佐—达罗遗址上建有一座古老的佛教窣堵波

图14 “第一大道”，摩亨佐—达罗

但是，尽管有这些不规则之处，这些城市看上去是有意按照指南针的四个主方向规划的。帕尔波拉和其他一些学者已经论证，人们可能通过观察特定星星和星座的起落点，确定基本方向。举例来说，昴星团（Pleiades）又称“七姐妹星团”，落在金牛座内，在吠陀历、阿拉伯历和中国阴历中都十分关键，也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历法文本中；天文学家推测，公元前2240年左右，金牛座恰好在春分点升起。对这一现象的肉眼观测在公元前2720—前1760年内都是准确的，这也与印度河城市的成熟期正相合。[7]印度河文明的建筑者们可以通过昴星团建立起正东—正西方向线，并在此基础上规划地基。实际上，这个方法就清楚地记载在一部成书于约公元前700年的吠陀文献上。

有十三座印度河城市遗址中发现了有围墙的“堡垒”：阿拉迪努，巴纳瓦里（Banawali），强胡—达罗（Chanhu-daro），多拉维腊，哈拉帕，卡利班甘，果德迪吉，洛塔尔，摩亨佐—达罗，瑙舍罗，拉基格里，苏尔科塔达（Surkotada）和苏特卡根—多尔。在一些地方，比如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堡垒”建在一个圆土丘上；在其他地方，比如多拉维腊和洛塔尔，“堡垒”下并没有圆土堆，只是比定居点其他部分稍稍高出来一些，有墙壁将其与其他部分分割开来。“堡垒”从不会出现在定居点的中心位置：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它位于西部；在多拉维腊，它位于南部；在洛塔尔，它位于东南部。在所有遗址中，都无法明确解读出“堡垒”的用途。

如前所述，惠勒长期浸淫于英国境内罗马要塞和城堡，因此他立即将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两地的圆丘视作防御性堡垒的遗存。他在自传中这样描绘哈拉帕：“这个城市远非无武装的和平圣地；相反，高耸的人造卫城的塔楼和城垛才是它的核心，带有非常明显的封建性质。”对于摩亨佐—达罗，他写道：“与哈拉帕同样的现象立即出现在眼前：一个有差不多大小、方位和相对位置的卫城的遗址，同样遭受洪水侵袭，建成它峭壁一样边缘的也是相似的泥或泥砖。”[8]

现代考古学家普遍接受惠勒的观点，认为圆丘上存在被围墙和大门围起来的主要建筑（不过哈拉帕的这些建筑的围墙和大门要比摩亨佐—达罗的更朴素一些）。但他们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哈拉帕——或许还有摩亨佐—达罗——遗址中不同的圆丘拥有彼此独立的围墙，这样一来整个城市就由数个围有高墙的居住区组成，而不是被一个单一的、包罗城市所有面积的围墙保护起来。鉴于在城市外统一修建的城墙肯定会更好地保护城市、抵御入侵，因此，这些彼此独立的围墙可能并不是防御措施，也就不可能有惠勒想象中的 “塔楼和城垛”对其进行加固。说实在的，并没有任何确切的考古证据能证明这些围墙和大门是为了防御目的建造的。比如，它们缺乏后世历史上城市中发现的城堡的所有典型结构，如护城河，或者克诺耶所说的那种“大门内紧接着入口的急转弯，可以将入侵者暴露给城门上方的守卫”。[9]在克诺耶和许多其他学者看来，印度河城市的高墙和大门应当是为了控制城市与其他定居点间的商贸而建设的，而不是为了与敌人交战。这就能够解释一些现象，比如城门专门设有楼梯或斜坡以及侧室，可能是供守门人起居的；还有哈拉帕E号圆丘，它的南门格外窄（只有2.8米），一次正好只能过一辆货车；再比如城门内部紧挨着城门的一片大型空地，有可能是方便商人和他们的货车停留。在哈拉帕，大部分石制砝码都是在大门通道内发现的，让这种解释更具有可信度；这些砝码有可能用来估算进入城内的货物流量。

即便如此，哈拉帕的考古发现中，有关贸易活动的考古证据并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多；摩亨佐—达罗就更少了，明明那里的居民使用的部分器物体现出相当高明的工艺。在哈拉帕确实发现了砖窑和陶瓷生产的遗迹，以及锻造铜或青铜的铺子、金银加工以及制造珠子、加工贝壳和雕刻象牙一类工艺的证据，但是，并没有发现商店或市场这类商业活动设施的清晰证据。在摩亨佐—达罗，早期发掘者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报告中提到，那里存在“商业大楼”“商店”“贮存库”“码头”，甚至还有“公共进餐区”，不禁令人满怀希望；但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没有一处描述获得了确凿证明。

当代考古学家马西莫·维达莱（Massimo Vidale）感叹道：“摩亨佐—达罗工业结构最值得注意的特征是，生产居民日常生活中必需品的一系列产业是稀少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10]这些物品会像砖头那样，不在城市内生产吗？对于制陶和冶炼来说，这个推测是合理的，但对于先进工艺，比如锻造、首饰制造和印章雕刻而言，就相当不可能了。在早期调查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地面测量中，都发现了一些小作坊，有的作坊里还发现了一个小炉子，可能用以熔炼和锻造铜。根据哈拉帕的考古发现推测，在摩亨佐—达罗也许也存在着其他尚未发现的作坊。在波赛尔看来，“摩亨佐—达罗的商业活动很丰富，也为上流人士提供了在城市中谋生的一种手段，我们的这种想法是合理的；但是从考古发现来看，摩亨佐—达罗的商业活动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明确”。[11]

现在考虑一下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均有发现的、可能用作谷仓的建筑物。20世纪20年代，摩亨佐—达罗“堡垒”里靠近大浴池西南角的部分发现了一个建筑结构，由硬砖头建成的数个长方形小平台组成，每个小平台有一个小房间那么大，高1.5米，四个侧面有一列列竖向的深沟。小平台间有窄通道，彼此垂直相交，通道底部发现了煤渣和木炭。马歇尔承认，这一建筑结构尚未经完全发掘，但依旧将其推定为“hammam”。“Hammam”即热气浴，以热坑提供热气；热坑是一种地下供热系统，通过纵向管道输送热气。但惠勒在20世纪50年代再次对这个建筑进行了调查，认为这应当是一个市政谷仓：风道网用来烘干大型木制谷仓，这个谷仓由方形的梁柱或立柱支撑，砖制小平台上还留着这些立柱的承槽。他甚至认出了一个外部的装卸平台，供运送进贡的谷物的货车使用。五年后，在他的自传中，惠勒凭借他对克里特和罗马谷仓的了解，以一种十分自信的口吻宣称：“这个建筑结构在周围皇家或市政建筑中有显著地位，是城市的经济中心，与后世的‘国库’起相同作用，记录着这个城市的财富和幸福。”[12]现在，热气浴和谷仓的假设都不再受到追捧。不像在梅赫尔格尔，最初的发掘者们并没有在这个建筑中发现烧焦的谷物或者贮料仓的迹象；也没有发现别处使用过的那种在货物捆扎好后封口用的印章，这种印章在洛塔尔尤其多见。克诺耶评论称：“更适合这个建筑结构的名称应当是‘大会堂’，因为这很明显是一个由木柱支撑的、有很多房间的、空间宽敞的建筑物。”[13]至于惠勒推断的另一个位于哈拉帕的谷仓，与摩亨佐—达罗的这个虽颇为不同，但也因为没有发现谷物或贮料仓的明确证据而不成立。除此之外，哈拉帕的那个“谷仓”附近有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圆形砖制平台，惠勒认为那是舂米用的，臼为木制、杵为砖制[14]，但那些圆形平台其实分属不同时期的不同建筑物，因此与他认为的谷仓基本没什么关系。

图15 经修复的哈拉帕圆形砖台，其原本的用途可谓众说纷纭

令人惊讶的不仅仅是商业建筑的缺乏，印度河宫殿和神庙的可靠证据也相当匮乏。甚至连惠勒都没能找到相关证据！如果印度河统治者确实存在，一般会假设他们居住在圆丘上的“城堡”里，其住所应当与其他古文明的统治者的住所有相似性，与印度次大陆此后出现的王国的情况更应当相似：特别地说，就是为了保证统治者及其亲属的隐私和不可侵犯，他们的住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外界隔离并难以抵达；除了接待显贵和觐见人的公共房间，还要有私人房间；要为膳房、库房、作坊、管理机构和官方档案所留出更大的空间；私人区域或许有奢侈的装饰。然而，无论在“城堡”内，还是在下城区，任何印度河城市中都没有发现符合条件的住所。至于宗教崇拜，印度河印章上可能具有宗教意义的意象并不缺，还有一些特殊的物品，比如“祭司王”小雕像、大量女性小陶像，以及少量阳物崇拜的物品，都说明当时可能存在神灵崇拜和宗教活动。但是，除非我们把摩亨佐—达罗的大浴池算在内，否则就没有任何一个建筑是明确用于宗教崇拜的。麦金托什的假设或许可以解释这种缺失：鉴于现代印度村落里“神殿颇为寒酸”，人们通常就礼敬一棵树或者一个小的像，再加上印度最早的石刻寺庙是以木制建筑为模板建立的，木制建筑又确实容易腐朽，或许人们不该寄希望于在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发现壮观的砖砌宗教性建筑。[15]

除了私人住宅之外，出土的印度河建筑中，唯一能无可争议地确定其用途的那些都与水有关：水井，洗手台和厕所，排水管道系统以及大浴池。赖特写道，“或许直到罗马时代晚期，人们才发明出这么多聪明的建筑工艺，用以解决与水相关的或舒适或不舒适的情况”。[16]毫无疑问，印度河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在整个城市定居点中运用特殊排水技术的文明。但是，我们需要避免重蹈很多人的覆辙，要警惕得出如下推论的冲动：印度河文明特别关注水、将水作为仪式净化的源头。但在继续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先把目光投向水利工程。

摩亨佐—达罗的水井可以说是这个城市最突出的特征之一。20世纪20年代，水井被充分发掘，因为它们都有10—15米深（而且里面还有水），它们砖制的柱状井壁现在像塔楼或烟囱一样竖立着。水井的数量也多得引人注目。有一种计算结果称，把私宅和公共区域加在一起，城中原本共有700口水井。井顶部砖头上深深的凹槽证明它们被频繁使用，这些凹槽可能是拴着打水用的皮桶或木桶的绳子磨出来的；水井经过重建、井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增加以达到地下水位，也证实了这一点。

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在规模上相差不大，但哈拉帕仅有30口水井，这个事实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哈拉帕的水井这么少？答案之一是哈拉帕当时的降水量可能比摩亨佐—达罗多；其二，哈拉帕距离古拉维河也许比摩亨佐—达罗距古印度河更近。此外，哈拉帕的中心发现了一块很大的低洼地区，可能是蓄水池。毫无疑问，印度河对摩亨佐—达罗来说，是恩赐，更是威胁：它不仅经常泛滥成灾，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慢慢地、大幅度地改道，导致这座城市没有稳定的来自河流的水资源供应。（现在古吉拉特的大盐碱滩卡奇大沼泽，就是印度河历史上一次重大改道的结果。）迈克尔·詹森（Michael Jansen）写道：“在建筑上，应对第一个问题[洪水]的解决方法是建造高于地面的平台，水资源临时缺乏则由水井网未雨绸缪地应对。”[17]

图16 摩亨佐—达罗的水井。考古发掘后，它们竖立着像塔楼一样

人工排水道不仅仅在印度河城市中很重要，在小一些的城镇甚至村庄里也十分关键。最小的下水道由烧制的砖建成，将私宅里洗手台和厕所的污水导入小巷中的露天中型排水沟内，再进一步连接到主路上更大的、有砖块或石头覆顶的下水道内；这些下水道搭配有砖砌的“检修井盖”，这样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进行清洁。“叠涩拱使更大的下水道可以穿行于街道或建筑下方，最终延伸出城墙外，将污水和雨水排放到遥远的平原上”，克诺耶如此描述道。[18]在下水道的排水口上，甚至可能安装了木制水闸或护栏，以防止入侵者偷偷潜入城中。在哈拉帕发现了一段位于大街地下保存完好的下水道，其叠涩拱高达1.6米、粗0.6米、长6.5米。不过，印度河文明并没有出现古美索不达米亚或古埃及那种真正的拱形结构。在马歇尔看来，印度河文明缺少这种真正的“拱”，有助于说明“印度河谷与苏美尔之间没有真正紧密的联系”[19]，因为印度河工匠明显已经能制造出楔形砖块（用于给水井口加衬），这些楔形砖块应当也适合修建真正的拱形结构。

图17 直到比印度河文明晚2000年的罗马时期，比摩亨佐—达罗更好的排水系统才被设计出来

1950年皮戈特写道：“整个[下水道的]规划体现出一种对卫生和健康的显著关注，无论在史前时期还是现代的东方，这种关注都是独一无二的。”[20]（他的观点在印度显得振聋发聩，根据印度政府2011年的年度普查，有50%的人口没有家庭厕所，只能露天排泄。）不过，这有可能夸大了印度河排污系统的有效性，早期的发掘者们并没有像研究下水道系统的建筑奇迹那样，对其有效性进行彻底研究。在哈拉帕，晚一些的考古发掘显示，许多家庭有一个独立于洗漱区域之外的厕所，由一个沉在地板下的大罐子或者污水盆构成，看上去需要清理出去并且把内容物倒进渗坑里，而不是直接冲到市政下水道里。此外，哈拉帕的下水道和排水管并不总是被城市的清洁工——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好好维护的，这很明显，因为污水会从下水道的两头漫出来进入屋内。所以，门廊和屋墙基要时不时地修到比大街高，这种情况在现代的哈拉帕城里依旧在发生。然后，在大约半个或一个世纪之后，古代的市政当局显然又建了新的污水管或排水管，就在原有的管道上方。

印度河文明水文建筑的集大成之作是摩亨佐—达罗的大浴池。之前已经简要介绍过它巨大的体量、两道楼梯和涂有沥青的防水结构，不过并没有提到，在两道楼梯的楼梯脚，分别有一道砖块镶边的小台子沿着浴池壁向两侧延伸、环绕一圈。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小台子上移动而不用让自己泡在水里了。

修建大浴池的目的可能不仅仅是在摩亨佐—达罗常见的大热天里提供公共洗浴的场所，因为就在水池北面，有一座很大的建筑，里面建有八个带传统沐浴台的小房间。大浴池最有可能在特殊的宗教活动上使用，在这些场合，水被认为具有净化和再生沐浴者身体的作用。如果这种解读是正确的，那么把大浴池和瓦拉纳西（Varanasi，旧名贝纳勒斯）以及其他一些印度城市的河边沐浴阶梯（ghat）联系在一起就是合情合理的。依据宗教仪式，印度人在沐浴阶梯上用恒河的水净化自己，无论那些水实际上被污染得多么严重。不过，还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印度河文明也存在这样的水崇拜。如马歇尔在1931年所写，“尚未发现可以证明水在抽象意义上的圣洁性的切实证据”。[21]现在，情况依然如此。克诺耶写道：“水的形象在印度河陶器上很常见，但在叙事性的印章上，没有记载有关雨和河流的特殊仪式。”[22]即便如此，还是很难相信，人们付出劳动和技能建筑大浴场这样庞大而费时费力的设施，单纯就是为了其卫生功能，而没有任何潜在的宗教动因。

对于在洛塔尔港1954年发现的大得多也相对更深的水池[22米×37米×（4—4.5）米]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它明显是为了实用而非宗教理由修建的。但是，它的准确用途却有争议。这个大水池在1955—1960年由拉甘纳特·拉奥（Ranganatha Rao）主持发掘，他找到证据证明这个水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造船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左右。它北端的水渠在涨潮时将其与河道口连接，而南端的水渠似乎是曾经安装了水闸的出水口或泄洪沟（有水闸的沟槽保留下来）。不过，船只的进港航道需要船进行两次90度的转弯，看上去不太可行，这个水池离码头也不近，二者之间隔着一条河。水池的侧壁垂直于地面，没有发现出入踏板的任何痕迹。而且，它的尺寸对于一个能容纳多艘船只的造船厂而言，还是略小了些。拉奥关于造船厂的假设很快便被质疑，现在大部分学者都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也许这个水池就是饮用水储水池或者灌溉水池——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有一条古洛塔尔的下水道注入这个水池，它看上去又为什么曾经装满海水？就像印度河文明太多太多大型建筑结构一样，洛塔尔大水池的功能也是神秘莫测的。

图18 洛塔尔的大水池。洛塔尔位于现在的印度古吉拉特邦，是印度河文明在阿拉伯海的核心港口。这个水池可能是造船厂

[1]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6.

[2]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286.

[3]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25.

[4] 原书作者在此处直接将英寸换算为了厘米。

[5]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57.

[6] Marshall，Mohenjo-daro，p. 15.

[7] 昴星团是夜空中相对明亮的星团，无论是傍晚还是黎明，都很容易被观测到，因此肉眼观测昴星团（或其落入的金牛座）是可行的。根据推算，公元前2720—前1760年，春季第一个星座是金牛座，而不是现在的白羊座；春分日当天，金牛座的起落点就分别是正东方和正西方，可以用来校准方向。

[8] Mortimer Wheeler，Still Digging：Interleaves from an Antiquary’s Notebook（London，1955），p. 192.

[9]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56.

[10] Massimo Vidale，‘Crafts and Skills in Mohenjo-daro’，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arly Civilization in Pakistan from the 8th to the 2nd Millennium BC，ed. Michael Jansen，Máire Mulloy and Günter Urban（Mainz，1991），p. 214.

[11] Gregory L.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Delhi，2003），p. 212.

[12] Wheeler，Still Digging，p. 225.

[13]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64.

[14] 原文如此，但从上下文和实际操作情况看，似乎砖台做臼、木头当杵更合适一些。

[15] Jane R.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New Perspectives（Santa Barbara，CA，2008），pp. 276-277.

[16] Rita P. Wright，The Ancient Indus：Urbanism，Economy，and Society（Cambridge，2010），p. 122.

[17] Michael Jansen，‘Mohenjo-daro - a City on the Indus’，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d. Jansen，Mulloy and Urban，p. 161.

[18]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61.

[19] Marshall，Mohenjo-daro，p. 263.

[20] Stuart Piggott，Prehistoric India to 1000. BC（London，1950），p. 168.

[21] Marshall，Mohenjo-daro，p. 75.

[22]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20.

第4章 工艺美术

与建筑相比，学者们对印度河文明的工艺美术品了解得相当多。印度河文明的工具、金属制品、有雕刻的石制砝码、珠宝、贝壳和硬陶手镯、陶器、雕塑和印章，考古学家不仅在考古发掘层面对它们很熟悉，还通过技术分析和实验仿制推断生产它们可能需要的步骤。这些物品或许比印度河文明的建筑与水利工程更能说明这个古老的文明有多么成熟复杂。

即便如此，未解之谜仍旧存在。最令人费解的就是，留存至今的美术品和手工制品，无一例外，尺寸都不大。比起尺寸，印度河文明的艺术品更重视工艺水平和技术含量，这从那些雕刻精巧的印章上就能看出来。用惠勒充满洞察力的话来说，这些印章“具有不朽的力量，一方面，这种力量与其娇小的体量完全不成正比；另一方面，正是其载体凸显了这种力量”。[1]在整个印度河文明中，完全没有任何壁画、建筑装饰或真人大小的雕塑的痕迹，这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河雕塑中最有名的一个是“祭司王”，这件皂石半身像的高度只有17.5厘米。或许大型雕塑是用易朽的木头雕刻的，但如果是这样，雕塑的底座或者其他形式的碎片总应该能保存下来。所有留存下来的印度河物品中最精良的——无论是工艺角度还是美学角度——是珠宝上那些有精巧钻孔的宝石珠和那些印章，二者也都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但是，为什么当时的艺术家和工匠看上去坚持“一种对小型艺术品的偏好，而对等身大小的艺术品不那么喜爱，这是个谜”，戴尔斯在20世纪80年代如是说。[2]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满意的答案。

许多印度河文明工艺看上去是在成熟期前由梅赫尔格尔及周边地区的工匠们发明的。梅赫尔格尔出土的年代最晚的陶器中，有一部分陶器名为“费兹·穆罕默德灰陶”（以其在波伦山口的出土地点命名），与此后在印度河城市中生产出来的任何陶器并无二致。梅赫尔格尔本身已经产生了用来加工珠子和各种半宝石饰品的微型钻和其他钻孔工具；那里出土了一枚穿着铜芯的青金石珠，里面的铜芯可能就是生产过程中废弃的钻头。

印度河文明的工具大部分是由石头制成的，原材料主要是一种品质极高的灰褐色燧石或角岩，来自印度河对岸、摩亨佐—达罗东部的罗赫里丘陵（Rohri Hills）中一处古老的石矿。为了敲击石核、将其塑形，要用到数种不同的工艺，其中最有效果的或许就是反向间接敲击（inverse indirect percussion）。操作时，将一个尖端安有鹿角或金属的木桩牢牢地扎在地里，把需要加工的石核以特定的角度抵在木桩尖端上，再用木锤或鹿角锤击打石核，这样木桩的尖端就可以从石核上卸下一条长且边缘平行的石刃。由此，一个燧石石核可以很快产出数片石刃。这种工艺是印度河谷和印度半岛独有的，印度西部肯帕德（Khambat）的玛瑙珠生产中心依旧在使用这一技法。

但是，还有一些工具是由金属制成的，原材料是铜或者青铜。虽然不是铁器，但这种金属工具要到公元前两千纪才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铜可能是从许多不同地方获得的，包括波斯湾的阿曼和印度的阿拉瓦利山脉。令人惊讶的是，印度河的青铜锯的坚硬程度肯定可以媲美现代的钢锯，因为它们在切割贝壳上的表现并不逊于现代钢锯。尽管印度河文明的锯子没有保存下来，克诺耶仍旧通过分析印度河作坊里贝壳碎片上的锯痕重建了印度河锯的基本形状。他记录道：“印度河锯薄且布有锯齿的边缘长而弯曲，与现在孟加拉人制作贝壳手镯时所用的锯[3]很像。”[4]但有趣的是，印度河文明的刀和长矛却并没有用上同样高水平的技术，金属刃身上并没有用脊线[5]强化以满足军事效能需求。印度河文明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物品上，大致都能看到同样粗糙的工艺；在帕尔波拉看来，这些物品“有时候相当不好用”，而且“工艺改进方面几乎没做出什么努力”。[6]鉴于印度河工匠在技术要求更高的制造业中展现出相当的工艺水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缺陷的制造工艺，也是个谜。

很明显，标准化的石制砝码并不符合上述“工艺粗糙”的情况。这些砝码由有纹路的燧石、玛瑙或有色碧玉制成，为立方体或截去顶部的球体。它们制作精准，经过精心打磨，并且相当成体系（可惜的是上面没有雕刻印度河字符，无法帮助解读印度河文字的数字系统）。印度河的重量体系与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使用的重量体系不一致，在古代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体系为印度留下了卓越的遗产：它为公元前7世纪出现的印度最早的铸币提供了重量标准；它与公元300年前后建立的最早的恒河王国（孔雀王朝阿育王的统治就在这些王国之后）的重量体系完全一致；而且，在公元后的第三个千年，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传统集市上，这套重量单位依然用于称量少量物品。

重量的基础单位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黑红色种子，名为“ratti”，是相思子（Abrus precatorius）的种子，现在会用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首饰上。相思子种的平均重量大约是0.109克，八颗相思子种的重量等于已知最小的印度河砝码的重量，也就是0.871克。以此为基础单位，一套印度河砝码中头七枚的重量成公比为2的等比数列，即按照1∶2∶4∶8∶16∶32∶64的重量比排布。最常见的砝码重13.7克（即约等于16×0.871克）。头七枚之后，重量系统就从二进制切换为近似十进制，砝码的重量比变成160∶200∶320∶640，再突然增长到1600∶3200∶6400∶12800（就是二进制的数十倍数）。克诺耶记录道：“摩亨佐—达罗遗址中发现的最大的砝码重达10865克（大约25磅），差不多是一颗相思子种重量的100000倍。”[7]

测量长度用的刻度尺也有出土。现存四把已知的尺子中，一把出土于卡利班甘，由陶土制成；一把出土于洛塔尔，由象牙制成；一把出土于哈拉帕，是把铜尺；还有一把出土于摩亨佐—达罗，材质是贝壳。这些尺子的最小刻度单位大约是1.7毫米，上面也标记了更大的刻度：洛塔尔的尺子上是17毫米和33.46毫米，摩亨佐—达罗的尺子上是67.056毫米（也是目前已知的最大单位）。值得注意的是，17毫米[8]与《政事论》中记载的传统长度单位17.7毫米十分接近。《政事论》成书的年代不早于公元前4世纪，是印度的“经济学”经典。

根据推测，包括建筑师和木匠在内的许多门类的工匠都会用到尺子。木材被广泛用于砖制建筑、运输及其他物品中；砖制结构上留下的用来安装支柱的孔槽，印章图像中的木船，安有实心木轮的陶制牛车模型，还有木工活不可缺少的斧子、凿子、锯子等工具，都能说明这一点。可惜的是，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木头没有留下任何样本。雪松和热带硬木（hardwood）最有可能用于搭建建筑、制作家具。雪松指的是喜马拉雅雪杉（Cedrus deodara），生长在喜马拉雅山脉，可能通过印度河及其支流运送到印度河城市中。硬木则有可能是印度黄檀（Dalbergia sissoo），也被称为“sisu”或“sheesham”，依据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文献中对美索不达米亚从美卢哈进口的“mesu wood”的记载，这个名词看上去指代的就是印度黄檀。因为印度黄檀的心木可防白蚁，因此在印巴两国旁遮普地区，它依旧被用于制造门、窗和家具（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和印度旁遮普邦都以印度黄檀为省树/邦树）。

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尺寸各异的砖头和石头，上面有沟槽，可能是织布机的配重。尽管没有发现织布机的图像，但从砖石配重判断，木头肯定也用于建造织布机。织物在印度河文明中一定是广为传播的，尽管目前只有唯一一块布料保存了下来：由棉花纺成，用茜草染成了红色。不过在其他材料上，留下了多例不同品级的布料的痕迹，例如，泥印背面粗麻布的印痕，一片陶片上麻布的印迹，铜器把手上绕着的线的痕迹，以装满沙子的袋子为模具的彩陶器的内壁[9]，还有印在一个玩具床上的、由精纺线密织的布料的印痕。克诺耶提出，织毯的间接证据是“与众不同的黄铜—青铜（copper-bronze）小弯刀，它们的功能与现在切除绒头地毯上的绳结用的小刀十分相似”。[10]

印度河首饰上的珠子材质各异，除了各种半宝石外，还有金属——金、银、铜——以及贝壳、象牙、皂石和陶土。令人惊讶的是，虽然青金石和绿松石在印度河文明区域颇有价值，而且很早就有相关贸易，但它们并不是印度河制珠工匠使用的主要原料。工匠们喜欢质地更硬的宝石，例如光玉髓、玛瑙、玉髓和碧玉，因为它们可以保持很高的光泽度，与较软的青金石和绿松石正相反。红色光玉髓（其红色由氧化铁、赤铁矿和针铁矿带来[11]）尤其受到印度河先民的偏爱，他们把黄色的玉髓放进有牛或羊排泄物的罐子里，盖上盖子并加热，由此获得红色光玉髓。不过，青金石和绿松石的青蓝色与黄玉髓的红色也可以仿制，前者通过给彩陶珠上蓝色实现，后者则通过在赤陶珠表面涂红颜料实现。人们佩戴这种陶珠串成的腰带或项链时，陶珠发出的清脆叮当声很像真的光玉髓珠，而它们所需的人工比光玉髓珠少得多（自然也便宜得多）。克诺耶推测，“在现代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人们常在诗歌中用首饰的声音传达官能美，而珠子和手镯在碰撞中产生的叮叮当当的声音，或许与印度河首饰引起的视觉象征意义同等重要”。[12]

阿拉迪努出土的珠宝储藏罐中，发现了一条真光玉髓珠串成的腰带或项链，是目前为止仅有的保存完好的三条光玉髓珠带之一。它由三十六枚钻过孔的长光玉髓珠串成，中间夹穿有青铜饰片。1976年的一个大雨天，瓦尔特·费尔瑟韦斯（Walter Fairservis）在一个陶罐中发现了它。这条带子被紧紧地缠起来放在陶罐中心，周围塞着2—3条银珠串成的多股项链，八卷银线，十五枚玛瑙珠，一枚缠金线的铜珠，还有一堆金块和金首饰。为什么它们被埋在地下？这个储藏罐跟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出土的很像，故而这堆宝物可能是一位古代金匠的所有物。但这看上去不太可能，因为与这两个城市相比，阿拉迪努太小了，一个金匠不太可能在此定居。费尔瑟韦斯的同事克诺耶推测，这堆珠宝饰品可能是“一位女性或她的家庭继承来的，为了妥善保管而将它们藏了起来”——并且再也没有取出来，其中的原因我们只能猜测。[13]

克诺耶和他的合作者对有孔光玉髓珠的制造工艺进行了详细研究，古代和现代（肯帕德）的工艺都包含在内。核心工艺零件是细长的柱状钻头，摩亨佐—达罗、哈拉帕、多拉维腊和强胡—达罗等遗址均有大量出土。钻头由一种稀有的变质岩制成，这种石头经过加热，可以产生一种主要由石英、硅线石（sillimanite）、莫来石（mullite）、赤铁矿（haematite）和二氧化钛构成的人造材料。克诺耶将这种材料命名为“厄内斯特石”（Ernestite）以纪念欧内斯特·麦凯，后者于20世纪30年代在强胡—达罗首次发现了这一材料并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

图19 约翰·马歇尔修复完成的完整的摩亨佐—达罗饰品，出土于20世纪20年代

克诺耶这样描述古代可能的制作工艺：

在给珠子钻孔时，工匠将珠子牢牢地固定在木钳上，用手持弓钻[14]进行钻孔。因为钻孔时会产生高温，整个钻孔流程可能是在水下进行的，或者有水流持续不断地滴到钻孔里。钻孔实验表明，“厄内斯特石”钻头每小时可以钻透2.5毫米厚的光玉髓，效率是以硬刚玉（红宝石）粉辅助的碧玉或铜钻头的两倍多。即便如此，要钻透一颗6厘米长的珠子，也需要超过24小时，或者三个8小时工作日的稳定的打孔工作。阿拉迪努和摩亨佐—达罗出土的带子上的珠子有6—13厘米长，每颗珠子需要稳定钻孔3-8个工作日才能钻透。在古吉拉特，大部分现代钻孔工人工作几小时后就会休息很长时间，因为钻孔工作实在太费力了，准备和修复钻头也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15]

克诺耶以此为基础估算，要制造阿拉迪努出土的那件三十六枚光玉髓珠串成的带子，从加热光玉髓开始到完成抛光为止，差不多需要480个工作日。

这些珠子倾注了非同寻常的工艺和时间，无怪乎这种光玉髓长珠会作为随葬品，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城的皇家陵墓中了。乌尔城出土的这类珠子中，一部分是在印度河谷内生产出来的，另一部分款式不同的珠子可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当地生产的，但使用了印度河文明的钻孔技术。那些给珠子打孔的工匠有可能就是从美卢哈移民到美索不达米亚的。

佩戴光玉髓珠肯定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与此相反，手镯则是社会各阶层都会佩戴的首饰，而且看上去很重要；印度河文明墓葬中时常有手镯出土。印度河文明佩戴手镯的传统很有可能一直在南亚延续下来，例如印度的战士佩戴手镯保护手腕和胳膊，印度的妇女佩戴手镯以期护佑家庭、保佑丈夫健康长寿。后者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出土的手镯种类繁多，有普普通通的陶土环，也有经锤打的金片制成的中空手镯；白贝壳和青铜也会被使用，还有彩陶，有时候它会被仿制成贝壳手镯的形状，呈现出程式化的“子宫状”造型。但最受欢迎的镯子材料看上去还要数硬陶。

图20 图中钻孔光玉髓珠出土于摩亨佐—达罗，这种珠子最长可达13厘米，每一颗都需要许多天稳定、小心地打孔才能完成

图21 从印度河文明出口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饰，其年代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2150—前2000年。这些来自印度河文明的珠子是在乌尔城的皇家陵墓中发现的，其中有五枚由鸡血石制成

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是硬陶镯唯二的生产地，其制作工艺很明显是保密的，并且随着这两座城市的衰落而一并消失了。考古学家们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注意到硬陶镯，那时麦凯在考古发掘中偶然发现了一堆玻璃化的遗存，看上去是烧制陶器、黏土和手镯的一次失败产物。穆罕默德·A.哈利姆（Mohammad A. Halim）、维达莱和克诺耶在20世纪80年代试图分析和仿制硬陶镯的生产工艺，但仅取得了部分成功。

图22 海螺壳制成的手镯，出土于哈拉帕。直到今天，佩戴手镯依旧是南亚地区的常见习俗

要烧制硬陶镯，首先需准备好一块优质的黏土团。将黏土团置于陶轮上，转动使其形成一个中空的圆柱体，稍加干燥，用线将其分割成一个一个的素面镯坯。用石刃塑形，以光滑的石头磨光，再用一块布给镯坯抛光。最后，镯子被放入一个覆有黏土的罐子，搁在窑炉中成堆的赤陶环[16]上进行高温烧制；窑炉顶部以一个大型陶土盖密封，并盖上“独角兽”印章封存。如果一切顺利，成品应当质地均匀、成色优良，内外花色统一呈现驳杂的灰黑色（如同留存至今的断裂的手镯显示的那样），研究者通过在罐中加入诸如山羊粪一类的有机物质，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不过，硬陶镯最不寻常的地方并不是它的制作工艺，而是上面的铭文和它们超出预计的尺寸。每个硬陶镯上都有铭文，可能是单个印度河字符，也可能是一组，这些铭文是在手镯烧制前印在湿泥坯上的。铭文可能是神圣符号，可能是头衔，甚至可能是人名——但目前没有任何解读的方法。每个镯子的直径都在5.5—6厘米，这个尺寸太小了，不太可能戴在手腕或脚腕上，更有可能是某种坠饰，或被缝到布料上做装饰。“祭司王”半身像头上戴着的发带和上臂佩的环带中央，各有一个突出的环状标记，可能描绘的就是一个硬陶镯子。考虑到硬陶镯子的特点、大小和神秘性，麦金托什认为，“硬陶镯有很大可能是一种官职徽章，由等级制度中的领导层成员佩戴”。[17]

印度河城市留存下了大量的陶器，素面和彩绘的都有。在印度河文明成熟期的一千多年以前，梅赫尔格尔的陶匠就已经在使用陶轮了。但印度河城市的陶器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说实话，梅赫尔格尔的陶器，特别是费兹·穆罕默德出土的器皿，无论是形制还是装饰或许都比哈拉帕、摩亨佐—达罗以及其他城市中出土的陶器更胜一筹。在塑造黏土、石头和其他材料时，印度河工匠们最主要的精力并没有投注给陶器，而是倾注在以下三类物品上：数不胜数的动物和人类的小塑像、面具，还有形形色色的玩具，从最简陋的到称得上复杂的都有；数量不多但颇为重要的高质量雕塑；以及最重要的，成千上万的印度河印章。

许多女性和男性人物小塑像赤身裸体，由此推断，它们应当是生育塑像[18]。考古学家推测，陶匠将它们制造出来后交给崇拜者；当在神树下或者家中院子里举行家庭仪式时，崇拜者会使用这类小塑像。根据小塑像的出土地点可以猜测，仪式一结束，它们并不会被供奉在神庙或类似的建筑内（在美索不达米亚这确实很常见的），反而可能被丢弃，或者给孩子当玩具。动物的小塑像要更加写实，大多是幽默而吸引人的，看上去有一些纯粹是玩具，还有一些则用于宗教崇拜。举例来说，有个小塑像是两个轮子上架着一个茶壶套一样的身体，身体上连着一个中空的陶制公羊头像，这无疑是个玩具；而另一个小塑像则是一个三头的动物雕像，主体是一头象鼻部分中空的大象，象头上方有两只水牛角贴着大象的面颊弯曲下来，象头背面则是一个猫科动物的下巴，上面还露出尖牙，这件精美的、经过雕琢的中空雕像则有可能是一件敬神物品。

高质量的雕塑有十余件，具体数目取决于如何界定“最精美的塑像”，另外还有两件小雕像尚存争议。这些雕塑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皂石的“祭司王”和青铜的“舞女”，都出土于摩亨佐—达罗的早期发掘中，对其身份的鉴别也都不是板上钉钉、万无一失的。“祭司王”（见图1、图38）之所以得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威风凛凛、富有力量的脸，半睁半闭的双眼，修剪整齐的短髭，以及他身上披着的露出右肩的精美长袍——在印度及佛教世界，这样的着装在拜谒神庙、拜见圣人的场合依旧得体。此外，帕尔波拉认为，长袍上的三叶草纹与美索不达米亚诸神和祭司王所披斗篷上的三叶草纹类似。青铜“舞女”裸着身子，造型活泼，左臂戴满手镯，近乎赤裸的右臂叉在腰上，与观者对视，摆出的可能（但远未确定）是一个舞蹈动作。而她的身份更令人疑惑。马歇尔对她的评论无疑是过于自信了：“这很明显是个当地的土著舞者，或者说土著印度舞女[19]的代表。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这个阶层的少女在跳舞时，身上除了首饰什么都不穿戴，但要说她们平常也裸着身子，就太草率了。”[20]

图23 青铜“舞女”塑像，出土自摩亨佐—达罗，高10.5厘米，宽5厘米

马歇尔第一个承认，更成问题的是哈拉帕出土的两个受损的小雕像：一个是男性雕像，头部不存，一条腿抬起，这次很明显是在跳舞；还有一个无头的人体躯干。令人不得不震惊的是，这两个小雕像明显受到希腊艺术的影响，而这正是亚历山大统治后数个世纪印度西北部的艺术特色。因此，尽管男性舞者雕像的发现人给出了确凿的原始出处，马歇尔和许多后来的学者仍然质疑，这两个小雕像是否为印度河文明成熟期的产物。它们真正的历史断代仍未确定，以至于在现在对印度河雕像的讨论中，它们往往是被略的。

印度河印章的美学水平获得了一致公认。之前已经提到了惠勒对它们的赞誉；马歇尔认为，那些最精美的印章“因其雄浑的艺术手法和对线条及立体造型的感知而卓然不同，在雕刻艺术中难有比肩之作”。[21]即便是公认对印度河美学没什么好感的皮戈特也承认，这些印章“雕刻笔触往往一气呵成，十分精彩”[22]。平面设计师、插画师、作家、著名电影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是印度的大艺术家，他对印度河印章深深着迷，甚至以“独角兽”为灵感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至于我本人，就是因为看到了印度河印章才第一次对印度河文明感兴趣。

取皂石，用类似现代解剖刀的有刃錾刀凿刻，放入窑炉内烧制以略微提高其硬度（莫氏硬度达到4左右），这就是制作印度河印章最常见的材料和步骤。印度河印章的形状基本是方形，偶尔也有长方形，但基本没有圆柱形，而圆柱形是美索不达米亚印章最常见的形状。这些印章还会被凿刻、镶嵌、绘制、浇铸或凸雕于其他许多材料上：赤陶和釉陶[23]，贝壳，骨头和象牙，砂岩和石膏，以及极少情况下还有铜、青铜、银、金等金属。而印度河文字无疑也会被刻在木头上、织进布料和编织品里、刻写在棕榈叶上，甚至有可能被绘制到人体皮肤上。只有半宝石，包括光玉髓和青金石，才不会用于雕刻印章；而这是最令人惊讶的，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印章常常以半宝石为原料。

印章背面是雕刻出的球形钮或悬钮，上有可以穿粗绳的孔。这表明印章可能戴在所有者的脖子上，或挂在腰间。大一些的印章可能装在袋子里。出土的印章通常缺失悬钮，有可能是受撞击后断了，因为皂石本身比较软，而雕刻和钻孔又会削弱悬钮的强度；因此，印章有可能自己脱落后遗失在街道上。克诺耶称，“肯定有很多商人伸手取（自己的）印章时，才发现只剩了一个钮”。[24]丢失印章可是件大事，但我们还不知道印度河先民如何处理；在美索不达米亚，会有纹章官公告印章遗失，而且非法使用印章会受到严厉惩罚。印度河印章的设计在成熟期晚些时候得到改进，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生产上的缺陷。

图24 背面有悬钮的皂石印章石，出土于摩亨佐—达罗。悬钮上的穿孔可以穿绳，印章可能就通过这种方式挂在所有者身上

我们还没有提及印度河印章最重要的部分：图像和字符。它们之间可能彼此相关，而且必定与印章的用途有关，因此我把这部分讨论放到专门探讨印度河文字的第10章里。印度河印章艺术在图像上的影响或许是显而易见的，但其语义内涵绝非如此。

[1] Mortimer Wheeler，The Indus Civilization，3rd edn（Cambridge，1968），p. 101.

[2] George F. Dales，‘The Phenomenon of the Indus Civilisation’，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arly Civilization in Pakistan from the 8th to the 2nd Millennium BC，ed. Michael Jansen，Máire Mulloy and Günter Urban（Mainz，1991），p. 133.

[3] 现在孟加拉地区切割贝壳制作贝壳手镯（shakha）的时候，用的是圆锯，此处可能指锯缘是弧形的。

[4]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96.

[5] 英文为“midrib”，原指叶脉，作为冷兵器术语时，指的是刀剑或矛头两面上隆起的脊线，可以强化剑身或矛头，减少使用时发生断裂的可能性。

[6] Asko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Cambridge，1994），p. 8.

[7]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98.

[8] 即10个基本长度单位。

[9] 因为这些彩陶器以沙袋为模具，在塑形过程中，内壁上必定留下袋子布料的压痕，所以它们的内壁就是布料印痕的直接反映。

[10]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59.

[11] 氧化铁（Fe₂O₃）、赤铁矿（主要成分是Fe₂O₃）、针铁矿（主要成分同为Fe₂O₃，只是晶体结构与赤铁矿不同）因含有大量三价铁离子，呈红色至红褐色。光玉髓是玉髓的红橙色变体，因其结构中含有前述三种物质（至少是其中之一），故呈现出从橙白色到红黑色的不同红色。

[12]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62.

[13]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38.

[14] 可以参考锔碗匠用的手钻，钻孔的时候用膝盖夹住打孔对象，钻头对准位置，一手扶钻一手拉弓带动钻头钻孔。

[15]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61.

[16] 参考瓷器的烧制工艺，这里的赤陶环应该是起垫高底部、使镯子受热均匀、防止烧熔的作用。

[17] Jane McIntosh，A Peaceful Real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Boulder，Co.，2002），p. 136.

[18] 这种雕像多为裸女形象，后期也有裸男形象；注重突出和夸张生殖器官及相关部位，通常被认为是生殖崇拜的产物，或者与人类繁衍、祈求丰收的巫术和仪式相关。

[19] 英文为“nautch”，传音自印地语（नाच）/乌尔都语（）。在源语言中，这个词的意思是“舞蹈”，后来也被用来称呼由专门的女性舞者表演的宫廷舞蹈。莫卧儿帝国晚期，这种宫廷舞蹈兴盛一时，后来逐渐走出宫廷，在更广范围内传播。有些学者也用这个词指代印度教神庙中表演的舞女。表演舞蹈的舞女也被称为“nautch”或“nautchi girls”，她们因职业形成了一个阶层，或者说“种姓群体”，即“nautchi”。

[20]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33.

[21]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vii.

[22] Stuart Piggott，Prehistoric India to 1000. BC（London，1950），p. 183.

[23] 印度河文明应当没有生产出瓷器，但有一些陶器与瓷器具有类似的硬度和光泽度。陶和瓷的主要区别在于原料不同，高温陶也能达到类似瓷器的效果，但很容易烧成玻璃化。

[24]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73.

第5章 农业

印度河印章图案中有数量和种类都令人惊讶的动物图像，这为印度河文明的农业提供了线索，其中有一些动物形象难以区分或者干脆是神秘生物，不过这也并不出乎意料。出土的动物遗骨同样给出了证明；植物遗存，比如碳化的谷粒、陶器和砖头内留存的植物茎叶和谷粒的痕迹等，也为推测印度河文明农业状况提供了帮助。不过，总体来说，还是“相当的零散”[1]，麦金托什这样注解到，如同以下三个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印章中，大象的形象出现得非常多，许多印度河文明遗址（除了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以外，还有洛塔尔、卡利班甘以及其他遗址）也出土了大象的骨头，但印度河流域的大象到底有没有被驯化依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稻米在印度河流域的驯化时间肯定要晚于恒河流域，但现存的证据太少，完全不能确定先民们到底是在印度河文明成熟期之前开始驯化稻米，还是在成熟期，或者最有可能是在印度河文明晚期才开始驯化的——就是在公元前两千纪前期。至于谷物贮存，在梅赫尔格尔的一些泥砖建成的建筑物中发现了贮存谷物的有力证据，但惠勒认为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砖制“谷仓”看上去更像是有一些别的还未确定的功能。

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气候和河道网也有不确定性。很多当代考古学家认为印度河流域古代的气候与现在的气候类似，但他们也承认，印度河和其他河流，比如古娑罗室伐底河，在过去的五千年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河道和河口三角洲都有相当大的改变。印度河流域的农学家们又是如何应对常变的河流水文条件的呢？

动物考古学家理查德·梅多如此总结这种方法：“传统上说，泛印度河谷（Greater Indus Valley）地区的农业并不依赖于精心设计的人工灌溉工程，而是通过周边的地形特征储存或排泄河流洪水，以实现对洪水的操纵。”[2]换句话说，印度河谷的农民们可能是以简单的手段实现存水和泄洪，并建立了存水的堤坝，但他们似乎并不像古埃及人那样在大坝和运河上花费巨大的精力。（另一方面，也许类似的水利设施曾经存在过，但在后世的侵蚀和地形转变中消失了。）桔槔或许就是“简单的手段”之一，这个装置由一个水桶和一个秤锤绕着支点组成，是一种原始的汲水工具，在埃及尼罗河畔很常见。马歇尔认定，摩亨佐—达罗出土的一枚印章上描绘了一个男人使用桔槔的场景，“桔槔的秤锤位于吊杆末端，在这个男人脑后”[3]。尽管图案明显很概略，但他或许是对的。自然，在印度河泛滥平原之外的地方，先民建立水坝和蓄水池以降低河水流速、截留河道水流、存储淡水。有证据证明，在俾路支的山区，有一种叫作“gabarband”的石质建筑，它有点像水坝，拦山谷溪流或小河而建，可以同时截留土壤和水流。在多拉维腊发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存水系统，由石头造的水渠和蓄水池组成，有一个蓄水池深达5米，从边缘到池底有31级台阶。也许洛塔尔的所谓“造船厂”也是这样一种蓄水设施。

图25 赤陶制还愿物品，出土于哈拉帕，包括瘤牛和一架带轮小车

当时，在河中进行淡水垂钓应当是相当普遍的行为，这没什么好惊讶的。许多房子的遗存中出土了铜制鱼钩。当时的人们应当也用了渔网；在哈拉帕出土的一片陶片上就有这样的场景。渔网的配重应当是陶坠，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定居点，都有这种陶坠出土。在哈拉帕出土了相当多的海鱼骨，这说明当时从沿海地区捕捞的海水鱼可以被运送到相当深入的内陆地区，据此推测这些鱼可能是先晒干再进行运输的。

在前文我们已经讨论过，当时人们在洪峰退去后的两个时节种植谷物，即冬季和露季，以及夏季和雨季（季风季）。有些地方土地肥沃，种子可以直接播撒；有些地方则需要先犁地。目前考古发掘并未出土犁具，但巴纳瓦里出土了一个陶制的犁玩具，瑙舍罗出土了黏土制的牛轭小模型，更有许许多多牛车的陶土模型，这些都证明了犁的存在。另外，考古学家们研究了家牛的遗骨，从中发现了非常典型的病理学特征，这些病征是拉车或犁地等体力劳动导致的。在卡利班甘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已犁田地，这块田地的遗址上反映出的犁地方法与当地现存的耕作方法颇为相似。人们先以较窄的宽度沿一个方向犁地，然后在垂直的方向上以较宽的宽度再犁一遍。现在，人们在窄犁沟中种硬皮豆（horsegram，学名Macrotyloma uniflorum），在宽犁沟中种芥末，而芥末正是印度河文明种植的农作物之一。不过，现在还没有证据能证明印度河文明时期，卡利班甘地区栽种的也是芥末。

前文也提到了，印度河文明种植的作物多种多样。但是这些作物并不是在同一时间段被培育出来的。印度河文明成熟期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大麦和豆类（pulses），即西亚系驯养作物，这些作物从西欧到印度河地区均有分布。到成熟期晚期，或者印度河文明末期时，人们种植了一些新作物——几种粟米，还有稻子。但古吉拉特地区的人们可能早已开始种植这些“新”作物了，其培育史甚至可以上溯到印度河文明成熟期刚开始的时候。粟米和稻子可以在洪水泛滥后种植，因此比小麦与大麦更能适应季风性气候。它们的种植改变了已有农耕区的作物产量，并开发出了新的耕地。

据推测，粟原产自非洲，约公元前四千纪由阿拉伯人驯化。粟米通过阿曼与印度河文明的贸易通道，从阿拉伯半岛传播至印度河地区。今时今日，在印度次大陆，粟的印地—乌尔都语名称已是耳熟能详，如“jowar”（高粱，Sorghum bicolor）、“bajra”（珍珠稷，Pennisetum typhoideum）和“ragi”（龙爪稷，Eleusine coracana）。波赛尔这样写道：

这些作物[粟]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夏季作物，可以在西南季风地带丰产，而小麦和大麦是冬季作物，在季风地区并不高产。因此，粟可以让粮食作物实现一年双收甚至全年产出。对史前食物供给来说，粟即便不是举足轻重的，也是非常重要的。[4]

如前文所述，印度河文明先民何时开始培育稻米是个更复杂的问题。许多关于印度河文明的书籍，包括马歇尔1931年的那本学术研究著作《摩亨佐—达罗与印度河文明》，都没有提到稻米，或者只是一笔带过，因为大家认为能证明印度河先民培育稻米的证据太微不足道了。一个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情况是，稻米原本就是南亚和东亚部分地区的原生物种，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河谷地区就包括在内；换句话说，在被人类驯化之前，它原本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在古吉拉特、洛塔尔和伦格布尔（Rangpur），印度河文明的陶器里发现了烧焦的稻米壳，陶器上也留有稻米壳和叶子的痕迹。但是，从一些学术研究——至少是从内奥米·米勒（Naomi Miller）的研究结果看，这个事实并不能推定出稻米的驯化。米勒认为，这些“稻米”是野水稻，在这片草场上进食的牛群把它们吃下去，将稻谷壳和草叶通过粪便排出，当时的人们捡拾牛粪做燃料或做陶器的控温材料，才产生了陶器上的痕迹。

图26 印度河谷的牛车

稻米的驯化或许是在不止一个中心地完成的。麦金托什认为，遗传学证据显示，稻米的驯化地在亚洲至少有两个：“东亚的一种多年生野水稻产生了短粒的粳稻（japonica）种系”，而在南亚，“一种一年生的野水稻产生了长粒的籼稻（indica）种系，后来传播到了东南亚和中国”。[5]稻米在南亚的驯化可能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在恒河河谷开始了，恰克拉巴蒂认为，这一进程开始的“或许更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三千纪人们已经在驯化稻米了。[6]然而，稻米在印度河谷内何时开始被驯化，这一进程又是否受到恒河河谷内统一进程的影响，还不是十分清楚。“尽管在哈拉帕，大米或许存在”——当地出土的陶器和砖块中发现了稻壳，“但总的来说，能证明印度河地区种植稻米作为粮食作物的证据是有限的”，麦金托什谨慎地写道。[7]可以想象，稻米驯化的开端，是先民将野水稻种子播撒到印度河洪水退去后在河谷低地处产生的湿地上，而不像今天的大米种植者那样，可以利用门杰尔（Manchar）人工湖边因蓄水变化产生的湿地，这个人工湖坐落于印度河以西，是20世纪30年代苏库尔水坝（Sukkur Barrage）建成后形成的。无论稻米的驯化是如何开始的，印度河文明成熟期末期，约公元前2000年或更晚，胡拉斯（Hulas）出现了籼稻种系最早的、不可置疑的育成品种。胡拉斯位于恒河—阎牟那河地区，是印度河文明的一个东部定居点。

图27 这枚印章出土于摩亨佐—达罗，由皂石制成，上绘有瘤牛的形象

印度河文明时期，有数量繁多、品类丰富的各种动物，这一点可以从印章图案、陶器上的绘画、陶土小模型以及骨头化石看出。出现在印章图案上的真实物种有瘤牛（Bos indicus）、家牛（Bos taurus）、水牛（Bubalus bubalis）、印度野牛（Bos gaurus）、印度独角犀（Rhinoceros unicornis）、老虎（Panthera tigris）、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及以鱼类为主食的恒河鳄（Gavialis gangeticus）。没有出现在印章图案中，但却在其他艺术形式中出现的真实动物包括熊、狗、兔、猴、鹦鹉、孔雀、猪、公绵羊（ram）、松鼠等，还有一些鸟类，但因为绘制太过粗糙，难以辨认其具体种类。举例来说，摩亨佐—达罗出土了一件陶制鸟模型，尾巴长且大张，眼部以椭球形表示，这可能是一只孔雀，而在强胡—达罗的陶器上，它就被画得相当简单。（楔形文字文献记录称，美卢哈盛产“haia鸟”，这种鸟的叫声“可以充满整个皇宫”，或许就是指孔雀。）令人惊讶的是，山羊几乎没有出现，不过它的野生形态——野山羊和捻角山羊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羊角相抵互斗。完全没有出现在印章中、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其他艺术形式中的动物是马和骆驼。有一种长有独角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动物频繁出现在印章上（摩亨佐—达罗超过60%的印章和哈拉帕大约46%的印章上都有这种动物），同时这种动物的小陶像也有出土（哈拉帕、摩亨佐—达罗和强胡—达罗都有）。学者普遍将其称为“独角兽”，古希腊作家认为这是源自印度传说中的一种生物；它的动物学“原型”受到广泛争议——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原型动物”存在的话。在马歇尔看来，出现这种动物的印章并不怎么写实，可能说明“独角兽”是一种并不真实存在的神话生物。

毫无疑问，牛、山羊、绵羊和狗早已被驯化。牛——这里所说的“牛”包括瘤牛、家牛和水牛——是最重要的家养动物。印度河文明出土的牛陶像中，牛背上的隆起[8]和牛头上的角区分了不同的品种，克诺耶基于这些小陶像的特点和当前印度河地区牛的分布，这样写道：“这些迥然不同的牛类适应不同的栖息地，或许被印度河先民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他进一步解释说：

现在在泛印度河谷地区发现的几个品种，都经历了人工选育和环境适应，而这两个进程可能在印度河文明进入城市阶段时，甚至比这还要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中部平原发现的牛都有较大的背部隆起和中等长度的角，而古吉拉特地区和信德部分地区发现的牛，背部隆起更小，角也是相对扁而宽的。这两套不同的特征都适应于当地的高温，且它们迟缓的步态在拉犁和拉牛车时反而很有用。在山麓和高地地区发现的牛普遍角小、无背瘤，并有一系列杂交种，这让它们可以方便地在多石的山地斜坡上取食。它们很适应山地环境，因此很有可能被当作有用的驮兽。平均每个驮夫可以在山地上运输20公斤的货物，而这些牛能运送的货物要多得多。[9]

相比之下，水牛就更适应河流附近的湿地环境。它们皮肤相对无毛，需要时常在泥地里摸爬滚打。尽管水牛也可能被用来拉车和犁地，但它们更可能用来产奶，拉维河附近的一片区域现在就是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而这片区域离哈拉帕并不远。萨希瓦尔（Sahiwal）的水牛品种久负盛名，就是因为那里的水牛产出的牛奶中，脂肪含量比一般的牛所产的高得多。或许萨希瓦尔水牛在古哈拉帕时期也很有名。

在诸多遗址地点都出土了山羊（Capra hircus）和绵羊（Ovis aries）的遗骨，清晰地证明了这两个物种已被驯化。在哈拉帕，山羊的遗骸相对较少，而绵羊的遗骸非常丰富。克诺耶认为，这些绵羊骸骨尺寸较大，说明当时的人们是为了获得羊肉和羊毛而饲养它们的。然而，能够直接证明印度河流域先民养羊取毛的证据并不充足。例如，在前文提到的已腐化的织物遗存中，没有检测到羊毛；印度河文明中也不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样，有对长着长毛的绵羊以及羊毛织物的描绘；也没有发现毛梳（用于从山羊和绵羊身上获取羊毛）或纺锤（用于纺织羊毛）一类的器具，这些器具在欧洲则有出土。此外，巴拉科特（Balakot）是印度河文明沿海定居点之一，这里也出土了绵羊遗骸。在分析过这些绵羊骨头之后，人们发现，公绵羊往往长不到生产羊毛的最佳年龄，就被早早宰杀了。也许印度河文明的先民们确实使用了羊毛，但更倾向于从美索不达米亚进口，而不是在本地生产。

图28 哈拉帕出土的陶制狗塑像，脖子上戴着项圈。这暗示了狗的驯化

狗（Canis familiaris）在印度河文明的家庭生活中极为常见，这一点可以从考古发现的遗骸和图像中得到证实。在摩亨佐—达罗的一所房屋中，出土了一副狗骨架。研究过这幅骨架后，动物学家们这样说：“现在，在印度的每个村庄里，都家养或散养犬只，这种狗也在遗址周围生活着。出土的遗骨与这一犬种的骨骼并无二致。”[10]1931年马歇尔的考古报告中记录了这个结论。在出土的小雕像和小塑像中，狗常常戴着项圈；其中，有一只很明显是宠物狗，另一只则是做乞讨动作的表演犬，另有一只斗犬，还有一只似乎是猎犬——它的嘴里叼着一只猎物。也许，印度河文明的猎人们捕捉、训练，甚至曾经出口野生的红狗（red dog），因为在楔形文字中，提到了美卢哈来的“斑点狗”或“红狗”。在出土文物中，有一块强胡—达罗的砖块，当它被放在阳光下晒干时，一只狗追着一只猫跑过，在上面留下了一串脚印，这些脚印随砖块保留至今。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猫是否也像狗那样被驯化了。

印度河流域的先民猎杀大象以获取肉和象牙，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论。他们把获得的象牙雕刻成装饰品、赌博用品以及镶嵌物。在出土印章和其他图像中，大象的形象基本不与人类骑手一同出现。这也许说明，当时的人们并未将大象用于重劳动——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上的印度正相反。不过，有一枚印章上的大象背上有一块布料，可能是一种披挂。在哈拉帕出土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陶象头，可能是一个玩具或者陶偶。这个象头上残留着颜料的痕迹，红色和白色的条纹横贯大象脸部。这种装饰不禁让人联想到印度现存的传统，在节日场合或宗教仪式上，人们也会给大象脸上画纹饰。因此，印度河文明也可能已经驯化了大象。

图29 哈拉帕出土的一个陶制象头。在这个象头的脸部有彩色颜料的痕迹，令人联想到当代南亚地区在大象脸上涂色的习俗

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旁遮普地区是印度次大陆最早驯化马（Equus caballus）的地方，时间在公元前1700—前1500年，有确凿的考古证据支持，不过这个时间比印度河文明消失的时间还要晚。而一小部分研究者力争，马在印度河文明成熟期就已经存在了。这部分研究者大多来自印度，其中就包括恰克拉巴蒂和S.P.笈多（S. P. Gupta）。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而言，马的驯化具有政治意涵。因此，对于印度次大陆居民到底什么时候驯化了马匹，各方争论不休。印度河文明成熟期没有出现马的明确图像，不过如果出土了马的骨头，也能让人信服。梅多对出土的马科动物遗骸进行了详细研究，他认为，这些来自印度河文明成熟期或更早时代的骨头，最可能是中亚野驴的而不是马的。中亚野驴又叫蒙古野驴[11]，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长得很像现在的驴子。中亚野驴是生活在南亚北部的本土物种，但马[12]的祖先是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生活在乌克兰到蒙古的草原地带。麦金托什指出：“从形态上讲，[中亚野驴和普氏野马]这两个物种很相似，通常很难区分它们的骨头。”[13]

现在，我们对印度河文明可以利用的植物和动物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当时的人们如何食用这些动植物呢？很可惜，这方面的证据相当稀少。举例来说，遗址中发现了少量古蔬菜的遗存，但就像克诺耶说的那样，“没什么精心烹饪的痕迹保留下来”。因此，要重现印度河文明的食谱，就只能依赖于已知的当时城市菜市场中可能有的食物种类，以及原产于印度次大陆的蔬菜、水果、坚果、蜂蜜等的相关知识。

图30 南亚草原驴，即中亚野驴。这种野驴外观看上去与驴子相近，但骨骼与马的祖先很像。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出土了野驴的遗骨

克诺耶猜测道：“小麦应当是大部分饮食的基础，但烤大麦、炖煮或油炸的兵豆、鹰嘴豆粉、烘焙过的植物块茎以及种类众多的野生谷物也可能用来制作主食”——或许还包括大米。“肉类的烹饪方法可能有烘烤、炙烤、炖、炸，甚至可能与草药和香料混在一起剁成肉馅。”[14]

肉馅中具体使用的草药和香料基本只能靠推测，北印度可能用的是野生的罗勒、芫荽、大蒜、洋葱、姜、姜黄、肉桂、葫芦巴和小茴香，南印度则是丁香[15]、小豆蔻、肉豆蔻和各种黑胡椒。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公元前三千纪前后的印度河流域先民们没有办法获得这些在吠陀文书中出现的、在后世大受欢迎的香料。在古代，无论是地中海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还是整个亚洲，远途运输是相当值得注意的，不过现在的人们有些忽略这一事实。如果美卢哈在如此遥远的古代就能与美索不达米亚进行成功的贸易往来（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在印度河文明的临海定居点，比如洛塔尔和多拉维腊，可以方便地经由阿拉伯海的航路抵达南方的印度半岛沿海地区，因此，在这些地方出现南印度的香料也并非不可能。可以想象，即便在内陆地区如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印度河文明的厨师们也可以用次大陆“舶来品”为他们的菜色调味。

[1] Jane R.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New Perspectives（Santa Barbara，CA，2008），p. 109.

[2] Richard Meadow，‘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in the Greater Indus Valley，7th-2nd Millennium BC’，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arly Civilization in Pakistan from the 8th to the 2nd Millennium BC，ed. Michael Jansen，Máire Mulloy and Günter Urban（Mainz，1991），p. 51.

[3]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389.

[4] Gregory L.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Delhi，2003），p. 64.

[5]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p. 113.

[6] Dilip K. Chakrabarti，ed.，Indus Civilization Sites in India：New Discoveries（Mumbai，2004），p. 18.

[7]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p. 121.

[8] 此处指瘤牛背上的“瘤”。

[9]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164.

[10] R. B. Seymour Sewell and B. S. Guha，‘Zoological Remains’，in Marshall，Mohenjo-daro，p. 651.

[11] 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中文学名为中亚野驴，有五个亚种（其中一个已灭绝），指名亚种为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 hemionus），英文“onager”取自波斯亚种（E. H. onager）的亚种名并指称整个物种。

[12] 英文在这里强调了“家马”（domestic horse），但中文并不会这样指称“Equus caballus”这一物种。

[13]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p. 132.

[14]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69.

[15] 这里指的不是观赏用的紫丁香（lilac，Syringa oblata），而是可以入药、做香料的丁子香（clove，Syzygium aromaticum）。

第6章 贸易

印度河文明的贸易事业分布得相当广泛。在每年的季风雨季结束后，山区的山体滑坡停止、平原上肆虐的洪水退去、泥泞的道路变干、人畜可以通行时，人们才能把商品从偏远的腹地或毗邻城市的区域转运到城市中。在印度河谷当地，瘤牛牵拉的牛车队运送重型货物，运输工挑着扁担运送相对轻一些的、装在筐里的货物。从印度河谷以西的高地和高原上，以牛、绵羊、山羊（而不是骆驼和马）为驮兽的商队运来铜、宝石、羊毛、水果和坚果。此外，与印度河谷进行远途贸易的地区中，西有俾路支的部分地区、东有拉贾斯坦地区的阿拉瓦利山脉（两地都是铜矿石产地），沿海有古吉拉特海岸地区和莫克兰海岸（海贝的来源），还有马哈拉施特拉北部（光玉髓开采地）和阿富汗（青金石的主产地）。经由商船，印度河文明与更遥远的地区进行贸易，在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土了印度河文明的珠宝、砝码、印章，还有其他物品。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一篇楔形文字铭文中，当时的阿卡德统治者萨尔贡王夸耀称，在底格里斯河以东、王国的首都阿卡德，云集了来自迪尔蒙（Dilmun）、美根（Magan）和美卢哈的商船。据推测，迪尔蒙对应的是今天的巴林，美根可能是今天的阿联酋[1]和阿曼，而美卢哈指的就是印度河谷地区。

印度河文明的贸易网将一件货品从出产地运送到很远的地方。前文已经提到，南部古吉拉特沿海地区出产的海鱼被运到哈拉帕。在强胡—达罗、摩亨佐—达罗、哈拉帕，甚至北至今天阿富汗北部边境的肖尔特尕伊，都发现了马哈拉施特拉北部出产的光玉髓——这种宝石也理所应当地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许多原材料，例如铜矿石、皂石、贝壳，并不只有一个原产地，多个原产地并存的情况促进贸易网络发展、扩大，并刺激了经济发展和竞争。四五千年前那些无名的贸易人横渡河流，翻山越岭，穿越沙漠，甚至远渡重洋，现在很难想象出他们到底面临多少挑战和艰险。普通的印度河文明居民，特别是那些住在农村里的，最多只需要离家几公里就能下田劳作、喂养牲畜、为生火或建筑砍柴伐木，但他们或许也曾目睹从数百公里外的某个中心城市跋涉而来的旅者们，或目送他们返回遥远的城镇。

举个例子，坐落在阿姆河畔的肖尔特尕伊距离哈拉帕超过600公里，距离摩亨佐—达罗约1000公里，距离洛塔尔的港口更有1500公里之远。然而，它却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定居点，实际上是印度河文明的一个殖民地。毛里西奥·托西（Maurizio Tosi）在自己的文章中称，“（这里）完全具备了哈拉帕式建筑群的所有标准特征”[2]。1976年这一遗址被发现，发掘者们在遗址中找到了光玉髓珠和青金石珠、铜制品、陶偶和陶车模型、贝壳串成的手镯，以及一枚有犀牛图案的印章。建筑所用的砖块的长宽高比例完全依照典型的印度河文明比例[3]。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被犁过的田地，里面撒有亚麻种子，还有灌溉水渠，说明那时这里已有农业。然而，肖尔特尕伊处在这样遥远的位置，说明它存在的真正意义（raison d'être）也许并不寻常。一开始，它可能只是一个贸易地点，用来交易阿富汗北部出产的矿产，主要有青金石和包括金在内的金属。

人们如何控制和运作这样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印度河文明曾经铸造钱币；而学界尚未对印章上文字的解读达成一致，也就没有办法像苏美尔文字那样，把印度河文字中的任何一个符号划归为货币的表示方法。在苏美尔文字中，一个斧子的象形图代表“gin”，在苏美尔语中，这个词即指斧子，也指“谢克尔”这个货币单位。不过，虽然有些模棱两可，但从印章图像和砝码中，能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印度河文明贸易体系受到管理，图像和其他原始资料中还能找到体现贸易运输途径的更清晰的证据。

在洛塔尔，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超过一百枚泥签，这些泥签上面都盖有印章。泥签出土地曾发生的火灾焚毁了旁边的一座大房子，不过这些泥签却因祸得福得以保存下来。在这些印章的图案中，最常出现的是独角兽，其次是大象和一些卍字符[4]。最具启发性的一点在于，有许多泥签上盖着不止一个印章，甚至有几个盖了四个印章。一般来说，新的印章会覆盖前一个印章上的动物图案，但在某几个泥签上，独角兽的角和同样的文字重叠出现，很明显是重叠盖了几个独角兽图案的印章。克诺耶认为，根据这些盖有多个印章的泥签，可以对印度河文明贸易的组织方式做出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可能性是，在单一一项商业交易中，存在着不同（可能多达四个）的所有者；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在某包货物得以进口或出口前，需要数位官员（也许是海关官员？）对其内容物进行查验和核对，然后才可以放行。

图31 洛塔尔出土了一枚印有印章的泥签，印章中有大象的图案。这枚泥签因受火烧而得以保存下来

对砝码用途的一般性解读是，较轻的砝码用来称量贵宝石、金属、香水以及其他价值极高的物品，在日常商业交易中使用；较重的砝码用来称量大宗商品，比如谷物。然而，克诺耶提出，这种解读并不适用于印度河文明，因为印度河文明定居点中几乎没有发现砝码。他辩称，这些砝码应当用于税收：

图32 一套七枚燧石制砝码，出土于阿拉迪努。砝码系统体现了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

通过最近对哈拉帕的发掘可知，城门入口处发现的砝码最多，此处应当是入城货物称重、计税的地方。较小定居点中的税收员或村中耆老应当只需要一两套砝码，以对珍贵的商品或出产征收税贡。最后，最大的砝码都仅出土自城市中心，这与称量周边村落和市镇上缴的贡物不谋而合。[5]

下面来看运输途径。从出土的玩具车和现在印度河谷地区使用的推车来看，印度河文明的先民们可能设计了牛车用于平原运输。陶土制成的玩具车并非只有单一的设计：有些玩具车的车板和车斗侧边是固定的，有些则由空车架和利用孔洞拆装的侧边组成。印度河文明真实的车子应当都是由木头制成，可能配有皮革和筋腱制成的轭具。在克诺耶看来，与现在信德地区仍然在使用的牛车相同，当时车子上安装的沉重的轮轴和硬质车轮是一体转动的：“这种简单的结构相当适合在广袤的沙地平原上使用，在这里，车辆转大弯是常态，也没有人会被吱扭作响的轮轴吵到。”[6]哈拉帕遗址的街道上保存了车辙的痕迹，由此可知当时实际使用的运输车的轮距是1.6米，最多或可运送重达1870千克的货物。

鉴于印度河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进行了海上贸易，船只是不可能不存在的，但至今尚未发现任何船只的考古遗存，有可能是因为船只的制造材料易腐，又存放在河边而非城镇内。不过，哈拉帕出土了内河船只的黏土模型，在摩亨佐—达罗出土的一枚皂石印章和一件陶护符上，还清晰地留着船只的图案。这些船只与今日信德地区印度河上航行的传统木制船屋类似，底部平坦，甲板上有船舱，船头船尾翘起，并配有一对长舵桨或短桨[7]。这种船适合在浅水区运送货物，且不需要码头或船坞。但即便印度河文明已出现了适宜制帆的纺织纤维（比如棉花），这种船上却并没有安装船帆；此外，据那件皂石印章的发掘者麦凯所说，船体似乎是由芦苇（而不是木头）制成的，然而这枚印章上的图案较为模糊，并不能下定论。如果当时的人们确实使用芦苇作为船体的主材料，那么他们应当会用绳子把芦苇捆扎起来制作船体；绳子的材料也许是石茅（baru grass，Sorghum halepense），现在古吉拉特地区的人们仍然会在造船时使用这种本土植物。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印度河文明的船只中使用了沥青，不过芦苇船体上还是可能会涂抹沥青以防水（就像摩亨佐—达罗“大浴室”里使用的砖块那样）。这种防水措施可见于阿拉伯半岛沿海的诸多地区，但在有记录的年代里，南亚地区的船只并无使用沥青的记载。没有沥青，一只芦苇船可能在几个月后就开始腐朽——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没有船只残迹留存至今。

图33 船只的图案出现在一枚未过火烧制的皂石印章（上）和一只陶护符（下）上，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摩亨佐—达罗。这些船的两个船头高高翘起，船体中心位置有船舱，配有双船舵；陶护符上的船只的甲板上还停着鸟儿

图34 摩亨佐—达罗附近印度河上的船坞，安有桅杆。摄于1971年

这种芦苇制的内河船在大海上到底能航行多久是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索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证明，一条芦苇船可以在海上航行五个月之久。1977—1978年，他驾驶着一艘在伊拉克制成的芦苇船（底格里斯号），航行到了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三角洲，又驶回红海，最终这艘船在非洲海岸上的吉布提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海尔达尔确信，麦凯发掘出的印章上描绘出的印度河船只，展现出“芦苇船上典型的横向捆索”[8]。经过在底格里斯河中的测试，海尔达尔发现沥青并不能防止芦苇船进水，反而只会增加船身重量，因此他没有在“底格里斯号”上涂抹沥青。几乎可以肯定，通过在卡奇地区数不胜数的水道上行船，印度河文明先民们获得了经验，确定了自己的船只可以在什么水域、何种航道航行。此后，他们有可能驾驶帆船沿着莫克兰海岸线航行，前往波斯湾，最终抵达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在那里，他们更换新船并原路返航。往返过程中，他们一路沿航线进行贸易，这种近岸航行和贸易一直延续到现代，被称为“沿海贸易”（cabotage）。海洋史学家、水手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这样写道：“他们以多次、短途的方式航行，每年的路线都一样。海上刮强劲的西南风时，他们停靠在岸；待温和的东北风吹起，他们再顺风沿近岸航线向西或向东航行。”[9]经过长久摸索，在公元前2世纪，水手和商人们才终于摸清远海航行的方法，利用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一年一度地往返于红海和印度之间。如果印度河文明的航行先驱者们离开莫克兰海岸太远，他们也许会利用鸟来导航，摩亨佐—达罗出土的陶护符上就出现了这样两只鸟的图案。水手们应当会放飞一只鸟（或许是一只乌鸦），这样它就会飞向最近的陆地。

在航行至阿拉伯海之前，平底的印度河船是否已经变形成海尔达尔驾驶的那种新月形的芦苇船？它们是否像“底格里斯号”那样，抵达了遥远的东非海岸？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是，公元前三千纪至公元前两千纪早期，粟米经阿拉伯半岛被引入印度河流域，而其原产地可能是非洲，这让人不禁猜想，或许这些粟米最初就是船员们的食物，随着他们从非洲返回波斯湾。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前文提到的公元前三千纪至公元前两千纪早期美索不达米亚铭文中的“美卢哈”，指称的可能是印度河地区，而在公元前15世纪前，就在印度河文明衰退后，这个名字被转用于称呼埃塞俄比亚。印度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间的海上贸易始于印度河先民，而非美索不达米亚人，这是相对可以确定的。因为，并没有证据证明，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船只——像海尔达尔的“底格里斯号”那样的船——曾经从美索不达米亚出发航行到美卢哈；莫克兰海岸上的船运全都是相反方向的。麦金托什注意到，“我们知道，印度河文明的商人们航行去往美索不达米亚，但美索不达米亚的船只并未离开过波斯湾的边界。这个事实暗示人们，适合航海的船只是印度河文明的发明”。[10]

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考古学证据毫不含糊地证实了这一贸易的存在，但这些证据也有问题。这些证据主要包括光玉髓珠（经过钻孔和蚀刻加工）、砝码以及印章，都能轻松地归为印度河文明的产物。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乌尔城出土了一枚由黄光玉髓制成的砝码，为1.85厘米×1.85厘米×1.80厘米的立方体，略有斜角，重13.5克，与印度河文明遗址发现的大部分普通砝码极为相似。在其关于印度河—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的论文中，西琳·拉特纳格尔（Shereen Ratnagar）这样写道：“它的材质、形状、重量都确凿地指出，这是一枚[印度河文明]砝码，而实际上，在强胡—达罗发现了与它（在尺寸和重量上）几乎一模一样的物品。”[11]她得出结论，这枚印章或许表示当时曾有一个印度河文明的商人在乌尔城经商。第一份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印度河印章的报告，就发表在马歇尔于1924年宣布发现印度河文明之前。1923年，阿海米尔丘（Tell Ahaimir）[12]出土了一枚神秘的印章，上面刻有一头牛的图案和一个由三个字符组成的铭文，此地原属古基什。甚至更早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巴黎卢浮宫就购得了一枚保存良好的泥印，上面印着相似的图案和一个由六个字符组成的铭文；据卖家说，这个泥印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一座未发掘的遗址，这个遗址现在被判定为乌玛城（Umma）。此泥印看上去是用来封一个罐子的，因为泥印背面有“蒙在罐口、以绳子绑住的蒙口布的清晰痕迹”，托西这样认为。[13]泥印的真正价值在马歇尔宣布发现印度河文明后才显露出来。1931年，马歇尔出版了《摩亨佐—达罗与印度河文明》一书；鉴于这枚泥印与英国在印度河谷进行的研究有关，卢浮宫在同年将它捐给了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另一方面，证明印度河—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的确凿证据并没有考古学家们期望的那样多。尼森（Nissen）称其为“匮乏的考古学记录”[14]。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及与其相邻的伊朗（苏萨）和波斯湾地区总共只出土了十四枚印度河砝码，其中乌尔城仅出土一枚。算上早期的发现，美索不达米亚一共出土了二十枚左右的印度河印章，其中九枚断代为阿卡德时期（公元前2334—前2154年），两枚断代为伊辛和拉尔萨（Isin and Larsa）王朝时期（公元前2000—前1800年）。此外，位于波斯湾的法伊拉卡和巴林诸岛屿上出土了超过一百枚“海湾型”（Gulf-type）圆形图章，许多图章上的图案都是一头野牛（bison），正面有印度河文字铭文，背面则是印度河风格的背钮，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前2000年。几乎可以肯定，波斯湾——特别是迪尔蒙（今巴林）——在当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商业枢纽。

这些考古证据也比较复杂，因为有一些文物上存在着并非印度河文明的元素，可能是在融合了美索不达米亚当地的文化后产生的。举例而言，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一些光玉髓珠上刻有楔形文字，但印度河地区出土的光玉髓珠上从不会刻印度河文字。（其中两枚珠子是阿卡德王舒尔吉[15]供奉给宁格尔女神[16]的，是他攻打苏萨[17]的战利品。）之后出现的“迪尔蒙型”图章是模仿前文所述“海湾型”图章发展而来的，上面的图案受美索不达米亚雕刻影响，而不是印度河风格，并且也没有任何铭文。整体上看，印度河—美索不达米亚印章“可能是某个受印度河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双重影响的地区的产物”，亚述学家C.J.加德（C. J. Gadd）早在1932年就做了这样的推论。[18]

其他的楔形文字铭文提供的线索比较模糊。如果像大部分人接受的那样，把楔形文字中的“美卢哈”认定为印度河文明，那么印度河地区是美索不达米亚奢侈品的来源地之一这个事实就很清楚了。恩基（Enki）和宁胡尔萨格（Ninhursag）的故事是一则非常著名的苏美尔神话，其中提到美卢哈产光玉髓。[19]拉格什（Lagash）王古地亚（Gudea）于公元前2144—前2124年在位，他的一则铭文中提到，在建造位于拉格什的主庙时，用到了光玉髓、金屑以及其他美卢哈来的奢侈品。据帕尔波拉判断，这些奢侈品中可能包括水牛，是进献给阿卡德王萨尔贡的皇家礼品。之前已经提到，萨尔贡王在首都阿卡德接待了来自美卢哈的商船。并没有文字记录能够说明这些船上载有水牛，但帕尔波拉论述称，水牛见于印度河印章而不见于美索不达米亚艺术，直到两地开始贸易，水牛才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作品中。公元前2300年左右，水牛突然取代了野原牛（aurochs bull）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关键的“比斗”画面中，而这恰恰在萨尔贡王漫长的统治时期内。在此时期的一幅“比斗”画面中，一个战士（或许就是国王）刺穿了一头野兽，以彰显他的力量。如果帕尔波拉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从印度河谷来的商船一定足够宽敞和结实，才能够运送水牛这样的大型动物。

印度河地区来的商人和工匠是否曾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证据依旧不够充分，但已经能很明显地表示出他们曾经定居于此。首先，肯定是当地的印度河工匠使印度河风格与本地审美相融合。多面切割的有孔光玉髓珠和梨形带装饰光玉髓珠都是美索不达米亚独有的款式，也许是在本地需求下产生的。克诺耶写道：“这些线索说明，印度河谷来的商贩或贸易人可能在乌尔这样的城市内开设商铺，销售自己的产品，并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加工生产。”[20]乌尔城的发掘者伦纳德·伍莱（Leonard Woolley）也认同这一观点，他在自己的《“迦勒底的”乌尔》（Ur “of the Chaldees”）一书中这样写道：“最晚在阿卡德王朝时期，苏美尔和印度河谷间的贸易就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美索不达米亚可能已经有了来自印度河谷的代理商。”[21]

文字证据也支持这种观点。数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楔形文字铭文都将一个村庄称为美卢哈，这个村子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在拉格什附近。要么这个村子叫美卢哈，要么就是那里的一些人被称作美卢哈；后一种推测更有可能，因为那个村子还有个名字叫古阿巴（Guabba）。这个村子有4272名女性和1800个孩童，都在拉格什做织工。这个“美卢哈村”可能是来自印度河文明的织工流徙海外后的定居点，他们在印度河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直接贸易开始衰落时定居于此。来自萨尔贡王时期的一枚柱形阿卡德印章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这枚印章上的图案描绘了一个可能是国王或者宗教长老的显贵人物，正坐着接见两个站着的来访者。一个留着胡子的侏儒出现在这个显贵人物的膝盖上方，扭头面对着他。第一个来访者看上去在以手势向坐着的显贵致意，那手势与侏儒的手势一样。印章上的楔形文字释读如下：“su-i-li-su / eme-bal me-luh-ha”，翻译为“Su-ilisu，美卢哈语翻译”，这或许是那个侏儒的名字（也有不同观点）。可惜的是，我们并不知道任何其他关于“Su-ilisu”的信息。赖特推测认为，“我们可以想象，他和其他美卢哈人一样，也与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某种密切的联系”，也许他一开始是一位来自印度河地区的商人，学习了如何说阿卡德语，然后就“干起了翻译这个新活计”，为他的美卢哈商人同胞们翻译。[22]相对应地，他也有可能是说阿卡德语的本地人，发现了学习美卢哈语言所带来的商机。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个独特的印章都为学者们带来一丝希望，也许未来的某一天，美索不达米亚会发掘出解读印度河文字的“圣杯”：一枚同时写有楔形文字和印度河文字的双语印章。

如果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这种铭文的概率很小，那么在印度河地区发现类似铭文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我们已经知道，印度河—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的证据可能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印度河谷，类似的证据实际上就不存在。克诺耶称，“在印度河地区，从未发现过任何产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物品”。[23]帕尔波拉也说，“在大印度河谷地区发现的唯一一件具有明显西亚血统的物品，是一件在洛塔尔出土的‘迪尔蒙型’印章”，而洛塔尔肯定与迪尔蒙（巴林）有贸易往来。[24]其他学者的标准要稍稍宽松一点。拉特纳格尔认为，在哈拉帕、摩亨佐—达罗、多拉维腊和洛塔尔发现的几枚柱状砝码肯定是在美索不达米亚造出来的，因为它们的形制与美索不达米亚砝码相似。但要通过这种形制上的相似得出这些砝码起源的肯定结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马歇尔作为摩亨佐—达罗柱状砝码的发现者，十分谨慎地提道：“这种样式的砝码在埃及使用……在美索不达米亚有大量发现……在埃兰（Elam）也相当普遍。”[25]乌尔城发现的那枚方形砝码与强胡—达罗出土的一枚砝码几乎一模一样，而印度河遗址发现的柱状砝码在美索不达米亚却并没有十分相似的“同伴”。

图35 印度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交流。这枚阿卡德柱形印章（左上）出自萨尔贡王时期（公元前2334—前2279年），其印文（右上）和印文的线描图（下方）中可见楔形文字铭文：“Su-ilisu，美卢哈语翻译”。美卢哈是阿卡德语中印度河谷的名称

印度河商人似乎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或许还有古阿巴村）定居和工作，如果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和工匠也这样，亲身在印度河城市中居住和工作，那么研究印度河文明的考古学家们一定期望能发掘出楔形文字计数板、柱形印章以及印章印痕，类似的物品在美索不达米亚十分常见。然而，印度河城市中丝毫没有楔形文字的踪影，仅有的几个柱形印章无论从样式还是使用上，都与美索不达米亚印章并无相似之处；相比在印度河谷工作的美索不达米亚商人，它们更可能是与美索不达米亚做生意的印度河商人的所有物。这类证据的缺乏其实恰恰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们最远只航行到波斯湾一带，而没有亲自到过印度河地区。

印度河商人们能从开辟和维护这一国际贸易中获得什么？他们需要和青睐什么样的美索不达米亚产品？无论答案是什么，进口而来的物品一定都不易保存，所以考古学家们无法发现它们的踪影。看上去这些物品里不应该包括太多食物，因为印度河先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谷物和其他粮食作物了，但是像今天的南亚一样，他们也可能会从波斯湾（阿曼）进口椰枣（dates）。金属和半宝石看上去也不太像是进口物品，因为印度河地区已有大多数金属和光玉髓及青金石一类宝石的出产地，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推测，他们会从美索不达米亚进口银，可能还会从波斯湾进口珍珠。不过，纺织品，特别是羊毛制品，可能是进口的对象。前面已经说过，印度河先民并不生产羊毛，这很明确，相对地，美索不达米亚人成规模地生产羊毛织物，这可能是当时最好的贸易品。另外一宗进口货物可能是香料。现存最早的燃香记录是在古埃及，后来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看上去也传到了印度河文明，在独角兽图案的印度河印章上，常有一个不能辨认的物品出现在独角兽旁边，有可能就是香炉。在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材料中，羊毛和香料都以出口商品的形式出现过。

坦白地说，这份对印度河—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的描述并不尽如人意。贸易和贸易网络从很早的时期开始就在印度河地区发展起来了，并在将印度河城市、乡镇、村庄联结形成一个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一贸易唯一也是最大的组成部分——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看上去却高度向美索不达米亚倾斜。如同麦金托什所说，“在这幅图景中央豁开了一个空洞”，因为“印度河居民显然没有从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中获得任何东西，而从波斯湾其他地区也只获得了少量的物品”。[26]印度河地区的表观经济回报这么低，美索不达米亚方面也没有与印度河地区的直接联系（更别说他们在印度河谷的定居点了），很难推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如何通过贸易在印度河文明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无论是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印度河文明形成时，还是公元前两千纪前期印度河文明衰落时。几乎可以肯定，苏美尔文明影响了印度河文明的艺术、社会和宗教；但要说哈拉帕、摩亨佐—达罗和其他印度河城市受美索不达米亚的物质财富刺激，而发展至“成熟期”，那很有可能是无稽之谈。

[1] 英文原文写的是“Makran”，但很明显并不可能。根据考古学家推测，铭文中的美根（Magan或Makkan）文明在现在的阿联酋和阿曼境内。

[2] Maurizio Tosi，‘The Indus Civilisation beyo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arly Civilization in Pakistan from the 8th to the 2nd Millennium BC，ed. Michael Jansen，Máire Mulloy and Günter Urban（Mainz，1991），p. 123.

[3] 即前文提到的1：2：4的比例。

[4] 卍字符，音“万字符”，中文语境中也多以“万字符”称呼这种符号，本书正文均写作“卍字符”。万字符有左旋（卍）和右旋（卐）两种，很早便出现在欧亚大陆各地，并有吉祥、光明、安康之意，有学者认为古代印度—雅利安人是最早使用这种符号的人群。英文中称其为“swastika”，来自梵语स्वस्तिक（svástika）；印度教中将右旋万字（卐）称为“swastika”，而将左旋万字（卍）称为“saustika”。后来因希特勒认为德意志民族是雅利安人的后裔，便将旋转45°的右旋万字符作为纳粹的标志。本书第8章还会再讲到这个符号。

[5]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99.

[6]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89.

[7] 长舵桨原文为“steering oar”，短桨原文为“paddle”。“oar”指的是杆长、仅一头扁平的桨，而“paddle”指的是杆短、一头或两头均可有扁平部分的桨。

[8] Thor Heyerdahl，The Tigris Expedition：In Search of Our Beginnings（London，1980），p. 266.

[9] Brian Fagan，Beyond the Blue Horizon：How the Earliest Mariners Unlocked the Secrets of the Oceans（London，2012），p. 122.

[10] Jane R.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New Perspectives（Santa Barbara，CA，2008），p. 86.

[11] Shereen Ratnagar，Trading Encounters：From the Euphrates to the Indus in the Bronze Age（New Delhi，2004），p. 250.

[12] 阿拉伯语中，（tell）指山丘、小丘，所以“Tell Ahaimir”可意译为“阿海米尔丘”。本书译文中尽可能将地名中“tell”“tepe”“depe”一类词汇还原为其“丘”“土丘”的本意，再加翻译；有些学者会在中文中省略“丘”的翻译，而直接将地名中真正为“名”的部分音译，此时“Tell Ahaimir”便会被直接译为“阿海米尔”。

[13] Tosi，‘The Indus Civilisation beyo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p. 116.

[14] Hans J. Nissen，‘Early Civilizations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d. Jansen，Mulloy and Urban，p. 30.

[15] 即Shulgi。

[16] 即Ningal，是苏美尔神话中月亮神辛（Sin）的妻子。

[17] 即Susa。

[18] Quoted in Tosi，‘The Indus Civilisation beyo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p. 120. 转引自Tosi，‘The Indus Civilisation beyo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第120页。

[19] 恩基是苏美尔神话中的水神、智慧之神、造物神、工匠神、恶作剧之神；宁胡尔萨格（意为“圣山女士”）是古代苏美尔的山川母神，也是苏美尔七大神之一。这两位神灵的神职、别名、名称含义及相关故事暂且按下不表，在某一版讲述两人神话传说的文字中（他们的故事有多个版本）提到，恩基向迪尔蒙赐福：“愿美卢哈之地为你[带来]诱人的珍宝光玉髓……”可参见S. N. Kramer，The Sumerians：Their History，Culture，and Charact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 279。

[20]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97.

[21] Leonard Woolley，Ur ‘of the Chaldees’，ed. P.R.S. Moorey（London，1982），p. 132.

[22] Rita P. Wright，The Ancient Indus：Urbanism，Economy，and Society（Cambridge，2010），p. 225.

[23]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98.

[24] Asko Parpola，‘Indus Civilisation’，in Brill’s Encyclopaedia of Hinduism，ed. Knut A. Jacobsen，vol. iv（Leiden，2012），p. 6.

[25]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p. 463-464.

[26] Jane McIntosh，A Peaceful Real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Boulder，Co.，2002），p. 175.

第7章 社会

无论从美索不达米亚一方来的贸易有多么微不可查，印度河地区与美索不达米亚间在经济上都是联系起来的，但与此同时，两地间的政治和社会却是截然不同的。印度河文明的政体和社会看上去与美索不达米亚同时代的参照物全然不同。这种迥然不同在伍莱对苏美尔皇室墓地发掘情况的描述中就有所体现。20世纪20年代末，伍莱主持发掘了乌尔城内的苏美尔皇室墓地，从中发现了一些来自印度河谷的物品，包括数枚光玉髓珠和一枚经过雕刻的印章。也就是在这几年内，马歇尔正在摩亨佐—达罗主持发掘大浴池和其他建筑物。

在发掘一个乌尔城内的皇家“丧葬坑”时，伍莱见到了戏剧性的一幕。他这样描述道：

这个丧葬坑底部的尺寸为27英尺×24英尺[1]，与一般丧葬坑一样有倾斜的墓道，四周涂以泥巴并挂有席垫。六位佩有匕首或斧子的男性仆从躺在入口处，靠墙排成一列；他们面前立着一个很大的铜盆，盆边是四具女性竖琴师的遗体，其中一个人的手仍然放在竖琴琴弦上。在丧葬坑其余部分，64具宫廷侍女的遗体排布为几排。她们都穿着某种礼服；因为与宝石或金属连接在一起，有一小部分纤维和布片得以保存下来。从中可以看出，礼服的其中一层是一件深红色短袖外套，袖口缀有青金石、光玉髓和金制成的珠子，有时还会配有一条穿有白贝壳环的带子；整件外套应当是前开襟，用一根银制或铜制的长针别起来系紧。宫女的颈部戴着一条由青金石和金子穿成的宽项链，有点像狗项圈，另佩几条较松的项链，由金、银、青金石、光玉髓珠组成。她们耳朵上戴着大大的、新月形的金或银耳环，耳部上方的卷发上束着金制或银制金属丝扭曲成的小弹簧。她们的头饰与普阿比女王的很像：一条金制或银制的发带在头发上缠绕数圈，一些等级可能比较高的女性头上，还会在发带下面戴一条由一根金链、一根青金石链、一根光玉髓珠链组合成的三层饰带，饰带上山毛榉叶状的金饰覆垂在前额作为装点。在这些宫女中，有28人的发带是金制的，其余人的是银制的……这群人一定是盛装打扮，聚集在这个开放的、铺着席垫的丧葬坑中参加皇室葬仪，深红色的外套和金银饰品发出炫目的色彩。很明显，这些人并不是那些可怜的奴隶，会像牺牲用的公牛那样被宰杀；而是一些有地位的人，穿着朝服，自发自愿地——但愿果真如此——参加这个仪式。他们深信，这个仪式不过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过渡，从在世间侍奉神变为去另一个世界侍奉相同的神明。[2]

在印度河地区发现的墓葬中，没有一个与苏美尔这种豪奢的墓葬习俗有哪怕一点相似。目前发现的印度河文明墓葬相对比较稀少，墓葬中只有贝壳镯子这种最简单的装饰品；没有武器，不管是仆役还是朝臣，都没有为墓主人殉葬的迹象。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没有什么敬献皇室成员或者伟大领袖的专门供奉，也没有暴力的迹象。公元前三千纪的古美索不达米亚被萨尔贡、舒尔吉和其他同样强大而自负的国王统治着，诸如阿卡德和苏萨这样的城邦间争战不休，像乌尔城的大金字形神塔（Great Ziggurat）一样的宫殿和庙宇林立四方，而与此相对，印度河文明则明显没有任何国王、宫廷、军队、宫殿或公共性的神殿。也许尚未破解的印度河文字中提到了以上种种，就像苏美尔人以楔形文字在印章和字板上记录的那样，但从印度河印章的规制和形式上来看，这种情况并不太可能发生。

坦白地说，印度河文明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仍然是个谜。学者们根据现有证据进行了大量猜测，但有时候他们又激烈地反对这些猜测。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遗址最初的发掘者们认为，这些城市以从各个方面而言都令人惊异的一致性证明了一个统一国家（state）的存在，这个国家由某种合作机制治理，而不像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埃及那样，有一个确凿无疑的统治者。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定居点，但他们的观点依旧在印度河文明考古学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帕尔波拉这位从20世纪60年代就一直致力于发掘印度河文明遗址的考古学家坚信，“印度河文明的领袖们具有强大的权威，这种权威无疑具有意识形态基础。祭司在统治管理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3]考古工作时长与帕尔波拉相差无几的波赛尔（无疑以一种猜测性的语气）这样想象：

印度河先民们由一系列“委员会”或者集体领袖领导，而非被某位国王统治……每个定居点可能有自己的公民议会，每个地区或者城市之上的政治结构会有地区议会，而一个最高的“印度河委员会”也可能存在。我能感觉到，印度河诸民族本身明显不信任政府，特别是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4]

然而，并不是每位专家都认同这种“领导性权威和意识形态”的观点。印度河文明考古已经进行了九十年，考古成果不仅说明了其统一性，也展现了其多样性。恰克拉巴蒂承认不同遗址间明显存在“相同的文化元素”——最明显的就是印度河印章、铭文，还有砝码和度量衡，但拒绝将其视为政治统一性的象征。“与其将印度河文明视为一个统一帝国，帝国下分不同区域、每个区域有一个大都市”——例如，信德有摩亨佐—达罗，旁遮普有哈拉帕，古吉拉特有多拉维腊——“我们更应该换一个思路，即当时存在着许多小的王国、城邦或者其他独立政治体。”[5]赖特要比恰克拉巴蒂更进一步：“印度河[文明]内部缺乏统一性，恰恰与那种共同的宗教观念、统一的统治机制或者所有城市共有的最高权力机构的观点相抵触。”[6]

先让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证据支持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对整个印度河地区成功地实行了统治。一般来说，长时间的和平往往意味着这样一个权威是存在的。在公元前三千纪的后半段，印度河地区似乎实现了和平。这种和平是强权的产物吗？看上去并不是。除了发掘中没有发现武器这一公认事实外，印度河艺术创作中也很少表现战斗场面。由甘蔗杆制成的弓箭确实出现了几次，但印度河文明所有的艺术创作中，只有一枚出土于卡利班甘的柱形印章上，清晰无误地表现了战斗场景。在这枚印章上，有两个男子明显在为一名女子而争斗。这名女子有一头长发辫，身穿一条长裙，双手均戴着手镯。两个男人一人抓着女子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所执的长矛在女子头上交叉形成了一个拱形。有一位看上去是女神的人物在一旁看着这三人，她人头虎身，头上长着一对捻角山羊的角。所以这个场景是有部分神话性质的。克诺耶认为，就算这个场景也表现了凡人间的争斗，“这两个男人穿着同样的服饰，说明他们可能来自同一个族群，所以这个场景很明显并不是从入侵者手中保护自己族群的女性”。[7]

图36 这枚卡利班甘出土的柱形印章上，雕刻出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争斗的场景。印度河文明的艺术中极少出现暴力场景

麦金托什的推测相当有说服力。她认为，实际上可以考虑这种可能性，就是印度河先民根本没有必要拿起武器抵御外敌，因为“他们天生并没有什么敌人”。[8]他们拥有足够的土地、食物和原材料，所以也没有动机去侵占别的土地。会有谁来攻击他们呢？他们与西边的俾路支人相处融洽，因为他们在梅赫尔格尔和苏特卡根—多尔都建有定居点；同理，从肖尔特尕伊定居点推测，他们与北方和西北的阿富汗人关系也不错；东边的拉贾斯坦多沙漠，还有阿拉瓦利山脉，地广人稀。只有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印度河先民们才有可能遇到来自海上的攻击，比如海盗的侵袭。但是，他们掌握着相当成熟的航海技术，应当能够保卫好自己。麦金托什据此宣称，“或许在这种情况下，能在南方沿海地区发现重装的城镇”；惠勒也认同这一观点。[9]至于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文明与它的经济往来卓有成效，两地之间又隔着群山，相对来说比较遥远，而且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早就陷在与周边地区的征战中不可自拔了。

许多印度河城市的地基中存在防洪平台，这能够进一步证明印度河文明有一个中央政权。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要建造摩亨佐—达罗的大平台，需要大规模有组织的协作，这种协作肯定是在印度河一年一度的洪水威胁下产生的。没有证据显示印度河文明存在奴隶制，因此可以推测，为了完成这项宏伟的工程，哪怕是自愿劳作，也需要一个中央政府动员、指导、监管才行。普遍认为，古埃及吉萨金字塔是由一个强有力统治者建立的，而且没有使用奴隶。它与摩亨佐—达罗都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建设而成，恰恰可以用来比较。

印度河谷内部和周边广袤土地上卓越的商贸网络也佐证了中央政权的存在。可以推测，要维持这样一个贸易网络，需要如下两个条件：可能由税收进行维护的基础设施，比如定居点间最基本的道路；以及某种可以保证商业协议有效性的监管体系，哪怕某人在洛塔尔做生意，下一站要前往遥远的哈拉帕或者更远一些的肖尔特尕伊，他所作的商业协定依旧有效。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要在没有这两者的前提下逐步形成，并且有效运转五六百年之久，基本是无法想象的。道路的维修和规则的设定都需要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协调机构，它要为众多定居点负责，而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没错，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假设：印度河文明的普罗大众很可能见证了贸易和保证贸易进行的专业技术使这种协调机制合法化。对城市而言，可以通过工坊控制加工产品的产量，例如贝壳和石制镯子、光玉髓珠子、金首饰，这些制品由原材料加工得来，可以用以标识社会地位和举行仪式。而且，跨整个地区的标准化砝码体系也提高了中央政府存在的可能性。这套砝码体系在印度河文明消失后很久仍有使用，显然，它们很有效。

在这些例证中，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印度河印章，因为它们在印度河地区各个地方都有发现（还有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印章最开始肯定是由一个中央政权构思产生，并以这个政权的声望为担保，就像在现代国家，普遍由中央银行的信誉担保发行货币。但印度河印章基本可以肯定是身份的标志，而不是货币。印章上的图案和文字到底如何标明所有者身份，目前尚属未知。我们之后再来分析文字，先来想一想，图案有可能是什么含义？克诺耶的观点很有意思：

动物图案的方形印章可以被印度河城市的所有群体辨识。印章上的图案应当是图腾符号，代表了一个特定的部族或官员，每种动物还可能象征某种特性，例如权力、狡猾、敏捷、力量。独角兽、瘤牛、大象、犀牛、水牛、短角无驼背牛、山羊、羚羊、鳄鱼、兔子，这些图腾动物至少代表了十个族群或团体。其中，独角兽应当代表了人数最多、人员分布最广泛的部族，因为它们的数量非常多，所以不太可能都代表统治者。印章主人的姓名或者头衔写在印章图案顶部。[10]

其他学者对“部族说”不甚赞同。有些学者认为，特定的动物可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城市，比如独角兽代表摩亨佐—达罗，因为在摩亨佐—达罗出土的印章上独角兽的形象最为普遍；也有学者认为，某种动物形象可能代表少数几个核心职业群体之一，例如农民、陶匠、金属工人、祭司，这些群体在每个定居点都存在。理论上讲，如果对每一个定居点出土的印章图案进行分析，关注印章出土的位置和图案出现的频率，再横向比较各个定居点的数据，肯定有利于得出对图案意义最贴切的解读。然而事实上，这种分析会被太多未知或不可控的因素干扰：印章可能因为背钮破损而掉落遗失；对很多遗址的发掘不可避免地会有遗漏，包括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印章持有者还有可能搬家或移居。举个例子，独角兽图案的印章在哈拉帕比较常见（占总数的46%），但没有摩亨佐—达罗那么常见（占总数的60%）。这个事实证明了“独角兽图案与摩亨佐—达罗有关”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还是说，许多来自摩亨佐—达罗的印章持有者虽然长期定居哈拉帕，但依旧在他们生活、工作的这座城市保留着自己原本摩亨佐—达罗身份的印章呢？就像在现代社会，个人因工作和生活需求移居他处或移民海外，姓氏也就随着个体的迁移，从乡下的某几个特定地区来到城市，甚至到其他国家。

如果确实有中央集权但又没有国王，那么印度河文明的社会到底是如何建立起社会阶层的呢？以血缘为纽带的部族是一个天然选项，职业群体同理。因为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复杂工艺的多样化、专业化，而且印度河文明对沐浴有明显强调，所以一小部分学者推论，印度河文明社会由种姓制度黏合在一起，有些类似于后世印度教种姓制度。在后者中，种姓由出身、职业和“宗教不洁”的概念[11]决定，婆罗门祭司为最高、最纯净的种姓。麦金托什甚至推测称，吠陀典籍中提到的那些最早的婆罗门可能就是“之前印度河文明本土统治阶层的后代”。[12]这类推测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印度教种姓制度不仅包括简单的社会阶级、工艺与职业专业化以及相对严苛朴素的婆罗门领导下的贵族政治，更依赖于一套潜在的宇宙秩序的哲学。这套哲学在《梨俱吠陀》中表述为“法”[13]，“法”的概念中，首次确切提及了“种姓”的概念；吠陀中的“法”后来发展演化为印度教“法”[14]的概念，指代宇宙永恒的法则。鉴于印度河文字尚不可读，印度河文明的哲学就没有定论可言，其中是否有可比的种姓概念更是无从谈起。

图37 哈拉帕一个成年男性的墓穴。下葬时，他戴着一条长项链，由340颗有刻痕的皂石珠串成，另有三颗单独的天然宝石坠珠和三颗金珠

与其徒劳无功地寻找一个证明缥缈的“印度河种姓”概念存在与否的证据，还不如研究丧葬行为、饰品的应用甚至雕塑上的细节，即便证据确实有限，但也可以找到印度河文明精英阶层和社会阶序的蛛丝马迹。印度河谷的遗迹中，只有五处发现了土葬和墓地，分别是德拉瓦尔（Derawar）、哈拉帕、卡利班甘、洛塔尔和鲁伯尔（Rupar）——是的，并没有摩亨佐—达罗，即便那里出土了未埋葬的人类遗骸。大部分丧葬地中都可见小心排布的遗骨。火葬只有几例（在之后的印度教社会中，死者遗体通常采用火葬），比如马多·萨鲁普·瓦茨在哈拉帕发现的人类骨灰，230个骨灰瓮中仅有此一例。事实上，波赛尔认为，“印度河遗址中，火葬的唯一确凿无疑的证据”发现于距卡利班甘90公里的德尔赫恩瓦拉—德拉（Tarkhanwala Dera），那里有一个人造平台，平台顶端有至少五堆火葬痕迹。[15]死者的遗体也有可能是水葬或者置于露天使动物分食[16]。

总的来说，遗骨上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某些人比其他人营养状况更好，看上去，不仅是上层人士，所有人都享有充足而均衡的饮食。这些墓葬中也没有太多能反映个人财富状况的陪葬品（这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墓穴形成了鲜明对比），印度河地区没有任何盗墓行为的痕迹，因此可以排除坟墓被盗掘的可能性。至于陪葬品，可能有一些简单的陶器，但没有铜制工具、金首饰或长光玉髓珠这种价值比较高的物品，也没有印章（这一点说明印章并非个人所有物）。遗体通常佩有朴素的个人饰品，比如项链或者手镯。镯子通常是贝壳的，墓穴中并未出土陶制、彩陶、铜制或者宝石的镯子。有意思的是，哈拉帕最早的墓穴（约公元前2600年）中的贝壳手镯，要比最新的墓穴（约公元前2000年）中的手镯略窄一些，可能说明经过一代代的时间，佩戴这些贝壳手镯的女性——或许属于社会精英阶层——比从前更少从事重体力劳动。总而言之，丧葬情况反映出，印度河文明似乎没有对“来生”或者“死后世界”的强烈信仰。如果有的话，死者应当受到供养；正相反，印度河文明葬俗体现出一种对物质财富的务实态度。克诺耶这样写道：

贵金属、金子和宝石珠基本上在生者间流通，与死者一同下葬的只有最基本的个人物品：贝壳手镯、眼睛式样的珠子、皂石制成的盘形珠、镜子。总体来说，丧葬习俗进一步强化了饰品和公共符号在生活中界定社会和宗教地位方面的重要性。[17]

现存的印度河文明雕像数量很少，不能确定它们是否表现了精英人物的形象，当然“青铜舞女”是个明显例外。这些雕像是真人的塑像，还是神灵的形象，又或者表现的是被神化的人物形象？目前并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因此学者们也产生了分歧。古典印度并没有皇家画像或塑像的传统（连阿育王也没有画像），基于合理推测，克诺耶首先提出，这些塑像不是“统治者的形象”[18]；但接着他又颇为矛盾地称，这些雕塑有可能描摹了“在摩亨佐—达罗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甚至可能是统治者”[19]。

如果说摩亨佐—达罗出土的“祭司王”雕像是一个真实人物的塑像，那真是一丝一毫证据都没有。这或许是某个祭司经过神化后的雕像，但就算是这种有限的辨别，也是建立在美学和文化观点上的，因为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并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印度河文明有过寺庙或祭司。尽管如此，这个标志性的小小的皂石小雕像的美学力量是不可否认的。恰克拉巴蒂讽刺地评论称，学者们用这个小雕像的孤例来“证明一整个祭司阶层的存在”[20]。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有证据证明，印度河文明社会中存在着看上去很像宗教的事物；但这种“宗教”之于印度河文明，是否像马歇尔那个时代以来经常宣称的那样，起到印度教之于印度社会一般促进社会统一的作用，依旧是有争议的。

图38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祭司王”小雕像，高17.5厘米，宽11厘米

[1] 约合8.23米×7.32米。

[2] Leonard Woolley，Ur ‘of the Chaldees’，ed. P.R.S. Moorey（London，1982），pp. 76-8，80.

[3] Asko Parpola，‘Indus Civilisation’，in Brill’s Encyclopaedia of Hinduism，ed. Knut A. Jacobsen，vol. iv（Leiden，2012），p. 5.

[4] Gregory L.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Delhi，2003），p. 57.

[5] Dilip K. Chakrabarti，ed.，Indus Civilization Sites in India：New Discoveries（Mumbai，2004），pp. 16-17.

[6] Rita P. Wright，The Ancient Indus：Urbanism，Economy，and Society（Cambridge，2010），p. 127.

[7]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117.

[8] Jane R.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New Perspectives（Santa Barbara，CA，2008），p. 268.

[9] Jane R.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New Perspectives（Santa Barbara，CA，2008），p. 269.

[10]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83.

[11] 印度教的“宗教不洁”（ritual pollution in Hinduism）概念来自印度教的洁净观。这种洁净观并不是简单的干净或肮脏（例如伊斯兰教中认为猪肉是“不洁”的），而是一种本性、本质上的“不洁”，直接决定了信仰印度教的人在教内的地位和宗教、人身权利及义务；“洁净”的人如果接触了“不洁”的人，也会被“传染”而变得“不洁”，失去原有的地位和权利。

[12] Jane McIntosh，A Peaceful Real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Boulder，Co.，2002），p. 129.

[13] 即“rta”，梵文为ऋत，意为“秩序，法则，真理”。

[14] 此处印度教的“法”即“dharma”，梵文为धर्म，是印度教核心的宗教和哲学概念，意指宇宙运行的基本准则。佛教也沿用了这个概念，汉译佛经中音译为“达摩”，意译为“法”或“佛法”。

[15]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p. 174.

[16] 这种形式类似“天葬”，都是将遗体放置于某个地点，供鸟、兽分食。

[17]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24.

[18]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82.

[19]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02.

[20] Chakrabarti，ed.，Indus Civilization Sites in India，p. 17.

第8章 宗教

对于任何一个古代社会而言，如果没有文献，想重建宗教情况有多棘手是公认的。想想在拉斯科（Lascaux）和阿尔塔米拉（Altamira）发现的欧洲旧石器时代岩画，画中有动物和猎人，但没有任何文字，让好奇的人十分焦急。如果没有读懂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只看墓穴中的壁画，学者们怎么能释读出《死海文书》中那些复杂难解的神话？再比如，如果没读过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学者们又怎么能凭图像辨认出包括《吉尔伽美什》在内的古美索不达米亚神话？

在印度次大陆，吠陀时期并没有遭遇这种窘境，因为在公元前1500—前500年，大量的吠陀文献以口头方式产生和传诵，并被及时地以梵文书写记录下来，其中包括四吠陀、奥义书还有其他早期印度教文献。另外，吠陀时期并没有遗存下什么考古遗迹，这一点非常突出；这个时期唯一算得上有意义的遗址是比哈尔邦王舍城（Rajagriha）[1]的古城墙，建筑时间大概在公元前一千纪初至中期。与此相反，印度河文明明显缺少文献，因为印度河文字（无论是不是可能表达了宗教思想）还尚未解密；但它留下了大量的建筑遗迹。但印度河遗迹中，哪些可以被看作宗教遗迹？摩亨佐—达罗的大浴池，本质上是宗教建筑，还是说仅仅是个大到夸张的游泳池？摩亨佐—达罗出土了大量石制小物件，大致是圆柱形，小部分有个尖一些的顶端，它们是与很晚之后印度教湿婆派的“林伽”[2]类似的阳具，抑或仅仅是下棋用的棋子？20世纪20年代，马歇尔倾向于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即这些遗址、遗迹与宗教有关。现在，有些学者同意他的观点，而有些则更谨慎些，特别是涉及那些石制小物件的时候。

然而，即便是马歇尔本人也公开承认，没有在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发现神庙，他对此感到十分诧异和失望，因为印度河文明的建筑工人很明显有高超的建筑技巧。他在《摩亨佐—达罗》一书中写道：

无论在摩亨佐—达罗还是哈拉帕，都还没有发现可以确定为神庙的建筑。这并不能证明当时的人们没有建造神庙。现在发现的许多建筑物很明显既不是普通的住所，也不是什么办公大楼……尽管我们现在还完全不能确定它们的用途；而且遗憾的是这些建筑中出土的物品也证明不了什么。就我们所知，因为某些保守的理由，摩亨佐—达罗的神庙确实有可能是用木头建造的，而且一并朽坏消失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无论它们有什么样的形式、由什么材料建成，它们都与苏美尔或巴比伦的神庙截然不同。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都没有发现金字形神塔及其附属的神庙……巴比伦的神庙有寺塔（temple-tower），有供信徒集会的、水源充足的庭院，庭院末端则是供奉男神或女神的特别的神殿。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在这里发现任何与巴比伦神庙制式相同的建筑。我认为，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明苏美尔人的宗教与印度河谷人们信仰的宗教是不同的。[3]

此后，对印度河文明遗址的发掘进行了将近一百年，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发现任何一看上去就明显是宗教性建筑的建筑结构、从而可以反驳马歇尔的描述。唯一的例外或许是那些祭祀用的火坑，人们称为“火祭坛”，在卡利班甘、洛塔尔、纳格斯瓦尔（Nageswar）、拉基格里和瓦格德（Vagad）等印度河文明遗址都有发现。卡利班甘的“火祭坛”由黏土衬砌的灰坑构成，灰坑中有灰烬、木炭、一个黏土碑的遗存，还有一些赤陶饼；在洛塔尔的这样的火坑旁，发现了一个有烟熏痕迹的赤陶长柄杓。但并不是所有的专家都同意这些火坑是祭祀用的；波赛尔就认为，在纳格斯瓦尔，“所谓的‘火祭坛’十有八九就是一个普通的印度河烟囱形直焰窑”[4]。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卡利班甘的祭祀火坑，让人想起印度教礼敬湿婆的仪式，即在祭火前向一个黏土“林伽”祭洒牛的五种产物[5]（牛奶、凝乳、酥油、尿液和粪便）。在吠陀的火祭礼仪中也有类似的仪式，即在日出和日落时祭洒牛奶。吠陀典籍中称热牛奶是太阳或太阳洒向子宫的种子：“苏利耶[太阳]和阿耆尼[火]同在一胎[yoni，即‘子宫’]。于是苏利耶升起。他失去了自己的种子。阿耆尼得到了种子……并将它传递到牛的体内。它（变成了）奶。”[6]诚然，在火祭坛前的祭祀是吠陀教不可或缺的仪式组成，但即便这些已经被发掘出的火坑真的用于祭祀，也不意味着它们具有与吠陀教的火祭坛相同的含义。麦金托什认为，“这些学者过分强调（火坑与吠陀教火祭坛）的共性，但火祭和动物祭祀非常普遍，在许多宗教中都有体现，不足以成为鉴别文化关联的依据”。[7]

没有宗教文献也没有神庙的情况下，对印度河宗教的推测就只能依赖想象，其依据是 “祭司王”一类的小型陶像和雕像，以及展现神秘场景的陶器和印章。这种想象始于梅赫尔格尔出土的最早期的女性小陶像[8]。它们为什么被创造出来？它们是宗教性物品，还是只是普通的玩具？它们通常在垃圾灰坑中出土，看上去就是随意丢弃在那儿的，学者们因此认为它们是玩具。但卡特琳·雅里热（Catherine Jarrige）对此进行了更仔细的研究，发现上述垃圾灰坑通常出现在家庭生活区，因此这些小陶像有可能带有宗教崇拜的含义。有些小瓷像上还有贯穿的洞，可能是在陶土尚软的时候用细树枝穿过去形成的，有些类似在巫毒娃娃身上扎针的行为，更为其宗教含义增添了一层可能性。而且，这些小陶像上对“丰饶”的象征，例如球状的乳房、肥大的臀部、引人注意的发型、一些瓷像手臂中抱着的孩子，在雅里热看来，“非常系统地组合起来，肯定是遵从某些特定符号含义的规则产生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把这些小瓷像当成孩童玩具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9]

图39 卡利班甘的“火祭坛”。黏土衬涂的坑里有灰烬、木炭和赤陶物件，有可能是祭祀火坑

但是自然而然吸引更多注意力、激发人们奇思妙想的解读的物品，还要数印度河印章。在这些印章上，不仅描绘了真实存在的动物和一些奇幻的嵌合体动物（有些甚至有三个头），还表现了动物、人类以及一些看上去只可能是神灵的存在之间的互动。下面我们来看看其中最有可能有宗教含义的三个。第一个印章由麦凯发掘，上面表现了一个被动物环绕的、像神一样的人类。这个印章迅速被马歇尔命名为“历史上著名的湿婆的原型”[10]。第二个印章上是一个神秘的物品，通常与独角兽图案一同出现。第三个印章上则是一幅相当复杂的敬神的画面，被崇敬的女神坐在菩提树上，而且仪式中可能有人牲。

马歇尔的“湿婆原型”印章或许是所有印度河印章里最有名的一个。这是一个男性形象，上半身竖直，以一个非常明显的瑜伽体式端坐于一个类似王座的东西上，双腿折叠对放于身下，足尖朝下（mulabandhasana体式[11]）。他有三张脸，一张直视正前方，其余两张分别向左右两侧看去。他头戴一个夸张的三尖形头冠，其中两“尖”应当是弯曲的水牛角，胳膊上戴着镯子。人像看上去有勃起的阴茎。身周排布四种野兽，两两分列一旁，一边是一头犀牛和一头水牛，一边是一头大象和一头老虎，都栩栩如生。他头冠的上方刻着几个印度河文字。

图40 梅赫尔格尔出土的女性小陶像，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

这个印章和印章上的图案产生于公元前三千纪，而印度教的大神湿婆是公元前一千纪才开始有记载的，时间上要晚得多，而且在这2000年间，《梨俱吠陀》四处传诵，可其中并没有出现过湿婆的名字。马歇尔凭什么确定这个形象就是湿婆呢？有四个特征让他做出这种判断。首先，这个人像有三张脸，湿婆也常常以三位一体的“三面”（trimukha）形象出现。但马歇尔在论证时也这样写道：

我并不是说与至高神相关的“三位一体”的哲学观念这么早就产生了，只是想说明，对于这个特定神灵——不管是叫他湿婆还是别的什么——的崇拜与其他两种崇拜融合在了一起，这个神有三张脸而不是只有一张就体现了这个事实。[12]

第二，人像呈现的瑜伽体式与湿婆“瑜伽之王”[13]的名号相符。第三，湿婆还有一个著名的名号是“兽主”，即百兽的主人，在印章图案上恰好可以由犀牛、水牛、大象和老虎体现。第四，在古美索不达米亚，神灵常常戴着饰有兽角的冠饰，祭司和国王也会如此；再多想一步，这个特殊的三尖形冠饰在形状上也类似湿婆那著名的武器——三叉戟。最后的一点并不能算是特征，只是人像与湿婆的这种联系，恰好印证了马歇尔深信不疑的理论，即印度教不仅来源于雅利安人的吠陀文化，还与吠陀时期之前的印度河文明有密切联系。

图41 摩亨佐—达罗的印度河印章印痕（上）及线描图（下）。印痕中显示了一个有三张或四张脸的人物形象，头戴有角冠饰，以瑜伽体式坐着，周围环绕四头野生动物。发现这枚印章的约翰·马歇尔将其命名为“湿婆原型”，但仍缺少确凿证据证明它与印度教的联系

以上的几点都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正如历史学家A.L.巴沙姆（A. L. Basham）所说，“这个史前神灵与湿婆间的任何持续性关联都是很薄弱的”。[14]许多学者都对马歇尔的观点提出严厉批评。例如，有学者认为，这个神灵有四张脸（其中一张向后看，所以没有表现出来）是个更说得通的解释，每张脸正好对应一种动物；这样一来，这个神灵就不是与湿婆，而是与印度教三主神中的另外一位——梵天有关联，后者承继自吠陀典籍中的创世神“生主”。这个神灵上竖的阴茎并不明显，这处细节有可能只是他腰带结的一部分（马歇尔自己也承认）。他所呈现的瑜伽姿势在其他很多印度河印章上也出现了，看上去并非源自印度本土，而更可能来自相邻伊朗地区的原始埃兰艺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初期。他身周的四种动物是野生的，水牛可能例外；但湿婆神并不保护野生动物。湿婆的坐骑是公牛南迪，不是水牛，而这个神戴着水牛角，有可能与印度教的“牛魔”摩西沙[15]有关，不过有时候摩西沙也会被认成湿婆。无论一个人想赋予印章上的图案什么意义，都能找到合理的解读，而这个含义又往往能联系到某个神身上。

再来看看第二个宗教形象的“候选者”——“独角兽”图案。当印章的主体表现对象是动物图案而不是神灵时，这个动物有时会单独出现；这种情况在大象、犀牛和老虎图案身上比较常见，有可能因为它们是野生动物。更常见的情况是，动物图案的前方会同时出现一个特定的物体。举例来说，水牛和短角无驼背的公牛前面出现的往往是饲喂槽，里面应当盛有草料或水，遗址中出土了类似的边缘下垂的浅槽。然而，与独角兽图案一同出现的从不是饲喂槽，而是一个陌生的物品，在考古发掘中也从未发现类似的实物。大部分学者认为这应该是一件仪式用具；尽管这个仪式的性质很不确定，这个观点却很难反驳。

克诺耶这样描述这个物品：

这是个祭品台，由三部分组成。一个逐渐变细的立杆或柱子竖在地上，上端穿着一个半球形碗状的容器，容器有时候以一枚图钉钉住。在碗的上方是一个方形或者穹形的物体，由同一根立杆支撑。这个位于顶部的物体通常以交叉的网格状或锯齿状阴影线表现，碗形部分也用大量交叉的阴影线或者水平的线路描绘。在碗的边缘常常有小的点状图案或射线状图案，多沿着碗下缘分布，有时碗上缘也有。[16]

马歇尔认为，这个物件是香炉。最上端的部分用来放香料，这个部分可能会绕着立杆旋转；碗中生火，在图像上用碗上缘旁边的小点和射线表示。伊尔凡陀·马哈德万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认为这是一个用来滤制苏摩汁[17]的过滤装置。苏摩汁是一种神圣的饮品，具有致幻性，在之后的吠陀教仪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用来榨取、制作苏摩汁的究竟是何种植物，学者们争论不休，但目前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它应该是一种麻黄属植物，麻黄属植物中可以提炼出麻黄素，是被现代体育界禁用的兴奋剂之一。）如果这是个过滤装置，那么上方的容器起过滤作用，滤得的苏摩汁滴入下方的碗里，碗下缘的小点和射线就表示溢出的苏摩汁。

第三个可能描绘了宗教场景的印章上，出现了一个动物图案，一个令人迷惑的物体，一个神灵，一个信徒，还有一些其他的形象。这个印章出土于摩亨佐—达罗，上面的“叙事性”图案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人们提出了种种假设，但距离完全解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画面中的神灵站在一棵菩提树（Ficus religiosa）中央，这棵树[18]分为两个主枝，生长着菩提树标志性的心形叶片——佛陀就是在这种菩提树下证道的，而今它们的荫庇也遮挡在巴基斯坦的苏非圣墓上。这个神灵背后有一条长发辫，手臂上佩着许多镯子，头上戴着一个有角的冠饰，可能是位女神，因为印度的树神（药叉女）通常是女性。在这个神灵身前，一个同样戴着有角冠饰的祈愿者跪在地上；这个祈愿者身后立着一头长着人脸的捻角山羊，眼睛炯炯有神，大大的角弯弯绕绕，角上方刻着几个印度河字符。在这个场景下方、印章底部的位置，七个人物形象排成一列，看上去是那个神灵的人类侍从。她们（他们？）也留着长辫子，胳膊上戴着镯子，不过冠饰是单根羽毛状的。有些人称她们为“七个女祭司”，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些人是女性。

图42 “菩提神”皂石印章，出土于摩亨佐—达罗，是最吸引人的印度河印章之一。这里展示的印章印痕和图案的线描图中，神灵在画面右侧，中间是跪着的祈愿者，旁边有一头山羊，还有神灵的七个人类侍从。一些学者认为它展现了人祭的场景

最吸引人的还在后面。马歇尔这样写道：“在这个祈愿者脚边有一个小物品，因为印章恰好在这里缺损了，所以看不出来究竟是什么。它可能表现了一个放在小祭坛上的贡品，也有可能是个香案。”[19]这个解释已经是仔细分辨后能达到的极限了，而且看上去合情合理。不过帕尔波拉和包括克诺耶在内的一些学者做出了更加大胆的推测，认为这是一个被割下来的人头。帕尔波拉仔细地研究了这个物体上两个古怪的凸起，主张这是一个脑后有两个圆形发髻的男性的头颅，这种男性的发型在印度河文明的其他美术作品和雕塑中颇为典型（可见图43）。如果帕尔波拉是对的，那么这个印章就是印度河文明唯一已知的表现人牲的例子。如果我们把这种解释也用在一些男性小雕像上，人牲的例子又会多一些。这些小雕像表现的男性人物双腿并拢跪坐着，手环绕在膝盖上。克诺耶写道：“学者们一直认为这种小雕像表现了信徒的形象，但它也有可能表现了手脚被捆在一起的被献祭的人。”[20]

图43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男性头部雕塑，可能是从一件坐姿雕像上断落下来的。这件雕塑头部背面显示出头发梳起、扎成双圆髻的样子

哪怕只是粗略地扫视印度河宗教，也很容易将它与印度教联系起来并进行对比，比较的对象可能是湿婆、吠陀仪轨、树神，或者别的什么。另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卍字符。这个符号在梵语中的名称代表“福祉”；它的历史相当久远，远在印度河文明之前就已经出现，并且在印度河印章和字符中反复出现，左旋和右旋的形态都有（纳粹的符号就是一个右旋的卍字符），有时会在一个字符串中连续出现。现在并不清楚印度河文明对卍字符的解释，两种不同形态的卍字符可能代表了不同的崇拜或者不同的哲学流派。在之后的印度教和佛教中，左旋和右旋这两种形态代表宇宙中两种相反的力量。在今天的印度次大陆上，卍字符的用途十分广泛，印度教仪轨和世俗生活都将其作为带来财富和幸运的装饰性符号，在公共建筑、民宅等处甚至人体上都很常见。在倒数第二章关于印度教起源的部分，我会展示更多体现印度河文明与现代南亚印度教社会之间延续性的有趣例证。

尽管有以上种种说法，我们还是要注意，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能证明印度河宗教的存在。印度河神庙、祭司、仪式，都没有确切的例证。雪上加霜的是，在不同遗址地点发现的可以算作“宗教性”结构体的东西并没有多大的一致性，相比之下，不同遗址出土的砖头的规格、防洪平台和“城堡”以及珠子和手镯这些装饰品，都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要与之后出现在次大陆的宗教信仰进行比较也很困难，印度教本身就有十分多样的信仰流派、宗教习俗和仪轨，更别提那些与印度教互相影响的部落宗教（tribal religion）了。举个例子，在不同的时代，人祭在印度的一些特定部落、特定印度教信徒群体中多有发生，但它从来不是印度教的主流习俗。如果印度河宗教真的是印度教的源头之一，那么它也很有可能非常多样化。

从现有的有限证据看，印度河文明的宗教因素确实可能比之后的印度文明展现出的，或者比以马歇尔为首的部分学者所期待的要更少一些。印度河文字尚未获得解读，宗教诠释很自然地填补了学术理解中的一些巨大空白。但这真的明智吗？在我看来，目前印度河文明的研究状态让我很不情愿地想起玛雅文字解密前古玛雅文明的研究情况。埃里克·汤普森（Eric Thompson）是20世纪70年代玛雅学家中的领军人物；他认为，中美洲的古代玛雅统治者们是具有深厚宗教观念的神权统治者，他们的理想是“万事中庸”，格言是“活着并活下去”，注重“纪律、合作、耐心和体谅他人”的品质。[21]在汤普森看来，古玛雅文明与其他文明截然不同，他将其视为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的精神价值观来源。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玛雅文字破译成功，玛雅学家才最终发现汤普森错得有多么离谱。真正的玛雅人耽于内讧、沉迷用酷刑折磨俘虏；无论是玛雅统治者还是他们崇拜的神灵，都喜欢用特殊的注射器向自己体内注射致幻剂和令人醺醉的灌肠剂。如果有朝一日印度河文字获得破解，印度河文明研究也会这样发生彻底转变——这绝非我本意；但至少对现在而言，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断言印度河文明与其他文明不一样，特别是在它衰退和消亡的原因至今未明的情况下。

[1] 此地现名拉杰吉尔（Rajgir，“王者之地”），原名Rajagriha（“王之寓所”）即中文典籍中的王舍城，一译“罗阅祇”。此处从原名，从古意译。

[2] “林伽”音译自“linga”（लिङ्ग）或“lingam”（लिङ्गम），即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湿婆的阴茎，也用来指代印度教湿婆派崇拜体系中，借由崇拜湿婆阴茎而崇拜、礼敬湿婆的宗教仪轨。

[3]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284.

[4] Gregory L.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Delhi，2003），p. 152.

[5] 即“panchagavya”或“panchakavyam”，意为“牛的五产物的混合”，由牛的五种产物混合、发酵后制成，其中三种直接产物是牛奶、尿液、粪便，两种间接产物是凝乳（curd）和酥油，在传统印度教仪式中多有应用，可用于治疗疾病或礼敬印度教神祇。

[6] Quoted in Asko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Cambridge，1994），p. 221.

[7] Jane McIntosh，A Peaceful Real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Boulder，Co.，2002），p. 121.

[8] 原文使用了“ceramic”这个词，广而言之指的是“陶瓷”，此处应当是指陶而不是瓷。

[9] Catherine Jarrige，‘The Terracotta Figurines from Mehrgarh’，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arly Civilization in Pakistan from the 8th to the 2nd Millennium BC，ed. Michael Jansen，Máire Mulloy and Günter Urban（Mainz，1991），p. 92.

[10] Marshall，Mohenjo-daro，p. 52.

[11] 这个体式比较普遍的中文翻译是“束角式”。

[12] Marshall，Mohenjo-daro，p. 53.

[13] “Mahayogi”，直译为“大瑜伽者”，本书原作者在这里将其解释为“瑜伽之王”。

[14] A. L. Basham，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Hinduism（Boston，MA，1989），p. 4.

[15] 摩西沙（Mahiṣāsura）是印度教神话中的水牛魔，神通无比，后被杜尔迦女神（湿婆妻子的化身之一）所斩。他的名号“Mahiṣāsura”中，“mahiṣa”的意思是水牛，“asura”即阿修罗，可以理解为恶神。

[16]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86.

[17] 苏摩汁（soma）是一种在吠陀典籍和早期婆罗门教中十分重要的神圣饮品，从文献描绘中可以看出其有较强的兴奋和致幻作用，也被翻译成“苏摩酒”。苏摩与伊朗琐罗亚斯德教中的“豪麻”完全对应，其来源是相同的。典籍中记载，苏摩汁最主要的原料就是苏摩草经碾压榨取后获得的汁液，但苏摩草究竟是哪种植物，学界目前仍无定论，有学者认为是一种夹竹桃科的植物，有学者认为是现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民间仍在服用的一种麻黄属植物，还有学者干脆认为是大麻。

[18] 原文用的是“fig tree”（无花果树），因为菩提树是与无花果树一样都是桑科榕属（又称无花果属）的植物，菩提树的种名就是“神圣的无花果树”之意，还有一个同样含义的英文别名“sacred fig tree”。

[19] Marshall，Mohenjo-daro，p. 65.

[20]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19.

[21] Quoted in Andrew Robinson，The Story of Writing：Alphabets，Hieroglyphs and Pictograms，revd edn（London，2007），p. 121. 转引自Andrew Robinson，The Story of Writing：Alphabets，Hieroglyphs and Pictograms，revd edn（London，2007），第121页。

第9章 衰落与消亡

当人们试图解释文明衰落的原因时，似乎总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作用下去寻找其中的人为因素，而人为因素通常就是文明内部发生退化、最终成为外来入侵的牺牲品这样一个套路，就像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的外族入侵一样。数十年内，考古学家——特别是惠勒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印度河文明消亡的罪魁祸首，是来自西北方的雅利安游牧民族对印度河文明发起的猛烈的武装入侵。直到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利用碳-14测年法对印度河城市衰落的时期进行了新的测定，重新对外族入侵的可能考古证据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通过对《梨俱吠陀》进行不加偏见的细致研究，找到了能够有力反驳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城市这一观点的文献证据，才最终引发了对这个观点的强烈质疑。时至今日，学者们已经完全摒弃了雅利安人集中征伐印度河文明的观点，但“以印度—雅利安语为母语的游牧族群进行了一系列从中亚迁居到印度河流域的大迁徙”这个更为灵活的观念仍有市场。

环境变化更可能是导致印度河文明衰落的原因。在本书第1章中已经讲过，毁灭性的气候变化基本已经被排除了，但自然灾害依旧是很有可能的。可能当时喜马拉雅山的地质活动引发了印度河及其支流的变化，造成了娑罗室伐底河的消失和印度河洪水期延长、可耕土地盐碱化，这种情况在现在的巴基斯坦，特别是摩亨佐—达罗周边就发生过。果真如此的话，内河贸易和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海洋贸易就会衰落；除此之外，疟疾、霍乱这类传播途径与水有关的疾病也有可能大规模传播。考虑到在两个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发现了损毁的痕迹，古吉拉特邦在现代发生过剧烈的地震[1]，当初也有可能发生过大地震。不过，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证明环境因素是摧毁印度河文明的唯一推手。

最合理的解释是环境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印度河文明的衰落。而且这个过程可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发生的，因为印度河文明成熟期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结束，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不同的印度河城市的发展程度体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水文环境的改变、洪水、疾病，都可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制砖和炼铜导致的乱砍滥伐也是同理。西北方迁徙进来的外族可能推进了对中央集权的反对，并因此作用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过程。此外，我们可能也需要考虑到固有的文化缺点，因为印度河文明在文化上有相当的一致性，却明显没有军事强权。波赛尔以一种挑衅的口吻称：“印度河文明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无根之萍，它最终成就了印度河先民，也可能同样导致了他们的毁灭。”[2]

我们先来回顾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迹象，然后分析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这一进程的证据，看看能否得出一个能够全面阐释印度河文明衰落原因的确切答案。

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遗址最晚期的地层中，发掘者们发现，房屋、下水道、城市生活的状况都出现了明显的退化。在摩亨佐—达罗，棚屋搭建得十分潦草，建筑材料用的是使用过的、常常是破损了的砖头；街道当中建起窑炉；还有一些遗体暴露在外未曾掩埋，惠勒宣称这是入侵者“大屠杀”的受害者遗体，这个观点一度很著名。此外，彩陶基本让位给朴素简单的陶器，经过雕刻的印章也不再使用。发掘者们认为，这些城市被放弃了，而且印度河地区其他的城市也是如此。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们发掘了其他很多遗址，也对哈拉帕进行了进一步发掘，结果证实，“印度河文明城市广泛被遗弃”纯属幻想。毫无疑问，在主要的城市中，文明确实衰退了，但即便在这些城市中，文明衰退也既非突发、亦不统一：直到公元前1300年，哈拉帕一直有人定居；在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区，有证据显示经济活动还增加了。克诺耶这样分析：

次大陆北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从印度河谷转移到恒河中游地区，花了超过一千年的时间。转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因此生活在印度河城市衰落（公元前1900—前1300年）到早期历史名城[3]兴起（公元前800—前300年）这个时间段内的人，很可能并不会意识到这种转变。[4]

图44 未掩埋的人类遗骨杂乱散落在摩亨佐—达罗较浅层遗址中的街道上，年代可追溯至城市衰落期，即公元前1800年左右

例如，考古学家们最近在哈拉帕的一个特定区域发现了完好的墙壁、炉灶、烧焦的谷物沉积和陶瓷容器，有些容器上还有铭文。研究者们对其中一个炉灶进行了碳-14测年法测定，发现这些器物遗迹的存在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这个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窑炉，说明技术在那个时候是进步而非退步的。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典型的印度河饰品与器物，制造原料为铜合金、玛瑙、光玉髓，以及精美的彩陶，其中包括133颗珠子。有一颗珠子是由棕色玻璃制成的，这是南亚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制品。

1978年，在皮拉克（Pirak）出土了一些植物遗骸。皮拉克位于俾路支省东部北卡吉平原（upper Kachi plain），离梅赫尔格尔不远，是一个公元前两千纪的农业定居点。托西称，这些植物遗骸“让我们得以了解印度河文明‘余烬’中产生的农村地貌是什么样子的。此前，历史学家根据吠陀史诗的字面意思，想象出一幅灾难性的景象，但事实与之相去甚远”。在印度河谷的城市文明衰落百年后，“皮拉克经济富足且多元化”。此前的工艺并没有被抛弃，皮拉克的居民依旧对铜和青金石进行加工、从沿海地区获取贝壳，但大米和粟米加入之前大麦和小麦的行列，成为当地居民的口粮。这种混合种植的模式可能为驯化驮兽——骆驼和马——提供了支持，并且改变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基础。托西写道：“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皮拉克，印度村庄呈现出的样貌已经与后世欧洲人最初见到的一样了。”[5]

在印度河地区南部，即卡奇和古吉拉特，情况明显是混合的。在某些地方，定居点明显在崩毁后废弃，而另一些地方则呈现出持续定居的痕迹，只是发生了转变。因此，在多拉维腊，城市东边的大门和其他四周有围墙的建筑只进行了凑凑合合的修缮，而其后建立起来的圆形房屋与城市原本的规划和建筑物格格不入，这看上去是市政管理崩坏的迹象。同样地，洛塔尔也是草草修缮了一下就被废弃了。类似的还有昆塔西（Kuntasi），该地的工业中心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废弃，新建的房屋都是用碎石块修筑的；到公元前1700年，昆塔西沦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然而在苏拉什特拉的罗吉迪，这个定居点从公元前1900年左右开始繁荣起来。波赛尔主持发掘了这处遗址，他这样写道：

就在摩亨佐—达罗被废弃的时候，罗吉迪的规模却在扩大。在城市南延区（South Extension），人们把地面填高，并在填高后的地基上建造了新的房屋和其他建筑；主丘也重建了。“方形大楼”（Large Square Building）建在北斜坡区（North Slope）。城墙建在定居点靠内陆的一侧，围住了南延区、“方形大楼”以及主丘与城墙之间的空间，并开有一道大门。这就让罗吉迪的大小从2.5公顷扩展到了7.5公顷。[6]

但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各遗址之间并无差别。在成熟期晚期，有雕刻的印度河印章消失了（最晚近的一枚印章出土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达伊马巴德[7]，大约产生于公元前1800年），取而代之的是帕尔波拉所说的“上面只刻了几何图案——例如卍字符——的印章”[8]。例如，哈拉帕出土的印章中，没有一枚是公元前1700年（或之后）制造的。另一方面，印度河文字似乎还沿用了一段时间，但貌似只作为装饰，这一点可以从陶器上的涂鸦看出来，这些涂鸦中有一些可辨识的印度河文字。之后印度河文字就消失了。接下来，从公元前两千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换句话说，在接近1500年的时间内，印度次大陆上都没有本土书写体系的半分例证，直到阿育王时期婆罗米语字母和佉卢文字母开始应用。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恰好在同一时期，吠陀文献被创作出来，且有一个以崇拜话语为荣的种姓[9]兴起了。克诺耶这样认为：“印度河文明的末期，次大陆北部书写文字消失可能与吠陀仪轨精英——婆罗门的统治地位上升有关。”[10]文字消失的解释就是这样的：这些婆罗门尊崇记忆而非书写的力量，因为这能使他们将吠陀典籍上的知识限制在本种姓内部[流传]。他们神圣的文献完全由口头传诵，直到很久之后才在印度教传统的影响下被书写记录下来。甚至现在，婆罗门祭司还以凭记忆背诵典籍而不是从抄本上诵读出来为荣耀。

再看看印度河文明衰落背后的环境因素，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印度河、其支流以及附近河流的改道，这一过程是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数个世纪内完成的。河流改道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特定城市的供水、洪灾及周边地区洪灾的可能性。在纠结于这个棘手的问题之前，可以先来看看摩亨佐—达罗最后一位发掘者戴尔斯的论述。他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写道：

没有人否认，大规模洪水对定居在印度河谷中部的人们而言，应当是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一部分。问题的关键在于，洪水要达到多大的规模才会对经济造成致命打击，并对印度河文明城市期的衰落造成影响。要解释这个问题，涉及复杂而引人入胜的多学科研究，现在这一研究正在引起科学家们的正视。[11]

图45 2010年，印度河谷遭受洪灾，让人们想起印度河文明就是被印度河这种变化的河道塑造的。印度河河道的变化可能影响了印度河文明的衰落

戴尔斯建议，熟悉特定遗址的考古学家应当与精通包括地质学、水文学在内学科的自然科学家及物理学家合作。有学者依此指导进行了研究。1993年，路易·弗朗（Louis Flam）发表了对下印度河地区（Lower Indus Region）印度河河道的重建结果，这一重建综合了历史资料、地貌形成过程的地面观测、地形重建和空中摄影的成果。重建结果显示，在公元前4000—前2000年，印度河河道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而信德地区流向现在的印度河东边的奈拉河（Nara River）河道则没有变化。弗朗总结称，摩亨佐—达罗恰好位于印度河和奈拉河中间，可能落入了“成为洪水每年的主要冲击对象的危险境地”。[12]摩亨佐—达罗遗址上多层厚厚的淤泥证明了灾难性的大洪水。弗朗认为，印度河河道长期改道使城市洪水泛滥，可能导致摩亨佐—达罗最后被废弃。

从公元前两千纪早期开始，娑罗室伐底河逐渐干涸、消失，带来了相对更明显的影响。引发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外喜马拉雅（outer Himalayas）的西瓦利克（Siwalik）地区地质构造发生变化，印度河源头受到影响，并影响了下游水脉。这一地区的地质构造长期抬升山脉、改变河流进入平原前的河道。到公元前1000年，娑罗室伐底河彻底消失了，或者像吠陀文献里栩栩如生描绘出来的那样，这条神圣的河流变成了地下河，在安拉阿巴德（Allahabad）与恒河和阎牟那河融汇为一体。现在，娑罗室伐底河古河道的一部分存在于克格尔—哈克拉河系统（印度的克格尔河和巴基斯坦的哈克拉河，见本书第2章），仅在季风季节出现。娑罗室伐底河逐年干涸，势必断绝了沿河而建的许多中型印度河定居点的供水，并迫使当地居民废弃了这些定居点，比如甘维里瓦拉；相应地，也必定减少了克格尔—哈克拉河南部延伸段奈拉河的流量，给下印度河地区的定居点带来负面影响。

话虽如此，麦金托什这样写道：“娑罗室伐底河的干涸是在数百年内发生的，不太能成为印度河文明崩溃的唯一原因。”[13]造成这个结果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时人糟糕的健康状况。法医人类学家肯尼思·A.R.肯尼迪（Kenneth A. R. Kennedy）研究了摩亨佐—达罗遗址上层的人类骨殖，并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这些人并非死于暴力袭击，反而有很多是死于疟疾，或许还有其他疾病。受洪水和霍乱影响，疟疾可能变得更加普遍，这一点无法从如此古老的遗骸中检测出来；它也有可能通过污染饮用水传播，如果城市内的综合排水系统维护欠佳会进一步增加其传播，而排水系统维护不当正是印度河文明晚期极为常见的情形。

图46 大屠杀遇难者，还是疾病的受害者？对摩亨佐—达罗这些人类遗骸的法医学研究表明，这些人可能死于疟疾或其他疾病

众所周知，在整个早期古代世界，几乎所有考古遗址都很难在合理的争议范围内建立地震[模型]。在卡利班甘和多拉维腊发现了地震的一些证据。发掘人员在卡利班甘发现了地质沉积物的错位和围墙的下沉；在多拉维腊则发现了更多明确迹象，证明发生过一场大地震：地质剖面有滑断层，建筑结构出现位移，居民们后来还对这些位移进行了修复。不过，卡利班甘的这些迹象发生在成熟期之前，而多拉维腊的地震痕迹全都出现在成熟期内，所以它们无法提供印度河文明晚期的信息。目前，也没有发现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成熟期末期这里发生了能够影响文明衰落的地震。

尽管如此，卡利班甘和多拉维腊发生的地震表明，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地震也许频繁出现，这与历史上的地震证据是一致的。人们似乎忘记了，卡奇在200年内发生了三场大地震，分别在1819年、1956年和2001年，其中1819年和2001年的两场地震都对当地造成了持续性影响。根据一份同时代的殖民回忆录记载，地震夷平了与英政府敌对的建有城墙的城镇，从而巩固了1815年之后英政府在卡奇的统治；不仅如此，大地震还形成了一道被称为“Allah Bund”[14]的天然水坝，使印度河改道，导致卡奇肥沃的土地变得贫瘠。在对2001年地震影响的研究报告中，人类学家爱德华·辛普森（Edward Simpson）写道：“农业用地贫瘠了，为了谋生，卡奇人转而进行商贸活动或国际移民。地震产生了一类新的人群和社会。”[15]他提出，1819年的大地震是形成19世纪古吉拉特流散群体（Gujarati diaspora）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群体树立起今日世界海外古吉拉特人的商业美誉。至于2001年的地震，它摧毁了卡奇一大部分的农村和城市，并导致古吉拉特首席部长[16]辞职。他的继任者是当时还寂寂无名的纳伦德拉·莫迪，后者引领卡奇进行彻底的工业发展。2014年，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很大一部分有赖于他在古吉拉特的经济成绩。尽管还没有考古证据能证明印度河流域公元前两千纪早期发生过地震，我们也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它仍有可能影响了印度河文明末期势必发生的政治变迁。

把自然环境因素放在一边，又有哪些可能的人为因素呢？要生产建造印度河城市所需的烧制砖，必须有大量的燃料供应烧砖窑才行，更别提熔炼铜矿石的熔炉了。我们已经知道，目前还没有出土任何烧砖窑，因此考古学家们不能百分百确定烧砖用的燃料到底是什么。几十年来，学者们一直认为燃料是木材。古印度河谷的气候比现在潮湿得多[植被覆盖率应该很高]，为了获取木材，人们势必对森林进行大面积砍伐，由此导致乱砍滥伐和气候变化。不过现在，地区性气候变化和古代森林存在的观点基本被摒弃了。最近的研究表明，印度河流域自然的灌木植被足以供给烧砖所需燃料，或许还会以燃烧牛粪作为补充。

第二个人为因素是印度河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往来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逐步减少，不过这一贸易可能在之后的一两百年内都没有完全停止。但是，造成贸易减少的原因依旧是未知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美索不达比亚政治局势的变化。公元前18世纪前半期，汉谟拉比统治下的巴比伦帝国崛起，注重与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的贸易，在事实上造成了波斯湾贸易网于公元前18世纪的崩溃。另一种可能性是，组织两地间贸易的印度河城市遭到了废弃。换句话说，印度河—美索不达米亚间贸易的衰减可能导致了印度河文明的衰落，但也有可能是印度河文明衰落导致的。

最后，还有从西北方向进入印度河地区的移民这一复杂难解的因素。20世纪70年代，维克多·萨瑞阿尼迪（Viktor Sarianidi）对土库曼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地区进行了深入而引人注目的研究，看上去，解答移民这个问题的关键应当在中亚。这片区域当时属于苏联，现在，它被称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古文明体”（Bactria and 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BMAC）[17]，持续年代为公元前2400—前1500年。

这个文明体一定与印度河文明在后者成熟期有过交流，有可能是通过肖尔特尕伊这个印度河文明“前哨站”，因为在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古文明体的阿尔丁丘（Altyn Depe）遗址发现了两枚印度河印章和其他印度河物品（象牙制的棋子和骰子），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古文明体的首都戈努尔（Gonur）[18]还出土了一枚较大的、有大象图案的印度河印章；这两个遗址都在土库曼斯坦境内。但是，直到印度河文明成熟期末期，都没有证据表明该文明体有移民迁往印度河地区。波赛尔认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古文明体的居民有可能感受到大印度河地区的‘真空’状态，于是迁徙过去填补空白”。[19]帕尔波拉认为，“他们把驯化了的马、驴、骆驼以及印度—雅利安语带到了大印度河谷”。[20]他相信，公元前1900年左右，一波早期移民进入俾路支（锡布里[21]）、信德（强胡—达罗）和拉贾斯坦（吉伦德[22]）；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还有其他许多批移民，其中就包括创作了《梨俱吠陀》的民族。在这些民族的迁徙过程中，他们征服了一个颇有敌意的民族，《梨俱吠陀》中将其称为“达萨”[23]，据说他们的住所是99个堡垒。惠勒推断这个神秘的“达萨”族肯定就是印度河城市的居民，但吠陀学者威廉·拉乌（Wilhelm Rau）在1976年提出，“达萨”堡垒的城墙是圆形的，而且往往是多层同心圆结构，与印度河城市的城墙完全不同。帕尔波拉提出，“达萨”与印度河城市没什么关联，正相反，他们是早前来到印度河流域的移民，居住在有同心圆城墙的堡垒化领地中，这种领地继承了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古文明体传统并延续到公元前15世纪之后。帕尔波拉这个新奇的理论既与《梨俱吠陀》中对“达萨”城堡的描写吻合，又符合已出土的青铜时代巴克特里亚和马尔吉亚纳的许多城堡的形制，但仍然没有获得全盘接受。即便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使用印度—雅利安语的移民到底有没有在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过程中起作用也仍然是难以确定的。

图47 巴克特里亚（阿富汗北部）达什利3号遗址的“庙堡”（temple-fort）的平面图，建造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前1700年，有三层同心圆的城墙。其设计符合《梨俱吠陀》中描述的“达萨人”的堡垒，而与印度河文明城市相异

公元前1200年左右，地中海东部的青铜时代文明（包括克诺索斯、迈锡尼、特洛伊、乌加里特以及埃及新王国的文明）崩盘了[24]。就像这些有更详细资料的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的消失也至今都令人困惑。对于地中海地区的情况，学者们曾认为导致文明陷落的是未知的“海上民族”，但是学界至今都没能成功辨识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因此“海上民族入侵导致地中海东部文明陷落”的解释再也站不住脚了。

埃里克·克莱因（Eric Cline）基于现有证据进行了最新研究，他的结论稍欠说服力：“[文明的]结束必然是一系列复杂事件的结果，这些事件在整个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相互联系的王国和帝国中发生连锁反应。”[25]不幸的是，对于公元前1900年之后的印度河流域而言，证据比公元前1200年的地中海东部还要稀少。洪水、疾病、地震、贸易中断、外来移民，可能还有一个已经消失的缺乏军事力量的中央政权，似乎都在文明消失的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些喜欢故事的人们或许会认同麦金托什的观点，即说印度—雅利安语的移民们“或许没有导致印度河文明的灭亡，但无疑为其敲响了丧钟”。[26]无论真伪，我个人的推测是，印度河地区河流系统的变化凸显了印度河文明政治结构已有的弱点，并在某个关键时机破坏了其统一性和自信心。我们永远都无法得知全部真相，下一步进展的最大希望应有赖于将来对印度河文字的破译。

[1] 这里指的应该是2001年古吉拉特邦发生的里氏7.9级大地震。

[2] Gregory L.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Delhi，2003），pp. 243，245.

[3] Early Historic cities，指的是公元前6—前2世纪印度次大陆上著名的城市，如象城（Hastinapura）、毗舍离城（Vaiśālī）、憍赏弥城（Kausambi）等，多为佛教城市。

[4]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173.

[5] Maurizio Tosi，‘The Indus Civilisation beyo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arly Civilization in Pakistan from the 8th to the 2nd Millennium BC，ed. Michael Jansen，Máire Mulloy and Günter Urban（Mainz，1991），p. 127.

[6]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p. 86.

[7] 即Daimabad。

[8] Asko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Cambridge，1994），p. 24.

[9] 指的就是婆罗门种姓。

[10]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83.

[11] George F. Dales，‘The Phenomenon of the Indus Civilisation’，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d. Jansen，Mulloy and Urban，p. 144.

[12] L. Flam，‘Fluvial Geomorphology of the Lower Indus Basin（Sindh，Pakistan）and the Indus Civilisation’，in Himalayas to the Sea：Geology，Geomorphology and the Quaternary，ed. J. F. Shroder Jr（New York，1993），p. 287.

[13] Jane McIntosh，A Peaceful Real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Boulder，Co.，2002），p. 190.

[14] 意译为“真主之堤”。

[15] Edward Simpson，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an Earthquake：Aftermath and Amnesia in Gujarat，India（London，2013），p. 237.

[16]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相当于省长，由民选产生；同时还可能有另一个省长（governor），由中央政府指派。二者的关系类似于中央政府中的总理和总统。

[17] 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古文明体，又称“阿姆河文明”（Oxus civilization），是一个由苏联考古学家维克多·萨瑞阿尼迪提出的现代考古学概念。它指代的是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的一个文明，以巴克特里亚的阿姆河上游地区和马尔吉亚纳的穆尔加布（Murghab）河三角洲为中心，范围包括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土库曼斯坦东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部。

[18] 亦译为“贡努尔”。

[19]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p. 235.

[20] Asko Parpola，‘Indus Civilisation’，in Brill’s Encyclopaedia of Hinduism，ed. Knut A. Jacobsen，Vol. iv（Leiden，2012），p. 7.

[21] 即“Sibri”。

[22] 即“Gilund”。

[23] 严格来讲，《梨俱吠陀》中，“达萨”（Dasa）指的既是某个敌对的民族或族群，也指其中的男性，女性被称为“达休”（Dasyu，Dasa的阴性形式）。“达萨”的本意即“敌人”。

[24] 希腊历史中，从公元前11世纪迈锡尼文明覆灭到公元前9世纪第一个城邦的建立的历史时期被称为“希腊黑暗时代”（Greek Dark Ages），又称荷马时代、几何时代。考古学显示，公元前1200年后的一段时间，地中海东部的青铜文明都经历了大陷落，其原因至今未有符合考古证据的定论。

[25] Eric H. Cline，1177. BC：The Year Civilization Collapsed（Princeton，njNJ2014），p. 174.

[26] McIntosh，A Peaceful Realm，p. 193.

第10章 破译印度河文字

印度河文字被讽刺地称为“世界上解读最多的文字”。早在1925年，就有学者以苏美尔语言为基础发表了第一份对印度河文字的解读。从那时起，发表出来的“破译”超过100种，其中就包括2000年出版的颇具争议的《印度河文字解密》，我们在第1章提到过，书中将印度河语言确定为吠陀梵文。但是，即便几十年来对印度河文字的理解确实有了一些进展，这些“破译”也没有一个能说服什么人——提出者和少数几个其他人除外。

连文本的数量都存在争议。帕尔波拉认为存在约5000个有铭文的物体，马哈德万认为是2906个，布莱恩·韦尔斯（Bryan Wells）则认为是3835个。文本的数量决定于学者如何评估破碎和缺损的铭文。绝大多数铭文——马哈德万认为有85%——出土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60%的铭文刻在印章上，但这其中的40%是重复的，因此对于可能的“破译者”而言，有用的材料并没有那么多。20世纪90年代，更多铭文出土，但印度河文字语料库（corpus）依旧不够丰富。一个铭文通常简略到令人迷惑：许多铭文只有一个字符，平均而言一行不足四个字符，一个文本中字符也不足五个，最长的一条铭文包含26个字符，分布在一个陶制三棱柱的三面上。

除了字符，许多印章上都同时刻有一个动物的图案，或者一个拟人化的形象（比如“湿婆原型”）。动物图案与伴随的铭文有什么关系，甚至说二者是否有联系，都是完全未知的。一个特定的图案，比如独角兽，可能出现在许多印章上，但铭文并不一样。也有反例，一个相同的铭文出现在两块印章上而伴随的图案不同，这样的情况有四例。甚至还有两枚印章，正反两面铭文相同，但是图案却不一样。

因为现存的印度河铭文数量不多，纪念性铭文和临时性铭文（比如陶片上的涂鸦）都很稀缺，而这两种铭文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世界其他地方都相当普遍，所以有三位学者质疑印度河字符是否真的属于某个书写系统。他们分别是历史学家史蒂夫·法默、计算语言学家理查德·斯普罗特（Richard Sproat）和印度学家迈克尔·威策尔。在他们看来，这些字符并不能代表某种特定语言的发音：它们只是与语言无关的符号，有可能具有宗教含义。有多个原因让这个理论很难成真，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以下两点：以相同顺序排列的字符组反复出现在不同地方，以及这些字符看上去仅有一个书写方向（后面我们会讲到）。有顺序的字符排列和统一的书写方向是书写系统的普遍特征，而在象征系统或艺术装饰中则正相反，这两点并不是关键因素。此外，通过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联系，印度河文明势必对那里楔形文字的使用方法有切身体会。另一方面，印度河铭文数量不多，可能是因为印度河字符属于一个不完全书写系统，仅能表达印度河语言有限的部分，而不像阿卡德楔形文字和英语字母表那样是完整书写系统，是“一套可以传达任何想法的图形符号”。[1]“书写系统”这个定义出自约翰·德范克（John DeFrancis）1989年出版的《可视言语：文字系统多样性的同一性》（Visible Speech：the Diverse Oneness of Writing Systems）一书。

在假设印度河字符是一个完整书写系统的前提下，几位乐观的学者将其与最近玛雅文字的解读进行了比较。与玛雅文字类似，印度河字符也涉及一套庞大而复杂的、部分图形化的符号集；人们也同样不知道任何独立于本文字之外的地点或统治者的名字（这与埃及象形文字不同，解读者可以借鉴古希腊和古罗马史料）。但正如玛雅学家迈克尔·科（Michael Coe）指出的那样，玛雅文字和印度河字符间又有清晰的不同点。人们对玛雅的数学和历法早有深刻了解，比1952年第一次对玛雅文字取得语言学突破早得多。迈克尔·科称，玛雅铭文“为数众多，通常很长，而且表达的是完整的句子”；现代玛雅语言也很有名：“文化语境丰富而详细，而且很多方面在经历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后幸存了下来。”[2]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玛雅文]有可供参考的双语材料（以西班牙语—玛雅语“字母表”的形式存在）。印度河字符并不具备以上任何一个优点。先不考虑印度河铭文的匮乏度——现存的铭文可能大部分是名字和头衔，学者们对印度河文明的历法体系确确实实一无所知，对数字符号也不确定，只能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对这个语言和这个文明做出猜想，而且没有发现任何算得上是“双语”的文本。最关键的是，印度河文明早在古典玛雅（Classic Maya）文明时期的2500多年前就已经消亡了，这段时间，无论从考古上说还是语言上说，都是相当长的。

印度河文字了解的真空由严肃的学术研究以及离奇的理论（有些还是颇有声誉的学者做出的）填补，将印度河地区与颇为遥远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波赛尔[3]和帕尔波拉[4]分别对这两种途径进行了审视。帕尔波拉这样写道：

与印度河文字联系起来的有：居住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罗罗族（Lolos）抄本，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原始埃兰的算术板；两个世纪前刻在东南印度洋的复活节岛上的意符（ideogram）；伊特鲁里亚[5]陶器上的符号[波赛尔评论道：“简直胡扯！”]；原始印度尼西亚语（Primitive Indonesian）的数字系统；埃及、克里特、赫梯楔形文字；马尔代夫群岛上“佛陀足印”上刻写的迹象符号；以及古代中美洲的[玛雅]图像字符。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四种相对严肃认真的说法，每种各由一位颇受尊敬的学者提出。虽然这几个说法几乎都遭到了全面否定，但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告诉我们处理这个困难的问题时应当做什么，以及应当避免什么。需要注意，下文所提到的印度河铭文均应从右向左阅读（我们之后会给出这样做的理由）。

第一个“解读”发表于1932年，由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提出，他把埃及象形文字的使用方法套用到印度河文字上。尽管他并没有假设印度河文字和埃及语言间存在联系，但他确实提出，假设这些印章归官员所有且上面刻了他们的头衔，某些印度河符号的象形文字（pictographic）特性、它们的变体和句法规则或许会在其埃及模板上有所体现。由此，皮特里将印度河字符解读为头衔名“主管”（在皮特里的术语中是“wakil”[6]），这个字符是目前已知的最常见的印度河符号，常常出现在铭文的末尾。他认为，符号代表经剪枝的树，符号是一个有把手的写字板，是小孩学习用的某种文字板。这样，这个序列的意思（从右向左读）就是“木材书记员的wakil[主管]”。

按照类似的规律，皮特里认为印度河字符与埃及象形文字中代表“灌溉的土地”的符号十分相似，于是将字符串翻译为“灌溉后的土地的wakil[主管]”。他还记录了另一个常见符号及看上去是其异体的符号：。这些符号常常成双出现：。皮特里认为，这五个异体字符中的第一个（最左边的一个）可能代表“督察”（inspector）或者“地方行政长官”（intendant）一类头衔，两个字符合起来可能表示不同的官阶，比如“分管副督察”或“副局长”；波赛尔戏谑地评价这个对双字符的解释是“天马行空”[7]。实事求是地说，皮特里确实强调了，“这些只是建议，在所有例子中，我所说的‘是’表达的都是‘有可能是’”[8]。这是个非常严肃而正确的警告，可惜并未被太多之后的印度河文字解读者听取。即便皮特里的推测是正确的，也没有办法证实，因为他使用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是纯直觉的。但他的推测确实有一点益处：让所有人意识到铭文表达的主体可能与官僚体系有关。也就是说，除非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印度河文明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文字的使用上有根本性的区别，否则不会认为印章上的内容只是玄奥的思想而非经济事务。

第二种“解读”由亚述学家詹姆斯·金尼尔·威尔逊（James Kinnier Wilson）提出，他将印度河文明与苏美尔文明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两种文明有同一起源，可能就是在印度，然后分为两支，较小的那支定居在苏美尔，较大的那支定居在印度河谷；那么根据这个理论，苏美尔语和印度河语言应当彼此相关，二者的铭文也因此具有了可比性。

金尼尔·威尔逊的解读受到苏美尔泥板的影响，他认为印度河印章应当与经济有关，并将其称为“会计工作实例”[9]。他将皮特里认为是“督察”的符号直接解读为“鱼”，其变体也象形地解读为“鲤鱼”。鲤鱼是广泛分布于亚洲全境的鱼类，嘴边生有线一样的细须（即鱼的触须）。苏美尔语称鲤鱼为“suhur”。

接下来，他找出乌鲁克出土的与鱼的配给量有关的苏美尔泥板，将其与三个不同来源的印度河“鱼”铭文相对照：

（苏美尔泥板）

（印度河印章）

金尼尔·威尔逊的核心论据是，意为“配给量”的苏美尔符号（ba）看上去与印度河铭文结尾的符号相似。20世纪70年代，他曾认为这个符号是单词分隔符，但到了80年代，他改了主意，（在没有其他证据的前提下）赋予其“配给量”的含义。他进一步将印度河符号等同于苏美尔文字中一个形状类似的符号，意思是“伟大的”或“大的”，由此将上文的三个印度河铭文翻译如下：

a鲤鱼配给量（suhur-ba）；

b大鲤鱼的配给量；

c与b类似——这要么是一种缩写，要么就是有时候就用“大 鱼”指代鲤鱼，而不特别地刻出“鲤鱼”的象形符号。

这套“印度—苏美尔”解读方法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先举一例，为什么b中的“鱼”符号与“鲤鱼”符号同时出现？而所有缺陷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印度河印章卓越的艺术性和“许多印章是鱼的收据”这个概念间巨大的不匹配。但与皮特里一样，金尼尔·威尔逊的尝试确实也有一个优点：它警示我们在不同文化间比较相似符号的风险，以及如果我们要进行此类比较，就必须注意，不要为了证实我们的先入之见而操纵证据。

第三个“解读”来自考古学家什卡里普拉·拉甘纳特·拉奥（Shikaripura Ranganatha Rao），他主持发掘了洛塔尔遗址，曾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1982年，拉奥出版了一本详细的大部头著作，提出了自己对印度河文字的解读，其中至少有三个假定是相当激进的。第一，拉奥认为，印度河字符大部分是更小的符号的聚合体。由此，他将一些印度河字符拆解成包括在内的一系列简单符号：

并得出印度河符号一共有62个的结论。这个数字比几乎所有学者提出的可能的印度河字符数都要少得多。

印度河遗址中发现的涂鸦的产生年代应当比印度河文字的成熟时期要晚（印度河文字消失于约公元前1900年，这些符号应当来自之后的几个世纪），在研究这些涂鸦后，拉奥假设称，印度河字符最终发展为一个更小的符号群，总共约有20个。

接下来，他推测，印度河字符最终演化成了拼音文字，创造出了字母系统，并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传播到了巴勒斯坦，但他并没有说明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这是他的第二个假设。（学界普遍认同，字母系统是巴勒斯坦的“原创”产物，是在“邻居”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单辅音符号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由此，拉奥得以比较最早的闪族语系字母表、“哈拉帕”（成熟期）符号和涂鸦中的“后哈拉帕”符号。[10]要注意，和这两个常见的印度河符号并没有对应的闪族语系符号（见下页）：

现在——注意这是第三个推断——拉奥将闪族语系字母的音值[11]赋予他的印度河“字母表”，便可以读出印度河铭文的发音了。根据这样解读的结果，拉奥发现印度河语言与吠陀梵语十分接近，于是从吠陀梵语中找出闪语字母表中“丢失”的两个常用符号的发音，而非从缺少这两个符号的闪语符号中承继。经过他的解读，铭文内容呈现为姓名、头衔和其他绰号（epithet）。

拉奥的这三个假定没有任何独立的考古、文化或语言学证据支持，特别是他还确信，闪族语系的音值可以对应到梵语这一印欧语系里。这不得不让人推测，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因，拉奥也不过是另一个要证明印度河语言是梵语的祖先、因此梵语肯定是本地土语而非外来语的印度人罢了。

第四个，也是本书介绍的最后一个“解读”由阿拉迪努的发掘者沃尔特·费尔瑟韦斯提出。这位考古学家在印度河谷和周边区域（还有埃及）的发掘上花了数十年时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提供了部分资金支持。1983年，他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后于1992年出版成书。与拉奥一样，他也在文章中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已经“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想起了大英博物馆印度河印章部分的馆长，当时他刚刚听完来博物馆的费尔瑟韦斯“读”的印章内容，因为觉得匪夷所思而一脸滑稽。）但不同于拉奥的是，费尔瑟韦斯并不认为印度河语言最后发展成为早期梵语，而认为它是达罗毗荼语的一种早期形式，现在印度南部所使用的就是达罗毗荼语系的语言。

费尔瑟韦斯的解读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是因为它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步。首先，从象征或形象上确定一个印度河文字“看上去”像什么。其次，从一个达罗毗荼语系的语言中选一个符合这个视觉意义的词汇。最后，以选定的达罗毗荼语词汇的定义出发，以考古、文化和语言学证据为基础，确定这个印度河符号可能代表的含义区间。而这个方法的复杂性也很明显——上述每一个步骤都会产生歧义。同样的符号在不同的人看来有不同的含义（第一步）；对任一选定的“象征符号”，一般有多个词汇可以对应（第二步）；最后，不同学者可能从相同的证据中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当这些证据彼此冲突的时候尤甚（第三步）。更别提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就算印度河语言是达罗毗荼语，那也是比现存最早的达罗毗荼语还要早2000余年的语言了，要知道目前已证实的、现存最早的达罗毗荼语词汇发现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古泰米尔语铭文中（约公元前3世纪）。一种语言经历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发展变化，用它来做它早期形式的索引指南，可信度有多高？

能说明这些困难的最好例子大概要属这个符号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代表“鱼”的形象，只是在它的意义上有所区分。但是，费尔瑟韦斯倾向于认为这个符号代表拧转、圈环或者绳结的一部分。他给出的一些原因确实可供思考，例如事实上印度河刻写员（scribe）似乎总是以从下到上的笔顺刻画这个符号，就像一个人画圈那样（但大概不会这么画一条鱼）；这个符号的许多变体有小“身体”和许多“尾巴”，这是事实；以及实际上所有已知的印度河谷鱼类都有多个鳍，而不是只有一对。在直觉的指引下，费尔瑟韦斯从诸多表示“拧转”“圆圈”和“网”的词语中，选定了“piri”这个词，并将其与另一个达罗毗荼语词“pir”联系起来，“pir”的意思是“头领”。由此，他将“鱼”符号及其变体（包括所谓的“鲤鱼”符号）“翻译”如下：

“pir”一个常规等级的头领；

“talpir”首领；

“acci-pir”长者；

“maru-pir”大祭司。

没有人同意他的观点，只要一个理由就足够了：他的翻译太过主观（而且他也没有接受过语言学方面的训练，至少肯定没接受过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的训练）。就连费尔瑟韦斯忠实的学生波赛尔也在总结所有这些重大的“解读”理论时不得不写道：

因为对这些符号的基础研究近乎于无，也少有学者分享纲领性视角，印度河语言的书写系统仍未被解读也并不令人惊讶。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天赋试图直接拿取“圣杯”[12]，但所有的解读都太有特殊性了，不太可能用以进行一个有成效的、有扩展结果的研究。费尔瑟韦斯曾说：“我相信，通过这些[也就是他的]努力，[印度河]字符的最终破解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基本没什么道理同意他的话；事实上，情况与他所说的恰恰相反。[13]

波赛尔认为印度河文字缺乏基础性研究，低估了数位杰出研究者的研究果实，特别是接下来会谈到的马哈德万和帕尔波拉的研究。但是他的其他批评，即研究印度河文字的学者总是“单打独斗”、想要“独占鳌头”——一个破译玛雅文字过程中不可能出现的批评——确实有道理。不过也有人会反驳，印度河文字的谜题太棘手，只有那些对自己的直觉十分自信的人才有胆量挑战。

在仔细分析了上述四个过于乐观的“破译”后，我们来看一些更加谨慎、有逻辑的解读。如果不靠连蒙带猜，只对印度河铭文做纯粹的内部分析，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样的分析能够确定书写和阅读的方向；能基本掌握印度河字符的数量，并建立起获得一定认同的符号清单；在一些数字上达成一致；一个特定的文本可能如何切分、拆解为单词。

首先有必要说明，学者们要解读的是印章印出来的文字和图案，而不是印章本身，因为印章上的文字自然是反刻的。（这里有存疑的地方。印章的数量远比留下来的印痕的数量多，很多印章也几乎没有磨损，说明很多印章可能不是用来盖戳，而是作为“名片”甚至护身符随身携带的。）幸运的是，我们很容易确定正确的文字朝向，因为我们可以将印文中字符的顺序和朝向与顺序相同的、明显供阅读的文字中的字符列进行对比，比如陶器上的涂鸦和金属工具上的字符。整体来说，二者是吻合的。

说到书写的顺序，我们可以借用有方向的象形图案——比如——朝向的方向来推测文字的书写顺序。举个例子，在埃及象形文字中，这种有指向的图案面朝的方向，与阅读顺序正好相反[14]。但实际上，虽然印度河印章上的主要图像（比如独角兽图案）大多数——也有例外——朝向右边，印度河文字的朝向与此并不一致。

阅读顺序最可靠的依据是铭文的空格。如果一个短文本顶着右侧的边缘起始，而与左边缘留有距离，这个铭文有可能是从右往左写的。如果左侧字符有压缩挤凑，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比如这枚印痕：

另一枚印痕是这样的：

根据帕尔波拉的研究，字符序列从未在其他铭文中出现在最左端的位置，而在最左端的位置出现了76次。这就说明，因为左边空间不够了，刻写员不得不把最后一个字符写到第二行，也就是说这枚印痕应当从右向左读。（采取相反的方向，即从左向右读，就会留下这对字符为结尾，而这个组合在其他地方只出现了一次，还是在一个铭文的中段。）

更为有力的证据是下面这枚出土于哈拉帕的印痕：

很明显，[要阅读这枚印痕]读者需从印痕的右上角出发，顺时针旋转90°两次，而且第三条边的一部分和第四条边是空白的。

能确定阅读方向的另一个决定性证据来自一枚简单的印文：

20世纪70年代，马哈德万对印度河铭文语料库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是印度河文字中最常用的字符对：在291处实例中，这个字符对有245次出现在一行的最右端。之前已经说过，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印度河字符，在它出现的1395次中，有931次在一行的最左端。当然，在某些印章中，这两者肯定有不遵循上述规律的情况，但相对少见。从统计学上讲，字符对和单字符同时出现在一个印章上（比如上面那枚印文），同时不遵循规律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也就是说，没有出现在一行的最右端且没有出现在一行的最左端），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印度河文字一般是从右向左读写的。但是，也有一些字符串是从左向右读的（根据马哈德万的统计，能够占总语料库的6.6%）；而且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九个特例采用了牛耕式转行书写法（boustrophedon，希腊语“像牛耕地一样”），就是奇偶行交替变换书写方向。

在破解古文字时，最基础的工具包括清晰准确的照片语料库和线描图（以防照片不足以看清细节）、一份可靠的符号清单和一份编纂有每个符号在语料库中出现情况的用语索引。对印度河文字来说，这些工具就是马哈德万和帕尔波拉的成果，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起进行相关研究。不过他们各自进行研究，彼此间也可称得上惺惺相惜。帕尔波拉的三大本照片集收录了印度、巴基斯坦和世界其他地方出土的印度河文字的图像，为这一文字的研究带来了彻底的改变。他1994年发表的符号清单中列出了386个字符和12个未编号的字符（而马哈德万整理出了419个），学界普遍认为这个清单是相当优秀的成果，特别是马哈德万，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份符号清单比得上帕尔波拉的这份，连自己的也不行。在为异体字和尚未发现的符号留出空余后，马哈德万估计，“依照现有资料，印度河字符总数最可能有400—450个”。[15]

这一数值非常重要。对于音节文字系统[16]（或者像拉奥认为的字母表）而言，这个数值太大了；而对于像中文那样有数千个语标的文字来说，这个数值又太小。与之最接近的要属有超过600个符号的苏美尔楔形文字和有大约800个符号的玛雅图像字符（尽管其中有许多几乎没怎么被用到过）。大部分学者由此推测，印度河文字可能是一种音意兼表的文字，就像与其同时代的西亚语言一样，但鉴别语音音节的工作进展甚微。

帕尔波拉同他的合作者也将这些符号标准化，并经计算机分析后编纂了用语索引，但他的这项工作并没有受到那么多关注。计算机分析原则上是个好方法，但如果符号列表存疑，就有可能得出误导性的结果。很明显，我们不能依赖电脑去分辨哪些符号是异体字（变体）、哪些符号是连字（两个或两个以上字符的组合体）。拉奥是一个极端，他无情地摒弃了异体字和连字，将符号列表简化到了只有62个符号；而韦尔斯是另一个极端，他认为一共有差不多600个符号，帕尔波拉视之为开倒车。没有人（拉奥除外）愿意看到[大量削减字符数量]给潜在信息带来的巨大减损，但字符数的上限究竟应该是多少，却没有那么明确的回答；换句话说就是，有多少可能的异体字和连字需要被识别为独立的字符，才能消除歧义。要编制一份印度河字符的列表，除了字符的外观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依据，而马哈德万也承认，“任何这样的方法都注定是主观而模棱两可的”。[17]

不过，还是有几个可行的策略。我们知道，和这两个符号是异体字符，因为它们各自能与12种左右同样的字符串搭配，而且在这个常见的组合中可以互换，即和。而我们又可以通过位置频率分析得知，、和这三个符号很可能不是这个符号的异体字符。（符号中的小短线则可能是某种异体符，类似于法语中元音字母上的重音符号，例如é、è和ê。）这个十分常见的简单符号通常出现在铭文末尾（结束位置），而在它出现的1395次中，仅有一次出现在铭文开头（起始位置）。其他三个符号的统计数字如下：

共出现177次，其中20次在起始位置；

共出现35次，其中4次在起始位置；

共出现51次，其中25次在起始位置。

就此，史蒂文·邦塔（Steven Bonta）写道：“看起来，、和与之间一定存在关联，但它们应当是不同的符号、分属不同的功能子集，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异体字符。”[18]邦塔试图不对印度河语言进行任何假设，仅对印度河字符本身进行分析。但正如帕尔波拉——他认为这四个符号彼此完全独立——所说：“当一个符号出现的频次非常高时，运用上下文标准得到的结果相当有说服力，但如果符号只出现有限的几次，结论就必然是值得怀疑的。”[19]

辨识印度河字符中的数字格外有挑战性。铭文中出现了由个数不同的短线组成的组合（1—10条和12条短线的组合都有，唯独没有11条短线的组合），例如下页图左上角“鱼”符号周围的短线，也有长线条的组合（下页图中出现了1—7根线条的组合）。这些线条组是否代表了数字？如果是的话，短线条和长线条之间有什么区别？

实际情况要更复杂，因为常常有单或双短线明显不作为数字使用的场合：单短线时常出现在一种旋涡纹符号旁，而单短线和双短线也会像长线条组合那样，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文本中。（短划线看上去像是被用来分隔单词，但其他证据显示它们并不是，我们一会儿将讨论。）当然，单短线和双短线也有可能既可以作为数字使用，又具有非数字的功能，就像罗马数字V、X、C和M那样，它们也是拉丁字母表中的字母。

与此同时，12条短线的组合看上去也不太像数字。于是，马哈德万对除了1、2、12之外的其他短线组合（即3—9条线的组合）进行了频率统计，它们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次如下：

大于7的短线组合频率出现了断崖式减少，而且长线组合中线条数也没有超过7条，因此费尔瑟韦斯认为，印度河文明采取的是8进制（而不是我们常用的10进制），达罗毗荼语中也有使用8进制的证据，提高了这一推断的可能性。但是，这又与印度河数字采用10进制的证据相抵触；图下符号代表了10、20和30并以此类推：

或许，就像印度河砝码体现的那样，印度河文明为不同的目的采取了不同的数值系统（例如记数和称重不同）。至少有一位研究者——即邦塔——认为，各种与短线组合同时出现的“鱼”符号用来计数；据他的观点，“鱼”符号代表了计量系统中的数量。

帕尔波拉的评论很好地总结了目前围绕数值系统的种种不确定：

看起来，“重复出现的长竖线代表数字”这种情况只出现在早期铭文中（哈拉帕的计数板）。在成熟期字符中，较小的数字（个位数）完全由短线表示（短线成一排或两排），长线条则有其他含义。如下事实可以推导出这个结论：特定象形符号（特别是、和）前会出现数量不同的短线，但除非在早期文本中，否则长线的数量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至少并不明显）。另外，晚期铭文中，并非所有短线组合代表的数字都能在长线组合中找到对应，长线组合出现得更少，且多以几个固定的序列出现。[20]

很明显，数值系统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就像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计数板一样，这也是所有人的共识。但是，印度河铭文基本不可能是账本，因此不太可能对计数的问题做出直接回答。马哈德万和帕尔波拉都在各自的符号列表中为长短线组合保留了不同的符号编号。

现在，我们终于要讨论单词分隔符和印度河文本如何断词的问题了。最有说服力的方法之一是，首先选定一个长文本，然后在语料库中搜索构成这个长文本的短序列。比如左边这个例子，在这个七字符的印文中，前两个字符与后面的字符间很可能有一个词界（word boundary）。

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我们发现另外两枚印痕，其上的字符组合起来能够形成上面那枚印痕上的字符序列：

在引入第四枚印文后，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出，这个七字符的文本——或许是个短语而非单词——还有第二个词界。第四枚印文包含七字符文本中的最后三个符号：

在某些铭文中，单短线或双短线一眼看上去像是单词分隔符，上面的七字符印文就是一例。比对下面两组共五个铭文，这个解释看上去十分可靠：

但当铭文中单短线和双短线彼此紧挨着出现时，这个理论就面临挑战：

而且，单/双短线最常紧随着铭文的第一个字符出现，这个位置对于单词分隔符来说相当奇怪；它们也会出现在铭文末尾，而这恰恰是最不需要单词分隔符的地方。同时，正如帕尔波拉所说，“如果这个符号真的是单词分隔符，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它们在这么有限的文本空间里出现得这么频繁”。[21]例如：

它们在语料库中出现得并不规律，而单词分隔符应当是规律出现的。

拆分文本的另一个比较可信的方法，就是利用“字符对频率”，统计每两个字符的组合在整个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如果字符对频率高，说明这两个字符之间关联密切，因此这个字符对有可能是一个单词的一部分；而低字符对频率则说明两个字符间关系较弱，或许二者间存在词界。那么，对于一个六字符的印度河文本“ABCDEF”，例如下面这个马哈德万拆分的文本，我们计算相邻两个字符出现的频次，得到数值为AB83次，BC17次，CD1次，DE40次，EF93次：

比较字符对频率可知，两个频率最低的字符对（1次和17次）中可能存在词界，这样我们可以将这个文本按以下方式拆分（这里双短线符号虽然出现在词界旁，但并不看作单词分隔符）：

“通过这种方法，基本上所有长文本都可以拆分出构成文本的短语和单词”，马哈德万这样写到。[22]不过，当一个文本中的字符对频率相差不太大时，结果还是有争议的。

本章到这里已向大家介绍了学界在印度河文字上的共识，也列举了少数派观点。接下来的内容更多是推论，但其中的一些猜想相对更有依据。为了避免混乱——印度河文字解读中已经有太多此类风险了，我们会关注那些至少被一位权威学者认可的观点。

最重要的问题自然是印度河文字对应的语言。哪怕是提出一个猜想，也必须忽略印度河语言业已消亡的可能性。做出这种忽略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印度文明具有非比寻常的文化延续性，比如在现在的印度教中，四吠陀依然占有核心地位。那么，学者必须研究《梨俱吠陀》这一现存最早的印度文本，看看它能为印度次大陆上现行语言的起源提供什么信息。这些语言属于不同语言系属[23]：印度—雅利安语支[24]（北部）、达罗毗荼语系[25]（主要在南部，中部也有）、蒙达语族[26]（主要在东部）和藏缅语族[27]（喜马拉雅山麓），或许还要加上一两种其他语言，比如著名的布鲁夏斯基语（Burushaski），其使用范围仅限巴基斯坦北端、靠近中巴边境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

《梨俱吠陀》使用的梵语无疑属于印度—雅利安语支，但其中包含380个从上述其他印度语言中借来的外来词，说明这些语言在吠陀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毫无疑问，梵语最大的基语言[28]就是达罗毗荼语，侧面印证了公元前两千纪印度—雅利安语使用者和达罗毗荼语使用者之间的互动相当频繁。因此，学者们声称，吠陀时代之前，印度河文明的语言要么是印度—雅利安语，要么是达罗毗荼语，不过也没有完全否定蒙达语的可能性，威策尔和其他一些学者就支持蒙达语。

如果我们认同印度—雅利安语是在印度河文明成熟期之后才（从中亚）来到印度河流域的，那么印度河语言是印度—雅利安语的假设就完全不成立了。而且，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发掘出的城市文明与《梨俱吠陀》中描述的游牧生活几乎完全不搭界——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之后会再探讨。但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拒绝接受这类按照时间先后的、采用比较方法的观点，并坚信印度河文字对应的语言与吠陀梵语相近。

一眼看上去，达罗毗荼语的假设也不太可能，毕竟现在达罗毗荼语的使用区基本仅限印度南部，与印度河地区相去甚远。但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印度次大陆北部现在还有些地区使用达罗毗荼语系语言，例如库鲁克语（Kurukh）、马尔托语（Malto）和布拉灰语（Brahui）。说布拉灰语的人大约有30万，生活在俾路支省，营游牧生活。这个地区距离印度河谷相当近。布拉灰语使用者可能就是曾广泛生活于次大陆北部的达罗毗荼语文明的后裔，这个文明在公元前两千纪被印度—雅利安语使用者蚕食，终至消亡。马歇尔将其称为“达罗毗荼语的孤岛，也许是雅利安人进入次大陆之前的遗产”。[29]从相反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认为布拉灰人是从印度南部迁徙到北部的；但一个民族会从相对温和宜人的印度平原移居到俾路支地区崎岖的山区，看上去不太可能。帕尔波拉的疑问就很有道理：“如果布拉灰人不是俾路支的原住民，谁是呢？肯定不是现在的俾路支人，因为他们公元10世纪或者更晚的时候，才从伊朗北部来到这里。”[30]

这样看来，相比印度—雅利安语假设，“印度河文明的语言是达罗毗荼语”的假设虽然未经证实，但看上去还是相当可信的。假设这一猜想是正确的，那么研究者应当能够借助达罗毗荼语文化和宗教以及印度河文明的考古证据，从该语系中产生较早的语言，如泰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和坎纳达语中，找出能与印度河印章及其他有刻印的物品上的图形和图像有联系的词语含义。这恰恰就是包括费尔瑟韦斯、马哈德万和帕尔波拉在内的许多学者进行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得出了一些令人着迷的成果。但问题是，没人能确定他们的解读是正确的，还是仅仅是异想天开。

20世纪50年代，生活在印度的耶稣会教父亨利·埃拉（Henry Heras）首次依据这个思路给出了最简单的例子。尽管他的部分猜想是很荒谬的，但依旧颇有影响力。他提出，在几乎所有达罗毗荼语系的语言中，代表“鱼”的单词发音都是“mīn”；而在许多达罗毗荼语系语言中，“mīn”这个词同时也有“星星”的意思。那么，印度河印章上十分常见的“鱼”符号有没有可能发音就是“mīn”，同时拥有“鱼”和“星星”两个含义，并且像帕尔波拉论证的那样，是神性的象征符号并因此代表“神明”？这样，“鱼”符号就可能作为一个象声或象形的组成部分，出现在某个由神名复制或衍生而来的名字中。这种现象在印度文化中相当常见，印度人名常常来自男神或女神的名字，例如罗摩（Rama）[31]、克里希那（Krishna）[32]、加内什（Ganesh）[33]、英迪拉（Indira）[34]、拉克希米（Lakshmi）[35]、阿兰达蒂（Arundhati）[36]。

有人会反对这个观点：为什么星星不像鱼那样，也有某个象形符号来表示呢？说英语的人常常用几根交叉于一点的短线表示星星（或者说“闪烁”），但这也只是我们表示太阳以外的星星的特别符号；当我们想要表示太阳的时候，通常会画一个圈，再以这个圈为中心划上发散的“射线”。或许可以推测，印度河书写员们可能是根据自己语言中“太阳”和“鱼”的同音异义的状况，选择了一种更加微妙的、有别于我们的习惯的表达方式，而在英语中，“太阳”和“鱼”这两个单词间并不存在这种同音异义。（英语中较为合适的类比应当是“son”和“sun”这两个单词。）19世纪50年代，南印度主教罗伯特·嘉威尔（Robert Caldwell）识别出了达罗毗荼语系；他以优美的笔触这样写道：

有谁会在看到热带海洋或泻湖中随着鱼儿的每个动作带起的粼粼波光之后，还要怀疑，用如上这个表示闪光（glow）和闪耀（sparkle）的词，去代表水体中穿梭闪烁的鱼儿和夜空中明灭闪烁的星星，是不合适的呢？[37]

在埃拉的“解读”的基础上，帕尔波拉做了进一步延伸，并对一系列引人注意的印度河印章符号做出了解释。这些符号都由一个“鱼”符号和看上去代表数字的数根线条组成。帕尔波拉将“鱼和三根线”的符号翻译为“mum mīn”，在古泰米尔语（Old Tamil）中意为“三星”，指的是鹿首[38]星群[39]；“鱼和六根线”是“aru mīn”，“六星”，指昴星团；“鱼和七根线”则是“elu mīn”，“七星”，指的就是大熊星座。

对此，马哈德万表现得相当谨慎：

古泰米尔语中就有对这三个星座的记载，而且以星星的数量命名，这很有意思。但是，没有证据能证明这种解读就是唯一正确的。在印度河文献中，有数种“数词+符号”的组合序列，而把“数词+鱼”的序列解读为星座，无疑是将其特殊化了。[40]

帕尔波拉还解读了另一个常见的印度河符号。这个符号由两个相交的圆圈组成，他认为它代表“耳/鼻环”或者“手镯”。（费尔瑟韦斯可是把这个当作数字8！）印度河遗址中出土了相当多精美的石制手镯，其中许多雕刻了符号；帕尔波拉指出，“交叉环”符号在手镯上出现的频率与在非手镯铭文中出现的频率有天壤之别，说明这个符号的含义可能与手镯有关。尽管情况更复杂也更有争议，但基于这个符号在其他各种铭文中出现的状况推断，这个符号有可能是一位神灵的名字。达罗毗荼语中，“手镯”对应的词汇之一是“muruku”，与早期泰米尔语中代表战争和爱情的年轻主神穆鲁坎（Murukan）几乎算得上同音异义。因此帕尔波拉认为，“交叉环”符号可能代表穆鲁坎；他还援引了大量印度宗教和民间传统中的耳环和手镯来支持自己的论断。

马哈德万认为，帕尔波拉有些过于青睐对印度河符号进行宗教上的解释。他觉得帕尔波拉的论断很有吸引力，但同时依旧保持怀疑的态度：

交叉圆圈的符号确实很有可能以图像形式代表一对耳环，但要赋予它语音上的含义，其实非常困难。帕尔波拉选择的词汇代表了用金属丝扭转形成的手镯、护身符、耳环或鼻环，其核心词是“扭转”，词根则是“murugu”，在古达罗毗荼语中意思就是“扭转”。但是，那些经打磨的、玻璃化的石制手镯并没有任何扭转的痕迹，因此这个解释看上去不太可行。还有很多其他的词汇也表示手镯，但[帕尔波拉]并没有选择它们，因为这些词汇无法与他目标中的“穆鲁坎”这个词构成同音异形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如果印度河谷的先民是达罗毗荼人，他们信奉的神灵中一定有一个叫作穆鲁坎，但他的名号却藏身在其他印度河符号中。[41]

无论印度河语言产生出什么样的大小差别，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对印度河字符的解释天然地具有不确定性。我们以一个警示性的例子来结束这一部分。上文已经提到，除费尔瑟韦斯外，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描绘的是鱼；但现在来看看印度河字符中最常见的符号。帕尔波拉认为这是一个长角的奶牛头的正面像；费尔瑟韦斯认为这是个有提手的罐子；而在另一个学者尤里·克诺罗佐夫（Yuri Knorozov）看来，这是一棵菩提树。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理由。在他自己那本对印度河字符进行了十分广博的研究的书中，帕尔波拉也不得不在后记中承认：

许多符号……实在太简化、太概要，要准确、无歧义地理解它们的图像含义是十分困难的。另一个劣势则是材料的稀缺性……除非获得其他有根本性不同的原始资料，否则印度河文字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全部得到解读。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放弃努力的原因。[42]

帕尔波拉的分析诚实、科学且真实，甚至有些令人不那么激动。毕竟，解读玛雅文字也花了100多年的时间，期间还有数次错误的开端及停滞，而印度河字符的解读者们能利用的材料更少，研究对象更古老，研究的时间也尚不足百年。我认为，如果未来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考古发掘能够继续下去，而且出土了大量新的铭文，特别是长度更可观的文本，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不免有限、但受到广泛接受的对印度河文字的合理解读。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印度河文字将始终是世界上被解读得最多的文字。

[1] John DeFrancis，Visible Speech：The Diverse Oneness of Writing Systems（Honolulu，1989），p. 4.

[2] Michael D. Coe，‘On Not Breaking the Indus Code’，Antiquity，lxix（1995），pp. 393-5.

[3] Gregory Possehl，Indus Age：The Writing System（Philadelphia，pa，1996），p. 101.

[4] Asko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Cambridge，1994），p. 57.

[5] 伊特鲁里亚文明（Etruscan civilization）是伊特鲁里亚（Etruria）地区（今意大利中部）发展出的文明，最早的确凿的文明证据可追溯至约公元前9世纪，罗马人崛起后，逐渐被同化。此文明主体属于铁器时代，在将希腊文明引入早期罗马共和国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6] 另外可以注意一下，阿拉伯语里的或者波斯语里的均可以转写为“wakil”，有代理人、主管、律师的意思。

[7] Possehl，Indus Age，p. 89.

[8] Flinders Petrie，‘Mohenjo-daro’，Ancient Egypt and the East，ii（1932），p. 34.

[9] J. V. Kinnier Wilson，‘Fish Rations and the Indus Script：Some New Arguments in the Case for Accountancy’，South Asian Studies，iii（1987），pp. 41-46.

[10] S. R. Rao，The Decipherment of the Indus Script（Bombay，1982），fig. 8.

[11] 此处的“音值”（Phonetic values）与下文中的“音值”（Sound Values）应作统一解，是一个与“音位”相对的术语。同一音位（比如一个字母）在不同语言、不同上下文环境中可能读不同的音，而在一个具体情况下读的那个音就被称为“音值”。

[12] 亚瑟王圆桌骑士寻找的圣杯，波赛尔在这里指的是“成功解读印度河文字”。

[13] Possehl，Indus Age，p. 168；Walter A. Fairservis Jr，The Harappan Civilization and Its Writing：A Model for the Decipherment of the Indus Script（Leiden，1992），preface.

[14] 如果符号朝向左边，就是从左往右读，如果朝向右边，就是从右往左读。

[15] Iravatham Mahadevan，‘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Indus Script？ Neti Neti（“Not This Nor That”）’，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vii（1989），p. 9.

[16] 音节文字系统即“syllabic writing system”。表音文字（alphabetic）分为音节文字（syllabic）和音位文字（phonological，亦有“音素文字”的说法），前者一个字符表示一个音节，比如日语；后者一个字母保持同一种书写形式而不包括具体发音，比如阿拉伯语。

[17] Iravatham Mahadevan，‘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Indus Script？ Neti Neti（“Not This Nor That”）’，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vii（1989），p. 9.

[18] Steven Christopher Bonta，‘Topics in the Study of the Indus Valley Script’，MA thesis，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Brigham Young University，Provo，Utah，1996.

[19]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p. 69.

[20]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p. 82.

[21]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p. 83.

[22] Mahadevan，‘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Indus Script？’，p. 11.

[23] 语言系属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大家大多听过“四大语系”的说法，汉语就属于汉藏语系，大致层级结构为语系—语族—语支—（亚语支）—语言。但是，自然语言的起源、演化关系和分类方法自概念提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面临诸多争议。目前国际上主要采用《民族语》（Ethnologue）体系，本书关于语系、语族的分类也主要参照这一体系。需要注意的是，《民族语》体系也是一个非完全定型的体系，许多学者对语系、语族、语支的划分依据持不同看法，由此产生了不同的“亚体系”。

[24] 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雅利安语支，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旁遮普语等都属于这一语支。

[25] 达罗毗荼语系是《民族语》中所列的语言种类最多的15个语系之一。

[26] 南亚语系—蒙达语族，一个体量较小的语族，主要在印度的中部和东部及孟加拉国使用。南亚语系旧称孟—高棉语系，或译澳亚语系，越南语、高棉语、孟语等都属于这一语系。

[27] 汉藏语系—藏缅语支。藏缅语支是分布于中国西南部、印度东北部、尼泊尔、巴基斯坦、不丹、缅甸、泰国、越南等地的一组语言，包括藏语、缅甸语、彝语等。

[28] 基语言（substratum）指的是某一地域范围内原本存在，后被入侵语言取代、但同时也对入侵语言产生影响的语言，在入侵语言确立主导地位后，基语言可能在当地消亡，或者成为当地的“方言”，但在其他未被入侵语言影响的地区可能仍旧保有主要地位。

[29]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42.

[30]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p. 165.

[31] 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的主人公，主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

[32] 即黑天，主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

[33] 即象头神，主神湿婆的儿子。

[34] “Indira”是吉祥天女的别名，意味“繁荣”“美丽”“幸运”。

[35] 即吉祥天女，主神毗湿奴的妻子。

[36] 仙人婆私吒之妻，代表金星和大熊星座中的开阳增一。

[37] Quoted in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p. 181. 转引自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第181页。

[38] “Mrigasirsa”，意为“鹿的头”，是吠陀天文学中的一个星座名称。

[39] 星群即“asterism”，指一小组星星，或一个小星座。

[40] Iravatham Mahadevan，“An Encyclopedia of the Indus Script”，The Book Review，19.（1995），p. 11.

[41] Interview with Iravatham Mahadevan，section 12，available at www.harappa.com.

[42]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p. 278.

第11章 印度教的印度河起源？

在一些印度河印章和许多印度河字板上都描绘了鳄鱼的形象。这并不奇怪，因为恒河鳄（gharial）这种以鱼类为食的鳄鱼是印度次大陆的原生物种。甚至某些时候，图像里的恒河鳄嘴中有表示“鱼”的符号（说明这个符号有时候就表达了最直白的象形含义）。令人困惑的是一片成熟期陶片上的图画。此陶片出土于信德的阿姆利，上面画着两条鳄鱼和一个鱼符号，其中一条鳄鱼的图像（另一条的图像已经残缺了）没有后腿，取而代之的是一根从鳄鱼身体后部突出的、看上去像棍子的东西，与鳄鱼的身体成直角，将鳄鱼的图案与画面中心连接起来。

在解释这个图像时，帕尔波拉将其与古吉拉特南部一种特殊的鳄鱼崇拜进行了颇有道理的关联。有两位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对这种民间信仰进行了记录，当时还有差不多50个村子保留着这一习俗，但现在已经迅速衰微了。帕尔波拉这样描述此种崇拜仪式：

四面或者八面的鳄鱼像，通常是一对，由木头雕成，安在木杆上。安装庆典是为了庆祝这对鳄鱼结婚，人们在鳄鱼像上涂抹朱红色香膏[1]礼敬它们，贡品为鸡或者羊，以及牛奶或酒，之后参加庆典的人会食用它们。雄性鳄鱼旁边可能还伴有一个“林伽”样的木柱，而一对鳄鱼有时候也以单只双头鳄鱼像代替。[2]

人们供奉鳄鱼神，所求的无非是一个印度村庄通常祈求的恩赐：保佑女性多子多孙，希望母牛多产奶、多生小牛，以及抵抗干旱、疾病和巫术的侵袭。

这些古吉拉特村民都是印度教徒，践行的是被称为“乡村印度教”的宗教传统。一般而言，“乡村印度教”中必有一位母神，她是村庄的守护神，她的配偶或仆从以公牛或水牛为象征，人们供奉她的陶像或石像，并敬拜居有神灵的圣树。相同的习俗很可能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在古吉拉特村落里流行了，因为公牛、水牛、鱼、孔雀、无花果树——特别是菩提树和印度榕树——都是印度河彩陶上的重要图案，这些彩陶在印度河文明的早期和成熟期均有生产。我们都知道，始自马歇尔的所有印度河文明的早期发掘者都在印度河文明中感觉到印度教的某种源头，接下来的几乎所有研究者也都是这么认为的。恰克拉巴蒂写道：“[我]并不是说印度河文明时期就存在现代形式的印度教，而是认为印度教信仰体系中的某些主要元素已经出现在已有的印度河文明发现中了。在印度河文明中，有可能追溯出其后印度宗教的部分主要元素，特别是在信仰崇拜方面，例如女神崇拜、对树的崇拜以及对某些动物的崇拜，等等。”[3]但印度河文明，特别是其城市文明中，究竟有哪些方面可以合理认为是“印度教的”，还并不怎么明确。

图48 阿姆利出土的绘有鳄鱼的陶片，看上去描绘了一种从印度河文明成熟期延续至今的鳄鱼崇拜

有很多东西确确实实从印度河文明时期延续到现在，例如卍字符；再例如印度教女性会在头顶头发的分缝中抹上名为“sindoor”的朱红色糊膏表示已婚，许多印度河女性小雕像上也已经出现了这种痕迹；还有，印度教仪式中用来分发牛奶和水的酒器，就是印度河文明中经过装饰的中空海螺壳（Turbinella pyrum）；甚至“lota”，就是如厕后用来洗手的那种小水壶，在印度河文明的洗手间里也很常见。另一个并不确定但很有可能由印度河文明流传下来的就是阴茎崇拜。在马歇尔认为可能代表“阴茎”的无数石制物品中，至少有一个绝对是阴茎；在摩亨佐—达罗和强胡—达罗出土了数件明显突出阴茎的小雕像；卡利班甘出土了一个小的陶器，与现在典型的湿婆“林伽”及其底座的形状十分相似。除此之外，还能轻松地举出现代印度教中与印度河印章图案相似的成分，比如对菩提树上的神明（可能是女神）的崇拜，出现在许多人物形象上的瑜伽姿势，还有“湿婆原型”的描绘——无论人们对这个戴角冠、做出瑜伽体式的人物形象的准确身份到底有什么样的疑虑。

图49 哈拉帕出土的有五个卍字符的陶板（上图）。卍字符是印度河艺术中常见的图案，在印度历史中从未断绝，比如这扇雕花石窗（下图），来自公元9世纪南印度一个印度教神庙，上面的图案就是卍字符和莲花

图50 卍字符出现在古吉拉特当代的一所房屋的雕花木立柱上

图51 这个陶制的印度河小物件出土于卡利班甘，与现在的湿婆林伽很相似。林伽是一种用于礼敬湿婆的器物，代表湿婆的阴茎。这是个巧合，还是印度教来源于印度河文明的证据？

另一方面，尽管印度河城市对河流、水以及可能的“仪式纯洁”[4]多有关注，但印度教中十分重要的、与降雨和河流有关的特殊仪式，却并没有在印度河印章上的图像里出现。印度河印章上也没有猴子的形象，而印度教绘画和雕塑中，神猴哈奴曼的形象广为流传。尽管眼镜蛇在印度教神话中有重要地位，弄蛇术中也常有它的身影，但蛇的形象同样不见于印度河印章（但偶尔出现在陶版上）。此外，印章上和现有的考古发现都证实，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公牛，而非印度教奉为至宝的奶牛，是神圣的动物：印章上多次出现公牛，但从没有出现过奶牛的图案；而且从印度河“火祭坛”中发现的奶牛遗骨判断，当时奶牛很明显是祭品。人死后，印度河文明基本上进行土葬而不是火化，这又与印度教经典习俗有明显的矛盾。

类似的比较引发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印度教由什么界定？是种族，社会习俗，宗教仪式，神话传说，神学理论，还是这些都算？“印度”（Hindu）这个词最早是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宗教概念，是大约公元前515年波斯的大流士王占领印度河谷时第一次使用的：这个词来自梵文“sindhu”，意思是“河流”，特指印度河。波斯人漏掉了“s”，以“hindu”表示“与印度河地区有关的”这个含义，这个地区就是现在的信德。在托勒密于公元2世纪绘制的那幅相当领先的世界地图上，从西方到印度的路径被标记为“Indiostena regio”，即“印度斯坦之地”（region of Hindustan）的拉丁语。此后，在公元8世纪占领信德地区的阿拉伯人逐渐延展了这个词的内涵，用“Hindustan”指称印度次大陆北部。

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内，大部分印度人（Indians）——除了佛教徒和耆那教徒——依自己的种姓或教派确定自己的身份。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是一位研究穆斯林统治前印度史的权威学者，她认为：“把所有的种姓人（caste）、无种姓人（non-caste）和教派都收拢在印度教徒这样一个标签下，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是很奇怪的，某些人甚至会觉得很反感，因为这样就把婆罗门、首陀罗还有不可接触者变成了‘印度教徒’这个宗教共同体中平等的成员。这对次大陆存在的各个宗教而言都是没有先例的。”[5]直到第二个千年，“Hindu”这个词才终于发展出现在的含义，即对一个宗教群体的群体性称呼。这一含义最早出现在14世纪，但当时使用得还并不频繁；《牛津英语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这一义项最早出现在1655年，引用了一个造访过莫卧儿宫廷的英国旅行作家的作品：“印度斯坦住民往昔多为异教徒，总呼为印度教徒。”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从17世纪起，英国人开始用“Hindu”（或“Hindoo”）这个词指称次大陆所有居民；18世纪晚期，他们将这个词发展为“印度教”（Hindooism）这个对宗教的称呼。到19世纪前，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反对殖民主义、但又希望把自己与穆斯林区别开的印度人，都用“Hinduism”（印度教）统称除佛教、耆那教、锡克教之外的所有印度本土宗教。20世纪20年代，人们构建了“hindutva”（印度性）这个词（“tva”是一个梵语词缀）来表示“印度教身份认同”，它首次出现于V. D.萨瓦卡（V. D. Savarkar）所著的一本小册子中。这本书名为《印度性：谁是印度教徒？》（Hindutva：Who is Hindu？），首次出版于1923年，现在已经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奉为圭臬。然而，如同帕尔波拉所写的那样，“有些印度人反对用一个外语词汇称呼他们的宗教，而偏好用‘sanatana dharma’这个梵语词，意为‘永恒的法则或真理’，尽管古代文献中从没有用这个表述指称宗教系统”——连最古老的吠陀文献也是如此。[6]

这样的反对声提醒我们，以上历史背景确实是有用的，但完全忽视了印度教体系内各种不同的信仰传统——或者说教派的基础，比如湿婆派（对湿婆的崇拜）和毗湿奴派（对毗湿奴的崇拜）。每一个传统都有其自身的神学体系和宗教仪式，印度教徒中不同信仰传统的区别可能就像基督徒眼中天主教和新教的差别那样大。这些“经典”的信仰传统最早出现的时间要大大晚于吠陀时期，大约是在印度教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形成的时候，即公元前300年左右。但是，许多“经典”的神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吠陀教的“万神殿”传统。

吠陀教主神被称为“提婆”（deva），“闪耀的存在”。他们大多与天空、天界（heaven）有关，而不是土地、动物和丰饶的奥秘。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后面的这些属于“重农耕”的印度教的领域。吠陀教天父“Dyaus Pitar”[7]（特尤斯，相当于希腊神话里的宙斯或者罗马神话里的朱庇特）和地母的结合成为《梨俱吠陀》中最早的创世神话。但我们对特尤斯知之甚少，他的位置被守卫神圣法则和宇宙秩序（rita）的伐楼那取代了。伐楼那生有千目，时刻监查恶行，是吠陀神祇中行事永远合乎道德的神灵之一。但伐楼那又被生主（Prajapati）取代；生主化身为“原人”，众神以其为祭品行祭祀，由“原人”身体诸部位生出包括四种姓在内的有情世间。[8]其他的神祇还有正直（integrity）与友谊之神密多罗[9]，他是伐楼那的对偶神；太阳神苏利耶；火神阿耆尼，他食用贡品，并以此将人间的贡品传达给其他神灵；苏摩，这个词既可以指这位神灵，也可以指永生的神药苏摩酒（之前已经有所讨论）；死后则有死神阎魔（Yama），执掌亡者的灵魂。还有一些重要的女神，比如大地女神，曙光神乌莎（Ushas）以及语言之神瓦珂（Vac）。然而，最重要的神灵是战神、气候之神因陀罗[10]，他功绩卓著，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和北欧神话中的雷神索尔颇有类似。因陀罗用雷杵击杀了恶魔弗栗多，释放了生命的水源[11]；在大祭司（high priest）[12]的帮助下，他击败了另一个恶魔，解救了太阳（这也许是一次日食的记载）。他还摧毁了敌人“达萨”的堡垒（惠勒曾引用过）。一只神鹰将他驮去天宫（heaven），他为神和人取回了苏摩酒。在喧闹的酒宴上，他常常痛饮苏摩酒至醺然大醉。

在《梨俱吠陀》第一次出现的许多神灵，比如伐楼那、苏利耶、阿耆尼、阎魔和因陀罗，也被传统印度教继承，不过与吠陀教相比，他们在印度教中的重要性各有不同。但是，印度教中两个最重要的神祇——湿婆和毗湿奴，在吠陀教“万神殿”中几乎没有踪迹。实际上，湿婆的名字并没有出现过。印度—雅利安研究专家托马斯·特劳特曼（Thomas Trautmann）认为，吠陀典籍中的暴雨神楼陀罗[13]（Rudra）“是一个性格暴躁多变的神灵，与其说是供奉这个神灵，不如说是要平息他的怒火，此后它融入了其他的概念，形成印度教中湿婆神的形象”。毗湿奴的名字倒是出现了，但不过“是个侏儒，他三步跨越天地，为神灵赢得了地、空和天，并将恶魔们放逐到地下世界”。[14]确切地说，只有少数几个吠陀神成为印度教中的主要神灵，而吠陀教主神中，只有太阳神苏利耶还在之后的印度教艺术中保有较为核心的位置，即君王神（dynastic deity）。客观地讲，尽管现在的印度教徒对四吠陀崇敬有加，吠陀神和当代印度教诸神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关联。

图52 “毗湿奴化身为摩蹉鱼，杀死了恶魔Shankhasura[15]，救回四吠陀”，绘制于约1760年

半个多世纪前，杰出的印度学家路易·勒努（Louis Renou）就意识到，“吠陀教对印度教的影响，特别是在印度教崇拜活动和阐释（speculation）方面，并不是很大；在神话上的影响相对大一些，但处处都经过了深刻的重建。就算有些地方可以说是体现了延续性，比如楼陀罗—湿婆，其间的不同也远比相似之处更突出”。[16]

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马上引出了一个问题：“传统”印度教中这些非吠陀的元素是从哪里来的？其中很多元素应当是在吠陀时期之后到《摩诃婆罗多》“定本”[17]可能的成书年代（公元4世纪左右）这个时间段内发展出来的，或从本土宗教崇拜（比如古吉拉特的鳄鱼崇拜）中吸收的。但勒努认为，有一些元素应当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文明时期：“如果印度河印章和小雕像体现出来的宗教形式，与印度次大陆的宗教形式有某些久远的联系的话，那么它与印度教的宗教形式的相似程度要大于与吠陀教的相似程度。尽管我们只能推测，但这里所说的这种印度教，一定在吠陀时期，甚至可能在更早时期就已经存在了。”[18]

如果勒努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传统”印度教的起源最可能既存在于印度河文明中，也存在于吠陀文化中。吠陀文化独立发展形成，与印度河文明的差异相当大。但在公元前两千纪，就是印度河文明衰落、印度—雅利安人迁徙的时期，这两种完全不相关的文明的习俗、仪式和神话可能发生了混杂与融合，形成了“传统”印度教的基础，现代的印度教无疑是从“传统”印度教发展而来的。

在《梨俱吠陀》的文本中就体现了印度河文明与吠陀文化有多么不同。《梨俱吠陀》中，只有几次提到了村落，但完全没有提及村镇和城市；里面提到了纺织和皮革制品的工艺，但没有一字提到砖块制造和首饰制作；偶尔有几次提到了铁（印度河文明并不知道铁的存在），但冶金和采矿方面的事情只字未提；也有几处提到了远行，甚至是小舟和大船（不过大船可能是种隐喻），但是商人和贸易——无论是长途还是短途的，则完全没有记载，更不要说度量衡系统了。除此之外，在《梨俱吠陀》关于战争和祭祀的描写中，出现了防御性的盔甲以及马匹；而如我们所知，印度河文明目前还没有发现铠甲或战争的证据，马匹也没有出现。基本可以肯定，《梨俱吠陀》的绝大部分内容与祭祀、仪式和神祇有关，它们大多有名称，并且多次描绘自然环境和自然现象、创世、女性、动物（特别是牛和马）、放牧、战车、战争和死亡。

以上的分类比较，不论其他，多多少少能证明“印度河文明是吠陀文明的起源”或者全然相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毕竟，如果是前者，那么如何解释一个文明由大型砖砌城市建筑发展到完全没有建筑的境地？如果是后者，那么一个文明又怎么从极重视征战发展到铠甲、马匹全无踪影的地步？如果是吠陀文明发展出了印度河文明，并在此后产生了“传统”印度教，那么奶牛就会先从神圣的变成世俗的、再变成神圣的动物。马歇尔第一个这样写道：“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审视这两个文明，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共有的源头，或者找到一个比这个理论更能解释二者迥异特质的假设：吠陀文明在二者中出现更晚，而且是独立产生的。”[19]

这并不是说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化就与吠陀时期的完全不同。举个例子，印度河先民好赌。目前出土了很多印度河文明的黏土制棋盘，还有用普通的芦苇、螺壳、黏土和石头块制成的骰子，还有每个面上都刻有圆圈的象牙筹。吠陀时期的人们喜欢赌博，在《梨俱吠陀》中就有对赌博场景的描写。扣人心弦的《赌徒忏悔录》篇的第七颂和第八颂中这样写道（采用温蒂·多尼格·奥弗莱厄蒂[20]的翻译）[21]：

骰子行诱骗，譬如钩与鞭；

欺诈复奴役，沉溺游戏中。

如稚童送礼，收回返赢家；

糖衣裹蜂蜜，赌徒难相抵。

骰子队游戏，三队各五十；

如提婆莎维[掌管太阳东升西落的神]，规律不可移。

纵遇神大怒，亦不示屈服；

国王前来此，亦要敬骰子。[22]

此外，吠陀时期人们可能居住在小的定居点内，进行一定程度的农业劳作（《梨俱吠陀》中有几次提到犁），雇用木匠和铁匠制造和维修他们有轮的战车，用珍贵的首饰打扮女性，并支持商贩们在村子间往来。但是，除了吠陀时期人们口传的文本以外，这些物件和活动并没有持久到（也没有多到）足够留下什么今天还能找到的痕迹，至少考古学家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无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多么希望吠陀文明与印度河文明间有明显的相似性，仍然没有任何人可以解释，吠陀文献中在世俗问题上如此寡言少语，如何能将四吠陀中描述的社会和印度河文明的物质文化结合起来。

图53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游戏棋子，表明印度河文明时期赌博或许是家常便饭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教的起源又是何种样貌？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错综复杂的”。就我们所知，印度河文明也并不是自成体系的；它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吠陀文明或许也是这样；它从次大陆本地的达罗毗荼语中吸收词汇，同时也可能吸收了达罗毗荼宗教的元素。帕尔波拉一生致力于通过创造性地研究语言、文字、艺术和留存至今的习俗，梳理分析这些不同的影响。他这样论述道：

历史上的南亚地区保留了哈拉帕文明[即印度河文明]，这样期待是合理的。晚期哈拉帕居民的人数要比说印度—雅利安语的移民多。随着通婚和能使用两种语言的人的增多，这两个主要人口群体的融合进行了数个世纪。新移民需要与多数人口打交道，使得本地的首领和祭祀有机会以中间人的身份活动，并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23]

印度河考古遗迹数目繁多、历历可观——但印度河先民始终保持沉默。吠陀文明声韵浩大、情感充沛——但仅仅存在于书页上。“湿婆原型”将一直是现代印度教中某个神祇最引人注意但又无法证实的印度河文明先祖，直到印度河字符得到解读的那一天。

[1] 这种朱红色香膏在印度的各种宗教仪式中均有应用，表示礼敬、祝福。印度教婚礼上新娘脚底和手心涂的红色也来自这种膏状物。

[2] Asko Parpola，‘Indus Civilisation’，in Brill’s Encyclopaedia of Hinduism，ed. Knut A. Jacobsen，Vol. iv（Leiden，2012），p. 9.

[3] Dilip K. Chakrabarti，ed.，Indus Civilization Sites in India：New Discoveries（Mumbai，2004），p. 20.

[4] 与前文提到的“宗教不洁”相对，也来自宗教洁净观。

[5] Romila Thapar，Early India：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London，2002），p. 439.

[6] Asko Parpola，The Roots of Hinduism：The Early Aryans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New York，2015），p. 3.

[7] “Dyaus”一译特尤斯，与宙斯（Zeus）同源；“Pitar”意为“父亲”，梵语以及同属印度伊朗语族的波斯语里“pitar”也是“爸爸”的意思，印地语中的“父亲”（pitashri）可能也来源于此。

[8] 此处参考了《梨俱吠陀》的英文翻译和巫白慧的《＜梨俱吠陀＞神曲选》中的《原人歌》，可见R. T. H. Griffith：Hymns of the Rigveda：Translated with A Popular Commentary，2nd ed.，Vol. 2 of 2，Benares：E. J. Lazarus and Co.，1897及巫白慧：《＜梨俱吠陀＞神曲选》，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9] “mitra”在梵语里的本义之一就是“朋友”，现在印地语中这个词也有“密友”的含义。

[10] 因陀罗在吠陀中多为雷神。

[11] 《梨俱吠陀》里的描写是让河流充盈，即打雷下雨。

[12] 此处应指婆罗门仙人。

[13] 巫白慧翻译为鲁陀罗，“荒神”。

[14] Thomas R. Trautmann，India：Brief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New York，2011），p. 33.

[15] “shankh”本身是“贝壳”的意思，“Shankhasura”就是名为贝壳的阿修罗。毗湿奴确实曾化身为鱼，杀阿修罗、夺回四吠陀，但那个阿修罗名为马颈（Hayagrīva）。可能是具体故事或版本不同造成了这一差别。

[16] Louis Renou，Religions of Ancient India（London，1953），p. 47.

[17] 严格来讲，《摩诃婆罗多》并没有一个定本，目前可见的数种梵语本长度各有差异，但基本内容差不多。根据《摩诃婆罗多》中的叙述，学者们普遍认同，这部史诗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八千八百颂的《胜利之歌》，二万四千颂的《婆罗多》和十万颂的《摩诃婆罗多》，目前可见的就是最后的这个“十万颂”的版本。

[18] Louis Renou，Religions of Ancient India（London，1953），p. 3.

[19]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112.

[20] 即Wendy Doniger O’Flaherty，美国印度学家，主攻梵语和印度写本传统。

[21] 此处同时还参考了巫白慧《＜梨俱吠陀＞神曲选》中的翻译。

[22] The Rig Veda，trans. Wendy Doniger O’Flaherty（London，1981），p. 240.

[23] Parpola，‘Indus Civilisation’，p. 9.

第12章 印度河文明的遗产

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饱含怀念地写下他于1931年和1936年亲历印度河文明的感受：

我站在摩亨佐—达罗，这个位于西北印度的印度河谷中的城市；我站在一处圆丘上，环绕在我周围的是这座据称历史超过五千年的古城的房屋与街巷……[我]为自己的这个认识感到惊讶：居然有一个文明，能够像这样延续了五六千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且并不是死板的、一成不变的，因为印度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进步。在此后的历史中，她与波斯人、埃及人、希腊人、中国人、阿拉伯人、中亚人、地中海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尽管她影响了他们，也被他们所影响，她的文化根基却一直有足够的能力存续至今。这种力量的法宝是什么？它来自何方？……令人诧异的是，她的主体是世俗文明，尽管存在宗教元素，但绝非主流……[在]印度历史的黎明时分，她表现得并不像个号啕大哭的婴孩，而已经在许多方面足够成熟。她没有无视生存之道，没有沉溺于浮华而虚幻的超自然世界，而在生活的艺术与便利上有了可观的技术进步，不仅创造出美丽的艺术品，还有实用的、更贴近现代文明典型标志的事物——优良的浴池和排水系统。[1]

这本书出版于1946年，次年，尼赫鲁当选为印度总理。尽管在政治上，他明显是个民族主义者，但在理智和情感上，他尊重印度河文明的国际主义、世俗主义、技术和现代性，并被深深吸引。

与之相反，尼赫鲁的政治对手、巴基斯坦的“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从未造访过摩亨佐—达罗，也没有对印度河文明的重要性做出任何评价；连尼赫鲁的导师、印度伟大的民族主义领袖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也没有。真纳的沉默之所以令人不解，是因为印度河谷就在巴基斯坦境内，而且更重要的是真纳本人就出生在信德省的卡拉奇，离摩亨佐—达罗并不远。至于甘地的无动于衷就更令人困惑了，不仅仅因为他出生在古吉拉特的苏拉什特拉，也是印度河的住民，还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他肯定也意识到印度河文明可能是印度教的源头，更何况它的运转并不依赖于军队暴力。然而，在《圣雄甘地作品集》这部有百卷之数的巨著中，甘地未曾留下对印度河文明只言片语的评价。唯一一条可算得上沾边的，是他与自己的秘书于1938年造访塔克西拉遗址时留下的话。塔克西拉遗址位于旁遮普北部，也是由马歇尔主持发掘的。圣雄的秘书记下了这句令人动容的话；当塔克西拉考古博物馆的导引员向圣雄介绍一对沉甸甸的银脚镯时，“甘地先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与我妈妈曾经戴过的一模一样。’”[2]

不夸张地说，尼赫鲁的热情与真纳和甘地的冷淡，恰恰代表了次大陆政治独立后这数十年来，人们对印度河文明的不同态度。自从20世纪20年代被英国人和印度本地人发现，印度河文明就引发了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的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最热忱的兴趣，他们在考古发掘和文明解读上起带头作用。但这种兴趣来自国际，而非印度内部。这些外国学者们多次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考古学家合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仅限两国少数几位杰出个例，例如拉菲克·蒙兀儿和伊尔凡陀·马哈德万。进一步了解印度河文明的推动力始终来自国外，而非巴基斯坦或印度自发。

当然，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之一是，1947年印巴分治后，边界问题一直引发政治紧张，造成了研究领域在物理空间和学术上的割裂。而雪上加霜的是，印巴两国面对这个问题也各有心结。对大部分巴基斯坦人来说，他们看上去并没有把印度河文明看作自己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巴基斯坦某一面值的纸币上[3]出现了摩亨佐—达罗遗址的形象），某种程度上，就像现代的埃及人并不真的与古埃及文化有多么深的牵扯。另一方面，包括甘地在内的大部分印度人更愿意关注吠陀文化，关注印度—雅利安人以及之后产生的印度教文化的史诗[4]。因此，考古学家恰克拉巴蒂才会在其2004年出版的学术文集《印度的印度河文明遗址：新发现》（Indus Civilization Sites in India：New Discoveries）中，发出这样的哀叹：

如果以印度中小学和大学的历史课本为依据，那么印度河文明在这个国家的历史意识中可以说无足轻重。它在课表中毫不重要，关于它的介绍也杂乱得令人绝望，这就是印度学界对印度河文明的典型学术态度。然而，这个公元前三千纪青铜时代最大的文明，理应获得远超目前情形的集中关注；它深深地扎根于印度次大陆，并在印度形成如今模样的过程中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仍待破解的印度河文字使我们无法在当下对其进行解读和讨论，但已发掘出的文物足以佐证这个文明如何兴起，如何繁荣，如何衰落，并最终成为整个次大陆文化潮流的一部分。[5]

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印度人不会对这一呼喊充耳不闻。他们可以像尼赫鲁那样，正当而合理地为这个事实感到骄傲：如同古苏美尔和古埃及的文化一样，对于次大陆来说，印度河文明本质上就是本土的。

尽管如此，印度河文明还远谈不上“失落”。如同约翰·马歇尔在1924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宣告的那样，也正如肯尼思·克拉克在1969年的《文明》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的那样，印度河文明坐落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但它却是属于全世界的。1980年，摩亨佐—达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遗址名录。时至今日，它那些悬而未解、扑朔迷离的谜题依旧吸引着全世界对文明起源感兴趣的人。就我个人而言，最感兴趣的还是它如何在近半个千年的时间里，保持卓越的艺术、成熟的技术、繁荣的经济与社会平均、政治自由和宗教节制的成功结合。如果进一步的调查能让这幅引人入胜的画面更加精准地展现出来，那么印度河文明也可以成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之兆。

[1] Jawaharlal Nehru，The Discovery of India（London，1946），pp. 30，47，49.

[2] Pyarelal，Mahatma Gandhi，Vol. i：The Early Phase（Ahmedabad，1965），p. 192.

[3] 巴基斯坦最新版20卢比的纸币背面图案即为摩亨佐—达罗遗址，此版20卢比纸币从2008年3月22日起开始流通。

[4] 此处指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5] Dilip K. Chakrabarti，ed.，Indus Civilization Sites in India：New Discoveries（Mumbai，2004），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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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website about the Indus civilization is www.harappa.com

（最好的介绍印度河文明的网站是 www.harappa.com。）

致谢

本书作者感谢瑞艾克绅出版社（Reaktion Books）的本·海斯（Ben Hayes）提供本书创意，并感谢艾梅·塞尔比优秀的编辑工作。

图片提供鸣谢

本书作者及出版社希望在此表示对以下单位或个人的由衷谢意，感谢他们提供本书中插图并/或允许复制图片。下面还列出了部分艺术品的收藏地点。

© The Alkazi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y：p. 33；© Sebastian Ballard：pp. 13，90（after Rita P. Wright），166；©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pp. 69，178；drawing by Rolf Bunse，after W. Powell：p. 102；Jean-Marie Casal：p. 173；drawings by Ute Franke：pp. 123，127；Georg Helmes：p. 182；courtesy of Michael Jansen：pp. 12，26，37，177；© Catherine Jarrige：pp. 43，120-121；© J. M. Kenoyer/www.harappa.com，courtesy of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s，Government of Pakistan：pp. 70，86，87，94，113，129；from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3 vols（London，1931）：pp. 10，28，51，58，67，68，73，75，115，119，133；Horace Murray，U. S. Army：p. 136；NASA：p. 22；photos courtesy of Asko Parpola：pp. 16，30，57，81，83，93，96，97，108，123，127（top），155，156，162，163，169；V. S. Pramar：p. 175；from 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Archaeology：Theories，Methods and Practice（London，1991）：p. 39；Viktor Sarianidi：p. 142；drawing by Bryan Sentance：p. 174；The Wellcome Library，London：p. 14（top）.

The Wellcome Library，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4（top），has published it online under conditions imposed by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omrogues，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4（bottom），has published it online under conditions imposed by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2.0 Generic license；Saqib Qayyum，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p. 48-49，Muhammad Bin Naveed，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54，Vidishaprakash，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60，Asim Patel，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88，and Soban，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139，have published these online under conditions imposed by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 Unported license；Wikipedia Loves Art at the Brooklyn Museum，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e image on p. 80，has published it online under conditions imposed by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2.0 Generic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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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译名对照

爱琴海　Aegean Sea

阿富汗　Afghanistan

非洲　Africa

玛瑙　agate

阿耆尼（印度教火神）　Agni

艾哈迈达巴德　Ahmedabad

阿卡德　Akkad

阿卡德语（文字）　Akkadian（script）

阿拉姆吉普尔　Alamgirpur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真主之堤”　Allah Bund

安拉阿巴德　Allahabad

阿拉迪努　Allahdino

拼音文字　alphabetic scripts

阿尔丁丘　Altyn Depe

阿姆利　Amri

安纳托利亚　Anatolia

羚羊　antelopes

阿拉伯半岛　Arabia

阿拉伯海　Arabian Sea

阿拉瓦利山脉　Aravalli hills

印度考古调查局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政事论》　Arthasastra

雅利安人与印度—雅利安人　Aryans and Indo-Aryans

阿什莫林博物馆（牛津）　Ashmolean Museum（Oxford）

阿育王（孔雀王朝）　Asoka（Maurya）

野原牛　aurochs bulls

巴比伦（或古巴比伦、巴比伦尼亚）　Babylonia

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古文明体（缩写为BMAC）　Bactria and 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BMAC）

巴林　Bahrain

巴拉科特　Balakot

俾路支　Baluchistan

巴纳瓦里　Banawali

拉赫达斯·班纳吉　Banerji，Rakhal Das

大麦　barley

A. L. 巴沙姆　Basham，A. L.

豆子　beans

孟加拉（地区）　Bengal

帕格万普尔　Bhagwanpura

提婆达多·罗摩克里希纳·班达卡　Bhandarkar，Devadatta Ramakrishna

比哈尔邦　Bihar

野牛　bison

沥青　bitumen

波伦山口　Bolan Pass

史蒂文·邦塔　Bonta，Steven

梵天（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　Brahma（Hindu god）

婆罗米（字体）　Brahmi（script）

婆罗门　Brahmins

布拉灰语　Brahui（language）

英国　Britain

大英博物馆（伦敦）　British Museum（London）

青铜　bronze

佛陀　Buddha

佛教　Buddhism

水牛　buffaloes

葬俗　burial practices

布鲁夏斯基语　Burushaski（language）

沿海贸易　cabotage

罗伯特·嘉威尔　Caldwell，Robert

光玉髓　carnelian

种姓　caste

迪利普·恰克拉巴蒂　Chakrabarti，Dilip

玉髓　chalcedony

强胡—达罗　Chanhudaro

角岩　chert

“堡垒”　‘citadels’

肯尼思·克拉克　Clark，Kenneth

马尔科姆·乔治·克拉克　Clerk，Malcolm George

埃里克·克莱因　Cline，Eric

迈克尔·科　Coe，Michael

铜　copper

奶牛　cows

火化　cremation

楔形文字　cuneiform scripts

亚历山大·坎宁安　Cunningham，Alexander

寇松勋爵　Curzon，Lord

达伊马巴德　Daimabad

乔治·戴尔斯　Dales，George

多瑙河　Danube river

大流士王　Darius the Great

达萨　Dasas

椰枣　dates

森林采伐　deforestation

约翰·德范克　DeFrancis，John

德拉瓦尔　Derawar

法，法则　dharma

多拉维腊　Dholavira

迪尔蒙　Dilmun

“码头”　‘dockyard’

温蒂·多尼格·奥弗莱厄蒂　Doniger O’Flaherty，Wendy

达罗毗荼（语系）　Dravidian（languages）

埃及象形文字　Egyptian hieroglyphs

埃兰　Elam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river

布莱恩·费根　Fagan，Brian

彩陶　faience

法伊拉卡岛　Failaka

瓦尔特·费尔瑟韦斯　Fairservis，Walter

史蒂夫·法默　Farmer，Steve

小雕像，小塑像　figurines

“火祭坛”　‘fire altars’

路易·弗朗　Flam，Louis

燧石　flint

C. J. 加德　Gadd，C. J.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圣雄甘地）　Gandhi，Mohandas Karamchand（Mahatma）

恒河　Ganges river

甘维里瓦拉　Ganweriwala

克格尔—哈克拉河　Ghaggar-Hakra river

恒河鳄　gharials

戈努尔　Gonur

谷仓（哈拉帕）　Granary（Harappa）

大浴池（摩亨焦达罗）　Great Bath（Mohenjodaro）

古阿巴　Guabba

古地亚　Gudea

古吉拉特（邦）　Gujarat

古姆拉　Gumla

S. P. 笈多　Gupta，S. P.

石膏　gypsum

汉谟拉比　Hammurabi

哈奴曼（印度教神祇）　Hanuman（Hindu god）

哈拉帕　Harappa

哈里亚纳邦　Haryana

大麻　hemp

亨利·埃拉　Heras，Henry

索尔·海尔达尔　Heyerdahl，Thor

喜马拉雅山脉　Himalaya mountains

印度教民族主义　Hindu nationalism

印度教　Hinduism

印度斯坦　Hindustan

印度性　hindutva

赫梯象形文字　Hittite hieroglyphs

胡拉斯　Hulas

人祭　human sacrifice

香　incense

印欧（语系）　Indo-European（languages）

因陀罗（印度教神祇）　Indra（Hindu god）

印度河文明　Indus civilization

农业　agriculture

建筑　architecture

工艺美术　arts and crafts

船只　boats and ships

葬俗　burial practices

气候　climate

时期　dating

衰落与消失　decline and disappearance

发现　discovery

下水道与卫生系统　drainage and sanitation

地理环境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语言　language

遗产　legacy

地图　map

宗教　religion

文字　script

社会　society

贸易　trade

水的供给　water supply

印度河　Indus river

伊拉克　Iraq

耆那教　Jainism

迈克尔·詹森　Jansen，Michael

日本　Japan

卡特琳·雅里热　Jarrige，Catherine

让·弗朗索瓦·雅里热　Jarrige，Jean-François

碧玉　jasper

珠宝　jewellery

N. 杰哈　Jha，N.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Jinnah，Muhammed Ali

大枣　jujube

黄麻　jute

卡利班甘　Kalibangan

卡拉奇　Karachi

肯尼思·A.R.肯尼迪　Kennedy，Kenneth A. R.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　Kenoyer，Jonathan Mark

肯帕德　Khambat

佉卢文（字体）　Kharosthi（script）

詹姆斯·金尼尔·威尔逊　Kinnier Wilson，James

基什　Kish

刀与矛　knives and spears

尤里·克诺罗佐夫　Knorozov，Yuri

果德迪吉　Kot Diji

昆塔西　Kuntasi

库鲁克语　Kurukh（language）

卡奇（地区）　Kutch

拉格什　Lagash

青金石　lapis lazuli

皮革　leather

兵豆　lentils

黎凡特　Levant

詹姆斯·刘易斯　Lewis，James

亚麻　linen

“林伽”　lingam

狮子　lions

织布机　looms

洛塔尔　Lothal

卢浮宫（巴黎）　Louvre（Paris）

简·麦金托什　McIntosh，Jane

欧内斯特·麦凯　Mackay，Ernest

美根　Magan

《摩诃婆罗多》（印度两大史诗之一）　Mahabharata，The

伊尔凡陀·马哈德万　Mahadevan，Iravatham

马哈拉施特拉邦　Maharashtra

莫克兰（海岸）　Makran

马尔托语　Malto（language）

门杰尔湖　Manchar lake

约翰·马歇尔　Marshall，John

查尔斯·马森　Masson，Charles

玛雅字符　Mayan glyphs

理查德·梅多　Meadow，Richard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梅赫尔格尔　Mehrgarh

瓜类　melons

美卢哈　Meluhha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Mesopotamia

金属　metals

内奥米·米勒　Miller，Naomi

粟　millet

克里特文明　Minoan Crete

纳伦德拉·莫迪　Modi，Narendra

摩亨佐—达罗　Mohenjodaro

“鹿头星座”　Mrigasirsa

穆罕默德·拉菲克·蒙兀儿　Mughal，Mohammed Rafique

莫卧儿人　Mughals

蒙达语族　Munda（language）

穆鲁坎（早期泰米尔战神）　Murukan（Tamil god）

纳格斯瓦尔　Nageswar

奈拉河　Nara river

瑙舍罗　Nausharo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Nehru，Jawaharlal

尼罗河　Nile river

汉斯·尼森　Nissen，Hans

燕麦　oats

阿曼　Oman

亚洲野驴　onager（steppe ass）

牛车　oxcarts

阿姆河　Oxus river

巴基斯坦　Pakistan

宫殿　palaces

巴勒斯坦　Palestine

阿斯科·帕尔波拉　Parpola，Asko

印巴分治　partition of India

兽主（印度教神祇，湿婆的名号）　Pashupati（Hindu god）

菩提树　peepal trees

波斯；伊朗　Persia；Iran

波斯湾　Persian Gulf

弗林德斯·皮特里　Petrie，Flinders

阳物（崇拜）　phalluses

斯图尔特·皮戈特　Piggott，Stuart

皮拉克　Pirak

昴星团（七姐妹星团）　Pleiades

格雷戈里·波赛尔　Possehl，Gregory

生主（印度教神祇）　Prajapati（Hindu god）

克罗狄斯·托勒密　Ptolemy，Claudius

旁遮普　Punjab

放射性碳定年　radiocarbon dating

王舍城　Rajagriha

N. S. 罗阇罗摩　Rajaram，N. S.

拉贾斯坦邦　Rajasthan

拉杰比卜拉　Rajpipla

拉基格里　Rakhigarhi

《罗摩衍那》（印度两大史诗之一）　Ramayana

伦格布尔　Rangpur

卡奇大沼泽　Rann of Kutch

拉甘纳特·拉奥　Rao，Shikaripura Ranganatha

西琳·拉特纳格尔　Ratnagar，Shereen

威廉·拉乌　Rau，Wilhelm

拉维河　Ravi river

萨蒂亚吉特·雷伊　Ray，Satyajit

路易·勒努　Renou，Louis

犀牛　rhinoceroses

罗吉迪　Rojdi

罗马帝国；罗马　Roman empire；Rome

鲁伯尔　Rupar

俄罗斯　Russia

萨希瓦尔　Sahiwal

达亚·拉姆·萨赫尼　Sahni，Daya Ram

盐碱化　salination

砂岩　sandstone

梵语　Sanskrit（language）

娑罗室伐底河　Saraswati river

萨尔贡　Sargon

维克多·萨瑞阿尼迪　Sarianidi，Viktor

苏拉什特拉（地区）　Saurashtra

V. D. 萨瓦卡　Savarkar，V. D.

海因里希·谢里曼　Schliemann，Heinrich

印章与印痕　seals and seal impressions

半宝石　semiprecious stones

闪语字母表　Semitic alphabet

芝麻，胡麻属植物　sesamum

桔槔　shadoof

湿婆（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　Shiva（Hindu god）

商店与市场　shops and markets

肖尔特尕伊　Shortugai

舒尔吉　Shulgi

爱德华·辛普森　Simpson，Edward

信德省　Sindh

印度已婚妇女点在额间的吉祥痣　sindoor

苏摩（汁）　soma

东南亚　Southeast Asia

理查德·斯普罗特　Sproat，Richard

皂石　steatite

奥莱尔·斯坦因　Stein，Aurel Su-ilisu

苏库尔　Sukkur

苏美尔　Sumer

苏尔科塔达　Surkotada

苏利耶（印度教太阳神）　Surya（Hindu god）

苏萨　Susa

苏特卡根—多尔　Sutkagendor

卍字符　swastika

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

泰米尔语　Tamil（language）

泰米尔纳德邦　Tamil Nadu

德尔赫恩瓦拉—德拉　Tarkhanwala Dera

塔克西拉　Taxila

罗米拉·塔帕　Thapar，Romila

塔尔沙漠　Thar desert

埃里克·汤普森　Thompson，Eric

藏缅语族　Tibeto-Burman（language）

老虎　tigers

底格里斯河　Tigris river

毛里西奥·托西　Tosi，Maurizio

托马斯·特劳特曼　Trautmann，Thomas

“突厥斯坦”　Turkestan

土库曼斯坦　Turkmenistan

绿松石　turquoise

乌玛城　Umm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独角兽”　‘unicorn’ bulls

美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乌尔　Ur

金特·乌尔班　Urban，Günter

大熊星座　Ursa Major

乌兹别克斯坦　Uzbekistan

瓦格德　Vagad

瓦拉纳西　Varanasi

伐楼那（印度教神祇）　Varuna（Hindu god）

马多·萨鲁普·瓦茨　Vats，Madho Sarup

吠陀与吠陀文献　Vedas and Vedic literature

马西莫·维达莱　Vidale，Massimo

毗湿奴（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　Vishnu（Hindu god）

布莱恩·韦尔斯　Wells，Bryan

小麦　wheat

莫蒂默·惠勒　Wheeler，Mortimer

迈克尔·威策尔　Witzel，Michael

伦纳德·伍莱　Woolley，Leonard

丽塔·赖特　Wright，Rita

玄奘法师　Xuanzang

阎魔（印度教神祇）　Yama（Hindu god）

阎牟那河　Yamuna river

瑜伽　yoga

瘤牛　zebus

内容丰富而有说服力……书中每个章节都介绍了这个引人入胜的文明的一个面向，从宗教、社会、艺术、贸易、农业，到起源、消失、再发现……本书是对印度河文明的全面记述，文字简明、易于阅读，是一本非常优秀的读物。

——《当今世界考古学》（Current World Archaeology）

这本精心创作、配有精美插图的图书对印度河文明做出了很好的介绍……作者丰富的背景知识、对最新研究资源的介绍、简洁但引人入胜的写作风格，让这部新作品成为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大众作品。

——《选择》（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