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现代性与大屠杀

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解读希特勒

巴黎烧了吗?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 （德）巴约尔著，陆大鹏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447-5475-0

Ⅰ. ①纳… Ⅱ. ①巴… ②陆… Ⅲ. ①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Ⅳ. 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3604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as:"Parvenüs und Profiteure: Korruption in der NS-Zeit" ©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0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248号

书　　名：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编　　者：［德国］弗兰克·巴约尔

译　　者：陆大鹏

责任编辑：王　蕾

原文出版：S. Fischer Verlag, 2001

出版发行：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http://www.yilin.com

经　　销：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14.5

插　　页：1

字　　数：139千

版　　次：2015年7月第1版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47-5475-0

定　　价：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目录

极权体制下的纳粹腐败和反腐

引言

1 有组织的自怜自爱与提携同党

1933年后对“老战士”的“补偿”；对党员的庇护和赞助

赠礼、特别基金和小金库

2 第三帝国腐败的核心领域

纳粹党及其各组织内部的腐败

狩猎、别墅、劫掠艺术品：纳粹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

“土匪省”和“丑闻西亚”

集中营系统与腐败

3 反犹与腐败

反犹暴力和个人的中饱私囊行为

“雅利安化”是腐败的结晶点

大屠杀与腐败

4 反腐斗争及其局限

政治上对反腐的利用

独裁的体制问题

朋党之交、门阀统治与官官相护

战时的丢车保帅

“打死苍蝇……”：亚诺夫斯基案

“……放走老虎”：内特林案和马尔迈斯特案

5 腐败与“民意”

结束语

致谢

附录

第三帝国的总年薪水平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返回总目录

极权体制下的纳粹腐败和反腐

徐贲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格伦伯格在《十二年帝国：纳粹德国的社会史，1933—1945》一书中写道：“腐败实际上是第三帝国的组织原则。但是大多数德国公民们却不仅忽视了这个事实，而且还确实把新政权的人物当作是在严格地奉行道德廉洁。”纳粹是以严厉抨击和反对魏玛共和国腐败来获得道德号召力的，它“把民主即腐败的信念植入了德国人的集体意识之中”，但是，与纳粹自己的腐败相比，“魏玛时期的那些丑闻不过是政体的小小污点而已”。[1]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2001年2月在德国被评为最佳图书，下简称《纳粹的腐败》）为我们充分了解纳粹的腐败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和深中肯綮的政治分析。

巴约尔在《纳粹的腐败》一书中通过揭示“政治上的恩主—门客结构”即“希特勒体制”来透视纳粹党国多样化的腐败。这个结构的顶端就是希特勒，它“将身边的人的道德败坏作为犬儒主义统治手段的基础”。巴约尔强调：“‘希特勒体制’并非凌驾于数量众多的恩主—门客结构之上，而是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共存，这些结构在纳粹体制中是横向发展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各省的‘诸侯’们，他们一般都控制着完善的小金库和基金会的系统，这系统既不受纳粹党总财务官的监管，也不受国家的中央权力的控制。虽然希特勒的权力足够强大，地位足够巩固，能够约束住腐败的封疆大吏们，但是元首在面对腐败问题时却非常冷漠（这很能说明问题），即便是罪恶滔天的封臣也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不经自由民主选举的专制提拔制度必然产生这样的恩主—门客政治权力结构。这是一个复杂的权力与利益结合的网络，使得它的任何反腐努力只能取得暂时的效果。腐败越藏越深，就连有的反腐办案人员也涉入腐败，如格伦伯格所说，第三帝国腐败的特征是越埋越深的腐败和越反越腐。[2]

纳粹的“恩主—门客结构”是当代政治性腐败和反腐研究所重视的“主管—代理困境”（principal-agent dilemma）的一个特例。“主管—代理困境”解释模式被用来解释不同形态的腐败，用它来分析极权体制下的腐败和反腐是同样有效的。

“主管—代理困境”是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在《政府组织中的腐败特征》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后经其他研究者的调整或扩充，成为分析腐败和反腐的一个常用模式。[3]这个分析模式被用于多种不同的主管—代理关系，如公司经理（代理）与股份持有人（主管）、非民主制度中的任命官员（代理）与高层统治者（主管）、民主制度中的当选官员（代理）与选民（主管）等等。相比起分析民主制度中的腐败来，“主管—代理困境”更有助于揭示极权腐败（包括它“腐败的反腐”）的实质。这是因为，在极权体制中，谁是“主管”，谁是“代理”，以及一级一级以任命和党内任人唯亲来形成的主管—代理关系，要比在民主制度中清楚得多。它也起着在民主制度中不可能的党国全方位统治制度构建作用。

“主管—代理困境”是一种从利益和功利关系来分析腐败和反腐的方式。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罗伯特·克里加德在《遏制腐败》一书中指出，主管—代理模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而“只是一种启发式的分析，……它的目的不是结合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因素，得出为什么有的社会比其他社会更腐败的结论。不过它确实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假设，用以说明造成腐败行为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提示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遏制腐败”。[4]遏制腐败的方式包括民主政治、公平竞争、公正选举、信息透明、分权监督等等。纳粹统治的极权专制是不可能采用这些方式来反腐的。因此，正如理查德·格伦伯格和弗兰克·巴约尔都指出的那样，虽然纳粹经常反腐，它的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有的还相当严厉，但注定要归于无效。

用主管—代理困境来分析腐败，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人性考量：“代理如果觉得腐败对自己利大于弊，他就会腐败。”[5]腐败是一种个人对利害权衡的结果。一个官员有腐败（受贿）或不腐败的选择。如果不腐败，他能得到一份回报（工资收入和待遇），他还能享有清廉的道德满足。如果腐败，他可以从受贿和贪污中捞到油水（油水当然有大有小），但也冒着因贪腐败露而受惩处或丢官的风险。而且，他还得为贪腐付出道德恶名的代价。

克里加德指出，贪腐者愿意冒什么风险或付出什么道德代价，取决于他的道德和良心标准，也取决于“他的同伴或同事是怎么做的……他如果身处于腐败文化之中，又不择手段，那么，腐败的道德代价对他来说可以接近于零”。[6]也就是说，他根本不会在乎什么恶名不恶名。腐败的官员往往把贪腐败露和被惩处当作最大的危险和代价，惩处可能包括丢掉薪俸或工作、名誉扫地等等。决定一个官员不贪腐的经常不是道德觉悟，而是“得不偿失”的利益考量，这是“代理”对腐败问题的基本思考方式。

然而，“主管”一方对待腐败则另有其他考量因素。首先，主管必须尽可能真实地了解代理究竟是在尽力为自己办事，还是在暗中谋取私利。代理谋取私利有时会给主管带来“负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ies），使主管的利益“受损”。严重的受损会令主管威信扫地、损失进项、无法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拔，乃至丧失政权（亡党亡国）等等。克里加德指出：“如果在现实生活里存在腐败，那么主管便无法断定代理所做的事情有多少是为他在尽力。要更好地弄清楚代理到底在干什么，主管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7]

这就有了主管—代理困境的第二个问题：他们双方所掌握的情况信息是不对等的。主管不能相信代理所说的话，因为代理会谋取私利而误导或隐瞒主管。越是能力强的代理就越是有可能这么做，巨贪的官员经常是一些能吏。主管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任用代理时必须不断在要求“诚实”一些和要求“能干”一些之间进行权衡。主管有自己的权力利益，为了稳固权力，他需要反腐。但是，他真正在意的并不是官员的道德纯洁，而是保证他自己的统治利益。克里加德指出，只要官员腐败不直接有损于主管的统治权力利益，主管所做的无非只是根据具体形势需要，调整“最佳代理办事行为和最合适程度腐败行为”之间的孰轻孰重。[8]在腐败问题上，希特勒和他的“封臣”们之间的主管—代理困境是很明显的。希特勒需要那些封臣们，因此可以容忍他们的“适度”腐败，这是他在最佳代理办事行为和最合适程度腐败行为之间所做的政治利益选择。

纳粹德国的最高主管是希特勒和他代表的“党国”，这在民主国家里是不可想象的。纳粹国家的各级干部，上至政要，下至一般的官员都是“党国”一层一层的代理，形成一个党员优先甚至党员独占的任人唯亲、利益均沾的官僚体系。巴约尔指出：“这种人治的统治关系特别能够滋生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在党内，谁忠于自己所在的小集体，谁就能得到资助和救济，从而对主子感恩戴德，于是纳粹党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下属分配工作岗位和职位。”希特勒就利用特别基金来建立自己广泛的私人圈子，给亲信们提供馈赠、资助和赠礼，“这位独裁者如此行事，经费来源五花八门。……就像他的律师吕迪格·冯·德·戈尔茨伯爵向财政部门解释的那样，‘众所周知，元首、党和国家是一回事’”。

希特勒馈赠礼物的对象包括高层的党政军人士，还有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既是赤裸裸的政治算计，也是笼络和控制各种对他有用之人的贿赂手段。希特勒不仅明白人的贪欲本能，而且善于利用这种本能，“主义”、“理想”不过是他掩人耳目的幌子。巴约尔对此写道：“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早在1932年就指出，在纳粹党人的‘理想主义’宣传的光辉外表背后，藏匿着一种没有理想的理想主义，并没有把物质上的贪婪掩饰好。纳粹党人的基本态度是‘绝非理想主义的’，而是‘极端的经济和物质主义的’：‘他们没有克服经济的、物质主义的心态，而是遮蔽着自己的物质主义。’”

《纳粹的腐败》关注的不是一般的腐败，而是特殊的极权制度性腐败。腐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挪用公款和公私不分等，在民主国家也同样泛滥，只是程度多寡不同”。但是，在民主国家里，媒体可以揭露这些腐败，政治竞争对手之间可以用腐败来攻击对方，民众可以公开、自由地批评官员或政府的腐败。这些在纳粹的极权制度下是不可能的。

巴约尔指出，在纳粹德国，“甚至当时的人们就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腐败的问题，尽管（或者说，恰恰是因为）在第三帝国受到政府宣传引导的公众中，腐败是个禁忌话题”。谁要是触犯了这个禁忌，谁就是恶意造谣和抹黑污蔑。纳粹不允许公众在媒体上自由议论腐败，是因为这种议论被视为有损于党和政府威信，破坏稳定，因此必须严加控制。纳粹德国的腐败之所以特殊，不仅在于它的种种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而且还在于它实质上是受到专制制度保护的。在这样的制度中反腐，除了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限制政策，不存在任何来自其他政党、组织、媒体或民众的监督。大大小小的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挪用公款和公私不分都不只是经济腐败，而且也是政治腐败。

早在纳粹取得政权之前，它就利用魏玛时期的一些腐败案件来攻击民主制度。纳粹把腐败描绘成与民主自由化共生的痼疾。巴约尔指出：“这些丑闻能够爆发出来并被公众广泛讨论，恰恰说明当时有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健全的公众团体能够不受阻挠地针砭时弊——这与帝国时期和纳粹统治时期迥然不同。”纳粹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混淆各种不同的腐败，把经济性腐败和文化、道德的自由化倾向或腐败混为一谈，然后又统统归咎于政治民主。魏玛是德国政治比较民主的时期，也是一个各种新思潮、文艺流派和时尚、道德新观念十分兴盛的时期，泥沙俱下在所难免。例如，当时的柏林文化就以颓废而著称，娼妓和犯罪活动随之增加，柏林更成为欧洲的毒品交易中心。传统的德国公众对此深恶痛绝，纳粹利用了公众的这种情绪，把反对魏玛腐败作为自己在政治上得分的道德号召手段。

纳粹取得政权之后也一直想要保持正派、高效、反腐的清新面目和道德形象。然而，正如格伦伯格所指出的，纳粹的反腐是有上下层区分的，“越小的腐败反而处罚越重。小官僚们那些暴露在公众眼前的失职行为频频受到惩罚，用以杀鸡儆猴，而大区或国家级官员的犯罪行为却基本上都没有受到惩罚”。[9]巴约尔以翔实的例子说明了纳粹德国反腐的这一特征，他进一步指出：“是否要遵循现存的正常法规，首先取决于一些机缘的因素，比如：涉案贪官的权力地位如何，他背后是否有一个纳粹党的小圈子作为靠山，他对体制是否‘有用’，或者假如造成了公开的丑闻，对党群关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反腐是有条件的，必须以不损害主管（靠山、党国）的利益为前提。主管经常很清楚代理的腐败行为，但是，他需要不断在代理的“清廉”和“有用”之间进行权衡。主管为了稳固自己权力，需要有靠得住的、能干的“自己人”。他不会一味姑息代理的腐败，但是，他真正在意的并不是下属的道德操守，而是自己的权力利益。

造成纳粹德国“主管—代理困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各个派系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再加上专制的‘元首政党’内的同志情谊，给纳粹党造就了一种隐蔽的次级结构，它往往比正式的等级制或者组织从属关系更能够决定‘显贵’们之间的私交和关系”。纳粹“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党内各个派系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革命”成功后形成了一个“利益均沾”的总体政治分红“供养”体制，而这个体制又需要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划分、平衡和协调。

利益均沾的供养制度主要体现为纳粹内部不同级别不同待遇。什么级别可以享受何种“待遇”是不容违反的权力等级制度规则。它有助于刺激官僚们的“进取心”和提升他们的效忠热忱。巴约尔指出：“那些并非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权力的人的地位在1933年之后主要取决于他支配物质资源的权力，以及对追随者们的物质上的供养。”纳粹高级干部所享受的待遇，如高级住所、特别服务和供应、高经济收入和免费待遇，都是他们的正当“工作需要”，因此不仅需要“保密”，而且就算再过分也不能算作腐败。巴约尔用大量的具体材料表明，比起下层官员“侵吞党费和捐款”，纳粹的高层官员和精英阶层“滥用职权和各种特权，维持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不仅拥有特殊享受，而且更是以此“突出自己在纳粹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这才是更大的腐败。这是极权制度下典型的政治腐败，“它不是若干个人的滥用职权，而是一种有组织的滥用权力；它并非促进个人私利，而是有助于体制的功能稳定”。纳粹统治本身为官僚体制提供种种额外的好处和油水，这是一种由制度来合法化了的腐败。

纳粹意识形态（雅利安化）和假借意识形态正当性之名所进行的抢劫和掠夺（以犹太人和占领区为主要对象），使纳粹的腐败扩展为普通德国人的腐败。纳粹利用对国民的反犹仇恨宣传，把雅利安人说成是被犹太人盘剥压榨的“苦大仇深”的受害人，因此，大规模抢夺犹太人的“不义之财”便成了正义的事业。仇恨宣传“让人没了道德上的顾虑，再加上政治权力给了人自信，于是很多纳粹活跃分子早在1933年2月就开始‘寻找战利品’。在汉堡，冲锋队员们借助伪造的搜查令劫掠犹太人房屋内的首饰和金钱，殴打犹太社区的代表人，专横跋扈地要求这些代表人交出保险箱钥匙”。这种打劫越演越烈，直至将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囚犯流传这样一个黑色笑话：“他们拿回家许多黄金和值钱的物品，从来都不清点数目——反正是飞来的横财。”德国人从打劫犹太人直接或间接得到好处，这本身就是一种腐败。这种腐败“鼓动更多人加入到‘雅利安化’、大屠杀和剥削占领区的活动中。虽然德国群众对腐败发出了大规模的口诛笔伐，但德国社会的确是通过腐败获得了很多好处”。因此，纳粹统治不仅是自上而下的独裁政权，而且是“一种有着德国社会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腐败将纳粹统治和德国社会紧密交织起来，很多‘正常的德国人’也通过中饱私囊参与到了纳粹的压迫和灭绝政策中来”。

极权统治对国民的良心道德有极大的腐蚀和破坏作用。格伦伯格在《十二年帝国》中写道：“国家权力的压迫和对党的霸道的恐惧给（德国人的）集体良心造成禁忌，迫使他们不敢违背这些禁忌。”由于严酷禁忌的存在和对禁忌的无可奈何，人不仅会感到恐惧，还感到绝望。因此，许多恐惧而又绝望的德国人对纳粹的各种恶行采取犬儒主义、漠然处之的态度。更为病态的是，许多德国人由于“本来就不喜欢第三帝国的一些敌人（如犹太人）”，所以，当纳粹加害于这些“敌人”的时候，他们在感情和情绪上反倒是站在加害者一边。尽管纳粹迫害犹太人使用了民众看不惯的手段，但许多人看到自己不喜欢的犹太人倒霉受罪，还是觉得暗暗高兴、幸灾乐祸。[10]巴约尔更进一步指出，由于德国人的集体道德沦丧，许多德国人对官员腐败不满本是出于嫉妒心而不是道义原则，他们“批评的并不是提携施恩这种体制本身，而仅仅是抱怨为什么自己没受到照顾”。

严重的腐败会动摇和颠覆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对于极权专制的纳粹德国来说尤其如此。与其他国家的反腐一样，纳粹也为反腐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理由，一个是功利的（腐败有损于党国的利益），另一个是精神的和道德的（腐败使人丧失信仰）。纳粹反腐，是因为腐败会从三个方面损害它的政权。第一是使官员举拔陷入优汰劣胜的反淘汰怪圈，产生大量贪婪而平庸无能的官僚。第二是使国家财政受到损失。第三是降低了经济体系的效率。

纳粹的反腐带有明显的政治考量，被调查者如果有“结党营私”或“非组织关系联系”，罪名会比经济上的贪腐更为严重。希姆莱曾批评党卫军和警察法庭对一些腐败犯案人员的判决“过于宽大”。巴约尔指出：“事实上，现存的附有判决结果的案件概览资料表明，与集中营囚犯、波兰人和犹太人建立私人关系而受到的处罚要比侵吞这些人的财产而受到的处罚严重得多。”

纳粹德国的反腐是在本身不受权力制衡和监督的“主管—代理”关系中进行的。这种关系是纳粹政权的恩主—门客体制的必然产物。它以稳固统治权力为最高和最终利益，它的反腐是有条件的——必须在反腐对统治者的利益有帮助和有效用的情况下，才会有一定限度的反腐，不管它嘴上怎么说，它永远都不可能是“零容忍”的。

引言

腐败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常态，自古有之，无孔不入，与政治体制无关。无论是在古典时期还是近代，无论是在独裁制还是民主制国家，腐败素来屡见不鲜，今天依然如此。政治腐败的一般定义是：滥用公职权力，以谋取私利。政治腐败并非仅仅出现在民主制之前的、传统的、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如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挪用公款和公私不分等，在民主国家也同样泛滥，只是程度多寡不同。因此，史学家雅各布·范克拉韦伦将腐败划归为“正常情况”，而清正廉洁的统治却是需要解释的“特殊情况”。

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在第三帝国，政治腐败不仅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而且纳粹政治体制也是特别能够滋生腐败的温床。甚至当时的人们就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腐败的问题，尽管（或者说，恰恰是因为）在第三帝国受到政府宣传引导的公众中，腐败是个禁忌话题。1936年，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的记者称：“在民众当中，猖獗的腐败是众口相传的谈资。”“这个国家破坏了自己的一块基石：它腐蚀了自己的公职人员。”德国犹太公民中央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汉斯·赖希曼在1939年做出了这样的评论。“统治阶级的腐败的程度之深、规模之大，找不出第二个例子。”年轻的政论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1940年写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人们对纳粹统治时期的腐败仍然记忆犹新。1946年3月，自由汉萨城市汉堡的市民们组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纳粹腐败案件”，以便满足“汉堡市民的急切呼吁”。欧根·科贡描绘“党卫军国家”的著作于1946年问世，在该书中有专门一章研究集中营里的腐败现象。1948年，前科尼斯堡市议员保罗·沃尔夫提交了一份关于纳粹党东普鲁士省部腐败问题的详细报告。1948/1949年，社会学家利奥·梅内在科隆的《社会学期刊》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腐败的文章，对第三帝国的腐败现象作了详尽分析，称其为“奥革阿斯的牛圈”[11]。

然而，迄今为止，当代史研究界对纳粹统治下的腐败还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尽管有一些史学家，如汉斯·蒙森，很早就指出了该问题对研究纳粹国家的统治手段与结构的重大意义。除了少数例子之外，总的来讲，德国几乎还不曾有过经验主义的、以腐败为主题的当代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从所谓弗利克事件[12]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关于腐败的报道和著作。但它们几乎全部都仅限于对联邦德国当前的腐败现象进行讨论，而且总体而言不涉及历史。德国的当代史研究似乎满足于特奥多尔·埃申堡的名言，“由于德国公职人员的优良传统……腐败在德国是相当罕见的现象”，或者按照沃尔夫冈·舒勒的说法，在德国历史中，“腐败及类似现象发生得不像别国那么多，程度也没有那么严重”。

即便我们不看纳粹统治时期的腐败实例，也有其他时期的例证足以让我们对这些大言不惭的说法产生怀疑。比如魏玛共和国就发生了巴马特案[13]、斯科拉雷克案[14]和库斯提克案[15]等臭名远扬的腐败丑闻。当代史研究界特别强调，当时的政治右翼利用这些腐败案件来大做文章，目的是攻击民主制度。但这些腐败案件有多大的代表性？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对魏玛共和国腐败现象的抨击难道仅仅是共和国的敌人耍弄的阴谋诡计，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狂妄宣传？或者1918/1919年的政权更迭的确导致了腐败案件的猛增？这些腐败案件是“贪官污吏共和国”的标志？或者，这些丑闻能够爆发出来并被公众广泛讨论，恰恰说明当时有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健全的公众团体能够不受阻挠地针砭时弊——这与帝国时期和纳粹统治时期迥然不同？

考虑到还有众多问题留待解决，我们还没有办法在德国当代史的纵剖面上，对腐败问题做比较的、跨政治体制的分析。因此，本书特别注意的不是那些在所有的政治体制中都属于“常态”的现象，比如官员在分配公共资源和政府采购时受贿。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第三帝国特有的腐败现象，这些现象要归因于1933年之后国家和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因此不具有延续性，而是对纳粹统治结构和政策（包括灭绝政策）而言的典型现象。

最近几年，纳粹腐败现象的一些方面越来越进入了史学界的视野，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这些方面包括：纳粹党统治早期对腐败行为的利用；纳粹体制中，监管机构（比如帝国审计总署）迅速地丧失了权力；权贵们富丽堂皇的自我包装；希特勒向军事精英阶层成员的馈赠；“雅利安化”框架下的腐败和裙带关系；战争期间纳粹党领导人在“食品供应”上享受的特权；或者是被德国占领的地区（尤其是东欧）的腐败。

纳粹统治下的政治腐败的一大特点是惊人的多样化，远远不仅限于腐败的经典定义——滥用公职权力，以谋取私利。纳粹党人虽然在官方场合谴责腐败行为，但在其实际行动中干的却是另外一套，这决定性地促进了纳粹腐败的多样性的形成。如果我们把当权者对腐败的态度作为标尺，就可以发现，纳粹的腐败有三种基本形式：

首先是国家和纳粹党官方促进和实施的腐败行为，它不是若干个人的滥用职权，而是一种有组织的滥用权力；它并非促进个人私利，而是有助于体制的功能稳定。这种体制化的腐败包括：劳工部门采取所谓“特别行动”，有组织地对纳粹党员，尤其是“老战士”们，进行特别的优待照顾，赋予其某些特权；或者希特勒向军事、政治、科学或文化界精英人物的馈赠。

其次是受到容忍的腐败。第三帝国的反腐机制存在一些机构上的缺陷，导致某些腐败行为特别猖獗，当局无奈之下（或者有意识地）只得对这些腐败行为进行容忍。这种腐败行为包括：黑市交易，尤其是在占领区；由于特别基金、小金库和秘密基金的存在，国家财政受到了潜滋暗长的侵蚀和瓦解，这种腐败手段主要是纳粹党的各个省部书记们采用的，他们凌驾于权力和财政监管机制之上。

最后，纳粹统治下也开展了反腐斗争，即遵循某些规则和手段，根据当前的基本状况，对腐败行为进行刑事处罚。这种遭到打击的腐败五花八门，给纳粹党及其组织造成了沉重负担，比如非常猖獗的侵吞党费和捐款的行为。

当然，体制化的腐败、受到容忍的腐败和遭到打击的腐败这三者间的界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流动性，总是非常模糊、难以界定。那些没有强大的政治靠山的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往往仅仅因为微小的过失（比如“缺乏捐款的积极性”或者“亲犹太人行为”）就遭到纪律审查，甚至受到刑事处罚。但对于纳粹党官员来说，除非他们在自己的靠山和保护人眼中失去了利用价值，或者卷入了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一般不必害怕自己的腐败行为受到检举控诉。随着时间流逝，有些腐败违法行为，比如黑市交易，既受到官方的推动，也受到容忍，有时也受到打击。

对于逐渐摈弃了传统的义务和责任的纳粹体制来说，这种政策界线流动不定的现象是非常典型的。在第三帝国的反腐斗争中，是否要遵循现存的正常法规，首先取决于一些机缘的因素，比如：涉案贪官的权力地位如何，他背后是否有一个纳粹党的小圈子作为靠山，他对体制是否“有用”，或者假如造成了公开的丑闻，对纳粹党和群众的关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本书将对第三帝国腐败现象的多样性进行记述，同时在纳粹统治系统的语境下对其进行分析。这种记述型的分析一方面要避免“丑闻录”风格的肤浅的道德说教，另一方面也要避开机能主义的简单化，即几乎不带任何价值评判，而只是将腐败阐释为社会交换的一种形式，最感兴趣的只是腐败行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成本和益处。假如我们采取第二种视角，忽略腐败概念的道德意义，而是在纳粹的剥削和灭绝政策的框架内考量腐败给政策的效率造成了何种影响，那就太离谱了。

纳粹统治中滋生腐败的重要因素在1933年之前很久就已经体现在了纳粹“运动”中。党内各个派系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再加上专制的“元首政党”内的同志情谊，给纳粹党造就了一种隐蔽的次级结构，它往往比正式的等级制或者组织从属关系更能够决定“显贵”们之间的私交和关系。在纳粹“运动”中，那些并非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权力的人的地位在1933年之后主要取决于他支配物质资源的权力，以及对追随者们的物质上的供养。一方面是这种朋党之交，另一方面是纳粹为宣传目的而自我构建的魏玛“体制”受害者的形象（纳粹党是一个有组织地自怜自爱的政党），在1933年之后促成了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有组织的任人唯亲现象。本书的第一章将对此种任人唯亲现象的体制原因及规模进行深入分析。这种现象还有着深远的金融政治方面的后果，因为它导致国家财政结构逐渐瓦解，同时特别基金和秘密小金库却越来越猖獗。

第二章主要讨论第三帝国腐败的核心领域。腐败对纳粹党及其各级组织机构造成了严重损害。侵吞党费和捐款的现象如此猖獗，纳粹党总财务官不得不在每个工作日平均向普通法庭提起五项刑事诉讼。除了这种“下层”的腐败之外，纳粹的精英阶层也非常腐化堕落，通过滥用职权和各种特权，维持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主要是为了突出自己在纳粹统治集团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第三帝国的腐败也蔓延到了那些特别受到纳粹种族主义影响的领域，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尤其是东欧）各国的日常生活和纳粹集中营系统就是明证。占领区行政机关的很多成员的“主宰种族”态度以及行政监管的缺失，导致占领区的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而在纳粹集中营系统，集中营管理者的“绝对权力”（索夫斯基语）也诱使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去中饱私囊。

第三章主要研究腐败与灭绝政策这个话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迫害犹太人过程中，腐败的程度及其作用。这一章将会讨论反犹暴力框架内的个人贪腐行为的意义，以及对犹太人财产“雅利安化”（它构成了弗里德伦德尔所谓的纳粹“救赎式反犹主义”的物质基础）的框架内的腐败。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腐败绝非孤立的边缘现象，而是体制固有的普遍现象。腐败一方面是大屠杀的功能性成分，因为它给凶手提供利益驱动，并将他紧紧地捆缚在纳粹体制的战车上，让他不得脱身；另一方面，它却造成了需要解释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与纳粹党的观念——大屠杀应当是不带个人感情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任务——相抵触。谋求物质利益虽然不是大屠杀的动因，而只是它的一个伴随现象，但是较为“低级”的动机（比如贪婪，它们与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如影随形）的范围和程度却令我们就对大屠杀的总体评估提出了问题。大屠杀绝不是机械的、官僚的、不带个人喜怒哀乐的工厂式运作。

第四章探讨了第三帝国的反腐斗争由于体制缺陷而表现出的局限性。1933年，政治分权制度被废除，所有能够起到权力监管、打压腐败作用的分权制衡功能都被排除掉了。此外，纳粹党控制了司法权，对潜在的监管机构（比如帝国审计总署）进行了阉割，迫使后者只能起到顾问作用。私人交情和门阀统治能够保护贪腐分子不受刑事诉讼。大多数时候，体制内的权力斗争（在此框架下，对腐败的指控往往成为斗争的工具）也能导致一名腐败的纳粹官员受到审判，哪怕这种审判只是部分的和不成系统的。民众对腐败的普遍不满情绪也促使政府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中示范性地惩处了一批贪腐分子，但这只是例外，而非普遍现象，也绝不是系统性的反腐斗争，因为腐败是纳粹独裁统治的一个内在的结构性问题。

最后的第五章分析了民众对腐败的态度。腐败在第三帝国的公众中成了一种私下里的“热门话题”。一方面，腐败损害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纳粹统治的初期和末期；另一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与纳粹政府内政外交的“辉煌成就”相比，腐败在民众心目中根本算不得什么重要问题。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广大群众从对占领区的掠夺中分得一杯羹，或者从分配被害犹太人财产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于是纳粹的“民族共同体”在战争岁月中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强盗共同体”的特征。这自然也对民众对腐败的态度产生了影响。如果简单地把腐败的纳粹分子和清白无辜的德国大众做一个二元对立，就完全忽略了纳粹统治下腐败的表现形式的复杂性。

1　有组织的自怜自爱与提携同党

1936年纳粹党全国代表大会，纳粹党官员在等待希特勒。自右往左：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纳粹党总财务官施瓦茨、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萨克森省部书记马丁·穆什曼与德意志劳工阵线领导人罗伯特·莱伊（图片来源：Bundesarchiv, Bild 183-1985-1205-502/CC-BY-SA）。

1933年后对“老战士”的“补偿”；对党员的庇护和赞助

在1933年9月纳粹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阿道夫·希特勒向参会的冲锋队授予了新的旗帜和“冲锋旗”。在一次讲话中，他谈及了纳粹党人为了万字旗做出的所谓牺牲：“成百上千人为了这旗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几万人在斗争中负伤，几十万人因此失去了职位和工作。”这种对“斗争年代”中纳粹党人受到的苦难、做出的牺牲和遭受的迫害的强调并不新鲜，是任何一个纳粹党演说家的老生常谈。早在1930年，当时的纳粹党全国组织部长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就论及了其他任何一个政治运动都不曾经历过的“长达十二年的迫害和斗争”。柏林省部书记兼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将纳粹党夺得政权的道路比作“牺牲的苦路”，纳粹党人在此期间做出的个人的和实质上的牺牲是“公众完全不了解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讲话几乎与戈培尔如出一辙：“这些战士为了一个新的德意志而奋斗，他们在思想、精神和物质上遭受的苦难几乎完全不被公众所知。”赫斯在讲话中特别赞扬了那些“老战士”们，即“那些很早就投入到斗争中来，做出牺牲、蒙受折磨，为了让德意志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实现伟大复兴，投入了自己的全副身心，甚至牺牲了生命的同志们”。这些说辞是在向群众暗示，在夺权的斗争中付出了如此巨大牺牲的政治运动自然占据道德高地，在1933年之后可以坦然地独掌大权。

另一方面，这种修辞上的“牺牲崇拜”还特别照顾了纳粹党活跃分子们的感情。在1935年纽伦堡的全国党代会上，希特勒的《元首宣言》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一点。希特勒在这份宣言中强调说，国家社会主义已经战胜了“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上腐化堕落的天主教中央党”和“愚蠢反动的资产阶级”，“尽管纳粹党人遭遇了极度恐怖的残害，成百上千人被杀害，数万人身体受伤、生活无着；反动势力对我们的战士的妻儿展开了一场野蛮的摧残，剥夺父亲的工作岗位，让他的妻小挨饿”。

在这种说法中，不仅是纳粹党对自己的牺牲的描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把他的党员同志们受到的苦难曲解为“为了国家社会主义事业”而做的政治牺牲。按照他的观点，党员的失业并不是个人命运的挫折，而是魏玛共和国的“体制”在打击国家社会主义、做出了冷酷攻击；共和国政府剥夺了纳粹党员的工作机会，就是要通过将他的妻儿扣为政治人质，从而打击纳粹党。这种观点把纳粹党人描绘为一个牺牲者的集体，同时还意在将成分复杂的纳粹“运动”整合和动员起来。这些论调给纳粹党人的恐惧和挫败感做出了一个绝妙的解释，消除了他们的自我怀疑，将他们人生中的磨难（比如遭解雇下岗），包装成英雄式的牺牲。除了口头上的大吹大擂外，纳粹党人还在葬礼、死者纪念活动等场合大搞荒诞可怕的、漫画式的牺牲崇拜。授予“血章”[16]和不计其数的荣誉称号的活动也是牺牲崇拜的一部分。

总的来讲，这种象征意义的、修辞上的对牺牲的描绘绝不仅仅是宣传的一个手段，而且与纳粹党内“老战士”的态度和自我认识非常相符，这的确令人吃惊。彼得·默克尔在最早的一批关于早期纳粹党人的心态的研究中已经指出，“老战士”们将自己密闭在一个政治的、敌对主流社会的世界里，投射出对“体制”的共同仇恨，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的边缘感”，其表现形式为：缺乏个人的安全感、顾影自怜、偏执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活跃的纳粹党人的社会流动性非常惊人，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挫折，这就更促进了他们的固有心态。这种“社会矛盾”也使得很多纳粹党人无法在社会中找到明确属于自己的环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生存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夹缝里”，就像马蒂尔德·雅明从冲锋队干部和成员的例子中指出的那样，因此特别容易受到纳粹党的团结口号的吸引。仪式化的党组织生活不仅给党员们带来了一种集体归属感，还给党的活跃分子们指明了他们的社会处境的政治意义，尤其是活跃的纳粹党人成了共和国“体制”的牺牲品，他们由于献身于纳粹“运动”，持续地遭受虐待和打击。克里斯托弗·施密特在对纳粹党“老战士”的生平所做的研究中，把这种将纳粹党人视为牺牲者的观点（正是这种观点使得纳粹党演化成了一个自怜自爱的政党）作了精妙的分析：“按照这种描述，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因为是纳粹党员而在职场或工作单位受到了歧视。特别是较年轻的和年纪较大的人谈到了自己为纳粹运动所做出的‘牺牲’。讲述自己生平故事者中有约30%的人认为，自己在一生中遇到的经济危机是他们的纳粹党员身份造成的。其中一部分人讲述自己在完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始终遭到迫害和追踪，这已经接近了疯狂的妄想。”从这些故事中也可以看出，“老战士”们已经把纳粹党官方的观点和说辞牢记于心，滚瓜烂熟。

在“斗争年代”，这种对纳粹党员遭受迫害的描述促进了“运动”中同志们的和衷共济，将党的活跃分子们拧成了一股绳；而在纳粹党夺权成功之后，这种观点更使得党员们充满了期望——简直是从世界末日中得到拯救的希望。党员们因为自己的政治活动而在共和国时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现在纳粹党掌了权，将采取政治措施对这些党员蒙受的冤屈和苦难进行补偿，对他们精神上的投入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这就是纳粹党的提携同党和任人唯亲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1933年之后，纳粹党领导层就是用这种政策来满足追随者们的期望。在党的节庆日上，官员们要承诺为“老战士”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每一个负责人都要确保，不能让任何一个老同志生活上出现困难。……供养老同志的物质条件必须筹措齐备。”鲁道夫·赫斯在一次向纳粹党各省和县书记所做的讲话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但是，1933年之后的提携同党和任人唯亲并非仅仅源自于纳粹党人做出的牺牲和得到的“补偿”，而是扎根于纳粹党运动的结构深层，在1933年以前很久就已经成形。由于纳粹党没有体制化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平衡机制（它们是通过诸如讨论和表决等手段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完全缺乏党内民主和选举（它们是统治权合法化和权力监督的重要元素），因此纳粹党运动就变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大杂烩，由各种派系和门阀掺杂而成，既不受到任何权力监督，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对一个党员的地位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与直接上级的私人交情，以及他在党内人际关系网中的地位。私交和派系组成的党的次级结构比正式的组织隶属关系和等级制更能决定党员之间的关系。

这种“人治”的统治关系特别能够滋生任人唯亲和腐败现象。在党内，谁忠于自己所在的小集体，就能得到资助和救济，从而对主子感恩戴德，于是纳粹党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下属分配工作岗位和职位，在1933年之后则主要是提供物质资助，以便驾驭好自己的下属，并借此强化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地位。但这绝不意味着，领导们完全一面倒地依赖于自己的下属，因为假如某个小圈子的成员对主子不够忠诚，后果会很严重。谁要是失了宠，在纳粹运动中往往就算“完蛋”了。希特勒的副官弗里茨·维德曼在给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一封信中用挖苦的口吻描述了这种现象：

要是哪个前党员或者老同志和某个领导人闹翻，就连狗都不敢吃他的面包了。这样的失意者在党和国家机关里找不到工作，私企自然也不敢雇用他们，因为它们害怕被党指责说雇用了不可靠的人。所以还不如直接给这样的人判死刑，或者让他们吃一辈子福利。

在政治上遭到放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在专制的元首政党内无疑令人毛骨悚然，尽管纳粹党内有为数众多的派系在互相竞争。纳粹体制内的私人关系促使党员们在各自的小团体内部努力适应和调整。那些懂得“互相支持和保护的各个派系对自己仕途飞黄腾达的意义”的党员就能如鱼得水。

一方面是对党员曾经遭受的所谓冤屈进行“补偿”，另一方面是纳粹党内的朋党之交，这两点在1933年后造成了一种德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有组织的任人唯亲现象。有讽刺意义的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恰恰是一贯在宣传中与所谓“魏玛的特权官僚经济”划清界限、以清正廉洁自我标榜的纳粹党。

因此，甚至早在1933年初，第三帝国的就业政策就暴露出了特别猖獗的自私利己苗头。1933年5月，普鲁士省议会内的纳粹党派别就要求其成员，努力去“安置”党号在100000以下的所有党员，即那些被称为“老近卫军”的老党员。1933年7月，“副元首”鲁道夫·赫斯在一份公文中将受照顾的群体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失业的“老党员”，即在1933年1月30日以前就加入纳粹党的人。在解释这个决定时，赫斯诉诸了纳粹党内早已形成的、与“牺牲者的团体”的自我认识相匹配的陈词滥调：“老党员”在“就业时应当得到特别优待”，因为他们在“旧体制下在很多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有的人失去了工作，有的人在找工作时受到了歧视”。赫斯还用对吃亏的老同志进行补偿和提供社会救济的幌子来掩饰在政府采购时对“老党员”的优待。这些措施是为了“对老党员在旧体制下遭受的歧视和抵制加以补偿”。

1933年10月，柏林的帝国职业介绍与失业保险局对尽快“安置”纳粹党员的特别行动进行了集中管理。受到照顾的“老党员”包括党号在100000至300000之间的党员，或在纳粹党内担任“干部”一年以上，以及所有在1933年1月30日以前就加入冲锋队、党卫军或钢盔队[17]的人员。这项政策反映出了冲锋队在纳粹统治早期的强势地位，因为在1931年或1932年加入冲锋队的人就能享受优待，而在同一时期入党的人却未必能享受到这个待遇，因为纳粹党的党员人数在1930年末就已经超过了30万。很多省部书记因此大倒苦水，认为普通党员“与冲锋队员相比受了冷落”。

但是，即便有这种区别对待，它在职业安排的实际操作中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有关部门将此次“特别行动”视为大包大揽的特许，趁机将所有党员都安排到油水足的岗位和职位上去，而根本不管他们的党号是否符合优待的条件，或者他们的生活是否存在困难。在纳粹党统治的最初几年内，几十万纳粹党人在政治庇护下挤进了公共事业单位的新岗位。仅仅德意志帝国邮局一家，在1933至1937年间就接纳了三万多名“有功的纳粹党员”。在安排工作的时候，失业的党员往往竞争不过那些一心钻营的人，于是“特别行动”的真面目很快就暴露无遗——大规模、有组织的任人唯亲。例如，帝国战争部长指出，在1936年1月1日以前被安排到他的部门的中层和下层干部岗位上的3023名纳粹党员中，只有369人此前是失业人员。因此有超过80%的人是从现有的工作关系中转到国家机关的。这违反了所有的规章制度，揭露了“特别行动”旨在照顾那些“生计无着”的党员这种说法的荒唐和虚妄。

在柏林，纳粹党各省部领导层建立的“职业介绍部门”首先完全无视了“特别行动”照顾对象的限制条件，将所有的“老党员”都拉了进来，“以便满足经济的需求”，这就是他们的解释。就这样，在纳粹党掌权的最初三个月内，有超过一千名纳粹党员得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到1934年10月，就有大约一万人得到了这样的照顾。

在汉堡，纳粹党对现有的照顾老党员就业的政策也做了随心所欲的解释，下面是几个例子。帝国内政部长一纸公文就将公共事业单位中原本应当用“即将退休人员”来填补的空缺岗位的比例从90%缩减到了50%，以便给“老战士”们腾出空间。于是，在汉堡，90%的空缺雇员岗位都被“老战士”占据，“即将退休人员”的利益遭到了粗暴的践踏。汉堡的纳粹党人对工作岗位进行了内定和瓜分，纳粹党汉堡省部和冲锋队第12旅分别得到43%的岗位，剩下的14%被分给了党卫军第28旗队。因此，在就业分配上根本就不存在哪怕是表面上公正的规则，因为人员安置的权力被下放给了纳粹党组织。纳粹党的有组织的任人唯亲是完全公开的，厚颜无耻且具有系统性，因此在本质上与当时所有的通过长期统治形成的政党裙带关系不同。

然而，对“老战士”的“救济”并不仅限于将他们安插到国家机关里。纳粹党“运动”数量众多的纪念日，比如1月30日、4月20日或11月9日，都是慷慨提携、鸡犬升天的良机。根据1936年5月26日帝国财政部的通令，所有“老战士”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在党卫军、冲锋队的服役时间以及担任纳粹党干部或演讲家（“对性格和政治教育具有突出意义”）的时间都可计入公共事业单位的工龄，也就可以借此领到更高的工资。除了全国通行的规定外，还有一些地方性法规予以补充。例如，汉堡市政府就做出规定，在1930年9月14日前入党的党员，可以享受职员每年2950帝国马克、工人每周46.08帝国马克的最低保障工资。这些人还享受着铁饭碗，因为除非事先通知省部书记和各省总督，用人单位不得解雇这些人员。哪怕不符合公共事业单位的用人条件，党员们也尽可以高枕无忧。他们可以通过所谓的“私人劳动合同”轻松地绕过不符合用人条件的障碍，并且可以很快转为正式的干部或职员工作关系。尤其是，在“私人劳动合同”中，薪酬条件是可以协商的，况且这种岗位的待遇一般都非常优厚。通过这种方法，哪怕是较低级的岗位也可以得到比公共事业单位正常薪酬标准高得多的待遇。

很多自身条件较差、不符合中下级干部岗位要求的纳粹党人在“私人劳动合同”的帮助下，得以在公共管理部门飞黄腾达。在汉堡，冲锋队干部和福尔斯比特尔集中营指挥官保罗·埃勒胡森原是个学徒未满师的售货员，从1929年起就一直无业，却在1933年7月通过“私人劳动合同”一跃成为帝国总督的“私人秘书”，并获得了“行政专员”的头衔。他被提升为州政府顾问和高级顾问，后来又调入青年事务办公室担任部门负责人，但是他很少去上班，“因为他几乎总是酩酊大醉”。纳粹党省部监察官马克斯·拉茨原先是熟练的白铁工，从1925到1933年却以小贩为业，1933年4月被任命为委员会主任，当年9月被提升为委员会主席，1934年3月成为汉堡判决执行办公室主任。1938年1月，他又换了一个油水丰厚的岗位——汉堡自来水厂厂长。纳粹党县党部书记威廉·特格勒原是个小学文化的会计，1933年10月通过“私人劳动合同”进入汉堡财政管理部门任职。短短几年之内，他就攀升到了汉堡公务员的最高位置（1934年升任行政专员，1937年晋升为高级行政专员，1939年升为州政府理事，1942年担任州政府国务秘书），不仅领导着整个建设管理部门，还兼了“汉萨城市汉堡展览馆”经理这一油水很足的职位。

这种惊人的飞黄腾达在第三帝国的地区性纳粹精英中虽然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纳粹党的领导人并非全部来自社会底层——但也绝非个别现象。在慕尼黑，纳粹“运动之都”，像克里斯蒂安·韦伯这样的马夫也能爬到“经济专员”的位置，这表明德国的精英阶层的成分在政治驱动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完全是由于结党营私和任人唯亲，而不是像纳粹政府宣传鼓吹（无阶级差别、人人平等）的那样，是由于纳粹党致力于在全社会提高社会流动性、改善下层群众的受教育和上升的机会。

除了公共事业单位之外，国有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也为提携党员同志提供了良机。城市的煤气、供水和电力企业，短途交通企业，国有企业或国家参股企业，以及健康保险公司，或先前的由工会所有或与工会关系紧密的企业，全都成了纳粹党人就业的王道乐土。有些企业由于吸收了大量纳粹党人，几乎濒临破产。

例如，德国大宗采购消费协会（GEG）所属各企业的全体职工中，新近入职的纳粹党人占到了75%。售货员的数量增加了25%，销售额却同期下降了30%。普通健康保险公司，比如在柏林和汉堡的公司，也被迫大量雇用“老战士”，尽管它们并不需要这么多员工。在帝国监管部门所做的一次审计中发现，仅汉堡普通健康保险公司的员工数量就比所需定额多了228人。1933/1934年，汉堡高架铁路股份公司就安置了一千多名党员。

在汉堡，为了安抚那些政治上出了局的党员，常常把他们安排到“公私合营企业”去，用丰厚的薪酬来补偿他们权力的丧失。在这些企业里，“老党员”们会签订所谓的“领导岗位合同”，借此享受“老战士”们在公共事业单位能够享受到的特权，比如，可以慷慨地将党龄和其他的“贡献”计入工龄，由此得到更丰厚的退休金。例如，已退役的警察总长威廉·伯尔茨于1936年底被安排到港口轮船航运公司（HADAG）董事的职位上，他的工龄被一直倒推到了1918年，因为他的军龄、党龄和在冲锋队服役的时间都被算了进去。“公私合营企业”原本就人浮于事，因此在虚假的工作关系掩护下，安插了一大批主要从事党务工作的党员，给他们丰厚薪酬，就毫不奇怪了。例如，汉堡“党部农业事务主任”赫伯特·东克尔还担任了“汉堡发电厂农业顾问”的职务，年薪高达1万帝国马克，却从没去发电厂上过班。东克尔的前任，即前一位党部农业事务主任赫伯特·舒尔茨则占据了汉堡火灾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事务顾问”这一油水很足、有名无实而无需真正工作的职位。

除此之外，汉堡火灾保险公司还给很多冲锋队干部安排了闲差，比如卡尔·吕施担任了“行政主管”，但他真正的岗位其实是冲锋队行政主管。吕施自己也承认，通过这种手段，“得以将我们旅非常有限的资金用于其他用途”。汉堡港口与仓储公司雇用了一名专职的纳粹党演说家，汉萨城市汉堡展览馆为一名纳粹党县党部组织部长提供资金支持，汉堡艺术馆则安置了帝国美术协会的一名州级领导人。政府控制下的几乎所有企业和机关都被拉进来，隐蔽地供养党员，同时也就是在隐蔽地为纳粹党提供资金。这种现象不是汉堡的特例，在全国各地都有。

根据1934年6月12日帝国内政部长发布的通令文件（其后有数量众多，但核心内容相同的通告被传达下去），纳粹党作为一个法人团体，虽然无权从市或镇级的国家财政获取资金，但很多特许命令和限制性条件却为纳粹党从国家财政拿钱打开了方便之门。根据通令文件，如果“某些任务由城镇自行完成，或者雇用其他组织或个人来完成的经济代价比雇用党的组织来完成要高，就可以雇用党的组织，以减轻地方财政的负担”。这些规定显然是被纳粹党当成了特许令，于是他们向城市和城镇地方财政提出了“几乎欲壑难填”的经济要求。就像某位史学家描绘的那样，城市和城镇地方财政变成了“纳粹党的自助商店”。

在从经济上推动纳粹党事务的框架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机会，用最稀奇古怪的方式让党员们中饱私囊。比如，国家财政以“促进祖国的机构设施发展”的名义，给党员提供“还债津贴”；党员缴纳的社会福利费用比别人低；冲锋队员们在圣诞节时能从国家财政那里拿到礼金；占据领导岗位的党员如果住在公有的别墅和房屋内，可以享受较低的租金；有一个冲锋队员从市财政那里领取补助去镶牙，因为他“在与共产党人的斗争中被打掉了一颗牙”。

利用国家财政和公私合营企业来供养党员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利用私营企业就比较困难了，因为纳粹党对私营企业只有间接的影响力。纳粹党柏林党部要求向纳粹党供应物资的所有企业都做出书面保证，“尽可能只雇用党员和德意志劳工阵线的成员”。在汉堡，各企业被要求在参加公开招投标时，“在报价单上要附加一条，如果投标成功，是否会雇用纳粹党的老战士，如果是，又要雇用多少人”。除了这种赤裸裸的无理要求，纳粹党组织还会把公司代表叫到汉堡市政厅去谈话。但这些做法收效甚微，因为对私营企业来说，招聘人员的首要考量是企业的赢利状况，以及应聘者的资格水准。虽然有政治上的压力，但私营企业的这些最基本的招聘政策几乎没有改变。

此外，纳粹时期对招投标的政治化的主要目的不是让私营企业雇用更多的“老战士”，而是照顾身为纳粹党员的企业家。公开招投标时会优先考虑这些人。如前文所述，不仅“副元首”，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也对这一点提出了要求，他指示纳粹党各个省部的经济顾问，要大力提携党员同志，“将国家出资的项目都交给党员同志去做，因为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要感谢国社党”。于是，哪怕竞争对手的报价更有利，纳粹党人也能中标，抢到生意。在这些情况下，纳粹党人还要做出已经成了陈词滥调的悲戚的解释，说这是为了照顾受到冤屈、生活困难的党员。比如，“为党的事业牺牲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奥托·布勒克尔的母亲在我党掌权之前，在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尽管她的报价比一个竞争者高出10%，政府还是把一笔很大的生意给了她。

不仅是国家财政、公私合营企业和公共资本投资公司，纳粹党下属的各种组织机构也被加以利用，促进党员的利益。“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NSV）、“欢乐造就力量”、“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等下属组织为了给党员腾出位置，都把普通的“同胞”排挤到了一边，尽管这些组织的经费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共募捐和国家财政。为党员，尤其是“老战士”提供的福利包括：带菜园的住宅、供党员及其家属享用的疗养院、“阿道夫·希特勒疗养度假赞助计划”的度假旅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圣诞节礼金”、纳粹党救济基金提供的补助，以及“阿道夫·希特勒党员救助基金会”提供的社会护理服务。

享受到纳粹党及其下属组织机构提供的这些福利的人也绝不是像宣传的那样，都是生活困难的有功之臣。“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总部向“老战士”提供无息贷款，享受这个好处的主要是那些占据着油水丰厚岗位的党员。在驶往挪威和马德拉群岛的“欢乐造就力量”组织的游船上嬉戏的很少有纳粹宣传大力赞扬和争取的“德国工人”，而主要是纳粹党的全职干部。党务办公室曾指出，“县级党部的全职人员总是最先享受到这些福利”。

立法机构也被纳粹党人用来给自己谋福利。例如，1934年12月13日颁布的《公民合法权益赔偿法》免除了所有党员在“国家社会主义崛起”期间侵犯他人权益和破坏财产的个人经济法律责任，而这个时限被拓宽到了1934年8月2日。党员在此期间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应由“公众承担”。1938年颁布的《旧债免除法》通过法律途径帮助那些“由于参与国社党政治运动而导致自己的独立经营企业破产”的党员摆脱债务。

在第三帝国，“补偿”、提携同党与有组织的任人唯亲绝非纳粹统治初期的过渡现象，也绝不是仅限于所谓的“老帝国”境内。在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这些现象在奥地利同样愈演愈烈。按照“奥地利回归德意志帝国事务特别专员”约瑟夫·比克尔的说法，“奥斯特马克”[18]的党员有着特别强烈的“补偿情结”。这一方面表现在暴力横行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劫掠、“疯狂”征用和侵占——这些现象在1938年初是很典型的。格哈德·雅戈希茨把这个为党员谋取私利的物质再分配的混乱阶段描述为“激情、贪婪和告密的巫婆大聚会”。很多企业被纳粹党人占据和劫掠，犹太人和反对派的巨额财产遭到“疯狂”侵占。1938年初夏，经济与劳工部建立了“财产流通办公室”，纳粹党也组建了各式各样的职业介绍和补偿机关，把毫无法纪的个人的中饱私囊引导为有组织的庇护提携，这与“老帝国”的种种现象如出一辙：“国社党的有功之臣”得到安置，纳粹党员得到条件有利的贷款，犹太人的企业被分配给党员，再加上“雅利安化贷款”，以及所有政府许可企业（如烟草商店、彩票销售点、电影院等）系统性的对党员的优待。另外，“老战士”们还能得到金钱奖励，帝国财政部为此提供了2000万帝国马克。总的来讲，奥地利的“补偿”显露出的真面目是“微妙的报复行动”；对党员的庇护和财产再分配比在“老帝国更加彻底和严格”，尽管奥地利纳粹党人对此的解释，即对所谓“在共和国期间为了党的事业而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和在“老帝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纳粹党的活跃分子们并不因自己得到庇护和赞助而感到羞耻，反而大声疾呼为自己索取“补偿”。甚至于有纳粹党干部因为没有兑现向下属做出的安排工作和提拔的诺言，而被告上纳粹党的党内法庭。1939年8月，汉堡救济部门的一名职员在纳粹党最高法庭如此控告国务秘书格奥尔格·阿伦斯：“因此，我要求，1936年8月向年资较老的党员做出的改善待遇的诺言，也应当向我本人兑现；并且，自1936年秋季以来，我因为没有得到提升而损失的薪酬，也应当补偿给我。”虽然群众对“老战士”得到的优待显然十分不满，但“老战士”们往往对自己的物质特权贪得无厌。国家警察部门报告称，有些“老战士”提出，对岗位和职务的分配应当仅与入党时间挂钩。这些人普遍相信，“老战士对任何部门的工作都是称职的，尤其是，公务机关的领导岗位并不需要专业知识”。这种完全无视个人才干的欲壑难填的心态，即便是在第三帝国的环境下也无法得到满足。虽然纳粹党极力促进党员的利益，但并非所有党员都对自己得到的待遇感到满意。这并不是因为党没有努力去照顾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期望值和要求实在是太高了。而这样的期望值和要求也恰恰是纳粹党自身在其追随者中唤醒和促进的。

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早在1932年就指出，在纳粹党人的“理想主义”宣传的光辉外表背后，藏匿着一种没有理想的理想主义，并没有把物质上的贪婪掩饰好。纳粹党人的基本态度是“绝非理想主义的”，而是“极端的经济和物质主义的”：“他们没有克服经济的、物质主义的心态，而是遮蔽着自己的物质主义。”

如果没有魏玛共和国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很多纳粹党活跃分子的物质导向和“补偿心态”自然就很难解释了。魏玛共和国长期的危机将很多人的人生计划化为泡影，让他们丧失了攀升的希望。因此，在1933年之后，很多纳粹党人寄希望于党的照顾和赞助，通过自上而下的腐败，确保自己物质上的稳定，以及在社会中的进身。

赠礼、特别基金和小金库

尽管国家财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用于供养党员，但国家财政的结构决定了，纳粹党人还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其加以利用。比如，国家财政要确定支出，每一笔支出还要与预算的各个条目挂钩，这就需要系统性的缜密计划，而这不仅与纳粹党人的仓促、骤然、战役式的政策风格相抵触，也无法与纳粹的统治结构兼容。因为纳粹的统治结构分为不同的权力集团、各种特别机构、特别委员、特别专员、不同的派系，以及纳粹党体制内的私人交情。

于是，国家财政的结构瓦解得越来越厉害，各种特别和特设基金、晦暗不明的基金会和小金库却越来越多，它们受纳粹党的某些权贵直接控制，资金则来自不同的途径。帝国审计总署的副署长埃米尔·施腾格尔将基金经济称为“各级行政机关根深蒂固的倾向”。特别基金可以用来为五花八门的目的提供资金，不受到任何开支检查和金融监管，因此特别适合用来供养私人亲信和追随者。因此，特别基金成了第三帝国腐败的一个核心来源。

首先，希特勒就利用特别基金来建立自己广泛的私人圈子，给亲信们提供馈赠、资助和赠礼。这位独裁者如此行事，经费来源五花八门：国家财政、“德国经济界向阿道夫·希特勒捐款基金会”从德国经济界获取的募款（到1945年，高达7亿帝国马克）、《我的奋斗》销售所得的版税和稿酬（每年有150万到200万帝国马克）、德意志帝国邮政部门因销售带有元首肖像的邮票而给希特勒本人的分成（总计5200万帝国马克）。另外，希特勒在德尔布吕克—席克勒尔银行还拥有一个“援助基金”账户，其资金来自已经去世的、指定希特勒为继承人的纳粹党追随者的财产。希特勒获取这些遗产，却不曾缴纳过遗产税，因为，就像他的律师吕迪格·冯·德·戈尔茨伯爵向财政部门解释的那样，“众所周知，元首、党和国家是一回事”。

从希特勒的收入情况可以看出，公家和私人的财政被危险地掺和在了一起，这在第三帝国的基金经济中是典型现象，也与希特勒的自我认识吻合——他的公私生活就是不分的。甚至有些收入来源很难清楚地确定，究竟是私人收入还是公共收入。希特勒的所谓私人收入，比如他的稿酬，其实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赞助和推广。购买《我的奋斗》是一种义务，比如户籍登记处必须向新婚夫妻提供这本书。

希特勒利用特别基金来收藏艺术品，并赞助筹备中的位于林茨的“元首博物馆”，但主要的开支还是馈赠他人，而且这种馈赠总是免税的。形形色色的人都从他那里获利。

一方面，军事精英们每月都能领到免税的职务津贴，这是数额相当巨大的一笔钱；最重要的还有礼金，陆军元帅们得到的礼金平均在25万帝国马克，有的人能拿到比这多得多的数额。陆军元帅凯特尔收到了约76.4万帝国马克的礼金，陆军元帅冯·里布骑士收到了88.8万帝国马克，古德里安大将甚至收到了价值124万帝国马克的地产。希特勒向将帅们赠送如此巨额的财产，不仅仅是为了向他们的服务表示感激，更是在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腐蚀，加强他们与元首的联系。希特勒操控帝国的军事精英，靠的不仅仅是他的领袖魅力，而是，按照“7月20日事变”的密谋者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的说法，“用一根黄金的，但非常有效的缰绳驾驭他们”。

国家机关和党内的精英们同样收到了慷慨大方的馈赠。帝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50岁生日时收到了100万帝国马克的礼金，帝国总理府的幕僚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在65岁生日时收到了60万帝国马克。给党和国家的高官的类似礼金一般在10万到25万帝国马克之间。这种馈赠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保证受馈赠者的忠诚可靠。作为反例，有的下属虽然收受了物质上的馈赠，却仍然忘恩负义，这令希特勒及其亲信暴跳如雷。当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得知柏林警察总长赫尔多夫伯爵也参加了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阴谋时，第一反应是火冒三丈地指出，他们曾多次帮助赫尔多夫还债，并资助他摆脱经济上的困难。

但希特勒的馈赠和礼物并不全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的算计、为了控制对方的忠诚。很多在党内斗争中失势、被束之高阁、丧失了全部政治影响力的人也享受到了元首的恩典。对这些人安抚一番，就不必担心他们会做出什么不利于政府的行为。长期担任秩序警察总长的党卫军大将库尔特·达吕格丢掉政治权力之后，希特勒将萨姆特县的伊尔泽瑙庄园馈赠给他，作为抚慰。原先的总理府幕僚长菲利普·布勒在与拉默斯和鲍曼的权力斗争中落了下风，一败涂地，于是希特勒赠给他10万帝国马克，帮他摆脱经济困难。1940年，希特勒向于1936年被撤职的省部书记威廉·库贝赠送了一大笔钱；1942年，前任黑森州总理斐迪南·维尔纳在65岁生日之际得到了每月500帝国马克的额外“荣誉薪金”。维尔纳在1933年与黑森党部书记雅各布·施普伦格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后来被贬谪到布雷斯劳省政府担任行政专员。在对给维尔纳的“荣誉薪金”做解释时，党中央办公室主任鲍曼指出，维尔纳旧时的同事，比如帝国审计总署的署长海因里希·米勒、维也纳市长菲利普·威廉·荣格或者驻法战争行政管理部总长维尔纳·贝斯特，都已经晋升到了比他们的政治导师维尔纳高得多的职位。而维尔纳这样一个“民族的和反犹思想的资格最老、最不知疲倦的先驱战士”却没有从较低的岗位上获得过晋升。

在这些例子中，赠礼和资助都是对失去政治权力之人的抚慰。希特勒的礼物不仅有政治上的深谋远虑，还扎根于一种几乎是多愁善感的朋党之交。这种朋党之交对希特勒和纳粹党“运动”来说，就像政权内长期的派系和门阀斗争一样，非常典型。

最后，希特勒还赞助了很多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如画家、雕塑家、电影导演和演员，这些人的作品很符合希特勒的个人口味，被他认为是特别值得赞助鼓励的）。仅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尔就从希特勒手里拿到了总计80万帝国马克的财产；女演员汉妮·波滕获得了每月1000帝国马克的终身退休金。希特勒对科学和艺术界精英的慷慨解囊具有特别的偶然性，缺乏系统性，但说明了，通过自上而下的腐败进行的控制和拉拢的目标绝非仅限于政治、军事领域的领导阶层。总的来讲，希特勒的礼物和馈赠代表了纳粹政权的一个重要的统治工具：不是通过恐怖和强迫，而是借助系统性的诱惑、赠礼和奖赏的策略。

在第三帝国，通过来源可疑的特别基金进行馈赠和赏赐，绝非希特勒一个人的特权，而是一种普遍的统治原则，很多高官都使用这种方法。尤其是纳粹党各省部的书记，他们常常兼任该省的总督和帝国国防专员，把自己的“疆土”当作自己的王国一样，作威作福。他们也创建了基金会和特别基金作为资金来源，既不受国家财政监管的限制，也不接受纳粹党总财务官的控制。另外，他们在出售“国家公敌”或犹太人财产时，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效仿最高的“元首”，试图通过物质赞助来收买人心。因此他们特别重视对党员和亲信的资助，同时也注意去扶持那些被政府认为值得赞助的精英，比如艺术家、科学家和军人。

例如，萨尔茨堡省部书记兼总督就控制着大量风景秀丽的地产，并慷慨地拿这些地产来赠送他人。享受到他的好处的党员同志包括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他在弗歇尔宫建起了一座“避暑宅邸”；还有帝国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他获赠了利奥波德斯科隆恩宫的一座宅子（原先的主人是“犹太人马克斯·莱因哈特”）；纳粹党全国领袖瓦尔特·布赫在巴特加斯泰因弄到了一座狩猎小屋；国务秘书汉斯·菲施比克从总督那里获得了一座“犹太人别墅”；党卫军上将赛普·迪特里希则得到了“福莱特霍夫埃尔伯”帝国森林的一座高级“羚羊猎场”。

另一方面，这位党部书记还赞助了一些并不属于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人士。比如，“国家级演员”埃米尔·杰宁斯在党部书记及萨尔茨堡地方议会的保护下，以区区8.1万帝国马克的优惠价（原价是25万帝国马克）购置了位于格施万特/施图卢贝尔市镇的库尔波因特别墅。给杰宁斯优惠价的理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利益（“为了推进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因为杰宁斯的电影被国家领导人评价为紧跟国家政策、艺术性极高、利国利民的佳作，而购置这块地产对“杰宁斯的艺术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受到拉拢的艺术家还包括慕尼黑雕塑家约瑟夫·图拉克，他在党部书记的盛情邀请下，来到萨尔茨堡省定居。这位党部书记对雕塑家的福利关怀备至，命令将图拉克的母亲的遗体安葬在圣彼得墓园，还允许他“在我的辖区内的猎场上随意打猎”。

将领们受到萨尔茨堡党部书记的欣赏和拉拢，非常高兴，尤其是当他们想购置萨尔茨卡默古特的所谓犹太别墅的时候。例如，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就置办了位于圣沃尔夫冈的里德的“坦克别墅”——这个名字真是个绝妙的预兆。航空兵上将鲁道夫·博加齐也被欣然纳入“我们愿意帮助”的“买家名单”。

和大多数其他省部书记一样，萨尔茨堡省部书记兼总督也支配着独有的、不受财政监管的私人基金，资金来自帝国财政部长拨付的款项。这种将国家财政挪作他用的手段对各位省部书记来说是非常典型的，另外他们还侵吞“国家公敌”的财产，征用各种类型的募款以支持自己的基金，还威逼利诱地将企业划归到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纳粹党总财务官施瓦茨建立了专供各位省部书记自由支配的基金，并不断提高其金额，但仍然无法阻挡省部书记们对财政自主权的追求。

在这方面特别“有才”和厚颜无耻的要数东普鲁士省部书记兼省长埃里希·科赫。他在1933年建立的“埃里希·科赫基金会”发展壮大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控股公司，到1944年12月31日时总资产已经高达3.317亿帝国马克。“埃里希·科赫基金会”的章程虽然只能勉强掩饰其真正目的——它是党部书记的财政工具，用来培植亲信——但却明确地规定，基金的目的是“对国社党人进行教育、培训和支持”。科赫书记是该基金会的唯一一名理事，独自决定如何处置基金的收益，还有权将基金会的资产转让给纳粹党或者“久经考验的国社党人及其亲属”。

这个基金会的资金来源首先是纳粹党所有的省党报，科赫对其控股50%。但渐渐地，科赫通过政治压力和滥用职权，接管了41家纺织企业、30家食品加工企业、19家印刷厂或出版社、15家木材加工企业和13家其他类型的企业。科赫往往是通过代理人将这些企业买下，然后将它们转让给基金会的。1944年，“埃里希·科赫基金会”所属的企业的净利润高达3000万帝国马克。科赫的三座私人“宅邸”（大弗里德里希斯贝格、霍恩多夫、布痕霍夫）总价值高达2500万帝国马克，同样也是基金会的财产。基金会的收益被转入科赫的私人账户，这个账户是他在省政府的框架内设立的。

科赫书记在没收“国家公敌”的财产时显得手段特别高明。在梅梅尔被并入东普鲁士后，他将原属于犹太人的多家纺织厂占为己有。在1939年的波兰战役之后，齐谢瑙区被并入东普鲁士，科赫趁机吞并了大量土地。“埃里希·科赫基金会”接管了波兰豪门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地产，约8000公顷，科赫很快又把这块地产扩张到2万公顷。他以类似的手段侵吞了纳茨波尔斯克庄园，将其扩展到1.2万公顷，并将其分配给了东普鲁士地方自治会[19]。另外，科赫在齐谢瑙区还给他的基金会搞到了“德国普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5家制糖厂。尽管这几家工厂的保险价值就高达1900万帝国马克，科赫却用区区4.38万帝国马克就将其拿下。

“埃里希·科赫基金会”典型的任人唯亲和结党营私在基金会下属的企业中也是普遍现象。例如，蒂尔西特的“东德意志鞋类与皮革制造厂”的高级职员与厂长米勒狼狈为奸，在战争开始后将1.5万多双鞋在没有配给证的情况下卖给了亲戚和熟人，也就是说大做黑市生意，这也是“埃里希·科赫基金会”的一贯作风。

其他省部书记们也把自己的基金会扩建成了像模像样的企业。例如，1936年，位于苏尔的西姆松兵工厂原先的犹太业主被剥夺了财产，而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图林根省部书记兼总督弗里茨·绍克尔将这家工厂改为“威廉·古斯特洛夫基金会”。绍克尔是这家基金会的唯一一名理事，在他领导下，基金会发展壮大为大型的军火及机械企业。在对犹太人产业进行“雅利安化”的过程中，基金会又吞并了一家位于魏玛的火车车厢制造厂、海默尔与皮尔茨股份公司所属的机械制造厂和铸铁厂，以及位于下奥地利的希尔滕贝格尔弹药工厂。

但泽—西普鲁士省部书记阿尔伯特·福斯特的“1939年9月1日基金会”原先叫作“阿尔伯特·福斯特基金会”，原始资金仅有100帝国马克。福斯特为自己的基金会搞到了工业界的大量股票，比如但泽火车车厢制造厂、魏克赛尔轮船航运股份公司和沥青工业若干企业的股票。

在纳粹党的巴伐利亚奥斯特马克省部（后来改称拜罗伊特省部），省部书记汉斯·谢穆倒没有建立自己的基金会，而是成立了一家暧昧不明的有限责任公司，称为“奥斯特马克自助有限责任公司”（缩写为Oseg），以便为自己和党组织广开财源。该公司的原始资金来自1933/1934年的一次“就业大会战[20]捐款活动”，当时他组织了这个活动，名义上是要援助省内的“困难地区”。这次活动募集了150万帝国马克，但这笔钱却被挪作他用，部分被用于组建Oseg，部分用于以现金和实物的形式馈赠各县的党组织及领导人，以及扩建巴伐利亚奥斯特马克省党部出版社。Oseg的首要任务是执行创造就业岗位的措施，比如对巴伐利亚森林进行开发、修建公路等，但其实它真正的使命是为纳粹党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社会民主党、自由工会和与工会联系紧密的组织的财产被没收后也被转移给Oseg，进行“托管”。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除苏台德的其他部分之后，Oseg侵吞了一些原属捷克人所有的地产和庄园，比如费希腾巴赫狩猎庄园（包括4000公顷的猎区和鳟鱼养殖场）就主要被用来招待“省部的客人”。

在汉堡，省部书记兼总督卡尔·考夫曼建立了“1937年汉堡基金会”，其收入来源极其广泛。考夫曼借助代理人取得了许多企业的股权，比如汉堡—万兹贝克的“齐格菲·克罗赫化工股份公司”（该公司的犹太业主在1938年的虐犹事件之后丧失了对自己企业的支配权）。但是，该基金会财产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所谓的捐款（汉堡市的企业被强迫纳捐）、“雅利安化捐款”以及旨在“推进祖国的组织机构”的国家财政资金。基金会的总资产累计达到860万帝国马克。该基金会在战时还获得了更多收益，考夫曼的代理人在占领区收购家具和烈酒，绕过税法和关税法规，把货物运回“老帝国”出售，借此牟利。

由于考夫曼书记本人授权的全部汇款凭证都保存至今，我们可以把他的基金会的资金流向摸得一清二楚。正如基金会的宗旨所说，所有开支都集中于两项重点工作，一是“推进祖国的组织机构（尤其是纳粹党组织）”，二是扶助“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的党员和民族同胞”。这种开支被认为是“公益性”的，因此不需要纳税。向纳粹党组织支付的款项一般是以不具约束力、较为含糊的“赞助”的形式，因此收款人——通常是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干部——可以自行斟酌，任意使用这些款项。汇款凭证上的款项用途包括“救济用途”、“党卫军西北大区的一般用途”、“国家社会主义航空军团的个人用途”，它们都没有给出明示，而是对金钱的真正去向百般掩饰。

另外，考夫曼书记还毫无顾忌地向下属馈赠金钱。纳粹党的县级和省级干部能够从他那里得到贷款，比如考夫曼从基金会拿出12.5万帝国马克的巨款，借给纳粹党议员马克斯·佩波考恩，以扶持后者的范·迪瑟尔与罗德公司。考夫曼基金会的大部分资金还是支付给普通的“老战士”的，其中两百多人在考夫曼的帮助下摆脱了债务。这种赠礼一般在100至5000帝国马克之间，一般是由考夫曼书记本人当面交给对方的；通过这种当面馈赠的方式，上演了一场知恩图报的好戏，受赠人和书记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得以加强。

在纳粹体制的各个层面，人们都通过物质资助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私人关系网，这已然成为一项核心的统治原则。在汉堡，几乎所有的纳粹党机关领导人和州政府委员都操控着不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列出的特别基金，用来资助下属和亲信。例如，卫生与救济部门领导人的特别基金就以“扶持”为名，向纳粹党组织的干部和成员，以及机关的职员和干部发放金钱。汉堡州内政部长和冲锋队干部阿尔弗雷德·里希特就从警察局的小金库里拿钱，向他的亲信们赏赐计划外的补助金、旅行及疗养津贴，以及各种医疗补助。他的小金库还为送给汉堡盖世太保主管布鲁诺·施特赖肯巴赫的“生日鲜花”买单，并替因毒打政治犯而被判处罚金的臭名昭著的冲锋队打手付罚金。州内政部长里希特做出指示，用特别基金的钱帮这些打手结清罚款。基金的支出记录中有一条特别能证明纳粹党人的“乐于奉献精神”：州内政部长里希特在演讲中不断呼吁民众捐款，而他自己在纳粹党的若干地区小组开会，在有人募捐时，却只捐了8.6帝国马克，而且后来还用特别基金的钱报销了这笔善款。

纳粹党的很多“显贵”在财务和政治上的种种伎俩，他们的特别基金和基金会——尤其是各个省部书记的基金会——自然瞒不过纳粹政府高层，但高层却避免与这些飞扬跋扈的封疆大吏们发生冲突。党中央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得出了无比犀利的结论：“根据‘民不告，官不管’的原则，根本不存在有效的财务监管。”

党的“显贵”们通过基金会和特别基金，绕过了纳粹党总财务官施瓦茨的财务监管，这让他火冒三丈。在给党中央办公室主任鲍曼的一份报告中，施瓦茨大倒苦水：“根本谈不上廉洁和健康的财务预算，因为各省部书记作为党的大员，或者总督、省长或部长，通过基金会、社团或企业，以不受监管的方式自行筹款，建立所谓的小金库，擅自支配这些款项。”但是，由于施瓦茨是党的总财务官，而这些胡作非为的党部书记们还拥有总督或省长的政府官员身份，所以党是没有办法予以干预的，施瓦茨对这些基金会完全束手无策。

戈林在鲍曼那里“激情澎湃地”控诉党部书记们的小金库，希姆莱则称其“令人讨厌”。但他们两人都没有采取措施来打击这些腐败行为，而且他们自己对特别基金的体制也是熟门熟路，有着多年的使用经验。他们都从德国经济界吸收数额巨大的捐款，然后将其存到特别账户上。戈林的“戈林艺术基金”主要用来支持他私人的艺术收藏活动，而希姆莱的特别基金不仅用来维持他的私生活，还用来资助党卫军部队，以及向同事和下属馈赠礼物。库尔特·冯·施罗德的施泰因银行建立了一个“S特别账户”，“党卫军全国领袖的朋友圈子”每年都要向这个账户转移约100万帝国马克的捐款。希姆莱在德累斯顿银行还有一个“R特别账户”。德累斯顿银行还为党卫军所属的企业提供资金，并向希姆莱提供高达600万帝国马克的贷款，用于帮助党卫军干部还债。礼物和资助、度假津贴和帮助还债的贷款，一方面表明了党卫军特有的朋党之交，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希姆莱慈父式的领导风格，他甚至对较低层的下属的私人利益也关怀备至。

此外，希姆莱通过其特殊的权力地位，还控制着纳粹党其他领导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非常需要的资源，比如集中营囚犯就被用来从事五花八门的私人服务。例如，纳粹党全国领袖、埃尔出版社[21]社长马克斯·阿曼就在希姆莱的许可下，定期把达豪集中营的囚犯弄到他的位于泰根湖畔圣奎林的庄园，去干建造、修盖屋顶和园艺等活计。希姆莱还亲自出马，从被囚禁在萨克森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一些《圣经》学者中选择了一名园丁，献给副元首的夫人伊尔莎·赫斯。希姆莱的这些姿态无疑是为了突出他自己在纳粹党内的地位，这也说明了，腐败如何决定了纳粹体制中不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给体制内的私人关系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诸多例证说明的那样，这绝不是希姆莱的个人特征，而是纳粹“运动”的一项普遍的统治原则。诸多达官贵人，包括希特勒自己，都试图用物质资助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2　第三帝国腐败的核心领域

德意志全国汽车工业联合会赠送给赫尔曼·戈林的游艇“卡琳2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船被英国皇家海军接管，根据维多利亚女王丈夫的名字改名为“皇家阿尔伯特号”。

纳粹党及其各组织内部的腐败

纳粹党及其组织机构是腐败体制的主要得益者，但同时也是主要的受害者。通过国家财政的丰厚拨款、捐款、募资以及党费，党的金库收到了数额巨大的款项，然而众多政工干部却为了私利，将这些款项占为己有。

从1934年1月1日至1941年12月31日，纳粹党总财务官在普通法庭针对“犯有侵害党产”罪行的纳粹党员提起了10887项诉讼。这个数字高得惊人，因为我们要考虑到，侵吞党的财产就是偷窃自己的党内同志，这样做的道德顾虑肯定要比侵吞“无名无姓”的公共财产大得多，既然贪污党产的人都这么多，那么侵吞公款的人肯定更多了。在每个工作日，纳粹党总财务官平均向普通法庭提起四至五项刑事诉讼。因为在提起每一项诉讼之前必然要经过深度的审核和调查，那么我们可以推断，总财务官及其审计人员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与腐化的党内干部作斗争，以及追踪被侵吞的党产上。另外，这些提起公诉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很多贪污案件在党的“内部”就被处理掉了。

另外，贪污腐化行为绝不是仅限于纳粹党，在其下属组织机构中更为普遍。例如，在汉堡，所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与纳粹党相关的刑事诉讼中，只有约15%与纳粹党本身直接相关，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NSV）与德意志劳工阵线（DAF）的贪污案件却占到了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二。

就像对党员同志的有组织的扶助提携或者很多纳粹党领导人腐化的财务行为一样，贪污也是植根于纳粹运动的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在1933年之前，纳粹党内就出现了很多给党造成损失的盗窃和贪污行为。比如，冲锋队救济基金的保险款被贪污，捐款被挪作私人之用，党的办公室内的打字机、办公用具和钱箱被偷走，党报的订阅款被侵吞。当然，这些案件很少会被披露到公众耳中，但在党内的争吵中却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早在1931年，就有反对派党员如此指责汉堡的纳粹党领导层：“几乎没有一个纳粹党社区不曾发生过一起腐败或贪污事件。”

造成党内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纳粹党活跃分子都处于无业状态，囊中羞涩。纳粹党或者冲锋队就是他们生活的最重要部分，他们是为了党生活的人，同时也靠党来养活，常常把党的财产和个人的财产混为一谈、不加区分。勃兰登堡米尔罗塞的一个党小组领导人就是这样的，他持续不断地将党的财产据为己有。此人兼任党组织的财务主管，常常用公款来报销他“为党的事业”产生的私人开支。1935年的一次审计查明，他多年来对数额相当大的公家收入没有记账，而且“将他私人的金钱与党小组的金钱完全混在一起”。在这种公私不分、为了党的事业花费私人金钱的情况下，把党的收入挪作私人之用就没有什么道德顾虑了，尤其因为这位党小组领导人在纳粹党外几乎没有私人生活，他是全身心为了党活着的人。

贪污党产很容易，因为不存在什么权力监管，这在“元首政党”中是很典型的；党的财务系统也非常紊乱，所以有很多空子可钻，其中一个表现形式就是用非常可疑的手段搞钱。党的宣传鼓动家和集资人可以把筹措来的款项的四分之一放入自己的腰包，党的工作人员可以按照一定的百分比从广大党员缴纳的党费中抽取报酬，因此很容易就把党和私人的财产混淆起来，尤其是，有的党小组直到1933年“夺权”之后才开始正儿八经地记账。

这种非正式的搞钱手段在冲锋队甚至更为普遍。冲锋队的活动经费不是依靠其成员缴纳的会费，从纳粹党也只能得到少量补助。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冲锋队依赖于对捐款和有价实物进行系统性的“组织”和“征用”。几乎每一个较大的冲锋队单位都有自己的“筹款人”，负责募集捐款，尤其是还要从同情纳粹党的人士那里弄来食品，以维持冲锋队的食堂。在这种工作过程中，中饱私囊行为几乎是完全无法控制的。这些“筹款人”在同志们当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尤其是因为他们把筹集来的物资不仅用于公用，还常常挪用一些，来资助同志。

某位“冲锋队补给人员”于1935年因欺诈被判处两年监禁，从他的例子可以看出，“筹款人”受到了多么大的压力。此人神通广大、什么东西都能搞得到的名声在外，不断私下里给上级和同志提供香烟、食品、汽油、油料、家具和衣物。法庭查明，他很快就“无力满足他的同志和上级越来越大的胃口了”。为了保住自己“精明的筹措物资者和有用之人的名誉”，他用伪造的订货单订购了大量物资，其中包括140吨煤球和230吨土豆，却告诉他的上级，这都是别人“捐献”来的。东窗事发后，他本人锒铛入狱。而事实上对他进行了教唆的上级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从其他为数众多的欺诈和贪污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党产和私人财产之间的界限（尤其在冲锋队的环境中）特别含糊和具有流动性。再加上冲锋队员之间的朋党之交，以及财务账目往往不完善，甚至根本不存在，更助长了腐败之风。威斯特法伦—北方省部书记阿尔弗雷德·迈尔针对一名冲锋队旗队长的贪污案作了如下表态：“一直到1934年11月，不曾有过合乎规定的财务账目。仅仅是在一个草稿本上胡乱记录资金进出情况。对于支出款项的用途，要么是在事后补做解释，要么根本就没有任何解释。”在对某位冲锋队旅队行政主管的判决中，阿尔托纳地方法庭指出，该旅队搞的是“纸条经济”：“根本不存在有序的款项和账目记录。”每年对冲锋队和党卫军单位财务状况做的审计报告常常也被发现类似的情况。有些单位“根本不记账”。

1933年纳粹党掌权后，党的总财务官试图通过加强审查和监管来解决财务管理紊乱的问题，但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冲锋队，以及纳粹党的其他很多组织和全职机构，已经从纳粹党组织取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建立了自己的审计机构，而这些审计机构只是慢慢地才被统一到纳粹党中央的审计机关中来，比如德意志劳工阵线直到1943年7月1日才开始接受党中央的审计。但正如前文描述的，就算是在纳粹党内，对党的财政的中央监管也只是空中楼阁。

另外，总财务官施瓦茨试图对财务部门加强组织管理，以改善党内财务监管的状况。到这时，纳粹党的财务部门已经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例如，纳粹党某个党小组的“总财务参谋部”一共有16名工作人员（这看起来很理想），其中除了“党小组总财务官”及其“常务代表”之外，居然还包括“兑换券存量簿记员”、“账户簿记员”、“土地登记簿记员”、“财务报告工作人员”或“与宣传主管的联络员”等显赫头衔。在现实中，如此臃肿的财务组织是很难维持的，尤其是在1933年纳粹党掌权后，新的党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财务主管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

1933年纳粹党的掌权为纳粹党及其组织内部的反腐斗争带来了棘手难题。在160万“3月烈士”（即在1933年初拥入党员队伍的人，他们在1933年5月就占到了全部党员的三分之二）中，有不少见风使舵和形迹可疑的人，哪怕是有经济犯罪前科的人也很快顺畅无阻地爬到权力很大的岗位。在纳粹党及其下属组织机构中，有贪污前科的财务主管虽然不是大多数，但也绝非少见。国家警察机关在每月的形势报告中指出，党在挑选“行政官员”时“不够审慎”，尤其是没有要求应聘者出示警方开具的没有前科的证明。1934年10月，亚琛警察局在一份地区形势报告中指出，在10名被控贪污的NSBO [22]出纳人员中，“有8人有较为严重的犯罪前科”。在汉堡，因贪污党产而被判刑的人当中，大多数有相应的前科。

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的报告指出，纳粹组织内某些犯有前科的人在一个单位犯下贪腐罪行，然后为了躲避侦查就逃之夭夭，随后又混入另一个单位，再次贪赃枉法。当时民间有句流传很广的话，描述的就是这种怪现状：“没有两次贪污或诈骗前科的人，当不了财务总管。”直到1937年之后，贪腐案件的数量才慢慢减少。

除了党员数量无法控制的暴增之外，纳粹党掌权还有另外一个伴随现象，同样促进了纳粹党组织内部的腐败。在消灭工会和左翼党派的过程中，纳粹党人没收了大量的“国家公敌财产”，这些财产只有一部分被有秩序地控制起来，往往就不受监管地被党员们自行分配了：冲锋队员们在冲击工会办公室时将钱箱洗劫一空，纳粹党新闻企业将社会民主党报业的设施和机器占为己有，甚至有些工人体育或文化协会的财产也神秘地流入了纳粹党人的秘密小金库。1936年，帝国财政部长试图在事后将被没收的“国家公敌财产”收归国有，但无功而返。“1933年没收敌产时的具体情况使得我们几乎完全无法将这些财产以行政手段控制起来。”帝国财政部驻汉堡办公室作了这样的简短说明。

腐败的恶劣影响在德意志劳工阵线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中显得特别突出，这两个组织内部的贪污、诈骗和其他腐败行为发生得特别频繁。不仅是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的报告，国家警察机关的每月报告中也特别提及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和德意志劳工阵线的腐败情况。仅仅在柏林，这两个组织内每个月就有2.5万至3万帝国马克被贪污。这两个组织是滋生腐败的绝佳温床，因为它们是在纳粹党掌权后才兴建起来的，很快就膨胀为超大规模的巨无霸，其成员数量远远超过纳粹党员的数量。例如，在1942年，德意志劳工阵线拥有2510万成员，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在1943年的成员总数达到约1700万。这两个组织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选择工作人员的过程自然不可避免地非常仓促了。于是，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岗位上常常出现形迹可疑之人。

同时，“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和德意志劳工阵线通过会员费、捐款以及合并企业，操控着高达数十亿马克的巨额财产。例如，德意志劳工阵线仅在1942年就吸纳了6.77亿帝国马克的会员费。它控制着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企业，包括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建筑公司、出版社及印刷厂和零售商店等。“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则通过各种募捐活动——比如“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获取了数十亿帝国马克。仅仅“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每年就能吸纳几亿帝国马克的捐款，在战时甚至达到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一。

这些捐款对于纳粹组织的很多成员来说是个难以抵御的诱惑。“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在战时管理和分配的食品和紧缺商品同样也是香饽饽。但贪污和中饱私囊的行为不仅限于普通工作人员和义务的募款人员，在“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高级官员中更是特别猖獗。“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很多省级和县级领导人因为腐败行为败露而不得不辞职，并接受法律制裁。下面的腐败案件清单并不完整，但足以说明问题：

“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柏林省部领导人理夏德·梅勒因贪污受贿被判处四年监禁。他侵吞了组织收到的捐款，还收受了一名建筑师的贿赂。这名建筑师承担着“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建设工程，还希望获得该组织的顾问建筑师职位。梅勒的一位前任，同时也是“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创始人，帝国国会议员卡尔·施皮沃克则卷入了一起涉及汽车采购的腐败案。“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柏林省部财务主管埃米尔·魏斯滥用职权，从省部的仓库低价购买西服面料和金戒指，被判处一年监禁。“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全国总部财务主管卡尔·亚诺夫斯基侵吞了本应发放给空袭受害者的救援食品物资，也被判刑。他的兄弟威廉·亚诺夫斯基是“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省部领导人，还曾担任“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全国主席兼“最高指挥官”埃里希·希尔根菲尔特的私人助理，因为同一罪行甚至被处以极刑。“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总部高官埃里希·武尔夫长期把“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证章的印刷业务交给柏林的一家公司，得到的回报是这家公司旗下的一处赛马马厩。在科隆、耶拿、哈默尔恩、希尔德斯海姆和维也纳，都发生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分部和县级领导人侵吞供应给伤员和国防军医院的特别储备物资的案件。在哥廷根、德累斯顿、萨尔茨堡和威悉明德，“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县级领导人因腐败被判刑；梅克伦堡的“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省部组织部长因贪污落网；索林根的“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县级领导人因为伪造汇票而被逮捕。

除了上述腐败分子之外，还有很多“地区小组领导人”和“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地区代表贪污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和“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的公款。比如在杜塞尔多夫，就有多达7.5万帝国马克被贪污。考虑到真正被提起诉讼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整体而言必然是个极度腐化的泥沼了。

德意志劳工阵线的情况也很类似，一方面是财务管理非常混乱和腐败，另一方面是它下属的企业也屡屡发生腐败案件。数量众多的贪污会员费的案件（按照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的说法，在纳粹党的所有组织中，德意志劳工阵线的贪污会费案件是最多的）主要是个人单独作案，而德意志劳工阵线所属企业内的腐败则体现出了纳粹精英阶层关系网的腐化堕落。正如前文所述，纳粹体制内的私人联盟关系建立在赠礼和物质赞助的基础之上，其资金不仅来自国家财政，甚至还来自对纳粹组织的财政的肆无忌惮的挪用。这种行事方式的典型例子是德意志劳工阵线所属的建筑企业、社会建设企业协会有限责任公司（VsB）和德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Deubau），它们是从原先属于工会的建设企业改编来的。德意志劳工阵线所属建筑企业的经营政策非常原始，但很有效：

为了从政府和党组织那里获得建设工程业务，德意志劳工阵线所属企业会系统性地向纳粹“运动”的达官贵人们赠礼和行贿，这种手段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业务，也是在打点关系，以强化德意志劳工阵线在纳粹体制内的地位。操办这些行贿活动的主要人物是德意志劳工阵线的临时主管安东·卡尔。一方面，他与来自慕尼黑地区的很多党员同志颇有私交；另一方面，他有着盗窃、贪污和腐败的七项犯罪前科。仅在1936/1937年间，卡尔花在行贿上的钱就超过了58万帝国马克。

卡尔的受贿者包括“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的指挥官，党卫军上将赛普·迪特里希。卡尔给迪特里希献上了金烟盒、猎枪、丝绸衬衫和领带，安排迪特里希的妻子去意大利旅游，还赠送了画作等很多东西。每年11月9日的纳粹党节庆日，卡尔都会大摆筵席，盛情款待“警卫旗队”的官兵。作为回报，德意志劳工阵线所属建筑企业得到了改建“警卫旗队”在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兵营的合同。

德国旅游业联合会主席、老党员、已退休的州部长赫尔曼·埃塞尔将在柏林建造“德国旅游业之家”的业务交给了社会建设企业协会。埃塞尔从安东·卡尔那里得到的回报是，以区区9万帝国马克的优惠价买到了位于柏林—万湖的一所价值17万帝国马克的住房。就连这9万帝国马克，也是德意志劳工阵线下属的德意志劳工银行以优惠条件给他贷的款。另外，这所住房的装潢和改建花费了5.6万帝国马克，这笔钱也是德意志劳工阵线承担的。

还有其他很多纳粹高官通过这种物美价廉的方式置办了房产，其中就有纳粹党全国领袖兼“总理府幕僚长”菲利普·布勒，以及希姆莱的参谋长，党卫军中将卡尔·沃尔夫。布勒只花了5.6万帝国马克就买到了一座位于因河畔努斯多夫的价值9.7万帝国马克的乡村别墅，而沃尔夫的位于泰根湖畔罗塔赫—埃格尔恩的地产价值14.2万帝国马克，他则只花了4.16万。

接受德意志劳工阵线贿赂的还有党卫军少将克里斯蒂安·韦伯，他担任慕尼黑县议会主席、纳粹党议员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之都”的“经济委员”。韦伯被人称为“慕尼黑的福斯塔夫[23]”，算是最腐化的纳粹党人之一。他的“克里斯蒂安·韦伯盛宴”穷奢极侈，光是慕尼黑市政府就为此支付了1000万帝国马克。韦伯让德意志劳工阵线临时主管卡尔掏钱，给他的宅邸建造了一个“狩猎纪念品陈列室”和一个“男主人书房”，还给慕尼黑—里姆的跑马比赛捐献了一座银奖杯。尽管韦伯收入颇丰——作为县议会主席，他能从慕尼黑市政府拿到7.2万帝国马克；经济委员的薪水是7万帝国马克；从希特勒那里拿到5万帝国马克的赠礼；从慕尼黑市政府还能领取25300帝国马克的“荣誉奖金”——但他居然让卡尔来支付自己宅邸“修理电铃导线”的区区1.5帝国马克！韦伯的所作所为很有代表性，富丽堂皇的外表和中饱私囊的贪欲竟与极度的吝啬如影随形。他对德意志劳工阵线临时主管作了这样的解释：“今天的国家，是我参与建设起来的。那么国家就相当于我自己的公司，因此大可以坦然地接受礼物。”

引人注目的是，被卡尔买通的政府大员中还包括希特勒身边最亲信的人，比如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冲锋队高级领袖威廉·布吕克纳和党卫军上将尤利乌斯·绍布。这些人是跟随希特勒鸡犬升天的扈从的核心，他们的主要功能是在希特勒滔滔不绝地长篇独白时做他的陪衬和听众。霍夫曼、布吕克纳和绍布也收受了卡尔的礼物，比如地毯和金烟盒。霍夫曼对此感激涕零，为了报答，他把即将建造“德国旅游业之家”的计划透露给了德意志劳工阵线临时主管，还极力促成后者去拿到这个项目。

如果没有德意志劳工阵线的高官，如德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约瑟夫·比歇尔、德意志劳工阵线财务总管保罗·A.布林克曼，尤其是德意志劳工阵线所属企业领导人兼“德意志劳工银行”总裁维尔纳·博尔茨的知情、协助与积极鼓励，卡尔的这一切交易都是不可能办成的。本应负责对德意志劳工阵线所属企业的经营作风进行监管的“德国经济监管与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却成了腐败的保护伞，因为这个监管者与企业领导人都有私交，而且人事安排上互相照应，于是该公司的监管职能仅限于对年度决算进行检查。

“德意志劳工银行”在这个腐败泥沼中占据着中心位置，银行总裁博尔茨提供了多达28.5万帝国马克，专门用于行贿和打通关节。在其他时候，这家银行对政府领导人也特别慷慨大方，正如希特勒的副官之一弗里茨·维德曼在其回忆录中写到的：

一天，一位在帝国剧院工作的年轻女士找到我，说她欠了2000马克的债。她想找银行贷2000马克，应付一下债主；用她的月薪还贷，只要一年就能轻松地还清。我对她说：“您去德意志劳工银行看看。据我所知，他们就是干这个的。”但德意志劳工银行的领导层表示，除非有银行担保，他们不能向这位女士发放这种贷款。这倒是无可厚非。过了几天，银行却派来一个特别代表来找我，热情洋溢地向我解释：“非常抱歉，我们没能帮上您送来的那位女士的忙。但我们给您另外一个建议：不如这样，上尉先生，您在我们这儿贷款2万马克，其中2000马克交给那位女士。那么您手头还剩18000马克，您肯定是用得上的吧。您不是有个奶牛场吗？用钱的地方还是有的。每逢圣诞节，我们就给您开具收到还贷1万马克的收据，那么您两年时间就算把贷款还清了，然后就可以再贷一笔！”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问道：“什么？”德意志劳工银行的这位代表有些不耐烦地把建议重新说了一遍，并向我保证，这是司空见惯的做法。他说了其他几位享受过银行此种服务的先生的名字，并责备地补充道：“元首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也同意这么办。”

享受过这种神奇的圣诞礼物的“其他几位先生”包括希特勒的副官布吕克纳和绍布——这个小圈子就这么几个人——他们在1935年圣诞节分别收到了2万帝国马克的“莱伊博士的礼物”。党卫军准将海因里希·赫夫利希、准将马克斯·施梅勒以及上校奥托·赖希都用过德意志劳工银行的优惠贷款。对于“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的指挥官，党卫军上将赛普·迪特里希，德意志劳工银行是特别的孝顺。1934年，银行向迪特里希贷款5万帝国马克，帮助他购买位于巴德萨罗夫的一座别墅，这个数字相当于这座别墅的购买价。1935年圣诞节，迪特里希收到了莱伊的礼物：已还贷2万帝国马克的凭证。1937年，迪特里希对这座宅邸没了兴趣，于是以10万帝国马克（也就是当初购买价的两倍）的价格将别墅卖给了德意志劳工银行。迪特里希自己一分钱没花，仅仅靠买卖这座别墅就赚了一大笔钱。

德意志劳工阵线的出纳员哪怕是贪污了一点点钱也会被移交法庭，而政府高官们却在希特勒和莱伊的许可下疯狂敛财，而这财富的最终来源还是纳粹各组织内缴纳会员费的广大会员。因此，纳粹组织内部的腐败在道德上有着双重标准，这再一次清楚地证明，希特勒身边环境中的关系网是多么腐化堕落和纠缠不清。

狩猎、别墅、劫掠艺术品：纳粹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

“在统治了九年之后，领导层已经极度腐化，甚至在战争的关键阶段也不肯放弃自己已经习惯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为了‘扬威’，他们全都需要豪门广厦、狩猎小屋、地产宫殿、前呼后拥的扈从、摆满山珍海味的餐桌、储藏高档葡萄酒的酒窖。”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绘纳粹领导层的生活方式。施佩尔于1935年购置的位于柏林—施拉赫滕湖的住房仅有125平方米，而帝国的其他高级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住着“宏伟别墅”和“宫殿”，在那里“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施佩尔本着“当时流行的理想主义的奉献精神”，决定放弃自己做建筑设计的报酬，却被戈林认为是不可理喻：“您这想法完全是胡闹。有钱怎么能不挣呢！”

不仅是在回忆录中，早在1945年接受盟军审讯时，施佩尔就将纳粹领导层的很大一部分描述为“腐化堕落”。尤其是省部书记们“生活过于奢侈”，“给人民做出了非常恶劣的样板”。

这位军备部长，同时也是希特勒最钟爱的建筑师，对纳粹统治阶层的奢侈生活方式描述得非常准确，而他的自我标榜——谦逊的“理想主义者”，富贵不能淫，不可腐蚀，甚至看到希特勒给情人爱娃·布劳恩暗地里塞装钱的信封也会感到不舒服——却非常值得怀疑。

施佩尔在1932年的全年收入仅1660帝国马克，到1943年申报时就达到了211933帝国马克。他收入的大部分并非部长薪金，而是他的副业——建筑设计。按照帝国财政部的特别指令，他作为建筑师的收入所得是不需要纳营业税的。“柏林—中央”财政局的局长在1945年之后证实，由于享有免税特权（这种特权仅被保留给纳粹党的高级领导人），施佩尔每年就避税达1.5万至2万帝国马克。在第三帝国初期，施佩尔不算富裕，但在很短时间之内，他的生活水准以及收入和财产状况就发生了急剧变化。根据他自己的申报数字，他在1940年的私人财产为142.3万帝国马克。除了家境富裕的帝国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之外，没有任何一位帝国部长或者纳粹党的全国领袖拥有像施佩尔这么多财产，或者说，没人向财政部门申报个人财产时报出了这么高的数字。

1941年，施佩尔一家搬进了柏林列支敦士登林荫道的一座新房子。他在施拉赫滕湖的第一所住房的建造费用仅为7万帝国马克（这是他自己提供的数字），但这座新房子仅仅是改装就花了1673631帝国马克。一年后，新官上任的军备部长在奥德布鲁赫购置了一块地产，他为此设计了一座骑士城堡般的庄园，称为“老朗福特”别墅，庄园的宏伟奢华真实地反映了施佩尔当时狂妄嚣张的自我认识。为了让施佩尔的庄园地产能够连成一片，戈林于1943年3月赠送给他一座至少有100公顷的森林。这座森林其实是普鲁士州的公有财产，但它被转让给了施佩尔私人所有。根据帝国财政部国务秘书弗里茨·莱因哈特的特别指令，国家对这次财产转让既没有征收馈赠税，也没有课以收入税。这座森林的课税标准价格至今不明，因为施佩尔对1944年1月1日财政部门发出的个人财产申报文件置之不理。假如我们相信他自己的说法，他在1933年还是个谦逊而颇具理想主义的人，那么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就毫无忌惮地滥用职权，狂妄自大地享受特权了。这位军备部长绝不是第三帝国腐败的统治集团圈子外的人，而是这个集团的典型代表。

帝国人民教育与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也用类似的伎俩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财富。1932年，戈培尔还是柏林省部书记，根据他自己的申报，年收入仅有619帝国马克。到1943年，他的总收入就高达424317帝国马克，其中约30万帝国马克是他给《帝国》报纸撰写每周社论所得的稿酬，是从埃尔出版社领取的。他作为部长的年薪仅有3.8万帝国马克，与之相比，稿酬高得实在离谱。这当然不是他写社论得到的报酬，而是埃尔出版社及其社长马克斯·阿曼巧立名目，给戈培尔的献金。和宣传部长搞好了关系，阿曼也获益匪浅，到1944年时已经控制了全国报业市场的将近80%。

尽管戈培尔的每周社论并没有给部长大人造成什么成本，但他还是让财政部门把他收入的20%划归免税的经营开支。根据柏林—中央财政局的负责官员的计算，戈培尔这么一来就把大约40万帝国马克的钱划入了免税范围。

戈培尔在1933年还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私人财产，但很快就在搜罗豪华地产方面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帝都柏林的市长尤利乌斯·利珀特强迫万湖的施瓦嫩维尔德岛上一座别墅的犹太业主，女医生夏洛特·赫兹，将别墅以11.75万帝国马克的低价卖给柏林市政府。1936年3月，戈培尔从柏林市政府手中买下了这座别墅。土地登记册上的户主名字就是宣传部长本人。1939年，戈培尔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于是将这座别墅以18万帝国马克的价格转手给工业家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但仍然继续使用别墅，没有向路德维希交纳一分钱的房租。戈培尔以类似的手段将邻近的一座房屋卖给了德国环球电影股份公司，但仍然免费使用这座房屋。环球公司甚至还承担了房屋的维修保养费用。

宣传部长在朗克/下巴尼姆县的伯根湖还有一座住宅。1936年，柏林市政府将这座房屋交给戈培尔终身免费使用，但当然没有将地产权利转让给他。后来，戈培尔花了220万帝国马克，将这座宅子进行了奢华的扩建。1940年4月1日，柏林市政府又将邻近的210公顷森林的终身使用权交给戈培尔，并允许他在森林土地上修建房屋。根据约定，戈培尔在森林土地上修建的房屋的产权属于柏林市政府；如果宣传部长不再使用森林，将由一个评估委员会对他修建房屋的开支做出评估，由柏林市政府对他进行补偿。

尽管戈培尔并不享有房屋的产权，他还是在1940年10月通过“非正式”约定，将房屋卖给了考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国有的电影公司）。考修公司同样也给了他这座房屋的终身居住和使用权。戈培尔这么做真是一石数鸟。他将并不属于自己的房产卖给了他下属的一家企业。他可以一分钱不掏就使用两座豪华宅邸——分别是施瓦嫩维尔德岛上的别墅和朗克的那座，同时还通过出售房产赚了一大笔钱，这些利润其实是投机获利，理应缴纳收入税，但他也没有缴税。另外，按照帝国财政部的指令，戈培尔还享有一项税务特权，即每半年缴税一次，并且可以延期，而不是正常规定的那样，每季度缴税一次且必须提前缴纳。

最后，戈培尔看中了第三座住宅，是维也纳的魏德灵根的一座宫殿，位于维也纳森林风景特别秀丽的区域，周围是广阔的公园。按照屡试不爽的老办法，由环球电影股份公司买下这座宫殿，改建完毕，然后交给戈培尔免费使用。按照设想，戈培尔将以德国艺术，尤其是德国电影的恩主的身份，在这里接见艺术家们，也就是电影的创作者。至于在后来战事吃紧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有没有实现，我们就没有相关的资料了。

我们在上文描述了纳粹统治阶层的腐败，之所以把戈培尔和施佩尔作为例子，恰恰是因为他们两人在纳粹统治者圈子里一向以清廉著称，与“文艺复兴式纵情享受生活的人”赫尔曼·戈林形成了对照。在第三帝国时期，戈林的骄奢淫逸就已经是大众的日常话题，也是很多笑话的材料。戈培尔和施佩尔都智力过人，精明强干，远远超过纳粹官员的平均水平。他们能够攀升到这么高的位置，不仅仅因为他们是纳粹圈子的老同志；他们虽然都对希特勒无比地忠诚和仰慕，但仍然拥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都曾严厉地批评其他纳粹官员的腐化行为，施佩尔在战后的论述和回忆录中都写到了这一点。戈培尔在日记中则指责某些省部书记“像帕夏们一样”专横跋扈、穷奢极欲。而他们的税务特权、利用公职购买土地、毫无顾忌地滥用职权以及装点门面的欲望（这欲望只有用更大、更奢华的宅邸才能满足），在纳粹统治集团内部显然已经非常普遍，在戈培尔和施佩尔的眼里根本不算是腐败，而是司空见惯的行为，根本不会让他们产生负罪感。于是，逃税变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纳粹领导人把这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特权。很快，纳粹领导人的个人习惯和基本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魏玛共和国所谓的“官僚腐化统治”最严厉的批评者很快自己也变成了事实上的腐败统治者，而且腐化程度是史上从未有过的。

纳粹领导人用来居住和炫耀的宅邸，比如希特勒的贝格霍夫别墅和戈林的位于绍夫海德的狩猎庄园，在第三帝国初年还只是一般规模，在后来就发展成了气势恢宏的豪宅。光是将“卡琳堂”狩猎庄园改建为“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豪华宅邸的工程就花了德国纳税人超过1500万帝国马克。卡琳堂的年度管理费用就高达47.5万帝国马克，其中四分之三由帝国政府承担，四分之一由普鲁士州政府买单。另外，戈林在东普鲁士的罗敏腾还有一座“帝国狩猎庄园”，在柏林的帝国航空部庄园有一座别墅，在上萨尔茨堡有一座“阿尔卑斯别墅”，在佩格尼茨的诺伊豪斯拥有费尔登施泰因城堡，还有五座狩猎庄园，分别在波美拉尼亚、达斯、尼登、东普鲁士的派特河畔，还有国王湖。

“帝国元帅”在旅行时可以动用一列豪华专列，专列长期运载着十辆汽车和一个面包房。车厢内部装潢使用的是最昂贵的高级木料。仅仅戈林居住的两节车厢就花了国家财政132万帝国马克，这还不算布置和陈设的开销。1937年，德意志全国汽车工业联合会赠送给当时担任普鲁士州总理的戈林一条游艇“卡琳2号”，其建造成本为75万帝国马克。戈林收藏的艺术品——有的是别人赠送的，有的是买来的，但很大一部分是掠夺来的——包括1375幅画作、250座雕塑和168幅壁毯，总价值达到好几亿帝国马克。

为了避税，戈林向财政部门巧妙地隐藏自己的巨额财产，在1940年的财产申报中仅仅给出了21.6万帝国马克的数字。1943年，他给出的数字仅为4万帝国马克。柏林—中央财政局的官员对这些数字感到不可思议，企图进行查询，但都被帝国财政部国务秘书弗里茨·莱因哈特挡住了。莱因哈特向官员们做出指示：“不得对戈林在税务申报中给出的数字做任何调查。”戈林作为普鲁士州总理的年薪为15795帝国马克，纳税则仅有190帝国马克。

第三帝国的几乎所有达官贵人都享受着这样可耻的避税特权。公众几乎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因为帝国财政部在1937年和1939年发布了指令，只有柏林—中央财政局和慕尼黑—北方财政局两家单位才有权处理各位帝国部长及纳粹党全国领袖的税务。为了避免更多人知情，在某位权贵去世之后，他的档案也不会被移交给其居住地的财政局，他的遗孀的税务档案也将改由柏林和慕尼黑的财政局处理。

为了获得更多财产，纳粹权贵们丝毫不避讳犯罪手段。1939年8月，希特勒命令将位于萨尔茨堡省的弗歇尔宫赠给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作为“避暑宅邸”，好让部长在上萨尔茨堡附近有座豪华宅邸。弗歇尔宫的原主人古斯塔夫·雷米茨伯爵，在奥地利与德国合并之后，被当作所谓“恶毒而活跃的敌人和损害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利益的凶徒”逮捕，投入达豪集中营。为了“补偿雷米茨先生在萨尔茨堡造成的破坏”，他的宫殿及其全部家产被首先转交给奥地利地方政府，然后又转移给帝国外交部长名下的“弗歇尔宫基金会”。冯·里宾特洛甫对通过暴力手段剥夺他人财产的做法并没有丝毫顾忌，只是命令“慈悲为怀”，给雷米茨男爵的女儿一笔象征性的补偿金。为了把弗歇尔宫的地产连成一片，外交部长后来又吞并了邻近的很多地产。这些地产的原主人在外交部的信函中被称为“受到神父最丑恶煽动的黑僧侣”，不得不忍气吞声地离开家园，接受外交部长的地产交换条件。外交部长装点门面的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在弗歇尔宫周围建造了一条两公里长的“湖畔林荫道”，以便“在室外也能不受打扰地谈话”。

纳粹统治阶层奢华的生活方式也扩展到了党的地区性领袖当中，尽管很多省部书记起初自视为党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捍卫者，表现得比较亲民和平易近人。但渐渐地，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用富丽堂皇的外表来突出自己在纳粹权力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并象征性地显示出自己对有价值资源的支配能力。

东普鲁士省部书记埃里希·科赫在这方面也显得特别突出。他在1940年将过去的波兰地产克拉斯内扩建为豪华庄园。在战时，私人的建设工程受到很大限制，后来被完全禁止，而科赫仍然雇用了约400名建筑工人，按照自己的计划对克拉斯内进行翻新。仅仅内部装潢（其中的瑞典大理石是要用外汇购买的）就花了150万帝国马克。为了布置宴会大厅，科赫从赫尔曼·戈林那里购买了一块价值60万帝国马克的地毯。结果后来发现，地毯的尺寸比大厅要大，于是科赫命令将大厅全部拆除，按照地毯的尺寸重建。庄园的各个房间装点着大量艺术品，都是科赫以乌克兰事务帝国专员的身份从基辅、哈尔卡夫、波尔塔瓦和兰贝格的博物馆“借”来的。

对纳粹党的很多全国领袖和省部书记来说，装饰奢华的庄园和豪宅是自恋式自我装扮的核心标志。纳粹党的暴发户们就用这些东西来模仿贵族的风采，享受着自己的权力带来的好处。弗兰肯省部书记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普莱克斯霍夫庄园和德意志劳工阵线的全国领袖罗伯特·莱伊的罗特兰庄园都是明证。按照莱伊的传记作者罗纳德·斯迈尔瑟的说法，罗特兰庄园是“莱伊的腐化和狂妄自大的具体象征，也表现出了他取得高贵的社会地位的努力”。

1935年，莱伊购得了罗特兰庄园，随后命令将建筑物全部拆除，以更宏大的规模重建，并用珍贵的画作装点房间。他的庄园经理提出的改建方案还比较适中，遭到了莱伊的全盘否定：“您的建议还不错，如果我还是当年那个小小的莱伊的话，就会同意。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我在这儿必须要有美丽的东西、美丽的建筑。有一天元首会亲自来庄园，看看我的私人产业。如果我在这儿搞得小家子气、缩手缩脚，如果我不把这次重建弄成国家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象征，他会怎么说？”

按照这段极具启发性的谈话的精神，莱伊对自己的产业进行了奢华的扩建，不仅是为了突出自己在纳粹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元首面前争面子，更是为了用盛大壮丽的表现形式夸耀国家社会主义的强大。对纳粹党的权贵们来说，这些言论要比他们同时还在做的另外一项努力——用“大杂烩星期日”[24]之类的活动拉拢民心，做出简朴和亲民的姿态——要典型得多。

梅克伦堡省部书记弗里德里希·希尔德布兰特曾经是个农业工人，他特别努力地通过自己的庄园来炫耀自己新近获得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他购置哈格诺县的葛斯洛庄园只花了象征性的价钱，而且是通过一种典型的手段，即滥用自己作为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土地基金会理事会主席的职权。

很多省部书记和纳粹高级领导人对狩猎的热情，无疑也是因为他们把传统上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有的狩猎特权与贵族生活方式联系了起来。私人的优秀猎区（可以邀请朋友和恩主们来游乐）是纳粹精英阶层最重要的身份标志之一。除了“帝国狩猎大师”戈林之外，东普鲁士省部书记科赫也是突出的代表，他同时在四个森林管理辖区内拥有独家狩猎权。

1942年初，纳粹党中央办公室主任鲍曼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对很多官员打猎热情的蔓延提出了警告，并引用了某位省部书记的报告：“这位省部书记还告诉我，情况非常可怕，在各省部书记会议结束后，很多书记回到酒店，整个晚上，甚至一直到深夜，除了可恶的打猎之外，居然没有第二个话题！谁要是想插嘴谈点政治话题，根本办不到。这位省部书记强调说，如今很多负责的国社党干部究竟在政治工作上花多少时间，某些党员同志在打猎上又花多少时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省部书记们追求和装配自己的私人猎区的热情和执着到了什么程度，可以从汉堡省部书记卡尔·考夫曼的例子中窥到一斑。这位酷爱打猎的书记面临着一个难题：他管辖的区域其实只有一座城市，既没有大面积的森林，野生动物数量也不值得一提。1937年1月，根据《大汉堡法案》，城北的一片较大的森林，即所谓的杜文施泰特沼泽森林，被整体划归汉堡州所有，于是考夫曼感到，给自己搞一个私人猎区的机会来了。他先是将杜文施泰特沼泽森林规定为自然保护区，从此以后普通群众不得入内，然后用市财政的钱建造了长十一公里的栅栏，将这个地区围了起来，放养了一批马鹿和黇鹿，最后让汉堡市财政局以优惠价格将整个地区出租——租给了他自己。

纳粹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如痴似狂的艺术品收藏活动。按照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彼得罗普洛斯的说法，这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热爱艺术，而是由于“个人和集体的自恋”，因为陈设在显眼位置的“古代大师”名画能够彰显其所有者的富裕和权势。这方面就能看出希特勒在纳粹统治集团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所有纳粹领导人都唯命是从地效仿他那种重古薄今的艺术趣味；在每年“大德意志艺术展”的“采购闲逛”上，元首总是享有优先购买权；对掠夺来的艺术品的支配也明确地属于元首的专有特权。希特勒光是“古代大师”名画就拥有五千多幅。筹备中的位于林茨的“元首博物馆”一旦落成，能够展出的艺术品数量将是巴黎卢浮宫的四倍。

希特勒自视为命运不济的艺术家。他的收藏热情也是上行下效。很多纳粹党人大量收购画作、壁毯和雕塑，以便对自己的官邸和私宅进行豪华的装点。不少艺术品是没收来的犹太人或者“敌人”财产。在占领区活跃着“全国领袖罗森堡行动参谋部”、“君斯贝格特别指挥部”这样专业的艺术品掠夺组织，它们的战利品通过复杂的途径进入纳粹党人的收藏。仅戈林一个人就通过这种手段侵吞了数百幅画作。到1949年3月，盟军的被掠夺艺术品收集中央办公室就记录了249683件艺术品。

一方面是腐败的侵吞手段，一方面是大多数艺术藏品暧昧不清的地位。它们既装点着纳粹领导人的官邸，也装饰着他们的私宅。用来购买艺术品的资金往往既有国家财政，也有私人资金，或捐款，以及可疑的私人特别基金。用国家财政的钱买来的画作常常被轻易送人，于是就变成了私人所有。这种礼物要显示出主人的权势和高雅的生活方式，但最主要的还是加强纳粹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因此，希特勒不仅从下属那里收受艺术品礼物，也向他人赠送艺术品，以收买人心。

这种附庸风雅行为的一个奇怪方面是，甚至连马丁·鲍曼和罗伯特·莱伊这样的雇佣兵一般的大老粗也购买了大量艺术品，因为他们要对希特勒亦步亦趋、上行下效，而且深知艺术品收藏在纳粹权力体制中作为身份象征的重要意义。希特勒似乎想要讽刺下属附庸风雅的行为，于是在罗伯特·莱伊生日时赠送给他一幅汉斯·格吕茨纳的画作，这幅画与德意志劳工阵线全国领袖的本性及其公众形象倒是颇为相符。这幅画的标题是《狂饮的僧侣》[25]。

“土匪省”和“丑闻西亚”

在从1939年起被德意志帝国吞并或占领的地区，德国人到来没多久，腐败现象就猖獗起来，这是丝毫不奇怪的。1944年，帝国刑事警察当局抱怨称，“这些地区发生了大量腐败案件”，并认为这些地区“发生腐败现象的风险”与“老帝国”相比要“严重得多”。对于德国占领区统治框架内腐败的发展，有三个互为条件、互相推动的主要因素：

首先，纳粹帝国政府将占领区的群众——尤其是在东欧——按照种族标准分为三六九等，其政策的目标在于将“敌对的”和“低贱的”民族剥夺财产，乃至消灭肉体。根据纳粹的种族政策和灭绝政策，在占领区内，巨额财产被掠夺和聚集起来，德国官员可以相对轻易和不受监管地控制这些财产，于是德国占领当局的很多成员就用这些外国财产中饱私囊。同时，主要是占领当局的高级领导人，摆出一副种族主义的“主宰种族”姿态，骄横跋扈、装腔作势。另外，在被德国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德国的政策是，作战部队应当“就地取食”，于是德国国防军的士兵和单位就大肆劫掠和征用民财。

其次，占领当局的组织结构也对腐败有鼓励和纵容的影响，因其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的现象非常严重。占领当局的官僚机构比较简单，缺少正常的责任义务，工作方式主要是非常规的，因此与“老帝国”的机关相比，更不必害怕监管。占领当局的首要任务是冷酷无情地执行纳粹政策，比如种族政策，同时还要对占领区进行经济剥削。主要在东欧，普遍的现象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殖民政府”，它残酷地统治着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而殖民政府的人员往往是些有着黑历史的人。所以，宣传部长戈培尔把东欧占领区描述为安置在帝国境内失意受挫的官员和军官的“垃圾堆”。

最后，一方面是自我标榜为“主宰种族”的、不受限制和监管的统治集团，另一方面是没有任何权力、任人宰割的被统治者，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特别能够滋生腐败。腐败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少有的几种互动途径之一，因为除了被剥削之外，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几乎完全没有用处。同时，德国占领当局无节制的剥削也迫使被统治者去黑市获取生存所需的物品，也将数量巨大的物品送到黑市出售。占领当局会以极高的价格将这些物品买下，以保障德国战争经济所需的物资和原材料。占领当局不仅把这种黑市经济视为不可避免之事而对其容忍，甚至对其加以大力推动，因为非常规的统治关系和暧昧不清的局势给他们提供了做利润丰厚的黑市买卖、从中大捞一笔的良机。因此，帝国刑事警察当局确认，黑市经济“几乎是受到欢迎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们绕开严格的和具有约束性的规定，以‘慷慨的方式’行事”。于是，占领区成了冒险家和投机商的乐园，这些人利用晦暗不清的形势大发横财。这些现象在被占波兰领土和“波兰总督区”特别猖獗。党卫军的一名法官将波兰比作“腐败、投机买卖……的泥潭，甚至最高层的官员也在这泥潭里打滚”。

统治着波兰总督区的汉斯·弗兰克就是腐化的占领区权贵的典型代表。早在1935年，弗兰克还大声疾呼要大规模地严惩官员的腐败和“道德沦丧”；到了波兰总督区，他自己却大搞任人唯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驻波兰总督区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党卫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在1943年指责弗兰克“虚荣自负”，并讽刺地将弗兰克造成的影响作了如下概括：“帝国部长弗兰克博士至今一直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富丽堂皇的外表，向帝国、向他属下的德国人和他治理下的外国人彰显自己炙手可热的权势。”克吕格是弗兰克的死对头，他说的话或许不可信。但就连弗兰克自己也毫不掩饰。1942年3月，他对帝国总理府的幕僚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说，他认为，“只有配得上帝国威严的堂皇外表才能维持住当局的权威”。他继续说道：“只有真正的主宰者才能在东欧坐稳江山。但对这些主宰者，就不能让他们生活得像寒酸小市民一样，而是要让他们过得光辉灿烂。我们将来的伟大的世界帝国全境，都应当是这个样子。”

弗兰克除了在慕尼黑和柏林拥有房产之外，在波兰总督区还有四座宅邸，其中包括克拉科夫的王宫、华沙的美景宫和克热绍维采的波托茨基宫，他用缴获和掠夺来的艺术品对这些豪宅进行了奢华的装点。这些艺术品也不都是来自波兰。为了在西欧占领区收购艺术品，弗兰克特意从他的行政财政中拨款，由党卫军准将卡耶坦·米尔曼来调用，他是纳粹党人的一名专业的艺术品劫掠者。对弗兰克来说，公私财产之间根本没有界限。为了装点门面，他维持着一个巨大的皮草及其他货物的仓库，其中的物资都是没收来的，或者是用公款购买的。波兰总督及其家人，以及他的幕僚人员，都从这个仓库中获取奢侈品，供私人使用。仅弗兰克的夫人就拥有一大批皮草衣物，包括波斯羔羊皮、伊朗大尾羊皮、海狸皮、麝香鼠皮、白鼬皮的大衣，鼹鼠皮和白鼬皮夹克，以及至少十件银狐和蓝狐皮披肩。弗兰克的供货商包括华沙的犹太人事务理事会，他们被迫给弗兰克送了一支金笔，给弗兰克的夫人送了皮毛大衣，给弗兰克的小姨子送了金手镯和钻石戒指等。

总的来讲，波兰总督区简直就是弗兰克的家族产业。总督任命他的内弟马利安·拜尔为高级财产经理人和全权代表，掌控着十一家波兰纺织厂。拜尔对这个任命感恩戴德，在没有配给证的情况下将大约3000米的布料送给了总督及其家人，还有高级官员和军官。弗兰克的任人唯亲主要体现在，他把自己在国家社会主义法律捍卫者联盟（NSRB）[26]的很多熟人和朋友安排到了波兰总督区的重要岗位上。驻波兰总督区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对此大加挖苦：“弗兰克博士把总督区看作是‘法制国家’，在这方面，倒一点不假，因为的确是完全由法律界的人在统治。”

总督区的国务秘书约瑟夫·比勒博士是弗兰克当年工作过的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拉多姆区长的职位被弗兰克送给了德国法学院的前任院长卡尔·拉施博士。1941年9月，纳粹党最高法庭确认拉施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并且“在有私利可图的时候很容易逾矩越规”。拉施任职期间闹出了一连串的腐败丑闻。比如，他给自己在国家社会主义法律捍卫者联盟的同志、学术界朋友和德国法学院的成员安排了财产经理的肥差，作为回报则收到了很多“捐款”，用来扩建他的官邸，并建造一座旅馆。拉施还和其他区长，比如华沙区长路德维希·菲舍尔，大搞实物交易，每次都转手大量的生咖啡和地毯。最后，甚至在官场普遍腐败的波兰总督区，拉施也算搞得太出格了，丢了乌纱帽，还被告上了布雷斯劳特别法庭。1942年6月3日，拉施在狱中自杀。他治理下的加里西亚区（Galizien）被“帝国德国人”[27]讥讽地戏称为“丑闻西亚”（Skandalizien）。“波兰总督区”（Generalgouvernement）的缩写“GG”成了“土匪省”（Ganster-Gau）的同义词。总督弗兰克则因为奢侈成瘾而被人们取了一个绰号“迟到的斯坦尼斯劳斯”，因为这个角色总是以拉丁文“Salve”（你好！）问候他人，而德文中“全世界投机商，联合起来！”[28]这句话的首字母缩写也是Salve。宣传部长戈培尔则在日记中称弗兰克为“波兰国王”。

波兰总督区的腐败绝不仅限于总督身边的统治者小圈子。在占领当局的中下层，比如县长这一级，也有众多的贪官污吏，他们把自己的辖区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地，不是在管理，而是在统治。保安警察抱怨称，在背景五花八门——比如来自国防军、占领当局、经济界和法律界——的帝国德国人中，构建起了一张晦暗不明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根本不受外界的影响，于是“必需的监管完全不存在，给腐败的发展提供了良机”，而与此同时，刑事警察部门人手不足，根本无力应付这种超乎寻常的腐败现象。一家经济审计公司的组织部长声称，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上班时间的很大一部分”用来“寻找捞钱和特别配给物资的机会”，以及做黑市买卖。占领当局的很多工作人员雇用了所谓“家庭犹太人”或“庭院犹太人”，也就是给他们做家务以及帮他们跑腿、寻找紧缺物资的犹太人。保安警察部门认为，“德国人对紧缺物资的肆无忌惮的贪婪”是催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占领当局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认为自己“有义务”摆出主宰种族的样子来，“以最凶神恶煞的方式制造丑闻”，欺侮和压迫当地群众，尤其是在商店里对当地人“以最难以置信的方式大呼小叫、动手殴打”。

保安警察部门对占领区的腐败状况的批评非常值得注意，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腐败和政府的体制原因联系起来。驻波兰总督区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对腐败作了很多批评，却只是指责一切都是他的死对头弗兰克总督的错，并利用这些腐败丑闻来扩大党卫军在波兰总督区体制内的影响力。更荒诞的是，还有人从种族主义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德国人的腐败是受了“异族”的所谓不健康影响：“遗憾的是，德国人在波兰总督区没有能够维持住内心的坚强，保持德意志的忠诚，而是在物质主义的波兰—犹太生活方式腐蚀下堕落了。”

如果我们对波兰总督区的边界之外做一番审视，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形式的腐败——尽管程度不同——在东欧和西欧的其他占领区同样存在。波兰总督区的党卫军对总督和占领当局的腐败大加嘲讽，而其他地方的党卫军却中饱私囊，摆出“主宰种族”的不可一世的姿态，并且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有时恰恰是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们陶醉于自己的权势中，肆无忌惮地摆出暴发户的丑态。在前线的后方执行大屠杀任务的特别行动队、党卫军和警察指挥官，以及秩序警察司令官几乎全都有自己的小金库和特别基金（资金来源是没收来的“敌产”），并经营着自己的补给和采购机构，花着动辄上百万的资金，在全欧洲收购贵重的家具陈设、地毯、艺术品等，以便让党卫军和警察单位过上奢华的生活。

帝国审计总署抱怨道：“特别是警察的高级官员，狮子大开口，一定要花着帝国的公款，在敌国境内过上和平时期的安逸生活，尽管家具陈设要从几千公里外的帝国本土运来，或者在占领区要花上天价才能买得到。”例如，C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党卫军少将马克斯·托马斯命令在基茨比厄尔采购卫浴设施，然后运到他位于日托米尔的指挥部。驻基辅的党卫军“俄国—南方”经济专员在法国南部的戛纳花了100万帝国马克，将一所旅馆的全部设施买下，以便装潢位于南俄的党卫军军官、士官和女职员的宿舍。尽管有现成的宿舍，驻基辅的秩序警察司令官还是命令建造了一个包括十二座住房的街区，并用地毯等物品做了豪华装潢，每块地毯的价格就高达1.1万帝国马克。

驻里加的秩序警察司令官也大兴土木，建造了奢华的指挥部。他命令“除了中央暖气系统外还要建造烟囱，要有一流的镶木地板，墙壁要挂台毯或铺瓷砖，窗户要有玻璃画”。另外他还给自己建造了“一间路易十四风格的双人卧室”，作为“警戒驻地”。驻罗斯托夫的秩序警察司令官在1942年底订购了装满23节火车车皮的贵重服装和设备，刚运到罗斯托夫，就落入了苏联红军手中。有些党卫军和警察指挥官以及秩序警察指挥官（如驻第比利斯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驻贝格弗克尔秩序警察指挥官、驻北高加索秩序警察指挥官）从来没有去过自己的辖区——因为德国国防军从未征服过这些地区——但仍然花费了数百万帝国马克。

党卫军和警察单位的生活奢侈富丽，帝国东欧占领区事务部的“扈从们”也不甘落后。例如，哈尔科夫和克里米亚的“建设指挥部”就购置了摩托艇和马匹，要从遥远的荷兰一直运到俄国。

占领区腐败的一个核心现象是对所谓敌产的侵吞。这些财产一方面流入了数量众多的小金库和特别基金，另一方面则被交给各种托管机构进行管理经营。形形色色的特别专员、特别代表、物资采集经理人和托管公司组成了一张晦暗不明的大网——纳粹体制的混乱结构在这里也得到了体现——成了腐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哪些机构是政府机关，哪些从属于政府机关，或者隶属于类似机关的事业单位，或者还是在战场上游弋的大群自私自利的鬣狗。”帝国财政部的一个办公室向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作了这样的报告。在占领区，私营企业遍地开花，按照帝国财政部长讽刺的说法，“这些企业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工资高得离谱”。财产经理人和代表往往能拿到“童话般”的高工资，因为他们不受现存的工资标准的限制。1942年7月的一份报告称，帝国东欧事务专员辖区下属的一家设在里加的财产托管公司“首先购置了10辆汽车，其中8辆的总价值约3万马克，还有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价值不详），另外一辆是阿尔法·罗密欧，价值12500马克”：

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官邸造价高达1.3万帝国马克。但是没有任何财产清单。高级职员月薪为1500至2000马克，女职员的月薪是300马克或更高，平均起来，每个帝国德国人的月薪不低于700马克。这比一名行政专员或者重要岗位的较高级官员的工资高得多。委员会的6名成员的月薪在1100至2500马克之间，虽然他们在1941年的工作时间很短，但还是能拿到550至1000马克的圣诞节过节费，很多人每月还有200马克的补助金。……这相当于国务秘书的收入水平。……某家公司的临时主管只工作了5个月，在离职时还拿到了2万马克，这得到了省部书记的批准。……因此毫不奇怪，这家财产托管公司的开支达到了收入的30%左右。员工薪酬占到了全部开支的47%，委员会主席一个人的薪水就占到了全部开支的26%。总资产高达几亿帝国马克，总收入的25%就这样被挥霍掉了。

1939年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的但泽—西普鲁士、瓦特兰和上西里西亚地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财产被没收后交给了东欧托管总局管理。关于总局的活动，“信托管理，喂肥自己”这句话已是路人皆知。东欧托管总局不仅给员工开出了丰厚的薪水，还给他们机会以优惠价收购企业。东欧托管总局驻卡托维兹的主管、纳粹党省部经济顾问阿图尔·雅各布博士收购索斯诺维茨钢管与铁器厂的价格只相当于这家企业实际价值的60%，而且还不算企业名下的地产。东欧托管总局的高级职员，其中包括总局在但泽—西普鲁士省的主管瓦尔特·洛伦茨博士，多年来一直在没有配给证的情况下做纺织品的黑市生意。

东欧托管总局的金库对很多组织和个人来说都是极受欢迎的金钱来源。例如，利兹曼施塔特的政府副主席瓦尔特·莫泽博士的住房改建费用（31.2万帝国马克）就是用东欧托管总局的钱支付的。驻波森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让东欧托管总局付给他30万帝国马克，以报偿所谓“党卫军的服务”。驻卡托维兹的盖世太保从东欧托管总局收到10万帝国马克，却没有解释这笔款项的用途。但泽—西普鲁士省部书记阿尔伯特·福斯特也拿到了10万帝国马克，为的是感谢他“在东欧托管总局的权力生效前安全地保障了波兰财产”。

有鉴于这种制度化的中饱私囊，帝国财政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在1942年敲响了警钟。他在一份通报中写道：“东欧地区向帝国索要越来越多的补助，而不是向帝国输送盈余，或者至少将东欧地区与帝国本土的物价落差造成的收益缴纳给帝国政府，以按照元首的精神，帮助偿付德国战争债券的利息，并帮助还清债务。管理帝国财产的公司的高工资和高开销，以及不同经济领域内的建设，都在很大程度上给德国纳税人造成了负担。”

一方面是腐败和侵吞“敌产”以中饱私囊，另一方面是为构建豪华威武的外表而造成的巨额开销，使得帝国从占领区榨取的油水大大减少，因此，纳粹党人的掠夺政策被证明是与他们建立的统治体制无法共存的。

黑市也对帝国的利益造成了损害，过高的价格给帝国带来了很大的成本。黑市交易在所有的占领区都有，但在东欧和东南欧占领区特别猖獗。之所以出现黑市，不仅是因为德国人毫无节制的剥削、物资的匮乏以及当地人的阻挠破坏策略（当地人逃避上缴物资的任务，而把物资拿到黑市上倒卖），还因为占领当局的成员、国防军、警察，以及在占领区运营的德国企业也在大力从事黑市买卖。

德国邮政部门的外国信件检查局在1943年的一份秘密报告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几个月内，外国信件检查局拆阅了在乌克兰的德国企业的员工寄给“老帝国”的亲属的数千封信。结论是明白无误的：

“很大一部分写信人之所以对在乌克兰的工作感兴趣，唯一的原因就是实物交易。”外国信件检查局的报告对“东欧鬣狗”（指的是占领区的德国企业员工和民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很有说服力地描绘了占领区的乱象——腐败几乎无处不在：“只有通过贿赂、腐败和严重的管理混乱，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开展实物交易。‘大宗货物’被偷偷夹带在公务车辆内。整个火车车厢的货物在运输工作人员和铁路职员的帮助下，被运往帝国。运输押运人员是特别热门的‘红人’，能够收到大量贿赂。……这些交换商品和运往帝国的物资往往是贪污来的。有人写信说，食品配给证发放处的一个熟人帮了忙。一家肉类制品公司的经理天真地说，他的营业额还太小，还‘攒不下多少钱来’。……这些信件发誓赌咒地说，乌克兰遍地是黄金，要不了多久就能发大财。‘你一夜之间就能变成富婆。’平头百姓则向家里写信说，他们已经‘挣’了几千马克。有的人想用在乌克兰挣的钱在老家买房买车。暴发户们给老婆买了珠宝和珍贵的皮草。”

一方面，占领区的德国工作人员贪污国家财产，拿来做非法交易，把国家管制的物资大肆倒卖；另一方面，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加剧了占领区受到的剥削，因为他们在黑市交易中常常用劣质商品交换贵重货物。尤其是东欧占领区几乎成了“帝国的旧货市场”，什么样的东西都被转手。1943年，驻俄国中部和白俄罗斯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抱怨道：“党卫军和警察单位的人员让家人从帝国本土寄来货物，然后以天价卖给俄国人，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乌克兰的情况让一位观察家想起了“白人殖民者与黑人的‘交易’，以及用玻璃珠换象牙”的史实。

很多证据表明，在占领区，腐败不仅仅是男性的特权。女性以不同的身份，如占领当局的行政人员、国防军隶属人员、“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工作人员、党卫军助手、集中营看守等，也在搞着五花八门的腐败交易。无论是女性的工作环境还是私人家庭，都受到了腐败的污染。正如波兰总督夫人的大量皮草说明的那样，纳粹党和党卫军干部的妻子们（她们往往就住在丈夫的工作地点）也从腐败中获益：“她们用集中营犯人做用人，对其进行剥削。她们参与到在所有集中营泛滥的腐败经济中去。她们掠夺占领区的犹太人，住在没收来的房屋中，把犹太人的家具陈设和衣服据为己有。”在腐败的问题上，女性的行为方式与男性没有本质区别；两性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活动空间的差异，女性接触到相应资源的机会比较少。

不仅是占领当局的中下层，甚至政府、党和国防军的高层人员也卷入了黑市交易。华沙煤气公司经理沙伊尔曼将一千多吨的焦炭弄到黑市上，以官方价格的十倍批发出去。纳粹党全国高级领袖兼柏林省经济商会副主席卡尔·普罗策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从事黑市交易，特别是收购家用电器，然后大肆倒卖。同样还是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布拉格电影股份公司总经理、冲锋队中队长卡尔·舒尔茨多年来一直在收购食品、高档享受用品以及纺织品，然后转手给“老帝国”的朋友和熟人。他的买家包括很多电影公司的经理，其中包括环球电影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帝国文化院的一位部门领导、帝国电影事务顾问冯·莱希迈斯特，以及帝国宣传部的部级领导希普勒和常务次官菲舍尔。

在位于汉堡的第10步兵军临时司令部，形成了一张走私大网，大规模地从法国走私葡萄酒和烈酒，以“国防军物资”的名义将其不交关税地运入帝国境内，转手给军官赌场，或者卖给平民，谋取暴利。参与这桩生意的包括一名少将、两名中校和一名纳粹党的地方领导人。

虽然戈林以四年计划专员的身份正式地禁止了黑市交易，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命令收效甚微：具体执行打击黑市任务的外汇保护指挥部没有足够的人力，而且没有办法对付占领当局。况且，他们自己也在搞黑市买卖——有时是在戈林的直接授意下——因此自己也没有什么公信力。不仅在东欧，西欧占领区的德国公务人员的腐败现象也很严重，他们搞黑市交易来捞外快，因此能够过上“他们的公务员工资无论如何负担不起的”（戈林的特别代表约瑟夫·维尔秦斯上校如是说）奢侈生活。

与德国官场的混乱和纳粹体制的山头林立类似，数量众多的不同机构在黑市上也努力保障自己独占的收入来源，对现有的禁令置之不理，贿赂当地的黑市商人。这些机构的收购商有时会互相竞价，把物价抬高。例如，仅帝国青年事务部一家单位，在1943/1944年，且仅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一地，就有634名批发收购商在活动。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虽然一再指示，要严格执行禁止黑市交易的命令，并要求“不折不扣地正确执行这些命令，做出榜样来”，但党卫军仍然在黑市上大规模地收购物资。比如，柏林的帝国保安总局警卫连和在东欧的特别行动队都配备了从荷兰搞来的黑市物资。

这种纳粹政权特有的双重道德标准挫败了有效打击黑市及其固有腐败现象的全部努力。黑市屡禁不绝，越反越腐，不仅仅是因为很难在纳粹体制中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还因为黑市的体制原因，首先是由于德意志帝国欲壑难填的需求和现实中物资紧缺之间的矛盾。

集中营系统与腐败

第三帝国的腐败的典型元素在劳改营、战俘营和集中营系统也很普遍，尤其是集中营，几乎是整个腐败体制的缩影。集中营发生严重腐败的最重要的结构原因早在纳粹统治初年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个集中营被作为不受外界监管的隔绝空间建立起来：集中营既不受普通行政机关管辖，也不听从传统政府当局的领导，因此集中营的财务完全不受国家财政监管体制的影响，况且集中营完全不受司法部门的控制，与公众之间也是隔绝的。

集中营系统及其统治原则的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就是党卫军的集中营，它对犯人拥有“绝对权力”（索夫斯基语）。尽管从理论上说，集中营也有指挥体系和大量的规章制度，但它几乎是独立运作，内部人士通过朋党之交、施恩提携和门阀派系来互相保护，逃避外界的制裁，因此官僚体制的监管对集中营“系统性地丧失了效力”。而对于犯人来说，实物交易和系统性的贿赂则是他们生存斗争的基本因素。甚至对于维持集中营的秩序，秘密的实物交易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集中营规定必须有符合规章的衣服，如果犯人的帽子丢失或被偷，就必须想办法重新弄一顶。虽然通过贿赂犯人头目和党卫军看守，犯人能够得到一些优待和暂时的条件改善，但集中营内部的权力关系和地位等级制并无改变。

虽然集中营系统并非恒久不变的统治机制，而是在第三帝国期间经历了功能转变——比如纳粹统治早期的保护性监禁集中营就和后来在东欧的灭绝集中营迥然不同——但五花八门的集中营仍然有着相似的腐败诱因。在纳粹统治下的任何一座集中营中，犯人都不享有建立在正常基础上的、有保障且可实施的权益地位，而集中营领导层则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监管机制的控制。

除了集中营的结构特征之外，指挥官和看守人员的选拔和招募也造成了腐败。比如，萨克森堡集中营的指挥官亚历山大·赖纳原先是但泽的党卫军旅级大区领袖，在1934年由于腐败和从事黑市买卖而被“贬黜”到集中营系统来。他这样的恶劣背景是很典型的。早期集中营的看守人员往往是无业的纳粹党活跃分子和街头打手，他们的特点是既残暴野蛮，又贪婪腐化。集中营事务总监特奥多尔·艾克在给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一封信中写道，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看守人员是“120人的腐败警卫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贪污腐化”。犯人进入集中营时带来的贵重物品以及其家属寄来的钱和包裹都会被看守私吞掉。党卫军看守利用犯人来“搜罗”物资，来满足他们的私人需求，还利用集中营的现有设施，比如木工作坊，来为自己打造家具陈设。关于里希腾堡集中营的一份报告指出，“绝大部分看守都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不这么做的人是极少数，而且越来越少”。

欧根·科贡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例，生动地描绘了党卫军在犯人供养下的“好吃懒做的生活”。处在腐败中央的是能够直接控制财务和物资的管理干部，他们充分利用这种影响力很大的职位，去侵吞贵重物品，并建立自己的小金库。尤其是党卫军的食堂管理部门——“举世无双的腐败巢穴”——系统性地贪污犯人的金钱，侵吞食品，并在集中营外大搞黑市买卖。大多数党卫军干部都将他们领导下的用犯人做劳动力的工坊如雕塑作坊、照相室、印刷和装订车间、菜园等的货物和产品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就连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也不例外，他利用达豪集中营所属的阿拉赫瓷器厂的产品，在党卫军干部们的重要生日、婴儿降生或圣诞节等场合，向他们赠送陶瓷人偶（“党卫军旗手”、“战士”）、咖啡器皿、“儿童条饰烛台”[29]、“圣诞节灯”等礼物。犯人劳动的产品是希姆莱的家长式赠礼仪式的重要基础。

既然党卫军全国领袖都认为利用犯人的劳动成果没有什么不妥，那么集中营指挥官们自然也把这当作天经地义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集中营指挥官都可以被称作腐败分子，最典型的腐化指挥官有三位：汉斯·洛里茨、阿历克斯·皮奥尔科夫斯基、卡尔·科赫。

汉斯·洛里茨于1936至1939年担任达豪集中营指挥官，1940至1942年担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指挥官。他无论是在集中营内，还是在外界，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比如，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防空洞里设有一座“日耳曼式的啤酒酒窖”、两条保龄球道和一套打靶设施，以便让指挥官大人在躲避空袭期间消遣。党卫军内部把这些设施称为“游乐场”。洛里茨命令囚犯在沃尔夫冈湖畔圣格尔根给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别墅。当年的一位犯人就此报告称：“洛里茨享受着自己的地位带来的所有好处。他让人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向圣格尔根送去了四辆卡车的炼砖和木材。有犯人为他创作油画；犯人给他编织了大约60幅地毯；还给他制作皮制灯罩、洗衣篮、桌子、编织沙发、带白银装饰手柄的镇纸、精美的牙签；另外还有三扇窗户的铸铁栅栏，光是这个就让四名犯人干了两个半月。”

洛里茨在达豪集中营的继任者之一，阿历克斯·皮奥尔科夫斯基，也在圣格尔根搞了一处原属于犹太人的房产，尽管维也纳的盖世太保已经将这座房屋没收，如果要卖给皮奥尔科夫斯基的话，需要帝国财政部长的批准。在这起非法交易上，皮奥尔科夫斯基可以仰仗他在党卫军的同志，萨尔茨堡省部书记兼党卫军少将古斯塔夫·阿道夫·谢尔的帮衬。谢尔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在达豪任职期间，皮奥尔科夫斯基特别以投机倒把和黑市买卖闻名。这座集中营成了倒卖食品、收音机和艺术品的交易中心，占据核心地位的就是“达豪食堂团体”。

卡尔·科赫是最腐败的集中营指挥官之一，他于1937至1942年领导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38年11月，近1万名犹太人被押送到布痕瓦尔德，科赫利用这个机会侵吞了这批犹太人的金钱和贵重物品，将其存储在特别账户和小金库内。仅这一次他就侵吞了至少20万帝国马克，其中一部分分给了他的亲信。犯人亲属寄来的钱被当作“罚金”或“捐款”扣留；汽车、摩托车和其他贵重物品通过“赠送过户”手续易主。对科赫中饱私囊的罪行知情的犹太人都被灭口，有的是“在逃跑过程中”被击毙，有的是被注射苯酚而死亡。

在1942年的一次大规模人事变动中，大约三分之一的集中营指挥官被替换，前文所述的三名指挥官洛里茨、皮奥尔科夫斯基和科赫也丢了乌纱帽。腐败虽然是很多指挥官被撤职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集中营的功能发生了变化，转换为利用犯人为战争经济服务。经历过“斗争年代”的老指挥官们不再适应这一新职能，因为他们的领导作风就是残暴、腐化和酗酒。另外，腐败不是将这些人撤职的理由，而是因为，这些指挥官的豪华别墅和黑市买卖过于张扬，有将集中营的秘密暴露给公众的危险。

如果仅仅是腐败这么一项罪名，是不足以将一名集中营指挥官撤职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41年的“科赫案”，当时负责调查此案的是驻富尔达—维拉的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官瓦尔德克—皮尔蒙特世子[30]。如果科贡的说法属实的话，世子自己也是个腐败分子，因此这个案子的根源还是党卫军干部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利益冲突。世子在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账目进行审查后，为了防止科赫毁灭证据，于1941年12月将他逮捕。但在奥斯瓦尔德·波尔（后来的党卫军经济与行政总局局长）干预下，科赫又被释放。解救科赫的不仅仅是党卫军内部的朋党之交，还因为世子逮捕科赫的行为冒犯了党卫军其他领导的管辖权。波尔马上力挺科赫，并在给他的信中“义愤填膺”地写道：“如果再有一个失业的法学家将他刽子手的贪婪魔爪伸向您无辜的纯洁身躯，我一定会全力保护您。”

就连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起初也把科赫救下了火线，并于1942年任命他为卢布林—迈丹尼克集中营指挥官。但科赫在新岗位上仍然不争气，没有切实负起上级托付给他的责任来，因此对党卫军来说失去了价值——比如，他未能阻止苏联战俘的一次大规模暴动——于是，党卫军和警察司法部门重新启动了针对科赫的调查。1943年8月，科赫再次被逮捕；1944年底，他被判处死刑；1945年4月初，他在布痕瓦尔德被枪决。

调查科赫案的主管机构是1943年秋季新建的“党卫军和警察特别法庭”。党卫军法官康拉德·摩根博士很快将调查扩展到其他很多集中营，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将5名指挥官和200名党卫军军官与士兵判了刑。如果没有希姆莱撑腰，这么大规模的调查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党卫军全国领袖看来，腐败行为危及了党卫军的道德准则，阻碍了他在党卫军内部将大屠杀和“正直”和谐起来的努力。按照他的逻辑，如果一名大屠杀凶手在杀人时完全是无私地执行自己的义务，而不谋求私利，那么他也可以说自己是个正直的人。但与此同时，希姆莱从来不会让他自己的这种道德观牵着鼻子走，而是同样考虑实效和权力政治方面的因素，因此他对反腐调查的态度显然是摇摆不定的。但雪崩般大爆发的众多腐败案件也清楚地证明，希姆莱扭曲的意识形态的“正直”观念完全脱离了党卫军的实际。

卡琳·奥尔特在对党卫军集中营的研究中指出，“正直”的观念建构对一部分集中营指挥官来说，是他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核心部分。正是由于将自己与科赫这样的腐化指挥官划清界线，他们才能忠于希姆莱的理想，更加坚决果断和冷酷无情地按照党卫军的世界观基本原则行事。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这种“正直”形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事后的自我粉饰。在1945年后的调查和审讯过程中，党卫军人员的这种自我涂脂抹粉是一种辩护策略，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即便用希姆莱观念中的“正直”的指挥官来取代科赫这样的腐败高官，也仍然无法根除集中营中的腐败，因为腐败的体制原因仍然存在。因此，丝毫不奇怪的是，党卫军法官摩根在1944年6月，也就是腐败的指挥官皮奥尔科夫斯基被撤职两年后，在达豪集中营调查时发现了“数量巨大的来自意大利的劫掠物资（布料、肥皂、食品和享乐用品）”，这些物资“被大规模地偷窃和倒卖”。尤其是集中营管理人员贪污食品的行为导致犯人出现了灾难性的营养不良，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使用奴隶劳工的企业利润极差。

在战争的后半期，东欧的死亡营中的腐败猖獗到了让此前“老帝国”的所有集中营都黯然失色的地步。比如，在奥斯维辛，犹太犯人刚刚抵达就遭到腐败的警卫和党卫军军官的无情洗劫，珠宝、手表、黄金、货币和外汇都被大规模地侵吞。或者，例如在索比布尔集中营，犹太人甚至在死后还要被警卫们加以“利用”，谋取私利。这些警卫私自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金匠铺，将犹太人的金牙熔化并打成金条，塞入集中营管理人员的腰包。希姆莱的那种扭曲变态的“正直”观没有改变集中营腐败的体制原因，这些原因不仅在集中营中，在其他的劳改营、战俘营等地方也很有影响。

犯人毫无权益，管理人员权力过大甚至没有丝毫限制，以及缺少外界监管，这三个因素在“劳动教育营”也是普遍现象。这些劳改营是盖世太保的特别营地，与外界完全隔绝。于是管理人员就能随意截留犯人的财产（包括现金），装进自己的腰包，用于私人用途，而丝毫不担心受到处罚。在外籍劳工营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腐败和中饱私囊行为，尤其是食品被贪污，外籍劳工不得不忍饥挨饿。与集中营相比，外籍劳工营的唯一区别就是，警卫机制不是那么严格和复杂，因此管理人员的贪污腐化使得部分外籍工人能够得到一些自由空间，这在集中营里是不存在的。

3　反犹与腐败

1938年11月9日“帝国水晶之夜”后，遭到打砸抢的犹太人商店（图片来源：Bundesarchiv, Bild 146-1970-083-42/CC-BY-SA）。

汉斯·赖希曼一直到1939年初还在柏林担任德国犹太公民中央委员会法律顾问。1939年初夏，也就是在伦敦流亡期间，他撰写了一份关于他在纳粹德国经历的紧急报告。他详尽描写了犹太人不得不面对的无孔不入的腐败现象。赖希曼写到，有的党卫军高级干部向犹太人收取“酬金”，帮助后者将资金偷偷输往国外；有的警察署长向犹太人索要“捐款”，才肯向他们发放护照；纳粹党的有些经济顾问借“雅利安化”之机大发横财。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腐败行为不仅限于纳粹官员，下层公务员也“被腐败的魔鬼抓住了”：

这个国家破坏了自己的一块基石：它腐蚀了自己的公职人员。犹太人遭到的劫掠，终有一天会以雅典悲剧的标准得到复仇。掠夺犹太人的国家让自己的公职人员也犯下了罪孽，享受劫掠来的财富，这样的国家必将灭亡，因为它的公职人员已经道德沦丧，毫无礼义廉耻。……我的一个熟人卷入了一起关于外汇的刑事案件。让人意外的是，他很快被释放了。“你花了多少钱去打通关节？”这句老百姓的口头禅标志着曾经很干净的德国现在已经脏成了什么样。“从5马克到5万马克不等。从狱警到最高机关，全都收了钱。”

汉斯·赖希曼的描述表明，在纳粹政权隐秘地剥夺犹太人权力、消灭其经济基础、强迫其移民、最终是驱逐[31]和谋杀的所有过程中，始终都伴随着纳粹统治下典型的五花八门的腐败行为。其实官方发布了连篇累牍的规定和命令，要求“依法”处理犹太人问题，严禁个人和机构借此机会中饱私囊。这就使得迫害犹太人过程中的腐败更值得注意。

戈林以四年计划专员的身份与副元首联合发布命令称，“将犹太人逐出德国经济生活”完全是“国家的任务”，必须“严格依法”执行，其收益的“唯一去向应当是帝国财政”。纳粹党总财务官施瓦茨也发布命令，禁止纳粹党的所有官员和机关借迫害犹太人之机——比如在“移交”犹太人企业时——收受金钱，并禁止党组织以任何形式参与赢利的经济行为。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更是慷慨激昂地威胁，党卫军人员一旦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在接收犹太人财产”时谋取“不合法的利益”，必然对其严惩不贷，绝不姑息。除了这些命令外，各省部书记也发布了自己的命令，比如巴登省部书记罗伯特·瓦格纳就禁止“党组织和党的干部”收购犹太人财产，萨尔茨堡省部书记弗里德里希·赖纳甚至完全禁止党的所有“官员”参加“雅利安化”。

这些三令五申恰恰说明，政府只能掌控到犹太人财产的一部分。由于诸多个人的中饱私囊以及党及其领导人的利益要求，帝国的财政和外汇政治利益受到了挑战。一方面，权力和体制影响力的问题一直与对犹太人财产的支配权联系在一起，这首先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很多反犹活跃分子，尤其是纳粹党及其组织内的人，一心要从犹太人财产中分一杯羹，而不愿意让帝国政府独吞这些财产。他们认为自己在“斗争年代”做出了“牺牲”，现在革命成功了，他们理应得到战利品的一部分。甚至在纳粹党掌权后不久，很多党员就已经采取了个人的行动，去争夺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下文中，我们将从三个不同的重点主题的角度，更细致地分析迫害犹太人过程中的腐败的规模和意义：反犹暴力行动框架内的个人的中饱私囊行为；“雅利安化”进程中的体制化的和“疯狂”的腐败；最后是腐败在纳粹“灭绝政策”中的意义和功能。

反犹暴力和个人的中饱私囊行为

纳粹党夺权阶段的反犹恐怖活动不仅包括对犹太人的暴力袭击，还从一开始就包括对犹太人的物质掠夺。纳粹宣传并不认为这些财产是理应得到尊重的私人财产，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将其描绘为“招摇撞骗来的”和“抢来的人民财产”。纳粹宣传煽动起来的仇恨和嫉妒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可以从奥托·瓦格纳的言辞中窥得一斑。瓦格纳在1933年担任纳粹党的经济政治部门领导，甚至在1945年之后还用《冲锋队员》[32]的煽动风格为反犹主义辩护。他说：“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被犹太人压榨剥削，财产被榨干，沦为高利贷的奴隶，因此自寻短见。我们想想这些受害者，再看看那些腰包鼓鼓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婆娘，她们将偷来的首饰和受害者用血汗换来的珠宝戴在自己肮脏的手指和又短又粗的肥手上。”

这种仇恨的宣传让人没了道德上的顾虑，再加上政治权力给了人自信，于是很多纳粹活跃分子早在1933年2月就开始“搜罗战利品”。在汉堡，冲锋队员们借助伪造的搜查令劫掠犹太人房屋内的首饰和金钱，殴打犹太社区的代表人，专横跋扈地要求这些代表人交出保险箱钥匙。有的冲锋队员企图用恐吓信来敲诈犹太人。在慕尼黑，抢劫犹太人的主要是党卫军人员，他们还利用这个机会发泄私怨。比如，一名被解雇的职员就袭击了自己先前的犹太老板，从公司的钱柜搞了一大笔钱。在柏林，冲锋队员们绑架并抢劫了一名来自茨肖保的针织服装厂的犹太厂长，将他囚禁在“冲锋酒馆”内，毒刑拷打数日，索取高价赎金。“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柏林分部的工作人员用一种特别奸诈的手段来填充自己的腰包：他们在明知某些人是犹太人的情况下，仍然将他们吸纳进来，然后把他们传唤过来，指控他们“潜入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以勒索钱财。在皮劳和埃尔宾，党卫军保安处成员搞到了一份带有东普鲁士省部书记复印签名的文件，跑到富裕犹太人家中，通过威胁手段敲诈大笔钱财。在布雷斯劳，一名冲锋队大队长向一家犹太百货商店的业主索取了1.5万帝国马克的“捐款”，这笔钱的大部分都被转到了他妻子的储蓄账户上。还是在布雷斯劳，纳粹党县级机关通讯部门的工作人员专门从事敲诈犹太人的行当，将他们传唤到机关，通过威胁和暴力榨取钱财。负责调查此案的布雷斯劳地方法院高级检察官认为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过分热心行为”，根据1934年8月颁布的《赦免法》，将这群犯罪分子赦免。在对抢劫犹太人或者暴力虐犹案进行审判时，法庭常常借助这部法律来为犯罪分子开脱。

从1934年中期起，这种犯罪行为渐渐少了。但在1935年夏季纳粹党“喧闹的反犹”浪潮中，此种暴行再次抬头，到1938年初合并奥地利时达到了悲剧性的高峰。

对犹太业主的暴力袭击和系统性的掠夺在维也纳尤其普遍。例如，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的德国事务报告称：“很快就开始了打砸抢和‘征用’，也就是抢劫犹太企业、敲诈犹太商人和普通群众。14到16岁的孩子在20至25岁的冲锋队员带领下，冲进商店，‘征用’食品、鞋、西装、布料等。他们常常用卡车把抢来的东西运走。内城区（克恩滕大街、红塔街、玛利亚希尔夫大街、格拉本大街）的几乎所有犹太企业都遭到了这样的抢劫。……塔博尔街的席夫曼百货商店被抢了三天时间。戴万字袖章的工人将仓库抢得一干二净，穿褐色衬衫的人将好奇的围观群众拦住。……警察拒绝提供保护。”

在虐犹暴乱期间，有约2.5万名自封的“专员”占据了犹太企业，在犹太业主被抓走后肆无忌惮地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奥地利回归德意志帝国事务特别专员”约瑟夫·比克尔挖苦地说，这些“专员”中的很多人把“我的”和“你的”都混为一谈。

在“老帝国”，这种大规模暴力抢劫活动在1938年11月的虐犹狂潮中也发生了，出现了“疯狂”的没收和劫掠。例如，在“南方—汉诺威—不伦瑞克”省，党卫军冲进了犹太人的商店和住宅，没收了现金、贵重物品、打字机和汽车。纳粹党总财务官对在什切青发生的类似事件报告称：“县级机关的一些党员同志来到这些犹太人家中，首先切断了电话线，然后向犹太人出示了经过公证的‘馈赠证明书’，证明书上写着，这些犹太人要将财产赠送给他们。敢于反抗的犹太人受到了枪毙的威胁。”在慕尼黑，希特勒青年团在虐犹之夜从富裕的犹太企业主那里强行征收了所谓“赔偿金”，这些钱被用于购置制服等用途。

纳粹党柏林省部的领导层以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方式将虐犹和中饱私囊结合了起来。例如，柏林省部的宣传部长韦希特尔就从柏林犹太人的高级代表人物，包括利奥·贝克[33]那里敲诈了高达500万帝国马克的“自愿捐款”，用于“补偿已造成的损害”。这笔所谓的“碎片基金”中有30万帝国马克被用来资助“冯·拉特同志[34]的国葬”，柏林党组织收到了20万帝国马克，冲锋队和党卫军因为“日夜连续行动”而获得7万帝国马克。有的纳粹党领导人在夜间打砸抢活动中衬衫和大衣被撕坏，从“碎片基金”中得到了赔偿；一名党卫军中尉在准备国葬时因为“超人的努力”而猝死，他的遗孀也从“碎片基金”中得到了补偿。

在11月虐犹活动的“没收”和抢劫中出头的不仅是纳粹党人。普通的“民族同胞”也积极利用这个良机，大发横财。例如，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在11月虐犹活动期间，就发生了190起抢劫案。其中只有53起有纳粹党员参加。

“雅利安化”是腐败的结晶点

对犹太人财产的抢劫和“疯狂”的没收不仅说明了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法律地位是多么岌岌可危，也反映了纳粹党活跃分子的殷切期望。纳粹党向他们许诺，要将犹太人财产转为他们的私人财产，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政府将这些财产收归国有。威悉—埃姆斯省部的代理领导人给副元首的一封信将纳粹党员的这种基本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信中表示担忧，“犹太人财产会落到政府手中”，党员同志们“会落个空手”，因此有必要“让党积极地争取自己的利益”。

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克里斯蒂安·韦伯——他的“11月8/9日办公室”代表着纳粹党内“血章获得者”的利益——就要求让“老战士”从1938年11月没收的犹太人财产中分一杯羹。他要求从其收益中支出1000万帝国马克，用于资助“血章获得者”对犹太人企业进行“雅利安化”。

纳粹党人的主要期望在于对犹太人财产进行“雅利安化”，这种说法最早是在1933年隐晦地提出的，到1938年就有了正式立法。纳粹党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从1936/1937年起，“雅利安人”买家收购犹太人财产的合同必须要呈送给纳粹党省部经济顾问，征求其批准，而且很多省部书记和纳粹党大员都对国家的核准机关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如何把党和很多党员的极高的期望值和国家的要求调和起来呢？

下文将会表明，纳粹政权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自相矛盾和暧昧模糊的，他们尝试将不同方面的需求协调起来，同时还要为自己的组织和个人谋取利益。

例如，纳粹党总财务官在正式公告中摆出了坚决捍卫国家对没收来的犹太人财产的控制权的架势，严禁党组织在“雅利安化”框架内收取金钱，并向副元首的幕僚长马丁·鲍曼再次强调，党组织不得从“雅利安化”行动中获取任何物质收益。嘴上一套，做起来是另外一套，总财务官与鲍曼精诚合作，从犹太人那里以优惠价为纳粹党购置了数百套房产。在鲍曼的关照下，帝国经济部向审批机关做出指示，在对房产“雅利安化”的过程中，“要考虑国社党对房产的需求”。帝国财政部也殷勤地满足纳粹党总财务官对房产的需求。财政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于1943年下令禁止出售没收来的“国家敌人”的财产，以便保留一些地产，将来在战争结束后安置返乡军人。但在纳粹党总财务官的请求下，他又规定，纳粹党可以不必遵守这道命令。

在奥地利，纳粹党往往不付一分钱就能分配到原先属于犹太人的财产。这种做法与只有帝国政府有权支配犹太人财产的规定是矛盾的。盖世太保用一种诡异的手段解决了这个法律问题：他们在没收“慕尼黑的褐色宅邸[35]”时是“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总财务官施瓦茨是德意志帝国利益的代表”。在荷兰，荷兰占领区帝国专员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也将犹太人房产免费分配给党组织。为此他支出了超过200万帝国马克的国家财政资金，这笔钱被划为“补贴”，但事实上已经相当于房产的购买价，尽管购买价被算得很低。在被吞并的波兰西部地区，纳粹党也在东欧托管总局特别热情的帮助下，大肆攫取房产。

总财务官施瓦茨在侵吞犹太人地产上已经毫无顾忌地违反自己颁布的规定，对党组织在“雅利安化”框架内收受“捐款”的事情更是大度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巴伐利亚奥斯特马克省部财政主管向施瓦茨报告称，一家公司“为了感谢省部经济顾问，党员林哈特博士的中介工作”，捐献了3000帝国马克，并允诺为了其他的事情还要“完全自愿地捐献”7万帝国马克。施瓦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干预此事。对总财务官来说，最重要的是，党组织通过“雅利安化”发财是可以的，但必须向他报告和申请批准。只有那些在施瓦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中饱私囊行为才会让他恼火，因为这种行为削弱了他对党内财政的中央管辖权。在“雅利安化”过程中，在纳粹党的各种组织机构和地区机关大量建立起来的特别基金和小金库具有财政上的独立性，因此同样也削弱了施瓦茨的中央财政分配权力。总财务官向副元首的幕僚长指出了这样一种危险：“各省部书记利用这种形势，建立了自己的小金库和基金，在未经我许可的情况下自行支配。”看来，施瓦茨正式地禁止党组织从“雅利安化”得利，绝不是为了在“雅利安化”框架内保护国家的利益，而完全是为了巩固他本人在党内的权力地位。

四年计划专员赫尔曼·戈林也在命令中要求“依法”进行“雅利安化”，保障德意志帝国对“去犹太化工作的收益”的支配权。但他也口是心非，按照自己的考虑偏离了这些原则。戈林在涉及纳粹党弗兰肯省部的一起地产“雅利安化”腐败案中的行为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戈林任命的一个党内调查委员会在纽伦堡和菲尔特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腐败和贪污案。例如，在1938年11月的虐犹事件之后，犹太地产业主被叫到德意志劳工阵线在当地的“雅利安化办公室”，在殴打之下被迫将自己的地产“出售”给纳粹党——其代表人是代理省部书记卡尔·霍尔茨。犹太人被迫接受的价钱仅相当于其地产课税标准价格的10%。纳粹党的很多机关和组织都用这种方法以极低价格从犹太人手中置办了房产。

戈林并没有立刻叫停这种暴力的“雅利安化”，或者按照他鼓吹的那样“依法”进行“雅利安化”、保障国家的利益。他对腐败案的处理主要是粉饰太平，维护纳粹党的形象。因此他不仅允许党组织保留抢来的房产，还从国家财政拿出100万帝国马克，以便在事后把掠夺粉饰为合法的购买。就这样，戈林用国家财政推动了腐败的滋生，把自己颁布的规定搞得一团糟。

纳粹政权的其他领导人对“雅利安化”的基本态度是类似的，他们在正式指令中都禁止党员从中渔利，但他们真正的态度是建立在权力策略基础上的，对不同个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例如，党卫军全国领袖做出指示，党卫军人员一旦“在接收犹太人财产”时谋取“不合法的利益”，必然对其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他这番话可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比如，党卫军上校京特·塔马希克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想接管一家犹太企业，结果被开除出了党卫军。但从档案资料中可以推断出，其实希姆莱早就看塔马希克不顺眼了，“雅利安化”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把讨厌的塔马希克赶走而已。希姆莱对他的一个助手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把塔马希克甩掉。反正他本来也不是我们的人，而且肯定有犹太血统。”

希姆莱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党卫军成员参加“雅利安化”，这从另外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来。他甚至支持了一名党卫军中校在这方面的努力。这可不是像塔马希克那样失宠的党卫军干部，而是弗里茨·基恩，特罗辛根的艾福卡香烟制品厂的老板和斯图加特工业与贸易联合会的主席。他对希姆莱赤胆忠心，定期向党卫军全国领袖的“R特别账户”汇款。这样看来，在“雅利安化”过程中谋取的利益是否“合法”，完全是希姆莱按照主观标准来判断的。当然，党卫军所属企业的“雅利安化”行为肯定是合法的，比如“达豪公益性住房公司”就在柏林收购了二十多套原属于犹太人的房产，以便为党卫军和警察干部安排豪华宅邸。党卫军在向犹太人发放移民许可时敲诈来的外汇被用于为武装党卫军招募志愿兵，这种做法自然也得到了党卫军全国领袖的认可。

关于纳粹党在“雅利安化”问题上的双重道德标准，我们再举最后一个例子。萨尔茨堡省部书记一方面禁止所有党的干部参加“雅利安化”，另一方面，他自己作为地产中间商，大肆倒卖萨尔茨卡默古特的所谓“犹太别墅”。他很有系统性地将这些别墅控制住，然后主要是提供给党的高级干部。他本人当然也无需遵守他自己颁布的命令，他的吸烟室里面的陈设就是从罗思柴尔德家族在维也纳的收藏品中搜罗来的。

上面举的四个例子（纳粹党总财务官、四年计划专员戈林、党卫军全国领袖和萨尔茨堡省部书记）表明，在要求严格依法进行“雅利安化”、保障国家利益、禁止私人渔利的冠冕堂皇的命令的背后，其实是组织和个人的丝毫不受阻挠的腐败。因此，帝国的利益从来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因为在纳粹国家没有一个机构对抽象的政府和帝国的利益负有责任。纳粹党人往往是打着德意志帝国的旗号出场，他们对自己职权的理解与其个人的权力和统治利益是分不开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利益的左右。另外，“雅利安化”的审批权没有被集中控制在中央（戈林没有把审批权交给帝国机关，比如帝国经济部，而是将权力下放给各地区的决策者），也大大损害了帝国的利益。

这种分散的审批权不仅有利于数量众多的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系统性地利用犹太人财产大发横财，还使得各城市和社区（它们中的一部分在反犹的掠夺政策中是帝国的财产托管人）能够分一杯羹。例如，根据1938年12月3日颁布的处理犹太人财产的命令，所有犹太人必须上交黄金、白金或白银制成的首饰、珠宝和艺术品；同时，各城市的典当行被升格为帝国所属的销售和收藏机构。犹太人将自己的首饰、珠宝和艺术品交给典当行时，仅能得到最多为实际价值六分之一的价钱。典当行还有权自己去收购价值不超过1000帝国马克（后来降为150至300帝国马克）的物品——这简直是在邀请典当行降低给犹太人的补偿金标准——然后将低价收购来的物品高价卖出，将收益转入社区财政。

1945年后，美军占领区的赔偿法庭查明，纽伦堡的典当行“贪污了很大一部分购得的犹太人财产，或者未上交给帝国政府。在各家典当行，估价偏低、向党的亲信出售价格低于法律规定最高价格（先后是1000，300和150帝国马克）的物品而不入账的现象都是非常普遍的”。中饱私囊的机会如此之多，宣传标榜的帝国对犹太人财产的专有垄断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而是从一开始就有人从中谋取私利。赔偿法庭的调查表明，纳粹的没收犹太人财产的计划“目的很明确……不仅要让帝国政府本身，还要让各社区也能从中获利”。

于是，“雅利安化”变成了一场发横财的竞赛，到处是结党营私和贪污腐化。数量众多的组织和个人，包括德国社会的越来越多的成员，都从中渔利，包括：城市和社区、纳粹党、党员及党外的各色人等和职业群体。

纳粹党在“雅利安化”过程中占据着关键位置，因此有很多牟利的机会，他们对这些机会利用得淋漓尽致。正如纳粹党总财务官施瓦茨所担心的那样，各省部领导层利用“雅利安化”的机会，建立起了不受党的控制，更不受国家财政控制的小金库，自行任意支配，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这些小金库的资金主要来自强迫的“捐款”，主要是从犹太人业主那里，也有的是从“雅利安人”买家那里，在批准“雅利安化”的合同时敲诈来的。在萨尔普法尔茨省部，省部书记比克尔为了这个目的，建立了“萨尔普法尔茨资产公司”。这家公司强迫犹太人业主（其中有的人已经被押往集中营）在委托书上签字，委托公司对其产业进行“雅利安化”，并将销售收入的40%转到省部领导层的一个特别账户上。

与比克尔相比，纳粹党弗兰肯省部的要求——买家需将购买价的1.5%至3%捐赠给省部——就显得很客气了。这笔钱会先转到冲锋队员出版社在德意志劳工银行的一个特别账户，然后再转给省部的财务办公室。弗兰肯省部以这种方式敛财达35万帝国马克。显然，党部书记施特莱彻最初的想法是，用这些捐款资助他的煽动性报纸《冲锋队员》。

在慕尼黑，当地的“雅利安化办公室”对犹太人业主进行了掠夺，方式与萨尔普法尔茨省部类似，即强迫犹太人业主将资产转让给他们。在汉堡，“汉堡1938地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雅利安化捐款”的征收者，为省部书记考夫曼效劳，一共向他提供了至少85.4万帝国马克的强迫捐款。

在符腾堡—霍亨索伦省，省部书记穆尔将强征来的捐款（约100万帝国马克）转入了一家基金会，它的名字很有讽刺意味，叫作“符腾堡经济界感恩基金会”。这些“捐款”的一个用途是收购原先属于犹太人的企业。另外，基金会还资助着位于多特尔恩豪森的一家水泥厂，厂长是省部的部门领导人鲁道夫·罗尔巴赫。

在图林根，纳粹党省部经济顾问抽取“雅利安化”合同购买价的10%，作为必需的开支补偿，以偿付所谓的“杂费”。随后他将这些钱（超过100万帝国马克）转到省部的一个特别账户上。这笔钱原本应用于建立一个“图林根老近卫军成员供给基金会”，但资金的大部分却被作为“贷款”发放给了党员同志，帮助他们在“雅利安化”框架内收购犹太企业。这种做法在其他省也有出现，比如，党卫军保安处驻东普鲁士的机构就报告称，“国社党从其基金中拨款，贷款给一些党员同志，帮助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

马丁·鲍曼在一份给各省部书记的秘密指令中称，在“雅利安化”框架内资助和提携党员同志，是一项“事关荣誉的义务”。通过有组织地提携同党，国家强制执行的对犹太人的掠夺也被纳粹党利用，去满足“党员同志”的物质需求。纳粹党对此的解释仍然是那套陈词滥调：很多“党员同志”在“斗争年代”在“经济上蒙受了损失”，因此应当对其予以补偿。

体制化的对“党员同志”的优待到1938/1939年达到了顶峰。此时，由于强制执行的“雅利安化”，犹太业主的活动空间已经降到了零点，而党的影响力非常强大，尤其是对零售业的“雅利安化”变成了专门用来赞助纳粹党成员的活动。一份关于“柏林零售业去犹太化”的总结报告称，“老党员和有贡献的党员同志应当受到最高的优待”。另外，城市银行和储蓄所还为这些官方所谓的“有价值的申请人”提供条件优惠的贷款，以帮助他们去收购犹太人财产。可以得到优待的第二类人是“有意愿自主创业且有从商经验的党员同志”。但只要是“老党员和有贡献的党员同志”，那么没有从商经验肯定也没问题。现实中，“雅利安化”演变成了一个谋取私利的市场，形形色色的党员，从街道小组长到省部书记，都忙得热火朝天。

纳粹党高官由于自己的政治身份，不能直接经商，因此更喜欢匿名的股票市场。比如，省部书记施特莱彻就从犹太人手中购买了纽伦堡火星摩托车厂的大量股票，仅花了股票票面价值的5%。汉堡省部书记考夫曼则利用某个特别基金的资金，将齐格菲·克罗赫化工股份公司的股票全部买下，将股票收益注入自己的“1937年汉堡基金会”。

党的省级和县级官员就没有那么多顾虑，敢于光明正大地开工厂、做生意。纳粹党符腾堡—霍亨索伦省部教育主管在梅钦根买了一家板岩工厂，作为副业，年收入猛增到了之前的十倍。“老战士”和下级党员主要是在国企或国家许可的经济领域享受照顾，接管了电影院与彩票、烟草销售点。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提携党员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慕尼黑市长的兄弟格哈德·菲勒尔就担任一家犹太皮革及制鞋用品厂的破产清算人，后来又买下了这家企业。汉堡市内政部长的兄弟本诺·里希特开着一家专营妇女时髦用品的高级商店。党卫军全国领袖的副官和帝国保安处[36]处长汉斯·拉滕胡贝尔特别关心他的表弟，慕尼黑私营银行家格奥尔格·艾登申克的利益。艾登申克想把恩格尔哈特啤酒厂的犹太总经理伊格纳茨·纳赫名下的啤酒厂搞到手。拉滕胡贝尔亲自去盖世太保的监狱牢房里拜访了纳赫，强迫他签署了将啤酒厂赠送给他的表弟艾登申克的声明，还让纳赫付给艾登申克15万帝国马克的“开支补偿金”。有些纳粹党人还用救人于危难的幌子来掩饰自己的勒索行为。例如，县议会主席兼慕尼黑—里姆赛马协会主席克里斯蒂安·韦伯帮助一名犹太女公民搞到了在德国的终身居住权。作为回报，这个犹太女人签署了一份馈赠合同，将施坦贝格湖畔费尔达芬格的一处地产转让给了赛马协会。

在“雅利安化”框架内系统性地得到提携扶助，并从这种公开的、体制化的腐败中渔利的并非仅有纳粹党人。中产阶层、职业阶层的新生力量、犹太企业的前雇员如果去收购犹太产业的话，也能得到赞助。

另外，如果没有各种专业人士的协助，“雅利安化”也是办不成的。这些人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当中有律师、中间商、专业鉴定人、评估人、托管人和清算人，也能得到各式各样的渔利的机会。这种“中介行业”一方面专业细分程度非常高，比如有的中间商专门帮助出售原属犹太人的药店，另一方面也鱼龙混杂，充满了各种骗子和野鸡律师，他们用虚假的诺言花言巧语地欺骗犹太企业家，肆无忌惮地利用犹太人的危急处境中饱私囊。一位犹太企业家将某些中间商比作“在濒死者头顶上盘旋的秃鹫”。1938年11月虐犹事件过后，很多犹太企业家被逮捕并押往集中营，他们的企业就被成千上万的托管人和清算人接管了。这些人都是商业界、手工业和工业界的“久经考验”的代表，几乎全都是纳粹党员。他们管理犹太企业的工作得到极其丰厚的报酬，有时还利用这机会，去收购自己管理的企业。

除了体制化的中饱私囊（这种行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受到政府的鼓励或者容忍）外，在“雅利安化”框架内还有一种隐蔽的、受到官方打击的腐败行为，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方面，有些人努力在收购犹太人产业时多占便宜，于是就贿赂官员，以便生意能够拍板，或者在党的工作人员帮助下向犹太人业主施压。这种贿赂常常被官方宣布为“捐款”，但这种“捐款”和前文说过的那种草草征收的、纳粹党得利的强迫“捐款”不同，因为它是付给个别官员的，完全由这官员自己吞下。

这种贿赂在“雅利安化”过程中究竟有多么猖獗，我们只能做一番猜测，因为这种事情很少是有案可查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没有档案证据就做出仓促结论，认为这种腐败现象很少见，因为“雅利安化”始终是在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环境下进行的，受容忍的腐败和受打击的腐败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中饱私囊的事情非常理所当然，因此行贿受贿根本算不得有伤体统的事情。纳粹党一名县级书记被人指责收受“捐款”，他非常吃惊地说：“这种做法在威斯特法伦—北方省是非常普遍的。”因此很少有官员或公职人员因为受贿而被起诉。

比直接贿赂更常见的是赠送小礼物和资助。“雅利安化”的买家用这些方式来赢得“官方”和“官员”的好感。亚琛的一名房地产中间商在对地产进行“雅利安化”时发了大财，自己也买了几处地产。他在战后对一名美国占领军的军官直言不讳地解释了自己的生意经：

生意人要想干成什么事，必须要在国家机关里有人。但是直接贿赂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迂回行事。可以邀请具体的部门负责人，或者还有他全家去吃饭，摆上山珍海味和美酒。

这么一来二去地几次，这个当官的就软化了，你就赢得他的好感了。在我们这个行业，我们就专门去党的干部和他们的老婆或女朋友经常去的酒馆。在那里能认识人。我一连几周天天去亚琛县党部书记常去的那家酒馆。这让我花了不少钱，但我最后终于结交了这位书记。

除了受贿之外，滥用职权，即参加“雅利安化”的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权力系统性地谋取私利，也是“应当予以打击”的腐败。滥用职权的形式非常繁多，有的纳粹党县级经济顾问用自己没有财产的亲属的名义去收购犹太人的地产；有的“雅利安化办公室”负责人在审批企业收购时要求参与其中、分一杯羹，否则就拒绝批准；有的盖世太保官员收取金钱，帮助“加快办理业务”；甚至下级财政官员也索取现金贿赂，否则就不发放财务状况良好的证明。“这样的下级官员很多，他们直言不讳地说：为什么只有大官能捞钱？”柏林一家时装商店业主对这种贪官污吏的基本态度作了如此描述。

另外，在“雅利安化”的环境中，还有很多犯罪分子利用犹太人的绝境大发横财。犯罪分子向犹太商店索取“保护费”；野鸡律师装作搭救遇险的犹太人，拿了律师费预付金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人伪称自己和纳粹党高级领导人有关系，向犹太人许下天花乱坠的诺言，骗得钱财，这些诺言完全是空中楼阁。在“雅利安化”末期，德国境内急于出境的犹太人数量剧增，很多外国领事馆，尤其是南美洲和中美洲国家的领事馆，在发放签证时收取高价。要搞到一本前往阿根廷的入境签证，每人要缴纳5000帝国马克的贿金；去海地的签证就只需要1000帝国马克。这种贿赂救了很多犹太人的性命，被犹太移民称为“行善的腐败”，被认为不完全是坏事，尽管这些贿金首先被官员们私吞，并且对移民来说也是一种经济上的掠夺。

腐败在“雅利安化”框架内发挥的作用有两个方面。首先，腐败，尤其是“官方”的、以赞助和提携为表现形式的腐败，将获益者直接地与纳粹统治系统捆绑在了一起，即便这些赞助往往并不是为了保证获益者未来的忠诚，而是被理解为对党员在过去做出的物质上的“牺牲”的“补偿”。所谓的在“斗争年代”做出的“牺牲”与1933年后的“补偿”之间的联系构成了“救赎式反犹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元素。绍尔·弗里德伦德尔认为，“救赎式反犹主义”是一种具有特别的德国特色和纳粹特色的反犹主义。

其次，利用犹太人财产中饱私囊的行为使得反犹政策更加极端化，因为对犹太人的掠夺造就了一群数量不断增长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绝不愿意将吃下的东西再吐出来，因此绝不愿意看到犹太人业主回来索回自己的财产。这些既得利益者跨越了道德上的卢比孔河，只能在反犹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并且更加极端化，因为他们假如要往回走，就必须承认自己的罪孽，并将侵吞来的财产返还原主人。

大屠杀与腐败

随着“雅利安化”被强迫移民、驱逐和大屠杀取代，纳粹党“犹太人政策”的管辖权和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雅利安化”还是由数量众多的地方性机构和决策者执行的，而在1938/1939年之后，很多职能就被集中到了那些后来被纳入帝国保安总局（RSHA）的机构手中。但这种结构性转变并没有改变腐败的基础条件。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仍然与灭绝政策如影随形，甚至愈演愈烈，引导着对犹太人的掠夺和压榨。犹太人遗留的财产被参与驱逐和屠杀的人员当作是自己的私人财产来处理。

一个例子就是，在盖世太保的例行活动中，侵吞犹太人财产的行为非常普遍。马克斯·普劳特于1938年底被盖世太保任命为“德国犹太人联合会”的西北地区专员。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了装模作样的“搜查，其唯一目的是给盖世太保人员搞到各种各样的物资”。在东弗里斯兰和奥尔登堡，负责犹太人事务的基希迈尔“拜访”了富裕的犹太人，借此机会大肆抢劫。在吕贝克，负责犹太人事务的威廉·迪韦尔这种事情也干得特别来劲；抢劫了犹太人之后，他会迅速将这些受害者驱逐，以便尽可能快地消灭证人。普劳特在一次录音采访中这样描述迪韦尔：

吕贝克的事情特别令人作呕。当地盖世太保的犹太人事务主管叫作迪韦尔，这是个糟糕的征兆；他特别凶神恶煞。他出去到什么地方逮捕了某人之后，当场就把他抢个精光。他害怕会有人把这事说出去，就把受害者全都杀了。这样的官员除了自己的公职外还干杀人越货的买卖，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害者都是死路一条。他把受害者狠揍一顿，把他的房子洗劫一空。受害者不仅被打个半死，最后还会被灭口，因为这名官员坚持要把人都干掉。这种事情当然是违法的，但在现实中却司空见惯。

“犹太人与吉卜赛人劳工计划”驻汉堡办公室的负责人维利巴尔德·沙勒特从事一种特别的“登门拜访”。他在拜访自己管辖的犹太人时，不仅让这些人给他提供数量众多的“礼物”，还借此机会对女性进行性侵犯。如果受害者乖乖就范，他会对其照顾有加，改善其生活，有时甚至显得非常和蔼可亲；但如果受害者敢于反抗，就会被毫无顾忌地加到驱逐名单上去。沙勒特这种人如此怙恶不悛，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和非物质需求，还是在向受害者炫耀自己的个人权力：他可以恣意地对受害者进行“利用、交换和驱逐”。如果没有盖世太保和当地的犹太人事务主管克劳斯·格特舍的撑腰，沙勒特一定不敢这么猖狂。格特舍自己也是个腐败分子，从盖世太保的一个账户（拍卖犹太人财产的收入被存放在这个账户上）挪用了23.7万帝国马克。

盖世太保驻柏林领导办公室同样腐败，犹太人事务主管格哈德·施蒂比斯及其副手弗朗茨·普吕弗利用混乱的财务和资金管理状况大发横财。1941年12月，帝国审计总署查明，“在疏散犹太人的运输过程中，国家警察驻柏林领导办公室既没有记账，也没有现金收支簿。另外，犹太人的金钱、贵重物品和存折没有被按照规定控制起来，各种单据和凭证不完整，或者根本就没有”。在这种混乱局面中，盖世太保官员们互相倒卖犹太人财产，帝国审计总署将这种现象定性为“严重违规”。犹太人事务主管施蒂比斯在被捕前不久自杀，他的副手普吕弗在被拘留候审期间遇空袭丧生。

在帝国保安总局，党卫军干部从“犹太人移民中央办公室”收到了2万至5万帝国马克的资金，这笔钱原本应当转交给“国际刑警组织”，但始终没有到他们的账上。帝国审计总署的调查表明，帝国保安总局内也有严重的“违规行为”。调查显示，党卫军干部用“犹太人移民中央办公室”的钱给自己的租住屋搞装潢、买衣服，并给自己安排计划外的补助金。帝国保安总局给最早十批所谓运送犹太人的业务结账时发现，有10万帝国马克不翼而飞，不知下落。“德国犹太人联合会”的一个特别账户上也出现了34万帝国马克的亏空。1943年6月10日，“德国犹太人联合会”的资产被没收，帝国审计总署在调查中发现了更多的财务违规行为，该委员会的腐败嫌疑很大。例如，帝国保安总局估计，“德国犹太人联合会”的总资产应当有6917.1万帝国马克。调查却表明，其资产高达1.43亿帝国马克，其中驻柏林地区办事处的资产并非起初报告的155万帝国马克，而是1858万帝国马克。

腐败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犹太人的献金。1938/1939年间，富裕的犹太人常常被要求捐款，以帮助维持陷入贫困的犹太人社区（这些社区因为富有的犹太人大量移民而变得贫困）的财政。但这些强迫捐款最终是否真正被用于官方所称的目的，很值得怀疑。有人说，这些捐款被转到了私人账户上。

柏林警察总长赫尔多夫伯爵是个大手大脚的花花公子，手头经常非常拮据，于是向富裕的犹太人敲诈勒索，这成了他的一个“油水很足的收入来源”。他下令禁止向所有资产超过30万帝国马克的犹太人发放护照。想要出境的犹太人就必须向他“捐款”，这种捐款被犹太人称为“赫尔多夫捐款”，常常达到几十万帝国马克。光是从烟草工厂主莫里茨和欧根·加尔巴蒂那里，赫尔多夫就搞到了115万帝国马克。官方的说法是，这些捐款将被用于扶助犹太人社区及其社会设施，但这些钱从没有到过犹太人社区的账上。没过多久，捐款人又被要求捐款，而且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再加上犹太人社区保证说，第一笔捐款他们“一个芬尼也没收到”，于是捐款人就知道其中的猫腻了。

1943年在慕尼黑活动的“雅利安化办公室”也从富裕犹太人那里敲诈数额巨大的“捐款”，并保证不会将他们驱逐到东欧。事实上，几乎所有人在捐款之后当即就被驱逐了。就像盖世太保的“登门拜访”一样，腐败也让驱逐和灭绝的措施更为极端化，犯罪者利用这些措施，消灭知情者。

在所谓的老帝国，牟取私利和腐败已经是灭绝政策的伴随现象。在占领区，腐败就更为猖獗了，因为占领区的官僚监管机制还没有发展起来。滋生腐败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控制和利用犹太人财产的主管部门经常变换。国防军、民政当局、警察和特别行动队之间的权力分野从来没有搞清楚过，始终是一团乱麻。现在回顾来看，占领区至少有五种侵吞犹太人财产的方式。

首先是掠夺和“疯狂的”没收、侵吞和从中渔利。这种做法主要是在占领统治的初期，常常伴随着机动屠杀单位的大屠杀行动。国防军、警察、占领当局的成员和占领区的平民也参加了这些掠夺活动。

按照乌克兰事务帝国专员埃里希·科赫的说法，要系统性、有秩序地控制犹太人财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是办不到的”，这更加促进了占领区内的“疯狂的”中饱私囊行为。德国占领当局成员在夺取了犹太人财产后，有义务将这情况上报，但他们敢于无视官方的规定，而基本上不必担心受到惩罚，因为，按照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格拉赫的非常精当的说法，“几乎所有的德国干部和参与人员都抢了东西往自己的腰包塞”，甚至被证实了的违法行为也不会受到处罚。例如，立陶宛事务专员辖区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私吞了犹太人的卧室家具和银器，而不曾上报，她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就被释放，理由是，她为刑事警察“立过不小的功”，因此“对她采取任何措施都是不妥的”。德国占领当局的高官，比如白俄罗斯事务专员威廉·库贝和秩序警察总长库尔特·达吕格，都利用抢劫来的犹太人财产大发横财。

在占领区屠杀犹太人的行动中，犹太人财产的一部分被凶手及直接参与者私吞了，因此根本不会出现在官方统计中。帝国审计总署在一份审查报告中对这种情况作了描述：

积累起来的金钱和珠宝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登记，因此永远无法知道，是否有没收来的财物被侵吞，又被侵吞了多少。在波兰总督区，有大量没收来的珠宝被交付给党卫军莱因哈特行动指挥部和党卫军与警察驻卢布林指挥官，登记机关却没有做相应的详细记录。特别严重的一起案件发生在加里西亚的斯坦尼斯劳分支机关。那里的人将大量没收来的金钱和珠宝扣留。帝国审计总署的代表在当地的一次审查中，在主管的行政官员警察书记布洛克的房间内发现了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箱子、容器和写字台，里面塞满现金、金币、各种货币，其中包括6000美金，以及成箱的珍贵珠宝。所有这些东西既没有收入国库，也没有登记造册。

“疯狂的”渔利行为有一个特别形式，即占领当局成员、盖世太保负责人和警察从犹太人隔离区的“犹太人理事会”收取贿赂和“礼物”，或者强行索贿，而美其名曰“捐赠”。克里斯蒂安·格拉赫指出，“腐败透顶的民政当局和警察官员”绕过帝国国库，将“数额巨大”的金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有些犹太人理事会早料到德国官员的腐败和贪婪，专门为了行贿而准备了仓库，里面装满黄金、首饰、烈酒和各式各样的珍贵紧缺物品。扎莫希奇的犹太人理事会主席估计，每月向德国人行贿就需要15万至20万兹罗提[37]。通过贿赂，犹太人的条件能够得到一些改善，有时甚至能够阻止已经启动的驱逐进程。但长远来看，行贿保命的策略不仅无效，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受贿者为了消灭人证，反而会更快地将犹太人驱逐。以赛亚·特伦克将这种贿赂和赠礼称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另一种掠夺”，是颇为中肯的。

除了这种个人做出的“疯狂的”渔利行为，还有各种组织机构、政府高官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对犹太人财产的没收。这些人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擅自没收犹太人财产，将其存放在“特别基金”和小金库里，为个人和组织牟利，不受任何监管。例如，特别行动队在屠杀犹太人时征收了大量“犹太金钱”，对其不加清点，“成麻袋”地运到保安警察指挥官那里，存入特别基金。帝国审计总署的调查表明，驻兰贝格、克拉科夫、华沙、比亚瓦—波德拉斯卡的保安警察指挥官，以及驻卡托维茨的国家警察领导机关都建立了这样的基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基金的资产数额和用途都无法查清。帝国审计总署要求涉及的机关做出解释，但后者始终对此置之不理。

在某些个案中可以确定，这些基金——帝国审计总署估计其资产在几十万帝国马克——被保安警察成员用于非公务用途，以及用来资助党卫军的建造和装潢工程，包括党卫军干部宿舍、赌场和剧院等。在卡托维茨的德意志银行有一个当地国家警察领导机关的特别账户，里面存着从犹太人社区敲诈来的捐款，官方的说法是，这些款项将用于资助对犹太人的运输。事实上，这些钱的一部分被用于支付给警察官员的补助金，或用于“特殊用途”，而没有任何正式的账单。

纳粹党在被并入帝国的东欧地区也大搞小金库，并“疯狂”地侵吞波兰人和犹太人财产。例如，纳粹党布洛姆贝格县机关领导层就利用出售没收物资的收益建立了一个“补偿基金”（资产高达75万帝国马克）。这种做法在其他的县机关和党小组也有出现。于是，纳粹党吸纳了大量原本应该交给东欧托管总局管理的资产。纳粹党总财务官施瓦茨对此的辩解是，被并入帝国的东欧地区的“建设”在早期出现了一些混乱，给有秩序控制资产造成了一定困难。

施瓦茨的辩解非常苍白，因为纳粹党非常系统性地绕过了帝国国库，去侵吞财产。例如，新建的“瓦特兰帝国行省”的纳粹党省部书记兼总督阿图尔·格赖泽尔在波森的商业贸易银行建立了一个“保管账户”，以存放没收来的犹太人和帝国敌人的财产。只有他一个人对这个账户有支配权。帝国审计总署做了很多努力，想查明这个账户的金额数量以及用途，但都碰了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甚至戈培尔也认为，党及其领导人对没收来的财产的侵吞，就像但泽—西普鲁士省部书记福斯特和瓦特兰省部书记格赖泽尔干的那样，太过分了。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党“对没收来的财产的胃口实在太大了”。

不仅是在东欧，在西欧和北欧，德国官员也绕过帝国国库，将犹太人财产占为己有，并转入特别账户。例如，国防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军事长官就拥有一个特别基金，其资产高达250万帝国马克，来自出售缴获的钻石制品的收益。驻挪威占领区专员，省党部书记约瑟夫·特博文利用“帝国的敌人”的财产，在奥斯陆建立了一个“德意志救济事业”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背后却是一个由特博文本人支配的基金，他借此向亲信以及有权势的恩主和显贵赠送贵重礼物。四年计划专员赫尔曼·戈林从特博文那里收到了102公斤的鲑鱼和大鳌虾，他的夫人则收到了2只白金银狐。仅仅特博文的“礼物储备仓库”里的36件毛皮大衣就价值10万帝国马克。他对国防军也出手不凡。例如，他向国防军驻挪威军事长官提供了337块原属于犹太人的金表。

特博文的慷慨馈赠就是第三种侵吞犹太人财产的方式：一些组织机构代表德意志帝国的利益，将犹太人财产收缴，然后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将其分配，甚至是挥霍出去。这种对“犹太人和敌产”的挥霍在立陶宛特别猖獗，有些“大庄园”只卖115帝国马克，一座房屋售价仅为21.5帝国马克，每只羊只卖3.9帝国马克。

在塞尔维亚，国防军系统性地将犹太人财产出售转手。在占领贝尔格莱德之后，第599野战指挥部将犹太人商店的存货全部没收，然后以赔本价转手给国防军成员，有些军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收购。例如，一名作战管理顾问购买了166米的布料，一名中尉买了217米，一名作战管理总监则收购了500米的各色布料。出售这些货物的收益被存到一个特别账户上。经济全权总代表的财产管理部门将原属于犹太人的首饰和贵重物品以“上限物价”卖给占领当局的工作人员。他们还可以用优惠价买到“犹太人地产”。例如，1941年10月，一名被委派到贝尔格莱德的帝国银行行长的妻子以约100万第纳尔的价格买下了“艾森施莱伯尔别墅”，到1942年3月又以三倍的出售价将其转手。

在下施蒂利亚，德意志民族性强化专员在当地的办事机构在转手所谓“已经移民的犹太人”（这是官方的术语）的时候，尤其慷慨大方。有2000万帝国马克的资产从他们的管辖下轻易地转入了省自治政府的账户。政府对犹太人商店的存货不加准确的估价，就以赔本价甩卖给了德国人开的商店。德意志民族性强化专员在当地的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互相帮忙，去搜罗家具、陈设、金银首饰和钻石。在某个案例中，超过20公斤的白银被白送给了一位珠宝商。在另外一个例子中，虽然没有白送，但买家，一位来自格拉茨的银匠，却可以自行定价。对于充公的财物，通常既没有财产清单，也没有具体状况或使用说明。因此，究竟有多少资产被贱卖和挥霍了出去，始终无法确定，尤其是几百张所谓的借条已经“遗失”了。

虽然很多人参与了对被驱逐和谋杀的犹太人财产的不受监管的分配——就像先前在“雅利安化”期间那样——这些财产却主要被当作纳粹统治集团网络（它就是通过互相交换物质利益而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内打通关节用的贿金。为了讨好元首，荷兰占领区帝国专员阿图尔·赛斯—英夸特购买了价值800多万帝国马克的艺术品，赠送给林茨的“元首博物馆”。这些钱是他从充公的“犹太人财产”中拨出的，并没有得到帝国财政部长的批准。维也纳省部书记和前任“帝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妻子亨丽埃特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她有一次在荷兰时，有人丝毫不加掩饰、直截了当地要帮她捞一笔油水。一名党卫军军官将堆积成山的结婚戒指和宝石指给她看，并问道：“只花一点小钱，您就能买到钻石。您要吗？毫无瑕疵的宝石，都是专业人士小心翼翼地从托座上取下来的。我当然不用跟您解释，这些宝石是从哪儿来的。……”亨丽埃特·冯·席拉赫回忆道：“他们肯定以为，我是像一个盗窃死人财物的贼一样来收购东西的，因为在这种交易中，价格自然是最不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大人物。大人物看见过什么，做过什么事情，是没人能够要求他们负责的。”

除了上文所说的“疯狂”的中饱私囊、未经授权的没收和不受监管的分配之外，还有两种有组织的侵吞犹太人财产的方式，即对这些财产的托管和利用，以及有组织的分配。这两种方式中也有谋取私利和腐败现象，比如前文讲到的各托管机构在波兰总督区的活动，以及东欧托管总局在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的东欧地区的活动——东欧托管总局的职责是对波兰国家财产和充公的私人财产（主要是犹太人的）进行“统一管理”。这些财产托管人滥用职权，大捞油水，一方面领着极其丰厚的薪水，一方面系统性地侵吞和敲诈钱财和贵重物品。

对被害犹太人财产进行有组织分配的主要是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同时担任德意志民族性强化专员。希姆莱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被害犹太人的遗产分配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去：他把犹太人隔离区的机器设备，以及所谓莱因哈特基金的数百万资金交给党卫军所属的企业；他给自己的高级军官准备了大量的“犹太人房产”作为官邸；他向武装党卫军成员和集中营人员赠送毛皮衣物和手表；党卫军家属获赠童装；由他负责照顾的移民到东欧的帝国德国人家庭则得到了大量的衣服和家具陈设。为了对这种纳粹统治下典型的恩典和提携作道德上的辩护，公文中常常将被害犹太人财产称为“犹太人窝藏和盗窃的赃物”。

德国的普通老百姓也从对被害犹太人财产进行的有组织分配中获益。早在1939年，在德国很多城市，就有公开拍卖“犹太人白银”的事情。在战争期间，从全欧洲抢来的犹太人财产被运往帝国本土，拍卖给公众。仅在汉堡及其周边地区，自1941年起就有超过10万人买过原属于犹太人的财物；由于战争期间后方男人比较少，因此买家大多是女人，她们在面对这种捞油水的好机会时和男人一样肆无忌惮。一名汉堡妇女回忆道：“普通的家庭妇女……一下子穿起了毛皮大衣，享受起咖啡和首饰，用起了荷兰和法国来的、运到港口的古董家具和地毯。”大量的家具陈设被运往科隆，以至于科隆市财政局长在1942年7月报告称，当地所有仓库都已塞满。在有犹太人社区的村庄，已经被驱逐的犹太人财产被拖到大街上拍卖。很多村民没心没肺地购买这些东西，尽管他们一定很清楚，这些东西的原主人就是他们的邻居和熟人。而在大城市，被出售的犹太人财产都是“没名没姓”的，买家更不会有道德顾虑。

纳粹统治者老谋深算地用这种手段来腐蚀群众的道德，他们认为，德国人民越是彻底地断绝了自己道德上的退路，就越能强烈地认同和支持纳粹统治，也就会更加“狂热”地为“最终胜利”而战。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此在日记中写道：“尤其是在犹太人问题上，我们已经走得这么远，绝没有任何退路了。这样也好。已经破釜沉舟的政治运动和民族，战斗起来要比还有退路的人坚决得多。”

但纳粹党的这个算计在战争末期却被证明是落了空的。一位汉堡的犹太商人由于“享受特权的跨种族婚姻”而在纳粹统治中活了下来，他在1945年初在自己的私人文件中写道，一部分德国群众对盟军即将取得的胜利非常恐惧。他写道：“很多占据了犹太人房屋和财物的人，今天非常害怕，担心犹太人会卷土重来，索回自己的财产，然后控告他们的抢劫和盗窃罪行。”

考虑到纳粹灭绝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劫掠、“疯狂的”中饱私囊、未经授权的没收以及不受监管的对犹太人财产的分配和浪费到了多么惊人的规模，就可以得出结论：腐败绝非孤立的边缘现象，而是体制固有的普遍现象，或者说是纳粹统治系统的一个根本性行为。

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看作精确运转的官僚机器的齿轮组。比如，汉斯—京特·阿德勒的巨著《被管理的人》就持这样的观点。劳尔·希尔贝格认为纳粹官僚具有“不可腐蚀的计划和管理上的细致缜密”。一个非常夸张的例子是，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将纳粹国家的体制阐释为马克斯·韦伯设想的那种官僚体制。而历史真相与上述的这些观点是不相符的。鲍曼对纳粹统治手段，比如帝国保安总局所属机构或占领区行政机关的世界观责任的认识是错误的。纳粹体制的结构和行为与韦伯描述的官僚体制概念的范畴完全无法调和。

当然，如果没有现代国家的官僚机构，对欧洲犹太人的规模如此之大的屠杀是不可能办得到的。但我们绝不可以简单化地将大屠杀视为一场不带个人感情的、官僚的、精确执行的国家罪行。专断残暴、个人和组织的公开谋取私利、个人的极端手段和措施，以及有时达到无政府主义程度的对犹太人的掠夺和谋杀——这些同样是大屠杀的特点。谋求物质利益不是大屠杀的动因，而只是它的一个伴随现象。但对于很多参与者来说，物质利益却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动机。除了意识形态的狂热和道德败坏的官僚常规外，“低级”的动机（比如贪婪），也对大屠杀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样一个统治系统（重要的国家机构的运作不再受到正常原则的约束和监管，受害者被剥夺人性，受害者的财产则被以意识形态手段诬蔑为赃物）内，腐败找到了理想的温床。

腐败行为对大屠杀有三种形式的影响：1.腐败是伴随大屠杀发生的“顺带效果”，对谋杀过程的影响是间接的；2.腐败是大屠杀的促进因素，即凶手为了消灭自己腐败罪行的证人，将受害者谋杀；3.有时，腐败阻碍或迟滞了大屠杀的实施，即受害者通过贿赂官员，挽救了自己的性命，或者暂时缓解了危局。

纳粹政权对“雅利安化”及随后的大屠杀过程中典型的腐败现象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腐败对纳粹政权的图谋是有利的，因为它给“犹太人政策”和大屠杀的执行者提供利益驱动，同时让他们深陷大屠杀罪行中，将他们紧紧地捆缚在纳粹体制的战车上，让他们不得脱身。从纳粹政权的角度来看，腐败的这种影响是有用的，否则腐败也不会达到现实中那种程度。

另一方面，纳粹政权的领导人，尤其是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致力于将大屠杀与普通的谋财害命区别开，以维持一种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道德观。希姆莱要求党卫军人员在执行大屠杀时也保持“正直”，即将谋杀视为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任务，无私地予以执行。腐败与这种要求无法协调起来，因此让这种扭曲的道德观很成问题。主要是希姆莱企图用这种道德观来为大屠杀辩护。因此，与一般的实践相反的是，在处理犹太人的问题上，普通刑法仍然有效：在第三帝国，如果有人出于低级的动机杀死犹太人，而并非在完成组织赋予的任务，那么就算是谋杀犯。例如，柏林帝国铁路公司的一名工人于1943年底杀害了一名犹太妇女和她的“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女儿，为的是侵吞她们的首饰。此人因双重谋杀被判处死刑，于1944年3月被处决。

纳粹党人试图把杀害犹太人的行为按照意识形态分成两类：要么是谋杀，要么是，按照希姆莱的话说，“在过去和将来都永远不会被书写下来的光辉一页”。但蔓延的腐败让这种区分很成问题。如果某人是在上级的保护和授意下，或者凭借公职权力杀死犹太人，那么就算在此过程中捞点油水，也不用担心受到刑法追究。如果凶手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了“低级动机”（这是谋杀罪名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如贪婪、虐待狂、奸诈——虽然官方对此不能接受，但却默许地予以容忍，因为“低级动机”在功能上对大屠杀有用。只有那些追求私利，并且在体制框架之外杀死犹太人的凶手，才会被视为谋杀犯，遭到严惩。

现实中越是腐化堕落，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就越是慷慨激昂地要求党卫军人员无私和正直。在晚期的讲话中，希姆莱把腐败的责任推向了受害者，就好像犹太人被掠夺和杀害全怪他们自己似的。1944年1月，希姆莱完全不顾事实，但是忠实于“一切罪孽都怪犹太人”的反犹逻辑指出：“我们还没能消灭腐败，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解决犹太人问题。”前文讲到的那位柏林帝国铁路公司工人和双重谋杀犯也信奉这样的荒诞逻辑。他在狱中给自己的妻子写信称：“犹太人毒害了我的灵魂，他们把我变成了猪狗。……对犹太人的仇恨永远不要停歇，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不幸。”

4　反腐斗争及其局限

“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为柏林的“冬季救济行动”准备的圣诞节礼包（图片来源：Bundesarchiv, Bild 102-17313/CC-BY-SA）。这些福利行动多成为纳粹各级组织中饱私囊的工具。

政治上对反腐的利用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政权，能够像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这样，对所有形式的腐败展开如此彻底和坚决的斗争。”党卫军法官康拉德·摩根于1943年如此浓墨重彩地赞扬了第三帝国的反腐措施。在纳粹政权典型的自吹自擂中，为了将纳粹主义装扮成政治廉洁的化身，他们丝毫不会吝惜夸张的形容词，尽管宣传和真实情况——纳粹政权在体制上缺乏反腐能力——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在1933年初的纳粹夺权阶段，纳粹党人大力煽动了一场反腐斗争——这与右翼分子针对魏玛共和国腐败现象的宣传鼓动有关，他们还将民主体制诬蔑为“腐败透顶”。在这些斗争中，新官上任的普鲁士司法部长汉斯·凯尔特别活跃。他不仅发布了很多道反腐命令，还在国家检察官系统内设立了专门的反贪局。这些反贪局精神百倍地投入到对魏玛共和国腐败行为（有真实的成分，也有子虚乌有的）的调查中去。仅仅在普鲁士，反贪局就调查了超过1500起案件，尤其偏好针对民主党派的著名政治家展开调查，比如阿尔托纳市长马克斯·布劳尔或杜塞尔多夫市长罗伯特·莱尔。除了确凿的渎职和越轨行为之外，查出来的绝大多数只是鸡毛蒜皮，电台和报纸却把这些事情夸大成了骇人听闻的丑闻。汉堡的一名市政府官员对这些腐败案件调查结果的评价是：“不值一提，因此都被驳回到了发起者那里。”这尤其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腐败行为“和后来纳粹党的行径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1933年5月，纳粹政府对欺诈和贪腐的量刑标准予以提高，“情节严重的”可以判处最高十年监禁。“情节严重”是指“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是典型的纳粹法学概念，弹性极大，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

虽然对刑法作了修订，还设立了专门的反贪局，但纳粹党人希望看到的潮水般的民主党人腐败案件却没有出现。这不仅是由于深度的调查并没有查出多少可以起诉的东西来，还因为纳粹党人对于反腐的利用是非常政治化的——首先是为了对“一体化”进行合法化，还有就是改建政治环境，以利于独裁。

在1933年初夏，纳粹独裁已经巩固，于是就不需要利用反腐来将自己的某些行为合法化了。新政权在国内的政治稳定不再受到先前的政敌的威胁。新的威胁是纳粹党自己的“革命”活跃分子，这些人是绊脚石，威胁到了纳粹党与保守精英阶层的联盟。于是，在1933年5月31日，希特勒向各省总督发布通令，“在最近几周内出现了一种过激倾向，即对过去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穷追不舍，时隔多年还要把人拉出来控告，这种事情必须立即停止”。经济界利益的代言人委托了刑法专家弗里德里希·格林起草一份备忘录，要求“对过往的腐败犯罪行为实施大赦”。帝国经济部长库尔特·施密特告诫，在腐败问题上要“保持克制和冷静”，以避免经济遭到恣意损害。另外，对魏玛共和国腐败案件的“嗅探”对纳粹党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在纳粹党上台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就暴露出了大量的纳粹党人贪污腐败案件。原本用来清算旧“体制”代表人的法庭如果再开下去，就会变成审判新的统治者了。

于是，1933年秋季，纳粹党的“反腐热情”迅速消退了。早在1933年9月11日，普鲁士司法部长就解散了新建的反贪局，而且没有任何组织机构来接替反贪局。纳粹党的政治盟友，比如“反贿赂协会”，在共同反对魏玛共和国腐败的过程中还非常受到纳粹党的欢迎，现在却被束之高阁，并被要求与纳粹“合作”。另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反腐本身也变成了一门油水很足的生意。例如，普鲁士州总理赫尔曼·戈林将烟草工厂主菲利普·F.雷姆茨马的名字从普鲁士司法部的腐败案调查清单上画去。作为回报，在随后的年月中，雷姆茨马向戈林“捐赠”了几百万帝国马克，还给他奉上很多贵重礼品。如此看来，反腐斗士是在贼喊捉贼。

科尔杜拉·路德维希以柏林为例，详细描述了新的统治者是如何厚颜无耻地利用反腐来达到政治和个人的目的的。在帝都，戈林于1933年3月将柏林纳粹党议会党团主席和后来的市长尤利乌斯·利珀特任命为“国家特别专员”。利珀特凭借这个身份，立即开始大力打击他所认为的魏玛共和国“体制”内的腐败，拿过去的很多要么真实要么虚构的丑闻大做文章，非常狡黠地加以利用。在利珀特的领导下，纳粹党首先将柏林市政府的“数量众多的腐败无能分子清理出门户”，也就是说，排除异己分子，而把大量纳粹党员安排到公职岗位上。在对过去的腐败案的调查中，国家特别专员利珀特采用的手段虽然原始，但非常有效：他命令将犯罪嫌疑人予以“保护性监禁”，然后利用其困境，敲诈钱财，令其减免租金，或给予其他形式的好处。嫌疑人会“多少是自愿”地将财物奉上。于是利珀特就把这些财物作为反腐斗争的“成果”，展现在公众面前。

私营经济界，尤其是德累斯顿银行，也从国家特别专员利珀特的“友善干预”中获利，并随时向其报答。例如，利珀特从恩格尔哈特啤酒厂的总经理伊格纳茨·纳赫那里敲诈到价值250万帝国马克的股权，名义上是“补偿金”，实际上是转给了德累斯顿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则将“格里尼克公园”转让给柏林市政府，并提供了85.1万帝国马克的现金。在这笔“交易”中，利珀特当然也要照顾自己的私人利益。他用15万帝国马克的公款将格里尼克公园内的“狩猎庄园”扩建，用作自己的豪华宅邸。国家特别专员利珀特对反腐斗争的利用不仅是为了政治目的，还是为了一己私欲。

独裁的体制问题

第三帝国蔓延的腐败问题的体制基础早在1933年初的“夺权”阶段就已形成。柏林的国家特别专员利珀特的专制手段——利用“保护性监禁”敲诈钱财——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政治分权制度被废除，所有能够实施权力监管、阻止腐败蔓延的分权制衡机制都被排除掉了。议会被解散，或者被改造成唯一功能就是为领导人鼓掌喝彩的拍马机器。于是议会对行政权力起到平衡作用的监管功能也消失了，对财政的监管权、对违法行为的公开讨论、批判性的质询都不复存在，也不可能由议会任命监管和调查委员会。

第三帝国的统治者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摆脱了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的所有责任，并通过对新闻界的“一体化”，让公众的批评都噤声了。在1933年之前，新闻界还能让很大一部分公众知晓当时的腐败现象，调动他们的情绪，甚至使得他们做出过激反应（右翼在反对魏玛“体制”的斗争中对此加以了利用）。1933年之后，新闻界的领导者就确保读者只能读到对政府的丰功伟绩歌功颂德的宣传。只有在统治者认为有利的时候，才会允许对贪赃枉法行为做报道。有的时候，这种报道非常晦涩模糊，读者必须要有读懂字里行间言外之意的本事才行。新闻界在报道针对贪腐纳粹党官员的诉讼时，会对被告的政治身份做出非常艺术性的改写。于是，纳粹党的政工干部在报道中就变成了“在某位任职的领导干部”。

“元首国家”发展起来的统治结构是特别能够滋生腐败的温床。以希特勒为核心的纳粹政权领导层对反腐没什么兴趣，并且他们自视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同志集体的领导者，在这个集体里，元首和追随者的关系不仅是基于元首的领袖魅力，还特别依赖提携党羽的网络。从这个角度看，希特勒就是一个政治匪帮的头子。

与此同时，纳粹政府山头林立、叠床架屋，权力出现了无政府主义混乱状况。各种机关如野草般蔓生，把权力监管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如果有新的任务，并不是将其委派给现有的机关，而是交给“领导层直属”的特别办公室和国家专员。党和国家的机关之间的区别也越来越含糊不清。于是，不仅是统一的国家结构，就连统一的国家财政结构也在渐渐瓦解。各种黑基金和特别基金蛀空了国家财政结构，对其生存构成了威胁。在这过程中表现最突出的是那些与元首有着直接关系的机构和个人，比如各省部书记和总督，越来越没人能对他们有所约束。

另外，很多机构的非常规的办事方式也让人很难对其进行监管。如果谁不受法律规章的约束，自然就没人能对其问责。在纳粹德国，不仅“措施国家”[38]的经典机构（比如警察）是这样，那些“规则国家”行政机关的核心领域也是如此。这些核心领域同样不按有规则约束的行为准则行事，而是将自己从法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那些仍然存在的监管机构，比如司法部门，在纳粹统治系统中丧失了独立性，蜕变成“元首国家”的依赖性很强的功能性组成部分。帝国审计总署作为“规则国家”机构的一个典型例子，再也无力对行政部门实施监管，在纳粹统治系统中被贬为次要机构。只有在各机构的明争暗斗中赢得了强有力的政治盟友时，帝国审计总署才能在个别案件中发挥有效的监管作用。这个曾经非常强势的财政监管机构就这样被剥夺了独立性，只能从事“支持与顾问”工作，正如赖纳·韦纳特对帝国审计总署的缜密研究得出的结论那样。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帝国审计总署在维护国家财政秩序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在财政部长面前也很强势。但从1933年初开始，它的权威就不断遭到消解。1933年4月4日，希特勒的帝国内阁决定，不允许帝国审计总署插手对国防军的监管，也就是禁止它去监管猛涨的军备支出。这个决定给帝国审计总署的地位造成了深远影响，因为其他部门从这件事情受到了鼓励，纷纷摆脱帝国审计总署的监管，完全无视国家财政秩序。帝国邮政部长奥内佐格甚至禁止帝国审计总署的审计员进入邮政部大楼，并指责帝国审计总署死守着“植根于最深度的自由主义”的传统。

1938年，帝国审计总署的新任署长、纳粹党人海因里希·米勒从总署监管职能的不断丧失中得出了教训，把总署的任务定性为“预见性的支持和顾问工作”，并与各机关做好了安排。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总署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比如，在1941年3月，他与纳粹党总财务官施瓦茨约定，明确放弃了对从国家财政拨款给纳粹党这种行为的监管权。于是，施瓦茨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党的审计总署署长”，尽管正如前文所示，他实际上从来没有办法对党的财政进行有效监管，因为他对国家财政资金向纳粹党的很多流动情况根本不知情。

对帝国审计总署署长而言，对监管权的正式放弃还算可以忍受，因为在开战以后，他在“老帝国”境内虽然仍无权进行审计工作，但可以把主要精力投向占领区。但是，在占领区，帝国审计总署的审计权仍然与纳粹党统治系统发生了冲突。在波兰总督区，汉斯·弗兰克设立了自己的“波兰总督区审计局”，于是架空了帝国审计总署的审计权。由于帝国东欧占领区事务部的阻挠，帝国审计总署一直到1943年才取得对这些地区的审计管辖权。正如赖纳·韦纳特研究得出的结论，帝国审计总署“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驱动，主动放弃了对党卫军和警察的监管权”，因为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往往会倾向于“摆脱党卫军之外机关的讨厌的监管”。事实上，帝国审计总署的努力往往是无功而返，他们的审计档案中充斥着“财务凭证被扣留”、“搁置至战后”、“无法进行审计”或者“审计总署于1942年2月28日将案情陈述给帝国总理府幕僚长，但直到1945年3月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之类的字眼。

地方性的审计部门处境更为艰难。各地的审计局在1937年4月之后被改编为帝国审计总署的分支机构。由于势力强大的省部书记、总督和州总理们的阻挠，几乎完全无法进行财务监管和审计。早在1934年，普鲁士州总理戈林就将普鲁士州高级审计局阉割掉了，因为后者（在戈林看来）居然胆敢对演员的薪俸标准提出非难。对戈林而言，这种批评与元首原则是无法调和的，于是他斥责道，没有人比“我，普鲁士的最高领导人”更懂得普鲁士州的利益。这简直是“朕即国家”的一个冗长的翻版。

在汉堡，当地审计局的局长、纳粹党员库尔特·朗格试图迫使当地的权贵进行合法合规的财务管理，却酿出了一场大乱。朗格对数量众多的小金库和特别基金（它们不受任何监管，在国家财政计划的框架之外运行）作了批评；因此他和州政府高官格奥尔格·阿伦斯大吵了一番。最后，朗格向当权的总督兼省部书记考夫曼发出了呼吁，反映出了汉堡行政部门对待审计局的粗暴无礼和肆无忌惮：

在这方面，我还必须指出，我当时的代表尽职尽责地对基金进行审查时，阿伦斯先生对他大加威胁，声称要扫荡审计局，“打他个鸡飞狗跳”。在议会的监管权被撤销之后，审计局就成了这个专制国家中硕果仅存的审计机关，其职责是对国家依法进行的金融和经济行为做出监管。毫无疑问，就连审计局的威望和权力也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

总督接到朗格的报告后，没有任何支持这位陷入困境的审计局长的意思。于是，朗格把关于汉堡腐败情况的报告交给了一位在党卫军保安处任职的好友。这份报告最后被送到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办公桌上。但他们对澄清此案没有任何兴趣，因为他们不想影响自己和省部书记考夫曼的关系。后来，朗格被汉堡市长撤职，并受到了处分调查。但朗格在党卫军领导层很有靠山，于是针对他的调查被撤销了，他本人被调到新成立的四年计划机关。这个“解决方案”一方面让涉及此事的各方都有个台阶可下，但另一方面却表明，再也没有人能够对汉堡财政进行系统性监管了。

传统的监管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帝国审计总署）被解散或边缘化，使得纳粹党人可以摆脱烦人的审查和责任义务，但却导致腐败现象猛增，而且并非所有的腐败现象对纳粹政权来说都是有利的。保安警察及党卫军保安处长官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指出，“腐败案件数量激增”，但他将此完全归咎于1939年开战后的新局势，而没有去探究腐败的体制原因。对于这个困局，纳粹政权做出的反应对“元首国家”来说是很典型的：它没有返回到传统的“规则国家”的统治基础上去，重新将权力和职能赋予传统的监管机构，而是开展了“措施国家”的活动。

于是，1941年，帝国保安总局第五局在帝国刑事警察的框架内组建了一个“反腐特别处”，也称为“帝国反腐中央处”。帝国反腐中央处的规模有时达到了一百多名官员，任务是对反腐调查进行中央协调。它的模板是20世纪30年代曾调查西墙工程腐败案的帝国刑事警察威斯巴登分局。

当时，建筑公司的诡计花招和豆腐渣工程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比如，混凝土的砾石和水泥比例有问题，导致西墙工事出现了很多孔洞，而且漏水，根本无法抵挡炮击，下雨的时候碉堡内的人员就只能淋雨。帝国刑事警察威斯巴登分局开展了几百项调查，但始终未能抓到足够证据提起诉讼，因为纳粹宣传机器将西墙鼓吹为“前无古人的宏伟工程”，如果提起诉讼，就会戳破这个美丽的泡沫。为了把丑闻封堵住，建筑工程总监弗里茨·托特把所有的调查都叫停了，还迫使建筑公司向冬季救济行动“捐款50万帝国马克”。尽管出了这么大的娄子，希特勒仍然向托特赠送了10万帝国马克的免税礼金，以表彰他“在建设德国西线防御工事中的卓越贡献”。

帝国刑事警察威斯巴登分局的反腐经验令人垂头丧气，因为他们的每一个活动都会触及统治集团的底线。以它为样板的帝国反腐中央处的经历也好不到哪儿去。负责国防军、党卫军、警察和军械工业界腐败案的部门主任，党卫军少校弗里茨·基纳后来回忆时说，帝国反腐中央处的工作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谈到了“工作上的举步维艰”以及主要是建立在“党和私人政治”之上的“政治冲突”。随着战事吃紧，人手也越来越成问题，于是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我们的工作毫无意义”。这句话一针见血地说明了，帝国反腐中央处的活动空间是多么狭窄，效率是多么低下。

朋党之交、门阀统治与官官相护

有效的反腐措施遇到的最严重障碍是纳粹统治集团的关系网以及纳粹运动的朋党之交。这些现象一方面通过提携和扶助党羽，形成了腐败的一个重要来源，正如前文所示；另一方面，通过官官相护，以多种手段保护腐败官员免受处罚，嫌疑犯往往得到自己上司的庇护，批评者则遭到公开的威吓。纳粹统治系统的基本特征植根于纳粹“运动”，系统性地阻挠反腐和调查。下面将以典型案件为基础，对此做一番详细分析。

第三帝国时期最大的一起腐败丑闻，杜塞尔多夫市税务局长埃施的案件，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了纳粹体制特有的结党营私和官官相护。这起丑闻的开端要一直回溯到魏玛共和国末期。埃里希·埃施当时还是“杜塞尔多夫—北方”财政局的财务秘书和税务监察官。他收受了一些企业的贿赂，于是慷慨地对其逃税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纳粹党掌权之后，已经成为冲锋队中队长的埃施加入了市长和纳粹党人汉斯·瓦根菲尔的亲信圈子，于是很快飞黄腾达，得到多次跳跃式提升，从高级税务秘书一直升到杜塞尔多夫市税务局长，于是他的腐败行为就更加有恃无恐了。作为税务局长的埃施俨然是一位“税务独裁者”，不仅收受企业的贿赂，还向著名的大企业（比如曼内斯曼钢管厂和汉高公司）系统性地敲诈勒索，故意向它们征收远远超过规定的税款，在收到这些企业的“捐款”之后才高抬贵手。仅仅汉高公司就向埃施行贿60万帝国马克，埃施把这笔钱放在了自己办公室的一个钱箱内。埃施的活动一共有15个同谋，大多数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党和冲锋队组织，其中有些人，比如议员兼县级机关干部奥托·舒尔伯甚至是纳粹党的“老近卫军”。在选择同谋的时候，埃施特别重视政治靠山。在“捐款”的分配上，他也是这样考虑的。例如，在敲诈曼内斯曼钢管厂的时候，埃施及其同谋不仅自己拿到了相应的“酬谢”，还让曼内斯曼公司向市长的“市政厅新建工程账户”打了5万帝国马克的“捐款”，另外还给当地的冲锋队第39旗队的领导人送了一辆汽车。

埃施的自我保护策略多年来一直非常成功。他贪腐的数额特别巨大，已经不可能掩盖得住，但和他穿一条裤子的市长瓦根菲尔一直罩着他。埃施的两名下属向瓦根菲尔检举埃施的受贿行为，却遭到处分，被当场解雇。瓦根菲尔看都不看检举信一眼，就对其中一名检举人吼道：“您记好了，埃施是我的人！”瓦根菲尔对埃施贪腐行为的遮掩有时候到了滑稽荒唐的地步。有人检举说，瓦根菲尔和埃施有受贿行为。作为被检举者和嫌疑人的瓦根菲尔却命令进行审查，而且居然厚颜无耻地任命同为被告的埃里希·埃施负责审查。埃施自然是在几天后尽本分地向市长报告说，“检举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

埃施如果不是卷入了纳粹党两个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说不定可以一直逍遥法外到战争结束。其中一个派系以市长瓦根菲尔和杜塞尔多夫省部书记弗洛里安为首；另一派的领导人是杜塞尔多夫警察局长弗里茨·魏策尔、主管的行政专区主席施密特和埃森省长兼省部书记特博文，他们出于不同的原因，对“埃施案”加以利用，以便扳倒自己的竞争对手和政敌。年轻的警察局长魏策尔希望改善自己的恶名，于是将自己打扮成政治清廉的捍卫者；行政专区主席施密特作为内政的代表人，与党在省内的最高代表，省部书记弗洛里安存在着潜在的对立关系；省长兼省部书记特博文则一心要整一整自己的竞争对手和死敌弗洛里安。1937年初，杜塞尔多夫刑事警察收到了关于埃施贪腐情况的秘密报告，于是埃施在当地的伪装措施也失效了。埃施的税务局起初不肯向刑事警察提供相应的信息，但后来施密特介入了此事，于是税务局不得不交出档案。现在丑闻是怎么捂也捂不住了，尤其是因为很多机关都急于对“埃施案”加以政治上的利用。随后的刑事诉讼不仅将埃施及其同伙判刑，仅埃施就获刑十五年，还导致市长瓦根菲尔被迫辞职。省部书记弗洛里安一度想保住瓦根菲尔，但省部书记特博文坚决要求将他解职。

“埃施案”不仅表明派系统治和官官相护在庇护贪腐分子时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还揭示了这种庇护的局限，因为纳粹德国的政治权力山头林立、互相竞争。当然，这种竞争关系的临时性和随意性比较大，并不能构成一个纳粹体制特有的、有效的反腐监管元素。更何况，纳粹体制中滋生腐败的力量要远远超过政治上的监管效力。

对于腐败分子来说，除非他们卷入了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是在自己的靠山和保护人眼中失去了所有的利用价值，或是侵吞了党及其组织的财产，否则就不必害怕自己的腐败行为受到检举控诉。在贪污党产方面，仅从1934至1941年，纳粹党总财务官施瓦茨就在普通法庭提起了10887项诉讼。当然，如此之高的数字也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只有那些由纳粹党总财务官提出的刑事诉讼才会被提交到普通法庭，而国家检察官被明确禁止独立开展调查，也无权没收纳粹党的账簿和财务凭证。因此，法庭在判决时只能完全依赖纳粹党总财务官及其审计员提供的信息。另外，纳粹党总财务官还有权要求将案件进行秘密审理，可以指定证人和专业鉴定人员，或者将审理进程限制到个别犯罪事实上。纳粹党总财务官的审计员作为证人、专业鉴定人员和观察员参加庭审，对法庭进行监视，确保法庭遵守上述原则。于是，司法部门的调查和审理的空间被限制得很死，只有纳粹党总财务官认为有利的那些党内腐败案件才会受到审理。总财务官会从政治、私人关系或其他因素上考虑，对某些贪腐分子不予处罚，于是这些案情就会被遮掩起来。施瓦茨还特别命令，“没有他的批准，不得对任何财务过失提起诉讼，也不准在机关当局做相应的陈述和证词”。

纳粹政权对贪腐的遮掩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无法做出精确的量化的评判。国家警察机关几乎定期地在其形势报告中指出，对纳粹党造成损害的腐败现象也会“被领导层捂起来”。有的时候，贪腐分子只要“承诺将赃款退还”，就可以免受刑事起诉。如果贪腐分子的亲属或家人做出退回赃款的承诺，哪怕是已经启动的诉讼程序也可以被撤销。有时仅仅将腐败的公职人员调动到其他地方，就算是处罚过了。例如，国家社会主义企业单位组织驻多特蒙德分支的一名干部贪污了3700帝国马克，几周后就在邻近的韦尔改任“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募款人；德意志劳工阵线的一名县级领导人在盗窃案发后被从皮尔马森斯调到圣因格贝尔特；一名德意志劳工阵线干部贪污了万兹贝克一家鱼罐头厂的钱，随后被“安置”到布洛姆—福斯造船厂。

在有些案件中，腐败的纳粹党人损害的不是纳粹党及其组织机构的利益，警察和司法部门的调查和活动空间就大很多，因为他们不需要屈从于纳粹党总财务官的严格规定。但在这些案件中，他们却常常遇到纳粹高官的顽强抵抗。这些高官认为庇护自己的下属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他们在“斗争年代”就养成了对警察和司法部门的强烈憎恶。

国家警察机关报告称，纳粹党的政工干部常常阻挠调查机关的工作，“甚至庇护”嫌疑犯。帝国司法部长居特纳的工作日志中记录了很多纳粹党官员绕过警察和司法部门，对法官和检察官进行威胁恐吓的案件。例如，上巴伐利亚省部书记瓦格纳就不容置辩地告诉一名正在调查腐败案的慕尼黑检察官，“他禁止逮捕党的干部”，也“绝不会容忍”相应的司法程序。他还坚持要求，在所有案件中，“应征得他的同意，因为他是党的高级领导人”。

汉堡的一名“老战士”和警察中尉由于腐败被捕，汉堡省部书记考夫曼做出指示，如果国家检察官要对此人采取法律措施，“就必须修改法律。他会把这事知会副元首”。后来涉案的这名警官在狱中自杀，省部书记命令2500名政工干部大举出动，参加了他的葬礼，并命令治安警察为其设置荣誉警卫，另外还在讣告中称死者为“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的楷模”。

其他的省部书记则在法官和检察官不肯屈从于他们的意志时，直截了当地向他们发出暴力威胁。1935年，卡塞尔的一些冲锋队打手将一名犹太牲畜商人打成重伤，一名地方法官“大胆”地将凶手以集体人身伤害的罪名判刑。黑森选侯省的省部书记卡尔·魏因里希把卡塞尔高级地方法院的院长找来，向他宣布，“义愤填膺的群众虽然不会对法院不利，但却很可能给法庭领导（地方法官丰克）本人一点颜色看看。警察是保护不了他的。法官是不会被撤职的，但他们也不是刀枪不入”。魏因里希以书面形式向帝国司法部的国务秘书罗兰·弗赖斯勒通知，他要“用打狗的鞭子狠揍丰克博士一顿，这是他活该”。弄不好就要发生“法官被拖出自己的家，痛打一顿，拖着游街”这样不光彩的事情。如果不是丰克的上级坚决支持他，而且卡塞尔的警察局长派遣警察保护他的话，他无疑就会遭到这样的毒手。

在有些案例中，地方法院和高级地方法院的院长们对党的干部的告诫百依百顺。1937年，什未林地方法院公开审理一起腐败案，梅克伦堡省部书记弗里德里希·希尔德布兰特向院长抱怨，“这是在丢党的脸面”。什未林地方法院院长对负责此案的主审法官大加训斥，责怪他没有将此案进行秘密审理，“而是公开行事，坏了党的一名高级领导人的面子，也就是让党在公众眼中丢了份”。萨尔布吕肯地方法院院长对萨尔普法尔茨省部书记约瑟夫·比克尔也是奴颜婢膝。比克尔要求将一名地方法官从圣文德尔调走，因为此人胆大包天，居然在一份判决书中将圣文德尔蔓延的腐败现象称为“结党营私”，因此他就是“党和国家的敌人”。地方法院院长认为将此人调动是“有好处的”，并请求高级地方法院院长为此“打开方便之门”。

在某些案件中，司法部门已经完全是卑躬屈膝，根本不需要领导的政治干预，他们也会主动为其分忧。比如针对法兰克福的莱纳公司的调查就是这样。1938/1939年，该公司涉嫌逃汇300万帝国马克、逃税1200万帝国马克，受到调查。莱纳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来自柏林的奥斯瓦尔德·弗赖斯勒博士是国务秘书和后来的人民法庭庭长罗兰·弗赖斯勒的兄弟。奥斯瓦尔德·弗赖斯勒为了将此案撤销，大肆贿赂，被他拉下水的人包括省部书记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副官，党卫军中尉里赛尔以及黑森—拿骚省部经济顾问卡尔·艾卡特和上巴伐利亚县议会主席克里斯蒂安·韦伯。韦伯每年从莱纳公司收受的礼物价值就高达2万帝国马克。后来，柏林总检察院以行贿罪名对弗赖斯勒展开调查，将他传讯。1939年3月4日，弗赖斯勒从审讯室跳窗自杀身亡。柏林总检察院就此将此案了结，尽管他们推测，“弗赖斯勒博士行贿也不是第一次了”。总检察院还放弃对弗赖斯勒的档案进行收缴，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把他的兄弟，国务秘书弗赖斯勒博士也卷进来”。在此案中，司法部门虽然成功地揭露了一个私人关系的腐败网络（这种网络在纳粹统治下是司空见惯的），但却没有足够的勇气来一查到底，毕竟放弃对弗赖斯勒这样的上级的调查要安全得多，对自己的职业前景也更有利。

甚至在涉嫌腐败的人“仅仅”是达官贵人的亲属的时候，负责调查的国家检察官也要首先获得政工干部的许可，才敢提起诉讼。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德意志劳工阵线全国领袖兼纳粹党全国组织部长罗伯特·莱伊的一个兄弟弗里德里希·莱伊从联合维勒煤球厂的员工退休金账户贪污了几千帝国马克。在提起诉讼之前，负责调查的国家检察官先到科隆地方法院求得了帝国司法部的支持。这位检察官在文件中写道：“由于被告是全国组织部长莱伊博士的近亲，我认为有必要先呈送报告。”“上面”没有提出什么原则上的异议，于是诉讼就展开了，但是始终没有根据惯例，将莱伊拘留，最后也只是非常宽大地判了一年徒刑。

莱伊得到从轻发落，一个原因是法庭对其精神状态作了司法鉴定。这个鉴定结果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对政府的隐秘批评。帝国司法部长的私人助理汉斯·冯·多纳尼非常明确，然而肯定是私下里偷着乐地，将这个鉴定结果记录进了帝国司法部的工作日志：“根据被鉴定者自己的供述，莱伊的家庭中精神疾病和酗酒狂的现象非常多。……据说他的多个兄弟姐妹都是低能儿。……莱伊是个典型的酒鬼，显示出酗酒的很多身体和精神上的症状……在检查中，莱伊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好脾气、意志薄弱的白痴。”

这些句子的真正描写对象倒不是被告，而是他的兄弟罗伯特·莱伊，后者的酗酒是全国有名的，因此被戏称为“帝国酒鬼”。“莱伊案”是个非常罕见的例外，因为一般来讲，纳粹党人通过私交和裙带关系，往往能把调查掐灭在萌芽状态，根本不怕刑罚追究。

例如，已退休的前任帝国经济部长库尔特·施密特的兄弟威廉·施密特是领导库克斯港航运局的行政专员。他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并从与他有公务往来的公司“借”钱来维持这种奢侈的生活。只消他的兄弟库尔特·施密特给汉堡市长写封信，就把丑闻遮掩了下去。威廉·施密特被从千夫所指的境地中解救了出来，调到另外一个单位担任行政专员，尽管帝国交通部的一位部级官员提出，根本不需要这么给库尔特·施密特面子，因为他“已经离职”。纳粹政权的领导人们哪怕是已经退休，仍然能得到这样的照顾和优待。

考虑到这样的现实，读者应该丝毫不会感到奇怪，在第三帝国，反腐不仅仅是主管的司法机关的责任。尤其是，政工干部对司法部门施加的影响会将刑事调查和审理转移到政治领域中。甚至是否提起诉讼，就已经是个政治问题，因此要在政治领域内解决。

于是，很多腐败的纳粹党人虽然犯罪事实铁证如山，但还是能够逍遥法外，因为他们能够找到政治靠山。这些靠山会把调查程序撤销，或者为他们争取宽大处理，比如根据1934年8月7日颁布的《赦免法》。这道所谓的《赦免法》是在兴登堡逝世、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兼帝国总统之后颁布的，根据其规定，被判处六个月以下监禁或被处以1000帝国马克以下罚金的犯人有可能得到赦免。因此，政治干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将哪怕是腐败极其严重、犯罪事实清楚的纳粹党人的刑罚减为六个月监禁，这样随后就可以对其完全赦免。

最凶残的纳粹党人之一，纳粹党帝国议会议员和海尔布隆县书记理夏德·德劳茨尽管罪行累累，仍然有恃无恐、逍遥法外。他不仅犯下了多起贪污案，比如贪污了“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的捐款，还被证实有严重人身伤害、僭越职权、非法监禁等罪行。副元首亲自向帝国司法部长发出干预，于是针对德劳茨的审讯于1936年5月被叫停，根据就是《赦免法》。

还有一位纳粹党市长和商人，来自巴德霍内夫的贝尔，也享受到了《赦免法》的阳光雨露，尽管他已经被证明犯有贪污罪，而且仅在1934年，波恩检察院还在对他进行多起调查，不仅包括五项贪污罪名，还有四项性犯罪、四项非法监禁、三项逃避处罚、三项侮辱他人、两项人身伤害、两项职务犯罪、一项偷窃汽车的罪名。科隆省部书记约瑟夫·格罗厄在写给帝国司法部的说情信中称，贝尔“本性善良”，做出这些事情，完全是因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过度热情”。另外，格罗厄还在党报《西德意志观察家》发表了两篇文章，将贝尔得到的赦免（它造成了恶劣影响）描述为“粉碎了对我党同志的迫害企图”。

1934年11月，一些年轻的纳粹主义者在阿豪斯发动爆炸袭击，将当地的犹太会堂大部分摧毁。他们得到了纳粹领导人的照顾和庇护。当时担任副元首幕僚长的马丁·鲍曼发表讲话，要求撤销诉讼，因为“这会给敌对势力的煽动造成口实”；犯罪分子的上级将他们称为“我们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青年的真正精英”；于是负责此案的哈姆总检察院也同意撤销此案，因为不追究下去，“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除了对司法部门施加影响之外，有些纳粹党人还有一种办法可以阻挠纳粹党官员受到处罚：他们将案件，尤其是腐败案，移交给纳粹党自己的法庭，在党内部处理案件，把普通法庭排除出去。纳粹党内法庭的前身是1933年以前的调查与调解委员会（Uschla），从党支部领导人以上，由具体负责的高级领导人管辖。这些高级领导人有权将主管法官撤职。根据1934年2月纳粹党中央发布的指令，党内法庭的最高职责是维护党及其成员的声誉，并对意见分歧进行调解。正因为此，党内法庭算不得真正的独立司法机关，而是党内机关，它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从政治上利用它。因此，党内法庭的判决是由纳粹党的朋党之交、门阀和小集团结构来决定的，于是被告能够受到什么样的处理，首先取决于他在党的等级结构中的地位，他是否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统治小集团，以及政治上和私人关系上的机会主义。

一般来讲，党内法庭对普通法庭的判决只有事后确认和追加功能：由于腐败或其他罪行而被普通法庭判刑的纳粹党人，随后会被送上党内法庭，党内法庭的最终判决一般都是开除党籍。但在某些案例中，普通法庭和党内法庭的判决迥然不同。有的贪官能够完全逃避普通法庭的判决处罚，在党内法庭被无罪开释，或者只是被训斥一顿，就算“处罚”过了。例如，纳粹党县级机关书记兼布洛姆贝格市长维尔纳·坎佩组织了系统性地廉价抛售波兰人财产的活动，还贪污了东欧托管总局的50万帝国马克。但是党中央办公室、帝国总理府、帝国司法部和但泽—西普鲁士省部一致决定，把此案捂住，于是针对坎佩的诉讼程序就被撤销了。坎佩受到的“处罚”仅仅是被一个党内法庭“警告”一番，并“三年不得担任公职”。但就连这个处罚也没有被真正执行，因为布洛姆贝格市长马上被任命为但泽城的新县级机关书记。

这种做法在政权内部绝非受到所有人的鼓掌欢迎，比如盖世太保就在多起案件的基础上指出，“此类过失仅仅在党内法庭上处理，就算了事，是不合适的”。但党内法庭常常被用来替代普通法庭，以便让纳粹党人逃避公开的刑事诉讼。但是，这因不同案例而异，绝不是系统性的固定方案，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党内法庭及最高“党内法官”瓦尔特·布赫在纳粹党内的权力就未免太大了。布赫作了很多努力，希望能以成文法典的形式正式规定，在审理涉及党员的案件时，党内法庭相对于普通法庭应当有优先权，他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如果布赫的美梦成真的话，党的高官就没办法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将腐败案件交给普通法庭还是党内法庭处理了。

党内法庭要随时为纳粹党干部服务，但绝不能成为一支能够对党的干部指手画脚，甚至对其有约束力的独立力量。1942年，最高党内法官布赫胆大包天地反对希特勒的一项决定，将省部书记约瑟夫·瓦格纳开除党籍，遭到了希特勒狗血喷头的痛斥，党内法庭的政治势力一下子锐减为零。1942年11月21日，希特勒在命令中指示，党内法庭不应当“根据正式法律的观点，而是应当遵照党的运动的政治需求”进行裁决。

“元首”对持久的反腐斗争并无兴趣。他自己就利用提携和赠礼的体制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以及赏赐忠实的追随者。谁要是做出对他本人不忠不孝的事情，或者触犯了纳粹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希特勒是极其严厉、绝不宽贷的；但对于部下的中饱私囊和腐败行为，他一般是会罩着的。第三帝国期间被撤职的所有省部书记和政权高级领导人中没有一个是因为腐败倒台的。“如果我们这里有人因为腐败被判刑，我们不可以说：看哪，这都是什么世道！这都只是个案而已！”希特勒有一次在餐桌上谈话时把腐败问题就这么不屑一顾地打发掉了。

只有在一个方面，希特勒会比较敏感，那就是“党或国家公职人员与私营经济的联系”这个话题。1942年他有一次滔滔不绝地就此话题谈了一整夜。他批评了有些帝国议会议员在私企董事会任职的事情，并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不要牵扯到私营经济利益中去”，甚至尽可能不要收受私企的好处。有139名帝国议会（议会本来也没有什么影响力）议员遵照指示，放弃了在私企董事会的职务，但大多数干部都把希特勒的这番命令当作耳旁风。希特勒这么做倒并不是因为反对腐败，而是因为他首先要确保自己个人的地位。他要党的领导干部直接地、彻底地忠诚于他一个人，而不是同时还要兼顾私企的利益。

例如，希特勒得知，帝国经济部长瓦尔特·丰克在60岁大寿时收到了52万帝国马克的礼金，其中25万是德国经济界捐赠的。于是他也向丰克赠送了52万帝国马克，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他将那25万退还。希特勒就是用这种手段来巩固帝国经济部长对他本人的彻底忠诚的。

与希特勒不同的是，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对腐败问题高度关注。作为德国警察的最高长官，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反腐的主管领导。1939年，党卫军和警察的司法部门取得了独立地位，在此框架下，希姆莱事实上已经拥有了一名最高司法长官的职权。他为自己确立了很多保留权力，比如，对党卫军干部和警官的判决需要得到他本人的确认方可生效。他还非常学究气地、不厌其烦地亲自处理了很多个案。希姆莱与冷漠超然的希特勒相比，有一个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即喜欢道德说教，还雄心勃勃地要用一种党卫军自己的道德来教育党卫军和警察成员。因此，他不仅对于那些被他认为是“对德意志、对党卫军的犯罪”的腐败案不容置辩地拒绝予以庇护，还在多个场合连篇累牍地阐述“党卫军关于财产神圣性的基本法则”，他在其中宣告了自己的观点：“一名北欧人的荣誉不允许他去侵犯他人的财产。”

对党卫军法庭总部，他坚持要求“对任何形式的行贿受贿行为，务必从重严惩”，并批评党卫军和警察法庭的判决“过于宽大”。事实上，现存的附有判决结果的案件概览资料表明，与集中营囚犯、波兰人和犹太人建立私人关系而受到的处罚要比侵吞这些人的财产而受到的处罚严重得多。

希姆莱的道德呼吁及党卫军和警察法庭的反腐活动与事实真相——党卫军是最腐败的机构之一——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所有针对党卫军成员的诉讼中，财产犯罪的案件占到很大比例（1942年是47.55%，1943年是43.13%），仅这一点就对“党卫军关于财产神圣性的基本法则”构成了莫大的讽刺。在党卫军人员犯罪的全部案件中，抢劫案的比例是在国防军中比例的两倍；行贿受贿案件的比例甚至是国防军的八倍。在党卫军所属或者与党卫军联系紧密的企业中，贪污腐败是家常便饭。仅在褐煤汽油股份公司，在很短时间内，就有七名党卫军干部因为腐败而被革职。帝国保安总局为了搜集情报而组建的很多企业中都有类似现象。正如前文所述，党卫军控制的集中营以及党卫军和警察干部在占领区的指挥部，都是腐败的罪恶泥沼。

只有在少数案件中，帝国保安总局才动用了党卫军和警察的司法部门来调查审理，因为党卫军和警察内部官官相护，保护自己人不受查处，而且上级也很少会揭发部下的过失。在这个由暴力、中饱私囊和非常规的行事方式焊接而成的密谋小集体内，谁要是告发同事或上级的腐败行为，不仅没有人相信他，他还会被认为是爱发怨言的牢骚鬼，被疏远、被处分调离。一名刑警专员检举同事的腐败和黑市交易行为，却被以“滥用职权、胁迫他人”的罪名关押了六周之久，在此期间他的同事们把全部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消灭得一干二净。最后这名刑警专员被贬到了一座“劳改营”任职。

党卫军和警察机器的例子证明，尽管希姆莱发出了道德呼吁，尽管党卫军和警察法庭致力于打击腐败，但面对纳粹体制上的有利于腐败滋生的决定因素，反腐斗争仍然是毫无效力：“黑色骑士团”脱离了任何形式的权力监管，完全逃避了正常的法规原则，其行事手段极其凶残（这激发了党卫军人员的低级本能），这一切都挫败了党卫军全国领袖怪异的道德教育努力。他的理想是，党卫军成员应当是意识形态的斗士，“正直体面”地，也就是说，毫不利己、不带感情地执行大屠杀任务。然而，现实中的党卫军却是嗜血、腐败的“主宰种族”。

战时的丢车保帅

在战争后半期，纳粹德国面临战败的威胁，多种事件交织起来，给政权领导层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比以往作出更大的努力来打击腐败。一方面，本来就被边缘化的监管机构在战时受到了进一步削弱，比如前文已经讲到，帝国审计总署在战争爆发后就丧失了在“老帝国”境内的全部审计权。如果非正式的公告可信的话，开战之后腐败案的数量也“激增”了。同时，“闪电战”概念于1941/1942年在莫斯科城下破产，盟军于1942年初开始对德国大城市展开地毯式轰炸，这使得德国民众的苦难大大增加，他们从此不得不忍受食品供应的缩减，因此对纳粹官员的花天酒地和中饱私囊就批评得愈发严厉了。于是，在战争后半期，政府对腐败问题不再完全无动于衷了，因为他们非常重视“稳住”所谓的后方战线。于是，政府做了很大努力，从社会政治的层面上安抚民众，比如向军人家属支付高额的抚养费，其金额标准是其他任何一个参战国都比不上的，也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社会基本供应水准。

根据纳粹党人的观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群众的不满情绪、被系统性地散布的失败主义思想和腐败导致后方战线于1918年11月瓦解，给“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军队背后插了一刀。因此，腐败是“1918年崩溃的一个突出原因”。纳粹党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在这种“11月综合征”的影响下，纳粹政权的很多高级领导人在战争后半期不仅对腐败，对民众的批评也更加认真对待了。希姆莱将腐败称为“令人民义愤填膺的龌龊之事”，一些领导人对腐败比以往更加重视，有时也提出了谨慎的批评。例如，1943年10月，纳粹党全国领袖马克斯·阿曼像以前习以为常的那样，索要集中营囚犯去美化他位于圣奎林的庄园。希姆莱在过去一直是批准将囚犯交给阿曼使用的，此时却“以同志的坦率”告诉埃尔出版社的“报界沙皇”，“这种事情”只会“毫无必要地招致群众的反感”。

1942年3月21日，希特勒发布“关于领导干部的生活方式”的命令，要求他们“做出表率”，“一丝不苟地、理所当然地严格削减开支”。谁若是胆敢抗命不遵，“不管是谁，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一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1942年4月26日，希特勒在帝国议会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必须要将“疏忽失职行为从国家机关无情地驱逐出去，不管是谁，也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力”。根据党卫军保安处的调查，民众对希特勒的这次讲话十分欢迎，认为它是“反对任何形式的腐败和渎职行为的不留情面的斗争动员”。但另一方面，群众同时还希望能够“撤除一些领导人的职务”，“无情地大力查处更多的腐败案件”。

下文将证明，由于纳粹领导人的官官相护，这种反腐声明根本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一个高级领导人因为腐败而落马。但是政府已经把自己逼到了风口浪尖上，如果不做些什么，就无法向群众交待了。从1942年初开始，群众产生了一种期望，要求政府严惩一批贪腐分子，以儆效尤。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政府不得不丢车保帅，采取一些象征性的反腐措施。

“打死苍蝇……”：亚诺夫斯基案

1942年3月和4月，英国皇家空军对吕贝克和罗斯托克进行了集中轰炸，导致首次出现了德国政府在群众压力下惩治腐败的事情。这次轰炸让纳粹政府大为警醒，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日记中将轰炸的严重后果描述为“惨不忍睹”、“令人胆寒”，并担心这会“打击群众的斗志”。为了遏制此事的恶劣影响，并安抚愤怒的群众，中央和地方政府开仓放粮，慷慨大方地向遭轰炸的灾民发放救济。负责向灾民发放食品和其他物资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在当地的办公室，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负责人是威廉·亚诺夫斯基，在梅克伦堡的负责人是威廉·贝尔。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负责官员却利用空袭后的混乱局面，厚颜无耻地贪污了大量原本应当发放给灾民的救灾物资，其中包括香槟酒、烈酒、夹心巧克力、罐头食品、衣服、鞋等。后来的调查表明，有100公斤咖啡和200公斤杏仁夹心糖果进了救灾人员的口袋。衣服和鞋也在“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省部领导人亚诺夫斯基的许可下被大量贪污。在一次前往罗斯托克的“视察”中，亚诺夫斯基、他的兄弟卡尔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全国总部领导人恩斯特·武尔夫从“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驻梅克伦堡省部领导人威廉·贝尔那里收到了取自当地救灾物资的利口酒、巧克力、夹心巧克力、饼干和香烟，名义是“旅途物资”。另外，在贝尔的许可下，亚诺夫斯基还从梅克伦堡“带走”了大量香槟酒和烈酒。最后，亚诺夫斯基还命令从救灾物资中扣留了大量食品包裹，赠送给很多亲朋好友和公众人物，包括吕贝克警察局长、党卫军少将瓦尔特·施罗德，吕贝克市长兼国家专员汉斯·勃姆克，行政专区主席瓦尔德玛·弗格博士，“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驻黑森选侯省、弗兰肯、埃森、图林根和施瓦本的负责人，以及在柏林的“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全国主席兼“最高指挥官”埃里希·希尔根菲尔特。获赠礼物的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拒绝接受，或者提出质疑，毕竟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在纳粹政权下是家常便饭。

1942年5月和6月，刑事警察汉堡分局对一批纳粹党官员展开了调查，在这些人的家中搜查到了储存的大量食品物资。此时，调查的警官还认为，是少数人“显然地滥用”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省部领导人亚诺夫斯基的“好脾气”，私吞了点东西。但很快就查明，该省部是从头烂到了尾，很多公众人物都被卷入到这起腐败案中。

纳粹党及“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起初都希望像往常那样，把这事捂住。纳粹党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代理省部书记威廉·西企图让大家相信，接受食品包裹的很多人并非自己享用这些食品，而是将其用来招待“客人”或“房客”。“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最初想把调查掐灭在萌芽中，把此案从刑事警察手中夺走。“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一名高级审计员以及纳粹党总财务官的一名特使都指出，根据某条法律，“只有国社党总财务官有权处理此类案件”。他们要求刑事警察释放嫌疑犯、停止调查，并交出调查卷宗。根据刑事警察的卷宗记录，“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这名高级审计员大言不惭地说，“在排除刑事警察参与的情况下，他已经处理过完全不同的案件（他说的都是涉案金额几百万的大案），此案对他来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刑事警察对这些厚颜无耻的干预企图置之不理，继续调查，并于1942年6月将此案移交给位于基尔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特别法庭的国家检察官。

纳粹党及其组织遮掩腐败行为的做法在过去一直很成功，在“亚诺夫斯基案”中却失败了，这是因为警察和司法部门已经从柏林获得了明确的政治支持。各机关的代表人已经达成一致，要利用此案做个象征性的文章，牺牲掉一个省部干部，反正他也不属于纳粹党的领导层圈子。

这个决定是于1942年6月27日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做出的。参会的除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最高指挥官”希尔根菲尔特之外，还有帝国保安总局、纳粹党总财务官、纳粹党中央办公室的代表。根据调查，希尔根菲尔特自己在此案中也陷得很深。他起初试图把案子遮掩住，但后来因为急于洗清自己、与罪犯脱离干系，于是装模作样地要求对涉案的“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官员“严惩不贷”。帝国保安总局的代表，党卫军少校尤斯图斯·拜尔指出，有鉴于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群众的情绪及元首最近一次讲话都要求对此类案件大力查处”。他的这个态度得到了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全力支持。在这些压力下，纳粹党总财务官的代表也调转到强硬路线上，主张“对罪犯予以无情的严惩”。

于是，基尔特别法庭于1942年8月28日，根据《民族败类处罚规定》第4条，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省部领导人亚诺夫斯基、县级领导人赫尔曼·施特格曼、省总部领导人库尔特·埃克霍夫判处死刑，将另外15名“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官员判处两个月至八年不等的监禁。但这个判决能否真正得到执行还是个问题，因为在幕后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再一次表明，司法部门不具有独立性，依赖于政治领导层，并受其利用。

尽管这个判决并没有公之于众，但根据基尔总检察长向帝国司法部的报告，它“在群众所有圈子里都成了激烈争论的话题”。很多老百姓对判决能否得到执行表示怀疑，并猜测，判决“只是纸面上的”，只不过是场“闹剧”而已，所有被判刑的人“至迟到战争结束”就自由了。有传闻说，亚诺夫斯基的妻子每个月能从“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拿到600帝国马克的抚养金，这让群众更加“情绪激动”了。总检察长称，群众中出现了“集体的精神极度不安”，这对党和司法部门的声誉造成了损害。

帝国司法部长狄拉克对群众的不满情绪最终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于是向“元首”建议，对亚诺夫斯基的死刑判决予以确认，至于施特格曼和埃克霍夫的死刑，则减为八年徒刑。1942年11月29日，希特勒同意了狄拉克的建议，并向他的司法部长表示，在斟酌考虑所有情况之后，他现在“希望执行亚诺夫斯基的死刑判决”。于是，亚诺夫斯基于1942年12月15日在汉堡被处决。在此两个月以前，吕贝克市长勃姆克已经开枪自杀。他之前收受了亚诺夫斯基的食品包裹，也卷入了这起丑闻。针对亚诺夫斯基的判决当初没有被公布，现在帝国司法部长在纳粹党总财务官的同意下，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了将亚诺夫斯基处决的消息，以便反守为攻，利用这个杀鸡儆猴的范例来安抚愤怒的群众，并平息蔓延的谣言。

除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省部领导人亚诺夫斯基之外，在1942年之后，还有其他一些中层官员被处以重刑，以便安抚民众。这些案件几乎全都是所谓的战争经济犯罪，尤其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获取受到经济管制的货物和食品，这些东西都是普通老百姓可望不可即的。例如，纳粹党支部领导人保罗·舍纳于1942年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舍纳自开战以来就利用自己维尔塞伦消费合作社经理的职权，向科隆—亚琛的党干部们提供大量的管制食品。舍纳的顾客包括一名省部监察官、一名省部领导人、两名县级机关领导人、三名县级机关干部、一名党支部领导人和一名省部审计员。阿尔特纳尔的市长，老党员卡尔·绍特曼扣留了大量受管制的物资，用于自己的酒店生意，东窗事发后于1942年被处决。萨尔茨堡的四名党干部贪污布票，还侵吞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资金，被分别判处十二年至十五年不等的徒刑。

这种严酷的量刑尺度和动用《民族败类处罚规定》来打击腐败的党干部的做法在1942年之后虽然向群众显示了政府“无情打击”腐败的决心，但绝非真正成功的反腐行动。从下文的内特林和马尔迈斯特的腐败案可以看出，将个别贪官污吏处死的做法只是证明了群众中流传的那句顺口溜：“打死苍蝇，放走老虎。”尽管一些贪腐分子受到严惩，尽管希特勒命令领导干部要生活节俭，纳粹政权在战争的后半期仍然没有办法迫使党的领导人遵纪守法，对同样的犯罪行为仍然像以前那样，使用双重标准。

“……放走老虎”：内特林案和马尔迈斯特案

1942年7月，针对柏林—施蒂格利茨的精美食品批发商奥古斯特·内特林的纪律处罚决定使得一起腐败丑闻暴露于世人眼前，让人了解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柏林刑事警察介入此案，于1943年1月将内特林逮捕，并查明，内特林多年来在没有管制食品许可票证的情况下向纳粹国家的很多达官贵人提供了管制食品。他的主要主顾包括四位帝国部长：威廉·弗里克、伯恩哈德·鲁斯特、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和理夏德·瓦尔特·达雷，还有帝国劳工领袖康斯坦丁·希尔、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陆军元帅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威廉·冯·格罗尔曼少将。还有一些人从内特林那里拿的食品“较少”，包括：帝国部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国务秘书汉斯·普丰特纳、国务秘书弗朗茨·施勒格贝格尔、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汉斯·耶顺内克将军、威廉·黑内尔特将军以及海军上将库尔特·弗里克尔。仅仅向七名主要主顾，内特林就在没有食品配给证的情况下提供了1100公斤野味和家禽、240磅夹心巧克力、125磅香肠以及75磅茶叶和可可。

在逮捕内特林时，刑事警察查获了他与主顾们的大量通信。帝国劳工领袖在信中感谢他的“周到贴心的照料”，弗里克的妻子则感谢他“圣诞节的美丽的意外惊喜”。这种“外交官配给”是不可能完全遮人耳目的，群众注意到，在内特林的商店门前常有政府和国防军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里面运载着藏在包装袋里的食品。因此，内特林得到了“包装袋奥古斯特”的诨名。人们因此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政府大吹大擂的全体同胞一律平等的说法“只是空话而已”。

柏林警察局长将此案报告给宣传部长戈培尔，后者虽然对腐败并不陌生，但还是大为震惊。最后戈培尔亲自向希特勒报告了此事。在日记中，戈培尔写道：“我对此绝不会高兴，腐败如此严重，长此以往必然要危害战争的进程。”希特勒听到宣传部长对此案的揭露，虽然“相当震惊”，却告诫说“不要大惊小怪”，要维护“国家利益”。戈培尔对此显然是颇感失望。中层的纳粹官员由于相对较小的罪行就被判死刑并处决，与此同时，高级领导人却无需担心受到刑事查处。希特勒在1943年4月2日告诉党中央办公室主任，这种诉讼“绝不会发生”。

柏林的精美食品商内特林却倒了大霉。得到帝国司法部长透露的风声的达官贵人们纷纷将非法获取食品的责任全部推给内特林，或者借口说这都是他们的妻子做的，他们自己并不知情，尽管被警方查获的通信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内特林起初还得到政府领导人的保护，后来却被他们抛弃了。最终他于1943年5月9日在狱中上吊自杀，把自己弄成了丢车保帅的牺牲品。整个案件迅速地不了了之，这对深陷其中的领导人们来说是个方便且妥当的结局。

1942年，围绕着柏林的高级鞋匠亚历山大·马尔迈斯特，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马尔迈斯特自1930年以来就经营着一家专营定制军官皮靴的高级商店。他的主顾主要是富裕的地主和实业家，也有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战争爆发后，皮革属于管制物资，马尔迈斯特应当向帝国皮革管制委员会报告自己手中的大量鞋底和鞋面用皮革的情况，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逃避了经济管制。因此他能够偷偷地为手中没有配给证的富裕顾客制作皮靴和皮鞋。

但是在1942年6月，帝国皮革管制委员会在一次企业审查中识破了马尔迈斯特的花招，发现有很多人在没有配给证的情况下从他那里购买了定制皮鞋，有时是用实物交易的。马尔迈斯特的主顾的名单简直就是第三帝国的名人录，其中赫然有：希特勒、戈林、帝国新闻总长奥托·迪特里希博士、党卫军上将维尔纳·洛伦茨、省部书记恩斯特·威廉·博勒、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博士、国务秘书保罗·克尔纳、国务秘书赫伯特·巴克、党卫军上将威廉·比特里希、希特勒的副官党卫军中将尤利乌斯·绍布、希姆莱的副官党卫军准将鲁道夫·冯·阿尔文斯莱本、帝国部长拉默斯的女儿和女婿，以及帝国组织部长莱伊的儿子。

帝国皮革管制委员会火速决定，对上述人士不再进行任何调查，而是将调查局限于那些不属于国家领导人的顾客们。帝国司法部也立即加入了对此案的遮掩。部级领导约埃尔博士作出指示，“对于部级主任以上”，地方警察当局不得对其进行讯问。最后几乎所有针对顾客的调查都被叫停，只有马尔迈斯特自己因为战争经济犯罪被判了三年徒刑。特别法庭对马尔迈斯特格外开恩，因为此案没有造成公众影响。在审讯过程中，他的大部分主顾的名字都被隐去，案件卷宗上盖着这样的章：“根据帝国刑法第83条，此案属于国家机密。”

此案再次证明，纳粹政权的领导人享有一种特殊地位，哪怕是腐败的事实已经被证实，也不用害怕受到处罚。1942年之后和之前相比的唯一变化是，高级领导人为了安抚群众日渐高涨的不满情绪，愿意牺牲掉中下层的官员，以便转移群众对自己的过失的注意力。纳粹统治系统的结构对于所有的反腐努力来说都是刀枪不入，因为原本有可能起到调查作用的机关几乎总是自己束住自己的手脚，就像马尔迈斯特案中的帝国皮革管制委员会和帝国司法部那样，它们对遮掩腐败案的做法早已烂熟于心，主动放弃了任何形式的批评检查。

在第三帝国垂死挣扎的剧痛中，纳粹政权的领导层再次掀起了疯狂的反腐活动，成立了新的机关，如“陆军中央法庭”；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4年12月发布了一道关于打击内政部门（即传统的职业官僚领域）腐败的荒诞命令；帝国审计总署署长在1945年初大声呼吁要加强反腐。所有这些“措施国家”的上蹿下跳式的活动不仅来得太晚，而且仍然没有触及纳粹政权内所有滋生腐败的体制。1933年以来的事件证明，如果没有权力监管和分权制衡，没有针砭时弊的公众和新闻自由，如果所有的政府机关都不遵守常规的原则，如果没有独立的监管机构，所有的反腐行动都注定要失败。

5　腐败与“民意”

1945年5月29日，一名美军士兵在观察赫尔曼·戈林的艺术品收藏。戈林收藏的艺术品包括1　375幅画作、250座雕塑和168幅壁毯等，总价值达好几亿帝国马克。

自1933年以来，腐败就一直是群众热衷的谈资。它在政府宣传的官方渠道越是被视为禁忌，在群众中就越是发展成一种私下里的“热门话题”。尽管纳粹党人对这方面的“民意”的尊重很有限，例如只是在战争后半期象征性地查处了一些腐败党员，但监视民情的政府机关却对群众的批评和不满作了细致入微的记录，正如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保安处的形势报告能够详细证明的那样。

“不是干部观察群众，而是群众在观察干部，而且是目光敏锐地观察。”国家警察科隆分局在1935年如此描述群众对腐败这个话题的敏感度。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几乎所有的国家警察分局都记录到了群众“对贪官污吏统治和贪污腐败的怨言”。

正因为此，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一落千丈”。纳粹政权对“扫清党的门户”的要求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否则就会“严重损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国家警察哈尔堡—威廉斯堡分局的报告撰写人在1934年4月问道：“冲锋队干部、官员和工人民意代表贪污公款、大肆挥霍金钱，东窗事发后有时还能得到上级的庇护和遮掩，一直到被警察侦破。看到这些，很大一部分群众感到失望透顶，对党的运动非常恼火，这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国家警察柏林分局在1935年也作了类似的报告：“到处有人愤怒地说，甚至党的高级领导人也过着极其奢侈放荡的生活，山珍海味地大吃大喝，贪污受贿，还豢养着一大批阿谀奉承的奴才，让人想起战前的年代。”国家警察科隆分局在1935年12月报告称，主要是工人和失业者发出怨言，指责“这种贪官污吏的统治四处肆虐，其恶劣程度不亚于魏玛共和国年代”。

被政府宣传控制的新闻界对这种事情讳莫如深，但这也压制不了群众的怨声载道。恰恰相反，“被驯服的新闻界的沉默”——这是萨克森省长的讽刺说法——对政府来说不但无效，反而有害，而且更助长了谣言的散布。由于遮掩事实和刻意沉默，政府丧失了所有辟谣的机会，导致关于腐败的谣言四处传播，贪腐的金钱数额也被大大夸大。“政府越是不允许群众去一探腐败泥沼的究竟，群众就越是热衷于这个话题，并试图自己去探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关于德国事务的报道在1936年如此描述新闻封堵和造谣传谣之间的关系。

在某些个案中，群众的议论造成的压力太大，纳粹党人不得不在事后做出辩解，并被迫对遮掩真相的做法进行修改。例如，德意志劳工阵线驻弗伦斯堡办公室就不得不公开承认发生了两起贪污案，以便应对口口相传的关于腐败的谣言。1933年，巴伐利亚州农业主管兼国务秘书格奥尔格·卢博让人“赠送”自己一座农庄，导致民愤极大，甚至连已经被政府“一体化”的新闻界也讨论了“卢博案”。卢博后来又犯下了更多罪过，比如他贪污了本应用于援助失业者的粮食企业利润，将其用于私人用途，挥霍一空。于是，政治上再也保不住他了。“为了维持群众的健康和正确的情绪”，上级将卢博撤职，群众对此的反应是“如释重负”。盖世太保也报告称，在贪腐罪行被公开并遭到处罚的少数案件中，群众的反应都是“欢欣和赞许”或“普遍的满意”。

但严重的腐败往往使得愤怒的群众做出令政府极为难堪的事情来。例如，在社会上流传关于贪污腐败的传闻，尤其是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腐败传闻后，群众的捐款热情就大大缩减了。1935年，国家警察比勒费尔德分局报告称：“发生了多起‘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会员拒绝继续捐款的事情。群众多次表示，将来一芬尼的钱也不会给‘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了；甚至有人多次提出要解散‘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理由是，这样一来，腐败的源头就被彻底消灭了。”

国家警察哈尔堡—威廉斯堡分局也报告称，腐败“严重挫伤了群众奉献和牺牲的积极性”。1935年在布雷斯劳，市长赫尔穆特·雷比茨基挥霍巨款扩建自己的官邸别墅，群众的回应是“举行大型集会，发表敌对国家的言论”（“猪食槽还是原来那个，只是吃食的猪换了”）。在希尔德斯海姆，森金工厂的德意志劳工阵线企业领导人贪污了公款，全体职工因此不再使用“希特勒万岁！”的问候语，而是改成举起一只手，以“要诚实！”互相问候。在弗兰肯，省部书记施特莱彻要求商界将圣诞节期间营业额的2%至3%上交给政府，引起了零售商们的激烈反应。于是，在1938年1月，流传着一封《致弗兰肯零售业人士的公开信》，其中详细描绘了省部书记的奢侈生活，最后一段是：

如果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要求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会心甘情愿地将全部（原文为着重体）营业额和最后一个芬尼都捐献出来！但对于一个贪官污吏——甚至最腐败的赤色体制也不会滋生出这样的腐败分子来——对于一个贪图享乐的人，一个四处大吼大叫的游手好闲之徒，我们一分钱也不给。他的别墅、破产的庄园、汽车、“电影明星”和剧院小婊子，他的出国旅游，以及让同伙闭嘴的收买人心的钱，都应当让他自己付账！

这封公开信的语气虽然非常强烈，但对希特勒本人的正面评价却表明，群众对腐败的批评几乎从来不会对整个纳粹统治提出质疑，而是对政权提出有限的批评。“如果元首知道这事就好了！”这样口口相传的话对于群众的基本态度，即在针砭时弊时几乎总是对政府仍然赤胆忠心来说是非常典型的。早在纳粹统治的初期，国家警察机关就在其形势报告中指出，群众不仅对希特勒本人没有任何批评，而且纳粹“金雉鸡”[39]们的丑行越是被揭露出来，元首的形象就越是光辉伟大。“群众看到元首始终是生活朴素、态度谦逊，对他一直高度信任。因此人们以最真挚热诚的方式庆祝元首的生日。”柏林警察局长在1935年5月如此说道。

群众对腐败的其他评论和批评在原则上也都是顺从政府的。例如，人们指责党的干部的行为“不符合团结群众的精神”的时候，绝不是在批评纳粹意识形态本身，而只是批评干部们在实践中没有好好遵从这个意识形态。

前线战士和其他参战者对政府优待“老战士”的做法大发牢骚，认为“他们自己是资格最老的战士，至少应当得到与党的‘老战士’同等的照顾，得到相应的安置”。他们固守着极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家长式作风，批评的并不是提携党羽这种体制本身，而仅仅是在抱怨为什么自己没受到照顾。因此，尽管腐败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造成了损害，但在纳粹独裁统治的初年，群众对腐败的批评并没有达到危及整个统治系统的程度。

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有两个新发展使得这种国内政治问题大大缓和了。首先，与纳粹政府内政外交的辉煌成就相比，腐败在民众心目中根本算不得什么重要问题；贪污腐败和结党营私被认为是一个总的来讲非常成功的政权的阴暗面，受到容忍。另外，群众对腐败行为渐渐习以为常，感觉也变得迟钝了。“人民对一切丑行都冷静超然地予以容忍，着实令人震惊。”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在1937年11月报告称，“从这种冷静超然，我们可以看出，道德已经沦丧到了什么程度。很多群众对任人唯亲和贪污腐败已经甘心容忍。”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对腐败的愤怒已经不能被较年轻的人所理解。群众听天由命的基本态度在“民不告，官不管”这句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记者雷蒙德·普雷策尔（化名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30年代末得出结论，人民已经完全领悟了官方对腐败话题的禁忌：

由于纳粹领导人的贪腐数额极大，困惑的德国公众已经不用正常的名字称呼这种行为了。这些强盗是些大土匪，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权势炙手可热的大老爷。他们的权力极大，又极其厚颜无耻，人们不是为遭到抢劫而感到愤慨，倒是要庆幸，自己的东西还没有被抢光。

30年代后半期经济的蓬勃发展是群众的谅解和容忍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危机的凄惨岁月之后，群众对富丽堂皇的装扮并不感到反感，在某种程度上还认为这是富足生活和新德国的强大国威的恰当体现，对其表示欢迎。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奢侈成癖、腐化堕落的赫尔曼·戈林为什么毋庸置疑地受到群众爱戴了。他和他的妻子，曾经是演员的埃米·松内曼，满足了老百姓“追星”的需求。

1941年底1942年初，群众对腐败无动于衷地容忍甚至是接受的阶段结束了，让位于一种敏感。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失败、盟军开始集中轰炸德国城市，以及粮食供应的缩减，使得群众发出了“极其激烈的不满呼声”，同时人们也更加抱怨领导人享用的“外交官配给”。亚诺夫斯基和内特林那样的案件如果是在30年代肯定不会引起多少注意，现在却能引起群众的高度关注和一连几周的激烈讨论。

工人以激烈的言辞表达了对“民族共同体”内不同阶层承受战争苦难的程度不同和享受的生活条件不平等的不满。例如，一名工人对内特林案评论道：“我们希望终有一天能看到，对待那些大佬们也像对待平头百姓一样，否则的话，这个国家就要被冰雹砸得千疮百孔了。”党卫军保安处报告称，“群众对领导阶层的腐败现象越来越关注”。群众对当时的局面概括如下：“打死苍蝇，放走老虎。非常大的老虎不仅不怕被打，还能吃到更多肉。”

对政府来说，保安警察与党卫军保安处长官关于群众对刑事反腐斗争的意见的报告是令人不快的，报告的标题就很能说明问题：《诉讼中的双重标准》、《在决定是否逮捕时的双重标准》、《刑事诉讼中的双重标准》、《判决执行中的双重标准》、《判决结果公布时的双重标准》、《后续处理中的双重标准》。

正如前一章详细讲到的，政府领导层对群众的怨言的应对方法就是，通过象征性地、展示性地查处若干官员来安抚群众。早在纳粹统治的早期，政府就一直是这么做的，治标不治本，目标仅仅是安抚一下群众，而不会造成什么体制性的影响，因为那样的影响有可能会危及整个统治系统。但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在纳粹党内部，也有人表示出对腐败的不满了。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之后，很多党员不再对贪污腐败和骄奢淫逸的行为无动于衷了。

例如，党卫军人事总局局长，党卫军中将马克西米利安·冯·赫夫按照很多党卫军高级军官的习惯做法，驱使刑事罪犯和集中营囚犯去美化自己的私人宅邸，就遭到了党内同志的斥责。柏林—齐伦多夫的毛奇党支部的妇女工作领导人向党卫军保安总局检举了冯·赫夫，于是这位党卫军将军不得不向主管的党支部领导人写了好多页的报告，来为自己辩解。另外，纳粹党齐伦多夫县级机关领导人也插手此事，转达了群众的很多怨言，向冯·赫夫呈送了驻柏林的党卫军干部的“罪行录”，认为这是“要中饱私囊，不要社会主义”的“极佳体现”。这位县级机关领导人以灰心失望的理想主义者的口气补充道：

我必须承认，很少有政府、国防军和经济界的领导人让我，以及我属下的干部感到愤慨和失望。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大多是党的领导人。我满怀着悲痛，将现在的情况与斗争年代作了比较。在那决定命运的岁月里，我们还是默默无闻的冲锋队员，当时我们在讨论中向马克思主义者和受蒙蔽的德国工人作了批评，向他们指出，他们的领导人还在野的时候可能还曾经是革命者，但在掌权之后的短短十年内就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敏感。作为理想主义者，我坚信，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一定能克服这种时代的局限。

一方面，这位县级机关领导人仔细地注意到了群众的呼声，不仅对腐败问题认真对待，而且非常不寻常地公开使用“腐败”这样的字眼。另一方面，他对腐败的体制性原因的认识又完全是盲目的，称其为“时代的局限”，认为通过理想主义的基本态度就能克服这种局限。

这种对现实的局限理解和对体制缺陷的盲目对于纳粹党内批评腐败的人士来说，是非常典型的，这在党中央办公室的一位部门主任海因里希·海姆于1944年4月撰写的一份文件中也表现得很清楚。在这份文件中，海姆不仅把握住了人民群众对“老战士”受到的庇护的愤慨，自己也用激烈的言辞表达了这种义愤填膺的态度：“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一事无成；很多人是人生失意受挫之徒。”对“老战士”的系统性庇护和新闻界的噤声对于纳粹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是一个“灾难”：

“我们从这样一个虚无的神话出发，即：谁要是老早就参加了党的运动，他就是大家的楷模。结果就是：对于形形色色、数量极大的远远算不得楷模的恶棍流氓，我们不得不（原文为着重体）克制自己，不敢去动他们一根毫毛。群众对这些‘镀金’的家伙公开地表示反感，这种事情在我党掌权后最初几年就已经屡见不鲜，因为这些恶徒没有丝毫的顾忌，厚颜无耻地要求党庇护他们。他们玷污了党的英明，嘴边还总是挂着党的事业。那时群众还不像后来那样灰心绝望。”因此，纳粹党“欠德意志人民一个债，有义务将他们从这个噩梦中解救出来，他们已经被这个噩梦折磨了十年之久”。

海姆非常坦率和直接地严厉批评了他所谓的“党的肿瘤”，他的坦诚是非常少见的。但他的批评仍然是肤浅的，因为他将腐败的“党棍”与“元首的光辉形象”作对照。但恰恰是被他称颂的元首系统性地促进腐败现象的滋长，并利用腐败来达到自己个人的统治目的。另外，海姆文件的副标题《战争结束后退休的党干部的范围》说明，他认为只有到万众期待的“最终胜利”之后，腐败的问题才能解决；他写这份文件，首先是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不管怎么说，海姆的文件以及上文所说的那位县级机关领导人的报告都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纳粹党内人士不仅了解到了群众的批评，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表示认同，至少在党内也发出了这样的批评。

德国的抵抗运动也试图利用民意，把它当作一个理由，为刺杀希特勒辩护。

“阴谋集团利用了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观点，其攻击国家社会主义的煽动以反腐斗争为中心。”保安警察与党卫军保安处长官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在《关于敌对国家社会主义与国社党的阴谋集团的观点的特别报告》中如此写道。对于1944年7月20日政变的一些参与者来说，腐败的严重程度就是他们加入抵抗运动的一个重要动机。例如，弗里茨—迪特罗夫·冯·德·舒伦堡原先是个坚定的纳粹分子，但在看清东普鲁士省部书记埃里希·科赫的腐化的统治手段之后，就与纳粹政权越来越疏远了。

卡尔·格德勒也是由于看到了纳粹统治者的腐败，才与其划清界限的。他在拟定的新政府声明中写道：“纳粹政权的高级领导人和最高统治者在我们原先纯洁无瑕的人民中将腐败传播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纳粹政权骇人听闻地背叛了德意志人民及其灵魂，彻底地践踏和歪曲法律，无耻地腐化堕落，这些罪行的证据都将大白于天下。”在一份计划好的声明中还有这样的段落：

全国人民多年来一直在窃窃私语：“看看那个省部书记，看看那个县级干部，看他是怎么捞钱的。”在战争期间，高级官员和最高领导人在德国和占领区以最厚颜无耻的方式疯狂敛财，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而千百万德国家庭却陷入困境，是可忍孰不可忍！

德国抵抗运动企图通过批评腐败来赢得民心，为自己争取广泛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做法能否奏效，是个很大的问题。无论如何，格德勒将腐败官员与受苦受难的“民族同胞”对照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正是他努力争取的“民族同胞”被纳粹党人推到了种族等级制金字塔的最顶端，通过剥削被占领的国家，维持着很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对犹太人财产“雅利安化”的得益者也绝非仅仅是一小撮纳粹干部，更不用说那些直接参加剥削占领区的军人、行政官员、企业家和迁徙到东欧的德侨了。

纳粹的“民族共同体”在战争岁月中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强盗共同体”的特征。这表现在群众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上，比如就有人恬不知耻地要求政府用犹太人财产来补偿遭到轰炸的家庭。尽管广大群众都严厉批评“贪官污吏统治”和腐败现象，但或许人民群众的思想已经被纳粹的强盗心态感染了。例如，一名德国士兵于1944年在诺曼底被俘后如此解释帝国元帅戈林为什么广受爱戴：“戈林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喜欢吃喝，喜欢女人，喜欢欺诈舞弊，尤其是喜欢欺诈舞弊。”

结束语

纳粹统治下的政治腐败不仅范围极广，而且是纳粹统治系统的一个重要标志。提携党羽、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和制度化的官官相护成了纳粹运动的“政治经济”的基础，在政治地位和影响的基础上交换物质利益。政治腐败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很多纳粹活跃分子在“斗争年代”所抱的期望：他们寄希望于，在期待已久的“夺权”成功之后，自己能够得到个人利益；另一方面在于“元首政党”的小圈子和门客体制，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和表达利益要求的机会，这种体制早在1933年之前就已成形。

在各式各样的统治和政府体制中都存在政治上的恩主—门客结构，议会民主制下也有这种私人的“小集体”。但是，从魏玛共和国的腐败丑闻可以看出，在民主制之下，由于民主的权力监管和分权制衡的存在，结党营私行为不仅受到主管机关的控制，还受到公众舆论的批评监督。20世纪20年代的公众就对民主各党派的很多腐败行为做了严厉谴责和批评。而随着对公共生活的“一体化”，纳粹党人在1933年之后封锁掉了公众舆论的监督，阉割了监管机构的权力，或者干脆将其彻底撤销。于是，他们取消了所有的控制和调节工具，使得调整国家前进方向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因此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在纳粹独裁统治的灌木丛中，腐败这株毒草将会不受阻挠地疯长。所以，第三帝国的腐败不仅是纳粹运动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同时也是独裁统治的典型结果。

纳粹的意识形态也推动了腐败在其统治下的蔓延。种族主义与绝对权力的混合促进了一种敛财导向的“主宰种族”态度的形成。这种态度在纳粹集中营系统、占领区（尤其是在东欧）和所有那些直接参与迫害犹太人的机构中显得特别突出。有些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强调了参与迫害犹太人的机构的官僚特征，借此突出这样的事实：纳粹党人在系统性地迫害和灭绝对手时，利用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基于分工的官僚机器，上演了一出“行政的大屠杀”（汉娜·阿伦特语）。

如果我们或明或暗地假设，这个“官僚机器”的成员是在经典的官僚体制的框架下活动的——不带个人的喜怒哀乐、遵守严格的规章制度、分工合作、在官僚的等级制中各自只有有限的权力——就大错特错了。

近期关于迫害犹太人的纳粹机构的研究突出地表明，纳粹统治下的很多“官僚系统”的特点是，将世界观的信仰与不受任何限制的行为方式结合了起来。权力监管的缺失使得纳粹党人得以不受阻挠地谋取私利、掠夺受害者的物质财富。尤其是腐败现象让我们感到，将迫害犹太人的机构描述为经典的“官僚机器”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这种描述与其说是澄清了这些机构的特征，倒不如说是让它愈发难解了。

纳粹统治和社会的各领域受到腐败侵蚀的程度是不同的。腐败最严重的是纳粹体制的那些受到纳粹运动特别影响的统治支柱，尤其是纳粹党内、党的附属组织机构，以及那些被纳粹党人充斥的国家机关；而传统的职业官僚系统、经济界和军队，虽然不是净土，但腐败现象明显要少许多。

第三帝国的反腐斗争的最大特点是专横霸道和随意任性。很多“达官贵人”由于自己的地位和政治靠山的保护，可以为所欲为，而下级官员在逾矩时却要面对极其严厉的处罚。于是，就出现了遭到打击的腐败、受到容忍的腐败和体制化的腐败三者并存的怪现状，而且这三者之间的界线也是有流动性的。对于某个腐败案件是否要进行查处，首先取决于这么做在政治上是否有利。普通法庭和党内法庭都是“元首国家”的没有独立性的机关，无法实施有效的司法诉讼。但在第三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臭名昭著的派系斗争却能带来一定程度的腐败监管，因为这种斗争常常是由于各派系互相指责对方腐败而展开的。

在第三帝国体制化的腐败的顶端，是希特勒本人。他通过赠礼、优待和资助的体制，来额外地巩固自己魅力十足的地位，他的玩世不恭的统治手段以身边人的道德败坏为基础。他努力通过物质手段，将其他领导人拴牢，但这并不能证明纳粹统治系统所谓的独裁特征。“希特勒体制”并非凌驾于数量众多的恩主—门客结构之上，而是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共存，这些结构在纳粹体制中是横向发展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各省的“诸侯”们，他们一般都控制着完善的小金库和基金会的系统，这些系统既不受纳粹党总财务官的监管，也不受国家中央权力的控制。虽然希特勒的权力足够强大，地位足够巩固，能够约束住腐败的封疆大吏们，但是元首在面对腐败问题时却非常冷漠（这很能说明问题），即便罪恶滔天的封臣也能保住自己的位子。

在纳粹统治集团的上层，腐败不仅仅是狭义的物质财富来源。很多纳粹高级领导人拥有庄园和猎区，还收藏艺术品，他们这是在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在获取这些表明身份地位的身外之物的过程中，他们往往杀人越货、胡作非为。他们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赫尔曼·戈林是其极端形式的代表——在外观上标示了1933年后精英集团的变化，强调了纳粹党人对社会的领导权，并昭然地突出各自在第三帝国统治集团内的地位。

如果我们从文化史的视角分析这个事实，比如按照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为研究权力而发展出的范畴来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如此阐述物质财富在纳粹统治阶层眼中的非物质意义：通过腐败的手段和方式，纳粹党领导人不仅获取了经济资本（地产、房屋和庄园），还获得了文化资本（艺术收藏品）。文化资本通过转换为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忠诚、威望、地位），实现其价值，因为很多纳粹党人没有任何鉴赏这些文化资本的能力。他们把“好看”的画挂在墙上，或者去看瓦格纳歌剧，不是为了欣赏艺术，奢华的私人图书馆也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一种附庸风雅的表面文章，为的是给主人长脸，彰显他的权力地位。

如果我们从纳粹体制的效率和工作能力的角度来审视第三帝国的腐败造成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矛盾的。一方面，不计其数的实例可以证明，腐败严重阻碍了政府机能的发挥，在有些方面简直是往第三帝国这台机器的传动装置里撒了沙子，使它无法正常运转。例如，体制上对“老战士”的庇护和照顾使得很多不称职的“金雉鸡”混到了领导岗位上去。他们耀武扬威，却没有真才实干。他们代表的不仅是纳粹政权平庸无能的一面，还是政府专业化程度的降低和执政水平的下降。在对犹太企业“雅利安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很多由于政治原因被抬上领导岗位的人在经济方面完全是外行，新收购来的企业在他们的瞎搞之下很快就倒闭了。

由于腐败，国家财政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一方面是极高的开支，比如为了彰显国威和领导人威望而制造的排场等，另一方面却是较低的收入，因为纳粹的占领和灭绝政策带来的收益没有被收入帝国国库，而是通过特别基金、小金库和基金会等黑色渠道流失，被私下里分配、挥霍、掠夺和“疯狂”地消费掉了。

另外，腐败严重地降低了党卫军经济体系的效率。该体系的基础是对集中营囚犯的剥削，这不仅是践踏人性和罪大恶极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因为党卫军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为奴隶劳工提供足够的给养和粮食。除了意识形态原因外，集中营内的腐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集中营看守系统性地侵吞本应分配给犯人的食品。

纳粹体制的管理不善和效率低下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说纳粹政权进行了有意识的“现代化”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可以用传统的效率标准来评价纳粹政权吗？这种标准对于纳粹政权会不会完全无效呢？在纳粹统治下，货币本来就没有什么作用，政权靠借贷生存，借以开拓资源的则是最原始的手段——掠夺。纳粹政权劫掠和收集大量资产并将其投入灭绝机器的“工作效率”是极高的，也取得了骇人听闻的“成果”。在这样的体制中，腐败造成的高成本和收入亏空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在纳粹党人看来，腐败有时降低了效率、破坏了政府机能，但有时却是政治上的朋党体制的“润滑剂”，因此起到了推动政府运转和稳定全局的作用。另外，腐败鼓动更多人加入到“雅利安化”、大屠杀和剥削占领区的活动中。虽然德国群众对腐败进行了大规模的口诛笔伐，但德国社会的确是通过腐败获得了很多好处。

如果我们不把纳粹统治视为自上而下的独裁政权，而把它看作德国社会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腐败将纳粹统治和德国社会紧密交织起来，很多“普通的德国人”也通过中饱私囊参与到了纳粹的压迫和灭绝政策中来。

致谢

我要感谢前文列出的各个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很多给予我宝贵意见的人士，包括：托马斯·耶尔施、贝亚特·迈尔、阿尔敏·诺尔岑、卡琳·奥尔特、迪特尔·波尔、帕特里克·瓦格纳和米夏埃尔·维尔特。阿诺尔德·希沃特克、贝亚特·迈尔和阿德尔海德·冯·萨尔登审阅了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我要对他们的鼓励和修改意见给予特别的感谢。

附录

第三帝国的总年薪水平

以工人、职员、官员和帝国部长为例

资料来源：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57（1938），S.337f，350，352，354f.；Sozialgesetzbuch.Sechstes Buch, Anlage 1；BA Koblenz, Kleine Erwerbungen，544，Bl.5，9，12.

资料来源

1.联邦档案馆（柏林）

NS 1：纳粹党总财务官档案

NS 6：纳粹党办公厅档案

NS7：党卫军与警察司法部门档案

NS 10：元首及帝国总理私人助理档案

NS 18：纳粹党宣传部长档案

NS 30：国家级领袖罗森堡行动指挥部档案

存放于柏林档案中心：

R2：帝国财政部档案

R5：帝国交通部档案

R22：帝国司法部档案

R43 II：帝国总理府档案

R49：“德意志民族性强化”帝国委员会档案

R58：帝国保安总局档案

R87：“敌人财产处置”帝国委员会档案

R148：帝国纪律惩戒法庭档案

R1501：帝国内政部档案

R2301：德意志帝国审计总署档案

2.联邦档案馆（达尔维茨—霍普加藤）

R92：里加专员档案

3.联邦军事档案馆（弗赖堡）

RW19：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国防经济与军备局档案

RW35：驻法德军总司令部档案

RW36：驻比利时与法国北部德军总司令部档案

4.联邦档案馆（科布伦茨）

Z42：英国占领区法庭

小规模收购业务档案，第544号

5.国家秘密档案馆（柏林—达勒姆）

Rep. 90P：盖世太保档案

6.柏林州档案馆

Rep. 358-02，第84623号

7.国家档案馆（汉堡）

121-3II：公民权II

131—134：州政府

131—136：办公厅

131—138：州政府高级行政服务委员会

131—139II：州政府公务员事务委员会

131—141：州政府办公厅，人事处I

131—151：州政府人事档案

311—321IV：财务处IV

314—315：财务总管

351—401：社会工作当局I

614—2/5：纳粹党

614—2/13：1937年汉堡基金会

622—1：林德曼家族

州法庭与县法院的刑事案件档案，1933—1945

8.巴伐利亚国家档案馆（慕尼黑）

巴伐利亚总督档案

9.勃兰登堡州档案馆（波茨坦）

Pr. Br.Rep.12B：法兰克福（奥德河畔）地方法院的检察机关

10.萨尔茨堡州档案馆（萨尔茨堡）

萨尔茨堡总督档案

11.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州档案馆（霍尔施泰因）

Abt. 358：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州特别法庭

12.当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慕尼黑）

ED-89，F-92，Fa 183/1

13.当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汉堡）

912，Bd II

14.德国犹太人历史研究所（汉堡）

14.001　.1与2，马克斯·普拉特回忆录

15.新犹太会堂档案馆，犹太研究中心（柏林）

路德维希·迈尔回忆录

参考文献

Ackerl, Isabella：Nationalsozialistische»Wiedergutmachung«，in：An-schluß 1938.Protokoll des Symposiums in Wien am 14.und 15.März 1978，München 1981，S.206-219.

Adler, Hans-Günter：Der verwaltete Mensch.Studien zur Deportation der Juden aus Deutschland, Tübingen 1974.

Akten der Partei-Kanzlei der NSDAP. Rekonstruktion eines verlorenge-gangenen Bestandes, hrsg.vom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Teil Iund II, München 1983 und 1992.

Angermair, Elisaheth/Haerendel, Ulrike：Inszenierter Alltag.»Volksge-meinschaft«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iinchen 1933-1945，Mün-chen 1993.

Angermund, Ralph：Korruptio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Skizze, in：Christian Jansen u.a.（Hrsg.），Von der Aufgabe der Freiheit.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m 19.und 20.Jahrhundert.Festschrift für Hans Mommsen, Berlin 1995，S.371-383.

Arendt, Hannah：Eichmann in Jerusalem. Ein Bericht von der Banalität des Bösen, München 1964.Aus Görings Schreibtisch.Ein Dokumentenfund, bearb, von T.R.Emes-sen, Berlin 1947.

Bajohr, Frank：»Arisierung«in Hamburg. Die Verdrängung der jüdi-schen Unternehmer 1933-1945（Hamburger Beiträge zur Sozial-und Zeitgeschichte, Bd.35），Hamburg 1997，2.Aufl.1998.

ders.：Gauleiter in Hamburg. Zur Person und Tätigkeit Karl Kauf-manns, VfZ 43（1995），S.267-295.

der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Korruption, in：Mitteiweg 36，Heß l/1998，S.57-77.

ders.：»……protzten plötzlich mit einer neuen Wohnungseinrichtung.«Schleswig-Holsteiner als materielle Nutznießer der Shoah, in：Paul, Gerhard/Gillis Carlebach, Miriam：Menora und Hakenkreuz.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und aus Schleswig-Holstein, Lübeck und Altona, Neumünster 1998，S.565-571.

ders.：The Beneficiaries of»Aryanization«. Hamburg as a Case Study, in：Yad Vashem Studies, Bd.XXVI, Jerusalem 1998，S.173-201.

Banken, Rail：Der Edelmetallsektor und die Verwertung konfiszierten jüdischen Vermögens im»Dritten Reich«.Ein Werkstattbericht über das Untersuchungsprojekt»Degussa AG«aus dem Forschungsinsti-tu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an der Universität zu Köln, in：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1（1999），S.135-161.

Bartov, Omer：Hiders Wehrmacht. Soldaten, Fanatismus und die Bruta-lisierung des Krieges, Reinbek 1999.

Bauman, Zygmunt：Dialektik der Ordnung. Die Moderne und der Ho-locaust, Hamburg 1992.

Becket, Franziska：Gewalt und Gedächmis.Erinnerungen an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erfolgung einer Jüdischen Landgemeinde, Göttin-gen 1994.

Berghoff, Hartmut/Ranh-Kühne, Cornelia：Fritz K.Ein deutsches Le-ben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Stuttgart, Mfinchen 2000.

Bergmann, Werner/Erb, Rainer：Antisemitismu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rgebnisse der empirischen Forschung 1946-1989，Opladen 1991.

Boberach, Heinz（Hrsg.）：Meldungen aus dem Reich.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r SS, Herrsching 1984.

Bopf, Britta：Zur»Arisierung«und den Versuchen der»Wiedergutma-chung«in Köln, in：Matzerath, Horst/Buhlan, Harald/Becker-Jakli, Barbara：Versteckte Vergangenheit.Über den Umgang mit der NS-Zeit in Köln, Kö1n 1994，S.163-194.

Bourdieu, Pierre：Die verborgenen Mechanismen der Macht. Schriften zu Politik und Kultur 1，Hamburg 1997.

Broszat, Martin：Der Staat Hitlers, München 1969.

ders.：Nationalsozialistische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1943（Ana-tomie des SS-Staates, Bd. 2），Freiburg im Breisgau 1965，S.9-160.

ders.：Soziale Motivation und Führer-Bind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VfZ 18（1970），S.392-409.

Buchheim, Hans：Die SS-Das Herrschaftsinstrument（Anatomic des SS-Staates, Bd. 1），Freiburg im Breisgau 1965，S.13-253.

Chaussy, Ulrich/püschner, Christoph：Nachbar Hitler.Führerkult und Heimatzerstörung am Obersalzberg, Berlin 1997.

Chiari, Bernhard：Alltag hinter der Front. Besatzung,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in Weißrußland 1941-1944，Düsseldorf 1998.

Dean, Martin：Die Enteignung»jüdischen Eigentums«im Reichskom-missariat Ostland 1941-1944，in：»Arisierung«im Nationalsozialis-mus.Volksgemeinschaft, Raub und Gedächmis, hrsg.von Irmtrud Wojak und Peter Hayes, Frankfurt/New York 2000，S.201-218.

Deutschland-Berichte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SOPADE）1934-1940，Nachdruck, Salzhausen 1980.

Dreßen, Wolfgang：Betrifft：»Aktion 3«.Deutsche verwerten jüdische Nachbarn, Berlin 1998.

Eichwede, Wolfgang/Hartung, Ulrike（Hrsg.）：»Betr. Sicherstellung«.NS-Kunstraub in der Sowjetunion, Bremen 1998.

Eschenburg, Theodor：Staat und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56.

Fabian, Hans-Erich：Der Berliner Scherbenfonds, in：Der Weg.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s Judentums，1.Jg.，Nr 37（8.11.1946）.

Felfe, Heinz：Der Mord an Vera»Sara«Korn. Dargestellt anhand der Akten der Berliner Mordkommission, in：Kriminalistik, Heß 3/1992，S.153-173.

Feliciano, Hector：Das verlorene Museum. Vom Kunstraub der Nazis, Berlin 1998.

Fest, Joachim：Speer. Eine Biographie, Berlin 1999.

Fiadhammer, Christa/Wildt, Michael（Hrsg.）：Max Brauer im Exil. Brie-fe und Reden aus den Jahren 1933-1946，Hamburg 1994.

Frese, Matthias：Betriebspolitik im»Dritten Reich«. Deutsche Arbeits-front, Unternehmer und Staatsbürokratie in der westdeutschen Großindustrie, Paderborn 1991.

Friedliinder, Saul：Das Dritte Reich and die Juden, Bd. 1，Die Jahre der Verfolgung 1933-1939，München 1998.

Friedrich, Carl J.：Pathologie der Politik. Die Funktion der Mißstände：Gewalt, Verrat, Korruption, Geheimhaltung, Propaganda, Frankfurt am Main 1973.

Geiger, Theodor：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Sozio-graphischer Versuch auf statistischer Grundlage, Stuttgart 1932.

Genschel, Helmut：Die Verdrängung der Juden aus der Wirtschaft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1966.

Georg, Enno：Die wirtschaftlichen Unternehmungen der SS, Stuttgart 1963.

Gerlach, Christian：Kalkulierte Mord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s-und Vernichtungspolitik in Weißrußland 1941 bis 1944，Hamburg 1999.

Gilles, Franz-Otto：Hauptsache sparsam und ordnungsgemäß.Finanz-und Verwaltungskontrolle in den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von Deutschland besetzten Gebieten, Opladen 1994.

Goebbels, Joseph：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 Eine historische Darstellung in Tagebuchblättern, München 1934.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hrsg.von Elke Fröhlich, Teil I, Band 9，München u.a.1998；Teil II, Band 3，München u.a.1994，Band 4，München u.a.1998，Band 7，München u.a.1993.

Görgen, Hans-Peter：Düsseldorf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üssel-doff 1969.

Gross, Jan T.：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The General-gouvernement 1939-1944，Princeton, New Jersey 1979.

Gruchmann, Lothar：Korruption im Dritten Reich. Zur»Lebensmittel-versorgung«der NS-Führerschaft, VfZ 42（1994），S.571-593.

Grünfeld, Fritz Vincenz：Das Leinenhaus Grünfeld.Erinnerungen und Dokumente, hrsg.von Stefi Jersch-Wenzel, Berlin 1967.

Grunberger, Richard：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1.

Haase, Günther：Kunstraub und Kunstschutz.Eine Dokumentation, Hamburg 1991.

Haffner, Sebastian：Germany：Jekyll&Hyde, Berlin 1996，Nachdr. Der 1940 bei Secker and Warburg, London, erschienenen englischen Aus-gabe.

Hammerschmidt, Peter：Die Wohlfahrtsverbände im NS-Staat.Die NSV und die konfessionellen Verbände Caritas and Innere Mission im Gefüge der Wohlfahrtspfleg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Opladen 1999.

Harrison, Ted：»Alter Kämpfer«im Widerstand.Graf Helldorff, die NS-Bewegung und die Opposition gegen Hitler, VfZ 45（1997），S.385-422.

Hartung, Ulrike：Raubzüge in der Sowjetunion.Das Sonderkommando Künsberg 1941-1943，Bremen 1997.

Heidenheimer, Arnold J./Johnston, Michael/LeVine, Victor T.（Hrsg.）：Political Corruption. A Handbook，3.Aufl.，New Brunswick 1993.

Heinsohn, Kirsten/Vogel, Barbara/Weckel, Ulrike（Hrsg.）：Zwischen Karriere und Verfolgung. Handluffgsräume von Frau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Frankfurt, New York 1997.

Henke, Klaus-Dietmar：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München 1995.

Herbert, Ulrich：Best. Bi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Radikalismus, Welt-anschauung und Vernunft 1903-1989，Bonn 1996.

ders.：Fremdarbeiter. Politik und Praxis des»Ausländer-Einsatzes«in der Kriegswirtschaft des Dritten Reiches, Berlin, Bonn 1985.

ders.（Hrsg.）：Nationalsozialistische Vernichtungspolitik 1939-1945. Neuere Forschungen und Kontroversen, Frankfurt am Main 1998.

ders./Orth, Karin/Dieckmann, Christoph（Hrsg.）：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2 Bde.，Göt-tingen 1998.

Heß，Rudolf：Reden, München 1938.

Heusler, Andreas/Weger, Tobias：»Kristallnacht«. Gewalt gegen die Münchner Juden im November 1938，München 1998.

Hilberg, Rauh Die Verni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3 Bde.，Frank-furt am Main 1990

Hillmann, Karl-Heinz：W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4.überarb.Auflage, Stuttgart 1994.

Hitler, Adolf：Monolog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1944.Die Auf-zeichnungen Heinrich Heims, hrsg.von Werner Jochmann, Ham-burg 1980.

Hüttenberger, Peter：Die Gauleiter.Studie zum Wandel des Machtgefü-ges in der NSDAP, Düsseldorf 1969.

ders：Düsseldorf.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bis ins 20.Jahrhundert, Bd.3：Die Industrie-und Verwaltungsstadt, Düsseldorf 1989.

Huntington, Samuel P：Modernization and Corruption, in：Heidenhei-mer, Arnold J./Johnston, Michael/LeVine, Victor T.（Hrsg.）：Political Corruption. A Handbook，3.Aufl.，New Brunswick 1993，S.377-388.

Ibach, Karl：Kemna. Wuppertaler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1934，2.Aufl.，Wuppertal 1981.

Jagschitz, Gerhard：Von der»Bewegung«zum Apparat.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NSDAP 1938 bis 1945，in：Talos, Emmerich/Hanisch, Ernst/Neugebauer, Woifgang（Hrsg.）：NS-Herrschaft in Österreich 1938-1945，Wien 1988，S.487-516.

Jamin, Mathilde：Zwischen den Klassen. Zur Sozialstruktur der SA-Führerschaft, Wuppertal 1984.

Justizbehörde Hamburg（Hrsg.）：»Von Gewohnheitsverbrechern, Voiks-schädlingen und Asozialen……«Hamburger Justizurtei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5.

Kasten, Bernd：Konflikte zwischen dem Gauleiter Friedrich Hildebrandt und dem Staatsministerium in Mecklenburg 1933-1939，Mecklen-burgische Jahrbücher，112（1997），S.157-175.

Kempner, Robert W.：Ankläger einer Epoche.Lebenserinnerungen,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Wien 1983.

Kiehne, Kriminalrat：Erfahrungen aus der Tätigkeit zentraler Dienst-stellen zur Bekämpfung von Korruption, in：Bundeskriminalamt Wiesbaden（Hrsg.），Wirtschaftsdelikte, einschlieglich der Korrup-tion.Arbeitstagung im Bundeskriminalamt Wiesbaden vom 8.April bis 13.April 1957，Wiesbaden 1957，S.181-185.

Kißener, Michael/Scholtyseck, Joachim（Hrsg.）：Die Führer der Provinz.NS-Biographien aus Baden und Württemberg, Konstanz 1997.

Klaveren, Jacob van：Korruption, in：Handwörterbuch zur deutschen Rechtsgeschichte, Berlin 1978.

Knopf, Volker/Martens, Stefan：Görings Reich.Selbstinszenierungen in Carinhall, Berlin 1999.

Koch, Peter-Ferdinand：Die Geldgeschäfte der SS.Wie deutsche Banken den schwarzen Terror finanzierten, Hamburg 2000.

ders.（Hrsg.）：Die Dresdner Bank und der Reichsführer-SS, Hamburg 1987.

ders.（Hrsg，）：Die Tagebücher des Doktor Joseph Goebbels.Geschichte und Vermarktung, Hamburg und München 1988.

Kogon, Eugen：Der SS-5taat. Das System der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Frankfurt am Main 1948.

Kopper, Christopher：Zwischen Marktwirtschaft und Dirigismus. Ban-kenpolitik im»Dritten Reich«1933-1939，Bonn 1995.

Kratzsch, Gerhard：Der Gauwirtschaftsapparat der NSDAP. Menschen-führung-»Arisierung«-Wehrwirtschaft im Gau Westfalen-Süd, Münster 1989.

Krebs, Albert：Fritz-Dietlof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 Zwischen Staats-raison und Hochverrat, Hamburg 1964.

ders.：Tendenzen und Gestalten der NSDAP. Erinnerungen an die Früh-zeit der Partei, Stuttgart 1959.

Krug, Karl：Die Korruption und ihre Bekämpfung, in：Deutsche Justiz, Jg.1933，S.446 f.

Kundrus, Birthe：Kriegerfrauen. Familienpolitik und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im Ersten und Zweiten Weltkrieg, Hamburg 1995.

Laak, Dirk van：Die Mitwirkenden bei der»Arisierung«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lndustrieregion 1933-1940，in：Bütmer, Ursula（Hrsg.）：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 Hamburg 1992，5.231-257.

Large, David Clay：Hitlers München.Aufstieg und Fall der Hauptstadr der Bewegung, München 1998.

Loeffler, Matthias：Das Diensttagebuch des Reichsjustizministers Gürt-net 1934 bis 1938.Eine Quelle füt die Untersuchung der»Richter-disziplinierung«während der Anfangsjahr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7.

Longerich, Peter：Die braunen Bataillone. Geschichte der SA, München 1989.

Lotfi, Gabriele：KZ der Gestapo. Arbeitserziehungslager im Dritten Reich, Stuttgart, München 2000.

Lotz, Wolfgang：Die Deutsche Reichspost 1933-1945. Eine politische Verwaltungsgeschichte, Bd.1，1933-1939，Berlin 1999.

Ludwig, Cordula：Korrupfio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Berlin 1924-1934（Geschichtliche Grundlagen der Politik, Bd. 1），Frankfurt am Main 1998.

Ludwig, Johannes：Boykott-Enteignung-Mord. Die»Entjudung«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Hamburg, München 1989.

Lükemann, Ulf：Der Reichsschatzmeister der NSDAP.Ein Beitrag zur inneren Parteistruktur, Berlin 1963.

Madajczyk, Czeslaw：Die Okkupationspolitik Nazideutschlands in Po-len 1939-1945，Berlin 1987.

Malinowski, Stephan：Politische Skandale als Zerrspiegel der Demokra-tie. Die Fälle Barmat und Sklarek im Kalkül der Weimarer Rechten,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5.Jg.1996，S.46-65.

Mason, Timothy W.：Arbeiterklasse und Volksgemein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75.

Matzerath, Horst：Nationalsozialismus und kommunale 5elbsrverwal-tung, Stuttgart 1970.

Mazower, 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44，New Haven und London 1993.

McKale, Donald M.：The Nazi Party Courts. Hitler's Management of Conflict in his Movement 1921-1945，Lawrence, Manhattan, Wichita 1974.

Menne, Leo：Korruption, Kö1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1948149），144-188.

Merkl, Peter：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581 early Nazis, Princeton 1975.

Meyer, Beate：»Jüdische Mischlinge«.Rassenpolitik und Verfolgungser-fahrung 1933-1945（Studien zur jüdischen Geschichte, Band 6），Hamburg 1999.

Meyer, Winfried：Unternehmen Sieben. Eine Rettungsaktion für vom Holocaust Bedrohte aus dem Amt Ausland/Abwehr im 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 Frankfurt am Main 1993.

Mo！l, Martin：Der Sturz alter Kämpfer.Ein neuer Zugang zur Herr-schaftsanalyse des NS-Regimes, in：Historische Mirteilungen 5（1992），Heß 1，S.1-51.

ders.（Hrsg.）：»Führer-Erlasse«1939-1945.Edition sämtlicher überlie-ferter, nicht im Reichsgesetzblatt abgedruckter, von Hitler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schriftlich erteilter Direktiven aus den Be-reichen Staat, Partei, Wirtschaft, Besatzungspolitik und Militärver-waltung, Stuttgart 1997.

Mommsen, Hans：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Auflösung des nor-mativen Staatsgefüges, in：Wolfgang Luthard/Alfons Sö11ner（Hrsg.）：Verfassungsstaat, Souveränität, Pluralismus.Otto Kirchheimer zum Gedächmis, Opladen 1989，S.67-75.

ders.：Ein Erlaß Himmlers zur Bekämpfung der Korruption in der inne-ten Verwaltung, VierteljahrsHeße für Zeitgeschichte 16（1968），S.295-309.

ders.：Nationalsozialismus, in：Claus D. Kernig（Hrsg.），Sowjetsystem und 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 Bd.4，Freiburg 1971，Sp.695 bis 713.

Morgen, Konrad：Der Korruptionsverbrecher, in：Kriminalistik. Mo-natsHeße für die gesamte kriminalistische Wissenschaft und Praxis，17.Jg.，Heß 12/1943，S.117-119.

Musial, Bogdan：Deutsche Zivilver waltung und Judenverfolg ung im Generalgouvemement. Eine Fallstudie zum Distrikt Lublin 1939 bis 1944，Wiesbaden 1999.

Naasner, Walter：Neue Machtzentren in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 Die Wirtschaftsorganisation der SS, das Ami des Generalbevoll-mächtigten für den Arbeitseinsatz und das Reichsministerium für Be-waffnung und MunitiordReichsministerium für Rüstung und Kriegs-prodnktio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ben Herrschaftssystem, Boppard am Rhein 1994.

Naujoks, Harry：Mein Leben im KZ Sachsenhausen 1936-1942. Erin-nerungen des ehemaligen Lagerältesten, Köln 1987.

Die Nazikorruption in Hamburg. Erster Bericht des von der Bürger-schaft am 8.März 1946 niedergesetzten Ausschusses zur Prüfung des Antr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Fraktion betreffend Untersu-chung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Korruptionsfälle, Hamburg 1946.

Noakes, Jeremy：Philipp Bouhler und die Kanzlei des Ftihrers der NSDAP. Beispiel einer Sonderverwaltung im Dritten Reich, in：Die-ter Rebentisch/Karl Teppe（Hrsg.）：Verwaltung contra Menschenfüh-rung im Staat Hiders.Studien zum politisch administrativen System, Göttingen 1986，S.208-236.

ders.：The Nazi Parry and the Third Reich.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the One-Party State, in：ders.（Hrsg.）：Government, Party and People in Nazi Germany，2.Aufl.，Exeter 1981，S.11-33.

Orth, Karin：Das Syste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ine politische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Hamburg 1999.

dies.：Die»Konzentrationslager SS«. Sozialstrukturelle Analysen und biographische Studien ej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Funktionselite, Phil.Diss.，Hamburg 1997

Padover, Saul K.：Lügendetektor.Vernehmungen im besiegten Deutsch-land 1944/43，Frankfurt am Main 1999.

Petropoulos, Jonathan：Kunstraub und Sammelwahn. Kunst und 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99.

Pohl, Dieter：Die Ermordung der Juden im Generalgouvernement, in：Ulrich Herbert（Hrsg.）：Nationalsozialistische Vernichtungspolitik 1939-1945. Neuere Forschungen und Kontroversen, Frankfurt am Main 1998，S.98-121.

ders.：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n Ostgalizien. Organisa-tion und Durchführung eines staatlichen Massenverbrechens, Mün-chen 1996.

Der Prozeß gegen die Hanptkriegsverbrecher vor dcm Internationalen Militärgerichtshof，42 Bde.，Nürnberg 1947-1949.

Prinz, Michael/Zitelmann, Ruiner（Hrsg.），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 Darmstadt 1991.

Radtke-Delacor, Anne：Die wirtschaftlicben Aktivitäten Alfred Toepfers in Frankreich 1943/44：Die Firma Stahlberg&Co.（Hamburg/Pa-ris），unveröff.Ms.，1999.

Rebentisch, Dieter：Führerstaat und Verwalt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Stuttgart 1989.

Reich-Ranicki, Marcel：Mein Leben, Stuttgart 1999.

Reichmann, Hans：Deutscher Bürger und verfolgter Jude.November-pogrom und KZ Sachsenhausen 1937 bis 1939，bearb, von Michael Wildt（Biographische Quellen zur Zeitgeschichte, Bd.21），München 1998.

Reichskanzlei（Hrsg.）：Reden des Führers 1933-1936，o.O.，o.J.

Rückerl, Adalbert（Hrsg.）：Nationalsozialistische Vemichtungslager im Spiegel deutscher Strafprozesse.Belzec, Sobibor, Treblinka, Chelm-no，2.Aufl.，München 1978.

Sandkiihler, Thomas：»Endlösung«in Galizien.Der Judenmord in Ost-polen und die Rettungsinitiativen von Berthold Beitz 1941-1944，Bonn 1996.

Scheffier, Wolfgang：Zur Praxis der SS-und Polizeigerichtsbarkeit im Dritten Reich, in：Klassenjustiz und Pluralismus. Festschrift für Ernst Fraenkel zum 75.Geburtstag, Hamburg 1973，S.224-236.

Schenk, Dieter：Hitlers Mann in Danzig. Gauleiter Forster und die NS-Verbrecben in Danzig-Westpreußen, Bonn 2000.

Schirach, Henriette yon：Der Preis der Herrlichkeit. Erlebte Zeitge-schichte, München, Berlin 1975.

Schlösser, Susanne：»Was sich in den Weg stellt, mit Vernichtung schla-gen«.Richard Drauz, NSDAP-Kreisleiter von Heilbronn, in：Michae Kißener/Joachim Scholtyseck（Hrsg.），Die Führer der Provinz.NS-Biographien aus Baden und Württemberg，Konstanz 1994，S. 143 bis 159.

Schmidt, Christoph：Zu den Motiven»alter Kämpfer«in der NSDAP, in：Detlev Peukert/Jürgen Reulecke（Hrsg.），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AII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Wuppertal 1981，S.21-43.

Schmidt, Monika：Arisierungspolitik des Bezirksamtes, in：Metzger, Karl-Heinz u. a.（Hrsg.），Kommunalverwaltung unterm Haken-kreuz.Berlin-Wilmersdorf 1933-1945，Berlin 1992，S.169-228.

Schuller, Wolfgang：Probleme historischer Korruptionsforschung, Der Staat 16（1977），S. 372-392.

Schwarz, Gudrun：Eine Frau an seiner Seite. Ehefrauen in der»SS-Sip-pengemeinschaft, Hamburg 1997.

Segev, Tom：Die Soldaten des Bösen.Zur Geschichte der KZ-Komman-danten, Reinbek 1992.

Selig, Wolfram：Vom Boykott zur Arisierung. Die»Entjudung«der Wirtschaft in München, in：Mensing, Björn/Prinz, Friedrich（Hrsg.）：Irrlicht im leuchtenden München?Der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Hauptstadt der Bewegung«，Regensburg 1991，S.178-202.

Seydelmann, Gertrud：Gefährdete Balance.Ein Leben in Hamburg 1936-1945，Hamburg 1996.

Smelser, Ronald：Robert Ley. Hitlers Mann an der»Arbeitsfront«.Eine Biographic, Paderborn 1989.

Sofsky, Wolfgang：Die Ordnung des Terrors：Das Konzentrationslager, Frankfurt am Main 1997.

Speer, Albert：Erinnerungen, Frankfurt am Main/Berlin 1969.

ders.：»Alles, was ich weiß«.Aus unbekannten Geheimdienstprotokol-len vom Sommer 1945，hrsg.von Ulrich Schlie, München 1999.

Stein, Harry：Juden in Buchenwald 1937-1942，Weimar 1992.

Strasser, Gregor：Kampf um Deutschland. Reden und Aufsätze eines Nationalsozialisten, Mfinchen 1932.

Strauss, Herbert A.：Über dem Abgrund.Eine jüdische Jugend in Deutschland 1918-1943，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1997.

Tec, Nechama：Eine Art Leben. Eine jüdische Kindheit im besetzten Po-len, Hamburg 1998.

Trunk, Isaiah：Judenrat. The Jewish Councils in Eastern Europe under Nazi Occupation, New York 1972.

Tuchel, Johannes：Konzentrationslager.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und Funktion der»Inspektion der Konzentrationslager«1934-1938，Boppard am Rhein 1991.

Ueberschär, Gerd R./Vogel, Winfried：Dienen und Verdienen.Hitlers Geschenke an seine Eli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9.

Umbreit, Hans, Die Deutsche Herrschaft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n 1942-194. 5， in：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512，hrsg.vom Militär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samt, Stuttgart 1999，S.3-272.

Vogelsang, Reinhard：Der Freundeskreis Himmler, Göttingen 1972.

Vorländer, Her wart：Die NSV.Darstellung und Dokumentation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Organisation, Boppard am Rhein 1988.

Vries, Willem de：Sonderstab Musik. Organisierte Plünderungen in Westeuropa 1940-1945，Kö1n 1998.

Walde, Wendel vorm：Die Gladbecker Gemeindeorgane 1933-1939，Ve-stische Zeitschrift, Bd. 84/85（1985/86），S.187-239.

Walden, Hans：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Duvenstedter Brooks, Hamburg 1985.

Weckbecker, Arno：Die Judenverfolgung in Heidelberg 1933-1945，Heidelberg 1985.

Weckbecker, Gert：Zwischen Freispruch und Todesstrafe. Die Recht-sprech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ondergerichte Frankfurt/Main und Bromberg, Baden-Baden 1998.

Weinert, Rainer：»Die Sauberkeit der Verwaltung im Kriege«. Der Rech-nungshof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38-1946，Opladen 1993.

Wewer, Göttrik：Korruption, in：Dieter Nohlen（Hrsg.），Wörterbuch Staat und Politik，2.Aufiage, München 1995.

Wiedemann, Fritz：Der Mann, der Feldherr werden wollte, Velbert 1964.

Wildt, Michael：Da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Radikalisierung und Selbstradikalisierung einer Institution, in：Mittelweg 36，Heft 1/1998，S.33-40.

Witek, Hans：»Arisierungen«in Wien. Aspekte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Enteignungspolitik 1938-1940，in：Talos, Emmerich/Hanisch, Ernst/Neugebauer, Wolfgang（Hrsg.）：NS-Herrschaft in Osterreich 1938 bis 1945，Wien 1988，S.199-216.

Wolff, Paul：Ohne Maske. Ein Tatsachenbericht, Hamburg 1948.

译名对照表

Adler, Hans-Günter汉斯—京特·阿德勒

Ahrens, Georg格奥尔格·阿伦斯

Altenberger, Wilhelm威廉·阿尔滕贝格尔

Alvensleben, Ludolf von鲁道夫·冯·阿尔文斯莱本

Amann, Max马克斯·阿曼

Arendt, Hannah汉娜·阿伦特

Backe, Herbert赫伯特·巴克

Baeck, Leo利奥·贝克

Bauman, Zygmunt齐格蒙·鲍曼

Bayer, Marian马利安·拜尔

Behr（Bürgermeister）贝尔（市长）

Behr, Wilhelm威廉·贝尔

Best, Werner维尔纳·贝斯特

Beyer, Justus尤斯图斯·拜尔

Bittrich, Wilhelm威廉·比特里希

Block（Polizeisekretär）布洛克（警察书记）

Blöcker, Otto奥托·布勒克尔

Bogatsch, Rudolf鲁道夫·博加齐

Böhmker, Hans汉斯·勃姆克

Bohle, Ernst Wilhelm恩斯特·威廉·博勒

Boltz, Werner维尔纳·博尔茨

Boltz, Wilhelm威廉·伯尔茨

Bormann, Martin马丁·鲍曼

Bouhler, Philipp菲利普·布勒

Bourdieu, Pierre皮埃尔·布尔迪厄

Brack, Viktor维克多·布拉克

Brandt, Rudolf鲁道夫·布朗特

Brauchitsch, Walter von瓦尔特·冯·勃劳希契

Brauer, Max马克斯·布劳尔

Braun, Eva爱娃·布劳恩

Breker, Arno阿尔诺·布雷克尔

Brinkmann, Paul A.保罗·A.布林克曼

Brückner, Wilhelm.威廉·布吕克纳

Buch, Walter瓦尔特·布赫

Buchheim, Hans汉斯·布赫海姆

Bücherl, Josef约瑟夫·比歇尔

Bühler, Josef约瑟夫·比勒

Bürckel, Josef约瑟夫·比克尔

Burchard-Motz, Wilhelm威廉·布尔夏德—莫茨

Czartoryska（Familie）恰尔托雷斯基（家族）

Daluege, Kurt库尔特·达吕格

Darré，Richard Walter理夏德·瓦尔特·达雷

Dietrich, Sepp（Joseph）赛普（约瑟夫）·迪特里希

Dohnanyi, Hans von汉斯·冯·多纳尼

Dorn, Fritz弗里茨·多恩

Drauz, Richard理夏德·德劳茨

Dürrig狄里希

Düwel, Wilhelm威廉·迪韦尔

Duncker, Herbert赫伯特·东克尔

Eckardt, Karl卡尔·艾卡特

Eckhoff, Kurt库尔特·埃克霍夫

Eicke, Theodor特奥多尔·艾克

Eidenschink, Georg格奥尔格·艾登申克

Eiffe, Peter Ernst彼得·恩斯特·艾菲尔

Ellerhusen, Paul保罗·埃勒胡森

Epp, Franz Xaver Ritter von弗朗茨·克萨韦尔·艾普骑士

Esch, Erich埃里希·埃施

Eschenburg, Theodor特奥多尔·埃申堡

Esser, Hermann赫尔曼·埃塞尔

Fest, Joachim约阿希姆·费斯特

Fiebelkorn, Adolf阿道夫·菲贝尔科恩

Fiehler, Gerhard格哈德·菲勒尔

Fischböck, Hans汉斯·菲施比克

Fischer, Ludwig路德维希·菲舍尔

Florian, Friedrich Karl弗里德里希·卡尔·弗洛里安

Forster, Albert阿尔伯特·福斯特

Frank, Hans汉斯·弗兰克

Freisler, Oswald奥斯瓦尔德·弗赖斯勒

Freisler, Roland罗兰·弗赖斯勒

Frick, Wilhelm威廉·弗里克

Fricke, Kurt库尔特·弗里克尔

Friedländer, Saul绍尔·弗里德伦德尔

Friedrichs, Helmuth赫尔穆特·弗雷德里克斯

Funk, Walther瓦尔特·丰克

Funk（Amtsgerichtstrat）丰克（地方法官）

Fust, Herbert赫伯特·富斯特

Garbaty, Eugen欧根·加尔巴蒂

Garbaty, Moritz莫里茨·加尔巴蒂

Geiger, Theodor特奥多尔·盖格尔

Geist, Raymond H.雷蒙德·H.盖斯特

Gerlach, Christian克里斯蒂安·格拉赫

Goebbels, Joseph约瑟夫·戈培尔

Goerdeler, Carl卡尔·格德勒

Göring, Hermann赫尔曼·戈林

Göttsche, Claus克劳斯·格特舍

Goltz, Graf Rüdiger von der吕迪格·冯·德·戈尔茨伯爵

Graetz, Franz弗朗茨·格雷茨

Greifelt, Ulrich乌尔里希·格赖菲尔特

Greiser, Arthur阿图尔·格赖泽尔

Grimm,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格林

Grohé，Josef约瑟夫·格罗厄

Grolmann, Wilhlem von威廉·冯·格罗尔曼

Gross, Jan T.简·T.格罗斯

Grützner, Hans汉斯·格吕茨纳

Guderian, Heinz海因茨·古德里安

Gürtner, Franz弗朗茨·居特纳

Haehnelt, Wilhlem威廉·黑内尔特

Haffner, Sebastian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Hau（Oberbaurat）豪（高级建筑顾问）

Heim, Heinrich海因里希·海姆

Heinz（SS-Sturmbannführer）海因茨（党卫军少校）

Helldorff, Wolf Graf Heinrich von沃尔夫·海因里希·冯·赫尔多夫伯爵

Herff, Maximilian von马克西米利安·冯·赫夫

Hermanüssen, Wilhelm威廉·赫尔马尼森

Herz, Charlotte夏洛特·赫兹

Heß，Ilse伊尔莎·赫斯

Heß，Rudolf鲁道夫·赫斯

Heydrich, Reinhard莱因哈特·海德里希

Hierl, Konstantin康斯坦丁·希尔

Hilberg, Raul劳尔·希尔贝格

Hildebrandt,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希尔德布兰特

Hilgenfeldt, Erich埃里希·希尔根菲尔特

Himmler, Heinrich海因里希·希姆莱

Hindenburg, Paul von保罗·冯·兴登堡

Hippler, Fritz弗里茨·希普勒

Hitler, Adolf阿道夫·希特勒

Höfich, Heinrich海因里希·赫夫利希

Hoffmann, Heinrich海因里希·霍夫曼

Holfeld, Günther京特·赫尔菲尔德

Holz, Karl卡尔·霍尔茨

Huntington, Samuel P.塞缪尔·P.亨廷顿

Idinger, Ignaz伊格纳茨·伊丁格尔

Jagschitz, Gerhard格哈德·雅戈希茨

Jakob, Artur阿图尔·雅各布

Jamin, Mathilde马蒂尔德·雅明

Jannings, Emil埃米尔·杰宁斯

Janowsky, Karl卡尔·亚诺夫斯基

Janowsky, Wilhelm威廉·亚诺夫斯基

Jeschonnek, Hans汉斯·耶顺内克

Joël, Günther京特·约埃尔

Jung, Philipp Wilhelm菲利普·威廉·荣格

Kaltenbrunner, Ernst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

Kampe, Werner维尔纳·坎佩

Karl, Anton安东·卡尔

Kaufmann, Karl卡尔·考夫曼

Keitel, Wilhelm威廉·凯特尔

Kerrl, Hans汉斯·凯尔

Kiehn, Fritz弗里茨·基恩

Kiehne, Fritz弗里茨·基纳

Kirchmeyer（Referent）基希迈尔（犹太人事务主管）

Klaveren, Jacob van雅各布·范克拉韦伦

Klemm, Herbert赫伯特·克莱姆

Klopfer, Gerhard格哈德·克洛普弗

Klug, Ulrich乌尔里希·克卢格

Kluge, Hans-Günther汉斯—京特·克卢格

Koch, Erich埃里希·科赫

Koch, Karl卡尔·科赫

Körner, Paul保罗·克尔纳

Kogon, Eugen欧根·科贡

Kraemer, Hans-Peter汉斯—彼得·克雷默

Kranefuß，Fritz弗里茨·克拉纳弗斯

Krogmann, Carl Vincent卡尔·文森特·克罗格曼

Krüger, Friedrich Wilhelm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

Krumme, Werner维尔纳·克鲁默

Kube, Wilhelm威廉·库贝

Künsberg, Eberhard Freiherr von埃伯哈德·冯·君斯贝格男爵

Lahts, Max马克斯·拉茨

Lammers, Hans Heinrich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

Lange, Kurt库尔特·朗格

Lasch, Karl卡尔·拉施

Leeb, Wilhelm Ritter von威廉·冯·里布骑士

Lehr, Robert罗伯特·莱尔

Lettner（Regierungsrat）莱特纳（行政专员）

Ley, Robert罗伯特·莱伊

Lillteicher, Jürgen于尔根·里尔泰谢尔

Lindener, Kurt库尔特·林德纳

Linhardt, Ludwig路德维希·林哈特

Lippert, Julius尤利乌斯·利珀特

Lorenz, Walter瓦尔特·洛伦茨

Lorenz, Werner维尔纳·洛伦茨

Loritz, Hans汉斯·洛里茨

Luber, Georg格奥尔格·卢博

Ludwig, Alfred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

Ludwig, Cordula科尔杜拉·路德维希

Luther, Martin马丁·路德

Lutze, Viktor维克多·卢策

Mähler, Richard理夏德·梅勒

Mahlmeister, Alexander亚历山大·马尔迈斯特

Martin, Benno本诺·马丁

Mason, Timothy蒂莫西·梅森

Meißner, Otto奥托·迈斯纳

Menne, Leo利奥·梅内

Merkl, Peter彼得·默克尔

Meyer, Alfred阿尔弗雷德·迈尔

Mühlmann, Kajetan卡耶坦·米尔曼

Moll, Martin马丁·莫尔

Mommsen, Hans汉斯·蒙森

Morgen, Konrad康拉德·摩根

Moser, Walter瓦尔特·莫泽

Müller（Direktor）米勒（领导人）

Müller, Heinrich海因里希·米勒

Mugler, Franz弗朗茨·穆格勒

Murr, Wilhelm威廉·穆尔

Nacher, Ignaz伊格纳茨·纳赫

Naumann, Werner维尔纳·瑙曼

Noack, Richard理夏德·诺阿克

Nöthling, August奥古斯特·内特林

Nolzen, Armin阿尔敏·诺尔岑

Ohnesorge, Wilhelm威廉·奥内佐格

Orth, Karin卡琳·奥尔特

Padover, Saul K.索尔·K.帕多弗

Peperkorn, Max马克斯·佩波考恩

Peschak（Kreisleiter）佩沙克（县级机关领导人）

Petropoulos, Jonathan乔纳森·彼得罗普洛斯

Pfundtner, Hans汉斯·普丰特纳

Piorkowski, Alex阿历克斯·皮奥尔科夫斯基

Plaut, Max马克斯·普劳特

Pohl, Oswald奥斯瓦尔德·波尔

Porten, Henny汉妮·波滕

Pretzel, Raimund siehe, Haffner, Sebastian雷蒙德·普雷策尔，见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Protze, Karl卡尔·普罗策

Prüfer, Franz弗朗茨·普吕弗

Prützmann, Hans-Adolf汉斯—阿道夫·普吕茨曼

Raeder, Erich埃里希·雷德尔

Rainer,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赖纳

Rath, Ernst vom恩斯特·冯·拉特

Rattenhuber, Hans汉斯·拉滕胡贝尔

Rebitzky, Helmut赫尔穆特·雷比茨基

Reemtsma, Philipp Fürchtegott菲利普·菲希特戈特·雷姆茨马

Reich, Otto奥托·赖希

Reichmann, Hans汉斯·赖希曼

Reichmeister, Dieter von迪特尔·冯·莱希迈斯特

Reinecke, Günter京特·赖内克

Reiner, Alexander亚历山大·赖纳

Reinhardt, Fritz弗里茨·莱因哈特

Reinhardt, Max马克斯·莱因哈特

Remitz, Baron Gustav古斯塔夫·雷米茨伯爵

Ribbentrop, Joachim von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Richter, Benno本诺·里希特

Ried, Hermann赫尔曼·里德

Rissel里赛尔

Rohrbach, Rudolf鲁道夫·罗尔巴赫

Rosencrantz, Helmuth赫尔穆特·罗森克兰茨

Rüsch, Karl卡尔·吕施

Rust, Bernhard伯恩哈德·鲁斯特

Sauckel, Fritz弗里茨·绍克尔

Sauthmann, Karl卡尔·绍特曼

Schallert, Willibald维利巴尔德·沙勒特

Schaub, Julius尤利乌斯·绍布

Scheel, Gustav Adolf古斯塔夫·阿道夫·谢尔

Scheiermann（Direktor）沙伊尔曼（经理）

Schemm, Hans汉斯·谢穆

Schirach, Baldur von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Schirach, Henriette von亨丽埃特·冯·席拉赫

Schlabrendorff, Fabian von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

Schlegelberger, Franz弗朗茨·施勒格贝格尔

Schmeller, Max马克斯·施梅勒

Schmid, Carl Christian Friedrich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密特

Schmidt, Christoph克里斯托弗·施密特

Schmitt, Kurt库尔特·施密特

Schmitt, Wilhelm威廉·施密特

Schöner, Paul保罗·舍纳

Schröder, Kurt Freiherr von库尔特·冯·施罗德男爵

Schröder, Walther瓦尔特·施罗德

Schrott, Ludwig路德维希·施罗特

Schülbe, Otto奥托·舒尔伯

Schulenburg, Fritz-Dietlof Graf von der弗里茨—迪特罗夫·冯·德·舒伦堡

Schuller, Wolfgang沃尔夫冈·舒勒

Schulz, Herbert赫伯特·舒尔茨

Schulz, Karl卡尔·舒尔茨

Schwarz, Franz Xaver弗朗茨·克萨韦尔·施瓦茨

Schwarzenbrunner施瓦岑布伦纳

Schwerin von Krosigk, Lutz鲁茨·什未林·冯·克罗西克

Schwidewsky, Berthold John贝托尔德·约翰·施维德斯基

Seyß-Inquart, Artur阿图尔·赛斯—英夸特

Siebert, Ludwig路德维希·西伯特

Sieh, Wilhelm威廉·西

Smelser, Ronald罗纳尔德·斯迈尔泽

Sofsky, Wolfgang沃尔夫冈·索夫斯基

Sonnemann, Emmy埃米·松内曼

Speer, Albert阿尔伯特·施佩尔

Spiewok, Karl卡尔·施皮沃克

Sprenger, Jakob雅各布·施普伦格

Stabenow, Kurt库尔特·施塔贝诺

Staege, Georg格奥尔格·施特格

Stanik,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施塔尼克

Stegemann, Hermann赫尔曼·施特格曼

Stengel, Emil埃米尔·施腾格尔

Strasser, Gregor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

Strauss, Erika艾丽卡·施特劳斯

Streckenbach, Bruno布鲁诺·施特赖肯巴赫

Streicher, Julius尤利乌斯·施特莱彻

Stuckart, Wilhelm威廉·施图卡特

Stübs, Gerhard格哈德·施蒂比斯

Tamaschke, Günther京特·塔马希克

Tegeler, Wilhelm威廉·特格勒

Terboven, Josef约瑟夫·特博文

Thierack, Otto Georg奥托·格奥尔格·狄拉克

Thomas, Max马克斯·托马斯

Thorak, Josef约瑟夫·图拉克

Todt, Fritz弗里茨·托特

Trunk, Isaiah以赛亚·特伦克

Veltjens, Joseph约瑟夫·维尔秦斯

Vöge, Waldemar瓦尔德玛·弗格

Wachholz瓦赫霍尔茨

Wächter, Werner维尔纳·韦希特尔

Wagener, Otto奥托·瓦格纳

Wagenführ, Hans汉斯·瓦根菲尔

Wagner, Joseph约瑟夫·瓦格纳

Wagner, Robert罗伯特·瓦格纳

Waldeck-Pyrmont, Josias Georg Wilhelm Adolf Erbprinz zu瓦尔德克—皮尔蒙特世子约西亚斯·格奥尔格·威廉·阿道夫

Weber, Christian克里斯蒂安·韦伯

Weber, Max马克斯·韦伯

Wegner, Hans汉斯·魏格纳

Weinert, Rainer赖纳·韦纳特

Weinrich, Karl卡尔·魏因里希

Weiß，Emil埃米尔·魏斯

Weitzel, Fritz弗里茨·魏策尔

Werner, Ferdinand斐迪南·维尔纳

Wiedemann, Fritz弗里茨·维德曼

Wolff, Karl卡尔·沃尔夫

Wolff, Paul保罗·沃尔夫

Wulff, Erich埃里希·武尔夫

Wulff, Ernst恩斯特·武尔夫

[1]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A Social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1933-1945.New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71，p.90.

[2]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94.

[3]Edward C.Banfeld，“Corruption as a Feature of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8（December 1975）：587—605.

[4]Robert Klitgaard, Controlling Corruption.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x.

[5]Robert Klitgaard, Controlling Corruption, p.69.

[6]Robert Klitgaard, Controlling Corruption, p.69.

[7]Robert Klitgaard, Controlling Corruption, p.70.

[8]Robert Klitgaard, Controlling Corruption, p.73.

[9]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91.

[10]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91.

[11]奥革阿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埃利斯国王，太阳神赫利俄斯之子，拥有大批牲畜。欧律斯透斯要求赫拉克勒斯完成的十二项功绩之一就是在一天之内清理奥革阿斯的牲口圈，奥革阿斯也答应将他牲畜的十分之一作为报酬送给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挖掘沟渠，将阿尔普斯河和佩纽斯河（一说是两者之一）的河水引来，冲洗牲口圈，完成了任务。奥革阿斯反悔，拒绝给赫拉克勒斯牲畜，于是赫拉克勒斯杀死了奥革阿斯及其儿子们。因传说奥革阿斯的牛圈三十年从未打扫，污秽不堪，所以在西方常以“奥革阿斯的牛圈”来形容“最肮脏的地方或者积累成堆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注）。

[12]弗利克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的重大政治丑闻。弗利克公司向各个政党秘密献金，企图“改变德国的政治面貌”。当时的经济部长奥托·兰布斯多夫被指控收受弗利克公司的贿赂，引咎辞职。

[13]巴马特案是1924至1925年在魏玛共和国爆发的政治丑闻。犹太商人尤利乌斯·巴马特通过贿赂等手段操纵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很多高官以及商界人士，最后被揭露。德国的右派，包括当时年轻的纳粹党，都借此大做文章，指控腐朽的魏玛共和国政府与犹太人勾结。

[14]斯科拉雷克案是1929年在魏玛共和国发生的丑闻。斯科拉雷克三兄弟是柏林的服装商人，他们的假账案件东窗事发后牵扯进了很多官员。很多政党，包括共产党组织，都收受过他们的政治贿赂。

[15]库斯提克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犹太商人，他与政府官员结党营私，是当时影响很恶劣的丑闻。

[16]血章是希特勒于1933年11月9日（啤酒馆政变十周年纪念日）向仍然在世的啤酒馆政变参与者发放的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们。后来，血章也向未参加啤酒馆政变的老资格党员和有卓越贡献的党员发放。

[17]钢盔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右翼准军事组织，后来被纳粹党吸纳。

[18]即奥地利。从1918年3月德奥合并至1939年，其仍然保留“奥地利”的名称，随后改称“奥斯特马克”至1942年，最后改称“阿尔卑斯与多瑙帝国行省”。德文中“奥地利”有“东方帝国”的意思，“奥斯特马克”的字面意思是“东方边疆区”。

[19]地方自治会（Provinzialverband）是历史上普鲁士各省的一种类似于议会的团体，由地方上的代表组成，接受政府的领导，负责交通、经济、社会福利、文化等事业。1933年12月起，地方自治会的部分权力被转移给了纳粹党任命的省长。

[20]“就业大会战”是纳粹时期的一种说法，指的是通过各种手段（如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地创造就业机会，消灭失业现象。

[21]即弗朗茨·埃尔出版社，是纳粹党的机关出版社。

[22]即国家社会主义企业单位组织（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纳粹党控制的工人组织，类似于工会。

[23]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喜剧形象。福斯塔夫是贪杯又好斗的冒险家和道德败坏的酒色之徒。

[24]纳粹党自1933年10月发起“大杂烩星期日”活动，号召群众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期间每个月有一个星期日只吃“大杂烩”（德国的一道传统菜），将节约下来的钱捐献给“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目的是团结群众、节约脂肪和油类（在当时，这些原材料常需要用外汇进口）并救济贫民。

[25]罗伯特·莱伊是有名的酗酒狂徒。

[26]即纳粹德国的法律工作者联合会。

[27]指来自帝国本土的德国人，相对于来自境外的德裔而言。

[28]戏仿《共产党宣言》的名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9]当时的慕尼黑艺术学院的特奥多尔·凯尔纳教授于1942年设计了一种烛台，上面带有环绕的儿童图案条饰。希姆莱用这种烛台作为礼物，赠送给有第四个孩子出生的党卫军成员。这是为了鼓励生育。

[30]“世子”，原文Erbprinz，是指旧时德国诸侯的继承人，与Kronprinz（国王和皇帝的继承人，即太子）不同。在中国汉朝时期，诸侯王的正式继承人亦称“太子”。汉以后，诸王的正式继承人改称“世子”，与德文的Erbprinz颇为贴切。

[31]纳粹所谓的“驱逐”，其实是指押往集中营。下同。

[32]《冲锋队员》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于1923年创办的反犹宣传报纸，以恶毒攻击犹太人和情色内容著称。它并非纳粹党的官方报纸，而是施特莱彻的私产。施特莱彻是激进的反犹主义者，甚至曾经指责希特勒对犹太人过于宽容。

[33]利奥·贝克（1873—1956），德国犹太教自由派的领导人和当时德国犹太人无可争议的领袖。

[34]恩斯特·爱德华·冯·拉特（1909—1938），德国外交官和驻巴黎使馆的秘书。1938年11月7日，他被一名犹太人暗杀。纳粹党以为拉特复仇为名，掀起了大规模的虐犹打砸抢活动，即所谓“帝国水晶之夜”。

[35]后来被用作纳粹党驻慕尼黑的办公大楼，1945年被摧毁。

[36]帝国保安处（Reichssicherheitsdienst）是负责希特勒及其他要人安全保卫工作的机构，与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务和情报机构党卫军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 der SS，简称SD）不是一回事，规模也比后者小得多。

[37]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为波兰制定的全新的货币，并固定汇率为1帝国马克兑换2兹罗提。

[38]德裔美籍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恩斯特·弗伦克尔（1898—1975）在其1940年在美国首版的研究纳粹德国的名著《双重国家》中提出了“措施国家”和“规则国家”这两个概念。“规则国家”是指依法行事、有既定的方针原则并借此保护私营经济的国家。“措施国家”是指没有长期性原则，而是随着形势变化不断推出应对措施的国家。弗伦克尔认为，纳粹德国是兼有“措施国家”和“规则国家”特征的“双重国家”。

[39]“金雉鸡”是第三帝国时期老百姓对纳粹党高官和高级将领的一种戏谑的称呼，因为他们的制服非常富丽堂皇。

分享译林更多好书：

- 官方微博：﹫译林出版社

-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yilin

- 官方微信：

您有任何意见及建议，欢迎您通过以上方式与我们联系！

版权信息

书  名　现代性与大屠杀

作  者　[英国]鲍曼

译　　者　杨渝东 史建华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80657-315-0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目录

CONTENTS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前言

一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

文明化进程的涵义

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

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

文明化进程的道德后果

二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疏远犹太人的一些独特之处

从基督教世界到现代性中犹太人的不协调

骑跨在屏障之上

三棱镜群体

不协调性的现代层面

无民族的民族

种族主义的现代性

三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从异类恐惧症到种族主义

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种族主义

从排斥到灭绝

展望

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问题

非同寻常的种族灭绝

现代种族灭绝的特性

劳动的等级和功能划分的影响

官僚体系之对象的非人化

官僚体系在大屠杀中的角色

现代防卫的破产

结论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为集体毁灭服务的个人理性

自我保全的理性

结论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具有社会距离功能的非人性

个人自身行动背后的同谋

技术的道德化

自由漂浮的责任

权力的多元主义和良知的权力

罪恶的社会性质

七 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作为道德工厂的社会

大屠杀的挑战

道德的前社会来源

社会接近与道德责任

道德责任的社会压制

距离的社会生产

结束语

八 事后的思考：理性与羞耻

附录 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译后记

注释

返回总目录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L.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G.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 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1] 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2] 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3]。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4] 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 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一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现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产物包括死亡集中营和集中营里束手待毙的人们。

R.鲁本斯坦与J.罗斯，《通往奥斯维辛之路》

对有关文明、现代性与现代文明的社会学理论而言，通过两种方式可以贬低、误解或者轻视大屠杀对它的意义。

一种方式是把大屠杀看做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看做是犹太人历史中的一个事件。这使得大屠杀独一无二，平淡而不具代表性，与社会学也没有什么关系。其中最普通的方式就是将大屠杀说成是欧洲基督徒反犹主义的顶点———反犹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庞大而繁杂的种族或宗教歧视与敌对的目录当中，没有什么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在其他的一切集体敌视中，反犹主义是无与伦比的，这是因为它史无前例的系统性、意识形态的强度、超国家和超地区的蔓延，以及其地方性源泉与世界性支流相汇合的独特性。因此可以说，当大屠杀被定义为反犹主义以别的方式的延续时，大屠杀似乎就是一个“单元素集合”，一个不再重复的片段，这也许对大屠杀所在社会的病症有所诊断，然而却几乎不能增加我们对这个社会正常状态的理解。它也更少地要求对现代性的历史趋势、文明的进程、社会学研究的基本主题的正统理解进行任何有价值的修正。

另一种方式———表面上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但实际上导致了同样的结果———是将大屠杀看做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这当然是一类令人厌恶和让人反感的现象，但我们还能够（而且必须）忍受。我们必须容忍大屠杀，因为它具有回复性和普遍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现代社会过去一直都是、现在也是而且将来还会是一个被设计来压制它，甚至可能彻底扑灭它的组织。因而，在一个所涵甚广，包括了冲突、歧视或者侵略等许多与大屠杀“相似”事件的范畴中，大屠杀被另外算做了一项（不管它多么突出）。往最坏处说，大屠杀牵涉到了人类一种原始的、在文化上无法磨灭的“自然的”禀性———比如洛伦兹 [1] 提出的本能攻击性，或者阿瑟·库斯勒 [2] 提出的不可以用新大脑皮层来控制的大脑中古老并受情感支配的那个部分。[3] 这样，由于致使大屠杀发生的种种因素是前社会的并且不受文化支配的影响，这些因素就被切实地从社会学所关注的领域中排除出去。往最好处说，大屠杀会被置于最可怕和最邪恶的———但仍是理论上可吸收的———种族灭绝中去；否则，大屠杀就会简单地被消融在于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类人种、文化或者种族之间的压迫与迫害当中。[4]

无论选择哪种方法，结果都是一样。大屠杀被搁置到人们熟知的历史之流中：

以这种方式看待大屠杀，再恰当地举一些其他的历史惨剧的例子（宗教改革、对阿尔比派异端 [5] 的血腥大屠杀、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以及英国在布尔战争期间所发明的集中营），就更容易把大屠杀看做是“独特的”———尽管也是合乎常态的。[6]

或者，大屠杀也可以溯源到数百年来在基督教主宰的欧洲那些屡见不鲜的犹太人隔离区、法律歧视、对犹太人的屠杀和迫害记录中———因此大屠杀虽然被当做一种史无前例的恐怖，却是种族和宗教仇恨完全合乎逻辑的产物。无论如何，危害被解除了；确实无需对我们的社会理论作重大的修正；我们对于现代性、对于它尚未揭示出来但却经常存在的潜能和它的历史趋势的看法，也无需另外一种严肃的眼光，因为社会学所积累的方法和概念已经足够对付这个挑战———足以“解释”它、“了解”它、理解它。最终的结果是理论上的沾沾自喜。但是，对于另外一种很好地充当了社会学实践之理论框架和实用正当性（pragmatic legistimation）的对现代社会模式的批评，却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的合理说明。

迄今为止，对于这种自鸣得意、自我陶醉态度的有价值的不满之音大多数发自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社会学家对这些声音却置若罔闻。与历史学家所完成的数量惊人的工作，以及基督教与犹太神学家所做的大量灵魂探索相比，专业社会学家对大屠杀研究的贡献看起来就微不足道。毋庸置疑，迄今为止已经完成的这些社会学研究只是表明，大屠杀对于社会学现状所能说的要多于目前状态下社会学可以为我们增加的大屠杀的知识。而这个令人忧虑的事实并没有被社会学家所重视（做出反应的就更少了）。

也许社会学专业内最杰出的代表E.C.休斯已经就业内人士在对待所谓“大屠杀”事件时，是以何种方式来理解他们的任务的，做了最贴切的表述：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犯下了最大的一桩“卑鄙勾当”。面对这样的事件，要处理的关键问题就在于：（1）那些真正干这件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2）其他的那些“好”人让他们那样做的环境又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更好地了解他们上台掌权的迹象和更好地把他们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方法。[7]

休斯忠实于社会学实践已有的原则，认为问题是去揭示心理—社会因素之间特有的结合，而这些因素很明显是（作为决定性要素）与“卑鄙勾当”的操作者所表现出来的特有行为取向相关联的；还要去探究另外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削弱了其他个体（即使不是即将到来的，也是为人们所期望的）抵御这种取向的能力；最后还要在结果中得到一定量的解释与预测的知识，这些知识将使得掌握它们的人在我们这个理性组织化的世界、这个因果法则和统计概率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可以阻止那些“卑鄙”取向变成现实，阻止它们以实际行为自我表达而带来有害与“卑鄙”的后果。要实现后一个任务，可以应用将我们的社会理性地组织起来，使之变得可操纵、“可控制”的那种行为模式。我们所需要的是运用于社会工程的旧有———且决没有遭怀疑的———行动的更好技术。

到目前为止，对大屠杀研究做出杰出社会学贡献的人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海伦·费恩 [8]，她忠实地遵从休斯的观点。她将研究任务界定为详细说明若干心理的、意识形态的和结构的变量，这些变量是与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各个国家与民族实体里犹太受害人或幸存者的百分比紧密相关的。从所有的正统标准来看，费恩的研究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民族团体的特性、当地反犹主义的强度、犹太人的文化适应和同化的程度以及相应的跨团体凝聚力都被小心翼翼并且很恰当地做了编目，这样可以准确地计算和核实它们的相互关联以得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一些假设的联系被表明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在统计上是无效的；而其他一些规律性则在统计上得到了确认（比方缺乏团结和“人们变得不受道德约束”的可能性之间的关联）。恰恰是因为作者无可挑剔的社会学技巧以及施展运用这些技巧的能力，传统社会学的弱点自然而然地在费恩的书中显露出来。除非修正一些关键而又为人们默认的社会学话语的假设，否则任何人所做的都不会跟费恩已做的一切有什么不同：将大屠杀构想成社会和心理因素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所导致的独特而又完全必然的结果，而这些因素造成了确保人类行为正常的文明化调控的暂时失灵。依照这样一种观点（即使不是明确的也是暗含的），从大屠杀经历中引出的一件铁定不移的事情就是，社会组织对支配前社会或者反社会个体行为的非人性驱力进行了人性化和（或者）理性化（在此这两个概念是同义的）。人类行为中发现的任何道德本能都是社会的产物。一旦社会功能失调，道德本能就会分崩离析。“在社会失范———不受任何社会约束———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无视伤害他人的可能性而做出各种反应。”[9] 这就暗示着有效的社会约束的存在使这种淡漠不可能发生。社会约束的目标———因此还有现代文明的目标，它显然在于将规范的宏图拓展到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领域———是将道德的制约强加在原本就泛滥猖獗的自私自利和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动物性野蛮之上。由于正统社会学是通过一个手工作坊来把握大屠杀的事实的，这个作坊因袭着将正统社会学确立为一门学术性学科的方法论，因此它只能传递出一个更多地与它的假设相关联而不是与“事实真相”相关联的思想：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而不是它的一个产物。

在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有关大屠杀的社会学研究中，内哈马·特克试图探究社会频谱中的对立面：那些救助者———他们不允许“卑鄙勾当”发生，在普遍自私的世界里将他们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受难的他人；简而言之，他们是在非道德环境下坚守道德的人。特克非常忠诚于社会学研究的规则，她力图挖掘出在当时用任何标准衡量都属异常的那些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她将任何一个受人尊敬、学识渊博的社会学家在研究规划中都可能会应用的假说逐一进行了检测。一方面是救助的意愿，另一方面是坚守阶级、教育、宗教派别或者政治立场的各种因素———她计算这两方面之间的相互关联，而最终只是发现不存在任何关联。无法顾及她自己的以及她那些受过社会学训练的读者的期望，特克不得不得出惟一一个说得过去的结论：“这些救助者在以自然的方式行事———他们可以自动地反抗那个时代的恐怖。”[10] 换句话说，这些救助者愿意救助因为这是他们的本性。他们来自“社会结构”的各个角落与各个部门，证明了道德行为存在“社会决定因素”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即便有的话，这种决定因素的作用的表现也只是无法压制救助者对其他处境悲惨的人实施帮助的强烈愿望。因此，特克比大多数社会学家更接近于发现问题的真正要害不在于“对于大屠杀，我们社会学家能说些什么？”，而在于“大屠杀对于我们这些社会学家，还有我们的研究，可以说些什么？”。

既然问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好像是大屠杀的遗产中最为紧迫也最容易的一部分，那么就必须慎重地思考这种必要性的后果。否则，在已有的社会学观点明显破产之后很容易会出现过激的反应。即一旦力图将大屠杀经历包容在社会功能失调的理论框架之中（如现代性无法压制在本质上与之相异的非理性因素，文明的压力无法征服情感和暴力的驱力，社会化进程走岔了道因而无法产生所需量的道德驱力）的希望破灭，人们就容易被诱惑去打开理论困境里“显眼的”那个出口，将大屠杀宣称为现代文明的一个“范式”，是它“自然的”、“正常的”（谁知道呢———或许还可能是普遍的）结果，也是它的“历史趋势”。以这种看法，大屠杀就将被提升到现代性之真相的地位（而不是被当做现代性所包含的一种可能性）———一个被那些受益于“大谎言”的人强加的意识形态陈规浅浅地遮掩着的真相。而在一种荒谬的风气里，这种据说已经提高了大屠杀的历史和理论意义的观点（我们在第四章里将更深入地阐述）只能贬低其重要性，因为种族灭绝营造的恐怖就将在本质上无法与现代社会无疑每天都在产生的———并且是大量产生的———其他劫难区别开来。

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

几年前，《世界报》的一名记者采访了一些遭遇过绑架的受害者。他发现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是那些一同经历过人质磨难的夫妇有高得出奇的离婚率。出于好奇，他进一步研究了那些离异者做出分手决定的原因。大多数的受访人告诉他，在绑架发生之前他们从未想过离婚。但是，在恐怖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他们的眼睛被擦亮了”，“他们在一束新的光亮中看见了他们的伴侣”。平常的好丈夫“被证明是”自私的人，只顾自己的死活；大胆的生意人表现出令人厌恶的怯懦；而足智多谋的“男子汉”

形如土灰，只有为他们即将到来的死亡而哀戚。这个记者自问：这些两面神明显拥有的两面化身中，哪一面是真实的，哪一面又是伪装？他的结论是自己的问题提错了。哪一面也不比另一面“更真实”。这两面都是受害者所一直具有的品性———它们只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环境下显露而已。“好的”一面之所以看起来正常只是因为正常环境使它覆盖于另一面之上。而另一面尽管通常看不见，却总是存在。而这个发现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如果不是绑架者的冒险，这“另一面”将可能永远隐藏下去。那些伴侣们将继续沉浸在他们婚姻的幸福之中，自以为了解他们的配偶，并喜欢他们所了解的配偶，而不知道一些不期而至或者异常的情况可能揭示的那些不讨人喜欢的品质。

我们上面从特克的研究中引述的段落的结尾是这样的：“要不是大屠杀，大多数救助者将继续行进于他们的独立道路之上，一些人从事慈善工作，一些人过着简单而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们是潜在的英雄，常常无法把他们与身旁的人区分开来。”她的研究中一个得到最有力（也是最令人信服的）论证的结论就是，不可能“提前看出”个人为牺牲而做出准备或者个人在灾难面前会表现出懦弱的迹象、征兆或者暗示；也就是说，不可能在要求他们振作起来或者仅仅是“使他们醒悟”的情境之外来判断他们其后的表现。

J.K.罗斯提出了与我们的问题直接相关联的潜在性对现实性（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尚未揭露的状态，后者是前者已经实现———并因此在经验上容易接近———的状态）的问题：

假如纳粹政权当道的话，那么裁定孰是孰非的权威就会发现，在大屠杀中没有自然法受到破坏，也没有犯下任何有悖于上帝和人性的罪恶。虽然应该继续、扩大、还是废止使用奴隶劳动是一个问题。但做出的选择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11]

大屠杀弥散于我们集体记忆中的那种无言恐怖（它时常让人们产生强烈的愿望，不要去面对那场记忆）就是要令人痛苦地去怀疑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或者说我们喜欢这样想）的一个对立面。我们猜想（即使我们拒绝承认），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现在这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或许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它们不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

而我们经常止步于可怕事实的门槛上。因此费恩戈尔德坚持认为大屠杀事件确实是漫长的、从总体上无可指责的现代社会历史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这是一个我们不曾期望也无法预料的事物，就像一个据说已经被驯服了的病毒衍生出新的有害变体那样：

“最终解决” [12]标示出了欧洲工业体系走上歧途的那一点；走到了升华生命这个启蒙运动之夙愿的对立面，这个体系已开始自我损耗。而当初欧洲正是凭借其工业体系以及依附于它的精神才得以统治全世界的。

表面上，统治世界所需要和利用的技术似乎与确保“最终解决”达到效果所需要和利用的技术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然而，费恩戈尔德直面真相：

[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什么两样。在毒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忌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就连整个计划本身也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我们目睹的一切的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 [13]

事实上大屠杀的每一个“因素”———即那些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所有条件———都是正常的；这种“正常”并非人们所熟悉的意思，也不是早就被充分描述、解释和接纳的一大类现象中的又一个标本（恰恰相反，大屠杀的经验是崭新而陌生的）；“正常”所指的是完全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它的指导精神、它的精髓、它内在的世界观等等———“正常”还指追求人类幸福和完美社会的正确方式。用斯蒂尔曼和普法夫的话来说：

流水生产线应用的技术和与之相伴的物质普遍丰富的观念与集中营应用的技术和与之相伴的大量死亡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完全偶然的。我们或许希望能够否认这种联系，但布痕瓦尔德和底特律的里维罗格（River Rouge）一样是属于我们西方的———我们不能把布痕瓦尔德当做是本质上健全的西方世界的一次偶然失常而加以否认。[14]

我们也想起了希尔博格对大屠杀之实施卓越而又具权威性的研究最终得到的结论：“就是说，毁灭机器与有组织的德国社会从整体上说在结构上是没有区别的。从它所扮演的那个特定角色来说，毁灭机器就是组织起来的社群。”[15]

R.L.鲁本斯坦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则可以是大屠杀的终极教训。他写道：“它见证了文明的进步。”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进步。在“最终解决”中，备受我们文明夸耀的工业潜能和技术知识在成功地完成一个史无前例的重要任务时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同样在“最终解决”中，我们的社会向我们展示了其至今无人怀疑的能力。由于我们一直被教育要尊重和崇尚技术效率和认真计划，因此我们只能承认，在赞扬我们的文明所带来的物质进步时，我们已经过分低估了它的真实潜力。

死亡集中营的世界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揭示出犹太教—基督教文明与日俱增的阴暗面。文明意味着奴隶制、战争、剥削和死亡集中营。它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庄严的宗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把文明和野蛮想像成对立面是个错误……当今时代，如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野蛮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有效的管理。它们还没有，同时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6]

希尔博格是历史学家，鲁本斯坦是神学家。而我曾急切地查找社会学家的著作，想在其中找到一些对大屠杀提出的任务的紧迫性有类似察觉的内容；想找到证据以表明跟其他的一些事物一样，大屠杀对作为一项职业和学术知识载体的社会学是一个挑战。而与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所做的工作相比，大多数学院社会学所做的看起来更像是集体忘却和闭眼作瞎。总的来看，大屠杀教训在社会学常识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些常识包括诸如理性压倒情感的益处、理性优越于（还有什么？）非理性行为，或者效率的需求与无可救药地充溢着“人际关系”的道德倾向之间的特有冲突等信念。无论对于这些信念的反对声有多高多刺耳，都无法穿透现有的社会学理论之墙。

我也知道，社会学家，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公然面对大屠杀的史实。1978年当代社会问题研究所召集的“大屠杀之后的西方社会”的座谈会曾提供了这样的一次机会（尽管规模较小）。[17] 在座谈会期间，鲁本斯坦提出了一个富有想像力的、尽管可能过于感情化的尝试，即根据大屠杀的经验来重读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趋势的一些人所皆知的诊断。鲁本斯坦希望发现，是否可以从韦伯所了解、察觉和加以理论化的事物中预见（由韦伯本人和他的读者）到我们知道而韦伯当然不知道的事情，或者至少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他认为他对上述问题已经找到了肯定的答案，或者至少他做出了这样的暗示：在韦伯阐述的现代官僚制度、理性精神、效率原则、科学思维、赋予主观世界以价值等理论中，并没有可以排除纳粹暴行的可能性的机制；而且，在韦伯的理想类型当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将纳粹政权的活动必定地描述成暴行。举个例子来说，“德国的医学界或者技术专家所犯下的罪行没有一件不是秉承了价值具有内在的主观性、科学具有内在的工具性和价值中立这样的观点。”而研究韦伯的著名学者、具有高度威望且当之无愧的社会学家，G.罗斯（Guenther Roth）的不满溢于言表：“我完全不同意鲁本斯坦教授的观点。他发言里的任何一句话我都无法苟同。”或许鲁本斯坦的观点可能会导致对韦伯形象的损害，因而激怒了罗斯（正是在“预期”的观点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损害），他提醒与会人士韦伯是一个拥护宪法并且赞同工人阶级拥有选举权的自由主义者（因此，不应当把他与大屠杀这样可怕的事情联系起来）。但是，他却没有和鲁本斯坦的主张正面交锋。正是如此，他也丧失了一次机会，去认真思考被韦伯界定为现代性之本质特征并对之做出了最有价值的分析的日益增长的理性统治的那些“没有预料到的后果”。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正视社会学传统的经典传承下来的富于启发性的观点的“另一面”；他也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思索，我们的那些令人悲伤的知识（那是经典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是否可以使我们能够以他们的洞见在事物中发现他们虽朦胧感知却无法确知的全部后果。

当然，罗斯并不是惟一一个宁愿以牺牲相反的证据为代价来积极捍卫我们共同传统中的神圣真理的人；这只是因为其他的多数社会学家没有被迫如此直接地来做这样的事情。总的来说，在日常的学术实践中我们没有必要为大屠杀的挑战而感到烦忧。作为一种职业，我们成功得几近于把它给抛到脑后，或者把它搁置在“专业兴趣”的领地，而在这个领地当中它没有可能与学术的主流搭上界。如果完全在社会学的文本中来讨论，那么最佳的情况就是，大屠杀会被视为一种人类内在的、未被驯化的侵略性可能造成的悲剧当中的一个，然后被当做一个借口来宣讲通过增加文明化压力和兴起又一个专家解决问题的热潮以驯服这种侵略性的好处。最坏的情况则是，大屠杀被回忆成犹太人特有的经历，以及犹太人与其仇恨者之间的事情（也就是不受末世论关怀引导的以色列国家的代言人们已经在上面下了很大工夫的一种“私有化”过程）。[18]

这种情况之所以令人担忧并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因为这些职业上的原因———尽管它对于社会学的认识能力和社会学的社会关切度有极大的损害。使这种状况更加让人坐立不安的是我们知道，如果“大屠杀能在其他地方大规模发生，那么它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它包含于人类可能性的范围之中，而不管你喜欢与否，奥斯维辛像人类登上月球一样扩展了全人类的意识领域”[19]。鉴于这样的事实，即让奥斯维辛成为可能的那些社会条件没有一个真正消失了，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消除产生类似于奥斯维辛这种浩劫的可能性和因果律，我们的忧虑是难以平静的；比如L.库佩尔近来还发现：“主权领土国家会以其主权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宣称有权利对在其统治下的民众实施种族灭绝或者有权利参与到种族灭绝的残害之中……而联合国从所有的现实目的考虑，竟对这个权利加以保护。”[20]

大屠杀浩劫事后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在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各种社会原则那些本身尚未引起注意的“其他方面”的可能。这样说来，我认为已经被历史学家全面研究过的大屠杀的历史应当被看做一个社会学的“实验室”。而在“非实验室”的条件下无法被揭示并因此在经验上无法去接近的社会特征已经被大屠杀揭示和验证。换句话说，我打算将大屠杀看成是对现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罕见而又重要并且可靠的检验。

文明化进程的涵义

深深根植于我们西方社会自我意识中的病因学神话（etio-logical myth）实则是一个讲述道德之升华的故事，即人性从前社会的野蛮中浮升起来。这个神话为很多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和历史叙述提供了刺激，带来了声誉，反过来，它也得到它们的广博知识和精妙分析的支持；这种联系最近在大器晚成、一举成名的埃利亚斯提出的“文明的进程”中有所阐述；而当代社会学理论家相反的观点[比如对各色各样的文明进程的彻底分析，可见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历史比较研究、吉登斯的理论综合研究]则强调武装暴力的增强和强制的不加限制使用是现代文明出现和巩固的最关键特征；而这些观点远远不能将病因学神话从公众意识中赶走，甚至无法将它从关于学术的广泛民间看法中赶走。总的来说，普通人的观点不喜欢任何对病因学神话的挑战。而且，这种抵制得到了一些备受尊崇的学术观点的支持，这其中包括了这样一些强有力的权威：历史中理性战胜迷信的“辉格党人的观点”，韦伯提出的以更少的代价换取更大的收益的理性化观点，精神分析要去揭示、挖掘和驯化人类兽性的许诺，马克思关于人类一旦从目前日益衰弱的狭隘性中解放出来就能完全掌握生命和历史的伟大预言，埃利亚斯将近代历史描绘成从日常生活中驱逐暴力的历史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专家们众口一词地要我们相信人类的问题是错误政策的结果，而一旦政策正确了就可以消灭这种问题。屹立在这种结合之后的是现代“园艺”国家观，将它所统治的社会看做是设计、培植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

从这个早就在我们时代的常识中僵化的神话来看，大屠杀只能被理解为文明（即人类有目的的、受理性支配的活动）无法将自然留在人身上的任何不良的、与生俱来的癖好包容在内的结果。很显然霍布斯的世界还没有被完全束缚，霍布斯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换句话说，至今我们的确还不够文明。未完成的文明化进程还有待于画上句号。如果说集体屠杀的教训确实让我们明白了一些事情的话，那就是：防止野蛮行为一次一次地发生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文明化成就。在这个教训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质疑这种成就在未来的作用和最终的结果。我们肯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或许我们的速度还不够快。

随着大屠杀的全景显现于历史研究之中，它的另外一种可能更可信一些的解释也同样如此，在这种解释中大屠杀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揭示了当人的本性（厌憎杀戮、不倾向于暴力、害怕负罪感、害怕对不道德行为负责）遭遇到文明的产物当中最备受珍视的实际效率，即遭遇到其技术、选择的理性标准、思想和行动服从于经济与效能的倾向的时候，就暴露出了它的不足与脆弱。大屠杀中的霍布斯世界被非理性情感的喧嚣重新唤醒，而并非只是在它过于狭窄的墓穴中探了探头。它坐在一辆工厂生产的汽车中（一种霍布斯会坚决予以否定的可怕的造型）到来，配备着只有最先进的科学可以提供的武器，走的路线也出自有着科学管理的组织的设计。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像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像。“纳粹分子集体屠杀欧洲犹太人不仅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而且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21] 只要考虑一下，究竟是什么使得大屠杀在标记着人类物种之历史进程的众多集体屠杀中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现象就可以了。

行政部门将它稳妥的计划和官僚体系的彻底性融入了其他的等级体系中。从军队中，毁灭机器获得了其军事上的精确、纪律和冷酷。工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会计、节约、废物利用以及屠杀中心等类似于工厂的效率。最后，纳粹党为整个机器配置了一种“理想主义”、一种“使命”感和正在创造历史的观念……

实际上有组织的社会的角色很特殊。尽管极大程度地被卷入到了集体屠杀之中，这个官僚机器之庞然大物仍然注重正确的官僚程序、精确定义中的细微之处、官僚约束的细枝末节和对法律的遵从。[22]

纳粹党卫军总部负责屠杀欧洲犹太人的部门被正式命名为管理与经济厅（the Section of Administration and Economy）。这只能说部分地是一个谎言；它只有参考用来蒙蔽偶尔前来的观察员以及不很坚决的刽子手的臭名远扬的“说话规矩”才能被理解。这项命名远远不止达到了安抚的作用，它还充分反映了行为的组织意义。除了其目标在道德上令人厌恶（或者，精确地说是引起极大规模的道德反感）以外，这种行为在任何正式的意义（只可以用官僚制度语言表述的意义）上与“普通的”管理和经济部门设计、指导和监督所有其他有组织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区别。跟官僚体系的理性所能控制的所有其他行动一样，它非常适合于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管理的冷静描述：

准确、快速、清楚、了解文件、持续、谨慎、一致、严格服从、减少摩擦、降低物质和人的消耗———这些在严格的官僚制度管理当中都被提升到了最优状态……最重要的是，官僚制度化为贯彻实施根据纯客观考虑而制定的专业化管理职能原则提供了最佳的可能……事务的“客观”完结主要意味着事务根据计算法则并且“无视人的因素”所获得的完结。[23]

在这个描述中，不存在任何东西可以解答对大屠杀的官僚制度的界定的质疑。在此界定中大屠杀要么被看做是对真理的一次简单歪曲，要么被看做是犬儒主义的一个特别残暴的表现形式。

但是，大屠杀之所以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官僚制度的理性化模式是如此关键，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因为它提醒了我们（好像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提醒）官僚制度对于效率的追求是多么刻板和在道德上是多么盲目。即使我们全然理解了这史无前例的集体屠杀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依赖于已充分发展并根深蒂固的精密而准确的劳动分工的技巧与习惯，依赖于命令和信息保持畅达无碍，或者依赖于自发而又互为补充的非个人的协调行动：简言之，依赖于在办公室氛围里生长得最为枝繁叶茂的那些技巧与习惯，大屠杀的意义也不会得到全面的表述。一旦我们意识到了“最终解决”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是官僚制度文化的一个产物，那么大屠杀投射在我们对官僚制度之理性的理解上的光芒就是最熠熠动人的了。

我们要感谢卡尔·斯莱纳尔 [24] 提出了从身体上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曲折道路的概念：这条路既不是一个疯狂的恶魔单独构思出来的，也不是在“解决问题过程”的开始由那些煽动思想情绪的头目们做出的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相反，它是慢慢地显露出来的，在每一个阶段指向一个不同的目标，针对新的危机发生变化，并且带着“见桥则过桥”的哲学向前迈进。斯莱纳尔的概念最好地概括了大屠杀的历史研究中“功能主义”学派的成果（功能主义者的力量在最近几年内迅速积聚，而放弃了“意向主义”，意向主义也发现越来越难以维护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对大屠杀寻求单一原因的解释———这也就是说，这种解释将种族灭绝归因于它从未有过的一种动机性逻辑和一种一致性）。

功能主义者的研究结果认为，“希特勒为纳粹主义确定的目标是：‘除掉犹太人，最重要的是要制造出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疆域，也就是说，对犹太人进行清洗。’———但是没有明确说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25] 一旦目标已经确定，一切都将按照韦伯以其惯有的清晰思路所说的那样进行下去：“‘玩弄政治的能手’会发现在面对行政管理部门那些训练有素的官员时，他们不是处于‘专家’的位置，相反是处于一个‘外行’的位置。”[26] 目标一定要实现；至于如何实现，则取决于环境，而这又通常由“专家”根据可行性观点和根据行动的其他选择的成本做出判断。因此将德国犹太人迁移出去被首选为实现希特勒目标的实际解决办法；如果别国能更加友善地对待犹太难民，那么德国就将成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艾希曼 [27] 因快速而顺畅地把奥地利犹太人大规模地迁出而第一次受到了嘉奖。但在这之后，纳粹统治的地域开始膨胀。起初，纳粹官僚体系将征服和掠夺准殖民地看做是充分完成元首命令的绝好机会：波兰被占地政府似乎为仍然居住在注定要纯化人种的德国领土内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个颇受欢迎的排放地。纳粹在尼斯科地区，即前波兰被占领土的中心地区，为未来的“犹太人王国”划出了一块隔离的保留地。但是，这也意味着给德国官僚机构又增加了管理前波兰反抗地区的负担：而它为了管理本国的犹太人已经不堪重负了。因此，艾希曼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策划他的马达加斯加方案：随着法国的战败，它遥远的殖民地就可以转化成在欧洲没有落实的犹太人王国。但是，这个方案被证明同样行不通，想想那迢迢的路途，必要的船载量，以及公海上英国海军的出没。而与此同时，随着德国占领地的扩张，在其管辖范围下的犹太人数目也相应地不断增加。一个德国统治的欧洲（而不是简单的“重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看起来是一个越来越伸手可及的梦想。千年德意志帝国逐渐地也是残酷地，而且是更为独特地凸显出一个德国统治下的欧洲的形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的目标只能跟在这个进程的后面。而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地扩展为没有犹太人的欧洲的目标。这么大规模的野心就算行得通，也是无法通过马达加斯加方案来满足的[尽管根据杰克尔（Eberhard Jackel）所说，有证据证明在1941年7月，就是当希特勒希望在几周之内打败苏联的时候，俄国的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一线以外的广大地域被视为排放居住在德国统治的统一欧洲里的所有犹太人的最终地区]。由于在俄国受挫而难以将计划落实，同时其他的解决方案又无法跟上日益发展的问题，希姆莱在1941年10月1日命令停止所有进一步迁移犹太人的行动。“清除犹太人”的任务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更有效的实施办法：针对最初的和新近又有所扩大的目的，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被选作最可行、最有效的方式。剩下的就是国家官僚体系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问题了；也就是要周密计划、设计合适的技术和设备、制定预算、计算和动用必要的资源等：说白了，都是官僚体系平淡无奇的例行行动。

这样，从对“通往奥斯维辛的曲折道路”的分析中得到的最让人不安的教训就是———在最后的办法中———选择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作为完成清除任务的正确方式是官僚体制的例行程序的产物：这些程序包括手段—目标计算、平衡预算、普遍规则的运用。如果说得更尖锐一点———这个选择就是当连续不断的问题涌现在变动的环境中时，最急切地想去找到一个理性解决方案的结果。它也受到了被广泛提及的官僚体制的目标替代趋势的影响———在所有官僚体系中跟它们的例行化行动一样正常的一种折磨。担负了各种专门任务的下级官员的出现导致了进一步的行动，使原初的目标继续扩张。专家技术再次展示了它的自我推动能力（self-propelling）、它扩张和丰富提供其自身存在理由的目标的倾向。

仅仅是犹太人专家的存在就给纳粹的犹太政策注入了一定的官僚制度的动力。甚至在驱逐出境和集体屠杀过程中的1942年，还颁发了禁止犹太人豢养宠物、禁止雅利安人为他们理发、禁止他们接受德国的体育勋章的法令!这无需自上而下的命令，而只需要这项工作自身的存在来表明那些犹太人专家们跟上了歧视措施的进展。[28]

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无论在哪个阶段“最终解决”都不与理性地追求高效和最佳目标的实现相冲突。相反，它肇始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关怀，并由一个忠实于它的形式和目的的官僚体系造就而成。我们知道许多离种族灭绝相去不远的残杀、屠杀和集体屠杀，它们都是在没有现代官僚体系以及它所掌握的现代技能和技术以及内部管理的科学性原则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如果没有这种官僚体系的话，大屠杀是无法想像的。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

但这并不表明大屠杀事件是由现代官僚体系或者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文化所决定的；更不是说，现代官僚体系一定会导致大屠杀之类的现象。不过，我确实认为单单工具理性的规则无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那些规则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社会工程”采取的大屠杀式的手段视为不适当，或者将在它们作用下的行动视为非理性而加以摈弃。进一步说，我认为官僚制度文化是大屠杀主张得以构思，缓慢而持续地发展，并最终得以实现的特定环境；它促使我们将社会视为管理的一个对象，视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一个集合，视为需要被“控制”、“掌握”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一种“性质”，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的来说就是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一种园艺形态，将植物划分成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应当被刈除的杂草）。我还认为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地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增长与现代官僚体系将无数道德个体追逐任何一种结果（包括不道德结果在内）的行为协调一致的能力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偶然的关系。

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

艾希曼的辩护律师塞瓦提斯博士在耶路撒冷总结陈词时尖锐地指出：“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如果他赢了，他将获得勋章；如果他输了，他就得上绞刑架。”这句话明显的意思———当然是这个世纪当中完全不乏震动效应的观点里面最尖锐的一个———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当然它也许确实是正确的。但是这句话还有另一层含义，这层含义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却满含讥讽并更令人担忧，那就是，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同战胜方的所作所为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行为没有了内在的道德价值。那么他们两方本质上都不是不道德的。道德评价外在于行动本身，不是由引导和塑造行动自身的那些标准来做出裁定的。

塞瓦提斯博士话里的含义非常令人担忧的是———一旦把它从说这话的情境中拿出来，并放在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一般条件下来思考———它与社会学一直所讲的东西没有什么截然的区别；或者说，实际上与很少受到质问也更少受到指责的对于我们这个现代理性社会的共同意识是没有区别的。准确地说，塞瓦提斯博士的话正是因此而令人惊悚的。它揭示了我们一直想回避的一个事实：只要值得怀疑的常识性事实被确定无疑地接受了，那么社会学就没有合理的方法将艾希曼的例子弃之不用。

时值今日，有一点已经成为常识，即将大屠杀解释为天生罪犯、虐待狂、精神病人、社会异端或者其他道德上有缺陷的个体所犯下的一次罪行的最初企图，并没有从事实当中得到任何确认。历史学研究对它们的驳斥到今天也成了定案。克雷恩和拉波波特对历史思考目前的趋势做了适当的概括：

以通常的诊断标准来衡量，只有百分之十的纳粹党卫军可以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个观点符合大多数幸存者提供的证词的总的倾向，他们认为在大多数集中营里通常只有一个或最多几个纳粹党卫军因为他们的虐待性残暴丧心病狂地发作而人所皆知。其他一些人也并不总是举止得体，但至少他们的行为在犯人看来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的看法是，绝大多数的纳粹党卫军士兵，无论将领还是普通士兵都能轻而易举地通过一般对美国新兵和堪萨斯州警察进行的心理测试。[29]

进行屠杀的刽子手大多数都是正常人，不管已经有的精神检测之网多么牢密，他们也能顺畅地通过，这在道德上是令人烦忧的。在理论上这也是令人费解的，尤其是把这一点与协调这些正常个体的行为去从事一项种族灭绝事业的组织结构的“正常性”结合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即使发现对大屠杀负有责任的机构是有罪的，在通常的社会学意义上也不能说是病态的或者是失常的。现在我们知道其行动被这些机构制度化了的那些人并没有偏离既定的正常标准。这样，就有了那么一点微弱的可能，可以带着运用了新知识而变得尖锐的眼光去观察据说已经被完全理解了的现代理性行为的正常模式。我们期望正是从这些模式当中能够挖掘出在大屠杀时期如此戏剧性地显露出来的可能性。

在汉娜·阿伦特一段有名的话中，“最终解决”的发起者碰到（也可以说令人惊奇地成功解决了）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动物性的同情，这是所有的正常人在看到肉体折磨时都会产生的”[30]。我们知道那些加入最直接地参与集体屠杀事务的组织的人，既不异常地具有虐待性也不异常地狂热。我们可以假设，他们都本能地反对身体折磨的痛苦，当然也就更加普遍地反对攫取生命。我们甚至还知道，例如，在招募特别行动队成员和其他同样与真实的屠杀现场接近的人时，也会格外小心地清除———禁止或开除———所有异常急切的、性情中的、意识形态立场过于狂热的人。我们知道个人的积极性不受鼓励，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使得整个任务公事公办中去，并使之严格地居于非个人的框架之中。个人获利和个人动机一般而言是要受到责难和惩罚的。不是听从命令并且以一种组织的形式来杀人，而是出自欲望或者高兴而杀人，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至少在原则上会）招致审讯和判刑。希姆莱也曾多次对他众多的、终日参与惨无人道行径的下属们维持心智健全和坚守道德标准表示了深切的，而且完全可能是真心的关注；他也对在他的信仰中，心智与道德经检验都未受到损伤而表示自豪。我们再次引用阿伦特的话来说：“纳粹党卫军依据其自身的‘客观性’，与‘情绪化’类型的人，如演奏员（Streicher）之类‘不切实际的傻瓜’，划分了界限，也与条顿日耳曼党的要人保持了距离，这些人表现得好像他们头上有角、身上生有毛皮一样。”[31] 纳粹党卫军头目（似乎是肯定地）依赖于组织惯例而不是个人热情，依赖于纪律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沉迷。对血腥任务的忠诚就是———也确实是———对组织的忠诚的一个衍生物。

通过释放其他基本的动物本能是无法获得和达到“克服动物性同情”的效果的；而这些本能的释放如果按照组织能力支配的行动来说完全就是功能紊乱。一大群想杀人复仇的个体是无法与一个规模虽小然却纪律严明、严密协作的官僚体系所产生的效果相匹敌的。因此杀害的本能是否确实曾在成千上万普通职员和专家的内心中出现根本就无法弄清，而仅仅就大屠杀这项事务的规模而言，这些人无法不在行动的不同阶段中被卷入进来。用希尔博格的话来说：

德国的刽子手并非德国人中的特别一类……我们知道，管理计划、司法结构和预算系统的特性排除了将全部人员进行特殊选择和特殊训练的可能。秩序警察部门（the Order Police）的任何一员都可能成为一个犹太人隔离区或者一列火车上的警卫。帝国安全总局的每一个律师都被认为胜任领导机动屠杀机构；每一个经济管理总局的财政专家被派往死亡集中营服务都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所有必需的行动都是通过周围随手可得的任何类型的

人来完成的。[32]

那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是如何转变为德国集体罪行中的刽子手的？凯尔曼认为，反对暴行的道德自抑（moral inhibitions）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这三种条件无论单独出现还是放到一起都会起作用：暴力被赋予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利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行动被例行化了（通过规章约束的实践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33] 我们将单独说明第三个条件。而前两个条件听起来异常的熟悉。它们在现代社会大多数代表性机构普遍应用的理性行动原则当中被反复地详细说明。

跟我们的问题联系得最为紧密的第一个原则是组织纪律的原则；更确切来说，要求服从上级的指令而排除所有其他的对行动的刺激，要求献身组织福利，这些要求由上级命令来使之明确，高于其他一切奉献和承诺。在这些其他的、“外在”的、阻碍奉献精神并因此带有抑制和灭绝标志的影响当中，个人观点和偏好最为突出。纪律的理想旨在与组织的完全认同———这反过来就只意味着要消除个人自己的独立特性和牺牲个人自己的利益（由此可知，这种利益与组织任务不相重合）。在组织的意识形态中，准备做这样一种极端的自我牺牲被表述为一种德行；准确地说，是被表述为注定要取缔其他所有道德需求的德行。因此，用韦伯的名言来说，对这种德行无私地遵从乃是公仆的荣誉：“因为他尽心尽责地执行上级权威下达的命令的能力而被授予公仆的荣誉，就好像这些命令与他自己的信念是一致的。即使当这些指令在公仆看起来似乎是错误的，即使公仆们有所抗议，上级权威仍然会不屑一顾地坚持这些指令。”[34] 对一个公仆来说，这种行为意味着“最高意义上的道德戒律和自我牺牲”。通过荣誉，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惟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有时这种美德在实践中引起的不安可以通过上司坚持他本人对其下属的行为承担所有责任（当然，只要其下属服从他的命令）得到平衡。韦伯在重点强调“领袖独有的个人责任”当中结束了他对公仆荣誉的描述，“这是一种领袖无法也不应该拒绝和转移的责任”。在纽伦堡审判中，当奥伦多夫被迫解释为什么他不从作为个人他不同意其行动的特别行动队的领导职位上退下来时，他精确地申述了这种责任感：如果为了从他所怨恨的责任中解脱而揭发他的部门所做的事情，那将会造成他的部下受到“冤枉的指控”。很显然，奥伦多夫期望他的上司也对他自己保持他对“他的人”所持的家长式的责任：这可以使他从对自己行为的道德衡量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将这种忧虑留给命令他去行动的那些人去思考。“我认为，我处的位置不是去判断他的措施……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我迫使我的道德良知接受我是一个军人的事实，因此我只是庞大国家机器中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齿轮。”[35]

如果弥达斯能够点物成金的话，纳粹党卫军的管理就能将任何进入其轨道的东西———包括其牺牲品———转变成其命令链条中内在的一环，转变为一个有着严厉的纪律约束但免于道德判断的领域。大屠杀是一个综合性的进程。希尔博格注意到，它包括了德国人所做的事以及犹太受害者依据德国人的命令所做的事———他们做出的几近于自暴自弃的贡献。这是刻意设计的、理性地组织的集体屠杀相对于狂乱杀戮的凶残爆发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屠杀中受害者与刽子手之间的合作是难以想像的。受害者与纳粹党卫军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合作是这个设计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是大屠杀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条件。“整个过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犹太人的参与———无论是个人的简单行动还是委员会有组织的行动……德国监管者向犹太委员会索要信息、金钱、劳力或者警察，而委员会每个礼拜的每一天都提供给他们这些东西。”成功地延伸官僚制度的行为规则所取得的令人震惊的效果，伴之以剥夺其他的一般性忠诚和道德动机以包围官僚体系认定的受害者，并借此将他们的技能和劳力应用到毁灭他们自身的任务中去，是通过双重方式达到的（很像在所有其他邪恶或者善良的官僚体系的世俗行动中所达至的）。首先，犹太人隔离区的外部环境得到了精密设计，以致区内领导和居民的所有活动只能对德国人的意图保持客观的发挥“功能”的状态。“设计来维持（犹太人隔离区）生命力的每一项措施都在同时促成德国人的一个目标……犹太人在分配空间或者分发配额中表现出的效率是德国人追求有效的一个延伸。犹太人在课税或劳动利用方面的一丝不苟强化了德国人的严格，甚至犹太人的廉洁也可能成为德国人管理的一个工具。”其次，在通向灭绝之路的每个阶段都特别注意应使受害者处在一种选择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标准或者理性行动有它们的用武之地，在这种状态中理性决定始终与“管理设计”保持一致。“如果德国分阶段地将犹太人驱逐出境，就可以做得特别成功，因为那些留在国内的犹太人就有理由说，为挽救大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还是有必要的。”[36] 事实上，就是那些早已被驱逐出境的人仍然有机会最终表现他们的理性。毒气室被令人迷惑地叫做“浴室”，向那些在拥挤、肮脏、令人窒息的车辆上度过数日的人们发出了一个欢迎的信号。那些早知真相而不抱任何幻想的人仍然有机会在“快速而无痛苦的”死亡与留给不服从者的特别痛苦的死亡之间进行选择。因此，不仅是受害者无力控制的犹太人隔离区环境的外部环节被操纵了，以使得整个犹太人隔离区变成屠杀机器的一段延伸；而且这段延伸中的“工作人员”的理性能力也被用来诱导出由忠诚以及同官僚体系规定的目标合作所激发出的行为。

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试着重新建构“克服动物性同情”的社会机制；这是与天生的道德自抑相悖的行为的社会生产，能够把从任何“正常”意义上说都不是“道德败坏的”人转变成凶手或者屠杀过程中有意识的合作者。然而，大屠杀的经历使得另外一个社会机制也显现出它的轮廓；这种社会机制有着更加邪恶的潜力，使得更大范围内的人被卷入到实施种族灭绝的行动中，而这些人在此过程中从来没有主动地面对艰难的道德选择，也没有主动地面对平息良心内在反抗的需要。从来没有在道德问题上出现过斗争，因为这些行动的道德层面不是一目了然的，或者说因为这些层面有意地杜绝了被发现与被讨论。换句话说，行动的道德特征要么是不可见的，要么就是被精心掩盖了。

再次引用希尔博格的话来说，“必须牢记（种族灭绝的）大多数参与者没有对犹太小孩开枪或者往毒气室倾灌毒气……大多数官僚成员所做的只是起草备忘录、绘制蓝图、电话交谈和参加会议。他们只要坐在他们的桌子旁边就能毁灭整个人类”[37]。他们知道他们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害处的忙碌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吗？———这些知识最多只会存在于他们思想遥不可及的深处。他们的行为和集体屠杀之间的因果联系是难以察觉的。道德谴责几乎不再依附于人的自然禀性，以避免担心无需担心的事情———并因此放弃检视整个因果联系环节直至其最深的一环。要想理解令人惊骇的道德盲视怎么可能发生，想一下这一点是有所启迪的，即为工厂得到了“缓期执行”而喜悦的军工厂工人在对一张新的大额定单感恩戴德的同时，也在为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之间互相杀戮而感到悲戚；或者也可以想一下怎么会有“物价下降”被当做为一个好消息而普遍受到欢迎的同时，“非洲儿童的饥荒”也得到同等普遍并且真诚的惋伤。几年前，约翰·拉赫斯挑出行为的中介（mediation of action，即个人的行为通过另外一个人、一个中间人来表现的现象，这个人“站在我和我的行为中间，使我不可能直接体验到我的行动”）作为现代社会最显著和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意图和实际完成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两者之间的空间里充满了大量的细微行为和不相干的行动者。“中间人”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

结果就是出现了许多没有人去自觉承担的行为。对这些行为是为了他们而做的那些人而言，它们只存在于口头上或者想像当中；他不会承认这些行为是他自己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它们。而另一方面，实际做这些行为的人则会把它们看成别人的行为，而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外来意志的无可指责的工具罢了……

由于对其自身行为缺乏直观的认识，即使最睿智的人也要坠入一个道德空白：抽象的邪恶感既不是一个可靠的向导也不是一个适当的动机……我们不应该对善良人的大量且多数出于无意的残暴感到惊奇……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看到错误的行为或者严重的不公平时却无法辨认出来。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每个人做的都是无害的行为，怎么会产生这些错误行为和不公……要承认谋划或者促成这一切的人和群体常常不存在是困难的。而通过我们行为的遥远结果来判断它们怎样有助于制造痛苦则是更加困难的。[38]

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身体和（或）精神距离的增加超过了道德自抑发挥作用的程度；它抹杀了行为的道德意义，因而预先避免了个人所持的道德正当标准与行为的社会后果不道德性之间的一切冲突。随着大多数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得到了一长串复杂的因果和功能依赖关系的中介，道德困境消失在视野之中，而做进一步检审和有意识道德选择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

同样的效果是（在一个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范围内）通过对受害者本身变得心理盲视而达到的。在对现代战争中人类的代价不断增加负有责任的各种因素当中，这无疑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一个。卡普托注意到，战争的精神实质“似乎就是一个距离和技术的问题。如果你利用精密的武器远距离地把人杀害，你根本不会出现问题”[39]。由于是“远距离地”杀害，残杀与绝对无辜的行为———比如扣动扳机、合上电源开关或者敲击计算机键盘———之间的联系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这是一个单单由结果与其直接起因之间的规模差异就能极大助长的趋势———即一种不一致性，它轻易地否定建立在常识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解）。因此下面的一切都变得可能了：飞行员把炸弹投向广岛或者德累斯顿，在导弹基地分派的任务中表现出色，设计出杀伤力更强的核弹头———并且它们都没有破坏一个人的道德完整，也没有导致接近于任何的道德崩溃（对受害者的盲视，可以说，也是米格拉姆那不太为人所知的实验里的一个重要因素）。知道了看不见受害者所带来的后果，也许就更能够理解大屠杀的技术水平为什么能够不断被提高。在特别行动队行动阶段，被围捕的受害者被带到机枪前面，然后被近距离扫射而死。虽然尽力把武器和被击毙者跌入的壕沟之间的距离拉到最大，但想让射手忽略射击与杀害之间的联系是难上加难。这也是为什么大屠杀的管理者觉得这种方法原始、低效，对刽子手的士气也非常不利。因此他们开始寻求其他的一些屠杀技术———那些能从视觉上将刽子手与他们的受害者分隔开来的技术。寻求获得了成功，发明了起初是流动的、后来变得固定的毒气室；而后者———是纳粹分子来得及发明的最完美的东西———使杀手的角色缩减为从屋顶的孔隙往里倒入满袋“消毒化学剂”的“卫生官”的角色，并且不让他到建筑物的里面去参观。

大屠杀在技术和管理上的成功要部分地归功于娴熟地运用了现代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所提供的“道德催眠药”。其中最显著的两种情况是，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中自然而然地看不见因果关系，以及将行为的有碍观瞻或者道德上丑陋的结果“放远”到行动者看不到的那一点。纳粹分子还特别擅长运用第三种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他们创造的，却被他们完善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这种方法就是使受害者的人性从视野中消失。费恩提出义务范围（universe of obligation）的概念（“一群人彼此之间负有相互保护的义务，此种义务的约束力由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升成为某一至上或神圣的权威之源。”）[40]，费尽周折地来阐明在这种方法令人生畏的后果后面存在着的社会心理因素。“义务范围”指明了道德问题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被询问的社会领域的外部界限。而在界限的另一边，道德戒律不再起约束作用，道德衡量也毫无意义。要想使受害者的人性从视野中消失，只要将他们从义务范围当中驱逐出去就可以了。

在纳粹的世界观里面，以德国公民权利更高的和无可争议的价值来衡量，要将犹太人从义务范围中驱逐出去只要剥夺他们在日耳曼民族和德国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就可以了。用希尔博格的另一段尖锐的话来说：“1933年的年初，当第一名公仆在公务员须知中首次写入‘非雅利安人’的定义时，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就从此注定了。”[41] 但要想得到德国以外的其他欧洲人的合作（或者，仅仅是不采取行动或保持冷漠的态度），这还不够。能让德国纳粹党卫军满意的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对其他国家来说却并非如此，这些国家即使喜欢由欧洲新领袖们提出的观念，但是他们仍然有理由害怕和怨恨这些领袖所宣称的对人类美德的垄断。一旦“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的目标转变成“没有犹太人的欧洲”，那么将犹太人完全非人化就将取代将他们从日耳曼民族中驱逐出去。因此，就有了弗兰克最喜爱的“犹太人和虱子”之间的联系，以及“犹太人问题”在修辞上的变化，从种族自卫的语境变成了语言世界的“自我纯净”和“政治卫生”，再到犹太人聚集区墙外的斑疹伤寒症禁示招贴，最终变成了对德国消毒公司的化学用品生产的指令。

文明化进程的道德后果

尽管文明化进程的其他社会学形象也触手可及，但最普遍（也被广泛认可）的还是这样一种观点：它的两个核心是对非理性以及本质上反社会的驱力的压制，和从社会生活中逐渐且毫不留情地消除暴力（更确切地说：是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将暴力集中，在国家当中暴力就被用来守护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状况）。将两个中心点糅合成一点的就是文明社会观———至少是我们自己的、西方的和现代的形式———首要的是把文明社会看做一种道德力量，看做一种在施加规范性秩序和法制当中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制度体系，而秩序和法制维护了社会和平与个人安全的状况，在前文明化的环境中它们受到的保护是很糟糕的。

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产生误导，但对大屠杀来说，它必然只能看到一个方面。当它想要仔细审视近代历史的重要趋势时，却早早地关上了讨论同样关键的倾向的大门。它把目光集中于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武断地在正常与异常之间划出界限。它通过废除文明中一些具有回复性的因素，错误地认为它们是偶然的和转瞬即逝的，这也就同时掩盖了这些因素的特质中最显著的方面与现代性的规范性假设所具有的惊人的共鸣之处。换句话来说，它使人们不再注意文明化进程另一面的、具有破坏性的潜能的展示，并且有效地把那些坚持现代社会秩序具有双面性的批评家推向了沉默和边缘。

我认为，大屠杀的主要教训是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批评并借此扩展文明化进程的理论模式，以涵盖文明化进程那种降低贬斥社会行动中的道德动机并使之丧失权威的趋向，我们需要斟酌这样的事实，即除其他方面外，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为标准，特别是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早已被认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大屠杀式的现象就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

置身事后，我们再读韦伯时就会发现韦伯对于理性化的条件和机制的阐述揭示了那些重要却被远远低估了的联系。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商业理性行为的条件———比如像人所皆知的家庭和企业的分离，或私人收入和公共财产的分离———共同作为有力的因素在使目的取向的理性行为避免与受其他（根据定义是非理性的）规范控制的过程发生交换中发挥功用，进而使理性行为不受一些在非商业形式中站得住脚的互相帮助、团结、相互尊重等假设的束缚性作用的影响。在现代官僚体系里，理性化趋势这种普遍的成就已经被顺理成章地法律化和制度化。做一次回顾性的重新阅读，我们可以看到使道德保持缄默是理性化趋势主要的关怀；准确一点，是它作为行为的理性协作工具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当它追求以完美的理性方式来解决日常问题的时候，也显示出能够产生大屠杀式解决方式的能力。

沿着上述线索对文明化进程理论的任何重写都必定会包括社会学本身的某种变化。社会学的特性和风格已经被调试得和被它理论化、被它研究的现代社会本身一模一样；社会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致力于与它的研究对象保持一种模仿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对象的形象保持模仿的关系，它把这副形象建构和接受为使它的话语得以展开的框架。因此社会学把被想像为其研究对象构成成分的理性行动原则提升为说明自身合理性的标准。它也将不能承认其他任何形式的道德问题提升为自身话语的限定性规则，当然除了那些在公共享有的意识形态中出现的、并由此与社会学的（科学的、理性的）话语不相融的道德问题。诸如“人类生活的圣洁”或者“道德责任”之类的话在社会学研讨会上听起来很怪异，如同它们出现在一个无烟的、经过卫生处理的官僚机构办公室里一样。

社会学在它的专业实践中遵循这样的原则，它所要做的无非就是加入到科学文化（the scientific culture）中去。而作为理性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文化不可避免地要被再一次研究。当奥斯维辛制造尸体和处置尸体的问题被阐释为一个“医学问题”时，科学自愿接受的道德沉默毕竟已经展示出了其更少宣传的那些方面。这样也就不得不思考利特尔对现代大学的信任危机提出的警告：“什么样的医学院培养出了门格尔和他的同伴那样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类学系培养出斯特拉斯堡大学‘古遗传研究所’中的那些工作人员？”[42] 不管这一警告是对谁而发的，要想避免认为这些问题只具有历史意义而对它们不屑一顾，只需要看看科林·格雷对当代核军备竞赛背后的动力分析就可以了：“双方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必然要‘竞赛’以减少他们自己的无知（敌人不是苏联的技术，而是吸引科学家注意力的物理学上的未知成果）……受到极大鼓舞、技术过关并且资金充足的科学家研究小组肯定能够提出无穷无尽的新的（或者是精致的）武器方案。”[43]

二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反犹主义和大屠杀之间的因果关系异常明显。欧洲犹太人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实施屠杀的德国人和地方上的帮凶都是对犹太人怀恨在心的人。大屠杀是几个世纪以来宗教、经济、文化和民族仇恨发展史上一个蔚为奇观的顶峰。这就是首先进入脑海的对大屠杀的解释。这似乎“在理”（如果允许一个人沉溺于悖论的话）。不过表面上很明显的因果关系在进一步考查之后就站不住脚了。

幸亏过去几十年内彻底的历史研究，我们才得以知道在纳粹执掌政权之前以及他们的统治得以巩固很久以后，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相当多的欧洲其他国家对犹太人的敌视来说要逊色得多。在魏玛共和国最后为犹太人争取自由的漫漫长路划上句号之前很久很久，全世界的犹太人就已广泛地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宽容的天堂。进入本世纪，德国比当今美国和英国拥有更多的犹太人学者和专业人员。对犹太人的大众仇视既不根深蒂固也不广为传播。也几乎没有爆发过表现这种仇视的公众暴乱，而这在欧洲其他国家却司空见惯。纳粹分子企图通过举办反犹太暴力的公共展出使公众形成普遍的反犹主义，结果却适得其反，遭到了挫败。费恩戈尔德是研究大屠杀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如果我们设计公众的民意调查来衡量反犹主义的强度，“我们有可能发现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厌恶还不及法国人”。[1] 即使在大屠杀过程中，公众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变成积极的力量。最多可以说它间接地有助于大屠杀的执行，因为它引起了大多数德国人的冷漠，使他们在知道了犹太人命运的时候仍带着这种冷漠去对待，或者甘心让自己对之不闻不问。用诺曼·科恩的话来说：“人们不愿意为了犹太人而忙碌。这种普遍的冷漠，这种使他们与犹太人及其命运相分离的心安理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的结果……即犹太人多少有点神秘和危险。”[2] 鲁本斯坦则更进一步，他认为德国人的冷漠———比方说，普通德国人以默认方式所进行的合作———只有当被问及下面这个问题时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是不是大多数的德国人都认为消灭犹太人可以带来利益？”[3] 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已经令人信服地用一些不包括任何对犹太人天性和本质的看法的因素解释了“不抵抗式的合作”。因此，拉奎尔强调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人关心犹太人命运。他们大多数人面临着很多更重要的问题。毕竟大屠杀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话题，思索是无益的，谈论犹太人命运也提不起人的兴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整个那段时期之内都被推到一边，尘封了起来。[4]

用反犹主义来解释大屠杀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反犹主义———宗教的或经济的，文化的或种族的，激烈的或温和的———数千年来一直是个普通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

事实上大屠杀的每一个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与施加在被事先认定为是外来、恶意和危险的群体身上的、无论多血腥的屠杀都没有比较的意义。很显然，由于反犹主义具有永久性和普遍存在性，它无法对大屠杀的独特性做出充分的解释。如果把问题变得更复杂一些，就算反犹主义的存在是反犹太暴力的必要条件，但能否把它看做是其充分条件也不甚明了。科恩认为，一个有组织的“屠杀犹太人的职业”群体（其本身是一个与反犹主义不无联系的现象，但也决不等同于反犹主义）的存在是暴力的物质和操作要素；如果没有这个群体的存在，对犹太人的仇恨无论有多么强烈，也很难迸发成对作为邻里的犹太人的人身攻击。

公众愤怒的自然爆发而形成的屠杀像是一个神话，并且事实上也不存在某个城镇或村庄的居民简单地攻击犹太人并屠杀他们的成例。甚至在中世纪也是这样的……在现代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实际上更低，对有组织群体而言，只有在执行政策和受到某类政府支持的时候，他们才展开有效的行动。[5]

换句话说，笼统地把反犹太暴力，尤其是把独一无二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仇恨的顶峰”、“最猛烈的反犹主义”或者“反犹太公众仇恨的爆发”是苍白无力的，也缺乏坚实的历史或者现实的事实基础。单单反犹主义无法解释大屠杀（更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仇恨本身并不足以成为让人满意的对任何屠杀的解释）。就算反犹主义对大屠杀概念的产生和具体实施起了作用或者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大屠杀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所持的反犹主义与它的执行者、合作者和温顺的目击者所持的反犹主义（如果他们有的话）也应该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所区别。也就是说，要使大屠杀成为可能，无论何种形式的反犹主义也必须与一些特征完全不同的因素相融合。我们要做的不是探究个人心理的奥秘，而是要弄清能够产生这些其他因素的社会与政治机制，并检视这些机制同群际敌对（inter-group antagonisms）的传统混合在一起可能会产生的爆炸性反应。

疏远犹太人的一些独特之处

从“反犹主义”这个术语被提出和被广泛地运用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它都被认为是要用新的术语去力图去把握已经有一段遥远的过去并可追溯到古代的现象。史料证明，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歧视已经在历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而没有断裂。尽管许多有趣的对原始反犹主义观念与实践的研究把历史一直上溯到巴比伦之囚 [6]，但近期历史学家们的共识是反犹主义滥觞于第二圣殿（the Second Temple，公元70年）的毁坏和犹太人大规模迁徙的开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苏联史学家卢瑞雅（Salomo Luria）出版了其富有挑衅性的和颇有争议的关于“异教徒”的反犹主义的研究。）

从语源学的角度说，“反犹主义”并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用语，因为它使它所指示的对象界定不够清晰（总的来说，太宽泛了），并遗漏了实际上它意图分离的真正对象。（纳粹，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执着的反犹主义实践者，对这个词表现出格外的冷静，尤其在战争期间，由于从表面上看这个词的矛头也对准了一些德国最忠诚的盟友，因此从语义上把这个词阐释清楚就变成了带有政治危险的问题。）不过在实际应用中，语义上的争论基本上得以避免，这个概念被准确地指向了它意向中的目标。“反犹主义”代表的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它所指的是犹太人作为一个外来的、敌对的和不受欢迎的群体的概念，以及从这个概念中衍生出来并支持这个概念的实践。

与其他长时间的群际敌对事件相比，反犹主义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包括反犹主义观念与实践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在同等基础上两个相互遭遇的地域性对抗群体之间的关系；恰恰相反，它是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关系，是作为“主人”的群体与生活在它之中并保持了独立认同的较小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正因为保持了独立的认同———作为一个弱小得多的伙伴———这个小群体是明显的敌对成员，是与作为本地人的“我们”相分离的“他们”。这样，反犹主义的对象通常所处的地位是在语义上让人迷惑、在心理上使人焦灼的“内部的外人”（foreigners inside）的地位，因此僭越了一条本应刻画清楚并保持完好、使之不受破坏的非常重要的界线；而反犹主义的强度极有可能与划分界线和定义界线的驱力的迫切与猛烈程度成正比。[7] 于是，反犹主义常常就成为它所激发的维持界线冲动、情感紧张和实践关切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很显然，反犹主义的这种特征与大迁徙现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犹太人的大迁徙又与大多数其他有名的迁移和群体迁居的事件有所不同。犹太人大迁徙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历史时间的绝对跨度，这些独特的“我们中间的外人”经历了这个跨度之后，在历时的连续性和共时的自我认同之双重意义上都仍然保留了他们与他人的分离。因此，不像大多数其他的迁居，对犹太人的存在做出的划清界线的反应有足够的时间去得到积淀，并通过其固有的自我再生产能力使之制度化为条文化仪式，而这种仪式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分离的韧性。犹太人大迁徙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犹太人普遍的无家可归，这个特点大概也只有吉卜赛人可以与他们分享了。犹太人与希伯来故土之间原始的联系经过那么多世纪之后变得越来越微弱，除了精神上的联系外，其他的皆已失去。而且，一旦故土被那些主人以精神渊源的名义宣布为圣地，这种精神上的联系也受到了质疑。无论犹太人存在于他们的国度之内有多么令人憎恨，主人们也更会对那些在他们眼中是非法冒充者的人重新霸占圣地表示强烈的怨憎。

实际上从他们迁徙历史的一开始，犹太人永久和无可救药的无家可归就成为他们特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甚至，这个事实在纳粹反对犹太人当中曾被用作主要的论据；希特勒曾借此来宣称对犹太人的敌意与对立民族或者种族之间普通的敌对有根本的区别。

（根据杰克尔 [8] 的证实，正是犹太人长期和普遍的无家可归致使希特勒把犹太人从他所仇恨的、希望去奴役或者毁灭的民族中区分开来。希特勒认为 [9]，由于没有自己的领土国，犹太人就无法参与旨在征服土地、以战争为其一般形式的普遍的权力斗争，因此他们就不得不采取下流、卑鄙、偷偷摸摸的手段，这使他们成为特别可怕和邪恶的敌人；而且，这个敌人是不会满足或者安宁的，因此为了保证对自己无害就必须予以消灭。）

而在前现代的欧洲，犹太人之他者特性（otherness）总的来说并不妨碍他们融入通行的社会秩序。这种相融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在划分界线和维持界线的过程中产生的紧张与冲突的强度相对较低。当然，前现代社会零碎的结构和碎片间的互相分离的常态也使得融合更为容易。在一个有阶层或者等级划分的社会中，犹太人也是这些阶层或等级中的一个。单个犹太人则被他所属的等级做了界定，也被这个等级所享受的特权和承担的责任做了界定。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的社会成员。犹太人的确被分离，但是这种被分离的状态绝对无法使他们呈现出独特性。他们的身份，跟属于其他等级群体的人一样，都被维持纯净与防止混杂之类的普通行为做了形塑，并得到了有效的延续和维护。这些行为不管怎么样变化各异，都被统合进了一个共同的功能，即创造一个安全距离并尽可能使它不可逾越。通过一些措施可以使群体实现分离：保持他们身体上的分离（除了受到严格控制的和仪式化的遭遇，使相遇减少到最低限度）、给各个群体的成员打上标记以把他们视作外人，或引起群体间精神的分离以排除它们之间的文化渗透，避免这种文化渗透所带来的文化对立被抹平。数世纪以来，犹太人都居住在城镇里孤立的一个角落，穿着也迥然不同（有时是法律规定的———特别是当社区传统无法使差别保持下去的时候）。但是，仅仅是居所的分离还不够，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犹太人区和主人居住社区的经济总是纠缠在一起，因此必然会有经常的身体接触。这样就不得不用一套完全法律化的仪式进行补充以使这些无法避免的关系正式化和职能化。那些不被正式化和功能简化的关系一般而言就会受到禁止，或者至少是不受鼓励。比如，在大多数维持等级、防止混杂的仪式中，禁止通婚与共餐（跟所有禁令一样，除了严格职能化的商业行为）的要求得到最严格的贯彻和遵守。

而要记住的一个重点是，所有这些表面上敌对的措施同时又是社会整合手段。它们解除了“内部的外人”必然会给主人群体的自我认同和自我生产所带来的危险。它们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在其中可以去想像没有摩擦的共处。它们给出了行为准则，如果这些准则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就能在这个隐伏着冲突并随时可能爆发的环境中保证和平的共处。正如齐美尔所解释的，仪式性的制度化将冲突转变成了群体分化（sociation）和社会聚合的一个工具。只要这些措施是有效的，分离就不需要态度上的敌意来支持。商业活动简化为严格仪式化的交换也只需要遵循行为准则，以及培养对违背准则的行为的反感。当然，它也需要分离的对象承认低于主人社区的社会地位，并同意主人居民有界定、实施或改变这种社会地位的权利。然而，差不多在犹太人大迁徙的整段历史中，法律总是一个特权和剥夺的网络，而法律平等特别是社会平等的观念却闻所未闻，或者从来也没有被当做实践的主张。直到现代性到来之前，对犹太人的疏远只不过先定的存在之链各个环节普遍分离的一个例子。

从基督教世界到现代性中犹太人的不协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是从其他的隔离事例中把犹太人的隔离挑选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具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意义的特例来进行理论化的。前现代欧洲的知识精英———基督教教士、神学家和哲学家———跟所有的知识精英一样，积极地探寻蕴涵在生命历程之自生自发性当中的随机性和逻辑性的意义。对他们而言，犹太人是一种怪人，是无法清楚地去认知并赋予宇宙之道德和谐的实体。他们既不能被归入尚未改变信仰的异教徒，也不能被归入堕落的异端，这两类人标志着两道基督教世界狂热守护着的并且也是能够守住的边界。因此可以说，犹太人尴尬地跨坐在屏障之上，对它的不可逾越性构成了威胁。他们既是基督教世界可敬的先驱，同时又是其心怀不满与怨恨的诋毁者。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的抵制也不能被看做是一种没有严重危害到基督教真理的异教徒的无知的表现而不予理会，也不能当做———从原则上说———一只迷途的羔羊可以弥补的过失而一笔勾销。犹太人不是简单的皈依之前或者皈依之后的异教徒，而是被给了机会去承认真理却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绝的人。他们的存在对基督徒论据的当然性构成了永久的挑战。要击退这个挑战，或者至少降低它的危险，就只能把犹太人的冥顽解释成恶意的蓄谋、不良的企图和道德的败坏。让我们再补充一个在我们的论述当中作为反犹主义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而要被再三提及的因素：就是犹太人与基督教是相生相伴的。正因为如此，犹太人跟基督教世界里所有其他令人讨厌和无法被同化的群体不同。与任何一个异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既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开端并因此有望获得结局的插曲。相反，他们构成了基督教的一个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伴随物，即基督教实质性的他我（alter ego）。

因此，基督教和犹太人的共存并不是一个冲突和敌对的实例。这一点是肯定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基督教如果不维护和强化使犹太人分离的基础———一个本质上既是希伯来人的继承者又是其征服者的观点———就无法再生产自己，当然也就无法再生产使全世界达到基督教团结的统治。这样，基督教的自我认同实际上就成了对犹太人的疏远。它产生于犹太人对它的抵制，又从犹太人的抵制当中源源不断地汲取它的生命力。基督教可以把它自身的存在理论化为进行当中的对犹太人的敌视。犹太人继续的顽固不化让基督教有理由认为它的任务尚未完成。它最终的胜利模式是要犹太人承认错误，向基督教真理低头，如可能的话在将来大规模地皈依。再次以真正的他我的形式，基督教指派给了犹太人一个末世论的任务。这个任务提高了犹太人的能见度（visibility）和重要性。它赋予了犹太人一种强烈而邪恶的魅力，一种他们难以以别的途径获取的魅力。

因此，犹太人存在于基督教世界之中，存在于它的土地之上以及它的历史之中，既不是无足轻重也不是无关宏旨的。他们的特殊性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少数群体的特殊性；它是基督教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因此，关于犹太人的基督教理论没有止步于对排斥的实践进行归纳，它也不仅仅是对起源于等级式分化的过程并反映这个过程的模糊而又分散的独特性的历程进行系统化的尝试。这样，与其说关于犹太人的基督教理论反映了草根社会、邻里交换或者冲突，还不如说它倾向于一个不同的逻辑———即再生产基督教及其普遍统治的逻辑。因此，“犹太人问题”在大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经历等方面就出现了相对的独立性。因此也就相对便利地把犹太人问题从日常生活的情境当中分离出去而使之免受日常经验的检验。对他们的基督教主人群体来说，犹太人既是日常交往的具体对象，同时又是此类交往中具有独立定义的一类人的范本。从前面那种特征看来，犹太人后一种特征既不是必不可少，也不是必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可以相对容易地把它从前者中分离开来，并在与日常实践只有松散联系的活动中作为可利用的资源。这样，在关于犹太人的基督教理论中，反犹主义取得了这样一种形式，即它可以在此形式中“几乎无视犹太人在社会中的真实境况而存在……最令人惊奇的是，它可以在未曾见过一个犹太人的人们和多个世纪里从来没有犹太人存在过的国家当中存在”[10]。这种形式被证明能够在基督教的精神统治衰退以及它对大众的世界观的支配削弱之后很久仍然恒久不衰。现代性时代所继承来的“犹太人”是早已与居住在城镇和山村的犹太男人和女人们断然隔绝的“犹太人”。在成功地扮演了基督教之他我的角色后，犹太人准备被放置到类似的与社会整合的新的世俗动因有关的角色当中去。

关于基督教会努力建构的“犹太人”概念，最引人注目和最意味深长的是这个概念内在的不合逻辑性。这个概念将互不相宜又无法调和的要素糅在一起。它们的合并丝毫不存在内聚性，这标志着一个虚构的实体，它被认为是一个魔鬼般的强大力量来对这些因素加以调和。它是一个强烈地让人迷恋同时又强烈地让人反感，而总的来说又令人恐惧的力量。概念中的犹太人（the conceptual Jew）是一块战场，为争夺基督教的自我认同及其清晰的时间与空间界线而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战斗。概念中的犹太人是语义上超载的实体，它把本应彼此分离的意义包容和混合在一起，因此它是任何关注划清并坚守界线的力量的天然对手。概念中的犹太人是粘性的（visqueux）[用萨特的话来说]、粘的（slimy）[用M.道格拉斯的话来说]———它被塑造成威胁和藐视事物秩序的形象，是这种藐视的缩影和体现（至于划分界线的普遍文化活动和同等普遍的粘性之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将在第三章作为《作为实践的文化》中做详细阐述）。这样来理解的话，概念中的犹太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他使得侵犯界线的行为、没有完全恪守教规的行为、缺乏绝对忠诚和明确抉择的行为招致的可怕后果一目了然；他是所有的不合规范、异端、越轨和异常的典范和原型。作为导致越轨的令人迷惑、不可思议的不理智的一个证据，概念中的犹太人预先就使得已被基督教会限定、说明和实践的事物秩序的可能替代者名声扫地。由于这个原因，他是这种秩序之边界的最可靠守护者。概念中的犹太人带着这样一个信息：此时此地这种秩序的可能替代不是另一种秩序，而是混乱和毁灭。

我认为，作为基督教自我构成和自我再生产之副产品的犹太人之不协调（incongruity）的生产是使得犹太人在其他“欧洲内部的恶魔”中显得尤为突出的主要原因。N.科恩在他令人难忘的欧洲迫害女巫的研究中曾生动地描述过这些恶魔。在他的发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而言对女巫的恐惧以及非理性的担忧的强度与科学知识以及日常理性总体水平的进步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在大量针对这个问题的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事实上，在现代历史的早期，现代科学方法的激增以及朝着日常生活理性化的大步迈进与历史上最凶残、最恶毒的迫害女巫的插曲恰巧是同时出现的。巫术神话和迫害女巫的非理性同理性的延误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而另一方面，这种非理性与由旧制度的瓦解和现代秩序的到来所产生和激起的焦虑与紧张却有极度密切的关系。原有的保障消失了，新的保障又迟迟没有出现，而且也不可能有原来的保障那般牢固。长期的差别被忽略了，安全距离缩短了，陌生人从他们的留置地冒出来并搬到了隔壁，稳定的身份也失去了它的持久性和可靠性。旧界线存留的一切要做殊死的抵抗，新界线则不得不围绕着新的一致性来建立———更何况这个时期还处在世界运动和急速变化的环境之中。实施这两个任务的主要手段，就是同“粘性”进行战斗，即同破坏界线与身份的清晰度与安全性的原型敌人进行战斗。由于任务本身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性，因而战斗也就必然会空前激烈。

我在这一研究中要强调的是：概念中的犹太人最与众不同和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仍将是积极地或者消极地、直接地或间接地被卷入现代社会对划清界线和维持界线的强烈关注。我认为概念上的犹太人早已被历史性地诠释为西方世界里普遍的“粘质”（viscosity）。在不同阶段里、不同层面上将欧洲社会撕裂的连续不断的冲突筑起了大量的屏障，而实际上，概念中的犹太人已被搁置在每一个屏障之上。而他骑跨在如此之多的、建立在表面上互不相联的战线上的屏障之上的事实，赋予了它的粘性从未有过的过高强度。其粘性是一种多层面的混杂，并且这种多层面性乃是一种特别的认知失调，那是在所有其他（简单的，因为受到了限制、分离和在功能上的专门化）由界线冲突所分泌的“粘性”物质那里都见不到的。

骑跨在屏障之上

由于上面所讨论的原因，反犹主义的现象确实不能被设想成更广泛的民族、宗教或文化对立的事例。它也不是一个经济利益冲突的例子[尽管这经常被用作论据来为我们现代的竞争时代中的反犹主义辩白，这个时代就是以陷入得失所系的赌戏（a zero-sum game）的利益群体来思考自身的]———这种观点在其持有者的自行解释和自作主张的旨趣中得到彻底的支持。反犹主义是划分界线，而不是争夺界线。由于所有这一切，它是不能用局部的或者偶然的因素集来解释的。它令人难以置信地适应如此之多不同的、相互也没有联系的关注和求索，这种能力无疑根源于它独一无二的普遍性、跨时间性与跨地域性。

它之所以能如此恰如其分地适合如此之多的局部问题，就是因为它与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因果关系。而概念中的犹太人对不同的、经常相互矛盾而又一直争议不休的问题所构成的环境的适应不断地恶化了它内在的不一致性。不过，这使它成为一种更适合和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也好像增加了它的魔力。1882年，平斯克尔（Leo Pinsker）对犹太人做了一个描述，这种描述不再适合于西方世界的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在活人的眼中，犹太人是死人；在本地人的眼中，犹太人是外来者和游民；在穷人和受剥削者的眼中，犹太人是百万富翁；在爱国者的眼中，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人。”[11] 或者用1946年换汤不换药的话来说：“可以把犹太人看做是所有被愤恨、被恐惧或者被蔑视的事物的化身。他脑子里有布尔什维克思想，但非常奇怪的是，他同时又代表着腐朽的西方民主的自由精神。在经济方面，他既是资本家又是社会主义者。他被指责是好逸恶劳的和平主义者，但非常的凑巧，他又是战争永不止歇的煽动者。”[12] 甚至还可以看一下鲁宾斯坦最近对犹太人的粘性的无数层面之一所进行的论述：将针对犹大众的反犹主义“与针对犹太精英的反犹主义中的一些变量合并在一起或许致使欧洲的反犹主义带有了独特的毒性：其他群体虽然也受憎恨，但受憎恨的要么是精英，要么是大众，而可能只有在犹太人中，两者同时受到了憎恨。”[13]

三棱镜群体

卢布林大学的安娜·祖克近来认为可以把犹太人看做一个“流动的阶级”（mobile class），“因为他们既是上层群体指向下层阶级的情感对象，也是相反的情感，即下层群体指向上层社会等级的情感对象”[14]。祖克细致入微地研究了十八世纪发生在波兰的认知视角的冲突，她把这个冲突当做解释反犹主义的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更一般的社会学现象。十九世纪，在波兰被瓜分以前，波兰犹太人基本上都是贵族和乡绅们的奴仆。他们承担着各类非常不受欢迎的公共职责，而这些职责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实施政治和经济统治所需要的，比如收租和监管对农产品的处置———也就是为土地的真正主人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保护层（shield）。犹太人比其他任何种群的人更适合这个角色，因为他们自身并不（也不能）渴望他们承担的重要角色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由于无法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与他们的主人相争，他们转而安心于纯粹从经济上得到回报。因此，他们不仅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都低于他们的主人，而且这种状况一直保持了下去。领主可以也确实是像对待所有其他更低阶层的奴仆一样，带着社会蔑视和文化厌恶来对待犹太人。贵族心目中犹太人的形象跟社会下等人的一般构型没有什么两样。乡绅把犹太人看做与农民和小市民一样，野蛮、肮脏、无知和贪婪。跟其他平民一样，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考虑到他们的经济角色，一些接触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对他们进行社会分离的规则被更加谨慎地遵守，也被更加明确、更加细微地加以阐释，并且在总体上要比其他那些不会模糊因此也会没有问题地延续下去的阶级关系更受人注意。

但是，对农民和市民而言，犹太人的形象却截然不同。无疑，他们给地主和主要生产者的剥削者提供的服务不仅是经济的，而且还具有保护作用：他们挡在了贵族、乡绅和大众的愤怒之火中间。这些不满情绪没有发到它真正的目标上，却停止并倾泻在中间人的身上。对更低的阶级来说，犹太人是敌人；因为他们是这些阶级惟一直接接触的剥削者。只是对犹太人的冷酷无情他们才有亲身的体验。他们都认为犹太人是统治阶级。这样，“同攻击他们的人一样，在社会中居于下层、受特权阶层压榨的犹太人倒变成了攻击对象，虽然这些攻击针对的本是上层阶级”，就一点都不奇怪了。犹太人被放入了“一个非常清楚明了的纽带，居于一个中介的位置，而这却是更低的受压迫阶级进攻的中心”。

这样，从两方面来看犹太人都好像卷入了阶级斗争，这种现象与犹太人的特殊性没有什么联系，而且就其本身而言也不足以解释犹太恐惧症的明显特征。使犹太人陷入阶级斗争真正显得特别的是他们成了两种互相敌对和矛盾的阶级仇恨的目标。陷入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方都将犹太人这个中间人看成是另一方的成员。如果用三棱镜的比喻，就可以得出三棱镜群体（prismatic category）这个概念，它似乎比“流动阶级”能更好地表达这种局面。依据视线是从哪一方射向犹太人的，他们———就像所有的三棱镜一样———毫不知情地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形象：一种是粗野的、未驯化的、野蛮的下层阶级，另一种则是冷酷而傲慢的社会上层。

祖克的研究只到了波兰现代化开始之前的那段时期。因此，她极其出色地捕捉到的二元形象的全部结果并没有被揭示出来。在前现代社会，等级之间很少有交流，也很少有机会让这两种视角以及它们产生的两种构型叠合起来，并最终凝聚成不协调的混合类型的现代反犹主义。由于阶级间的缺乏交流，因此可以说，每一方发动的都是它们自己对犹太人的“私人战争”———尤其是在下层阶级中———这些战争可以通过教会而联系到意识形态的精细之处，而这些观念与战争的真正原因几乎不搭界。（地方贵族、伯爵和主教不光在由莱茵兰镇区的彼得隐修士煽动的屠杀期间试图去保护“他们的犹太人”，去抵制那些对犹太人的指控，这些指控是与犹太人想揽到自己身上加以解决的不满显然无关。）

只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出现才使得在逻辑上不一致的各种对显然是外人（这就是说，早已被系统的隔离活动疏远了的）的犹太“等级”的看法得以汇集、遭遇并最终混合在一起。与其他事物相比，现代性意味着观念将扮演新的角色———这是因为国家为了自己的功效而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动员，因为它朝向一致性的显著趋势（在纯洁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它“文明化”的使命和革新信仰的利刃 [15]，也因为它试图使原先处于边缘地带的阶级和地区与政治体中生产观念的中心地带产生紧密的精神联系。所有这些新发展带来的一个总的结果就是阶级间的交流在范围和强度上都有了显著提高；除了它传统的那些方面，阶级统治还采取新的形式，如精神引导，以及提供和传播文化的理想和政治忠诚的程式。这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使犹太人原本被分隔的各种形象相互遭遇和碰撞了。以前它们不惹人注意的互不相容性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和挑战。正如高速现代化社会中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个问题也不得不被“合理化”。这个矛盾必须得到解决；要么认为承袭下来的形象完全不协调而全盘拒绝，要么就通过理性的辩论，为这种不协调提出可接受的新的根据。

事实上，在现代欧洲的早期这两种策略都被尝试过。一方面，犹太人地位显著的非理性状态被表述为封建秩序总体荒谬性的又一个例证，被表述为阻碍理性进步的迷信之一。至于犹太人明显的特征与特质，则被认为与无数的排他主义没有什么两样。这些排他主义在旧的社会及政治制度当中被容忍了，而在新秩序当中则要被破除。和许多其他地方性的怪异一样，犹太人的怪异被理解为主要是一个文化问题———也就是说，是通过勤勉的教育努力可以也必定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所以，不乏这样的预言，说只要革新后法律平等延伸到了犹太人身上，他们的与众不同就会很快消失，并且犹太人———指作为许许多多自由个体和公民的权利载体的犹太人———就会迅速地融合在当前这个文化统一、法律一致的社会当中。

但是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前进又伴随着一个指向截然相反方向的过程。那已经根深蒂固的不协调性，在标示了犹太人在一个相当透明而有序的现实中是一种“带粘性的”、语义上混淆并具有破坏性的因素后，似乎趋向于适应新的环境，并通过抨击新的不调和性来拓展自身；它获取了新的、现代的层面，这些层面之间的缺乏联系转变成了一种有其自身合理性的不协调性，即一种元不协调性（meta-incongruity）。从宗教和阶级的层面已经被塑造成“带有粘性的”犹太人，要比任何其他社会群体都易受新的紧张和矛盾的影响。而在现代化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剧变当中，这些紧张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而言，现代性的出现等于是秩序和安全的破坏；这样犹太人再次被认定是紧靠着破坏过程的中心。犹太人自身快得不可思议的社会进步和社会转变似乎浓缩了前进中的现代性对每一个熟知、习惯和可靠的事物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若干世纪以来，犹太人被安全地隔离在部分是强加的、部分是自由选择的地域内；现在他们从隔离区出来了，在一度清一色居住着基督徒的区域购置财产、租下房子，他们成了日常存在的一部分，并超出仪式化的交流而成为闲谈的伙伴。若干世纪以来，他们可以一眼就被认出：比如说，他们的衣袖标志性地、精确地表露出他们的隔离。而现在则是根据社会的身份而不是等级的成员资格，他们穿得跟其他人一样。若干世纪以来，犹太人居于贱民的等级，即使是下层基督徒中的最底层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蔑视他们。而现在一些贱民取得了有影响、有声望的社会地位———依靠知识技能或者是通过钱，这些都是现在完全可以决定身份的力量，在表面上也不受等级和血统标准的约束和裁定。的确，犹太人的命运成了社会剧变波及的可怕范围的一个缩影，并且是旧的必然性遭到侵蚀的一个生动而又醒目的提示物，也即所有曾被认为坚固且持久之物的溶化和蒸发的提示物。任何一个有失衡感、威胁感或者被替代感的人都很容易地———并且是理性地———把他们所经历的震荡述说成犹太人带有破坏性的不协调的一个印记，以便让自己的焦虑得到解释。

因此，犹太人被卷进了历史上最残酷的冲突：这就是介于前现代世界和行进中的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当处在旧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之中的阶级和阶层行将被在他们只能看做是一场混乱的新的社会秩序铲除、剥夺继承权并赶出他们安全的社会场所的时候，他们的公然反抗第一次表现了这种冲突。随着最初的反现代主义抗争遭到失败以及现代性胜利已经铁定如山，冲突移到了暗处。在潜在的状态下，冲突则表现为对空虚的极度恐惧、对确定性永无止境的渴求、会有阴谋出现的偏执狂式的神话，以及对永远难以捕获的一致性的狂热追求。最终，现代性将会为他的敌人提供只有这个敌人失败时才会出现的精良武器。历史的讽刺将允许反现代主义的恐惧通过只有现代性才能挖掘的渠道和发展出来的形式得到消除。欧洲内部的恶魔将被技术、科学管理和国家集权———现代性所有的最高成就———的精密产品驱除。

犹太人的不协调被用来衡量这种极度不协调的历史行为。当除魔被正式禁止并且被迫暗中进行的时候，犹太人却仍是看得见的内部恶魔的化身。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犹太人是现代性宣布消失了的紧张和焦虑的主要携带者，这种紧张和焦虑被提高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度，并获得了可怕的表达工具。

不协调性的现代层面

富有而又可鄙的犹太人为转移早期释放出来的反现代主义能量提供了一根天然的避雷针。他们集可怕的金钱力量与社会的鄙视、道德的谴责和审美的厌恶于一身。这正是对现代性的敌意，特别是对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敌意所需要的支撑点。如果只有资本主义能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那么它就将被当做异样的、不自然的、有害的、危险的和道德上令人反感的而遭谴责。而这种联系是很容易找到的：因为只要犹太人封闭地生活在犹太人隔离区，金钱的力量就会被限制在边缘，并在（以侮辱性的名称，高利贷）带有权威性的谴责的重负下不得安宁；而一旦犹太人出现在城市中心的街道上，金钱的力量就转移到了生活的中心，并且（以有威望的名称，资本）要求获得权威和社会的尊重。

现代性给欧洲犹太人的处境造成的第一个冲击就是使他们被选作反现代主义式抵抗的首要目标。最早的现代反犹主义者都是反现代性的代言人，比如傅立叶、蒲鲁东、图斯内尔（Toussenel）等———抱着对金钱的力量、资本主义、技术和工业体系深深的仇恨而联合一气。早期工业社会的最恶毒的反犹主义是与反犹主义的前资本主义形式中的反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对上升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反抗仍然希望能够力挽狂澜、抑制发展、恢复真实的或者想像的“自然”秩序，而这正是新的金融巨头想要摧毁的。基于上述简略勾勒的原因，金钱的力量和犹太人走在了一起。人们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出于所有实际的目的而在它们之间富有喻意的相互对应中得到了巩固———这种相互对应可以说是“精神的血缘关系”，或者用韦伯最喜欢的词来说是选择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y）。资本主义已经对手工工匠的工作伦理和他们所珍爱的独立投下了阴影，而如果将它等同于公认的异样和受人菲薄的力量，那么就更容易对它进行抵制了。对傅立叶和图斯内尔而言，犹太人代表着上升的资本主义和蔓延的城市大都会中他们所痛恨的一切。把毒液撒向犹太人就是撒向新的、令人恐惧和令人厌恶的社会秩序。如蒲鲁东所说，犹太人“生性就是反生产者，他们既不是农民，甚至也不是真正的商人”。[16]

根据定义，只要阻碍新秩序发展的希望和用乔装为一个失落天堂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将它取而代之的希望看起来是可行和现实的，那么反犹主义的反现代主义形式就能够保留其理性的外表和大众化的吸引力。不过实际上，到十九世纪中叶，当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企图改变历史轨迹的努力遭到失败，而新秩序无论有多么令人讨厌都不得不被接受为确定不移和不可逆转的，这时反犹主义的这种形式就几乎逐渐消失了。以早期反现代的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反资本主义的对立形式建立起来的金钱力量同犹太人禀赋或者精神之间的联系，注定要被这种形式后来的发展吸收和创造性地改造。这种形式时而被掩盖，时而又突然崭露，但它都没有从反资本主义的对抗主流中消失。它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即，不是要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征服和超越的目标的社会主义；它承认资本主义变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承认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在指出资本主义的进步带来了全人类进步后，它允诺要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之父卡尔·马克思将反资本主义的反犹主义向后看的眼睛扭转到向前看。而这样的结果是，在一个时候，当资本主义是暂时的疾病而可以被治愈或者被根除这个最后的幻想已经破灭和被抛弃时，马克思使得反资本主义的反犹主义能够被反资本主义的对立者所用。马克思承认“犹太教精神”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选择亲和性；它们都以鼓励个人利益、进行交易、追逐金钱而闻名。而如果要把人类的共存建立在更加安全、更加理智的基础之上，就不得不把两者都根除。它们共同胜利了，但也将共同灭亡。两者同生共死，一个消亡了，另一个也要被毁灭。从资本主义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从犹太教义中解放出来，反之亦然。

将犹太教与金钱、权力，准确地说是与人人痛恨并谴责的资本主义弊病结合起来的趋势，实际上使常常就潜伏在表层之下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流行疾病将仍留在体内。欧洲大陆上最大的社会民主政权———德国和奥匈帝国———时常有反犹主义的发作。187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慷慨赞扬了迪埃尔（Karl Eugen Duhere）刻毒的反犹主义的训诫———这促使恩格斯在两年之后针对这位自认的德国社会主义先知写下了一本书般的回应。但是，恩格斯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犹太人，而是为了捍卫马克思在上升的工人运动中意识形态权威的地位。不过，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控制反犹情感使之保留在它们应当的角色———作为反资本主义立场的一个不可避免却又只是次要伴随物的角色———中的努力并没有效果，而且他们的优势也被颠倒了：资本主义被降格为犹太人威胁的衍生物。因此，布朗基的大多数追随者、反资本主义战争中不屈不挠的法国斗士，都在他最亲密的朋友格兰格尔（Ernest Granger）的领导下从巴黎公社的街垒直接转到了初露端倪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列之中。直到纳粹运动的出现，对资本主义的普遍对立才最终分裂并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一支对反犹主义采取了坚决的斗争，把此看成遏制法西斯主义抬头的一个必要因素。

如果说西欧对新工业秩序最顽固的抵抗大都是来自城市和乡村的小资产所有者，那么东欧广泛的反资本主义、反城市化、反自由主义的阵线则是一个标准的反应。土地贵族的社会影响和政治统治事实上仍然完好无损，而城市职业的声望被排在声望等级的最末席，还要面对交杂着厌恶与蔑视的态度。除通婚和耕种外所有的致富手段都被认为是不高尚的；即使是与其他经济活动并列的耕种，仍然按照传统交给雇农去做或者租赁给公认的地位和个人品质较低的人。由于本地的精英对现代化的挑战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就怀有敌意，犹太人———被认为是文化上的异端———是少数几个超脱于上层社会价值的牢固控制的群体之一，因此他们可以也愿意去抓住由西欧工业、金融和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机遇。但是，他们的主动性遭遇了绝对敌视他们的贵族所控制的舆论。约瑟夫·马尔库斯通过他对波兰十九世纪工业化（这个过程在东欧其他国家中也较为典型）的透彻分析得出结论：工业的到来被当地受贵族统治的精英们当做一场民族灾难。

当犹太企业家在修建铁路时，一流的经济学家苏平斯基（J.Supinski）却在抱怨，“铁轨是个深渊，无数的资源正在沉入其中，除了被抬高的堤坝和躺在上面的铁轨外，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痕迹”。当犹太人建造工厂时，土地主控告他们破坏农业，理由是这造成了劳力短缺。当工厂开工时，它们的主人不仅受波兰文坛和社会精英们怨恨，同时也受他们怜悯，因为他们已经告别了乡村的幸福生活和无拘无束的自由与快乐，而被奴役人并毁灭人的乏味的工厂所包围。

应该清楚，一个广泛持有这种态度的社会，比如认为物质幸福并不重要以及瞧不起挣钱等，无法产生出资本工业化时代所必需的企业家品质。那么波兰工业进步的惟一提倡者是国内的犹太人和外国的移民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

犹太资产阶级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传播者。而波兰贵族和天主教保守派认为自由主义和一般而言的“西方唯物主义”对波兰的传统和“民族的精神”构成了威胁。[17]

在目瞪口呆的贵族看来，国内正转变成犹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不止在一个方面威胁到了原有的精英。他们展示了以金融和工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力量和以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继承权为基础的传统力量之间的竞争。他们还掩盖了在声誉大小和权势大小之间一度具有的一致性；作为一个受奴役的群体，根本没人尊重他们，而他们从废物垃圾堆里捡来一架梯子，并顺着它爬到了权力的位置。对急切地想要保住国家领导权的贵族来说，工业化意味着双重威胁：正在做的一切和是谁在做这一切。犹太人的经济主动性给已有的社会统治带来了危机，并打击了和已有的统治相辅相成的整个社会秩序。因此人们就倾向于把新的混乱、动荡与犹太人自身结合起来。犹太人被视为一股邪恶和破坏的力量，是骚乱和无序的代表；最典型的是，犹太人被视为一种粘性物质，它混淆了本应被分离的事物之间的界线，光滑了等级之梯使之可上下自如，熔化了所有的坚固之物并亵渎了所有的圣洁之物。

实际上，当犹太人的同化驱力接近于可被他们主人的社会吸收的界线时，犹太人中受过教育的精英就会更倾向于作社会批评，因而被许多国内的保守派看做是一支内在的不稳定力量。比雅勒在其有见地的总结中认为，在即将进入二十世纪时，“犹太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尽管在其他各个方面意见分歧，但在一个方面达成一致，即当代欧洲的各个社会都不适合犹太人居住。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改变社会或者改变犹太人与它们的关系才能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现在，‘常态’意味着社会实验，意味着从未存在过的乌托邦理想”[18]。

忠实于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使犹太人的“粘性“又获得了另外一个层面。跟其他群体不同，犹太人把兴趣投向了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公民权。用阿伦特值得铭记的话来说就是，“与其他所有群体相比，犹太人受到了身体主宰关系（body politic）的界定，他们的地位也是由身体主宰关系决定的。但是，由于这种身体主宰关系没有其他的社会实体，因此从社会意义上讲，犹太人处于虚空之中。”[19] 这在整个欧洲的前现代历史当中都适用于犹太人。依据不同的时期或者不同的封建秩序，犹太人成为国王、诸侯或者地方军阀首领的“附庸犹太人”（Kønigjuden）、财产和卫士。他们的地位在政治意义上诞生，也在政治意义上维系。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集体地没有卷入社会纠葛；他们外在于社会结构，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他们存在的界定中与阶级亲和或者阶级冲突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相关之处。作为存在于社会当中的国家的一个延伸，犹太人在社会意义上内在地就是外在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只能给两方充当缓冲器，隔在社会与其政治主体之间紧张而又危机四伏的交往过程中，而总是在冲突激化的时候承受最先和最残酷的打击。他们能指望的保护都来自于国家，正是这样，使得他们不可救药地依赖并且是一直依赖政治统治者的善意，也使得他们面对王室的恶意或者贪婪时变得极其软弱。他们的社会位置之不协调性———处在国家和社会的虚空之中———恰当地反映在对社会和政治的分离做出的同等不调和的反应当中，而这种社会与政治的分离却标志着现代性的来临。要打破这种长期的对政治统治者的依赖，就需要获得非政治的社会基础，并因此在政治上获得自治。而自由主义恰恰允诺了这一点，并非常强调自由个体的自我建构和自我主张。可是跟犹太人过去偶尔享受过的所有其他权利一样，实施自由训令的权利似乎仍然掌握在政治决策的手中。这似乎意味着，从国家获得的解放只能来自于国家。在其他群体满意于挡住了国家的过度入侵而维护了自己的社会力量的时候，没有一个入侵的国家，犹太人就无以获得这些权利，这个国家还要竭尽全力摧毁垄断和旧等级体系防卫森严的领地。因此在已有的精英看来，犹太人似乎是破坏的种子———不仅是因为他们自己那颇为突兀的生涯而且还因为这个生涯象征着旧的安全的崩溃。他们典型的警告之音为普泽尔所引用：“犹太教最强大的武器就是非犹太人的民主”；“为了在德国社会框架的结构内部进行破坏，犹太人只需要掌握启蒙和个人主义的党派。从而，他们不必阿谀奉承地爬到社会的顶峰，相反，他们已把一种必将帮助他们登临制高点的理论强加到了德国人身上”[20]。另一方面，犹太人急切地关注新的政治保护，使得本国自力更生和自我奋斗的资产阶级可以保护犹太人而反对要求社会自我主张和政治自由的敌对阵营。因而，同时就出现“一类自由反犹主义”，它“将犹太人和贵族混在一起，并且还假称他们结成了某种对抗上升的资产阶级的金融联盟”[21]。

无民族的民族

然而，无处不在的犹太人的不协调的任何层面都比不上下面这个事实更强烈并以更持久的形式对现代反犹主义的形态造成了影响，这个事实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就是犹太人是“处于一个成长中的或现存的各民族的世界之中的一个无民族的民族”。[22] 正是从犹太人地域分散并且到处存在的事实可以看出，犹太人是一个民族间的民族，是一个无民族的民族。无论在哪里，犹太人永远都充当着个体自我认同、共同体利益的相对性和局限性的提示物，而对这些来说，民族性标准往往是绝对的、终极的决定性权威。在每个民族内，犹太人都是“内部敌人”。民族的边界过于狭窄而无法限制他们，民族传统的视野也太狭隘而无法看清他们的一致性。犹太人不仅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他们也不同于其他任何外来者。总而言之，他们抹杀了主人与客人、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差异。并且当民族变成群体自我建构最重要的基础时，他们就开始抹杀最基本的差异：“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犹太人是灵活和富于适应性的：就像一辆空车，可以装满“他们”被责令装载的一切可鄙之物。因此图斯内尔把犹太人看做是装有反法国的新教徒毒药的瓶子，而《青年德意志》（Das junge Deutschland）有名的诽谤者利欣（Liesching）则指责犹太人将有害的高卢精神偷偷带到了德国。

犹太人的超民族属性在民族形成的早期阶段陡然变得鲜明起来———在那个时期以各种各样的民族统一体的名义所提出的新的史无前例的要求，激起了王国之间界线的冲突或者至少使之复杂化了，这些冲突有助于犹太人不涉足于地方性的特殊主义之中，提高了他们和交战各国的首脑交往以及穿越战线进行沟通的能力。犹太人的中介能力急切地得到统治者们的利用，因为他们经常迫不得已地卷入他们厌恶并希望尽快结束的冲突之中，对犹太人能力的利用无非就是想得到相互的妥协，或者至少是敌人和自己那些充满民族精神的爱闹事的臣民们都能接受的一种和平共处模式。在目的主要或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广泛接受的和平共处模式（modus coexistendi）的战争中，犹太人———可以说，天生的国际主义者———承担着和平之先驱、战争之熄灭者的角色。而一旦王朝承继者转变成真正的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国家，这种起初受到褒赏的功劳就会反弹在他们身上成为复仇：战争的目标变成毁灭敌人，爱国主义取代了对国王的效忠，而同时取得至高无上权力的梦想压制了对和平的渴望。在一个完全彻底地被划分成国家领土的世界里，没有国际主义的立锥之地，而每一块无人的土地都经常引发入侵。满是民族和民族国家的世界憎恨非民族的空白带。而犹太人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带中：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空白。而现在恰恰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只有通过枪管才能交流的地方进行谈判，所以经常受到怀疑。（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国惟一达成一致的一个观点，就是怀疑本国的犹太人缺乏爱国心、缺乏消灭国家之敌人的积极性。）尽管已带有了高度的背叛嫌疑，但与犹太人天生的、明显深入骨髓的世界大同主义相比，这种品质只能算是一种较小的刺激。

最要命的怀疑通过犹太人一个明显的倾向而得到断然的确认，即他们对“人类价值”、“人本身”、普遍主义以及其他同样失去号召性的、因此是不爱国的口号有令人愤怒的偏好，并倾向于在此偏好中体现出他们外在于国界的地位。在民族主义时代的一开始，海因里希·利奥（Heinrich Leo）就警告说：

犹太民族在这个世界的其他民族中是出类拔萃的，因为它真正拥有具有腐蚀性和分解性的思想。就像一些泉水能将任何被丢在其中的物体改变成磨石一样，从一开始到现在，犹太人将进入他们精神活动轨道的一切都变成抽象的一般性。

实际上，犹太人就是齐美尔所说的“陌生人”的缩影———即使进入了却总是身处在外，审视熟悉的事物仿佛它是陌生的研究对象，问别人不会问的问题，质疑无可置疑的事物，挑战不容挑战的事物。从海涅的同伴倍尔涅（Ludwig Børne），经由哈布斯堡王朝崩溃前夕的克劳斯（Karl Krauss），直到纳粹党人大胜利前夕的图郭尔斯基（Kurt Tucholsky），他们都轻视他们所认为的狭隘无物与偏见，嘲笑落后与自负、虚张声势等形成的地方杂拌儿，反对褊狭的思想僵化和品味的庸俗。既然这样一种外部观点被自以为是并乐于自得其所地做了定义，那么任何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都无法真正被国家所接纳。因此瑞斯（Friedrich Rühs）下面的观点，作为特殊性必然要对所有抽象的一般性提出的一长串抱怨中的头一个，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犹太人并不真正属于他们居住的国家，因此来自波兰的犹太人不是波兰人，来自英国的犹太人不是英国人，来自瑞典的犹太人不是瑞典人，来自德国的犹太人也就不是德国人，来自普鲁士的犹太人也同样不是普鲁士人。”[23]

民族主义的主张自身常常不协调并互不相容的事实，一点也无法使犹太人在各民族间不协调的命运有所好转。通常，各民族既有自己所害怕的压迫它们的民族，也有它们所鄙视的被它们压迫的民族。很少有民族会热心地赋予其他民族与它们自己所要求的权利同等的权利。在民族自我生产还没有完成的混乱时期，民族的游戏已经成为了胜负所系的游戏；他人的主权成了对自己主权的一个攻击。一个民族的权利在另一个民族就是越轨、固执或者傲慢。

由此所带来的后果在欧洲东部和中部———在十九世纪，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大熔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令人畏怯，那些地方要么是古老而又尚未满足的，要么是在饥饿中积极进取的。实际上，要偏袒任何一种民族主义主张，就不可能不成为其他几个已有的或上升的民族的敌人。这把犹太人推到了一个极其窘迫的处境。普尔泽认为：

他们的职业结构、总体上较高的文化水平以及他们对于政治安全的需求，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同占优势的、“历史上著名的”民族（波兰人、马札尔人、俄罗斯人）联合起来，更少与那些被淹没的、农民的、“历史上无名的”民族（比如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联合。因此，在加利西亚和匈牙利，他们洗刷掉了作为德国人的耻辱，尽管这对于作为一个种族的他们轮流受波兰人和马札尔人的压榨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24]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已有的或者萌芽中的民族的精英们渴望利用犹太人的热情和才干来促进发展，而这些发展不太可能使得他们受到那些被标定为（常常是违背意愿地）改变民族政治信仰和经济现代化的对象的群众的喜爱。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封建贵族们喜欢快乐的自我实现的犹太人，把他们看做是在不重要的地区，主要是斯拉夫地区，实行马札尔人化的最用心和最有效率的代理人。而匈牙利的贵族们都希望将来匈牙利独立后把这个地区并入他们的统治。这些贵族还把犹太人看做是对停滞和落后的小农经济实行无情的现代化的执行者。立陶宛人软弱的精英们迫切地利用犹太人的热情来推进他们统治混杂的种族、语言和宗教社群的要求。而这些社群生息的古老土地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他们梦想着去复兴的大立陶宛（Great Lithuania）的土地。总而言之，政治精英们就是喜欢利用犹太人做各种各样不愉快和危险的工作，这些工作在他们看来是必要的，但他们自己不情愿去做。这样在多个方面都是便利的。一旦犹太人的服务丧失了急迫性，就会轻而易举对他们做出处理；“把犹太人放到他们应该的位置上”就会受到原先犹太人为精英们去监管的大众的欢迎，并在现在已经坐得稳稳当当的精英们想让大众们品尝的苦酒中加进一点点甜味。

但是，即使是精英们都无法完全相信犹太人的忠诚，哪怕是暂时的。不像那些“生而即是”民族共同体之一员的成员资格，对于犹太人，他的成员资格意味着进行选择，因而原则上如果“进一步留意”，就可以被废除。民族共同体（甚至还有它们的领土）之间的界线仍然不确定并处于争端之中，满足是行不通的，警戒就是当时的秩序。路障被设置起来用于分隔那些把它们当做通道使用的人，这些路障也是他们的悲哀。看到一大群人自由地从一个民族的要塞跳到另一个民族的要塞必然会激起深深的不安。这是对所有民族———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的藐视；这些事实就是民族统一体的民族性、遗传性和天然性等特征。短命的自由主义的同化之梦（以及，更一般地说，概念上的“犹太人问题”主要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势必要通过自愿的、乐意接受的同化过程来解决）由于民族主义和自由选择思想之间本质的不协调而破灭了。无论这听起来有多么矛盾，始终如一的民族主义者到最后都愤恨他们自己民族的吸收力量。他们非常乐意接受民族崇拜者对民族之优点过多的赞美。他们会把这样一种赞美当做赋予赞美者———越热情越高昂越好———那种庇护者之仁慈的条件，而这种仁慈也伴随着受人庇护的身份。但是，他们不会宽恕为获得成员资格而崇拜（即使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崇拜，一种等同于放弃自我的效仿）。正如邓奇对所有被庇护的民族的简练忠告所言，“使尽浑身解数宣布信仰未来的公正和平等，这是角色的一部分。不过不要去对它的实现抱以期望”[25]。

正如上述对犹太人诸多不协调的简短考察所表明的，在走向现代性的途中，每一扇门在砰然关上时，犹太人的手指都正好放在了门缝上。他们伤痕累累地从把他们从犹太人隔离区解放的过程中走出来。他们是追求透明的世界中的不透明性，是渴望确定性的世界中的不确定性。他们的两腿跨在所有的屏障上，子弹从每一边都呼啸而过。实际上，概念中的犹太人已经被认定是渴求秩序和清晰的现代梦的“粘性物质”的原型，被认定是一切秩序的敌人：旧的、新的，尤其是渴望得到的。

种族主义的现代性

在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中，犹太人身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迈开他们的步伐的时候，被安全地推在一边，并被隔离和封堵在犹太人小巷（Judengasse）怪石嶙峋或者想像性的高墙之后。他们之被疏远就像空气和死亡一样是生活的事实。这种疏远并不要求唤起公众的感情、进行复杂的讨论或自封的警戒员的戒备；弥散且常常是非明文规定的，在总体上又是非常一致的习惯，足以再生产相互的排斥，使得隔离永久地持续。随着现代性的来临，废除了法律规定上的差异，号召法律平等，并带来它最奇怪的新事物：公民权，于是一切都变了。正如卡茨所说：

当犹太人生活在犹太人隔离区和刚刚离开时，享有犹太人所不能享有的合法地位的公民开始指控他们。这些指控的目的只在于证明和再次确认犹太人的身份地位，并为保持犹太人卑微的法律和社会地位提供理论基础。不过，现在这些指控已经被另一些公民的指控平息了，这些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而他们指控的目的是为了指明犹太人是不配他们被授予的法律和社会地位的。[26]

可以说，处在危险中的不仅是道德和社会价值。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所涉及的问题至少包括对先前未经过实践的机制的设计以及获得迄今为止没人想到过的技能———就过去是自然地给予的事物现在要人工制造而言，这两者都是必要的。在前现代时期，犹太人是等级中的一个等级，级别中的一个级别，阶层中的一个阶层。他们的特殊性不是一个问题；习惯性的、实际上未经考虑的种族隔离实践有效地防止了其特殊性成为一个问题。随着现代性的上升，犹太人的隔离也成了一个问题。就像现代社会中所有其他事物一样，这种隔离现在也不得不受到制造、搭建、理性地讨论、科学地设计、执行、监控及管理。那些前现代社会中的统治者可以采取看守员那样闲适和自信的态度：社会可以自食其力，以一种小得难以察觉的变化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自我再生产。然而，他们的现代继承人却不是这样。在这里，任何事物都再也不能想当然。没有被栽种的事物就不应该生长，任何自生自长的事物都必定是错误的，因此也是危险的，会危害和破坏全盘计划。看守员似的自满是个人支付不起的奢侈品。相反，需要的是一个园丁的态度和技能：对草坪、花坛和分开草坪与花坛的沟渠要有详细的设计构思；要有眼力判断和谐的色彩，还要有见识来区分令人愉悦的和声与令人讨厌的杂音；要有把对其计划及其秩序与和谐的构思产生干扰的自生植物视为杂草的决心；要有适当的机器和农药完成清除杂草的任务，并同时保留整个设计需要和限定的那些部分。

以前地域性的隔离所体现出来、并在大量显眼的警告牌中得到强化的隔离的自然性已经消失了。不过这种分离是极端地不自然和脆弱的。过去的公理和默认的假设，现在成了必须要去阐释和证明的事实；“事物的本质”深藏在表面上与它相悖的现象当中。现在新的自然性必须要经过艰难的构造并且建立在与感性印象有所不同的权威的基础之上。正如吉拉德所说：

犹太人被周围社会同化以及社会和宗教差异的消失产生了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是无法区分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由于已经成为了与别人一样的居民，并通过婚姻与基督教徒混杂到了一起，犹太人不再具有可识别性。这个事实对反犹主义理论家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杜拉蒙特（Edouard Drumont）在其《犹太人的法国》（Jewish France）的小册子中写道：“有一个叫科恩的先生，他去犹太教堂也遵守犹太教规，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我对他没有丝毫的不满。我厌恶的是那些特征不明显的犹太人。”

有人发现在德国也有着同样的观念。在那里，习惯性卷发的犹太人和身着有腰带长袍的犹太人较少受到嘲弄……而跟他们同一教派的、模仿基督教国民的犹太人中的德国爱国主义者却相反……现代反犹主义与其说来源于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倒不如说来源于缺乏差异的威胁、西方社会的同质化、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之间沿袭已久的社会与法律屏障之被拆除。[27]

现代性带来了差异的削平———至少是外部表象上的差异，还有营造分隔群体之间象征性距离的那些东西的差异。随着这些差异的消失，哲学式地沉思于实在的智慧已经不够了———这是以前基督教教义在希望理解清楚犹太人真实的隔离时所做的事。现在必须要创造或保留差异，以抵制社会和法律平等以及跨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可怕的侵蚀力。

对于这个新的任务，沿袭下来的宗教对于界线的解释———犹太人拒斥基督———是极不适宜的。这样的解释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可能退出隔离的区域。只要界线保持清晰且很好地做了标注，那么这种解释就能为一个好的目的服务。它为灵活性提供了必需的要素，这种灵活性把人的命运与他们获得拯救或者犯下罪行、接受或者拒绝上帝的恩典等假定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并且它实现这一切的同时丝毫没有损耗界线本身的统一性。但是，一旦种族隔离活动对维持界线的“自然性”变得缺乏热情和无精打采的时候，灵活性的相同要素就被证明是有害的———致使界线让人类的自主大打折扣。毕竟，现代世界观所追求的是教育和自我完善的无限潜能。通过应有的努力和好的意愿，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人在出生时是一块白板、一个空箱，后来在文明化过程中，被遮盖和填满了，填充的是由共享的文化观念的平整压力所提供的东西。显得矛盾的是，将犹太人和他们基督教主人之间的差异仅仅归为信条和相关仪式的不同，竟然显得与现代的人性观非常吻合。伴随着废除其他的偏见，抛弃犹太教迷信并皈依到一个更高的信仰，似乎是达到自我改善的一个正确而充分的手段；只有在通往理性战胜无知的最终胜利的道路上，才能在很大规模上期望有一种驱力。

真正威胁旧界线稳固性的当然不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程式（尽管它也不加固界线），而是世俗化的现代国家拒绝将分化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合法化。这其实也没有关系，只要犹太人（杜拉蒙特的“科恩先生”）自己拒绝跟从国家在它的驱力下走向一致并仍然坚持他们的差异行为。真正引起紊乱的是，有大量的犹太人或者通过留存下来的宗教形式，或者通过文化同化的现代形式，接受了这种努力并完成了信仰的转变。在法国、德国和被德国人控制的奥匈帝国地区，所有的犹太人迟早要被“社会化”或“自我社会化”为非犹太人，并因此导致在文化上无法分辨、在社会上没有视觉特征的可能性是非常真实的。由于缺乏旧的习俗和法律支持的隔离行动，这样一种差异可见标记的缺乏只能等同于将界线自身完全抹掉。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隔离需要一个现代的划分界线的办法。一种能够经受和抵挡住教育和文明化之无尽力量所具有的平整性作用的方法；这种方法要能够标出一块教育和自我改善无法涉足的“禁区”，也要能够绘制一个教化潜力无法超越的界线（这个方法尽管可能带来混乱的结果，却被急于施加在倾向于被永远保留在次要地位的团体身上———比如工人阶级或妇女）。如果想要从现代平等性的攻势中拯救出犹太人的特殊性，那就必须重新解释犹太人的特殊性并将它放置在一个新的、比人类文化和自主的力量更为强大的基础之上。阿伦特以简短的话语认为，犹太教必将被犹太人所取代：“犹太人已经能够与犹太教相脱离而转变信仰；但从他们的犹太性（Jewishness）中是无法逃脱的。”[28]

特别应当强调的是，犹太性与犹太教是不一样的，它必须比人类意志和人类创造潜能更强大。它必须定位在自然规律的水平上（是必然要被发现的规律，然后为了人类利益而被思考和利用，但这个规律是无法被消磨掉、被篡改或者被忽略———至少，它不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杜拉蒙特的佚事想要提醒他的读者的正是这样一个规律：“你想知道血缘是怎样说话的吗？”一个法国公爵曾经问他的朋友。他不顾母亲的反对从法兰克福娶了一个罗特希尔德家族 [29] 的女子。他叫来了他的小儿子，然后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金路易给小孩看。小孩的眼睛变得炯炯有神。公爵接着说：“你看，犹太人的本能显现得多么直露。”之后，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也坚持认为“人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态度。选择和理性的幻想只能导致个人背井离乡和政治的灾难”。忽略这样一个“规律”只会使自己和大众处在冒险之中———或者我们从巴雷斯（Maurice Barres）的话中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只要受到片言只语的吸引，一个孩子都会完全与现实隔离：康德的学说将这个小孩从他祖先的土壤中连根拔起。过多的证书所创造的只会是我们仿照俾斯麦而说的‘毕业生无产阶级’。这是我们对大学的控告；他们的产品即‘知识分子’身上发生的事情是这个‘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社会的敌人。”[30] 信仰转变的产品———宗教的或文化的———不是变化，而是品质的丧失。另一方面，改变信仰潜伏着一个空白，而不是另一种同一性。这种转变丢失了其同一性而没有相应地获得任何东西。人就是他行动前的样子；无论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大致而言，这就是种族主义的哲学本质。

三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在种族主义的历史尤其是纳粹种族主义的历史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

在这个迄今为止最引人注意和最著名的例子中，种族主义对激起反现代主义情绪和焦虑起到了工具性的作用，并且在这方面显得格外有效。斯多克（Adolf Støcker）、艾卡特（Dietrich Eckart）、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斯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以及事实上所有其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预言者、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把犹太种族的幻影视为联结他们所描述的现代化之过去与将来的受害者的恐惧和他们为阻止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而力图创造的理想的民族社会之关键所在。在他们对现代性所预示的社会剧变根深蒂固的恐怖的控诉中，他们把现代性等同于经济和货币价值的规律，并指责犹太人的种族特征要为民族生活的模式和人类价值标准受到的残酷打击负责。因此，消灭犹太人就变成了反对现代秩序的同义语。这个事实表明了种族主义本质上具有的前现代特征；也可以说，表明了种族主义与反现代情绪具有自然的亲和力，并且是这种情绪经过选择后最适合的载体。

但另一方面，种族主义作为一个遍及世界的概念，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实践的有效工具，如果没有现代科学、现代技术和国家权力的现代形式的进展，是不可想像的。因此，种族主义严格地说也是现代的产物。现代性使种族主义成为可能。现代性也使种族主义成为一种需要一：个宣称成就是人类价值惟一衡量尺度的时代一，需要提这样种理论，以便在新的、跨越界线比以前更加容易的环境下来划分界线和维护界线。简而言之，种族主义就是在前现代或至少是不完全现代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彻头彻尾的现代武器。

从异类恐惧症到种族主义

最一般地（尽管是错误地）说，种族主义被理解为群体之间的各种憎恨或偏见。有的时候，它因其情感的强度而有别于更广泛的阶级情绪或者信念；有的时候，它又因为通常包含着遗传性的、生物的和超文化的属性而显得不同，这些属性与各种各样非种族主义的群体仇恨是不同的。这些科学的伪装有时会被种族主义的论述者指出，它们并不存在于其他非种族主义的然而同样是异质性群体的负面典型身上。但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特征，都没有打破在一个更广泛的偏见范畴的框架内分析和解释种族主义的习惯。

由于种族主义在群体间仇恨的当代形式中显得尤为突出，并且在这些形式中独自表明了与当代科学精神有明显的亲和性，因此一个相反的解释倾向就变得越发突出了，即将种族主义的概念扩大以至于可包容所有种类的仇恨的倾向。这样，所有种类的群体偏见都被解释为是若干固有的、天生的种族主义癖好的表现。对于这样一种位置的交换，任何人可能都无法感到特别兴奋，并只是哲学化将它视为一个人们归根结底可以自愿选择或拒绝的问题。但是，如果再仔细地审视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满足显得很不明智。事实上，如果所有群体间的厌恶和仇恨都是种族主义的形式，并且如同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详细论证的，与陌生人保持一定距离并憎恨他们接近的趋势可谓是人类群集普遍和永久的特征，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显得如此突出的种族主义就没有本质上和根本上新奇的东西了，虽然公认以一定的现代语言做了编排，它也仍只是老情节的排练。特别是种族主义和现代生活其他方面的紧密联系不是被彻底地否认就是被完全地忽略了。

在塔盖夫最近对偏见令人难忘的博学的研究中 [1]，他把种族主义和异类恐惧症（对非同类的憎恨）当做同义语来使用。他认为，两者依照复杂化程度的不同表现在“三个层次”上，或者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在他看来，“初级种族主义”具有普遍性。这是自然而然地对不相识的陌生人的存在做出的反应，是对任何形式异质的、令人迷惑的人类生命都会做出的反应。一般来说，对陌生性的第一反应都是一种反感，这种反感时常就会导致侵略行为，并且这普遍都是自发地产生的。初级种族主义不需要鼓舞和煽动；它也不需要一个使其基本仇恨得到合法化的理论———虽然在某些场合下，它有可能作为一个政治动员的工具蓄意地被强化和利用。[2] 就在这样一个时候，初级种族主义就可能被提升到另一个复杂的层次并转变成“二级”（或理性化的）种族主义。这种转变发生在一个为仇恨提供逻辑基础的理论被提出（并得以内在化）的时候。令人厌恶的他者被说成是恶意的或者“客观地”有害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会威胁到憎恨群体的幸福。举例来说，被憎恨的群体会被描绘成与憎恨群体信奉的宗教所理解的邪恶力量相互勾结，或者也可以被描绘成是一个没有道德的经济竞争敌手；一般而言，社会关联、冲突和分化之现时的焦点强制规定了被憎恨的他者的“有害性”得以理论化的语义领域。仇外，或者尤其是种族中心主义（两者在民族主义泛滥时期得以盛行，而当时一条受到强烈维护的分化界线还在以共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进行论证），是“二级民族主义”在当代最普遍的一个例子。最后，必须以前两种“较低”层次的种族主义为先决条件的“第三级”或者说神秘化的种族主义，显得与众不同是因为运用了准生物学的论据。

在塔盖夫建构和解释种族主义的形式中，三重分类似乎在逻辑上有缺陷；如果说二级种族主义的特点在于对初级憎恨的理论化的话，那么看起来就没有充足的理由从能够（也正在）被用来进行这种理论化的众多可能的思想观念中单选一个出来，作为“更高层次”种族主义的显著特征。第三级种族主义看起来就很像是第二级种族主义系列中的一个单元。如果塔盖夫并没有因为生物学理论的“神秘化”性质而将之分离出来（在所有其他的二级种族主义理论中，人们可以无止无休地争辩神秘化程度），而是利用生物学论证的倾向，强调他者具有破坏性的“相异”的不可逆转性和不可医治性，那么塔盖夫或许可以反驳这个质问以捍卫他的分类。事实上，可以指出———在我们这个社会秩序是人为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教育或更广泛地说社会工程也被假定为万能的时代———一般来说生物学，而尤其是遗传学，在公众意识中仍然是不允许文化控制进入的禁区：我们不了解其中的一些事，也不知道如何根据我们自己的意志去修补、铸造和改造。但是，塔盖夫坚持认为，种族主义的现代生物科学形式看起来与“传统的以取消资格来进行排斥的话语在性质、操作和功能方面并没有区别”[3]，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三级种族主义”的独特特征上，即集中在“妄想偏执狂”或极度“玄思”（speculativess）的程度上。

而恰恰相反，我则认为种族主义正是在实施的性质、功能和操作模式方面鲜明地不同于异类恐惧症———这是指当人们遭遇到他们境遇中“人的因素”，例如他们无法充分理解、无法与之很轻松地交流以及无法以一种常规、熟悉的方式行动时，就会正常地体验到的强烈的（并且是感情的而非实践性的）不舒适、不自在或焦虑。而异类恐惧症似乎就是当一个人无法控制局势，因而也就无法影响局势的发展和预计其行为后果时，产生的范围更广的焦虑的集中表现。异类恐惧症看起来似乎是这种焦虑现实或者非现实的具体体现———但悬而未决的焦虑很可能始终都要找到一个停驻之所，异类恐惧症在任何时候也都是一个相当普通的现象，而在现代性时期就更加普遍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失去控制”（no control）的经验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对这些“失去控制”用一个外来群体所引起的强制性干涉来解释也更能说得过去。

我认为，如果这样描述的话，异类恐惧症与竞争者敌意（contestant enmity）也应当在分析上加以区分，竞争者敌意是指由人类追求认同和划分界线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一种更加具体的对抗。在竞争者敌意当中，反感和憎恨的情绪看起来更像是隔离活动的情感附属物；隔离活动本身则需要一次行动、一次努力、一场持久的活动。然而，在异类恐惧症中，外来者不仅仅是靠得太近就令人不舒服，但很容易发现并与之保持距离的明确的一类人，而且是一个集体，不过他们的“集体性”不明显或一般来说难以分辨；其集体性甚至可能会受到怀疑，并经常被其他种族成员掩盖或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外来者被迫会渗透进本国群体并与之相融合———如果预防性措施没有得以实施并被谨慎地执行。因此，外来者之所以威胁到自身群体的团结和自我认同，与其说是因为外来者使群体本身对一个地区实行的控制或者以熟悉的方式行动的自由变得不确定了，倒不如说是因为它模糊了界线自身，并抹掉了熟悉（正确的）的生活方式和不熟悉（错误的）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中间的敌人”的情况———这种情况会激起一股热切的划分界线之潮，而这反过来又会产生对那些被发现或涉嫌有双重忠诚和骑墙罪行的人的深深敌意和憎恨。

种族主义既不同于异类恐惧症也不同于竞争者敌意。它们之间的差别既不在于感情的强度也不在于用以使种族主义合理化的论据类型。种族主义由于某个实践活动而与异类恐惧症和竞争者敌意相分离，这个实践活动既包含了种族主义，也通过种族主义得以合理化；这是一个将建筑、园艺策略和医学策略结合起来的实践———即通过切除既不适合想像中的完美现实、也无法被改造以适合这种完美现实的当前现实要素，以服务于人为社会秩序的建造。在一个鼓吹具有史无前例的能力能通过在理性基础上重组人类事务以提高人类生存条件的社会里，种族主义却确信有某个人类种群无论经过多大的努力也无法融入理性秩序中去。在一个以不断突破科学、技术和文化应用上的限制著称的社会，种族主义却宣称某个种群的人存在着某些无法消除或矫正的缺陷———这使得他们可以超越于改革实践的界线，并且会这样一直延续下去。在一个宣称有着强大的训导和文化改向能力的社会，种族主义却分离出某一种群的人，任何争论或者教育手段都无法触及（因此也无法有效地教化）他们，并因而必定会保持他们永久的异质性。总而言之：在因为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雄心而显得独特的现代社会里，种族主义却宣布存在着某一种群的人，他们顽固并死不回头地抵制所有的控制，并不受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的影响。打个医学的比方来说：一个人可以锻炼和保持身体“健康”部分的体形，但无法阻止癌的生长。后者只有通过毁灭才能得到“改善”。

这样的结果就是种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与疏远的策略相联系。如果条件允许，种族主义会要求应当将令人不愉快的种族移送出被冒犯的种群所占据的地区。如果缺乏这样的条件，种族主义则要求将令人不快的种群从肉体上进行消灭。驱逐和毁灭是两种可以交互使用的疏远方法。

至于犹太人，罗森伯格曾写道：“聪茨（Zunz）把犹太教称做[犹太人]灵魂的冲动。现在，犹太人即使被洗礼十次也无法挣脱这个‘冲动’，这种影响的必然结果总是相同的：没有生气、反基督教和实利主义。”[4] 所有对宗教影响力来说是正确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文化隔阂。犹太人是无法被矫正的。只有保持一定的身体距离，或断绝交流，或将他们隔开，或消灭他们，才能使他们变得无害。

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种族主义

只有在一个有完美社会的设计并通过有计划且持续不懈的努力来实施这个设计的环境当中，种族主义才能盛行起来。在大屠杀的例子中，设计就是千年德意志帝国———自由的日尔曼精神王国。那个王国把所有的空间都给了日尔曼精神。对犹太人来说则没有多余的空间，因为犹太人不可能在精神上改变信仰，也无法接受日尔曼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上的无能被说成是遗传或血统的特性———在那个时代遗传或血统至少体现了文化的另一面，文化无法梦想培育的领域，一块永远不会成为园艺对象的荒地。（遗传工程的前景还没有被认真地对待。）

纳粹的变革是社会工程规模浩宏的一次运动。“种族血统”在一连串工程尺度中是最关键的环节。在里宾特罗甫的促动下，为了进行国际宣传而出版的措词温和谨慎的英文版纳粹官方政策汇编中，内务部国家卫生局的居特博士将纳粹统治的主要任务描述成是“一项一贯旨在保证种族健康的积极政策”，并且解释了这种政策必然要涉及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系统选择并消灭不健康因素以促进健康血统的传播，我们或许不能改善这一代人的体质水平，但肯定能改善我们的后人的体质。”居特丝毫不怀疑，这样一个选择和消灭政策要进行下去就“必须沿着科赫 [5]、李斯特 [6]、巴斯德和其他著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条广泛被采纳的路线走下去”[7]，并由此形成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伸———实际上，是其顶峰。

人口政策和种族福利开导处（the Bureau for Enlightenment on Population Policy and Racial Welfare）的领导格罗斯博士详细说明了种族政策的实用性：扭转目前“遗传条件较好的居民出生率下降，而遗传不良、智力有缺陷、低能儿和遗传罪犯等无限制地繁殖”[8] 的趋势。由于他是写给不可能支持纳粹决策的国际读者的———这些决策不受像公共舆论或者政治多元化那样的非理性事物的左右———让他们看一看现代科学和技术在其逻辑终点上所能取得的成就，所以，格罗斯也就没有必要冒险做出超出消除遗传上之不适者的事情来。

但是，现实中的种族政策还要可怕得多。与居特的观点相反的是，纳粹的统帅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将他们的关注限制在“我们的后人身上”。由于物力允许，他们开始改善现在的一代。而达到这个目标的惟一可行道路就是对“无价值的生命”（Unwertes Leben）实行强制驱除。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保证在这条路上前进。依据环境，制定了“消灭”、“结束”、“撤离”或“缩减”（应读为“根绝”）等参考手段。依据希特勒在1939年12月1日颁布的命令，分别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哈达马尔（Hadamar）、松纳斯坦（Sonnenstein）、艾希贝格（Eichberg）建立了集中营，并把这些集中营隐藏在双重谎言之下：在创建者之间的秘密会议中，他们称呼自己为“安乐死所”，然而在范围更广的场合下，他们就使用欺骗性更强、更使人迷惑的“机构护理”或“转移病人”等慈善基金会的称呼———或者使用温和的“T4”的代号（源自柏林的提尔加腾大街，是整个屠杀行动协调办公室坐落的地点）。[9] 在众多教会名人的大声疾呼下，1941年8月28日希特勒的命令被迫撤销，但“积极地管理人口趋势”的原则是决不会被放弃的。它的关注点，跟安乐死运动发展的毒气技术一起，只不过转移到了不同的目标上：犹太人。而且地点也不同，比如索比波尔（Sobibór）和切姆诺（Chelmno）。

“无价值的生命”一直都是打击的目标。在纳粹分子对完美社会的设计中，他们所追求并决定通过社会工程实施的方案将人类生命分为有价值的生命和无价值的生命；有价值的生命将得到关心备至的培育并获得“生存空间”[10]，而无价值的生命则将被“保持距离”，或者———如果距离疏远不可行的话———进行根除。那些单单的外来者并不是严格种族政策所约束的对象：对这部分人可以用在传统上与竞争者敌意相联系的、旧的、经过考验的策略：他们应当被保持在受到坚决维护的界线之外。而那些身体上和智力上有障碍的人就成了一个更加困难的个例，并由此需要一个新的、原创性的政策：他们在正式意义上并不属于任何“其他种族”，所以不应当被驱逐或隔离，但他们也没有资格进入千年德意志帝国。犹太人的情况就基本类似于此。他们与其他的种族不同；他们是一个反种族的群体，他们会破坏和毒害所有其他种族，他们不仅腐蚀任何特定种族的认同，还侵蚀其自身的种族秩序。（要记住犹太人是“无民族的民族”，因而他们是以民族为基础的秩序的不可救药的敌人。）罗森伯格满怀赞同和欣喜，援引了怀尼格尔（Weiniger）的犹太人自我怀疑式的结论：犹太人是“粘菌（疟原虫）无形的粘网，从远古时期就存在并蔓延到整个地球”。[11] 因此对犹太人进行隔离只能是一个不完全的措施，只是通向最终目标路途上的一个站点。如果不把德国的犹太人清除干净，这个问题就不可能结束。即使犹太人居住在离德国边界很远的地方，他们仍然会继续侵蚀和分解全人类的自然逻辑。希特勒命令他的军队为了日尔曼种族的至高无上而战斗，他相信他所发动的战争是以全部种族的名义、为按人种组织的全人类做贡献的战争。

在社会工程作为一个以科学为基础，朝向新的、更好的秩序的目标（这项工作必然要求遏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消灭任何破坏性因素）的概念中，种族主义确实是与现代性的世界观和实践活动相共鸣的。至少，这种共鸣发生在两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启蒙运动使新神即位，即大自然（the Nature）登临大宝，科学的合法化成为启蒙运动惟一的正统信仰，而科学家则成为它的先知和神父。原则上，一切都可以进行客观的研究；而且一切都是可知的———可靠并真实地可知。真善美，是和应是，都已成为系统和精确观察的合理目标。而这些目标也只能通过从这种观察得出的客观知识来使自己得到合法化。莫斯在他材料翔实论说有力的种族主义历史中总结道，“将启蒙运动的哲学对自然的研究从它们对道德和人性的检验中分离出来是不可能的……从一开始……自然科学和关于古代的道德和审美理想就结合在一起”。在启蒙运动塑造的形式中，科学活动的特征是“尝试通过观察、衡量、比较‘人的群体和动物群体’与‘身体和心灵统一的信念’来决定人在自然界中的确切位置”。这里的精神“应当用一种有形、物质的方式来表现自己，这样就可以被测量和观察”。[12] 颅相学（通过对头骨的测量分辨特征的艺术）和人相学（从面部特征获得品质信息的艺术）充分获得了新科学时代的自信、策略和野心。人的气质、个性、智力、美学天赋甚至政治倾向都被认为是由大自然决定的；至于具体决定的方式，则可以通过细心地观察和比较甚至是最难懂、最隐蔽的精神品质的有形物质“基础”来弄清楚。感性印象的物质起源成为揭示大自然秘密的线索；这种秘密通过一种科学必定能够破译的密码被标记和记录下来。

留给种族主义做的则是去假定对人的性格、道德、审美或政治特质负责的人类有机体的物质属性系统地，并且也是遗传性地再生产式的分布。即使这项工作也已经被那些令人敬重并且也理所应当地得到人们尊重的、很少有可能被列入种族主义干将之行列的科学先驱者为得到这些物质属性而做过了。看到他们sin ira et studio（不急不躁）地发现的事实，他们不大会看不到西方所享有的高于其他世界的有形的、物质的、确定无疑的“客观”优越性。因此科学分类法的创始人林奈以区分甲壳类动物和鱼类动物同样的精确度区分了欧洲居民和非洲居民。他不能不，事实上也不得不把白种人描写成“有创造性、充满灵性、井然有序、受法律管理……与此相对，黑人则被打上了所有负面的特征，这使得他们成为更优越民族的反衬；他们被认为是懒惰的、不正直的和无法自我管理的。”[13]“科学种族主义”的创始人戈比诺（Gobineau）没有花费过多的创意就将黑人描写成智力低下但色欲过度，并因此是一种粗野、恐怖的力量（就像是无法无天的暴徒），而将白人描写成热爱自由、荣誉和一切精神活动。[14]

1938年，弗兰克（Walter Frank）将犹太人遭受的迫害描述成“德国学术界与世界犹太人斗争”的传奇故事。从纳粹统治的第一天起，由生物学、历史学和政治科学领域里著名大学的教授主持的科学机构，就已经被组织起来根据“先进科学的国际标准”来调查“犹太人问题”。新德国疆域历史研究所、犹太人问题研究所、犹太人进入德国宗教生活研究所，以及臭名昭著的罗森伯格的犹太问题研究所，只是许许多多科学中心中的几个，这些中心把解决“犹太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学术方法论的一次应用，并且它们从来也不缺乏持有学术证书的科研人员。它们在开展活动的一个典型理由是：

几十年以来，整个文化生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生物学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尤其从上个世纪中叶达尔文、孟德尔和高尔顿的学说开始，后来又受到普洛茨、沙尔梅耶尔、科伦斯、德·弗里斯、切尔马克、鲍尔、鲁金、费希尔、伦兹以及其他人研究的推动……人们认识到，植物和动物的自然法则也应该适用于人类……[15]

其次———从启蒙运动开始，现代社会以对自然和自身的积极管理态度而著称。科学活动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首要的，它应当充当一个力量强大的工具，以允许工具持有者改善现状，根据人类的计划和设计改造现实，并帮助推动这个工具达到自我完善。园艺和医学是典型的建设性立场，而常态、健康或卫生则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任务和策略的主线。人类生存和共居成为设计和管理的对象；就像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一样不得不被干涉，以免它们会受到野草的滋扰或被癌组织吞噬。园艺和医学就其功能而言是同一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个活动将注定要生存并繁荣的元素与应当被消灭的有害或病态的元素进行隔离和区分。

希特勒的花言巧语中充斥着疾病、传染病、感染、腐烂、瘟疫的比喻。他把基督教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比作梅毒或瘟疫；他把犹太人说成是细菌、分解病菌或害虫。1942年他对希姆莱说：“犹太病毒的发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我们现在进行的战争与上个世纪由巴斯德和科赫发动的战争属于同一类。有多少疾病是源自于犹太人病毒……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再次获得健康。”[16] 同年10月，希特勒宣布：“我们将害虫消灭就等于为人类做了一项贡献。”[17] 希特勒意志的执行者将消灭犹太人说成是欧洲的康复（Gesundung）、自我净化（Selbsttreinigung）、清洗犹太人（Judens⁉uberung）。在1941年11月5日出版的《帝国》（Das Reich）的一篇文章中，戈培尔欢迎大卫之星（the Star of David）[18] 徽章的使用，并把它拥戴为“卫生预防”的一项措施。将犹太人与种族纯粹的社区相隔离是“种族、民族和社会卫生的基本准则”。戈培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好人和坏人，就像有好的动物和不好的动物一样。“犹太人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并不证明犹太人就应当归入我们，就像一个跳蚤并没有因为生活在我屋子里而成为家养动物一样。”[19] 用外务部新闻总管的话来说，犹太人的问题是“一个政治卫生的问题”。[20]

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生物学家埃尔文·鲍尔（Erwin Baur）和人类学家马丁·斯德姆勒（Martin St⁉mmler），用科学贴切和实事求是的语言描述了纳粹德国的首领们用动情和热烈的政治词汇重复表达的事实：

每一个农民都知道如果他屠杀了家禽中最优质的品种而不让他们繁殖，相反却继续繁殖劣等的个体，品种就会不可救药地退化。这个农民对他所喂养的动物和耕种的植物都不愿犯的错误，我们却在很大程度上让它在我们中间继续。为了弥补现今我们的人的特质，我们就必须保证那些劣等民族不再繁衍。一个在数分钟就能完成的手术使得这成为可能，而不会造成进一步的耽搁……没有人比我更赞同这个新的绝育法律了，但我必须一再强调的是这些法律仅仅是开端……

灭绝和拯救是种族培植的两极，也是我们必须实行的两种方法……灭绝就是通过绝育和对不健康、不合要求的遗传因素进行数量上的抑制以在生物上毁灭劣等遗传……这个任务包括维护人以防止野草的过度生长。[21]

总而言之：在纳粹分子建立毒气室之前，他们就依照希特勒的命令企图通过“仁慈杀害”（虚伪地起了绰号叫“安乐死”）消灭精神不健全和身体受损的同胞，并通过人种优越的男人对人种优越的女人实施有组织的授精以培育更优越的人种（优生学）。

跟这些努力一样，屠杀犹太人是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也是系统地利用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

从排斥到灭绝

G.L.莫斯曾写道：“基督教神学从来没有主张灭绝犹太人，而是主张将犹太人作为等待判决的人证从社会中驱逐出去。屠杀犹太人只能作为将犹太人隔离在犹太人区的辅助措施。”[22] 阿伦特认为：“一个罪犯要受到惩罚；而罪恶就只能被灭绝。”[23]

长期对犹太人的排斥只有在现代的、“科学的”种族主义的形式中，才能说成是一次卫生运动；也只有在犹太仇恨的现代化身中，犹太人才被指责是携有根深蒂固的罪恶，且带有无法分离的内在缺陷。而在此之前，犹太人是罪人；就像所有的罪人一样，犹太人必将因为他们的罪恶而在现世或超俗的炼狱里遭受痛苦———去忏悔，有可能的话去获得拯救。他们的痛苦将被看见，这样罪恶的后果和忏悔的必要性也就可以被看见。观望罪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哪怕罪恶最后受到了惩罚。[如果有疑问，请参考怀特豪斯（Marry Whitehouse）。]癌症、害虫或野草是无法忏悔的。它们没有犯罪，它们只是按照他们的天性活着。也没有任何理由对它们进行惩罚。只是由于它们罪恶的天性，它们不得不被消灭。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罗森伯格抽象的历史哲学（historiosophy）一样，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同样独自清晰地阐释了这个观点：“根本不可能通过额外的惩罚将犹太人带回到文明化人类的羊栏。他们永远都是犹太人，就像我们永远都是雅利安人种的成员。”[24] 但是，与“哲学家”罗森伯格不同的是，戈培尔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掌握着令人敬畏和无以抗拒的力量；况且，得益于现代文明化成就的政府—能够构想没有癌症、害虫和杂草的生命的可能性，并通过运用其掌握的物质资源将这个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如果没有种族的构想，也就是说没有地方性的、致命的、从原则上说是不可医治的并且能够繁殖直到被阻止为止的缺陷，是很难或许不可能形成灭绝一整群人的观念的；如果没有业已确立的医学实践（既包括针对个体身体的医学领域，也包括其大量类比的应用），同时如果没有医学实践规定了健康和常态的模式、隔离的策略和手术技术，同样也是很难或者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想法的。而如果脱离了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社会秩序之人为性的信念、专家制度以及人类场景与互动的科学管理的实践活动，更是特别难或几乎不可能构想这样一个想法的。由于这些原因，反犹主义的灭绝计划应该被看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现象；也就是说，是只有在现代性的发达国家才可能发生的事件。

但是，灭绝计划和现代文明紧密相联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不止一个联系。种族主义即使与现代思想的技术倾向结合起来，也不足以完成大屠杀这个壮举。种族主义要想实现大屠杀，就必须能够获得从理论到实践的通道———并且这可能意味着通过巨大的思想动员力量给足够的人类行动者提供能量以处理大规模的任务，以及始终不渝地依据任务的需要而不断地对工作做贡献。经过思想上的训练、宣传或洗脑，种族主义必定会把对犹太人的强烈憎恨和厌恶灌输给非犹太人群众，以至于无论他们何时何地遇到犹太人都会引发暴力事件。

而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尽管纳粹政权对种族主义宣传投入了大量资源，纳粹教育付出了集中努力，以及用恐怖来威胁对种族主义行动的抵制，种族主义计划（尤其是这个计划的最终逻辑结果）的公众接纳程度，还是远未达到受情绪引导的灭绝行动所要求的水平。即使证据还不足，这个事实也再次证明了异类恐惧症或竞争者敌意和种族主义之间缺乏连贯性或自然的进展。那些曾希望利用对犹太人分散的憎恨来获得对种族灭绝政策的广泛支持的纳粹领袖很快被迫承认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然而，即使（实际上是一种不太可能的情形）种族主义的信条更加成功一些，并且执行私刑和割喉的志愿者成倍增加，群众暴力令我们震动的仍然只能是：它是社会工程，是彻头彻尾的现代计划或种族卫生的一个效率极低、喧闹的前现代形式。实际上，正如沙比尼和西维尔令人信服地所指出的，德国最成功的———普遍并且起到了实质性效用的———大规模反犹太暴力事件，声名狼藉的碎玻璃之夜 [25] 是一次屠杀，是恐怖的一个工具……具有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犹主义传统的典型特征，而不是新的纳粹秩序，不是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灭绝。群众暴力是原始、低效率的灭绝技术。它是一种有效的恐吓某种居民的方法，目的在于将他们保持在原位，甚或是迫使一些人抛弃他们的宗教或政治信仰的方法，但这些都不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目的：他想的是毁灭他们。[26]

没有足够的“暴徒”能如此施暴；杀害和毁灭的景象使被激发起来的人都逃离了，而绝大多数的人更愿意闭上他们的眼睛、塞住他们的耳朵，但首先是堵住他们的嘴巴。与大规模屠杀相伴的不是情绪的激越，而是死一般寂静的漠不关心。它不是公众所喜，而是公众的冷漠，这种冷漠“成为了无情地围在千千万万个脖子上的套索的一根加固绳”[27]。种族主义首先是一项政策，其次才是一种思想。如同所有的政治行动一样，它需要组织机构、管理者和专家。就像所有的政策，种族主义的实施需要劳动分工，并将任务与即兴和自发的混乱效果相分离。这要求专家不被干扰并能够自由进行他们的任务。

这种冷漠本身而言并非是受冷漠的；考虑到最终解决的成功，这种冷漠就必然不会是遭到冷漠的。正是那些没有能够转变成暴徒的群众瘫痪了，即一种由权力显现所释放的魔力和恐惧所造成的瘫痪，使得问题解决的致命逻辑可以无拘无束地自行其事。用斯多克斯的话来说，“在那一政权起初还不够稳固时未能成功地抗议其残暴措施，致使无论这些措施的逻辑顶点多么有害和不正确，也不能被阻止而不出现。”[28] 即使大多数德国人不喜欢并仍然不为种族主义教化所动，异类恐惧症的广度和深度显然已经足够使得德国公众不会反对暴力。纳粹分子可以找到大量机会印证大多数德国人不为种族主义教化所动的事实。在对德国人态度颇有分寸的诠释中，萨拉·戈尔顿引用了纳粹官方报告，这个报告生动地描述了纳粹对碎玻璃之夜事件中公众反应的失望：

任何人都知道现今德国的反犹主义本质上局限于政党及其组织，也知道在居民中存在着一些丝毫没有理解反犹主义的群体，他们对此也完全缺乏感情投入。

在碎玻璃之夜后的不久，这些人就立即与犹太人做起了生意……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固然是反犹主义的人、反犹主义的国家，然而在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表现形式中，反犹主义实际上仍然未被表达……在德国居民中，仍然有市侩的团体，他们谈论着可怜的犹太人，他们对德国人民的反犹主义根本不了解，他们一有机会就为犹太人求情。只有领导阶层和政党是反犹主义的：情况本不应当是这样的。[29]

然而，厌恶暴力———尤其厌恶可以被看得见以及有意让人看见的暴力———是与以更同情的态度对犹太人实施的管理措施同时产生的。许多德国人欢迎一次有力的、大张旗鼓宣传的、旨在实现犹太人种族隔离、分离和剥夺权利的活动———那是异类恐惧症和竞争者敌意的传统表达方式。此外，许多德国人拥护被描述成是对犹太人惩罚的（只要一个人能够装作认为受惩罚的人确实是概念上的犹太人）措施，即作为对被取代和不安全所激起的相当真实（如果是下意识的）的焦虑与恐惧的一种虚构的（但似乎合理的）解决方案。无论他们满意的理由是什么，那看起来都与演奏者（Streicher）式的告诫所暗示的有着根本区别，这类告诫认为暴力是一种对想像的经济或性犯罪进行报复的极其现实的方式。从设计和指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人的观点来看，犹太人要被处死并不是因为他们被憎恨（至少这不是主要原因）；他们被认定该死（并且受到憎恨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是因为他们处在不完美的、充满紧张的现实与安宁幸福的理想世界之间。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能够看到的一样，犹太人的消失对实现完美世界是有帮助的。犹太人之阙如正是那个完美世界与此时此刻不完美的世界之间区别所在。

在研究了官方报告以及立场中立的重要原始资料之后，戈尔顿证实了“普通德国人”广泛并不断增长地同意将犹太人排除出权力、财富和有影响的位置。[30] 犹太人逐渐从公众生活中消失，要么受到了赞同，要么就被有意地忽略了。总之，公众不愿意亲自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是与公众赞同或至少不干涉国家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大多数德国人不是疯狂的或‘偏执狂式’的反犹主义者，那么，这些人就是‘温和的’、‘隐藏的’或被动的反犹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犹太人已经变成了超越人类感情的一个‘非人化的’、抽象的和外来的实体，而‘犹太人问题’则是爱国政策应予以解决的一个合理问题。”[31]

这些考察再次证明了，在反犹主义的灭绝形式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的操作上而非思想上的其他联系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灭绝的观念———它与传统的异类恐惧症并不连贯，并因为这个原因而主要有赖于两个无法撼移的现代现象，即种族主义理论和医学治疗综合征———成为了其中的第一个联系。而现代观念也需要合适的现代实施方式。它在现代官僚体系中找到了这样的方式。

对种族主义世界观所关注问题的惟一恰当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彻底的空间分离或肉体消灭，实现对病原性和传染性种族———指疾病和污染的根源———完全和毫不妥协的隔离。就其本性而言，这是一项令人畏缩的任务，如果不结合其他一些条件，这个任务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这些条件包括：大量的资源、它们的动员和计划分配的方法、将整个任务细分成许多局部和专门的职责的技能、协调他们行动的技能。简而言之，没有现代官僚体系，这个任务是不可想像的。为了实现有效性，现代灭绝性反犹主义就必须与现代官僚制度相联姻。德国的情况即是如此。海德里希在其著名的万德西（Wandsee）新闻发布会中，谈到了元首 [32] 对国家中央安全厅（BSHA）犹太人政策的“赞同”和“认可”。面对这个想法所产生的问题及其所决定的目标（希特勒自己情愿把它说成是“预言”而不是目标或任务），名为国家安全总局（Reichsicherheithauptamt）的官僚体系开始设计合适的实践性解决方案。它完全遵循官僚体系的行动方式：计算花费并把花费与现有资源相比较，然后尽量确定最佳组合方案。海德里希则强调积累实践经验的必要性，强调过程的渐进性以及每一步所具有的临时性特征，因为每一步都会受到至今仍然有限制的实践技能的限制；国家中央安全厅就是要积极地追寻最佳解决方案。元首表达了他对最后一个患病种族被清除之后世界情景的浪漫想像。余下的就是一点儿也不浪漫、沉着理性的官僚主义程序问题。

典型的现代社会设计和工程野心与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的集中相混合，构成了致命组合。用戈尔顿简洁而难忘的话来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沉思他们的死亡并奇怪‘为什么恰恰是我，我没有做任何该死的事情呀？’可能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权力已经全部集中到某个人手中，而这个人又恰巧仇恨他们的‘种族’”。[33] 那个人的仇恨和集中的权力不是一定会相遇的[实际上，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令人满意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反犹主义对极权主义政权来说在功能上是必然不可少的；或者，反之亦然，以现代种族主义形式出现的反犹主义为什么会必然导致这样一个政权的诞生。举例来说，克劳斯·冯·贝米最近在研究中发现，西班牙长枪党党员对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Antonio Primo de Rivera）所有著作里没有任何反犹主义话语而感到格外骄傲，然而即使一个‘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者，比如佛朗哥的姐夫苏内尔（Serrano Suner）却宣称在通常意义上种族主义对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来说意味着异端邪说。法国新法西斯主义者巴德克（Maurice Bardech）认为迫害犹太人是希特勒最大的错误并且是在法西斯合约之外的 [34]]，但它们确实相遇了。并且它们还有可能再次相遇。

展望

现代反犹主义———既包括异类恐惧症的形式又包括现代种族主义形式———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像一般来说现代性的历史，而尤其是现代国家的历史也还没有结束一样。现代化进程似乎要在我们这个时代远离欧洲。尽管在通往现代的、“园艺型”文化的道路上，以及在社会经受现代化变化所带来的损伤最强的混乱时期，某种界线定义的策略是有必要的，但选择犹太人承担这样一个策略的任务，无疑是受到了欧洲独特的沉浮历史的作用。对犹太人的憎恨和欧洲现代性之间的联系是历史性的———有人或许会说是具有历史独特性的。另一方面，我们很清楚如果文化激励不是有与其起源密切相关的社会结构条件，那么文化激励的行进是相对自由的。将犹太人视为一支破坏秩序的力量，视为侵蚀所有同一性和威胁所有民族自决成就的不调和的对立群落；这种成见如同那种文化中其他被公认为是优越和可信赖的东西一样，早已沉积在高度权威的欧洲文化中并可以进行输入和输出处理。这种成见和以前众多其他文化架构性概念和项目一样，可以被采纳作为一种解决地方性问题的工具；即使有些地方缺少产生它的历史经验，甚至（或许可能特别是）采纳它的社会在此之前没有直接的、有关犹太人的知识。

反犹主义能够在明显反对它的人中存在下来的现象最近受到了关注。在一些犹太人几乎绝迹的国家，反犹主义（当然，作为一种情绪，现在与主要针对犹太人之外其他目标的实践活动关系紧密）仍然盛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接受反犹太人情绪与接受任何其他民族、宗教或种族偏见之间的分裂，这两者原本应当是密切相关的。现今，反犹主义情绪既不与团体癖性相联系，也不与个人癖好相联系，更不与产生焦虑的未决问题和敏感的不确定性等相联系。研究奥地利“无犹太人的反犹主义”现象的贝恩德·马丁构造了文化反犹主义一词来解释一个相对新颖的现象：在公众意识里，某些（通常是病态的或者要么是不吸引人或可耻的）人类特征或行为模式已经被定义为是犹太人的了。在缺乏对这种关联实践检验的情况下，负面的文化定义和对该定义所指向的特征的憎恨会彼此互相维持和增强。[35]

但是，根据“文化反犹主义”所作的解释并不适合其他形式的反犹主义。在我们这个地球村里，新闻传播得非常快也非常广，文化也早已成为没有边界的游戏。与其说现代反犹主义是文化沉淀的一个产物，倒不如说它为文化传播过程所支配，今天这种文化传播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强烈的多。反犹主义同这种传播的其他对象一样，尽管仍然与其原始形式保持着亲和性，但也在转变之中———更加尖锐或强烈———以适应其新的问题和新的需要。充斥着紧张和创伤的现代性“不稳定发展”时期，存在大量这样的问题和需要。对犹太人恐惧的成见为其他令人费解和使人恐惧的紊乱以及先前未经历的痛苦提供了现成的可理解性。举例来说，近年来在日本这已经成为理解在经济扩张过程中遭遇的未预期障碍的一个日益普遍的万能钥匙；世界犹太人的活动被提议作为各种事件的解释，这些事件如此五花八门，以至于包括对日元的估价过高、又一个切尔诺贝利式的核灾难，以及随后又一个被苏联掩盖的所谓的辐射尘威胁。[36]

N.科恩详细分析了一种传播异常迅速的反犹主义成见，它将犹太人的形象描述成一个国际阴谋团伙，这个团伙能够毁灭所有的地方性力量，分解所有地方性文化和传统并将全世界统一在犹太人的统治之下。这无疑是反犹主义最具诋毁性和最可能致命的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成见的支持下，纳粹党人发起了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看起来曾经从“犹太人不协调”的多重尺度中得出的犹太人的多面形象，趋向于逐渐减少直至只有一个相当直截了当的特征，即犹太人是超国家的精英，是所有有形力量背后的无形力量，是据说自发和无法控制的、但通常不幸和使人困惑的命运变化的隐蔽的管理者。

现代主要的反犹主义形式是理论的产物而不是基本经验的产物；它受到的支撑来自教与学的过程，而不是来自于对日常互动环境的知性直观反应。本世经之初，迄今为止在富裕的欧洲国家中传播最广的反犹主义的变体针对的是贫困的、明显是外来人口的犹太人移民；这起因于本地的低层阶级的直接的经历，因为只有低层阶级才与陌生人和奇异的外国人接触，并且他们对这些人令人不安的出现持有猜忌和怀疑的态度。他们几乎不与当地的精英分享他们的感触，而这些精英们与讲依地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的新移民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并且对他们来说这些移民与那些下层阶级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不守规矩、文化低下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只要这种情绪尚未由只有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知识分子能提供的理论套用所涉足，大众原始的异类恐惧症就会停留在（套用列宁的名言）“工会意识”（trade-union consciousness）的水平；只要专门制定了与犹太穷人低层次交往的参照标准，这种情绪就不会再升级。只要综合个体焦虑以及将个人麻烦转变为共同问题，这种情绪就会被普及化为群众不安的一个讲台[这种情景也曾发生在针对伦敦东区的莫斯利（Mosley）的英国运动，或者现今的针对累斯特城和诺丁山等类似地区的英国民族阵线，以及法国人针对马赛的运动中]。这种情绪将持续到有必要“将外来人遣送回他们所来自的地方”为止。但是，用这种低层阶级“私人事务”的方式是无法将群众的异类恐惧症甚至划分界线的焦虑上升为普遍野心的复杂的反犹主义理论，比如致命的种族或“世界阴谋”之类的成见。为了能够赢得大众的想像力，这种理论必须涉及群众在正常情况下无法涉及和不可能知道的事实，这种事实当然也不会发生在他们日常生活和直接经验的范围内。

不过，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为我们带来了结论：复杂理论形式的反犹主义的真正作用与其说在于煽动群众的敌对行动的能力，倒不如说在于与社会工程设计和现代国家野心的独特联系上（或者，更精确地说，这种野心的极端和过激的变体）。现代西方国家趋向于撤消先前对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直接管理控制，趋向于多元化和市场导向的社会生活结构，这些事实表明，反犹主义的种族主义形式似乎不太可能再次被西方国家用作大规模社会工程计划的工具。在可预见的未来，更确切地说：后现代主义的、以消费者为导向和以市场为中心的大多数西方社会的环境似乎都建立在经济特别优先这种脆弱的基础之上，这种经济优越性目前是以对世界资源份额的极大占有为担保的，但这显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任何人都可以设想一下在不久的将来提倡国家直接接管社会的情景———随之而来的是，早已确立并久经考验的种族主义观点也许会再一次派上用场。同时，非种族主义的、不太富有戏剧性的对犹太人的憎恨会在大量但不太重要的场合下被用作政治宣传和动员的方法。

由于现今犹太人整体朝着中上层阶级发展并因而不会与群众产生直接的接触，西方国家新近产生的界线划分和界线维持的群体敌意趋向于集中针对移民工人。有些政治势力急切地想利用这种（利害）关系。他们常常用现代种族主义所使用的语言支持隔离和身体分离：这是纳粹分子在执政道路上成功使用的口号，实质上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种族主义利益而使用的、为了获得群众好战的敌意的支持的一种方法。在战后经济重建时期吸引大量移民的所有国家，大众新闻和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为这种种族主义语言的使用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富克斯和朱维与玛高迪 [37] 最近公布了对这种语言的使用所做的汇集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我们可以阅读1985年10月26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的问题专论“三十年后我们还是法国人吗？”，以及希拉克总理同时所说的其政府有着坚定的决心要加强个人安全和国民同一性。毫无疑问，英国读者要寻找用于动员大众的异类恐惧症和界线恐惧的准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主义的语言，根本不必去寻找法国作者的作品。

无论它们有多么可恶，也不论它们装盛暴力的蓄水池有多大，异类恐惧症和界线竞争焦虑都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大屠杀。将异类恐惧症与种族主义、类似大屠杀的有组织犯罪混淆起来是误导性的，同时也可能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就偏离了灾难发生的真正起因，而这些起因往往深植于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而不在于对陌生人永恒的反应上或较少普遍性却并不罕见的认同冲突上。在大屠杀开始和维持阶段，传统的异类恐惧症只扮演了一个辅助角色。真正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别的地方，并且这种因素与更为熟悉的群体憎恨之间至多只存在着历史的联系。大屠杀的可能性深植于现代文明的某些普遍特征之中；另一方面，大屠杀的实施是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特定的、但一点儿也不普遍的关系相关联的。在下一章中将对这些联系进行更详细的探讨。

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直到那时，邪恶———既然必须要给这种只在外形上无法预测的、令人惊奇的环境的结合起个名字———已无声无息地逐渐渗入表面上无害的阶段……尽管如此，当回顾并分析过去的事情，就会发现很显然信号的积累不仅仅是偶然事件的结果，而可以说，有着其自身的动力，只不过现在还是秘密的，这就好像一条突然急剧地浮出陆地之前总是不断地增大和变宽的地下河流；一个人只需回想到第一个凶兆出现的时刻并绘制一幅图示，勾勒出其不可阻挡的上升的客观形态。

J.戈伊蒂索罗，《战后风景线》

研究大屠杀的杰出历史学家希尔博格问道：“如果我能够向你展示所有的作恶者都是疯狂的，你会不会感到高兴点？”但这也正是他所无法展示的。他所展示的事实令人不安，也不太可能使每个人都感到快乐。“他们在当时是受过教育的人。无论何时当我们思考奥斯维辛背后西方文明的意义，这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演变的速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理解力的速度；我们再也不能设想我们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官僚体系结构或者技术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了。”[1]

对哲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以及所有其他专门从事理解和解释工作的博学之士而言，这无疑是个当头棒喝。希尔博格的结论意味着他们并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他们也不能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事。对于科学家的所作所为而言，这种指责已是相当的糟糕（这势必会使学者们惶惶不安，甚至，如他们所说，使他们重起炉灶），但它在本质上却不是公众恐慌的原因。毕竟，已经存在着许多其他重要但我们认为没有充分理解的历史事件。有时，这使我们感到愤慨；但大多数时间，我们并没有异常地不安。毕竟———正如我们安慰自己的那样———这些过去的事件只是涉及到学术兴趣的问题罢了。

但它们是这样的吗？我们难以把握其所有荒谬性的并不是大屠杀。而大屠杀的发生使之几乎无法被理解的恰恰是西方的文明———并且正是在我们想到我们早已对这种文明达成了和解，并看透了其最深的内在驱力乃至其前景的时候，也是它已经形成全球范围内空前的文化拓殖的时候。如果希尔博格是正确的，并且我们最关键的社会制度逃脱了我们的精神上和实质上的把握，那么应值得担忧的就不只是专业的学术了。的确，大屠杀发生在几乎半个世纪以前。直接经历它的那一代人都几乎已经过世了，但是———这是一个可怕的、不幸的“但是”———这些我们文明中曾经熟悉、而被大屠杀再次神秘化的特征，仍然是我们生活中熟悉的一部分。它们并没有消失，所以大屠杀的可能性也没有消失。

我们对这种可能性不屑一顾。我们嘲笑被我们心灵的平静所激怒的少数困惑之士。我们给他们起了一个特别的、嘲笑的名字———“末日的先知”（prophets of doom）。于是他们表现得很痛苦的警告也很容易被置之不理。难道我们还没有警惕吗？难道我们不谴责暴行、不道德和残酷吗？难道我们没有调动我们所有的创造力以及相当多的、不断增长的资源与它们斗争吗？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生活里难道有从根本上表明了大灾难之绝对可能性的事物吗？生活正变得更好、更舒适。总的来说，我们的制度似乎可以应付。我们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以免于敌人的侵害，我们的朋友也绝不会做任何肮脏的事。即便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那些不特别开化并因此在精神上遥远的人对他们同样野蛮的邻居所造成的暴行。例如埃维人 [2] 先把伊博人 [3] 称为败类、罪犯、守财奴和没文化的弱智者，然后竟屠杀了一百万名伊博人 [4]；伊拉克人甚至都懒得咒骂库尔德居民就用毒气杀害他们；泰米尔人 [5] 对僧伽罗人 [6] 的屠杀；乌干达人的自我毁灭（或者有另外的可能？）。所有这一切当然都很悲惨，但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即使真被证明确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无疑说明了跟我们不相同是多么的不好，并且安然无恙地处在我们先进文明的庇护下又是多么的幸运。

但是，一旦回想起直到1941年大屠杀仍然没有被预料到会发生；回想起即使给出了“事件真相”的现存资料，它也是不可预料的；回想起当它最终在一年之后发生而人们对它普遍表示怀疑的时候，我们的自满很显然会最终被证明是多么的不幸。人们拒绝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事实。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有恶意，而是因为他们已知的一切无法让他们去相信。对于他们所知道的和相信的而言，那个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命名的集体屠杀是完全不可思议的。1988年，再次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件。然而，在1988年我们知道在1941年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那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人们应该去思议的。

问题

不同于其他许多学术研究的课题，有两个原因使得大屠杀不能被看做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兴趣问题；也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大屠杀问题不能被简化为历史研究和哲学思考的主题。

第一个原因是，即使说“作为一个核心的历史事件———跟法国大革命、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纺织机的发明没什么不同———大屠杀已经改变了随后的历史进程”[7] 似乎是合理的，但最确定无疑的是大屠杀几乎没有改变此后我们的集体意识和自我理解的历史进程。它在我们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和历史趋势的印象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鲜明的印迹。除了一些边缘化的专门研究领域和对现代性病态倾向的一些阴暗和不祥的警告之外，大屠杀使社会科学总体上（特别是使社会学）保持在原封不动的状态。而这两种例外一贯与社会学研究的正统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此，我们对曾经致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因素和机制的理解并没有有意义的进步。并且由于我们的理解力比半个世纪以前并没有很大的提高，所以我们可能再一次对警告的迹象毫无准备，也无法破译它们———如果还是跟那时一样，现在这些警告迹象明显地处处显现的话。

第二个原因是，无论“历史进程”发生什么情况，那些完全有可能包含大屠杀之潜在性的历史产物却没有发生什么———或者，至少我们无法肯定它曾发生了什么。对于所有我们知道的而言（或者应当说，对于所有我们不知道的而言），这些历史产物或许仍然与我们在一起，并等待着它们的机会。我们只能够心存这样的疑惑，即那个曾经产生大屠杀的环境并没有被根本改变。如果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着在1941年致使大屠杀发生的某些事物，我们无法肯定它们已经从那时起就被消除了。越来越多的著名和有声望的学者告诫我们最好不要沾沾自喜。

导致（奥斯维辛）产生的意识形态和体制保持得完好无损。这意味着民族国家自身的失控并且能够在难以想像的范围内引发社会自相残杀的行为。如果不被制止，它可以使整个文明毁于战火之中。它不可能执行一个人道主义的使命；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规范都无法阻止它的侵犯，它是毫无良知的。（费恩戈尔德）[8]

当代“文明”社会的许多特征都鼓励轻易地诉诸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主权领土国家宣称，作为其主权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有权力对其统治的人民实施大屠杀行动，或从事种族灭绝大屠杀，以及……联合国，为了其所有的实际目的，而捍卫这项权利。（库佩尔）[9]

在出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动机而设定的限制内，现代国家会对其统治之下的人做任何它所想做的事情。只要它愿意，它可以超越任何道德伦理的界线，因为任何道德伦理的力量都在国家力量之下。在道德和伦理问题上，现代国家中个人面对的状况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犯人所面对的原则上约略相同：要么遵照当局者所推行的通行的行为标准，要么就是冒承受这些人可能会施加的任何惩罚的危险而……

现在，生存越来越符合在奥斯维辛控制生命与死亡的原则了。（克雷恩和拉波波特）[10]

只需对大屠杀记录草草浏览一番就会被激起的情感所吞没，因此上面所引的一些人有夸张的倾向。他们的有些话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并且无疑是过度的危言耸听了。它们甚至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如果我们所知的一切都跟奥斯维辛一样，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与奥斯维辛一起生活了，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还活得相当不错。如果支配奥斯维辛犯人的生命和死亡的原则与支配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死亡的原则相像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呐喊和悲叹又为的是什么呢？确实，人们或许会受到良好的忠告，切莫用大屠杀的残忍形象来维护一个偏颇的立场，并将这种立场应用到或大或小但总体上却是惯常性和日常性的人类冲突当中。大规模毁灭是敌对和压迫的极端形式，但不是所有压迫、集体仇恨和不公平的情况都和大屠杀“相像”。明显的因此也是表面上的相似性是很难导入因果分析的。与克雷恩和拉波波特观点相反的是，不得不在顺从和承担违抗之后果两者中做出选择并不必然意味着生活在奥斯维辛，而且大多数当代国家宣扬和实行的原则也不足以使它们的公民变成大屠杀的受害者。

要关注的真正原因存在于别的什么地方，这并非一个说了就完事，也不会作为后大屠杀创伤自然而又具误导性的结果而被搁置一旁的原因。它可以得自于两个相关的事实。

首先，由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可能导致大屠杀计划的构思过程，以及容许实施这样一个计划的技术资源，不仅被证实与现代文明完全契合，而且是以它为条件、由它创造和提供的。大屠杀不仅仅神秘地避免了与现代性的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冲突。也正是这些规范和制度才使得大屠杀有发生的可能。没有现代文明及其最核心本质的成就，就不会有大屠杀。

第二，所有那些文明化进程已经建立的核查与平衡、屏障和阻碍的复杂之网都被证明是无效的；而我们本寄希望并信任这些网络能够保护我们免于暴力，并能够抑制所有野心勃勃和肆无忌惮的力量。而大屠杀来临时，受害者发现自己是孤零无靠的。他们不仅已被表面上和平、人道、遵守法律并秩序井然的社会所愚弄———他们的安全感成为他们毁灭的一个最有力因素。

坦率而言，我们的忧虑不无根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社会中，生活在并不包含任何可以阻止大屠杀发生的东西的社会中。仅仅因为这些原因，也是有必要研究大屠杀的教训的。这样一项研究所包含的远不止于对百万受害者的悼念，清算屠杀者，以及医治消极而沉默的目击者仍未痊愈的道德创伤。

显然，这项研究本身，即使是一次最认真的研究，也不足以保证大规模的屠杀者和麻木不仁的旁观者的重现。但是如果没有这项研究的话，我们甚至不会知道这种重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不可能性又有多大。

非同寻常的种族灭绝

集体屠杀并不是一个现代发明。历史上充满着团体的和宗派的敌意，总是互相伤害并潜在地具有的破坏性，时常爆发成公然的暴力，有时甚至会导致屠杀，并且在有些情况下会导致整个民众和文化的灭绝。从表面上看，这个事实否定了大屠杀的独特性。尤其是这似乎否定了大屠杀和现代性之间的紧密关联，否定了大屠杀与现代文明之间的“选择亲和性”。它也暗示着残暴的集体仇恨一直都与我们如影随形并且可能永远也不会离开；它还暗示着涉及到这个方面时，现代性的惟一意义跟它的承诺和普遍的期望相反，它并没有能够磨平人类共处的公认的粗糙边缘，也没有能够给人对人的不人道划上一个明确的句号。现代性并没有能够实现其诺言。现代性失败了。但是，现代性对大屠杀事件没有责任———因为屠杀行为从一开始就已经与人类历史相伴同行了。

然而，这并不是大屠杀经历所包含的教训。毫无疑问，大屠杀是一长串未遂屠杀和较少一些的事实屠杀中的又一个事件。它也有着与过去任何屠杀都不同的特征。值得特别注意的正是这些特征。它们具有一种明显的现代气息。这些特征的存在说明了现代性直接有助于大屠杀的远不仅仅是它自身的弱点和无能。这些特征的存在说明了现代文明在大屠杀的发生和实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积极而非消极的。这也说明了大屠杀如同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失败一样，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产物。就像按现代———理性的、有计划的、科学信息化的、专门的、被有效管理的、协调一致的———方式所做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大屠杀超过了全部它所谓的前现代等价事件并使它们黯然失色；与大屠杀比较起来，这些事件显得是原始的、不经济的和效率低下的。就像我们现代社会的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如果以我们社会所宣扬和制度化的标准来衡量，大屠杀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成就。就像现代工厂远远超过了手工工匠的村舍作坊，或者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杀虫剂的现代工业农场远远超过了只有马匹、锄镐和手工除草的农庄一样，大屠杀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屠杀事件，1938年11月9日德国发生了历史上名为碎玻璃之夜的事件。犹太人的商店、礼拜堂以及家园遭受到一群难以控制的、实际上受到官方怂恿和秘密控制的暴徒的袭击；它们被破坏、被点上了火、被摧毁。大约有一百人在此事件中丧生。碎玻璃之夜是大屠杀期间惟一一起发生在德国城镇大街上的大规模屠杀。它也是几个世纪以来，已有的反犹太暴徒行凶作恶的传统之后出现的大屠杀的一个插曲。它与过去的屠杀没有太大的差别；在起源于古代、经过中世纪、直到接近现代不过仍然主要是前现代的俄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群众暴力的历史长线中，它并不显得突出。如果纳粹对待犹太人只包含碎玻璃之夜以及类似的事件，那么它就只能给失去节制的情绪、滥施私刑的暴民、掠夺和洗劫被征服城市的士兵的长卷编年史再另外增加一个段落，或者至多是一个章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并非如此的原因只有一个：无论有多少个碎玻璃之夜出现，也无法去构想、实施一个大屠杀规模的集体屠杀。

让我们考虑一下数字。德国政府大约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按平均每天杀害一百人的速度计算，需要将近两百年的时间。群众暴力所依赖的是错误的心理基础，依赖的是狂暴的情绪。人们可以被激怒，但怒气不可能持续两百年。情绪以及它们的生物基础都有一个自然的时间进程；贪欲，即使是血的贪欲，到最后也会使人厌烦。并且众所周知，情绪是无常的、可以变化的。一个滥施私刑的暴众是靠不住的，这些人有时可能为怜悯所动———比方看到了一个孩子的痛苦。要灭绝一个“种族”，重要的就是杀死儿童。

彻底的、全面的、无遗漏的屠杀需要用官僚机构来代替暴徒，用服从权威来代替蔓延的狂暴。必不可少的官僚体系无论在极端的反犹主义者还是温和的反犹主义者的驾驭之下都会很有效率，显著地拓宽预备役的范围；它会通过组织化的例行行为，而不是通过唤起激情来支配其成员的行为；它只制定按设计应当制定的差别，而不制定那些其成员想要制定的差别，比方说儿童与成人、学者与窃贼、清白与有罪之间的差别；它通过一种责任层次对终极权威的意志做出回应———不管是什么样的意志。[11]

愤怒与狂暴作为群体灭绝的工具是极其原始和低效的。它们通常在工作完成之前就已经消失。因此无法把宏大的计划建立于其上。这当然并非指那种超越暂时效果的计划，比如恐怖行动的浪潮、砸碎旧的秩序、为新的统治扫清现有基础。成吉思汗和彼得隐修士并不需要现代的技术、现代管理和协调的科学方法。而希特勒却需要。我们现代理性社会怀疑并抛弃的正是像成吉思汗和彼得隐修士那样的冒险家和半吊子。现代理性社会正是为希特勒那样操纵冷酷、彻底和系统的种族灭绝的人铺平了道路。

最明显的是，现代种族灭绝事件的突出点在于其绝对的规模。除了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在任何其他的情况下都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被杀害。然而这却不是惟一的新颖之处，或许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新颖之处———只不过是其他的、更为重要的特征的副产品。当代集体屠杀一方面以事实上缺少一切自生自发性而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又以理性的、经过仔细衡量的设计而著称。它是以几乎完全排除了偶然性和可能性、独立于群体情绪和个人动机之外为特征的。它因为意识形态的动员在其中仅仅扮演了虚假的或者边缘的———伪装的或修饰的———角色而与众不同。但让它犹为突出的，最首要的是它的目的。

一般而言的杀人动机，以及特别而言的集体屠杀的动机林林种种，变化不一，从单纯、冷酷的盘算竞争收益到同等单纯、冷漠的仇恨或者异类恐惧症。大多数团体冲突和对土著居民实施的种族灭绝运动都完全属于这个范围。就算后者伴随着某种意识形态，那也不会离“要么我们，要么他们”这样简单的世界观，以及“没有地方给我们两个人”或者“一个好印第安人只可能是死的印第安人”这样的格言相距甚远。只要可能，对手就会被期望去遵循镜像的原理。大多数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都依赖于预定的意图和行动之间曲折的对称。

现代大屠杀确实与众不同。现代种族灭绝是有目的的种族灭绝。就其自身而言，除掉对手并不意味着结束：它只是服从于终极目标的一种需要，是为了到达路的终点就必须迈出的一步。结局本身是对一个更好并全然不同的社会的宏大构思。现代的种族灭绝是社会工程的一个要素，意图使社会秩序符合对完美社会的设计。

对于现代种族灭绝的发起人和管理者而言，社会是制定计划和有意识设计的对象。个人可以并且应当针对社会多做些什么，而不局限于改变其某个或若干的细枝末节，改善这里或者那里，治愈其某些疑难病症。人们能够并且应当为自己设定更远大更激进的目标：人们能够并且应该改造社会，强制它服膺于全面的、科学构想的计划。人们可以创造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客观上要优于那个“仅仅存在着的”社会———不受有意识的干预而存在着。始终不变的是，对这个计划总有一个审美尺度：行将建立的理想社会必须符合高层次的美的标准。它一旦建立起来，必将使人感到完全满意，就像一件完美的艺术作品；用阿尔贝蒂的不朽之言来说，那将是一个增加一点、减少一点或者变动一点都不能够有什么改善的社会。

这是一个园丁的幻想，被投射在了世界般大小的银幕之上。完美社会的设计者的思想、感情、梦想和动力对于每一个称职的园丁来说，尽管范围上相对较小，却都是很熟悉的。一些园丁憎恨那些破坏他们设计的杂草———那些混在美丽中间的丑恶，混在安定秩序中间的杂乱。另外一些园丁却泰然处之：这只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份额外的工作而已。不过对杂草而言这没有什么区别；两个园丁都要消灭它们。如果被要求或被给予一个机会停下来进行思考，两个园丁一致同意：杂草之所以必须被除掉，与其说因为它们是杂草，倒不如说因为这是美丽的而井然有序的花园所要求的。

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它由对自然的怀疑而建立了自己的特性。实际上，它是通过根深蒂固的对于自生自发性的不信任，以及对一个更优越的当然也是人工的秩序的渴望来界定自身、来界定自然，来界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除了全面的计划之外，花园的人工秩序还需要工具和原材料。此外，它还需要保护———以抵抗显然是缺乏秩序造成的持续不断的危险。秩序———它首先被视为一项设计———决定着什么是工具，什么是原料，什么是无用的，什么是无关的，什么是有害的，什么是野草或者害虫。它依据与它自身的关系把世界上所有的元素进行了分类。这个关系是它赋予这些元素并且为它所许可的惟一的意义———如同本身被分化了的关系一样，这种意义也是解释园丁行为的惟一正当理由。从设计的观点看，所有行为都是工具性的，行为的所有目标不是为了得到便利，就是为了去阻碍。

现代的种族灭绝总的来说就像现代文化一样，是园丁的工作。对把社会看做是一个花园的人而言，种族灭绝只是他所要处理的诸多杂务中的一件。如果花园的设计有对杂草的界定，那么有花园的地方就必然有杂草。而且杂草必将被清除。清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破坏活动。它与其他建造和维持完美花园的活动在类别上没有什么区别。所有将社会视为花园的看法都会使一部分社会栖居地被界定为人类的杂草。就像所有其他的杂草一样，他们必须被隔离、控制、阻止蔓延、转移并被保持在社会的界线之外；如果所有这些方法还不足够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被杀死。

希特勒屠杀受害者并不是为了占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并使之殖民化。通常受害者被一种无知无觉的机械方式杀害，而不带任何情绪———其中包括憎恨———来使得这种方式变得有生气。他们被杀害是因为他们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不适合完美社会的方案。对他们的屠杀不是毁灭，而是创造。一旦他们被消灭，客观上一个更美好的———更有效的、更道德的、更美丽的———人类社会就可得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或是一个种族单纯的雅利安人的世界。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一个和谐的世界，没有冲突，在统治者的手中循规蹈矩，秩序井然且有所节制。被他们的过去或者是血统所带来的不可磨灭的恶劣影响玷污的人，不能适合于这种冰清玉洁、健康华丽的世界。他们的天性如同杂草一般无法改变。他们不可能被改善或者接受再教育。出于基因或者观念的遗传———指一种对文化进程有弹性和抵抗作用的自然机制———的原因，他们必须被除去。

现代种族灭绝最臭名昭著和最极端的两个事件并不有悖于现代性的精神。它们也没有偏离文明进程的主轨道。它们是这种精神最一致的、最无拘无束的表现。它们企图实现文明进程最宏伟的、其他很多进程没有实现的目标，当然那些进程的步伐停止不前并不必然是因为缺乏良好的意图。它们还表明了理性化、设计、控制的梦想以及现代文明的努力如果不被减轻、约束或者抵消的话，究竟能够有何成就。

这些梦想和努力伴随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它们大量生产庞大且威力巨大的、实施科技和管理技能的兵工厂。它们造就了单纯服务于将人类行为工具化的机构，达到了这样的地步：无论从事者对某一目标是否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热忱或在道德上赞同与否，都会高效而精力充沛地来追求这一目标。它们使统治者对最后目的的垄断以及把被统治者限制在利用手段的角色得到了合法化。它们将大多数行为定义为手段，那是———对终极的目标、对那些设定目标的人、对至高无上的意志、对超越个体的知识———做出服从的手段。

应当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天都按照奥斯维辛的原则生活着。大屠杀是现代的，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就是大屠杀。现代社会的驱力趋向于完好设计的、完全控制的世界，一旦它失去控制并如野马脱缰，就会产生像大屠杀这样的副产品。大多数时候，现代性是不被允许这样做的。它的勃勃野心与人类社会的多元化相冲突；这些野心之所以没有达成目的是因为缺乏绝对的力量和垄断的能动性，其绝对和垄断的程度还不能忽略、漠视或压倒一切自治性的、并因而是抵消和缓冲的力量。

现代种族灭绝的特性

一旦现代主义者的梦想被能够垄断理性行为的现代工具的绝对力量所采纳，一旦这种力量达到了不受有效的社会控制影响的地步，种族灭绝就会接踵而来。一个思想上迷乱的权力精英和现代社会熏陶出来的理性而系统的行为的巨大便利之间，相对而言是很少会发生短路的（有人几乎想说：是一种偶然的碰面）。但是，一旦短路发生，在其他情况下更不明显并因此很容易“被理论忽略”的现代性的某些方面就会被揭示出来。

现代大屠杀在双重意义上具有独特性。之所以在其他的历史屠杀事件中它是独特的，是因为它是现代的。之所以它较之现代社会的普通性是独特的，是因为它使得一些通常被分离的现代性的普通因素结合了起来。在第二种意义上的独特性中，异常和罕见的只是这些因素的结合，而非被结合的这些因素。个别而言，这些因素都是普遍和正常的。只有知道了硝石、硫磺或者木炭如果混合起来就能变成黑色炸药，才可以说对它们三者完全了解。

戈尔顿在总结其发现时，对大屠杀同时具有的独特性和正常性进行了出色的描述：

与偶发性屠杀相反，系统的灭绝只有通过极端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得以实施，并且也许只有在战争时期的掩护下才能成功。只有随着希特勒、其偏激的反犹主义死党以及随后他们对权力的垄断的出现，才致使大规模地屠杀欧洲犹太人成为可能……

有组织驱逐和屠杀的过程需要庞大的军事和官僚机构部门的协助，也需要德国人的默许———无论他们是否赞同纳粹的迫害和灭绝政策。[12]

戈尔顿命名了几种只有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屠杀的因素：纳粹分子式的激进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里所说的，现代的：种族主义的和灭绝性的）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变成一个强大集权国家的实际政策；这个国家支配着一个庞大的、有效率的官僚机器；“紧急状态下的国家”———一种不同寻常的战时环境，它允许这个国家所控制的政府和官僚体系越过一些在和平时期可能要面对重大障碍的事物；没有干涉，所有的人被动接受那些事情。这些因素中的两个（有人认为可缩减为一个：随着纳粹分子当权，战争实质上就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被看做是巧合的———尽管总是现代社会可能的属性，却并不必然就是它的属性。而剩下的因素则是完全“正常的”。它们恒久地存在于每个现代社会中，并且，是那些与现代文明的前进与巩固确切相关的进程使这些因素成为可能并且无可避免。

在前一章，我试图拆解激进的、灭绝性的反犹主义与通常是指现代社会之发展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之间的联系。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试图分析同样在当代环境中运行的社会机制；这些机制压制或中和了道德自抑，更一般地说，致使人们不再对罪恶进行抵抗。而在此，我只想集中分析一下大屠杀的一个、但可以说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构成因素：典型现代的、技术—官僚的行为模式，以及这些行为模式制度化、产生、维持和再生产的心态。

有两条相反的路径可以接近对大屠杀的解释。可以把大规模屠杀的恐怖看成是文明脆弱性的证明，也可以将它们看做是文明令人生畏的潜能的例证。就是说，可以认为随着罪犯居于控制地位，行为的文明准则就可能被暂时中止，于是一直隐藏在社会上训练有素的人的面具之下的兽性就可能破笼而出。相反也可以认为，一旦武装上了现代文明精密的技术和观念的产品，人们就可以做他们的天性所不容的事情。换一种说法，就是一个人可以遵从霍布斯传统，相信尽管已经付出了彻底的文明化努力，但野蛮的前社会状态仍然没有被完全消除；相反一个人也可以坚信，由于文明化进程已经成功地用人为的、灵活的人类行为模式代替了自然驱力，因而会导致一定范围内的不人道和破坏的发生；而只要自然禀性主宰着人类行为，这种不人道和破坏还是不可想像的。我主张选择第二条路径，并将在下面的讨论中加以论证。

大多数人（包括许多社会理论家）本能地会选择第一条而非第二条路径，这个事实印证了病因学神话取得的显著成功。西方文明长期利用此种神话的各种变体，通过突出自己在时间上的优越性以使其在空间上的霸权得以合法化。西方文明用圣战来表达自己对统治权的争夺：人道主义反对野蛮、理智反对无知、客观性反对偏见、进步反对退化、真理反对迷信、科学反对巫术、理性反对感情。它将其上升的历史解释为人类主宰自然逐渐但又无情地取代自然主宰人类的历史。它将自己的成就说成是在人类行为的自由、创造的潜能和安全等方面所取得的首要的、决定性的进步。它将自由和安全与其自身的社会秩序类型视为一体：西方现代社会被定义为一个文明的社会，而一个文明的社会又被理解成一个大多数的人类丑陋和病态，以及人类内在的残酷和暴力倾向都已经被消除或至少受到了压制的社会。公众对文明社会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没有暴力的社会；也即一个温文尔雅的社会。

也许对文明的主要形象最突出的象征性体现就是人体的神圣性了：要注意避免侵入最私人性的空间，避免人体接触，遵从文化上规定的身体距离，以及只要我们看到或听到神圣的空间被侵犯就做出长期养成的厌恶和排斥。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提出人体神圣和自主的假设，这要归功于它自己所发展出的有效的自我控制机制，并且总的来说又在个体教育的过程中将这种机制进行了再生产。自我控制机制的再生产一旦生效，就可以解除随后的对身体进行外部干涉的需要。另一方面，身体隐私勾画出其行为的个人责任，因此给训练身体增添了强大的支持。（近年来，由于这种支持的狂热被消费者市场拼命地利用，因而产生了将训练的需要深入内心的趋势；个体自我控制的发展倾向于自身得到自我被控制，并以自己动手完成的方式得到实现。）反对身体间联系过密的文化上的禁令因此有效地保护了有可能会对社会秩序核心管理模式形成抵制的那些发散的、间或性的影响。日常广泛的人际交往中的非暴力是强制集中化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也是其常见的产物。

总而言之，现代文明总的非暴力特征是一个幻觉。更确切地说，这是其自我辩解和自我美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是被它合法化的神话。说暴力因其不人道的、可耻的或不道德的特征而被文明消灭，这是不真实的。如果现代性确实与野蛮那狂乱的激情相对的话，那么它与有效率的、无感情的毁灭、屠杀和折磨就一点儿也不对立……而随着思想的品性越来越理性，毁灭的数量也在增长。举例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怖活动和折磨不再是激情的工具；它们已经成为政治理性的工具。[13]

在文明的进程中真正发生的是对暴力的重新利用并把接近暴力的机会进行了再分配。就像许许多多其他我们被教育去厌恶和憎恨的事物一样，暴力已经被剔出了视线，但是并没有被强行地消灭。也就是说，从受到限制而显得狭窄和私人化的个体经验的便利位置来观察，暴力是看不到的。它已经被圈进被隔离和孤立的区域，一般来说，社会的普通成员是无法与之接近的；或者说，它已经被驱逐到对大多数（能计数的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是禁区的“模糊区域”了；或者被运送到与文明人（一个总是取消假日预约的人）生活事务基本上无关的遥远地区。

所有这一切的最终后果是暴力的集中。强制措施一旦被集中化并且没有了竞争，即使技术上还不完美，它仍然可以造就闻所未闻的后果。但是，它们的集中确实引发和推动了技术进步的上升，并且因此又进一步扩大了集中的效果。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反复强调的[可以参阅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1981年）和《社会的构成》（1984年）]，将暴力从文明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消除，一直是与社会之间的交换和社会内部秩序产物的彻底军事化密切相关的；常备军队和警察部队集合了技术先进的武器和官僚体制化管理的先进技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死于这种军事化所带来的暴力灾难的人数急剧增加，达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

大屠杀采取了无以计数的强制手段。通过把这些强制手段应用于单一目标之上，大屠杀又为它们的进一步专业化和技术完善提供了刺激。但是，与我们真正有关的是它们被利用的方式，而不是大屠杀毁灭工具的绝对数量，甚至于它们的技术质量。它们令人畏惧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它们的使用是从属于纯粹官僚的、技术性的考虑（这种考虑使得它们的使用几乎完全不受缓冲力的影响，如果暴力手段被分散且相互不协调的行动者控制并被分散利用，那么它们或许就已经被驯服）。这样暴力就变成了一种技术。就像所有的技术一样，它不受情感的影响，是纯粹理性的。“事实上，如果说‘理性’意味着工具理性，把美国军队、B-52轰炸机、凝固汽油弹以及其他武器投向‘共产党统治的’越南（显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对象’），作为一个‘执行者’把它变成一个‘受欢迎的对象’，那么这是绝对合理的。”[14]

劳动的等级和功能划分的影响

当这些手段受工具理性的单一标准支配并因此与目的的道德评价相脱节时，使用暴力就是最有效和最合算的。正如我在第一章所指出的，这种脱节是所有官僚体系都擅长的一件事。有人甚至说这为官僚体制的结构及其运转提供了精髓，并且为动员和协作能力、行动的理性和效率的突飞猛进提供了其奥秘；而上述这些现代文明所达到的成就都要归功于官僚机构管理的进步。这种脱节一般说来是两个平行过程的产物，这两个过程都居于官僚机构行为模式的中心位置。第一个过程是细致的劳动功能划分（这是权力与下属之直线等级的一个补充，不过它在结果上有所不同）；第二个过程是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

所有的劳动分工（这也是纯粹的权力等级导致的分化之一种）使对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距离。在权力的官僚体系链条的最后链环（直接的执行者）面对他们的任务之前，致使这种情况产生的大多数准备活动已经被那些没有亲身体验、有时对值得怀疑的任务也没有任何知识的人完成了。在一个前现代的工作单元里，等级体系的各个阶层共有一些职业技能，并且加工工序的实践知识实际上是朝向阶梯的顶端增长的（师傅与熟练工人或学徒懂得的都是同一种知识，只不过更多和更好）；不同的是，占有现代官僚体系上下梯级的人在他们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训练的种类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可能会把他们自己想像成处在其下属的位置；这甚至对保持办公室内“良好的人际关系会起作用”———但这不是正确地执行任务的条件，也不是官僚体系总体上发挥效用的条件。事实上，大多数官僚体系都不郑重考虑罗曼蒂克式的做法，即每个官员，尤其是那些占据高层的官员都要“从底层开始”，使他们在通往顶峰的路途中能够获取并记住整个山坡上的经历。大多数官僚体系尽管很注意不同重要性的管理工作所需技能的多样性，但在实践中却隔离了不同水平的等级招收新人的渠道。或许我们可以相信，每个战士在他们的背包里都装着一根元帅的指挥棒，而很少有元帅、上校或上尉在他们的公文包里会带着战士的刺刀。

这种实践和精神上与最终产品的距离，意味着官僚体系等级中的大多数公务员可能会在没有了解其指令的结果的情况下发出命令。在很多种情况下，他们发现很难让那些结果被看得见。通常，他们对这些后果只有抽象的、孤立的认识；这种知识在统计学上表述得最为清晰，统计学在衡量结果时不会下任何判断，当然也不会下道德判断。在他们的卷宗和头脑里，这种结果最多被概括地描述为曲线或圆周中的某一块；如果理想一点，它们会表现为一串数字。由于是通过图表或数字来表示的，他们命令的最终后果缺乏实质内容。图表计量工作的进度，而对操作的性质或对象却只字不提。这些图表使得性质迥异的任务可以张冠李戴，使任务只关系到可计量的成败。站在这种立场上看，任务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一旦劳动的等级分工变得有效，它所制造的所有这些距离就被急剧地扩大了。现在，连续的命令所带来的不仅是缺乏实际执行任务时直接的、亲身的体验，而且还有手边的任务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构的任务之间缺乏相似性（它们中的一个不是另一个的微缩版本和画像）。机构的任务将下令者与官僚体系所做的工作隔开，而下令者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员。这种拉开距离（distantiation）的心理作用深刻而又意义深远。发出指令将炸弹装载到飞机上是一回事，而在一个生产炸弹的工厂里负责钢铁的定期供应又是另一回事。在第一种情况中，下令者对炸弹即将带来的灾难没有直接生动的印象。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只要供应管理者愿意，他可以根本不去考虑这些炸弹的用处。甚至就执行者自己那部分工作的顺利进行而言，对最终结果的抽象和纯粹概念性知识也是多余的，当然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劳动在功能上的划分，使得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在原则上都是有多个结局的；也就是说一，任何件事都可以被合并和整合成多种意义决定的总体。就其本身而言，功能是缺乏意义的，而最终要被赋予在功能之上的意义也不是由功能执行者的行动事先带有的。意义将由“其他人”（大多数情况下是匿名的和遥不可及的）在某个时间的某个地点来决定。克雷恩和拉波波特问道：“在化工厂制造凝固汽油弹的工人要承担烧死婴儿的责任吗？”“这些工人实际上会知道别人可能合理地认为他们是有责任的吗？”[15] 他们当然不会。并且也没有官僚制度的理由来说明为何他们应当负责任。将烧死婴儿的过程划分成细微的功能任务，然后将这些任务彼此间隔开，这已经使那种认知变得无关紧要了———并且也是非常难以达到这种认知的。同时还要记住，是化工厂制造了凝固汽油弹，而不是哪个工人个人制造的……

负责拉开距离的第二个过程是与第一个过程紧密相联的。如果没有细致的功能划分和任务分离，用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是不可想像的，至少其程度是不可想像。一定程度上，这种替代在控制的纯粹直线等级中业已发生。在权力等级中的每个人要对他的直接上级负责，因而自然对上级对其工作的意见和赞同很感兴趣。而无论这种赞同对他有多么重要，他仍然，尽管可能只是在理论上，意识到了其工作会导致的最终结果。因此至少有一次抽象的机会，使一种意识被置于另一种意识下来考量；上级的善心正面临着结果的令人厌恶。并且只要比较是可行的，选择也就是可行的。在权力的纯粹直线分化中，技术责任至少在理论上仍然是脆弱的。它仍然会被要求根据道德来说明自己的正当，并且能够与道德的良知相竞争。举例来说，当一个公务员从纯技术旨趣的领域转移到道德意义的领域时，他就可以判断当上司给他某个特殊指令时超越了其权限范围（枪杀战士是可以的；枪杀婴儿则是另一回事）；这样，服从权威命令的义务就无法延伸到可以证明公务员认为在道德上无法接受的行为的正当性。但是，一旦命令的直线等级为功能的划分和任务的分离所补充或替代，所有这些理论可能性就消失了，或者被相当地削弱了。然后技术责任的胜利就是完全的、无条件的了，并且都无可置疑地服从于所有的实际目的。

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责任忘记了行动是达到行动本身以外的目的的一个手段。由于行动的外部联系从视线里被有效地消除了，官员自身的行动在本质上就变成了结果。它只能通过其是否适当和成功的内在标准来判断。与以功能专门化为条件的、公务员自吹自擂的相对自主权同时出现的，是公务员远离组织总体上既分离又协作的劳动的总结果。一旦与他们遥远的后果相分离，大多数功能专门化的行为要么在道德考验上掉以轻心，要么就是对道德漠不关心。当行为不再受道德忧虑的阻碍时，就可以在清晰的理性基础上来对行为做出判断了。因此重要的是，行动是不是按照当前最好的技术知识来进行的，以及行动的结果是不是有成本效益，标准明确而便于操作。

对我们的论题来说，官僚机构行为的这一背景的两个后果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后果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即使（或者，可能是因为）行动者保留着对这个目标相对的功能自主权，甚至这个目标与执行者自己的道德哲学并不一致，他的技能、专业知识、创造力和奉献精神，再加上促使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才能的个人动机，还是可以被完全动员起来并服务于整个官僚机构的目标。坦率而言，结果就是，道德标准对于官僚机构运作的技术成功而言不过是细枝末节的问题。照凡勃伦的说法，每个行动者的身上都表现出了工人的本能，全副心思都放在干好手头的事情上。实际工作中对任务的投入也可在以下条件下得到进一步提高：行动者的怯懦和其上级的严厉，或者行动者对晋级的兴趣、行动者的野心或无功利的好奇心，或者许多其他的个人条件、动机或性格特征———但总的来说，即使没有这些，工人的本分就已经足够了。一般说来，行动者都想要出类拔萃；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想做好。一旦他们由于官僚体系内部复杂的功能划分而远离了他们的行动所引致的最终结果，他们的道德关注就会完全集中到很好地完成手边工作上。道德也就归结为要做一个好的、有效率和勤劳的专家和工人的戒律。

官僚体系之对象的非人化

在官僚体系的背景下行为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后果是官僚体系行为对象的非人化，也就是可以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

我们将非人化和集中营囚犯令人惊骇的画面联系起来———他们所受的侮辱是：将他们的行动降低到简单生存的最基本水平，禁止他们使用人格尊严的文化符号（包括身体上和行为上的），甚至让他们失去可辨识的人相。就像彼得·玛什所说：“站在奥斯维辛的围墙边，看着这些消瘦的骨架、皲缩的皮肤和深陷的双眼———谁能相信他们真的是人？”[16] 但是，这些画面只是所有官僚机构———无论这些官僚机构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有多么仁慈和无害———都具有的某种趋势的极端表现。我认为对这种非人化趋势的讨论，与其关注其最耸人听闻和最恶劣的、但所幸是鲜有的表现形式，倒不如关注其更加普遍并因此具有更大的潜在危险的表现形式。

非人化开始于官僚机构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因为拉开了距离而可以并在实际上被简化为一套定量措施之时。对铁路经营者来说，对他们的工作对象惟一有意义的说明是吨/公里等计量单位。他们并不处置人、羊或带刺的铁丝；他们只需处理货物，这就意味着一个完全由测量组成并缺乏质的规定性的实体。对大多数的官员来说，甚至如货物一类的东西都意味着一个非常严格的质的规定性界线的限制。他们只处理他们行为的财务结果。他们工作的对象是钱。钱是在投入和产出两端惟一出现的东西；正如古人精明地观察到的，钱财（pecunia）显然是不会白白被发现（non olet）。随着官僚化的公司不断地膨胀，它们很少把自己限制在行动的定性比较特别的领域。由于在运动中受到获利主义（lucrotropism）———一种令他们的资本获得高回报的牵引力———的引导，他们斜向扩展了。我们应当还记得，大屠杀的整个实施是由国家安全总局的经济管理厅负责的。此外我们也知道，纳粹的这个命名并不是想作为一个策略或者一个伪装。

跟所有其他的官僚机构管理对象一样，作为对象的人已经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因而也失去了他们的独特性。他们早已被非人化———这是就叙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或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语言有效地防止了其指示对象受道德评价的意义而言。实际上，这种语言不适合于标准的道德陈述。因为只有人才是道德命题的对象。（确实，道德陈述有时的确延伸至其他非人类的生物；但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从它们原初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立足点开始扩展。）人一旦被简化为零就失去了这种能力。

非人化与现代官僚体系最本质、最理性的趋势密不可分。由于所有官僚体系多少影响着某些作为人的对象，因此非人化的负面影响比将这种影响与它的种族灭绝结果几乎完全等同起来的习惯所具有的影响要普遍得多。战士被命令射击目标，当目标被射中时就会倒下去。大公司的雇员被鼓励去破坏竞争。福利机构的官员在这一时间操纵的是可自由支配的奖金，而在那一时间又是个人存款。他们的对象是补助金的收取者。要感知到并记住所有这些技术术语后面的人是很困难的。而问题在于只要还在官僚体系的目标的范围内，他们最好就不要被感知和记住。

一旦官僚体系执行的任务的人类对象被有效地非人化，并因此被废止了作为道德需求的潜在对象，他们就会被带着道德冷漠的眼光来看待；一旦他们的抵抗或不予合作阻缓了官僚程序的顺畅之流，这种道德冷漠就会很快转变为非难和指责。被非人化的对象连一项“事业”都不可能拥有，更不要说一项“正义”的事业了；他们没有“利益”值得考虑，准确地说就是没有要求主体性的权利。他们因而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因素”。他们的难以管束进一步增强了团结公务员的自尊和友谊的纽带。现在，后者把他们自己看做是一场艰苦斗争中的伙伴，需要勇气、自我牺牲和对事业的无私奉献。不是官僚体制行为的对象，而是行为的主体在遭受痛苦，值得同情并应受到道德的赞扬。他们从镇压受害者的反抗中获得自己尊严的荣誉和信念，就像他们为越过其他任何障碍一样感到自豪。对象的非人化与积极的道德自我评价两者互相强化。公务员可以在忠实地履行职责的同时保持他们自己的道德良知不受到任何的损害。

总的结论是，由于官僚体系行为模式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包含了在执行种族灭绝任务中被证明是必需的所有技术因素。这种模式不需要对其结构、机制和行为规范作任何重大的修正，就可以应用于种族灭绝的目标。

此外，与一般观点相反的是，官僚体系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在一些时候被残酷的、道德卑鄙的目标便捷地利用，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也服务于非常人道的目标。即使它在推力作用下可以朝任何方向移动，但它还是更像一个实心的骰子。它有属于自己的逻辑和动力。它使得一些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大一些，另一些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小一些。如果被施以一个第一推动力（也就是面临着一个目标），只要施加第一推动力的人还控制着他们所引发的进程，官僚体系———就像魔法师徒弟的扫帚一样———仍然可以在推动力已经停止了的任何一个地方轻易地运行下去。官僚体系按部就班地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它按部就班地衡量最佳值，不会区分一个目标同另一个目标之间的差别，也不会区分人和非人目标之间的差别。重要的是效率和降低它们执行过程的成本。

官僚体系在大屠杀中的角色

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德国，官僚体系被赋予了营造一个无犹太人的德国的使命———清除犹太人。官僚体系从它应开始的地方起步：将对象进行精确定义，将那些符合定义的人进行登记并为他们每个人建立档案。接着官僚体系将档案上的人与其他人隔离开，接到的指令不实施于后者。最后，它开始将被隔离的群体驱逐出需要清洗的雅利安领土———先是敦促他们迁出，而当他们占领了德国以外的地区后就把犹太人驱逐到这些地区。至此，官僚体系形成了出色的清理技能，一点儿也没有被浪费和闲置。将清洗德国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的官僚体系使更具野心的任务变得可行，也使选择这样的任务如水之就下。既然有如此完美的清洗功能，为什么要在雅利安的家乡停下来呢？为什么不清洗整个帝国？确实，由于帝国在当时幅员辽阔，它没有“外在的地方”来作为处理犹太垃圾的倾泻地。惟一一个剩下来的驱逐方向就是：朝上，通过烟的方式。

多年以来，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已经分裂成“意向主义者”阵营和“功能主义者”阵营。前者认为屠杀犹太人最主要还是源于希特勒坚定的决心，只是等待机会将之付诸实践。后者相信希特勒只是有着“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普通想法：这种想法只有在“清洗德国”的观念上才是清楚的，但对如何采取实践步骤实现这个目标仍然感到模糊和困惑。历史学者一度更明确地倾向于支持功能主义的观点。但无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是，延伸在观念与其实施之间的空间被官僚机构的行动填得满实满载。同样也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希特勒的幻想有多么生动，但如果这个想法没有被一个庞大的、理性的官僚化机器接手并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常规程序，那它将一无所成。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官僚体系的行为模式留下了其在大屠杀进程中不可磨灭的痕迹。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它的指纹遍及整个大屠杀的历史。诚然，官僚体系的确没有孵化种族污染的恐惧和种族卫生的成见。要孵化恐惧和成见它还需要有空想家，因为官僚体系是在空想家止步之处继续下去的。但官僚体系制造了大屠杀，以它自己的形象制造了它。

希尔博格认为，第一个德国官员写下第一条驱逐犹太人的规则之时，也就是欧洲犹太人的命运成为定数之时。在那个时候存在着一个最深奥、最令人恐怖的真相。官僚体系需要的是对其任务的定义。尽管它是理性和有效率的，它仍然需要被相信可以自始至终地把任务执行下去。

官僚体系对维持大屠杀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天生的能力和技能，还在于其固有的不足。所有官僚体系忽略原初的目标、转而关注手段———转变为目标的手段———的趋势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分析和描述。纳粹官僚体系也不例外。一旦启动，屠杀机器就会形成它自己的推动力：它清洗它控制的犹太人地区的工作越出色，它就越积极地追寻新的领地以实验它新获得的技能。随着德国军事失败的日益迫近，最终解决的初始目标变得越来越不现实。那么，保持屠杀机器继续运转的就完全是它自身的惯性和动力了。集体屠杀的技能之所以不得不用，只是因为它们是现成的。专家们是为他们自己的专业技能创造目标。我们还记得柏林犹太人办公厅的专家们对那些几乎早已从德国国土上消失的犹太人制定了一项项细致入微的限制；我们还记得纳粹党卫军的指挥官不顾在军事行动中急需技工的事实而禁止国防军保存任何一名犹太人工匠。但就是这样，任何一处的用手段代替目标的病态趋势，都比不上在离东部防线仅几英里的地方发生的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犹太人离奇而恐怖的屠杀事件，德军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军事代价：无法估价的轨道手推车、发动机、军队和管理资源从军事任务中调离，去为德国居民清洗他们永远不会涉足的欧洲偏远地区。

官僚体系有执行种族灭绝行动的内在能力。要进行这样一个行动，官僚体系还需与现代性的另一个创造相遇，即一个更好的、更合理的、更理性的社会秩序的大胆设计———比方一个种族单一的社会或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以及最重要的是绘制这些设计的能力和使它们运作起来的决心。两种现时代普遍而丰富的创造相遇就产生了大屠杀。因此，不同寻常和鲜有发生的仅仅是它们的相遇。

现代防卫的破产

身体暴力及其威胁“不再是带入个人生活的永久性不安全，而是安全的一种独特形式……是一种持续、始终如一的压力，通过隐藏在日常生活情景表面之下的身体暴力施加在个人生活之上，这是一种完全熟悉但又几乎无法察觉到的压力，行为和动力系统从最初的时期就已经被调整得适合这种社会结构”。[17]

在这些话中，埃利亚斯重述了文明社会熟悉的自我定义。将暴力从日常生活中消除是这个定义所围绕的主要观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表面上的消除实际上只能算是一种驱逐，它所导致的结果是在社会系统新的位置上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暴力核心的部署。埃利亚斯认为，这两者的发展是紧密地互相依赖的。日常生活的领域受暴力的影响相对比较小，这恰恰是因为身体暴力潜藏在某处———数量之大使它们有效地脱离了社会普通成员的控制，也赋予了它不可抵御的力量以镇压未经授权而爆发的暴力。日常举止之所以温和，主要是因为假如它们都是暴烈的，那么人们现在就面临着暴力的威胁———一种他们无法匹敌也无望赶走的暴力。可见，暴力从日常生活的视线中消失是现代权力集中和垄断趋势的又一体现；个体交往缺乏暴力是因为它显然受到了个体之外的力量的控制。但是，这个力量并不外在于每个人可触及的范围。因此，日常生活中过于吹嘘的温文尔雅的态度（这是埃利亚斯跟随在西方病因学神话之后大加颂扬的）以及随之而来让人惬意的安全都有它们的代价。我们这些现代社会大厦里的居民随时都有可能被要求去支付这个代价。或者，没有事先的要求，就被迫去支付。

日常生活的和意融融同时也意味着它的无力自卫。随着现代社会成员同意或被迫在他们相互交往中放弃使用身体暴力，他们在面对未知而通常不可见的，又可能是邪恶并且始终令人害怕的强制监管者的时候，自己就缴械投降了。他们的弱点较之另一种高度的可能性而言还不是那么令人担心的：基于强制的监管者会不会利用这种强制的优势在原则上不取决于普通男男女女的所作所为这个简单的事实，强制监管实际上就极有可能利用强制并迅速将他们控制的暴力手段转而对付失去抵抗的社会。现代社会成员自身是无法阻止大规模强制力量被利用的。与柔和的态度携手共进的是对暴力的控制的根本转变。

如果没有对在我们看来已深嵌于现代文明社会结构中的防卫措施的信任，现代权力特有的失衡所带来的长期处在威胁之中的意识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信任是一种误入歧途。只有在极少数的戏剧性场合下，我们才会怀疑防卫措施的可靠性。或许大屠杀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少数最可怕场合中的一个。在通向最终解决的那些年里，最受信任的防卫措施都接受了检验。但它们全部都失败了———一个接一个地，彻彻底底地失败了。

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失败———作为一套观念，也作为教化和训练的机构网络。现代科学中最受尊敬的原则和成就的致命潜力已经被揭露无遗。将理智从感情中解放、将理性从规范的压力中解放、将效用从道德规范中解放，在科学的一开始就已成为其战斗口号。但是，这些口号一旦被执行，它们就使得科学及其产生的大量可怕的技术应用变成了不道德力量手中温驯的工具。在使大屠杀得以持续的过程中，科学既直接地又间接地扮演了黑暗而不光彩的角色。

间接地（尽管对其一般社会功能而言是最核心的），科学为大屠杀的发生扫清了障碍，这是通过侵蚀权威，质疑各种规范性思想的约束力量，特别是宗教和道德的约束力量来完成的。科学将自己的历史看成是理性反对迷信与非理性的长期不懈而最终胜利的斗争的历史。由于宗教和道德无法合理地将它们对人类行为的要求进行理性的合法化，因而遭受了责难，其权威性也被否定了。由于价值和规范被宣布具有内在而不可替代的主观性，于是工具性就成为剩下来的惟一一个可以追求卓越的领域。科学要求价值无涉，并以此为荣。通过制度性压力和嘲讽，它让道德的辩护士们哑口无言。在这个过程中，它让自己在道德上紧闭双目、不置一辞。在合作设计大众绝育或者集体屠杀最有效、最迅速的手段的过程中，或者，在构思集中营奴隶制、把它作为进行医学研究以促进学术进步———当然也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极好机会的过程中，科学带着狂热和放任拆除了所有阻止它的障碍。

直接地，科学（在这里，更恰当地说应当是科学家）也帮助了大屠杀的实施者。现代科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科学研究花费惊人，它需要大型建筑物、昂贵的设备和大量高薪的专家队伍。因此它依赖于货币和非货币资源的持续流动，而这只有相当大的机构才能够提供和保证。但是，科学不是商业，科学家也不贪婪。科学是关于真理的，科学家也在追求真理。科学家充满了好奇心并因未知而兴奋。如果用所有其他包括金钱在内的世俗观念来衡量，好奇心是无关乎功利的。科学家所宣扬和追寻的只是知识和真理的价值。如果没有日增益长的基金、成本日益增加的实验室、数额日见其多的工资单，好奇心就得不到满足，真理就不会发现，这也不过是个巧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刺激。科学家所想要的只是被允许到他们那求知的渴望所梦想的地方。

一个对科学家伸出帮助之手、提供支持的政府才能指望科学家的感激与合作。作为交换，大多数的科学家会准备随时交出一份戒律更少的长单子。举例来说，他们会准备以歪歪鼻子或者列入传记条目来对待同事的突然失踪。如果他们决然反对，情况就可能是一次性地带走他们的全部同事而使研究计划处在危险之中。（这不是诽谤也不是讽刺；这是从记录在案的德国学者、医生和工程师的抗议中归结出的。在大清洗期间，从苏联那些科学工作者那里听到的抗议就更少了。）德国科学家满怀欣喜之情登上了由纳粹机车拉动的列车，驶向勇敢的、新的、种族纯净的德国统治的世界。研究计划一天随着一天地更加雄心勃勃，研究机构也一刻随着一刻地更加壮大，更有实力。其他的则不重要。

普洛克托在他新近对生物学和医学在设计和实施纳粹种族政策时所做的贡献的精彩研究中，把流行的科学神话首先当做迫害的受害者和从上到下强烈灌输的一个对象而结束了它的神话（一个至少从李约瑟在1941年出版的有影响的著作《纳粹对国际科学的攻击》就开始的神话）。根据普洛克托的细致研究，广为流传的观念过分低估其政治积极性（准确地说是它们中最可怕的一些）是科学团体自己所产生，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于不情愿而又懦弱的科研工作者的程度，也低估了种族政策本身由那些公认的、学术上受绝对信任的科学家策动和管理的程度。如果那里存在着强制的手段，“它就会经常是一派科学团体压制另一派的形式”。总体而言，“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对于种族计划）许多社会和思想的基础就已经被铺垫好”，并且生物医学“在纳粹种族计划的策动、管理和执行中扮演了积极的甚至领导性的角色”。[18] 普洛克托对一百四十七家纳粹德国出版的医学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不辞劳苦的研究，结果表明，受到怀疑的生物医学家无论从什么标准看都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处在对其职业异常狂热之边缘的人。在希特勒上台后，编辑委员会要么保持不变，要么只替换了一小部分人（这种变化完全是因为撤换了犹太人学者）。[19]

对理性的崇拜被制度化成为现代的科学。在最佳的情况下，它会被证明无力阻挡国家转变为有组织犯罪；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被证明在此转变的过程中推波助澜。沉默的德国学者有着大量的同伴。最引人注意的是，教会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所有的教会。面对有组织的非人道所表现的沉默是经常不和的教会之间惟一的共同之处。他们中没有人要求归还他们受到嘲笑的权威。没有一个教会（由于与单个、大多数是孤立的牧师有所不同）承认对发生在它曾宣布属于其领地的国家之内、由其牧师所主管的人（希特勒从来没有离开过天主教；他也没有被逐出教会）所犯下的行为负责。也没有一个教会坚持它的权利，对其教徒进行道德的审判并把忏悔强加在刚愎自用者的身上。

更确切地说，文化熏陶出的对暴力的反感被证明在对付有组织的强制手段时不堪一击；同时，文明的行为举止显示出与集体屠杀令人惊异的和平与协调共处的能力。旷日持久而经常是令人痛苦的文明化进程甚至连一个坚固的防止种族灭绝的屏障都建立不起来。那些机制则需要用行为的文明模式以不与作恶者们的自以为是相冲突的方式来协调犯罪行为。文明对非人道的厌恶在旁观者中被证明还不够强烈，而无法促成对非人道的积极反抗行为。大多数旁观者按照文明的规范建议和鼓励我们对不雅和野蛮的事物做反应的方式做出了反应，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别处。少数站起来反对残暴的人却无法找到支持和安慰他们的规范或社会认可。他们是孤独者；那些替他们反对罪恶进行辩护的人只能引用他们杰出的前人曾说过的一句话：“我无法改变。”

在面对不道德团体利用其对身体暴力和强制的垄断驾驭现代国家的强大机器时，作为反对野蛮的护卫措施并备受吹捧的现代文明的成就，遭受了失败。由此证明，文明无法保证它所形成的可怕力量被道德地使用。

结论

如果我们现在质疑谁是致使大屠杀发生的元凶，民主的崩溃（或未出现）似乎是最可信的答案。在缺乏传统权威时，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提供惟一的、能够使国家远离绝境的控制与平衡。然而，一旦旧权威的力量和控制系统被破坏———尤其这种破坏在短时间内完成，政治民主就不会很快地出现，而付诸实践则更要迟一些。这种空白期和不稳定的情形一般发生在影响深远的、成功地使社会力量之旧构架瘫痪而又还没有代之以新构架的革命期间或者之后———并因此而造就了一种事态，即政治和军事力量既没有达到平衡，也没有受到有实力、有影响的社会力量的约束。

可以说，这种情形在前现代时期也出现过———接踵而来的血腥征服或长期的内部斗争，有时会导致社会公认的精英几乎全部毁灭。然而这种情形可想见的后果却有所不同。在这之后是较大的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战争的破坏极少会向下抵达社会控制的基层的公共网络；公共管制的社会秩序的地方片区暴露在暴力和掠夺的反复无常的行为面前，但在地方层次以上的社会组织解体后，它们还有自己可以依靠。一般而言，在前现代社会中即使是对传统权威最沉重的打击，与现代的剧变仍然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差异：第一，前现代社会剧变后，最基础的、对秩序的公共控制仍然完好无损，或至少尚可运行；第二，由于高层控制的社会组织瓦解，在各地之间存留的一切交换再次遭受不协调力量的自由支配，因此前现代社会剧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超地方层次的有组织行为的可能性。

与之相反的是，在现代环境下，类似的社会剧变一般而言会发生在社会约束的公共机制几乎已经消失，以及地区共同体已经不能再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之后。与“依靠”自己资源的条件反射相反的是，这种真空倾向于再一次用新的超地方性的力量来填充，而这种力量力图利用国家对强制的垄断在社会范围内强加一种新的秩序。政治力量非但没有瓦解，实际上反而因此变成了新出现的秩序背后惟一的力量。在它的行进当中，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力量在旧权威的毁灭或瘫痪中备受打击，因而它没有受到经济和社会力量的阻止和限制。

当然，这仅是一种理论模式，在历史实践中很少被完全实现过。不过，它的应用在于引起对那些使种族灭绝的趋势似乎更有可能发生的社会错位的注意。社会错位在形式和强度上各异，但它们在其一般性的后果上达到统一，即都导致了政治力量显著地凌驾于经济和社会力量之上，国家显著地凌驾于社会之上。在十月革命以及随后旷日持久的把国家作为社会整合和秩序再生产的惟一因素而加以垄断的时期里，这种错位或许走得最深也走得最远。在德国，它们也比公众想像中的要走得更深、更远。在魏玛共和国短暂的间歇之后，纳粹党人的统治承担并完成了魏玛共和国———旧的和新的（还不成熟）精英之间不安心的相互往来，实际只表面上类似于政治民主———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实施的变革。旧的精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或者摈除。代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形式一个接一个被分解并代之以新的、中央管理的形式，这些新形式源自于国家，同时也通过国家得以合法化。所有的阶级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遭到最根本打击的还是只有以集体的形式才能具有非政治性力量的阶级，也即无产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跟随地方政府几乎完全服从中央控制而出现的所有自治劳动机构的国家社会主义化或者是解体，造成了普通群众在实际上失去了力量，并且由于各种实际目的而被排斥在政治程序之外。加之国家行动有无法穿透的保密之墙的圈隔———实际上是用以对付所统治的人民的秘密国家阴谋———社会力量的反抗因而受到阻碍。总的、最终的结果是，取代传统权威的不是新的、有活力的公民自治的力量，而是政治国家的几乎完全垄断，并造成社会力量无法自我表达，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政治民主的结构性基础。

现代的条件也使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得以出现，它能够用政治命令和管理代替全部的社会和经济控制网络。更重要的是，现代条件为那些命令和管理提供了物质基础。我们应当还记得，现代性是一个人为的秩序和宏大的社会设计的时代，是一个设计者、空想家以及———更一般而言———“园丁”的时代。园丁们把社会看成是一块需要专业设计、然后按设计的形态进行培植与修整的处女地。

野心和自信是无限的。实际上，经由现代力量的奇观，“人类”看起来是如此的无所不能，而其个体成员又是如此的“不完善”、无能和柔顺，还需要太多的进步，以至于可以将人们视为需要修整（如果有必要，可以根除）的植物或需要饲养的家畜，这看起来似乎一点儿也不稀奇古怪或在道德上令人厌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早期的和主要的思想家之一达雷就将畜牧业的操作作为将来的民族政府要实施的“人口政策”的模式：

一个人如果任其花园中的植物自然发展，他很快就会惊奇地发现花园里长满了野草，而且连植物最基本的特点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如果这个花园还要作为植物的培育地，换句话说，如果要使这个花园超越无情的自然力量的法则，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园丁的塑造能力；园丁所要做的是：为植物生长提供合适的环境，或者排除不良影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悉心照管需要照管的事物，并且无情地消灭那些将夺取更优良植被的营养、空气、光线和阳光的野草……因此，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认识，即培育问题对政治思维而言并非微不足道，恰恰相反，这些问题必须被放置在所有考虑的中心，并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必须是出自一个人的精神立场，出自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甚至应当主张，只要一个构思精妙的培育计划能在其文化的正中央立足，一个人就会达到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平衡……[20]

达雷明确彻底地说出了“改善现实”的野心，这些野心形成了现代思维方式的本质，并且也只有现代权力的资源才允许我们严肃地去酝酿这种野心。

社会错位变得深入的时期，也就是现代性这种最显著的特征开始盛行的时期。实际上，在此时期，社会看起来是如此形容不整———“未完成的”、模糊的和易弯曲的———简直在等待一种想法和一个灵巧机智的设计师将它塑造定型。在此时期，社会似乎缺乏其自己的力量和取向，因此也就无法抵抗园丁的照管，而随时准备着被挤压成园丁所选择的任何形状。可塑性和无助的结合构成了自信的冒险空想家很少能够拒绝的吸引力，这也构成了空想家不会被抵制的环境。

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从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中解放了出来；这就是大屠杀的秘诀。大屠杀成为了实施宏伟设计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因此，适合实施大屠杀的条件是特别的，但一点儿也不异常；是罕见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条件不是现代社会固有的属性，但也不是一个外来的现象。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调。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意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谐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任何基层表达利益的能力和自治的能力受到削弱、每一次对社会和文化多元化及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机会的攻击、每一次利用政治秘密之墙隔离出国家不受制约的自由的企图、每一个弱化政治民主的社会基础的步骤都使得大屠杀规模的社会灾难发生的可能朝前迈了一小步。犯罪计划需要社会工具才会起作用。而那些想阻止计划实施的人的戒备也同样如此。

至今用于戒备的工具似乎是短缺的，而那些看似能够为犯罪计划效劳的机构，或者（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些无法防范完成普通任务的活动带上犯罪性质的机构，却并不短缺。研究信息技术（一个公认近期研制出的新技术，在纳粹大屠杀时期还没有出现）的社会影响的最敏锐的观察家和分析家怀贞鲍姆认为，产生屠杀性行为的能力，如果有的话，已经增强了：

德国把实施其“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作为工具理性教科书式的演练。当人性无法将目光从所发生的事情身上移开、当屠杀者自己拍摄的照片开始四散传播、当令人同情的幸存者再次进入视线时，人性暂时颤栗了。但到最后，一切如旧。同样的逻辑、同样冷酷无情地对计算理性的应用，在未来二十年内将杀害至少与已成为千年德意志帝国的工程师的受害者一样多的人。我们没有吸取任何教训。今天与那时，文明都是一样地危险。[21]

而且，那些使得工具理性和发展起来为它效劳的人类网络在当前和以往一样道德盲目的原因，实际上并未发生变化。1966年，令人发指的纳粹罪行被发现二十多年后，一群杰出的学者设计了堪称科学上精巧和典范的电子战场计划，以协助越南战争中的将领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提出他们所提出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同那些被他们交给他们的赞助者的意见所产生出来的武器系统致残和杀死的人保持着巨大的心理距离。”[22] 由于和在此之前的所有技术相比，在湮没其人类目标之人性上（“人、物品、事件被‘程式化’，人们谈论的是‘输入’和‘输出’，反馈回路、变量、百分比、程序等等，直至最终所有与具体环境的联系都被抽象掉。然后只剩下图表、数据集合和打印输出。”[23]）都要做得更为成功的新的信息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心理距离就无法遏制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纯粹的技术进步从一切慎重选择的以及话语一致的人类目的中获得自治也是相同情况。既有的技术手段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在破坏着对自己的使用，并使对后者的评价隶属于自己的效率和有效性标准。同理，行为的政治和道德评价权威也已经被缩减为次要的考虑———如果没有被怀疑或被认为无关的话。行为几乎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理由，而只需既有的技术使其成为可能的认可。雅克·埃鲁尔曾经告诫说，由于已经从话语型的社会任务中解放出来，技术

决不会发展成任何事物，除非由于它受到了来自后面的推动力。技术人员不关心他为什么而工作，并且总的来说，他也不在乎。他工作是因为他有仪器设备，这允许他完成某项任务，并在新操作中取得成功……没有任何朝向目标的号召；有的只是放在背后的发动机的限制，以及不容许机器停止运转所带来的限制。[24]

一旦盘算效率在决定政治目标时取得了最高的权威，不再能够指望反对不人道的文明保障来控制人类工具理性潜能的运用，希望就越加渺茫了。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命运”在于迫害者和受害人之间的互动。

希尔博格

阿伦特有一个结论值得注意———如果没有犹太合作者的所作所为，没有犹太委员们（Judenr⁉te）的热忱，那么受害者的数量将会有所减少———不过这种说法似乎经不住更为详尽的考察。这是一个仓促的结论，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尽管受害社区的领袖们采取的态度各自不同、范围极广———从切尔尼亚科夫（Czerniakow）的自尽，到罗姆科夫斯基（Rumkowski）和根斯（Gens）积极自愿地与纳粹监察官合作，再到犹太委员半公开地支持武装抵抗的比亚利斯托克（Bialystok）案件———最后的结局却是殊途同归：社区和它们的领袖差不多都没有逃出死亡的魔爪。还有，在大约三分之一的犹太遇难者当中，纳粹在杀害他们时并没有向犹太议会或犹太委员会求得半点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对俄国的战争被希特勒正式宣布为一场灭绝战，臭名昭著的特遣队跟在早期胜利地扫荡了苏联领土的纳粹国防军之后，他们因此就不必为建立犹太人区或者选举犹太委员而焦虑了）。在一系列有关犹太人的合作对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所造成的影响的论述中，特伦克（Isaiah Trunk）对现存的犹太委员记录作了最为彻底与全面的研究之后，得出了他的结论。他提出的观点站在与阿伦特相反的立场上。他认为，“在东欧大屠杀这个最终事实上，犹太人参与放逐还是没有参与放逐———无论如何———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为证明他的结论，特伦克指出，在很多事件中，特别犹太委员会的官员们因拒不服从纳粹党卫军的命令而被更为听话的人取代，甚或造成了亲自操纵“选举”（即使大多数也有犹太警察参与协助）的党卫军干脆完全无视这个犹太人的联系纽带。当然要明白，这种个别的违抗事例仍然不能准确地说明问题，因为纳粹在其他很多时候仍能够依靠犹太人的合作，而只在执行屠杀行动的过程中才动用他们自己的剩余部队。如果期望违抗普遍存在，也无从知道它会起多少更为有效的作用。

不过，情况的确是，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便捷或者存在于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合作，执行集体屠杀这样程序繁复事务的官员们将会遭遇到棘手程度决然不同的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问题。在第一章里我曾说过，被害社区（doomed communities）的领袖们执行了屠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大部分预备性官僚工作（比如为纳粹提供记录、把即将被害的人归档），他们负责监管为受害者维持性命而进行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直至毒气室可接纳他们，他们负责看管被俘人员，以至于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工作没有让德国人大伤脑筋或者多费钱财，他们为屠杀过程中前后相继的每一步确定对象，保证屠杀过程顺畅如流，他们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而造成混乱最小的地点，他们为这最后的旅程积敛资金。如果没有这些方方面面卓有成效的帮助，屠杀照样也有发生的可能———但它或许会以不同的，或者是不那么令人发怵的篇章进入历史，而仅仅是嗜血成性的征服者，出于复仇的怒火或者共同的仇恨，施加在身不由己的被征服者身上的严酷的强制和残忍的暴行。而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也使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大屠杀面前遇到了崭新的挑战。大屠杀如同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看到那些由理性行为中彻底的现代艺术所引致的过程的产生；可以看到一旦这些过程为实现现代权力欲图达到的目标而被利用的时候，现代权力的新的潜力和新的视野就有可能变成现实。即使考虑到大屠杀惨绝人寰的一面，提供给我们参照框架的也不是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暴力中那段血淋淋的历史，而是正驾驭着现代社会的权力的“正常”运转。

事实上，种族灭绝的方针总体来说排斥在大屠杀过程中作用非常明显的受害人的合作。“普通的”种族灭绝即使不是根本不会，也很少把目标定为彻底灭绝一个群体；暴力的目标（如果暴力是意图明显和有备而来的话）是去摧毁一个身份群体（marked category），如一个民族，一个部落，一个教区，即一个能够自存不灭，能够捍卫自身自我认同的生机盎然的共同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实现种族灭绝的目标就要求（1）暴力已经强大得足以摧垮受害者们的意志与韧性，然后用恐怖手段使其屈服于上层权力，并接受权力强加的秩序；（2）身份群体已经被剥夺了进行持续抗争所必需的资源。两个条件实现后，受害者就被握在迫害者的股掌之间。他们被迫进入漫长的奴隶制，或者被带到一个由胜利者确定新秩序的地方———但随之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完全取决于征服者们的突发奇想。无论做出何种选择，种族灭绝中的刽子手们都会从中受益，他们延伸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刨掉了敌对势力的根基。

在为了使暴力行之有效而必须加以破坏的抵抗资源中（可以说，破坏这些资源是种族灭绝的核心，也是衡量其成效的最终标尺），首当其冲的便是被害社区中的传统精英。种族灭绝最具影响的成果就是让敌人“群龙无首”。希望身份群体一旦被剥夺了领袖和核心权威，就会成为一团散沙，不能坚守其自我认同，并最终丧失防御的潜力。群体的内部结构因此而坍塌，瓦解为个体的集合，这些个体被逐个挑选，合并进一个由胜利者管制的新结构当中，或者被强行重新编制成一个屈从与孤立的群体，去接受新秩序的操纵者们的直接规束和监管。因此，只要身份群体作为一个社区、作为一个具有内核的自治体事实上是种族灭绝意图摧毁的目标，目标社区的传统精英们就成了其首要的打击对象。对于东欧，希特勒认为那是日耳曼民族扩张的辽阔生存空间，认为它现在的居民在将来是满足新主人需要的奴隶劳力。听从这一论调，德国的侵略部队着手系统地剿灭当地的政治结构和文化自治的一切残余力量。他们进行搜索，实施监禁，试图在物品上清洗掉被征服的斯拉夫民族的一切积极因素；并且遣散了几乎所有的最基本的教育机构，禁止几乎所有在他们看来是道德堕落的地方文化的进取心，试图以此来阻碍民族精英的再生产。不过，这样做使他们在追求实现希特勒野心勃勃的构想时，除了在微不足道的犯罪事件中让受奴役的民族有些从属性的帮助外，丧失了将他们的合作网罗至帐下的机会（哪怕他们曾有过这样的可能性）。随着把当地精英作为消灭对象标识起来，征服者就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的资源了，他们不得不把被征服民族的行动计算为一种成本，而不能计算为他们的财富。

而对于犹太人，纳粹的目的决不在于奴役。即使从一开始，集体屠杀没有被考虑为最终的结果时，纳粹希望造就的事态就是一种彻底的清洗———把犹太人从日耳曼民族的生活世界中有效地驱赶出去。即使犹太人陷于一种奴隶劳动的角色，希特勒及其爪牙们也并不使用犹太人的效劳。他们所寻求的解决方案的彻底性———无论是向外移民、武力驱逐还是身体的消灭———使得对犹太精英们的所有“特殊对待”显得没有必要；他们注定要和他们众多的犹太同胞遭遇到共同的命运，无论什么样的运数摆在犹太人的整体面前都被看做是毫无例外的，即它都将以相同的手段和方式落在种族的所有成员的头上。以这样一种“整体化”的方式处理犹太问题，可预计的结果也许就是存在于所有被占领的斯拉夫领土上的社区的存在因素遭到正面打击后很长时间里，类似的犹太共同体的存在因素还存在着：社区结构、社区自主和社区自治却继续存留了下来。这种存留的首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在大屠杀的整个阶段，犹太人的传统精英在管理上和精神上仍保持着领袖地位；也可以说正好相反，随着犹太人身体上的隔离和犹太人区的割裂，这种领袖地位却进一步得到巩固，而且几乎变得无可争议。

犹太精英们的新角色是犹太委员。产生犹太委员的办法多种多样———在东部一些较大的犹太人区里，纳粹坚持举行选举；而在西部根基久固的犹太社区，却一直都是围聚在当地的集市广场上，然后从一群德高望重的长者中任命主席。大量的事例证明，“犹太地区”的纳粹监察官渴望维持并提高任命的犹太领袖的威望；他们需要利用“犹太委员会”的势力得到犹太大众的消极苟安。1939年9月21日，海德里希 [1] 从柏林给新近占领波兰城镇的德国指挥官们发去一封快函，在这封著名的信件里，他强调犹太长者委员会应该“由仍具影响的知名人士和犹太拉比组成”———而且清楚地开列了一长串重要的任务，长者委员会将单独为它们承担责任，进而享有控制权并赢得威望。可以揣测，纳粹坚持要借犹太人的手处理在犹太人区的一切事务，其中一个居心叵测的因素，就是希望使得犹太领导阶层的权力更加明显和更具慑服力。犹太人实际上就脱离了正式的行政机关的管辖（这在德国是一步一步实现的；而在占领区则来得比较陡然），而完全和无条件地落入了与他们同一信仰的领袖之手，这些领袖则听命于一个同样脱离了“正式”权力结构的德国机构，并向它做汇报。1940年，塞弗特提出并编撰了犹太人区这种殊为奇异的自治与隔离的混合在法理上的原则：

在占领区，对德国机构而言并不存在个体的犹太人。原则上也不与个体的犹太人讨价还价……不过犹太长者可以例外。在长者的帮助下，犹太人可以为他们自己充分地安排包括宗教团体事务在内的诸多内部事务，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对德国管理部门的任务和要求尽心尽责地去执行。犹太长者当中大多是巨富和名流，他们对完成情况负个人的责任。无疑，这些长者让我们回忆起了很久以前曾被（沙皇）俄国的犹太政策所利用过的卡尔斯（Kahals），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卡尔斯给予并保护了犹太人权利；而在政府中任职的长者们却只接受和分配犹太人所尽的义务……对于德国人的命令，不容讨论，也不容辩解。[2]

犹太领袖们向下对受奴役的大众行使着正式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向上他们却被掌握在一个不受国家宪制机关任何控制的罪恶组织手中。因此，犹太精英就在使犹太人无行为能力的过程中充当了一个关键性的中介角色；对种族灭绝而言，这种情况却一点都不典型，即不是破坏而是通过强化社区结构以及地方精英扮演的凝聚性角色，使人们向其征服者那毫无羁绊的意志做出彻底的屈服。

因此，颇为矛盾的是，在最终解决的初期，犹太人的处境比起一次“普通的”种族灭绝行动中的受害者来，竟更像是在正规权力结构之下一个下属群体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犹太人自身就是即将消灭他们的社会场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为行动的有条不紊搭上了至关重要的一环，他们自己的行动成为了整个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其成功所需的要紧条件。“普通的”种族灭绝明确地把行动者划分为凶手和被害者；抗争是后者惟一的理性回答。可是在大屠杀中，这种划分却相对模糊一些。被害群体被吞没在整个权力结构里，又在其中广泛地承担了一系列任务和职责，显然他们有了一定的选择余地。而选择与不共戴天的敌人和未来的刽子手合作不无他们自己的理性衡量。犹太人因此能够在其压迫者的控制下活动，更快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把自己的灭亡拽得更近，然而引导他们行为的却是经过理性解释的目标，那就是：继续活下去。

正是因为这个悖论，大屠杀的记载使我们可以特别地洞察到官僚化管理下压迫的一般原则。当然，在平常都采取更为温和的方式和极少把目标定在将压迫者整体消灭的事件中，大屠杀属于一个极端事例。然而，恰是因为这种极端性，大屠杀揭示了官僚化压迫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可能在其他事件中仍未引起注意。它们的一般形式更是广泛地存在着；要解释它们就必须彻底地理解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运作方式。而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现代的、理性的、官僚化组织的权力有能力引导出与行动者的切身利益极度冲突、而在功能上又是实现其意图所不可或缺的行动。

“封锁”受害者

这样一种能力不是普遍存在的；为了得到这种能力，官僚机构必须在它自身内部的权力等级和行动一致的原则之外，实现更多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官僚机构必须完全专门化，无条件地垄断自己执行的特殊职能。如果说得更简单一些，这意味着，首先，官僚机构对它的目标对象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明确地不再指向其他对象，因此也不会对其他类目标的状况产生影响；其次，目标对象必须存留在此专门化机构的职权范围内，而没有其他机构插手。第一个条件杜绝了外来干预进入官僚机构的行为中。因为面对着两方的问题不能轻易地找到一个共有的基调并激起团结一致的行动，未受影响的群体也不可能仓促地来救助目标群体。第二个条件一旦实现，目标群体就知道，或者不久就能发现，向权威和资源的核心请示，而不是向钳制他们的官僚机构请示，是徒劳无益和没有作用的；并且有的时候，这样的请示还会被认为是破坏规则（只有管制他们的官僚机构有权对这些规则做出界定），而招致比本分地服从官僚统治更可怕的结果。在两个条件之间，给目标群体单独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官僚机构，作为他们做出理性决定时惟一的参照系。也就是说，实施“有目标的”政策并且握有该政策惟一的执行权的官僚机构完全能够划出受害者的行为半径，把受害者自己的理性动机规划到为实现其任务而可资利用的资源当中。而在官僚化组织的权力能够依赖即将被摧毁或者伤害的群体的合作之前，这些群体必须有效地被“封锁”起来：要么在身体上从日常生活的情景或者其他群体的关注中消失，要么在心理上用公开且明确的歧视性定义和凸显目标群体的独特性进行隔离。

1935年4月，柏林的普林兹（Joachim Prinz）拉比在一次演讲中总结了“被封锁的”群体的境况：“犹太人区是一个‘世界’。外面都是犹太人区。在市场，在大街上，在公共酒馆里，处处都是犹太人区。它还有一个标记。这个标记就是：没有邻里。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没有人知道它会被容忍多久；没有一个邻居的生活……”[3] 在1935年，屠杀的受害者们就已经知道他们处于孤立之中。他们不能指望其他人的团结。他们正在经受的痛苦就是他们孤立无助。身体上相当接近的人，在精神上却无限的遥远：那些人不曾有过他们的经历。而且受难的经历难以沟通。普林兹拉比为之代言的犹太人知道在这场游戏中，“犹太人课桌前”的官员是惟一发号施令的人；他们制订规则，随意修改，确立界标。因此，他们的行为是惟一要去关注并以自身的行为作为衡量的坚固事实。外面世界的消隐压缩了“处境”的边界，现在它只能按照迫害者的权力来界定，而这种权力从来不需要有任何请示。“犹太人身体上的驱除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惹人关注，因为德国人已经把他们从心里和脑海中驱赶出去很久很久了。”[4] 首先是在精神上的隔离。这已经通过各种手段得到实现。

最惹人注目的手段就是通过直接号召，激起公众的反犹主义，煽动人们的反犹情感，直到他们对特殊的“犹太问题”极度冷漠或者一无所知。这就是纳粹的宣传所为，手法巧妙、不惜血本、不计余力。他们指控犹太人罪大恶极，图谋不轨，在骨子里积恶难改。尤其是，伴随着现代文明中对卫生的敏感性，寄生虫和细菌造成的担忧和恐慌被唤醒，现代人也倾向耽溺于身体的健康和心智的健全。犹太人却被描绘成一种传染病，它的携带者是伤寒玛丽 [5] 的现代版本。因此和犹太人交往孕育着危险。过去产生反感和厌恶的社会心理机制，比方说看到生肉或者闻到小便的反应———埃里亚斯叙述文明化进程时，作了令人信服的描述 [6]———被用来表述令人恶心和反感的犹太人的存在。

不过，反犹主义的圣谕发挥的作用有限。事实证明，很多人不为敌视犹太人的宣传所动，更概括地说，是不为宣传要他们必须接受的、对于世界的非理性解释所动。更多的人虽然对犹太人的官方定义没做什么抗争就让步了，但他们拒绝以此定义来对待他们认识的犹太人。假如反犹宣传是在公共生活中“封锁”犹太人的惟一手段，那么它可能就会失败———其结果至多是把人们划分为极端仇恨犹太人却不太团结、更缺乏组织的阵营，和卓有成效的不合作群众以及“过度的被害者”的积极保护者。它实在不足以彻底把犹太人从德国人的“心里和脑海中”驱除掉，而导致不遭反对和怨恨的犹太人在身体上的毁灭。

不过，在紧盯着目标的所有反犹措施都得到关注的情况下，反犹宣传的影响得到支持并有一定的增强。这样，随之而来的每一步行动，即使没有达到其公开的目标，却仍然加深了犹太人和其他人的鸿沟，并使这种信息进一步深入人心；无论在犹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如何凶残，都肯定不会对其他人的命运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所以，这些事只关系到犹太人，而与其他人无涉。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彻底研究，现在我们知道纳粹的高层官僚和他们的雇佣专家曾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为犹太人设计合适的定义中———表面上是一种墨守法规的精妙，看上去很荒唐，与残暴、肆无忌惮的暴力的背景格格不入。而实际上，相对于在法学文化（Jurisprudenzkultur）中纳粹不能彻底根除的那些最后遗存而言，或者相对于对德国国家传统不能完全忘却的敬意而言，在法律上寻求一个完美的定义更有好处。并且为了让目击者安心，认为他们看到或者怀疑到的迫害不会降临在自己头上，进而他们的利益也会平安无恙，精确地定义犹太人显得很有必要。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这样一种定义，即可用来精确地确定谁是犹太人而谁又不是，防止出现晦涩的、混乱的、可上可下、模棱两可的语句导致相互抵牾的解释。臭名远扬的纽伦堡立法，尽管其内容和其表面上的功能理性有多么荒诞不经，却极其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7] 它们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没有留下无人空间 no man's land 为了隔离，为了最终的消灭，它创造了一类烙上印记的人。这也一下子创造了范围更广的一类既安全又纯净的德国公民，那就是血统纯正的德国人。给犹太人的商店打上标记（这样就强调了没有打上标记的店的适宜和可靠），强迫残留的德国犹太人在衣服上饰上黄色徽章，也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这个目的。实际上，“犹太问题听上去受人关注，而大多数德国人对它只有那么一丝微小的兴趣”。当德意志帝国向东扩张，以及强行驱逐时，大多数人“也许对发生在东部地区犹太人身上的一切只有些许的考虑，过问的也就更少。对他们而言，犹太人从视野中消失了，从头脑中淡漠了……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由仇恨筑成，但路上铺满了冷漠”。[8]

德国社会中全部已有的和组织化的精英们以一种无声的寂静伴随着隔离的过程———但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人本可以振臂高呼，抗议迫在眉睫的灾难，使之为世人所知。可以猜想，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如果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出于各种原因是异质的、令人不快的，那么计划对之进行清除就会赢得广泛的赞同。不过，这不是全部的原因，甚至也不是最致命的原因。纳粹攫取了国家权力，却并没有改变职业行动的规则。从现代社会来临之前开始，这些行动就一直忠实于理性的道德中立原则和对理性的追求，而决不会屈服于与该事业在技术上的成就毫无关系的各种因素。德国的大学，跟其他现代国家中与之相似的机构一样，将科学的理想精心培育成突出的价值无涉行为，他们赋予了自己保护“追求知识的志向”的权利和义务，将与科学追求的利益相冲突的其他志趣撇到一边。只要想起这一点，那么他们的沉默，甚至德国科学机构在完成纳粹任务的过程中的积极合作，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美国的利特尔坚持认为那种沉默与合作越不使人吃惊，就（或者至少应该是）越令人忧虑：

死亡集中营并不是由文盲，无知和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设计并建造的，它们的运行计划也不是由这类人策划的，这个事实给当代的大学带来了信任危机。屠杀集中营跟它的发明者一样，都是很多代人以来全世界最优秀的一个大学体系生产出来的产品……

我们的毕业生为智利的社会民主党或者智利的法西斯党，为希腊的叛军或者希腊共和国，为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者共和国的西班牙，为苏联，为中国，为科威特或者以色列，为美国、英国、印度尼西亚或者巴基斯坦工作，而没有什么内在冲突……说得苛刻些，总的来看，这就是那些培养出来的技术专家，那些由现代大学对道德、伦理和宗教的冷漠而“教导”了技艺的人们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他进而抱怨，多年以来，在他的国家里讨论纳粹滥用或者误用科学，比讨论美国的大学给“道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海尼威尔（Honeywell）或者波音飞机公司……或者给智利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中的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提供服务还要容易得多。[9]

对于德国科学界（如果更一般些，知识界）的精英，以及他们中最出类拔萃的个别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保存作为学者和理性代言人的诚实。这个任务并不包括（万一有冲突的话，还会排斥）关心他们行动中的道德意义。贝尔岑发现，在1933年的春天和夏天，德国科学界的名人，像普朗克、索末非、海森堡或者劳厄都“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提出忠告，要耐心，要克制，特别是在解雇和移民的时候。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正面冲突，等待有序的生活与程序的恢复，使他们学科的职业自主性得到维护”[10]。一旦他们打算把不甚重要的方面抛到脑后时，他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保护和挽救对他们而言真正有分量的东西———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打算于他们而言顺理成章，因为与纳粹的那种稀奇古怪的蜜月同他们所习惯和珍视的东西并无不同，而此后确实恢复了“有序的生活”。（不过有一些过去的同事失踪了，并且当他们走进坐满了服装整齐的学生的教室时，又会有一种新的敬礼。）他们的职业行为很受需要，又颇受好评，而且可以即刻拿到资助前程远大且在科学意义上激动人心的项目的基金，于是为这一切付出任何代价都不过分。海森堡曾找到希姆莱，以确信他和他的同事（当然，除了那些失踪的同事）能够被允许做他们愿意和喜欢做的事。希姆莱则建议他应该在物理学家的科学发现和政治行为之间认真地做个区别。这话肯定如同一段音乐一般飘进了海森堡的耳朵里：这不是他受到训练时一开始就要求做的吗？他“于是谨慎、积极地推动了纳粹事业，特别是身处异国、敌意遍布时，他仍孜孜不倦的指导两个小组中的一个投身于原子弹的研制中，无疑，作为一个不可自拔的科学动物，他在去‘看’、去获得成功的欲望下备受激励”。[11]

“知识分子舍弃权力的故事常常都是自愿放弃的故事，”———费斯特写道———“如果有人提倡抵抗，那也只是抵抗自杀的诱惑。”[12] 而在某种程度上，在纳粹式的“有序生活”

中，从受害者变为附庸的知识分子发现并没有多少自杀的理由，而是有充足的理由自觉自愿地，有时候是一腔热忱地去投降。

说到投降，值得一提的事情是难以说清它从哪里开始，并且根本不可能预先想到它会在哪里结束。在碎玻璃之夜暴行中，著名东方学教授卡勒（Kahle）的夫人被发现帮助她的犹太人朋友清理惨遭破坏的商店，她丈夫因此就遭到了大家的抵制和其他一些宽大的处理，使他被迫辞职。

其间的几个月是一段隔离期，在此期间总共有三个人———不在教授的整个社会和职业圈子之内———在黑夜的掩护下拜访了他。他还收到了来自外面世界的另一个讯息：一群同事们的一封信，对由于妻子缺乏直觉而使他失去从大学光荣引退的机会表示遗憾。[13]

另外一件值得提及的关于投降的事情是，不管一开始的感觉是多么痛苦，到最后都倾向于变耻为荣。投降的人成为犯罪同谋，而对沆瀣一气导致的认知失调也能泰然处之。那些对纳粹反犹主义宣传所表现出来的浅薄持轻蔑和嫌恶态度，但“仅仅为了保护更崇高的价值”而保持缄默的人，几年之后，发现自己沉浸在大学之清白和德国科学界之纯洁的喜悦里。他们自己的、理性的反犹主义随着犹太人受到的迫害更加残酷而变得更加强烈。其原因很简单，虽然有些令人压抑：即使当人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场可怕的冤屈正在上演，然而却缺乏气概和胆量去抗争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把受害者视为可耻的，以此最简便的方式让良心得到宽慰。[14]

无论如何，德国的犹太人已变得彻彻底底地孤立。现在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邻里的世界。对关系到他们命运的一切而言，其余的德国人已经不存在了。犹太人的世界里只拥有纳粹权力这样惟一的一个他者。不管犹太人怎么样界定他们的处境，其处境只简约为一个因素：纳粹迫害者视为有用而采取的行动。因此，作为理性的存在者，犹太人不得不根据所预期的纳粹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他们不得不假定在行动与反应之间存在一条逻辑链，因此这样的行为也比其他行为更合理、更可取；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他们不得不按照官僚机构的头子提出的行为准则来行动：效率、更大的收获、更小的付出。自从纳粹对游戏的规则和赌注做了统一和无可争议的规定之后，他们就能把犹太人的理性当做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的一项资源来调动。他们能够将规则和赌注做出这样一种安排，使得每迈出理性的一步，就可以加深未来受害者的无助，使他们一寸一寸向最终的灭亡靠近。

“拯救你所能拯救者”游戏

犹太人被纳粹强迫加入的游戏是生与死的游戏，因此站在他们的角度，增加逃生的机会或者限制死亡的范围既是理性行动的目标，也是衡量的标尺。价值的世界减缩成一个———那就是继续活下去（或者至少是使之成为头等大事）。事态如何，现在说来清楚不过，而当时的受害者却并不必然知情，在“通往奥斯维辛的曲折之路”的早期则当然更是如此。我们已经知道纳粹本身，包括他们的领袖，在发动对犹战争时头脑里都没有一个关于最后结局的明确概念。战争开始时有着适中的目标：清洗，把犹太人从日耳曼民族中撵出去，经过长期的工作使德国不存在犹太人。正是在官僚机构追逐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和影响当中，从身体上消灭犹太人就在某一个阶段从“解决办法”上说变得“合理”了，在技术上也变得可行了。然而，甚至希特勒关键的决策———对俄国犹太人大开杀戒———在积极的“犹太人专家”面前开启了新的视野和提供了先前未经考虑过的选择时，对最终解决的实质保守秘密仍然是纳粹计划中内在和关键的一部分。将受害者送往毒气室被称为“迁居”，屠杀集中营的身份被掩盖在“东部”这个含糊的称呼里。而当犹太人区的代表造访党卫军的指挥官，想问清楚风传的马上要开始屠杀的谣言是否属实时，德国人也断然做出了否定。不夸张地说，这个秘密被保守到了最后一刻。特别指挥部（Sonderkommando）中在毒气室和火葬场效力的犹太成员，如果告诉从拥挤不堪的车上下来的新来者，从月台上看到的建筑不是一个公共浴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惩罚之一就是立即处死。显然，这样做的原因不是为了减轻受害者的愤怒与痛楚，而是为了让他们自愿地走进毒气室，不做丝毫的反抗。

因此，在屠杀的每个阶段里，受害者都面临一个选择（至少是在主观上———即使消灭身体的秘密决策已经在客观上剥夺了选择存在的可能性）。他们不能在好的和坏的境况之间做出选择，但至少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强调和申明他们要求赦免或者得到特殊对待的权利，使自己免受一些打击。换句话说，他们有东西可以来实现拯救。纳粹为了可预知其“受害者们”的行为，进而对之进行操作和控制，不得不规劝他们以“理性的模式”来行动；为达到效果，他们不得不让受害者相信确实存在可实现拯救的东西；并且还制定了明确的规则，规定个人应该怎么样来着手拯救。为了使受害者相信，还必须说服他们，对作为整体的一个群体的待遇并不是均衡划一的，许多个体成员会有所分化，而这就要靠每个人自己的长处。也就是说，受害者要考虑一下，他们的行为确实很重要，他们的命运至少受到他们眼下所作所为的部分影响。

在此有一个绝对事实，即官方规定了权利和被剥夺程度各不相同的各类群体，这激起了疯狂的为获得“重新分类”、证明个人“应当”被划分在更好的类型里的热情。这种反应在混血儿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德国立法造就的“第三种族”，他们处境尴尬，居于失去权利的“纯犹太人”和清白的德国公民之间。“因为有这样的歧视，要求获得特殊对待的压力也就落在同事、上级、朋友和亲戚们的头上。结果，在1935年设立了一项法律程序，对混血儿重新划分，使之进入一个更高的类型……这就是我们所知晓的Befreiung（解放法令）。”在知道了付出的努力并不会完全无效，同时血统上的证明可能被有效地否决和撤消之后，压力就变得更大了。而个人能够———而且很多人也确实———在证明自己确有所长之后（德国最高法院规定“光有行为还不够；行为所反映的态度才是决定性的”）得到真正的解放。甚至像行政长官基利（也是一个混血儿）那样，由于在屠杀犹太人过程中贡献突出，他的自由证明书竟然是作为圣诞礼物，悬挂在特别邮差送来的家庭圣诞树下面。[15]

这种安排的残忍之处在于，它所要求的观念与信仰以及它所鼓励的行为，给纳粹的总体规划提供了合法性，使之可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也包括受害者在内。在争取微不足道的特权、享受赦免的身份或者仅仅是已属于整个毁灭计划之内的延期执行（stay of execution）的同时，受害者和那些试图帮助他们的人都默认了这个计划的前提条件。比如说，如果一两个人根据他过去的特长享有免于职业禁令限制的权利，那么实际上就是有人同意，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特长，那职业禁令就是理所当然的。

承认这些特权类型在道德上的灾难，是每一个被要求在他的情形中有所“例外”的人都暗自承认了这种规则，但很明显，这一点从来没有被那些奔波于获得“特殊情况”，以此来要求予以优待的“善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们所掌握……比如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卡兹特纳（作为一名匈牙利的犹太领袖，为把一些受他监护的人从死亡集中营救出来而与纳粹展开过谈判）为成功地拯救了纳粹于1942年公开宣布的一类“杰出犹太人”而感到自豪，虽然在他看来一个有名的犹太人并不就比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更有活下来的权利。[16]

在争取赦免的过程中，有充足且各不相同的机会来增加这种规则的权威性（到最后，它被当做一种寻求个人特权的权利而得到巩固）。在大屠杀的每个阶段，虽然形式变动不居，但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比如说，对德国犹太人来说，这样的机会就特别丰富而精细。那些在一战中曾为德国战斗的，在战斗中负伤的，以及因作战英勇而被授勋的犹太人都被宣布属于特殊情况，很长一段时期内，功劳略逊一筹的同胞遭受的限制大多数对他们不起作用。这种本身乃是例外的规则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更具普遍性的规则上引开了。在这种规则中，只要同时接受使一般规则和例外情况都算得上合理的假设———“正常的”犹太人、“这样的”犹太人不应当享有德国的公民身份所赋予的普通权利———那么不管是谁在其中发现了个人机会都可以要求获益。这种规则招致了连连不断且论证严密的申诉、一封封的推荐信、支持有名望的个人、朋友或者生意伙伴的从中斡旋、急切地寻觅文件和证据等等，这一切为反犹太法案生成的新事态得到风平浪静的和解贡献非凡。一些正义的非犹太人尽其所能为他们认识、喜爱或者尊敬的人确保权益，在他们给当局的信中强调，因为这个特殊的人为日耳曼民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不应该受到残酷的对待。教士们忙着保护转变信仰的犹太人———犹太人中最初的基督徒。在这里面，个人需要成为一个特殊类型的犹太人，以抵制歧视和迫害的原则，被心照不宣地接受了，或者至少得到了人们的适应。

总的来说，有些人和群体过于急切地坚持自己有独特的品质以及获得更好待遇的权利。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在西欧的被占领区里，“原有的”犹太人和“迁入的”犹太人之间众所周知且处处存在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先例在于安居乐土且一定程度上被同化了的犹太社区长期以来一直都敌视那些粗鄙、无知、操一口依地语的东欧同胞，在他们看来，后者令人生厌的鲁莽对他们自己来之不易的受人尊重是一种威胁。（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英国古老而又富有的犹太家族不惜替为躲避俄国屠杀而逃难的穷困潦倒和没有受过教育的犹太大众支付返回的费用；在德国，“比德国人更德国化”的家世古老的犹太人“想要摆脱反感……将其转移至贫困而未被同化的外来同胞的身上”[17]。造成这种对东欧小镇的犹太人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立场的老传统妨碍了西欧的犹太社区领袖把东部犹太人的命运理解为他们自己将来命运的一种模式；命运没有了共同性，可以想像，如此不同的历史与文化也就产生不出团结一致的策略。当英国广播公司在荷兰广播发生在波兰的集体屠杀的消息时，犹太委员会的主席，大卫·科恩，斩钉截铁地否认了它会与荷兰犹太人的未来有什么关联：

德国人以暴力摧残波兰犹太人的事实不能作为他们也会同样对待荷兰犹太人的理由，首先，因为德国人一直坚持认为波兰犹太人道德败坏，其次，在尼德兰，跟波兰不同，他们不得不规规矩矩的，还要注意公众的舆论。[18]

这种自鸣得意的观点不仅是对这个世界异想天开的、童话般的观念，对它的持有者来说，它还带有潜在的自我毁灭的结果。世界观决定行为，组织化的犹太社区坚信他们自己有优越性的行为极大地降低了犹太人对纳粹政策做出统一反应的可能，也极大地便利了“逐步的毁灭”。犹太社区的领袖纵然为外来的犹太人在他们眼前遭到围捕、监禁与放逐而深感同情，但他们也要求社区成员要为了“更高的价值”保持镇定与克制，不去反抗。据阿德勒的研究，早在1940年9月法国犹太人的策略就已经明确了，针对德国占领部队宣布的区别对待，无疑要有优先选择的等级次序：“此策略首先要做的是尽力保证法国犹太人的继续存在———它的目标不包括外国的犹太人。”它假定对法国犹太人的继续存在而言，“外来的犹太人是个累赘”。犹太机构同意维希政府的决议，保护法国犹太人的代价就是把移民丢给德国人：“毫无疑问，法国的犹太人赞成维希政府的观点，即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外国的犹太人都是不受欢迎的”。[19]

以个人或群体特权的名义拒绝团结（尽管不是直接地，这也总是意味着同意并非所有的目标群体成员都值得继续活下去，同意应该按照准确评估“客观”品质的原则来给予差别对待）不仅在社区间的关系中表现突出。在每个社区内部，也期盼着、争夺着差别对待，而犹太委员通常被置于生存掮客的角色。全神贯注地想着“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使得要被害的人甚至不能稍稍看到正在迫近的命运的可怕特质。这就给纳粹一个机会，锐减其花费并以最小的麻烦实现了他们的目的。用希尔博格的话来说：

通过逐步驱逐犹太人，德国人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功，因为那些被搁置在后的人可以找理由说，为了拯救大多数，牺牲极少的人还是必要的。这种心理的表现可以在维也纳的犹太社区中观察到，它与盖世太保签定了一个驱逐的“协议”，“认可”六类犹太人不会遭到放逐。再有，华沙犹太人区的犹太人在德国人将会驱逐六万而不是数十万犹太人的条件下赞成合作，不做抵抗。这种两分的现象也在萨洛尼卡出现，那里的犹太领袖和德国的驱逐机构合作，确保只有来自贫困地区的“共产党”分子才会被驱逐，而“中等阶级”则会无人过问。这种致命的算术也在维尔纽斯应用过，那里的犹太首领根斯宣称：“用一百名受害者，我救了一千人。用一千名，我救了一万人。”[20]

压迫下的生命如此被建构———在日复一日生存下去这个利益点上———以至于继续活下来的机会似乎确实分配不均；而且，它们好像是受人摆布的。个人或群体掌握的资源可用来把公共不平等转化成私人利益。如费恩所说的：

集体死亡的威胁没有被预感到，因为犹太人区中政治经济的社会组织每天都在创造有差别的死亡机会。每个人的幸存机会依靠他或者她在阶级秩序中的位置，而整个阶级秩序来自于强制的短缺和政治的恐怖，奖赏那些最能够为纳粹直接或者间接服务的人……通过将对征服者的怨恨转移到犹太委员身上，并使人们永远相信这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不是他们对我们的战争，控制体系使得面对着一个共同敌人的认知变得混乱了。[21]

生存策略的个人化导致了普遍争夺被认为有利或者有特权的角色和地位，也导致了讨得压迫者欢颜的努力泛滥横行———代价却总是别的受害者。通过把犹太委员当做避雷针，释放了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焦虑感和侵略性。而在毁灭过程的每一阶段，犹太委员能够依靠某个特定的选区，这个选区已经得益于政策的连续转变，因而乐于支持不幸的社区官员并由此赋予当下的行动合法性和权威性。在灭亡的每个阶段———除了最后一个———都有个体和群体希冀拯救能被拯救者，保护能被保护者，赦免能被赦免者；也就是说———虽然只是附带的———去合作。

为集体毁灭服务的个人理性

人所共知，纳粹式的残忍迫害没有给机动性留下什么空间。人们受训练或者受教育而在正常条件下会做出的很多选择要么被排斥在外，要么超出了他们控制的范围。在异常的条件下，行为注定也是异常的；但异常的是行为公然的形式和它有形的后果，却不一定是做出选择的原则和引导行为的动机。在朝最后灭亡行进的路程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不是完全缺乏选择的。而哪里有选择，哪里就有理性行动的机会。并且多数人的行动确实相当理性。把强制手段完全攥在手中之后，纳粹认为对于强制而言理性就意味着合作；犹太人为其利益而做的每件事情都或多或少地把纳粹的目标朝其圆满的成功推近了一步。

也许合作是一个过于模糊和笼统的概念。把保持克制而不公然反抗（以及反而遵守已有的方针）当做是一种合作行为可能有些不尽情理和不太公正。海德里希的快函中规定，将来的犹太委员会应尽的全部责任就是要去关注犹太领袖被迫向德国当局提供的服务；而他自己却不关注犹太委员可能认为有用或者认为需要去承担的职责。他大概指望这些职责将由委员自己去主动担负，这种主动性来自于挤在狭小空间里、面临获得求生手段之紧迫需要的社区对于他们所需之物的理性思考。如果这是一个砝码，那么结果证明他选择恰当。犹太委员会不需要德国人的指导来关照犹太人在宗教、教育、文化和福利上的需要。这样的行为已经使他们几乎接受了德国行政等级中较低位置的角色。他们的行为把有关犹太人日常生活的问题都从德国人手中取走，已经是一种合作的类型。不过在其中，尽管压迫统治极端暴虐，犹太社区当局中的角色跟被压迫的少数人的领袖为使压迫能够延续下去（说准确一些，是压迫的纯粹再生产）通常扮演的角色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它跟犹太自治的传统形式（特别是在波兰以及东欧其他的一些地方）和克利拉（Kehila）紧紧守护着的自治在本质上也没有区别。

在德国人占领之初，犹太委员成为德国行政结构中的一个官方枢纽之前，战前的克利拉的长者们在和新的当局为达至一个解决争执而精细制定的协议中，积极主动地担负起表达犹太人利益的任务。出于习惯和训练，他们试图使用旧的、经过考验的方法：书面申述和控告，让他们的冤屈获得听证，进行谈判———以及实施贿赂。他们不反对德国人把犹太人集中在犹太人区的决策。跟其他人区割开来似乎还是一个很好的防止折磨和屠杀的办法。在一个充满敌意和威胁的环境中，这似乎也是提高犹太人的自我管理和保存犹太人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广受欢迎的办法。换言之，在犹太人区的监禁是为了———在当时的情形下———犹太人的利益，所有那些把犹太人的利益深放在心的人会以其理性的态度同意这种做法。

然而，接受犹太人区的封锁同时就意味着被操纵在德国人的手心。站在一个长期的跨度里来看，犹太人区展示了它们扮演的汇集工具的角色———这是通向驱逐和毁灭之路的不可或缺的准备阶段。而同时，犹太人区也意味着一个德国官员可以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施以完全的监视———当然是在犹太人自己的帮助之下：他们提供文职和体力劳动，形成了日常生活的社区基础结构，并设立了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机构。在此意义上，犹太人的一切自我管理等于客观的合作。犹太委员行动中的合作成分注定最终会以牺牲所有其他的职责为代价膨胀起来。在保护犹太人利益的旗号下，昨天所采取的理性决定改变了行动的情境而使今天要做出理性的决定已经变得困难得多；而明天必然已彻底失去了进行理性选择的可能。

特伦克对犹太委员的权威研究已清楚地揭示了犹太委员会在面对更为烦乱和严峻的问题时，为找到理性的解决办法进行过疯狂和凄绝的斗争。在德国人强大的力量面前，在反犹战争的官僚机器的完全放弃道德自抑面前，他们没有什么过错，因为在他们的选择范围之内没有一个选择不服务于德国人的目标。德国的官僚机器为一个由于非理性而不可理解的目标而运转。这个目标就是消灭犹太人；他们中的所有人，老的和少的，残疾的和强壮的，经济的支柱和潜在的经济财富。因此，犹太人没有办法讨好执行毁灭的德国官僚体系，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得有用，或者出于什么其他的原因变得受欢迎或至少可以被容忍。就是说，对犹太人而言，这场战争在爆发以前就失败了。而在战争的每个阶段仍然要做出决定，要采取步骤，要理性地追逐目标。每一天都有理性行动的机会和需求。正是因为大屠杀行动的最终目标蔑视一切理性算计，所以它的成功可以建立在其日后的受害者的理性行为之上。在屠杀被构思策划很久以前，K，这位在卡夫卡小说《城堡》中虽足智多谋却倒霉的土地测量员就遇到了相同的经历。他在孤独地同城堡战斗当中失败了———不是因为他的行动非理性，恰恰相反，他尽力在与权力的互动中使用理性。（他错误地设想）这个权力可以对理性的建议做出理性的回应，而在事实上它却并没有这样做。

在犹太人区短暂而血腥的历史中一个最摧人心肺的片段是在东欧一些最大的犹太人区里面，犹太委员会主动地发起了“通过工作获得解救”的运动。战前，东欧反犹主义控告犹太人的经济寄生主义；他们全部从事商业和当中间人，连只靴子都没有生产，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一个没有他们其他人照样能生活得很好的群体。德国入侵者在他们的公开计划中提出了犹太人的可有可无性，这比拿出犹太人有用之类的确凿证据来反驳他们的意图更有意义。随着他们的资源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捉襟见肘，德国人的确希望有可被他们控制的额外的经济财富或者生产力的时候，局势就似乎对这种策略特别有利了。人们很难指控罗姆科斯基（Chaim Rumokowski），这位罗兹犹太人区的主席和工业信仰至今最虔诚的提倡者，对德国的威胁做出了不理性的反应。他当然低估了德国人进行屠杀的非理性，也高估了他们内在的、商业活动式的理性（或者，更一般而言，是高估了以效率的观点对世界的组织化形式表面上加以引导的价值和原则所具有的控制力）。不过即使他知道了他的错误，也很难说他还能做些别的什么。他不得不按他的对手好像都确实是理性行动者那样来行动；假如没有做这样一种假设，个人就没办法决定自己的行动轨迹。在盲人谷，独眼人就是国王。在现代官僚体制的理性世界里，非理性的冒险家就是独裁者。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不管多么狡诈和背信弃义，罗姆科斯基确实是按照他所面临的惟一的理性形式来行动的。“在无数场合中，在‘迁居’之前和在此期间所有公众演讲中，他都不厌其烦地重申犹太人区在形式上的存在只能依靠做出于德国人有用的劳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最悲惨的时候，犹太人区都不应该放弃存在下去的理由。”[22] 罗兹的罗姆科斯基、比亚利斯托克的巴拉什（Ephraim Barash），维尔纽斯的根斯和其他很多人，经常充满自信地说起他们的勤奋工作对他们德国主子的性情带来的影响。看来，他们确实相信只要犹太劳动的生产力和收益性得到证明，德国人的酬劳和津贴就会取代驱逐和任意的杀害；至少，他们大概是这样说的，或者不得不使自己相信会是这样。他们这样做，对德国人的战争成就而言可谓贡献卓著。他们工作是为了拖延宣告灭亡他们的邪恶势力的最后失败。在奥斯维辛纵横交错的曲折道路完工以前，科瓦河上很多座桥就出自犹太工匠的利落灵巧之手。

德国官僚体制中承载了更少意识形态的下层官员实际上对此印象颇为深刻。当然，这纯粹是出于实用的原因。在他们的头脑中，似乎没有意识到犹太人是在事态的框架中占据持久位置的人，但他们肯定同意剥削犹太人的工业热情比起把这些投入和守纪的劳动力统统杀掉，会产生更大的经济（与军事）意义。事实证明，东部的一些军事指挥官要是发现当地身怀确保军械运转所必须的技术的工匠多数都是犹太人时，他们就特别想延迟杀害。而他们想把犹太劳动从特遣队的机关枪下救下来的假慈悲一旦被最高当局发觉，就会被立即驳回。最高当局懂得只有当这些理性的考虑会使非理性的目标更进一步时（像它们已然做的那样），才可以允许其存在。东部占领区事务部做出了不留任何讨论余地的决议：“原则上，解决犹太人问题不能考虑什么经济因素。如果将来出了什么问题，可以向党卫军高级官员和警察长官咨询意见。”[23] 总的来说，犹太委员会发起的“有用的”劳动好像没有拯救任何人（虽然它确实延长了某些人的生命）。罗姆科斯基或者巴拉什对技术精良、充满热情并因此“不可替换的”犹太工人极尽赞美之词，但并不能改变事实的阴暗：这些工人都是犹太人。即使当工人们润滑了德国人的战争机器，他们首先仍然是犹太人，然后才是“有用的”。一切都太迟了。

当犹太委员受命管理“迁居”的时候，理性的考验真正来临了。来自苏联的压力与日俱增，纳粹组织了他们所有的战斗力与之对抗后，自己的现役部队就不足以实施最终解决。这时他们承认他们确实需要犹太人的劳动。犹太委员被安排来负责屠杀所需要的一切准备工作。他们必须提供将遭到放逐的犹太人区居民的详细名单，他们必须首先进行选择，然后把这些人送上火车车厢。为防止抵抗和藏匿，犹太警察必须跟踪和发现顽固分子，强迫他们服从。一切如果顺利的话，纳粹就把自身的角色缩减为旁观者。

如果犹太人将被集体杀害，那么突然之间，所有人都会清楚和坚定他们的选择（即使没有选择）。号召全部起来抵抗，虽然没有太大的希望，却将是很明了的反应———另外惟一的一个选择就是“像绵羊一样进入屠宰场”。在德国人看来，这样大白于天下就会增加一定的行动成本。德国也将不能驾驭受害者的理性驱力来为他们自己的灭亡服务。简而言之，受害者不会合作。动用受害者的理性是一个更为理性的决定。因此无论何时，只要可能的话，纳粹就尽量避免彻底驱逐。他们看起来更愿意分阶段地来完成工作。

在杀害犹太人的工作分期完成的城镇里，德国人在每次“行动”之后让犹太人相信这是最后一次……所有这种有意的欺诈和冷血的欺骗，在最终解决的过程中被德国人用来安慰惊恐万状的犹太人，降低他们的警觉，并彻底地误导他们，以至于直到最后一刻他们对“迁居”的真实意义还一无所知。自卫的本能本可激起人们去抗拒将要灭亡的念头，去抓紧一线希望。而现在刽子手把这种本能握在了手心。[24]

苏联西部边界的许多小镇，无需什么复杂的策略，很快就被入侵的德国军队变成了地狱的后院。希特勒训导他的部队，对苏联的战争与众不同———允许做任何事情，没有规则的约束。德国的部队，特别是特遣队，行动起来仿佛惟一可遵循的规则就是杀你所能杀的人。犹太人成群地被赶到就近的树林或者深谷中，遭到机枪的扫射。不会没有乌克兰外籍军的热心，而那些在“与众不同的战争”中身经百战的士兵也不会放不开手脚。只有在一些犹太人特别多，或者是紧缺犹太工匠的地方，他们才颇费工夫地建立犹太委员会和成立犹太警局———而在先前占领过的波兰领土上这是一项规矩。无论犹太人区建在哪儿，都需要犹太人在其自身的灭亡中进行合作，而从整体上来说，纳粹也确实得到了这种合作。

相对较早的阶段里，犹太委员会就知道———或者至少能够知道，除非他们尽力逃避———被命令做的“挑选”有着什么样的真实企图。很有一些委员毫不犹豫地拒绝合作。有些人自杀，有些人经常是先欺骗了仍需要犹太委员活下来的德国人之后，就自觉地踏上了开往死亡营地的交通工具。然而，大多数人却支持这连续不断的“最后一次行动”。这些人对其行为并不缺乏令人信服且理性的解释。由于犹太人的传统禁止以其他人为代价换取自己的生存 [25]，这种解释只能是引自现代的理性时代中的传说，并包装在现代技术的词汇当中。可以预料，用处最大的是数字游戏：数字更大的生命比起数字更小的生命要好，杀得更少比杀得更多要少一些可憎。牺牲一些，拯救多数———这就是记录在案的犹太委员领袖的辩词中频次最高和反复重现的语句。思维出现了奇异的转折，判决处死被理解为高贵的、在道德上值得表扬的对生命的卫护。“我们不决定谁将去死，我们只决定谁将活下来。”但想做上帝这还不够；虽然很多委员领袖希望能作为仁慈的、守护的上帝被人们记住。因此在1942年9月4日，把上千的老者、病员和孩子送上死路后，罗姆科斯基宣布“激励我们的不是……想到会失去多少人，而是想到可能拯救多少人。”[26] 其他人则沉浸在现代医学的丰富比喻当中，把他们自己装扮成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如果有人需要截肢来保住身体”，或者“需要截断一只中毒的手臂来保住生命，就一定不要犹豫”。

所说的这一切，以及作为现代理性思维值得称赞的成就的死刑判决，与犹太人的热心肠结合起来，但还是有个仍将继续责难那些即使最为自责的合作者的问题：尽管切掉肢体是在所难免的，但这个手术非要由我来主刀吗？而且，更让他们不得安宁的是：就算一些人的生存必须要有一些人消逝，那么我是谁，可以决定谁应该去牺牲，这又是为了谁？

事实证明这类问题确实折磨过许多犹太委员和领袖们，甚至（特别是）那些没有拒绝服从与没有通过自杀来寻求解脱的人。华沙的切尔尼亚科夫令人敬佩的出走广为流传；自杀者名单很长，而划下了界线、其道德标准不允许他们越过该界线的犹太委员的数目也很庞大，而且仍然无法计算。这里只能草草的举几个例子。若纳的犹太委员主席贝格曼博士，在自杀之前告诉德国人他只能送他和他的家人参加“迁居”。科索波勒斯基的查捷金轻蔑地拒绝了城市特派员的搭救。鲁科的李贝曼把收集起来企图贿赂而未果的钱撕得粉碎，砸在德国监管的脸上———怒吼道：“你们这些血腥的暴徒，这是你们为我们上路所付的代价!”他被当场击毙。贝雷查·卡突斯加的犹太委员会接到德国人的命令，要他们挑选一个犹太人的分遣队“到俄国工作”后，全体成员于1942年9月1日开会时集体自杀。

至于其他人，贪生怕死或者恬不知耻地活了下来，他们急需一个回答；那就是一个借口，一个理由，或者一个道德的或者理性的观点。在多数记载的案例中，他们勉强接受了后者，即那些显然是幸免者最愿接受的和最令人心服的理由。比如，在每次连续的“行动”之后，像根斯和罗姆科斯基这类人就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犹太人区剩余囚犯的全体大会，来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决定“我们亲自来做这件事”。（拿根斯来说，“做这件事”就意味着把奥斯米亚那的四百个老人和孩子送往刑场，让他们死于犹太警察之手。）目瞪口呆的听众于是就面对着一个理性思维的展现：数字的计算。“如果我们把工作丢给德国人，那么死的人会更多。”或者，讲得更个人化一些：“如果我拒绝执行命令，德国人就会用一个更加残忍和恶毒的人来代替我，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理性计算的“收益”被重新融入在一个道德义务里。根斯，这个自认的维尔纽斯犹太人的上帝，这个至死都坚信自己是救世主的杀人凶手，下定决心：“是的，我的职责就是弄脏我的双手。”

人们追逐着“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被埋葬在乌克兰的阴沟里，或者在特雷布林卡的烟囱中化为青烟。精于逻辑和在理性思考的艺术中受到良好训练的人在它之后紧追不舍。因此策略本身就是一个胜利，就是对理性的最终褒赏。总有实施拯救的东西或者人，也就总有理性行动的可能。富于逻辑和理性的犹太委员们说服自己参加到凶手的工作中来。他们的逻辑和理性是凶手计划中的一部分。每当行刑小组过于单薄或者屠杀武器不能立即使用的时候，这种逻辑和理性就派上了用场。逻辑和理性总是可以得到的，因此充分提供的高效合作总是等待着，准备填补沟壑。似乎上帝想毁灭某个人的时候，没有让他发疯，而是让他变得理性了。

今天我们非常清楚，这个“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哪怕它可能是理性的，却没有能帮助受害者。就是说这个策略摆在第一位的，不是受害者。它是灭亡策略的一个补充，一个延伸，由意在毁灭的力量操作和管理。那些欢迎“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策略的人首先被打上了受害者的印记。那些为他们打上印记的人创造了一个局面，在其中事物需要被拯救以获得存在，什么“避免损失”、“活下来的代价”、“更少的罪恶”等计算也由此应运而生。在这样的局面里，受害者的理性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手中的武器。也就是说，被统治者的理性往往是统治者的武器。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还是知道了所有这些理论上的真相，即压迫者只遇到了少得令人咋舌的困难，就得到了他们的受害者在理性动机的作用下和他们的合作。

自我保全的理性

压迫者的成功有赖于诱使受害者的理性计算比达到其原初目的的可能性存在得更为长久；也有赖于能够让人们———至少是某些人，在某段时间里———在一个公认的非理性环境里做出理性的行为。顺理成章地，这就要依赖于从整个情境当中剔除正常状态的存在；有赖于把这样一些阶段安插进最终导致了彻底灭亡的过程，这些阶段就是无论何时单独思量，都会许可在活下来这个理性标准的引导下做出选择的阶段。从大屠杀的管理者的观点看来，最终被合并进最后解决的所有单个行为都是理性的；而从受害者的观点看来，其中的绝大部分同样也是理性的。

为了使这个结果能够被实现，就要制造出这样的表面现象：选择性生存在大多数时间里是可行的，因此，受自我保全之旨趣操纵的行为也是理性和明智的。一旦自我保全被选为行为的最高标准，其价值就会逐渐且无情地高涨———直到其他的所有考虑都遭贬值，所有道德或宗教的禁令都被打破，所有是非之心都遭否认和抛弃。恶名远扬的卡茨纳（ResvøKasztner）在折磨人的招供中说，“一开始，向（犹太委员会）要求的东西相对而言并不重要，都是以物质价值来相互交换的东西，像个人的财产、钱和房子等。不过，后来就要人们的个人自由。而到最后，纳粹要的就是生命本身。”[27] 理性原则内在的道德冷漠因此被推向极致并被完全利用。在受到训练去追逐理性成就的行动者当中存在，但只要没有暴露在极端的考验面前往往就蛰伏不动的潜能，在此却淋漓尽致地爆发出来。在令人目眩的光亮中，自我保全的理性被展示为道德责任的敌人。

根据一位目击证人的证词，在1942年的复活节，索可利的特派员命令当地的犹太委员们运送镇上的所有强壮男子。在指定的时间委员会主席去报告他的努力没有奏效时。

特派员立刻大发雷霆，打倒了他，还敲他的头，抽他的脸。他扯断了他的怀表，大声叫嚷：“在半个小时内必须给我聚集起来，否则我就要枪毙你们这些委员。”这又给犹太委员们一惊。转瞬之间，他们都成了另外的人。他们十二个人带着帮手和助手奔走于犹太人小镇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户把每一个人，包括大人和小孩都拽出来。没人能阻止他们。然后他们把所有人排成队。如果有“装病的”不出来，他们就说阿斯莫狄斯会枪毙整个犹太委员会。于是十五分钟之后，大街上挤满了人，犹太委员们让他们以两列纵队行进。[28]

在纳粹统治之欧洲的整个广阔地域内，类似这样的场景以可怕的节律重复地上演。犹太委员和犹太警察们面对着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死，要么让别人去死。很多人选择的是延迟自己的死，以及延迟其亲朋好友的死。在自我利益驱动下，扮演上帝变得更为容易。

不可能说清楚有多少选择“弄脏他们的手”的人确实巴望着能活下来。自我保全的本能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遇到了极端的挑战。如果拿普通生活中做不那么富有因果联系以及不那么富有戏剧性的决定的标准，来对在那种选择的条件下人的行为做判断，是不公平和错误的。在普通生活当中，自我利益与对他人的责任之间常常也有很尖锐的冲突，但很少是如此的不可调和，或者很少要做出无可挽回的选择。而且，一般的冲突很多都是在其他的大多数人不必做出具有同等道德强度的决定的环境当中被一个个地面对———因此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的标准。在阶段性毁灭过程中的犹太人区里，这样的环境被有效地破坏了。在穿过一圈一圈的地狱之环的通道上，把理性的个人利益压在下面的道德义务的权威所残留下的一切都被“渐渐地抹平了”。每一个官僚体系的正常程序———贬低或者清除包括来自道德的一切抵抗力，更为稳当和便利地获得服从———在此被推到了极点，其具有的潜能也被展现无余。受害者道德的堕落使他们与其迫害者的计划进行合作变得更为容易。使受害者面临这样的选择，即那些活下来的“适者”都只能带着肮脏的双手从考验中挺过来，设计者们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人区的居民将越来越向一个谋杀的帮凶集团转变，这样道德麻木和道德冷漠也会增长，使得他们损坏甚或彻底砸烂所有通常用来对源自赤裸裸的自我保全本能的压力进行控制的闸门。

埃德曼，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的领袖和极少数的幸存战士中的一员，在战争结束之后立即记录下了他对“犹太人区社会”的回忆：

彻底的隔绝、封闭外界的舆论与切断外界的所有联系，对犹太大众而言有着特殊的意图和影响。墙的那一边所发生的一切，渐渐地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陌生。而关键在于今天，那近在咫尺所发生的一切，这里有最重要的事情，它吸引了普通的犹太人区居民的所有注意力。继续活下来已经成为了惟一重要的事情。依据自己的条件和支配的资源，每个人对“生活”有他自己的解释。生活对战前富人们而言是享受，对盖世太保的堕落帮凶或者无耻的走私者而言是夸耀卖弄和无所顾忌，而对依靠慈善伙房的稀薄汤羹和定量面包糊口的无数劳动大众和失业者而言却意味着饥饿。每个人无可奈何地以自己的方式依附于这种“生活”。有钱人认为生活的目的在于每日从嘈杂拥挤的咖啡馆、夜总会、舞会中寻求到的享受与快乐。一无所有之人所追逐的“幸福”却隐藏在从垃圾箱里找到的一块发霉的土豆里或者隐藏在路人扔进乞讨者手里的一条面包里；他们想忘掉饥饿，哪怕就那么一会儿……可是饥饿与日俱增，它从拥挤不堪的住所蔓延到大街上，它展现的场面让人触目惊心，肿胀得可怕的身体，溃疡和化脓的四肢裹在糜烂的衣服里，布满了冻疮和营养不良而带来的创痛与伤痕。饥饿在乞讨的孩子和穷困的老人的嘴唇上诉说……贫穷难以抵抗，人们成为了街头饿殍。每天早上4点到5点钟，殡仪员收拾成打的尸体，在适当的位置用石头压上报纸。有些人倒在街上，有些人死在家里，但家人把他们剥个精光（衣服拿去卖钱），然后把他们扔到人行道上，这样让犹太委员会来为葬礼支付费用。马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大街，赤裸的尸体盈至车的边缘……与此同时，伤寒也正在犹太人区肆虐……医院的每个病房都接纳有一百五十名感染者，有时，三个人被放在一张床上，但仍有许多人死在地板上。对垂死之人，人们不再有耐心，因为其他人还需要空间……五百具尸体被堆积在一个墓穴里，还有数百具尸体没有掩埋，坟场散发着恶心的、令人作呕的气味……在如此悲剧的犹太人生活的境况之中，德国人还尽力想插入秩序和权威的假象。从第一天起，犹太委员会就正式地行使权力。为确保秩序，建立了有编制的犹太警察……这些机构，妄图给犹太人区的生活以一些正常状态的虚饰，实际上却成了影响深远的堕落和道德沦丧的渊薮。[29]

在犹太人区，阶级之间的距离等于生与死的距离。而活下来就意味着得对其他人的贫穷和痛苦闭上双眼。贫民最先遭难，而且是成群结队地遭难。呆板的、恭顺的、天真的、诚实的以及颓废的也遭此厄运。从第一天开始，一批一批的人被挤压在只能容纳不超过其数量的三分之一的人的空间里，盘算后发放的食物配额使得身体衰颓、精神萎靡，根本没有收入的来源，并且传染病猖獗、药品匮乏，在犹太人区的生活早就成了一场得失所系的游戏，自我保全是最令人觊觎的奖赏，也是惟一真正起作用的奖赏。同情则很少要出那么高的价钱才能买到。仅仅关心自己的生存也很少和道德的沦丧靠得如此之近。

阶级的区别，在面包和避难所的获得濒临危机时是残忍和令人发指的，而一开始争夺延期执行就具有了谋杀的性质。到那时，穷人因为过于柔弱无力而无法反抗或者无法以其他的任何形式保护他们的生命。“在犹太人区遭清洗的行动中，很多犹太人家庭不能斗争，不能申诉，不能逃跑，也不能搬到中心地点熬过劫难。他们在家里等着搜捕的军队的到来，冰凉而无助。”[30] 富人和不那么穷的人则力图攀比出价（多数情况下都归于徒劳），以期获得少数几张出行通行证，而纳粹通常刻意把这些通行证扔给惊慌失措的暴徒。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受害者的成功仅仅是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受害。命运被赐予了，也被接受了，因为魔术般的数字之盘宣告其持有者为无罪，被当下的“行动”免除了；人们狂乱地寻找和贿赂说话有分量的保护者。车楞格尔，华沙犹太人区中不可遗忘的吟游诗人，痛苦地描述了1943年1月19日发生的“行动”：

电话不通。救命!救命!救命!发动盖世太保的显要吧。呼叫铁路营：他们开来火车了吗？车梅林先生在附近吗？先生，我的……已经被带走了!斯科索夫斯基先生!帮下忙!不管多少钱!十万!你要多少给多少!为二十个人，我愿意付五十万!为十个人!一个人!犹太人有钱!犹太人可以在幕后操纵!犹太人是无力的!……我们明白了，他们怎么样造成他们不幸命运的———他们现在怎么样走过地板去找水，他们怎么样提供给乌克兰人他们的百万家资，他们怎么样带着全部的钱不知去向，这些钱足以让这数百位集中在车站的人多活几个月……

挂着数字之盘的牛惊慌地逃窜。一些没有数字的生命无助地站在废墟上……

帝国国库在膨胀。

犹太人在死亡。[31]

生命之价越攀越高，背叛之价则越跌越低。不可抵御的活下来的冲动把道德的审慎推到一边，随之而去的还有人的尊严。在为生存而遍起的争夺中，自我保全的价值戴上了不可置疑的选择合法性的王冠。为自我保全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在最终的结局危如累卵时，所有的手段都似乎可以自圆其说。实际上，纳粹如今要求犹太委员们提供的服从与他们最先要求的相比，其罪恶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游戏的赌注也已经改变———顺从的代价和报酬同时都攀升了。这样，人们效劳依旧。在为了获得又一天的生命而进行的讨价还价中，犹太委员会或犹太警察局中的一份工作所值的就不只是金钱和钻石了。

也不是金钱和钻石为人不屑。幸存者的很多记录讲述了凄凉悲惨的故事，在其中蔓延不绝的贿赂与敲诈、勒索与欺骗，已经成为犹太委员或者至少许多利用其可恶的权力分判生死的人的一种标志。为了得到委员们的帮助，或许是得到一个官方的特权，或许是一张假的身份证，巨额的金钱和传家之宝被索取和支付。尤为令人垂涎的是在特殊的大楼中单辟出来安置委员会成员和警察及其直系家属的房子。据说，这些大楼不受党卫军的注意，免遭连续不断的行动。不过，随着危机的加剧和绝望的侵蚀，每一次争夺特权都会引来过高的价格，这只有受害社区现存人员中的最富有者才支付得起。

犹太委员的这些行为反映了受害群体的普遍堕落。在使受害者丧失人性的过程中，拔高了自卫理性和系统地剥离了道德思虑之价值的压制大获全胜。它的过程仿佛一个自我证明的预言。犹太人最初被宣称为不守道德和寡廉鲜耻，是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的价值诋毁者。他们用表面的人道主义幌子便利地掩盖了赤裸裸的追求个人利益。因此他们被关押进一个残忍的地方，在那里宣传所鼓噪起来的界定成为了事实。戈培尔部长的摄影师曾在很多天里现场录下在豪华饭店门口饿死的乞丐。

堕落有它自己的逻辑。它分阶段地行进，并且每一步都让下一步变得更为轻松。它这样开始：

西德克委员会的副主席不断地提高他的生活水平……突然间手中握着大把的钞票，其他的机会也不期而至，这使他飘忽起来。他相信他有无限的权力，可以利用他的职位，在大众受难的时候获益。他狮子大开口，一旦发生紧急事件需向德国人支付以求无恙时，他从委托给他的财富中侵吞了巨额的金钱和大量的珠宝。他在舒适中生活……

它这样发展：

（查维尔希委员会的主席）在1943年9月的“迁居”期间，当接到消息说所有犹太人，除了极少数的熟练工人以外，都将被送往奥斯维辛时（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把全家四十口人召集起来，并把他们的名字列在熟练工人的名单之上。

它这样结束：

（在斯加拉特犹太人区）元首最高冲锋队的缪勒和委员会的代表们以及社区警察的指挥官布里夫博士达成一项交易，只要他们积极参与“行动”，他郑重宣布他们及其家属将免遭劫难。……血腥的行动之后……一队党卫军成员到犹太委员会去，他们在那儿纵情享乐。为他们准备了一场舞会……侍者在精美装饰的酒席旁边忙碌张罗，欢颜有加地尽力满足他们的客人的需要。听到的是欢声笑语，音乐悠扬，客人们也一展歌喉，其乐欣然。可就是在这个时候，两千被送往犹太教会堂的人，差点因空气憋闷而窒息致死，而另外的人则在寒冷中沿着铁道被押解在草原上。 [32]

事实上，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束。所谓的“自我保全”列车仅仅停靠特雷布林卡 [33] 火车站。

结论

如果犹太委员和警察可以选择，他们谁也不愿登上自我毁灭的列车。谁也不愿帮着杀害别人。谁也不会沉沦到“灾难时期仍狂欢”之类的堕落。但是他们确实没有选择。或者，选择的范围不是由他们设定的。他们中大多数人———包括彻底堕落和不顾廉耻的———以他们的理性和理性判断的技巧做允许他们做的选择。大屠杀经历在其所有的恶果中展示出来的是行动者之理性（一种心理现象）与行动之理性（对行动者而言依其客观的后果来衡量）之间的区别。只有当这两种理性共鸣和重叠的时候，理性才是个人行为的好的指导。否则，它变成了一件自杀的武器。它破坏了它自己的目的，几乎摧毁了道德自抑———它惟一的束缚和潜在的救世主。

两种理性的一致———行动者的和行动的———不取决于行动者。它取决于行动所处的场景，而该场景又取决于规则和资源，它们都不为行动者所控制。规则和资源由那些真正控制局势的人所操纵：这些人能够使某些选择过于昂贵以至不能被他们所统治的人经常选择，同时确保那些有利于他们的目标、强化他们的控制的选择得到频繁和大量的挑选。不管统治者的目的是有利于被统治者的利益还是摧毁他们的利益，这种能力都岿然不动。在权力极度不均匀的条件下，被统治者的理性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混合的福音。它可能使他们确有所得，不过它也可能使他们灭亡。

作为一个复杂的有目的的运作过程，大屠杀可以作为一个现代官僚理性的范式。差不多每件事都以最小的代价和付出赢得最大的收获。做的每件事差不多（在可能的范围之内）都是为了动用每个人的，包括那些行将成为成功的计划之受害者的人的技巧和资源。差不多所有无关于或者反对行动目标的压力都被中和了或者被排除在行动之外。实际上，大屠杀的组织化过程可以编进科学管理的教科书。假如军事上失败的屠杀执行者强加在全世界的意图不是遭到道德和政治上的谴责的话，那么它早已被编进了教科书。为了促进人类事务的高度组织化，少不了会有些杰出的学者竞相研究和总结大屠杀的经验。

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大屠杀包含了不同的教训。其中最紧要的一个是误把理性的缺陷当做组织效能的惟一的衡量尺度。社会科学家也要全面吸取这个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研究和总结人类行动效能业已取得的巨大进步———那多亏摒弃了包括道德规范在内的定性标准，并且极少从后果来考虑问题。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尚未从大屠杀令人心悸的事实中完全恢复过来，德怀特·麦克唐纳于1945年警告说，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

大屠杀使得所有被记住和承袭下来的邪恶形象都相形见绌。正由于此，大屠杀颠倒了罪恶行径以往的所有解释。它突然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它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惟命是从，并对指令的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加的人所为。我们知道，无论在何时这些人一脱掉他们的军装，就与罪恶无涉。他们的行为跟我们所有的人极其相似。他们有爱妻，有娇惯的子女，有陷入悲伤而得到他们帮助与劝慰的朋友。可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人一旦穿上制服，就用子弹、毒气杀害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或者主持这项工作。被害者也包括为他人爱妻的女人和为他人爱子的幼童。这是令人胆寒的。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怎么能下得了手？难道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在很小的程度上，甚或在极微弱的程度上，他们是特殊的、不同的，跟我们不相似？难道他们真的摆脱了我们这个启蒙之后的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使人尊贵、教人人道的影响？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难道他们已经变坏、堕落，易受各种源自残缺扭曲人格的教导因素的恶性或者灾难性结合的摆布？反对这些假设会引起不满，不仅因为这将会粉碎一个文明社会的生活所承诺的个人安全的幻想，而且具有更深一层意义的原因是，因为它暴露了每一个在道德上正直的自我形象和任何清白良心无可挽回的不足为信，从今往后，只有进一步检省之后，所有的良心才将是清白的。

关于大屠杀最令人恐惧的事情以及我们由此对大屠杀的执行者有所了解的，不是“这”也会发生在我们头上的可能性，而是想到我们也能够去进行屠杀。米格拉姆是耶鲁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在他不顾后果地对在情感冲动的基础上提出的假设进行经验验证，并决意忘掉事实证据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研究这种恐惧。更为义无反顾的是，他于1974年出版了他的结果。米格拉姆的发现实际上很明确：不错，我们过去能够那样做，而如果条件适合，我们现在仍然可以。

要容忍这种发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难怪已知的观点都倾其全力来批驳米格拉姆的研究。米格拉姆的技巧被精密地检测，遭到批评，被宣布为谬误甚至可耻，并受到责难。在学术界中，知名的与普通一点的，都不顾代价和不择手段地力图怀疑与否认此项在头脑中更适合自满和平静的地方放入恐惧的发现。科学史上很少有比这更彻底的一幕来揭露所谓的价值中立地追求知识和从事科学探求的动机的无功利性。在回应对他的批评时，米格拉姆说道：“我确信，不管人们知道与否，许多批评是来自于实验的结果。任何人如果因轻微的或者中度的惊吓而停下来（即，在遵行实验员的命令将要带给假定的受害者疼痛和苦楚之前），那么这个发现非常可靠，有谁会去非议呢？”[1] 当然，米格拉姆是对的，现在也仍然正确。自他最初的实验以来，多年已过，他的发现本应该全盘改变我们对人类行为机制的看法，却仍然在大多数社会学的课程中被作为逗笑的而不是十分富于启迪的怪谈———对社会学理论的主体毫无影响。人们如果不能击败这项发现，也仍然可以把它搁置不问。

思维的旧有习惯难以根除。战后不久，以阿多诺为首的一群学者出版了《权威人格》，一本注定在多年内将成为研究与理论模式的著作。这本书中尤其重要的不是其具体的命题———实际上最后全部都遭到了置疑和驳斥———而是其中对问题的定位与从中缘起的研究策略。阿多诺与其同事的后一个贡献在与学术公众的潜意识愿望自然地形成共鸣的同时不受经验验证的影响，因而被证明是更加富有活力的。如书名所示，作者力图解释纳粹的统治和对特殊类型的个体施加的残暴；力图解释倾向于向强者屈服，倾向于向肆无忌惮地恃强凌弱且常常是惨无人道的强制专横屈服的人格。纳粹的胜利无疑是这种人格累积过多的产物。而这为什么会发生，作者没有解释也不想解释。他们小心翼翼地放弃了去探究所有会产生权威人格的超个人或者是外在于个人的因素；他们也不关心这些因素会在不具权威人格的人身上引发出权威人格式行为的可能。对阿多诺及其同事而言，纳粹主义之所以残酷是因为纳粹分子是残酷的；而纳粹分子之所以残酷是因为残酷的人都倾向于成为纳粹分子。如几年之后他们其中的一位所承认的那样，“权威人格强调的是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纯粹的人格决定因素，而不虑及当前的社会影响”[2]。阿多诺和他的伙伴阐述问题的方式的重要之处，与其说是在于将谴责进行分摊的方式，不如说是赦免了人类所有其他人的罪责的那股率直。阿多诺的观点把世界划分为与生俱来的原型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受害者。那种认为如果予以机会的话很多温文尔雅的人也会变得残酷无情的暗淡而又凄凉的认识遭到了压制。甚至对受害者在灭绝之路上失去了太多人性的怀疑也被禁止———一种在美国电视上刻画大屠杀时荒谬到了极点的默认的禁令。

米格拉姆的研究所要挑战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互相强化的学术传统与公众舆论。他的假设与发现引起了很大的不安与愤怒：他假设，残酷不是残酷的个人之所为，而是力图脱卸他们普通义务的普通男男女女之所为；他发现，残酷只是微弱地与执行者的个性相关，而实际上却非常紧密地与权威和下属的关系，与我们正常的、每天都碰到的权力与服从的结构相关。“那些在内心确信他们憎恶偷盗、杀戮和攻击的人，会发现他们自己在权威的命令之下相对从容地干这些勾当。而个体自我行事时不可设想的行为会在完成命令时毫无犹豫地得到执行。”[3] 当然确实也有些个体的残酷是受他们自己的、并无强制的、彻底的个人倾向激发所致。不过有一点是铁定的，那就是当其所处的互动情境激发他们变得残酷时，他们的个人特征没有阻止他们。

如果从传统上循着黎朋 [4] 的观点，我们惯于认为惟一可能发生上述那种事情（即由正派的人干不正派的事）的情况，是人类互动正常的、文明的、理性的模式已经崩塌的一个局面：仇恨或者痛苦所聚集的一群人，不经意地与陌生人遭遇，各人都被拽出了其通常的情境而一时间悬停在社会的空寂之中，一个挤得密不透风的市镇广场上，惊慌的呼叫代替了命令，四下奔逃代替了权威指定的方向。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不可设想的行为只有在人停止思考时才可能发生：即从前社会的、蒙昧的人类情感的大锅之上揭开理性之盖的那个时候。米格拉姆的发现则倒置了一个更为古老的世界图像———根据这个图像，人性完全在理性秩序的一边，而非人性则完全被限制在人性的偶然分裂之中。

简而言之，米格拉姆假设并证明了非人性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事实。当后者被理性化以及在技术上被引向完美时，非人性的社会生产的能力与效率也趋向如此。

这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不然。在米格拉姆的实验之前，很少有人，包括专业人员和普通人，预知到他将要揭示些什么。事实上，所有中产阶级的普通男子，所有称职且受人尊敬的心理学专业人士，在被米格拉姆问及实验的结果将会怎样时都相信，当被要求做的行为的残酷性逐渐增长时，百分之百的被试者都会拒绝合作，并且他们会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就停止。而实际上，在一个恰当的环境里，撤回他们原先的同意的人的比例降低到百分之三十。而他们准备使用的所谓的电击强度达到了比那些与普通公众相唱和的知名专家所能想像的程度的三倍还要强。

具有社会距离功能的非人性

米格拉姆的发现中最具震撼力的也许就是残酷的倾向与同受害者的接近程度之间成反比。比如，要害一个我们与之接触的人是难以下手的；对一个只被我们远远看见的人施加痛苦则较为容易一些；对只被我们听见的人则又更加容易；而对既没看见也没有听到的人，就可以很轻松地残酷对待他们了。

如果害一个人包括直接的身体接触，那么因无视行为和受害人之痛苦的因果联系而带来的舒适就无法被执行者体会到。这种因果联系是赤裸裸且一目了然的，因此对于痛苦的责任也是如此。在米格拉姆的实验中，当被试者被告知强行抓住受害者的手放在所谓实施电击的镀板上时，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坚持到实验的最后，完成了命令。而在只要求他们扳动控制台上的控制杆以代替抓住受害者的手的时候，服从者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当把受害者藏在一堵墙之后，只能听到他们佯装的惨叫时，准备“看到最后”的被试者数量就跃升至百分之六十二点五。而关掉声音后并没有使百分比推进太多———只到了百分之六十五。这好像在说我们主要是用眼睛在感觉。和受害者在身体上与心理上的距离越远，就越容易变得残酷。米格拉姆的结论简单而又有说服力。

在被试者和电击受害者的结果之间插入任何力量或者事件都会使参与者降低他们的紧张，并因此减少违抗的数量。在现代社会，常有其他人站在我们和那些我们也有份的最终具有破坏性的行为之间。[5]

事实上，我们这个理性社会最突出也最自豪地展示的成就就是对行动的中介化，在权威等级描绘与划分的阶段之间将行动分离，并依据功能的专门化切割行动。米格拉姆的发现的意义在于，理性化的进程内在地、不可避免地促进了结果是野蛮和残酷的行为的产生，即使行为的意向并非如此。行动的组织越是理性，行为就越容易制造痛苦———而个人却保持着平静。

在心理学上，与受害者隔离开而使残酷变得更为容易的原因似乎很明显：害人者免受目击其行为结果所带来的痛苦。他甚至可以误使自己相信并没有什么真正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以此抚慰良心的不安。但这还不是惟一的解释。在这里原因再一次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它们跟真正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的每件事情一样，是社会性的。

把受害者带进房间不仅是让他离被试者更远一些，同时也就把被试者与实验员的距离相对地拉得更近。在实验员与被试者之间于是产生了初始的群体功能，由此把受害者排斥在外。在远离的条件下，受害者真的成为一个外人，在身体与心理上陷入孤立。[6]

受害者的孤立不仅仅是一个他在身体上遭到隔离的问题，而是摧残者之间的和睦以及将受害者排斥于这种和睦之外的一种功能。身体的接近与连续的合作（哪怕历时相对较短———没有一个被试者被测验时超过了一小时）倾向于产生一种群体情感，这种情感最终会带来相互责任与相互团结。这种群体情感产生于共同行动，尤其是产生于对个体行动的表扬———当明显是经过大家的努力获得了结果的时候。在米格拉姆的实验中，行动连接了被试者与实验员，同时隔离了他们两者与受害者。受害者没有一次被赋予一个行动者、能动者或者主体的角色。相反，他被永远地放在承受者的一端。很明显，他被造就为一个客体；而既然是作为行动的客体，不管他们是人还是无生命的物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见，受害者的孤立与害人者的和睦互为条件，也互为映照。

可见，身体距离与纯粹心理距离的作用被伤害性行为的集体特性进一步增强了。可以猜测，即使不考虑理性的组织与管理所产生的行动在经济上与效率上有明显的收益，单单压迫者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应该在促进残酷行为的产生当中摊到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官僚化麻木和无情的效率中，相当一部分可归结为原因的要素不是劳动分工或者命令等级的理性设计，而是这样的一些要素：娴熟（而又不必然是有意或者有计划地）利用合作行为所具有的自然而然塑造群体的趋势，即一种总带有划分界线与排除外人的趋势。官僚组织通过使它的权威可以控制笼络新成员和指定其对象，就能够控制这样一种趋势的结果，并确信这将导致行动者（比如，组织的成员）与行动的对象之间出现一条日渐加深且不可逾越的沟壑。于是，就如此简单地将行动者转变成迫害者，将对象转变成受害者。

个人自身行动背后的同谋

一不小心踏入泥潭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要从中自拔之所以相当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每一步迈出的努力都会使自己陷得更深。个人甚至可以把这泥潭定义为一类被如此构造的绝妙的系统，不管沉陷于其中的对象怎么样移动，总是增加了此系统的“吸吮力”。

序列化的行动似乎与此具有相同的性质。行动者发现他必定要继续坚持行动的程度与很难从中跳出来的程度随着各个阶段的相继而逐渐增加。起初的几步很容易，即使有点道德的折磨，也是微乎其微。但紧跟而来的步伐就越来越令人恐惧。到最后，那样做就让人感到不能承受了。但是此时放弃的代价也已经加大。因此，当对放弃的阻碍极其微弱，甚至根本不存在时，放弃的冲动也很微弱。而当这种冲动加强的时候，在每一阶段它所遇到的障碍却都强大得足以使之平衡。当行动者被退出的欲望所笼罩的时候，一般来说已是为时已晚。米格拉姆把系列化的行动列为主要的“制约性因素”（即把被试者困于其情境中的因素）。那么，很容易做的就是把这个特殊制约性因素的效力归结为被试者自己过去的行动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

沙比尼与西维尔对这种机制做了一个精彩而又令人信服的描述：

被试者进入实验时，意识到一些与实验员进行合作的责任；毕竟，他们拿了他的钱，同意参加实验，并且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认可科学进步这个目标（米格拉姆的被试者们被告知他们将参加一个旨在发现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的研究）。当学员初次犯错，被试者被要求电击他。电击的强度是15伏。15伏的电击完全没有伤害，也完全没有感觉。这不会有道德的问题。当然，下一次电击就要更强一些，不过也还很弱。事实上，每次电击都只比上一次略微强一点。而被试者的行为的性质却从完全的无可指责转变到不受良知的节制，只不过是逐步实现的。被试者应确切地在哪里停止？在哪一点上跨越了这两类行为的分界线？被试者又将如何知道？很清楚这里肯定有一条界线，但却不清楚这条线应该划在什么地方。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

如果被试者决定不再做下一次电击，而既然它（在每一次中）只是比上一次稍微强了一点，那他施行刚刚做出的最后一次电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要否认他即将采取的步骤的适当性，就要否认他刚才采取的步骤的适当性，这也否认了被试者自身的道德定位。被试者陷入了他对实验渐进的承诺的罗网之中。[7]

在序列化的行动当中，行动者成为自己过去行动的奴隶。这种控制似乎远比其他制约性因素更为有力。比起在行动序列的开始阶段看上去更为重要的因素而言，它无疑有着更为持久的影响，而且真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在最初对“这项事业”的投入几乎都丧失殆尽之后很久，不去重新衡量（与谴责）自己过去的行为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并且是更为强大的刺激，让人持之不懈。行动步骤之间的平顺而毫无觉察的过渡把行动者诱拐进一个圈套；在这里面，如果不修正和摒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或者至少是清白之类的评价，就不可能从中跳出。换言之，这个圈套是一个矛盾：不弄脏自己就无法变得干净。要躲避污秽，就必须永远在泥泞中拖曳。

这个矛盾也许就是有名的同谋者之团结现象背后的一个动人因素。没有什么比分担在他们看来是犯罪行为的责任更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常识上，我们用逃避惩罚这个本能的愿望来解释这种团结；博奕理论家对著名的“囚徒困境”的分析也告诫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清楚风险），假想团队中的其他人将会保持团结是每个成员可以做出的最为理性的选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怀疑，在可能联合起来化解悖论的人只是那些最初参加序列化行动的团队成员的事实面前，以及在逐渐增加的事实否定他们过去行为的合法性，而他们不顾这一切只是靠共同的认可来为信念打气的时候，同谋者的团结能达至并巩固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因此我认为，米格拉姆命名的另外一个“制约性因素”，情境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个“制约性因素”即序列化行动的悖论的一个衍生。

技术的道德化

不过，权威的官僚化体系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却是，个人行为中的道德怪癖遭到揭露的可能性，以及一旦被揭露就会陷入痛苦的道德困境的可能性都萎缩了。在一个官僚体系中，公务员的道德关怀从集中于行动对象的命运之上被拉了回来。它们被强制地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即将开展的工作和出色地完成这些工作。行动的“目标”过得怎样和有什么样的感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动者机智、有效地完成其上司交代的任何事务。在后一个问题上，上司是最合格、最自然的权威。这种局面进一步强化了上司对其下属的控制能力。除了下达命令和惩罚不服从者之外，他们也做道德判断———仅仅是关系到个人的自我鉴定的道德判断。

评论者反复地强调，米格拉姆实验的结果会受到下面这种信念的影响，即行动是为了科学利益的需要———无疑这是一个高高在上、鲜有争论、一般也是基于道德的权威。不过，没有指出的一点是，科学比起其他的权威来更多地被公众舆论许可实施伦理上可憎的原则，即用目的来使手段变得合理。科学成为目的与手段相分离最彻底的化身，这种分离是人类行为的理性组织所怀的理想：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遭受道德的评价。被试者表示道德的苦闷时，实验员以一种冷漠的、惯常的与乏味的程式来回答：“那不会造成身体组织永久性的伤害。”大多数参与者只是过于高兴地接受这种安慰，也愿意不去想那种程式剩下的没有得到讨论的可能性（最为明显的是，对身体组织的暂时伤害的道德问题，或者就是疼痛的痛苦所具有的道德性）。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安心于某些“上头”的人所认可的什么是道德上可接受的，什么不是在道德上可接受的。

在权威的官僚体系内，关于道德的语言有了新的词汇。它充斥着像忠诚、义务、纪律这样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级。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权威。事实上，它们全部可归结为一点：忠诚意味着在纪律规范的限制下尽个人的义务。当它们凝聚并相互强化的时候，作为道德准则，它们的力量大到能够废止与排斥其他所有道德考虑的程度———首先就是那些与权威体系对自我再生产的倾注相左的伦理问题。它们划拨、驾驭以实现官僚体系的利益，并垄断了所有道德自我约束的通常的社会—心理手段。如米格拉姆所言，“下属感到耻辱还是光荣依赖于他有多么恰当地实施了权威所要求的行动……超我从评价行为的善与恶转到评估个人在权威体系中的功能行使得好还是坏。”[8]

接下来与广泛的理解相反的是，权威的官僚体系并不是如此这般地作用于道德规范，也不把道德规范当做与高效行为的冷酷理性有根本冲突的非理性和情感化的压力而把它废除。相反，它利用它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利用它们。官僚体系的双重技艺就是伴随着否定非技术问题的道德意义，而使技术道德化。正是行动的技术而不是它的实质受到了好与坏、恰当与不恰当、对与错的评价。行动者的良心告诉他要表现良好，促使他以准确无误地遵循组织规则和积极投入于上司规定的任务来衡量自己的正当性。在米格拉姆的实验中，阻挡被试者的其他的、“旧式的”良知，并有效地遏制了他们停下来的冲动的是一种替代性良知（substitute conscience）。在“研究价值”或者“实验的需要”等要求，以及如果不适时地中断会导致什么样的损失的警告下，这种良知被实验员拼合了起来。在实验中，它是被迅速地拼合起来的（没有一个人的实验超过了一小时），且被证明具有惊人的效果。

毫无疑问，通过改变被试者与其行动目标的接近程度和他与行动权威的来源的接近程度之间的平衡，使得技术的道德更加容易地替代实质的道德。有着惊人一致性的是，米格拉姆的实验证明了，在此种替代的有效性和被试者与其行动目标的疏远程度（更多是技术上的而非身体上的）之间，存在着确定的相互依赖性。比如，一次实验表明，当“被试者没有被命令去推电击受害者的扳手，而只是被命令去实施一项辅助性的行动时……在另外一个被试者确实给予了电击之前……四十个成人中有三十七人……继续着最高的电击强度。”（在控制板上标明着“非常危险———XX”。）米格拉姆在自己的结论中认为，在一连串的罪恶行动中，如果个人只是中间的一环，并且远离最后的行动结果，那么在心理上就很容易忽略责任。[9] 可以说，对一连串罪恶行动中的中间一环而言，从开始和结果来看，他自己的行动似乎是技术性的。他的行动即刻产生的后果是另外一个技术任务的背景———操作一下电器或者处理一下桌上的纸。在他的行动与受害者的痛苦之间的因果联系被模糊了，可以相对若无其事地把它忽略掉。这样，“义务”与“纪律”就成为一纸空文了。

自由漂浮的责任

米格拉姆实验中的权威系统很简单，所含的层次较少。被试者的权威来源———实验员———是系统中最高的管理者，即使被试者可能不知道这点（在他看来，实验员是一个中介者，他的权力受托于一个更高的、普遍化的及非个人化的“科学”或者“研究”权威）。实验情境的单纯表现为寻求发现时的直截了当。它显示出，被试者将自己的行动权威赋予实验员；而权威实际上也存在于实验员的命令当中———这是最终的权威，不再需要权力等级更高的人加以权威化或者认证。因此，关注点就集中于被试者会胸有成竹地否认他对已做的一切、特别是对他将要做的一切负有自己的责任。对于此种成竹在胸的情形而言，赋予实验员以要求被试者做他不会主动做的事，甚至做他根本不会做的事的权利的行动，就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权利的赋予可能来自出于某种含混的逻辑而不为被试者所知或者是不能为他们所理解的一种假设，即实验员要求被试者所做的事情哪怕在不熟悉情况者看起来都是错误的时候，它们对被试者而言也将是正确的；也许没有人思考这种逻辑，因为在被试者眼中权威人物的意志无需任何的合法性：命令的权利与遵从的义务都是充分的。我们要感谢米格拉姆的是，我们确认了在其实验中，被试者之所以继续做在他们看来已比较残酷的约定中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被权威要求这样做，而这个权威则被他们接受并看成是承担他们行动的最终责任的人。“这些研究证明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决定性的因素是对权威做出回应，而不是对进行电击的特殊命令做出回应。来自权威之外的命令丧失了一切力量……重要的不是被试者做了些什么，而是他们正在为谁而做。”[10] 米格拉姆的实验揭示了责任转移机制纯粹、质朴而又基本的形式。

一旦经过行动者的同意而将责任转移到上级命令的权利当中，行动者就被投入了一种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11]———一种把自己看做是给别人执行意愿的状况。代理状态与自主状态正好相反。（这样，虽然它另外包括着行动者的自我界定的意义，并且它又把行动者行为的外在根源———那些隐藏在行动者“被他者指引”背后的力量———精确地定位在制度化等级体系中的特殊一点，但它实际上与他律是同义词。）在代理状态中行动者完全服从于上级权威界定与监控的局势；在对这种局势的界定中就包括了对作为行动者权威代理人的描述。

然而，在一个复杂的进程中，责任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行动、一个单独的单元或者一栋建筑大厦。它是在权威体系中的一个成员与另一个成员之间，在行动者与其直接上司之间延展开的狭窄空间中发生的现象。由于结构简单，米格拉姆的实验不能追踪这种责任转移的更多后果。尤其是，由于他们有意关注微观，侧重于复杂组织的基本细胞，因此不能处理“组织的”问题，比如，一旦责任转移不断地发生在官僚组织的各个等级层次中，那么官僚组织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猜想，这样一种连续不断、处处存在的责任转移所造成的全部后果就将是造就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也即造就了一种情境，在此情境当中，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相信，并且在被询问时都会说他是受别人操纵，而被别人指认为是责任承担者的人又会把责任再推诿给他人。可以说组织在整体上是一个湮没责任的工具。协调行动之间的因果链条被掩饰起来，而被掩饰的事实恰好就是这些行动产生效力最有力的因素。责任在本质上可以被“取缔”的事实使得集体执行残酷的行为变得更加容易了，而这些行为的参与者都相信责任在于一些“适当的权威”身上。这意味着逃避责任不只是在行为被指控为不道德的时候，或者更糟一些，被指控为违法的时候，图着方便的借口而采用的事后策略；这自由漂浮的、飘流无定的责任恰是不道德或者违法行为发生所需的条件，并伴随着那些通常无力打破传统道德的统治的人顺从地乃至自愿地加入。在实践中，自由漂流的责任意味着那样的道德权威尚未被公开挑战或者否定，就已经不起作用了。

权力的多元主义和良知的权力

跟所有的实验一样，米格拉姆的研究也是在一个人工的、着意设计过的环境下进行的。它与日常生活的情境有两点重要的不同。其一，被试者与“组织”（研究组与它所属的大学）之间的联系短暂而又特别，而且是可以预先知道的；被试者被雇用一个小时，也只有那一个小时。其二，在多数实验当中，被试者只遭遇到一个上司，一个思行如一、专致连贯的真正代表，这样被试者就不得不认为批准他们行动的权力是整体式的，且完全明了他们行动的意图与意义。这两个条件正常生活中都不常遇到。因此，必须考虑的是，它们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以正常生活中不可预料的方式对被试者的行动产生了影响。

我们从第一点开始：如果被试者相信他们与权威代表着的组织之间的联系有永久性，或者至少相信确实有获得这种永久性的机会的话，那么米格拉姆如此令人信服地展示出的权威的效力就会更加深刻。这样，那些明显是因为做实验的缘故而缺乏的额外因素也就此进入到情境之中：比如，由于长期呆在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而在团队成员之间可能培养起来的团结与相互义务的情感（“我不能让他失望”的情感）、扩展的互惠（慷慨地为群体中的他人提供的服务，希望，哪怕只是半心半意地希望在日后某个不定的时刻得到“回报”，或者只是让同事或者上司产生好的性情，这也可以在将来派上不可知的用场），以及最重要的例行化行为（完全习惯化了的行动顺序，它使计算与选择变得多余，并因此使已有的行为模式即使在没有得到进一步巩固的情况下也不可怀疑）等因素。而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这些因素和类似的因素只会增强米格拉姆所观察到的那些趋势：由置身于合法权威之下而产生的那些趋势；而以上提到的那些因素则无疑增加了权威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只有经历较长的时间跨度才会增强到足以允许传统的发展，以及成员之间多层次的非正规交换模式的出现。

然而，第二个与一般条件不同的情况就不是以日常生活中可期望的方式来影响我们观察到的对权威的反应了。在米格拉姆谨慎控制的人为条件下，有且只有一个权威之源，而没有其他的一个与之地位相等（甚至说得更简单一点，没有另一个自主的意见）、被试者可以借以面对命令而把命令的有效性进行客观地检测的参照框架。米格拉姆完全知道权威的这样一种不自然的、单一的特性必然带来歪曲的可能性。为了显示歪曲的程度，他增加了一些实验项目，在其中被试者要面对的不止一个实验员，而且这些实验员受到指示要明确表示异议并讨论命令。结果着实令人震惊：在其他所有的实验中都能观察到的盲目服从消失得无影无踪。被试者不再愿意参加他们不喜欢的行动；甚至对他们不认识的受害者，他们也不会受鼓动而对之制造痛苦。在这附加的实验的二十个被试者中，一个在两个实验员故意开始争论之前退出，十八个在争论刚露出苗头时就拒绝进一步合作，而最后一个也只在此后一个阶段就选择了退出。“很明显，权威间的争论使行动彻底瘫痪。”[12]

这样修正后的意义很明确：违背自己更好的判断和自己良心的声音来行事的倾向，不仅是权威性命令的功劳，而且也是暴露在专一、明确和垄断的权威之源面前的结果。这种倾向最有可能出现在没有遭到反对也不容忍独立、一切都毫不例外地从属于线性等级制的组织当中：在其中没有两个人的权力是相等的组织。（大多数军队、教养机构、集权的政党与运动、某些教派或者寄宿学校近似于这种理想类型。）不过，这样的组织却可能会对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产生作用。它可以把其成员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严格地分割开来，以杜绝挑战性的权威之源的影响。这是因为它被赋予或者篡夺了对其大多数或者全部成员的生活行为和需求的控制[这近似于戈夫曼（Goffman）的总体制度（total instiutions）模式]。或者，它也可以只是集权或者准集权国家的一个分支，这种国家把其所有的代理人都转变成镜中彼此的倒影。

如米格拉姆所说，只有当你得到了……一个权威……它自由地行动，除了受害者的抗议之外不用抵抗任何压力，这样你才会对权威有最纯粹的回应。当然在真实生活当中，你被混合在很多相互抵偿的对抗性压力当中。[13] 米格拉姆肯定想用“真实生活”来指代处于民主社会当中且外在于总体制度的生活：更准确地说，是在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生活。从米格拉姆整套实验中得出的一个最突出结论就是，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的良药。纳粹必须首先消除了政治多元主义的残余才着手实施像大屠杀这样的计划，在这之中普通人预料之中的做出不道德与无人性行径的倾向已经肯定被计算为必需的———也是可得到的———资源当中。在苏联，也只有当已经根除了社会自治的残余以及对它有影响的政治多元主义之后，才迫不及待地开始系统地消灭系统中真正公认的敌人。除非多元主义已经在全球社会的范围内被消灭，否则带有犯罪意图、需要确保其成员在实施明显不道德的行动时具有持之不懈地服从意识的组织，就得去建造密不透风的人为障碍，将其成员与各色标准、观点所带来的“软化”影响隔绝开来。而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

罪恶的社会性质

米格拉姆实验所得出的多数结论可以看做是一个主旋律的各种变奏：残酷与一定的社会互动模式的关联比它与执行者的个性特征或者执行者的其他个人特质的关联要紧密得多。残酷从其本源来说，社会性的要远远多于性格上的。如果一些个体被放在道德的压力失效而且非人性得到合法化的情境中，他们肯定会倾向于残酷。

如果在米格拉姆之后对此还存有一些疑问的话，那么只要认真看一下齐姆巴多 [14] 在另外一个实验中的发现，就可以彻底打消这些疑问。在那个实验中，甚至潜在的干扰性因素，即体现在实验员身上的、受到普遍尊敬的制度（科学）的权威也被消除了。在实验当中，没有任何外在的、既定的权威要从被试者肩上卸去责任。在他的实验情境中最终起作用的所有权威都产生于被试者自己。齐姆巴多所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把被试者分派在编排好的互动模式的各个位置上，然后开启整个过程。

在他的实验中（原计划两周，但是一周之后，因害怕对被试者造成身体和精神上不可治愈的创伤而终止），自愿者被随意分成犯人与看守。两边都发了代表其身份的象征性装饰。比如，犯人戴着很紧的帽子表示光头，还要穿着使他们看上去滑稽可笑的长袍。他们的看守则身披制服，眼戴墨镜，让他们的眼睛不为犯人所见。两边都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姓名；严格的非人格性成为规则。并且开列了很长的总是羞辱犯人和剥夺他们个人尊严的细小规则。这就是实验的起点。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大大超过了设计者想像力的范围。看守们（任意挑选的大学生年龄段的男子，且经过仔细地甄别以防止任何反常的迹象）的积极性无休无止。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曾假设过的一种真正的“派系分裂之链”开始被启动。在看守身上被认可的优越性表现在犯人身上就是服从，这种服从又诱使看守得寸进尺地使用他们的权力，而这在犯人那边则当然又折射出更为严重的自卑……看守强迫犯人一再地唱淫秽歌曲，在不允许倒掉的便桶里解手，光着手打扫厕所；这些事情他们做得越多，就越使他们确信犯人非人的特征，而在创造与施加更骇人听闻的野蛮手段的时候就越发少地感到有所约束。

可爱端庄的美国男孩一下变成近乎只有在像奥斯维辛或特雷布林卡这样的地方才能找到的那种魔鬼，令人恐惧但也令人困惑。它让很多观察者推测，即使不是全部的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等待现身的具体而微的纳粹党卫军活在心中。（埃茨奥尼指出米格拉姆发现了藏在普通人心中“潜在的艾希曼”。[15]）斯泰纳则提出一个概念：沉睡者（sleeper），来指代正常情况下蛰伏，但有时却被唤醒的残酷的潜能。

当建立了恰当的对应（lock and key）关系时，沉睡者效应指的是有暴力倾向的个体，如独裁者、暴君或者恐怖主义者的潜在的个性特征。沉睡者从他的行为模式的规范阶段中被唤醒，蛰伏的、暴力倾向的人格特征被激活。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人都是沉睡者，以至于他们都有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能被触发的暴力潜能。[16]

不过明白无误的是，让齐姆巴多及其同事大吃一惊的对残酷的纵容并非源自参与者的邪恶，而是源自邪恶的社会安排。假使实验中的被试者被分配在相反的角色上，整个结果也不会有所不同。真正重要的是一种两极性的存在，而不是谁被分到了它的各个部分当中。真正重要的是一些人被赋予了施加给其他人的完全、惟一和没有限制的权力。如果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沉睡者，可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他就将永远沉睡下去。那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听到沉睡者的存在。

看起来，最令人痛心的是大多数人堕入要求残酷或者至少是道德麻木的角色中时的心安理得———只要该角色已经切实地被上级权威加固与合法化了。在所有有名的实验中，“堕入角色”的惊人频次使得沉睡者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依据。我们其实不需要它来解释集体性的变得残酷。不过，涉及到那些相对稀少的个案，其中的个体一旦发现权威的命令与自己的信念有所冲突就有力量与勇气去抵制并拒绝完成的时候，这个概念确实有它自己的意义。一些普通人，平常遵纪守法、谦虚有理、循规蹈矩，也不善冒险，却勇敢地抵抗那些掌权者，忘却结果而优先考虑自己的良心———很像那些极少而分散的、单独行动的人，他们反抗无所不能、寡廉鲜耻的权力，冒着最后遭惩罚的危险竭力拯救大屠杀中的受害者。而要从社会的、政治的或者宗教的“决定因素”来探究他们的独特性是徒劳的。他们的道德良知，在非战争的状态下蛰伏不动，现在却被唤醒了，确实是他们自己个人的品质和个人的所有———跟不道德不同，后者必然是社会性的产物。

他们敢于抵抗邪恶的能力是在他们大部分的生命中的沉睡者。它可能会继续沉睡下去，直至永远，那样我们对之将无知无识。但是这样的无知也许是好的消息。

七 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现在，我将详细地讨论上一章末尾出现的问题：邪恶的社会性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不道德行为的社会生产问题。在前面几章已经对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比如，对道德冷漠的生产负责的机制，或更一般而言，对道德规范失效的生产负责的机制）作了简要地论述。因为不道德的社会生产居于实施大屠杀的核心地位，所以对它的分析要想彻底，就必须包含对社会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更为全面的研究。而通过更详尽地考察可资利用的各种关于道德现象的社会学理论，人们发现它们并不能对大屠杀经过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这种局面使得这种研究的需要进一步得到强化。本章的目的就是阐释从大屠杀经历中得出的极为重要的教训与结论，对此必须有一个合适的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它摆脱了目前这种乏力的状况而在阐释上将有所助益。一个更宏大的期望就是建构一种道德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完全容纳大屠杀研究所产生的新知识，在本章中我将只对此做些预备性的讨论。不过，朝着这个方向我们所能够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将是本书提出的各个分析主题的适当概括。

如果要给社会学话语所解释的事物排个序，那么道德的位置就是尴尬和模糊不清的。它的位置对于社会学话语的进展来说被视为是无关痛痒的，因而改善的工作也屈指可数，这使得关于道德行为与道德选择的问题在社会学话语当中已被搁置到一个边缘的位置，相应地，对它的关注也是微不足道。大多数的社会学论述没有涉及到道德问题。其中的原委是，社会学话语总的来说都是服从于科学的模式的，这种模式在它早期就设计出一种新的语言而从宗教与巫术的思维中获得解放。这种语言不再需要使用譬如意图或者意志等概念就能够进行全面的论述。科学实际就是一种禁止使用目的论词汇的语言游戏。不用目的论术语对一个句子之属于科学的叙述来说，虽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也确是一个必要条件。

就社会学力争遵循科学话语的规则而言，道德与其相关的现象在主导的社会学话语所造就、理论化和研究的社会范围内是不安稳因素。因此，社会学家就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掩饰道德现象的定性特征的工作上，或者把它们归为非道德现象———无须借助于目的论语言就能够被叙述的现象中。介于这二者之间，这两件工作及其要求的努力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否认道德规范独立的存在模式。即使道德完全被承认为是社会现实中一个单独的因素，但它仍然被发放到一个次等与派生的位置，这在原则上使得道德能够依据非道德现象———即完全明确地可以用非目的论来解释的现象———而变得可以解释。实际上，这种研究道德的特别的社会学方法的观念可以说已经变得和社会学还原（sociological reduction）的策略言不同而意相近了。这种策略展开其研究的前提假设就是，道德现象完全能够被那些把自己的约束性力量转借给它的非道德的制度彻底地解释。

作为道德工厂的社会

用社会原因来解释道德规范的策略（即，设想道德在原则上可以从社会状况推绎而来并且也受社会进程的影响）至少可以回溯到孟德斯鸠。比如，他的假设———一夫多妻制起源于女人的过剩或者特定的气候条件下女人特别迅速地成熟———到目前为止还可以被引用在历史书中，以此通过比较来重点地说明自社会科学肇始以来所取得的进步；而且，孟德斯鸠的假设所例示的解释模式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仍基本上无人置疑。现在，已经成为鲜受挑战的社会科学常识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道德规范的长存不衰本身，就证明了某种集体性需要的存在，道德规范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应付这种需要；以及这种观念所导致的结果：所有对道德的科学研究都应该力图去揭示这些需要，并重新建构———通过规范的施行———确保它们得到满足的社会机制。

接受了这种理论构想与相关的解释策略通常就意味着循环论证的接踵而至，其中最好的表述者可能就是克拉克洪 [1]，他坚持认为，如果道德规范或者道德习俗没有功能的话（即，有助于满足需要或者有助于驯服其他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倾向———举例来说，像纳瓦霍人的巫术就可以减轻焦虑和释放与生俱来的侵略性），它们就将不存在；而某种产生并维系规范的需要一旦消失也将很快导致规范本身的消失。每一个不能尽其分内职责（即，无力处理其原初的需要）的道德规范都将同此厄运。而如此对道德进行科学的研究已经被马林诺夫斯基以最明确的方式做了记载，他强调道德本质上乃是工具性的，强调道德在与食物、安全或者抵御恶劣天气等“基本的人类需要”的关系中处于隶属的地位。

乍看起来，涂尔干（他对道德现象的论述成为社会学成就中的经典，并实质性地界定了研究道德的特别的社会学方法所包含的意义）拒绝了把规范与需要相联系的要求；毕竟，他确实尖锐地批评过公认的观点，即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必定是通过自觉（更不用说理性）的分析与选择而得到了它们的强制性力量的。与当时的人种学常识明显相反，涂尔干强调道德本质应该到它所表现的强制力量中去寻找，而不是到社会成员欲图满足自己需要的理性反应中去寻找；规范之所以是规范不是因为它适合被选来激发和保护成员们的利益，而是因为成员———通过学习，或者通过违犯后所招致的苦果———自己确信了它那带有强迫力的存在。不过，涂尔干对已有的道德现象之解释的批评并没有把目标放在反对那种“理性的解释”原则本身。它对于社会学中的还原论更少触动。由此看来，涂尔干与已有的解释研究之间的分歧只不过是代表了一种家族内的争论。那表面上看来的根本分歧，终究只不过是把重心从个人的需要移到了社会的需要；或者，是给某种最高的需要赋予了超过其他一切需要（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的优先性，那就是：社会整合的需要。任何道德体系都注定有利于社会的继续存在和一致性的维持，社会也通过社会化与惩罚性制裁来加强道德体系的约束力量。社会的绵延就是通过强加在社会成员自然的（非社会的、前社会的）取向之上的限制来获得并维持的：即强迫他们的行为不与保持社会团结的需要相冲突。

如是，涂尔干的修正所导致的是，关于道德的社会学论述反而比过去更是循环性的。如果道德惟一的存在基础是社会的意志，而它惟一的功能就是使社会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实质性地评价具体道德体系这个问题就切实地从社会学的议程中被抹去了。实际上，因为社会整合被接受为进行评价的惟一参照系，那么对道德体系就没有一种比较和区别评价的方法。每个体系所满足的需要都在此体系栖居的社会当中产生，而且重要的是在每个社会当中肯定都有一个道德体系，而不是这个或那个社会碰巧用来维护其统一性的道德规范的实质内容。而涂尔干很有可能会说，一般来说，每个社会有它所需要的道德。且由于社会需要是道德的惟一实质，那么所有的道德体系从惟一可合理地（客观地、科学地）估量与评价的角度———它们对需要的满足程度来说———都是均等的。

但是，涂尔干的道德论述除了对久已存在的观点，即道德是社会的产物做了最有力的重申之外，也还有更多的内容。他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也许是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教化力量的观念。“人之所以是一个道德的存在是因为他生活在社会里。”“除了社会，别处遇不到道德的任何形式。”“个人屈从社会，这是他获得解放的条件。因为人的自由在于从盲目的、没有思想的物质力量中解脱出来；在他赖以藏身的社会的保护下，他以此社会巨大的智识力量对那些物质力量进行对抗，他获得了解放。把自己放在社会的羽翼之下，也让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于它。但是这种依靠是一种解放的依靠，其中没有矛盾。”涂尔干此类及相似的令人难忘的片语仍在社会学的实践中回响。所有的道德来源于社会；社会之外没有道德生活；最好把社会理解为一个生产道德的工厂；社会鼓励道德上有约束的行为，排斥、抑制或者阻止不道德行为。与社会的道德约束相对的不是人的自主，而是被动物般的激情控制。因为在前社会当中人的野蛮驱力就是自私、残忍和危险的，所以要维持社会生活就不得不驯服和压制它们一。旦去掉了社会强制，人类就将回复到社会力量已于其中摇摇晃晃地把人类举出来了的野蛮中去。

社会安排是使人高贵、促人向上、使人善良的因素，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涂尔干自己所坚持的观点之实质相抵触，这个观点即行为受到社会禁止所以才是恶的，而不是因为行为恶所以才受到社会的禁止。就其作为一个头脑冷静、带着怀疑眼光的科学家这一面而言，涂尔干戳穿了所有的伪装，并揭示出，邪恶除了遭到一种强大得足以使其意志成为约束性规则的力量的拒斥之外，别无其他实质。但是，他作为热心的爱国者与文明生活的优越性、先进性之虔信者的另一面，只会认为已经被摈弃的实际上才是罪恶的，而且这样的摈弃肯定是使人解放和予人尊严的行动。

这种感情是与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自我意识相契的，这种生活方式已获得并确保了它在物质上的优越性，由此不得不使自己相信它所遵从的规则也是优越的。毕竟，作为道德化任务之模式的不是“社会本身”，即一种抽象的理论范畴，而是现代西方社会。只有从特定的现代西方的“园艺”社会 [2] 的改造狂飙—转换信仰的实践当中，才会产生这样的自信，即首肯规则的实施应被看做人性化的进程，而不是一种形式的人性压制另外一种形式的人性。这种自信认为人性不受社会约束的（不管是轻视约束、不注意约束或者不完全服从约束）表现应当被视为无人性的或者退一万步说是可疑的且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特例而加以排除。因此，这种理论观点不光为社会统治其成员，也为社会统治其反对者提供了合法性。

一旦这种自信被重新融入社会理论，就立即对道德的解释产生了重要的后果。由定义看来，前社会或者非社会的冲动不可能是道德的。根据这个道理，就不能恰当地描述、当然也就别提谨慎地思考下面这种可能性了，即至少有某些道德模式根植于不受人们共同生活状况下偶然性的社会规则的影响的实际因素。而人们更不大会去设想（这并不矛盾），由人类生存模式所产生的某些道德压力，仅仅由于“与别人共处”这一事实，就会在某些情形下被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所中和或压制。换言之，社会———除了甚或是有悖于它的“教化功能”———至少有时可以扮作一种“使道德沉默”的力量。

只要道德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的产物，而且可以根据当功能发挥恰当就能保证道德的“持续供给”的机制来进行因果解释，则那些侵犯广泛而深沉的道德情感和蔑视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行为）之共同观念的事件就倾向于被看做一种“道德工厂”的失败或者管理不善的结果。工厂体系已成为了编织现代社会理论模型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比方，而道德之社会生产的观念给它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最突出的实例。不道德行为的发生被解释为道德规范提供不当或者提供了不完善的规范（即不充分具有约束力的规范）的结果；而后者又可以追溯至“道德的社会工厂”的技术或者管理的缺点之中———退一万步也可追溯至不协调的生产行动导致的“无法预知的结果”，或者外在于生产系统的因素的妨碍（即对生产要素控制得不彻底）之中。不道德行为也由此被理论化为“偏离规范”，这种偏离来自于“社会化压力”的匮乏或者软弱，还有最近的解释认为它来自于专门用于施加这种压力的社会机制的缺陷或者不足。[3] 在社会系统的层次上，这种解释针对着未曾解决的管理问题（其中涂尔干提出的失范是最明显的例证）。在较低的层次上，它针对教育机构的缺陷，家庭的衰落，或者具备自己的反道德社会化力量的、未被根除的反社会领域的影响。不过，在所有的事例中，不道德行为的出现都被解释为前社会或者非社会的驱力从其社会生产的牢笼中挣脱出来的表现，或者首先是这些冲动逃脱封锁的表现。不道德行为总是一种向前社会状态的回归，或者说是未能成功地脱离此种状态。它总是与一些对社会压力或者至少是“正当的”社会压力（用涂尔干的理论框架来说，这是一个只能被解释为与社会规范相等同，即等同于通行的标准，等同于常规的一个概念）的抵制联系在一起。既然道德是一个社会产物，抵制作为行为规范而受社会鼓励的标准必然会导致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这种道德理论承认社会（当然，是指一切社会；或者更为开放的解释是一切社会集合，不必有“全球社会”的规模，只要能够通过有效的制裁网络支撑其共同的良知即可）有强加其具体的道德行为观的权利，也赞同社会权威要求垄断道德判断的行为。它默认了不以这种垄断的运作为其基准的一切判断在理论上的不合理性；以至对所有的实际意图与目的而言，道德行为与社会对大多数人遵守的规范的顺从与服从成了同义词。

大屠杀的挑战

把道德实际等同于社会纪律所造成的循环论证使社会学日常的研究几乎都不受“范式危机”的影响。即便有，也只是很少几种场合下在使用目前的范式时会感到尴尬。计划性地建构在这种道德观中的相对主义提供了最终的安全阀，以防普遍遵守的规范引起下意识的道德厌恶。因此，需要特别有戏剧性力量的事件来打碎主导范式的窠臼，并开启对道德原则的另一种基础的积极研究。即便如此，这种研究的必要性仍然遭到怀疑，戏剧性的经验也仍然用可归入旧框架之中的形式来叙述；要想实现这种研究，通常要么把事件表述得相当独一无二，并因此跟一般的道德理论（不同于道德的历史———这很像面对巨型陨石的坠落并没有必要去重新建构进化理论一样）极不相干，要么就用道德生产体系更广泛且为人熟知的一类令人不快却是定期和正常的副产品或者缺陷来消融这些事件。而如果事件意义重大，这两个权宜之计都鞭长莫及，有时则可以采取第三条解脱的路线：不允许把事实放进纪律的话语范围内，就当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

对于大屠杀这样一个可以说最富戏剧性道德意义的事件，这三种策略在社会学对它做出反应时全都已披挂上阵。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早期的时候，有很多人试图把这最恐怖的种族灭绝描述成道德上有缺陷的个体在犯罪的、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脱离了文明的约束而结成的特别紧密的网络的产物。可是最细致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刽子手神智清楚、道德“正常”，于是这种企图宣告失败。在此之后，注意力就集中于翻新经过挑选的旧式失范现象，或者建构新的社会学范畴来安插大屠杀的情节，进而将它驯化，使之缓和（比如，以偏见或者意识形态来解释大屠杀）。最终使得到目前为止，研究大屠杀史实最流行的方法根本不是在研究大屠杀。而经常被讨论的倒是现代性的实质与历史趋势、文明进程的逻辑、社会生活逐渐理性化的前景与障碍，仿佛大屠杀未曾发生，仿佛它不是事实，甚至不值得去严肃地思考大屠杀“见证了文明的进展”[4]，或者“文明在它的物质和精神产物中包含了死亡集中营与集中营里束手待毙的人们”。[5]

然而，大屠杀毫不客气地拒斥这三种处理方式。出于种种原因，它对那种不能被轻易摒弃的社会理论形成挑战，而摒弃该理论的决定权不掌握在社会理论家手中，或者无论如何不是单独掌握在他们手中。对纳粹罪行在政治和法律上做出的反应，是认为有必要合情合理地断定许多人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那些人是忠实地遵循着自己社会的道德规范。如果善与恶、对与错的区别是被那种能够将社会空间“主要协调”在它监控之下（如主导的社会学理论主张的那样）的社会集群所单独并且完全地掌握，那么对于那些未曾破坏集群所施行的规则的个体，就没有正当的理由去控诉他们是不道德的。因此可以猜想如果德国没有战败，这类以及相关的问题也就不会出现。但是德国败了，就有了面对问题的必要。

除非能把遵守纪律的行为，也就是完全服从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有效的道德规范的行为视为一种犯罪行为，并具有某些合理的依据，否则就不会有战争罪犯，也没有权利去审判、量刑和处死艾希曼。如果被谴责的行为没有超社会或非社会的基础———那种基础使它们不仅与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规范相冲突，而且也与社会有可能悬搁起来但并未宣布作废的道德原则相冲突———那么我们就无从设想对此类行为的惩罚除了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这种关系发生逆转并不会危及这一惩罚原则）以外，还能是别的什么。作为大屠杀的一个不幸后果，法律实践，由此也还有道德理论，都面临着道德可能会以不服从社会所持的原则以及公然蔑视社会团结一致的行为来标显自身。对社会学理论而言，正是道德行为具有前社会的基础，昭示着要对道德规范及其约束效力之来源的传统解释作根本修正。这一点曾被阿伦特最为雄辩地论及：

在那些被告因“合法的”犯罪而遭到的审判当中，我们已做出的要求是当人们用来引导他们的一切是他们自己的判断，而该判断又恰巧完全同那些他们必须当做是周围人之一致观念的想法相抵牾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辨别是非。并且当我们知道了少数“自大”得仅仅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的人无论如何不等同于那些坚守旧有价值或者受宗教信仰引导的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加严肃了。自打整个有名望的阶层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屈从于希特勒后，指引着良心，决定社会行为和宗教戒律的道德格言———“你不可杀戮”———已经从事实上化为乌有了。那些极少数仍然能够辨别是非的人就真的仅仅依凭他们自己的判断行事了，而且他们是如此的自如；没有应该遵守的规则，虽然他们所遇到的特殊事件都是可以被划归这些规则之下的。他们不得不在每件事出现时做出抉择，因为没有先例的事是不存在规则的。[6]

在这些辛辣的字句中，阿伦特已论述到了关于反抗社会化所承担的道德责任的问题。争论不休的道德的社会基础的问题已经被放在一边；而对阿伦特的问题无论做出什么样的解答，之间的区别所具有的权威与约束性力量都不能根据裁决与施行这种区别的社会力量得到合法化。比如，即使遭到群体———而事实上是所有的群体———的谴责，个体的行为却依然可能是合乎道德的；而受社会———即使是全社会一致地———推崇的行为，也依然有可能是不道德的。对一个特定社会所鼓励的行为规范进行反抗，不应该、也不能够从其他社会中的另一个规范性强制中来寻找权威依据；比如，不能从一个过去的、现在遭到新社会秩序轻视与拒斥的道德训导中要求得到反抗的权利。换言之，道德权威之社会基础的问题与道德无关。

社会上施行的道德体系建立在共同体的基础上，并且受其推动———因此在一个多元而异质的世界中，它必不可免地是相对的。不过，这种相对主义并不有助于人类辨别是非的能力。这种能力必然被建立在一种并非是社会集体良知（conscience collective）的事物之上。每一个特定社会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已经形成的能力，就像它面临着人的生物构成、生理需要或者心理驱力一样。而且，它还按照它所允许的对付其他那些难以驾驭的实在之物的方式来对付这种能力：它竭力压制它，或者操纵它以图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朝它认为有用或者无害的方向对其加以引导。社会化的进程在于操纵道德能力———而不在于生产道德能力。受操纵的道德能力不仅需要某种后来在社会的进程中变成了消极事物的信条，而且它也包括抵抗、逃脱与在这种进程中得以幸存的能力，以使得道德选择的权威性责任取决于它们一开始就所在的地方：取决于有人性的人。

如果接受了这种道德能力的观点，表面上已经解决并不再讨论的道德的社会学问题又出现了。道德问题必须重新定位。从社会化、教育或者文明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来看———也就是从受社会实施的“人道化过程”来看———这个问题应该被转移到压制性的、维持模式以及营造张力的过程与制度的范围，作为社会化、教育及文明被设计来处置、容纳或者改造的一个“问题”。道德能力———虽然是这种过程与制度的对象，但并非其产物———将会透露出其另一面的起源。有一种观点认为，道德倾向乃是一种有意或无意地要去解决“霍布斯式问题”的冲动，一旦这种解释遭到拒斥，那么那些导致道德能力出现的因素就应该到社交的（social）范围内，而不是到社会的（societal）范围内去寻求。道德行为只有在共同存在、在“与他人相处”的背景下，也就是一种社交的背景下才可以想像，而不能把它的出现归因于训诫与强制的超个体机构，即一个社会背景的存在。

道德的前社会来源

社交的实际样式（有别于社会的结构）很少得到社会学的关注。人们乐于让它退缩到哲学人类学的领域，最多也是把它看成是社会学自身领域遥远的外部边界。因此，对于“与他人相处”这个基本状况的意义、经验内容与行为结果，社会学并没有共识。而使这个条件能够与社会学关联起来的方法也将有待于在社会学的实践当中得到彻底的探究。

最一般的社会学研究似乎没有赋予“与他人相处”（即与其他人在一起）一种特殊的地位或意义。他人被消融在更具包容性的行动情境、行动者处境或者通常的“环境”等概念当中———那些辽阔的领域，不仅包容了刺激行动者朝一个特别方向去选择或限制其进行自由选择的力量，还包括了一些诸如吸引行动者有意图地采取行动去实现的目标，并由此给行为提供动机。他人没有被赐予主体性使他们可区别于“行动情境”的其他构成。或者即便他们作为人的特殊地位得到了承认，也还是很少在实践中被看做是一种执行性质特别的任务时所面对的条件。对所有的实践意图与目的而言，他人的“主体性”会导致其反应的可预知性下降，并因此导致产生一种施加在行动者完全控制情境并有效完成固定任务的企图之上的约束。他人漂移无定的行动，不同于行动领域无生命的因素，是颗烫手的栗子；而且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行动者控制情境的目标在于操纵其他人行动的情境以便提高沿特定路线发展行为的可能性，由此进一步在行动者的范围之内将他人的地位缩减为一种实际上与行动的成功相关的其他事物没有区别的东西。行动领域中他人的存在构成的是一个技术上的挑战。而要把控制延伸到他人，并将他人缩减到有目的的行动能够计算与操纵的因素的地位上，是比较困难的。这甚至于要求行动者方面具有特别的技能（如理解力、修辞术或者心理学知识），而这些技能在涉及到行动领域中的其他对象时却是可有可无或者派不上用场的。

从这种普通的视角来看，他人的意义完全在于他对行动者实现目标的可能带来的影响。考虑到（也仅仅会这样考虑到）他人的喜乐无定和反复无常会降低特定目标被高效完成的可能性，他人就显得犹为紧要。行动者的任务就是确保一个情境，使他人在其中将停止发挥作用并可被忽略不计。因此这个任务与它的执行就将面对一个技术的而非道德的评价。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行动者面临的选择分为有效与无效、高效与低效———准确地说，是理性与非理性———而不是对与错，善与恶。“与他人相处”的基本情境并不自己就产生（当然，除非有外力的强迫）任何道德问题。如果有什么会干预它的道德考虑，那肯定来自于外界。无论这些道德考虑会给行动者的选择带来何种限制，那都不会是出自手段—目的盘算的内在逻辑。分析而论，道德考虑需要被直截了当地放在非理性因素的一边。在完全由行动者目标营造的“与他人相处”的情境中，道德是一种外来的侵扰。

对于这种道德起源的另一种观念或许可以在萨特对作为本质的、普遍的存在模式的自我—他人关系的著名论述中去寻找。我们并不确定就能在这儿找到它。如果萨特的分析的确能够展示某种道德的概念，那么它将是一个消极的观念：道德与其说是一种责任，毋宁说是一种限制；与其说是一种激励，毋宁说是一种约束。在这里（虽然只有在这里），萨特理论中所蕴涵的对道德之地位的评价没有在本质上区别于上面所提到的标准的社会学解释，即关于道德在基本行为的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解释。

当然，这其中极富新意之处在于把他人从行动者的视域的其他组成中单列了出来，作为具有特别性质的地位和能力的单位。在萨特眼中，他人成为了一个他我（alter ego）、一个同伴，一个像我自己一样的主体；他所禀有的主体性，我全然可以看做是复制了我从自己内在经验中所了解到的那个人。一个深渊隔绝了他我与所有其他真实或者可能的世间事物。他我做我所做的一切；他思考，他估计，他制定计划，当他做这一切时他看着我，就像我看着他那样。仅仅通过看着我，他人变成了对我的自由的限制。他攫取了定义我和我的目的的权利，这样就破坏了我的独立和自主，危及我的自性（identity）和我在这个世界中的自在感（being-at-home）。这个世界上恰是他我的存在让我陷入耻辱，永久是我痛苦的固有之因。我不能尽成我欲所成；我不能尽做我欲所做。我的自由失去了。在场时———即在这个世界中———我的自为的存在也必不可免地是为他的存在。当行动的时候，我不得不顾及他我的在场，因此也不得不顾及到它要求的那些定义、观点和视角。

这样，有人会说在萨特对自我—他人并存的描述中，道德考虑是不可避免地内在于其中的。虽然如此，但还是不能够说清楚什么样的道德义务被他描述的并存所决定。在阿尔弗雷德·舒茨那里，他对萨特所说的自我—他人遭遇的结果，作了如下这种合情合理的阐释：

我自己的或然性被转变成超出我之控制的可能性。我不再是情境的主人———或者至少情境已经有一个从我这里逃逸的向度。我已成为一个他人用来行动与施加影响于其上的器物。我意识到这种经验不是通过认知的方式，而是通过一种不安或者烦躁的情感，在萨特看来，这种情感是人之处境的一个显著特征。[7]

萨特式的不安和烦躁与通常社会学归因于他者之在场的那种外在约束，有着无可置疑的家族相似性。更确切地说，萨特所说的不安与烦躁代表了人们对于社会在他者之在场的那种非人性的、客观的结构中所力图把握的困境而作出的主观反应。或者，往好里说，它们代表了逻辑—理性立场的一种情感的、前认知的附属物。生存处境的这两种产物被它们所包孕的怨愤之情统一起来了。从这两方面来看，他人都是一种烦恼与负担；退一万步讲也是一个挑战。有的时候，他人的存在不要求有道德规范的存在———实际上，除了理性行动的规则外，再无其他的规范。而另外的时候，他人的存在把因其存在而引致的道德铸造为一套规章，而不是规范（远远不足以成为内在的推动力）；规章则自然遭到憎恶，它们把他人展示为人的处境的一个敌对的外在者，展示为对自由的约束。

不过，还有第三种对“与他人相处”的生存状况的描述———它可以提供一个真正不同的、原创性的社会学道德研究的起点，能够揭示并阐释用常规方法所不能触及的现代社会的一些层面。作为这种描述的代表人物的列维纳斯 [8] 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概括他的指导思想：“我们为一切负一切责任，在一切人之前为一切人负责，而我的负责超过了其他一切人。”

对列维纳斯来说，“与他人相处”这种人类存在最基本和无可撼移的特征首先意味着责任。“自打他人看见我甚至在他那方面还没有承担责任的时候，我就要为他负责。”我的责任是他人对我而言的一种、也是惟一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他人在场、他人接近的模式：

他人不仅仅是在空间上与我接近，或者像双亲那样与我接近，而且他在实质上以我感觉到自己———只要我在———对他负责的形式来与我接近。它的结构是全然不同于在知识中把我们与客体（不管是什么客体，即便客体是人也罢）联系到一起的意向性关系。接近并不是回返到这种意向性；它尤其并不回返这样的事实中去，即他人是我所认识了的。

最重要的是，我的责任是无条件的。它并不倚赖于对客体性质的预先了解；它先于这种知识。它也不倚赖于延伸至客体的有所图谋的意图；它先于这种意图。知识与意图并不有助于他人的接近，也不形成特别的人类并存模式；“与他人连结的纽带只能是责任”，而且是。

不管被接受还是被拒绝，知道还是不知道怎样去承担，不管能不能为他人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要说：我在这儿；要为他人做一些事情；要去给予；要成为人类的精神，这就是了……我分析与他人接近当中———超出我自己对他人设计的形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仿佛他的脸，他的表示（整个人的身体在此意义上或多或少也都是脸），规定我要为他服务……这张脸命令与委派我。它的意义是一张签发的命令。准确一点，如果脸在我看来签发了一个命令，那也不是出于普通的能指指向其所指的方式；脸的确切意含就是指这个命令。

准确地说，列维纳斯的意思就是责任是主体性本质的、主要的与基本的结构。道德意味着“对他人负责”，由此也“对不是我的事，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负责。主体这样存在的责任，作为其主体性的惟一含义，与契约性的义务没有任何关系，与我对互惠收益的计算也没有共通之处。它无需对互惠的、“意图相互性的”、他人用他自己的责任来报答我的责任的一个良好或者虚空的预期。如果一个高级的力量是以地狱的威胁为制裁的道德规范或者以牢狱的威胁为制裁的法律规范，那么我就并没有在它的命令之下承担责任。正因为我的责任不是这样，因此我并不把它当做一个负担。我在把我自己建构成一个主体的时候开始负责。变得有责任是我作为主体的建构。因此它是我的事，而且只属于我。“主体间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如果我会为了他人而死，那我不会为着互惠而对他负责。互惠是他的事。”

因为责任成了人类主体的存在模式，所以道德的最朴素的形式就是主体间关系的基本结构，它不受任何非道德因素影响（像利益、收益计算、理性地研究可选择的解决方式或者向强制屈服等）。因为道德的内容是对他人的一种职责（区别于义务），是一种优先于所有利益要求的职责———道德的根基跟统治结构或者文化结构一样，就顺利地延伸到社会的架构之下。当道德的结构（等同于主体间性）已完备时，社会的进程就起步了。道德不是社会的产物。道德是受社会操纵的东西———被它利用、更改、挤压。

因此反过来说，不道德行为，抛弃或者放弃对他人责任的行为，就并非是社会的功能出现故障的结果。因此，是不道德行为而非道德行为要求对主体间性的社会管制进行研究。

社会接近与道德责任

责任，这栋所有道德行为的建筑物，拔起于他人接近（the proximity of the other）的地基之上。接近意味着责任，而责任就是接近。对个人或者他人的相对优先性进行讨论显然不妥，因为我们不能想像有任何人是遗世独立的。责任的消解，以及接踵而至的道德冲动的淡化，必然包括了（实际上，是同义于）以身体或者精神的隔绝来代替接近。接近的另一面就是社会距离。接近的道德属性是责任；社会距离的道德属性则是缺乏道德联系，或者是异类恐惧症。一旦接近被腐蚀掉，则责任将归于沉寂；一旦同伴的人类主体被转变成一个他人，责任则最终将被怨恨所替代。这种转变的过程就是一种社会隔绝。而正是这样一种隔绝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可能被杀害，而同时千百万的人却毫无异议地坐视暴行。也正是现代理性社会在技术上和官僚体系上的成就使这样一种隔绝成为可能。

汉斯·莫姆森，研究纳粹时代的最杰出的德国历史学家，最近总结了大屠杀的历史意义与大屠杀给现代社会的自我意识所提出的问题：

当西方文明已繁育出超乎想像的大规模破坏的工具时，由现代技术与理性化的技能提供的训练已经制造出一种纯粹的技术统治与官僚统治的心智，大屠杀的那些刽子手群体即为例证，无论是他们自己直接实施的杀害，还是在国家安全总局的办公桌上、在外交部的办公室里，或者作为第三帝国在被占领区或卫星国的全权代表策划实施驱逐的与清除。到了这种地步，大屠杀的历史仿佛是现代国家行将就木的预言。[9]

不管纳粹国家有什么别的成就，它确实成功地攻克了系统地、有目的地、麻木不仁地、冷血无情地施行屠杀———老人与青年，男人与女人———的最大障碍：那种“因身体折磨的存在而会使所有正常人都受到感染的动物性的怜悯”。[10] 我们对动物性的怜悯知之甚少，但我们确实知道有一种看待基本的人类状况的方法，它使得我们看到，人对屠杀的厌憎、禁止在别人身上施加折磨、对那些受苦的人进行帮助的欲望，显然是普遍存在着的；实际上，这也正彰显出了人们对他人福利所负责任的普遍性。如果这种看法正确，或者至少有一些合理性，那么纳粹统治的成就首要地就在于冲淡了人类所独具的生存模式的道德力量。因此，知道这种成就是否与纳粹运动和统治的独特品性相关，或者它是否能够根据我们这个社会更为普遍的属性———它不过是被纳粹分子巧妙地用来为希特勒的目的效劳罢了———来解释，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直到十年或二十年以前，人们普遍地———不仅在普通公众中间，而且在历史学家中间———都在欧洲反犹主义的漫长历史中寻求集体屠杀欧洲犹太人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必然要求把德国的反犹主义单列出来，作为最强烈、最残忍和最致人于死地的一种反犹主义；毕竟是在德国，彻底灭绝整个种族的罪恶计划已经被孕育出来，并付诸行动。不过，我们记得在第二章与第三章当中，这种解释和它的推论都遭到了历史研究的怀疑。在传统的、前现代的对犹太人的仇恨与施行大屠杀必不可少的当代灭绝计划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断裂。如果考虑到公众情感的功能，则卷册渐增的历史证据铁定无疑地证明了，在通常的、传统的、“友善的”、奠基于竞争之上的反犹情感，与愿意支持纳粹的彻底消灭并愿意参与其实施之间，几乎是一种相互否定的关系。

对纳粹时期的研究，在历史学家中间有一个增长的共识，那就是实施大屠杀需要的是使普通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中性化，而不是去激发它们；传统上对犹太人的憎恨的“自然”延续，更多的是一种反感纳粹暴徒“过激行动”的情感，而不是在集体屠杀中参与合作的意愿；纳粹党卫军中的种族灭绝的策划者不得不使这项工作不受一般大众情绪的影响，并由此使它不受传统的、自发形成的、共同维系的对待其受害者的态度的影响，以便他们把朝向最终解决之行程的航舵控制在手。

近来布罗斯查特扼要地重述了历史研究中相关的、有说服力的发现：“在那些犹太人成为人口一大组成部分的城市与乡镇中，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即使在纳粹时期的最初几年大致上也是相对和睦，很少敌对的。”[11] 纳粹试图激起反犹情感，并将静态的怨恨重铸成一种动态的怨恨[由缪勒？.克劳迪斯（Müller-Claudius）敏锐地指出的区别]，即煽动无党派的、在意识形态上无所约束的群众以暴力行动反对犹太人，或者至少要积极地支持冲锋队实施他们的武力———普遍厌恶对身体进行强制，深深地摈弃制造痛苦与身体折磨，以及人类对他们的邻里、对那些他们认识并将之作为人而不是作为一类匿名的样本列入他们的世界地图的人之不屈不挠的忠诚，这一切都轰然坍塌了。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狂欢作乐的冲锋队分子的流氓行径不得不被取消，并遭到强行压制以防止公众的疏离与抗议所形成的威胁。虽然在他手下的反犹太人的花招面前欣喜不已，希特勒仍然感到不得不亲自来干涉，暂停全部民间的反犹主义的积极性。原本计划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的反犹太的联合抵制，也在最后一刻被减缩成只搞一天的“警告示范”，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害怕来自国外的反应，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公众对这项冒险明显缺乏热情。在联合抵制的那天（1933年4月1日）之后，纳粹头子在他们的汇报与短函中抱怨，除了冲锋队与纳粹党员之外，人们普遍存在着反感，而且对整个事的评价是失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宣传，以使大众醒悟和警觉，能够在反犹手段的实施过程当中进入到他们的角色中去。[12] 尽管还有后续的努力，但只持续了一天的联合抵制的夭折，为所有随后的、要有所成就就必须要求群众大规模地积极参与的反犹政策确立了模式。只要犹太人的商店与诊所还仍然开门，它们就继续吸引着顾客与病人。法兰克福与巴伐利亚的农民不得不被迫停止了他们与犹太牛贩的生意往来。我们前面看到，碎玻璃之夜，这个惟一由官方策划并组织的集体暴力，被期望可以引发一般德国人投身反犹暴力，但其结果也是适得其反。相反，在目睹了溅满碎玻璃的人行道和他们年长的邻居被年轻的暴徒捆绑上囚车后，很多人的反应是很沮丧。特别需要强调的就是，所有这些对反犹暴力的公开展现的消极反应，对应的是对反犹立法的成群结队的热情拥护，而这中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之处。那些法案重新定义了犹太人，要将犹太人从日耳曼民族中清除，给犹太人在法律上设置了一重又一重的限制和禁令。[13]

纳粹反犹宣传的倡导者，斯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发现他的文章《莽撞的人》要想完成的任务中，最令人沮丧的就是使“犹太人本身”的典型贴近于读者对认识的犹太人，犹太邻居、朋友或者生意伙伴的亲身印象。对这篇文章的简短激昂的历史做过深刻专论的作者，索瓦特尔就认为斯特赖歇尔的发现并非他一人所独有：“政治反犹主义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压制住‘隔壁的犹太人’的形象———那种活生生的、呼吸与共的熟人与伙伴，这些人仅仅因其简单的存在就能否定掉那种负面的典型，那种‘神话中的犹太人’的说服力。”[14] 似乎在亲身的印象与抽象的形象之间令人惊讶地缺乏联系；仿佛在人的习惯当中并不是把这两者的逻辑矛盾当做一种认知失调来经历，或者———更一般地说———当做一种心理问题来经历；仿佛亲身的与抽象的形象除了所指称的对象表面上相同之外，它们通常不被认为是属于相同类型的概念，不被当做是相互可以比较、检验并最终相互契合或者排斥的表述。在集体消灭的机器已经羽翼丰满很久之后———准确的说，是在1943年10月———希姆莱在其党羽面前埋怨道，即使那些最投入的、在把犹太人种族作为一个整体消灭这一点上已经没有特别的悔恨表示的党员们，也有他们希望赦免并保护的，他们自己的，私人的、特殊的犹太人：

每个党员都在说“犹太人应该被杀绝，很明显，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消灭犹太人，彻底灭绝，是的，我们就这样做”。然后这八千万优秀的德国人都出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像样的犹太人。其他的人当然都是猪猡，不过这一位确实是顶尖顶尖的犹太人。[15]

看起来，使亲身的印象与抽象的原型相分离，而又使每一位逻辑学家相信无可避免的冲突得到防止的，是前者受到了道德的浸润，而后者却保持着道德中立、纯粹理智的特征。亲身印象赖以在其中形成的那种接近与责任的背景，被一堵厚厚的道德的墙垒围在中间，那是“纯然抽象”的论证所无法穿透的。理智上的原型或许是很有说服力的，或许是阴险的，然而它应用的脚步在个人交往开始的领域面前戛然而止。作为抽象范畴的“他人”就并不与我认识的“他人”进行交往。第二类人属于道德的范围，而第一类人则被严格地排斥在外。第二类人位居善恶的语义范围，它坚决不向效率话语与理性选择做一点屈服。

道德责任的社会压制

我们已经知道在弥漫开来的异类恐惧症与纳粹设计并执行的集体屠杀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另外，不断积累的历史资料也有力地表明，规模空前的大屠杀不是（或者说，完全有可能不是）蛰伏的个人倾向的醒悟、释放、提升、变得强烈或者突然爆发的结果。从任何其他意义上讲，不管个人的面对面的关系可能会偶尔变得多么酸楚与痛苦，大屠杀也不会是由此产生的敌意的延续。这样一种以个人为基础的仇恨的延伸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更多的情形中，它拒绝被推到超出由对他人的基本责任所划定的界线之外，这些责任必定就内在于人的接近、“与他人相处”之中。大屠杀得以完成的条件也许仅仅是使基本的道德驱力的影响弱化、使屠杀机器与这种驱力产生并起作用的领域相隔离、使这种驱力边际化或者对于任务而言彻底无关。

这种弱化、隔离与边际化是纳粹统治动用了现代工业、运输、科学、官僚机制以及技术等强悍的工具所取得的成就。没有这一切，大屠杀将变得无从想像；没有这一切，那种没有犹太人的欧洲、彻底灭绝犹太种族的夸张的想法，将在众多大大小小的由精神病患者、虐待狂、狂热分子或者其他痴迷于无缘无故的暴力的瘾君子们所制造的屠杀里渐渐逝去；不管有多么残暴与血腥，这些行为都很难与这一目的相匹配。而以一项理性的、官僚—技术的任务，以及需由一群特殊的专家与专业化组织操作的针对一群特殊类型的对象的事务———也就是说，以一项不依赖于感情和个人效忠的非人化的任务———来当做“解决犹太问题”的设计，最后证明投合于希特勒的想法。然而就是到了官僚行动将来的对象———犹太人———已经被从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抹去，从人际交往的圈子中隔绝，在实践中被转化为一种范畴、一种典型———成为形而上学的犹太人的抽象概念———的那个时候，也就是说，直到他们已经不再成为正常情况下道德责任延伸可至的那些“他者”，并失去了这种自然的道德提供的保护的时候，解决的方式仍然可能不如此设计，也当然可以不被执行。

克尔萧在透彻地分析了纳粹企图唤起集体的反犹仇恨与为“解决犹太问题”而操纵这种仇恨遭到连续失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纳粹最成功之处在于对犹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犹太人越是被强制地赶出社会生活，看上去越是与宣传（这种宣传颇为悖谬地强化了它反对“犹太人”的运动）中的原型相吻合，在德国自身内部真正的犹太人就越少。非人化增加了德国大众舆论中已经存在的广泛的冷漠，并迈出了在无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营理性化的、“生产线式”灭绝之间的决定性的一步。

没有这些进展顺利的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驱逐出来的步骤，“最终解决”就没有可能。这些步骤在公众的眼皮子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赞成，并最后使犹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贬损。[16]

如我们已在第三章当中提到的那样，那些当“隔壁邻舍的犹太人”就是他们的受害人时确实反对冲锋队的无赖们进行掠杀的德国人（甚至那些找到勇气表现出他们的反感的人），却带着冷漠与常有的满足接受了强加在“犹太人本身”之上的法律限制。当关注的是他们所认识的人时，他们的道德良知会被激发出来，而当目标是抽象的、归为原型的范畴时，就无从在他们的身上唤起任何情感。他们在静默中注意到，或者没有能够注意到犹太人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逐渐消失。这个时候，因为年轻的德国士兵与宪兵队队员肩负了“清洗”这么多人的任务，犹太人就“只是一批‘博物馆展品’，是以猎奇的目光看待的东西，爬行动物的化石，在它的胸膛上有黄色之星，是过去的时间的见证人，但不属于现在，是必须跋涉远行才可见到的东西”[17]。道德走不了那么远，它偏好于留守在家，留在现在。

用莫姆森的话来说，

海德里希在社会与道德上隔离犹太少数民族与大多数人的政策，之所以没有受到大众的广泛抗议而得以实施，是因为一些与其德国邻居已经关系极其密切的犹太人既没有被包括在渐次严峻的歧视之内，也没有被逐步地与他们相分离。只有当渐增的歧视性法案已经使德国犹太人被逐步地压制为社会贱民之后，完全剥夺了他们与大多数人的一切常规的社会沟通之后，驱逐与灭绝才能够在不动摇社会统治结构的基础上付诸实行。[18]

希尔博格，研究大屠杀历史的头号权威，对于导致道德自抑逐渐寂静无声与启动集体消灭的机器的步骤做了如下说明：

在现代社会中消灭过程的全部形式将按此表所示那样建构：

定义

︳

开除雇员和没收商业公司

︳

集中

︳

剥削劳动与饥饿措施

︳

灭绝

︳

抹杀个人的影响

消灭过程的各步顺序就是这样决定的。如果试图把最大的伤害施加在一群人身上，那么就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官僚体制———不管它的机构怎么没有中心或者它的行动多么没有计划———来推着它的受害者们经过这些阶段。[19]

希尔博格指出，这些阶段的决定是合乎逻辑的；它们构成了一种理性的序列，一种符合现代标准的序列。这种标准鼓励我们寻求用最短的路径与最高效的方法来实现目标。如果我们现在力图揭示集体消灭的理性解决方式所包含的指导性原则，我们就会发现前后相续的各个阶段是按照从道德职责的范围（或者用费恩 [20] 提出的概念，从义务的领域）驱逐出来的逻辑来安排的。

定义就是把受害的群体作为一个不同的类别区分开来（所有的定义都等于是把总体分成两部分———做上记号的与没有做上记号的），因此施加在这个群体之上的一切都不会落在所有其他人的头上。恰恰是这个被定义的行为，使得这个群体已经被当做了特殊对待的目标；对“普通”人适合的所有方式对这个群体而言必然就不再适合。另外，群体的个体成员现在成了一个类型的范例；这种类型的某些性质会渗进他们个别化的形象当中，而危及到原本单纯的接近，使其作为自我维系的道德领域的自主性受到限制。

开除与没收则撕毁了绝大多数常规的契约，以身体和精神上的距离取代过去的接近。这下受害群体被有效地从视野当中抹去；他们最多是被别人听说的一类，因此别人听说的有关他们的一切都没有可能转变为有关个体命运的知识，也就没有可能与亲身经历对照检验。

集中所完成的是拉开距离的过程。受害群体不再与其他人相遇，他们的生命历程不再交汇，沟通也慢慢减少并突然停止，现在发生在一个被区隔的群体中的一切都不为其他人所关心，进而在人际交往当中把那一切转化为谈资也就没多少意义了。

剥削与饥饿上演的一幕是更进一步而且真正惊心动魄的场面：它们将野性乔装打扮成人性。大量的事实说明，地方的纳粹头目请示过他们的上司，要把在他们权限之下（就是在集体屠杀开始的信号给出之前）的一些犹太人处死，使他们免受饥饿的痛苦；由于对大量早就被掠攫了财产与收入并被圈进犹太社区的人来说，食物的供给不能维持他们的需要，因此杀戮似乎是仁慈的行动———确切地说，是人性的昭示。“法西斯的政策险毒地在循环，‘故意创造出无法忍受的紧急局势和状况，然后用它们来使甚为极端的步骤变得合理’。”[21]

这样，最后的行动———灭绝———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突兀的变故。就是说，先前采取的多个步骤合乎逻辑（即使我们记得，一开始并没有被料及）的结果就是灭绝。虽然已经铸就的事态并没有使其后的每一步变得不可避免，但是在毁灭之路上，每一步行动都使得下一步的选择变得合理。在行动序列上，离最初的下定义的行动越远，则行动就越是纯粹地被理性—技术的考虑所引导，它也越少地必须考虑到道德自抑问题。确切地说，它使得道德选择不再成为必须。

在各个阶段之间的过渡当中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它们都加大了被指定的受害者与其他人之间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与刽子手是这样，与种族灭绝的目击者也是这样。站在终点看，它们的内在理性，以及它们在完成消灭任务时所具有的效力都在于上面所提及的这种性质。很显然，道德自抑并不是远不可及地存在着。它们不可分离地跟人与人的接近连在一起。相反，随着社会距离寸寸增加，干不道德的事变得更加容易。如果莫姆森把“内在于当今工业社会中那种变得习惯于对与自身经验范围无直接关联的行动持道德冷漠态度的过程中的危险”，作为大屠杀经验的“人类学层面”[22] 单列出来是正确的话———那么他所警示的危险就必须在今天的工业社会将人际距离拓展到道德责任与道德自抑之声变得无法听见之处的那种能力中去寻踪觅迹。

距离的社会生产

由于不可解脱地同人与人的接近拴在一起，道德看起来符合视觉法则。靠近眼睛，它就庞大而厚实；随着距离增大，对他人的责任就开始萎缩，对象的道德层面就显得模糊不清，直到两者达到消失点（Vanishing Point），并逸出视野之外。

道德驱力的这种性质似乎不依赖于提供互动框架的社会秩序。真正有赖于这种秩序的是道德取向的实用效力，即道德取向控制人们行为、限制给他人施加的伤害以及确立将囊括所有交往的参数变量的能力。道德冷漠的意义———与危险———在我们这个现代的、理性化的、工业技术熟稔的社会中变得尤其敏锐，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人的行为能够在有距离的情况下生效，而且这个距离随着科学、技术和官僚体系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后果远远地超越了道德视野的“消失点”。道德驱力的视觉性的能力，受到接近原则的限制而持久不变，但是人的行为生效并制造出结果的距离，以及由此造成的可能会受到这些行为影响的人的数目，却在急剧地增大。受道德驱力影响的互动范围和摆脱道德驱力的妨碍而膨胀起来的行动量比起来，真是相形见绌。

现代文明中，用行动的理性标准取代其他的一切标准，以及对“非理性”标准给予现代定义（在后者中道德评价占有突出地位），这一切所带来的名声不佳的成功，在决定性的意义上是以“遥控”的进步为先决条件的，而遥控也就是延伸人们行动能够发挥效用的距离。正是那种远得几乎都无法看见的行动的标靶免于道德的评价；而且正因为这样，会对标靶产生影响的行为的选择也不受道德动力所强加的约束。

就像米格拉姆的实验戏剧性地展示的那样，道德冲动的沉寂和道德自抑的悬置是精确地通过将行动的真正（尽管行动者经常一无所知）目标推向“远方且目不能及”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公然反道德的改造，也不是通过用另外一套规则取代旧的道德体系的灌输运动来实现的。在技术上，将受害者置于不可见之地并因此使他们远离道德评价的最明显例子就是现代武器。它的进步主要在于越来越多地消除面对面交战的机会，消除以人的规模、按照常识意义实施杀戮行为的机会。当武器被用来隔绝和分离，而不让交战的军队面对面地遭遇并厮杀在一块时，训练武器使用者压制他们的道德驱力，或者直接攻击“旧式的”道德，就大大地失去它们原有的重要性，因为武器的使用似乎只与使用者的道德健全有一种抽象的理智联系。用卡普托的话来说，战争的特质“好像就是关于距离与技术的问题。如果你用高度精密的武器远远地把人杀死，你就能永远不会出毛病”[23]。只要看不到行动的实际结果，或者只要不能把所见到的一切清楚地与自己清白无辜和芝麻点大小的动作，如扣动扳机和拉开引线等联系起来，道德的冲突就不可能出现，或者只会哑然地出现。也可以把操作者可以击中他们根本看不见的目标的炮的发明看做是现代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要素之不涉入的象征性起点：当瞄准的方向完全不同的时候，炮依然有可能导致目标的毁灭。

现代武器的成就可以被比喻成距离的一种更为多样化和更为错综复杂的社会生产过程。约翰·拉赫斯已经把这个生产过程之多种表现的统一特征放在了大规模地引入行动中介和中介人———那些“站在我和我的行动之间，使我不能直接经历行动”的人———当中。

我们从自己的行为中感觉到的距离跟我们对行为的无知成正比；反过来，我们的无知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身与我们的行为之间的中介链条的长度的衡量尺度……当对情境的认识消隐时，行动就变成没有结果的动作。随着结果从视野中消失，人们就能够参与到最恐怖的行动中去，而从不提出有关他们自己的角色和责任的问题……

要通过我们自身行动遥远的结果来看它们是怎样在制造痛苦，这是极为困难的。而认为自己无咎可责并谴责社会，也不是一种逃避。这是注定会导致可怕无知的大规模中介自然而然的结果。[24]

一旦行动已有了中介，那么行动的最终结果就被置于道德驱力仍然维系着其约束性力量的、相对狭窄的交往区域之外。与此相应，对于大多数参与者和目击者来说，包含在那一具有道德意蕴的范围内的行动都是无伤大雅的，不值得从道德上来进行追究。劳动的精细分工，跟介于行动的发起者与其可触及到的结果之间的行动之链的绝对长度一样———不管有多大的决定性———都把大多数集体冒险的参与者从道德意义和道德检审当中解脱出来。分工与链条长度仍然是分析和评价的主题———但标准却是技术性的，而不是道德的。“问题”所要求的是更好的、更为理性的设计，而不是灵魂的探索。行动者忙于从事给特定的———也是片面的———结果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的理性任务，而不是从事对最终目标进行评价的道德任务（他们对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或者他们并没有感到对之应肩负责任）。

布朗宁在对纳粹起初为迅速、简洁和代价低廉地解决集体屠杀这个技术性的任务所制定的办法，即声名狼藉的毒气室的发明并付诸使用的历史的详细描述中，他对牵涉在内的人们的心理世界富于洞察：

那些其专长通常并不与处理集体屠杀相关的专家们，突然发现他们是毁灭机器中的一枚小齿轮。他们曾忙于采办、分发、维护和修理机动车，而当他们负责制造毒气室的时候，他们这些专长与技巧突然被征用于集体屠杀之中……而烦扰他们的只是对他们产品的毛病的批评与抱怨。毒气室的缺陷不过是对他们的工艺的负面反应，需要加以补救。为了充分应对出现的问题，他们力争做出有创意的技术调整，以使他们的产品效率更高，并更能为其操作者所接受……他们最关心的事似乎是他们会被认为不胜任指定的工作。[25]

在官僚体制上做了劳动分工的条件下，在道德责任具有至高无上约束力的接近的范围内，“他人”可以是一个同事，他之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有赖于行动者采纳他那部分工作；也可以是一个直接的上司，他的职业声望有赖于下属的合作；并且还可以是一个居于等级体系下方的人，期望他的任务能被清楚地界定，并切实可行。在与这样一种他人的交往中，会从接近中产生的道德责任所表现的形式就是对组织的忠诚———这是面对面互动网络的一种抽象表述。在对组织的忠诚中，没有将被道德驱力覆盖的接近的领域当中交往的道德特性完全抹杀，使得行动者的道德驱力可以被道德卑鄙的意图所利用。行动者会始终不渝地相信他们自身的团结；更确切地说，他们的行为确实符合这个惟一区域所坚持的道德标准，而其他的标准在此区域当中也仍然有效。布朗宁研究了隶属于德国外交部的臭名昭著的犹太人事务处中四名官员的经历。他发现有两人对他们的工作满意，而另外的两个却想调换别的工作。

这两人最后都成功地离开了犹太事务处，不过当他们在位时，却一丝不苟地尽他们的职责。他们不公开地反对工作，只是秘密而不为人知地谋求调离；让他们的履历清白是他们最高的所求。不管热情主动也好，不太情愿也罢，事实证明这四个人都很有效率地工作……他们维护着机器的运转，他们当中最具野心和最肆无忌惮的人又把它额外推进了一步。[26]

任务的分化和因此而产生的道德小共同体与行动最终结果的分离导致了残酷的施行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减少或者消除了道德自抑的反面压力。然而，全部依照官僚体系的命令等级，是不能得到身体和功能上的合适距离的。一些执行者必然要和受害者面对面地相遇，或者至少和他们足够接近以至于不可避免地也无法抑制地会看到他们的行动到时候所带来的结果。这样，就需要有另外的方法来确保即使在身体或者功能的距离缺乏的情况下也要产生合适的心理距离。权威在现代所具有的一种独特形式———专家———提供了这种方法。

专家的实质就是假定如果要把事情做好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分配不均的，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那些人就应该管理这些事情，那些正在管理的人就要肩负起事情如何进行下去的责任。实际上，这种责任被认为不是赋予了专家们，而是赋予了他们所代表的技术。专家制度以及相应的对待社会行为的立场几近于圣西门著名的“管理事物，而不是管理人”的理念（这得到了马克思的热烈赞同）；行动者只是作为知识的代理，作为“知道如何”的载体，他们的个人责任完全在于准确地表述他们的知识，这样在做事的时候就可以根据“技术状况”，根据现有的知识可以提供的最好的一切来进行。对那些不拥有知识的人来说，对行为负责意味着听从专家的意见。在此过程当中，个人的责任于是就消融在技术知识的抽象权威之中。

布朗宁详尽地引用了技术专家贾斯特所准备的关于毒气室技术改进的备忘录。贾斯特建议装配毒气车的公司应当缩减装载的空间：现有的毒气车如果满载的话就难以在崎岖的俄国领土上通行，那就需要太多的一氧化碳来填充空着的地方，并且整个行动费时太长，一定程度上失去它潜在的效力：

一辆短点的、满载的卡车可以运行得更加迅速。尾部的缩短不会使前轴超压而对重量平衡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实际上，重量分布的修正是这样自动产生的，即在运行中经过挤压倾向于朝后门移动的货物主要都是放在那儿的”。因为连接管在“液体”中容易很快地生锈，因此气体应当从上面导入，而不是从下面。为了便于清理，在地板上应该打一个八到十二寸的洞，并在外边安上一个可以打开的盖子。地板应该轻度地倾斜，盖子应该有些小的漏孔。这样所有的“液体”会流向中间，而“轻薄的液体”将在运行当中保留下来，而“厚重的液体”就会随后被冲走。[27]

话里面的全部引号都是布朗宁自己加上的；贾斯特不会特意追求和使用比喻或者这种婉转的说法，他的语言是直截了当的、踏踏实实的技术语言。作为一个建造卡车的专家，事实上他在处理的是货物的运动问题，而不是人争取能够呼吸的问题；是厚重与轻薄的液体的问题，而不是人的排泄物与呕吐的问题。装载物本身包括了行将被杀害且丧失了控制身体能力的人，而这个事实并没有贬低这个问题的技术挑战性。在它能够转换成一个将被“”“”解决的问题之前，该事实无论如何将首先要被转译为中性的车辆生产的技术语言。人们会怀疑那些读过贾斯特的备忘录并实施其中所包含的技术建议的人是否曾有过将之再次转译的意图。

对米格拉姆的豚鼠而言，“问题”就是由科学专家们设定和掌控的实验。米格拉姆实验的专家们注意到，受专家领导的行动者不像贾斯特的备忘录所针对的那些索多玛（Sodomka）工厂的工人那样，对他们的行为所制造的痛苦不置疑问，在实验中应该不可能有借口说“我不知道”。米格拉姆的实验最后所证明的就是专业知识的权力和它压倒道德驱力的能力。道德的人即使知道（或者相信）行动是不道德的时候，仍然能被驱动着去干不道德的事———条件是他们确信专家（这些人，根据定义，是知道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的人）已经把他们的行动界定为必不可少的。毕竟，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行为不是依据讨论它们的目标，而是依据一些知名人士的意见或者指示来确立其合法性的。

结束语

诚然，本章到此还远不足以阐述有关道德行为的又一社会学理论。此章的目标要低得多：讨论一些道德驱力来源，而不是致使不道德行为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及社会地产生的条件。甚至这样一个有限的讨论，似乎也表明了关于道德的正统社会学需要某些实质性的修正。其中一个似乎特别经不起验证的正统假设就是：道德行为孕育于社会运作，并受到社会制度之运作的维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人性化的、道德化的机制；因此，在较小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一件不道德行为都仅仅被解释为“正常的”社会构架功能失常的结果。这种假设的必然结果就是，不道德总的来说不可能是社会的产物，其真正的起源必须从别处寻得。

本章的观点是：强劲的道德驱力有一个前社会的起源，而现代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驱力的约束力；也就是说，社会可以使不道德行为变得更合理，而不是相反。西方所鼓噪的没有现代官僚体系和专家的、以“丛林法则”或“拳头法则”统治的虚构世界形象 [28]，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现代官僚体系自我合法化的需要 [29]，它将摧毁从不受现代官僚体系控制的动力和偏好中产生的竞争法则；这种虚构世界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人类朴实的、建立在道德责任基础之上的约束相互关系的能力现在已经被遗弃或被忘记。因此，如果仔细审视的话，那同样的道德驱力会被认为是野蛮的，应当被驯化和压制；文明的进程弱化了这种道德驱力，而后由源于新统治结构的控制性压力取而代之。一旦人与人之间接近所自发产生的道德驱力丧失合法性并瘫痪，那么取代它的新力量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它们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制造某种行为：只有掌权的犯罪者才能界定该行为在道德上属于正当。

在道德管制的领域内所取得的种种社会成就当中，需要提到的是：距离的社会生产，它废止或者削弱了道德责任的压力；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这有效地掩盖了行动的道德意义；以及区隔和割离的技术，这增加了对那些应该是道德评价对象以及道德刺激反应对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运的淡漠。还要考虑到，以其所统治的社会的名义僭取了最高伦理权威的国家权力以主权原则进一步强化了所有那些侵蚀道德的机制。除了处处皆然而往往丝毫不起作用的“世界舆论”之外，国家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统治疆域内，总体上在行使对规范的管理时不会受到任何约束。当然，有充分证据表明，他们在那一领域内的行动越是肆无忌惮，要求他们“缓和”的呼声也就越强烈，而这足以再度确认和强化他们对于道德判断领域的垄断和独裁。

随之而来的是在现代秩序下，道德法则与社会法律之间的那种古老的索福克勒斯式的冲突就没有了缓和的迹象。它只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深刻———癥牾之处则随着压制道德的社会压力而变动。在很多场合下，道德行为意味着采取一种立场，那种立场被本身就是公共舆论和由公共舆论而来的权力指认为是反社会的和颠覆性的（它或者是公然说了出来的，或者不过是由多数人的行动或不行动所表露出来的）；在这些情况下，道德行为的激励就意味着反抗社会权威和行动起来以削弱其力量。道德责任不得不依赖于其最原始的起源：在本质上对他人的责任。

这些问题，除了它们的学术意义之外，还有一种紧迫性，希尔博格以这样的语言向我们提示了这种紧迫性：

再次记住，基本的问题是一个西方的民族，一个文明的民族，能做出这种事情。然后，在1945年之后不久，我们看见有人开始问：“有任何一个西方民族不能那么做吗？”此刻问题已经彻底地颠倒了……在1941年，大屠杀还未曾被预料到：而这就是我们随后产生的焦虑的原因。我们不敢再排除那种无法想像到的事情。[30]

八 事后的思考：理性与羞耻

索比波尔发生过一个故事：十四个同牢的人想逃出去。大概几小时后他们被全部抓获，并被带回集中营的集合场地上面对着其他犯人。然后，他们被命令道：“等一会儿你们肯定得死。不过在死之前，你们每个人要去选一个人陪你们一起死。”他们说，“这办不到!”指挥官不动声色地说，“如果你们不肯，那我替你们选。不过我选的话，将是五十人，而不是十四人。”他没有必要去兑现他的威胁。

朗兹曼（Lanzmann）的《大屠杀》中，有一个成功地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逃出来的幸存者回忆到，当毒气室的“饲料”（即供屠杀的犹太人）的流入量降下来的时候，特别指挥部的成员们放弃了他们的食物配额，因为他们不再有用了，而面临着被灭绝的威胁。照亮他们生存希望的是新的犹太人被圈集起来，用火车运往特雷布林卡。

又是在朗兹曼的电影里，一名曾在特别指挥部呆过的成员，现在是特拉维夫的一名理发师，回忆到，当他在为德国人制造床垫而剪下受害者的头发时，他是怎样对此目的保持沉默，并催促他的客人快点去他们已被告知并相信是公共浴池的地方。

布朗斯基Jan B tonski教授那篇深刻而感人的文章“可怜的波兰人看犹太人区”所引发的、在1987年由波兰有名的天主教周刊Tygodnik Powszechny以大篇幅展开的讨论中，雅斯彻鲍斯基（Jerzy Jastrzebowski）回忆了家中一位长者讲过的故事。他们家想要藏匿一个老朋友一个看上去是波兰人并且操一，口高雅的波兰贵族腔的犹太人，却不愿藏他的三个看上去是犹太人并且带有明显犹太口音的姐妹。但这个朋友不肯自己偷生。雅斯彻鲍斯基评论说：

如果我们家做了别的选择，那我们十之八九会被全部枪毙（在被纳粹占领的波兰，私藏或者帮助犹太人的惩罚是处死）。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朋友和他的姐妹活下来的可能性也许就更小。然而给我讲这个家庭的故事的人不断重复“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做”，他没有目视我的眼睛，他感觉我会把这当做一个谎言，尽管所有的事实确是如此。

另一个投稿参加讨论的人，德茨宛罗夫斯基（Kazimierz Dziewanowski）写道：

如果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眼前，几百万无辜的人遭到杀戮，那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件，是多么难以承受的一个悲剧———所以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为之所纠缠，不能恢复平静是合情合理、合乎人性，并可以理解的……无法证明人们能够做得更多，然而也无法证明不能做得更多。

巴托彻夫斯基（Wtadystaw Bartoszewski）在占领期间负责波兰人对犹太人的帮助，他评论道：“只有那些付出了死亡代价的人可以说他已尽力。”

显然，朗兹曼想要传递的信息中最令人震撼的是恶的理性（或者是理性的恶？）。看《大屠杀》后几小时几小时不能终止的痛苦，可怕的、让人蒙羞的真相被一丝不挂地剥露出来并公之于众：屠杀上百万的人竟只需要寥寥无几的一些持枪分子。

令人惊奇的是，那些为数不多的持枪者会如此的害怕；他们清楚地了解他们对人类牧群的操控其实脆弱之至。他们的权力植根于那些注定了厄运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被诱导着相信是如此这般的那个世界中，这个世界是他们，这些拿着枪的人们，为他们的受害者界定和描述的世界。在此世界里面，服从就是理性；理性就是服从。理性是合算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但是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别的、更长的时间。朝向死亡之路上的每一步都经过了细心的打磨，以便能够用所得与所失、奖励与惩罚来计算。在运这些牧群的车中，新鲜空气和音乐补偿了长长的、不可缓解的窒息。配置有衣帽间和理发师、毛巾和香皂的浴室，可以让人痛快地从虱子、污垢和人的汗臭和粪臭当中解脱出来。只要让他们相信这是间浴室，理性的人们就会安静地、谦和地、高兴地走进毒气室。

特别指挥部的成员都知道，如果告诉浴者浴室是毒气室，可以立即被处以死罪。如果受害者只是在恐惧或者自杀式的顺从的引导之下走向他们的死亡，那么这项罪似乎也不算令人憎恶，这种惩罚似乎也不算严厉。但是要把秩序仅仅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党卫军需要更多的军队、武装和金钱。而理性却更有效，更容易到手和更廉价。因此要毁灭他们，党卫军的人只需谨慎地培育受害者的理性即可。

最近，在接受英国电视台的采访时，一位南非安全部门的高级长官说漏了嘴：他说，非洲民族会议（ANC）的危险不在于破坏活动和恐怖主义———无论多么凶狠或者损失巨大———而在于它诱导了黑人或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无视“法律与秩序”；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了，那么最聪明的人和最强大的安全力量都将对此束手无策[这个预测已被最近在银迪法达（Intifada）发生的一切所证明]。只要理性的气球还没有被戳破，恐怖就会继续有效。最邪恶、最残忍、最嗜血的统治者必须保持他作为理性之坚定传播者和守护者的形象———否则，就只有灭亡。对臣民致辞，他必须是在“与理性对话”。他一定要护卫理性，称颂计算成本与结果的价值，用逻辑来抵制非理性的、不计成本和拒绝遵从逻辑的情感和价值。

总的来说，所有的统治者都能依靠理性为他们服务。但纳粹的统治者又扭曲了游戏的赌注，使得幸存下来的理性会让所有其他人类行动的动机都变成非理性的。在纳粹营造的世界里，理性是道德的敌人。逻辑则要求站在犯罪一边。理性地保护自己的生存要求对他人的毁灭无动于衷。这种理性让受害者相互敌对，湮灭了他们共同的人性。这也使他们成为所有其他人的威胁和敌人，还没有被打上死亡的标志，暂时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理性高尚的信念轻巧飘逸地将受害者和旁观者从不道德的折磨和罪恶感当中解脱出来。把人的生活降到自我保全的盘算，这种理性就将人道从人的生活当中剥夺了。

纳粹的统治早已寿终正寝，而它的遗毒却阴魂犹在。我们一直无力承认大屠杀的意义，我们不能接受大屠杀之恶作剧的挑战，我们还愿意用灌满理性———它摒弃了道德的呐喊，将之视为是不相关和疯狂的———的骰子继续历史的游戏；我们赞同以成本—收益的计算之权威来反驳道德的训令———所有这一切都给大屠杀所暴露的且看起来几乎没有引起人们怀疑的堕落以一个雄辩的证明。

在我童年的早期，有两年我的祖父曾力图把我引向圣经故事之宝藏，但事实证明其努力虽然高尚，却徒劳无益。也许他不是一个非常会启发人的老师；而我也只是一个驽钝而缺乏领悟力的学生。最后的结果是，我几乎不能回忆起他教诲的任何内容。但是，有一个故事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并在这么多年里一直萦绕着我。这是一个圣人的故事，他带着一头驮着几袋食物的驴赶路，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向他要些吃的。圣人说：“等一下，我必须先解开袋子。”但是，在他解开袋子之前，累积已久的饥饿袭来，乞丐倒毙了。于是这个圣人开始祈祷：“哦，主啊，惩罚我吧，我没能挽救我同类的生命!”这个故事给我的震撼差不多是我从我祖父那无休无止的冗长说教中惟一记得起的东西。它与我的授业老师在那时以及随后让我经历的全部心智训练相冲突。这个故事震撼我是因为它不合逻辑（它确实是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一点它却不是）。正是大屠杀让我相信，不合逻辑的不见得就一定是错的。

即使认为实际上为拯救大屠杀的受害者已竭尽了全力（至少并不是没有付出额外的、可能是惨痛的代价），也并不意味着道德谴责能够得以平息。它也并不说明一个道德之人的羞耻感是空穴来风（尽管在事实上，从自我保全的角度很容易证明这种羞耻感的非理性）。对这种羞耻感———战胜大屠杀的遗毒、战胜那种慢性的毒药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而言，对那些“能够”与那些“不能够”帮助的人，还有那些“能够”与那些“不能够”被帮助的人所进行的最精细且放在历史当中也是最为精确的计算，是毫无意义的。

即使是研究“各项事实”的最为成熟的定量分析方法，也不会太有助于我们就道德责任问题达到一个客观的（也即普遍有效）的答案。犹太人是那么的消极与顺从，因此没有科学的方法可以判断他们那些异族的邻居是不是无法阻止犹太人被押送进集中营；也无从断定犹太人之所以很少能从看守中逃走，是因为他们无处可逃———他们感觉到了环境的敌意或冷漠。同样，也没有科学的方法来判断，华沙犹太人区中富有的居民是不是能够为减轻大量因饥饿与体温过低而在大街上奄奄一息的穷人的痛苦多做些什么，或者来判断德国的犹太人是不是能够揭竿而起，抵抗对东部犹太人的驱逐，或者有法国公民权的犹太人是不是能够为阻止囚禁“非法国的”犹太人做些什么。不过，更糟糕的是，对客观可能性与成本的计算只能使问题的道德意义变得模糊不清。

问题不在于那些集体活下来的人———那些有时只能作为旁观者的战士，那些有时害怕变成受害者的旁观者———是应该感到耻辱，还是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问题仅仅在于羞耻感的释放有助于恢复令人畏惧的历史经验的道德意义，并因此有助于驱除时至今日仍困扰着人们的良知、使得我们为了与过去和平共处而在当下对保持警惕掉以轻心的大屠杀之幽灵。不是在荣辱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以在道德上纯洁的羞耻感为荣同以在道德上败坏的荣耀感为耻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一个陌生人敲我的门，并要我牺牲我和我的全家来保护他的生命，我不能肯定我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已经逃脱了面对这样的选择。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我拒绝庇护，那么我完全能够向别人和我自己交代，数数所救与所失的人，赶走陌生人是一个绝对理性的决定。我也可以肯定，我会感受到那种不合理的，末名的，但却是再人性不过的羞耻。不过我也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这种羞耻感，那么赶走陌生人的决定到死都将会使我心地败坏。

杀人不眨眼的暴政所缔造的非人的世界，逼迫其受害者和那些冷冰冰地看着迫害进行的人把自我保全的逻辑当做丧失道德感和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借口，而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在不堪重负这个绝对事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有罪。然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种道德屈服的自我贬损中得到原谅。只有为个人的软弱感到羞耻时，才能砸破比其建造者与看守者更为长命的心智的牢笼。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牢笼已经被拆除很久之后，去摧毁暴政使其受害者与观望者仍然沦为囚徒的潜力。

年复一年，大屠杀萎缩成正迅速消隐在过去之中的历史插曲。其记忆在惩罚罪犯或者清算仍然有效的账户方面的意义也越来越小。那些逃过了审判的罪犯现已是快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从他们的罪行中幸存下来的大多数人也是或者很快也将跟他们一样。即使又发现了一个刽子手，并把他从藏身之地拽出来，进行迟来的审判，但要把他的罪恶深重与法律过程的尊严的神圣性相匹配，是越来越难了。[且看迪缅纽克（Demianiuk）和巴比（Barbie）那令人烦心的庭审经过。]在毒气室时代年纪大得足以决定对寻求安全的陌生人是开门还是关门的人，也越来越少。如果偿罪和清账就穷尽了大屠杀的历史意义，那么最好就让这令人恐怖的插曲停留在它名义上所属的地方———过去———把它扔给那些专业的历史学家们去照看。但是事实是，账户的清理只不过是永远记住大屠杀的一个理由。而且它是一个次要的理由———当这个理由迅速失去其保留的现实意义时，这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了。

比起其他任何时候来，大屠杀现在不再归私人所有（如果它曾经是的话）；它不是那些要受惩罚的刽子手的大屠杀；它不是那些为过去的痛苦而要求特别的同情、关怀抑或纵容的直接受害者的大屠杀；它也不是想赎罪或者证明自己清白的旁观者的大屠杀。（今日，大屠杀的意义是它带给整个人类的教训。）

大屠杀的教训是，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中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或者，无法说服他们自己面对道德责任），而另行选取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邪恶巴望着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会轻率、卤莽地行事———反抗邪恶是轻率而卤莽的———它就可以开展它肮脏的工作。它既不需要热情的跟随者，也不需要大声叫好的听众，在受到一种安慰性的想法———还没轮到我———激励后，自我保全的本能确确实实将感谢上天：藏起来，我还是能够逃过的。

大屠杀还有另外一个教训，其重要性不亚于第一个。如果说第一个教训包含的是一个警告，第二个教训则呈现出了希望；也正是后者使得前者有不断被提及的价值。

第二个教训告诉我们，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不是预先就被注定的，不是铁板钉钉、必定如此的。有人被迫这样干，也有人不屈于压力，因此不能把这样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那些施加压力的人身上。有多少人选择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邪恶不是全能的。它能够被拒于千里之外。少数抵抗的人的事例粉碎了自我保全的逻辑的权威，它表明了它归根结底才是———一个选择。有人问，为了使邪恶被囚禁，应该有多少人反抗那种逻辑？有没有一道神奇的反抗之门槛，能让邪恶的技术在跨越时戛然而止？

附录 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我相信阿马尔菲（Amalfi）欧洲奖这项极高的荣誉是颁给《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而不是颁给其作者的。正是以这本书的名义，而且更是以此书的中心思想的名义，我满怀感激与欣喜接受你们这些专业人士的赞誉。我对这本书所赢得的荣誉表示高兴，原因有几个：

首先，这本书是从跨越迄今为止仍然横亘在我们习惯于称为“东欧”和“西欧”之间的、深刻而似乎不可逾越的断裂的经历中产生的。书中的某些观点及其中心思想。既是在我家乡华沙的大学里酝酿的，也是在英国的同事们中间酝酿的；在我流亡的那些年里，英国是我的第二故乡。这些观点不认为有断裂，它们只看到我们共有的欧洲的经历，我们共有的，虽可能遭误解甚至暂时被埋没，但终不能被碾碎的历史。这就是我在书中提出的我们共同面对的属于所有欧洲人的命运。

其二，如果没有我一生的朋友和伴侣，珍尼娅，这本书也没有写成的可能。她的那本《晨冬》回忆了多年来人类的邪恶，为我开启了我们通常拒绝注视的视野。自从我读了珍尼娅总结的她在人间地狱内部之轮回中所得到的那令人悲哀的智慧之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写作就变成了一种智力的逼迫和道德的责任。她写道：“残酷的极致是在毁灭受害者之前剥夺他们的人性。抗争的极致是在非人的条件下坚守住人性。”而我书中力图揭示的主旨正是珍尼娅这种痛苦的智慧。

其三，书的主旨本身———即讲述我们这个自信的、富裕的、美妙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与人类的道德动力之间危险的游戏，所具有的深藏不露且不光彩的一面———似乎与更为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共鸣。我想，这就是受人觊觎的阿马尔菲奖授予蕴含此主旨的本书的意义所在。当然，深孚众望的阿马尔菲奖评委会全心全意地致力于道德与实用问题的研究，其意义也在于此。如本书的主旨所示，道德与实用相分离是我们的文明进程取得的最蔚为大观的成就和最令人胆寒的罪行的基础，而它们的重新结合则意味着我们这个世界同自己令人生畏的力量做出妥协的可能。因此，我后面的发言就不仅仅是重复本书的主旨，而是人们希望能留在我们共同事业之核心的话语所发出的一个声音。

Virtutem doctrina paret naturane donet.（德性是来自教化，还是来自自然？）这种困境对古罗马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一样的尖锐。道德是教化来的吗，还是就居于人类存在的道德性当中？它是缘起于社会化的进程，还是在所有的教化开始之前就已经“到位”了？它是社会的产物，还是如马克斯·舍勒坚持用另外一种迂回的方式解释的那样：同情心———所有道德行为的实质———是一切社会生活的一个前提条件？

这个问题常常因其纯粹的学术趣味而被置于考虑之外。有的时候，它也会被摆置在不屈不挠但又众所周知的是值得怀疑的、形而上学的好奇心所引发的毫无意义和多余的问题当中。而当社会学家明确地问及它的时候，它又被假定已经在很久以前就被霍布斯与涂尔干以一种毋庸置疑的方式做了结论，并从那时起，已经通过常规的社会学实践转变成一个非问题了。至少对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应是一切人为事物的根据，一切人为事物都是通过社会学习才出现的。而对这个问题，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进行切实的讨论。我们所关注的一切，在开始被讨论之前就已经解决了：它的解决也塑造了构成我们独特的社会学话语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只能以社会化、教化与学习、系统的前提条件和社会的功能来谈论道德。而且，维特根斯坦提醒我们，除了能被言说的我们什么都不能说。由这种社会学语言维持的生活形式不包括不被社会批准的道德。在这种语言中，不被社会认可的就不能说成是道德的。而对不能谈论的则注定要保持沉默。

所有的话语都界定了它们的主题，都要守护其界定的独特性以保证话语的完整，并通过对自己的反复重申再生产它们自身。倘若不是继续沉默下去的风险太大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止步于这种毫无价值的观察之中，并让社会学在它习惯于选择的语言与僵化当中继续走下去。这种风险实在已经被奥斯维辛、广岛和古拉格逐渐并且无情地提升得太高了。或者，还不如说，是当奥斯维辛那些失败的迫害者被审讯、惩罚和判刑的时候，古拉格和广岛事件的那些胜利的加害者所面对的问题把这个风险加大了。阿伦特，以她最佳的洞察力和敢于挑战的精神，对这些问题的蕴涵进行了阐述：

在那些被告因“合法的”犯罪而遭到的审判当中，我们的要求是，当人们用来引导他们的一切是他们自己的判断，而该判断又恰巧完全同那些他们必须当做是周围人之一致观念的想法相抵牾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辨别是非。并且当我们知道了少数“自大”得仅仅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的人，无论如何不同于那些坚守旧有价值或者受宗教信仰引导的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加严肃了……那些极少数仍然能够辨别是非的人就真的仅仅依凭他们自己的判断行事了，而且他们是如此的自如；没有应该遵守的可以把他们面临的特殊事件纳入其中的规则。

因此，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那些现在被押上法庭的人打赢了战争，他们中有人会因为良心的负罪而感到痛苦吗？最恐怖的发现就是答案一定会是断然的“不会”，而且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为什么不会是这样的答案。既然那种没有被社会所认可的所谓善与恶的区别已被勒令消失或者不予理睬，那么我们也不能严厉地要求个人采取道德的主动。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肩负其道德选择的责任，除非这个责任事实上已经在社会规定的选择中预先就确立了。而我们一般不希望这样做（就是说，要求个人把他们的道德决定建立在自己的责任之上）。毕竟，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容许有削弱社会立法权力的道德责任的存在；而且，除非被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给罢黜，否则什么样的社会愿意放弃自己意志的权力？那么，对于那些保守着古拉格秘密的人和那些秘密地准备轰炸广岛的人来说，如果他们去旁听审判奥斯维辛的刽子手的话，也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

哈里·雷德纳（Harry Redner）留意到，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困难，“很多现在仍然还在延续的生命和思考立足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奥斯维辛和广岛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或者就算发生了，那也是在很久以前、遥不可及的地方发生的一个疏漏，今天已无需我们多虑了”。纽伦堡审判所陷入的法律困境在彼时彼地得到了解决：它被看做是局部出现的问题，为某种特殊的和病态的事件所独有，这些问题不会越出它们那画地为牢的边界，并且一旦想要逃出控制，马上就会得到疗治。对我们自我意识的根本反省没有出现过，也没有被人郑重考虑过。这么多年以来———或者可以说一直到今天———阿伦特的呼声一直响彻于荒野。在那个时候，她的分析所遇到的愤怒来自于欲使自我意识无可指责的意图。只有那种认为纳粹罪行与我们、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样式全无干系的解释，才为人们所接受。这种解释可谓有一箭双雕的作用：既谴责了被告，同时又赦免了胜利者世界的罪过。

于是要争论那些“既不是变态也不是虐待狂”的人、那些“过去和现在都令人惊讶地正常”的人（阿伦特语）所犯罪行———在社会欢呼的众目睽睽之下，或被人们所默认———随之而来的边缘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是计划中的事还是疏忽使然，是徒劳的。现在的事实是半个世纪前的隔离从未终结；而一排排带刺钩的铁丝在多年之后反而变得更粗了。奥斯维辛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或者“德国的”问题，作为犹太人或者德国人的私人财产，已经沉入历史。它尽管成了“犹太人研究”中的显学，但已被欧洲历史学的主流限制为注脚或者粗略阅读的篇章。有关大屠杀的书则也要在“犹太人主题”的大标题下进行评论。这种习惯的影响在犹太组织对任何、哪怕是尝试性的“将犹太人遭遇的、并且是犹太人独自遭遇的不公正挪为己用”的企图的强烈抵制中得到了强化。犹太国家急切地希望成为这种不公正的惟一监护者，而说白了，也就是惟一合法的受益者。这种并不光彩的结盟有效地阻止了将它所描述的“犹太人的独特”经历转变为一个关于现代人类处境的普遍问题，进而转变为公共财产。另一方面，奥斯维辛被当做了只能以德国历史特殊的回旋、德国文化的内在矛盾、德国哲学的谬误或者令人费解的德国人的专制民族性格来解释的事件———带有同样浓厚的狭隘化、边际化的色彩。最后，也可能最不可思议的是，最终既将罪行边际化，又免除了现代性之罪咎的策略，是使大屠杀成为一类不可比较的现象，并把它解释为很久以前在“正常的”文明社会中遭到压制、但是德国软弱的或者不完善的现代化进程没有能够充分驯服或者没有能够有效控制的一种前社会力量（野蛮的、非理性的）的爆发。有人希望这种策略是最好的自我保护方式：毕竟，它间接地把理性压倒情感这样的现代文明的病因学神话，以及认为理性压倒情感是道德在历史进程中获得的明显进步的附属信念进行了重新肯定和巩固。

所有这三种策略的组合结果———不管是有意的还是下意识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学家的困惑，他们一再抱怨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也无法理解这个世纪最惊人的事件；他们已经非常高明地记述这个事件中的一些故事，并将更为详尽地继续写下去。绍尔·福里德兰德（Saul Friedl!？nder）对“历史学家的瘫痪”感到遗憾，在他的（也是广为接受的）观点中，这“源于性质完全相异的现象的同时发生与互动：救世主般的狂热与官僚结构，病态的突发奇想与行政的清规戒律，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无政府态度”。由于被我们自己参与编织的边际化描述之网纠缠着，我们看不见我们注视的一切；我们惟一能记录下来的就是图画中令人目眩的异质性，我们的语言不允许并存的事件的并存，以及如我们的描述告诉我们的，属于不同时代或者属于不同年头的因素的交糅混杂。它们相互的异质性也不是一个得来的结论，而只是一个假设。而正是这种假设在可能会出现理解或者寻求获得理解的地方产生了惊惧。

1940年，在黑暗的中心地带，本雅明写下了一个观点，看到历史学家持续的麻木和社会学家超脱安闲的平静，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个观点洗耳恭听：“这种惊惧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理解的起点———除非是这样一种理解，即它所产生的历史观念是站不住脚的。”站不住脚的是我们的———欧洲人的———历史观念，比如人性的提升压制了内在于人的兽性，又比如理性的组织压倒了令人厌恶的、如野兽般的、转瞬即逝的生活的残酷。站不住脚的还有现代社会是一种明确的道德化力量的观念，把现代社会的制度当做教化力量的观念，以及现代社会的强行控制是可以为脆弱的人性挡住动物性的情感激流的大坝的观念。我的这篇文章，连同它所评论的这本书所做的贡献就是，揭示后一种观念站不住脚。

但是，让我们先来重复一下：证明从各种标准来衡量都属于社会学话语的常识性假设全都站不住脚时所遇到的困难，大都来自于这种社会学论述语言的内在性质。因为所有的这些语言在佯作要描述它的对象之时就对之做了界定。由于不遵从社会认可的规则的行为从定义来说就属于不道德的，社会的道德权威就是能自我证明的同义反复。只要受社会谴责的一切行为都被界定为恶，那么受社会认可的行为就永远是善。要从这种恶性循环中退出来并不容易，因为一些假设道德冲动有前社会起源的观点已经由于违背了语言理性规则———语言允许的惟一的理性———而成为了首要的谴责对象。要运用社会学语言就必须接受其所生成的世界图景，并暗含了这样一种默认，即随后的话语都要按照这种方式———所有对现实的提及都是指向这样生成的世界———来编排。社会学生成的世界图景复制了社会立法权力的成就。但是它还不局限于此：它湮没了阐述另外一种观点的可能性，这种立法权力的成就就在于使这种观点无声无息。因此，这种语言的限定性力量为居于社会统治结构中的分化、隔离与压制的力量做了帮手。当然，它也从这种结构当中衍生出了合法性与说服力。

从本体论角度看，结构意味着相对重复，事件的千篇一律；从认识论角度看，它也因此意味着可预测性。无论何时我们遇到一个空间，其中的可能性不是随机分布：一些事件比另外一些事件更有发生的可能，那我们就谈到了结构。在此意义上，人类的栖居地是“结构的”：随机性的大海中一座规律性的岛屿。这种岌岌可危的规律性是社会组织的成就，也是它关键的标志性特征。所有的社会组织，不管是有目的性的还是集权化的（就是说，通过压制或者贬低———使它们不相关或者根本无关宏旨———所有其他分化的并因此具有潜在决定性的特征而划出的具有相对同质性的领域），都会将其各单位的行为交给工具的或者程序的评价标准。而更重要的是，它会使其他所有的标准失去合法性，并且首当其冲的就是使其各单位的行为对企图实施统一的压力有所反弹，并由此针对组织的集体目标而拥有自主性目标（从组织的观点来看，这种反抗使它们变得不可预测，并可能失去稳定性）。

在以压抑为特征的标准当中，保持职责的荣誉这一点得到了道德动力———是最明显不过的自主（并且从组织的优势地位来看是不可预测的）行为之源———的维护。道德行为的自主性是终极的，不可减缩的。它避开一切将它编纂成规章法典的行为，如同它不服务于任何外在于它的目的一样，它也不和任何外在于它的事物建立联系；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可被监控、被标准化、上升为规章的关系存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列维纳斯告诉我们，道德行为仅仅就是由作为一张脸的他者，也就是作为一种没有力量的权威的他者的存在而驱动的。他者以不威胁将有惩罚或者不许诺将有奖励而提出要求；他的要求不带约束力。他者不能做任何事情；准确地说是他的无力将我的力量、我的行动能力展现为责任。为这种责任所做的一切就是道德行为。不像害怕被惩罚或者为获得许诺的奖赏所驱动的行为，它并不带来成就或者有助于生存。因为它的无目的性，它排除了他律性法律或者理性论调的所有可能性，它对“生存的努力”（conatus escendi）保持着静默，并因此避免了对“理性利益”做判断，躲过了工于算计的自我保全的忠告，也即忽略了这两座并立的桥梁：通向“有”（there is）的世界和通向依附与他律的世界的。因此，列维纳斯坚持认为，他者的脸是对存在下去的努力施加的限制。它因此也提供了终极的自由：针对所有他律之源、针对所有的依附、针对对于存在的天然执著的自由。道德是“恢宏大度的时刻”。“有些人玩赢不了的游戏……有些事情有人做得毫无理由，那样就好……脸的观念是没有理由的爱的观念，是没有理由的行动的实施。”正是因为它的这种亘古不变的没有理由，使得道德行为不能被迷惑、引诱、取缔和常规化。从社会结构的观点来看，康德的实践理性因此也无可挽回地成为非实践性的……从组织的观点看来，道德激发的行为终究是无用的，不仅如此，它还具有颠覆性：它不能被驾驭着朝向任何目的，同时也为一统的愿望加上了限制。既然它不能被理性化，那么它必须被压制，或者被操纵，使它与一切无涉。

组织对道德行为者的自主性的回应是工具理性和程序理性的他律性。法律和利益挪走并取代了道德动力之无理由和无制裁的性质。行动者面对着这样的挑战，即以行动的目标或者规则所定义的理由来使他们的行为合理化。只有这样思考与讨论的行动，或者适合于这样描述的行动，才被允许归入真正的社会行动，也就是理性行动，是当行动者作为社会行动者时成为其根本特征的那种行动。同理，不符合追求目标或者程序原则之标准的行动就被宣布为非社会的、非理性的———并且是个人私有的。社会化行动的组织方式的必然结果，包括了道德的私有化。

因此，所有的社会组织会削弱制造断裂与消除约束的影响或者道德行为。这种结果是通过一系列互为补充的安排得到的：（1）延伸行动与它的结果之间的距离，直至超过道德冲动能够触及的范围；（2）从道德行为的一类潜在的对象，即潜在的“脸”中，将某些“他者”排除；（3）将行动的其他人类目标分解为具有功能上特殊品质的聚合体，并保持割离的状态以致没有机会再组合那张脸，并使为每个行动安排的任务都不受道德的评价。在这些安排之下，组织不鼓励非道德的行动；但不像一些诋毁者急于控诉的那样，它也不倡导恶；不过它也不鼓励善，除了它的自我激励以外。它仅仅使得社会行动无善无恶（最初，无善无恶是指教会宣布为中性的事物）———从技术的（目标指向或者程序的）而不是道德的价值来评价，既不善也不恶。同样道理，它使得对他者的道德责任的最初角色———强加在“生存的努力”之上的限制———失去了效力。（人们不禁会猜测，那些在现代社会的初期就把社会组织理解为计划和理性的进步的社会哲学家们，正是将组织的这种性质在理论上提升为人类之不朽性，它超越了个体男男女女的终有一死，并使之成为私人的、不具有社会意义的东西。）让我们一个个地检视这些既构成了社会组织，同时又使社会行为中性化了的安排。

首先是把行动的结果移出道德限制所能及的范围，这乃是将行动连接到命令与执行的等级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行动者一旦因一连串的中介者传递而被放在“代理的地位”，并与意图明了的源泉和行动的最终结果相割离，他们就很少能有做出选择的那一刻，难得关注他们行动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几乎从不把他们所注视的一切理解为他们行动的结果。因为每个行为既是中介化的，也是“恰恰”正在中介化的，对于其间存在着因果联系的疑窦也被通过把事实解释为道德中立行为“始料不及的结果”，或者至少是“无意的结果”而令人信服地免于考虑了———即当做理性的一次错误，而不是道德的失败。因此社会组织也可以被描述为一台使得道德责任飘忽不定的机器；责任不专门属于任何一个人，因为每个人对于最后结果的贡献实在是太微不足道或者太片面了，以至于不能被刻意地归入一个因果功能的解释。责任的分解与在结构层次上剩余物消散产生的结果，就是阿伦特所辛辣地描述的“无人的统治”；而在个体的层次上，这使得行动者，这个道德的主体，在面对任务和程序规则的双重力量时无话可讲，无可置辩。

第二种安排最好的描述就是“将脸抹去”。它将行动对象置于一个他们不能把自己当做道德要求之源而对行动者形成挑战的位置；就是说，将他们从这样一类存在中驱逐出去：作为一张“脸”而可能与行动者相遇的一种存在。制造出这种效果的手段范围极广。从明确无误地将公认的敌人从道德保护中驱赶出去，到在只能以技术的、工具的价值对之进行评价的行动资源中把目标群体分类；最后达到的一步都是将陌生人从惯常的人与人的遭遇中赶走，而在这种遭遇中陌生人的脸作为一个道德要求而可能变得为人所见，并且熠熠生辉。在每一种手段中，对他者的道德责任的影响被悬置起来，并失效了。

第三种安排摧毁了作为一个完整自我的行动目标。这个目标已经被拆分为各种特征：道德主体的整体性已经被削减为部分或者特质之和，而在这些部分与特质中没有一个可以令人信服地归于道德的主体性。因此行动就把目标放在结构特殊的单元上，忽视或者避免与富有道德意义的结果相遇的时刻（如果这就是社会组织的现实，那么可以猜测，这是站在逻辑实证主义所引发的哲学还原论的假设立场上来进行阐述的：要证明实体P能够被还原为实体x，y和z，就需要推论出X“不是别的，只是”x，y和z的结合。难怪道德是逻辑实证主义还原论者热忱的第一批受害者）。可以说，目标范围较小的行动对人性对象之总体性所造成的影响被抛于视线之外，并且因为这种影响不是意图的一部分而不受道德的评价。

我们已经对社会组织在道德上中性化的影响做了探究。事实上，人类行动中性化似乎是任何超个体的社会整体所必须的基本行为；就是说，是所有社会组织所必须的基本行为。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对道德的社会根源的正统观念进行挑战与反驳的企图本身，也并不为最初激发了这一番探究的道德关怀提供答案。将社会视为使行为之善恶中性化的机制，的的确确为深入人类历史的肌表且无处不在的残酷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答案，胜于有关道德的社会起源的正统理论所提供的答案；尤其是它解释了为什么在战争，或者十字军东征，或者殖民运动，或者群体纷争的时期内，正常人的集合能够做出那种如果单个人干的话，将可能会被归因于肇事者的变态人格的事情来。而且它也弥补了对我们这个时代令人震惊的新奇现象———比如古拉格、奥斯维辛或者广岛事件等———缺乏解释的空白。有人认为我们这个世纪的这些焦点事件确切地说是新奇的；有人还倾向于（有理由地）怀疑，这些事件表征了完全不是人类社会普遍特征且不属于过去社会的、相当新颖的、典型地具有现代色彩的特征的面相。这是为什么？

其一：最明显也最寻常不过的新奇性在于，今天可以被用来为已彻头彻尾中性化了的行动服务的技术所具有的破坏性潜能的规模。并且在今天，这些令人生畏的新力量，伴随着管理过程不断加强以科学为基础所取得的成效而得到援助和怂恿。表面上，现代社会研制的技术只是把已经明显地完全受社会约束、管理的行动趋向朝前推进；它目前的规模所表现的只是一个量变。虽然有一个观点说，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产生新的质———不过这样的观点似乎已经在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某个时代中成为了过去。当然，归功于中性化的对策，在技术的领域，处理非人的世界的领域，或者是处理被当做一个非人世界的人的世界的领域，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道德中性的。然而如汉斯·琼纳斯所说，在被现代技术去除了防备的社会中，“行动所必定要去关切的善与恶与行动相距甚近，在实践过程本身中是如此，在实践直接可及的范围当中也是如此……行动的有效范围是很小的”，因此不管是深思熟虑还是未经思考，行动的可能结果的范围也是很小的。但是，在今天“人类的城市，原本是非人类世界的一种飞地，却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并掠夺了它们的地盘”。行动的结果在空间和时间上同样伸展得如此又宽又远。琼纳斯认为，它们已经变成积累性的，也就是说，它们超越了所有的空间或者时间的定位，并如很多人担心的那样，会最终超越自然的自我恢复的能力，并在利科所谓的灭绝当中结束。这种灭绝不像是创造性的变化过程中那种寻常的破坏，那不过是一场清理场面的工作而已；它没有给新的开端留下一点余地。我们如果留心的话，是长存的善恶中性化的社会技术使这种新的发展成为可能，它从中产生了出来，并使它的范围和效力增长到能够使行为在很广的地域和很长的时间内被用来为道德可憎的目标服务。行动的结果因此也可以被推到它们变得确确实实地无可挽回或者不可修复的地步，而在此过程中没有引起人们的道德疑虑或者起码的警觉。

其二：随同新的、前所未闻的人造技术的力量一起出现的是自我限制的萎缩，几千年以来人类一直把这种限制强加于他们对自然以及他们互相的控制之上：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世界的除魅”，或者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上帝死了”。上帝，首先意味的是对人类潜能的一种限制：一种约束，它通过人可以做的（maydo）施加在人能够做的（could do）和敢做的（dare do）之上。被假设为万能的上帝对什么被允许做和敢做划出了界线。戒律限制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它们也给作为一个社会的全部人类可以立的法施加了限制；它们把人类为世界准则立法和把它操纵在手的能力表明为有着固有的局限性。而排除并代替上帝的现代科学则完全摧毁了这个障碍。但是，它也造成一个空白：至高无上的立法者和管理者的职位，世界秩序的设计者和管理者的职位，现在令人不安地处于空缺。这个职位必须得到填补，否则……上帝被废黜了，但王位还在。王位的空缺在整个现代时期对所有的空想家和冒险家而言都是恒久的诱惑。能够包容一切的秩序和和谐的梦想一如既往非常鲜明，并且现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接近这个梦想，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似乎更唾手可得。现在，实现和捍卫这个梦想已经完全取决于世人。世界变成了人类的花园，但只有园丁的警惕才能防止它堕落成杂芜的荒野。现在是由人，而且是单独由他们来确保河流朝向正确的方向，雨林不侵占花生应该生长的地方。现在也是由他们去保证法律秩序的透明性不应当被陌生人所模糊，社会和谐不应当被任性而不服约束的阶级所破坏，民族的共处不应当被外来种族所玷污。因此现在，无阶级社会、种族单一社会、伟大的社会就成为了人类的使命———一个紧迫的任务、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一种义务。一度为上帝所保障而后又丧失了的世界和人类使命的明晰性，必须尽快恢复，现在要以人类的才智来恢复它，使之仅仅建立在人类的责任（抑或是不负责任）之上。

正是人类手段不断增长的力量，以及人们不受限制地决定把这种力量应用于人为设计的秩序这两者之间的结合，才使得人类的残酷打上了独特的现代印记，而使得古拉格、奥斯维辛和广岛事件成为可能，甚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大量的迹象表明这种结合现在已经结束了。这种结合的消逝被一些人理论化成现代性的成熟；有时候，它被说成是现代性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有时候，被说成是后现代社会的到来；无论持何种说法，分析者都同意彼得·德拉克（Peter Drucker）的简明观点：“社会不再有拯救了。”人类的统治者有诸多可以并应当执行的任务，但设计完美社会秩序不在其中。世界大花园是由数不清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每块小土地都有着自身的小秩序。在一个满是博学的和易流动的园丁的世界里，也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最高级的园丁———园丁的园丁。

此时，我们还无法探究那些引致大花园坍塌的事件的清单。但无论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大花园的坍塌从多种角度来说都是个好消息。然而，这意味着人类共处的道德的一个新开端吗？它又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我们先前有关社会行动的中性化的探讨———尤其有关现代技术的兴起所带来的潜在灾难性层面的探讨———成其为一个话题的性质？

有所得必有所失。因为拯救所引发和追求拯救所导致的种族灭绝的威胁渐渐淡化，伟大园丁的离去和伟大园艺观的消散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然而，这本身还不足以使世界变成一个安全的地方。新恐怖取代了旧恐怖；或者，应当说是随着旧恐怖中的一些被驱逐或消退，另一些则走出了它们的阴影而盛行起来。因而，人们倾向于同意琼纳斯的预言：我们主要的恐惧始料未及地来自于越来越技术性的文明之动力所具有的性质会导致大灾变的威胁，而不是来自于已经建成的集中营和原子弹爆炸———这两者都需要众所周知的宏大计划以及尤其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决策。而我们现在的世界之所以摆脱了白人、无产阶级和雅利安民族的使命，只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受任何其他结局和意义的影响，并因此已经变为只服务于其自身的再生产和拓展之目标的世界。正如雅克·埃鲁尔看到的，现今技术之所以有发展因为它在发展；技术手段被应用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并且在不同价值混杂的另一个世界里，不去使用技术已经创造或将要创造的手段，仍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我们能这样做，那究竟为什么我们又不做呢？现在，技术并不被用于问题的解决；而某种特定技术之可以利用，则将人类现实的前后相继的部分重新定义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维纳（Wiener）和卡恩（Kahn）所描绘的，技术发展制造出超出了需求的手段，而寻求需求则是为了满足技术的能力……

技术手段不受约束的统治意味着因果决定取代了目标和选择。实际上，除了对技术自己所创造的可能性进行适度的评价外，没有构想任何可以对其选择的方向进行评价、衡量和批评的智识或者道德的基准点。当问题解决陷入危机，目标逐渐消失，手段的理性就大获全胜。随着最后一丝意义被抹去，技术万能的道路变得畅通无阻。也许有人愿意重复瓦莱里在世纪之初所写的预言性警示：“On peut dire que ce que nous savons'c, estdire tout ce que nous pouvons a fini par s' opposer ceque nous sommes.”（“人们可以说，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所有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后就是反对我们自己。”）我们已经被告知并且相信，解放和自由意味着将他者，连同世界上其他的一切，简化为某种目标：其有用性在于其提供满足的能力。比其他任何已知的社会组织形式组织得更加彻底的社会，已经向技术的不受挑战或不受约束的规则屈服，埋没了他者那张人性的脸，并因此把人类社会性的善恶中性化推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深度。

但是，这只是显现出来的现实的一面，是“生活世界”的那面，它超越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正如我们以前曾简短地提及的，还有另一面，即技术潜能及其应用的变幻不定、无规则和反复无常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工具力量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很容易地、无声无息地会引致“临界质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技术创造的世界却无法被技术控制。正如现代技术之前的现代绘画或者音乐或者哲学，它必然会达到其逻辑的最终目标，而确立其自己的不可能性。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结果，怀贞鲍姆坚持认为，至少要出现一种新的道德规范，这是一种关于距离和远距离结果的道德规范，是一种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之不可思议的广阔范围内来衡量技术行动的结果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不同于我们已知的其他任何一种道德规范：它可以越过中介行动以及人的自我在功能上的简化等社会造成的障碍。

这样一种道德规范极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逻辑必然性；也就是说，如果已经将手段转化为目的的世界，想要避免它自己的成就所可能导致的后果，那么就会出现这种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是不是实际可行的前景，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谁还会比我们这些社会学家和社会与政治现实的研究者，更加会怀疑那些哲学家们正确地证明了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不容置疑的真理，是否在现实世界中真的可行。又有谁会比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更适合于提醒我们的同胞们，在必然与现实之间，以及在道德限制对于人们生存的意义与打定主意不要有道德限制而生活下去———在此之后幸福地生活下去———的世界之间，存在着的那道鸿沟。

1990年5月24日

译后记

翻译这本书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但现在说来是非常感谢这个偶然的。跟所有的翻译一样，这本书是自我封闭，熬夜，不顾疲倦的结果。但对读者来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实在是一件译者既关心而又无法知晓的事。但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说，我和我的合译者是抱着一种谨慎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工作的。中间也有很好的朋友告诉我们，翻译不可能十全十美，或许这句话是经验所得，或许这也就是翻译者所面对的理想与能力，或者说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吧。

本书由我和史建华合译，他译前言，一至四章，我负责五至八章和附录。最后由我统稿。自己读稿子的时候，也很忐忑，很多问题希望在日后的学习工作当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入理解，当然更希望读者能不吝指正。

杨渝东

于北京大学

注释

前言

[1] 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Roskies，Against the Apocalypse，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52。4

[2] 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Art andArdour），New York：Dutton，1984，p.236。

[3] 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 Beller，‘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犹太季刊》（JewishQuarterly），Winter 1988—9，p.36。7

[4] 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Virago Press，1986，p.1。9

一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1] 洛伦兹，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认为侵犯的动因是本能的，生而就有的，并且在体内不断地积蓄。代表作有《攻击与人性》。———译注

[2] 阿瑟·库斯勒，匈牙利裔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为共产党员，被关进法西斯集中营。代表作有《中午的黑暗》。———译注

[3] 参看洛伦兹，《关于攻击》（Konrad Lorenz，On Aggression，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77）；阿瑟·库斯勒，《杰纳斯：一个总结》（Arthur Koestler，Janus：ASummingUp，London：Hutchinson，1978）。在力图通过人性内在缺陷的理论来解释大屠杀的许多著作中，I.W.查尼的《我们怎么能干那些不可思议的事?》（Israel W.Charny，How Can we Commit the Unthinkable?，Boulder：Westview Press，1982）比较突出。这本书包括对人性理论的综述，并且对一些人性假说进行了思考，例如“人性本恶”、“人陶醉于权力的倾向”、“设计一种使自己成为替罪羊可能性最小的方案”、“抹杀别人的人性以保存自己的人性”。弗格里的“反犹主义心理学”（Wendy Stellar Flory，“The Psychology of Antisemitism”In Michael Curtis ed.，Antisemit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Boulder：Westview Press，1986）用反犹主义的顽固性来解释大屠杀，用普遍存在的偏见解释反犹主义，用“人类最基本和最直觉的驱动力———自私自利”解释偏见，而自私自利又被解释成“人类又一特征———使我们尽一切可能避免承认自己犯错误的自尊———的结果……”（p.240）弗格里认为要避免偏见的破坏性影响就要求社会坚持“（如同它处置其他类型的自私自利一样）对偏见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制约”（p.249）。2

[4] 举例来说，“安杰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去往达乔（Dachau）的途中变成了一个犹太人的妻子；削减粮票计划变成了种族灭绝中的一次行动；越南船民变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倒霉的犹太人逃难者”，费恩戈尔德，“大屠杀到底有多么独特?”（Henry L.Feingold，“How Unique is the Holocaust?”，In Alex Grobman&.Daniel Landes ed.，Genocide：Critical Issues of the Holocaust，Los Angeles：The Simon Wiesenthal Centre，1983），p.398。

[5] 起源于十一世纪法国阿尔比的基督教派别，十三世纪被指为异端而遭教皇和法王组织的十字军镇压。———译注

[6] 克雷恩和拉波波特，《大屠杀和人类行为的危机》（George M.Kren&Rappoport，The Holocaust and the Crisis of Human Behaviour），New York：Holmes&Meier，1980，p.2。3

[7] 休斯，“善良的人和肮脏的工作”（Everett C.Hughes，‘Good people and Dirty Work’），《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Summer 1962，pp.3—10。

[8] 参看费恩，《解释大屠杀：大屠杀期间国家的反应和犹太人的受害》（Helen Fein，Accountingfor Genocide：NationalResponse andJewishVictimization during the Holocaust），New York：Free Press，1979。5

[9] 费恩，《解释大屠杀》，p.34。6

[10] 特克，《当光亮刺透黑暗》（Nechama Tec，When Light Pierced the Darknes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93。7

[11] 罗斯，“大屠杀事件”（John K.Roth，‘Holocaust Business’），《美国政治和社会学研究院年报》（Annals ofAAPSS），no.450，July 1980，p.70。

[12] Final Solution，德国纳粹提出的对欧洲犹太人采取肉体消灭政策的用语。———译注10

[13] 费恩戈尔德，“大屠杀到底有多么独特?”，pp.399—400。11

[14] 斯蒂尔曼和普法夫，《歇斯底里的政治》（Edmund Stillman&William Pfaff，The Politics of Hysteria），New York：Harper&Row，1946，pp.30—1。

[15]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第3卷（Raoul Hilberg，The Destruction ofthe European Jews，vol.III），New York：Holmes&Meier，1983，p.994。12

[16] 鲁本斯坦，《历史的狡计》（Richard L.Rubenstein，The Cunning of History），New York：Harper，1978，pp.91，195。13

[17] 参看里杰特斯编著，《大屠杀之后的西方世界》（Lyman H.Legters ed.，Western Society after the Holocaust），Boulder：Westview Press，1983。14

[18] 用以色列前外交大臣艾班（Abba Eban）的话来说：“对贝京（Begin）先生和他的同党来说，每一个敌人都是‘纳粹分子’，每一次打击都是奥斯维辛。”他还说：“是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而不是六百万受害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了。”引自玛鲁斯，“新的反犹主义出现了吗?”（Michael R.Marrus，“Is there a New Antisemitism?”In Curtis，Antisemitisminthe ContemporaryWorld，pp.177—8）。贝京式的言论会招致同样的反应：因此《洛杉矶时报》将贝京的话归入“希特勒的语言”，而同时另一个美国记者描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犹太儿童走向毒气室的照片下警惕地瞅着贝京先生的眼睛：参看《当代世界中的反犹主义》中亚历山大（Edward Alexander）的文章。15

[19] 克雷恩和拉波波特，《大屠杀和人类行为的危机》，pp.126，143。

[20] 库佩尔，《种族灭绝：它在二十世纪的政治用场》（Leo Kuper，Genocide：Its PoliticalU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p.161。16

[21] 布朗宁，“德国官僚体系和大屠杀”（Christopher R.Browning，‘The German Bureaucracy and the Holocaust’），见格罗伯曼和兰德斯，《种族灭绝》（Grobman&Landes，Genocide），p.148。18

[22] 库佩尔，《种族灭绝》，p.121。19

[23] 杰尔斯和米尔斯，《马克斯·韦伯文选》（H.H.Gerth&C.Wright Mills eds.，From Max Weber），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1970，pp.214，215。在戴维多维奇（Lucy S.Dawidowicz）对有关大屠杀的历史学研究的综述和评价中（The Holocaust andthe Historia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她反对将大屠杀和其他大规模杀戮等同起来看待，比方说对广岛和长崎实施的轰炸：“轰炸的目的是为了显示美国军事力量的优越”；轰炸的目的“受到的不是要消灭日本人的动机的驱动”（pp.17—8）。在这显然是正确的评论之后，戴维多维奇不想错过任何一个重点：杀害二十万日本人被设想成（也被事实执行为）完成既定目标的有效手段；实际上，这次轰炸是理性解决问题这种思维的一个产物。

[24] 参看斯莱纳尔，《通往奥斯维辛的曲折道路》（Karl A.Schleuner，The TwistedRoad to Auschwitz），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0。

[25] 玛鲁斯，《历史当中的大屠杀》（Michael R.Marrus，The Holocaust in History），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7，p.41。

[26] 杰尔斯和米尔斯，《马克斯·韦伯文选》，p.232。21

[27] 德国战犯，在二战期间参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活动，战后逃往阿根廷，被以色列人逮捕并处以绞刑。———译注22

[28] 布朗宁，“德国官僚体系”，p.14。24

[29] 克雷恩和拉波波特，《大屠杀和人类行为的危机》，p.70。26

[30]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罪恶之千篇一律性报告》（Hannah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A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New York：Viking Press，1946，p.106。27

[31]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p.69。28

[32]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p.1011。

[33] 参看凯尔曼，“没有道德约束的暴力”（Herbert C.Kelman，‘Violence without Moral Restrain’），《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Social Issue），vol.29，1973，pp.29—61。29

[34] 杰尔斯和米尔斯，《马克斯·韦伯文选》，p.95。在审判期间，艾希曼坚持主张遵守的不仅是命令，而且还是法律。阿伦特评论说，艾希曼（当然可能不止他一个人）曲解了康德的绝对律令，以致它不支持个人自主，而支持官僚主义附属关系：“行动得仿佛你的行为准则与法律制定者的准则或本国法的原则相同”，见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p.136。30

[35] 引自沃尔夫，“对种族灭绝的纽伦堡辩护中对民族社会的假想威胁”（Robert Wolfe，‘Putative Threat to National Society at a Nurenberg Defence for Genocide’），《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年报》，no.450，July 1980，p.64。31

[36]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pp.1036—8，1042。32

[37]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p.1024。33

[38] 拉赫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责任》（John Lachs，Responsibility ofthe Individualin Modern Society），Brighton：Harvester，1981，pp.12—3，58。34

[39] 卡普托，《战争的谣言》（Philip Caputo，ARumour ofWar），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77，p.229。35

[40] 费恩，《解释大屠杀》，p.4。36

[41]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p.1044。37

[42] 利特尔，“大屠杀研究的基础”（Franklin M.Littell，‘Fundamental in Holocaust Studies’），《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年报》，no.450，July 1980，p.213。

[43] 格雷，《美苏军备竞赛》（Colin Gray，The Soviet-American Arms Race），Lexington：Saxon House，1976，pp.39，40。40

二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1] 费恩戈尔德，《大烛台》（Harry L.Feingold，Menorah），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犹太人研究计划（Judaies Programme of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no.4，Summer 1985，p.2。

[2] 科恩，《种族灭绝的根由》（Norman Cohn，WarrantforGenocide），London：Eyre&Spottiswoode，1967，pp.267—8。

[3] 费恩戈尔德，《大烛台》，p.5。

[4] 拉奎尔，《恐怖的秘密》（Walter Laqueur，Terrible Secret），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80。42

[5] 科恩，《种族灭绝的根由》，pp.266—7。43

[6] 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exile），指犹太王国先后在公元前598—597年和公元前587—586年被征服后，犹太人被大批掳往巴比伦国一事。———译注44

[7] 我对这个问题在“出境护照和入境证明”一文（“Exit Visas and Entry Tickets”，Telos，Winter 1988）中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45

[8] 杰克尔，《历史中的希特勒》（EberhardJackel，Hitler in History），Bost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46。

[9] 参看《希特勒的秘密笔记》（Hitler's Secret Book），London：Grove Press，1946。46

[10] 科恩，《种族灭绝的根由》，p.252。51

[11] 引自拉奎尔，《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A History of Zionism），New York，1972，p.188。

[12] 怀恩莱西，《希特勒的专家们：学者在德国反犹太人的罪行中的作用》（Max Weinreich，Hitler's Professors：The Part of Scholarship in Germany's Crimes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New York：Yiddish Scientific Institute，1946，p.28。54

[13] 鲁宾斯坦，《左派、右派和犹太人》（W.D.Rubinstein，The Left，the Right，and the Jews），London：Croom Helm，1982，pp.78—9。我将用不同的方式表述这个观察：这不是由不同反犹主义合并所产生的特殊暴力，而恰恰是由观点合并所产生的反犹主义现象。必须强调的是，一直持续到二战的犹太人矛盾的社会定位最近在所有富足国家都迅速消失了———至今其后果还难以测量和计算。鲁宾斯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数据证明了大规模犹太人正朝着社会阶梯的中上层移动。经济成功连同政治约束的瓦解在犹太人观念上得到了反映：“现在的犹太人整体上是保守派”（p.118），“不是所有的新保守派都是犹太人，但保守派团体的大多数领导都是犹太人”（p.124），一度自由进步的《评论》（Commentary）变成了美国右派的好战的喉舌，犹太机构和原教旨主义者权利之间的罗曼史日益热烈。在最近的一次关于犹太人和社会主义之间“美好友谊的结束”[见The JewishQuarterly，no.2（1988）]，座谈会上，菲利普斯（Melanie Philips）吐露：“我很高兴告诉我的社会主义朋友和熟人‘我是一个少数民族’，也很高兴看着他们在歇斯底里中流逝。我会是怎么样的?我强有力。正是社会主义者认为犹太人在执掌权力。他们在执掌政权，难道不是?他们在管事，在经营工业，他们就是地主。”同时，格里德曼（George Griedman）口头问道：“政府中的犹太人往往与相对不受欢迎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当现在的泡沫最终破灭时……那会发生什么呢?那时的犹太人区会在哪里，我们与这种崩溃以及与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挫折在哪些地方有联系?”我们很有趣地发现，就在纳粹时期，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与今天欧洲以及尤其是美国的犹太人状况很接近。当时大约四分之三的德国犹太人从事贸易、商业、银行和专业尤其医学、法律方面的工作（与之相对的是，只有四分之一的非犹太人从事这些工作）。致使犹太人特别显赫的是他们对出版工业、文化和新闻业的支配地位[“犹太记者在整个自由主义和左派新闻界都是鼎鼎有名的。”———尼维克，《魏玛德国的犹太人》（Donald L.Niewyk，The Jews in Weimar German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sity Press，1980，p.15]。由于他们的阶级成员资格问题，德国犹太人倾向于跟随其他中产阶级支持政界的保守派。但是，尽管他们有这种倾向，他们与自由主义政党的接触仍然在一般人之上：这主要因为坦率地说德国右派是反犹太的，并因此坚决反对犹太人进展的再次出现。55

[14] 祖克，“流动的阶级：对犹太人进行社会理解的主观因素：十八世纪波兰的例子”（Anna Zuk，‘A mobile class.The subjective element in the social perception ofJews：the example of eighteenth century Ploan’），见Polin，vol.2，Oxford：Basil Blackwell，pp.163—78。56

[15] 参看鲍曼，《立法者与解释者》（Zygmunt Bauman，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Oxford：Polity Press，1987。58

[16] 引自莫斯，《走向最终解决：欧洲种族主义的历史》（Georage L.Mosse，Towardthe FinalSolution：AHistory ofEuropean Racism），London：J.M.Dent&Son，1978，p.154。62

[17] 马尔库斯，《1919—1939年波兰犹太人的社会和政治历史》（Joseph Marcus，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Jews in Poland 1919—1939），Berlin：Mouton，1983，pp.97—8。65

[18] 比雅勒，《犹太人历史中的权力与没有权力》（David Biale，Power and Powerlessness in Jewish History），New York：Schocken，1986，p.132。66

[19] 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Hannah Arendt，Origins ofTotalitarianism），London：Allen&Unwin，1962，p.14。67

[20] 普尔泽，《政治反犹主义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兴起》（P.G.J.Pulzer，The Rise ofPolitical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Austria），New York，John Wiley&Sons，1964，p.311。

[21] 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p.20。68

[22] 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p.22。69

[23] 卡茨，《从歧视到毁灭：1700—1933年的反犹主义》（Jacob Katz，From Prejudice to Destruction：Anti-Semitism 1700—193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161，87。72

[24] 普尔泽，《政治反犹主义的兴起》，pp.138—9。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例子中体会到犹太人的困境：“在加利西亚的东部地区以及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交界区，情势要更加复杂和危险，因为那里的犹太人发现他们处在民族意志相互竞争的夹缝中，在东欧其他一些人种混杂的地区也是如此，比如特兰西瓦尼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在加利西亚东部地区，在战前时期犹太人对波兰文化有强烈的认同并显然默认了以波兰人为最高统治者。他们中大多数漠视或者也可能是看不起乌克兰语言，他们对乌克兰的民族志向无动于衷。另一方面，1918年秋在利沃夫宣告成立的短命的西乌克兰共和国许诺给犹太人以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而该地区的波兰人却根本不想隐藏他们的反犹太倾向。由于犹太人不知道哪一方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也不愿与任何一方无论是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疏远，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犹太民族委员会宣布保持中立态度……一些波兰人认为这是亲乌克兰人的情绪，因此在1918年12月夺取乌克兰首都利沃夫后对当地的犹太人实施了报复行动。乌克兰人也公然谴责犹太人的中立态度，认为这是犹太人要继续保持他们的亲波兰人的传统态度。”[门德尔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人》（Ezra Mendelsolhn The Jews ofEast-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pp.51—2。]这个故事在二战期间几乎不折不扣地再一次被重演。波兰东部地区的犹太人欢迎红军的进入，以作为对公然和激烈地反犹太人的纳粹的防护措施。再一次，在纳粹占领该地区后，波兰犹太人只要一看到苏联军队就把他们当成是解放力量。对大多数波兰人而言，无论德国人还是俄国人都首要也主要是外国侵略者。73

[25] 邓奇，《开放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矛盾的囚徒》（Geoff Dench，Minorities in the Open Society：Prisoners ofAmbivalence），London：PKP，1986，p.259。75

[26] 卡茨，《从歧视到毁灭》，p.3。76

[27] 吉拉德，“反犹主义的历史基础”（Patrick Girard，‘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Antisemitism’），见丁斯达尔编著，《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纳粹大屠杀文集》（Joel E.Dinsdale ed.，Survivors，Victims，and Perpetrators：Essays on the Nazi Holocaust），Washington：Hemisphere Publishing Company，1980，pp.70—1。塔盖夫（Pierre-Andre Taguieff）最近出版了有关种族主义和相关现象的社会心理基础的综合研究著作，在这些基础中，对metisssage（混合繁殖）的仇恨扮演了焦点角色。混血儿与显然很类似的“界线模糊”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社会被驱逐者，即失去阶级的个体，可以说被排除在分类之外的话，那么移民则趋向于被分为一类（他们似乎存在于主导性分类之外，因此一般不会威胁到权威），而混血儿则被过度分类；他们推动了反犹主义领域的重叠，如果主导性分类想要保持其权威性就必须对这些领域进行小心防护并保持分离：参看《偏见的力量：论种族主义及其两面性》（La force du Préjugé：essai sur le racisme et ses doubles），Paris：?*ditions la Découverte，1988，p.343。78

[28] 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p.87。

[29] 欧洲著名的银行世家，发展成十九世纪欧洲经济史上有影响的银行集团，创始人M.A.罗特希尔德，德籍犹太人。———译注80

[30] 麦克里兰德编著，《法国的右派》（J.S.McClelland ed.，The French Right），London：Jonathan Cape，1970，pp.88，32，178。81

三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1] 参看塔盖夫，《偏见的力量：论种族主义及其两面性》。

[2] 塔盖夫，《偏见的力量：论种族主义及其两面性》，p.69—70。梅米（Albert Memmi）在《种族主义》（Le racisme，Paris：Gallimard，1982）中认为，“种族主义是普遍的，反种族主义则不然”（p.157），并通过引证另一个神秘现象解释了种族主义所谓普遍性之谜：总是由差异引起的本能性恐惧。一个人不理解差异，差异顺势转变为未知，而未知又是恐怖的一个根源。在梅米看来，未知的恐怖“源自我们物种的历史，在这期间未知是危险的根源”（p.208）。这就暗示着种族主义假定的普遍性是物种倾向的产物。种族主义获得了一个前文化基础后，也就不受个体训练的影响了。84

[3] 塔盖夫，《偏见的力量：论种族主义及其两面性》，p.91。86

[4] 罗森伯格，《著作选》（Alfred Rosenberg，Selected Writings），London：Joathan Cape，1970，p.196。88

[5] 德国细菌学家，提出鉴定某种微生物为相应传染病病因的“科赫原则”，获1905年诺贝尔医学奖。———译注

[6] 英国外科医生，医学科学家。———译注89

[7] 居特，“人口政策”（Arthur Gutt，‘Population Policy’），见《德国话语》（Germany Speaks），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8，pp.35，52。

[8] 格罗斯，“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思想”（Walter Gross，‘National Socialist Racial Thought’），见《德国话语》，p.68。90

[9] 参看弗勒明，《希特勒和最终解决》（Gerald Fleming，Hitler and the FinalS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3—5。

[10] Lebensraum是纳粹分子提出的概念，指国土以外可控制的领土和属地。———译注91

[11] 罗森伯格编著，《狄特里希·艾卡特：遗训》（Alfred Resonberg ed.，Dietrich Eckart：EinVerm⁉chtnis），Munich，Frz.Eher，1928。引自莫斯，《纳粹文化：编年史》（George L.Mosse，Nazi Culture：A Documentary History），New York：Schocken Books，1981，p.77。

[12] 莫斯，《走向最终解决：欧洲种族主义的历史》，p.2。93

[13] 莫斯，《走向最终解决》，p.20。

[14] 参看莫斯，《走向最终解决》，p.53。

[15] 怀恩莱西，《希特勒的专家们：学者在德国反犹太人的罪行中的作用》，pp.56，33。94

[16] 特雷弗尔?.罗佩尔，《希特勒的桌边谈话》（H.R.Trevor-Roper，Hitler's Table Talk），London，1953，p.332。95

[17] 科恩，《种族灭绝的根由》，p.87。大量迹象表明，希特勒言及“犹太人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并非仅仅为了修饰或宣传。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大脑思考所得。想想希特勒1922年对其朋友黑尔（Josef Hell）的回答或许就能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憎恨在何种程度上是从作为一个真诚的清教徒对所有健康和卫生问题的敏感性而发的，并且又是多么的相符：希特勒说一定要把慕尼黑所有的犹太人送上特别沿着马里安广场竖立的绞刑架，并且他并没有忘记强调，要把犹太人一直吊着“直到发臭；只要卫生允许，犹太人将一直被吊在那里”。（引自弗勒明，《希特勒和最终解决》，p.17）让我们补充说，这些话显然是希特勒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暴怒或“发作状态”时说的：在那时———或许尤其在那种场合———才能揭示出卫生和健康成见的迷信对希特勒思想的钳制有多么牢固。

[18] 纳粹强迫犹太人所戴标志，形状为六角星。———译注

[19] 斯泰尔特，《希特勒的战争和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公众情绪和态度》（Marlis G.Steinert，Hitler's War and the Germans：Public Mood andAttitude during the SecondWorldWar，trans.Thomas E.J.de Witt），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Press，1977，p.137。

[20]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第3卷，p.1023。96

[21] 怀恩莱西，《希特勒的专家们》，pp.31—3，34。被国家社会主义的科学所利用的牲畜饲养员和其他生物学操作者不仅仅用作解决“犹太人问题”。他们为纳粹统治下的整个社会政策提供了灵感。来自汉堡的纳粹德国著名城市社会学家沃舍尔（Andreas Walther）解释说“教育和环境影响无法改变一个人的人性……国家社会主义将不再重复过去改善城市所犯的大错，将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房屋建设和卫生改善上。社会学研究将决定哪些人可以继续活下去……那些无可救药的人将被消灭”。《城市卫生的新道路》（Neue Wege zur Grossstadtsanierung），Stuttgart，1936，p.4。引自Stanislaw Tyrowicz，Swiatle Wiedzy zdeprawowanej，Poznan Instytut Zachodni，1970，p.53。97

[22] 莫斯，《走向最终解决》，p.134。

[23] 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p.87。98

[24] 戈培尔日记，摘自《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纳粹大屠杀文集》，p.311。99

[25] 1938年11月7日，被驱逐到法国的波兰籍犹太青年，十七岁的赫舍尔·格林兹为了复仇，制定了一个枪杀德国驻巴黎公使的计划，但未击中这位公使，只打死了使馆的一等秘书。于是，纳粹当局于11月9日掀起大规模的反犹太运动。七千家商店被毁，还有教堂、公墓遭亵渎，财物被捣毁。因为无数窗玻璃被毁，故称“碎玻璃之夜”，也称打砸抢之夜。———译注100

[26] 沙比尼和西维尔，“摧毁良心清白的无辜者：大屠杀的社会心理学”（John R.Sabini&Maury Silver，‘Destroying the Innocent with a Clear Conscience：A Sociopsychology of the Holocaust’），见《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p.329。

[27] 格鲁伯格，《第三帝国的社会史》（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the ThirdReich），London：Weidenfeld&Nicholson，1971，p.460。101

[28] 斯多克斯，“德国人和欧洲犹太人的毁灭”（Lawrence Stokes，‘The German Peopl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ry’），《中欧历史》（CentralEuropean History），no.2，1973，pp.167—91。

[29] 引自戈尔顿，《希特勒、德国人和“犹太问题”》（Sarah Gordon，Hitler，Germans，and the‘JewishQues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159—60。102

[30] 参看戈尔顿，《希特勒、德国人和“犹太问题”》，p.171。103

[31] 布朗宁，《决定命运的几个月》（Christopher R.Browning，Fateful Months），New York：Holmes&Meier，1985，p.106。

[32] 《艾希曼档案与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Le dossier Eichmann et la solutionfinde de la question juive），Paris：Centre de documentation juive contemporaine，1960，pp.52—3。104

[33] 戈尔顿，《希特勒、德国人和“犹太问题”》，p.316。105

[34] 冯·贝米，《西欧右翼极端主义》（Klaus von Beyme，Right-Wing Extremism in Western Europe），London：Frank Cass，1988，p.5。巴尔弗（Michael Balfour）在最近的研究中调查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促使当时社会各阶级对纳粹执掌政权给予热忱的、适度的和温和的支持的环境和动机。他列举了大量理由，包括综合性因素和具体到某个特定人群的因素。但是，在纳粹社会变革的计划中，纳粹反犹主义的直接呼吁只在一种情形中（即中产阶级上层中受过教育的部分，他们感觉受到了犹太人“不相称竞争”的威胁）扮演了显著的角色，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形中它也只是众多有吸引力或至少值得一试的因素中的一个。参看《1933—1945年在德国对希特勒的抵抗》（Withstanding Hilter in Germany 1933—1945），London：Routledge，1988，pp.10—28。106

[35] 参看贝恩德·马丁，“大屠杀前后的反犹主义”（Bernd Martin，‘Antisemitism before and after Holocaust’），见奥克萨尔编，《维也纳的犹太人、反犹主义和文化》（Ivor Oxaal ed.，Jews，Antisemitism andCulture inVienna），London：Michael Pollak and Gerhard Botz，1987。

[36] 《犹太人编年史》（JewishChronicle），15，July 1988，p.2。108

[37] 富克斯，《逗留移民的反抗》（Gerard Fuchs，Ils resteront：le defi de l--immigration），Paris：Syros，1987；朱维与玛高迪，《让?.玛丽·勒本的传说与非传说：调查与精神分析》（Pierre Jouve&Ali Magoudi，Les dits et les non-dits de jean-marie Le Pen：enquete et psychanalyse），Paris：La Decouverte，1988。110

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1] 希尔博格，“大屠杀的意义”（‘Significance of the Holocaust’），见弗里兰德和米尔顿编著，《大屠杀：意识形态、官僚体系和种族灭绝》（Henry Friedlander&Sybil Milton ed.，The Holocaust：Ideology，Bureaucracy，and Genocide），Millwood，NY：Krau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1980，pp.101—2。113

[2] 埃维人，住在加纳、多哥境内和贝宁边境地区的黑人。———译注

[3] 伊博人，尼日利亚东部民族。———译注

[4] 参看利杰姆（Colin Legum）在《观察家》（The Observer）上的文章，1966年10月12日。

[5] 泰米尔人，居住在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等地。———译注

[6] 僧伽罗人，斯里兰卡的基本居民。———译注114

[7] 费恩戈尔德，“大屠杀到底有多么独特?”，p.397。115

[8] 费恩戈尔德，“大屠杀到底有多么独特?”，p.401。116

[9] 库佩尔，《种族灭绝：它在二十世纪的政治用场》。库佩尔的预言在伊拉克驻伦敦大使的话语中得到了最为不幸的印证。1988年9月2日第四频道就伊拉克库尔德人被不断屠杀的问题采访伊拉克驻伦敦大使，大使先生驳斥这种指责说，库尔德人的幸福和命运是伊拉克内部事务，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在其境内所采取的行动。

[10] 克雷恩和拉波波特，《大屠杀和人类行为的危机》，pp.130，143。117

[11] 沙比尼和西维尔，“摧毁良心清白的无辜者：大屠杀的社会心理学”，见《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pp.329—30。121

[12] 戈尔顿，《希特勒、德国人和“犹太问题”》，pp.48—9。127

[13] 克雷恩和拉波波特，《大屠杀和人类行为的危机》，p.140。130

[14] 怀贞鲍姆，《计算机的力量和人的理性：从判断到计算》（Joseph Weizenbaum，Computer Power and HumanReason：From Judgment to Calculation），San Francisco：W.H.Freeman，1976，p.252。131

[15] 克雷恩和拉波波特，《大屠杀和人类行为的危机》，p.141。134

[16] 玛什，《暴力扰乱：暴力的幻觉》（Peter Marsh，Aggro：The Illusion ofViolence），London：J.M.Dent&Sons，1978，p.120。

[17]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国家的形成和文明化》（Norbert Elias，The Civilising Process：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trans.Edmund Jephcott），Oxford：Basic Blackwell，1982，pp.238—9。142

[18] 普洛克托，《种族卫生：纳粹统治下的医疗》（Robert Proctor，Racial Hygiene：Medicine under the Nazi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4，6。

[19] 普洛克托，《种族卫生》，pp.315—24。146

[20] 达雷，“婚姻法和抚育的原则”（R.W.Darre，‘Marriage Laws and the Principles of Breeding’），见希勒尔和吉普译，《1933之前的纳粹意识形态》（Nazi Ideology before 1933：ADocumentation，trans.Barbara Hiller and Leila J.Gupp），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8，p.115。150

[21] 怀贞鲍姆，《计算机的力量和人的理性》，p.256。152

[22] 怀贞鲍姆，《计算机的力量和人的理性》，p.256。

[23] 怀贞鲍姆，《计算机的力量和人的理性》，p.256。

[24] 埃鲁尔，《技术系统》（Jacques Ellus，TechnologicalSystem，trans.Joa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m，1980，pp.272，273。153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1] 海德里希：在二战期间负责纳粹德国的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RSHA），这个办公厅包含了保安警察和党卫队的保安部，在屠杀犹太人过程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译注159

[2] 塞弗特，《东部边境的犹太人》（Hermann Erich Seifert，Der Jude an der Ostgrenze），Berlin：Eher，1940，p.82。引自研究希特勒的教授马克斯·怀恩莱西的《学者在德国反犹太人的罪行中的作用》，p.91。将犹太精英放在执行他们为解决“犹太问题”而设计的长期计划的主角位置上，与落在被征服的斯拉夫民族的精英身上的处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意味着斯拉夫人是被奴役，而不是被灭绝。举例来说，波兰种族中受过教育的阶层在德国占领的头一天就遭到了迫害和杀害，这比展开屠杀波兰犹太人的行动早了许多。这个事实误导了流亡中的波兰政府和通常的波兰舆论，使他们相信犹太人跟他们的邻居———波兰人———比起来被德国人赋予了更高的地位：参看恩格尔，《在奥斯维辛的阴影中》（David Engel，In the Shadow ofAuschwitz），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7。160

[3] 引自库佩尔，《种族灭绝：它在二十世纪的政治用场》，p.127。

[4] 格鲁伯格，《第三帝国的社会史》，p.466。163

[5] 伤寒玛丽，纽约城中著名的伤寒带菌者，原名Mary Mallon，系厨娘，本人对伤寒是免疫的，但传播了大量的伤寒病例。———译注

[6] 见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的第1卷第2章。———译注164

[7] 参看莫姆森，“反犹太政策和大屠杀的意义”（Hans Mommsen，“Anti-Jewish Politic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Holocaust”），见布尔编，《第三帝国的挑战》（Hedley Bull ed.，The Challenge ofthe Third Reich：The Adam von Trotta MemorialLectur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pp.122—8。165

[8] 克尔萧，《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不满》（Ian Kershaw，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Oxford：Clarendon Press，1983，pp.359，364，372。166

[9] 利特尔，“现代大学的信任危机”（Franklin H.Littell，‘The Credibility Crisi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见《大屠杀：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种族灭绝》，pp.274，277，272。167

[10] 贝尔岑，“物理科学”（Alan Beyerchen，‘The Physical Science’），见《大屠杀：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种族灭绝》，pp.158—9。

[11] 坡里雅科夫，《反犹主义的历史》，第3卷（Leon Poliakoff，The History ofAntisemitism，vol.Ⅳ），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168

[12] 费斯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面孔》（Joachim，C.Fest，The Face of the ThirdReich，trans.Michael Bullock），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85，p.394。

[13] 格鲁伯格，《第三帝国的社会史》，p.313。169

[14] 科恩，《种族灭绝的根由》，p.268。170

[15]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第1卷，pp.78—9，76。

[16]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p.132。173

[17]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p.118.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是空想：它反映了当地居民精英们的观点和实践的长期传统，只有希特勒和希姆莱———包括从其内部产生的反抗———才敢推翻这种传统。迟至1940年12月16日，威廉·库伯，一位久经考验的、恬不知耻的、老练的纳粹权贵，才代表要他予以特别处置的德国犹太人向他的上级请愿：“我认为，从我们文化领域来的人与本地粗野的部落人有着很大的差异。”（引自怀恩莱西，《希特勒的专家们》，p.155）1940年3月1日，柏林的秘密安全局发出了一个奇怪的文件，指派汉堡的《塔木德经》和《摩西五经》（译按：此二书均为犹太教重要典籍）学校的主管斯比尔博士“在波兰的犹太人保护区（后来计划建在尼斯科周围）建立一个普通犹太人教育体系，要与德意志本国既有教育体系相类似，后者显然被他人看做比未来德国文化改变的犹太人创造出来的任何事物要优越：科洛德内尔，《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犹太人教育》（Solomon Colodner，JewishEducation inGermany under the Nazi），Jewish Education Committee Press，1964，pp.33—4。

[18] 引自多布罗茨基，“日尔曼统治下的犹太人精英”（‘Jewish Elites under German Rule’），见《大屠杀：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种族灭绝》，p.223。175

[19] 阿德勒，《巴黎的犹太人和最终解决》（Jacques Adler，The Jews of Paris and the FinalS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233—4。176

[20]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第3卷，p.1042。177

[21] 费恩，《解释大屠杀》，p.319。178

[22] 特伦克，《犹太委员：在德国占领下东欧的犹太委员会》（Isaish Trunk，Judenrat：The JewishCouncils in Eastern Europe under German Occupation），London：Macmillan，1972，p.401。182

[23] 引自特伦克，《犹太委员》，p.407。183

[24] 特伦克，《犹太委员》，pp.418，419。184

[25] 因此迈蒙尼德（Maimonides）说：“如果异教徒告诉他们‘交给我们一个人让我们处死他，否则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杀光’，他们应当全部被杀害，而不应当交出一个人。”《摩西五经要义》（The Fundamentals of the Torah），5/5。同样，阿伯斯（Prikei Abboth）也说：“一个人走到雷巴的跟前并对他说，‘我所在城市的统治者命令我杀死某个人，如果我拒绝那样做，他就会把我杀掉’，雷巴告诉他，‘宁可被杀死也不要去杀别人；你认为你的血比别人的更红吗?或许别人的血比你更红’。”（Pes.256）耶路撒冷犹太法典教导说：“一群犹太人正行进在路途中，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些异教徒；他们走到犹太人的跟前说，‘交出一个人让我们杀死他，否则你们将全部被杀掉!’即使所有的人都被杀害，也不能交出一个犹太人。”对于当敌人指明要处置某个具体的人的情况，权威们之间的立场各不相同。但即使是这种情况，犹太法典建议按照下述故事考虑：“政府要缉捕柯舍夫。他于是跑到洛德的本利维城中约书亚处寻求庇护。政府军队来到那里并包围了城市。他们说，‘如果你们不交出他，我们就把整个城都毁了。’约书亚教士找到柯舍夫并劝服他去自首。以利亚（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的先知）以前经常为约书亚显灵，但从那时开始就再也不显灵了。约书亚斋戒多日之后，以利亚终于显灵。以利亚问道：‘我应当给告密者显灵吗?’，约书亚说，‘我只是在遵从法律’，以利亚反驳说，‘但这是圣徒之法吗?’。”（Trunot 8：10）185

[26] 引自特伦克，《犹太委员》，p.423。186

[27] 引自特伦克，《犹太委员》，p.xxxii。189

[28] 引自特伦克，《犹太人对纳粹迫害的反应：灭绝过程中集体和个体的行为》（Trunk，JewishResponses to Nazi Persecution：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Behaviour in Extremis），New York：Stein&Day，1979，pp.75—6。

[29] 埃德曼（Mark Edelman），ghetto walczy，Warszaw：C.K.Bundu，1945，pp.12—4。192

[30]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第3卷，p.1036。193

[31] 车楞格尔（Wladyslaw Szengel），Co czytalem umarlym，Warszaw：PIW，1979，pp.46，49，44。194

[32] 引自特伦克，《犹太委员》，pp.447—9。196

[33] 特雷布林卡，波兰东部的一个村庄，二战时纳粹德国曾在此设集中营。———译注197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1] 米格拉姆，《社会世界中的个体》（Stanley Milgram，The Individual in a SocialWorld），Reading，Mass.：Addison and Wesley，1971，p.98。200

[2] 克里斯蒂，“集权主义的再检审”（Richard Christie，‘Authoritarianism Reexamined’），见克里斯蒂与雅霍达编，《“权威人格”的视角与方法研究》（Richard christie&Marie Jahoda ed.，Studies in the Scope andMethod of‘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Ill.：Free Press，1954，p.194。201

[3] 米格拉姆，《服从权威：一个实验的观点》（Obedience to Authority：An ExperimetalView），London：Tavistock，1974，p.xi。

[4] Le Bon，美国早期社会心理学家。———译注202

[5] 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121。204

[6] 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39。205

[7] 沙比尼和西维尔，“摧毁良心清白的无辜者：大屠杀的社会心理学”，见《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p.342。208

[8] 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p.142，146。210

[9] 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11。211

[10] 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104。

[11] 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133。213

[12] 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107。216

[13] 米格拉姆，《社会世界中的个体》，pp.96—7。217

[14] 参看哈恩尼、班克斯和齐姆巴多，“模拟监狱中的人际动力”（Craig Haney，Curtis Banks，&Philip Zimbardo，‘Interpersonal Dynamics in a Simulated Prison’），《国际犯罪学与刑罚学学报》（InternationalJournal ofCriminology and Penology），vo1.Ⅰ，1973，pp.69—97。218

[15] 参看埃茨奥尼，“一个意义研究的模型”（Amitai A.Etzioni，‘A Model of Significant Research’），《国际精神病学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vo1.Ⅵ（1968），pp.279—80。

[16] 斯泰纳，“党卫军的昨天和今天：一个社会心理学观点”（John M.Steiner，‘The SS Yesterday and Today：A Sociopsychological View’），见《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p.431。219

七 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1] Kluckhohn，早期美国人类学家，对纳瓦霍人的人种志研究很有名。代表作有《纳瓦霍人的巫术》。———译注223

[2] 参看鲍曼，《立法者与解释者》，第3，4章。226

[3] 在各种各样对涂尔干的接纳以及对其理论的研究中，“道德的社会生产”这一范式不仅仅适用于显而易见的社会，亦即充分发展的民族国家的社会，关于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在这种“大社会”中，人们承认存在着多种权威道德体系；其中一些体系甚至与“大社会”制度所提倡的道德体系相抵触。而对于我们的问题，要点不在道德一元论、多元论还是“大社会”，而在于涂尔干观点中的一个事实，即无论道德上有约束力的准则在实际应用中的机会有多小，都必须有一个社会的来源并通过社会上被操纵的强制约束力得以实施。在这个观点中，根据定义不道德往往是反社会的（或相反地说，反社会根据定义是不道德的）；事实上，涂尔干并没有顾及道德行为的社会起源之外的事物。社会约束行为的另一面是由非人类的、动物的冲动所引发的行为。228

[4] 鲁本斯坦，《历史的狡计》，p.91。

[5] 鲁本斯坦和罗斯，《通往奥斯维辛之路》（Richard L.Rubenstein&John Roth，Approaches to Auschwitz），San Fransisco：SCM Press，1978，p.324。230

[6]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pp.294—5。德国战败；因此根据德国命令所犯的屠杀被定义为罪行，和对超越政权权威的道德规范的践踏。苏联是战胜国之一；因此由她的统治者赞同的屠杀，尽管可能比德国的屠杀毫不逊色地令人厌憎，但要得到同样的对待却尚需时日———尽管在公开化时期有了那么彻底的挖掘工作。尽管只揭露出斯大林所犯下的少许几个屠杀，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屠杀在系统性和组织性上一点也不比德国人的所作所为逊色，并且由特别行动队所应用的技术首次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可怕的官僚机构在大规模使用。举例来说，1988年白俄罗斯的Literatura I Mastactva周刊发表了Z.波兹尼亚克和J.什梅加利耶夫的调查（“Kuropaty———通向死亡之路”，后被《苏维埃爱沙尼亚》和《莫斯科新闻》转载），他们发现，在白俄罗斯的所有较大城镇的周围存在着大规模的坟墓，这些坟墓在1937年至1940年之间掩埋了几十万具脖子和头颅上遍布弹孔的尸体。“在第5号墓地发现的尸体，生前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在这些尸体中发现了大量的化妆品、眼镜、单片眼镜和药品，同时还发现了高质量的鞋子，常常是定做的、时髦的女士鞋，精致的手套。从发现的物品和这些人精细的穿着（还有其他一些物证，比如食品或手提箱），可以推论受害者在死亡之前刚刚离开家，而没有被关进过监狱。可以推测他们没有经过审判就被‘清理’（用现在的话来说）了。”232

[7] 舒茨，“萨特的他我理论”（Alfred Schutz，‘Sartre��s Theory of the Alter Ego’），见《文集》（Collected Papers），vol.Ⅰ，The Haag，Martinus Nijhoff，1967，p.189。

[8] 列维纳斯，《道德和无限：与菲利普·内莫的对话》（Emmanuel Levinas，Ethics and Infinity：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pe Nemo，trans.Richard A.Cohen），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82，pp.95—101。237

[9] 莫姆森，“反犹太政策和大屠杀的意义”，见《第三帝国的挑战》，p.117。

[10]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p.106。241

[11] 布罗斯查特，“第三帝国和德国人民”（Martin Broszat，‘The Third Reich and the German People’），见《第三帝国的挑战》，p.90。242

[12] 参看斯莱纳尔，《通往奥斯维辛的曲折道路》，pp.80—8。243

[13] 参看克尔萧，《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不满》。

[14] 索瓦特尔，《小人物，现在怎么啦?》（Dennis E.Showalter，Little Man，What Now?），New York：Archon Books，1982，p.85。244

[15] 引自费斯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面孔》，p.177。245

[16] 克尔萧，《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不满》，pp.275，371—2。247

[17] 克尔箫，《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不满》，p.370。

[18] 莫姆森，“反犹太政策和对大屠杀的理解”，见《第三帝国的挑战》，p.128。248

[19]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p.999。

[20] 参看费恩，《解释释大屠杀》。249

[21] 莫姆森，“反犹太政策和大屠杀的意义”，见《第三帝国的挑战》，p.136.250

[22] 莫姆森，“反犹太政策和大屠杀的意义”，见《第三帝国的挑战》，p.140。251

[23] 卡普托，《战争的谣言》，p.229。253

[24] 拉赫斯，《当代社会中的责任和个体》，pp.12，13，57—8。254

[25] 布朗宁，《决定命运的几个月》，pp.66—7。255

[26] 布朗宁，“政府的专家们”（Christopher R.Browing，‘The Government Experts’），见《大屠杀：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种族灭绝》，p.190。256

[27] 布朗宁，《决定命运的几个月》，pp.64—5。257

[28] 在与查博尼尔（Charbonnier）的对话中，列维?.斯特劳斯把我们现代文明定义为anthropoemic（以区别于anthropophagic）；他们“吞噬”他们的敌手，而我们则“吐出”他们（分离，种族隔离，驱逐，排斥在我们人类义务的世界之外）。（译者按：anthropophagic为“食人族的”之意，anthropoemic除anthropo之前缀外，emic依上下文之意，应由emiction一词而来，即指排溺而言，意为“排溺族的”，二词之对应与“吞噬”和“吐出”之对应相当。）

[29] 西方文明的合法化神话把一切自然的（也即前社会的）冲动（并且因此还有在接近条件下的“对他人的责任”）都归入了“动物本能”的范畴，而官僚制精神又把它们归入了非理性力量的范畴，并非出于偶然，这让我们想起了文化进军时期对一切地方性和社区性传统的毁谤，而与文化进军相伴随的，则是现代国家壁垒的竖立和它那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姿态的弘扬性回忆：参看鲍曼，《立法者与解释者》，第4章。259

[30] 希尔博格，“大屠杀的意义”，见《大屠杀：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种族灭绝》，pp.98，99。261

版权信息

Author：Sebastian Haffner

Title：VON BISMARCK ZU HITLER

Copyright©1987 by Kindler Verlag GmbH,Münche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Verlag GmbH,Reinbek bei Hamburg,Germany

Simplif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eijing Star Media Co. Ltd.，China Simplif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5 by Yilin Press,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4-317号

书　　名：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作　　者：【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译　　者：周　全

责任编辑：陈　锐

出版发行：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58765

关注我们的微博： @译林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信：yilinpress

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德意志国的形成

第二章 俾斯麦时代

第三章 德皇时代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五章 1918年

第六章 魏玛与凡尔赛

第七章 兴登堡时代

第八章 希特勒时代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十章 德意志国身后的历史

初版后记与致谢

1990年版后记

返回总目录

导言

假设我们通过望远镜来回顾德意志国的历史，马上可以发现三个奇特之处。

首先是这个国家的短暂寿命。它只在前后共计七十四年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整体：从1871年到1945年。即便有人宽宏大量，将其前身的“北德意志邦联”[1]一并列入，同时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四大战胜国还愿意将德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管辖的短暂时期，所得出的总和也只有八十或八十一年（1867年至1948年），仅仅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岁数。就一个国家存在的期限而言，这个时间未免短得可怕。我几乎不晓得还有任何别的国家会如此国祚短促。

其次引人注目的是，德意志国在此非常短暂的生命期限内，至少有两度（1918年和1933年）——但实际上是三次（还包括更早的1890年）——彻底更改了自己的内在性格与外交政策路线。这八十年的时间内于是出现过四个泾渭分明的阶段，而且我们甚至可以如此表示：德国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变成了另外一个德国。

第三个奇特之处则在于，这段如此短暂的历史是以三场战争作为序幕，然后以两场骇人听闻的世界大战收尾，而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多或少脱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看来，德意志国的历史简直就像是一部战争史，而且难免会有人设法把德意志国称作“战争之国”。

人们自然会想问个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德国人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加好战吗？我倒并不这么认为。若将德国人的历史看成一个整体，亦即着眼于一千年出头的时光，便可发现德国人在俾斯麦的时代以前很少发动战争，而且几乎没有发动过侵略战争。德国自从近代初期以来就位于欧洲的中央，成为一个巨大而呈现出多元面貌的缓冲地带，不但时而有外力介入干预，德境内部也爆发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诸如“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2]等等。但是这些内部纷扰并未演变成对外侵略的行动，不像德意志国在20世纪的时候有两次那么做了，并且随之走上末路。

德意志国究竟为何覆亡？它为什么会偏离其创建者俾斯麦的初衷，变成了一个向外扩张、侵略成性的国家？对此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理论，但我认为它们都不怎么具有说服力。

其中有一种论点把全部责任都推给普鲁士——德意志国毕竟是通过普鲁士才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国完全被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大普鲁士国”（至少其建国者如此认为），普鲁士在德境享有主导地位。在此过程中同时出现了德国的第一次分裂：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这么说来，一切都该归咎于普鲁士了？假如当初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内召开的国民议会，在1848年革命时就能够将德国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一切岂不可以发展得比较理想？

但说来奇怪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即便有许多人这么认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外交政策可一点也不和平。“保罗教堂”事实上甚至将许多场战争一并纳入考虑——“左派”的国民议会成员巴不得跟俄国大打一仗来解放波兰；中间派及“右派”的议员则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3]的缘故，不惜与丹麦开战，而且普鲁士果真在1848年把那场“代理战争”进行了好一阵子，然后才半途收兵。除此之外，“保罗教堂”内许多身为自由民主派人士的政界显要还大咧咧地公开宣示：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为德国争取权力。“德意志民族已对原则与教条、字面上的‘伟大’和理论上的‘存在’深感厌烦。它所要求的，就是权力、权力、权力！能够给它权力的人，就可以从它那边得到荣耀，而且所能得到的荣耀将超出其人自己的想象。”以上是尤利乌斯·福禄贝尔的用语；此人今日早已遭到遗忘，然而当时他是“保罗教堂”大德意志派政治人物中的翘楚。

在整个“保罗教堂”里面都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摆脱德国人数百年来在欧洲中央所处的被动状态。他们希望能够仿效欧洲外围列强已经行之有年的做法，也来推动权力政治与扩张政策。此类愿望在俾斯麦身上却淡薄许多，而且他在1871年后不断强调，德意志国是一个已经饱足的国家。但比较正确的讲法其实是：普鲁士在这个国家的内部已经饱足，而且过于饱足。或许普鲁士向南德的进展，甚至已略微超出自身势力范围的天然界限。不过，一直要等到俾斯麦下台以后，才可发现德国其实完全未曾餍足——而且随着普鲁士的色彩日益减少，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成分不断增多，那个现象也就愈益显著。因此我们无法用普鲁士的罪过来解释德意志国的罪过（假如我们硬要使用“罪过”一词的话）。反之：当普鲁士依然在德意志国境内享有支配权的时候，它实际上扮演了刹车而非发动机的角色。

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被拿来解释德意志国走上扩张与覆亡的理由。例如有一派理论将工业化视为主要原因，因为它促成德意志国在极短时间内跃升为欧陆首屈一指的经济强权：这种快速工业化释放出强大的社会动能，最后爆炸开来。

这种论点可以用一个事实来加以反驳：工业化并非德国特有的发展。工业革命在19世纪的时候分成几个阶段逐步传遍了欧洲大陆。它传到法国的时间稍早于德国，以及荷兰和比利时等较小型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又比德国晚一点，而俄国开始的时间更晚。那是一个全欧洲性的发展过程。德国固然将工业化进行得特别彻底和特别成功，但整体而言仍大致与欧洲其余各国同步迈进。假如德意志国的骇人动能与扩张主义是工业化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自然而然就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何偏偏只有德国如此？莫非一个目前正走红的史学流派在此发挥了作用，有意以言过其实的方式将经济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到一起？

其他若干解释模式则让人注意到，它们涉及了特定政治立场的意识形态，而且实际上是被刻意构思出来的，以便为相关政治立场做出证明。比方说吧，如果有谁的看法与列宁一致，也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的话，那么免不了就会怪罪于资本主义，认为是它害得德意志国走上帝国主义，并且为此而土崩瓦解。

或许因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缘故，那种论点向来无法令我折服。但即便试着设身处地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我也无法不注意到，有许多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从未走上帝国主义之路——例如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瑞士。那些国家为何没有走向帝国主义呢？该问题导引出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模式，而且我认为这种解释更加合情合理。

瑞士是一个小国，而小国与大国在外交上的生存法则迥然不同。小国必须选边站或者维持中立，向来无法试图通过自己的强权政治来改善命运。各大强国却很容易就会出此下策。它们只要在任何地点发现了空隙，便倾向于朝着那里扩张过去，借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权力正是其赖以立国的基础。德意志国是一个强权，这是它有异于德境昔日国家形态的地方，也是其真正的新奇之处。然而德意志国找不到什么有机可乘的空隙，难以趁虚而入进行扩张。

一位青壮派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卡里欧，曾经表示：“德意志国诞生于包围之中。”这么讲就正确多了，因为打从一开始就有许多强权环伺在德意志国的周围。德意志国在西方面对法国和英国，在南方和东南方与奥匈帝国接壤（当时奥地利仍为列强之一），在东方则毗邻巨大的俄罗斯帝国。

德意志国的地理位置可谓相当不利。它缺乏可供开拓的自由空间，既无法像英国、法国，甚或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那般经由海路进行扩张，也无法和俄国一样东向深入亚洲腹地。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德意志国已然成为强权，于是也具备了强权的本能，打算让自己变得更大。这种本能可说是一开始就被放入了它的“大国摇篮”。

此外，还存在着第二项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处于不大不小的尴尬地位。早在建国战争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它在一对一的时候或许强过任何单独的欧洲大国。但它当然敌不过列强的同盟，更遑论是由围绕在外的全体强权一起组成的同盟。正因为这个缘故，德意志国始终对此类的同盟心生畏惧。列强当中的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甚至俄国却都感觉自己不如德意志国强大，于是倾向于争取与他国缔结同盟。德意志国又因为它们的此种倾向，不断设法阻止形成这样的同盟，必要时更不惜诉诸武力，通过战争来加以破除。我们可别忘了：对当时所有的强权来说，战争仍然是“最后的理性”，亦即最终与最严峻的政治手段。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是：德国人在违背帝国创建者原意的情况下（我在此重复这一点，并且将在后面更详细地加以阐述），往往会认为建立德意志国的工作仍不完全——它非但不是民族历史的极致，反而是一个跳板，通往从未明确定义出来的扩张行动。

人们为何将1871年在凡尔赛宫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称作“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而不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德国”（Deutschland）？主要的理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大于——但同时也小于——“德国”这个民族国家。“小于”，那是因为它将许多德国人排除在外的缘故：它是“小德意志”国。它只在普鲁士力有所逮的范围内被建立成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必须与普鲁士的霸主地位协调一致。因此它称得上是“普鲁士的德意志国”。

但是“德意志国”这个名目不仅涵盖了此一“较小”的层面，同时也隐喻着“较大”的一面：此即中世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跨越民族界限的普世要求。

“德意志国”既可以是“普鲁士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德国”，或者也可以是“德国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欧洲或世界”。前者是俾斯麦的见解；后者则是希特勒的诠释。从俾斯麦通往希特勒之路不仅是德意志国的历史，同时亦为德意志国败亡的历史。

这部历史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在于，德意志国看起来简直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推向毁灭。其权力扩张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捉摸，以致德意志国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由敌人所构成的世界，最后被那个敌对的世界击破，并且在敌国之间遭到瓜分。随着德意志国的分裂，那些敌国却仿佛受到魔棒点击一般，突然都不再是敌人。自1949年起接替俾斯麦帝国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从一开始就分别在西方和东方没有了敌国。时至今日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东方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西方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继续存在，似乎也都逐渐有办法以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两个德意志国家已经对峙了几近四十年，而且此种局势还看不见有结束的一日。这正好让我们有办法以从前不可能的方式，仿佛从远方通过望远镜一般地来回顾“德意志国”的时代。

第一章　德意志国的形成

人们总喜欢表示，德意志国建立于1870年至1871年。然而那其实是一种误导性的说法。德意志国并非冷不防骤然被“建立”出来的，相反它具有一段相当漫长、为时超过二十年的演进历程：从1848年到1871年。

德意志国衍生自一个怪异的不对称联盟，其中一方是普鲁士的德国政策，另一方则是德意志民族运动。这个同盟关系之所以不对称，不仅仅是俾斯麦稍微把重心拉到了普鲁士那一边的缘故，同时也因为它一开始就由完全相互对立的势力所组成，是一个既矛盾十足又难以预测的联盟。

无论普鲁士还是德意志民族运动，二者在德国历史上现身的时间都很晚。普鲁士是在1701年才成为一个国家，于1756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期间才开始跃升为强权，[4]而且严格说来是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才成为德意志的强权。之前普鲁士一直强烈倾向于朝着波兰的方向发展，而且在1796年至1806年的十年之间内，它更是一个半德意志半波兰的双民族国家——华沙当时隶属于普鲁士。

普鲁士实际上是在1815年才转向西方，被推入了德国的怀抱。它所拥有的波兰土地已经丧失殆尽（但并未悉数损失），它在德境西部的疆域则大幅扩充，获得了莱茵省作为补偿——然而，那些新增的土地与普鲁士位于德境东部的核心地带完全不接壤。普鲁士因此在地理上成为一个不完整的国家，必须想方设法将自己的领土连贯起来，而且是在德意志境内这么做。也就在这个时候，普鲁士跃升为德境仅次于奥地利的第二大强权。听起来非常怪诞的事情是：在19世纪推动德国政策的那个普鲁士，其实迟至1815年以后才开始成形。

德意志民族运动存在的时间也长不了多少，它诞生于拿破仑的年代。我们首先必须明白的是：19世纪之前从未有过德意志民族国家。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向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它在13世纪以后日益裂解成许许多多个据地称雄的诸侯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德国人会觉得那是什么特别不自然的现象。例如名作家维兰德在18世纪末叶为席勒的《三十年战争史》撰写序论时仍然可以表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宣称，……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为我们带来的整体益处，远远凌驾于坏处之上。或许说不定正是归功于分裂的缘故，我们才会享有这么多的益处。”在那个年代可还没有人认为，德国必须变得跟法国一样，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权力架构，成为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民族国家。

无论是民族运动，还是身为德意志主要强权的普鲁士，都在19世纪初叶才走入德国历史。同时二者起先绝非盟友，反而是敌人。有两个很好的理由促成了这种敌对关系。首先，若以现代通用的政治概念来表达，普鲁士属于“右派”：它仍然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农业国，一如既往由贵族在乡间进行统治，同时这个农业国又具备了现代化的专制官僚体系。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两项特质都会被归类成十足的“右派”作风。

德意志民族运动却是一个“左派”的运动。其初衷在于模仿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因此起先也与民族解放以及自由民主等运动有所关联。德意志民族运动随着拿破仑才开始强大起来，而拿破仑先是在德国政治界与知识界的圈子内，接着也越来越在一般德国大众那边激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其中之一是：“这种事情绝不可再度发生到我们身上！”第二种反应则大致为：“我们有朝一日也要有办法那么做！”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榜样，而拿破仑就是该运动的“非婚生父亲”。

德意志民族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反法运动，因为法国人来到德境时的身份，并非只是榜样和现代化的推手而已，他们还是征服者、压迫者与剥削者。他们更特别成为军事上的剥削者，因为德国人曾经被迫加入法方作战，以致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流了许多鲜血。

完全相反的观感因而混杂在一起：一方面是对法国人的强烈恨意（“这种事情绝不可再度发生到我们身上！”），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心向往之的愿望（“我们有朝一日也要有办法那么做！”）。拿破仑所成就的功业，显然必须归因于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民族主义化”与“全面政治化”，而且他将二者继承过来以后便继续发扬光大。德境某些圈子里面的人士，则早在拿破仑时代之前即已醉心于法国新出现的自由、平等，以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民主。就“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军方而言，他们的态度也没有太大差别——从沙恩霍斯特或格奈森瑙均可看出此点。[5]其立场为：我们必须向法国学习，必须仿效法国人向我们示范的事情，而最终的目的不外乎为了以牙还牙。仇恨与钦佩便如此交会起来。

人们往往喜欢将德意志民族运动过度理想化，甚至直到今天依旧如此。早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特别是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施泰因男爵，迄今仍一直被视为德国政治家的楷模。[6]可是在此还是小心为妙。如果我们将歌德排斥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态度纳入考虑，如果我们进而阅读托马斯·曼于《绿蒂在魏玛》一书中对这种排斥态度所作的陈述，[7]难免会变得忧心忡忡。因为那个早期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无国家社会主义的味道：例如以一种极度夸张的自我标榜和自我崇拜，将德国人视为“原本民族”、固有的民族、真正的民族，以及欧洲最实在和最优秀的民族——但其中同时又充满了可怕的恨意，例如剧作家克莱斯特写道：“把他们打死！最后的审判不会向你们询问那么做的理由。”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那边，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既模仿法国又极度仇视法国人的令人忧虑的混合态度。[8]更糟糕的是，那种态度因为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而进一步得到合理化。

这些潮流之所以产生了极为重大的意义，是因为在普鲁士与民族主义的不对称联盟当中（德意志国即由此衍生而出），德意志民族运动旷日持久之后反而成为较强大的一方——尽管俾斯麦起初看似达成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到了最后，民族运动遥遥凌驾于普鲁士之上，促成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节节攀升，最后在希特勒统治下臻于极致。不过，这种“左”“右”之间的对立，仅仅是促成普鲁士与民族运动彼此出现敌意的两大理由之一而已。第二大理由则源自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对立关系：德意志民族运动走的是“大德意志”路线，普鲁士却顶多只可能采取“小德意志”的德国政策。然而，那要等到1848年革命以后才昭然若揭。

普鲁士与奥地利曾经在1815年至1848年之间携手合作，而且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镇压德意志民族运动。两国在这方面的共同工具乃“德意志邦联”。

在维也纳会议上，具有革命色彩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理念遭到断然拒绝；但是重建不合时宜的、1806年已遭解散的“神圣罗马帝国”之构想，也同样被束之高阁。德意志邦联这个由三十八个邦国和利伯维尔所组成的松散同盟，如今取代了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而且它从一开始的目的之一，也正在于阻止中欧出现一个权力集中的民族国家。

德意志邦联的结构非常不平均：其成员国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强权，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与汉诺威四个中等大小的王国，其余则都是一些小邦国，再加上利伯维尔。这种内部权力的分配方式，可让人由小见大联想起今日联合国的状况。身为德意志邦联之父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想法上类似联合国的精神导师、美国总统罗斯福。令罗斯福深信不疑的是，联合国的顺利运作有赖于美、苏两强不断事先取得谅解；梅特涅也始终坚信，除非担任主席国的奥地利小心翼翼地与另一个强权——普鲁士——携手合作，否则德意志邦联便无法运作下去。以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为例，它是事先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卡尔斯巴德敲定，然后才由德意志邦联在法兰克福表决通过，导引出恶名昭彰的“追捕煽动者”措施。虽然该决议的构想源自奥地利，普鲁士却把它执行得特别起劲。

各种钳制措施所波及的对象主要为各大学、文学界和新闻界，但它们实际着眼的目标就是民族运动——在1815年至1848年之间，只有通过大学、文学界和新闻界之类的“媒介”（这是我们今日的用语），才能够让人感觉到民族运动的存在。于此情况下，1848年革命不仅是针对镇压与迫害所作出的响应，同时也是一场民族革命。它试图取消1815年时有关德国的规定，并以一个德意志国来取代德意志邦联，而且那个国家应当是一个“大德意志国”。

这第一个德意志国竟然从1848年夏天到1849年初，存在了将近一年之久。它有过一位国家元首、一个内阁，以及一个国会（即召开于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内的国民议会）。那个国家甚至还得到美国承认，只不过它并没有真正的力量。

这第一个德意志国唯一的权力基础，就只是德境各邦爆发的“三月革命”，而且那场革命气数不长。早在同一年的夏天，革命即已显露疲态；时序入秋之后，德意志双雄已在本国境内敉平革命——在奥地利是血腥镇压，在普鲁士则是不流血落幕。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内的国民议会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德意志国缺乏国家的构成要素，即军队与政府。国民议会必须设法张罗它们。可是该从何处着手呢？这种念头所得出的奇特结论是：要把那两个机构借过来使用，而且是向普鲁士借用。

当那个崭新的德意志国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缘故，打算在1848年向丹麦开战的时候，便委托普鲁士军方代为执行，而且战事起先进行得还相当顺利（那是在1848年夏初，当时普鲁士自己也仍然拥有一个革命政府）。等到普鲁士由于列强的干预而在同年9月被迫退出战局，同时法兰克福也爆发骚乱之后，普鲁士军队又被召唤过来进行救援。时至革命的最后阶段，亦即1849年初，保罗教堂国民议会完成自己建国大业的做法就是进行表决，以微弱多数通过将普鲁士国王选举为世袭的德意志皇帝。但众所周知的结果是，普鲁士国王拒绝了那顶皇冠，因为他再也无意跟革命有所瓜葛。

对保罗教堂里面的那些先生们而言，此事不啻晴天霹雳。但更加令人诧异的事情（起初就连他们自己也大感意外），却是那些议员竟然派团劝进，请求普鲁士国王接受德意志的皇冠。德意志民族运动其实向来具有大德意志色彩，而且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成员也一面倒地心怀大德意志：他们推举出来的“帝国摄政王”是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公爵；奥地利人在“德意志国政府”内的声势非常浩大；奥地利的代表们还一起参加了投票。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突然转而投向普鲁士的怀抱呢？

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退让行动，以及向现实投降——因为奥地利帝国非但出人意料地并未土崩瓦解，反而还铆足全力恢复原样，并且再也不打算将自己的德裔百姓释放出去，让他们加入一个新炮制出来的大德意志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是迫不得已而限缩范围，愿意接受一个由普鲁士出面领导的小德意志国。那是民族主义革命者所采取的“现实政治”，是一种令人心痛的牺牲，更何况还是遭到拒绝以后所作出的牺牲。但无论如何，德意志民族主义首度认同了普鲁士的小德意志方案，即便那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结果早在俾斯麦登台之前，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已经一度主动着眼于这种替代性的联盟。

这种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协同一致，甚至还在俾斯麦主政以前第二度短暂成真，而且是直接发生于1848年革命结束后。但这一回是由普鲁士采取主动。普鲁士虽曾拒绝从革命者手中接受德意志的皇冠，可是有关普鲁士出面领导小德意志统一的构想，在柏林并未被当成耳边风看待。柏林当局的构想是组成一个诸侯同盟，它固然结构松散，不过最起码已初具邦联的形式，并且还拥有一个国会——更何况那一切当然与革命无关。于是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主导下，在1849年成立了“德意志联盟”，一个由二十八个德意志邦国所组成的邦联。其涵盖范围与日后的德意志国不尽相同，因为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自始就不捧场。汉诺威和萨克森两个王国也在加入不久以后便退出了。

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残余成员在哥塔继续集会，并决议支持“德意志联盟”。他们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应以实现之前在法兰克福所追求的“目标”为重（即统一德国，必要时不惜采取小德意志统一方案），而非斤斤计较表面上的形式。

因而，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者并非导致“德意志联盟”失败的理由，外交方面的因素才使得它未能成功。奥地利在俄国的支持下强力反对“德意志联盟”，最后并以战争为威胁，要求重建昔日的“德意志邦联”。结果普鲁士被迫让步，同时俾斯麦在普鲁士下议院发表了关键性的演说来声援退让措施。俾斯麦当时仍然反对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结盟、支持恢复旧邦联，并赞成重建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良好关系——正因为这层缘故，他在1815年7月被送去法兰克福，担任普鲁士派驻重建后的德意志邦联之代表。俾斯麦在法兰克福一直任职到1859年3月初。他是在那段期间才逐渐痛下决心，要让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

接下来必须对俾斯麦多加着墨。但是，我们在转向俾斯麦的故事之前最好先说明一下，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矛盾百出的结合，如何在1866年和1870年被俾斯麦带向成功之前，就已经昙花一现地有过具体结果。

1849年至1850年的“德意志联盟”，在宗旨上已经与1870年至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相同，在实务上则有些类似1867年俾斯麦的“北德意志邦联”——若无法涵盖整个德国的话，那么至少也应该在德境北部组成一个由普鲁士出面领导的诸侯同盟，并且将奥地利排除在外。不过，这种行动必须获得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以及议会成员的积极认同与配合。至于在普鲁士与民族革命运动结成的同盟里面，到底应该由谁来当马、由谁来当骑士呢？就连这个问题也已经完全用类似日后俾斯麦的方式加以解决。

1848年至1849年的时候，民族革命运动还打算让普鲁士为自己出力，可是那种做法遭到拒绝。到了1849年至1850年，却是普鲁士让民族革命运动为普鲁士的德国政策效劳。随着主客形势的易位，双方于是在哥塔缔结了盟约。那整个行动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则在于缺乏外交上的保障与作战的意愿。俾斯麦后来在1866年和1870年补足了这两样东西。俾斯麦个人对德意志建国所作出的贡献就在于此——而且基本上仅止于此。建国构想本身在他之前早已存在，所需要的只是争取到俾斯麦，让他皈依过来罢了。

此事发生于俾斯麦派驻法兰克福的时期，亦即19世纪50年代；促成俾斯麦改变信念的因素，则是他在重建后的德意志邦联所亲身领教的奥地利政策。1855年他在一份递交柏林的报告中写道：当我四年前过来的时候，我绝非彻头彻尾地与奥地利为敌；然而现在，除非我否认自己的每一滴普鲁士血液，否则便无法对时下奥地利当权者所认知的那种奥地利维持最起码的好感。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德意志邦联在1815年至1848年之间，始终是由奥地利与普鲁士共同主导。奥地利固然是德意志邦联内部最大的强权，并且固定担任主席国，但普鲁士毕竟是另外一个大国。梅特涅治理下的奥地利在1815年以后，决意与身为另一强权的普鲁士携手合作。但1848年后的情况已不复如此。甚至重建德意志邦联的工作，也是奥地利不顾普鲁士的反对而强制完成的。两国是以竞争者、对手和敌人之身份步入新的德意志邦联的，同时奥地利起初是占优势的一方。

德意志民族运动在1848年以前始终受到压迫，而1848年以后却不再有办法完全加以制服。因为德国人此时已经昙花一现地有过实地建立德意志国的经验，而且那个经历令他们难以忘怀。德意志民族运动即便无权无势，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因素，成为两大强权都必须设法笼络利用的对象。1848年至1849年以后，于是出现了一个直到1848年为止都还不存在的东西：德国问题。

奥地利与普鲁士即为德国问题当中的竞争对手，而这正是俾斯麦在法兰克福担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代表时所发现的情况。

除了普鲁士之外，就连奥地利也必须在1848年以后发展出自己的德国政策，而且是以自成一格的方式来进行。普鲁士的德国政策自然而然一直偏向“小德意志”，有时甚至只着眼于德国北部。相反的是，奥地利如欲继续维持自己的多民族国家特质，同时却又主宰一个在某种程度内获得统一的德意志国，那么就必须以“超级大德国”为目标：一个“七千万人的帝国”。那正是奥地利的“俾斯麦”——施瓦岑贝格侯爵在1850年实际推动的政策。施瓦岑贝格即便已于1852年猝逝，其思维方式却并未随之消逝，而且他敌视普鲁士的态度更是继续沿袭下去，从此普鲁士被看成是争夺德国时必须加以削弱，甚至尽可能加以摧毁的对手。俾斯麦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到刺激的人，对此的感受也就特别强烈，纵使奥地利的德国政策在他的法兰克福时期已不再那么直接具有攻击性。以下引文摘自俾斯麦1856年撰写的备忘录：

维也纳的政策已让德国对我们双方而言过于狭窄；若始终无法针对各自在德国的势力范围做出诚实协议并付诸施行的话，我们两国就是在耕种同一块受到争执的田地，那么奥地利将是唯一可以让我们持续有所失或持续有所得的国家。

他在同一篇《宏观报告》的另一个段落，也已经谈到了下列可能性：

我们将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存对奥地利作战，而且那是我们无力避免的事情，因为德国的事态别无其他出路。

无怪乎在那个称得上是“俾斯麦的信仰转变期”，并由此衍生出许多德国历史事件的阶段，最先出现的就是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敌意。有关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革命运动结盟的想法，则来得比较晚。而且那可谓是新形成的普奥敌对关系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一份完成于1858年的冗长备忘录里面（柏林政治圈当时讥之为“冯·俾斯麦先生的小书”），我们可以读到：

普鲁士的利益与除了奥地利之外的大多数邦联成员国完全一致，却无法与邦联各国政府的利益取得交集，而最德国化的做法，莫过于发展出立意正确的普鲁士分离主义。

如果那听起来还有些拐弯抹角的话，俾斯麦在一年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表示：“普鲁士所能拥有的唯一既可靠又持久的盟友——若有心争取的话——就是德意志民族。”又过了一年以后，他在1860年已经忍无可忍地表示：“我们为何如此畏惧人民代议制——无论那是在德意志邦联还是在关税同盟议会？”（十年以前他还认为，“普鲁士的荣誉”首先在于“普鲁士远离与民主的一切可耻同盟关系”。）时至1863年1月，普鲁士派驻法兰克福邦联会议的代表公开宣读了一份原则声明，赞成通过直接秘密普选来组成一个代表民意的议会。那时，俾斯麦已经在三个月之前出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部长。

“普鲁士宪政冲突”促成俾斯麦被任命为首相，但我们无须在此细述那段戏剧性的历史。我们只需要记住的是，普鲁士也曾经有过非常强大的自由主义民族运动。俾斯麦以“冲突部长”之姿所推行的政策，使得他自己起先无法被那个运动接受。[9]然而，俾斯麦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个念头，那就是他有朝一日可将普鲁士境内与境外的自由派人士争取为盟友，与他们和解——他必须那么做，并且能够成功做到，而实际做法就是满足那些人的民族愿望。俾斯麦担任首相以后，便在他著名的第一篇演说中表示：“德国所仰望于普鲁士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其实力”，以及“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是靠铁和血”。那也就是后来果真发生的事情。

人们向来只注意到那篇讲词当中具有挑衅意味的“铁和血”这个用语，却忽略了俾斯麦已在此做出暗示，向自由派人士表达强烈的求和意愿。“铁血宰相”向国会议员们传达的讯息是：政府需要那支违背其意愿而被扩大的军队，以便有朝一日能够用武力来实现他们也争取的目标，亦即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一个与普鲁士结盟、受到普鲁士领导的国家，即便它只是一个小德意志国，甚或仅仅是一个北德意志国。这打从一开始就是俾斯麦的主意。因此，若有人宣称，当俾斯麦在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和外交部长之际，1866年的战争及随后的和约已经在他脑海中构思完毕，那并不算是特别夸张的讲法。

只不过这种讲法多少还是有一点儿夸张。俾斯麦于1890年被解职之后不久，曾在一次访谈中大致说出了有关自己的实话：

政治人物就好比是森林中的健行者，他固然清楚自己行进的路线，却不晓得将在哪一个地点走出森林……只要有任何解决方案能够让我们不必打仗就实现普鲁士的扩大和德国的统一，我都会欣然接受。有许多不同的道路通往我的目标。我必须按照顺序一步接一步走下去，最后才走上最危险的一条路。一成不变可不是我的作风。

但无论如何，目标已经确定下来，那就是要扩大普鲁士，并且在与之并行不悖的最大范围内实现德国统一。同时，从一开始也相当清楚的是，这个目标只可能在违逆奥地利意愿的情况下得以达成，而且通往目标的最危险途径——战争之路——到头来势在必行。就此而言，1866年的战争不同于俾斯麦的另外两场战争，其中也包括了之前在1864年爆发的战争。那场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缘故，由普、奥两国联手对付丹麦的战争，只不过是为了用武力来解决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德国之争而走上的许多条弯路之一罢了。俾斯麦通过战后起先由普、奥共管，而后分别加以统辖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德意志两大强权之间制造出新的争端。然而，那其实只是一个即兴之作——导致这场争端的诱因事先无法预见，而且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突然迫在眉睫之前，[10]俾斯麦几乎并未留意于此。

听起来或许令人吃惊的是，同样的讲法也适用于俾斯麦最后和最大的一场战争，即1870年至1871年的德法之战——那场战争促成德意志国的诞生，并且以远甚于1866年德意志“兄弟战争”的方式，于俾斯麦去世后为他在德国带来了荣誉和声望。

不过让我们再继续探讨一下那场兄弟战争，因为它以远甚于1870年至1871年德法之战的程度，导致德国局势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其结果完全符合——并且比之后的德法之战更能够符合——俾斯麦长久以来通过各种不同途径所争取的目标。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首先，普鲁士的面积巨幅扩大，不但并入了一整个王国（汉诺威王国），而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黑森选侯国、拿骚公国都变成了普鲁士的省份；法兰克福那座古老的帝国利伯维尔与之前德意志邦联会议所在地，则成为普鲁士的省级城市。普鲁士同时完成了最后与最大一次的领土扩张，并在本国历史上首度于德境拥有完全连成一气的疆域。[11]我们应该不至于错怪了俾斯麦，如果我们宣称：对身为普鲁士政治家的俾斯麦而言，这就是那场战争的最重要结果。

其次，出现了一个新的机构：北德意志邦联。这个看似稀松平常的名称，实际上在背后隐藏着第一个德意志联邦国家，它可以——或许也必须——成为日后德意志国的滥觞，而且此事果然在四年以后成真。北德意志邦联二十三个成员国所占的比重非常不平均：普鲁士在1866年进行并吞之后，全国百姓多达二千四百万人，其余二十二个成员国的人口总数却只有六百万。可是不管怎么样，北德意志邦联拥有一个通过全民普选产生的“国家议会”、一位“国家总理”，以及一支邦联陆军[12]——普鲁士陆军纵使遥居第一，却仍只是其中的成分之一而已。从俾斯麦的角度来看，北德意志邦联是他向德意志民族运动（及其议会民主愿望）支付的头期款。但仍无法确定的是，俾斯麦除了这笔头期款之外，是否还会愿意作出更多表示。

第三，南德的四个邦国（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有史以来第一次变得完全自立自主，仅仅通过军事联盟和关税同盟与普鲁士产生联结。他们后来与北德意志邦联合并，其实是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在德境内部造成的唯一改变，而且基本上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即便如此，对德意志民族意识来说，那才是真正的建国行动。至少它使得北德意志邦联可以更名为“德意志国”，北德意志邦联的普鲁士主席则改称“德意志皇帝”。[13]

第四，奥地利在一千年的历史上，首度与德境其余部分完全不再具有同一国关系，并且因此而必须大规模进行内部改造，在与匈牙利达成“折衷方案”后，将奥地利帝国改制为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的双元帝国。[14]俾斯麦与奥地利签订的和约则刻意不要求割地赔款，借以避免造成任何不必要的羞辱，于是保障了日后与奥地利结盟的可能性。

从俾斯麦的普鲁士眼光来看，上述一切加在一起以后，其实正是德国的理想状态。然而，在德意志——甚至是小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那却只可能是一个过渡状态。但决定实际政策的人并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是俾斯麦。我们在此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俾斯麦从1867年到1870年之间的目标，是否果真在于完成民族统一之战？俾斯麦于1890年代撰写回忆录、为自己创造神话的时候，曾试图让人产生那种印象。不过，我们若阅读俾斯麦在1866年至1870年之间真正表达过的意见，尤其如果把它们拿来跟他1866年时的言论作比较的话，却会产生很不一样的观感。其中的矛盾之处十分醒目：俾斯麦在1866年以前态度坚定不移，不惜铤而走险来实现目标；在1870年以前却宁可静观其变，同时展现出斡旋或劝解的作风。他在那几年内虽然继续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但是他对此的保留态度比1866年之前来得更加强烈。

俾斯麦的保留态度在1866年危机时最为强烈。1866年7月，当克尼格雷茨战役已告结束，普、奥双方尚未在尼科尔斯堡进行停战谈判之际，俾斯麦向普鲁士派驻巴黎的大使发出指示如下：

我们普鲁士的需求，只局限于通过某种形式来支配北德的力量……我毫不考虑便说出了“北德意志邦联”一词，因为在我看来，如欲在必要范围内巩固邦联的话，就不可能将南德、天主教、巴伐利亚的元素一并纳入。后者仍将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柏林统治。

与此同时，在一封发给普鲁士“美因河军团”指挥官的电报中，甚至出现了一个俾斯麦在1851年以前经常说出，但在1866年其实已不可使用的强硬字眼：“民族主义骗局”。

这个字眼此后不再出现。俾斯麦出任北德意志邦联的总理以后，便千方百计不让人对他的德意志民族意识产生怀疑；但是，他也刻意不对此作出任何承诺。例如俾斯麦在1867年3月再度向驻法大使表示：

他们打算将美因河沿线建构成竖立在我们与南德中间的一道围墙，[15]而我们已经接受此事，因为那符合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利益；可是他们是否未能在此认清，美因河并非一道真正的围墙，反而……像是一座栅栏，可任由民族主义的潮流从中寻路穿越？

他在1868年5月表达得更加含蓄：

我们每个人都把民族统一放在心上，可是对深思熟虑的政治人物而言，首先考虑的是必要性，然后才考虑喜欢与否——也就是先把房子盖起来，然后才扩建房屋。德国若还能够在19世纪达成自己的民族目标，那在我眼中将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假如它在十年甚或五年之内即可实现，那就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件，是出乎意料的上帝恩典。

最后则是俾斯麦针对德意志民族主义提出的各种忠告当中，或许最经常被引用的一段，出处是他1869年2月26日发送给北德意志邦联驻慕尼黑大使的公告：

通过武力来促进德国统一的做法，我也认为并非不可行。然而，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却是：应如何负起责任决定要用暴力导致一场灾难并承担后果来挑选行动的时间。若一意孤行、纯粹遵循主观因素来干预历史发展的话，所造成的结果将永远只是打落了尚未成熟的果实。德国的统一在此刻仍然是一个未成熟的果实，我相信这是有目共睹之事。

就我看来，上述那些引文反驳了长年以来在德国受到公认，并且由俾斯麦自己事后加油添醋的一种讲法：俾斯麦在1870年正如同1866年时那般，也刻意挑起战争，借此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以便将北德意志邦联改造成德意志帝国。

其实，俾斯麦并不急于“扩建自己的房屋”，而且1870年在几天之内便导致战争爆发的“七月危机”，甚至让他本人也大吃一惊。他那一封著名的“埃姆斯电报”虽导致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但实际上只是针对霍亨佐伦家族的旁支继承西班牙王位一事（更何况当事人已宣布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回复法国所作出的过度反应。俾斯麦固然引发了纷争，可是他那么做的理由，果真是为了要向法国开战？莫非那其实是一种测试，或者套用俾斯麦自己当时的讲法，是一座“和平的涌泉”？因为在1866年到1870年之间，法国和普鲁士彼此若曾有过嫌隙的话，怀恨的一方是法国而非普鲁士。法国觉得自己由于1866年的战事而受到委屈，甚至吃了闷亏。

俾斯麦在1866年的时候，完全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携手合作。拿破仑三世当时所推行的政策，是与欧洲各地的民族运动结盟——起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在德国，以及在未获成功的波兰。这一切当然都必须由法国来操盘，而且巴黎当然希望借由此种政策获得土地作为回报。这种土地索偿问题，就是法国与北德意志邦联从1866年到1870年那四年内的真正争执点。

意大利曾经因为统一时所获得的协助（但意大利所获得的协助，远远超过了普鲁士—德国的案例），很大方地把尼斯和萨瓦割让给法国。俾斯麦也曾让法国寄望于获得某种形式的补偿，例如他在1867年甚至一度暗示可将卢森堡作为微薄的报酬，但接着又退缩了回去。于是，法国广泛形成了愤怒的情绪，出现“为克尼格雷茨复仇”[16]这个口号及某种形式的主战派。而后在俾斯麦的推动下，有一位普鲁士王室的远房亲戚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选。此举固然可以火上加油，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说不定是为了转移焦点并发挥舒缓作用。我们永远无法晓得，俾斯麦在内心深处究竟希望收到何种效果。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1870年导致战争爆发的法兰西—德意志颜面之争，与德意志民族问题并无关联。

尽管如此，这场对法之战还是变成了第一场真正的德意志民族战争，而且对德意志民族意识来说，北德意志邦联在战后的扩充才意味着真正的“建国”。1870年于是将德意志民族运动与其来自拿破仑时代的源头衔接起来：如今再度反抗法国，再度反抗一个名叫拿破仑的皇帝，更何况对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言——无论他们身在普鲁士、北德，还是在南德——1870年的战役，就是针对19世纪最初十年内的拿破仑征服战争所进行的复仇雪耻行动。民族自尊心和昔日对法国人的仇恨随之蓦然重返，而且这回德国人是较强的一方！那是多么的美好，而且应该如此继续下去，现在必须永远将德国建立和巩固起来。当时的民心就是那个样子，俾斯麦不得不加以迁就。

但说来奇怪的是，俾斯麦并没有完全迁就。这同一个人曾经在1866年以前肆无忌惮地并吞北德邦国、罢黜其君主、严加管束北德意志邦联较小的盟邦，此后却突然表现得宛如梅特涅时代的政治家。他很有耐心地与巴伐利亚国王、符腾堡国王、巴登大公爵、黑森—达姆施塔特公爵进行漫长的谈判，并且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他们全部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主权，巴伐利亚甚至享有真正的国家地位：它在极大范围内保留自己的税赋体制、自己的邮政、自己的铁路、自己的陆军（唯有在战争时期才接受德皇指挥），而且更加骇人听闻的是，巴伐利亚有权向国外派遣大使，维持自己的外交工作！英国历史学家泰勒由此往往不把俾斯麦称作“帝国的建立者”，反而称之为“帝国的阻碍者”，认为他只在逼不得已的时候才允许民族统一。事实上，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就性质而言，远较“北德意志邦联”更像是一个邦联而非联邦国家。

那是因为，俾斯麦在“建国”时期虽仍愿意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并且满足其情感上的需求，但他绝未追寻后者的目标——让德国成为领导和主宰欧洲的强权。[17]等到他治理新成立的德意志国之际，这种情况还可以更清楚地辨识出来。俾斯麦所在意的事项，依旧是维持普鲁士在德国的优势地位；然而在德意志帝国时代，此事已经不像北德意志邦联时期那般理所当然了。相反的是，既然所有的小德意志愿望皆已得到满足，下一个步骤自然就是实现大德意志的民族目标。

如果我们衡量德意志国历史的发展结果：该国在最末期和最向外拓展的阶段，是由一位奥地利人担任国家总理；这最后一任总理很快就从俾斯麦的小德意志国，制造出一个大德意志国；那个大德意志国随即采取迥异于俾斯麦的做法，推动了侵略扩张政策，而这一切所引发的亢奋情绪，是俾斯麦在小德意志国所从未面临过的，甚至连1870年的时候也不例外。那么我们禁不住想表示：俾斯麦的最高胜利已经暗藏着失败的根源，德意志国的覆亡已随着建国而萌芽。

第二章　俾斯麦时代

从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十三年内，德意志国的历史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整体。无论德国的疆界还是德国的宪法，在此阶段内都完全不曾出现过改变。其间既无战争亦无革命，于是那四十三年非但成为德意志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最稳定的时期。然而，经过更仔细观察后会发现，那四十三年却裂解成两个泾渭分明的段落：到1890年为止是“俾斯麦时代”，1890年以后则是“威廉时代”或“德皇时代”。

概言之，第一个阶段——俾斯麦时代——在内政方面往往很不幸福，而且四分五裂；在外交方面则行事审慎，而且非常和平。威廉时代刚好完全相反，在内政方面仿佛是一个事后补足统一的年代；在外交方面却走上冒险主义路线，最后演变成一场灾难。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威廉时代的外交政策在国内获得了极为热烈的正面回响。

就俾斯麦时代的氛围而言，德国一俟胜利与建国的激情消散以后，便处于不幸福的年代。威廉时代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都是一个幸福的年代。这有一部分纯粹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自从建国初期在1873年出现萧条以来，欧洲各地和德国都普遍面临经济停滞或经济衰退，而且那种情况甚至还超出俾斯麦时代一直延续到1895年。可是从1895年到1914年之间，各国却几乎一直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

我们在今天也还可以亲身体验到，经济事务几乎比政治本身更能够决定国内的政治气氛——即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并不直接干预经济。而俾斯麦就是那么时运不济，以致他的整个时代几乎都是经济萧条期；威廉二世却福星高照，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直到开战以后），他在位的年代都处于经济繁荣期。这种情况也和其他的因素有所关联。在俾斯麦的时代人口仍然不断西向外移，从旧普鲁士的农业地带迁徙到西部的工业区。此外在俾斯麦时代的二十年期间内，更有一百多万德国人移民美国。俾斯麦不担任首相以后，德国人向国外移民的现象开始减少，最后几乎完全停止。如今德国人在国内也可以充分就业，而且他们的工作待遇比较好。

上述各种与经济息息相关，而且必须在此一提的事项，在我看来已经不属于本书的主题范围。因为德意志国并非由于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经济环境，更不是由于国内政策而走上末路（如同历史学家阿图尔·罗森贝格所言，它在诞生的时候就已经病入膏肓）。德意志国失败的理由来自外在的形势和本身的外交政策。

但在此还是必须对俾斯麦时代的内政作出一些注解，而如同前文所述，它曾经带来了许多痛苦。就内政方面来说，俾斯麦是把自己的帝国建立在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妥协之上（自由派同时也就是民族主义者）。当初俾斯麦的普鲁士“危机内阁”固然起源于政府和自由派之间的严重冲突，但俾斯麦一开始就希望与对手产生共识，并且相信双方可以诚实地达成和解。他这种做法的基础有二，一是满足自由派人士的民族愿望，二是在和解以后让他们参与国家内政。

俾斯麦本人是保守派的君主主义者，不过他的帝国所赖以立足的宪政妥协，是以一种“半议会君主制”为前提的。他在建国时期所欲达成的政治妥协，则着眼于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持续结盟。这位“铁血宰相”在1867至1879年之间，大体上是以保守派的立场为出发点，与自由派一同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到了最后，俾斯麦竟然打算让一位自由派人士（来自汉诺威的本尼格森）加入普鲁士内阁，甚至还想任命该人担任副总理。那项计划虽然未能成功，俾斯麦还是诚意十足地度过了自己的自由派阶段。但俾斯麦无法预见的发展是，与民族自由主义派的妥协已不足以在1871年以后维护国内的和平了。

大约就在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同时，俾斯麦骤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两个崭新的政党和政治势力。可是，俾斯麦除了对它们进行毁灭战之外，想不出更佳的因应之道——结果他自己打了败仗。那两股政治势力分别为“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二者大致与帝国同时成立，因此称得上是真正属于德意志国的政党。俾斯麦却反而称之为“国家公敌”。

他将那两个政党视为国家公敌的理论，源自二者的国际关联性。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而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天主教会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是一个跨国机构。当时的中央党刚好就在俾斯麦时代强烈倾向于罗马——人们甚至斥之为“山那边的人”，因为他们简直是把目光越过阿尔卑斯山而仰望罗马。

长时间下来以后，中央党却在别的方面出现了有趣之处。德国其余各个政党都是阶级政党，例如保守党是贵族的政党，自由党是当时正在力争上游的中产阶级之政党，新添加进来的社会民主党则起初是纯粹的工人政党。中央党却不依附于任何阶级，它反而将所有的阶级兼容并蓄——天主教徒里面也有贵族，甚至是高级贵族；天主教在中产阶级的势力也很庞大；此外当然还有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中央党设法将那些阶级都整合到一起，并且在自己内部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那是创新之举。中央党属于德国和欧洲前所未见的崭新政党类型：一个全民政党。此事之所以饶有深趣，是因为我们今天几乎只受到那样的全民政党所统治。更何况中央党毫无疑问就是今日各个基督教联盟政党在历史上的前身[18]。

正是中央党的这种特质，以及该党跨越阶级界限的结构，才使得俾斯麦心中惴惴不安。他懂得如何与不同的阶级周旋，而且他在主观意识上强烈认同自己所属的阶级——普鲁士的“容克贵族”。[19]对俾斯麦而言，与其他的阶级和阶级政党作出妥协，那其实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可是一个不代表任何阶级的政党，在他看来就是国中之国，亦即“国家公敌”。于是，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处理中央党的方式，不同于之前在19世纪60年代对抗自由派时的做法，并非通过争斗来获致和平，反而是设法加以毁灭与粉碎。

可是，他从未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中央党自始就是一个强大的政党，而且该党在19世纪70年代所谓的“文化斗争”时期（此即俾斯麦对中央党进行的毁灭性战争），变得更加声势浩大。

就社会民主党而言则缺乏这种着眼点。社会民主主义者构成了一个阶级政党，而且俾斯麦完全可以理解，为何工人阶级——“第四阶级”——也打算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取得发言权，并且维护自身的利益。他曾经在19世纪60年代与拉萨尔（社会民主运动的创始者之一）友好交往，甚至与拉萨尔共同追寻某些政治目标，纵使后来并未产生任何结果。俾斯麦之所以憎恶社会民主党，并不在于其阶级性，而是出自两个因素：首先是该党的国际化态度；其次，而且是更重要的理由，则在于该党当时仍坚持的革命立场。

社会民主党在草创之初是一个革命政党，其成员不仅“大声喧闹”不已，而且经常公开宣称，他们有意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和一个彻底改头换面的国家。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变成国家的敌人。他们只打算在德意志国的框架内进行革命。但俾斯麦自从1848年以来就深深地痛恨革命，那种厌恶感终其一生都未曾消失。他所想要的是一个阶级社会，他希望自己所属的阶级在那个社会当中享有领导地位——但可作出妥协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携手并进。或许俾斯麦也曾经愿意在适当的情况下，与工人阶级取得妥协以维护政权。然而，他畏惧并憎恶革命。

于是，俾斯麦从1878年开始，对社会民主党展开了一场无情的斗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危害公安活动法》[20]列出了许多可怕的规定：诸如放逐那些人的领袖（并非将他们驱离德国，而是逐出居住地），以及查禁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集会、刊物、报纸等等。社会民主党人士在俾斯麦时代的后半期，顶多只能算是处于半合法的状态。他们受到了真正的迫害，即便他们获准在国会争取席次、进行选战，并且派遣代表参加帝国国会。俾斯麦虽未插手干预那些宪法赋予的权利，可是社会民主党在其他任何方面都继续遭到禁止。然而，该党以势不可遏的方式，在那个受迫害的年代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选举而变得日益强大。那是俾斯麦时代所笼罩的最浓密的政治乌云之一。俾斯麦始终奈何不了社会民主党，却从未停止对之进行打击，到了最后甚至还变本加厉，意图全面查禁社会民主党并将其领导人物驱逐到国外。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将那些计划付诸实现了。

不过，俾斯麦也曾经尝试运用建设性的手段来打击社会民主党。19世纪80年代——亦即社会民主党遭受迫害的年代——正好是德国社会保险政策的滥觞：1883年推出了健康保险、1884年推出了事故保险、1889年推出了伤残保险。那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大胆和创新的政策。除了德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度拥有类似的事物。俾斯麦因此被誉为现代德意志社会福利国之父，而且直到德意志国走上末路为止（其实至今依然），德国在社会政策这方面一直领先其他国家。俾斯麦却将这种政策看成是对抗社会民主党之战的一个环节。他希望一旦国家改善了工人的社会处境以后，就能够把他们从社会民主党那边争取过来。可是，他未能达到这个目的。工人们虽然收下了社会政策所带来的各项福利，却不让自己遭到收买。他们继续认同社会民主党。

我们还可以在此补充另外一样东西：俾斯麦于自己任期的后半段，更是从1879年开始设法借由政治措施来直接迎合德国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俾斯麦在1879年创建了“生产阶层的卡特尔”（即大农业与大工业的联盟），并通过实施保护关税来拉拢那两个集团。我们可以表示，他简直是以有一点儿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不仅试图在政治方面，同时也在社会政策方面（在“阶级上”）将国家塑造成一个整体。

到了俾斯麦时代晚期，德意志帝国已在内政上呈现出一种双重性质，而且这种性质直到今天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发挥作用：除了各政党之外，还出现许多个联合会。“农民联盟”固然在1893年成立于俾斯麦下台后（主要是作为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组织，而且是大地主与小农民之间的同盟），可是此前已经出现了重工业界的“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轻工业界以出口为导向的“汉萨同盟”（金融业与银行业亦积极参与其中），以及各种工会。那些工会完全在社会民主党之外独立运作，设法于经济领域内直接改善工人的处境——所凭借的并非政治革命，而是通过共同奋斗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尤其是争取更高的工资。这一切也都属于俾斯麦在内政上的作为。

但即便有了这些成就，整个俾斯麦时代的内政氛围都处于郁闷和焦躁之中。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经济萧条，同时也是俾斯麦的政策——或许更是俾斯麦自己的作风——所造成的结果。俾斯麦从来就不是一个委曲求全、具有圆滑外交手腕的政治人物。他难得借由和蔼可亲的态度来取胜，而当俾斯麦在1871年赢得毕生最大胜利之际，已可明显看出他晚年被解职后在心中充满的那种愤懑。（德皇被拥立三天以后，他从凡尔赛写信向妻子表示：“我曾经有好几次迫不及待想成为一颗炸弹，爆发开来将整个架构炸成瓦砾。”）这不禁令人怀疑，俾斯麦是否在当时即已出现一种感觉，认为他在1867年达到真正的目标以后就冲过了头，结果被自己与民族主义缔结的盟约带领得偏离路线太远，于是创造出一个难以运作的东西，而且长此以往或许根本无法把它保留下来。显而易见的是，俾斯麦在建国之后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深深抱持着悲观主义，那种悲观主义同时涉及了德意志国的内部政局与外在形势。

在内政方面，与各党派及帝国国会持续进行的争斗令他愤慨不已。1867年时，俾斯麦还踌躇满志地告诉国会（当时仍只是北德意志邦联的国会）：

让我们把德国放到马鞍上面！它一定有办法学会怎么骑马。

到了1883年，他却很悲伤地引用自己从前说过的那句话，并且把它断然收回：

这个民族根本就不会骑马！……我这么讲的时候并未动怒，反倒完全心平气和：我所看见的德国前途是一片黑暗。（摘自写给罗恩伯爵的信函）

信中相关段落指的是国内政局，而非国际形势。就国际形势而言，“结盟的噩梦”一直令俾斯麦忧心不已：

数以百万计的刺刀主要就直直指向欧洲中央，而我们就站在欧洲的中央。我们由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因为欧洲整体历史的缘故，遂优先成为其他强权结盟对抗的对象。（1882年在帝国国会的演说）

当时有人向他表示：“您是在做结盟的噩梦！”俾斯麦回答道：“对德国的内阁大臣而言，这种噩梦在很长时间内——甚至直到永远——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

俾斯麦对敌国同盟所抱持的畏惧固然合情合理，但令人怀疑的是，那是否果真仅仅出于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因素？其实更重要的理由来自外交方面。我们首先必须明白，1870年至1871年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一事究竟带来了何种巨大变化，以致日后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在当时就已经称之为“德国革命”。德意志建国之前，德国人所居住的欧洲中央地带一向是由许多小邦、中等规模的邦国，以及两个大国所构成。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欧洲强国之间）只是很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其邻国根本没有害怕它们的必要。同时也没有人能够表示，“德意志邦联”于1815年至1866年的半个世纪内，曾经在任何时刻都面临危险，必须对抗欧洲大国及外围强权所组成的优势同盟。

“德意志邦联”现在却突然被一个紧密结合、非常强大、非常军国主义的国家所取代。原本让中欧对外力产生缓冲作用的一大块“海绵”或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塑料垫”，如今却在某种程度内变成了一个水泥块——一个令人望而生畏、有许多炮管向外伸出的水泥块。一场战争促成了这种令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精神振奋，却令欧洲其余各国焦虑不安的转变。而新浮现的德意志强权在那场战争中，同时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和某种毫不通融的强硬态度。1870年至1871年“德法战争”的进行方式与结束过程，已不像1866年的“普奥之战”那般通情达理了。

尤其自从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俾斯麦可谓使得新成立的德意志国一开始就和法国成为“世仇”。俾斯麦本人很早即曾对此说出发人深省的看法，但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1871年8月的时候，他已向当时法国派驻柏林的代办表达了意见，而那位代办立即向巴黎提交书面报告转述如下：

就长久维护和平而言，我们已经犯下一个错误，那就是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从你们手中拿了过来。因为那两个省份让我们处境尴尬，它们仿佛像是有法国藏身在后面的波兰。

可见俾斯麦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为什么还是那么做了？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不断对此作出揣测。但俾斯麦的动机不太可能是出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愿望——让自古以来就属于德境，在两百年前才被法国并吞的阿尔萨斯“回归祖国”。俾斯麦从来就不认为他的新德意志国与旧帝国有任何关联，因为旧帝国的核心不在普鲁士。

更强有力的论点是在军事方面。“斯特拉斯堡”和“麦茨”两大要塞对军方人士而言，就是德意志国新近获得的南德疆土之锁钥。[21]俾斯麦通常完全不向军事观点低头。如果这回他是因为军方而那么做的话，或许是因为他相信法国的复仇之战必不可免——他曾在1871年多次表示：“他们永远无法原谅我们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打了胜仗。”正由于俾斯麦预料战争将会发生，才使得军事观点也对他产生了重要意义。我们不妨这么表示：在1871年后的最初几年内，令俾斯麦担忧的事情并非国外的同盟，而是法国近在眼前的复仇行动。俾斯麦的德意志国所出现的第一次外交危机，便清楚地呈现此事。1875年时，法国已经非常快速地从败仗和赔款中复元过来，开始大幅扩充军备。德意志帝国随即立刻摆出具有威胁性的架势，即便起初还只是采取了非正式的行动。一家柏林报纸当时在头版刊出的标题为：“战争已迫在眉睫？”

俾斯麦始终否认，自己果真有意发动先发制人之战，跟重新崛起的法国打第二场仗。那是完全可信的讲法。俾斯麦的优先考虑是要预防他所担忧的法国复仇之战，亦即加以吓阻。然而，此际出现了令人料想不到的情况。1870年时完全未曾干预战事的英国和俄国（那时俄国所采取的友好中立政策，甚至非常偏袒普鲁士和即将成立的德意志国），现在却共同向柏林施压。英、俄两国宣称，它们将不会袖手坐视法国更进一步遭到削弱。如此一来便仿佛首度预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国如欲超出1871年所取得的成果，势必将面对一个由法国、英国和俄国组成的同盟。而且，从常理来判断，不管德国再怎么强大也都不会是那个同盟的对手。

俾斯麦感觉深受其辱，因为他摆出的威胁姿态旨在进行防御，并不具攻击性。他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对当时英、俄两国当权的政治人物产生了既强烈又具有个人色彩的恨意，对俄国首相戈尔恰科夫尤其如此。更重要的结果却出现在其他方面：从1875年的“战争迫在眉睫危机”开始，俾斯麦的“同盟噩梦”才取代了“法国复仇噩梦”。而且，唯有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们才可以说俾斯麦积极推动和平政策——依据该政策，德意志国的利益就在于阻止欧洲强权之间爆发战争。正是这个政策才使得俾斯麦的声名至今维持不坠。但其中非常值得玩味的是，甚至连他自己也未能成功避免让德国卷入危险的纷争。

1877年时，俾斯麦在著名的《基辛根口述稿》中列出其和平政策之各项准则。口述稿当中最关键的字句为：

我眼前浮现的目标景象并非在任何地点开疆辟土，而是一个整体的政治局势：那个局势使得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强权都需要我们，并可预防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组成同盟来对抗我们。

我们在此不妨先针对“除了法国之外”那几个字眼作出注解：1860年的时候，俾斯麦在一封写给他当时的政治导师——利奥波德·冯·格拉赫——的信函当中仍然表示，即便有许多疑虑存在，他自己还是必须保留与法国携手合作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人会有办法下棋，假如棋盘上的六十四个格子当中，有十六个格子一开始就被禁止使用的话”。如今他却认为这种限制已经无可避免，只好加以接受。我们不难想象出来，这是多么可怕的“让子棋”。

除此之外，俾斯麦的政策还意味着严格采取许多退让措施。其做法可归纳成以下五点：

一、放弃在欧洲进行任何形式的领土扩张。

二、与此有关的配套行动，就是在德国境内全面压抑扩张的野心，特别是一切与“大德意志”有关的努力方向。

三、不断打消各地“尚未得到解救”、由于德意志建国而被排除在外的德国人——尤其是奥地利与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德国人——要求并入德国的愿望。

四、绝不介入其余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政策。因为这种做法正可将列强的注意力向外转移到“周边地区”，预防各国组成同盟来对抗欧洲的中央地带。

五、于必要时积极阻止欧洲内部爆发战争，而且纵使在德意志国并未直接参战或受到波及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德意志国必须成为“让欧洲不倒翁保持平衡的铅块”。这是因为俾斯麦已经认知到，欧洲的战争不论在过去或现在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那就是很容易蔓延开来。

整体而论，那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和平政策，而且在后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国从未继续出现过相同的政策。此外，我们无法表示，那种和平政策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受到了欢迎。德皇威廉时代动能十足的“世界政策”、魏玛共和时代的修正主义政策，以及希特勒时代的武力征服政策，却获得完全不一样的热烈回响。但真正非比寻常的地方是，就连俾斯麦自己——无论他再怎么立意良善和政治手腕高超——也未能成功避免让他自己的德意志国卷入各种危机。俾斯麦时代的历史正好让人产生一种想法，认为他的帝国注定不会幸福，或许正出自一个不可救药的建国行动。我们在俾斯麦的每一位继任者身上，都找得到若干可以避免的错误。可是，在1871年以后，没有任何人会比俾斯麦更有办法来维护和巩固德意志国，并且促使其邻国承认德意志国是欧洲国家体系的固定成员，甚至视之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既然到头来就连俾斯麦自己也无法成功达到这个目的，岂不正因为建国一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俾斯麦不顾许多反对声浪，立场坚定地贯彻了上述外交方针的前三项。就第四项外交方针而言（不进行殖民活动），俾斯麦自己却在1884年至1885年一度出轨。然而，此事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远不如俾斯麦的第五项外交方针（通过危机管理来预防战争）在1878年“柏林会议”期间所获得的最大胜利。如同后来可以明显看出的，德意志国从此开始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路。

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俾斯麦偏离既定方针的殖民政策。它虽然在时间顺序上发生得比较晚，却很快就可以说明完毕：那一段奇特的插曲并没有带来显而易见的长远后果。

1884年和1885年的时候，俾斯麦将已被德国私人企业建设成商业殖民地的四大片非洲土地，正式宣布为德意志帝国的保护领地。它们分别是：多哥、喀麦隆、德属东非和德属西南非。事情已经如此发生了，可是俾斯麦那么做的理由却始终让历史学家们莫衷一是。曾对此作出最详尽研究的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魏勒，将之总结成“社会帝国主义”一词。就这一点而言，魏勒援引了俾斯麦自己的讲法——俾斯麦曾在1885年发函给德国驻英大使（大使本人由于新近推出殖民政策以后所导致的德、英摩擦，对该项政策并不热衷），向他表示：殖民问题“由于内政方面的因素”，已然成为一个攸关生死的问题。

不过，那其实只是用一个疑点取代了另外一个疑点——所谓“内政方面的因素”究竟为何？魏勒列出了一长串内政上的可能动机：1882年以后愈演愈烈的经济萧条；有鉴于舆论界出现的“殖民热”，以及非洲尚未遭到瓜分的土地不断萎缩，于是采取某种“门户关闭政策”以为因应；1884年的选战；此外还有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与殖民政策同时出现，并且同样新颖的社会保险政策。总而言之，俾斯麦有必要在建国十多年以后，当胜利的感觉开始消退之际，创造出一个新的因素来凝聚国家内部。

但更加能够让我信服的，反倒是仅仅被魏勒称作“附带观点”的另外一个理由。依据该观点，突然转向殖民政策以致造成与英国摩擦一事，实乃出于俾斯麦在1884年与1885年之交的刻意策划。而且，此事完全源自内政方面的理由，甚至与个人因素有关——那就是担心腓特烈三世皇帝即位之后，将会出现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格拉斯东内阁”。[22]依据后来的帝国总理比洛[23]自己的讲法，他曾经向俾斯麦之子赫伯特坦承了下列事项：“当我们走上殖民政策的时候，皇太子尚未罹患重疾。我们必须针对其长年执政预做准备，因为在他统治下，英国的影响力势必大行其道。为了预防此事发生，我们就必须推动殖民政策，以便随时可能与英国发生冲突。”除此之外，俾斯麦自己也曾经有过一个更加露骨但比较拐弯抹角的类似讲法。

如果这种解释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导致俾斯麦突然转向殖民政策的“内政方面的因素”便昭然若揭：俾斯麦这么做的目的，不外乎在于先下手为强，借此保住自己的职位。但我们为此而责怪他之前，必须先考虑到一点，那就是俾斯麦认为可以控制住因为殖民政策而与英国产生的纷争（后来的发展确也证明此事），而且他同时还相信自己无法被取代（在某种程度内也同样正确）。

我们可别忘记了，俾斯麦从来就不是独裁者，也不是合乎宪法的统治者——他一直是随时可被免职的普鲁士首相和德意志帝国总理。至于帝国时代初期出现了几乎长达二十年的“俾斯麦时代”一事，那其实是宪政上的异常状况，并且只能用德皇威廉一世出人意外的长寿来解释。俾斯麦个人的职位，始终都有赖于他是否有办法让皇帝继续站在他的那一边（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不得已），而威廉二世登基以后所出现的结果，就对此作出了再清楚也不过的说明。

威廉一世在1884年的时候已经年事甚高，随时都可能寿终正寝。即将继承皇位的腓特烈太子却是个自由派，娶了英国公主而难免受到其妻影响，况且他还一直相当公开地表示，自己准备在内政方面广泛实施自由主义政策，在外交方面则推动亲英政策。为了阻挠此事发生，为了让德皇无法轻易任命一个立场截然不同的人物来取代他——俾斯麦——的帝国总理职位，他需要国内出现反英情绪。而我认为，俾斯麦正是通过殖民政策刻意激化了那种情绪。

可用于佐证这个论点的事实是，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又把殖民政策宛如烫手山芋一般地抛开了。因为老皇帝始料未及地活到将近九十二岁，而皇太子却早已病入膏肓。德国出现一个“格拉斯东内阁”的危机随之解除，而俾斯麦的职位已得到确保，于是他对德国殖民地的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俾斯麦最著名的反殖民政策言论便来自1888年。[24]当时有一位热衷于殖民主义的访客在他面前摊开一大张非洲地图，然后指着地图说明当地的资源有多么丰富。俾斯麦开口表示：“您的非洲地图非常漂亮，然而我的非洲地图位于欧洲。俄国在这里，法国在这里，而我们夹在中间。这是我的非洲地图。”

“社会帝国主义”的世界强权愿望固然在德国一直继续存在了下去，可是它要等到俾斯麦下台之后才登峰造极。俾斯麦本人尽管曾经在1884年至1885年有过出轨行为，但我们仍可表示，俾斯麦基本上对殖民主义抱持着收敛的态度。他一再强调：竞逐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都不是德国所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本就负担不起——德国必须知足，才会有办法保留及巩固自己在欧洲内部的地位。

即便如此，俾斯麦的德国还是在1877年的《基辛根口述稿》之后不久，在欧洲内部陷入了麻烦。问题衍生自欧洲东南边缘地带持续进行的一个发展，而且它在整个19世纪不断导致欧洲爆发危机。那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缓慢解体，以及该国信仰基督教义并多半为斯拉夫人的各个民族，在巴尔干半岛所进行的分离运动。

俄国人支持了巴尔干半岛的反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其着眼点有二：一是源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即刚刚开始在俄国兴起的泛斯拉夫运动；二是出自强权政治的考虑，亦即必须向地中海推进。俄国一贯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取得土耳其各海峡的控制权，以便让俄罗斯的舰队涌入地中海，并且将当时主宰了地中海的英国舰队阻挡在黑海外面。

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糅合在一起以后，便促成了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在此次战争中，俄国将土耳其逐出该国位于欧洲的大部分领土，最后更挺进至君士坦丁堡[25]的大门外。这导致欧洲爆发危机：为了继承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土地而一直与俄国处于竞争关系的奥地利，以及不希望俄国进入地中海的英国，共同威胁要撤销“俄土战争”的结果。

俾斯麦和德意志帝国为此陷入窘境。这位帝国总理之前已在《基辛根口述稿》中表示，德意志帝国必须成为“让欧洲不倒翁保持平衡的铅块”。也就是说，德国应当发挥自己相当可观的影响力，避免遭到与德国风马牛不相及的欧洲危机波及，以致有可能被卷入一场新的战争。俾斯麦因此觉得，为了维护德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和平（他将二者视为一体），自己现在有义务进场干预，借此避免爆发一场已经迫在眉睫，在一方是俄国、在另一方是英国与奥地利的大战。

俾斯麦针对当时局势创造出他那个著名的用语——“诚实的经纪人”。从该用语的完整讲法即可看出俾斯麦技巧十足的自我节制，以及俾斯麦因为不得不在欧洲扮演和事佬与和平维护者的角色而出现的轻微反感。他在1878年向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表示：

我认为调解和平的方式，并非我们在相互分歧的立场之间担任裁判，于是以德意志帝国的力量作为后盾开口说道：“一定非要这么做不可”。我对此的想法比较谦逊，比较像是一个诚实的经纪人，希望让生意真正能够成交。我对自己的恭维则是，纵使英国和俄国无法自行达成共识，我们应该也有办法成为值得双方信赖的对象，正如同我确信我们可以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那么做一般。

那是处理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时，所采取的非常谨慎的方式。人们可以感觉到，俾斯麦是在有些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因为地缘政治和德意志帝国实力上升的缘故，于是被迫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后来确实产生灾难性的后果。1878年的“柏林会议”起先消除了眼前的战争威胁，并建立起一套通用规范，让与会的每一方都有点不满意，但又有点觉得满足。“柏林会议”虽然在此后二三十年内为欧洲带来有益的发展，却对德、俄两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可怕的影响。我们必须在此简单回顾一下。

自从瓜分波兰以来，尤其是在进行“解放战争”反抗拿破仑之后，普鲁士与俄国的关系就类似今日东德与苏联之间的情况。普鲁士是一个与俄国紧密结盟、或多或少必须依赖俄国善意的国家，并且从俄方获得深厚的友谊。普鲁士虽然比俄国小了许多、地位不像俄国那般重要，对俄国而言却非常有用。一百年来，两国之间便维持这种非常紧密的政治友谊。接着在1866年和1870年的时候，俄国让俾斯麦的普鲁士无后顾之忧，得以先后倾全力与奥地利和法国作战，促成德国在普鲁士领导下获得统一。

俄国人于是对两件事情深信不疑。首先他们认为，俄国与普鲁士的固有邦谊和唇齿相依关系将继续维持下去，而且就事论事来看，如今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自然只可能对俄国有利。其次他们相信，俄国凭借自己在1866年和1870年时的表现，有资格要求德方感恩图报来表达直接的谢意。

俾斯麦非但不向俄国人投桃报李，反而还做出了他自己在1866年和1870年时于俄国协助下所极力避免的事情——不让双边争端成为一场欧洲国际会议的主题。结果在“柏林会议”中，俄国的进账大幅缩水。

俾斯麦事后声称，他在柏林会议期间几乎额外扮演了俄国代表的角色。他必须作出这种表示的理由，不外乎在于尽可能设法化解柏林会议给俄国带来的极度失望。但无法改变的结果是：他举行柏林会议一事，以及会中所作出的规范，都对俄国产生掣肘作用。俾斯麦使得大获全胜的俄国丧失了一部分胜利果实，甚至还让奥地利获得不应受的报偿，有权占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可是奥地利全未涉入“俄土战争”，并一直是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竞争对手。不难理解的是，俄方对此极感失望、至表愤怒，同时俄国新闻界与外交界在1878年和1879年出现了强烈的反德国、反俾斯麦态度，德、俄两国皇室之间的关系也明显恶化。俾斯麦愤而作出的回应，就是在1879年签订了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的盟约。

这意味着乾坤大挪移！我们简直可以表示，1867年时的政策已完全遭到颠覆。当初俾斯麦在俄国的掩护下，将奥地利逐出德国。如今奥地利却与俾斯麦的德国结盟，旨在对抗俄国。

俾斯麦或许并未将德国与奥地利的同盟视为长久之计。然而，日后的发展却恰好如此，因为德奥同盟的自然结果就是，它迟早必将促成俄法同盟。自从乔治·凯南在1979年发表详尽的研究报告以来，[26]我们对此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俄法同盟并非19世纪90年代的即兴之作。德奥同盟正是俄法同盟的根源，而且我们可以表示：1879年的德奥同盟才使得俄法同盟成为势所难免的发展。但那两个盟约免不了都还有一点儿歪歪斜斜。因为俄国和德国之间并没有直接冲突，而法国和奥地利之间亦无直接纷争。可是，德、奥两国如今已然成为盟友。从此开始，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法国都出现了一个不断强化的趋势——要用自己的持久同盟与德奥同盟相抗衡。

俾斯麦在自己还能够执政的时候，以极大的技巧延迟此事发生。然而，那种技巧到了最后已经变成特技表演。1881年他不顾圣彼得堡与柏林的严重龃龉，以及圣彼得堡与维也纳的持续敌意，在三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同盟关系，即“三帝同盟”。俾斯麦为此作出极大努力，并且使用略显矫揉造作的理论，将昔日君主团结一致对抗西方自由民主的做法又重新搬了出来——我简直想表示：又从古董箱里面搬了出来。但“三帝同盟”仅仅维持了六年的光景。它太过于人工化，以致与事态的自然发展完全背道而驰。于是，19世纪80年代的俾斯麦结盟政策往往显得有一点儿装模作样，甚至略带轻佻圆滑。

例如，俾斯麦又在1882年促成一个同样不自然的盟约，即德、奥、意“三国同盟”。就上述两个同盟案例而言，他都通过德国的斡旋，将两个天生的敌人撮合成不自然的盟友。奥地利与意大利因为“特伦托”和“德里亚斯特”两地之争（二者都属于奥地利，但被意大利视为不可分割的本国领土），于是也成为天然的敌人。其情况正如同奥地利和俄国为了争夺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遗产，于是自然而然成为敌人一般。

“三帝同盟”在1886年裂解之后，俾斯麦做出了其实有一点说不过去的事情。他瞒着盟友奥地利，与俄国签订了一个直接抵触德奥同盟的秘密条约，即所谓的《再保险条约》。德国于《再保险条约》中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享有主导权，甚至允诺在俄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际保持友好中立。这么一来，俾斯麦非但违反了1879年与奥地利签订的同盟条约，甚至还与柏林会议“诚实的经纪人”之角色南辕北辙。曾经有人为了替俾斯麦辩解，于是表示：19世纪80年代他所缔结的各种同盟，在用意上与一般的盟约不同，并未着眼于一场将来的战争——俾斯麦在那些年头反而希望通过有如特技表演一般，甚至自相矛盾的结盟政策来避免战争爆发。

我们大致可以同意这种对俾斯麦的看法。当德国与奥地利的参谋本部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积极研拟对俄国进行先发制人之战的计划时，俾斯麦曾经致书军事内阁的负责人表示：“我们的政策在于尽可能完全预防战争，若实在行不通的话，便设法让战争延后爆发。本人将无法配合采取其他的政策。”

我们还可以引用不少内容相似，同样来自19世纪80年代的俾斯麦言论（它们都是特地为了内部公务往来而撰写，因此完全可信），借以证明俾斯麦确实在德意志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和平利益之间画上了等号。其历代继任者当中没有任何人具备同样坚决的态度。至于就俾斯麦的坚定立场而言，纵使那源自浓厚的悲观主义，却仍然难能可贵。（1886年他曾发函向战争部长表示：“倘若天意要我们在下一场战争中落败的话，那么我认为毫无疑问的结果将是，我们打了胜仗的对手将使尽一切手段，让我们永远——或者至少在下一个世代的时间内——无法重新站立起来。……一旦列强发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可以是多么的强大……我们不幸作战失利以后，甚至无法期待还会有办法让现在的国家维持统一。”）俾斯麦在建国以后的政策，就是德意志国由始至终唯一推行过的无限制和平政策。

可是，俾斯麦即便发挥了最大的政治技巧和最大的诚意，依然未能在他的时代完全实现自己所欲达成的目标。他在建国时期导致德意志国与法国那个强权持续成为死敌——所谓的“世仇”；他在柏林会议期间与会后所推动的政策，则促成法国与俄国走上结盟之路。同时，俾斯麦与奥地利建立了亲密关系，但不难预见的是，无论俾斯麦再怎么设法防阻，那种亲密关系本身便暗藏着冲突的因子。因为奥地利与俾斯麦的德国相反，并不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奥地利和俄国一样，也打算继承土耳其在欧洲的土地，而这注定了奥、俄两国日后必将为此爆发冲突。

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在违反俾斯麦衷心愿望的情况下，已经从1878年至1879年开始卷入奥、俄两国之间的冲突，而且再也无法脱身而出。众所皆知的是，这场冲突后来在1914年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线。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当中还出现过另外一场冲突——德意志帝国与英国之间的纠纷。但那场冲突并非因为俾斯麦而起，即便他曾经在1884年与1885年之交推动过反英政策。那是俾斯麦时代结束之后，德皇威廉时代的“世界政策”所酿成的结果。

第三章　德皇时代

1890年3月俾斯麦的下台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在内政方面是《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有效期限不予延长，在外交方面则是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不再续约。二者都带来深远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与俄国之间立刻出现严重纠纷，同时也不表示社会民主党马上发生任何改变。然而日久天长以后，后者形成了更大的变化（这是我们首先在此讨论的对象）。社会民主党随即逐渐变得不再是革命党，而成为一个改革派的政党。

这么一来，我们先将主题转到德意志帝国的内部政策，借此呈现出大环境在俾斯麦下台以后很快便形成的剧烈转变——而且这种大环境的转变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为止是日益明显。如同前文所述，俾斯麦的德意志国在内政方面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国家：几乎对所有的德国政治势力来说，那都是一个压抑和不满的时代，更何况经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而且在俾斯麦下台后仍然延续了好几年的工夫。接着从1895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反转和经济起飞。那年开始的一波经济荣景，几乎未曾间断地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有在1901年和1908年出现过两次小规模的停滞。但是从全局观之，德皇时代都处于经济繁荣、民生乐利的时期，而且工人阶级亦受惠于此。其中的原因至今仍令人困惑不已。但是这也难怪，因为即便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很难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作出预测。

然而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种令人茅塞顿开的理论正好在此得到了证实。那是熊彼特和康德拉季耶夫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经济的蓬勃发展与重大的科技创新息息相关。如果缺乏了技术上与科学上的创新，经济就会开始停滞，有时甚至陷入衰退。整个俾斯麦时代刚好面临这种情况。之前出现过工业革命的时代、蒸汽机与铁路的时代、炼钢与冶铁的时代。传统的手工作坊已在19世纪中叶改头换面成为机械化的工厂，而后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却久久未曾出现创新。既有的一切当然继续发展：继续兴建铁路，已设立的工厂继续雇用工人，工业缓慢地继续扩大规模，然而那个经济阶段大体上只是一个缺乏动能的时代。这种情况就从1873年延续到1895年。到了19世纪90年代，一下子又同时出现许多重大创新——尤其是电气化的全面普及，此外还有正在起步中的机动车辆与无线电通讯。各种科技创新于是为旧工业带来了新的冲劲。

这个经济进程先是在社会方面发挥作用，然后在下一个步骤也影响了政治。就社会方面而言，阶级斗争的态势已逐渐弛缓下来。固然当时还没有提出日后的一项重大发现：工人不仅仅是成本因素而已，他们同时也是消费群众——因此资方在表面上与工会进行抗争之后，都会为了本身利益而一再同意支付更高的工资。可是，当时随着劳动力日益短缺，工会开始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雇主逐渐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古老的“工资铁律”（即尽可能支付最低的工资）。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和平，同时这种社会和平也在政治上产生效果，而且主要是影响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成立之初是一个革命政党，意图全面改造社会。受到“第一国际”的影响以后，这种倾向更是与日俱增。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世界革命的政党——但只有理论上如此，因为革命多少还只是未来的事情。不过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期为止，革命始终都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愿景。接着，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发展出一个被称作“修正主义”的路线。那些修正主义者表示：我们不需要革命；我们必须逐步成长融入现有的社会与国家，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加以接管。

这个发展起初未能在党内获得正式认可；于历届党的大会不断进行的“修正主义辩论”中，修正主义派总是屈居下风。他们却在台面下日益成长茁壮，而等到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支持开战的时候，修正主义派已经蔚为主流。这种情形在1918年变得更加明显，因为社会民主党愿意在国家战败之后“跳入火坑”（那是该党主席埃伯特的用语），出面收拾残局。那些虽然都是日后的发展，然而从1914年和1918年的事件即可看出，之前德皇威廉时代的国内政治气氛早已不声不响地和缓下来。当时，德意志帝国不再有任何事物会让人联想起昔日的普鲁士宪政冲突、“文化斗争”、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等等。帝国国会及国会的各个政党已在内政上对内阁产生了日益重要的意义，因为政府不断推出的各种新法案都必须由国会负责处理。（德皇时代是一个大规模编纂法典的阶段。尤其1900年的《民法典》更是一部名符其实的世纪之作，除了其中的亲属法部分必须加以修改之外，它在今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完全生效。）该阶段在另一方面也有所进展，但我无意称之为“民主化”，因为那是过于夸张的讲法；不过我们可称之为“群众的政治化”，而且它在默默之中为日后的民主化做好了准备。

我之所以提起这一点，主要是想借此反驳德国史学界一个至今仍然强势的派别。该学派主张的论点是：德意志帝国在威廉时代所推动的对外扩张政策，实乃出自内政上的因素。依据其理论，当时希望向外转移人们对国内紧张局势的注意力——或许甚至必须那么做。但对我而言，那种看法未必合情合理。从1890年到1914的二十四年之间，德国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内部紧张局面实则未增反降。而且在我看来，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之后，即可反驳上述论点。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内部紧张局势，都要比同时期的德国来得严重许多。法国有“德雷福斯事件”；英国的爱尔兰问题在当时已呈内战一触即发之势；俄国有1905年的革命；奥地利面临各式各样的民族问题。德意志帝国在那个时代却缺乏足以相提并论之处。

刚好相反的是，德皇威廉时代在内政上是一个健康的年代，甚至是一个幸福的年代——它是德意志国在自己短暂的生命期限当中最幸福的年代。在那个时代将德意志帝国推向崭新外交路线的因素（而且如同事后所显示出来的，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路线），并非国内的不幸福与内政上的危机，反而是当时德国人对自身力量与内部和谐所产生的过度信心。每个阶级的生活都不断获得改善以后，德国人的性格随之出现了某种变化，可惜我们无法称之为好的转变。1848年以前的德国人（甚至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谦卑朴实的民族，其最高目标就是团结在同一个屋檐下，而且他们已经如愿以偿。

可是，自从俾斯麦下野以来，他们产生了一种大国的心态。许许多多德皇威廉时代的德国人，而且是来自各个不同阶层的德国人，突然在眼前浮现一个伟大的国家远景，一个全国性的目标：我们要成为世界强权，我们要向全世界扩张，德国必须在全世界享有优先地位！与此同时，他们的爱国主义也演变出一种有异于前的特质。当时振奋激励德国人的东西——他们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意识，让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是未来的霸主。

科技进步与工业发展为生活所带来的大幅改善，也和这种转变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从此可以打电话、可以开电灯，若有谁非常先进的话，还可以自行拼装无线电设备——他们正努力迈向一个超乎预期的新世界，而且是以德国人的身份如此进行。德国人那时在许多领域成为领先全欧洲的力量。当英国还只是缓慢进步，法国进步得更加缓慢，而俄国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时候，德国却在技术与工业等方面飞速现代化，并且对此非常引以为傲。可惜那一切往往转变成自吹自擂、过度自负、自恋自大的态度，以致今天若有谁阅读到当时各种言论的话，只会觉得浑身不对劲。

德意志帝国当然就跟那个时代所有的欧洲国家一样，还是一个阶级社会与阶级国家。更何况自从俾斯麦在1879年向上层阶级作出妥协，实施保护性关税并创立“生产阶层的卡特尔”之后，大农业与大工业之间取得了某种协调——大地主在其中的发声权更略微超出了自身真正的实力。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表示德国在这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

然而到了德皇威廉时代，大地主和大工业家之间的联盟已经改变了内在性质；如今农业在那个卡特尔里面的地位日益低落，工业所占的实际比重则越来越高。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已在很大程度上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不过德国工业一直要等到德皇威廉时代才突飞猛进，达到除了遥远的美国之外几乎无人能及的地步。工业的高度发展并且提供现成工具，助长了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扩张政策。但是，尽管德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工商业在全球进行的扩张，彼此之间具有不容否认的牵连性，但我认为德国外交政策出现转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此。更重要的因素（而且日增的国力也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就在于人们重新评估了——今天我们则必须表示：错估了——欧洲列强正在形成的发展趋势。

我在前一章曾经提到过，1888年时俾斯麦仍然表示：“我的非洲地图位于欧洲。俄国在这里，法国在这里，而我们夹在中间。这是我的非洲地图。”他想借此表达的意思就是：德国在欧洲已经过于忙碌和过于受限，所以必须放弃在全球其他地区进行冒险行动，而且纵使放弃了也无妨。然而，这种看法即便在俾斯麦时代也已非主流意见，如今更出现了彻底的改变。

在19世纪末叶以及20世纪初期，欧洲正处于殖民帝国主义的时代。所有较强大的国家都试图跨出欧洲，并且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借由推动“世界政策”来变成“世界强权”。其间起步最早、斩获最多的国家是英国，那时大英帝国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强大无比的世界霸权。但法国也在亚洲统治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且在非洲更是如此。俄国则大肆向东方扩张，但即便是一些较小的国家——诸如荷兰、比利时（后来意大利也小规模进行殖民扩张），再加上首开先河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也都拥有自己的殖民帝国。在整个欧洲出现了一个当时看似毋庸置疑的想法：纯粹欧洲权力均势体系的时代即将被一个世界性的霸权体系所取代；在此体系当中，欧洲列强将一如既往地于全球享有优势地位并建立大型的殖民帝国，进而将欧洲权力均势体系扩大成一个以欧洲为核心的世界权力均势体系。

对具有这种想法的人们来说（而且如今在德国也有许多重要人物如此认为），德意志帝国与其工业实力相较之下，在“世界政策”这方面未免遥遥落后。固然俾斯麦曾经一度建立了少数几个非洲殖民地（但很快就不再予以重视），不过德国还称不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德国仍然只是一个欧洲大国，并非世界强权。现在德国却想成为世界强权，而马克斯·韦伯就为德皇威廉时代提供了相关的座右铭。他曾在1895年表示：

我们必须明白，德国的统一是这个民族在年迈以后所搞出的青少年恶作剧；假如德国的统一意味着德意志世界强权政治的终点而非起点，那么如此昂贵的恶作剧最好不要也罢。

德意志国开始推动“世界政策”以后，必然会招惹到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强权——英国。德国人并不打算摧毁大英帝国，而且他们无论是在当时或后来都没有过这种非分之想。然而，他们的愿景是：受到英国掌控的欧洲权力均势体系必须被一个世界权力均势体系取代，而德国将在此体系内，成为与各个老牌殖民强权平起平坐的世界列强之一；与此同时，英国则应该降格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日后的帝国总理比洛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我们无意将任何人推入阴影，但是我们也要在阳光下取得一席之地。”

但说来奇怪的是，德皇威廉时代的德国人并不曾取得太多新的海外领地。19世纪90年代，他们在非常遥远的外面，从中国那边租借了胶州湾（附带说明一下，租约原定于1987年，即本书初版的同一年到期）——那是一个过于防患未然的举动，因为有关中国即将遭到欧洲列强瓜分的讲法虽然在当时甚嚣尘上，却人尽皆知从未成为事实。此外，德国人也在南太平洋取得了一些岛屿，可是它们同样非常遥远，在情况危急的时候同样非常难以固守。德意志殖民帝国除此之外并无重大斩获，而且后来也一样。那个殖民帝国始终只停留在空中楼阁的阶段。

然而，德国人秉持自己有条有理的作风，宣称德国取得世界强权地位的初步工作，就是要建立一支德意志舰队来展现德国的“海上雄风”。那表面上看来非常合乎逻辑。如果有谁打算成为世界强权，如果有谁希望跟上殖民竞争的脚步并取得领先地位的话，首先就必须拥有为此所需的工具——一支强大的舰队——才能够有办法在海外取得土地，然后加以捍卫。只不过至少同样合乎逻辑的是，这种舰队政策势必将导致德国与英国形成新的对立关系，因为德国建立了具有竞争力的大海军以后，英国必然会感觉直接受到挑衅。此事更因为德国早已在欧陆面对法俄同盟，于是产生了加倍的严重性。更何况法俄同盟意味着，欧洲所爆发的任何战争都会让德国腹背受敌。在此情况下，最妥当的做法莫过于设法把英国拉拢过来，看样子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我已经在前面简短提到过，从俾斯麦时代过渡到德皇威廉时代之际，在外交政策方面衔接得非常顺畅。舰队政策则迟至1898年才获得通过并开始实施。德国曾在此前八年内多次作出尝试，希望借由与英国结盟，或者至少也要跟英国“协约”（即便当时尚无此用语）——亦即与英国达成协议——来扩大并巩固自己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这种机会在俾斯麦时代末期已经看似成功在望。当时，英国和俄国持续处于对立状态，两国不断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我们还记得，1878年举行“柏林会议”时，俾斯麦的首要目标就已经是设法避免英俄开战。那种敌对关系在1887年再度愈演愈烈，并促成了一个所谓的“地中海联盟”：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已经达成共识，如果俄国人再度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的话，他们将出面反制。

当时最妥当的做法，莫过于德国也加入那个联盟。如此一来即可形成一种持续的同盟组合，在一方是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在另一方则是俄国和法国。德国在此情况下虽然仍有两线作战的可能，却可得到英国在背后撑腰。德国应该打得赢那场仗，至少获胜的机会能够比日后高出许多。

俾斯麦却阻止此事发生。他始终避免让德国在英国和俄国之间作出最后选择，或许他甚至已经暗中出现了一种想法：在最坏情况下不惜舍弃奥地利，重新恢复德、俄两国固有的友好关系。他虽然支持地中海联盟，自己却并未参与其中，反而还以友好姿态走向当时已略受孤立的俄国，签订了那个问题重重的《再保险条约》。等到条约期满需要续约的时候，俾斯麦刚好已经下台，于是《再保险条约》立即遭到废止。结果就连最后一道薄弱的障碍亦遭撤除，使得1878年至1879年即已开始酝酿的俄法同盟从此畅通无阻。俄、法两国随即在1894年正式缔结盟约。此时德国更应该采取的做法，就是走向老旧而依然存在的地中海联盟，借此拉近自己与英国之间的距离。

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进行过那种尝试。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卡普里维才刚上任就签订了德英“交换条约”——签约后英国取得桑给巴尔，德国则取得赫尔戈兰，[27]而且该条约可成为两国进一步交好的开端。于卡普里维任内，而且甚至在他卸任后的一段期间内，德、英双方修好的努力都持续进行下去。直到1897年以前，亦即在所谓“新路线”的年代，德国及其盟邦其实与英国维持了相当不错的关系。那时英、德两国根本还谈不上彼此存有敌意。即便当1897年决定实施舰队政策，而且蒂尔皮茨——德国公海舰队的创立者——在德国大肆推动大海军宣传之际，那种必然以反英为主轴的宣传活动仍未直接导致德、英疏远。

英国政府内部反而有若干人士作出尝试，依旧和颜悦色地劝说德国切勿推动舰队政策及世界政策，并且愿意在欧洲大陆与德国结盟以提供保障。从1898年到1901年之间，仍然反复出现了英国与德国结盟的试探性动作（但它们都称不上是真正的谈判）。最后一切归于失败，而前功尽弃的主要理由在于德国人相信：英国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囊中物——既然我国目前大半仍处于纸上谈兵阶段的舰队已可让英国“来归”，那么等到我们的海上武力变得更强大以后，英国当然只会更愿意缔结盟约。

那种论点很奇怪地让人联想起许久以后康拉德·阿登纳[28]的德国政策。当苏联在1952年眼见联邦德国即将加入西方同盟，于是提议用德国中立来交换德国统一的时候，阿登纳对此所持的论点为：既然俄国人现在就已经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等到联邦德国变得强盛以后，情况还会更加有利。显然在此涉及了德国外交政策思想重复出现的一种倾向，那就是在自己刚开始变得强大——或者看似即将强大之际——对时局过于乐观，以致认为凡事都将如此直线发展下去。但主事者从未考虑到形势或许将急转直下（即便那起初只是潜藏的事实）：对方委曲求全的善意可能会转变成敌意。

英国外交政策的反转出现得相当晚。就亲近法国而言，那是在1904年；就亲近俄国而言，则迟至1907年。英、法殖民冲突曾在19世纪晚期再度激化得充满危险性，但英国已在1904年大致解决了与法国的纷争。英、法两国就殖民问题取得的最大谅解是：法国放弃埃及，英国则放手让法国在当时尚未遭到殖民的摩洛哥自由行事。德国人却在此时进场搅局，试图给英、法两国新近喜孜孜签署的友好协约泼冷水——所采取的做法是首度积极干预殖民问题，致力于在摩洛哥对抗法国。结果在1890年至1914年之间长期的和平年代，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危机：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其开端是德方把德皇送往丹吉尔，并让他在当地宣布抗拒法国来保证摩洛哥的独立。

这个危机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德国外交政策的协调不良。俄国曾在1905年卷入一场与日本的战争并惨遭败绩；接着，俄国爆发了第一场革命，几乎暂时丧失欧洲强权的地位。德军参谋本部在当时德国政坛要人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的领导下，随即出现一个对法国进行先发制人之战的构想。俄法同盟如今看似陷入瘫痪，俄国已失去了行动能力，而法国正改弦更张设法通过殖民协议来拉拢英国。在施里芬眼中，现在大可将摩洛哥使用为借口来跟法国“算账”。他认为时机已然来临，能够在俄国无力真正介入，而英国几乎不可能在欧陆扮演任何角色的情况下，通过一场单线战争来削弱法国，使得法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不复为大国结盟的对象。

这项来自参谋本部的计划，得到当时外交部里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高级参赞”霍尔施泰因——的赞同，而且霍尔施泰因说服了担任帝国总理和普鲁士外交部长的比洛支持该计划。[29]但是比洛不想要战争，他只希望获得一个纯粹的外交胜利，以便明白告诉法国人：无论是与俄国的同盟还是与英国的协约，在紧要关头都对法国全无裨益。而且，那场外交胜利或可促使法国成为德国未来结盟的潜在对象。

德皇则根本就不想要危机，更遑论是一场战争。威廉二世尽管往往会说出一些令人不快的夸大言论，但他基本上具有一种敏感、紧张与爱好和平的特质。他非常心不甘情不愿地让自己被送往丹吉尔，而且在随后衍生的危机当中总是怯于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纵使如此，比洛总理还是获得了有助于提高个人声望的成功。法国外交部长为此被迫下台，比洛则仿佛1870年至1871年打了胜仗后的俾斯麦那般，被晋封为侯爵。一切看似都被控制得服服帖帖，更何况还有一场欧洲列强会议增添了新的光彩，让德国又一次如同在“柏林会议”期间那般，通过共识来化解一场国际危机——只不过此次危机是由德国自己造成的。

然而，这一回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举办的“摩洛哥会议”[30]演变成一种羞辱，以及向德国外交政策提出的警告。因为会议期间除了奥匈帝国之外，没有任何强权采取反法的立场，结果法国被允许在摩洛哥享有极为广泛的主导权——我们甚至可称之为殖民统治权。只有在若干小细节上面作出的妥协产生了舒缓作用，让德国人保住了一点儿面子。

1905年的危机，是德皇时代三大战前危机当中的第一个。它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德国已经做过了头。德国实际上正在促成英、法、俄三国结盟，而那正好与德国努力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德国非但无法更进一步落实筹划中的世界政策，反而蓦然发现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并不稳固——任何一个不小心的步骤都随时可能让俾斯麦的同盟噩梦成真。

三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危机，而且后来证明它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俄国在1908年10月做出一个政治意味十足的举动，设法在奥地利的配合下，争取获得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权利。依据圣彼得堡与维也纳之间的秘密约定，如果俄国要求有权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话，奥匈帝国将不会提出异议。俄国则将在成功达到那个目标之后，允许奥地利正式并吞1878年已被奥国占领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不过，如同1878年《柏林条约》所规定的，俄国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权利非但需要得到奥地利认可，而且也需要英国和法国加以同意。结果，俄国未能争取到英、法两国的同意。可是，正当俄国还在对此进行谈判的时候，奥地利却并吞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奥地利和当时已受俄国保护的塞尔维亚之间，因而出现了严重的紧张关系。塞尔维亚以战争为威胁，要求奥地利取消并吞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的行动。1908年秋季随即演成一场大规模的巴尔干危机：其直接危险是爆发一场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间接危险则类似后来在1914年那般，俄国将出面干预并支持塞尔维亚。

德意志帝国于是以奥地利忠实盟友之姿，以及欧洲该地区仲裁者的身份插手其间。德国提出的要求是，俄国必须鸣金召回塞尔维亚，同时承认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一事。否则，德国将全力为奥地利撑腰，并任由事端扩大。按照当时德国新闻界的用语，德国是以“刀光闪闪的防护”站在奥地利的一方对抗俄国，并使得俄国蒙受屈辱。圣彼得堡则基于一个简单的考虑而不得不退避：俄国刚在短短几年前经历了对日作战失利和1905年革命，迄今尚未恢复元气，即便有法俄同盟可弥补不足和提供奥援，仍然无力进行一场对抗德、奥两国的战争。结果俄国作出让步，而德国这回获得了一次真正的外交胜利。只不过事后证明，它就跟1905年德国从法国那边取得的半个胜利一样，既无用又危险。因为俄国现在觉得必须尽快恢复强大的国力，而且类似“波斯尼亚”的情况绝不可再度发生到自己头上。随着1908年至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德国已经一脚踏入1914年爆发的欧陆大战之前缘地带。

然后，在1911年爆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我无意在此详述相关细节，反正法国或许稍稍逾越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所定出的界线（那属于诠释上的问题），继续向摩洛哥南部扩张，以致违反了相关规定。德国于是摆出耀武扬威的姿态，派遣一艘炮舰来到摩洛哥南部的阿加迪尔，重新引起与法国的冲突。但危机最后还是再度和平化解，甚至又为德国带来一次小小的成功：法国人同意将一小块刚果土地让给德国作为补偿，借此换取德国放弃对南摩洛哥的一切要求。这是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首次在非洲进行的殖民扩张行动。然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更甚于之前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波斯尼亚危机”：现在英国首度公开以法国准盟友之姿态露面。

英国此前在1904年与法国，以及1907年与俄国的协约中，曾刻意规避了真正的盟约。但英国已经与法国，而后与俄国（在波斯）化解了海外的争端，因此可在必要时放手加入法俄同盟。英国与法国之间更多次举行过秘密军事协商，但两国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同盟关系。英国仍然完全无须履行义务，于欧陆爆发战争之后站在法俄同盟的一方。

但即便如此，这时还是首度有一位英国的内阁成员——财政大臣及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总理劳合·乔治——迫不及待地发表演说，以耸人听闻和被德国视为挑衅的方式宣称：英国将不会在法国遭受威胁时袖手旁观。此外，英、法两国的参谋本部在同一年（1911年）重新展开协商，获致了比1904年至1905年时更加具体的结果。双方进而预先约定，英国将在法、德开战以后，派遣远征军前往增援法军的最左翼。战云已经如此密布，以致我们可以表示，战前的氛围已在1911年达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

然而恰好就在此刻，德、英之间又一次大举出现妥协的尝试。我们无法表示，有任何参与角力的强权已在1911年真正决定要打一场大战；英国更绝非如此。不过，各国现在都积极针对这么一场战争做好准备，而且当然主要是在军事方面下功夫。法国开始逐步将兵役期限延长至三年；德国在1913年巨幅扩大陆军，而且社会民主党竟然也对此表示同意（扩军经费是以财产税来支付，使得社民党比较容易投下赞成票）。俄国则已经在“波斯尼亚危机”之后开始大肆扩充军备，尤其是在波兰扩建本国的战略铁路，强化各地的要塞，以及发展出远较强大的炮兵部队。但那些都是需要长时间努力的工作，而且人们认为俄国大约要等到1916年至1917年才会有办法完成战备。

正当所有的人都开始认为，两大同盟体系在欧陆的战争恐怕已经一触即发的时候，德国与英国却在此时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和解尝试。德国的出发点是尽可能不让英国涉入这场战争；英国所着眼的目标，则是要降低英、德之间正在酝酿的冲突。德方的尝试旨在设法与英国达成重大的殖民协议，其做法应该类似英、法两国在1904年，以及英、俄之间在1907年所采取过的措施。德方愿意与英方进行协商，来界定并限制德国的殖民目标。英方的终极尝试就是1912年初的“霍尔丹任务”，[31]而英国希望借此实现的首要目标乃停止舰队竞赛。那在当时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想法。今天我们都十分熟悉“军备控制”这个构想，亦即设法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来缓和在特定军备竞赛领域内出现的冲突场面。而那在当时就已经是英国人的目标了。

德国人与霍尔丹进行谈判时的目标，则是争取英国作出承诺，将在欧陆爆发大战时保持中立。但双方努力的目标皆以失败收场。英国人不愿承诺保持中立，因为他们当时就已经担忧，德国将打赢一场纯粹欧陆性质的战争，以致未来在竞逐世界强权地位时实力过于强大。而德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反对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立场，拒绝签署军备控制协议来限缩德国海军的自由发展。海军大臣固然位居帝国总理之下，可是德皇由于“军备控制”那个新式的构想而感觉受到侮辱，决定不赞同贝特曼—霍尔维格而支持蒂尔皮茨。于是，帝国总理被将了一军。

“霍尔丹任务”随即失败，这自然意味着德、英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形尖锐。即便如此，德、英两国仍在1913年和1914年继续进行谈判，只不过没有那么大肆张扬罢了，其间涉及一项双重殖民协议。德国在伦敦首次将本国非洲殖民计划的地图摊到台面上。德方希望有机会获得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为主的葡萄牙殖民地，因为当时人们预料葡萄牙政府破产在即，该国势必将被迫出售自己的殖民地。此外若有可能的话，德国还希望从比利时那边买下比属刚果的一部分，借此将德属西南非、安哥拉、刚果和德属东非之间的陆上殖民地连成一气。此后，德国将表示心满意足，而英国则可从葡萄牙甚或比利时的殖民地当中获得若干补偿。

相当有趣的是，那些谈判的基调颇为友好，而且到了最后，双方已在一定程度内达成初步协议——时间是在1914年6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项有关未来应如何分配非洲中部殖民地的协议，那时已在伦敦草签完毕，但此举当然被严加保密。于是，就在当初导致德、英形成对立关系的范畴内（殖民政策和“世界政策”），局面看似已经明显弛缓下来。

英国与德国更在此涵盖甚广的范畴内进行了另外一项谈判，而且那看起来同样成功在望。德意志帝国争取世界强权地位的努力，在1900年以后的那些年头内出现了两个方向：首要的路线是在非洲大举开疆辟土，另一个在做法上极不明确的路线则是向东南方扩张。为达此目的，德奥同盟起先应该与新缔结的德国—土其耳同盟共同构成一个大型的单一经济体，并且设法迫使巴尔干各国完全或部分加入该体系。其具体象征就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行动，一条连接柏林与巴格达的铁路，即著名的“巴格达铁路”。德意志帝国希望于一定程度内，在攸关俄国和英国利益的地区之间建立起自己的广阔势力范围。

但其中仍然不清不楚的是，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在当地建构出一个经济上与政治上的整体。因为奥地利仍然自视为强权并以大国之姿现身，而奥斯曼帝国即便地位不断下降，也还是一股独立的势力。德意志帝国当时积极争取与奥斯曼帝国建立非常紧密的关系——该国由于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看似已经出现了蓬勃的朝气。德国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代表团，更按照德国标准来训练土耳其的军队。与此同时，德国并向土耳其表达出政治结盟的意愿。

德国向该地区扩张势力的企图无法掩人耳目，更何况当时英国自己也对奥斯曼帝国南部地区（今日的伊拉克）深感兴趣——石油已在那个时候开始扮演若干角色。因此，德国与英国也必须想方设法，尽可能友好划分两国在当地的势力范围。而即便在这一点上面，双方也并非完全没有取得成果。

这让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再度燃起希望，认为英国可在欧陆爆发战争时保持中立。英国虽然从未答应保持中立，但也从来不曾正式宣布，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在战争爆发后进行干预。如今两国已在殖民政策与扩张政策等范畴内稍稍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至少昔日的对立态势看样子已经和缓下来。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协约也是这么开始的，后来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协约亦不例外。英国与德国虽然在海军舰队方面一直怀有敌意，但从今以后岂不也有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说不定双方甚至也可以达成某种协约，万一欧洲出现战火的话，英国最起码将在初期阶段决定扮演中立仲裁者的角色。

1914年爆发夏日危机时，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政策就立基于此推论之上。然而，德国军方的计划却把这种如意算盘狠狠地一笔勾销了。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由来，人们即使在二十年以前都还无法畅所欲言，因为当时一切仍然围绕着所谓的“战争罪责问题”打转。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德国的现代史学撰述则几乎全部都忙于提出证据，设法表明德国对战争的爆发并无罪责可言；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汉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弗里茨·费舍尔仍须做出非常勇敢的表现，才得以撼动那种论点。今天归功于“费舍尔论战”的缘故，我们已经可以比较自由自在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战争罪责”这个概念完全不适用于1914年时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战争是合法的政治手段；每一个强权都随时把战争的可能性列入考虑，而每一国的参谋本部都不断在理论上针对敌营的各种同盟组合来演练战争。等到出现了有利的开战时机以后，乘隙发动战争的做法，并不会被看成是不道德或犯罪的行为。就德国对战争爆发所应分担的责任而言，情况则大异其趣。以贝特曼—霍尔维格总理为首的德国政治领导当局，针对1914年开战的可能性作出了与参谋本部截然不同的设想与规划——尤有甚者，后来的发展还显示出，参谋本部的计划在军事上根本就是个错误。这两点值得仔细过目一下。

早在从1911年开始的几年内，整个欧洲就已经弥漫着一股战前的气氛。人们预料可能即将爆发军事冲突，各方势力因而都非常认真地将之纳入规划。各国念兹在兹的工作，就是要为战局拟订出最有利的初始条件和最理想的前景。

贝特曼—霍尔维格作出的规划，依据今日我们对他战前思路演变所产生的各种认知，可综述如下：战争或许即将到来，而且德意志帝国足以在三个条件下展开战事，甚至把那场仗打赢——奥匈帝国必须协同作战，社会民主党人士必须合力作战，而且英国必须保持中立。

按照上述三个条件来看，1914年奥地利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后突然形成的局面，便显得相当有利。那场战争将主要不是德国的战争，而是奥匈帝国的战争，即奥地利对抗塞尔维亚之战。如果俄罗斯帝国声援塞尔维亚而加入战局的话，那么第一个条件便毋庸顾虑，可以确定奥地利将协同作战——更何况那主要将是奥地利而非德国的战争。其次，也几乎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赞成对沙皇俄国作战。就第三个条件而言，情况最为有利，因为英国很可能不会介入这么一场只在东欧进行的战争，或者至少不会立即介入。这个估算十分合情合理：英国在本国历史上一直避免卷入纯粹东欧性质的纠纷，更何况英国的利益也不致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特别伤害。奥国和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果倾向于奥地利那一边的话，将是英国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甚至求之不得。

但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那场战争必须依据本身在政治上与外交上形成的经过，也在军事方面维持原本应该有的性质：[32]它是一场东欧的战争，参战的一方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另一方是俄国和塞尔维亚。战事的发展——至少在初始阶段——看起来必须是这副模样：由于“萨拉热窝暗杀事件”而受到挑衅的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展开攻击；俄国驰援自己的小老弟塞尔维亚，于是进攻奥地利；德国则以盟友的身份过来帮助奥地利，于是进攻俄国。固然接下来必须纳入考虑的是，西边的法国会前往增援自己的俄国盟友，于是进攻德国。可是这么一来，德国在西欧将是受到攻击的一方；如果德国在西边纯粹采取守势的话，就未必需要担心英国插手干预。

贝特曼—霍尔维格正是基于这种构想，在1914年7月6日向奥地利开出了那张著名的“空白支票”：万一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导致奥国与俄国之间爆发战争，那么奥地利可以确信，“陛下将信守盟约的义务与个人深厚的友谊，忠实地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

说来奇怪的是，“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在军事上的具体含义为何，则语焉不详。从字面上来看，那其实必须意味着，万一俄国进攻奥地利的话，德国将对俄国展开攻势。可是假若有人明白地告诉奥地利，德国起初只会对俄国完全采取守势，反而将奥地利与俄国的冲突使用为进攻法国和比利时的理由，那么维也纳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拿捏分寸时，恐怕会作出跟后来很不一样的决定。

然而，事情就那么发展了下去。按照德国参谋本部拟订的作战计划，不论引发战争的政治危机是以何地为中心，开战以后都必须对法国展开一场闪击战。而且，攻打法国的先行动作就是挥军穿越中立的比利时，因为德国参谋本部认为（纯就军事观点而言，或许正确无误），若在戒备森严的德、法边境进行战争，将无法赢得闪电胜利。该作战计划（即恶名昭著的“施里芬计划”）着眼于假道比利时绕过集结于法国东部边疆的法军而攻击其侧翼和后方，并以一个巨大的旋转运动逼迫法军往瑞士边界的方向撤退，然后在那里加以歼灭。

这个计划打从一开始就注定也会把英国推向敌方。因为英国基于两个理由，必须在此情况下插手干预。第一个理由是，英国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国完全遭到削弱。假如德国的势力范围涵盖了战败的法国，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英国势必将与一个欧陆超级强权相互对峙——这违反了英国的安全考虑。除此之外，比利时乃直接与英国隔海相望的国家，谁掌控了比利时海岸就会对英国构成威胁，更何况如果那是在威廉二世统治之下，已经拥有强大舰队的德国！人们向来把安特卫普称作是“一把对准了英国心脏的手枪”：因此英国人纯粹因为地理战略上的考虑，即已无法坐视比利时遭到占领。第二个理由则出自国际法的观点，因为欧洲列强（包括德国在内）数十年来都一直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最在乎比利时中立地位的国家，则莫过于英国；它绝不可能袖手旁观，任凭自己的比利时缓冲区遭到摧毁。

所以，当贝特曼研拟开战计划的时候，早已事先被德军参谋本部的计划所架空。其中永远难解的谜团在于，为何直到1914年8月1日战争爆发当天为止，德意志帝国的领导高层从来都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毫无疑问的是，贝特曼正如同他前任的总理比洛一般，对“施里芬计划”早有所知。但他以令人不解的方式，似乎未曾认真看待那个计划，并未将其盘根错节的政治关联性列入考虑。显然，他的出发点是，军事计划可在最后一瞬间加以修改。那么8月1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星期内充满了忙乱的外交活动，而英国在其中扮演斡旋者的角色。当时来自伦敦的提议有二。第一项提议是，未直接涉入奥、俄冲突的四个强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应派遣代表举行会议，然后联名向奥地利和俄国提出建议。德国人对此表示拒绝，因为他们不愿把奥地利交付给一个欧洲最高仲裁机构。第二项提议则是，德国应该发挥影响力来促成奥地利直接与俄国进行谈判，并尽可能通过限制奥地利的作战目标——例如“在贝尔格莱德停止推进”——以避免俄国出兵干预。德意志帝国政府起先未加评论，便将这项建议转交给维也纳，后来则稍稍提醒奥地利，不妨更加严肃地看待此建议。[33]结果，德国也让这个机会一去不返，而未曾认真介入。于是，奥地利在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对此作出的初步反应是进行局部动员，然后才改成总动员。德国也宣布战争的威胁已迫在眉睫，并且下令动员。“施里芬计划”于是启动，德军随即向西线——而非东线——大规模集结。8月1日的时候，德国驻英大使从仍在慌乱进行谈判中的伦敦发回一份急电，而急电的内容被错误解读成：若德国在西线采取守势，只在东线进行攻势的话，英国将保证法国维持中立。德皇随即赶忙在柏林皇宫内召开紧急会议，于贝特曼—霍尔维格在场的情况下指示参谋总长（他是那位在1866年和1870年声誉卓著的毛奇元帅之侄[34]）：“那么我们就让整个陆军向东线集结！”

此提议遭到小毛奇极力抗拒，因为他完全无法变更已在西线展开的集结行动。假如他那么做了的话，德方将不会在东线拥有战斗力十足的劲旅，反而只是一批装备不足、缺乏补给的乌合之众，以致那场战争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德皇毫不留情地回答道：“您的伯父会给我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这是小毛奇自己转述下来的讲法，而且他对德皇的干预深感震惊，觉得受到委屈，并且愤愤不平。

但他其实并没有愤愤不平的资格。参谋本部必须针对各种可能的政治局势备妥不同的作战计划，而且即便参谋本部偏好其中的某项方案，也必须有能力因应实际政局，以另外一个计划加以取代。可是小毛奇未曾准备其他的方案。按照例行公事持续拟订了许多年的东线出击计划，已被小毛奇在1913年下令取消。这是真正的玩忽职守，甚至称得上是德国参谋本部的犯罪行为。参谋本部只着眼于单独一种作战的可能性，并且预先抛弃了其他的替代方案。

如上所述，柏林错误解读了德国驻英大使从伦敦发回的电报。英国人从未表示，他们会让法国保持中立。英方仅仅作出暗示，他们自己起初将保持中立——如果德国在西边采取守势，纯粹进行一场东线战争的话。随后的发展更是非常讽刺地显示出来，那种作战方式即便纯就军事观点而言，其实也是对德国比较有利的做法。至少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执行“施里芬计划”势必意味着，英国也会加入敌方对德作战。德国的政治作战计划因而一开始就被“施里芬计划”破坏殆尽，贝特曼—霍尔维格为此陷入绝望。他在德军开入比利时、德国对法国宣战之后，还勉为其难地设法说服英国，不必为了“一纸空文”（他指的是英国对比利时中立所作出的保证），加入一场必定会把整个欧洲打得乱七八糟的战争。然而，为时已经太晚。另一个发人深省的地方是：当德皇用“您的伯父会给我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那句话来责备小毛奇之际，话中真实的程度或许还超出了德皇自己的认知。当老毛奇还掌管参谋本部的时候，德国针对一场两线战争所拟订的军事计划，总是着眼于同时在西线和东线采取战略守势；老毛奇的继任者瓦德西所作出的规划，则是德国与奥地利共同在东线展开攻势，但在西线仍然纯粹采取守势。一直要等到施里芬接替瓦德西以后，才从1895年开始出现一个好大喜功的想法，形同将一场双线战争切割成两场先后发生的单线战争——趁着俄国慢吞吞地完成动员以前，先把法国打得退出战局，然后集中全力转向东线。施里芬去世后，小毛奇随即一概放弃其他替代性的作战方案。我们从德国军事计划的这种演变方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俾斯麦时代与德皇威廉时代之间的心理差异：在俾斯麦时代是悲观的审慎态度，在威廉时代则是乐观看待己方的实力。

那种乐观看待己方实力的态度并非全无道理可言，但会产生误导作用以致使人狂妄自大。着眼于两线作战的“施里芬计划”正是一个狂妄自大的计划，而且最后失败了。

话要说回来，所有的欧陆强权都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为了速战速决而发动过大规模攻势，可是那些攻击行动均以失败收场。例如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进攻、俄国对奥地利（在加里西亚）和德国（在东普鲁士）的攻势，法国在洛林和阿登地区对德国展开的攻击行动也不例外；同样失败的当然还有德国对比利时和法国的攻势。出乎各国参谋本部意料的结果是，各地战场都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内，形成了此后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基本态势：当时的战争技术水准使得防守优于攻击，于是进攻的一方顶多只能赢取若干土地，却无法迫使任何敌对的强国退出战圈，甚至还奈何不了诸如塞尔维亚和比利时之类的小国。这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闷的消耗战性质——徒然反复出现在战略上收效甚微的大肆杀戮。

在这么一场消耗战当中，英国的海上封锁遂成为决定性武器。但是，海上封锁并没有立即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德国已经预先针对作战物资做好了准备。德国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尚未面临严重的物资供应问题，仍可动员和部署全部的力量。虽然德国的海外运补已经完全被英国切断，但起初还不痛不痒。但在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战时经济——尤其是战时粮食供应——所出现的问题，随着战事的发展而变得一年比一年严重。在一场消耗战当中，时间因素无疑对德意志国非常不利。纵使加上了奥匈帝国，德国在经济上依然弱于敌方的同盟，而且正因为英国的封锁行动阻绝了一切的海外运补，才使得德国屈居下风。德国在挨饿，英国和法国至少还吃得饱。不过，英国和法国由于一再发动徒劳无功、伤亡惨重的新攻势，比德国耗费了更多兵力。[35]德国只是由于敌方这种执迷不悟的战略失策，才得以在时局不利之下支撑较长的时间，并且能够寄望于让对手师老兵疲，最后还是同意签订“妥协的和约”，亦即一个维持现状的和约。或许没有任何国家有办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全面胜利，德国当然更缺乏这种机会。

德国却还是在那场战争的后续过程中，拟订出两个新的求胜方案：其中第一项方案导致德国最终的战败，但第二项方案则获得成功，并一度看似果真让德国有了战胜的机会。第一项方案是对英国进行的反封锁——无限制潜艇战。第二项方案则是与列宁结盟，在俄国搞革命。

让我们先来谈一谈无限制潜艇战。

德国的水面舰队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之一，它本身却在战时几乎不曾扮演过任何角色。德国的水面舰队只是停留在港内，偶尔才航向北海去激怒英国人。其中的一次骚扰行动，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的一场大规模海上战役，而且德国人竟然获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他们所击沉英国舰只的数目虽然超过己方的损失，[36]德国舰队却必须在获胜之后快速退回母港。那场海战并没有在战略上造成任何改变。德国的水面舰队始终无法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

德国海军当局于是在战时形成一种构想，要继续全面开发当时仍崭然一新、几乎还是实验性武器的潜水艇，用它来阻断英国的海外运补。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若借由毫无顾忌的操作方式来弥补潜艇的薄弱性能，即可击沉足够吨位的船只而导致英国的物资供应陷入严重困境——以此方法便足以迫使英国退出战局，让德国打赢那场战争。他们在1916年和1917年还认为可以用这种无限制潜艇战创造出奇迹，可是这种作战方式非但以失败收场，更进而促成一个新的敌人参战。从长远角度观之，那个新敌人（美国）必然会使得英、法两国实力大增，以致德国将失去任何获胜的前景，甚至连签订“妥协的和约”之机会亦不复可得。

美国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内保持中立。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态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罗斯福总统不同，并未计划加入协约国的一方来进行干预。他只希望在适当的时机以和平调解人之姿现身，以裁判的身份宣扬自己的理念，说明如何在未来预防战争发生。他早在1916年底即已一度展开过那样的行动。可是在另一方面，威尔逊和美国都不打算眼睁睁看着本国的船只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击沉，而船上的乘员沦为波臣。

然而，那恰好是无限制潜艇战的作风——“无限制”一词便得名于此。这种潜艇战唯一能够获得成功的机会，就是无预警地将每一艘进入封锁区的船只击沉，连中立国的船只也不例外。那是一种极其横行无忌的作战方式。然而，不管操作时再怎么无所顾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潜艇仍然难有成功的希望。它们只是一种威力非常薄弱的武器，还处于低度发展的阶段——与其称之为潜水艇，倒不如称之为“能够潜水的小艇”还比较恰当。它们必须不断重新浮上水面，以便给电池充电，而且它们在海面上就连最小型的军舰也打不过。我们无须详述技术方面的细节即可断定，那些潜艇早在美国实际进行干预之前，就已经被英国的护航舰队体系所击败。

等到无限制潜艇战把美国推向了敌方阵营之后，德国的整体局势已经恶化到毫无指望的地步。然而，仍须列入考虑的因素是，正如同英国的封锁战要过了很久以后才能够产生效果一般，美国在宣战以后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有能力真正参战。美国在1917年加入战局时仍未拥有像样的陆军，而且缺乏足够的船舰来把大批部队和装备运往欧洲。即便到了1918年，也只有为数不多的美国陆军单位在西线参加作战行动。美国真正大举介入欧洲战事的时间被设定在1919年，然而那时已经无此必要了。

其间，德国却还研拟出第二项新的求胜方案——在俄国搞革命。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从一开始就远远低于德国政界和军方领导人的预期。为了解释这种情形，我们必须明白各个参战国的整体工业发展状况。英国是一个既老牌又强大的工业国；德国新近跃升为最强大的工业国；法国也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工业国。俄国却几乎还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约莫在世纪更迭之际才刚开始走上工业化。俄国虽然拥有一支非常庞大、非常勇敢的陆军，但那只不过是一支落后的军队，几乎没有真正现代化的作战武器。俄国人因而在1914年和1915年屡遭重挫，其战斗能力于1917年时已经丧失殆尽。更何况即便想完全动员俄国有限的工业资源也极为困难，因为该国的疆域非常辽阔，而且交通建设十分落后。俄国的城市居民早在1916年即已生活于饥饿中，德国人却要晚一年以后才开始挨饿。俄国在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因而大致说来是一场城市居民的饥饿革命和农民士兵的起义行动，反对继续进行那场牺牲惨重却只是败仗连连的战争。

“二月革命”爆发后，起先接掌政权的自由民主派政府犯下了爱国主义错误，决定在俄罗斯国穷民困之际继续作战下去。德国人于是更进一步推动俄国革命，实际采取的做法是让列宁顺利返回俄国。列宁就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神奇武器。这位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当时正流亡瑞士，他的党在大战爆发时还只是一个小型的边缘团体，然而他一贯具有无比坚定的决心，务必要利用战争和俄国战败的机会，在俄国全面完成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俄罗斯群众与军方对和平的极度需求，必须被使用为这场革命的工具。

列宁的计划正好符合德方的愿望，终于把俄国打得退出战争。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列宁的胜利；对德意志帝国的领导阶层而言，列宁的胜利也意味着德国的胜利——至少在东线战场如此。但列宁眼中的“十月革命”其实不只是局限于俄国而已，它同时也应该成为一场世界革命，列宁希望从俄国将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种撒播到德国和奥地利，甚至也传递到西方列强那边。德国政府却对此不以为意，反而相信有办法让列宁这个部分的计划落空。德方的出发点仅仅是：俄国将因为内部的动乱和斗争而立刻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此事果真发生了。

1917年底的时候，西线的战事持续陷入僵局，令双方都动弹不得；然而再过两年左右，西方列强将因为美国全力投入战局而享有巨大优势。但此际俄国已经退出战争而不再是对手，于是德国本身虽然已近强弩之末，却得以进行单线战争，并争取到短暂的时间在西战场重享优势。说不定在1918年仍有可能实现1914年时的计划，于西线闪电获胜。

与此同时，战争也促成德国在内政方面出现了重大改变。最初的变化发生于1914年，这是我们必须回顾的对象。当时，社会民主党不仅支持开战，不仅同意发行战时公债，不仅退出一切反战活动（那完全符合贝特曼—霍尔维格所希望和所预计的结果），甚至开始在政治上成为德国战争机器的一环。我们难以充分想象1914年的剧变所产生的重大意义。因为它已经为1918年至1933年之间的整部德国历史铺好了路。

直到1914年为止，社会民主党都在帝国受到阻挡，无法涉足真正的政治。他们是内部的敌人（所谓的“国家公敌”），从来不被承认是真正的共同参与者，即便他们已在1912年成为帝国国会的最大党。我已经设法在上一章说明，当社会民主派人士与德国官方相抗衡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内部如何早在1914年以前即已出现重大转变，从一个革命党演变成为一个改革派的政党，准备成长融入德国的政治体系。但是在表面上，那一切直到1914年为止都还看不出来，社会民主党的战争爱国主义因而令德国中产阶级大感意外。不过到了1914年，那种转变已经有目共睹，而且帝国当局也对此作出了善意的响应。

德国打的那场仗是靠战争债券来筹集军费——公债总共发行了九次，每一次都必须由帝国国会加以核准。这意味着每当需要劝募战时公债的时候，帝国总理都必须与国会各政党的成员齐聚一堂、进行协商、争取同意。此时，总理当然也必须与他们讨论一般战时政策及战争前景，而且社会民主党如今和其他所有的政党一样，成为咨询的对象。社会民主党参与其事之后，导致党内逐渐出现分裂。

社会民主党左翼人士在1914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勉强地接受了党方的爱国主义战争政策。左翼的实力于随后几年内持续强化，最后因为反对战争、不愿再批准发行新的战争公债，而在1917年另起炉灶成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但“独立社会民主党”始终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党；如今所称的“多数社会民主党”（MSPD）则一如既往是帝国国会里面遥遥领先的最大党，并且日益卷入德国的战争和德国的战争努力。“多数社会民主党”同时也成为另外一股力量，可用于抵消受到右派鼓吹、被贝特曼—霍尔维格基于“对等政策”而采纳了一半的夸张战争目标。

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内，贝特曼—霍尔维格借由所谓的“城堡和平”政策，促成舆论界停止对战争目标进行讨论。然而从1916年开始，对战争目标的歧见愈演愈烈，导致帝国国会内部形成了两个党派团体。一是右派团体，所追寻的是某些十分激进的战争目标——诸如征服与并吞、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等等。另一则是中间偏左的团体，他们公开表示，上上之策就是全身而退摆脱这场战争，因此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来签订一个妥协的和约，亦即一个“没有并吞与赔款”的和约。

后一个团体的成员已不再局限于社会民主党。1917年时，社会民主党、左派自由党和中央党共同组成了新的国会多数。他们与此际已经合并为“德意志祖国党”的右派人士（即右派自由党、保守派以及议会外的右派反对势力）针锋相对，不断在新闻界和舆论界进行所谓的“战争目标辩论”。但战争目标辩论其实只不过是空口说白话而已，因为德国必须先要打赢那场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以后，才有可能实现右派可怕的战争目标。可是右派始终苦于缺乏那样的机会，至少直到1918年为止都是如此。[37]就实现帝国国会新多数派的战争目标而言（亦即以1914年时的疆界为基础来签订一个妥协和约），那必须获得敌方同意以后才有办法做到，然而这样的机会也不存在。

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针对战争目标进行的辩论极度加深了德国内部的矛盾。那场辩论进行得非常激昂亢奋，仿佛光是通过好大喜功的战争目标即可赢得胜利，或者通过谈判的意愿即可争取到“妥协的和约”一般。相关问题导致德国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不过那要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才真正产生影响。实际的情况却是，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完全无法规避战争的负担，以及越来越不留情地继续进行下去的战事。

1916年和1917年之交，德国的国内形势出现了两大变化。“第二任最高陆军指挥部”[38]于1916年8月下台——该指挥部在1914年11月即已向帝国总理表示，再也无法用纯粹的军事手段来打赢这场战争。直到1916年为止，第二任最高陆军指挥部是以类似会计部门的方式来打仗：节约使用人力储备与物力资源，以便尽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同时只采取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来拖延战局，借此等待有利时机出现，能够全身而退结束战争。该最高指挥部在1916年遭到撤换，由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第三任陆军最高指挥部”取而代之。此二人在政治立场上完全属于德国的右派，目标在于争取彻底的胜利以及战胜后所能获得的一切利益，而且他们随时不惜为了战胜而孤注一掷。例如无限制潜艇战就是“第三任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杰作，而且“第三任陆军最高指挥部”也积极介入了俄国的革命进程。

第二个重大的国内形势变化发生于1917年7月：贝特曼—霍尔维格被迫辞职。令人吃惊的是，立场偏右的最高陆军指挥部与立场偏左的帝国国会多数派共同促成了他的下台。二者各自出于完全相反的动机，都希望能够摆脱贝特曼—霍尔维格——最高陆军指挥部嫌他不够耀武扬威，而国会多数派认为他不够爱好和平。但双方都还没有找好总理继任者，于是先让一个过渡人选暂代了几个月，而后由年迈的巴伐利亚中央党政治人物赫特林伯爵，在1917年12月成为第一位多少得到国会认可的帝国总理。赫特林以新的国会多数派作为靠山，并指定一位国会多数派的议员出任副总理——自由党的领袖冯·派尔，一个今日已被遗忘的人物。

德皇此时已经完全陷入被动，在整场战争中不复扮演昔日的角色。威廉二世从此只是游移不决，时而任由最高陆军指挥部摆布，时而向帝国国会的多数派低头。他不再以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也不再以真正作出最后决定的关键性政治人物之身份，来为大局定下基调。

德国的宪政在1917年时处于一种诡异的混乱状态。宪法在表面上未曾遭到修改，但实际上已不复发挥功能。外交方面主要是由最高陆军指挥部来掌舵，内政方面则主要是由新组成的国会多数派来治理。这两个新的权力中心虽然彼此泾渭分明、时而相互对立，但在某些事情上也携手合作。例如新上任的最高陆军指挥部在1916年底得以如愿动员全国一切的力量（日后那被称作“总体战”），其做法是规定年龄在十七至六十岁之间的德国男性都必须服工作役，女性在必要时也有工作义务，全国的工业产能则完全转用于军工生产。帝国国会的多数派配合了那项措施，但是从内政改革的角度对之作出增补。国会表决通过了所谓的《辅助勤务法》，借此首度针对日后工会与资方谈判工资的权利，以及工会在企业内部的共同决定权作出规范。那些开创性十足的事项对当时的德国而言深具革命性，最高陆军指挥部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军事计划而接受了那些条文。

1917年底的时候，德国的情况看起来是这样的：在内政方面，德意志帝国是设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面，真正的掌权者已非德皇或帝国总理，反而在一方面是最高陆军指挥部，在另一方面则为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后二者虽于一定程度内携手合作，却从未真正取得和谐。就外在形势而言，西线的战局仍陷入胶着、潜艇战已告落败，而且美国已经加入敌方阵营；可是换个角度观之，俄国正准备退出敌营。这便是1917年和1918年之交的局面，而德意志帝国于疲态毕露、几乎耗尽内力之际，却一度在短暂时间内看似重新有了战胜的机会。

第五章　1918年

1918年是德意志国历史上的断裂点。直到1918年为止，德意志国无论在成文的宪法上还是在国民的意识当中，都还一直是当初刚被建立时的那个国家——一个由普鲁士享有巨大优势、具备半议会制宪法的联邦君主国。1918年改变了那一切，而且德意志国在1918年以后便不曾重新恢复平静。这一年内发生的各种事件极为矛盾、极为密集、极为仓促，而且它们直到今天都未能在德国人的意识中得到适当处理。因此，我想在这里设法尽可能对此作出澄清。

1918年初，德意志帝国的战局从表面上看来，比起自从“施里芬计划”在1914年9月失败以后的任何时刻都要有利得多。那年一开始的大事，就是德国与当下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签订了《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此后只要德国愿意的话，便可以脱离东边的战线而向西线战场集中全力，至少可以暂时再度在西线享有军事上的优势。更何况德国几乎已经在东线完全实现了当初的作战目标。

贝特曼—霍尔维格曾在1914年的《9月备忘录》里面，概括列出了东线的作战目标：将俄国逼离德国的边界，并且解放俄罗斯属地内的民族。那正是《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内容，而该和约是一个条件极其苛刻、由德国强迫俄国签订的战败和约。昔日隶属于俄国的广大地带——波罗的海三小国、波兰、乌克兰——现在获得了国家独立，但它们或多或少都依附于德国，并且继续遭到德国占领。俄国于是被逼离了德国的边界，同时德国让俄国付出代价以后，为自己在东欧赢得了可直接或间接加以支配的巨大帝国。除此之外，一时之间显得更加重要的事项就是，东线战场的德国部队可以悉数抽调出去，仅需在那些新成立的国家留下少数占领军即可。

我想在此提前指出一个后来才产生重大意义的事实。俄罗斯内战爆发之初的混乱局面，以及协约国出兵对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的干预行动，使得德意志帝国的当权者突然看见一个机会：可以超出《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范畴，让整个俄国都成为德国的附庸。德军随即开始大规模越过《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所划定的边界。到了1918年夏季的时候，德国人向前推进的最大极限已从北方的纳尔瓦，经由聂伯河延伸至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这意味着：他们几乎和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挺进得一样远，他们将大面积的俄罗斯土地纳入掌握，而且他们开始考虑是能够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废墟上，也把俄罗斯本土改造成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就某种意义而言，希特勒日后所追求的东方帝国，早已一度处于德国人伸手可及的范围内，而且此事早就深植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希特勒亦然。

从1918年开始流传下来一种定见，认为俄国是可以击败的，认为俄国尽管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却还是一个衰弱的国家，可任人压制、征服和支配。这个在1914年时仍然远在天边的全新观点，从此开始在德国的政策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但如前所述，那种定见要等到日后才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在1918年的时候，德意志东方帝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东方帝国随着同一年内陆续发生的各种事件而销声匿迹，仅仅留下了一个愿景。

然而，德国人在1918年初还料想不到大难即将临头——或者更精确的讲法是，对此仍一无所知。但不管怎么样，战局看似充满了希望，因为现在可以撤回大部分东线最精锐的德军部队，把他们调派到西线战场。布尔什维克革命在1917年11月获胜不久以后，鲁登道夫——他是兴登堡之下最高陆军指挥部的真正首脑——已经作出了这个决定。他希望这么一来，就能够继1914年之后首度在西线享有军事优势，以便于1918年初展开决定战争结果的攻势。

当人们再度对最后一刻的胜利寄予厚望之际，已有许多事实可用于反驳他们的看法，而且当时的消息灵通人士在1918年初也已经晓得：德国早就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国度，不但国内的城市居民营养不良，到了1918年就连军队也不例外。各个同盟国的情况甚至更加糟糕。奥地利其实从1917年以来就已经无以为继，并曾在同一年内作出一个拙劣的尝试，意图退出战争。奥地利只不过是因为德国可望在1918年获胜的前景，才决定继续留在同盟国。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处境也颇为类似。既然德国人现在看似可望获得最后的胜利，他们便无意作壁上观。不过，他们全部都随时准备抽身跳脱——如果德国人无法在1918年春天和夏天赢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那么就必须立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盟友分崩离析。

从另外一个角度观之，1918年的德国西线攻势也决定了一切。当美国在1917年初刚刚加入战局时，还完全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美国必须先征召兵员、进行训练，然后将部队运往法国。在1917年的时候，美国除了一些小型先遣队之外仍然无兵可派。可是到了1918年，运兵的机制已开始运转。第一批美军单位于1918年春天抵达法国，在夏季和秋季还只能相当有限度地参加作战行动。不过美军的实力日益强大，到了1919年将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如果德国无法在此之前赢得西线的军事胜利，那么整场战争必败无疑。

德国人可谓是面对了一条狭窄的走廊。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穿越通过，才有办法获得对己方有利的结局；如果错失这个机会的话，败仗就真的近在眼前了。那正是1918年初所演成的极度戏剧化局面。

鲁登道夫一切希望的寄托，就是要趁着美国人还无法大举干预之际，在1918年春季突破敌阵，而且是突破英军的阵地。1918年的西线攻势方案，多方面令人联想起后来在1940年大获成功的“曼施泰因计划”：全部兵力都应该集中在英军和法军阵地的接缝处，然后在英军战线的南端进行突破，并且将突破点北侧受到孤立的英国部队逼入海中。这么做了以后，就可以全力对付法国。

凡事都取决于第一波大规模攻势是否果真能够取得突破、是否能够一直挺进到海岸，以及是否能够将英军与法军阻隔开来。此企图促成了所谓的“皇帝会战”，向一处曾经多次激战的地区发动了大型攻势。经过非常良好的部署准备之后，有三个德国军团向该地集结，然后在1918年3月21日向两个英国军团展开袭击。这次攻击行动的成功程度，超过了联军此前在西线的任何一次大规模攻势。至少德军使得遭到攻击的两个英国军团之一（南端的军团）承受严重打击，不但夺取了大片土地、迫使英军向后撤退，而且连续好几天让联军方面陷入危机。

可是那个危机得到了克服。这一回也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重新显露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再呈现的情况：这场战争的技术条件严重限缩了战略计划的可行性。即使是再成功的攻势（而且德国的攻势起初比联军的任何出击行动都要来得成功），也不可能带来完全的突破。因为守方可以用较快的速度来填补缝隙、投入预备队、重新阻断攻势，而攻方无法用同等速度来提供补给、向前推进、运送新的部队前往增援。

我们必须一直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便到了这个阶段（而且是在西线），所进行的仍然是步兵战斗。没有任何大部队向前挺进的速度，能够快过单兵步行的速度。然而，防御者在自己的背后却有铁路，可以将预备队从其他的战线调动过来。这回发生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德方在3月21日发动攻势后，最初几天之内捷报频传、俘敌甚众、占地极广，接着进展渐趋缓慢，而后动弹不得。结果，德军的攻势在3月底就已经在战略上失败了，也就是说，攻击行动在实现战略目标之前即已陷入停顿。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便可看出德国已经在西线错失了表面上或实际上有过的战胜机会。

但是，鲁登道夫仍然不死心。没过多久，他就在4月发动了力道已经稍微减弱的第二波攻势，目标是英军阵地的北端。但接着又停顿下来。他随即向另外一个地点展开了第三波攻势（这回是针对法军阵地），而且德军在此次行动中，于5月底6月初再度推进到1914年时的命运之河——马恩河。如今人们多少已可感觉到，那仿佛是在绝望之下胡乱出招。尽管这一回的攻击行动在战术上可谓非常成功，但同样也面临了“第一次马恩河会战”时的命运：起初大获成功之后，攻势就被对方新增援过来的预备队阻断，以致未能真正有所突破。最后在7月中旬，德军又在兰斯进行了第四波攻击行动，但其结果类似联军前一年发动的攻势，一开始就立刻被击退了。德国在1918年获胜的机会随之一去不返。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它显然就是问题的真正关键，可阐明1918年高度戏剧化的后续发展。德国领导高层、德国军方以及若干消息灵通的德国民间人士，自从1918年7月中旬以来便一清二楚，这场仗再也不可能打赢，而且最后的获胜机会已被错过。现在美国人已经赶了过来，开始让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而且没有人事先料想得到的发展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如今也再度奋起，在撑过了真正的生死存亡关头之后转而进行大规模攻势。7月18日德军发动最后一波攻势，在主要由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部队增防的英军阵地遭到挫败之后不久，他们就在1918年8月8日从法军阵地展开反击。我们必须记住那年8月8日的重大意义：鲁登道夫称之为“德国陆军黑色的一天”。

因为联军首度顺利完成了他们之前从未成功过的行动（而那正是德军在1918年春季做出的事情）：进行第一波猛烈攻势时就大获全胜。此次攻势固然同样无法在战略上产生决定性的效果，未能突破敌阵，可是对德国人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创伤经验。英军、加拿大军和澳大利亚军在坦克车配合下（这是坦克首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冲入了德军的阵地，迫使第一线的部队溃退，并且做出前所未见的事情，俘虏了大批德军。然后，他们还在继续扩大战果。

鲁登道夫在回忆录中记载道，曾经有人向他作出报告：如潮水般后撤的第一线单位，向开往前线增援的德军部队喊出了“工贼”这个字眼。[39]无论此事是否确实发生过，抑或只是传闻而已，这个故事给鲁登道夫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鲁登道夫在回忆录中表示，他从此十分清楚地知道，作战的工具——德国军队——已经不再可靠：“这场战争该结束了。”

德国陆军在3月到8月之间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他们在3月的时候虽已疲惫不堪、营养不良，最后的力量正逐渐消失，却再度充满胜利的意志，并且在展开攻势之初获得了极大战果。进入8月以后，他们显然再也不打算使出全力，即便只是纯粹采取守势的时候也不例外。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另外一个现象，因为随后在1918年8月到11月之间进行漫长的撤退战之际还会更加明显。此即德军就士气而言，已在当时裂解成两个迥然不同的部分。其中的一部分仍旧如同往常那般顽强地作战，甚至还因为战败的威胁而变得益发狂热。固然继续有人进行了英勇的防御战斗，不过正如同我所言，那只局限于部队中的一部分人而已。

更大的另外一部分则显示出来，德军的士气已经深受打击。那些士兵基本上早已心灰意冷，因为他们再也看不见获胜的机会，眼前只有势所难免的失败，而且他们根本无意在败仗的落幕阶段投入自己的生命。从军事的角度观之，军中的一部分人员已经狂热到拼死一搏的防卫决心，自然可获得较高评价；但我们也必须公平看待另外一部分的士兵们。

后者并非懦夫或逃兵，反而是军中共同进行思考的那一部分人员。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群众组成的军队，是一支懂得思考的队伍。旧式的职业军队乃纯粹的作战机器，被训练得盲目服从指挥和命令：“我们听任马匹来思考，因为它们的头比较大。”然而，这种常备军的誓死服从，再也无法适用于大战末期“最后梯次”的部队成员，因为他们是懂得思考的公民军队。如欲使之充分发挥战力，除了军纪之外还需要今日我们所称的“动机”——必须要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为了值得一战的东西而战。当我这么讲的时候，心中所想到的并非理想化的战争目标，而纯粹只是战胜的可能性。

持平而论，战胜的可能性在1918年7月——甚或早在同年4月——即已不复存在。德国人已经射出了自己的最后一箭，却未能命中标靶；从此进行的战斗，只不过是为了力挽狂澜，拖延打败仗的时间而已。一想到自己必须牺牲性命却无法换得任何东西，这种念头一定会让人出现心力俱疲的现象。

鲁登道夫在这方面也完全正确地看出来，军队本身继续作战的能力正在不断衰退——但民间和大后方尚未达到这个地步，因为人们依然颇为盲目地相信战胜的可能性，更何况他们还被报喜不报忧的陆军战情快报给误导。军方其实早在1918年春季和夏季就已经吃了真正的败仗。但是，这场败仗几乎无法在作战地图上面辨识出来，因为那是输在士气上。1914年时对胜利充满信心的德国陆军从此不复存在。即便有若干单位仍然全心全力继续战斗，但德军的整体士气纵使尚未完全涣散，也已经深受打击。鲁登道夫可谓完全正确，因为他在1918年8月即已从中得出结论，认为这场战争该结束了。

可是应该如何结束战争呢？西方列强此时深信自己早已渡过难关，无须苦苦等待美国人即可放心大胆地立刻展开反击。而且，现在他们从中获得了颇不寻常的经验：他们的反击非常成功。自从8月以来，德军便不断从一个阵地撤退到另外一个阵地，他们虽仍继续战斗，但是战斗意志已不像从前那般坚定。到了9月底的时候，他们已经撤退到所谓的“兴登堡防线”，亦即最后一道经过完全整修，遥遥位于昔日前线后侧的防守阵地；而联军稍事整补之后，便集中全力继续对此展开攻击行动。如今“兴登堡防线”眼看即将被联军突破，西线战场已有全面崩溃之虞。

眼见情况如此，鲁登道夫决定认输。他和兴登堡在9月28日达成共识，必须提出停战要求，而且应该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为基础来求和。假如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曾经仔细读过那十四点原则的话，那么二人就应该十分清楚，它们是以德国的全面战败作为出发点。因为“十四点原则”不但要求德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交还给法国，同时还要让波兰复国（其疆域将包括普鲁士辖下的波兰地区以及一个出海通道，亦即日后的波兰“走廊”）。我不相信鲁登道夫仔细研究过“十四点原则”，他只不过是想借此来表态，使得美国人难以拒绝德方的停战要求与和谈建议。

第二天（9月29日，星期日）又发生了一些状况，以致对事态的后续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鲁登道夫约请帝国的文人领导阶层在星期日前往战地大本营会商。政府内部最重要的两号人物——帝国总理赫特林伯爵与外交部长冯·海因茨——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前往。海因茨年纪较轻、体格健壮，于是乘坐了夜车，然后在星期日早晨与鲁登道夫晤面；赫特林年事已高，因而在白天搭乘火车出发，在傍晚时分抵达位于比利时斯帕的大本营。可是，海因茨已在那个空当向鲁登道夫灌输了一个新的想法。

海因茨构思出来的结论是：应该通过内政来为停战要求提供助力，以便争取威尔逊总统的善意。德国需要一个议会民主政府，借此让美国人觉得有一个新而民主的德国正在求和——而且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威尔逊本人提出的和平方案！因此，现在必须让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出面组阁，此外还必须修改宪法，将政体变更为议会君主制，使得国会可经由不信任投票迫使部长和总理下台。德国必须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德国人并非因为军事崩溃已近在眼前，而是由于民主革新的缘故才会在此刻追求和平。

鲁登道夫欣然接受这项建议，但是心中却另外出现不一样的想法。我相当确定，他完全领悟了海因茨以心理和外交因素作为考虑的建议。不过，鲁登道夫除此之外马上看出的机会是：他通过那种方式便无须亲自竖起白旗，反而可以将白旗塞入国会多数派的手中，亦即塞给自己在内政上的敌人。

9月29日当天于德皇也亲自驾临之际（但是德皇表现得非常被动），在前线大本营内作出决议，立即由国会多数派任命部长来组成议会制的政府。那个内阁应该在最高陆军指挥部不正式参与的情况下，尽速提交停战要求与和谈建议——因为按照鲁登道夫的估计，西线的溃败已近在眼前。为了便于提出停战要求，该内阁应获准修改宪法，将德意志帝国议会化。

10月2日当天，置身柏林的帝国国会议员领袖们从鲁登道夫的使者那边获悉此事以后，顿时不知所措。有关西线战争现在已经落败，甚至已有全面军事崩溃之虞的报道令他们深受打击。就连帝国国会的多数派也为之惊惧不已——更何况这个骇人听闻的讯息还附带了一项要求：如今他们必须接管摇摇欲坠的国家，正式宣告破产，并且为自己不该负责的事情负起责任来。

在那个晦暗的时刻，偏偏是社会民主党“跳入火坑”！这个令人瞩目的发展早已在战前准备就绪，而且它在随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更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是其势力较大的“多数社会民主党”分支，比其他各政党更愿意承担责任。例如该党的主席——弗里特里希·埃伯特[40]——便曾经表示，既然人家现在把责任托付给我们，那么我们就必须“跳入火坑”，从德意志帝国拯救还能够救得了的东西。更何况官方除了勉强社会民主党出面提交停战要求之外，同时也终于认可了他们数十年来努力奋斗的目标：建立代议制的政府（亦即帝国国会可通过不信任投票迫使总理和部长下台），此外并废除了普鲁士早已不合时宜的三级选举制。那些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士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当中，截至当时为止依旧悬而未决的最后几个重要项目。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实现那些要求，于是由埃伯特领军的社会民主党几经讨论和犹豫之后，同意接受这笔交易。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德皇时代在内政方面追加进来的这个成就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那些俾斯麦时代的“国家公敌”、在威廉二世时代仍不断遭到排挤和鄙夷的“没有祖国的工匠”，现在愿意以执政党的身份来接管国家（而且是接管帝国，因为当时根本还没有把推翻君主政体列入考虑），并且在实施若干改革之后继续治国，甚至不惜一肩扛起国家战败的责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此时在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主导下（他是一位自由派的贵族，以及巴登大公国统治家族的成员），由社会民主党、左派自由党和中央党的部长们组成了新政府。该政府于10月3日，在不言及军事形势和最高陆军指挥部所扮演角色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向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停战要求与和谈建议。说服拿不定主意的巴登亲王那么做的人，就是德皇本人。

现在有许多事情凑到了一起。首先出现的发展是，西部的战线并未全面崩溃，情况有异于鲁登道夫在9月28日和29日所作出的预测。德军在11月11日停战协议开始生效之前都还持续作战下去——可是，他们不断撤退和丧失土地，而且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内，总共有二十五万名德国士兵遭到俘虏。但无论如何，直到战争的最后一日为止，在比利时和法国的土地上都还维持着一条连成一气的德军防线，尽管阵地不断向后退缩，战斗却从未停歇。

另一方面，大后方却在此际——而且就从此际开始——形成了国内战线的崩溃。德国的群众，尤其是食不果腹、早已心生不满的工人阶层（亦即左派政党的选民），如今却在“迈向胜利”的半路上突然获悉（因为之前的战情报道从未真正承认吃过败仗），德国已经打输了那场战争，至少也已经认输了。无怪乎带领着他们落到这步田地的国家领导层级，已经完全失去那些人的信任。德国的大城市里面于是弥漫着一股革命的氛围。那只是正在酝酿之中而已，还没有爆发开来；然而从1918年10月开始，德国的内部政局已经出现强烈变化。

那年10月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威尔逊并未立即回应德国的停战要求。他仅仅发出一份照会，而且他在那份文件中不无道理地抱持怀疑立场，表示无须认真看待德意志帝国的骤然民主化（因为德皇和各邦国的诸侯们都还悉数在位）；接着，他又连续通过三份照会，催促德国内部做出更多改变。威尔逊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战争。他要求德国进行真正的民主化，并且还明确地表达出来，他在这方面的主要用意就是要让德皇从此销声匿迹。

威尔逊提出要求以后，才促成德国在10月当中开始出现所谓的“德皇辩论”：既然现在已无退路可走，是不是也应该履行这项要求，德皇是否必须退位？帝国新政府的圈子内部随即形成了一个派系，主张不妨牺牲德皇个人，但不放弃君主政体。跟他们打对台的另外一股势力，则主要来自最高陆军指挥部和海军总部，而那正是我现在刻意要加以说明的对象。

鲁登道夫在10月经历了一个奇特的转变。之前他已经在9月29日张皇失措地发动了自己的政变（如此称之并不为过），因为他担心西部的战线即将崩溃。结果此事并未发生，而且西线仍然继续战斗下去，于是鲁登道夫又改变了主意。现在他打算再度决一死战。我们必须承认，若纯粹就军事观点而言，他在西线说不定还会有办法靠冬天来救急。协约国尽管持续不断采取攻势、向前推进，却从未真正取得突破。此际10月已然来临，眼看就是11月。入冬以后或许可望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德方或许可以在安特卫普—马斯河一线重新巩固西线战场，预备来年春季和夏季再度出击——然而，届时已部署完毕的美国庞大军力必将使得攻势全无胜算，而且一定会导致德国遭到入侵。

然而，这时又发生了其他的事件，以致西线的继续抵抗变得多余：德国的盟邦已经土崩瓦解。他们其实早在1918年初即已日暮途穷，只能将最后的机会寄托在德军的大规模攻势上，坐待德国打出最后一张军事王牌。等到那张王牌未能奏效以后，奥地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内部随即四分五裂。奥匈帝国的各个民族开始起事，以致奥地利军队以远甚于德军的方式，再也无法被使用为战争工具。首先是奥地利与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半岛的防线全面溃败，接着轮到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阵地。纵使德国有办法在西线战场撑过冬天，南方已有形成新战线之虞，而且德国人对此完全无力因应。

德国的内政于是围绕着那些复杂的触发条件打转。如前所述，到了10月底的时候，两个旧派系重新在德国对立起来：昔日的好战派现在变成了死战到底派；昔日的和解派则几乎成为无条件结束战争派。最后二者之间的对抗在11月初导致德国爆发革命，但即便在10月底仍然无人能够真正预见此事。

德国革命的导火线，是海军总部作出了决定，准备再度冒险与英国进行一场大型海战——顺便值得一提的是，那项决定并未向帝国政府报备。有一部分的德国舰队反对该计划而叛变，以致那项决定不得不被放弃。许多哗变的水兵当场遭到逮捕，恐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他们的袍泽不愿坐视不顾。德国舰队从西部的海军基地撤回基尔港以后，当地在11月4日爆发了大规模的水兵暴乱。叛军接管军舰，升起红旗，组成水兵委员会，接着进而控制了基尔市。

这次的水兵起事虽然在时间上恰好与“德皇辩论”重合，不过它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可是，那些水兵一旦夺取了舰队和基尔市以后，发觉既已动手就不能半途而废，免得到头来还是被当成叛乱犯处死。于是，他们从基尔蜂拥而出，结果从11月4日开始的短短一个星期之内，革命就如同森林大火一般地在北德蔓延开来，而后经由德国西部扩散到德意志帝国大部分的地区。除此之外，许多德境邦国的首府也出现了自发性的起事行动——例如11月7日在慕尼黑。

那整个过程都缺乏领导，但人势汹汹而难以遏阻：戍守国内的部队组成了士兵委员会，工厂里面则组成工人委员会。那些工人士兵委员会形同接管了各大城市的行政工作。“十月政府”脚底下的土地开始摇晃。对该政府而言，这场革命来得非常不是时候。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曾经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1918年11月7日与埃伯特晤面时的情形：

一大清早我看见埃伯特独自待在花园里。首先我向他说明了自己已经计划好的行程：“您晓得我的意图何在。假如我能够成功说服皇上的话，那么您是否将站到我这一边来对抗社会革命呢？”埃伯特毫不迟疑地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如果皇上不退位的话，那么社会革命将势所难免。然而我不想要革命，是啊，我就像痛恨罪恶一般地痛恨它。”

埃伯特借此表达出自己的真心话。他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在10月的时候，共同实现了他们希望在内政上达到的一切目标。现在他们计划尽快结束战争，然后与中产阶级的进步党以及中央党结盟，以类似“战争破产管理人”的身份继续治理德意志帝国，共同维护国家在“十月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议会君主政体。因此，革命是他们此刻最不需要的东西。

然而，革命似乎再也无法遏阻。到了11月9日，星期六，首都柏林市也遭到波及。当时正在进行总罢工，工人群众走上街头，穿越市中心来到帝国国会前面示威——实际上他们除了要求结束战争之外，别无其他目的。然而，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号人物——塞德曼——却认为必须向他们作出让步，于是从国会大厦向楼下聚集等候的人群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此举令埃伯特对塞德曼憎恶不已。二人随即在国会餐厅内大声争吵起来。埃伯特表示，德意志国未来的走向，不论是君主政体也好，还是共和政体抑或其他的形式也罢，都必须由制宪会议加以决定。

埃伯特当时还希望维护君主政体。因此，他在11月9日下午，仍然设法撤销塞德曼宣布成立的共和国（那是德国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段插曲）。此时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已径自宣布德皇退位，并且以违宪方式将总理职务转让给埃伯特。埃伯特于是接见巴登亲王，并请求他担任摄政王，以便保留继续维系德国君主政体的可能性。可是巴登亲王已经心灰意冷。他早就受够了一切的一切，只希望从此回归私人生活，因而一口加以回绝。如此一来，就连埃伯特也不得不接受已然是既成事实的德意志共和国。

德意志共和国不仅由于塞德曼在帝国国会阳台发表的演说而变成了事实，而且那几天里面又发生了另外的事件。德皇虽然实际上根本还没有退位（我很快就会针对他作出说明），但他最起码已经在11月9日至10日的夜间出奔荷兰走上流亡之路。几乎其他所有的德国君主，诸如巴伐利亚国王、萨克森国王、符腾堡国王和其余德意志邦国的大公爵与公爵们，果真都在11月的那些日子当中纷纷退位，只不过有些人稍微早一点，有些人稍微晚一点罢了。这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奇特，因为那些君主们悉数未曾受到人身威胁。“工人士兵委员会”只需要派出代表团过来当面要求他们退位，他们便不加抵抗地乖乖就范。

那些德意志君主们都曾经是名正言顺、地位尊崇和不受质疑的统治者，却都如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在11月的混乱时刻几乎无人注意到这种发展，而且说来奇怪的是，后来的德国历史撰述也难得留意于此，至今仍未对之作出充分解释。君主们退位的方式有时简直称得上是心平气和。以萨克森为例，国王向要求他退位的代表团开口表示：“好吧，那么你们就独力收拾自己的烂摊子吧。”

“烂摊子”一词，是对这整个过程的最贴切描述。德意志的君主们已不打算继续统治下去，只是争先恐后退隐到多半舒适安逸的私人生活。他们没有任何人遭到拘捕，更遑论是如同法国和英国的国王那般，在法国大革命与英国革命时期遭到处决。德国的革命——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充满了善意。然而，它在那几天之内却宛如一场大地震，令人完全束手无策。

现在我想再花点时间，对德皇作出一些说明。德皇在10月29日驾临位于斯帕的前线大本营以后，先是完全赞同实施议会改革，并且愿意以议会制君主的身份继续统治下去。一位前往斯帕晋见、旨在劝德皇退位的普鲁士部长，因而遭到他厉声斥责。等到革命爆发后，德皇震惊之余起初还一心期待，能够在停战之后立即抽调野战部队回国镇压革命，可是11月9日的经历却令他大失所望。

正如同之前详述过的，自从德方的大规模攻势失败以来，德国军队的士气早已今非昔比。而等到德国提出停战要求，并且在国内造成严重冲击之后，德军的士气甚至更加低落。11月9日当天，最高陆军指挥部邀请了三十九位多半为师长级的前线指挥官前往大本营面报，说明陆军部队是否愿意在停战以后，为了维护帝制而向革命运动展开战斗。指挥官们一致作出的判断是：不愿意。部队已经准备就绪，可在必要的时候伴随陛下行军退回德国，但是不论对内也好对外也罢，他们都再也无意继续作战。

兴登堡随即与刚在10月底接替鲁登道夫出任副参谋总长的格勒纳将军作出决定，要劝告德皇退位——否则至少也应该流亡国外。德皇在11月9日当天便对他们的催促作出让步，而且很奇怪地同样未曾反抗。威廉二世于是流亡荷兰，不但埋葬了他个人的皇位，而且后续的发展还会显示，他同时也断绝日后重建君主政体的机会。11月稍后他才正式宣布退位，但那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

那年11月9日作出的两项决定因而终结了德国的帝制：一是德皇出奔荷兰，二是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他同样出身自统治者家族）拒绝为了维护德国的君主政体而担任帝国摄政王——但君主政体未必只意味着霍亨佐伦家族的皇位。埃伯特既然身为新任的国家总理，而且已经是新政权的真正领导人，只得独自出面与革命运动周旋，同时还必须完成停战协议。

协约国内部也在整个10月针对停战协议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欧洲美军总司令潘兴将军反对停战协议。他的出发点是：反正德国人已经打输了，现在何必还要答应停战，让他们有机会退到莱茵河后面挖掘新的战壕继续作战下去？潘兴就仿佛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那般，也主张无条件投降。

法军和英军的总司令却宁愿同意停战。其部队和德军一样已经严重流血，因此他们无意在1919年重新大举发动攻势，不像美军希望借此来通过第一次真正的战斗考验。最后他们终于达成共识，同意接受停战，但先决条件是必须让德国不可能再度采取敌对行动。

接着他们通知德方，可派遣代表前往联军总部听取停战条件。此事发生的日期是1918年11月6日。德方选派了一位中央党籍的国会议员以及马克斯·冯·巴登内阁的部长——埃尔茨贝格尔——担任停战代表团团长。其中非常值得注意之处为：被派遣前往签署军事停战协议的人士并非将领，而是一位平民政府的成员。

结果证明，那些停战条件极为严苛。它们事实上已经注定了德意志帝国的彻底战败，并使得任何后续的抵抗行动都全无可能。西方列强要求，德军必须于最短期限内撤离仍遭占领的土地，而且撤出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以及莱茵河右岸的三个桥头堡。协约国的军队将紧随着撤退德军部队的脚步，一并占领莱茵河左岸地区与右岸的三个桥头堡。此外，他们还要求德国交出舰队，并且留下或缴纳巨额的物资。协约国主要的停战条件看起来大致如此。而且，那些条件以毫不含糊的方式明白告诉德国人，他们已经打输了整场战争。我们甚至可以表示，通过那些条件才使得败仗真正尘埃落定。因为它们导致日后不可能在莱茵河后侧出现任何抵抗行动。

埃尔茨贝格尔在11月6日，也就是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出发前往贡比涅拜会福煦元帅，接获了停战条件。他商谈一些细节之后，便把停战条件呈递给帝国政府，接着由政府转交最高陆军指挥部。最高陆军指挥部随即作出声明（此事切不可忘），纵使再无转寰余地也必须接受那些条件，因为德方已经不可能继续战斗下去了。埃尔茨贝格尔随即正式签字。于是，停战协议在11月11日开始生效。

现在我们必须想象一下德国人对此的观感如何。他们直到那年8月为止，都还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他们要等到10月初提出停战请求之后才获悉，帝国政府——但那未必等于最高陆军指挥部（也请记住这一点）——认为战事已经毫无指望，并且放弃了战斗。接着政府在11月9日改组，完全由社会民主党出面领导；与此同时又爆发了革命，各邦国的君主们纷纷下台一鞠躬，德皇据说亦已退位，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逃跑了。

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不明就里的大多数德国人而言，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依时间先后顺序综述如下：就在我们即将打胜仗的时候，却有那么一帮自作聪明的家伙进入政府高层——他们始终一心一意只想缔结“妥协和约”，接着主动认输，随即闹出革命，而后又签订了让我们丧失战斗能力的停战协议。

在此背景下，后来发展出“背后捅一刀神话”。鲁登道夫乃公开说出此神话的第一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埃伯特事先却已经为此铺好了路。因为对埃伯特而言，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在国内拯救还救得了的东西——万一势不可免的话，便以共和国的形式延续10月时的君主政体，并且必须镇压革命。埃伯特先是假装与革命运动言和，于是他在11月10日出席“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举办的大会，以六人组成的“人民代表委员会”领袖之身份，[41]第二度被推举为政府领导人。事实上，他却正在筹划与残余的最高陆军指挥部（亦即军方新上任的真正最高指挥官格勒纳将军），建立起同盟关系。

就在同一天晚上，二人进行了一场后来变得非常出名的电话会谈。埃伯特固然并非名正言顺的国家总理，但他一则经由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职务转让，再则通过“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革命派的推举，可谓获得了双重正统性。埃伯特试图重新恢复在10月初与最高陆军指挥部缔结的盟约，希望利用停战的机会将野战部队抽调回来压制革命，并以这种方式确保最高陆军指挥部对新政权和新宪法的支持。格勒纳将军在第一次电话会谈中便立即对此大表赞同，后来更进一步确认了这个口头约定。二人之间的协议涉及了一场反革命行动，亦即要动用武力来镇压左派革命——左派革命的领导中心是“人民代表委员会”，而说来讽刺的是，“人民代表委员会”的最高领袖正是埃伯特本人。

格勒纳将军后来曾经对那次的口头约定作出描述——1925年审理所谓“背后捅一刀诉讼案”之际，[42]他出庭宣誓之后吐露了事情的原委。当时格勒纳表示：

最初步的工作——那是我的想法和首要目标——就是要在柏林夺走“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权力。为了达成此目标，我计划调遣十个师的部队开入柏林。有一名军官被派赴柏林商讨相关细节，谈判的对象也包括了普鲁士的战争部长，因为他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那时面临了一系列的困难。我只能在此指出：无论是独立的政府成员（即所谓的“人民代表”），还是另一派人士——我记得那是“士兵委员会”，但现在无法即席说出细节——都要求部队进城时不得携带实弹。我们自然马上对此表示异议，而埃伯特先生当然立刻同意部队可以携带实弹开入柏林。

我们必须利用此次进军所带来的机会，重新在柏林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并且为进城之后的每一天分别妥善拟订计划。那个计划里面逐日列出了应该完成的事项，诸如解除柏林市的武装、从柏林清除斯巴达克斯党人等等。[43]凡事都详加规划，逐日列出了每一个师的工作。这一切都经由我派往柏林的那位军官，与埃伯特先生进行过讨论。我为此对埃伯特先生由衷感谢，而且我也因为他所展现的绝对爱国心与无私奉献精神，愿意在他受到攻讦的时候，随时随地出面为他辩护。那整个行动计划完全是在与埃伯特先生达成协议，并且经过他认可之后才订定下来的。

那就是“埃伯特—格勒纳协定”；它在11月获得确认并研拟出全部的细节，而军队就在同一时间非常快速地撤回德国境内，不过他们还是需要花上几个星期的工夫。12月初，当埃伯特在柏林市致词欢迎返国士兵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预先道出了“背后捅一刀神话”：

没有任何敌人曾经击败你们。一直要等到敌方在人员和物资上的优势日益具有压倒性以后，我们才放弃了战斗……你们可以抬头挺胸地回来。

“埃伯特—格勒纳协定”起初一败涂地。“全国委员会大会”即将于12月16日在柏林市召开，而返回柏林的十个师部队应该先发制人，在大会开幕之前发动反政变。实际发展出来的结果却是（格勒纳也曾在1925年向法庭宣誓对此作出证词），那些士兵根本再也无法被聚集在一起。那已经不再是大战四年期间内的旧德国陆军！士兵们立即争先恐后抢着回家；其人数在部队返回柏林当天的晚上即已开始锐减，那些单位更于随后数日内几乎完全解体。等到“全国委员会大会”在12月16日顺利召开之际，开入柏林的十个师总共只剩下了八百人可供差遣。这是军方自从8月以来，在士气方面快速发生宁静革命之后的结果——它固然与国内后来发生的革命截然有别，不过二者之间当然还是产生了互动关系。无论如何，前线部队再也无法被使用为国内权力斗争的工具了。

最高陆军指挥部此时已经转赴卡塞尔，并且决定不再阻止军队复员，改弦更张另外组织了“义勇军”：那是由部队中的特定分子所组成的志愿军单位，其成员未曾涉入军方的内心革命，直到最后都还狂热地继续战斗下去，对国内的发展抱持敌意，效忠德皇，忠于鲁登道夫，而且他们不惜动用武力将11月发生的事情扭转回来。埃伯特政府——尤其是新上任的“国防军部长”诺斯克——如今也开始与义勇军结盟。

1918年底，柏林市皇家马厩附近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的街头战斗，其间革命派的“人民海军师”击败了旧陆军的残部。新的一年则以柏林市所谓的“斯巴达克斯周”作为开端，结果刚组成的第一批义勇军单位血腥镇压了新一波的革命尝试。[44]

我们随之迈出了1918年。不过，我想立即补充说明的是，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发生于柏林的各种事件，后来又在1919年上半年于许多德国大城市重新上演。一场内战便这么蹑手蹑脚地展开，而“义勇军”在埃伯特—诺斯克政府的撑腰下（埃伯特当上总统以后则换成了塞德曼—诺斯克政府），在许多德国大城市血腥压制了“工人士兵委员会”残留下来的政权。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国会多数派与旧军方的反革命派结盟之后，果真抹除了1918年的革命。最后那场革命只有一项成果保留了下来：帝制已告结束。

不过，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我们已经看见，那个令人困惑的一年内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如何对德意志中产阶级的心境造成了特别的折磨。那些德意志中产阶级的成员当中，也包括了一位失败的艺术家，一位奥地利人。他曾经志愿加入德国陆军，有过不错的表现。他曾为毒气所伤，在一座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军医院里面经历了战争的结束。而且，他就在此际决定从政，以便扭转他自己眼中在1918年时发生的各种可怕事故——大后方显然已陷入精神崩溃，显然已经到手的胜利白白遭到放弃。那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男子当时还默默无闻，不过他在随后十年之内，将逐渐跃升为德国政坛的关键人物。

第六章　魏玛与凡尔赛

1919年1月选出的国民议会在魏玛举行了会议，而非在动乱不安的柏林。他们之所以前往魏玛，是因为该地相当宁静，并且在军事上易于防守——或许有一部分也是由于这座小城在文化史上的声誉，而那是新德国有意链接的对象。但魏玛国民议会所面临最重要与最困难的课题，并不是如何来制定《魏玛宪法》。真正的难题在于，应该决定同意或者反对签署《凡尔赛和约》，因为德国在1919年4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收到了现成的和约。[45]

《凡尔赛和约》草案的内容在1919年5月被公开以后，德国人不啻狠狠挨了一棍，而且平民百姓的感受跟国民议会和政府完全一样：在东部、西部与北部割让的领土多得骇人听闻；德国几乎完全被解除武装，必须支付巨额赔款，不再拥有殖民地。而且，整份和约处理德国的态度，不像是对待一个虽然打了败仗但仍旧属于国际共同体的战争对手，反倒像是处置一名收到了刑事判决书的被告。平民百姓、国民议会与政府当局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要签字。

假如不签字的话，事态又将如何发展下去呢？就此而言，不但是在当时，即便今日回顾起来也毫无疑问的是：西方盟国必将恢复敌对行动，挥军入侵德境，并且在不遭遇抵抗——最起码不遭遇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按照盟军那时的计划占领威悉河以西的德国。[46]结果德国在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历经可怕的内斗与一次政府改组之后，在和约上面签了字。

德国政府和国民议会的多数成员都忧心忡忡，害怕国家将随着联军的占领而陷入分裂。他们认为，若不签字的话，联军将会在西部与既有的南德邦国，以及与普鲁士北方境内新成立的国家级政权单独签订条约，导致德意志国裂解成两个部分：西边的部分将被西方列强占领，东边和东北边的部分则是旧普鲁士与萨克森。今天已经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摆在眼前之后，我们禁不住想问：上述情况难道果真有那么可怕吗？

假若当时就如此发展下去的话，将会形成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演变出来的局面：出现一个迟早必将依附于西方阵营的西德国，以及一个当时仍然完全保有普鲁士东部省份的东德国[47]——但其命运难以预料。因为，无论在从前或现在都很难预测，万一盟军入侵到威悉河一线之后将造成何种情况。

谁又能够确定，南德各邦的政府以及德境西北部新成立的政权将会签署条约？届时柏林如果仍然有德意志国政府存在的话，联军是否也必须占领德国东边的部分？这种解决方式岂不比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情况要来得有利多了——一个没有俄国人的“1945年”、东部的省份不至于遭到截肢、[48]德国全境完全由西方列强占领？由于协约国迟早必须想办法找来另外一个德国政府，因而就连这种被占领的状态也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

以上都是完全没有答案的问题。反正纵使德国人在1919年不曾签署和约的话，照样有机会如同签订和约之后那般，继续保存德意志国。德国固然在《凡尔赛和约》上面签了字，可是从中期和长期的眼光来看，此事甚至为德国的强权政治带来了更佳机会，即便德国人当时对此还不明白。因为《凡尔赛和约》只是巴黎和会直接与德国有关的一部分而已；如果心平气和观之，在巴黎建立的整个和平体系绝非不利于德国的强权地位。

德国固然因为解除武装和战败赔款，被套上了两副沉重的枷锁，有朝一日必须设法挣脱。可是，在另一方面却逐渐显露出来，尽管德意志国在西部、东部和北部的面积缩小，但其主体并未受损，该国在欧洲所处的地位非但不比1914年之前来得衰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势。

套用当时习惯的讲法，德意志国在1914年以前是被“团团包围起来”。它位于英国、法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四大强权之间。其中的三个强权——英国、法国和俄国——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结盟对抗德国。

四大强权之一如今已完全解体：奥匈帝国早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弱小的后继国家，它们光是因为自己的面积便永远无法成为强权，甚至迟早将沦为邻近大国的势力范围，而那个大国就是德国。

俄国现在变成了苏联，处于欧洲的体系之外，而且它和德国都遭到唾弃（此强硬用语并不算夸张）。这个俄国宁可与同样遭到唾弃的德国交好，也不打算跟西方列强结盟。

如果套用西洋棋术语的话，德意志国当今的“布局”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德国的周围已经出现了许多有利变化。德国这种强化后的布局早已随着战争的结果，但也随着和约的规范而定型下来，除非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否则就无法加以逆转。德国由于限制军备和战败赔款而受到的削弱，反而仅仅具有暂时的性质。等到战争结束了十年或二十年以后，将不会再有人企图借由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来阻止德国重新武装或者强迫德国继续赔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德国的地位实际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结果而获得强化，并未遭到削弱。

西方列强却自始就立场纷歧，他们大费周章以后才对和平条约的最后内容达成协议。其中最强大的一员随即退出：美国不曾签署《凡尔赛和约》，远离了欧洲的事务，并且拒绝继续为之前向法国作出的承诺提供担保。这就意味着，《凡尔赛和约》仅仅受到两个强权支撑，即英国与法国。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即可看出，那两国必须共同作出最大的努力才有办法与德国相抗衡。他们不可能一直把德国压倒在地上。

更何况他们彼此之间很快就产生利益冲突。英国在签订《凡尔赛和约》之后感觉心满意足。因为德国早已遵照停战协议所列出的条件，向英国交出了舰队；《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重新拥有大型舰队；德国的殖民地已遭到没收并接受英国管辖，有些甚至还直接拨交给英国。英国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战争目标。

可是，对法国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它未能达成自己的作战目标。法国以该国当时的四千万人口，历经惨重的流血牺牲之后才刚刚撑过了战争，却赫然发现自己继续面对着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既没有被分割也没有被裂解的德国。从长远来看，一旦德国恢复了元气、从《凡尔赛和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之后，将会重新享有优势。

法国因此和1919年后的德国一样，也主张修正主义。既然《凡尔赛和约》无法让法国感到满足，于是法国为了本身的生存利益必须让德国付出代价，并将和约修改得对自己有利。德国则打从一开始就同样立下决心，务必要修改《凡尔赛和约》，尤其是要摆脱阻碍国家复兴的两大枷锁：解除武装和战败赔款。

德国国内对此产生的共识是：和约的内容无法被接受，必须加以修正。修改时的优先级却自始就莫衷一是——应该首先设法回避有关限制军备的规定，重新成为军事强权呢？还是应该首先尝试摆脱赔款来重建德国的经济，通过这种方式再度成为强国？

前者是国防军的策略，并特别受到其当时的领导人冯·塞克特将军支持，[49]而且它首先获得采用。塞克特致力于秘密重整军备，而且非常明显的是，这个目标基本上只可能与俄国联手达成。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防军与红军之间就已经偷偷建立起军事合作关系。苏联向国防军提供俄国的场地，让他们在那里演练操作遭到《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武器，诸如坦克、飞机和化学战剂等等。国防军用于交换的做法，则是向仍处于草创阶段的苏联红军提供训练，并且传授德国参谋本部的作业方式。1935年时，德国派驻苏联的军事全权代表科斯特林将军，在苏联进行了一次被评定为特优的军事演习之后表示：“我们与有荣焉。那些指挥官和领导人员都是我们的学生。”

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显然也很早就出现另外一个与苏俄合作的机会。[50]波兰在1920年发动攻击以后，波兰与苏俄之间随即爆发战争。俄军起初占了上风，一路逼近华沙。塞克特当时已经开始考虑，如果俄方获胜的话，德方也应该进攻波兰，并以某种方式与俄国再度瓜分波兰——至少也要让德国完全收复1919年被《凡尔赛和约》割让给波兰的土地。

不过，这个想法还是落空了，因为“波苏战争”的最后结局对波兰有利。俄国人未能并吞波兰的疆域，反倒是波兰人大量并吞了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土地，而且一直保留到1939年为止。不过，就连这种发展方向也对德国有利。波兰与俄国之间持续出现的强烈敌意，使得国防军高层的“塞克特路线”不断有机会推动德苏军事同盟，以便两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联手向波兰开战。国防军的那种做法，甚至一度还争取到德国官方外交政策的支持（虽然后者其实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如此便出现了战后的第一个耸动事件，即德国与苏俄在1922年签订的《拉帕洛条约》。刚好就在热那亚举办一场国际经济会议的时候，突然传出有关缔结该条约的消息，使得西方国家对德国抱持着浓厚的不信任感——这种所谓的“拉帕洛情结”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根除。

就表面上的内容而言，《拉帕洛条约》是德国与苏俄以温和理性的态度事后补行签订的和约。《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早已因为《凡尔赛和约》而作废，新德国与新俄国如今决定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当时西方列强尚未与苏俄建交）、相互以最惠国待遇来维系贸易关系，同时两国之间全面恢复正常关系。在那些方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可议之处，但它们的背后自然还隐藏了更多东西。

因为自从签订《拉帕洛条约》以来，德、俄两国原有的松散军事合作关系益形巩固，一直持续到1933年为止。两国有朝一日联手向波兰动武的可能性，也仍旧令双方的军事高层念念不忘。于是，国防军优先争取的目标，已在某种程度内通过德、俄之间的合作而得到实现。那就是要规避《凡尔赛和约》所列出的军事条款。

德国外交当局和德国整体政策所着重的事项却有所不同：重整军备不该列为德国最优先的目标，当务之急应当是设法摆脱赔款的负担，以便让德国经济获得重建的机会。为了实现摆脱赔款这个目标，德国的政策于是对一种社会灾难视若无睹，然而那个灾难却对德国的国内政治氛围造成毁灭性影响，此即1919年至1922年之间连续不断的快速通胀。而且，通货膨胀在1923年更是势如奔马。

1923年出现荒诞不经的情况之前（我马上还会对此作出说明），德国一切的金钱财富早已在1919年至1922年之间全面贬值。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德意志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仍相当合理，大约是十比一。到了1922年，一美元已可换得两万马克，[51]也就是说，德国所有的货币资产变得一文不值。于是，在货币储蓄者和现金拥有者受害的情况下，德国财富进行了剧烈的重新分配，而其中的获益者是当时享有经济优势的实物资产拥有人。

德国在1919至1923年之间充分就业，不过实得工资持续下降。德国工业界让德国储蓄者付出代价之后，得以避免出现大规模失业潮，而那正是其他各国在士兵大量复员之后所面临的困扰。德国工业界出口了价格不断下跌但是数量极为可观的商品，于是还有办法继续营运下去。

因此，最先在德国深受通货膨胀之害的并非工人，而是储蓄了金钱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产形同遭到没收。这种情况激起了巨大的恨意。于是斯特凡·茨威格后来曾经写道：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1919年至1923年之间的通货膨胀那般，将德国中产阶级调教得愿意接受希特勒。

德国中产阶级的那种愤恨并非毫无道理可言。因为中央政府不但对通货膨胀袖手旁观，反而还刻意借此追求一个重要的目标——让德国在国际间不再拥有可被接受、可用于支付的货币，试图用这种方法摆脱赔款。

德国的修正主义和法国的修正主义因而在此相互碰撞。德方放任通货膨胀肆虐，以便让自己失去偿付能力来规避赔款。法方则设法利用德国不履行赔款义务的机会开疆辟土，将《凡尔赛和约》修改得对自己有利。双方修正和约之争的最高潮，就是1923年所谓的“鲁尔战争”。

法国也曾经在之前几年内，针对德国违反赔款规定的行为采取过某些制裁措施，时而跨出莱茵河左岸地区占领右岸的若干城市。最后法国在1923年决定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出兵占领了鲁尔地区——当时那里是德国最为重要、延续德国经济命脉不可或缺的工业地带。法国如今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先是在经济上，而后在政治上，将这个地区从德国切割出去。

德国的对策是进行所谓的“消极抵抗”：鲁尔地区停止了工业生产。可是，鲁尔地区的工人和工业家们必须继续养家活口，而当时的因应之道就是完全无限制地操作印钞机。

结果，连印钞机都不敷使用了。在1923年的时候，光是想印制足够数量的纸币也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难题。这么一来，就不得不动用民间的印刷机来帮忙印钞票。此外并衍生出交通方面的问题：一整列又一整列的货运火车必须被用于运输，以便及时将刚印好的纸钞运送出去。当时，荒诞不经的情况已有各种报道叙述了，在此便不对这个主题多作说明。[52]

总而言之，鲁尔地区进行消极抵抗以及政府资助消极抵抗之后，所造成的情况是：德国的货币经济实际上已在1923年陷入瘫痪。那光怪陆离的一年当中，美元汇率成为全体德国百姓都十分熟悉的话题，而且美元汇率产生了宛如体温计一般的作用。在1923年初，一美元还折合两万马克；8月时的美元汇率已经突破百万大关，又过了三个月以后进而突破千亿大关。到了1923年底，一美元所能换得的金额已高达4.2兆马克。德国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货币了。

1923年之前，通货膨胀还只是夺走人们储蓄的金钱而已，现在就连以现金支付的收入亦已严重贬值。如今工人也深受通货膨胀荼毒，受害者已不再像从前那般只局限于家有积蓄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人们再也无法靠工作赚钱，而且即使赚到了钱，也会在一个小时之后变得一文不值。德国普遍出现荒谬的情况，以致在1923年秋季演变成攸关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德意志国在1923年秋季已濒临政治解体。鲁尔地区的消极抵抗行动则无论如何都必须终止。尽管如此，消极抵抗还是为德国带来了一个非常幸运的结局：其他的赔款支付对象——英国和美国——如今已得出结论，不可以再这么继续下去。于是法国遭到施压，被迫结束在鲁尔地区的冒险行动；德国则终于完成早就应该在1919年至1920年做出的事情，进行了货币改革。

有了新而稳定的货币作为基础之后，即可对赔款另订规范。德国得以分期偿付已调降的赔款金额，在起初不订出赔款总金额的情况下，每年支付二十亿马克左右——但是为此必须以某些国家岁入项目作为抵押，其中主要是关税收入，同时铁路的管理权也包括在内。除此之外，德国还必须针对西部的边界，与英国、美国和法国达成最终协议，如此一来即可同时排除日后法国的侵犯行动以及德国修正领土的要求。

1924年与1925年之交，上述事项在西方促成了一个新的和平条约。它总共分成两部分，分别为1924年暂时解决了赔款问题的《伦敦协议》，以及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在《洛迦诺公约》中，德国终于自愿放弃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并且作出承诺，等到盟军撤出当时仍被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以后，该地区将维持非军事化。为此交换到的非常有利条件是，英国与意大利从此将为法、德两国最后敲定的德国西部边界提供保证。

《洛迦诺公约》意味着，法国基本上已经与自己的东欧盟友脱钩。既然德国西部边界已得到意大利和英国的保证，那么纵使德国在东方与法国的盟邦（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交战，法国也不得越界进行干预。

这个在《洛迦诺公约》里面虽然从未讲明，但是不言而喻的结论，使得法国转而采取纯粹的守势。法国在签订《洛迦诺公约》之后的几年内修筑了“马其诺防线”，以此举动向世人宣布，该国从此不再自视为欧洲的霸主，以及中欧与东欧新成立民族国家的担保人，反而只是一个关注自身安全、除此之外别无希冀的国家，不但愿意迁就德国，而且必须迁就德国。

法国起先还尝试避开这种状况，其做法是敦促各方也针对东欧签订《洛迦诺公约》，由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对德国的东部边界做出保证，尤其是波兰与德国的边界。然而，这项要求非但遭到德国拒绝，就连英国和意大利也加以反对。两国的这种反应不无道理存在。毕竟西方列强于紧急情况下面对一场德国的东方战争时，将无法真正动用武力来保障波兰的疆界，这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明白显示出来的事情，而且纵使在当时也不难预见于此。况且，如果针对东欧签订《洛迦诺公约》的话，那么苏联也必须参与其中，但苏联当时是欧洲列强的拒绝往来户，同时苏联根本无意为了向波兰的某些边界提供保证而出面对抗德国。更何况，苏联自己在波兰也有许多失土。

因此，签订《洛迦诺公约》以后的情况如下：德国人不声不响但非常有效率地在东边与苏联合作，以便规避《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同时他们在西边形同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签订一个新的和约，继《凡尔赛和约》之后启动了一个新的和平体系，借此排除法国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

德国起初必须继续支付战败赔款，但是负担已经减轻，虽然赔款的总金额仍未确定。除此之外，美国在此时已经以一种对德国比较有利的方式来涉足欧洲经济。

法国和英国不仅为德国支付战败赔款的对象，他们同时也是美国的债务国。当初两国为了继续作战下去，需要美国大量提供贷款。美国人现在坚持他们必须偿还那些贷款；法国和英国尽管心不甘情不愿，还是不得不还钱。结果便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经济循环。德国向英国和法国支付赔款，英国和法国则向美国偿还战债，而为了让此事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美国又向德国挹注贷款。这么一来，德国主要是依靠美国的贷款，而在1924年至1929年之间处于重建阶段，甚至出现中度的经济繁荣。贷款的数目大幅超出了德国的赔款金额。曾经有人非常粗略地估算出来，德国人在那几年内大约支付了一百亿马克赔款，却获得了二百五十亿马克左右的美国贷款。同时，德国人更因为经济的复兴，在对外出口方面表现极佳。

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亲自主导了各种相关事务，并且从中争取到一个经过明显改善的《凡尔赛和约》版本，即便他并不因此感到满意。他难得公开透露自己进一步修正和约的目标，但还是几度作出相当明白的暗示，让人得以大致道出端倪。

施特雷泽曼的近程目标，是要让法军和英军撤出当时仍遭两国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他也实现了这个目标，却无法亲身经历此事发生。因为英、法两国在1929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同意撤离，但完成撤军行动的时间是在1930年。

施特雷泽曼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动员所谓的“境外德国人”，尤其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巴尔干半岛的德国人。他希望那些人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德国的前哨站，促使那些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唯德国马首是瞻，甚至促进当地争取与德意志国合并的运动。这方面的工作在他任内也相当顺利，比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得还要成功许多。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些“境外德国人”不免遭受了可怕的报复。

第三个目标已经是远期的目标。就此而言，施特雷泽曼寻求修正东边的疆界，主要是撤销所谓的“波兰走廊”。至于上西里西亚被并入波兰的部分，[53]他希望通过施压——但未必开战——在时机有利的时候加以收复。这个目标似乎也并非毫无指望，因为此时《洛迦诺公约》已经导致法国在东欧被绑住了手脚。

施特雷泽曼的第四个和最长程的目标，是要将德意志国与奥地利共和国统一起来——当时奥地利被称作“德意志奥地利”。[54]这种“德奥合并”当时也是奥地利百姓所完全乐见的，不过施特雷泽曼的构想是将此事保留给无法预见的遥远未来，静待有利外交局势出现。

德国固然继续秉持修正主义立场，但在短期之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希望联军提前撤出莱茵地区。然而在撤军之前，必须先对赔款的总金额作出最后规范。1929年终于通过所谓的“扬格计划”，对此达成了协议。“扬格计划”更进一步调降了德国每年赔款的金额，订出的赔款期限却非常漫长，要求德国一直赔款到20世纪80年代。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由于经济蓬勃发展，轻而易举就可以用出口盈余来支付那笔款项。

自从1924年至1925年引进新规定以来，出现了几个颇为平静和幸福的年头，然而这一切随着1929年从美国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而被打乱。对德国来说，全球经济危机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的贷款停止继续流入；若是短期贷款，甚至必须部分偿还。德国迄今仍然相当高的就业率立刻急剧下降，在经济方面则出现了破产潮。

这个发展使得此时刚改组的德国政府再度有机会摆脱赔款负担，并取消不久前在“扬格计划”中订出的新规范。但这回不必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般大肆通过通货膨胀来进行，而是借由刻意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它让德国变得如此贫困，以致根本不再有能力继续支付赔款。最后，就连德国的债权人也不得不承认此事。

这项通货紧缩政策成为德国在魏玛共和时期，为求摆脱赔款而遭遇的第二场重大社会灾难，而且这一回的政策起到了效果。全球经济危机不但波及德国，同时更对整个西方世界造成重创（俄国除外）。在所有受到影响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本身），人们如今开始意识到，当前的形势使得这种“政治性的付款”——亦即一方面由西欧盟国向美国偿还贷款，另一方面由德国向西欧盟国支付赔款——不应该对日益陷入崩溃的全球经济造成额外负担。

于是，美国总统胡佛在1931年要求一概停止此类“政治性的付款”，起先是通过有效期限为一年的《胡佛延期偿付案》实现了这个目标。等到一年期满后，1932年在“洛桑会议”期间果真达成持久协议，由法国、英国和其他的债权国放弃继续向德国索取战败赔款。即便当时商定德国仍须支付一笔金额为三十亿马克的尾款，但德国从未支付那笔款项，而且不曾有人认真追讨。也就是说，海因里希·布吕宁总理通过其刻意让德国陷入贫困的政策，终于实现了摆脱赔款的目标，纵使他本人在此不久以前已经黯然下台。

我还想简短对此指出的是，德国在1930年至1933年之间陷入贫困一事，直到今天仍然被看成是全球经济危机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全球经济危机只不过是部分理由而已，其情况正如同1919年至1923年之间德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仅有一部分是出自那场由公债加以支撑、然后打输了的战争。反正无论就前者或后者而言，都只不过是部分的事实。若能及时在战后进行货币改革，德国应不至于沦落到让全国储蓄资产都化为乌有的地步；而若能采取不一样的经济政策，应可大幅减轻全球经济危机对德国造成的伤害，而非使之更进一步恶化。因应大萧条的经济政策当时非但有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在德国亦有诸如瓦格曼等经济学家加以鼓吹：这种政策旨在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即便牺牲了政府的预算平衡也无妨），通过所谓的“赤字开支”让经济再度产生动能。布吕宁的政策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他激化了全球经济危机的恶果，蓄意使德国的经济完全朽坏，借以摆脱赔款。如同前文所述，他获得了成功。[55]然而，我们将在下一章做出说明：他的这个成就在内政上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陷入贫困的德国百姓成群地推向了希特勒。

同一年内，德国的修正主义政策还取得另外一项重大成就。1932年在日内瓦举行了国际裁军会议。西方列强曾于《凡尔赛和约》中，将德国的解除武装列为全面裁军之先决条件。那种官样文章如今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有力杠杆。德国人的论点是：除非西方列强现在也裁军到德国被迫裁军后的同样程度，否则他们就必须允许德国有权重新扩充军备。德国人用这个论点获得了成功。当时的世界局势已经全面改观——一则是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再则是因为距离战争已有一段时间的缘故，1919年时的氛围已经不复存在。到了1932年12月，西方列强在“日内瓦裁军会议”期间向德国政府作出承诺（当时德国政府的领导人已非布吕宁，而是施莱歇尔[56]），允许德国在军备方面享有同等权利。

这意味着，在1932年底的时候，德国绕了许多弯路之后终于摆脱自从1919年以来阻碍德国重建强权地位的两大枷锁——必须支付巨额战败赔款，以及被迫将国防力量维持在最小限度内。德国再度以大国的身份厕身强权之列，而且德国已然成为东欧和南欧的潜在霸主，终于确认了《洛迦诺公约》早已呈现出来的迹象。那些都是德国修正主义所获致的决定性成就，而且一切都还完成于魏玛共和时代。可是，它们随即却由一个完全改头换面的德国来坐享其成。

魏玛共和国直到1932年为止都还不断处于内耗的阶段，其内部早就已经坍塌（这是即将在下一章探讨的主题）。此时在内政方面所着眼的事项，已不再是应该如何延续魏玛共和国的命脉，反而是它的继承权。魏玛共和国在1932年临去秋波、做出重大成就没有多久之后，其继承权就在1933年落入希特勒手中。结果如今已重新恢复昔日强权地位，并且至少已在中欧东部地区跃升为准霸主的那个德国，就是希特勒的德国。

第七章　兴登堡时代

我们在上一章主要是探讨凡尔赛，对魏玛着墨较少。这意味着，我们较详细地谈论了魏玛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及修正主义，但对其国内政策并未多加留意。不过，正是由于内政方面的问题，才使得政权逐步从魏玛共和转移到希特勒手中。我们因而必须在此作出补充说明。

魏玛共和国虽然仅仅延续了十四年，却呈现出三个泾渭分明的阶段。在最初几年内，从建国直到1924年为止，共和国看似一开始就注定了覆亡的命运。接着令人惊讶地出现一段仿佛根基稳固的时期，即1925年至1929年之间“黄金的”20年代。随即相当突然地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形成一个解体过程，为希特勒的夺权做好了准备。

第一个阶段无须在此详述。反正从1920年至少到1923年（在某些方面还延伸到1924年），都是一个混乱至极的年代。其间重复出现了分别由右派和左派发动的政变、纯粹由右派犯下的许多起政治谋杀案，以及不断改组的内阁。那一切都上演于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而如同前一章所述，通货膨胀正是政府为了摆脱战败赔款，于是两度刻意酿成的社会灾难当中的第一次。

那几年内的各种戏剧化事件通常未曾带来划时代的影响，所以我无意对此详加说明，而只是局限于强调两个连续发生，并且在我看来产生了决定性意义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魏玛共和国当时总共只受到三个政党支持。而那三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在1917年是旧帝国国会的多数派，而后于1919年的国民议会中握有四分之三席次，共同组成了所谓的“魏玛联盟”。只有那三个政党投票赞成魏玛共和国宪法。只有他们同意用共和国来取代德国人习以为常的君主政体。但即便在那三个党里面，也有许多人只是很勉强地接受了共和政体，而非真心希望如此。魏玛共和国因而被称作“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那个国家固然并非完全没有共和党人，但它可以说只是站立在一条腿上面。唯独立场中央偏左的人士对它表示赞同。更左倾的共产党则打算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共和国。就右派来说，他们在国民议会的席次虽然看似不多，真正的实力却远甚于此，而且一心只想让他们的皇帝复辟。

魏玛联盟在1920年首度举行的国会大选中，即已丧失自己之前在国民议会所享有的多数。那是一场压倒性的挫败：社会民主党几乎损失了一半的席次，其他两个中产阶级政党也失去许多议席；右派则恢复元气，变得和往常一般强大。这就意味着，在随后的整个时期一直都没有出现过稳定的政府。时而是由中间派的中产阶级组成少数党政府，有时更由社会民主党和右派自由主义政党设法共组大联盟政府，但那些内阁都很快就垮台了。从1922年底到1923年8月，甚至还一度出现过一个由所谓“专业部长”组成的右派政府。然而，那些内阁都是急就章拼凑而成，寿命皆非常短暂。这第一个事实使得魏玛共和国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看似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第二个事实却没有那么明显。它所涉及的对象是社会民主党，亦即真正领导了魏玛联盟与魏玛共和国的政党，而且该党是唯一别无退路的党派。从党纲来看，社会民主党始终是一个主张共和的政党；但是于内心深处（即便从未公开承认），社民党在威廉二世统治下也早已习惯了君主政体。在1918年，当一切都残破不堪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正如同其党主席埃伯特所说，愿意“跳入火坑”。埃伯特甚至在1918年11月9日当天还作出尝试，意图通过任命一位帝国摄政王来挽救君主政体。等到那个做法失败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可谓是希望以共和国的方式来延续帝制。他们愿意让一切的社会事务都维持旧面貌，于是一成不变地保留了君主政体的基础架构，并且任由旧统治阶级继续进行统治。所以我们可以表示，帝国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管理之下继续运作。如今已当上总统的埃伯特，因而向他所面对、所接收，并且从革命手中拯救出来的社会与国家，开出了非常优惠的价码。

但是，他所开出的价码没有被接受。这个事实遂成为魏玛共和国自始即无法摆脱的致命伤。帝国时代的一切机构，包括军队、公务单位、司法体系、教会、大学，再加上大农业与大工业，都不断维持抗拒的态度——尽管新政府对他们未加打扰，并且愿意让他们继续保留一贯的性质、旧有的人手，以及传统的优势与主导地位。

不过，其抗拒态度出现了程度上的差别。例如高级行政官员和政府官僚体系就勉为其难地继续尽忠职守。各部会的事务人员和政府官员仍然完成分内的工作，让自己产生用处。他们固然对新政府已不怀有之前对旧政府的那种热忱，但还是公事公办。他们在共和国早年爆发的一次右派政变期间（即1920年的“卡普政变”），甚至以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作出贡献，阻止了政变政府站稳脚跟。

但这已经是那些旧精英对共和国所能抱持的最友善态度。例如国防军曾于“卡普政变”爆发后，采取了和高级公务员不一样的做法，在合法政府与非法政府之间维持冷冰冰的中立立场。当时的军方领导人冯·塞克特将军便曾经宣布：“国防军不向国防军开枪。”后来在发生另外一次危机的时候，埃伯特总统以名义上国防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向塞克特提出一个羞辱人的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国防军到底站在哪一边？”结果埃伯特得到一个倨傲的答案：“国防军站在我背后。”

共和国在各所大学和高级中学的处境最为不利。大学生和大学教授、高中老师和高中学生都顽固地反对共和、拥护帝制，充满了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而我还可以用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亲身经验对此作出证明。教会方面的立场则比较和缓一点，但是整体而言，基督教会当时右倾的程度至少与该教会今日左倾的程度不分轩轾。天主教会对共和国所持的态度也极度保留，即便天主教徒的“中央党”乃共同执政党之一。天主教会迟至1933年才达成政教协议，但协议的对象已经是希特勒了。

工业界的情况更加复杂。革命爆发之后不久，企业主与工会就在1919年11月签署了一项协议，即所谓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57]双方形同签订和约，对工会日后在劳资协议中的角色作出规范。然而，通货膨胀再度激化了企业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利益对立。结果魏玛共和国基本上只是一个工人的共和国——而且仅仅限定于非共产党籍的工人。大多数的企业主则很快就对这个国家不屑一顾。

上述各个团体的抗拒态度，就是共和政体之所以在埃伯特总统任内（1919年至1924年之间），始终未能成为德意志国稳定政府形式的最深层原因。相形之下，埃伯特从未真正依据《魏玛宪法》由百姓直选，而只是由国民议会“临时”选出的总统一事，则只能说是表面上造成政局不稳的理由。

接着，在魏玛共和国的中期阶段（1925年至1929年之间），共和政体却突然看似得到巩固。埃伯特在1925年2月逝世以后，接着首度举行了合乎宪法规范的总统全民直接选举。在第一轮投票中，每一个政党都推出了陪榜的候选人，结果没有任何人明显胜出。到了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亦即保皇右派人士——灵机一动，将那位既老迈又出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兴登堡元帅推出为总统候选人。结果兴登堡赢了。

兴登堡的胜利起初被共和派看成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兴登堡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元帅，彼时曾经是鲁登道夫那个极端保守人物的傀儡，而且他本人直到骨子里都是个保皇派。共和国在他上台之后又该如何继续走下去呢？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起先凡事都继续进展得非常顺利。兴登堡总统任期的最初五年，竟然成为魏玛共和国最好的五个年头。共和政体看似终于巩固下来，而其中存在着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

帝国时代的旧统治阶层，虽然也是共和时期的实际统治者，却从未真正接受那个新国家；此际他们却突然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共和国。因为兴登堡是德意志帝国最受尊崇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早已一度形同代理皇帝，由这位总统来掌管的共和国，在意义上自然迥异于埃伯特与社会民主党的共和国。这种情绪上的转变很快便具体反映出来，以致迄今断然反对共和的国会最大右派政党——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现在愿意加入共和国的政府。

1925年至1928年之间除了短暂中断过一次之外，魏玛共和国的执政者已非魏玛联盟，而是一个由中央党、德意志民族党和德意志国家民族党所组成的右派联盟，他们在国会虽只是小幅领先，却享有稳定多数。共和国现在突然站立在两条腿上面。它不再只能仰赖中央偏左的政党，如今亦可由一个中央偏右的联盟完全正常地进行统治。魏玛共和国因而稳定下来。

更何况如同前一章所述，经济情况已于此时大获改善：通货膨胀已经在埃伯特任内的最后一年遭到遏止；货币终于也经过了改革，甚至还微幅升值；大量流入的美国贷款更带来了小规模的经济荣景。就连在外交政策方面也有所斩获：鲁尔地区已恢复自由，此外还有了《洛迦诺公约》——此举形同针对国境西部补充签订和约，排除了法国未来的干预行动。简而言之，令人愉快的时光蓦然重返。直到1928年为止，一切看样子都可以这么持续下去。

接着发生了两个事件，使得共和国在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再度开始根基动摇。第一个事件是，直到1928年中都还执政的中间偏右联盟，输掉了1928年的国会大选。德意志国家民族党骤然大为衰弱，社会民主党却重新茁壮，获得自从1919年以来的最佳选举结果。此时演成的局面，使得新政府既不可能建立在魏玛联盟的基础上，也无法立基于我所称的“兴登堡联盟”。毕竟魏玛共和国仍未具备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始就拥有的东西：一个色彩鲜明的右派与左派政党体系。在此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必须退而与包括右派自由党在内的其他政党共组“大联盟”，但如此组成的政府非常脆弱，因为各派系打从一开始就背道而驰。因而从1928年中至1930年初的“大联盟”执政时期，在政治上缺乏了稳定性，但直到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在经济方面仍然是令人愉快的时光。此为第一个事件。

就第二个事件而言，后来的发展证明它为害更烈，而且它与总统本人息息相关。兴登堡在1925年当选总统的时候，已经七十七岁高龄；如今他更已年过八十，不可能一直继续当总统下去。没有人可以期待，等到兴登堡的七年任期在1932年届满之后，他还会有办法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再度参选，更遑论是做满第二个总统任期。那么接下来又该如何是好？再来就找不到第二个兴登堡了。然而，兴登堡时代初期功德圆满的妥协措施（一个性质近乎帝国，甚至连保皇右派都能够接受的共和国），其实只不过是建立在他老迈的双肩之上。

人们从此不得不开始思索，应该怎么样来维持这种妥协——或者是否还应该继续维持这种妥协。右派人士于是陷入不安，其中尤以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为然。该党如今已再度沦为反对党，在一个更加保守的新领导高层主导之下突发奇想，认为可以用与以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兴登堡时代：它并非巩固共和政体的时期，反而只是过渡到君主复辟的阶段。兴登堡岂不可以从德意志国的总统逐步转变成德皇的总督？说不定他还能够在恢复帝制之前担任摄政者？这是经过认真研讨的计划，在国防军领导高层甚至被讨论得非常积极。将之付诸具体行动的人，则是当时国防军内部主导了政局发展的施莱歇尔将军。

1929年的时候——而且是在那年年初，全球经济危机尚未爆发、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还完全平静稳定之际——施莱歇尔邀请立场相当右倾的中央党新任党魁海因里希·布吕宁，前往他位于柏林市马太教堂广场的寓所。今日我们可从布吕宁的回忆录获悉，该将军向那位政治人物透露了一些颠覆性的构想。

施莱歇尔表示，必须利用老总统剩余的任期来修改宪法，借此夺走国会的权力，以便终于得以重建“稳定局势”，回归到1918年10月之前未经改革的君主政体。国家元首——当天尚未言及君主——不但应该有权任命总理，而且更可违反国会的意愿让总理继续留任，这么一来就可以让国会如同在帝国时代那般，被排除于实际的政治决策之外。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反复不断地解散国会，直到各政党疲于奔命、财力枯竭，再也无意重新进行选战为止。然后，政府就可以趁着没有国会的机会，终于以政变的方式修订出一部纯粹总统制的宪法，让总统扮演昔日皇帝的角色。

布吕宁听得心有戚戚焉，于是向施莱歇尔问道，整个过程在他眼中究竟应当持续多长的时间。施莱歇尔回答说：“嗯，那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完成。”施莱歇尔进而利用此次机会向布吕宁透露了内情：兴登堡总统对战时那位忠诚的前线军官布吕宁颇有好感（他的机枪连直到停战当天都还奋战不懈），并且将他视为执行政变计划的总理人选。布吕宁起初仍等闲视之，因为进行这种计划的时机尚未成熟。可是，时机很快就来临了。

全球经济危机在1929年10月爆发。大联盟政府的灵魂人物——施特雷泽曼——不幸就在同年10月去世，以致该政府无力因应那场也在德国急剧恶化的危机。经济危机最后导致大联盟政府崩解，兴登堡则采纳施莱歇尔的建议，在1930年3月按照预定计划任命布吕宁出任总理。布吕宁依据《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从总统那边接获全权，得以不顾国会自行施政：宪法第四十八条给了国家元首机会，使得他可以在自由心证裁定国家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颁布紧急命令来回避国会的立法权。更何况，总统还握有解散国会权，万一国会意图撤销紧急命令的话，总统随时有权解散国会。如今布吕宁即可假托总统的名义行使上述权力，旨在建立一个过渡阶段，供隐身在兴登堡背后的小圈子完成政变计划，实现君主复辟的目标。

兴登堡本人在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迄今仍无法断定。这位老先生不是政治家，而且他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在总统任内与战时担任最高陆军指挥之际完全一样，也只是个傀儡罢了。不过，他仍然有自己的念头，而且他一贯的想法随着他的年龄日益变得僵化。自从他在1925年向宪法宣誓以后，便信守誓言并满足于担任一个尊贵的仪式性职务；现在却连他也开始重温自己对君主的情感，并且觉得自己的使命就在于把共和国带上过渡到君主政体的回头路——但一切都必须在不致直接违反其宪法誓言的情况下，于最大可能范围内进行。

走上这条路的第一步，即为从20世纪20年代的议会制政府过渡到30年代早期的总统制政府，而布吕宁便是总统制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和在位最久的总理。总统制政府表面上仍然维持在宪法的框架内，以致布吕宁很讽刺地获得了“魏玛宪法的最后捍卫者”之声誉。可是，他并非宪法的捍卫者。依据布吕宁在回忆录中所作出的证言，其职责在于推动政变，而且他尽心尽力地执行这项工作。只不过他延迟了政变的进程，以便致力于另外一个计划——结果他为此被迫下台。

此时全球经济危机已然爆发，使得布吕宁于外交方面看见了我们已在前一章叙述过的大好机会：利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刻，通过刻意让德国经济危机急剧恶化的做法来摆脱战败赔款。布吕宁起初认为，摆脱赔款比筹划政变还要来得重要。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1930年7月解散国会，并且将举行改选的日期定在1930年9月。其间却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情！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兴登堡“好的”年代原本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却于此次国会大选中突然跃升为第二大党。他们获得18%的选民支持、600万张选票、107个国会席次，导致德国内政舞台上骤然冒出一股新的势力，令人从此不得不正眼相看。到底是什么让国社党在倏忽之间变得如此强大？

有三个原因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先是在1930年成为群众政党，而后在1932年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第一个原因来自于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使得劳动者以骇人听闻的速度陷入贫困，而且我们不可忘记的是，就连雇主也不例外，因为也有许多企业破产或者难以为继。在1932年——亦即有六百万人失业的那一年——出现了一张海报，其上以表现主义风格呈现出一大群悲惨的百姓，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人群的下方仅仅写着这样的字眼：“希特勒，我们最后的希望。”此话正中要害。贫困确为事实，而希特勒乃唯一允诺克服贫困的人，那也是事实。布吕宁则甚至在当时每个人都能够暗中感受到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爱国的外交目的而刻意让贫困恶化。但布吕宁不便公开对此作出说明，而且此事在今天尚未广为人知。

贫穷困顿是导致百姓被成群推向希特勒的第一个原因。今日仍有人喜欢把它使用为唯一的辩解理由，来说明为何突然如此大量地出现纳粹选民。贫困固然是理由之一，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但它绝非唯一的理由。

第二个原因在于骤然复苏的民族主义。它本来早已不像那些年头的经济危机一般触目可及，而且其复苏的理由也比较不容易解释。看起来甚至非常矛盾的是，贫穷与经济困境正好促成一股“民族觉醒”的氛围应运而生。但情况就是如此，而且每一个亲身经历过1930年到1933年那几个年头的观察者，都可以对此做出证明。1918年以后的民族主义情结与愤懑其实从未完全消散，同时那种感觉通过“背后捅一刀”和“十一月罪犯”[58]之类的用语具体表达了出来。不过，在1919年到1924年之间，那种情结与愤懑主要只局限于老右派，亦即“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的选民那边；到了1925年以后，由于该党也成为执政党之一，民族主义随之和缓下来。如今它却冷不防变成了几乎所有党派的共同资产，就连共产党也突然开始使用民族主义的语言。那些站在布吕宁“总统内阁”背后、或匿名或公开的保皇派自然更加如此。

但是这么一来，他们便步入了国社党自始即稳居上风的领域。没有人能够像纳粹那般，以如此坚定的信念来宣扬民族主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仇恨心，于是国社党在这方面比他们具有更大的信服力。没有人胆敢像纳粹那般宣称，德国人其实绝对可以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实际上已经打了胜仗，不料却因为诡计和背叛以致胜利遭到诈取。而且，没有人会如此直言不讳地表示，有朝一日务必要把失去的胜利重新夺回。后来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已经远远不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那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早已在1933年将激情消耗殆尽了。可是，德国人对1933年“民族奋起”之胜利所展现出来的欣喜若狂，其实多方面隐藏着1914年时的战争激情。至于各方势力在1933年以前所刻意挑起的那种战争激情，则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成为受益者。

国社党选战获胜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希特勒本人——尽管今天这会让许多人听得不高兴，但还是必须实话实说。希特勒并不会让同时代的德国人觉得反胃，他反而具有吸引力，甚至称得上是扣人心弦。在施特雷泽曼去世后的魏玛共和国末期阶段，希特勒的政治格局远远超过政治舞台上的其他任何人物。

希特勒一向受到低估。其对手们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刻意把他当作一个既渺小又可笑的人物来看待。然而他既不渺小，也不可笑。希特勒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伟人往往邪恶，而希特勒也不例外，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尽管希特勒具备各种骇人听闻的特质，他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而且从他在此后十年内一再展现出来的大胆远见与灵敏直觉，便不难看出此事。就当时的政治人物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散发出希特勒那种魔法般的魅力。

早在1918年和1919年的时候，许多德国人就已经勾勒出类似希特勒的那么一号人物，视之为理想中的目标。斯特凡·格奥尔格当时曾经在一首诗作中表达出他的意愿，[59]希望新的时代将会

诞生唯一力足以振衰起弊之人……

彼将挣脱锁链、扫清残砖废瓦

建立秩序、鞭策迷途者重返家园

回归永恒法理，使伟大事物再度伟大，

居上位者重居上位、纪律重为纪律。

他在民族旗帜之上展现正确标志，

不畏狂风暴雨及凶神恶煞

于拂晓时分率领忠诚群众赶赴工作

于日出之后耕耘新的帝国。

许多人在战后那几年内，渴望出现一个既强硬又精明的领袖人物，来建立秩序、让百姓遵守纪律、终结政党政治、集大权于一身，并懂得如何运用那种权力。同时，那种权力应该特别运用于外交政策方面——甚至连战争也包括在内。这个愿景在1918年至1919年时即已存在，此后便从未完全沉寂下去。它在1930年时蓦然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而希特勒看似能够符合要求。希特勒确实是许多德国人梦想的化身，而原因正好来自其个人特质：他惊人的口才、他的残暴、他的坚韧、他的决心意志、他出奇制胜的能力，以及他有办法在逆境中出人不意地找到脱困之路的天分。那么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呢？——至少有许多人愿意加以迁就。

这三项因素——贫穷困顿、复苏中的民族主义和希特勒个人——凑在一起之后，使得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逐日上升为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真正强大的并非国社党本身，而是突然席卷国社党并且助长了该党气焰的群众运动）。那股政治势力从此成为德国的旧右派，也就是在兴登堡任内再度当上权贵的那批高级右派人士，不得不列入考虑的对象。

施莱歇尔当时身为复辟运动的精神导师，非常清楚地看出了那个发展，于是催促布吕宁抢先希特勒一步，在希特勒的运动变得过于强大之前完成君主政变。然而，布吕宁还拿不定主意——施莱歇尔当时称之为“拖泥带水的布吕宁”。布吕宁希望先完成自己的重大外交成就，来取消战败赔款。可是，那项工作需要花上不少时间。1931年便这么悄悄地溜走，1932年的月份也一个接一个地飞逝。一直要等到1932年7月，战败赔款才终于得以取消，但布吕宁此时已经被拉下马来。

布吕宁在下台以前，却找到了一种以半议会政体形式继续施政的可能性：他从1930年底开始，发现自己突然又可以在国会掌握多数席次。那时，社会民主党人士已经被希特勒的崛起吓得手脚发软，他们因而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此“容忍”布吕宁，也就是愿意帮助布吕宁在国会获得多数，但社民党本身并不共同执政。就布吕宁而言，即便他愿意，也不可能获准让社民党加入内阁。毕竟他是一个总统制内阁的领导人，绝对不得采用议会制的施政方式。尽管如此，布吕宁还是照单收下了社民党的“容忍”，并且笃笃定定地进行统治。他一则形同获得议会的多数支持，再则直到1932年为止都能够仰赖总统的紧急命令，于是在内政方面得以不受挑战——同时布吕宁还一直希望，等到他伟大的外交成就进账之后，便能够放手进行自己真正的任务，为国内政治带来变局。

可是，施莱歇尔失去了耐心。他说服兴登堡将布吕宁免职，任命一位愿意采取较强硬内政路线的总理，以便加速完成布吕宁早就应该执行，而且已经答应执行的工作：过渡到一部新的专制宪法。那位新总理称得上是施莱歇尔发明出来的人物——他名叫弗朗茨·冯·巴本，是一个此前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来自中央党右翼的普鲁士下议院议员。巴本也是德皇威廉时代旧统治阶层的典型代表性人物，这是他不同于出身中产阶级的布吕宁之处。而巴本最重要的政治班底，就是柏林市的“大人先生”团体。

新总理在1932年6月，组成了一个很快就被讥为“男爵内阁”的新政府，并且宣布将推行“一种崭新的政府形式与施政方式”。巴本采取与布吕宁相反的做法，直接走上了政变路线。他先是解散国会，然后在7月底举行国会大选。结果，纳粹这回以37%的得票率跃居德国第一大党，而共产党也大有斩获。在1932年7月选出的国会中，首度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纵使各个中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同组成一个超级大联盟，也无法获得执政所需的多数议席。如今是由不承认现有国家的两个革命政党共同居于多数——它们分别是极右派的国社党和极左派的共产党，但二者当然不可能联手利用这种优势地位。就此而言，巴本看似找到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来实现策划已久的政变：国会现在摆明已经不可能在政务上有所作为。

国会立刻再度遭到解散。但不可避免的是，国会在此之前已经用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对巴本的不信任案。巴本这次解散国会的行动明显违宪。因为依据宪法的规定，国会通过倒阁不信任案之后，总理就必须辞职。可是，巴本完全不打算下台。

这并非巴本首次做出的违宪行为，因为之前已经出现过另外一个违反宪法的动作。巴本才刚刚被任命为总理，便在7月采取了所谓的“鞭打普鲁士”行动——也就是说，他罢黜了普鲁士的合法政府（而且它是继续由“魏玛联盟”执政）、动用国防军将普鲁士部长们逐出办公室，并且任命自己为中央政府在普鲁士的全权代表。这已经是一场小型政变，同时值得顺便一提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普鲁士的自主性已随之真正终结。巴本那么做的用意，就是想利用国会被解散后的空当，来执行预谋已久的大规模政变，在宪法第四十八条的协助下将民主宪法转换成君主宪法。巴本果真打算如此行事，而且兴登堡已经准备为他提供掩护。但这回却是施莱歇尔背弃了巴本。[60]

巴本、兴登堡和施莱歇尔当初的君主革命构想，其实具有一个不算小的缺憾：他们找不到现成的皇位继承人选。把年逾古稀的前德皇威廉二世从荷兰流亡地迎接回来，那绝对做不得。德皇出奔荷兰一事，甚至使得保皇党也对他失去了敬意；让他重新登上皇位显然已不可行，即便那是兴登堡个人最希望的做法。

很早就从荷兰返回德国的皇太子已是一介平民，也不再是可列入考虑的皇帝人选。[61]他的儿子们则都还年纪太轻，而且默默无闻。当时在德国全境或许只有一个人适合成为君主：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62]假如鲁普雷希特出任巴伐利亚国王的话，他的同胞们应该会大表欢迎。但若让他当上了新任的德国皇帝，将表示君主复辟同时也意味着改朝换代。看样子那也行不通。最后被列入考虑的解决办法，就是由此际获得连任——并且是在其昔日政敌投票支持下才再度当选[63]——的总统出任帝国摄政，亦即先行为皇太子的子嗣摄理国政。

但年事已高的兴登堡绝非长久之计，而且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出此下策。果真要执行政变计划，唯一的靠山只剩下那个老朽的兴登堡，[64]然而等到他过世以后，就没有人晓得该如何继续走下去了。更何况万一发动这场政变的话，便必须对抗国社党浩浩荡荡的民族运动、对抗一切剩余的共和派势力，以及对抗同样声势如日中天的共产党。那只有靠动用武力才有办法维持下去，可是这么一来势必将面临总罢工、来自右派和左派的严重暴乱事件——施莱歇尔思之不觉脚底发凉。他可不希望在对抗每个人的情况下进行统治，而且他和巴本都已经获悉，强大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根本不打算接受君主复辟，甚至无意加以容忍。

希特勒意图把一切的权力据为己有，而他此际的一千三百万选民也不想重建君主政权和老旧的德皇威廉体制。他们需要朝气蓬勃的新事物。因此，下述讲法应该不至于冤枉了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那些人所想要的，基本上正好就是他们后来得到的东西——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国社党在1932年进行各次选战的时候（起先是希特勒在总统大选中出面挑战兴登堡，接着是7月31日的国会选举，最后是在11月第二度举行的国会选举），所着重的已不再只是打击那些“十一月罪犯”而已，简直还更加强调反对重新上台的旧统治阶级、反对那些“男爵”、反对巴本。国家社会主义党始终都在右派和左派立场之间令人捉摸不定。他们1932年所突显出来的，主要是其“左派”和民粹主义的那一面。国社党甚至已经把它突显到了这种地步，以致在1932年11月柏林市交通业进行总罢工期间与共产党结成盟友。有一张来自那个时期的照片，因而呈现出戈培尔和乌布利希站在同一个演讲台上的画面。[65]

施莱歇尔发现，那种同盟关系是国防军所无法应付的。更何况，他自己的想法如今已有所改变。那位将军召募了许多杰出的年轻记者组成一个“智囊团”，发行一份当时广受阅读、名叫《真相》的月刊。施莱歇尔在那些年轻记者们的影响下发展出一套新的策略，结果在许多关键点上偏离了他1929年时赤裸裸的复辟构想。此时在他的脑海中，未来政府所赖以立足的基础并非国会多数，而是一个由国防军、工会和“青年联盟”[66]组成的同盟。此外他希望分化国家社会主义党，打算争取国社党的主要组织家——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加入政府并且带领一部分的党员投靠过来。施莱歇尔如今所想要的东西，实际上类似“社团国家”或“等级制国家”，[67]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德意志法西斯主义，意图借此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断源截流。君主复辟在施莱歇尔的新构想当中仅仅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或许其内心深处早已放弃了那种想法。

但不管怎么样，施莱歇尔到了11月底已经不再配合巴本推动政变计划，并且促成巴本内阁垮台。接着，兴登堡非常不情愿地中止了政变计划，任命施莱歇尔出任总理。

在施莱歇尔短暂的总理任期内，他各种好高骛远的计划全部都落空了。当这位喜欢干政的将军还隐身幕后时，他在许多年内看起来像是德国最有权力的人物，然而等到他公开登上政治舞台以后，却被证明为德国有史以来最倒霉的总理。他凡事都不顺遂。工会拒绝合作、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一败涂地，而国家无法光是建立在“青年联盟”之上，因为就连国防军内部也组成了一个反施莱歇尔团体。在11月国会大选中损失了二百万选民的国社党已经重整旗鼓，而且共产党同样变得非常强大。到了1933年1月底，施莱歇尔只得重施故伎，走回已经在1932年11月被他阻挡下来的老路：他必须请求兴登堡解散国会，允许他在不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组成政府——亦即进行政变。兴登堡虽曾在两个月以前批准巴本如此行事，这次却对施莱歇尔一口回绝。

施莱歇尔曾经让巴本失宠于兴登堡，但兴登堡此时已经与巴本不断保持联系，而且巴本并非无所事事。巴本原本就一直打算让希特勒成为自己的马前卒，而且他在1932年8月甚至一度愿意任命希特勒担任副总理。可是，巴本那么盘算的时候不但低估了希特勒，同时更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

巴本是从“大人先生”的角度来看希特勒的。在他眼中，希特勒是一个有天分的市井小民、一个暴发户，将会乐意在他的“男爵内阁”里面坐坐冷板凳。可是，他未能意识到希特勒远大许多的计划，以及希特勒令人高深莫测的野心。

希特勒当然拒绝了巴本的慷慨提议。他坚持必须由他本人出任总理，并且从总统那边接获全权。希特勒打算发动自己的政变。

巴本在此际作出了新的盘算，即便他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对希特勒的看法：在迫不得已的时候，纵使让希特勒那么做也无妨。反正实际的权力中枢依旧是总统，即便名义上是由希特勒担任总理而巴本仅仅屈居副总理，巴本仍然觉得极为笃定。他一厢情愿的念头是，如果能够将希特勒“框起来”（那是巴本惯用的讲法）；如果希特勒不坚持非要马上把他的整个班底带入内阁不可；如果希特勒愿意与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甚至与中央党组成某种形式的联盟——那么让他当总理又有何不可呢？

国家社会主义党在1933年1月下旬与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结盟之后，有一位批评者惊惧莫名地询问巴本：“什么！你们已经让希特勒掌握大权了？”巴本十分趾高气昂地回答道：“您说得不对，我们只不过雇用了他而已。”巴本可是大错特错！

第八章　希特勒时代

德意志国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被称作“希特勒时代”，而且其含义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名曰“德皇时代”的那些年头，以及魏玛共和国晚期的“兴登堡时代”。

德皇和兴登堡当然也是自己那个时代的指标性人物。但他们无法恣意妄为决定德意志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我们或可宣称，俾斯麦比较能够如此行事。可是，就连俾斯麦在他自己的时代，也无法像希特勒在德意志国最后十二年内所做的那般，非但完全掌控了国家，更可不受限制地随心所欲加以形塑。

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总理一事，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夺得了政权。完全相反的是：当时反而还有许多人认为，那个奇形怪状的希特勒—巴本政府很快就会像前几任内阁一般灰头土脸地下台，接着又将出现截然不同的东西。后来的发展却并非如此，不免令许多人大感震惊——而且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一个惊喜。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就在1933年2月底至7月初之间的四个月内，几乎完全攫取了政治权力。接着，他停顿一阵子以后，又夺得人们直到当时为止都还完全无法想象的那种权力，即绝对的权力。希特勒夺取政权的经过因而分成了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进行于1933年上半年，旨在肃清政治领域。之前三年内德意志国所形成的政治生态（一个由魏玛议会民主制的残留物与新式专权总统制所组成的综合体），在1933年1月30日仍然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下去。可是到了1933年7月14日，那种政治生态已经完全消失无踪。[68]各政党已不复存在，政府的形式既非专权总统制亦非议会民主制，此时唯一的当政者就是国家总理和他的党。演变至此的过程非常惊心动魄，其间不免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违法措施、恐怖行为和卑劣举动。

当时最具决定性的事件至今仍未真正获得厘清，那就是1933年2月27日发生的“国会大厦纵火案”。希特勒将这起纵火事件使用为借口，以便在仍然与巴本立场一致的情况下，说服总统签署一项意义远甚于前的紧急命令。从此宪法大部分失去效力，所有的国民基本权利遭到废止，官方更可任意进行逮捕。逮捕行动事先早已准备妥当，于是就在纵火事件的第二天（2月28日）立即开始实施。

德国政坛随之引进了一个新的元素：合法的国家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的运用起初还相当具有选择性。第一批立即遭到逮捕或者必须逃避追捕的受害者，就是共产党员以及其他一些左派政治人物，特别是某些深受新统治集团憎恶的左翼记者和作家。在最初几个星期内尚未出现无所不在的恐怖行动。

然而，那年2月28日推出的恐怖主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一个星期以后仍获当选的八十一名共产党籍议员，再也无法进入新国会。等到国会过了三个星期开议的时候，他们早已悉数进了集中营，走入地下，或者流亡海外。这使得国会大选的结果全面改观。

此次国会选举的结果其实令政府大失所望。国家社会主义党加上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之后，才以将近52%的得票率勉强过半。[69]国家社会主义党本身仅仅获得了43.9%的选票，未能如愿成为绝对多数。可是，一等到共产党籍的议员消失以后，国家社会主义党便突然获得了绝对多数，甚至可与各中产阶级政党一同享有三分之二多数。这使得他们终于力足以修改宪法，让国会自废武功。

当国会在3月23日针对废除议会制宪法进行表决的时候，这三分之二多数发挥了作用。除了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投票赞成所谓的《授权法》，使得政府有权——也就是说，以合法的方式——不经国会同意径行颁布法律，而此做法的有效期限起初为四年。这是继1933年2月28日之后的第二次政变。此时距离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在6月和7月的自行解散，以及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遭到查禁，已经为期不远了。[70]

在此阶段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所有的中产阶级政党果真都不想再继续跟着玩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们惬意于自己获准完全淡出政治舞台。那种态度与当时人们所称的“民族奋起”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息息相关，亦即德国从3月5日的国会大选到1933年夏天之间演变出来的情绪翻转。那是很难探究明白的事情，不过每一个曾经身历其境的人都还对之记忆犹新。情绪虽然无法加以定义、澄清和掌握，因为它飘忽不定，可谓具有“虚无缥缈”的本质——可是它却起着非常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同在1914年8月那般，1933年的情绪翻转也产生了重大意义。因为这种情绪上的剧变，真正构成了即将来临的“元首国家”之权力基础。我们找不到其他的讲法，只能这么表示：那种普遍出现的情绪意味着，人们觉得自己得到了解脱，终于从民主中解放了出来。既然大多数的国民都不打算再享有民主，那么民主还能够有所作为吗？当时绝大多数的民主派政治人物已得出一项结论：就让我们下台一躹躬、让我们退出政治生活、我们将不复存在。各个民主政党在1933年6月和7月时所做出的表现，与1918年11月时的德国君主们完全相同。

“民族奋起”孳生自两个根源，而我对此还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根源，是1933年之前的那几年内，政治不确定性所普遍导致的厌倦感。人们想要重新拨云见日，渴望恢复秩序，期盼有一位一世之雄用强硬手腕和坚决意志来登上巅峰。然而——这是该运动的第二个根源——人们可不打算看见巴本或施莱歇尔登峰造极，他们所需要的人物，并非早就被视为过气、在1918年已经垮台的旧保皇派上流阶级之代言人。人们盼望出现真正的新局面：一个没有政党的全民政权、一位众望所归的元首人物（那在他们看来就是希特勒），尤其是，德国应该再度统一力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类似1914年时的情况。德皇曾经在那一年宣示过：“我的眼中不再有任何政党，我的眼中只有德国人。”现在人们果真不想再有任何政党了，只想要有德国人。于是，当希特勒废除其他政党的时候，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选民都表示赞同，而且赞成者不光是局限于那些在3月5日投票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人们。

这种普遍的情绪，让旧中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性人物产生了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印象。例如一位曾经在魏玛共和时代末期担任部长，此际仅仅是自由左派“德意志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先生——迪特里希[71]——几经良心上的挣扎，还是对《授权法》投下了赞成票。迪特里希在1945年以后写道：当时他所作出的那个决定，使得其选区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一面倒地投书向他表示肯定。

此事看起来固然不痛不痒，却可视为1933年3月到6月之间发展过程的明显症候。尽管那个时代已经发生过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尽管已经设立了集中营，尽管官方肆行逮捕，而且尽管已经开始明显出现反犹太主义政策的迹象，百姓之间却普遍形成一种信念，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民族再度团结的时代，而且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上帝使者——那位出身民间的元首将维护纪律与秩序、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并且将德意志国带向新的而伟大的时代。正是这种情绪，才使得希特勒有办法在几乎未遭抵抗之下肃清整个政治舞台，同时创造出一个局面，使得除了他自己的班底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抗拒他的旨意或者阻挠他的计划。

这整个进程至今仍然得不到解释。其理由不外乎在于人们老是喜欢忘记，1933年年初至夏季之间确实出现了民族大团结的现象。百姓未必团结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背后，但他们团结在希特勒的背后——按照当时已经习惯对他使用的称呼，也就是团结在“元首”的背后。与此齐头并进的，还有另外一个极不寻常的发展，即所谓的“同步化”。

除了货真价实的政党之外，德国凡是还存在的一切政治性——或者非政治性——的组织，从包括工会在内的各种大型工业团体和利益团体，一直到规模最小的联合会，都设法在这几个月里面将自己“同步化”。也就是说，更换自己的领导阶层，让自己沾染国家社会主义的气息，加入那个如今已泛滥于德国的运动，并且与它同行。

除此之外，这几个月内的入党人数暴增，许多迄今与国家社会主义保持距离的人士，现在纷纷抢着在大门关闭以前挤进党内——那些人被称作“三月阵亡者”[72]。接着，国社党果真关上了大门，从1933年中开始不再吸收新党员，为时长达四年之久。1937年的时候第二度短暂开放入党，结果再度大量冒出新党员，其中有许多人根本不具备国家社会主义的心态，只不过他们“实事求是”并且希望开创锦绣前程。那种态度固然令人鄙夷，却合乎人类的天性，同时它在20世纪30年代使得绝大多数德国人成为一个在政治上相当团结一致的民族。

现在再来谈谈夺取政权的第二个步骤。自从政治舞台遭到肃清、希特勒和他的党成为德国唯一还剩下的政治势力之后，情况看起来是何模样呢？国社党虽然已经成为唯一的政治势力，却不是唯一的一股势力。希特勒的体制并非建立在党的基础上，而是由许多个国家社会主义团体所共同构成。其中，在当时地位遥遥领先的最重要团体，就是国社党的武装组织——冲锋队。

冲锋队在那个年代乃真正的恐怖工具。冲锋队是最初几座集中营的设立者和管理者，而他们就在此时发展出恣意妄为的恐怖作风。冲锋队除了遵奉上级指示进行逮捕之外，同时也随意胡乱抓人，而其动机往往出自个人恩怨。因此，那个恐怖政权大肆采取的残暴措施和为数颇多的谋杀行动，有一部分脱离了希特勒的掌控。

除了冲锋队之外，当时的德国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势力。它虽然不具政治色彩，却是更加实在的权力机构，那就是国防军。国防军起初赞成希特勒出任总理，而且新生代的国防军领导高层对纳粹十分友善（其主导者已非施莱歇尔，而是布隆贝格与赖歇瑙等将领[73]），希望将纳粹运动使用于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因而在1933年1月支持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决定。即便如此，国防军依旧为国中之国——它固然对国家社会主义党抱持善意而成为其盟友，却绝非该党的从属单位。

国防军和冲锋队之间于是形成了冲突，让希特勒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冲锋队是一个群众组织，而其领导层级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尉级军官；可是冲锋队现在希望自己改头换面，变成新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军队”。突击队计划转型成为新的国防军，并且从旧国防军领导阶层那边夺走权力，其成员可部分加以吸纳，剩余部分则或许可以勒令退休。冲锋队必须被改组成庞大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新军，而这应该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做法，因为冲锋队是他自己旗下的组织之一，他本人则是“冲锋队最高元首”（即便他无法每天都亲自进行领导）。有了那支军队以后，他可以期待军方将不再只是盟友而已，而是他在政治上可以加以渗透和掌控的对象。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选择了国防军。我认为那出自两个理由：比较次要的理由是，希特勒打从一开始就计划大规模扩军，以便在未来发动战争。无怪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在1933年2月初立即召见的第一批人士，正好就是国防军的将领。为了大肆扩军和日后发动战争，希特勒在军事上不但需要一个心甘情愿的工具，同时更需要第一流的工具。国防军正是不二的选择。冲锋队虽然拥有数百万名斗志高昂的成员，但那些人的社会地位多半不高，而且缺乏国防军所深具的军人精神和军事传统。不过，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使得希特勒在国防军与冲锋队之间的冲突中，决定站在国防军那一方。

年届耄耋的兴登堡仍然在世，但已不复享有他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所握有的那种政治权力。他如今确实已经老迈不堪，并且在1934年初的时候，退隐到位于东普鲁士诺伊德克的自家庄园静候死亡。谁将成为他的总统继任者呢？希特勒立意已决，务必要亲自成为兴登堡的继任者，并且由他本人集总理与总统的职务于一身，借此彻底完成自己的夺权行动。但这只有在国防军不出面阻挠的情况下，才会有实现的可能。希特勒因而必须设法与国防军达成协议，说服国防军同意由他来接任总统。这种协议实际上意味着，国防军将如同先前在兴登堡时代那般，直接隶属于新就任的希特勒总统之下——毕竟按照行之有年的德意志传统，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

国防军愿意进行对希特勒至关紧要的这笔交易，但先决条件是必须逼退冲锋队、让冲锋队取代国防军的计划成为泡影，而且希特勒从此以后不得再将突击队使用为恐怖工具。这使得希特勒的处境极为尴尬，因为有许多迹象显示，他已经让自己的战斗组织产生希望，以为可获准在兴登堡死后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第二次革命”——上述那场军事革命。希特勒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只有一条出路：诛除冲锋队的领导高层。他在1934年6月30日采取了相关行动。

那段历史甚至会让毫不同情冲锋队领导高层的人们也大起反感。希特勒与冲锋队的领导高层安排妥当，让冲锋队在1934年7月份开始休假，直到预期中的兴登堡去世时刻来临为止。在此之前，他希望在6月30日与冲锋队领导高层在巴特维西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全部的后续细节。冲锋队领导高层于是在6月29日抵达巴特维西，以便第二天早上迎接希特勒。希特勒却提前几个小时，在大批警力护卫下于夜间露面。其目的并非为了参加冲锋队的会议，反而是要将群聚在巴特维西的冲锋队头目悉数逮捕，然后运往慕尼黑（或柏林），未经起诉、侦讯、审问便就地枪决。希特勒事后对此作出的辩解是，冲锋队密谋发动政变。“罗姆政变”一词，直到今天依然像鬼魂一般地出没于德国历史书籍之中。

可是，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罗姆政变”。罗姆——冲锋队的“参谋长”——相信，他自己在为日后的军事政变作出规划时，与希特勒完全意见一致。然而，罗姆却在睡梦中遭到制服，与手下大多数的头目一同遇害。[74]过了几天以后，内阁认可了1934年6月30日的事件，称之为“国家紧急防卫”。此事让人首度尝到味道，预演了1938年至1945年之间肆虐于德国的谋杀性恐怖行动和滥权统治。

国防军遵守了自己与希特勒的协议。兴登堡在1934年8月2日去世以后，希特勒就在当天自立为其继任者，国防军则按照约定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承认他是军方的最高指挥官。如此一来，希特勒不但在政治舞台上，同时也在军事舞台上夺取了权力。他除了成为政治独裁者之外，也让自己成为最高军事统帅，成为一个新的皇帝。

就连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向冲锋队领导高层展开的谋杀行动，也在德国普遍受到一般大众和旧上流阶级认同——他们即便表现得不像废除各政党的时候那般兴高采烈，这个消息仍然让他们心满意足和如释重负。冲锋队非常不受人欢迎。它在德国上流阶层眼中是一个由暴民和无赖所组成的团体，而一般中产阶级也因为冲锋队无理取闹的粗暴行为——例如干涉商业活动——而对之深感畏惧。

那批家伙现在遭到斩草除根、元首也在这方面建立了秩序、终于回复正常的状况，这些事项都受到人们欢迎。希特勒为此所采取的可怕手段则遭到容忍。同时，人们也默默容许他利用此次机会，杀害一些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其中包括前任总理施莱歇尔及其妻。如果有人打算找出一项必须由全体德意志民族共同承担责任的希特勒罪行，那么便应该在这里寻找。

继1933年3月至7月，以及1934年6月至8月的两次政治变天之后，接着出现了一段平静的时期。从1934年秋季到1938年之间是“好的”纳粹年头。在那几年内，早期的恐怖措施已经稍加收敛；各座集中营虽然继续存在，可是被释放出来者多过被关进去的人。生活看似已恢复常态。

与此同时，那些年头内还出现了希特勒的经济奇迹：经济获得复苏，于是在1933年至1937年的四年之内，大规模失业转而成为充分就业。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借此几乎为自己争取到了全体的昔日社会民主党选民，以及大多数昔日的共产党支持者及选民，或者至少使得他们不再怀有敌意。

然而，我们果真可以笃笃定定地这么表示吗？德国大众在那些年头究竟于多大程度内真心拥护了希特勒，这是一个找不出答案的问题。希特勒从未在自由选举中获得过半数的选票，至于他在1933年11月、1936年初和1938年初，于历次阶段性举行的公民投票和国会选举中所获得的99%支持率，完全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时已缺乏真正的选择：人们必须前往“投票”，以免引起注意。人们必须投下自己的选票，至于他们到底是打圈还是打叉，已经无关宏旨。即便如此，凡是曾亲身经历过当时情况的人都无法不注意到，希特勒在1933年底以后——最晚从1934年底开始——已经让绝大多数德国人站在他的背后。那些人不但认可和赞同他的统治，而且对结果也表示满意。其中特别有吸引力之处，对中产阶级而言就是顺利扩充军备，以及在外交上一再成功的强硬姿态；对工人阶级而言则是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料到的经济繁荣与充分就业。

德意志国在此阶段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呢？它和人们往往喜欢使用的讲法不同，并非一党国家。其国家形式有异于今日的民主德国或苏联，也就是说，它不是由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来实际进行统治的国家。国家社会主义党没有中央委员会，没有中央政治局，而且希特勒从未在党内召集任何形式的委员会来共商大局。每年秋季以盛大排场在纽伦堡举行的党大会，都绝对不像一般习称的党大会——亦即党的执行委员会与基层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方案并作出决议。

在纽伦堡从未进行过这种类型的讨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大会，是由党员群众以及其他各种组织所从事的列队集会。此外更有“冲锋队之日”“党卫队之日”，甚至有“国家义务劳动役之日”，1934年以后还有“国防军之日”。那些组织都称得上是国中之国，都在自己的节日被聚集在一起举办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游行活动，其间只有希特勒，而且一再只有希特勒发表演说。他自己则根本不听别人讲话。国家并非由党来进行统治，而是受到希特勒统治，顺便也通过党来统治。

“顺便也通过党来统治”，那是因为，自从其他所有的政党都消失以后，就连国家社会主义党也不复在这个国家扮演真正重要的角色。其中相当奇特的地方是，几乎全体“省党部领导人”和“全国领袖”[75]——亦即最高阶党干部——的姓名今日都已经完全遭人遗忘，而且他们即便在第三帝国的时代也多半不为大众所知。第三帝国毕竟并非一党国家，它是一个元首国家。

而且，它在许多方面也不同于今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例如它并非名副其实的极权国家。刚好相反的是，与之前任何时代的德意志国比较起来，在希特勒的国家里面出现了更多的国中之国。一位名叫恩斯特·弗兰克尔的德国教授于流亡国外时期，写了一本标题为《双重国家》的精心之作，表示第三帝国内部至少同时存在着两个国家：一边是专制独裁、进行恐怖统治的国家，另一边则是原有的官僚国家，甚至是一个法治国家。比方说，当时如果有谁进行租约诉讼或者打离婚官司，都可以完全依据旧法典和正常的司法程序替自己争取权益——不论有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无差别。这种情形不只出现在司法部门的职权范围内而已，其他许多部会的业务项目也不例外，事情都按照旧规矩来办理。从1934年底开始的状况更是如此，随着冲锋队恐怖行动的退潮，生活已大致恢复正常。只不过这种正常状态可能时而会遭到打断，而每当“元首”策划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时，他总是找得到合乎自己心意的工具。

国防军一如既往是特殊的国中之国，但此时它已经在实行普遍征兵制以后换了一个名称。[76]著名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在那个年代重操旧业担任军医官，他将自己的举动称作“贵族形式的移民国外”。

固然那种举动并非移民国外，而且人们对“贵族”一词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它却是一种回归自我的形式。若是在今天的话，我们或许会称之为：进入一个化外之地，进入一个特殊的国中之国，而且那里的旧传统和旧习俗将在很长时间内继续蔚为主流。比方说，国防军直到1944年仍然不使用希特勒式的敬礼，而是按照军方的老规矩举手接触帽沿行礼。

此类缝隙之所以能够存在，绝非出自希特勒的疏忽。人们曾经把纳粹形容为一个“运动”；但说来非常奇怪的是，1933年以后真正的“运动”却是希特勒本人。希特勒以统治者身份所促成的运动，比起整个德意志国和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要来得多。他从未创造出固定的国家秩序，没有留下一部宪法，而且希特勒既未协调他所设立的诸多机构和组织，也不曾对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出规范。他故意忽略上述工作的理由，正是为了要让一切都保持运动状态。因为对希特勒而言，德意志国绝对不是最终的发展。在他眼中，那并非继承过来以后就必须加以维护的对象。德意志国对希特勒来说只不过是一块跳板，仅仅是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建立一个新权力架构的起步点——但那个权力架构的内在形式与宪政体系仍然完全无法预测。第三帝国的内部因而陷入混乱。

希特勒如何照样有办法统治这个被割裂成许多个特殊部门，而且并不集权的国度，让它继续成为一个元首国家？为何这种所谓的“专制独裁下的无政府状态”继续出现一个最高权威，同时最高权威能够随时随地如愿贯彻自己的旨意？这可以用两个字眼来回答：“宣传”与“恐怖”。那两样工具直到希特勒的纳粹帝国走上末路为止，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统治手段。正是因为它们的缘故，才使得希特勒政权截然不同于德意志国之前的各种国家形式。

让我们先从“恐怖”开始讲起。希特勒政权一直都设有集中营，可在未开具逮捕令、未经复核、未加起诉的情况下，任意将人送入集中营，而被关进去的人只能期待面临可怕的命运。自从冲锋队被剥夺权力以后，各集中营的管辖权即归属于希特勒创建的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党卫队。[77]希特勒在1934年6月30日采取了非常聪明的做法：他没有命令国防军来枪毙冲锋队的领导高层，而国防军非常高兴能够避开那个令人不快的任务，免得弄脏了自己的双手。希特勒只是让国防军提供必需的武器和运输工具，然后动用了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小型军事化组织，而该组织——党卫队——在此之前其实只是冲锋队辖下的特种单位。党卫队如今变成了新的冲锋队，同时却又与冲锋队不尽相同。因为党卫队从来就不像冲锋队那般，只是一个主要由一般民众所构成的组织。它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国家社会主义各组织当中的贵族，而且是一个在人种方面经过特别挑选的群体——禁卫军的身高！[78]追溯到1800年的血统证明！

不过党卫队也具备自己的特殊功能。当初冲锋队曾经打算变成国防军，却未能如愿以偿。结果，冲锋队就在错失目标之后跌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党卫队的做法则稍稍有所不同：党卫队希望成为国家的警察，而此事获得了希特勒批准，于是可以成真。警察在希特勒上台后的最初几年内仍然归由地方政府管辖，如今它也被中央集权化，其最高单位——“国家安全总局”[79]——则成为国家级的机关。而党卫队很快就完全渗透了“国家安全总局”。党卫队领导高层最重要的人物进入了警察体系，被接收过来的警官们则改用党卫队的职衔。党卫队和警察融为一体，于是成为国内无所不在的一股势力，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机构。

除此之外，党卫队还被极度地扩大。其恐怖功能被划分出去，独立运作于冲锋队同样非常受人畏惧的警察功能之外，由一些受过特别训练的单位——所谓的“骷髅头部队”——负责执行。那些单位如今取代了冲锋队，成为集中营的负责人和管理者。他们为各个集中营带来了新作风，以及比较有规律、冷酷许多的制度，使得凡事不再像过去那般难以逆料和杂乱无章。不过，那绝非比较人道的制度，反而更加严厉，有各种可怕的纪律制裁措施可供使用——从平日针对琐碎违纪行为例行实施的体罚，乃至于作为纪律制裁措施而经常任意执行的死刑。

那一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党卫队在1934年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相当小型的单位。它需要好几年的光阴，才得以转型成为1938年以后令人心生畏惧的权力工具和恐怖工具。其情况正类似国防军需要花上许多年的工夫，才有办法从1933年那支仍然只有十万人的小型陆军（即便人数已经偷偷增加得略多于此），变成希特勒可以拿来打仗的庞大军事力量。

正由于扩充军备和扩大党卫队这两项工作都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来进行，从1934年到1938年之间的那个阶段因而看起来还算正常。人们在最初几年内非常熟悉的真正希特勒作风，便于此际暂时退居幕后，要等到1938年以后才日益肆虐。

我曾经在前面提到过希特勒的两个统治工具：“恐怖”与“宣传”。恐怖工作是由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负责进行。就此而言，希姆莱是希特勒的右手。宣传工作的负责机关，则是1933年3月无中生有被创造出来的“国民启蒙暨宣传部”，由戈培尔主司其职。我们也可以将戈培尔称作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左手。

二人虽然都是希特勒的手下，戈培尔却从未像纳粹时代后期的希姆莱那般，扶摇直上享有形同独立的权力地位。他始终只是一个纯粹的执行者、希特勒的干部，而且一直无法对希特勒的政策发挥影响力（纵使在内政方面也不例外），不像希姆莱有时却可如此。然而，戈培尔在希特勒的帝国内，操控了最重要的国中之国之一。因为他在希特勒的授权下，以合法方式垄断了一整个领域，即今日所称的“媒体业”——也就是一切足以左右公众意见和公众情绪的事物。当时，那主要指的是报刊、广播（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戏剧、电影，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包括了书籍发行与文学创作。戈培尔技巧十足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若是从纯粹技术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对他表示叹服。

戈培尔其实从未试图让整个德意志民族都皈依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他反而转移自己的努力方向，通过他的媒体向德国人呈现出一个健全的世界——一个在元首统治下、由国家社会主义重新创造出来的健全世界。戈培尔的电影政策在这方面尤其明显。

这位宣传部长虽然偶尔下令拍摄一些大型宣传影片，但是它们的数目用一只手的指头就算得出来。除此之外，整个德国制片业所推出的，都是一些轻松愉快、不怀恶意，在制作技术和艺术表现上非常优秀的娱乐电影，而且其水平与正常的院线影片并没有两样。在那些电影里面，小姑娘钓得金龟婿、爱情永远至上，大家彼此打招呼时从来不喊“希特勒万岁”——一切都让人根本感觉不到第三帝国的存在。德国电影观众可以在那些影片里面找到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来满足个人的梦想。

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那些心甘情愿配合戈培尔进行宣传工作的人，多半都自视为反纳粹分子，而且他们在心态上确也如此。第三帝国时代的电影明星和导演们，大多数都属于当时所称的“反对派”。由于第三帝国在他们制作的电影里面受到了忽略，以致有许多人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正在进行某种形式的抵抗。然而他们并不晓得，自己其实是在完全不干坏事、未曾明显做出纳粹举动的情况下，非但完成了戈培尔所交办的工作，同时更协助他瞒天过海——让德国百姓感觉一切还没有那么糟糕，而且大家基本上仍旧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我们不必苛责他们，毕竟他们和其他每个人一样也必须赚钱谋生；而且，其他每一个希望靠着诚实工作在第三帝国赚钱谋生的人，也都各自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为第三帝国效劳。他们某些人却在事后自诩为反抗运动的助手，例如今日许多演员的回忆录当中便出现此种现象。但是，那种做法未免略嫌夸张。

戈培尔的新闻政策也采用了非常类似对待电影业的方法。戈培尔没有禁止中产阶级的报纸，唯独昔日社民党和共产党的报刊才全部遭到查禁。他让中产阶级的报纸继续发行，我们甚至无法表示，戈培尔曾经设法把它们真正纳粹化。固然各编辑部门内部都派驻了一名纳粹记者，来扮演某种监视者的角色，可是他们在报社里的地位通常都微不足道。诸如《德意志通论报》《法兰克福日报》《柏林日报》之类的中产阶级报纸，大多能够保留原有的编辑小组——他们的犹太裔同事除外。

他们的撰稿方式与先前一贯的笔调相同，而且他们也必须如此。第三帝国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新闻多样性。例如人们在《法兰克福日报》所读到的东西，在叙事的语气和风格上面都截然不同于《人民观察家报》。[80]就连《人民观察家报》的论调，也有异于那些当然同样继续发行的国家社会主义“战斗性刊物”，诸如党卫队的机关报《黑色军团》，或者是“中法兰克尼亚”省党部领导施特莱歇尔那名狂热反犹太主义者的《冲锋报》。[81]报纸的读者们依旧可以选择自己打算读到的东西，并且按照自己的心态来接受服务。

戈培尔只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干预。在宣传部里面，每天都由一名参事（难得是由戈培尔本人）主持一场会议，各报社则派遣一名编辑（通常都不是总主笔）参加会议，并且在会中接获所谓的“语言规范”。但这种“语言规范”并不表示官方对各报社的每一个小细节都作出了规定——如前所述，他们可以，甚至应该保持自己的原有风格。然而，那种做法意味着，某些特定的新闻必须遭到扣发或者以极不醒目的方式刊出，某些特定的新闻则必须大肆张扬。在特殊情况下或者当时机紧迫之际，各家报刊仍会接获指示，应当在社论中采取何种路线（但此事不常发生）。

因此，我们无法表示新闻界完全被“同步化”了。报纸的多样性依旧存在，即便官方已经为新闻媒体定出不得逾越的上限。此做法所收到的效果是，就连不赞成国家社会主义的读者也可以用自己咽得下去的方式，来接受戈培尔和希特勒的熏陶。这种操纵舆论的措施简直称得上是天才之作。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可以操弄公众情绪，在未曾硬性灌输任何想法的情况下，针对百姓于官方眼中仍不“成熟”的地方来下功夫。

除此之外，希特勒在1934年至1938年之间确实做出了一些可以炫耀的表现，让宣传工作于那几年内进行得轻而易举。当时就连反对纳粹者也不得不承认：那个人只要想做什么，就有办法完成什么。他不但晓得自己想要什么，还能够付诸行动，并且加以实现。我们必须放手让他办事，因为他会成功。我们必须放手让他办事，因为他有办法让我们变得富裕、伟大和强盛，而且他可以向全世界显示，德国又重新站了起来。

希特勒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三项非常重大的成就。首先是恢复充分就业，这项工作也是交由一个国中之国来处理，希特勒本人并未特别进行干预。这个成就主要必须归功于亚尔玛·沙赫特，一位昔日的民主派人士——他起先担任希特勒的中央银行总裁，然后出任经济部长。沙赫特将国内经济与外面的世界严密阻隔开来，并且以不致立即造成明显通货膨胀的方式发行公债，借此促成经济繁荣。从1936年到1939年中期，出现了令人料想不到的经济复苏。在那几年里面，参与经济活动的双方——企业家与劳工——生活都过得很好，至少远远好过了陷入经济危机的那些年头，以及布吕宁推行通货紧缩政策的年代。这是不容低估的成就，因为经济状况足以决定一个时代的气候；而希特勒时代的中期阶段出现了好天气。

希特勒在这个年代做出的第二项重大成就，乃顺利扩充军备。国防军对希特勒的其他政策还抱持的各种疑虑，则随之一扫而空。我们在此同样不可低估的是：对旧国防军的军官团成员而言，扩充军备意味着大展鸿图。在如今创造出来的百万大军之中，旧国防军的尉官变成了校官、校官变成了将军、将军变成了元帅。简言之，每个人都过得非常好，而且不光是在物质方面如此。他们每个人在职业方面再度称心如意，觉得终于可以重新发挥所长——他们正在为一个进行大规模扩充和建设的军事组织贡献心力。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会从事反抗活动，甚至还可以容忍一些其实令人发指的作为。

其中的作为之一，就是国防军在1935年引进了“雅利安人条款”。[82]犹太裔的军官固然为数不多，可是有犹太裔外婆或犹太裔母亲的军官却相当多，因为军事贵族与犹太金融贵族彼此通婚的现象，在过去几个世代特别频繁。那些婚姻的不幸子嗣们如今必须离开国防军。此一措施制造出愤怒与仇恨，然而却被容忍下来，毕竟更加重要的事情是，军队已经再度变得强大壮盛，而且如同在德皇时代那般，成为一个真正的战争工具。

希特勒取得的第三项重大成就是在外交政策方面，那同时也归功于戈培尔的销售技术，让广大公众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向全世界发起挑战，采取了截然不同于施特雷泽曼和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方式。后者虽然同样推动修正主义政策，甚至也获得了重大成就，但其作风却一直是顺应配合，以及在表面上进行和解。如今一切已成过去。希特勒把重点放在从世界手中夺取自己的成就。

1933年已经首开其端。当时德国故作姿态，退出仅仅在七年前才获准加入的国际联盟——也就是说，用力在背后关上了大门。希特勒非常巧妙地运用群众心理，针对那项行动举行了他的第一次公民投票，首度获得将近百分之百的支持率。

他接着在1935年公开宣布重新实行普遍征兵制，表示德国从此将在和平时期维持三十六个师的兵力——已不再是《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十万人陆军！他同时还通知全世界，德国从此已经重新拥有空军。

1936年他又做出一个特别大胆的举动，德国不但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同时也毁弃1925年自愿签订的《洛迦诺公约》：下令国防军开入非军事化的莱茵地区。这回演变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1938年以前所引发的唯一一次危机。法国一度看似将对德国的举动作出回应，准备进行动员并挥军开入莱茵地区作为反制。某些国防军的将领们自始就畏惧此事，因而设法劝阻进军莱茵地区的行动。希特勒却坚决表示法国将不会采取行动，而且他的预测正确无误。“现在我们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而其他人，例如法国人，将再也不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抗我们。”——这种自信感或许就是希特勒通过其效果十足的外交姿态，在国内政策和群众心理等方面所获致的最杰出成就。

接着，在1938年出现了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的巨大成就：他在无人提出质疑、未曾进行战斗的情况下挥军开入奥地利，然后加以合并，实现了修正主义政治人物昔日梦寐以求的目标。紧接着，又在首度出现战争危机之后，于1938年秋季的《慕尼黑协定》中，让英国和法国牺牲法国的盟友捷克斯洛伐克，强迫捷克将所谓的“苏台德地区”，亦即该国主要由德国人居住的边缘地带，让渡给德意志国。[83]

“这种事情我们本来连想都不敢想。那个人却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成功。他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这正是德国大众经历了各种重大成就之后所产生的观感，因而便不再有人特别介意希特勒并不怎么受欢迎的其余政策了。

现在我想对那些其余政策作出说明。希特勒自始便毫不留情地迫害两个族群：一是共产主义者，一是犹太人。光是基于一个理由，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就应该不受欢迎，因为共产党在1932年初是一个拥有六百万选民的群众政党。我们不禁想问道：那些选民们在1933年以后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其实哪里都不在。

就连来自中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阵营的反共产党人士，也曾经在1933年年初幸灾乐祸地期待着，至少共产党将以某种方式采取反抗希特勒的行动——各中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自己则再也无法奋力进行这种动作。他们相信，既然希特勒一直威胁要摧毁共产党，共产党绝不至于未加抵抗便束手就擒。而且，他们盼望出现暴动，或许可进而借此酿成类似内战的状态（不过，他们对内战也心生畏意）。

然而，类似这样的情况根本不曾发生过。自从国会大厦失火以来，凡是尚未逃亡国外或走入地下的共党领袖人物，都已经被送入集中营；共产党的办公室则被警方搜索和占领，其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共产党实际上已经被查禁，官方却无须公开宣布此事。那个行动获得百分之百的成功，从此就没有了显著的共产党抵抗活动。

我相信这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以致一贯的共产党选民和结构松散的共产党支持者（为数或许多达好几百万人），在随后几个月内多半纷纷变节。共产党继续遭到查禁一事，自然会令各个中产阶级政党完全感到满意；在某种程度内，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因为他们自己当初跟共产党有过兄弟阋墙之争。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当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社会民主党只能够在海外延续命脉的时候，留在德国的共产党员虽然历尽可怕的牺牲，却在整个希特勒时代都还是一个干部党，维持了最起码的党机关。这种过人表现令我们不得不心生敬意。但我们也必须马上接着表示，他们在整个第三帝国时代并未做出任何成绩。共产党一再组成小团体或小小团体，有时还完成了小规模的行动——主要是在邮局或电话亭放置传单。但那从未收到任何具体效果，充其量只是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大量制造出烈士罢了。整体来说，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并未损及他在操弄群众心理上所获得的成功，并没有怎么影响到大多数百姓对其政策的全盘接受，以及对其成就所产生的敬意。

反犹太主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霍亨佐伦皇室的德意志帝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的国家，之前哈登贝格[84]与俾斯麦的普鲁士更绝非如此。在一般德国百姓当中顶多也只是出现“传统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并未一直受到欢迎，而且在乡间往往被隔离于社会之外。犹太人在特定职业领域内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律师、医生、记者、出版商、作家），固然令某些人觉得很不是滋味，可是这种反犹太主义并没有深植人心，整体而言并无大碍。更何况，它从未成为主流态度。

一般德国百姓看待犹太人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方式是赞成完全解放犹太人并且平等待之，其看法类似哈登贝格1811年时的用语：“同样的权利，同样的义务。”第二种方式是在“受过洗”和“未受洗”的犹太人之间，或者在“旧住民”与“新移民”之间作出区分；受过洗和世居于此的犹太人获得接受，未受洗和新移入的犹太人则遭到排斥。最后还有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他们巴不得让所有的犹太人，或者至少让未受洗和新移入的犹太人成为权利受限的次等公民。热烈支持最后一种方式的人，甚至打算将全体犹太人纳入《外国人法》的管辖范围。即便如此，在广大的德国百姓当中并没有任何路线主张犹太人必须遭到灭绝，就连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也不例外。被希特勒不断透露出来，最后更以如此恐怖的方式付诸实现的灭绝犹太人想法，在“前希特勒时代”的德意志国是德国人所完全陌生的。

希特勒在这个领域内采取了化零为整的做法。犹太人起先只是被逐出特定的机关与行业。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士兵以及为国捐躯者的子嗣，起初仍可在那些机关和行业内享有例外优待。然后，禁令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及到其他行业。接着，在1935年出现第一个大动作，颁布《纽伦堡法案》剥夺犹太人的政治公民权利，同时犹太人被禁止与非犹太人通婚，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则是违法行为。那是十分过分的做法，而且我们无法表示它特别受到欢迎。可是，它却被容忍下来。人们忍气吞声的理由之一就是：传统反犹太主义的最激进要求已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完成。此外，更有许多人相信，如此一来就已经达到了希特勒反犹太政策的终极阶段。

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犹太人从此妾身已明。事情固然做得非常过分，以致他们不再享有政治权利，不能够（或者只能在例外情况下）从事特定的职业，不准跟非犹太裔的德国人结婚或谈恋爱。可是，相较于希特勒所完成的各种成就，诸如充分就业、重整军备、以强硬外交政策来赢得胜利、重振民族自尊等等——人们经过这么一番比较之后便可以将就下去了。

这种将就的态度，导致人们不断接受越来越可怕的事物，而这正称得上是德国人必须为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所负起的共同罪责。但我们还是必须替德国人缓颊一下：自从民主政治生态遭到废除以来，他们就没有任何工具可用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在政治上采取行动。

他们只能以个人身份来抗拒希特勒的犹太人法案所造成的结果。如今在德国和犹太人结婚已不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户政事务所同意承办这种婚姻登记。但人们还是可以冒着受到惩罚的危险，想办法与犹太人同居共处，[85]并随即在开始上演真正的迫害以后，进而藏匿犹太人或者协助他们移居国外，要不然就以其他的方式私下伸出援手。不少人确实那么做了——即便不是在数以百万计的情况下，但其人数还是成千上万。然而，纵使他们有意，也已经无法采取有效方式，来对抗希特勒政府包括反犹太主义在内的各种内政措施。

尽管如此，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还是继续成为一个主要标志，可用于区分谁属于元首的忠贞信仰者（那是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的德国百姓），以及谁属于人数虽然较少却仍相当可观的“反对派”。每当后者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忍不住痛骂希特勒，把他的党责备得更凶，诅咒整个第三帝国，而且相信自己仍然坚守固有的信念——可是，他们再也不敢公开表态，更何况，当然不可能有人在政治上代表他们出面来贯彻信念。

那些“反对派”当中有许多人在后来——等到希特勒跌入地狱以后——一直喜欢自诩曾经进行过“内心流亡”，甚至进行过“抵抗”。可是我认为，我们使用这两个字眼的时候都必须非常小心。

只有非常小的圈子里面才曾经在特定时刻出现过抵抗行动，而且那些小圈子同时也任职于政府机关，尤其是军方单位。因为除非是从政权内部下手，否则根本就无法有效进行真正的抵抗。其他类型的抵抗，例如一部分教会人士和共产党员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而采取的行动，则注定不可能得出具体结果。因为无论是教会人士还是共产党员，他们手中都缺乏一根杠杆可供使用于牵动那个“元首国家”的政策。实际上唯独一个团体在手中握有这种杠杆，那就是国防军的将领，尤其是陆军的将领。军方确曾两度密谋起事：1938年至1939年面临即将爆发的战争时，以及1943年至1944年面对迫在眉睫的败仗之际。其中只有一次采取了实际行动，即1944年7月20日由施陶芬贝格伯爵执行的暗杀行动与政变尝试。众所周知的是，那个行动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正在于此事未能得到整个军方领导阶层支持，只有少数人表示赞同。那个少数派当中难得有人逃过了希特勒政权的报复。他们固然非常值得敬佩，可是他们也一事无成。

就“内心流亡”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免不了也有人流亡国外，可是这种做法相当不容易，因为经济危机仍然在德国境外肆虐，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愿意接纳移民并允许他们工作。纵使“内心流亡”无疑是某些人士果真一心想做的事情，它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变得不可能。让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日后的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86]

吕布克乃昔日中央党的政治人物，一直忠于自己的信仰，可是在1933年以后苦无机会以任何方式积极参与政治。他因而回归老本行变成了土木工程师，展开一段完全不具政治性的职业生涯。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内心流亡”。吕布克承受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地位下降，从身份相当崇高的政界人士转而过着默默无闻的中产阶级生活，借此在内心维护对旧信念的忠诚。但那确实是一种“流亡”的方式吗？因为即便身为土木工程师，他还是必须为国家的利益效劳。例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必须协助修筑营地来安置从国外强征过来的工人，以致后来为此而饱受攻讦。我个人认为那种攻讦并不公平，毕竟他也必须靠某种方式来过活。但无论如何，跟某些来自电影界、新闻界、广播界、戏剧界，甚或文学界的“反对派”比较起来，吕布克更有资格自称为“内心流亡者”——因为那些人按照了戈培尔的意思来办事。

现在让我再回头谈一下文学，因为它所受到的钳制比较少。德国文坛要人固然大多已经移民出去，但即便在第三帝国，凡是心有灵犀的人仍可明显觉察到一种文学形式的存在：其作者们属于“反对派”，而且他们努力想办法远离第三帝国。没有任何年代能够像第三帝国时期那般，如此大量地撰写和出版了缺乏时代背景的田园文艺、幼时回忆，以及描绘大自然的作品。任何阅读那些作品的人都看得出来，作者不打算当纳粹，他不想同流合污。

但那些作者实际上还是同流合污了，而其合作方式就是向喜欢阅读此类作品的人们呈现出来：你们在第三帝国照样可以读到这样的东西。每一个在戈培尔下面做事的人，即便他还极力自视为“反对纳粹者”，都在戈培尔的乐团里面演奏了一件小乐器。在那个乐团里面，不论是田园风情也好，还是老式的道貌岸然作风也罢——亦即一切属于“正常状态”而且不直接违逆第三帝国的事物——都必须配合演出，就好比是管弦乐团也需要有人吹奏小短笛一般。

本章的结尾部分探讨一个经常被人谈论、却从未得出明确答案的问题：第三帝国究竟是延续了德意志国的脉络呢，还是已经偏离了连贯性？一言以蔽之，答案是：延续的成分和不连贯的成分都有，但是延续的成分居多。我们将在后面读到，希特勒接受了帝国时代后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二择一选项——“世界霸权或沦亡？”——并把它推向极致。也就是说，他的外交政策完全维持了德意志国的连贯性，而且那种连贯性只有在打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迫中断了一阵子。

希特勒帝国的内政实务则有所不同。在此一眼即可看出完全的不连贯性：无论是一人独裁，还是将国家恐怖主义与宣传垄断使用为统治的手段，或是禁止除了一个政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那些做法在德意志国的历史上都没有过先例。然而很奇怪的是，那一切都在1933年被心甘情愿地接受，仿佛百姓始终在等待它们发生一般。尽管那些做法没有先例可寻，可是在德意志国的历史上岂不也曾为它们做出了准备？俾斯麦虽然不是独裁者，却在“他的”帝国草创之初，几乎如同希特勒在自己的后期阶段那般，随心所欲地形塑了国家的政策。如此一来，俾斯麦在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之间所留下的遗产，就是“对英明领袖人物的渴望”。可以相提并论的另一项遗产，则是“对各政党的厌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以及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末期，上述二者都再度甚嚣尘上，而且两次都是以兴登堡作为众望所归的指标性人物。然而，兴登堡无论是在1916年至1918年，还是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都从未满足人们对他的秘密期望。希特勒却在1933年似乎立刻满足了人们的期待，而且在随后许多年内，他甚至还超出了国民的愿望。那些愿望的主要内容向来是民族的统一（与团结）以及国家的强大；二者皆为最终和最高、几乎具有宗教性的目标。对大多数民众来说，“你什么也不是，你的民族就是一切”这句希特勒的口号，一向就是他们的政治想法和政治愿望的秘密指导原则——在之前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已经如此，德意志国的百姓当然更是这样。就此而言，希特勒仍然处于德意志国的历史连贯性之中，即便其统治方式令之前所存在过或者被尝试过的各种做法都远远望尘莫及。

在希特勒帝国的社会当中固然出现了若干变化，但这方面的连贯性也还是居于优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延续之中的嬗变”。旧统治阶层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大致丧失了权力，但其社会地位仍未遭到剥夺。大地主还照样是大地主，大企业家还照样是大企业家，知识界与文化界的精英也还照样是精英——只要他们没有因为移民出去而被拔除原有地位的话。出现改变的地方，则是有许多人涌入那些主流阶层，例如党卫队渗透到警察，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发户进入大企业，以及大型出版机构昔日往往为犹太人的领导层级遭到新人取代。希特勒时代的社会，是一个力争上游者的社会，虽然方式略有不同，但其情况类似先前的魏玛共和国以及今日的两个德国。延续性并未对此情况造成损害。一直延续下来的事物，还包括了军方在社会上继续享有的声望与地位，即便那曾经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暂时稍微下降。

最不具延续性之处就是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亦即生物性的人种观念。反犹太主义昔日在德意志国无足挂齿，可是对希特勒本人来说，其重要性或许更甚于国家大事。对大多数德国人而言，自己不是犹太人，也没有因为与犹太人关系密切而感同身受，所以反犹太主义仅仅是次要的事情，可以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逆来顺受——只要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继续团结一致并且国势强盛的话。这种情况直到末日来临为止都还是如此。现在我想针对那个末日提前作出说明。因为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下一章，并未将希特勒先后迫害犹太人与谋杀犹太人的行动包括在内。毕竟大屠杀不属于战争行为的一环，即便它发生于战争期间。

大家都晓得，希特勒从1938年开始不断加紧迫害犹太人。1938年时，希特勒更进行了一场实验，在官方主导下于全国各地展开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当时几乎已经完全被冷冻起来的“冲锋队”因而再度发挥了作用），借此测试公众情绪以及他自己的反犹太宣传所收到的成效。测试的结果却很不理想。

德国人对此作出的反应，就是以还算精确的方式，将那次的行动不痛不痒地称作“帝国水晶之夜”。而“水晶之夜”其实只是其中所发生的最微不足道的事件。除了玻璃橱窗被打破之外，还有犹太教堂被焚毁、犹太人的住宅被捣烂、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到逮捕并送入集中营，还有不少人被打死。那其实并非什么“水晶之夜”，而是大规模的迫害犹太人暴行。

德国百姓无意认同此事。他们以嘲讽的态度保持距离，他们在各地都不曾参与那些行动，并且还公开表达自己的反感。同时，他们尽可能想办法来贬抑那些可耻行为的重要性：那只不过是一个“帝国水晶之夜”罢了——它无疑十分恶劣，但同时也是一个有点滑稽的越轨举动。百姓们固然不必亲自为此负起责任，但也无意把责任推给整个纳粹党，更遑论是怪罪元首本人——“假如元首晓得此事的话！”[87]

但无论如何，从希特勒的角度观之，测试的结果极为负面。于是，他过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之后，便取消了那项行动。整个事件的过程已经显示出来，德国的公众，亦即大多数的德国百姓——效忠希特勒的百姓——不打算积极参与真正迫害犹太人的行动。

当希特勒后来决定实施“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时，从那次的经验得出了一个往往受到忽略的重要结论：不要在德国进行“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于是，各座毁灭营都位于波兰东部。在德国本土和其他许多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是，犹太人仅仅被运走；而官方对外作出的解释是，他们只不过被迁移到其他地点而已。实际的大规模屠杀，亦即使用机械化设备消灭数百万犹太人的行动，反而从未像希特勒帝国其他的种种伟大事迹或重大罪行那般被公开宣布，更遑论是大声张扬。超群绝伦的宣传机器，更是从未在这方面被使用过。

那些受到戈培尔操控的德国报纸上面从未刊载“犹太人必须遭到灭绝”，更遑论“犹太人现在已被灭绝”。一直进行到1945年的做法，反而还只是不断重复那些陈腔滥调：“犹太人是我们的灾祸，我们必须对他们提高警觉。”对当时阅读报纸和收听广播的德国公众来说，并没有大屠杀这么一回事。

这种刻意向德国百姓掩饰大屠杀的做法，可在某种程度内用于替德国人缓颊，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反制行动。另一个更能够帮他们辩解的理由，在我看来就是他们反正无能为力，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阶段的条件下。

就德国人是否晓得或者果真不晓得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一事而言，这个问题只能针对单独个案逐一作出答复。自然有许多相关事项渗漏出去，但我并不晓得它们是否一直被人们信以为真。就连国外也久久无法相信，因为他们觉得此等事情根本令人难以置信。德国犹太人更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同样不认为那种事情有发生的可能——否则在1938年以后，或许会有更多犹太人采取行动，及时脱逃出去。

但我们绝对不可隐瞒，在德意志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过迫害犹太人以及试图灭绝犹太人的行动。此事已经发生，并且是那段历史上永远的污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却无法将上述事情拿来与“元首国家”和德意志国在历史上实际出现过的其他许多事物等量齐观，认为它们也是打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的东西。纵使没有希特勒，1933年以后很可能也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元首国家”。纵使没有希特勒，很可能也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假如没有希特勒的话，就不会有数百万犹太人遭到谋杀。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发动的战争，并不是他长久以来所希冀和所策划的战争。

当初希特勒已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出两个相当明确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德国在东线战场击败俄国打赢了大战；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之弱，则出乎人们战前的预料。俄国被迫签订条件苛刻的和约，而且那场战争结束之后已有广大的俄国土地落入德国手中。希特勒相信有办法将此事重复一遍。那么在《我的奋斗》里面是怎么表示的呢？——“命运本身似乎愿意在此为我们指出方向。……东方的巨大国度已经崩溃在望。”

希特勒同时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主要是输给英国，而且与英国的战争或许曾经可以避免。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历史，令我们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历史：当时贝特曼—霍尔维格曾经努力让英国保持中立，不介入那场他认为无可避免、必须在欧洲大陆对法国和俄国进行的战争。希特勒同样设法争取英国保持中立，甚至巴不得英国能够成为盟友，站在他的那一边。此外，希特勒还认为他自己也晓得（我们不妨再次回忆一下《我的奋斗》里面的讲法），为何让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保持中立的希望到头来还是落空了。

希特勒认为那个希望之所以落空，是因为德国尽管已经在欧陆被法国和俄国两个对手所包夹，却仍然尝试推动世界政策与大海军政策。结果，德意志帝国就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挑起了英国与德国在欧洲境外进行世界统治权之争。这一回希特勒以比较正确和比较聪明的方式，放弃采取类似措施：没有大海军政策，没有世界政策，将力量集中于对苏作战——然而，在攻打苏联之前必须先对法国开战，以解除后顾之忧。但值得注意而且并非巧合的是，希特勒在1933年到1938年之间以完全前后一致的方式所策划出来的这种政策，最后归于失败。

希特勒在1935年与英国签署了《海军协定》，将德国舰队的总吨位限制在英国的三分之一以内——其实那并非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德国在当时几乎还没有舰队。但希特勒或许曾经认真看待过这个协定。他既不打算跟英国打仗，又无意向英国作出挑衅，因为他希望赢得英国的支持，让英国在德国征服布尔什维克苏联的时候袖手旁观，看着它变成德国的“生存空间”。希特勒把里宾特洛甫[88]派往英国进行谈判以前，曾经对他作出如下指示：“给我带回与英国的盟约。”

但英国并不想结盟，而且不愿坐视德国征服和占领苏联。尽管如此，英国还是准备向德国作出重大让步——如果德国能够以自己传统的欧陆中心地位为满足的话，亦即放过法国，并且不去骚扰苏联。

德国与英国在1937年至1939年之间所进行的历次谈判，基本上已经言及德苏大战。英国希望阻止这场战争，原因倒不在于该国对苏联情有独钟（相反的是，英国与布尔什维克苏联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而是由于英国已经正确地预见：一旦苏联遭到征服之后，德国即便没有大海军政策也将成为一个过于强大的国家，令英、法等世界强权再也无法并驾齐驱。换句话说，英国打算“买断”德国在东方的大规模征服战争，于是拒绝了里宾特洛甫以希特勒名义公开提出的要求——让德国“在东方放手行事”。英方反而向德方提出自己的政策，而那个构想后来以“绥靖主义”之名著称于世。

德国应该在英国的协助下，争取到重大让步。德国可以获得自己希望并入境内的一切德语地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缘地带，以及但泽[89]。作为交换条件，德国必须与英国和法国为了欧洲的和平携手合作。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德国在取得新领土的时候必须与英、法两国（特别是英国）一致行动。

于是，在1937年至1939年之间出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构想。一是希特勒的构想，希望英国最起码能够保持友好中立，坐视德国在东方大肆进行征服；另一则是英国的构想，期盼德国于扩大领土和心满意足（“被绥靖”）之后，能够在一个和平的欧洲停下脚步。

那不仅仅是出自理想主义而已，理由更在于英国迫切依赖欧洲的和平。如果英国必须在烽火连天的欧洲涉足欧陆事务的话，那么大英帝国在东亚、地中海、近东等地区的弱点势必将暴露无遗。因为英国在此状况下将不再有余力，为了捍卫帝国的利益来对抗另外两个意图改变现状、侵略性十足的强权——日本和意大利。

这场德、英外交角力非常有趣的地方是，起初唯独德国有所斩获。德国能够和平地扩张领土，再度成为一个真正的欧陆强权。希特勒有如探囊取物一般，在西方列强的配合下得以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欧构想”付诸实现，并且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但是，希特勒认为这还不够。

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案在进行角力时出现的第一个高潮，就是1938年秋季的“苏台德危机”，所涉及的对象则为捷克斯洛伐克由德裔百姓居住的边缘地带。从表面上看来，当那个危机结束的时候，希特勒以和平方式取得了他自己的最大胜利。尽管英、法两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促成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的主要势力，而且虽然法国依旧与捷克斯洛伐克维持同盟关系，西方列强还是在危机逼近战争边缘之际，临时在慕尼黑举行高峰会议，于会议中将“苏台德德国人”所居住的捷克边缘地带让渡给希特勒。

如前所述，从表面上看来这是希特勒迄今所获得的最大胜利。此外，就德国内部而言，军方于危机方兴未艾之际重新形成的反希特勒势力，也在“慕尼黑”以后暂时完全销声匿迹。不过，发人深省的是，希特勒却认为“慕尼黑会议”及其结果意味着功败垂成（他宁愿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演练一场短暂的战争来赢取胜利），而且慕尼黑的获胜者与其说是希特勒的计划，倒不如说是英国的绥靖政策。比方说，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一从慕尼黑返回伦敦之后便公开宣布：那次会议的结果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

英国在这方面的盘算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其出发点是：东南欧各国现在都必须设法与希特勒进行沟通，而希特勒如果打算把别人放手让他和平征服的势力范围好好组织起来，至少需要花上五到十年的工夫。在此期间内，希特勒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拟订出新的大规模行动计划，西方国家则可好整以暇地整顿军备，以便在军事上重新与德国势均力敌。

但希特勒不打算花那么多时间。他继续坚持自己的苏联计划，并且相信现在可以不必理会英方，必要时甚至在对抗英国的情况下执行该计划，因为他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已经对英国怀有某种蔑视。1939年的危机于焉爆发。

不过，1939年开始得非常和平。英国人相信绥靖政策已经获得了成功。希特勒却根本就不在乎，应如何在德国领导下把东欧的中部与东南部组织起来。如果他曾经在该地区追寻过任何目标的话，那就是要争取一些助手民族来配合进行筹划中的对苏之战。而波兰应该成为那些助手民族当中最重要的一员。

波兰在当时和今天一样位处德苏两国的中间，于是对希特勒的计划构成了障碍。因为德苏之间若无共同军事边界的话，德国怎么会有办法对苏联开战呢？从德国的角度观之，这条军事边界的位置当然越靠近东边越好。换句话说，波兰必须被争取为德国向苏联进军时的盟友。波兰则可获准在乌克兰开疆辟土——如果波兰与德国签署为期二十五年的协议、通过同意但泽利伯维尔并入德国的方式来确认盟约，而且如果波兰基于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先决条件，积极配合参与日后德国对苏之战的话。

波兰对此表示拒绝。正是因为这种拒绝的态度，而非由于但泽本身，才使得希特勒改变了想法。既然他无法让波兰成为盟邦，那么就必须征服和占领波兰，使之成为德军的攻击发起地。计划中的对苏之战因而必须以一场即兴创作出来的对波兰之战首开其端，而且不惜在对抗英国的情况下发动那场战争。如今，也必须对抗英国的理由是，该国的态度此时已然出现转变。那是希特勒自己所造成的结果。

慕尼黑会议不仅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缘地带让渡给德国，同时会议中还达成协议（对英国而言这是慕尼黑高峰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此后德国采取任何重大外交步骤时，都应该与英国事先协商。对希特勒而言，这一点正是失败之处。他希望能够在东欧放手行事。因此，他决定硬是要违逆英国，在完全未经协商、未作预警的情况下出兵占领了残余捷克，同时又一次割裂捷克斯洛伐克。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变成了“帝国保护领地”，被分离出去的斯洛伐克则成为盟邦和附庸国。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片面行动，因为残余捷克早已成为任由希特勒摆布的囊中物。此举其实主要是希特勒为了“慕尼黑”——亦即他所认为的自己的失败和英国的胜利——而进行的报复。

1939年3月发生的这个事件，也在伦敦触发了警报。张伯伦政府虽然尚未放弃“绥靖主义”，不过绥靖政策的执行方式如今已有所改变。之前的做法只是借由承诺与让步来因势利导，此后的进行方式还加上了威胁：如果希特勒继续恣意独行推动东向扩张政策的话，那么英国将会出面阻挡他的去路。这种威胁姿态的象征性动作，就是英国在波兰拒绝加入希特勒的反苏同盟之后，于1939年3月底向波兰提出的保证。

希特勒因而面对了一个新的形势。大战爆发三个星期以前，他在1939年8月11日向“国际联盟”当时派驻但泽利伯维尔的高级专员——瑞士籍的卡尔·布克哈特——作出如下总结：“我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针对苏联而发；假如西方是这么的愚蠢和盲目，以致无法理解此事的话，那么我将被迫与苏联取得谅解，然后向西方出击，接着在击败西方之后集中全力对付苏联。”

上述词句蕴涵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关键。那正是希特勒临时拼凑出来的新计划，同时它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两年内的行动方针。希特勒先是跟苏联达成协议，转而与苏联联手对付波兰，接着在苏联的背后掩护下对西方作战，最后才按照一开始的计划“集中全力”攻打苏联。

那么苏联为什么配合进行了这个政策？斯大林当然不可能不晓得，希特勒的各种计划其实都是冲着苏联而来，而且希特勒未曾试图向斯大林遮掩此事。希特勒从1936年便开始与不同的国家——日本、意大利以及一些小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议》，那些协议实际上都是反苏联的盟约，因为其中包含了秘密条款，要求各个签约伙伴在德国对苏联发动战争以后保持友好中立。

斯大林在1939年看见了避开战争的机会。那等于是把球传到西方的半场上，促成德国陷入与英、法两国的战争，借此尽可能让希特勒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对苏联开战。在此有利背景下，斯大林十分乐意基于一个先决条件跟希特勒达成协议——由苏联与德国瓜分东欧。

德国与苏联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该协定中的秘密补充条款规定，对波兰开战之后，波兰的东半部——亦即当初苏俄在1921年必须割让给波兰的土地——将归还给苏联；除此之外，苏联可成为波罗的海边缘三个小国与芬兰的主宰者。双方同时也还针对东南欧作出了性质类似、但有些含混其辞的协定。

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发动的战争便如此开始了，然而在他自己眼中，战线的位置错误：向波兰开战，于是也必须对法国和英国作战，而且还跟苏联结成半吊子的联盟。那其实并非希特勒一直以来所策划的战争，反而是塞克特将军与国防军在20世纪20年代所着眼的对象。如前所述，那只不过是希特勒“集中全力”对苏联展开大战的前奏，而且那场大战预定将在他击败波兰和西方列强之后登场。

但是，那个计划未能完全成功，即便希特勒起初战果辉煌。经过一场短暂得令人诧异的出征行动后，波兰就在1939年9月败亡。随即形成了漫长的停顿状态，其间再度出现各种谈判的尝试，而且，丹麦与挪威顺便遭到占领。接着，法国在1940年5月和6月——以更加令人惊讶的方式——于六个星期之内也被击败。此次西征的时候，还又顺便占领了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并且同样只遭遇到短暂的抵抗。

波兰和法国都被解决之后，希特勒面临了一个问题：下一步应该如何对付英国？就真正与英国人作战，以及入侵、征服与占领英国而言，德国并不像攻打波兰和法国时那般准备充分。德国仍未拥有大海军，更何况还在占领挪威的行动中损失了一部分现有的舰队。因此，除非希特勒有办法掌握英国的制空权，否则便无法让陆军在英伦三岛登陆。

1940年8月和9月进行了制空权之争，但那个尝试徒劳无功。英国继续主宰了自己的领空，德国入侵英国的行动因而长期延宕下去。若能做出充分准备的话，德国的入侵行动是否有机会在1942年或1943年获得成功呢？那是颇有疑问的事情。因为其间英国也会不断强化自己的实力，而且在地面武力方面亦然。

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的败绩对后续战局所产生的意义，往往受到了低估。因为空中战役并非特别戏剧性的事件，而且它不像两年后的斯大林格勒那般，成为德国的大灾难。然而，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意味着希特勒在西方的胜利还不完整。如果希特勒仍旧打算按照原定计划回头向苏联动武的话，他就无法“集中全力”来办事。他在西方将继续面对一个非常难缠、拥有巨大资源的对手，而且那个对手与美国关系密切。

希特勒有好一阵子三心二意地试图让英国不胜其扰而退出战争，于是在1940年与1941年之交的整个冬季以及1941年初，对伦敦和其他的英国大城市进行空袭。可是，那一切并未收到任何效果，其情况正如同后来英、美两国以更大规模对德国展开的空袭行动，都只不过是战略上的失策罢了。

对抗英国的战争于是继续成为希特勒的包袱，而最大的问题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负担得起一场对苏之战？几经漫长的反复考虑和杂乱的内部商讨之后（况且，德国还耗费时日介入此际已在意大利和英国之间爆发的战争），希特勒所得出的结论是，他有办法对苏联作战。时至1941年6月，他将自己在1939年8月即已宣布过的事项付诸行动：尽管希特勒无法“集中全力”，却还是大举出动陆上和空中武力进攻苏联——即便英国仍未脱离战圈。

事后回顾起来，那称得上是希特勒在战时所犯下的第一个严重战略错误，而且光是这个错误本身或许就足以让他打败仗。因为即便德国在初期阶段取得了辉煌战果，事态的发展却显示出来，苏联不可能像波兰和法国那般被击败。该国反而在遭遇了极为可观、恐非其他任何欧洲国家所能承受的人力伤亡和土地损失之后，仍然能够动员全民的力量，变得比德意志国更加强盛。

希特勒忽视了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之间所发生的事情。20世纪20年代中叶，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出“东方的巨大国度已经崩溃在望”之际，其看法或许并不算是完全错误。当时苏联成立未久，于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列强出兵干预等等惊人的艰辛和苦难之后，确实已经残破不堪。它虽然是一个巨大的国度，却已精疲力竭，甚至支离破碎，说不定果真无力抗拒德意志国的攻势。

然而，此时的苏联已经迈入斯大林时代——一个以极权方式掌控所有力量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仍然以农业为主的俄国，在此阶段已突飞猛进，被鞭策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希特勒在1941年攻打的苏联，虽然还不是今日的那个超级强国，但苏联已然跃升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业强权。新的工业化措施凭借着俄国旧有的力量泉源（辽阔的空间、充沛的人力，以及百姓忍受苦难的非凡能力与勇气），已经将苏联改头换面，变得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俄国强大许多。

希特勒虽然打赢了许多场大型会战，占领了广大的土地，可是他的攻势随即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以及顿河畔的罗斯托夫陷入停顿。苏联人历经连续数月的惨败之后，在1941年和1942年之交甚至已可相当成功地展开冬季反击战。

但刚好就在苏联发动反攻的时候，也就是在1941年12月初，当速战速决击败苏联的计划已告落空，已可预见希特勒势必将长期与苏联激战，而且他的胜利根本还不确定之际——希特勒却在此刻向美国宣战。

这是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作出最令人费解的决定，而且我对此也没有真正的解释。我曾经在许多著作里面讨论过各种可能的答案，还阅读了一切我所能取得的相关史学论述，但我必须承认：不论是我自己的还是历史学家们的假说，没有任何讲法能够让我真正信服。就此而言，我必须返回稍早的年代。自从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发表他那篇著名的《隔离演说》之后（他在演说中要求，必须宛如检疫一般，将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等侵略国与世界其余各地隔离开来），便不遗余力地发出讯号，表示他立意已决，将在上述各国发动战争后加入敌对的一方。然而，事态的发展已经显示出来，罗斯福无法在国内贯彻这个意志。无论是美国民间还是美国国会的主流意见，都要求继续维持孤立主义。他们所努力的目标，就是不插手干预旧世界的任何事物。而且他们认为，如此一来即可避免美国重新犯下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错误：由于加入了协约国的一方而被卷入欧战。

罗斯福直到1941年12月为止，都未能打破这种孤立主义的反对势力，以致无法推动他有意采取的干预政策，因此无法预料的是，假如希特勒未曾向美国宣战、帮助他克服难题的话，罗斯福究竟要等到何时才能够顺利打破孤立主义。更何况，那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而希特勒原本大可期待美国将在很长时间内无力干预欧洲战局，因为美国已被卷入一场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此事固然使得美国有机会动员其休眠已久的巨大战争资源，但同时也强迫美国将之运用于对德国最不具危险性之处，亦即在太平洋地区对付日本。

希特勒却反其道而行，利用这个机会向美国宣战，仿佛他早就对此跃跃欲试一般。等到希特勒这么做了之后，罗斯福才终于如愿以偿，有办法加入英国的一方对德作战。当然，那还需要花上很长一段工夫，为时几乎长达两年半之久。一直要等到1944年夏季，美国才充分扩大军备、动员人手和部署兵力，敢于和英军协力从英国出发，向欧洲大陆展开大规模的攻势。但不管怎么样，德国自从帮了罗斯福一个大忙，主动向美国宣战以后，就再也无力扭转败局。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会做出这个令人不解的举动？

即便我们无法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绝对明确的答案，但还是可以为此列出一些考虑点。

1941年7月，希特勒在获得巨大的初步战果之后认为，对苏之战已经胜券在握。希特勒就在这个时刻——当他其实早已向德国的战败跨出了第一步以后——拟订出一些新的计划。那些计划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他最初设定的目标：征服苏联并使之成为德国的生存空间。他在那年7月已经作出决定，陆军的装备虽然在之前几年内由于筹备对苏作战而享有优先权，现在却必须受到限缩，以便大幅扩充海军。希特勒认为苏联已经被击败，于是开始策划未来的“世界闪电战”，他希望借由强大的舰队和空军，让美国在充分完成战备之前即已陷入瘫痪。

那些都是在狂妄自大之下所拟订的计划，它们从未获得实现，甚至从未进入前置作业阶段——建立强大的海上武力。因为从1942年开始，对苏之战再度占用了德国全部的资源。但是，上述各种计划已经存在，而且直到1941年底，或许都还以不明确的方式继续在希特勒的脑海中打转。说不定希特勒在1941年12月的时候，仍在有意无意之间相信可以重拾那些计划，反正此时美国看样子已经完全被日本牵制住了。

以上只不过是一种假定而已，或许也未尽正确。但无论如何已可确定的是，希特勒在1941年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当他尚未击败英国和苏联，还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却也向美国宣战，在敌人当中又加上了当时已为全球第一强权的那个国家。这么一来，德国的败仗已经势所难免。

进攻波兰之后，希特勒纵使想全身而退，也已经找不到安全的退路来脱离战局。德国可以脱离战局，不过唯独在另外一个政府的统治下才有可能这么做——而且，如同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9年10月所宣示的，那必须是一个“言语可信”的政府。希特勒本人已不复具备此资格；但德国也必须跟着打败仗一事，则要等到希特勒在1941年决定先是将苏联，进而也将美国变成战争对手以后，才从此确定下来。1941年是真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元年，之前只不过是一场有限度的欧洲战争罢了。就是从1941年开始，有一个直线式的发展通往1945年。基于这个理由，我们仅需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简单带过即可。反正不管德国采取任何行动，最后的结局早已底定。

尽管如此，1942年至1945年之间还是出现过一些重大的战役。德国百姓在英国和美国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中，历尽了沉痛的苦难和惨重的伤亡，而英、美两国一度还深信不疑，以为这么一来即可省掉在欧洲的地面攻势。对被占领地区的百姓来说，战争最后几个年头的情况最为恶劣。以苏联人民为例，德军的缓慢撤退比起当初的快速挺进还要来得可怕：德国人只打算留下一片焦土。至于骇人听闻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则永远无法被人遗忘——它在1941年从被践踏的苏联土地上展开，而后在1942年蔓延到欧洲所有被占领的地区。

1942年和1943年时，饱受折磨和灾难的苏联仍有几度看似愿意停战，让希特勒可以脱离东线战场——如果他承诺撤退到当初的分界线，或者退回昔日德意志国疆界的话。但希特勒从未对此作出回应，因此我们大可完全不理会此类假设出来的可能状况，因为它们从来就没有接近过现实。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而言，我们真正还应该提出、同时必须尽可能找出答案来的，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希特勒已经全无胜算，而敌方阵营于苏联几经犹豫后已经一致同意使用“无条件投降”这个字眼，最后更是在1945年将战火带入德国境内之际，希特勒却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不断战斗，直到他在柏林的废墟内自杀身亡为止——而且他还一直找得到狂热的追随者，愿意以日益嚣张的恐怖行径来贯彻其意志？

对此出现了两派理论。其中一派理论认为，希特勒直到末日来临为止都还对“最后胜利”深信不疑。毕竟，在他个人的政治生涯当中，早已多次经历过看似走投无路的状况，可是一切却又奇迹般地转变成对他有利的局面。说不定西方与东方如今将于胜利在望之际陷入争端而分道扬镳？或许德国之后还能够与其中的一方媾和，于是有办法击败另外一方？某些蛛丝马迹可以支持这种论点，显示希特勒果真在很长的时间内抱持过这种希望。例如他在1944年与1945年之交的冬天仍然经常宣称（并非在公开场合，只是向他的将领们秘密说明），他就像是“网上的蜘蛛”，而西方列强与苏联之间正在形成一场新的战争。

然而，他并不像是网上的蜘蛛，反倒像是网上的苍蝇。希特勒所忽略的事实是：对战后秩序的不同意见所引发的巨大争端，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并不会造成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摊牌，更遑论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只要德国还继续两线作战，宛如一道绝缘层阻隔在他们双方中间的话。就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言，西方与苏联之间如欲出现攻击发起线，德国就必须先被击败和占领，而两大权力集团必须在德国的中央相遇，必须直接接触与对峙。只要攻击发起线迟迟无法形成的话，便排除了两大集团之间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当德国还继续战斗下去的时候，那场冲突就只是空中楼阁而已。于是，德国拼死到底的抵抗行动，正好阻止了希特勒所希望发生的事情。希特勒押宝于同盟国彼此分道扬镳的如意算盘，因而是一个错误的盘算——假使他果真这么盘算过的话。

但没有数据可以证明，希特勒自己确实直到末日来临为止，都还相信他所承诺的“最后胜利”。因此，我们不妨采纳另外一派理论，从比较偏向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希特勒不顾一切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定；而且这种解释方式相当站得住脚。

希特勒具有一种好大喜功、为求出名而不惜犯下滔天大罪的作风。根据一个相当可信的口头说法，1939年8月时，希特勒的“帝国元帅”戈林曾经当面向他建议：“我们就不必孤注一掷了吧！”希特勒的答复却是：“我有生以来总是孤注一掷。”[90]如果此事无误的话，那么希特勒针对自己说出了实话。其为人也贪大求全，而且从希特勒的本性观之，他也只可能做出这样的表现。如果他无法把德国扩建成世界强权，扩建成唯一世界强权的话，那么他不惜至少也要为此搞出德国历史上的最大灾难。有种种迹象显示，希特勒最后更处心积虑打算这么做。

早在1941年底，当战败的可能性首度出现之后，希特勒曾于私下谈话中向外国的外交官表示：“如果德意志民族不再强韧、不准备作出充分的牺牲、不愿意为自己的生存流血的话，那么就应该沉沦，被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势力所毁灭……届时，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下一滴眼泪。”这句出自一位德国政治人物口中的话语，确实不同凡响。

在战争的末期阶段，希特勒果真以令其许多手下惊惧不已的方式，设法将军事上的失败转换成德意志民族的全面沦亡。

希特勒在1945年3月18日和19日下达了著名的“尼罗命令”，[91]规定将国内还剩余的物资（甚至包括百姓必需赖以活命的物资），在落入敌人手中之前一概加以摧毁——幸好他当时的军火生产部长施佩尔等人颇为成功地抵制了那道命令。但此事仍然清楚标志出希特勒的思维方式。既然他无法成为德国最伟大胜利的创造者，那么他显然打算至少也要成为德国的毁灭者。

希特勒的念头老是喜欢在“消灭”这个框框里面打转。之前他想要消灭犹太人、想要消灭苏联，如今他也不惜——称得上是为了制造出轰轰烈烈的历史效果——致力于消灭德国。此事无法得到证明，然而从希特勒所发表的各种不同言论当中即不难看出端倪。

德国最晚从1944年夏季开始，就在完全失败和毫无指望的处境下（若有人愿意的话，亦可称之为“英雄式”的处境），继续作战到末日来临，而且被夹在西方列强与苏联的陆军和空军之间，名副其实被磨成粉碎。到了最后，德国已经再也没有未被占领的土地。德国的国防军无条件投降；希特勒在自杀不久之前亲自指派的末代德意志国政府，则遭到逮捕；美国、苏联和英国三大强权更是在1945年6月5日（法国稍后才加入），宣布自己是德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列强事先已经针对各自的占领区达成了协议。整个德境则交由盟军的“管制委员会”负责统辖。德意志国便以这种形式勉强多存活了几年，但它从此必须听命于外国势力不受限制的处分权，而且如果四个战胜国无法针对德国政策产生共识的话，它就必须解体。

德意志国的解体与覆亡，在1945年的时候尚未发生。三大占领国当时在波茨坦会议中仍达成共识，决定起先将德境看待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甚至允许德境组成一个位阶在战胜国政府之下的政治机构——此议后来因为法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目前还有许多德国人基于上述理由，宣称德意志国继续存在至今。然而，在1945年以后又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而且那些重大变化不容忽视。如果把它们拿到放大镜底下来检视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出，德意志国今天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

第十章　德意志国身后的历史

联邦宪法法院在1973年提出一种论点，表示德意志国依旧存在。它即便不复具备行为能力，却继续是一个“国际法的主体”。这种论点勉强可以适用于1945年时的状况。然而，自从1945年以来，德国的历史已经演进了四十余年，而且这段历史发展早已日益远离那个只是存在于虚无缥缈间的德意志国。我认为，今天再也没有人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称，德意志国仍然以某种形式延续了下来——不论其存在的形式有多么抽象。

1945年的时候却多少还能够那么表示。当时，德意志国的处分权虽已落入四个战胜国手中，但德意志国作为处分权的对象，在某些程度上的确依然存在。1945年时出现的主要改变其实只不过在于：德意志国从政治行为的主体变成了客体。只有国防军做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动作。至于真正的无条件投降——由德意志国政府正式将德国的政权移交给战胜国（起先是三个，后来变成四个）——则因为某些技术上的失误而不曾发生。

政府的权力固然已从德方转让至同盟国手中，却未能完全按计划实施。其进行的方式为：战胜国于5月23日逮捕邓尼茨[92]的残余政府之后，在1945年6月5日片面接管了德国的政权。德意志国随即于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以战胜国接管对象的身份（亦即四个战胜国的国度），在外国统治下延续了命脉。

不过，这个国家的继续存在，取决于战胜国是否愿意始终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统治与管辖——但结果却非如此。不难预料的是，由于各战胜国原本是一个反希特勒联盟，纯粹出自对抗希特勒的战斗才患难与共，同盟关系因而在战争结束以后撑不过三年的时间。

不过，那三年内还是订出了某些规定，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仍沿用至今。在四个战胜国的统辖下，西方占领区和东方占领区分别被划分为许多个“邦”级单位；西方占领区内甚至特地为此成立了新的邦，诸如：北莱茵—西伐利亚、下萨克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93]显然按照各战胜国的初衷，这些邦国未来都应该再度以或松散或紧密的方式结合成一个邦联或联邦，共同构成某种形式的“德意志邦联”。当时成立的各邦——除了在西南部进行的一项修正之外[94]——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于西德，衍生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德即民主德国则不再具有任何邦级单位了。[95]

就今日仍在两个德意志国家主导政局的各个政党而言，其起源同样也可以回溯到四个战胜国的国度。当时起先有四个政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同时现身于四国占领区内。战胜国在这方面的用意，摆明也是要让那些政党决定未来整个德国的政治生态，无论实际的政体形式为何。

那四个政党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直延续至今，但其中的共产党于一度遭到禁止之后，早已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边缘政党；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言，社会民主党则早已不复存在。[96]东德是由共产党执政，虽然还出现一些别的政党，只不过人们几乎无法察觉其存在。它们紧紧依附于共产党，却仍然摆出独立党派的姿态，派遣代表参加“人民议院”。

除此之外，四个战胜国的国度已经没剩下多少东西了。因为历史未曾冻结在战后三年或四年内，我们还可以称之为“四个战胜国的国度”时的阶段。接着决定了德意志国身后历史发展的各个重大转折点，都标志出德意志国一次又一次失去了更多的实体性，直到它最后再也不存在为止。那些重大转折点分别是1949年、1955年、1961年、1971年至1972年，而且或许会令某些读者感到讶异的是，最后还出现于1975年。

194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看来，这一年是德意志国身后历史上所出现过最深的一道切口。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乎整整四年之后，成立了德国人至今仍生活于其中的两个国家：在西边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衍生自西方的三个占领区；在东边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昔日的苏联占领区。建国的经过不必在此详述，仅需指出一点即可。

在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过程中并非全无困难。德西各邦的总理们起初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召开“议会委员会”来制定新宪法（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他们对于建立西德意志国家一事心怀顾虑，因为可以预见的是，走上这一步以后势必将导致东德也跟着建国（而且此事果然在东边顺利地发生了）。《基本法》广受争议的序言部分便充分表达出这种心理障碍，而建国者们可谓借此向后世说明了自己的良心不安。他们并不想真正建立一个全新的西德意志国家。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坚持必须重建完整的德国（亦即德意志国——纵使其疆界在1945年之后已经比较狭小[97]），于是以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出这个意愿：他们也为那些无法共襄盛举的百姓采取行动，不断呼吁全体德意志民族“在自由的自决中完成德国的统一与自由”。

联邦宪法法院意图据此得出两个推论：一是国家必须再度统一，二是德意志国继续存在。不过，二者在我看来都是过度解读。

因为《基本法》的序言部分不曾写出，任何未来的联邦共和国政府皆有义务致力于德国的再统一。假如宪法制定者们有意表达这种见解的话，他们应该会把它讲明。可是，他们在《基本法》的序言当中，仅仅对德意志民族作出一个非常含糊其词的呼吁，要求它“完成”自己的统一与自由。

序言中尽管列出了我们所必须进行的事项，却同样未曾写下：德意志国继续存在。宪法制定者们若有意表达这种看法的话，那么他们也应该会把它明讲出来。相反的是：就某种意义而言，序言中甚至还指出德意志国已经不复存在——因为那个国家应该在不明确的未来，通过德意志民族的自由决定来重新建立（即“完成”）。

然而，即便在相关段落内，所言及的也并非“德意志国”。[98]德国应当在自由之下得到统一，统一后的国家形式却未曾讲明。如果有人硬要作出诠释，认为所指称对象只可能是老旧的德意志国，那么这种诠释方式在我眼中已经超出了《基本法》序言的真正内涵——但此种诠释方式今日依然影响了德国的内政。[99]反正无论人们对此的观点为何，已可确定的事项都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创始人实际上已经在德国西部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新的国家。不仅就地理观点而言它并非重建后的德意志国，而且它也不是德意志国的残余部分。因为在组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各邦当中，有一些从未在德意志国出现过；再就建立联邦德国的各个政党而言，其中的最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同样是德意志国所不曾有过的。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它并未模仿德意志帝国或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反而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在此形成的确实是一个崭新的国度。

此外，在苏联占领区内也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无须对之详加解说，因为那个国家自始即与德意志国的任何一种国家形式全无类似之处，更何况它从未宣称自己是以某种形式延续了德意志国。

但此情况并不妨碍那两个新成立的德意志国家在主观上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日后有待统一的完整德意志民族国家之核心国度，并且将这种看法明确地表达出来。[100]按照东德在那个时期的官方立场，西德是一个“分离国家”；联邦共和国所展现的意图则是，希望借由自己更大的财富和更多的自由来产生磁吸作用，逐渐将东德的德国人争取过来，借此方式完成德国的再统一。这种想法在当时还不算是完全不切实际，因为东德百姓果真大量西向移民来到了联邦共和国；东德由于百姓“从共和国脱逃”的缘故，在1949年至1961年之间总共损失了数百万人口。不过，东德的国家主体性并未因此有所减损。

其间出现过一段插曲，使得两个德意志国家统一的可能性，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的背景。斯大林在1952年3月向西方三强提出建议，不妨撤销那两个分开完成的建国行动。德国可以在奥德河—奈塞河边界的范围内，[101]通过自由选举再度获得统一。新的全德政府必须与各国签订和平条约，并获准拥有自己的军队；所有的占领国则必须于一年之内撤出自己的占领区——最重要的是，各战胜国必须履行不与德国结盟的义务，德国则不得缔结此类的盟约。斯大林的提议因而意味着，用中立来交换再统一。

该提议竟然被讨论了长达三年之久，一度甚至于1954年由四国外交部长亲自在柏林进行会商。可是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自始就对之抱持极大的怀疑；而且说来有趣的是，那项提议更立即遭到当时的西德政府公开驳斥。埃德诺内阁的这种态度固然在西德内部受到德意志民族主义派的反对（主要来自新闻界），但反对的声音只不过是有气无力罢了。反对势力虽然时而受到社会民主党支持，但其基本观点也仅仅是：最起码应该“测试一下”苏方的提议。但纵使是那种“测试一下”的立场也从未有所突破，而且埃德诺在1953年和1957年两次选战中的大胜即可证明：这第一位联邦总理对苏联所采取的不信任政策，至少已获得大多数西德百姓认同（当时的东德百姓或许也不例外），即便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了德国的再统一。

但德国无法自行对1952年的“三月照会”作出最后决定，因为那毕竟是战胜国之间的事宜。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列强固然原本准备同意让德国再度统一，可是德国的中立化——亦即斯大林的主要着眼点——却是他们怎么样也无法接受的。更何况，事后回顾起来，西方列强反对的理由其实不难理解。

德国的中立化意味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大陆的根据地主要将只剩下法国。纵使戴高乐统治下的法国后来不曾退出北约的军事体系，那种阵势也难以固守下去。按照常理来看，德国的中立化长此以往势必将导致美国退出欧洲，于是苏联仅需凭借其强势地位即足以在整个欧洲大陆享有主导权。

就此而言，即便是像我那般在当时主张过不同意见的人，事后也不得不承认：杜勒斯[102]与埃德诺拒绝接受斯大林的提议一事，有其充分的理由存在。姑且不论二人的理由是好是坏，实际发生的结果都是：这个在权力政治上对莫斯科极为有利，因而苏联或许完全真心诚意提出的建议，最后被退了回去。苏联方面也就不再坚持己见，反而从此摆明准备让1949年以后出现的分裂局面成为常态——并且如同西方列强当时已经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出的规划那般，也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紧紧纳入自己的同盟体系之内，进而在1955年加以执行。[103]

在德意志国身后的历史上——亦即在德意志国消失的历史上——1955年因而是第二个重要年份。1949年已分别成立了两个新的德意志国家，时至1955年，德国一分为二的态势更由于双方分别加入相互对立、结构稳固的同盟体系和军事组织而定型下来。

但即使在1955年以后，联邦共和国仍然长年怀抱某种希望，最后还是能够借由废除东德并将之融入西德的做法来完成德国的再统一。唯一还能够让这个希望成真的地点，就是地位特殊的柏林市。柏林在四个战胜国共同管辖之下仍旧处于开放状态，于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成为人口流动的闸门，使得东德百姓有办法涌入联邦共和国。[104]然而不难预料的是，东德不可能容许这个漏洞一直存在下去。

如果西德果真对柏林寄予厚望的话，那么就必须及早构思应如何有效防卫这个薄弱地带。因为此地有朝一日必将遭受攻击，已是意料中事。

那个攻击行动发生于1958年至1961年的“柏林危机”期间。而且它明白显示出来，西方并未预先对此拟订防卫计划。此外更形成了下列状况：就在1958年至1961年之间出现柏林危机的同时，刚好演变出一种新的局面，从此决定了两大超级强国彼此之间以及其手下集团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所谓的“核子僵局”。之前美国人曾经在这种新式的大规模毁灭武器方面享有明显优势，此时苏联人却已迎头赶上。苏联人如今也有能力从自己国内向美国发动核子导弹攻势。美、苏两大超级强国突然都因为此种相互毁灭的新威胁而进退维谷，再也不敢轻启战端。这正是双方在柏林较劲之际的背景，而1961年时的最终解决办法就是修筑柏林围墙，成功关闭了从柏林脱逃出去的管道。

1961年因而在德意志国身后的历史上，成为第三个突出的时间点。期盼东、西两德于分别建国之后，到头来还是能够共同组成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西方国家——的最后一点希望随之破灭。从1961年开始就已经十分明白的是，两个德意志国家并存的事实自此难以动摇，而且各个战胜国也不再认真设法加以动摇。如今德国人再也无法指望，还会有办法完成他们之前所称的“再统一”。从此以后，任何试图让德国局势变得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做法，都只能寄望于改善那两个再也无法撤销的新德意志国家的双边关系。

此项认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还需要将近十年的光阴，才转化成为官方的政策。可是，即便成为官方政策以后，“新东方政策”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仍然宛如昔日的魏玛共和国一般，仅仅站在一条腿上面：因为只有从1969年开始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在推动这个政策。已沦为在野党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则未曾在1972年投票同意签署《东方条约》，并且直到1982年重新接掌政权为止都坚持反对的态度。基督教民主联盟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出于政策延续性的考虑，将前任政府的东方政策纳为已有。

“新东方政策”具体展现于1970年签订的《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以及对本书而言意义最为重大、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972年签订的《基础条约》。东、西两德在《基础条约》中相互承认对方为主权国家，然而却对《基础条约》序言中所言及的“国家定位问题”打马虎眼。[105]

联邦政府当时于威利·布朗德总理任内所签订的上述各项条约，可以和另外一个重要的条约等量齐观，那就是各战胜国彼此之间在1971年9月签订的《四国协议》。四个战胜国在此协议中，以极为审慎的措辞，并刻意使用可作出不同诠释的表达方式，针对德国最后一个还完全仰赖他们的问题——柏林地位问题——务实地订定了规范。

此《柏林协议》对全德问题所产生的意义在于，仍然共同控管柏林的四个战胜国，让柏林市的情况迁就了如今已被视为常态的两个德意志国家。这发生在一个精心保持平衡的条约架构内。

对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而言，东柏林从此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西柏林则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具有若干特殊性质的一块“飞地”。不过就国际法观之，苏联认为西柏林是一个受到西方三强管辖的特区，西方三强则继续认为整个柏林市都是四强共管的特区。四个战胜国——包括西方三强在内——都不把西柏林看成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四个战胜国——苏联亦然——都表达出彼此的共识，不但愿意让西柏林维持现状，并且同意西柏林继续发展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联系（或联结？）。无论如何，《柏林协议》在政治上的意义是：苏联与西方列强已经达成协议，双方将不会（和不再）将各自的不同法理立场使用于权力竞逐。此举无疑使得这座分裂城市内的生活变得比较容易。

我们甚至可以表示，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形成，并且于战后存续了三年的“四强的国度”，最后只局限在柏林一隅。1971年的《柏林协议》使得这个残余地带形同遭到隔离与消毒，以致而今而后再也无法从柏林衍生出全德性的纠纷或全德性的动能。关于四个战胜国的立场讲到这里即已足够。

不过，就连两个德意志国家看待彼此的方式，也在1970年初期有所改变。1972年签署《基础条约》之后，联邦共和国放弃了迄今不承认东德的立场，以及迄今所坚称的“唯一代表权”，并且从此愿意在有所保留的情况下与东德维持国与国的关系。过了一年以后，两个德意志国家随即连袂加入联合国。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往往同样受到了低估，因为如此一来，两个德意志国家首度被整个国际社会接纳为同一个“国际法共同体”之成员。双方从此就如同其他任何主权国家一般，在联合国内进行活动。

这一连串发展过程当中最后出现的划时代事件，就是1971年至1975年之间举行的赫尔辛基会议。全体欧洲国家外加苏联、美国与加拿大——亦即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和所有的欧洲中立国——都参加了这个在战后历史上最大型的国际会议。他们可谓在赫尔辛基制订出欧洲的和平规范，会中所作出的决议则可与1816年的《维也纳会议决议案》相提并论。

在《赫尔辛基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亦即对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与会三十五国承认彼此皆为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并且保证不干预其他签约国的内政。从此，欧洲在政治上形成了普遍获得接受的正常关系与和平状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然也是所涉及的对象。德意志国的重新建立，甚或只是两个德意志国家未来的再统一，已非《赫尔辛基决议案》所探讨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表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下来，德意志国自从1945年开始的缓慢死亡过程已告结束。

自从1975年以来，这方面即未曾出现过任何改变。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关系显然并非以再统一作为目标，而是着眼于继续谨慎改善尚未尘埃落定的德境内部关系，并且加以正常化。

我们不妨在此中断片刻并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种状态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否有机会发生变化？目前的局势是否可让人作出合理推断，认为有可能再度出现类似1952年时的情况，由苏联提议让德国再统一和中立化？如果我们冷静衡量实际状况的话，那么答案应该是：没有机会。

1952年时，两大超级强国之间的关系仍在未定之天。当时尚未完全确定下来，美、苏两国是否还会有办法重拾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合作关系，抑或双方在战后形成的对抗状态将持续下去。然而，如今非常明确的是，这种或张或弛的对抗关系已经变成了常态。而且，只要核子恐怖平衡存在一天，防阻双方用战争来解决对抗，那么这种常态至少将会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一直维持原样。因为对两大超级强国而言，一场核子战争势必将意味着相互毁灭，以致双方皆不敢冒此风险。结果二者的行动自由都极为限缩，而且两国在行动上受到最多限制之处，就是最晚从1975年开始凡事都有规范可循、已经被紧紧绑住的那个地区：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两大超级强国若有一方在此后退了一步，则将表示另外一方向前多走了一步。因此双方都动弹不得。

1952年以后更在其他方面也出现了改变。当初，对苏联及其东欧同盟体系而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依然可有可无；东德在莫斯科眼中还只是一个外交上的筹码，一个抵押物而已。那时，美国看似仍有退出欧洲大陆的可能，而若此事发生的话，苏联在欧陆的势力范围不仅能够获得确保，甚至可进而加以扩充——纵使没有了东德也无所谓。但时至今日，有鉴于东欧集团国家争取自主的行动（尤其是在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苏联来说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反向观之，这种唇齿相依关系自然更加明确：东德一如既往不能没有苏联的防卫同盟。

就美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也可以作出类似的表示。在1952年的时候，纵使北约的范围缩小，以致美国只在法国剩下一个狭窄的欧洲桥头堡，那或许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事情。不过，自从法国退出北约的军事机构，并且开始如同昔日那般推动独立自主的强权政策之后，损失了西德将意味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解体——至少在欧洲大陆如此。正因为这个缘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如今对美国亦已变得不可或缺，而且这同样适用于相反的方向。假如缺少了与美国的防卫同盟，那么没有核武器的西德将在孤立无援之下向压力低头，不得不屈服于或依附于拥有核武器的东欧集团。

换句话说：今日在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以及其各自背后的两大强权之间，双方的关系已较建国之初更加密切和更加稳定。即便有人打算摆脱那些双边义务，现在也已经变得几乎不再可能了。

尽管如此，联邦共和国的某些圈子里面仍然抱持幻想，以为假如苏联再度像1952年那般提出建议的话，今天将会得到与当时截然不同的反应，而且西方将巴不得接受那项提议。但情况并非如此。或许对德国人自己来说，中立化现在是更能够被采纳的做法，因为今日统一后的德国可望再度成为一个值得认真看待的经济强权，此为有异于20世纪50年代之处。可是那两个超级强国及其同盟体系却因而更加无法容忍德国的中立化。我们若仔细观察的话，便可发现纵使对两个德意志国家本身而言，双方的再统一如今也不再是真正的课题——那并非出自情感上的理由，而是基于具体的政治因素。

两个德意志国家已被钳制在两大同盟体系之内，而两大同盟体系的分量远远超过了俾斯麦时代的各种欧洲同盟（因为前者不仅拥有稳固的军事组织，同时我们简直可以表示，它们就是超级强国的化身）。这种钳制逐年益发紧密，以致恢复（或者重新建立）一个不论以何种形式涵盖全德的国家——一个新德意志国——之前景，最后已然消失。

让我们再从第二个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此即欧洲的观点。时而有人表示：德国的分裂与欧洲的一分为二密不可分，由于欧洲各地如今已再度出现强烈的国家自主愿望（而且无论在东欧或西欧皆然），因此“欧洲的欧洲化”长久下来应可促成德国的统一。

但我们若察看当今两个德意志国家的欧洲邻邦基于本身利益，对某些德国人盼望中的德国再统一所抱持的态度，那么我们只能得出一个令人扫兴的结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希望看见德国重新统一，或者仅仅是愿意接受此事发生。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跟昔日的德意志国有过相当不好、甚至往往十分可怕的经验。对德意志国最重要的两个邻邦——法国与波兰——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假如两国之间重新建构出一个拥有八千万人口的权力集合体，必定将立刻导致警钟震耳欲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好朋友，意大利外交部长安德雷奥蒂在1984年不小心说溜嘴的话（“现在有两个德意志国家，而且两个德国应该继续维持下去”），便非常精确地呈现出德国各个邻邦心底的想法。

讲到最后：东、西两德已经分别发展了四十年，按照目前的情况来推断，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再统一将会是何模样？说来奇怪的是，想象力在此已经不听使唤。我们只能够勾勒出一种再统一的模式，那就是两德当中有一方消失不见，并入另外一方。然而，其大前提是一场战争——而且依据今日现有的条件，这种再统一模式只可能在万人冢里面完成。就再统一本身而言，两个德意志国家既然已经演变至此，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二者还会有办法融合成一个顺利运作的国家，就连在理论上也很难想象。

最近四十二年来的历史发展日益超离了德意志国。它从1945年时的影子国家，一个任由四大战胜国摆布的对象，已经逐步演变得完全不复存在，甚至倒退至无法重建的地步。对德意志国的历史进行回顾之后，不禁令人怀疑这种情况是否果真值得惋惜。那段充满各种行动与苦难、断层与恐惧的历史，前后延续的时间只不过大致相当于今日我们和它之间距离的两倍。而且，我们与那段历史的距离还只会年复一年地增加。[106]

初版后记与致谢

高龄与疾病使得本人再也无法以正规方式，将长年的研究结果与数十年来身为时代见证者的观感撰写成本书。我的朋友阿努尔夫·巴林教授于是前来协助我克服难关。巴林教授及其高足福尔克·查斯特罗与我举行了十一次漫长的座谈，由我向他们口述本书的十一个章节，接下来再一同进行讨论。所讨论的内容则依照巴林教授的意愿不对外公开。

我的讲词录音被贡达·恩斯特女士辛苦誊抄出来以后，由福尔克·查斯特罗先生花费许多功夫来整理。他在不更动内容的情况下，完全清除了自由畅谈时难免会出现的词句重复、累赘口语以及语气上的不一致——而且，其实是经过他这番处理后，才产生了具有可读性的文本。接着，我将文本再次彻底修订，并且多方面加以增补或替换。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本书。不过令我担心的是，即便如此大费周章，人们恐怕还是会注意到本书最初是讲出来而非写出来的。

致谢词几乎是每一本历史书籍当中必备的部分，但我对阿努尔夫·巴林和福尔克·查斯特罗的谢意，则属于另外一个层次：如果没有他们前来“助产接生”（套用了阿努尔夫·巴林教授自己的讲法），本书根本就不可能面世。无论好坏如何，这毕竟还是我自己的书。关于书中所叙述的一切，以及任何——往往是出于刻意——未曾讲出来的事物，我的两位“助产士”都完全无须承担责任。所有的谬误、缺陷及弱点一概由本人负责。

柏林，1987年8月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1990年版后记

本书于1987年在德国初版以后，书中的结论部分看似已被1990年出现的各种事件所驳倒。我未能预先看出那些事件，更遑论是期待它们发生，而我所认识的其他人士当中，也无人能够在1987年预见或期待它们发生。我想在此提醒的事情是：1987年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曾在波恩获得国家元首级的礼遇，而招待他的那位联邦总理，就是1990年促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同一人。[107]

今天人们当然再也无法像我在1987年所做的那般，以类似看望远镜的方式来回顾德意志国的历史。人们反而必须向自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德意志国是否换了一个名称之后，又重新回到我们的身旁？这个当头棒喝告诉我们，想从短期的眼光对历史作出预测有多么困难——而且，这个困难度或许正出自我们是从短期眼光来预测历史。纵使如此，我还是胆敢将拙作原封不动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我这么做的理由有二。

第一个理由是：这个出乎意料，由八千万人重新建构起来的德国集合体若能获得成功的话，它正可提供诱因，让人们尽可能清楚地在记忆中唤回它迄今的历史，亦即它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之间的演变史。这段历史继续维持自己当初的原样，而它所提供的教训则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来得更加迫切——那个教训就是德国可以非常迅速地向世人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

第二个理由则是：在1990年时仍然无法对历史作出预测——而且，正好同样是无法从短期的眼光来预测。德国在1990年10月3日出现的各种纪念演说和新闻标题，都纷纷表示德国已在当天“完成”统一。其实，德国的重新统一根本尚未完成。那暂时只不过是纯粹形式上的结合，将一个富裕的政体与一个刚在1990年陷入大规模失业的贫穷政体拼凑起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依旧存在，即便它已经在1990年加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它不再是1987年那个在经济上勉强还算繁荣、在政治上多少还能够运作下去的东德。它已成为一个经济残破、政治毁坏的国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将本国这个全新的组成部分，从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内所形成的废墟中拯救出来？[108]还是说西德将因此而延伸过度，甚至就连自己也被拖入东德的废墟？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悬而未决的程度，至少与1990年以前波恩官方用语中的“德国问题”不相上下。这说不定甚至——至少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将成为一个新的“德国问题”。

分享译林更多好书：

- 官方微博：﹫译林出版社

-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yilin

- 官方微信：

您有任何意见及建议，欢迎您通过以上方式与我们联系！

[1]北德意志邦联（Norddeutscher Bund）或译为“北德同盟”，成立于1866年8月，原本是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军事同盟，1867年7月成为君主立宪的邦联，1871年1月纳入南德四邦以后扩充为德意志帝国。——译注（本书注释若无特殊注明皆为译注）

[2]“施马尔卡尔登战争”（Schmalkaldischer Krieg）或译为“徐马尔卡尔底战争”，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新教诸侯进行的宗教战争（1546—1547）；双方最后在1555年签订《奥古斯堡和约》，确立了“地区决定信仰”的原则。“三十年战争”（1618—1648）使得神圣罗马帝国正式四分五裂，“七年战争”（1756—1763）则促成普鲁士崛起。

[3]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与荷尔斯泰因（Holstein）是德境最北方的两个公国，由丹麦国王兼任公爵。其中荷尔斯泰因隶属于德意志邦联，石勒苏益格则地位不确定（北部居民为丹麦人、南部居民为德国人）。二公国曾立誓“永不分离”，但丹麦两度企图正式合并石勒苏益格，导致德意志邦联两度对丹麦作战（1848—1851，1864）。石勒苏益格在1864年以后完全划入德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石勒苏益格属于丹麦、南石勒苏益格属于德国。

[4]1701年时，“勃兰登堡选侯”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外的东普鲁士成为国王（“在普鲁士的国王”）。“勃兰登堡—普鲁士”在“七年战争”时期摇身一变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其统治者腓特烈二世（“大帝”）从此改称“普鲁士国王”。

[5]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和格奈森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1760—1831）都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普鲁士名将。二人曾在普军被法军击溃之后主导了普鲁士的军事改革，使得普鲁士有能力进行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

[6]施泰因男爵（Freiherr vom Stein，1757—1831）是出身莱茵地区的普鲁士改革家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其名言为：“我只有一个祖国，它叫作德国。”

[7]歌德曾在1808年表示：“德国原无足挂齿，每个单独的德国人却意义重大。”《绿蒂在魏玛》（Lotte in Weimar）则撰写于1939年，可视为《少年维特的烦恼》之续集——“绿蒂”（夏绿蒂）为歌德年轻时爱恋的对象，但她已有婚约。书中叙述二人分手四十多年后，绿蒂在魏玛与歌德重逢的经过。

[8]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乃德意志爱国主义诗人和波恩大学历史学教授，具有浓厚的仇法与反犹太色彩。阿恩特的诗作《何谓德国人的祖国？》后来被谱曲成为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国歌”。

[9]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1861年登基前后开始进行军事改革，引起普鲁士下议院不满。1862年5月，自由主义派（“进步党”）取得国会多数以后拒绝通过政府预算案，于是“军事改革冲突”进而演变成“宪政冲突”。此时已无人愿意出面组阁，威廉一世只得任命俾斯麦为首相，对抗国会继续进行军事改革（“冲突部长”）。俾斯麦为了展现善意，在9月30日向下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表“铁血演说”，不料导致群情激愤、危机愈演愈烈。俾斯麦此后连续四年不向国会提出预算案（“无预算政府”），执意完成军事改革。1866年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后举国欢腾，下议院于是追认了之前四年内的各种违法支出，普鲁士宪政危机于焉结束。

[10]“突然迫在眉睫”指的是，丹麦在1864年突然宣布正式合并石勒苏益格。

[11]1866年以前，汉诺威王国横隔在普鲁士东部与西部领土的中间。汉诺威王国于普奥战争时期支持奥地利，结果在奥地利战败后被并入普鲁士。

[12]由于地理因素的缘故，德境各邦只有普鲁士拥有海军。

[13]德皇威廉一世的头衔为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而非“德国皇帝”（Kaiser von Deutschland）。德境各邦的君主无法接受“德国皇帝”这个头衔，因为它意味着臣属关系（“德意志皇帝”则是被拥戴出来的共主）。

[14]奥地利帝国（1804—1867）在1867年改制为奥匈帝国（1867—1918）。

[15]此处的“他们”指的是法国人。

[16]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亦称萨多瓦（Sadowa），乃普奥战争决定性战役发生的地点。那句法国口号的原文是“为萨多瓦复仇”（Revanche pour Sadova）。

[17]德意志民族运动的目标可从阿恩特《何谓德国人的祖国？》那首诗作看出：“何谓德国人的祖国？是普鲁士？……是奥地利？……噢，不、不、不！他的祖国必须更大！……凡是德语响起之处……那就是它！”

[18]“各个基督教联盟政党”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分别简称“基民党”（CDU）和“基社党”（CSU）。二者都是今日德国的保守派政党，而且“基社党”只出现于巴伐利亚。

[19]容克（Junker）一词来自中古德文，原意为“少爷”（Jungherr），用于称呼年轻的贵族子弟。到了19世纪，德国自由派人士及社会民主党相继将“容克”使用为对普鲁士大土地贵族的贬称。那些贵族也把“容克”拿来称呼自己，借此强化阶级认同。“容克贵族”多半出身自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农业地带，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为止都在德国政界和军方享有特权。其心态通常比较保守、反民主、反对共和，间接促成了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但1944年密谋刺杀希特勒的集团主要也来自“容克贵族”。

[20]这个著名的法案通常简称为“反社会主义者法”（Das Sozialistengesetz）。

[21]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是阿尔萨斯的首府，麦茨（Metz）则是洛林的首府。

[22]格拉斯东（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为英国自由党党魁，以及与俾斯麦同时代的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

[23]比洛（Bernhard Fürst von Bülow，1849—1929）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在1900至1909年之间担任帝国总理。

[24]1888年是德国历史上的“三帝之年”。德皇威廉一世（1797—1888）于3月驾崩。腓特烈三世（1831—1888）因为罹患咽喉癌，登基时已经无法言语，即位九十九天后去世。最后由其子威廉二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在6月继位，成为末代德皇。

[25]君士坦丁堡在1930年才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26]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1904—2005）是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他在1979年发表了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

[27]该条约签订于1890年7月1日。桑给巴尔不是德属东非（坦噶尼喀）东面的群岛，后来在1964年与坦噶尼喀合并成坦桑尼亚。赫尔戈兰（Helgoland）则是深入北海的两个岛屿，控制了德国的出海通道。

[28]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为魏玛共和时代“中央党”的政治人物，曾任科隆市长（1917—1933）及普鲁士参议院主席（1920—1933）。阿登纳于1945年在英军占领区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并成为联邦德国首任总理（1949—1963）。

[29]比洛除了先后担任帝国外交部长（1897—1900）和帝国总理（1900—1909）之外，并兼任普鲁士首相（1900—1909）和普鲁士外交部长（1897—1909）。

[30]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爆发地点——丹吉尔（Tangier）位于摩洛哥最北端。化解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国际会议则是于西班牙南端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举办，与丹吉尔隔海相望。

[31]霍尔丹（Richard B.Haldane，1856—1928）是1905年至1912年之间的英国陆军大臣，曾留学德国，在英国国内被视为亲德派。

[32]此句的意思是，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作战行动，完全偏离了政治上和外交上导致开战的因素。那场战争起源自东欧的纠纷，德军却向西欧出击，不但使得西欧成为主战场，更促成英国对德作战。

[33]德皇威廉二世曾在1914年7月27日向奥匈帝国提议，仅仅出兵攻占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但不攻占塞尔维亚全境），迫使塞尔维亚接受奥匈帝国提出的条件。

[34]毛奇和他的侄子同名同姓（Helmut von Moltke），分别称作“老毛奇”和“小毛奇”。“老毛奇”是末代普鲁士参谋总长和首任德国参谋总长（1857—1888），在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的胜利中功不可没。“小毛奇”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的德国参谋总长（1906—1914）。小毛奇才具不足，1914年9月马恩河会战失利之后即遭撤换。

[3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双方的战损率约为1比1.7，德方的伤亡较少。

[36]在1916年5月31日爆发的战役亦称“日德兰海战”。英方阵亡六千余人，德方阵亡二千五百余人，英方损失的军舰吨位则为德方的1.9倍。即便如此，战略上的胜利仍然属于英方。

[37]1918年3月3日，德意志帝国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签订了条件极为严苛的《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于是德国在自己也战败之前的八个多月时间内，一度实现了强迫敌方割地赔款的要求（见第五章）。

[38]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最高陆军指挥部”（OHL）实际上等同于参谋本部，前后共有三任，第一任的负责人是小毛奇（至1914年9月为止），第二任的负责人是法金汉，第三任的负责人则是兴登堡与鲁登道夫。

[39]“工贼”（Streikbrecher）就是“破坏罢工者”的意思。1918年8月8日清晨，联军出动三十一个师的部队和五百多辆坦克，在亚眠（Amiens）突破德军阵地，开始不断向前挺进。德军从此已在士气上打了败仗（即本章稍后出现的“宁静革命”和“内心革命”），第一线士兵既然再也看不见战胜的可能性，心中多半已处于类似“罢工”或“怠工”的状态，前来增援（“上工”）的部队因而显得像是“工贼”。

[40]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7年分裂成“多数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埃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是前者的领袖，在革命爆发后出任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独立社会民主党”则逐步演变成德国共产党。

[41]“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是11月成立的革命政府之正式名称。德国在“十一月革命”后出现的各种“委员会”（Rat,Räte），相当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

[42]背后捅一刀诉讼案（Dolchstoßprozess）形同否定了“背后捅一刀神话”——依据该迷思，德国之所以在一战中失利，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左派自由党和犹太人“在未曾打败仗的德军背后捅了一刀”的缘故。1924年国会大选时，一个名叫科斯曼（Paul Cossmann）的保守派记者就此大作文章，导致一位社民党籍报社主笔公开批评他篡改历史。科斯曼于是提出毁谤诉讼。慕尼黑法庭传讯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界要人出庭作证后，判定科斯曼所言不实，但科斯曼还是打赢了毁谤官司！（科斯曼最后却死于纳粹集中营，因为这位右派健将是犹太人。）

[43]斯巴达克斯党人（Spartakisten）脱胎自“独立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共产党的前身。

[44]“斯巴达克斯同盟”在1919年1月6日与极左派人士合组革命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过了一个星期后，这场“斯巴达克斯起义”（“一月暴动”）就在1月12日遭到敉平。

[45]战胜国拒绝德国参加巴黎和会，因此德国代表团在4月29日抵达凡尔赛以后，只能等待领取现成的条文。协约国先是在5月7日将草约交付德方，而后在6月16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德国于五日内接受《凡尔赛和约》。

[46]威悉河位于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是德国西北部的主要河流。

[4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普鲁士东部的三个省份悉数被割让给波兰（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东普鲁士）。

[48]作者在1987年撰写本书时，德国西部仍有美、英、法三国的军队驻防，德国中部（东德）则大量驻扎了苏联部队。德国东部三个原属普鲁士的省份，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遭到“截肢”（被斯大林割让给波兰）。

[49]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为德军上将，1919年至1926年之间担任德军领导人，被视为“国防军之父”。塞克特最后来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1934—1935）。

[50]当时苏联尚未成立（苏联成立于1922年12月30日）。

[51]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在1923年1月中旬才跌到两万比一（在1月初是七千五百比一）。

[52]关于那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可参考哈夫纳《一个德国人的故事》第十章——“群魔乱舞的1923年”。

[53]“波兰走廊”是协约国从德国割给波兰的出海通道，导致东普鲁士成为孤悬在外的飞地。“上西里西亚”原为德国主要工业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地举行公民投票决定留在德国，但协约国仍将上西里西亚东部的工业地带（卡托维治等地）割给波兰，魏玛共和国只能保留西部的农业区。

[54]奥匈帝国解体后，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曾依据民族自决原则，在1918年11月宣布与德国合并，但遭到协约国否决。

[55]哈夫纳曾在《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中表示，布吕宁的成就皆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此即“手术获得成功，病患已经死亡”，要不然就是“阵地固守下来，人员全部损失”。

[56]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是坐办公桌出身的德军将领，性喜耍弄权谋，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已可影响兴登堡而决定总理之去留。他自己担任总理的时间只有五十七天，下一任的总理就是希特勒。

[57]斯廷内斯（Hugo Stinnes，1870—1924）为德国矿业巨子和工业界领袖，列金（Carl Legien，1861—1920）则是社民党籍的德国工会领袖和帝国国会议员。二人代表劳资双方进行谈判后，资方承认工会乃工人的职业代表机构，确立了劳资利益团体在经济领域内的合作模式。

[58]“十一月罪犯”（Novemberverbrecher）是德国右派人士在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用语，乃“背后捅一刀神话”之精髓。所毁谤对象为涉及1918年11月革命、临时政府、停战协议的一切德国人士，例如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左派自由党和犹太人等等（“卖国贼”）。“十一月罪犯”一词后来更被纳粹党大肆利用，用于进行选战以及在夺权后排除异己。

[59]关于格奥尔格及相关时代背景，可参考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

[60]巴本在1932年5月31日出任总理，接着在6月4日解散国会；“鞭打普鲁士”发生于7月20日，国会大选则在7月31日举行；新国会于9月12日通过倒阁案（554名议员当中有512人投下不信任票），兴登堡与巴本随即再度解散国会；11月6日又举行新一轮的国会大选；巴本于12月3日被迫下台，由施莱歇尔接任总理。最后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

[61]皇太子威廉（Wilhelm von Preußen，1882—1951）虽在1923年返回德国，但他早于革命爆发后便宣布放弃皇位继承权。

[62]巴伐利亚太子鲁普雷希特（RupprechtvonBayern，1869—1955）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军元帅。

[63]魏玛共和国在1932年3月13日举行末次总统大选，五位候选人皆无法获得过半数选票（兴登堡：49.6%，希特勒：30.1%），于是在4月10日举行第二轮选举，由兴登堡、希特勒和共产党三方对决。各民主政党迫不得已支持了兴登堡，使得他顺利连任（兴登堡：53%，希特勒：36.8%）。

[64]兴登堡总统出生于1847年。

[65]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是德国文学博士和纳粹的宣传部长；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党元老之一，于民主德国建国后长年担任党政军领导人。

[66]青年联盟（Bündische Jugend）为20世纪初期的德国自由青年运动组织，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被纳粹摧毁。

[67]“社团国家”（Korporationsstaat）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用语。“等级制国家”（Ständestaat）则是奥地利法西斯主义所建立的国家形式。

[68]纳粹政府在1933年7月14日立法禁止成立政党。

[69]1933年3月5日举行了德意志国末代国会大选。纳粹仅仅获得43.9%的选票，其余主要政党的得票率分别为：社民党18.3%，共产党12.3%，中央党11.2%，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纳粹党的盟友）8%。

[70]国会在3月23日当天以四百四十四票通过《授权法》，只有社会民主党的九十四位议员投下反对票。《授权法》后来又延长了三次，直到纳粹败亡为止。

[71]迪特里希（Hermann Dietrich，1879—1954）是布吕宁内阁的副总理，并先后兼任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

[72]纳粹自己也瞧不起那些从1933年3月开始抢着入党的人，讥称他们为“三月阵亡者”（“三月阵亡者”原指1848年革命爆发后柏林街头战斗中遇难的百姓）。

[73]布隆贝格（Werner von Blomberg，1878—1946）是希特勒的首任国防部长（1933—1938），1934年于兴登堡死后下令全军向“元首”个人宣誓效忠，因而晋升元帅。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1884—1942）是希特勒上台之初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于法国战役后晋升元帅。赖歇瑙为德军将领中相当罕见的纳粹党员，有“政治将军”之称。

[74]因为“罗姆政变”而遭杀害者总共有二百人左右。罗姆（Ernst Röhm，1887—1934）是退役的巴伐利亚陆军上尉，乃希特勒唯一可称兄道弟的朋友。罗姆被枪毙时所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希特勒万岁。”

[75]省党部领导人（Gauleiter）是纳粹地方党务的最高负责人，1941年时在“大德意志国”境内共有四十二个省党部（Gau）。全国领袖（Reichsleiter）则是理论上地位仅次于“元首”的纳粹高干。纳粹党共有十八个“全国领袖”，其中最著名的是宣传部长戈培尔，以及党卫队（黑衫队）头目希姆莱。

[76]国防军在1919年至1935年之间的德文名称是“Reichswehr”，1935年至1945年之间改称“Wehrmacht”（意为“防卫力量”）。

[77]冲锋队（Sturmabteilung）穿着褐色制服，亦称“褐衫队”；党卫队（Schutzstaffel）穿着黑色制服，亦称“黑衫队”。

[78]“禁卫军的身高”（Gardemaß）这个用语衍生自“在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的巨人掷弹兵团（最低身高标准为1.88米）。纳粹黑衫队员的最低身高标准则是1.80米。

[79]“国家安全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简称RSHA，成立于1939年9月，是德国国家警察与纳粹党卫队合而为一后所形成的怪物，其直属长官就是身兼党卫队头目和“德国警察总监”二职的希姆莱。“国家安全总局”下设七个部门，分别掌管人事、组织、国内情报、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刑警、国外情报、“世界观研究”（新闻检查）。“国家安全总局”的核心单位就是“盖世太保”（第四局）。

[80]《人民观察家报》是纳粹的党报。

[81]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1885—1946）乃小学教师出身的纳粹高干，为纽伦堡地区（中法兰克尼亚）的省党部头目。《冲锋报》自1923年起散播反犹太主义，以文字及漫画极尽污蔑犹太人之能事。施特莱歇尔并为1933年纳粹抵制犹太人行动的负责人，最后在纽伦堡大审被判处绞刑并执行完毕。

[82]纳粹政府为了将德国行政体系“同步化”并剥夺犹太人出任公职的权利，在1933年4月7日颁布《专业公务人员制度重建法》。该法案的第三条（“雅利安人条款”）明文规定各级公职人员须为“雅利安人”——凡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当中有一人为犹太裔的德国人，便属于“非雅利安人”（“四分之一犹太人”）。国防军在1935年5月也采用了这个条款。

[83]德军在1938年3月12日开入奥地利，而后希特勒于15日在维也纳宣布：“我的故乡加入德意志国。”纳粹政府从此非正式地将德国称作“大德意志国”（自1943年起，更在邮票上面打出“大德意志国”的国号）。

“苏台德地区”原本属于奥匈帝国的德语地区，面积超过两万平方公里，自北、西、南三面包夹波西米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禁止奥匈帝国的德语地区依据民族自决原则与德国合并，并且将苏台德地区划归捷克，导致捷克的人口三分之一为德裔。签订《慕尼黑协定》以后，德军在1938年10月1日开入苏台德地区，将之并入纳粹德国。世居该地的三百多万德裔百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悉数遭到捷克驱逐。

[84]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1750—1822）为普鲁士首相（1810—1822）与施泰因男爵同为最著名的普鲁士改革家。哈登贝格进行的主要改革之一是，在1812年3月授予犹太人完整的公民权利（解放犹太人）。

[85]作者当时的未婚妻就是犹太人，他们二人后来只能在英国结婚。

[86]海因里希·吕布克（Heinrich Lübke，1894—1972）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59—1969）。

[87]“假如元首晓得此事的话！”是纳粹时代一般德国百姓看见令人心生不满的事物时，经常会私下说出的用语。其言外之意是：希特勒与那些恶行“无关”，假如希特勒事先晓得的话，此事就不会发生！

[88]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是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1938—1945），1946年在纽伦堡被判处绞刑。

[89]但泽（Danzig）今称格但斯克（Gdansk），原为西普鲁士的首府，95%的居民为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将但泽自德国切割出去，成为国际联盟托管的“利伯维尔”，其海关、港口及铁路则受波兰管辖。但泽在希特勒战败之后被并入波兰，其德裔居民悉数遭到驱逐。

[90]希特勒与戈林对谈的时间是1939年8月29日早上。其背景为：德苏在8月23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之后，英国也与波兰签订盟约，而墨索里尼随即通知希特勒，意大利将不会配合进行德国发动的战争。德国军方希望利用此机会说服希特勒打消开战的念头，但希特勒在9月1日清晨就下令进攻波兰。

[91]尼罗命令（Nero-Befehle）就是希特勒针对德国所发布的毁灭令（有古罗马“暴君焚城录”的味道）。可参考哈夫纳《解读希特勒》。

[92]邓尼茨（Karl Dönitz，1891—1980）为德国潜艇舰队司令、海军元帅和纳粹党员，1945年4月30日被希特勒在遗嘱中指定为继任者，遂成为德意志国末代总统。邓尼茨5月8日在广播中宣布德军无条件投降，5月23日遭到英军逮捕，1946年于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十年徒刑。

[93]这三个新成立的“邦”（Land）原为普鲁士的省分（下萨克森则是1866年并入普鲁士的汉诺威王国）。战胜国在1947年解散普鲁士，于是普鲁士完全消失，南德四邦的名称则继续沿用下来（巴伐利亚、黑森、巴登、符腾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西德时代共有十个邦（外加西柏林），1990年再统一之后则有十五个邦（外加柏林市）。

[94]“在西南部进行的修正”是指，德国西南部的“巴登”和“符腾堡”二邦被合并成“巴登—符腾堡”邦。

[95]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采取中央集权制，划分为十四个行政区（外加东柏林）。

[96]苏联占领区的社会民主党，已在1946年与共产党合并为“社会主义统一党”（SED）。

[97]德意志帝国的面积为54.0858万平方公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魏玛共和国及第三帝国初期的面积为46.8787万平方公里。东德与西德合在一起的面积则是35.7104万平方公里。

[98]《基本法》序言中所使用的字眼为“德国”（Deutschland）而非“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东、西两德在1990年10月3日统一之后，《基本法》的序言部分已遭到修改。新版序言的大致内容为：十六个邦的德国百姓“已在自由的自决中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与自由”，因此《基本法》适用于全体德意志民族。

[99]西德主张“一国论”（认为德国问题悬而未决），东德则在1990年以前主张“两国论”。东、西两德彼此打交道的时候，东德是由外交部出面，西德则由“德意志内部关系部”主司其事。

[100]例如西德国歌的歌词是：“统一与法治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东德国歌的歌词则为：“让我们为你谋福祉，德国，统一的祖国……”。不过后来东德改采“两国论”，以致东德国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变成了纯粹的演奏曲；东德恢复唱国歌的时间是在1989年11月柏林围墙倒塌之后！

[101]奥德河（Oder）与奈塞河（Neiss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共同构成德国与波兰的边界。两条河流以东的波美拉尼亚（Pommern）、西里西亚（Schlesien），以及奥德河口西岸的斯德丁（Stettin）都被割让给波兰；东普鲁士（Ostpreußen）则一半划归苏联，一半划归波兰。

[102]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是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订者，曾任国务卿（1953—1959）。

[103]西德在1955年5月9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于1949年4月4日）。苏联旋即在1955年5月14日与东德、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组成“华沙条约组织”。

[104]德国战败以后，战胜国除了将德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之外，也将深处东德境内的柏林市划分为四国占领区。1961年盖起柏林围墙之前，虽然东、西德边界早已竖立起铁丝网，东、西柏林之间却仍畅行无阻，成为东德百姓逃往西方的管道。

[105]西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奉行“哈尔斯坦主义”，坚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整个德国，拒绝承认东德。社会民主党籍的布朗德在1969年当选总理后，才放弃“哈尔斯坦主义”，转而推动“新东方政策”。其结果是，1970年的《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改善了西德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关系，并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边界。1972年的《基础条约》则实现了两德关系正常化：双方相互承认对方为政治实体，却又不视对方为外国（因此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裁定《基础条约》并未违背西德“一德宪法”之精神）。东、西两德随即在1973年同时加入联合国。

[106]德意志国从1871年到1945年之间前后延续了七十四年（或1867年至1948年之间的八十一年），本书在1987年初版时，与1945年之间的距离则为四十二年。

[107]那位联邦总理是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1930—），后来成为两德统一后的第一任总理。那位“国务委员会主席”则是东德党政军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1912—1994）。昂纳克曾在1987年前往西德进行正式访问，于1990年两德统一前夕流亡莫斯科，苏联解体后被遣返德国接受审判，因健康不佳获准流亡智利以至于终。

[108]“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指的是：柏林围墙于1989年11月9日夜间突然“倒塌”之后，东、西两德随即在1990年10月3日统一。

版权信息

Author: Sebastian Haffner

Title: ANMERKUNGEN ZU HITLER

Copyright © 1978，1998 by Kindler Verlag GmbH, Münche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eijing Star Media Co. Ltd., Chin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4-316号

书  名　解读希特勒

作  者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译  者　景德祥

责任编辑　陈　锐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55115

关注我们的微博： @译林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信：yilinpress

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

目录

征服希特勒的幽灵

第一章 生涯

第二章 成就

第三章 成功

第四章 错误

第五章 失策

第六章 罪行

第七章 背叛

返回总目录

征服希特勒的幽灵

景德祥

一

希特勒比萨达姆“高明”。

七十年前，当他的末日来临的时候，希特勒选择的不是东躲西藏与屈辱投降，而是在帝国首都柏林就地自杀。这样，他不仅逃脱了人世正义的惩罚，而且拯救了自己身后的“光辉形象”。他留给后世的不是一个蓬头垢面、可怜巴巴的“脏老头”样，而是一个“完美无损”的人世邪恶的经典象征。在历史现实中，希特勒被征服了；但他那邪恶的思想与精神却像幽灵一样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任意翱翔。

要征服希特勒的幽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他虽然被打败了、消灭了，但他毕竟曾经节节胜利、所向披靡，这使得他的失败与消失显得有点“偶然”，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后人看到的他的最后镜头是在1945年4月20日，即在他五十六岁生日那天接见为他卖命的德国孩子的场景，虽然已经灰头土脸，但仍然令人毛骨悚然。而他十天后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十米深的地下室的自杀，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并公之于众。人们在相关历史纪录片中看到的几乎都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希特勒。在那里，他仍然在咆哮着、得意着、凯旋着；德国人仍然在为他欢呼着、战斗着。希特勒似乎还“活着”。与此相比，他最终的失败与自杀的事实只是一条抽象的，似乎可以被忽略的信息。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思想受到了大力讨伐，他的滔天罪行受到了彻底的揭露与谴责。但正因为他失败与消失了，他已经不能为其思想与行为进行辩护。正如针对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的判决，只有在一个公正法律与审判程序之内才能使人心服口服，对希特勒的思想与罪行的评判，也只有在坚持公正与逻辑原则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在这里，为希特勒作“辩护”的不是对他的赞成、宽容或同情，而是我们思想中的公正与逻辑意识。只有当我们能够在不扭曲我们日常的公正与逻辑意识的前提下，颠覆希特勒的思想建筑、动摇他的道德基点的时候，我们才能为针对希特勒所作出的严厉评判感到心安理得，才能算是在真正意义上征服了希特勒的幽灵。

能做到这一点的历史著作屈指可数。我们一般接触到的有关希特勒的读物，或属于“远距离扫射”，或属于“近距离感染”。前者对希特勒的打击效果犹如向银幕上的希特勒开枪，而后者则已经被希特勒的幽灵所迷惑与俘虏。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则是一部敢于接近希特勒的幽灵，而又不被它所俘虏，以平和的心态、依据公正的标准、凭借丰富的知识与严密的逻辑征服希特勒幽灵的力作，是一面让这一“魔鬼”原形毕露的“照妖镜”。

二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1907-1999）是德国著名政治评论家与历史学家。他于1907年12月27日出生在柏林，原名莱蒙特·普雷策尔（Raimund Pretzel）。大学期间学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在国家司法机关工作。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因不愿意与纳粹同流合污，他主动辞去公职，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38年，因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他与有犹太血统的未婚妻一同离开德国，移居英国，并任英国《观察家报》德国方面的记者。为了保护其在德国的亲友，他选择了“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这个笔名。据其女儿萨拉回忆，这是因为他喜欢德国著名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与莫扎特（尤其是其《哈夫纳交响曲》）。1940年，哈夫纳在英国出版了《德国：杰克尔与海特》（Germany：Gekyll&Hyde）一书，向英国民众解析德意志民族——这个“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追随恶魔希特勒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夫纳于1956年以《观察家报》驻德记者的身份返回到当时的联邦德国。在向英国报道德国时事的同时，哈夫纳也经常参加联邦德国电视台每周一次的著名国际记者讨论会“国际早餐会”，逐渐介入德国新闻与舆论界。1961年8月13日，即在民主德国建造“柏林墙”的当天，当德国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焦点的时候，哈夫纳向《观察家报》辞职，改任联邦德国《世界报》记者，次年又改任《明星》周刊的专栏作家，由此完全回到了故乡的环境之中。

在20世纪50年代，哈夫纳还是一位保守的“冷战分子”。人们可以经常听到他对民主德国的猛力抨击。自1962年10月联邦德国发生阿登纳政府打击新闻自由的“明镜事件”起，哈夫纳的思想开始向左转。196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与联邦德国史学界关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的辩论，哈夫纳推出了历史著作《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七大致命过失》（Die sieben Todsuende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m Ersten Weltkrieg）。在揭露德意志帝国外交失策的同时，哈夫纳要求联邦德国社会吸取德意志帝国的教训，放弃复仇主义的幻想，改善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后来他甚至提出了承认民主德国为外国，放弃德国统一的主张。保守的哈夫纳成为了后来勃兰特政府的“东方政策”的开路人。（他还认为，两德的统一“连理论上的可能性都没有”。当1990年德国统一成为事实的时候，哈夫纳坦然认错：“这是我一辈子出的最大的洋相！”）1967年，哈夫纳又推出了《丘吉尔传》（Churchill），受到了广泛的赞赏，进一步奠定了其历史散文作家的地位。联邦德国爆发学生运动时，哈夫纳已经年逾花甲，但他却十分理解与支持年轻一代的抗议运动，成为青年学生难得的“忘年交”。不仅如此，哈夫纳的思想“左化”到了让社会民主党人难以忍受的地步。1968年，在德国1918年革命五十周年之际，哈夫纳又出版了相关著作《背叛》（Der Verrat），谴责当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艾伯特“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理想。

1978年，年逾古稀的哈夫纳推出了他一生最著名的著作，即这本《解读希特勒》。该书出版不久，便在联邦德国引起轰动，连续几个月稳居畅销书榜首。哈夫纳因此在当年获得杜塞多夫市的海涅奖。尽管在此之前（1972年），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已经出版了巨著《希特勒传》（Hitler.Eine Biographie），但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则以短小精悍、深入浅出的特色长期与费斯特的千页巨著平起平坐。费斯特赞誉哈夫纳的“小书”“毫不费力地”把许多篇幅巨大的著作“撂在了后面”，不知他是否也指自己的《希特勒传》。总之，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是德国最为畅销的希特勒读物，至今已经再版二十多次，而且被翻译成二十三种文字。

《解读希特勒》中的某些观点也受到了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质疑，他们对哈夫纳的历史专业水平还是有所保留。但当一年后哈夫纳的图文并茂的《不含传说的普鲁士》（Preussen ohne Legende）问世时，专业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对他的专业知识与判断力表示钦佩。哈夫纳对普鲁士，特别是其早期历史与文化的高度评价，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普鲁士的偏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哈夫纳虽然年老体弱，但仍然用口授的方式不停著述，1987年，八十岁的哈夫纳又出版了德国历史评论集《从俾斯麦到希特勒》（Von Bismarck zu Hitler）。该书被视为哈夫纳对德国近现代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最后总结。

1999年1月2日，在度过了九十一岁生日的几天后，哈夫纳在柏林去世。2000年，他于1940年前后创作的叙述自己青少年时代的遗著《一个德国人的故事》（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由其子女整理出版，很快也成为畅销书。德国再次兴起“哈夫纳热”。

哈夫纳虽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研究，但他对德国公众历史意识的影响却大于任何一个德国专业历史学家。哈夫纳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是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来观察历史，用普通人的语言来写作历史，用日常的逻辑与尺度来解释与评价历史。正因为他避开了专业历史研究的视角，他看到了专业历史学家所看不到的历史的面目。也正因为他面对普通读者写作历史，他比专业历史学家们更多地解答了同代人的历史疑惑。《解读希特勒》在各方面都是哈夫纳写作特色的经典代表，也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

三

回顾哈夫纳20世纪60年代的创作历程，可以想象，到了70年代初，对于哈夫纳来说，写一部有关希特勒的书，一定是一件技痒难忍，但又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推出了《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七大致命过失》，三年后他又出版了《丘吉尔传》，显示了自己对历史题材的浓厚兴趣以及在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才能。在1968年，他又出版了纪念1918年革命的《背叛》一书。人们可以预料，哈夫纳将在1975年前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十周年之际，推出一部有关纳粹德国或希特勒的著作。

而另一方面，哈夫纳又遇到了两个十分强劲的竞争对手。其一是当时在联邦德国史学界迅速崛起的社会史学派。在该学派的影响下，联邦德国历史科学研究的重心，开始从国家政治向社会经济结构与进程转移，对历史人物的专注研究已经被看成是不合时宜的“老一套”。他们认为，研究纳粹德国历史不能以希特勒为中心，而为希特勒这样一位德国历史的罪魁祸首写传记，则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揭示造成希特勒上台的历史、政治、社会与经济原因。

哈夫纳的另一个或许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则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费斯特。这位比哈夫纳年轻近二十岁的政论家与历史作家，于1973年推出了巨著《希特勒传》。这部著作远远超越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布洛克（A.Bullock）的希特勒传记，创造了希特勒研究的新顶峰。在费斯特的《希特勒传》以后，再推出一本更为全面、详尽、透彻的希特勒传记，显得不仅多余，而且几乎不可能。或许，这也是哈夫纳没有直接在1975年前后出版自己的希特勒著作的原因之一。

而当本书在1978年出炉的时候，哈夫纳还给它起了一个过于谦逊的书名：《关于希特勒的几个注解》（Anmerkungen zu Hitler）。意思似乎是，本书不是又一部希特勒传记，《希特勒传》已经有人完成了，我只能附加几个注解作为补充。该书七个章节的标题也真是“注解”般的简单：生涯、成就、成功、错误、失策、罪行、背叛。

但结果表明，虽然有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在先，哈夫纳的几个“注解”却不是多余的。如果说费斯特的《希特勒传》是希特勒这条巨蟒的巨幅油画，那么哈夫纳的希特勒肖像则是一张简明扼要的速写。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却恰到好处、入木三分，比墨浓笔重的油画更为真实。费斯特的著作宏大详尽，但读者很难得其要领，而哈夫纳的“注解”名副其实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不仅如此，哈夫纳还指出了希特勒这条巨蟒的致命“七寸”。在费斯特的画卷里，希特勒巨蟒般的活灵活现，让读者感到恐惧（甚至“悲壮”）而又入迷；而在哈夫纳那里，希特勒有时是条巨蟒，有时却萎缩成了一条蜥蜴，而且最终被征服了。

哈夫纳没有运用复杂的政治学或社会学理论，不做过度的艺术渲染，也不做过高的道德批判，而是用普通人的平淡眼光来观察，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来叙述，用相对客观公正的标准来评判希特勒的是非功过。甚至可以说，是先把希特勒当作一个普通人、正常人来看待，尔后逐渐显现其畸形、疯狂与罪恶的原形。

四

翻开第一章“生涯”第一页，我们首先读到的开场白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一生走的是上坡路……阿道夫·希特勒一开始就走下坡路”。一本以希特勒为主角的著作以如此平淡的语言与视角开头，实在出人意料，而同时又让人眼前一亮，兴趣顿生。在这里，哈夫纳观察希特勒的眼光，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对一位名人进行体检的眼光，更确切地说，是对一具“名尸”进行解剖的眼光。他不让名人的光环阴影、功过是非影响他的工作。“躺”在他眼前的“名尸”，是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大级别”失败者的大起大落的人生履历，一个让许多人百思不解的谜：开始是一个默默无闻、古里古怪的失败者，然后是一个遮天蔽日、不可一世的“成功者”，而最后却又是一个一败涂地、恶贯满盈的失败者。在为这具“名尸”填写“一般栏目”的时候，哈夫纳仅仅依据几条众所周知的，但一般人熟视无睹的信息，就揭示了希特勒生命的畸形：这位在政治影响方面近乎“满分”的世界历史顶级“名人”，在友谊、爱情、亲情、文化、职业等方面都是个“零”。这也就基本揭示了希特勒成为一个政治狂的原因，因为政治是他的生活替代品。在对希特勒的个性与个人生活做静态观察后，哈夫纳逐个评述了希特勒政治生涯的七个阶段或重大决定：一、早年便专心政治，把政治当作生活的替代；二、1913年从奥地利移民到德国；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决定当政治家；四、发现自己作为大众演讲者的魅力；五、决定当领袖；六、决定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其政治时间计划，也就是决定发动战争；七、决定自杀。读者可以在很短的篇幅里，看到希特勒是如何从一个无业流浪者走向“辉煌”，随后又走向毁灭的。字里行间，希特勒的成败之谜已经隐约可见。

在第二章“成就”里，哈夫纳毫不讳言地承认，希特勒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也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获得绝大多数德国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到1936年，在短短三年之内，希特勒解决了德国大众的失业问题，创造了“经济奇迹”。他也创造了德国扩军的“奇迹”。到1938年，德国的军队从仅十万人的陆军发展到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包括最强大的空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凌辱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变成了一沓废纸。哈夫纳尤其突出了希特勒在建立独立作战的装甲兵种中的关键性作用，这一兵种的建立为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节节胜利奠定了基础。哈夫纳认为，虽然希特勒在创造经济与军事“奇迹”的时候有许多帮手，但他的领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另外，希特勒还推动了德国社会的变革。希特勒这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促进了德国人的“社会化”，让他们感到了集体生活的温暖。哈夫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真正区别在于集体主义，在于人的“社会化”。在此意义上，希特勒无疑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一位“很能干的社会主义者”。

费斯特曾提出过这样的猜测：如果希特勒于1938年底遇刺身亡，那么绝大多数德国人将把他看成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Staatsmann），或许是德国历史的完成者。他的那些反犹言论会被当作胡思乱想而被遗忘。对此，哈夫纳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希特勒1938年底如日中天的声望，是与他通过和平道路获得的一切成就密切相关的，而希特勒实际上早就开始备战了。当这一秘密被揭开的时候，他的光辉形象就会因此受到影响。另外，到1938年，希特勒不仅已经把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而且把德国的现代国家制度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只有他一人能够控制的混乱状态。如果希特勒在此时猝死，那么德国人会突然发现，他们连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都没有了，希特勒没有留下一部宪法，没有确定接班人，他留下的只是一片混乱。

哈夫纳的质疑不无道理，但在译者看来，这两点也未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希特勒的历史形象。如果人们能够原谅他的反犹言论，那么也会原谅他的战争计划，因为它们毕竟没有付诸实施，没有形成惨不忍睹的现实。虽然希特勒没有建立一套新的国家制度，没有安排好接班人，他意外身亡后会出现混乱，其他纳粹头目将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但德国人或许不会把这种混乱归咎于希特勒，而是归咎于其他纳粹头目，指责他们不如希特勒。而收拾残局，在一番无序斗争后建立一个稳定而有序的国家制度的能力，戈林、戈培尔之流还是有的。没有了希特勒，纳粹德国也不大可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也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这就是说，如果希特勒于1938年意外身亡，他以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身份被载入史册是不可避免了。可惜的是，希特勒没有这样的“福气”。他不能作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被载入史册，这一点也不冤枉他。因为，如果他有了这种“福气”，那确实是“便宜”了他。因为1938年的希特勒还不是完整的、真正的希特勒，1945年的希特勒才是其本来面目。历史没有亏待希特勒。当然，考虑到希特勒1938年以后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他没有在当年猝死实质上也是人类的厄运。如果他“及时”死了，人类可以避免一场浩劫，而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在历史书上多了一个欺世盗名的“伟人”。

在“成就”一章结束时，哈夫纳把希特勒与俾斯麦、拿破仑作了比较，得出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结论：如果仅作为“成就健将”，希特勒或许比拿破仑还强大，但有一种境界他永远没有达到，即“国家巨匠”的境界。作为征服者，拿破仑虽然也失败了，但他留下了一套国家制度。希特勒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在他失败后都无影无踪了。这不仅是因为希特勒的奋斗以灾难与失败告终，而且还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打算建立一些固定的制度留给后人。希特勒拥有的是巨大的摧毁力量，而缺乏的是积极意义上的建设能力，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建设者。在这里，哈夫纳赋予了“Staatsmann”一种独特的、建设性的“国家巨匠”的含义。本来我们可以把“Staatsmann”翻译成“政治家”或“国家领袖”，希特勒无疑可以被称为“政治家”、“国家领袖”，但确实不是一位为后代打造一套国家制度的“国家巨匠”。或许，希特勒打算在赢得针对苏联的“生存空间战争”以后才开始建设国家。但我们很难想象，希特勒会在战胜苏联以后，不继续与日本或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哈夫纳对希特勒成就的肯定，曾经受到了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指责，但哈夫纳对希特勒的“赞誉”也不过如此了。从第三章的标题“成功”来看，哈夫纳似乎还在为希特勒“摆功劳”，但实际上他已经向希特勒“开刀”了。哈夫纳认为，有必要把“成就”与“成功”区别开来，因为“成就”是属于个人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成功”则是相对而言的。一方的“成功”是以另一方的“失败”为前提的。“成功”并没有绝对价值，它只能说明成功的一方在较量中比失败的一方强大。在这里，哈夫纳寻找到了解释希特勒一生大起大落的成功曲线的钥匙。希特勒1930年前一事无成，而在1930年至1940年间获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目眩的对内对外的胜利，而从1941年秋起，则又每况愈下，直到一败涂地。为什么前后有如此大的反差？

哈夫纳认为，原因就在于希特勒在不同的时期遇到了力量强弱不等的对手。在1930年前，魏玛共和国对于希特勒来说还是太强大了，他在1923年11月发动的“啤酒馆暴动”被巴伐利亚政府毫不费力地镇压下去了，他出狱后重建的纳粹党的大选成就一直是微乎其微。只有当魏玛共和国在1930年再次陷入严重危机，而且原有民主政党发生分裂的时候，他才得以乘虚而入，在权力的阶梯上节节攀升，最终在1933年1月得以上台，并在短短一年半多的时间内，即在1934年8月兴登堡死后，建立了个人独裁统治。所有这一切“成功”，都是因为希特勒碰到了软弱无力、分崩离析的内政对手。

自1935年起，希特勒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对外的“成功”：1935年实行普遍兵役制，1936年3月进军莱茵非军事区，1938年3月兼并奥地利，9月获得苏台德地区（《慕尼黑协定》），1939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9月侵略并占领波兰，1940年4月占领丹麦与挪威，5至6月战胜法国。与其内政的“成功”一样，希特勒对外的“成功”也是建立在其对手的软弱，特别是陷入“绥靖”泥潭的英国与法国的不抵抗基础上的。这一点，自1941年开始，确切地说自1941年冬天开始，就开始改变了。自6月22日发动的侵苏攻势被苏联红军挡在了莫斯科城前，希特勒开始碰到强硬的对手了。在东方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德军开始节节败退，希特勒就黔驴技穷了，在军事与政治战略上一筹莫展，几乎只知道“死守到底”，直到最终失败。可以说，没有比哈夫纳对希特勒的成功之谜的解释更为简明扼要，更能使读者豁然开朗的了。哈夫纳的分析也说明，如果希特勒在国内与国际上的对手能够团结一致，及时作出坚决的抵抗，希特勒就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嚣张的地步。

第四章“错误”是哈夫纳对希特勒思想错误的分析批判。在德国，希特勒的政治思想在他上台之前无人重视，被看成是痴人说梦话，而在他上台之后又无人敢于质疑。在他被赶出历史舞台之后，他的思想又作为极其危险的思想毒品被封杀。一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交锋并没有进行。这其实赋予了希特勒思想本来不该占有的位置，也不能说明人们在思想上真正战胜了他。哈夫纳的论述表明，希特勒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不堪一击。哈夫纳的批判方法不是“打棍子”，而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而且是在承认希特勒的有些思想是说得过去的前提下，“点穴”出击，直指其要害。读者的感觉是，这里是一位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的老教授与一位“半瓶子醋”的辍学青年在进行思想交锋，用不着两三个回合，希特勒这位“愤青”就败下阵来了。

按哈夫纳的分析，希特勒的思想体系，主要是由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与极端反犹主义两部分构成的。希特勒认为，所有历史事件的载体是民族或种族。历史著作是对种族生存斗争过程的叙述，所有世界历史现象只是种族自我捍卫欲望的体现。一个民族的内政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其对外自立的力量。对外自立就意味着斗争，而斗争的形式就是战争。政治必须为战争的实施作准备。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进行征服，最终获得世界统治。

哈夫纳认为，到这里，希特勒的历史理论基本上还能自圆其说。但他的“民族”与“种族”概念很混乱，两者的关系不清楚，也没有讲清楚哪些民族是所谓的“雅利安人”。哈夫纳进而指出，希特勒的历史观未免太片面了，如果说历史充满了斗争的话，那么远远不止是民族或种族之间的斗争，在阶级、国家、宗教、思想意识、王朝与政党等各种人类群体之间，也都存在着斗争。而历史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战争，人类历史上的和平时期要比战争状态长久得多，战争总是要以缔结和约而告终。而且战争的目的，也不一定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到20世纪，所谓的“生存空间战争”在欧洲已经中止一千五百年了。近一千五百年以来，欧洲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战争的目的不在于夺取生存空间，也不在于将对方驱逐或彻底消灭。希特勒践踏了欧洲文明国家战争规范的底线。希特勒对“生存空间”的痴迷，实质上说明了他对工业化以来生产力飞跃的无知。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财富概念上。在现代工业社会，国土的辽阔已经不能成为国力雄厚的标志或基础。

哈夫纳进一步指出，希特勒极端反犹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错误的。首先，希特勒在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种族”的问题上含糊不清，更多的时候是把他们当作一个“种族”。但犹太人显然不是一个“种族”，因为他们中既有白种人，又有黑种人、黄种人。犹太人有点像一个“民族”，但他们又不使用共同的语言，如德国的犹太人说德语，英美的犹太人说的是英语。而犹太人最主要的共同特征则是他们共同的宗教，因此他们是一个宗教共同体。其次，希特勒所宣扬的犹太人对白种人或德国人的威胁，也都是无稽之谈，因为欧洲的犹太人自19世纪中期起都已经融入了各自的民族国家，成为了各个国家的优秀的爱国者。在德国更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犹太人与德意志人肩并肩地走上了战场。直到希特勒上台，德国犹太人都深深地爱着他们的“德意志祖国”。希特勒关于世界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而且行将实现这一“阴谋”的观点，也不符合事实。由于犹太教内部的矛盾以及现代各种矛盾的影响，当时犹太人正处在其历史上最为虚弱、最为分裂的时期。当希特勒对他们进行大屠杀的时候，他们连起码的自卫能力都没有。他们像绵羊走向屠宰场那样顺服地走向了集中营。所以，哈夫纳认为，希特勒屠杀的不是什么威胁人类的“怪物”，而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人。

在毫不费力地“解构”了希特勒的思想体系以后，哈夫纳在“失策”一章中又向希特勒的政治决策开刀了。哈夫纳认为，希特勒上台后同时追随着两个政治目标：一个是建立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另一个是消灭犹太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失策，因为两个目标相互阻碍。如果希特勒只追求德国的欧洲霸权，那么他就应该团结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果不是他的反犹政策把杰出的犹太科学家驱逐到了美国，那么第一个发明原子弹的国家就不是美国，而会是德国。仅此一项，就会在德国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被他赶到了敌对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撇开其反犹政策的负面影响不说，希特勒在其追求德国的欧洲霸权的过程中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两次葬送了本来已经到手的果实。第一次是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之后。当时英、法已经把东欧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交给了希特勒。他完全可以静下心来，逐步构建与巩固德国在东欧的霸权地位。但希特勒还是不满足，偏偏要发动侵略波兰的战争，迫使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是在1940年6月德国战胜法国之后。希特勒又一次获得了可以“见好就收”的机会，而且这一次是建立德国在苏联以西的全欧洲霸权地位的机会。但这一次机会又被希特勒扔掉了。他偏偏要发动针对苏联的“生存空间战争”。回顾起来，对苏战争本身就基本上决定了希特勒将以失败者被载入史册，因为苏联的人口、国土与资源等方面的实力都远远超过了德国。别说他没有攻克莫斯科，即便攻克了莫斯科，他也无法结束这场与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的战争。

而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最为明显、最为严重、最为愚蠢，因而也是最难以解释的决策错误，则是他1941年12月11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几天后对美国的宣战。当时，德国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苏联红军的猛力反攻给德军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战败，获得侵苏战争胜利的希望已经泡汤了。而在这种绝境下，希特勒还向强大的美国宣战，给了罗斯福求之不得的公开对德作战的理由。这不是给自己“灾上加灾”吗？希特勒图的是什么呢？哈夫纳作出了种种猜测，但仍然不得其解，最后的猜测是“破罐子破摔”：既然不能作为最伟大的征服者与胜利者，那就至少作为最大灾难的制造者被载入史册吧！

在译者看来，希特勒大概没有想那么多。他的这一决定是在日本向美国开战的“鼓舞”下作出的，也是希望日本能够再接再厉，进一步牵制与削弱美国的力量。当然，他是“昏头”了，如果他还曾“理智”过的话，因为对美国宣战最终将意味着美军在欧洲大陆的登陆，意味着德国将在美、苏夹攻下成为瓮中之鳖，毫无逃脱失败命运的可能。但希特勒当时没有也不愿意想到这一点，即便想到也会觉得这应该是猴年马月的事，到那时不知又会出现多少扭转战局的机会。不管怎样，纵观希特勒的重大错误决策，我们可以看得出，与俾斯麦不同，希特勒确实缺乏“见好就收”的素养。在他完全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1938年与1940年），他自动放弃了这些机会，因为他必须实现其宏大无比的“生存空间”计划。而当他在1941年冬还有可能收拾残局、控制损失的时候，他也放弃了这样的机会。他已经不再考虑如何收场了，也没有办法收场了。他只考虑在不能赢得“生存空间战争”的前提下，加紧实现他的另一目标——消灭犹太人。

当然，哈夫纳在本章中的某些论述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例如，为了说明希特勒在1940年是如何轻率地放弃了已经到手的欧洲霸权地位，哈夫纳认为，当时苏联以西的欧洲大陆国家已经基本接受了德国的霸权地位，只等着希特勒做好安抚与善后工作了。在此之前，哈夫纳还认为，希特勒让德国统治欧洲的目标不一定是错误的。欧洲如果要维持其统一与世界霸权地位，保住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就应该接受德国的霸权地位。因为，与1945年以后由美、苏瓜分的欧洲相比，1940年由希特勒德国独霸的欧洲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毕竟没有分裂，而且还没有失去其殖民地。在这里，哈夫纳就显现出其局限性了。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希特勒手下的许多保守派也是这样想的。他们原则上赞成希特勒的德国夺取欧洲霸权的计划，但反对希特勒的冒险行为，认为这会让德国全盘皆输。哈夫纳的想法与当年保守派的想法有点相似。在哈夫纳对希特勒失策的批评中，我们似乎能够听到德国保守派对希特勒冒冒失失地葬送德国已经到手的欧洲霸权地位的扼腕叹息；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利益、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国家的利益，哈夫纳就不管了。

希特勒的罪行，可以说是恶贯满盈、罄竹难书。给他列出一条又一条罪状并不难，难的是提出一条足以置之道德死地的罪行。在第六章“罪行”中，哈夫纳也就此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希特勒的主要罪行不在于他发动了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了所谓的“战争罪”。因此，哈夫纳对1945年至1946年战胜国主持的“纽伦堡审判”颇有看法，因为它没有揭露希特勒的真正罪行。他甚至认为，不应该对发动战争大惊小怪，进攻性战争历史上有、现在有，将来也不可避免。唯一能够消灭战争的工具是一个世界国家，而要想实现世界国家，除了一场成功的征服战争别无他途。这些我们就很难苟同了。且不说一个世界国家可不可取，就是一个世界国家也不会永久消灭战争，也会爆发内战，而实现一个世界国家的途径，也未必就只有战争这一条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与各种世界组织的发展，欧洲的和平统一，特别是长达七十年的世界和平状态的（总体来说）成功维持，都证明了战争不是和平的必经之路。哈夫纳是一个保守的现实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他不相信未来能够超出历史的范围。他未免太悲观了。

但正如哈夫纳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略去“战争罪”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罪责。恰恰相反，他是为了在希特勒的独特罪行与其他“常见”罪行之间挖出一条鸿沟，是为了孤立希特勒。哈夫纳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的独特罪行在于他为了个人的满足屠杀了难以计数的无辜的人们，战争只是他进行这些大屠杀的掩护工具而已。他与犯罪史上有名的“系列杀手”一样，只不过他的受害者不是数以十计，而是以几百万来计算的。希特勒就是一个刑事意义上的大屠杀者。哈夫纳的这一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他列举了希特勒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掩护下，先后对德国的残疾人、吉卜赛人，波兰的知识与领导阶层，苏联的战俘与平民，尤其是欧洲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事实与数据。其间，哈夫纳对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David Irving）提出的试图证明希特勒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关的“证据”进行了批驳。哈夫纳的批驳是有力与符合逻辑的。不过在译者看来，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如此多精力去论证希特勒的罪责。除了希特勒在1939年1月在国会宣布过他将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中消灭犹太人的事实以外，我们只需看一看他在1945年4月2日给波曼的最后口授的结语就足够了——“人们将因为我灭绝了德国与中欧的犹太人而永久感谢纳粹主义。”

如果说哈夫纳在第六章里对希特勒“过于宽容”的话，那么他在最后一章“背叛”中则向希特勒提出了比别人更为严格的道德法律标准。鉴于希特勒试图把德国人民与自己一起带上死亡之路，在1945年3月19日下达了摧毁所有德意志民族赖以继续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尼罗命令”，哈夫纳确认希特勒犯下了“叛国罪”，是德意志民族的“叛国者”。尽管这种“判决”没有多少实际的法律意义，因为哈夫纳没有相应的法律资格，但是，这种视角却是非同凡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戈林等人是在由战胜国主持的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的。施佩尔与赫斯等人服的是战胜国判的刑，坐的是战胜国的牢。联邦德国虽然对纳粹历史作出了越来越深刻的反思，但没有一个国家高级法院能对纳粹头目提出“叛国罪”的诉讼，并作出相应的判决。也没有人像哈夫纳那样，起码在道德法庭上宣布希特勒为“叛国者”。这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究其原因，可能是希特勒在其统治时期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与道德地位。他的“领袖”地位是墨索里尼所无法比拟的。墨索里尼的上面还有一位国王，国王可以罢免他，宣布他有罪；而对于希特勒，德国人则早就失去了这一法律上的“制高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人们仍然没有想到在法律程序上，或是至少在道义上要夺回这一制高点。他们对“最高权威”的屈从，或起码是无奈心理，似乎仍然挥之不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哈夫纳做到了这一点，再一次显示出了他那非凡的思想与精神境界。

在最后一章里，哈夫纳也提到了希特勒与德国、德国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希特勒没有继承什么德意志传统，更没有继承什么普鲁士传统。这些问题的答复恐怕没有这样简单。但是，哈夫纳提出的问题实在让人拍案叫绝！——“他爱德国人吗？”“他了解德国人吗？”“哪个德国人想定居俄罗斯？”确实，只要看一看今天德国人对南方的向往与对阳光的渴望，我们就可以想象，当年的德国人应该是何等的“鬼迷心窍”，竟然会追随希特勒向冰天雪地的俄罗斯进军，到那里去夺取什么“生存空间”！而又有哪一个专业历史学家会提出如此绝妙的问题呢？我们确实很难说，希特勒是无条件地爱德国人，是真正了解德国人的。正如哈夫纳所说的那样，他把德国与德国人看成了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当他的计划失败的时候，他就像一位输掉了赛马比赛的养马人要打死自己的马一样，要用集体死刑来惩罚德国人。

五

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为我们解答了许多有关希特勒的问题，但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不少，例如：为什么希特勒的历史观、世界观、对犹太人的看法、对一个现代民族的生存基础的认识是那样的极端、片面和落后？他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政治角色看得那样不可替代？为什么要在被自己看成是短命的一生中实现“全部”政治计划？为什么在兼并了奥地利、获得了苏台德地区以后还要发动侵波战争、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在战胜法国以后还要发动侵略苏联的战争？为什么如此欲壑难填？

哈夫纳的著作虽然没有回答所有问题，但对某些问题还是提供了许多启示。看来，希特勒的症结在于其早年的经历，而其早年辍学的负面影响极大。这不仅使他失去了继续学习系统知识的机会，也给他在职业与社会上的失败以及一路蛮干的行为模式埋下了伏笔。残缺不全与囫囵吞枣的自学知识，对犹太人的疯狂仇恨，构成了希特勒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要素。早期一事无成的失败经历，又使他产生了极大的权力、成就与价值饥饿。在个人生活的各方面都是一片空白的背景下，政治成为了他生活的替代品，也是他汲取自我价值感、成就感的唯一源泉。20世纪初蓬勃崛起的德意志帝国，成了他获得自豪感与价值感的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于使他“报国有门”，得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但德国的战败又剥夺了这一难得的“幸福时刻”，所以，他决意要“再来一次”。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的经济与政治危机给他提供了可乘之机。德国内部以及国际力量的“配合”，让他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成功。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在其顶峰时期（1939年4月28日）的自我吹嘘就可以明白，当时的希特勒是如何陶醉在自我成就感与价值感之中：

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建了秩序，大大提高了我们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生产……我成功地将那些让我们揪心的七百万失业者一个不剩地投入了有益的生产……我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而且在军事上武装了德意志民族，我还试图将那个在其448个条款中包含着对民族与人们最恶意的强奸的条约一页一页地撕毁。我让1919年那些被夺走的省份重新回归帝国，我把几百万从我们怀抱中夺走的、十分痛苦的德意志人重新召回了家乡，我重新统一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我在做到所有这些的时候，尽量不流血，不给我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带来战争的灾难。我在二十一年前还是一位我民族的无名工人与士兵，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做到了这些……

但他的成就与价值饥饿感，在一开始就已经发展到了贪得无厌的病态地步，它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领袖地位，以及一场战胜苏联的“生存空间战争”，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他不可能在1938年10月或者1940年6月“见好就收”。这就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换句话说，就像一个饥饿者因不能停止进食而被“撑死”那样，希特勒是让他的个人成就与价值饥饿感给“撑死的”。他是“牛”死的。

只有到了最后，当希特勒下令将德国变为一片焦土，要以集体死刑来惩罚德意志民族的时候，他一生真正的追求才露出“庐山真面目”。他不是无条件地服务于德意志民族，而是把德意志民族看成实现本人世界观与成就和价值感的工具。原则上来说，这一工具也完全可以是另一个民族。被许多人忽视的是，希特勒的世界观到了最后还是有所变化的。苏联战胜德国的事实，让他改变了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民族的看法。他也不再把斯拉夫人看成是“劣等民族”了。相反，他“公正”地认为，德意志民族已经被证明为劣等民族，应该消亡，未来只属于“东方民族”，也就是他以前看不起的斯拉夫人。因他曾错误地认为，“东方大国行将倒塌”，他才发动了这场“生存空间战争”。现在，他看到自己错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也就是这一点思想上的“进步”。

对于他个人来说，他最在乎的个人价值此时无疑也降到了最低点。自杀也就理所当然了。希特勒自杀，不仅是为了逃脱惩罚，也不仅是因为他对自我最终得出了无价值的结论，而且还是他挽救其生命价值的最后举动。他怕在被活捉后受到嘲弄，或者在死后像墨索里尼那样被抛尸街头。更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政治纲领与个人能力神话都彻底破灭了。他如何面对德国人对他的质问？于是他“赖账溜了”，还捞了个“宁死不屈”的好名声。可以说，他的计划似乎得逞了。他确实给人类出了一道如何战胜他的幽灵的难题。而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则是人类与希特勒幽灵交战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个重大的胜利。

第一章　生涯

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一生走的是上坡路。作为一个女用人的私生子，他力争上游当上了一个地位较高的官员；他死时很受人尊敬。

阿道夫·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走下坡路。他没有完成实验中学的学业，未能通过艺术学院的录取考试，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先在维也纳，然后在慕尼黑，他过着一个提前退休者与波西米亚式艺术家的生活，既没有职业，也没有职业规划。他依靠遗族抚恤金与偶尔的卖画所得维持生计。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到巴伐利亚陆军报名参战。随后是四年的前线服兵役。在这四年当中，他作战勇敢，获得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但因缺乏指挥才能，未能获得一等兵以上的军衔。战争结束时，他正在后方的一家军事医院养伤。战争结束后，他当了一年的“兵营居民”，他依然没有职业计划与前景。他当时已经三十岁了。

就在这个年龄，他于1919年秋加入了一个极右翼小党，很快就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随之开始了最终使其成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政治生涯。

希特勒生于1889年4月20日，卒于1945年4月30日，活了几乎正好五十六年，比一般人的寿命要短一些。他的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六年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无法解释的鸿沟。在前三十年里，他是一个古怪的失败者；之后几乎立刻成为一个地方政治名人，到最后，整个世界政局都围着他转。如何解释与弥合这条鸿沟呢？

这一鸿沟使得人们作出了许多观察与解释，但它更多是表面的，并不完全是真实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政治生涯的第一个十年是支离破碎的，也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作为政治家最终还是被证明是（当然是最大级别的）失败者，而首先是因为希特勒的个人生活，纵使在其下半生即在其作为公众人物阶段仍然是内容贫乏，可怜巴巴；而与此相反，若仔细观察他内心的政治生活，在其表面上毫无意义的前半生，就已经显露出许多为后来所有一切作准备的不同寻常之处。

希特勒一生的分界线，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不能说1919年以前是软弱与失败，1920年以后则是力量与成就；而应该说前后都一样，一方面是非常激烈的政治生活与经历，另一方面是非常贫乏的个人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古怪浪漫艺术家，就已经像一个头等政治家那样融入了当时的政治生活，而后来的“元首”与总理的个人生活，却仍是一个波西米亚式艺术家的个人生活。此人一生的决定性标志就是其单调性。

许多传记通常在其传主的名字下面用“他的生活与他的时代”之类的副标题，其中的“与”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隔离，而不是联结。传记的章节与时代的章节相互交替；伟大的个人赫然显现在大幅勾画的时代背景前，他既有别于后者，又介入后者。希特勒的一生不能这样描述。他所有的大作为都与时代的历史融为一体，它们就是时代史。年轻的希特勒在反思时代史，中年的希特勒仍在反思它，但已经介入；晚期的希特勒则在决定着时代史。先是历史创造了他，然后是他创造了历史，这值得探讨。希特勒生活的其他内容，基本上是空缺，1919年以前与以后都一样。简言之：

在他的生活中——无论“前一段”还是“后一段”——缺少所有在一般情况下能赋予人生以深沉、温暖、尊严的东西，譬如教育、职业、友情与爱情、结婚、养育子女。希特勒的一生，除了政治与政治热情之外，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生活。所以，他的生命虽然未必是不幸福的，但却是轻飘飘的、无根基的且可随意抛弃的。随时准备自杀的心态，也一直伴随着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最后，理所当然的，他自杀了。

众所周知，希特勒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近来有人说，希特勒在1917年曾与一个法国女人有过一个私生子。但即便真是如此，他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希特勒的一生缺乏做父亲的经历。）爱情在其一生中的角色也异乎寻常的渺小。他的一生中有过几个女人，不多；他不把她们当回事，没有使她们幸福。爱娃·布劳恩因为受不了他的冷落与经常性的侮辱（“他只因一定的目的需要我”）两次试图自杀。她的前任、希特勒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则真的自杀了——可能是出于同一原因。无论实情如何，希特勒当时正在做竞选旅行，而她的死迫使他中断了这件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事情，而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希特勒很怀念她，但也用人替代了她。这件悲哀的事情，便是希特勒一生中最接近伟大爱情的事情了。

希特勒没有朋友。他喜欢与他的下属（如司机、保镖、秘书）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一起，而只有他一个人说话。他在这种“司机聚会”中放松自己。对真正的友情他终身拒绝。他与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这些男人的关系，一直是冷冰冰的。他的追随者中唯一与他在早期称兄道弟的罗姆，让他枪杀了。当然，主要是因为罗姆在政治上碍手碍脚。总之，兄弟情义未能让希特勒枪下留情。考虑到希特勒对亲密关系的普遍恐惧，我们简直可以怀疑，对于希特勒来说，罗姆已经过期的友情要求反倒是一个除掉他的额外动机。

还剩下教育与职业两点。希特勒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只上过几年实验学校，成绩很糟糕。不过，在其游荡的岁月中，他阅读了很多东西，但按其自己所说的，只是吸收了其中他自认为早已知道的知识。至于政治领域的知识，希特勒则近乎一个读报迷的水平。他真正过硬的只是在军事与军事技术方面。在这方面，前线战场上的作战经验，使他能够将书本知识有批判地消化吸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前线的经历大概是他唯一的受教育经历。除此以外，他一辈子都是个典型的半瓶子醋——一个总自认为比别人知道得多，而且到处兜售其所阅读到的半生不熟的或以讹传讹的知识，最喜欢在一群无知的公众面前炫耀。他在“元首总部”的桌边谈话，记录了他那不光彩的知识缺陷。

希特勒从未有过一个职业，也没有寻求过一个职业。恰恰相反，当他本来有时间从事一个职业的时候，他简直是故意避开了。与他对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恐惧一样，他对职业的恐惧是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我们也不能把他称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政治是他的生命，不是他的职业。在他从政的早期，他曾称其职业为画家、作家、商人与宣传员；后来他只是一个不向任何人负责的领袖，先是党的领袖，最后是那个绝对的“元首”。他担任的第一个职位是国家总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奇怪的总理，他想走就走，看不看文件、怎么看、什么时候看，都随他。他不定时召开内阁会议，1938年以后干脆根本不开了。他的政治工作方式，不像一个最高官员，而像一个自由自在的、独立就业的艺术家。他等待着灵感的到来，一连几天、几个星期，似乎是在偷懒，但当灵感到来的时候，便突然急急忙忙地投入行动。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希特勒第一次从事一个有规律的工作，即当军队最高统帅。这时，他无法躲开一日两次的军事会议，而这时他的灵感就越来越少了。

或许有人会说，私人生活的空虚，对于完全献身于一个自我确定的伟大目标、拥有创造历史雄心的男人来说，并不罕见。错了。世界历史上的确有几个男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可以与希特勒相比，但是他都比不上他们。他们是拿破仑、俾斯麦、列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包括拿破仑在内，最后像希特勒那样一败涂地；这是他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主要原因，但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希特勒那样只是一个政治家，而在其他方面是个零。他们都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在他们进入政治而名垂青史以前，都有过一段成功的职业经历：拿破仑当过将军，俾斯麦当过外交官，列宁当过律师。他们都结婚了，只有列宁没有孩子。他们都曾有过幸福的爱情：拿破仑有约瑟芬·博阿尔内，俾斯麦有卡塔林娜·欧罗夫，列宁有伊涅萨·阿尔曼德。这赋予了这些伟人以人情味；没有完整的人情味，他们的伟大就有所缺憾；而希特勒就有所缺憾。

他还有一个缺憾。在我们涉及希特勒生活中值得研究的部分之前，我们还必须略微提及，在希特勒那里，没有性格与个人素质的发展与成熟。他的性格早就成形了（或许更恰当地说，是停止了），而且一直惊人地一成不变，没有新发展。这不是一个亲和的性格。如果我们不把他那有时像胆怯一样的交往恐惧看成一个和蔼可亲的特征的话，他就没有一点柔和的、可爱的、和蔼的地方。他的积极性格特征，如意志坚强、大胆、勇敢、有毅力，都是属于“强硬”面的。他的消极性格特征更是如此，如肆无忌惮、耿耿于怀、背信弃义、残酷。另外，也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评的能力。希特勒的一生非常自负，自始至终倾向于高估自我。斯大林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政治工具，但他自己并没有因此昏头。希特勒不仅仅是“希特勒崇拜”的对象，而且是其最早的、最持久的、最热烈的信仰者。

到这里，我们已经讲了足够多的希特勒个人及其内容贫乏的身世，让我们转向他确实值得观察且与其个人生活不同的、不乏发展与上升的政治生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早在其公开登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它经历了七个阶梯或飞跃。

1.早年便专心政治，把政治当作生活的替代。

2.第一个（还是私人的）政治行动：从奥地利移民到德国。

3.决定当政治家。

4.发现自己作为大众演讲者的魅力。

5.决定当领袖。

6.决定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其政治时间计划（这也是发动战争的决定）。

7.决定自杀。

最后两个决定有别于前面的几个决定，因为它们是孤独的决定；其他决定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难以分开。它们是希特勒的决定，但就像一阵风鼓起一片风帆那样，时代精神或时代氛围每次在希特勒身上或通过希特勒都在发挥作用。

希特勒十八九岁时萌发的对政治的狂热兴趣，就与时代氛围相吻合，或者说是来源于时代氛围。当时，希特勒当艺术家的雄心失败了，但他把其雄心带入了他的新的兴趣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政治气氛要比今天的欧洲高昂得多。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欧洲——所有的大国都处在持续的竞争、地位斗争和战备状态之中，以致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当时的欧洲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欧洲，被喧嚣与恐惧的红色革命所笼罩的欧洲，这同样令人感到紧张。当时，在每个中产阶级聚会的餐馆里，在每个无产阶级人士出入的酒馆里，人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无休止地发表政治见解。个人生活——不仅对于工人来说，对有产人士也是如此——在当时比今天要狭小得多，贫乏得多。但是在晚间，每个人都与他的国家一样，是一头雄狮或一只雄鹰，与他的阶级一起，是开创伟大未来的旗手。希特勒就整天扮演着这种角色，除此以外无所事事。在当时，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生活的替代品，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它则是完全的生活替代品。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强有力的发动群众的口号。如果能够设法把它们结合起来，它们将会迸发出何等巨大的爆炸力！希特勒在年轻时或许就已经有了这个主意，但我们不能肯定。后来他写过，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即在1910年前后的维也纳岁月里，就奠定了其政治世界观的“坚实基础”；不过，至于这一世界观是否已经被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这还是有争议的。但是，希特勒的真正磐石，其最初的、最底层的基础，并不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而是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的结合。而且，反犹主义似乎是其中的最早成分。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带着他的反犹主义主张，犹如一个天生的驼背与之相随。不过，他的民族主义，一种特别的、带有种族主义与大德意志色彩的民族主义，无疑来自其维也纳时期。社会主义很可能是后来的附加物。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是东欧社会的产物。在19与20世纪之交，西欧的反犹主义正在衰退，在德国也是如此。犹太人的同化与融入受到欢迎，而且在全面进行中。但是，在东欧与东南欧，人数众多的犹太人自愿或不自愿地作为孤立的民族生活在其他民族之中，那里的反犹主义是独特的且杀气腾腾的，目标不是同化与融入，而是赶走与消灭。梅特涅曾经说过，维也纳的第三区以外就已经是巴尔干半岛了。这种屠杀性的、不给犹太人出路的东欧反犹主义，传入了维也纳市内的大街小巷。年轻的希特勒在那里汲取了它；但是如何汲取的，我们不得而知。没有有关他的不愉快个人经历的报道，他自己也没有讲过此类事情。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只是基于犹太人是另类的观察便得出结论：“因为他们与众不同，所以必须离开。”至于希特勒是如何将此结论自圆其说的，是本书后一章的任务；他又是如何将其付诸实施的，则又是再后一章的任务。这种深深与牢固地潜入这位青年心灵的、屠杀性的、来源于东欧的反犹主义，暂时没有在希特勒古怪的生活中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与此不同的是其维也纳岁月的另一产物，即他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1913年，它引发了希特勒一生中的第一个政治决定，即移民德国的决定。

青少年时期的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人，但他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奥地利人，而是一个德国人，而且是一个吃了亏的、被德国统一与德意志帝国无理开除的、撇下不管的德国人。同时代的许多德裔奥地利人，都有着与他同样的感觉。奥地利德意志人曾以全德国作为后盾，控制并影响了他们的多民族国家。自1866年以来，他们被开除出了德国，成了自己国家里的少数民族。从长远来看，他们无法抗拒许多被迫成为奥地利人的正在苏醒的民族主义浪潮，他们被迫实行其力量与人数已不足以维持的（已与匈牙利人平分权力）统治。人们从这一不利的处境中得出各种结论。青年希特勒，从来就很会下结论，很早就得出了最极端的结论：奥地利必须瓦解，但在其瓦解过程中必须产生一个包括所有奥地利人的大德意志帝国，并且通过其强大的实力重新统治那些承继奥匈帝国的小国家。在他的脑子里，他已经不把自己当作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的臣民，而是未来大德意志帝国的国民。就此，他也为自己得出了结论，而且又是一个最极端的结论：1913年初，他出走了。

今天我们知道，希特勒从维也纳逃到慕尼黑，是为了逃避奥地利的兵役。这并不是因为懦弱与胆小。当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报名参战，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不是到奥地利军队，而是到德国军队报了名。1913年战争的气息已经弥漫在空气中；而希特勒不愿意为一件内心已经告别的东西而战，不愿意为一个他认为无法挽救的国家而战。当时，他离决定当一位政治家还很远——作为一个德意志帝国的无职业的外国人，他又如何可能成为一位政治家呢？——但他的行动已经是政治行动了。

在战争中，希特勒在政治上是幸福的。只是他的反犹主义情绪没有得到满足——按照他的愿望，人们应该利用战争在帝国国内消灭“国际主义”（他用sz拼写，意指犹太人）。但除此以外，四年的日子过得很痛快——节节胜利；只有奥地利人在打败仗。他从战场上以知情人的腔调给慕尼黑的熟人写道：“奥地利的前途将不出我所料。”

我们现在来讲讲希特勒的当政治家的决定——这被他称为“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客观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是1918年革命。如果是在德意志帝国，像希特勒这样社会地位的外国人，连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点基础都没有——除非在社会民主党那里，但希特勒又不适合该党，而且就对国家政治的真正影响而言，这也是一条死胡同。革命为政党开辟了通向国家权力的道路，而且同时动摇了原来的政党制度，使得新建的政党也获得了机会——1918与1919年新建的政党数不胜数。

希特勒的奥地利国籍，也不再是积极参与德国政治的障碍。“德意志奥地利”（当时人们对奥地利德意志部分的称呼）加入德国虽然被战胜国禁止，但自1918年开始就被边境两边的人们所强烈期盼着，而且在内心已经提前实现了，以至于一个奥地利人在德国几乎不算是一个外国人。社会地位方面的障碍，在一场消灭了诸侯统治与贵族特权的革命之后，对于一个德国政治家来说，则完全不存在了。

我们对此这样强调，是因为这一点总是被忽视。众所周知，希特勒进入政界时自称是“十一月罪犯”的死敌，所以人们不愿意将他看成革命的产物。但客观上他是它的产物，就像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产物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拿破仑也摆脱了法国革命。没有前面发生的革命，两者都无法想象。两者也没有重建革命消灭的东西。他们是革命的敌人，但他们又是革命的继承人。

在主观上，也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就此我们可以相信希特勒的自我表白）让他作出了当政治家的决定，尽管他到1919年秋季才作出这一决定；但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他的觉醒经历。“再也不允许而且也不会在德国发生像1918年11月那样的事情”，这是他在许多政治上的苦思冥想与空想之后下的第一个决心，是这位年轻的私人政治家给自己树立的第一个具体的目标——也是他唯一真正实现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没有发生类似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事件：既没有战争的及时中断，也没有发生革命。希特勒阻止了两者的发生。

让我们看清楚，“再没有1918年11月”都包括了些什么。其内容很多：第一点是防止将来在类似1918年11月局势下发生一场革命；第二点却是再造这一局势，否则第一点无从谈起。这就意味着再次挑起失败的或被放弃的战争，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这场战争必须在不存在可能发动革命的力量的内政状况下重新发动。这就离第五点不远了，即取消所有左翼党派——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一下子取缔所有党派？但是因为不能消灭左翼党派的后盾，即工人阶级，就必须在政治上争取他们支持民族主义。这意味着第六点，必须给他们提供社会主义，或者是一种社会主义，即民族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至此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消灭，这是第七点。这又意味着第八点，在肉体上消灭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谢天谢地，在他们当中又有一大批犹太人，因此第九点，可以消灭所有犹太人——这是希特勒最早的愿望。

我们看到，希特勒的所有内政纲领在他步入政界时就已经全部形成了，在1918年11月与1919年10月间，当他成为政治家的时候，他也有足够的时间理解一切并且自圆其说。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他不乏理解某种事物并得出结论的能力。他在维也纳的青年时期就不缺乏这一能力，也不缺乏将其得出的理论性（而且是极端的）结论以同样的极端性去付诸实施的能力。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整个思想楼阁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认识基础之上，他错误地认为革命是德国战败的原因；而实际上，革命是战败的结果。不过，这是希特勒与很多德国人共有的错误认识。

1918年的觉醒经历，还没有给他带来一套外交方面的纲领。这套纲领是他在以后的六七年内得出的。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顺便交代一下。首先是无论如何要再次发动那场（在希特勒看来过早中断的）战争的决定。其次的想法是，不把这场新战争仅仅当作旧战争的重复，而是要在新的、更好的结盟格局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之后使敌对联盟破裂的矛盾来进行设计。这一想法形成的各个阶段，以及1920年至1925年间希特勒考虑的各种可能性，我们这里省略不谈——读者可以在其他书籍中看到。最终的结论（写在《我的奋斗》中）是一个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希特勒把英国与意大利当作同盟国或者善意的中立国，奥匈帝国的后继国家与波兰被视为协助民族，法国是首先应该被打败的次要敌国，俄罗斯是一个应被占领而且长期被征服的主要敌人，应该被改造成德意志生活空间，一个“德意志印度”。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本计划。但它从一开始就不能奏效，因为英国与波兰不接受希特勒为它们设想的角色。我们在下文还要多次涉及这一点。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因而不能过长时间地停留在这一点上。

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希特勒进入政界与公众视野的时刻，即1919年秋冬与1920年初。这是在1918年11月之后他的突破性经历。而且，这一突破不是指他在德意志工人党（他不久之后将它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很快成为了领袖人物——这不需要多大本事。这个党，当他加入的时候，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无名小党，有几百个无足轻重的党员。他的突破性经历是他发现了自己的演说魅力。这发生在1920年2月24日，那天希特勒在一个大众集会上做了第一次演讲，他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众所周知，希特勒能够将各种不同人群（人越多越杂越好）组成的集会转化为一个同质的可塑群体，先把这一群体引入一种近乎梦幻的状态，然后给予其一种近乎集体性高潮的感受。这一能力的基础并不是演说艺术（希特勒的演说进展缓慢而疙疙瘩瘩，没有多少逻辑结构，而且有时几乎没有明确的内容，而且希特勒的声音沙哑，喉音很重），而是一种催眠能力，一种能随时控制所存在的集体潜意识的能力。这一对大众的催眠能力是希特勒第一项政治资本，在很长时间内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至于这一影响如何强大，亲身经历者能提供无数的证据。

比对大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对希特勒自己的影响。只要想象一下，一个有理由认为自己是阳痿的男人突然发现自己能够创造性能力奇迹时会是何等感受，我们就能理解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是何等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当他与他的战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当讲到让他激动的话题，即涉及到政治与犹太人的时候，有时他会从对他来说正常的沉默状态中觉醒，突然开始胡言乱语、慷慨激昂。当年他只是使人感到诧异，被看成是个“疯子”。现在这个“疯子”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众控制者，一个“鼓手”，“慕尼黑之王”。一位被低估者的寂寞而苦涩的高傲，转变为一个成功者的陶醉的自豪。

他现在知道，他能做一件无人能做的事情。他也已经知道，至少在内政方面，他十分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而且他不能不注意到，在他很快成为名人的右翼圈子中，暂时比他要有名得多的政治家中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两者加起来应该赋予他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作为一个失败者与被低估者，他本来就有着此类感觉的基础。由此逐渐酝酿出了大概是他政治生活中真正最重大的与革命性的决定，即当领袖的决定。

我们无法确定他何时作出了这一决定，它也不是由一个具体的事件激发产生的。我们可以肯定，这一决定在希特勒政治生涯的最初几年中还不存在。那时，希特勒对成为一位宣传演讲者，一位民族觉醒运动的“鼓手”，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还尊敬那些当时集中在慕尼黑策划各种政变的帝国遗老，特别是那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两年担任德国作战首脑的、现在被公认为所有进行颠覆活动的右翼运动中心人物的鲁登道夫将军。

进一步认识鲁登道夫以后，希特勒对他的尊敬消失了。除了他独有的能控制大众的感觉以外，希特勒又逐渐感到自己能在政治上与思维上战胜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在某一个时刻，希特勒可能又认识到（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竞争的目标不仅仅是未来政府中职位的分配与地位的高低，而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东西，即一个集权的、不受宪法或分权限制的、不受集体领导限制的长期独裁。

这里显现出了君主政体及其复辟可能性在德国消失以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缺。魏玛共和国不能填补这一空缺，因为它既不被1918年11月的革命者所接受，也不被其反对者所接受，这个空缺是（按当时的口号）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在20年代初期，产生了一种氛围，用雅科布·布克哈特的话说，即“对于一个与以前的政权相似的东西的渴望”，这种渴望已不可阻挡，而且在“为那唯一的人准备着”。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人都在期待着“那唯一的人”，不仅仅是为了找到逊位的德皇的替代，而且是出于另一个原因，即出于对战败的不满，以及对被感受为侮辱的、强加的和约的无助与愤慨。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心声，他预言一个时代即将到来，在那个时代将会

诞生那个唯一拯救的人

并且已经为他设计好应该做些什么：

他砸毁锁链，把秩序扫进垃圾堆，

把迷路的赶回永恒法理，

伟大的再次成为伟大

主人再次成为主人，

规矩再次成为规矩，

他把真正的象征别在民族的旗帜上，

他领导其忠诚的群众

经过晨曦的风暴与危险的信号

于日出之后辛苦建立崭新的帝国。

这似乎是针对希特勒说的！甚至“那个真正的象征”——勾形十字架，几十年来就装潢着斯特凡·格奥尔格的书籍（不过没有反犹的含义）。格奥尔格1907年的一首旧诗听起来似乎是对希特勒的预见：

那个人！那个壮举！人民与高级委员会在渴望

不要指望与你们同桌吃饭的某个人！

或许是那个长年坐在你们的凶手中的，

睡在你们的监狱里的人：他站起来，采取了行动。[1]

希特勒不大可能知道格奥尔格的这首诗，但是他感受到了这首诗所表达的心声，这种心声影响了他。尽管如此，作出自己当“那个人”，当那个所有人都期待的、希望他带来奇迹的人的决定，无疑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这种勇气在当时及后来除了希特勒没人有。在1924年口述的《我的奋斗》的第一册，记录了这一完全成熟的决定，在1925年新建政党时，它第一次被正式付诸实施了。在新建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中，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意志，即领袖的意志。后来充当领袖的决定，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但这与其起初的决定相比，在希特勒内心的政治成长过程中只是一个较小的飞跃。

按照不同的算法，到达那一步希特勒还要度过六年、九年，甚至十年，因为希特勒获得不必向任何人负责的全面权力的时间不是1933年，而是兴登堡去世的1934年，当他成为“元首”时，希特勒已经四十五岁了。然后他面临的问题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内政与外交纲领能够实现多少。他以其政治生涯中——至今仍然不是人所皆知的——第一个完全保密的不寻常的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他的答复是：全部！这一回答包含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他让其政治与政治时间计划服从于他自我估计的寿命长度。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试想一下：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漫长的。对此，不仅是所有的国家制度——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就是那些要“创造历史”的“伟人”（或出于理智，或出于本能），都理所当然地基于此种认识来作出相应的安排。我们在前面与希特勒比较过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不可取代且将这一观点付诸实施的。俾斯麦在一个长远规划的宪法制度内，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权力巨大但权限清楚的职位，而当他必须离开这一职位时，他离开了，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拿破仑试图建立一个王朝。列宁创建了党，同时也把党作为接班人的培养基地，而且这个党确实产生了有能力的接班人，并排除了无能的接班人，尽管有时要渡过流血的危机。

所有这些在希特勒那里都不存在。他故意把一切建立在其个人的不可替代性上，建立在永久的“要么我，要么混乱”的基础之上，几乎可以说，是建立在“我以后可以是洪水滔天”的基础之上。没有宪法，没有王朝（撇开希特勒对婚姻的恐惧以及没有子女不谈，这也不合时宜），也没有一个真正能担负国家重任的、推出领袖的、长久的政党。纳粹党只是希特勒个人夺权的工具；它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局，他不让接班人在党内出现。他拒绝考虑其死后的事情，并作出生前的安排。一切都必须通过他本人实现。

这样，他给自己施加了必然带来过急且不现实的政治决策的时间压力。因为任何政策，如果它不从具体环境条件与可能性出发，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寿命长短，都是不现实的。但希特勒的决策就是这个意思。它尤其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大战必须在他活着的时候由他自己进行。当然，他没有就此公开讲话；否则，德国人会感到有点不对。但是，在1945年2月波曼的笔记中，他都坦白地承认了。在抱怨自己开战晚了一年，也就是没有在1938年而是在1939年开了战（“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英国人与法国人在慕尼黑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以后，他继续说道：“糟糕的是，我必须在一个人的短暂一生中完成一切……其他人拥有无限的时间，而我却只有可怜的几年时间。其他人知道他们有接班人……”不过，他没有接班人，是他自己的安排。

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后，他也曾几次（尽管不是在公开场合）隐约表示过，他决心将德国历史纳入并服从其个人生命。1939年初，他对到柏林访问的罗马尼亚外长伽芬库说：“我现在五十岁，我宁愿现在，而不愿意在我五十五岁或六十岁时开战。”同年的8月22日，在他的将军们面前，他以其“个人的地位与独一无二的权威”来论证“他不可动摇的开战决定”，这种权威或许以后不再存在，因为“谁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几个月以后，在11月23日，在同一群人面前，他在督促他们加快实现西线进攻计划时说：“作为最后一个因素，我必须提及我本人不可替代。既没有一位军人也没有一个文职官员能够替代我。刺杀行动可能再次发生……帝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我将就此行动。”

归根结底，是让历史服从于自己的一生，让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服从于自己的生涯：一个真正令人吃惊的、本末倒置的、夸张的思想。希特勒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思想，难以确定。在其20年代已经形成的领袖概念中，它已经萌芽了：从领袖的绝对不向他人负责，到领袖的不可替代，没有多大距离。但有迹象表明，希特勒在30年代晚期才迈出了意味着走向战争的一步。可供佐证的第一文献，是在所谓的《霍斯巴赫备忘录》中记录的1937年11月5日的秘密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让其最高级部长与将领第一次但相当模糊地了解了他的战争计划，当时还让他们吓了一跳。可能还需要他自己没有预想到的其执政初年的惊人成就，他的自信才能发展到迷信的地步，发展到受到上帝特别委任的感觉，不仅让他有理由把自己与德国视为同一，而且（“帝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让德国的兴亡服从于自己的生与死，这一点反正他最后是这样做了。

对于他来说，生与死总是离得很近。众所周知，他以自杀告终，而他的自杀不是凭空而来。他以前在失败的时候也倾向于自杀，作为最后的一步，他随时准备抛弃生命，尽管他将德国的命运交给了它。在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他先躲藏在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那里，他对后者说，他将自我了结，开枪自杀。汉夫施丹格尔费了好大劲才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据戈培尔说，在以后的一个危机中，当1932年12月纳粹党行将分裂的时候，希特勒对戈培尔说：“如果党分裂，我会在五分钟之内用手枪了结。”

1945年4月30日，他真的自杀了。因此，我们不能把他以前的自杀言论看成是空话。在对戈培尔的话中的“在五分钟之内”几个字很耐人寻味。在以后的同类言语中，就成了几秒钟，最后甚至是“一刹那”。可见，希特勒一生都在考虑如何迅速自杀，因此自杀如何轻而易举。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对陆军元帅保卢斯没有自杀而是投降了俄国人很失望，他发泄道：“这个人应该开枪自杀，就像以前的将领面临失败时冲向宝剑一样……如果没有责任让他留在这个痛苦的深渊，一个人怎么能够害怕这能够把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一秒钟呢？咳！”在遭遇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以后，他又说道：“我可以说，如果我的生命告终了，这对我个人来说，只意味着从忧愁、失眠的夜晚以及严重的神经煎熬中解脱出来。这只是一刹那，然后我就解脱了一切，有了安宁与永远的安息。”

当希特勒的自杀真正发生时，几乎没有引起惊奇，它被看成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是因为担当责任者在战败后自杀普遍被视为理所当然，相反它恰恰非常罕见。希特勒的自杀显得理所当然，是因为他的一生几乎就孕育着这样的结局。希特勒的个人生活太空虚，以至于在不幸中对他没有保留的价值；而他的政治生活从一开始就是“要么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在结论是“什么也没有”时，自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自杀所需要的勇气，希特勒一直有，如果人们自问一下的话，也一直相信他会有。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也没有责怪他自杀，这显得太自然了。

显得不自然且似乎与自我风格背离的是，他把其生前不大在乎的情妇带走了，以一种特别感人的、小市民式的、煞风景的方式，在共同终结前的二十四小时与她结了婚。他很幸运，很久以后才公开的（因为人们当然会对他很不满）是：他还想把德国，被战争残留下来的那部分，一起带向死亡。关于这一点以及他与德国的关系，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背叛”中详述。

首先，我们要仔细看看希特勒获得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更为惊人的成功，因为两者无疑都曾有过。

第二章　成就

在其十二年统治的前六年，希特勒取得了一系列让敌人与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会取得的成就。正是这些成就，在当时使希特勒的反对者（1933年仍占德国人的多数）感到疑惑，内心理屈词穷，让今天（1978年）的一些老年人仍然暗暗怀念他。

在此以前，希特勒只享有一个煽动者的名声。他作为大众演讲者与大众蛊惑者的能力，不仅从来未受到过怀疑，而且使他在1930年至1932年危机高潮中，逐年成为越来越有希望的权力继承人。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见到，他一旦掌权会经得起考验。人们说，执政毕竟不同于演讲。人们也注意到，在希特勒的演讲中，充满了毫无节制的对执政者的谩骂，要求赋予自己及其纳粹党全部的权力，不管是否自相矛盾地向所有方向的不满意者讨好，但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譬如如何解决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当时压倒一切的问题）。图霍尔斯基说出了许多人的看法，他写道：“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他制造的噪音。”因此，当这个人在1933年以后表现为一个魄力十足、想象力丰富、高效率的实干家的时候，对其反对者的心理打击就更沉重了。

如果希特勒的观察者与评论者观察得稍微仔细一点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希特勒除了演讲能力以外，还具有组织才能，即创建并控制高效率的权力机构的能力。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纳粹党完全是希特勒的创造物，而且在它于30年代早期开始吸引大批选民之前，它作为组织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政党。它使有着悠久光荣组织传统的社会民主党黯然失色；帝国时代的社会民主党，曾是一个“国中之国”，是一个小型的“反对国”。与早就臃肿与自满的社会民主党不同，希特勒的纳粹党从一开始就拥有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它只服从一个压倒一切的意志（细心的观察家在20年代就可以发现，希特勒有每时每刻可以几乎毫不费力地同化或消灭党内竞争者与反对者的能力），它的每一个支部都充满着战斗热情，是一架在德国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隆隆运转的竞选机器。同样，希特勒20年代的第二个创造物——他的内战军队“冲锋队”，也让其他所有政治武装（如德意志民族党的“钢盔团”、社会民主党的“国旗团”，甚至德国共产党的“红色前线战士联盟”）相比之下犹如小市民协会那样软弱无力。不管是在战斗精神、鲁莽勇敢上，还是在残忍与杀气上，它都超过了它们。它且只有它才使人们感到心惊胆战。

而且，正是这种由希特勒故意散布的恐怖气氛，使得自1933年3月起伴随着希特勒夺权过程的暴行与犯法行为未能引起广泛的谴责与抵抗。人们本以为会发生更加严重的暴行，因为在此之前的整整一年里，“冲锋队”曾杀气腾腾、摩拳擦掌地扬言要大闹“长刀之夜”。但它并没有发生；发生的只是针对少数几个特别被憎恨的反对者，它们是单个的、秘密的，而且不久即被控制了，但从未得到追究。希特勒曾亲自庄严地（在国家法庭前宣誓作证时）宣布，他上台后，将有人头（即所谓的“十一月罪犯”的人头）落地。1933年春夏，当1918年革命的参加者与共和国的名人“只是”被抓进集中营，在那里受到虐待、生命受到威胁，但绝大部分人或早或晚地都被释放时，人们几乎松了一口气。有几个人甚至完全没有受到冲击。人们心里已经作好了发生大屠杀的思想准备；但只发生了一天（1933年4月1日），主要是象征性的、不流血的对犹太人商店的封锁。简言之，希特勒上台初期虽然发生了严重的暴行，但比预先的威胁却要略轻一点。当在1933至1934年间暴力逐渐消失，在1935年至1937年间让位给（只是受到仍然存在的但人数逐渐减少的集中营的干扰）正常状态时，那些（后来被证实是正确的）说“这只是一个开端”的人，似乎撒了谎；而那些说“这只是令人遗憾的过渡现象”的人，似乎对了。

整体来说，纳粹统治时期前六年暴力的使用及其程度，可以被称为希特勒心理学的大师级成就：先通过杀气腾腾的威胁引起恐惧，然后是严重的但没有达到威胁程度的暴力措施，以及随后逐渐向几乎正常状态的过渡，但没有完全放弃暴力背景。它使先是采取反对或观望态度的人群（也就是多数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震撼，但没有逼迫他们进行绝望的抵抗；更重要的是，没有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纳粹政权受到积极评价的成就转移到别处去。

在希特勒的积极成就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他的经济奇迹，它让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经济奇迹”的说法在当时还没有；它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联邦德国艾哈德时期惊人的迅速重建与再次振兴经济的成就而言的。但是，它更适合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奇迹被创造了，以及希特勒是个奇迹创造者的印象，在当年更深、更强烈。

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有六百万失业人员。短短的三年以后，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原先不堪入目的苦难与大众贫困，变成了普遍的小康状态。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希望与自信取代了不知所措和绝望。更奇妙的是，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工资与价格完全稳定。这一点，后来的路德维希·艾哈德都没有做到。

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德国人，特别是1933年以后大批大批地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转向希特勒的德国工人阶级，是以多大的充满感谢的惊奇来看待这一奇迹的。1936年至1938年间，它完全主宰了大众的情绪，它让任何一个反对希特勒的人都显现为一个牢骚不断的挑剔者。“那个人可能有他的错误，但他给了我们工作与面包。”——这是那些年里几百万前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选民的心声，他们在1933年还构成了希特勒反对者的广大群体。

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经济奇迹真是希特勒的成就吗？尽管有可想象到的质疑，但我们还是必须作出肯定的回答。当然，希特勒是经济学与经济政策方面的外行；启动这一经济奇迹的具体主意绝大多数都不是他的，特别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危险的资金筹措绝招，是来源于另一个人，即他的“财政魔术家”亚尔马·沙赫特。但是，是希特勒把沙赫特召来了，让他干的，先是当帝国央行行长，然后当经济部部长。而且是希特勒把所有那些以前已经存在的，但因各种原因——主要是经费原因——搁浅的启动计划（从赋税抵偿国库券到MEFO债券，从义务劳动到修建高速公路），从抽屉里拿出来付诸实施的。他不是经济政策专家，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通过经济危机的弯路并以解决大众失业问题的任务而上台。这种任务完全不适合他；直到1933年，经济在他的计划与政治思想建筑中几乎没有位置，但是他有足够的政治本能知道，目前这是主要问题，而且出乎意料，与不幸的（前总理）布吕宁相反，他还有足够的经济本能知道，目前通货膨胀比预算与货币的稳定更重要。

另外，与其几个前任相反，他还拥有权力，强力创造了通货稳定的表象。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希特勒经济奇迹的阴暗面，因为这一经济奇迹是在一个持续的经济萧条中出现的，要把德国变成一个富裕岛屿，就必须将德国经济与外界隔离，因为他的财政计划就倾向而言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通货膨胀，必须由国家规定控制工资与价格。对于一个以集中营为背景的独裁政权来说，两者都是可能的：希特勒既不要顾忌企业家协会，也不要顾忌工会的反应，他能将双方强制纳入“德意志劳动阵线”并由此瘫痪它们，他可以将任何一个擅自做涉外生意的企业家和一个要求增加工资并以罢工要挟的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正因为这些，我们只能把30年代的经济奇迹称为希特勒的成就，因此甚至可以说，那些为了经济奇迹而忍受集中营存在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前后一致的反应而已。

经济奇迹是希特勒最享盛誉的成就，但不是其唯一的成就。在其统治的前六年，成功进行的德国的再武装与扩军，至少是同样的惊人与出乎意料。在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只有一支十万人的、没有现代武器的陆军，没有空军。1938年，德国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与空军大国。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成就。如果没有魏玛时期的准备，它也没有可能，它的具体工作也不是希特勒做的，而是军事权力集团的奋斗成就。但是，是希特勒下的命令，出的点子。与经济奇迹相比，没有希特勒的关键性推动，这一军事奇迹更是难以想象，经济奇迹只是希特勒的即兴表演，与其相比，军事奇迹更多来源于他长久的计划与抱负。这个奇迹在希特勒手中后来未能给德国带来好运，则是另一回事；但他仍然是一个成就，与经济奇迹一样，是一个此前无人预料到希特勒会取得的成就。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取得了这一成就，引起了惊讶与敬佩，或许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他急速扩军究竟要干什么？），但绝大多数人感到的是满足与民族骄傲。在经济与军事上，希特勒证实自己是奇迹创造者，只有顽固不化的固执己见者才会拒绝感谢与服从他。

希特勒扩军政策的前两个方面这里简要讲一下，第三个方面需要多讲几句。

1.经常有人说，希特勒的经济奇迹与军事奇迹实际上是一回事，就业问题完全或基本上是通过扩军实现的。这不对。当然，普遍兵役制减少了几十万失业人员，而坦克、大炮与飞机的大批生产，给了几十万冶金工人工资与面包；但是，希特勒上任时的六百万失业人员的大多数，则是在完全正常的民用工业再就业的。一辈子说了不少吹牛胡话的戈林，在当时打出了“不要黄油要大炮”的口号。实际上，第三帝国既制造了大炮，也制造了黄油和其他东西。

2.扩军也有一个重要的外交含义：它意味着废除了《凡尔赛和约》的关键部分，即对于英国与法国的政治胜利，意味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剧烈改变。这一点将在“成功”一章中谈到。这里，我们在谈希特勒的成就，我们只把它当作成就来看。

3.在这一成就中，还有完全属于希特勒个人的贡献值得一提。前面我们说过，扩军的庞大细节工作不是希特勒的事，而是作战部与将领们的事。其中有一个例外。在具体的战争中被证实为相当重要的细节问题上，希特勒亲自干涉，亲自确定新国防军的组织，由此决定了它未来的作战方式：面对绝对多数军事专家的不同意见，他决定建立自成一体、独立作战的坦克师团与坦克军团。这种新型陆军兵种在1938年只有德军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中被证实为战场的决定性兵种，后来被其他国家军队所模仿。

它的建立是希特勒个人的功绩，而且是他军事领域中最大的成就，比他在战争中的受争议的指挥工作的成就还要大。没有希特勒，将领中看到独立坦克兵种的潜力的，以古德里安为代表的少数将领，绝不可能战胜保守派的多数，就像英国的富勒与法国的戴高乐一样，众所周知，他们因传统主义者的反对而失败了。如果说，在这些公共舆论几乎不感兴趣的内部军事争论中，1939年至1941年的战役，特别是1940年的对法战争已经被定局，那么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希特勒在当时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与被他马上炫耀的其他成就不同），这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成就，它先是没有使他出名；恰恰相反，它使他在保守军官们那里特别不受欢迎。但它后来在1940年对法国的军事胜利中得到了收获，对法国的胜利，一时使他最后一批坚定不移的德国反对者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但在此之前，在1938年，希特勒已经赢得了1933年还给他投反对票的大部分人的支持，这或许是他的最大成就。这一成就，使得今天幸存的老年人感到羞愧，对于后来出生的年轻人来说，完全不能理解。今天，老年人容易说“当时我们怎么能……？”，年轻人很容易会问“当年你们怎么能……？”。而在当年，必须具有极为罕见的敏锐与深刻的眼光，才能在希特勒的成就与成功中看出后来灾难的根源，而且需要极高的人格力量才能抵抗这些成绩与成就的魔力。希特勒那狗叫式的演讲，今天听起来既令人作呕，又令人发笑，在当时却有一个使听众心服口服的事实背景。起作用的是这个事实背景，而不是希特勒的狂吠。以下是希特勒在1939年4月28日所作演讲的片断：

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建了秩序，大大提高了我们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生产……我成功地将那些让我们揪心的七百万失业者一个不剩地推入有益的生产中去……我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而且在军事上武装了德意志民族，我还试图将那个在其448个条款中包含着对民族与人们最恶意的强奸的和约一页一页地撕毁。我将1919年那些被夺走的省份重新回归给帝国，我把几百万从我们怀抱中夺走的、十分痛苦的德意志人重新召回了家乡，我重新统一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我在做到所有这些的时候，尽量不流血，不给我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带来战争的灾难。我在二十一年前作为我民族中的一位无名工人与士兵，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做到了这些……

令人作呕的自我吹嘘，可笑的语法（“那些让我们揪心的七百万失业者”）；但是，活见鬼，一点儿也不错啊——起码几乎是一点儿也不错呀。如果有人抓住几个或许不对的地方（克服了混乱，但没有宪法；重建了秩序，但依靠的是集中营），反倒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吹毛求疵的自以为是者。其余方面，1939年人们会提出什么异议呢？经济确实复苏了，失业者确实又有了工作（尽管当年不是有七百万，而是六百万失业者也罢），扩军也是现实，《凡尔赛和约》确实已经成了一沓废纸（有谁会在1933年设想到这是可能的呢？！），萨尔区与梅梅尔区确实回归了帝国，奥地利人与苏台德德意志人也回归了，而且他们确实为之高兴——他们的欢呼声还余音在耳。战争确实奇迹般地没有发生，就连希特勒在二十年前确实是一个无名小卒，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不是工人也罢）。这是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吗？当然他有助手与参与者，但人们真能认为没有他所有这些也能实现吗？那么人们还能拒绝希特勒，而不拒绝所有他的成就吗？鉴于这些成就，他的不良性格与他的恶行是不是只是瑕疵呢？

看到希特勒不可否认的成就与接连不断的奇迹以后，希特勒原来的反对者，有知识与教养的有产者，即使是笃信的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在30年代中晚期也一定会扪心自问：或许，我自己的标准是错的吧？或许，所有我学到的、信仰的，都不对吧？我的观点，不是被我眼前发生的一切推翻了吗？如果世界（经济界、政治界与道德界）真如我一直信仰的那样，那么此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与最可笑的方式失败，对了，他根本不应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但他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从无名小卒成为了世界的中心人物，他无事不成，就是似乎不可能的事都能实现，他是万能的，万能的！这还不是证据吗？这些难道不迫使我改变我所有的观念，包括审美与道德标准吗？我不是至少应该承认，我的期待与预言错了，我以后是否要保留我的批评，作出判断时要非常小心呢？

这种自我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爱的。但由此到第一次、还是不很情愿的“希特勒万岁”已经不远了。

如此，在看到希特勒的成就后被说服或半说服的人们，虽然没有普遍成为纳粹分子，但他们成为了希特勒的追随者、领袖的信徒。在普遍的领袖迷信高峰期，肯定有90%以上的德国人是这种人。

能将全体人民召集在身后，而且仅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主要是依靠成就，而不是依靠煽动。当希特勒在20年代只拥有其作为大众导演的煽动性，其催眠般的雄辩与迷惑艺术时，被他说服为追随者的德国人不到5%；在1928年的大选时只有2.5%；其余的40%是1929年至1930年的经济危机，以及其他所有政府与政党无助的失职造成的。但最后的决定性的50%则是他在1933年以后通过成就赢得的。如果有谁譬如在1938年在可以说几句批评的圈子里说一句批评希特勒的话，那么他所听到的，在得到一半赞成（“有关犹太人的事我也不喜欢”）后的回答会是，“但那人干出了不小的成就！”，而不会是“但他多么能说会道！”，也不会是“但在最近的党代会上又是多么过瘾！”，甚至也不会是“但他多么成功！”；对此，1938年或1939年初，人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希特勒的新追随者中还有另一个口头禅，它就是“要是元首知道的话！”。它示意着，对领袖的信仰与对纳粹主义的信仰是两回事。当人们对纳粹主义有所不满的时候（对纳粹主义多有不满的人，仍然有很多），他们会本能地为希特勒开脱。客观来说，这当然是不对的。希特勒对那些破坏性措施与对那些建设性措施同样负有责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对法制国家与宪法制度的摧毁（我们后面将讲到）称之为希特勒的“成就”，即摧毁的成就。与其在经济与军事领域的积极成就一样，它们同样充满力量。他在社会领域的成就处于这两种成就之间，其破坏性与建设性难分上下。

在其统治的十二年中，希特勒推动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不过，我们必须在这里作出仔细的区分。

德国历史上有三大社会进程，它们开始于帝国晚期，继续于魏玛德国期间和希特勒统治之下，而且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还在迅猛前进。首先是社会的民主化与平等化，即等级差别的瓦解与阶级差别的松动；其次是性道德的变化，即基督教禁欲与市民规范越来越贬值与被拒绝；其三是妇女的解放，即性别差异在法律秩序与职业世界中的缩小。在这三个领域，希特勒的成就，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相对较小，我们这里之所以讲到这些，是因为经常有人错误地认为他阻碍了这三大进程，或者使它们倒退了。

最明显的是妇女的解放。众所周知，纳粹主义在口头上是反对妇女解放的。事实上，特别是在该政权的第二阶段，即战争阶段，妇女解放取得了巨大的跃进，而且受到了纳粹党与国家的完全赞成，经常获得大力支持。妇女从来没有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从事那么多男性职业与职能，而且这再也不可能回到原状——就算希特勒的统治渡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关，也不可能。

在性道德方面，纳粹主义的表面态度是矛盾的。他们颂扬德意志规矩与道德，但也抨击牧师的虚伪与小市民的陈腐，不反对“健康的情欲生活”，特别是当它能（不管是婚内还是婚外）带来健康后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20世纪20年代开动的肉体与性崇拜的列车，在30年代与40年代仍然不可阻挡地向前奔驰着。

至于等级特权的继续取消与阶级台阶的推倒，纳粹主义甚至完全正式地支持（这点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相反，他们将重建一个“合作国家”，即一个等级国家写在他们的旗帜上，这是许多不能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的原因之一）。他们只是改变了词语；以前叫作“无阶级社会”，在他们那里叫作“民族共同体”，实际上是一回事。不可否认的是，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甚至比魏玛共和国时期有更为众多的地位上升与下降、阶级的混合与开放——“为能人开路”，也为思想激进者开路；不是所有的都十分悦目，但不可否认，在不断平等化的意义上，这是“进步的”。最明显的是军官团的发展，这点受到希特勒的亲自支持，在魏玛时期的十万军队的军官团几乎还是个贵族的领地。希特勒的第一批源自魏玛时期国防军的元帅，几乎都还有带“冯”的名字，以后的元帅就几乎没有了。

这些都是为了完整起见而顺便提到；前面已经说到，这些发展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就已开始，在希特勒时期与以后都在继续，希特勒的作用，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不大。但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希特勒个人的作为，有意思的是，它在联邦德国被纠正了，而在民主德国则被保留并且继续推向前进。希特勒自己称之为“人的社会化”。他曾对劳施宁说：“我们何必要把银行与工厂社会化呢？……那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我把人牢牢地束缚于一套纪律，使他们不可逃脱……我们就将人社会化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希特勒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一面。

如果谁与马克思一样，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看成社会主义关键的甚至是唯一的特征，那么他当然会否认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一面。希特勒没有把生产资料社会化，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样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切都了结了。但小心！事情没有这样简单。

有意思的是，即使今天（1978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没有仅仅满足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是费大力气地要实现“人的社会化”，即将他们——最好从摇篮到坟墓——集体地组织起来，采取集体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牢牢地束缚于一套纪律”。我们完全可以思考一番，不管马克思怎么说，这一方面或许是社会主义更主要的一面。

人们习惯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内思考。但是，更正确、也更为重要的是，把个人主义而不是把资本主义看成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因为在工业时代，某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可避免，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积累、更新与扩展资本。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里，一个经理或工程师的工作与思考方式完全一样，工厂里的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是异化的劳动；工人操作的机器与流水线，是属于一家私有公司，还是属于一个全民所有的联合工厂，在工作时对于这位工人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实际差别。但是，在下班以后他是否无人关心，是否在工厂门口有着一个集体——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共同体——在等着他，这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别。换句话说，比人与劳动的异化（这在任何一个制度下的工业经济中可能都无法获得根本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隔阂）。再换句话说，如果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除人的隔阂的话，那么人的社会化比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更能实现这一目标。后者或许消灭了不公平，但是，如果最近三十或四十年已经证明了什么的话，它是以效率为代价的。前者却是消除了一种隔阂，即大都市居民之间的隔阂，不过是以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因为与共同体和纪律一样，自由与隔阂是同一枚奖牌的两面。

说具体一点。在第三帝国，不属于因种族与政治原因而受排挤与迫害的绝大多数德国人，与希特勒以前的德国以及联邦德国的人们所不同的，而与民主德国的人们如出一辙的地方就在于，其生活的绝大部分是在家庭以外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管是正式成员与否），实际上是在无法回避的共同体或集体中进行的。与今天（1978年）民主德国的男孩必须加入少先队一样，纳粹德国的小学生必须加入“少年民族团”；与民主德国的青年进入“自由德意志青年团”一样，纳粹德国的青年在“希特勒青年团”里获得了第二个家园，年轻力壮的男子在“冲锋队”或“党卫队”以及体育与技术团体进行军事训练，妇女在“德意志妇女协会”参加活动（民主德国的妇女则在“民族妇女同盟”参加集体活动），谁已经出人头地或想出人头地的话，那就应该入党，当年在第三帝国与今天的民主德国一样；更不用提那上百个纳粹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职业、爱好、体育、教育与业余协会了（“力量来自快乐！”“劳动之美！”）。当然，在第三帝国唱的歌和讲的话，与今天在民主德国的歌曲和发言不一样。但是，人们的活动（远足、行军、野营、唱歌与庆祝、制作、体操与射击）都没有区别，同样没有区别的是在这些共同体中生长的关怀、友情与幸福等感情。在这里，希特勒无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很能干的社会主义者，他强迫人们得到这种幸福。

这是幸福吗？或许那种强制也被感受为痛苦？今天（1978年）常有民主德国的人逃脱这种强迫的幸福；但当他们来到联邦德国以后，他们却同样经常抱怨无人关心他们，这是个人自由的消极面。在第三帝国大概也是这样吧。关于社会化的人还是个人生活的人更为幸福的问题，我们这里不下结论。

读者大概已经觉察到（或许因此感到诧异），我们在关于希特勒的成就的本章里，非常低调地对待价值评价。这是源于事情本身。成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它们只能是优或劣的，而不是善或恶的。希特勒干了许多罪恶的事情，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有足够的机会来谴责他。但是，人们不应该出于错误的原因谴责他（这是一个在当年带来严重后果的、今天还经常有人犯的错误）。“别把魔鬼矮化！”希特勒有他平庸与可笑的一面，低估他的诱惑总是巨大的，而它今天更大，因为他失败了。人们不应太快地被这种诱惑所俘虏。

当然，我们有理由犹豫把他称为一位“伟人”。雅各布·布克哈特曾说过，“仅仅充满力量的摧毁者完全不伟大”，而希特勒最终被证实是一个有力的摧毁者。但毫无疑问，即使在摧毁方面，他也证实自己是最大口径的大炮。没有他那完全可以说不同寻常的能力，他带来的灾难也不会那么巨大。但是人们不应忘记，他走向深渊的路上曾有过高高的顶峰。

约阿西姆·费斯特在其《希特勒传》的序言中作了一个有趣的思考试验。他写道：“如果希特勒1938年死于一次刺杀的话，那么只会有少数人犹豫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者德国历史的完成者。那些气势汹汹的演讲与《我的奋斗》、反犹主义以及统治世界的方案，可能作为其早期的幻想之作而被遗忘……六年半的岁月使希特勒远离这一荣誉。”费斯特在其著作的另一处又写道：“充满巨大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罪恶、危机、灭绝狂想、死亡的六年。”费斯特当然不认为希特勒的错误与罪行仅仅在最后六年才开始，恰恰相反，费斯特在其书中很好地突出了它们如何深深扎根于希特勒的早年。另一方面，费斯特很正确地认为，它们在其统治的第二阶段才完全发挥作用，在第一阶段被出乎意料的、对希特勒自己来说只是准备性的成就与成果所掩盖了。费斯特的以下观点也正确，即1938年与1939年之交的秋冬是希特勒一生的分水岭；到此为止，他一直是蒸蒸日上，从此以后则（他自作自受地）每况愈下。如果他当时遇刺身亡（或死于事故或心肌梗塞），绝大多数德国人肯定都会认为，他们失去了一位顶级伟人。但是，他们的想法正确吗？今天我们也会这样评价一个1938年去世的希特勒吗？

我们认为：不，理由有两个：

首先，希特勒已经于1938年决定发动战争了，而它必然会葬送他至此获得的成就。在1938年9月希特勒就打算开战了，在1945年2月波曼的笔记中他还后悔没有在那时开战：“从军事角度来看，我们想早一年开战……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英国人与法国人在慕尼黑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早在1938年11月，他就在对国内新闻界主编们的讲话中承认，他前几年所有的和平许诺都是骗局：

局势迫使我多年来只讲和平。只有在不断强调德国的和平意愿与和平意图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给予德国人民作为下一步骤必要前提所需的军备。当然，那么多年所作的和平宣传也有其消极面；它很容易使许多人头脑中产生固定的印象，当今的政府与无论如何要保持和平的决策和意愿是一致的。这不仅会导致对这一制度目标的错误估计，而且，尤其会导致德意志民族被灌输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久而久之必然会作为失败主义拿走当今政权的成就。

表达得婉转，但足够明了。说白了就是，他多年来的“和平愿望”不仅欺骗了外国，而且蒙骗了德国人。而德国人相信了他，他们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愿望得到了满足，1939年，他们不像1914年那样欢欣鼓舞地走上战场，而是怀着震惊与沮丧的心情。希特勒1933年至1938年的成就的影响，至少有一半应归功于它们是不通过战争取得的事实。如果德国人事先知道，这些成就都是为了给战争作准备——许多人或许会改变他们的想法；如果他们事后得知（历史研究难免会揭露真相）——他们真的还会把希特勒当作最伟大的德国人之一吗？

不过，值得向另一方向继续进行费斯特的思考试验：当然，当德国人在1938年秋得知希特勒突然死去的消息的时候，绝大多数德国人首先会有失去了他们最伟大的一位国家巨匠的感受。但这种感觉只会持续几个星期，因为他们随后会惊恐地发现，他们已经不再拥有一套正常运转的国家制度了，希特勒已经于1938年悄悄地把它摧毁了。

此后又怎么办呢？希特勒在1938年没有接班人，没有一部选举接班人的宪法，也没有一个机构拥有不受质疑的权利与权力来推举一位接班人。魏玛宪法早就失效了，但也没有被另一部宪法所代替。国家因此缺少推出新元首的机构。可能的几个接班候选人都以一个“国中之国”为后盾：戈林依仗着空军，希姆莱依仗着“党卫队”，赫斯依靠纳粹党（就纳粹党而言，此时人们可能会发现，它几乎与“冲锋队”一样失去了功能）；另外还有陆军，其最高将领们在1938年9月差点准备发动一场政变。总的来说是一个混乱的国家，它由希特勒个人聚合与掩盖着，在这个人离去以后，这一切将会全面暴露出来。而这种混乱是希特勒造就的，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就；一项摧毁性成就，至今未被觉察，因为它最终发展成为一场更为全面的摧毁，因而不被觉察。

我们前面在观察希特勒的生涯时，已经看到了一个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即他让其政治时间计划服从于他个人寿命的长短。现在，我们从另一个方向碰到了一个相似的事实，即他为了个人的极权与不可替代性有意识地摧毁了国家的功能，而且是从一开始就这样。一个国家的功能建立在其宪法基础上。这部宪法可以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第三帝国最迟自1934年秋起既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也没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它既不认可与尊重限制国家权力的国民基本权利，也没有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法，即一套划分各个国家机关权限，并保证它们的工作有意义地融为一体的国家事务程序。相反，希特勒故意制造出一种状态，即各个独立的权力载体之间权限范围模糊、相互竞争，势力范围相互跨越，只有他自己站在所有人之上。只有这样，他才能保障自己所想得到的、向所有方向都完全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因为他的感觉完全正确，任何一个符合宪法的秩序，也会限制权力最高的宪法机构：一个宪法国家最有权力的人，至少也会受责任范围的限制，他不可能向所有人命令所有事情；至少做好了没有他也能继续运转的准备。这两点希特勒都不想要，所以他毫无替代地取消了所有宪法。

他不愿意当国家的第一公仆，而是要当唯一的领袖，当一个绝对的统治者；而且他正确地认识到，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制度中，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只能在一个受控制的混乱状态之中。因此，他一开始就以混乱代替了国家。我们必须承认，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一直知道如何控制这一混乱。但他的死亡，即便在他成就的最高峰，即在1938年秋，也将会暴露他所制造的混乱，而且因此损害其身后的名誉。

另外，还存在着另一个驱使希特勒摧毁国家的原因。在仔细研究希特勒时，人们会在他身上发现一个特征，我们或许称之为对确定的恐惧，或许更确切地称为对任何终结性状态的恐惧。他似乎不仅害怕他的权力会受到一个国家秩序的限制，而且害怕一个固定的目标限制了他的意志。他继承的德意志帝国，1938年他扩大为大德意志帝国，对于他来说，从来都不是他所要巩固与保护的国家，而一直是通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大帝国的跳板。这一帝国或许不再是一个德意志帝国，而是一个“大日耳曼帝国”，这个帝国在他脑子里连地理边界都没有确定，只有一个不断向前推移的“国防线”，或许是在伏尔加河边，或许在乌拉尔河边，或许直到太平洋为止。

当他在我们多次提及的1939年4月28日的演讲中自我吹嘘他“重新统一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时，他还没有说出他的真实设想：他想要的“生存空间”在遥远的东方，而且不是历史上的，而是未来的。倒是在他那我们也已提及的1938年11月10日的演讲中，当他说到必须让德意志人民内心做好迈出“一步又一步”准备的时候，他透露了一点儿他的真实想法。但是，如果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准备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在某一点停滞不前，将已经得到的（或者甚至是继承的）东西长期地作为国家巩固下来。恰恰相反，固定的东西必须灵活化、可移动，一切都必须是临时性的，并且从这种临时性出发完全自动地趋向不断的变化、扩大与发展。德意志帝国必须不再是一个国家，才能完全成为一个征服与侵略的工具。

在这方面，希特勒与俾斯麦之间所存在的对立可以说是最大的，俾斯麦在获得了可获得的成就以后，便成了一位和平政治家。但是，在这里，与拿破仑的比较也有借鉴意义。与希特勒一样，拿破仑作为征服者失败了，但他作为法国国家巨匠的许多成就却遗留下来了：他的伟大立法，他的教育制度，甚至他所建立的集权式的带有大区与府的国家体制今天还存在，尽管自那时以来国家形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希特勒没有建立一个国家体制，他那让德国人长达十年倾倒、让全世界震撼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已经无影无踪了，不仅因为它们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灾难，而且因为它们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终结性。单作为成就，健将希特勒或许甚至比拿破仑还强大，但有一个境界他从来没有达到，那就是国家巨匠。

第三章　成功

与其生涯曲线一样，希特勒的成功曲线也是一个谜。我们记得，在生涯曲线那里需要解释的，是前三十年完全的无所作为、默默无闻，与后三十年最大规模的公共活动之间的显而易见的转折。这里（在其成功曲线上）甚至存在两个转折。希特勒的所有成功是在1930年至1940年之间获得的。在此之前长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一事无成。他1923年的暴动失败了。他1925年新建的政党直到1929年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党。1941年以后，甚至自1941年秋天起，他再也没有成功过。他的军事行动失败了，而且失败越来越多，结盟者离去了，而敌对同盟却坚不可摧。结局是众所周知的。但让世界惊讶的是，从1930年至1941年间，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动都是成功的。

请看一下这段编年史：1930年国会大选，纳粹党选票猛增八倍；1932年再翻一番；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总理，7月所有竞争政党解散；1934年希特勒兼任总统与国防军最高统帅，获得全部权力。内政方面，此后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赢得了，而外交方面的成功则刚开始：1935年撕毁《凡尔赛和约》，实行普遍兵役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1936年触犯《洛迦诺公约》，进军莱茵区——什么也没有发生；1938年兼并奥地利——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9月兼并苏台德地区——甚至受到英法赞同；1939年3月，建立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区，占领梅梅尔地区。至此，其外交成功系列告终，从现在开始希特勒遭到了抵抗。而现在战争开始了：1939年9月战胜波兰，1940年战胜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法国，1941年战胜南斯拉夫、希腊。希特勒控制了欧洲大陆。

总的来说：先是十年的失败；然后是长达十二年的不间断的、令人目眩的系列成功；然后又是四年失败，以灭顶之灾而告终；而每段之间都有一个明显的转折。

任凭你翻遍史册，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先兴后衰，历史上是有的；成果与失败相互交替，历史上也是有的；但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区别的三个由纯粹失败、纯粹成功，然后又是纯粹的失败组成的阶段。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一个长时段内似乎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外行，然后在一样长的时段内似乎是个天才，然后又被证实为（不仅是表面的）外行。这需要解释。我们会本能地利用常见的例子来解释，但得不到答案。

当然，没有政治家在所有阶段都干得一样好，几乎所有人都时不时犯错误——他们会尽其所能地进行纠正。这些我们都见过。我们也都见过，许多政治家在他们达到顶峰前需要一段学习、起跑时间；在顶峰上一段时间以后，便开始疲倦、衰退，或者相反，狂妄自大，肆无忌惮。但是，所有这些可想而知的解释尝试都不适合希特勒。它们不能解释在长期成功与长期失败之间的两次转折。而且，它们不能通过希特勒性格的变化或他能力的增减来解释。希特勒一直都没变。

他不属于那些多见的、在成功之后就失去其成功性格的历史人物。也不能说，他贪图舒适，放松或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他的精力与意志力自始至终是惊人的，其统治的力量即使在其总理办公室的地下室里（其统治区域最终缩小到那里）也是绝对的。在1945年4月28日，当地下室的一位居住者、爱娃·布劳恩的妹夫费格莱因试图逃跑时，希特勒命令将其抓回枪毙，他就被抓回枪毙了。这一命令及其立即执行一样具有典型意义。战争最后四年的希特勒，与以前成功的希特勒，是同一个人。尽管他吃药、失眠，有时双手颤抖，但这些对他的坚定意志与魄力毫无影响。将战争末年的希特勒描绘成其本人的阴影，成为一个可怜的废人的说法，都是极度夸张的。希特勒1941年至1945年间的灾难性失败，是不能用其身体或精神的衰弱来解释的。

也不能（有人尝试过这种解释，有时与关于他所谓的身体衰弱的论点一起）用希特勒的狂妄，一个节节胜利者狂妄地挑战命运的傲慢来解释。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定（他的衰落由此开始），不是来自于后来因胜利而激发的灵感——它多年以来就作为希特勒处心积虑的主要目标被确定下来了，早在1926年就在《我的奋斗》中被写下与论证过。希特勒1941年的另一后果惨重的决定，即向美国的宣战，与其说是来源于狂妄，不如说是产生于绝望的时刻（我们将在“错误”一章中更详细地论及这点）。希特勒在失败中坚持其原有路线的固执，是那种他在1925年至1929年间的失败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固执，那时，他的政党虽然曾多年竭尽全力地努力过，但未能向“合法夺权”靠近一步。

如果说希特勒是狂妄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这样说他），那么他一开始就是狂妄的。有什么还能比一个无名小卒、早年的失败者要当政治家的决定“更狂妄”呢？希特勒自己就一再说过，与他早年的勇气相比，后来的事情都不过一场儿戏而已；我们可以相信他这句话。另外，如果我们可以说他还有过学徒岁月的话，那么他作为政治家的“学徒岁月”异常地短促。实际上他1923年暴动的失败，是他唯一吸取教训的一次。除此以外，他一成不变，简直让人毛骨悚然。他的政治决策起码从1925年到1945年完全一致。在这二十年有变化的，是他碰到的抵抗力量的强度。

这样，我们手中突然有了解释希特勒胜利弧线之谜的钥匙。这把钥匙不在于希特勒本身的某种变化，而在于希特勒所遇到的对手的变化与更换。

我们将成就与成功区分开，不是没有考虑的。成就属于个人；而讲到成功，则总有两方参与。一方的成功则是另一方的失败。一个人可以同样的力量取胜于一个较为弱小的对手，但会失败于一个较强的对手，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恰恰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往往被忽视。如果我们在这里不忽视它，一切就豁然开朗了。当我们把视线离开希特勒而转向他各个阶段的对手时，希特勒的成功与失败马上就变得容易解释了。

因为希特勒的成功从来都不是来自一个强大的或者哪怕一个仅是坚韧的对手，即使是20年代晚期的魏玛共和国，以及1940年的英国都表明对他来说太强大了。他更不拥有一个弱者有时可以智胜与战胜一个强者所具有的丰富想象力与灵活性：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与同盟国的作战中，他没有哪怕一丁点儿如何利用同盟国之间的矛盾而瓦解这一同盟的想法；恰恰相反，希特勒为这个从许多方面来说都不自然的东西方战争同盟的形成做了比任何人都多的事情，而他却以盲目的固执做出了一切让这个有时已经接近崩溃的同盟团结一致的事情。

他的所有成功都是来自不能或不愿作出真正抵抗的对手。在内政方面，他给魏玛共和国以致命打击时，后者已经千疮百孔，实际上被放弃了。外交方面，他终结了1919年的和平体系，而这一体系那时已经在内部动摇了，已证实为不可维持。对内与对外，希特勒只是把摇摇欲坠的东西推倒了。

在30年代，与20年代和40年代不同，希特勒遇到的都是软弱的对手。一度与其争夺魏玛共和国继承权的德国保守派，没有具体的方案，内部矛盾重重，在抵抗或联合希特勒之间摇摆不定；30年代后期，希特勒从他们那里获得外交胜利的英法领导人，也在抵抗或联合希特勒之间摇摆不定。当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1930年德国的状态、1935年欧洲的状态以及1930年法国的状态时，希特勒的胜利就失去了对于同代人所具有的神奇色彩。我们必须费这点劲，尽管我们的观察似乎在远离希特勒。不涉及一点当时的历史，就无法理解希特勒的成功。

魏玛共和国在1930年，在希特勒于9月获得其第一轮选举大胜利之前，就终结了。3月份组阁的布吕宁政府，已经是第一届总统内阁。总统内阁应充当通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与宪法秩序的过渡形式，尽管具体还没有思考成熟与没有准确定义。与其两位后任巴本与施莱歇尔不同，布吕宁还处在宪法的边缘（他依仗紧急法令执政，还受到国会的“容忍”），但是宪法规定的国会多数，布吕宁已经不再拥有。凭借一个永久的、允许他无视国会执政的紧急状态假象，他实际上已经取消了魏玛宪法。所以，认为是希特勒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它广为流传。当希特勒正式登场的时候，魏玛共和国已经岌岌可危，1930年至1934年间内政斗争中的焦点，实际上已经不是捍卫共和国，而是其继承权。唯一的问题是，取代这个已经被放弃的共和国的，应该是一个保守的（最终皇朝的）复辟，还是希特勒。

如果要理解这一背景的话，就必须短暂地涉及一下魏玛共和国这一段从一开始就不幸的历史。

魏玛共和国在建立的时候，只由一个中间偏左的三党联盟（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派左翼与天主教徒）支撑着，这一联盟在帝国末年已经构成了国会的多数，在帝国的最后一刻实行了帝国的议会化（更确切地说，是别人扔给他们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以后，它们构成了国民大会的“魏玛联盟”，创建了基本上模仿议会化帝国制度的魏玛宪法，并上台执政。但只在一年后的第一次国会大选中，它便失去了其国会多数，并且没有再次获得。

其间发生了不合计划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它不符合魏玛共和国的方案，被镇压了。这造就了一个失望与激进的持久的左翼反对派，它从未承认这个魏玛国家，并且决不与其和解。但革命毕竟取得了一个不可取消的成就，它废除了君主制。除了将由革命建立的共和国变成自己的以外，魏玛联盟别无选择。但这样它又造就了一个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持久的右翼反对派。它与左翼反对派一样不接受这个魏玛国家，它们称之为“十一月革命的国家”；而且它比左翼反对派更危险，因为仍然掌握着几乎所有国家机关与军队的官位。魏玛共和国在其国家机关中从一开始就有一大批宪法的敌人！自1920年起，共和国的左翼与右翼的敌人还在国会中拥有多数，直到1925年，共和国犹如一艘刚刚入水的航船就在多年的海难中颠簸。几乎没有一年不发生来自左翼或右翼的暴动（1923年希特勒的暴动只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些年里，没有一个人认为共和国会长久地存在。

但它还是获得了一个短期的（表面的）巩固，即所谓的“金色的20年代”（1925年至1929年的几年）；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是毫无成就的年代。在这些年里，他那反共和国的叫嚣没有引起一点反响，几乎成为了笑料。发生了什么变化了呢？是什么让“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突然起死回生呢？

其中有几个因素。首先出现了一个能干的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他开始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的和解，给德国带来了一些小小的面子上的成就。美国人的贷款促成了一个有限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人数众多、强大的右翼反对派，一直（或者说，仍然）盘踞在那个它们拒绝的国家的各个部门里，但暂时尝试着放弃了它们的反对立场，让他执政；原来的共和国敌人当了几年的“理智共和党人”。

使这个半心半意的思想变成为可能，并给共和国以巩固机会的关键性事件，发生在1925年4月：兴登堡当选为总统。许多人把它看成共和国终结的开端。完全错了。兴登堡的当选，是共和国的一大幸事，给予了共和国唯一的巩固机会。因为对于至此坚决拒绝共和国的右翼来说，一个以世界大战英雄与帝国陆军元帅为总统的共和国，忽然看起来可以接受，一种近乎和解的气氛开始弥漫开来。只要有天主教徒、自由主义右翼与保守派组成的政府存在（1925年至1929年），这种和解气氛就持续着。这样，支撑国家的政党制度（第一次并且是最后一次）暂时能够扩展到全部左右派别（极端的边缘党派，如共产党与纳粹党除外）；因为现已成为反对派的社会民主党与自由主义左翼，其对国家的忠诚不必受到怀疑。

但这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当1928年政府大选失利，自1920年以来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出任总理时，所有这一切都不存在了。保守派在其新领袖胡根贝格的领导下又走上了坚决反共和国的道路，即便已有了一个新领袖（卡斯）的中央党，也在说什么需要一个专制的政府，而在国防部里，一位涉政的将军（冯·施莱歇尔）开始在策划政变。像1928年那样的选举结果以后永远不应该发生，政府（一个永久的右翼政府）应当独立于国会与大选，与在俾斯麦帝国期间一样；国会的统治应该被取消，应该实行总统内阁制。

到1930年3月时机成熟了。施特雷泽曼已经于1929年10月去世，同月美国股市的暴跌引发了一场世界经济大危机，并且马上殃及德国；政府未能作出及时反应，辞职了，而这次它未被一个受国会支持的政府所代替。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不很有名的右翼中央党人布吕宁（由施莱歇尔推荐），一位没有国会多数的总理，但拥有近乎独裁的全权，并拥有秘密的委托：实行向一个保守专制、独立于国会的政权过渡。他暂时依据紧急状态条款的紧急法令执政，当国会不顺从的时候，他便解散了国会。这是希特勒的机会。在1925至1929年间运转正常（或看上去运转正常）的共和国，他没有插手的机会。在1930年的国家危机中，他的党一下子就成为了第二大党。

希特勒就要登堂入室了！从现在开始，甚至社会民主党也容忍布吕宁的没有国会多数的紧急状态政府，视其为小祸，布吕宁可以半合法地继续执政近两年。但国难在加剧，希特勒的浪潮也在上涨，而布吕宁未能实行施莱歇尔委托的、从半合法的执政方式向新专制国家的过渡。1932年5月，他因此被推下了台。施莱歇尔的新一位、国会更不支持的总理候选人巴本出任总理，组成了一个“贵族内阁”，宣称要实行“一种全新的国家领导制度”。首先，他又解散了国会，在新的选举中，希特勒党的议席又猛然翻了一番，成为最大党。从现在开始，只存在巴本、施莱歇尔与希特勒三者之间的选择。没有人再提及议会制共和国，它已被默默地埋葬了，斗争的焦点是其继承权。

一开始就显而易见，1932年8月至1933年1月间，在巴本、施莱歇尔与希特勒之间的勾心斗角中，希特勒手中的牌更硬。仅仅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他是一个人，而他的对手是两个人。其次，是因为他身后有着一股群众运动，而巴本与施莱歇尔只有崩溃的帝国被赶下台的精英。尤其是因为希特勒知道他要什么，而巴本与施莱歇尔却不知道，实际上也无法知道。唯一能够支撑其专制国家的是复辟帝制，总之，在已经八十五岁的兴登堡死后是这样；但他们不敢把它作为明确的目标。理由很简单：不存在一个适合的与使人信服的皇位候选人。因此，他们沉迷于不可理喻的设想之中。巴本，身为一个潇洒的贵族骑士，幻想着禁止所有政党，建立一个纯粹的上等阶级独裁，甚至一个贵族独裁，只是以国防军的刺刀为依靠；施莱歇尔认为国防军不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确实也是如此），他也在做他的美梦——分裂纳粹党，建立一个由“温和”的纳粹分子（除去希特勒），工会、青年社团与国防军为基础的等级国家。

二人当然刚开始就失败了，但后果最严重的是，他们因此反目成仇。施莱歇尔把巴本推下台，自己出任总理。而巴本复仇心切，总是想冒险，事后与希特勒结成同盟，说服兴登堡放弃施莱歇尔，并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他一直愿意接受希特勒为小伙伴（可以说是再次充当“鼓手”）；现在他愿意扮演总理希特勒的小伙伴；他还期待着，能与他的贵族出生的保守部长团队把希特勒“包围”起来。

这未能实现。希特勒是如何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最终在下一年战胜他的保守小伙伴，直至在1934年8月兴登堡死后将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已经是众所周知了，不需要再仔细讲述。但值得被记住而且并非人所共知的是以下的情节，它或许会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1930年至1934年间，希特勒必须认真对付的唯一内政对手或竞争对手，是保守派。自由派、中央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从未给他一点麻烦，共产党人也一样。

这一点在1934年以后他那完全掌权的年代也是如此。自由派、中央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他们还是忠于其信仰的话，几乎都退回到对于希特勒来说无害的被动状态，要么回归内心，要么流亡国外，至于那些小规模的、建了被抓、抓了又建的共产党小组的纯象征性抵抗与地下组织，他们视死如归的绝望斗争尽管很值得敬佩，但对于希特勒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用警察就可以对付的问题。但是，那些保守派拥有着军队、外交与机关中很保险的位置，对于希特勒来说，一直是一个真正的政治问题。因为他们对于日常工作不可缺少，他们一半是结盟者，但一直也是半个反对派，有时，至少局部人，是全面的反对派。巴本与施莱歇尔在1934年夏天的危机中有所行动（施莱歇尔为此付出了他的性命，巴本被推到了一个外交的驻外职位），1938年与1939年保守的国防军将军策划政变，保守派政治家如戈德勒与波皮茨在整个战争时期，与军队、国家与经济的各种伙伴一起密谋对付希特勒，而1944年甚至最终形成了一种政界与军界保守的希特勒反对者大联盟，其高峰是7月20日的刺杀行动。“7月20日事件”本质上是一次高度保守派的行动——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其牺牲者名单读起来有点像“哥达贵族谱系”中的一段，尽管出于修饰目的在计划的政变政府中给几位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安排了几个部长位置。它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想实现的浪漫保守国家思想与巴本及施莱歇尔的国家思想一样，不成熟，不符合时代，远离现实。

保守反对派对希特勒从未能构成真正的威胁，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保守派一个又一个胜利。不过，这是唯一的一个直到最后都使他头疼的反对派，而且是唯一的拥有一个尽管是微小的推翻他的机会的，并且至少作出了一次尝试的反对派。而这一反对派来自右翼，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希特勒处于左翼。

这值得思考。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习惯的那样容易被划入极右翼。他当然不是一位民主人士，但他是一个民众主义者：他的权力基础是群众，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的民众领袖。他最重要的统治工具是鼓动，他的统治工具不是界线分明的等级阶层，而是一个相互没有协调的、只通过处于顶峰上的他个人集中在一起的群众组织的混乱聚集。所有这些更多的是“左”的，而不是“右”的特征。

很显然，在20世纪的独裁者行列中，希特勒的位置在墨索里尼与斯大林之间的某处，而且更仔细地看，更接近斯大林。而把希特勒称为法西斯分子就更加错误了。法西斯主义是上层阶级的统治，以人为制造的大众狂热为支撑。希特勒确实使大众狂热，但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以此来支撑一个上层阶级。他不是一个阶级政治家，他的纳粹主义完全不是法西斯主义。我们已经在前一章提到，他的“人的社会化”在今天（1978年）的苏联与民主德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完全一样的对照物，而这些对照物在法西斯国家最多只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而且有时完全缺乏。但与斯大林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是，在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请注意概念上的相同点！）里私有财产继续存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它在一个希特勒式的极权命令国家是否那样重要，这里先不下结论。但其与墨索里尼的经典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则更大：没有君主，因而独裁不能被罢免与替代，在纳粹党或国家里没有固定的等级，没有宪法（也没有一部法西斯式的宪法！），没有真正的与传统上层阶级的联盟，更没有为它们服务什么。有一个外在特征对许多本质性东西有着象征意义：墨索里尼穿燕尾服的次数与穿党服的时候一样多，而希特勒只是在1933年至1934年间总统兴登堡还在，必须维持与巴本的表面联盟的时候，有时穿过燕尾服，此后他与斯大林一样，只穿制服。

在我们从希特勒1930年至1934年间的内政成功，转向其1935年至1938年间同样容易从当代历史解释的外交成功以前，还有必要作一个最后的简短总结。人们经常问：如果希特勒在今天的联邦德国在经济危机与失业达到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的规模时再次出现，他还会像1930年那样有上台的机会吗？如果我们对希特勒夺权过程的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回答是令人安心的：不，希特勒不会获得同样的机会；因为联邦德国不存在一个拒绝（民主）国家、摧毁国家、为他上台作准备的右翼。

一个国家不会仅仅因为经济危机与大众失业而崩溃，否则，大萧条期间在1930年至1933年间有着1300万失业人口的美国也该崩溃了。魏玛共和国不是被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摧毁的——它们当然加剧了灭亡的气氛——而是被魏玛德国右翼在此之前已经作出的以一个（没有明确设计的）专制国家取代这个议会国家的决定所摧毁的。它也不是由希特勒摧毁的：他出任总理的时候，它已经被摧毁了，他只是剥夺了那些摧毁它的人的权力。

波恩共和国（联邦德国）与魏玛共和国的巨大区别却在于，那股曾摧毁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势力，即拒绝共和国的右翼，在联邦德国不复存在了。或许正是其与希特勒竞争的失败，以及其多年无效的反抗希特勒的痛苦、流血的经历，使德国的右翼返回了共和国、议会主义与民主制度。总之，它在希特勒之后认识到，与其试图和一位煽动民意的独裁者竞争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权，不如作为一个议会政党与其他左翼的议会政党，在一个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游戏中去较量。基督教民主联盟（一个天主教中央党与其他以前的右翼政党的合并）的建立，是右翼这一根本性思想转折的标志，它与社会民主党三十年前从一个革命党到一个议会党的转变一样，是德国政治的百年大事件。

联邦德国具有魏玛共和国所没有的，即一个民主的右翼。作为国家，它不仅受到中左翼联盟的支持，而且受到了全部政党的支持（极端的边缘组织除外）。这样，按常情判断，类似于1930年为希特勒开路的态势不可能出现。波恩共和国，仅就其政治结构而言——不仅仅是因为波恩基本法比魏玛宪法有着某些优点——是一个比魏玛德国更为稳固、更为强大的民主国家；而且，就该专题的最后一句话是，即便有一天，与其前十七年一样，又有一个右翼政府，或者，譬如在恐怖主义的压力下，强化其法律，它仍将是这样。那些因此把联邦德国与希特勒帝国相提并论的人们（他们几乎都是没有经历过希特勒统治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到此为止，已经讲了足够多的希特勒的内政成功，我们现在转向其外交成功，这些成功也更多应该归功于其对手的软弱，而不是归功于他自身的强大。与他1930年在内政方面遇到的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共和国一样，他1935年在外交方面遇到的是1919年欧洲和平体系的全面崩溃。与当时在国内一样，他在国外遇到的现状捍卫者已经失去了信心，而在那些想以另一种秩序代替现有秩序的人当中，他找到了他的非自愿的助手。要理解为什么如此，我们就必须像前面涉及到魏玛共和国的历史那样，简短回顾一下1919年在巴黎建立的欧洲和平体系的历史。

这是一段同样不幸的历史，而且有着同样的结构。巴黎和平秩序有着与魏玛共和国一样的先天缺陷。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在于它一开始既没有永久地剥夺内政方面最强大的、对于国家运转不可缺少的权力集团，即德国的右翼权贵（1918年革命本给予了它这个机会），又没有将其长远地融入新的共和国；而巴黎和平秩序的失败也在于，既没有永久地消灭同样仍是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对于欧洲的稳定不可缺少的德意志帝国的国力，也没有长期地把它融入欧洲。巴黎和平体系的缔造者甚至在这两点上作出了相反的举动。他们没有像梅特涅在拿破仑战争后对待法国那样，将德国作为共同缔造者纳入和平秩序的构建，而是侮辱与蔑视德国。他们没有分裂或占领德国（这样做倒是彻底的），使之长远不能捣乱。他们不仅保持了德国的在1871年至1918年间成为欧洲最强国的国家统一与独立地位，而且扩大了德国的国力，因为他们取缔了大部分以前存在的与德国抗衡的力量。

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1919年巴黎和平秩序直接有关德国的部分），首先看成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一点在心理上可以理解，它确实也是个侮辱，而侮辱之处尤其在于该和约形成的方式。这个和约，确实如受侮辱的德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道命令。在此前，欧洲的和约，都是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谈判达成，当然，其间战胜国的谈判地位更强，但战败国形式上的参与是平等的，这样所达成协议的恪守就有了道德的基础。但这一次，德国是在同盟国的战争威胁下，在没有参与谈判与达成的和约上签字的。这样，从一开始就使德国人感到不必受被迫签字的和约的约束。甚至不需要该和约里比比皆是的侮辱他们尊严的、歧视性的条款来坚定他们“挣脱凡尔赛的锁链”的决心。这一决心决定了1919至1939年间的德国外交政策，在魏玛时期与希特勒时期都一样。魏玛共和国与希特勒都取得了成就。希特勒上台时，1919年的欧洲和平秩序——“凡尔赛的锁链”是其一部分——已经开始全面瓦解。

因为“凡尔赛的锁链”，正如在希特勒毫不费力地撕毁它以前就被证实的那样，是纸做的。在纸面上，德奥双方都希望实现的德奥合并，与德国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一样，都是被禁止的；在纸面上，德国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下；在纸面上，德国人必须一代代地赔款。但是，强迫实行这些纸面上的限制与义务的权力却不存在。1919年巴黎和会使得它不存在；而且（德国在饱受侮辱的惊讶之中，起初并未注意到这一点，是后来才发现的）它实现了德国在四年战争以后都未能实现的格局：让德国成为一个绝对的、不可阻挡的欧洲强国。割让德国领土也不能对此有任何改变。

1871年至1914年间，阻碍德国从欧洲最强国发展为一个绝对霸权地位的因素，是其与四个其他欧洲大国，即英、法、奥匈、俄国的近邻关系。德国必须顾及到这些大国，因为它虽然比其中每一个都强大，但当然比它们的总和弱小。1914年至1918年间打掉其“向世界霸权伸出的手”的年是英、法与俄国，然后是它们又与美国结成的大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个大国中的一个，即奥匈帝国，1919年在巴黎被摧毁了；而第二个，即俄国，被拒绝参与任何欧洲事务。这样，俄国当然也被排除在战胜国联盟之外；而同时，1917年为替代俄国而参战的美国，退出了战胜国联盟，拒绝共同保障其原盟友的和平秩序。这就是说，和平秩序从一开始就只有英、法在支撑，与魏玛共和国只有三个政党支撑着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基础都太小，难以起到支撑的作用。因为从长远来看，元气未伤的德意志帝国（只要注视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就可以看到）太强大，英、法两国单独难以将它限制在《凡尔赛和约》文件设立的栅栏里。而在原奥匈帝国领土，以及在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地带上新建的小国，只要德国从战争的过度疲惫与战败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似乎注定要成为德国的附属国。在巴黎，人们不仅通过侮辱性对待将德国推上了修改（和约）主义与复仇主义的道路，而且同时着魔般地用一切工具铺平了这条道路。

那两个对此负责的国家，即英国与法国，也马上隐约感到，它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但它们从渐渐清醒的认识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英国认为，必须通过和约条件的逐渐改善使德国满意（“绥靖”），把一个不妥协的对手改造成一个心甘情愿的、修改后的和平秩序的共同维护者；而法国则认为，恰恰相反，必须补上在巴黎被耽误的对德国真正的打击。当法国1923年占领鲁尔区，将其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英、法的矛盾公开化了。英国不配合，法国被迫妥协，之后它有点忍气吞声地跟随着英国的“绥靖”政策。这一绥靖政策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开始于1938年的慕尼黑（在内维尔·张伯伦的主持下），而是终结在那里。它开始于1925年的洛迦诺，在其兄弟奥斯丁·张伯伦的主持之下。

在随后的阶段（在德国，它主要与施特雷泽曼联系在一起），在国际上的情况与国内在兴登堡当选以后的阶段出奇地相似，而且在时段上相吻合（但它比后者更长，因为布吕宁、巴本与施莱歇尔也在英国绥靖政策的拖缆后边航行，甚至希特勒在前五年至少表面上也是如此）：与在德国的共和国的反对者一时勉强接受共和国（前提是他们可以执政）一样，德国也暂时勉强尊重巴黎的和平秩序，前提是可以一步步拆除它。

它确实被一步步拆除了。施特雷泽曼、布吕宁、巴本与施莱歇尔的成功（《洛迦诺公约》、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提前从莱茵区撤军、取消赔款、原则上承认德国有同等的军备权利），并不弱于希特勒的成功（再次武装与普遍兵役制、与英国签订《舰艇条约》、莱茵区的再军事化、兼并奥地利、兼并苏台德地区）。但区别在于，希特勒的前任主要强调每次获得成功的和解特征，让英国一直感到愉悦，继续推行其绥靖政策；而希特勒则相反，他极力让他的成功表现为是从一个敌对世界里强行夺取的；他也得逞了，不仅因为他全部控制了德国的舆论，而且也因为德国民众的情绪有着某些倾向，他们一直渴望着取得针对被憎恨的凡尔赛体制的强力胜利，而对于在和解名义下取得的外交成果只感到一半的高兴。

另一方面，希特勒所获得的外交成功是英国容忍他获得的，甚至是送给他的，但他以炫耀的方式渐渐地破坏了其英国伙伴的兴致。他们无法忽视希特勒越来越不兑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报答——参与巩固欧洲的和平与共同支撑已经为德国修改的和平体制。他们甚至逐渐有了怀疑（这是一个相当有依据的怀疑），他实际上把所有他们为了巩固和平而让他获得的一切，都用来加强进行一场新战争的力量。奥地利的兼并，英国人不动声色地接受了；兼并苏台德地区时，英国就要参与讨论了。而英国再次同意希特勒“最后一个领土要求”的《慕尼黑协定》，在英国就很有争议了。当希特勒半年以后撕毁这一协定，进军布拉格的时候，（英国人的耐心）终结了。绥靖政策已被埋葬，而在英国取而代之的恰恰是愤怒而沮丧的心理准备，必要时就与德国重新作战。

如此看来，几乎要怀疑，是否应该把希特勒的外交成功（恰恰因他善于赋予其使人惊讶的特征，而同时逐渐堵塞了其来源）真的看成纯粹的成功，而是应该把它归类于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论述的他的错误。至少它们在为一个巨大的错误作准备：希特勒1939年至1941年间所犯的错误。他把不通过战争就重新建立的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放到赌桌上，把它转变为对欧洲的战争征服与占领，犹如故意强奸一个完全情愿的女人。

不过，这些年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些成功，一些多余的、其长远影响甚至有害的成功，但毕竟还算是成功，这次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军事上的。这些成功中真正给人深刻印象的只有一个：对法国的迅速而轻易的胜利。德国能够随心所欲地在军事上征服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与希腊这些国家，这不出乎任何人的意料，只会引起恐惧与仇恨，而不会引起仰慕。但是，德国能够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在六个星期内迫使让德国在长达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法征服的法国投降，再一次确立了（这是最后一次）希特勒作为奇迹创造者的名声——而且这一次还加上了军事天才。在其崇拜者眼里，1940年的他，在获得所有内政与外交成功以后，是“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统帅”。

他不是“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统帅”，这一点今天就不用细说了，但我们有必要针对他的军事上的批评家为他作一点辩护。按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军们回忆录的说法，要不是希特勒干扰的话，他们都打赢了这场战争；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希特勒确实懂一点打仗，他反思了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场经历，比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反思得更透彻，在战后他在军事上继续补习；与他的对手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相比（他们也都是外行战略家，他们不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还经常胡乱指挥他们手下的将领），在军事领域他并不逊色；也不比他自己的将领们差。当然，建立独立的坦克兵种的主意是古德里安提出的，而战略上精彩的对法作战计划（比那个著名的施里芬计划要好得多）源自曼施泰因。但是没有希特勒，古德里安与曼施泰因都不可能克服那些级别更高、固守传统与狭隘的陆军将领们的反对。是希特勒采用了他们的计划，计划的实行必须归功于希特勒。尽管希特勒在对苏战争后期缺乏想象力、固执与死板的防守战略，暴露了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壕（阵地战）性格，我们也必须质问，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固执，对苏战争或许在第一个冬天就灾难性地结束了。希特勒肯定不是他自己所认为的那个军事天才，但他也不是许多将军回忆录中描写的替罪羊，对军事一无所知，是个外行。总之，1940年对法战争军事上的意外胜利中，有他一份重要的功劳。

这不仅因为他看到了曼施泰因作战计划的价值，并且克服了陆军指挥官布劳希奇与参谋长哈尔德的疑虑，而且因为是他，只是他，敢于开始这场战争。德国将军们眼前还有着1914年对法战争的可怕画面，这场战争在初期进攻以后便陷入了一场四年阵地战；为了不第二次加入这样一场冒险，他们中有几个在1939年冬天甚至愿意对希特勒发动政变。与德国将军们一样，整个世界都理所当然地期盼着法国能够重复1914年的防卫奇迹；只有希特勒不这么看。恰恰是这种普遍的期待及迅速的失望，使得希特勒的对法胜利像一个真正的奇迹那样耀眼。但它不是奇迹；称得上奇迹的是1914年法国的防卫成就，而1940年的法国不是1914年的法国（提到以下一点或许不是多余：1978年的法国也不再是1940年的法国。他已经是一个年轻化的、物质上与精神上复兴的民族）。在第一批德国坦克跨越马斯河以前，它实质上内心已经被战胜了。

我们在前面简述巴黎和平体系时，在讲到1924年时有点把法国给忽视了。在那一年，其在鲁尔地区的单独行动失败之后，法国被迫附和英国的绥靖政策：先是不情愿，还进行阻碍，以后越来越没有意志，最后几乎带有受虐狂式的顺从。自那一年起，法国实际上在欧洲政治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主角由英国与德国扮演，中心问题是，英国的绥靖政策与德国的修改政策是否能相互和谐。法国只能期盼最好的结果，即德国在不满之处被解除以后，最后会真正感到心满意足。

如果不能的话，那么法国就要倒霉了，因为每个对德国的让步都有害于法国；随着每一个让步，一个七千万人口的民族，相对于一个四千万人口的民族的（法国自1919年至1923年试图打破而未能打破的）优势又重新出现了；如果绥靖政策（就像法国一直担心的那样）无效的话，而重新强大的德国有一天发动进攻与复仇战争的时候，英国还有一条海峡挡着德国，而法国则连一条莱茵河也没有。法国跟随着英国的政策，尽管它一开始就对之深深怀疑；法国这样做，因为它别无选择。但它的神经在其间渐渐被折断，它的自卫意志瘫痪了，它不敢设想再打一场马恩河战役和一场凡尔登战役。自1936年希特勒的军队再次进入其在莱茵区（法国六年前在绥靖政策的过程中提前撤军的同一个莱茵区）的原有进攻位置以后，法国就像一只兔子呆视着一条巨蟒那样盯着希特勒德国；最后在其潜意识里，期待着这一不可避免的可怕结局的到来。“人们必须结束它”，这个1939年伴随法国人走上战场的口号，听起来几乎是在呼吁战败：快点结束吧！

法国1919年至1939年的历史，是一段历尽艰辛取得胜利然后又完全丢失的历史，一段逐步从最骄傲的自豪到近乎完成自我放弃的历史，这是一场悲剧。在德国，人们当然不是这样看的，在他们的记忆中，法国一直是一个在战后初年纠缠不休的国家。而且，这个悲剧完全没有被德国人看到。德国人以为，他们面对的不仅是1919年凯旋的法国，而且是1914年那个英勇善战的法国。德国将军们几乎与法国人一样害怕一场新的马恩河战役和一场凡尔登战役。而且，不仅德国人，整个世界，特别是英国与苏联1939年开战时，理所当然地期待法国时时刻刻将与1914年一样，为捍卫它的领土不惜牺牲其儿子们的鲜血。只有希特勒不这样看。

事后人们容易看到当年只有希特勒所看到的：法国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先是咬牙切齿地，然后越来越失去自我意志），出于放弃与绝望，一直在干违背其生存利益的事情。1925年它签订了实际上放弃其东方小盟友的《洛迦诺公约》；1930年它从莱茵区撤走了军队，本来它还可以在那里逗留五年；1932年夏它放弃了赔款要求，当年深秋它承认了德国军事上的平等权利；1935年，当德国公开宣布其巨大的扩军计划时，当1936年德国国防军进军本应非军事化的莱茵区的时候，当1938年3月德国（在军队的协助下）兼并奥地利时，它都瘫痪似的呆视着；同年9月，它甚至自己把其盟友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领土出卖给了德国，以换得和平；而当一年以后（而且是在英国向德国宣战六个小时后，这很说明问题），它因德国进攻其第二个盟友波兰，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悲哀地向德国宣战后，它长达三个星期宣而不战。在这三个星期内，整个法国陆军面对的只是一个德国军团，所有德国其他军团都在忙于征服波兰。这样一个国家，当它受到侵略的时候，还能打第二个马恩河战役和第二个凡尔登战役吗？它不会像1806年的普鲁士那样，在第一次冲击下就土崩瓦解？当年的普鲁士也推行了长达十一年的懦弱政策，然后在最后、最不合适的时刻，跟早已比它强大得多的拿破仑开始了一场对于拿破仑来说不能完全理解的战争。希特勒胸有成竹；而我们必须承认，他没错。对法战争成了他最大的成功。

但是，前面对希特勒所有成功所说的话，对这次成功也有效。它并不像给世界显现的那样是个奇迹。不管希特勒是给魏玛共和国，还是给巴黎和平体系的致命打击，不管他征服的是德国保守派，还是法国：他推倒的都已行将倒塌，他杀死的都已奄奄一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他有着某种本能，知道什么正行将倒塌，什么已经奄奄一息，只等着仁慈的一枪。他的这一本能比他的对手更灵敏（在旧奥地利时，他作为年轻人就有了这一本能），这让他的同时代人深为佩服，他自己也自鸣得意。但他这一本能（对于一个政治家无疑是一个有用的天赋），与其说像山雕锐利的目光，不如说犹如兀鹫灵敏的嗅觉。

第四章　错误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漫长的；等级、阶级、机构与政党的生命，也远远长于服务于它们的个人的生命。结果是，绝大多数政治家（而且有意思的是，右翼居多）会务实地行动；他们不可能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在其中短暂登台的剧目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干眼下该干的事情；他们这样比那些追求远大目标而试图（绝大多数是徒劳地）看透“整体”意义的人们更成功。甚至还有政治不可知论者（而他们往往是最成功的政治家），他们完全不相信所谓“整体”的意义。譬如俾斯麦就说过，“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国家、权力与尊严，与一只公牛一脚就踩烂的蚂蚁窝，或者一个遭遇一个蜂农的蜂窝有什么区别呢？”

另一种政治家类型，试图将某种理论付诸实施，以服务于其国家或政党，同时为天命、历史或进步服务，绝大多数属于左翼，而一般更少成功；失败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与乌托邦分子，多如海边的沙粒。不过，一些伟人也以此类政治获得了成功，尤其是那些伟大的革命家，例如克伦威尔、杰斐逊，20世纪有列宁等人。尽管他们现实中的成功总是比所期待的要丑陋，但这并不影响其成功本身。

希特勒很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这也是我们不能随便把他归类为右翼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不仅想当一个政治实干家，而且想成为一位政治思想家与目标树立者，（正如他以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所说的那样）一个“纲领家”；可以说，他不仅要当一个“希特勒主义”的“列宁”，而且要当一个该主义的“马克思”；他特别自豪地认为，自己既是“纲领家”又是政治家，这在“人类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才会出现一次。不过，他很正确地认识到，一个按照某种理论、一个“纲领”行事的政治家，一般要比纯实干家碰到更多的困难：“因为一个人的未来事业越伟大，为此的斗争也越艰巨，其成功也越罕见。但如果在几百年中有人获得成功，那么他或许可以在晚年得到即将到来的荣誉的一丝光辉之照耀。”

众所周知，希特勒没有得到它。“照耀”其末日的可不是未来荣誉的光辉。但完全正确的是，他是按照自己设计的纲领从政的，而且给自己的政治行动增加了困难。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他几乎是设计了他的失败。因为他自造的世界观，他的纲领的基础，是错误的；就像一个使用一张错误地图的旅行者无法达到其目标一样，以此世界观为向导的政治不可能实现其目标。

所以，值得更近距离地看一看希特勒的政治世界观，把其中错误的与正确的，至少说得过去的部分区分开来。奇怪的是，这一工作几乎到现在还没有人做过。在1969年艾伯哈特·耶克尔把希特勒分散在书籍与演说中的思想梳理出“希特勒的世界观”之前，有关希特勒的研究甚至都不愿意承认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世界观；相反，可以用英国的希特勒传记作家的话来总结在此以前的主流观点：“纳粹主义的唯一原则只是为权力而权力，为统治而统治。”这一点与罗伯斯庇尔和列宁是截然相反的，在他们那里，“夺取权力的意志……是与主义的胜利一致的”。甚至直到今天，对于许多没有仔细研究过的人来说，希特勒还是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和一个本能政治家。

但希特勒恰恰不是机会主义者或本能政治家。尽管希特勒在策略与时机问题上很相信他的本能（他的“直觉”），但是在政治战略问题上他却是以固定的甚至固执的基本思想为指导的。而且，他把其基本思想编织成了一个边缘松散但差不多能够自圆其说的体系，一套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论”。耶克尔可以说是从希特勒政治著作中的许多支离破碎、东拉西扯的段落中重新合成了这套理论，但是，耶克尔也就此止步了。他认为，对此进行批判是多余的：“对于文明的人们来说，不言而喻，这一实现世界观的途径，从一开始而且毫不遮掩地就是战争，在野蛮性与残忍性上大概从未被另外一种世界观超越。”太对了。批判性研究需要进入到希特勒政治思想的深处，而这确实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这仍是必要的，出于以下相互对立的理由。

一方面是因为，只要不对希特勒思想进行批评，那么希特勒的思想（比我们估计的还要多），不仅只在德国人中，而且在自觉的希特勒追随者中，将继续阴魂不散。另一方面是因为，只要这些思想中的错误部分不与或多或少是正确的部分区分开来，正确的部分就有被禁止的危险，只是因为希特勒也曾经这样想过；但二加二仍然是四，希特勒无疑也会赞同。

第二种危险更大，因为希特勒思想的出发点几乎全是非原创性的。其原创部分（几乎全部可以被证实为错误的）是他演绎的，与他的建筑设计一样，传统的古典建筑风格是其设计的基础，这本身无可非议，但被他夸张、炫耀与挑衅式的比例糟蹋了。他的基本设想，他的出发点，与其绝大多数同代人相同；有些甚至是属于“二加二等于四”这类人所共知的道理。

譬如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而且（这一点自希特勒以后几乎无人再敢说）也存在着各种种族。一个在他的时代几乎被普遍接受的、今天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国家与民族应该尽量相互吻合，即国家应该是民族国家；认为在国家生活中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也只是在希特勒之后才变得值得怀疑；而如何消灭战争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这只是个例子，它警告我们，不要把希特勒所想过、说过的一切，只是因为希特勒如此想过、说过就都一概否定；不要对每一个把民族与种族当作现实的人，或者为民族国家说话并且正视战争可能性的人，用致命的恶名“希特勒”让他闭嘴。我们总不能因为希特勒算错了账就废除数目字吧。

现在我们尝试着简述一下希特勒的历史政治世界观，即“希特勒主义”的理论。它的基本内容大致如下：

所有历史事件的载体，既不是阶级也不是宗教，严格地讲也不是国家，而是民族或者种族。历史“是一个关于一个民族生存斗争过程的叙述”；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所有世界历史事件只是种族自我生存本能的表现”。国家“原则上只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工具，它把人们的种族生存视为其目的”；或者，不那么防守性的，“它的目的在于维护与促进”一个物质上与心灵上同类人的共同体，“内政的目的在于保障一个民族对外自卫的内在力量”。

这一对外自卫的内容就是战斗：“谁要生存，就该战斗，谁在这个永恒搏斗的世界里不愿意斗争，那就没有生存的资格”，而民族（或种族）之间斗争的方式，是而且当然是战争。如果观察正确，“战争就失去了其单个的或多或少暴力的非常特征，而是可以列入一个民族彻底的、有良好基础的、长久发展的自然甚至理所当然的体制。”政治是一个民族为其尘世生存进行生存斗争的艺术。外交是维护一个民族所必需的生存空间的大小与质量的艺术。内政是维持一个民族为斗争所必需的、以其种族价值与人数为方式的力量投入的艺术。简言之，政治是战争与战争准备，这种战争的目标首先是生存空间。这具有普遍意义，对于所有民族，甚至所有生物都有效，因为“它们的自我生存本能及其繁衍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整个生命进程展开的空间是有限的。生存空间的这种局限造成了生存斗争的必然性”。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它“（必须）为其在那条从今天局限的生存空间通向新领土的道路上进军积聚力量”。它的主要目的必须是，“消除……我们的人口与我们的领土面积——既作为粮食来源地，又作为权力政治的根据地——之间的不相称”。

战争的第二个目的在于统治与征服。“自然的贵族主义式基本思想所希望的，是强者的胜利与弱者的灭绝或者其无条件的服从。”这就是“力量的自由游戏”的内涵，“它必然导致持续的互动进化”。

而民族之间持久战争的第三个目的，即最根本的目的，是统治世界。这一点，在希特勒1930年11月13日的演讲中得到了最简要、最明确的表达：“每一个生命都在努力扩张，每一个民族都在向世界霸权努力。”而且这也本应该如此，因为“我们都预感到，在遥远的未来人类将遇到问题，只有一个最高种族的、拥有全球财产与可能性的统治民族才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与资格”。在《我的奋斗》的最后写道，它（无疑是指德国）“必须赢得这个地球上属于它的地位”：“一个在种族毒化的时代保护其最佳种族成分的国家，必然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之主。”

直到这里，所有这一切想得尽管有些狭隘、突兀与冒失，但还能自圆其说。看到希特勒如何玩弄“种族”概念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有些不舒服了。这个概念是希特勒思想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种族问题是世界历史的钥匙”），但希特勒从未作出定义，它常被视为与“民族”概念相同。按希特勒的思想，“一个最高级的种族作为主宰民族”应该在某一天统治世界，但到底是一个种族还是一个民族？是德国人还是“雅利安人”？这点在希特勒那里从未得到澄清，谁在他眼里是雅利安人，也不清楚。只包括那些多多少少属于日耳曼民族群的民族吗？或许还包括除了犹太人以外的白种人？就此，我们在希特勒那里找不到任何答案。

“种族”概念在一般的语言使用中，同时在希特勒那里，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一种是质量性的，一种是中性的区别意义。“良好种族（品种）”、“改善种族（品种）”，这些是家畜培育者使用的质量性概念，他们在培育某个品种的时候将价值低劣的排除在外，想通过培育突出某个品种的某些特征。当希特勒提及可以通过弱智者的绝育与精神不正常者的处死提高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的时候，就经常这样使用这个概念。但除此以外，在一般的语言使用中还存在着价值中性的、用来区别统一类别的各种不同群体的概念，当然这种概念也存在于人类、马与狗。人们把各种不同肤色的人群，完全不加褒贬地称之为各种不同种族。如果在希特勒之后人们不愿再使用这一概念的话，就必须发明另一个相同意义的概念。除此以外，在希特勒时代也通常把白色种族的各种分支（如日耳曼人、罗曼人、斯拉夫人）或者各种体形与头型（北方的、东方的、西方的，或者“迪纳拉式的”）称之为“种族”，这制造了混乱，其中夹杂着偏见与专断的评价；对于某些人来说，“日耳曼的”或“北方的”要比“斯拉夫的”或“东方的”好听点。

在希特勒那里，这一切都乱了套。耶克尔（直到这里，我们基本上跟随他那本贡献卓越的关于希特勒世界观的叙述）还试图把希特勒的种族学说指定在总画面中的一个固定的、逻辑上无可挑剔的位置，这或许有点牵强了。只有去掉一些东西，而且对于希特勒来说主要的东西，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只要人们使用家畜养殖者的“种族”概念（希特勒有时如此使用这个概念），也就是只讲能够与应该通过“培育”改善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这样的解释可以说得通。按照这种解释，历史的主体是民族，历史的内容是他们为生存空间与世界霸权所进行的战争与竞争，为了这场战斗，它们当然必须不断加强武装，不仅在军事上与思想意识上，而且在生物学意义上，也就是通过“种族价值”的提高，即消灭弱者，以及有意识地培育他们有利于作战的特征。这一切虽然不正确——我们还会讲到这点——但能够自圆其说。但这不是希特勒世界观的全部，而只是其一半。其另一半是反犹主义，而为了它的论证与合理化，他需要另一个“种族”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为了它，他需要一个全新的、与第一种解释在许多方面矛盾的理论。

到现在为止，就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我们只是短暂地涉及过一次：这是在观察希特勒的生涯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第一个在他那里扎根的思想意识，比他的民族和大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还要早。但在以后的每一章里——尽管很恶心——我们都必须讲到他的反犹主义，因为他对犹太人的看法不仅仅是他所犯错误中后果最为惨重的一个，而且是他实际政治中最早的一个错误；在犹太人身上他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在他对德国的背叛行为中，其疯狂的反犹心理也扮演着一个不小的角色。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希特勒的反犹理论中有哪些错误。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又是一个独立的理论，与第一个刚刚简述过的理论，我们可以说是民族理论，只能十分牵强地被归为一类。在那边，全部历史的内容只是各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永恒战争。这里，我们突然获悉，这还不是历史的全部内容。除了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外，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历史还有另一个永久的内容，即种族之间的斗争，它并不是白种人、黑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斗争（对白种人、黑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确切的种族区别，希特勒完全不感兴趣），而是白种人内部的斗争，是在“雅利安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即犹太人与其他所有虽然也相互斗争但针对犹太人属于同一战壕的人们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目标不是生存空间，而的的确确是生命，这是一场灭绝性斗争。“犹太人”是所有人的敌人：“他的最终目的是非民族化，降低最高种族的种族质量，通过消灭其他民族的知识阶层并以本民族的人取而代之，来统治这个种族大杂烩。”还有，“如果犹太人借助其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战胜了这个世界的民族，那么他的皇冠就是人类的死亡花环，那么这个星球就会像几百万年前那样空无一人地在太空中运行。”这就是说，犹太人不仅要消灭“各民族的知识阶层”，而且显然要消灭全人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人类当然应该团结起来，消灭犹太人，而希特勒的确不仅把自己作为犹太人的灭绝者，不仅仅具体定义为一个德国政治家，而是定义为全人类的先锋：“我抵抗犹太人，就是在为主的事业而战。”在他的政治遗言中，他把“国际犹太人”称之为“所有民族的世界毒害者”，而在他于1945年4月2日给波曼的最后一次口授的结语是：“人们将永久感谢纳粹主义，因为我灭绝了德国与中欧的犹太人。”在这里，他简直把自己当作一位国际主义者与人类的造福者。

眼下我们对此还不作批判（尽管很难不加批判地重述这些杀气腾腾的胡言），我们只是叙述；但一个单纯的叙述也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希特勒的眼里，犹太人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宗教、一个民族，还是一个种族？

第二个问题：按希特勒的说法，犹太人在干什么，因而对于所有其他民族来说如此危险，并且必须得到那样一种可怕的命运？

第三个问题：如何将希特勒关于犹太人与其他人的斗争的学说，与他关于同样是永恒的（同样是上帝所欲的）其他人之间的斗争的学说融为一体？

希特勒曾试图给这三个问题一个答复；但他的所有这些答复，都有些含糊不清与牵强附会；这里是希特勒思想世界散脱的边缘。

对于第一个问题，希特勒只能确定一点：犹太人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这一点他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不作论证，尽管本需要一个论证。因为，众所周知的是，有一个犹太教，而且是这一宗教在长达近一千九百年的犹太人散居期间使其作为犹太人团结在一起。不用多说了，总之，对于希特勒来说，他们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但至于犹太人是一个种族还是一个民族，希特勒显然从未完全拿定主意。尽管他经常有过犹太种族的说法，而且是在“劣等种族”与“另类种族”的双重意义上；但是在他的第二本书（那里有他反犹主义理论的极为详细的阐述）中，他（应该说更为准确地）称他们为一个民族，而且他甚至还承认犹太人享有他承认所有其他民族所享有的权利：“与每一个民族的全部世俗行为的基本倾向是拥有作为动力的自我生存的欲望一样，犹太人也同样拥有它。”但他马上又补充道：“只是因为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有根本上不同的天性，它们生存斗争的方式也不一样。”

因为犹太人（这是希特勒对第二问题的答复）本质上是国际性的，不能形成国家。对于希特勒来说，“犹太的”与“国际的”几乎是同义词。一切事物，凡是国际的，也是犹太的，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甚至提及了一个犹太国家：“犹太国家从来不是确切的空间，而是空间上漫无边际的但局限于一个种族的结合。”因此，（现在来了）这个“犹太国家”、“国际犹太人”，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敌人，它利用一切手段毫不留情地攻击它们，在外交上通过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内政方面通过议会主义与民主。所有这些都是削弱与摧毁国家的工具，是犹太人的发明，因为他们只想通过这一切达到一个目的：干扰与削弱“雅利安”民族为生存空间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而狡猾的犹太人不参加这种斗争），以建立它自己的、有害的世界统治地位。

这样，我们就有了希特勒对第三个问题的答复。为什么必须所有民族团结起来一起对付犹太人呢？它们不是都忙着相互争夺生存空间吗？答复是它们必须，恰恰因为它们必须为生存空间而斗争，因此它们可以不受干扰地投入生存空间的争夺。犹太人是这场漂亮游戏的破坏者；他们用其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国际性的）资本主义与（同样是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让其他民族放松了它们的主要任务与主要事务，因此他们必须消失，不仅仅从德国，而且从世界上完全消失。他们必须被“除掉”，但不是像一件家具那样被搬到别处去，而是像一个污点那样被除掉。人们也不应该给他们任何出路。如果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那不算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而是一个种族。如果他们试图通过与“雅利安人”通婚逃脱他们的种族，这就更危险了，因为他们会劣化“雅利安人”的种族，致使那个民族失去必须进行的生存空间斗争的能力。如果他们愿意融入这一民族，想成为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或其他国家的爱国者的话，那这是最糟糕的：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会试图“将各民族推入相互的战争（但按希特勒的观点，这不正是各民族存在的意义吗？），而如此渐渐地借助于金钱与鼓动的力量成为它们的统治者。”我们看到，犹太人不管干什么，他们总是处于无理的地位，必须被消灭。

这就是希特勒的第二个理论，即他的反犹理论，它完全可以独立于第一个理论，也就是其民族理论，甚至很难与它融为一体。二者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希特勒主义”、“纲领家”希特勒的思想建筑，可以说是他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对称物。

“希特勒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认为，可以从一个角度解释全部世界历史：《共产党宣言》如是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希特勒那里有着完全对应的说法，“所有世界事件都只是种族自我维护本能的表现”。此类的语句有着巨大的感染力。谁读了，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错综复杂的事物变得简单，艰难的变得容易。它们会给予愿意接受的人们一种舒服的启蒙与知晓的感觉，而且会让那些不接受它们的人们产生一定的愤怒和不耐烦，因为这些斩钉截铁的语句带着一种伴音：“其他说法都是欺骗”。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坚定的希特勒主义者那里，我们都可以遇到这种优越感与不容置疑性。

但是，认为“所有历史”是这个或是那个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历史是一个原始森林，而不是一个人们开辟的可以借此开发全部森林的林间通道。在历史上发生过阶级斗争与种族斗争，另外还（更多地）发生过国家、民族、宗教、思想意识、王朝、政党等等之间的斗争。在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在一定条件下，完全不存在不与另一个人类集体发生冲突（在历史上的某时与某地也确实发生过冲突）的人类集体。

但历史（这是这些斩钉截铁式的语句的第二个错误）的内容不仅仅是斗争。仅以民族和阶级为例，它们在一起相互度过的和平时代，要比战争时代要多得多，而它们做到这一点的工具与途径，至少与它们经常发生战争冲突的原因一样有意思，作为历史值得研究。

工具之一是国家，而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在希特勒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只占有一个十分次要的地位。我们已经在另一个关联中，即我们考察希特勒成就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事实，即他不是一位国家巨匠；他甚至将他上台前的国家体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尽力摧毁了，并代之以一种“国中有国”的混乱状况。这里，我们在希特勒的思想世界中找到了这一错误行为的理论论证。希特勒对国家不感兴趣，对国家一无所知，不把国家当回事。对于他来说，关键在于民族与种族，而不是国家。国家对于他来说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且，简言之，是为了战争的目的。在1933年至1939年间，希特勒不遗余力地进行战争准备，但他所建立的是一部战争机器，而不是一个国家。他将因此得到报应。

因为一个国家不仅仅是一部战争机器，至多是一个国家拥有一部战争机器，而且它也不一定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的思想的历史不超过二百年。绝大多数国家过去与现在都包含着许多民族，如古代的大帝国，但也包括今天（1978年）的苏联；或者只包括一个民族的一部分，如古代的城市国家与现在的德意志国家。它们并不因此不成为国家。国家的思想比民族的思想要早得多。而且，国家首要的目的不是打仗，恰恰相反是为了保护其居民外部与内部的和平，不管他们是不是属于同一个民族，国家都是维持秩序的制度。（对外）战争与内战一样，是一种非常状态与国家紧急状态；为了应付此类非常与紧急状态，国家拥有其垄断暴力的军队与警察。为此，国家也是为了解决各式各样的矛盾，但不是用这些工具为一个民族在以其他民族为代价的基础上征服生存空间，或是为了改善种族而发动战争，或为了获得世界霸权。

对于所有这些，希特勒一无所知；或者更应该说，他不想知道。因为希特勒世界观的唯意志论特征显而易见：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他所想看到的世界。世界不是完美的，充满了斗争、贫困、痛苦，国家的世界，也充满了仇恨、敌对关系、恐惧与战争——可不是吗，那些不愿自我蒙蔽的人们太对了！只要希特勒所说的不超过这些，他还处在真理的范围之内。但他不是像路德那样悲伤、勇敢而认真地说出原罪，像俾斯麦那样镇定地正视他所说的人世的不完美事物，而是用那尖利的像尼采常常用来欢呼值得哀叹的事物的声调来叫嚣。对于希特勒来说，非常状态是标准，国家是为战争而存在的。但这一点他错了。世界不是这样，国家的世界也不是这样。在现实的国家世界里，战争都是为了一个和平状态进行的；自卫战争不用说，即使是进攻性战争，如果它想有某种意义的话，也是如此，每一场战争都以一个和平条约或国家条约，以及一个一般长于前一场战争的和平状态而告终。当战争定局的时候，就必须签订和约，否则战争没有意义。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希特勒没有看到这一点或不愿看到这一点，这导致了他的最为严重的一个失策。

在希特勒的世界观中，战争都是占领战争，目的是为开战的民族获得生存空间，长久地征服（或消灭）战败的民族，最终获得世界霸权。这又是一个错误。自民族大迁徙以来，至少直到希特勒，也就是一千五百年以来，在欧洲没有进行过为获得生存空间的战争，欧洲已经是定居区域，这里的民族都有固定的地域；尽管在签订和约时某一个省会改变其国籍，或者整个国家（如波兰）会被邻国瓜分，但其居民还是生活在原地；生存空间既未获得，也未失去。在欧洲，生存空间不是战争的目的。这一点，希特勒在长达一千五百年的间断后才又推行，并给德国带来了惨重的后果。例如德国人从他们原来居住的东方地区被驱逐，而这正是希特勒一直所宣扬的战争的意义，并且在被占领的波兰也推行过。

出于另一个原因，“生存空间”也是一个错误的设想。因为在20世纪已经不值得为生存空间而进行战争。如果希特勒在宣扬与实行“土地政策”时，用被居住与耕种的土地面积来衡量一个民族的富裕与强大的话，那么他忘记或无视了工业革命。工业化以来，财富与强大不依赖于土地占有的大小，而在于技术水平。对此来说，生存空间的大小无足轻重。

对于一个国家的技术与工业的发展来说，过大的“生存空间”，即幅员辽阔而人口稀少反倒会成为一种障碍，对此苏联就深有体会。任凭它如何努力，也未能开发与发展那一望无际、资源丰富但人口太少的西伯利亚。总之，十分明显的是，今天世界上几个最贫困与最弱的国家面积辽阔，而几个最富裕与最安全的国家只拥有弹丸之地。希特勒在某些领域，如军事技术或者大众机械化方面，思维很现代，但他的生存空间理论完全还属于前工业时代。

但恰恰是希特勒的这一错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对前工业时代的怀念，与对这个“非人性的”、人造的（两百年来，我们越来越快地进入）世界充满恐惧的厌倦，不仅在希特勒时代，而且恰恰在今天又重新兴盛起来。这些情绪让许多希特勒的同代人觉得他的生存空间思想很有道理——地图上的德国与其强大和人口相比不是太小了吗？但如果德国要重新成为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在此，希特勒的想法奇怪地与小亨利·摩根索一样——那么它确实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不过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它才需要。

至于“20世纪战争的最终目的是统治世界”的想法，出现得比希特勒早，并且在希特勒之后还存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幕僚库特·利兹勒就写道：“从理论上来说……每个民族都要无休止地生长、扩张、统治与征服，愿意越来越团结并且纳入越来越大的范围，成为越来越高级的整体，直到整个太空在他的统治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百分之百的希特勒，不过表达得更为婉转典雅而已。但它仍然是错误的：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这些目标。难道瑞士人与瑞典人不是民族吗？即便就殖民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大国而言，我们也不能说它们真正在（每个国家为自己）谋求世界统治地位：几百年来深深扎根于它们心中的经验告诉它们，它们不能消灭对方，每一次对霸权的企图，必然在欧洲招来一个其他受威胁的大国的联盟来挫败它。

威廉二世时期的泛德意志者也认为，当他们憧憬德意志世界权力的时候，一般只是指德国应该成为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他们想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在亚洲与非洲的德意志殖民帝国（以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为基础），而不是对世界的征服与真正的世界霸权。

当希特勒说到世界霸权的时候，很显然是当真的，尽管他基本上不期待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比建立德国在欧洲特别是包括苏联在内（他对殖民地的兴趣不大）的统治更大的目标。但这个他试图从被征服的欧洲改造而成的、在其中各民族应该按照一个新的民族等级融合的“大日耳曼帝国”，应该成为真正的世界统治的跳板。

不错，我们这个通过科技缩小的、受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世界需要统一，有关世界统治（世界统一、世界政府、世界统治，这些设想都很相近）的想法，由此在20世纪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希特勒的错误不在于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思想。希特勒的错误在于，他把德意志帝国看成了一个真有希望的世界统治的候选国。当时的德国无疑是一个大国，在欧洲是最强大的，但还是几个大国中的一个，在试图同时成为欧洲霸主与世界霸主的时候，已经失败过一次。只有当欧洲的统一实现了（而这是不能通过占领与征服实现的），如此统一的欧洲（而德国必须融入它）才或许会在竞争世界统治地位时不落后。但是欧洲的统一意味着“犹太国际主义”！希特勒相信可以仅仅通过一个大德意志帝国，通过种族政治与反犹主义而实现之；这是一个极端低级的错误。通过在养畜意义上的种族素质的改善，使德国得到生物学意义上的武装，且不说这方面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就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而希特勒却要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他所设想的一切。至于反犹主义，不仅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看法是错误的，而且他的反犹主义观点也是错误的。

希特勒真的以为（不仅被引用的书面与公开的，而且战时的口头与私下的言论证明了这一点），以他的反犹主义能够获得在全世界对德国事业的好感，可以把德国人的事业做成人类的事业。他深信，世界上到处都是反犹主义者。但是，希特勒的灭绝性反犹主义只在东欧有，他是从那里得到的；而且，为了维护乌克兰人、波兰人、立陶宛人的名誉，我们必须指出，那里的反犹主义不是以希特勒式的关于犹太人奴役与消灭“雅利安”人的狂想为基础的，而仅仅是因为犹太人在那里完全作为一个完整的外来民族定居。在其他地方，他们都不采用这种定居方式，因此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都不以灭绝或“赶走”犹太人为目标。

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绝大多数是宗教性质的，尤其是天主教会在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以前公开攻击犹太人与其他信仰者。这种宗教的、最常见的反犹主义的目的，不是灭绝犹太人，而是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如果他们接受了洗礼，那就没事了。

其次，还存在着——特别是在农村——一种社会反犹主义：在那里，人们憎恨那些以贷款为业的犹太人，而在犹太人获得解放（即平等权利）以前，这是唯一允许他们从事的职业。尽管听起来很矛盾，这种社会反犹主义的目标是犹太人的解放。当犹太人以另一种功能身份出现的时候，这种反犹主义就消失了，譬如某个地方偶尔有个犹太人医生，那他总是很受人尊重，很受欢迎。

最后，还有一种新的、在犹太人解放后出现的反犹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竞争性反犹主义”。自犹太人解放以来，即大约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天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也承认这一点）犹太人之间的团结，很明显地在许多国家的许多领域取得了领导位置，尤其是在所有文化领域，但也在医学、律师、新闻、工业、金融、科学与政治领域。他们成为了许多国家的精英，如在魏玛共和国，至少在魏玛共和国的柏林，甚至可以说是第二批贵族；而他们因此不仅获得了应该得到的钦佩，而且也遭到了嫉妒与反感。谁要是出于这些原因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他希望一些犹太人得到一些谴责。但是要灭绝犹太人？不可思议！当希特勒只是口头上发泄其对犹太人的杀气腾腾的疯狂憎恨时，其他所有国家的反犹主义者的反应是摇头；而后来当他采取行动的时候，人们的反应是大为震惊。因为甚至常见的反犹主义者也只同意希特勒所散布的、关于犹太人的错误与荒谬言论的极小部分。这里我们要对此作一简短批判；简言之，实际上它们已经在我们叙述以后就不攻自破了。

希特勒可以无数次地重复说犹太人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事实恰恰相反。犹太教像一块无法忽视的巨大岩石屹立在世人眼前：它是第一个而且是最纯粹的一神主义宗教，是唯一一个敢于设想唯一的、无名的、无图像的、不可触摸的、不可理解的上帝理念的且坚持这一非凡理念的宗教；也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在长达一千九百年的散居与反复的迫害中将其信徒作为信仰集团团结在一起的宗教。希特勒看不到这一点，可能确确实实没有看到。因为他本人不信教，尽管他习惯在口头上呼吁“天意”与“强大无比者”，而且也没有感觉宗教对他人有意义的功能。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基督教会的态度上。

很显然，犹太人不是一个种族，即使把“种族”概念用于白种人的各种部落与类别，他们也不是种族。譬如今天的以色列就完全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每个来访者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验证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为什么犹太教从来都是一个传播性、竭力劝诱他人改变信仰的宗教。在罗马帝国晚期，罗马帝国的所有民族、部落的成员及各种类别的白种人都是犹太人，但犹太教与基督教几百年来是传教竞争对手。甚至还存在一些犹太人，尽管为数不多，甚至属于黑种人与黄种人。阿图尔·科斯特勒最近令人信服地说明，恰恰那些受希特勒迫害的东方犹太人大部分可能不是闪米特人，而是卡萨尔人的（原来在伏尔加与高加索之间居住的土耳其民族）后代，他们在中世纪接受了犹太教，后来向西方与西北方迁徙了。如此看来，甚至“反犹主义”（“反闪米特主义”）一词也不准确，但我们出于约定俗成的原因使用它。

我们能把犹太人称为一个民族吗？这倒是可以说的。尽管他们无疑缺少那个最标准的确认民族的标志，即共同的语言。英国犹太人说英语，法国犹太人说法语，德国犹太人说德语，等等。另外正确的是，许多犹太人（大约是绝大多数）自获得公民平等权利以来，都成为了其家乡的爱国者，在有的地方，如在德国，他们成为了超级爱国者。尽管如此，还可以看到一种犹太人的超越国界的归属感与团结感，一种犹太人的民族感受，今天特别表现为普遍的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团结。而且不难解释，对于长期没有形成自己国家的民族来说，宗教在其他情况下也充当民族凝聚的工具。譬如波兰人与爱尔兰人的天主教，也有一个明确的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比波兰人与爱尔兰人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生活时间更长的犹太人那里，宗教起到的团结与造就民族的力量可能更为强大。经常的迫害也让犹太人更为团结。尽管一些人自己放弃了该宗教，宗教以及因迫害产生的团结力量，在他们那里还会继续起到作用。这一点也可以在其他宗教那里观察到。一个前新教教徒与一个前天主教教徒的思想方式的区别，并不比一个新教教徒与一个天主教教徒之间小。他们的精神习俗受着他们父辈与祖辈好几代人的影响。对于一个像犹太教这样强大的宗教来说，要对放弃这一宗教的人失去其影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的理由，更不用说是怀着像希特勒一开始就带有的对犹太人杀气腾腾的仇恨与灭绝决心去迫害他们的理由。我们只能把这种希特勒特有的对犹太人的憎恨，当作一种病理现象来看待，因为希特勒试图用来证实憎恨的理由，即犹太人有着灭绝所有“雅利安人”的世界阴谋不仅显然是个错误，而且还是妄想型精神错乱。或许连这个也不是，只是一个用幻想作出的谋杀意图的合理化。总之，它完全是错误的。“世界犹太人”不仅没有希特勒所捏造的那些阴暗的目标，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目标。相反，恰恰在希特勒时代，犹太人处在其三千年历史上最为分裂的阶段，在传统的宗教性与现代的世俗化之间、在同化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出现了多方面的分裂趋势，更不用说，世界上所有大规模的政党分裂也离间了自其市民解放以来（与以前完全不一样地）融入了世界的犹太人。一百年或五十年以来，大部分人通过同化、皈依与通婚完全自觉地放弃其独特性，甚至完全融入了各自的国家；而任何地方的犹太人没有像在德国的犹太人那样，充满信心与激情地融入了当地的国家。当然，也存在一些顽强抵抗的犹太人。简言之，在犹太人遭遇希特勒可怕打击的时候，被希特勒视为强大的与魔鬼般的阴谋集团的犹太人，其共同体实际上正处在全面危机之中，它从来没有如此虚弱过，正开始四分五裂。众所周知，他们像绵羊走向屠宰场那样走向了集中营。希特勒屠杀的不是什么可怕的怪物，而是手无寸铁的人们。

第五章　失策

研究希特勒决策方面的失误，会遇到两个障碍。一个是我们在观察希特勒的错误思想时已经遇到的那个。与将希特勒的所有思想——仅仅因为是希特勒想过的——统统称为谬论的倾向相对应的是，将所有希特勒干过的那些事情——仅仅因为是希特勒干的——全部都称为错误的。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种成见当然不利于获得正确的认识与判断。

另一障碍存在于当今历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潮流。这一潮流试图将历史写作尽量接近准确的科学，也就是要寻找规律，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上，因为那里最可能发现规律；而相应地低估本质的政治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尤其是对决定政治的单个人物的影响几乎给予否定。希特勒当然不适合这种潮流，谁要是追随这一潮流，就会觉得，去研究一个前后总共十五年起过政治作用的单个人物什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的问题，其间或许还要研究该人物的个性，而且还是希特勒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个性，对于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理的要求。这些都是老一套了！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认为，恰恰希特勒这样一个现象证明了，上述历史研究的整个方向是一条歧途，列宁等人的现象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影响局限于他们本国，而希特勒却把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不过不是他自己所希望的方向；这是他这个个案复杂而耐人寻味之处。

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会认为，没有希特勒，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也会像已经发生的那样。没有希特勒，完全有可能不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发生，过程与结局也会不一样，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联盟、战线与结局。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当今（1978年）的世界是希特勒的产物。没有希特勒，便没有德国与欧洲的分裂；没有希特勒，美国人与俄国人就不会驻兵柏林；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以色列；没有希特勒，便没有非殖民化，起码没有如此迅速的非殖民化，没有亚洲、阿拉伯、黑色非洲的解放与欧洲世界地位的下降。更确切地说，没有希特勒的决策错误，就不会有这一切。因为这些都不是他所追求的。

我们必须追溯到很远的历史阶段（或许一直要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才能找到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在较短促的生命时间内根本地与长远地改变了世界的先例。但我们在全部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到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以独一无二的暴力成就引发了与其愿望恰恰相反的结果的例子。

希特勒所追求的，是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以及对俄罗斯的直接统治；另外维持欧洲对非洲与亚太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他想建立一个权力金字塔，处于这个金字塔底层的是传统欧洲的海外殖民地与德国的新殖民地俄罗斯，中层是其他欧洲国家，又分层为德国的邻国、协助民族、卫星国与伪独立或半独立的同盟国，而德国则处在金字塔的顶峰。这个庞大的由德国统治的权力结构，应该在未来很有把握地进行与美国和日本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而希特勒所造成的，却是美国在西欧的、苏联在东欧的霸主地位，是德国的分裂以及所有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是一个拥有两个权力顶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原来的欧洲殖民地突然获得了狂欢节式的自由，欧洲（各国又有不同的等级）附属于两个超级大国。德国先是完全失去了其国家主权，跌落到了地窖的地位，被分裂与被占领，用了几年、几十年时间，也只是为了向上努力，获得美国与苏联的盟友地位；欧洲的其他部分也停滞在这一地位上。

换句话说，希特勒没有什么建树，而是（不过如此）捅了个大娄子。几乎没有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的“大人物”像他那样以惊人的猛劲打偏了，但他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曾经两次——1938年秋与1939年夏——非常接近他的真正目标。所以，找出他所犯的、使胜利在望变为满盘皆输的错误，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游戏，同时对希特勒的个性进行研究，也不是病态的好奇心：因为他所犯的决策错误的根源，绝大部分在于他的性格缺陷。

不过，部分的根源在于他的思想错误。起码在他的一个思想错误（也是他的第一个思想错误，它自1933年起就开始起作用）中，“纲领家”希特勒就勾画出了政治家希特勒的轮廓。我们已经在前一章看到，在希特勒的世界现象理论中，存在着两条十分不同的行动线索。

一方面是各民族（更确切地说是白种人之间的，对希特勒来说，有色人种不算）永恒的争夺生存空间与统治地位的斗争，胜利的最高奖励是由一个民族统治世界；另一方面是所有白种民族针对犹太人的共同斗争。与此相应，政治家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追随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一个是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一个是“去除犹太人”，即消灭犹太人。前一个目的与后一个完全没有关系；两个目标甚至相互阻碍。

在政治界，同时追求两个目标，总是一个失策；当第一个目标如此高远，以至在集聚所有力量且在很幸运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的时候，更是如此。每一个曾树立统治欧洲目标的人（查理五世、菲力普二世与路易十四）都失败了。这或许不是一开始就把每一个尝试都当作毫无希望而不作出的理由；还是可以设想，德国能够在20世纪实现西班牙在16世纪、法国在17与19世纪未能实现的目标。不过，鉴于可预见的、事情本身将带来的巨大阻力，这是一个（如无必要）不再附加上一个与本目标无关的另一目标的理由。谁要征服欧洲，就不应该在欧洲将会制造敌人的基础上，再附加上分散在全世界的（也在自己国内）影响巨大的敌人。这是一个失策，特别是当这些额外的、自己人为制造的敌人原来是自己最好朋友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失策。在希特勒把他们当作敌人之前，犹太人就是德国的最好的朋友。

关键之处不在于人们如何估计犹太人对其所在国的影响。希特勒可能过高估计了这种影响，那他就更应该把他们拉到他的一边去，而不是毫无道理地推向敌对的一边。因为直到希特勒上台，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影响，绝大多数完全是一个对德友好的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敌对国对此深有体会。在美国，这种影响长期而明显地推迟了美国加盟协约国。在俄罗斯，它在由德国成功策动的沙俄革命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不仅毫无必要地在全世界树立了额外的敌人，而且使朋友成为了敌人，把本来处在德国一边的砝码推到了敌人的一边，其效应是双重的。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一开始就给他自己在德国设立了巨大的障碍（尽管这种反犹主义先是表现为对犹太人无休止的侮辱、诬蔑与歧视，还未让人看出其恐怖的最后表现方式），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侮辱，就足以把朋友变为敌人；而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部分犹太人简直是热恋着德国。令人感动的是，一小部分犹太人甚至在希特勒之后，尽管有过希特勒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仍然是这样。

自他们获得解放以来，所有西方国家的犹太人都成为了优秀的爱国者；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犹太人的爱国主义像在德国那样达到了如此灼热的、深情的程度。我们可以说，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半个世纪内，发生了犹太人对德国人的恋爱事件（约格·乌特曼在其著作《面貌酷似的人，你这个苍白的伙计》中探讨了这种特别的犹太人与德国人亲和性的根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是施爱的一方；而德国人，如果没有把这种感情当作犹太人的纠缠而加以拒绝的话，他们最多只是（感到受了恭维，也有点儿不舒服）接受了其同国犹太人的崇拜。不管怎样，犹太人与德国人的恋爱关系在文化领域引发了灿烂的奇葩：譬如（出版家）萨穆埃尔·费舍尔及其作家群，又如马克斯·莱茵哈特及其演员。而且，德国犹太人还为德国在20世纪初期在思想与文化、科学与经济领域第一次明显地超越英国与法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些在1933年立刻成为了历史。希特勒使绝大多数犹太人受侮辱而由爱情变成了仇恨；除了德国犹太人以外，他还让那些继续忠诚于他们犹太人朋友的德国人（当然不是绝大多数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德国人）变成了敌人。德国消极抵御希特勒潮流的一大部分，是由他的反犹主义造成的。这种少数（还不能说是完全微乎其微的少数）默默的不参与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希特勒，当然难以计算。譬如尽管德国文学界有地位与名望的作家几乎都流亡他国的事实希特勒能够承受，但这还是成为了从一开始就促成希特勒德国在世界上名声败坏的不确定因素。比这影响更大的是，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给德国科学界造成了大失血。不仅以爱因斯坦为首的犹太科学家流亡他国；重要的非犹太科学家也跟着他们的犹太人同事与老师出走了，而以前大批闻名而来德国的外国人不再前来。直到希特勒上台，世界核研究的中心在德国的哥廷根；1933年则移往了美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第一个发明原子弹的大国可能是德国，而不是美国。

希特勒以反犹主义给他的权力追求从一开始就加上了一个难以估计的障碍，这无疑是他的第一个严重失策，一个一直被低估的失策。不过，还必须有其他失策，才会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因为，尽管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从一开始就损害了德国的利益，但希特勒曾有两次离他的目标很近的事实仍然毋容置疑：先是在1938年，当在英国与法国完全同意赋予他东欧霸权地位的时候；后又在1940年夏天，当对法国的胜利以及对许多其他国家的占领，几乎将苏联以西的整个大陆放到了他的脚下的时候。这迫使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德国对欧洲的统治或在欧洲的霸权，是不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个乌托邦，希特勒的这一目标也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在今天（1978年），这一问题只要被提出，一般就不加讨论地被肯定了，今天的联邦德国人也这样认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常常会像看疯子那样瞪眼看着他们的父亲与爷爷，因为他们竟会树立如此一个目标。不过，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父亲与爷爷们，也就是两代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一目标是合理的与可实现的，他们曾为此欢欣鼓舞，不少人还为此牺牲了生命。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目标可以实现或值得追求。今天只会有少数人肯定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1938年秋天与1940年夏天的欧洲局面，而且将欧洲在希特勒之后的可怜地位与希特勒以前欧洲的世界地位相比较，那么我们会陷入沉思。欧洲如果要维护这一世界地位，不是必须统一吗？如果能在不借助于暴力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统一，它是否至少在初期阶段需要其最强国家的霸权地位？而德国不就是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吗？总之，不仅仅德国人（他们的两代人）是以“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1938年与1940年所显现的是，许多非德国的欧洲人尽管或许有所保留，但也随时准备说出一个犹犹豫豫的“是”。1945年以后的结果表明，他们的态度还不算完全错误——或者说，可能还不算完全错误——如果他们所面对的德国不是希特勒德国的话。

与一个被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在许多方面（如迫害犹太人、集中营、宪法上的混乱、法制的瓦解与被迫的文化狭隘性）是一个噩梦一样，一个被希特勒统治的欧洲无疑也会是一个噩梦。但是，我们不应因此忽视另外的东西：19世纪欧洲的均衡体制在20世纪已无法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和平秩序摧毁了它的核心，而1939年英、法在长期犹豫后半心半意作出的重建尝试，在1940年就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验证明，欧洲要么接受德国的霸权，要么接受美苏霸权。无疑，就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霸权的样子，美国的霸权远远比它好，甚至可以说苏联的霸权（尽管有人会否定这一点）也比它好些。但是，德国的霸权地位或许能统一欧洲，而一个美苏霸权则必然分裂欧洲。一个由德国霸权统一的欧洲能保住其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而一个被美、苏分割的欧洲必然仓皇地失去它们。

这一点让人能够理解，希特勒1938年在欧洲与1940年在战胜法国以后，在整个欧洲大陆可以感到一点和解与服从的愿望，当然这在当时还不能算是与19世纪中期德国统一期望一样强烈的对欧洲统一的期望。这在1945年以后才有，而那时孩子已经掉到井里去了（太晚了）。但是，一种屈从暴力，从对不可抵抗暴力的屈从中获得最好结果的愿望，在1938年与1940年完全是存在的，它至少在某些地方是与认为欧洲或许完全需要较高程度统一的预感有关联，哪怕是以德国的（或许只是初期的）霸权地位为代价。人们仍然记得，1866年俾斯麦的普鲁士是如何通过战争统一了被战胜的德意志诸邦，然后又逐步融入了如此统一的德国。一个胜利的德国也将如此逐步融入统一的欧洲，逐渐磨损其可恶的棱角，这难道不可思议吗？或许甚至可以通过迎合行为加快这一值得追求的进程。这些想法在几乎所有国家（尤其在法国）都很普遍，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人愿意回忆起它们。如果当时德国有一个俾斯麦，而不是希特勒的话……

但我们不能做白日梦。德国有了希特勒，这一格局是发展成为一个统一与强大的、尽管先是被德国统治的欧洲，还是发展成为事实上发生的结果，完全决定于希特勒——不管历史学的社会学派怎么说。希特勒1945年2月在波曼笔录里说：“我是欧洲的最后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他说得对。不过，他还应该补充一句：“而我摧毁了这个机会。”他摧毁了这个机会，这是他的第二个重大失策，即让他的欧洲政策受到他的反犹主义的连累。为了理解他是如何与为什么将这个机会摧毁的（而且连续两次），我们必须仔细观察他1938年秋与1940年夏的政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两次得到的机会，两次要么没有看到，要么故意扔掉这种机会，一个两次重复的疏忽性失策，与他1941年更为明显的失策（向苏联与美国的宣战）一样严重。

下面我们先简述一下史实。

1938年3月，希特勒通过兼并奥地利，将德意志帝国扩张为大德意志帝国，同年9月，英、法在《慕尼黑协定》中允许这一大德意志帝国又兼并德意志人居住的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边境地区。《慕尼黑协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分割捷克斯洛伐克（它寄希望于与法国的联盟，但未能如愿）；它实际上意味着英、法在政治上退出东欧，承认直到苏联边界的东欧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慕尼黑协定》遗留下来的残余捷克斯洛伐克，便成了希特勒手中的面团。他让波兰与匈牙利参与了对捷克的抢劫，这样它们就成为了他的盟友，而且是一个强者的弱小盟友。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已经与德国经济建立了紧密联系，几乎可以说是依附关系，也必须寻求在政治上建立最紧密的关系：因为它们与法国的盟友关系在《慕尼黑协定》后已经失去了价值。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德国的盟友，它们现在又在向德国靠拢。

这就是说，希特勒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第一个梦想：一个充当原奥地利后继国家，以及在德奥与俄国之间整个区域的领导国家的大德意志国家，而所有这些是在没有经过战争，在英、法完全同意的前提下实现的，而苏联虽然对其西边的这一巨大的权力集聚满腹狐疑，但也无可奈何。现在要做的，只是整理这一新建的大德意志—东欧帝国，将它纳入正轨，给予其所包含的各个民族适应新形势的时间。此时已经不需要战争，而不通过战争达到目标，是英、法同意的潜在条件。它们本来要在慕尼黑“为我们这个时代（购买）和平”。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从慕尼黑回来后（后来证明是过早地）宣布已经实现目标，这是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从现在开始将有好多年处在和平的忙碌之中。因为组织与巩固张伯伦与其法国同事达拉第在慕尼黑给德国提供的辽阔与繁杂的东欧势力范围，除了礼貌分寸与细致入微的政治感觉以外，还需要两个东西：建设性的国家艺术（可以说是国家建设艺术）以及耐心。

但是，希特勒缺少的恰恰是这些素质。我们已经提及他在国家巨匠的建设性天赋方面的缺陷：连自己的已经存在的国家，他都未能或不愿意给予一个新的宪法秩序；更别说一个必须新建的国家共同体了！这里所需要的国家建设方面的想象力，希特勒就是没有。说起来奇怪，他对这些现在放入他手中的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不感兴趣。对他来说，它们只是他下一步行动的协助民族、原料提供者与进军区域。

他也没有组织其新的大帝国所需要的耐心，这确实应该是一个终生任务。他最迟从1925年起就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占领与征服苏联，作为准备，先打败法国。而且，我们已经提及，他要把他所设想的一切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他没有时间了。1939年4月他五十岁了，我们记得他那句话：“我宁愿在五十岁的时候打仗，而不愿意在五十五岁或六十岁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另一个地方提及，他本来想在1938年就开战。《慕尼黑协定》被希特勒的朋友与敌人看成是他的一个童话式的胜利，事实确实也是如此，但希特勒自己却几乎把它看成是一个失败：这并不如他的本意，他从英、法手里接过了他本想以暴力夺取的东西，而且他失去了时间。因此，他1939年强行挑起了1938年未能得到的战争：通过完全多余的对毫无抵抗力与软弱的残余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与再次瓜分，他摧毁了《慕尼黑协定》的交易基础，而当英、法随后与波兰建立或重建同盟关系的时候，他几乎以一种“正好”的态度强行开战，由此激发了英、法的宣战。

宣战，还不真正意味着战争。在物质上与精神上，英国与法国在1939年都没有做好对德积极作战的准备；它们让希特勒对自己开战。对法国作战来说，他是有准备的，而对英国作战，却没有。在希特勒的计划中，法国的“消灭”一直是针对苏联的主要战争的前奏。1940年的对法战争也就成了他的最大成功。

在希特勒的计划中，英国被设计为一个盟友，至少是一个善意的中立国。希特勒没有作出侵犯英国或一场海上战争或封锁的准备。冒失地登陆他不敢，鉴于英国的海军与空军优势，也不无道理。恐怖轰炸，被证实为一个让英国放弃战争的劣等工具；它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结果。这样，自1940年起，希特勒拖上了一场不情愿的、无法终结的与英国的战争，这是他1938年至1939年决策错误的一个征兆。

但是，他战胜了法国，这在全欧洲赋予了他不可抵御的光环，而且他占领了从挪威的北角到比利牛斯山脉的整个西部大陆。《慕尼黑协定》给予了他一个针对东欧的机会，而现在他又获得了一个针对全欧洲的机会：赋予欧洲一个“新秩序”与长期巩固德国在欧洲霸权地位的机会。这个机会不仅出现在他眼前，而且几乎不可回避：因为现在已经打了仗，一场胜利的战争，如果不是白打的话，就要缔结和约。而且，法国不仅愿意缔结和约，它的有些现在执政的政治家甚至愿意建立盟友关系。他们明确提供的是所谓的“合作”，这是一个完全有伸缩性的概念。如果希特勒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在1940年的任何时候与法国缔结和约，如果这一和约缔结得比较宽容的话，它无疑也会使所有那些被希特勒侵犯的西欧小国渴望和约。先与法国缔结和约，然后与法国一起召集欧洲和平会议，或许可以在此会上建立一种欧洲国家联盟，至少一种防卫与经济共同体：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处在希特勒位置上的德国国家巨匠来说，是举手之劳。另外，它可能是将英国在心理上解除武装，终结与英国的战争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如果那些让英国为它们向希特勒宣战的国家已经与希特勒缔结了和约，那么英国还应为谁而战呢？它又能拿一个统一的、团结在德国周围的欧洲怎样呢？

值得注意的是，有证据证明，这些可能性在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之间的十二个月内，在希特勒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位置。他不是先考虑一下，然后否定它们；这种策略的想法完全没有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提出和平的对象，不是被战胜的法国，而是未被战胜的英国，想起来，这是一个完全自相矛盾的行为。英国刚刚宣战，正在调动其力量与预备力量，它可以完全悠然而为之。因为它的海军与空军可以抵御入侵，它没有看到它参战的原因已被取消；相反，因为希特勒的新的进攻战争，以及对挪威与丹麦、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的占领增加了，为什么它要缔结和约呢？愿意缔结和约的是战败者，而不是未战败者。

战争的目的，在于通过军事上的胜利使对手签订和约，如果胜方不利用败方签订和约的愿望，那么它就扔掉了其胜利。希特勒扔掉了其对被战胜的、愿意签订和约的法国的胜利，反而转向未被战胜的、不愿签约的英国，而且也不示意自己会在造成与英作战的争议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重大的政治错误。他在扔掉对法国胜利的同时，还扔掉了统一欧洲的、使得欧洲愿意接受德国霸权地位的机会，这把他的失策扩大到大错特错的地步。奇怪的是，这一巨大失策在希特勒的研究中至今没有被看到。

不过，我们也难以想象希特勒会是一个宽容的胜利者，以及有远见的、有耐心的和平使者。在1945年1月30日的最后一次广播讲话里，他称自己是一个只知道一件事情的人，即只知道打、打、打。这一自我描述，原意本是自我夸耀，但实际上是一种或许有些过分的自我指责。希特勒不仅只会使用暴力，而且也很狡猾。但是，他从未理解克伦威尔关于“一个人并不真正占有他仅仅通过武力占有的东西”这一名言中的哲理；他从来不是一个和平缔造者，他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这或许是绝大多数有关希特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没有充分提到他1940年夏天失去的巨大机会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将“影片”恰恰停在1940年的一个理由，如果我们要正确判断希特勒的强点与弱点的话，只有在此时，我们才能同时而完全地看到这些强点与弱点。

希特勒毕竟自己造就了那个被他扔掉的机会。他无疑证实了自己是意志、精力与成就力量的一个化身。他展示了他所拥有的不容忽视的政治才能，尤其是那确实可靠的、对一个对手潜在弱点的嗅觉，以及一种“冰冷地”利用这些弱点并“闪电般地”作出反应的能力（“冰冷地”与“闪电般地”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词语）。另外，正如他在这一历史时刻证明的那样，他拥有一种完全是罕见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的结合；但他完全不拥有的是国家巨匠的想象力、建设持久事业的能力。因此，与他在此前不能在国内建立一个宪法秩序一样，他不能达成一个和平条约（和约对于国家共同体来说的意义，与一部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一样）。他对于确定状态的恐惧与他的急躁，也使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两者又与他的自我欣赏有关：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完全信任自己的“感觉”，所以他不能建立束缚他的机构；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实现他的纲领，所以他不能培植一种需要时间成长的事业，不能把任何事情留给后任去做，连接班人都不安排（关于接班人的想法一直使他感到不舒服）。

关于他那些造成严重疏忽性错误的性格缺陷与天赋的不足，就讲这些。除此以外，对1940年的严重疏忽的原因，也在于“纲领家”希特勒的思想错误，我们已经在“错误”一章中讲过。

对于“政治思想家”希特勒来说，战争是正常状态，而和平是非常状态。他看到，和平往往可以用于备战。他没有看到的是，战争总是必须应该用来缔结和约。对于希特勒来说，所有政治的最终目的是胜利的战争，而不是赢得的和平。他自己曾经在（口头上一再保证和平的）六年里准备了战争：而现在，他有了战争，就不能让它这么快地走了。有时他干脆直接说出来：如果他在对波兰与对法国战争胜利后让一段间断性和平状态出现的话，那么就不那么容易让德国“振作起来”发动一场对苏联的新战争。

希特勒尤其不愿意与法国缔结和约，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强者的胜利总是意味着“弱者的消灭或无条件地屈从”。恰恰在《我的奋斗》中涉及到法国的地方，“消灭”一词似乎理所当然地出现了。他在那里写道，“我们与法国之间永久的本身无结果的搏斗”，只有在“德国只是把消灭法国看成随后能给予我们民族在另一个地方扩张可能的前提下”才会有意义。在1940年的条件下，当希特勒还希望英国回心转意的时候，希特勒不能在法国推行已在波兰推行的、下一年行将在苏联开始的消灭政策。但除了消灭以外，希特勒不能想象另一个涉及法国的战争目标，因此他的思想更不能允许与法国缔结和约，而为了起到有益的作用，它还必须是一个和解的和约，甚至是一个统一的和约。消灭的思想没有被取消；只是其实现被推迟了，或者至少是未作出决定。至少希特勒不愿在这方面给自己制造障碍。

在这里，希特勒的两个初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个性，即他对确定的恐惧与他的纲领方面的固执，以奇怪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两者融合，使他变得有些无视现实。他既看不到不希望得到的、不在计划内的机会，也看不到与纲领不吻合的危险。在这里，他有别于与他有许多共同特征（包括残酷性，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讲到）的斯大林：斯大林一直对他周围的现实保持着警惕的目光；而希特勒则自以为能够移山倒海。

所有这一切在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一年里，希特勒不自觉地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对于欧洲大陆和约必然让英国的战争意志瘫痪的可能性，他不感兴趣。实际上，他对整个与英国的战争都不感兴趣：这场战争不在计划之中，它不能被纳入希特勒的世界观。至于在英国的后面，美国正在危险地接近，希特勒不把它当回事。他深信，美国的军备还落后，内部干涉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之间矛盾重重，在最严重的时候，还有日本在牵制美国。在他自己的行动纲领中，没有美国的位置。这一纲领要求，在针对法国的准备性战争以后（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了，尽管没有一个和约终结它）发动一场主要战争，即针对苏联的“生存空间战争”。在一些反复以后，希特勒最终决定发动这场战争，尽管在他的纲领中，英国本来在这场德苏战争中不是被设计为敌对国，而是作为盟友或者善意与中立的旁观者；尽管在这场进行着的、违背纲领的对英战争中，苏联本来作为原料与粮食供应者起着不可或缺的、突破封锁的作用，而且表现得忠实可靠。对于第二点，希特勒不以为然地认为，一个被占领的苏联，比一个善意与中立的苏联，将是一个更为可靠的原料与粮食提供者。至于英国，他自我说服地认为，如果其对苏联作为未来盟友的希望落了空，英国将绝望地放弃对德战争。他没有看到，苏联没有给英国的这种希望任何养料，而英国显然没有希望苏联，而是希望美国成为未来的盟友。

我们不应过于认真地对待希特勒的这些合理化想法。希特勒进攻苏联，不是因为对英战争仍在进行；也不是因为1940年下半年与苏联的矛盾，这些矛盾到1941年夏天已经消除了；而是因为苏联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图上一直被设计为德国的生存空间，是因为在希特勒的时间表中，在战胜法国以后，现在上演全部征服剧目中主要节目的时刻到来了。早在1940年7月，希特勒就已经向他的将军们透露了他的意图，12月18日就此作出了决议，1941年6月22日，决议付诸实施了。

希特勒对苏联的（未受挑衅的）进攻是一个失策，而且是一个单独就决定战争结局的失策，这一点今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最多可以提问的是，是否当时也能被看出是一个失策。1941年苏联被普遍低估了（英国与美国总参谋部都预期苏联会快速战败），而苏联在其1939年与芬兰的冬季战争中也为此提供了一些依据。1941年令人鼓舞的初期战果似乎在证实希特勒对苏联抵抗力量的低估是正确的。他如果用另一种战略是否会拿下莫斯科，直到今天还有争议。总之，他差一点拿下。

但是，鉴于苏联巨大的人口与空间潜力——与1812年一样——1941年攻克莫斯科也未必能够终结战争。鉴于如此巨大的人口与空间潜力，怎么能结束一场与苏联的战争呢？很奇怪，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与以前对待法国一样，他不想军事胜利以外的事情。他的战争计划设想的也只是在军事胜利后，一直进军到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一线；这意味着，即使在那时，他还将有一个漫长的东方战线，而与英国的战争还在进行，还可能与美国交战。

现在与英国的战争，以及对被占领但未和平化的欧洲大陆的控制，已经牵制了德国四分之一的陆军、三分之一的空军以及全部海军，包括相关的供应工业。这一没有结束的西线战争，也给了东线战争严格的时间约束。英国在开战时，在军备上落后德国好几年，但越来越强大，美国就更不用说了；在两年，最迟在三年之内，这两国将在欧洲转向攻势。所有这一切理由，都足以让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袖再三考虑，是否在1941年的背景下发动一场无人强迫的对苏战争。但希特勒只为自己负责，在《我的奋斗》中写下这一判断后的十五年里，他那未加核实的直觉一直在告诉他，“东方的巨大帝国”“行将崩溃”。他盲目相信这一直觉，以至于他连一套过冬装备都不为德国陆军准备。他深信，6月22日开始的那场战争，一定会在冬天到来之前胜利告终。众所周知，冬天的突然降临，给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德军带来的却是第一场失败。德军指挥部的作战日记中对此写道：“当1941年与1942年之交的冬天的灾难降临时，元首……明白了，自这一转折点起……不能再取得任何胜利了。”这天是1941年12月6日。12月11日，希特勒又向美国宣战。

这是希特勒登峰造极的、恰恰因它是如此显而易见而一直最难解释的失策，他以此在1941年自掘了坟墓。他似乎从对苏闪电战的失败中得出了一个希望战败的结论，而且要一个尽量全面、尽量灾难性的失败。因为，如果在没有战胜英国与苏联的前提下，又加上一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失败将不可避免，这一点希特勒不可能看不到。

直到今天，对希特勒的这一（我们几乎要说是）疯狂行动都没有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试想一下：这一宣战实际上是邀请美国对德作战。因为希特勒没有让德国对美积极作战的工具，他连能给美国一点不痛不痒打击的远程轰炸机都没有。而且，希特勒以这一宣战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做了一件最为舒心的事；因为一年多以来，罗斯福一直试图以其对英国越来越公开的支持，挑逗希特勒向美国宣战。罗斯福是希特勒的对手中毫无疑虑地愿意打这场战争的唯一一个，因为他认为它不可避免，但他因为国内的反对而不能自己开战。希特勒一年多以来（这也是理智的）尽力不挑衅，相反，他作出一些努力，通过鼓励与加强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势态，让美国转移注意力，不参加欧洲战争。恰恰现在这一转移美国注意力的政策取得了最大的成就：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开始了它的对美战争。如果德国现在保持沉默，罗斯福怎能指挥他那个受到日本严重挑战的国家不向日本作战，而向没有干任何伤害美国事情的德国作战呢？如果他那样做，他如何向美国人民解释呢？希特勒用他的对美宣战为罗斯福代劳了。

这是出于对日本的“尼伯龙根式的忠诚”吗？这不大可能。德国没有责任参加一场日本自己按自己的算盘开始的战争，反过来也一样。1940年9月的德、日、意三国联盟是一个纯防御性同盟。日本因此也没有参加德国的对苏进攻战争。相反，当1941年4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昭然若揭的时候，日本与苏联却签订了一项中立协定，并且也严格恪守；而且，挡住德军对莫斯科进攻的部队，恰恰是从满洲里的苏日边界上撤回来的西伯利亚军队。希特勒不仅在法律上，而且也在道义上，完全有理由把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当成一个来得正好的、转移美国注意力与减轻德国负担的行动，对于德国来说，它完全可以成为这种意义上的行动。希特勒完全可以像日本坐视德国对苏联的战争那样，冷笑着观看日本对美国的战争，何况他也不能干什么支持日本的事情。他不是一个让感情依赖影响自己决策的人，何况是针对日本的政策，这就更不用说了。

希特勒自己挑起他一直竭力想往后推迟的使美国参战，其原因不是日本对珍珠港的进攻，而是苏联在莫斯科城前的胜利反攻，有证据证明它给了希特勒“再也不可能打胜仗”的直觉。有把握的，只能说这么多；但这样希特勒的决定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释。哪怕当作绝望的举动来观察，对美国的宣战也难以理解。

这一宣战隐藏着求救呼吁吗？1941年12月不仅显露出了在接下来的战争过程中得到证实的事实：拥有两亿多人的苏联，就是要比只有八千万人的德国要强大；而且这一更为强大的国力长远来看必然要获胜。12月的事态似乎也预示着一个（先是由于希特勒的意志力而得以避免的）前景，即一场在苏军进攻与苏联冬天的双重影响下很快会发生的拿破仑式的灾难。鉴于这种可能性可以想象，希特勒几乎盼望着英、美在西线的进攻，以便于至少可以不输给苏联，而是输给西方国家，他们可能会较为宽容地对待德国。但是三年以后，希特勒的决定否定了这种解释法。到了那时，当德国只有选择是从东方还是从西方得到致命打击的时候，希特勒作出了相反的选择，就此我们会在“背叛”一章讲到。另外，希特勒很了解美国的动员与军备方面的落后状况：在1941年与1942年之交的冬天，西方国家无论如何还没有登陆欧洲大陆的能力，美国人没有，英国人更没有。

或者希特勒想通过建立美、英、苏同盟——它只能是一个很不自然的同盟——来分裂他的敌人？他是否尤其认为，在美国与苏联之间会很快发生争吵，他可以借此脱身？这在“不能够再打胜仗”的局面下，尽管是一个幻想性的，但不完全是一个不现实的考虑？苏、英、美确实在以后的战争进程中多次发生十分严重的争吵，在1942年与1943年是因为“欧洲的第二战线”，1943年与1944年是因为波兰，最后在1945年是因为德国（不过，其中丘吉尔的英国比罗斯福的美国更会争吵）。后来的“冷战”，确实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准备之中，1941年的时候，不需要什么预见能力就能估计到这一发展趋势。但是，当它们出现的时候，希特勒没有作出任何利用它们的努力。在1942年或者甚至在1943年局面的前提下，与苏联单独缔结和约或许还可以得到（那时，苏联可以说是遍体流血，几乎承担了战争的全部负担，无效地呼吁“欧洲的第二战线”），但希特勒一直拒之于千里之外；与西方缔结和约的可能性，他却通过恰恰在1941年以后的巨大罪行给摧毁了。

我们在寻找希特勒不可解释的对美宣战的动机时，必须依赖于猜测，因为他自己没有表露自己的动机。这一宣战不仅仅是最不可解释的失策（因为这一失策，他把一个几乎全面的胜利转换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失败），它也是他最为孤独的决定。他在为此召集的帝国国会会议上宣布它以前，没有与任何人商量过：没有与他身边的、与在对苏战争开始以来与他度过主要时光的将领们说过，没有与他的外交部长，更没有与他的自1938年以来从未召集过的政府内阁说过。

但是，在丹麦外长斯卡维纽斯与克罗地亚外长洛尔科维奇两位外宾面前，他于11月27日，也就是在苏军的反攻还没有进行，只是德国的进攻被顶住的时候，讲了一些奇怪的话，这些话被记录了下来。“我在这里也是冷酷无情的，”他说，“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够强大与愿意牺牲，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让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消灭掉……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话。1945年，希特勒确实命令炸掉德国所有还未倒下的建筑，去掉德意志民族任何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也就是通过灭绝来惩罚德意志民族，因为它被证实无法征服世界。这种背叛念头，在碰到第一场失败的时候，就突然冒出来了。这与我们已经熟悉的他的个性相一致：他喜欢作出最极端的结论，而且是“冰冷地”、“闪电般地”。对美宣战是希特勒内心已经变了主意的征兆吗？他现在是否已经作出了决定，既然他不能作为最伟大的征服者与胜利者被载入史册，那至少应该作为最巨大灾难的制造者？

有一点是肯定的：希特勒对美宣战，使得德国以莫斯科城前决战为预兆的战争败局彻底确定了；而且，他从1942年开始就没有再做任何扭转败局的事情。他再没有提出新的建议，既没有政治上的，也没有军事上的。他在前些年中不可否认的丰富想象力，自1942年起就像被风吹走了一样无影无踪了。从失败的战争中想办法挣脱出来的政治机会，甚至军事上的或者扭转战争命运的机会，如隆美尔1942年夏天在非洲的意外胜利，都没有受到重视。似乎希特勒已经不对胜利而是只对其他事情感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在这些年里越来越深居简出。人们看不到他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讲话。他不与民众接触，不访问前线，不视察遭受空袭的城市，几乎不作公开的演讲。希特勒只生活在他的军事大本营。不过，他在那里还掌着权，像以前那样不可一世，像在流水线上工作那样撤换着将领，并亲自作出所有军事决定——常常是奇怪的决定，如把第六军牺牲在斯大林格勒。他在这些年的战略是固执的、毫无想象力的。他唯一的方案就是“以一切代价守住”。代价付出了，但仍未能守住。自1942年底起在东线，自1944年起在西线，占领的地区一块一块地丢失了。希特勒没有反应；他打的是一场延长的阻滞战，很显然不再是为了获得胜利，而是为了获得时间。奇怪，此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现在他为时间而战。

但是，他还在战斗，他还需要时间。为何？希特勒一直有两个目标：德国对欧洲的统治与犹太人的灭绝。第一个目标他实现不了了；现在他集中实现第二个目标。当德国军队进行着长久的、牺牲惨重与徒劳的延缓战的时候，满载人员的火车天天开往集中营。1942年1月，“最后解决”的命令下达了。

在1941年以前的岁月里，希特勒让世界紧张不安的，是他的政治与军事行动——这从此结束了；现在他让世界震惊的，是他的罪行。

第六章　罪行

希特勒无疑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但他同样无疑属于犯罪史。他试图（不过没有成功）通过征服战争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在这种行动中总是会流很多血，但不会有人将那些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的大征服者一股脑地称为罪犯。希特勒是一个罪犯，不仅仅因为他步了他们的后尘，而是完全出于另一个原因。希特勒指令屠杀了无数无辜的人们，不是为了某种军事或政治目的，而仅仅为了他个人的满足。因此，他不属于亚历山大与拿破仑一类，而是与“妇女杀手”屈尔滕与“男孩杀手”哈尔曼同属一流，他与后两位的区别是，他是工厂式地杀人，而他们则是手工杀人，因此他的受害者不是几十人或几百人，而是几百万人。很简单，他是一个大屠杀者。

我们是在准确的刑事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而不是在其修辞与攻击性意义上，人们往往在后一种意义上痛骂那些让他们的敌人或士兵去送死的国家领导人或将领们。在所有时代与国家，国家领导人（与将领们）都曾（在战争中，在内战中与革命时期）指令杀人。这不会使他们成为罪犯。不过，各个民族都会仔细区别他们的统治者那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在窃窃自喜。残酷的统治者的名声总是充满污点，即使他们很能干。例如，斯大林的名声就是这样。希特勒也是一个残酷的统治者，而且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与苏联和法国相比，我们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国历史上更难找到残酷的统治者。但我们这里要讲的不是这个。希特勒不仅作为统治者与征服者残酷。希特勒的特别之处在于，即便在没有任何国家利益的理由或者此类借口时，他都指令杀人。甚至可以说，有时他的大屠杀与他的政治与军事利益是截然对立的。例如对苏联的战争，如我们所知，军事上已经无法获胜，但或许他可以在政治上获胜，如果他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而不是以灭绝者身份出现的话。但是，他的杀人欲望比他那不算低下的政治谋略更高。

希特勒的大屠杀是在战时进行的，但它们不是战争行动。相反可以说，他是以战争为借口进行与战争无关的、但对于个人来说一直是个心愿的大屠杀。“既然在前线最优秀的人阵亡了，”他早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在后方起码可以消灭害虫。”消灭对于希特勒来说是害虫的人，与战争的关系只在于，战争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除此以外，对于希特勒来说是目的本身，而不是获得战争胜利或扭转败局的工具。

然而，恰恰相反，它阻碍了作战，因为数以千计（大约相当于好几个师）具有作战能力的党卫队成员不能到前线作战，而是每天从全欧洲向灭绝营大量运输人口，挪用了战斗部队紧缺的后勤运输能力。另外，在胜利不再可能以后，那些屠杀行动使得任何妥协和平都不再可能，因为在它们被公开以后，必然让西方与苏联的国家领导人感到，不能通过与希特勒的外交谈判，而必须通过针对希特勒的法庭审判来结束战争。1942年1月由西方同盟国，1943年11月最后也由苏联宣布的战争目标是，“对这些罪行的责任人进行惩处”，而这又带来了另一战争目标，即无条件投降。

在1942年至1945年间，全世界人都意识到，希特勒的大屠杀不是一般的“战争罪行”，而根本上就是罪行，而且是史无前例的罪行，是文明的灾难，可以说，一般“战争罪行”结束的地方，它才开始进行。可惜，这一意识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战犯审判”（一场不幸的，今天无人乐意回忆的活动）给抹掉了。

这场胜利者的审判有许多缺陷：首席被告缺位，因为他已经逃脱了任何人世间的公正惩罚；作为判决基础的法律，是追溯性的、临时制定的法律；尤其是希特勒的主要罪行，即对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病人的工厂般的大屠杀，只是一个完全附带的起诉点，与强制劳动与驱逐一起作为“反人道罪”受到起诉，而主要起诉项是“反和平”，即战争本身，还有“战争罪行”，定义为“践踏战争法律与习俗”。

这些践踏，当然（或轻或重）在任何一方都有，战胜国也进行了战争。因此，可以轻易说，这里是有罪者在审判有罪者，实际上被告是因为输掉了战争而被判决（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审判后公开表达过这种想法）。纽伦堡造成了许多思想混乱。在德国人那里，恰恰在德国人那里，引发了一种抵消性算账的情绪，一种针对每个指责都报以“而你们不也这样吗？”的态度。在战胜国那里，至少在西方战胜国那里，留下了沮丧与内疚，它让（尤其在英国）最荒谬的辩护不断冒出。今天（1978年）我们必须将希特勒在三十五年前所犯下的让人们椎心泣血的真正罪行，从所谓的通常战争脏物堆中艰难地区分开来。我们最好从研究不属于这些罪行的恶行开始，尽管有的读者会认为这是在为希特勒洗刷罪行。实际上恰恰相反。

让我们从“破坏和平罪”开始。在纽伦堡审判中，把战争本身，至少是有计划的、故意的进攻性战争（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宣布为罪行。当时有评论认为，“破坏和平罪”是最重要的起诉点，它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其他起诉点。他们更是把战争的刑事化誉为人类的进步。这些呼声今天基本上已经消失了。战争与谋杀——尽管很容易把它们相提并论——是两回事。这点恰恰在希特勒身上可以得到说明。

当然，至少在20世纪，西方民族对战争的态度有了巨大的变化。战争在以前被神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参战的民族（不仅是德意志民族）还欢呼雀跃地走上战场。这种情况现在不再有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所有民族（也包括德意志民族）都认为它是一场灾难与厄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还增加了对战争的普遍恐惧与抗拒。但战争并未消失，一条让战争消失的途径还没有被找到。像在纽伦堡审判那样把战争宣布为罪行，显然不是这样一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已经发生与仍在发生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在纽伦堡把战争宣布为罪行的那些国家，为备战而付出的巨大的款项与努力，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们不得不这样，因为它们知道，战争还是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不可避免。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些后来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绝大多数国家就在《凯洛格公约》中庄严地签订了放弃战争的宣言，而自1945年以来这些放弃战争的宣言属于（从《联合国宪章》到《赫尔辛基协定》）国际条约的通常组成部分。但是，所有政府都知道，这些宣言在关键时刻是不可靠的，并且为此做好了战争准备。没有人会因此把所有政府宣布为犯罪政府。把不愉快的但不可避免的事情宣布为罪行，是无济于事的。把战争宣布为罪行，就等于把排便宣布为罪行一样。

看一眼世界历史，不管是希特勒以前还是希特勒以后的世界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战争难以从国际关系中消除，就像排便难以从人体的生理体系中消除一样；只要略想一下就可以认识到为什么是这样。战争在国家之间展开；它属于国际关系，因为国家是世上存在的最高权力与暴力机构。而它们的暴力垄断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保障国内集团与阶级的斗争不以暴力方式进行的必要条件。这同时却使得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在激化的时候只能用暴力，即通过战争来解决。只有在这些国家之上还有一个更高权力机构存在的前提下，即有一个唯一的、统治全世界的、把那些国家当作附属国家（就像一个联邦国家把组成国家当作附属国家那样）的全球国家的时候，情况才会变化。这样一个世界国家，虽然一直是大征服者以及他们建立的大帝国的远大目标，但这一目标至今未能实现。只要政治世界由多个主权国家构成，席勒的这句话就有效：“战争是可怕的，就像天灾一样，但它是好的，是命运，与天灾一样。”

把战争像在纽伦堡审判那样刑事化，只会把它变得更为可怕，因为行将失败的一方就不再为胜负而战，而是为生与死。

或许有人会指出，在纽伦堡审判中并不是指任何战争，而只是把进攻与征服战争宣布为罪行。希特勒（至少在东欧）进行了这种战争，这不会有人否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没有一个“战争责任问题”。希特勒策划了这场战争，他一定要打，而且打了这场战争，其近期目标是建立一个德国统治的大帝国，远期目标是获得世界霸权。但是，这也不能一概被称为罪行，恰恰是当人们持有因为人类鉴于今天的技术水平不能再进行战争而必须消灭的观点时，不能这样看。

如果战争在一个由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不可避免，而对科技时代的人类又极度危险的时候，那么在人类目前处境的逻辑中就存在着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唯一能够消灭战争的工具可能是一个世界国家，而通向世界国家除了一场成功的世界征服战争没有别的途径。总之，历史的经验没有给我们指出另一条道路。

可以肯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约的联合国那样的机构，都不能消灭战争；而另一方面，我们所知道的最长久的与最牢固的和平，即我们纪年最初四百年的“罗马帝国的和平”，是以一系列征服战争为前提的，只是因为有过这些战争，它才成为可能。罗马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和平”是一回事。还可以举一个离现在更近的小例子：在几百年中，德意志国家之间曾经有过反复不断的战争，其中包括像三十年战争那样灾难深重的战争，直到俾斯麦统一了德国，而他是通过战争统一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又如何呢？对于两个主要战胜国，苏联与美国，不管有意或无意，最终不也是成为了一场征服与建立帝国的战争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在一定意义上不就是美国与苏联的帝国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在被核武器暂时遏制的冷战的潜在目标不就是争夺世界霸权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承认，在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形成的苏联与美国的统治范围，不是今天（1978年）世界上唯一存在着的牢固和平的部分吗？听起来很矛盾，成功的征服者与世界帝国建立者（希特勒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历史上比所有宣布放弃战争的文件对和平都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希特勒的罪行不在于他想步他们的后尘，换个角度看，不在于他徒劳地试图做他的美国与苏联征服者在被他推动以后成功进行的事情。

希特勒的独特罪行也不在于他“践踏了战争法律与习俗”，也就是不在于赋予纽伦堡审判其名称的实质性“战争罪行”。这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此起诉点与前一个是矛盾的。如果战争是罪行的话，那么它的法律与习俗也是这一罪行的一部分，践踏它们已经无关紧要。

相反，实际上“战争法律与习俗”的前提是，战争不是罪行，而是一个原则上被认可的、因为不可避免的国家机制；“战争法律与习俗”的目的，用卡尔·施密特十分恰当的话来说，是为了“战争的文明化”；它们试图（主要是通过规定与协定）保护平民与战俘，限制战争，让战争变得较为可以忍受。

顺便说一下，战争法律与习俗并不完善。保护战俘人身与生命的《日内瓦公约》还没有被所有国家签字。《海牙陆战法规》禁止在作战区虐待平民，但是相应的空战法规却不存在；对居民区的轰炸不触犯被普遍承认的战争法律与习俗。

但更重要的是，当然在任何参战方都会发生的、对战争法律与习俗的触犯，一般不受国际制裁。而这不无道理。触犯者会（或轻或重地）在战争中受到自己的上司与战争法庭的惩罚，常常也会很严厉，因为抢劫、屠杀与强暴等罪行，如果被容忍，会破坏部队的纪律与战斗力。战争结束后，这些战争罪行，如果还没有受到惩处的话，一般会默默地被免于处罚，只有司法狂才会对此表示遗憾。以下看法不乏某些智慧：可以说一般的战争罪行是不可避免的、非常状态的伴随现象，在这种状态中，本分的平民与一家之主习惯上了杀人，而在战后就要尽快地遗忘掉这些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忘记这一智慧，这是战胜国的一个错误。不仅因为只对战败者的越轨行为——当然在战胜者那里也存在——进行追究必然会引发不公正的感觉，而主要是因为，如果把希特勒的独特罪行与在每个战争中都会发生的罪行放在一起的话，对前者的感觉就被钝化了。希特勒大屠杀的罪行性质，恰恰可以通过它们不是战争罪行这一点看到。在战火中对战俘的大屠杀，在游击战中枪杀人质，在“战略性”空战中轰炸纯平民居住区，在潜艇战中击沉客船与中立国的船只，这些都是战争罪行，当然非常严重；但在战后它们都会按照普遍的约定俗成而被遗忘。对整个人群的大屠杀，有计划的灭绝，对人进行“灭绝害虫式”的消灭，却是一件根本不同的事情。

我们现在必须讲到希特勒的这些罪行，但不讲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在其他书籍中，例如在莱因哈特·亨基斯所著的《纳粹主义的暴力罪行》一书很准确与清楚的纪实性叙述中，对此有着详尽的叙述。这里只按时间顺序把事实列出来。

1.希特勒对病人进行大屠杀的书面命令，是于1939年9月1日即战争爆发那天签发的。按照这一命令，在随后的两年内，约十万德国人被当作“无用的吃饭人”被官方屠杀了，其中七至八万人在疗养与护理所，一至两万被筛选出来的病人与残疾人在集中营里被屠杀，所有在精神病院里的犹太病人，以及约三千名三岁到十三岁之间的儿童，主要是特别班学生与特别需要照顾的儿童。这一行动在1941年8月被取消了。一方面是因为它在民众中引发了与日俱增的不安，引起了教会的公开抗议；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可能是主要原因，为实施病人消灭而建立的组织（化名T4），现在被希特勒用来组织开始进行大规模消灭犹太人的行动，后来就再没有了进行屠杀病人的机会。

2.也是在1939年9月，在德国开始了消灭吉卜赛人的行动。他们到处被抓捕，先是被运进了集中营，然后在1941年与1943年分两批被运进了灭绝营。自1941年起，东欧被占领区的吉卜赛人与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一样被全面屠杀。这一大屠杀，或许因为从未得到准备性舆论宣传与评论，而是完全无声无息地进行，后来也没有得到详细的研究。当它发生的时候，人们不提及它，今天人们除了知道它发生过以外，也不知道许多情况。相关文件很少。估计受害人数多达五十万人。总之，1939年生活在德国的两万五千名吉卜赛人，到1945年只剩下五千人左右。

3.希特勒的第三批大屠杀大约开始于一个月以后，即在1939年10月，在德波战争结束以后，其受害者是波兰的知识与领导阶层，这一大屠杀行动持续五年之久。就此没有希特勒的书面命令（消灭病人的书面命令，是他此类的最后一个书面命令），只有口头的指令，但有人作证，并且同样得到严格执行。例如，海德里希在1940年7月2日的一个有关德国在波兰的恐怖统治的报告中提到“元首的非常极端的特别命令（例如消灭许多波兰领导阶层人员，人数多达数千人）”，而波兰占领区总督法朗克引用了希特勒1940年5月30日的口头警告：“我们现在统计到的波兰领导阶层必须消灭，以后上来的人，我们必须掌握，然后在相应的时段内再次除掉。”可以肯定，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在五年内，不仅犹太人，而且波兰人在自己的国家里也没有权利，受到全面的专制统治，而且恰恰是有文化的阶层（神甫、教师、教授、记者、企业家）成为了一个有计划的灭绝行动的受害者。这一行动的目的，我们可以从希姆莱1940年5月的备忘录中看到（希姆莱是希特勒罪恶行动的执行者，因此可以作为希特勒这方面的传声筒）：

对于东方的非德意志人，不许设立四年制以上的公立学校。这种公立学校的目的只是在于：最多直到500的简单计算，会写自己的名字，一套关于服从德国人、诚实、勤劳与老实是上帝戒律的教学内容。阅读能力，我认为没有必要。除了这些公立学校以外不允许任何学校存在……在严格推行这些措施的十年以内，总督管辖区的人口必然只由剩余的、低级的民众组成。这批民众将作为无人领导的劳动民族等候使用，每年为德国提供流动工人，以及特别劳动任务（筑路、石矿、建筑）所需的工人。

对一个古老文化民族的非文明化本身，当然就是一个罪行，但是它还包含着对波兰文化阶层的大屠杀罪行。作为系统大屠杀受害者的有文化波兰人的准确数据，比被屠杀的犹太人的数据更难统计。按照波兰的官方数据，总的来说，波兰在六年的战争中失去了约六百万人口，其中三百万是被屠杀的犹太人，不到三十万的波兰人死在战场上，除去七十万难民与自然死亡，还剩下两百万，其中肯定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可以记在对领导阶层的有计划屠杀措施的账上。其余部分，可以归类于在游击战中的报复措施、肆无忌惮推行的大迁徙，以及占领当局的普遍恐吓暴力。

4.德国在长达两三年的被占领的广阔苏联领土上，对俄罗斯人民的政策与上述对波兰的政策一样：消灭领导阶层、剥夺其余民众的权利并将其奴役化。波兰原来被希特勒设计了一个较为宽和的命运，可以与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与保加利亚人一起，充当德国的协助民族，因为它拒绝了这一角色，不仅因此受到惩罚，而且被作为早就设计好的针对苏联的灭绝与奴役政策的练习场。但是在苏联，与波兰有两个差别，它们更加剧了这一政策。

首先，苏联的（真正的或所谓的）上层级阶是共产党人（而波兰的上层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与保守派），这消除了在对他们进行系统性灭绝行动中的最后顾忌。其次，不管自愿与否，国防军参与了在苏联的罪行。

在波兰，被占领区的第一个军事司令布拉斯科维茨，在战争的第一个冬天，在一个意见书中还说（他因此被撤职），在德前线的后面，“动物般的与病态的本能正在发泄着”，而海德里希在前面已经提及的1940年7月2日的报告中指出，那个“非常极端的”元首命令当然不能通知全陆军指挥部门，“因此对外界来说，警察与党卫队的行动被视为任意的、血腥的独立行动”。在苏联，希特勒认为不能允许德军有这种单纯性。早在1941年3月30日，也就是在开战前几个月，他在高级军官前作了一个演讲，他对他们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必须告别战友情怀。共产党人在以前不是战友，以后也不是战友。这是一场灭绝性战争……我们打仗，不是为了保留敌人……在东方，强硬就是对未来的温和。”

国防军将领们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了这些警告，特别是希特勒那个臭名昭著的屠杀被俘红军政委的命令，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行，这些直到今天都有争议。没有争议的是德国手中的苏联战俘的命运。按国防军最高指挥部一般德国国防军局的统计，直到1944年5月1日，德军共俘虏了516万苏联人，绝大多数是在1941年被俘的。至此，还存活187.1万人，被登记为“枪决”的有47.3万人，6.7万人逃脱了。其余的近三百万人死在了俘虏营里，绝大部分是饿死的。当然，后来也有许多德国战俘死在了苏联的俘虏营里。

这里，那些最好被忘记的战争罪行，与希特勒的大屠杀之间的界限有些模糊。当然，要在几个月内解决几百万俘虏的粮食，确实存在困难，这能解释一部分问题。但是，它不能解释一切。关于在希特勒的俘虏营里饿死人与人吃人现象是故意造成的这一事实，有一个来自意外出处的直接承认。在1942年12月12日的“午间聚餐”中，希特勒说明了他拒绝允许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第六军突围的一个理由，就是用马拉的炮兵部队必须留下来，因为饥饿的马没有力气拉炮了。然后他继续说，“如果这些马是苏联人的话，我可以说，一个苏联人可以吃掉另一个苏联人，但是我不能让一匹马吃掉另一匹马。”

对属于苏联平民的领导阶层的大屠杀，不是国防军而是四个突击部队的任务，他们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在前线的后面，高度紧张地进行屠杀。直到1942年4月，也就是在这场近四年的战争的最初十个月，A组突击部队（北线）报告已处决了25万人，B组突击队（中线）处决7万人，C组突击队（南线）处决15万人，D组（最南线）处决9万人。因为后来的数据没有被保存下来，而且这些成果报告没有把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分子”区分开来，很难准确估计被屠杀的非犹太苏联平民的数量。但它不可能比在波兰少，只会更多。至于希特勒通过这些大屠杀没有改善而是葬送了其获胜的机会，这一点我们已经讲到了。

5.众所周知，希特勒最大规模的大屠杀是针对犹太人进行的，而且先是（自1941年中期开始）针对波兰与苏联的犹太人，然后（自1942年初起）针对德国以及全欧洲的犹太人。为此目的，他把欧洲“自西向东篦了一遍”，目的是（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预先宣布了）“消灭欧洲的犹太种族”，尽管竭尽全力，但这一最终目标没有实现。但是，被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按最少的估计有四百万，按最多的估计有六百万。直到1942年，大屠杀以在（受害者死前自己挖掘的）万人坑前的集体枪杀的方式进行；后来，在特雷布林卡、索比波、麦达内克（卢布林）、贝尔泽克、切尔姆诺（库姆霍夫）与奥斯维辛等灭绝营里通过放毒气的方式进行，为此纳粹建造了专门的毒气室，毒气室隔壁是巨大的焚化炉。

最近，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否定了希特勒对屠杀犹太人的责任；他认为，这一大屠杀是希姆莱在希特勒背后擅自进行的。

欧文的论点站不住脚，不仅因为它缺乏任何的内在可能性。在第三帝国的背景下，完全不可能在希特勒不知情或在违背希特勒意志的前提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而恰恰是希特勒在事先就宣布，如果发生战争就意味着“犹太种族的灭绝”。而且，有希特勒与希姆莱的明确证言证明，希特勒是命令者，希姆莱是命令的执行者。在1942年（“最后解决”的第一年），希特勒不少于五次，即在1月1日、1月30日、2月24日、9月30日与11月8日，在公开场合就其诺言的实现而自我标榜。我们这里逐字逐句地引用他最后一次的言论：

你们肯定还记得那个国会会议，在那里我曾经宣告：如果犹太人幻想可以挑起一场消灭欧洲种族的国际间世界战争的话，那么结果不会是欧洲种族的灭绝，而是欧洲犹太人的灭绝。人们总是讥笑我这个预言家。当年那些讥笑我的人，他们今天有无数个已经不再笑了，而今天还在笑的人，或许不久也不会再笑了。

希姆莱也曾多次提及他参与试图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但是完全以另一种语调，不是以幸灾乐祸的自我吹嘘而是自我怜悯的语调。例如在1940年5月5日他说：“你们会理解，执行这一下发给我的军令（我出于服从与完全的信仰服从并执行了这一命令），对我来说有多难。”在1944年6月22日他又说：“这是一个组织所得到的最可怕的任务与最可怕的委托——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但是，除了希特勒谁也不可能给希姆莱“委托”或下“军令”。我们几乎不再需要另外的戈培尔的证词。戈培尔在1942年3月27日的日记中提到“一种不很显眼的技术程序”（是指第一批于1942年初在卢布林安装的毒气室）：“这里使用的是一种相当野蛮的、不便详述的技术程序，犹太人自身所剩无几……元首在这里也是极端解决办法的坚定不渝的先行者与主张者。”

欧文试图证实其论点的唯一证据，是希姆莱与希特勒通话后在1941年11月30日的一个记录：“来自柏林的犹太人运输车，不消灭。”这一次，希特勒似乎命令了一个例外。而它本身证明了，“消灭”是正常情况，而且它还证明了，希特勒在实施这种屠杀行动时甚至关注具体细节。而且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从柏林运来的犹太人来得过早了——还没有轮到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11月，纳粹德国还忙于“消灭”波兰与苏联的犹太人，对全欧洲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在1942年的万湖会议上才决定，而办事必须按顺序来。毒气室与焚化炉也没有准备好。它们自1942年才逐渐投入使用。

不过，被欧文挑出来的这一段小插曲却曝光了两个值得仔细观察的奇怪细节。其一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德国公共舆论中的处理；其二是，希特勒实施其从数量上来看最巨大罪行的时间计划。

如上所述，希特勒在1942年曾五次就这一罪行自我标榜，但用的只是笼统的说法。他尽可能让手下在德国保密这方面的细节，很显然是因为，他不可能得到赞成，反而会得到他不愿意看到的骚动，或许甚至引发像阻碍“恩赐死亡行动”那样的抵抗。

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两次试探德国民众针对犹太人的公开暴力行为会如何反应：第一次是1933年4月1日，由“冲锋队”进行的全德规模的对犹太人商店的封锁；第二次是1938年11月9-10日，也是全德规模的，同样是自上而下的，直到今天仍然以“帝国水晶之夜”闻名的暴行。从他的角度来看，两次试验的结果都是否定的。德国民众没有参加，相反，他们表现出许多对犹太人的同情、愤怒与惭愧，但他们的反应也不过如此。公开的抵抗没有出现，而“帝国水晶之夜”的说法，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传播开了，它恰恰表现了普通德国人鉴于1938年11月的恶行所处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是讽刺与拒绝，另一方面则表达了恐惧地不愿意正视根本的罪行，把整个事情降低到被打碎的玻璃窗级别的愿望。

就德国而言，希特勒以此为鉴。他没有宽恕德国犹太人一丝一毫，但是他十分细心地给予了德国大众可以故作不知，或者自欺欺人地认为一切没有那么严重的可能性。灭绝行动发生在远离德国的地方，在偏远的欧洲东部。在那里，希特勒可以得到更多的当地支持，而且自战争开始以来，屠杀反正已经是口号了。对于德国人，官方的说法是，犹太人只是被“迁居了”；希特勒甚至还让德国的犹太人尽量不直接运往灭绝营，而是先把他们运到波希米亚的大犹太居住区特雷西亚市，他们可以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给他们的德国熟人写些明信片，然后还是被继续运往奥斯维辛。

尽管如此，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当然还是点点滴滴地传到了德国。但是，只要愿意，他可以继续不知情，或者故作不知道，也这样说服自己；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这样的，与犹太人被“篦出来”的其他欧洲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一样。针对此事做些什么，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都会带来生命危险，而且他们还拖着一场战争，人们都有足够的忧虑。个人可以冒险作出的最极端的行为，是帮助自己的犹太朋友隐藏起来，这样的行动在德国也出现过，尽管没有像荷兰与丹麦那么多。在整体上阻止大屠杀这一罪行需要一次起义，但是在战争与独裁的前提下，人们怎么可能做到呢？不管怎样，希特勒的大屠杀曾促使1944年7月20日的密谋者采取行动，扮演了一个拯救尊严的角色。施韦林·冯·施瓦恩费尔德伯爵在针对7月20日密谋者的审判上被问到其动机的时候，在弗赖斯勒用吼叫打断他以前，还有时间说出“我想到了那么多的屠杀”。

针对德国人对大屠杀袖手旁观的指责，将还要长久地落在德国人身上，但这不是我们这里的话题。我们要说的是希特勒。以下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断定：他没有完全告知德国人他最大的罪行，因为他不信任他们。尽管进行了近十年的反犹宣传，希特勒还是不相信他们会愿意参与到对他们犹太同胞的大屠杀。他未能把他们打造成为他所想象的“主子民族”。这可能是他在战争的最后岁月越来越蔑视他们，不再寻找与他们的接触，对他们的命运越来越无所谓，最后甚至将他的灭绝意志转向他们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讲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欧文为希特勒开脱的证据上，即希特勒1941年11月30日给希姆莱的不杀害当天从柏林运出的犹太人的电话指令。其日期很耐人寻味。它发生在苏联于莫斯科城前发动的让希特勒相信战争无法取胜的反攻的前五天，在他向美国宣战的前十天（这一宣战奠定了他的败局），在作出“最后解决”的、在死亡工厂屠杀包括德国与全欧洲犹太人的万湖会议召开的前五十天（至此，对犹太人的系统屠杀局限于波兰与苏联，其繁琐的方法是集体枪杀）。

在上述三个日期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联系。只要希特勒还能像一年前在法国那样希望在苏联获得迅速胜利，他还可以希望英国的回心转意，因为英国将随之失去其“大陆宝剑”。他曾经多次说到这一点。因此，他必须保持自己与英国的谈判资格。他不能在那些国家（在那里发生的一切很快就会传到英国）以大屠杀者的形象出现。至于他在波兰与苏联干的事情，他希望只要战争在继续，就能够对外保密；而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挪威，包括在德国的大屠杀，则会马上在英国传开，使希特勒在那里完全失去谈判资格，正如发生的那样：“惩罚这些罪行”的新战争目标是在1942年1月宣布的。

换句话说，只有在他完全放弃与英国签订和解和约（以及与此相关的避免美国参战）希望的时候，他才能实现其多年的消灭全欧洲犹太人的愿望。他是在1941年12月5日以后才放弃了这一希望，当时苏联在莫斯科城前的进攻把他从战胜苏联的美梦中惊醒了。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震撼，因为两个月前他还在公开场合宣布：“这个对手已经倒在地上，他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这一震撼的影响下，他“冰冷地”、“闪电般地”改换了念头：如果他在苏联不能取胜，那么（这是希特勒的结论）也就没有与英国和解的可能了。那他也可以马上对美国宣战，这显然让他（他好久未回击罗斯福的挑衅）感到了满足。于是，他还可以干一件让自己更舒心的事情，下命令在全欧洲完成“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因为他不必顾忌这一罪行在英国与美国的影响。

但是，他这样把德国的败局变得不可避免，而且在战败以后必然会举行惩罚性审判。但是他对此无所谓，他已经在前一章提及的11月27日与丹麦及克罗地亚外长的谈话中说过。他大致的意思是，如果德国不能战胜，那么它就应该灭亡，他不会为它流泪。

简言之，在1941年12月，在几天之内，希特勒在那两个不可结合的、他从一开始就追求的目标，即德国的世界霸权与犹太人的灭绝之间作出了最终抉择：他放弃了第一个目标，集中力量实现第二个目标（在11月30日，这还早了几天）。而且，为了消灭全欧洲的犹太人，这是他一直垂涎三尺的目标，他也愿意让德国承受全面战败及其一切后果。

由此，我们也可以解析在前一章不能从任何政治角度解释的他对美国的宣战：政治家希特勒在1941年12月让位给了大屠杀者希特勒。

与其以前在政治上的敏锐与果断形成鲜明对比的，希特勒在战争后期（我们在前一章因此感到困惑的）在政治上的被动与冷漠现在也可以得到解释了。他对政治（他对此曾如此富有天赋）已经不再感兴趣；对于他现在唯一追求的目标，他不需要政治。“政治？我不搞政治了。这让我好恶心。”这段（对里宾特洛甫在“元首总部”的通讯员黑韦尔说的）话虽然出自后一个时段，即1945年初；但他完全可以在1942年说出同样的话。自1941年底起，希特勒不再搞德国政治了，他只进行了屠杀与毁灭。

希特勒现在还关心的，甚至比以前更关心的，是军事作战事务。他还需要军事作战：为了赢得时间，以实施他的大屠杀，并且为了控制他找到受害者的地区。1942年以后，他的战略只是争取时间与防守空间。至迟从1943年初，希特勒再也没有作出会获得惊人的（或许能给予希特勒以外的某个人一个谈判和约机会的）单个军事胜利的建议，当他的某个将领作出此类主动行动的时候（如隆美尔1942年夏天在非洲，曼施泰因1943年初在乌克兰），他不予支持，相反他起到了阻碍作用。他对这些也不再感兴趣了。

所有迹象表明，他自1941年与1942年之交起，内心已经默认了最后的败局。不过，他在1942年11月就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因其双重意义而透露了许多含义的话：“我从来只在十二点零五分时才罢休。”至于他在那些年里，当指向德国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的时候，在他的桌边谈话中还常常表现出来的坚定的自满，有时甚至是底气十足的愉快心情，只能以他下面的想法来解释：在那段时间里，在同盟国军队向被包围与被轰炸的德国挺进的时候，他现在唯一的目标离实现也一天天接近了。在长达三年之久的每一天里，全欧洲的犹太人从他们的居室或藏身地被抓走，被运往东欧，赤身裸体地被赶进死亡工厂，在那里，焚化炉的烟囱在夜以继日地冒烟。他享受不到前十一年里的成就，不过他也容易放弃，因为他比以前更能享受一个凶手的快乐，这个凶手已经放弃了最后的顾忌，受害者就在他手中，他可以为所欲为。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三年半的希特勒来说，战争是一场竞赛，他一直希望赢得这场竞赛。谁会最先到达目标：希特勒消灭犹太人，还是同盟国在军事上征服德国？同盟国需要三年半才到达目标；此时的希特勒，离他的目标却已经非常接近了。

第七章　背叛

有一个耐人寻味但很奇怪且很少被注意到的事实：希特勒并未给那些他对它们犯下最大罪行的民族带来最大的损害。

苏联因希特勒丧失了至少一千二百万人，苏联自己说丧失了两千万人口；但是希特勒迫使它作出的巨大努力，使它成为了超级大国。在波兰，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人，如果不包括波兰犹太人，是三百万人；但是，希特勒战争的结果是一个比战前在地理上更健康、民族更为团结的波兰。希特勒企图消灭犹太人，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他几乎得逞；但是，希特勒吞噬了四百万至六百万犹太人的灭绝政策，赋予了他们建立国家所必需的拼搏力量。希特勒以后，犹太人自近两千年来第一次又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一个自豪与光荣的国家。没有希特勒就没有以色列。

希特勒给英国在客观上造成了更为巨大的损失，尽管他根本不愿意与英国打仗，而一直只是半心半力地与英国作战。英国因希特勒战争失去了其帝国，并且不再是世界大国；由于希特勒的战争，法国与其他绝大多数西欧国家与民族的地位都同样地降低了。

完全客观地看，希特勒对德国造成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可以说是最大的损失。德国人也因希特勒蒙受了可怕的人口损失，有七百多万人，比犹太人与波兰人还多，只有苏联人的损失更大；其他参战国的损失远远不能与上述四国相比。但是，苏联与波兰在付出可怕代价以后更为强大，以色列因犹太人的牺牲才得以存在，而德意志帝国则从地图上消失了。

德国的地位不仅与所有其他西欧大国一样降低了，它还失去了以前国土（它的“生存空间”）的四分之一，其余部分分裂了，两个分裂的国家因被纳入两个对立的权力阵营而被迫处于不自然的敌对关系。至于至少在其中较大国家中的人们今天又可以舒心生活的事实，不是希特勒的功劳。1945年希特勒在德国留下了一片焦土，不仅是一片物质上的，而且（这很容易被忘记）也是一片政治的焦土：他不仅留下了死尸、废墟与残垣断壁，以及千百万饥饿的、流离失所的人们，而且留下了一个崩溃的管理机构与一个被消灭的国家。而且这两点——人们的惨状与国家的灭亡——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有意造成的。他甚至试图作出更为严重的事情：他针对德国的最后计划是民族的灭亡。最迟在他的最后阶段，希特勒成为了一个自觉的德国的叛国者。

这一点，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不能像亲身经历的那代人那样容易感受得到。希特勒的最后几个月恰恰形成了一个传说——尽管不是一个光彩的传说，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希特勒开脱，不必对1945年德国的垂死状态负责任。按照这一传说，战争末期的希特勒只是其本人的一个影子，已经病入膏肓，一个废人，失去了决策力，只能瘫痪似的坐视周围发生的灾难。按照关于1945年1月至4月所流行的叙述，他失去了对事态的任何控制，在他的地堡里指挥着已经不存在的军队，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万念俱灰，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幻想在柏林的废墟中获得最后的胜利，简言之，他对现实如同一个盲人，可以说已经不正常了。

这一图像无关宏旨。当然，希特勒1945年的身体已经不是最佳状态；当然他老了，而且在五年的战争以后，他的神经大受创伤（丘吉尔与罗斯福也一样）。当然，他越来越阴沉，越来越经常地大发雷霆，让身边的人感到恐惧。但这种把一切描画得黑上加黑，在末日的场景中陶醉的诱惑，常常使人们忽视了一点：恰恰在最后几个月的希特勒，就果断与意志而言，再次达到了他的顶峰。意志的相对瘫痪，固守无想象力的常规，可以在此之前的一个阶段里看到。如在1943年，戈培尔在其日记中担忧地确认了一个“元首危机”，又如在1944年上半年也是如此。但是，面对战败，希特勒又回来了，就像被电击了一样。他的手现在虽然在颤抖，但是它抓起来仍然（或者说又是）迅猛且致命。1944年8月至1945年4月间，身体上衰落的希特勒，表现出来的咬牙切齿的坚忍不拔与急促行动是惊人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令人佩服的；但是，这些行动越来越清楚地（直到最后毫无疑问地）指向今天听起来对某些人难以置信的目标：全面摧毁德国。

这一目标开始还不能被清楚地看出，但到了最后清楚无疑。希特勒在最后时期的政策可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1944年8月至10月），他成功地阻碍了中止输掉的战争，让最后决战成为可能。在第二阶段（1944年11月至1945年1月），他作出了出乎意料的最后出击——向西方的出击。在第三阶段（1945年2月至4月），他以在1941年以前用来征服、自1942年至1944年用来消灭犹太人的精力来全面摧毁德国。为了看到希特勒这一最后目标是如何逐渐显现的，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观察希特勒在战争最后九个月的行为。

1944年8月的战局，在军事上与1918年9月颇为相似，当年的德国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撒手不干了。这就是说，战败按正常人的估计已经不可避免，结局可以预见到。但是结局还没有到来，败局还没有被确定，前后两次都没有。敌军还没有踏上德国的领土；与1944年与1945年所发生的一样，1918年也同样可以把战争拖到下一年。

众所周知，鲁登道夫在这一局势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战争该结束了。”他促成了停战请求，而且把他的政敌推进了政府，让德国的停战要求显得更为可信，给予了德国一个负担较少的、有谈判能力的代表。他后来控告这些他自己委任的破产管理者（“让他们来收拾残局”），从后面给了未被打败的军队背后一刀，这使他1918年9月的行为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就其本身而言，这一行为方式是一个负责任的爱国者的行为，他在战败的情况下确立了一个目标，即为自己的国家避免最严重的损失，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东西。

希特勒在1944年8月22日，做了与鲁登道夫1918年9月29日的行为截然相反的事情：在一次“雷雨行动”中，他命令立刻逮捕与监禁约五千名魏玛共和国的前部长、市长、议员、政党骨干以及政治官员，其中包括后来联邦德国建国时期的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与库尔特·舒马赫。这正是当年鲁登道夫在相应的局势下，把政府交接给他们，让他们结束战争的那群人，可以说是德国的政治后备力量。鲁登道夫在战败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让他们来掌舵；而希特勒在相同的处境下却把他们监禁了。这一行动，在当时没有公开，很奇怪，在以后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被提到；一般情况下，它被与对1944年7月20日密谋者的迫害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它与后者没有关系。它是希特勒要预防任何可能再次发生1918年那样的在他们看来过早中断战争的第一个征兆：他决意在没有可预见机会的前提下也要继续战斗到底，用他的话来说：“直到十二点零五分”，而且不受任何人的干扰。

关于这一时刻的这一决定，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在所有历史上，在战败时有两个思维方向与行为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务实的与英勇的。第一种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拯救老本；另一行为的目标是，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激动人心的传奇。关于这两个目标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有个说法，对于第二种行为方式甚至还可以说，未来从来不能完全预见到，似乎不可逆转的事情有时还可以得到逆转。在德国历史上有腓特烈大帝的著名例子，1760年他的处境，与1918年鲁登道夫以及1944年希特勒的处境一样，但是通过“勃兰登堡奇迹”（即出乎意料的俄国皇位更迭与同盟的改变）得救了。如果他放弃的话，那个挽救他的偶然机会就来得太晚了。但是，奇迹在历史上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有谁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之上，那就等于在玩中奖率极低的彩票。

腓特烈大帝的先例，在战争最后一年的德国宣传中被大肆渲染，但这是否在希特勒的动机中真的扮演着重要角色，还值得怀疑。一场现代的民族战争，在根本上与18世纪的内阁战争有所不同。把希特勒动机中决定性的角色归根于1918年的反面例子，则更为确切。我们还记得，1918年是希特勒的觉醒经历，对于（那场在他看来过早结束的）战争失败的激愤，是他不可遗忘的青年时代的经历，而他的决心——决不允许一个“1918年11月（革命）”再次发生——是他决定当政治家的主要动机。而现在这一时刻就要到了，现在希特勒可以说已经到达目标了：一个类似1918年11月的局势又在眼前，希特勒这一次能够阻止它，就此他下定了决心。

不可以被完全忽视的是，他在1918年强烈的，而此时又复活的对德国“十一月罪犯”及其同胞的仇恨。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以十分赞赏的语气引用了据说是一位英国记者1918年以后所说的话：“每三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叛徒。”现在，如果有个德国人说出那个可想到的与正确的想法，即认为战争失败了，而且透露出他想活下来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德国人绞死或斩首。希特勒从来就是一个大仇恨者，对于杀人，他内心充满乐趣。希特勒的仇恨力，他那多年来发泄在犹太人、波兰人与苏联人身上的屠杀欲，现在公开转向了德国人。

不管怎样，希特勒在1944年夏末秋初，又焕发出一种让人回忆起他最佳时期的精力与能力。在8月末，在西线几乎没有一道防线，在东线也没有，用希特勒的话来说，“与其说是一条防线不如说是一个破洞”。10月底，两条防线被再次建立，同盟国的进攻被顶住了，在后方希特勒发动了“人民风暴”，所有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都被动员参加人民战争。希特勒通过竭力传播关于一种他后备的神奇武器的谣言来维持斗志。实际上，当时不是德国而是美国，拥有了原子弹这一1945年的神奇武器。想起来很使人感到诧异，如果那场希特勒所希望的、惨重与血腥的、为此在1944年再次把德国振奋起来的防卫战成为现实的话，那么第一枚原子弹将会落在德国，而不是落在日本。

但是，希特勒本人使得局势未能发展到那一步，他把为这场防卫战所积蓄的、刚刚集聚起来的力量很快就浪费了。在1944年11月，他决定再一次进入攻势，而且是在西线。1944年12月16日，德国人在阿登最后一次发动进攻。

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所有军事细节不同，我们现在必须较为仔细地叙述阿登攻势。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插曲，他决定了战后德国的占领区且最后成为分裂的界线；而且希特勒随之开始将其矛头转向自己的国家。

阿登进攻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行动相比，是希特勒最个人化的行动。从军事上看，它是一个疯狂的行动。要想获得成功，一场进攻战，在当时的技术作战条件下，进攻一方至少需要具有三比一的优势。而1944年12月在西线，德国陆军与同盟国陆军的对比还不到一比一，更不用说同盟国还有空中的压倒性优势。为了在具体的进攻前线建立微弱的暂时优势，希特勒还把东方的防线抽调一空，尽管他当时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绝望地警告他，苏军正在组织一场巨大的进攻。这就是说，希特勒在玩双重的孤注一掷：如果在西线的进攻失败（这就力量对比而言可以预见到），它消耗了为后来保卫德国西部所需要的力量；同时这一进攻使得（如果苏联人进攻，而这也可以预见）东方的防卫毫无希望。

两种情况也都出现了。阿登进攻失败了，而苏联人发动了进攻。尽管起初得到了雾天的帮助，它使得同盟国的空军不能起飞，圣诞节前几天的进攻只取得了不很理想的战果。然后，天空就晴朗了，在圣诞节的几天里，充当进攻主力的两路德国坦克军团被同盟国空军摧毁，1月的第一周内，他们的残余被推回到出发地点；1月12日，俄国人冲破了德国东线所剩余下来的单薄防线，一鼓作气地从维克萨河一直冲到奥德河边。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古德里安一而再、再而三地绝望而急迫地给希特勒推算过，但是希特勒什么也不想听。阿登进攻是他最个人化的主意，是他的最后第二个主意（最后一个我们还将认识）；他顽固地将其付诸实施。

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都在猜测。军事方面的原因可以排除。希特勒不像今天常被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军事上的绝对外行。就他的军事知识水准，他不能就其行动的成功希望抱有幻想。他向参战的军官们吹嘘这些幻想，这不能证明他自己也相信这些幻想。

相反，我们有理由猜测他有外交方面的动机。在西线的进攻，哪怕是失败的，尽管（恰恰因为这一点）希特勒为此削弱了他的东线，把德国的东部向苏联的进攻开放，可以作为对西方国家的一个信号，希特勒现在已经把它们而不是把苏联看成主要敌人；他愿意将他的全部剩余力量投向西线，哪怕整个德国因此成为苏联占领区。或许可以说，希特勒要西方国家在一个纳粹主义的德国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之间选择，向他们提问：“你们愿意谁站在莱茵河边——斯大林还是我？”他可能还在相信，他们宁愿选择他。如果他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当然错了。罗斯福在1945年深信可以与斯大林顺利合作。丘吉尔不这么看；但是如果让他选择的话，他也一定会选择斯大林，不会选择希特勒。希特勒因他的大屠杀在西方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可接受的人物。但可以设想的是，他自己不这样看，就像希姆莱不这样想一样，后者在4月份还向西方国家提出了单纯的建议：德国在西线投降，在东线与西方国家一起（向苏联）继续战争。即便他这样看，有证据证明，如果他必须选择的话，他宁愿在东线而不在西线战败。这与他的德国人相反，他们十分恐惧俄国人的进攻，许多人已经开始像盼望解脱那样盼望着美军与英军的占领。在战争中，希特勒对斯大林的尊重增长了，而他对罗斯福与丘吉尔则产生了深深的仇恨。可以设想希特勒有着以下的双重思路：或许在西线出乎意料的极高昂斗志的表现，同时坐视东线的失败会震惊西方国家，使它们愿意作出妥协；如果不能，那也很好，就在东线真正失败，西方国家自己看会有什么好结果。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思路。

如果我们认为，希特勒的主要动机已经不再是外交方面而是内政方面的，他实际上是在针对着自己的民族，那么希特勒的想法就不那么复杂了。因为在1944年秋季，德国民众与希特勒之间已经发生了分裂。德国民众不愿意进行希特勒所要的绝望的最后战斗；他们希望有一个结局，而且是一个损失尽量小的结局，也就是在西线结束战争。把俄国人挡在国门之外，而把西方国家放进来；这已经成为1944年底绝大多数德国人心中的战争目标。而对于这个目标，希特勒用他的阿登进攻摧毁了。他不能把所有持这种想法的人砍头，因为人太多了，绝大多数人三缄其口，不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可以做到，他们如果不愿意与他一起赴汤蹈火，那么就把他们交给复仇心切的苏联人。他还可以消灭他们希望得到解脱般的美国人与英国人占领的愿望，他就此下定了决心。如此看来，阿登进攻战——在军事上是纯粹的疯狂，外交上最多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空想——突然获得了一个明确的意义；因此这样看应该是正确的。但这就意味着，希特勒已经开始对德国与德国人动手了。

希特勒的阿登进攻战明显偏离了他1944年8月的防卫方案，这也说明了上述观点。原有防卫方案的目标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恐怖：在所有战线上僵硬地、招架性地抵抗，而在军队必须后退的即将失去的地区，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而阿登进攻战的目标则是一个恐怖的结局，在一场毫无希望的进攻战役中消耗最后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提问，为什么希特勒突然改变了主意，那么答案便会扑面而来；因为他看到，全面的人民战争没有可能了，德国民众不愿进行人民战争。他们不再像希特勒那样思想与感受。好吧，那么他们就应该因此受到惩罚，而且是判以死刑：这是希特勒的最后决策。

我们可以争论，这一决定是否在阿登进攻战中已经默默地表现出来了。在1945年3月18日与19日的元首命令中，它反正得到了明确而不可否定的形式，希特勒以此判处了德意志民族的死刑。

此时，苏联人站在奥德河的东岸，美国人已经跨过了莱茵河。想要顶住已经不再可能，西方与东方同盟国在德国中部的会师只是几个星期的事情。但是，民众在东线与西线的战斗与后退地区的行为却截然不同：在东线，他们大批逃逸，在西线他们却原地不动，把桌布与床单作为投降的标志挂在窗口，并且哀求德国军官不要再保卫他们的村庄或城市，以避免在最后一刻遭到毁灭。

对西线民众的这种行为，希特勒在其第一个3月18日的元首命令中给予了答复。他命令，德国西部的被进犯区，“从主要战场后面开始，立刻撤出全部居民”。这一命令是在当天的局势会议作出的，有人一反常态地提出异议。阿尔伯特·施佩尔，希特勒以前的建筑师和当时的军火部长，今天是（1978年）希特勒最后阶段的最后一个证人，就此报道：

在场将领中的一位对希特勒说，无法实行几十万人的转移。已经没有火车可供使用，交通早已完全瘫痪了。希特勒无动于衷。他回答道：“那么他们就应该徒步行军！”这也无法办到，那位将军插话道，为了行军必须有供养，人群必须经过人烟稀少的地区，人们也没有必要的鞋具。他未能说完。希特勒不为所动地转过身去。

如果说，那个让德国西部的全部居民在没有供养的前提下进行无目标的行军（我们只能称之为死亡行军），近乎于一个试图进行的针对德国人的大屠杀的话，那么第二个3月19日的元首命令，即所谓的“尼禄命令”，就完全暴露了要剥夺德国人的、而且现在是所有德国人的任何生存可能性。其关键的段落是：

所有帝国区域内的军事交通、通讯、工业与供给设施，以及敌人可以立刻或在可预见的时段内用来继续其战斗的物资，都必须被摧毁。

按施佩尔的证词，希特勒对提出抗议的施佩尔用“冷冰冰的语调”解释道：

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民族也就完了，不必顾及德意志民族为最基本的继续生存所需的基础。相反，最好自己摧毁这些东西。因为民族证明自己是弱小的，未来将完全属于更为强大的东方民族。这场战斗遗留下来的，已经是低劣的，因为优秀的已经阵亡了。

我们会想起前面已经引用的，希特勒于1941年11月27日当失败的可能性第一次出现时所说的那句话。让我们再次回忆这句话。希特勒当时说：“我在这里也是冷酷无情的。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够强大与愿意牺牲，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让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消灭掉……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现在是时候了，现在他将其付诸实施了。

希特勒1945年3月18日与19日的两个命令没有被完全执行。否则，德国人就会像戈培尔两年前就犹太人所说的那样，确实不会遗留多少了。施佩尔尽其可能地阻碍了摧毁命令的执行。还有一些纳粹党干部，不敢作出最极端的事情；经常也有直接相关的人员（他们或多或少达到了目的），拒绝摧毁他们的生存基础；最后，同盟国快速的、很少被认真抵抗阻碍的进军，也使德国人免于落入希特勒为他们设计的悲惨命运。

但是，我们不能以为希特勒的最后命令毫无影响。1945年3月中旬，德国还有部分领土未被占领。在那里，元首命令仍是最高法律，而在纳粹党与党卫队干部中仍有狂热分子，他们与其领袖一样思考与感受。在长达六个星期的时段内，他们与敌对的空军与炮兵在竞赛进行对德国的最终摧毁。许多报道表明，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德国绝大部分城市与乡村的民众陷入了敌我双方的炮火之中，他们更害怕自己的摧毁突击队与党卫军巡逻队。

他们执行的希特勒的计划，实际上比敌方的计划更为残酷。敌方军队的目的不在于“摧毁德意志民族赖以继续最原始生存的基础”，起码西方国家的军队不是这样。结果是，快速向前挺进的敌军的占领，至少在西部被当作一种解脱而受到欢迎，美国人、英国人与法国人本以为会遇到一个全是纳粹分子的民族，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失去幻想的、不愿与希特勒有什么关系的民族。他们当时常认为这是一种假装的屈从，但这只是极少数。人们真的感到被他们的元首出卖了，而且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在其最后的几个星期内，希特勒自己以极端方式进行了同盟国打算进行的“再教育”。在这几周里，德国人的经历犹如一个女人，其情人突然变为其谋杀者，她不得不向她的邻居呼救，来对付那个与她交往的男人。

让我们彻底明确事实：希特勒1945年3月18日至19日的命令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像在1944年秋天，是为了进行一场英勇的决战。要进行一场英勇的决战，就不能让几十万德国人向内地进行死亡行军，而又在那里摧毁他们继续最基本生存所需的一切。相反，希特勒的这些最后的针对德国的大屠杀行为的目的，只可能是惩罚德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一场英勇的决战，也就是拒绝了希特勒为他们决定的角色。这在希特勒眼里是一个应该判以死刑的罪行（以前也一直是如此）。不愿意接受命令的角色，它的人民就必须死去：希特勒一直是这样想的，由此看来，希特勒在战争末期针对德国的屠杀行动，与其在战争初期针对波兰的屠杀行为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应。

希特勒本来并不打算像对犹太人与苏联人那样，对波兰人进行大屠杀。他对他们设想的角色与罗马尼亚相似，即在一场早已计划好的针对苏联的征服战争中充当一个服从的盟友与协助民族。他们对这一角色的拒绝，而不是但泽问题，才是希特勒发动侵波战争的真正原因。多年来，但泽已经在波兰的完全同意下，由一个纳粹市政府按照希特勒的愿望执政；但泽只是一个借口。耐人寻味的是，希特勒在取得侵波战争的军事胜利后，并没有用它来实现他原先的目的，即把被波兰人拒绝的盟友关系强加给他们。这样做在政治上符合逻辑，就当时的局面而言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相反，他现在把波兰人当作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愤怒的、长达五年的疯狂惩罚与报复行动的对象。在这场行动中，他的灭绝欲望第一次在放弃其政治理智的前提下得到了发泄。希特勒既是一位天赋很高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大屠杀者。尽管他的屠杀欲望最初只是把犹太人与苏联人当作牺牲品，但当他的意志被拒绝的时候，他的屠杀欲望就占了政治谋略的上风。战争初期在波兰是这样，战争末期在德国也是这样。

不过，希特勒赋予德国人的角色，要比当年给波兰人的角色更为重要：先是一个征服世界的“主子民族”的角色；然后至少是一个与整个世界相对抗的英雄民族的角色。但是，不管是出于软弱，还是出于（该受到惩罚的）抵抗，到最后德国人也不服从了。这样他们也得到希特勒的死亡判决：再引用他的话来说，他们应该“灭亡与被消灭”。

希特勒与德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些奇怪。在战争期间，一些英国历史学家试图证明，希特勒可以说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必然产物：有一条从路德，经过腓特烈大帝与俾斯麦，直通希特勒的线索。相反的结论才是正确的。希特勒没有继承什么德意志传统，更不用说新教与普鲁士传统，后者是一种（包括腓特烈大帝与俾斯麦在内的）理智而无私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传统。理智而无私地为国家服务，这是最难以承认给希特勒（哪怕是战前那个硕果累累的希特勒）的品德。为了实现其对民族力量的全面动员——而且不该忘记的是他的不可罢免性与不可替代性，他一开始就牺牲了德意志国家，不仅是其法制国家的部分，而且是其秩序国家的部分。这一点我们在前几章里早就讲到了。他有计划地用大众疯狂取代了理智；可以说，他在六年里把自己当作一种毒品灌输给了德国人（但在战争期间突然又中断了灌输）。至于无私精神，希特勒是一个政治家的极端例子，他把自己个人的使命意识凌驾于一切之上，他按照其个人生涯的标准来安排其政策；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些一一重复。如果我们回忆起关于他的政治世界观的叙述，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完全不以国家的范畴，而是以民族与种族的范畴来思考，这附带解释了其政治行动的粗鲁性，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将军事胜利转变为政治成就的原因：自民族大迁徙以来，欧洲的、当然也包括德国的政治文明的基础是，把战争与战争后果限制在国际制度之内，对民族与种族不加伤害。

希特勒不是一个国家巨匠，仅此一点他就是德国历史的一个例外。我们实际上也不能把他称为一个类似于路德的人民领袖。他与路德只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空前绝后的，既没有先驱，也没有后继。但是，路德在其许多方面几乎是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化身，而希特勒的个性与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关系，与他的纽伦堡党代会会场建筑与纽伦堡市容的关系一样，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即便在他们对领袖最崇拜的时候，德国人也就此保留了这种感觉。在他们的崇拜中，总还有一点惊讶，惊讶于他们得到了希特勒这样一个意外的、另类的人物。对于他们来说，希特勒是一个“奇迹”，是“上帝的特使”，用富有诗意的话来说，这也意味着，他是一位外边漂来的不速之客。在这里，从外边来的不仅是指来自奥地利。对于德国人来说，希特勒来自更远的地方；先是从天上来的，后来是——上帝保佑——来自地狱的最底处。

他爱德国人吗？在不了解德国的前提下，他选择了德国；实际上，他从没有认识德国。德国人是他所选择的民族，因为他天生的权力本能就像一根磁针一样指向了他们，指向了当时欧洲最大的权力潜能民族。他们只是作为权力工具使他真正感兴趣。他为德国抱有巨大的雄心，在这一点上，他与同代的德国人达成了一致；当时的德国人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民族，雄心勃勃但同时政治上无所适从；这两点给予了希特勒机会。但是，德国人的雄心与希特勒为德国抱有的雄心并不一致（哪个德国人想定居苏联？），希特勒缺乏辨别细微差别的听觉器官。总之，他一上台就不再听了。他为德国所抱的雄心，越来越像一个养马人与一个赛马场主对其马匹的雄心。最后，希特勒犹如一个恼羞成怒的、失望的赛马场主，他要打死他的最好的一匹马，因为它未能赢得比赛。

消灭德国，是希特勒的最后目标。与他的其他灭绝目标一样，他未能完全实现。他所达到的，只是德国最终向他告别了，这比他想象得更快，也更彻底。在拿破仑最后下台三十三年后的法国，又一位拿破仑被选为共和国的总统。在希特勒自杀三十三年后的德国，如果有人想以希特勒为先驱，继承希特勒的衣钵的话，那么他连哪怕是最小的边缘者机会都别想得到。也应该是这样。不应该的是，对希特勒的记忆在年长的德国人那里被压抑，而绝大多数年轻的德国人则对希特勒一无所知。更不应该的是，自希特勒以后，许多德国人不再敢当爱国者。因为，德国的历史没有随希特勒而终结。如果有谁相信相反的观点，而且或许因此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他还不知道，他这样做，正好圆了希特勒的最后心愿。

分享译林更多好书：

- 官方微博：﹫译林出版社

-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yilin

- 官方微信：

您有任何意见及建议，欢迎您通过以上方式与我们联系！

[1]斯特凡·格奥尔格（1868-1933），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与男子同盟的创建者，其著作今天基本无人阅读。在其1907年以后的著作的许多地方，他似乎是第三帝国的预言家。值得注意的是，当第三帝国到来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他的欣赏。他以移民瑞士的方式逃避了纳粹德国为他准备的隆重的六十五岁生日（1933年7月12日）庆典，同年他在瑞士去世。格奥尔格圈子的成员之一、这位诗人晚年的追随者是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伯爵，他于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原来狂热地欢迎希特勒的上台。题为“格奥尔格—希特勒—施陶芬贝格”的德意志思想史的一个章节还待人来写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烧了吗？／（美）科林斯（Collins, L.），（法）拉皮埃尔（Lapierre, D.）著；董乐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3（2013.8重印）

书名原文：Is Paris Burning？

ISBN 978-7-5447-3618-3

Ⅰ．①巴…　Ⅱ．①科…②拉…③董…　Ⅲ．①报告文学－世界－现代　Ⅳ．①I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7393号

Is Paris Burning by Larry Collins & Dominique Lapierre

Copyright © 1993 by Larry Collins & Dominique Lapierr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naissance Literary & Talent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392号

书　　　名　巴黎烧了吗？

作　　　者　［美］拉莱·科林斯

［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译　　　者　董乐山

责任编辑　　孙　峰

原文出版　　Simon & Schuster, Inc. 199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40毫米×1000毫米　1/32

印　　　张　17.5

插　　　页　4

字　　　数　284千

版　　　次　2013年3月第2版　2013年8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618-3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目录

译序

序幕

第一部　威胁

第二部　斗争

第三部　得救

附录

返回总目录

译序

董乐山

“巴黎烧了吗？”

这是纳粹德国头子阿道夫·希特勒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巴黎解放的那天，在东普鲁士（腊斯顿堡）一个叫“狼穴”的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气急败坏地提出的责问。

就在两天之前，他刚向新派去守卫巴黎的德军司令冯·肖尔铁茨发出了要坚守巴黎到最后一兵一卒与城共存亡的命令；在此前不久，他还派了爆破专家到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去埋设地雷和炸药，打算在万一失守时实行焦土政策，把整个巴黎连同它的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辉煌建筑和艺术宝藏统统付之一炬，夷为平地。

与此同时，盟军六月六日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向法国的德占区纵深地带长驱直入，先锋部队已兵临巴黎城下，巴黎解放指日可待。为了配合盟军进攻，巴黎市内的抵抗运动组织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

就在这紧锣密鼓的八月的一个无月之夜，一架英国轰炸机在巴黎近郊悄悄地空投了一名法国谍报人员。他随身携带一份秘密情报，前去巴黎市内一所幽静的修女院，递交给藏匿在那里的英国谍报负责人，要他紧急通知抵抗运动的各个地下组织暂停发动起义。因为盟军要节省为解放后的巴黎二百万居民运送生活必需品而耗费的汽油，把它用在更加急需的攻打德国本土的大军身上，以争取早日结束战争。他们决定要绕过巴黎，暂不解放它。为了避免巴黎人民过早起义造成巨大的无谓牺牲，盟军谍报部门才有这次空投秘密情报员之举。

但是，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使巴黎抵抗运动内各派别的地下组织陷入了混乱。一方面，抵抗运动中共产党领导的派别决心要举行起义，把巴黎从德国四年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抵抗运动中的戴高乐派，尤其是戴高乐将军本人，决心要抢在共产党之前到达巴黎，建立他自己的地位。为了防止共产党抢先发动起义，戴高乐一方面从临时驻地阿尔及尔秘密飞抵法国前线，向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历陈及早解放巴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密令他派驻在巴黎的地下高级助手保持对抵抗运动的控制。

这样，在盟军与德国之间，在德军与抵抗运动之间，在盟军与戴高乐之间，在抵抗运动中各派之间，就展开了一场紧张、激烈而又复杂的斗争。

以上所述的战争形势，就是于一九六五年出版的这部以希特勒原话为书名、记述巴黎解放经过的著名纪实文学的第一部分《威胁》的大概内容。《巴黎烧了吗？》（Is Paris Burning ?）生动又详细地描绘了一九四四年八月解放巴黎的战斗全过程。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Larry Collins）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Dominique Lapierre）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他们在作品的史实方面力求翔实，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搜集材料：他们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八百多人，采用了其中五百三十六人的亲身经历，因此能使这部作品做到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另一方面他们又发挥了新闻记者的特长，能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觉得仿佛在读一本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放不下手来。作为报告文学（或者所谓纪实小说），它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典范的作品。

本书内脚注分原注与译注两种，其中译者所加标注为“译注”，未注明者均为作者原注。——编者

序幕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阿道夫·希特勒设在东普鲁士的最高司令部向大巴黎司令将官发出了下列命令，上面冠以“绝密”和“特急”字样，副本分送西线部队总司令、B集团军、第一军团、第五装甲师和第十五军团。命令中宣布了希特勒对巴黎的命运所做出的最后决定。

命令如下：

Geh. Kommandosache Chefsache

Nur durch Offizier

KR Blitz

O.B. West Ia

Okdo d. H. Gr. B. Ia

A.O.K.1

Pz A.O.K. 5

A.O.K. 15

巴黎桥头堡的保卫，不论从军事或政治观点来看，都极其重要。该市若告弃守，势将导致塞纳河以北整个沿海平原的丢失，并将剥夺我们用以对英国进行远距离作战的火箭发射场。

巴黎的丢失不可避免地必将导致整个法国的丢失，这在历史上一贯如此。

因此，元首明白无误地重申前令：巴黎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予以保卫，务使该市防务固若金汤。他在此通告西线总司令，为此目的，业已指定增援部队。

至于该市本身，一旦发现起事苗头，必须立即采取最有力手段，予以及时粉碎，诸如夷平整个街区、公开处决肇事首犯、强制居民撤出市内任何具有危险倾向的地区等。这是防止这种行动蔓延的唯一办法。

炸毁该市塞纳河上所有桥梁的工作应立即准备就绪。

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此一情况，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

O.K.W./W.F.St./Op. (H)

Nr. 772989/44

23.8.44

11:00 Uhr

第一部　威胁

一

他从来没有迟到过。每天傍晚，那个德国兵带着他的那支旧毛瑟枪、皮套已经磨得发毛的望远镜和装了晚饭的饭盒一到，梅昂默尔田村子里的居民就知道已是六点钟了。他走过村里的鹅卵石铺的广场时，十二世纪盖的那座小小的圣母升天教堂的罗马式钟楼就分毫不差地开始响起晚祷的钟声。那座小教堂高踞在巴黎东北三十七英里处乌尔克河畔的一个小山脊上，俯瞰着梅昂默尔田村的灰瓦屋顶。

这个德国兵是个头发花白的空军中士，总是迎着清脆的钟声走来。他在教堂门前摘下军便帽后走了进去，用缓慢的步子爬上狭窄的螺旋形楼梯，到了钟楼顶上。那里有一张桌子，一只煤气炉，一张从下面教堂那里征用来的椅子。桌子上整齐地铺着一张德军总参谋部军用地图，还有一本笔记簿，一本日历，一台灰绿色军用电话。圣母升天教堂的钟楼是德国空军的一个瞭望哨。

那个德国兵在这里用望远镜可以把这一带整个地区收入眼底。从南面莫城的大教堂尖顶到北面拉费尔特米隆堡的中世纪石墙，他极目望去，纵横十三英里，眼光扫过了马恩河弯弯的河道，乌尔克河畔利赛镇的陶砖墙头，最后回到了在他眼皮底下蜿蜒而去的乌尔克河白杨参天的河岸。

再过几小时，夜幕就会降落在这位中士的望远镜下一览无余的宁静景色上。那时他就要搜索天际，窥看周围的黑影，又一次开始他的夜间值勤，这已是诺曼底登陆以来的第五十八次了。等到东方发白，他就会提起军用电话，向设在苏瓦松的德国空军分部报告。自从十二天前上次月圆以来，中士的报告总是一成不变的同一句话：“本区没有情况。”

这个德国兵知道，盟军总是在满月时的月明之夜向法国抵抗运动进行降落伞空投的。他桌子上的日历告诉他，要再过十六个夜晚，到八月十八日晚上，月亮才会再圆。

这个德国兵心中很有把握，那天晚上，在交托给他看守的法国占领区这块小小的地方，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因此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二日这天晚上，这个中士觉得他完全可以趴在他面前摇晃不稳的桌子上放心地打个盹。可是他错了。

就在他睡着的时候，两英里外一片堆着一捆捆麦秸的潮湿的田野里，有两男一女散开来，布成了三角形的阵势，那是抵抗运动空投区的标志。他们的手中都握着手电筒，玻璃罩外面装了用马口铁皮打的套子。这种装套子的手电筒发出的是一道细细的光柱，只有从天空中朝下看才能看到。这三个人在等待着。午夜刚过不久，他们就听到了他们所等待的声音。那是一架哈里法克斯轰炸机把发动机降低马力后轻轻地飞过乌尔克河谷时发出的低低的嗡嗡声。他们打开了手电筒。

上面那架飞机的驾驶员低头观察着下面灯火管制下的漆黑河谷，一眼就看到了他们的手电筒的三角形闪光。他按了一下面前的控制盘上的一个按钮，飞机机舱里有一盏灯由红变绿。这时有一个人扶住飞机上打开的舱门，纵身一跃，跳入夜色之中。

阿兰·佩帕扎是个年轻的医学生，他轻轻地飘落在法国故土上时，可以感觉到身上捆着的藏钱的腰包，里面有五百万法郎。不过，他在这八月之夜纵身跳下来，并不是为了送这笔巨款。

阿兰·佩帕扎的左脚鞋子后跟里嵌着一块薄如蝉翼的绸子，上面印有十八列密码数字。他在伦敦的上级认为上面的信息十分重要，十万火急，因此不惜违反他们的一切规定，派阿兰·佩帕扎冒险在这无月的黑夜跳伞投递。

佩帕扎并不知道他投递的是什么信息。他只知道要尽快把它送到潜伏在法国的英国谍报机构一个代号叫“阿米可翡翠”的头子那里。他的总部设在巴黎。

到佩帕扎掸掉他夜里躲在麦秸堆里沾在身上的麦屑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了。要到巴黎去，这个年轻的医学生选了可供他采取的最快途径。他决定搭过路便车。

在法国三号公路上，第一辆驶过他身旁的卡车停了下来。这是德国空军的卡车。四个头戴钢盔的德国兵扶着敞篷卡车的木栏杆，面无表情地望着下面的他。

佩帕扎看到卡车驾驶室的门打了开来。司机示意叫他过去。就在这一刹那间，佩帕扎感到他藏钱的腰包仿佛重如千斤。那个德国兵仔细看他一眼。“Nach Paris?”［1］他问。佩帕扎点一点头，然后感觉麻木地爬上了司机身旁的发热的座位。德国兵换了挡，于是这个年轻特工带着给法国境内英国谍报头子的密信，坐在德国空军的卡车车厢里，看着通往巴黎的公路开始向他身后滑去。

我主受难修道院的九个修女跪在她们教堂清凉的阴影里，正在诵念她们这一天第三遍诵念的祈祷文，这时有三长一短的门铃声刺破了修道院的寂静。她们之中有两个修女马上站起来，划了为自己祝福的十字，走开去。对院长妹妹简恩修女和她的助手简恩-玛丽·维阿内修女来说，拉圣特路一二七号修道院古老的门铃三长一短的铃声意味着“有要客来访”。

德国秘密警察四年来一直在竭力搜寻藏匿在这个修道院里的那个人。就在这里，在院内一块空地和圣安妮疯人院高高的石墙交接处，有一所表面粗糙不平的旧房子，在这房子的起居室后面，就是法国占领区英国谍报头子“阿米可翡翠”的总部。在这些古老的石墙和几个修女镇定自若的勇气的保护下，他的总部一次又一次逃过了德国秘密警察的严密搜查。［2］

简恩修女打开修道院厚重的橡木大门上的窥视孔，看到外面有一张年轻人的脸。

“我叫阿兰，”他说，“我有一封信要送给上校。”

简恩修女拉开门栓，跨到门外台阶上，看清楚这个年轻人后面没有人尾随。她就点头让他进来。

在起居室里，在那个创建我主受难修道院的不知名的拉撒路派教士脸色严峻的肖像下面，阿兰·佩帕扎脱下了左脚上的鞋子。他用简恩修女递给他的一把刀子撬开后跟，掏出他冒了生命危险带来的那块绸子。他把它交给坐在他旁边小沙发上那个有一双蓝色眼睛、头发已经开始谢顶的体格魁梧的高大汉子。

代号为“阿米可翡翠”的克劳德·奥立维亚上校看了一眼印在上面的黑色字母，就叫简恩修女去把他用来破译的密码字格拿来。这是印在用一种可以消化的纺织物做的极薄的手绢上的，一有危险，吞入口中，嚼碎即化。简恩修女把它藏在小教堂里好人贼［3］神龛的祭坛石下。

奥立维亚上校把密码字格扣在佩帕扎带来的密码信上。这样给他破译出来的信息是，盟军统帅部决定要“绕过巴黎，尽可能推迟解放巴黎”。它并说，这个计划不容改变。落款“将军”，这是谍报处长的代号，只有极其重要的信息才签此名。

上校抬头看佩帕扎。

“我的天！”他说，“这可糟了！”

二

对“阿米可翡翠”修道院围墙外面的这座城市来说，这个炎热的八月上午是被德军占领后的第一千五百零三天。

十二点钟刚刚敲响，二等兵弗里茨·戈特却尔克就像他在过去四年中每天做的一样，和他的第一保安团的二百四十九名弟兄一起，开始他们每天沿香榭丽舍大道开到协和广场去的列队行进。走在他们前面的一支铜管乐队吹奏起“普鲁士光荣”的刺耳音调。很少有巴黎人站在这条气象宏伟的大街的人行道上观赏二等兵戈特却尔克的表演。他们早就学会了怎样躲开这种令人羞辱的场面。

这种趾高气扬的列队行进不过是法国首都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以来不得不忍气吞声地蒙受的许多羞辱之一而已。从那一天起，法国人能够看到他们的国旗在巴黎公开陈列的唯一地方是在空气污浊发霉的荣军院博物馆里，而且还是锁在玻璃柜里的。

纳粹德国的黑白红字旗则在巴黎市的象征——埃菲尔铁塔顶上飘扬。被巴黎的征服者所征用的成百上千所旅馆、公共建筑、公寓大楼的顶上，都飘扬着这面令人感到压抑的旗帜，那是四年来钳制着这座世界上最美丽城市的精神的那个政权的象征。

沿着里沃利路上优雅的拱廊，在协和广场四周，在卢森堡宫、国民议会、外交部的前面，德国武装部队的漆成黑白红三色的岗哨挡住了巴黎人，不让他们在自己的城市的人行道上行走。

在福煦大道七十四号和索色埃街九号门前，在其他一些标志不这么明显但同样著名的建筑物门前，站岗的是德国武装部队之外的部队。他们的军服领口上有党卫军的双条银色闪电。他们守卫着秘密警察的办公楼。他们的邻居晚上总是睡不好，因为从这些建筑物里几乎每天夜里都会传出惨叫声来，要听而不闻，常常是很难做到的。

德国人甚至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面貌，把全市近二百座最漂亮的铜像都拆卸下来，运到德国去熔化，制造炮弹的弹壳。

工兵劳役队里的建筑师用他们自己的纪念碑来取代这些铜像，也许从美学的观点来看要差一些，但却要威风得多。几乎有一百多个混凝土地堡深深地嵌入了巴黎的人行道上。它们矮墩墩的样子分布在全市各处的地面上，仿佛青春痘一般。

歌剧院广场和平餐馆门外的藤椅前面，仿佛长了豆秸一样，竖立起一块块用白色木牌做的路标。黑字箭头为德军司机指示通往像DER MILITÄRBEFEHLSHABER IN FRANKREICH, GENERAL DER LUFTWAFFE, HAUPTVERKEHRS DIREKTION PARIS［4］这样的非法国式的目的地。在那年夏天又增添了一个新路标，上面的字样让路过的巴黎人看到高兴。那是ZUR NORMANDIE FRONT［5］。

巴黎宽阔的林荫道从来没有这么空荡荡过。没有公共汽车。出租汽车早在一九四〇年就绝迹了。少数运气好的（或者说没有骨气的）司机弄到一张德国牌照，把汽车改装，在车身后面绑上一个小锅炉，用木柴当燃料来发动。

公路上则是自行车和马的天下。自行车甚至代替了出租车。有些出租汽车司机索性把汽车改装成马车，自己成了拉车的马。他们把汽车锯成前后两节，只保留后面的一半架在两只车轮上，然后在前面套上一辆自行车，自己蹬在上面拉着跑。若需加急服务，还有四个司机在前面蹬车拉的。最快的是由曾经参加过环法自行车赛的一批宿将蹬的车。这种人力出租车的车厢后背都漆有一个名字。最流行的是LES TEMPS MODERNES［6］。

每周工作日里，地铁从上午十一点关到下午三点，周末全日关闭。入夜以后，从十一点起关闭。宵禁从十二点开始。德国人逮到在宵禁后还逗留在街上的巴黎人，便把他带到宪兵队去，让他整宿为他们擦皮靴。如果那天晚上正好有德国兵被抵抗运动战士打死，他为了错过地铁末班车回家要付的代价就要高得多，那就是被行刑队处决。德国人喜欢从违犯宵禁的人中挑选他们作报复性处决的对象。

每周有三天，巴黎的街头餐馆不供应酒。代替供应的是一种难喝的人造咖啡，名叫“国民咖啡”，那是用橡子和一种豌豆磨成的。

巴黎是座几乎没有煤气和电力供应的城市。巴黎的家庭主妇学会在用十加仑装的油桶焊接在一起的炉子上做饭，用的燃料是把旧报纸捏成纸团，然后泼上水——这样耐烧一些。有一家百货公司做广告说，六页报纸可以在十二分钟之内烧开一公升的水。

尤其是，巴黎是座饥饿的城市。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村，每天早晨都有公鸡把它叫醒。它们到处啼晨，在后院里，屋顶上，阁楼和空房里，甚至放扫帚的壁柜里——总而言之，凡是几百万挨饿的市民能够找到可以养鸡的寸尺之地，都能听到它们在啼晨。每天早晨都有小孩子和老妇人偷偷地到公园里割几把青草回来，喂他们养在洗澡缸里的兔子。

在那一年八月，巴黎人凭配给票可以买到两只鸡蛋，三盎司食用油，二盎司人造黄油。肉的配给量实在太少，大家都说笑，可以用地铁车票把它包起来，只要那张车票还没有用过。因为据那笑话说，如果车票已经用过，那么肉就要从收票员在车票上戳的洞中漏掉了。大多数巴黎人食谱中的主食是他们原来用来喂牲口的一种胡萝卜。

对那些有钱人来说，有的是黑市。在黑市里，四个人吃一顿饭要花六千二百五十法郎，而那年夏天一个女秘书的一月工资是两千五百法郎。鸡蛋四十美分一个，黄油十美金一磅。对没有钱的人来说，要把配给卡多维持几天，唯一的办法是骑自行车蹬上二三十甚至四十英里，到乡下去找个有一只鸡或一把蔬菜出售的农民。

维希政府的招贴贴在满街的墙上，号召法国工人“同德国兄弟团结起来”，或者参加“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军团”。法奸报纸如《小巴黎人报》、《巴黎晚报》、《我无处不在》周刊的头版都声称，“到德国去做工不是强制押送”，并且从柏林发回消息来说，“德国参谋总部从来没有这样对前途充满信心”。但是，在报纸内页却登着“马车长途托运家具”的含蓄广告。

不过，据伊里奥特·保尔的回忆，巴黎还是保持了它“轻松愉快”的心境。巴黎的美女似乎比以前更加美丽了。四年的些微配给和每天的骑车锻炼，使她们身躯矫捷，双腿修长。那年夏天，她们时兴把头发包在头巾中，或者塞在饰花的宽边草帽中，仿佛直接从雷诺阿的油画中走出来的一样。

七月间，时装设计家玛黛琳·德劳什、吕西安·莱朗和杰克·法恩发布了“军人式”的流行款式。它的特点是肩膀宽、腰带宽、裙子短——这是为了节约用料。法国衣料短缺。有些料子是用木头纤维做的。巴黎人开玩笑说，这种衣料淋了雨，白蚂蚁就都爬出来了。

晚上，巴黎人穿着木跟皮鞋在街上走，“格格”声不断。他们学会万一过了宵禁时间就脱了鞋子，光着脚回家。那样巡逻的德国兵就只听见自己的皮靴铁掌的击地声了。

那年八月，巴黎人都待在家中。战争使得大家都无法按惯常那样到乡间去度假。学校照常开学。成千上万的人在塞纳河的河滨道上晒日光浴。那年夏天，这条泥浆污浊的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对法奸和他们的德国主子来说，对黑市中的“暴发户”来说，马克西姆餐馆、丽都饭店和少数如“天方夜谭”和“苏姗索立多”那样的夜总会，仍有香槟酒和鱼子酱。那个星期，有个交好运的法国人的174184号彩票中了第二十八次全国彩票的摸奖，得了六百万法郎（约相当于三万四千三百美元），这笔数目比阿兰·佩帕扎放在不舒服的腰包中带到巴黎来的钱还多。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在朗香和奥特伊，赛马季节照常不误。马匹瘦小，但看台拥挤。卢那公园可以说是巴黎的康尼岛［7］，从那边传来的信息倒令人宽慰：“不要为错过度假良机而感到难过。骑上你的自行车，蹬它九十九下，你在这里就能找到新鲜空气和灿烂阳光。”

伊夫·蒙当和伊迪丝·比亚芙在红磨坊夜总会搭档演唱。塞尔日·里法尔评论芭蕾演出季时，称赞了两个默默无闻的年轻舞蹈演员，一个叫兹兹·让梅埃，一个叫罗兰·佩蒂特。

电影院靠脚蹬自行车轮子发电，维持放映机照常工作。规模相当于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高蒙电影宫曾经计算过，靠四个人在自行车上按每小时十三英里的速度蹬六个小时所发的电，可以放映两场电影。在电影院外面，有“空地可以免费存放自行车三百辆”的广告。

剧场三点钟开门，天黑收场，场场客满。分布在全市各处漆成绿色的圆形广告柱上，贴的剧目广告有二十多个。老哥伦比亚剧场在演出让-保尔·萨特的《没有出路》。离剧场不远几个街区外，它的作者匿身在一间顶楼里为抵抗运动写宣传品和传单。

不过最重要的事是，一九四四年那个令人难忘的夏季里，每个晚上在有微弱电流供应的短短半小时里，只有一个神圣的活动把巴黎人都拴在他们的家里：他们的耳朵都贴在收音机上，整个城市鸦雀无声，在德国人的干扰杂音中偷听被禁止收听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的那个晚上，在巴黎绚烂无比的落日余晖中，这个城市的居民将第一次获知那桩不久就会成为他们自己的噩梦的事件。

那天晚上，华沙烧成了一片火海。就在它的俄国解放者在它的大门口只需稍进一步就可攻达的地方裹足不前的时候，德国守军残酷地镇压了抵抗运动一次过早的起义。镇压结束，波兰人牺牲了二十万，华沙变成了一片发黑的废墟。

随便哪个巴黎人那天晚上往窗外看，就可以看到战争中的一大奇迹——巴黎仍完好无损。圣母院、卢浮宫、圣心教堂、凯旋门，所有这些举世无双的伟大建筑物曾经使这个城市成为人类文明的灯塔，而在这场历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中，五年来却没有受到丝毫损伤。如今，巴黎的解放时刻终于快要来到了。在这八月的晚上把华沙化为一片瓦砾的命运，也就是巴黎到现在为止像奇迹一样逃脱的命运，很快就将笼罩在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的头上。

因为巴黎是整个法国围着转的轴心。法国的所有主要道路、铁路、运河都汇集到巴黎。它是统治法国的心脏。它的三百五十万市民所关心的，还有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所关心的，可能只是它为人类文明所保管的宝藏的安全。但是对那天晚上与它相隔几千英里的其他一些人来说，巴黎如今成了一种别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巴黎成了一个争夺的目标。

三

对肩负解放巴黎重任的美国人来说，巴黎一直是个令人进退维谷的难题。从诺曼底的格朗维尔海滩往内陆深入两英里的地方，有一个指挥部的车队隐藏在雨水浇透的树丛中，就在那里，艾森豪威尔将军终于做出了他很不情愿做出的决定，也许这是诺曼底登陆以来最重要的决定——他要尽可能推迟巴黎的解放。他要把这个城市包围了以后再绕过它。这位盟军最高统帅估计，在将近两个月之内，巴黎不会解放，最早也要到九月中旬。

这个决定可不是艾森豪威尔随便做出的。他像别人一样清楚，巴黎的解放对法国人，对他自己的军队，甚至对全世界会产生怎样深远的感情影响。他充分意识到巴黎人民和自由法国的傲慢自大的领袖戴高乐将军急不可耐的情绪。但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放在他桌子上长达二十四页的油印文件中提出的精确军事分析比起巴黎这个神奇的名字来，分量要重得多。这份文件的蓝色牛皮纸夹上印有“绝密——后海神作战计划第二部分——越过塞纳河和攻克巴黎”的字样。它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三人计划委员会送来的，其中提出的建议供他在做出战略决策时参考。

艾森豪威尔深信，“德国人会为巴黎决一死战”。在他看来，“一切战略和地理因素都有此要求”。他桌子上的三人计划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证实了他自己的信念。他要避开这场决战。

这个文件警告，如果德军以重兵坚守巴黎，要逐出他们就需要进行“像斯大林格勒那样的长期激烈的巷战”，这样的战斗可能最后造成“法国首都的毁灭”。

艾森豪威尔不能允许巴黎发生这种情况。而且，他不想让他如今横扫法国本土的兵力陷入消耗极大的城市争夺战。

除此以外，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还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理由让他做出现在的这个决策。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那份文件一语道出了天机。

它说：“如果太早攻占，巴黎会对我维持部队进行作战的能力造成严重限制。”

而且，这份文件又警告说：“巴黎的攻占将需要承担民政责任，这一义务相当于要维持八个作战师。”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无异是说，巴黎的攻占意味着他在法国已经登陆的三十七个师中，几乎有四分之一的部队的油源要被耗竭掉。这是他所不愿承担的风险。那年夏季，对他来说，汽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他后来说：“我每放弃一加仑汽油，就吃亏一次。”巴黎会使他耗费成千上万加仑的汽油。

这种耗费不是花在攻克巴黎上，而是花在把它解放以后要供应它的生活必需品的运输上。盟军总部这一研究报告说：“光是巴黎的粮食和医药需要，在头两个月就是七万五千吨，外加每天可能需要一千五百吨的煤供公用事业的消耗。”由于只有瑟堡和一些登陆滩头做港口，而法国的铁路又成了烂摊子，每一吨物资都需要从诺曼底用卡车运输，来回一次就是四百一十六英里。因此计划人员的建议是“尽量长期地”避免这一义务，也就是避免解放巴黎。

作为代替，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这需要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巴黎作钳形包围，这样也能使盟军直捣德军设在法国北部的V-1和V-2火箭发射场，他们认为后一任务十分紧急，“值得一冒超过正常风险以上的风险”。

按照这一计划，蒙高马利将军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将出击瓦兹河和海滨之间的上塞纳河，打开勒阿佛尔港，进迫加来海峡的V形火箭发射场。然后，在巴黎以北八十二英里的亚眠用两个兵团［8］的兵力作迂回行动，在东面突破。同时，在巴黎以南，美国第十二集团军在默伦越过塞纳河，推进到巴黎东北九十八英里处的兰斯，然后向西迂回，与从亚眠出击的英军会合。两支部队会师以后，巴黎就牢牢地落入一个大囊之中。这个计划实施的日期定在九月十五日到十月一日之间。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这一计划有三大优点。它避免了在巴黎打一场破坏性极大的巷战；它把他的军队推进到他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坦克地带；而尤其是，它可以为他超越一切的目标——在冬季来临之前突破齐格菲防线和在莱茵河上建立桥头堡——节约宝贵的汽油。

只有一件事可能打乱这一计划：像巴黎发生起义这样无法预料的事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可以感到放心。他已向法国国内部队［9］首脑皮埃尔·约瑟夫·柯尼希将军发出“坚定指示”，在他发出命令之前，“巴黎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得发生任何武装行动”。他告诉柯尼希将军，“不能让巴黎发生任何事情改变我们的计划”，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

对于急不可耐的巴黎人来说，这样的决定是无法忍受的。但是，他告诉他杰出的副手瓦尔特·皮台尔·史密斯将军，如果他们能够“再忍受德国人一段时间，他们的牺牲可能会帮助我们缩短战争”。

为了确保他们这么做，英国谍报处派了阿兰·佩帕扎在一个无月之夜跳伞空降到法国。

四

这时有一个忧郁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尔炎热的夏季气候中不耐烦地等待着。对他来说，巴黎是他的国家的命运不久将随之而转的关键，也是这个孤独的人自己的命运随之而转的关键。因为夏尔·戴高乐比他周围的人更加明白，他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从伦敦向他的战败的国人发出的那个号召是一场大胆的赌博，而巴黎是决定这场赌博输赢的地方。［10］戴高乐深信，今后几个星期内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将决定由谁来控制战后法国。戴高乐将军坚定地决心要由他来控制。

戴高乐相信，有两派的人阴谋不让他得到控制权：一派是他政治上的敌人法国共产党，另一派是他军事上的盟友美国人。

美戴关系在一九四〇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时期以后一直在走下坡路。美国的承认维希政府、同达尔朗的交易、美军在北非登陆以后才告知戴高乐［11］、戴高乐同罗斯福之间的个人厌嫌——所有这一切都造成法美之间互不信任和猜疑，影响一九四四年夏季两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比罗斯福拒绝承认他的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为法国临时政府更能激怒戴高乐了。他认为这是美国拒绝承认他对法国的领导地位。［12］

罗斯福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在致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写道：“只要我们能做到不用武力把戴高乐作为法国政府强加在法国人民头上，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戴高乐可能拥有的对我们军事努力有利的任何组织或影响。”他警告艾森豪威尔、盟军总部：“可以与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打交道，但绝不能做任何事情可能构成对该委员会作为法国临时政府的承认。”

戴高乐同艾森豪威尔的关系稍好一些，但是盟军总司令可以觉察得到“他（戴高乐）总是要我们做这个或那个改动以适应他的政治需要”，而且他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一九四四年六月在盟军总部的一份备忘录上不高兴地批示道：“如果有人能够对我明确说明他（戴高乐）在本总部占有什么地位，我是乐意向他汇报的。据我所知，他什么地位也没有。”

还有别的令人着恼的事。戴高乐与他驻在伦敦的人员的无线电通讯必须经过英美之手，他很清楚丘吉尔曾经指示外相艾登要对通讯的“政治内容加以检查”。盟军决定在登陆日发行登陆后使用的货币，使这位法国领袖大为恼火，他撤回了原来受过专门训练帮助盟军总部管理诺曼底桥头堡附近已解放的那些地方的法国联络官，五百名中只留下二十五名。

尤其是，戴高乐决心不让占领区盟国军政府在法国领土上有生根的机会。在七月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他的担心有了一定的缓和。他在那里同罗斯福对法国解放区的管理达成了协议。但这是个脆弱的协议。戴高乐在离开华盛顿时对墨菲说：“战争结束那一天，我们的协议就结束。”

根据这个协议，法国的解放区分成两部分：内政区和作战区。内政区的控制权交给戴高乐的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作战区里的最高权力属于盟军总部。决定两区如何划分的责任基本上落在艾森豪威尔的身上。

这一协议没有解决戴高乐和盟军总部之间的根本分歧。在戴高乐看来，作为自由法国政府首脑，他代表法国主权，因此，在法国，最高权力应属于他，而不是盟军总部。但是在盟军总部看来，法国是个军事作战区，戴高乐的政治需要得符合盟军总部的战略要求。

这一协议没有为巴黎做什么规定。华盛顿估计巴黎在解放以后会留在作战区里相当长的时候。罗斯福无意在那里设立一个他还没有承认的政府。这个估计是有根据的。但是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戴高乐已下了坚定的决心要尽快地在巴黎确立自己和他的政府。戴高乐认为，他自己的命运和法国的命运都系于这一举是否成功。

在八月初这些关系重大的日子里，戴高乐不由得相信，罗斯福会尽最后努力，要把他圈在阿尔及尔，挡住他获得政权的道路，与此同时由国务院在法国悄悄布置不利于他的阴谋。［13］但戴高乐相信，美国人的这些努力不可能成功。但是他担心这些努力可能把他拖延住，而让他的真正敌人法国共产党有足够的时间在巴黎的权力结构中扎下根来。这是他所不能允许的。

因为戴高乐相信，他是在同法国共产党赛跑。当前的目标是巴黎，但胜利者的奖品是整个法兰西。

早在一九四三年，他就命令代号为“巴赛上校”的负责空投武器组织工作的工业家安得烈·德·瓦佛伦：“任何武器都不得直接空投给共产党人，或者结果可能落入他们手中。”

自从登陆日以来，他就开始实行一项计划，确保法国的政治控制权不落在他们之手。法国国土每解放一地，所有的民政权力就都交给戴高乐所任命和只对他的政府负责的高级专员手中。他们所接到的命令中最严格的莫过于那道关于如何与当地抵抗运动委员会打交道的命令，因为戴高乐觉得这些委员会都是受到共产党控制的，不能允许它们对各解放区有任何直接的权力，绝不允许它们变成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那种“公共安全委员会”。在盟军大举攻入布列塔尼期间，戴高乐接到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报告。在一切方面，共产党似乎都比他料想的更强大，组织得更严密，夺取政权的野心更锋芒毕露。

决定性的考验将在巴黎发生。他在六月十四日即下令停止对巴黎地区的一切武器空投：他估计共产党在市内已有两万五千名武装人员。

戴高乐确信，共产党准备在巴黎发动一场流血起义，抢在他前面夺取统治法国的权力杠杆。然后他们就能在整个法国的管理机构中扎下根来，在他和他的政府开进巴黎的时候，把共产党控制的“公社”［14］当作既成事实放在他的面前。他们这样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以后，就能把他和他的部长们撇在一旁，虽有名义，却无实权，而他们自己却可以趁此完成巩固他们对法国的控制的工作。在戴高乐派去巴黎做政治代表的一个名叫亚力山大·巴罗迪的气质文静的文官看来，似乎很清楚，戴高乐完全估计到在首都会发生“共产党对他的权力的武装挑战”。［15］

戴高乐的回答很简单。他要在共产党能够控制巴黎之前先把巴黎控制到手。因为他担心，如果让他们抢在政府之前在巴黎站稳脚跟，那么只有进行一场法国既不需要又无法负担的流血摊牌才能把他们赶走。因此戴高乐决心要不计代价、不择手段抢在头里到巴黎。

大约与艾森豪威尔在格朗维尔的总部里做出推迟解放巴黎的决定的同时，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起草了一份秘密备忘录给法国国内部队司令柯尼希将军。他告诉柯尼希，不论盟国是否喜欢，巴黎必须尽早解放。一旦巴黎解放，他就打算亲自进城，建立他个人的权威和他的政府的权威。

他已经做好了初步准备。对戴高乐，就像对艾森豪威尔一样，巴黎城内如果发生起义将会是一场灾难。像艾森豪威尔一样，他也发出了坚定的命令防止这样的事发生。

五

在巴黎郊区奥特伊一幢五层楼公寓的顶楼上，接到戴高乐这个命令的人，呆呆地站在窗口，凝视着窗外八月的黑夜。在灯火管制下，他只能依稀看出在他前面连绵不断延伸到远处天边的高低不齐的黑影，那就是巴黎的屋顶。这个人名叫雅克·沙邦-戴尔马，年仅二十九岁，已是一位将军了。那天他还接到一个信息，那是在街角修理自行车车胎的人悄声告诉他的，也就是“阿米可翡翠”几个小时前在我主受难修道院译出来的那个信息。

通过阿兰·佩帕扎左脚鞋跟带来的情报，对巴黎的任何人来说，似乎都没有像对这个沉思的年轻人更加具有灾难性。

沙邦知道，在戴高乐将军的眼里，他所交给他的任务中，没有比派他在巴黎的任务更加重要了。在他从伦敦戴高乐军事总部收到的秘密指示中，也没有比他收到的关于巴黎的指示更加清楚和明确的了。

他要对巴黎市内武装的抵抗运动保持绝对的控制。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让首都发生未经将军直接授权的起义。

这个命令是不可能办到的命令。

沙邦并不控制巴黎的抵抗运动。控制这个运动的是共产党。

全法国地下军的实际首领是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马拉雷-茹万维尔的共产党将军。巴黎地区地下军的头子是一个身体壮实的布列塔尼共产党人。他的高级副手又是一个共产党人，名叫皮埃尔·法比安，他曾于一九四二年在巴尔贝斯地铁车站开枪打死了一个德国兵，那是在巴黎被杀的第一个德国兵。党控制着工会和秘密印刷所。巴黎抵抗运动三个政治委员会有两个控制在他们手里，剩下的一个被他们弄成一个不起实际作用的辩论团体。［16］就在最近，有一帮共产党人还大胆劫持了一架满载法国国内部队伦敦总部运送给沙邦-戴尔马的经费的飞机。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加强自己的地位，把他们的人安插在市内每个地方的关键岗位。甚至抵抗运动的一位老医生也诉怨，共产党派了一个副手监视他。沙邦-戴尔马每天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控制的民兵组织自由枪手游击队势力膨胀。

但是在抵抗运动中没有一个别的派别比共产党人战斗得更艰苦努力，付出的代价更高昂巨大。他们参加抵抗运动虽迟——一直到一九四一年纳粹入侵苏联他们才投入反德国人的战斗——但是他们为抵抗运动带来了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和常常是最为勇敢的战斗队伍。在战争期间，党员人数大增。它的威信从来没有这么高过。它成了法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组织。它的自由枪手游击队成了抵抗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武装组织。［17］它的领导由于长期受过如何进行秘密活动的训练，在战争期间完整无损。他们有一批党的信使进出于瑞士，再加上在法国西南部有两个秘密无线电台，使他们能与莫斯科保持联系。

如今时机已经来到，这个蠢蠢欲动的政治巨人要求得到它三年艰苦努力的回报了。它将在巴黎提出这个要求。

而这个城市却正是沙邦-戴尔马负责的地盘。他凝视着窗外被黑暗笼罩下的这个城市，心里很明白这个回报是什么。共产党的领袖决心要在巴黎街头强行发动那场他奉命要防止的暴动。

他相信：“不论代价如何，共产党人都要发动他们的起义，即使后果是使世界上这个最美丽的城市遭到毁灭。”沙邦意识到：“巴黎是共产党决不会白白放过的一个机会。”

他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一直在试图说服他们放过这一机会，但是一无进展。沙邦的共产党对手是个生活俭朴的建筑师，名叫罗杰·维戎，他认为戴高乐派所以要防止起义，是因为这样“戴高乐就可以率领一支征服大军开进巴黎，看到整个城市感激涕零地匍匐在他脚下”。而沙邦却认为，共产党要发动起义是为了“在巴黎攫夺政权，然后把戴高乐当作他们邀请的客人而不是作为自由法国的首脑来欢迎”。

像巴黎的其他人一样，沙邦在那天晚上也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了华沙起义的消息。而几个星期以来，要使巴黎免遭这个厄运，他心里只抱一个希望。那就是，盟军解决了诺曼底以后就会直捣巴黎，抢在共产党组织暴动之前占领巴黎。但是阿兰·佩帕扎的左脚鞋跟带来的信息打破了这个希望。在熄了灯火的寂寞的公寓中，这位年轻的将军现在觉得，盟军的计划正好直接把球拱手送给他的共产党对手。

沙邦相信，有两种不同的命运在等待着巴黎。

或者是报复心切的德国国防军粉碎了起义，并且随之粉碎了巴黎。或者是起义胜利的共产党领袖在首都的权力堡垒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准备把他们的权威扩大到整个法国。

那天晚上，在沙邦看来，他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他的难题：必须说服盟军改变计划，同时把巴黎的情况报告给戴高乐。看来他必须做一次像阿兰·佩帕扎那样的旅行，只是方向相反。他要设法到伦敦去。他绝望之下，鼓起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勇气，决心要向艾森豪威尔恳切陈词，力求他改变计划，把装甲部队直开巴黎。

但是那个躲在东普鲁士腊斯顿堡钢筋混凝土地堡中指挥第三帝国各路大军的德国人，却有他自己的扭曲的推理方式，根据这种推理，巴黎也许还有更多的意义。

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在这四年之中，像阿道夫·希特勒下士那样的六百万德国人在“打到巴黎去！”的口号蛊惑下困守在西线的战壕之中。其中战死的有两百万。

到一九四〇年，他们在四年之中没有实现的目标，希特勒在四个星期之中令人惊呆地实现了。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早晨七点，在希特勒的军队开进巴黎后两个星期，希特勒如愿来到巴黎。那天早上很少的巴黎人看到他的黑色梅赛德斯汽车开到特罗卡德罗广场［18］的平台上停了下来。巴黎的征服者心满意足地久久地欣赏着在他眼前展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景色的塞纳河、埃菲尔铁塔、马尔斯广场上的花园、荣军院拿破仑墓的金色圆顶，在左边的天际那边，是已有八百年历史的圣母院尖顶。

现在，巴黎成了五年战争中留在希特勒手中的最后战利品了。在过去五天中，在腊斯顿堡地堡里的地图上，希特勒眼看着盟军在阿夫朗舍附近打开了诺曼底防线上一个缺口，然后长驱直入。希特勒知道，法兰西战役在所难免。如果他打败，留下的只有一个战役让他打了，那便是德意志战役。

像戴高乐一样，希特勒知道，巴黎是整个法国围着转的轴心。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他曾两次进攻巴黎。不久，历史的捉弄将使他扮演另外一个角色。这次，希特勒将成为巴黎的守卫者。盟军总部的计划人员知道，希特勒有一切理由拼命守住巴黎和塞纳河为他提供的“天然屏障”。丢了它，他也就要丢掉他的火箭发射场，眼看盟国大军兵临帝国大门。

希特勒不久就会决定他怎么保卫巴黎，就像他决定怎么保卫斯大林格勒、卡西诺山和圣洛［19］一样。在几天之内，在东普鲁士这个地堡里，他将命令巴黎坚守到最后一个人。然后，他用拳头猛击橡木会议桌，对他的心存疑虑的总参谋部人员尖声嘶叫：

“谁能守住巴黎，谁就能守住法国！”

六

饱经战斗而疲惫不堪的德国国防军士兵站满了与铁轨平行的混凝土站台，他们年轻的脸像一个个神情冷漠、听天由命的面具。他们马上就要爬上停在他们前面的“前线休假列车”，在火车头喷出的一阵蒸汽中，缓缓开出柏林的西里西亚车站，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东部前线去。

一个身材矮壮的国防军少将慢慢地从站台上的人缝中走过来，他以同情的眼光瞄了一眼士兵们没有表情的脸。他也常常站在这个灯火管制下的车站上，在一片沉默无声中，等待这同一列车把他带回到前线的战火中去。但是今天晚上，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要搭的是另外一列火车。他的勤务兵提着衣箱跟在他的后面，肖尔铁茨走过站台上最后一排士兵，向那列火车走去。在这列蓝色卧车车厢的上面，肖尔铁茨还可以依稀看出褪了色的黄色法文字母，令人想起欧洲和平时期的火车旅行。但是在今天晚上，国际卧车即欧洲快车公司的这些车厢属于“总参谋部元首专车二列”，它将要把肖尔铁茨和一批显要的客人送到东普鲁士腊斯顿堡希特勒的大本营去。

肖尔铁茨登上了为他预定的车厢，开始解开军服的纽扣。他看着勤务兵小心地把他战前买的吉列剃须刀、肥皂和一瓶安眠药放在擦得锃亮的洗脸盆红木盆架上。他知道，等会儿他得要感谢这些安眠药为他带来睡眠。明天早上，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少将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受到那个统治第三帝国的人的亲自接见。

一九四四年那个夏天，很少有陆军元帅被召去见希特勒。他肯不吝时间接见的将军就更少了。肖尔铁茨被召去有一个特殊原因。躺到卧车车厢棕色丝绒卧铺上的这个矮壮的普鲁士将军，是阿道夫·希特勒选来负责指挥法国首都的防务的。

三天前，在这列元首专车载着他去的那个大本营中，有个人从保险室的档案铁柜中选出了三个将领的档案，其中一个就是肖尔铁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人事局长威廉·伯格多夫将军马上被肖尔铁茨的档案所吸引了。尤其是，它表明肖尔铁茨是一个对第三帝国始终忠诚不渝的人。伯格多夫正需要这样一个人去巴黎。失败和不忠的情绪已经在将领阶层蔓延开来，中毒之深莫过于巴黎。驻法资深将领卡尔·海因里希·冯·斯图尔普纳格尔将军是七月二十日图谋杀害希特勒的头目。失败以后，他自杀未遂，眼睛已瞎，那天晚上仍半死半活地躺在柏林普洛成湖监狱的床板上。过不了很久，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他就要被绞死。喜欢附庸风雅的大巴黎司令汉斯·冯·波因伯格-朗斯费尔德将军，在伯格多夫看来，似乎也好不了多少。

伯格多夫知道，在巴黎今后困难的日子里，最高统帅部需要一个其忠诚和能力无懈可击的人，一个能够以铁腕恢复该市纪律的人，一个知道如何毫不迟疑地扑灭人民暴动的人，一个知道如何为巴黎进行伯格多夫知道希特勒肯定会要求的那种拼死防守的人。

在他看来，肖尔铁茨似乎就是这个人。伯格多夫把他的档案拿去，亲自放在元首的面前。他推荐说，肖尔铁茨就是他们该派去巴黎的人选；他是“一个从来不问命令是多么严酷而总是坚决执行的军官”。

元首表示了首肯。但是，他继而一想，又加上了一个特殊要求。他觉得巴黎的任命极其重要，因此叫伯格多夫把肖尔铁茨从他在诺曼底的兵团司令部召到最高统帅部来，亲自任命。

对于这个因其忠诚无懈可击而被希特勒决定派往巴黎的军官来说，战争是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五点三十分开始的。冯·肖尔铁茨中校那天早晨率领空降步兵第一六团第三营从第一架JU-52飞机中跳了出来，空降到鹿特丹机场，第一个在西线实现了德国的闪电战。他是攻进荷兰的第一个德国军官。他的任务是占据该市南面不远的新马斯河上的桥梁。经过四昼夜的激战，荷兰人继续抵抗。到五月十四日中午，肖尔铁茨命令一位牧师和杂货商到荷军防线去说服荷军指挥员投降。他警告他们，如果他不投降，“鹿特丹将遭无情炮轰”。两小时后，他们没有找到荷军指挥员就回来了，于是攻击开始。肖尔铁茨等到攻击持续了足够长久以后，就想发个信号弹停止攻击。但他后来说，信号给附近起火焚烧的一辆货轮的烟掩遮了，炮轰继续不断直到最后。据荷方估计，死七百一十八人，伤七万八千人，包括无家可归者。炮轰毁掉了鹿特丹的市中心。

后来有个朋友问他，他率领军队进攻一个德国没有对其宣战的国家有没有感到良心不安。

“为什么？”他回答。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从小所受的教育可不是教他来问“为什么”的。他生在他家在西里西亚世传的树木茂盛的庄园中，从呱呱落地之时开始，他的命运就已决定了。在他之前，有三代普鲁士军人从这庄园的灰瓦高塔中产生。他是在纪律严明的萨克森军官学校受教育的。由于他的表现突出，他被选去在萨克森王后的宫廷中当侍童。

冯·肖尔铁茨一生最自豪的时刻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的时候。他就是在那里被擢升为将军的。这个黑海港口围城开始时，他的团共有官兵四千八百人。到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只剩下了三百七十四人。但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尽管右臂受伤流血，还是攻下了塞瓦斯托波尔。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毫不犹疑地强迫俄国战俘为他的攻城大炮搬运炮弹和装炮弹。说实在的，他觉得强迫俄国人为他的大炮装上去炸毁他们的家园的炮弹很好玩。

后来，他被调到中央集团军。肖尔铁茨运气不好，奉命率师掩护一支后撤的军队。像往常一样，他忠实地执行了他接到的命令。在一九四三年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接到的命令是在后撤的国防军身后要做到寸草不留，只剩下一片焦土和毁坏。

这位等待着元首专列把他送离西里西亚车站的没有什么名气的将军却要带着“毁灭城市专家”的名气去巴黎,这个名气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日后他会在巴黎向一位瑞典外交家承认：“自从塞瓦斯托波尔以后,我的命运就是掩护我军撤退，毁灭他们身后的城市。”

在九百英里以外，有另外一个人在等火车启动。那天晚上停在巴黎里昂车站铁皮站顶下的那列火车上，雅克·沙邦-戴尔马大概是唯一知道这列火车到达里昂之前要两次出轨的乘客。

沙邦所以知道，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参与制订破坏铁路计划的人。这项计划名叫“绿色计划”，目的是要破坏德军铁路交通。从一清早起，沙邦就想方设法取消今天的计划。他坐在灯火管制的车厢中，如今只能干等着，但愿他的命令已经传达到了埋伏在铁路线旁等待列车开来进行袭击的那些人。

第二天夜里，在马孔附近的一个奶牛牧场里，沙邦要搭一架莱桑德飞机。像所有降落在法国被占领区的飞机一样，这一架莱桑德飞机奉命在那里只等三分钟以待旅客上机。过了这三分钟，不管旅客有没有赶上飞机，它都要飞回英国。沙邦相信，巴黎的安全很可能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及时赶到那个奶牛牧场。

七

肖尔铁茨为第三帝国效命，披甲执戈已有十三年，但这十三年中他只见到过希特勒一次。那正好是一年之前的一九四三年夏天，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城外第聂伯河河边陆军元帅弗里茨·冯·曼斯坦因的野战司令部里。当时正请视察东线的元首吃午饭。

冯·肖尔铁茨就坐在希特勒的对面。希特勒中午吃饭有滔滔不绝自言自语不容别人插言的习惯，因此全场肃然无声，只听他一人在说话。在这沉默中，肖尔铁茨有充分时间观察第三帝国的这个主子。希特勒有三件事情给他印象很深：一是他的神经质的身躯散发出来的具有感染力的自信；二是他的脸上从来没有笑容；三是他在饭桌上的吃相完全是个巴伐利亚的农民，这使这位出身名门的贵族感到大吃一惊。

如今，过了一年之后，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八月上午将尽的时候，肖尔铁茨将再次见到希特勒。这次相见，情势已大不相同。元首在第聂伯河畔午餐时所做的乐观预言并没有实现。红军先遣部队距腊斯顿堡已不到六十英里。在西线，肖尔铁茨和任何人都一样知道，德军在诺曼底战役中已打了败仗。

然而，在腊斯顿堡阴暗的森林里，从“元首专列”上跨下车来的这位普鲁士将军后来承认，他在那天上午是准备让自己对德国前途的信心再打一针强心针的。冯·肖尔铁茨对德国的前途深信不疑。在那个八月的早晨，他仍相信德国会打赢战争。他后来回忆道，他到腊斯顿堡来是因为他希望“希特勒能再次使他相信这一点”。冯·肖尔铁茨就像一个为了重新确立信仰去朝圣的香客，那天上午到腊斯顿堡来是为了要让那个统治第三帝国的人重新树立他的信心。尤其是，他希望在离开的时候，“希特勒已为他振奋了精神，确信仍旧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扭转战争的进程”。

在腊斯顿堡铁路支线上迎接他的是希特勒的侍从副官。肖尔铁茨上了那位副官的奔驰牌汽车，两人就驶进了笼罩在“狼穴”上面稠密的枞树林中。一路上共有三层警戒圈。在第一圈外，冯·肖尔铁茨的全部行李就从车上卸了下来。副官向他道歉说，这是七月二十日［20］以来所实行的预防措施。接着，汽车一次次地经过大本营外三道铁丝网、地雷阵和机枪掩体，最后来到这个纳粹圣地的最后一道屏障。里面有党卫军大德意志师的七个营守卫，在一个小池塘旁边的几所房子里，住着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主要助手。

伯格多夫在希特勒的地堡外面一块阴森森的空地上等他。即使在那个夏季的日子里，遮盖着“狼穴”的枞树林也只有几道惨淡的阳光透过来。这两个人双手交叉在背后，在地堡旁边的一块小小的草坪上踱步，等待有人向他们打招呼去觐见希特勒。他们散步的时候，伯格多夫指点了上次炸弹阴谋留下的一些烧焦的废墟。

肖尔铁茨知道，关于他这次奉召前来，不该向伯格多夫多打听什么。但是他还是问了一个问题。

他不知道为什么选他去担任大巴黎的防务。

伯格多夫答道：“因为我们知道你能完成在那里需要完成的工作。”

几分钟后，在地堡门外站岗的党卫军卫兵招呼叫他们过去，肖尔铁茨就踩进地堡的门，从第三帝国主子的手中去接受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的守卫责任。

肖尔铁茨的手指紧张地抓着军帽的帽檐，经过没有窗户而用日光灯照明的大厅，向那个在屋子尽头靠着一张木制的空书桌的人走去。他举起了右手，行了自从七月二十日事变以来德国军队也必须行的纳粹军礼。他可以感觉到他身后伯格多夫喷到他后脖子上的重重的呼吸。

肖尔铁茨仔细地看了一眼他面前那个人的无精打采的眼睛。刹那间，他发现这人已不是一年前坐在他餐桌对面的人了。希特勒已成了“一个老人”。他的面容憔悴，精神委顿，双肩下垂。他把左手握在右手中，以掩饰左臂的轻微颤抖。［21］

但最主要的是希特勒的说话声音使肖尔铁茨大吃一惊。原来在无线电广播中常常使他听得屏息凝神的粗哑的声音，在一年以前还曾经使他燃烧起新的信心的声音，如今已轻得成了一个年老体衰的老人上气不接下气的低声耳语了。

说实在的，希特勒眼睛转过去问伯格多夫的头一句话“把他的新任务告诉了他没有”，肖尔铁茨几乎听不清。

伯格多夫在肖尔铁茨的身后说：“大致说了一下。”

于是希特勒开始说了起来。

他先漫无边际地谈起过去的事，话题涉及他的一生的最遥远的角落。他谈到他怎么创建纳粹党，把它铸造成可以用来控制德国人民的完美工具。他坚持说，这个党给了德国所需要用来指导战斗精神的组织机制。

接着他的说话开始大声起来。肖尔铁茨如今认出了他一年前看到的那个人的影子。希特勒谈到了他在筹划的胜利。他对肖尔铁茨说，诺曼底只是个暂时的挫折。很快，在有了“新武器”以后，他会扭转局势。

希特勒这时突然转移了话题。他的手紧紧地按着身后的桌边。他向前倾斜着身子，面孔挨得很近，肖尔铁茨禁不住眨起眼睛。希特勒在尖声呼叫。

“自从七月二十日以来，将军阁下，”希特勒吼道，“好几十个将军——是的，好几十个将军上了绞刑架，因为他们要阻止阿道夫·希特勒继续完成我的工作，完成我的领导德国人民的使命。”

他的嘴角喷着唾沫，额上沁出汗珠。冯·肖尔铁茨看到，他的身子因为神经过度紧张而在哆嗦。

但是——他向肖尔铁茨吼叫——没有人能阻挡他。他将继续奋斗，把德国人民引导“到他们的最后胜利”。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普鲁士将军小集团”要想暗害他，他将用酷刑把他们送归西天。

最后，在发出一阵痉挛性的喊叫后，他颓然坐落在椅上。

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间歇后，他又开始说话。如今他平静多了。这次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几乎是耳语，就像接见开始的时候那样。仿佛刚才肖尔铁茨看到的场面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现在，”他对横跨半个欧洲前来看他的这位将军说，“你要到巴黎去。”他说，在那个城市里，“唯一发生的战斗似乎是在军官食堂争座位。”他对肖尔铁茨说，这是耻辱，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结束它。他要把巴黎转变为“前线的城市”。他要使巴黎成为对后卫梯队的“败兵逃将”来说是一个“恐怖”的地方。

希特勒明确指出，这是第一步，更大的任务还在后面。

他告诉肖尔铁茨，他任命他为Befehlshaber［22］，使他成为巴黎要塞司令兼他的个人命令执行者。这个头衔意味着肖尔铁茨拥有一个德国城市的卫戍司令的全部权力。他将把巴黎当作一个被围困的要塞来指挥。

希特勒告诉他，若发生任何平民暴动，任何恐怖行为，对德国武装部队若有任何破坏行动，“你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希特勒声嘶力竭地说，“为此，将军阁下，你可以放心，你会得到我完全的支持。”

看来接见已经结束。肖尔铁茨行了礼，转过身，在地堡中往回走。肖尔铁茨向门口走去时，觉得背后有希特勒的目光在紧紧地盯着他。

到了外面，肖尔铁茨看了一眼伯格多夫，想得到一个叫他放心的表示。但是他没有得到。

对这个身体矮壮的普鲁士军官来说，刚才经历的几分钟是他一生中震撼最大的经历之一。他横跨半个大陆到这个地堡来找一位能重振他对德国军力的信心的领袖。但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找到的却是一个有病的人，他没有找到信心，却滋生了怀疑。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多事情将取决于这个八月上午他所经历的幻想破灭。

八

九百英里以外，命运如今已经交托给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之手的那座城市里，另外一位德国将军在坐下来吃烛光晚餐。瓦尔特·瓦利蒙特将军的白色军礼服的肩章上闪烁着卢森堡宫文艺复兴时期枝形吊灯的烛光，这同一灿烂的吊灯曾经为玛丽·德·梅迪齐［23］、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晚餐照明。坐在瓦利蒙特旁边的是招待他的主人，白色军礼服胸口上戴满勋章的西线空军总司令雨果·斯比埃尔元帅。

瓦利蒙特是希特勒大本营的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在他看来，坐在他身旁的这位肥胖的元帅似乎体现了那年夏天笼罩在巴黎德军司令部人员身上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和镇静”，这种冷漠的态度同不到二百英里外的诺曼底前线的地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瓦利蒙特刚刚有个机会亲自衡量一下在那个前线所出现的灾难的规模。他是从腊斯顿堡派来西线监督德军在阿夫朗舍的反攻的，这次反攻的目的是要切断乔治·巴顿中将的第三军团的坦克拥入布列塔尼的那条狭长地带。反攻失败了——瓦利蒙特认为主要是因为坐在他身旁的这个空军元帅的飞机没有在诺曼底上空出现。瓦利蒙特看着他前面桌上的沉甸甸的银器和瓷器，悲哀地觉得，在一九四四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夏季，巴黎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德国军官还能穿上白色军礼服吃烛光晚餐的城市。他一声不响，惊讶地听着面孔通红的斯比埃尔解释这所建筑物的历史，指出大卫画“劫夺塞宾人”和法兰西共和国设立贤达会议的房间［24］。

接着斯比埃尔举起了高脚酒杯开始祝酒。在这些话中，有一个祝酒词特别引起瓦利蒙特的注意。他觉得这个祝酒词说出了这次讲究的晚餐和他在诺曼底看到的地狱之间的不现实的距离。

这个祝酒词是，“祝德国国旗在巴黎城飘扬千年”。

不仅仅是斯比埃尔的参谋部里的军官在八月初的这几天中可能还相信字旗会在巴黎上空不受打扰地飘扬一千年。对于成百上千个小军官来说，而且也是对普通士兵来说，在巴黎过的战时的日子是他们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日子。

特种兵准尉阿尔弗雷德·施仑克是军事法庭的译员，该法庭每天要送数目越来越多的巴黎人去枪决。但是三年来爱好音乐的施仑克可从来没有错过巴黎歌剧院的一场演出。对柏林人施仑克来说，要忘掉他在瓦雷里安山［25］不得不目睹的军事法庭受害者遭到处决时的惨相，这是最宽心的办法。那天晚上，在他总部所在地克里翁饭店［26］现代化餐厅的柔和灯光下，他要吃他最爱吃的一道菜柯尼希堡牛肚。

离克里翁饭店只有几英里的巴黎郊区纳伊，战前国际赛马冠军汉斯·雅伊上校在他征用的别墅中，对着镜子顾盼自己。在他把单目镜片嵌到眼眶中去的时候，他也许是在想那天晚上他希望在天方夜谭夜总会里与人方便的幽暗灯光下勾引的那个年轻女子。自从他于一九四三年到巴黎来以后，这个作风一丝不苟的小个子一到晚上就成了被占领的巴黎的夜生活的常客。在八月初的这些日子里，没有事情能打断他寻欢作乐的日程。

在布洛涅森林的另一边，在帕西住宅区中央的拉斐尔大道二十六号，一个二十四岁的漂亮金发女郎就像她四年来每天晚上所做的一样，要在法国香水大王弗朗索瓦·戈蒂的市内住宅中点燃那庞大的沉重的银烛台。

安娜贝拉·瓦尔德纳在这四年中一直担任这所巴黎军事总督占为官邸的豪华巨宅由官方委派的女主人。在它的客厅里，她曾经看着第三帝国、法西斯意大利、维希法国的达官贵人们来来去去。她所掌管的酒窖和食柜里藏有法国最稀有的美酒、俄国的鱼子酱、佩里的肥美鹅肝酱——总而言之，被征服的欧洲能为它的征服者提供的一切山珍海味，佳肴美酒。对这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来说，这四年的生活是灰姑娘的生活。她有自己专用的汽车、司机和裁缝，最后在歌剧院还有自己的专用包厢，那是一位将军才享有的特权。

不仅有安娜贝拉·瓦尔德纳和汉斯·雅伊这样的德国人那天晚上以为字旗会在法国首都上空飘扬一千年，有些巴黎人也抱同样的希望。二十五岁的褐发女郎安托瓦奈特·夏邦尼埃是一个在凡尔登战场上丢掉一条胳膊、受人尊敬的巴黎工业家的女儿，对她来说，世界上没有事情比巴黎即将解放的前景更可怕了。

安托瓦奈特·夏邦尼埃爱上了一个德国军官。对她来说，一九四〇年的胜利者“和他们的严峻名声，他们的军靴，他们的挺起的胸脯和金黄的头发”体现了——据她后来说——“一个力的世界，一个美的世界，一个刚健的世界，一个我想永远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四年来，她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她挽着她的德国朋友汉斯·维尔纳上尉的胳臂，不顾别人的鄙视：她的父母、朋友，还有她从小长大的世界。他们一起享受了第三帝国在巴黎的“美好时光”。他们手挽着手上电影院、饭馆、夜总会、剧场里去。她走过的时候，她的同胞有时会在她面前的人行道上啐唾沫。最近她还收到恐吓信。

但是对汉斯的热恋和对他的国家的宣传的盲目相信，使得安托瓦奈特相信希特勒的奇迹。她无法想象这种生活会从此结束。那天夜里，她要和汉斯·维尔纳一起在蒙西尼埃夜总会跳舞。她在他们位于莫扎特大道的公寓里一边换上胸衣，一边禁不住笑着想，这会不会像平常一样勾住英俊的上尉的铁十字奖章的尖钩。

但是在所有想要再一次尽情享受他们在被占领的巴黎的最后几个残余的晚上的德国人中，也许没有人比赫尔穆特·梅耶下士更加殷切期望这个晚上了。梅耶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的勤务兵。肖尔铁茨把他留在那里等他。那天晚上，梅耶要去看他十个月来的第一部电影。这是歌剧院大道旺多姆电影院放映的德国喜剧片《布克霍尔斯一家》的上集。他希望冯·肖尔铁茨不要回来太早：下集要等到下星期才放。梅耶不想错过它。

九

梅耶的希望落了空。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已经乘火车往这个前途已操在他的手中的城市赶来。他于八月七日这天晚上八点离开腊斯顿堡，乘的仍是那节把他送来最高统帅部的漆成黄蓝两色的卧车。仍旧是那天早晨到那条没有标志的铁路支线来接他的参谋部那辆黑色奔驰轿车把他送回到火车旁。这次，护送肖尔铁茨的是大德意志师一个年轻的党卫军少校。肖尔铁茨准备抬脚踏上卧铺车厢的踏板的时候，那个年轻军官握住他的手。

“将军阁下，”他轻声说，“祝您好运。我真羡慕你能到巴黎去！”

如今独自在车厢中，肖尔铁茨不禁想起了那个年轻军官。他的热切的话几乎令人感到很宽心舒服。因为在腊斯顿堡经过这忙碌的一天之后，他觉得似乎不可能有人会羡慕他能去巴黎了。那天下午他被召去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的办公室。约德尔交给他去巴黎的五点命令。这命令证实了希特勒对他说的话。他此行去巴黎所授的权力是任何纳粹将领以前所从来没有被授予过的，不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帝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他此去是担任一个被围困的要塞的司令。据约德尔告诉他，这道命令不过是最高统帅部以后要发给的命令中的第一道。时处危急关头，要他在巴黎完成的任务还多得是。

肖尔铁茨坐在光线慢慢暗下来的车厢中，开始预感到最高统帅部可能要他在巴黎完成的是什么任务。他猜想是要他夷平一座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使他自己的名声和家族的荣誉遗臭万年。肖尔铁茨闷闷不乐地望着车窗外腊斯顿堡的森林慢慢地在车厢外往后退去。夜晚很快即将降临，“元首专列”不久将横跨普鲁士平坦单调的麦田，向西南方向远处的柏林驶去。

肖尔铁茨郁郁不快地在一片沉默中看着鬼影似的腊斯顿堡枞树往身后掠去，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忧伤情绪”压在他身上。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求希望，而结果却是，他怀着震惊的心情离开，去担负他已开始感到怀疑的一项任务。他伸手到军服口袋中取出一支雪茄。那是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在午餐时给他的。他机械地把雪茄头咬个小孔，伸手在口袋中摸火柴。他身上没有带火柴。他站了起来，拉开车厢的移动门，向过道张望。两扇门以外的地方，他看见有个人靠在窗口抽雪茄。

肖尔铁茨向他走去。他看清了这个人开始发白的双鬓和衣领上红黑白三色的党卫军元帅的领章。他记起来午餐时同这人同桌。他的名字是罗伯特·莱伊。

莱伊很乐意给他点燃了雪茄，两人就开始说起话来。肖尔铁茨一边吸着雪茄，一边告诉莱伊，那天上午他刚觐见过元首，那是他第一次觐见。他还告诉莱伊，他被派到巴黎去。莱伊向他表示祝贺。他的情绪很好。他回忆起自己在战时曾经几次去巴黎的事。他告诉肖尔铁茨，很可惜，等待肖尔铁茨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了。他说，巴黎如今需要一个战地军人的铁腕。

也许是感觉到肖尔铁茨情绪不好，心情沉重，莱伊建议一起喝一杯。他告诉这个矮矮的普鲁士人，最高统帅部司务长给了他一瓶战前的波尔多酒。在莱伊看来，没有事情似乎比他能够与大巴黎新司令一起享受这美酒更合时宜的了。

莱伊把酒带到肖尔铁茨的车厢里，两人就开怀畅饮起来。他们祝肖尔铁茨成功，祝元首身体健康。说着说着，莱伊就憋不住透露，那天他也见了元首。他说，他觐见元首的谈话内容是他起草的一项新法律的条文。经过几次修改以后，它在那天下午得到了元首的最后批准。他说，这项法律几天之内将在柏林宣布，开始实行。

他告诉肖尔铁茨，这项法律的名称是“连坐法”［27］。

莱伊说话带汉诺威口音，他咬字精确地向肖尔铁茨解释这些条文。这项法律的目的是要应付德国目前的特别困难的处境。他说，他们两人都知道，帝国如果要打赢战争的话，需要全部将士的坚持不渝的忠贞。但不幸的是，帝国的有些将领最近辜负了它，这项法律就是为此而制定的。这些将领有的投降，有的没有能力担任委派给他们的任务。他说，最近还有暗算元首的阴谋。

连坐法的目的是防止这一切类似事件的发生。他告诉肖尔铁茨，根据该项法律，从今以后，德国将领如有渎职情事，将唯家庭是问。换句话说，他们的家属将成为自己行为的保证人，国家的人质。

他深深地吸一口雪茄，承认这是一种极端措施。他说，遗憾的是，为了发挥这项法律的效果，必须非常严格执行。在少数情况下，如果失职严重，而本人又被俘虏而逃脱德国的法律制裁，那么这项法律就规定处死该将领的家属。

莱伊说完话以后，一阵沉默，肖尔铁茨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他呆呆地看着残余的几滴红色波尔多酒，竭力想说些什么。最后他期期艾艾地说，如果德国采取这样的做法，那就是回到中世纪去了。

莱伊叹了一口气。“是啊，也许是这样。”他一边说，一边把雪茄烟头揿灭在两人中间的烟灰缸里。但是他向肖尔铁茨重复了他已说过几次的话。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

谈话就到此为止，几分钟后莱伊走了。肖尔铁茨站在他的半开的车厢门中，望着莱伊的背影消失在黑暗的过道里。他以后不会再见到他了。他拉上门，上了锁。在外面，火车已经开入了去柏林的辽阔的平原。第二天早上，肖尔铁茨要乘另一列火车，这一列是去巴登-巴登的。他到那里同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十四岁的玛丽亚·安吉莉卡和八岁的安娜·芭芭拉告别，还有向这个表面看来似乎不动感情的普鲁士人等了一辈子的天赐之福——他的刚出生四个月的儿子铁莫告别。

肖尔铁茨脱了衣服，爬上了床铺。接着他做了一件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伸出手来，从床头小几上取来一只药瓶，倒出了三片——不是一片——粉红色的安眠药。他一片一片地咽了下去。

十

在浓雾的笼罩下，小镇睡眼惺忪地躺在乌斯河谷谷底，还没有完全醒来。在维多利亚大街的末端，俄罗斯东正教堂蒜头形圆顶的后面，一个老妇人打开了她的店门。她是面包师格尔贝太太。以前在这么早的时候，常常会有一辆杜森伯格牌汽车或者一辆罗尔斯牌汽车或者一辆布加底牌汽车停在她的店铺门前。因为在战前的巴登-巴登，进出时髦社会的人们的传统是吃格尔贝太太烘制的蓬松发软的早餐卷形面包结束这一宵的欢乐。但是在巴登-巴登，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时髦社会已不复存在，那个遥远的时光只有少数痕迹依然残存。在绿色草坪的尽头，在白色的廊柱的后面，入夜以后曾经有喧闹的声音十分欢乐地从那里传出来，可是如今赌场已经关闭。格尔贝太太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将是住在附近躲避战乱的一家普鲁士人派来的女仆。对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来说，他的女仆约翰娜·费希尔今天早晨买的卷形面包将是他在战争期间吃的最后一次了。

在腊斯顿堡和巴登-巴登之间，冯·肖尔铁茨只在柏林做了短暂的停留。他一下“最高统帅部专列”，就有一份电报在等待着他。电报是由伯格多夫签发的，它向大巴黎司令宣布，他已由“元首特别命令”擢升为步兵上将。

在去巴登-巴登的路上，肖尔铁茨通宵在想，这突然的擢升背后有什么原因。他知道，最高统帅部从来没有把一个城市，哪怕是首都的防务交给一名中将的。就拿巴黎来说吧，历届军事总督都没有超出少将军衔。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最后到达巴登-巴登的郊区时，决定不去想它了，免得自己烦恼。他的妻子乌蓓塔是个军官的女儿，将军的孙女，因此他知道没有别的事情比今天早晨她看到他的肩章上增加了两颗将星更使她高兴的了。

玛丽亚·安吉莉卡和安娜·芭芭拉至今还记得那天早晨她们的父亲回家来吃的那顿丰盛的早餐。他从腊斯顿堡带回来一只叫做“元首礼物包”的大包。这是希特勒送给来“狼穴”觐见他的客人的礼物。里面有裸麦面包、果酱、巧克力、鹅肝酱罐头、糖果，甚至还有这两个女孩子爱吃的姜汁蛋糕。

但是玛丽亚·安吉莉卡和安娜·芭芭拉那天早上看到父亲只有短暂的一瞥。十点钟左右，冯·肖尔铁茨将军刮好脸，就同家人拥抱一下坐进汽车了。他要在夜色降临之前赶到巴黎。他同家人分手时没有感情的流露。世世代代以来，冯·肖尔铁茨家族就为德国军旗效力，纪律和训练使他们学会抑制离别的痛苦。对乌蓓塔·冯·肖尔铁茨太太来说，巴黎不过是她丈夫军人生涯中又一个岗位而已。如果说这次分别她有什么特别预感的话，那完全是女性的担心，这反映了她对巴黎的个人看法。在黑色霍奇牌汽车把她丈夫送往西方去之前的几分钟，乌蓓塔·冯·肖尔铁茨注意到将军的勤务兵突然又奔到他的房间里，取走一只大手提箱。乌蓓塔知道，那只手提箱里装的是她丈夫的平民服装。

十一

在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将军如今衔希特勒之命前去的那个城市里，有一个青年轻轻地吹着口哨，骑车经过圣马丁路。说实在的，伊望·莫朗达这天早晨有一切理由感到高兴。他正在热恋之中。而且他又热烈地忠于一个他知道胜利已经来临的事业：抵抗运动。

二十六岁的莫朗达是个农民的儿子，自从一九四〇年六月那个早晨以来，他已有了漫长的经历。在那天早晨，他和阿尔卑斯狙击营的其他五个战友一起，在曼彻斯特的特它坦公园里步出行列，志愿投到一个名叫戴高乐的将军的麾下。他的直觉信仰得到了报偿。如今他骑车经过这几乎阒无人迹的街道，成了戴高乐派驻在巴黎的少数几个得到他信任的人之一。同雅克·沙邦-戴尔马一起，他是戴高乐派驻在巴黎的少数几个精选的代表之一。

在莫朗达前面，圣马丁路向下倾斜，像掉进了一条短短的小沟里。两旁各有一道齐肩高的水泥墙，支撑着人行道。莫朗达的自行车骑上这一段往下倾斜的路时，他听到身后有个骑车的气喘吁吁地要赶上来的喘息声。当那辆车的后轮与莫朗达的前轮并行时，那个人的脚突然踢了出来，狠狠地把莫朗达的前轮撞到水泥护墙上。莫朗达身子向前倾去，几乎要从车把上面翻过去。

莫朗达跌倒时听见身后有响声，那是一辆加速前进的汽车的声音。就在那令人胆战心惊的刹那间，莫朗达可以听到汽车车胎要挤到人行道护墙的摩擦声。他用手指抠在水泥护墙上不让自己倒下。他的自行车从他腿下脱了出去。他身子贴在护墙上，眼看着一团黑色巨物向他冲来。它的轮子碾过了莫朗达本来可能倒在那里的马路边上，压瘪了他的自行车车轮。汽车飞驰过去的时候，莫朗达还感到挡泥板擦过他的身子。汽车没有停住，反而加快速度，往左拐到圣德尼林荫大道上去后就消失了。

头一个过路人把莫朗达搀扶起来时，莫朗达全身还在发抖。“我的天！”那人叫道，“他们想要轧死你！”

莫朗达丢下了轧坏的自行车，继续步行去赴约会见另外三个年轻人。当他在他们面前出现时，他们都一时说不出话来，从他们惊奇的脸上，莫朗达看到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们看着他的神情仿佛是“他们看到了死人复活”。这三个人是巴黎市内唯一知道那天早晨在这个确切时间有个名叫伊望·莫朗达的戴高乐派领袖要骑车经过圣马丁路的人。这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莫朗达相信，就是他们，刚才想要害死他。［28］

在巴黎另一头的蒙鲁日区，在一个冶金工人的邋里邋遢的公寓里，另外一个共产党员在准备他的三十六岁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他的名字叫做亨利·唐基，代号“罗尔上校”，他正在策划戴高乐所不许发生的起义。起义一旦实施，这个说话轻声轻气的布列塔尼海员之子就将担任领导。罗尔于两个月前从共产党控制的军事行动委员会那里接到巴黎地区法国国内部队的指挥权。自那以后，他就不遗余力地进行起义的准备，也不让他手下的人闲着。

从某种意义来说，罗尔一辈子就在为此做准备。他十三岁时不得不停学做工，后来上夜校自学，二十一岁就参加了共产党。在人民阵线时期动荡的日子里，工会组织者罗尔因从事工会活动而接连被雷诺、雪铁龙、布列盖工厂解雇。他在西班牙作过战，今天早晨他用的这个化名就是在卡巴略山脉牺牲的一个同志的名字。一九四〇年他与塞内加尔步兵营一起作战受伤。伤愈后他就参加抵抗运动，从此以后，一直参加战斗，从未犹豫动摇。他是个忠于信仰、严守纪律的共产党员，爱国的法国人，英勇的领袖。他以后会有许多政治上的敌人。但是甚至他的政治上的敌人也承认这个做事绝不马虎的布列塔尼人的勇气。这些政敌中，对罗尔的雄心形成严重威胁的，莫过于像圣马丁路骑车人伊望·莫朗达那样的人所代表的戴高乐派巴黎指挥部的人了。一方面是戴高乐派莫朗达在怀疑共产党要想暗杀他，而另一方面是罗尔又把戴高乐派视为他的政敌，这便是那一天出现的抵抗运动最辉煌的时刻即将来临之际却有濒于分裂的迹象。

分裂的症结所在是共产党决心要由他们来左右巴黎的局势。在罗杰·维戎看来，决定巴黎前途的“不是戴高乐派，而是全市的群众和我们把他们动员起来的能力”。这些群众当然不全是共产党员。他们大多数是爱国的法国人，除了同德国人作战以外，他们别无他求。巴黎在占领者的铁蹄下早已辗转反侧，无法忍受了，急于要洗刷过去四年的羞辱，恢复它过去的革命传统。共产党不需要别的，只要计划周密，就可以把巴黎带到起义的边缘。

他们有这样一个周密的计划。不久就会有一个共产党组织者带着一支手枪和三十条好汉在维尔纳夫圣乔治铁路调车场发动罢工。这将引发一系列的罢工，使全市陷于瘫痪，把全市带到共产党——和许多爱国的法国人——所希望的起义的边缘。

这是一个对巴黎，对它的居民，甚至对法国都会带来无法估计的风险的计划。它的代价可能是巴黎的毁灭。但是希望发动这场起义的人是准备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不久，这个化名叫罗尔的顽强的布列塔尼共产党员会用拳头重重地敲着桌子说：“巴黎值得死掉二十万人。”

十二

汉斯·冯·波因伯格-伦斯菲尔德将军站在他的位于拉斐尔大道二十六号美轮美奂的住宅的大理石台阶上，在八月的热烘烘的黄昏中，等待他的晚餐客人的到来。他一边等，一边轻声地同他身旁的年轻中尉闲谈，那是他的副官丹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他们一起在巴黎度过的十八个月中所形成的许多关系，把这位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一辆坦克重伤了肢体的老将军同他身旁这个年轻的勃兰登堡贵族联结在一起。在这十八个月中，第三帝国没有别的一块地方比交给大巴黎城防司令波因伯格管理的这个法国首都三十平方英里的土地更容易管理的了。

只有两件事情破坏了他任期内的平静。一是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四日从柏林总参谋部来了一位军官。他向波因伯格要去一份档案，那档案是一九四二年八月发生迪埃普袭击事件［29］后所草拟的，但自那以后，一直放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处理。它的题目叫“巴黎地区如遇敌军空降袭击的防御措施”。那位军官把它取去，带回柏林。十天后它又回到波因伯格的办公室。最高统帅部认为该计划“极不充分”，命令波因伯格另外准备一个更加详尽的计划，其中包括万一遇到敌军袭击，“在巴黎地区进行最大限度破坏”的步骤。

另外一件事，对波因伯格更加严重。那便是七月二十日密谋。波因伯格虽然不是密谋集团的创始成员，但是在暗号“操练”一词传到驻法德军司令冯·斯图尔纳格尔将军的司令部时，他曾下令逮捕驻在巴黎的一千二百名党卫军和秘密警察。后来在当天晚上他在拉斐尔饭店的扩音器里又听到希特勒沙哑的声音，从那时起，波因伯格就在等待自己的惩罚。

惩罚是八月三日来的，那是西线德军总司令部发来的一封简短电报，其中只宣布他被“免除巴黎军事总督的职务，由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将军接替”。波因伯格对于这个接替他的人一无所知，除了在他本人未到之前就已传到巴黎的名声。波因伯格、冯·阿尼姆和少数其他几个在七月二十日事件后幸免于难的人只知肖尔铁茨是“一个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和死心塌地服从的普鲁士军人”。在他们军官食堂悄悄闲谈时，他的头上总是悬挂着三个地名：华沙、鹿特丹、塞瓦斯托波尔。［30］

在冯·波因伯格将军看来，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这天晚上在台阶下面的门岗前喊一声“希特勒万岁”的那个矮壮的普鲁士军官只可能是一种人：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他一边看着他一本正经地大步踏上台阶，一边向冯·阿尼姆轻声地说：“他是个ganz harter［31］。”

在里面，有五六个高级军官坐在波因伯格的客厅里路易十五式绿丝绒椅子上，不安地等在那里要观察这个矮军官。冯·阿尼姆觉得这真是个“不好受的时刻”。肖尔铁茨神情冷淡，不易接近，同这些人在一起自己也感到不自在。在他周围这些驻防军官中，他看不到有什么使他这个在俄国泥泞中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期的将军感到高兴的东西。

在享用波因伯格的保加利亚厨师烹制的佳肴蒿雀和美点巧克力松饼之间，肖尔铁茨干巴巴地谈了他去腊斯顿堡的经过。肖尔铁茨看着围坐在餐桌边上听他说话的这些沉默的人，感到有一种孤独感包围了自己，他今后在巴黎逗留的日子里，这种孤独感还要继续包围着他。在新司令肖尔铁茨和如今要听命于他的这些人之间，一种互相猜疑的感觉已慢慢地在这餐桌上形成。

在冯·阿尼姆看来，他听了肖尔铁茨的谈话以后，对于希特勒关于巴黎有什么打算，已不再有任何疑问了。在这位年轻的伯爵的心里，还留下一个问题：这个刚刚来到他们中间的严肃的人是不是会帮助希特勒实现这些打算？

晚餐后单独留下来同肖尔铁茨和波因伯格一起喝咖啡和白兰地时，阿尼姆感到他已得到了暗示。当初波因伯格因为柏林方面严厉批评他的防守巴黎计划，曾经建议在法国首都外围建立一道防线。已经有人称这防线为“波因伯格防线”，如果有两万五千人和足够的大炮，它可以成为巴黎大门外的一道固若金汤的屏障。这个计划将把巴黎的守军调出首都本身。而且，波因伯格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准备在首都进行任何重大的破坏。

波因伯格对于自己在斯大林格勒的经历记忆犹新，因此现在要求肖尔铁茨采用他的这个计划，避免在市区内进行任何战斗。他恳求肖尔铁茨“不要做任何会给巴黎带来不可挽救的破坏的事”。冯·阿尼姆观察着肖尔铁茨的反应，后者正襟危坐在椅子上，胖乎乎的手指握着咖啡杯。在冯·阿尼姆看来，他的脸好像他身后元首肖像下黑色大理石壁炉架上放着的“那尊胖菩萨一样没有表情”。

几分钟以后，肖尔铁茨就告辞了。他的勤务兵赫尔穆特·梅耶下士在门厅等他。肖尔铁茨向他发了接任后的第一道命令。他说：“梅耶，给我在莫里斯饭店准备一个房间。”说完，他转身向波因伯格又补充了一句隐约地略带讽刺口气的话：“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军阁下，我需要一个司令部，不是一所住宅。”

波因伯格和他的年轻副官站在台阶上看着肖尔铁茨的汽车驶过栗树成荫的拉纳拉格花园，消失在布洛涅森林中，波因伯格抓住阿尼姆的胳臂。

“相信我，阿尼姆，”他喃喃道，“巴黎的好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十三

对皮埃尔·勒福歇来说，好日子是在六月七日下午六点钟过后不久他在勒库尔伯路八十八号四层楼公寓的房门被撞开的时候结束的。那天晚上，秘密警察一举逮到了巴黎抵抗运动的领袖勒福歇和他的大多数副手。这是他们四年来最大的收获。［32］

经过多天的严刑拷打，皮埃尔·勒福歇已经被折磨得虚弱不堪，奄奄一息。如今他躺在黑暗牢房的草席上，等待夜间的一个声音响起。那是铁轱辘咖啡车推过四层楼下走廊砖地时的“咯噔”声，对皮埃尔和一起关在弗莱斯纳监狱里的其他两千九百八十名囚犯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等于是德国人宣布又有一批囚徒在那天离开弗莱斯纳监狱被送到德国的集中营去。皮埃尔听到这声音，身体就会僵硬起来。接着他会听到远处黑暗中一扇扇的门被打开，那是被选中送到德国去的人的牢门。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警卫给他们送来在法国土地上喝的最后一杯咖啡。在这些早晨里，皮埃尔一直要等到咖啡车安然无事地推过他自己的上了锁的牢门以后才放心。

皮埃尔看到第一道柔和的曙光开始照亮外面的夜空。他可以安心呼吸了。天已黎明。如今他可以放心，那一天，八月十日，咖啡车不会再来。他知道他又可以在这里过一天了，这是他在弗莱斯纳监狱度过的第六十四天，在这一天里他不会被押送到布痕瓦德或达豪的集中营去，也是在这一天里，盟国军队会更逼近巴黎，为他带来了希望：在又一列火车把他押送到德国去之前，他们可能把他解放出来。

就像对皮埃尔·勒福歇一样，这一年的八月里，几乎每一个早晨都给巴黎秘密警察手中的所有被囚者带来同样的特殊痛苦，同样的希望和恐惧交织的心情。他们一共有七千多人，都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精锐，在巴黎的各个监狱里焦虑地等待着。在灰色石墙的罗曼维尔堡垒里，有二百五十名女囚在等着，她们从偷偷藏在警卫允许每天送进来的一瓶果酱瓶里的一小片手纸上，了解盟军的每天进展。在几英里以外，在德兰西军营的木板房里有为数达一千五百三十二个犹太人在等着要把他们送走的迹象，他们是成千上万经过这里被送到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毒气室去的人中最后的一批。这个迹象就是一队漆成黄绿两色的大客车的开到，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战前原来就是每天早晨搭巴黎的这些公共汽车去上班的。

但是，说来奇怪，秘密警察的这些囚徒中，有些人觉得被押送到德国去未始不是一种解脱。他们有不少人像弗莱斯纳监狱里的一个布列塔尼人女记者伊沃娜·巴涅兹一样，总以为这次没有赶上被送走，留下的都要给枪毙。而在菲利普·克恩上尉和路易·阿芒那样的人看来，什么苦头都比每天担心在秘密警察索赛街总部受到拷打要好。克恩是英国谍报处“阿米可翡翠”的副手，阿芒则是在法国铁路系统组织抵抗运动的一个铁路公司的首脑，他们都是新送到弗莱斯纳监狱的。秘密警察还没有从他们受尽拷打的身体上榨尽最后一点情报。对他们来说，新来临的每一天都意味着他们可能被从牢房里叫出来送到索赛街酷刑室去。

阿芒在他的牢房里可以听到从外面街上飘过监牢传来的微弱叫喊声。这是少数勇敢的巴黎人在鼓励被囚者的叫喊。“你们不会走。”他们喊道。

对可怜的路易·阿芒来说，这并不是令人宽慰的想法。那天早上没有比知道他可能离开弗莱斯纳更使他高兴的了。

距离弗莱斯纳不远几英里——也可以说是几个光年——的地方，有一个身穿绣有名字缩写的绸睡衣的胖子站在他位于蒙罗西埃街一号的公寓的落地窗前。他站在那里，心里在一一排列他在巴黎所认识的所有德国人的名单。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认识的可不少。四年以来，他所指导的SKF各工厂一直在为德军制造轴承。作为驻巴黎的各国领事的首席领事，他是德军正式招待会上的常客。诺德林站在他收藏的印象派油画下面，有条不紊地挨个想着那些他所认识的德国人，看看谁能把他引去见他今天要想见到的那个德国人。他只知那人名叫“鲍比”。他只见过他一次，那是一九四二年在阿尔马广场弗朗西斯咖啡馆的花园平台上。他们是由诺德林可信任的一个德国人介绍的，他是柏林的一位企业家，诺德林猜想可能与德国军事情报局有联系。

会见后他们一起走开时，他的朋友告诉他：“你若要在巴黎打开任何大门，可以去找鲍比。”

今天早晨诺德林搜索枯肠要找个人可以引他去见“鲍比”，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他要打开的门，是关着皮埃尔·勒福歇、路易·阿芒和巴黎其余政治犯的牢门。诺德林知道，在卡昂和雷恩，开拔走的党卫队是把他们的囚徒杀光的。他相信，巴黎也会发生这样的事。迄今为止，他没有什么进展。如今诺德林决定去接触巴黎的新司令。但是他要有人为他准备好道路。他相信，要是能找到，“鲍比”就是这个人。

爱弥尔·“鲍比”·本德此刻正在他位于厄勒街六号征用来的公寓中关上最后的几只手提箱。在几小时之内，他就要离开巴黎。他是奉他的上司军事情报局法国处处长弗雷德里希·伽特上校之命，要在入夜前赶到圣曼纳霍德报到的。但是本德还有其他的打算。他想利用他的军事情报局的通行证在那一天开车到瑞士去，同他在苏黎世的情妇一起从此退出战争。

对于这个头发开始花白、年已四十五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老飞行员来说，这样离开是很悲哀的。他以瑞士一家纸浆厂的代表为掩护，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起就在巴黎活动，当军事情报局的特务。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打入法国工商业界觅取情报。后来他被派担任寻觅和没收贵重物品的困难工作，把这些东西拿到瑞士去出售，能为军事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的谍报活动提供硬通货。但这并不是本德的唯一活动。从一九四一年起，他就是军事情报局内部反纳粹活动网的重要成员。

诺德林的电话正好在他打算离开公寓前几分钟打来。这位瑞典人终于从另外一个德国军官那里弄到了他的电话号码，那个军官叫埃里克·波希-帕斯特·冯·坎帕菲尔德，是秘密与抵抗运动合作的奥地利人。本德不想多留。只是在那位瑞典人再三央求下才答应留下“几天”，尽自己之所能，设法使得那些被囚者获释。本德以为他仍有足够时间可以穿过边境到瑞士去。

这是他最大的失算。在两星期之内他就要成为法国人的俘虏。但是在这两个星期里，对这个只知他是个中年花花公子却不知他从它的宝库中窃走大量珍宝的城市，他将做出应有的回报。

十四

瓦尔特·瓦利蒙特将军一人坐在元首的会议室中，在他看来，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这个灯火管制的大本营看上去总是像个鬼城。外面，森林一片寂静，豺狼的嚎叫不再打扰腊斯顿堡的夜晚，地雷阵和带电的铁丝网一圈圈地围着最高统帅部，早已把它们吓到远处去了。一种新的声音代替了它们的嚎叫，这是通风机的转动声，电传机的打字声，尤其是电话机的铃声，一天二十四小时，吵得瓦尔特·瓦利蒙特将军和成百上千个其他的人的神经得不到安宁。他们和他一样，生活是围着第三帝国的主子转的，是围着他一天两次在战略会议上宣布决定战争进程的方略那一时刻转的。

瓦利蒙特每次开会总是早到半小时，这次也不例外。他刚从诺曼底前线视察归来。他的工作就是负责准备这种会议。他的左臂下面挟着一沓工作文件，右手握着几卷参谋总部的地图，等一会儿，希特勒就要在上面研究最新的战局报告。自从七月二十二日以来，瓦利蒙特就不再把这些文件放在小牛皮公文包中；因为他自尊心极强，不愿在门外遭受希特勒的身穿灰色制服的党卫队警卫搜查的羞辱。

如今瓦利蒙特在会议桌上铺开一百万比一的大张总形势地图，还有二十万比一的分区图，在上面覆盖的透明纸的表面上，最高统帅部的总参三局已画出了最新的前线动向。

这次会议有一件事情使它与瓦利蒙特在最高统帅部参加过的所有会议截然不同。那天晚上，自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以来第一次，希特勒推开约德尔大将在他前面铺开的东线地图，而把注意力第一次转到西线局势。瓦利蒙特觉得，元首好像是“一头神经质的野兽”，长久地趴在面前铺开的地图上，然后，他又抽了一张二十万比一的地图出来。

在这张地图的中心，是一大块黑色覆盖着塞纳河的三个宽阔的湾道。以它为中心，像一个蜘蛛网一样，辐射出地图上的所有公路。这一大块黑色就是巴黎和它的郊区。希特勒取出他的油铅笔，在面前的地图大笔一挥。然后他抬起头来宣布说，准备保卫巴黎的时刻已经来临。

“如果我们要守住塞纳河，”他说，声音慢慢高了起来，“我们就必须守住巴黎。我们会在巴黎城外守住，我们会在巴黎城内守住，我们会守住巴黎！”他宣布说。

他对他身边的将军们说，失掉巴黎会对德国军队的士气，会对德国人民，会对全世界，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接着，就在他身边的约德尔赶紧做笔记的时候，希特勒发布了他关于保卫巴黎的第一道直接命令。首先，他宣布：“我要你们把巴黎地区塞纳河上所有的桥梁都布上地雷，准备把它们炸毁。”其次，他说，该市的工业“必须使之瘫痪”。他最后对约德尔说，“一切可能调动的后援部队”都要拨归该市守军司令。

他宣称：“巴黎要守到最后一人，不论战事会造成什么破坏。”

他停了很久，最后补上一句——

“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巴黎会不会遭到毁灭？就在此时此刻，盟军正在德国各地炸毁我们的城市。”

十五

这是上帝专门赐给巴黎和诗人的一个一丝风都没有的夏日。在塞纳河沿岸的河滨道上，早已有垂钓者在清晨的阳光下打瞌睡了。他们的竹竿插在他们身下的石块缝里，懒洋洋地横在浑浊的河面上。像船首一样的大理石河岸在城岛顶端把塞纳河劈为两股河道，远处有个孤零零的艺术家沉醉在他自己的天地里，不停地在画布上涂抹着。过不了几个小时这些河岸就会活跃起来，成千上万的巴黎人会带着海滩遮阳伞和折叠帆布椅到这里来，在八月的阳光下寻找一席之地。这个和平宁静的星期天早晨，战争似乎是很遥远的事。

这个八月十三日的星期天是巴黎几百万市民的圣母升天三天节假期的开始，巴黎人到处都在准备享受万里晴空无云的好天气。他们成千上万地准备出去野餐，或者痛快地去玩，去爱，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准备忘掉即将来临的解放这个城市的战斗会带来的危险。

不少占领者也决定跟着巴黎人一起欢度假日。在克里翁饭店，欧根·荷门斯把饭店餐厅领班给他的两根油腻腻的多味香肠包起来当中午野餐。荷门斯和他的法国情妇这个星期天像今年夏季的每个星期天一样，打算到首都郊外不远的马恩河畔诺让的沙滩那里游泳。

在路易·德·法拉基埃侯爵的位于曼纽唐蒂恩街的府邸里，侯爵把望远镜挂在脖子上，又佩上了赛马专员的绿色徽章，戴上了白色手套和灰色高礼帽。然后，这个青春长驻的法兰西的象征走出府邸，登上在门外等他的红黑两色单座双轮马车，前去奥特伊参加星期天的赛马。

不过这个星期天假日，哪个巴黎人都没有比一个骨格粗壮、身材高大的大汉更加喜欢了，他身高六英尺三寸，工装裤腿吊在脚踝上面。他站在首都西面塞纳河上的南泰尔桥上，俯身看着沙图岛上绿草如茵的岸边一群德国高射炮炮手躺在那里享受阳光。只有他的瘦小的同伴和站在他们中间的那个孩子从那大汉的脸上看出仇恨的表情。

两个半月以前，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就是这些高射炮手把鲍伯·伍德隆中尉的B-26型飞机打下了巴黎的天空。这个星期天，伍德隆一身泥瓦工打扮，出来游览，那是他被抵抗运动救出以后的第一次。同他在一起的是南泰尔一个勇敢的肉铺掌柜和他的七岁儿子，伍德隆就躲在他们家中。这三人后来离开了那个地方，蹬上自行车骑走了。在这星期天下午带他的美国朋友游览一下巴黎风光，是引以为傲的卖肉的路易·贝尔蒂的主意。

这个星期天在巴黎新任德军司令看来似乎十分平静，因此他决定单独开敞篷霍奇车前去西线总司令部开会。他一路开去，没有受到抵抗运动的子弹或者盟军飞机的打扰。唯一不和谐的是他来见的西线总司令根特·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说的话。克鲁格在首都郊外圣日耳曼昂莱的不见阳光的地堡里向肖尔铁茨交代了他在巴黎的任务。

他说，保卫巴黎是希特勒的意图，也是他的意图。他说，不存在把巴黎变成不设防城市的问题。他斩钉截铁地告诉肖尔铁茨：“它必须予以保卫，而你的任务就是保卫它。”

克鲁格告诉他，根据西线总司令部获得的情报估计，盟军会包抄该市。克鲁格认为，肖尔铁茨在巴黎坚守就能“牵制敌军兵力”，迫使他们在机械化力量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的市内作战，最终将“拖慢敌军在法国的进军速度”。莫尔坦的反攻，克鲁格本来是竭力反对的，这次反攻使他的第七军团如今陷于法莱塞的袋形阵地不得脱身。但是克鲁格仍有第十五军团所属十九个师的大部分部队可供调迁，这个军团是法国境内的最大军团，最高统帅部把它驻在加莱海峡不加动用一直到八月初，因为预计盟军会发动第二次登陆。克鲁格答应肖尔铁茨在他保卫巴黎有需要时从这些部队中调拨增援部队给他。两人都认为，有三师兵力进行消耗性的巷战，该市至少可以守三个星期。肖尔铁茨要求立即调拨军队给他。克鲁格拒绝了。他说，巴黎的形势还没有严重到要这么快就把军队拖在那里。

汇报结束后，克鲁格邀肖尔铁茨留下午餐。这顿饭吃得冷冰冰的。午餐吃罢，克鲁格又重复了他先前说过的话。“亲爱的肖尔铁茨，”他最后说，“我恐怕巴黎会是个令你不愉快的任务。它有一种葬身之地的气氛。”

肖尔铁茨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他答道：“至少，这将是一次头等葬礼。”

鲍伯·伍德隆中尉感到路易·贝尔蒂的七岁儿子的手伸进他的手中。伍德隆在特罗卡德罗广场的法国海军博物馆中观看克劳德·约瑟夫·维尔纳的一张油画，他从来没有这么死死地盯住一张画看过。在他身旁的一个德国军官在观察着他的金发、碧眼，他的方方正正的美国脸型，还有他很长、很美国式的身躯。伍德隆为了要在这个好奇的德国人面前不露声色，把眼光死死地盯在那张油画里一艘军舰船尾的三色旗上。伍德隆听到身边那个德国人向他提了一个问题，顿时吓得不知所措。这个高大的美国人从眼角中看到贝尔蒂的七岁儿子转过身去，抬头对德国军官说：

“我父亲是个聋哑人。”

在奥特伊赛马场裁判席上，德·法拉基埃侯爵举起望远镜观看下面的人群。突然他身体一僵，放下了望远镜。一种不协调的声音刚刚破坏了侯爵本来十分美满的夏季假日，正如它会破坏许多其他巴黎人的这个假日一样。在南面很远的地方，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大炮的轰鸣，这是一九四〇年六月以来巴黎第一次听到的炮声。

冯·肖尔铁茨开着霍奇车赶紧返回巴黎，甚至没有时间停下来呼吸一下布洛涅森林的新鲜空气。在莫里斯饭店等着他的是一份关于他那天早上下令实行的一项微妙行动的执行报告。这项行动是他奉令在巴黎要采取的第一项行动：解除巴黎两万名警察的武装。这是克鲁格的命令，要在那一天“出其不意”解除法国全国警察的武装。

根据肖尔铁茨的命令，这是在最难应付的郊外圣德尼工业区警察局开始的，要在一天之内尽快扩大到全市。

等到他到达莫里斯饭店时，他的副官，那位年轻的伯爵冯·阿尼姆已为他准备好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这项行动进行顺利，没有发生意外。已经缴获五千支枪。肖尔铁茨很高兴。这个和平的城市，如今有这个没有遭到任何反抗的成就，就有了好兆头。他可以集中注意力来看冯·阿尼姆交给他的第二份文件了。那是午餐前克鲁格给他的口头命令的电传副本。它重复说：“巴黎必须不计代价予以保卫。”

到欧根·荷门斯决定最后再游一次的时候，马恩河畔诺让的河滩上的沙子在傍晚的阳光中已逐渐凉了下来。他把放在皮套中的手枪交给情妇安妮克，然后游到马恩河河中间去。他正在清凉的水面上懒洋洋地漂浮时，忽然听到她的尖叫。

就在这里，在安静的河滩上，法国人刚刚对肖尔铁茨解除巴黎警察的武装进行了第一次小小的报复。两个法国国内部队的人偷走了欧根·荷门斯的手枪。

十六

第一九〇保安团的维尔纳·尼克斯中士心中在咒骂新任大巴黎司令。尼克斯每逢星期一下午总是在克利希广场的军人电影院里散心，可今天都在一小时之内第二次坐在装甲车上驶过歌剧院广场了。像那天下午巴黎其他任何一个能够调动到的德国兵一样，尼克斯是在作列队游行。

这是肖尔铁茨的主意。从中午起，他的军队全副武装乘坐在连绵不断长得吓人的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卡车上，开过巴黎全城。为了增强他要造成的印象，冯·肖尔铁茨命令他的军队在原来路线上来回跑两次，他希望以此造成比实际列队游行的兵力更强的错觉。

也许肖尔铁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不过他匆忙推出的列队游行是德国人在巴黎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在兑现当初希特勒计划要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巴黎举行而没有举行的一次规模更加盛大的检阅。原定那次纳粹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检阅，是庆贺第三帝国在巴黎的统治保持千年不衰的胜利盛典。［33］而冯·肖尔铁茨的目的却要低调得多：他只不过想用他的小小的力量炫耀吓唬吓唬巴黎，让第三帝国多苟延残喘一些时日而已。

不论是尼克斯，还是他的任何战友，或者任何观看德国军队经过歌剧院广场的人，都没有什么理由特别注意到和平咖啡馆门前的街角上有个身穿灰色套装的矮胖的人在假装看报。在他身旁，有三个身穿夏季连衣裙的姑娘看着军队的行进纵声大笑，那个矮胖子因为感到不好意思而脸红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身穿灰色套装的人是冯·肖尔铁茨将军。他是在微服出访，混在人群中间，亲自了解一下巴黎对他炫耀武力的反应。

肖尔铁茨不会说法语，不过他听得懂笑声，他明白是一句讥刺的话引发了他身旁这些姑娘的笑声。他看到了周围人们的脸上都有这种讥刺的神色。就在那里，在这些巴黎街头过路行人中，巴黎的德军司令获得了他此来要得到的情报。他的示威失败了。要保持巴黎平静，光是炫耀武力是不够的，他还得做些别的事。

元首粗哑、不耐烦的声音打断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在八月十四日最高统帅部第一次战略会议上做的每日战局报告。希特勒的思想又转到巴黎的守卫上。他挥了一下手，打断了约德尔的话，掉转头来问最高统帅部军械局长布尔将军：“我们为了进攻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塞瓦斯托波尔而建造的六百毫米口径迫击炮在哪儿？”他宣布，决定把这种迫击炮送去给冯·肖尔铁茨将军。

布尔猝不及防，不知如何是好，他掉过头看凯特尔，凯特尔掉过头看约德尔，约德尔掉过头看瓦利蒙特。他们谁都不知道这迫击炮在哪里。说实在的，瓦利蒙特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迫击炮的存在。希特勒看到他们尴尬的沉默，生起气来，开始用拳头猛击桌子。他怒喝一声，叫布尔去找那门迫击炮，马上把它送到巴黎去。他命令一天要向他报告两次它的动向，一直到把它送到巴黎为止。

瓦利蒙特记下了他的命令，同布尔一起，蹑手蹑脚地走出会议室，去弄清楚“元首的神秘的迫击炮在哪里——还有它究竟是什么”。

八个小时以后，瓦利蒙特的副官赫尔穆特·帕旁契尔少校为他送来了答案。迫击炮已发现在柏林的一所仓库里。它是专门设计用来攻城的，曾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塞瓦斯托波尔和斯大林格勒用过。冯·肖尔铁茨自己就用过它来攻破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它是原子时代之前人类所设计的最有威力的大炮。它以其设计者卡尔·贝克将军之名命名为“卡尔”，用拖拉机运载。它可以把一颗直径两英尺粗的两吨半炮弹发射到三英里之外。这样大的炮弹可以射穿八英尺厚的钢筋混凝土，只消目标选定得当，发射几颗炮弹，就可把城市街区整片化为瓦砾。对蠢蠢欲动的巴黎来说，这比该城新上任的司令那天上午在市内街道上推出的列队游行所形成的威胁要吓人得多。

那天晚上，在元首的第二次战略会议上，瓦利蒙特向希特勒报告，“卡尔”已装在专用的铁路平板车上，运到巴黎去了。他说，八天之内可以运到那里。

在英格兰南部一条机场跑道的末端，雅克·沙邦-戴尔马看着放在他脚旁的那只帆布手提箱。他在马孔的奶牛场赶上了莱桑德型飞机。在这只手提箱里装的是沙邦如今回巴黎路上要穿的伪装——一双旧球鞋、一条脏裤子、一件旧网球衫。沙邦原来希望跳伞回去。但是他的上级法国国内部队司令皮埃尔·柯尼希将军认为月缺之夜跳伞太危险。因此沙邦要手执网球拍骑自行车回巴黎，在自行车的篮子里装一只杀好了的鸡。路上任何一个猜疑的德国人都会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父亲在乡下同朋友打了一场网球后把一顿美餐带回家去而已。

在几码远的地方，正在加油的是那架要把沙邦送到诺曼底去的美国战斗机。到了诺曼底以后，有个美国兵会护送他到盟军前线的边缘上，然后由他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沙邦在机场踱着步，手中握着一张纸。上面是他要带回巴黎去的指示和密码。

沙邦劝说盟军改变计划没有成功。凡是愿意听他陈说的人，他都竭力恳切陈词。他甚至还找到丘吉尔的得力助手哈斯汀斯·伊斯迈将军，在海军部地下作战室中向他陈说。但是从伊斯迈那里，就像从任何别的他游说过的人那里一样，他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盟军考虑周详的计划不容修改以迁就巴黎的政治问题。但是沙邦认为，他还是完成了某种重要的目标。他至少引起了戴高乐和他驻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总部对于巴黎形势的警惕。他的命令仍旧是防止在盟军兵临城下之前举行起义。但是他可能允许有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短短空档，给巴黎人民满足一下亲自参与解放自己的要求。

不过，如果共产党避开他的控制，强行起义，沙邦如今也有了如何对付的准备。他已经把这指示默默牢记在心，其中列有一系列应付意外的对策，以便保持对巴黎局势的控制，等待盟军的到达。

他手中这张薄纸的最后一行只有几个字。这是一句暗号，用来发动沙邦本人所设计的最后一策。这个对策十分大胆，而且充满危险，甚至设计的这个人也希望英国广播公司不会向他发出这个暗号。这个暗号是：“Astu bien déjeuné, Jacquot?”［34］

沙邦又念了最后一遍，然后把这张纸交给身旁那个护送他的军官，提起手提箱，走向等在那里的飞机。

在巴黎，郊外工人阶级区勒伐卢瓦-佩雷的和平街上一家小饭馆的阴暗的里间里，两个全然不识的陌生人坐下来喝一瓶佐餐酒。在隔壁，就在把这两个人同饭馆本身隔开的门外，坐着把他们介绍相识的另外两个人。在这以前，两个介绍人先把撕成两半的地铁车票对缝接上了头。巴黎地区法国国内部队共产党领袖“罗尔上校”向坐在内室桌子对面的那个人举起了酒杯。那个人是巴黎警察总署内共产党抵抗运动的领袖。他刚在那一天发动巴黎警察罢了工。

罗尔从他那里只要知道一件事，罢工的警察在起义时会听他的命令吗？罗尔知道，不久盟军就要在巴黎上游的芒特和下游的默伦抵达塞纳河，罗尔很有把握，沙邦要防止的起义已迫在眉睫，只是几天以后，也许是几小时以后的事了。起义一旦实现，他特别需要城里某一支力量听命于他，那就是巴黎市的两万名警察部队。他到这家小饭馆来就是为了确保做到这一点。

就像每年一样，在巴黎和加莱之间的主要公路上，那个小村庄的教堂的祭坛将为圣母升天节摆上整个庇卡底地区最美丽的鲜花。就在这圣母升天节的前夕，一个身材挺拔、姿态从容的妇人和她的六个子女离开了他们驻有六十五名德国兵的灰色屋顶的路易十三式别墅，一起骑车到邻村瓦吕斯去。到了那里，奥特克洛克一家满抱鲜花走进了村里的教堂，开始为第二天八月十五日的节日装饰祭坛。

特蕾莎·德·奥特克洛克感到对圣母玛利亚有一种特别的义务。四年以前，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三日，她把这个世界上最亲爱的人、她的丈夫菲利普的命运交托给她保护了。那天早上六点钟，菲利普骑一辆红色的自行车，离开了他们一家来此避难的波尔多葡萄园中这个避难所。他是出去寻找为了同入侵法国的侵略者继续作战的武器的。

那天早晨菲利普向他妻子说告别的话时，他们的六个孩子还沉睡在梦乡中。他说的是：“勇敢些，特蕾莎。我们可能要分别很久。”

近四年以来，特蕾莎·德·奥特克洛克没有丈夫的音讯，不知他是死是活。后来，在一九四四年三月的一个夜里，她关上与占住隔壁的德国人只有一板之隔的屋子里的门锁，然后趴在镶嵌水晶的收音机前，戴上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夜间新闻。她听了不禁一怔。特蕾莎一时之间仿佛觉得脚下的“地球塌了”。原来她刚才听到的一则个人信息是：“生于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菲利普向他妻子和六个钟爱的子女热烈拥抱。”特蕾莎与之结婚的那个菲利普就是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生的。

那天下午，特蕾莎和她的六个子女把他们精心采集的玫瑰、百合和菖蒲装饰这个小教堂的祭坛时，有个叫喊声传进了教堂，打破了教堂里阴凉的静寂空气。教堂门外的广场对面那家广场饭馆的老板娘杜蒙太太在叫：“德·奥特克洛克夫人，快来，快来！”特蕾莎·德·奥特克洛克从教堂里跑出来，穿过广场，到了杜蒙太太饭馆里面的内室。她从杜蒙太太的收音机的老式大喇叭中听到了一个人说话的声音。自从法国战败以来，特蕾莎·德·奥特克洛克第一次感到眼泪流下了双颊。菲利普·德·奥特克洛克当初曾对她说过“勇敢些，特蕾莎”，如今他以雅克·勒克莱尔将军的身份，用同样镇定自若令人宽慰的口气宣布——不过这一次是向全法国——他已率领法国一个装甲师回到法国的领土来参加争取解放祖国的战斗。他保证说：“用不了多久，三色旗将在巴黎上空飘扬！”［35］

那天晚上，伊沃娜·巴拉特在圣母升天节前夕装饰另外一个祭坛时，没有人打扰她。她把一小束紫罗兰一支支插进面前的一只铁皮缸子里，然后把它们放在那张在罗曼维尔监狱中当作临时祭坛用的木板桌子上自制的十字架底座前。德国秘密警察关在这个破败的堡垒中有二百五十名女囚，伊沃娜·巴拉特是其中之一。这些枯瘦的野花是那天下午她在监狱院子里放风时自己采摘来的。

伊沃娜·巴拉特自我欣赏地看一看自己的杰作，然后她就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牢房里去。在那里，在一支偷来的蜡烛光下，她写信给她父母。牢里的神父答应第二天早晨望弥撒后把它偷带出去。

她的信开头说，“我充满了希望。他们没有时间把我们带走了。”她请她母亲寄给她一把指甲刀，一块头巾，还有如果办得到的话，一本夏尔·贝玑的《法兰西的天才》，“我爱你们，我相信不久就能再见”。然后她吹灭了蜡烛，躺下睡觉了。

也许，那天晚上在罗曼维尔监狱的寂静中，伊沃娜·巴拉特和她周围的其他女囚都想起了离她们的狱墙这么近的巴黎。她不知道，她不会再有机会在那个城市的街道上散步了。在几小时之内，伊沃娜·巴拉特就要搭火车到一个名叫拉文斯布吕克的地方去。在那里，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的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晨，她将因患痢疾死去。

在弗莱斯纳，路易·阿芒这个急切希望被解送走的抵抗运动组织者躺在草席上转动着脚趾。自从他被捕以来，阿芒第一次感到很高兴。他的脚踝只要一动，他就能感到他高兴的原因，那就是套在他脚上的过冬厚靴子。那天晚上，监狱神父给他带来了他家里的人送来的靴子。这靴子令人宽心的存在，在他脚上引起的温暖和安全的感觉，使他不再有因为解送而引起的唯一恐惧。他原来一直担心，他被捕时脚上穿的单薄的夏天皮鞋经受不了严冬的考验。

在静寂无声的监狱另一头的一个牢房里，皮埃尔·勒福歇拼命想使自己在黑暗中入睡。他又熬过了一天，没有被解送走。那一天为他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在日落之前，有人用汤匙在牢门上用莫尔斯电码敲出消息说盟军已抵达沙特尔。他想，没有几天了，而对监禁他的人来说，已经太晚了。

皮埃尔听到身旁草席的声，那是他同狱犯人在辗转反侧。接着，皮埃尔在黑暗中听到他说话的声音，轻微而且绝望：

“我敢打赌，我们明天就要走了。”

黑黝黝的公寓房间里，半夜电话铃声听来吓人。玛丽-海伦·勒福歇醒了过来，伸手摸到睡袍，一边穿一边跌跌撞撞地摸着书房里的书架走到电话机前。弗莱斯纳监狱里草席上睡觉的那个人的妻子从电话里听到法国国内部队的一个朋友说：

“弗莱斯纳有了动静。”

十七

皮埃尔·勒福歇明白无误地听到金属磨擦声刺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就像粉笔划过黑板一样刺耳。在他牢房下面四层，弗莱斯纳监狱咖啡车没有上油的轮子刚刚开始它们最后一次经过牢房过道的喧闹穿行。皮埃尔可以听到他下面牢门一扇扇打开的声音。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最后，咖啡车的金属摩擦声越来越响。皮埃尔听到车已在他左边拐角的碰撞，从潮湿的过道中向他自己的牢房推近。轮声停止了。皮埃尔·勒福歇听到狱卒拿出钥匙圈的叮当声，接着他自己的牢门打开了，他看到门外停着的咖啡车的轮廓。在半明半暗中，他听到他的同狱难友那天早晨第一次说话的声音。

“你瞧，”他说，“我赢了。”

在弗莱斯纳的女牢房里，那一天是以一个德国军官在黎明前出现开始的。牢里最漂亮的女囚、二十岁的让妮·卢梭睁开眼看到有个德国军官站在她的铺前，不禁尖声喊叫起来。接着她看清楚监牢神父斯坦纳特颈上挂的十字架露在军装的外面。

“女士们，”他向挤在让妮的没有窗户的牢房中的五个姑娘说，“我是为了你们几小时后要经受的苦难来给你们领圣餐的。”

那是凌晨四点钟。

在弗莱斯纳监狱灰色石墙外面的寂静的巴黎，几百万巴黎人仍在睡梦之中。对他们来说，这个慢慢破晓的早晨将是他们在这个朝不保夕的世界上从虎口中夺到的最后一个假日的开始。但是对勒福歇来说，或者对他同牢房的难友，对弗莱斯纳其他两千五百名被囚者以及罗曼维尔的被囚者和在德兰西被党卫军囚禁的一千五百名犹太人来说，这次圣母升天节却有另外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在这灰蒙蒙的一天破晓时，一场长期的受难刚刚开始。

到旭日升起时，押送工作已经开始了。在弗莱斯纳，女囚先被押走。她们被装进了挤得满满的公共汽车里。有个富有同情心的司机叫她们把寄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塞在座椅下面。他答应替她们送到。在罗曼维尔，在最后一批押走的女囚中，有个患肺结核的波兰歌唱家名叫诺拉的。留下的极少数几个囚犯永远不会忘记，在汽车开过铁丝网的大门时，这个瘦小的波兰姑娘站在最后一辆公共汽车的无篷尾部引吭高歌的形象：

请在法国故土等着我，

我很快会回来的，请保持信心。

在德兰西，原定要解送走的一千五百名犹太人意外地得到了暂时的宽限。要载运他们的公共汽车没有一辆能发动起来。原来有人偷卸了这些汽车的发动机。

在弗莱斯纳，女囚车刚开走，两千名男囚就被从牢房中赶了出来。谍报处的“阿米可翡翠”的副官菲利普·克恩上尉感谢上帝他被选中了。他受到的严刑拷打终于结束，不论德国人把他送到哪儿去，他都可以问心无愧而去。他没有辜负对他的信任。

路易·阿芒站在院子里的第一列囚徒中，他毫不掩饰他的满意心情。他可以感觉到脚上舒服地穿着的厚厚的靴子。在这批姓氏以A打头的要押走的囚徒中间，他发现了一个老朋友，他大学里的同班同学皮埃尔·安戈。安戈懊丧得要命。他向阿芒低声说，再过几天，真是没有几天，他就可以获释了。他的一个好朋友，维希政府的生产部长加斯东·比谢隆纳已答应把他弄出弗莱斯纳。但是如今要被押送到德国去，比谢隆纳就没有办法了。

阿芒自己添了新的乐观情绪，因此想找些话来安慰他的陷于绝望的朋友。他告诉安戈，活命最有把握的机会存在于这一群在弗莱斯纳监狱院子里转悠的囚徒中。他低声告诉安戈，那些留下来的人“一等到盟军出现在监狱前面就会被屠杀”。他正专心致志地在向安戈耳语，竟没有听到警卫在叫他的名字。他身旁有人推一推他说：“他们在叫你。”

此人这么热切地要想动身离开，但是这一天他唯一的一次旅行却是听从警卫的召唤，走回到五层楼上原来的牢房里去。德国人把他的名字从离开的囚徒名单上划去。阿芒又害怕又失望，神经几乎麻木了，他踉踉跄跄回到一小时前离开的空气恶浊的石头铺地的过道。

另外有一个囚徒看到自己窗户底下院子里集合的法国人，觉得这好像是他所见到过的最无情、最不公平的景象。通讯兵威利·瓦根尼希特自从被派到巴黎来值勤以来，除了头两天以外，全部时间都在这牢房里服六个月的徒刑，因为他揍了西线总司令部电话交换站的一个军官。他绝望地摇着头。威利·瓦根尼希特想不通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他看来，似乎没有别的事情比看着这一队法国人鱼贯走出监狱大门到德国去，而把他威利·瓦根尼希特留在这个令人憎恶的巴黎监狱，更加不符合逻辑了。

在监狱外面，玛丽-海伦·勒福歇看到弗莱斯纳监狱大门打开时，她的神经紧张的手不禁紧紧地握住了自行车的把手。从早晨六点钟，玛丽-海伦·勒福歇就默默地在等着牢门的打开，尽管监狱的党卫队警卫把她赶到人行道的边上，她也没有怨言。如今她一个个盯住观察那些蹒跚地经过党卫队警卫的机关枪，登上停在那里的公共汽车的囚徒。

她终于看到了他。玛丽-海伦第一眼看到她丈夫的憔悴痛苦的脸时，禁不住叫出声来，但她不敢大声。“我的天，他多瘦！”她对自己说。一股兴奋的热流涌过她年轻的身躯。“他活着，他活着。”她这么想。但过了几分钟，玛丽-海伦看到的残酷的现实场面使她醒悟过来。她这才明白皮埃尔要被押解走了。她痛苦地看着他一步步艰难地登上要把他带走的公共汽车。就在他登车的时候，她相信她看到了皮埃尔微微地抬一下头，那是他们见面打招呼时他惯有的亲热姿态，尽在无言之中。她禁不住脱口说道：“他瞧见了我！”她再也止不住眼泪了。她在泪水的薄雾中看到皮埃尔的公共汽车无篷车尾后面一群德国军官中有熟悉的斯坦纳特神父的身影。她不顾前面党卫队警卫的拦阻，跑到神父那里。

“我的孩子，”神父低声说，“他离开这里是件好事。监狱里就要发生大屠杀了。”

公共汽车引擎发动了，一长列绿黄两色汽车开始向前移动。玛丽-海伦跑回到她的自行车旁。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跨上车，跟着车队向前蹬去。

十八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坐在西线总司令部地下指挥部里，在使人感到不真实的灯光下，不动声色地听着冯·克鲁格的参谋长根舍·布鲁门特里特中将干巴巴的说话声。布鲁门特里特是在概述对巴黎地区实行“有限焦土政策”的建议。［36］地堡通风设备的嗡嗡声轻轻地陪伴着他的说话声。布鲁门特里特根据他左手握着的打字稿概述它的细节。他偶尔抬起头来用手指比划一下铺在他前面克鲁格的桃花心木大会议桌上比例为一万比一的地图上用红线标出的地方。地图上覆盖的透明纸上用红色油铅笔标出的地方是为巴黎地区五百万居民服务的每一个煤气厂、发电站、蓄水池。

布鲁门特里特的建议像出于他所辖的参谋部三处之手的所有研究报告一样，是个精确仔细的文件。它分为两个阶段。他要求克鲁格马上实施的第一阶段需要对巴黎的煤气、电力和供水设备做有系统的破坏。［37］第二个阶段是对巴黎的工厂进行“有选择的破坏”。德国人认识到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力把巴黎四周的庞大工业地带的所有工厂都完全破坏掉，因此布鲁门特里特的计划主张做个合理的折衷。那就是破坏这些工厂中的重要机器，使盟军来后无法使用。［38］

布鲁门特里特告诉开会的人，他所建议的“有限焦土政策”“在战略上极其必要”。他指出，如果巴黎的工业不加破坏，它就会在几个星期之内被盟国用来对付德国。他声称：“破坏公用设施能在居民中间制造混乱，使城市陷入瘫痪，从而有助于延缓敌军的挺进，因为这可以迫使盟军要分出一部分军事资源转用于陷入困境的首都。”

布鲁门特里特强调需要马上实施该计划的第一阶段。他把一张海军仓库名单交给肖尔铁茨，他可以在那里从海军储备中征用炸药来补充军队库存。他声称，这个计划如果不马上执行，就有在盟军开抵攻城距离之前来不及完成的危险。

在肖尔铁茨听来，布鲁门特里特的报告“十分干脆，十分内行，十分有说服力”。他的建议中并没有使肖尔铁茨感到意外的地方。在前一天，他就接到了最高统帅部在他接掌巴黎指挥权以来发给他的第一道直接命令，要他“毁坏或完全瘫痪”巴黎的全部工业设施。他知道这个命令是通过西线总司令部转给他的。因此肖尔铁茨一接到去参加一早的军事会议的通知，就毫无疑问地认为，他是去听布鲁门特里特提出如何执行希特勒的命令的建议。

肖尔铁茨也没有觉得这个命令之中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在他看来，它背后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毕竟这只不过是东线实行过的战术的延伸。而且，正当盟军轰炸机每天晚上从空中夷平德国城市的时候，坐在克鲁格元帅会议桌周围的人都认为，没有比从地面上对巴黎实行同样的战术更加合理的了。

但是，肖尔铁茨对布鲁门特里特的计划有一点反对意见。那就是它的时间安排。在当前，他关心的是保卫巴黎，不是破坏巴黎。他在那天上午辩论道，实施布鲁门特里特计划的时间应该是在他们准备弃城的时候。他指出，显然，他们在一定时间内还没有准备这么做。他认为，过早实施布鲁门特里特计划会把成千上万的工人驱向抵抗运动的怀抱，会使“居民公开同他的军队作战”。而且，他简单地补上一句，德国军队也要喝水。

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不动声色地听着这两人的辩论。然后他蓦然举起手来表示他们的辩论已够长久了。他说，他们两人都言之有理。他告诉他们，他“以后会发最后命令”。会议结束了。肖尔铁茨向克鲁格行礼后就离开了。五十六个小时以后，冯·克鲁格在回德国路上自杀身亡。他已被免除西线总司令一职，由希特勒麾下最野蛮残忍的陆军元帅之一接替。

但在离开之前，他给肖尔铁茨下令开始执行布鲁门特里特那天上午建议的有系统的破坏。

冯·肖尔铁茨回到莫里斯饭店时，有四个人等在他办公室的外间里。在他们从柏林带来的命令上肖尔铁茨看到了约德尔大将的签名。他们都是工程师，由最高统帅部派来巴黎“准备和监督对巴黎地区的所有重要工业设施的拆卸工作”。他们还带来了工具。在肖尔铁茨办公室的外间放着十几只黑色圆形的地图盒，里面装的是巴黎地区每一个重要工厂的蓝图。

他们之中为首的那个是个头发花白、态度安详的人，他向肖尔铁茨解释，只要地点选择得当，为数相当的炸药就可“使巴黎的工业至少瘫痪六个月”。

肖尔铁茨把饭店四楼的一个套房分配给他们住下，并且拨两辆参谋部汽车供他们使用，以便随意视察巴黎的工厂。两个小时以后，他到他们的房间去看他们，只见他们已“埋首在地图和蓝图”之中。其中一人向他保证，如果巴黎陷落，“盟军找不到巴黎一家工厂还在开工”。

十九

八月的炎日炙灼着巴黎调车场后面庞坦货车车站支线上一列牲畜车的生锈的铁皮车顶。在这一列车里，比上下班时间巴黎地铁最拥挤的车厢还要拥挤地装着的，是党卫队挑出来押送到德国去的“人货”，他们在闷热不堪的车皮中喘着气。法国抵抗运动的精华一共两千零四个男子和四百多个妇女，占弗莱斯纳和罗曼维尔监狱囚禁的人数十分之八，在苦熬着等待列车启动。

让妮·卢梭挤在一节装了九十二名妇女的车皮里。车皮里只有一扇窗户，钉着铁丝网，高得车皮里最高的女人也看不到外面的情况。这个漂亮的姑娘永远不会忘记那节车皮里的闷热和肺部呼吸发臭空气的难受劲儿。这些妇女一个个地开始脱掉身上的衣服，只留下了内衣。在车皮的一个角落里，在铁皮便桶旁边，她们清出了一小块地方，一次可以有三个人膝盖顶着锁骨，蹲在那里休息。其他的人只能站着，在极度的闷热中，她们汗流浃背的身体站立不住，互相贴在一起。

隔壁一个车皮比较宽松。在那里，伊沃娜·巴涅兹和别的妇女能够蹲下来，连成一条人体的锁链。但是她们在闷热中一个个地晕了过去。很快就有五六个人死掉了。

伊沃娜·巴涅兹忽然发现有个男子站在门口，他的肥胖的脸上汗水闪闪发光。她从他胖胖的身影中认出了他就是在福煦大街秘密警察总部监督对她用刑的那个党卫队乌克兰籍警卫。她觉得他好像是来“向这一车牲口告别的，他曾经在它们身上打下烙印，如今它们就要运往屠宰场去”。

男子们的情况甚至更糟。一节车皮里装了一百多个人，全都半裸着身子。他们只有一个迫切愿望，那就是列车赶快启动，而原来他们是巴不得搭不上这列车的。

皮埃尔·勒福歇站在车皮里，又热又渴，饿得头脑发晕，心里在祈求列车快开。站在他背后的一个囚徒口渴得要命，伸出焦燥的舌头，舔起他背后从脖子上流下的汗珠来。

这时有一个垂头丧气的人垂着宽阔的双肩走出庞坦车站，进了附近一家小饭馆。他就是军事情报局那个中年的花花公子爱弥尔·“鲍比”·本德。他想唬弄唬弄这列车的党卫队长官，阻止列车开行。但是他失败了。

自从诺德林同他联系上了以后，两人就竭力想把巴黎附近的政治犯划归红十字会看管。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一次获得成功。诺德林去见了维希政权的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德国大使奥托·阿倍茨、驻法国的秘密警察头子卡尔·奥伯格。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他的想法表示有任何兴趣。冯·肖尔铁茨太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

那天上午还有别的人在设法拦阻这列停在庞坦车站的“牲口车”。他们用的是不同的方法。就在囚徒们关在铁皮车皮中闷得难熬的时候，有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拼命骑车从巴黎奔向南特伊-沙西小村去。他带着巴黎法国国内部队给那小村子里的抵抗运动领袖的紧急口信。这是个简单直接的命令：要不计代价用一切办法切断巴黎到南锡的主要铁路线。停在庞坦车站待命出发去德国的这列货车就是取道这条铁路线的。

同时，从巴黎的一个阁楼上有一台秘密发报机在中午时分向伦敦发出了一份密码电报：“十万火急转发法国国内部队各领导人。德军组织巴黎各监狱特别是弗莱斯纳监狱被囚人员从铁路经梅茨南锡撤走。担心途中进行大屠杀。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破坏运输。”

二十

巴黎正在过圣母升天节，庞坦货车站在烈日炙灼下发生的悲剧开场，几乎是没有人会注意到的。巴黎城里大多数居民所操心的，只是越来越绝望的粮食匮乏。他们这一天支配一切的问题是怎样去找些吃的来勉强凑合一顿充饥。《巴黎晚报》那天晚上宣布，巴黎“几乎已是一座围城，粮食情况日益恶化，饥馑的幽灵已经开始出现”。科学院有一位叫舍瓦利埃的先生在《小巴黎人报》上告诉市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城市街道上的榆树、菩提树和树的叶子都可以吃。

对巴黎最年轻的市民来说，这个节日的大事是全巴黎所有的学童到巴黎圣母院去祈祷法国的保护神圣母玛利亚保护法国的首都巴黎。但在最后一分钟，这项活动被冯·肖尔铁茨取消了。

在首都的西郊，大约在巴黎第一批学童本该出发前往巴黎圣母院的时候，有个三十六岁的德国上尉命令他指挥的蒙有伪装的装甲车在纳伊桥上停下来。维尔纳·埃伯纳赫下了车，举手叫他的第八一三工程兵连的官兵停下步来，自己走到桥边的水泥栏杆前。这位蓝眼珠的军官当初在东线一家农舍安装饵雷时曾经丢了左手的三根手指。他站在那里点起一支烟，向桥下塞纳河的混浊的河水望去。塞纳河居然这么宽，使他感到意外。他的故乡柏林的斯普雷河相比之下就显得窄小了。在他的前面，在布洛涅森林的绿色边缘以外，埃伯纳赫极目望去，可以看到普托桥雄伟的拱门。在他的身后，在塞纳河的下游，雅特桥分两段跨在河上，在河中央的一个净是灰色石头房子的小岛上暂停一下。埃伯纳赫从口袋中取出地图，铺在面前的栏杆上。他的手指在地图上面慢慢数着。

横贯整个巴黎，从西边的勒佩克郊区到东南方向的舒瓦西，塞纳河上一共有四十五座像埃伯纳赫上尉所站立在上面的那种桥梁。这四十五座桥梁是连接巴黎各区的动脉。没有这些桥梁，弯弯曲曲的塞纳河就会又成为两千多年以前巴黎在河中央一个岛上建城时那样的不可逾越的天堑。埃伯纳赫可能不知道，这些桥梁之中有一些是被法国人视为艺术瑰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所命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是国家级文物，协和桥用的是巴士底监狱的石块，图尔奈尔桥原来的梁柱可以追溯到一三六九年。

如今在纳伊桥上，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的上衣袋里，在一级铁十字奖章下面，有一张蓝纸，不久他将交给冯·肖尔铁茨将军。那是约德尔大将签署的，上面盖了“十万火急——首要任务”的印戳。这是要他炸毁巴黎塞纳河上四十五座桥梁的命令。

维尔纳·埃伯纳赫不知道希特勒为什么要炸毁这四十五座桥梁。他既不参与最高统帅部的机要，也不关心它的战略。他只不过是个完完全全机械地工作的技术人员。埃伯纳赫从军以来已炸毁过几十座桥梁，他如今站在纳伊桥上并不认为巴黎的这些桥梁会比他在基辅和德聂普罗普特洛夫斯克炸毁的桥梁有更多的问题。在几分钟之内他将向巴黎的司令将官说，他完成任务后，“巴黎桥上的所有石块都将坠落河底，把巴黎全境的塞纳河段堵死”。

埃伯纳赫在回到装甲车上去之前，对纳伊桥的基础还要做一次重要的考察。埃伯纳赫同他的炸药班长黑格上士一起，走下河岸，抬头观察桥的上层结构。他手电上的光束照到了他在寻找的金属条的反光。正如埃伯纳赫所希望的那样，那是一个生锈的采矿用的淘盘紧箍在桥基上。根据法律，这些淘盘装在法国的每一座桥梁下面，已有七十多年了。法国人把它们安在那里，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地炸毁桥梁。

阳光透过橡树丛照下来，几个月来，雅克·沙邦-戴尔马将军第一次听到了小鸟歌唱的声音。在这幽静的小谷后面，沿一条土路走两英里，是生产鹅肝酱的康奈雷村。往前一百英里就直通巴黎。这个地方是盟军在法国挺进的最前哨，两个美国军官把他带到这里后，就把他的手提箱交给他。旁边是那辆他要骑回巴黎去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只褪了毛的鸡、一块牛油、一棵菜花。沙邦从手提箱里取出网球鞋、短裤、网球衫换上。

他换了衣服以后，把只穿了四天的军装叠好放进手提箱里。陪同他到这里来的美国军官中有一个人止住了他。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迟疑地向沙邦要求给他一些纪念品以纪念他们相聚的短暂片刻。他对沙邦说：“您知道，您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位法国将军。”接着他又说：“您这就要在我们的坦克到巴黎之前骑自行车到那里去。”

沙邦听到他这么说，就停了下来，手指微微颤抖，从他军服肩章上扯下两颗将星，分别送给那两位把他带到这个小谷里来的美国军官。接着他同他们一一握手，翻身上车，挥了一挥手，就在那条土路上向巴黎蹬去。

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走进莫里斯饭店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的办公室时，手中拿着的命令并没有使肖尔铁茨感到惊异；他已经从最高统帅部直接接到一份复件。但是埃伯纳赫出现在他的办公室却使他觉得意外。冯·肖尔铁茨在战前就认识这个年轻的军官了。在萨克森州的吉马，他曾经有过一次机会看到他在执行像如今他被派来巴黎处理的那种任务时的出色表现。那是在一九三六年的一次军事演习中，他在穆尔德河上炸毁了两座旧桥，颇得冯·肖尔铁茨的赞赏。

在八月的那天，埃伯纳赫脸上的成熟和坚定的神色告诉肖尔铁茨，站在他前面的这位军官没有辜负对他年轻时的期望。将军的心里毫不怀疑埃伯纳赫有能力像他如今所保证的那样炸毁巴黎的桥梁，堵塞塞纳河的畅通。但是，冯·肖尔铁茨决心要对这项工作保持绝对的控制。他告诉埃伯纳赫“着手进行一切准备工作”。但是他又加上一句，他不希望未经他“个人批准”就在巴黎进行任何破坏。接着他又告诉站在他面前的干劲十足的上尉：“埃伯纳赫，塞纳河不是穆尔德河，巴黎不是吉马。在这里，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不仅仅是少数几个将军。”

埃伯纳赫刚走几分钟，冯·肖尔铁茨的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恩格尔上校就带着两份报告进了他的办公室。第一份报告冯·肖尔铁茨几乎没有把它放在心上，那是关于巴黎警察罢工的报告。但是第二份报告却教他不放心。在一个叫奥伯维利埃的郊区，有八个德国兵遭到伏击身亡。这是在巴黎市第一次爆发的严重事件。

冯·肖尔铁茨手中拿着那份报告走到他墙上的那幅巴黎市大地图前面。他的手指在上面划动，一直到找到奥伯维利埃的位置以后才停止不动。他叹了一口气，喃喃说道：“今天他们在郊区。明天他们就会在巴黎市区里了。”

这一列“牲口车”各节车皮之间的车钩开始一对对碰接在一起，像一条长链的环节。慢慢的，木板车皮“咯吱咯吱”地开始在庞坦车站的支线上滑去。对于闷在里面的两千五百名可怜的人来说，这担心已久的出发的声音如今却成了一件幸事，使他们的心中感到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有一节车皮的木板后传来了唱歌的声音，起先是轻轻的，后来一节车皮一节车皮跟着唱起来，最后成为所有装载超员的车皮发出的反抗大合唱，激昂的歌声响彻黑下来的庞坦车站。这歌就是《马赛曲》。

在车站外面，它的古旧钟楼上的指针已快指到午夜。一个铁路工人的眼眶满盈着泪水，向站在自行车旁的那个孤独的身影走去。“完了。”他尽量温存地说，“他们走了。”玛丽－海伦·勒福歇骑上自行车，开始蹬回家。回家以后，她把闹钟定在三点，然后上床睡觉。她既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但决心要跟着她丈夫的囚车去，能走多远就多远。

在弗莱斯纳和罗曼维尔，走得半空的监狱的过道里一片寂静。在弗莱斯纳，绝望的路易·阿芒无法入睡。他徒然无劳地耐心等待着一种声音传来：那是难友们每天晚上用汤匙在铁窗上敲出的电码的声音，传递外面传入弗莱斯纳狱墙的最新消息。那天晚上路易·阿芒所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来自他自己的灵魂深处。这声音告诉他，像留在弗莱斯纳的其他囚徒一样，他在德军撤退之前“将会遭到屠杀”。

二十一

四十三岁的赫尔曼·普伦普法兰克中士把他五屉柜中的东西都理出来，放在床上两只硬纸板做的手提箱里，然后用绳子把它们捆牢。在一只手提箱里装的是普伦普法兰克带回家去的“硬通货”，以备在他所担心的未来困难日子里救急之用：五十双丝袜。然后这位中士下楼来到这家他已度过了四年时光的大陆饭店的大厅，告诉看门的他会“回来过圣诞节”，就提着箱子走了。

他作为占领军士兵在巴黎度过的四年快活时光中，每天早晨第一个去的地方是他在财政部的办公室对面的王宫门口的报摊。今天早晨也不例外，他在那里向说话尖声尖气的报摊老板娘要一份他每天必买的《巴黎日报》，那是全市唯一的一家德文报纸。

“小德国佬，”她告诉他，“没报。”

头一天的报纸，也就是它的第二百二十一期报纸，已成了它的最后一期了。在头天夜里，报馆工作人员已离巴黎去了布鲁塞尔。普伦普法兰克又提起箱子，这时他注意到他常常看到在这报摊上买报的那个满头长着紧密灰色鬈发的矮小女人在向他微笑。他知道她的名字叫柯莱特，她是个作家。

“那么，”她对普伦普法兰克说，“你是要丢下我们了？”

事情确实是那样，就像成千上万其他的非作战部队的德国兵一样，普伦普法兰克在八月十六日那一天要丢下巴黎跑了。头一天，瓦利蒙特将军通知西线总司令部，希特勒已授权党卫队、秘密警察、保安处和城市里的民政官员撤出巴黎，把城市交给作战部队。那天早上，连绵不断的卡车向东撤走，造成了开战以来巴黎街头第一次的交通堵塞。

巴黎人坐在街头咖啡馆里无动于衷地看着第一批占领军离去。卡车隆隆开过时，有的德国兵高叫“我们会回来过圣诞节的”，或者高唱“这不是永别”。有几个被巴黎人叫做“灰耗子”的着灰色军装的女兵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挥手帕。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景象是大批被掠物品源源不断地随着占领军一起被运走。巴黎被一车一车地劫掠一空。澡盆、脚盆、家具、收音机、成箱成箱的酒——这一切那天早晨都在巴黎人愤怒的眼睛前面掠过。在拉马丁广场，有一批德国通讯兵就在他们邻居的失望眼光注视下装走了原来在他们花园里饲养的几头猪。

运输官瓦尔特·纽林看到同住在帝王饭店的一个军官把窗帘扯下来塞进手提箱里。他向纽林解释说，他“以后要用它做衣服”。在佛罗里达饭店，埃尔温·黑塞中士看到他的上级提尔林中尉用电话线捆一摞床单，然后想了一想，又把电话机也拿走了。

有些德国人离开时不失君子风度。在纳伊的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一个党卫军上校那天早晨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条子留给“我的不知名的主人，感谢他并不由衷的接待”。

他写道：“他离开这所公寓时，公寓里一切如旧。煤气、电力、电话的账单都已付清，看门人的小费也已付过。”他告诉他的主人他很欣赏“三卷本的伏尔泰文集，阅后已放归书架原处”。然后又附了一张钞票“赔偿我借住期间不慎打破的两只水晶香槟酒杯”。［39］

这个时刻给有些德国人带来了严重的道德危机。比如在彼鲁斯街后勤部的汉斯·维尔纳上尉就是如此，他必须在军队和他的情妇安托瓦奈特·夏邦尼埃之间做一选择。他选择了安托瓦奈特。那天中午，他身着便服，带一只小提箱，离开了他们在莫扎特大街的公寓，走到亨利-罗歇福路上一家敝旧的小旅馆，安托瓦奈特已在那里为这位一九四〇年的征服军英雄准备好了一个藏身之所。他们打算在那里避难，一直到“情况恢复正常”。那时他们就结婚。

欧根·荷门斯的手枪三天前被法国国内部队的人员偷走，他在责任和情妇安妮克之间选择了前者。而且，这位三十八岁的男子汉“不愿听任一个善妒的女人的摆布”。

至于那天要离去的德国人中，在有些人身上，决定他们的命运的往往是运气，而不是情感或者爱国心。女秘书玛丽亚·福斯在她搭乘的卡车刚要启动时，突然想起她有一只手表在奥斯曼林荫大道的修表铺子里待修。修表的见她匆匆到来，赶紧对她说：“您怎么还不走？您得快走呀！”

但是对玛丽亚·福斯来说，这时已太晚了。她的破表使她丢了撤离的车队上的座位。她只好留下来同成千上万的作战部队一起保卫巴黎。

像巴黎圣克卢郊区所有的其他居民一样，特蕾莎·雅里翁知道，她的灰石建筑的小屋下面通向超速公路的那条八百码长的汽车隧道里装满了炸药。如今这位中学教员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她刚刚从她的打杂女工卡比当太太那里听到一个惊人消息。那位太太一向是个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据她说，德国人要炸毁那条隧道。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特蕾莎·雅里翁知道她自己的小屋“梦庐”和这山边小镇上的许多类似的小屋一样都要随之化为灰烬。

特蕾莎·雅里翁做了唯一能做的事。她把布列塔尼碗柜中的碗碟拿了出来，用旧报纸把它们包好，塞在床底下。然后她把碗柜搬到地板上，打开所有门窗，就逃走了。

德国人把这条汽车隧道当作仓库，代号叫“皮尔斯”（蘑菇），实际上它是个鱼雷工厂。到一九四三年年底之前，它一直为德国大西洋潜艇队供应大部分鱼雷。虽然德国潜艇损失日益严重，潜艇作战逐步减弱，但是皮尔斯生产鱼雷依旧如故。它们就储藏在皮尔斯工厂强征而来的劳工所居住的拥挤的宿舍旁边无数的地洞中。

要炸毁它只有一个办法，从内部起爆。这就是第八一三工程兵连爆破专家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到来的时候皮尔斯的海军警卫人员打算做的事情。埃伯纳赫到皮尔斯来是为了要了解一下他在这里是否能找到为完成他在巴黎要完成的使命所需的炸药。

看到皮尔斯灯火通明的地下室里的景象，连上尉也感到头晕目眩。约有三百多枚已经装了炸药，整装待运的鱼雷一排排整齐地码放在那里，黑色弹壳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过去还有好几百枚都已装了炸药，只待把放在旁边的雷管装上去就可以启运了。［40］

埃伯纳赫敬畏之余低声叫了一声“真不得了”，然后他对身旁的黑格上士说道：“我的天，咱们有这些东西可以炸掉全世界一半的桥梁！”

埃伯纳赫然后转身向陪同他视察隧道的海军军官一本正经地打官腔说：“我以大巴黎司令将官的名义征用这条隧道里的全部物资。”

在隧道入口处不远的几百码处，大巴黎司令将官的黑色轿车拐进一条横马路，停在波茨措·迪·博尔格街上的一所漂亮的山顶别墅前面，刹车时轮胎在路面上发出吱吱的尖声。在那里等候冯·肖尔铁茨的，是他的最重要的部下休伯特斯·冯·奥洛克中校，他是负责守卫进入巴黎的要喉的人。那天早晨在冯·奥洛克别墅的橡木嵌壁的书房里，面对着铺在一架漂亮的贝希斯坦因大钢琴上面的大地图，两人开始大致商定保卫法国首都的具体计划。

冯·肖尔铁茨扶正了他的单片眼镜，用铅笔在面前的地图上划出一条线来。完了以后他对冯·奥洛克说：“这就是你要守住的地方。”

冯·奥洛克低头看去。他惊异地发现，冯·肖尔铁茨所划的那条长达六十英里的弧线，要比他的前任冯·波因伯格将军所建议的防线推进许多。从普瓦西以西的塞纳河，经过圣日耳曼昂莱、凡尔赛、帕莱梭、奥利、维尔纳夫圣乔治，一直到马恩河畔的村庄拉瓦伦圣伊莱尔，这个大弧圈囊括从西边、南边和东南方进入巴黎所有要喉。

冯·肖尔铁茨知道，没有大量增援，冯·奥洛克是守不住那条防线的。不过他得到了增援的保证。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奥洛克的一万名部下就成了保卫巴黎要喉的屏障。作为增援，肖尔铁茨接受了第十一伞兵团团长弗里茨·梅斯上校的建议，把巴黎全市的八八防空炮都卸下来充当反坦克炮。梅斯指出，这些防空炮“在城里没有价值，因为盟军决不会轰炸巴黎”。

会议结束后，冯·奥洛克请他的新司令喝一杯香槟酒。他的忠诚的副官提奥·伍尔夫上尉把酒倒在高脚水晶杯中，那是属于别墅主人，一个姓斯特恩的犹太工业家的，他从一九三九年起就住到纽约去了。冯·肖尔铁茨举起酒杯，为“咱们面前的艰难日子”干杯。

这时，伍尔夫上尉听到身后那台贝希斯坦因大钢琴上传来了留佐夫一支令人发思乡之情的曲子。那是来自德累斯顿的赛德尔上校在弹奏，他是归冯·奥洛克调遣的三支作战部队之一的指挥官。这几个人听了都不再说话。他们拿着酒杯，久久地站在那里听他弹奏，眼睛都望着凸窗外他们脚下的壮丽景色：沐浴在夏季阳光下的巴黎屋顶。

二十二

在玛丽-海伦·勒福歇的前面，圣艾蒂安大教堂的中世纪尖顶耸立在马恩河畔的莫镇上空，在旭日的照射下显得发红。她追逐那列沿马恩河谷到南锡和莱茵河去的运载她丈夫的木板牲口货车已有两个小时了，一共走了二十六英里。但是她一边蹬车，一边要赶上那列货车的希望已开始破灭。她一路上遇到小站就停下来打听消息，她得到的消息总是：那列火车在她之前两个小时就开过去了。不管她骑得多快，她总是不能缩短这个差距。看来似乎是，她命中注定要横贯大半个法国，追逐这列远远消失的列车，落在它后面两小时的距离。

这时候皮埃尔在二十英里外的一个烟雾弥漫的隧道里为了不至于呛死而拼命挣扎着。抵抗运动从巴黎用自行车传递过来的消息刚好及时到达。就在南特伊-沙西隧道的另一边，法国国内部队在离巴黎四十六英里以外马恩河东段的岩石峭壁旁炸掉了通往南锡的铁路的六十五码路轨。这列火车受阻了。

要修复被炸坏的铁路线，德国人得花大半天的工夫。党卫军警卫人员不想冒遭受袭击的危险，便把火车退进隧道。列车上两千多名囚徒当初闻悉法国国内部队破坏了路轨，无不大喜若狂，但这时他们被关在牲口车皮里，铁门牢锁，开始时的狂喜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党卫军把机车上的滚滚浓烟排放在不透气的隧道里足足有两小时之久。车上的人们感到恶心，窒息，歇斯底里，在包围他们的黑色油污的空气中勉强地喘着气。伊沃娜·巴涅兹的车皮里，地板上尽是呕吐出来的黏糊糊的脏东西。在她后面的车皮中，在漂亮的让妮·卢梭的车皮中的女囚们认为德国人是想闷死她们。她们在黑暗中可以听到他们在列车旁边的铁轨上跑来跑去互相叫喊发令时的皮靴声。

但是这一列车上的囚徒们不知道，在隧道里的恶浊空气中度过难熬的每一分钟，都把他们带近了自由一步。在隧道口对面的一座小山上，躲在一丛白杨树下面的一堆大石块后面，有五个人在那里守望着，等候着。是他们炸毁了铁轨。他们知道，在整个马恩河河谷，都有法国国内部队的人，或者孤身，或者几个人一起，正在寻路到这座小山坡上来。等到有足够人到达以后，他们就要向这列火车的两百名押车的党卫军攻击。

但是等这些增援人员到来已经太迟了。完全是由于命运的残酷捉弄，押车的党卫军警卫在三英里以外碰上了方圆三十英里之内唯一的一列车皮。这是一列名副其实的牲口车，停在马恩河畔南特伊车站的一条支线上，上面载着供德军食用的牛。他们把牲口赶下车，把列车征用来运载囚徒。几分钟以后，德国人就把列车退出隧道，然后把俘虏们沿着被炸坏的路轨赶到他们的新列车上。当那列车驶进阳光下时，有个年轻妇女蹬着自行车从铁轨旁弯弯曲曲的河边大路上骑来。玛丽-海伦·勒福歇终于赶上了列车。从货车上跳下来的给煤烟熏黑和咳嗽的人中，她认出了皮埃尔。从那一瞬间起，“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党卫军”，能够阻止她同她丈夫说话。她仍推着自行车，在野菊丛中冲过来，到了他的面前。见到他羸弱的身体，她的不假思索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从口袋中取出一块白手帕，给他擦眼角的污垢。

她永远也不会弄清楚，皮埃尔身后的那个警卫为什么那么宽容，他只冷淡地耸了一耸肩，让玛丽-海伦走在她的丈夫、这个脸色苍白、走路蹒跚的人身边。她的裙子轻轻地擦着他的破烂裤子，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抓紧时间尽情地享受在他身边的两个小时。那天上午，哪怕只有这一半时间，她也愿意蹬着自行车进地狱。在走那段令人断肠的路时，他们低声交谈的话中，有一句话将永远记在她的心中。听到这话，玛丽-海伦就知道秘密警察的严刑拷打没有打垮这个坚强的人的意志。他仍旧有他的幽默感。

“我要答应你一件事情，”皮埃尔告诉她，“有了这次旅行经验，我以后永远不会同你争论卧铺车的价格了。”

从南特伊-沙西开始的马恩河弯弯曲曲的河套另一边，小山坡上有五个汉子流着泪看那些囚徒被装进另外一列牲口车，然后消失在通向南锡的青翠河谷中。他们伏击这列货车的计划失败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法国国内部队用武力制止这列车东去的唯一机会。

当列车在河谷顶端绕过最后一个拐弯处时，这五个人可以看到有个纤小的白色身影跟在后边。那是玛丽-海伦·勒福歇。对她来说，旅途刚刚才开始。

二十三

看到莫里斯饭店三层楼上他面前的交换台红灯一闪，第五五通讯连二十七岁的值日官恩斯特·冯·布莱森斯多夫中尉吃了一惊。那盏红灯表示柏林或者腊斯顿堡要求与巴黎的军事总督直接通话。

果然不错，是最高统帅部，布莱森斯多夫马上听出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干巴巴的命令式的口气，就“好像他是从卢浮宫打来的一样清楚”。布莱森斯多夫把线接到冯·肖尔铁茨将军的分机。然后他冒着军法审判的风险，又把另一个插头插到中继匣上，偷听这次通话。

布莱森斯多夫听到约德尔开头的几句话就吃了一惊。约德尔向冯·肖尔铁茨说，“我们的破坏巴黎的命令”进行得如何了？约德尔告诉冯·肖尔铁茨，元首要求他写一份进展报告，在他中午的战略会议上提交，而现在距离开会时间已不到一个小时了。在短暂的沉默以后，冯·肖尔铁茨回了话。

他告诉约德尔，“很遗憾”他还没有能够开始执行。他解释道，准备工作尚在进行。破坏专家二十四小时以前才到。约德尔“极为失望”。他告诉肖尔铁茨，元首“非常不耐烦”。

接着冯·肖尔铁茨向约德尔提出了头一天他在西线总司令部提出的论点。他告诉约德尔，要实行破坏计划会“使全城进行武装反抗”。他建议准备工作照常进行不误，但把实际破坏再向后推迟几天。约德尔告诉冯·肖尔铁茨，他会把他的建议向元首提出，结果如何再打电话给他。但他警告冯·肖尔铁茨不要期望会改变计划，他要尽快地进行准备工作。

通话以冯·肖尔铁茨令人放心的一句话结束。他告诉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巴黎全市平静，“巴黎人还不敢有所行动”。

下午的雷阵雨没头没脑地落在俱乐部窗外的红土网球场上。让·波因网球俱乐部管理场地的马丁知道今天下午不会有客人来。但他错了。正当他在沉思发呆的时候，俱乐部后门传来一下敲门声。门开处见到的是他的一位最慷慨的客人雅克·沙邦-戴尔马，手里提着一只死鸡，全身浇得湿透。距离马丁上次见到如今站在俱乐部门口的这个年轻人才一个星期。

“您到哪儿去啦？”他问全身湿透的沙邦。

“到凡尔赛去了，为的是弄这只该死的鸡。”沙邦答道。

在阿尔及尔酷热的气候中，夏尔·戴高乐一半是根据沙邦从巴黎带出来的情报做出了决定：他要到法国去。在头顶上的沙漠电风扇懒洋洋地转动着的扇翼下面，戴高乐做了一件这次旅行中最叫他讨厌的事：要求阿尔及尔盟军最高级的将领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许可他做此行。威尔逊将军的责任不过是把戴高乐的要求转呈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批准。即使到了现在，戴高乐要去法国仍得办理向他的盟国要求批准的手续。

戴高乐对这些盟国只说他要去盟军已经解放的那部分法国领土进行一次例行的视察，但他实际想做的是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他首先要把自己，然后把他的政府搬到法国去，具体来说，搬到巴黎去。不论盟国喜欢不喜欢，不论罗斯福承认不承认他，戴高乐决心要把自己和他的政府在法国首都确立起来。他有意不向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透露他的打算，原因有二。首先，他认为这不关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事。其次，从实际观点来看，他深信，如果他的美国盟友知道他的打算，他们就会想法把他冻结在阿尔及尔。他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不论采取什么方式，这位自由法国的骄傲的首领决心要开进法国，开进巴黎。不论有没有盟国的帮助，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如果必要的话，冒自己生命的危险，做到这一点。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驻扎于舍尔勃斯特的舒适的车队指挥部里，满意地计算着被包围在法莱斯崖口的德国军队日益增长的死伤数字。他的心里已经在考虑法国战役的下一阶段了，那就是向塞纳河和塞纳河以外的地方推进。他在分析这一阶段的准备工作时，并不特别关心巴黎的局势。没有人想到要报告盟军最高统帅，巴黎城里就要爆发起义。沙邦的情报中所包含的警告并没有达到最高统帅那里，虽然沙邦要改变的就是他的计划。

在巴黎以南的小村图松，灰色石块盖的房屋上方的一块高地上，有一道几乎察觉不到的光束射向天际。接着，往东六百码的地方，又有一道光向天空闪射，最后是往南六百码的地方又有第三道光。在这高地上，有几十个武装人员分散躲在豆秸丛中和野草丛中，等待着这三道闪光打出他们的暗号——两长一短。

这些人属于一个代号叫“法布里”［41］的三十岁大个子所精选的突击队。法布里如今身穿飞行员的旧茄克和滑雪裤，满意地看着他的部下再次进行了这每晚进行的操练。几百码开外，在达尔沃稠密的树林中，法布里设了他的指挥所：一个帐篷，两张桌子和一台用汽车电池发电的收音机。在这片高地上经过仔细选择的地方，分开藏着足够五千名人员用的武器。他的突击队员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躲在一度是法国国王狩猎禁地的枫丹白露这片密林之中，过着斯巴达式的军营生活。历史上，圣托马斯·贝克特曾经在这里避难。［42］

他们是他们的首领的骄傲，因为法布里的任务很不寻常，只有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人员才能完成。自从五月以来，他的人员就在演习，几乎每天晚上都演习一遍。他们要在这块高地接一架小型飞机降落，把其中的乘客用附近隐藏的两辆偷来的德军霍奇汽车秘密送到巴黎的某个目的地。法布里的一部分人员要充当敢死队在汽车离开后切断道路。

这天晚上，法布里对他部下的表现特别满意。他刚从巴黎回来，在那里他曾会见委派给他这个使命的人。在圣苏尔皮斯教堂的黑黝黝的阴沉气氛中，雅克·沙邦-戴尔马那天下午把实行这个任务的暗号告诉了法布里。沙邦告诉他，从今以后，他要随时待命。

那天晚上的演习完了以后，法布里把他的两名高级助手带到突击队的指挥帐篷里的收音机旁。他命令他们在收音机旁一天二十四小时昼夜值勤。他们要留心谛听一句五个字的话。那就是“As-tu bien déjeuné, Jacquot?［43］”如果这个信息传来，六小时以后就有一架小型飞机在附近高地上盘旋，以待降落，把他们准备了两个半月要迎接的重要乘客送来。

法布里看了一眼在他帐篷里的两个人。“两位先生，”他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那架飞机如果到达，机上的乘客就是戴高乐将军。”

二十四

这个头戴黑色圆礼帽的矮个子像他每天那样，这么早就来到卢森堡宫，经过两个德国哨兵，走进八角圆顶下的拱门。卢森堡宫艺术馆馆长马塞尔·麦卡里是这个多层建筑自从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成为雨果·斯比埃尔元帅和他的第三空军大队参谋部的总部以来唯一能够自由进出的法国人。这天早晨，麦卡里的步履比平时急速；他知道在头一天即八月十四日，斯比埃尔和他的参谋部已撤到兰斯去，把这宫殿留给了新来的党卫军来保卫。

对麦卡里来说，他们的撤离不过是他如此热爱的这一建筑物四百年历史中即将为人遗忘的短暂一章的结束，但是也预告他知道即将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巴黎的解放。在过去四年中他把这建筑当作自己的财产一样细心照料，不久以后，他就能够把它完整无缺地交回给他的首都。

这座灰色的宏伟宫殿对他来说几乎成了一件活的东西。每次有德国兵的皮靴在它的打蜡拼花地板上踩灭一个烟头时，麦卡里都会注意到，而且几乎感到它灼痛了自己的苍白皮肤。

今天这个早晨就像过去四年中的每一个早晨一样，他的工作日以巡视宫内宝藏开始。这个例行公事从来没有变化：首先到藏书三十万册的图书馆；然后是主要馆藏德拉克鲁瓦的“阿倍尔战役后亚历山大把荷马诗作存放在大琉士金柜中”。麦卡里每次看到这幅油画，心中就特别感到宽慰。只是由于他大力陈说才使这幅名画没有落入著名艺术品收藏家赫尔曼·戈林的珍藏之列。

最后，他漫步走过玛丽·德·梅迪齐一度主持过朝政的金色房间，到了大客厅里，那里的一幅大油画中拿破仑神色傲然地俯视着霸占了这座他与约瑟芬共享过的宫殿的僭越者在这里设宴。麦卡里决定早晨巡视的最后一站是贵宾院，他知道德国人正在那里为新挖的地下掩体做收尾工作。

但是使他惊异的是，平时他这个在卢森堡宫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自由进出的人却被党卫军一个年轻士兵的机关枪所挡住了。他在院子入口处刚一站就马上明白了是什么原因。停在里面的是一排德军的十几辆卡车，旁边有劳役队的工人在卸沉重的木箱。每个木箱上印有“小心轻放”的字样，还有一只黑色的大骷髅头和交叉的骨头。麦卡里还在卡车旁看到了一堆气钻和皮管。他马上明白了。

德国人是准备在这个他精心守卫达四年之久的宫殿下埋雷。麦卡里情急之下拼命想该用什么办法拯救它。他有了主意。他认为有一个人可能有能力阻挠德国人。他是个名叫法朗索瓦·达尔贝的电工。他知道宫中每一寸电线埋设在什么地方，德国人需要通过这些电线引爆炸药。

卢森堡宫不是这天早上巴黎唯一的突然秘密地开始准备执行希特勒命令的地方。受到影响的也不仅是工厂和电站而已。

国民议会和外交部地处美轮美奂、无与伦比的协和广场的一侧，它们也埋设了好几卡车的烈性炸药。其他的地方如为V-2火箭制造部件的伊弗里大道十九号班哈德工厂、枫丹白露的西门子-威斯汀豪斯综合企业、巴黎的电话局、火车站、桥梁都已做好破坏的准备。

在圣阿芒街，靠近巴黎市屠宰场的地方，第一一二通讯团两位中士伯恩纳德·布拉契和马克斯·施奈德开始埋设成吨的炸药和二百支雷管，用以炸毁巴黎的中央电话设施。四年以来，这里的电话干线和一百三十二台电传打字机一直是法国占领区军事通讯中枢，为整个西线从挪威到西班牙收发电报电话。布拉契的上司冯·柏立普施中尉［44］计划从停放在街角的一辆汽车中引爆。与此同时，他的同事陶勃少尉［45］则将炸毁设在荣军院拿破仑墓下的第二个电话中心。

在莫里斯饭店，那个发动了这些分散在各处的准备工作的人，这天早上第二次巡视他为柏林送来的破坏专家所布置的办公室。他们已经在中午之前视察了五家大工厂，其中有雷诺汽车厂和航空先驱路易·布莱里奥的飞机厂。他们视察每家工厂后，就在工厂蓝图上把要埋置炸药的地方用红笔打个叉。他们把这些蓝图给冯·肖尔铁茨看。他记得，每家工厂的蓝图上都“有一片打满红叉的海洋”。

他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等他的是他的参谋长冯·恩格尔上校。冯·恩格尔一言不发，交给他一份西线总司令部的蓝色电报。这是冯·克鲁格发来的，上书“火急绝密”。在这第六二三二/四四号命令第四段中的末尾一句话马上吸引了冯·肖尔铁茨的注意。他说：“我下令对巴黎加以瘫痪性的破坏。”

空荡荡的帝王饭店里，满地都是丢弃的物品，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有两个人焦急地跑来跑去找人签署一个文件。但是这天早晨在这些阒无一人的乱糟糟的过道里，似乎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签这名。法国军事总督府已经撤到领地日益缩小的一个遥远角落里去了。瑞典人拉奥尔·诺德林和他的忠实盟友“鲍比”·本德看来是来得太晚了。

他们原本希望在经过四天努力以后，他们在这里可以大功告成，把留在巴黎的三千六百三十三名政治犯置于他们的保护性看管之下，免遭肯定是在等待他们的屠杀之祸。三十分钟之前，冯·肖尔铁茨告诉他们，他“才不管什么政治犯不政治犯”。他说，只要得到他所需的“法国军事总督府一个官员签字批准”，他就执行协议，释放他们。这是四天来诺德林和本德第一次得到的鼓励。

这时两人一怔，他们刚刚听到空荡荡的过道里传来一声尖锐的金属碰击声，那是军事总督的参谋长约瑟夫·休谟少校在生气地碰上他的档案铁柜上层抽屉。抽屉里的最后一批文件已经丢在他身旁的壁炉里焚烧。休谟大概是这家大饭店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军官了。再过几分钟，他也要登上在克莱勃大街等待他的参谋部汽车，向东驶去追上他的参谋部的同僚。

诺德林和本德闯进他的办公室，这个德国人以明显的不耐烦态度听他们开始的解释。最后他告诉他们，没有他的上司基津格将军的授权，他是不能做什么的，而基津格这时已去了南锡。这个瑞典人可不是轻易能够打发掉的。他告诉休谟，他可以向他保证“军事总督如果释放法国政治犯，那么每个政治犯可以交换五个德国战俘”。休谟一闻此言，态度马上变了。他问诺德林对这个建议能提供什么保证。

诺德林严肃地向他申明，他的这个建议得到“盟军最高当局的全权批准”。［46］休谟现在开始有了兴趣。他告诉诺德林，如果这样一个协议是用正式的法律形式拟定的，他准备予以考虑。然后他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到正午。他警告诺德林说：“在一小时之内，我必须动身离开。”

这个瑞典人和本德飞步奔出大楼，找到一个律师把这人身交易写成为条顿民族所能接受的法律形式。于是休谟在一份长达十二段落的文件上签了字，命令德国监狱当局把在五所监狱、三所集中营和三家医院中的所有政治犯都交给诺德林看管，也许他相信他这样做为德国赢回了一万五千名德国士兵。休谟签字的时候，诺德林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一点钟。在过去的一小时十五分钟中，他说服德国人签订了可以拯救成百上千名法国人性命的协议。

自从最后一个车队离开弗莱斯纳以来，原来希望随车队离开的铁路公司首脑路易·阿芒面前一直有一块吃的东西。那是一块罗克福霉奶酪。阿芒一辈子没有吃过奶酪。这块他也吃不下。他已饿得发慌，晕晕乎乎之间听到牢门一扇接着一扇开启的金属碰撞声，起初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接着阿芒发现这些牢门开了以后没有再关上。他默念了一遍悔罪祷文，准备面对他肯定以为在下面院子里等待他的行刑队。

在下面的院子里，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看着犯人们鱼贯而出，排队点数。一共有五百三十二人，包括三个已判死刑的人。诺德林已得到允诺，他们明天就可以获释。

诺德林等得有些不耐烦。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还要去看德兰西的犹太难民营、罗曼维尔监狱、巴黎地区以外的贡比涅的一个集中营。然后，他还希望阻止那列把皮埃尔·勒福歇、伊沃娜·巴涅兹以及其他两千四百五十一人运去德国的火车。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要来了一张巴黎地图。他的手在上面一挥，胖乎乎的食指随便落在一个地方。然后他看一眼手指落下的地方说：“假定在这个地方，那是歌剧院大街，有人向我的一个士兵开枪，我就要把整个街区上的每一幢房子都烧掉，把里面居住的人都枪毙。”

他向他的客人保证，他有充分的力量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他说，他手下有“两万两千名士兵，其中大多数是党卫军，一百辆虎型坦克，九十架飞机”供他调遣。

维希政权的巴黎市长皮埃尔·夏尔·泰丁格闻言毛骨悚然。是一个匿名电话把他带到这里来的。那个没有透露姓名的人警告他：“德国人已经开始撤空巴黎各座桥梁附近的大楼。他们要把这些大楼炸掉。”如今，泰丁格从这个严厉的普鲁士军人这么随便地说起要把巴黎整块整块地区夷为平地的威胁中，只能看到他的“坚定决心”。他原来是抱着找到一个可以与之讲理的人的希望来到他的办公室的，如今在他前面的却是个铁石心肠的硬汉。

冯·肖尔铁茨又回到地图上来，他的手指沿着弯弯曲曲的塞纳河滑着。他说：“泰丁格先生，你会理解，作为一个军官，有一些措施是我必须在巴黎采取的。尽可能延缓盟军向巴黎的挺进，是我的职责所在。”

冯·肖尔铁茨用干巴巴的粗哑的嗓子具体说明了他考虑要采取的措施：破坏全市的桥梁、发电厂、铁路、通讯网。

泰丁格坐在椅上目瞪口呆。他想，这个人“准备像毁灭乌克兰乡间交叉路口上的一个村庄那样毫不在意地毁灭巴黎”。

这位维希政权所委任的市长对于自己手中还有些什么权力并不存什么幻想。在这个八月的早上，他只有一件事能做，那就是想法使面前这个铁石心肠的军人稍微领会一些他对巴黎的情感。冯·肖尔铁茨的愤怒发作突然令人意想不到地给了泰丁格一个机会。这位矮壮的将军感情激动之下，气喘咳嗽起来。泰丁格就建议他们两人到外面阳台上去，阳台下面是雕像遍布的杜伊勒里花园。

他们在那里俯瞰眼前的一片和平景象，泰丁格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论据。在他们的身下，在里伏利路上，一个身穿花布衣裙的漂亮姑娘骑车经过，一手按着被风吹起的裙子。再过去，在杜伊勒里花园的绿色草坪中间，未来的小水手们把他们的玩具帆船放到圆形小池塘里。在河的对岸，中午灿烂的阳光下，荣军院的金色圆顶闪闪发光，在它的背后，埃菲尔铁塔耸立在万里晴空之中。

泰丁格伸手指着他们面前展开的景色，向这个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做了最后一次痛切陈词。他指了一指右边卢浮宫的灰色花岗石侧楼和侧楼之间石块围绕的青葱的花园，又指了一指右边协和广场的无懈可击的对称布局。

泰丁格说：“给一位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是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

冯·肖尔铁茨沉默不语。过一会儿他转过身来向泰丁格说，口气缓和多了：“泰丁格先生，你不愧是巴黎的杰出辩护士。你很出色地完成了你的任务。而我，作为德国将军，也同样要完成我的任务。”

朱利乌斯·霍尔姆斯准将在伦敦盟军总部他的办公室里，对着杂音很响的电话机得大声叫喊才能使对方听得见。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的充满杂音的电话线的另一头是在三千六百七十英里以外设在美国国务院的负责战争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麦克洛埃的办公室。霍尔姆斯是盟军总部的民政事务首脑，对他来说，这时华盛顿来电话是天赐良机。这次他有机会能够直接同华盛顿讨论一下他桌子上的最重要问题：夏尔·戴高乐将军法国之行的打算。

在麦克洛埃谈完了他要谈的问题以后，他说道：“现在有个戴高乐要去法国的问题，我们希望弄清楚，政府方面没有什么不让他去法国的理由。”

“他要去些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麦克洛埃问。

霍尔姆斯解释说，这位法国领袖要去视察一下法国解放区，或许还想“在相当近的将来如果需要的话能够随时到巴黎去”。

“他想待多久？”麦克洛埃和他的军事武官威廉·希尔德林少将问。霍尔姆斯答称他不知道。

“这很可能是说他想长待。”华盛顿方面的两个人很快做出了如此推断，“这就一点也不是视察一下了。这是有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你是不是认为最好问他一下，他到底是想长待，还是仅仅视察一下，这里的决定取决于这一点。”［47］

华盛顿方面提醒霍尔姆斯：“如果这只是视察一下，我们就处理。如果你发现他还有别的打算，请马上告诉我们。”否则的话，霍尔姆斯有权自行批准这次视察，“好像他去视察贝叶的那次一样”。

霍尔姆斯挂了电话后又打电报给亨利·梅特兰·威尔逊将军，要知道进一步的情况。几小时之后，他接到阿尔及尔来的令人放心的回电，戴高乐将军只打算视察一下法国。他没有表示打算要在大陆确立自己的地位。霍尔姆斯根据这一情况，发出了盟军总部同意戴高乐视察的许可。结果证明，这次逗留比盟军总部和华盛顿原来估计的要长得多。

二十五

一阵夏季的微风把杜伊勒里公园里游耍的儿童的尖声欢笑送到莫里斯饭店的阳台上，冯·肖尔铁茨如今单独一人站在上面，闷闷不乐地在回味几分钟以前从皮埃尔·泰丁格那里听到的几句话。他没有很多时间可以沉思，就听到了他身后冯·恩格尔的急促的招呼，接着，还没有等到他的参谋长的通报，一个身穿皮革长大衣的人就冲进了他的办公室。

“莫德尔陆军元帅。”冯·恩格尔通报道。肖尔铁茨听到这个名字，又看到他的风尘仆仆的样子不觉一怔。莫德尔的略带嘲讽的微笑是他很熟悉的。他心里在思忖，这位乌克兰集团军司令到他办公室来干什么？瓦尔特·莫德尔挥着他的元帅节杖回答了他还没有出口的问题。他告诉冯·肖尔铁茨，他是来接替冯·克鲁格担任西线总司令的。他还说，他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巴黎和塞纳河。他不客气地说，他的总使命是把西线从混乱之中恢复秩序。他告诉冯·肖尔铁茨，从他在梅茨到巴黎的路上看到的那些散兵游勇来判断，这正是需要做的。

像德国陆军中其他的军人一样，冯·肖尔铁茨知道莫德尔的名声。他是个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意志坚强，不屈不挠，英勇无畏。他也脾气暴躁，容易轻率做出决定。关于他，盟军有个谍报官员在几天后就会在给盟军总部的报告中写道：“他素以对希特勒个人忠诚著称，最喜欢的事莫过于要他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

他的到达，对冯·肖尔铁茨是件不愉快的意外，他对他的判断没有什么信心。他肯定认为，莫德尔会毫不犹豫地派给他把巴黎烧成焦土的任务。冯·肖尔铁茨知道，莫德尔是个有着“东线心态”的人。

但是，他的到达也带来了喘息机会。冯·肖尔铁茨可以推迟执行冯·克鲁格这天早晨给他的破坏命令。他告诉莫德尔这个行动太轻率。他指出，这只会惊动巴黎的平民百姓，甚至妨碍他自己的卫城准备。莫德尔同意这个意见。他告诉肖尔铁茨，在他有时间研究他的司令新职之前不要采取新的行动。

不过，冯·肖尔铁茨的喘息是短暂的。当他把莫德尔带到要把这位元帅送到新司令部去的霍奇汽车的旁边的时候，这位性格急躁的小个子转身向着巴黎司令。在冯·肖尔铁茨身旁站着他年轻的副官冯·阿尼姆伯爵，伯爵那天晚上会在他的绿皮日记中为后代记下莫德尔说的话——

“相信我，肖尔铁茨，”莫德尔说，“我们在科维尔［48］花四十分钟干的事，在巴黎要花四十个小时。但是我们干完了以后，这个城市就会夷为平地了。”

拉奥尔·诺德林在那张从法国犹太人慈善组织头领那里“征用”来的路易十六式大办公桌上，看到一碗喝了一半的汤和一碟巧克力布丁，这是德兰西集中营党卫军长官最后一顿午餐留下的残羹剩饭。在这位瑞典人到达之前几分钟，集中营长官和他的部下已逃向南锡。

诺德林走到集中营三座牢房之间的院子里，那里已有一千四百八十二名囚犯集合起来。他竭力提高嗓门，压过他们的激动的叫喊，向他们宣布，他们如今已经自由了，由他负责看管。囚犯们兴奋之下乱哄哄地向这个胖胖的瑞典人拥了过来。

“星，星！”有人叫道。于是留在这所集中营里的这一千四百八十二个犹太人一个接着一个扯下了他们身上好几年来苦难的标记：黄色六角星。诺德林走的时候，院子里的地上尽是被扯下的黄星，“好像秋天的落叶铺的地毯一样”。

在巴黎的灯火管制的街道的另一边，在法国总理官邸那座十八世纪的富丽堂皇的马蒂尼翁大厦里，有一个孤独的人躺在大理石的浴缸里。

皮埃尔·赖伐尔已经输掉了他最后的一局赌博。他把法国前国民议会议长爱德华·赫里欧从纳粹的拘禁中弄了出来，要他重新召开已被解散的议会。赖伐尔打算把他的权力——也许还有他的性命——交给它保管。但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又把赫里欧逮了回去，如今赖伐尔身边，天已经塌了下来。现在只有一件事赖伐尔还可以做，那就是逃跑。楼下，在马蒂尼翁大厦的沙砾铺的院子里，准备把他朝北送往德国去的党卫军霍奇凯斯牌黑色汽车在等着。

在几分钟之前，他在一对烛光之下，坐在他原来用来统治法国的办公桌前，一个个地倒空抽屉。不久之后，他就要系上白领结，拿起帽子和手杖，下楼到书房里与少数几个来为他送行的忠实朋友握手告别。在那个天花板高高的屋子里，有一对蜡烛点着，好像是个鬼影幢幢的殡仪馆一样。在那里，聚集着死心塌地跟随他执行与法国敌人合作政策的少数几个残渣余孽。

在官邸的门口，他将向他的女儿约茜吻别，走下台阶到等在那里的霍奇凯斯牌汽车。然后，他会从汽车那里跳下来，奔上台阶，嘴里喃喃低语“Toi encore une fois”［49］，给他的独生女最后一吻，做出凄然别去的姿态。她一直要到他坐在巴黎法院的囚犯席上受死刑官判决时才能再见到他。

黑色的霍奇凯斯牌汽车的轮子碾过了铺了沙砾的院子，消失在外面黑暗的街道里。马蒂尼翁大厦的大铁门“砰”的一下关上了。维希政权的大厦已经空无一人；法国历史上悲哀的一章已随着关门声而宣告结束。但是，在这个实行灯火管制的城市的黑暗中，在马蒂尼翁大厦的周围，将要领导一个完全不同的法国的势力，已经蠢蠢欲动。

二十六

那天早上，邦马谢廉价百货商店附近的塞夫勒街上，来往的行人熙熙攘攘。在这些行人看来，这一男一女不过又是一对热恋中的年轻人而已。他们相互俯身趴在人行道边两辆紧靠在一起的自行车上，前额几乎碰在一起，轻轻地在低声细语。那个姑娘深情地把对方拉近了，双手抚摸着他的头发。这时，那个男子灵便的手指把他车上的小打气筒移到了她的车上。

那姑娘安详地骑车回家，走上三层楼梯，到了她在塞迪洛街上的公寓。她小心地把身后的门锁上以后，就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红色皮面的关于佛莱芒画派的书，翻到了勃鲁盖尔一幅不甚为人所知的油画彩印页，用拇指和食指一搓，就从彩印页下摸出了一张薄纸。然后她拧开情人给她的小打气筒的底盘，手指伸了进去，掏出了另外一张纸片。她把两张纸放在桌上抚平，开始工作。

这个姑娘的名字叫约丝琳。抵抗运动在巴黎有两个密码员，她是其中之一。藏在她书架上的那张纸上印的，是德国秘密警察不惜任何代价，不论是鲜血还是黄金，要想弄到手的情报：戴高乐派地下组织法国总部的密码。把巴黎的所有情报发到伦敦的自由法国总部去，是由一个复杂的地下网来进行的，约丝琳是其中一个环节。在巴黎有三台收发报机——紫色普莱耶尔、黑色蒙帕纳斯和黑色阿波罗——另有三台在郊区。巴黎的电台逢双日使用，郊区的逢单日使用。这天下午，约丝琳把她在邦马谢商店门前收到的情报译成密码后，再把它转给伏尔泰河滨道另一个骑车男子。由他再把它送到伐诺街八号地下室的一间女佣房里，在那里的污迹斑斑的马桶上方的小壁龛里藏着黑色阿波罗［50］。

约丝琳长期受到不可偷阅所译电讯的纪律训练，对她面前抚平放着的这一份，她就没有在意。这是沙邦从伦敦回来后发给伦敦的第一份报告。但是当她译完了最后一组五个字母时，她禁不住吃了一惊，于是她不顾纪律，开始从头读了一遍这份电报的全文：

巴黎形势极为紧张，一触即发。警察、铁路、邮局都已罢工且有发展成为总罢工之势。起义条件皆已成熟。不论自发或敌人挑衅或任何抵抗组织稍有不耐所引起的局部事件都足以导致严重麻烦，德军似已决定并集中必要手段进行血腥报复。由于公用事业瘫痪，形势日益恶化：煤气已断，电力供应每日一小时半，市内局部地方断水，粮食严重匮乏。您有必要向盟军交涉，要求迅速攻占巴黎。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以最尖锐最明确语言正式警告居民避免华沙事件重演。

“华沙”，约丝琳心想，真的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吗？她向窗外望去，看到马尔斯田园大道上一直伸展到埃菲尔铁塔塔下的婆娑的绿色树尖。她心里在想，难道这一切都逃脱不了劫运吗？

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这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五早晨，到处都有迹象证明沙邦的悲观预言。维希政权的部长们都已逃遁。他们的身后出现了诱人的政治真空。留下来的民政当局都已烂透，只待有人大胆一推就会倒台。敌伪报纸已经销声匿迹。铁路、地铁、邮电、警察，甚至法兰西银行，都已举行了罢工。尤其是，城市本身举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街头，饥饿的巴黎市民遭受了四年占领的屈辱，一旦没有民政当局的管束，已经感觉到报复的时机来到。举行沙邦奉令要防止的起义，条件确已完备，只缺一件事了，那就是有人登高一呼“Aux Barricades!”［51］的作战口号。这个口号如今共产党已经准备呼出来了。

巴黎圣母院以南七英里的小克拉马尔交通环岛在中午的阳光下空荡荡的阒无一人，除了有个形单影只的人在生锈的卡登肥皂广告牌下拾掇他的自行车。这时“罗尔上校”从巴黎那边来的柏油马路上骑车过来，悠闲地绕过交通环岛，到坏了车子的那个人身边。两人相互点了一下头。罗尔问他是否需要帮忙。他们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修车的那个人直起腰来，骑车走了。罗尔在后跟着。

雷蒙·布盖是里尔的矿工，他刚才在卡登肥皂厂婴儿画像广告牌下演出的这场戏，三个小时之内已有六次了。每次他都带一个不同的人走，就像他如今带罗尔走一样，把他们一个个带到克拉马尔区阿尔萨斯街九号一所铁皮顶的小屋。这所小屋是在一条饱经风吹雨打的木板篱笆围着的长得稀稀拉拉的菜田后面，只有僧侣修行的斗室一样大小，可是挤得满满地坐着巴黎解放委员会的五个成员。小屋子闷热不堪，他们的衬衫都湿乎乎地黏在一起。

主持会议的是安德烈·托莱，一个脾气急躁、个子矮小的共产党员，他做出了当天的第一个决定：不得抽烟。托莱要确保那天下午没有任何痕迹会泄露他们的位置。

他不能让这次会议中途被破坏。他把这些人叫到这个已被弃置的小屋子来，是为了要他的委员会做出它历来被要求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托莱充分认识到，这个决定可能会造成世界上这个最美丽的城市的毁灭，也许还会造成成千上万的居民为之丧命。在这所乡间小路尽头的小破屋子里，安得烈·托莱要求其他四人同意在巴黎街头举行武装起义。

甚至决心孤注一掷的托莱后来也说，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他预计他的决定会给巴黎带来“大规模的报复”。但是托莱在四十八小时之前就已接到党的领导机构的命令。他必须从这次会议中得到大家的批准，这样他们不计代价于明天发动的行动就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甚至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招贴都已印好，秘密存放在蒙鲁日一家工厂的仓库里。

党的计划很简单。他们相信，一旦发动，他们的起义就无法制止。在这个受他们控制的委员会的这次秘密会议上，他们会为他们的行动争取到刚刚够的支持。然后他们就发动起义，他们相信他们会得到成千上万急于同德国人作战而又不是共产党的爱国的法国国内部队的合作。等到戴高乐派知道他们的决定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们面临的将是个既成事实：起义已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在这个计划中，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必须把沙邦、巴罗迪以及城里的戴高乐派其他资深领导人蒙在鼓里，不让他们知道这个计划，等到他们要想制止起义，为时已经过晚。

两个小时以后，这五个人一个个从小屋子里溜出来走了。托莱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决心已定，十分高兴。他已赢了。他和他所代表的党将会实现他们要举行的起义，也就是夏尔·戴高乐和盟国所禁止举行的起义。它将在沙邦和戴高乐总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第二天早晨开始。

在弗莱斯纳监狱的院子里，路易·阿芒看着几个警卫向他这一批二十一名囚徒走来。他们只说了一句话：“Raus!”［52］路易·阿芒就走出了监狱大门，成了一个自由的人。那天上午释放了五百三十二个囚犯，他是其中最后一个。

因为揍了军官而被关起来的德国兵威利·瓦根克尼希特站在铁窗后看着阿芒离去，就像三天以前他看着押送囚犯的车队离去一样。瓦根克尼希特心里想，这是德国军队愚蠢至极的又一例子。他觉得弗莱斯纳不久将只有一种囚犯了：那就是德国人。

在河滨道尽头处，一个友善的铁路员工在南锡火车站为玛丽-海伦·勒福歇找到了一个角落，她就在那里恢复了她的守望。这已使她在两天半的时间里不睡不息，跋涉了一百八十三英里，走了去德国的四分之三的路程。她一路心情沉重。这是她所能到的最远的地方了。

就像在圣母升天节那天一样，停车棚里虽有铁皮顶棚，但烈日还是蒸烤着列车。玛丽-海伦能够听到车皮内人们想要喝喝水的无力的绝望哀求。有时她还听到一种更加可怕的声音：某个囚犯歇斯底里发作的尖叫。

玛丽-海伦双手抱着她战前买的朗万牌手提包，嘴唇轻轻地翕动着，不时做个祈祷，她昂然挺立在那里，毫无低声下气之色。在她内心深处，每听到前面牲口车车皮的木板后面传来一声痛苦的叫声，她的心就像刀割了一下一样。

过了一会儿，她记不得有多久了，她看到有一些警卫和铁路工人在列车旁边匆匆地来去。诺德林总领事和“鲍比”·本德的奔走在巴黎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制止这最后的一列车。秘密警察不肯终止这一列车的人类苦难。

列车一开动，各节车皮的碰撞很快发出了一阵回荡的响声。接着，这一长列火车就慢慢地滑出了车站。就像玛丽-海伦在庞坦车站听到的一样，她从开出去的列车的紧闭的车门后听到了《马赛曲》自豪高扬的歌词。列车逐渐加速，从车棚的阴处开进车棚外面的阳光底下，沿着河滨开去，消失了踪影。她一动也不动，直到看不到越来越远去的列车影子，直到最后一声车轮滚动的回声消失在空车站的静寂之中。

等到她转身离开时，列车已经爬过阿尔萨斯连绵不断的葡萄园，奔向斯特拉斯堡和莱茵河。它一路不停，直到它把车上两千多名乘客送到拉文斯布吕克和布痕瓦尔德的大门。在这两千多名勇敢的男女之中，日后再会回到巴黎的只有三百个不到。［53］

阳台上的那个男子看着一个身穿白衬衣和条子裙的姑娘消失在蒙马特街的街角。姑娘的身影消失后，三十四岁的伊夫·拜耶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玉米花丝做的烟卷，点燃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心中的不快落了地。拜耶想：“这一次，终于会成功了。”拜耶是巴黎警察部队中戴高乐派抵抗组织的头子，当时罗尔要想置于他的指挥之下的这支两万人队伍，共有三方势力争夺对它的控制权，戴高乐派抵抗组织就是三方中的一方。拜耶的联络员苏姗骑着她生锈的标致牌自行车，把藏在她肩上挂的地鼠皮手提包夹层中的三只信封带到沙蒂翁门去。信封中是三封同样内容的手写密令，分送给巴黎警察总署抵抗组织的三派。拜耶知道，这是要他发的最重要的情报。

时间快到八点钟了。再过一小时，大巴黎军事总督的戒严令就会把全市封锁一宿。伊夫·拜耶知道，苏姗会有不多不少的足够时间把三只信封送到目的地，那就是拜耶当作情报转递站的一家饭馆，然后回来。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因为他知道今天晚上冯·肖尔铁茨将军的戒严令正好为戴高乐将军的事业服务。它会使得苏姗送去的三只信封中有一只在明天早晨之前到达不了目的地。而这正是拜耶所希望的。今天晚上送不到目的地的信封是致警察部队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派抵抗运动的，那就是共产党所控制的一派。今天晚上，共产党将身受自己的过于讲安全保密的心理之害。不像其他两派的联络网，他们的情报需要两个转递站而不是一个转递站才到达最后目的地。苏姗给他们送去的信息这天晚上就要在他们的第二个转递站过夜了。

苏姗觉得她身下的自行车慢了下来。她趴在车把上一看，就明白了是什么原因：她的车轮前胎漏了气。没有几分钟，它就瘪了。苏姗离目的地还有半小时。她嘴里咕哝着，想重新打气。但是漏出来的气同打进去的一样快。在她身后，她听见另外一辆车的车胎擦地停了下来。她回头一看，是一辆德国参谋部的汽车在她身旁停下来。开车的轻捷地下了车，向她弯下身来。那个德军年轻军官用纯正的法语向她表示愿意帮助这位漂亮的巴黎小姐。苏姗讥嘲地把打气筒交给他。这位热情巴结的德国人并不比她更加成功。他提出另外一个建议。他问她是否可以由他驾车把她送到目的地。她稍为犹豫了一会儿，接受了他的建议，上了他的宝马牌汽车，坐在他身边。

很少有条顿式骑士风度受到这样高卢式忘恩负义的回报。在这位殷勤有礼的德国年轻军官的宝马牌汽车中，苏姗紧紧地抓在膝上的地鼠皮手提包里装的，竟是对巴黎的占领者的不折不扣的宣战书。

原来法国抵抗运动戴高乐派首脑亚力山大·巴罗迪从秘密安插在安得烈·托莱的委员会中的一个戴高乐分子那里获悉共产党第二天要举行起义。接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巴罗迪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如果共产党决定行动，他也要行动。只是他会行动得更快。他不会让他们得到巴黎最重要的那所公共建筑，那座城中之城——巴黎警察总署。苏姗的地鼠皮手提包中带的消息是命令巴黎警察在第二天即八月十九日七点在那座灰沙石大城堡周围的街上集合，那地方距离巴黎圣母院只有几码之遥。在拜耶的指挥下，他们将占领警察总署。

苏姗向那德国人皮笑肉不笑一下，关上了他的宝马车门，走进了一家饭馆。在盥洗室里，她从手提包中取出三只信封。几分钟后，她把它们塞在店主儿子送柠檬汽水来的圆木盘下，交给了他。时间是八点三十分。拜耶的时间不能安排得更好了。明天，在圣母院的有八百年历史的石墙下，巴黎的警察将第一个按时举行共产党这么周密准备的起义。而在起义之时，共产党却不在场。

克劳德·居伊上尉可以看到一万英尺以下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沐浴在落日的光辉下的一片紫色，慢慢地在法兰西号这架洛克希德公司洛德斯塔型专机的机翼下往后退去。坐在他的对面的是口衔雪茄、用安全带牢牢地固定在座椅上、眼光直瞪瞪地望着前面的夏尔·戴高乐。居伊知道，戴高乐不喜欢飞行。他在搭机时很少说话。自从他们三小时之前离开阿尔及尔以来，将军总共还没有说过三句话。这是戴高乐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匆忙飞出法国以来也许是最重要飞行的第一段航程。他已陷落在自己的沉默世界中。

他们这次旅行会碰到不少意外事件，其中第一桩意外就把他们离开阿尔及尔到卡萨布兰卡的时间推迟了好几个小时。阿尔及尔美军司令部担心戴高乐的洛德斯塔型专机不论从航程或载油能力来说都无法满足从直布罗陀飞到瑟堡的长途飞行的需要，因此派了一架B-17型飞机连同美国机员供他使用。戴高乐勉强接受了这个好意。但是，这架B-17型飞机在阿尔及尔的迈松布朗谢机场降落来接戴高乐时冲出跑道，撞坏了机身下的轮架。戴高乐认为，这次意外事故是美方有意拖缓他回法国的计划的一部分。他看着撞坏的飞机说：“你们总不至于认为他们是出于好意才把这种飞机给我使用的吧？”

居伊相信，这些问题如今是暂时遗忘了。另外一架B-17型飞机在卡萨布兰卡等他们。坐在他前面的那个人的心里如今在想着等在他们前面的重要得多的问题。戴高乐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发出孤独的号召后就开始走上了长途的征程，对他来说，现在就是这征程的终点的开始。这征程的终点是巴黎，戴高乐四年以前离开它时还是个籍籍无名的准将。为了要回到那里，戴高乐准备违抗他的盟国，扼杀他的政敌，甚至不惜冒生命之险。就是要在那里，而且只有在那里，他在四年以前所采取的大胆行动中所孕育的打算才能找到答案。

此事后来看似乎有些奇怪，当时他竟不知道这个答案会是什么。但是，在非洲落日上空飞行的居伊知道，戴高乐的心中仍有不少的狐疑和问题。首先，他仍不知道，法国的人民会不会接受他为他们的领袖。戴高乐很明白，只有在一个地方，他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在巴黎的街头。

就在一个星期之内，在这些街头，洛德斯塔型法兰西号专机上的这位心情忧郁的乘客终于与历史相会。

注释

［1］德语：“到巴黎去？”—译注

［2］在一九四三年，这个修道院甚至是德国军事情报局头子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与驻法国的英国谍报头子秘密会晤的地方。卡纳里斯是给蒙了眼睛后带到那里去的，他要从丘吉尔那里弄清楚盟国若与没有了希特勒以后的德国议和有什么条件。丘吉尔的答复于十五天后传来：“无条件投降。”十八个月后，卡纳里斯因参与暗杀希特勒的密谋而被处决。

［3］与耶稣同时被钉上十字架的两个小偷之一，因悔罪得耶稣许诺升入天堂，故又称“悔罪贼”。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九至四十三节。—译注

［4］德语：“法国军事总督”、“德国空军司令”、“巴黎方向干道”。—译注

［5］德语：“由此去诺曼底前线”。—译注

［6］法语：“摩登时代”。—译注

［7］康尼岛是纽约布碌仑区海边游乐场。—译注

［8］英美军队编制依次为集团军（战时）、军、兵团、师（旅）、团、营、连、排。其中军与兵团顺序正好与中国相反，为避免误解，本书中一律将军译为军团。—译注

［9］法国国内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一个联合组织，总部设在伦敦，由戴高乐派柯尼希任名义上的首领。—译注

［10］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元帅在维希组织傀儡政府与德议和，戴高乐潜赴英国，组织自由法国部队，号召继续抗战。一九四三年他赴阿尔及尔组织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一九四四年六月改称法国临时政府。—译注

［11］为了确保在阿尔及尔登陆不受阻挠，美国与维希政权驻阿尔及尔的头目让·路易·达尔朗海军上将做了一笔受到各方面很多批评的交易。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戴高乐被唤醒告知登陆已经在实现之中时，他怒气冲冲的第一句话是：“我真希望维希方面把他们赶下海去。”

［12］早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开卡萨布兰卡会议时，戴高乐就相信美国的目的是不让法国战后的控制权落入他的手中。据某外交官说，他“实际上可以说是被赶出伦敦”到卡萨布兰卡去参加会议的。这位法国领袖看到接待他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的第一句话就冷然宣布了他的敌意。他说：“让我老实告诉你，墨菲先生，要是我们开会的别墅是属于法国人的话，我是不会到这法国的土地上来受美国铁丝网和美国刺刀的保护的。”这座别墅是属于丹麦人的。

［13］他的怀疑也许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一九四四年夏季，罗斯福仍旧“完全愿意接受任何代替戴高乐的可行人选，只要这种人选能够找到”。这是根据罗伯特·墨菲的说法。

［14］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撤退后，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起义所成立的革命权力机构，同年五月被法国正规军所推翻，后来成为共产党夺取巴黎的愿望的一种象征。

［15］这是共产党和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后来会否认的说法。共产党为了要夺取政权而准备走到多远，大概是永远也不会为大家所知道了。但是至少看来很清楚，他们的目的是占据一些关键性的权力地位，然后以此为跳板，在战后法国出现机会的时候，一跃而进入权威地位，就像在布拉格一样。他们对戴高乐的真正看法，也许可以用法国南部共产党抵抗运动中一个保加利亚籍的赤色领袖伊凡·卡列夫的一句话来概括。他说：“目前，我们需要戴高乐。到了战后，谁知道戴高乐要不要留下来，或者法国要不要他？”（《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五页） 不论共产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在法国那些已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地方所采取的策略似乎证实了戴高乐的怀疑。在法国西南部，戴高乐运动花了好几个月工夫才从共产党的控制下把那个地区夺过来。在有些地区，戴高乐甚至得用抵抗运动的秘密电台与他的一些高级专员保持通讯联系。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美国战略情报局根据它与戴高乐的特工接触起草的报告中说：“如果法国国内形势仍像今天这么糟，发生共产党政变势所难免。”它说，在图卢兹一地，每天有五十人遭到非法逮捕；一个名叫自由枪手游击队（FTP）的共产党民兵组织有四万名精选的武装人员，已经做好可以秘密开赴巴黎的准备。他们将成为“一旦发生政变党的突击队的主要成分。这样的事如果发生的话，将发生在一月中，届时他们的部队将达到满员状态，而人民又是最可怜［原文如此］。党相信，这项行动需八到十天时间，而盟国不会干涉，因为这是法国的内政”。

［16］这三个委员会是受他们控制的：巴黎解放委员会和军事行动委员会，以及他们虽占少数却很有势力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后者是戴高乐于一九四三年创建的，在理论上是抵抗运动的高级政治机构。但在事实上，到一九四四年，它已对戴高乐不再有什么用处了。他感到它已受共产党所支配。他不客气地称它是“公共安全委员会”——指的是它像法国大革命后恐怖统治时期罗伯斯庇尔统治法国的那个法国革命执政机构。

［17］柯尼希将军后来在九月六日向艾森豪威尔估计，法国共产党有二十五万武装人员，另有二十万人等待武装。当时法国的正规军不足五十万人。

［18］塞纳河右岸一广场，因一八七八年建特罗卡德罗大厦而得名，该大厦于一九三七年拆毁，后改建夏约大厦。—译注

［19］卡西诺山是意大利中部卡西诺镇旁一小山，上有一修道院，一九四四年曾被德军作为堡垒固守。圣洛为法国西北部芒什省省会，盟军诺曼底登陆后曾在此遇德军激烈抵抗。—译注

［20］这是德军部分军官趁在希特勒大本营开会之机密谋炸死希特勒的政变失败的日子。—译注

［21］希特勒的一些医生认为他患帕金森氏症。

［22］德语：“司令”。—译注

［23］波旁王朝路易十三之母，曾摄政。—译注

［24］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是拿破仑的御前画家，曾画过不少历史题材的作品。贤达会议后即为共和国参议院。—译注

［25］巴黎西部要塞，二战时为德军的特别监狱，关押抵抗战士。—译注

［26］巴黎最豪华饭店之一，在协和广场。—译注

［27］德文为Sippenhaft，意为“亲属拘捕法”。—译注

［28］莫朗达也知道是为什么。几天前，在米拉波桥上，共产党曾派人要他当内线。他当即加以拒绝。当时有个共产党朋友把他介绍给一个讲法语有很重的斯拉夫口音的陌生人。那人向战前做过工会组织工作的莫朗达说，共产党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可以合作的人。然后他向吃惊万分的莫朗达说，党希望他为党工作。他解释道，对他的要求只是让党的一个联络员知悉巴黎戴高乐派从伦敦收到的一切指示。他说，作为回报，莫朗达可以指望在战后不论从事什么政治生涯都可得到党的无条件的支持。莫朗达又惊又怒，掉头就走。几天后他获悉此人是谁。他叫卡冈诺维奇，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堂兄弟，常常从瑞士到法国占领区来向法国共产党传达莫斯科的指示。

［29］迪埃普是诺曼底沿海战略要地，盟军一九四二年曾对此小镇进行突袭。—译注

［30］在谈到他的名字时常常提到华沙，可见他在到达之前就传到巴黎的名声是怎样的了。其实，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军残酷进攻波兰首都时他根本不在那里。

［31］德语：“铁石心肠的硬汉”。—译注

［32］这也连带造成共产党员罗尔控制巴黎的法国国内部队。罗尔接替了勒福歇，后者在被捕前几天曾经抱怨他“被共产党员们淹没了”。

［33］这次检阅后来推迟一个月到八月二十八日，接着又完全取消了，因为，据瓦利蒙特将军说，戈林承认他无法保证游行不受英国皇家空军的偷袭。三天前皇家空军曾经对柏林进行开战后的第一次空袭。

［34］法语：“午饭吃得好吗，雅各？”—译注

［35］菲利普·弗朗索瓦·玛丽·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为了保护家人安全，在伦敦一参加戴高乐将军麾下后就改名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特蕾莎·德·奥特克洛克当时并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改换姓名，曾在庄园的灌木丛中拣到英国飞机扔下的一张传单，上面印的是“由勒克莱尔上校指挥的法国军队”于三月一日攻克库夫拉，取得了“法国的一场大胜利”。传单还说，这些军队是从乍得和喀麦隆的基地一路行军到那里的，一共走了四百二十英里。那天晚上吃晚饭时，她对她的六个子女说：“我不知道这个勒克莱尔上校是谁，不过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们的父亲也会这样做的。”几个月后，维希政府派人来没收他们家的别墅以及一切财产，她这才知道“原名奥特克洛克的菲利普·勒克莱尔”由于参加戴高乐将军麾下作战而被剥夺公民权。

［36］德国人在法国没有实行焦土政策。但是这并不是出于对他们法国邻人的特殊照顾。据艾森豪威尔回忆，他们在盟邦意大利的南部土地就“枪杀无法带走的所有牛和鸡”。自从阿夫朗舍战役以后，他们在法国只是由于后撤太快，才无法实行这一政策。

［37］为了切断供水，德国人打算把为巴黎供水百分之九十七的四条水管成段炸毁。与当时巴黎的谣传相反，德国人倒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水中放毒。至于发电厂，有两种方针供选择：或者是把该地区的二十五台汽轮机钻洞埋上炸药，或者炸毁它们的输送和调节设备。据巴黎西门子公司高级工程师的意见，第一个办法将使巴黎丧失全部工业电力“两年”。第二个方案简单一些，时间花费也不多，可切断巴黎电力供应“至少六个月”。

［38］布鲁门特里特有一次用了“炸掉巴黎”一词。肖尔铁茨听到坐在他身旁的B集团军参谋长汉斯·斯派德尔中将在咕囔：“炸掉巴黎—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在巴黎圣母院里发现了发电厂？”

［39］八月二十五日解放的那天，美国航空队鲍伯·理查逊少校发现了这一留条。他是头天晚上在这所公寓主人的谢夫留斯山谷乡间别墅认识公寓主人的。那位法国人给了他一把公寓钥匙，让他在巴黎居住。

［40］西门子电器公司战时巴黎厂长约希姆·冯·克纳斯贝克是冯·肖尔铁茨的一个远房表亲，他经常去皮尔斯，因为那里的电器设备是他的工厂安装的。一九六三年他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对于埃伯纳赫看到隧道中的景象感到惊奇表示可以理解。据冯·克纳斯贝克的估计，一九四四年八月在皮尔斯有“足够的鱼雷打两场战争”。

［41］法布里的真实姓名叫保尔·德洛夫里埃。后来他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任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代表，那时正是阿尔及利亚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42］英坎特伯雷主教（1117-1170），因反对王权扩张，于一一六四年逃亡法国，后返国遭害。—译注

［43］见前注，法语：“午饭吃得好吗，雅各？”—译注

［44］［45］后又出现时均为中校。—译注

［46］诺德林当然并没有打算把哪怕是仅仅一个德国战俘交给休谟或任何别人。他唯一的目的是不计代价迫使休谟签字，以此来给冯·肖尔铁茨一个借口，他认为后者是愿意释放政治犯的。

［47］要是罗斯福知道戴高乐的真实意图他会怎么办？这个问题就只能猜测了。但是当时国务院负责法国事务的三位官员认为，罗斯福至少会设法推迟戴高乐回法国。但他们也指出，不论罗斯福多么不愿意接受戴高乐为法国政治首脑，但到一九四四年夏末，他没有别的现实的方针可以选择。

［48］科维尔是一座波兰小镇，被莫德尔军队夷平。—译注

［49］法语：“再吻你一次”。—译注

［50］收发报机在发报时将天线接在水槽上，另外有一人身携两颗杀伤手榴弹站在扶梯上方警卫。原则上每次发报不超过二十分钟，以防被秘密警察在街上巡逻的货车内的定位装置所发现。采用的波段都是十九米，但有四个频率可供选用。

［51］法语：“到街垒上去！”—译注

［52］德语：“滚吧！”—译注

［53］皮埃尔·安戈在一处盐矿做工时死亡。菲利普·克恩即“阿米可翡翠”的副官被绞死。伊沃娜·巴拉特一九四五年三月死于痢疾。但伊沃娜·巴涅兹和让妮·卢梭都活了下来，尽管身体健康受损。谁的经历都没有像皮埃尔·勒福歇那样不同寻常。巴黎解放以后，玛丽-海伦乘一辆红十字会救护车越过美国和德国战线，回到南锡。她在那里找到巴黎一些朋友认识的秘密警察的一个官员，通过同他有过黑市交易来往的法国人对他施加的压力，终于说服他带她乘坐法国参谋部汽车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把皮埃尔领了出来，然后三人开车回到南锡。玛丽-海伦于九月初把她丈夫带回巴黎家中。但是，他们的一生之中悲剧连续不断。皮埃尔战后担任雷诺汽车厂的厂长，一九五六年死于车祸。玛丽-海伦任职于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九六四年二月死于路易斯安那州邦却特兰湖的空难。

第二部　斗争

一

空气潮湿，阴沉。大片灰色云层越过蒙马特尔山丘地带从北方滚滚而下，带来了一丝雨意。在市内静悄悄的街道上，最后一批德国巡逻兵匆匆地赶回他们的营房里去。戒严时间已经结束。不消多久，首都衣着敝旧、面有菜色的家庭主妇们就会排起长队来，开始她们每天为购买一块黑面包的等候。在四年以来一成不变的这些疲劳累人又习惯熟练的活动中，巴黎又迎来了一个占领下的日子。这会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日子。在这个灰沉沉的早晨以后，德国军队就再也不能说巴黎的街道是他们的天下了。

然而，在德国卫戍部队的两万名士兵看来，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九日这个星期六阴沉的早晨，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显得同巴黎人民即使不愿意但是却和平地接受的一千五百一十八个其他的日子有什么差别。在莫里斯饭店，那个不情不愿参加列队行进的中士维尔纳·尼克斯又生了气。他刚才视察了杜伊勒里花园的哨兵岗哨，发现他的哨兵都在黄杨木丛中为一个矮小的老太太寻觅她走失的猫，真叫他感到丢人。

在他的上方，疲倦而忧伤的丹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在阳台上伸懒腰。三个小时以前，冯·阿尼姆的好朋友从慈悲医院打电话来说，他在诺曼底受伤，右腿给截了肢。使冯·阿尼姆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他发现除了向他哭泣的朋友说一句陈词滥调以外就没有更可以安慰的话了：“至少对你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不过这位年轻的伯爵还不知道，对他自己来说，今天早晨战争才刚刚开始。

在巴黎各区的公寓和旅馆里，被苏姗的手提袋中的消息所动员的许许多多警察的家中和藏身之地，成百上千的人都已坚决地行动起来。他们睡眼惺忪地与家人亲了一个吻，喝了一杯难喝的人造咖啡，就匆匆离家，有的单身一人，有的三两成群，有的步行，有的骑车，开始通过巴黎的各条街道，向圣母院赶来。在那里，几分钟以后，这些警察就会采取解放巴黎的第一个大胆行动，向巴黎的占领者第一次显示隐藏在它平静的外表下的深刻仇恨。

对许多普通的巴黎人来说，这个星期六也会是令人难忘的一天。

在他开设在南泰尔的肉铺空荡荡的货架前面，藏匿美国飞行员鲍伯·伍德隆的那个法国人路易·贝尔蒂等着他每星期六必来的常客——附近瓦勒里安山监狱的一批狱卒。他们每星期六必来，从他的切肉机上割下够吃一个星期的肉肠。他憎恨他们。贝尔蒂从他的铺子中可以听到瓦勒里安山行刑队每天枪决他的同胞的枪声。［1］

在狱卒到达之前，贝尔蒂接待了另外一个顾客，那是个不速之客，“从柴迪格来的”人。那是一个暗号，表示贝尔蒂所属的抵抗运动组织已在动员采取公开行动。贝尔蒂取了他的美国客人在德国领空飞行第三十五次时携带的柯尔特四五手枪当作武器。他叫来了急于参加同“从柴迪格来的”人一起作战的十八岁邻居皮埃尔·勒·古恩，把自己妻子藏在现金盒中的六点三五毫米手枪给他。然后在臂上套上了印着“不自由毋宁死”的袖章，贝尔蒂就离开肉铺去同他的国家的占领者作战去了。

在巴黎的另一头，一个头戴蓝色贝雷帽的乐呵呵的胖子喝了一口早晨的白兰地，就爬上了一辆烧木柴的雪铁龙牌P-45卡车。他是个偷运者。不过他的运输业务则是合法的业务。维希政权令人憎恶的民兵有三十个秘密粮库，为应付巴黎就要发生的那种紧急情况储备了二百五十吨供应品。自从八月一日以来，保尔·巴尔杜利用伪造文件，已从其中二十三个粮库中偷运了一百八十吨供应品交给抵抗运动组织。

今天，巴尔杜答应执行最后一次特殊使命。他要偷运武器。他要把武器偷运出维希民兵的一个仓库，然后交给计划夺取勒贝勒郊区区公所的法国国内部队。巴尔杜发动了木柴发动机后，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对于那些不知道巴黎即将发生什么事情的市民来说，这一天将是他们生命中特殊的一天。莉西安娜·提尔在她的单间公寓中，把她在几个小时后要在第一区区公所举行婚礼时穿的白色丝质衣服喷上几滴水，然后她用熨斗细心地把裙子的褶皱熨平，那只熨斗是她放在纸团炉子上烧热的。莉西安娜·提尔要嫁的推销员纳西斯·费蒂佛却永远不会看到这件结婚礼服了。他身在德国一个战俘营中。莉西安娜是要举行新郎缺席的代理婚礼。

身穿黑色教袍的那个孤寂的身影用缓慢坚定的步伐跨过双桥。三十五岁的罗伯·勒普特尔神父的眼睛盯着他双手捧在胸前的祈祷书，像他每天早上这个时候那样。他的这个习惯从来没有改变过。等到他念完最后一节时，勒普特尔神父正好走到他要去做晨祷的巴黎圣母院圣安娜铸铁大门。这时主宫医院的钟楼正好敲七点。

这天早晨，这位安详的神父却读不完祈祷书了。他走到圣母院前的广场，在平时这么早的时候一般阒无一人的广场上，他看到了令人难忘的景象。有成百上千的人，有的戴贝雷帽，有的戴呢帽，有的光着头；有的穿上衣，有的穿毛衣，有的只穿衬衫；大伙儿都默不作声地向警察总署的大门走去。几秒钟以后，勒普特尔神父在警察总署的灰色阴沉的屋顶上看到一块布在微风中飘扬。四年两月零四天以来的第一次，法国的三色国旗又正式在首都的一所建筑物上飘扬了。勒普特尔神父合上祈祷书，放进教袍的口袋里。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同人群一起拥到警察总署里。在以后开始的七天兴奋紧张而又英勇的日子里，这一起义诞生地的被围大楼将有一位教士在场。

巴黎警察总署署长阿梅迪·布西埃尔醒来时，晨曦已经穿过窗上的百叶片透了进来。在过去的四天里布西埃尔成了一艘空船的船长。他的部下警察罢工，把他丢下走了。

他伸手到床头柜上按铃叫唤贴身男仆。五分钟后，他的仆人乔治腰板挺直，像个英国管家那么神气，给布西埃尔端来了早点。

“有什么新鲜事儿，乔治？”布西埃尔问。

“有的，署长先生，”乔治感情不露地回答，“有些新鲜事儿。他们回来了。”

布西埃尔趿上拖鞋，冲到过道里，奔到朝警察总署大院开的最近窗户。他看到下面的景象吃了一惊，禁不住不安地抓住他睡袍的衣领。他看到下面的院子里有许许多多人，有的带着手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有的赤手空拳，围在一辆黑色的雪铁龙牌汽车四周，听一个金头发的高个子讲话。那人身穿方格衣服，臂上套着一个三色袖章。

伊夫·拜耶的声音一直传到布西埃尔的窗口，他宣布：“以共和国和夏尔·戴高乐的名义，我接管警察总署。”

他说完就有一片欢呼声，欢呼声刚停，又有军号不知从什么地方响起，布西埃尔从人群拥挤的院子里听到了《马赛曲》铿锵的激动人心的歌声。

这时经过警察总署窗口下的那个孤单的骑车人也听到了歌声。他停下车来谛听。那天早晨，没有比从警察总署传出来的“《马赛曲》的响亮歌声”更使共产党领袖罗尔感到意外了。罗尔自行车上系的睡袋里藏着几道计划缜密的命令，但是其中没有一道命令规定要占领这所巍峨的建筑。惊奇和愤怒之下，罗尔想要闯进警察总署里，但是被挡在门外。这一举动证实了他的怀疑：有人想破坏他对起义的控制。

他骑车到附近一家修车铺，打开睡袋，取出一套高领军装穿上，打好绑腿，上次他穿这套军装是在把国际旅［2］送出沦陷在即的巴塞罗那的火车上。罗尔用这副正式打扮走向警察总署，决心要对那些没有奉命就起事的造反者建立他的权威，他们这样做有危及他对这场准备周密的起义的指导之势。

但是罗尔晚来了一个小时。几乎在同一时候，伊夫·拜耶从一辆黑色警车上出来，向一个在双钱咖啡馆平台上读报的脸色苍白的人走去。

“署长先生，”拜耶说，“警察总署已经占领。如今属于您的了。”

那个人面露笑容，站了起来，戴上呢帽和玳瑁边眼镜，跟着拜耶到汽车那边去。七天以前，在戴高乐将军的命令下，夏尔·路泽空降到了法国南部。他奉有特殊使命，要担任戴高乐的警察总署署长。他的任务是确保巴黎至关重要的警察部队在戴高乐派手中，而不是落在共产党手中。不久之后，这个态度文静而又能干的人将成为戴高乐任命在巴黎执行公务的第一位官员。戴高乐派赢了第一回合。这所大楼本来要成为共产党所策划的起义的象征，如今已在他们的手中。在未来的日子里，这将是他们所依赖的牢固磐石。

在路泽进警察总署的时候，有个羞怯的人手提两只皮包从旁门走了进去，他进了警察总署的实验室，从皮包中取出八瓶硫酸和几磅氯酸钾。弗雷德里克·若里奥-居里从他岳母发现镭的实验室里借来了这几瓶化学品，卷起袖子，开始制造用来保卫警察总署的“莫洛托夫鸡尾酒”［3］。

二

除了在警察总署遭到的意外挫折以外，罗尔计划周密的起义迅速有效地在整个首都蔓延开来。今天早上要实施的命令其实在过去四天中已经缜密地起草和分发出去了。罗尔在巴黎市内的副手是个瘦削的教员，在抵抗运动中化名杜弗莱斯纳，头一天晚上他在福煦大街不远的一间闷热的卧室里准备最后几道命令，不时还要留神谛听街角秘密警察哨兵的脚步声。到早上七点，他已把它们发给孔蒂河滨道的联络员，几乎就在德国兵的眼皮底下。天亮以后，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在市内街道的墙上张贴标语，号召“总动员”。

对罗尔和他的各级属下来说，这天早晨的第一批问题是复杂的：建立他们自己的联络网，成立总部，把武器从藏匿处取出分发给法国国内部队中他们所控制的突击队。在巴黎电话局，抵抗运动组织做了第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后来大大地便利了起义。他们破坏了德国人的窃听设备。

不过对这场游击战中罗尔的部下来说，任务很简单。它可以用罗尔说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人一个鬼子”［4］，这后来成了起义的口令。从早上七点钟开始，在巴黎各地，法国国内部队就开始把这命令付诸实施。小组突击队开始追踪和袭击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孤立德军和车辆，尤其是，他们的目的是解除城市里德国占领军的武装来武装自己。

到九点钟，巴黎的一些地方出现了枪声。起义的第一个报告使冯·肖尔铁茨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完全意想不到。他的情报机构没有给他任何预告，除了笼统地说些平民“不稳”的话。在第一批报告送来以前几分钟，他自己给B集团军和西线总司令部的早晨报告还令人放心地宣称全市“极其平静”。第一批攻击的地域这么分散，配合这么一致，冯·肖尔铁茨马上明白，这是“由一个中央权威统一指挥的”。

在这头两个小时里，城市的面貌就改变了。如今，它空旷的街道上笼罩着一种咄咄逼人的阴森气氛。少数过路人都神经紧张地挨着门口窜来躲去。骑自行车的靠着马路边骑，偶尔有一辆两边粗糙地漆着国内部队几个骄傲的白字的汽车在吃惊的看门人面前急驰而过。尤其是，这天早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自从一八七一年［5］以来巴黎街头很少听到的声音。那就是枪声。

离塞纳河几个街区以外的贝勒夏斯路上的一家酒店里，有一小批人聚在一起，在他们听来，这枪声令人不愉快地想起了让-保尔·萨特的一句话：“就在我们争论不休的时候，骰子已经掷下了。”抵抗运动的最高政治机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这家酒馆开会，讨论是否批准头一天下午在克拉马尔由巴黎解放委员会所决定举行的起义，后者在理论上是全国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就在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皮杜尔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开会，讨论发动起义的建议”的时候，他们楼下街道上就传来了起义者一阵步枪声。作风强硬的共产党工会领袖安德烈·托莱特已按自己的计划向他的同事们亮出了一个既成事实。他向与会的人说，起义将继续下去，不论是否得到他们的支持。

在这房间里代表戴高乐权威的亚历山大·巴罗迪是个态度安详的教师模样的人，托莱特的话使他面临进退维谷的为难境地。他认为“起义与其说是要协力击败德国人，不如说是共产党的一种政治姿态”。然而，他已批准占领警察总署，这行动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接受了起义的不可避免。如今，如果他拒绝进行下去，无异是把指导权拱手让给共产党，公开分裂抵抗运动。他担心的是：共产党这一政治姿态的代价将是巴黎的毁坏。几小时后，他痛悔当时的决定，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是我犯了错误，我将在巴黎的废墟中遗憾终身。”

但是现在，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起义爆发两小时后，发展极为迅速，巴罗迪明白已无制止的可能。剩下来能够做的只有设法加以控制。巴罗迪向皮杜尔表示，夏尔·戴高乐这位自由法国领袖支持原来要他阻止的起义。

在贝勒夏斯路外面的街道上，起义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有组织的国内部队小组手持能够弄到手的不论什么武器，开始在全市向各个公共建筑物动手。他们按照严密的计划，开始接管巴黎二十个区的区公所、警察分局、公共建筑物、邮局，甚至屠宰场、停尸所、法兰西喜剧院。他们所到之处，第一个反抗姿态都是相同的。原来遭禁的法国国旗，从窗口中，从屋顶上挂出，又回到了首都的天空。它们有的因为隐藏多年而蒙上了灰尘，有的则是临时用床单和丝绸衣服拼制的。

保尔·马斯比奥上校仔细地拂拭他已很久没有穿过的褪色军装上衣，伸手穿在身上。然后他对着卧室里椭圆形的镜子，久久地满意地看着自己。他高兴地看到袖上的五条金色军衔绶条和左口袋上的三排彩色绸带。抵抗运动军事组织的成员马斯比奥上校像许许多多其他后备役军官一样，这天上午要恢复现役了。

几分钟以后，马斯比奥上校率领他的六个部下，站在圣日耳曼-罗塞洛瓦教堂的文艺复兴风格的门廊下，得意地观察这一起义的日子里将归于他接管的对象。在几码远以外，在卢浮宫高大的铁门对面，是法国第一城的第一区区公所。站在马斯比奥旁边的是他的副官法兰西喜剧院的提示员马塞尔·杜贝，他带着这个小分队的唯一武器，一支旧式的左轮手枪。但是在这个得意的提示员的口袋中还藏着另外一件更重要的武器，一张盖了第一区解放委员会公章的信笺。马塞尔提示员已被任命为这一区的新区长，而在区政府灰色建筑物里当时正在开始举行一种星期六早晨的传统仪式。

稍早时候在熨烫她的白色新衣服的莉西安娜·提尔如今悲哀地看着她身旁的那张红丝绒空坐椅。三年以来她一直期望这一时刻的到来，能够做纳西斯·费蒂佛的妻子，为这个战俘她已等了这么久。再过一会儿，她的梦想就要成真。态度和蔼的屠夫出身的区长亨利·夏德维尔，腰缠三色绶带，在贝当元帅画像关怀的注视下，准备为莉西安娜·提尔同她缺席的推销员未婚夫结亲。

当夏德维尔开始宣布婚礼时，结婚礼堂的门突然给冲开了。提示员马塞尔手中挥舞着手枪冲进了礼堂。在他身后走进来的是威风凛凛、态度果断坚决的马斯比奥上校，后面跟着突击队的其他四个队员。他们向怔得目瞪口呆的维希政权区长宣布，他已被解职，并遭逮捕。

年轻的新娘坐在红丝绒椅上哭泣起来。马斯比奥上校庄严地宣布，“以解放委员会的名义”，他接管巴黎市第一区的区政府。然后，他用同样庄严的语调宣布，婚礼继续举行。提示员马塞尔从他的刚被革职的前任身上解下了三色绶带，系在自己腰上。然后他取下了贝当元帅的肖像，“根据抵抗运动授予我的权力”，完成了他作为法国首都第一区新区长的第一个公务行动。他宣布莉西安娜·提尔和纳西斯·费蒂佛结为夫妇。

在纳伊区公所里，那天早晨没有婚礼给打断。在四年占领期间，巴黎的各区中，没有一区比布洛涅森林边上这个优雅的别墅群更加宁静的了。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都是十八世纪盖的市内宅邸，住户之中大概比巴黎任何一区有更多的法奸、维希分子、德国特务和德国人。自从一九四〇年以来，它一直是被占领的巴黎的最安静的一个角落，成为俯首帖耳接受法国的征服者的典范。

在这一区里驻有五千名德军，有两个德国兵就像他们其他的同伴一样，在纳伊区公所转角谢兹路上的饭馆里自在地呷白兰地。他们听到背后饭馆大门的开启声，就互相交换了一个色迷迷的微笑。他们以为这一定是他们到这里来看的漂亮金发女仆让妮娜。但他们回头一看，却是南泰尔卖猪肉的屠夫路易·贝尔蒂，他有生第一次用枪指着德国兵。贝尔蒂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押着他们去区公所。一路上他赶开了三个跑上来向他们的脸上吐唾沫的愤怒的巴黎人。他说：“他们是俘虏。”其中一个德国兵回过头来，一边擦脸，一边向贝尔蒂点头说：“谢谢。”

爱弥尔·马里昂站在区公所对面的三层楼办公室窗前，惊异地看着下面的景象，先是贝尔蒂和他的两个俘虏，现在他又看到三色国旗骄傲地昂扬地升到了区公所的上空。这位五十二岁的凡尔登老兵以老虎总理克列孟梭向国民议会发言的正式姿态，向他上了年纪的女秘书宣布：“共和国得到了拯救。”然后他拿起帽子，离开办公室，加入到区公所的新占领者中去了。

另外一双眼睛同样惊异地看着这个场面。那是那两个德国兵来会面的女仆让妮娜，她跑去骑车到德军司令部报告。

在被占领的区公所里，指挥贝尔蒂和同他一起占领区公所的“从柴迪格来的”六十五人的是个名叫安德烈·卡莱特的工厂主，他把部下分散到区公所的三层楼面上去。头发开始花白的卡莱特刚刚部署完毕，就有一辆德军卡车在让妮娜的召唤下开到下面的区公所广场停下。在敞篷的车后部，有五六个德国兵趴在灰绿色的车板后，向区公所开着的窗户挥舞步枪。

一名军官从驾驶舱中跳了下来，他双拳叉腰，抬头看着大楼。“快投降，出来！”他喊道。

卡莱特高踞在上面的白、金两色的宴会厅里，在一幅亨利四世掉入纳伊湖的油画下面，看着这个一九四〇年征服者的形象。他对自己这个第一次公开抵抗的行动引以为豪，在冲动之下脱口说了一句关于自己实力的言过其实的话，这是可以原谅的。他答道：“你自己投降吧！我们是解放的大军！”

那个德国军官拉开他棕色的皮枪套，掏出手枪，向卡莱特发出喊声的窗口乱射。对这个行动，区公所的每一个窗口都向德国人发出了复仇的枪弹。卡莱特看到，那个骄横自大的军官慢慢地倒在便道上，“像个儿童玩的气球泄了气一样”。

最后，枪声停了。区公所广场一片沉寂。从德国兵那里，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声临死的哭喊传来。只有一个德国兵还没有全死，仍在蠕动。其余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从柴迪格来的”人们又惊又怕，在想他们刚才干了什么。这时，他们从四周的街道上听到了开始前来包围区公所的卡车的隆隆之声。

灰色的奔驰汽车车篷合了起来，无声无息地在杜伊勒里河滨道两旁梧桐树的发红的树叶下开过。丹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坐在司机旁边，又一次欣赏在他眼前掠过的卢浮宫的雕琢精美的外表。这位年轻的中尉无法想象除了在他身后隐去的这条安静的阒无人迹的河滨道以外，巴黎还能给他别的什么形象。只有自己的汽车使冯·阿尼姆想到还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在汽车的后座，两个头戴钢盔的中士把他们的机枪架在车顶的窗户上。

冯·阿尼姆向司机示意开过交易桥向圣母院和警察总署开去。冯·阿尼姆常来城岛散步，在俯瞰城岛的司阍楼［6］灰色双塔的远处，年轻的伯爵可以看到圣小礼拜堂的尖顶，像一把锋利的剑刺向早晨的天空。在他的左面，在弗勒尔河滨道的尽头，他瞥见几束鲜花，把它们的色彩泼在人行道上。在司阍楼钟楼的顶上，大钟表面的金色指针正指在十一点上。

第一声枪响“像铙钹敲击一样”震动了空旷的街道。从警察总署射来的五六发子弹击中了奔驰车。冯·阿尼姆看到身后两个中士有一个松了手中的机枪，身子向前趴过来。他已死了。年轻的伯爵惊恐之下连声向司机叫喊：“快开，快开！”但汽车的两只车胎已经给击中漏了气，它像在抗议一样发出摩擦声，靠轮圈向前冲。这时第二个中士的钢盔“当”地掉在车内地板上，帽子主人的身子往后倒去。冯·阿尼姆回头一看，只见他的前额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射而出。他想，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巴黎呢？

那天晚上，冯·阿尼姆要挂长途电话给普伦兹劳附近的他家别墅“大林园”。他会轻轻地说：“母亲，巴黎已经成了一个地狱。”

在警察总署里，法律系学生埃德加·皮萨尼摸了摸他的黑胡须。在他桌子旁边的一块斜面板上，有二十四盏红灯不断地在闪着。全巴黎各地的警察分局都在打电话给警察总署。但是新上任的总署署长夏尔·路泽却不知怎么回答他们，因为皮萨尼还没有学会怎么操纵身旁这台交换机。终于，他随便按了一下他前面面板上的一个按钮，戴起耳机来听。他听到有个人在发狂地叫喊：“德国鬼子要想袭击纳伊区公所。”对方其余的话都淹没在皮萨尼窗外一声猛烈的爆炸声中了。在司法宫林荫大道，几分钟以前袭击冯·阿尼姆的枪战又爆发了。皮萨尼摘了耳机，奔到窗口。在人行道中间，一辆德军卡车中了一颗燃烧弹，像火炬般起了火。皮萨尼后来回忆，“这好像是射击场一般”。德国兵一个个从着了火的卡车口逃出来，又像铁皮做的小靶子一样倒下。

那天早上在警察总署附近中了伏击的德国人没有一个比刚刚结束在圣阿芒电话交换局埋雷的那个人决心做更坚决的抵抗，他是第一一二通讯团的伯纳德·布拉契中士。

布拉契紧紧抓住敞篷卡车的驾驶舱背，在警察总署和隔壁司法宫射出的第一阵交叉火力中，看到有两个人撞在他的卡车的前挡泥板上，一边尖叫着，一边倒到了人行道上。司机的右脚中了一弹，对卡车失去了控制。卡车向前乱冲，撞到了警察总署窗下的一棵大树。有人在叫喊“都出来”，中士就跳下敞篷车板，伏在车旁。在他上面的车上，一个士兵的肺部受了伤，他双手护着胸口拼命叫：“伯纳德，伯纳德，救救我！”在他身后，布拉契看到一个军官跑过街道，一边跑，一边向警察总署的棕色石墙乱开枪。跑到一半，一颗开花弹击中了他的前额。布拉契看着那人的脑袋“名副其实地炸裂开来”，他的身体倒在柏油路面上。在警察总署上面的窗户里，法国人距他这么近，在枪声稀疏下来时布拉契可以听到他们的说话声。布拉契挨着卡车溜到驾驶舱旁。他抬头探看，只见司机趴在驾驶盘上。他已死了。他从死人的头盔上方的卡车车窗向上朝警察总署看去，突然看到一只赤裸的胳膊在石窗台上向外挥了出来。那只胳膊的手上抓着一只用脏毛巾包裹的深绿色玻璃瓶。

布拉契惊恐之下，一跃而起，跑过人行道，向一百码外的交易桥奔去。这个奔跑逃命的德国人可以看到他的周围乱蹦的子弹射在司法宫林荫大道的柏油路上，沥青碎粒四溅的情景。这时他忽然感到人行道在他脚下颤动。布拉契的卡车给警察总署窗口丢下的莫洛托夫鸡尾酒击中起火，烈焰冲天。

在桥边，布拉契跨过桥栏，躲在另一边喘气。他抬头望去，只见桥上有个人向前走来，这是他很难相信的奇观：一个头戴黑帽的矮老头儿，手持手杖安详地在枪林弹雨中走来，仿佛他是在下午散步。刹那之间，说不出是为什么生气，布拉契恨不得一枪毙了这个非常不协调的和平人物。

布拉契从石栏上探头窥视，看到桥的另一头夏特莱广场有一群平民。布拉契双手各抓住一颗手榴弹，发狂地吼叫着跑过了交易桥。这些平民看到布拉契手舞手榴弹，血汗满面，都像一群受惊的鸽子一样四散逃命。如今广场已阒无一人，却有一辆非军用汽车向中士开来。他挥手叫它停住，又挥舞着手榴弹，强迫开车的法国医生把他送到莫里斯饭店。

半疯的布拉契跑进莫里斯饭店大厅，冲上身前的扶梯，手中仍挥舞着手榴弹。他推开第一扇门就冲了进去。“我的天，我的天！”他叫道，“你们在等什么，派坦克去！他们已经在把我的人像香肠一样烧了！”

三

坦克共有三辆，早已来到纳伊区公所。两辆已在区公所给枪火熏黑的弹痕累累的外墙下面的广场上扭转车身摆好了阵势，第三辆绕到区公所后面的花园那里去。区公所里“从柴迪格来的”人在炮火之下被包围已有三个小时，他们的弹药几乎已经耗尽，感到了绝望。宴会厅里的拼花地板上尽是手榴弹弹片、子弹壳、碎玻璃和墙灰渣。墙上挂的油画成了破片。房间里的白金两色交错的嵌壁已被炮火熏黑，被子弹打裂。隔壁，在区公所大理石楼梯的上楼处，死人和将死的人并排躺在从区长办公室搬来的一排办公桌上。在几小时以前，这些“从柴迪格来的”人兴高采烈地占领区公所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应该带些胶布来。如今既无急救药品又无麻药或者绷带，他们的伤口就在这黏糊糊的共用大床上流血，一直到死。

安德烈·卡莱特永远不会忘记一个肚子开了花的人惊恐的眼睛，哀求他救命。在绝望之中，卡莱特做了唯一可能的事，他用自己的皮带想把那个人外露的肠子绑回到他的腹腔中去。

卡莱特的兄弟夏尔从宴会厅的窗口看到一个德国兵从对面屋顶的一个椭圆形窗口爬出来。那个德国兵开始从灰瓦顶上跳到一根黄色矮烟囱那里找掩护。夏尔开了一枪。那个德国兵倒下身子，又轻轻地弹起来，滑下了黑色的瓦顶，身后留下一道鲜红的血。他用手指抓住了屋檐的水槽，但只有一会儿，终于抓不下去，一边尖叫着，一边掉到五层楼下的人行道上。夏尔是纳伊的神枪手。

他的哥哥有另外一个任务交给他。在区公所后面，两道长满青苔的园墙交叉处，德国兵安了一挺机枪，控制了被围大楼一个侧面的所有窗口。夏尔取了一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莱倍尔步枪，靠在正对机枪的窗台上开火。那个躲在一堆沙袋后几乎看不见的枪手身子冲前倒下。夏尔看到在布满青苔的花园石墙后面有两双手露了出来，抓住枪手的皮靴，把他拉过去。另外一个枪手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个枪手发现了夏尔。他把第一串子弹射到他脑袋上面的窗口，打歪了这个法国人的蓝色贝雷帽。夏尔俯身爬到另外一个窗口，用莱倍尔步枪瞄准，又开了火。新枪手跳了起来，双臂高举在头顶上乱舞，接着就倒在地上。夏尔看到从长满青苔的花园矮石墙后面又有一双手伸出来，把倒下的枪手的尸体拖到看不见的地方。第三个人把机枪接了过去。夏尔转移到另外一个窗台，开了第三枪。新枪手倒下去，滚在他还没有开过火的机枪旁。这一次没有手从花园石墙后伸出来了。机枪从此沉默。

安德烈·卡莱特在他四周喧闹的枪声中听到了一种不协调的声音。这是区长电话机刺耳的铃声。卡莱特从区长办公室地上洒满的碎玻璃和墙灰渣中爬到放在倒过来摞起来的家具堆上面的电话机那里。他拿起听筒，就在一阵接触不良的噪音中听到五十英里以外有个激动的声音在向他大声叫喊。这是沙特尔市警察局的一个警察打来的。这个不知姓名的警察描述了他的警察局窗口下面的盛大场面：沙特尔的解放者乘坐川流不息的坦克和装甲车经过那里。他对卡莱特说：“我的天，美国人甚至有一种可以装三辆坦克在上面的大卡车！”卡莱特只是听着，没有做声，他的感觉太麻木了，不知道怎么来对他担心自己永远看不到的景象做出反应，这时一声炮响，震撼了他自己的被围建筑物。原来德国坦克在窗外已经开始向区公所发射爆炸力极强的炮弹。

卡莱特挂了电话，激动得流着泪，跌跌撞撞地回到宴会厅。“小伙子们，”他由于过度紧张，声音沙哑，“美国人已经到了沙特尔！”这些精疲力竭的人互相望了一眼，然后又转向卡莱特。他双足并拢，立正在那里，泪水流下了脸颊，口中高唱《马赛曲》。起初，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接着也跟着唱起来。当他们的歌声高昂地掩过枪声从大楼中飘出来时，在窗口、在阳台上观看战斗的许多男女也跟着唱起来。在那意味深长的一瞬间，在被围的区公所内内外外的法国人的歌声，以一种奇怪的交融方式结合起来，暂时抑住了步枪的怒射。卡莱特潜身到一个窗口后面，向外探望，他看到了三个街区以外自己的公寓阳台上有个熟悉的身影在和他们一起唱。在一坛天竺葵的后面是他的妻子，为了躲避秘密警察的追捕，他已有三个月没有见到她了。她甚至不知道他就在这幢大楼里。

情况危急。如今区公所里已有十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在外面，一个德军军官用扩音器发出警告：“快投降吧，否则我们将在你们的头顶上炸毁区公所。”那些“从柴迪格来的”人答以一阵射击，但是他们的弹药已不多了。

在广场上，一辆坦克开始挺进。它用一发爆炸力极强的炮弹炸裂了区公所的铁门，开始爬上大理石台阶。法国人束手无策，没法自卫。急救药品不是他们忘记带到这所大楼来的唯一东西。他们没有莫洛托夫鸡尾酒。卡莱特和他的部下躲在大厅里的大理石楼梯后面，被烟雾和灰尘呛得透不过气来。他们用步枪射击向他们进逼的灰色庞然大物。这是没有希望的。

卡莱特命令同他一起在一层的人撤到地下室去。那里有一个两英尺宽的水泥洞盖，下面有个圆柱形的洞直通一个与大一些的衣柜差不多大小的小间。小间有一道砖墙与另一边隔开，那边就是巴黎排水系统的一道排水沟，可以脱险。这是唯一的出路。正当德国兵在后面蜂拥压过来时，卡莱特和他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跑到地下室，钻进了地洞。在一小时以前，已经有两个人在开始凿地下小间和下水道之间的那堵墙。如今卡莱特和他的部下在黑暗中挤在一起，汗流浃背，默不作声地等待他们完成任务。他们按紧伤员的嘴，以免他们痛得叫出声来。为了要让开凿不出声，两个凿洞的用衬衫包住手斧。

在地洞的铁梯顶上，卡莱特蹲在水泥盖下，细心地听着。在他上面，几寸以外，他可以听见跑到地下室来一边寻找他们一边把掉在后面的人赶出去的德国兵皮靴擦地的声音。接着他听到有一双皮靴正好停在他的头顶上。他听到德国兵的脚在洞盖上的尘土中磨擦，几乎是要把尘土磨到他的秃顶里面去。德国兵在叫喊什么人。卡莱特身子发抖，只等他揭开盖子，向下扔几颗手榴弹。这足以把他和所有挤在这个黑黝黝的地洞里的法国人全部炸死。

在巴黎警察总署，第一发炮弹炸开了这幢大楼的铸铁大门。法律系学生埃德加·皮萨尼给震得晕头转向，崩倒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墙灰碴像下雨般落在他身上。留着黑胡须的皮萨尼在碴土堆里摸索着找他的眼镜时，听到有人在惊慌失措地叫喊：“坦克来了！”

坦克共有三辆，是第五保安团的两辆美洲豹型和一辆雷诺型，它们围着圣母院和警察总署之间的大广场转。这时是下午三点三十分。这些警察被围在抵挡不住的沙袋工事后，只有手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螺栓步枪以及少数几挺发射缓慢的霍奇凯斯机枪作为武装，他们恐惧地看着这些坦克。在圣母院的笨重轮廓前面，这就是他们采取大胆姿态要付的代价。惊恐的情绪支配了他们。先是少数几个，接着是成群结队，他们放弃了壁垒，争先恐后地拥向大楼的唯一安全出处，大楼内部地铁站，从这里的地下通道可以到塞纳河左岸去。

有一个坚决的人制止了他们。他是警官阿芒·佛奈，警察厅里两派抵抗运动组织之一的领袖。他推开后撤的人群，向前挤到楼梯口。佛奈从枪套中掏出手枪，大声地说谁想第一个走过他身旁他就开枪把谁打死。他叫道：“咱们唯一的生路是取胜！”大家都给镇住了，感到惭愧，就不再逃跑。

在他们的楼上，法律系学生皮萨尼已经站立起来，向他面前的电报员口授一份紧急呼吁。他说：“德军进攻警察总署，危在旦夕。需要国内部队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从敌后进攻德军。”在他口授的时候，报务员直接把他的呼吁打在电传机上把它送到巴黎全市的每一警察局。当他打完最后几个字时，伸手按了一下“A.G.”的电钮，那是发给巴黎警察部队紧急警报的电钮。

在警察总署灯光昏暗的地窖里，有三个人脱光了衬衫，汗流浃背，在装配大楼里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堆在他们前面墙边的是警察总署维希政权署长的香槟酒瓶。它们一瓶瓶地被打开了瓶塞，这批由弗雷德里克·若里奥-居里所召集起来的人看也不看一眼就把瓶里珍贵的酒液倒在地上，淹没了他们的鞋跟。他们马上又把汽油和硫酸注入瓶中，按上瓶塞，用浸透氯酸钾的纸包上。旁边等着的警察用接力的方式把瓶子递到大楼的楼上几层去。

在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第五保安团坦克手维利·林克看到若里奥-居里的一只致命酒瓶在空中扔了过来，“像篮球投篮”一样掉进了他旁边那辆坦克的不够谨慎而打开的炮塔里。一阵黄色烈焰从炮塔中喷射出来。几秒钟之内，这辆坦克就成了一片烈焰。林克关在自己的坦克里，可以听到警察总署里的警察在他头顶上响起的欢呼声。林克怒火上升，下令在自己的八八毫米口径大炮中再装进一枚炮弹，射向警察总署。

五点钟以前不久，负隅据守的大楼里传开了一个令人寒心的谣言。他们的弹药几乎告罄。原来挡住了惊慌失措的警察逃跑的佛奈警官愁容满面地走进皮萨尼的办公室来求证实。他告诉皮萨尼，有的人“只有不到两分钟的火力了”。

年轻的法律系学生拿起电话，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他姊姊劳伦丝的家。他告诉她：“我们恐怕不能活着走出这里了。我们的弹药几乎用尽。现在唯一能够救我们的是美军的迅速到达。”他请她为他亲一亲他的两个孩子。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但是对一百七十五英里以外的二十来个美国人来说，那一天的巴黎“不过是我们向莱茵河挺进时要绕过去的地图上的一点而已”［7］。这二十来个人乘坐在一辆镶板的地图车上，车身有半节火车车厢那么大。他们的地图是代号叫“伊格尔塔克”的美国第十二集团军先遣司令部的地图，该司令部当时停在棉纺小镇拉伐尔附近的马延河河岸上的苹果园里，就在这些地图上不久将绘出巴黎的前途。对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奥马·N.布雷德莱少将来说，对他周围的参谋人员来说，巴黎是个不计代价要避开的地方。

在这个鼻架金属边眼镜、脑袋开始谢顶的温文儒雅的密苏里人看来，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他的部下尽快尽远地向前推进，在齐格菲防线上打破一个缺口，在他前面仓皇撤退的敌人能够重新组织力量之前就打到莱茵河。他如今只担心一件事：汽油。

两天以前，盟军总部通知他，巴黎一解放，他的每日汽油分配量要减少六万七千吨，以便为该市居民运送供应品。他对这个数字感到吃惊。这足以把整整一个兵团一天推进二十五英里。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用拨给巴黎的汽油迅速推进到齐格菲防线”，该市就可能得到“早日结束战争”作为回报。

如今在他的车厢里开每日参谋会议的时候，布雷德莱听他的四处参谋一一列举大局所系的燃料供应的重要数字：头一天在滩头上岸的汽油数字，在日益拉长的供应线上向前运输的汽油数字，在他所属各师前哨仓库储存的汽油数字。对站在他背后的那个人，他的副官契斯特·巴耶德·汉森少校来说，看着这最后两项数字每天逐渐递减就“像看着一个人患了绝症慢慢死去”。

布雷德莱没有注意到那个通讯员溜进司令部车的尾部，把一张手写的小条交给他的二处处长埃德温·西伯特准将。这是例常截获的德军无线电通讯。西伯特在轮到他自己做报告时附带一笔提到了它。他说：“看来巴黎市内发生了一些民众骚乱。”

布雷德莱直起腰来。

“该死，埃迪，”他命令道，“弄清楚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咱们不能让巴黎挡咱们的道。”布雷德莱就是埃德加·皮萨尼和他被困的同伴所指望的军队的首脑，他“决心不受他人劝说而背离我们绕过巴黎的原定计划”。

布雷德莱有充分理由担心这一点。安德烈·托莱特和他的起义同伙选定了盟军决定绕过巴黎的登陆后作战计划那一天发动起义。在这次伊格尔塔克会议之前几个小时，德威特·艾森豪威尔在与他发愁的后勤军官做了长时间的商讨后，已经下令他的部队越过塞纳河。那天晚上，就在困守在警察总署的人们眼巴巴地看着最后一些弹药慢慢用尽耗竭的时候，美军第三一三步兵团就要在芒特-加西库水坝上鱼贯越过塞纳河，把绕过巴黎计划付诸行动。

那天下午，在伊格尔塔克所隐蔽的诺曼底苹果园以东有半个大陆距离的另一个军事会议上，巴黎也是会上所操心的问题。阿道夫·希特勒当时还不知道起义已经蔓延到法国首都的街头。他所知道的关于巴黎的骚乱的唯一情况就是西线总司令部二十四小时以前发来的情报：在“恐怖分子”和德军之间发生了少数零星的冲突。但是，瓦尔特·瓦利蒙特将军仍旧认为这非同小可，特地命令用为了不伤元首眼神而特制的大字打印出来，带到他的地下掩体中去。希特勒看了咆哮道：“这正是又一个不能宣布巴黎是不设防的城市的理由。”

如今，在这个星期六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时，一丝不苟的瓦利蒙特将军记下了盛怒的希特勒提出的第一个愤怒的问题。

“那门迫击炮在哪里？”他问。

布尔将军尴尬得很，他只得承认“卡尔”和装有爆炸力极强的炮弹的特制货运列车还没有开出边界。盟军空袭破坏了德国的铁路，延缓了它的西进。希特勒提醒布尔，他曾经答应过“卡尔”到八月二十二日可以运抵巴黎。他转向约德尔，要求对它的运输给予“绝对的优先”。

接着，他再一次突然打断他的参谋长一向在会议开始时做的东线报告。

“先报告西线。”他这么要求。

希特勒六天以前在一次同样的会议上抓起的那张二十万比一的巴黎地区地图，上面展现了他的整个西线命运所系的焦点。在盛怒的元首看来，地图中心向四面延伸的这块不规则黑块，是需要不计任何代价加以保卫的，他的在塞纳河上阻止盟军挺进和延缓他们攻向鲁尔的势头的一丝希望全系在此。由于塞纳河上的桥梁除巴黎市内以外全被盟军炸毁，巴黎已成了向塞纳河以南所有德军运输供应品的唯一通道。冯·肖尔铁茨反对过早破坏巴黎桥梁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除此之外，希特勒现在认识到，巴黎的桥梁神护天佑命不该绝：盟军是绝不会轰炸它们的。

希特勒对腊斯顿堡地下掩体里周围的人重申他早先说过的话，不过这次语气平静和周密多了。守住巴黎是“必不可少的”。他命令把“所有能够调遣的增援部队都交给大巴黎司令调遣”。他还更进一步，亲自调动能够调动的部队来加强巴黎的防务。首先，他考虑把凯塞林陆军元帅的后备部队从阿尔卑斯山开进法国支援巴黎。接着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快的解决办法。他用特急电命令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装甲师从丹麦南调到巴黎。他的作战局长瓦利蒙特向他保证，这两师的先遣部队为了躲避盟军空袭，夜间行军，可以在八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之前抵达巴黎地区。

希特勒用明白无误的话口授给选来在西线恢复秩序的莫德尔陆军元帅第一道命令。他告诉他要“同第一军团和第五装甲军团一起进入巴黎前沿的设防地带”，然后以西南方向撤来的第十九军团做进一步加强。

对那个他期望完成奇迹的人，希特勒如今明确提出第一个奇迹该是什么。他告诉莫德尔：“西线总司令的最紧急的任务是把他们部队集中在巴黎的前沿——他首先必须是巴黎前沿局势的主宰。”对希特勒来说，他征服的这个战利品是不能做妥协的。但是他还不知道，在这个城市中，德国军队的士兵在过去八个小时里已经“像香肠一样在烧了”。

四

风度优雅的汉斯·雅伊上校一看到他的士兵尸体躺在纳伊区公所前面他们的卡车四周，不禁脸色发白。他回头看一眼对面墙前双手高举在头上的那一排俘虏，决定“把他们全部就地枪决”。

路易·贝尔蒂因为德国兵把他们从区公所赶出来时挨了棍棒，腰还在作痛，他和南泰尔的年轻邻居皮埃尔·勒·古恩就在这一排可怜的人中间。他们俩在德军蜂拥而入时都被困在大楼三层上。

纳伊的维希政权区长马克斯·罗杰说服雅伊上校，在墙前排成一队的人中，有几个是他的工作人员。雅伊上校让他把他们挑出来。到他挑完时，身材矮小的上校的气平了一些。他决定不枪决剩下的人了。他命令他们高举双手开拔到他在马德里大街上的指挥所去。这支可怜的队伍蹒跚开走时，沿途的人们都从窗户上向他们欢呼。他们走过时，人行道上妇女们为他们流泪，数念珠。

区公所地下黑洞里，两个偷偷地开凿那道把他们同遁身之路隔开的砖墙的人，如今可以听到哗哗的水声，闻到他们隔墙的污水沟的恶浊臭气。最后他们凿开了一个洞。一个接着一个，相距二十码，“从柴迪格来的”幸存的人爬过了洞，开始随着齐腰深的排水沟的污水顺流而下。

神枪手夏尔·卡莱特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亨利·古林，古林的假木腿给坦克炮弹的一块弹片炸飞了。古林看它一眼说：“感谢上帝，他们总是炸同一条腿。”安德烈·卡莱特仍可听到头顶上德国兵的皮靴在遮在他们头上的薄薄水泥盖上踩来踩去。

在纳伊的德军指挥所，路易·贝尔蒂和同他一起被俘的二十个人奉令排成一圈。一个德国兵推开他们走到圈子里面，在他们面前挨个走过。他就是贝尔蒂六个小时以前在区公所街角那家餐馆里得意地俘获的两个德国兵之一。显然，他奉令来指认俘虏他的人。当那个兵绕着圈走近他时，贝尔蒂吓得全身发软，感到再也没有力气举着双手了。那个德国兵走到他的跟前，直瞪瞪地注视着贝尔蒂细长的眼睛。他在观察贝尔蒂的时候做了一个姿势，好像是“把脸颊上的一口唾沫抹掉”。然后，他没有露出丝毫认识的迹象，就走过去认下一个人了。

在卢森堡宫一间屋子的窗口上，有另外一个法国人看着其他三名国内部队的人员走向死亡，肩上扛着为自己挖掘坟墓的铁镐和铁锹。那是头戴藏青色贝雷帽的态度谦卑的卡车司机保尔·巴尔杜，他曾有计划地偷盗维希政权民兵的库粮运送给抵抗运动。这个星期六，巴尔杜的使命遇到了极糟糕的结局，而他本来是下决心最后一次干这勾当的。他在德军一处路障那里给逮住了。巴尔杜本能地吞下了他用来偷运维希政权供应物品的伪造的民兵证件。他当时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冒险让他们把他移交给民兵。

巴尔杜自己的照片噎在咽喉里，由于随身不带任何证件而被逮捕，给带到卢森堡宫这一间屋子。他身后的门开了，进来一个肥胖的德国中士，流着汗的脖子上一圈圈的肥肉鼓在领子外面。他的名字叫弗朗兹。他是卢森堡宫食堂司务长。他向巴尔杜招了招手，把他推过过道，进了厨房。

到了那里，他指一指一大堆油腻腻的盘碟说：“明天你枪毙，今天你把厨房收拾干净。”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铁青着脸，爬上楼梯到莫里斯饭店他的办公室里。像汉斯·雅伊上校一样，冯·肖尔铁茨刚才看到了他麾下的士兵在突然变得敌意的巴黎街道上遭到杀害的第一批尸体。在塞纳河对岸，在奥塞车站的前面，肖尔铁茨几分钟之前刚刚视察过遭国内部队伏击的六个德国兵烧焦的和流血的尸体。

他决心要还击。他走进办公室时，参谋长冯·恩格尔上校递给他一张纸。上面所说的情况虽然没有肖尔铁茨刚才看到的景象那么富有色彩，却更精确。这是当天的伤亡数字，说明肖尔铁茨已经有了五十多名士兵死亡和一百多名受伤的损失。

生气的将军命令主副手们到他办公室来。他的语音坚定镇静，他分析了摆在他面前的不同的可能性。总结起来只有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把三天前对巴黎市长做的威胁付诸实施，对该市的某一部分进行大规模报复，要么以“可以一劳永逸地粉碎起义的流血行动”来摧毁警察总署，看来这已是起义的心脏。冯·肖尔铁茨一一征求他的助手们的意见，然后自己考虑了一会儿。从他办公室开着的窗户中，他们可以听到警察总署周围地区传来的枪声。

冯·肖尔铁茨决定进攻警察总署。为此，他建议把攻击力量的核心，即第十九保安团和第五保安团的坦克，以及欧仁亲王军营的党卫军坦克集中在共和国广场。此外，他决定要求德国空军在他发动攻击之前轰炸警察总署大楼。

的确，他认为空中支援是必要的。他计划派坦克过两座没有防守的桥——圣米歇尔桥和新桥——这样它们就可以进攻警察总署最暴露的一面。但是在派坦克过桥之前，他要把警察总署大楼炸得无还手之力，这样他的坦克就只需“隆隆开过瓦砾”了。由于空军不会在白天升空，他的计划就意味着必须在天刚黑时或天刚亮时发动攻击。

他决定，在攻击警察总署的同时，派坦克和装甲车进攻其他几个抵抗据点。他相信，他能够通过一次残酷的教训镇住巴黎，让它恢复平静。肖尔铁茨环顾办公室里他周围几个人的脸，看到除了同意他的计划以外没有别的表情。在这个八月的下午，在他的参谋部人员看来，起义的巴黎只有用一种语言来对付，那就是武力的语言。

唯一剩下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发动进攻。肖尔铁茨的二处处长哈根上校主张当天晚上举行进攻。肖尔铁茨后来记得他曾看了一下手表。这时已是五点三十分，他反对傍晚进攻的主意。等到飞机完成轰炸任务，他的坦克就要摸黑进攻了，而在夜色的掩护下，警察总署里的人可能趁机逃逸。

他命令，进攻在次日进行，日出之后半小时。他告诉冯·恩格尔通知空军，确定进攻时间。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巴黎的日出时间是五点五十一分。

在纳伊的德军指挥所前面，德国兵把路易·贝尔蒂和他的在纳伊区公所被抓的二十位同志装进一辆敞篷军用卡车。在区公所抓获的俘虏少了一个。那是皮埃尔·勒·古恩，就是那天早晨贝尔蒂的妻子给他一把手枪以便他可以参加向区公所进发的那个十八岁少年。勒·古恩没有丢掉这把手枪，想把它还给她，这件事叫他丧了命。在区公所逮到的所有俘虏中，只有他被发现有武器。他就被枪决了。

贝尔蒂双手抱着后脑勺，前面坐着的人的背顶住了他，他只好蜷起双腿，膝盖顶到了下巴。他当时没有注意到卡车拐弯转到了絮兰纳区的威尔逊总统大街，向着一条多土的旁路开去。贝尔蒂抬头看去。在道路的尽头一座树木稠密的小山顶上，他认出了一个六角形的要塞。他在过去三年中，曾在一英里以外他的肉铺里听到那边行刑队的枪声的回响。那是瓦勒里安山，巴黎最令人谈虎色变的德军监狱。

五

在莫里斯饭店的阳台上，有两个人在看着一个穿红色衣裙的年轻姑娘骑车穿过杜伊勒里花园，她的金黄头发在微风中飘扬。“我喜欢这些漂亮的巴黎女人。”冯·肖尔铁茨将军告诉他身旁的人，“把她们杀掉，毁灭她们的城市，会是一场悲剧。”

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听到这句话这么自然地从他身旁连连咳嗽的德国人口中说出来，不觉感到惊异。他失望地问自己，这位神情阴郁的普鲁士军人真的准备干出毁灭巴黎这等荒谬事来？他严肃地警告肖尔铁茨，夷平巴黎，他就会犯下一桩历史永远不会宽恕的罪行。

那个德国人耸一耸肩。他答道：“我是个军人。我奉命行事。”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左方卢浮宫灰色建筑群后面，还有被围的警察总署周围地区传来了一阵枪声。一听到这声音，肖尔铁茨方方正正的脸就板了下来。这位矮矮的将军感到心中怒火上升。

“我会把他们从警察总署赶出去，”他保证说，“我会把他们炸出去。”

诺德林听了一惊，向他转过身去。他不知道刚在几个小时以前肖尔铁茨就已计划把那所警察总署变成一片废墟。他问道：“你知道不知道，目标稍一偏斜炸弹就会落在圣母院和圣小礼拜堂？”

冯·肖尔铁茨耸一耸肩。圣母院距离他打算要在天明时夷为瓦砾的那幢建筑只有二百码，圣小礼拜堂只隔一条马路，这不是他关心的事。他对那个瑞典人说：“你知道目前的形势。你处在我的地位想一想。我有什么别的办法？”

这位瑞典人在日落时分到这房间里来正是为了向大巴黎司令提出另外一个办法。

在几分钟以前，几个街区以外安茹路上他的领事馆内电话响了。那是警察总署打来的。在电话线那一头，诺德林听见有人焦急地在恳求：“我们的情况危急。我们只有可以维持几分钟的弹药了。您能帮什么忙吗？”

诺德林一挂上电话，就打电话要求肖尔铁茨见他。在去莫里斯饭店的路上，他想到了一个主意。现在他向身旁的德国人提了出来。这个主意是实行暂时停火，“收拾死者和救护伤者”。他说，如果奏效的话，停火可以延长。

冯·肖尔铁茨听了瑞典人的建议，不觉一怔。他当兵三十年可从来没有要求过或者同意过停火。但是在他最初的惊奇消退以后，肖尔铁茨开始看到了瑞典人的大胆建议中有几个可取之处。肖尔铁茨那天晚上主要关心的是保持巴黎平静无事。他认为，如果停火能为他做到这一点，它就有一定的好处。他的军队就不会由于要扑灭起义而受到牵制。他们可以调去做更重要的工作。如果停火生效，就意味着他不必动用额外警察力量保持他在市内的交通线畅通无阻。

不过，首先是，如果停火生效，他就可以推迟原定于天明时分对警察总署的进攻。他很明白，这一进攻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步骤，是对这个城市宣战。一旦他下令让空军的飞机升到巴黎上空，就没有后退的余地了。这是个重大的决定，而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不喜欢做重大的决定。

巴黎城防司令一职给予肖尔铁茨的自主权，对他来说，是以前所没有过的新经验。直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是牢固地附属于德国的非人格化的军事机器。他的决定，除了次要的战术决定以外，都是别人给他做好让他去执行的。如今，就在腊斯顿堡之行动摇了他对第三帝国及其领袖的信心的时刻，客观情况却把冯·肖尔铁茨置于他必须自己做出决定的岗位。他自然宁可推迟做出决定。诺德林的建议给了他这个机会。

于是他告诉诺德林，如果警察总署里的指挥人员能在一小时的试行时期显示他们能够控制属下，他同意谈判全市的停火。

但是，冯·肖尔铁茨对于自己在做的这件事还有一点不放心。这是违背他所接到的关于巴黎的“命令的精神”的。他不想让莫德尔知道。

他放低声音对诺德林说：“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别把我的名字同你的停火联系起来。”

他陪同诺德林到大门口，同他握手告别，然后叫冯·恩格尔过来。他简单地告诉他，对警察总署的进攻“暂时推迟”。然后他上楼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思量他刚才做的事情。

警察总署电话交换台上的不断闪烁的红灯又亮了起来。法律系学生埃德加·皮萨尼拿起听筒。在他身后，他的一个绝望的助手说道：“盟军打算让我们下地狱了。他们要绕过巴黎。”在电话里，皮萨尼听到诺德林的声音。他告诉他，德军同意停火。

皮萨尼转过身来，同阿芒·佛奈撞个满怀。佛奈就是在院子里制止惊慌失措的警察溃逃的那个硬汉警察。

“谢天谢地，”他喃喃说，“咱们救了巴黎。”

六

在巴黎一千二百英里外，一架飞机的机尾几乎就歇在直布罗陀岩石要塞旁一条发黑的跑道尽头拍岸的波涛中。在熄了灯火的机舱里，驾驶板上的荧光指针在驾驶员提心吊胆的目光注视下颤动。驾驶员前面一千二百码外短短跑道尽头就是地中海，黑黝黝的令人望而生畏的一片静寂。飞机装载了九百五十加仑汽油，比以前装载的要多。驾驶员里奥奈尔·德·马尔米埃上校知道，飞机已超载半吨以上。

他发动了两个发动机，直到他面前颤动的指针停在每分钟转速两千七。飞机抖了起来，德·马尔米埃可以感觉到身后飞机的尾翼在轻微地颤动。慢慢地，他的发动机温度升到了一百零四摄氏度，一百一十三度，一百二十二度。德·马尔米埃仍旧勒住飞机，把每分钟转速提高到他敢提高的程度。

“准备好了？”他问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

“准备好了。”那人回答。

德·马尔米埃一松刹，超载的飞机颤动了一下，然后向前面跑道冲去。德·马尔米埃感觉到超载飞机有些不情愿。黑色的跑道在他眼前往后掠去，把他向着地中海起伏的波涛越拉越近：六百码，八百码，九百码，但是飞机仍旧拒绝升空。现在德·马尔米埃可以看到荧光闪闪的大海的白色浪沫向他涌来：一千一百码。他最后一次强迫他的飞机。他感觉到它慢慢地不情愿地升高了几英尺。德·马尔米埃就在机翼下的波涛上面滑过去，他把飞机保持水平，慢慢地加速。然后他翘起了机翼的阻力板，开始向上爬升。他回头看到直布罗陀高耸入云的黑色岩石落到了身后，不禁松了一口气。他刚刚完成了他一万五千飞行小时中最困难的一次起飞。

在他后面的机舱中，夏尔·戴高乐放松了安全带，伸手到军装口袋中摸雪茄。他一言不发地不顾德·马尔米埃的规定，把雪茄放入口中，点燃了它。

是戴高乐本人不顾他的副官们和英国主人的劝告，下令起飞的。原定派来送他到法国去的第二架飞行堡垒在直布罗陀降落时擦伤了一只轮胎，要花二十四小时才能换个新轮胎起飞。戴高乐听到这耽搁的消息后就对表示不同意的主人说：“我要按预定计划在十一点起飞，我坐我自己的飞机。”

为了洛克希德公司的洛德斯塔型专机“法兰西号”这次最远的长途飞行，德·马尔米埃珍惜他的宝贵汽油，因此把方向对准北方，绕过葡萄牙南部的圣文森角的灯塔，然后沿着葡萄牙海岸北飞。里斯本市就在前面招手，那是灯光管制的世界中一片光亮的奇迹。再往前，在西班牙西北端，是他最后的一个灯塔，菲尼斯特尔角的灯塔。从那里开始，他就几乎向正北直飞，走三五七度航线，沿着黑黝黝的、令人生畏的法国占领区海岸，一直到他在英格兰南端找到一架等在那里的皇家空军护航机。

在黑暗的静寂的客舱里，戴高乐的副官克劳德·居伊呆呆地看着他面前的橘黄色小火光，心里在想，真是奇怪，他的国家的命运如今竟系在“熄了灯的飞机里面一支发光的雪茄烟头上”。

七

［八月二十日］

第一道曙光划破了经过一夜风雨仍有乌云残存的天空。一阵新的沉寂笼罩着全市。巴黎在受到创伤之后仍旧感到晕头转向，在这八月二十日星期天的早晨，似乎可以停下来清点它受的创伤。

这个潮湿的星期天将为从睡梦中醒来的首都带来喧扰、反差和混乱。对于少数巴黎人来说，这不过又是一个星期天。在头一天市内发生最激烈战斗的地方，圣母院南面的塞纳河河岸上，已有五六个钓鱼的在试浑浊的河水了。在布洛涅森林，即使起义也不能阻挠少数几个服饰讲究的星期天骑手在树荫下的专用马道上一试早晨的慢跑。

在星期天一早这几个小时里，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于凌晨三点钟谈妥的不稳的停火暂时平息了头一天的暴力行动。不论是对占领者还是被占领者，这次停火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有片刻的时间可以衡量一下星期六动乱会带来的恶果。

德国卫戍部队对他们占领四年来一直处于冬眠状态的这个城市突然表现出来的怒火感到吃惊而不知所措，不过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还是利用了这几个小时的平静，抓住机会写一封最后的信回家。四十二岁的埃里克·汪达姆中士可以从他克里翁饭店的窗口，看到劳役队的工人把反坦克炮的铁桩打进协和广场的人行便道。他向在另一个首都柏林的妻子写信道：“亲爱的乌苏拉：很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你得不到我的音讯。我有一种感觉，这里的情况正在急剧恶化。”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奥托·克希纳准尉却开了个阴森森的玩笑。他在荣军院明信片的背面给妻子弗里达尔写道：“这是法国人埋葬拿破仑的地方。好好瞧一眼。此明信片收到之日，它可能已经不再存在了。”第一高射炮旅保尔·夏洛克中士来不及写完信就出去巡逻了。他的信一开始说：“亲爱的妈妈：我担心这个我这么喜欢的城市就要变成一堆废墟了。”夏洛克把信折叠好。放进皮夹里。两年后信才送来。夏洛克刚把它放好不久，就被艺术桥附近法国国内部队重伤，做了俘虏。

军事警察奥托·尼茨基上尉以其德意志民族的彻底作风，对巴黎的酒吧和妓院进行了每天早晨的例行检查。在普罗旺斯路一家妓院里，尼茨基在妓院老鸨的惊恐目光注视下，发现有个少校躺在床上，他是那天早晨还留在这些一般来说顾客盈门的地方的唯一的德国人。他拔出手枪打灭了头顶上的吊灯，嘴里还一遍又一遍地说着醉意未消的胡话：“要把咱们赶出去，他们还等什么呀？”

但是，这个城市里的德国人所接到的任务中没有比军事指挥部的军事警察鲁道夫·莱斯中士更加奇怪的了。

莱斯头一天还趴在蒙特贝洛河滨道的一垛石栏杆后，向警察总署里被困的警察开枪。今天早晨却在他头一天还要杀死的两个警察的左右护卫下，坐在巴黎警察总署的一辆汽车里，开往各处街道。他们担负宣布诺德林停火的使命。巴黎全市到处有身穿夏季衣裙和衬衫的男女赶到街头阅读墙上琳琅满目的招贴，那已成了他们的报纸，上面有赞成或反对停火的相互矛盾的初步意见。在歌剧院大街和金字塔路转角处，惊奇的莱斯看到一家餐馆老板手持一瓶红葡萄酒和三只酒杯向他们的汽车奔来。于是在几个过路人惊奇的目光注视下，这个德国兵和两个警察相互碰杯，祝贺他们向巴黎宣布的停火成功。

八

亚历山大·巴罗迪和他一伙忠诚的戴高乐分子对华沙疮痍满目的景象心有余悸，因此，军事警察鲁道夫·莱斯和他身边两名警察所宣布的不稳定的停火至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来拯救巴黎。在他们看来，这是个意外得来的控制他们无法防止的起义的办法。他们以一种新创宗教的信徒的充沛精力争取在全市实行。他们什么策略都用上了。巴罗迪那天早晨用一句激动的话概括了他们的最后一丝希望：“时间。我们必须赢得时间。”

在巴黎，全市都有神秘的电话像潮涌一样打到法国国内部队的总部来，下令实行停火，往往借用国内部队共产党首脑“罗尔上校”的权威。他的一名助手接起电话，惊呆地发现有个不认识的人用他自己的名义下令实行停火。皮埃尔·柯尼希将军以严肃、有分寸的语气，从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全市人民警告说：“对于巴黎市来说，没有比居民听从起义的号召造成更大的危险了。”

夏尔·路泽在警察总署上任还不满二十四小时，就命令他的部下：“除非受到攻击或者挑衅，不得开火。”他把警车交给诺德林使用，在全市宣布停火。曾经飞到伦敦去警告盟国有可能发生这次起义的那个人，雅克·沙邦-戴尔马，在罗尔的一批部下面前大声说：“罗尔和他周围的那些人正在把巴黎引向大屠杀！”

共产党工会领袖安德烈·托莱特曾经以巧妙和精明的手段在四十八个小时之前强行通过了发动起义的决议，如今巴罗迪以同样巧妙和精明的手段在同一政治机构，即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强行通过了停火。这些忧心忡忡的人头一天没有选择余地只好接受共产党的既成事实，如今巴罗迪向他们提出德方的停火要求。诺德林作为肖尔铁茨和巴罗迪的总部之间的中间人谈妥了停火的四点内容：承认法国国内部队是正规军，享受战俘待遇；德国人同意法国国内部队占据他们已占的公共建筑物；法国国内部队同意不攻击市内德军据点；德国人可以自由使用一系列明确规定的通道调动军队。用巴罗迪的财务主管亚历山大·德·圣法勒的话来说，巴罗迪告诉他前面那个人：“如果你签了一个停火协议，一方，不论你喜欢不喜欢，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另一方则是还没有打过什么仗的法国国内部队的乌合之众，那么，因为签停火协议而丢脸的，是德国人，不是我们。”

为了支持他，沙邦-戴尔马勾画出严峻的军事现实状况：德国有半个军团等着通过巴黎撤退，这些军队和武器足以在巴黎街头制造阿道夫·希特勒的错乱神智所要求的瓦砾。沙邦和同他在一起的人们当时都不知道，就在他在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说话的时候，乔治·巴顿中将正在对他的参谋人员第一次做出对过早的起义生气的评论。他说：“既然是他们发动了这场该死的起义，那么就由他们来收场吧。”

巴罗迪和他周围的人由于行动快速和协调，似乎取胜在望。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把这场他们当初不能阻止的起义放“在水箱中”了。共产党人因为他们进攻的迅速而猝不及防，还不知怎么还击。不过他们很快就会用暴力来进行反击。

但是，在这个夏季的星期天大清早，就像婴儿学步一样胆怯和不稳的停火已开始在全市蔓延。巴黎人心中的一块石头放了下来，兴奋地拥上头一天还阒无一人的街头。对巴黎的千千万万普通市民来说，他们给星期六的暴力行动吓怕了，如今好不容易又可以放心呼吸了。在这闷热潮湿的早上，许多人觉得巴黎已经得救了。

埃梅·布莱少尉焦急的眼光又一次扫过了他前面仪器面板上的四根燃料指针。每根指针都代表他四只油箱中一只的存油量。三只已空了。布莱用手泵早已抽空了它们的最后一滴存油。如今第四只油箱的白色指针也开始降向零点。这位三十三岁的航行机械师心中明白，最后一只油箱中的油已不够半小时的飞行了。洛克希德公司的这架洛德斯塔型“法兰西号”专机在暴风的袭击下迷失于雨雾之中，在英国海岸上空徘徊已有一个多小时了，还在寻找护航的皇家空军战斗机，把它带到诺曼底去安全着陆。坐在前面的那个人的话打断了布莱的愁思。

“燃料？”

“咱们快用光最后一只油箱了，”航行机械师回答驾驶员里奥奈尔·德·马尔米埃，“你玩不了多久了。”

德·马尔米埃的手因为神经紧张而出汗，他心中明白，他必须找到陆地。他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这么做，没有仪器，不用无线电，不知高度，而同时，他的汽油将快用尽，机舱里还坐着那个抽着雪茄烟、肩负法国命运的人。德·马尔米埃把发动机减了速，慢慢地降下飞机的高度。布莱看着高度计下降到地面的水平，心中默默地祈祷，他们是在海峡上空，不是在陆地上空。在他们身后的客舱里，夏尔·戴高乐沉默无言，不动声色，望着窗外阴郁的世界。

“燃料？”德·马尔米埃问。

“还够用几分钟，上校。”

现在，在飞机下方，布莱可以看到海峡的白色波涛。接着，在他们的前面，英国海岸的灰色轮廓从雾中露出来。客舱门开了。戴高乐的副官克劳德·居伊走了进来。

“发生什么事啦？”居伊问道。

“咱们给抛弃了。”马尔米埃回答，“没有护航机。”他告诉居伊，他们只好在英国降落。

年轻的副官回到客舱。他对面前那个不动声色的人报告，护航的战斗机没有出现。

戴高乐叹了一口气。“这次是谁？”他问居伊，“是英国人？是美国人？还是他们串通一气？”

然后居伊报告他们的燃料快用尽了，只好在英国降落。

戴高乐伸直身子。“英国？”他问，“那绝对不行！告诉马尔米埃，我只在法国降落。”

“燃料？”马尔米埃又问他的航行机械师。

这次布莱咽了咽口水才说：“几乎空了。”

在海峡的汹涌海面上掠过的洛德斯塔型飞机只有一百码不到的能见度，现在转过头来向南面的法国海岸飞去。布莱握着手泵，把他们最后一个油箱里的最后几滴油抽出来。德·马尔米埃神经紧张地舔着嘴唇。布莱觉得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像这次在机舱里度过的几分钟那么难熬。这时，在他们前面出现了长长的低低的法国海岸。很快，那架飞机掠过了到处尽是碉堡和瓦砾的被人遗弃的海滩。德·马尔米埃茫然看着这一景色。他什么都认不出来。他知道他已没有时间去观察下面的乡野，弄清他究竟在什么地方了。

“布莱，”他命令说，“把这张地图送到后面的客人那里，看他是不是认得出咱们在哪里。”

戴高乐戴上眼镜，审视地图，又向窗外窥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回过头来，把手指戳在诺曼底顶上一块陆地说：“咱们在这里，正好是瑟堡的东面。”布莱马上回去。

这时德·马尔米埃已经找到了方位。他们确是在瑟堡的东面，正好是戴高乐指的地方。德·马尔米埃已在俯降，在下面一条临时性的战斗机跑道上着陆。

飞机滑过预制模件铺成的跑道时，布莱的仪器面板上的一盏小红灯开始闪烁。这是洛德斯塔型“法兰西号”专机最后一个后备油箱的燃料耗尽的警告灯。它说明机上剩下的油只够一百二十秒钟的飞行了。戴高乐就是靠这两分钟之差，安全地返回法国——没有在英吉利海峡惨遭灭顶之灾。

没有人在莫佩图斯这条小小的跑道上迎接他。没有盛典，没有群众，只有泥泞和诺曼底的细雨。他的副官克劳德·居伊向一所谷仓走去，那谷仓已改成临时机场的管理处。有个神情倦怠的官员走了出来，用他的轻机枪枪口对准居伊。他问道：“干什么呢，你们在这里？那架飞机上乘的是谁？”

“你把机枪挪开。”居伊告诉他。他宣布，机上的客人“是戴高乐将军本人”。

戴高乐及其一行坐一辆呼哧呼哧的木柴汽车开进了瑟堡。在那个疮痍满目的海港里，这一行精疲力竭、风尘仆仆的人只找到一把刀片可以刮胡须。戴高乐享有首先使用的荣誉。一行中其他的人按地位高低挨个儿使用。然后戴高乐叫居伊做两件事情：弄一张纸写他的讲话稿；安排与艾森豪威尔尽早见面。

几分钟以后在瑟堡市政府，柯尼希将军告诉戴高乐，“巴黎发生了暴动”。将军的反应很少有这么感情冲动。他的政敌已经向他提出了他久已怀疑会提出的挑战。如今骰子已经掷下。在入夜之前，他已决定，他必须让艾森威豪尔决定进军巴黎。

亚历山大·巴罗迪要迟到了。他推开吃了一半的午餐，那是他的巴黎总部唯一的俘虏，一个德国司务长为他精心准备的。在各餐之间，他被关在圣法勒的暖房里。巴罗迪向他的两个助手罗兰·普雷和爱弥尔·拉封做个姿势，就从桌边站起来，取起装满文件的黑色公文包，前去与他的负责军事的同僚雅克·沙邦-戴尔马会面了。他在入夜之前，也有一个目标要完成。他希望为戴高乐、为历史保存巴黎，而那天中午唯一可以做到使巴黎不受毁坏的办法只有诺德林的停火。

在外面等他的是一辆由一个身穿藏青制服的漂亮姑娘驾驶的雪铁龙汽车，她的衬衫袖子上戴着洛林十字袖章。圣法勒在窗口上看着他们的车开走。他心里想：“这真是太棒了。解放就在眼前，我们又可坐在司机驾驶的汽车里四处走了。”

九

在夏尔·戴高乐回到法国的那条雨中跑道二百一十英里以外，有个地下掩体，在掩体的底层，四十一岁的汉斯·斯派德尔中将在等候他的新任总司令瓦尔特·莫德尔陆军元帅回来。这个深藏在巴黎以北六十英里处苏瓦松不远的马吉瓦尔村村外已被弃置不用的采石场下面的B集团军新总部，代号叫“WⅡ”。四年以前，就在这个走廊、会议室、通讯中心交错的地下迷宫中，阿道夫·希特勒本人曾经策划对英国的进犯。如今，在这些房间惨白的日光灯的照射下，莫德尔元帅却要监督一项不那么光彩的任务，即把德国武装部队撤出法国。自从莫德尔离开这里去做上任后的首次视察以后，四十八小时以来最高统帅部的急电就开始在斯派德尔的办公桌上堆积起来。这个态度温和的人是莫德尔的参谋长，这些命令使他心中对希特勒为法国首都注定的命运不存任何幻想。他是很少有办法防止的。由于自己也深陷于七月二十日的密谋中，斯派德尔已经怀疑自己在这个总部里的日子不多了。

门突然打开，莫德尔闯了进来，汉斯·斯派德尔吃了一惊，连忙合上他面前的一本皮面厚书。今天上午，这位蒂宾根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正在阅读蒙田的《随笔》第三卷。

斯派德尔后来记得，这位通常精力充沛的矮小元帅显得精疲力竭。他没有刮胡须，面容憔悴。一种不合他的性格的颓唐情绪笼罩着他。他一屁股坐在椅中。他告诉斯派德尔，他刚才结束的视察是一场噩梦，可以与他在东线受到的最严酷的考验相比。他吃惊地发现，情况比他预料的要严重得多。他的部下官兵全都精疲力竭，士气不振。前线——如果说还可称得上是前线的话——一片混乱。这次视察使希特勒的这位创造奇迹的人看到，他的第一个奇迹应该干什么。不管怎么样，莫德尔总得把西线的混乱整顿一下，恢复秩序。在这条拉得过长的分崩离析的战线上，莫德尔总得在什么地方为重整他的败军队伍进行一次争取时间的赌博。莫德尔不顾他几乎是盲目效忠的那个人发来的明确命令，不顾斯派德尔交给他的一大堆正式函电，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他决定在巴黎身上进行他的赌博。

有两个因素导致他做此决定。一是肖尔铁茨。从起义爆发之初，肖尔铁茨就有意地、有计划地低报巴黎动乱的程度。这天早晨从大巴黎司令部发来的报告是八月二十日星期日八点二十分发的，内称“一夜平静。只在晨间发生一些孤立的小接触”。星期六的报告也同样令人放心。根据那天上午放在他前面的这些报告，莫德尔没有理由相信，除了一些“恐怖”行动外，巴黎有什么问题。［8］

二是西线总司令部参谋部二处I.G.斯陶勃瓦塞尔中校仔细斟酌过的每周敌情报告。那是在头天晚上准备好的，像往常一样。报告的核心问题是对敌人意图的估计。报告称，“盟军共有五十三个师”［9］准备沿卡昂-利雪公路向东推进，同时由北方和西北方从德里厄出发企图包围巴黎以南的塞纳河西岸的德军。该报告预言，他们会“在巴黎南面的奥尔良向东进击”。

报告最后说：“目前暂无大举进攻巴黎的危险。”作为最后的佐证，放在莫德尔面前的报告表示在法国首都正面的战线上只有“侦察活动”。莫德尔告诉斯派德尔，一切都证实他原来的看法：盟军不会直接进攻巴黎。这样莫德尔感到放心了，巴黎一时不会受到什么威胁，他就决定，他的第一桩事情就是解救巴黎南面塞纳河西岸受到威胁的德军。他要在盟军包围他们之前，把他们撤到塞纳河的这边来。然后他就建立希特勒作为首要任务交给他的“工事地带”。当最高统帅部命令中所答应的增援部队第二十七和二十六党卫军装甲师到达时，他们和他所能调动的第七军团余部就可以开过巴黎到郊外的坚固防御阵地上去。莫德尔向B集团军参谋部三处处长汉斯·冯·坦贝尔霍夫上校口授了一系列的命令，把他就任西线总司令以来的第一批决定付诸实施。不过他忽略了一件事。他没有告诉大巴黎司令，最高统帅部已把两个装甲师拨给了他。这点疏忽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

莫德尔走后，斯派德尔沉思地站在办公室中央。在办公室墙上挂着他十四年前在索尔邦当大学生时买来的三幅画的复制品。这些年来，不论他到何处，它们一直跟在他身边，甚至到这个地下要塞中来。它们是十八世纪的作品，画的是杜伊勒里花园、凡尔赛宫、圣母院。戴眼镜的斯派德尔忽然想，它们是否也会成为希特勒对欧洲造成的疯狂灾难的一部分而被毁灭掉。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在莫里斯饭店的总部却没有复制的画装饰。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在巴黎地图的对面墙上，冯·阿尼姆伯爵挂了一幅诺曼底前线大地图。冯·肖尔铁茨可以在上面看到盟军对巴黎的钳形攻势的逐日推进，这在六十英里以外莫德尔的谍报头子也已看得很清楚。冯·肖尔铁茨早已预料到了。那一天他的估计是，盟军对巴黎市本身的进攻“在九月初以前不会进行”。

届时，冯·肖尔铁茨希望能保卫巴黎。这位性格拗强的矮壮的普鲁士人如今心里明白，这会是一项极不愉快的任务，但是他希望能完成它。他在巴黎的使命仍旧是冯·克鲁格在他到达后不久说的话所规定的：“巴黎必须予以保卫，而你的任务就是保卫它。”

他心里明白，希特勒的主意是把巴黎变成“巴黎要塞”［10］，逐家逐户进行争夺。这将意味着给这个城市带来不可估计的破坏。但是肖尔铁茨自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从军事上来说很好的主意”。要做到希特勒所预期的，需要五个师。他知道他绝不可能从西线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军队中抽调到那么多的军队。但是，冯·肖尔铁茨知道，只要有三个师自己就能把巴黎变成一个杀人如麻的战场，可以拖住敌军几个星期，最后把这个城市变成弹壳和瓦砾成堆的废墟。这样结束他的军人生涯并不光彩。但是冯·肖尔铁茨知道，一旦这些军队调到他的麾下，他就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这样做了，而他也是会这样做的。

这位矮壮的普鲁士人忧郁的沉思被他办公桌上那没有面容的黑色电话机的急促铃声所打断了。这是通过楼上冯·布莱森斯多夫的交换台给他直接接通最高统帅部和柏林的电话。现在，约德尔上将第三次打电话给他。约德尔嘶哑的声音向冯·肖尔铁茨表明，元首的这位总参谋长情绪极为愤怒。

他说，元首要他亲自解释，最高统帅部原来命令他在巴黎地区实行破坏，为什么至今连一份这方面的报告也没有从他那里收到。冯·肖尔铁茨对这问题既感到担心又感到难堪。柏林派来的四名专家那天早晨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结果就放在他的办公室里，那是一份准备十分缜密的计划，要把二百多个工厂毁坏，其中包括两家自行车厂，这不由得使肖尔铁茨感到好笑。这四个人不久就要回到柏林了。他不能再辩称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来掩饰他没有开始进行奉命要进行的破坏了。在电话线另一端那个不耐烦的人的催促下，肖尔铁茨做了一个解释。这是他唯一能做出的解释，也是他马上就后悔做出的解释。他告诉约德尔，他不能开始破坏是因为他的部下忙着对付首都各处爆发的“恐怖”活动。

肖尔铁茨后来回忆，约德尔闻言“大惊”。这句话是最高统帅部第一次听说，巴黎局势已经何等严重。约德尔沉默良久，显然是惊呆了。他刚刚离开希特勒的第一次每日例会。希特勒的命令还记在他的速记本上。希特勒再次强调了“对巴黎的保卫所赋予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保卫”。

约德尔告诉冯·肖尔铁茨，元首听到巴黎发生动乱一定会震怒万分。他向巴黎司令警告，他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恢复市内秩序。

然后，为了使冯·肖尔铁茨充分理解他说话的分量，约德尔用一本正经、字斟句酌的口气说：“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元首都期望你对指派给你指挥的地区进行最大程度的破坏。”

听着外面诺曼底的细雨落在树上的簌簌声，最高统帅在他的舍尔勃斯特前沿司令部地图帐篷中的木板地上踱来踱去，这个前沿司令部设在科唐坦半岛南部的格朗维尔。艾森豪威尔是在耐心而坚定地等待他的访客。他认为他完全知道在这个八月的雨天里夏尔·戴高乐要的是什么：巴黎。他决定他还不能得到它。

像戴高乐一样，艾森豪威尔在几小时以前获悉巴黎爆发了战斗。他知悉此事后“十分生气”。在他看来巴黎的暴动造成了“恰巧是我不想要的那种局势，这种局势不在我们控制之下，但可能迫使我们在准备好以前改变我们的计划”。艾森豪威尔相信，就是为了要改变这些计划，戴高乐才到他的舍尔勃斯特总部来。他不喜欢这个。他认为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戴高乐“企图让我们改变计划来适应他的政治需要”的讨厌习惯。对统率盟军的这位美国将军来说，“巴黎的政治因素是次要的”。他只操心一件事：同德国人作战。他不允许任何事情，哪怕是巴黎，把他的进度拖慢。当他听见来访客人的脚步声时，他又一次立誓“不让自己在巴黎问题上做出承诺”。

脾气倔强的夏尔·戴高乐心情忧郁地踩着湿草走向最高统帅的帐篷。他这天早晨回到法国来，搭的飞机汽油耗尽，着陆的空机场上只有一个态度冷漠的工作人员，刮胡须的刀片还是借来的，但他还是回来了，目的是要领导他的国家。在他的国家里，有千百万人听到过他的声音，但是没有见到过他的脸。对这千百万人来说，他是个影子，是个理想。如今他得让自己添上血肉，实现这个现在必须变成政治现实的理想。对他来说，巴黎的政治因素是至高无上的。由于共产党人已经叫嚷要夺权，对戴高乐来说，巴黎不仅是他个人的目标，也是国家的目标。当他拨开门帘走进最高统帅的帐篷时，戴高乐下定决心，在这次会议上他的意志要占上风。

里奥奈尔·德·马尔米埃上校坐在洛德斯塔型专机“法兰西号”的驾驶舱里，看着那三个人踩着高及脚踝的野草慢慢地向飞机走来。戴高乐双手交叉在背后，独自走在前面两步。他的脑袋微微低着，垂着双肩，在他的驾驶员眼中，他似乎比以前所看到的“更加忧郁，更加茫然”。德·马尔米埃心中想，“全世界的重负”似乎都压在戴高乐的肩上了。

夏尔·戴高乐失败了：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改变计划，立即进迫巴黎。

他们的会见一开始就转入正题。艾森豪威尔用他有橡皮包着的指示棍一一指着各幅地图，向戴高乐解释“我们的目的和我们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在地图上勾划出他的后海神计划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对法国首都实行钳形包围的计划细节。那个文件的最后定稿刚刚在四十八小时以前送到他的桌上，也就是在巴黎警察总署升起三色旗之前二十四小时。由于战线不断变化，最高统帅对巴黎的解放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表。但是在久经阅历的戴高乐将军眼中，艾森豪威尔的地图所传出的信息是没有什么神秘的。艾森豪威尔的时间表不是他的时间表。

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戴高乐“马上要求我们重新考虑巴黎问题。他对此毫不掩饰。他说有来自城里共产党人的严重威胁”。

他警告最高统帅，如果他迟缓不进，他就有可能发现“巴黎出现灾难性的政治局面，可能对盟国作战努力具有破坏性”。

尽管艾森豪威尔对戴高乐的判断能力极为尊重，但他仍然拒绝改变计划。戴高乐怀疑他的犹豫是政治性质的，［11］最高统帅后来坚持说这是“纯粹军事性质的”。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时间“太早了”。他仍旧担心“我们可能因此陷入那里的一场大战”。［12］

对这个垂肩弯腰神情严肃地回到马尔米埃的飞机上的人来说，艾森豪威尔的答复成了一个严重的难题。它使戴高乐面临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几分钟以前，他曾对他面前的那个皱着眉头的美国人暗示这可能是什么决定。戴高乐以一本正经的得体态度告诉艾森豪威尔，巴黎的解放对法国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因此，如有必要，他准备把法国第二装甲师从盟军指挥部下抽出来，由他自行派往巴黎。［13］对戴高乐来说，巴黎这么重要，他为了得到它不惜粉碎盟国四年的团结。

戴高乐在登上他的洛德斯塔型专机“法兰西号”前，回头向他的年轻的担心的副官问了一句：“勒克莱尔将军在哪里？”

十

诺德林的停火开始在全市生效。对巴黎的法国国内部队共产党头目来说，这是叛国的行为。“罗尔上校”一早从电话中得知以后就倾全力来破坏它。在这个性格直来直去的布列塔尼人看来，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背叛，也是对他个人的背叛。四年以来，他一直孤身一人在暗中作战，等待这一可以领导一场公开的战斗来驱赶他的国家的征服者的时刻。现在，没有人可以剥夺他进行这场战斗的权利。

正像戴高乐派对手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全市实行停火一样，罗尔也用他所能找到的一切手段来破坏停火。罗尔通过电话、信使，乃至他本人，重申他头一天的命令。他说：“起义是命令。只要巴黎的街道上还留有一个德国兵，我们就要继续战斗。”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纪律严明的突击队自由枪手游击队发出紧急命令，不论在何处，一见德军就开枪射击。他决不让巴黎街头听不到枪声。寂静意味着停火已经被接受了。到了中午，为了支持他，共产党开始在巴黎墙头到处张贴标语，谴责停火是“消灭巴黎工人阶级”的诡计，以便让“那些仇恨和害怕人民的人做肮脏交易”。

罗尔以他布列塔尼血液中的顽强天性，努力要重建法国国内部队被戴高乐派为削弱他的地位而中断了的指挥系统。没有一场解放战争会比这场更加充满恶意，没有一个战场会比这场解放战争的战场更加奇异多变。认为共产党人要暗害他的那个骑自行车的戴高乐派伊冯·莫朗达觉得，好像“共产党人已准备成立新‘公社’，而我们戴高乐派已被选来扮演凡尔赛宫的绅士角色”。在安德烈·托莱特的心中，戴高乐派由于停火已犯了“叛国罪”，巴罗迪是在力图“削弱抵抗运动，抑制法国国内部队，一直到戴高乐准备好由他自己来解放巴黎”。

不论对戴高乐派或者他们的政敌来说，警察总署的庞大建筑物是他们的共同战场。在它迷宫一般的走廊和办公室里，两派都在争夺控制权。那天下午，走廊里在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其程度不亚于头一天同德国人的作战。莫里斯·克里埃歇尔-瓦利蒙是共产党安插在那里煽动群众脱离戴高乐派的领导的，他要求警察们不服从他们的领袖。有一次激烈争辩时，戴高乐派财务负责人亚历山大·德·圣法勒一把抓住那个胖乎乎的共产党人的手，愤怒地叫道：“如果你继续进行你的起义，你的这只手将沾满千千万万被杀的巴黎人的血。”圣法勒后来回忆，瓦利蒙怀疑地看着自己的手。

隔几扇门，在另一会议室里，雅克·沙邦-戴尔马的一位年轻助手洛林·克鲁斯向他面前的那个毫不动摇的人竭力劝说，要他接受停火。他很焦急，因为共产党的这一政治行动的代价将是二十万条性命和一个城市的涂炭，以及成片的废墟。但是站在他面前的人岿然不动，只是用蔑视的眼光看着他。然后，罗尔在面前桌上用力一拍，用跟他的对手同样冲动的话语做出了他的答复。克鲁斯永远忘不了他的话。

罗尔声称，“巴黎值得二十万条性命”。

在罗尔的不断催促下，起义一点一点地恢复了它在那天早些时候失去的势头。引人注意的九、十点钟的时候消失的枪声，如今又慢慢回到巴黎的街头来了。罗尔的共产党自由枪手游击队在全城都有纪律严明的组织，他们又向途经的德国巡逻兵开火。至于德国兵，有许多人本来不服冯·肖尔铁茨的停火令，就立即予以回击，或者自己率先开火。就像一件毛衣给拆开一样，停火开始垮了下来。

星期天上街闲逛的人，原来是由于好奇或者习惯出来的，一下子给夹在弹雨中间。［14］几个小时以前还兴高采烈地在窗户上挂出三色旗的住户如今发现已成了德国巡逻兵的靶子。

在塞纳河和圣日尔曼·德·普莱之间的弯弯曲曲的小巷里，在“捕鱼猫路”和“心安息路”这样名字古怪的街道上，埋伏的法国国内部队小分队截获了四卡车的德国兵。他们有的人因为军服溅上了莫洛托夫鸡尾酒而着了火，叫着四散逃命，穿过这些独具风光的陋街小巷，成了这千年人间娱乐古城中的人体火炬奇观。

巴黎作为一个城市，整体来说，在这个时候已经自己组织了起来。原来在秘密印刷所印地下报纸的那些人，如今印出许多传单，告诉大家怎样制造莫洛托夫鸡尾酒或者树立街垒。巴黎的药剂师们由于有氯酸钾而成了军火库供应者。各医院早已秘密组织起来，现已由抵抗运动接管。学医的学生和姑娘们在公寓里、商店里建立了急救站。全市各地都有志愿担架员待命，他们大多数是青少年。在中央菜市场，法国国内部队仓库工人没收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食物供应，把许多饭馆改成施粥站。他们给挨饿的和没食物的居民一天发一盘热汤。

但是在这忙碌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地方的抵抗运动的活动组织得比王宫广场一所正方形灰色建筑物里更有声有色了。那里是莫里哀之家，法国全国首屈一指的剧团。法兰西喜剧院的男男女女把这所古典剧场变成了医院和街垒据点。法兰西戏剧界的声音沙哑的女王玛丽·贝尔，两位最漂亮的年轻女演员丽丝·德拉马尔和莫妮·达尔美翻遍她们的戏装箱，找出了十七世纪的睡袍来改做临时性的护士制服。在志愿的担架员中有一位戴玳瑁边眼镜的态度安详的人。他主动担任值夜班，以为这样会安静一些。他想把这些天的印象记在纸上。他的名字是让-保尔·萨特。演员们在锅炉房打开了一个苦心积攒起来的军火库。为了补充他们不足的库存，他们还翻遍道具箱。雅克·达克米纳穿上了他上一部影片中的服装。当时他演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军上尉，他还一直保存着他这个角色使用的老式温切斯特步枪。另一个演员乔治·马夏尔是法国年轻人的鬈发偶像，他用一件少见的古老武器来武装自己。那是一支俗称“大笨蛋”的十八世纪大口径短程霰弹枪。

十一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内行的眼睛一望而知，天际的一片灰云预示他面前的这个城市又要遇到新的暴风雨。肖尔铁茨每天午饭以后总要站在莫里斯饭店的小阳台上平静地呼吸一下八月的温暖空气。在这个时刻，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把这个城市似乎沉醉于其中的中午睡意再拖长一些更使这位矮壮的德国将军感到惬意的了。但是，他已经可以听到轻型武器交火的隐约劈啪声在他前方的天际不断传来。它们的回声在肖尔铁茨的心中引起了不安的反响。

诺德林总领事建议的停火为肖尔铁茨的对手带来了意外的喘息，给肖尔铁茨也带来了同样的意外喘息。他看着罩在塞纳河上的树尖，心里在想，没有停火，警察总署也许还有整个城岛都已变成一片瓦砾了。这个想法倒并不叫肖尔铁茨感到寒心。他的命令毕竟是要不计代价维持市内秩序。对大巴黎司令来说，停火首先是避免流血摊牌的最后一个机会，否则巴黎和他的军队就会陷入不可挽回的冲突之中。在他看来，这场冲突能避免最好，否则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他的军队还有另外更好的用途。但是如今看来，这个最后机会似乎已在迅速消失。

冯·肖尔铁茨一边听着这四处响起的枪声，一边在回想刚刚一个小时以前他同约德尔的谈话。他不得不承认，他不得不警告最高统帅部巴黎形势的严重性，这就使他不能再希望转移元首对他发生困难的任务的注意力。现在，他知道，希特勒不会让他有什么安宁。这位矮个子德国人心里明白，如果瑞典外交官不能以他的停火建议恢复巴黎秩序，希特勒就会逼迫他用暴力恢复秩序——或者派个愿意这么做的人来取代他。

电话铃声又打断了他的沉思。他回到办公室里拿起听筒。这次是一通普通电话。他听到打电话的人要求同大巴黎司令本人通话。

“说话的就是。”冯·肖尔铁茨粗声粗气地说。

打电话的人自报了身份。这是圣克卢军事法庭的一名军官。他的话音十分得意，他向肖尔铁茨报告他在一辆满载军火和文件的汽车中抓获了三个自称是“戴高乐的部长”的平民。他说看来这是他们近几个月来在巴黎最重要的抓获。他问肖尔铁茨，这些人身带武器，是不是要当场枪决，还是交给来要人的保安处。

冯·肖尔铁茨的军队奉有见到平民携带武器格杀勿论的命令。他根据最初的本能就回答说：“是啊，当然，把他们枪毙掉。”接着他又转念一想。如果这些人确如他们自己所称，是戴高乐派在这个城市的代表，那么，肖尔铁茨觉得，他们可能是能够恢复首都秩序的人。

“把他们送到我的办公室来。”冯·肖尔铁茨命令道，“在你们处决他们以前我要见见他们。”

他们到来之前不久，诺德林总领事和“鲍比”·本德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是意外的巧合把他们送到这里来的。有个漂亮的巴黎姑娘在亨利-马丹大街像每个星期天一样闲逛时看到有手铐铐着的三个人被押在一辆德国军队卡车上疾驰而过。她认出其中一个是她的未婚夫。诺德林恳求冯·肖尔铁茨找到这三个人，在他们被处决以前从党卫队那里救出来。他告诉这个德国人，他们是他在头一天晚上与之谈判订出协议的人。没有他们，这个城市的领导权肯定要落入共产党之手。其中一个甚至是戴高乐的一名部长。他的名字，据诺德林告诉冯·肖尔铁茨，是亚历山大·巴罗迪。

将军的脸浮起了少有的笑容。“领事阁下，”他说，“看来他们就是我现在正在等待的三位先生。”

大巴黎司令轻轻地扶一扶他的单片眼镜，好奇地看着两个体格魁梧的德国军事警察推进来三个人。冯·肖尔铁茨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常常寻思，领导这场没有面孔的起义来反对他的人究竟长得什么样。他们是不是像他的谍报部门所说的那样？是“痞子”还是“共党”？这位德国人意外地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三个怯生生的人，同每天下班时充斥巴黎街道的许许多多小职员没有什么差别。

他仔细观察他们。接着，他忍不住露出一丝微笑，他感到奇怪，一个秘密抵抗运动的三名领袖居然蠢到这种程度，在光天化日之下，坐着一辆满载军火和惹祸的文件的汽车，由司机驾驶着大模大样地逛大街。他问他们：“你们以为我的兵是童子军？”

但是冯·肖尔铁茨把他们带到办公室来不是为了一试他的讥嘲本领。叫他们到这里来是让他们从他的嘴里听到，如果他们已经接受的停火失败，等待巴黎的灾难将会是什么规模。他说，全市各处枪声又起。作为巴黎负责治安和他的军队的安全的军事总督，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以暴力对付暴力。他向面前的三个人发出警告，他已下决心要保持进出巴黎的交通畅通。如果战斗再启，首都及其人民的后果可能是悲惨的。

冯·肖尔铁茨看到巴罗迪在他的恐吓下脸色有些发白。他马上不喜欢这个人了。巴罗迪腰板挺直，态度强硬，毫不妥协，一点也没有表示出肖尔铁茨认为处在他的地位应有的谦卑和恭顺。现在轮到法国人回他话了。他告诉冯·肖尔铁茨，他也希望维持巴黎的秩序。但是他又说：“你，将军，指挥一支军队。你下命令，你的部下都遵守。抵抗运动是由许多派别组成的。我并不控制他们全部。”

冯·肖尔铁茨看了他很久。在几分钟以前，他还恨不得把这个傲慢的矮小的法国人在他窗户外的杜伊勒里花园枪毙掉。但是，他仍希望这次会见能有所收获。如果他的威胁确能使这三人信服，那么他们的权威可能有助于维持诺德林的停火。他转身向瑞典人说：“领事阁下，既然这些人是在停火后捕获的，我决定把他们交给你看管。”

说完话，这个德国人就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过来。他问巴罗迪是不是军官。法国人答是的，是后备军军官。“那么，”冯·肖尔铁茨说，“在两个军官之间，是允许这个姿态的。”这位普鲁士将军向刚被他饶了性命的人伸出手。

巴罗迪拒绝握手。

诺德林看到冯·肖尔铁茨骄傲的受到伤害的脸红了起来。这个姿态使冯·肖尔铁茨二十年后想起来仍耿耿于怀。但是他的怒意还不如把三个俘虏押来的那个军事警察大。当那个军官押着三个人下楼时，另外一个军官尖锐的耳朵听见了他在嘟囔“我们饶不了他们”。“鲍比”·本德抢在这些人的头里，先到街上。在他的左方，在里伏利路的路边，他看到有一辆派克车停在那里，发动机在空转。在司机身旁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人在看着他们。在那人的面前，本德看到一架机枪的黑色枪口露在驾驶板上。

这位军事情报局人员走到诺德林的汽车打开的窗口边。他告诉那个瑞典人和同他一起的三个法国人，在他把自己的车发动之前别开车离开。

“鲍比”在几码以外的地方把他的雪铁龙跑车打着了火。跑车车盖下面有个秘密，等会儿就会救诺德林和同他在一起的三个戴高乐派领袖的性命。本德在战前就是雪铁龙代理商，在自己的车里安装了三速的赛车发动机，使它成了巴黎车速最快的汽车。他看到，诺德林的汽车启动后，不出所料，那辆黑色派克车就马上跟在后面。本德踩大了油门加速。

车胎擦地的“吱吱”声使冯·肖尔铁茨赶到阳台上来看。在里伏利路尽头，协和广场的口上，他看到本德的雪铁龙跑车超过黑色派克车，以直角的角度切入，拦在它前面不让它过去。而诺德林的黑色雪铁龙车车头飘着瑞典小国旗，已消失在广场对面。冯·肖尔铁茨明白了。独立于法律之外的保安处那些好杀成性的人本想要回他刚释放的这三个戴高乐分子。他们准备用机枪扫射他们，连同和他们在一起的瑞典总领事，就在他自己的大门口。

“我的天，”冯·肖尔铁茨想，“他们真幸运。”

那两个人在烛光下削梨当晚餐。那天晚上他们在圣农拉布勒泰什村这所年久失修的别墅中藏匿，在别墅里他们只找到几个熟过头的水果可以果腹。在别墅生锈的十七世纪的大门外，他们可以听到雨水泼溅在鹅卵石铺的街上的声音和更加不祥的占领小镇的党卫军士兵走过的皮靴声。罗杰·加洛瓦少校和他的向导罗贝尔·莫诺医生都十分泄气。他们试了半天，最远只能走到这个村子，它距巴黎只有十八英里，仍在德国的战线里面。

加洛瓦是罗尔的巴黎法国国内部队的参谋长，他奉令跟随莫诺穿过德军防线，去执行他为抵抗运动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他是由罗尔派去要求盟军大批空投武器，罗尔希望以此完成起义，在巴黎确立共产党所领导的抵抗运动一派的胜利地位。

加洛瓦和莫诺是老朋友，但他们一起在这个潮湿的别墅过夜则纯属巧合。莫诺医生是巴黎周围地区的卫生督导，同时又领导该地区为抵抗运动服务的医疗活动。他有一辆汽车，还有足够的德军通行证，如果要去柏林也能办到。就是由于这稀有的特权，他产生了这个“求援使命”的念头。

几个星期以来，莫诺一直看着共产党在抵抗运动的每一个环节中安插自己的人，甚至打入了他自己的办公室。莫诺认为起义是共产党政变的第一步。他下定决心要尽可能阻挠他们。星期六晚上他通过他的一个下属发现德军防线有个缺口，可以派使者溜过去找盟军。他就向罗尔建议由他做向导领个人出去“跟盟军建立联络并要求军火”。不出他的所料，罗尔抓住了这念头。

在这潮湿阴暗的别墅里，莫诺用他的安详的、有条有理的职业口气告诉加洛瓦，要求在巴黎空投武器是个残酷而又轻率的错误。要求美国人在巴黎空投哪怕是“一盒子弹”，只会有一个结果：帮助共产党政变。这位医生主张，这次使命的目的不应是武器，而是促使盟军，尤其是戴高乐尽快开进巴黎。

加洛瓦知道罗尔并不急于看到盟军的薛尔曼型坦克开进巴黎街道，装甲板上漆着巨大的白星。法国国内部队共产党领袖要的是艾森豪威尔的机枪，不是他的士兵。要得到这些武器，罗尔犯了一个策略错误，他派了他的参谋人员中唯一可能听信莫诺医生的迫切呼吁的人去担负这一使命。

房间里的那支蜡烛烧尽熄灭了，黑暗的别墅沉寂了很长时间。最后加洛瓦说：“罗贝尔，我想你是对的。”

雨仍泼在他们头顶的灰瓦上，两个人睡着了。几个小时以后，抵抗运动中一个无名的法国人罗杰·加洛瓦伪装成一个男护士，终于完成了甚至夏尔·戴高乐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将说服德威特·艾森豪威尔改变他的计划，派他的军队进攻巴黎。

十二

［八月二十一日］

这是个阴谋之夜。无月的夜空下，诺曼底的苹果园一片黑暗和静寂。树林之间分布着低低的帐篷，它们的尖顶轮廓几乎看不清楚。离黎明还有一个小时。从果园出来通向埃库歇小村的那条窄路旁，停着一辆指挥车。车灯熄灭，发动机轻轻空转。一个高大的身影无声无息地踩着沾满露珠的野草进了汽车，坐在司机旁边。他随身带着一只用乍得羚羊皮制的公文包，里面有张白纸和一张十万比一的地图，上面盖有编号10G的印戳。地图中心的一个不规则的大黑块就是巴黎市。

指挥车开始轻轻向前滑动时，另外有一个人影从黑暗中出现，他的手杖拍打着潮湿的野草。他对汽车中的乘客轻轻说了一句话：“你真幸运。”

持杖的人是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法军第二装甲师师长，他的司令部帐篷正隐藏在这个果园里。他未经授权，自作主张，下令偷偷进军。

勒克莱尔刚才轻声送别的那个人是三十四岁的雅克·德·吉列朋中校，经过埃库歇的这条路通向他所携地图上的那个黑块。解放大军所有的官兵中，是他第一个向法国首都进军。他率领十七辆轻型坦克、十辆装甲车和两排步兵，就要在“自由的首都中代表法国军队”，担任巴黎第一任法国军事总督。

吉列朋离开后，他的精选部队的其他官兵都悄悄地爬上车辆，开始向埃库歇村外集合点开去。他们选自隐藏在诺曼底乡间的该装甲师的各个营地，这样别人就很难注意到他们的缺席。他们的炊具箱、背包、油槽车都满装足够的弹药、C型军粮、燃料，足可以把他们送到斯特拉斯堡。每个军官在出发以前都收到一张黄纸条，上面有吉列朋亲笔写的“机密”字样，其中有他给他们做这次一百二十二英里征途的最重要的一条指示。归结起来就是这么一句简赅的话：“不计代价避开美国人。”

勒克莱尔独自坐在他指挥车的踏板上沉思，一边听着吉列朋的指挥车的声音在夜色中远去，一边想着他刚才采取的大胆行动。他知道，他这样做是公开违抗他所依赖的盟军司令部的行为。但是，勒克莱尔有个诺言要实现，这是他三年以前在利比亚沙漠中攻克第一个敌军阵地、一个叫考夫拉的要塞时所许下的诺言。在那里，距离法国首都一千八百英里，他立誓有一天要解放巴黎。

在他和诺曼底前线唯一的法国师的官兵不耐烦地等候在苹果园的时候，盟军司令部的其他各师已经快逼近巴黎了。他担心盟军会丢下他径自进攻巴黎。六天以前，他曾写信给巴顿将军，如果他的师不参加解放巴黎，就请免去他的师长职务。为了确保这一光荣不致完全在他的手中溜掉，他派吉列朋开车去埃库歇的那条路。

在夏尔·戴高乐扬言要把法军第二装甲师撤离盟军司令部的三天以前，勒克莱尔就已在独立准备该师采取这样一个行动了。德威特·艾森豪威尔错了，第二装甲师有能力不需盟军帮助就进行调动。它可以一直调动到巴黎。四天以来，在勒克莱尔的命令下，他的油车领双份的油，一天四吨，而不是两吨。他的各团团长没有呈报车辆损失，因此可以继续为他们被击毁的车辆和大炮领取原来配给的燃料和弹药。而且，在过去的三个夜里，该师官兵躲开美军岗哨，趁夜色从盟军的供应仓库中把他们需要的余下燃料和弹药取走了。在今天天还未明的时候，法军第二装甲师的两千辆军车和一万六千名官兵都已准备就绪，可以随雅克·德·吉列朋指挥车的车辙开往巴黎，如果勒克莱尔——或者戴高乐——给他们下命令的话。不过，尽管勒克莱尔拼命向美国上级呼吁，除了要他“耐心静候”以外，他没有接到别的命令。

现在，坐在指挥车的踏板上，勒克莱尔是满足的。他的师至少有一支象征性的先遣队，由像他一样的一个庇卡底人指挥，已在去巴黎的大路上了。他自己不久也将走上这条路。他现在只有一件担心的事：不能让他的美国上级发现他的这个行动，要把他们蒙在鼓里，直到他们来不及制止。

他在去睡觉以前，又采取了一个预防措施。他叫醒他的警卫长阿兰·德·布瓦修上尉。勒克莱尔用手杖指一指他前面的一辆吉普车和帐篷，告诉布瓦修把那个帐篷里的两个人变相绑架一天。勒克莱尔命令道：“带他们去观光游览一下。”在他师里的一万六千官兵中，狄克·里夫坎德中尉和鲍伯·霍伊上尉是唯一可能把吉列朋的失踪向勒克莱尔的美军第五兵团上级报告的。他们是他的美军联络官。

房间里的唯一声响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的钢笔的簌簌声。在外面，巴黎的黑暗街道笼罩在沉寂之中。在编号10G地图上的那一大黑块中央，距黎明还有一小时。

放在冯·肖尔铁茨的臂肘旁，用一张棕色牛皮纸包的，是德国将领的厨房今年夏天能够提供的最珍贵的礼物：一包咖啡。这是他的勤务兵赫尔穆特·梅耶头一天晚上从莫里斯饭店的厨房里“征用”来的。冯·肖尔铁茨没有刮胡须，他身穿绒布睡袍，写完了要同那包咖啡一起发出给他在巴登－巴登的妻子的信，这是三年半来他发出的最后一封信。

他写道：“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我总是努力去履行我的职责，常常必须祈求上帝帮助我寻找履行职责的道路。”接着他问妻子，他们的四个月的儿子铁莫是否开始长乳牙了，并要她代他亲一亲他们的女儿玛丽亚·安吉莉卡和安娜·芭芭拉。他说：“不论将来发生什么，她们一定会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当他听到卧室门外有人在轻敲时，他几乎快写完了。

站在黑魆魆的门口，等着把他的最后一封信送到巴登-巴登去的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在全巴黎唯一信任的人。阿道夫·冯·卡洛维茨是他的表兄弟，也是他的亲信和顾问。冯·肖尔铁茨是从柏林把他带到巴黎来的，他在柏林是赫尔曼·戈林飞机机身制造厂的厂长。如今巴黎已经发生战事，阿道夫·冯·卡洛维茨就要趁最后一小时天黑的保护回德国去。

两人互相拥抱了一下。“好好干，狄特。”冯·卡洛维茨对穿着绒布睡袍没有梳洗的矮小将军轻轻地说，然后他转身就走了。冯·肖尔铁茨看着他身后的门碰上，心里在想，他是不是能再见到这个人，或者他送信去的那个女人。他听着表兄弟的皮鞋声在饭店走廊中逐渐远去。脚步声最后消失时，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忽然想起，在这个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里，他如今是孤身一人，完完全全的、彻头彻尾的孤身一人。

在巴黎的另一头，有一批人偷偷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溜过。在这批无声无息地钻到巴黎给水排水局总部地下室一道活动地板门下面去的人中，有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最不可调和的敌人“罗尔上校”。罗尔悄悄地走下了一百三十八级石阶，到了他的新地下指挥所。在最后一级石阶下面，一扇钢板门开了。在这里，在四十代巴黎人的骷髅和骨架中间，在巴黎的地基上，就是他如今要指挥距头上九十英尺的街道上的战斗的秘密要塞。这个要塞的代号叫“杜洛克”，那是另外一个法国军人拿破仑麾下一位元帅的名字。它的门通向城市地下的一个城，那就是在巴黎地基下通过，供它排水、地铁和墓窖使用的三百英里长的隧道。

罗尔走进“杜洛克”，把手电的光束扫过里面房间的每一角落，做了他第一次满意的视察。罗尔在二十年后还记起他当时很觉意外，在他头顶上的通风机上，他的手电光照到了通风机制造厂家的名牌。他很熟悉那个名字和那定制的机器。八年前，在他离开法国去西班牙时，亨利·唐居伊还是在内西兄弟公司做工的一个普通钢铁工人，曾经把这台通风机的铁板焊接在一起，如今这台通风机要在他一生最光辉的时刻为他过滤所呼吸的空气。

这天清晨他遇到的意外还不止于此。在这个秘密的藏匿处有一台电话机，这是一种特殊的电话机，与巴黎的电话系统没有联系，只通巴黎给水排水局的二百五十个控制站。因此它不受德军的监听，罗尔不久就要用它来指挥起义。电话铃响了。在暗室中听到这铃声，同罗尔一起下来的人都吓呆了。他们的向导是这地下室的专职看管人，他拿起听筒。罗尔听到从听筒中发出两个清晰的喉音字，整个小屋都能听到。它们是：“没事？”

“是的，是的，”罗尔的向导答，“没事。”

两英里以外，在克里翁饭店三四七号房间里，军事指挥部的奥托·杜默勒中尉感到了放心，他挂了电话。杜默勒是唯一一个知道杜洛克的存在的德国人，他熟悉巴黎的下水道就像他熟悉他的故乡斯图加特的街道一样。他是负责维持下水道的保养、安全和防御的德国军官。两年以来每天早晨，他像机器一样准时，打电话给杜洛克的看管员，问那个问题。在这一星期内，每天早晨他都在这固定的时间里打电话，并从他的同胞正在与之作战的起义总部接到这同一的叫他放心的回答：“没事。”

一个送信的跑下石阶到了杜洛克，他跨过门槛后就把一包匆忙包扎的东西掷在桌上。这是新时代开始的第一批报纸，仍散发着油墨的气味。这些报纸的名字宣布了新时代的来临：《解放了的巴黎人报》、《解放报》、《保卫法国报》。罗尔连忙打开。报纸的头版通栏标题是像巴黎地上铺的石块一样历史悠久的战斗口号。这是罗尔自己提出来的口号。他想以此事使起义具有新的动力，动员首都人民。如今他能够通过这个新的媒介向他们直接说话了。在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这些报纸的头版上，大字标题是：“到街垒去！”

十三

从圣克卢区的塞纳河岸到庞坦和圣但尼阴暗的工业区贫民窟，从蒙马特尔的斜坡经过拉丁区的弯弯曲曲小巷到蒙帕纳斯的远处，罗尔的街垒就像四月雨后的水仙一样出现在巴黎的人行道上。到日落时已有好几十个。到盟军到达时就将有四百多个不同形状和大小的街垒出现，像筑起它们的人一样伟大。

在圣雅克路转角处，教区神父嘴里衔着烟斗，教袍束在膝盖以上，向教区的教民们示范，教他们怎么筑街垒——他原来是个工程师。他们在街垒上面竖了希特勒和戈林的巨幅肖像。在距塞纳河一个街区的小木箱路，被围的警察总署对面，带领大家筑街垒的是个叫科莱特·布里安的妇女，她精力充沛的脑袋被一顶德军大钢盔遮没了。

凡是能够搬动的东西都堆起来当街垒。妇女和儿童从街上挖起铺路石，又传递给下一个人。民防沙袋、下水道铁格栅、树木、烧毁的德国军车、庞大的钢琴、床垫、家具、上面漆着“全国彩票今晚开奖”和“禁止小便”的旧招牌，全都用上了。在太子路和城岛尖端的新桥，一只生锈的绿色小便桶神气活现地成了街垒的核心。在布西路，一家古董店老板把地窖里的存货都清理出来加固他门前的街垒。

全市最神气的街垒也许是一群工程系学生在拉丁区中心圣日耳曼林荫大道和圣米歇尔林荫大道转角处筑的石块街垒了。这个街垒全部由铺路的石块筑成，六英尺厚，控制着巴黎市内一个关键的交叉路口，不久就以“死亡十字路口”闻名。

在法兰西喜剧院对面的宇宙咖啡馆门前，剧院的演员们筑了自己的街垒，用布景库里的剩余布景来充实它的规模。他们觉得不够壮实，也不显眼，决定用心理战来抵御德军坦克，在街垒周围放了许多瓶瓶罐罐，上面写着：“注意！地雷！”整整一个星期里，没有一辆德军坦克胆敢进入他们这一脆弱的堡垒射程之内。

对罗尔来说，街垒的迅速出现是一件令他极其满意的事。现在他操心的是另一个问题了：武器。他在前一天曾经向沙邦-戴尔马的年轻助手洛林·克鲁斯发过誓，为了巴黎值得死二十万人，如今他向他要求得到武器，以求这些死者中占相当大比例的是德国人。他不知加洛瓦和他使命的结果。他要求盟军在全市大规模空投武器。他向克鲁斯提出一份清单，要求一万枚加门手榴弹，五吨塑料，几万英尺毕克福导火线以及其他武器弹药。提出这要求是抱着厌恶和怀疑心情的。这些要求必须经过沙邦-戴尔马控制的电台，罗尔怀疑不会到达伦敦，即使到达，也无人理睬。

那个壮硕的年轻人“砰”的放下了电话听筒。伊冯·莫朗达急需三十名忠于戴高乐的法国国内部队人员。但在巴黎所有的武装人员中他连一个也没有找到。这位工会活动家十天以前还相信共产党要杀他，如今在戴高乐派一个名叫“夺权计划”的大胆赌博中饰演关键角色。他心里明白，他得单独，或者说几乎是单独进行这场赌博。他要占领法国总理府马蒂尼翁大厦，只有一个人准备协助他：他的脸上长有酒窝的金发女秘书兼未婚妻克莱尔。

在莫朗达和克莱尔所在的圣奥古斯丁路这所朴素的公寓里，亚历山大·巴罗迪在几分钟以前决定发动这个行动。巴罗迪和莫朗达后来承认，经过周密策划并得到伦敦批准的“夺权计划”不过是“一次心理上的虚张声势”而已。

巴罗迪知道，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头天晚上的姿态救了他一命，但这可能有损他的权威。他原本希望能拯救巴黎的停火正在分崩离析，他希望冻结的起义又在向前推进。在他看来，如果要停火成功，时间似乎不多，也许只要几个小时。当他对手的注意力仍放在停火上时，巴罗迪决心利用这最后几个小时来保证将来，而不是保持目前。

巴罗迪打算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态，在起义的巴黎公开树立夏尔·戴高乐的政府。他要用“夺权计划”抢在共产党之前先占据巴黎的权力中心。

戴高乐内阁的每一位部长在首都都有一个缜密挑选出来的替身，他们在部长们到达之前代理部长职务。根据“夺权计划”，巴罗迪要尽可能把他们安置在各部里，然后，他决定要在总理府马蒂尼翁大厦召集他们开一次象征性的内阁会议。在那里，他将以挑战的姿态公开向首都宣布，戴高乐政府已转入地上，开始执行职责。如果共产党要篡夺这些权力机构，他们就必须先把巴罗迪的人赶走，然后公开否认他建立的权力机构。

为了支持他，在法布里的突击队等待“午饭吃得好吗，雅各？”［15］暗号的图松高地上，巴罗迪的总代表处的戴高乐派已经开始从他们隐藏的军械库偷运武器进巴黎了。他们将用这些武器来武装自己的禁卫军，名叫“政府卫队”。这是由忠诚的戴高乐分子和警察部队、宪兵队、别动队中的可靠分子组成的。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人将奉令守住法国首都以待夏尔·戴高乐的到达，他们知道他们可能需要保卫他们如今占据的那些建筑物。而且，他们也担心，向他们攻击的人可能不仅限于穿灰绿军装的德国军队。

现在，二十六岁的工会活动家莫朗达决定开始进行这场政治权力的争夺，他拉开圣奥古斯丁路公寓的窗帘，以抵抗运动战士的本能，检查了下面的街道。令他吃惊的是，街口尽是德国兵。这所大楼给包围了。他绝望地想，他们的会议给出卖了。离解放还有好几天，他就要落入秘密警察之手。

莫朗达忽然发现他弄错了。他真的有点不相信，但感到放心。原来他窗下的德国兵在搜查隔壁一家妓院。

莫朗达下了楼。骑了一辆自行车去接管法国总理府。克莱尔坐在前面车梁上。精细的笛卡尔式的逻辑使他直奔香榭丽舍脚下的马蒂尼翁大街。他意想不到地发现，马蒂尼翁大街上唯一的公共建筑飘扬着字旗，由德国兵守卫。莫朗达蹬车追上这条空荡荡的街道上唯一的一个法国人，那是一个遛狗的头戴圆礼帽的老年人。莫朗达不好意思地向他问路。派去占领法国总理府的这个年轻的戴高乐分子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总理府在哪里。

十四

在法国德占区北部铁路指挥部工作的三十九岁的铁路工人海因里希·豪塞在这阳光明媚的八月早晨不需要向别人问路。肥胖而自满的豪塞和他的四十八名同事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们要回德国家中去。

豪塞作为巴蒂尼奥勒车站扳道工长，在巴黎已经待了八个月。他的生活一半是在车站，一半是在他所住的克里希广场的士兵之家度过的。头天晚上，豪塞和他的战友们在士兵之家的大餐厅里庆祝他们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在吃普通的通心粉时喝了一大通香槟酒，醉得糊里糊涂，心情阴郁。豪塞的眼睛里满盈着泪水，挥舞着香槟酒杯，领着这批人高唱“在那莱茵河上，在那美丽的莱茵河上”，士兵之家的女子乐队跟着他的忧伤歌声做最后一次演奏。豪塞和他的朋友接着在他房里继续他们的告别宴会，整宵狂饮白兰地和香槟酒来浇去他们最后的占领痕迹。

眼下，他酒后头痛欲裂，使他毕生难忘。他等待着他的上级铁路总监瓦克答应派来撤退巴蒂尼奥勒车站的铁路工人的卡车。从黎明开始，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的第八一三工程兵连的士兵就一直忙碌着在车站及周围所有设施底下埋雷。豪塞知道在几小时以内就会爆炸，他们如果不快离开，就只好听任已经充斥附近一带的法国“恐怖分子”的宰割了。

卡车没有到达。不过这并不使海因里希·豪塞担心。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只担任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不会赢来铁十字奖章。他管的是铁路。他可以利用铁路把自己送出巴黎。在这空荡荡的火车站里，路轨上有一台旧机车，后面挂着一节货车。豪塞和他的战友们可以把它开到莱茵河去，他们的美丽的莱茵河去。这事做起来很容易。他们对巴黎铁路线网了如指掌。豪塞爬上了他的扳道塔，做了一件他闭着眼睛也能做的事：他扳了一下扳道器，这样他们的机车就可以驶过勒布尔热机场，一路开向斯特拉斯堡和德国了。

在机车启动时喷出的一阵蒸汽中，这四十九个人就像任何一批干完了一天的活回家的铁路工人一样，缓缓地出了车站，把巴黎咄咄逼人的气氛全都丢在身后了。对豪塞和他的同伴来说，如今只怕一件事了——盟军的飞机。豪塞在货车小后窗里，长久地望着圣心教堂的白色穹顶在他身后的落日阳光中闪烁。接着他就瞌睡了一会儿。

几分钟后醒来时，豪塞朝窗外一看。他惊奇地擦一擦眼睛。太阳好像改变了方向。现在它是从机车的前面，而不是从后面照过来。他跳了起来，盛怒之下，开始猛推他的同伴。“这些猪猡！”他叫道，“他们扳了道岔。咱们又回巴黎来了！”

伊冯·莫朗达终于到了他要去的地方。他找到了马蒂尼翁大厦。它是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塞纳河对岸瓦伦路上，地处左岸的深处。他把自行车靠在它的黄色石墙边不引人注目的地方，然后与克莱尔走向漆成绿色的大门，在四天以前皮埃尔·赖伐尔走后大门就关上了。莫朗达坚定地敲了门。门上的窥视孔打开了。莫朗达对孔眼里的那张脸说，他来见警卫队长。木板大门恭顺地开了。

门开后所呈现的景象，令莫朗达惊得目瞪口呆。在砾石铺的院子里，有一百多名赖伐尔的警卫，他们的武器整齐地码放着，手榴弹插在他们黑色制服的皮带里。在一片沉寂中（莫朗达希望这是谨慎的尊重的沉寂），莫朗达挽着克莱尔，站在院子的一角。

“给你，伊冯，”克莱尔轻声耳语，“把这套上。”她把三色袖章递给莫朗达。然后，她手指灵巧地把自己的袖章也套上衣服的袖子。警卫队长是个矮矮的神气活现的人，他走过白色沙砾，向他们走过来。莫朗达不知怎么是好。巴罗迪曾经告诉他“如遇反抗，立即离开”，莫朗达心里想：“如果有反抗，我是要躺在棺材中离开了。”

“我是这里的队长，”那个矮个子在他面前粗声粗气地说，“你有何贵干？”

就在这一瞬间，莫朗达决定了该怎么办。他用自己也感到意外的一种洪亮的声音、权威的口气宣布：“我是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名义来接管这里的。”

那个矮个子四年以来一直效忠于维希政府，一听到这话就马上立正。“遵命，”他说，“我一直是个坚定的共和派。”

他下令全体警卫立正，于是身穿夏季连衣裙的克莱尔和上身只穿衬衫的莫朗达走过他们的行列，上了这雄伟庄严的府邸的大理石台阶。在台阶顶上等候他们的是身穿黑色燕尾服，系白色领结，胸前用一条链条挂着沉甸甸的银制官印的总理府总管。

他煞有介事地一鞠躬，用戴了白手套的手优雅地一挥，表示欢迎他们莅临府邸。然后他带他们做了一次巡视。他给他们看了赖伐尔的空办公室，办公桌上的抽屉还打开着没有关上。他又引他们到楼上看居住层，经过精致华美的套房，大理石铺地的浴室，皮埃尔·赖伐尔四天之前还在烛光下在这里洗了最后一次澡。总管后来提示，也许莫朗达想把隔壁的绿色房间留作个人自用。

莫朗达问，什么是绿色房间？戴着白手套的府邸总管一点儿也没有露出意外神色，告诉这间房间的新主人：“这是法国总理的卧室。”

机工热尔曼·贝尔顿平伏在布特肖蒙铁路隧道口上沿克里米亚路边的护壁后面，看了一眼手表。在七分钟之后，巴蒂尼奥勒车站的老机车就要出现在他步枪的射程之内了。十五分钟以前，在一家幼儿园教室改成的法国国内部队总部里，他得到消息，有一列德国货车开向伊夫里郊区，将在一刻钟之后经过布特肖蒙隧道。贝尔顿和他的部下就连忙进入他们的阵地，准备伏击这意外送上门来的猎物。

在过去一个小时里，这列货车车轮的滚动一声又一声地把海因里希·豪塞和他的四十八名同伴越送越远离目的地。他们的机车和唯一的一节货车呼哧呼哧地直奔伊夫里郊区。过不了多久，他们将在这迷宫一般的岔道中自北至南穿过巴黎。海因里希·豪塞和他的宿醉未醒的同伴将直奔美军战线，而不是美丽的莱茵河岸。

突然车厢里一片漆黑。他们进了布特肖蒙隧道。在隧道另一头，热尔曼·贝尔顿在克里米亚路桥上向前望，校准他的莱倍尔步枪的瞄准器。

他的部下一见机车就开了火。机车司机猛地倒过方向，把列车倒进隧道。在车厢里，豪塞趴倒在地。在黑暗中，他注意到有另一列车在旁边的轨道上刹车。他划了一根火柴，向它走过去。在颤动的火柴光中，他看到一大堆木板箱，每一只木板箱上都贴着一张白色标签，吓得连忙把火柴头扔在地上。这白色标签上面画着一个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下面的字是“注意—危险”［16］。豪塞和他的四十八个同伴现困在隧道里，而旁边却是一列满载炸药的火车。

海因里希多年之内的最后一次旅行结束了。这个灰心丧气的铁路工人双手举在宿醉未醒、头痛欲裂的脑袋顶上，沿着隧道向等待在那里的热尔曼·贝尔顿的部下走去。

对罗尔派去向盟国要求武器的使者罗杰·加洛瓦来说，他的旅行也快要结束了。一个德国兵蹲在一堆乱七八糟的干草后面，盯着这个筋疲力尽的法国人。这个德国兵是把罗杰·加洛瓦同五百码以外的小股美国兵隔开的最后一关了。加洛瓦在离开了他和护送他的医生度过了一个雨夜的别墅以后，几个小时来一直在想方设法摸到巴黎以西五十六英里的交叉道口的普赛镇来。

现在他已是单独一人，于是他决定有意冒一下险。他心里想，这个德国人不会对单身一人的平民开枪而把自己的阵地暴露给美军。加洛瓦大着胆开始从德国兵的身旁走过去，他的心在揉皱了的衣服里面扑通扑通地跳着，中午喝的香槟酒在他干燥而紧张的口里留下了苦味。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那个德国兵看着他过去，除了直瞪瞪地看着他以外没有更加威胁性的姿态。

成了！他越过了德军战线！这个衣衫污秽、胡楂满脸的法国人因为冒险成功而欣喜若狂，几乎像发疯一般向他头一次见到的美国人奔去。

他碰到的第一个美国兵蹲在路边小沟中，正从一个草绿色的罐头中掏东西吃。加洛瓦向他兴高采烈地宣布：“我从巴黎来，给艾森豪威尔带来了信息！”

那个美国兵从罐头中又抠出一口黏糊糊的东西，抬头看加洛瓦。“是吗？”他说，“那又怎么样？”

十五

在从前像这样的八月的日子里，坐在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身旁这位体格矫健的少校所代表的德国空军第三航空队的飞机早已以吓人的阵形，遍布法国的天空，不断地飞越英吉利海峡到伦敦和全英各地去了。但这已是四年后的另一个夏季。现在这支驻在法国的航空队的核心就是距离莫里斯饭店他们谈话的房间七英里以外的勒布尔热机场上的一百五十架轰炸机。不久之后，甚至这些飞机也要北逃，否则就有毁灭的危险。但在它们离开之前，他们的新司令建议为这支功劳簿上已有鹿特丹、伦敦和考文垂的名字的航空队再添一份荣誉。

奥托·德斯洛赫将军已于八月十八日中午接替肥胖无能的胡戈·斯比埃尔元帅为第三航空队的司令，他奉到的命令是要把飞机送回到西线上空。作为第一个姿态，他派这位少校来向冯·肖尔铁茨“建议由空军协助镇压巴黎的暴乱”。肖尔铁茨的第一个反应是重新提出他本已取消的对警察总署的进攻。但是少校有另外一个建议。攻击可以在夜间对更大的目标地区进行。不会有地面炮火或盟军战斗机的骚扰。这是个简单、安全、尽管有些野蛮的方法，可以用来结束大巴黎司令管辖地区的骚乱。他建议一整夜轮番轰炸，夷平巴黎市的东北角。

少校用他粗胖的手指在冯·肖尔铁茨的地图上指出他心中所想的一块巴黎工人聚居区。它从蒙马特尔斜坡向东到破败的庞坦郊区，从布特肖蒙向北到拉维莱特门空空的调车场。他选择这块地区是因为勒布尔热机场就在五英里外。他建议从该机场派他的飞机起飞，袭击这个有八十万居民的无防御地带。他估计，每架飞机至少可以轰炸十次，这样可以甩掉勒布尔热地下仓库中的炸弹，否则那里储备得满满的炸弹是撤出的德国空军永远无法用光或带走的。

这位少校保证，对明白确定的不会遇到抵抗的目标进行一夜低空轰炸后，巴黎东北部就不会再有“一只狗或猫”活下来走动。他说，这个地方将会是一个“小汉堡”。这是冯·肖尔铁茨永远记得的一个比方。他面前的军官是在汉萨同盟的海港城市出生的人。一九四三年七月该市遭到“火力袭击”时，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丧了命。

这个计划对冯·肖尔铁茨部下的所有要求不过是他们全部撤出该地区，然后用闪光弹清楚地标出它的范围，破坏水管干线，这样袭击引起的大火就会大肆蔓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提早几分钟让居民知道空袭即将发生。

这天上午，冯·肖尔铁茨一直在寻找用什么武器来“教训居民一下”。他头天晚上释放亚历山大·巴罗迪和他的两个副手的姿态没有产生结果。释放他们看来不但没有抑制起义，反而帮助了起义的蔓延。全市各处的人行道上都出现了街垒。他的桌子上放着他部下伤亡的名单，这是他迄今收到的对起义的势头最令人痛心和信服的评判。在他与起义一方商定停火的星期日那天，他损失了七十五人，比起义爆发的星期六那天的损失还大。

他的首要职责在哪里，这一点已很明显。他的职责是他的士兵的生命。少校的建议固然“残暴嗜血”，但是冯·肖尔铁茨认为“这将让居民看到我可以动手保卫自己”，他对他的士兵有这个责任。他告诉少校，他会下令让他的参谋部草拟一项空袭计划。

在路易十六式办公桌的清漆桌面上的一堆电报中有一张普通白纸。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在它的左上角印了一个简单的黑色信笺头衔“戴高乐将军”。对腰板挺直、态度从容地坐在这张办公桌后面的那位威风凛凛的人物来说，这五个字就足以代表法国的主权了。夏尔·戴高乐现在单身一人坐在雷恩省省政府的办公室里，用他清晰的向上倾斜的书法，在那张信纸上起草了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最后呼吁。

头一天整个晚上加上这一天整个上午，雅克·沙邦-戴尔马和亚历山大·巴罗迪的秘密电台“紫色普莱耶尔”、“黑色阿波罗”和“黑色蒙帕纳斯”一直在像雪片一样向他发来紧急呼吁，要求“盟军立即开进”巴黎。最紧急的一份这么说：“起义星期六发动，靠停火抑制两天……但无法再拖过今晚。似乎可以肯定，明天巴黎将发生战斗，双方力量悬殊，后果悲惨。”

这些电报所描述的日趋恶化的情况在戴高乐看来十分严重，他认为不能允许以什么理由再拖迟他自己和盟军开进巴黎。他知道，多拖一小时就对他的政敌多一分有利。他觉得，他们用起义所挑起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不久将蔓延，他们想借以建立自己政治蓝图的混乱将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行动不及时，他自己进入首都恐怕都已太晚。他感到危机如此紧迫，因此他以法国的主权代表说话，愿意接受连盟军也不愿冒的风险。他写道，攻占首都一事极其紧迫，因此必须立即进行，“即使这会在市内引起战斗，造成损失”。

为了让这封信由专人亲手交给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选了在法国除了自己兄弟以外唯一有权利向他用亲切的“你”称呼的人。戴高乐在把信交给蒙特卡西诺［17］的光荣征服者阿尔丰斯·茹恩将军时，又向盟军最高统帅加了一句附言，不过这是用口头带去的。他说，如果他的这一紧急呼吁得不到理会，他就不得已要把法军第二装甲师从盟军司令部麾下撤出，由他自己下令派往巴黎。

茹恩走后，戴高乐又拿了一张纸写第二封信，这是写给第二装甲师师长勒克莱尔的。这位急不可耐的年轻将军非法派出的头一批先遣队已溜过了沙特尔大教堂的尖顶。戴高乐对他发出了正式的通知。戴高乐对艾森豪威尔的威胁并非空洞的姿态。这个主意虽然令人痛苦，后果也可能代价极大，但戴高乐是准备好为了巴黎而不惜分裂盟军司令部的。他告诉勒克莱尔，他准备不顾上级盟军司令的命令，把自己视为直接受命于法国政府。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打算派勒克莱尔去巴黎，戴高乐打算派他。

万一盟军企图阻挡勒克莱尔去巴黎，戴高乐还有最后一个办法让自己出现在法国首都。在纳穆尔森林稠密的树丛里，法布里的突击队正焦急而不耐烦地监听着收音机。在他们临时修建的跑道上，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只待一件事了，那就是从他们的收音机的噪音中听到“午饭吃得好吗，雅各？”［18］的暗号。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耳边的电话听筒中传来的话清楚得令人痛苦。瓦尔特·莫德尔元帅以他专门用在属下将领身上的特别傲慢口气，训斥巴黎司令未能维持巴黎秩序。他告诉冯·肖尔铁茨，他甚至听到谣言说他在招待城里的恐怖分子。

冯·肖尔铁茨涨红了脸，害怕地否认了这种指控。莫德尔接受了他的否认，但是他警告冯·肖尔铁茨不要“逾越你在巴黎的权限”。莫德尔很恼火和不耐烦。他说，他要求冯·肖尔铁茨的只是维持巴黎秩序，希望他会“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实现秩序”。冯·肖尔铁茨向莫德尔保证他会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向元帅声明，一旦骚乱无法控制，他需要增援部队。莫德尔闻言怒斥了一大通。“你有多少军队，你就凑合着吧。”他这么告诉巴黎司令。最后，在冯·肖尔铁茨的再三请求下，他才同意把从荷兰撤出的第四十八步兵师腾出一部分给他。

莫德尔的不耐烦和恼火是可以理解的。差不多四十八小时以来，这位矮矮的元帅就一直同那个认为他能为自己制造奇迹的人的做法大相径庭。这种事情出自一个对元首无限忠诚的将军，是无法解释的。［19］

星期天，他当着斯派德尔的面决定首要任务是把他受到威胁的军队撤过塞纳河，几个小时后他又接到新的命令，这次是用最明白无误的话说，他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巴黎桥头堡。这个命令是用第三帝国的主宰的私人图章发出的。它告诉莫德尔要“不计代价守住巴黎桥头堡”，要坚守不放，不论这会在巴黎造成什么破坏。莫德尔比谁都明白“不计代价”是什么意思，在电报上署名的那个人看来，“不计代价”意味着抵御到最后一个人，也就是斯大林格勒、斯摩棱斯克、蒙特卡西诺所代表的那种抵御。

这个命令是元首晚间战略会议发出的第一个命令，于晚上十一点三十分传到西线总司令部。它到达的时候，莫德尔早先给第五装甲军团开始准备撤过塞纳河的命令已经发出了。这位元帅显然觉得已经太晚，来不及阻止了。于是希特勒要调到巴黎的装甲部队名副其实地夹在中间，进退两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德尔也是如此。他唯一的安慰是他在巴黎前方争取时间的赌博可能获胜。他的作战处报告，那里“只有敌军有限的侦察”。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感到陷入塞纳河一带太深，也许是因为他怀疑为争夺巴黎打一场恶战是否明智，那天后来他建议在巴黎以北和以东的地方进行保卫战。他从约德尔那里得到的答复将是极不客气，不容商量的。约德尔会用使他没有任何选择的话告诉他，巴黎不是从北方或者从东方来保卫，巴黎要在巴黎市本身进行保卫。

现在，莫德尔结束了他同巴黎司令的愤怒通话，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第二次忘记告诉冯·肖尔铁茨这个重要的事实：西线司令部划归他指挥的两个装甲师正在向南进发。对于冯·肖尔铁茨，出发时只有一句干脆的话：“不计代价恢复市内秩序。”

十六

巴黎的街道在几个小时以前还响彻“到街垒去”的豪迈口号，现在却有惊恐的叫喊声从不堪一击的第一批防御工事后传来。那就是“坦克开过来了”。德国军队指挥部对巴黎街头人行道上出现的抵抗象征的挑衅极感震怒，按照莫德尔恢复秩序的命令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在一九四〇年曾为阿道夫·希特勒开道进入巴黎的装甲兵，如今从巴黎各处的坦克停车场出发再一次大举涌入首都街道。

对其中一个抵抗者，坦克的到达是在电话中彬彬有礼地正式通知的。从与第五区警察局里法国国内部队总部只隔一个街角的卢森堡宫打来的电话中，党卫军指挥官告诉“法国国内部队先生”，他必须“拆除街垒”，否则坦克就将为他代劳。年轻的法律系学生雷蒙·萨朗听到德国人正确的法语和生硬而又无懈可击的口气不觉惊得不知所措，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尽可能用冷漠的口吻答道：“您如今不能再在这里发号施令了，上校。”

十分钟后，坦克来了。萨朗看到每辆坦克的炮塔前都用绳子绑了两个穿平民服装的法国人。党卫军指挥官为了保护坦克不受萨朗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的攻击，决定用活人作盾牌。它们摆出整齐的队形，着手摧毁萨朗的街垒。

欧仁亲王军营来的两辆坦克从共和国广场用连续的炮火扫过伏尔泰林荫大道。有两个妇女，一人拎一个用白桌布包着的洗衣用的大藤篮的篮把，赶忙奔向藏身的地方。洗衣用的大藤篮中装满了莫洛托夫鸡尾酒。这是共产党议员的妻子克拉拉·邦特和她的女儿玛格丽特自己装的。她们同其他的女街坊在不远的第十一区妇女俱乐部建了一个莫洛托夫鸡尾酒工厂。她们的丈夫们等在共和国广场一个建筑物的窗口，看到那两辆坦克向两个奔去藏身的妇女开火，准备向坦克投掷莫洛托夫鸡尾酒。

在巴黎的另一头，法国国内部队推出一辆堂吉诃德式的废坦克同德国坦克作战。他们那辆战前的索穆亚型坦克是在圣乌昂附近一家工厂缴获的，当它出现时，欣喜的群众在炮塔上竖起一面三色旗。可惜的是，这面旗是巴黎抵抗运动唯一一辆坦克的唯一武器。法国国内部队的这辆坦克没有炮弹。

不过，在这多云的一天里，并不仅仅有冯·肖尔铁茨的坦克对许多巴黎人构成威胁。在瓦勒里安山监狱六角形要塞的牢房里，在纳伊区公所作战时被俘的卖猪肉的屠夫路易·贝尔蒂听着一种熟悉的声音。三年以来几乎每一天，这声音的回响一直传到距他牢房不到一英里的南泰尔小肉铺。这是瓦勒里安山监狱忙碌的行刑队的枪声。这个肩缠“不自由毋宁死”的袖章去同祖国的敌人作战的小个子如今知道，不久之后，这枪声将为他响起。

在瓦勒里安山墙外树木丛生的小斜坡脚下，有一群人在听着一个妇女的苦苦哀求。在贝尔蒂家藏身的美国驾驶员鲍伯·伍德隆和另外两名飞行员以及贝尔蒂抵抗小组其他幸存的成员想偷袭瓦勒里安山。露西尔·贝尔蒂求他们千万不要这么做。这只会叫他们送命，还搭上她丈夫的性命。这些男子汉只好忍痛放弃他们的打算。

在巴黎市中心，党卫军上校得到“盾牌”庇护的坦克离开卢森堡宫时，抵抗运动的偷运者保尔·巴尔杜在旁看着。他第二次看到一群平民肩上扛着镐头和铁锹从面前走过。这次是四个人。几分钟以后，巴尔杜听到一阵急促迸发的枪声，明白了那些人已被丢入他们自己刚刚挖好的墓穴里。指使巴尔杜干活的红脖子德国司务长弗朗兹听到那枪声就回过头来，好像已经有一百次似的用他唯一能说的法语向他重复说：“明天你枪毙。今天你打扫厨房。”

在同一建筑物的上面两层，另外也有个人听到了枪声。那是几天以前艺术馆馆长看到德军埋雷时找来的电工弗朗索瓦·达尔贝。他的工作做得很好。迄今为止，他已造成了十七小时的停电——在这十七个小时中，埋雷钻洞的气钻无法工作。但是在三十六小时以前，达尔贝曾经受到卢森堡宫指挥官明白的警告：把电路接通，否则对你不客气。现在达尔贝听到枪声后心里在嘀咕，不知在多久之后，他也将扛着镐头和铁锹去挖自己的坟墓。

在塞纳河的另一边，有个人在莫里斯饭店的前厅里不耐烦地踱着步。经过六天辛苦和坚定的工作，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的第八一三工程兵连已快完成任务。他们利用海军地下仓库皮尔斯的水雷，已经在全市各地埋上了十二吨以上的炸药。头一天，两个焦急万分的警察跑到法律系学生埃德加·皮萨尼在警察总署的办公室，向他报告德国人甚至在圣母院门前的两座桥下也埋了炸药。并且，考虑周到的埃伯纳赫还另外留下炸药，准备炸毁巴黎的象征埃菲尔铁塔的塔基。

现在他需要叫他起爆的命令。他恼火地不耐烦地在莫里斯饭店等了两个小时要见冯·肖尔铁茨，结果只得到了大巴黎司令一句很短的回话，还是通过副官冯·阿尼姆伯爵传话过来的。他说，埃伯纳赫继续进行准备，以“待进一步的命令”。

那天晚上又有新的一场暴雨开始掉点，同时也传来令人难以置信却极受欢迎的传闻。它大大激扬了巴黎全体居民的精神。剧作家安德烈·卢辛在他位于巴克路的公寓里记下了这个传闻，他写道：“以恐惧开始的一天最后以希望结束。看来美国人已经到了朗布耶。明天他们就可以到巴黎。”

美国人确已到了朗布耶，距巴黎只有三十英里。但是，安德烈·卢辛有些过高估计了他们的人数。他们只有三人，而且都没有什么正经的事要到那里去的。第一个是个名叫大卫·布鲁斯［20］的彬彬有礼的弗吉尼亚州人，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法国的代表，一个上校。如果他被俘获，将使法国人无比高兴。第二个是吉普车司机，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名叫“赤党”佩尔凯的沉默寡言的大兵。第三个是战地记者，欧纳斯特·海明威实现了他很久以前就立下的誓言，率先带领美国记者团到巴黎。

他的第一个行动是解放巴黎郊区“王家犬猎队长”旅店的酒吧，那是巴黎人和他们的女伴们过周末的好去处，长满忍冬的一家乡村旅馆。他在酒吧里存放了一箱手榴弹，一支冲锋枪，一瓶老板为表感激之情而送他的上等白兰地酒，还有一张战前出版的米歇林道路地图，他已开始用这张地图去侦察附近的德军阵地了。当时开始陆续光顾这一酒吧的法国国内部队成员叫他“我的上尉”。到巴黎解放时，海明威成了“我的将军”，这是法国军事史上擢升最快的一例。

这三个人是这块法国国王和总统的狩猎禁地的唯一解放者，比盟军部队早到四十八小时，他们发现遇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德军太多了。布鲁斯发现，“我们每打一个转身，就有一个德国兵从门、梯后面爬出来投降”。海明威命他们脱下裤子，到厨房去削土豆，以供人数越来越多的法国国内部队成员的用餐。

十七

墙上彩色绘画的复制品中那一圈围坐的脸色红润的教士，他们面带笑容，与阿尔丰斯·于热的空气潮湿的公寓里坐成一圈的几个愤怒的人显得有些不协调。在他们窗下，细雨窸窸地拍打着蒙苏里公园大街枝叶繁茂的树尖。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有六支还愿用的蜡烛，那是于热放在那里准备天黑时使用的。这天早些时候，于热在附近的圣多米尼克教堂，向圣母马利亚道歉地行了个屈膝礼，“征用”了祭坛上这几根纤细的蜡烛。他的妻子独自在厨房里听着隔壁屋子里这些男子愤怒的低声细语，因为在这燠热的晚上，她除了几杯淡如白水的人造柠檬汽水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们，她感到十分抱歉。

不过，这些心中有事的汉子们有比找什么喝的更加严重的事情要考虑。除了在德国秘密警察的牢房里，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抵抗运动领袖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聚在阿尔丰斯·于热的三层楼公寓里。也从来没有一次抵抗运动的会议像在这个烟雾腾腾的小客厅里的这次会议那样发出这么多的怨气。这些人是来决定诺德林总领事快要解体的停火的命运的。

这天早些时候感到那么绝望的亚历山大·巴罗迪如今相信可能他能挽救停火。坐在他旁边的是两个星期前飞到伦敦去的二十九岁的橄榄球运动员雅克·沙邦-戴尔马将军，他为停火辩护，仿佛他在保卫凡尔登的一条战壕似的。他最后说，这是同冯·肖尔铁茨的“君子协定”。

一听到这话，屋子里就爆发了一阵愤怒的反对声。有人叫道：“你同杀人凶手是不能订什么君子协定的！”

“那么你呢，”沙邦反驳攻击他的人，“你要白白屠杀十五万人！”

坐在沙邦对面的罗杰·维永是屋子里资历最高的共产党员，他愤怒地反唇相讥：“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个没有种的法国将军！”

屋子里剩有的一点点秩序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沙邦站起来，双拳紧握。于热太太在厨房里吓得双手捂脸。她心里想，德国兵会来的。突然，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愤怒的吼声中，她听到玻璃打破的声音。于是一片沉默。

在客厅里，面带羞色的男人们互相看了一眼。戴高乐派作家雅克·德布-布里代尔用议会斗争里的老手法，打破了一块玻璃窗，把屋子里的人吓了一跳，恢复了秩序。

会议恢复以后，一个说话轻声轻气的非共产党人士站起来反驳沙邦-戴尔马的论点。他的姓氏像法国一样古老。三年以来，让·德·伏古埃伯爵一直秘密地生活在工业区的贫民窟里，那里同他诞生的巴黎的大客厅和优雅环境有天壤之别。有一次天还在下雨，他在街角遇见他的母亲，还故意躲开她，拉下了旧帽子的帽檐盖住眼睛，这样她就认不出已有三年不见的儿子了。如今，这位贵族用疲劳得发干的声音，代表成千上万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不惜代价同德国人作战的普通巴黎人说话。他陈说道：“我们必须在街垒上洗雪一九四〇年的耻辱！”

维永接着对巴罗迪希望能拯救巴黎免于毁灭的停火协议补上致命的一击。在共产党人维永看来，巴黎是“世界上进行游击战最好的城市”。他宣称，戴高乐一九四〇年拒绝签订停战协定，共产党“如今也不会因为他要我们签订而签订一个停战协定”。然后，他简直就是向巴罗迪和他周围的人提出公开宣战，如果接受停火的话，共产党将“在巴黎的每一道墙头贴上标语指责戴高乐派在巴黎人民的背上捅了一刀”。他告诉巴罗迪，这些标语已经在印刷了。

巴罗迪被压倒了，他精神颓唐地坐在椅子上。［21］他受到了讹诈。不论什么代价，他可不能让共产党公开分裂抵抗运动。他的停火眼看就要被击败了。几分钟以后，它确是被击败了，只有一票之差，就是他自己的一票。巴罗迪对抵抗运动的团结竟这么重视，在维永的威胁面前，他甚至觉得必须把团结置于祖国的首都之上。

这位精神颓唐的人觉得，他们现在只有等待肖尔铁茨的大炮粉碎巴黎神圣的建筑了。在那天晚上，沙邦-戴尔马的秘密发报机会向夜空不断地发出最后的焦急的呼吁。沙邦和巴罗迪绝望之余只好竭力恳求戴高乐设法请盟军进入巴黎了。

如今，在于热太太公寓狭窄的门廊里，精疲力竭的巴罗迪吃力地把上衣穿上，遮没了紫红色的背带。他抽噎着几乎站立不住，靠在那个刚刚发出恶意的威胁断送了停火的人的身上。

“我的天，”他向罗杰·维永笑着说，“他们如今要毁灭巴黎了。咱们美丽的圣母院就要被炸成废墟。”

维永态度傲慢，得意洋洋地反驳：“巴黎被毁又怎么样？咱们会一起被毁灭掉。巴黎宁可像华沙一样被毁灭掉，也比偷生下来再经历一次一九四〇年好。”

十八

在燠热的饭店中度过的这一晚，也许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一辈子所度过的最长一晚了。二十年后，甚至他的勤务兵赫尔穆特·梅耶也还记得，这是他们在一起服役的四年中冯·肖尔铁茨第一次向他发火。“滚出去，别烦我！”那是当一向乐呵呵的下士出现在门口要为他整理房间以备他上床的时候。

在已经黑下来的房间里，这位矮个子将军光着脊梁还汗流浃背。在这潮热的晚上，他对巴黎的命运所负的责任比夏尔·戴高乐或美军全部将领都要大。他孤身坐在那里，一个普鲁士人的良心的内疚使他感到痛苦。唯一可以解他孤寂的人已经走了。肖尔铁茨心中想，他的表弟阿道夫·冯·卡洛维茨这时可能已到巴登-巴登了。

冯·肖尔铁茨从窗口看着杜伊勒里花园的轻轻婆娑的树梢，听到在这些像哨兵一样站在那里的树顶上传来的枪声划过巴黎的夜空。天气是那么闷热，汗珠流下了他的肚子。

那天晚上，他的秩序井然的世界似乎在他四周垮了下来。他曾在诺德林的停火建议上冒险一搏，可是失败了。他只要听几分钟就可以测量出失败到什么程度。他担心柏林和莫德尔知道了他同敌人谈判过。

他从最高统帅部那里收到的命令没有一项执行过。在他办公室的外间，也就是最高统帅部四位爆破专家二十四小时以前刚刚离开的地方，整齐地码放着他们的蓝图。然而在今天八月二十一日的晚上，距离冯·克鲁格命他开始破坏巴黎的工业已有四天，距离约德尔用电话亲自向他重申这命令已有二十四小时，冯·肖尔铁茨还没有下令破坏哪怕是一家工厂。当天下午，他甚至还拒绝接见埃伯纳赫上尉。他丢在高背安乐椅旁床上的军服上衣口袋中，还塞着最高统帅部发来的最新又是最短的命令，上面说：“约德尔上将命令不计代价破坏巴黎桥梁工作应准备就绪。”他确信，他的姓名“在最高统帅部已蒙上了阴影”。

他认识到，这是他担任德国军官二十九年以来第一次“违抗命令”。一想到这点，他就回忆起全国劳工领袖罗伯特·莱伊在从腊斯顿堡到柏林去的火车烟雾腾腾的车厢里浮现的脸。在他的床边小几上，放在《普法战争史》上面的，是个普普通通的皮镜框，里面嵌着三个人的合影，这三个人正符合莱伊用令人钦佩的精确措词定的《连坐法》：他的妻子乌蓓塔和他的两个女儿。战争中，这张照片他带在身边已有四年了，拍照的时候，他的儿子铁莫还没有出世。

今天晚上他形单影只，心情颓唐，有“一种失败的感觉”，认为他把巴黎的任务处理得很糟。他心里想，对这场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的起义，对开始暗暗怀疑他在巴黎的作用的最高统帅部，他必须“大胆地维护自己的权威，显示一下武力”。那个脸色红润的德国空军少校的建议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心中。那个无名军官的建议的好处是简单易行。他心里明白，只消拿起床边的黑色电话机，勒布尔热机场和那位少校就近在咫尺。

他现在后悔的是决定取消对警察总署的攻击。二十年后他仍记得那天晚上对释放亚历山大·巴罗迪及其两名助手的“错误”所感到的遗憾。他心里想，他可以用那位少校的计划来挽救他这两个错误。一度他还跳了起来，大声咒骂，发誓要执行轰炸计划。眼前，房间里闷热得使他透不过气来。他脱掉裤子，身上只剩短裤衩，走到窗前。

夜已深。在这个城市两英里以南一所普通的公寓中，一群愤怒的人刚才还发誓要对他进行无情的斗争，现在一切又安静了下来。他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是他窗下里伏利路人行道上哨兵来回踩踏发出的有节奏的令人放心的皮靴声。这个曾经把塞瓦斯托波尔轰得粉碎的人，如今汗流浃背，只穿一条短裤衩，实在不可想象。他在窗边望着夜空下巴黎的屋顶，心里在计算，为了恢复他眼前这个城市的秩序，要造成多少废墟。

他在独自辩论时，一个新的因素出现在他脑际。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在四十九年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西里西亚教养的正确性，他对德国前途的信心，他的普鲁士军官的纪律规范。如今他却怀疑了。

自从两个星期以前在腊斯顿堡没有窗户的地堡里度过半个小时以后，冯·肖尔铁茨一直有个念头萦绕在心，那就是，他所盲目效忠的那个人已经疯了。从那一天起，另一个同样可怕的现实开始钻入他的脑袋。他担心，对德国来说，已不再会有奇迹出现。从但泽［22］开始的道路是走向战败的道路。

在过去二十四小时里，他同约德尔和莫德尔的谈话都证实了这一点不能释怀的怀疑。那就是最高统帅部把他派到巴黎来，不是要他扮演军事上的角色。保卫巴黎抵御来犯之敌，哪怕是以毁灭巴黎为代价，也是一件在军事上站得住脚的行为。但是，仅仅为了把欧洲奇迹之一从地图上抹掉，而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城市，则是一件在军事上没有理由的行为。他已开始怀疑，这就是希特勒派他来这里做的事。他怀疑这个疯子是要他毁灭这个城市，“然后坐在余烬上承担后果”。

二十年后，冯·肖尔铁茨仍旧忘不了那年八月晚上他同自己的良心进行的那场揪心的辩论。在服从命令的本能与这些命令可能把他引向什么惨祸之间，他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可怕境地。历史决不会宽恕毁灭巴黎的人，这对冯·肖尔铁茨来说，是个极有说服力的论点。而这样做的那个人可能在巴黎的灰烬上被绞死，则更加具有说服力。冯·肖尔铁茨准备在巴黎作为军人去死，但是却不准备当作罪犯去死。那天晚上，他把约德尔的最近一个命令给冯·阿尼姆伯爵看时，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将坐在最后一座桥梁上，与它一起把自己炸死，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

对他所处的可怕的进退维谷的处境来说，似乎只有一个答案：盟军的长驱直入，这就可以解除他讨厌的负担了。这天早些时候，他曾了解到一个惊人的事实。第一军团司令库特·冯·德·薛瓦莱里将军告诉他，根据莫德尔的命令，他要把军队从巴黎前面的阵地调向南边。肖尔铁茨明白，这意味着巴黎的前门已经洞开，正向敌人招手。盟军只需改变一下计划，就可以直捣巴黎，使他或任何别人都无法挡住。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冯·肖尔铁茨“砰”地关上了百叶窗，在黑暗中摸到电话那边去。在电话线的另一头，冯·肖尔铁茨听到了最高统帅部威廉·伯格多夫的说话声，就是这个人选他担任这项职务的。在一九四二年，傲慢的伯格多夫有一次告诉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我手头的将军多得可以喂猪。”今夜，他打电话来给冯·肖尔铁茨，告诉他最高统帅部已没有将军剩下了。肖尔铁茨原来要求派个将级军官来指挥城外军队，如今伯格多夫告诉他，希特勒决定不派，只是把休伯特斯·冯·奥洛克从中校提升为少将，此人就是冯·肖尔铁茨在圣克卢一所别墅中与之一起喝过香槟酒的人。冯·肖尔铁茨感谢伯格多夫的“关心”，便挂了电话。

然后他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他在四十八小时以前曾经优柔寡断过，以致接受了诺德林的停火建议。如今他仍然优柔寡断，还想最后宽限自己一次，再等二十四小时才去叫勒布尔热机场的脸色红润的少校。做出了这个决定后，他才转过来考虑一个简单一些的军事问题。他心里思忖，在这个多难的城市里，他到什么地方能为休伯特斯·冯·奥洛克少将的那副肩章找到新军衔的两颗将星？

十九

罗杰·加洛瓦不顾他的共产党上司的命令，自行担当起呼吁盟军开进巴黎的任务，但是他要去见的那个人的名字，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谜。不过他知道，从与他一起在这个伪装帐篷中的美国人的态度来看，此人很重要。过去的几个小时，这个精疲力竭但心情愉快的法国人是在紧张和忙碌中度过的。

加洛瓦自从看到第一个美国兵并受到冷漠对待以后，就给安排在一辆吉普车上。孩子气的吉普车司机奉命不得随便交谈。加洛瓦在第一次见到盟军而满怀惊喜和好奇的心情中，在这头两个小时里听到的只有他的向导嚼口香糖的“吧嗒”声。

吉普车最后终于停在一丛白杨林里，里面尽是帐篷。他的美国主人核实了他的身份，其程式之怪令加洛瓦至今仍感到奇怪。纽约建筑师出身的罗伯特·I.鲍威尔上校对抵抗运动的情况了如指掌，用地道的法语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态度随便，好像是在谈论天气一般。接着，表面上似乎仍在提一个平常的问题以核对他对抵抗运动的了解，鲍威尔问加洛瓦是否遇见过一个名叫安德烈·德·布拉波瓦的抵抗运动战士。加洛瓦模糊地记起他十天前在巴黎的街角曾经遇到过一个叫这名字的人。鲍威尔问，他后来又见过没有。加洛瓦想了一想，又记起他们曾约好另一次会面，但布拉波瓦没有露面。为什么？鲍威尔问。加洛瓦承认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让你知道为什么。”鲍威尔回答。他转过身去，向他身后的一个副官低声说了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瘦削穿军装的人进了帐篷。一时间，加洛瓦吃惊得说不出站在面前的那个人的姓名来。他就是安德烈·德·布拉波瓦。

现在，帐篷的门帘开处，又进来一个人。他的头发蓬乱，卡其衬衫只有半截塞在裤子里。“对不起，”他说，“我在睡觉。”然后他说，“好吧，我在听着。你要说什么？”

加洛瓦以他的高卢人心灵中被抑制的全部热情说了他要说的话。他说完后，面前的那个美国人说：“你是一个军人，我也是一个军人。如今我以军人的身份回答你的要求。”他告诉加洛瓦，答复是不行，原因有三。盟军是在“歼灭德军，不是收复首都”；抵抗运动未接命令擅自发动起义，现在“得承担后果”；盟军缺乏汽油，不能“承担供养全市的道义责任”。说完话他向加洛瓦伸出手。他的话蛮横而又坚决，口气又是那么有权威性，因此，在加洛瓦看来，他的答复似乎是不容更改的。说实在的，很可能就是这样。这位被加洛瓦半夜从睡梦中叫醒的美国将军是乔治·S.巴顿。

这个一身肮脏、满脸胡楂的法国人原来是靠他以为此行能拯救巴黎不致遭到华沙的命运的信念才历尽艰险而来的，现在听到这个答复，不禁灰心丧气到了极点。他后来说，他当时是“处在感情崩溃的状态”。

巴顿走开了，过一会儿又回来了。他问这个法国人，愿不愿意再走一次，到一个名叫拉伐尔的小镇去见另外一位美国将军。

在那个诺曼底小镇郊外的苹果园里，那天晚上有另外一个法国人在为法国首都的命运操心。他坐在行军床边上，借着煤油灯的闪烁灯光写信。阿尔贝·勒贝尔上校自从担任驻美军联络官以来，几个月中第一次想改变他为之服务的人的决定。勒贝尔在一张普通信纸上用与夏尔·戴高乐的话同样关切的话，写完了一个无名法国军官为他祖国的首都提出的个人呼吁。

他写道：“如果美国军队眼见巴黎发生起义而坐视不救，这将是法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掉的过失。”

他叠起信纸，放在一边。明天，他的司令奥马·布雷德莱将坐飞机去与最高统帅一起开会。勒贝尔决定把他的个人呼吁夹在布雷德莱带去开会的一些文件中。他坚定地相信，这次会议对他祖国的历史将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如果巴黎要逃脱破坏，在几小时后开的这次会议上必须做出向首都进军的命令。

二十

［八月二十二日］

查克·赫夫林中校在英国潮湿的夜里冻得瑟瑟发抖，他双手紧抱厚厚的咖啡缸子取暖。在他的临时房屋外面，他指挥的“外来客”中队B-24型轰炸机的影子黑魆魆地连成一片直到英格兰西北角哈林顿小镇前面隆起的小山。赫夫林中队的士兵们已在把二百磅一箱的武器弹药装在这些飞机上，他们不久就要把它们空投到欧洲占领区。

赫夫林和他中队所辖的三千个军人是一支非常专业化的部队。他们所投的“炸弹”有一种“缓爆雷管”。他们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姊妹中队一起负责供应武器给欧洲抵抗运动。自一九四三年一月以来，“外来客”已执行了三百次飞行使命，把成千上万吨武器和弹药以及成百上千的人空投给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波兰的抵抗力量。那些使命中没有一次像这天早晨“外来客”要完成的那么困难。它的代号叫“乞丐行动”。赫夫林的部下要在四百英尺低空作白昼飞行，所飞越的地区满布德军高射炮，而有些目标只比足球场大一些。

“罗尔上校”得胜了。他要求空投武器的无线电紧急呼吁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几个小时以后，一等到英国上空出现第一线灰色曙光，“外来客”中队的一百三十架飞机就会在一次“最大努力”的行动中把二百吨武器投到巴黎的市中心，投到布洛涅森林，奥特伊和隆尚赛马场，荣军院广场的平台，共和国广场……还要直接投到被围的警察总署院子里。

为巴黎在半夜写呼吁信的阿尔贝·勒贝尔上校看到他的一身污秽、满脸胡楂的同胞在布雷德莱将军第十二集团军总部伊格尔塔克保安帐篷前从吉普车上下来，这无异是天赐良机。勒贝尔想，如果世界上真有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方出现一个恰当的人的话，那么在他面前的这个精疲力竭的人就是。几分钟以后，在六点钟，勒贝尔将与他的上司第十二集团军情报处长埃德温·西伯特准将见最后一面。见了以后，西伯特就要随同布雷德莱将军前往艾森豪威尔总部。这三个人将讨论巴黎的命运。

在过去四十八小时里，西伯特一直反对改变盟军计划而立即向巴黎进军的主意。这次见面是勒贝尔改变他的主意的最后机会。从目前站在前面的眼睛满布血丝、一身污秽不堪的罗杰·加洛瓦身上，勒贝尔有了一个比他自己能够提出的任何激情呼吁更加直接、更加有说服力的论据。

加洛瓦经过又一次的吉普颠簸，精神委顿，这是在十二小时内他同缄口不言的美国兵司机第三次跋涉。他一到就马上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原来，头天夜里巴顿将军不客气的拒绝并不是最后的。他还有第二次机会。他对自己说：“昨天晚上，我的话不够有说服力。这一次我要做得更好一些。”

他的确做到了。加洛瓦要求的不是美国的武器，而是美国的士兵。他的诚挚和自信感动了在场的美国军官。

他说：“巴黎的人民要自己解放他们的首都，把它呈献给盟军。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结束他们开始的事。你们必须来帮助我们，否则就会发生一场可怕的屠杀。将会有几十万法国人遭到杀害。”

他说完后，屋里一片沉默。西伯特将军轻轻咳嗽了一下，向加洛瓦道谢，然后收拾起文件。他走出屋子的时候，在勒贝尔上校的胳膊友善地拧了一下：“你们性急的狮子勒克莱尔今天要来。好好照顾他。咱们今天晚上可能有好消息给他。”

然后，这位新英格兰的扬基佬腋下夹着文件，沉思地低着头，走向等待他的小飞机。加洛瓦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西伯特。他系好飞机上的安全带，一边在想：“如果我们在一两天内赶不到巴黎，就会发生一场可怕的大屠杀。”

在格朗尚村外面法莱斯战场附近树丛的边缘，德威特·艾森豪威尔在这星期二的凌晨也在考虑巴黎问题。他的指挥车中涂清漆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普通的信纸，就是二十四小时以前夏尔·戴高乐提出解放巴黎的紧急要求的那张纸。艾森豪威尔用雄健整洁的书法，一点也不热情地在上面做了很不情愿的批示。那是他写给他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看来我们将被迫开进巴黎去了。”

这个行动是艾森豪威尔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取的极其勉强的行动。发怒的乔治·巴顿已经一天三次打战地电话来向他的负责供应的军官要求拨给更多的汽油了。

然而，艾森豪威尔尽管两天以前答复戴高乐时态度十分坚决，但是自从会见以来，他就一直在思考那个法国人对他说的话。他对戴高乐极为敬重。如果戴高乐担心巴黎的秩序，他也得担心。主要是，两年的经验使艾森豪威尔认识到那个领导自由法国的人有一个特点不容忽视。他知道，戴高乐“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他绝不会让任何人阻止他”。如果说，艾森豪威尔“被迫”打进巴黎去的话，那不是德国军队而是这个严峻的法国人逼迫他这么做的。

最高统帅在开始早晨的约见之前，向他的华盛顿上司乔治·马歇尔将军发了一个简短的电报，概括了他的烦恼。他说：“由于解放巴黎涉及的供应责任，最好推迟对该市的占领，直到歼灭当前面对的敌军，包括加来海峡的敌军这一重要任务完成之后。”

但是他警告马歇尔，这也许是不可能的。如果很快就实现解放，他向他建议说：“在这以后几天，就要允许戴高乐正式进入该市。”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则是，在盟军把德国人推到离首都适当距离的时候，允许戴高乐进巴黎，“可能在盟军某种联合安排下”。《伦敦每日先驱报》在这个八月的早晨甚至引用高层外交人士的话宣布，罗斯福和丘吉尔将在解放后某一时候率领“盟军胜利开入巴黎”。该报还说，“戴高乐可能会得到一个荣誉地位”。

不存在他一到法国就可以待着不走的问题。原来告诉最高统帅，戴高乐到法国只是进行短期视察。法美民政事务协定七月间已获华盛顿原则上的同意，但还没有签字。作为艾森豪威尔的民政事务副手朱利乌斯·霍尔姆斯准将知道，国务院起草该协定的计划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打算在一定时候让戴高乐把他的权力机构从阿尔及尔迁到巴黎。他们以为戴高乐会太太平平地回阿尔及尔去，再从那里让他把权力逐步转移到法国某一大城，最后，只有在他得到华盛顿正式的承认以及德军基本上被驱逐出法国以后，才转移到巴黎。

戴高乐深知他的盟友的保留态度。这个和暖的早晨在他暂设在勒芒省政府的临时总部里，他无意让艾森豪威尔或任何别人“允准”他正式进入巴黎。他打算同第一批盟军一起进入巴黎，然后就待在那里。而且，不管艾森豪威尔喜不喜欢，他已决定，法国第二装甲师要在几小时之内向首都进军，不论是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还是他本人的命令。

夏尔·戴高乐决不会在他盟国的主持下进入他祖国的首都。他打算以自由法国首脑夏尔·戴高乐的身份单独进入巴黎。然后他再欢迎盟军到他的首都来。他甚至已经命令他的副官克劳德·居伊为他觅一辆法国汽车作此用途。居伊已在头天晚上从雷恩的一个瑞士商人那里征用了一辆豪华的霍奇凯斯车。

戴高乐打算坐这辆由法国司机驾驶的法国车，在法国军队的护卫下单独开进巴黎。正如他当初有意不告诉他的盟友，他“视察”法国是长期的一样，他这次也没有告诉他们另外一个事实：他一旦到了巴黎就无意离开。对戴高乐来说，他本人进入巴黎不过是一系列迅即采取的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这些步骤将把他的临时政府设立在巴黎，不管人家承认不承认。［23］

戴高乐深知他的盟友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行动，这天上午他就决心不让美国最后一分钟外交活动挫败他的计划。他对助手们说，从这天上午起他的确切下落要对他的盟友“谨慎地不予提供”。［24］

绿色保密电话的尖锐刺耳的铃声惊动了“外来客”中队作战室里的人们。这台电话把他们在哈林顿的这个空军基地同伦敦战略情报局总部直接联系起来。鲍伯·沙利文中校拿起听筒。在保密电话的杂音中，打电话人的声音似乎像在水中过滤过一样。他告诉沙利文：“暂停‘乞丐行动’。”伦敦说，这一行动改到次日，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像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一样，法国国内部队首领皮埃尔·柯尼希将军刚刚决定给自己二十四小时暂息。柯尼希原来下令进行“乞丐行动”，在沙利文的保密电话铃声响起几分钟之前，又决定推迟这一行动。柯尼希和伦敦布莱恩斯顿广场自由法国总部的其他人都认为，在巴黎上空空投武器十分危险。它可能使赶来捡收武器的巴黎人遭到屠杀。其中许多武器会落入德军之手。尤其是，他们知道，大多数武器会落入戴高乐的对手共产党的手里。在三年的空投活动中，该总部没有一项禁令有像下列这项禁令更加严格遵守了，那就是不得向大量武器会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地区和城市空投武器。在法国解放的最后几星期中，这项禁令不会轻易抛开不顾，而把武器投给法国国内共产党最密集的一个地方。

但是，尽管柯尼希和伦敦的自由法国总部不赞成起义并迟迟不开始这项空投，他们却不能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同胞在巴黎街头用手枪和老式步枪同德国坦克作战。柯尼希心存犹疑，但还是决定空投，后来又决定再等一天。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内战斗失去控制，他决定不论政治后果，他要把成千上万支步枪像下雨似的投向巴黎屋顶。

二十一

巴黎却没有二十四小时暂息。天明之后，全市各地战斗恢复，程度越来越激烈。八点钟刚过，足智多谋的党卫军上校的四辆坦克又出现在雷蒙·萨朗的警察局门外，这个法律系学生在头天曾告诉那个上校：“您不能再在这里发号施令了。”这次，上校的坦克手们没有带上活人盾牌。在两小时的激烈战斗中，他们把萨朗和他的人赶出了大楼。萨朗的部下在爬上邻居屋顶逃走之前，令对方付出了代价。他们中的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奔向德军的一辆坦克，投了一瓶莫洛托夫鸡尾酒在它的通风口上，使它起火报废。

在第十七区，头一天曾经出现过抵抗运动仅有的一辆无声的坦克。如今德军炸毁了几所公寓房子，显然是对他们的无声对手的答复。在塞纳河左岸，法国国内部队如今成了从塞纳河到圣日耳曼林荫大道之间弯弯曲曲的小巷的主人。德军不敢进到这些坦克开不进去的狭窄弯曲的小巷。在圣日耳曼和圣米歇尔林荫大道的交叉口那个“死亡路口”，激动的法国学生把一辆辆德军卡车炸得起火。从一辆卡车上他们俘获了十多个俘虏和一架重机枪，他们马上把它架在他们码放整齐的街垒上。在里昂车站，一卡车德军遭到伏击，退到一家餐馆。里面的十多个顾客看到他们的困境笑了起来。德军开枪把他们都打死了。警察总署的院子里有一堆缴获的德军卡车残骸，它们创痕斑斑的车身上都漆有“法国国内部队”的白字。

亚历山大·巴罗迪身边的一小批人没有时间品尝头一天“夺权行动计划”的戏剧性胜利。就像他们原来计划的那样，他们头天下午在总理办公室举行了夏尔·戴高乐政府的全体会议。伊冯·莫朗达的未婚妻克莱尔忠实地为这次非常会议做了记录。然后，她像第三共和国的任何一个新闻秘书宣布新的政府危机时那样庄重严肃地向聚在外面的巴黎各报记者宣读了会议记录。如今，他们的对手还在专心致志地对付怎样进行起义的问题，而巴罗迪的人却已开始搬进至今还空着的政府主要各部。头天占领总理府的伊冯·莫朗达给降了级。这次他被分到一个简单的部，内政部。

在二十四小时以前占领的巴黎市政厅那庞大的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建筑里，巴罗迪的对手们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堡垒，与戴高乐的要塞警察总署唱对台。这里也遭到了肖尔铁茨部下的进攻。安德烈·托莱特，那个第一个迫使发动起义的人，还在里面教一批十六岁的孩子怎样开手枪，四辆德军坦克就在外面进行炮轰了。托莱特潜身到窗口亲自去开火。他向窗外望去，只见一个年轻姑娘爬过塞纳河的堤岸，奔向最近的一辆坦克，她的红色裙子像开花一样从身上飘了开来。她迅速敏捷地爬上坦克的侧面。他看到她举起胳膊，手中握着一只绿色香槟酒瓶在空中举了一举就掷进了坦克的炮塔。塔口喷出了一股烈焰。那姑娘从坦克上跳了下来，奔回堤岸边。没跑几步她就中弹倒下了，她的红裙子盖在人行道上，“像一枝郁金香被一刀切断花茎一样”。余下的三辆坦克开走了。

对几百万巴黎人来说，第四天的战斗带来了新的讨厌的威胁：饥饿。面包师没有面粉和烧炉的木柴。还有几袋面粉的少数面包师就砍布洛涅森林的树木烧烘炉。巴罗迪的临时粮食供应部长对他周围一些不快的人宣布：“如果几天之内没有卡车能开出巴黎，那么到本星期末就会发生饥馑。”

在这个星期二，巴黎的饥饿市民中没有比保尔·巴尔杜这个被关在卢森堡宫的抵抗运动偷运者更加惊异的了。那个不断宣布巴尔杜刑期即将到来的胖事务长弗朗兹在送他去行刑队之前给他吃了最后一顿饭，一盘弗朗兹故乡符腾堡的名菜烤牛肉。

另一个被俘的人是态度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显贵威廉·冯·齐格萨-贝恩斯上尉，他是使巴黎赛马场继续开放的德国男爵。香榭丽舍大街不远的大宫的警察局警察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只有一盘占领期间的特色菜，淡而无味的水煮甘蓝。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这位戴单目镜片的骑兵军官一直被锁在大宫的一间地窖里。他对这个建筑物了如指掌。战前，冯·齐格萨-贝恩斯在这宫中曾经比较风光地住过一小段，他是德军骑术队明星之一，不知多少次出人头地地驰骋在赛马场上，耳边响彻成千上万钦佩他的法国人的欢呼声。如今，冯·齐格萨-贝恩斯从窗口看到一个德国兵像漫画人物一样带着一群粉红色的肥猪走过香榭丽舍大街。马尔佩夫路总参谋处车库的头子海因里希·缪勒上士奉命把这些猪送到杜伊勒里花园。那天晚上，他带的猪有两头被法国国内部队开枪打死，在铁签上烤着为缪勒上士和他的二十几个部下提供一顿巴黎风味的最后美餐。

在挨饿的巴黎，最悲哀的人也许是拉辛路上拉着一辆小木车的那个老头了。在小车上他有四磅珍贵的土豆。机关枪的流弹打掉了他的小车和土豆。看到土豆滚到阴沟里，老人哭着对一个旁观者说：“至少，现在有一点点木柴可以煮剩下的土豆了。”

二十二

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心中在嘀咕，不知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在办公桌后的小柜中摸什么。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肖尔铁茨当着他的面打开那小柜。在玻璃的一声碰撞中，将军取出了一个酒瓶和两个杯子。然后，他面带诡秘的笑容从办公桌上俯过身来。“别告诉英国人，”他说，“我可要喝一杯威士忌。”他给了诺德林一杯。瑞典人心里想，这个矮矮的德国人肯定是个怪人，他脸上第一次挂着淡淡的笑容，这是他从未见到过的。他心中在嘀咕，冯·肖尔铁茨甚至提议派一辆装甲车去请他来，难道仅仅是为了请他喝一杯酒？

冯·肖尔铁茨倒了两杯酒。他举起酒杯，喃喃地说一句客气的“请”，一口就喝干了他自己杯中的威士忌。

然后他靠坐在椅上，狐疑地看了外交家一会儿。“总领事阁下，”他开口说道，“您的停火似乎并不十分顺利。”诺德林还来不及回答，他又补充了一句，语调有些尖刻。他说，星期天他释放的三个俘虏并没有做什么对得起他的姿态的事情。他说，起义在日益扩大。

诺德林叹了一口气。他指出，法国国内部队真正服从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戴高乐将军，但他不在巴黎。他大概在诺曼底的什么地方同盟军在一起。

肖尔铁茨又很快地看了诺德林一眼。然后，他用一种平静、直接的语气对这位瑞典外交家说：“为什么没有人去见他？”

瑞典外交家一时说不出话来回答。肖尔铁茨在开玩笑吗？他面前这位矮矮的普鲁士军官莫非真的建议派人负着使命去盟军司令部？

诺德林问肖尔铁茨，他是否愿意授权派个人穿过德军战线去盟军司令部。

“为什么不？”德国人答道。

诺德林吃了一惊。他把喝空了的酒杯在办公桌上推到肖尔铁茨面前。他告诉他，作为中立的外交官，他愿意担当去见盟军的使命，只要他有有效的通行证。

冯·肖尔铁茨点了点头，但是他似乎无动于衷。诺德林觉得他显然心中另有念头。将军把酒杯放在桌上，解开灰色军装上衣的一个扣子，从里面取出一张蓝纸，铺开在桌上。

他没有请诺德林看这是什么，他只告诉瑞典人，这是一道命令，是过去几天里他接到的好几道命令中的一道。他告诉他，时到如今，他早该开始执行这些命令中有系统的破坏计划了。他提醒诺德林，尽管最高统帅部不断施压力，尽管希特勒坚持要他采取残暴行动扑灭起义，即使这意味着破坏市内大部分地方，他还是愿意试一试停火。如今停火已告失败，他就要被迫执行这些命令了。

肖尔铁茨对这个稍微有些吓怕的沉默的瑞典外交家宣布说，“很快”他就要执行这些命令，否则就要被解除职务。他俯过身来，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口气慢慢地告诉诺德林，唯一可能阻止执行命令的事是盟军迅速抵达巴黎。

由于哮喘，他说话有些呼哧，他补充说：“你必须知道，我把这告诉你，这种行为可以被视为叛国。”一时间，在燥热的八月中午，屋子里什么都静止不动，停止呼吸了。接着，冯·肖尔铁茨字斟句酌地说了最后一句：“因为，”他说，“我实际做的是要求盟军帮助我。”

诺德林感到了肖尔铁茨每一句话的分量。他凭着多年外交工作的本能，意识到他自己的话很可能不足以使盟军相信他刚才听到的话。他就问肖尔铁茨，是否能给他一个书面文件交给盟军。

德国人惊异地看着他。“我绝不可能把我刚才对你说的话写在纸上。”他说。

接着，肖尔铁茨用钢笔为诺德林草草写了几笔，那是他愿意给他的唯一书面保证。他写的是“大巴黎司令将官授权瑞典总领事拉·诺德林离开巴黎和它的防线”。他把那张纸递给办公桌对面胖乎乎的瑞典人。诺德林由于兴奋不安而出了些汗，他要求肖尔铁茨再给他一些其他保证，让他通过德军战线。

冯·肖尔铁茨告诉诺德林带着“鲍比”·本德一直可以走到德军的最远岗哨。他还极其勉强地同意，如果他们穿越战线有困难，他会用电话口头重申他的指示。

冯·肖尔铁茨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把诺德林送到门口。他感到“良心上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他找到了警告盟军巴黎面临的危险的办法。他希望他们明白，至少在眼前，到巴黎的道路是开放的。开放到多久，他就不知道了。如果向他答应派来的援军在盟军之前到达，军人的荣誉感就要迫使他亲自关闭这条道路，以消耗和破坏极大的巷战来保卫巴黎了。他既然已给了盟军警告，如果他们不及时采取行动，那么，他想，要对历史承担后果的将是他们，而不是他自己。

他以亲热的姿态挽着诺德林的肘弯，一边轻轻呼哧着把他送到门口。到了那里，他突然抓住他的手说：“快去。您一共只有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在这以后，我就无法向您保证这里会发生什么了。”

二十三

拉奥尔·诺德林总领事在他三十五年的外交生涯中很少遇到过这样复杂的任务。穿越德军防线是一回事，说服戴高乐和盟国相信他说的话的真实性又是另一回事。他这么想：如果他要把握成功的机会，必须有个盟军知道的人与他同行。诺德林没有告诉冯·肖尔铁茨就决定为他这一行增加两人：亚历山大·德·圣法勒和让·劳伦，前者是巴黎戴高乐派抵抗运动的财务主管，后者是一九四〇年曾在国防部任戴高乐参谋人员的一位银行家。他相信，他们的在场会在戴高乐的眼中增加这一行人的可信性。但是这位瑞典人错了。他没有办法知道内情，这两个人都不是能见到将军的亲信。

不过，他们不是这位瑞典人给胡乱拼凑的奇怪的一行人所添加的仅有的两个人。在下午三时左右，诺德林还在等待圣法勒报告通向盟军战线最佳路线的时候，他听到总领事馆门铃响了。等在门外要见他的是个秃顶的大汉，有一双深邃的蓝色眼睛。他告诉诺德林，他的名字叫阿尔努，代表红十字会。他要随行同去。他说，他的在场可能能帮助他们通过德军防线。瑞典人又生气又吃惊。在中立国小小的妒忌的世界里，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惊动红十字会的人来参与他的使命。使他吃惊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此行的消息已经泄漏。

他用干脆和明白的话告诉阿尔努，此行既没有他的位置，也没有请他参加的必要。这时圣法勒来了，进行斡旋。他坚持让阿尔努一起去。诺德林勉强同意。几星期以后，他发现了红十字会这个好奇的阿尔努先生是谁。瑞典人把德军大巴黎司令授权的代表团中的一个位置给了法国全境英国谍报网的头子。阿尔努就是克劳德·奥利维埃上校，近三个星期以前那个无月之夜阿兰·佩帕扎跳伞空降前来联系的“阿米可翡翠”。

至少，诺德林认识下一个前来按门铃的不速之客。那是十天前为他找到“鲍比”·本德的那个高大的年轻奥地利人。诺德林知道，他衬衫胸口口袋上精致地绣的三个字母E.P.P.代表埃里克·波希-帕斯特。瑞典人怀疑他是德国谍报人员，他还怀疑他奉冯·肖尔铁茨之命在过去一星期里监视他。

这次，诺德林的估计是部分正确的。波希-帕斯特是谍报人员，但不是为德国人服务。在戈莱特抵抗运动组织成员眼中，波希-帕斯特胸口上的三个缩写字母E.P.P.有另外一个含意。它们代表艾蒂安·保尔·普罗伏斯特，那是这位二十九岁的奥地利贵族自从一九四三年十月参加抵抗运动以来所采用的假名。波希-帕斯特是奥匈帝国最后一任驻梵蒂冈大使的儿子，在他参加抵抗运动期间，他为盟军提供了可观的军事情报，其中包括一些偷来的V-1火箭的最初设计图样。这位年轻的中尉最近为德国军队担任的工作是在大西洋海岸尼奥尔一家制造近发引信的工厂的保安军官。在那里，他缜密地重新安排他的保安任务，把那家工厂的产量从每月一万三千支引信减到一千还差一点。

如今，他对意外得有些不愉快的诺德林宣布，冯·肖尔铁茨派他随同他们一行去见盟军。［25］这位瑞典人相信他是肖尔铁茨派来监视他的，没有好脸色地接受了他。

诺德林身体虽然结实，这一阵子忙碌可把他累坏了，但是在这意外事情不断的下午，还有最后一桩令他不快的意外事情发生。他在做此行最后安排时，感到胸口一阵绞痛。他喘不过气来，跪倒在地。

这位被选来为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到六十英里外盟军那里递送紧急警告的人勉强才把自己拖过办公室到几英尺远的一张空床上。他刚才心脏病发作了。

在他病倒后半小时，他还半昏迷地躺在总领事馆里，他的黑色雪铁龙汽车离开那里朝凡尔赛宫方向开去。冯·肖尔铁茨的信息已在去送给德威特·艾森豪威尔的路上。

坐在诺德林的黑色雪铁龙汽车里的，是夏尔·戴高乐并不想见的两个戴高乐分子，两个互不认识的盟军谍报人员，以及一个不是正选的瑞典外交家。拉奥尔·诺德林派了在巴黎唯一能替他完成这一使命并且其姓名缩写符合冯·肖尔铁茨的通行证上手写的“R.诺德林”的人代替他自己。那就是他的兄弟罗尔夫。

诺德林的汽车在留神观察的“鲍比”·本德驾驶的雪铁龙超级跑车引导下，经过了四十五分钟的路程，闯过三道路障，终于穿过了圣西尔村，经过法兰西岛的绿色田野，朝远处的沙特尔大教堂城和美军战线开去。

在十字路口的塔拉普村外，有一个头戴德军军盔，身穿圆点游泳裤的半裸人物从路旁沟渠中跳出来，他把手中的轻机枪生气地一挥，要他们停车。他把枪口插进圣法勒开着的车窗问道：“这是怎么回事？”［26］圣法勒的唯一反应是呆呆地看着德国兵脖子上链子挂着的银色奖章。这是铁十字奖章。接着，圣法勒从德国兵的赤裸的肩上看过去，看到了路旁一丛树木中蒙了伪装的八辆虎型坦克。他心里想：“我们迷了路了。”他在后视镜中瞥见了红十字会的“阿尔努先生”的手指在数着一串黑色的念珠。坐在他身旁的是波希-帕斯特，面带毫不在意的笑容，在吸一支玉米花丝做的烟卷。圣法勒后来才知道，波希-帕斯特那天傍晚随身带的唯一证件是一张伪造的法国身份证，用的是艾蒂安·保尔·普罗伏斯特的假名，塞在他左脚的袜底里。

现在圣法勒可以听到“鲍比”·本德对截住他们的人用德语发出的怒斥声。这时一个身穿战地伪装服的党卫军上尉从路旁停坦克的地方走了过来，到了他们汽车前。本德向前来的军官喊了一声“希特勒万岁”，把他军事情报局的证件交给他看。然后又从圣法勒那里取来冯·肖尔铁茨给这奇怪的车队签发的通行证，交给了那个上尉。但是党卫军上尉很不客气地马上把它推回给本德。他说：“我才不管哪个将军签发的呢。从七月二十日起，我们不听军队将领的命令了。”

本德愣了一下，马上就发起脾气来。上尉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强烈，终于同意打电话给大巴黎司令部请示。他走开了，本德跟上他，把圣法勒和他的伙伴们留下来，他们惊魂未定，都沉默不语，只有雪铁龙汽车后座上的那个红十字会的人在轻轻诵念万福马利亚。

一个小时以后，两个人回来了。本德扮演的角色十分出色。他在电话中成功地找到了大巴黎司令部唯一知悉这一行人使命的人。肖尔铁茨生气地告诉这个顽固的党卫军军官，如果他不放行这批人越过防线，他就亲自“出来监督他这么做”。

上尉毫不在意地一耸肩膀，挥手让圣法勒开车过去。本德任务已经完成，留在后面看着他们离开。

圣法勒刚刚开始加速，又有一个德国兵从路旁沟中跳了出来，扑在雪铁龙汽车的车头上。圣法勒紧急刹住车。他听到那个德国人拼命叫喊一句德语：“地雷”。离雪铁龙汽车前轮三英尺处就是第一块周密埋置的地雷阵。只要其中一枚地雷就可以把这几个人炸烂，跟他们一起炸掉的还有巴黎命运所系的呼吁。

德国兵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在汽车前面仔细观看。然后他招手叫圣法勒跟在他后面，他的眼睛小心地盯在沥青路面上，领着雪铁龙弯弯曲曲地前进。车上五个人汗流浃背，像在进行一场惊险的障碍滑雪一样通过了布雷区，历时三十五分钟。在最后一个交叉口，德国兵直起腰，把那张纸塞回口袋。然后他的手指着西方，骄傲地宣布：“美国人。五百公尺。”

圣法勒载着一车三百五十万巴黎人和忧心忡忡的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的希望，转到路边的一条岔道，驶向诺夫勒勒维厄去找那些美国人。对这个一头淡发的银行家来说，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行动。他一生几乎每星期天都走这条路。它通向他祖母的房子。

二十四

那个被他的美国上级称作“性急的狮子”的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在伊格尔塔克总部外多草的小机场上来回踱步。他气恼地用手杖猛打来回路上的高高野草。在他身后默默地恭敬地跟着“罗尔上校”从巴黎派来的那个人，罗杰·加洛瓦的矮小的身影。奥马·布雷德莱还没有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开会回来，而几分钟之后，也许十五或二十分钟，勒克莱尔就要飞离这条跑道，回到他自己的师部去了。

他们在这跑道上来回已经走了五六十次了，在第一次时，加洛瓦就同将军做了深谈，最后将军的谈话只剩下了一句不断重复的话：“今晚我必须得到命令。”

勒克莱尔一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微弱响声就站住不动，张望着天际。一架幼鸽型小飞机出现了，降落在跑道上。它的螺旋桨还在转动，勒克莱尔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机舱里，埃德温·西伯特将军解开安全带，在发动机的闹声中向“性急的狮子”喊叫：“你赢了。他们决定派你直奔巴黎。”

不久前，在格朗尚会议帐篷里，最高统帅向来访的一个劳工领袖代表团介绍前线情况后，西伯特向布雷德莱和艾森豪威尔汇报了当天上午加洛瓦提供的情报。艾森豪威尔习惯地皱起了眉头，额上的皱纹由之加深。他叹了一口气向布雷德莱说：“好吧，真是没办法，布雷德。我想我们只好开进去了。”

现在，布雷德莱的幼鸽型小飞机也滑过来停在他们的身后。这个安静的密苏里人跨下飞机，把勒克莱尔和加洛瓦叫到他身边。他告诉他们：“已经做出了开进巴黎的决定，咱们三个人要对此分担责任。我，因为我下了命令；你，勒克莱尔将军，因为你要去执行这个命令；还有你，加洛瓦少校，因为主要是根据你带来的情报我们才做出这个决定的。”这个矮小的信使两夜之前在大雨湿透的一所别墅里被说服不顾他共产党上级的指示，转而要求盟军派兵而不是送武器，如今已经完成了甚至戴高乐将军本人也不能完成的目标。由于罗杰·加洛瓦，盟军就要在几小时内出发前往受到威胁的法国首都。

接着布雷德莱转身向勒克莱尔，用侉声侉气的美国腔向他大声说：“总而言之，我要你记住一件事情：我不要巴黎发生任何战斗。这是我给你的唯一命令——巴黎绝不许有任何重大战斗。”［27］奥马·布雷德莱见到过圣洛［28］的惨况。密苏里农村少年出身的他见到这种惨况，当天就发誓，如果他能做到，他决不允许那样的悲剧在他一向景仰而从未见过的城市——巴黎重演。

勒克莱尔向自己的幼鸽型小飞机奔去，布雷德莱在他背后叫喊：“到你的兵团司令那里去领命令。”［29］勒克莱尔回到自己的师部时，天几乎已经黑了。他像一个学童一样一蹦就跳下了飞机。他对等在那里的三处处长安德烈·格里比乌斯少校快活地叫喊道：“格里比乌斯，马上进军巴黎！”那是四年来他一直在等待着要叫喊的一句话。

德威特·艾森豪威尔麾下的所有部队中，没有一支比这支在它的年轻师长一声兴奋的叫喊下马上就要动员起来采取行动的法军第二装甲师更加奇怪、更加杂牌的部队了。它的队伍中有法国人，他们不怕逮捕和押解，一句话也不说就抛妻离子，步行数百英里到冰封的比利牛斯山，常常在西班牙的集中营中待上好几个月，纯粹为了参加这支队伍；也有的人用偷来的划艇和渔船越过英吉利海峡；有的是从德国战俘营中逃出来往东走过波兰到俄国以求再参加一次他们曾经战败过的战斗的一九四〇年战俘；还有的家人不知他们是死是活或者因为他们背叛了另一个法国即维希法国而宁愿他们已死。还有从未到过法国本土的法国人，说不来几句法国话的阿拉伯人，从喀麦隆丛林里来的非洲人，从撒哈拉沙漠来的图阿雷格人，西班牙内战时代政府军的老战士，忠于法国的黎巴嫩人、智利人和墨西哥人。甚至还有在叙利亚和突尼斯各自站在夏尔·戴高乐一边和亨利·菲利普·贝当一边互相厮杀过的法国人。对这些人来说，欧洲的这场战争的确是场十字军讨伐。他们的目标“耶路撒冷”如今就在前面，那就是兴高采烈的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向他的作战处长叫喊的那句话的末尾提到的那个城市。

他们中很多人从来没有到过巴黎。对那些到过巴黎的人来说，那个城市是个痛苦的记忆：一个不再属于他们的首都的形象。这是他们在利比亚的沙漠中，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间，英格兰潮湿的青山上日思夜想的城市。如今，下一个目标就是巴黎这一消息传来，他们就闹腾开了，他们用各种语言奔走相告，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他们国家的首都。

炮手让·雷纳·香比翁是一个来自墨西哥的从来没有在法国生活过的法国人，在他看来，解放巴黎是“不完美的世界中太完美的梦想”。香比翁靠在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战场命名的“莫特霍姆号”坦克上，听到他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乍得团的雷蒙·德鲁尼上尉听到这消息态度平静，他让他的坦克连开始准备起来，然后到他的指挥车拿了一面小圆镜。他把镜子挂在苹果树上，开始修剪他一脸红色乱胡须。他要在到巴黎时让巴黎女人有个好印象。四十八小时后，精疲力竭的德鲁尼全身污秽，汗臭与油味夹在一起，就会看到这些巴黎女人，在她们中的许多人看来，德鲁尼将是她们见到过的最美的男子。他将是第一个进入巴黎的法国兵。

对于反坦克装甲车“西蒙号”的战士来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本来就已经是个特殊的晚上。他们要庆祝连长保尔·基尼翁中尉的三十六岁生日。为此，他们准备了一餐美味，那是炮手助手居伊·罗宾从附近农庄弄来的一只鸭子。鸭子已经拔毛，收拾干净了。正准备烤时，有个气喘吁吁的军官跑来告诉他们：“快收拾好，咱们开动了。这次是巴那姆［30］。”炮手罗伯·马迪后来记得大家惊得发呆的沉默。后来，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真可惜——那只鸭子！”

第十二重骑兵团的夏尔·多尔热上尉听到目的地的消息时感到泪水刺痛了眼睛。四年两个月零九天之前，多尔热骑着一辆摩托车，曾经是最后几个保卫首都入口要道的人之一。这批人孤立无援被德国军队的坦克制服了。如今多尔热要回去与那些坦克再决雌雄。这次他有了一辆坦克，不再是一辆摩托车，那是他在诺曼底暮霭中靠着的那辆薛尔曼型新坦克。它的名字用白漆刷在炮塔旁。它是“巴黎号”。

解放大军的随军记者们也准备对巴黎做极富竞争性的进军，他们急不可耐的心情也许只稍逊于勒克莱尔和他的法军第二装甲师官兵。已经有好几十个记者蜂拥奔上了欧纳斯特·海明威已经奔向的巴黎之路。事实上，记者大军中看来只有一人没有奔向巴黎。他几乎是朝相反的方向到英国去。但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拉里·勒苏尔有特别的原因要在解放巴黎时在场。他是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他三十岁生日那天从自由的巴黎发出广播的最后一个美国记者。他立誓要做从解放了的首都发出广播的第一个美国人。

三天以前，勒苏尔遇到了一件倒霉的事。他在咬一块军用粮时，军用粮反咬了他一口。他的门牙掉了一块。在新闻界其他同事身上，这是小事一桩，稍微感到不舒服而已，但在广播记者勒苏尔身上，这却是致残的创伤。他说话时齿间漏风，嘶嘶作响。他想方设法修补它：用口香糖、手指、舌头、面糊等去挡那个口子，但都不管用，面糊一进嘴巴就化掉。勒苏尔说话像工厂中午的汽笛，没有办法广播。

如今他只好做看来唯一可能做的事情，回伦敦去治牙。他飞越海峡时，只有一个念头可以安慰自己。在决定离开之前，他问过美军第一军团司令考特内·霍奇斯将军，巴黎有没有可能在今后几天内解放。

“不可能，”霍奇斯将军告诉他，“我们至少要两星期后才能到巴黎。”

正当勒苏尔飞回伦敦时，他最担心的一个竞争者已经在宣布巴黎的解放了。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驻盟军的第二个记者查尔斯·科林伍德。科林伍德在勒苏尔走后偶然发现了一条珍贵情报。他碰到刚回到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的布雷德莱将军。将军顺便谈及“法国国内部队已在巴黎起事。看来法国第二装甲师要去解放该市了”。

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该战区使用两台试验性的录音机。科林伍德在其中一台上事先录了一则宣告巴黎解放的新闻备用。他深知盟军总部在通讯方面常常发生混乱。他不想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首都解放消息最初传来时，他一时找不到播发台，而这则关于那个时刻的兴奋和戏剧性的报道则早已放在伦敦，可以立刻向美国全国转播。

他口授道：“法军第二装甲师在巴黎人民一起起来击败守卫该市的惊慌失措的德军以后已于今日开进巴黎。”

科林伍德录完音后，极感满意，把录音带包扎好准备转给盟军总部的检查官。没有人能在巴黎解放的消息上抢在查尔斯·科林伍德之前。

坐在莫里斯饭店办公室的椅子上，冯·肖尔铁茨将军明显地吃了一惊。他的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恩格尔上校以他特有的不露声色的态度刚刚向他宣布，有四个党卫军军官等在外面要见他。这位矮矮的将军只能推测一种可能性：他们发现了诺德林使团，他就要给逮起来了。

四人踏步进来，并紧脚跟，齐声高叫：“希特勒万岁！”其中一个瘦瘦的人，颧骨上有一条长疤，走到肖尔铁茨的办公桌前。他是个党卫军中校，冯·肖尔铁茨在他军服的袖子上看到党卫军最出名的一支部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坦克师的袖章。他向肖尔铁茨宣布，他在巴黎以东四十英里从指挥车的无线电中收到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一个个人命令。一提到党卫军和秘密警察头子的名字，肖尔铁茨觉得他的担心得到了最后证实：他确是要给逮起来了。

然而，这个党卫军中校宣称，希姆莱命他立即前来向巴黎报到，任务是取卢浮宫的一件艺术珍品，那是从诺曼底城市贝叶博物馆撤到巴黎来的一块挂毯。中校说，这块挂毯无论如何不能落于盟军之手。他奉有正式命令，要把它带回德国保存起来。

肖尔铁茨听了如释重负，禁不住要笑出声来。他对四个党卫军军官说：“啊，孩子们，你们来帮助拯救这些宝贵的东西免遭破坏，真是再好不过了。”他甚至向面前这个军官建议，利用这次机会把卢浮宫其他一些珍品也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如“长翼的胜利之神”和“蒙娜丽莎”。［31］“不，不。”中校回答，“希姆莱和元首只要贝叶挂毯。”

冯·肖尔铁茨把四位客人带到阳台上，他手肘靠在栏杆上，指着左边的卢浮宫的轮廓给他们看，在夜晚的黑暗中，它显得坚固和宏伟。就在那一瞬间，一阵猛烈的枪声似乎就从卢浮宫传来，撕裂了黑夜。肖尔铁茨说：“恐怖分子看来已占领了那所宫殿。”有些担心的党卫军军官表示同意。肖尔铁茨补充说，他相信，一小股法国恐怖分子不会对党卫军的四位军官构成特殊威胁。

党卫军中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问冯·肖尔铁茨，他是不是认为法国人已经把挂毯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不会，不会。”肖尔铁茨回答，“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卢浮宫周围又爆发出枪声，党卫军军官又表示怀疑挂毯是否还在宫中。现在，冯·肖尔铁茨对他们来访的每一分钟都感到是莫大的享受，便按一下铃，叫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军官，他的头衔也许是肖尔铁茨参谋部中最虚有其表的头衔。他是负责“保护法国文物和艺术作品”的上尉。他向党卫军军官保证，挂毯确实还在卢浮宫。

为了缓解他们的担心，肖尔铁茨表示愿意提供一辆防弹车，并在四位军官去找挂毯时派兵“从街上掩护该建筑物”。

脸上有伤疤的党卫军中校似乎对此情况感到不知所措。他告诉肖尔铁茨，他要打电报给柏林请求进一步的指示，一小时后再来。他又行了一个利索的希特勒式敬礼就离开了。

冯·肖尔铁茨没有再见到这四个人。他们奉命要从盟军手中抢救的那块珍贵的挂毯，也就是代表历史上一个独特时刻的挂毯，仍在卢浮宫中。在这块八十四平方码的编织物上，征服者威廉宫中的贵妇们在九个世纪以前绣制的场面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摄影师常常预言要摄制但从来没有拍成的场面：入侵英格兰。

二十五

埃库歇村前的小苹果园笼罩在四十四小时以前掩护雅克·德·吉列朋中校偷偷离开时同一种鬼鬼祟祟的黑暗中。但是今晚，掩盖在果实累累的树下的帐篷，既不是沉默无声，又没有偷偷摸摸。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在原来看着吉列朋离去的指挥车里，听着他秘书的打字机的“咔哒”声，秘书正在打他刚刚口授的八点正式命令的最后几个字。在六个半小时之后，也就是早上六点三十分，菲利普·勒克莱尔就要率领他一师的官兵开始走上他四年前在法属喀麦隆对岸的英属尼日利亚乘一只独木舟开始的旅程中剩下的最后一百二十二英里。勒克莱尔把秘书递给他的命令重新读了一遍：“为了这次我师向法国首都开拔的行动，我要求你们全体将士做出肯定会做出的最大努力。”勒克莱尔看了一下表，然后叹一口气，在命令上签了字，并写上日期。这时正好是午夜。

往东一千一百英里，在比埃库歇的苹果树高出四倍的另一树丛下，也就是腊斯顿堡的枞树下，阿道夫·希特勒的每晚战略会议在八月二十二日午夜几乎正点开始。围在元首会议桌旁的有凯特尔陆军元帅、瓦利蒙特将军、伯格多夫、菲格莱因和希特勒的党卫军副官根舍上尉，他们肃然无声地听着约德尔上将双手趴在面前桌子上汇报西线的形势。希特勒又一次要求先汇报西线形势然后再汇报东线。瓦利蒙特后来在日记中记道，元首坐在那里，右手按着他面前地图上盖的透明纸，在听约德尔汇报时有些轻微颤抖。

约德尔汇报结束后，希特勒猛地抬起头来。他声音嘶哑地生气地问：“那门迫击炮在哪里？”这次，瓦利蒙特将军有好消息告诉他。“卡尔”和它的一列车弹药已经到达距巴黎不到六十英里的苏瓦松了。瓦利蒙特告诉希特勒，再过二十四小时，“卡尔”就可运到法国首都。

一想到这门破坏力极大的大炮不久就可运到巴黎，希特勒喃喃地说了一句满意的话。然后，他又厉声道：“约德尔，你记下。”他口中像急流一样迸发的话是那么狂热，使得从容不迫的约德尔的铅笔几乎跟不上它的速度。

他宣称：“巴黎桥头堡的保卫在军事和政治计划中具有极关键的重要性。这个城市的丢失会导致塞纳河以北整个海岸前线的割裂，剥夺我们对英国长距离作战用的火箭发射场。”

“在以往的全部历史中，”他说，“巴黎的丢失必然带来法国的丢失。”

希特勒提醒他的西线总司令，他已指派两个党卫军装甲师去保卫巴黎。他下令要用一切现有的残暴手段摧毁巴黎起义，其中包括“夷平整个城市街垒”——这一任务待“卡尔”到达后即可加速实行——和“公开处决肇事首犯”。

他最后说：“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此情况，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

希特勒说完，地堡里一片沉寂。唯一的声音是通风设备的“嗡嗡”声和约德尔拼命记下元首最后几句话的书写声。

在距法德边界仅仅三十五英里的灯火管制下的梅斯城里，黑影幢幢的装甲车隆隆开过鹅卵石铺的街道，鹅卵石的光滑表面已经给沿着这条大道通向法国心脏地带的三轮德国入侵者磨薄了。在颠簸的车上，士兵们经过从日德兰半岛开始的长途跋涉已疲惫不堪，尽可能打个瞌睡。这些官兵的到达并没有通知冯·肖尔铁茨，增援部队将迫使他为自己的防区打上一仗。他们是党卫军第二十六装甲师到达法国的第一批部队。像在埃库歇苹果园中的第二装甲师的官兵一样，他们也是朝巴黎进发。他们只有一百八十八英里的路程了。

二十六

［八月二十三日］

那个给太阳晒得黑黑的人以一种真诚和满足的崇敬神态抬头仰望从他的头顶一直升到大宫玻璃圆顶的一排排空座位。他的名字叫让·胡克，是瑞典一家马戏团的老板，在巴黎进行演出。他以高昂的代价为自己的马戏团租用了这一坐落在塞纳河和香榭丽舍大街之间的宏大建筑，对岸正好是拿破仑墓。这是巴黎最大建筑之一。从一九〇〇年以来，它那爱奥尼亚式［32］的外表，比足球场长两倍半的场地把巴黎人招徕来观看这个城市的每一次重大展览。

胡克心里想，再过几天，巴黎就要解放了，这座宏伟的建筑物将同样会招徕成千上万庆祝解放的巴黎人来观看他的马戏团，这将是首都仍在演出的唯一盛大奇观。他的马戏团是欧洲剩下的最大马戏团，为了把它送到这里来，他已投下了所能找到的所有资金。胡克什么都有。在这个饥饿的巴黎，他的笼子里尽是狮子、老虎和豹。他有丑角、马匹和高空演员，足可与美国著名的巴农马戏团媲美。他的一个丑角甚至排练好了庆祝解放的新节目，是这位瑞典老板要他特别为此准备的。这个节目就是模仿希特勒。胡克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场地里，甚至他剩下的一点点现金也藏在楼下办公室的一只手提箱里。在这个闷热的星期三早晨，他站在地上铺着锯末的演技场中，已经能够预见成群的观众拥入大宫来占座了。让·胡克相信，巴黎的解放会使他发大财。

在演技场下面，在占了大宫一侧的第八区警察局的地下室里，警员安德烈·索蒙看到一列德军卡车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树下停了下来。二十分钟以前，索蒙的同事曾经伏击了一辆在那条大街上行驶的德军汽车，把车上的人都打死了。“这些德国鬼子，”索蒙心里想，“是要来找我们算账了。”突然，索蒙看到一个像甲壳虫一样奇怪的车辆开始向这座建筑物爬来。他转身问他看管的那个俘虏威廉·冯·齐格萨-贝恩斯上尉：“这是什么？”这位军官战前曾是德国军队的马术队长，那阵子他就住在这所建筑物里，比这会儿风光。

冯·齐格萨-贝恩斯看着那辆车对着他们的窗户爬来。它好像是一辆玩具坦克。他像帝王一样从容不迫地转身对索蒙说：“这是一台装满炸药的特制机动车，咱们如果不赶快离开这里，就要给炸得粉身碎骨。”

半个巴黎城都听到了胡克马戏团爆炸的声音。爆炸声的回响最后消失时，一柱黑烟开始从大宫升起。为了结束索蒙所看到的由无线电指挥的装满炸药的坦克所开始的行动，外面的德军坦克开始向这座建筑物发射燃烧弹。在里面，烟雾、尖叫、动物和人的奔跑声，造成了一片惊惶和混乱。胡克马戏团的狮子和老虎在惊恐中怒吼。马匹在火中东窜西突。在警察局里，警察赶紧打开牢门，放出他们头天晚上搜捕来的妓女，惊恐的女人的尖叫声在烟雾和尘埃中同胡克的吓坏了的狮子的吼声混成一片。

在外面，包围建筑物的坦克连开枪打掉了救火员手中用来灭火的水管。很快，这座大建筑物成了一片火海。胡克的马有一匹逃了出来，窜突在子弹横飞的街头。它马上中弹，嘶鸣着倒在柏油路上。从附近的每一所房子里都有饥饿的巴黎人手持盘子和刀子蜂拥而出，奔向那匹垂死的马，它的身上还裹着胡克为庆祝解放的演出而定制的红白蓝三色缎带。

大宫里的警察被困在德军、烈火和胡克的东奔西跑的动物中间，他们明白处境危殆，毫无希望。他们中一部分人便转向警察局里的唯一德国俘虏，那个神态凛然的小个子男爵，要求他为他们安排投降。在头天晚上，他还和他们一起分吃一盘甘蓝当晚餐。冯·齐格萨-贝恩斯拿起胡克的驯狮员用的一条长铁棍，扎一块白手绢，在烟雾和尘埃中走出去，把俘虏他的人交给了他的同胞。

大宫外壳上的烈焰烧尽以后，一个失声痛哭的人颓然倒靠在一棵树上，喃喃地重复道：“完了……全都完了。”一个同情他的过路人过来安慰让·胡克。他拍着他下垂的肩膀，安慰说：“别着急，几天之内盟军就会到这里了，你瞧吧。”马戏团老板胡克气得说不出话来，狠狠地瞪他一眼。然后他又哭起来，哭声更高了。

整整一天，大宫喷出的黑烟像某种黑色的不祥预兆，玷污了巴黎灰色的天空。对一个没有见到过十来辆坦克或一次大空袭所造成的结果的城市来说，一辆机械操作的坦克和少数几枚燃烧弹就能轻而易举地破坏一座大建筑物，确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随着时间在令人压抑的燥热气候中过去，这所起火焚烧的建筑物不断地提醒在全市不胫而走的传言：德国军队准备毁灭这个城市。

经过四天半的战斗，法国国内部队的斗志第一次衰退了。弹药即将告罄。伤亡人数很大。德军反击更具报复性。到这个血腥的星期三夜幕降临时，将有五百名巴黎人死于该市街头，两千名负伤。任何地方都没有援军到来的迹象，而许多人都以为在起义开始后几小时有援军会到来。

在全市每一地区，战斗的节奏都增快了。在拉维莱特，一支法国国内部队背靠空空如也的牲畜场打退了五十多名德军的不断进攻。在热圣路靠蒙马特尔的那侧，由二十几个强硬的共产党铁路工人把守的一个街垒挡住了德军一辆坦克和两卡车军队的进攻。

第六十五通信连的奥托·伏格尔准尉在莫里斯饭店的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听到一个德国人在呼叫：“许普诺斯［33］，快救命！”许普诺斯是莫里斯饭店的新代号。那人又说：“恐怖分子在进攻我们。快来救我们。”接着伏格尔在没有挂上的电话中听到了一阵枪声。“他们已经越过了院子！”那个没有报姓名的人叫道。又是一阵枪声。伏格尔听到一声喘气和慢慢的、渐渐弱下去的声音：“妈呀，妈呀，快救命。”［34］电话里没有声音了。伏格尔隐约听到用法语说话的声音。他挂了电话。

双方滥杀无辜的行为都很普遍。在歌剧院广场，一个德国兵从汽车中跳出来，奔向一个在读当天新出的《解放报》的法国人，一枪把他打死。

然后，他转向卖报的老妇人。她连声说她不识字才救了自己一命。

在竖琴路，安德烈·科奇太太借圣文森特·德·保尔小学教室的急救站收容一个负了轻伤的十八岁德国兵。押他前来的法国国内部队人员对她说：“没有关系，反正我们要把他们统统枪毙。”那个德国兵抓住科奇太太的手，用一个儿子的哀求眼光望着她，嘴里用德语喃喃地向她说了些什么。她让押解他的法国国内部队的人答应不杀他。他们走了，几秒钟之后，她听到了枪声。她的一个担架员说：“他们还是杀了他。”

但是像往常一样，总有正派的行为来作为平衡。

在主宫医院的病房里，法国国内部队担架员刚把军事法庭译员阿尔弗雷德·施仑克准尉抬进来，他就看到了他的床铺上层有个满身血污的法国平民。柏林人施仑克工作的军事法庭一直没有让瓦勒里安山监狱的行刑队歇息过。三小时以前他在圣米歇尔林荫大道的“死亡路口”附近受了伤，这次确信“恐怖分子”要把他结果掉了。他看着那个人手伸进了口袋。“他在摸枪出来。”施仑克心想，便闭了眼睛。几秒钟后他再睁开眼睛时，只见有一只手向他伸过来，手中夹的是一支烟卷。“你很幸运，德国佬，”那个法国人把烟卷给他，“对你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

在危及巴黎人民的所有威胁中，在这个星期三，没有比武器和弹药日益告缺更加紧迫的了。在警察总署，尽管通过地铁通道偷偷运来了其他供应品，但是军火只够用几个小时了。在“罗尔上校”的地下指挥所“杜洛克”中，要求更多武器和弹药的呼吁纷至沓来，而这两种物资正是他所缺乏的。罗尔诅咒他的戴高乐派对手，确信他们没有把他的紧急武器呼吁递到伦敦。

但今天早上，并不是戴高乐派玩弄的手段挫败了罗尔。皮埃尔·柯尼希将军像他自己所保证的那样，下令对巴黎进行他头一天在最后一分钟取消的大规模武器空投。“外来客”中队一百三十架飞机满载罗尔万分焦急地希望得到的大量武器和弹药已准备好起飞到巴黎上空。只有一件事情拖了它们的后腿，那是比任何政敌都更加无法通融的敌人：雾——无法穿透的英国浓雾。从清早开始，它就把赫夫林上校的飞机牢牢地钉在哈林顿的飞机场上。赫夫林现在对是否会做这次飞行感到了绝望。

他身边的绿色保密电话响了起来。在伦敦，皮埃尔·柯尼希将军总部刚刚获悉，法军第二装甲师已奉令开向巴黎。没有再作武器空投的必要了。根据如释重负的柯尼希将军的命令，“乞丐行动”再次取消，这次是永远取消了。在几分钟之后，赫夫林的士兵就会开始为一百三十架飞机卸货。他的“外来客”中队的飞行人员后来也对巴黎做了一次不同寻常的飞行，不过是在三天以后的八月二十六日。他们运的不是罗尔这么迫切需要的手榴弹和机关枪，而是成袋的煤和粮食。

二十七

从清晨开始，像一对十三英里长的巨蟒一样，第二装甲师的两个纵队在诺曼底丘陵起伏的农田中间蜿蜒前进，在瓢泼大雨中奔向被围的巴黎。他们一路所到之处，车轮不断地在雨水淋湿的狭窄道路上打滑、颠簸，震动着诺曼底农舍的橡树房梁。这一师四千辆军车和一万六千名将士组成一支多姿多彩、喜气洋洋的车队，朝着那个向他们招手的首都逼近。

从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打开的炮塔上，露出摩洛哥骑兵的红色军帽，法国海军陆战队的猩红绒球帽，乍得团的黑色贝雷帽。沿途两旁都是诺曼底农民组成的没有尽头的人墙，激励着他们前进，疯狂地欢呼他们的薛尔曼型坦克和军用卡车，欢呼他们的坦克炮塔上漆的白字，那些纪念法国其他战役的名字：马恩、凡尔登、奥斯特利茨。

第二装甲师坦克、装甲车、大小卡车焦急的司机们的眼睛因为雨水和车辆尾气的刺激而发痛，但是他们尽力把握住车轮打滑的车辆在滑溜的道路上前进，保持纵队的紧密连接，把这一尾难调的庞大装甲行列向前推进，缩短与巴黎的距离。

从队伍前哨的摩洛哥骑兵的装甲车到殿后的笨重的运输车，整师官兵都像充了电一样活跃，有着一种期望的感觉，一想到这次他们是在向巴黎进军，就有一种几乎歇斯底里般的欢悦。

那个从墨西哥来、要回到他从未见过的祖国首都去的法国人让·雷纳·香比翁，一边开车，一边用眼睛不断地来回望着他前面坦克的履带印和他自己车上存油的白色指针的慢慢下沉。一等那枚指针降到告急红线以下，香比翁心里明白他的解放巴黎的“美梦”就要结束了。像这一纵队中的其他每个人一样，在这大雨不止的星期三，他只有一件担心的事，那就是因为车辆抛锚而不得不退出。

这些情绪兴奋的人以发疯一样的充沛精力向前推进，对于他们中许多人来说，这次在雨中匆忙穿越法国国土充满了回忆，或者是未来的见到几英里以外一张亲人的脸的希望。亨利·卡歇尔中尉把一张照片插在他的半履带式卡车的挡风玻璃上。这是一张小男孩的照片，那是卡歇尔从未见过的四岁儿子。卡歇尔要多看几眼，这样他就有把握在头一次看到他时就认出他。

在该师两个纵队之一的队首，反坦克装甲车“西蒙号”炮手罗伯·马迪看到前面出现的景象吃了一惊。“在一片金黄色的麦浪中”，马迪看到远远的沙特尔大教堂的雄伟尖顶。接着马迪产生了另外一个念头。“他们怎么啦，”他对自己说，“他们还没有收割麦子。”［35］

对勒克莱尔的警卫连三十岁的连长阿兰·德·布瓦修上尉来说，沙特尔大教堂多层的影子有着比历史更多的意义。对他来说，这就是家。在大教堂的背后，在厄尔河的河岸上，在他有五年不见的美轮美奂的市内宅第里，住着他的双亲。布瓦修踩了他的吉普车的加速器，把车开到路边，超出了前进中的纵队。他风驰电掣地开到城里，经过大教堂，一直开到夏尔-贝玑林荫大道的尽头。他在那里跳下吉普车，奔向河岸和他要跨过才能到父母家的那座桥。他猛的一回首，就看见了前面的那座桥，或者毋宁说，那座桥的残骸，几根折断的钢梁和挂在上面的水泥板。河的对岸是一座屋顶给掀掉了的房子，侧面都给炸掉了，只有它破残的正面，就像电影布景中一所人工制造的房子正面一样，还留在那里。这就是他的家。

悲痛的布瓦修奔向附近一个邻居。她告诉他，德军撤空了这地区所有的人，包括他的父母，然后他们炸毁了桥梁和沿河的大多数建筑。她说，就在他自己房子前面的桥上，德军埋了额外的地雷，“这样让布瓦修太太知道，有一个儿子在戴高乐那里会有什么结果。”

布瓦修神情麻木地看着他四周的这一片废墟，心里突然冒出个可怕的想法。“我的天，”他对自己说，“如果他们在巴黎也这样干，我们明天会看到什么样的惨景！”

那个携带可能使巴黎免遭华沙和斯大林格勒的命运的紧急信息的人，在过去十二小时中经历了二十四小时以前罗杰·加洛瓦经历过的核查和汇报。如今，就在布雷德莱头天晚上命令勒克莱尔兼程开往巴黎的那个诺曼底小机场上，罗尔夫·诺德林把他的信息递交给了这位美国将军。

布雷德莱的钢盔推在后脑勺上，露出了秃顶，他默默地听了瑞典人的汇报。诺德林告诉他，防守巴黎的德国将军得到“正式命令”要尽量破坏该市。他还没有开始执行这个命令，但是，诺德林警告，他“已给逼到墙角”，如果这样的局面再拖下去，他就得根据命令行事了。诺德林说，那位德国人已经感到他有被免职的危险。看来他希望的是在他得到援兵或不得不开始执行命令之前盟军能够到达巴黎城。

布雷德莱马上采取了行动。他在头天晚上下命令开始的作战行动突然具有了万分火急的性质。像艾克一样，布雷德莱知道德军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装甲师以及其他好几个德军师正在开进法国。他心里明白，其中一部分可能开向巴黎。如果盟军不能赶在他们之前开到巴黎，巴黎就会成为一个可怕的战场。尤其是，布雷德莱担心肖尔铁茨。他想：“我们可不能冒险让这个家伙改变主意。”布雷德莱对身旁的西伯特将军说：“告诉霍奇斯要法国师赶紧到那里。”然后，想到第二装甲师要走的漫长的距离，他又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告诉他让第四师也准备赶到那里去。咱们可不能冒险让那位将军改变主意毁了这个城市。”

二十八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一言不发地把蓝色电报交给了他身边矮小的上校。自从他们一同以下级军官身份服役于同一团起，冯·肖尔铁茨认识汉斯·雅伊已有二十年了。两年以前，冯·肖尔铁茨与雅伊一起在柏林的阿德隆饭店庆祝他的第一颗将星。在雅伊读电报时，冯·肖尔铁茨望着窗下的杜伊勒里花园。今天早晨，没有欢笑的儿童在勒诺特尔优雅的水塘里玩白色的帆船。除了冯·肖尔铁茨自己手下士兵阴森吓人的影子以外，这有两个半世纪历史的树丛和小径没有人迹。

雅伊叠起电报，还给冯·肖尔铁茨。冯·肖尔铁茨想在他脸上找到一些感情表露的痕迹，但是没有成功。他原本希望从他相知二十年的老朋友那里听到一句表示理解的话，表示安慰的姿态，或者表示他并不孤立的暗示。因为那蓝色的电报纸上贴的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所接到的最残暴的命令，希特勒在头天晚上口授的野蛮命令。他命令这位矮胖的将军把他眼前的这个城市化为“一片废墟”。

雅伊只说了一句话：“太糟糕了。”说完叹了一口气［36］。

十分钟以前，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从除他们两人之外唯一他给看了这份电报的人那里听到了完全相同的这句无可奈何的话，那是他冷静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恩格尔。

冯·肖尔铁茨转身离开窗口，步履坚定地走到电话机前。他生气地拿起话筒，要求接通B集团军群。

在巴黎以北六十英里处的马吉瓦尔地堡的人工灯线下，汉斯·斯派德尔中将的皮肤由于五天没有接触新鲜空气已经有了一种黄蜡一样的颜色。如今，听到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的挖苦和恶言恶语，B集团军群参谋长的脸就更加苍白了。

“您大概很高兴听到，”肖尔铁茨开始说，“大宫已经成了一片火海。”接着他“感谢”斯派德尔把那份“好”命令发给他。

“什么命令？”斯派德尔问。

“把巴黎化为一片废墟的命令。”肖尔铁茨回答。斯派德尔马上声明，B集团军群只是转发了那份电报。他告诉肖尔铁茨：“那是元首那里发来的。”但是肖尔铁茨不去理他，继续说，他已经在国民议会埋了一吨多的炸药，在荣军院地下室埋了两吨，在圣母院的地窖里埋了三吨。

“我想，亲爱的斯派德尔，”肖尔铁茨说，“您同意这些措施？”这中间有一段尴尬的沉默。斯派德尔抬头看一眼挂在头上的圣母院和杜伊勒里的复制画，然后他用低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是的，是的，将军阁下，我同意。”

肖尔铁茨继续说下去。他告诉斯派德尔，他已准备“一举炸毁圣马德莱娜教堂和歌剧院”。他很快就要计划炸掉凯旋门，开辟一个火海一直到香榭丽舍，“炸掉埃菲尔铁塔，使它的废墟堵塞已经被炸掉的桥梁入口”。

斯派德尔在他一片沉默的地堡中，心中忖度，肖尔铁茨是疯了，还是想说笑话。肖尔铁茨不疯，也不想说笑话。他对B集团军群转发来的命令生气，只是想“让斯派德尔知道一个得到了这样的命令而又非要执行不可的军人的可怕处境”。

与冯·肖尔铁茨办公室隔塞纳河相望，附近阒无一人的圣阿芒电话交换局，伯恩纳德·布拉契中士的斧子像枪声一样劈啪作响。布拉契的部下四天以前还在警察总署的门前“像香肠一样在烧”，如今在一台台地破坏交换局里的一百三十二台电传机。他的战友马克斯·施奈德铺了六百英尺长的导火线，分别通到埋在这三层楼建筑物各处的二十五个炸药包。这条导火线经过一个半街区通到他们的指挥官冯·柏立普施中尉藏引爆器的标致二〇二型汽车中。布拉契劈坏了最后一台电传机，六个人就飞奔出这座建筑物。布拉契听到身后有圆舞曲的轻声演奏。原来是他们急着离开电话交换中心而忘记把收音机关掉了。

在一百码远的地方，军事警察的封锁线以外，布拉契看到附近的居民没有表情的脸，他们都茫然回头看着自己的家。冯·柏立普施中校的手用力一按，引爆器的把手就给按了下去。没有几秒钟，从挪威到西班牙的全部帝国军队原来接受命令的电话交换站就在一阵尘埃和碎片中消失了。这时是上午十一点五十五分。阿道夫·希特勒下令的大巴黎全境破坏计划的第一小步已经执行了。

在荣军院的地窖里，另外一位军官陶勃中校看着他的部下把导火线接到两吨炸药上，那是他们埋在地下通讯中心的。除了炸药以外，他的部下还把几十个钢制氧气筒的压力调在一百八十个大气压。炸药爆炸时，这些氧气筒就有好几十个燃烧弹的威力，烈火会在通讯中心蔓延，极有可能烧掉总面积达三十英亩的荣军院大厦，连同它的法国军队博物馆、军事技艺陈列廊、有四百年历史的兵营以及拿破仑·波拿巴这位前欧洲征服者的金顶墓。

在卢森堡宫，尽管勇敢的弗朗索瓦·达尔贝设法造成了三十五小时的停电，劳工队的工人还是很快钻完了他们埋放炸药的地方。他们已开始在这座一六二七年为玛丽·德·美第奇［37］修建的宫殿里埋了七吨黄色炸药，足以把它的八角圆顶和三十一幅德拉克洛瓦的油画炸得粉碎，碎片可撒遍半个左岸。

在美丽绝伦的协和广场，在过去四年里德国海军军旗飘扬的加布里埃尔豪华饭店科林斯式圆柱的背后，已经存放了五吨多的地雷和弹药，足以炸掉这所建筑物以及这个街区的一切建筑和隔壁的塔列朗大厦。

在路易十五的协和广场的另一头，塞纳河对岸的国民议会院子里，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的第八一三工兵连已得到第七十七步兵师第一七七工兵连的支援。埃伯纳赫的部下结束了塞纳河上四十五座桥梁的埋雷，在巴黎这个人烟稠密的地区只需引爆几下，就足以使阿兰·德·布瓦修早先在沙特尔看到的惨状小巫见大巫。新来的工兵连也结束了在国民议会周围的钻凿。他们已经钻凿了法国议会波旁宫以及它后面沿着美丽的波旁宫广场的办公楼建筑群，并且埋好了地雷。如今他们的风钻正在钻凿国民议会议长办公室所在的美轮美奂的十八世纪宫殿和门前有圆柱的外交部，准备埋雷。沿着塞纳河和协和广场的这二十英亩大小的美丽地方有许多无价之宝的建筑，一下子就可以消灭殆尽，广场的两边，除了对称的废墟以外，什么也都不会存在，从而完成世界上这个最美丽的广场的对称。

在这使人意气消沉的早晨，一辆蒙着树枝伪装的军车开到玛尔斯校场弧形地段的埃菲尔铁塔南面停下。四个人下了车，挨个视察这高耸入云的高塔的四根钢筋混凝土支柱。在一小时之前，他们接到了柏林来的命令，要在“巴黎的象征”之处埋雷。莱比锡人汉斯·施纳特少尉和他三个同伴环观了这座钢架建筑暴露在外的支架以后，认为这不成问题。在他们看来，埃菲尔铁塔就是巴黎的象征。

在巴黎的所有地方——火车站、发电厂、电话局、卢森堡宫、国民议会、外交部、海军部、荣军院以及四十五座桥梁——最高统帅部下令破坏大巴黎地区的准备工作都已接近完成。现在只需要再工作几个小时和莫里斯饭店里举棋不定的普鲁士将军的一声命令了。肖尔铁茨在那里下不了决心，一边等待，一边思量，在下令把巴黎的一部分最美丽的建筑炸成齑粉之前，还可以拖多少时间。

二十九

收音机在播放一组悠扬的美国舞曲。那个说话漏风的人舒服地坐在伦敦一家牙医诊所椅子上，看到他的麻烦快要结束了。在拉里·勒苏尔眼前晃的是那位牙医准备为他的破门牙作修补用的新制塑料牙套。

勒苏尔心里想，他是幸运的。如果这意外发生在一星期之后，他很可能错过无论如何不愿错过的事件：巴黎的解放。当牙医俯身对着他张开的嘴巴时，勒苏尔旁边的收音机里的音乐停止了。

广播员以勒苏尔十分熟悉的一种标准方式告诉听众准备收听“重要的宣布”。

然后，另一个广播员完全不像英国广播公司传统，感情激动地宣布：“巴黎已经解放。我重复一遍，巴黎已经解放。”

拉里·勒苏尔懊丧至极。

在伦敦的另一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办公室里，勒苏尔的伦敦同事理查德·C.霍特莱特这时是英国首都最快活的人之一。霍特莱特手中有一只圆铁盒，里面藏着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文件。这是勒苏尔的直接竞争对手和同事查尔斯·科林伍德头天晚上事先录好的宣布巴黎解放的消息。盟军总部的战地检查官无法试放这盘试验性的录音带，把它转送到伦敦。而伦敦的检查官以为它已在战地经过检查放行，便把它发还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霍特莱特一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紧急广播，兴奋之下就把它向全世界播出了。查尔斯·科林伍德抢新闻成功。

几分钟之内，他关于解放的生动描述传遍了全世界千百万的家庭。纽约有两家报纸改排版面，用大字标题逐字逐句地刊登了这个报道。在墨西哥城，《至上报》的大楼顶上用灯光打出了“巴黎已解放”几个字，该市所有报纸都出了号外。在一千英里以南庇隆统治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自一九三九年以来，兴高采烈的群众第一次胆敢高呼“要民主，不要轴心”。魁北克挂出了三色法国旗，市长吕西安·波恩叫他的市民别去管战时灯火管制，夜里在家开灯大放光明。从华盛顿，罗斯福称这个消息是“全面胜利的令人激奋的过渡”，约翰·J.潘兴将军［38］在医院的病床上称它是“走向胜利道路上跨出的伟大的一步”。

在纽约，莉莉·庞斯身穿美军慰问队的制服在洛克菲勒广场向两万名兴奋的美国人高唱《马赛曲》，这时有三十二名头戴猩红绒球帽的法国水兵升起了三色旗。伦敦发了狂。人们在索霍，在匹卡迪莱圆形广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纳尔逊铜像四周互吻跳舞。对日子极不好过的伦敦来说，这个消息是欧战胜利日的愉快前奏，看来这个日子不可能很远了。安东尼·艾登在庆祝法英民事协定的宴会上高兴地向他的法国同事勒内·马西利敬酒。国王本人也向戴高乐发了热情的贺电。

在英国广播公司快讯广播后的一片兴高采烈之中，没有人注意到盟军总部对这消息发表的措词尴尬的否认。整天整夜，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和科林伍德的广播报道由美军电台播向大西洋彼岸，一遍又一遍地像一张不断播放的密纹唱片。

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在显然还没有解放的巴黎，冯·肖尔铁茨将军越来越凶相毕露的部下仍旧盘踞着。这消息使人听了感到生气和发呆。

美国飞行员鲍伯·伍德隆中尉坐在路易·贝尔蒂家后院阳台的台阶上听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他还在思量，不知他那卖肉的朋友和主人是否还活着。他从收音机上听到了莉莉·庞斯在纽约唱歌的转播。他也听到另一种不那么动人的声音，德国军队在附近一条街道奔过的声音，“见人就开枪”。他们的一颗子弹飞迸到头顶上的屋瓦，伍德隆决定躲到屋子里去。他心里想：“肯定有人没得到消息。”伊冯·莫朗达和他的秘书克莱尔在总理府的绿厅里听到了这消息。莫朗达听着大笨钟向伦敦宣布巴黎解放的深沉的钟声。他觉得要哭了。克莱尔十分生气。“这些笨蛋，”她说，“他们真是不了解情况。”

三天三夜以来，安德烈·维尔农上校第一次以一种近乎满足的心情看着他在伦敦布莱扬斯顿广场法国国内部队总部的办公桌上那碟干硬的夹肉面包和那只破茶缸里凉了的茶。这位长着一头鬈发，做事一丝不苟的人是使全世界千百万人欣喜若狂的大骗局的制造者。

六个小时以前，也是在这个办公室中，维尔农译出了雅克·沙邦-戴尔马从巴黎发来的最新紧急呼吁，要求盟军赶紧在他们全都感到巴黎要发生屠杀之前赶到。维尔农不知道第二装甲师头天晚上已接到命令兼程前去援救巴黎。沙邦-戴尔马的电报使他不放心，他想找个办法来帮助巴黎“打破僵局”，迫使盟军向首都进发。突然，他拿起了一张纸，写出了一则完全出诸想象的新闻公报，宣布该市已“自己解放”。然后他叫他的下属未经盟军总部检查就送往英国广播公司。他的精明推理是这样的：如果英国广播公司向全世界宣布巴黎已解放，盟军总部就没有理由不把军队开进他大笔一挥就过早解放了的这个城市。

正午以前不久，英国广播公司每日法语新闻节目开始之前几分钟，自由法国新闻处一个年轻军官把维尔农的急电用电话传给了英国广播公司。他向广播员保证，这公报已经得到盟军总部检查官口头通过，这是他们两人为了发最新消息而常采用的手段。几秒钟以后，广播员兴高采烈、毫无戒心地把这违背事实的急电送上了去全世界各地的旅程。

三十

在巴黎三十英里外的朗布耶，盟军总部新闻处的山姆·布莱特曼中尉看着挤满街道的被雨水淋湿的一大堆人群。坦克、吉普车、卡车、法国兵、美国兵、法国国内部队、新闻记者和法国平民都挤在朗布耶王家犬猎队长旅店他的餐厅窗外。布莱特曼心里想：“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戴高乐了，这样德国人就有了登陆日以来他妈的最好目标了。”

布莱特曼至少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在他的手肘边，还有这个镇上少见的一件珍品。镇上本已储量不多的食品柜早被友好的侵略者搜刮一空了。这珍品是一瓶冰镇的雷司令，现在，王家犬猎队长旅店漂亮的女侍者送来了一盘加热的C军粮给他佐酒。她走到他的桌边时，忽然倒吸了一口气，手中的C军粮盘子滑了下来，打翻了布莱特曼的酒瓶。布莱特曼看着他珍贵的酒淌在地板上，而她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里满盈泪水看着窗外，嘴里再三念叨着：“戴高乐，戴高乐，戴高乐。”

夏尔·戴高乐确是刚刚到了朗布耶。在这里，就在他国家首都的大门口，在这支奉命前来解放它的大军的先锋队里，这个孤傲的人物自一九四〇年六月开始流亡以来，已在漫长的回国途上走到了倒数第二站。在他的副官克劳德·居伊的心目中，在这个八月的傍晚，有一个印象将始终萦绕不去。朗布耶的居民并不会像王家犬猎队长旅店的女侍者那样认出了戴高乐孤独的身影。许许多多的人欢呼戴高乐的名字，但是，由于他们不认识他的脸，所以在他经过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向谁鼓掌。

戴高乐一行直接走到朗布耶城堡，那里的大门、床单，甚至银器仍旧有原来维希政权主人的“法兰西国家”的标志。居伊看到戴高乐从书柜中选了一本皮面的书，这将在未来的时间里镇静一下他急躁的神经。这本书是莫里哀的《贵人迷》。戴高乐把它夹在腋处，然后他们一行四人下楼到城堡的美轮美奂的宴会厅。在那个查理五世宣告逊位，从路易十六、拿破仑到普恩加来的法国国王、皇帝、总统举行过宴会的黑魆魆的壮丽的大厅里，夏尔·戴高乐和他的三个忠实副官坐下来，打开C军粮的罐头，开始用餐。

戴高乐一吃完晚餐，就马上召来了勒克莱尔。他急不可耐地要到巴黎去。对他来说，如今每一个小时都关系重大。

勒克莱尔研究了海明威的私人特遣部队提供的情报和好几十个法国国内部队人员溜过战线提供的情报以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的美军上级给他的命令是，经过朗布耶和凡尔赛宫的最短路线直捣巴黎。但他的情报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德军已新派了六十辆坦克进入该地区，并且到处埋了雷。勒克莱尔便自作主张，决定绕过这个地区，向东十七英里到阿尔巴容和朗吉莫，从东南方经奥尔良门进入首都。他没有征得第五军团上级的同意，这点疏忽在几小时内就引起了尖锐的、愤怒的反应。

如今，在朗布耶城堡里，勒克莱尔向戴高乐概述了他的进攻计划。他们两人都知道时间非常紧迫。他们前面的德军实力正在急速增强。二十四小时以前似乎还是一件长驱直入的事，如今却变成一场激战了。更糟糕的是，如果问题不迅速解决，勒克莱尔很可能在去巴黎的路上陷入泥潭而德军却乘机在首都扑灭起义，并且为应付他的进攻而调来援军。戴高乐的眼中也流露出渴望的眼光，他仔细研究了他的年轻指挥员的计划。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他批准了这项计划。［39］

然后，他看了一眼勒克莱尔。戴高乐对这个直言无隐、性格急躁的庇卡底人特别眷爱。在自由法国这位孤傲的领袖的心中，勒克莱尔几乎是个儿子。他喃喃地说：“你运气好。”经过了长时间的停顿后，他又说：“快去吧。咱们不能再出现一个公社。”

三十一

三天以前，朗布耶的德军战地指挥官还在这张床上睡了最后一夜，如今路易·路斯塔洛下士正在把床上的德军床单叠起来收走，铺上他自己的一套新床单，然后又仔细地把一块巧克力放在床头几上。路斯塔洛下士知道，“头儿”喜欢在发动进攻的早晨吃一块巧克力。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刚才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还被催促“快去”，明天早晨就要率领他的师一万六千名官兵展开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进攻，那就是攻克巴黎。

勒克莱尔的部下在瓢泼大雨中经过十四小时长途跋涉赶到朗布耶，个个全身湿透，疲惫不堪，长时间在露天行军，眼睛酸痛。他们分散在朗布耶周围的树林和村庄里，抓紧时间睡一会儿。该师的供应车通宵偷偷先行，沿途卸下燃料油罐，给坦克和装甲车添加。如今坦克和装甲车已摆好了三个进攻梯队，准备黎明出击。大伙儿心中都在盘算，想象，回想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巴黎时的情景，祈祷，或者因为实在太疲劳了，干脆倒头就睡，进了梦乡。第四十炮兵团的亨利·米朗波少校在他的帐篷里与美军中校在油灯下制定了炮火计划，后者的一五五毫米迫击炮将在次日支援他。反坦克装甲车“西蒙号”的炮手罗伯·马迪和他的同伴嘴馋地看着炮弹架上放着的还没烧的鸭子。他们都太累了，谁也不想动手烤它，只好匆匆吞下C军粮就睡觉了。

亨利·卡歇尔中尉的眼睛因为长时间受车辆废气的刺激而发红，他又看了一次面前的儿子照片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四十八小时以前奉命偷偷地走在全师之前的三十四岁的中校雅克·德·吉列朋看到同伴们跟着到达，百感交集。二十四小时以来他一直想实施自己的一个大胆计划，潜入被困的首都，以他的这支小部队支援起义者。但是巴黎历史上这位最年轻的军事总督的计划始终没有获得勒克莱尔的批准。勒克莱尔的副官在头天晚上不敢因吉列朋的这个要求而叫醒他。吉列朋失望之余只好在朗布耶等待全师官兵追上他。

也许，在第二装甲师中，没有别的士兵比二等兵保尔·兰德留更兴奋的了。兰德留躺在布雷小村子边上“马恩号”薛尔曼型坦克旁的一个单身壕里，他的坦克连刚刚接到第二天行动的命令。他们的目的地是十五英里外的郊区弗莱斯纳。对保尔·兰德留来说，这十五英里是他历经西班牙集中营、乍得和利比亚沙漠到这单身壕一共一千八百英里的旅途剩下的最后一小段了。那是三年以前像今天一样的一个夜晚开始的，当时他对妻子说：“我出去买包烟，十分钟就回来。”这样，兰德留就走出了弗莱斯纳镇他公寓的门。明天，这十分钟就满了。在弗莱斯纳的街头上，兰德留将为自己家的解放而战，为不知他生死下落的妻子而战。为了让她惊喜，他决定带去他三年前离家去买的那包烟。不过不是高卢女人牌，而是C军粮的骆驼牌。

当第二装甲师精疲力竭的官兵在朗布耶周围的森林中分散过夜时，另一师官兵开始了第二装甲师刚刚完成的同一长途行军。在距巴黎一百三十二英里处的卡鲁日，美军第四步兵师在倾盆大雨中和灯光管制下向首都进发。布雷德莱接到罗尔夫·诺德林的报警，决定派该师去支援第二装甲师，这件事做得适宜。自从登陆以来，该师和第一师、第二十九师一起成了美军在欧洲的第一梯队。它在犹他海滩登陆，攻下了瑟堡，然后在莫尔坦挡住了德军三个装甲师，挫败了德军最高统帅部派瓦尔特·瓦利蒙特前去督战的诺曼底绝望的反攻。对通宵行军的先遣部队第十二步兵团来说，这条通往巴黎的道路已成了一条血路。这个团在雨中挺进时，一路留下的死伤人员达四千零三十四名，这是他们自六月六日以来七十八天中的全部伤亡人数。

现在，第四师官兵挤进他们的六轮大卡车时，也怀着第二装甲师弟兄们同样兴奋的期望和等待心情。他们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远征军充满异国情调传说的刺激，受到已被忘却的教科书的记忆的刺激，受到历史和好莱坞的刺激，受到大仲马和《钟楼怪人》的刺激，受到埃菲尔铁塔和圣母院教堂景象的刺激，在雨中乘卡车前进时，其热烈情绪只稍逊于那个法国师的回家的弟兄。

“我们的军服里，咖啡里，军粮里，脸孔上都是雨，”马萨诸塞州洛克斯伯里来的医助乔伊·加那在他的秘密日记中写道，“但是使我们坚持下来的，是要看到巴黎的迫切心情，而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在颠簸的卡车上坐在他旁边的是二等兵戴维·戴维逊。他告诉加那：“他和别的人都可以享用酒和女人了。”戴维逊说，他所要的不过是“在一张真正的床上睡一晚”。

对有些美国兵来说，巴黎是回家的路。战略情报局的丹·亨特中尉一生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那里。如今在负责检查全市情报目标的巴黎特遣部队指挥员的帐篷里，亨特的手指在全市各入口通道地图上滑动，他奉命要为该部队找个前进基地。他存心要开玩笑报复一下，手指在一个熟悉的地名上停下，亨特做出了选择。他的选择是他原来的学校。

在沙特尔，战略情报局的约翰·哈斯基尔上校决定不管怎样要试一试，打个电话到巴黎。他决定打给他的老朋友咪咪·吉尔古德，那是名演员约翰·吉尔古德的嫂子。整个战争时期，她在被占领的巴黎度过，哈斯基尔不知她活得怎么样，或者她是否还活着。他拨了电话，使他又惊又喜的是，他听到了电话的另一头那位英国妇女从容不迫的清楚的话声，她是在五十英里以外一个仍然充斥着德军士兵的城市里。

“哦，约翰，”她漫不经心地说，好像他打电话来是请她去打桥牌，“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尽管第二装甲师和第四步兵师的官兵们兴奋不已，但即将实现的巴黎的解放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八月的夜晚，盟军总部各处的后勤军官都在准备应付。等在布里斯托尔和南安普顿的有五十三吨医药品，两万三千三百三十八吨饼干、罐头肉、人造黄油、汤、维生素巧克力、奶粉等，这些物资要优先紧急运往大陆和巴黎。其中三千吨将由“外来客”中队空运到那里。为了运送其余的物资，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被调走两千辆卡车和三百辆能牵引三吨拖车的重型卡车。另外一千辆卡车则从美军供应线上调拨。

此外，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奉命要用军用车辆每天向巴黎运交五千吨供应品，美军另运五百吨。这样做一天要消耗七万加仑的宝贵汽油。在以后两个重要的星期里，共要消耗一百万加仑在横贯法国的驰骋中。

乔治·巴顿将军在四十八小时以前曾对加洛瓦和巴黎说了一声“不”，如今在同一帐篷里，他又生气又失望地在研究一份紧急报告。报告称，就在八月二十三日当天，他的向前驰骋的装甲纵队自从阿夫朗舍突破以来，所消耗的汽油第一次超出了已收到的汽油量。布雷德莱的副官切斯特·汉森少校四天前预见到的“绝症”开始发作了。在一个星期之内，在梅斯的大门口，距莱茵河只有令人焦急的一百英里近的地方，德军在他们面前溃不成军、节节败退的时刻，巴顿的第三军团坦克的汽油就要用光了。

汽油一点也没有了。他们还需要整整一百万加仑才能打到莱茵河，这正是巴黎过早解放所消耗掉的。等他们九月底到达那里时，他们面前的德军将得到增援和重新部署，等候在齐格菲防线上。但是巴顿要再过七个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才到莱茵河。［40］

黑色的拜尔发动机公司的汽车熄了车头灯，在夜色里无声地驶向前去。休伯特斯·冯·奥洛克少将的法国卷毛狗“密斯特”蜷缩在后座上无声无息地睡着觉。像平时一样，将军自己开车。这天晚上，好几天来第一次，冯·奥洛克感到了放心。他为保卫巴黎主要入口通道的万人防线所要求的援军终于开始来到。在不到六小时之内，他已接到东线独腿老战士狄特马尔·布洛夫斯基上校指挥的一个坦克团，为了支援他的防线的西端，还有麦塞施密特突击营。更重要的是，冯·奥洛克整个晚上都接到报告，说第五军团的一些部队将在今后两天内划归他指挥。

现在，冯·奥洛克经过一天精疲力竭的巡视防线以后，同他的副官提奥·乌尔夫上尉一起回他在圣克卢的别墅去。这条防线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成为法军第二装甲师的猛攻对象。但是，在这个天气糟透了的潮湿的夜晚，不论冯·奥洛克或者乌尔夫都一点也不知道，在不到十五英里之外，有一师像饿狼一样躲在朗布耶森林里的官兵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事实上，对冯·奥洛克来说，这次视察是很优哉游哉的。在听了他在凡尔赛地带的指挥员赛德尔上校的报告以后，他甚至还有时间喝一杯本尼克丁酒，并且让这位德累斯顿钢琴家为他演奏了一些乐曲。冯·奥洛克对于他的防线状况感到满意，想到如果第五军团增援他，就可以大大增强他的防线，他禁不住热情奔放地拍了拍他的副官的膝盖。

“相信我，乌尔夫，”他说，“他们要是来，咱们就要他们为他们的巴黎付出代价。”

在市里，在拉菲尔饭店的酒吧里，运输军官瓦尔特·纽林看着他身旁的上尉开始喝第三瓶香槟。上尉告诉纽林，他的人生目标本来是做建筑师，如今却成了破坏专家，他刚刚完成了他所做过的最大的一项工作。维尔纳·埃伯纳赫告诉纽林，他刚刚完成对“半个巴黎”的埋雷。埃伯纳赫喝光了杯中的酒，向纽林承认，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任务，但是当他得到命令要引爆时，他会引爆的。“他们在柏林也会听到爆炸声。”他说。

当两个无声的人影在塞纳河上那座小桥上停下来观看大宫烧剩的空壳上仍在冒烟时，时间正是午夜。这是亚历山大·巴罗迪所看到的最惨不忍睹的景象。巴黎已粮尽弹绝，没有了希望。四天前那么英勇地开始的起义没有外界的支援是不能维持多久的。但是，在巴黎没有人知道支援终于已经来了。对巴罗迪来说，就像城里许许多多别的人一样，今晚的巴黎似乎已听任它的命运来支配了——这个命运的象征是从大宫废墟中升起的灰色烟柱。

巴罗迪眼里满盈泪水，他转身对莫朗达轻声说：“啊，伊冯，如今他们要把整个巴黎都烧光了，历史会要我对此负责的。”

三十二

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内，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第二次不能跟上阿道夫·希特勒滔滔不绝的怒斥。最高统帅部的电传机整天滴滴答答地打出巴黎形势恶化的报告。冯·肖尔铁茨在他最后一次报告中终于被迫承认“恐怖分子”在全市进行“紧张活动”。这些报告惹得希特勒大发脾气，令人难忘。这顿脾气因为他的倒霉的军械专家布尔将军的报告更加火上添油，布尔不得不说出来，盟军一系列猛烈空袭使巴黎周围的铁路交通陷于瘫痪。雅克·沙邦-戴尔马的紧急呼吁及时达到了目的。布尔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希特勒承认，“卡尔”整天没有移动一步。

希特勒向约德尔尖声叫喊，如果德军不能把巴黎街道上的“可卑的暴民压垮摧毁”，它将“蒙受它历史上的最大羞辱”。他告诉约德尔，莫德尔要把每一辆可调拨的坦克和装甲车派到那个城市去。至于冯·肖尔铁茨，希特勒命令他集中装甲车和大炮，组成特别进攻部队“无情地摧毁起义中心”。他命令，德国空军要随之进行猛烈轰炸，用燃烧弹来“消灭”巴黎市内仍威胁到他的部队的区域。

在瓦尔特·瓦利蒙特将军心中，希特勒在星期三晚上表现的无法控制的怒火，将永远是他在地堡里所看到的元首最猛烈的一次发作。如今，瓦利蒙特在自己的笔记里记下希特勒的话时，刹那间产生了一个念头，那是许多法国人心中也曾想到过的。他对自己说：“巴黎就要像华沙一样了。”

在马吉瓦尔B集团军群地下指挥部里，沃尔特·莫德尔元帅在研究西线每晚形势报告。这些报告没有给他任何理由怀疑他部署在巴黎门外的部队屏障就要遭到的打击，那是他的巴黎司令官有意招来的打击。就像过去四天一样，西线总司令部每晚形势报告指出，在首都正面“只有轻度的装甲试探”。它甚至乐观地补充说，盟军必须“调来新的部队”才能对该市发动重大攻势。莫德尔的总部没有人指出第二装甲师的迅速前移或者美军第四步兵师的调动。

尽管如此，莫德尔显然在二十四小时以前就已断定，他在巴黎门前已经尽可能地拖延了时间。起作用的也许是瓦利蒙特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打来的一个客气然而态度坚定的电话。瓦利蒙特告诉他，希特勒要知道为什么没有做到更多的事情。“告诉元首，”生气的莫德尔回答，“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不过从此以后，他开始把他所能搜刮到的零星部队用来加强冯·奥洛克在首都大门外的防线。

在这个星期三晚上，莫德尔由于意识到盟军空袭限制了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装甲师只能在黑夜调动，这两个师不能很快开到巴黎，他就要寻找临时办法来支援首都大门外的部队。他采取了三个行动。他命令第四十七步兵师在首都正北的梅吕-纳伊地区周围集中，准备在首都的西北侧翼据守阵地。他命令第一军团在距巴黎二十六英里的莫城集中四十七辆坦克，以备立即支援首都。最后，他命令第十一炮兵旅开到市里。他预期这些部队能在三十六到四十八小时内准备好作战，那就是八月二十五和二十六日。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他们能够帮助冯·肖尔铁茨度过难关，以待第二十六和二十七装甲师的到达。然后，莫德尔相信，有了三个多师归他统率，这位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是能为这座城市作一血腥死战的，足以满足希特勒的悻然不满的要求。莫德尔现在需要的只是再多一些时间，只要足以把这些部队在今夜移入阵地。事实上，他需要的正好是再有四十八个小时。

三十三

在平静的夏夜暮色中安静下来的这个德国小镇里，战争似乎十分隐约和遥远。在阒无人迹的街道上，除了菩提树的婆娑之外没有什么声音。现在，响起了一个女人皮鞋跟的急速“咯噔”声。那是忧心忡忡的乌蓓塔·冯·肖尔铁茨赶着回家。几分钟以前，她在巴登-巴登有白色门廊的歌剧院看她最喜欢的歌剧瓦格纳的《飞行的荷兰人》时，一个领座员向她低声耳语，家中有“急事”等她。

肯定那是她才四个月的儿子铁莫出什么事了，乌蓓塔·冯·肖尔铁茨匆匆经过黑了灯的俄罗斯东正教堂，走在维多利亚街上。她气喘吁吁地爬上三层楼梯，推开房门，看到婴孩平静地躺在摇篮里睡觉，她不禁双手抱在胸前感到了宽心。这时她的女仆、三星期以前为她丈夫买来最后的早餐面包的约翰娜·费歇尔把一张纸片交给她。她的丈夫打了电话来，他不能老占着线，只好挂断电话。纸上写的是他要给她的留言。这将是一年多以内乌蓓塔·冯·肖尔铁茨接到的最后一次电话留言。

留言说：“我们正在尽自己的责任。”

三十四

［八月二十四日］

赫尔穆特·梅耶下士以轻盈熟练的步子走在铺了红地毯的长长过道里。他一只手托着早餐盘，内容是四年习惯所固定的：一壶黑黑的咖啡，一罐英国柠檬果酱，四片面包。另一只手抓着一只黑色文件夹，那是冯·阿尼姆伯爵几分钟以前交给他的。这是头天夜里来的给大巴黎司令的一些电报。梅耶注意到，这是他到巴黎以来送过这条过道的最厚一沓电报。

梅耶在二三八号房间门外停下步，推开门，放下餐盘，拉开了灯火管制时用的窗帘。窗外的第一道亮光穿破了黑暗，肖尔铁茨在床上蠕动了一下。他睁开眼睛，看到了梅耶。然后，就像七年来每天早晨做的那样，肖尔铁茨问态度恭顺的下士：“天气怎么样？”

天气沉闷灰暗，时间是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七点整，这将是梅耶下士一生中为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送来早餐的最后一天。

冯·肖尔铁茨伸手到床头几上取他的单片眼镜，然后一份份翻阅梅耶送来的黑色公文夹中的电报。第一份是头天夜里希特勒口授给约德尔的那个野蛮命令，叫肖尔铁茨“摧毁起义的各个中心……以轰炸和燃烧弹消灭城中仍坚持起义的地区”。下面是莫德尔元帅发给第四十七步兵师、第一军团、第十一炮兵旅的派援兵到巴黎的命令的抄件。但最重要的是，黑色文件夹中有B集团军群三处的一份电报，这是莫德尔两次不愿提供给他的巴黎司令官的情报，那就是第二十六和二十七党卫军装甲师已开进法国，正在赴巴黎途中，听候他的调遣。［41］

这位矮小的将军一动不动地靠在床上过了很久。好几天来使他忐忑不安的难题如今解决了。肖尔铁茨原来希望有另外一个解决办法。但是自从罗尔夫·诺德林离去以来的三十六小时里，不论肖尔铁茨或者巴黎别的任何人都没有这个瑞典人的消息。大巴黎司令很清楚，盟军或者是不愿利用他的姿态，或者是不能利用他的姿态。他们是不会在莫德尔的援军把巴黎门前的空隙堵上以前趁机冲过它了。相反，他就要得到援军，而被迫进行防守。在一场已经打败的战争中，这是一场没有任何用处的战斗。它只能为德国赢取少数几天的时间。它的代价将是全世界不会很快忘记、而法国也不会原谅的一大堆的废墟。但是肖尔铁茨已被逼到了墙角。他的责任感，他的军人信条，都使他没有任何退路。他只有拼死一战。

这是鹿特丹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征服者一生中第一次对未来的一场战斗这么毫无热情。但是不论他对进行这样的一场战斗是否明智，有什么保留意见，他还是会绝不手软地进行作战的。

肖尔铁茨虽然感到悲哀，但是决心却增强了，他一口咽下了咖啡，赤脚走到梅耶下士刚刚给他放了水的浴室去。

在安茹路一所房子的二层楼上，距离德国将军在热气腾腾的澡盆里思量着他刚刚接到的电报的那个浴室不到五百码，一个年轻的法国人惊异地听着他前面坐着的德国人的谈话。德国军情局特务“鲍比”·本德舒服地躺靠在生病的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床边的一张安乐椅上,向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个代表重复大巴黎司令刚刚接到的秘密电报的内容。

本德在过去十天里在莫里斯饭店享有特殊的行动自由，他在七点以前就到了饭店，仔细地记下了放在大巴黎司令早餐盘中的电报内容。本德知道半小时以后他就要同雅克·沙邦-戴尔马将军的这位副官洛林·克鲁斯碰头。

本德告诉克鲁斯，情况一小时比一小时危急。他列举了就要开到巴黎的援军清单，并指出已有党卫军两个师正兼程奔来巴黎这个严酷事实。本德说，如果他们在盟军之前开到巴黎，肖尔铁茨就会用他们来进行残暴的防御行动。本德告诉克鲁斯，希特勒关于在城里实行破坏和报复的命令一天比一天野蛮。肖尔铁茨不得不开始执行这些命令，否则自己有被捕、家人有被杀的危险。本德的口气紧张，克鲁斯甚至觉得有些悲哀。他警告说：“如果盟军不在几个小时以内赶到巴黎，便将会发生一场大灾难。”

听到这话，克鲁斯站了起来，匆忙地向本德和他的瑞典主人点头称谢，就跳上自行车走了。几分钟后，上气不接下气的克鲁斯冲进沙邦-戴尔马藏身的地方。“赶快，”他告诉他说，“我们得警告盟军。肖尔铁茨就要得到援军。他接到了把巴黎炸掉的命令！”

三十五

黎明以来，第二装甲师的车辆就开始经过朗布耶森林中被雨水淋透的百年老橡树，直指仅仅二十英里外受到威胁的法国首都。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肩上披着一件上尉的雨衣，站在法国统治者古老的游猎禁地边的一块高地上，看着他的第一批军队向前挺进。

为了这次进击，勒克莱尔把他的部队兵分三路，在首都西南角朝着一条十七英里宽的战线推进。第一支纵队是兵力最弱的，由法朗索瓦·莫勒尔-德维尔少校指挥，这是声东击西之举，沿着第五兵团原来派给他的那条轴线前进，通过特拉普、圣西尔，经过凡尔赛宫的巍峨建筑，从塞弗尔门进巴黎。它的任务是“虚张声势”，使得德国人认为他们是进攻主力。第二纵队由保尔·德·朗格拉德中校指挥，部署在莫勒尔-德维尔挺进线的东南五英里，通过谢弗勒斯山谷，到图叙勒诺布勒、科尔贝村，经旺弗门入巴黎。勒克莱尔的主力由皮埃尔·比洛特上校指挥，计划经过朗吉莫、安托尼、弗莱斯纳工业市镇，从南路的奥尔良门直入巴黎。

在这清晨时刻，第二装甲师的挺进很少遇到德军抵抗，在人海般狂喜的同胞名副其实的夹道欢迎下，成了一场兴奋得发狂的游行。

他们沿途所到之处，都有欢呼的老百姓手挥国旗，高声歌唱和放声哭泣。妇女和姑娘们都跳上卡车的踏板，爬过坦克的履带，向她们的解放者献上鲜花、水果、亲吻、美酒和热泪。从墨西哥来的法国人让·雷纳·香比翁开着“莫特霍姆号”坦克，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拼命向他打手势。他打开铁罩，一包东西就滑了进来。这是一盘塞肉的番茄。阿兰·罗德尔中尉从半空中接住一只烤鸡和一瓶香槟酒，那是一个面包师向他的坦克掷过来的。在有些人看来，姑娘们虽然平常，但同样感动人，比如克劳德·哈迪下士从一个羞怯的小姑娘手中收到了三色花束。

在奥赛挤满人的街道上，在自己的卡车挡风玻璃上插着从未见过的儿子的照片的亨利·卡歇尔中尉仔细地观察他经过的许许多多的妇女和儿童。他对他的司机里昂·泽波尔斯基说：“你知道，如果我自己的孩子也在人堆里，我也认不出来。”他的孩子确是在人堆里。卡歇尔第二天就会知道，他的妻子和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出生的儿子让-路易一直在那条街上观看他的纵队经过，让-路易一直在问他母亲：“爸爸在哪里？我要看爸爸。”

第二装甲师的官兵们惊喜地发现，通往市里的电话线没有断，还在工作。他们纵队的挺进暂息下来时，他们就拥到人们的家里、小饭馆里、商店里打他们多年没有拨的电话号码。一九四〇年离开巴黎的帕特里克·德香是抢在头里的人之一。他高兴地叫道：“母亲，快拿出香槟酒来。我们回家来了！”有些人听到熟悉的声音惊喜得想不出什么话来说。“嗯，嗯，”二等兵艾蒂安·克拉夫特对他母亲说，“是我呀。”有些电话没有人接。雅克·陶尼中尉从他叔父那里才知道他的父亲在二月里被秘密警察抓走了。

在阿尔巴容，莫里斯·波维拉下士在他的纵队暂息时听到他的吉普车旁一所房子里有个妇女在要巴黎的电话。他求她：“夫人，请你要爱丽舍六十-六十七号——那是我父母家。”那个妇女挂了自己的电话，要了他的号码。但那时波维拉的纵队启动了。他回头对那妇女叫道：“夫人，请告诉我母亲，她的儿子回家来了。我在戴黑色贝雷帽的一个团里！”

几分钟后，庞伊耶弗尔路三十二号公寓里，伊维特·波维拉太太接起电话，知道她儿子跟“戴黑色贝雷帽的一个团”一起回来了。她高兴得发呆了，只是哭着说“多谢”，就挂了电话。

接着波维拉太太跳了起来。她叫道：“是哪个儿子呀？”原来波维拉有两个儿子在戴高乐的军中。三年来她没有他们任何一个的音讯。

突然，在这灰色多云的早晨，第二装甲师的三个纵队在阿尔巴容郊外，在马西巴拉索，在特拉普，遇到了休伯特斯·冯·奥洛克少将严阵以待的官兵的抵抗。几乎在同一时候，德军的二百门掩蔽得很好的八八毫米大炮第一次向勒克莱尔的三支纵队的先锋部队开了火。对第二装甲师来说，游行已经结束。

三十六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立刻听出了给他打电话的人的声音。这是三天以前表示愿意为他把巴黎的一部分地区化为“小汉堡”的那个脸色红彤彤的空军少校。肖尔铁茨在等他的电话。肖尔铁茨知道，这次少校不是根据自己的权力或者他的司令奥托·德斯洛赫上将的权力给他打电话。他是奉元首之命给他打电话。在肖尔铁茨用早餐时收到的电报命令的右上角，就在他自己的名字下面，他看到过第三航空队的名字。这是希特勒选来执行他要把巴黎一些坚持起义的地区加以“消灭”的命令的工具。

果然不出肖尔铁茨所料，少校的第一句话就是简单地宣布，他打电话来是为了协调“轰炸巴黎”的计划。他通知肖尔铁茨，自从他们上次谈话以来，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德国空军驻在布尔热机场的飞机撤出。因此他原来建议的对巴黎某一部分进行大规模轮番轰炸的主张已不可能实现了。

现在，少校告诉肖尔铁茨，他计划对巴黎进行一次性的全面恐怖空袭。肖尔铁茨问他准备在白昼还是黑夜进行。少校显然被巴黎司令的问题惹得恼火了，他答道：“当然是在夜里。”

肖尔铁茨告诉少校，巴黎已充满了德军，西线总司令部刚才通知他援军已在途中，很快就要开抵市内，也许就在今夜。夜间盲目空袭而没有一个明确规定的目标，他挖苦地指出：“炸死的德国人会与巴黎人一样多。”少校叹了一口气。他告诉肖尔铁茨，他没有选择，他接到的命令是“明白的”。第三航空队奉命轰炸巴黎，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执行。由于他们不能把仍留在法国的少数德国轰炸机暴露给盟军战斗机的袭击，空袭只能在夜间进行。他补充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一架轰炸机的损失“要比少数人员的损失严重得多”。

肖尔铁茨竭力想控制自己的怒火。他用挖苦的口气告诉少校，只要把他准备袭击的日期和时间通知他好了。那样他就可以把他的部队从可能受到空袭的地方撤出，换句话说，从整个巴黎市撤出。他告诉对方，空军可以在最高统帅部对此承担责任。

少校意识到他们已陷入僵局，就告诉肖尔铁茨，他要进一步请示上级，下午再亲自见他。然后，他们可以确定空袭的细节，越快越好，希望是在当晚。

冯·肖尔铁茨厌恶地挂了电话。然后他又读了摆在面前的电报的最后一行，就是这道命令使得少校打电话来的。它说：“空军将消灭市内任何一个起义仍在坚持的地区。”冯·肖尔铁茨耸一耸肩膀。他嘲弄地想，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少校的空军得把大部分巴黎“消灭”掉。

三十七

在圣日耳曼昂莱再过去的一座小山顶上，可以俯瞰从西面进入巴黎的通道。那里有另一位德国将军在用战地望远镜视察田野。在小山脚下，根舍·布鲁门特里特中将的司机奥托·皮希勒上士同将军的十只宠物小鹦鹉一起，坐在他的八汽缸霍奇汽车中等着。像蒙哥马利将军一样，布鲁门特里特喜爱小鸟。这位两个星期以前提出对巴黎实行“有限的焦土政策”的军官决定，在这个八月早晨，“只是为了玩一玩”，他也要给自己找一点小刺激。布鲁门特里特在离开圣日耳曼西线总司令部旧总部到兰斯附近新总部去会同一个星期以前北迁的同僚之前，想要看一眼进攻法国首都的第二批敌军坦克。

就在几分钟以前，布鲁门特里特向西线总司令部的法国园丁道了别，摘了最后一朵玫瑰，爬上这座小山。如今，在远处，他看到了一列挺进中的薛尔曼型坦克所扬起的滚滚尘土。他看着它们，一直到它们的炮火回响传到了山顶他站立的地方。他心里想，他生命中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布鲁门特里特爬进汽车要离开这个他快活地住了两年的城市时，听到他的司机宣布了一个坏消息。他说：“将军，鸟食已经没有了。你得要蒙哥马利给你寄些来。”

在布鲁门特里特的山顶以南十二英里，在俯瞰图叙勒诺布勒机场的一块高地上，另一个德国军官看着一纵队盟军坦克向前挺进。第十一高射炮团的二十二岁中尉海因里希·布兰克迈耶在山顶上不是来玩的。同他周围其他人的炮一起，他的任务是阻止这些坦克，而不是观看它们。在威斯特伐利亚来的这个年轻人看来，法军的挺进“好像是游行”。他甚至可以看到绷在坦克两边的玫瑰色布条，那是为了盟军飞机易于辨认。

他一下命令，他自己的拖拉机牵引的八八毫米反坦克炮开火，周围的山脊就震裂了。在他同胞们的炮弹轰击下，布兰克迈耶看到向前挺进的坦克一个个都“像小玩具一样”冒出烈焰。

在布兰克迈耶的望远镜下那个机场一边的小沟里，《新闻周刊》战地记者肯尼恩·克劳福德也在观察。他大声地咒骂着。五分钟以前，“老爸”海明威还若无其事地向克劳福德保证，他的法国国内部队已经侦察过这条经过小机场的路，没有发现情况。再往前一些，炮兵营长亨利·德·米朗波少校也俯卧在这条小沟里，他吃惊地看着第十二重骑兵团的薛尔曼型坦克纷纷滚下山脊，掉到机场上，“像一队冲锋的骑兵一样”。它们一个个在德军至今仍隐藏不露的大炮的准确火力下爆炸了。

从那小沟里，米朗波觉得他终于侦察出了德军最有威胁的阵地。炮火似乎是从机场另一边的一片麦田上一长溜麦秸堆后发出来的。他跑到他还完整无损的吉普车那里，命令他的机动化的大炮把火力转向麦田。第一批炮弹在他头顶上呼啸而过时，米朗波惊异地发现整整一长溜麦秸堆开始移动了。原来在每一堆麦秸下面，德累斯顿来的杰出钢琴家赛德尔上校都隐藏着一门反坦克炮。

在机场远处一边终于肃清了以后，克劳福德发现海明威脸带傻笑从他后面上来。“你这狗娘养的，”克劳福德说，“我还以为你告诉过我，你已侦察过这个地方，没有发现什么德国人！”

海明威耸一耸肩说：“我总得找个人充当我的试验品。”

第二装甲师三个纵队在前进路上，都遇到了像图叙勒诺布勒那样难以通过而且要付出代价的瓶颈地带，拖慢了进展速度。在该师每个纵队的挺进路上，前面的乡野如今都已是一片平坦，村庄和郊区联成网络，中间道路交叉，都给德军提供了理想的反坦克炮阵地。第二装甲师的官兵急于打到巴黎去，常常向这些反坦克炮迎头而上，而没有用步兵来一一摘除。这个战术一路节省了时间，但是每个挺进的纵队身后一路都痛心地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烧焦的坦克。

在八月这灰色的一天里，首先需要节约时间。在每一纵队里，命令总是“快些，快些”。毫不容情，毫不宽容。就在比耶夫尔河边的一个拐弯处，二等兵乔治·西蒙宁在他的薛尔曼型坦克“旋风号”里为一坦克排开道，看见他坦克前面的公路上有五个受伤的德国兵躺在那里。其中一个用手肘撑地拼命往路边爬，想要让开道。西蒙宁本能地把脚从油门上抽回，这时他听到耳机里排长的怒喊：“‘旋风号’，我的天，快前进！”西蒙宁哆嗦了一下，闭上眼睛，踩下了他的油门。

三十八

就像远处波涛拍岸一样，挺进中的第二装甲师炮火的回声从西南方向传到了首都。每过一个小时，这令人欢迎的声浪就越来越逼近，它的落地声越来越清楚。这次是动真格了：盟军真的来了。

市内德军总部的烟囱里又冒出了一阵阵飞扬着纸灰的浓烟，四年占领的最后一批档案从此消失。德军巴黎军事法庭秘书玛丽亚·福赫斯在大陆饭店餐厅两头的壁炉之间跑来跑去，一个个地烧毁推到这个房间里来的四只档案柜中成百上千个卷宗。为了烧得快些，她用扫把棍捅着火，在薄薄的一层黑色纸灰中，在瓦勒里安山监狱被处决的那四千五百名法国人的踪迹就在灰蒙蒙的天空中消失了。

对法国国内部队来说，远处的炮弹落地声是在催促他们做最后的推进。罗尔的部下尽管极其缺乏弹药和武器，但是他们把起义推进到市内尚未扎根的地区。

市内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共和国广场开阔的空间周围。那里欧仁亲王兵营的一千二百名德军向包围他们的法国国内部队的包围圈出击，法国国内部队也无情地反击。德军为从敌人后方袭击，也想取道广场下面漆黑的地铁通道。在这些热得人淌汗的通道里，双方人员都吹着口哨以便在黑暗中辨认，互相拼死作战，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和步枪子弹的迅速而耀眼的闪光，照亮了他们的战斗。

但是这一天法国国内部队最蔚为奇观的胜利却几乎没有人注意。他们埋伏在那里，准备伏击慢慢向国民议会大厦驶来的六辆卡车组成的车队，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卡车上装的是什么。

在最后一辆卡车上的汉斯·弗里茨二级军士长却是知道的。他只需从驾驶舱的后窗中往后张望一下就可以看到堆在他后面拖车上的令人害怕的黑色水雷。这是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需要在波旁宫和波旁宫前面的协和桥结束埋雷的最后一批水雷。弗里茨神经紧张，一言不发，在沉默中他只听到一种声音，它象征了他的不愉快的处境。那是他捧在膝上的定时器纸盒中发出来的不规则的“滴答”声。在从圣克卢开车回来的缓慢而难受的路上，这个奇怪小装置的滴答声代表着弗里茨一生最长的旅途上的分分秒秒。

第一阵开火击中了他身旁的司机。卡车往前冲了一下就刹住了，弗里茨跳到街上，朝着车队中其他五辆梅赛德斯卡车叫喊。但是他们没有停住。弗里茨看着他们在他面前消失。于是，弗里茨在他那辆该死的一车水雷爆炸之前，奔向藏躲的地方。几个小时以后，当他终于设法回到国民议会这个藏躲地时，他才获悉那些载着水雷的卡车没有一辆到达目的地。它们一辆一辆给法国国内部队除掉了。

在被围的警察总署里，留有山羊须的法律系学生埃德加·皮萨尼刚刚获悉巴黎起义的这个中央堡垒的弹药几乎用尽了，这是五天来的第二次。三辆德军坦克像猛鹰似的在圣母院前广场上徘徊，看来是在等待时机，一到他们最后的储备告罄就猛扑上来。

听到远处的枪炮声，皮萨尼决定打电话求援。他的电话打到了二十五英里以外的朗吉莫的警察局。“盟军到了没有？”他问接电话的宪兵。

使他吃惊的是，那个宪兵回答：“他们现在就在这里。他们正好从前门开过。你听。”皮萨尼叫宪兵把能找到的第一个军官带到电话机前来。他是阿兰·德·布瓦修上尉。皮萨尼要他紧急传话给勒克莱尔。“瞧在上帝份上，赶快！”皮萨尼叫道，“我们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我们就要被坦克碾过去了。”

三十九

吕西安·达望杜尔下士把额头紧顶着潜望镜的口，拼命地掉转他薛尔曼型坦克“维金号”的方向，他是在巴黎以南十二英里的一个名叫奥尔热河畔萨维涅的灰瓦屋顶的村子边上陷入八八毫米大炮的交叉火力的。突然，在他前面咫尺远的地方，达望杜尔看到一团绿色、黄色、紫色的火焰从路旁一所房子里喷出来。接着他的眼前一团漆黑。德军的炮弹几乎命中，把他的潜望镜给打掉了。他在惊恐之中意识到“维金号”如今成了一头瞎眼的象，这是德国人和他们在到处搜索目标的八八毫米大炮不会错过的目标。

就在这个瞬间，达望杜尔从耳机中听到他的坦克指挥员镇定、干脆的声音。“吕西安，”他说，“按我的话去做。往后倒。往右。再往后倒。快些。”达望杜尔像一台机器似的执行命令，坦克里尽是油烟，令他喘不过气来，他心想，不知什么时候一颗八八毫米炮弹会把他和“维金号”炸得粉碎。“往右。往左。再过去点。再往左一点。快些。现在往前直开。全力往左。”这些话像步枪子弹一样劈劈啪啪地在他耳边响着。接着，当他把“维金号”狠狠地转过去时，他听到指挥员冲着他不敢相信的耳朵直叫：“吕西安，停下来。咱们成了。”

坦克沉默了片刻。达望杜尔倒在他的座椅上。然后，他喘着气，眼睛发痛，流着泪，他打开炮塔，抬身到新鲜的空气中。达望杜尔突然见到亮光，两眼直眨，开始时什么都看不清。接着，他揉掉眼睛中的烟，向前望去，他这么做的时候，以为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在他前面，就像在他一直想象中的那样风度优雅和神态高傲，是吕西安·达望杜尔下士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个景象：埃菲尔铁塔。

第二装甲师所有三支挺进纵队的官兵，在这同一个正午时刻，都开始看到神奇的铁框架在前面的天际向他们招手，而他们的到达又是警察总署署长夏尔·路泽急切盼望的。

路易·瓦拉皮奥上校觉得，他的部下一看到这个景象好像给“电流充了电一样”。乔治·布伊上尉在他的坦克炮塔中神情肃然，望着远处铁塔的轮廓，心里想“看到耶路撒冷城墙的十字军或者第一眼看到里约的圆锥形高丘的航海家”一定也有流过他全身同样的几乎是肉体上的快感。

像一块磁铁，铁塔把勒克莱尔这一师的官兵吸引到塔基去，使他们已经做了流血牺牲的纵队又有了新的精力踊跃向前。

但对有些人来说，铁塔的骨架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目标了。在几个小时以前还高兴地告诉他母亲“拿出香槟酒”来庆祝他回家的那个孩子，二等兵帕特里克·德香，也看到了它，但在几秒钟后，一颗八八毫米炮弹就炸裂了他的坦克。德香立时死去，蜷缩在他的钢铁棺材里，眼睛对他回家来解放的巴黎的象征永远地闭上了。

第二装甲师中没有一个士兵在那个八月下午比二十八岁的让·卡莱会更加接近这神圣的铁塔。铁塔现在就在卡莱的幼鸽型小飞机的机翼翼尖下，他正在天空上浏览塞纳河，向警察总署飞去。在他的后面，他的观察员埃蒂安·曼图抓着一块用绳子系着一块铅的麻布。缝在这块麻布上的是对埃德加·皮萨尼绝望求援的答复，给下面被围建筑物中的人们的六个希望的字。

卡莱看到他的机翼下展现的景象，高兴得几乎忘记了他在首都上空单机缓慢地飞过的危险。他一一数着首都所有的著名建筑，从左边的圣心教堂到就在他下面的荣军院的金色圆顶。“巴黎完整无损，”他喃喃自语，“我的青年时代的巴黎。”他飞过圣母院和停在它的广场上的三辆坦克。卡莱看到它们的机枪枪火的小火星向他的飞机射来。他可以看到德国兵在奔跑，屋顶上他的同胞挥舞的白手绢。他瞥见了一对爱侣在塞纳河边拥抱这一毫不调和的美丽景象，仅有的可爱的一瞬间。

在警察总署上空，卡莱将他的小飞机假装失速，使德国人以为他被击中了，好像一片落叶似的向地面飘落。当他掉向空院子时，看到下面铺开了一面洛林十字旗，曼图的系了铅块的粗布就像一支箭似的丢了下去。卡莱马上加速，飞机猛地升到附近的屋顶上空，安全地飞走了。

在下面，罗伯·勒普特尔神父，就是那位出于偶然而成了警察总署神父的教士，是首先看到卡莱的信息的人之一。有人把它打开，高声读了出来。上面写着：“坚持，我们就到。”

四十

威利·瓦根尼希特喝了一口白兰地，暖一暖肚子。他的眼睛牢牢地盯着安在弗莱斯纳监狱大门口的那门八八毫米大炮，他一边听着，一边等着。这个德国囚犯曾经极其悻悻不满地看着成百上千的法国人鱼贯地离开弗莱斯纳到德国的集中营去，如今给委托来守卫自己的牢房了。他的八八毫米大炮炮筒指着五条空荡荡的街道，瓦根尼希特从其中一条街上听到坦克履带缓慢地行进所发出的“咯噔”声。

就在瓦根尼希特右方的第二号国道旁边，琴尼特·德芙雷老师从弗莱斯纳女子学校的三年级教室中，看到了他所听到的坦克。她整天都等在那里看这一眼。“他们来了！”她叫道，热泪流下了她的脸颊。“哦，我的上帝，他们来了！”

三辆薛尔曼型坦克——“马恩号”、“乌斯克伯号”［42］、“道阿蒙号”——一辆辆悄悄地开过她站的窗外。三年前离开这个镇去买一包高卢女人牌香烟的二等兵保尔·兰德留回家来了。他的“马恩号”坦克的履带碾碎了他幼时在那里踢足球的人行道。

在这个暮色将临的灰蒙蒙的下午，第二装甲师的三支纵队，像兰德留的坦克一样，已经开到了巴黎的大门口。他们挺进的战线在早晨时是十七英里宽，如今已缩短到十英里不到，准备要突破该市的西南角。在最西面一点上的莫勒尔-德维尔少校的纵队奉命在原来的进攻线上“虚张声势”，如今在过了特拉普后遇到了猛烈抵抗而停顿下来。他旁边的保尔·德·朗格拉德中校的纵队是勒克莱尔三支先锋队中最成功的。朗格拉德的部队在图叙勒诺布勒做了消耗很大的战斗后，把德军驱赶过了比耶夫尔河，经过维拉库布莱机场，穿过了阴郁的克拉马尔郊区。现在他们准备向左面的塞纳河挺进，在日落之前，可以跨过塞夫尔桥，在市内夺得一个立足点。但是最东边的皮埃尔·比洛特上校的主力纵队在向市区挺进时一路都遇上激烈抵抗。如今在巴黎的郊区，比洛特遇到了一个奋力防御的三角地带，像瓶口塞上了瓶塞一样，阻止住了他向首都开进。这一三角地带横跨第二十号国道。它的右边基点是国道东面的弗莱斯纳监狱构成的要塞。另外一个基点是国道西面的工业小镇安托尼，三角的尖端是一英里外的贝尔尼交叉口，它挡住了从南面进入的四英里外的市区的通道。

弗莱斯纳的灰色石墙里，九天以前还关着皮埃尔·勒福歇以及他那些命运不济的同伴，如今已由瓦根尼希特和他三百五十个同牢德国囚犯在第一三二步兵团的一营兵力支援下改成一座吓人的路障。瓦根尼希特安在监狱大门口的八八毫米大炮两旁有一对小一些的反坦克炮，还有机枪作掩护。大门在监狱围墙的中央，使得瓦根尼希特有个很理想的射程范围，把通向监狱的五条街中的三条处于他的火力控制下。

二等兵保尔·兰德留的薛尔曼型坦克“马恩号”向其中一条街共和国大街的尽头开去，他向他的炮手指出他在那里结婚的教堂的方方正正的钟楼。旁边是一家烟铺的关上的橱窗。就是这家烟铺，兰德留三年以前去找他那包虚构的高卢女人牌香烟。接着两个人不说话了。三辆坦克拐了弯，小心翼翼地沿着共和国大街向弗莱斯纳监狱的门口开去。在那里，一千英尺外的地方，威利和他的八八毫米大炮在等着。

在另一辆沿着弗莱斯纳石块狱墙驶向监狱大门的薛尔曼型坦克“老阿芒号”里，二等兵皮埃尔·肖韦把他的野战望远镜对准设防的大门口，不断地问自己：“我的上帝，他们还等什么才开炮？”

蹲在八八毫米大炮后面的威利·瓦根尼希特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现在，他可以看到他原来只是听到的坦克了，一共有三辆，经过共和国大街敝旧的住房，偷偷地向他开来。瓦根尼希特把大炮的瞄准器对准带头的坦克，准备数到十就开炮。他刚开始数，他身后的一个军官就叫道：“快开炮，你这笨蛋。你是要等他们从你身上轧过去吗？”

杜邦上尉和副手马塞尔·克里斯坦中尉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徒步沿着狱墙溜过去，他们听到了八八毫米大炮的第一声巨响。克里斯坦看见在共和国大街推进的为首那辆坦克给炮弹震上了天，然后烧成一团烈焰落在地上。杜邦和克里斯坦看见有一个人双腿给炸飞了，爬出坦克，滚到地上，接着又有一个人衣服起了火，从炮塔上跳出来，奔跑寻找掩护。

现在，杜邦的挺进的坦克从各个方向朝监狱大门喷射炮火。克里斯坦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能把八八毫米大炮那‘婊子’拔除，它就会把我们全连消灭掉。”克里斯坦可以听到头顶上炮弹接连不断，那是“老阿芒号”的皮埃尔·肖韦在炮轰监狱入口。突然一声爆炸的巨响。肖韦的一枚炮弹正好击中瓦根尼希特大炮后的一辆弹药车。瓦根尼希特奇迹般的居然没有受伤，这时他只有一个念头。他丢下了八八毫米大炮残骸，在监狱门口弥漫的烟尘中冲出去逃命。他逃过这几辆他刚才还向它们开炮的坦克，没有被它们发现，就沿着与狱墙并行的那条路，奔向村里的墓地。一跑到那里，他就气喘吁吁地倒在一条小沟里。他一边喘着气，一边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个前囚犯瓦根尼希特对自己说：“感谢上帝，我自由了。”

在监狱门口，烟雾和枪弹仍继续向挺进中的法国人喷射过来。离大门口不到五十码的地方，克里斯坦和杜邦紧挨着狱墙前进。突然有一个制服撕破和烧黑的德国兵从前面的烟雾中露出身来，用轻机枪向他们迅速开火。克里斯坦听见身旁“哦”的一叫，转头看到杜邦上尉的脑袋被干净地射穿了一个窟窿，倒在人行道上。就在这一刹那，克里斯坦看到他身后有辆坦克“洛莱特圣母号”向前冲击。它在监狱门口向右一转，坦克所有的枪炮齐放，迎头冲过瓦根尼希特的大炮残骸和仍在大门守卫的德国人。因为对这辆坦克的司机来说，弗莱斯纳监狱没有秘密。二等兵雅克·尼尔熟悉它的院子如同熟悉他在巴黎的家中一样。他在逃出去参加自由法国之前曾在这里当过秘密警察的十三个月囚犯。

在“洛莱特圣母号”后，杜邦上尉的其余坦克攻克了监狱，使它的守军枪炮不再出声。

代价不低。五辆烧焦发黑的坦克排在弗莱斯纳周围的街道上。在共和国大街街中心，坦克“马恩号”烧掉的躯壳里，一双无光的眼从打开的炮塔中发呆地望着天空中飘向巴黎的云彩。保尔·兰德留死了，他的胸膛给威利·瓦根尼希特的第一枚瞄得很准的炮弹碎片划了开来。在他烧黑的军服口袋里有一包没有打开的骆驼牌香烟，那是他从走向永恒的长途旅程中带回到弗莱斯纳家中的。

四十一

“我的上帝，”那个吃惊的法国人心里想，“这人是在犯叛国罪！”在不到八小时内，雅克·沙邦-戴尔马的助手洛林·克鲁斯第二次站在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的床边，听着德国军情局特务“鲍比”·本德圆润低沉的话音。本德一手拿着一杯威士忌，一手拿着铅笔，俯身对着铺在诺德林床头的快要翻破了的米歇林出版的巴黎地图。本德用铅笔尖精确地一一指出通向巴黎各条道路上德军的每一设防工事。

“这里，”本德指着克拉马尔郊区说，“是有两连坦克增强的一个团。你们的勒克莱尔将军必须绕过他们。”本德用铅笔迅速地在地图上红黄两色向巴黎汇集的路线上移动，向克鲁斯说明应该怎么办。当他的铅笔移到市区范围时，克鲁斯看到本德想了一下，然后划一条线到塞纳河，过了河到夏特莱广场，从里伏利路向西一直到协和广场。他告诉克鲁斯，这是勒克莱尔的部队应该走的路线，如果他们要不遇抵抗就到达市中心的话。他说，这可以使他们“未经一战就到莫里斯饭店”。

这个一头银发的德国人刚从莫里斯饭店回来。他在那里有机会衡量一下把巴黎与灾难隔开的距离。那是六十英里，也就是莫里斯饭店与党卫军第二十六装甲师在拿破仑战场蒙米拉伊附近等天黑的先遣部队之间的距离。那天晚上，他们兴许就要对首都进行下一步，大概也是最后一步的跳跃。本德警告克鲁斯，盟军必须抢在他们前面进巴黎。如果勒克莱尔的薛尔曼型坦克在这些德国坦克之前到达莫里斯饭店的门口，肖尔铁茨就有可能在做了象征性抵抗以满足自己军人的荣誉感以后把城市拱手交出。但是本德警告，如果德军坦克先到那里，这位矮个子将军就要坚持战斗。因此，他对这位皮肤晒得黑黑的年轻助手说，一切取决于勒克莱尔将军。

这位一度风度优雅的花花公子一甩他发白双鬓的头发，咽下了最后一口威士忌。他锐利的绿色眼睛盯住面前的年轻人说：“如果说我刚才透露的一些情况使你感到惊异，那是因为我真诚地相信这符合我的国家的最大利益。”

于是本德放下酒杯，伸手到腰间棕色枪套把它解开。“现在，”他把手枪交给身边的法国人，“我认为自己已是你的俘虏了。”

克鲁斯没有接受手枪。他没有时间。他告诉本德，他要到明天才把他带去当俘虏，在此以前，他得待在诺德林的领事馆里。然后克鲁斯跑出去骑上了自行车。

四十二

整整一天，夏尔·戴高乐的不可接近的孤独身影在朗布耶城堡里铺了石板的平台上踯躅。这天一清早起，戴高乐就在别墅屋檐下他简朴的顶楼住所里，怀着阴郁的心情，沉思地看着第二装甲师浩浩荡荡大军的各路纵队在灰蒙蒙的细雨中向巴黎进发。他心中很不痛快地回想，要是在一九四〇年就有“七个那样的师”会对法国造成“怎么样的不同”。

如今，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戴高乐密切观察着这一师官兵向巴黎前去的痛苦进程。他原来希望在入夜的时候就可以到巴黎。但是随着“遭遇重大抵抗”的报告一个接着一个送来，情况很明显，这是不可能了。对自由法国的这位首脑来说，从流放中回家来的长途旅程还要再度过一个晚上。

下午，从城里带出来的第一批抵抗运动的报纸证实了戴高乐对他政敌动机的疑虑。不出他的所料，起义的首领们如今准备把他们自己当作一种欢迎委员会，把他置于他们的卵翼之下，欢迎他进城。戴高乐一点也不想这样。他只愿有一种拥立方式，没有起义首领的份，那就是人民的拥戴。

城里带出来一个建议：他在到达时在市政厅大厦接受起义领袖的“接待”，对此，戴高乐回敬了一个干脆而冷淡的答复。他说，他将直接去国防部，在他自己安排的时间里，在那里接见起义领袖。至于那些领袖和他们的委员会，戴高乐已为他们选定了出路：“在解放的光荣历史”上享有荣誉性地位，然后就湮没无闻。

这一天戴高乐已两次招呼他的亲密助手杰弗洛·德·库塞尔陪他在别墅的花园中散步了。现在他又把库塞尔叫来。戴高乐吸着一支英国烟，隐退到一道静悄悄的墙的后面。库塞尔很清楚，不要去打断他的沉思。因为，像戴高乐周围的其他人一样，库塞尔知道，戴高乐并不单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密切注意巴黎大门口出其不意发生的重大战斗。他也是以一个父亲的眼光来密切注意的。那天早上在川流不息开出朗布耶的海军陆战队反坦克装甲车中，有一辆上面，腰板挺直地站着一个骄傲的年轻海军陆战队中尉。他是夏尔·戴高乐的独子菲利普。

在距离朗布耶巍峨的高塔十几英里的地方，也就是曼特农村附近一簇帆布帐篷里，有另外一位将军对巴黎表现了不亚于戴高乐的不耐烦情绪。自从头一天午夜以来，勒克莱尔所属的美军第五兵团司令里昂纳德·T.格罗少将就没有从挺进中的第二装甲师那里接到过任何消息。更糟糕的是，他获悉勒克莱尔个人决定要把该师进攻线向东南移十七英里，倒不是离开了第二装甲师原来的路线，而是离开了它的侧翼美军师。格罗向第一军团发出了一份愤怒的电报，报告说“第二装甲师……下令从阿尔巴容和朗吉莫向巴黎市中心发动进攻。这违反八月二十二日战地二十一号令，而且不管第二装甲师和第四师之间的界限”。

如今，格罗在他的指挥帐篷中来回踱步，向他的三处处长约翰·希尔上校发誓，勒克莱尔要是美国人，他早就把他就地革职了。使得格罗格外恼火的是盟军司令部来的压力，他们认为巴黎前沿防务虚弱如同薄纸，勒克莱尔到中午即可进入市内。

布雷德莱接到诺德林的报告后十分担心，每隔一小时就催问巴黎为什么还没有攻下。这位说话温和的美国将军不想冒巴黎德军司令改变决心的险。焦急的布雷德莱终于发了一项新命令。他宣布：“去他妈的什么威信不威信，告诉第四（美军步兵）师发起猛攻，实现解放。”

格罗在对勒克莱尔的下落进行了没有结果的搜寻之后不久，就接到了布雷德莱的命令，这令他又难堪又生气。这个措辞强硬的命令告诉他：“你军必须毫不耽搁地进入巴黎。”这命令指示他第二装甲师要加速挺进，并派美军第四师进去，“不管”第二装甲师的下落。换句话说，如果法军没有能力先到巴黎，格罗的部下就先去。

格罗把这命令下达给第四师，然后写了一封干脆严厉的信给勒克莱尔，命令第二装甲师师长“今天下午和晚上做有力的推进”。但他仍没有任何办法与勒克莱尔取得联系，他怒气冲冲地命令希尔亲自把命令送去。希尔爬上吉普车时，格罗告诉他：“我不管你这么做是否要到地狱去打个来回。但是你不找到那个法国人就不要回来。”

这时候，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正把他的马六甲藤手杖的铜尖头戳着距巴黎仍有十英里的一条乡间人行便道。在左边半英里外，他可以听到他的装甲纵队要想杀过贝尔尼交叉口的炮声。无论格罗或戴高乐都不必催促勒克莱尔赶快打进巴黎去。他担心他的军队到首都时德国守军已经引爆了埋在巴黎街头遍地的炸药。勒克莱尔既生气，又失望，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他要再过十二小时才能到达那里。

率领一支装甲小分队坐在吉普车里向勒克莱尔开来的那个红头发的上尉也很生气。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雷蒙·德鲁尼两次坚信，去巴黎的道路已在他面前打开。但是他两次被顶头上司干脆地命令重新参加主力进攻。他一见到勒克莱尔，就跳下吉普车，向司令官报到。

“你在这里干什么？”勒克莱尔问。德鲁尼告诉了他。“德鲁尼，”勒克莱尔说，“你不知道可以不听愚蠢的命令吗？”

这个说话温文尔雅的上尉在他麾下服役已有四年了。他抓住他的手肘说：“我要你打进巴黎去。你有什么就带什么去。别去想同德国人作战。不管用什么办法快到那里去。告诉他们再坚持一会儿，我们明天就到。”

德鲁尼率领他的小分队拐了弯，在二十分钟之内组织好了阵形向巴黎突进。为了把法军军旗带回到他祖国的首都，德鲁尼有三辆薛尔曼型坦克，以拿破仑的三次战役命名：“罗米莱号”、“蒙米拉伊号”和“香波伯号”，还有六辆半履带式卡车。这位红发上尉原本想在巴黎女人面前显得英俊些，但事实上一身污秽。他已有四十八小时没有睡觉了，双眼臃肿发红，胡须上汗水和油污结了块。他一身沾满油腻、火药和污秽，军服已给汗水浸得发黑。在巴黎，大家对法国军队的记忆是一九四〇年享受最后一次“奇怪的战争”［43］休假的戴白手套的军官。对于这样一个城市来说，德鲁尼倒是一个新时代的恰当象征。

这位被历史的命运选来做第一个回到法国首都的法国军官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小分队，然后爬上了吉普车。他对四周围观的好奇的群众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嗨，”他叫道，“谁知道去巴黎怎么走？”

四十三

几英里以外，在朗吉莫人群拥挤的街头，一个美国军官伸手到吉普车板上的一只麻袋中摸出两包烟，交给了一个笑容满面的老百姓。那个法国人回赠了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第四师第十二团第二营的作战参谋比尔·米尔斯上尉高兴地一笑接了过来。这是一幅巴黎地图，它解决了米尔斯在这个八月傍晚最紧迫的问题。

第四师从诺曼底开来这么快，它得到的进巴黎的任务又来得这么突然，因此师部没有巴黎市区和入口要道的详细地图。几分钟以前，该师师长雷蒙·巴尔顿少将才获悉第四师要进巴黎。当时他发现他不知他们的目的地警察总署的位置。

米尔斯紧紧抓握着这宝贵的资料，立即回师部去。在它的左上角，他看到了出版商的名字：“A.勒康特”。下面是字体整洁的地图名。在几小时之内，第四师的先头部队就要用这张地图同第二装甲师的官兵竞赛谁先攻进法国首都。地图的名称是，“外国游客巴黎名胜实用导游图”。

第四师的官兵在严格的灯火管制下在雨中作长途汽车行军，天空中又有德国飞机的袭扰，因此已疲惫不堪。他们散布在巴黎南侧三个集结区里。对有些人来说，例如从马里兰州泰勒斯岛来的技术兵中士米尔特·申顿，到巴黎是“实现穷孩子的梦想”。对别的人来说，例如从佐治亚州莱诺克斯来的步枪手威利·汉考克，他们作为步兵，对设防的地区充满了恐惧，巴黎“只是在通往柏林和回家路上又一个由德军把守的大城市”。

对有些人来说，前面的那个城市有着特殊的意义。第·斯通中校听到这个消息时拍了拍军装口袋里那只揉皱了的信封。这信是他的护身符。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离开纽约州林山市家中启航去英国的那个夜晚起，他就一直带着它。它同他一起在诺曼底登陆，跟着他经过诺曼底血迹斑斑的树丛，把他活着带到巴黎郊外。明天，斯通要信守发信者的嘱托，把它在巴黎投寄。

第二十二步兵团“I”连三排排长杰克·诺尔斯少尉和排里的中士“快手”·斯通对进军巴黎十分恼火。他们的连长告诉他们，这次进军会是一场“游行”，他们得给战士提供领带。领带可是斯通和诺尔斯离开英国以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但是斯通是师里的搜刮能手，他告诉诺尔斯到次日早晨就可以弄到手。对“快手”·斯通来说，巴黎是值得作一次“游行”的。

在特拉普镇外潮湿的白杨树树丛里，拉莱·凯里中士很高兴。这个从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尔托那来的爱尔兰裔金发巨人对法国几乎有一种神秘的迷恋。一九一七年他十五岁的时候，曾谎报年龄参军，在法国作战八个月，两次负伤。这次他随第八十二空降团在登陆日空降到法国，受了伤以后调到野战炮兵团。如今作为支援莫勒尔-德维尔少校的纵队的那个美军营的前哨观察员，凯里十分高兴。他曾经立誓，要做第一个进巴黎的美国人。如今看来这很有可能。

在那天傍晚薄暮时分，第二十二步兵团“A”连的一名排长瓦伦·霍克中尉爬上一座中世纪的古老望塔，地点正好是在奥利机场的南面。在塔顶，霍克看到展现在眼前的景色，惊叹不已：巴黎的轮廓，它的每一块神圣的石头，霍克在历史书上和大仲马的小说中读到过。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和圣心大教堂的轮廓，在霍克看来“好像是老朋友一样”。霍克凭他的步兵的冷酷经验，心里很明白，他没有缘分去访游这些他幼年就梦想一见的景物。他的师的命运是“在城里流够了血然后再向前移动”。霍克悲哀地想起了他在高中时背熟的罗伯特·弗罗斯特［44］的几行诗句：

但是我有诺言要履行，

我在睡觉以前有好长的路要走，

我在睡觉以前有好长的路要走。

在巴黎的一端，从俯瞰塞弗尔的小山顶到奥利机场侧翼，第二装甲师的历经苦战筋疲力尽的官兵在向市里推进的路上歇下来过夜。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粉碎了他们到达首都中心以前会遇到的德军最后几个据点。通往巴黎的大路已经敞开。

这天晚上，也就是第二装甲师官兵原来希望在巴黎胜利度过的晚上，勒克莱尔的所有部队里都有缺员。休伯特斯·冯·奥洛克少将是信守诺言的。他使这一师为打通巴黎的关键要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该师三个纵队一路上都遗下了令人心酸的烧焦的车辆和尸体。乍得团有一个连，总共十六辆半履带式卡车损失了十五辆。第五十一坦克团第三连在弗莱斯纳一地就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坦克。

第二装甲师官兵的损失和十足的疲劳打击了他们的士气。他们唯一的安慰是，知道了巴黎与他们相距只有一箭之遥了，就在下一排屋顶的另外那一边。他们回家的旅程几乎结束。

不论是美国人还是发动机失灵都无法拖住让·雷纳·香比翁的“莫特霍姆号”。在他看来，那天晚上的巴黎似乎是个等他去唤醒的“睡着的情妇”。乔治·布伊上尉在他的薛尔曼型坦克“挪威号”旁唱着他在利比亚沙漠中作的歌，他的炮手吹口琴伴奏。它的歌词开首是“我们的路都只是通向巴黎的大道上的一步”。马塞尔·比齐恩中士在弗莱斯纳附近躺在“杜奥蒙号”后面，懒洋洋地望着天空，大声许愿，明天他要让他的布列塔尼祖先感到骄傲。他会做到的。坦克手比齐恩会把他的坦克直撞协和广场上一辆德国坦克的侧面。

但是，第二装甲师的官兵中，没有人比乍得团一个四十岁的中尉看到率先对市内进行最后冲刺的人员进入阵地时感到更加情绪激动了。雷纳·贝尔特中尉看到那个高大的金发少年昂然直立在一辆经过的第九十七司令部连半履带式卡车上时，心中感到十分自豪。那是他的儿子雷蒙。两年以前，这个晒得黑黑的二十岁少年没有对母亲说一句话就把几件换洗衣物塞进背包里，从巴黎步行到比利牛斯山，去跟随他父亲加入了自由法国行列。爷儿俩一起随第二装甲师杀到巴黎城下。在这八月的傍晚，在城里等待他们的路易丝·贝尔特不知他们父子俩的生死下落，更不知道他们离家只有十英里了。

雷纳·贝尔特看着他的细高个儿子消失在去巴黎的路上，想到他们一家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团圆了。这时他忽然又想起，明天八月二十五日是路易丝·贝尔特的本名日。“我的天，”他想道，“这会是她一生最快活的本名日了。”

在弗莱斯纳监狱大门口，两个法国国内部队人员押着一名一脸不高兴的德国战俘经过第二装甲师的征服者，来到碎片遍地的院子里。对弗莱斯纳这个不情不愿的守卫者威利·瓦根尼希特来说，这是战争中最不高兴的时刻。他被俘了，他在巴黎的逍遥日子今天晚上是在开始的地方结束的：弗莱斯纳的一间牢房里。

巴黎被占领的最后一夜，就像第一夜一样，是在远处传来的炮声中来临的。日落时分，打先锋的这阵炮声好像就要袭击这座城市的浪峰一样停在天际不动了。巴黎的德国守军如今几乎已被罗尔的法国国内部队孤立起来，死守在他们的各个据点中，准备抵御几小时以后的袭击。

这三十个重要据点的指挥员都宣过誓，保证要守到“最后一发子弹”。这不是空口说白话。这是希特勒在三个星期之前亲自要求的。元首在西线仅有几次命令每个军官的誓言上要有这一保证，这就是其中的一次。最近的一次是在圣马洛。该岛守军信守这一誓言，对盟军进行了激烈抵抗，其激烈程度不逊于盟军在德国国境以南所遇到的任何抵抗。

在巴黎，德军据守该市一些最漂亮的建筑物，准备进行同样坚决的抵抗。在共和国广场被围的党卫军兵营里，一个党卫军少校召集他的部下，告诉他们，有两师党卫军正兼程赶来援救他们。他告诉他们：“我们要坚守到他们赶到，救出我们。”在军事学院，一个星期以前手下的人曾在警察总署前面“像香肠一样在烧”的伯纳德·布拉契中士听到奥托·缪勒少校告诉他们，他们将“像元首所命令的那样战斗到底”。然后布拉契就被送去吃一顿战斗打响之前的美餐，一块肥厚的威斯特伐利亚州特产火腿。缪勒的话和为军事学院而捐躯的前景使布拉契倒足了胃口，他碰也没有碰它。

在卢森堡宫，马塞尔·麦卡里和他的电工弗朗索瓦·达尔贝看着把他们关起来的德国兵在宫外筑起街垒准备做最后抵抗。达尔贝知道，尽管他做了努力，德国人还是基本上完成了对这所漂亮建筑物的布雷。他担心他们在最后大毁灭中会把自己、建筑物和他们的俘虏一起炸得粉身碎骨，同归于尽。卢森堡宫的街坊邻居也这么担心。他们匆匆忙忙把四周的街区都撤空了。

全市最重要的据点是莫里斯饭店，保卫巴黎重任在身的那个人在饭店堆了沙袋的大厅里召来了他手下的军官。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怒火中烧，他很少这样当众发作。几分钟以前他的一个军官要求准许他“跳出这只捕鼠器”。不论肖尔铁茨以后的行动方针如何，他决心要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对自己的部下官兵保持铁的纪律的控制。

他提醒面前的那些军官，他们都要听他的命令。他的命令是“保卫巴黎，这就是我要做的”。他警告说，“如果有必要，我会握着手枪”来强制执行命令。他告诉在场吃惊的军官说，他会“在我自己的办公室把下一个到我这里来建议我们不经一战就弃守巴黎的人亲手枪毙”。

他说完话，全场沉默，这时驻在大巴黎司令部的一位威斯特伐利亚医生克劳斯·恩格尔迈耶心里想：“我的上帝，他要强迫我们全都死在这家旅馆里。”

四十四

在朗吉莫村外一个废弃的采石场的层层岩石表面下，第二装甲师的司令官眼睛盯着他半履带式指挥车前盖上铺开的地图。菲利普·勒克莱尔或者他身边的参谋官很少那样焦急地研究过地图。这是巴黎地图。上面尽是红笔画出的小圈，每个小圈都代表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的军官宣誓要保卫到“最后一发子弹”的德军据点。几乎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红圈圈都划在第二装甲师要来解放的市内某个美丽的建筑物周围。如果德军坚守这些据点像他们今天进军路线上所遇到的那么顽强，勒克莱尔心里很明白，只有坦克和大炮的猛轰才能把德军赶走。他心中很不痛快地想，明天巴黎得在协和广场、国民议会、卢森堡宫和里伏利路的断垣残瓦中计算它获救的代价了。

勒克莱尔向集合在他周围的沉默无言的参谋官再次警告，未经他的同意，不得在市里使用大炮或爆炸力强的炮弹。他告诉他们，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要解放巴黎，不是毁灭巴黎”。

然后这一小批人就走开去到几英尺远的地方，盘腿围坐在勒克莱尔的阿尔及利亚勤务兵艾哈迈德在一块大石头上铺的兽皮四周。艾哈迈德向每个人分发了一盒K军粮。在迅速降临的暮霭中，这支新建的法国军队的代表在沉默中用他们多年在非洲沙漠中养成的简单方法，吃了流亡在祖国首都之外的最后一顿晚餐。这些瘦削沉默的男子汉在非洲的“高炉”中已熬干了他们身上的脂肪，烤焦了他们的灵魂。他们是一九四〇年那场“假战争”中的军官们的远房兄弟，但是前者却是在远离战场上令人心烦的炮声的别墅中吃的烛光晚餐。

十几英里以外，在巴黎的市中心，在市政厅大厦的地下室大食堂里，抵抗运动的首领们也坐下来吃晚餐。他们坐的是木凳、椅子、倒过来的木箱。他们的步枪、手榴弹都随便放在木板饭桌上。这所建筑物的法国国内部队精疲力竭的守卫者一言不发吃起放在他们面前的食物。

他们互相碰着盛了红酒的锡壶，由十几个头发剃得光光的脑袋像弹球一样的女法奸端送唯一的一道菜，灰色的面条拌扁豆。

三天以前靠了雅克·德布-布里代尔的及时干预才防止了抵抗运动激烈争吵的会议濒于破裂，如今他在想，这顿饭真是一顿“冷冷清清令人沮丧的晚餐”。市政厅里的这些人四十八小时以来一直在等待着灾祸的降临。如今他们也听到了谣言，说是有两师党卫军开来。在德布-布里代尔和这屋子里吃这顿严肃的晚餐的许多人看来，似乎他们五天来竭力盼望的胜利就要被命运骗走了。

就在市政厅所在的阒无一人的里伏利路约一英里外的另一头，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站在卧室的镜子前面，看着勒着了脖子的衬衫硬领。他发现，他到巴黎后体重增加了。这是他来巴黎后第一次穿硬领。他身后的床上放着新熨过的白色上衣，过一会儿他就要把它穿上，配上灰色军裤，两边镶有将官的红条。冯·肖尔铁茨以前只穿过一次这件礼服上衣，那是在安齐奥滩头堡［45］后庆祝他擢升少将的酒会上。今晚他穿这套礼服去参加另一次酒会，这将是许多年内的最后一次。在莫里斯饭店的第一层，在他的办公室套间的一间屋子里，他的同僚们要为他举行告别宴会。

莫里斯饭店留下的德国人中，很少有人对等待他们的命运抱有什么幻想。一整天，在肖尔铁茨办公室的大幅巴黎地区地图上有红色图钉标明没有预见到的盟军迅速的挺进。如今这些图钉已经到了巴黎市的大门口，西线总司令部送来的全线每晚战况报告同样令人沮丧。它告诉了肖尔铁茨一些“鲍比”·本德所不知的情况。美军在桑斯附近越过了塞纳河，毫无阻挡地进入德军防区。为了制止他们，两师党卫军即第二十六和二十七装甲师已奉令到塞纳河畔的诺让和特鲁瓦。对肖尔铁茨来说，如今没有援军了。

肖尔铁茨对着椭圆形镜子打黑领带，他心里很明白，再过几小时，也许是在黎明时分，盟军就会开进来厮杀。甚至那天上午说话那么咄咄逼人的空军少校也没有来他的司令部。肖尔铁茨悻悻地想着那个少校、希特勒、约德尔、莫德尔。他们没有派援军来防守巴黎，却送来了空话和第八一三工程兵连的气钻。西线总司令部没有能力保卫巴黎，就反而为自己提供毁灭巴黎的乐趣。

如今他们只期望肖尔铁茨一个行动：下令引爆维尔纳·埃伯纳赫细心埋好的地雷。

这位塞瓦斯托波尔征服者这么想，到明天晚上，他不是死在这家饭店的瓦砾中，就是当了俘虏。当他在那个五月早晨在鹿特丹机场从容克式飞机上跳下来时，他为他自己和为德国梦想的是另外一种结果。但是他如今认识到，他把诺德林派到盟军那里去，也就把如今他面临的结局带给了自己。

肖尔铁茨拿起梅耶下士十天前给他买来的科隆香水，洒了几滴在脸上，然后决定在这悲惨兮兮的晚上，他至少要在部下面前强颜欢笑，装得高兴一些。他把考究的香水瓶放回架上。他偶尔才用它，他第一次注意到了它叫什么名字。这香水名叫“夜巴黎”。

然后，仿佛是个穿好礼服准备随船下沉同归于尽的船长，肖尔铁茨离开房间，平静地稳步走向他的告别晚宴。

在旅馆的另一房间里，一个漂亮的黑头发姑娘穿上了一件饰有银色装饰片的黑色绸衣。二十三岁的西塔·克莱本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映像想，她的巴黎小裁缝为她缝制的这最后一件衣服肯定是个大成功。

这位慕尼黑女秘书是少数留在巴黎的德国妇女之一。她天生丽质，再加上经常光顾她的巴黎女裁缝，使她成了一个绝色佳人。几分钟以后，她走进肖尔铁茨参谋部人员在等着的烛光餐厅，所有的眼睛都会盯上她。冯·肖尔铁茨亲自倒了一杯红绶带香槟酒建议：“为所有杰出的德国妇女的健康干杯，她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支援减轻了惨重的打击。”

这间小屋子里的人都举起了酒杯。丹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心中想，这是“一个感人的时刻”。他仔细观察周围人的脸：冯·恩格尔像惯常那样冷漠和疏远；雅伊甚至在这最后一晚也依然潇洒活跃；来巴黎采访的战地记者克里门斯·波德维尔斯因被困在巴黎而显得垂头丧气；阿尼姆的学者朋友、科隆来的文学教授奥托·凯塞是最郁郁不欢的。那天下午，凯塞给冯·阿尼姆看了从法兰西喜剧院附近墙上撕下来的抵抗运动的一张标语。这是罗尔的露骨的口号：“一人一个鬼子。”

他们强颜欢笑地聊天时，冯·阿尼姆注意到有个通讯员把肖尔铁茨请出去接电话。

肖尔铁茨听出了电话另一头瓦尔特·克鲁格将军熟悉的声音，虽然很轻，也很不清楚。克鲁格是他战前同事，现在担任第五十八装甲兵团司令。他是从二十五英里外的尚蒂伊城外打战地电话来的。“我要到巴黎来了，”克鲁格开玩笑说，“咱们一起去司芬克斯［46］玩。”

但是，克鲁格打电话来不是为了开玩笑。莫德尔命令他集中第五十八装甲兵团的全部可以调遣的坦克，兼程前往援救肖尔铁茨。克鲁格如今只好向他的老朋友承认，在这八月的夜晚，他没有坦克可以调遣。第五十八兵团在诺曼底战役开始时有十二万人，八百辆坦克，如今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兵力了。他们在尚蒂伊以南的乡间溃不成军。

克鲁格告诉肖尔铁茨，目前他已命手下军官在巴黎四周地区仔细搜寻要他支援肖尔铁茨的坦克。克鲁格悲哀地向他的老朋友承认，前线崩溃，乱成一片，他恐怕无法及时找到坦克。

两人一时沉默无言。然后克鲁格问肖尔铁茨，他打算怎么办？“我不知道，”大巴黎城防司令回答，“情况很糟。”接着又是沉默，然后两人同声向对方说：“折断你的脖子和双腿。”［47］这是德国军队流行的一句老话，意思是“祝你好运”。

莫里斯饭店的总领班有板有眼地把整整齐齐盛着芦笋的厚重的银盘传给大家。为了这次最后的晚餐，曾经为德国军队操办过多次成功的宴会的女主人安娜贝拉·瓦尔德纳亲自选了莫里斯食品储藏室的最佳菜肴。在吃了用荷兰式蛋黄奶油酸辣酱浇的芦笋以后，客人们的下一道菜是肥鹅肝酱和她的保加利亚厨师的特色巧克力松饼，这是隆美尔陆军元帅最爱吃的。

在安娜贝拉·瓦尔德纳为这次晚宴摆出的银烛台的烛光下，这一小批人开始就餐。冯·肖尔铁茨坐在西塔·克莱本和希尔德嘉德·格吕恩之间，想为他的参谋部人员充当一个消遣逗乐的主人。他告诉他们幼年在萨克森王后宫中充当侍童的生活。但是大家的说说笑笑都很勉强。慢慢的，这些客人又都陷于沉默之中，气氛低沉，情绪忧郁。

冯·阿尼姆伯爵一边拨弄着芦笋，一边心不在焉地胡思乱想。突然他给餐盘底上刻的形象吓了一跳，又回到了现实。那是凯旋门。为了在巴黎吃的这顿最后晚餐，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用的餐具是他的前任向塞弗尔几百年老店定做的一套瓷器餐具。每只菜盘底上手绘了阿道夫·希特勒命令他毁灭的城市的丰碑式建筑物，上面还有德国军队的徽记。

四十五

沿着一百二十九年以前拿破仑·波拿巴从厄尔巴岛流放回来的同一条道路，在慢慢消失的夜色中，有几个字一直出现在雷蒙·德鲁尼上尉的前面。那是“巴黎—意大利门”。

德鲁尼指挥下的几辆坦克一阵猛冲，越过了市区的界线，冲进了巴黎的大门。刹那间，红胡子上尉意识到他在四年连续不断的赛跑中已经取得了胜利。他是第一个回巴黎的法国军人。在他背后，挤在他这一小队坦克和半履带式军用卡车中的官兵都大喜若狂地欢呼起来。

在意大利广场周围，许许多多巴黎人原来听到德鲁尼的坦克开近的履带声纷纷到处躲藏，如今他们细心谛听，看着这些不熟悉的影子开过广场。他们只糊涂了一会儿，马上领会这些士兵戴的不是德国兵的方角军盔。他们是巴黎的第一批解放者。

“美国人！”有人叫道。一听到这叫喊，人们像狂潮一般从广场的每一个街角和门洞里拥出，向德鲁尼的车辆奔去。这个原来想在第一批见到他的巴黎女人面前显得英俊一些的红胡子上尉突然淹没在人海中间透不过气来。年老的，年轻的，漂亮的，丑陋的，红发的，金发的，褐发的，大家都拥过来吻他，抱他，同他握手，甚至摸他肮脏的制服。一个身材矮胖、穿着阿尔萨斯红裙子和黑背心的姑娘跳上他的吉普车，把他放下的挡风玻璃都打破了。

这个姑娘狂喜地放声歌唱，一边挥舞着三色旗。德鲁尼的部下继续前进，走过了广场，重新加快速度，开进意大利大街。为了避开德国人，他们拐进了横街，行动十分迅速，到沿途的巴黎人看到他们的薛尔曼型坦克上的白色洛林十字标志时，他们已像梦一般在黑暗中消失了。他们沿途的德国兵只有一次来得及向他们开枪，那是在奥斯特里茨车站。德鲁尼的坦克没有开炮就冲了过去。它们冲过了无人守卫的奥斯特里茨桥，开上了塞纳河旁的河滨道。尽管肖尔铁茨接到了那么多命令，这座桥仍完好无损。当德鲁尼的吉普车在则肋司定会修士河滨道呈弧形前进时，精疲力竭的他第一次感到了感情的寒颤。在他的左边，在这无月之夜仍显得十分雄伟和庄严的，是圣母院永恒不变的轮廓。他转向右边望去，他的三辆坦克和六辆半履带式军用卡车在一片火星和履带转动中已把巴黎市政权力的象征市政厅大厦团团包围住了，像把它套上了铁箍一样。德鲁尼在这所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物的大石阶前跳下了吉普车，它的正面墙上弹痕斑斑，窗户挂着三色窗帷。它的钟楼的钟面上，两条金色的指针记下了时间。那是九点二十二分。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五点三十分第一批德军开过维莱特门以后，经过了一千五百三十二天三小时五十二分钟，法国军队重又回到了法国首都。

在几秒钟以前，乔治·皮杜尔弱不禁风的身影在市政厅下面拥挤的食堂里爬上了一张摇摇晃晃的木头餐桌。皮杜尔因为感情冲动以致说话声嘶力竭，他叫道：“法国军队的第一批坦克已经开过了塞纳河，到了巴黎的市中心！”他的话音未落，仍在这惊得发呆的房间里回响，这些人已经听到外面广场上坦克朝市政厅开来时履带擦地的声音了。他们在一片碗碟碰撞声中都猛地站起来高唱《马赛曲》。国歌的最后几个音符还在食堂绕梁，里面的人都来不及向门口挤去，其中许多人为了等待这一时刻已经秘密战斗了四年。他们狂喜地扑向筋疲力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的德鲁尼，他们汗津津的拥抱把这个站立不稳的上尉闷得透不过气了。

五天以前抵抗运动从法奸掌权者手中夺取了法国电台，它的记者皮埃尔·克莱纳斯奔向德鲁尼指挥的领头坦克“香波伯号”上爬下来的第一个精疲力竭的士兵。他对着手上的话筒，兴奋地向听众尖叫：“你们就要听到第一个到达巴黎的法国兵，第一个普通法国兵的说话。”

克莱纳斯把话筒伸向那个惊呆了的人，提出了在这胜利时刻首先出现在他心中的问题：“你是从哪儿来的？”

“君士坦丁。”［48］二等兵弗尔米安·皮尔里安回答。

法国电台一个小时以来就一直像发疯似的在播放一系列报道、谣言和自豪的法国歌曲。如今，为了向整个首都传播德鲁尼到达的消息，巴黎发电厂的电工打开了他们的所有开关，把电台的广播传到巴黎的每一个角落。

“巴黎人，庆祝吧！”皮埃尔·谢弗尔在电台主播音室里叫道。“我们现在向你们广播我们得救的消息。勒克莱尔师已经进了巴黎。我们欣喜若狂！”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感情有多深，谢弗尔诵读了维克多·雨果的《惩罚集》中十分动人又贴切的一节诗：

醒来吧！不要再感到羞耻！

要再成为伟大的法兰西！

要再成为伟大的巴黎！［49］

人们高兴地大喊大叫，拥上街头，打开关得严严的窗户，同几年来互不说话的邻居拥抱。有巴黎各个电厂的全部电力支持，电台不断播放激动人心的《马赛曲》。这时，一件极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在成千上万的家里，巴黎人自发地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他们还打开了窗户。

从阳台上，楼道里，窗户里，从人行道上，街道上，街垒后，整个没有灯光的城市又恢复了生命，骄傲地跟着电台高唱。刹那间，巴黎沉没在国歌声中，歌声高昂地响彻所有受到灯火管制的街道。

雷蒙·德鲁尼站在市政厅的台阶上，累得骨骼都要瘫了，对他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时刻。那雄壮、神秘的《马赛曲》似乎“把整个城市都托了起来，浮到声音的浪潮之上”。德鲁尼满布血丝的眼睛里满盈泪水，他只能想起一件事情。那就是维希政权的宣传是多么不正确，它在德鲁尼及其部下的四年流亡中一直把他们说成是祖国的弃儿。

《马赛曲》一歌未了，谢弗尔又抓过他的话筒。“告诉能够听到我广播的所有教区的神父，告诉所有可以通知到的神父，”他这么要求，“请他们敲响教堂的钟，宣布盟军已经开进了巴黎！”

四年来巴黎各教堂的钟都沉寂无声、无精打采地挂在那里。在占领期间它们从来没有响起过洪亮的声音叫巴黎人去望弥撒，或者宣布“国王诞生”或“基督复活”的消息，或者甚至为某个去世的教民敲响丧钟。如今，在谢弗尔的号召下，它们卸下了沉默和悲痛的外衣，掸掉了四年来积下的灰尘。

从圣母院的南钟楼，巴黎大教堂的这座十四吨的大钟就已经开始发出欢悦的钟声了。从蒙马特尔高地，圣心大教堂的那座十九吨的大钟“萨伏耶德”原来是为了感谢巴黎上次被德国占领的结束而铸造的，如今也响了起来。

一个接着一个，从城市的这一头到另外一头，巴黎的各个教堂都加入进来，响起了钟声。在几分钟之内，巴黎的整个天空都震荡着庄严的钟声的雷鸣般合奏。巴黎人倚在窗口，在黑暗中听着钟声，泪流不止。

在圣日耳曼德普雷，一对情人在他们藏身的阁楼里一听到钟声就到唱机那里，把手摇机的弦上得紧紧的，然后放上一张唱片。他们的邻居在教堂骄傲的钟声中可以听到四年来遭禁的一种声音的高奏：美国爵士乐。这是战前录制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唱的《贝辛街伤感曲》的唱片。

德国军事警察鲁道夫·莱斯星期日曾经与一名法国警察一起宣布瑞典总领事诺德林的短命的停火，他懂得钟声的意义。莱斯对他的朋友奥托·威斯特曼准尉简单地说了一句：“咱们玩完了。”阿尔弗雷德·霍尔希下士在邮电大楼屋顶上看到了全部“难忘的景象”。他首先听到了周围没有灯火的街道上响起了《马赛曲》，接着是四周响起教堂的钟声，围绕着他像怒涛拍岸一样。霍尔希感动之余心里想：“我们束手无策地眼睁睁看着我们自己的自由的最后几个小时。”

也有没有听到教堂钟声的巴黎人。十三岁的多米尼克·德·塞维尔对自己教区的圣菲利普·杜·卢尔教堂的钟默不作声感到十分愤慨，打了好几次电话给香榭丽舍大道不远的教堂执事。电话总是占线，钟始终沉默。这个十分生气的小男孩不懂是为什么原因。星期天在为解放望弥撒的时候，年轻的塞维尔知道了为什么。让·缪勒神父在开始讲道时说：“我要感谢星期四晚上想到打电话叫我敲响教堂的钟宣告盟军到巴黎的所有人。我也想提醒你们，那天晚上你们在兴奋之中忘记了一件事：圣菲利普教堂的钟楼上没有钟。”

接着这位好心的神父道：“因此，在这解放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没有比我们大伙儿捐钱为圣菲利普教堂钟楼买钟更合适的了。”［50］

但是全市没有哪个地方的钟声比莫里斯饭店第一层烛光中的小房间里听到的震撼力更大了。

远处钟声刚刚响起，声音还很微弱，冯·肖尔铁茨和他的军官们心不在焉的谈话就戛然而止了。钟声像向海滩袭来的海浪一样，涌进了他们开着的窗户，深度和密度不断增强。

西塔·克莱本转身问肖尔铁茨：“将军阁下，钟声响起来了。您听见了吗？”

冯·肖尔铁茨把椅子推后一点，看了她一眼。他本来想用生气的结果却是无可奈何的口吻回答：“是的，我听到了。我没有聋。”

“它们为什么敲？”漂亮的二十三岁的姑娘问。

“它们为什么敲？”肖尔铁茨重复她的话说，“它们是在为我们敲，我的小姑娘。它们敲起来是因为盟军到了巴黎。你认为它们还为别的什么原因敲？”

肖尔铁茨看一看四周的军官，他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惊奇和震动，好像他们能用什么奇迹说服自己盟军不会真的到来似的。

“你们还指望什么？”他问道，他的声音现在因为愤怒而提高了，“你们在这里坐在你们的梦幻世界里许多年。对于战争，你们知道些什么？你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别的东西，只有你们自己在巴黎的舒服生活。你们没有看到过德国在俄罗斯和诺曼底遇到了什么。”

他的口气开始挖苦和辛辣起来。“先生们，”他告诉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这是你们在巴黎的安逸生活中所没有注意到的。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输掉了，我们把它和德国一起输掉了。”

他残酷的话把他们的告别宴会上残存的一点点欢快气氛一扫而光。雅伊上校为自己倒了最后一杯香槟，把酒杯举到眼睛前面若有所思地转了一下。然后这位巴黎夜游神做了这天晚上，也就是他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晚上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他上床睡觉去了。

丹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也悄悄地溜回了自己的房间。他在日记中记道：“我刚刚听到了自己葬礼的钟声。”然后这位年轻的伯爵打开了放在床头几上的《法国史》。他看到这天晚上该读的一章，不禁打了个寒颤，把书合上。这一章写的是关于圣巴塞洛缪节的屠杀［51］。

肖尔铁茨独自在自己没有开灯的办公室里拿起话筒打电话，这是二十四小时以内他第二次向B集团军群打的电话。冯·恩格尔刚刚证实了大巴黎司令早已预料到的事情：盟军先锋部队已在城内。他知道，其余盟军会在天亮后向他们扑来。在电话线上夹杂的喀嚓声中他终于听到了B集团军群参谋长的声音。

“晚安，斯派德尔，”肖尔铁茨说，声音严肃庄重。然后他又添一句：“你听。”肖尔铁茨把电话话筒往外一杵，外面的夜空里震荡着巴黎各个教堂的庄严的钟声。在六十英里以外斯派德尔的日光灯管照亮的整洁的地下指挥部里，这钟声似乎要涌过他的小小办公室。斯派德尔看一眼同他一起谛听的副官恩斯特·迈希上尉，然后看前面墙上的圣母院图片。

“你听到那声音了吗，斯派德尔？”肖尔铁茨问。

“听到了，”斯派德尔说，“我听到了。听起来这是钟声。”

“这是钟声，亲爱的斯派德尔，”肖尔铁茨说，“巴黎的钟楼在向全市报告盟军已到了这里。”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冯·肖尔铁茨告诉斯派德尔，他已按照所获命令准备好“把桥梁、火车站、公用设施以及自己的总部炸毁”。他问，他是否能够“指望B集团军群”在破坏工作开始后让他自己和部下官兵撤出该市？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不，”斯派德尔说，“我恐怕不能，将军阁下。”

肖尔铁茨疲乏地咕哝了一声。然后他问：“你有什么最后命令给我吗？”斯派德尔说没有。

“那么，亲爱的斯派德尔，”冯·肖尔铁茨说，“我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只有向你告别了。请照顾我在巴登-巴登的妻子和儿女，我求你。”

“我会的，”斯派德尔回答，他的声音因为感情激动而抽紧了，“我向你保证。”

在莫里斯饭店里，这位精疲力竭的矮个子大巴黎司令把话筒放回到电话机上。他不会再用这个电话了。

四十六

午夜。在莫里斯饭店一层楼的阳台上，有两个人影并肩站在黑暗中。在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的短短的任期内，这是他第十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呼吸他面前展现的城市的新鲜空气。默不作声地站在他身旁的是那个金发姑娘。在过去四年里，她的笑声曾经多次使得占领下的巴黎夜生活轻松愉快。安娜贝拉·瓦尔德纳回不了自己的旅馆，只好在肖尔铁茨办公室的沙发上过她在巴黎的最后一夜了。到了天明，安娜贝拉就要同城里留下的其余德国妇女一起被交给红十字会遣返德国。

在黑魆魆的天际，有另外一种声音取代了巴黎各教堂庆祝的钟声。这是肖尔铁茨两万守军的愤怒炮火，它提醒全市，解放时刻还没有来到，德鲁尼上尉的三辆坦克只是一种象征，不是一支军队。一阵机关枪火打破了市政厅的欢庆，打掉了路易十四雕像上的大理石假发，几乎把乔治·皮杜尔手中的香槟酒杯也打掉。几分钟以前还号召市民到街上去的电台，如今要求巴黎人“回家去，关上窗户，不要上街，战争还没有结束”。

在警察总署，巴黎的第一个解放者筋疲力尽地准备享用他渴望的唯一礼物：洗个澡。雷蒙·德鲁尼的到达曾经引起这么大的激动，现在当他踩进澡盆中的冷水时，为他放水的那个羞怯的年轻人向他做了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菲里克斯·加亚尔。他们下次见面时，他就会是法国的总理。

肖尔铁茨听着天际爆发的炮声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安娜贝拉·瓦尔德纳觉得他一半是在问她，一半是在问他们面前的黑夜。

安娜贝拉看着他的驼着背的疲劳的矮矮身影。“现在做什么事都已晚了，”她说，“除了考虑一下你的妻子和女儿。”肖尔铁茨听到她这话似乎一怔。“他们需要他们的父亲。”安娜贝拉补充说。

肖尔铁茨很久没有说话。然后，他十分轻声地对她说：“是的，我的小姑娘，也许你是对的。”他拿起她的手，轻轻地送到唇边，吻了一下。然后肖尔铁茨点头道了晚安，上楼到自己的屋子里再去睡一小时。

当他走过长长的过道到楼梯跟前时，肖尔铁茨听到身后有人赶来。他转过身去，看到的是他在莫尔德河认识的那个年轻军官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埃伯纳赫也听到了钟声，知道它们的意义。他不想在这里被抓去当俘虏。他告诉肖尔铁茨他的工作已经完成，问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命令给他。

“没有，”肖尔铁茨告诉他，“我没有别的命令给你了，埃伯纳赫。”

于是埃伯纳赫问他，由于他的人员在巴黎是执行第一军团所派遣的任务，他是否可以撤走？他告诉冯·肖尔铁茨，他会留一部分人员引爆他所埋的炸药。

肖尔铁茨看着这个年轻军官。“是的，埃伯纳赫，”他说，声音很粗，十分生气，“把你的人都带走。”他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身就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三小时以后，埃伯纳赫和他第八一三工程兵连的人员的车子开过了他们奉派前来炸毁的桥梁，离开巴黎，就此走了。

肖尔铁茨卧室上面五层，在莫里斯饭店屋顶的一处角落里，有一对年轻男女亲热地搂在一起。他们与人隔绝，沉醉在自己的柔情世界中了。在这旅馆的屋顶上，巴黎的夜空展现在他们伸手就可触及的地方，他们在眼前爆发的这一难忘的奇观中度过这难忘的一夜：各种各样荧光颜色的照明弹像蜘蛛网似的遍布黑暗的夜空。

肖尔铁茨的勤务兵赫尔穆特·梅耶下士和大巴黎司令部电话交换台的漂亮接线员玛丽亚·施密特也许是这家旅馆里仅有的没有听到巴黎敲响了四年占领结束的钟声的德国人，当时他们躲在下士的小房间里，享受梅耶的朋友、莫里斯饭店的厨师长为他们烹调的最后美餐。

如今，他所提供的香槟使他们有些醉醺醺的，感觉有些迟钝，他们惊呆地望着巴黎的夜空中一阵阵爆发的乱舞的火花，一直到远处天边。梅耶心里想，这是他看到过的最难忘的焰火了。在东南方向很远的地方，似乎一座小山的整个山顶都在喷发火焰，那是一门放在默东那边的小山顶上的大炮炸掉了这八八毫米口径大炮没有机会再发射的千百枚炮弹。在那火光和爆炸声中，梅耶领悟到了前面这一奇观的现实意义。他一边打寒颤，一边搂起姑娘，轻手轻脚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肖尔铁茨已经睡着了。雅伊、恩格尔、阿尼姆、凯塞也是如此。四年来，巴黎和它的人民的命运在这座大旅馆里决定，如今它已悄然无声。在这短短的八月夜晚的最后几个稍纵即逝的钟点里，只有哨兵的皮靴声和电传机偶然的滴答声打扰了它的安息。

安娜贝拉·瓦尔德纳听到电话铃声时也正睡着了。铃声刺耳而且急促，穿破了她的浅浅的睡梦。她没有穿鞋就跌跌撞撞地走过肖尔铁茨黑暗的办公室去摸电话。远处有个人要将军听电话，声音微弱不清。

“他已睡了，”她答道，“要不要叫醒他？”

电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方又说话了。“不用了，”他说，“不用叫醒他了。现在已经太晚了。告诉他……”

一阵间歇，安娜贝拉听到远处的说话声有些迟疑。

“告诉他，克鲁格将军来了电话。告诉他，我的坦克到不了了。”

注释

［1］一九四一年以来共处决了四千五百人。

［2］指西班牙内战时支援政府军的国际志愿人员组织。—译注

［3］即用汽油、硫酸和氯酸钾制作的燃烧瓶。—译注

［4］原文为法语。—译注

［5］巴黎公社成立的一年。—译注

［6］在司法宫，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尼特曾在此囚禁。—译注

［7］奥马·N.布雷德莱将军：《一个军人的故事》，亨利·霍尔特公司，纽约，一九五一年。

［8］二十年后在巴登-巴登，冯·肖尔铁茨透露他为什么向他的总司令低报巴黎的动乱。像大多数德军将领一样，他害怕莫德尔的火爆脾气迅速发作。他不想把莫德尔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自己身上和巴黎上来。

［9］德军将领一贯过高估计与他们对阵的盟军兵力。事实上，盟军那天部署在诺曼底的只有三十九个师。

［10］原文为德语。—译注

［11］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第二卷中（第二九六页）写道，“我有这样的感觉，艾森豪威尔同意我的想法，但是，为了不完全是战略上考虑的原因，他还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干什么事情。”这指的是他相信，华盛顿支持赖伐尔最后一分钟利用赫里欧的诡计。

［12］使他担心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还在等待他的谍报部门分析的两份报告。一份的日期是八月十九日，它说：“第二十六装甲师调出丹麦，目的地不明。”第二份报告的日期是二十四小时以后，它说：“地面来源指明党卫军第二十六装甲师内定调往巴黎地区。”这两份报告表明，希特勒的命令执行得多么迅速，也表明盟军在被占领国家的谍报工作是多么有效率。这也可以证实艾森豪威尔自己在那一天的怀疑：“莫德尔会把两到三个师换到那里进行一场消耗极大的巷战……他会跟我们好好打一阵子小规模战斗。”艾森豪威尔的主意是“避免他的这一场小规模战斗”和他自己的补给问题，那么到莫德尔醒悟时“我们已挺进到兰斯附近，他的军队正好落入我们的怀里”。

［13］艾森豪威尔闻言微笑，他没有认真对待这彬彬有礼的威胁。他相信，第二装甲师，“如果我不让，是一英里也移动不了的，而且也不会移动的”。后来，在凸出地带作战时，战局更为紧张，戴高乐又做了一个类似的威胁，这次是要把最高统帅需要的法国第一军团各师撤出斯特拉斯堡。于是生气的艾森豪威尔告诉他：“将军，这些军队我要尽可能长期留在斯特拉斯堡。不过如果你要撤回，你就撤吧。记住一点。你再也得不到一颗子弹，一磅供应品或者一加仑汽油。但是如果你要撤回这些师，将军，那你就去撤吧。”

［14］尽管停火开始时颇有生效的希望，但这一星期天有一百零六名法国人被打死，三百五十七人受伤，略低于前一天死一百二十五人，伤四百七十九人的数字。

［15］原文为法语。—译注

［16］原文为德语。—译注

［17］意大利中部一地名，有一著名中世纪修道院，一九四四年德军在此据守。

［18］原文为法语。—译注

［19］在美军官方军事史专家马丁·布鲁门森看来，莫德尔的态度从指挥角度来衡量不仅是无法解释的，也是“不可原谅的”。

［20］曾任驻德、英大使，后在中美建交前夕为首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译注

［21］就在这些人辩论不休的时候，柯尼希将军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再次呼吁：“除了牺牲法国人的性命以外，起义是一点儿也没有好处的。”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22］波兰在波罗的海的一个港口，今名格但斯克，希特勒由此开始入侵波兰。—译注

［23］头一天在致阿尔及尔的电报中，他告诉他的政府成员，他已任命皮埃尔·柯尼希将军为巴黎军事总督，以求“立即确定在什么条件下从盟军进入首都之时起确立政府的权威”。

［24］他这样做的成功程度可以从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二十四小时后对美国新派驻戴高乐那里的少校联络官的问题所做的答复中看出。“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说，“你以为他会告诉我们吗？”

［25］冯·肖尔铁茨与波希-帕斯特之间的关系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以及这位奥地利人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至今仍不清楚，这是十分遗憾的事。作者准备写本书时曾访问过成百上千的有关人士，其中只有波希-帕斯特一人断然拒绝谈论他在解放巴黎期间的经历，他当时是一家德国冶金公司苏黎世办事处的职员。埃里克·波希-帕斯特·冯·坎帕菲尔德一九一五年六月十五日生于因斯布鲁克，德奥合并时任奥地利军队中尉。他所属的团是少数几个反对纳粹的团之一，因此他曾在达豪被监禁一年。他在俄国受伤后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到法国，一九四三年十月参加法国抵抗运动。他后来获抵抗运动奖章，授奖证书上说：“有八个月之久，他毫不松懈地为盟国递送极其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情报，其中包括一些V-1火箭的最初设计。”一九四四年七月，他在尼奥尔因工作不能胜任而被解职，奉令到意大利一支步兵部队报到。他当了逃兵，回到巴黎。在巴黎解放期间，他和德国军事情报局人员“鲍比”·本德都享有相对的自由，可以进出莫里斯饭店。冯·肖尔铁茨向作者愤然否认他曾命令波希-帕斯特参加诺德林一行，他声称，这个奥地利人是毛遂自荐的。波希-帕斯特不愿谈论此事。不过在他到达盟军战线后对他进行过讯问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丹尼尔·克洛兹后来回忆说，波希-帕斯特马上被英国谍报处认出要了去。巴黎解放后一天，波希-帕斯特就出现在巴黎，这次身穿盟军制服。 波希-帕斯特关于他在巴黎解放中所扮演的角色说过的唯一一句话是，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他在肖尔铁茨办公室外的房间里听到这位德国将军“救了他的命”。波希-帕斯特说，他隔墙听到保安处三个特务在问肖尔铁茨是否知道他在哪里。他惊恐地听到这位矮矮的将军告诉那三个人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个叫波希-帕斯特的人”。冯·肖尔铁茨回忆过这件事，但他只说：“他不会把一条野狗交给保安处的。”在巴黎，这位神秘的艾蒂安·保尔·普罗伏斯特留下的唯一痕迹是在罗耶-科拉尔路一所两室公寓中一份尘封的档案。那里是戈莱特组织存放褪色的档案的地方，在一只标有“CLAYREC RJ4570”记号的牛皮纸夹中留有波希-帕斯特为该组织工作的记录和一份表彰信。

［26］原文为德语。—译注

［27］这些命令在布雷德莱第十二集团军第二十一号战地命令中更加详细地做了规定。他写道：“必须强调，向巴黎进军绝不能用重大战斗来完成。我们只要能够避免，不希望在该市进行任何轰炸或炮击。”

［28］芒什省会，一九四四年诺曼底登陆后因战事被毁严重。—译注

［29］这项命令正由一个名叫约翰·希尔的美军上校在美军第一军团总部一张废纸的背面上起草。为支援法军第二装甲师开进该市，该命令要求美军第四步兵师担负该市南翼的进攻，在首都以南越过塞纳河。希尔结束起草时，原来在星期天还告诉过勒克莱尔巴黎是个“次要目标”的第一军团司令考特内·H.霍奇斯将军又最后加了一句。他说：“希尔，从这几个师里抽掉两营炮兵。我不希望他们以为一遇上一支机枪挡道就可以用迫击炮还击，而毁坏巴黎。”

［30］那是战前伊迪丝·比亚芙唱红的歌中对巴黎的爱称。

［31］冯·肖尔铁茨从来没有去过卢浮宫，因此不知道法国人早已把其中最珍贵的藏品撤走，以免遭到这种“关怀”。

［32］一种古希腊的建筑风格。—译注

［33］许普诺斯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睡神，德军用作代号。—译注

［34］原文为德语。—译注

［35］沙特尔农民这一疏忽是故意的：伦敦法国国内部队总部指示他们推迟收割麦子，免得被德军征用。

［36］二十年后，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家中，雅伊上校透露，那个八月的上午，他没有勇气向冯·肖尔铁茨说出他在读电报时心中出现的话：“别理它。”自从他们两年前在柏林共进午餐以来，他无法知道这位塞瓦斯托波尔硬汉英雄心中的想法。此外，自从七月二十日以后，雅伊和他在巴黎的同事觉得最好不要泄露自己心中的想法。

［37］玛丽·德·美第奇（1573-1642），法国亨利四世的王后。—译注

［38］潘兴（1860-1948），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美国远征军的将军。—译注

［39］很可能，勒克莱尔没有通报他的军团司令他未经授权就改变了他的师的界限和进攻路线，是因为他决心向全世界表明，解放巴黎纯粹是法国的事，戴高乐批准他的计划就足够了。

［40］巴黎的过早解放对盟军向莱茵河挺进所造成的确切损失可能是永远无法算清的。无论如何，不管有没有巴黎，盟军的汽油危机早已形成。艾森豪威尔说过：“关键的问题是，这是整个战役的至关重要的部分。这两个星期是极其重要的两个星期。很难确切地说巴顿可以推进到多远。他肯定可以拿下梅斯和梅斯以东的大部分地方。”布雷特莱将军说：“如果我们能打到莱茵河，这也不会是什么很大的一步。我认为我们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再有两个星期的汽油。这是我对巴黎的想法。我不想在那里失去这两个星期，也许我们是失去了。”

［41］冯·肖尔铁茨认为莫德尔没有把这两师调动的情况告诉他是故意的。他认为这是由于莫德尔相信他们放在别处更有用处，因此这位元帅想尽量推迟公开把他们投入巴黎。

［42］以拿破仑在俄国的一次战役命的名。

［43］指法德宣战后德军忙于入侵波兰，西线双方按兵不动的一段时间。德国人叫“按兵不动”，法国人叫“奇怪的战争”，英美人叫“假战争”，此处用的是法语。—译注

［44］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美国著名诗人。—译注

［45］意大利中部一地名，在罗马以南，一九四四年初盟军在此登陆，曾有激战。—译注

［46］这是巴黎战前最有名和吃香的妓院的名字。—译注

［47］此句原文为德语。—译注

［48］在阿尔及利亚。—译注

［49］原文为法语。—译注

［50］他们真的捐钱买了钟，如今圣菲利普教堂的钟楼每天都响起钟声。

［51］指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圣巴塞洛缪节法国国王查理九世下令对巴黎胡格诺派新教徒的屠杀。—译注

第三部　得救

一

［八月二十五日］

“光荣的日子来临了。”［1］巴黎为它等了四年。现在，它终于在一个闷热无风、天空蔚蓝的夏日早晨来临了。在这光荣的日子刚破晓的时刻，天上没有一朵云彩。这一天是那么美丽，那么完美，大自然和历史似乎为它的诞生携手进行了合作。在成千上万的家庭里，巴黎人准备以永远铭刻在历史上和那些过来人的记忆中的感情爆发来迎接它。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城市会受到像巴黎在这一天，即它的解放日那一天所受到的那样忘情欢乐的浪潮的冲击。这一天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国的守护神圣路易的节日。一个名叫欧文·肖［2］的美国二等兵心里想，这是“战争应该结束的日子”。

不知怎么的，人人都知道“他们”要在今天早上到来。原来是一年一年计算日子的人们如今开始一分钟一分钟计算日子了。四面八方的巴黎人都拿出他们为这一天的到来而秘密藏了很久的宝贵东西：一瓶深藏在柜子角落的尘封的香槟酒，一件用黑市买来的零星布头很费劲地缝制的衣服，一面折叠起来、藏了四年的三色旗，一面凭记忆缝制、虽然不规范但同样令人感动的星条旗，鲜花，水果，一只兔子，总而言之，几乎所有名堂的礼物，只要能表达这个城市的欢迎和感谢心情的东西。

在共和国广场附近她父母的公寓里，二十一岁的雅克琳·马利西奈把百褶裙从堆得高高的金发的头上套下去。整个冬天她用冻得麻木的手指缝制这件衣服迎接解放日。她把衣服穿上身时，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闪过了她美丽的脑袋。她刚刚读完英语课程。她想，今天她要在一生中第一次同一个美国兵说话。她心里在想她碰到的这第一个美国兵会长什么样。结果，这个美国兵是宾夕法尼亚州一个钢城来的衣衫肮脏、满脸胡须的上尉，他届时将会坐在协和桥上的一辆吉普车里畅怀大笑。他还是她后来所嫁的人。

在巴黎的另一头，头天晚上钟声没有响起的圣菲利普·杜·卢尔教堂不远的街角，一个名叫耐莉·夏布里埃的黑发法院书记员穿上了她母亲专为这一天给她的玫瑰花衣服，像所有等待有人向她唱小夜曲的西班牙姑娘一样，她站在阳台上看着勒克莱尔将军第一批坦克到来。在其中的一辆坦克里，也会有她将嫁的那个男人。

法国国内部队人员得意洋洋，兴高采烈，他们在自己的街垒那里把德国人挤进据点里，等待最后一击，赢得他们为之战斗了五天的胜利。

在城市的郊外，在圣克卢镇郊区自己的药铺里，玛塞尔·托马斯看着救火员手中握着一支德国新毛瑟枪走过去。他的名字叫让·大卫。他几分钟以前刚在圣克卢镇市政厅领到他的第一支步枪。不幸的是，他要在为头一天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下葬时用它开枪致敬。托马斯小姐知道他是个喜欢喝酒的头脑简单的人。看着他走过去，她心里想：“他们不应该把枪发给那样的人。”

对巴黎的许多人来说，这一天将是与丈夫、儿子、父亲、情人团聚的日子。伊维特·波维拉在她潘提埃弗尔路公寓里通宵不能入睡。太阳一升起，她和她丈夫及女儿海伦分头骑自行车去寻找“戴黑色贝雷帽的团”。只有找到以后，波维拉太太才能得到那个令她一夜未曾阖眼的问题的答案：她的两个儿子中哪一个回来了？

不远，在纳伊的一所公寓里，一个男子看着一面美国国旗，那是他答应要在星形广场［3］附近的卫生部交给他的朋友的。在一九一七年当兵的时候诺曼·刘易斯在法国第一回举过这面旗。珍珠港事件后，银行家刘易斯和他的法国妻子给困在巴黎了。占领期间他们先是被关在拘留营里，后来因为刘易斯的腿上中了一枪，被释放出来像别的巴黎人一样住在公寓里。如今，他把星条旗放在一个背包里，挎在肩上，双臂撑着拐杖，高兴地向星形广场进发。

对雷蒙·萨尔尼盖来说，这一天首先是履行诺言的一天。萨尔尼盖是巴黎消防局的一名队员，他曾向自己许愿要在这一天把旗挂出来。这是一面有特别意义的旗。萨尔尼盖决心要第一个把这面三色旗挂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一日他最后一个把它降下来的建筑物——埃菲尔铁塔顶上。

巴黎的德国守军在他们各个孤立的据点里也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时间，那是他们距离盟军最后进攻的时间。像许多别人一样，三十五岁的奥托·克希纳准尉在歌剧院附近的指挥所里听了最后一次战斗号召。从威斯巴登来的汉斯·吕默上校告诫他：“咱们必须尽责，为元首战斗到底。”克希纳后来注意到，这一决心不足以防止上校在下午战斗打得激烈时消失得踪影全无。

有的人领到了最后一份军粮，守在外交部的威利·维尔纳和他的战友领到的是一盘豆子汤。在军事学院的伯恩纳德·布拉契中士运气好些。他领到了一小杯白兰地。

头天开着一车水雷遭到伏击的汉斯·弗里茨奉命从国民议会出发去作一次巡逻，寻找那辆失踪的卡车。弗里茨和他的同伴刚离开国民议会百码远，就看到法国国内部队在头一天还属于德国军队的街道上筑起了街垒。在交叉火力的夹击下，弗里茨命令他的手下找地方掩护，自己跑回国民议会求援。但是大门已锁了起来。他怎么敲也没有用。这时，狙击手的子弹已向他射来。

弗里茨飞奔到马路对面的一个门洞里找掩护。当他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时，有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上来要求他：“请找个别的地方去开枪。”弗里茨叹了一口气，决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开枪了。他对那个老妇人说：“对我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说完这话，弗里茨认为自己已投降了。

在巴黎周围留下的两万德国人中，也许只有一个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向市中心移动的。没有人告诉西门子法国工厂的厂长约希姆·冯·克尼斯贝克巴黎就要陷落。克尼斯贝克刚从柏林回来。他搭德国空军的一辆卡车在公寓附近下车，步行到家里去，只有司机告诉他“巴黎出了不少乱子”的话使他模糊地感到有些不安。

到了他的公寓，看门的法国太太吃惊得流了泪。“你疯了，”她说，“你会给杀掉的。”她把他带到地下室，那里有一辆她为他小心锁好的自行车。她叫他赶紧骑车逃走。克尼斯贝克骑上车，她在后面喊：“别担心，两星期之后你就会回来的！”

从科隆来的那位文学教授奥托·凯塞上尉头一天还给丹克瓦特·冯·阿尼姆看了罗尔“一人一个鬼子”的口号，如今他站在莫里斯饭店的窗口前同年轻的伯爵一道看着早晨的太阳。他告诉冯·阿尼姆：“巴黎就要为过去这四年复仇了。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这里来？”这个问题是这位学究式的教授不需要问的。他将永远不会离开了。

在他们的下面，在杜伊勒里花园里，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和汉斯·雅伊上校对他们隐藏在这个有三百年历史的王家禁地里的军队作最后一次视察。今天没有孩童在勒诺特尔水池周围嬉戏。取代他们的是肖尔铁茨看到的身上只穿着短裤衩的士兵，他们在池水里盥洗，刮胡子的剃刀和毛巾放在池边。肖尔铁茨看着花园、蓝色的天空、升起的太阳，不禁感到有些悻悻：“巴黎人就要有个好天气来庆祝他们的解放。”然后他走到花园入口的几辆坦克那里，其中有一辆坦克的大炮炮口对准着香榭丽舍大街。他告诉管炮人员说。“留神。今天他们准来。”

在大巴黎司令部通讯中心，奥托·伏格尔准尉心情沮丧。他刚才想要给巴德温普芬家中打个最后的电话，但是线路只通到法国的兰斯。现在“黑帕诺斯”的电话铃声不断，都是打进来的。它们都是从挺进的盟军那里打来的。后来，就在快要八点钟时，伏格尔的电传打字机滴答地响了起来。它传来了最高统帅部给肖尔铁茨的仅两个词的问题。它这么简单，最高统帅部甚至不屑采用密码。

这个问题是：“破坏已始？”

二

对技术兵米尔特·申顿中士，也就是那个把巴黎看成是“穷孩子的梦想得到了实现”的美国兵来说，这个城市如今成了步兵的噩梦。申顿刚才获知他要做他连队的尖兵，而他们连的任务是做整个第四师进巴黎的前导。这意味着申顿中士要充当该师向前面城市的守军提供的第一个诱人的目标。申顿曾有一天担任过同样的任务，那是六月六日他带领第四师跨过犹他海滩［4］，结果毛发未损，安然无事。申顿中士认为，任何人一生中有权享受的这样的好运气也就是这么一遭。申顿在诺扎这个十字路口的小镇附近把额外的一筒弹药装上吉普车后，自言自语地后悔不该听到过巴黎的名字。

在弗莱斯纳、贝尔尼十字路口、塞弗尔桥，还有奥尔芬和诺扎两个小镇，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官兵都像申顿一样准备对首都进行最后的短程冲刺。他们要分四路开进。其中三路通过该市的西南边缘，经荣军院、卢森堡宫到国民议会、协和广场和警察总署。第四路通过圣克卢、布洛涅森林和时髦的第十六区到星形广场。

由德国军事情报局特务“鲍比”·本德交给洛林·克鲁斯的关于德军在全市各个据点的确实地点那个宝贵情报，没有传到勒克莱尔那里。克鲁斯黎明时分跃上自行车亲身带着情报出去。他在塞弗尔桥附近找到德·朗格拉德中校，但是朗格拉德没有理会克鲁斯，那是因为一整夜都有大批虽心怀好意但是常常情况不确的法国国内部队人员涌来他的总部，使他感到恼火。只有在他的参谋人员中有一个克鲁斯的大学同班同学向他保证了克鲁斯的身份以后，上校才接受了克鲁斯的情报。而到这时，朗格拉德与勒克莱尔的无线电联络中断，三路人马已按原定进攻计划出发。在城市的南面边缘，这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法军和美军纵队就已经悄悄向前进发了。对他们全体人员来说，对第二装甲师回老家的官兵和第四步兵师兴高采烈充满好奇的美国兵来说，当天的任务可以用一句简短命令来概括，那是发给率领第三十八骑兵侦察连向市内挺进的新泽西州洛塞尔来的比莱·布恩斯尔上尉的话：“好好干一场，赶紧杀进巴黎去！”

三

米尔特·申顿的吉普车前面的道路空荡荡的，令人望而生畏。他身旁人行道很狭窄，灰泥房屋上歪歪斜斜地挂着的百叶窗灰色敝旧，紧紧地闭着。申顿前面唯一的活物是一只沿着一所房子的门面蹑脚走过去的野猫。这位中士觉得，他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是他自己心脏的怦怦跳动。

申顿看到前面有块蓝白两色T字形的路标，上面写着“巴黎—意大利门”，这是德鲁尼头天晚上看到的同一块路标。申顿听到头顶上有扇窗子打开。他猛地转过身来，扳开了冲锋枪的保险栓。这时他又听到了另外一扇窗户打开的声音，接着又有一扇打开。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听到一个女人在喊叫：“美国兵！”他从眼角斜看过去，看到有一个只穿衬衫的男子和两个只穿浴袍的女人，向他的吉普车跑过来，拖鞋“啪哒啪哒”。那个男子张开双臂抱住了从马里兰来的中士，带着口水吻他的双颊。

申顿一点没有看清他们是从哪儿出来的，没过几秒钟，每所房子都吐出了成群的高声喊叫的巴黎人。几分钟后，空荡荡的街道挤满了欢乐的人群，无法通过。几分钟以前申顿还感到孤单单的一人，十分不自在，如今看到几乎无法把他的吉普车向前开，欢叫的面孔成了一片海洋，挡住了去路。

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况。

在第二装甲师的前进路线上，人群像发了疯一样。当他们明白这些戴美军钢盔穿美军制服的士兵是他们自己的同胞时，当他们看到薛尔曼型坦克上漆着洛林十字徽记和炮塔上“凡尔登”、“圣西尔”这样的名字时，他们因为得到解放的欢乐变成了纯粹的疯狂。姑娘们和孩子们像一串串葡萄似的挂在每辆坦克、装甲车或半履带式军用卡车上。吉普车司机们有时会撞上跳上前来吻他们、摸他们、同他们谈话的人群。人行道上的群众把鲜花抛给他们，还有熟透了的西红柿、胡萝卜、芜菁等一切他们可以给的东西。他们或者徒步，或者骑车跟在他们纵队的后面；他们像呼啸的浪涛一样涌过来。

在“阿拉曼号”坦克里的图尼中尉看到有这么多的人爬过坦克的履带，钻进炮塔，妨碍他的前进，他不得不向空中放机枪，把他们吓退。两夜没有合眼而精疲力竭、双眼发红的乔治·布伊上尉觉得他的坦克仿佛是“在一堆钢屑中开过的一块磁铁”。从墨西哥来的法国人让·雷纳·香比翁的“莫特霍姆号”坦克于八点三十分开到夏特莱广场。他在那里等了他一生中“最令人难忘的五个小时”。人们歌唱，舞蹈，喊叫，把葡萄酒和香槟酒送给士兵，几乎把香比翁这一排的车辆都埋起来看不到了。十九岁的科西嘉农民莱恩德尔·梅多里从来没有到过巴黎，他坐在半履带式军用卡车上看着人群，不断地惊叹道：“我的天，这么多的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拉里·勒苏尔的车子跟着朗格拉德的纵队。当他看着这些法军坦克不可抵挡地开进巴黎时，泪水盈满了他的眼睛。他想到了一九四〇年他在这同一条路上逃出巴黎时看到的情景。当时有个做母亲的在他身边一起逃，她推着一辆婴儿车，用一支菩提树枝盖在车篷上。有人告诉她这样可以把婴儿车伪装起来不让头顶上德国斯图卡式飞机察觉。

在第四师美国兵前进的路上，欢迎同样狂热。战略情报局精疲力竭的本·威尔斯上尉有病在身，还发着烧，他觉得“人们的激情有一股力量像浪潮一样把我们托起，送进了巴黎的心脏……这像是在梦游一样”。威尔斯脚下尽是鲜花，盖到了脚踝，他俯过身去拥抱一位向他抬起头来亲吻的雍容华贵的灰发妇女。“谢谢上帝，你们来了，”她说，“巴黎现在又会是巴黎了。”三个星期以后，外交家之子威尔斯在正式场合遇见了她。她是苏伊士运河的建筑者费尔迪南·德·莱塞普的孙女。从纽约州波基普赛来的唐纳德·弗拉那根上士觉得法国人“使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当初林白经过百老汇时一定也是这样感觉”［5］。

美军军史处的S.L.A.马歇尔少校数了一下，到荣军院附近的塞纳河边时，他的吉普车里已有了六十七瓶香槟酒。那些坐在军车上通过这欢庆的人群开进巴黎的人，都有毕生难忘的景象牢记心中。师直属连的二等兵斯坦莱·库罗斯基看到的是“一个大胡子老人，身上挂满了勋章，腰板像一条铁棍似的挺直站立在那里，大滴大滴的泪水流下双颊”。盟军总部新闻处的巴尔尼·奥尔德菲尔德少校记得有个老太太躺在担架上，从挂在头上的一面镜子里看着解放者的来临。她不断地向头顶上的青天重复着说：“巴黎自由了，巴黎自由了。”

有些景象有点儿古怪。随第二装甲师的美军通讯人员奥仑·伊森看到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爬在电线杆上，没有具体说话对象但却不断地说：“嗨，我是从霍布根［6］来的！”

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在他们进军路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中，没有比这千千万万兴高采烈、感激万分的巴黎人向他们拥来所造成的纯粹感情上的冲击更加突出了。从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来的弗兰克·伯克少校淹没在人海之中，他心里想：“毫无疑问，这是全世界所出现过的最快活场面。”伯克估计“足足有十五英里长的欢欣若狂的人们等着要握你的手，吻你的脸，把吃的和喝的像雨点般撒你一身”。

一个美丽的女郎伸开手臂抱住密码员布莱斯·莱因，哭着说：“我们等了你们四年。”

这个什么事情都讲究精确的弗吉尼亚人说：“但是美国参战才三年呀。”

“那又怎么样？”姑娘回答，“我们知道你们反正会来的！”

他们在前进路上所到之处，快活感激的法国人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了经过的美国兵。从亚拉巴马州来的李·劳埃德中尉看到他车旁一个妇女在叫：“纪念品！纪念品！”她突然转身，从身旁那个男人的口中拔下了他的烟斗，把它送给了劳埃德。劳埃德还来不及把烟斗还给那男子，他的半履带式军用卡车就开过去了。劳埃德看到那个男子的吃惊的脸在人群中向后退去。最后，那个男子勉强地、无可奈何地露出了笑容。

一个漂亮的姑娘捧了一盘新鲜的葡萄向约翰·摩根·威尔契中尉跑来。她说，这是一个德国兵留在她铺子里的。威尔契刚开始吃，另一个看着他的长得很好看的妇女说：“这是四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的葡萄。”威尔契感到不好意思，请她一起吃。“不，”她说，“今天，年轻人，什么都是你的。”

从新泽西州来的前拳击手米基·埃斯帕齐托二等兵和他的那个连坐在六轮大卡车上一步不停地一直开过了巴黎。他们经过时，沿途的群众伸手拍巴掌，说声：“谢谢你们。”突然埃斯帕齐托感到有什么东西给按到了他的手掌里。他举手一看，是一只象牙做的小白象，只有二十五美分硬币那样大。埃斯帕齐托回头再看落在他的车子后面的人们的脸，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位老妇人正在看着他，她的白发包在一块黑头巾里，她的脸瘦削、憔悴。这位刚刚把自己的护身符送给路过的美国兵的不知名的法国妇女举起手向他羞怯地招了一招，从此永远消失了。埃斯帕齐托把小白象放进军装的兜里，相信这会给他带来好运。［7］

在进军市内的发狂一般的路上，市民们也遇到了奇怪的事情。布景设计师保尔·伯特朗难以置信地看着第二装甲师的吉普车。他心里想，如果美国人能设计这样的机器，“战争肯定可以打赢的”。就像城东许多法国人跑向美国兵一试他们的英语一样，珍珠港事件以来一直关在巴黎的一位美国律师罗伯特·米勒也向经过他公寓楼前猎舍广场的第二装甲师士兵跑上来，用法语向他们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高兴话，但他们却茫然看着他，一言不发——他们都是西班牙人。

十八岁的科莱特·马西尼相信这就是解放日。她穿上了专门为这一天预备的蓝色绸衣，然后出门去找解放者。她在水泵路看到有一辆奇形怪状的车子停在那里，里面有三个戴钢盔的人影，但是马路四周的窗户都紧闭着，她骑车到她见到的第一辆吉普车，跟车上的人说话。他们看着她，就像西班牙人看着米勒一样，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于是她用英语问：“你们是美国人吗？”“哦，是的，心肝儿。”司机回答。科莱特向他扑了过去。她这么做的时候，在百叶窗后看着这场面的好多人都拥上街来。他们像雪崩一样盖没了吉普车。然后科莱特头上的百叶木窗都“砰砰”的打开了。上面一扇窗里有个年轻男子探身出来，手中拿着一支银制小号。他吹奏了《马赛曲》，号声强劲有力，激动人心。科莱特想，她永远不会听到比这吹得更好听的了。

在这欢快的进军路上，也有悲剧发生。第二装甲师的伊夫·西安比中尉在纵队中驾驶半履带式军用卡车经过奥尔良门时，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兵骑在自行车上，制服破烂，随身财物都可怜地塞在一只背包里，他突然把车蹬到他们迅速行驶的车前。这个纵队的车轧过了他。西安比往后望去，只见“一道鲜血溅到了人行道上，这就是刚才还是一个活人所剩下的全部痕迹”。

总的来说，在初期阶段，挺进很少遇到抵抗。德军龟缩在他们的据点里，受到法国国内部队的包围，因此采取了守势，严阵以待，等这个城市的解放者把他们挖出来。也有些孤立的据点开了火，把兴奋的巴黎人像受惊的鸽子一样驱散，只有解放者留在街上。

到八点钟，第一批军队已经到了城市的心脏。疲惫不堪的乔治·布伊上尉在坦克的炮塔里打盹，刚一迷糊就发现坦克的发动机停了下来。布伊机械地抬起头来向外张望。他经历了一生“最难忘的震动”。就在他面前，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之中，是那巴黎圣母院。第三十八骑兵侦察连的比莱·布恩斯尔上尉从塞纳河的另一边的一条侧路下碰上了布伊的坦克。两支部队，法国的和美国的，高兴地狂叫着，一路并肩前进，比赛谁能争到抢先开进圣母院前广场的荣誉。这是一场并列头名的比赛。现在布恩斯尔用无线电报告他的指挥员赛勒斯·A.道尔夫上校，他已进入巴黎。“你他妈的怎么知道？”职业老兵道尔夫问。“真该死，上校，”布恩斯尔答道，“我抬头看到的就是圣母院！”

在向市内挺进的路线上，到处是巴黎女人，身材苗条，皮肤晒黑，对于从诺曼底一路杀过来的战士来说，她们几乎个个美丽得令人无法相信。第二装甲师乍得团的二等兵马塞尔·鲁芬在去首都途上一路都在夸她们。如今，鲁芬从他的半履带式军用卡车“吕内维尔号”探身出来，亲吻了好几十个，一直到他的同伴说他的脸“看上去像一只红蘑菇”。吕西安·达望杜尔下士在他的薛尔曼型坦克“维金号”上感到他“几乎是遭到了巴黎女人的围攻”。他定了谁可以优先进炮塔的规则：谁最美谁最优先！第十二团的二等兵却利·哈莱看到一个金发同伴亲吻路上的姑娘，那个同伴要想知道自己到底能亲吻多少姑娘。哈莱敬畏地想：“他一定吻了上千个姑娘了。”

对第二装甲师的官兵来说，比群众的狂热欢呼更感动人的是突然与家人和朋友重逢。乔治·布歇在他的半履带式军用卡车“拉歇号”上看到布尔多奈路上一个妇女在一阵枪火中跳过去扑到一个挺进的步兵身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她哭泣着说。在夏特莱广场，乔治·提奥叶下士突然看到两个熟悉的脸出现在他的坦克前。五十码外的地方有一辆双人自行车向他骑过来，上面是他的父母。安德烈·格里比乌斯少校感谢上帝，他在凡尔赛找到他父母时吉普车里还有一箱口粮。他几乎认不出他们来了。他的母亲体重减少了五十磅，他的父亲减了三十五磅。

在奥尔良门，有个神情焦急的妇女在薛尔曼型坦克队伍旁骑着自行车来来去去。她向每一辆开过的坦克问同一个问题：她去哪里可以找到“戴黑色贝雷帽的团”？那是波维拉太太在寻找她的两个儿子中的一个。

没有别的重逢比吕西安·达望杜尔下士的团圆更加感人的了。达望杜尔知道他的兄弟为了逃避被押送德国而去了巴黎。在奔向巴黎的途上，这辆“维金号”坦克的司机一路把手写的纸条发给围在他坦克四周的人群。到了巴黎的心脏，在新桥脚下，“维金号”的七五毫米口径大炮炮口指着萨马里坦百货公司，这时达望杜尔看见有个人慢慢地沿着他身后的一辆坦克走来，他走到他的坦克前面，达望杜尔双眼直眨，不能相信。那人就是他三年不见的兄弟，“疲惫得不成样子，身上穿着一件太大的警察制服，胳臂上套着法国国内部队袖章”。这两个兄弟象征着战斗的法国的两半，像“被电流冲击一样”投入了对方的怀抱。他们的重逢是短暂的。几分钟后，“维金号”就奉命前进。达望杜尔的兄弟想挤到坦克中来。但是他知道没有空地方。下士自己跳了进去，关上炮塔盖，抬起了望镜，很高兴能“单独在黑暗中”流泪。在他的坦克后面，有个新兵加入了走在后面的步兵队伍。他是达望杜尔的身穿警察制服的兄弟。

并不是所有的重逢都这么欢快。阿尔及利亚骑兵团的罗贝尔·佩巴尔来自洛林省的昂巴村，他在第十六区从一个过路的洛林省妇女那里获悉他的父亲已于两年前被押解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去了。亨利·卡歇尔中尉的半履带式卡车在开进市里去的途中停了一下，有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赶上来问道：“对不起，你有没有可能认识我的哥哥吕西安·卢瓦梭？自从三年前他去参加戴高乐将军部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他的音讯。”卡歇尔沉默地看着那个青年。他答道：“是的，我认识吕西安·卢瓦梭。他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他的温柔的棕色眼睛盯住那个年轻人说：“他在比尔哈基姆牺牲了。”那个青年脸色刷地一下发白，就消失了。

第二装甲师的许多人是头一天奇迹般地发现电话才同家里建立第一次联系的。二等兵让·菲拉契在小纸片上写了他姊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每次车子停下来就发给群众。到了中午，已有几十个人打电话告诉她，她的弟弟回来了。“蒙福康号”坦克指挥员皮埃尔·雷格尔中士在夏特莱附近跑到一家小饭馆去给未婚妻打电话，他已有四年没见到她，也没收到她的信。雷格尔一听到她的声音，张嘴结舌说不出话来，起先只能说两个字，虽然平常，但却很好听：“是我。”然后他告诉她他在哪里，她就马上出发去找他。

少数美国兵这一天也有算是重逢的经历。战略情报局的丹·亨特中尉是第一批进入市中心的美国人之一。他的任务是征用小王宫当敌伪分子审查中心，香榭丽舍大街上这家博物馆的馆长吓坏了，他告诉亨特，这个办不到。这所建筑物里收藏着珍贵的艺术品，是不能搬的。“搬掉。”亨特下令。他的部队下午五点开到。馆长恳求说，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么快就搬走。他告诉亨特，这是由一个名叫爱德华·特克的美国人捐赠给法国的特殊礼物。亨特听了大笑。他告诉馆长把它搬掉，责任由他承担。爱德华·特克是他的表兄。

海军陆战队少校弗兰克林·霍尔康比进巴黎时特地绕到大学路七十二号他古怪得可爱的姨母西尔维娅·薛立敦的家，她自命为巴黎白俄侨民的保护人。霍尔康比走了最直接的路线。他从地面一层的窗户里进去。霍尔康比闯进去的时候，老太太一本正经地坐在起居室里看书。她看到他的海军陆战队的绿色制服在颜色上与德国军队的制服这么相近，不禁尖叫起来。后来她认出了是霍尔康比。

“弗兰克林！”她像个女教师在训斥顽皮的孩子道，“这就是他们在海军陆战队教你的吗——从窗户里闯进一位太太的房间？”

那一天进巴黎的人不是都受到亲吻的欢迎。在巴黎以南十二英里的科尔贝，有一所门窗紧闭的房子离塞纳河只有五十码，一个美国军官正躲在那里从河中升起的薄雾中张望。这是杰克·诺尔斯少尉，他奉命为他的部下弄到在巴黎“游行”时需要的领带。诺尔斯唯一的游行就是走下这里的河岸准备让大军过河。诺尔斯在雾中没有看到什么，就和他排里的中士“快手”·斯通走到屋外，小心翼翼地往河岸下面走去。他们到达河岸时，德军开了火。诺尔斯赶紧躲到一棵树后，树皮和树枝早已给机枪打掉了。他自己的肩膀和屁股也受了伤，这时他听到后面有人声音微弱地在叫：“医务员，医务员。”这是“快手”·斯通在塞纳河边慢慢死去，他觅来的准备在巴黎游行时用的领带还系在他的脖子上。

几英里以外，在巴黎西南边缘圣克卢的皮尔斯地雷仓库附近，法朗索瓦·莫勒尔-德维尔少校的第一纵队也遇到了第二装甲师其他两路纵队在首都另一边所遇到的同样热烈的欢迎。

有一辆吉普车飞驰在戴利路上，超过莫勒尔-德维尔的纵队，向圣克卢桥直驶而去。第二装甲师的马克斯·吉罗看着它过去，心里想：“那司机一定有急事要赶到巴黎去。”

他的确是有急事。他是宾夕法尼亚来的爱尔兰裔拉莱·凯里中士，他要信守他许下的做第一个进巴黎的美国兵的诺言。他在戴利路尽头转进广场，开着吉普车朝桥直冲过去，高兴得大声欢叫。在桥的另一头，原先被药剂师玛塞尔·托马斯注意到有一把新枪的消防员让·大卫刚刚离开他参加的葬礼。就在凯里的吉普车飞越塞纳河进巴黎时，大卫从河的另一边开始过桥。

大卫看到奇怪的车辆，那钢盔，那制服，他认为这些人只能是德国兵，他把崭新的毛瑟枪端起来，第二次开了火，枪口直对向前开来的吉普车，把弹匣里的子弹一口气都打了出去。凯里被击中六枪，流着血掉到了人行便道上，距离他要作为第一个美国兵而进入的城市的市区界线还差五十码，就被误伤了。［8］

随着先遣部队进入肖尔铁茨各个据点的射程之内，整个巴黎都开始响起了枪声，同群众的欢叫夹在一起。这些枪声令人心寒地提醒大家，巴黎地区仍有几近两万的德军严阵以待，这个数目几乎与到来的盟军相等。

第五十一坦克团的皮埃尔·德·拉·福夏狄埃中尉惊奇地看着他的坦克面前空空荡荡的天文馆广场，这同他刚才在后面见到的狂呼人群形成触目的对比。他听见前面有枪声。拉·福夏狄埃跳下坦克，奔到他所看到的唯一一个法国人那里，那是缩在一个门洞里的老人。

“先生，”他问道，“德国兵在哪里？”

四

德国兵就在街角那边卢森堡宫八角圆顶的下面。在苏格兰女王玛丽和蒙邦西埃公爵夫人的塑像之间宽敞的花园里，有七百名官兵等在那里准备“战到最后一颗子弹”。为了激励他们，那个用活人当坦克炮塔盾牌的党卫军上校给每个人发了最后一次作战口粮：一品脱的白兰地和一包纸烟。

第十九保安团的二十七岁的马丁·赫尔霍尔斯中士站在面向圣米歇尔林荫大道的钢筋混凝土掩体中吸着烟，很自信地看一看他身旁的武器。那是德式反坦克火箭筒。赫尔霍尔斯在顿河罗斯托夫曾用四发报销了四辆俄制T-34型坦克，因此获得过铁十字一等奖章，今天，他将第一次有机会用在美国坦克上。

在四年占领期间，肥胖的胡戈·斯比埃尔元帅曾经十分细心地培育和灌溉天竺葵和秋海棠花丛，如今这花丛已挖了战壕。汉斯·格奥尔格·路德维希一等兵和他第六伞兵装甲步兵师的其他伞兵埋伏在那里，把花园的入口置于机枪纵向射击的焦点。在他们上面，卢森堡宫的屋顶上，第四八四侦察连的一名侦察兵用战地望远镜观察着卢森堡宫周围的街道。一见到盟军向卢森堡宫逼近，他就要向斯比埃尔原来的三十英尺地下防空洞中党卫军指挥官报告。党卫军上校等在那里指挥保卫宫殿的战斗。他的核心力量是第五保安团的坦克，它们如今埋伏在宫殿花园的入口处。其中一辆坦克的炮塔对准沃日拉路，坦克手维利·林克五天前曾领先攻打警察总署，如今他在炮塔里把望镜推前拉后地进行观察。他的望镜扫过前面的景物时，他可以看到奥戴翁剧场的圆柱，再远处是索尔邦大学的屋顶。街上阒无一人，两旁屋子门窗紧闭。还没有解放者经过这里。林克想到他在波罗的海边上的故乡村落，对自己说这肯定是“风暴来临前的平静”。

在他的掩体旁边不远，仅仅六十码外的那所中学校里，有一批平民在学校的讲习厅里等了一宿，就要发动维利·林克知道即将袭来的风暴。其中一个头发浓密的年轻人并不比中学生大多少，就在做准备。他名叫皮埃尔·法比安，才二十五岁，但在短短的一生中已受过三次伤，两次在西班牙，一次在捷克斯洛伐克。［9］他两次从秘密警察手中逃了出来，其中一次差几分钟就要被处决了。两年前，这位年轻的共产党上校在巴尔贝斯地铁站枪杀了在巴黎第一个被杀的德国兵。现在，第二装甲师的部队已经进了城，法比安发出了他这个星期来一直急于要发出的命令。他命令他的手下人员袭击卢森堡宫，这是巴黎市内将要受到攻打的第一个德军据点。

有一个年轻人，肮脏的白衬衫敞着胸口，臂上围着三色袖标，手里拿着一支老掉牙的毛瑟枪，偷偷地沿着奥戴翁路的墙脚向卢森堡宫溜去。他是法比安的法国国内部队的成员，名叫雅克·基埃尔，这个令人兴高采烈的日子是他二十岁的生日。他的任务是侦察沃日拉路四周地区的德国军队，以便攻打卢森堡宫。基埃尔溜进奥戴翁广场上的阿佩夫咖啡馆。他从橱窗里可以看到他对面的奥戴翁剧场再过去的卢森堡宫守军戴钢盔的身影。

“我的孩子，你吃过了吧？”咖啡馆老板娘阿佩夫太太问。见到他摇头，她推过一份夹肉面包给他。“吃吧，”她说，“吃饱肚子好打仗。”年轻的国内部队成员吃着夹肉面包，还喝了阿佩夫太太给他佐餐的一杯酒。“谢谢你，”他说，“法兰西万岁。”然后，他手持毛瑟枪，开始穿越广场去剧场。

三四秒钟以后，阿佩夫太太听得一阵枪声，她看到她刚才还给了东西吃的孩子倒在广场上，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衬衫。雅克·基埃尔这天上午刚刚自豪地满了二十岁，现在却已经死了，这是法比安部下攻打卢森堡宫死去的第一个人。

接着，阿佩夫太太听见前面一串爆炸声。党卫军上校的两辆装甲车开出卢森堡宫进行一次短暂的出击，炮击躲在沃日拉路和亲王路转角的一家小旅馆中的法国国内部队人员。里面的人在呛人的烟雾中向下面的装甲车扔手榴弹。在黑色的烟雾和碎片中，两个为了这个日子特地穿上鲜艳夏季衣裙的姑娘把受伤的人拖到旅馆的过道里避难。在地面一层，一个身上只穿内衣裤的男子藏在门里，手中利刃闪闪发光。他是附近的肉铺老板。他在等待，要叫第一个胆敢进来的德国步兵脑袋开花。突然，被围的法国国内部队人员看到这些装甲车倒退回去，到宫内院子里找掩护躲起来了。接着他们听到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上有别的坦克的履带擦地的“咯噔”声。它们是皮埃尔·德·拉·福夏狄埃中尉的薛尔曼型坦克。他找到了德国人。他从炮塔里观察他们，他的坦克偷偷地开向矿业学校。

德军狙击手马丁·赫尔霍尔斯中士也在用反坦克火箭筒的瞄准器观察德·拉·福夏狄埃。几乎就在赫尔霍尔斯决定发射的时候，拉·福夏狄埃发现了他的掩体。“向右！”他向司机吕西安·克尔伯叫道。坦克向带剑修士路逃去找掩护时，赫尔霍尔斯的第一颗炮弹向它后面射来，但偏离了坦克的后甲板，迸到它后面的一个门口。赫尔霍尔斯口中咒骂着，眼看着坦克在前面消失，心里纳闷怎么会没有命中。

拉·福夏狄埃从坦克上下来，请法比安的三个部下帮助他观察矿业学校的德军阵地，矿业学校像楔子一样插在卢森堡宫的花园里。他们四人一起进了一所面对学校的房屋，一口气跑上四层。看到第一家的门就按铃。一个穿黑色衣服的老妇人出来应门。“勒克莱尔师皮埃尔·德·拉·福夏狄埃中尉。”年轻的军官行个礼自报身份。然后，他略微低头，拿起老太太的手吻了一下。四人经过惊呆的主人到她客厅的窗边。从这里他们可以看到圣米歇尔林荫大道对面三十码以外的矿业学校。拉·福夏狄埃看到那里有德国守军的钢盔在学校窗口堆着的沙袋后来回晃动。在作战以来的四十个月中，他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到敌人。就像西部片中的英雄一样，他掏出柯尔特手枪，靠在窗边向没有防备的德国兵开火。那位老太太四墙满是书柜的优雅客厅里充满了刺鼻的火药味。她本人则安然坐在房间角落的安乐椅中，以一种高兴和恐惧夹杂的心情看着这四个人把她的客厅变成了小型战场。拉·福夏狄埃把子弹都打完后，就把还在冒烟的手枪放在老太太的路易十六式的腰子形古董书桌的清漆桌面上，快活地一屁股躺在她红色天鹅绒沙发中。

这时，拉·福夏狄埃所属第五十一团的坦克全都包围了卢森堡宫。坦克手维利·林克在耳机中听到排长克劳斯·库恩中尉干脆尖利的嗓音在警告他：“四辆敌军坦克向盖吕萨克路开来。”林克问自己：“他妈的盖吕萨克路在哪里？”林克慢慢地把望镜沿着他看到的前面景象移动，终于发现了一门自动推进榴弹炮向他右边的一条街上过来。就在林克作此发现的一刹那，第十二重骑团的榴弹炮指挥员菲利普·杜普莱中尉也发现了他。杜普莱皱一下眉，叫他的司机在林克来得及开火之前把榴弹炮“莫斯克号”退到一条侧路上去。

三百码以外，勒克莱尔的警卫连连长阿兰·德·布瓦修上尉的吉普在天文馆广场停下来。布瓦修决心要不计代价把德军从卢森堡宫轰出来。他命令他的坦克向法国参议院所在的这所建筑物开炮。年轻的军官这么做时，他看着面前的这座建筑物，心中想，他好像“刚刚下令向政府开炮”。

布瓦修想，首先，他们得打坦克。这场意外的战斗迫使勒克莱尔把指挥部移到蒙帕纳斯火车站，而不是他原定的克里翁大厦。布瓦修想，如果卢森堡宫中的坦克决定出来进攻蒙帕纳斯车站，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他们。“坦克，”他下令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打坦克！”

菲利普·杜普莱中尉在自动推进榴弹炮车上的无线电里听到了德·布瓦修上尉生气的声音，他又命令：“坦克，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打坦克。”杜普莱听到布瓦修的声音时，看见一个汗流满面的士兵从一辆边上漆有白星的半履带式军用卡车中爬出来。他是个美国兵，杜普莱勉强用英语问那美国兵：“对不起，先生，你有火箭筒吗？”

几分钟以后，这个法国兵和美国兵像哥儿俩去附近酒店喝一杯一样，一起提着火箭筒，向圣米歇尔林荫大道走去。他们毫不在意身旁开花的狙击枪火，坚定地大踏步前去同维利·林克的坦克算账。

五

当杜普莱和那个不认识的美国兵一起向他们的目标走去时，第二装甲师的官兵收紧了对城中其他德军据点的包围网：国民议会、外交部、占地达四个街区的庞大的军事学院建筑群、帝王大饭店、凯旋门周围地区、共和国广场、克里翁大厦、海军部，以及包括肖尔铁茨总部在内的里伏利路的整个柱廊建筑群。

皮埃尔·比洛特上校终于收到了头天晚上由“鲍比”·本德递给洛林·克鲁斯的情报，在对所有这些据点发动代价沉重的全面攻击之前，他决定向肖尔铁茨发个最后通牒。本德的话使克鲁斯相信，第二装甲师只需向肖尔铁茨宣布它的出现，就能使他投降。比洛特把自己提升为准将，写了一张简短的字条给肖尔铁茨，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停止一切抵抗”，否则他的守军有被“全面歼灭”的危险。

比洛特派一辆半履带式军用卡车把字条送给瑞典总领事馆里的本德。本德读了以后很不放心。他担心语气太硬，怕肖尔铁茨接受不了。但是在诺德林的坚持下，军情局的这位特务身着便服，带了字条前去莫里斯饭店，在同莫里斯饭店门外如今很可能动辄开枪的岗哨费了一番唇舌以后，他终于进去，把字条交给冯·阿尼姆伯爵，由后者转给冯·恩格尔。这位态度冷淡生硬的参谋长认为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没有把它给肖尔铁茨看。相反，他报告大巴黎司令说：“法国人要给你发最后通牒。”面对这么一句生硬的话，肖尔铁茨答道：“我不接受最后通牒。”这封短信就退回给了本德。

本德对肖尔铁茨的拒绝感到很不安，他把肖尔铁茨的答复添上了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他说，如果将军本人先在一场足以满足他的军人荣誉的力量较衡中被俘，他就会命令巴黎守军投降。

九百英里以外，在最高统帅部阴冷的不现实的世界中，阿道夫·希特勒在八月这天中午不得不面临他认为有千年帝祚的帝国所剩下的最后战利品即将丧失的危险。头一天晚上，莫德尔元帅因第二装甲师的突然进击，曾经警告最高统帅部，巴黎“处境危殆”。希特勒原指望这位小个子元帅会产生奇迹。但是他没能够产生元首最最希望的那个奇迹。仅以二十四小时之差，他输掉了这场争取时间的赌博。他原来命令第四十七步兵师前去巴黎支援肖尔铁茨，以待第二十六和二十七装甲师的到达。但是他发现该师要到八月二十六日中午才能开到巴黎郊区。焦急之下，莫德尔把他在巴黎地区所能找到的零星部队都赶派到市里去：一营半履带式装甲车部队，一团步兵，受损装甲师中一师的残余装甲。但是，这些力量，就像四个夏天以前希特勒的敌人所作的努力一样，是“太少又太迟”了。

最高统帅部这天的首次战略会议开始时，放在元首面前的是腊斯顿堡几分钟以前收到的B集团军群的中午战报。该报告称，盟军已入巴黎心脏，“以炮兵和步兵攻打我军据点”。盟军拥进巴黎似乎是自天而降，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使希特勒狂怒起来，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大发作。

他怒气冲冲地不断向约德尔说，一个星期以来，他一直要求巴黎坚守到最后一个人。他亲自派了增援部队给该市的司令。如今，事先一点也没有迹象，他看到这一代表他的令人目眩的胜利的象征马上就要从他手中夺去了。不到三年以前，他还统治着从北极冻土带到金字塔边缘，从布列塔尼的岩石嶙嶙的海岸到莫斯科郊外的整个欧洲。如今，他曾经为之欢欣的巴黎就要从他手中被夺走。而且，希特勒知道，巴黎陷落以后，不需几天，他所发动的战争必须最后回到德国的神圣土地上来打了。

他充满怒气和仇恨，再次向约德尔吼叫，绝不能让盟军在巴黎得到什么东西，“除了一堆废墟”。他尖声叫道，他曾下令炸毁该市。他还派了工兵部队去巴黎执行这项命令。

希特勒怒气越来越大，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他开始尖叫。结果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这些命令执行了没有？希特勒目露凶光，转过身来，狠狠地瞪着他的参谋总长。

“约德尔！”他声嘶力竭地叫道，“巴黎烧了吗？”［10］——“巴黎烧了吗？”

地堡里一片沉默。甚至平时沉着冷静的约德尔似乎也吃了一惊。他腰板挺直地坐在椅上不动。

“约德尔！”希特勒重复说，拳头重敲桌子，声音更加尖利了，“我要知道——巴黎烧了吗？约德尔，就是现在，巴黎烧了吗？”

最后，约德尔动了起来，他低声叫他的一个副官到地堡外面去打电话给西线总司令部，要求就巴黎市破坏的情况立刻发份报告过来。副官走后，希特勒要约德尔亲自打电话给莫德尔。他告诉约德尔重申他的前令，巴黎必须“守到最后一人”。希特勒嚷道：“告诉他”，巴黎必须在盟军占领之前“化为一片瓦砾”。

然后，希特勒停顿了一下，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如果盟军要夺取他的火箭基地。他就要最后恶毒地用一下。他又转身向约德尔，命令他准备把所有现存的V-1和V-2火箭对巴黎全市进行大规模发射，并以西线全部现有空军飞机进行支援。如果敌人确要从他手中夺走巴黎，他们就会在那里找不到什么东西，除了“一堆烧黑的废墟”。

几分钟以后，瓦利蒙特将军溜出会议室，看见约德尔的副官在通向遥远的马吉瓦尔村地下指挥部的专线电话上紧张地通话。那个年轻的军官焦急地说：“元首要知道：巴黎烧了吗？”

这么快从希特勒掌握中滑掉的巴黎此时已是一片对比十分强烈的场面。在一个街角，群众热烈地欢迎该市的解放者。在下一个街角，这些解放者则在烟雾和枪火中慢慢地、有时往往是痛苦地，开始把肖尔铁茨的部下从据点中挖出来。在卢森堡宫附近的一个街角，同菲利普·杜普莱一起出发去同维利·林克的坦克算账的那个不知名的美国兵已经躺在那里，身上还堆满了鲜花。一颗瞄得很准的步枪子弹在他们离目的地几码外的地方使他的脑袋开了花。

不远的地方，一对半履带式军用卡车发疯似的挨着玛尔斯校场的边上向埃菲尔铁塔撑开的塔基冲去。它们的履带在地上咯噔作响，车上人员高兴地狂叫。阿尔及利亚骑兵团的这两辆车像一对罗马时代竞赛的战车一样驰向铁塔。

在几秒钟以前，这两辆车曾经并肩开入阿德里安－勒可夫里小街，它们的司机皮埃尔·勒夫佛尔下士和艾蒂安·克拉夫特二等兵互相挑战，看谁能先到塔下，奖品是在马克西姆餐厅吃一顿饭。这两辆大卡车暂时忘记了战争，开足马力向铁塔驶去。克拉夫特以一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冲过铁基支架时，忽然想到：“我的天，要是埋了雷怎么办？”接着，他发现并没有地雷埋在那里，不禁狂叫，他赢了。

在艾蒂安·克拉夫特二等兵的头顶上，有另外一个人已高高爬上了铁塔，他的肺部发胀，双腿酸痛。他在进行另一场比赛。他的腋下夹着一只用晾衣绳捆扎起来的大包。这是一面法国国旗。消防队长萨尔尼盖看到他头顶上纵横交叉的铁臂上已有两个人影在与他竞赛看谁先爬上塔顶。萨尔尼盖知道他们也带着决心要挂在塔顶的三色旗。萨尔尼盖累得几乎有些头晕，他要爬一千七百五十级追他们到塔顶，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三日早晨他也做了同样叫人精疲力竭的爬攀，那是最后一次去把三色旗取下来。

他的脑袋发胀，双腿行动迟缓，仿佛在梦中一样抬不起步，萨尔尼盖对他的两个同胞飞逝的身影穷追不舍。在距离塔顶二百级处他追上了他们。三人都累得眼珠突出，说不出话来，一步不停，你追我赶，向塔顶作最后冲刺。在塔顶上，萨尔尼盖往前猛冲，赢得了比赛。他从包中取出一星期以前做的国旗，升到这个巴黎市象征的旗杆上。

旗是用三块旧军用床单缝在一起的。一块染成红色，一块是褪了色的蓝色，第三块久经使用，已经发灰。不过这是法国的三色旗，今天，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午，它又回到了埃菲尔塔顶上它该去的地方。

六

“立——正！”

这句口令在餐厅枝形灯架下一响起，在场的军官们都肃然立正。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进了屋子，他仍穿着十九天以前去见阿道夫·希特勒的那套紧绷绷的灰色军服，胸前挂着铁十字勋章，单片眼镜牢牢地嵌在眼眶里。他带着一种严肃、沉思的神情，走向餐厅窗下首席桌前平时的座位。尽管脸上显出疲乏之色，肖尔铁茨仍十分干净利落。他刚刚刮了脸，洗了澡，然后才穿上梅耶放在床上让他作为德国将军演出最后一幕该穿的这套制服。

肖尔铁茨走到桌边时，雅伊上校请他不要坐那背对着窗户的坐惯了的座位。雅伊担心，一颗流弹就可了结他的生命。“不，”肖尔铁茨平静地说，“今天，尤其是今天，我要坐我平时的座位。”矮个子将军坐了下来，这时餐厅里的钟正好敲了短促的一响。

对三十岁的雅克·布拉奈上尉和他指挥的在不到一英里外夏特莱广场集合的二百人来说，一点钟是出击时间。布拉奈是第二装甲师里一个说话粗声粗气的强悍老兵，他奉命要在这位德国将军在莫里斯饭店的餐厅里坐下来吃最后的简单一餐时俘虏他。为了攻打这位德国将军的总部，布拉奈把他的部下分为三路。他命令第一路沿着鞣革场河滨道，通过卢浮宫边上的优雅通道进入杜伊勒里花园。他命令第二路经过圣奥诺雷路精美的橱窗到旺多姆广场边上，在那里从背后袭击莫里斯饭店。第三路由他亲自率领经过财政部直接走下里伏利路有一百三十年历史的柱廊，布拉奈决心从前门走进大巴黎司令部。

这次进攻像星期天散步一样开始了。头一天还在奥赛的各条街上寻觅自己儿子面孔的亨利·卡歇尔中尉率领他的步兵和罗尔的国内部队一部分人在大街上行进时受到群众这么热烈的欢呼，警察不得不把群众拼命拦住。这条很长的漂亮马路原来是为纪念拿破仑对奥地利人的一次胜利而修筑的。如今出现了令人惊叹的壮观景象：一直到王宫广场和杜伊勒里花园的边上，每家每户的门上和窗上都挂出了三色旗。从杜伊勒里花园再过去一直到协和广场，另外一面旗挂在街上，那是纳粹德国的红黑旗。

当卡歇尔的部下在这条街上一路从一根廊柱窜到另一根廊柱向前进的时候，妇女们都冲出来吻他们，向他们抛出最后一束鲜花。在著名的妓院集中区奥波顿洗衣妇路的街角，一个声音粗哑的红发女郎跳进了“拉福号”坦克的炮手二等兵雅克·戴蒂安的怀抱。在她的亲热进攻的冲击下，戴蒂安跌到身后的炮弹架上。红发女郎同他一起跌了下去。这时戴蒂安从耳机里听到一声“开动”的叫喊。他抬头一看，只见他的司机雅克·努德也有个金发女郎在他身边相伴，努德耸一耸肩，就驾驶薛尔曼型坦克向前冲去。“拉福号”坦克有了两个新参加的笑声不断的战斗员，出发前去攻打莫里斯饭店。

卡歇尔的步兵已把兴高采烈的老百姓抛在后面了。如今前面的马路阒无一人，安静而咄咄逼人。偶尔，他的部下可以听到头顶上有一扇窗户打开的声音。他们马上转身把枪对准发出声音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没有到杜伊勒里花园。他们仍旧能够看到窗户后面的同胞躲在安全的客厅里催促他们前进。

军事警察奥托·尼茨基上尉在杜伊勒里花园和里伏利路接头处掩体的隙缝里也看着他们。在尼茨基看来，这奇怪的景象“好像复活节游行”。

在莫里斯饭店的餐厅里，也有人看到了他们。梅耶下士悄悄地走到冯·肖尔铁茨身旁，恭敬地俯下身向他的司令耳语：“他们来了，将军阁下。”［11］

在外面，沿着里伏利路的柱廊，一辆德国坦克开进了布拉奈的坦克的前进路线。这时，布拉奈的为首那辆坦克“杜奥蒙号”把七七毫米口径大炮对准了它。“杜奥蒙号”一炮就把它炸裂了。

“杜奥蒙号”一开火，整条街上都炮声四起。在莫里斯饭店的餐厅里，下面街上的炮弹爆炸的震波把玻璃窗都粉碎了。肖尔铁茨岿然不动地吃完了饭。接着，他镇静地、声色不露地站起来，对等他离开以便赶紧逃出这受到威胁的房间的军官们说了几句话。

“先生们，”他说，“我们的最后战斗开始了，愿上帝保佑你们大家。”他又补充说：“我希望幸免一死的人落在正规军手中，不是平民手中。”说完，他不急不忙地走出了餐厅。

肖尔铁茨同冯·阿尼姆一起爬上楼梯到一层［12］办公室去时，在楼梯拐弯处平台上堆的沙袋旁停了一下。沙袋后一个头发灰白的枪手把机枪枪口对准饭店的入口，肖尔铁茨对他说了一句鼓励的话。

“在明斯特，”那个老兵喃喃回答道，“我的农场，我的妻子……他们等我回去已有五年了。”

他们走过去时，冯·阿尼姆同情地看了一眼那个老人，希望他有一天会如愿以偿见到那个明斯特农场。

在外面，在里伏利路转角的掩体里，奥托·尼茨基上尉用机枪对准卡歇尔的前进的军队扫了一通。尼茨基看着他的曳光弹一直沿着优雅的柱廊往前驰去，趁此数了一下卡歇尔的一个个倒在路边的部下。

在金字塔广场另一个沙袋工事后面，海因里希·提尔加特纳中尉的机枪配合尼茨基的机枪，把卡歇尔的部下置于交叉火力之下。

卡歇尔和他的部下被机枪火力挡住，只能伏在地上不动，一时陷于困境。现在没有欢呼和鲜花了。“机枪，快，打那机枪！”卡歇尔叫喊道。当他的手下对海因里希·提尔加特纳的沙袋街垒开火时，他们突然注意到有个留山羊胡须的老人，带着一支古老的猎枪出现在他们的火力线上，他提起那支古老的枪向提尔加特纳的部下开了一枪，发出一阵浓烟。然后，他的脸上绽出高兴的笑容，便回到他刚才钻出来的那条街上消失了。

看到他的步兵掩护被压制得不能动弹，布拉奈命令他的坦克前进，以削弱挡住卡歇尔的抵抗力量。五辆坦克由“杜奥蒙号”坦克中的那个立誓要让他的祖先今天为他感到骄傲的布列塔尼人马塞尔·比齐恩中士领头，越过卡歇尔的人员挺进。“拉福号”坦克中的炮手雅克·戴蒂安在驶进金字塔广场时看到三个德国兵穿过他前面不到三十码远的圣女贞德塑像，他就开了炮。怀着一种恐怖的狂喜，他看着德国兵炸断了的肢体飞到空中，像为奥尔良圣女的镀金肢体在刹那间献上一束野花做的花环。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大步跨入他现今由于炮声而活跃起来的办公室，口授了最后一封信。这是写给诺德林总领事的。自从黎明开始，漂亮的西塔·克莱本和其他妇女已由红十字会接去照顾。除了忠实的下士，没有人留下来为将军记录口授的信。“我亲爱的诺德林先生，”这封信这么开始，“我希望向您表示我深深的谢意。”肖尔铁茨自己停顿下来，走了几步到窗口。他吃了一惊。他的敌人已经到了，就在那个他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度过那么多迷惑时刻的阳台下面，肖尔铁茨看到一辆薛尔曼型坦克，炮塔打开，炮口漂亮地转向饭店的入口。肖尔铁茨极有兴味地看着坦克指挥员的黑色贝雷帽在打开的炮塔里时隐时现，他不知道那是个法国人还是美国人。接着他又想，不管他是谁，“如果他让炮塔打开着，就没怎么把这场战斗放在心上”。冯·阿尼姆在肖尔铁茨身旁窥看那转过头来对准大门的炮口。“我的天，”他问道，“他要干什么？”

肖尔铁茨对他说，他想：“他大概要用这门大炮了。结果会发生一声巨响，我们就遇到麻烦了。”当他们回身到房间里去时，屋顶上有个德国兵向他们下面打开的炮塔中扔了一颗手榴弹。

“莫特霍姆号”坦克指挥员阿尔培·贝纳尔中尉感到手榴弹碰了一下他的脑袋，从背后滑下去，弹进了炮塔。贝纳尔从前额到腰都被手榴弹的碎片划破，坦克服起了火，他连忙从冒烟的坦克中爬出来。他的炮手跟着他。让·雷纳·香比翁一人留在烟雾呛人的坦克里，想把它往前开去，寻找掩护。

德国人看到贝纳尔和他的炮手着火的身子滚在沥青路面上，暂时停止了开枪。在海军部屋顶上，哈里·莱特霍尔德少校命令他的手下不要对受伤的法国人开枪。接着，莱特霍尔德看到布拉奈的其余几辆坦克从“莫特霍姆号”冒出的浓烟中现出身来，笨重地向前推进。莱特霍尔德认识到，在几秒钟之内，它们就会扑向杜伊勒里花园在协和广场一面入口处的德国坦克的侧面。莱特霍尔德拼命向该坦克的指挥员打手势示意。德国坦克的八八毫米口径大炮的炮口喷出了一股烈焰。它的指挥员只顾香榭丽舍大道头上另一个目标，没有看见他。

在香榭丽舍大道的顶端与星形广场交接处，德军坦克刚才发射的炮弹打掉了这条宽阔大道上的最后一盏煤气灯。玻璃碎片溅到了这时正好经过凯旋门前的一辆反坦克炮车的炮塔上。这是“西蒙号”。在它拥挤的车身里，有一种气味盖过了战斗的弹药味，这是仍塞在炮弹架上的那只死鸭子的腐臭味。又有两颗炮弹从德国坦克上射出，越过“西蒙号”的头顶。第一颗削掉了马赛曲塑像的基石。第二颗穿过世界上最大的庆祝凯旋的弧门，正好在保尔·德·朗格拉德中校和亨利·德·米朗波少校的头顶上飞过，对法国的无名战士墓致了一个匆促的敬礼，然后落在附近的帝王饭店。

在星形广场，“西蒙号”指挥员保尔·基尼翁中尉把战地望远镜对准那辆坦克。他命令炮手罗伯·马迪装了一颗爆炸力极强的炮弹到大炮里，他向马迪宣布射程：一千五百米。马迪校准了他的大炮上的瞄准器上的射程。但是他犹豫了一下。他没有告诉基尼翁，把瞄准器又转了三格，把射程定在一千八百米。巴黎人马迪刚刚记起，很久以前在法国最通用的年鉴《弗尔莫年鉴》读到，香榭丽舍大道从凯旋门到方尖碑的一段距离是一千八百米。马迪开了炮。年鉴是对的。他第一炮就打中了德军坦克。马迪看着一柱灰烟从受创的坦克升起，突然对自己说：“谢天谢地，要是我的炮弹向右偏了两米，纪念碑就被我打掉了！”

在克里翁大厦堆了沙袋的窗户后面，埃里克·汪达姆中士看着马迪的炮弹打掉那辆坦克的一条履带的地方冒出的烟。这时，他又看到一辆薛尔曼型坦克从里伏利路口上开出来，转向被击中的坦克。

在汪达姆眼前，率领那辆坦克的“杜奥蒙号”里，马塞尔·比齐恩中士也看到了那辆德军坦克。“左边有鬼子坦克！”他向炮手叫道，“开炮！”“杜奥蒙号”的爆炸力极强的炮弹击中了德军坦克的钢板，但是没有打穿它。如今比齐恩看到德军坦克炮塔上八八毫米致命大炮慢慢地转向他而来。在德军坦克里，操纵人员在用手操作。马迪的炮弹打坏了它的电动系统。“穿甲弹，快！”比齐恩叫道。他下面的炮手在烟雾弥漫的炮塔中摸炮弹。“开炮！”比齐恩叫道。

炮弹在德军坦克身上爆炸，升起了一团烟。比齐恩的炮手在黑暗中摸了一颗烟幕弹，而不是穿甲弹，装到了炮膛里。现在德军坦克离比齐恩的坦克只有三十码了。在几秒钟之内，“杜奥蒙号”还来不及开炮，德国八八毫米大炮就会找到他们，把“杜奥蒙号”打成碎片。刹那间，布列塔尼海盗的这个小个子后代明白了，他的唯一希望是在德国坦克那吓人的八八毫米大炮开炮以前撞上去。“撞上去！”比齐恩叫道。司机乔治·冈比洛踩下加速器，“杜奥蒙号”向前冲了上去。莱特霍尔德少校在海军部的屋顶岗哨上看到那辆薛尔曼型坦克像一辆火车机车一样穿过德国坦克周围的烟雾。他觉得这个景象有点像“中世纪的比武”。

比齐恩在自己坦克的炮塔中坐稳了。他的下面，冈比洛紧靠背后的钢板椅背以防震荡。像标枪一样，两辆坦克的大炮成了交叉之姿。在一阵火星和碰撞声中，七十吨钢铁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中撞在了一起。接着，它们的相撞声息了下来，广场中充满了一种怪异的沉默。

两辆坦克的人员被撞得震呆了，在烟雾中透不过气来，都头晕目眩地缩在炮塔里。比齐恩慢慢地恢复了知觉，他第一个蠕动起来。他向司机冈比洛指着烟雾中的方尖碑的细长轮廓，“像大雾中的一条船的船桅一样”出现在他们头上。小个子的布列塔尼人解开了科尔特手枪的枪套，跳出坦克，向旁边的德国坦克扑去。冈比洛在“杜奥蒙号”里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他看见比齐恩从烟雾中跑回来，嘴上骂着“这些狗娘养的全都报销了”。

莱特霍尔德仍极有兴味地用军用望远镜观看着，他看到薛尔曼型坦克在其本身力量驱动下向后退了一下。但这时他听到一阵枪声，看到炮塔中那个人向前扑倒。这是比齐恩中士，他的脖子给一扇窗户中射出的子弹打穿了。这个要让他的祖先为他感到骄傲的布列塔尼来的小个子的胜利喜悦只维持了几分钟，刚刚够体会一下实现愿望的滋味，他就死了。

在莫里斯饭店，脸色阴沉但无可奈何的肖尔铁茨刚刚做出了一个决定。这是本德预期他会做出的。因此，本德曾经自作主张告诉法国人，大巴黎司令一旦被俘就会交出他的所有据点。几分钟以前，雅伊对他的老朋友说：“现在，你必须拿定主意。你打算整天坐在这里同美国人玩捉迷藏游戏，还是干脆投降。把这桩倒霉的事了结？”

肖尔铁茨权衡了利弊得失。他感到悲哀和疲倦，决定他不能把他的部下在一场没有任何目的的长期无益的战斗中置于死地。他召来了恩格尔，向他下令如果是法国国内部队企图攻占饭店，他们就作战。如果是正规军先进来，守饭店的指挥员开几枪后就投降。他命令冯·恩格尔在盟军一进来就卸下旗帜。说完话，他就离开了办公室，到筑有防御工事的内院里的一间小屋子中去等他们。

在肖尔铁茨的卧室里，梅耶下士以七年经验训练出来的精确和仔细的方式为大巴黎司令收拾了最后一只箱子。他放进了三件衬衫、一件军装上衣、袜子、内衣裤、一条将军裤，裤腿外沿接缝处有一条酒红色的条饰。在另一房间里，冯·阿尼姆伯爵把几块巧克力、头年冬天他母亲为他织的厚毛衣、两本书塞进了背包。一本是雅克·班维尔著的《法国史》，另一本是《战争与和平》。

在外面街上，法国人更加逼近了饭店。有三个人在烟雾中穿过里伏利路，在杜伊勒里花园门外贴倒在地面。其中一个，亨利·里克布什中尉在烟雾中张望着，恐惧地发现他竟选在德军掩体枪眼前面作为他躲藏的地方。他的手在烟雾中摸索，感到掌心有块发烫的金属。这里是掩体枪眼中露出的枪膛，是守军几秒钟前丢弃的。

在杜伊勒里花园另一头，薛尔曼型坦克“法兰西维尔号”的乔治·提奥叶下士看到他发射的穿甲弹打进了他的目标，停在柑橘园前面的一辆德国坦克的后面履带处，它的大炮对准塞纳河对面。这辆坦克警觉起来，把炮塔转向提奥叶的坦克。“法兰西维尔号”第二炮没有击中目标，提奥叶吓得直咽口水。下一炮轮到德国坦克发了。这时他看见坦克慢慢向他转来，大炮停了下来。它给旁边一棵树干挡住了。

在花园另一边，里伏利路上各座建筑物里如一阵狂雨般扔出了手榴弹和火箭炮弹，开始进攻的五辆坦克已有三辆报废。美军摄影队中的一个二等兵，剧作家欧文·肖看到它们之中有一辆一瘸一瘸地退出了战斗，它的后甲板已被炸开。剩下的两辆坦克之一“拉福号”的人员看到战友牺牲，一怒之下，开炮乱射，把装在炮塔中的九十枚炮弹都几乎发射光，只剩了十几枚。

盛怒的布拉奈上尉命令：“‘拉福号’，停止乱开炮。你们这是在破坏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他的话刚完，另一个声音向“拉福号”人员宣布：“蒙福康号”中的皮埃尔·雷格尔给打死，他的坦克报废了。

“该死的，”“拉福号”炮手雅克·戴蒂安想，“咱们是剩下的最后一辆了。”

七

在莫里斯饭店后面，马塞尔·克里斯坦中尉看着一队车辆像火炬一样照亮了卡斯蒂利奥内路和圣奥诺莱路。“我的天，”他想，“斯大林格勒一定也是这样开始的！”在他的前面，大陆饭店已是一片疮痍，窗户炸飞，正面破裂，弹痕累累，德国守军横尸街头。年轻的中尉头一天还参与领导攻打弗莱斯纳监牢，如今握紧科尔特手枪跳出坦克。他同跟在后面的司机亨利·维莱特一起从一个门洞窜到下一个门洞，潜行到了饭店的进口处。这时有个矮个子的德军上尉从那里向他们跌跌撞撞地过来，手中握着钢盔。“投降！”阿尔萨斯人克里斯坦用德语叫道。那个垂头丧气的上尉答了一声“是”，举起了双手。两人把他推在前面，进了饭店。一大批德国兵双手举在头顶上，一个个地向他们走过来投降。维莱特每见一个德国兵戴的铁十字奖章就把它扯下来。从利比亚开始，他就在搜集。他的坦克手皮带中已有了十七枚，但是他从来没有像这次在大陆饭店那样丰收。

他们两人一个楼层接着一个楼层地清理。在第五层上，克里斯坦听见一扇门后传来一声声轻轻的呻吟。他用脚踢开门，发现有一批美军俘虏给拴在卧室墙上，身体虚弱，又累又饿。

“好了，伙计们［13］，你们自由了！”吃惊的法国人说。

在楼下，一队步兵跟在克里斯坦后面已开进饭店。他们搜获了最后一批德国兵。这时是下午两点三十分。肖尔铁茨的第一个据点宣告陷落。

在莫里斯饭店前面，战斗依然激烈。伊夫·布莱卡忙着躲尼茨基扫过杜伊勒里花园的子弹，只好对树丛中冒出来投降的一个德国军官说：“等一会儿，我以后再俘虏你。”在圣罗什路拐角，九十分钟以前兴高采烈地开进里伏利路的几辆薛尔曼型坦克中最后幸存的“拉福号”的炮手戴蒂安，看见一位军官跌倒在地上，背部被手榴弹炸开了花。他是布拉奈上尉，他想从前门走进莫里斯饭店去。几秒钟后，一颗手榴弹炸开了“拉福号”的一个通风孔，打伤了戴蒂安和司机。坦克掉转头，向夏特莱急救站驶去，参加了“蒙福康号”和“维叶科特莱号”的受创队伍。“杜奥蒙号”被弃置在协和广场，马塞尔·比齐恩的尸体还在里面。在罗耶尔路，“莫特霍姆号”烧成了一堆废铁，那里就是让·雷纳·香比翁要想找掩护的地方。

刹那间，里伏利路一片沉寂。接着乔治·布伊上尉的坦克连开过协和广场继续进攻。布伊在穿过宽阔的广场时，看到他的坦克“挪威号”炮塔左方烧焦了的大王宫的躯壳。布伊对他的炮手亨利·雅克喃喃说：“烧成了这么一堆破烂！”炮手同意。布伊说：“咱们把它结果掉怎么样？”雅克咯咯笑着开始在炮弹架上寻找燃烧弹。

几秒钟后，他遗憾地向他的上尉报告，没有燃烧弹剩下了。他说，爆破弹没有用。

“真可惜。”布伊回答。他们失望之余，继续向莫里斯饭店开去。

亨利·卡歇尔看到前面椭圆形名牌上刻的几个字：莫里斯饭店—茶室—餐厅。几秒钟以前，中尉还同死神擦身而过。这是他一生中最挨近的一次。在他调头向身后的一个士兵下达命令时，一颗曳光弹烧了他的左眉毛。他心里明白，要是他没有调头，那颗子弹就会射到他的眼中，穿过大脑。如今，他向前面的大门走去时记起了他曾经来过这里。那是在战前不久，一个当记者的朋友请他来“与罗马尼亚王后一起喝杯酒”。

卡歇尔手中提着轻机枪，和身后三个人一起窜进了饭店的门。卡歇尔看见前面有幅希特勒的巨幅肖像，挂在摆满了珠宝、手袋和化妆盒的玻璃柜里。玻璃柜已给打得粉碎。卡歇尔在大巴黎德军司令部里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元首开了枪。在楼梯第一层平台的沙袋后，明斯特来的老兵向卡歇尔开枪。法国人躲闪到了接待桌后面，从腰带上拔下一个黑球。这是燃烧弹。他咬掉了安全栓向厅里扔去。在卡歇尔身后，阿尔萨斯人二等兵瓦尔特·赫尔曼把火焰筒对着电梯喷射。这时，赫尔曼看见一顶德军钢盔从楼梯上蹦了下来，掉在他的前面。这是明斯特来的老农的，他已被卡歇尔的手榴弹炸死了。

从前厅里弥漫的刺鼻烟雾中，出现了一个德国军官的身影，他的双手举过头顶。卡歇尔向他跳过去，轻机枪的枪口顶着他的皮带。由赫尔曼翻译，卡歇尔命令：“都举起手来，一个个放下武器！”那个德国军官高声转达了命令。枪声停止，饭店地面一层的守军一个个从烟雾中走出来。向卡歇尔和他三个部下投降，他们的脸上还流着血和汗。楼梯前面，卡歇尔在跨过明斯特老兵的尸体时，看见一个穿总参谋部红饰条裤子的德国军官向他走来。卡歇尔向他跳过去问道：“你们的将军在哪里？”

将军坐在比卡歇尔只高一层楼梯的小房间里靠墙的一张长桌后面。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双手抱头，似乎正陷于沉思之中。他面前的桌子上，压在他军官帽子下，是一只皮制棕色枪套，里面是那支他不久之后投降时要象征性地交出的六点三五毫米手枪。肖尔铁茨自己没有手枪，他不得不借一支。恩格尔、雅伊、布莱森斯多夫和阿尼姆在他身旁一起等着。他们也把自己的手枪放在前面桌上，就像中世纪的武士把他们的剑扔向征服者的盾牌一样。这是一个残酷和痛苦的时刻，他们的感受各有不同。在重重压着他们的沉默中，四年来以其无情的威力统治着世界上最美丽的首都之一的这个司令部的最后代表，都在考虑自己个人的成败功过。

肖尔铁茨态度镇静自若，听天由命，不带感情地等待最后的结局。他心里想，他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自己的。他的士兵这时正在执行元首的“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的命令。他作为军人的荣誉没有受损，一旦他被俘，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命令部下投降。与此同时，他现在可以坦然等待历史的审判而不感到恐惧或羞耻。他没有让报复心切的希特勒迫使他担任命运在十九天以前把他送来的这个城市的刽子手。在这最后的自由时刻，肖尔铁茨完全真诚地感到，他已在巴黎为自己的名誉、为他的国家尽了力。

站在他左边的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雅伊上校却有不同的想法。他正在作幻想的旅行。在等待着德国的溃败，当盟国把他国家的废墟瓜分的时候，他认为像他那样的人不会有什么活动余地。那么，雅伊问自己，他该到哪里去呢？

对年轻的恩斯特·冯·布莱森斯多夫来说，这个结局似乎会带来“新开端的美好前景”。

在他的身旁，他的朋友冯·阿尼姆伯爵心里想，“耗费了一生最好年华”的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奇怪的是，在结局将临时，任何人都似乎没有那个态度冷淡疏远而严峻的冯·恩格尔那样镇定自若。阿尼姆注意到，在肖尔铁茨右边的这位上校的脸色突然缓和下来，他的军人身上的严谨慢慢消失了，他轻轻地在翻阅从口袋中取出的皮夹里夹着的孩子的照片。

门开时，肖尔铁茨抬起了头。梅耶下士站在门口。在刚刚满两小时的时间里，下士第二次轻轻地并了一下鞋跟宣布：“他们来了，将军阁下。”

这次“他们”是在过道的另一端。在莫里斯饭店的楼梯口，卡歇尔刚刚发现一批默不作声的军官，他们双手高举。卡歇尔出现时，其中之一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这是一个秃顶的小个子中尉，他用地道的法语叫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我是奥地利人。我憎恨这些纳粹分子！战争期间我一直躲避上前线。三天之前他们送我到这里。我真高兴见到你们！”说完，这个秃顶军官拜倒在卡歇尔的脚下，吻他的皮靴。

卡歇尔在烟雾腾腾的过道上向等他去摘取的战利品走去时，他感到太阳穴中血管的跳动。走在他前面的是原来从楼梯上跌跌撞撞下来的军官，他们双手高举在前面引路。“你现在可不能把戏给演砸了。”卡歇尔对自己说。这么一想，他的心中闪过了一连串的记忆。他看到了他在到达饭店过道之前一路上留在后面的朋友们的脸：卢瓦梭，他不久前见到过他的兄弟；那个手中紧握科尔特手枪的人；还有从某种意义他马上要在那光荣的时刻接受占领祖国首都的德国将军投降时所代表的那些人。卡歇尔打开了前面那个军官指给他的房门。肖尔铁茨站了起来。卡歇尔立正敬礼。

“戴高乐将军部队亨利·卡歇尔中尉。”他自报姓名道。

“大巴黎司令冯·肖尔铁茨将军。”德国人回答。

卡歇尔问肖尔铁茨是否准备投降。

“是。”肖尔铁茨回答。

“那么，”卡歇尔说，“你成了我的俘虏。”

“是。”肖尔铁茨回答。

这时，又有一个法国军官进了房间。一看到让·德·拉·霍利少校，雅伊上校的眉毛微微一抬。战前，这两人曾在欧洲的赛马场上有过另外一种较量，两人都在各自的军队骑术队中驰骋。如今两人目光相遇时，都颔首示意，几乎无人能够察觉。拉·霍利转向肖尔铁茨。他通过译员告诉他：“将军，你要打一仗。你打了，但这一仗我们付了很重的代价。我要你下令全市其他据点停止一切抵抗。”

拉·霍利然后隆重地转向卡歇尔说：“亲爱的朋友，是不是能请你负责其余的人？”他命令肖尔铁茨跟他走。普鲁士人同雅伊和恩格尔握了手，向对方喃喃说了一句“祝你好运”，就戴上帽子走了。

他们走后，卡歇尔要求视察大巴黎司令部。冯·恩格尔走上一步来领路。在肖尔铁茨原来的办公室里，卡歇尔注意到将军的办公桌上有捆折叠整齐的布。

“这是什么？”他问恩格尔。

“这是大巴黎司令部的旗帜。”恩格尔回答。他解释说，这是在卡歇尔进这幢建筑物时被取下来的。

“那么，”卡歇尔说，“你得把它交给我。”

这两人单独待在这间还有烟雾的屋子里。外面，断断续续的枪声从杜伊勒里花园和协和广场传到窗口来。窗户下面的人行道上传来了更加令人不安的“嗡嗡”声。那是乱哄哄的人群，他们已经挨近了莫里斯饭店的大门。两个军官面对着面立正，敬礼，然后年长的恩格尔庄重地把那四年两个月零十天以来得意洋洋地飘在里伏利路二二八号旗杆上的那面红黑两色大旗交给了俘虏他的法国年轻军官。

简短的仪式结束后，卡歇尔提起肖尔铁茨办公桌上的巴黎电话，拨了一个号。

“奥特伊〇四点二一号？”对方答话时他问。“啊，您好，爸爸，”卡歇尔向他的继父说。他的继父是个退休将军，对戴高乐不像他那么爱戴。“我向您致敬。我是亨利·卡歇尔中尉。尽管您对我的军事生涯做了不利的预测，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刚刚俘虏了一名德国将军、他的参谋部和他的军旗。”

在窗户下面的街上，德·拉·霍利少校手中握着手枪，奋力保护他的俘虏。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则保持了他的尊严，不动声色地忍受了群众的愤怒宣泄。妇女们满面仇恨，伸手抓他的制服，想要把他的肩章扯下来，在他走过的时候向他吐唾沫。男人们骂他是“母狗养的”。在纳粹的四年占领下饱受残暴统治之苦的人们，一旦见到这个德国将军双手举起投降，莫不感到满足，而在本能的驱使下要进行报复。

“他们要把我私刑处死了。”肖尔铁茨想。他可以感觉到背后他的忠实勤务兵梅耶下士的喘气。梅耶一手提着他为肖尔铁茨走向牢笼这一不愉快旅程而小心收拾的箱子。每走一步，疲惫的肖尔铁茨都觉得举起的手垂下来一点。“高些，举得高些，将军。”梅耶轻声说，“要是你不举高，他们会杀了你。”

在他们前面的里伏利路上，他们沿途都听到人们胜利的叫声：“鬼子将军，鬼子将军！”在金字塔广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面露仇恨之色冲到他的面前。“老杂种！”她叫道。然后她抬起头像毒蛇似的向前伸来，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射到他单镜片下的颧骨上。

这时，一个身穿红十字会制服的妇女走到他身旁，愤愤不平地以她自己的身子挡在他与群众之间。肖尔铁茨被这少见的同情姿态感动了。这时他们正好走过圣女贞德镀金铜像的后面，就向他的保护人低声说：“夫人，您就像圣女贞德一般。”

拉·霍利终于看到了一辆半履带式军用卡车的侧影，便把他的俘虏领过去。在人们的挤推下，这个法国人忘记了梅耶下士。勤务兵慌了，眼看着卡车不等他上车就要开了，把他丢在报复心切的巴黎人群中。

这时，一个法国国内部队人员用步枪枪托将梅耶手中的将军箱子打落在地。那个法国人把它打了开来，扯出梅耶为这次旅程小心收拾好的一套备用的制服。梅耶也顾不上这么多，他挣脱已经抓住他自己身上制服的手，拼命向前冲去，伸手抓住已经启动的卡车后门。他看到了上面的肖尔铁茨的身影，才喘了一口气。

肖尔铁茨这一次却没有注意到他。他着迷地看着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景象。当车轮滚滚驶向他的俘虏生涯的时候，抛在他身后的是一个极其丑陋的巴黎女人在里伏利路上狂舞乱跳。她兴高采烈地在头顶上挥舞着她个人的战利品。那是一条裤子，外沿镶有一条德国军队将级军官的神气的酒红色饰条。

八

就在巴黎的心脏，圣母院对面警察总署的墙上镶了嵌板的宴会厅里，有另一位将军，身上皱巴巴的制服上满是尘土，坐下来吃耽误了的中饭。这一次，这位面容阴郁的皮卡迪人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停驻。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实现了他在利比亚沙漠对自己许下的诺言。他成了巴黎的解放者。这是历史的幸运的巧合，他的最后胜利时刻正好就要在他开始踏上回祖国首都征途时刻的四年后来临，一天不差，甚至几乎一分钟也不差。这个征途是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在非洲炎炎烈日下开始的，当时他从喀麦隆的武里河岸边出发，要以夏尔·戴高乐的名义收复法兰西帝国的第一块角落。勒克莱尔是同十七个人一起驾一艘独木舟开始的，其中有三名军官，两名传教士，七名农民和五名文官。到征途终结，他统率法国军队的最现代化部队，手下有了一千六百人。

第二装甲师师长这顿胜利的午餐只进行到那盘开胃冷菜。他的一名副官蹑手蹑脚进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勒克莱尔站起来，到了隔壁房间。这是弹球房。在那里，勒克莱尔要在弹球桌上从他的祖国首都的最后德军司令手中接受他正式交出首都的仪式。

他听到外面院子里聚集起来的群众的吼叫和口哨声。就是这所建筑物，五天以前肖尔铁茨还决定要夷为一片瓦砾的。这时门开了。面孔涨红，气喘吁吁的德国人进来。这个矮个子将军走到勒克莱尔跟前，两人自报了身份。肖尔铁茨脸上刚刚刮过胡须，干干净净，身穿正式军礼服，显得有些僵硬，热得流汗；而勒克莱尔的卡其衬衫的领子敞开，嘴角还留着面包屑。肖尔铁茨看着他见到的第一位法国将军，心里想他“这样随便，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在这历史性的场合，勒克莱尔穿的是一件卡其脏衬衫和一双美国兵皮靴。他没有佩饰勋章，他的唯一徽章是别在肩上的将军星章。

两人简短地谈了一下用打字机打出的投降文件中的条款。这时，房间里出现了一阵骚动。共产党“罗尔上校”因为没有被邀参加他为之战斗了六天的城市的受降仪式而生气，要求进来参加。勒克莱尔同意了。接着军事行动委员会那个为争论不休的共产党委员莫里斯·克里格尔-瓦利蒙，原来是共产党派来警察总署进行监督的，坚持要让罗尔的名字同勒克莱尔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投降文件上。勒克莱尔十分恼火，但没有办法，也只好同意了。

勒克莱尔要求肖尔铁茨命令他的所有据点停火，为了要把他的命令付诸实施，派一名德国人、一名法国人、一名美国人到各个据点去。然后，勒克莱尔带着肖尔铁茨出发，到他设在蒙帕纳斯车站的总部去。他们登上他的指挥车时，勒克莱尔的司机轻蔑地看一眼这个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的德国将军，在几小时以前他还把巴黎的命运一大半掌握在他胖乎乎的手中。“真是，”他说道，“这肥猪还挺麻利的。”

肖尔铁茨投降的消息一在巴黎传开，本来已经欣喜若狂的这个城市就似乎沉浸于它特有的一种狂喜的境界之中。也许从来没有一个城市有像巴黎在这一天那样完全敞开胸怀的。在战地记者厄尼·派尔［14］看来，这个城市所表现出来的盛大的喜悦场面是“我们时代最可爱，最灿烂的新闻故事”。他的同行埃德·鲍尔写道：“要用言语来形容今天的巴黎，就像用黑白两色来画沙漠的日落。”

在这伟大的一天里，巴黎在生活，在热爱，在欢呼，在哭泣，在跳舞，有时还在死亡，其热烈的程度一点也无愧它的高卢人的欢乐的民族性。从印第安纳州戴耶尔来的新教随军牧师乔治·克纳普上尉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经历”。另一位从弗吉尼亚州伍德斯托克来的随军牧师刘易斯·孔恩上尉驾驶着一辆用白漆刷有他的职务的吉普车开过时，听到人群中有人在说：“啊，查利·卓别林！”［15］到处大家都取出了为解放而早已准备的香槟酒。大卫·布鲁斯上校在伟军大街因为附近发生枪战而蹲在一辆卡车下面，忽然看见有个衣着讲究的巴黎人在路边向他爬过来。布鲁斯是陪同海明威到朗布依埃的战略情报局的欧洲头头，他对这位高雅的客人这么来见他感到惊奇。“对不起，”这个法国人说，“我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光临寒舍喝一杯香槟？”

对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大多数精疲力竭、形容污秽的士兵来说，巴黎所能提供的礼物很少能同洗澡媲美的了。第四工兵作战营“B”连的二等兵查利·哈莱在列昂-波雷大街二号的一所公寓里得到了这一礼物。哈莱全身脱光，只剩短裤衩，站在澡盆里，由一个法国妇女，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把他身上的诺曼底污垢擦干净。第十二团反坦克连的吉姆·史密斯上尉在他的连在奥尔良大街停下来时，一位可爱的金发女郎请他到她家中洗个澡。她家没有澡盆也没有淋浴喷头，她让高个子上尉站在厨房中央的一只木桶里，在他一边喝香槟，一边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时，她从头到脚给他擦了身。

在这些狂热和喜悦的群众中，不论在什么地方，没有比他们自发的慷慨款待更感动这个城市的解放者了，他们急于把四年的占领后剩下的一点点东西拿出来分享。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开过的军队高呼：“谢谢，谢谢！”从新罕布什尔州弗兰克林来的达格拉斯·金鲍尔中士二十年后仍记得：“啊，巴黎。她的‘谢谢’会永远在我耳边响起。”

唐·弗拉纳根上士的吉普车开进巴黎的时候，他的连里的宠物——一只名叫让妮的兔子在吉普车后座上的一只木箱里窜来窜去，这只瘦兔子是该连在诺曼底一兔场里逮到的。吉普车在人群中停下来一会儿，弗拉纳根注意到有个法国人挤了过来，他的怀中抱着一只肥大的兔子。法国人注意到了瘦骨嶙峋的让妮，他使人感动地表示，他愿意把一只肯定会比弗拉纳根吉普车上的那只瘦兔子好吃的兔子送给弗拉纳根。弗拉纳根费了好大的劲才使他的送礼人相信，养让妮不是为了吃，这使他惊讶不已。

但是从这些素昧平生的群众中得到的任何礼物都比不上全民洋溢的感激之情使得进来的军队感到担当不起。从新泽西州来的“B”连二等兵乔治·麦克英泰尔抵达星形广场时，他已被拥抱得“觉得肋骨都断了”。麦克英泰尔是个“矮个子，头发快要秃光了，牙齿也掉了一半”，他从拖拉机曳引的压路机上跳下来歇息一会儿时，看到有个“美丽的十八岁姑娘”的身影排开包围他的人来到人群中央。有足足十秒钟之久，她凝视着这个没有刮脸、全身肮脏的矮个子美国兵。这时，周围的人们静了下来。接着，她的脸突然露出幸福的笑容，她高声叫道：“法国人民又可以昂起头来了。感谢上帝给我们送来了解放者。美利坚万岁，法兰西万岁！”她投到张嘴结舌的美国兵怀里吻他。接着她跪在他的前面，不断地吻着他的双手。麦克英泰尔被深深地感动了，也同样深深地觉得不好意思，他把这美丽的姑娘拉起来，又吻了她，这次引起了围观群众的欢呼。这个从新泽西州来的矮个子美国兵，眼睛满盈泪水，觉得好像“战争的一切艰难困苦都被一个姑娘感人的姿态而全部抵消了”。

雅克·于热太太在她的黎塞留街一〇二号整齐干净的两间公寓里，听着下面街上群众的高兴呼叫。对这喧闹的声音，七十一岁的寡妇的微笑里带有一点点的悲哀。她独自在巴黎，同家人断了联系，像度过占领期间大部分日子一样度过这解放日，只有自己的思想做伴。她沉浸在自己的沉思中，竟没有听到门外的第一响敲门。敲第二响时，她怔了一下，心想这一定是敲错了。到了敲第三响，她胆怯地害怕地去开了门。

门外在她面前站的是个穿着陌生军服的面露笑容的大高个儿。他伸手到口袋中，在这个解放日的下午，于热太太一生中见到的第一个美国人交给她一封信。这是她的独生儿子从三千六百英里以外一个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发来的。站在她前面的军人是第·斯通中校。于热太太的儿子在纽约州森林山是斯通的邻居。斯通离开美国的那个晚上，于热把这封信给他，托他在巴黎递交。他说：“我会为你带来好运。”这封信斯通当作护身符一样带在身上，越过犹他海滩，穿过诺曼底的树丛，送到巴黎这所光线暗淡的公寓。

在巴黎街头如今充满愉快的节日气氛里，各种事情似乎都在同时发生。兴奋的法国国内部队战士一手抓着酒瓶，一手提着步枪，在城市的屋顶上追逐，寻找德军狙击手。在香榭丽舍大道，一队兴奋的消防乐队交替地吹奏“马赛曲”和“上帝保佑美国”。在仍旧顽抗的德军据点周围，第二装甲师的战士仍在作战和牺牲，而几个街区以外，战斗已经结束的战友们却在庆祝。

肯·道恩斯中校和约翰·莫温克尔中尉决定到记者出身的道恩斯认为唯一适合这一场合的地方去喝一杯庆祝归来的酒，那就是克里翁饭店。道恩斯推开饭店职员挡住前厅的铁栏栅，走了进去。他看到面前的景象，不觉一怔。前厅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都挤满了脸色阴郁的德国兵，肩上背着背包，腰里插着手枪。他们瞪着这两个美国兵。后来其中有个人站了出来问：“你们是美国人吗？”

道恩斯答道，他们是美国人。

“那么，”那个德国人说，“我们向你们投降，不向——”他不屑地指一下饭店门外的人群，“外面的那些人。”

“你们有多少人？”道恩斯问。

“一百七十六人，”那德国人回答。

道恩斯想了一下。他转身向莫温克尔。“中尉，”他说，“你看管好这些俘虏。”说完，道恩斯离开那里去找一个更合适的酒吧。莫温克尔一人留下来同一百七十六名战俘在一起，决定像个绅士一样解除他们武装。他叫他们把武器交到衣帽间。

这时，莫温克尔发现他有了一个盟友，那是一个穿着阿尔及利亚骑兵团制服的高大的法国中尉。他像莫温克尔一样，进这饭店时对它的解放后的地位有一种显然过高的想法。他以为这是勒克莱尔的总部。这个法国人决定巡视一下这家旅馆。他从枪套中拔出科尔特手枪，用枪口抵住挡路的德国人，清出一条道来到楼梯口。美国人跟着他。楼上是个大宴会厅，仍杯盘狼藉到处乱放着德国人最后一顿美餐的残羹剩肴。两个年轻军官是分别从两扇门进来的，几乎同时发现了德国人留下的一件战利品——一箱香槟酒。他们在保持各自尊严所允许的范围内飞步抢了过去。他们同时到达。两人以半立正的姿势面对面站在战利品前。

“法军情报处让·比尔曼中尉。”法国人自报姓名说。

“美军情报处约翰·莫温克尔中尉。”莫温克尔答道。

“我建议，”法国人用手一挥说，“六瓶给你，六瓶给我。”莫温克尔客气地点头表示同意，两位军官就分了香槟。然后两人怀中各抱着酒瓶，庄重地并肩走下了饭店的大楼梯，经过瞪大了眼睛的俘虏，像刚刚玩了一个恶作剧的儿童一样，大笑着走出了饭店。

几个街区以外，有两卡车的法国国内部队在巴黎一家同样著名的大饭店的大门前停车。他们全身肮脏，尽是尘土，头戴贝雷帽，身穿衬衫和油污满身的蓝布工装，像当初前去保卫马德里的工人营一样，［16］前去旧世界豪华奢侈的堡垒——丽兹饭店。走在他们前面的是这一支独立大队的威风凛凛的将军欧纳斯特·海明威和他的两位志愿副官，显赫的大卫·布鲁斯上校和“莫塔德”，后者战前曾在法国拥有的埃塞俄比亚铁路上担任过工程师，在过去四天里一直担任海明威的法国国内部队分队的参谋长。

在丽兹饭店人去楼空的前厅里，他们只发现一个人，一个吓坏了的副经理。他认出了他的显贵的美国客人，他们战前是这家饭店的常客。

“怎么是你们，”他吃惊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告诉他，他们是同几个朋友来此暂憩的。副经理明白了以后问海明威，作为欢迎的姿态，饭店能够为他提供什么。作家回头一看已经在前厅转悠的他的那帮高兴、邋遢的部下。

“七十三杯马提尼酒怎么样？”他问。

整个上午，伊维特·波维拉，她的丈夫，她的女儿海仑都推着自行车在欢笑的人群中穿梭寻找戴黑色贝雷帽的那个团。他们在奥尔良门看着第一批军队开进巴黎起，从那里经过卢森堡宫、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一直到市政厅，都仔细寻找。如今，他们终于知道了他们寻找的那个团的名称。这是第五十一坦克战斗团，以坦克带头攻打莫里斯饭店的那个团。

终于，在夏特莱广场，波维拉一家找到了第一批戴黑色贝雷帽的兵。但是他们都不认识雷蒙或者莫里斯·波维拉。他们叫他们到圣路易岛去找。他们说，那里有他们团的其他部队。

圣路易岛在圣母院后面，像驳船一样连着城岛，波维拉一家三口在那个小岛的弯弯曲曲街道上前前后后寻找。他们问每个碰到的人有没有见到过“戴黑色贝雷帽的士兵”。没有人见到过。最后，在一家饭馆前面两个守着一辆吉普车的法国国内部队人员告诉灰心丧气的一家人，在他们身后的饭馆院子里睡着一个戴黑色贝雷帽的士兵。

海仑头一个冲到院子里。在角落里，有一个兵像一只球一样蜷缩着身子酣睡在阳光中。她心里想，他个子太大，不可能是她随便哪个哥哥。她的母亲和父亲跟着来了。波维拉一家三口都弯下腰，眯着眼睛看着在他们脚下打呼噜的这个身上肮脏、没有刮脸的男子。接着波拉维太太伸出手来，像他幼时熟睡时那样轻轻地抚摸他，摇一摇那个兵的肩膀。他是她的儿子莫里斯。

莫里斯伸展肢体醒来。他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是他的妹妹。他心里想：“她真美呀。”姑娘热泪盈眶，挨近些看着这个上次她看到时还是个刚长个儿的少年的大汉。她看到了他的皮带上插着一件她似乎觉得很熟悉的东西发出的金属闪光。其实，这是他的科尔特点四五口径手枪的一只弹匣。

“哦，”她用羞怯的爱慕的口吻问，“你还吹口琴吗？”

维克多·弗拉贝尔上尉的下巴肌肉“因为笑得太多，吻得太多而感到酸了”。这位三十岁的上尉是第十二团的弹药军官，他的吉普车开到协和桥就有高兴的巴黎人拥上来而寸步难行了。弗拉贝尔尽力要想听懂一个彬彬有礼的十五岁男孩从学校里学的英语，这时有个漂亮的金发女郎从人群中挤出来问他：“我能帮你忙吗？”

笑着的上尉说她能够。他要她答应接受他的约会。她说可以，但只有站在她身旁的母亲也来。他们交换了地址，看到他的地址簿里已经写满了名字，雅克琳·马利西奈心中想，她以后永远不会见到这个爱笑的上尉了。她错了。他会回来的，而且在两年之内，她当初用秘书学校学来的英语与之交谈的这个男子成了她的丈夫。

一英里半以外，在莫扎特大街一所粗石墙面的公寓的四层楼上，另外一个年轻的法国女郎肩上披着睡袍，看着巴黎的解放者列队经过，把她纤弱的身上的泪都流尽了。对安托瓦尼特·夏邦尼埃来说，雅克·马苏少校的辚辚开过她窗下的半履带式卡车意味着“世界的末日”，她与一九四〇年英俊的战胜者汉斯·维尔纳上尉一起生活的末日，她与他一起曾经度过了她一生最快活的时光：占领时期。她“砰”的关上了百叶窗。

汉斯·维尔纳躺在亨利-罗歇福路一家下等旅馆里的床上，那是她谎称他是躲避德国秘密警察的波兰抵抗运动者藏在那里的。他也在听着巴黎解放者的胜利到达。他吸着一支烟，看着一群苍蝇围着挂在他头顶上的光秃秃的没有生气电灯泡嗡嗡转。这时他也听到了“世界末日”的声音：盟军坦克开过他窗下的履带“喀咚”声。

漂亮的慕尼黑女秘书西塔·克莱本也听到了福堡圣昂诺莱公寓外面的坦克履带擦地声。她是和其他留在巴黎的德国妇女一起被扣押在那里的。二十三岁的西塔为了走向她被拘的地方短短的一段路，高傲地穿起了她最讲究的一套行头：浅米色山东绸套服，加上一条栗色披肩。西塔和她的女同胞由诺德林的总领事馆瑞典工作人员先带到布里斯托尔饭店，经过迅速搜查，翻空了她们仔细收拾好的箱子里的巧克力、丝绸、银器、饭店床单，甚至几支袖珍小手枪。

然后她们被押到这个集中站，沿途人群的敌意态度只比拥在肖尔铁茨周围的人群略为轻微一些而已。她在路上所遇到的各种愤怒表示没有比快到这公寓时几个街区以外遇到的更残酷了。在那里，一个面露仇恨之色的妇女向西塔穿着去俘虏营的米色衣服吐了一口唾沫。那是给西塔做衣服的女裁缝。

西塔一听到坦克声，就挤到窗口。从一个宪兵的藏青色制服的肩上望过去，西塔看到五辆肮脏的薛尔曼型坦克在让梅尔莫兹街的头上停了下来。看着快活的人群围着这些她的征服者，西塔无可奈何地想：“战争确是结束了。”她往外看着的时候，有一辆坦克的名字吸引了她的注意。这几乎是个德国名字，西塔弄不懂这样一个名字怎么会出现在法国坦克上。这名字是“哈特曼·维勒科普夫”。

住在附近的街坊全都拥在马塞尔·克里斯坦中尉和他那一排的五辆坦克周围，那些坦克刚攻打了大陆饭店，还带着残痕和火药味。这是解放日这天下午巴黎成千上百个街角到处重复出现的场面。拥在那里的有鞋匠安托万、屠夫勒克莱克、拉伯雷街的珠宝商菲翁、年轻作家保尔·安德里奥塔和他的美国妻子格洛丽亚。还有警察罗伯、上了年纪的夏沙尼-戈雍太太，克里斯坦的坦克前面不远的广场就是以她已故的丈夫的名字命名的。

还有让-梅尔莫兹街十九号看门的聋子特蕾莎、街对面二十号她的算命对手，后者在过去四年中每年新年总预言“开春”就要解放。还有让·缪勒神父，他的圣菲利普·杜·卢尔教堂头天晚上没有响起钟声，十三岁的多米尼克·德·塞维尔至今还不高兴。他们也都在场。在达洛姚面包房的门前，还有那个黑头发的法院书记员耐莉·夏布里埃，她穿着她母亲为解放日送给她的玫瑰花衣服。

耐莉·夏布里埃像西塔·克莱本一样给“哈特曼·维勒科普夫号”吸引住了。她无声地仰慕地看着那个指挥坦克的高大、黧黑、肮脏的年轻军官。耐莉无法挤过拥在她周围的街坊人群，就写了一张条子给那年轻军官。

“您是，”她写道，“我们需要认识和见到的那种法国人。如果有朝一日您再经过巴黎，欢迎您到让·梅尔莫兹街二十号来，电话爱丽舍〇九-八二。”她拼命地把纸条从人群头上递过去给那年轻的中尉。让-缪勒神父现在看到她的这一举动，十五个月后会在圣菲利普·杜·卢尔教堂为耐莉·夏布里埃和马塞尔·克里斯坦主持婚礼。那教堂离这个解放日一辆名叫“哈特曼·维勒科普夫号”的坦克开往莱茵河途中在这里暂停一会儿的地方只有几码远。

九

在其他地方，战斗继续在进行。德国人不知道肖尔铁茨的投降，仍从各自的据点对第二装甲师进行激烈抵抗。随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他们给几个小时以前胜利开进巴黎的年轻军人以及和他们并肩作战的国内部队人员造成了不断增加的伤亡。

从卫生部的一个阁楼窗户，有个旁观者在观看星形广场和帝王饭店周围的战斗。诺曼·刘易斯，那个拄着拐杖到这所建筑物送来星条旗的美国平民，到顶楼来更清楚地观看战斗。他刚到这里，广场里到处都爆发了战斗。就在第一轮交火中，这个一九一七年的老兵为他要想观战的愿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五六颗子弹打穿他面前的薄墙，马上把他打死了。

那个觉得巴黎很大的科西嘉农民莱恩德尔·梅多里二等兵，如今却又觉得他藏身所在的外交部前面的那棵枫树是他见到过的最小的树了。外交部里的德国兵以极其准确的枪法把梅多里和他同连的士兵死死钉在他们所能找到的掩护物后面不敢动弹。在梅多里旁边，与他背对背靠着的是二等兵让·菲拉契，就是那个在开进市区的路上向人们散发纸条寻找他的姊姊的那个孩子。他们两人只要稍微动一下，就可以听到德军步枪子弹打掉掩护他们的枫树树皮的声音。

在外交部里，威利·维尔纳听到德国空军的一名少校军官宣布他拒绝投降。他说，他相信他是“代表他们全体说话的”。他这话可没有代表威利。威利·维尔纳对这个少校的“愚蠢”感到痛心，偷偷溜到地窖里一醉，“在和平中等待战争的结束”。

在大楼前面，另一个第二装甲师的士兵开始打一场他自己的小战争。塞尔吉·杰弗里下士手持科尔特手枪，阿尔及利亚骑兵团红军帽潇洒地斜戴在头上，自作主张出发去找几个德国兵。

他在协和桥上找到了胆怯地挥着白手绢的第一个德国兵。杰弗里同意跟着他到布尔戈涅路去接受他的三十个躲在一道花园墙后的同伴的投降。在附近一个门口后面躲着的看门人吃惊的目光注视下，这个法国人和这个德国人在花园墙一半的地方停了下来。法国人弯下身来，双手扣在一起，把德国人送上了墙顶。然后德国人伸下手来把法国人拉上去。跳下了墙到小花园里以后，德国人领着杰弗里到几扇玻璃门前，里面是间客厅，有一个酒吧和三十名德国兵。其中二十九个举起了双手。第三十个向杰弗里走了过来，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拿着一瓶苦艾酒，给他倒了一杯。

在军事学校的二层楼上，伯恩纳德·布拉契中士观看着对他的据点的进攻。他趴在窗前一条床垫上。在旁边轻声呻吟的是他战争中这最后一天的战友，从慕尼黑来的一个面包师，他的胳膊已被一颗炮弹炸掉了。在他前面马尔斯田园大道的绿茵上，他看到了一连串的薛尔曼型坦克接连不断而来。布拉契开始数一共有多少辆。他数到十七辆就放弃了。它们的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使他的钢盔震掉了下来。突然，这个在一九四〇年六月随第一批德军进巴黎的二十四岁柏林人觉得“这场战争变成了地狱”。

在军事学校后面的邮电部里，阿尔弗雷德·霍尔希下士头天晚上曾经在这里听到巴黎的钟声，如今他与周围的人决定，现在是放弃战斗的时候了。霍尔希发现了一个独创的办法这么做。他在这座建筑物的地窖里打破了一个火灾报警箱，当箱中传声器传来消防员的询问时，他用权威的口气宣布邮电部准备投降。

在大楼前面，外号叫“白象”的第十二库拉两埃团第四连连长乔治·高戴上尉决定结束战斗的时候到了。他把“凡尔登号”坦克倒退几步，然后把它对准大门，开足马力，向沉默的八八口径大炮炮口直撞过去。伯恩纳德·布拉契在窗口看到高戴的冲锋以及“凡尔登号”压过街垒时溅飞的碎片如阵雨一般落了下来。布拉契再也看不下去了，把毛瑟枪折成两段，飞奔到地下室去。

几分钟后，布拉契和十几个德国兵双手高举被赶到一间小屋子中。那里有个魁梧高大的士兵手提轻机枪，口里叫着“希特勒完了”，把他们一个个地赶到窗口往下面的人行道上跳。布拉契听到外面的枪声。他等着轮到他，脸吓得发白。

布拉契给推到窗口，看到下面有他战友的六七具尸体，瘫在人行道上。法国国内部队把俘虏一个个地用枪打死。布拉契趁着管他的那个士兵不备，向左一转身，跑出了屋子。在外面的过道里，他高兴地落入了一批第二装甲师人员之手。

十

当这些洋溢在阳光和欢乐中的街道上枪声渐渐稀疏下来时，巴黎的占领者在他们统治了四年以后的城市里开始丢人现眼的最后一次游行。巴黎人民一看到头一批汗流浃背、面容憔悴的行列，不禁把他们在长期艰难的占领岁月中积压起来的全部仇恨爆发出来。他们对他们拳打脚踢，咒骂，吐唾沫，有时还把他们杀了。

有的宁可自杀，也不愿面对复仇心切的群众，共和国广场一名坦克兵中尉就是这样。有的找到了比较容易的逃脱方法。二等兵格奥尔格·基尔伯换上一套便服，混在人群中同巴黎其他的人一起欢迎解放者。冯-齐格萨-贝恩斯上尉在格兰德宫已经度过了两天的俘虏生活，他穿上一套睡衣裤，说服一个朋友把他送到纳伊的美国医院，“太太平平地等待美国军队的到来”。

但是对大多数人说来，没有办法逃避他们的司令早先在里伏利街曾经受到的粗暴和屈辱的经历。军事警察中士鲁道夫·莱斯在五天以前还到全市各处宣布停火，当第二装甲师的卡车把他拉到警察总署去时，面对一路上向他起哄和威胁的群众，本能地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的囚车。

对肖尔铁茨布置的游行中不情愿的参加者维尔纳·尼克斯中士来说，命运为他保留了特别的讽刺。这一次经过歌剧院广场的游行，可不如上次那么趾高气扬。尼克斯双手高举，从里伏利街走到歌剧院的白色大理石楼梯，一路上都被拳打脚踢。

在夏特莱广场，一等兵保尔·赛德尔觉得他看到的景象似乎比他自己的苦难还要痛苦。他的俘获者叫他停下来，让他不要错过。那是一队二十多岁的姑娘，头发剃光，上身袒露，乳房漆着字。每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陪鬼子睡过觉”。

甚至受伤的人也不能幸免。“拉法号”炮手雅克·德蒂安在把他送到圣安托万医院去的救护车上醒来时，发现有个受伤的德国兵已失去知觉，躺在他身边。德蒂安伸出他那只还可活动的手把他掐死。然后他扯下德国兵军服上的铁十字奖章，塞进了自己的口袋。过了几分钟以后，这件战利品几乎送了他自己的命。在医院的急救室，护士把它放在他的毯子上。一个工作过度的外科医生决定先给自己的同胞动手术，在经过一列担架时，看到每个德军伤员就“鬼子，鬼子，鬼子”的一路斥责。看到德蒂安的铁十字奖章，他也说了一句“鬼子”，就过去了。这个快要昏迷过去的法国人听到他这话，就用一只手肘撑起来叫道：“我——鬼子？你是不是疯子？”

但是在这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成千上万被俘的德国人中，命运最惨的当属大巴黎司令部参谋部军官。他们象征着压迫巴黎人民整整四年的纳粹暴政的核心，巴黎人民对他们特别凶暴。他们在押解的途中，群众都起哄，向他们吐唾沫，要从保护他们的法国国内部队人墙中挤过去撕他们的制服，对他们拳打脚踢。

在这俘虏的长列中，大衣披在肩上的丹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看到两旁的群众不禁打了个寒颤，他想起了头天晚上读到的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的几段话。阿尼姆肯定自己必死无疑。他头脑清楚地对自己说：“我要为我们在这里犯下的一切罪行付出代价了。”这位年轻的贵族为了消除烦恼，尽力想些愉快一些的事情。群情激昂地喊叫的人们刚刚从他手中扯下小提包，阿尼姆走在他们中间，想的是勃兰登堡他家庄园中广阔的田野，他在少年时代曾在那里追猎野猪和鹿。

他的白日梦被一个头戴藏青色贝雷帽的男子喊叫着闯进他们的队伍而给打破了。那个法国人站在他面前，喊叫着，挥舞着手枪，但只有一刹那的工夫。接着他把手枪指向离他最近的那个德国人的脑袋，“砰”的开了枪。那是科隆来的文学教授奥托·凯塞上尉的脑袋，他在头一天还给阿尼姆看了罗尔的“一人消灭一个鬼子”的传单。阿尼姆脸色发白，一阵恶心，他低头看他的垂死朋友的哀求的眼睛。他停了步，法国国内部队的人用步枪推他，叫他继续前进。阿尼姆小心翼翼地跨过凯塞的尸体，心里想：“下一个轮到我了。”

十一

夏尔·戴高乐沉默不语，面无笑容，坐在一辆黑色的霍奇凯斯牌敞篷汽车上向前赶去与历史相会。他同法国首都相隔的最后几个英里在他车旁飞驰而过时，戴高乐觉得自己“心中充满了激情和神圣感”。他回来的道路几乎就是他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在混乱和崩溃中离开巴黎的同一条道路。他是在巴黎市内仍在进行激烈战斗时进入巴黎的，他的盟友事先既不知情，也没有同意。他坐的是一辆法国汽车，开车的是一个法国司机。他来巴黎是为了要协助那场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基本上是由法国人来进行的解放取得圆满结果。

当他的三辆汽车组成的小车队由第二装甲师的一辆装甲车开道抵达被兴奋的人潮挤得水泄不通，黑压压一片的奥尔良门时，刚好是四点三十分不到。他的流亡结束了。他离开法国时是败军之中籍籍无名的一名准将,他回来时成了一位英雄。

他进入城市的那个广场有一条辐射出去的街叫奥尔良大街，在大街另一端是市政厅的堂皇建筑，巴黎起义的领袖们等在那里对他的凯旋进入巴黎打上官方的印戳。他们得多等一会儿。戴高乐的车队没有到市政厅就向左一拐朝另一个目的地而去，那是第二装甲师设在蒙帕纳斯车站的师部。

当他在车站外群众的欢呼声中走进车站时，戴高乐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儿子菲利普，正同一名德军少校离开那里去督促国民议会的投降。

勒克莱尔在第二十一号轨道上等候将军。他把肖尔铁茨的投降书呈交给将军。戴高乐读了开头几行就怔了一下，显然感到不同意。他冷冷地向勒克莱尔指出，罗尔的名字没有必要出现在这文件上。罗尔作为他的下属没有资格签名。尤其是，戴高乐认为这件事是他的共产党对手要窃取巴黎得救的功劳为己有。这不是他想给他们的荣誉。［17］

把罗尔的名字包括在投降书上，使戴高乐心中本来已有的怒火又火上添油。这怒火的来由是这天早些时候抵抗全国运动委员会发布的宣布巴黎解放的公告，其中没有一次提到戴高乐或他的政府。此外，在这公告中，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擅自用“法兰西民族的名义”说话。这可不是戴高乐准备给这个委员会的权利，在他的心目中他早已把它置之脑后了。在戴高乐看来，这一公告读起来像是对他的权威的直接露骨挑战。他准备直接露骨地答复它。

在车站外面，他同勒克莱尔的参谋部军官一一握手。当他来到罗尔跟前时，他在这个眼睛通红、神情疲乏、身穿西班牙内战制服的奇怪形象前面停顿了一下，打量这个年轻的布列塔尼人。罗尔觉得，他几乎是事后想起才接过罗尔的手握了一下的。接着，据他的副官后来说，戴高乐从一扇“行李取件处”的门走出车站，回到他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那个混乱的晚上走出去离开巴黎的那座建筑物——国防部去。

他的短短的车队在一辆孤单的装甲车保护下，开过左岸的街道，几乎经过他幼时玩耍过的那所房子。车队在经过荣军院不远的埃布尔街时，受到了枪火的阻击。他的卫士回击时，戴高乐下车观战。他镇静地抽着烟，站在汽车旁边，他的六英尺四英寸高的身躯，对德国军队的枪法是个傲慢的挑战。有两颗子弹射在汽车车尾箱上。他置之不理。他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一九四〇年同他一起开车离开巴黎的杰弗里·德·库塞尔说：“好啊，德·库塞尔，我们回来的情况至少比离开时好多了。”

在国防部，他的先遣人员刚刚把几座令人见了不快的贝当元帅的半身塑像拿开，他的汽车就在大门口停下来了。他以缓慢的、正经的步伐跨上了楼梯，对他四年前占据的办公室投下了怀旧的一瞥。然后他进入了部长办公室。那里连一张桌子，一块地毯，一幅窗帘都没有移动过。在四年前那个六月的傍晚送他离去的同一个司阍如今欢迎他归来。甚至部长的古老电话机按钮上整齐书写的名字也是他在一九四〇年看到的名字。他心里想，从那时以后，“惊天动地的大事震撼了宇宙。我们的军队给消灭了。法国几乎亡国”。但是，正如戴高乐不无讽刺地指出的一样，在这个把一支没有准备和未经训练的军队送去遭到一九四〇年大溃败的国防部里，“什么都没有改变”。

十二

肖尔铁茨参谋部的军官带着他的书面命令到全市仍在进行抵抗的据点执行投降命令。风度翩翩的雅伊上校给分派到巴黎他最不熟悉的那个地区——共和国广场——的一个堡垒。雅伊努力要在不断吐到他吉普车中来的唾沫中保持尊严，在这一磨难中只找到一个安慰。群众的目标不够准确。护卫他的那个巴黎人上尉挨到的唾沫似乎同他一样多。雅伊是在给他领路。那个法国人冷淡地向他解释，他离开巴黎很久了。

在国民议会前面，一个美国摄影记者，从芝加哥来的二等兵菲尔·德莱尔跟着菲利普·戴高乐中尉同该建筑物里五百名守军派出来的使者谈判投降。戴高乐原来的翻译在拥挤的人群中失散了，这个满身汗渍的美国人自告奋勇代替他。德莱尔同那个制服笔挺的德国军官说话时用的是他唯一能说的而那个德国人能够听懂的外语：意第绪语。

一个接一个，据点终告易手，几乎一个星期以来，激烈的枪声在巴黎的街头第一次慢慢消退。在安茹街瑞典总领事馆的空气清凉的黑暗中，有一个精疲力竭的人躺在安乐椅上。慢慢地，“鲍比”·本德站了起来，全身累得酸痛。他走到挂在领事馆衣帽架上的上衣那里，取出他的手枪。在二十四小时内第二次，他向洛林·克鲁斯投降。这次，沙邦的年轻副官接受了。

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据点仍在抵抗，就是最先开火的那个据点，如今已被炮火烧黑、弹痕累累的卢森堡宫。这里的守军在党卫队部队的支援下整天寸土不让。为了迫使守军结束抵抗，肖尔铁茨派了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恩格尔上校到卢森堡宫去。一起去的还有第二装甲师炮兵指挥员让·克莱邦上校。为了要保护恩格尔不受群众骚扰，克莱邦让这位神态威严的上校躺在他的半履带式卡车地板上。

进了卢森堡宫，克莱邦看到玛丽·德·梅迪齐这座宫殿的拼花打蜡地板过道里的乱七八糟情况感到吃惊。地板上到处是钢盔、子弹匣、翻倒的弹药箱，窗帘和壁挂都已撕破，已经打死的和快要死的人都一起横在波斯地毯上。宫里的党卫军上校指挥员眼眶里夹着独目镜片，铁十字奖章骄傲地挂在胸前，听着恩格尔和克莱邦的简短命令。在他身旁站着一帮年轻的党卫队军官，态度气愤而且坚决，扬言他如果下令投降，就要把他，恩格尔和克莱邦三人一起干掉。

克莱邦看到他们的努力就要失败，感到生气和不耐烦。他告诉那个指挥员和他身后的党卫队军官，他们必须在一小时内投降。他说，如果他们拒绝投降，他们就“不会当作战俘对待”。那些德国人互相辩论了一会。然后那位上校“脸红得像棵甜菜”向党卫队军官们吼道，“以元首的名义”，他下令投降。他们脸色刷的发白，扯下勋章，高呼“希特勒万岁”，大踏步走了出去。

在留给他们的一小时内，他们发射完了自己的弹药。与此同时，其余守军在碎片满地的院子里集合。他们的俘虏也同他们一起过来。那个偷运物资的保尔·巴尔杜高兴地看着前面的这么许多人，他看到看管他的事务长弗朗兹的红脖子身躯。弗朗兹也看到了他，一边招手叫他过去，一边伸手到口袋里。这个曾经不断地向巴尔杜恐吓“今天你把厨房打扫干净，明天你枪毙”的德国人把一只信封交给巴尔杜，然后结结巴巴用他知道的几句法语轻声对他说：“这是写给我妻子的。”

电工法朗索瓦·达尔贝像在地下呆了多天的矿工从地洞里出来一样，从他的控制室出来观看这一景象。达尔贝要留下来。在今后的四十八小时之内，他要留在参议院，监督这一建筑物的除雷工作，主要是由于他的巧妙破坏，这一建筑物才得以保全。

七点三十五分，克莱邦的最后通牒发出后正好一个小时，这所巍峨宫殿的大门打开了。卢森堡宫的党卫队指挥官眼眶里仍昂然地夹着单片眼镜，胸上佩着铁十字奖章，手中拿着一面大白旗，走了出来代表德军的这个最后据点投降。巴黎终于正式地、肯定地得到了自由。

现在最后一批德军俘虏开始列队走过兴高采烈的人群。在卢森堡宫俘获的七百名官兵和十辆坦克中间，两个星期以前在马恩河畔游泳池处手枪被偷走的欧根·荷门斯一脸不高兴地冷然看着胜利者。但是这时他不禁吃了一惊。在第二装甲师的一辆坦克上，双手围着一个法国兵的，竟是安尼克，他不愿丢下不顾的情妇。

对于女人的反复无常，水性杨花，没有德国人比在约翰内斯·希米格尔中尉身旁走过维克多·雨果大街的那个德国厨师受到伤害更深的了。那个厨师一遍又一遍地以一种盲目自信，向希米格尔保证，如果他的女友让妮特能够看到他，“她一定会想法把我救出去。”在雷蒙-朴恩克莱大街的圣昂诺莱德劳教堂前面，她真的看到了他。她向这个吓坏了的厨师奔来，狠狠地向他啐了一口唾沫。

现在，在薄暮开始降临的时候，剩下来的愤怒之声只有偶尔响起的狙击手的枪声了。占领军的枪炮已经沉默，但不是没有代价的。在过去四十八小时之内，几乎有两万德军被俘，伤亡的则有三千二百人。仅仅在这一天里，第二装甲师死四十二人，伤七十七人。平民死一百二十七人，伤七百一十四人。这些数字中的每一个数字都在席卷全市的欢欣浪潮中产生了悲伤的孤岛。

在外交部后面，一个兴奋的姑娘向夏尔·道盖上尉的连跑来。她是二等兵让·菲拉契的小妹妹。他在市里胜利进军路上散发的纸条终于有一张传到了她在美尼蒙当郊区工作的肉铺里。但是她来得太晚了。她的哥哥已在荣军院旁边一棵梧桐树后被打死。这棵树的树干给机枪子弹打得遍体鳞伤。在夏特莱广场，一个焦急的姑娘在一列烧黑打坏的坦克那里前前后后寻找，她是几小时以前高兴地接到的一个电话叫来的。在这些攻打莫里斯饭店的残存坦克那里，她见一个人就问同样的问题：“你认识我的未婚夫皮埃尔·雷格尔吗？”这些戴黑色贝雷帽的精疲力竭的战士没有一个有勇气告诉她皮埃尔刚在两小时之前被打死了。

在舒瓦齐郊区，露易斯·贝尔特在她公寓的门口有些害怕地看着那个身穿制服的男人走近她的门前。那是她的丈夫。他投进了她的怀抱，伤心得全身发抖。原来感到很自豪的雷纳·贝尔特盼望已久的全家团圆不会实现了。他的儿子雷蒙在埃菲尔塔下面杜普莱地铁车站被狙击手的一颗子弹打死了，本来就是在这一天，他们爷儿俩要一起回家，让露易斯在她的命名日感到意外的惊喜。

十三

从达科尔桥堍，沿着塞纳河河滨道，经过里伏利街，一直到全市最著名的百货商店的台阶，一大群黑魆魆的人头济济的巴黎人塞满了市政厅广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广场是第三共和国在一八七〇年宣布成立和一年后“公社”宣布成立的地方。在这里，成千上万的人等待了好几个小时，为的是一桩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全市人民第一次正式一睹夏尔·戴高乐的风采，第一次直接聆听这位四年来代表被窒息的法兰西灵魂说话的人说话。

戴高乐几乎没有来。

戴高乐在国防部他的办公室里刚刚第一次会见了他在巴黎的政治代表亚历山大·巴罗迪。对这个身材瘦小、说话细声细气的巴罗迪来说，这次会见是一件令他不快的经历。戴高乐直率地表示了他对头天晚上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发表的公告的不满，巴罗迪不幸犯了在这公告上签名的错误。

但尤其是，巴罗迪听到戴高乐对巴黎情况的看法感到震惊。巴罗迪似乎觉得，戴高乐以为这种情况简直就是“共产党对他的权威的直接挑战”。在戴高乐眼中，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和类似的组织不过是共产党的不自觉的工具。

戴高乐冷然告诉巴罗迪，他无意由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或巴黎解放委员会来“接待”。在他看来，他没有理由去拜访那个作为市政权力象征的建筑物。他提醒巴罗迪，他是法国政府的首脑。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会接见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和巴黎解放委员会的。而且他会在政府大楼里接见他们。

巴罗迪担心戴高乐没有出现会引起不满和震惊，他要求戴高乐重新考虑。戴高乐坚决不让。他不去。最后，巴罗迪觉得也许有人同戴高乐相交较深可以做到他所做不到的事，他就寻找增援。他打电话给警察总署署长夏尔·路泽。

在与戴高乐做了长时间谈话以后，路泽终于说服戴高乐改变主意，他强调指出戴高乐拒绝前往会对等在那里见他的群众造成不好印象。不过，首先戴高乐宣布两件事。他将先去警察总署，那是戴高乐派抵抗运动和国家权力的象征，然后再去市政厅。而且在他动身之前，他发出了有关他自己的欢迎方式的命令，他认为这是唯一有效的方式，一种他与群众交融的象征。他宣布他将在第二天“正式进城”。他将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从无名战士墓到圣母院大教堂，这两个地方是他要代表的法国传统和延续性的象征。这将是他对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妄自尊大的答复，他希望这样向他对手直率地表示群众支持谁。而且这个活动不会邀请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参加。然后，他不快地向周围的人宣布：“好吧，如果一定要去，就去吧！”

在市政厅，一种越来越失望和恼怒的感觉开始在起义的领袖们中间弥漫开来。戴高乐的缺席，开始使他们感到意想不到，后来使他们不快。如今他们已经生气。乔治·皮杜尔在市议会议长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的脸色苍白不快，嘴里喃喃自语：“以前从来没有人让我等得这么久。”戴高乐决定先去“警察之家”警察总署而后再去“人民之家”市政厅在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拥护者中间引起了高度的愤慨，也许这是戴高乐意料之中的。比盟军早一个星期溜进巴黎的新闻记者菲尔南德·毛利埃听见其中一个成员在叽咕：“这些狗娘养的四年来一直在抓我们，而戴高乐如今却去向他们致敬。”

皮杜尔告诉在场的人，如果戴高乐不到市政厅来，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就“举行没有他参加的庆祝解放的仪式”。皮杜尔指着外面的群众吹嘘说：“巴黎人民是在那里，不是在‘警察之家’。”

事实上，戴高乐对大多数在市政厅转悠的政治性抵抗运动成员的野心所作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起义是政治性质的。他们的打算的确是要把戴高乐向巴黎人民正式推出，这样就巧妙地使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成了他的赞助人。他们准备请他来“协助”他们的会议。他们希望有个重要的“全国性宫殿建筑”交给他们使用。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起草了一份庄严的“共和国宣言”，要戴高乐向群众宣读，这个行动是符合这个广场的神圣传统的。皮杜尔的口袋里已装着这个宣言。这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姿态，可以正式宣告维希政权的结束，也可以更加巧妙地同时标志着戴高乐自己的政府的结束和新的开始。这可以让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以新共和国发起者这个角色出现，以戴高乐为他们的执行长官。这是一种野心勃勃但又天真的梦想，它第一次惊醒不久就会来到。

事实上，这个梦已经来到市政厅白色大理石楼梯脚下了。体格高大、气度威严的夏尔·戴高乐现在通过欢呼的人群向等在那里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成员走来。

戴高乐身穿简朴的卡其制服，只佩戴了洛林十字勋章和战斗的法兰西的红蓝两色肩章，大步走过排在一旁的只穿衬衫的仪仗队，来到等在那里的乔治·皮杜尔前面。他不客气地草草听完皮杜尔的介绍。

在市议会议长的办公室里，两人互相简短致词。皮杜尔言词动人，感情激动。戴高乐同样言词动人，但立即开始他自己特有的庄严的雄辩。

“我们为什么要掩藏我们的感情？”他问，“我们目前经历的分分秒秒远远超越了我们各人的生命，我们可怜的生命。”

然后，他告诉周围的人：“敌人已经动摇，但没有击败……我们的民族团结比以前更加必要……战争，团结，伟大——这就是我的纲领。”

他说完后，皮杜尔从口袋中取出文告。“将军，”他说，“能不能请您走到阳台上去向在这里集合的人民庄严地宣告共和国的成立？”

戴高乐低头俯视这个站在他面前的矮小的人。“不，”他说，“共和国从来没有停止存在过。”

然后，他走向窗前。在他的下面，从塞纳河到里伏利街，以及所有通到市政厅广场的街道上，都是黑魆魆的人头济济的人群。当他出现时，群众顿时活跃起来。一阵阵欢呼的波浪向他涌来。接着群众开始有节奏地齐声呼喊：“戴高乐，戴高乐，戴高乐！”在他的身后，他的副官克劳德·居伊上尉注意到阳台栏杆不比戴高乐的屁股高，就用手勾住了将军的三角皮带。居伊心里想，如果有个狙击手开枪打戴高乐，他很可能掉到下面人行道上去。戴高乐回过头来说，声音可以让屋子里的人都听到：“你们是不是可以别来管我？”居伊放松了勾住戴高乐皮带的手，但仍勾住不放。将军掉过头去，开始向群众讲话。

最后，向群众讲话完了以后，戴高乐回过身来要走了。他看了一眼居伊，向他眨了一眨眼睛说：“谢谢。”

戴高乐匆匆握了几下手就走了。他一次也没有提到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或者抵抗运动。没有胜利的祝酒。等他喝的香槟酒仍在隔壁屋子里冰镇着。他避免了与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会见。皮杜尔的文告没有宣读，仍放在这个矮小的抵抗运动者的口袋里。

戴高乐走了以后，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惊得目瞪口呆，心中悻悻不快，他们听到外面群众的欢叫声震得市政厅剩下的几扇仍旧完整的窗户咯咯作响。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两个共产党书记之一皮埃尔·莫尼埃听见身边一个朋友愤然自言自语：“很简单。咱们给耍了。”

戴高乐在市政厅的小小胜利并不是他在这一天将要得到的唯一胜利。在荣军院的一间还没有装饰好的办公室里，外面的枪炮声仍在回响，有两个人草签了一份三十七页的长篇文件。在庆祝解放的声浪中，他们此举几乎没有受到世人的注意。巴黎的解放正巧发生在圣路易节，同样的巧合又选了这一天作为另一件大事的日子，那就是签订《法美民政协定》。罗斯福在登陆日前就敦促签订这一协定，后来由戴高乐和罗斯福七月间在原则上同意，又经过后来几个星期的谈判，它的最后签字推迟了六七次。

最后，在这解放日，朱利乌斯·霍尔姆斯准将乘艾森豪威尔的L-5型飞机从盟军总部飞到巴黎附近一片麦田降落，把文件带来给皮埃尔·柯尼希将军签字。甚至到这最后一分钟，这一耽误已久的美国第一次正式承认戴高乐在法国的权威的文件仍有它的不足之处。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指示下宣布他“受权签订这协定是根据这样的谅解：法国当局有意为法国人民提供一个机会，可以选择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这样的话可不是要改善同戴高乐关系的话。而且不像英国人在外交部长一级签订这协定，美国坚持由军人签订。罗斯福希望能做到，这个文件不会被混同正式承认法国政府。

职业外交官出身的霍尔姆斯看一看他签字时巴黎的情况，感到了这个文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他知道，华盛顿没有人打算看到戴高乐政府近期内在巴黎建立和运作。但是他明白，在这里，戴高乐已经站稳脚跟，“除了武力以外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他挤走”。他心里想，国务院已经要不得不开始痛苦地考虑这一墨水还没有干的文件的修改了。

霍尔姆斯想，戴高乐“从来没有打算到任何别的地方去，除了今晚他所在的地方——巴黎”。这位美国外交官对自己讽刺地微笑着想：“我们又一次给戴高乐客气地耍了。”这个想法同市政厅台阶上的那个抵抗运动者的想法有些不谋而合。

在协和广场海军部里，有一个德国人逃脱了被俘。哈里·莱特霍尔德少校对加布里埃尔建造的这座王宫的过道走廊了如指掌。他在看到了协和广场的战斗情况以后，躲到了三楼角落里这间小屋子等天黑。外面，莱特霍尔德听到广场里群众的雷鸣般的欢呼。他偷偷朝外望去，看见一辆黑色敞篷汽车从里伏利街开进广场。莱特霍尔德伸手提起他当军事警察的轻机枪。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靠在窗台上，从瞄准器往下望去。莱特霍尔德心里想：“这些法国人怎么冒这样愚蠢的险。”在那里，不到二百码远的地方，敞篷汽车后座上，莱特霍尔德看到了一个法国将军的圆顶帽。他把瞄准器对准那人，准备开枪。莱特霍尔德想，开枪打一个法国将军不失为结束他的战争的杰出办法。在他看着、等着的时候，向经过的汽车挥手的群众的队形乱了，他们涌向汽车。这时又有一个念头出现在莱特霍尔德脑袋里。如果他开枪，这些群众就会来搜查他，把他打死。莱特霍尔德停了下来。然后他不情不愿地把轻机枪从窗台上放下来。莱特霍尔德决定，不管那将军是谁，他的命抵不上自己的命。黑色汽车在他的窗台下开过去了，消失在协和广场的对面。

两年后，在一所战俘营里，这个海军军官从报上的一张照片中获悉了在那个八月傍晚他的机枪瞄准器在刹那间对准的将军是谁。那是夏尔·戴高乐。

十四

暮霭轻轻地落在获得了自由的巴黎。这个城市像被情爱耗尽了体力的身躯一样慢慢地沉浸在一种心醉神迷的麻木状态中，这是这一天感情爆发的自然后果。这是欢悦的风暴过后的温存宁静的时刻。

从费城来的中士阿芒·索里埃罗是第二十一团团长的警卫员，他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圣母院，肩上还扛着冲锋枪。在里面，这个费城人跪在半明半暗中祈祷了一会儿，直到他突然想起，他“带着杀人的武器不属于这上帝之家”。当他感到有些羞愧要匆匆离去时，有两位修女向他招手叫他坐在一只三条腿的挤奶用的小凳上。她们像欢快的燕子一般叽叽喳喳，用一瓷壶的温水洗干净他脸上的污秽。索里埃罗感动万分，他想这一定是“上帝用这方式感谢我来教堂”。

在香榭丽舍大道不远，一个神父走到二等兵乔治·麦克英泰尔跟前。他告诉麦克英泰尔，他的一个教民，一个患了癌症即将死去的老妇人要见一个美国兵，证明盟军已经到达，至少她可以死在自由的巴黎。

神父领麦克英泰尔穿过迷宫一般的街道，到了一所普通的公寓楼。那个妇人住在三层一套陈设简单的二居室公寓里。麦克英泰尔后来说，她的屋子“只能放一张双人床、两张高背木椅，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圣安妮的塑像，一瓶枯萎了的花朵和一只烛台”。那个妇女面容枯槁，“身穿白色花边的睡衣，头戴睡帽”。她通过会说英语的神父问麦克英泰尔：“你们多久能到柏林？”

“快了。”麦克英泰尔答。

那个老妇人尽管每说一句话都感到很吃力，还是坚持要说话。她问麦克英泰尔有关登陆、诺曼底的破坏、人们对你们是否热情接待等等情况，最后，以马恩河战役［18］的热情问：“你杀了多少鬼子？”

他的身后悄悄地进来了两个邻居，带来一瓶白兰地。他们互相敬了一杯酒，老妇人轻轻说：“美国万岁。”

“法兰西万岁。”麦克英泰尔回敬。然后这个头发开始谢顶的美国兵把口袋里仅有的一些东西留了下来：两块巧克力、一块象牙牌香皂。那个老妇人从床边小几上拿起一个十字架给他：“保护你一直打完战争。”他弯下身去，吻了她瘦削的双颊。他答应第二天再来。他第二天再来时，她就已经去世了。

让·德·伏古埃伯爵这天晚上也有一件心愿要完成。这位出身名门的贵族是抵抗运动的领袖，他在长期潜伏期间留了胡子，如今他把胡子剃去，拿了一束鲜花，走上了多塞河滨道五十四号的巍峨的市内住宅的台阶。

女佣前来开门。她呆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双手拍了自己的脸颊惊呼道：“让先生回家了！”德·伏古埃踏进他母亲的宅邸，到了起居室里，他母亲惊喜交集、半信半疑地从椅子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德·伏古埃彬彬有礼地把那束花献给老太太，他作为抵抗运动者曾在雨中躲在街角不敢相认。

“你什么时候从伦敦回来的？”她问。

“我没有去伦敦，母亲，”德·伏格说，“我是抵抗运动的一名领袖。”

她往后一退，惊得发呆。“让，”她问道，“你怎么可以那样做——同那些流氓和共产党混在一起？”她沮丧地又坐回到安乐椅上去。

从佐治亚州来的二十九岁农家子弟里昂·科尔看着眼前的景观惊叹不已。在蒙马特这所公寓的五层楼阳台上，展现在他脚下的是他以前从书本中读到过的，也是他多年梦中见到过的所有景色，在渐深的暮霭中，它们的轮廓如今仅依稀可认：埃菲尔铁塔，圣母院的双塔，塞纳河懒洋洋的弯曲河道。他的主人给他一杯白兰地，然后那对上了年纪的法国夫妇和他并肩站在那里欣赏巴黎夜色的降临。他是他们邀来一起喝一杯的，这个体格高大的美国兵肩上还扛着冲锋枪。

在他们看着的时候，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壮观景色突然大放光明：自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以来，巴黎第一次无所畏惧地灯火通明起来。为了要表示庆祝，巴黎市的电工向全市输送了电力。

科尔面对这样壮丽的景色不禁目瞪口呆。在他身旁的那位太太也倒吸了一口气，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慢慢地，仿佛是在梦境中一样，她把酒杯举过阳台铁栏杆向下面的城市，轻声说：“光明之城。”

科尔低头看她，在黑暗中，他发现她在哭。这时，这个从佐治亚来的农家子弟发现了另外一件事。他自己也在哭。

十五

罗伯特·丁·莱维少校觉得，他一生所担负过的工作中，目前这工作恐怕是最困难的了。这位纽约股票经纪人刚刚被派到夏尔·戴高乐那里去当美军联络官。他找了三天，终于在解放日这一天在巴黎追上戴高乐。他如今等在戴高乐办公室的外间等待将军的接见。从川流不息地从这位伟人的办公室出来的人们的脸上，莱维可以清楚地看出将军正处在脾气极为不好的状态。他可以理解为什么原因。三小时前刚刚搬进来的国防部总部情况一团糟。电灯不亮。电话时通时断，通的时候也只能打本地电话。似乎没有人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终于，居伊上尉把莱维请进戴高乐的办公室。将军从他那张简单普通空无一物的办公桌后站起来，仔细打量五英尺八英寸高的莱维。

“很好，莱维，”他说，“我希望你能说法语。我能说英语，但我不打算说。”

接着的正式报到手续是简短的。完了以后，戴高乐愤怒地伸手指着周围的喧闹声、忽明忽暗的灯光和混乱，向莱维咆哮说：“在这样的混乱中，我怎么能够治理法国？”

他没有等莱维答复，就给莱维开列了三件东西，他认为那是那天晚上有效地治理法国所必需的：香烟、C军粮和油灯。

莱维敬礼退出。他觉得任务紧急，就开始在巴黎街头到处寻觅这些戴高乐认为为了有条不紊地治理法国在这一晚是必不可少的宝贵东西。

香烟——演员牌——他是从一位英国同事那里弄到的。C军粮是从克里翁饭店附近第四师一辆卡车那里弄到的。油灯则比较困难。他在市外公路旁边停着的后勤车队中发现了它们。值勤警卫的美国兵起初拒绝交出他看管的任何物资。最后莱维说服那个美国兵转过背去，由他对油灯进行一次“不告自取的征用”，为戴高乐在巴黎过第一夜照明。

在莱维匆忙离开国防部时，另一个身影溜下了几个街区外的格仑尼叶街的一所房子的楼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拉里·勒苏尔刚刚完成了他向自己保证要完成的从巴黎发出的第一篇广播。他是利用法国电台的发射机把他的广播从首都发出的。他是全市唯一想到用这个办法的广播记者。

在毕加尔区［19］塔巴林舞厅隔壁的一家小酒吧里，勒苏尔的同事查尔斯·科林伍德终于在蒙马特的妓女和小流氓中间找到了避难所。他们似乎是那天晚上巴黎唯一不知道他姓名的人。这一整天，科林伍德自报姓名时都要硬着头皮，因为他过早宣布巴黎的解放会招来一顿唾骂。

在这个欢庆解放的夜里，全巴黎都坐下来吃一顿高兴的，哪怕不一定是丰盛的胜利晚宴。在全城各处，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的官兵们都从他们的背包中取出东西来与他们所能遇到的居民分享。有时这种东西对巴黎来说已成为记忆中的东西。在巴士底广场，一个小女孩向一个美国兵“再要一个小红球”，就像他刚才给过她的那个一样。那是一只甜橙。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而巴黎人则与他们的解放者一起分享他们积攒下来的或者从德军仓库存货中抄来的一点点东西。在有些地方，比如胡歇特街，他们发现了黑市货物大仓库，有黄油、肉罐头和白糖。在另外一些地方，请客的东西只是一盘萝卜和一瓶藏了很久的酒。但不论是什么，都是极其殷勤招待的。许许多多美国兵在这天夜里发现，经过法国人的厨房的调理以后，甚至一罐C军粮也能变得十分吊人胃口。

在国防部里，有个匆忙征来服务的厨师为戴高乐将军准备进城以后的第一餐。这个厨师也刚来首都，他是从维希来的。他原来是贝当元帅的厨师。

在莫里斯饭店，就在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几个小时以前吃了他的最后一餐的地方旁边一英尺远，俘虏他的亨利·卡歇尔中尉也在一顿丰盛的美餐之前不客气地坐了下来。这是饭店经理为了在解放他的饭店时“没有造成太多损坏”而酬谢他的。

在马路转角处的丽兹大饭店里，另外一位吃饭的客人气得大叫起来。侍者刚刚把欧纳斯特·海明威的解放晚餐的账单交给他。

“为保卫法兰西，我可以献出百万千万，”他宣称，“为尊重你们的民族，我可以付成千上万——但是对维希政权，我一个子儿也不进贡。”原来在账单的末尾，侍者机械地在这顿饭钱里添加了维希政权的销售税。

在警察总署，夏尔·路泽彬彬有礼地把他的晚餐客人引到小阳台上。在那里，路泽和朱利乌斯·霍尔姆斯准将一起呷着白兰地。霍尔姆斯就是签订《法美民事协定》的人。

路泽告诉相交已有几个月的霍尔姆斯：“巴黎目前有一种可怕的危险。”他说，这危险不是德国人或者维希分子，“这是共产党人。”他又说：“我可以告诉你一点。目前我们无法控制他们。”他警告说，如果共产党采取大胆步骤，戴高乐政府可能无法制止他们。他要求霍尔姆斯为警察和宪兵弄到武器。四十八小时以后，一支车队悄悄地开到警察总署。车上装有八千支冲锋枪，轻机枪和弹药，另外还有几枚火箭炮。

不论第二装甲师还是第四步兵师都很少有人在这一天晚上心中有这种严重的考虑。大多数人都在忙着享受“世界上历来最伟大的夜晚”，这是从北卡罗来纳州梅斯维尔来的二等兵约翰·霍尔顿后来在回忆时所说的。霍尔顿是在“醇酒、美女、载歌载舞的欢乐世界”中度过这一晚的。第十二反坦克连技术兵大卫·麦克里狄尔“到一家饭馆里去，一切都是免费的，法国人都高兴得发疯，女人在钢琴盖上跳舞，我们都喝醉了酒，不停地唱着马赛曲，尽管我们不懂歌词”。

从这两师的每一辆坦克，装甲车和吉普车中都传出士兵和巴黎女人的欢笑声。在许许多多餐馆里，在不透亮光的门后，他们喝酒，跳舞，唱歌，欢笑，谈情说爱。

记得香榭丽舍大道长度的炮手罗伯·马迪同他的“西蒙号”坦克同伴在这条大道的半路上停下来过夜。他们解放了丽都夜总会。在空荡荡的舞厅里，马迪和他的同伴收到了一件礼物，使他们忘掉发臭的鸭子：世界上最著名夜总会的最好香槟。

在第十二团团部附近的胡歇特街上，一场巴士底节日式的露天舞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由消防员乐队伴奏。一个兴奋的中年妇女给带到警卫中士托马斯·W.朗贝罗那里。她想要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官兵那天晚上都有姑娘陪他们睡觉。朗贝罗叫她放心，情况是在控制之下。

在万桑树林，该团一名步兵营营长担心纪律松弛，命令他部下官兵按班扎营，黎明吹号集合。集合时，他才知道自己失败的程度。几乎每一帐篷都有个睡眼惺忪的女人跟着步履不稳的疲劳未消的兵出来。

在那个欢乐的晚上，语言不成障碍。第四工程团“B”连二等兵查利·哈莱为了要对坐在身旁的漂亮姑娘说些什么，拼命在军队发的对话手册中寻找适当的句子，他心里想，军队真是个愚蠢之极的组织。他对自己说：“你想能够对这个姑娘说‘你有鸡蛋吗’？”

技术兵中士肯·戴维斯是个从宾夕法尼亚州来的粗汉。他学会了一句实用的法语“Vous êtes très jolie”［20］。戴维斯正要用时，有几个法国国内部队人员慌慌张张赶到他的卡车边上来要找几个美国兵帮他们把一个狙击手从藏身处赶出来。戴维斯去了。

回来路上，一辆卡车撞上了他坐的车，把他撞到马路边上，失去了知觉。醒来时，戴维斯看到有许多人脸在他头上时隐时现。其中一个是女人的脸，非常漂亮。使他懊恼的是，他无论如何想不起那句精心操练的话了。结果，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头上的那个漂亮的巴黎姑娘重复说着另外一句话。那是他和他的同伴在诺曼底为偶尔偷只鸡鸭而辩护的话：“为了自由付的这个代价很便宜。”

这天晚上在快乐、欢笑和幸福之中，没有人注意到有辆车篷紧闭的卡车很快地开过意大利大街。车里有个乘客从车篷隙缝里窥看外面的狂欢。他看见一个美国兵弯下身去，把一个姑娘拉到他的坦克的炮塔上来。周围的群众向他们欢呼。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悲哀地拉上了车篷，心里想，“他一生中整整一个时代”结束了。坐在他旁边的汉斯·雅伊上校安慰他说：“战争将在八个星期内结束。”“不会，”冯·肖尔铁茨回答，“在德国，每一棵树的后面都会有个疯子向他们开枪。你看好了。”然后，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吸起他的第一支美国烟，背往后一靠，在一片悲哀的沉默中，驶出了他曾为了使它免遭破坏而出力帮助过的城市，以后要在盟军战俘营中度过两年八个月的时光。

在城外，远离城里庆祝的圈子，一个孤独的美国兵在日记里写了几行字。他是那个在两天以前曾经抱怨过落在他脸上，咖啡里和军便服上的雨水的医助乔伊·加那下士。他写道：“这应该是在巴黎写的。但是他们认为让我们穿过巴黎对我们已经是够好的了。有许多妇女儿童吻我们，男人递给我们西红柿和酒。一直到碰上德国人之前，这一天过得真不错。接着是老一套故事，开枪，更多的人伤亡，掘壕，在单身壕里睡觉。”加那有个同伴给打死了。他是二等兵“戴维”·戴维逊。他是在两座老工厂附近的空旷田野上被枪击中的。加那还来不及领回他的尸体，法国国内部队就把他埋在教会墓地了。那个小个子美国兵将永远长眠在这个他想找个“真正的床睡一夜”的城市的边缘。

就第二装甲师和第四步兵师的大多数官兵来说，这神奇的一天，它的感情、它的柔情、它的美丽的记忆，都是永远地留在一个女人的脸上的。对技术兵中士托姆·康诺莱来说，这是一个身穿白色衣裙的美丽的金发女郎。他最初看到她是在他的营部所在的一所古老别墅的铺鹅卵石的院子里，当时有一批孩子围着他，他看见她羞怯地推着自行车向孩子的圈子挨近过来。她的名字叫西蒙娜·潘顿，二十一岁。她的金色长发披肩，在这个从底特律来的二十七岁兵士来说，她是他离开美国后所看到的最美丽的姑娘。

他也永远忘不了她的头一句话。“我可以把你制服洗干净吗？”她用不太流畅的英语问，“它很脏了。”

听到这话，康诺莱感到“很尴尬，张口结舌，自形污惭，但又十分感激”。天黑不久，西蒙娜就把洗干净的制服送回来了，两人手挽手到附近去溜达。康诺莱觉得他那天晚上好像是“向一百万法国人祝了酒”。他们所到之处都有人跑过来，一边欢笑，一边大叫“爱情万岁”，“美国万岁”，“法国万岁”。他们送他们酒和鲜花，还有眷爱。最后，他们又高兴又疲惫，悄悄地从爱戴他们的群众那里溜走。单独在一起后，从底特律来的高个子中士和穿白色衣裙的法国姑娘跑上了有一片小林的山坡。他们笑着躺倒在山顶的草地上。康纳莱可以看到头顶上的星海，远处，在巴黎的心脏，埃菲尔铁塔的黑色影子映在光亮的夜空上。西蒙娜轻轻地拿起他的手，放在她的怀里。她俯过身去吻他，她的金发撒在他的脸上。然后，她开始轻轻地摸他的头发，这个动作同男人、女人、手臂一样有悠久的历史。

“忘掉战争吧，”她轻声地喃喃说，“为了今天晚上，我的小托姆，忘掉战争吧。”

十六

［八月二十六日］

这是巴黎获得自由后第一个完整的日子，巴黎醒来时仍旧感到头晕目眩，不知所措。解放者和被解放者一样，身体僵硬，有时还感到脑袋昏昏沉沉的，头一天的热情还没有消退，在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普泻巴黎的温暖阳光下，睁不开眼睛。

鲍伯·伍德隆四肢伸开，躺在路易·贝尔蒂的厨房后面的卧室里。这个南泰尔屠夫头一天才被逃跑而去的俘虏者从蒙瓦勒里安山监狱里放了出来。伍德隆感到肩上有人给猛地摇了一下。他酒后沉睡还没有完全醒来，慌乱之中只有一个本能的想法：德国人。他跳了起来。前面站着的是个脸上刮得干干净净的年轻美军中尉。

“OK，伙计，”他说，“你如今又回到军队中来了。”头天伍德隆在去巴黎短短地逛一次时，犯了个错误，到温莎雷诺兹饭店陆军航空队临时总部去登了记。

对许多美国兵来说，这解放后第一天最难忘的时刻是一早在圣母院大教堂里。在那里，在圣约瑟夫的侧祭坛上，里昂纳德·弗赖斯神父穿着借来的法国法衣“为我们留在来巴黎路上的第十二团官兵”望弥撒。三百多名美国兵，一手持枪，一手捧着钢盔，跪在从窗户中渗透进大教堂里来的昏暗的阳光中，参加了弥撒。

更加动人的也许是在这同一个阳光普照的星期六，在巴黎主要的犹太会堂里举行的另一个宗教礼拜。在那里，第十二团的犹太教随军教士莫里斯·弗兰克上尉同一群犹太裔美国兵和四年来被压迫和押解的悲惨幸存者，聚在一起做安息日纪念礼拜。对弗兰克教士来说，“我们被斩尽杀绝的民族的这些面容苍白枯槁的幸存者”是他会永远留在记忆中的形象。礼拜以后，弗兰克和美国兵受到“哭泣的妇女的拥抱，抬起身来，甚至乱扯乱拉……她们倾诉了她们的孩子们在自己的眼前被杀死，丈夫和女儿从她们怀中被拉走的经历”。

他们离开时，满怀感激之情的巴黎犹太人向这些犹太裔美国兵每人送了一件纪念品，感谢他们不仅把他们解放出来而且是从死刑那里拯救出来的礼物。这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同样的东西：黄布做的大卫星，象征着他们刚刚被拯救出来的四年恐怖时光。

在希伊马扎林郊区第五兵团总部，一名德军上校把一只信封交给亚瑟·坎贝尔上校。汉斯·雅伊解释道：“这是莫里斯饭店冯·肖尔铁茨将军房间的钥匙。他不再需要它了。”

在巴登-巴登，乌蓓塔·冯·肖尔铁茨肩上披着一块披巾匆匆赶到一位亲近的朋友的公寓里，他是个退休军官，几分钟之前打电话叫她“马上”赶来。她走进公寓，他就上前拥抱她。然后他告诉她头天夜里从禁止收听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巴黎已经陷落，它的司令已经被俘。

托马斯·康诺莱中士在他的营部暂驻一夜的别墅外面，把他的最后一些物品捆在吉普车上。在他身旁，西蒙娜·潘顿默默地看着。他准备走时，她把一只挂在项链上的小金盒塞在他手里。“我也许永远不能再见到你了，”她简单地说，“我希望你会记住昨天晚上。”

她要他有机会来巴黎就来看她。他答应他会来看她的。他们接了吻，康诺莱就开车走了。他从后镜中看到她穿着白色衣裙站在自行车旁，就在别墅的门前，后来，她成了远处白色的一点，从镜中消失。开了好几英里的车，他仍能闻到她的香水。接着，在他的前面，他又听到了她曾经帮他忘了一个晚上的战争的声音。他从此没有回来。

首先，这个八月二十六日是属于夏尔·戴高乐的。整个晚上无线电都广播了他将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的消息。印刷厂通宵开工，印刷“戴高乐万岁”的标语。这将是戴高乐与历史的相会，他的四年奋斗的结果，他可以引为权威来缄默政治对手的非正式公民投票。

戴高乐认为必须有第二装甲师在他向圣母院行进的路上。他列队检阅需要他们维护安全。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要他们集合在那里，摆出阵势，给居民看到支持他的政府的力量，使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戴高乐绕过盟军指挥系统，亲自下令给勒克莱尔，集合军队准备检阅。他的唯一让步是同意抽出一支作战分队向东北方向的布尔热机场调动，因为那里有一支德军有可能反攻。

整个计划充满危险，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在一个还没有肃清德军狙击手的城市里，只有一团美军和第二装甲师的一支作战分队隔在首都和德军后卫之间，戴高乐竟然打算把一百万以上的人民和他的国家的领导精英集合在一起。自从登陆舰队集中在诺曼底海岸以来，德国空军还没有遇到过这样诱人的目标，也没有遇到过事先就这么明白宣布过的目标。

但是，尽管有这些风险，戴高乐还是决心要进行。他的政治前途，而且他认为，也是法国的前途，完全取决于他是否敢冒这样的风险。他必须在首都正处于解放所激起的感情高峰的时候建立他的权威，他的领袖地位。

他的决定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同美国盟友发生冲突。上午十点钟，第五兵团一个军官不知戴高乐给第二装甲师的命令，出现在第二装甲师师部，给该师送来了当天的命令。第五兵团司令里昂纳德·T.格罗将军担心巴黎的入口通道处于暴露状态，要该师在首都东北侧翼布置防御阵地作为屏障。结果第五兵团被告知，第二装甲师这一天另有任务，腾不出身。

第五兵团愤怒地用无线电报告第一军团：“戴高乐将军正命令勒克莱尔今天从凯旋门到圣母院举行盛大阅兵游行。法军师部对调离作战行动甚为恼火。他们说勒克莱尔已获命令，对此毫无办法。这将使第二装甲师无法脱身，至少在十二小时或以上时间里，无法参与紧急作战行动。”

格罗视察部队回来后大光其火。他向勒克莱尔发出强硬的手谕：“你是在我指挥下执行任务的，不得接受任何其他方面的命令。据我所知你已得到戴高乐将军指示于今天下午十四时参加军队检阅。你必须不顾这一命令，继续执行目前派给你的肃清巴黎及附近地区抵抗的任务。你部今天下午或任何时间都不得参加任何游行，除非由我亲自下令。”

两面为难的勒克莱尔觉得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服从戴高乐。为了尽量缩小他与第五兵团的分裂的程度，他设法躲了起来，这样格罗的命令就送不到他手里。最后，格罗司令部里的一个中校在荣军院附近的一家饭馆里找到了他。中校把格罗的命令交给他，并说，如果该师参加阅兵，格罗会认为这是“正式违反军纪”。勒克莱尔没有办法，只好把那军官带去见戴高乐。

“我把勒克莱尔借给了你们，”戴高乐昂然宣称，“我完全可以从你们那里把他借回来几分钟。”

在阅兵的最后准备工作快要完成时，马吉瓦尔B集团军地下指挥部的电话铃响了。这是莫德尔陆军元帅的“紧急”电话线。没有人接电话。自从这位矮个子的元帅首次视察前线以来，这是第一次他不在司令部。那天上午他出去视察贡比涅附近的部队去了。

打电话来的人非常不安。他是奉元首之命转达一个命令给这位希特勒认为是他最忠实的门生之一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勉强要莫德尔的副手、B集团军参谋长汉斯·斯派德尔中将听电话。他对斯派德尔传达了希特勒头一天下的准备对巴黎进行V型火箭袭击的命令。约德尔告诉斯派德尔，元首要求从加末海峡和法国北部的一百多个V形火箭基地向巴黎进行火箭“下雨”。他告诉斯派德尔，在兰姆斯的德国空军已奉令在那天晚上“用它全部力量”袭击巴黎。

斯派德尔挂上了电话。巴黎市中心不久将有两百万人涌了进来，其中第一批人已开始集合。正当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原来是发给希特勒最忠实的元帅的命令，这使他不知如何是好。斯派德尔决定不去理它。不到一个星期以后，斯派德尔被秘密警察逮捕。［21］

在巴黎，戴高乐本人为他要在市内举行的阅兵游行做出了最后决断。他把它告诉了新任美军联络官罗伯特·J.莱维，后者当时承担了把格罗将军的反对意见转达给戴高乐这个困难的任务。

戴高乐告诉莱维，从军事上来说，格罗是对的。他承认，风险“很大”。但是他告诉少校：“我们必须举行这次阅兵游行。”目标是值得的。

“这次游行，”戴高乐说，“将给法国带来政治团结。”

十七

戴高乐身材高大，态度从容，傲然耸立在他周围的人群之间，站在凯旋门那里，面对法国无名战士墓。他放了一只红色唐菖蒲花圈在墓上简单的石碑前。然后，戴高乐重新点燃了墓上的不灭火焰，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他是一九四〇年六月以来第一个在自由中完成这个神圣举动的法国人。

静默一分钟后，戴高乐转身检阅围着星形广场排列的第二装甲师的坦克和装甲车。成千上万的人从阳台上、屋顶上、窗户里、马路边向他欢呼。然后他回到凯旋门下。在他前面伸展的是香榭丽舍大道。一直到纪念碑，两边都是黑魆魆的欢呼的人群。头上又是温暖的阳光普照，晴空无云，使得五彩缤纷的夏季衣裙和大小旗帜更加鲜艳夺目。

历史很少有一个人像现在戴高乐那样有这么一个令人目眩和兴奋的胜利时刻。

他知道，如果敌人发动突然空袭，这一光荣时刻就要在流血和悲剧中结束，他的政敌就会马上把这悲剧诿罪于他。但是在这时刻，戴高乐看着面前的群众，“相信法国的命运”——和相信夏尔·戴高乐自己。

一辆警车向群众宣布，戴高乐把“他的命运托付给巴黎人民”。第二装甲师的四辆坦克开始驶上大道。大道的两旁都有两道法国国内部队、警察、消防员的人墙，他们手联手在路旁拦住群众往前拥。在戴高乐的身后，新法国的领导人不成队形地走在一起：茹恩将军、柯尼希将军、勒克莱尔将军，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巴黎解放委员会、军事行动委员会等组织领袖，巴罗迪、沙邦-戴尔马。

戴高乐回头对他们说：“先生们，在我身后一步。”

然后，夏尔·戴高乐独自一人先走一步，徒步走上了那条庄严宽阔的漂亮大道，头顶上响着全国人民对他的雷鸣般欢呼。

在他的身后，其余的人不成队形，不分次序，川流不息地跟在后面，形成一股参差不齐的人流。戴高乐是有意这么安排的。他不想要军事检阅的形式。他不希望在他与群众之间有人为的界限，结果就没有这种界限。

大道沿途，群众都站在屋顶上、窗户里、阳台上，挤满了人行道在戴高乐经过时高呼支持他的口号。小姑娘钻了出来向他献花，他又把它们传给了后面的人。

戴高乐觉得，这批群众“就代表了一个思想，一个精神，一个口号”。看着这些高兴地哭泣的孩童，高呼“谢谢”的人们，“把他们的热泪献给我的老年人”，戴高乐“比以前更加”觉得他是“实现法国命运的工具”。

但是，戴高乐也知道，没有欢乐是无限的。当戴高乐从香榭丽舍大道折到协和广场时，第一声枪响了起来。一听到枪声，许许多多的人都趴到地上，或者纷纷逃到广场上第二装甲师的车辆后躲避。阿芒·索里埃罗中士，就是那个头一天去过圣母院的美国兵躲在他的吉普车后面。他向前窥看时，这位登陆日老兵“感到羞耻”。在他前面，巍然在枪火中往前走的，是戴高乐，“腰板非常挺直，代表他的国家高高耸立”。

在广场另一面，第二装甲师的伊夫·钱安比中尉也有索里埃罗那样本能的反应。他也跑去找掩护。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觉得背上有手杖在戳他。“军官先生，”一位气度不凡的老先生叫道，“按你的年纪，你应该站起来制止这愚蠢的射击。”

在圣母院北塔塔基，有一个愤怒的青年在猛敲面前的门。伯特·卡立希中尉曾经得到大教堂一位神父的许诺，可以派个摄影师在塔上拍摄“感恩”礼拜。卡立希可以听到门里边有人说话声。他又敲门。突然门开了，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衬衫的中年平民的没有刮过胡须的脸。他生气地向卡立希叫喊了几句法语，然后砰地关上了门。几乎在这同时，卡立希听到了群众的欢呼声，说明戴高乐的到达。接着他听到了枪声。卡立希本能地抬头望去。从他头顶上的塔身隙缝中，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三支枪口向群众直射。他还在看着的时候，三支枪口缩回到塔里。“我的天”，卡立希惊道，“他们要刺杀戴高乐！”

在大教堂前面，戴高乐的敞篷汽车刚刚到达。戴高乐镇静地走过去，从穿着阿尔萨斯服装的两个小姑娘手中接受了三色鲜花。然后，戴高乐气度昂轩，不动声色地走向圣母院大教堂的中央大门“最后审判门”。这时枪声扫过了广场。法国国内部队和第二装甲师的士兵立即向屋顶射击，把大教堂栏杆上的大理石滴水嘴打得碎片飞溅。勒克莱尔的军官们竭力恢复秩序。脾气急躁的将军本人用手杖狠狠地揍了一下一个乱开枪的士兵。

戴高乐不为所动地继续往前。在半明半暗的大教堂里，应邀前来参加感恩礼拜的人们听到了外面群众的欢呼和步枪的急促射击。如今，当戴高乐走进“最后审判门”时，大教堂里面也响起了枪声。在寂静无声、空气清凉的大教堂里面，枪声的回声轰鸣。会众都纷纷趴倒在地，在居伊上尉看来，似乎要“把他们的祷告书当作掩护盖在身上”。戴高乐距离他的座位还有一百九十英尺，他仍不慌不忙地在中间过道中向前走去，步伐不变，那始终不变的一步的距离仍把他同后面的官员隔开，如今他们的人数已经减少了。戴高乐的一位部长安德烈·勒·特罗克尔喃喃道：“我看到的屁股比面孔多。”有个妇女从她的座位后抬起头来叫一声“戴高乐万岁”，就等不及又低下身去躲了起来。在座位的头排，戴高乐一位高级军官的秘书让妮·斯蒂尔心里想“这些叛徒，他们把他杀了”，接着她看到他的脑袋在教堂后排出现，她又想“真是个好目标”，最后，当他继续前进，“腰板挺直，一道光线从墙影之间落下来，照到他的肩上”。这时，这个漂亮的金发女郎虽然从来不是热诚的戴高乐分子，也感到眼睛里满盈“为这个人感到骄傲的泪水”。

在座位的前排，戴高乐镇静地走到中间过道左边的贵宾席的座位。在他的后面，柯尼希观察了会众，这位比尔哈基姆战役的胜利者大声怒斥道：“你们没有自尊心吗？站起来！”枪声仍扫过大教堂，但是戴高乐拿着赞美诗，站在主持礼拜的神父前面，大声诵念了“我心尊主为大”的赞美诗的每一句话。

他知道继续下去是无谓之举，就在念完了赞美诗后结束了礼拜。戴高乐以他刚才进大教堂时同样稳健的步伐离开了大教堂。

他所能采取的任何姿态，他可能说过的任何的话，都不可能为戴高乐赢得他的这种不怕死的勇气刚刚在同胞中赢得的钦佩和敬仰。有一个当时在场观察他的美国记者说，“从此，戴高乐已把法国置于他的股掌之上”。

到底是谁开的枪，仍是个谜，永远得不到完全的答案。［22］但是戴高乐分子中间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这是由维希政权的民兵和德军狙击手干的。

在双桥的尽头，两名年轻的校官看到勒克莱尔的部队向大教堂周围的屋顶开枪。共产党“罗尔上校”向第二装甲师的雅克·吉列朋中校说：“我看你们的人不怎么懂得巷战。”

“不错，”吉列朋平静地看一眼巴黎起义的领袖说，“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学会的。”

十八

戴高乐周围的人可能对枪击的来源感到不解，但是他本人对于谁是幕后主使人却毫无疑问。他深信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坐车回国防部时对他的助手们说：“很好，先生们，我国存在着准备把我消灭掉然后为他们自己上台准备道路的势力。”戴高乐认为，从最坏方面设想，这些枪击本意是要打死他；从最好方面设想，也是为了要播下混乱的种子，有利于他的对手的政治目的。

等到戴高乐到达国防部时，他已做出了决定。群众的欢呼证明他所受到的拥戴，而开枪事件则表明他处境的危险。他决定要在声望处于高峰时期马上动手，击败对手。他的第一个决定是解除自由枪手游击队的武装，把他们分成小股编入正规军，受军纪约束。

几小时以后，柯尼希将军告诉盟军总部的理查德·维塞林上校：“巴黎目前最大的危险是法国国内部队。”他说，戴高乐希望“把最不稳定的分子编入军队，穿上军服，受到军纪的约束，以此来缓解局势”。为此，柯尼希要求维塞林“紧急”提供一万五千套军服。在柯尼希汇报以后，维塞林又在柯尼希的要求上添上了自己的分量，他向盟军总部报告：“从公共安全的观点来看，局势危急。各种各样的居民都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被这一帮或那一帮团伙逮去。看来，这些团伙大多数是有政治背景的，其中势力最强的是共产党。该（巴黎）地区已迅速成为恐怖活动区，各方面普遍认为某种内战状态随时可能出现。”

戴高乐向艾森豪威尔写信，告诉他绝对有必要把第二装甲师留在城里，直到秩序充分恢复。第二天，他要求艾森豪威尔派一师美军在全市游行，向居民显示盟国对他的支持的深度。［23］

两天以后，戴高乐宣布解散法国国内部队在巴黎的高级指挥部。他宣称，“法国国内部队中可能有用的成分”将编入军队。法国国内部队所有成员都应到柯尼希那里登记。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则在柯尼希司令部监督下集中存储。

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则从它的“民族宫”迁出，另给一所原来属于一个英国勋爵的普通别墅，在那里开了几次会后，该组织也就迅速销声匿迹了。当然，戴高乐从来没有参加它的会议。他接见过它的委员一次，时间很短。他们表示他们打算把他们的组织变成个常设机构，与他的权力并行进行工作，把共产党的民兵的控制权交给军事行动委员会，作为他们的军事机构。戴高乐客气地但直率地告诉他们，他们的任务已经结束。他说，警察将接管治安工作，共产党的“民兵”不再有任何需要。他们像军事行动委员会一样被解散了，后者的委员他从来没有接见过。

戴高乐后来轻描淡写却又极有说服力地说：“我是趁热打铁。”

十九

飞机低低的强烈的轰鸣声充满了夜空。它们是从东北方向来的，令人生畏地一直沿着河边传来，似乎要把沉睡中的梅昂默尔田村的赤陶墙头摇倒。那个上了年纪的德军中士从圣母升天教堂的罗马式钟楼上惊异地望着几十架飞机就在他的头顶上不到一千英尺的高度划破了天空，并翼轰鸣而过。他很久已经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观了。这些飞机是德国的飞机，它们沿着马恩河直奔四十八英里外的巴黎而去。

休伯特斯·冯·奥洛克将军在巴黎正东北的一所旧别墅里设了新总部，提奥·伍尔夫上尉从别墅的花园里也看到了飞机。伍尔夫刚听到飞机发动机声，就赶紧跑去找掩护。这位诺曼底战役的老战士知道，法国的天空是属于盟军的。他听着在头顶上掠过的飞机的轰鸣声。伍尔夫觉得它们的发动机振动似乎与空袭诺曼底的“劫掠者”式或B-24型不同。他想了一下，它们可能是德国空军的亨克尔式。但是伍尔夫知道，德国空军是不会把他头顶上飞过的那么多飞机升上空的。上尉的想法错了。

德国空军第三航空队的确回到了法国上空作短暂的最后告别飞行。在奥托·德斯洛赫大将设在雷姆斯的司令部里没有“健忘”的将领。最后，在希特勒发出第一项保卫巴黎的命令后十三天，也就是巴黎陷落后二十四小时，希特勒就要对巴黎进行当初他立誓要成为巴黎的命运的破坏，只是程度很小。斯派德尔固然按兵不动，没有施放V型炸弹，但是德国空军却是忠于元首的指挥的。

伍尔夫听着飞机平稳地掠过万塞纳树林向巴黎东北角飞去，一共大约有一百五十架。几分钟以后，他听到远处它们投下的第一批炸弹的回声，看见它们的燃烧弹所引起的火光慢慢升空。伍尔夫几乎肃然起敬地想：“我们将再也见不到我们一次有这么多的飞机升空了。”

在巴黎，空袭警报的尖叫声刺过了正在庆祝解放的城市，仿佛它的意思是告诉人们战争已经结束。全市各地，灯火依然通明，人们仍在街上跳舞，舞场和酒吧充满了笑声。警报还没有完，第一批炸弹就已经落地。

第二野战炮团的比尔·马顿下士刚刚开始在万塞纳别墅附近的街坊舞会上同一个可爱的红发女郎跳舞就听到了飞机。他的姑娘和所有别的姑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大约五十个美国兵在镇上的广场中央骂人”。在朗久莫买到一幅巴黎地图的军官比尔·米尔斯上尉是在他设在道米斯尼尔湖附近一家有跳舞场的饭馆的营部里。几个小时以前，米尔斯发现在他的营开到之前，营部所在的地方不仅仅是个供社交性跳舞的场所，还用于更广泛的兴趣，楼上有一家妓院。米尔斯缩在桌子底下，一边听着四周炸弹爆炸声，一边祷告：“亲爱的上帝，如果你把我救出这一劫，我在将来选择营部时会更加小心的。”

德斯洛赫将军的飞机在巴黎上空低飞盘旋，有三十分钟之久，未受任何阻挠。全市没有一门盟军防空高射炮可以对它们开炮。二十分钟之内，五六处大火照亮了夜空。最大的一处还夹着酒瓶爆炸声。这次空袭是巴黎在战争期间受到的最大一次空袭，德国空军在酒市场制造了一场大火。他们也炸死了二百一十三人，伤九百一十四人，炸坏和炸毁五百九十七座建筑物，其中大多数是里昂车站和万塞纳树林之间的居民楼房。

冯·阿尼姆伯爵在王家港林荫大道的消防站暂设的监狱里，听到在远处炸弹爆炸声之上还有另外一种更近，更令这位年轻贵族胆战心惊的声音。那是向消防站汹涌拥来的人群的复仇叫喊。冯·阿尼姆已经可以听到领头的人在三层楼梯下敲门的声音，他们在叫喊：“鬼子，鬼子，把这些鬼子交给我们。”冯·阿尼姆知道，寥寥几个看管他们的态度冷漠的消防队员在暴众一拥而入时是会站在一旁不加干涉的。战地记者克里门斯·波德维尔斯站在阿尼姆的身旁，他们在楼梯栏杆后低头向四层楼梯下消防队水泥地板望去。两个年轻的贵族互相约定，如果暴众上楼来，他们就跳楼而死，也不愿落在暴众之手。

他们默默地向下面看着冰凉的水泥地板，这时外面的尖叫声已升高为不断的仇恨吼叫。接着，在爆炸声和吼叫声之上，阿尼姆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那是坦克履带擦地的金属声。他跑到窗口，看到五六辆坦克开到消防站前停下，炮塔上有美国军队的白星。对勃兰登堡这位年轻贵族来说，今天这个八月夜晚是不会有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了。

他们两人身上只穿短裤衩，光着脚啪哒啪哒地踩在拼花打蜡地板上，奔下了荣军院里黑暗的尘封的过道，到一扇打开的窗户前。在那里，皮埃尔·柯尼希和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并肩地看着德国空军的炸弹在远处地平线落下的爆炸声，心中一腔怒火。然后，这位曾经派他的坦克兼程奔向巴黎，把首都从毁灭中救出的将军开始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一句怒斥的话：“这些无赖，这些无赖，这些无赖。”

克劳德·居伊上尉在国防部熄了灯的外间的窗口前也在观看。他可以看到巴黎屋顶上炸弹爆炸的闪光，五六处起火场所照亮夜空的红色烈焰。在他的左方，在一排关紧窗户的公寓楼后，穿过空袭的闹声，传来了自由幸福的欢笑声。这是一群巴黎人不管空袭，在喧哗地庆祝他们的解放。

在黑暗中，居伊感到有个人悄悄地来到他身旁。那是戴高乐。他情绪阴郁，一言不发，望着窗外的景观。他转过头去，听到了黑夜里的欢笑声。

“啊，居伊，”他叹口气说，“他们以为巴黎解放了，战争就结束了。很好，你瞧——战争还在继续。最艰难的日子还在前面。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

然后戴高乐经过黑暗的房间回到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在油灯下继续刚刚开始的工作。

巴黎自由了——比他的盟友所计划的早十五天。夏尔·戴高乐走在他们的时间表之前，走在他的朋友所希望和敌人所担心的日期之前，回到这里来与历史相会。如今，巴黎在睡觉，他却准备在法国的首都确立他的权威。这时已经过了午夜。另外一天已经开始。

注释

［1］原文为法文，这是《马赛曲》中的一句歌词。—译注

［2］后来他成为美国著名小说家，著有《富人穷人》等。—译注

［3］即凯旋门所在的广场，解放后改名为戴高乐广场。—译注

［4］美军给诺曼底登陆处的临时称呼。—译注

［5］美国飞行家林白曾于一九二七年单独驾机飞越大西洋到巴黎，回纽约后在百老汇大街上游行，受群众夹道欢迎。—译注

［6］霍布根是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座小城。—译注

［7］埃斯帕齐托在军装的衬衫口袋中带着这只小白象好几个星期，相信它会在战争期间保他平安。十一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左右，他在赫特根森林中坦克履带所压出的一条道上爬行时，受到了猛烈的炮轰。他摸一摸口袋里的小白象，好感到放心一些。谁知小白象已不在那里了。他到处找都找不到。“我一定得找到它，”他这么对自己说。一个小时后，他躲在一棵树下，终于找到了它。但是一颗德军炮弹炸掉了他的两条腿。

［8］这最后五十码，凯里再也没有机会跨过。他被送到玛塞尔·托马斯的药房，她对他进行了急救。凯里的行为感动了托马斯小姐。凯里尽管十分痛楚，仍告诉周围的人“不要责怪”大卫，甚至把制服口袋里的那包香烟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凯里被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里，三天以后，充满悔恨和悲伤之情的大卫来探视他，作为礼物带来一瓶酒。凯里瘫痪后被送回美国，但仍与托马斯小姐保持联系，他写了二十多封信给她。最后一封信中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坐起来，伤口仍发痛，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帮助了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我将永远把你铭记于心。”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拉莱·凯里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军事医院里因在巴黎受的伤而去世。

［9］他曾参加法国志愿队在那里反对德国占领苏台德区。

［10］此句原文为德语。—译注

［11］此句原文为德语。—译注

［12］与我国习惯和美制不同，欧洲各国楼层一层叫“地面层”，二层叫一层，依次类推。—译注

［13］原文为法语。—译注

［14］二战时著名美国战地记者，后在太平洋前线牺牲。—译注

［15］英语随军牧师“Chaplain”与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姓“Chaplin”拼法相似，只多了一个“a”。—译注

［16］指西班牙内战。

［17］不过在另一个方面，勒克莱尔忠实地执行了戴高乐的命令。他并不是以他所属的盟军司令部的名义，而是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名义接受投降的。

［18］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霞飞将军和福煦将军曾前后两次在马恩河击退德军。—译注

［19］巴黎著名红灯区。—译注

［20］法语：“你真漂亮”。—译注

［21］不论斯派德尔或者最高统帅部都不知道这天下午计划在巴黎举行的检阅。斯派德尔被捕后被诘询他参与七月二十日反希特勒密谋的情况。他在德国狱中度过了战争最后阶段。

［22］起初大家认为是维希政权的民兵和德军潜伏分子开的枪，目的是在居民中间制造恐慌和不稳定。支持这种看法的事实是，开枪是同一时间在巴黎好几个地方发生的。但是这些狙击手没有一个在开枪时被活捉。有三个在圣母院后面闲荡的人被捕，其中一个被活活打死，但其余两人并没有受到卷入开枪事件的指控。有少数狙击手被发现时就被当场开枪打死，或给揍死，来不及讯问。戴高乐有一次曾对他的保安首脑阿希叶·贝莱蒂说，“这些笨蛋是在向空中开枪。”他和许多别人一样，都注意到没有子弹飞过的呼啸声。但是，巴黎多家医院八月二十六日收容了三百多名受伤的人，大多数是枪伤（其余是人群挤压造成的骨折和瘀肿）。许多声响是法国国内部队和第二装甲师仓皇开枪回击所造成的。许多人后来相信，圣母院里的射击是过分热心的警卫人员的交火。但卡立希的经历证明这点不确实。也有人认为开枪是受共产党教唆，目的是造成不稳定气氛，使得党可以以此为借口，证明有必要让法国国内部队内共产党组成的部分继续担任警察角色。

［23］戴高乐是在盟军最高统帅八月二十七日星期日到国防部来拜会他时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他的要求的。头一天，艾森豪威尔总部还不知道戴高乐的计划，在前线遍找戴高乐以便艾森豪威尔能够向他祝贺巴黎的解放。艾森豪威尔更关心他迅速推进的前线的后方秩序的维持，这种关心要超过他对法美关系政治细节的关心。因此他并不像国务院的同僚，在获悉戴高乐已在巴黎确立地位时那样感到惊慌。艾森豪威尔在回忆他拜会这位法国领袖时说：“我要看到的是巴黎局势得到控制，就我来说，戴高乐是能做到这一点的最佳人选。我希望我的拜会能向人民表明他得到我的支持，并且表明，就我来说，戴高乐是法国的主人。这是我要的效果，这也是我得到的效果。” 艾森豪威尔派第二十九步兵师完成戴高乐要求美军在首都显示实力的任务。两天以后，在八月二十九日，该师举行了一次历史上最独一无二的游行。该师穿着全副作战服装，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过去，接着就一直开出了巴黎市的另一头。这一天还没有过完，它就参与了战斗。

附录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冯·肖尔铁茨将军投降后三天，西线军队总司令莫德尔陆军元帅向阿道夫·希特勒的总部发了下列电报：

28.8.44-12.45

P.C.急电

致：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人事局

指挥事务

仅由专派军官转

绝密

致总参谋部：第一局，军法处

第二局（原件）

第一副件发B集团军

我已要求帝国法庭庭长对步兵将军冯·肖尔铁茨及其同谋犯提出违反纪律的刑事诉讼。

冯·肖尔铁茨将军未能尽到派他担任保卫巴黎的将领该尽的责任。

我不能肯定地说他未能尽责是由于炮火致伤还是由于敌人使用特殊武器以致其抵抗意志弱化和行动能力弱化。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莫德尔

西线总司令

第三局第七七／四四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美）克劳斯·P. 费舍尔（Klaus P. Fischer）著；佘江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1

书名原文：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German Judeophobia and the Holocaust

ISBN 978-7-5447-6645-6

Ⅰ. ①强… Ⅱ. ①克… ②佘… Ⅲ. ①纳粹大屠杀－研究 Ⅳ.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231691号

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German Judeophobia and the Holocaust

by Klaus P. Fischer

Copyright © 2001 by Klaus P. Fischer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392号

书   名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作   者　［美国］ 克劳斯· P. 费舍尔

译   者　佘江涛

责任编辑　陈 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0

字   数　429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645-6

定   价　6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目录

致 谢

导 言

第一章　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强迫症的进化

意识形态的妄想和狂热的仇恨

几种对犹太人的仇恨：西方的观点

中世纪的基督徒和犹太人

移民和强迫集中居住

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

民族主义和欧洲种族主义年代的犹太人

第二章　德国人和犹太人，1700—1871

作为一个德国问题的犹太人问题

解放运动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犹太人对解放运动的回应

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混合的社会体系：第二帝国，1871—1918

大众的民族化

对种族主义的尊崇和民族偏见

犹太人在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反犹太人偏见的多样性

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犹太恐惧症的聚集

纳粹犹太恐惧症的兴起

阿道夫· 希特勒的犹太恐惧症

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德国基础的分裂

犹太人灵魂的分裂：一体化、自我认同和自我仇恨

犹太人对犹太恐惧症的反应

魏玛时期犹太恐惧症的强度如何？

第六章　纳粹的种族国家

种族和政治

党卫队：极权主义控制和种族灭绝的工具

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

野蛮的行为和未协调一致的攻击，1933—1935

犹太人最初的反应

妄想加速：纽伦堡种族法

对外侵略、绥靖、大屠杀和战争，1938—1939

第八章　大屠杀的前奏：从安乐死到种族清洗

庞大的种族净化开始：安乐死

东线种族清洗的理论和实践

毁灭的等候室：在强迫集中居住区犹太人的集中化

德国犹太人的末日

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

大规模的杀戮计划

国家授权的杀戮：大规模的枪决和毒气杀人

犯罪者：普通的德国人？

通往极端邪恶的会聚之路

1. 纳粹权力精英生物学—种族的世界观

2. 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宣传效果

3. 集权主义科层体制的共谋

4. 文明约束的崩溃

5. 战时环境的掩盖和对俄战役的残暴效果

6. 被占国家和卫星国的合作

7. 在冷漠世界里受害者的消极性

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

“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的传说

从集体犯罪到集体的心理抑制

受到心理抑制的事物的回归

新的统一德国的围墙

精选文献

原始资料

二手资料

返回总目录

致　谢

不久以前，我做了一个让人神经崩溃的噩梦，我梦见了大屠杀。噩梦的开始是，我受邀给一群似乎地位显赫的人士做讲座。当我开始演讲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孑然一人，手里拿着话筒，身处恐怖的、停尸房般的博物馆，里面塞满了犹太受难者的尸体，因受到严刑拷打而损害严重，残缺不全。惊恐之中，我快速穿过这间可怕的屋子，不时撞上奇形怪状的尸首，每具尸首都有鲜明的体征表明死因。我气喘吁吁，试图向看不见的听众解释我所看见和所描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听众应该相信我的证词。正当我在讲述这一信息的时候，这间屋子的墙壁、天花板、地板开始滑动，改变了位置。地板变成了渗透鲜血的尸体。我十分惊恐地试图跨过尸体，找到出口。就在这时，我一身冷汗地醒了过来。

噩梦暗示着两件事情：一是我认识到我正在触及一种最原始形态的邪恶；二是我感觉到令人悚然的疑虑，即我是否有能力深入其中，去理解这种邪恶，并向其他人解释这种邪恶。令人庆幸的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对我助益匪浅的理性批评者们众多热情的支持，特别是我的太太安。没有莱奥纳德· 马萨克的鼓励，没有我们对“作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持久不懈的交流，我对犹太人经历的理解将会缺乏有价值的洞察。同样，假如没有杰弗里· 伯顿· 罗素对邪恶和人类的攻击性提供有价值的回应，我就远不能在总体上把握邪恶的本质，特别是纳粹的本质。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罗素一直是坚定而严苛的批评家。他对关键问题的眉批，经常以极度痛苦的表白形式出现，即当他读到纳粹的残暴和谎言最恶劣的情景时，他颤抖不已。此时，我知道我的写作处于正确的轨道之上。

我要向罗杰· 莱登和格哈特· 霍夫迈斯特表示感谢，他们阅读了手稿相当多的部分，提出了有所助益的建议。我要向阿兰· 汉考克学院的良友和同事加里· 比尔利，以及在不同研究机构工作的我的学生表示感谢，他们帮助我澄清我的思想和观点。我要向希拉· 哈蒙表示感谢，她为整理手稿做了无价的工作。还有康提纽姆出版社的编辑弗兰克· 奥韦斯，他是一位尖锐的批评家和敏感的导师，我要向他的支持和有价值的建议表示感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了我一直在理智上知道的事情：痛苦的过去永远在当下的表层之下不远，我们对付它的本能办法就是去抑制它。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旅行的时候，这一点十分明显，对于许多人来说，犹太人受难和大屠杀的主题一直是一个禁忌，包括我的一些亲戚，他们有意回避讨论这一问题。为了使未来的世世代代不再去经历类似的恐惧，当务之急是面对这种极端邪恶，只有它才能定义大屠杀的含义。为此，我真诚地希望我的书能作出些微的贡献。

导　言

由国家发起的对600万犹太人的杀戮通常被称为“大屠杀”，它是20世纪最大的犯罪。鉴于这种强加在无辜受害者身上邪恶而有计划的残暴，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为其贴上历史上最重大犯罪的标签。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无疑导致了历史学家们提出两个关键的哲学问题：一是这样的邪恶是如何在许多人认为是进步的西方突然爆发出来的？二是给世界提供了最杰出的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神学家以及作家的德国人，为何屈服于一种在1900年任何一位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预言出现的兽性？本书试图回答这一显然令人费解的问题。

任何一位希望解释这一重大事件的人，从一开始都应该表明自己所持有的假定，以及通过自己的著述传达的信念。指导本书的一条主要原则是，努力避免在叙事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两个极端：德国人恐惧症和辩护性的修正主义。五十年前，当施加在欧洲犹太人身上的可怕暴行刚刚结束时，许多人想指控所有的德国人要对纳粹政权的邪恶行为负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这样一个意味着普遍罪行的总体指控，就相当于用一把定罪的刷子把所有的德国人玷污，所以盟国很快就制止了这种反向的种族主义方式。仁慈而头脑清醒的人们认识到，你不能用罪恶的领导层所犯下的罪行来指控整个民族，从而陷入与促使纳粹杀戮600万犹太人一样的非理性的想法当中。

然而，在这一巨大罪行的符咒之下，一些历史学家继续以公开或更加聪明的暗示主张普遍性的德国人原罪的论点。注在最极端的陈述当中——正如本书作者在一次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大屠杀讲座上所闻——这一论点断言：德国人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起因于他们是天生的种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正如一位演讲者的断言：可能是德国人血液中某种化学上的反常，导致了他们犯下如此十恶不赦的罪行。同样的观点在本书作者1989年收到的匿名信中也有所体现，信中认为：决不能允许德国再次统一，因为我们必定立刻就要“打起精神，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德国已经公正地获得了一直跪下去的权利，获得了承受永久残疾的权利。别忘了，对于那些因其反社会行为而被处以无期徒刑的人来说，难道社会要免除他们无假释可能性的终身监禁的处罚吗？”正如这些极端观点所坚持的，如果一个人最初假定所有的德国人都是邪恶的，那么他就会偏向于在德国历史中寻找，并一如既往地去发现选择性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论点。不过，在这一形式中，它正是纳粹观点的另一种变异：犹太人都是邪恶的。这一观点来自种族主义的信条：一些人类群体由于遗传的构造，是完全有罪的。在大屠杀之后，仁慈而文明的人不能认可这一信条，因为这等于是给予了希特勒最终的胜利。

无可否认，今天令人尊重的历史学家不再持有如此极端的观点，更多的却是大屠杀否认者的叫嚣，他们声称杀戮从未发生；更多的是聪明的诡辩者伶牙俐齿的断言，他们坚持认为，大部分德国人并不知晓或者被迫执行命令。也有一些辩护者坚信：希特勒和其亲信要负全责，并且暴行是许多其他民族一起犯下的，这使得他们和德国人一样坏。通过可以想象到的策略——从简单的否认、对命令的服从、境遇的开脱、受骗（我们也是希特勒的受害者），到相对的淡化（我们都是坏人），等等——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已经试图洗刷历史记录，声称：尽管也许是误导，但是纳粹分子希望德国过得最好，他们并没有犯下反对者所归于他们的滔天大罪。

假如一种研究方法是处罚性的，另外一种就是开脱性的，且两者都明显令人无法接受，那么，还有其他什么解释性的策略能使我们更有可能接近真相呢？我们必须理解：鉴于我们不同的知识投入，甚至最谨慎而诚实的历史学家，也必然在价值判断上有所不同。那些在知识和道德上关注犹太人经历的历史学家，无论他们对德国人多么公正，都可能去夸大德国人的罪行，而德国的历史学家则可能会弱化这一罪行。近年来，人们一直就多少德国人实际知道和参与了大屠杀进行争论。迄今为止，这主要是一场单方面的争论，因为正如人们所感觉到的，德国人似乎厌恶和厌倦了有关纳粹的争论；他们要继续他们的生活，要铸造一个统一和富裕的德国。用许多人的话来说，他们需要终止整个肮脏的事件，他们不需要被那些不断提供无限量罪恶药剂的人所打扰。他们并不介意是否有超出以前数量的德国人涉足大屠杀。他们想知道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安排促发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似乎暗示着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卷入了对犹太人的杀戮。

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了祖先们的罪行，即在什么程度上德国过去的几代人要对大屠杀负责？近来在英裔美国人社群中出版的几本书复活了“民族性格”这个概念，一些是好意的，另一些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是值得怀疑的。注 民族性格存在于漫长的历史因果关系链的结构当中。在这一结构当中，作为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结果的前因，人格和社会运动是联结的。确实，思想是有结果的，但是路德的思想引发了宗教改革，而非大屠杀。用“反犹太主义”这一术语——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天生就是含糊的——来指控德国历史中的每一位主要的思想家，可能会塑造出对犹太人轻微的、温和的或极端的敌意；但是把这一术语从过去的文化背景中剥离出来，这种“联合犯罪”并不能与依然需要解释的大屠杀事件建立因果关系。所有这些研究经常将德国史转变成所谓的异常思想和行为的实验室。这些研究假定德国的过去是一个独特的连续体，与其他民族的过去是显然不同的，因此孕育了导致纳粹出现的变态特性。纳粹的出现是有逻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这一观点，犹太恐惧症不仅是大屠杀发生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反犹太主义的言论被从数百年的犹太恐惧症中搜集出来，并被显示为奥斯威辛和万字旗的先兆。在这种依然在许多研究中盛行的形式当中，这相当于一个滑坡效应的观点，它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定，即一个假设的行为过程通过一系列步骤，导致了不受人欢迎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结果。因此，当马丁· 路德1543年写作了《论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一文时，关键的第一步就此迈出。一些人认为，路德是“纯粹和简单的种族主义者”，他在这篇文章中启动了某些思想，犹如链条中的连接环，它们导致其他类似性质的思想（费希特、阿恩特、扬），这些思想又导致了其他的思想（杜林、马尔、瓦格纳、施托克尔），最终，这一倾倒的多米诺骨牌在希特勒和大屠杀那里得到了令人痛苦的结果。正如下面所要揭示的，除了抽干德国历史所有正常的东西，从而给整个民族贴上标签之外，对大屠杀为何在德国发生的问题，这一方法没有得到任何些微的理解。

是犹太恐惧症（被定义为非理性的害怕）、对犹太人的偏见和仇恨引发了大屠杀吗？除了其他方面，这一答案依赖于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什么种类的犹太恐惧症或者反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外国人恐惧症的、社会歧视的，或者生物学—种族的；也依赖于它表达自身的强烈程度。但是，我的观点是：没有单一世系的犹太恐惧症是德国所发生事件的充足理由。正如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普遍理解的一样，反犹太主义意味着对犹太人的偏见，意味着将犹太人排除出公职之外，将犹太人降低到没有基本权利的少数人群体。但是，反犹太主义偏见不是对大屠杀发生的充分解释。只有当对犹太人的仇恨超出了偏见，成为变态的时候；只有当它将对个别犹太人的仇恨和对整体犹太人强烈而非理性的仇恨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开始对大屠杀建立因果的关系。

为了把握更深层的关系，对犹太恐惧症在德国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并以什么形式被制度化的进行提问，也是重要的。例如，它是教会发起的从而得到教会认可的吗？它是国家发起的从而得到法律许可的吗？它体现在政党、市民协会或商业协会、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文化传统当中了吗？它得到教育机构的推动或强化了吗？

在检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发现德国人的记录不是非常好，犹太恐惧症深深地体现在德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但是与俄罗斯或者东欧国家相比，也不是最坏的。因为德国的犹太人在19世纪很快地被同化到德国社会当中。正如将要显示的，东欧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把德国看作躲避迫害的庇护所，看作他们最高贵精神追求的国度。换句话说，在1933年之前，历史的记录并不支持灭绝犹太人的意图。在大众歧视性的犹太恐惧症和大屠杀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路德到希特勒不存在反犹太主义的因果链。真正导致灭绝犹太人思想的前因，可以在第二帝国创建那代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中发现，因为就是在种族主义的幻觉和妄想的温床上，希特勒的一代成长起来。战争和可怕的战败结果，打开了政治极端主义的泄洪闸门，给顽固的纳粹精神提供了养分，这一精神的核心是病态的反犹太主义。换句话说，在1918年之后，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德国比在任何其他的国家都要得到强化，它依附在右翼的社会运动上，特别是依附在纳粹党身上，成了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罗森贝格、海德里希、鲍曼）个人的强迫症，所有这些人都残忍地仇恨犹太人。

在1933年到1939年间，这种灭绝犹太人的犹太恐惧症成了国家发起的东西，它在这六年内的目标就是剥夺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的公民权利、生活和房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另外几百万犹太人归到希特勒的控制之下，从而进入到实际的种族灭绝阶段。首先需要解释的就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个词是纳粹分子对杀戮犹太人委婉的说法。这里的主要难题在于，德国人是否在整体上希望灭绝犹太人。在什么程度上，纳粹领导层成功地对德国人进行了灌输，让他们支持这样的魔鬼计划？用一个结论性的答案回答这个问题——后面的一个章节将提供答案——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有后见之明和更多的信息，我们也不能确切地知道在德国人的集体意识之上是什么东西，特别是在极权主义的背景和总体战的时代。另外，为犯罪政权及其帮凶犯下的罪行去指控整个民族，也存在着某种在道德上产生抵触的东西。最近的尝试是扩大犯罪者的范围，宣称那些杀害犹太人的人是全体德国人的“代表”，而德国人必然是由同样残暴的仇恨犹太人的人构成。这些尝试犯了两个重要的逻辑谬误：一是构成的谬误，它宣称局部的真实就是整体的真实；二是非典型性的普遍化的相关谬误，它试图从大屠杀杀戮者的构成推论出全体德国人，即德国人必定是同等的杀戮者，假如这不是事实上的，那也是意图上的。本书的目的是：既不指控，也不开脱；既不设计欺骗性的逻辑陷阱去诱捕所有的德国人，让他们成为残暴的犹太恐惧症的患者，也不设计逃脱的舱口，让德国人不再接受道德的责任。作为整体的德国人并不希望灭绝犹太人，也没有被灌输到脑子完全坏掉去支持大屠杀。我们发现，围绕在大屠杀身上的严密面纱证明我们的观点是合理的，这一面纱明显有许多漏洞，有关德国人残暴地对待犹太人的信息很早就泄露了出去，纳粹分子十分怀疑他们的种族灭绝计划会被德国人接受。即使有超出过去假定的，更多的德国人知道“最终解决方案”，同时，德国的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大屠杀当中；但是这些都不能否定这样的事实：纳粹领导层相信德国人是不会支持如此巨大的杀戮计划的。

事实是，纳粹领导层建立了巨大的恐怖机器，这一机器找到了许多自愿的帮凶，只有相对数量很少的德国人公开和坚决地破坏和捣毁这部机器。许多德国人为大规模杀戮助了一臂之力。本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为何这种情况会发生。集体杀戮者，特别是种族灭绝的工程师阿道夫· 希特勒到底在想什么？包括希特勒，这些杀戮者是否精神错乱，或者他们是否仅在这个领域或者其他领域患有幻觉的思想？我的意图本质上是“没有希特勒，就没有大屠杀”，但这并不是打算去清除德国人的责任。希特勒是德国人无可争议的独裁者，他作出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单边决定。对这一问题是无可争议的。唯一遗留的问题是，希特勒何时下达了灭绝犹太人的命令。对这一问题，历史学家的答案是不同的。一些人认为他一直怀有灭绝的念头；一些人认为他是在确信战争失败的时候才下达集体杀戮犹太人的命令的，因为在他扭曲的灵魂中，种族灭绝的方案是种族赎罪的最终方案，未来德国强大的种子生发于此。

希特勒可能是恶魔的肉身，但是德国人直到最后都给了他无条件的支持。我们如何解释为何“正派”、文明、受到良好教育的德国官员会和一个残忍的政权合作。我们对这一讨论的聚焦，依赖于德国人所呈现出来的人类学和文化的特性，尤其依赖于这样一些文化特性：集权主义、极端的种族优越感、对军国主义的偏爱，以及心理上的一些习惯——极端的刻板、傲慢、强迫性的遵守秩序。这些文化特性转而与某些心理特性相联系，这些心理特性不仅是疯狂的纳粹领导人和他们建立的机构（盖世太保、党卫队、党卫队保安处等）的特点，而且也是许多普通德国人的特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这些特性，使他们被畸形的思想所迷惑。

最令人不安的是，如何能够解释许多杀手心安理得地去执行他们的任务？在这里，我们的焦点将集中在某些防御机制（丧失人性、人格分裂、心理投射、麻木不仁、丧失现实感），扭曲的意识形态思想，十足的虐待狂等方面。本书将要显示的大屠杀的集体性行为，符合在历史上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的某种模式，它也在心理实验中部分得到复制。确实，根据其动机、内涵和结构，残暴有其自身的逻辑。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杀手；我们作为个人相互杀戮，我们还相互组织起来集体杀戮。战争是人类杀戮的最高组织行为。大屠杀也是一场战争，不过是独特的战争，因为对手是非战斗人员，大屠杀挑战了传统的军事思想。然而，对于希特勒来说，犹太人是特别有害的，是具有毁灭性质的战斗人员。由于这一原因，他认为自己同时发动了两场战争：一场是传统的，一场是种族的，后者与前者同样重要。因此，根据这一点，假如没有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没有大屠杀。特殊的心理才能想象和发动这样一场末日启示的战争；变态的人格被用来实施这场战争；心理机制和组织机制被用来灌输、诱惑、感染民众，并赋予大屠杀以正义之名。假如对大屠杀事件做一个远距离的认识，所有这一切也需要在细节上给予解释。

最后，每一位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它涉及这一事件的“独一无二性”。大屠杀是特殊的，在历史上没有类似的事情吗？或者它仅仅是人类史上先前种族灭绝的缩影吗？另外，这两种观点—— 一种是宣称独一无二性，另外一种是断言重复发生——是否相互排斥？艾萨克· 多伊彻谈论了独一无二性，他断言：

对于那些试图理解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障碍是这场灾难绝对独一无二的性质。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历史视野的问题。我怀疑一千年后，人们将比我们今天能更好地理解希特勒，以及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等集中营。他们会有更好的历史视野吗？恰恰相反，可能后人没有我们理解得多。

恩斯特· 诺尔特提出了富有争议的相反观点，即纳粹主义的行动，包括大屠杀，必须与其他从事类似种族灭绝行为的极权主义制度一道来看待。他认为，如果给大屠杀贴上绝对独一无二性和最彻底邪恶的标签，把这一事件看作绝对单一的，那么历史学家将永远受到谴责。独一无二性否定了传统的历史信条，即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存在于时空当中，体现了重复出现的人类特性，而非单一的德国人、犹太人、中国人或印度人的性质。一个未明确阐述但经常被假定的推论是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它必然是由某种存在于德国人性格中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引发的。对于一些当下的历史学家而言，独一无二性的论点蕴含着德国人独一无二性的论点，这样，那些相信这一解释理论的人必然发现，只有德国人显示，而其他民族没有显示的一个特性或者一组特性。这样，对于这样的历史学家而言，大屠杀只是在德国人那里设定了原罪的存在。

本书试图避免以上两个极端，它认为大屠杀在种族灭绝的规模和强度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人们必须把它作为人类邪恶的历史显现接受下来，这种邪恶存在于过去，因此也可能在未来重复自身。德国人犯下的罪行，需要对特殊的使之成为可能的德国的条件进行分析，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不是德国人的人来说，假定这些条件是内生于德国人总是快慰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相关的种族灭绝的行动，否定了特殊的德国人疾病的论点。更有可能的是，那时的德国人是强迫服从的、遵守秩序的民众，具有集体组织行动的天分。他们认可残忍的领导者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卷入甚至积极参与实施种族歧视、排除和灭绝的计划。这一计划显示了鲜明的德国人认真彻底的特点，它如此致命，以致先前的种族灭绝相形见绌。

在解释和描述导致大屠杀的事件中，从一开始表明一个人知识和道德的假定是重要的。本书采取的道德观点不同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相信理性、自由、人类尊严、宽容、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统治，以及通过运用科学的人文主义追求真理。同时，在基督教和康德哲学的基础上，人们必然断言：人本是曲木，不可能被造就成完全笔直的。五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证明人类不是善的，更不用说是完美的，18世纪大多数思想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假如给予人专门的灌输、贿赂、腐化，大多数人会乐意帮助任何一种犯罪，甚至种族灭绝。邪恶是历史中的现实存在；它既不是我们原始遗产的一部分，也不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邪恶是一种道德的缺陷，它来自扭曲的本能和变态的欲望：“它蜷伏在我们意识最深的地方，散发着对上帝的恨和对死亡的爱。致命的邪恶把我们和虚无联系起来。”

决定本书叙事的基础是几个解释性的假定和策略。第一是存在着修辞和行为的对应，一个人所信的和他所为的对应。阿道夫· 希特勒和他的亲信是真正的信徒，他们相信犹太人对德国有着致命的危险，因此必须被驱逐和消灭。希特勒所说的他的“花岗岩般坚实基础”的信仰，特别是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真诚相信且按其行事的。第二是要绝对相信希特勒和他的党羽是残暴的犹太人的杀戮者。第三，我们假定纳粹领导层是离经叛道的，具有天生的操纵权力的能力。元首设定的管理风格的基调，就是操纵他人和不信任他人：“我只告诉他需要知道的。”作为最诡异的罪犯，他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古老的生活信条：能够口头讨论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记录下来。”由此推论：在判断希特勒和他最亲密的圈子之间的精确性和真实性的时候，一个人应该宁可使之过于谨慎为好，因为他是在和一帮精神错乱的说谎者打交道。另外，欺骗在纳粹德国被制度化，在研读纳粹的“官方”文件时要极度地谨慎。当然，文献是历史重构的飞轮，但是，偏爱官方或政府的文件可能是一个大的陷阱。大屠杀是一个犯罪政权实施的，它的官方资料原则上是不可信的，因为它们受到了谎言和其他思想错乱的污染，充满了遗漏、迂回、夸张、隐瞒、委婉，这对犯罪的思想是习以为常的。接下来是范围更广、较少受到污染的信息，包括日记、自传、文学、画报、杂志，以及大量其他跨领域的资料，它们必然覆盖在这一复杂和令人悲痛的事件上。

尽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以下的方法是跨学科的，采用了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哲学和历史学的概念，但是它的重点一直是放在人类的选择和行为，而非经常倾向于变为具体化的抽象之上。确实，我们看到或者体验到特殊的东西，我们经常在普遍的意义上进行思考。这就是我们为了解释事件，并给予这些事件以意义所付出的代价。重构复杂历史事件的行为需要许多解释性的原则，但是这些有助于理解的帮手有时会变成自身的对手，它们推动着叙事，并且把叙事包裹在抽象的云雾之中。大屠杀不应该消解在语言学或者统计学性质的一种抽象之中。抽象是不负责任的，而人类却是负责任的。受害者、罪犯、旁观者，不是社会的、宗教的、经济的或心理学范畴的具体体现；他们是作出积极或者消极选择和决定的人类存在者，这些选择和决定使他们成为受害者、罪犯、英雄、同谋或旁观者。概念有助于理解现实，它们表现现实，但不会再生现实。我希望尽管使用了许多抽象的术语，但人类的元素一直是以下叙述的中心，因为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大屠杀才能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获得重大的意义。

注　丹尼尔· 乔纳· 戈德哈根在其得到广泛讨论和具有争议性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普通的德国人和大屠杀》（1996）再次复活了这一论点。该书坚持认为：大屠杀不是由少数纳粹精英杀手所犯下的罪行，而是许多“普通的”德国人所为，他们被作者所称的“种族灭绝主义的反犹太主义”所驱使；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一百五十年，这种致命的反犹太主义就深深地根植于德国的文化当中，因而为大屠杀提供了必要的和充分的理由。更坦率地说，作者指控作为整体的德国民族，因为许多德国人疯狂的、杀戮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主题；这种仇恨像“母乳”一般，否则我们如何可以解释为何那么多德国人自愿而快乐地投身于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因为根据作者的观点，杀戮是不能借助普遍的人性来解释的，因此言下之意似乎是，这类导致大屠杀的种族灭绝主义的思维和实践是专属于德国人的特性，这种特性不是一般的人性——“超越历史的”或者“适应文化的”，而是某种特别的东西。因为目的专一，作者进而把每一个德国人描绘为反犹太分子，甚至包括纳粹的受害者和抵抗者，作者还拓宽了为大屠杀承担责任的范围，以证明他的核心信条：大屠杀是德国的国家计划。为了支持他的指控，即“普通的”德国人援以血腥的自愿之手，执行着杀戮的计划。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集中于“普通的”犯罪者，他们管理着劳动营，在东部前线发动集体的杀戮，在战争末期实施了死亡之旅。作者试图显示这些犯罪者没有被强迫犯下他们的可恶罪行，也不是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只会听从命令或者屈从心理的压力或混乱。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种族灭绝主义”的信念行事。至于有多少“普通的”德国人直接参与了大屠杀，戈德哈根认为大约10万到50万。因此，通往奥斯威辛之路与其说是弯曲的，不如说是笔直的，德国的国家计划正反映了德国民众最深切的希望。鉴于该书的煽动性及其定罪性的道德论调，它很快就引发了争论的风暴，尤其是在德国，这一点无须大惊小怪。

注　除了已经提到的戈德哈根的著作，最著名的复活了德国民族性格概念的著作是保罗· 劳伦斯· 罗斯的《德国人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从康德到瓦格纳的革命的反犹太主义》（1990），该书是对德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犹太恐惧症的透彻研究，但是这本书也受困于作者虚构的知识框架，借助这一框架，似乎每一位德国的思想家，无论他是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都属于“革命的反犹太主义”。

第一章

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强迫症的进化

意识形态的妄想和狂热的仇恨

1939年9月1日，阿道夫· 希特勒同时发动了两场世界大战，一场是进攻波兰及其西方盟军的传统军事战争，另一场主要是进攻欧洲犹太人的生物学种族的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当代历史中最为巨大的犯罪，因为涉及对600万以上民众流水线式的种族灭绝，并由一个当代工业国家发起，这一犯罪史无前例。在过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整个群体的民众因为被官方认定是下等人、致死的社会病毒携带者，以及与德国的敌人联手企图消灭德国民众而被单独圈定出来实施种族灭绝。

我们如何解释这一骇人听闻的犯罪？谁为此负责任？杀戮者是怎样向自己、德国民众和世界证明这一行动是正义的？面对这一犯罪的超大规模和独特性，一些历史学家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完全解释这一事件。例如，让—弗朗索瓦· 利奥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测量一个毁灭了所有测量工具的地震？”他的意思似乎是，大屠杀是意义的死亡、所有道德联系的毁灭。正如尼采的疯人极度痛苦地呼号上帝已死一样，这一死亡和毁灭使我们放开了地球与上帝的联系，并把人类投入黑暗的深渊。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是历史的，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它不仅杀戮了600万无辜的民众，也因为它粉碎了自古以来的道德禁忌，毁灭了西方对理性规范法则的信仰，以及发现客观真理和得到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

假如大屠杀本质上是非理性史无前例的爆发，那么，我们能够希望以理性的术语解释它吗？换句话说，正如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坦言，这一罪行不是价值观念的倒置——在这一情景下，理性的术语是可以解释的——而是“超出邪恶的所有范畴的与道德无关的东西”。这是真实的吗？假如我们的邪恶范畴不足以解释大屠杀的现实，或者假如我们的解释方法过于狭隘，以致不能使我们理解这一非理性行为的性质，那么，这肯定是真实的。大屠杀的罪行确实不是“与道德无关的”，而是“非道德的”，因为它是计划它并证明它是合理的人犯下的罪行。大屠杀是德国领导层和许多普通德国人身上悲剧成分的道德失败，这一失败是十分广泛的，因为除了对犹太人顽固的偏见之外，它还涉及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保护文明的价值观念以抵抗野蛮冲击的集体失败。

在讨论大屠杀的问题时，引入“与道德无关”的范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一行为是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为何作为的人群犯下的。因此，他们的行为受制于人类主要道德传统所理解的对与错的道德标准。依据时间考验传承下来的人类道德标准，人们不可能说对600万无辜民众的集体屠杀是一个高贵的行动，用一个刽子手的话来说：这一高贵的行动要为后人永远铭刻在铜板上。这句不道德的话是由奥蒂洛· 格罗博科尼克表述的，他求助于种族灭绝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来证明他参与大屠杀的合理性。这一意识形态建立在专属于他本人，专属于顽固不化的纳粹精神，又悲剧性地专属于许多德国人的妄想的思维模式基础之上。这些德国人把反犹太主义作为规范加以吸收。

在这种对于纳粹分子来说等同于激情信仰的妄想或者空想的思想模式中，其中当然存有某种逻辑，它激励着大规模杀戮者的行为，并且使他们的行为正义化。但是，因为它是在现实中没有理性基础的妄想逻辑，因此人们不可能允许它作为所有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发挥功能。这一解构主义的逻辑如今试图动摇西方对一个可知和客观的世界存在的信仰，把所有道德的判断化解成仅是主观知觉的主张。我们必须把这一逻辑列入我们混乱世界的危险幻觉的行列。

在漫长的历史中，有着一批批受到最具毁灭性妄想控制的人群，纳粹分子只是最晚近的一批。1096年，在十字军骑士发动第一次圣战之前，一些更为狂热的十字军骑士被一种特别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所控制，这种仇恨起源于他们自身的基督徒的恐惧和诱惑。这些十字军骑士袭击了法国北部和德国的犹太人集聚区，任意地屠杀了数千名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正义的，因为他们宣称犹太人谋杀了基督，他们没有通过皈依基督教认识到他们生活方式的错误，他们顽固地坚持他们罪恶的生活方式：“看，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复仇的时刻到来了，犹太人的祖先杀害了他。现在不要让一个残渣余孽逃脱，甚至是幼儿或者在摇篮里吃奶的婴儿。”当时的文献甚至指出，杀戮犹太人被看作令人尊敬的行为，因为“任何杀死一个犹太人的人，其所有罪行都将得到赦免”。已经和基督徒邻里和平相处多年的犹太人受到背叛，遭到抛弃，被交给残暴的狂热者。这些狂热者除了施虐的偏好之外，还把意识形态的热情付诸行动。面对这样强烈的感情，由世俗或者教会的管理机构通常施行的正常约束完全崩溃；事实上，这些管理机构和它们背后的普通市民或者农民，成为集体杀戮的积极参与者。这一暴力行为由意识形态作基础，它没有成为致命的唯一原因是，对犹太人的仇恨是正在积聚的力量，并且是教皇乌尔班二世此刻发出十字军东征信号的特别表达方式。然而，正如萨洛· W.巴伦所指出的，1096年是这一不断增长的妄想发展的真正转折点：

从法国到巴勒斯坦，在犹太人聚集区留下的是血迹和闷烧的废墟……这些让犹太人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仇敌和朋友，看到了在西方世界犹太人地位的极度不稳定……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反犹太主义的迫害就具有危险的传染病特点，在充满巨大激情压力的历史时期，它变成了跨越国界的大众心理错乱。

另一起跨越国界的大众心理错乱是巫术。在研究反犹太主义狂暴或者女巫狂热事件当中，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各种各样构成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因素。就巫术而言，那些被妄想控制的人相信，一些人和魔鬼勾结要推翻上帝和他的世俗政权。这一信仰诉诸《圣经》得到了认可，特别是《出埃及记》（22：28）那个段落说：人不应该“容忍女巫活着”。假如《圣经》是上帝话语的文字记载，他命令信仰者去杀戮女巫，那么一个真诚的基督徒就必须去杀戮女巫。这一信仰在现实中导致完全无辜的民众被确认为女巫，受到拷打和杀戮。借助知识分子的妄想，空想的世界变得有血有肉；它的杜撰者以某些特别的词汇美化了这一世界。例如，正是以这种方式，像《锤击女巫》（1486）这样的书籍得以问世，这本书是一个辨认女巫十分便利的参考指引，这本手册包含了可怕的性别歧视的假定：女巫一般情况下可能都是女性，“因为她们更柔弱，且更为愚蠢、迷信和淫荡”。也正是以这种方式，像宗教裁判所这样的机构得以存在，这些机构监督异端邪说，对完全无辜的民众施加了难以计数的残暴。在中世纪后期登峰造极之时，对女巫的搜捕成了欧洲的灾祸。它使“数十万男女被杀戮，数百万人受到恐怖的威胁，几个世纪最优秀的思想家的灵魂受到污染，在基督教社会的记载上留下了丑恶的印迹”。

由于纳粹具有相似的妄想信念和行为方式，因此它信仰犹太人代表了20世纪巫术的回归。无疑，纳粹的主要目标不是字面意义上意思陈旧的女巫，而是“女巫化”的犹太人，他们成了纳粹暴行的中心对象。正如诺曼· 科恩所说：灭绝犹太人的能量来自“类似鬼神学的迷信”，而非来自犯罪者经济或者政治的动机。许多德国人，尤其是那些受到纳粹党、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党卫队等纳粹机构灌输的人，完全沉浸在信魔者的思维当中，让人想起了现代早期巫术的狂热。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强迫症烟消云散，一些德国人十分公开地坦承这一点，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的话尤其著名：

在过去的十二年当中，我们的身上发生了某种事情，它似乎重塑了我们的整个存在。形象地说，魔鬼像雨水一样一直在袭击我们，和他们一道，他们把我们席卷到夺走我们视听的混乱当中……我们已经体验到了类似中世纪晚期巫术疯狂的东西。

导致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动机的来源，必定处于人类的妄想及其行为推论——恐惧、强迫症狂、心理投射、寻找替罪羊、攻击行为——当中。假如以这种方式来看，大屠杀迫使我们恢复一个对我们自身古老的但似乎在现代抑制了的真理，即：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天生倾向于集体的妄想，并且顽固地坚持这些妄想，而无视相反的证据。反复出现的人类妄想行为的事件似乎证明，假如受到具有非现实幻想和危险幻觉性质的文化的灌输，大多数人会心甘情愿地支持几乎所有怪异的行为，包括大规模杀戮。当恶毒的、毁灭性的信仰以宗教或者世俗信仰的方式被包裹起来的时候，并得到广泛的制度化的支持，这一点尤为真实。斯宾诺莎曾经写道：“所有的仇恨中没有比来自极端奉献或者神圣更深刻、更虔敬的，它本身是作为虔敬来珍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宾诺莎讨论了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应该是超出短期利益的仇恨，他认为它导致了对犹太人同样强烈的仇恨。通过类比放大阿克顿爵士有关“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的名言，也可以说：来自信仰的仇恨趋向腐败，来自绝对信仰的仇恨绝对产生腐败。假如信仰是权力的道德对应物，当两种都宣称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信仰体系发生绝对和难以和解的敌对冲突时——正如它们在过去的两千年所发生的那样——人类友爱的最大腐败就可能发生。

阿诺· J.迈耶注意到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宗教的剧烈变化，特别是十字军东征和1550年到1648年的宗教战争，他认为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它是过去种族灭绝更为可怕和毁灭性的复现。尽管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削弱了大屠杀的独特性，但是其优点在于，它将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正确地诊断为疯狂的宗教热情，这股热情全方位地策动了种族灭绝的犯罪者。迈耶也正确地指出，在各种各样的圣战中，诸如十字军东征、异教徒的屈从，或者宗教改革时代（1517—1648）的宗教灭绝等，欧洲人投入的文化能量并没有随着宗教战争的结束（1648）而削弱，而是在18世纪短暂的沉寂之后以不同的形式被重新启动，或者仅仅是被重新定位。事实上，可以认为由错置的信仰释放的能量不仅被重新定位，而且被世俗化，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它将自己依附在诸多极端的意识形态身上，包括法西斯主义。我们记得，在过去的五十年，东方和西方发动了意识形态的热战和冷战，为了明确的改变心灵和思想的目的，或者说为了消灭恶的另一方，战争涉及双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整体发动。在这场冲突期间，我们也见证了意识的宗教模式的再度出现，尽管它现在已经嫁接到世俗事业以及世俗的拯救形式上了。

似乎投入到宗教冲突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的文化能量，一直具有产生大众妄想的潜能，这些妄想很快转变成大众的侵犯行为。注整个社会不时地被非同寻常的各类非理性思想所控制。在最糟糕的时代，当所有的东西似乎共谋反对一个特定群体的时候，就会出现集体性地退化到意识的前逻辑或者神话的形式当中。历史事件的发生不再被视为自然的产物，服从于正常的因果程序，而是混乱的世界背后发挥积极作用的隐秘和无常力量的体现。在这一世界当中，失去定位的社会感觉到自身漂浮不定，很快就会沉没。当一个社会整体或者大多数成员视自己受到了真实的或者假想的敌人威胁的时候，以前所有的冬眠的思想模式就会被发动起来，接着渗透进整个群体的思想当中，以致普通的、正常的、聪明的民众不仅似乎相信最怪异的言论，而且乐意根据它们行事。

历史学家非常清楚，人类的记录令人困惑地充满了这样的非理性爆发——从魔鬼和女巫的信仰，到赎罪的神学或者意识形态。但是，假定这样的非理性意识模式仅仅存在于未开化或前工业社会，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相反，可以说它们在20世纪最为强烈和最具有毁灭性。

我们依然不很清楚人类的心灵，以致不能确认非理性思想赖以发挥作用的心理或生理的过程。我们只知道心灵具有创造的能力，可以想象上千个不同的世界，并以惊人的不同方式将它们概念化。我们的思想模式，以及我们在其中将其清晰表达的符号形式，只是大致接近而不能体现现实，尽管这些思想模式企图将现实装入其中。然而，我们通过痛苦的体验同时发现，对意识进行理性的架构，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更有效地适应真实世界。

对意识的架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号或者文化的过程，但是它也由非理性的恐惧、妄想狂的错觉，以及放纵的激情所形塑。正如被认为是普通的、理智的、礼貌的个人经常会滑入非理性的思想模式，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意识的结构整体上从来不是理性的，在“离奇古怪”力量的冲击之下，它可能部分或整体地变成具有对现实极端不同感受的神话或空想的意识。

因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意识的逻辑而非意识的心理更感兴趣，因此他们并非一直对意识的非理性形态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西方文化传统的重心，是知识的逻辑甚于知识的心理，即理性甚于非理性。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世界将大多数文化的能量投入到理性的发展上，我们从这种投入中收获的奖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对物理世界的把握，以及利用它满足我们的物质利益相对应的。另一方面，理性的进化有机地和自利联结起来，非理性通常得不到承认，人们也普遍不能理解，对于非理性来说存在着一种逻辑，它也有着相伴随的符号的表现。

我们求助于心理学、社会学或人类学，总之是多方位的解释，来考量非理性。为了预先阻止一些通常提出的对这些解释的反对意见，有必要记得作为个体或集体的人在历史上所造成的罪恶与苦难的程度。黑格尔称，历史是一张民众和民族的幸福被牺牲其上的屠宰凳子。他无疑是正确的。五千年的历史和超过1.5万场的战争，证明了历史中极端邪恶的现实存在。因此，理解邪恶不仅需要超出对它的历史描述，还要对它进行哲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分析，把握其相关意义。

无论采用什么办法，对原因的认识并非一直包含对它们结果的理解，也不能为那些造成巨大苦难的人们的行为进行辩解。总之，大多数的人类罪恶是意识选择的结果，这种结果自身建立在各种各样的动机之上，从显而易见的自利、对支配的渴望、对残暴的快乐、对宗教绝对之物的信仰，到变态的理想主义或者十足的妄想。不幸的是，罪恶有时来自表面高尚的意图，这也是邪恶的狡黠之处。在人类当中没有透明的东西，似乎在动物世界也是如此。我们很少表里如一，我们在所有特定的时间里，将许多提高生命的东西和大量否定生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为了强化前者抵御后者毁灭性的结果，人类创造了文明，在其理想的形式中，文明包含了对礼貌、合作和社会秩序的制度化；但是，正如个人会变得妄想、腐败，或者具有毁灭性一样，对于文明自身的秩序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大屠杀是德国文明终极的堕落，而且为了理解这种腐败，我们有必要尽最大的能力去理解其成员的思想模式，阐明为何如此众多的支持纳粹精神的德国人接受了非理性的思想，阐明他们如何将自己的想法架构为妄想的思想体系，使他们视犹太人为下等人和魔鬼，并出于这个理由，将他们进行种族灭绝。

正如先前提到的，信奉这样一个妄想的思想体系，包括它的组成要素，不是德国人的专利，而是整个人类史上重复出现的。在下一章讨论纳粹特殊的动力之前，我们首先阐明一些建立在各种历史表现基础上的、有关其特性的普遍看法。

以巨大的毁灭性力量冲击任何一个共同体的社会灾难，都会引发惊恐的反应，以及心理的极大痛苦。为了对付危机的冲击，这种反应的复原依赖于经历灾难的社会的制度稳定性。因为所有社会都一直面临着来自内外的潜在的巨大变化，又因为其制度的构造很少是强壮得足以抵制持续的灾难和艰难，因此它们一直处于火山口上。在整个历史的进程当中，人类社会经历了经常性的创伤，对一些创伤的回应采用的是自我挫败的处理机制，它加剧而不是减弱了这一问题。

民众无论何时遭受到明显难以理解的灾难的冲击，他们几乎都会本能地倾向于“屈从”他们的激情。假如危机持续下去，他们正常的思维模式将可能被这些创伤性的经历所扭曲。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独特研究显示了个体和整个社会是如何对危机的境遇作出反应的。例如，他们证明，使社会成员凝聚起来的，不仅是共同的制度和传统，而且是公共意识的独特架构。外在的结构是其精神本质的尺度。在过去大多数人类社会的历史当中，精神本质的内涵，即精神基础，受到了宗教的、神话的、想象的主题和进程的强大渗透。因此，人们不应该惊讶的是，对危机或灾难的理性反应，尽管也伴有常识和生存的本能，但是也被投入到依靠公共精神基础的意义框架当中，这一精神基础由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宗教信仰构成。这就是为何在历史上许多共同体的意识当中，人们总能在宗教历史当中发现其世俗历史的原因所在。历史事件在神话的符号当中，或者通过神话符号得到渲染，或者得到解码。

过去或者现在，对巨大灾难的公众反应通常伴随着非理性的思想模式，但是有时对这种模式的坚守超出了危机自身，因为社会否认了危机真正的性质，产生出固执的防卫机制去否认真相，并且采用不恰当的处理机制去医治这种危机。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事例。奥托· 弗里德里希的著作《世界的末日》，对其中的一些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他在书中叙述了各种各样对灾难的反应，这些反应如此强烈，以致当时的民众相信世界的末日已经降临。涉及的历史事件有410年对罗马的洗劫、1209—1244年的宗教法庭、1347—1350年的黑死病、围绕着托马斯· 闵采尔和其他宗教改革宗派打算创造的“新耶路撒冷”的世界末日景象和灾难、1755年里斯本地震、1905年俄国革命以及奥斯威辛。我们还可以增加巫术狂热、十字军东征、中世纪千禧年的异端邪说等等。然而，重要的是要去理解，巨大的压力折磨着社会，而这些压力并非必然以显而易见的诸如恶性的瘟疫、毁灭性的饥馑、地震、战争的灾难形式出现。创伤可能是由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引发，在其间，古老的传统文化被化解，但是新的文化尚未形成而去取代它们。

在大多数危机中，最初的反应似乎是理性的分裂。人们感觉到世界四分五裂，甚至行将就木。人们所经历的这类历史事件，必然是由巨大能量和极端仇恨的隐秘力量所发起的。在宗教社会，这类事件产生了世界末日的焦虑，上帝在惩罚社会，或者撒旦的力量处于失控状态。也许此刻在灾难的综合征当中，一些集体的人类记忆被启动，一些神话的思想模式被发动起来，这些模式将原始的、恐惧的、令人不安的意象刺激出来。

因为大灾难被理解为规模十分巨大的事件，因此人们假定它不是普通人或者可知的物质原因所导致，它必定是潜藏的、依然不为人所知的力量或犯罪者所为。正如詹姆斯· 罗兹谈到纳粹对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的回应，在灾难综合征的舞台上，受到感染的人们视自己为无助的受害者，展现出以下一些心理症候，它们的典型反应是：感到受到侵犯和强暴，自我怜悯，悲叹自己的命运。然而，几乎同时，他们歇斯底里地猛烈抨击假想的罪犯，这些罪犯用过去宗教的语言来说就是“肉身的恶人”。

在研究这种由宗教社会和20世纪纳粹所展示的灾难综合征的时候，詹姆斯· 罗兹确定了几种共同的反应：首先是完全的错位，其次是对被集体灭绝的强烈恐惧，接着是揭露作恶者，揭示真理，最后是善战胜恶。恐惧的目标最初可能完全是空想的，如《启示录》中的巨兽、靡菲斯特、巴比伦的娼妇。然而，这一空想在奸笑的犹大或者完全无辜的人那里逐步获得了血肉。这些人被假定是有罪的，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异教徒、女巫和麻风病人等。揭露罪人的任务经常落到边缘的知识分子或空想家手上，他们宣称拥有远比理性的、形式分析的方法更为深刻的、特别的、神秘的认知方法。在这一以空想力量、神秘启发、心灵洞察为基础的更好的认知形式之上，这些自我标榜的拯救专家开始向社会宣称什么东西在真正威胁着它，必须采取什么行动去治愈它。根据纳森· 阿德勒的观点，这些空想家是依靠“用幻觉沉迷”来应对危机的，他们绕开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的权力，直接求助于容易受骗上当的大众，以传诵的神话来寻求正当的理由。阿德勒认为：“衰落、毁灭和更新的世界末日的精神是他们定位的中心，他们作出的反应要么充满激情，要么过度活跃，要么作为被动的观察者俯首称臣；他们可能成为傲慢的超人和蔑视他人的自我实现者，或者成为重新发现人民的民粹主 义者。”

许多这样的人——包括宗教的空想家（菲奥雷的约阿希姆、英国的约翰· 维克里夫、法国的彼得· 瓦尔多、意大利的萨伏纳罗拉、德国的托马斯· 闵采尔）和他们世俗的对应者（罗伯斯庇尔、墨索里尼、罗森贝格、希特勒）——都宣布了不同寻常的启示，他们告诉追随者，他们不是上帝或者历史的弃民，而是消灭施恶之人的选民。与施恶者——无论是撒旦、犹太人、贵族还是资本家——的相遇是即将来临的善恶大决战，规模巨大。这里弥漫着非常紧迫的情绪，恶的力量几乎赢得了优势。

从受害和绝望的感情出发，受到感染的社会借助某种心理的放大开始蠢蠢欲动，集体性地关注真正的罪犯，关注如何可能去击败他们。可以说，天平从受害者的眼里倾倒，被人灭绝的焦虑尽管依然强大，但已经明显减弱。恶人被揭去了面纱，解放的信条得到传播，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战争已经开始。假如极端的恶在本质上已经被揭露——正如希特勒所言，它犹如一个犹太人蹲伏着，而犹太人是“正在腐烂的尸体中的蛆”——那么，人们需要极端的方法去除致癌的脓肿。换句话说，因为敌人是恶的化身，他们企图消灭备受折磨的社会的成员，这样就必须采取最极端的手段将他们清除出去。所有建立在被人灭绝的极端恐惧基础上的妄想狂的扭曲，将把灭绝他人的策略作为唯一的治疗剂来免除痛苦。

正如这类想法所想象的，在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世界的未来将得到彻底地决定。这一信仰的典型特征是，它的有效性依赖于设计出一个充满希望的、乌托邦式的未来。正如埃里克· 霍费尔所言：“除非信仰也是一个对未来的信仰，除非它具有千年王国的成分，否则它是无力的。”随着恶的毁灭，一个新的时代以新耶路撒冷、工人的天堂、千年帝国的形式在黎明出现。对这些信仰的理性阐述，展示了一个明确的、可辨的、潜藏在千年王国术语当中的结构。依靠这些术语，社会冲突被赋予了超验的意义。正如诺曼· 科恩所说，这类信仰结构促发了中世纪许多善恶大决战的运动，比如十字军东征、自由精神兄弟姐妹会、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的神学、塔波尔异教社团、宗教改革的再洗礼教派。我们还可以说，播种在这些运动中的信仰结构和末世论的预言，后来在各种历史哲学以及左翼和右翼的救赎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中被世俗化。

纳粹体制中的仇恨根基，必然处于大众妄想的边缘运动之中，位于妄想（空想）的思想体系当中。这些思想并非产生于著名的思想家，而是来自异化的、经常位于社会边缘的个人。在极端变化的时代，他们有时出自身份低微的阶层，激发人数众多的追随者，宣布宗教或伪宗教的预言，其中仇恨和希望的强烈感情混为一体。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犹太人世界的阴谋神话，是纳粹思想的核心神话，它来自幻觉思想的领域，“骗子和教育程度不高的狂人，为了无知者和迷信者的利益炮制着它们”。纳粹意识形态和它的基本心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意识危机的结果；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是危机意识的原因，而是危机意识的重要因素，因为已经被成见化的犹太人是毁灭德国人民的魔鬼，他们因此受到谴责。纳粹分子能够说服德国人中有地位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这要归功于在欧洲的文化中，特别是在德国的文化中长期存在的犹太恐惧症的 传统。

几种对犹太人的仇恨：西方的观点

历史没有像记载犹太民族那样记载其他民族。犹太人被欣羡和嘲讽、恐惧和迫害、鄙视和妖魔化，他们在过去三千多年一直是民众强迫症的对象。法老在埃及将他们沦为奴隶；亚述人剥夺了他们北部的王国（以色列王国）；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毁灭了剩下的王国（犹大王国），并挟持了一万多有价值的犹太俘虏“流放巴比伦”；希腊人和波斯人压迫和鄙视他们；罗马人在巴勒斯坦剥夺了他们的家园，将他们驱散到世界各地；穆斯林的狂热分子袭击他们；基督教的东征军在执行他们神圣的任务之前，数以千计地杀戮他们；宗教裁判所将他们驱逐出伊比利亚；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以种族灭绝的计划恶毒地屠杀他们；德国人将这种对他们的漫长仇恨推到了顶峰，在大屠杀中杀戮了600万人。然而，经受了三千多年的磨难，犹太人依然坚守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行为。按照休· 特雷弗—罗珀富有启发性的描述，犹太人是“难以理解的民族”，是历史中最伟大的不顺从公认信念的人；根据每一条社会学的法则，他们应该很久之前就在历史中消失了，正如在他们之前的所有种族，被更强大的种族从家园上连根拔除，或者被征服和同化。

这种历史的命运并没有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因为他们进化出一种对上帝独特的一神论信仰。上帝启示了他们，定下了契约，指定他们是他的选民。他们的神圣经文——《希伯来圣经》（《旧约》）——后来在犹太人痛苦的历程中，通过一系列书籍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这些书籍是犹太教士（拉比）的评论、训诫、注释、教诲，它们被称作《塔木德经》，这一犹太法典（《塔木德经》）成为了他们独一无二的宗教和种族认同感的基础。他们以顽固的韧性，坚守着自己613条戒律和禁令，并将它们在习俗、仪式、宗教假日中制度化，从而在没有成为统一的政治民族生存的情况下设法保存了他们的历史存在。他们成为了在其他民族中生存的民族，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神圣的法则和古老的习俗，在那些觉得他们的信仰既奇怪又具有侵犯性的民族手中谋求生存，忍受着可怕的痛苦。对于其他古代世界力量强大的民族来说，比如埃及人、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这些民族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犹太人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使他们感到特别的难堪。因为这似乎暗示，假如只有犹太人被上帝选中，那么所有的其他民族就因未被上帝选中而低人一等。

绝大多数犹太人都避免提出这样的暗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宗教是普遍的，并向所有想要皈依的人开放。另外，他们指出，他们被选择的意识意味着具有一种宗教和道德的义务，去完成上帝希望他们去实现的标准，成为照亮世界其余地方的道德灯塔。无论是归因于双方种族的还是宗教的偏见，除了一些例外和接纳，犹太人和他们栖居国主人之间的障碍，成为了他们之间文化关系的不变状态。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明显地丰富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犹太人的商业活动甚至给最遥远的波兰或俄罗斯的乡村都带来了繁荣，但是这些事实并没有去除这一障碍。差异带来分离，而能够感知到的相互排斥的差异趋向于带来巨大的分离。当历史处于种族差异意识强烈的时候，来自政治弱势地位的犹太人的排他反应带来了无休止的误会和迫害。我们知道历史上犹太人在折磨他们的人手中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人们很少去研究，如此的迫害在犹太人的内部发展中产生了什么影响，即他们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重新发现祖国，并塑造潜在的团结意识，以超越犹太教士的规则和思想所主宰的破碎的、隔离的世界。在犹太人被波斯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强迫生活在他们的巴勒斯坦祖国之外，散居在异国他乡之后，特别是他们反抗罗马人（66—70）失败之后，这一点变得尤为真实。来自希腊语“diaspora”这个词的意思是“犹太人在祖国之外的散居”。随着时间的推移，“diaspora”有了另外的含义，指的是一种由“无家可归者”或外国社会的“局外人”所引发的生活方式，从而带来失去个人自身的身份和文化的诸多问题。

犹太人成为了没有国家的民族，成为一个在其他国家栖居的不同社群的松散共识。当大多数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后来生活在东欧和西欧的犹太人，追随着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社会，而非亚历山大港更有实力的犹太人社会的宗教和政治行为的时候，犹太人的历史发展获得了一个宿命的过程。亚历山大港的路径后来在摩尔人的西班牙，被追随了与耶稣同时代的亚历山大港的斐洛的犹太教现代改革派所实践。斐洛试图在文化差异的鸿沟上架起桥梁，显示希伯来智慧和希腊（柏拉图）智慧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一行为代表着高贵的努力，不仅揭示了犹太人对世界的信仰，也塑造了能使犹太人和非犹太异教徒生活在一起的文化对话。相反，犹太教士的路径直到19世纪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都处于主导地位，它要求延续最严格的法利赛犹太教；它的目标由《塔木德经》的犹太教士作者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就是要从外部世界隔离并由此成为孤立的犹太人社会，把信仰者紧紧束缚在经文的规则和行为规定的日常行为中。信仰者将在封闭的世界中终结一生，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行为限定在纯粹的经济关系中。

接受如此严格的宗教和文化的孤立生活，是为了避免适应和同化的外部压力，这可能使得犹太人社会作为一个特征鲜明的宗教团体存活下来，但是它也迫使其成员变成某种僵化的文化存在。孤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独立，因为犹太人依然生活在更大的、竭尽全力压制他们的基督教社会当中。这一在社会和政治低人一等的背景下分离的重要结果是心理上的。在一个犹太人永远是虚弱的异己者的世界中，他们的身份被那些控制他们的人所固定，以致他们成为了产生他们的社会的发明物。他们没有自治的权力去定义自我，被迫按照统治他们的社会安放在他们身上的消极成见行事。根据反讽的方式，人们可能会说犹太人确实是世界民众选择出来的选民，也就是说，犹太人是被不公正地选择出来接受特殊待遇的，因为他们的敌人相信，他们对被选择出来的感觉意味着自己高人一等，而非在他们的上帝眼里宗教上的差异。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犹太恐惧症具有漫长的历史，因为犹太人在他们的王国灭亡之后存活下来，并且在其他民族的社会当中过着流放生活的时候，试图将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传统永远保存下来。不可避免的是，在各种各样的古代国家中，一个异己的少数民族的生存产生了许多敌意，接下来产生了许多犹太恐惧症的进化传统，每一个民族都为这一传统增添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同时利用了现存的仇恨。人们使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来定义这一特殊仇恨的性质及其各个方面：这种特殊仇恨的起源；根据一个社会对它的先入之见，它所具有的潜在的和显著的功能；在特定的时空，它所具有的强度。一个用于描述对犹太人仇恨的术语“反闪米特主义”（anti-Semitism），因为其含糊性而受到了严格的审视。这个术语实际上直到1879年才被杜撰出来。威廉· 马尔是一个二流的德国记者，是反犹太联盟的创始人，他采用这个术语作为政治口号，打算在无党派运动的后面联合尽可能多的德国人，与据称是有组织的犹太人施加在德国社会身上的致命影响作斗争。

尽管“反闪米特主义”在今天是标准的学术术语（也叫“反犹太主义”），但是，由于它来自压迫者伪造的杜撰，因此依然在几个方面是非常含糊的，它使得我们要谨慎小心地使用它。这些压迫者用前缀“anti”（反）坦率地宣称与“semite”（闪米特人）对抗。“semite”是同样含糊的术语，因为它可以指称阿拉伯人、阿拉姆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塞俄比亚人以及犹太人。由于习惯于种族主义的信仰，相信这种意识形态的威廉· 马尔和他的同时代人，混淆了语言学的术语和种族的术语——他们喜欢把“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进行比较，并且犯了对种族主义者来说十分平常的主要谬误，即相信生物遗传可以解释和决定文化的差异。他们的手法是把他们的仇恨掩盖为建立在科学考量基础上的理性对抗。

任何对大屠杀的讨论都应该意识到语言的陷阱，并且不要让讨论被大屠杀犯罪者的术语所控制。无论何时讨论大屠杀，我们都将采用“犹太恐惧症”“对犹太人的仇恨”“反犹太主义”或者“反犹太人的偏见”这些术语，而不是“反闪米特主义”。换句话说，依靠选择客观的或者更为描述性的标签，并把它们贴在仇恨散布者身上，责任的过失就可能转移到它真正的归属地，这样就会消除对大屠杀破坏性潜能的疑虑。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也是重要的：我们正在涉及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的仇恨。在显示共同特征的时候，这种仇恨也以不同的历史措辞表达了自我，同时依赖存在于各种时间点的犹太人与其敌对者的特殊关系。例如，把马尔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术语投射回遥远的过去，把它作为解释工具去描述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敌意，是完全不合适的。总之，犹太恐惧症具有漫长的历史，它的含义需要超越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只告诉我们仇恨犹太人的人的感受或行为；它的含义也需要历史学的理解，因为它向我们显示这种仇恨的起源和它随着时间如何发生进化，即不断变化，并使自身适应新的环境，同时也保留其本质的仇恨特性。

根据社会学的措辞，犹太人代表着一个独特的外围群体，其标志是在他们居住的每一个社会严格遵守独特的宗教和习俗行为。根据普遍人性的措辞，对任何外围群体的敌意都是以偏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偏见这个词最初来自拉丁文praeiudicium，犹如在确立一个先例的法律文本当中，它意味着一个建立在一系列过去被视为正确或具有束缚力的决定基础之上的判断。先例的法律含义，事实上一直在“偏见”一词的语言学运用中发挥作用，因为它意味着一个建立在不充分和扭曲的证据基础上的预先判决，而证据建立在某些先例基础之上，先例随着时间的过去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揭示了，作出预先判断的人倾向于过度概括，以成见去思考，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部落的（种族优越感的）信仰。根据戈登· 奥尔波特的观点，假如预先判断在新的知识面前不可逆转，它就成为了偏见。众所周知，习俗的习惯和信仰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尤其当它们被以某种“鲜明个性的符号和信仰，以及适合自身需要的标准和‘敌人’”制度化时。一个社会越是隔离，它越没有可能去改变其基本的思想范畴，除非面对巨大的压力、自我的利益，或者例外的思想开放。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偏见在功能上与个性的发展和认知的表达相关联；他们还认定了“偏见的人格”“集权主义的人格”，或者“极其简单的思想”，并且对认知语言的范畴进行了图绘。依靠这些范畴，具有偏见的人架构了他们的意识，并以此解释世界。尽管人们发现具有偏见的人和没有偏见的、宽容的人思维方式不同，尽管偏见是一个人和一个以群体（以种族）为中心的现象，尽管它由于不可逆转必须与只是不正确的概括相区别；但是不容改变的事实是，我们没有正确的办法去阻止有偏见的判断，因为我们依然被政治、文化、种族、语言分割为数以千计的不同的和敌对的群体，因为我们并不拥有价值中立和毋庸置疑的方法去评判我们对其他群体作出概括的真实价值。我们所有的人注定从我们自己的参照点出发作出价值评判的言论，但是同时假如我们是诚实的话，跨群体的敌意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去认知：我们对其他群体作出的一些判断，要么是现实的，即与经验的现实一致；要么是带有建立在谎言、成见、自私的信念或个人仇恨基础之上的偏见。假如这些判断属于后者，它们可能会进一步分解为大众成见的、恐惧外国人的、空想的判断，根据其强度可以从社会角度对它们进行测定。人们将发现，在妄想的思想体系中，在仇恨组织架构的比例当中，反犹太人的仇恨表现得最为强烈。这一体系顽固地抵制变化，并证实自己强迫症状严重，在某个时间点力度巨大。

在从历史的角度描绘犹太恐惧症的轨迹当中，我们能够确认几个显著的阶段：（1） 对犹太人相对温和仇恨的古代。（2） 随着基督教的来临和扩张，积聚能量的时代。基督教谴责犹太人是基督的谋害者，是赎罪的破坏者。在某些时刻，其突出标志是十字军东征或宗教裁判所的暴力大爆发，并伴随着个人和群体各种各样的妄想性想法。（3） 短暂的退潮时代，它发生在宗教战争期间（1540—1648），以及宽容和启蒙运动的时代（1650—1815）。（4） 以潜在毁灭的方式出现的新的犹太恐惧症高潮时代，它是在19世纪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冲击下形成的。（5） 最终大潮的时代，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纳粹运动发起，在大屠杀中达到高潮。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以认为犹太恐惧症的进化是一种线性模式，也就是说，发展来源于一个起点，并且向终点前行；从大众的讨厌、偏见和仇恨，到灭绝的愤怒。同时，一个人也可能认为是一种循环模式，犹太恐惧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以各种形式和强度水平重复着自身，展示出并非特别必然的从温和的偏见到残忍的种族灭绝的进程。正如纳粹运动所明确证明的，两种哲学的观点并非必然相互排斥，因为被加固成为仇恨运动的偏见能够穿过社会和文化，依靠滋养过往的仇恨和加剧其潜在的致命潜能而得到发展。同时，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就是这样：几乎没有什么运动展示了可以在遗传学角度加以预言的其演变的内在必然性。构造起来的叙事预言了历史事件，而这一历史事件是通过回述过去得到解释的，它同时还把不相关联和只是少许类似的历史事件集中起来，削足适履，使得它们适合理论。这种叙事在大屠杀的案例中可能有着特别的诱惑力；但是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经常导致扭曲的看法和对过去带有偏见的判断。因而，以下对犹太恐惧症的大致描述，只是被用来说明过去对犹太人偏见的几种形式，而不是认为像链条上的连接环，这些偏见不可避免地在大屠杀中达到顶峰。

中世纪的基督徒和犹太人

尽管早在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就被剥夺了他们的民族自治权，但是古代世界的人们一直认为犹太人构成了一个“犹太民族”，并且持有独特的民族和宗教特性。结果是：犹太人和他们的异教邻居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和仇恨之中，有时上升到种族灭绝的愤怒程度。例如，《以斯帖记》记载了对处于流亡状态的犹太人社会的憎恶，它刻画了历史上第一个种族灭绝犹太人的设计师哈曼的形象，他是宗教审判官的原型，在其他与他一样的仇恨犹太人的人当中，他后来承担了一系列历史的化身——西班牙的宗教裁判官托尔克马达、艾森门格尔、马尔、弗里奇、张伯伦、德鲁芒、埃卡特、罗森贝格、施特赖歇尔、希姆莱、希特勒。哈曼命令“毁灭、杀戮、消灭所有的犹太人，无论老幼妇婴”，这一命令幸运地遭到了波斯国王的阻止，因为国王爱上了美丽的以斯帖。国王挫败了这一计划，吊死了邪恶的哈曼，并允许犹太人消灭他们的敌人。

然而，无论是波斯人还是罗马人，对待犹太人与对待其他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一样，没有什么不同，这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古代的反犹太人并不具有强烈的宗教体系，并且肯定不具有种族主义的体系。注当然，群体之间的敌意有时十分强烈，人们引述来自非犹太教徒作家的许多事例说明反犹太人偏见的存在。例如，埃及的祭司和历史学家曼涅托试图驳斥《出埃及记》的《圣经》故事，他散布这样的传奇故事：摩西实际上是一个叛教者，挑动犹太人、黑人、麻风病人组成的流浪者造反，旨在推翻政府，用邪恶的异教来取而代之。这个传奇后来被亚历山大的神学家所润色，并且得到适当的修饰，无疑为弗洛伊德写作《摩西和一神教》（1938）一书作出了贡献。希腊和罗马的知识分子不满犹太文化，认为它是贫瘠的和迷信的，有时犹太人因为传闻的野蛮行为而受到谴责。例如，据说犹太人是“奇怪的”，他们崇拜驴子，他们在神庙里进行秘密的活人献祭，或者他们热衷于其他神秘的活动。这种谴责是十分普遍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组织化为一以贯之的反犹太人意识形态，在古代的任何国家都未得到世俗或者宗教组织的支持。

直到基督教的出现，犹太人才被自动地作为一个可疑的民族，一个不相容的民族，也是一个有罪的民族被挑选出来。有罪是因为他们杀害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当然，耶稣也是犹太人，他最紧密的追随者也是犹太人，是反叛的和异教的犹太人。然而，从一个小型的、异教的犹太人团体开始，基督教扩展成一个世界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功绩要归因于一个人——大数的扫罗，也就是圣保罗。他是来自小亚细亚大数的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后成为了其最伟大的传教士，并给基督教带来了一个复杂的神学思想框架，它可能让基督教的创始人也会感到惊讶。从圣保罗开始，人们能够发现在基督教那里两个决定性的变化：一是基督教运动不再坚持排外的犹太人会员身份；二是将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罪责从罗马人转移给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被归罪杀害了上帝之子，他们越来越被基督徒视为该诅咒的民族，在《新约》当中那段归属于犹太群体的叫喊就是明证：“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马太福音》，27：24ff）

圣保罗自己也是犹太人，他并不蔑视犹太人，但是他十分明显地相信犹太教是一个过时的宗教，因此他非常努力地劝说追随他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在《罗马书》中，我们发现他反复和急切地恳求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弟兄们，为了以色列，我对上帝的希望和祈祷是犹太人可以得到拯救。”（10：1）然而，犹太人却依然对“上帝的正义一无所知”（10：3）。圣保罗借上帝之口说：“我一整天都向一个不服从、不买账的民族伸开我的双手。”（10：21）犹太人坚定地拒绝承认耶稣是救世主，他们顽固地坚守他们错误的信仰。他们拒绝皈依基督教的顽固，以及人们越来越相信他们是杀害基督的罪人的信念，都激怒了基督徒，促成了周期性敌意的爆发。正如莱昂· 波利亚科夫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基督教这个组织来说，犹太人是一个犯罪的民族，是具有本质意义的。”早期教会的一些神父都严词谴责犹太人，基督教神学家奥里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充满自信地断言，犹太人将不能回归他们最初的状态，因为他们犯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他们阴谋反对人类的救世主。”尼撒的格里高利更具谴责性，他斥责犹太人是“主的谋害人、预言家的刺客、上帝的谋反者和敌视者，是魔鬼的伙伴、毒蛇的一族、告密者、诽谤者、污染心灵者、伪善的酵母、魔鬼的最高法院，以及所有美好事物的敌人和诅咒、敌视、投石击毙的对象”。甚至圣奥古斯丁在题为《反犹太人》一书中对犹太人发起了全面的攻击，他将犹太人描绘成邪恶的民族，它已经被上帝新的选民所取代。这一观点在他有着重大影响的著作《上帝之城》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这本书因为两个城市的思想成为基督教神学理论的伟大里程碑之一。一个是上帝之城，它由生活在基督教精神之中的人所组成；一个是人的城市，它由追求肉欲的人（异教徒、犹太人、无信仰者）构成。还是圣奥古斯丁，他详细阐述了圣保罗的一个思想，即犹太人的皈依标志着世界的末日，意思是犹太人的顽固延迟了基督再度降临，挫伤了基督教信仰者赎罪的希望。

尽管一个人能搜集很多早期教会神父对犹太人的邪恶攻击，但是他不应该忘记——正如史蒂文· 卡茨所提醒我们的——处于形成期的教会没有对犹太人施加迫害。然而，一旦国家成为基督教的，对犹太人合法的约束就开始了。开始于早期罗马帝国，继续于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统治，许多古代犹太人的权利被停止，改宗被禁止，犹太祭司的司法权被剥夺或废除，与基督徒的性关系被严禁，大多数法律的保护被撤销。然而，在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几乎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大众性的反犹太人行为的爆发。犹太人的移居点在整个欧洲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卡洛琳王朝期间。在欧洲，犹太人主要担当商人、官员、医生、工匠，甚至地主的角色。在官员层面——涉及主教和犹太教士——犹太人和非犹太异教徒之间的关系是宽容的，有时甚至是友好的。在穆斯林社会，因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种族、宗教、文化上的相似，他们的待遇甚至更好一点。犹太商人紧紧跟随着阿拉伯征服者。这些征服者不断扩大真主的世界，为伊斯兰文明从比利牛斯山到印度、从摩洛哥到中国的扩张做着准备工作。就是在摩尔人的西班牙，犹太人在他们漫长和充满麻烦的历史中找到了为数不多的避难所之一，不过在基督徒15世纪重新征服了西班牙之后，这一情况不复存在。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大众对犹太人仇恨的根本转变和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一道开始。在前往圣地打击异教徒之前，狂热分子组成的掠夺团队在法国北部和德国屠杀了大约一万名无辜的犹太人，发动了非理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它后来在基督徒无力解决的各种危机的冲击下不断出现。正如卡文· 兰格缪尔所揭示的，有关1096年以及随后的十字军东征，或者中世纪的巨变，最不寻常的东西是对犹太人仇恨的“空想”性质，它完全建立在不断增长的对犹太人及其邪恶生活方式的妄想性信念。世俗和教会的权力机构都正式地反对这种大众暴力的爆发，但是它们对犹太人内在的敌意使得它们在危机当中显得冷漠和含糊其辞，因而不能也不愿意阻止杀戮性的反犹太人行为。天主教会在格里高利一世表达的观点和英诺森三世等教皇或拉特兰会议更为尖锐的宣言之间摇摆。格里高利一世坚持认为非信仰者应该得到友好的对待，并且要用清晰的、“和颜悦色的”理性去说服他们，后来书写在教皇诏书中的一种观点是，犹太人有权利作为犹太人生活在基督教社会。英诺森三世或拉特兰会议宣布犹太人是基督徒的奴隶（第三次拉特兰会议，1179），或者要将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社会上隔离开来，强迫前者穿上特征鲜明的服装，并称他们为“基督徒名声的亵渎者”（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世俗和教会的权力机构联手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将他们排除在行会之外，限定他们从事卑微和边缘的职业，比如放贷、沿街叫卖、二手货的非法交易。到黑死病来临之时（1347—1350），基督徒对犹太人成见的空想性质已经找到了安身之地。黑死病给一大堆现存的有关犹太人邪恶生活方式的黑暗传说增添了“往井里投毒”的神话。这样，根据兰格缪尔的观点，人们杀戮犹太人不再是十字军东征的副产品，而是组织化的暴民的复仇，他们沉迷于犹太人往井里投毒、亵渎上帝、杀害儿童进行祭祀活动等妄想之中。

十分详尽地关注这些存在于犹太恐惧症进化的体系当中的妄想成分是重要的，因为其中的一些后来得到了现代化和变形，服务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妄想。这里至少有十个妄想，它们中间的大多数在中世纪末稳固地确立下来：

（1） 犹太人的顽固

（2） 流浪的犹太人（亚哈随鲁）

（3） 与魔鬼联盟的犹太人

（4） 犹太人恶臭的气味

（5） 犹太人的淫荡

（6） 血统的诽谤和杀害儿童进行祭祀

（7） 亵渎上帝

（8） 犹太人的世界阴谋

（9） 往井里投毒

（10） 无生产能力的犹太人寄生虫

正如先前所发现的，犹太人是顽固的这种想法，指的是他们拒绝皈依对于基督徒来说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真理，特别是基督是救世主的信仰。他们对皈依的拒绝特别让自以为是的基督徒恼火，因为人们普遍相信：除了其他事件，比如提斯比人以利亚的出现，以及反对基督者的统治以外，犹太人的皈依是耶稣再临的前提。用莱昂· 布洛伊的话来说：“所有民族的拯救被犹太人的恶意残忍地延缓了。”与犹太人顽固的神话相关联的是流浪的犹太人，这个神话直到1602年才以书面的形式正式表述出来，但是从古代开始，它就以多种形式出现，十分著名，并在整个中世纪流传。除了现在它以一个神话人物来加以体现之外，这个神话的核心依然是犹太人的顽固和罪恶。这个人物后来被称为亚哈随鲁，他被认定在钉死耶稣的那天出现，在耶稣去往受难地各各他的路上嘲笑他；这样，救世主惩罚他在地球上流浪，他被遗弃，郁郁寡欢，直到末日审判和世界末日的到来。对于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来说，流浪的犹太人的神话似乎被实际的经验证据所印证，因为整个中世纪后期的基督徒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犹太人到处被追逐，在城市之间流浪，在任何土地上都没有任何定所。经过几个世纪适当地润色，这个神话在1542年变得有血有肉起来。那年，路德教会的牧师保卢斯· 冯· 艾岑在汉堡教堂遇见了一位长着胡须的流浪汉，他的名字叫亚哈随鲁，艾岑判定他是在基督去往各各他的路上诅咒他的犹太人，耶稣回以“直到我回来永远走下去”的诅咒。这个建立在传奇故事基础上的传说，以及艾岑与名叫亚哈随鲁的人的遭遇最终在1602年出版，书名叫《一位名叫亚哈随鲁的简要描述和故事》，它非常流行，在几年内出版将近五十个版本。

依靠隐喻的延伸，对亚哈随鲁的诅咒当然是对整个犹太民族的诅咒，不仅是他们的顽固，而且是他们魔鬼般的天性。在一个魔鬼对于民众来说是现实的时代，民众相信魔鬼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相信极端的邪恶是存在的，不信仰上帝的人或者犹太人必然和魔鬼联盟。假如耶稣是救世主，犹太人可能等待的唯一的人就是反基督者。就是以这种方式，基督教的作家散布着这样一个传说：犹太人是反基督者的支持者。在最后的日子里，犹太人这种对基督的拙劣模仿将复兴神殿，短暂地主持新的犹太帝国，直到被基督徒毁灭。根据罗伯特· S.维斯特里希的观点，反基督者的神话来源于十字军东征时代对犹太人的屠杀，预示了控制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的千禧年思想，这种思想把阿道夫· 希特勒当作了德国的世俗基督，他将清除德国的恶之源——犹太人。

人们可能已经发现，在《新约》和早期教会神父的作品中，犹太人和魔鬼就被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尼撒的格里高利或者圣约翰· 克利索斯托的作品中，犹太人的集会是撒旦集会的化身。将犹太人魔鬼化的一个重大结果是，基督徒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恐惧和仇恨的冲动得到了投射。在中世纪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中，犹太人有时被描绘为母猪，皮肤黝黑、鹰钩鼻子、卷毛头、气味污秽。在各种木刻当中，他有着魔鬼的尾巴和山羊胡子，骑在一头雄山羊身上。犹太人被视作巫师和魔术师，能够施展各种妖术。在一个基本上未开化的世界里，这些肖像画对愚昧的民众产生有力的冲击，他们基础的信息来源要么是口口相传的文字，要么是视觉艺术。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历史上的视觉文献：《埃塞克斯郡的名录》（1277）将亚伦描绘为魔鬼的儿子；16世纪著名的系列印刷品《犹太人的浴室》描绘了魔鬼在浴室里支持犹太人；17世纪的印刷品显示了魔鬼参加了犹太人的集会，并参与了犹太人的仪式；无数的卡通画将犹太人描绘成鹰钩鼻、丑陋、斜眼、不断算计着恶毒主意的人；菲利浦· 鲁普雷希特在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的《冲锋队》杂志中使这种诽谤的艺术登峰造极。总之，在审视这种巨大的、累积的、仇恨犹太人的视觉题材时，人们不应该惊讶于陈旧的犹太人形象被作为现实接受下来。

假如犹太人是魔鬼的门徒，那么他们必然拥有某种相关联的性格特征。例如，因为魔鬼散发着污秽的气味，犹太人也必然散发出恶臭。魔鬼最为著名的肉身之一是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尽管这一名称不是中世纪的，但是它来自希腊语各种各样的词素——mē是“不”的意思，phōs是“光”的意思，philos是“爱”的意思，即他不是爱光的人，是堕落天使路西法的拙劣模仿者。靡菲斯特这个词最有趣的词缀是mephitic，在拉丁语中,它是尖刻的、硫黄味的、恶臭的意思；在希伯来语中，tophel是说谎者的意思。当然，魔鬼是这一切的统称，犹太人的含义也是如此。因此，假如魔鬼散发着恶臭，犹太人也是如此。事实上，人们相信犹太人散发着恶臭，这一信念非常强烈，持续数代不退，这促使德国的学者研究犹太人屁的特性和来源。纳粹种族主义者汉斯· F.京特强烈地秉持这一信念，并承诺借助化学分析研究这一问题。

正如莱昂· 波利亚科夫所揭示的那样，这其中还有大量的性影射。犹太人被显示出十分具有男性气概，十分沉迷于肉欲，因此对把精神纯洁、不受欲望影响作为拯救前提的基督徒形成了致命的威胁。魔鬼是物质的王，他利用人的身体作为诱惑的工具。基督徒的理想是耶稣和圣人的理想，他们超越了身体的物质诱惑，渴望精神的纯洁。众所周知，性的放弃在基督徒的信仰中是最崇高的理想。相反，性的沉迷被斥责为邪恶。为了使信仰神圣化，教会为所有性的表达盖上了羞耻的面纱，排除了色情的词汇、意象、行为和人，它们的信仰是：“对上帝的爱优于男女之间的爱，贞洁高于婚姻，处女比妻子神圣。”身体经常被贬为污秽和令人厌恶的物体，是许多贪欲或难以控制的欲望的温床。作为性欲的中介，身体能够与其他身体发生关系，结果是严重阻碍了人与上帝的关系。魔鬼被强烈地认为是“性欲象征性需求”的来源，这些需求使得基督徒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在魔鬼之后到来的是淫荡的犹太人，这解释了犹太恐惧症一直显示出强烈的性色彩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把性行为投射到恶魔或犹太人身上，可以解释为将自身禁忌的冲动外在化，这些冲动不仅是性的，而且可能也是被掩饰的对妨碍教会和上帝的权威抗议的感情。

与这种性幻想相关的是同样非理性的信念：不管犹太人外表看上去是多么男性化或性欲旺盛，他们本质上也是虚弱和多病的民族，需要周期性地注入强壮的基督徒的血液，以保持犹太人的健康。在许多犹太人所承受的折磨中，有经期大出血和痔疮大出血。人们相信，犹太男人因为被切割了包皮，因此会有月经，需要基督徒的血液来恢复精力。最有效的基督徒的血液是小孩子的血液；因此，将小孩子献祭，吮吸他们的血液，这些罪人会精力充沛，充满奇迹般的力量。就是以这种方式，祭祀杀牲的古代神话在犹太人祭祀杀孩的神话中找到了新的表现方式。第一个所谓的杀孩案发生在1144年的英格兰。在耶稣受难日的黄昏，人们在诺威奇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年轻学徒的尸体，谣言迅速传播开来：当地的犹太人可能根据犹太教士的指令，犯下了这一邪恶的罪行以嘲笑救世主的受难。然而，当地的行政机构并没有相信这一谣言，诺威奇的行政长官试图保护当地的犹太人，但结果是不成功的，因为城市里爆发了骚乱，其间，一个骑士杀死了一个犹太人，骑士是犹太人的债务人。结果是，城市为这位名叫“圣威廉”的年轻学徒举行了祭祀，建起了有利可图的祭坛，吸引了许多朝圣者。接着，诺威奇的案件引发了整个欧洲祭祀杀孩案件的洪水，每次都导致了诽谤性的指控、暴乱，以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愤怒形成的威胁失控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召集了一个由显要人物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皈依的犹太人——来调查犹太人谋杀基督徒的孩子，以及在逾越节将他们的血液注入未发酵的面包的谣言。委员会回馈的报告是，没有任何证据确认这一传闻，相反，犹太人非常厌恶血液的流动，因为他们的饮食和宗教法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236年，腓特烈二世发布了重要的金玺诏书，在其中他明确澄清了对犹太人的指控。但是，正如莱昂· 波利亚科夫所指出的那样，到那个时候，谣言已经深深地钻进集体意识当中，甚至腓特烈的帝王法令也无法改变这一危害了。

祭祀杀孩的指控与另外两个妄想相关联：圣体亵渎，以及相信犹太人的世界是由秘密而神秘的犹太教士阴谋分子的社团组织和控制的，他们策划推翻基督教文明。犹太人亵渎圣体的定论起源于13世纪，当时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确定了圣餐变体论的信条，它相信耶稣的肉体和血液体现在圣餐的圣饼和红酒当中。13世纪末，人们谴责犹太人通过亵渎或侮辱圣饼来“毁坏”和“折磨”耶稣变成圣餐的身体。这一犹太人世界阴谋的神话，后来在19世纪著名的欺骗性文献《锡安长老会协议》中浮出水面，不过它在诺威奇案件之后就已经出现了，它声称祭祀杀牲是在法国纳博讷的一次犹太教士秘密会议上计划的。据一位改宗的犹太人披露：西班牙的犹太人每年在纳博讷聚会，选择一个基督徒用于每年的献祭，这在他们的宗教文献中被确定下来。这一举动的理由是：犹太人强烈地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嘲弄基督和每年用一个基督徒献祭来放血，他们才能获得自由和回到他们的祖国。于是，权力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西班牙犹太人，每年都会在法国南部的纳博讷聚会，抽签决定在哪个城市放基督徒的血。

正如腓特烈大帝的调查团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明显荒诞不经的。尽管如此，犹太教士的作恶者计划献祭杀害基督徒儿童的妄想继续在发挥作用，它强烈到替代十字军东征成为了集体灭绝犹太人的理由。这一狂热很快在欧洲蔓延，并且经常使基督徒卷入这些犯罪行为，因为谎言必须得到个人和社会的蓄意编织、掩盖或者保护，经得起审视。也有一些案件，基督徒自己要么隐藏，要么绑架孩子，然后谴责这是犹太人所为，进而为更多的犯罪行为提供借口，包括掠夺犹太人家舍，杀戮无辜的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只要所谓的犹太人的罪行发生，公共的祭坛就会被建起来，朝圣的行为就会得到安排，假定的受害者就被奉为圣徒。例如，1462年巴伐利亚恩丁格献祭杀孩案件发生之后，一出著名戏剧《恩丁格犹太人》每年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在瑞士的伯尔尼，游客们依然能够参观到献祭儿童喷泉，它献给1294年在这个城市失踪的一个小孩。他的失踪使得全伯尔尼的犹太人因为谋杀而受到谴责。

1315年，一场可怕的饥馑席卷欧洲，接着是饥饿的农民成群结队到处掠夺，屠杀了数千的犹太人，尤其在法国南部的阿基坦公国。就是在那里，另一个对犹太人的谴责——他们在井里投毒——出现了，这在后来的黑死病当中还得到了强化。谣言可能开始于一个麻风病人，他在帕特南勋爵的领地被捕获，他供认一个犹太人送给他一包毒药，内含人血、人尿、三种秘密草药、圣饼的面粉，让他投到井里。这起事件启动了一场猛烈的谴责：犹太人正在往井里和泉里投毒。它在黑死病中得到了相当的强化，使民众心智错乱，易于接受各类非理性的信念。根据莱昂· 波利亚科夫的观点，1347年可以和1096年相提并论，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标志着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除了以愤怒的上帝、魔鬼或两者一道的方式出现的不同寻常的宇宙力量被视为负有责任之外，对于许多敏感的民众来说，他们清楚的是，魔鬼的力量是散漫的，污染着空气，毒化着水质。假如魔鬼要借助不同寻常的奴才的帮助方能施展魔力，“假如他不从人类的渣滓当中，不在所有类别的垃圾中，不在麻风病人中去寻觅，总之，不在既是上帝又是魔鬼的选民的犹太人中去寻找，他又能在哪里招募到他们呢？这样，犹太人被大规模地提升为他们的替罪羊的角色”。

为了支撑很大程度上基于非理性思想的对犹太人的成见，也就是说，使它在经验的现实中无懈可击，降低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是必须的。就是以这种方式，犹太人满足了自我实现预言的邪恶逻辑，这种逻辑将外围群体定义为低人一等的，并把压制他们并使他们符合人们长期持有的内心意象付诸实施。当受害者自己都相信这一点的时候，这一自我满足预言的最高成就就出现了。比如，据说波兰的犹太教士在党卫队围捕时告诉他的教徒服从纳粹杀手，他说：“我们没有杀害耶稣吗？我们自己没有大声呐喊‘让血降临到我们头上来’吗？”无论基督徒想到怎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他们都倾泻给犹太人。犹太人被禁止拥有中世纪权力真正来源的土地，他们也被排除在行会之外。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他们从事了基督徒认为不仅是低人一等的，也是不道德的职业，尤其是放贷。犹太人热衷于放贷，实现了重要且非常有用的经济功能，但是也把他们置于许多恶毒的指控当中，特别是吸血鬼的指控。这一指控数世纪来在欧洲每个地方不断重复，并具有一点事实依据：犹太人放贷利率极高，有时达到本金的一倍。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一直是处于社会低人一等的地位。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他们没有法律地位，也没强制执行的权力，他们不得不经常指望基督徒债主的承诺。几乎没有同时代的人感受到犹太人双重困境的悲剧；他们喜欢称犹太人为依靠基督徒邻里的生产性劳动生存的吸血鬼或寄生虫。这一指控构成了起源于中世纪的“非生产性寄生虫”终极神话的背景。数个世纪以来，这一神话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它坚持认为犹太人不像基督徒从事生产性或者与土壤相关的劳动，而是喜欢依赖城市中心土地的丰厚，在那里，他们从事纯粹算计的或抽象的金钱操纵，克卢尼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在12世纪就指控犹太人是一帮城市人，他们依靠努力工作的基督徒农民的劳动生存，用不公正的金钱交易欺骗这些农民。这位修道院院长和所有进行这类指控的人没有提及的东西是，犹太人不能从事手工劳动的职业。正如摩西· 门德尔松后来公正抗议的那样：“他们捆绑我们的双手，然后抱怨我们没有使用它们。”

到中世纪末，现代犹太恐惧症的大多数要素都已经形成。这是一种仇恨，归根结底来自基督教文化自身的虚弱和不安全感。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犹太恐惧症是基督教信仰者内心对自己宗教真理疑虑的表现；一种缓和这种疑虑的方式是将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在犹太人身上投射基督徒内心的疑虑、恐惧和厌恶。根据史蒂文· 卡茨的观点：

对疾病、污染、未见之物、未知之物、难以控制的力量、魔鬼和怪物、巫婆和巫师、自然和超自然的恶意力量、恶人和堕落天使、罪恶、神学上的腐败、神学上的谎言、正当的和压抑的性行为、自我、灵魂、原始需求和它们的外在表现、经济上的竞争和它的结果、政治上的失败和征服，等等以上一切的恐惧，都投射给犹太人了。

然而，依靠迁移犹太人，甚至给予他们可怕的、周期性的教训，基督徒依然不能使他们的不确定性平定下来，因为只要犹太人在基督徒的社会存在并活动，他们就活生生地提醒着：他们是不信奉基督者，是宗教的反对派。

思想具有社会和政治的结果，在犹太恐惧症的案例中，其形式是诬蔑、强迫集中居住、驱逐，甚至灭绝。为了标记出他们与普通、正派民众的区别，犹太人被迫穿不同的制服和戴特殊的徽章，比如在法国是黄色的圆形补丁，它类似一枚硬币，它的颜色和形状标志着嫉妒、贪婪、邪恶。在德国，犹太人被要求戴红色或黄色的统一帽子，在波兰是绿色的帽子，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是黄色的补丁。

与这种对个人的诬蔑一道出现的是身体上的隔离和驱逐。1290年，爱德华一世将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他们直到17世纪中期才得以返回。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们被驱逐出法国，并在德国的许多城镇被驱逐。在15世纪后期，基督徒最终重新征服了西班牙，其间，犹太人和摩尔人一道成为了宗教裁判所的目标。宗教裁判所1479年正式在西班牙建立，用来确认和拷打异教徒和基督教叛教者。第一裁判官托马斯· 托尔克马达（1420—1498）实施了恐怖的统治，许多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宗教裁判所一直密切监视着改宗的犹太人，显示出对犹太人总体上根深蒂固的怀疑，并带来了一些丑恶且新颖的成见，特别是相信犹太人的血液是恶劣的，带来恶劣的性格，不可逆转，因为它通过遗传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就是以这种方式，生物学的种族主义首次在历史上出现，显然它的形式是初级的，但十分恶毒，足以让人们相信，纳粹分子并非第一个痴迷于血液污染和血液净化的。只是十三年后，当基督徒完成了西班牙的征服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把犹太人驱除出西班牙，1498年葡萄牙也模仿了西班牙。到1500年，整个西欧，除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地区，都没有犹太人了。

到中世纪末叶，犹太人已经脱离了实际的人类生存，变为“没有人性的”神话中的恶魔人物。因此，对犹太人的仇恨被认为是美德。事实上，正如史蒂文· 卡茨提示我们的，一个人越是仇恨犹太人，就越是虔诚。因此，纳粹并没有创立犹太人在精神上是邪恶的信念，教会已经显示这一点。纳粹分子给这一神话的信念增添的是其起源的不同解释。他们认为邪恶存在于犹太人的血液中，而非其宗教中。他们处理犹太人的方式也不一样，是从速的种族灭绝。正如后来所说的，中世纪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要么改宗皈依，要么被驱逐出境；如果做不到这点的话，人们就允许犹太人作为局外人强迫集中居住，成为边缘化的存在，无论他们到哪里都被贴上标签，受到鄙视。基督徒不借助种族灭绝行动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原因是，基督徒伦理建立在爱和对罪恶的宽恕上，不允许犯有这样不敬神的罪行。

移民和强迫集中居住

到1500年，世界犹太人的文化中心从西南欧（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迁移到东北欧（波兰、俄国西部）。犹太人伟大的黄金年代与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合作相联系，它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因此也肯定了弗朗茨· 鲍斯的观点：“文化的进步依赖于提供给一个社会群体能够向他的邻里学习经验的机会。”但是，黄金时代到此走到了尽头。伊比利亚的犹太人作鸟兽散，在土耳其、巴勒斯坦、叙利亚，甚至新世界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近东的犹太人被称为“塞法迪犹太人”（西班牙或葡萄牙籍的犹太人或其后裔），他们对自己的伊比利亚传统、高度神秘和思考性的神学、秘传的民俗、先进的商业技能感到骄傲。北部的犹太人大量拥入波兰和俄国西部，他们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修养感和商业才能，这些都有利于东欧落后的乡村。这些东欧的犹太人，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德系犹太人），他们讲的是被称为意第绪语的德语和希伯来语混合的方言，他们遵守犹太教士严格的规则，在自己的社区中过着与外界隔离的生活。这些在奥地利和德国四处生活的犹太人被强迫在称为“犹太社区”的地方集中居住，在隔离的居住区中生活。这些地方通常位于城镇最恶劣的地区，人口拥挤不堪。在这些隔离的强迫集中居住区生活的犹太人，被基督徒社区严格控制。犹太人不得不支付随意的、特别高的赋税，并佩戴专门的黄色徽章或帽子。他们被禁止与基督徒社交，并在夜晚禁止离开他们的居住区。

三百多年来（1500—1800）——准确的时间依据居住地的不同而不同——犹太人基本上是被隔离的，被强迫集中居住，但是，变化之风也冲击着他们孤立而充满焦虑的生活。基督徒的宗教战争（1540—1648）把整个欧洲带入强烈的宗教仇恨的战场，也侵害了欧洲的犹太人，特别是那些依然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新教改革之父马丁· 路德是一个神经质的天才，具有本质上属于中世纪的思想，他以彻底的、毫不含糊的、来自对绝对之物深切需求的对立观点看待世界。一旦他发现真理，一旦他看见真理，他就会以尖刻的挖苦和鄙视去谴责所有不符合他自己观点的所有观点。路德可以作为分裂和矛盾人格的教科书典型。正如海因里希· 海涅所说：

他是一个梦想的神秘主义者，也是一个行动的实践者。他的思想不仅有翅膀，也有手。他是冷酷的、学究型的作家，也是一个充满灵感的、沉迷于上帝的预言家。白日长时间地投入辛苦的劳作，总结出教义上的差异；夜晚拿起长笛，仰望星空，灵魂融化在旋律和奉献中。同样一个人，能够像渔妇一样破口大骂，也可以像少女一样多愁善感。

路德起初向犹太人伸出援手，因为他在感情上认同由他所鄙视为魔鬼的罗马天主教会让犹太人所承受的痛苦。他提醒他的德国同胞，耶稣是一位犹太人，他教诲了爱的纯洁的信条，因而基督徒的责任就是用爱和怜悯之心去对待犹太人，特别是当他看到天主教不能实现基督徒理想的时候。在一本作于1523年的名为《耶稣基督生来是犹太人》的小册子里，他说：

最初的传道者是犹太人，假如他们对待我们这些异教徒犹如我们这些异教徒对待犹太人一样的话，在犹太人当中就不会再有一位基督徒……我们应该以亲如兄弟的态度对犹太人加以报答，这样我们可以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改宗皈依……我们只是异教徒，而他们是基督的后代。我们是异邦人和外来人，他们是基督的血亲、兄弟姐妹。

这段文字写于1523年，当时他和天主教会之间的斗争达到高潮。二十年后的1543年，在路德宗内部和外部发生了漫长的、十分保守而反对改革的斗争，路德将自己的怒气发泄到犹太人身上。他谴责他们是阴险的寄生虫，“坐在火炉边暴饮暴食，塞满自己的肚子。一边烤着梨子，一边放屁。他们剥削着我们的钱财”。在对犹太人物质贪婪的商业信条给予更严酷的道德谴责的同时，路德还提醒他的读者，犹太人犯有杀害基督，以及与魔鬼交易的罪行。他说：

第一，他们烧毁了他们自己的教会或学校……

第二，我建议拆除和焚毁他们的房屋……

第三，我建议没收他们所有的祈祷书和《塔木德经》的文本，它们教唆人们通奸、说谎、诅咒、亵渎……

第四，我建议禁止他们的祭司布道。

第五，我建议剥夺犹太人在公路上的安全通行。

第六，我建议没收他们的所有现金和金银财富……

第七，……让所有的人能够向他们投掷硫黄和石块。

……让他们像疯狗一样被赶出德国。

如此尖刻的言语有时达到了污秽的程度，正如路德许多情绪的爆发都是在他狂暴的时候。这些言语使得一些历史学家确信：“第一位伟大的德国民族预言家和德语的锻造者，确立了犹太人这个词彻底贬抑的和完全可怕的意义。”同时也让他们确信，路德对犹太人发起的攻击比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人们所发现的更为邪恶；他整个启示录式的思考——犹太人在其中是魔鬼的孩子——是通往大屠杀之路的关键第一步。对路德的指控存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在整个中世纪的神学家当中还找不到可以和路德恶毒攻击犹太人相匹配的事例；回想起来，甚至圣约翰· 克利索斯托的反犹太人的爆发相较而言也远为温和，当时犹太人和基督徒势均力敌，为争夺皈依者相互竞争。确实，马丁· 路德引发了宗教战争而非大屠杀，他与阿道夫· 希特勒分享了——假设不在同样一个世界——同样的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这种仇恨显示出明显的鬼神学的特征。然而，路德是基督徒，而非种族主义者。尽管他的爆发走到了极端，但他相信犹太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类，是可以拯救的。他没有塑造产生希特勒的世界或者思想框架。路德和他的支持者所做的，只是集中了现存的中世纪对犹太人的偏见，将它们留存于未来；当纳粹犯下大屠杀罪恶之际，其贡献在于，如果邪恶横行于市，势必出现良心的钝化。

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带来了宗教狂热状态的强化，这种狂热加剧了现存的反犹太人的态度。然而，基督徒倾向于相互灭绝的事实意味着：先前很大程度上为犹太人保留的灭绝愤怒被替代了，因而得到了些许的减轻。这一例外发生在东欧。中世纪后期，犹太人在那里发现了庇护所，建立了稳固的国中之国。波兰国王没有理会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反对，给予波兰的犹太人优厚的待遇，以致1565年一个教皇的使团惊讶地发现：“在这些地区可以发现大批的犹太人，他们没有遭受到在其他地方遇到的轻蔑……他们拥有土地，从事商业活动，研究医学和天文学。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不仅被视为令人尊重的人，还成为了领导……总之，他们具有所有的公民权利。”然而，这种状况注定没有得到延续。波兰在17世纪因为没有能力创造一个强大的、集权化的国家，它开始衰落了。此时，内部的分裂恶化为严重的动荡。最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在1648年。那时，乌克兰的俄罗斯农民——他们大多数是东正教徒——反抗他们的波兰地主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犹太金融代理商。俄罗斯农民的造反导致了对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大范围屠杀，最终导致了俄波战争，瑞典后来也参与其中，最后演化为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混战，十万犹太人遭到屠杀。

东欧的犹太人对这些通常被认为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最糟糕的屠杀作出了回应，他们退却到管理有序的孤岛世界，在严格的《塔木德经》研习的围墙后面把自己埋藏起来，这种情况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尤其明显。然而，对于这种原教旨主义来说，有一个例外发生在波兰南部和乌克兰，在那里，类似于欧洲的福音派教会的基督教运动，诸如德国的虔信派和英国的卫理宗，犹太教出现了感情上的转向，除了对《塔木德经》持有更为自由的解释之外，犹太教信仰者们还在犹太教奥秘派以及犹太人的民间传说和诗歌中重新发现了丰富的神秘主义传统。他们自发地发现一种内心的宗教，它点燃了炽热的救世希望，这一宗教在富有人格魅力的传教士摩尔达维亚的伊斯雷尔· 本· 埃里泽（1700—1760）手上达到了顶峰。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哈西德派教徒，他们把自己的名字给予了最伟大而神秘的现代犹太教——哈西德派。

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

西欧对犹太人的观点和态度的根本性变化发生在启蒙运动年代。启蒙运动自身是三个世纪来反对古代宗教和世俗权威的顶峰。启蒙运动最显著的推进是对世界的“去神话化”，是把世界重新定义为只是处于运动中的事物，它服从于能够被人类心智理解的理性进程。启蒙思想者具有新的科学原则和更宽广的人文视野，他们是通过重新发现古典遗产获得的这一视野。启蒙思想者试图规划新的人文主义宇宙观，以取代旧的宗教宇宙观，并且相应地来改造世界。启蒙运动之光来自它的中心法国，并成为了一场国际性的思想运动。它主要得到前卫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系统地阐述了欧洲发达国家正在兴起的商业阶层的价值观念。这些得到广泛的大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利益支撑的价值观念断言：所有人生来自由平等，应该从传统的、专制的控制方式中解放出来。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新的人类解放的信条以及与其对应的词汇和短语——“理性”“进步”“人类尊严”“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自由事业”——都几乎变成了世俗的千年运动，这一运动旨在用更新的材料建设中世纪的上帝之城。

基督教千年精神演变为其世俗的对应物是无可否认的，不过，不同的是得到这种世俗的拯救所依靠的方法。正如卡尔· 贝克所认为的，18世纪不是13世纪的重演，而是以西方文明为轴心的激进变化，从上帝和超自然的力量变为人类及其世俗的希望和渴望。拯救的方法也是不同的；科学作为方法取代了宗教,依靠这种方法，人们能够征服古老的敌人（无知、迷信、贫穷、战争），得到世俗的天堂。换句话说，启蒙运动是人类意识的一次重大的定位；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是心理上的转变，因为它说出了更乐观的、更宽容的话语。启蒙运动宣称人类本质上是良善的，良善的生活应该在此生的财富中，而非在来世中追求。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有意义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来实现。

启蒙运动许多设想后面的精神是新科学，它的支持者需要一个合作的、累积的、经验的和进步的世界；它的自我纠正原则允许采用旧的神学从未能够采用的方式纠正错误，因为新的科学不像信仰是建立在教条和未经检验的前提之上的，它要求经验上可以确定的事实。毫无疑问，鉴于对科学的这种信仰，对宗教的信仰必定会消失，事实也是如此。约翰· 洛克作出了最初的努力，英国的自然神论者阐述了纯粹“理性的”、消除奇迹或神秘元素的宗教，从此开始，启蒙运动稳固地沿着哲学怀疑论、世俗人文主义、无信仰的方向发展。宗教变得越来越理性主义，越来越没有神秘感、激情感或来世的成分。尽管18世纪依然保留了对基督教传统的信奉，但是它的哲学先锋（伏尔泰、休谟、卢梭、康德、莱辛、杰斐逊）在本质上持有自然神论和怀疑论的思想。他们倡议更广泛的宗教宽容，在观念上希望政教分离。

像所有被压迫的少数人一样，犹太人欢迎启蒙运动的赐福；另外，当启蒙运动的思想在所谓的民主革命时代（1776—1848）付诸实践的时候，他们也成为新价值观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犹太人逐渐从公民权缺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1781年，18世纪最开明的统治者之一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发布了他的第一个《宽容特许权法案》，其理由是，这是基督教要做的事情，同时它也对国家有用。确实，犹太人越来越受到宽容，因为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有用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 威廉一世很久之前就告诉他的贵族们：“犹太人和他们的商务似乎无害，而且对我们和国家有用。”事实上，就是在普鲁士，驼背的犹太人摩西· 门德尔松向更大的世界打开了窗户，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发起了与占据统治地位的柏林以及德国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领袖的对话；主要是和戏剧家和哲学家戈特霍尔德· 埃夫莱姆· 莱辛（1729—1781），他的伟大戏剧《智者纳坦》代表着普遍宽容和同情最经久不衰的文献之一。门德尔松的朋友普鲁士公务员、基督徒威廉· 冯· 多姆不仅在德国发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在法国也是如此，他的著作《犹太人公民权的提高》（1781）在那里出版。这本书控告社会虐待犹太人，倡议给予犹太人完全的公民权和平等。1791年，法国革命议会大会承认犹太人具有完全的公民权，诸如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瑞士、意大利北部这些由法国统治的所有地方也是如此。巴伐利亚、巴登以及符腾堡模仿奥地利的模式承认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但同时保留了某些限制。在1806年被拿破仑战败的普鲁士邦施行了内部的改革，在1812年承认犹太人的经济而非政治的解放。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所有西欧和中欧的犹太人从先前没有人权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公民或国民。

解放运动的诱惑促动许多犹太人离开了他们的强迫集中居住区。这一诱惑是一把双刃剑。第一，它引发了与同化相关联的宗教和文化问题，接着，同化产生了动摇犹太人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危险。第二，同化意味着人们希望犹太人接受成为有充分资格的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公民所必须具有的特质，同时它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犹太人所定居的民族社会是否把他们作为有充分资格的国民接收下来，并且作为对作出这种让步的回报，乐意承认他们有额外的权利来保留犹太人的身份。第三，欧洲犹太人自身是否能够为了与基督教徒的邻里和平相处作出让步？

在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扩张潮的冲击下，犹太人离开了强迫集中居住区。此时此刻，犹太人很快发现财富是社会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犹太人作为贸易商和借贷人经验丰富，并且通过维护旧有的封建秩序所得甚微，他们很快变成了现代化的大代理商。甚至在民主革命之前，他们就作为宫廷犹太人，为管理整个欧洲皇室的金融事务提供服务。他们的大都市心理素质和能说多种语言的能力——几个世纪的必需品——使他们能够形成让他们的竞争者嫉妒的国际商务关系。罗斯柴尔德国际家族的崛起，也许是资本主义扩张年代犹太人成就最杰出辉煌的事例。这一家族的创建者迈耶· 阿姆谢尔· 罗斯柴尔德（1743—1812）最初是法兰克福一家银行的小职员，后来在城市的犹太胡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涉足钱币、勋章、古董生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在欧洲的五个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巴黎、伦敦、那不勒斯、维也纳——他的五个儿子建立了五家子公司，并且同时为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政府服务。这五个儿子优化了其父亲精明的商业洞察力和杰出的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羡慕和厌恶的金融机构。罗斯柴尔德极度相信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政策；他们精于利用价格差在几个市场买卖国际货币，这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冒险，要求具有对当地金融、政治状态的直接知识，以及完美的对时机的把握。他们小心地选择代理人，代理人则准确地汇报当地的情况，这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比任何新闻机构都更消息灵通的组织。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成为了传奇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而且成为犹太人仇恨者喜欢的靶子。正如汉娜· 阿伦特在其他地方所说：“还有比这样一个家族更好的证据证明一个犹太人世界政府的想象概念吗？在一个家族中有五个不同国家的国民，至少与三个政府有着密切的合作……政府间经常性的冲突从没有一刻动摇过其国家的银行家们利益上的团结。为了政治目的的任何宣传都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比现实本身更有效的象征物。”然而，为了我们的目的，审视这一金融成就的另一面也是重要的，即它对于这个犹太家族的影响及其所受到的同化和国家化的诱惑。尽管迈耶· 阿姆谢尔· 罗斯柴尔德成功地将他的五个儿子安置在不同的欧洲国家的首都，但是他也导致了家族统一性的最终弱化，因为几个罗斯柴尔德被民族化为德国人、奥地利人、法国人或英国人。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谈论犹太人那样，尽管他们厚颜无耻，但是他们也为民族国家的荣誉和认同而奋斗，相对轻松地跻身最高层的国家圈子里，经常表现出明显的谨慎和保守的姿态。迈耶· 卡尔· 冯· 罗斯柴尔德是阿姆谢尔· 罗斯柴尔德的孙子，他是1867年北德意志议会的议员，并且在普鲁士的上议院任职；维也纳的萨洛蒙男爵跻身于维也纳最高层的宫廷圈子，获得了一个五十年投资北奥地利铁路的特许权；巴黎的詹姆斯男爵和他的儿子阿尔方斯在巴黎社会都是同样声名显赫；纳坦· 迈耶的儿子莱昂内尔· 罗斯柴尔德成为了英国下议院的首位犹太人议员，他的儿子纳坦内尔在1885年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世袭贵族。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依靠保持家族和商业的犹太性质来遵循严格的风俗习惯，但对民族政府的这种认同则既重视家族又重视民族的忠诚。

不像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后来的布雷施罗德家族，大多数犹太人依然生活在社会经济的边缘。只有少数人因为对国家的经济有用处才能获得显赫的地位。然而，这些人对于持续的歧视，以及发端于解放运动的、弗里茨· 斯特恩所称的“同化的痛苦”都是脆弱的。这种痛苦涉及由分裂的忠诚所造成的困境，它经常使这些人的爱国主义与他们的宗教或家庭忠诚相冲突。

处于异教徒世界的危险和诱惑之中，犹太人的堡垒一直是家族，因为就是在这里，犹太人的模式——宗教的、道德的和民族的——被内在化了。犹太人一直视自己为少数民族，他们相互认为是一个延伸的大家族里面的人。解放运动能够解除犹太社会的纽带并弱化它的关系吗？犹太社会的先锋——它的领袖和成功故事，诸如摩西· 门德尔松、路德维希· 伯尔内、海因里希· 海涅、费利克斯· 门德尔松、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朝着同化、现代化、世俗主义的方向发展。为了避免反犹太人偏见和依然存在的限制，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卡尔· 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就是这样做的，他用18世纪的启蒙传统而非自己犹太人的信仰教育他的孩子。

甚至在犹太教内部，一些分裂在19世纪初期也在扩大。那时，一些犹太人支持启蒙运动，特别是被称为哈斯卡拉的犹太教变种，它与正统的犹太教决裂。改革者们向两个古代传统——《塔木德经》的主导地位和犹太教士的统治——发起挑战，他们坚持认为，犹太教必须使自己适应现代社会，重视诸如洛克、康德、黑格尔这样的非犹太哲学家的贡献。1818年，具有改革思想的犹太人建立了犹太人科学学会，它是一个教育和宗教的机构，学会会员以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传授广义的神学，并鼓励与非犹太人进行文化对话。改革的犹太教发端于德国的犹太教堂，具有改革思想的犹太教士在那里简化教堂的崇拜仪式，在布道中取消了犹太人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或死者复活的部分，加入了管风琴和合唱团，用本国的语言而非希伯来语咏唱赞美诗。对现代性的这一让步，受到正统犹太教的强烈挑战。1843年，当改革运动的极端分子作如下宣布的时候，这一挑战达到了顶峰：

第一，我们承认摩西教中存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第二，无论从学说还是实践的立场来看，通常以《塔木德经》指派的辩论、论文、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权威性可言。第三，我们对把以色列人带回巴勒斯坦土地的救世主不抱希望，他对我们也不抱希望；我们不知道祖国在哪里，但是依靠出身和公民权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哪里。

这一不同寻常的表述，体现了有史以来虔诚的犹太人作出的最大让步，这个让步后来证明没有被大多数犹太社会所接受，它对犹太人乐意使自己认同非犹太民族的主张也没有引发广泛的认同。大多数虔诚的犹太人开始视自己既是犹太人，同时也是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他们要求法律上的彻底解放，在被视为公民的同时，也要被准许按照他们的宗教行事。欧洲国家乐意承认这种要求的程度，决定了欧洲犹太人被他们所居住的民族社会融合、同化、宽容的相对程度。

民族主义和欧洲种族主义年代的犹太人

在后拿破仑时代，在欧洲许多社会对犹太人的融合和宽容存在着长期的争论。这些争论在那些犹太人数量较多并达到较高社会意识水平的地区明显而强烈，主要是在法国和德语国家。在思想家们那里似乎比其他优先的问题是：在宗教、伦理和文化的范畴，犹太人的民族性格是否与德国人或法国人的民族性格相匹配。法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身份有着非常一致的感觉，他们对犹太人的反对主要集中在宗教，后来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法国的犹太人数量比其他国家少很多，在18世纪后期才刚刚超过5万人，在地理位置上主要限制在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的反犹太人偏见主要是由三类人士表达：一是反动的罗马天主教作家；二是犹太教的改宗者，他们积极地反对过去同一宗教体系的成员；三是社会主义的批判家，他们因为犹太人推行资本主义的行为而攻击他们。然后，德国人在几个方面的反应更为强烈：第一，因为犹太人从未像在英国和法国那样完全被驱逐出德国，因此他们成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而非仅仅是一个根植于民间传说或艺术的存在；第二紧跟着第一，犹太恐惧症构成了持续的、顽固的传统；第三，德国人缺乏对民族身份一致的感觉，会受到民族主义符咒的强烈影响，最终沿着狭隘的文化和后来非理性的路线把自己排他性地圈定起来，以致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拒绝接受融合其他非日耳曼民族的或宗教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犹太人。

争论“犹太人问题”的小册子，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如洪水般泛滥于德国，这个争论正如在下一章所见，对19世纪后期的犹太恐惧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一争论依然在传统基督教的范围内受到引导。在反犹太人方面，它的出发点是安德里亚斯· 艾森门格尔对犹太人宗教和行为的指控，他的两卷本巨著《被揭露的犹太人》（1706）对犹太人的信仰和所谓的错误行为进行了研究，为仇恨犹太人的人提供了羞辱他们对手所需的全部军火，即犹太人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蔑视其他民族的信仰，他们遵循着双重道德标准——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另一个是外部目的的；他们还用活人献祭，进行圣体亵渎。艾森门格尔所研究的范围，他对希伯来语、阿拉姆语、阿拉伯语的了解，以及他机智的暗示和曲折的解释，这一切都使他的著作成为对犹太人仇恨的主要源泉，直到19世纪后期，生物学和种族主义的观点完全改变了这本书的认知框架为止。但是直到那个时期，艾森门格尔的书籍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对等物，一直是德国犹太恐惧症的起始点。艾森门格尔依然希望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如果失败了，就把他们赶回强迫集中居住区。19世纪初期的批评家似乎也是一样的，他们在浪漫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写作，尤其是在席卷德国一些城市（维尔茨堡、班贝克、拜罗伊特、法兰克福、汉堡）的反犹太人骚动中，把传统的基督教犹太恐惧症和新的、粗野的、诞生于政治挫折和反资本主义情感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同时代的犹太观察家认为，这场德国人的愤怒是一个新条顿主义，是一种新型的、浪漫的外国人恐惧症，它由右翼的浪漫主义运动（阿恩特和扬）释放，它拒绝犹太人曾是德国民族一部分的观点，因为犹太人缺乏必需的基督教—日耳曼精神。然而，许多反犹太人的批评家依然相信皈依这两个精神是可能的，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德国许多州的领导也如此相信。骚乱被无情地镇压了，犹太人的同化在继续向前，尽管采取的形式是勉强的承认，而非成熟的法律和社会的解放。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公开主张给予犹太人完全的平等权，这是对18世纪人的自然权利的民主信仰的重申。

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一种新型的犹太恐惧症出现了，它不仅掀起了一波新的席卷欧洲的仇恨浪潮，而且制造了纳粹思想得以培育的土壤。这就是建立在伪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生物学的种族主义的出现，这些理论由达尔文的追随者编造出来，他们扩展和错误地解释了达尔文的生物学发现，去适合他们的意识形态安排。接着，生物学的种族主义和新型的、好战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聚集起来。然而，最不幸的是19世纪后期的思想家们，尤其是生活在非民主或非自由主义社会（诸如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的思想家们，开始放弃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背弃了平等、民主、自然权利和理性。这是一次深远的文化转向，对现代犹太人具有重要的意味。

种族主义根植于民族的偏见，在欧洲有着长期和丑恶的历史。欧洲大陆是有着广泛差异的民族群体的大杂烩，它们之间的紧张可以回溯到数千年前。民族主义的兴起加剧了这些紧张，因为民族自决和扩张的理想现在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并上升到准宗教的水平，甚至上升到本质上千年论的水平，它威胁要在重新开始的冲突中爆发。最尖锐的民族紧张存在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尤其是位于从巴尔干到黑海漫长、宽阔的带状欧洲部分，在那里，数个世纪不断变化的征服，已经把这些地区分裂成多民族的、多语言和多宗教的混合体。也就是在欧洲的这个部分，大多数犹太人居住于此，后来被种族问题放大的民族主义制造出了最严重的伤害。另外，在这些地区，泛斯拉夫主义或泛日耳曼主义的增长，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解散多民族的帝国中，在统治精英复兴帝国的梦想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民族冲突必然激发的最阴险的影响是种族主义，它在19世纪起源于个人或社会偏见，发展成总揽一切的、宣称拥有进入世界历史万能钥匙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的思想家在颂扬他们种族优越性的时候，主要诉诸新的生物科学，以及有目的地采自生物学的社会含义。公共的讨论非常强烈地集中在神奇的达尔文的术语上，比如“自然选择”“遗传性”“生存斗争”“适者生存”；潮水般的印刷品关注于种族血统、种族行为、种族繁衍、种族提高。借助达尔文的发现，公众自然想知道哪些社会、哪些民族最为优越以及为何优越。必然的结果是，民族中心论的研究者们一下就得出了草率且对自己有利的结论：皮肤的颜色是生物的优势，因此也是社会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阐明最优势民族和最低劣民族的种族特性，以及依靠比较人类学证明哪些性质提升生存能力，哪些性质弱化生存能力，仅仅是无足轻重的问题。普遍的共识是：竞争、勇敢、大胆和进攻的性质提升了生存能力；同时，软弱、妥协、和平，总之是消极的特性，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受欢迎的。

这类想法和新兴的优生学运动相联系，它发端于英国，由达尔文的表兄弟弗朗西斯· 高尔顿爵士创立。高尔顿是这一信念——在铸造个人性格时，遗传的作用高于环境——有力的倡导者。他和朋友卡尔· 皮尔森一道，呼吁民族同心协力去繁衍一个优等的人类种族，方法是鼓励适者生育，同时假如是必需的话，采用绝育的手段阻止那些虚弱的、无能力的、患病的人生育。就是在社会优生学的讨论过程中，皮尔森和其他人推动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其形式和五十年后的纳粹采用的相差不多。例如，皮尔森用个人有机体的类比来描述民族，并警告说，除非一个民族是同质的整体，否则它不能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因此，阶级的冲突完全是分裂性的，必须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根拔除。在这个国家当中，每个个人不再考虑社会等级，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合作；在这个国家当中，依靠适当的优生办法，最强壮的、最聪明的人获得领导的地位。

在所有种族主义理论家当中，种族主义最有说服力的布道者是法国的亚瑟· 德· 戈比诺伯爵和英国的休斯敦· 斯图尔特· 张伯伦。戈比诺经常被视作首位“雅利安”（白种人）优越性的代言人，他的四卷本文集《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4）和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基石之一。他们两个人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现代工业化和民主的社会弊病采取坚决反动的态度。两个人还企图用种族主义的术语来解释文明的兴衰，认为使得文明成为可能的创造性增长的基因，存在于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当中，两个人不加鉴别地、错误地将雅利安人作为标签从语言学转移到生物学。两个人也是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视犹太人不仅是种族上次等的种类，而且是破坏性的社会力量。假如雅利安人或条顿人是文化的创造者，犹太人一直是文化的毁灭者，一旦犹太人把他们的印记贴在任何运动上，它的活力就会遭到破坏。张伯伦指出，基督教因为其双面的表现，即一半是犹太人的，一半是雅利安人的，因此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它的雅利安人的一面，在象征主义和神话方面极为丰满；犹太人的一面，在对仪式和法规严苛的遵守中色调强烈。这样，基督教中最好的成分——它原始的活力和童真的信仰——被犹太人的因素扭曲成难以容忍的信条，这一信条强调罪恶、罪行和惩罚，而不是拯救、爱和神恩。在这些反思的过程中，张伯伦对犹太人的深深反感使他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鉴于雅利安人英雄的特性，耶稣必定是雅利安人，而非犹太人。

戈比诺和张伯伦的另外两个相似之处应该得到注意。第一是他们的著作尽管装作是科学的或学术的，但实际上是带有政治意图的真正的种族主义小册子；在这里，他们代表着一个新兴的文学体裁，它由假装成学术著作样子的文本构成，但将它归属于一种通俗的辩护更为合适。第二是他们的著作在德国最为流行。戈比诺的种族主义理论得到了作曲家理查德· 瓦格纳极为成功地推广。事实上，戈比诺和瓦格纳在发现他们的审美感是如此相似之后，建立了紧密的友谊。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的社交圈里，戈比诺的种族主义信条得到了热心的推广。1894年，路德维希· 舍曼将戈比诺的著作翻译成德文，并在弗赖堡建立了戈比诺协会。张伯伦也与瓦格纳和德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位英国移民，一位大英帝国融学者、冒险家、士兵为一体的富裕家族的后裔，张伯伦被瓦格纳的音乐所吸引，并定居德国，娶了瓦格纳的一个女儿，成了激进的日耳曼主义和狂暴的反现代主义的焦点。他的《19世纪的基础》一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销售了10万册，各种泛日耳曼组织和反犹太组织热情地赞同这本书的信念。另外，张伯伦还加入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社交圈子，也算得上是德国皇帝的朋友，他的思想得到了统治精英们的支持。在20世纪20年代，张伯伦积极地支持纳粹党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将他的著作奉为“战斗之书”，视作党照亮胜利之路的灯塔。

在19世纪后期，种族主义和几个捣蛋的观念相互滋养。一种决定性的反动力量开始流行，反对条理清晰的、经典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模式，它深远地动摇了西方文明的平衡。理性至上是启蒙运动的标志，它受到了一些奇思妙想的作家越来越多的挑战，他们强调意志、非理性、主观、直觉或人类生活无意识的主导作用。历史学家称这种知识的反革命为“活力论”“非理性主义”“新浪漫主义”或“新神秘主义”。这些标签是有启发性的，但也是误导性的。对理性的造反主要是指向工业文明的精神，这涉及对都市生活、技术理性，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普遍存在的驯服的、缺乏激情的、没有英雄色彩的日常工作的深度不满。依靠一些直觉的逻辑，远古的思维模式从不同的文学和哲学领域突然汇聚起来，开始挑战有关人类理性，以及通过科学、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来实现社会秩序完善的中产阶级（启蒙运动）不证自明的假设。

弗里茨· 斯特恩认为，这种精神状态一旦被社会和政治清晰地表达出来，并得到组织化的时候，它就是“文化绝望的政治”，并且他注意到这种精神状态深远的反对改革和反现代的态度。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人谴责技术的非人性趋势、“低等阶级”政治的危险，以及美学趣味的堕落，他们采纳了一种深厚的反民主的、精英主义的、带有非常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色彩的态度。他们不喜欢为人类的利益去掌握现代世界的力量，而是偏爱一头栽进神话的、古代的生活方式当中。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中，它以一种在德国名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强大的地下运动的方式证明自己。

鉴于西方文化中的这些分歧，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犹太恐惧症的猛烈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迫害犹太人成为了欧洲几乎每一个地方大众的消遣。那个时期，最多产的犹太人迫害者可以说是法国人爱德华· 德鲁芒，他绞尽脑汁想出一连串羞辱犹太人的话，相比之下，其他人的话就显得温和许多。在他两卷本的《犹太人的法国》（1886）和他在1892年创办的《自由言论报》上发表的大量言论中，德鲁芒不断地对犹太人发起谴责，说他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与众不同，散发着臭气，在金融上剥削法国人，破坏法国文化，把法国出卖给德国人。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两个事件强化了法国的犹太恐惧症：一件是政府丑闻，涉及犹太银行家雅克· 德· 雷纳和敲诈者科尔内留斯· 赫兹对政府官员的巨额行贿；一件是德雷福斯案件，可以说它是19世纪末最著名的事件。德雷福斯案件影响巨大，因为它揭示了在法国军队、罗马天主教以及右翼保守主义当中，存在着广泛的反犹太人偏见。同时，它也揭示了反对德雷福斯的人面对着甚至更大规模的、更有力量的、支持德雷福斯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阵营。在左拉发表了《我控诉》之后，这一点得到了证明。法国和英国的犹太人是先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的公民。在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比其他地方的都强大，犹太人更好地同化进了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比如伯格森、邦达、涂尔干的职业生涯都显示了这一点。法国人通常在接受他们未来的知识分子领袖时，从不考虑到他们的宗教和种族背景。正如佩吉的一位学生所说：“我们一直和我们的犹太同志友好地生活在一起，犹如和我们的基督教同志生活在一起一样。我们从未感受到犹太人与我们不同。一个人必须承受其宗教和种族痛苦的想法，对我们似乎是难以忍受的。”

相比之下，正如我们所见，犹太恐惧症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得到了更加强烈的、制度性的强化。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个世界对犹太人最危险的地方是东欧和俄国，而不是德国。就是在这些地方，政府实际上通过歧视性的立法以反对犹太人。例如在罗马尼亚，政府对大约25万犹太人启动了严厉的法律限制，剥夺了他们的投票权和获取公共职位的权利。然而，对东欧犹太人最为毁灭性的办法，是由俄国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发起的。犹太恐惧症在基督教的西欧一直很强盛，除此之外，犹太人在俄国面对着沙皇专制体制及其精神支柱东正教会紧密结合的力量，不仅俄国国家君主至上的性质体现了对俄国犹太人的危险，而且其高度的救世主的性质也加强了这一威胁。莫斯科人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两头鹰这个拜占庭象征物的采用，都在宣布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作为基督教中心的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合乎逻辑的继承者。一个把自己想象为宗教上选择出来的国家，必然和一个势均力敌地扬言自己为神选的民族发生冲突。俄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保持了强烈的天启的、救世主的期待，使得俄国人的排外意识，以及含蓄而持久的犹太恐惧症更加突出。有趣的是，俄国人的内心景观充满了救世主的思想，以至于它激励着相当可观的神学思想的杂交，刺激着俄国的犹太人以民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形式展现类似的救世主式的期待。

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屠杀，数世纪以来在俄国的体制下一直是系统性的。政府对犹太人主动积极的歧视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得到了强化，他通过一系列法令禁止犹太人购置土地资产（1881），限制他们进入大学和中学，强迫那些生活在俄国中部的犹太人迁移到西部省份，即所谓的“犹太人指定居住区”（1890）。在那里，犹太人被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全面地监视、控制，并受到人身攻击，以这些行为对斯拉夫极端主义分子作出让步。据估计，在19世纪末，有500万以上的犹太人生活在俄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指定居住区，并且通常生活在悲惨的经济状况之下。发端于1881年，通常是由沙皇的官员策动的针对犹太人的乱民暴力行为，表面上看是因为犹太人要对亚历山大三世的被刺负有莫须有的责任，实际上是将犹太人从俄国主要的城镇驱赶到犹太人指定居住区，并且满足不断增长的犹太恐惧症情绪的胃口。就是在这一对犹太人普遍的仇视之后，公开出版的反犹太人最恶毒的文献之一《锡安长老会协议》，在俄国和其他地方带来和发现了自愿的信奉者。这份文献由沙皇的秘密警察捏造，以莫里斯· 乔利和赫尔曼· 戈德舍有关文学和政治的小册子为基础，由24篇据说是犹太人领袖作出的“协议”或演讲构成。这些领袖解释他们是如何采用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神论的颠覆性力量去破坏西方文明的，并为建立犹太国家做好准备的。首次出版于1903年的这个协议和数百种反犹太人的小册子在俄国广泛流传，并且后来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放者带到西方，他们包括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马克斯· 埃尔文· 冯· 舒伯勒—里希特，以及数以千计的保皇分子。在西方，他们煽动着最终进入纳粹运动的仇恨火焰。

经济贫困和政治迫害的联合效应，解释了俄国的犹太人大批逃离俄国的原因。一些流亡者被正在兴起的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俘获，这一运动鼓动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是另一些流亡者把西方和美国作为更好的生活地点。许多犹太人把刚刚统一的德国视为永恒的天堂；他们被德国的发达技术，优越的教育体制，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刚刚赋予犹太人具有完全公民权的法治国家所吸引。1871年在犹太人获得法律上的解放之后，普鲁士下议院一位犹太议员如释重负地说：“在多年徒劳地等待之后，我们最终在安全的港口靠岸。”从大屠杀之后的视角来看，这一判断的悲剧性错误急切地需要一个解释。

注　社会的和历史的心理学家探讨了大众妄想这种现象，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它与各种信仰体系的关系。

注　彼得· 沙费尔在其《犹太恐惧症：古代世界对犹太人的态度》一书中认为，这一古代反犹太人的立场是犹太恐惧症，它和在一些基督徒那里以及在所有种类的种族生物学的反犹太主义中发现的恶意的、强迫症式的反犹太主义不同。他认为，古代人感到受到了犹太人的威胁，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恐惧和仇恨矛盾的混合体。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说反犹太主义早于基督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从他的分析当中，我们并不清楚的是，犹太恐惧症是否是反犹太主义的血亲，或者是从反犹太主义中分离出来的，这也是废弃“反闪米特主义”这一术语，用“犹太恐惧症”取而代之的另一个好的理由。“反闪米特主义”在语言学上是含混的，缺乏强有力的、我们与犹太恐惧症相联系的心理学内涵。各种形式的犹太恐惧症是外国人恐惧症、宗教恐惧症、种族恐惧症，还有卡文· 兰格缪尔所称的妄想恐惧症。在许多案例中，可以认出这些恐惧症的综合现象，它证明这一不断进化的人类强迫症的多面性质。

第二章

德国人和犹太人，1700—1871

作为一个德国问题的犹太人问题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数访问德国的游客，都会震惊于这个国家的风景如画和得到完美保存的乡镇，友好而整洁的民众，功能流畅的运输系统，尤其是它那欢乐的氛围。对游客来说，令他们流连忘返的有啤酒屋，女服务员穿着紧身连衣裙和镶着花边的宽松上衣，抓着几个巨大的啤酒杯子，精力旺盛的乐队演奏着快乐的乐曲；有咖啡屋，那里有丰富的点心；有巨大的博物馆、剧场和歌剧院，高雅艺术在那里得到十分精细的组织和展示。但是，如果一个游客具有敏锐的感觉和语言的知识，他或早或晚一定会感到疑惑：德国国土的面貌和它的民众吸引力不够。例如他会发现：德国人非常不喜欢外国人，尤其是那些决定在那里定居的人；他们非常褊狭，非常有民族优越感；他们从不批评自己的价值观或风俗习惯，哪怕是温和的；为了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的迫切需求，使他们不惜破坏规则；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或制度可能比他们的更好。

远甚于今天，德国人在过去还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他们一直服从权威，并且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服从。服从被视为美德，孩子在非常严格的约束下，根据十分僵化的规则长大成人，他们要么服从习惯的力量，要么模仿礼貌的行为，以致一个人无法分辨两者的差异。数个世纪以来，世俗和宗教的机构——包括教会、国家、家庭、学校和军队——培养了德国民众服从权威的习惯，这一习惯可能构成了德国人国民性格中最大的盲点。历史学家戈登· 克雷格作为学生在1935年访问过德国，并在慕尼黑同美国的领事哈撒韦进行了一次讨论。他想知道为何德国人作为公民心甘情愿地、卑贱地服从世俗的权威，同时作为哲学家或者神学家表现出难以抑制的个人主义。他从一位明显欣赏和理解德国人的人那里得到了最富有启迪性的答案。

哦，天啊，我生活在慕尼黑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的人工作勤奋，对人友善，普遍对政治没有兴趣，我和他们相互喜爱、尊重。但是，假如某个穿制服的人来到他们当中说：“齐步走！”他们就会齐步走。假如这个人说：“去砍掉哈撒韦的头，他是一个坏人！”他们就会回答道：“我们不知道他是坏人。”但是，他们就会同时把我的头砍掉。

自此我们领会到，哈撒韦有趣的评论包含了对德国人、他们的自我形象、他们的文化特性、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的致命真相。对于克雷格来说，哈撒韦的评论和一位英国的精神病专家从一个党卫队集中营的卫兵那里得到的印象相似。这个卫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规则这么说的：“从明天开始，我们有了新的阶级敌人犹太人。规则是这么说的。”当然，数世纪以来，德国人被灌输了犹太人是敌人的思想，但是规则在纳粹统治时期构成了官方的许可。德国人一直需要这种许可把他们的信念或偏见变成官方的行为。德国人为不同寻常地落实具体事务而具有的这种组织化、集体性天赋，给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增添了特别致命的成分。

在现代世界，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的思想轨迹，从安德里亚斯· 艾森门格尔1706年出版的《被揭露的犹太人》开始，直到阿道夫· 希特勒1925年书名和仇恨大致相应的《我的奋斗》，其中的狂热、残暴、仇视犹太人构成了其核心的强迫症之一。在1706年和1925年这两个时间点之间，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不间断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对话，它从退潮到涨潮，到沸腾，直到升腾至狂热的程度。犹太人问题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一直是当下的。启蒙者要“提升犹太人”，使得他们成为优良公民；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要他们皈依日耳曼民族的价值观，以及日耳曼民族的精神；自由主义主张社会同化的人建议通婚，保证更高程度的对人类价值观的忠诚，而非仅仅对犹太人的宗教、家庭或民族社群的忠诚；19世纪后期具有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者，要把他们驱赶到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或者甚至灭绝他们。

德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人问题的成见是顽固的和强迫症式的，对于现代实际生活在德国领土的犹太人数量来说是不成比例的。在艾森门格尔的时代，德国的犹太人不超过5万人；一个世纪多一点时间之后，也就是在1820年，犹太人的总人口大约是25万，大多数生活在普鲁士；到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犹太人的人口为38.3万（占总人口的1.5％）；在1925年，犹太人的人口上升到56.4万（占总人口的0.9％）；到希特勒掌权的时候，犹太人的人口为50.3万（占总人口的0.76％）。这些数字显示了犹太人口的上升相对是温和的，同时相比于1871年到1933年之间总人口数量，实际呈现出稳步的下降。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犹太人尽管数量是少的，但是他们在观感上引人注目，因为他们生活在大城市，在某些职业，比如企业、商业、法律、医疗、新闻业、艺术等“自由职业”有突出表现。毫无疑问，他们充分利用了解放运动提供给他们的有利机会，进入了精英中学和大学，数量比例远远超过当地的德国人，并获得了相应的好处。正如人们所见，他们的创造性贡献蔚为壮观，因此在许多德国人当中也引起了惊愕、担心和嫉妒，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犹太人对德国人的财富或精神福祉构成威胁。事实上，犹太人在政治上从未被很好地组织，作为德国人，他们也没有认为自己适应了新的文化风俗，因此犹太人没有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

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及的，犹太恐惧症首先不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错误的看法、成见和妄想基础上的。由于这个原因，犹太人问题真的是德国人的问题或者麻烦，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首先要求揭开德国人自身中的这一问题的面具。总之，这不是犹太人的妄想，而是德国人的。这个问题的性质存在于特定的历史发展中，它塑造了德国人对其犹太同胞的看法，正如先前所指出的，主要是长期的犹太恐惧症的基督教传统；塑造了可能归因于浪漫主义运动的明显不同的文化和道德盲点，尤其是19世纪后期极端的民族主义派别；塑造了对生物学种族主义乌托邦的极端痴迷；塑造了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角度，德国人都没有能力在人性的、普世的意义上定义他们作为德国人的身份，这个意义就是包容和宽容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群体。为了理解大屠杀，还必须另外增加几个德国人的“文化特性”：夸张的秩序感及相应的对权威（集权主义）的服从；过度的对军事及其生活方式（军国主义）的欣赏；对民族优越性的骄傲感及相应的对外国人或“未同化成分”的偏见；植根于以往宗教和哲学传统的对以世界观形式体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解释的强烈需求。

解放运动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在弗里德里希· 尼科莱名为《塞巴尔都斯· 诺特汉克》（1776）的作品当中——这是一本机智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成长小说，有点模仿伏尔泰的《老实人》——主人公被要求写作一篇爱国主义的论文来论述祖国的光荣，但他不知道他应该写作的祖国是什么。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德国人在其大部分历史中一直在较劲的问题，它涉及德国人没有能力去铸造一个共同的民族身份。事实上，人们可以认为德国历史的主题之一就是寻求民族的统一和认同。在过去五百年的历史当中，德国人忍受了内部宗教和政治的分裂。直到中世纪末，德国依然是一个地理上的措辞，其摇摇欲坠的帝国——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各种使政治权力掌控在封建诸侯手中的离心力量撕扯得支离破碎，这些诸侯守护着分散化的国家行政管理。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国家已经朝着集权控制的方向行进。宗教改革运动增强了宗教分裂，这一分裂不仅进一步弱化了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且在宗教战争中得到了爆发。这场战争留给了这个国家经济上的灾难，并使德国内部分化成1789个独立的公国，使它受到更强大国家的支配。

三十年战争的结果是，德国的人口下降了大约35％，从2100万人减少到大约1350万人。德国的部分地区，大多数在北部和东北部的中部地区，包括普鲁士、萨克森、汉堡，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其他地区却承受了可怕的损失。符腾堡、巴拉汀及波西米亚在人口方面经历了灾难性的损失。尤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当瑞典人自瑞典挥师南下进入巴伐利亚州的时候，他们留下的是毁灭和掠夺。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十八年，大约1.8万个村庄连同1500个城镇、200个城堡遭到了毁灭。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代战争中还没有实例像三十年战争那样承受了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最终的结果是小贵族、诸侯贵族和政治专制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得到了宗教权力机构的认同。在新教的北方和天主教的南方，德国民众都习惯于对诸侯权力或教会权力最严格的服从感。路德派的传统尤其如此。这个传统遵循路德与世俗权力达成的妥协，把自由限制在内心生活当中，用纯粹的宗教或精神的术语对自由进行定义，劝诫信仰者在其他所有领域服从诸侯权力。无数路德派的牧师在讲道坛上鼓吹“服从权力”这一箴言。在18世纪从事大众启蒙的时候，一位新教牧师提醒其善良的教区居民：“上帝要求我服从权力，要求我完成被赋予的任务。假如我没有这样做，我对上帝是有罪的，因为权力不是偶然实现的，而是上帝安排在这里的。”

这些服从权力的习惯被教会和国家认同，并在家庭和学校体系中得到强化。在18世纪的革命之风中，这些习惯存活下来，尤其是通过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传统，体制化地渗透到19世纪，最终在1871年构成新的日耳曼帝国的基础。民主理论和抗议的浪潮席卷了西方世界，当然也影响了德国，但是它的规模十分微小，因为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在德国启蒙运动十分微弱，封建权力依然十分强大。业已建立起来的权力机构，通过与相对虚弱、缺乏安全感、经济上没有独立性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妥协，吸收了民主的抗议。只有新教的北方明显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平等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且甚至在那里，它也被限制在像柏林、汉堡、莱比锡、哈雷、哥廷根这样的大城市里，限制在几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它依然缺乏以不断自信的中产阶级形式体现的强大经济的支撑，而在英国或法国，中产阶级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已经获得了这种支撑。

德国启蒙运动的中心是柏林，尤其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1740—1786），这位哲学家国王一度是伏尔泰的朋友，也是法国文化的爱慕者、科学和艺术的赞助者。这位普鲁士国王邀请伏尔泰前往柏林作为他的宫廷诗人，鼓励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的宣传推广，并推进柏林科学院在其院长、法国科学家和哲学家莫佩尔蒂的主持下工作。在大众的层面上，启蒙思想得到名为“大众哲学家”一个团体的推进，属于这个团体的弗里德里希· 尼科莱（1733—1811）是一位柏林的书商和流行作家，最为有名，且富有影响。尼科莱赞成一种简单的哲学，对于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明显也是乐观主义的哲学，这一哲学后来被包括歌德和席勒在内的著名知识分子大加嘲讽。但毫无疑问的是，尼科莱在文学上的成就——体现在小说、讽刺作品、散文、游记等方面——为其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尼科莱最著名的合作者是犹太哲学家摩西· 门德尔松（1729—1786），他1743年来到柏林，不为人知，一无所长，说着一口蹩脚的德语，但通过努力工作和坚忍不拔的心智，得到了当时少数欧洲犹太人享有的知识分子杰出人士的地位。据说，1743年他第一次通过柏林城门的时候，海关官员的记录是：“今天通过了六头公牛、七头猪和一个犹太人。”这一记录概括了当时大众对犹太人的看法。

一代人之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门德尔松的成就，这一画面得到了戏剧性的变化。被腓特烈大帝的前任们——他的父亲腓特烈· 威廉一世、腓特烈一世、腓特烈· 威廉（大选帝侯）——邀请来到普鲁士的犹太人数量，从1850人增加到4245人。门德尔松倡议犹太人把自己从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放弃他们陈旧的仪式，接受德国的文化。门德尔松自己一生都是虔诚的犹太人，他抵制了各种使他皈依基督教的强行的、笨拙的努力。他的文化角色是一位开启与有教养的、有文化的德国人进行对话的中介人。这种角色给这位温和、驼背的犹太人相当大的负担。为维持生计，他在一个丝绸厂做会计；像他孤独的前辈、在阿姆斯特丹磨镜片的巴鲁克· 斯宾诺莎一样，他依然抽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哲学思考，培育重要人物的圈子。像斯宾诺莎，尽管温和并讨厌争论，但他依然是一位有名的充满勇气的人。例如，他大胆地告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这位国王经常嘲笑德国文化，拒绝在他的图书馆存放德国图书，他的周围都是法国顾问——要认识到和尊重德国文化的重要性。由一位与越来越多的德国天才相比肩的犹太人指出德国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是多么令人惊讶，也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新的人文主义传统在后来的一代创造了由赫尔德、歌德、席勒构成的古典主义魏玛的综合体。在命定去铸造德国文化这一新传统的新起文学天才当中，有戈特霍尔德· 埃夫莱姆· 莱辛，他是门德尔松的亲密朋友。在去柏林之前不久，犹太医生古姆佩茨亲自把他介绍给门德尔松。那时，莱辛已经在信仰者和异教徒两个方面，与狂热的信仰问题进行了斗争。他的结论是：只有理解和宽容能够解决古老的跨群体之间的仇恨和强迫症的问题。就是以这种精神，他创作了一部轻喜剧《犹太人》（1749），戏剧的主题以刻意的机智方式展示给德国公众，以使这部戏剧能够被更好地接受。戏剧的故事是简单的：一位男爵和他的女儿受到了强盗的袭击，被一位勇敢的旅行者解救。为了报答旅行者富有勇气的介入，男爵想把女儿嫁给他。旅行者告诉男爵：非常遗憾，他不得不拒绝，因为他是一位犹太人。

旅行者：我是一位犹太人。

男 爵：犹太人！多么残酷的不幸……

莉泽特：犹太人！

小 姐：这有什么区别吗？

莉泽特：嘘，小姐，我过一会儿告诉你差异。

男 爵：这里出现了上帝不让我们表达感谢之情的情况。

旅行者：这是多余的了，因为你希望如此。

男 爵：但是，我至少希望命运能允许我这样做。

旅行者：这个提议是徒劳的，因为上帝已经给予我许多，超出我的需要。我要求的唯一奖赏是未来你要更友善地判断我的民族，而不要一般化。我不能在你面前掩盖自己，因为我对自己的宗教感到惭愧。不！但是我发现你好意地看待我，但恶意地看待我的同族。一个人的友谊……对我来说总是难以抗拒的。

男 爵：我对我的行为感到惭愧。我发现你的一切让我充满喜悦。假如犹太人都像你一样，那是多么值得敬重。

旅行者：假如基督徒都具有你的品质，那是多么值得赞美。

（落幕）

正如一位德国文学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这位旅行者是德国文学中第一位有教养的犹太人，确实，这位犹太人依然承受着羞辱和限制，但是他在他的德国创造者看来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准确说来是三十年后的1779年，在戏剧《智者纳旦》中，莱辛把犹太人法律和社会压迫的主题上升到更高的认知水平。这部戏剧是高贵的哲学诗篇，突出了德国启蒙运动对人性的憧憬。在第三幕著名的戒指寓言中，莱辛激发了普遍的宗教宽容的理想。莱辛指出：无关宗教的差异，所有的民族在所有的时刻都产生了优秀的人物。潜藏于人心之中的邪恶来源于自恋和民族偏执。只有通过爱他者来实现内心内在的转型，才能够最终改变人类仇恨的倾向。换句话说，莱辛的呼吁不是号召德国人去争论，通过立法去改变自身，而是建立道德的正派感。通过采用文学教育的方法，莱辛希望改变心灵和意识，这体现了德国启蒙思想家更为谨慎的方法。他们相信，在社会条件没有革命性改变的情况下，意识的变化可能是有效果的。

在社会没有破坏性或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希望心灵的根本变化没有得到实现。莱辛及其同时代的启蒙分子无疑为更大的宽容和对宗教差异的尊重准备了道路，并且事实也证明了，德国犹太人的困境被越来越多有教养的人们所承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严肃地伸出援助之手，将犹太人融合到德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当中。1788年，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扮演夏洛克的演员，在开场白中对大多数是柏林犹太人的观众解释说：犹太人享有极好的尊重，不应该受到其角色不得不表达的观点的侵害，这确实是一个进步的标志。通过分享文化的兴趣、通婚和改宗，犹太人开始与德国人建立更为紧密的社会关系。门德尔松的六个孩子就是范例。他的两个大儿子约瑟夫（1777—1848）和亚伯拉罕（1776—1835）保留了犹太人的身份，建立了银行，最小的儿子纳坦（1782—1852）皈依了路德宗，成为了政府官员；他的大女儿多萝西· 门德尔松· 法伊特（1764—1839）过着最有趣的生活，她结过两次婚，皈依了新教，作为文人雅士和公共人物聚会的主人，她十分出名。最小的女儿亨丽埃特（1774—1831）为巴黎的女孩子开办了寄宿学校，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在学校主持了一个沙龙，吸引了施特尔夫人、本雅明· 贡斯当、作曲家加斯帕尔· 斯蓬蒂尼这样的人物。三女儿蕾莎（1767—1831）保留了犹太人的身份，看上去过着相对平稳的生活。

多萝西· 门德尔松在18世纪80年代在柏林主持了一个沙龙，吸引了一批德国作家、犹太商人的夫人和女儿，她嫁给了犹太银行家西蒙· 法伊特，并生有两个孩子。1795年，在亨丽埃特· 赫茨主持的沙龙里，她遇上了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疯狂地陷入了情网，她公开上演的风流韵事成为传遍柏林的丑闻，也为写作两部公众注目的小说——施莱格尔的《卢辛德》（1799）和多萝西同样撩人的《佛罗伦萨人》（1801）——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多萝西皈依新教，是为了使自己与施莱格尔的关系“合法化”，后来她跟着施莱格尔去了维也纳，他们两人在那里皈依了罗马天主教。马库斯· 赫茨博士的夫人亨丽埃特· 赫茨是伊曼纽尔· 康德的朋友和通信者，是另一位杰出的犹太女性。在她周围聚集了一大群柏林名流，他们蜂拥在她的沙龙里，欣赏着她的智慧和美貌。神学家弗里德里希· 施莱尔马赫将她视为“灵魂的伴侣”，弗里德里希· 尼科莱为她的美丽和聪慧大唱赞歌。

然而，对其同时代人产生最大吸引力的是拉赫尔· 莱温（1771—1832），她与其自身犹太性的斗争，为我们认识犹太人与德国人的关系提供了最深刻的洞见。拉赫尔· 莱温是犹太银行家的女儿，相貌平平，但是充满了聪慧和优雅，承受着犹太人和妇女的双重禁忌，从未完全能够解决这两者的差异。数十年来，德国最杰出的名流——来自不同社会等级和宗教信仰的男男女女——出席她在猎人街小阁楼房间举办的文学晚会。当然，出席这些文学晚会的有她的犹太朋友，包括摩西· 门德尔松和亨丽埃特· 赫茨的儿子和女儿，以及一些有趣的客人、政治家，他们当中有威廉· 洪堡和亚历山大· 洪堡、诗人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路德维希· 蒂克、阿达尔贝特· 冯· 沙米索、克莱门斯· 冯· 布伦塔诺，后来还有年轻的海因里希· 海涅。拉赫尔· 莱温像对自己又一个儿子一样培养海涅，海涅称她是宇宙中精神最丰富的女性。出席她的文学晚会的还有政府官员，比如弗里德里希· 根茨、瑞典大使古斯塔夫· 冯· 布林克曼，甚至还有大帝的侄子霍亨索伦家族的路易· 斐迪南王子。然而，拉赫尔真正与自己犹太人身份的内心斗争发生在她孤独之时，发生在她广泛的通信中。这些信记录了她和自己犹太人身份漫长和悲剧的斗争。一方面她要“铲除”自己身上的这一身份，即使它意味着完全的连根拔除。但是另一方面，她一再地遭遇这一身份，直到她最终皈依基督教，嫁给了普鲁士的一位外交官之时，她似乎再次在精神上确认了它，因为她已经厌倦了不断徒劳地想使自己合法化为真正的德国人。

拉赫尔的一生和斗争是有教养的犹太人的象征，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越来越不能发现灵感，为了对意义和身份有新的认识而转向德国文化。作为浪漫主义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对感情和激情强调的结果，这变得尤其真实。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德国启蒙运动主要被限制在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在方向上保持着远离政治、小心翼翼和形而上的特点。德国的启蒙思想家没有像法国和英国的启蒙思想家那样，形成对王权专制主义抵抗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伦理思考依然根植于前资本主义的假设，即谴责过度的风险和利润，反对积极的政治参与。德国的启蒙运动设定了人性和自我培育高贵的哲学理想，但是它把这一理想设想为在纯粹美学和精神的领域个人自我提高的典范，忽视同时改变理想实现的前提——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另外，德国的启蒙运动没有产生和法国或英国一样强大的公民权利传统。德国的政治和法律理论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的责任，而不是保护个人的自由。由于德国的思想家对自由思想采取深入沉思的态度，因此他们倾向于以路德宗的角度视自由为个人良心的自由，视自由为自我发现的精神历程，与外部的政治权威没有什么关系，而这个权威是要严格服从的。

但是，从集体的意义上来说，德国人越来越认识到他们的政治软弱，以及在文化和政治上对外部强国过度的依赖性，尤其是法国。正如上面所提及的，三十年战争不仅仅在经济上摧毁了德国，而且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让德国的文化生活一个多世纪来出血不止。在重建被毁灭的文化景象的工作中，德国的启蒙思想家最初视法国为典范，他们听从了腓特烈大帝的偏见，即好的文化和法国文化是同义词。在德国的文学教师约翰· 克里斯托弗· 戈特舍德（1700—1766）的著作《诗的批评艺术》中，他建议遵守严格的法国古典主义范式，使这种范式成为法律：“希腊人对罗马人是什么，法国人对德国人就是什么。”同时发生的拿来主义还发生在哲学领域，整个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跟随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而非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直到18世纪中叶，有着自我意识的莱辛依然说：“相比于法国人，德国人依然是野蛮人，而且比最野蛮的祖先还野蛮。”这样的文化落后性的表露被恶毒的评论家——比如法国的评论家雅各布· 莫维隆——也顺便强化了，他嘲讽德国人，并且挑衅他们举出一位有创造天才、拥有世界声誉的德国人。当然，他顺带忘记了莱布尼茨，不过德国人很快就证明他错了。他们发动了一系列伟大的运动：从狂飙突进、浪漫主义，到哲学的唯心主义；他们还创造了伟大的音乐传统，包括巴赫、汉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事实上，莱辛和门德尔松的这一代也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因为他们提供了未来几代建立其上的知识基础。

然而，事实不容否定，德国人试图明确他们独特的文化风格，同时并不反对外来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德国伟大的知识发酵，事实上是与法国大革命以及作为革命基础的启蒙思想同时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挑战德国人去正视他们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性的认识。最初，有教养的德国人热情地回应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唤，种植自由之树，挑战自己的权力机构作出自由的让步，但是当法国革命党人将他们的民族带入暴力的造反当中，并利用自由的口号作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借口之时，疑虑逐步产生了。拿破仑对德国的征服，使有思想的德国人直面他们民族的虚弱。尽管拿破仑声言要创制一个建立在启蒙运动世界主义理想基础上的欧洲合众国，但是他实际的侵略行为证明的是另外一件事。拿破仑刺耳地主张民族主义的霸权，从而也释放或重新点燃了古老的部落意识。这在德国尤其真实，那里掀起了民族主义狂热的波澜，直面拿破仑的征服和对欧洲的统治。

德国人对法国人统治的反对是双重的：第一是促进了主要由普鲁士带头的针对拿破仑的民族主义起义，第二是发动了一场知识的反革命，自从前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时期（1770—1785）就已经启动。狂飙突进运动所抵抗的正是法国大革命所依赖的理想——理性、全人类的博爱、人的民主权利等启蒙思想。这一反革命是一场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各种表现形式，极其复杂。正如雅克· 巴赞很久以前所评论的：浪漫主义显示出既反复出现又独一无二的短暂特性，因为它表现了人类一代又一代重现的特点或需求，同时也具有特殊的短暂关联，正如它发生的1770年至1830年间通常被历史学家贴上浪漫主义时代的标签。

在18世纪后期，浪漫主义的冲击被德国作家、音乐家弄得极具生命力，极为丰富，但是我们也必须在讨论反犹太人偏见的背景下记得以下这一点：德国的浪漫主义非常强烈地反对启蒙运动和法国文化理想中它所觉察的错误的东西，它以十分刺耳的言辞表现了自己。上一代的历史学家给德国浪漫主义更为极端的表现贴上了反抗“西方”的标签。由于没有人明确地知道“西方”真正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否能够被明确定义，因此复兴德国特殊道路的战时模式，或者与西方的价值观相分离，从知识的角度似乎是徒劳的。真相是浪漫主义主要是一场美学运动，被限制在文学、音乐和美术当中，只是在外围且不充分地关注了一下政治目标。假如浪漫主义具有普遍的政治冲击，尤其在德国，那么它是由拿破仑1806年至1813年占领德国所促动的反法国的抵抗运动，是对法国思想和实践的反冲击。但是，悲剧性的是，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存有一个言辞非常尖锐、发布德国民族优越性好战观点的政党。尽管它只是吵吵闹闹的小党，但其历史意义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后来它被嫁接到德国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犹太恐惧症上面，对欧洲人民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德国军国主义的开端经常被追溯到1807年，那一年哲学家约翰· 戈特利布· 费希特（1762—1814）进行了煽动性的、爱国主义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些爱国主义的演讲献给了一个分裂的民族，它当时受到拿破仑的羞辱和征服。在这些献给痴迷的柏林听众并在法国占领军眼皮下的演讲中，费希特谴责所有公民的自私和对爱国的漠视，呼吁通过奉献于高贵的爱国理想和最严厉的纪律，再生国家的强大。他提醒德国人，他们是神选民族的后代，因此拥有道德的权利去完成历史的使命；他倡议建立一个以调控经济和以最高级的爱国主义形式教育德国人民的教育体系为基础的集权国家。这样一个民族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依然不完全清晰，因为它被分裂成三十多个公国，有着许多方言，被现存的社会和职业的差异弄得彼此分离，依然忍受着宗教改革重大错误路线的痛苦，这场改革把德国人根据宗教路线进行了划分。

费希特及其同时代的人，企图在所有的差异当中恢复他们相信是独一无二的德国性的基础，即多元性中的统一性。他们认为，本质的属性是民族，这个概念一段时间被浪漫主义以高度的神秘主义形式所遮蔽。例如，哲学家赫尔德在其《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4—1791）一书中认为：历史显示了上帝的印记。在赫尔德和后来的黑格尔看来，上帝是神圣的教育家，他持续和长期地教育人类去获取较高层次的意识和创造性的潜能。上帝通过他历史设计的工具——民族——证明他的意志。也就是说，每个民族都负有执行上帝设计的某一部分工作；每一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因为种族的或生物学的差异，而是因为它具有对它自己独一无二的意识。这一意识来自它与自然的土壤、特别的气候之间特殊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一个民族的特性是其展示文化经验的产物，尤其是那些体现在神话中的经验。民族最具创造性的时刻可以在它们的神话、史诗或民歌中发现。这些创造是它们集体存在和心理纽带象征性的体现，这些纽带把它们的成员整合进紧密的共同体当中。赫尔德没有对不同民族的相对优点作伦理上的判断；根据他的观点，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重心，应该被允许去完成它神圣的潜能。这一大度的观点尊重不同民族各具特点的文化贡献，支持民族自我身份自由地展现，在整个欧洲重新激起了民族的骄傲和历史成就感。在德国，它激发了新的历史意识（历史相对论）；激发了相应的古代民间传说的重现，比如在格林的童话、《尼伯龙根之歌》、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的《少年魔角》当中；激发了诗歌、音乐作品的创造性涌现。

不幸的是，这种对民族的颂扬包含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特点，因为它经常潜藏在热情的宗教和千禧年的术语当中。在恩斯特· 莫里茨· 阿恩特（1769—1860）或弗里德里希· 路德维希· 扬（1778—1852）的著作中，日耳曼民族不再是许多不同的和价值平等的民族中的一员，而是独一无二的、上帝挑选的、比其他民族更优秀的民族。因而，面对法国人的统治，必须教育所有德国人热爱自己的国家，犹如他们热爱自己的上帝一样。用阿恩特的话来说：“宗教的最高形式是热爱祖国，其热情要超过热爱法律和王子、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孩子。”他认为，启蒙运动教导四海之内皆兄弟、散布平等的毒药是错误的，这个极端的错误可能已经被犹太人播种了。“你们吹嘘的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要受到诅咒，你们颂扬的犹太人的世界大同主义是人类智慧的高峰要受到诅咒。”在无数的诗歌，尤其在著名的赞美诗《德意志祖国》（1813）中，阿恩特明确表述了一种德国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和侵略性，它具有确切的种族主义色彩、扩张主义思想，以及对英雄的领导能力的赞美。

在表达民族主义信念上更尖锐刺耳的是弗里德里希· 路德维系· 扬，后来德国的几代人都尊他为大众体育协会的创始人，这些体育协会把竞争性的运动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被德国人充满感情地称为“体育之父的扬”，教育年轻的德国人培育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德意志性。对于扬来说，德意志性意味着普鲁士的秩序和责任，意味着对祖国的爱，意味着重新激发出古代的和“真正的”德国人的性格特性，比如直言的诚实、无所畏惧的坦诚、坚定的忠诚。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扬一直让人想起他是这个国家的土包子，他不喜欢修饰的生活习惯或者言语，偏爱与普通的人为伍，因为他们不装腔作势，朴实无华。确实，扬是反动的、讨厌文明的通俗作家，他将文明与颓废的法国联系起来；他强硬的德国人优越性的信条，似乎与纳粹的信条没有什么差异。扬的梦想是创造一个日耳曼尼亚或条顿尼亚，它种族纯粹，在社会层面上围绕着狂热的爱国主义得到整合，在政治上由一位伟大的、“被铁与火锻造的元首所统治”。

扬的这种外国人恐惧症的民族主义，确切地预示了种族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后者后来在德语中被指属于带有种族含义的民族主义。浪漫主义者不能为这些强硬的思想负责，至多只能为一些变态的纳粹价值观负责，尽管后来一些历史学家把纳粹的价值观归因于他们。然而，浪漫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些情感和象征的表现形式，它们为德国人民事先设定了一些种类的公共理念，尤其是美学的、情感的、爱国主义的理念。因为浪漫主义运动是现代德国文化意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刻，深深地穿透进德国生活的肌理，因此它的信念和价值观成为民族形象最密切的部分，坚持远远超出了封建的和前工业的世界进入机器时代。事实上，德国浪漫主义的历史意义，部分是它保留了乡村的、古代的和前工业社会的意识形式，这种意识当时正飞速地让位给一个不同的物质世界和不同的意识。德国的浪漫主义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反动，试图将世界“重新神话化”，将其再次定义为冒险故事、巫术、神话、传奇和想象的奇观，即浪漫主义是一个值得称颂的事业，只要它不把想象和经验的现实相混淆，或者以后者为代价抬高前者。浪漫主义者和德国哲学唯心主义者当中的极端主观主义者，是这一倾向的典型，他们将感情、激情、感觉或思想与他们同具体现实的关联相分离，将它们作为自治的力量。施莱尔马赫在其《独白》（1800）一书中从根本上认为，真实的世界是想象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即使最伟大的爱离我们远去，我们依然能够拥有它。

外向成功的不可能性，并不能阻止内部的进程。……只要我们彼此拥有——她和我，想象就可以把我们送往爱的天堂，尽管我们实际上并未相遇……是的，人们知道如何运用想象这一神圣的力量，唯有它能够使精神自由，并且使精神超越所有压迫和限制！对于我来说，想象提供了现实压制的东西。

以相似的路线，路德维希· 蒂克也表达了这种偏爱想象而非现实、内心感情高于感情外部参照点的倾向。他认为，他的任务不是去描绘世界，而是沉溺在知觉激发的感情当中：“我不希望去描绘植物或高山，而是此时此刻统摄我的感情和情绪。”在这一点上，哲学和文学汇聚起来，因为它通过对客体重新定义为或将其神秘化为感知者的主观思想，消除主客观的联系。例如，在费希特那里，客观的现实被完全集中在正在感知它的心灵之中，因此自我就是世界自身。

根据传统去铸造公共意识并非特别有用，传统称颂感情的卓越，并赋予它们比理性更大的认知价值；或者把想象力提升到经验的检验之上。混淆历史和神话是不健康的。德国人给了世界一些伟大的概念性工具和理解历史的实践，但是他们没有始终现实地或诚实地观察自己。在公共领域，他们自身的集体意识一直强烈地受到神话力量的影响。那些相信神话教育价值的人认为，一个民族对过去共同的感知创造了民族自己的真理，这个真理独立于经验可感知的过去的客观现实；因为过去是不可知的，或者在客观上是不能证实的，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说，视自己与一个伟大的英雄史诗般的过去相关联是更有效的。汲取神话源泉的需求，可能对于一些德国人来说是一种防御机制，他们依靠这种机制试图逃避政治的和社会的破碎世界。

德国人的集体心理最富有力量的神话，是对神秘的救世主（元首）的信念，他是一位有着超人力量和视野的人，在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他将从外国统治的压迫和束缚中把德国人民拯救出来，并引领辉煌的持续千年的民族再生。众所周知，这个主题以中世纪皇帝腓特烈· 巴巴罗萨的形式，体现在救世主式的国王神话里。这位皇帝没有死，而只是在屈夫霍伊瑟山洞里一张大橡树桌子旁的椅子上安睡。传说这位皇帝的红胡子在不安和骚动的几个世纪不间断地生长，一旦胡子绕桌子一圈，并且在德国最需要它的时候，他就会从沉睡中醒来，激励德国人形成统一的力量，摧毁压迫者，引进一个辉煌的新帝国。这一神话让数代德国人痴迷，特别是阿道夫· 希特勒，他相信巴巴罗萨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山岭中沉睡。希特勒把自己视为救世主式的国王后来得到了证实，他发起了以“巴巴罗萨计划”为名的对俄国伟大的十字军东征。

当然，许多民族有他们的神话，人们可以根据几个基本的神话——新亚当、新耶路撒冷、山巅之城、西境拓梦、命定扩张论、靠自己力量成功的人、平等之类的神话——来研究美国的历史；而不是根据神话高贵的启示，以及对那些相信神话是决定性因素的民众的影响，来研究神话的内容。巴巴罗萨、齐格弗里德、尼伯龙根、瓦尔哈拉殿堂和它的英雄卫士、辉煌的千年帝国、某个终极世界的突现（众神的黄昏）等神话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被死亡意象困扰的不安和分裂的民族，经常偏爱于对现实进行幻想，从历史的角度视自己为确定无疑的魔鬼力量的牺牲者。浪漫主义者并没有创造这种观念——它深植于德国的传说和民间传奇当中——但是，他们在德国人的精神生活当中强化了这种观念。他们也强化了德国人由深刻的心理和社会分割所引发的分裂感或分离感，这一主题在民族最伟大的文化标志那里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从歌德或托马斯· 曼的浮士德传说的各种变换，到E.T.A.霍夫曼在《恶魔的灵药》中有关“另一个我”或双面人的故事，到在魏玛和波茨坦鲜明对比的体制中体现的“两个德国”，到作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德国宗教生活的分离现实，到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和文明之间社会学的二分法，一直到分裂东德和西德的柏林墙。

浪漫主义者也沉浸在其他几种强迫症当中：极端的邪恶现实、非理性的权力、死亡阴影中生活的阴暗面。极端邪恶的现实，在欧洲人的意识当中有着漫长的历史，但是几乎没有国家像在德国那里得到如此突出的强调。在德国人的集体意识当中，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巨大邪恶的世界中。这一信念在他们历史的关键时刻就会浮现出来。它在马丁· 路德生动和不安的观念中，在其新教的追随者当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体现在丢勒和巴洛克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当中，体现在一些浪漫主义的诗人（诺瓦利斯、蒂克、卡莱斯特）和他们种族主义的蹩脚追随者对死亡的美化中。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队对死亡的风格化中，它也是有力的因素。

最后，浪漫主义的运动在赞美未受玷污的乡村和社会等级古老的中世纪传统时，假定了一个本质上反动的世界观。一些对中世纪社会的怀旧，是对现代工业化的可恶结果及其带来的肮脏城市和非人性工厂的反动。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主题在社会抗议中也十分突出，它激发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不幸的是，在德国的19世纪后期，它也和极端的种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反动的“鲜血和土地”的观念、犹太人同工业资本主义最恶劣放纵的成见性联想都联系了起来。

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所描述的浪漫主义运动更为阴暗的方面才完全显示出来，而且是以大多数浪漫主义者所拒绝的反常方式显示出来的。在19世纪初期，大多数德国人和犹太人视浪漫主义运动是一个自由的运动，并且强烈地认同它的积极因素：感情的敏感、诗和音乐的美、心理的深刻。

犹太人对解放运动的回应

犹太人对解放运动，对1780年到1848年间德国文化伟大的黄金时代的回应是：他们受到了强有力的吸引。对于许多年轻的犹太人来说，这一回应几乎等同于一次诱惑。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解放运动只实现了一半，1812年颁布的《普鲁士法令》允诺犹太人具有法律框架下的完全平等权，但它本身充满了漏洞，在拿破仑战败之后又被明显地缩减了，直到1871年才被全德国完全施行。然而，机会之窗为德国的犹太人打开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看到了希望之土的些许光亮。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犹太人对德国社会的文化适应一直没有减弱，以至于不仅引发了德国人和许多内心痛苦的犹太教士的关注，后者确信许多犹太年轻人正为他们的信仰感到羞耻。在拿破仑占领期间，许多犹太人坚定地支持德国的事业，一些犹太人在普鲁士的军队中服役。梅诺· 伯格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在炮兵部队做几何学教官，并且是第一位也是长期服役的唯一一位犹太军官。伯格的军旅生涯受到他犹太身份的严重影响，这一身份也使他受到周期性反犹太偏见的影响，推迟了他的擢升，直到1847年他才完成从中尉到少校的提拔，那时他已经服役三十 四年。

那些企图获得高等教育许可的犹太学生，也经历了同样的限制。1810年，由威廉· 冯· 洪堡创建的、第一任校长费希特主持的柏林大学，招收了第一批247位专业分类的学生，其中有16位犹太学生。就在三年前，第一份在德国出版的犹太杂志《苏拉米斯》出现在公众面前。杂志的编辑大卫· 弗兰克尔呼吁德国的犹太人，假如他们要求自己的孩子享有有意义的、有成效的生活，他们就要支持现代的教育体制。许多犹太人已经知道弗兰克尔所告诉他们的，即社会进步需要教育。事实上，他们热切地抓住新的机会，并组建自己的学校，或者更通常的是送他们的孩子去德国的高级中学和大学。犹太人的学习越来越和犹太教会堂相分离，意味深长地把其附着在世俗的教育机构上。到19世纪中叶，新一代受过大学训练的、深受西方学问视野影响的犹太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犹太教的遗产，犹如哲学家和后来的《圣经》高级考证家对基督教的遗产所做的重新审视。

在1819年末，德国爆发了反犹太人的“hep！hep！”骚乱。就在这时，一批前卫的犹太知识分子建立了犹太人文化和科学协会，它热衷于重新审视犹太教的信仰和实践，这项工作开始于摩西· 门德尔松、德国的犹太启蒙运动，以及改革的犹太教的扩散。文化和科学协会在1819年建立的有趣之处不是它的新颖，甚至也不是重新审视犹太教信仰的公开努力，而是它的两位重要的建立者——爱德华· 甘斯和海因里希· 海涅——在帮助建立该协会之后不久就皈依了基督教。弗里德里希· 施莱尔马赫坚信犹太教已死，而这个协会更是给这一信念额外的强烈印象。确实，在整个19世纪早期，一直存在着真正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信仰的洗礼浪潮。在某些国家有整个家庭的皈依，比如特里尔的马克思家和柏林的许多犹太人家庭。

尽管恪守传统的人担心犹太信仰的存活，他们无疑出现了过度的反应，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国文化对犹太人发挥着有力的推进作用，以至于——正如戈舍姆· 舍勒姆所认为的那样——许多犹太人“开始给德国的历史领域投送了渴望和隐秘的目光，作为对犹太历史领域的可能的替代”。正如一些人所喜欢说的，是什么导致了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共生共存或者文化的对话。戈登· 克雷格使用了“家族相似”的类比去谈论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关系，因为这两个集团作为略有相似的历史和文化的经验结果，分享着许多相似的价值观：强烈的家庭观念、努力工作的观念、对宗教的献身、对教育的尊重。因为现代的大多数犹太人，特别是东欧的犹太人在移居西方世界时，首先遇到德国人，他们得到了明显是德国式的精神和知识的框架。犹太人把自己紧紧附着在德国的精神上，用另一个隐喻来说，他们经常成为“另一个我”，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德国人，没有能够将这两面融为一体，因为德国人从来没有让他们这样做。

这也许是历史最大的讽刺之一：由历史的偶然事件铸造的犹太人与德国人的密切关系，在非犹太人和犹太人诸多相似的对应中最具有易爆性。为了探寻德国人与犹太人密切关系和相互渗透的本质，埃里克· 卡勒一度认为这种关系是极不稳定的，因为通过和谐与不和谐的关系，它经历了漫长和曲折的、触及最敏感的生存神经的时期，就这个意义来说，两个民族都处于致命的爱恨关系的魔咒之下。德国文化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 希埃伯格把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描绘为两个“被羡慕”和“被仇恨”的民族：

这两个民族一样没有能力使他们讨人喜爱，一样含糊不清地介于谦逊和傲慢之间，一样对世界不可或缺同时也是麻烦，一样具有侵略性，一样倾向于自我怜悯，一样被不加区别地诽谤的同时因为他们大胆的思想而被欣羡，一样拥有音乐天赋和对沉思性思想的天赋，但在一点上他们是无可救药的不同，那就是他们对暴力的态度。这两个民族与我们的生活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对于希埃伯格具有诱惑力的相似之处是历史经验的偶然结果，而非内在的倾向，在许多事例中，这些相似之处是降临在这两个民族头上历史不幸的结果。这两个民族从未在政治领域定义过它们的性格，因为它们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是作为跨国的民族，直到最近才把自己融合到一个紧密的民族共同体当中。受到历史挫折的打击，他们通过培育精神而非政治的追求补偿它们身份的匮乏。一直到19世纪中叶，德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大部分全神贯注于与生存意义、人类存在和上帝的关系、世界的邪恶和痛苦、艺术文学哲学历史等领域的超越作用相关的形而上的问题。多萝西· 门德尔松的丈夫、诗人和批评家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对年轻的德国人发表演讲，他告诫他们不要“把文化浪费在世俗的低级政治的领域，而要在永恒教育的圣洁之火下，把你们内心的存在奉献给学术和艺术的神圣王国”。因此，德· 施特尔夫人把德国描绘成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在这个国家1770年到1848年间第一次伟大的知识分子的躁动期，德国确实是哲学家和诗人的国度，但这是因为当时占优势地位的封建制度很难使德国人把自己创造性的能量投入到政治的渠道当中。因此，正如犹太人在几个官方许可的领域发现了发挥能力的出口，德国的知识分子也倾向于在“安全的”抽象思考的王国表现自己的能力。

因此，德国人和犹太人被迫去置换生命力，将这些能量投注到相似的学术或思考的追求当中。正如前面所示，在不关心政治的18世纪德国知识分子当中，犹太人遇到了共鸣的伙伴，探寻着文化对话的可能性，摩西· 门德尔松和莱辛之间的友谊—— 一位代表着犹太人的启蒙运动，一位代表着德国人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德国人和犹太人文化对话的范例。莱辛最伟大的戏剧《智者纳旦》所反映的，不仅是德国人和犹太人在启蒙的人道价值观方面共同对话的基础，而且也是具体经验的匮乏，只是表露了它的高贵修辞。因为不关心政治，德国人和犹太人只是把新的世界概念化；他们把宗教与哲学的抽象观念投射到具体的现实上面，但又不得不将现实交给别人在政治上实施他们的抽象观念。

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是相当多讨论的主题，而对不关心政治的犹太人的讨论就远为稀少。然而，瓦尔特· 拉克尔多次注意到这一事实，他认为犹太人“在抽象思维的水平上显示了巨大的能力，但政治涉及直觉、常识、智慧、预见，在这一方面，他们没有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这一判断也适合德国人。甚至当两个民族使自己关心政治的时候，他们也是以思考的形式，在目的论的范围内看待政治，把它作为永恒原则或法则必然的显现。例如，19世纪的许多思想集中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周围，前者从崇高的唯心主义的高度，后者从世俗化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千禧年观点来看待历史的进程。

不仅德国人和犹太人在相似的思想模式中彼此相遇，而且他们也用同样的语言表达了自己。从门德尔松开始，德国的犹太作家几乎普遍使用德语去表达最内心的思想，他们一生都在采用德国人的知识框架，包括他们最终被流放的时候。特奥多尔· 赫茨尔是以色列国家的精神奠基之父，是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他用德语写作了《犹太人的国家》一书，东欧的犹太人把德国看作充满机会的地方，渴望被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所同化。用一位东欧的犹太人的话来说：

德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和思想，在东欧的犹太人那里得到广泛的传播。许多年轻犹太人的理想就是成为德国教授的信徒去学习德语，享受德国的自由和文化……甚至那些不能旅游的人也被德国所吸引。我的内心渴望这个民族的精神，我向往德国——我几乎要说，我向往我所说的语言的祖国。

德国人和犹太人紧密的语言关系体现在意第绪方言当中，这种语言被许多低阶层的东欧犹太人所使用。意第绪语是中世纪高地德语方言的遗存，夹杂着一些来源于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词汇，它用希伯来文字书写，被东部和西部社会的犹太人广泛使用。尽管在两个民族之间仇恨强化的时候，意第绪语对于一个在德国社会使用它的人来说是一个耻辱，但大多数德国人在理解或领会意第绪语的词汇上几乎没有什么困难。甚至在同时能说意第绪语、希伯来语和德语的有教养的城市犹太人那里，1830年之后，意第绪语也在迅速地衰落。

关于两个民族集团真正的基本属性，刚刚描述的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密切关系经常孕育了一些基本的错误。犹太人自身容易为这种文化上的误解添砖加瓦，他们相信人道的、宽容的、文明的德国人的理想。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这一理想体现在诗人弗里德里希· 席勒过于理想化的形象当中，他“比他们实际遇到的德国人还要真实”。我们可以称这种理想化的形象为“魏玛的成见”，它涉及这样一种信念：在德国最高的层次上，它的范例是席勒、歌德、赫尔德、巴赫、贝多芬，以及其他古典教育的精神。但是，这样的观点是不真实的，因为魏玛的文化并不存在于诗人和作家不问政治的小圈子之外。他们在19世纪初期创造了一个简明的但稍纵即逝的文明精致的飞地。犹太人错误地把这种德国当成真实的德国，或者他们通过与德国人充满麻烦的交往假定：德国古典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文化会逐渐战胜一个新浪漫主义的、非自由主义的德国。正如在19世纪逐步明确的，一个规模更大的德国将成为俾斯麦和德国皇帝的普鲁士化德国，成为“铁与血”的土地，而非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

索尔· 阿舍尔（1767—1822）是一位犹太书商和学者，他是最早认识到这种另一个德国的危险的人物。早在1815年，作为一个醉心德国的人，他就提及过当时发生的恐惧外国人的民族主义浪潮。阿舍尔反对针对犹太人的气氛上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戏剧性程度在1820年德国观众那里就能测定出来。当时他们正在欣赏《希伯来的旋律》的音乐演出，这些观众被告知犹太人的抒情处理并非像表面那样真的有趣。这是一个代际态度的戏剧性翻转。因为人们依稀还记得二十年前观众所得到的公开道歉：在整个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演出中不会持有反犹太人倾向。

气氛上的这种变化，可能归因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对纯粹德国民族性格的拥护。当然，这种性格意味着对所有异己因素的排除。克里斯蒂安· 弗里德里希· 吕斯（1781—1820）是一位柏林的历史学家，他发动了一场漫长而火爆的有关德国人民族性格和犹太人民族性格之间关系的辩论。他用武断的言语论述了这场辩论，让人们确信德国人和犹太人具有不可改变的差异，因此不可能在德国人的民族共同体中共存：“一个民族不可能成为单一的整体，除非通过对它性格中的所有品质进行内部的整合，这一整合是用思想、语言、信仰及忠诚等印证的。”

这一对德国人与犹太人问题的极端论述，得到了整个德国知识分子团体的肯定。他们包括费希特、雅克布· 弗里德里希· 弗里斯、卡尔· 威廉· 格兰特瑙等。对于作为犹太人的犹太人来说，这一论述使得他们难以在德国找到安全之家。本质而言，一小撮患有外国人恐惧症的民族主义分子所说的是，犹太人必须清除他们的犹太性，成为德国人。那么也就十分清楚的是：他们并不就此认为犹太人只是必须皈依基督教，而是必须成为德国部族中的成员，同时必须接受整个德国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在德国1871年统一之前，不存在“德国公民”，只有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萨克森人、奥地利人等等。因此，普遍意义的“德国人”不意味着德国公民，而是民族群体的成员。只要犹太人保留了宗教和伦理上的特性，那么在数量不断增加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德国人眼里，他们就可能永远不被接受为完全的德国人。这些知识分子和德国人相信一个建立在古老血统纽带基础之上的神秘祖国。

那些在19世纪初叶把祖国想象为古老血统纽带的神秘共同体的人已经怀疑，皈依基督教，或是在文化上认可德国的价值观，就能够把犹太人从他们的犹太性上拯救。费希特愤怒地认为，改变犹太人可能意味着，“给予他们公民权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同一天晚上砍掉他们的头，以便用没有犹太人思想的人取代他们”。反动的哈特维希· 冯· 洪特—拉多夫斯基更进一步，他要求要么清除犹太人，要么给他们绝育，以便在德国消灭犹太害虫。在19世纪几乎没有人乐意支持这样种族灭绝的思想，洪特—拉多夫斯基因为政治行动而被囚禁，后来因为他的犹太恐惧症的言论而向犹太人公开道歉。但是，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越来越清楚的是，无论他们做什么——皈依、同化，以及比德国人还完美——在他们的德国同伴那里都一直存在着恼人的疑虑：一旦是犹太人，就一直是犹 太人。

犹太人对顽固地拒绝把他们作为平等的对象加以接受十分苦恼，四位有趣的犹太皈依者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是弗里德里希· 尤利乌斯· 斯塔尔（1802—1861）、爱德华· 甘斯（1798—1839）、路德维希· 博尔内（1786—1837）和海因里希· 海涅（1797—1856）。前两位出于便利皈依了基督教，以便作为大学教授继续他们的学术生涯，当时委任大学教授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具有基督徒的身份。斯塔尔的真实名字叫约尔森，是普鲁士主义和父权制国家的保守主义基督教的卫道士。在他的著作《历史视野中的法哲学》（1830）中，斯塔尔坚定地拒绝了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抽象权利的观点，因为自然法支持传统和习俗。他得出一个可能受到犹太教士训练强化的、有启示意义的结论：法律必须是一个民族宗教传统的体现，以及相应的道德和习俗实践的体现。斯塔尔属于不断增长的犹太背教者中的一员，他坚决地拒绝犹太教，甚至认为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在基督教的德国没有立足之地。作为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以及后来普鲁士上议院的议员，他成为了普鲁士保守党最有影响的哲学代言人。他在柏林大学的前任爱德华· 甘斯也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了右翼黑格尔主义者。他编纂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原理》，在大学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像斯塔尔一样，他非常不满自己的出身，避免和犹太人接触。在1838年他签署了一份由司法部门流传的请愿书，请愿书中呼吁取消犹太人获取法学学位。

斯塔尔和甘斯用人们期望敏锐的法律思想所应具备的冷漠超然，摆脱了自己的犹太性。不像他们二人，诗人博尔内和海涅发现，从社会和心理上将自己融入德国社会的主流更为困难。路德维希· 博尔内最初的名字叫犹大· 勒夫· 巴鲁克，为了在马库斯· 赫茨门下学习医学，他从法兰克福前往柏林，但是他很快就受到了亨丽埃特· 赫茨的影响，通过她的社交圈子，他又受到了柏林世界主义的魅力和宗教怀疑论的影响。他从医学转到法律，在各种各样德国的大学就学，最后在1808年获得吉森大学的法学学位。不久，他在法兰克福市政府获得了一个职位。在再次强加的新限定出现后不久的1815年，因其犹太人的身份，他被非正式地辞退。三年后，他皈依了基督教，采用了新的名字路德维希· 博尔内。他把自己彻底改造为作家，以及一本新杂志《规模》的出版人，热情地推进人类的解放事业。卡尔· 马克思和海涅也发现，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德国不是一个友好的地方。傲慢的检察官和没有趣味的读者使博尔内苦恼，他停止了出版，作为一位政治和文化的流放者，他去了巴黎。他精心构思的散文是不被同时代德国人欣赏的小宝石。许多德国人对他发动了持续的反犹太人的攻击。一些人因为他攻击两位德国顶级的符号歌德和席勒而从未原谅他，而博尔内的意图只是唤醒德国人超越歌德和席勒培养出来的高度，使自身承担起自由主义的变革。后来，他烙上了非爱国主义犹太人的称号，对此他回答道：

这多么像一个奇迹！我已经体验了它一千回了，然而它对我来说永远都是新鲜的。一些人谴责我，因为我是犹太人；另一些人因此而原谅我；三分之一的人因此而赞美我。但是所有人都想到这一点。他们似乎被犹太人的魔圈所固定，没有人能够从里面走出来。我也十分清楚这一邪恶的魅力来自何处。可怜的德国人！他们生活在最底层，受到上面七个阶层的压迫，他们通过谈论比他们还要低层的、住在地窖里的民众来释缓自己的焦虑。不，我生为犹太人并没有让我对德国人心生恶意，也从来没有使我产生妄想。是的，因为我是奴隶，因此我比你们更爱自由。是的，因为我生来没有祖国，我对祖国的渴望比你们更为强烈。我要再一次完全的自由，我要从底部开始建立自己的自由之屋。像我做的一样去做吧，不要满足于用新瓦去覆盖腐朽的政治大厦的屋顶了。

博尔内在流放中去世，被忽视和遗忘。一定程度上相似的命运也降临到海因里希· 海涅的身上。不同的是，一些德国人可能尝试过，但没有能罢免他的职务，因为他作为歌德之后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得到了广泛认可。他的经历和我们在博尔内身上发现的是相同的模式，和斯塔尔、甘斯相比相似度要少一点。海涅出生在法国占领的杜塞尔多夫（1797），命定是经商的。他最初从事法律的职业，在波恩、哥廷根、柏林读书，但是他发现自己反而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825年为了得到后来他所说的“欧洲文化的门禁卡”，他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他的皈依触及了难以愈合的痛处，因为海涅很快就发现，正如他坦言承认的：他进入了一个空洞的地方，既非基督徒也非犹太人在那里游荡，并受到两者的鄙视。他对德国浪漫主义的、理想大于现实的依恋，激发出一些德国文学中最伟大的诗歌的灵感，著名的是《罗勒莱》，它像他的许多诗歌一样，唤起了对德国的土地、民族和过去热烈而渴望的感情。直到纳粹时期，就是海涅报复性的、德国式批评家的个性，导致人们质疑他的血统，攻击他的诗歌力量是矫揉造作的，受到典型的好挖苦的污点的损害，这些污点对犹太人的精神来说习以为常。真相是：海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讽刺作家，他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对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丰富传统的热爱激发了一种真实的渴望，同时作为一位局外人，这种爱又促使他去想象这个国家悲剧性的盲点。因此，几乎没有哪位对德国社会的批评家像海涅那样客观和真诚，这可能能够解释为何在海涅讥讽了德国人文化上的妄自尊大和夸张的民族主义之后，他们不能容纳他的原因。对于德国人来说，海涅是和平的破坏者，是一只赞美他们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批判最恶劣成分的牛虻。在认识到德国人过于自以为是，拒绝检验他们宗教的虔诚，对民主没有一点兴趣之后，海涅永久地流亡法国，在那里尖锐地批判德国人，徒劳地唤醒自鸣得意的德国市侩，让他们摆脱梦境般的、不关心政治的生存状态，使他们加入自由和民主的世界。

海涅对自由、民主德国的梦想将被长期搁置；同时，他喜欢从远处热爱他的祖国，他坦承他将尊重它的国旗，只要德国人没有辜负他们伟大思想家高贵的主张。一位年轻的德裔犹太人在巴黎推销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以体现对他的支持。这位年轻人就是现代共产主义之父卡尔· 马克思，他在与他的德国犹太人意识角力的时候，也有着和海涅十分相似的经历。

马克思1818年出生于莱茵省的特里尔，当时它刚刚加入普鲁士。马克思的父母都来自有着许多犹太教士的家族，这些教士也是最近才离开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狭小的空间。他的父亲海因里希· 马克思是特里尔仅存的三位法律专业人士之一。他们当时都面临着被辞退，因为普鲁士行政当局重新强加了一些古老的法律条款，它们禁止犹太人拥有政府或公务员的职位。为了保留他在省法院的法律职位，海因里希和他的家庭皈依了路德宗，这一步使得他赢得了司法官的头衔以及舒适的生活，成为社会杰出的成员而免于金钱的忧虑。海因里希一生一直是一位小心翼翼的、羞涩的、充满感激心的犹太人。但是，他的长子卡尔很早就显示出强烈的独立思想、伟大的热情和非同寻常的意志力，作为当代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开拓者，他在世界上打开了自己的道路。卡尔· 马克思的历史是特殊的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历史，因为他以共产主义的形式注入世界的哲学体系，本质上是德国的（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和犹太教与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的知识融合。

在马克思年轻的学生时代，他在波恩和柏林的大学学习法律，吸收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加入了年轻的自由主义者团体，其中许多成员和自己一样是犹太人。他在大学与进步的、具有批判性的思想家们的紧密关系，特别是与批评家布鲁诺· 鲍尔的关系，使他在184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没有得到学校的任命。自从他成为文科中学学生的时候，一位德国犹太人，甚至是当时被解放的德国犹太人的脆弱社会地位，就一直是他思考的问题。他为德语作文毕业考试写作了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章。在这篇具有高度启发性的随笔中，马克思的生命历程得到了鲜明的预示。它论述了克服自私和服务人类，同时似乎意识到等待一位理想主义的犹太人的极限，它终止了理想主义的涌动，认为“我们不可能总是从事我们自己感到适合的职业；在我们处于决定社会关系的位置之时，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这些关系所固化”。

1841年，假如不是更早，年轻的马克思认识到，在普鲁士统治的社会中，其社会关系不会导致自由的精神，甚至在大学当中。大学被国家所控制，被诸如约翰· 艾希霍恩这样反动的部长警惕地注视着。在没有获得大学职位之后，马克思作了下一步的选择，他进入了报界，加入了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报纸《莱茵报》，成为了一名调查记者。一年后，他就成为了主编。他和另一位犹太记者摩西· 赫斯紧密合作，后者向他展示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写作了一系列深刻的论述公民权的文章，严厉地批评了莱茵议会反自由主义的程序，以及它旨在限制言论自由的高压条令。他也展示了著名的道德愤怒的首次闪现，这些愤怒的闪现以具有穿透力的学识和轻蔑的讽刺相结合的形式传递出来，我们可以把它们和他的后期著作联系起来，同时它们在马克思为受剥削的农民和莱茵省葡萄栽培者使人感动的辩护中找到了发泄口。

马克思从事报纸出版的工作，使他面对面地遭遇到保守的基督教时代的权力现实，包括它既得的利益、社会的权利、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在为《莱茵报》工作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社交圈子深入地讨论了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指出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一篇是马克思的，一篇是鲍尔的。在鲍尔的小册子《犹太人问题》中，他对整个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进行了知识上毫无顾忌的攻击，他试图动摇两个宗教赖以生存的知识基础。他天真地假定，通过发起对宗教意识致命的打击，彻底解放和自由的社会条件就会自动地产生。马克思用他自己题为《论犹太人问题》（1843）的随笔作了回应。他认为，无论多么可嘉，宗教的消灭不会自动地涉及与宗教相联系的政治体系的消灭，也不会消除“人类”解放的现实障碍，即体现在当代资本主义当中的经济和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在用犹太教而非犹太人的民族性格来确定犹太人问题上，鲍尔的错误尤其突出。犹太人的民族性格是由他的生存方式决定的，主要是通过讨价还价和借贷。真相就是，犹太人的个性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最糟糕成分——自私和贪婪——的直接体现。马克思把犹太人的身份认定同资本主义的贪婪结合起来，他彻底地断言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把社会从犹太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一断言有时被称作犹太人的自我仇恨的事例。毫无疑问，像许多世俗的犹太人，马克思可能羞于其犹太人的身份，他在其厌恶的经济体制中困惑地遭遇到它。他渴望通过对犹太人和资本主义的攻击否定他与犹太人身份的联系。另一方面，似乎不可能的是，马克思充满了犹太人的自我仇恨，以致他试图通过将其替代为资本主义来清除这种仇恨。这导致了一个荒诞的结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主要动机，必须在他无力解决的一些深层心理问题中寻找。

假如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攻击不能轻易地被认为是犹太人自我仇恨的事例，那么一定可以被认为是一股正在出现的世俗的犹太恐惧症的潮流。它在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和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分支那里十分突出。正如在马克思那里所发现的，这股潮流认为，犹太人要因将现代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内在化而受到惩罚；另外一个罪行是犹太人坚持顽固的宗教，在其中，上帝是残酷的、有复仇心的和自私的。

当行政当局在1843年因为其信奉极端的思想取缔《莱茵报》的时候，马克思从事报纸出版的生涯在德国终结了。到那个时候，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打算采取一系列决定性的步骤与整个欧洲的政治当局展开斗争。他娶了儿时的恋人燕妮· 冯· 维斯特法伦，一位特里尔的普鲁士官员的女儿，这位官员是马克思的父亲在莱茵省法庭的上级。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告别了德国。他尖刻地抱怨说他“厌倦了行政当局的虚伪、愚蠢和野蛮，厌倦了我们的服从、柔顺、躲避和琐碎。政府再次给予我自由。在德国，我不能做更多的事情。在这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贬低我自己”。

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马克思首先去了巴黎，在那里他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后来他被驱逐出法国，在比利时住了三年，与恩格斯结伴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和它的政治目标作了首次重大的阐述。当1848年革命在巴黎爆发，接着蔓延到欧洲的几大首都——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的时候，马克思富有煽动性的小册子都还没有印刷完毕。随着大多数保守主义反动政府的逃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开场白似乎成为了现实：一个幽灵确实在欧洲游荡，但是，这个幽灵实际上是虚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马克思却误判它是共产主义。尽管如此，马克思回到德国，用《新莱茵报》重新出版了《莱茵报》，并试图推进社会的革命重建。不幸的是，改革者的统一而民主的德国的伟大希望破灭了，并且彻底地改变了德国的未来、卡尔· 马克思以及德国的犹太人。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业已建立的体制依然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大多数军人的支持。他们很快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终结了民主的、企图为统一的德国起草民主宪章的法兰克福议会。

今天回顾这个故事，审视堆积在来自法兰克福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团身上的讥讽是十分痛苦的。当时，这个代表团试图把一顶新生德国的皇冠送给普鲁士的腓特烈· 威廉四世，但是国王告知代表团，他不能从排水沟也就是民众那里，而只能从贵族那里得到皇冠。这个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团很快被轰出柏林，被保守主义的报纸《十字军报》讥讽为“在丢弃的人民主权至上论中生活的乞丐和破产的思考者”。在反革命运动出现之后，卡尔· 马克思也被永久地驱逐出德国。他抵达伦敦，在那里度过余生，创作他最重要的著作，并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跟随马克思的生活，我们能追踪到一位世俗的和激进的犹太人的生涯。这种生涯后来在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身上反复出现。他们包括斐迪南· 拉萨尔、爱德华· 伯恩斯坦、卡尔· 考茨基、罗莎· 卢森堡、古斯塔夫· 兰道尔、库尔特· 艾斯纳。鉴于迫害和压迫的传统，以及强烈的对普遍正义的信仰，犹太人更容易同情失败者，他们也许还能提供更敏锐的知识框架去清晰地表述他们的抗议。正如甘斯和斯塔尔，尽管许多具有社会良心的年轻犹太人渴望适应德国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几乎本能地转向自由主义，更多的是转向激进的事业。这不仅存在于艺术、科学或社会科学激进的创新者的政治意识当中，也存在于他们的知识意识当中。他们作为局外人的地位——甚至在他们认为自己是局内人的时候——给予了他们一生一定程度的超然感，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察觉到各自社会所具有的力量和缺陷。他们的头脑相当清晰地生活在其中，而那些沉浸于其中的人们经常遮蔽了这种清晰力。相反，这也给他们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来自社会的谴责，这些社会不能容忍批评和误解，正如德国人的事例，甚至最温和的对民族的批评都被认为是颠覆性的。

现代犹太人的社会良心，在19世纪几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中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在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当中。德国人和犹太人的悲剧是，德国追求的是非民主的道路，它开始于第二帝国（1871—1918）；在魏玛时期（1919—1933）的失败经历之后，在第三帝国（1933—1945）的极权主义体制中，集权主义和非自由主义传统的经历可谓登峰造极。

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1862年9月30日，奥托· 冯· 俾斯麦长驱直入普鲁士下议院，预算委员会正在那里详细讨论如何打破国王和立法机构之间就军队拨款已经形成的宪法僵局。他发表了一个攻击性的演讲，他轻蔑地将宪法解决的可能性置于一边，傲慢地宣布：“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由演讲和多数人同意的解决方案决定，这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由铁与血解决的。”在后来的九年，俾斯麦实现了他的宣言，以非宪政的方式解开了宪法的僵局，扩大了普鲁士国家的权力，履行了他说给迪斯雷利的大话：“他将对奥地利宣战，解散德意志邦联，征服中等和更小的邦国，在普鲁士的控制下实现德国国家的统一。”这位“铁血首相”依靠机灵的外交和“铁与血”统一了德国。击败法国之后，他于1873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庆祝他伟大的成功，并举行了德国主要诸侯贵族出席的庆典，宣布普鲁士的威廉国王为新的、统一的德国的皇帝。

大多数德国人被爱国主义的狂热所驱使，作家、音乐家、艺术家都将这一事件理想化，对此大加欢呼。画家安东· 冯· 维尔纳用巨幅的、历史性的画卷记录了这一浪漫主义的辉煌时刻。当然，并非所有的德国人对普鲁士化的德国的前景都欣喜若狂。一些独立邦国的统治者迫于哄骗或贿赂加入了统一的国家；天主教徒害怕一个普鲁士的国家意味着一个新教徒的国家即将出现；自由主义者对普鲁士精英的反动倾向持保留态度；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不怀疑它是一个压迫的统治。犹太人也有充分的理由小心翼翼，尽管在普法战争期间，大约有七千名犹太人在德国军队服役，表现杰出。德国主要的犹太人报纸《犹太汇报》对统一的新闻作出了回应，它小心翼翼地提醒读者，犹太人为实现法治下的人类尊严和平等作出了艰苦的斗争，他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而且他们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新统一的德国明确地给予犹太人充分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权。然而，痛苦的经验告诉犹太人：法律容易被废除，可以通过许多限定被侵犯，或者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歧视被动摇。尽管在法制国家犹太人被作为公民对待，但是，公民权的获取和解释控制在具体的邦国及其官员手中，因此谈论普鲁士或巴伐利亚的公民权更为准确。这一公民权是德国公民权的前提。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一些邦的政府使得犹太人的归化变得尤其不可能。注

当然，鼓舞人心的是，德国人似乎在法律和社会的水平上接受和宽容了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在德国人那里接受的待遇，他们与德国人交往所获得的含糊信号，使他们一直未能驱散某种不舒服或者怀疑的感觉。甚至解放运动参与者的语言也带有潜藏的假定，似乎并没有被启蒙运动对多元主义社会的信仰所激励，在这种社会当中，所有公民的权利都得到了保护。第二帝国从开始一直到它结束，犹太人问题一直没有散去，大多数德国人假定犹太人最终将被同化，并放弃他们作为犹太人的孤立状态。犹太人的拒绝导致了惊讶、担忧以及直截了当的歧视，其极端的形式是驱逐。在犹太人和犹太人仇视者所施加的虐待之间横亘的东西，归根结底是德国人的状态。只要它是一个文明的状态，遵守公正和人道的原则，犹太人就能够指望得到相对体面的对待。德国人的状态一直是一个文明的状态，但从1933年希特勒掌权那一刻起，德国就不再文明了。然而，正如对不同社会比较观察所显示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明。在19世纪后期的背景下，德国人的状态不在最好的名单中，但也不是最坏的。为了理解德国政府和社会文明因素的最终崩溃，有必要揭示其体制上的脆弱，确认其特殊的性质，公正地指出它是如何影响犹太人的。

尽管大屠杀在帝制的德国不可能发生，但在这里存在着三个主要的结构性脆弱，它们动摇了德国人状态的基本稳定性，在失败的战争额外创伤的压力下，使得某种力量得以出现，这些力量让希特勒迅速掌权，并使得其杀戮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政治的存在。这些结构性的先决条件是：

1．一个混合的、未整合的、半封建和半工业化的社会体系，具有长期军国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传统。

2．大众被民族化为社会控制和国际侵略的工具。

3．在社会的许多部门，存在着对生物学和种族主义信仰的尊重。

混合的社会体系：第二帝国，1871—1918

俾斯麦依靠把普鲁士制度的军国主义的集权主义特点强加给德国其他部分的手法统一了德国。因此，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国王成了德国的皇帝，普鲁士的首都柏林成为了德国的首都，普鲁士的制度和思想习惯，开始弥漫在国家意识的方方面面。当然，一个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具有许多优点，正如对它进行最为严厉批评的批评家弗里德里希· 尼采也承认的，包括对权威的尊重、对责任的强烈奉献、努力工作、对优良秩序根深蒂固的意识。同时，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一直没有和它的文明状态相匹配。这一传统美化从军精神，把军官的地位置于所有民众之上，成为社会尊重的最高等级。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 迈内克后来非常不满他自己的普鲁士出身，不满普鲁士对第三帝国的影响，他在晚年悲哀地承认，在普鲁士的特征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有文化能力，一种是没有。他相信前者是人道的、个人主义的，是新教徒的良心中派生出来的；后者是残酷的、集体主义的，是长期军国主义传统的结果。对权威服从的普鲁士精神，被依然赋予皇帝的半神化地位符号化了，它渗透到第二帝国的许多方面。

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具有最高意义上的军国主义特征，非常贴近阿尔弗雷德· 瓦格茨对军国主义的经典定义：“军人的地位高于民众，强调军事的考量、军事的精神、军事的理想、军事的规模等价值观。为了军事的目的，强加给一个民族沉重的负担。漠视福利和文化，浪费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力用于非生产性的兵役。”总之，新的德国采取了欧洲其他国家都没有采取的方式，将古老的军事封建价值观制度化和永久化。它给年轻的德国人灌输这样一种理想：作为一名“德国人”，首先意味着他是一位勇敢和忠诚的战士。仅有的另一个把武士偶像化为文化角色典范的国家，就是日本。

事实上，在帝制的德国，军事的组织高于其他所有的机构，并享受着过去只有教会的从业人员才配享有的声誉。军官团像偶像一样得到尊重。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证明：人生是从中尉开始的。任何穿上皇帝军装的人，都会立刻比普通人的地位要高。作为地位最高等级的成员，每一个德国军官都不受平民的控制，他只服从皇帝。军事等级有其自身的荣誉和法律，即荣誉军事法庭。但是，因为军队不服从文官统制，因此它本身就是法律。约翰· 维勒—贝内特公正地认为，德国军官团听命于皇帝，就如罗马禁卫军和罗马皇帝的关系一样。不过他没有说，军事等级几乎都是从贵族阶层选拔和招募的，它从来不会容忍一个犹太人加入其中。

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代表着德国人对军事事务的喜爱。这位皇帝蔑视平民，轻蔑地称他们为软弱的东西。这位皇帝信任军队，而不是国会或者宪法。他的修辞蓄意地采用高调的军事的或者尚武的语气。对于习惯了语调优美的德语的外国人或德国人来说，这种语气听起来具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性。在对选派到中国镇压义和团的军队演讲的时候，这位皇帝命令他们不要收容任何俘虏，要像匈奴人那样战斗。这句话后来被同盟国的宣传者使用，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他们把所有的德国人赋予了魔鬼的特征。威廉军刀霍霍的修辞充满了诸如“粉碎”“血战”“不屈的意志”等词汇。整个德国教官或军官都对他们的下级如此咆哮。威廉也喜欢用皇家权威的夸大表现加深对臣民的影响，同时恐吓臣民他不能容忍对其权力的反对。那些了解这位皇帝的人知道，皇帝的多数话都是夸张的修辞，是用于公共消费的；同时，尚武的语言和姿态被认为是最值得模仿的，这一点从社会的角度理解具有意义。

弗里德里希· 尼采怀着巨大的恐惧，观察到了德国人的生活和文化的军国主义化。他不仅为德国语言的音乐性而担心，也为在过去几代德国人中保持这种音乐性的感情和感觉而担心。尼采并没有对他所认为的严厉的军事习惯恶意地侵入德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作出过激的反应。严格的服从、尚武的语言、必须执行的命令、毫不动摇的忠诚、狭隘的军阶意识、相似的军事迷信等等的军事习惯，在母亲养育孩子的方式中，在父亲训斥他们的家人中，在雇主组织他们的商务、接待他们的客户中，在公务员管理公共领域中，开始复制其自身。

然而，由新的尚武的皇帝散发出来的权威光环根本上说是虚幻的。在霍亨索伦权力的光辉之下潜藏着许多社会力量，它们和封建君主政体的自负是不匹配的。在工业迅速增长的时代，德国的君主政体遵守着前工业时代的传统价值观。在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当中，企图使陈旧的封建政体的社会永存，已经引发了不到一个世纪前的法国古老政体的崩溃。有什么理由假定德国能逃脱同样的文化落后的可怕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犹如革命前的法国，是一个混合的社会，它见证了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机械技术的背景下封建政治机构的顽固。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新的帝国包含了一些反常的事物与不和谐的声音。俾斯麦的宪法建立了露骨的独裁政治，在其中，作为首席执行官的皇帝被赋予了以下的权力：任命和辞退首相；控制整个外交政策；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一旦出现社会动荡宣布军事管制；剥夺持不同政见的邦国的领土主权；召集、推迟、解散议会；颁布和监督联邦法律的执行；解释宪法。这些彻底的自由裁量的权力，可能在专制主义的时代是更为合适的，但是在一个工业的时代就不适合了。在后一个时代，被分享的权力，或者说至少是势均力敌的权力，在削弱社会冲突上证明更为有效。当然，势均力敌的权力以两院制、政党的发展、劳工工会主义的崛起、有权势的商业卡特尔等形式得到了发展。不幸的是，俾斯麦和他的继承者都没有为了政治民主培养德国的民众，而是选择权宜的实用主义联盟和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来解决政治问题。在帝国的统治下，国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主要的决策程序之外，因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派精英成功地维持，甚至扩大了普鲁士在新的帝国压倒一切的影响。尽管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是新的帝国的政治现实是由强有力的普鲁士邦构成的，它拥有实际的对军事力量的垄断，在上议院占据统治地位，其非自由主义的选举程序偏爱更为富裕的阶层。

当然，德国并没有逃脱人民主权的压力，但是人民对大众民主参与的真正要求不是被钝化，就是被封建的保守机构所指派。这种被沿用的策略，可能部分归因于许多德国人数世纪以来对较高权威的服从，还要归因于宗教或哲学的代言人（路德、费希特、黑格尔、特赖奇克）对权力持有者神圣性的合理化。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独裁制的反对相对来说就效果甚微了，因为这个国家最好的群体没有选择任职于议会，因为政党逐步成为了狭隘的经济利益集团，而非能够成功地表述那个时代重要社会议题的国家政党。这些议题包括：封建精英和劳动大众之间不断加宽的鸿沟；在欧洲的国家共同体当中德国新的外交角色；一个视自己高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军事机构傲慢的排他性。

尽管实际上在帝制德国的政治生活相对自由，社会民主形成了稳定的进步，比如到1912年，社会民主党成为了国会中最大的党，但悲哀的事实是：对政治有意义的参与依然排他性地被一个狭隘的、经常是傲慢的精英集团所控制，这个集团决心要让它的统治存续到20世纪。那些建立第二帝国的人，尽管向空中抛帽庆祝人民主权至上，但是他们非常清楚权力依然保存在封建阶级的手中。普通背景下警觉的德国人，特别是犹太人注意到，他们的宪法没有以《人权法案》或《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形式提及基本的公民权利。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正如拉尔夫· 达伦多夫指出的那样，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独裁精神以工业和封建国家“成果丰硕的错误联盟”展示了自己。德国刚刚统一之时，国家就设法自上而下来管理工业化的进程，比如提供无息贷款，宽容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并作为所有者拥有巨大的财产和大型的企业（煤矿、高炉、公共设施）。国家通过训练有素、富有效率的公务员所构成的复杂网络管理着这些企业。因此在德国，私有企业被国有企业所替代；在那个时代，欧洲最有动力的工业扩张是政府计划和控制的结果，甚至工业化最臭名昭著的结果——失业、疾病、工伤、恶劣的工作条件——都在国家的保护之下。由于对普通公民一直采取家长式管理的态度，封建国家没有看见，对于工业化世界的公民来说，在扩展日益增多的财富的举措中存在着矛盾。家长式管理的传统，以及它对激进社会主义的根本恐惧，导致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采取了使它成为欧洲最进步的福利国家的举措，同时保持了它封建的外观。因此，德国以非常奇怪的方式成为了一个混合的国家：在家长式管理的意义上，它是封建主义的，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

然而，如此规模的家长式管理创造了民众服从和依赖的环境，同时培养了一种错觉：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能在没有国家干预下完成，并且除了国家之外，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后来所指的普鲁士的本能，它促进好的市民去为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自私的利益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普鲁士人的目标旨在推进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以一种奇怪方式显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征兆。每个公民都被希望对国家毫无疑问地服从和忠诚，国家以慷慨的社会福利对这种全面的奉献给予奖励，比如养老金、失业保险、残疾保护、医疗保险。社会的希望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将自己定位于服从命令的德国人，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反过来，根据表现、才能、对国家的忠诚，由国家对所有的德国人作出判断。

然而，这些信念依然是愿望性的想法，因为实际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精英不愿意包容大多数人，让他们更多地分享消耗性的资源，并且，家长式管理不能掩盖第二帝国分配正义上的巨大差异。因此，阶级的冲突大量存在。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恰当指出的，帝国的精英没有建立与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联系的桥梁，而是在扩建壕沟。另外，帝国的领导阶层越来越多地用敌意的词汇，依靠对所有类别的德国人都熟知的心态表达它的不安全感。这种心态把世界分为朋友或者仇敌。政治上笨拙且在许多方面如小丑的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的即位，象征着新的德国的虚弱。年轻而造作、不成熟也没有安全感的皇帝，明显是德国的写照，因为他体现了一个没有发现自己稳定身份的国家，它试图通过令人恼怒的姿态和武断的自我肯定来掩盖它的虚弱。

德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是文化和教育的卫士，反映了体现在新的帝国制度中的紧张和异常。俾斯麦用“铁与血”铸造了新的德国。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向知识分子发动了明显的甚至是嘲弄性的挑战。一个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是如何回应一个新的、军事化的德国的呢？知识分子远没有向权力言说真理，而是很快向它投降。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俾斯麦执政之前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向他的成功投降。在普鲁士军队凯旋之后，他们扮演了令人吃惊的完全变脸，放弃了他们的和平民主理想，把它作为非现实的白日梦。精神王国的幻象与歌德和浪漫主义的诗人紧密相联，许多有教养的犹太人不无反讽地依然把它当作“真正的”的德国。这个幻象很快让位给军事大国新的幻象。正如一个帝国行政官员所认为的那样，在其中，军国主义是平民的心灵状态。

俾斯麦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成功，给许多德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成功也似乎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在主要的学术圈子里对斗争、竞争、力量普遍尊崇的支持。这些德国知识分子开始坚信，生活的本质存在于权力当中。甚至弗里德里希· 尼采也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所称的“权力意志”，这个词汇后来被纳粹大张旗鼓地宣扬。可是，他过去曾经警告过德国人：没有精神深度伴随的权力政治，只会使德国人愚蠢和野蛮。他现在还认为：“权力意志在哪里匮乏，哪里就会堕落。”作为一种解毒剂，他敦促德国人去重新发现他们的生命之根，通过英雄的“自我征服”去超越颓废的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提高“对退化毫无怜悯之心”的超人所组成的高贵阶层的统治地位。尼采高度暗示性的、格言性的哲学，使它得到了大量粗糙的误解，权力意志和超人的概念能够——结果也总是——与斗争和适者生存的粗糙的达尔文主义观点，与新浪漫主义对权力神话、富有领袖魅力的英雄角色、辉煌征服的幻象等信仰融合为一体。

换句话说，尼采对权力的精神化，只是在种类上与其他一些较少含蓄、更具攻击性的话语存在差异。在具有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者的话语中，权力意志很快就从尼采对“精神超越”的信仰掺杂为野蛮的统治和放纵的侵略。对神话的信仰，是将民众和他们共同的过去联结起来，这一信仰能够轻而易举地变成集体的妄想和革命的冲动。在粗糙的达尔文生物学和“种族卫生学”的影响下，哺育更高类型的人，而不再保证教育出“拥有耶稣之心的恺撒”的想法，导致了国家资助的人类种马场的计划，导致了通过绝育或种族灭绝清除不适应生存的人。无论高级还是低级的知识分子，都沉迷于他们对权力的颂扬之中，视它为现实的最高来源和认可，而非某一特殊目标的实用工具。同样，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他们视国家为绝对意志在尘世的显现，而非习惯性的一套人类制度。从这一点出发，创造名言“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 特赖奇克反复坚称：每一个德国公民必须将自己虔诚地奉献给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知识分子社会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强烈的反民主的偏见，以及对政治专制主义的偏好。这些态度与克制和妥协是水火不容的。在第二帝国，这些反民主的偏见渗透到不断扩大的德国教育体系当中。从表面上看，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令人敬佩的教育体系，与其他国家相比，给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了免费的综合教育。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看，它是一个良好的体系，它教育年轻人读写和计算，使这些技能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构成优秀的职业工作或学术工作的基础。但是，德国教育的体制是在严厉的集权主义，以及精英主义信仰和实践的背景下架构的。教育体系蓄意地生产认真负责的、训练有素的、服从听话的国家仆人。它绝不鼓励年轻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或者不顺从。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教育在观念上鼓励自我发现的艺术，而在精英主义的德国，它要求出于服务国家的目的，掌握官方认同的知识。

一些德国的保守主义分子尽管对德国的年轻人能读能写，能够成为不断增长的工业世界的优秀工人感到骄傲，但是也在思考他们是否可以不转向极端主义或其他途径而稀释了高雅文化的品质。对“粗俗”大众的恐惧，在19世纪后期是一个十分普遍的话题，在诸如保守派作家保罗· 德· 拉加德和尤里乌斯· 朗本的作品中十分突出。然而，这种恐惧被极度地夸大了，因为德国的学校体系依然控制在国家的行政机构手中，它们具有明确的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强调严格的纪律、完美的秩序，以及对权威的服从。这在精英的中学、文科中学，以及占人口比例很小、学生主要来自富裕的中层和中上层阶级的大学尤为真实。不言而喻，这不是民主体制中的教育，而是职业仕途的教育和德国人所称的“教化”（Bildung），其官方宣传的意思是丰满的通才教育。但是，它实际上意味着获得有教养的、经常是傲慢的古典学问的表皮，一个人为了显示自己社会的优越性对其进行展示。文科中学松散而错误地模仿了希腊和罗马的模式。它们既没有教授具有真正深度的古典遗产的价值观，相反却强调语法的结构而没有向作品本身注入快乐；也没有造就身心丰满的公民。这些学校生产的东西经常是书呆子式的、精英主义的狭隘思想。这些人是优秀的技术员、公务员、多产的教授，但很少是在社会或政治上投入的公民。这些学校造就的学生后来被称为——他们也骄傲地自称——“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他们是消极的追随者，或者顺从的仆人。

因为德国的教育制度保持了它的集权主义和非民主的基础，当它在魏玛共和国期间获得机会的时候，它拒绝对自身的改革，并热切吸纳了反犹太人的偏见，因此它必然被认为是大屠杀主要的制度性罪犯之一——要么拒绝传授真理，要么积极地灌输给年轻人新浪漫主义的神话、沙文主义的信仰和种族主义的信条。甚至教育领域最好的一面，那些在当代世界许多知识领域作出贡献的、有学问的德国人，也为狭隘的“德国精神”的兴起作出了贡献，这一精神用18世纪民主价值观中它所敌对的东西来定义自身。

1914年，当一群伟大的德国知识分子把自己投入到明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 普兰格提出的“1914年思想”的时候，以上的情形就清晰地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包括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们是维尔纳· 松巴特、阿道夫· 冯· 哈纳克、托马斯· 曼、保罗· 欧利希、弗里茨· 哈伯、马克斯· 利伯曼、弗里德里希· 瑙曼、马克斯· 普朗克、瓦尔特· 拉特瑙、恩斯特· 特勒尔奇、弗里德里希· 迈内克、马克斯· 舍勒等。尽管这些思想家在哲学或学术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没有真正的道德脊梁，它用道德相对论、富裕、普遍快乐的信条有意或无意地强化了社会腐败的各种力量。为了替代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及其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强调更为保守的生活方式，在其中，传统的意义、荣誉、爱国、历史的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领域，这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分割的有机共同体，一个在其中每个个人或团体都为公共利益工作的社会。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恩斯特· 特勒尔奇、斐迪南· 滕尼斯都希望德国不要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社会，它原子化而无根基。他们强调共同体而非社会的重要性，强调有机整合的民族共同体，而非追逐享乐主义欲望的自利个人的集合。

弗里德里希· 瑙曼在其极有影响的著作《欧洲中部》（1915）提议，在德国的保护伞下，在欧洲中部建立国际新秩序，德国将作为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西方模式的社会经济替代物发挥作用。瑙曼和他的群体不仅支持德国民族主义的事业，而且为了把工人阶级整合到他们的民族共同体中玩弄起社会主义的观念。这类知识分子中有一些是修正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强调阶级的合作而非阶级的斗争，认为民族性的纽带比阶级的纽带更重要。当阿道夫· 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使用有点相似而更为种族主义语言的时候，他几乎是在重复帝国时期在知识分子当中长期流行的思想。

大众的民族化

为了将迄今被剥夺公民选举权的大众整合到保守主义的社会秩序当中，第二帝国的统治精英设想了一个在德国人控制下的强大中欧、一个在东方的扩张主义政策，以及对海外殖民帝国的攫取。快速的工业化并没有伴随着民主化的到来；并且依靠将劳动人口排除在任何有意义的政治参与之外，统治精英只能设法加深已经通过工业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社会差距。鸿沟不断扩大的社会问题，成为了形成完善的社会政策的动因，依靠这一政策，扩大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悲剧鸿沟”可能缩小。不幸的是，社会鸿沟的缩小没有通过真正的社会改革，而是通过权宜的办法弱化，甚至讨好极端的要求。例如，俾斯麦通过采取掌控国外政策的方式处理国内的政策。他精明地操纵党派或利益集团，去推进他自己的狡猾目标。他自我中心地认为，这些目标和德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一目标远没有带来社会秩序持续的和谐，因为持续的和谐需要废除旧秩序的特权，而非短期的联盟、权宜的友好，或者人为设计的讨伐，比如针对天主教的文化战争，以及毁灭帝国的社会主义敌人的战役。

尽管俾斯麦假定新的帝国政治上缺乏稳定而小心翼翼地避免国外纠缠，但是他的继任者面对着尖锐的社会问题，开始求助于部族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以获得工人大众的支持，并把他们整合到同质的民族共同体当中，其方法不外乎是经济的、政治的或者心理的。在威廉二世的时代，德国人民处于公开协调组织的事业的狂热当中，其形式是流行的帝国主义、海军竞赛、爱国主义协会和利益集团的兴起。一批有影响的领导人，比如约翰尼斯· 米格尔、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 铁毕子、卡尔· 比洛和国王本人，都拥护国内动员和国外扩张的政策，这些政策除了激情未到火候，预示了纳粹对一切的讨伐。

视自己为恺撒再生的威廉二世要让他的国家变为世界强国，甚至是超过英国的强国。他肯定知道帝国如此宏大的设计会使他与英国以及其他列强发生冲突。从出身来看，他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德国人。他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萨克森—科堡的阿尔伯特的女儿。1888年他登基时，接替的是有着改革之心和自由主义思想的父亲腓特烈三世的短暂统治，他急切地要为德国规划新的发展历程。他辞退了俾斯麦，并支持新的世界政治。他浸淫在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文学当中，梦想着一个更为伟大的、依赖海外殖民地的帝国。这位皇帝欣赏帝国主义的作家和冒险家，比如拉迪亚德· 吉普林、西塞尔· 罗兹、海军上将马汉，最重要的是休斯顿· 斯图尔特· 张伯伦，他的日耳曼人优越性的理论吸引了皇帝的想象，极大地刺激他侵略性的话语。

接着，这位皇帝激励其他人响应帝国主义的号召。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 冯· 铁毕子为了帝国主义的政治，在建造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协调组织辉煌的公关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详尽地阐述了广受欢迎的保守主义“风险理论”，这一理论呼唤一个强有力的德国舰队，它能够阻止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国家，能够使德国人追逐他们的殖民目标，保护他们的供给线。这些帝国主义的观点通过大量的大众协会——最著名的是泛日耳曼联盟、海军联盟、殖民联合会、陆军联盟——得到散布。这些组织确实把战争宣传和美化为一项高贵的事业，赞美为生存的战争，为德国人民要求生存空间，宣称德国人是未来的主宰性种族。

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包括非常广泛的范围，不仅有占据统治地位的普鲁士精英，也有工业界和学术界的著名成员。我们也发现一些后来纳粹运动有趣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其中包括泛日耳曼联盟的创立人阿尔弗雷德· 胡根贝格（1865—1951）；工业家和军火大王古斯塔夫· 克虏伯· 冯· 博伦· 温德· 哈尔巴赫（1870—1950）；海因里希· 特赖奇克的学生、枢密院顾问海因里希· 克拉斯（1867—1953），他是一个坚定的反犹太人强迫症患者，后来为希特勒开放了泛日耳曼联盟的大门；富裕的工业家弗里茨· 蒂森（1873—1951），他后来为纳粹党提供了金融支持；另一位富裕的偶像、煤炭巨头埃米尔· 基尔多夫（1847—1938），他向纳粹的金库倾泻了大量的金钱。然而，这些人只是正在出现的民族主义冰山的一角。这一冰山吞噬德国社会广大的部分，包括中低层阶级、中产阶级、学术界、学生，甚至一部分工人。从更大的国际视野来看，这是非常危险而幼稚的侵略主义，它对整个世界充满错误的认识，并显示了膨胀的民族中心论的信念：德国能够承担和维持世界最大规模的陆军和海军。

几乎没有什么组织比泛日耳曼同盟更充满这种妄自尊大，它的成员支持疯狂的扩张主义政策，宣称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要求在东方的生存空间，急切地等待救世主式领袖的降临，他将把德国人从犹太人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在审视泛日耳曼同盟，以及类似宣称为德国代言的组织的时候，有一点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这些组织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投射出非常狭隘和野蛮的信号，以及一种甚至不再假装要解放人类或为人类的自由而斗争，而是毫不羞耻地谈论征服和镇压的景象。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民族的德国人，不再尝试向世界传递慷慨和人道的信号。确实，德国人有时重复着歌德的名言：“世界将在德国人的天性中繁荣昌盛。”但德国向世界真正的要求是霍夫曼· 冯· 法勒斯莱本所写的国歌中的第一句：“德国，高于一切的德国。”国歌里意味的是对民族优越性不断上升的断定，而非体现在席勒《欢乐颂》中的启蒙运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条——这一过去时代的信念，在帝国时代的德国已经烟消云散。毫无疑问，有许多德国人强调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令人敬佩的科技进步所体现的民族成果更好的品质，但是它被好战的断言所压制：德国是伟大的，因为德国人是最伟大的。过去的传教士至少宣称，有时还传播“罗马治下的和平”“自由平等博爱”“民族自决”“为了民主让世界更安全”等宣言；但是与此相比，正如汉斯· 科恩所说，“只有德国人除了自我中心的权力和自我荣耀以外什么也没提供”，这在1871年到1945年间肯定是真实的。

不少德国人注意到这一民族的弱点，正如J.福禄贝尔所言，他们也希望德国人不要不断地使用赞美他们性格特征的一些属性：“德国人的精力、德国人的忠诚、德国人的爱情、德国的严肃、德国的歌曲、德国人的葡萄酒、德国人的深刻、德国人的彻底、德国人的勤奋、德国的女人、德国的处女、德国的男人。”为了满足自我的成长，尼采希望德国人不要把自己变为民族主义的丰碑，而是将自己“去德国化”，成为优秀的欧洲人。但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希望，因为尼采自己也开始怀疑，他和德国人一起发现了“德国人是何物的问题永远不会消亡”。在第二帝国时期，大家的共识是：真正的德国人属于一个民族血统的共同体，他们赞同分享所宣称的德国人生活和文化优越性的民族信念。与这种民族中心论——对犹太人来说它具有潜在不祥的含义——的信仰相联系的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即最好的社会在文化和民族上是同质的，而非不同的或多元的。这些幻象始终是狭隘的、排外的、吝啬的，它们排斥外国人、少数持不同意见者，以及民族不同的民众。

对种族主义的尊崇和民族偏见

犹太人在第二帝国

卡尔·马克思喜欢的隐喻——特别在早期著作中——是“剥去幻想的面纱”，即穿透以既定神话和社会主张形式出现的社会神秘之处，揭示其本质的、起决定作用的机制。毫无疑问，这就是后来马克思所做的，他通过揭露作为人类贪婪和剥削的残暴组织的制度，无情地解剖了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他并非完全地超脱和完全地解析，他的著作其实上升到了相当高的道德主义水准，充满了启示录和鬼神学的意象。工人的形象从血肉之躯的人类得到了提升，变成了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和普罗米修斯；同时，资本家被剥夺了人性，成为了蛇发女怪和复仇女神，成为了“吮吸活劳动才能生存的吸血鬼”般的魔鬼，他们拥有“对劳动的鲜血吸血鬼似的饥渴”。另外，马克思把资本的机器比作巨人族和食人兽；把资本家比作食尸鬼，把孩子的血榨取为资本。当人们读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典型的操纵者——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的指控之后，一个抽象的新世界出于政治行动、宣传、革命性变革的目的被创造出来。人被剥去了个人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明确承认的——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特殊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

这一剥去幻想的面纱，在其后发现蛇发女妖美杜莎之颅的过程，与反犹太人的批评家完全不同吗？反犹太人的批评家，在每次金融运作失败和社会危机的发展中发现了贪婪的犹太人。人们可能会持反对意见，马克思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不公正和真正的压迫者，而犹太人的仇恨者沉浸在幻觉中。即使这一反对意见包含了一定的真理，它也没有触及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体现在两个观点中的相对真理，而是支撑着两个观点的思想类别。我认为，这类思想不合理地使用了潜在的心理失常，例如将个体成见化、人格化、具体化，以便证明一种在犹太恐惧症情况下的幻想，或者证明一种如在卡尔· 马克思情况下的社会学理论。

在帝制的德国，关于犹太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幻觉的呢？尽管对犹太人进行集体的描述是可能的，但是不可能以单一的意愿或目的把他们作为抽象之物。在一般的意义上，鉴于他们的宗教、习俗以及职业或专业的交往，德国的犹太人组成了鲜明的群体。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一般都偏爱居住在城镇里，城市越大，居住的犹太人就越多。他们从事着过去向他们开放的那些自由职业。这说明了一个事实：他们高度集中地出现在商业、法律、医学、新闻，以及那些迎合新的大众读者的领域。大多数普通的德国人与犹太人在城镇和乡村、在零售和批发市场交往，因为犹太人已经成为了流动商品的中间商。许多犹太人成为了独立的店主、小企业主，至于一些著名的才俊则成为了运营银行、报纸、出版康采恩、大公司和工厂的大企业家。后一个阶层的犹太人在金融上的成功尤其显著，立刻引发了嫉妒和鄙视。

在这些新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埃米尔· 拉特瑙。他是一位工程师，在1881年他亲自见证了托马斯· 爱迪生在巴黎博览会点亮了电灯泡，并和这位美国发明家就在德国推广这一技术进行了谈判。1883年，他组建了德国爱迪生公司。在拉特瑙去世的时候，他的公司一共雇用了7万人，公司不仅负责为德国的大部分地区提供电力，还在世纪之交为世界的其他很多地方提供电力。拉特瑙的儿子瓦尔特· 拉特瑙成为了其父亲的电力托拉斯的经理，1916年帮助组织了德国的战时经济，后来成为了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被右翼犹太人的仇恨者 刺杀。

拉特瑙属于处于上升中的犹太人才俊的群体，他们在大学和威廉时代德国的技术学校接受了优秀的科学训练，在建立新的工业康采恩的时候运用了学到的知识。I.G.法本化学托拉斯的创始人之一海因里希· 卡罗，是一位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他在苯胺染料领域的发现，使得他的公司成为了合成染料以及橡胶、石油和硝酸盐的合成替代物等领域的世界级杰出制造商。另外一位犹太化学家是阿道夫· 弗兰克，他发现了碳酸钾的衍生物可以作为肥料的用处，并把他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可能最有趣的犹太化学家是弗里茨· 哈伯，他是一位来自布雷斯劳的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他开发出一种从空气的硝基硝酸盐中合成氨的方法，后来帮助了德国的战争机器制造自己的用于爆炸的硝酸盐，以及开发毒气。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所认为的那样，他在1914年不可能预见到“他为德国人制造了毒气，而德国人把它作为另一类毒气杀戮了数以百万计的自己的同胞”。

哈伯像许多德国犹太人一样，是一位成功地被同化的德国人。作为发明家、皇帝威廉学院的院长、国家枢密院顾问、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职业生涯可以成为犹太人积极进取和获得成功的教科书范例。但是，甚至这位伟大的成功者，以及德国人生活和文化的捍卫者，也痛苦且悲剧地发现，他所有的爱国服务在纳粹统治下也没有意义。1933年，哈伯被解除了所有学术职位，不情愿地流亡国外，一年后伤心地去世。

当然，我们可能发现，犹太人最显著的成功故事发生在金融和银行领域，因为现代商业企业的扩张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犹太人享有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在过去五百多年为农民、贵族提供借贷服务，因此获得了能让自己处于“刀刃”之上的知识和洞察力。一些著名的运营着大型银行的犹太家族，除了已经提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门德尔松家族和柏林的布雷施罗德家族、汉堡的沃伯格家族、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个别的犹太人也在建立德国重要的银行中发挥突出的作用。德意志银行的奠基者之一是路德维希· 班伯格，后来他成了帝国议会的代表。另一位犹太银行家是欧根· 古特曼，他把德累斯顿银行的运营扩展到全国范围。

弗里茨· 斯特恩记载了银行家格尔松· 布雷施罗德和奥托· 冯· 俾斯麦之间紧密的伙伴关系，用大量的细节展现了犹太银行家和铁血首相的生活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以及金融的专业知识是如何对帝国的建立和伟大地位作出贡献的。这是一个极其富有启迪性的研究，它总结性地论证了犹太人在积极的意义上所发挥的重要金融作用，也清除了两个反犹太人的神话：一个是犹太人喜欢巨额财富，一个是习惯利用这些财富获取不应有的政治影响和权力。相反，斯特恩认为，甚至布雷施罗德的财富也缺乏明显的政治影响力，因为在普鲁士的政治体制中它没有移动权力的杠杆。尽管布雷施罗德参与了俾斯麦私人的金融事务，对此进行了精心管理，并经常提供精明的信息和建议为这位首相服务，但是他从来没有进入俾斯麦的社交圈子，至多只是一个有价值的、受到尊敬的局外人，他必须对德国政治体制对他所规定的限制心满意足。

铁血帝国的力量需要金融上的支持，犹太人的黄金在此提供了明显的帮助，正如它把德国从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中拯救出来提供的帮助一样。在1870年到20世纪期间，犹太银行家冒着风险将他们的资本投放到许多工业企业上，其中对于经济兴旺尤其重要的是不断扩张的运输系统。科隆的亚伯拉罕· 奥本海默给德国第一批铁路公司之一莱茵河铁路公司提供了金融支持，并且管理了这家公司，它的铁路连接了科隆和安特卫普。莫里斯· 德· 赫施男爵的绰号叫“土耳其”，他在1869年接受了土耳其政府的合同，铺设一条连接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铁路；第一列东方快车1888年驶离维也纳。到那时，赫施已经成为德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但他也是一位非常慷慨和关心社会事务的人，他捐赠了数百万元给予有价值的事业，特别是支持了数百万俄国的犹太人，由于沙皇的压迫，他们逃到了西方。

另一位工业巨子是喜欢炫耀的贝特尔· 亨利· 斯特劳斯伯格，他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普鲁士犹太人，机智而有天赋，在英国、美国和他的母国德国追名逐利。斯特劳斯伯格是一个依靠“空气”生活的人，从来不用自己的钱而是用别人的钱投资，依赖对未来的许诺。但是他思维敏捷、富有魅力，足以说服严肃的投资者——其中包括外国政府——投资他庞大的计划。在帮助英国投资者在东普鲁士铺设一条铁路之后，他在德国、俄国、匈牙利延伸和建设铁路线，同时积聚了巨量的纸上财富，这成为了未来投资者的灾难。他的帝国在1873年崩溃，那时罗马尼亚政府拖欠了一条他在罗马尼亚正在建设的铁路线的费用。仅此一次，他的时机选择是灾难性的错误，因为1873年那年，德国的市场崩溃，导致了长时间的、席卷了众多投资者的萧条。这些投资者像赫施一样一直依靠着膨胀的金融价值和风险投资生活。

在造船业，最伟大的犹太人成功的故事是阿尔伯特· 巴林，他从汉堡—美国航运公司的客运部经理做起，最后晋升到公司的总经理。巴林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在运输数以百万计的犹太移民从东欧前往他们的目的地（通常是美国）上显示了杰出的组织能力。像赫施一样，巴林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良知的人，他在接纳自己的客户方面作出了让步，甚至在他们启程去新世界的前后彻底地改善了他们的住宿条件。在他的客户上路之前，他建立了拥有教堂和犹太会堂的微型村落。巴林把汉堡—美国航运公司变成了世界主要的运输商之一，甚至在最恶劣的冬季利用他的船只为富人和名人提供快乐的巡游。皇帝和巴林都喜欢船，但皇帝更喜欢战舰而非客轮，他拒绝听从朋友的意见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温和的进程。就是巴林最终告诉皇帝德国战败了。皇帝离开了德国，而巴林服用过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世界。

除了在银行业、商业、运输业之外，犹太人也大量涉足正在出现的大众传媒业，包括报纸、期刊和图书的出版。在许多方面，犹太人是爱书的民族。两千多年来，他们就依靠文字生活，因此如鱼得水似的从事印刷绝非偶然。尽管在这一领域犹太人有着不同寻常的非凡表现，但是他们远没有像他们的诽谤者所相信的那样占据主导地位。这里还是一个成见的问题。从表面来看，一些犹太的报业大亨似乎主导了市场，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尤其明显，但是除了所有的犹太人控制的报纸，仍有数以百计的非犹太人报纸。犹太人的仇视者坚持认为，“犹太人的出版”是激进的，甚至是“犹太教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报纸业或出版业中，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犹太人实际上倾向于成为温和的中心，而非极端的保守主义或极端的社会主义。另外，犹太人很少宣传“犹太教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很少公开维护犹太教的思想。但是，正如后来人们所见，对于犹太人的仇视者来说，这并没有造成什么差异，因为他们很快就创造出一个完全想象的犹太人的“特性”“信念”“精神”等条目。从长期来看，保护自己免受这些恶毒的指控是不可能的。这些指控包括犹太人坚持自己的立场，显示自己的精神特性。

现代犹太新闻业之父是莱奥波德· 索尼曼，他在1866年创办了《法兰克福汇报》。索尼曼在柏林有两位一样伟大的报业大亨同伴，一位是莱奥波德· 乌尔施泰因，一位是鲁道夫· 摩西。乌尔施泰因在1877年购买了《新柏林日报》，后来增加了《柏林早报》。他的五个儿子参与之后，乌尔施泰因的公司成为了最庞大的出版康采恩之一，直到纳粹把它击碎。更有影响的，特别是在大众市场更有读者的是摩西的公司。其奠基人鲁道夫· 摩西在1871年出版了《柏林日报》，这是第一份主要由广告而非由读者做财务支撑的报纸。摩西通过创建两份主要为工人大众服务的便宜报纸——《大众报》和《晨报》——扩大了自己的帝国。到1914年，摩西的报纸总发行量在约400万的总人口当中达到了25万份。犹太人很少出现在图书出版业，著名的出版人是塞缪尔· 菲舍尔和库尔特· 沃尔夫，他们主要是为大众提供服务的出版商，但是保持了非常高的文学水准。

紧接着“犹太人的”出版或者银行，在犹太恐惧症患者的心理世界一直构成最重要因素的机构是受到极度诽谤的百货商店，尤其是纳粹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恶魔般的百货商店的疯狂攻击。这些商店被认定吞噬了许多德国人的小杂货店的生命，让它们垂死挣扎。事实再一次证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尤其是19世纪的百货商店，它是创新的奇迹，因为它将许多小商品在一个中心区域集中起来，以优雅的环境、阅读室和休息室、餐馆以及低廉的价格，给消费者从未有过的吸引力而诱惑着他们。百货商店应该是消除了对喜欢讨价还价的犹太人的成见，因为它的交易价格固定。但是，对犹太人的仇视仍未改变，它很快以新的形式替代了古老的成见，也就是说，格尔松、格伦菲尔德、蒂茨、绍肯、维特海姆的百货商店是犹太人更大的经济阴谋，它的目的是接管德国的经济。

这类对犹太人的经济成功的仇视，经常来自正在被现代化快速忽视的社会经济团体，他们因为自己的经济困境而谴责犹太银行家和批发商。他们猛烈攻击自己假想的没有寄托的、有进取心的、冷漠无情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毫不考虑他们假定的对他们的无辜受害者的伤害，在经济成功的梯子上攀爬。这种感情在德国各地的农民当中尤其强烈。尽管第二帝国期间在建立各种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借贷机构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犹太人贷款的传统形式在乡村依然没有减弱。农民已经习惯于数个世纪以来直接向犹太中间商直接交易的传统，这不仅发生在金融交易中，也出现在更为广泛的涉及牛、小麦、啤酒花、羊毛、皮制品和木材等商业交易当中。在德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在法兰克尼亚、黑森和威斯特伐利亚，犹太人的商业交易者保持了他们的领导地位；从事牛交易的商人有四分之三是犹太人。

在整个19世纪后期以及此后的时期，德国的农业一直处于危机当中，因为德国的农民不能适应生产和管理的最新科学方法，因此在世界市场缺乏竞争力。许多农民欠了犹太借贷人的巨款，他们偏爱和犹太人交易，因为人们认为，与欠那些令人尊敬的德国机构的钱相比，欠犹太人的钱没有那么丢脸，这些农民经常被迫将他们超出抵押的农庄出售给犹太债主。每当犹太人在拍卖他们委托人负债的财产获取利润的时候，怨恨在乡村达到了反犹太人仇恨的高峰。在19世纪后期，像奥托· 鲍克尔、赫尔曼· 阿尔沃特那样的反犹太人煽动者，在政治上组织的就是这种仇恨。尽管工业化和现代化十分快速，但是农业贸易和前工业贸易的顽固性在德国依然非常强势，就是在这些受到现代化替代或威胁的集团，比如农民、传统工匠、缺乏竞争力的商人、负债的容克地主，反犹太人的偏见非常强烈。

这类经济上的反犹太人仇恨，在文化上的对应物是这样一种谴责：犹太人正在污染德国的文化纯洁性，他们用自己犹太人精神的粗鄙物质主义价值观感染德国。根据彼得· 盖伊富有启示性的表述，作为现代化的代理人，犹太人并不必然具备现代主义的文化内涵，他们是自己历史地位的主人，也是牺牲品。犹如在其他领域，对于德国人来说，在文化领域当中犹太人也是处处可见，但与其是作为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还不如说是作为犹太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另外，许多犹太艺术家被贴上了轻蔑的标签，或者与先锋派运动消极地联系起来，这些运动被文化的保守主义分子唾弃为非德国的或者颓废的。但什么是犹太作家或者犹太精神呢？一个人如何客观地将德国艺术家和犹太艺术家区别开来呢？正如德国那个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犹太人马克斯· 利伯曼所认为的那样：“绘画和犹太教有什么关系？”像无数的德国犹太人，利伯曼坚持自己强烈的人文主义信念，他并没有发现在显示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对自己民族或宗教立场的骄傲之间存在着道德上的不匹配。他说：“我一生中的首要问题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而从不是，你是犹太人、基督徒、异教徒吗？”这没有改变他作为犹太人的自我形象，因为他曾挖苦地承认他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人。

事实上，许多犹太人越来越相信，没有理由一个人不可以同时是犹太人和德国人。在受过教育的德国犹太人当中，被德国文化同化或者适应德国文化的进程在飞速进行。受过教育的犹太人渴望拥有德国人的教育，并骄傲地以良好的通识教育的形式展示这种教育的特征，他们始终用钢琴和书架艺术化地装饰自己的屋子，强制自己去博物馆、戏剧院或歌剧院。他们在私人会谈或公共谈论中引用古典作家（席勒、歌德、康德）的名言，这成为了许多犹太人确认自己的德国人特征的途径。他们做得绝佳，以至于他们比许多德国人还要维护德国的高雅文化。例如，在1750年和1800年之间，巴赫的全集没有得到印刷，因为德国的音乐精英认为巴赫是过气的音乐学究。甚至到19世纪20年代，巴赫的音乐几乎没有得到印刷。犹太作曲家费利克斯· 门德尔松· 巴尔托迪（1809—1847）是伟大的哲学家摩西· 门德尔松的儿子，他从伯祖母萨拉· 莱维和拥有巴赫《马太受难曲》全部手稿的指挥家卡尔· 弗里德里希· 策尔特那里了解到巴赫的这部作品。策尔特对这部作品能否得到演出深表怀疑。但在1827年，门德尔松在其住宅安排了一场私人演出，他让策尔特相信《马太受难曲》应该得到复活。门德尔松和演员爱德华· 德弗里恩特在巴赫这部巨作上花费了巨大的劳动，对它进行了编辑和删节，使其达到了可以控制的演出标准。此时，这位年轻的犹太作曲家说：“想想吧，一位喜剧演员和一位犹太男孩必须复活世界上最伟大的基督教音乐。”1829年3月11日，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由门德尔松指挥，在柏林面对座无虚席的听众上演。之后，柏林的名人在策尔特的住宅里举行了盛大的聚会。有一个故事说：德弗里恩特夫人轻声对门德尔松说：“告诉我，坐在我边上的蠢货是谁？”门德尔松用餐巾布挡着嘴轻声说：“那个蠢货是哲学家黑格尔。”

犹太人在其他领域也是德国文化的支持者。格奥尔格文化圈的成员围绕在诗人斯特凡· 格奥尔格周围，用几乎疯狂的热情培育着德国语言和文化的纯洁性。这些成员主要是犹太人。“回到康德”运动，企图证明康德学说的认识论和道德的关联，这个运动由奥托· 利布曼富有挑战性和争论性的论文《康德和他的追随者》（1865）发起，在整个19世纪后期由赫尔曼· 柯亨和他在马堡大学培养的学生承担。这些学生当中包括恩斯特· 卡西雷尔，“他每一口气都呼吸着高雅的德国文化”。这些哲学家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传统，以及它对人类自由和宽容的憧憬。根据彼得· 盖伊的观点，他们转向席勒或康德，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明显是可以被引用的声明；并且，康德的批判哲学为理性的宗教提供了基本原理。这一宗教承诺允许被解放的犹太人使自己的宗教观点适合一个普遍的——他们希望得到普遍尊重的——方案”。

柯亨的梦想是，德国将成为文化的熔炉，在其中，犹太人和德国人成为一家人。他的梦想没有实现，但是却代表着他的那一代许多犹太人的希望。柯亨是少数擢升到终身教授地位的犹太教授。允许获取终身教授等级的人，通常被要求皈依基督教。弗洛伊德没有被允许获得教授职位，许多伟大的天才——不论皈依的还是没有皈依的——都遭遇到了持续的歧视。在小学或中学，雇用的机会可能更为糟糕，在政府的雇用也是如此。犹太人被有效地排除在上层公务员、内阁职位之外，尤其是排除在最受国民尊敬的军官团之外。未受洗礼的犹太人在普鲁士军队中，或者在普鲁士主宰的其他邦的军队中，是不可能成为一位军官的。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所说，在德国没有德雷福斯案件，因为德国没有德雷福斯。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形式的隔离，正如许多德国犹太人自己的观点和个人的表白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感到自己是德国人，并且认同犹太教士莱奥波德· 施泰因的主张：

我们是德国人，我们不要其他东西！除了德国这个祖国，我们没有其他祖国，我们不希望其他祖国！唯有依靠我们信仰，我们才是犹太人，在其他方面，我们效忠我们生活的国家。

假如我们回顾第二帝国，以及犹太人对生活在那里的状态的看法，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尽管有许多困境和羞辱降临到个别的犹太人身上，但是犹太人在德国有着在家的感觉，他们组建家庭，并且参与到德国的生活和文化当中。犹太人把自己奉献给了德国，他们沉浸在德国文化之中，并给予德国经济的强盛以金融上的支持。他们得到的奖励是可观的，因为四分之三强的犹太人属于殷实的中等阶级，相比之下，他们是一群享受着比平均水平的德国人收入更高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住宅和豪宅是他们物质上成功的见证。他们并没有显眼到他们随时会被清除的地步，或者他们在德国的生活十分危险，以致他们必须准备好行李箱，随时等待通知走人。那么，什么能够解释在德国存在的对犹太人仇恨的顽固性呢？它是如何表现自身的？同时为何对德国的犹太人是潜在的危险呢？

第二帝国反犹太人偏见的多样性

第二帝国反犹太人偏见可以比作水流中的漩涡，它在强度上经常变化，一直产生着吞噬犹太人的危险，最终，漩涡变成了有着政治和文化强度的更大涡流，种族主义仇恨的恶魔从中浮现，在阿道夫· 希特勒纳粹运动中变形，最终成为致命的东西。这些漩涡里有持续的反犹太人的基督教的偏见，它们谴责犹太人为杀害基督的人，指控他们犯有各种各样反基督教社会的罪行；有民族主义的偏见，它们控诉犹太人是“异己的存在”，是一个国家中的国家；有经济上的自我利益，它们控诉犹太人是欺骗诚实的德国人的吸血鬼；有大众歧视性的偏见，它们以各种羞辱的形式（斥责、排挤、嘲笑）指控个体的犹太人；有种族生物学的信念，它们诬蔑犹太人在种族上是劣等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具有生物学健康的危害。这些偏见绝非在孤立中运作，而是在许多情况下构成了相互关联的背景或综合征，它们在单一的个体中，也在更大的集团中运作；另外，就是在第二帝国期间，这些反犹太人偏见公开地爆发，成为了组织化的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基督教对犹太人的偏见在德国依然强大，尤其是在乡村，宗教信念在那里根基极深，民众紧密地依附在他们的宗教机构身上。例如，巴伐利亚奥伯阿默高的村民依然十年一次上演耶稣受难剧，这可以追溯到1633年，以庆祝耶稣的诞生。用情节剧的道德语言上演的受难剧，其根本的主题是犹太人在耶稣十字架受难中的罪行。尽管纳粹是非宗教的，但是它依然把这部戏作为真正的民间文化保留了下来。事实上，纳粹在这部戏中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是其反犹太人的信息，它相信这一信息超越了其宗教的起源。在迷信的农民和被迷惑的患有犹太恐惧症的人当中，古老的宗教神话依然能发现其忠实的听众。在1867年和1914年间，有十二件审讯涉及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祭祀杀孩。前十一件没有起诉成功，第十二件的定罪是谋杀，而非祭祀杀孩。宗教机构也是有信誉的，据说像科隆和布雷斯劳大主教那样的教士就公开表明谴责古老的反犹太人诽谤。但当教皇庇护九世利用反犹太人的情绪爆发破坏这种教士发起的启蒙的时候，以上的作为就显得无济于事了。教皇宣称犹太人是“耶稣的敌人，他们没有上帝，只有他们的金钱”。

在世俗的物质主义时代，由各种意识形态产生的攻击和仇恨的思想在不断增盈，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人们不应该对反犹太人偏见很快适应了新的潮流而大惊小怪。当然，仇恨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语言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了。犹太人被患有外国人恐惧症的德国人视为另类的民族，它不可能同化进日耳曼民族。因此极端的、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的兴起破坏了早先犹太人可能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信念。当欧洲，尤其是德国从宗教的反犹太主义转向部族净化的时候，犹太人可能就得不到一丁点同情和怜悯，因为皈依基督教甚至向国家宣誓效忠也无济于事。犹太人现在和未来都是犹太人，他们不可能成为德国的犹太人或犹太的德国人。对于一个种族主义者来说，这些都是矛盾的。根据种族主义的犹太恐惧症的观点，犹太人被“犹太人的血液”天生污染了，这种血液完全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正如彼得· 普尔策所言，不是道德让犹太人变坏，而是犹太人让道德变坏。普尔策恰当地把这一对犹太人仇恨增进的阶段称作“细菌学的”阶段。在一个种族意识越来越强的世界，犹太人对德国（雅利安）社会造成了生物学健康的威胁。从传统宗教的向种族主义的犹太恐惧症的转变，可以在诸如尤利乌斯· 朗本和欧根· 杜林这样有着高度影响力的作家的著作中清晰可见。

杜林和朗本视“犹太人的邪恶”来自“犹太人的血液”，而非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正如先前所提及的，这一指控与达尔文的生物学，尤其是和优生学运动的出现，以及它对生产健康族群的许诺存有关联。德国学术界的成员开始放弃平等的理论，而支持可能存在于各种种族群体之间的天生不平等。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生物学隐喻和灭绝性的词汇，诸如“寄生虫”“杆菌”“根绝”“灭绝”“根除”。例如，“根绝”通常是用于与消灭寄生虫相关的词汇。在对日耳曼民族加以纯洁的讨论中，几个种族倾向的代言人为灭绝犹太人辩护，认为它是最好的从德国人民中去除寄生介入者的方法。例如，拉加德拒绝把犹太人变为德国人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无用的办法。取而代之，他认为驱逐甚至灭绝的方法是最好的。拉加德在他的一本书里认为：“犹太人是寄生虫和杆菌，宣称人不能同旋毛虫和杆菌妥协，旋毛虫和杆菌也不会服从教育。要尽快和彻底地灭绝他们。”这些思想所产生的严重结果可能在1944年得到了显示，国防军发放了拉加德的选集，据说是给正在灭绝犹太人的士兵以支持和安慰。

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杜林，也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他坚持认为，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物种，具有完全不同的民族信仰，因此不能同化进德国文化当中。在他各种论述犹太人问题的小册子里，尤其是在其好斗的《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1881）中，杜林把他自己展示为一个种族主义者和一个灭绝主义分子，他号召对世界的犹太人进行杀戮和灭绝，并且借助更高的历史法则使这类种族灭绝的思想合法化。朗本和杜林以种族排他性的思想模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把犹太人设想为致命的外国有机物，他们把自己嫁接到他们德国人的主体上，因此必须通过外科手术加以去除，以拯救民族的身体。德国面临的现实和任何被犹太化的国家面临的现实一样。假如一个国家要作为一个健康的国家生存下来，就必须去犹太化。传统基督教的去犹太化的方法是通过洗礼，这是无用的，因为犹太人毁灭性的天性在遗传上就被固定下来，因此无法改变。这种种族的摩尼教先于纳粹运动，它的家谱是由欧根· 杜林、尤里乌斯· 朗本、保罗· 德· 拉加德、奥托· 鲍克尔，以及一批喧闹的种族倾向意识形态分子和官方授意的优生学倡导者所创建。

历史学家思考了这种刺耳且非理性信仰的原因，把它们归于一系列不同的但也相关的起源，比如部族的民族主义、新浪漫主义、种族主义。例如，乔治· 摩西很久以前就认为，相当数量的德国人，特别是那些属于保守主义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以及技能熟练的工匠，都深受正在出现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把各种有关鲜血和土地的部族观点和新浪漫主义、种族主义的乌托邦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有时人们所称谓的，这一新的种族倾向意识形态是现代化的反动；是由被疏离的知识分子和社会阶层发出的反冲，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潮水的威胁。这一反冲带来各种异质的团体，比如民族主义的教师和他们的学生、农民、新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职业团体（没有竞争力的小店主、不被人需求的工匠、商店或者办公室的职员）、军刀铿锵作响的军国主义分子和他们在民众中的拥护者。正如奥托· 格拉高后来所说，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社会问题就是犹太人问题。这些团体不是面对正在出现的由大城市组成的世界，面对商业企业狂热的步伐，而是企图发动堂吉诃德式的反革命，旨在夺回更为原始的、根深蒂固的、他们想象在过去已经存在的世界。换句话说，他们珍惜的价值观属于前工业化的时代。他们围绕着土地和国家中的根深蒂固、社会等级，以及对受到时间尊敬的习俗和传统的遵从。根据他们的看法，犹太人体现了他们厌恶的一切：他们是城镇的居住者，并把自己当作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力量。

正如先前所显示的，这种对现代化异化效应的新浪漫主义的反抗在欧洲十分广泛，但是，正如乔治· 摩西所指出的：“德国运动的化学过程是十分不同的。”因为它的反动冲击深深地扎入民族的意识当中。在德国，种族倾向的反革命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强迫症，它的许多反革命信仰在学校、军队、青年组织、大众文学、大众娱乐中被制度化。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员，特别容易受到种族倾向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在精英主义的、非民主的、反犹太人偏见的框架中，年轻人之间经常发生不同文化的渗透。许多研究集中在这一顽固的反自由主义，以及它的“文化绝望政治学”的种族倾向意识形态上面。这些研究显示，德国社会相当大的一部分，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保持了深远的保守主义特性，坚守着前工业社会的价值观。这对于德国的学生来说尤其真实。法国和英国的学生强烈地认同社会平等、社会正义，以及对生活贫困的人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和他们不同，德国的学生倾向于成为精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学生、教授，以及一个不断增长的、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者的亚文化群体，忙碌于探寻他们的条顿之根，急切地思考条顿传说、神话、童话故事的意义。这些团体声称在《埃达》《尼伯龙根之歌》，以及在古代德国人晦涩的符号中发现了神秘智慧。他们从事各种神秘的艺术，企图复活古代德国的民间风俗，包括露天集会、露天剧场和自然崇拜。美术成为了这种部族自恋宣传的通行工具。

就是在这一领域，理查德· 瓦格纳辉煌的舞台创作，结合了音乐、剧场和德国人的自恋，可能在德国人的集体心理中，对强化部族民族主义产生了最大的冲击。当然，瓦格纳的音乐对希特勒所产生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它对数百万的德国人也有某种类似的影响。他们对瓦格纳的音乐声响兴奋不已，感到被它通俗化的浪漫主义启示、对日耳曼民族优越性象征的召唤、对异教圣杯（帝国）的寻求、对骑士征服的颂扬、对胜利激越的欢呼（胜利！胜利！胜利！神圣！）高高举起。正如我们众所周知的，瓦格纳和他圈子里的人都是客厅里的种族主义者和犹太恐惧症患者。大师自己写了恶毒的小册子《音乐中的犹太人》（1850），攻击犹太人在音乐中有害的影响。在其中，他谴责犹太人缺乏音乐的敏感，因为根据推测，他们缺乏对德国的土地和人民的感情。他宣称，犹太人仅仅会通过折中的、借取他人的文化模仿创造性。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公民，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存在希望的，除非他们不再成为犹太人，并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不再成为犹太人的真正含义，或者它如何能够产生，从来没有被这位狂想性的作曲家，或者任何一个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言说清楚，因为这总是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反犹太人的偏见，而他没有准备去做这件事。令人非常好奇的是，一些瓦格纳最亲密的支持者和朋友就是犹太人，最著名的是他喜欢的钢琴家约瑟夫· 鲁宾斯坦，还有他至交、指挥家赫尔曼· 列维。他们两人都试图美化这位大师反犹太人的冲动，认为它们来自“最高贵的动机”。

对条顿男女英雄的赞美，也成为了雕塑家和画家所喜欢的主题，著名的代表是卡尔· 霍普勒。他用费德斯的假名，炮制了大量的绘画作品，都是些沐浴阳光的肌肉男。这种视觉艺术接下来与受到图恩瓦特· 扬激发的大众体操协会产生了联系。德国的体操运动员成为了年轻的主要楷模；他们展示了身体的健美，颂扬着种族倾向的理念，排斥作为非德国人的犹太人。

当然，并非所有这些种族倾向的和新浪漫主义的信仰，都在散布猛烈的以驱逐和灭绝为核心的反犹太主义的信息，但累积的效应是，大众歧视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得到了提升。它们包括对讨价还价和不诚实的犹太人老套的文学描写，包括对犹太人更为邪恶的、妖魔化的形象塑造，在这里犹太人成为了致命的杆菌。它们包括最高雅的文化圈子，也包括奇怪的、半疯狂的小册子撰写者群体。例如，富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古斯塔夫· 弗雷塔格在《维泰尔· 伊茨格》一书中创造了否定性的、犹太金融吸血鬼文学形象——一个恬不知耻、身形丑陋、不诚实的犹太人，他企图颠覆日常生活中的德国人直率、诚实的道德品质。在威廉· 拉伯著名的小说《饥饿的牧师》中，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肖像。在其中，拉伯对比了一位德国人和一个犹太人是如何在世界上获取成功的。德国人追求着诚实的道路，成为了一个贫穷的海边教区的牧师；同时，那个犹太人开始了肆无忌惮的、不诚实的、增加自我财富的人生历程，最终在河里淹死。然而，作为对犹太社群的小小讨好，拉伯引入了一位“优秀的犹太人”，他真诚地克服了其种族的弱点，成为了一位诚实的德国人。这种对比两种精神特性或文化特性——德国人和诚实的、犹太人和不诚实的——的文学技巧，以及相伴随的身形上的对比——金发漂亮的雅利安人和鬈发、黝黑、鹰钩鼻的犹太人，成为流行小说家和艺术家普遍的行为。根据戈登· 克雷格的估计，可能大约有2000万德国人是从低俗的垃圾小说中汲取了他们的精神养分，这些小说每周分期连载，教诲他们把犹太人视为高利贷者、下毒者、谋害儿童者和犯罪大师。

人们通常一致认为，这些形形色色的犹太恐惧症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才整合成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其原因似乎主要是双重的：第一是1873年的金融崩溃，以及随后的萧条；第二是东欧的犹太人持续不断向德国和奥地利的流入。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经济自由主义者通过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改革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法案，它把企业投资者的债务限定为他们投资的实际数额，而非他们自己的资产。这一举措促进了风险资本家的投资洪流，并且至少暂时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繁荣。但是，因为新的投资没有管控，许多欺诈的投机分子也参与到这场疯狂扩张的狂欢当中。1873年，金融市场崩溃，许多企业倒闭，公众在寻找替罪羊。贝特尔· 斯特劳斯伯格和其他肆无忌惮的犹太投资者一道，成为了主要的被指控的罪犯。他被挑选出来作为更大的犹太阴谋的实例。然而，顺便被遗忘的事实是，两位国会的犹太议员拉斯克尔和班伯格反复警告商业社会，要反对导致危机的、肆无忌惮的欺诈行为。另外也被忘记的是，布雷施罗德一直与疯狂的经济推动者保持距离，并亲自介入，以阻止危机变得比现在更为糟糕，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许多犹太人和德国人一样卷入危机而破产。公众要的不是替罪羊，而是犹太人替罪羊。这是公众所能接受的东西。

事实上，在1873年的崩溃之后，政治上的犹太恐惧症出现了，几个军事上的煽动者策划了这一恐惧症。德国反犹太人事业最初的代言人之一是帝国宫廷牧师阿道夫· 施托克，他在1878年创建了基督教社会党，目的是把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控制中解救出来。施托克是一位中士的儿子，将军事和牧师的生涯结合起来。他最初服务于一个贫困的矿区，然后作为军队牧师服役于部队，最后被委派到宫廷。他见证了工人阶级生活的艰苦环境，他们对教会和国家的忠诚被迅速瓦解的可能性令他十分惊讶。由于感受到大众诉求的重要性，这位愤怒的牧师希望创造一支右翼力量，来抵御他所发现的在政治左翼那里产生的威胁。作为一位帝国宫廷的牧师，施托克享受着霍亨索伦王朝的支持，他与保守的《十字军报》的关系使他进入了舆论制造者的行列。他还以柏林城布道团团长的身份，与低层阶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个布道团是路德教会的慈善组织，为穷人履行牧师职能。施托克的反犹太人战役是由机会主义的政治理由和个人理由而非理性信念促发的。下中产阶级受到越来越组织良好的、来自下层的工人阶级，以及来自上层的封建利益集团的威胁。因为代表在经济上被取代的下中产阶级，他把犹太人当作便利的替罪羊，让他们为1873年萧条引发的不幸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金融丑闻负责。他还暗示“犹太人的资本”只是支持大企业的利益，而非德国的小业主。他认同小业主普遍的抱怨，他们宣称自己被大企业和银行家所毁灭。因为这些大的机构控制在犹太人手中，因此所有小企业家承受的痛苦必然是由犹太人引发的。这种错误的推理中存在着充分的可信性，它对一知半解的人和容易受骗的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正如汉娜· 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许多银行家是犹太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银行家通常的形象具有了明确的犹太人特性。

施托克的党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它在1878年国会的普选中只获得1422张选票，但是施托克反犹太人的言辞在保守主义的圈子里，尤其在诸如《十字军报》和《日耳曼尼亚》这样的保守主义报纸中找到了乐意接受其思想的读者。在一系列充满感情的文章中，《十字军报》攻击政府的财政政策，说它们是由犹太人，同时是为犹太人制定的。它把俾斯麦最亲密的金融心腹、银行家戈森· 布雷施罗德挑选出来，作为经济萧条的主要罪魁。主要的天主教报纸《日耳曼尼亚》也作出了同样的断言，它重新印发了俾斯麦二十五年前发表的反对犹太人解放的演讲，这使得俾斯麦感到局促。《日耳曼尼亚》还诽谤德国犹太人的动机，坚持认为过多的犹太人集中在有利可图的商业上，而在“生产性的”企业上犹太人又过少。它建议良善的天主教徒，对犹太企业的联合抵制可以抵消富裕的德国犹太人不合比例的数量。

施托克反犹太人的运动，不仅在整个德国得到了回应，在各地撞击出反响，而且也显示出某种形态。一些好战的犹太人仇恨者，为了推动自己的事业利用了犹太恐惧症；另外一些人将犹太恐惧症变为政治的策略，将德国人整合到一个共同的、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反犹太人的信念维系的整体当中；整合的政治方法在特别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那里尤其流行，其中最能说会道的代言人是镀了金的、具有学术水平的犹太人仇恨者、历史学家海因里希· 特赖奇克。1879年，就在施托克建立基督教社会党仅仅一年之后，特赖奇克在精英的保守主义期刊《普鲁士年鉴》发动了自己反对犹太人的知识运动，他采用了纳粹分子无休止重复的口号——“犹太人是我们国家的不幸”。特赖奇克的攻击主要是受到民族主义者而非种族主义者信仰的促动，他的假定是，德国只有成为一个有结合力的民族共同体，具有单一的意志和目标，才可能变得强大。他狂暴地谴责任何形式的双重国籍或双重效忠，要求严格遵从自己以及其他有教养的德国人特有的、浪漫主义化的民族主义。

数十年来，富有灵感的民族主义激情不断发生强烈的、热情的爆发，这些爆发让这位历史学家和神话学家无法控制自己，他对其他观点充耳不闻，以此保护自己。他不仅成功地向许多他周围的柏林大学的年轻人灌输其教条，而且成功地将反犹太人的思想变成了令人尊重的观点。特赖奇克骄傲地宣称：“现代反闪米特主义的祖国是德国，在这里，体制得到了解决，口号得到了铸造。”德国文学在反犹太人的写作方面最为丰富。事实上，德国是否是世界上最反犹太人的国家，是一个看法不同的问题，但是特赖奇克和志趣相投的犹太人仇恨者尽力使德国这样做了。尽管特赖奇克呼唤反犹太人事业的号角声招致了其一些同事的猛烈抨击，包括著名的历史学家特奥多尔· 莫姆森，但变得清晰的是，在这次学术交流期间和之后，特赖奇克学术界的大多数同事都持有了反犹太人的信念。

施托克和特赖奇克开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明确而有力地表达了越来越敌意、越来越不宽容的针对犹太人的立场。特赖奇克代言的是保守主义精英，施托克则代表在社会或经济上失意的人。有人可能想弄清楚前者是否比后者更有影响力，但是因为纳粹运动这个广泛民粹主义运动的到来，审视表现自我的反犹太人的大爆发就显得特别重要起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施托克是一致的，都是以民粹主义和高度充满激情的形式体现的。19世纪70年代以及随后的时期，这类犹太恐惧症经常是失意的社会集团敌意的表现，它们几乎都承受了经济萧条的痛苦，因为自身的麻烦而谴责俾斯麦或犹太自由主义。另一个明确而有力表达这些受压抑的挫折和敌意的代言人是威廉· 马尔（1819—1904），他在1879年打造了“反闪米特主义”一词，并且写作了两本有影响的图书——《犹太人的镜子》（1862）和《犹太人对德国人的胜利》（1879）。马尔采用了心理学方法，将恐吓的策略迂回地注入反犹太人运动中。他认为，犹太人远非身体虚弱，或者政治上缺乏力量，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强大和阴险的民族，他们决心吸空德国人民的种族力量，将其作为自己真正的、恶魔般目标的开端。这个目标就是在德国建立新耶路撒冷。马尔的反犹太人预言，已经带有明确的启示录和千禧年的性质。他认为，德国人和犹太人被锁定在一场殊死的战斗中，并警告人们时间已晚，唯有对世界犹太人一致的反击才能遏制住德国民族的厄运。

威廉· 马尔尖锐的警告绝不是异常的例外。1874年，满足中产阶级需要的文学杂志《园亭》发表了一系列反犹太人的文章，谈论柏林的股票交易和投机欺诈。奥托· 格拉高（1834—1889）撰写了这些文章，它们反映了下中产阶级（工匠、小生意人、小商人、小公务员）的不幸，他们为自己的困境谴责犹太银行家和政客。他们的类似妄想狂恐惧的主要承接者，通常是俾斯麦的好友和心腹——犹太银行家戈森· 布雷施罗德。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所言：

他体现了所有社会不幸的人所憎恨的一切：他是一个拥有传奇性财富和权力的犹太人，是一个扰乱等级秩序的暴发户和财阀。他似乎适合所有反犹分子的成见：犹太人是煽动者和阴谋家，是腐蚀者和永远的幕后操纵者，总之，犹太人是具有阴暗力量的人。就是犹太人的力量使得非犹太人心神不安，使得反犹分子疯狂。他依靠股票的倒卖积累自己的财富，蔑视人们应该赚钱糊口的神圣原则。在新的反犹太主义中有一种强烈反资本家的成分，而布雷施罗德这位国际银行家，这位值得尊敬的高利贷者，是犹太人和资本家所有邪恶的表征。

有这样想法的德国人很可能属于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层，他们尤其感到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反复发生的经济波动的威胁。这样的集团感到无人代表、被人忽视，不知道如何是好。正如保罗· 马辛指出的，自由主义除了提供了对自由企业高贵的言辞之外，没有给予他们任何东西；保守主义过于遥远和精英主义，无法说服他们；社会主义根据历史法则注定将他们一笔勾销。国家社会主义策动了他们的失意。

这些不同的愤恨最终被几个反犹太人的煽动者从政治上组织起来。1879年，威廉· 马尔建立了反犹太者联盟；1880年，两个新的政党——社会帝国党和德国改革党成立了，它们把反犹太人的愤恨和偏见作为其主要的平台。1881年，一直承受着严重经济困境的小贵族马克斯· 利伯曼· 冯· 索纳贝格，以及弗里德里希· 尼采令人厌烦的姐夫伯恩哈德· 福斯特建立了德国人民联盟，这个组织致力于同议会民主和犹太人开战。福斯特是一个轻微错乱、被解雇的教师，后来移居巴拉圭，打算建立一个名叫新日耳曼尼亚的纯雅利安殖民地。然而，他在乌托邦种族主义方面奇怪的试验悲惨地失败了，1889年他自杀身亡。利伯曼、福斯特和社会帝国党的创建人恩斯特· 亨利希一道，在1881年搜集“反犹太人请愿书”，共有22.5万人签名，这些人呼吁停止犹太人移民，并把他们从公务机关驱逐出去。他们把请愿书上交给俾斯麦。首相的大臣们用简洁的回答拒绝了请愿书：“政府没有打算采取行动剥夺犹太人的权利。”

然而，犹太人问题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反犹太人的书籍、杂志、党派、公共演讲到处扩散，在德国泛滥成灾。各类反犹太人积极分子的聚集地就是反犹太者联盟。它的创建人之一是特奥多尔· 弗里奇（1852—1933），他后来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犹太人迫害者之一。弗里奇后来被纳粹分子吹捧为大使级的导师，他出版了一系列猛烈轰击犹太人的作品，一开始是1887年的《反犹太人教义问答书》，顶峰之作是1907年的迫害犹太人的巨著《犹太人问题手册》。他还在莱比锡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铁锤出版公司。这家出版社促进反犹太人书籍的出版，通过其定期出版的杂志《铁锤》熟练地利用大众的种族主义偏见。这些出版物的主题都是一样的：犹太人和诸如共济会成员、天主教徒、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其他阴谋组织成员合谋，秘密策划对整个世界权力的控制。类似妄想症的紧迫语气贯穿在弗里奇的作品当中。在其《犹太人问题手册》中，他甚至附加了详尽的清单，他认为犹太人要为这些罪行负责：谋害、叛国、伪造、强奸。此类对犹太人的迫害后来得到了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和阿道夫· 希特勒的赏识。

1887年，马堡大学的自由主义分子、黑森邦农民的代言人奥托· 鲍克尔著有臭名昭著的迫害犹太人著作《犹太人：我们时代的王》。他是第一个官方的“反闪米特主义者”。他作为独立派被选举为国会议员，鲍克尔是为数不多的自封的民粹派领袖之一，他把对犹太人的仇恨作为自己政治上自我扩张权力的手段。他在讲台上呼吁将犹太人和德国人分隔开来，把犹太人当作外国人对待，限制他们的权利。尽管鲍克尔最后失去了职位，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但是他播下了未来的反犹太人活动生根于此的种子。

更让人讨厌的反犹太人煽动者是赫尔曼· 艾尔沃特，他过去是一位教师，因为盗用基金专门给清苦学生使用而被解雇。由于散布有关俾斯麦和布雷施罗德的诽谤故事，他在监狱里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像鲍克尔一样，艾尔沃特浑水摸鱼，把萨克森邦农民和工匠的不满情绪组织起来，巧妙地将最恶毒的诽谤注入他反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十字军当中。1892年，他被选上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同年，艾尔沃特喧闹的下层阶级给保守党施加了压力，使它接受了新的计划——《蒂沃利计划》。这个计划开篇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与犹太人对我们大众生活产生的横行而腐烂的影响作斗争。”尽管这一计划企图俘获大众追随者，但是，无论大众的反犹太人言论还是煽动者的言论都没有显示出持续的政治力量。鲍克尔在1889年建立的反闪米特人民党获得了稳步的但并不引人注目的增长，从1889年的1.2万张选票，上升到1893年的26.4万张选票，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获得35万张选票。各种各样昙花一现的反闪米特政党从未打算选举出超过20个以上的代表进入国会，鲍克尔和艾尔沃特失去了他们的席位，消失于无名之中。但是这些政党、它们的利益集团，以及那些领导这些政党、利益集团的人，都证明了广泛的对犹太人仇恨的存在。不过，这些反犹太人的煽动者一直设法给自己安上一个光鲜的外表，摆出一个高贵的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宣称代表纯粹的民族利益，而非狭隘的党派利益。

代表民族的而非狭隘党派利益的主题，更多地在奥地利得到宣称，在那里，民族冲突比德国远为强烈。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社群的帝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日耳曼民族发现自己被其他民族集团替代的潜在危险。这些民族包括捷克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犹太人。结果是，患有外国人恐惧症的日耳曼精神得到了增长，这种精神带有刺耳的反犹太人的弦外之音。当阿道夫· 希特勒1907年抵达维也纳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市长是反犹太人的卡尔· 卢格（1844—1910），希特勒后来称他为“所有时代最高贵的市长”。卢格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充满经济困难和金融丑闻的时代，他被下中产阶级的选民推举为市长。他本质上是一位浪漫主义的反动分子，喜欢回归更为有机的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他的目标是总体上将犹太人逐出有影响的职业和公共生活。

卢格的政治对手是格奥尔格· 里特尔· 冯· 舒纳勒（1842—1921），他是一个地主、奥地利参议院议员、泛日耳曼民族主义党的创始人之一。舒纳勒也开启了与“罗马决裂”运动，这一运动号召结束罗马天主教文化和宗教的统治地位，其口号是“没有犹大王国，没有罗马，我们建立日耳曼尼亚的苍穹”。舒纳勒呼吁奥地利和德国合并。他的狂热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他的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都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确实，维也纳可能是欧洲最种族主义类似妄想狂的首都。就是在这里，斯拉夫圈子的恐惧和犹太人阴谋的谣言联合起来，制造了一个非常容易被利用的、极其不稳定的气氛。也就是在维也纳，特奥多尔· 赫茨尔痛苦地认识到，犹太人从未被任何非犹太人的社会完全接受为平等的人，他为犹太人新的大量流失辩护，几乎单枪匹马地再次激发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维也纳的犹太人数量从1857年仅仅6217人增长到1910年的175 318人。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大量犹太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莱奥波德，它位于跨越多瑙河运河的第二区。这些犹太人的大多数是来自东欧的加利西亚，被称为东方犹太人。在说德语的地区，他们得到的待遇清楚地表明德国人仇恨犹太人的性质，尤其是丑恶的外国人恐惧症的和种族主义的弦外之音。

东欧犹太人浪潮从两个主要的德国人的土地上岸——东部的奥地利和被称为波兹南的普鲁士东部地区。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东欧犹太人稳步流入上述地区。最初，它是各种各样霍乱传染病和饥馑的结果，但后来是俄国支持的大屠杀所致。受到惊吓、竭力反对移民的德国人似乎也发现，尽管有超过200万的犹太人逃到西方，但是这些难民的大多数移居到了法国、英国和美国，而不是说德语的地区。德国政府甚至比奥地利政府还厉害，制定了严厉的办法阻止这些移民定居德国。每一项可能的策略——从让人羞辱的调查到强制重新安置的骚扰——都得到了采用，以便把这些移民轰出德国。甚至那些没有计划在德国停留，只是到其他国家短暂过境的外国犹太人也被圈在指定的边境区域，成群地赶到营房当中，服从令人羞辱的驱除跳蚤和杀菌的程序，然后被塞进封闭的火车车厢，运送到口岸城市，在那里，附加的营房隔离和毫无理由的侮辱等待着他们，直到他们最终前往新的家园。在玛丽· 安丁从普沃茨克前往波士顿的旅途上，她提前看到了出于傲慢的德国官员之手的后来发生的大屠杀。

我们这些移民被成群地集中在一起，塞进车厢，像牛一样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一个地方……在一片大的田野中，面对着一座有着大院子的孤零零的房子，我们的火车在田野边上停了下来。一个管理人命令乘客赶紧从车厢里出来。……他催促我们进入一间和这座房子差不多大的大屋子，然后进入院子。许多穿着白衣服的高大的男女在那里等着我们，女人接待妇女和孩子乘客，男人接待其余乘客。这是另一个令人困惑的混乱场景，父母丢失了孩子，孩子们哭爹叫娘；行李被集中地扔在院子的一个角落，无人搭理，最后依然如此；那些穿白衣服的德国人高声发出命令，一直在抱怨，要人们“快一点，快一点”。困惑的乘客像温顺的小孩服从着所有的命令，偶尔问的问题就是他们还要做什么。一点也不要感到奇怪，在一些人心里出现了被强盗、谋杀犯劫持的故事。我们在这里被带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只能看见一座房子；我们的物件被取走，我们的朋友和我们隔离；一个男人过来监视我们，似乎要探知我们的价值；面貌奇怪的人驱赶着我们，似乎我们是一群不会说话的动物，无依无靠，毫无反抗；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孩子，只能听着他们哭喊，暗示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自己被赶到一个小屋子里，一口大锅在小火炉上沸腾；我们被脱去衣衫；我们用一种材质可能恶劣的、滑滑的东西擦拭身体；没有任何准备，热水淋到我们的身体上；然后我们又被赶回小屋，在那里坐下，用一块超大的羊毛毯裹住身体；粗糙的大袋子被拿了进来，里面的衣物被倒了出来，我们只能看到一片蒸汽，同时听到女人的命令，让我们尽快穿上自己的衣服，否则就错过我们没法听清的机会。我们被迫从所有剩下的衣服中挑出自己的衣服，蒸汽模糊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窒息、咳嗽，恳求这些女人给我们时间。她们依然坚持在催促我们，否则我们就会错过火车。还好，我们没有被杀害。她们只是让我们做好余下行程的准备，清洗掉所有危险疾病的可能。感谢上帝。

由于后见之明，这样的经历可以构成太多的东西，但是它们说明了德国人对外国人所具有的类似妄想狂的恐惧。我们现在知道，从来没有发生拥进德国的移民潮，但是却给了人们这样一个感觉。无疑，这样的感觉一部分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东欧的犹太人十分突出，他们喜欢群居，衣着特色鲜明，说意第绪语，他们奇怪的举止让德国人恼怒。由于这些东欧的犹太人组成了排他的社区，因此给许多德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包括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个相当于国中之国的不相容团体正在被植入德国社会之中。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这些东方的犹太人提供了令人不快的视觉，他们似乎为了寻找生意在维也纳或柏林的人行道上急速奔跑。他们被诬蔑为“令人讨厌的元素”，蜂拥进德国社会，带来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官员把他们当作带来瘟疫的寄生虫。特赖奇克说这些“流浪汉”除了可恶而糟糕的德语口音之外，没有任何属于德国人的东西，“他们的长袖衣服散发着恶臭，前额留着必须有的鬈发”。甚至德国的犹太人也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像德国人一样，他们防备着这些东方的同宗者。用一位德国犹太人的话来说：“他们懒惰，永远擅长欺骗他人，这些都让西部的欧洲人不得不充满了令人厌恶的想法。一个邪恶的期望油然而生——应该从世界上清除掉这些令人不快的东西。”瓦尔特· 拉特瑙是一位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他明显真诚地表示犹太人正成为“德国人民身体中外来的有机物”，因此正如卡尔· 马克思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他对自身犹太人的传承表达了深深的暧昧。

假如身为犹太人的瓦尔特· 拉特瑙看见某个东方的犹太人都会感到不愉快，那么当阿道夫· 希特勒第一次见到他所称的这些“裹在长袖衣服里、留着黑色鬈发、散发着让我要生病的臭气的东西”的时候，他的恼火就更为厉害了。突然之间，根据犹太恐惧症的观点，瓦尔特· 拉特瑙的外国有机物成为了“有毒的脓肿”“腐烂的酵母”“杆菌”，发动一场杀灭一个致命病毒的战争要求英雄主义的方法，它们要和巴斯德、科赫曾经使用过的方法相媲美。到了1914年，希特勒和其他患有种族主义的犹太恐惧症的人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认为犹太人是异己的民族，而是认为他们是致命的杆菌，因此必须被彻底消灭。

我并不想主张，希特勒在战前维也纳对犹太人的看法是一种共同的看法，但是证据显示，它在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十分广泛的，超出了通常的假定。正如杰克· 维特海默尔提醒我们的，对没有被同化的犹太局外人否定性的成见，也表明了德国人普遍对外国人持有的一个长期问题：“本质上德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是剥削性的。德国人不仅没有想到他们的国家是那些受迫害的和贫困的人的避难所，而且他们对外国人的评估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用途。”在第二帝国对外国人愤世嫉俗的处理，不仅与纳粹德国形成明显的关联，而且与战后的联邦德国也是如此。乐意吸纳外国人的团体，并且允许这些人成为国民是一个民族特性的重要尺度，假如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清楚的是，第二帝国不仅远离自由主义的尺度，而且形成了胚胎形式的“纳粹时代的意象和政策”。

换句话说，对东方犹太人的偏见体现在反犹太人仇恨最恶意的形式当中，即恐惧外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生物学的种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公然的反犹太人偏见没有构成多数人的观点，它们依然限制在极端的种族主义圈子内。然而，这些极端的圈子和主导这些圈子的怪人，在塑造未来思想和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的事例是格奥尔格· 兰茨· 冯· 利本菲尔斯，他给希特勒灌输了许多种族主义的思想。1905年，利本菲尔斯是阿道夫· 约瑟夫· 兰茨的假名，他创立了“新殿堂会”，其成员都是金发碧眼的男人，他们被这位主人劝告与天生具有同样长相的雅利安女人配对，在德国制造出新的种族秩序。利本菲尔斯在他的杂志《女神奥斯塔拉》中散布其种族主义的思想。这本杂志的封面通常用万字徽来装饰，它在德国和奥地利销售得非常快。事实上，1908年秋季刊发行量达到了10万份。就在这一年，利本菲尔斯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理论动物学或索多玛小猿和神圣电子的科学：早期的和最近的世界观导引及对皇室的和贵族的辩护》。这是一部漫谈性质的著作，试图显示历史是黑暗儿童（索多玛小猿）和光明儿童（雅利安人）之间的永恒冲突。利本菲尔斯宣称，英雄的雅利安人拥有导电的身体器官以及内嵌的导电输送器，但是他们的能量被几个世纪来累计的种族不纯所耗费。他希望通过纯洁种族的优生学，在雅利安种族当中再次给予这一英雄品质以活力，从而帮助雅利安人重新点燃他们电磁的、放射性的器官，变成无所不知、智慧无比、无所不能的人。对于所有低级的种族来说，特别是犹太人，利本菲尔斯推荐了一种国家支持的奴役、绝育和灭绝的政策。

利本菲尔斯不仅是一个疯狂的怪人，而且是一个骗子。他的真名叫阿道夫· 约瑟夫· 兰茨，他曾经是奥地利圣十字修道院西多会的修士。1899年他离开了修道院，称自己为“男爵”，授予自己一个博士的头衔，另外还遮掩了自己的出身。除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活动之外，利本菲尔斯还在上奥地利的威芬斯泰因聚集了一些和他想法相同的邪教分子。在那里，他汇集了他的门徒，升起一面万字旗，给条顿的精神念诵富有魔力的咒语。根据研究利本菲尔斯怪异生涯的维尔弗里德· 戴姆的观点，阿道夫· 希特勒实际上在那时遇见过利本菲尔斯，并向他询问过日耳曼光与春的女神奥斯塔拉的一些陈旧问题。事实上，万字符号、种族主义的历史理论、雅利安纯洁性的圣杯、类猿人种的灭绝，所有这一切精神上的失常，都被利本菲尔斯为希特勒预先制造出来了。

然而，把利本菲尔斯和种族主义的邪教分子挑选出来，作为种族主义偏见唯一的提供者，是十分错误的。在种族主义的民粹分子和学者当中，存在着相当多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养分共享和积极合作。例如在1900年，武器制造商弗里德里希· 阿尔伯特· 克虏伯赞助了一次论文竞赛，论文的主题是：“我们从达尔文主义原则以及把达尔文主义用于内部政治发展和国家法律当中能学到什么？”评审团的主席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 海克尔。大多数竞争者都信仰雅利安人的优越性，支持某种反犹太人的隔离。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是慕尼黑的医师威廉· 沙尔迈耶，他用竞争、适者生存这些宽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来描绘所有人类的行为，建议对种族上虚弱的人种给予温和的忽视。他特别相信雅利安种族代表了人类成就的顶峰，严格的优生学努力，尤其是国家支持的这一努力，将保持雅利安人的纯洁性和领导地位。

克虏伯竞赛中另一位竞争者是路德维希· 沃特曼，他获得三等奖，后来因为出版种族主义期刊《政治人类学评论》而得到了很高的声望。他的期刊是少数学术期刊中唯一专注于种族主义研究的。阿尔弗雷德· 普洛茨是德国优生学运动的奠基者，他出版了最受人尊重的文献之一 ——《种族主义和社会生物学文献》。普洛茨的出版物成为了先锋的种族主义思想的论坛。他后来创造了“种族卫生学”这个短语，建立了秘密的日耳曼人协会，并因为对种族主义的贡献，得到了希特勒的慷慨奖励，获得了大学的教席。一些下一代的主要优生学家和遗传学家，换句话说，就是在国家社会主义保护伞下的科学家，都受到沃特曼和普洛茨的影响。他们其中有欧根· 费舍尔、弗里茨· 兰茨、奥特马尔· 冯· 维斯舒尔，最后一位是未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死亡天使”约瑟夫· 门格勒博士的导师。这一伙人当中最富有热情的人是欧根· 费舍尔，他将门德尔的遗传学运用到种族卫生学上。1934年，费舍尔吹嘘他是在学术圈子推广沃特曼思想的第一位科学家，并且“用对种族主义科学的热情点燃了年轻人的心”。费舍尔的同事弗里茨· 兰茨是阿尔弗雷德· 普洛茨的门徒，经常为普洛茨的杂志提供稿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普洛茨的《评论》得到德国许多学者热切的阅读，成为所有种族主义信条的交流中心，其中包括兰茨和利本菲尔斯的伪科学迷思。

尽管阿尔弗雷德· 普洛茨试图澄清他并非想让种族卫生学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影响，他谴责这些偏见是迷信，但是这一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精确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且与极端种族倾向和民族主义的反犹太人偏见交换养分，给这些偏见令人尊敬的科学外表。阿道夫· 希特勒种族主义的世界意象并非他自己妄想的产物，而是德国和西方其他地方（包括美国）“令人尊敬的”科学发现的结果。当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读到费舍尔或利本菲尔斯的文章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吸收在学术和大众圈子里被广泛接受的思想。

在这些信条里面体现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所有的生命一生都从事着无休止的生存斗争，假如放弃斗争就注定灭亡。像个人一样，民族也从事着无止境的、适者生存的斗争。一个民族的战斗质量依赖于其民族和种族的纯洁性，以及创造生产价值的工人、凶猛的斗士、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哺育适应力最强人种的能力。那些污损民族的人——犹太人、吉卜赛人、亚洲的低等人、精神疾病患者、身体上残疾的人——都要通过适当的国家手段加以清除。对于所有人种来说，雅利安人（白种人）种族处于人类成就的顶峰。因为德国是雅利安种族的故乡，因此德国人被赋予神圣的使命，即大量繁殖和统治世界。但是，种族的混杂已经走得太远，以致时间确实已经晚了。因此，只有国家支持的立法才能保护雅利安种族免受劣等种族的感染。1913年，欧根· 费舍尔以“绝对的确定性”大胆预言：白种欧洲人将被灭绝，除非政府，尤其是德国政府制定和实施明确而一贯的种族政策。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政府提供了这一政策。

在1914年，没有人能够预言事态肯定不会按照纳粹塑造的方式发展。尽管在德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先前讨论的不祥的错误路线，但是，德国的状态是一个文明的法治状态，它保护努力挣钱的犹太人的权利。按照彼得· 普尔策的话来说，犹太人自身发现“在欧洲生活是可以忍受的，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明显不错的。他们就像在家里，犹如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在家里一样”。当然，有理由惊讶，因为对犹太人的仇恨不仅感染了粗野或无知的民众，这一点在整个历史上都有显示；而且从生活的所有方面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受过教育的民众的思想中，另外还栖居在许多社会和政治的机构当中。虽然我们可以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之间画一条垂直的关系线，但是没有理由在1914年假定，反犹太人的感染已经侵蚀了整个社会，并把犹太人弄进了地狱。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暴力后果提供了一些条件，它们加重了这一感染，并将它转变为狂暴的疾病。

注　杰克· 韦特海默在1987年出版的题为《不受欢迎的陌生人：帝国时代的东欧犹太人》一书显示：犹太人，尤其是东欧的犹太人，几乎不可能从骗人的公务员和法官那里获取公民权。他们经常在严格的命令下行事，拒绝给予犹太人公民权。这本书的优点不仅在于提醒我们在19世纪很多德国官员对待犹太人的方式，而且也显示了甚至在今天德国人依然保持了对外国人的歧视态度和法律。

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在“八月炮火”开始大作之前不久的1914年8月2日，大量的战争演说在整个德国回响。在慕尼黑的音乐厅广场，当从陆军元帅大厅的阶梯传来宣战的消息时，数以千计的人欢呼雀跃。在人群当中，距离面对广场的露台两侧的石狮子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年轻人，他似乎处于狂喜的状态，此刻的激动让他神魂颠倒，根据他张开的嘴和闪闪发光的眼睛判断，他正短暂地体验着一个征兆：命运正在召唤他进入伟大的事业。照片里的这个人是阿道夫· 希特勒。用理查德· 汉泽尔的话来说：“画面永远凝结在这一精确的瞬间，就在此刻，阿道夫· 希特勒的事业成为了可能。照片所拍摄的正在被宣布的战争，形成了对他的崛起不可或缺的社会混乱。”战争的激动让希特勒不能自已，以致“那几个小时像一次赎救，把我从青春的烦恼心情中解脱出来……今天我可以无羞地说：我被感激的热情所席卷，我跪了下来，发自充溢的内心感谢上苍，它赐予我好的命运，让我生活在这个时代”。

希特勒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的紧张惊险感到狂喜，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间接感受到的，1914年8月的大多数德国人也共享着同样的心态。国家被真实的战争精神错乱所控制，年轻人和老人都一样欢欣鼓舞地欢迎为德国而战的前景。被压抑的社会挫折，连同强烈持有的民族主义信念公开爆发，并至少在一瞬间形成了非常整一的、有着共同目标和目的的民族。左翼政党保证在胜利到来之前暂时搁置不同意见，和政治的对手结合起来。皇帝骄傲地宣布敌对的政治堡垒处于友好的状态，在一个国家之中，党派的争斗暂时停了下来，“我不再承认党派，我只承认德国”。

大多数德国人陶醉于这种民族主义狂热弥散的情绪之中，他们把战争看成激动人心的消遣，甚至把自己从多年的不满、被疏离或者失败之中拯救出来，并且希望到圣诞节战争完全结束。年轻人被父母、老师、恋人所怂恿，迫不及待地奔赴前线，一个后来纳粹冲锋队员回忆道：“我感觉自身有一种冲向前线的冲动。最终被允许参与这一神圣战斗的渴望变得非常强烈，上升到几乎病态的程度。”年轻的德国人从小就习惯了男子气概和为祖国牺牲这些崇高理想，同时他们被维系在一些心理和行为的培养上，包括自宗教战争之后对陌生人的仇恨；在崇拜的女性的欢呼声中，以激昂的行军方阵奔赴前线；疯狂的决心赋予感情以心理的力量。

这也包括大量的德国犹太人，他们抓住这个时刻证明他们的忠诚，证实他们的德国人特性。一个协会宣称：“所有犹太人必须尽职，但是德国犹太人必须做得更多。”许多德国犹太人和德国同伴一样，因为同样的理由欢迎战争的到来，但是也许有更特别的原因：战争给了他们机会去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是忠诚的德国公民，愿意为德国拿生命作赌注。就他们在德国人口的比例来说，他们参加战争的人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在1914年前犹太人在德国部队服役的人数只有3500人，但在1914年到1918年间，他们在武装部队的服役人数就大约有10万人。其中8万人直接投入战争，3.5万人因为勇猛而获得勋章，2.3万人获得了未正式任命的军衔，2000人成为军官。总共有1.2万德国犹太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

志愿兵中最年轻的人是十三岁的犹太少年约瑟夫· 齐皮斯，他在前线失去了两条腿。第一位议员志愿兵是路德维希· 弗兰克，他也是一位犹太人。莱奥· 贝克最初是一位最重要的犹太知识分子领袖，在东部和西部前线作为战地犹太教士提供服务，安慰犹太士兵，满足他们的宗教需求。弗里茨· 哈伯是皇帝威 廉学院的领导人，他通常不炫耀沙文主义，但还是在《93人宣言》上签了字。《93人宣言》是一份由93位著名知识分子签署的公开声明，他们证明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是合理的，否定所有对德国战争暴行和侵犯国际法的指控，并大胆地肯定德国军队和人民是一体的。其他犹太知识分子也签署了这个沙文主义的文件，其中包括保罗· 埃尔利希、路德维希· 富尔达、保罗· 拉班德、马克斯· 利伯曼、马克斯· 赖因哈特，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精英组成的给人印象深刻的群体。弗里茨· 哈伯很快使学院跟上了战争的步伐，让他的化学知识用于毒气的生产。和其他两位著名的犹太科学家、也是未来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 弗兰克和里夏德· 维尔施泰特一道，哈伯负责研发各种各样的化学武器，甚至亲自指导在前线的实际进攻。犹太诗人恩斯特· 利绍尔（1882—1973）创作了最具侵略性的、充满仇恨的战争诗篇，诗歌的名字叫《仇恨英国人的赞美诗》，它立刻给他带来的声誉：

被天恨，被地恨；

心也恨，手也恨；

我们爱恨如一人；

英国，我们只有他一个仇人。

在维也纳的犹太人社会，这位维也纳的诗人并非是唯一作出如此兜售战争评论的人。甚至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至少在最初也宣称“我的里比多也献给了奥匈帝国”。他承认他是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奥地利人。弗洛伊德爱国主义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了，因为他的三个儿子都被应召入伍，且承担了艰巨的任务。他的犹太同事也受到了应召：马克斯· 艾廷顿为战争胜利的前景激动不已，卡尔· 阿伯拉汉姆被派往柏林附近的外科中心，桑德尔· 弗伦兹被派往匈牙利的轻骑兵部队。还有一些奥地利犹太人很快参与了国家的服务。作家和后来的和平主义者斯特凡· 茨威格最初为奥地利的战争成就撰写了宣传文章。在20世纪将对哲学进行革命性改造的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急忙从剑桥赶回，成为奥地利军队枪炮手的志愿兵，尽管疝气可以让他免除兵役。

许多理想主义的青年奔赴1914年奥地利的战场，再也没有回来。每个人都假定战争将于圣诞节很快结束，但是战争很快变成了一场消耗的拉锯战，造成了令人震惊的人员和物资损失。甚至铁石心肠的军国主义分子在看到伤亡名单的时候也倒吸一口凉气。1914年固若金汤的前线很快出现了裂缝。左翼政党不情愿地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但是希望保守主义的统治阶层做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让步。当这些让步没有兑现的时候，政治的分歧以复仇的方式重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战争持续，对取得战争成就的支持就一直在持续。对战争极度兴高采烈的原因只能是：官方对痛苦麻木不仁，许多德国人错误地相信他们的领导能给予他们丰硕的战争果实。

德国最高统帅部缺乏协调多线作战的能力，同时面对具有数量和生产能力决定性优势的敌人，这些都使得德国绝无可能赢得长期的消耗战。到了1916年，这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被冯· 兴登堡和埃里希· 鲁登道夫的团队特别糟糕的决策弄得更加复杂。在坦嫩贝格和马苏里亚恩湖重创俄国人之后，在大多数德国人眼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成为了超人英雄，他们的声望使得德国皇帝或者任何一个平民都变得十分矮小，以至于没有人敢质疑他们政策的智慧。只要军队能够忽悠公众相信胜利就在眼前，对取得战争成就的支持就依然会令人震惊的强大。

真相是德国的军事独裁者，包括陆军元帅冯· 莫尔特克、法尔肯海因将军，以及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团队，笨手笨脚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灾难。1914年，他们高度自夸的施利芬计划没有实现承诺的对西线的打击；1915年和1916年，在西线徒劳无益的壕沟战中他们牺牲了100万士兵；1916年，他们竭力将英国海军击退出日德兰群岛的行动失败。1917年，他们犯下了三次几乎注定失败的大错：他们抛掉了必须和西方大国缔结适度和平的任何机会，批准了无限制的潜艇战，从而不可避免地把美国带入了战争；他们还愚蠢地批准列宁从瑞士进入俄国发动俄国革命；最终在1918年他们准备了一系列无望的战争，面对确定的失败，他们委派市民去安排停火事宜，然后又谴责他们“刺穿”了德国军队的后背。

战争的趋势和失败的可能性，对战斗部队和支持战斗部队的德国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冲击。四年野蛮的战争涉及恐怖而伤心的体验，这一战争在根本上重铸了许多人的人格。最初他们在花雨中奔赴战场，追求英雄之死；然而，他们最终没有获取辉煌的胜利，而是发现了无尽牺牲的梦魇。正如罗伯特· 维特所指出的，他们所体验的是潜伏在角落里、同时被他们塑造的极权主义国家三个基本的性质：整体的犯罪、国家的强制、建立在民众幸福基础上的一种新的专制统治。由于战争具有对中央计划的内在要求，对于德国人民来说，战争成为了一所社会主义的学校和一场集权主义的教育。后来一些人指称它是“战壕社会主义”，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战壕里相识，并学会了像同志一样相互信任，而不再是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成员。

战壕也培育了新的、令人恐惧的人类：没有感伤的、被剥夺情感的、被管制的、残酷的、暴力的人。诗人恩斯特· 荣格后来把这种有效率的杀手美化为更高类型的人类存在，即未来的新人，他们狡猾、有力、无情，同时疯狂而头脑简单，他们将击碎没有脊梁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后背。正如荣格所正确预言的：“战争不是终结，而是力量新的提升。新的形式将充满血，可能被坚硬的拳头所掌握。”许多年轻人参与了世俗的十字军，并且与其心理上的团结特征分享了“前线的体验”，这些特征包括同志情谊、风暴般的突击、自我牺牲，他们一生都对这些体验十分珍惜，并积极地在和平年代推动士兵共同体的复制。这也是希特勒最喜欢的梦想，他在音乐厅广场的那一天就发现了这个梦想，后来企图通过将士兵的友谊情感永久注入和平年代，消灭阶级差异，将战壕精神注入日常生活，在第三帝国实现这一梦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杀戮行为的分水岭，因为它加速了杀戮的步伐，现代民族国家据此完善了发动整体行动的技巧，包括科学的、技术的、经济的、科层的、心理的，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灭绝他们的敌人。根据奥默· 巴尔托夫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动机和组织化的技巧，它们成为后来国家组织的大规模杀戮——包括大屠杀——实验的标准。巴尔托夫提醒我们，死亡营在结构和组织上的模型是这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整合了几个军事环境的所有属性，诸如制服和铁丝网、瞭望塔和点名、等级和秩序、训练和命令。大屠杀因此是一个军事化的种族灭绝，通过杀戮所有需要杀害的目标，同时保证任务执行者的安全，使得一切都变得更有成效。”这里存在着某种可怕的东西：现代工业国家把自己变成了组织化杀戮的机器，无论其目的是拯救民主，保护国家的自身利益，还是更让人困惑的是灭绝种族的敌人，或者实现追求英雄主义和死亡的浪漫主义渴望。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使他们偏向法西斯生活方式的经验，包括对伪宗教的民族主义和夸张的军国主义的颂扬。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一所法西斯主义的学校，因此也是恶毒的犹太恐惧症的学校。当战争的潮水转向的时候，在武装部队内外潜在的反犹太偏见开始出现。1916年6月，议会中反犹太议员向国防部长提出了征兆不好的问题：有多少犹太人在前线服役？谣言流传了一段时间，犹太人是逃避者，他们避免在前线承担责任，有意选择安全和有利可图的职位。希特勒后来重复着这些错误的断言，声称犹太士兵是躲在后方的胆怯纸人。

……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职位被犹太人占据。几乎每一个职员都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是职员。我感到惊讶，大批上帝的选民成为了战士，我情不自禁地把他们和在前线没有代表的犹太人加以比较。

这种恶毒谣言的结果是，国防部发起了一场全方位的犹太人的人数调查，但是它从没有发布它的发现，而是宣称结果只为了内部信息而非公共消费。正如先前所指出的，现实是犹太人承担了和德国人一样的责任，但是这个事实被有意地压制了，因为公众需要寻找替罪羊。这种寻找替罪羊是自发的，并且得到患有犹太恐惧症的党派、协会和利益集团的积极推动。在普通大众当中，一个人能发现所有种类的诽谤性的反犹太人评论，结论是：“犹太人没有赚够，因此战争还没有结束。”当战争对德国人变得不利的时候，统治阶层的精英和诸如泛日耳曼联盟、祖国党这样的反犹太人团体联手，为了将政府对战争错误运作的责任转嫁出去，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普通德国人承受的损失和不平等中分散出去，蓄意地激发犹太恐惧症的感情。战败使得对这种策略的运用变得更为普遍。四年来这个国家一直被灌输胜利就在眼前，当它知道停火令人羞辱的条款和接下来《凡尔赛条约》的条款，确实震惊不已。《凡尔赛条约》的条款剥夺了德国的武装部队、商业海运，以及欧洲和海外有价值的领地，还要求严重地危害其未来经济生存的严厉赔偿。更糟糕的是，这个国家陷入了政治的混乱、君主制度的崩溃、国内战争，以及政治动荡的年代。

战败的震惊伴随着集体的不信任感，它们导致了一系列模糊了崩溃原因的否定，在恐惧、怀疑、隔离的氛围中，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根基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战争不是在德国的领土上发生的，军队以相对良好的秩序返回国家，因此许多德国人相信军队从来没有在战场上被击败，而是在国内被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者犹太人破坏的。那些最应该为失败受到谴责的将军们反而把自己的战败归因于失败主义以及国内的破坏。阿道夫· 希特勒将一些无形的力量归结为“十一月的罪犯”，他们被假定“在背后刺伤了德军”。

在紧随着德国战败的普遍崩溃中，除了旧的欧洲躺在废墟当中，几乎没有一件事是清晰的。战争吞噬了近200万德国人的生命，而且造成了更多的永久性伤害。一代年轻人在欧洲的战场上流血而死，存活下来的人因为战争的经历留下了永久的创伤，缺乏心理上的资源，这些资源却是建立稳固而和平的社会所必需的。出自战败的创伤，出自权威古老象征的消失，暴力、国内冲突、极端主义的年代到来了。战后的混乱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并且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被重新点燃。以这种动乱为背景，人们必然发现政治的病状在增长。和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一代政治极端主义者在政治的舞台上游荡，寻找着救世主式的领导人，他能够把他们从战场无意义的牺牲中拯救出来，恢复已经和古老权威一并消失的集体目的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带来了以国际共产主义形式出现的世界革命。正像在俄国一样，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委员会在德国出现，最初是在1918年10月下旬，基尔的水兵发生暴动，然后在整个德国蔓延。在柏林，人民代表委员会宣布自己是新政府的行政分支；在慕尼黑，独立社会党的库尔特· 艾斯纳得到工人、士兵、农民委员会的支持，他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俄国革命的再现似乎即将到来，然而事实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被夸大了，因为德国不是俄国。在俄国，城市的工人阶级比德国的工人力量在比例上小得多，他们在正规的工会阵线方面也缺乏技巧，也缺乏富有技能的工艺传统，而这些都使得德国的工人先天具有更加保守主义的特征。工人、士兵、农民委员会的激进主义很快得到了多数派社会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民主党的控制。他们由小心翼翼的工会主义者领导，这些人包括弗里德里希· 埃伯特、菲利普· 谢德曼、古斯塔夫· 诺斯克，他们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甚至对为了共产主义去颠覆社会秩序更无兴趣。他们拥护社会民主，主要聚焦基本的生活议题，这些议题包括更高的工人工资、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好的工作条件。在统治精英崩溃期间，权力暂时移交给社会民主的力量，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社会党）。1919年1月，他们击溃了唯一一次革命左翼发动的严重暴动，发起者是卡尔· 李卜克内希和罗莎· 卢森堡领导的斯巴达克斯党。但是，社会民主党这么做，得到了军方及其法西斯雏形的自由军团的帮助。自由军团抵抗着德国社会的共产化和民主化。弗里德里希· 埃伯特与传统军事精英的魔鬼协定可能挽救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使他们摆脱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极端行为，但是它也注定新的、在魏玛正在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短命。埃伯特最初同意不干预军队传统的结构；他不知道的是，这也使得他的党没有能干预行政部门、大学、大型公司的传统保守主义秩序。这些机构和集团厌恶民主进程，它们成为企图毁灭民主共和国的右翼保守主义极端分子的聚合地。

从共和国成立开始，就能确认出三股主要的政治势力：一是革命的左翼，它在1919年被击溃，但是继续推进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厌恶在比例上大得多的多数派社会党；二是温和的多数派社会党，他们暂时和天主教中央党、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民主党派合作，从而给予魏玛共和国一口苟延之气；三是正在增长的保守主义右翼，最初它被战败所震惊和瘫痪，但是力量很快得到了恢复，把自己作为传统德国价值观真正的承担者。战后政治的标志就是这三股势力，但是当埃伯特和社会民主党同传统的军事工业精英在1918—1919年达成协议的时候，结果已经注定是保守主义的右翼占据上风，因此也预先阻止了在德国社会的制度和传统当中进行任何根本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也在左翼的共产主义者和右翼的保守主义者眼中使社会民主失去了信用。

1918年到1923年间，德国经历了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震荡，以至于它无法治愈许多内部的分裂，无法保护自身免于不断增长的右翼极权主义的威胁。在这五年间，德国处于实际上是国内战争和大萧条的状态。仅在1923年一年，虚弱的共和国就从一个危机蹒跚到另一个危机：鲁尔被法国人占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体制在图灵根和萨克森取得了政权；共产主义的暴动在汉堡发生；巴伐利亚落入了右翼反动派手里，他们威胁要退出德国；德国的东部边境受到波兰人的威胁；460万德国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尤其是在德国的货币及其经济在毁灭性通货膨胀冲击下发生崩溃之后，资产阶级的文明处于崩溃的边缘。历史学家康拉德· 海登认为，这次经济的动乱是“货币的死亡”，是物质富裕乐观景象的终结，是对进步的世俗信仰的终结。许多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德国人失去了对政府、对它美好的言辞、对它有关储蓄受到法律保护的保证等等的所有信任。九年来，他们向政府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储蓄；而回报却是，政府的战争借贷、储蓄、投资现在都分文不值，因为政府浪费了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用于一场无效的战争。五年间的社会舆论气氛充满了狂暴和寻找替罪羊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被正确地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复活的犹太恐惧症的孵化期的原因。这两个现象是紧密相关的，正如它们预示了在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当中意识的“再神秘化”。

犹太恐惧症的聚集

在1920年，在帕绍的第41巴伐利亚警卫团的汉斯· 克诺登，给巴伐利亚的总理古斯塔夫· 冯· 卡尔递交了一份标题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建议》的紧急报告，在其中，他提供了几乎和1942年1月万湖会议规划一样的解决方案。这位年轻人被一位著名的国会议员描述为“特别善意的、可敬的年轻人”，他受到最高贵的拯救民族和国家于不幸的崇高意图的促动，提供了如下的“人道建议”：

1. 犹太人要在24—48小时内在指定地点报到，然后被移送到集中营。

2. 抵制这些措施的犹太人将被处决，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

3. 给犹太人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德国人将得到同样的下场。

4. 假如协约国报复，应立即采取把犹太人饿死的措施。协约国一旦发动实际的入侵，就立刻对犹太人进行屠杀还以颜色。

5. 只要受到内部和外部敌人威胁，对犹太人的收容就要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犹太人在收容中活了下来，并且内部和外部的敌人都被消灭，存留下来的犹太人将被全部驱逐出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同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任何返回德国的犹太人将被判以死刑。

这个年轻人“可敬的意图”被认为是病态狂热者的咆哮，立刻被行政当局拒绝，但是他提出的极端建议可能被比行政当局愿意承认的更多的人所接受。首先，在1918年战败之后，病态的犹太恐惧症在军队有牢固的根基。到那时，犹太恐惧症已经在军官团和军队行政部门的各层级蔓延开来。帝国军队的瓦解并没有消除反犹太人的偏见，因为这些偏见很快就转移植入了正在激增的、在1919年至1923年整个德国迅速生长的准军事组织。事实上，就是自由军团和许多相关的退役军人协会、种族主义联盟以及防御性的协会，成了核心的犹太恐惧症的培育基地，我们可以把它们和纳粹运动联系在一起。

自由军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8年冬季革命的骚乱。那时，帝国统治的崩溃导致了革命左派和社会民主力量之间更残酷的权力斗争，前者试图对德国社会进行革命化，建立共产主义的体制；后者试图安排向社会民主的和平过渡。无论哪派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得到德国人民的支持。正如先前所见，社会民主党借助军队和关联的自由军团组织粉碎了革命的左派。1918年冬季，帝国的军队因为战败、士气的丧失、停战的条款所要求的快速遣散，以及《凡尔赛条约》对这一遣散的再次确认，很快自我瓦解。《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军队的规模缩减到10万人。多数旧帝国的军官和服役军人认为自己体现了德国的全部精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拒绝放下武器，继续发挥着志愿兵的作用，积极地跟随着他们的指挥官参加各种政治冒险，要么反对他们国内的左翼敌人，要么在东部抵抗波兰人或者立陶宛人。他们失去了战争，也失去了他们的军官领袖——皇帝，因此这些军官主义者认为他们面对着一个社会主义统治下沉闷的前景，他们知道这个制度对旧的军事体制充满敌意。估计在1919年有大约27万名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旧式贵族。他们享有免于文人统治的实际豁免权，并发挥着令普通德国人嫉妒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战败的震动、军事和社会特权的丧失、社会主义体制下沉闷的“没有英雄气息”的生活前景，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此他们变成狂怒的反革命分子，拼命地寻找新的帝国战旗，以及能够为自己的困境加以谴责的敌人。

正如罗伯特· 维特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准军事的力量是纳粹主义的先锋，他们制造了后来可以用来定义希特勒的政治青年即冲锋队队员的犹太恐惧症心态。这些组织的青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最终找到了进入纳粹运动的路径——强烈地相信领袖的原则，厌恶民主，仇视中产阶级“庸俗的”价值观，把犹太人看作他们种族主义的敌人，要求“无犹区”，重新将德国军事化。阿道夫· 希特勒利用这些人作为击槌攻击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一些大屠杀著名的杀戮者——马丁· 鲍曼、鲁道夫· 霍斯、埃里希· 冯· 戴姆· 巴赫· 扎勒维斯基、埃里希· 科赫、库尔特· 达鲁伊格、汉斯· 弗兰克、莱因哈德· 海德里希都出自这些人当中。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具有喜欢掠夺的强盗心态。战争已经存在于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后来将从他们暴力的经历当中创造一个完整的新浪漫主义神话。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位后来记录了他的自由军团在东部的冒险：

我们向着天空咆哮高歌，在他们背后扔手榴弹。……我们看见了鲜血。我们生活的土地被毁灭，发出呻吟。一度平静的村落在我们路经之后，被火焰熏黑，化为灰烬，燃着余火。我们点燃了葬礼的柴堆，远不是在那里焚烧枯枝烂叶——在那里，烧毁了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渴求；烧毁了市民的牌位，以及文明世界的法律和价值观；烧毁了一切……这样，我们趾高气扬，醉醺醺地满载掠夺品归来。

这种恶毒的心态与来自被围困的保守主义右翼的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团体的仇恨态度相互滋润。这些右翼包括公务员、军官、学者、企业家。在紧随德国战败的最初震动之后，极端右翼对它的政治对手发起了歇斯底里的战役，犹太恐惧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场战役最初的动因来自海因里希·克拉斯和他的泛日耳曼联盟，它得到了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和越来越极端化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克拉斯和他的反动追随者视新的民主是来自犹太人的毒药。他们主张犹太人与其说是自由选择出来的，不如说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投毒者。这意味着他们在生物学意义上是邪恶的，因此用他的话来说要被毒打致死。克拉斯这位枢密院顾问代表着一个数量稀少、政治上危险的封建精英团体，它正受到被社会民主广泛力量替代的危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克拉斯就在其狂暴的反犹太人的著作《假如我是皇帝》（1912）一书中拉响了反犹太人的警报。在书中，他谴责已经推进社会民主党成为多数派的选举，认为它是犹太人策划的一场民主欺诈。克拉斯的圈子要承担主要责任的战败，却为他提供了额外的自用弹药库，借此他可以继续把所有德国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他的泛日耳曼联盟与军方携手，在破坏1914年“国内和平阵营”中发挥了作用，发动了一场经济上得到很好支持、政治上组织良好的战役。这场战役的目的是诽谤不同的阶层和种族的敌人——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以及犹太人。

就在民主派的领导人正企图在魏玛奠定新共和国基础的时候，克拉斯的泛日耳曼联盟建立了德国保卫和抵抗联盟。这是一个反民主的和犹太恐惧症的武装行动团体，它的目的是为日耳曼民族的再生而战，清除“犹太人有害的、毁灭性的影响”。这个种族主义组织在组织技能和宣传方面预演了纳粹运动。在整个德国，它在草根的水平上把自己变成大区和分部，并发动了宣传的闪击战。根据阿尔弗雷德· 罗斯的观点，1920年就发行了764.2万份宣传品。另外，这个联盟有自己的报纸《德国种族报》，并拥有自己的“科学的”种族杂志《政治和人类学月刊》。这两份出版物上都印有万字徽。

正如罗伯特· 维特指出的，保卫和抵抗联盟不仅为纳粹主义准备了道路，而且也推荐了纳粹主义的一些领导人。著名的有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他是1923年至1945年间德国最臭名昭著的犹太恐惧症杂志《突击手》的编辑；迪特里希· 埃卡特，青年希特勒的导师，他和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共同编辑了纳粹党的党报《种族观察者报》；年轻的莱因哈德· 海德里希，他是党卫队的领袖，党卫队保安处的领导，以及大屠杀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除了给志趣相投的组织或利益集团提供友好的支持外，保卫和抵抗联盟还把目标锁定在战后心怀不满的人身上，它包括大量的社会上无家可归的人，经济上穷困潦倒的人。这些德国人遭受了战争、革命、复仇性的和平条约的重击，对他们的国家未来真切地充满恐惧。就是在这一如此混乱的状态中，这个联盟和类似的犹太恐惧症组织开始投下了它们的诱饵，蓄意激发潜在的和明显的反犹太人的偏见。用克拉斯同伙康斯坦丁· 冯· 格布萨特尔将军的话来说，犹太人可以用避雷针来防范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访德国的不公正行为。这样，数量不断上升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将犹太人挑选出来作为每一件错误的替罪羊。

首先，犹太人被谴责为逃避军事责任而破坏了战争的成果，他们为了自己物质上的收获，剥削国家资源和经济资源，鼓励外国犹太人作为廉价工人流入德国，但实际上这些工人是作为他们种族同谋的同胞来颠覆德国的血统。其次，犹太人被谴责给予革命者、心怀仇恨的政客以支持和鼓舞，他们正通过赔偿、领土割让、粗鲁的轻视和羞辱奴役着德国人民。第三，犹太恐惧症患者拒绝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把它视为“犹太人共和国”，因为它的宪法是由犹太人雨果· 普罗伊斯起草的，它的民主性质是以有利于犹太人的方式制作的。最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文化变化开始在德国民众的生活中清晰可见时，犹太恐惧症患者几乎立刻谴责犹太人，要他们为所有消极性的后果负责，其中包括现代主义明显的堕落，以及折磨着更多民众的社会经济的不幸。

推翻一个根植于蓄意的谎言或者妄想之中的负面影响是困难的，并且一些犹太人对彻底消除犹太恐惧症感到绝望。阿尔伯特· 巴林在自杀前不久承认：“一个人不可能掌握现在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但是必须以顺从的方式观察它们的变化。我被深深的、无法摆脱的忧郁紧紧控制。”巴林的绝望是早熟的，也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在1919年至1923年间，这种引发大屠杀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业已诞生，它已经具备了先前提及的奇思怪想的所有性质：紧随着战败及其结果（革命、《凡尔赛条约》、政治动荡、经济崩溃）之后灾难综合征的释放；对群体灭绝的恐惧；被普遍接受的“启示”和选举的迹象；对极端邪恶的揭露；为创造新的、重新获取活力的第三帝国，赎罪的政治力量发起的动员；等等。就是在一个小型的、被称为德国工人党，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种族主义啤酒屋俱乐部的圈子里，这类想法和信念采取了特别有害的形式，最终被投射到整个政治舞台上去了。

纳粹犹太恐惧症的兴起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是德国的现象，而非纳粹的现象。毕竟“纳粹”是这样一些德国人，他们信仰纳粹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种族优越，一个受管制的和同质的社会共同体，服从一个有个人魅力的元首，生存空间的征服，创造一个持续千年的新的日耳曼帝国。不可能清晰确定有多少德国人相信纳粹主义全部的五个主要特征，多少人相信部分，多少人一点也不信，因为我们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能够使我们作出明确的解释。从纳粹分子掌权之前的投票数据，从战争不利时对他们政策的热情支持，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数量可观的、所有社会集团的怀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德国人，似乎全部或者部分认同这些纳粹的原则。他们坚持这些原则的原因是某些遗传的文化特性的结果。这些特性在第二帝国时期得到了固化，并教导德国人民无条件地尊重权威，羡慕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德国所有一切的优越性，怀疑——假如不是蔑视——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纳粹分子建立了这些民族中心论的文化特性，使它们大大超越了第二帝国已经达到的夸张地步。他们带入到已经十分夸张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当中的热情力度，连同他们发动实施它们的疯狂决心，对头脑清醒的德国人和外国观察家来说是新颖的，也是令人惊恐的。

纳粹分子一旦掌握了权力，他们就调动了一个现代技术国家的所有资源，用他们意识形态的妄想灌输给德国民众，把他们作为自己设计的代理人。我们现在得知：纳粹分子在整个德国民众那里成功地布下了他们的妄想之网，但是，他们是如何使德国民众紧密地涉足他们最重大的犯罪——大屠杀——将是留到最后一章来解决的问题。开始必须说的是，纳粹分子是富有激情信仰的德国人，他们有着将这一信仰植入作为整体的德国民族之中的疯狂决心。他们的信仰不是突如其来的彻底失常，它植根于一些德国非民主的、非自由主义的传统，它建基于其上并加以夸大。当然，德国可能会在不同的方向前行，比如民主的、人道的、和平的方向；但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没有发展出自由主义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需要用民主的价值观和实践对德国民众进行“再教育”。相反，德国人沿着妄想和毁灭的道路前行，而这条道路是由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党为他们绘制的。

纳粹运动产生于巴伐利亚战后的混乱。在六个月的时间里（1918年11月—1919年5月），巴伐利亚被一系列政治动乱弄得四分五裂，其中包括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衰亡、库尔特· 艾斯纳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建立、施瓦宾“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的统治、共产主义政权下的恐怖统治，以及右翼力量的反革命，这支力量最终为初期的纳粹运动准备了基础。艾斯纳和大多数施瓦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苏维埃形式的极端主义分子都是犹太人的事实，给普通巴伐利亚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强化了已经存在数个世纪、潜伏的基督徒反犹太人的偏见。随着极端左翼的毁灭，巴伐利亚政治指南针的指针无误地指向极端右翼。社会主义名誉不好的实验，被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犹太人的颠覆代理人的工作。希特勒试图通过他更为聪明的宣传，把这些力量之间的联系强行敲打进许多巴伐利人的脑子里，不过在此前很久，他们就将它们串联在一起了。

总之，许多巴伐利亚人在1918—1919年暴动之前就患有犹太恐惧症，他们比以往更加确信：左翼的革命——用阴谋的种族主义遒力会的创立人鲁道夫· 塞巴滕多夫的话来说——已经“被低级的种族（犹太人）制造出来腐化德国人。……从现在开始，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出自遒力会和类似的种族主义团体，纳粹党招募了它早期的成员。就是从1920年开始，被古斯塔夫· 冯· 卡尔领导的右翼政府所统治的巴伐利亚成为了一块磁铁，吸纳了所有类别的极端主义团体，它们策划推翻民主的共和国。巴伐利亚政府通常对准军事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视而不见，它们包括最不听话的自由军团部队。在正规军的保护下，它们可以自由地行动。厄尔哈特旅在1920年3月卡普暴动期间，在推翻魏玛共和国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它没有成功，却在巴伐利亚找到了避难所。那些对马蒂亚斯· 埃茨贝格尔和瓦尔特· 拉特瑙实行政治刺杀的极端主义分子也是如此。慕尼黑的军区司令部的主要官员公开认同纳粹的目标，并且一些像褐衫冲锋队未来的首领罗姆这样的人经常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游荡，或者在自由军团的各个阶层和类似的转业军人协会中搜寻，为纳粹党招募新的成员。这些人视自己为一个重新获取活力的德国的先驱，视自己为对共产主义、民主、和平主义、自由主义、国际主义以及国际金融犹太人进行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他们相信就是这些犹太人构成了一种力量，把以上的一切联系在一起。为了与这些能够感觉到的邪恶作战，好战的右翼斗士将恶魔般的妄想植根于巴伐利亚，后来又植根于德国其余的地方。这些妄想将腐蚀德国民众的道德良心。

德国工人党最初起步于一间小的种族主义的啤酒馆，它成立于1919年1月5日。它的创始人（安东· 德莱克斯勒和卡尔· 哈勒）及其早期成员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工人，他们要把德国的工人阶级从国际共产主义的钳制下拯救出来。他们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一样持有反对态度，他们设想了一个清除了所有异己力量的（犹太人、和平主义者、外国人）种族倾向的国家，这个国家依靠广泛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并且显示了完美的社会良心。最初，这个新党的成员分为四个群体：具有强烈种族主义信念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德国的拯救具有奇异万灵药的业余知识分子；具有坚定的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思想的军人；具有阴暗的过去、利用政党满足自己机会主义目的反社会人物。在第一群体有党的创立人安东· 德莱克斯勒和卡尔· 哈勒；第二个群体有戈特弗雷德· 弗德尔、迪特里希· 埃卡特、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马克斯· 埃尔温· 冯· 施伯纳—里希特；军事领导人中有著名的里特· 冯· 埃普、恩斯特· 罗姆、阿尔弗雷德· 鲁登道夫，后来还有赫尔曼· 戈林；在人数不断增加的反社会暴徒或者骗子群体中有赫尔曼· 埃塞尔，在阿道夫· 希特勒取代他的角色之前，他是这类人的代表。

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社会来源，但他们都被德国战败和后来的严重结果——国内冲突、革命、经济灾难、侮辱性的《凡尔赛条约》——引发的广泛而混乱的变化弄得完全迷失了方向。出于信念或者社会关系，他们也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和无可救药的军国主义者，认为新的民主变化对他们的社会存在形成致命的威胁。首先，他们是无耻的犹太恐惧症患者，把所有降临在他们国家的不幸怪罪给犹太人。戈特弗雷德· 弗德尔是纳粹党的金融专家，他谴责犹太人通过可耻的战争获利，他们与外国势力叛国的商务联系引发了德国的经济崩溃。他控诉犹太人是旨在破坏事态正常进程、蓄意引发危机、银行挤兑、萧条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润。弗德尔为经济上的小人物代言，他们被战争的混乱边缘化，穷困潦倒。他们感到被大企业和大工会欺骗和出卖，满怀乡愁地依附在和谐的民族共同体这一前工业社会的幻象之上。在这个共同体当中，市民、工人、农民、士兵为着祖国的利益进行合作。希特勒后来利用了边缘化的经济集团（手工艺人、小企业拥有者、农场工人、用人、半熟练的工人）的恐惧，通过采用里夏德· 霍夫施塔特在其他背景下所说的“类似妄想狂的政治风格”，刺激他们聚合到政治行动当中。

弗德尔的犹太恐惧症在性质上主要是经济的；但是，在振兴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坚定分子当中，对犹太人的仇恨呈现出更为有害的意识形态的尺度。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的主要催化剂是希特勒的政治导师迪特里希· 埃卡特。他是一个二流的记者，花里胡哨的爱国戏剧的作者，自我膨胀、装腔作势的人。像纳粹党核心圈子的其他成员一样，埃卡特在心理上是不稳定的，道德上是堕落的，政治上是危险的。从1918年至1920年，他出版了高度煽动性的报纸《在平凡的德国人当中》，这张报纸专长于反犹太人、反共产主义。他也是种族主义遒力会的著名成员，因此成了纳粹党的助产士。他的社会关系使德国工人党在1920年12月获得了《慕尼黑观察者报》这份报纸。后来这份报纸由埃卡特编辑，重新命名为《种族观察者报》，成为了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喉舌。埃卡特在希特勒那里发现了德国的救世主，他把这位年轻而无经验的煽动者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丰满他的羽翼。希特勒反过来十分崇敬埃卡特，视他为纳粹运动的楷模和精神教父，后来把《我的奋斗》献给他作为纪念。埃卡特1923年12月去世，他留给纳粹运动最后的遗产是起草了一本有毒而荒诞的宣传小册子《从摩西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和我的对话》，在其中，他回溯了两千年的历史，机敏地将所有现存的反犹太人的诽谤端了出来，并给读者惊人的启示：犹太人和恶魔结盟，不仅寻求对世界的统治，更令人恐惧的是，他们在寻求对世界实际的毁灭。但是，这本小册子采用确定的观点戛然而止：虽然他们可能毁灭世界，但是犹太人终将是短命的，自我毁灭。

1919年的某一天，为了逃避布尔什维克主义，年轻的波罗的海的德国人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出现在埃卡特的办公室，询问埃卡特是否能够使用“一位反耶路撒冷的斗士”。这位兴奋的编辑据说眼睛都没有眨，回答说“当然可以”。罗森贝格作为“犹太人问题”、布尔什么维克主义、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专家臭名昭著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开始了。罗森贝格出生于爱沙尼亚的瑞威尔（里加的旧称），母亲是爱沙尼亚人，父亲是立陶宛人。从文化上来说，罗森贝格属于德国人称的外国领土的德国人，属于那些生活在波罗的海国家、俄国以及欧洲或者海外其他地方德国人社区的德国人。这些“小德国人”经常培育一种夸大的德国民族性的感觉，显示出强烈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色彩。尽管罗森贝格追求着一种技术的职业，在里加和莫斯科学习建筑学，但他让自己沉浸在种族主义哲学的知识氛围当中，以致当他遇见希特勒之后，两个人立刻成为了心灵的知己。罗森贝格是一个喜欢沉思、学究气很重、狭隘的意识形态工作者，被人称为“受教育极度有限的人”。像希特勒一样，他的世界知识主要来自种族主义的宣传小册子，以及许多可疑的观点和理论。他从雅利安人优越性的自利信条的圈套出发，建立了一种世界观，接着在一系列著作中把这种世界观投放到世界。它们包括《变化时代的犹太人的踪迹》（1920）、《塔木德经中的不道德性》（1920），以及巨著《20世纪的犹太人神话》（1930）。

罗森贝格对散布反犹太人偏见最著名的贡献之一，是他作为《种族观察者报》总编辑的工作。这份报纸是犹太恐惧症宣传最成功的工具。罗森贝格也是传播狂热的犹太恐惧症宗教观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代理人。这种宗教观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毒害了俄国文化，并以特别恶心的形式在《锡安长老会协议》中浮出水面。罗森贝格在去埃卡特办公室很久之前已经将自己沉浸在这一协议当中。后来，他说服希特勒这份文献是绝对真实的，在1923年出版了他自己编辑的版本。

罗森贝格还把另一个波罗的海的德国人带入党内，他就是马克斯· 埃尔温· 冯· 施伯纳—里希特。他是一位工程师和德国外交团的前成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东欧和土耳其工作，建立了各种各样名人会聚的圈子，其中包括巴伐利亚皇室成员、工业巨子、高级教士、俄国流亡者和军官。他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是鲁登道夫将军。这位将军是德国人民心中战争的传奇英雄，是协约国眼里被诅咒的战争罪犯。他逃到瑞典以躲避协约国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愤怒，并在那里写作了对自己有利的回忆录，等待有利的时机能够回到德国。在斯巴达克斯党分子被击溃之后他就回到了柏林，在协约国裁军委员会监视者的鼻子下面涉足政治阴谋。这些监视者和用着化名的将军住在同一家宾馆。这位将军依然被认为是民族的象征符号，被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团体搜寻。他让自己卷入了旨在推翻他所厌恶的民主共和国及领导人的卡普暴动。他告诉他的夫人，他希望问心无愧地处以他们绞刑，看着他们悬挂摇摆。当暴动失败的时候，他很快否认所有的责任，移居巴伐利亚这个对右翼更友好的避难所。在那里，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使他卷入了希特勒推翻政府的阴谋。他的政治判断从来不能和他的军事才能相媲美，并且在不断地退化，特别是在他和妻子玛格丽特离婚，娶了第二个妻子玛蒂尔德· 肯尼茨之后。她是一个恶毒的、伪知识分子的庸医，用种族主义、异教徒和反犹太人的偏见毒害了鲁登道夫的思想。他开始相信，1918年11月大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各种颠覆性势力的聚合，他们包括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济会成员、耶稣会成员和犹太人。这些人在背后给德国军队捣蛋。他在他的《生活回忆录》中说道：

我逐渐认识到引发民族崩溃的邪恶力量，以及在它们当中德国种族自由的真正敌人……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社会结构中存在着真菌……以及秘密的跨民族的势力，例如犹太人和罗马人，还有他们的工具，即共济会、耶稣会这些神秘而邪恶的组织。

这种采用了寄生和鬼神学隐喻的语言，成为了疯狂的犹太人仇视者类似妄想症精神状态的明确特征。很明显，这些类似妄想症的咆哮不仅来自社会上贫穷或者精神上扭曲的民众，而且在鲁登道夫和其他人的案例中，也来自光彩照人、获得巨大成功的领导人。正如在其著作中所显示的，鲁登道夫真诚地相信犹太人是真菌和寄生虫，他们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国际金融资本家联手，企图“阉割我们的男子气概和民族气概，以致其他具有更为强大的民族意志的人能够统治我们”。舍弃了所有理性的能力，这位将军借助了完全妄想的原因来说明犹太人正在接近他们的目标，并根据数字命理学的理由宣称就在1923年这一年，犹太人将发动对日耳曼帝国的攻击。

这是……一个“耶和华年”。像1914年一样，这个数字（1+9+2+3）相加是15；它是由10和5两个数字构成。根据犹太人的迷信，它们是耶和华（Jahweh）这个词的前两个辅音，因此能够使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秘术家在这一年获得成功……摧毁帝国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种类似妄想症的思想在妄想的、鬼神学的框架中移动，在1918年至1923年间得到了惊人的传播。它产生于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产生于集体灭绝挥之不去的恐惧，它似乎在保守主义和种族倾向的右翼那里最为强烈。在这个右翼那里，它涵盖了不同的阶级和职业宽广的范围。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将军和下士，都相信日耳曼种族的肌体已经被犹太人的细菌感染。他们两人都采用了歇斯底里的言语描绘德国人身体上出现的情况：被强奸，被阉割，感染了梅毒，被奴役，被灭绝。他们两人都认定犹太人是耽于声色的作恶者；最终他们两人恶毒的暗示必须对灭绝者反灭绝，把他们绞死或用毒气处理掉。

极度活跃的军国主义者及其得到很好财务支持的出版公司，不断地给这些恐惧增添燃料。对于他们来说，每一个危机或者灾难都立刻被解释为犹太人恶行的另一个例证。谣言被当着事实，最极端的解释比理性的或者中和的判断更让人确信。最恰当的事例是：《锡安长老会协议》在许多民族主义和犹太恐惧症的圈子里得到广泛的接受。这份文献由逃避共产主义的俄国移民带到德国。在德国的主要城市，尤其在柏林和慕尼黑，俄国移民构成了相当规模的群居地，他们在那里利用散步的时间到处宣传和策划复仇。例如在柏林，费多尔· 温贝格这位前沙皇的官员出版了俄语日报《呼唤》，在其中，他和其他倡议者一道，主张消灭所有犹太人作为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为了支持这一恶毒的建议，温贝格还在德国散布了第一批《锡安长老会协议》。正如前面所示，这份文献声称是对犹太长老秘密会议的记录，他们发誓要通过民主、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共产主义这些颠覆性的力量毒害基督教文明，从而推翻这一文明。《锡安长老会协议》也概述了一些技术性的方法，借此可以建立世界性的犹太国家。路德维希· 穆勒· 冯· 豪森用戈特弗里德· 祖尔· 毕克的假名在1919年7月出版了这个协议的德语版，这个版本印有“先进前哨”的字样，它是“反犹太人傲慢联盟”拥有的一家出版社。这本书到1933年出版了33版。其廉价的大众版由弗里奇的铁锤出版社出版，到希特勒掌权之时售出了10万册。1922年7月24日，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 拉特瑙被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刺杀，当时他正乘敞篷车前往他的办公室。年轻的刺杀者之一恩斯特—维尔纳· 特肖后来在法庭上证实，他的团体受到《锡安长老会协议》的强烈影响，他们坚信犹太外交部长是这部犹太恐惧症的文献中提及的300个长老之一。

这个刺杀外交部长的年轻人绝非异常的事例。在1920年，一位犹太人的观察者记录了他出席几次《锡安长老会协议》讨论会议的情景：

演讲者通常是教授、教师、编辑、律师，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听众由受过教育的阶层、公务员、商人、退休官员、女士组成，当然首先是由学生，来自各个系科、所有年级的学生组成……激情被煽动到沸点。在这些人的面前存在着活生生的所有不幸的原因——那些人制造了战争，带来了战败，发动了革命，召来了所有的痛苦。这一敌人如此贴近，伸手即可以触及，然而他是在黑暗中潜逃的敌人……我观察着这些学生。几个小时前，他们也许在世界著名学者的指导下，在一个讨论会上发挥着自己的心智去解决法律或者哲学的问题；而现在，年轻的血液在沸腾，眼睛闪光，拳头紧握，沙哑的声音在发出欢呼或者复仇的咆哮……假如我被认出是犹太人，我怀疑是否能够身体不受伤害地离开。

这段文章含义深远，因为它准确地揭示了犹太恐惧症的知识分子化在德国文化精英那里发生了。尽管有许多平民相信那些犹太人恶行的传统成见，但是大量专业人士把犹太恐惧症知识分子化了。他们包括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学生、教师、律师、公务员、记者、军官、现役军人、商人，他们相信犹太人是德国的不幸。这一妄想可以说是从社会阶梯的顶端渗透下来的，而非从底部向上移动的。

为了理解这一社会的异常现象，有必要认识到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教育并非一直等同于启蒙或者其接受者心智的提高。教授们能够传授并且确实传授了仇恨和强迫症，他们在美德方面没有垄断权利。事实上，妄想的力度和持续的时间依赖于其知识分子的犯罪者持有妄想的韧性。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和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推动它的知识分子精英，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强化它的文化和政治机构。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感到惊讶：这一野蛮的、愚蠢的、精神失常的仇恨竟然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德国人具有如此广泛的说服能力。那些看到如此结果而感到失望的人应该会认真地思考：一旦从他们的犹太恐惧症的解释中抽去所有明显的原因——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也许存在着某种无法约束的、在历史中周期性发作的极端邪恶。

毫无疑问，在纳粹的圈子里，这种类似妄想症的犹太恐惧症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力量，从作为一个种族主义啤酒馆俱乐部的政党诞生开始，经过了一些胜利，一直到在德国的大城市、工厂、文化地标的瓦砾中其暴力的终点。它构成了罗森贝格《种族观察者报》的主题、施特赖歇尔《突击手》中疯狂的咆哮、纳粹顶层领导的暴力语言，尤其是阿道夫· 希特勒、约瑟夫· 戈培尔、海因里希· 希姆莱向犹太人展示出来的强迫症的仇恨。据说犹太恐惧症最丑恶的展示发生在《突击手》当中，它是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在1923年至1945年间出版的种族主义画刊。施特赖歇尔被无误地称为“第一号犹太人迫害者”，他在1923年加入纳粹党，因为在犹太恐惧症中，他看见自己偏见的镜像；在阿道夫那里，他看到了德国未来的救世主。当他1922年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时，他着迷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以致走上讲台对希特勒说：“我是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此刻我知道我只能成为追随者，而你是领袖！我送给你一场已经在法兰克尼亚建立的群众运动。”施特赖歇尔和希特勒的相遇采用启示的形式，随后紧跟的是皈依，在许多纳粹著名领导者的生活当中，或者在纳粹宗教不知名的追随者那里，这绝对不是例外。在戈林、戈培尔、希姆莱、施佩尔，以及其他汇聚在阿道夫· 希特勒魔咒之下的人的经历中，都以相同的词汇记录了这一相遇。

1923年，施特赖歇尔创办了最后成为世界最为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画刊《突击手》，这是一份可怕的、淫秽的、仇恨的杂志，它是纳粹领导层及其政治步兵——褐衫冲锋队队员——扭曲生活和变态人格的镜像。《突击手》也反映了施特赖歇尔个人的强迫症和失常。众所周知，他是一个性变态者、一个恶霸，习惯拿着皮鞭阔步游荡，作为法兰克尼亚的大区领导人，他在痛打政治犯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戈登· 克雷格记得施特赖歇尔在慕尼黑大学大厅的演讲，他用最令人厌恶的词汇滔滔不绝地谈论他最喜欢的犹太人主题。正如克雷格的回忆：

三个半小时，这个粗野的恶霸穿着褐衫，挺着大肚子，倾泻着我在公共演讲中难以想象的污言秽语，更不用说是在大学讲台了。他提供了犹太人掠夺成性的“科学的”证据，在这一点上他坚持认为：假如一个人在动物园留意的话，他就会注意到金发的德国儿童总是在沙箱里快乐地玩耍，而黝黑的犹太儿童在食肉动物的笼子面前期待地坐着，寻求着他们感染在血液里的欲望的替代性满足。大厅里的听众全神贯注，许多人做着笔记。

我认为，施特赖歇尔在《突击手》中虚构的色眯眯的、有性强迫症的犹太人，实际上是他自己行为的反映，这种行为根据多数标准来看是野蛮的和不文明的。事实上，可以说施特赖歇尔和希特勒最紧密圈子的其他成员都是卑鄙而有强迫症的人，他们乐于彼此陪伴，认为女人是性的对象，喜欢与政治对手大打出手，不相信“值得尊敬的”或者“有教养的”东西。纳粹运动使得这种反社会性格的野蛮冲动合法化，允许德国的施特赖歇尔们将他们的变态“正常化”。

二十多年来，施特赖歇尔在《突击手》中提供源源不断的、令人恶心的反犹太人文章。空前绝后的种族主义偏见的妖术达到如此腐烂的极限。在它的全盛期，《突击手》每期销售50万份，用令人毛骨悚然的犹太人不检点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故事来取悦它的读者。这些故事包括祭祀杀婴、强奸、金融操纵、邪恶的政治阴谋，等等。菲利普· 鲁普雷希特（笔名FIPS）是画刊的漫画家，他通常把犹太人画成矮小、肥胖、丑陋、胡子拉碴、流口水、无精打采、性反常、鹰钩鼻、猪眼、凸嘴唇的样子。为了将犹太人非人化，他还把他们画成蛤蟆、吸血鬼、秃鹫、昆虫、蜘蛛、细菌和毒菌。其他钝化读者的策略包括显示犹太人缺乏任何真正的人类特性，比如爱情、欢笑、忠诚、友谊、同情，把他们描绘为只有身体上的冲动，暗示他们因此在道德上受到污染，并根据上述推论，主张他们不适合在正直的德国人的社会中生活。

施特赖歇尔相信犹太人是生物学上的恶魔种族——最初是长着“半人样的”魔鬼。这种信念绝不是变态，而是在种族倾向的右翼不断发展的信仰。在与施特赖歇尔或者希特勒相似的人那里，这一妄想似乎追随着某种发展进程：一开始是流行的歧视性偏见，即犹太人因为他们奇怪的宗教信仰和尖刻的商业行为，是人们不信任的疏离的局外人；后来是完全膨胀的妄想，用戈培尔的话来说，犹太人是反种族的，他们构成了德国患病民族身体中的脓肿。一旦犹太人的仇恨者把许多一般德国人共有的“大众歧视性的”偏见转变为“生物学种族的”犹太恐惧症，他们也就把偏见转变为致命的心理强迫症。

在名为《戴着面具的宗教》（1924）这本没有名气的书中，卡尔· 克里斯蒂安· 布里把这一犹太恐惧症的妄想描绘为一种变态的宗教再神秘化的表现，认为犹太恐惧症患者实际上企图用自己重新具有活力的种族主义基督教替代古老的基督教。犹太恐惧症在这一新的宗教中构成了关键的因素，因为它向所有的人解释了世界的邪恶。布里用餐桌上的盐罐子作为类比说明了强迫症的犹太恐惧症。他指出：正常的人只是看到一个盐罐子；但是犹太恐惧症患者没说多少话就总是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犹太人在腓尼基时代就在食盐的贸易中欺诈，甚至在今天的食盐行业犹太人雇主的比例还高得惊人。布里认为，这样的人肯定不能只看到一个普通的盐罐子，而是必须给其核心的、经常发作的强迫症一个通风口，那就是犹太人邪恶的影响。

不再看到简单的人类，而是看到恶魔般种族怪物的德国人，从现实逃到神话幻想的世界。他们接受了非理性的、有着其独特信仰和礼拜仪式的宗教。在检验纳粹领导人及其核心追随者类似强迫症狂的心态时，詹姆斯· M. 罗兹认为，推动纳粹主义的动力是世俗的千禧年信仰，它类似于在《圣经》，尤其是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建立的末日意识。那些显示这类意识的人相信自己是离奇古怪的大灾难的牺牲者，形成了相应的灾难综合征，体验了神秘的启示，邪恶的力量引发了他们的苦难；并从他们的启示中知道，他们是被选出在善恶大决战中面对和战胜邪恶的力量；最后他们坚信，他们将引领出一个天堂般的存在秩序（新耶路撒冷和千年帝国）。罗兹令人信服地显示，纳粹分子以及许多德国人，完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释放出来的灾难性世界所扭曲，他们真诚地相信邪恶的力量要灭绝他们。依靠特别的启示，并以他们所相信的非理性认识形式，比如种族直觉、“血统的呼唤”、神奇的洞察为依托，他们进而揭开了幻觉的面纱；除了其他方面，他们发现犹太人是主要的给德国人民带来痛苦的人。犹太人是“有着许多头的怪物”。纳粹警告道：一个头是犹太人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其他头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共济会、和平主义，以及其他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力量。纳粹相信，这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要么是真正的、要么是有嫌疑的犹太人。他们用颠覆性的意识形态煽动无助、迷失方向的大众，摧毁了帝国，建立了控制在犹太银行家、零售商、百货商场巨头、左翼知识分子和出版大亨手中的腐败政治体制。

拯救之路开始是揭露“犹太人的邪恶”，最后是将犹太人灭绝。在希特勒及其核心追随者的心中，这不仅涉及去除犹太人的“感染”，而且要沿着健康的种族路径彻底地重建德国民族。纳粹分子实际上相信他们能够通过种族优生学，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创造新型的雅利安人，从而获得自我的神圣化和永恒。当然，这种种族千禧年的前提条件是终结种族污染。纳粹的种族主义者相信，德国人的血统已被与犹太人的性行为所污染。当然，这种妄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兰茨· 冯· 利本菲尔斯和其他带有种族倾向的种族主义者那里就出现了，但是它还相对孤立，缺乏组织。1918年之后，这种妄想很快在德国相当多的人那里传播。甚至在这一妄想最终在纳粹运动那里找到归宿之前，它已经通过无数的小册子和流行的低俗小说得到蔓延。

最有影响的低俗小说之一是阿图尔· 丁特的《反血统之罪》（1917）。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学者发现了令他惊恐的事情：他的家族被感染了犹太人的坏血。他最初娶了一个犹太女人，他第二任妻子是雅利安女人，但也给了他一个受损害的儿子，他显示出明显的“犹太人的”特性。这怎么可能？谁能够感染或者糟蹋他的儿子？答案显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阴谋。事实证明：他的前妻之父建立了寄宿公寓，专门吸收年轻的、金发的、无知的雅利安少女，其中包括这位学者的第二任妻子，并把她们暴露在有魅力的犹太男人面前。一旦怀孕，寄宿公寓的主人就无情地将“被污染的”雅利安少女驱逐出去，并很快用尚未被糟蹋过的处女填补空缺，这样又开始了一个污染周期。丁特的小说卖得很快；到1934年，销售量已经达到了25万册。丁特也见过希特勒，受到他的影响，并被任命担任了几年图灵根大区领导人。

种族污染的主题也得到了多产的、患有犹太恐惧症的出版家特奥多尔· 弗里奇的推动。他谈及“种族的变形”，并在他的一本书《犹太人成功的谜语》（1919）中声称，警察的文件可能证明犹太人有着特殊的、引诱雅利安女人的性需求，并且雅利安女人悲剧性地、经常是无法解释地屈服于犹太人的引诱：

一个相当低劣的犹太人遇见了一位良好中产阶级身份的女人。他审视着她，让她当场瘫痪，她转身随他而去。相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大街上，一个红发的犹太服装商站在他的店门口。一位年轻正派的、只有十来岁的少女从那里经过。这个犹太人在她耳边私语了一下，她转过身来，在橱窗前逗留了一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橱窗后面的犹太人。不多久，她就跟着这个犹太人进入了商店……问题现在出现了：这里是否有《塔木德经》的诡计在起作用？据说一些犹太人精于此道，以至于能迫使女人摇摆和颤抖，好像被电击所控制……谁能够解开这一谜底？也许是这一瞥，也许是《塔木德经》的狡猾和生活的经历，知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神秘的同情力量？或者是犹太人的能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着作用，能够控制女性 的心理？

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性的扭曲和投射，这些作家炮制了大量让人兴奋的故事，在其中，犹太人充满了魔鬼般的性欲，不断地困扰和威胁纯洁的雅利安妇女。紧接着，施特赖歇尔在《突击手》里的卑鄙故事，汉斯· 佐贝莱因恶毒而虚假的小说，特别是《信仰德国》（1934）和《良心的命令》（1937），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种族主义的成见。像以下叙述雅利安妇女侥幸逃脱犹太性变态者的短文在佐贝莱因小说中是极其典型的结局。

爱情拥有了深不可测的力量；它来自只能迂回进入超感觉的一个地方。爱情战胜一切。爱情能够奉献到自我牺牲的地步，能够战斗到死，能够无休无止、无饥无饿地工作……汉斯笑着对贝尔塔说：“你真是太聪明了。”此刻贝尔塔躺在开满鲜花的草丛中间，列举着有关爱情的一切……他们就这样每天在露天从早到晚游荡，带着奇妙的体验和启迪回到家中……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他们去湖里游泳。汉斯游得很远，贝尔塔在岸边看不到他了。突然她感到一群躺在他周围的男人在盯视她。她用自己的盯视回敬了他们，但几张露齿而笑、面带胆怯的犹太人面孔盯着她，以致她气得发抖，几乎要呕吐，她希望汉斯能够此刻和她在一起……突然，一个晒得黝黑的犹太人跳了出来，挡住她的去路道：“我可以请这位美丽的女士品尝咖啡或冰激凌吗？请！你太美丽了，简直是维纳斯的化身。”“请走开。”“为什么？孤零零的女孩，孤零零地在这儿不好。”他戴着角质架的眼镜，咧嘴而笑，像魔鬼一样向她贴了过来。贝尔塔向后退了几步，面色苍白，被几个犹太人突然围了起来，一个企图抓住她的手，无礼地说道：“你不会拒绝我的，甜心，是吗？”他向其余的人招手，叫喊道：“快点，到赌场去。”这群人发出尖叫、狂笑、咆哮，以致没有人能听到可怜的贝尔塔的乞求和哭泣。她轻声地低语道：“汉斯，汉斯，救命！”淫荡的手在她的身体上抚摸、推搡……“发生了什么事情？”汉斯突然出现在那里，浑身湿透，气喘吁吁。他盯着贝尔塔，看着撒旦的果实，脸变得像白纸一样。他的眼睛直勾勾的，闪烁着绿光，在汉斯的快拳下，犹太人接二连三地倒下，其余的落荒而逃。当他恢复正常脸色时，他发出了坚定而满足的笑声。

精确地测定许多类似充满仇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出版的图书所产生的冲击力是困难的。正如一些人所宣称的，有一件事是绝对错误的，即这些信仰被限制在政治右翼疯狂的极端分子那里。也不能认为极端的犹太恐惧症只是纳粹独有，因为证据清晰地指出它已经发生了变化，超出了纳粹的核心圈子。另一方面，偏激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在阿道夫· 希特勒那里找到了致命的表现形式，这个人将他的强迫症变成了公共政策，这一点也是无可辩驳的。

阿道夫· 希特勒的犹太恐惧症

数年来，阿道夫· 希特勒的政治对手们狡猾地暗示他的血管里有犹太人的血液。1930年，希特勒咨询他的私人律师汉斯· 弗兰克，要求他调查这些指控，希望预先阻止对他的政治命运来说潜在的、灾难性的失败。希特勒已经把政治运动和毫不妥协对犹太人的仇恨捆绑在一起，假如有人发现这个最直言不讳的反犹太人的煽动者本身就是犹太人，他明显在冒一个彻底的政治信任的风险。据说，弗兰克调查了希特勒祖先的背景，并发现希特勒的父亲是玛丽亚· 安娜· 施克尔格鲁贝尔的私生子，而在怀孕的时候，她在格拉茨的一个犹太人家做厨师。弗兰克后来宣称，他的调查显示，那个名叫弗兰肯贝格尔的犹太人家庭从孩子一出生就支付了抚养费，因而心照不宣地承认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家里十九岁的儿子。面对这个消息，据说希特勒勃然大怒，抨击这个故事是公然的谎言，坚持认为他的祖母亲自向他保证这个故事是伪造的，她只是因为过于贫穷才接受了这家犹太人的钱。假如希特勒真的向弗兰克这么说的话，他明显是在撒谎，因为他的祖母在他出生前四十多年就去世了。然而，汉斯· 弗兰克的叙述清晰地显示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强迫症，包括他类似强迫症狂的恐惧：他自己可能已经被犹太人的血统“感染了”。

这种犹太人血统污染的恐惧在1938年7月变得更加明显。那时，希特勒合并他的祖国奥地利才几个月。奥地利土地登记局接到一份命令，对杜勒斯海姆以及周边地区进行土地勘查，决定这块地方是否适合军事演习。次年，杜勒斯海姆的居民被强迫疏散，村庄连同树木茂密的村外被迫击炮弹炸得面目全非，又被坦克彻底碾平。杜勒斯海姆村庄是贫困的瓦尔德韦尔特尔的一部分，是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边境之间奥地利的一部分，也是希特勒祖先的出生地。假如希特勒不想掩盖他最大的羞耻——他可能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其祖国奥地利胜利的征服者会支持去除其祖先的根，并让其父亲的出生地和祖母的墓地面目全非呢？

尽管对希特勒祖籍进行了六十年的研究，但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在希特勒的家族中有让人质疑的犹太人的关联。其实这可能并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心理的关联是首要的。这种关联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使得希特勒认为他和德国人受到犹太人的感染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从希特勒自己的写作、演讲和他个人对不同人的谈话当中，我们发现他对普遍的犹太性问题，以及对自己特殊的潜在的犹太性问题有着非理性的强迫症。在希特勒每一次涉及德国不幸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他都特别把犹太人拎出来作为主要的罪人之一。他在这样的场合使用犹太人这个词的时候，都会采用恶毒的、表现其内心深处仇恨的声调。根据罗伯特· G. L.维特的观点，希特勒“感到犹太性是一个他体内的邪恶，是一剂需要清除的毒药，是一个需要清除的魔鬼”。

对犹太人的仇恨既是个人的，也是意识形态的。希特勒谴责犹太人是因为作为战前维也纳一个不合格的艺术家的个人失败，同时也因为犹太人被假定的对雅利安文化的有害影响。当希特勒抵达维也纳时，没有工作、孤苦伶仃、无人爱恋，他开始将自己内在的缺陷和不满投射到这座城市相当数量的东方犹太人身上，这些人体现了每一件他仇恨的东西。他回忆道：“一天，当我走过城市中心的时候，突然碰上一个幽灵包裹在扎着腰带的长袖衣服里，头发卷曲。”他在想是否这个“幽灵”就是他在故乡林茨看到的更有德国人长相的犹太人。他告诉我们，他接着在想这个奇怪的东西是否也是德国人。希特勒说，答案是响亮的“不是”。犹太人永远也成为不了德国人，因为他们在种族和宗教上是不同的，他们的差异是巨大的，性格是异己的，以至于必须用一切手段把他们从德国社会中清除出去。希特勒感觉犹太人是一种异己的存在，同时用自己的信念在感情上予以强化，这一信念就是他们散发着不同的气息，他们整个腺体是腐烂和攻击性的。注希特勒让自己沉浸在仇恨犹太人的通俗文学当中，他很容易得到像《德国人民报》和兰茨· 冯· 利本菲尔斯的《女神奥斯塔拉》这样的小报刊。希特勒的眼睛很快就亮堂起来：维也纳“臭气熏人的”犹太人只是冰上的一角，是最深层的社会疾病最能看到的迹象。像水蛭一样，犹太人将自己吸附在德国社会的身体上，吮吸着它的血液。希特勒恶毒地认为，无论我们何时切开一个社会的溃疡，我们“都会发现一个小犹太人在里面，他被突然射进的阳光弄瞎，像居于腐烂尸体中的蛆”。

假如希特勒因为每一种社会疾病谴责犹太人，那么他还认为他们对他个人的不幸也要负责。他可能还要谴责他们，因为他的母亲死于一个犹太医生爱德华· 布洛赫博士之手，他没有能够医治好她的晚期乳腺癌，并用臭烘烘的液态碘仿涂抹在她化脓的伤口上，使她忍受了酷刑般的痛苦。对西线的毒气进攻使希特勒双目暂时失明，1918年10月，当他重见光明的时候，他再次体验了母亲的受难，再次激动起来，他把充满母亲身体的有毒碘仿和把他眼睛弄瞎的毒气联系起来。他经历了精神病时期，其间他看到了所有罪恶的起源，以及与之战斗的方法。希特勒沮丧地躺在帕斯沃克医院的病床上，再度体验了母亲最后所受的折磨。正如鲁道夫· 比尼恩指出的，这一次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母亲成了替代性的，她是正在被玷污的德国。一旦希特勒把两个犹太人负有责任的事情联系起来，他就发现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

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希特勒何时获得这个最初的启示，即犹太人是这个世界每一种社会恶性肿瘤的病源；也没有人清楚他是如何获得这一见解的。它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时期的产物，其间他想象犹太人强奸和灭绝了他的两个母亲：克拉拉和他的替代母亲——德国。它可能是1918年至1923年间德国灾难的结果，这些灾难让他确信德国的主要敌人——共产主义者和西方的富豪统治集团——被世界犹太人所控制。它可能是在其个人生活中与犹太人有着个人和痛苦的经历，尽管没有可信的证据确认这一看法。最后，希特勒有害的犹太恐惧症可能是他永不满足的仇恨欲望表现，它来自并代表着他自己的自我仇恨的投射。

希特勒是典型的沉默寡言的人，受到统治和毁灭的激情所驱使；同时，他是一个政治天才，能够通过机智的演讲和一流的组织能力，用自己的厌恶来感染大众。他也具有一种直觉，知道如何采用大众民主的可能性去达到自己邪恶的目的。在大众传播的年代尚未登上舞台的时候，希特勒就知道如何把政治变为大众的剧场，如何运用所有可以得到的技术将他的计划商品化，以富有魅力的图像、象征物和“声音”出售给他的观众。希特勒后来得到“一群政治化妆师”的支持，其中有著名的约瑟夫· 戈培尔，他成功地将自己推销出去，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通的、富有爱心的人，他同情德国人民的痛苦，承诺给他们带来根本的变化。他将毁灭性的意向掩盖起来，诉诸崇高的理想和德国历史的传统。他承诺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安抚中产阶级对无法无天的恐惧，承诺民族的振兴讨好保守主义，用崭新而强大的军队的迷人幻象来取悦军国主义者，并向工人保证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下没有人忍饥挨饿。总之，他告诉听众，他们是邪恶阴谋的牺牲品，这样就免除了他们的个人责任。他知道他们痛苦的原因所在，他能够认定罪犯；借助德国人民的帮助，他能够发动一场解放战争，消灭给德国人民带来痛苦的人，领导他们走向光辉的未来。

无论希特勒还是他传达的信息，都一直看不出一目了然的邪恶，因为他知道当符合自己的政治目的时，该如何去掩饰自己和他的政治偏见。假如他显示出一目了然的邪恶，民众就不会如此自愿地追随他。纳粹的宣传机敏地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希特勒是一个危险的精神病患者，有着完全扭曲和非真实的对现实的幻象。直到为时已晚的时候，人们才认识到他是实际上有多么危险。但是，并不缺乏证据说明许多德国人选择相信。他们选择相信他抛出的大话和幻象，同时有意忽视一个国家假如对它们加以实施的话，将导致的毁灭性结果。当希特勒沉浸在政治聚光灯下的时候，他有着在他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决心实施的明确政治计划。

希特勒宏大计划的细节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熟悉的，但有一点今天经常被忽视，就是从他政治生涯的一开始，这些细节就为人所熟知。在他的战斗之书《我的奋斗》当中，他详细而清晰地表明，他将把德国变为世界的强国；他还明确而清晰地表明，雅利安种族是生物和文化进化的顶峰，注定要统治整个世界。由于德国是雅利安种族的核心地区，因此希特勒呼吁德国人民承担起白人的责任，征服欧亚世界，播下即将到来的千年之种。在希特勒种族主义强迫症的思想中，种族的概念最终和空间的概念联系起来。一个民族的伟大首先并最终依赖于其种族的纯洁性，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它也依赖于自身远超于劣等民族再生自己的能力，以及净化由犹太人、吉卜赛人或亚洲人等劣等民族造成的种族污染的能力。让像德国人这样不断增长的种族适应一个有限的空间，注定会使他们隶属更强大的种族。这就是为何希特勒为德国人民在空间巨大的东欧和俄国要求生存空间的原因所在。

希特勒承诺德国要么是世界强国，要么就不再有德国。但是，一个在地理上和人口上的小国，一个危险地位于欧洲中心的小国，如何能够成为世界大国，并与苏联、美国或者大英帝国相竞争？根据希特勒的观点，这要求严格地调动它所有的物质资源，并将人力资源中好战和侵略性的冲动制度化。希特勒要求培养种族主义的坚强的、冷酷的、服从的、坚定的青年一代，他们将热衷于战争和征服。未来希特勒青年团的信条反映了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

德国青年必须至精至简，敏捷如猎狗，坚韧如皮革，刚强如克虏伯钢材。他必须学会去除自我，忍受斥责和不公正，要变得值得信赖、沉默、服从和忠诚……女性教育的目标必须刻不容缓地成为未来德国的母亲。

希特勒告诉劳施宁，纳粹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教会所有的德国人具有残忍的习惯及良知。他坚持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德国人民才能得到历史的伟大地位。在希勒特的心目中，种族的再生和生存空间的征服是互为需要的。那些认为犹太恐惧症在希特勒宏大计划中只是发挥次要作用的历史学家在两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第一，因为希特勒相信创造一个新的雅利安种族类型的绝对必然性是德国伟大地位的前提条件；第二，因为这个信仰需要把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类型同时消灭掉。因此犹太恐惧症是希特勒种族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信念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公开演讲，它们构成了《我的奋斗》论证的中心线索。换句话说，希特勒世界观的基本观点，也就是他所谓的“花岗岩的基础”是对雅利安种族的生物学和文化优越性的信仰。

希特勒大胆地宣称，人的强弱完全取决于血统。世界存在着优越的血统和低劣的血统。希特勒是一个天然的自然主义者，相信自然依靠鼓励强者的繁衍和阻碍弱者的繁衍来推进着“更高层次的繁育”。然而，人类通过允许优越的血统和低劣血统的混合，以及人为地（社会地）保护虚弱种类的生存，使其能够再生产，从而颠覆了自然的设计。作为一个空想的社会生物学家，希特勒自信地断言：只有当动物和它们物种的代表配对的时候，才能得到最好的血统，所谓山雀配山雀，小雀配小雀，白鹳配白鹳，田鼠配田鼠，豺狼配豺狼。任何不同物种的跨界交配天生产生虚弱的或者不能生殖的物种。因为人性是自然的一部分，种族纯洁性的生物学法则是适用的。自然鼓励种族群体之间有着清晰的区分，同时也促进各群体当中统一的特性。这样，白种人、黑种人或者黄种人寻找着自己的种类。因为人类的种族团体在质量上是不同的，因此杂交破坏了种族的纯洁性，产生了低劣的后代。当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交配时，最糟糕的血统污染就此发生。希特勒认为，这件事就像跨物种的交配——这真是生物学上的谬论，因为没有哪个人类群体形成了物种。

根据希特勒的种族分类法，人类种族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种族团体：雅利安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承担者、文化的毁灭者。希特勒坚持认为，只有雅利安人创造了文化；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最光明的前额一直迸发着天才的神圣火花”，因为他拥有创造性的“种族原子核”。他承认亚洲人拥有高度的文化，但这仅仅是因为雅利安人为此提供了创造性的动力。如果缺乏雅利安持续的影响，例如日本文化“就会僵硬，落入休眠当中……是雅利安的文化浪潮把它从休眠中惊跳出来”，其他的种族群体是不能够成为文化承担者的。

至于犹太人，希特勒认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文化，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创造文化。犹太人仅仅在利用别人已经创造的东西。他们是纯粹的寄生虫，依靠健康的文化肌体过活。希特勒成见性的犹太人是“一个寄食者，像有害的杆菌，假如只有一个适合的培养基发出扩散的请求，他就会越来越多地扩散”。犹太人一直在其他民族的社会中偷偷摸摸地生存，他们在那里打着宗教社区的幌子，秘密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希特勒坚持认为，他们的巨大谎言是：他们只是在宗教上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和德国人一样也是属于德国人。相反，希特勒确信犹太人“一直是一个具有明确种族特性的民族，它从来不是一种宗教”。两千多年来，犹太人设法保留他们的种族和文化特性，其纯洁性的程度远超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但是，他们这样做一直是以其他民族为代价的。他们的角色完全是寄生性的，因此对于他们社区的生物和社会的健康来说是毁灭性的。

当然，在希特勒让人注意到犹太人毁灭性的影响时，他引述了各种各样犹太恐惧症的观点，首先是他们已经对他们居住的国家的经济福利施加了腐蚀性的危害。在希特勒1922年4月12日慕尼黑党的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真理的煽动者》这一最具有煽动性的演讲中，他质问如何能够认定罪行，无情地揭开了他认为德国社会危机真正罪犯的面具。他认为，答案是质询谁在德国的不幸中获益最多。换句话说，通过认定那些正过得很好的人，人们就能搜查出那些引发所有不幸的人。希特勒认为，一个人立刻想到的就是股票投机商、银行家，以及类似的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但是假如他要真正得到危机的真相，就必须完全揭开幻觉的面纱。希特勒坚持认为，假如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国民的结核病”“腐烂的酵母”，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朽的犹太人。希特勒宣称，只有纳粹运动是富有勇气的，足以认清这一首要的真理，因为它也把自己看作代表着上帝的选民，带有保持其血统纯洁性的使命。希特勒视自己拥有特殊的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认知方法，即“血统危急认知”的方法，依靠它，一个人能够揭露对德国民族有机体的健康在生物学意义上有害的东西。另外，希特勒视自己为当今雅利安的耶稣，将把金钱的借贷者从庙宇中清除出去，也是反对虚伪的犹太金钱之神的煽动者。

希特勒经常提及生物学的甚至寄生虫学的形象，这些都强烈地表明，他相信整个日耳曼民族，包括他自己在内，已经被犹太人的血液“污染了”。他在这样一些场合的想法上升到了类似妄想症强度的高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无条件地相信犹太人世界阴谋的存在，正如《锡安长老会协议》所预言的。他对所谓的恶行习惯性的反应一直就是把它归咎给策划阴谋的犹太人，无论这个犹太人是一个贪婪的借贷人、一个法庭上的蛊惑者、一个假装同情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和平主义者，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希特勒心中，结果都是一样的：犹太人煽动社会的分裂，从内掏空一个健康的社会，为最终接管世界铺平道路。

埃伯哈特· 贾克尔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希特勒特别相信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是由它自身的种族感、它的领导形态、它发动战争的能力所决定的。这三个性质在民族主义、元首原则或领导原则、军国主义那里得到了体现。当希特勒企图把这三个假定连贯起来，以达到把它们整合到更大的纳粹世界观当中，他开始认识到犹太人支持着三个相反的原则——国际主义、民主及和平主义。换句话说，希特勒相信犹太人推动那些试图破坏所有健康社会的原则。这导致他进入非理性的沉思：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上是一个有机体，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它们暴露在腐生菌面前。在正常的条件下，这些腐生菌的功能就是分解有机物的残骸，使其成为最基本的成分，被正在生长的有机体再次利用。有机体通过自己的适应性机制阻止这些进攻，但有时攻击力过于毒性，它们攻破和毁灭整个有机体。这对于社会有机体来说也是如此。它也暴露在侵略者、歹徒、贫困、疾病、阶级冲突或者战争等腐生菌面前。根据希特勒的观点，所有社会有机体最致命的腐生菌是犹太人，他们是最致命的病原体的类似物，因此不可避免地破坏整个社会体系。

这一观点的非理性逻辑使得希特勒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一种致命病原体的犹太人必然是恶魔的化身，是颠覆健康和善的幽灵。作为这一妄想性的思想体系的结果，希特勒真切地想象到了“罗圈腿的犹太私生子”，他们潜伏在黑暗的街角后面，伺机强奸毫无防备的雅利安少女，用他们犹太的精子污染她们。这种邪恶的谩骂决不限于他私人的圈子，而是经常出现在他的写作和公开演讲中。例如，在《我的奋斗》第十章，他描绘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真正”原因。他很快越过了对德国战败任何现实的讨论，一头栽进了有关“犹太人无底的谎言”所造成的“道德投毒”的黑暗沉思当中。经历了对梅毒之恶奇怪而神经质的大段论述之后，他最终谴责是犹太人使德国国家肌体遭受了梅毒的侵袭。《我的奋斗》这一段落以及相当大的部分，回响着对血统污染及恶魔般的犹太人带来的血统投毒毛骨悚然的惊恐。对于犹太人将德国人退化这一潜藏的、“真正恶魔般的意图”，希特勒发出了咆哮和乱语，他庄严地呼吁国家神圣的义务，以保持血液的纯洁性。下面是希特勒用来描绘犹太人的带有偏见绰号的举例：

（1） 恶魔的化身

（2） 雅利安血统的玷污者

（3） 腐烂的酵母

（4） 水蛭和吸血鬼

（5） 卖淫和梅毒的供给者

（6） 雅利安女人的强奸者

（7） 有害杆菌

（8） 蛆

（9） 投毒者

（10） 瘟疫

（11） 罗圈腿的私生子

（12） 臭气熏人的动物

（13） 寄生虫

（14） 真菌

（15） 股票交易的统治者

（16） 说谎大师

（17） 异族成员

（18） 幕后操纵者

希特勒绝对地确信，一个民族的伟大依赖于其血统的纯洁性。这一种族主义信仰的必然结果是这样一种恐惧：一个民族无论何时允许自己退化，它都是“犯下了违背永恒天意的意志的罪行”。在别的地方，希特勒称种族污染为原罪。尽管犹太人已经破坏了德国血统的性质，但是一个旨在消除有毒犹太人的完美的种族主义政策，依然可以治愈疾病，将德国民族的有机体变得完全健康。因此，种族国家具有明确的使命：哺育种族上最纯粹的、能生育的、健康的人种，以至整个民族群体最终分享到高贵种族财富的祝福。从这些限制出发，距离希姆莱的种族种马农场、党卫队、对劣等民族（犹太人、吉卜赛人、残疾人、智力迟钝者、亚洲劣等人）的灭绝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希特勒坚持认为，对于种族污染唯一有效的解毒剂就是保持德国人血统的纯洁，在犹太人消灭德国人之前灭绝犹太人。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建议，因为犹太人“对于整个德国的毁灭来说是最大的煽动者。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发现对德国的攻击，而攻击的制造者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企图颠覆的不仅仅是德国，可怕的事实是，犹太人“企图把许多国家带入不安定的状态，剥夺它们的利益，将它们带入相互的战争之中，以这种方式，借助金钱权力的帮助和宣传，逐步实现对它们的控制”。希特勒总结道：

犹太人魔鬼般的目标是消除国家，使得其他民族混乱的退化，降低最高级民族的种族水平，同时通过消灭民族的知识精英，用自己民族的成员加以替代以实现对种族大杂烩的统治。

可怕的必然结果是，德国必须在这一全球性的危机中承担领导地位，其推荐的国策就是消灭犹太人。在《我的奋斗》当中，希特勒清晰地阐述了犹太人应该如何被连根拔除的策略，即采用毒气：

假如在战争初期和战争期间，1.2万或1.5万这个国家的犹太腐败者遭受了毒气，犹如10万所有阶层和行业最优秀的德国工人在战场上必须忍受的，那么前线数百万人的牺牲就不是徒劳的。反之，1.2万个无赖被及时地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守秩序的、有价值的德国人就为未来保存下来了。

这并非要求有后见之明来理解希特勒思想的含义，尤其是他对聆听他毫无节制的长篇演讲的听众滔滔不绝重复的犹太恐惧症的偏见。他对犹太人的看法，以及他一旦掌权对犹太人的处置是公共记录的问题。他的对手——包括犹太人和正派的德国人——都悲剧性地低估了他的犹太恐惧症意图的严重性。

注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犹太人具有不同体味的信念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希特勒强烈地赞成这一信念，并认为和他们的长鼻子一道，明显恶臭的体味是犹太人突出的特征。

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德国基础的分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一部名为《布拉格的学生》的电影，给已经为那一代剧场粉丝所熟悉的屏幕引介了一个令人困扰的主题：分裂人格的悲剧。电影故事来源于E.T.A.霍夫曼、浮士德传奇，以及埃德加· 爱伦· 坡的威廉· 威尔逊，讲述的是贫穷学生鲍德温与魔术师签订了一份协议，魔术师答应年轻人获得美好的婚姻和用之不竭的财富；作为回报，他要完全控制这个年轻人镜子中的形象。签订协议之后，鲍德温爱上了美丽的女伯爵，但是她的求婚者以决斗向鲍德温发起挑战。然而，女伯爵的父亲企图阻止这一决斗，因为这位学生是一位有名的、优秀的击剑手。允诺放求婚者一条生路之后，学生匆忙赶到约定地点——当然，受到魔术师的阻止没有准时到达那里——他惊恐地发现他自己的影子已经代他行动了，杀死了求婚者。学生感到耻辱，他邪恶的自我已经破坏了他善良的自我。分裂是决定性的、无法恢复的。在最初签订魔鬼协议的阁楼，学生朝着他的影子开枪，但射击的却是自己。于是，那个实际上是魔鬼化身的魔术师走进屋子，把协议撕成碎片，扔到学生的尸体上。

《布拉格的学生》所引介的分离人格的主题，在战后缠绕着德国的影坛，并且引发了一批分裂人格的电影，如《他者》和《两面人》。在这些电影中，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主题是潜藏于同一个人当中的两个对立倾向的投射。当然，对分裂状态的认识给自我的基础提出了质疑，因为它涉及这样一种发现：“他者”或较为黑暗的一面不仅替代了较好的一面，甚至替代了后者的地位，而且构成了整个人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电影《泥人》和《侏儒》中，增加了两个反映德国社会的主题：变态的时代以及在其中变态生物的制造。这些生物绝望而失败地试图引导正常的生活，战胜生活的孤独，被人爱，被人倾慕；但是，当他们遭遇到拒绝、嘲笑和仇恨的时候，他们会爆发出行凶的狂怒。在中世纪的传奇中，假人是犹太教士洛伊用泥土做成的动物，洛伊在其心脏放上具有魔力的标记，从而赋予其生命。在1915年的电影版本中，工人在犹太教堂挖井，挖出了一尊雕像，把它交给了一个古董商。古董商借助在一本神秘魔法书籍中发现的犹太教士洛伊提供的指南，使它获得了生命。这尊雕像最初的功能只是一个顺从和机械的仆人，但是它显示出明显的人类感情的痕迹，它爱上了古董商的女儿。当受惊的女儿拒绝它的爱的时候，它勃然大怒，以自己的方式毁灭了一切。最终，泥人从塔上跳下，将自己摔为碎泥片。侏儒是一个人造的生物，当他发现自己是谁，并为何受到人的拒绝时，他就会扩散毁灭和破坏。齐格弗里德· 克拉考尔告诉我们：侏儒的形象和他成为暴君以及人性鄙视者的生涯，以惊人的方式预言了阿道夫· 希特勒的生涯。像希特勒一样，侏儒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国的独裁者，然后“发动了为自己痛苦进行的前所未闻的复仇，以此外化了他自我的仇恨”。克拉考尔指出，在《侏儒》上映的同时，哲学家马克斯· 舍勒正在做有关德国的行为在世界引发仇恨的讲座，他暗示德国和侏儒相似，是不正常的环境的产物，承受着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阻止了社会的发展。

正如克拉考尔相信的那样，假如电影向我们展示了更深的心理层面的集体心态，那么我们应该把1914年至1933年德国电影看作德国精神中不和谐和深层分裂的体现。这些电影所展示的，并且历史所确认的，是德国人用各种各样深深的烦恼，以及内在的、自暴自弃的态度回应战后的混乱状态。这些态度涵盖从国际战线的退却和抵抗的被动攻击的形式，到国内战线的反抗和服从的倒退行为。尽管随着旧帝国秩序的分崩离析，德国人体验了对自由短暂的感觉，但是他们的不安全感和内在的分裂阻止了他们以真正的民主方式重建他们的社会秩序。他们对现代性的恐惧远比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强大，他们对整体性的渴望——并将此与集权主义相联系——远比个人的创造性有力。最终，他们选择了逃避自由，最初是支持教父兴登堡父亲般的权威，而后支持坏教子阿道夫· 希特勒任性的权威。

一个甚至在战前就与自身深深冲突的社会，会发现在战败、耻辱和经济的废墟中重建一个破碎的社会系统是困难的。尽管这具有相当高的可能性，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德国人践行民主的时候，民主只是加剧了现已存在的社会分裂。多党的体制，连同它不稳定的联合和平庸的政治家，缺乏一个以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形式出现的强有力的民主脊梁。共和主义者不会将民主的实践与宽容那些发誓要毁灭民主的人的消极态度相混淆；而平庸的政治家既没有智力也没有勇气按照伏尔泰的格言行事：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其中，不宽容是人类的权利，并且这种情况涉及社会中一些自身是不宽容的群体，从而就会威胁宽容本身的原则。换句话说，不宽容无论在哪里变得具有社会的毁灭性，自由主义社会的法则都不能宽容它；假如人们应该得到宽容，他们就必须停止成为狂热的人。

十四年来（1919—1933），德国人不乐意尝试民主，因为民主从一开始就被战败、背叛感蒙上了污名，因此它仅仅是虚弱的芦苇。民主宪法本身是雨果· 普罗伊斯的作品，他是一位犹太人和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在战前是一位边缘化的学院局外人，当旧的秩序崩溃之时，为了帮助民主的新德国，他从灰暗中脱颖而出。在他一门心思地努力为他受到战争破坏的国家发现最好的制度安排时，他折中地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选择：美国的宪法、欧洲议会代议制最好的几个特性，甚至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流产的宪法。普罗伊斯不得不与敌对的政党和社会利益集团合作，进行必需的被迫妥协。在几次小心翼翼的修订之后，最终的文献在许多方面都是德国社会不和谐的镜像。然而，从纸面上看，这是一个极好的民主文献，提供了广泛的自由和许多进步的创新，这些都使得它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然而，普罗伊斯个人怀疑这个民主宪法是否会在一个民族手里发挥作用，因为这个民族在心理和历史上都没有为自我管理有所准备。他甚至十分怀疑这样一个制度是否应该交给一个民族，因为它身体的每一个肌腱对此都有抵触。

一个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不仅是一部民主的宪法，而且是社会乐意将其主要机构民主化，其中包括行政部门、学校、警察、军队。但是，十分清楚的是，大多数德国人并没有准备这样做。霍亨索伦家族退位了，但是家族的将军们，或者陆军元帅们，或者甚至更广泛的中产阶级，他们和军队一道，依然相信皇帝统治的民族主义的幻觉。尽管法律的制定交给了共和主义的法律制定者手中，但是法律的执行依然保留在保守主义和反民主的官员手中。德国的精英从革命的风暴中存活下来，如今他们在每个阶段都反对共和国；在1929年大萧条非常清晰地出现之后，大量的德国人都拒绝民主。

在共和国中，最深远的分裂涉及德国人身份的核心和灵魂的战争，它是恪守传统价值观的保守主义分子与支持各种新的、创造性的激进思想的现代主义分子之间的文化斗争。尽管在皇帝统治时代已经浮现出来，但是到战后才以特别的力度和紧张度爆发出来。现代主义质疑中产阶级现实的基本信条，特别是对理性以及真理、美、道德等客观标准存在的信仰。这种文化假定已经构成了帝国时期美术、音乐、文学的基础。人们希望一位优秀的德国艺术家或作家描绘爱国主义和积极向上的主题，它们颂扬城镇和乡村的自然之美，强化基督教的虔诚。人们希望艺术形式在个人层面是新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在公共层面是恰如其分的新古典主义。从理想的状态来说，它是新古典主义及其美学偏爱的高贵混合，带有对光鲜的风格、高贵的约束以及浪漫感情和个人创造性高尚的追求。实际上，一个没有找到永久和安全政治风格的国家，不可能在文化领域发现风格。甚至在战前，几种文化风格相互竞争，反映了新的国家深刻的社会经济分裂：封建贵族传统的风格、中产阶级清教主义的价值观、莱茵兰和南部德国的天主教文化、工人阶级新兴的文化。总之，基调是在宏大景观和内在主观性之间波动，通常缺乏政治的信仰。

德国文化的方向受到现代化的力量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创伤性冲击的强烈影响。现代化对文化产生了新的要求，因为它涉及对适合大众而非小部分精神精英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探索。现代化的拉动是朝着新的方向而非旧的方向，通常是以古代传统和继承而来的生活模式为代价。即使在正常的环境下，这一进程也伴随着广泛的焦虑，更何况是在失败的战争及其混乱的结果之后到来，因此这一进程的冲击力在德国远比在其他国家尖锐。

尽管德国在帝国时期已经体验了现代性的冲击，但是变化的闸门直到魏玛共和国才真正开启。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的保守主义看来，魏玛共和国无疑与时尚、道德观念、知识分子的态度等每一个威胁性的变化之风相关联的原因所在。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是20世纪20年代的特性。这两个理论阐述了不稳定的宇宙，并且告诉我们所有的“事实”只是对不同的可能性转瞬即逝的感知。真理似乎是主观知觉的和道德的功能，仅仅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引出了一个道德不确定的新时代，使一切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四年战争把整个一代人变得残暴起来，他们似乎被剥夺了曾经引导德国创建期那一代人的道德标准。许多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受到战争创伤的人，展现了心理失调的动荡不安的征兆。这一失调涉及压抑、寻找替罪羊、类似妄想狂的恐惧、进攻性行为，尤其是强烈的代际冲突。

针对老一代的反抗，尤其是对那些把他们的孩子送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父辈的反抗，在年轻人日益增长的痛苦中构成了重要的因素，并且毫不令人惊讶地经常以文学的形式来表现这种反抗。年轻的犹太诗人格奥尔格· 海姆在日记中写道：“假如不是我那位猪一样的父亲，我早就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在戏剧舞台上，弑杀父母并非稀有的主题，特别是在瓦尔特· 哈森克勒费尔的《儿子》，以及阿诺特· 布龙宁的《父亲的谋杀》中更是如此。当哈森克勒费尔戏剧中的儿子问他的朋友“我应该做什么”时，这位朋友回答道：“消灭家庭的暴君。记得和父亲的斗争就犹如对前一个时代君王的复仇一样。”这样的代际复仇主要针对的是国家一批残酷的父亲，他们压制了个人的创造性，并且强制他们的儿子参加四年愚蠢的屠杀。一些年轻人以虚无主义的方式寻找庇护所，一些年轻人寻找救世主式的领袖，他将拯救牺牲者，引导他们走向辉煌的未来。尼采式的打碎旧的偶像，包括父母权威的心态，在战后时代弥漫。在一个不再稳定和不可以预见的世界，有关“美好旧世界”虔诚的宣言，或者对基督教道德的自以为正义的呼吁，现在似乎都有点虚伪、陈腐和空洞。既然如此，为何不就为今天和聚会活着呢？毕竟“人活着短暂，死了长久”。这样一些态度在柏林歌舞表演的餐馆歌曲中得到非常好的体现，也表达了在病态的恐惧、痛苦和死亡之后享受生活的一种简单的人类需求。

直到希特勒扯下咆哮的20年代的帷幕，整整十年，许多德国人都在享受爱神战胜死神的短暂欢愉，体验着迄今为止在德国从未被人所知的自由感。在这个国家，严明的纪律和公开的从众控制了几代人。这个国家被真正的舞蹈狂热所控制，性从禁忌道德的领域浮现出来。性的表现从伪科学的研究机构，到裸体表演、赤裸裸的色情文学，范围极其广泛，柏林成为了自由的性都。在那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妓院以及杂志，用诸如“闺房里的夜晚”“逼良为娼的交易”“带着鞭子的女人”“性交的异国方法”等标题诱惑着人们。1919年，演员康拉德· 维德特塑造了一个正被敲诈的上层阶级的同性恋者。这部电影的结尾是马格努斯· 希施费尔德博士的一个短暂演讲。他是性科学学会的建立者，他告诉观众，对这个受到严重诽谤的少数人的错误对待很快就会成为过去。电影引发了骚乱，犹太人希施费尔德被一个暴民毒打，并受到保守主义报纸的谴责。德国人认为舞台是公共道德的论坛，他们被新的极端的剧作家，特别是表现主义，提供给他们的涉及私通、强奸、卖淫、弑父、弑兄的内容所震惊。1919年至1933年间，关于性行为的议题，特别是关于《轮舞》一剧的演出展开了激烈的争执。《轮舞》是由奥地利戏剧家阿图尔· 施尼策勒创作的，它由十个独立的部分或对话构成。在其中，来自不同生活阶层的夫妻在舞台上演出，在性交前后聊天。性交直接用落幕六秒钟表示，其间观众听见圆舞曲的几个节拍，或者飞驰列车的声音。在性交之前，男人通常快速地达到他们的目标，同时女人展示出一些非常滑稽的减缓速度的技巧；在性交之后，女人一般都想要知道她们是否依然被男人所爱，一个扮演粗野士兵的角色对此回答道：“这个嘛，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玛丽亚小姐。”尽管对性道德有着诙谐的社会学评论，但是这部戏剧无论在哪里上演都引发了抗议的咆哮。在维也纳，抗议者打开消防龙头，淹了剧场。在柏林，年轻的右翼暴徒向舞台投掷臭弹，谴责这部戏剧是颠覆德国人正派礼仪的犹太人阴谋。这种特别针对犹太剧作家的骚扰，成为了共和国期间的普遍现象。

尽管文化的保守主义假装被新的性自由所震惊，表达了毫无节制的谴责，但是戏剧舞台，甚或“堕落的产业”，并非如它看起来那样有害和无所不在。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提醒我们的，大量传统的虔诚和自我约束依然在发挥着作用，甚至在罪恶深重的柏林。在那里，著名的“提勒歌舞女郎”也要和一位监护人一道出行，并且必须在每晚祈祷。但是，在许多保守的德国人看来，世界已经混乱不堪，他们相信肆虐邪恶的罪恶之都（《圣经》中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是两性放纵的共和国或“犹太人”政策的结果。

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现代的”文化，事实上是保守性传统和创造性实验奇异的混合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犹太人——构成了现代性的先锋，并且将我们依然在不同领域运用的意识方式联结起来。这些领域包括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美术、自然科学。先锋派运动急剧扩散：心理分析、知识社会学、表现主义、无调性音乐、包豪斯建筑、存在主义哲学以及量子物理学。在几乎所有领域，犹太人都是杰出的，甚至是支配性的。柏林的精神分析所是在弗洛伊德的倡议下由马克斯· 艾廷顿建立的，得到了汉斯· 萨克斯和卡尔· 亚伯拉罕的支持，他们都是犹太人。这个研究所训练了一大批杰出的心理分析师，他们当中许多也是犹太人：卡伦· 霍尼、弗朗茨· 亚历山大、威廉· 赖希、梅拉尼· 克莱因。在社会学领域，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它信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此相关的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为未来的几十年提供了理论的动力，尤其是该所20世纪30年代搬到纽约之后。这些学者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马克斯· 霍克海默、特奥多尔· 阿多诺、瓦尔特· 本雅明、弗朗茨· 诺伊曼。在文学领域，明亮之星组成的银河，一些是传统的作家，一些是十分先锋的作家，他们照亮了整个战后文学的天空。其中包括托马斯· 曼和亨利希· 曼兄弟、赫尔曼· 黑塞、贝托尔特· 布莱希特、罗伯特· 穆齐尔、莱纳· 玛丽亚· 里尔克、斯特凡· 格奥尔格、戈特弗雷德· 贝恩、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在音乐领域也是如此，出现了新颖的、创新的趋向，艺术家用不和谐的声音表现不安的感觉，他们包括阿诺德· 勋伯格、保罗· 欣德米斯、库尔特· 威尔。建筑和艺术的关系比以往更为紧密，并用新的思想和象征表现形式进行实验。瓦尔特· 格罗皮乌斯和包豪斯强调艺术和技术的结合，用钢材、玻璃、强化水泥、塑料进行实验，以实现纯粹形式和功用结合的理想。最后，源于理论物理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出现了模糊的、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观念的宇宙，它强化了有关焦虑、不确定、现代生活的含糊等四处弥漫的感情。

许多传统的艺术家、工匠、作家、文化评论者谴责这些先锋运动，认为它们是对过去古典原则的背叛。但是，他们的反对不仅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他们看到：像格奥尔格· 格罗茨这样的画家，公然陶醉于不和谐的形式或丑陋之中；像阿诺德· 勋伯格这样的音乐家，把和谐扔到一边，喜爱不和谐声音的刺耳音调；像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这样的作家，把他们的读者带到社会深渊的边缘；像瓦尔特· 本雅明或威廉· 赖希这样的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谴责德国的学术机构具有固有的不公正和压迫性。此时此刻，他们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文化提出了公开的抗议，发出了没有限制的指控。他们以各种方式谴责这种文化，认为它是物质主义的、堕落的、没有灵魂的，或者是“犹太的”。

许多德国人患有的现代性恐惧，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心理根源，但是都必然与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人偏见相关，因为据称犹太人是现代化的代理人，他们威胁要破坏稳定的世界，尽管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幻觉。在这个世界当中，思想保守的德国人已经投入了非常多的心理资本。无论他们在哪里观望，保守的德国人看到的都是极端主义和腐烂：舞台和荧幕上的性和婚姻的不忠；小说中的和平主义，以及对传统德国男子气概价值观和对权威尊重的嘲讽；艺术中变态而扭曲的主题和意象；等等。尽管作为群体的德国犹太人既不是现代主义者，也不是极端主义者，但是右翼文化批评家经常成功地将他们和来自过去的可恶的反犹太人成见联系起来。作家和戏剧批评家路德维希· 马尔库塞经常从愤怒的保守主义者那里收到信件和明信片，上面写道：

你这头犹太猪竟敢批评那些抗议近来作品低劣和污秽的人……你竟敢称放在我们面前的这类东西为艺术，它们混杂在《乡村之爱》《好兵帅克》《丹东之死》《天堂里的婚姻》《青年的疾病》之间。这不过是个大猪圈，一个腐化的、穿过它的青年人将被投入到更加堕落和残暴的境地……你就是这样一个应该被吊起来的戏剧批评家。作为一个犹太人，你自然喜欢德国青年的毁灭。

犹太人被放置在极端的两极化的中间：一端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在文化的所有表现中鼓吹“德国”风格的统一性；一端是现代主义者，他们欢迎分歧的，甚至矛盾风格的存在，因为它们意味着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精神。犹太人被放置在这场斗争的失败一方，正如他们被放置在政治斗争的失败一方。这场政治斗争是日益上升的集权主义政党反对日益萎缩的共和派政党。纳粹总是利用保守主义右翼的文化批评作为夺权的掩饰，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分裂当然和政治的分裂紧密相联。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正确认为的：“对纳粹党最为一贯的选举支持集中在这样一些社会和职业集团，它们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持有最大的保留意见。”

德国文化分裂最为不祥的征兆之一是，年轻人越来越赞成反动的文化观点。大约900万年轻人当中有430万人属于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组织都反对魏玛共和国新的民主变化。年轻的德国人，尤其是年轻的德国男性，都是躁动不安、迷失方向和疏离社会的。他们试图塑造——假如是以纯粹偶然的方式就更好了——与他人更为紧密的情感纽带。不幸的是，这些应对机制本质上经常是反动的和逃避的，其最初的形式包括了纳粹运动将采用的和无耻滥用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包含了天真的态度和含糊的渴望，诸如对自然泛神论的爱，对祖国神秘的爱，同性恋的友谊，对没有贪婪和物质主义的世界浪漫主义的渴望，对集体归属感强烈的需求，对英雄的崇拜。不仅仅在年轻人那里，这些渴望强有力地根植于许多德国人心中。他们反映了对整体性、对重新融入一个共享的乌托邦社会的深深渴望。他们也陷入对一个没有冲突的民族共同体的乌托邦式的渴望。在这个共同体中，许多过去导致德国人相互分离的分歧将不复存在。

因为许多德国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到，现代性的力量正在破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他们认为新的民主体制要为国家的疾病负责，因此他们在前工业时代的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价值观当中寻找解决方案。它是一种回到想象的过去的逃离，一种给予现代化所提出问题的虚幻答案。实际上，塑造整体性渴望的东西，是对现代性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也塑造了逃避自由的解决方案。阿道夫· 希特勒本能地知道如何把这些集体的渴望塑造成他自己邪恶的意图。

不应该惊讶的是，一个深深两极化的国家总是展示出许多令人困扰的社会变态。事实上，异常行为和犯罪撕裂了魏玛共和国的缝隙。根据德特勒夫· 波伊克特的观点，自有统计资料汇编以来，战后时期见证了最剧烈的犯罪增长。道德标准出现了相应的下降，同时“诈骗心态”上升了。有关柏林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通常包含了对毒品贩子、卖淫者、杀人狂、臭名昭著的强盗的记录。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普遍的犯罪和政治暴力在德国各座城市肆虐：

柏林处于国内战争的状态。没有任何警告，仇恨突然在任何地方和时间爆发：在街头，在餐馆，在电影院，在舞厅，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时，在下午三四点钟。刀子会突然拔出，带刺的指环、啤酒杯、椅腿或者铅棒都成了斗殴的工具；子弹擦过海报柱上的广告，从厕所的铁皮屋顶上反弹出来；在拥挤的大街上，一个年轻人受到了攻击，衣服被扒光，遭到毒打后，流着血被丢在人行道上。十五分钟后，一切都过去了，攻击者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发现纳粹未来的线索，理解德国人生活这些较为黑暗的角落是重要的。利用一些事先存在的变态行为，纳粹分子不仅犯下了罪行，也企图将这些罪行在文化上正常化。他们将“把法律弄个底朝天，使不合法性合法化”。据说犯罪是一种反映社会邪恶的镜子；并且，我们还要补充一句话：当社会的领导层自身已经成为罪犯的时候，一个社会产生的犯罪类型将体现更大规模的一类犯罪。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动荡的五年，使得人类的生活变得残暴和低廉，以致公众对暴力都习以为常。除了暴力被广泛接受之外，还出现了令人困扰的对骗子的宽容和颂扬。正如戈登· 克雷格所提醒我们的，对骗子和罪犯的关注在魏玛时期的小说和戏剧中十分突出，它们包括汉斯· 约瑟· 雷菲斯的《海滩边的决斗》、托马斯· 曼的《费利克斯· 克努尔》、薇琪· 鲍姆的《大饭店》、贝尔托特· 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弗朗茨· 维德金德的《凯特侯爵》。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基本上是一部无政府主义的戏剧，颂扬一个恶棍麦克西斯，因为他损害了一个已经腐烂到核心的因而也不值得真正维护的社会体制。更为有趣的是，在《三毛钱歌剧》出现六年后的小说《三毛钱》中，麦克西斯成为了一个资产阶级银行的经理，在许多被1923年通货膨胀弄得破产的德国人眼里，这是一个骗子合适的岗位。

犯罪行为在电影里也十分突出。在弗里茨· 兰格的故事片中，尤其是电影《谋杀者》中，警察的世界和罪犯的世界经常是互相交换的，以至于观众并不清楚谁是真正的好人或坏人。这些故事片部分描绘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诸如《卡里加利先生的橱柜》《马尔布斯先生》或《谋杀者》这样的电影，使观众直面疯狂的权力、性谋杀者、卖淫、对残暴贪得无厌的渴求。电影《谋杀者》的故事是以杜塞尔多夫儿童杀人犯库尔滕为基础，这位谋杀者除了情不自禁可怜地尖叫之外，对他穷凶极恶的犯罪没有任何理性的解释。谋杀者显然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原型：矮胖、服从、挑剔。也许，他也是第三帝国办公桌谋杀者具有象征意义和预言意义的原型。

德国的电影制作者并不一定要努力去寻找德国社会变态行为的证据。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几起可怕的系列谋杀案，一些案件甚至暗示不知情的德国人卷入大量食人行为，因为这些谋杀者切割了受害者，将有用的部位作为“肉”卖给了当地的屠夫。这些系列谋杀者中的一个，声音温柔，没有攻击性，表面上看柔弱矮小，名字叫格奥尔格· 哈尔曼。他诱捕需要帮助的小孩，提供给他们食品和水，和他们交朋友，然后邀请他们在他的寓所里过夜。他把他们塞进床里之后，对他们进行性侵害，然后用牙撕开他们的喉咙，把他们杀了。除了体验了暴力的狂怒，以及发现自己第二天早晨和另一个死去的男孩躺在床上之外，哈尔曼不记得任何和这些侵害相关的事情。然后，他把孩子们的衣服卖掉，把他们的身体分解成煮熟的肉、罐装的肉，以整洁的方式处理这些尸体。这些尸体被包装成猪肉或小牛肉，很有吸引力，在黑市以很好的价格出售。当哈尔曼被捕的时候，甚至在知道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显得无动于衷。当他最终被处死之后，人们开始唱一些涉及他邪恶行为的歌曲。一首特别恶心的小曲毫无疑问是警告淘气的孩子们，它唱道：

等等，等等，等一会，

哈尔曼快快朝你走过来。

带着他的小斧子，

从你身上找熏肉。

这样恶心的表达在对暴力已经无动于衷的社会，在经常以冷漠的评论、恶毒的窃笑、邪恶的种族玩笑接受残暴的社会，都是司空见惯的。德国社会长期处于自身黑暗的角落，处于沉迷于用病态的、令人厌恶的、残暴的主题表达的观念之中。甚至德国的童话故事也反映了这一集体无意识令人困扰的阴暗面。尽管每个人都热爱和欣赏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但是正如罗伯特· 维特提醒我们的，当我们知道它们所包含的非常奇怪的身体和精神残暴的时候，还是非常吃惊的。

一位王后煮了和吃了自己的孩子；一位年轻人被要求和一具尸体睡觉，保持它的热度；一位国王的女儿被熊撕裂了，她的母亲被活烤；一个邪恶的继母被放进一个大桶，里面全是毒蛇；一个小女孩的舌头和眼睛被割了出来；一个漂亮的女孩被砍成碎片，扔进了大桶，里面全是腐烂的人体残骸；一个小男孩被剁成碎块，丢进了锅子，做成布丁，被他父亲给吃了……人们将记起，等待汉塞尔和格雷特尔的命运是被烤了吃掉。

童话故事不仅是集体意识的神话编造功能的表现，它们也是塑造年轻人心灵的有力工具，因为它们被父母和教师用来作为教育的手段。年轻的德国人被传授的课程来自这样的故事，包括服从权威、纪律，不相信陌生人（犹太人或外国人）。这种集权主义的态度受到了低级和高级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滋养，它们被养育的母亲和严厉的父亲传授给年轻的德国人，后来又被公立中小学校、军队和劳动大军所强化。

在试图解释奥斯威辛集中营问题的时候，拉尔夫· 达伦多夫指责了德国社会的那些“黑暗角落”，特别是为那些没有被认为是德国部族一部分的人挑选出的角色。无论是谁不符合业已建立起来的仪式和信仰，或者缺乏理想的身体期望——畸形人、残废人、外国人——都会立刻受到怀疑。根据达伦多夫的观点，德国的社会生活特征是“被许可行为的极端狭隘”。当然，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一条划分什么是许可的界限，指定每个人可以做什么，社会可以阻止他们不做什么。在德国，这条界限是在绝对支持集体主义或集权主义的习惯下划出的。包括缺乏严格预期的德国人在内的局外人，经常受到羞辱、拒绝和排斥，并且在纳粹分子统治下，这些人遭到了逮捕、拷打和灭绝。让历史学家们至今都感到困惑的是，它能够发生在其他方面都文明的国度，它的民众整体上是信教的、服从法律的、友好的。可能的情况是，德国人在他们的一些历史关头，已经展示出傲慢、目空一切、侵略性的文化特性。因为他们受到了思想、宗教或政治严密体制的驱动，在家庭、学校、工厂受到制度性的强化，直到这些特性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因此它们使得所有德国人变得更具有毁灭性。于是，也就不难想象，甚至哈尔曼也可能被认为是正常的，只要他把自己对残暴的渴望外在化到诸如犹太人这样的局外人身上。

小说家托马斯· 曼的儿子克劳斯· 曼在慕尼黑卡尔顿酒店的茶室里看见了希特勒，他正坐在另一张桌子前，一口气吃了三个草莓馅饼。当他仔细审视元首面孔的时候，他认为这位纳粹领导人使他想起了近来他在报纸上看到的某个人，但是做出这一联系只用了一段时间：

除了幽暗的玫瑰色的灯光、轻柔的音乐和一堆曲奇，这里什么也没有；在甜蜜的田园诗般的气氛中，一个留小胡子的男人，他眼神迷离，有着一个固执的前额……我招呼了一位女招待结了咖啡账单，这时我突然想到希特勒先生像一个人。他是汉诺威的性谋杀者，他的案子是醒目的新闻头条……他的名字叫哈尔曼……他和希特勒的相似是令人震惊的：迷离的眼神、小胡子、残暴和神经质的嘴，甚至难以言表的粗俗的肉鼻子；这确实是太相似的外貌了。

犹太人灵魂的分裂：一体化、自我认同和自我仇恨

德国社会主流充满危险的分裂，使希特勒能够把民众变成腌肉，同时对危险地生活在其中的微小的犹太人社会的未来实施了决定性的冲击，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将要出现的结果，犹太人的命运和共和国的生存密切相关。尽管对德国犹太人的每一概括和对德国人自身的概括一样，都带有保留意见——因为犹太共产主义者和犹太君主主义者都不喜欢共和国——但是，可以完全肯定地说，20世纪20年代的犹太人是拥护共和的人。德国的犹太人绝大多数都支持共和国，渴望利用共和国所提供的新的民主自由，以至于他们突出的贡献塑造了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回首往事，他们帮助塑造了一个充满生机和可能性的文化，然而它被复活的反革命悲剧性地中断了。反革命不仅终结了犹太人的自由希望，也终结了德国人的自由希望。

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正如在皇帝统治期间，犹太人本质上与他们的同伴德国人过着各自的生活。但是，战争及其后果带来了两个民族非常紧密的、对犹太人来说是充满巨大危险的遭遇。尽管战败引发的右翼偏见不断甚嚣尘上，但是犹太人很快适应了新的战后挑战和机会。解放运动在民主共和国的合法保护下全力持续，甚至似乎完全解放的最后障碍，尤其是那些顽固地存在于公务服务系统和学术世界的障碍，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被完全消除。事实上，德国的犹太人开始在德国的生活和文化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完全有理由希望借助新的民主获得完全解放。许多犹太人与其说是对完全解放的可能性担心，不如说是对这种解放运动将对犹太人身份和犹太人意识产生的冲击担心。随着君主制的衰亡，德国的犹太人也被迫重新审视他们在极其不同的和难以预见的世界中的角色。在犹太人困境的核心，现在比以往更突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犹太人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整合到德国社会中，同时不丧失自己鲜明的犹太性。这是一个整合和身份的问题，对那些在宗教和心理上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维尔纳· 摩西写道：在犹太人团体的中心一直有个核心，在这个核心的成员当中，民族身份的保持代替了整合到异教徒社会的考量。围绕这个核心，在同心的圈子内，排列着各种形式的调节，它们离内核越远就变得越弱。在圈子的边缘，人们会发现那些处于放弃犹太性的进程当中的犹太人。不言而喻，新的民主自由加速了犹太人解放的进程。

正如过去一样，整合涉及各种各样的策略，大多数一般是改宗皈依，与异教徒通婚，或者直接世俗化。在试图摆脱犹太人的血统根源时，男性的犹太人遭遇了强大的障碍，因为这通常涉及两三代民族之间的通婚、姓氏改变，以及完全接受德国的文化规范，正如埃娃· 莱希曼所指出的，这类已经存在于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跨族群敌意的主要原因之一，一直是这样一个事实：两个群体具有“客观的差异”，但是，这样一种差异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正在迅速地消退，因为犹太人的同化明显成功了。当然，一些客观的差异依然得到适当的保留，因为尽管在正统派的犹太教信奉者眼里犹太人的内核正在减少，但是这个内核依然是完整的，在更新的犹太恐惧症之下实际得到了加固。德国犹太人处境的讽刺性，实际上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与世界任何地方相比，德国犹太人已经被更成功地同化和整合到德国社会之中。人们可以认为，在魏玛共和国持续的存在前提下，犹太人的内核将处于极大的危险境地。

莱奥· 贝克是德国犹太人代言人之一，他是战后出现的犹太人内核中最具有指挥力的天才之一。由于出生率的下降、通婚、世俗化，这批代言人一直担忧核心信仰者的减少。据估计，在大多数犹太人的居住地柏林，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每三个犹太人中就有一个与不信犹太教的人结婚。约翰· V.H.迪佩尔对决定留在纳粹德国的六位著名的犹太人生活进行了研究，显示他的六个对象已经适应了德国的生活和文化，以至于当这个国家拒绝他们的时候，他们非常难以拒绝这个国家。这六个对象包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瓦尔特· 维尔施泰特，著名的银行家马克斯· 沃柏格，右翼青年领袖和青年哲学家汉斯—约阿希姆· 舒普斯，柏林随笔专栏作家贝拉· 弗洛姆，《犹太评论》的犹太复国主义编辑罗伯特· 维尔施，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教士莱奥· 贝克。把这六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他们都在纳粹大屠杀幸存下来，都在纳粹待了一段时间或所有时间，身后留下了未受到大屠杀影响的富有启迪性的记录，这些记录更能聆听到他们的感情，而非他们的理智；这些记录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错误估计了来自纳粹运动可怕的危险。迪佩尔把犹太人与德国人的关系比作一次虐待的婚姻，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的家庭关系。他引用了瓦尔特· 维尔施泰特回答哈依姆· 魏茨曼的话，后者恳求这位化学家应该逃离他慕尼黑的家：“一个人不应该离开他的母亲，即使她的所作所为非常糟糕。”德国犹太人悲剧性的脆弱，源于他们对生活的基本看法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和理性主义的，而这个看法处在一个正在被颠覆、变得越来越非理性的世界中。

当然，从六个人的生活中归纳适合所有德国犹太人的结论是有问题的，但是历史的记录似乎确认了这六个人假如不是典型的话，至少不是非典型的，因此是德国中产阶级犹太人的极好代表。除了维尔施和贝克，这些德国犹太人完全世俗化了，要么放弃了他们的犹太教信仰，要么只是“三天犹太人”，即只在主要的宗教节日去犹太教会堂。他们所有的人都适应了德国社会，以至于他们整个的知识架构、看待现实的习惯方式，都熔铸到本质上是德国的模子当中。这一事实和战后已经变化的历史环境，导致许多犹太人开始急切而焦虑地重新审视现代世界犹太人的生活性质。几位非凡的犹太神学家担任了这一重新审视的先锋，著名的有马丁· 布伯、弗朗茨· 罗森茨威格、莱奥· 贝克，他们试图从传统的犹太教中明确地表达出现代的信息，而不破坏其基本的神学前提，或者不破坏其制度性的行为。和许多其他宗教的和世俗的犹太思想家一道，他们也苦苦思索在现代世界作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弗朗茨· 罗森茨威格（1886—1929）是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一个完全同化了的犹太人，也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他计划皈依基督教，但是在1913年以戏剧性的方式恢复了他的犹太教信仰。1913年，当他在柏林的一个犹太教会堂参加赎罪日仪式的时候，他体验到了神的显现，这种显现揭示了亲近上帝不需要依靠耶稣的中介，而是向所有向上帝开放心怀的犹太人开放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森茨威格服役于巴尔干前线的德国军队，那时他写作了《拯救之星》，在其中他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同一宗教硬币的两面，以它们各有特色的方式讲述着真理。他的宗教方式是一种在宽广的宗教框架中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注定在有教养的德国犹太人当中引导出宗教的再次觉醒。它强调与上帝直接的、个人的、经验的遇见，无论是《塔木德经》对合乎教规的行为的信赖，还是虔敬派哈西德主义把宗教狂喜和上帝自身混淆的情绪性，都不能妨害这种遇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罗森茨威格移居法兰克福，在那里他创办了自由犹太人学堂，热衷于帮助犹太人离开他们信仰的边缘，回到其核心或者中心。1922年，他一直受到全身麻痹症的折磨，但是直到1929年去世之前，一直英雄般地从事他一生的工作。

马丁· 布伯（1878—1956）也提供了新颖的对经典犹太教的重新审视，这一审视是建立在他个人的经历和哲学洞察基础之上的。他的思想影响了各种各样的犹太和非犹太思想家，超出了德语世界。尽管1878年他出生在维也纳，但他是由加利西亚的犹太祖父抚养大的，在那里,他被哈西德主义富有激情的倾向所影响。在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且编辑了一份专注于宗教社会学的杂志。他还再次出版了哈西德派的故事，和罗森茨威格一道提倡在信仰者的宗教生活中与上帝更为个人的遇见。布伯思想的核心包含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我和你》（1937）当中。在这本书中，他确认了在每一个人当中都有集体的或者民族的灵魂存在。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一集体无意识力量的存在由四千年共享的历史经验组成。他相信：如果所有的犹太人获得和实践一种不变的历史的重演，那么这些经验可以由他们重新激活。他们通过这样的行为将重新体验到他们身上上帝的存在。我们与上帝有生命的遇见依赖于这一共享经验的保持。这就是著名的“我和你”关系的意义，因为通过信仰，这个我在自身当中发现了你；就是这个自我发现的过程是亲密的、相互关联的、共享的、信任的过程。1924年，布伯成为了法兰克福大学犹太教的教授；他也积极投身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中。1938年，他逃离德国去了巴勒斯坦，在那里他作为希伯来大学的教师继续他的工作。

莱奥· 贝克是一个完全“德国的”犹太教士，在举止和学问上都是专业的。他一直对犹太社群忠诚不渝，在受到纳粹分子越来越多的攻击时愈发坚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处于其职业生涯和知识能力的高峰。从体态和知识上来看，他是一位威风十足的贵族统治者：高大，有着正在变灰的头发和胡子；他步态坚定，一直目不斜视，好像他清楚地知道他正在向何处行进。在他周围有许多富有洞察力、与他有点差距的教授。他能够使接触他的人感到痴迷。除了犹太教士的专业训练之外，他一直沉浸在德国的教育之中。他最初在波兹南的利萨读高级中学，后来就学柏林大学。在柏林大学，他撰写了关于斯宾诺莎影响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是由伟大的历史学家威廉· 狄尔泰指导的。但是，贝克没有忘记自己的起源是处于德国犹太教和东欧犹太教的十字路口。尽管他的家庭是中产阶级的德国人，它自己也感到如此，但是，他的家乡利萨位于波兹南的普鲁士，最初是属于波兰的（1919年再度回归波兰），而且依然展示出传统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生活的强烈特征。贝克理解这两个世界，这使得他成为它们之间重要的调解者。

事实上，作为战后整个德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教士，贝克的行为一直是在努力修复犹太人社群中已经形成的裂缝。也许超过了罗森茨威格和布伯，贝克对犹太人社群，也就是德国的犹太人生活所环绕的“犹太社会”的未来忧心忡忡。当我们谈及犹太人社群的时候，我们应该小心翼翼，不要把它和一个同质整体的概念相混淆，即在体制上被中心化，在信条上被一体化，或者用一样的声音说话。德语的“犹太社会”实际上指的是独特的宗教社群，它被正式地组织起来，指定为一个合法团体，这样它能够被征税，与主流的基督教社群相隔离。正如先前所示，回溯到中世纪，文化主导的“犹太社会”最终都被德国的邦国授予了权力，它们被定位在这些邦国之中，雇用犹太教士，保留和修建犹太会堂，组织与宗教社群生活相关的活动，包括进行慈善工作，建立慈善学校、图书馆、报纸等。每一个公开承认信奉犹太教的德国犹太人，都被邦国的法律要求从属于与他或她家最紧密的“犹太社会”。

犹太人社群实际上从来没有在一个基督教的邦国围绕一个中心被组织起来，也不可能被组织起来。这些邦国发现，组织它的对立面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偏爱去对付一个个犹太人社群，尽量征收交易能够承受的税金。除了它们异质的属性之外，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犹太人社群也根据正统派和自由主义的路线分裂开来，在20世纪20年代自由党占据了上风。柏林的“犹太社会”在德国是最大的；到1900年，它几乎占据了德国犹太人的三分之一。正如其他的“犹太社会”，它也被内部的不和所撕裂，以致一些正统派的犹太教教师拒绝归属于它，因为他们相信它被自由主义运动玷污了。尽管莱奥· 贝克经常设法缓和破坏性的分歧，但是他所属的自由主义者与正统派之间的本质分裂是不可能修复的。贝克没有成功地在德国的犹太人和数量不断增长的东方犹太人之间的鸿沟上架设起桥梁，而他主要代表的是前者以及他们的文化假定。

这里还存在第三个在犹太人社群中产生的分裂因素，即在犹太复国主义和非犹太复国主义之间不断上升的争执。德国的犹太人很少去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极端主张，他们的故乡是德国，而非巴勒斯坦。尽管他们听从布伯、维尔施或舒勒姆的话，尤其在纳粹的威胁变得更加不祥的时候，但是正如他们防护性组织的称号所表述的，他们更乐意想到自己是“具有犹太信仰的德国公民”。莱奥· 贝克也是这样，把自己奉献给德国和他的犹太信仰，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去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因为像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他认识到德国的环境对于德国犹太人来说非常恶化，以至于每一条希望的路径，包括流亡巴勒斯坦，都应该予以认真的考量。这解释了他为何是“支持巴勒斯坦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成员，揭示了他为何支持为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的祖国筹措资金的海伦· 哈耶索德组织。

贝克在知识上的努力反映了这些人的性情：他们代表了德国人和犹太人遗产最优秀的东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贝克试图将启蒙的人类理想（歌德、席勒、康德的理想）和启蒙的自由主义犹太教的宗教传统、道德传统融合在一起。贝克认为，犹太教是西方世界伟大而古老的宗教，这一宗教的人性理想和对普遍道德规则的恪守代表着经久长存的遗产，并且可以作为世界其他地方闪光的灯塔。在贝克初版于1905年、在1922年得到相当程度修订和扩展的主要著作《犹太教的本质》中，他奋起保卫犹太教，抵制基督教诋毁者的攻击。他小心翼翼，没有去攻击耶稣或者基督教本身，而是聚焦于他相信是错误的东西上，主要是鲍林对犹太教的解释上。贝克认为，把犹太信仰诋毁成宗教的退化，并且完全扭曲耶稣的意义，是基督教的两个根本性错误。贝克也不同意基督教拯救的思想，基督教认为拯救绝不是可以挣得的东西，而是恩典以难以解释的方式赠予的东西。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拯救不仅是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也涉及持续的同在拯救行为中是私人伙伴的上帝的对话。

贝克的宗教路径是和平主义的。他相信除了《塔木德经》的仪式和学问，犹太人也必须向他们神秘的传统所提供的情感温暖和秘密打开心扉。他相信犹太人不仅拥有权利，也拥有义务成为不同的人。事实上，他们的宗教传统要求他们成为道德的楷模，站起来向世俗的权力言说真理。正如贝克所言：

通过其仅有的存在，对于“力量高于真理”的大众假定，犹太教从来不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只要犹太教存在，就没有人能够说人类的灵魂已经投降。它穿越时代的存在就是一个证明，数量并不能掌握坚定的信仰。

对于罗森茨威格、布伯、贝克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把犹太人作为犹太人来拯救，保护他们在世界的存在地位，提供他们从中能够派生持续智力滋养品的神学策略。对于这三个人来说，犹太人社群或者核心，是至关重要的。毕竟个人没有社群就不可能将自己延伸进未来。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维系于核心信仰体系的长链中发现了历史延续性的关键原则。这一体系的信条和仪式永远被更新、分享、加固和代代相传。当这一长链的联结点无论什么原因开始断裂的时候，这一核心就开始缩小，信仰之井就会枯竭，生存所需的能量就会消散。

一些犹太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询问他们自己的问题是：犹太人是否可能在德国作为犹太人被拯救。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个问题当然主要围绕犹太人的自我认定。它涉及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假如这个问题是可能回答的，那么这个犹太人是否并且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加入一个志趣相投的犹太人社群。在纳粹统治时期，这些在共和国时期依然开放的问题从犹太人手里被剥夺，以明确和武断的种族主义术语得到了回答。但是，直到纳粹统治到来之时，德国的犹太人才停止询问以下的问题：成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为何这一问题会引发如此的敌意？他们必须做什么来对待自己的犹太性感受？人们可能会说，正是因为德国人从来没有停止询问作为德国人意味着什么，因此经常是德国“另一个自我”的德国犹太人，才会不停地询问作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

对于罗森茨威格、布伯、贝克，以及那些与他们时刻共呼吸犹太教的人来说，这一答案是明显的。首先，作为一个犹太人是犹太信仰——无论是正统的还是改革过的——行为上的遵守者。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官方登记的有信仰的犹太人有50.3万人，不到德国总人口的1％。帝国统计汇编并没有记录那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以及宣称或者感到自己是世俗的、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的犹太人，或者直接脱离他们文化主导的犹太社会、不再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然而，所有的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在象征意义上或情感上感到自己是犹太人，或者意识到归属于犹太民族、犹太遗产或者犹太教。评估这类被同化的犹太人是如何与他们的犹太性搏斗，犹太性又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塑造他们的心灵世界是重要的，尽管这一评估可能是不充分的。犹太性对同化的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犹太人的祖先可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现在认为自己是完全的德国人。当他们谋生，从事医生、律师、教师、艺术家、作家、记者、银行家、商人或工人等职业的时候，他们只是隐约地意识到他们的血统。

皈依基督教、认为自己完全是被同化成德国人的小说家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发现，他需要知道作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同时他猜想一旦他发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他也就发现了“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正如他所说的：

我发现我必须告诉自己有关犹太人的事情。我发现我真的不知道任何有关犹太人的事情。我的亲戚称自己为犹太人，但我不能称他们为犹太人。他们既没有犹太信仰，也没有犹太语言。也许他们是一个凋谢已久、融入他们新的环境的民族残余。因此，我询问自己和其他人：犹太人在哪里存在？有人告诉我：在波兰。

显然，从字面上看，德布林要去波兰发现犹太人，但是，他希望发现什么呢？对于两个生活在一起的民族之间的“客观差异”来说，真正犹太性的身份是以正比例增长的，以至于这些差异非常之大，身份的确定非常容易，因为它达到了相互排斥的对立，即黑与白、橘子与苹果的关系。尽管德布林对波兰的犹太人进行了生动而难忘的记录，但是他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它被他错误的前提模糊了。这个前提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在没有犹太人的地方过犹太人的生活。他把自己被同化的立场作为规范，以公理的方式假定：一个犹太人不可能在德国过犹太人的生活，只有东方的犹太人而不是西方的犹太人才可能是真正的犹太人。假如波兰的犹太人——在波兰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众不同的着装、语言、行为习惯和仪式——以明显的方式与他们在西方信仰一样宗教的人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这是否真正意味着一个群体比另一个群体更具犹太性呢？除了没能检验波兰人和波兰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显示他们之间在一个文化的母体中是如何相互交织，从而没有抓住真正重要的人类学联系之外，德布林不加鉴别地假定，一个古老的犹太人社群比其他社群具有更大的权利要求某种假定的起源。他的分析经不起犹太人历史的检验。这个历史表明，犹太性存在于它的差异性当中，在德国、法国或英国的犹太人，像东方的犹太人一样有权声称自己是犹太人，并且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能发现犹太礼拜（进行一个礼拜必须至少要有十个男人），就有一个犹太人社群存在。

在误判犹太人的问题上，甚至在德布林企图真诚地理解它的时候，他也并非是孤独的。他假定德国的犹太人并没有作为实体存在，但是他自己认识的需要则另有所指：它显示世俗化的犹太人也还是犹太人，由于属于离散的民族，共享着一样的历史感，因此无论何时他们都感到自己是犹太人。对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这种历史感如此生动，以至于过去一代代犹太人体验的痛苦、快乐、洞见似乎就像发生在昨天。另外一个事实是，在德国和奥地利，主流的政治文化对犹太人的问题十分偏执，以至于甚至都不再按犹太信仰行事的被同化的犹太人，也没能逃避他们犹太性的心理压力。

几乎没有德国作家像小说家雅各布· 瓦塞尔曼（1873—1934）那样，对他们的犹太性有着持久的并且最后是失败的痛苦。他是一位深陷烦恼且分裂的人。他通过一系列小说获得了国际声誉。在这些小说里，德国人—犹太人的悲剧是一个得到持续关注的事情。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齐尔恩多夫镇的犹太人》，后来接上的是一系列相关的故事，如《年轻人雷纳特· 芬奇的故事》（1900）、《加斯帕尔· 豪塞》（1908）、《小鹅人》（1915），瓦塞尔曼让他的读者面对各种犹太人物感受到的痛苦。这些犹太人与他们遭受的、几乎无法抵御的、更无解决办法的恶意仇视殊死搏斗。他们的痛苦也是瓦塞尔曼的痛苦，这些痛苦来自作为局外人的角色。他们真诚地寻求融合，但被恶意地拒绝了。丹尼尔· 诺塔夫特是《小鹅人》中的一个人物，每当他伸出双臂的时候，就会招来侮辱，折磨他的人只会索取，从不表示感谢。瓦塞尔曼视自己和他的民族永远是被利用的，几乎得不到感谢，从来不被认为是善良得足以成为德国人。他自己的生活不仅是一场与充满敌意和反复无常的世界的斗争，也是与感觉迟钝的父母和家族成员的斗争，他们希望他从事他十分不适合的商业职业。然而，像他的小说中的一些主人公，为了不得不采取虚假的办法从事这一工作，他痛苦地争取被人所接受并仇恨自己。出于复杂的个人关系网——它们反映在彼得· 盖伊所指的瓦塞尔曼相关故事几乎是古怪的特性当中——瓦塞尔曼提取了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悲剧关系的根本困境。正如彼得· 盖伊所指出的，特别是在《小鹅人》当中，瓦塞尔曼成功地再生了“他持久面对的东西：犹太人和基督徒、犹太人和德国人处于永久的冲突和永久的对和谐的探询当中”。

瓦塞尔曼没有成为他努力要成为的调节者和治病者，成为激发德国人和犹太人上升到更高形式的文明意识的世俗圣人。但是，他明显成功地洞察了经常控制普通德国人看到真实和想象的犹太人时所产生的仇恨根源。因为他就这个主题不得不说的东西，尤其是在其自传性著作《我作为德国人和犹太人的道路》（1921）中必须要说的东西，借助于后来在纳粹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变得如此引人注目，因此它应该得到一定的篇幅加以审视。

尽管瓦塞尔曼认识到犹太恐惧症是一个普遍的西方现象，因此以不同水平的强度存在于整个西方国家；但是，它在说德语的地区有着鲜明的特征。这就是某种全国性的德国人的仇恨。它的明确性质就是它的迷信特性，即事实上它是一个幻觉。但是，瓦塞尔曼很快又说这是一个自觉自愿的而非不情愿的妄想，是一种选择而非必然。他相信，根植于这种妄想，人们能够发现怨恨、失落的社会恐惧、挫败、敌意、嫉妒和仇恨交织在一起。在其中，人们能够发现恶魔的恐惧，办事员的麻木，穷人、受骗者和无知者的怨恨，谎言者的虚伪。这里也有人们可以在宗教狂热中经常发现的一点猴子似的恶意。进一步而言，犹太恐惧症包含了贪婪、敌意、杀戮欲、被诱奸或引诱的恐惧、神秘事物的诱惑、自尊的匮乏。总之，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是所有这些因素的融合。同样，它也是难以理解的和非理性的。当丹麦一位朋友询问瓦塞尔曼“德国人的仇恨到底想要做什么”，并同时说“在我们的祖国，犹太人得到普遍的喜爱”的时候，瓦塞尔曼对犹太人分裂的忠诚、双重热爱的困境作了复杂的解释，后来他认识到自己应该告诉好奇的丹麦人的事情是，被内部分裂弄糊涂的德国人，就是需要仇恨的感情和合适的替罪羊去吸收仇恨。在每一次失败之后，在每一次紧要的关头，在每一次胶着的境遇当中，他们都会将责难和罪行转移到犹太人头上。他同意丹麦人的观点，即从第二帝国建立以来，德国人异常缺乏自由主义，但是他们的仇恨强度也涉及想象、自由、善良意志的匮乏。

只要德国人让犹太人为每一种社会问题负责，只要他们相信犹太人毒害了德国的环境，引诱年轻的德国人接受“非德国的”生活方式——商业的算计、忧郁的沉思、不可知的怀疑、亚洲式的好色——瓦塞尔曼认为，只要德国人相信这些幻觉，德国人的这一仇恨就不会被治愈。他用两个特别有效的例子证明了德国人仇恨的非理性，一个是虚构的，一个来自他与一位朋友的对话。他认为，作为德国的犹太人，可以比作从来没有拿过完全工资的工人，尽管他和他的德国同事干得一样好。无论何时这位犹太人抱怨这样不公平的待遇，要求适当的应得，他都会被告知，他不能得到全部的工资，就是因为他是个麻子。他连忙赶回家，在镜子面前审视自己的脸庞，但是没有发现一点麻子的迹象。他返回工厂，告诉施害他的人，说自己一点瑕疵都没有。然而，这没有使他的情况发生变化。因为雇主耸耸肩说：“有人报告说你是个麻子，因此你就是个麻子。”瓦塞尔曼指出，假如我们让自己穿上了这一饱受折磨的人的鞋子，我们就会理解他精神的困扰。这里有一个人被借口否认了基本的权利，这个借口就是他有他自己不能发现的瑕疵。他一直强调自己试图找到它，因为官方一直报道瑕疵就在他的脸上，这个被打上标记的犹太人试图为他的权利斗争，反复几次之后，他的心里开始麻木了，就此放弃了斗争。正如瓦塞尔曼所言：“这样的对待是一种巧妙的、被构想出来的折磨。”

在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永恒的障碍。这种感觉出现在瓦塞尔曼与好友在家的私下讨论中。他问他的朋友：是哪些原因把德国人和犹太人分割开来，特别是哪些原因把我们两人分割开来？是不是信仰？因为我们两人既非都是基督徒或犹太人。我们是否被血统分割？确实，纯粹的德国人是不存在的，他们和法国移民、斯拉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更有可能和两百多年来洪水般席卷德国领土的匈牙利人、蒙古人相混合。他询问他的朋友，假如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差异不能在血统中发现，是否可以在不同的道德结构或者不同的人类模型中发现？他的朋友回答道，这可能就是答案：犹太人是拥有不同道德的人，因此是不同的人。他的朋友为了证实瓦塞尔曼是否是他所认为的不同的人，要他把手放在胸前发誓，他是否“感到自己是一位真正的犹太人”。但是，瓦塞尔曼犹豫了，因为他想要知道他朋友的问题的含义是什么。他的朋友笑着说：因为围绕着“犹太人”这个词所存在的困难，他知道对瓦塞尔曼来说，承认感到好似犹太人是艰难的，瓦塞尔曼反戈一击，“德国人”这个词也是一样的困难。他的朋友改变了他提问的思路，想要知道瓦塞尔曼的母亲是否是明确的犹太人，在他的族谱中是否有跨民族的情况。当瓦塞尔曼肯定地坚持他纯粹的犹太背景的事实时，他的朋友摇了摇头，承认他的情况非同寻常，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他喜欢和尊重的朋友肯定不可能是纯粹的犹太人。但是，瓦塞尔曼没有要求得到特别的豁免和特别的认可，即他的情况是一个例外，使他可以宣布自己是一个荣誉的德国人。瓦塞尔曼可能只是对他朋友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他天真的信念感到惊讶，他相信任何出生在德国土地上，呼吸着它的空气，吸收它的语言和文化规范的人，都将自动地被认为是德国人。他的朋友犹豫地把瓦塞尔曼接纳为同等的德国人，这是因为情感上有着相当深的抵触，以致瓦塞尔曼永远不再有这种体验，怀疑一个犹太人能够作为一个德国人被人们接受。假如一个人的朋友感到至多是乐意作出一个有优越感的豁免，最糟的是作一个“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那么对于瓦塞尔曼来说就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犹太人将永远被烙上德国土地上异类的污名。

那么，谁是瓦塞尔曼呢？一位神经过敏的犹太人？正如犹太复国主义的期刊《犹太评论》（1928）宣称的那样，之前它对瓦塞尔曼有关犹太性主题的演讲就表示过异议。这本犹太复国主义期刊批评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把瓦塞尔曼的神经症说成是一个普通犹太人的神经症；它否认他代表犹太人说话的权利。瓦塞尔曼回应了这样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他认为，假如犹太复国主义者自行其是，否认犹太人能够成为德国人的可能性，那么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分裂就会扩大；他们把自己当作犹太族的犹太人，而非德国的犹太人。他说他将继续是一个无疑容易受到攻击的德国犹太人，因为他没有完全拥护双方的任何一方，但是他感到有信心的是：他折中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使得他有更大的弹性指向共同的基础，瓦塞尔曼压抑的、几乎是悲怆的启示，是较老的一代犹太人的症状。他们生长在第二帝国，并且被反复出现的犹太恐惧症浪潮弄得很绝望，没有发现脱离困境的途径，因为和他们一起的德国人没有能解决他们自己不确定的德国人身份。瓦塞尔曼和其他人对他们的犹太性感到苦恼，对同时作为德国人和犹太人感到不安全。他们不得不以犹太人自我仇恨的形式，付出特殊的、毁灭性的心理代价。

“犹太人的自我仇恨”这个术语，是由特奥多尔· 莱辛在其1930年出版的著作《犹太人的自我仇恨》一书中发明的，这是一本自我诊断和描绘犹太人受虐狂的古怪图书。在莱辛创造这个词之前，这种类型的受虐狂就长久地根植于传统犹太人的恐惧症中。莱辛是一个灵魂受到折磨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皈依了路德宗，并采纳了尖锐的反犹太人立场，以将其思想中所有犹太性的残余连根拔除。无论何时，在他不能面对他的犹太性的时候，他都把它转化成犹太恐惧症的偏见，其最可耻的例子是他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把心理分析谴责为典型的犹太人精神的流产。弗洛伊德后来回忆道：最初，他假定莱辛是和18世纪的哲学家G.E.莱辛有关系，但是当他知道没有这回事的时候，他立刻中断了通信。作为一位优秀的临床医生，弗洛伊德一直试图根据以下这一原则行医：人类没有什么东西必然和精神分析医师不相容。但他依然对莱辛的犹太人的自我仇恨这一教科书案例感到惊异，称他为“异常的犹太人现象”。

莱辛确实是一个麻烦的人：矮小、皮肤黝黑，他欣赏日耳曼美的理想，认同爱国主义的事业。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赫尔曼· 利茨的一所寄宿学校的环境里，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古怪的人。这些学校把祖国和民族的新浪漫主义理想同狂热的民族主义原则联结起来。但是，当莱辛的日耳曼信仰不符合利茨狭隘的、以犹太恐惧症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与他的校长争执起来而被解雇。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莱辛从尖锐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变为同样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用新的形式体现了对其犹太性的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莱辛写了一本十分悲观的书籍，它控诉了其犹太人和德国人的遗产。这本书的名字叫《世俗精神的衰亡》，它把犹太民族描绘成干瘪的、贫瘠的种族，因为它没有祖国，与一直根植于与生俱来的土地和祖国的生命创造力没有联系，注定处于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唯一的希望是逃避与钱财的关系，恢复他们的祖国。在20世纪20年代，莱辛成为了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著名哲学家，他作出了给他赢得声誉的、影响广泛的判断。1926年总统竞选时，他鲁莽地攻击了陆军元帅兴登堡这位民族主义右派的偶像，把他说成是“一个低能的废物，为未来的尼禄铺平了道路”。这句评论引起了政治右翼的极度疯狂，他最终不得不取消了在汉诺威技术学院的教学活动，把自己限定在私人的研究工作当中。当纳粹1933年接管权力之后，莱辛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后在那里遭到了逮捕，然后被纳粹分子杀害。

犹太人自我仇恨最怪异的事例，也许是奥地利作家奥托· 魏宁格。在这里提及这一事例，只是因为它的病理机制后来产生了许多悲剧性的自杀。魏宁格是以《性和性格》一书获得巨大恶名的。在书中，双性同体的思想与知识分子的倾向相关联，并被转化为人类完美和不完美的尺度。根据魏宁格的思想，男人和女人是雌雄同体的，每一方都包含针对另一方解剖学上残余器官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对应物。理想的类型和一个对所有文化成就负有责任的人，都是具有男子气概的类型，在其身上，女性的残余器官正好和女人的男子气概相抵消。魏宁格相信，女人体现了对性快乐荒唐的冲动，是男子性理性的对立面。犹太人是低级的，因为他们种族的性的商数远没有达到平衡。相比较而言，雅利安种族代表了完全协调的男子气概创造性原则的体现。当他发现自己烙上了犹太性的低级和女性因素优势的时候，发狂的魏宁格在贝多芬曾经住过的地方戏剧性地对自己开了一枪。这一行为后来得到了犹太人仇恨者的喝彩。他们赞同它是完全值得推广的事情。1941年，希特勒在元首府仔细地思考着“犹太人杆菌”的问题，他当时回想到迪特里希· 埃卡特曾经对他说过，他所知道的唯一诚实的犹太人是奥托· 魏宁格。当认识到犹太人是生活在他人身体上的寄生虫的时候，魏宁格自杀了。

魏宁格的犹太人的自我仇恨，毫无疑问是他自己人格的病态显现，但是它也以重要的方式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它是强烈的文化偏见强有力地塑造起来的。一种将一系列强有力的骗人把戏制度化的文化迷惑了每个人，包括德国人和犹太人，甚至少数的最强大的成员也不能一直摆脱仇恨的驱使。至于最脆弱的成员则试图以悲哀的方式逃避他们的犹太性，包括仇恨自己，作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姿态，甚至把自己视同侵略者。犹太的父母有时企图教育他们的孩子以更多“德国的”而非“犹太的”方式行事，灌输给他们孩子所有假定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行为习惯。瓦尔特· 拉特瑙在一篇针对犹太人的、题为《听，以色列》的文章中，呼吁犹太人放弃他们客观存在的性质，成为真正的德国人。他的头脑里这些客观存在的特性除了物质主义的倾向，就是与令人困惑的东方犹太人相联系的习惯和性格。小说家瓦塞尔曼在维也纳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些犹太人是外国人，极度排外，他希望德国犹太人的自我形象不应该受到依然散发着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臭气的、肮脏的流浪汉的消极影响。为了被德国社会所接受，犹太人被其父母和教师进行了服从性训练，变得特别有礼貌、令人愉快、随和，以至于和他们相处是一种快乐。彼得· 盖伊指出，为了取悦邻里的德国人，犹太人模仿的特性是所谓的友善，甚至是夸张的友善，德国人称之为“彻底的友善”。然而，实际上这经常意味的是自卑的自我贬低。这类行为体现了社会上优等的局内人和社会上低等的仆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一种被压迫者使用的奴性的依赖方式，通过打击国民中的一部分人建立他们的自我。

估算有多少犹太人企图逃避他们的犹太性是困难的。这些犹太人模仿着假定是有修养的德国人的行为方式，但是结果变得令人困惑，因而对作为犹太人产生了双重的怀疑。在犹太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这类行为受到相当的鄙视。无论如何，犹太知识分子没有构成一个具有共同观念的、有凝聚力的实体；他们也没有有意识地强调他们的犹太性。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具备可供识别的家族的相似性。首先，尽管德国犹太人的主体在构成上作为坚定的中产阶级从来不会变得左倾，但是犹太知识分子在其信念中倾向于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尽管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作为左翼好战分子参与了战后时代（1918—1923）的革命暴动，但是他们对激进事业的参与后来逐步地退缩。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所指出的，几乎没有犹太知识分子在任何政党中工作；只有一些犹太人积极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共产党最初吸引了许多犹太人，但是到1931年，在百位当选国会议员的共产党代表中，已经没有一个犹太人了。

假定总体而言的德国知识分子，以及作为部分而言的犹太知识分子，对德国的公共政策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德国的知识分子在共同把智力和权力分割开来方面是有贡献的。他们为自己作为非政治人感到骄傲。结果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边缘的局外人阶层。由于在整个政治文化中缺乏工作经验，他们退却到艺术、文学、哲学、音乐等精神王国当中。除了在政治上没有成效之外，犹太知识分子还承受着其他两个倾向的痛苦：他们是一个不信任他们的国家中的犹太人；他们普遍属于政治左翼，并被认为具有激进的政治信念和现代主义的知识信念。事实上，犹太人经常处于先锋派运动的前列，作为作家、艺术家、剧作家以及正在兴起的电影业的领导者，他们构成了表现主义运动突出的部分。他们拥有处于领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报纸，前面提到过的摩西家族占据了柏林报纸和杂志市场的重要部分。它的竞争对手乌尔施泰因家族甚至更为成功，尤其是在获得了受人尊敬的《福斯报》，并通过期刊、时尚杂志、廉价图书增加了销售之后。许多出版家、编辑、批评家都是犹太人，其中包括塞缪尔· 菲舍尔、库尔特· 沃尔夫、卡西雷尔兄弟、格奥尔格· 邦蒂、埃里希· 赖斯以及马利克的公司。

纳粹分子不断放出谣言：德国的文化正被犹太左翼分子所控制，他们正在用其堕落的信念“污染”传统的德国价值观。事实是：通常是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犹太知识分子落入右翼批评家的手中。他们专门夸大一些著名的犹太激进分子的重要性，并用同样激进的刷子抹黑大多数犹太人。犹太人颠覆的伪概念被一些犹太作家不经意地强化。他们公开责难他们所认为的在德国文化中是毁灭性的东西。库尔特· 图霍尔斯基是著名的犹太讽刺作家，他倾泻了一连串恶毒的文章论述德国人生活的弱点，结果形成了对犹太文学界的成见。他的对手控诉他是不爱国的人，而他冷漠地对这样的批评置若罔闻。他说：“我可能正在背叛的国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合法的秩序不是我的合法秩序。我对它旗帜的色彩无动于衷，我对它受到地域限制的理想无动于衷。在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背叛的，因为没有人相信我做的任何事情。”1928年，他公开表述道：“假如对保护和平似乎是有必要的话，德国军队没有任何秘密我不能告诉另一个外面的强国。我们是高级的叛国者。为了支持我们热爱的祖国，为了和平和我们真正的祖国——欧洲，我们背叛了一个拒绝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位世俗化的犹太人，图霍尔斯基正在逃避其犹太性，进入知识分子的理想，他将自己的过去变成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具有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念的、世界主义的欧洲公民。他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它是对他的德国人和犹太人角色的双重拒绝吗？或者仅仅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也许都有，因为图霍尔斯基是一个深深分裂的、令人恼怒的牛氓，他最终发现自己无法逃避真实的过去，在瑞典的一家旅馆的客房自杀。图霍尔斯基是几位杰出的犹太知识分子之一。他为左翼最有影响的期刊《世界舞台》写作。其他与该刊有联系的人包括卡尔· 冯· 奥西茨基，他是一位期刊编辑，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纳粹暴行的受害者；以及恩斯特· 布洛赫和瓦尔特· 本雅明。这些作家的观念和信念证明了以下陈腐的判断是虚假的。这一判断控诉他们是好战的激进分子和危险的颠覆者。事实上，他们是善良的改革者，他们承担了所有被压迫者的事业。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弱点，是许多没有政治经验的世界改进者的弱点：倾向对真实的或假定的非正义的过度反应，为人类拯救提供全面彻底的蓝图。图霍尔斯基和他的批评小团队，是内心深处没有幻想和疏离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原谅德国人，因为德国人认可的东西是对他们遗产较好一面的背叛，它包括一度被认为是一位文明的德国人标记的文化信念：在大世界主义（欧洲的）的框架中对国家强烈的骄傲，对启蒙运动人类价值观的信奉。当针对共和国的反民主压力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加强的时候，当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在审视一个根据他们的判断已经背叛了它更好一面的社会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再次感到自己越来越像局外人了。

判定这些批评家实际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者他们对共和国消极的观点是不是其棺柩上的另一根钉子，都是困难的。因为共和国没有满足他们含糊的乌托邦渴望的检验，所以犹太批评家保持着他们的距离，或者发出他们自己傲慢的声音。也许就是他们未被允许分享权力的愤怒，导致了这些批评家作出了荒诞的判断，其中最愚蠢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是世界上最反动的政治家。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所指出的，这一结论依据以下的事实可能得到了推广，即这些知识分子批评家中许多人都小看了共和国维护者的工人阶级出身，毕竟党主席埃伯特是一位马鞍匠，塞韦林是一位锁匠，谢德曼是一位画家，诺斯克是一位篮子编制匠，威尔斯是一位家具商。

这表明这些魏玛时期的作家也许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正如他们认为他们知道一样。相反，他们的右翼批评家极度高估了他们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总体上来说，犹太人依然是想要成为局内人的局外人，但是只有在少数领域他们作出了重大的突破，这些领域包括新闻界、戏剧界和出版界。然而，就是在这些领域，他们的影响从来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他们的信念不是“犹太人的”，而是德国人的。尽管犹太人在报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犹太人的”报纸几乎完全被限制在一些较大的城市，著名的新闻机构依然控制在非犹太人手中。摩西或乌尔施泰因的报纸，在定位上依然比左翼更加自由主义，并且一直不清楚的是，如果不考虑犹太拥有者这一事实，纳粹的“犹太人的新闻机构”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真相是：纳粹分子为了唯一的真正德国的价值观，他们误用了自己的偏见，把所有的对手混为一谈，作为不忠诚和非德国人来看待。他们的特点是用泛泛的贬义词“犹太人的”，来谴责任何他们特别厌恶的东西。这个词可能意味着所有现代的、先锋派的、和平主义的、民主的、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有更含糊的，比如“腐蚀的”“无根的”“物质主义的”“堕落的”“怀疑的”，甚至“聪明的”。“聪明的”性质是对犹太人所有方面的抨击。事实上，这是无知的纳粹分子对对手的美德表示敬意的一种反常方式。“怀疑的”“聪明的”“轻率的”这些词，不过是对头脑敏捷的柏林人的总体描述。正如彼得· 盖伊提醒我们的，这些词语是德国人用于柏林人的，人们因为他们的头脑敏捷而欣赏他们，因为他们瞧不起炫耀、自大和空洞的宏伟。

在最终的分析中，“聪明的”犹太人这个词，在嫉妒的德国人的心理中具有它真实的起源。德国人因为犹太人的成功而心生嫉妒，企图玷污成功的动机，贬低它的成果来降低它的价值。当然，“聪明的”犹太人这个词掩盖了长期存在的心理成见，即犹太人是上进的、有冲劲的、没有感情的，他们对受人尊敬的德国风俗冷漠而无动于衷，只奖励物质上的成功。这一成见不仅出现在武断的犹太人仇恨者的咆哮中，而且出现在维尔纳· 松巴特的学术论文中，出现在讽刺性的傻大哥卡通画中。鉴于犹太人“有冲劲的天性”和“缺乏精神的深度”，他们被假定不能创造出真正持久的艺术、文学或音乐作品。假如这是真实的话，伟大的文化成就需要乡土和生活在乡土上的民族的来源——正如民族主义的右翼所宣称的那样——接下来的结论会不会是这样，即作为边缘化的犹太人，从不会渴望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创造出任何伟大的东西？当然这个前提有两个错误：首先，大部分德国的犹太人是完全同化的德国人，并不比其他德国人缺乏“根基”；其次，伟大的成就来源于作为个人的天才，他们创造性的才能超越了他们置身于其中的文化。当然，犹太知识分子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没有改变心怀偏见的德国人的看法，他们继续把所有犹太人的东西等同于非德国的东西。

瓦尔特· 拉克尔显示了这可能对犹太知识分子形成了毁灭性的心理冲击，因为它在他们个人的和创造性的生活中制造了反常的东西。他们“是优秀的欧洲人，但是他们也是分裂的人格，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相分离”。拉克尔相信，这种分裂可能说明了他们不能在文学或者艺术上生产出真正伟大的作品，它们需要大众和民族的根基。在没有民族边界的科学领域，犹太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犹太人在文学和艺术上的贡献实际上缺乏一流水平的观点可能面临着挑战，但是可以好好采纳拉克尔有关犹太知识分子生活中存在着深远分裂的观点。大多数为科学作出伟大贡献的犹太知识分子，甚至像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都会感受到这种分裂。在这两位科学家的生活中检验这种分裂是有启发性的，尤其是在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中，因为受过心理分析的训练，这位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位自然科学家不能相匹敌的人的生存证据。

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是斗争了多年才世俗化的犹太人，在他们作为科学家取得戏剧性的惊人成就之前，前者是苏黎世谦卑的专利申请员，后者是维也纳专业的、孤独的精神病医生。他们两位都证明了真理超越了文化，因为在更高的水平上，他们向我们讲述了自然世界或人类的生存状况。但是，两个人都成为了犹太恐惧症批评的主要攻击对象，因为他们犹太人的出身，这些批评企图使他们的著作变得毫无价值。20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本人及其声誉经常受到丑恶的攻击。事实上，犹太人的仇恨者在威廉学院等着他出现，然后发出“犹太科学家”的咆哮。他的邮箱塞满了攻击其犹太性的信件。有一次，一帮右翼学生在柏林大学打断了他的讲座，一个学生大声叫嚷：“我要切开这个肮脏的犹太人的喉咙。”一群声称自己在德国自然哲学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伪科学家，租用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厅，作了旨在揭露“爱因斯坦骗局”的系列演讲，攻击相对论是错误的犹太原理。爱因斯坦是一位有着博大胸怀和丰富幽默感的人，他对这些蠢事一笑置之。为了显示他并没有被批评者们滑稽的行为所恐吓，爱因斯坦甚至在爱乐乐团的音乐厅租了一个包厢，嘲笑那些用于让他的发现变得毫无意义的证据。然而，甚至自谦的爱因斯坦也不得不承认：犹太恐惧症患者们的恶毒攻击让他烦躁不安，使得他的工作进行得十分困难。有一次，一个发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甚至公开威胁他的生命，他要奖励所有刺杀这位科学家的人。这位威胁爱因斯坦生命的鲁道夫· 莱贝尔仅仅受到了轻微的处罚，只是被处以16元微不足道的罚款。这就是未经改革的保守主义法律体系的标志。

带有犹太恐惧症信念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对爱因斯坦的憎恨——爱因斯坦成为了他们喜欢抽打的孩子——也是他们对所有质疑他们僵化世界观基础的知识分子的憎恨。根据弗雷德里克· 格伦菲尔德的观点，爱因斯坦“剥夺了德国公众一些被认为是良好生活本质的东西，它们是绝对之物——晚餐七点开始，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正义”。正如先前所显示的，德国人绝对厌恶在文化上不同寻常的东西。当面对不同的信仰或者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不能接受不同寻常的东西”作为正常的反应。另一方面，许多犹太人经常对假定的永恒真理或者试图维护它们的僵化的德国行政当局无动于衷。反对公开的社会真理，在许多年轻德国犹太人的早年生活中，尤其在学校期间，就表现出来了。爱因斯坦一直被看作是一个问题学生，当时德国的学校体制充满定罪的氛围，以及固执己见的腔调和风气。学生在那里受到欺凌和严格管理，经常受到带有教官习惯的教师的侮辱。对于没有根基的、又具有强烈意志去追随自己创造性爱好的犹太人来说，在这样的体制中无立锥之地。结果是：他除了数学之外一无所长，被慕尼黑的鲁伊特波尔德高级中学开除，因为把他留在班上是破坏性的，被认定会污染其他的学生。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爱因斯坦在瑞士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继续追随着他“成为自由精神的狂热欲望”，怀疑现有的科学权威，在物理学领域做出了地动山摇的发现。可能就是他的犹太性以及他天生独立思考的倾向，使得他对时空的含糊性特别敏感，这也是理解相对性的心理前提。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过着更为孤僻的生活，但是无论作为学生还是专业人士，他一生都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侵袭。像爱因斯坦一样，弗洛伊德是一位拒绝所有宗教的世俗化的犹太人，因为他相信它们是幻觉。尽管他的妻子玛尔塔· 贝奈斯是在严格的犹太家庭里长大的，但是弗洛伊德拒绝任何与正统的犹太教有关的东西。但是，对于他的批评者来说，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成为争议点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犹太人。例如，他对婴儿性行为的著作使他受到了恶毒的攻击，其中的许多都带有强烈的反犹太人色彩。他被控诉破坏了基督教的道德观，他的心理分析方法得到了犹太心理学家（卡尔· 亚伯拉罕、马克斯· 艾廷顿、阿尔弗雷德· 阿德勒、汉斯· 萨克斯、威廉· 兰克）的支持，但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科学”而遭到了普遍的拒绝。一位保守主义的学者轻蔑地说：“除了知道弗洛伊德的学说是一个犹太人发明的，我们对它还要知道点其他什么吗？”当然，可以低估这类粗鲁的评论，但是，更为痛苦的是卡尔· 荣格的反应。荣格是弗洛伊德以前非犹太的战友、学术上被认定的继承人。20世纪30年代，他似乎鼓动双翼进入了纳粹的轨道，和一个纳粹控制的心理病学的期刊建立了联系，发表了一项重要的声明：雅利安人的无意识比犹太人的具有更大潜能，并且“把一个犹太人心理学的结论作为普遍有效的东西是一个十分不可饶恕的错误”。

对于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来说，这些反犹太人的攻击导致了心理上的极度痛苦，它们进入了德国人和犹太人分裂的核心，也进入了犹太人自我认同的核心。对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以及许多其他知识分子来说，这种顽固的反犹太偏见只是提高了他们作为犹太人的意识，至少是作为犹太人的感觉，使他们更积极地投入促进犹太人利益的组织。1927年1月6日，《犹太家庭报》刊登了一幅支持巴勒斯坦委员会柏林创立大会的照片，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和莱奥· 贝克一道出现在照片上。早在1895年，弗洛伊德就加入了犹太兄弟组织，以便与来自相似犹太背景的、容忍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建立社会联系。这表明，从分享犹太历史和痛苦的文化密切关系的意义上来看，弗洛伊德感到自己是犹太人。根据彼得· 盖伊的看法，这一身份认同是弗洛伊德自己对犹太人自我认同的解决办法，它是一种对作为犹太人“挑衅式的”骄傲。还有比这更多的含义吗？除了成为原型的或者普遍的东西之外，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忽略明显的反犹太人诽谤——还有没有确实是“犹太人的”东西？对这一十分复杂问题的回答可能是肯定的。这也可能也回答了彼得· 盖伊的问题，即德国犹太人对作为一位德国人的自我定义是否只是一个有失体面的迷恋。德奥的文化环境及其伟大的知识成就和卑鄙黑暗的阴暗面，是使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成为可能不可或缺的条件。

1926年，据说弗洛伊德向一位德裔美国采访者格奥尔格· 西尔维斯特· 菲尔埃克坦言：“我的语言是德语。我的文化、我的成就是德国的。直到我注意到德国和说德语的奥地利反犹太人的偏见增长起来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不再是德国知识分子了。从那时起，我称自己是一位犹太人。”不仅弗洛伊德自我定义为犹太人是由他所处的德奥环境塑造的，而且他本质的思想模式、作为局外批评家的反讽冷漠、他对文化和政治上骗人把戏的敏锐剖析，也是这一环境塑造的。维也纳是弗洛伊德的知识在此成熟的城市，它具有让人目眩的反差：表面上看，它被设计为一个浪漫的舞台——今天它的旅游管理部门依然是这么设计的——充斥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咖啡馆、丰富的甜点、无忧无虑的氛围。然而，在表层之下，维也纳是一个放大的弗洛伊德式的自我，是一个本能和文化不和谐的沸腾大锅。维也纳是奥匈帝国首都和哈布斯堡家族王位的所在地。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为数不多的残存王朝之一，它没有统治过一个在地理、文化或民族上都是同类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帝国是由一个不相干的多个少数民族的集团构成的。这些民族一度在地理上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到喀尔巴阡山，到民族冲突的温床巴尔干半岛。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最初是奥地利的公爵，但是在中世纪他们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剧烈地扩大了，直到拿破仑1806年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他们才不再保留这一头衔。在整个19世纪，他们继续作为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进行统治，在民族主义动乱的年代顽固地依附在他们帝国荣耀的梦想上。维也纳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多语种帝国在民族、语言、宗教等方面的紧张。它犹如一个不变的纪念碑，奇怪地和现代性的力量格格不入。哈布斯堡帝国的皇帝弗朗茨· 约瑟夫（1830—1916）1848年登基，活到足以见证到毁灭他的帝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奥地利首都的造访者都会被官方设计的宏伟的舞台风格所惊讶。帝国宫殿和在维也纳边缘被称为美泉宫的“小的”乡村宫殿都是巨大、炫耀和宏伟的，然而对于敏锐的造访者来说，它不是一个舞台场景，而是人们实际生活的地方。回首往事，就是在这些舞台场景当中，我们遇见的都是些完全脱离实际的人。当然，对弗洛伊德思想有着特殊兴趣的是弗朗茨· 约瑟夫，他崇拜荣誉和责任，但是毫无明确的方向感，显然也没有一点幽默感。在A.J.P.泰勒富有启发性的洞察中，约瑟夫具有强大而犹豫不定的力量，也就是外强中干。他假定每天在办公桌后面坐上至少八个小时，并签署文件，他就能让帝国运作，同时他相信官方气派和他五十个奇怪的头衔——其中一个是“奥斯威辛公爵”——就能把余下的一切搞定。根据A.J.P.泰勒的观点，宏大的奥地利帝国正在褪色的光彩是“辉煌的、充满了浮华而内部枯燥无味的生活。它是剧场，而不是现实”。

在离老朽的皇帝签署海量文件、召见来访者的霍夫堡不远的地方，另外一个不同的现实是伯格街19号，因为就是在这里，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革新了心理学，对支撑弗朗茨· 约瑟夫权威的迷信，以及这位皇帝所代表的文化表示怀疑。细想一下这两个人的角色是富有指导意义的，尤其是一个人一并造访了霍夫堡和伯格街19号之后，面前会浮现出老态龙钟的皇帝和负有创造性的天才，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彼此又如此贴近，然而对现实的看法却相距甚远。霍夫堡的造访者会注意到这位皇帝有召见来访者的习惯。他依然可以发现一个古老的讲坛，上面放有记录来访者姓名和他们签名的本子。皇室来访者名单的复本中显示有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名字，这个复本也能在伯格街19号弗洛伊德博物馆里发现。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1902年，弗洛伊德跟随着一位来访者，接受了“特别教授”的头衔，但这是一个在大学里没有的荣耀头衔。弗洛伊德后来开玩笑地说，好像是皇帝已经正式“认可了性行为的作用，并且内阁批准了梦的解析，或者在歇斯底里治疗中采取心理分析治疗的必要性已经被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事实上，弗洛伊德已经使得皇帝的权威不再有效，甚至所有的一切都让我们进入了犹太人和德国人共生关系的核心。弗洛伊德看见了幻觉面纱的后面，他走进了它的心理根源。他这样做是在玩火，是从众神那里盗火。他的犹太性在这部戏剧中并没有发挥不明显的作用，因为它提高了他对奥匈帝国普遍的生存二重性以及特殊的文明批判性的认识。当然，他开玩笑说，“对性行为的认识”预示了一场喧闹，但它后来变成了对他的狂怒，因为他散发出一种威胁一个建立在罪恶和侵略之上的文化基础的力量。用犹太—奥地利讽刺文学的恐怖小鬼卡尔· 克劳斯的话来说，这种文化是一种白种人的道德观，它“建造了铁甲船，但却围着处女膜的偶像跳着祭祀舞蹈”。总之，在很大程度上，一个赞扬死亡本能的文化，一个对侵略和死亡崇拜的文化，是不能轻易支持性行为的解放的；进而，这种古老罪恶文化的承继者将组织一切力量去抵御它的诽谤者以保护这一文化，尤其是假如诽谤者的领头知识分子之一是一个犹太人。

弗洛伊德的生活和职业生涯是自我发现的冒险旅程，在其中，他对犹太性的感知构成了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在其中德奥的背景也提供了心理的条件。这些背景给予他一些线索，据此他试图发现解释人类欺骗、痛苦、不快的答案。人们可能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是他与自我欺骗、欺骗他人做斗争的特殊工具；但是，他可能用它来揭开人类痛苦潜藏的（蒙上面纱的）的原因。这是一种历史方法的观点不应该让我们惊讶。弗洛伊德沉浸在一个具有历史并在历史中汲取力量的城市，同时意识到把他和四千年传统联结起来的犹太遗产，他可能会情不自禁地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正如菲利普· 里夫提醒我们的，弗洛伊德一直似乎不仅将现在，也将未来坍陷到过去。知道的东西不是来自新的经验，而是来自回忆的东西。事实上，决定性重要的事件已经发生在过去，要么以人类体验的痛苦和疏离的形态，当它正在进行从原始状态向文明、从自由流淌的性爱向文明的压抑至关重要的转型时；要么以人类成员儿童期承受的个人抑制的形态。在两种形态中，发生在过去和现在的抑制蹲伏在无意识当中。从无意识当中，抑制用它的动力因素创造个人和公共的历史。借助历史的重演，从过去发现这种无意识的知识，是减轻人类痛苦的关键所在。

弗洛伊德对历史悲剧因素的深刻认识——对于他来说，其犹太人的和德国人的背景都可以用来证实——阻碍了他追随乐观主义的道路。换句话说，弗洛伊德认识到，我们只能成为已经成为的东西，而这种认识排除了对激进的变化或者拯救的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弗洛伊德是一位相信历史无尽重演的无条件的悲观主义者。毕竟他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继承人，强烈地相信人类已经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杀手变为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也相信人的自我在生物和心理上是没有变化的（固定的）。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两者处于永恒的紧张状态，以致回归到最基本的原始状态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中的常态和日常事务。战争因此是历史循环运动最敏感的部分，因为它来自人原始的、自我维护的、本能的侵略倾向。因此，我们注定和我们的过去一起生活。我们与过去相处到什么程度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健康。神经衰弱症是无力逃避过去的结果；并且因为我们都不能完全逃避我们的过去，所以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神经衰弱症。尽管神经衰弱症是一个普遍的状态，因而不可能消除，但是它承担的痛苦是能够治疗的，也可能在心理上减轻。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是一位小心翼翼的进化的渐进论者，他相信心理分析可能通过调整我们适应现实来减轻痛苦，它是成熟的启蒙运动的信仰，是启蒙运动通过科学的人文主义对增量进步的希望。作为一位临床医生，弗洛伊德试图把病人从过去的负担而不是过去解脱出来，因为它一直压在他们的 肩膀上。

弗洛伊德可能把他的知识分子性格归功于他犹太人的自我意识。他对历史的亲近不是其知识分子性格的唯一性质。另外一个性质是他高度发达的、剥去世界幻象的分析能力。在弗洛伊德那里，真正重要的不是外在事件，而是塑造外在行为的心理力量的潜层。换句话说，个人的或者历史的外在事件按照内在心理关系运作。这些内在的、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力量，为外在事件的呈现提供了线索。对过去事情的认识为即将到来的事件提供了线索，这种认识存在于对潜藏的无意识力量的解码和认识。这些无意识的力量抑制了成熟的自我发展，抑制了性欲发挥功能。过去及其抑制的事件为现在和未来提供了答案。尽管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分享了时间的模型，但是他自己的未来的景象是不同的，它传递了悲观主义的预测。马克思在历史自身的进程中世俗化了犹太教—基督教的千年传统。弗洛伊德在另一方面为了逃避历史证据性的记录，没有从历史中采取乌托邦的跳跃。我们只能推测为什么弗洛伊德如此顽固地抵制“最终的”答案，但是可以认为这与他的犹太性、他在心理上对乌托邦理想的抵触、他禁欲主义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他为何最终把生命看作在冷漠大海里漂浮的痛苦小岛的原因，也是他为何避免诱惑去对复杂心理问题提供简易治疗答案的原因。事实上，研究梦的专家建议我们停止做梦的幻觉，而是将自己限定在实现与我们的弱点、局限和天赋可实现的目标上面。

启蒙者弗洛伊德一直想理性地确认这个世界，去除它种种神秘之处，教育个人了解它不变的状态。作为一位禁欲主义者，他在毫无幻觉的情况下工作。这个幻觉就是人能够完善世界，发现如何去治疗痛苦。然而，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他也认识到驱动个人和社会寻找治疗痛苦办法的心理需求。给予这种心理需求以希望不是一种错置，只要它处于我们自身的局限给予我们的限制范围之内。当弗洛伊德思考他的时代问题并认识到从四处正在靠近的危险的时候，他知道，当大众背叛了启蒙运动的计划并进入群体幻觉的时候，启蒙运动派将再次被迫进行防御。纳粹的狂热状态的乌云正在积聚，弗洛伊德预感到仇恨的冲动已经升起，它们不会被轻易地压制，同时太多德国人正陷入的幻觉将导致产生残暴结果的、集体的极度疯狂。

一个人如何面对正在降临的非理性行为？是继续启蒙运动的工作，还是调动自己的力量去作抵抗？抑或是消极和耐心地等待，直到最近的反犹风暴像所有以前的一样自行吹散？弗洛伊德继续进行着他传播启蒙运动的工作，甚至当他的国家背叛了启蒙运动的时候。弗洛伊德具有人道主义基础的科学工作已经播种生根发芽，但是在时空中还十分虚弱，它证明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共生关系不是一个幻觉，而是具有可以存活的可能性。它之所以中断，是因为启蒙运动的根基还不够深厚，不足以抵挡非理性的猛烈攻击。纳粹运动在德国的胜利是可能的，因为德国人已经失去了理性、爱、同情、相互宽容的人类价值观。

犹太人对犹太恐惧症的反应

犹太恐惧症偏见的积聚，冲击着大多数犹太人的生活，包括弗洛伊德或者爱因斯坦在内，没有人幸免于它的影响。在德国，一个人不可能忽略冲锋队喧嚣和越来越多刺耳的街头暴徒。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暴徒热衷于煽动反犹太人的暴行，在日益衰落的共和国最后的几年，暴行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员相信有蓄谋的煽动；他们的策略被人们描述为公开的挑衅，正如冲锋队的战歌充分显示的那样：

冲锋队员，无论老幼

握紧你们的武器向前，

因为在德国的地界，

犹太人可怕地发动了浩劫。

冲锋队员冒着弹雨走来，

他感到勇气十足，

因为当犹太人的血从刺刀里迸出，

美好时光再次留驻。

纳粹分子的古怪行为可能且经常被德国人和犹太人一笔勾销成吵闹的少数派的咆哮。这些少数派把犹太恐惧症弄成了其政治计划的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德国人更关注战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后果，而不是犹太人问题。直到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共和国的政治解体，犹太恐惧症才积聚了势头，把自己附着在纳粹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上，继续在德国的公共生活中发挥主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先前所示，甚至在1929年之前，犹太恐惧症在德国社会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危险的含义无疑十分明显，以致德国的犹太人感到有必要调动敌对力量，组织反抗行动。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犹太人一直仔细地观察右翼民族主义团体的行为，尤其是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党。他们非常清楚纳粹计划的要点之一就是，所有犹太人都不是德国人，因为他们在“种族上”不是德国人。注这个要点在1920年2月24日就得到了公开的宣布。当然，在1920年，大多数犹太人不知道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党；但是到了1929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非常清楚他是谁，知道假如他掌权之后，人们从他那里期望得到什么。到1932年，当纳粹党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时，几乎没有犹太人还在怀疑从纳粹党那里将要得到的东西。

在1932年，犹太教士阿尔弗雷德· 维纳在《中心协会报》（1932年7月24日）采用了以下提问式的头条标题，希望他的读者对纳粹的危险予以警觉：“一个计划或煽动的实现：一个希特勒的多数派会干些什么？”维纳间接地警告他的同胞犹太人：“假如第三帝国到来，那么我们将告别正义和繁荣，告别公众精神和自由事业。”

阿尔弗雷德· 维纳是代表德国犹太人的、最大的保护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名字叫“犹太人信仰的德国公民中心协会”。它成立于1893年，是第一个明确与犹太恐惧症作斗争、保护犹太人公民权、推动德国犹太人自我认同事业的犹太人组织。在战后的年代，中心协会的成员在6万和7万之间波动，占德国犹太人总数的14％。但是，中心协会宣称它代表几乎90％的德国犹太人。其后的推动力主要由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记者、作家、商人）和学生当中的社会积极分子组成。协会也出版自己的报纸，最初叫作《在德意志帝国》，后来它与《德国犹太人报》合并，重新命名为《中心协会报》。在垂死的共和国疯狂的战役期间，中心协会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图书，分发小册子，组织公共论坛，旨在启蒙德国的公民，告诉他们真正的生活和德国社会中想象的犹太人是相对立的。中心协会一次又一次地记录犹太人对德国社会所作的贡献，驳斥了犹太人的对手散布的有关犹太人的谎言，它们包括从对《塔木德经》、祭祀杀婴、阴谋计划的扭曲，到对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笨拙行为的谴责，范围极广。为了驱散犹太人对德国不忠的谴责，阿尔弗雷德在1930年一次犹太人抗议集会上尖锐地主张：“假如授予德意志精神诺贝尔奖，德国的犹太人就是接受者。”

除了发动公共启蒙运动的计划，中心协会还试图通过德国的法律制度发挥作用，以保护犹太人的权利和名誉。中心协会的律师采用了对付个人和宗教诽谤的《德国刑法典》第130条、第165条，获得了一系列抵制公然的犹太恐惧症的成功。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恐惧症出版家特奥多尔· 弗里奇，以及处于领导地位的纳粹分子约瑟夫· 戈培尔、格雷戈尔· 施特拉塞尔、罗伯特· 莱伊、卡尔· 霍尔茨、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都因为诽谤犹太人而受到小额罚款。正如先前所显示的，德国的法律制度掌控在保守主义的法官手中，他们不喜欢民主共和国，经常站在它的死敌一边。这一法律制度多次在其决策中显示了公然的反犹太人偏见。尽管法律认为“公开地诽谤以宪政的方式建立的政府”是犯罪，但是1923年最高法院认可这样的轻蔑用语“犹太人共和国！耻辱，犹太人共和国”，因为“德国新的法律和社会秩序明显是由德国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带来的”。这一法律制度因此是一把双刃剑，更何况它经常慷慨地给在公开场合穷凶极恶的纳粹分子提供发布偏见的论坛。

第二个代表德国犹太人的保护性组织是“犹太人前线战士国家联盟”，它于1919年2月8日由40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犹太老兵创立，其领导是莱奥· 勒文施泰因上尉，他在战争期间因为发明了一个声呐装置而十分有名。这个组织最初的目的是保卫犹太士兵的荣誉，以抵抗犹太恐惧症的指控，即犹太人是胆小鬼，他们逃避兵役，尤其是前线的兵役。尽管该组织从官方的角度试图避免卷入德国犹太人国内的宗教活动，但有几次记录表明，它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分裂行为，因为这些分子威胁要将德国犹太人从他们的祖国分化出去。这个国家联盟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保守的组织，一直避免采取好战的策略，除了几次犹太老兵遭到了明显的诽谤。例如，它起诉了希特勒的导师迪特里希· 埃卡特，他公开吹牛说他将给人1000马克，只要这个人能够证明一个犹太家庭送了三个儿子去前线至少三个星期。国家联盟提交了几十个人的名单，把埃卡特告上了法庭，让他付清所有金额。但是，这样的成功是稀有的，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从数量来说，国家联盟大约有3万会员，1.4万年轻的追随者，360个地方办公室，一个名字叫《盾牌》的核心期刊，它是一个微小的但组织良好的 联盟。

另外一个有着强烈的保守主义观念的保护性组织是民族主义德国犹太人联盟，由先前是德国军队的预备役军官马克斯· 诺伊曼在1921年建立。这个组织追随它领导人的信念，即反犹太人偏见来自犹太人和德国人不同的看法。假如是这样的话，犹太人因此必须证明他们和德国人一样是忠诚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诺伊曼既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也拒绝东方犹太人，因为他们强化了疏离的犹太人的传统否定性形象。他忠告德国犹太人不要再做半个德国人，而要做百分之百的德国人。最初，诺伊曼因为纳粹分子的民族主义信仰而对他们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试图和纳粹分子达成和解，只是后来他发现了每一个犹太组织都最终被迫承认的东西，即纳粹分子不惜拒绝犹太人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将犹太人妖魔化为种族的敌人。

正如年轻的德国犹太人中的青年领袖汉斯· 约阿希姆· 舍普斯（1909—1980）所阐述的那样，对于一位忠诚的、爱国的、保守主义的犹太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吃惊和痛苦的发现。年轻的舍普斯来自一个富裕的普鲁士犹太人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些犹太人在第二帝国已经完全受到了同化，把他们的孩子作为德国人来抚养，和德国人一样思想和感受。舍普斯生于1909年，他逃过了“前线的经历”，但是没有逃过战后的影响。像许多爱国的年轻德国人一样，他认同参战老兵分享的同志情谊的精神，这些老兵中的许多人也参加了战前的大众青年运动。舍普斯一直具有一点反叛精神，喜欢年轻人的集会，寻求某种比中产阶级生存的刻板日常生活更富有意义的东西。他同时对性别身份和知识分子身份的寻求，在典型的保守中产阶级体制中是经常发生的。这涉及对父母资产阶级生活的代际反叛，涉及向青年运动新浪漫主义世界的逃避。这个世界有着同性恋的、兄弟般的关系，涉及学生在大学的兄弟情谊，专心于哲学和宗教的世界观。在海德堡大学，舍普斯凭借强有力的人格、德国人的标志长相、知识的深度吸引了人们的关注。1930年，他在图林根森林的深处建立了新的青年组织“自由德国同志情谊”，同时撰写文章拒绝物质主义，鼓励他的年轻追随者转向内在精神，寻求生存意义。假如纳粹没有在德国掌权，舍普斯可能和任何他那一代的德国学者无异，将享有成功的学术生涯。由于感到自己是一个保守的德国人，而非犹太人，舍普斯没有重视来自纳粹阵营的危险信号；他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文贬低国家社会主义，把它作为无关紧要的东西。当纳粹在1933年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事情之时，他依然相信他能够和他们谈判，得到他们对其新建立的组织“德国前卫”的批准。这个组织是犹太人的保守主义、集权主义的协会，他们除了犹太恐惧症之外，分享了大多数纳粹的意识形态。正如约翰· 迪培尔所说：“对于舍普斯和其他特别爱国的犹太人来说，问题是他们所代表的恰恰是纳粹分子不需要的东西——一个如此热爱德国，以致不能忍受离开它的想法的犹太民族。”这对于舍普斯来说无异是真实的，他光明的学术生涯被纳粹中断；他不得不在1938年为了生存逃逸。

对于许多德国犹太人看待和回应社会现实的方式来说，舍普斯绝不是一个稀有的例外。犹太人和他们德国的对应物一样，除了反犹太性，经常建立他们自己的、有着一样目的的平行机构。考虑到纳粹的危险，许多历史学家后来想知道为何这些德国的犹太人如此天真，或者盲目，或者二者兼有。历史学家依靠后见之明企图解释他们应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但是，正如一位德国犹太人对这种追溯的回应：“在后见之明中，显得有智慧是容易的。”谁能够在1933年知道1943年奥斯威辛发生的事情？格奥尔格· 扎尔茨贝格尔是来自法兰克福的、在大屠杀后幸存下来的犹太教士，他撰写文章讨论了犹太人先见之明的问题：“是的，这里存在着一些迹象，但不是明显的反犹太主义的。直到希特勒掌权的1933年，一个人是可以过上正常生活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到他的掌权意味着什么。”假如只是去纠正一种自然倾向，那么记取这样的反应始终是有用的。这一倾向就是要非常一贯地讲述一个故事，以致只可能预期到一种结果。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没有预期到成为种族灭绝的牺牲品，也没有根据这种难以想象的预期行事。这是他们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必然由他们自己记录下来。

德国犹太人没有误判犹太恐惧症的危险，但他们肯定低估了它的强度。他们的组织过于虚弱，过于缺乏协调能力，以致没有大的作为。因此，这些组织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犹太人不是一个十分一致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犹太人实体。它的成员不仅受到很好的同化，而且在专业、知识、政治、宗教信仰等方面高度不同。他们的保护性组织同样是不同的，有时内部还是分化的，很少能够找到共同的基础，甚至他们所有的人都遭到纳粹攻击的时候也是如此。另外，除了极少的例外，他们的领导者是胆怯的人，对犹太恐惧症危险的回应通常是建议耐心和忍受。

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个例外。罗伯特· 维尔施、马丁· 布伯、库尔特· 布鲁门菲尔德、格肖姆· 舒勒姆接受了民族主义的信仰：犹太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他们真正的解放不仅是脱离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而且是脱离德国国籍的诱惑或者其他国籍的诱惑。然而，这样的解放要求移居巴勒斯坦。总之，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信犹太人在民族上是不同的，在德国的土地上依然是无根而多余的。他们谴责“德国犹太人”在击打风车，嘲笑他们“坐等观望”的策略，庆贺自己对德国境况的评估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甚至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并非如后来他们所称的那样富有远见。那些从完全同化转变为完全拒绝的德国犹太人，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信条并付诸行动时，也背负了过多的德国文化包袱。这就解释了为何即使他们都发誓要移居巴勒斯坦，但只有两千人在1933年移居巴勒斯坦的原因。移居巴勒斯坦有着内在的政治障碍，大多数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没有把移民看作多数德国犹太人的现实选择；至多只是那些乐意连根拔除自己的德国之根，并且有耐心和勇气到达那里并在那里定居的犹太人的可能选择。《犹太评论》的编辑罗伯特· 维尔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库尔特· 布鲁门菲尔德推荐了一个富有弹性的政策，它视移民只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而且要集中力量组织德国的犹太人为一种非同化的生存最终在德国定居下来。他们相信这是可能的，同时对纳粹的危险进行了误读。这种相信和误读显示了他们和其他德国犹太人一样缺乏预见性。直到1931年末，随着纳粹秘密文献的发现，揭露了希特勒企图消灭犹太人，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才觉醒到纳粹主义的危险。然而，甚至到那时，他们依然低估了纳粹夺权的可能性，或者低估了假如这样一个夺权事实上发生的话所预示的可怕结果。回想起来，是否是犹太人对德国的体制正派和传统正派的信任完全错位了？在希特勒和纳粹采用他们所控制的全部现代国家权力操纵犹太恐惧症之前，这一病症强度如何？

魏玛时期犹太恐惧症的强度如何？

近年来最引发争论的争议是聚焦这样一个问题，即多少“普通的”犹太人分享了希特勒强迫症，将犹太人视为德国的主要敌人，因此必须要么从德国驱逐出去，要么被灭绝。问题答案是一条光谱，一端是这样一些历史学家，他们一致认为纳粹夺权之前，犹太恐惧症只是一小撮吵闹的犹太人仇恨者的强迫症，他们在德国的生活和文化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之后才把他们反犹太人的强迫症变为公众政策。这些历史学家认为，犹太恐惧症无论在第二帝国还是魏玛共和国都是无足轻重的麻烦事，尽管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有几个政党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它们的主要使命，但是这些政党从来没有获得超过1％的大众选票，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到1930年还是一个边缘的种族主义政党纳粹党，没有一个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其纲领不可或缺部分的主要政党在魏玛共和国获得过明显多数的选票。还要指出，甚至在魏玛共和国混乱的诞生时期，整个犹太恐惧症患者的选票也从没超过总选票的8％。另外，人们经常认为，德国的选民更关心的是通货膨胀和失业、德国下降为一个三流大国、《凡尔赛条约》，或者共产主义的威胁。不能自动地假定每个投票给纳粹的人都仇恨犹太人。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假如政治文化不是犹太恐惧症的，那么这对于德国的知识分子文化来说也是同样真实的。例如，萨拉· 戈登坚持认为，德国的文化遗产不是一致反犹太人的。她指出，甚至保守主义的普鲁士体制也承诺支持给所有犹太人法律平等的法律。她提醒我们，在1869年至1933年间，没有通过一个单一的法律去废除犹太人的权利。根据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极端的犹太恐惧症实际上不被纳粹所垄断。根据尤金· 戴维森的看法，魏玛共和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着高度的宗教宽容，在其中，政治上的反犹太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光谱的另一端，是这样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认为，狂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数世纪来深深地根植于德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当中。这一观点假定德国人长期偏离了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和人道的传统，并且把刺耳的军国主义、反民主、帝国主义等价值观制度化，这些价值观带有强烈的犹太恐惧症弦外之音。这一观点最激进的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那里颇为流行。在这些历史学家当中，有主张德国特殊道路（正如后面所授予的）的人，他们是彼得· 菲尔埃克、埃德蒙· 费尔迈尔、罗兰· 布特勒、A.J.P.泰勒、威廉· 夏勒。这些历史学家在德国历史中发现了不可避免产生希特勒的侵略模式。对于他们来说，第三帝国连同它的所有恐怖是“德国历史的逻辑延续”。正如A.J.P.泰勒对德国人的描述，他们“一直是灭绝者，没有哪个民族把灭绝作为一种持久的政策来实施”。假如人们相信泰勒的话，那么随后的结论是：大屠杀代表了德国人最深层的希望。

当然，这样的观点在一个以前的敌人已经成为朋友的地方不再时髦，因此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再次把这些德国人恐惧症的观点浮出水面有点令人惊讶。其中最著名的是丹尼尔· 乔纳· 戈德哈根具有争议性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普通的德国人和大屠杀》（1996）。在这本书中，戈德哈根认为，“灭绝主义的”反犹太主义是德国文化遗产的核心部分，它被普通德国人像“母乳”一样吮吸。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是普通德国人信仰中不可获取的部分，在所有社会阶层得到广泛传播。当大屠杀最终得到实施的时候，纳粹没有任何麻烦就找到了自愿的行刑者，他们的罪行可以说成为了一种“国家计划”。可以讽刺地说，正如埃及人建造金字塔一样，德国人建造了集中营和焚尸炉。

无论为了什么理由，刺激或夸张有时是阐述真相的有用工具。所有这些研究当中都体现了某种真相。大屠杀不是自发爆发而出现的：在纳粹使仇恨成为一个国家指令之前，仇恨的根子已是深扎而广布。犹太恐惧症是德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有着广泛的大众支持。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示，这里存在着不同形态的、以不同强度体现的犹太恐惧症。换句话说，反犹太人的偏见不是同一块布上剪裁下来的清一色布料。例如，鉴于德国人在不同时期持有不同的成见性形象，有的把犹太人看作经济上的吸血鬼，看作颠覆性的“文化上的布尔什维克”，看作外族人，看作种族上的劣等者，看作基督的谋害者，或者看作社会的下等人。这些成为心理集群或者综合征的融合，构成了对种族灭绝行为来说十分关键的一种妄想性思维，这一融合成为了一个犹太人仇恨者正在觉醒的存在的核心强迫症。

有多少德国人实际上分享了希特勒的妄想？这是一个必须一直留存于心的问题，但它也是我一直主张不可能得到结论性回答的问题。理由是：因为我们不能客观地确定人在想什么，因此仇恨、非理性、妄想、类似的心理状态不可能精确地加以测定。求助于探测犹太人仇恨者的思想，分析不同的文化传统，甚或聚焦于“民族的”思想、心理、习惯、性格等理性的方法，将给予我们重要的帮助去阐释这一问题，但是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更为计量的方法来说同样如此。计量的方法企图通过聚焦可测定的元素来测定犹太恐惧症的现象，这些元素包括选票、舆论调查、有关图书报纸或者期刊的大众营销数据、演讲或公共文献的内容分析，等等。尽管犹太恐惧症躲避了精确的测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测定它；同样，尽管它也躲避了精确的文化上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采用传统的理性历史的方法去尝试解释它。假如采用了所有可以得到的工具，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犹太恐惧症的性质、范围、强度，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结论？

在试图测定犹太恐惧症的工作中，必须遵守四个标准，它们涉及它的起源、表现、强度和范围。它来自何方？它是如何、依靠何种方式表现的？它的暴力程度？有多少人被它所说服？犹太恐惧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我们对此已经加以探讨。这些宗教、经济、政治、文化和种族上的起源，随着时间在强度上不断变化，潮起潮落，但是一直保持着众多的大众支持，在一些情况下显示出令人困扰的病态症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混乱时期，导致了病态的犹太恐惧症明显的增长。上一章中所提供的广泛文献记录已经证明，这一点在右翼圈子里是真实的。这一点在什么程度上对于其他集团和作为整体的德国社会是真实的呢？

正如本章所显示的那样，德国的犹太人受到两个生活的重要事实的影响：一方面，他们继续接受国家的法律保护，这个国家现在依然发誓维护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体验到不断的提示，即他们在德国是外族人和有害的人。犹太人的自我认同处于含糊的状态，由这两种力量产生的不确定所定义。犹太人继续暴露在各种反犹太人的偏见和行为的攻击之下，如受到雇主或者政府官员的中伤和歧视，对他们个人性格和诚信的诽谤性攻击，身体的侵害，对犹太会堂或者犹太墓地的亵渎，破坏财物，公开骚乱。从制度的观点来看，反犹太人的偏见在军队、公务系统、执法部门、学校体系当中已经非常牢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恐惧症在军队中增长；在自由军团和各种右翼的退伍军人协会中，它变化为病态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有关这些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为了理解军队对德国人如何不友好，一个人应该深思这个统计学的事实：对于魏玛时期的多数德国人来说，德国国防军总共只有不到12位犹太人；例如在1931年，德国国防军只有8位犹太人，没有一位是军官。在德国许多城市的警察局中可以发现许多心怀怨恨的种族主义分子。汉堡的警察局在自由军团中招募了许多成员。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大多数汉堡的警察来自名叫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自由军团。德国执法部门的领导即使不是反动分子，在政治追求方面普遍也都是保守主义分子。甚至在社会民主党控制的柏林警察局也没有被民主化，它的官员显示了明显的保守主义、反动的，甚至经常是反犹太人的态度。立法机构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它庇护了公然的反犹太人的判决，当然也许不是一个人能够在纳粹冲锋队当中发现的“粗暴的”那种，而是在有“修养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当中发现的那种，他们喜欢把他们的偏见掩盖在委婉的法律条款之后，或者傲慢的、虚假的、轻蔑的态度之后。学校体系也是对犹太人十分不友好的机构。麦克· 穆勒—克劳迪乌斯在1927年发现德国所有的教室都给予犹太学生持续的敌意和贬低的评价。尤其是整个20世纪20年代，大学生都特别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影响。与军队或者公务系统一样，大学依然是未经改革的、反民主的地方；它们是制度化的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堡垒。录取依然限制给上层阶级和精英预科中学的毕业生，同时全部的管控依然掌握在具有绝对集权主义倾向的国家行政机构手中。

从共和国的开始到结束，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持续的犹太恐惧症，有时甚至是爆发性的。学术职位和岗位在20世纪20年代总体上是匮乏的，这一事实加剧了恐惧症的状况。人们也能看到，太多的犹太人能进入大学，超出了他们在德国社会的人口比例。学生协会反复要求为犹太人制定配额，把他们的入学名额限制在和他们人口比例相对应的数量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纳粹在学生委员会的选举上获得了惊人的成功。1919年，慕尼黑大学的大学生听到库尔特· 艾斯纳被刺的消息后欢呼雀跃；1920年，为瓦尔特· 拉特瑙举办的纪念仪式在柏林大学不得不被取消，因为学生威胁要对它进行破坏，他本人也是被三个年轻的犹太人仇恨者刺杀的。但是为公平起见，100万柏林人最终公开悼念他们亡故的领导人也应该被记录下来。1927年，普鲁士学生联合会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询问它的会员是否应该许可犹太人加入联合会；答案是不吉利的预兆：77％的会员投反对票。

在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中，纳粹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之后，德国大学反犹太人的破坏活动就成为了家常便饭。1931年，反犹太人的骚乱在维也纳、柏林、科隆、格雷夫斯瓦尔德、哈雷、汉堡、布雷斯劳、基尔、柯尼斯堡、慕尼黑爆发。1932年1月22日，柏林大学的反犹太学生用鞭子和皮带攻击了犹太兄弟会成员，严重伤害了一些数量上多得多的犹太学生。校长叫来了警察，清理了大学，当局也保证这类破坏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对犹太学生的类似攻击在接下来的四天再度出现。1932年秋季，布雷斯劳大学的学生在地方冲锋队的支持下，企图实现极端右翼圈子里一度夸下的海口：没有德国学生应该坐在犹太教师的课堂上。学生把他们犹太恐惧症的怒气发泄在恩斯特· 科恩教授的身上。他是这所大学一位年轻的法律教师，在他讲课期间，这些学生向他喧嚣和齐唱侮辱性的言词。几个星期以来，科恩教授一直受到粗野学生的野蛮喧嚷，但是他一直抱有希望：让他失望的狂热会平息下来，他的同事会联合支持他的事业。但什么也没有发生。这表明德国的教授团除了其不关心政治的态度外，还庇护了强烈反犹太人的偏见。尽管中心协会在科恩的案子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把它作为学术自由的典型事例，但是它的努力被大学当局釜底抽薪。大学解除了科恩的教职，借口是他涉足了政治议题。他告诉过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他愿意为托洛茨基在德国提供庇护所。

科恩的案例显示了反犹太人的学生从他们反犹太人的教师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支持。一些人得出的德国教授团不具有反犹太人属性的结论，是有严重缺陷的。教授们是“有教养的反犹太者”，在一些有名的案例中，是明显的犹太恐惧症患者。他们几乎没有勇敢地面对情绪激昂的学生，去支持著名的犹太教授的任命，或去保护他们的犹太同事。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里夏德· 维尔施泰特1924年辞去了大学的职务就是一个相关的案例。作为慕尼黑大学的教务长，他发现自己处于20世纪20年代初丑恶的反犹太人情绪爆发的中心，学生冲进教员会议室，要求解除犹太教授的职务。但是，导致维尔施泰特决定辞职的原因，与其说是学生对犹太人的偏见，不如说是他同事的偏见。1924年，著名的地球化学家维克托· 戈德施密特被建议作为维尔施泰特的同事保罗· 冯· 格罗斯的接任者，后者才从慕尼黑大学退休。维尔施泰特是戈德施密特热心的支持者，但是他很快发现他的同事对戈德施密特任命的抵制不是以学术，而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在相当多的幕后政治运作之后，全体教师投票否决了戈德施密特的任命，借口是他是一个外国人。维尔施泰特立刻宣布辞职，这使他的同事和学生都很惊讶。他坚持认为他的辞职是有原则的，是不可取消的。他不能赞同全体教师的观点，他们认为为了避免学校的动乱，许可“反犹太人的时代倾向”是必须的。维尔施泰特是第一位因为体制上的种族主义而被“内部流放的”犹太知识分子。

为了再次驳斥妄想的思想只是未受教育的人实际上专有的观点——这种观点让知识分子很舒服——记录德国学术界的犹太恐惧症思想的史前史是重要的。事实证明这一假定是谎言。种族主义的理想受到许多德国教授热情地支持。柏林大学新校长威廉· 希斯在他的就任演讲中显示出他是坚定的种族主义卫生学的支持者。根据罗伯特· 普罗克特的观点：

在纳粹掌权很久之前，许多研究种族卫生学、种族学的处于领导地位的机构和课程都在德国大学里建立起来。到1932年，可以公平地说：种族卫生学成为了德国医学圈子里科学的正统，在1932—1933年冬季学期，大多数德国大学的医学系都开设了26个独立课程，讲授种族卫生学。

意识形态的强迫症正在被教诲，但这一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医学领域。人类学家汉斯· F.K.金特、耶拿大学的哲学家马克斯· 旺特、明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翰· 普兰格、柏林大学的法学家E. 冯· 莫勒、格雷夫斯瓦尔德大学的哲学家赫尔曼· 施瓦茨都在促进这一强迫症。无疑，这些直言不讳的反犹太哲学家并非必然是整个教授团的代表，但不能否定的是，他们的观点得到了他们同事的宽容，并且得到新生的极端化的学生广泛地分享。

除了这些体制化形态的犹太恐惧症，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文献也记载了为数众多的“仇恨犯罪”的发生，一般采取亵渎犹太人的坟墓和会堂的形式。阅读当代犹太人的出版物是有指导性的，它们记载了这类暴行的发生。中心协会细致地记录了1923年至1932年间亵渎坟墓的事件，抵抗反犹太主义协会也作了同样的记录。尽管在魏玛时期没有发生屠杀，但是假如没有行政当局的干预，有几场骚乱和反犹太人的挑衅可能轻易地恶化为屠杀。1923年11月上旬，反犹太人的骚乱在柏林的流浪汉区爆发，许多犹太人生活和工作在那里。作为“水晶之夜”的前兆，咆哮的暴民砸碎了犹太人的商店，掠夺他们的财物，高呼“杀死犹太人”。在同样的月份，希特勒发动了慕尼黑政变，许多犹太人遭到了攻击。纳粹的暴徒随意地挑选公寓，就是因为他们业主的名字听上去像犹太人，比如勒文塔尔、勒文施泰因、赫茨、克莱尔斯海默；他们进而掠夺财物，威胁或者暴打业主。希特勒的冲锋队暴徒从电话簿上选择人质，挑选名字听上去像犹太人的业主，然后派遣冲锋队员把他们带走。鲁道夫· 赫斯除了实际上“逮捕了”整个巴伐利亚内阁，还把犹太银行家路德维希· 瓦塞尔曼作为人质，对他说了不少犹太恐惧症侮辱性的言辞。

这是一个大难即将到来的预兆。八年后，当纳粹已经嗅到胜利的气息，他们挑选了犹太新年的第一天（1931年9月12日），策划了对柏林犹太人的屠杀。这个计划由冲锋队领导人赫尔道夫伯爵和卡尔· 恩斯特执行，号召对选帝侯大街的犹太教礼拜者进行伏击。但是，当纳粹的暴徒出现在这条时尚大街的时候，多数犹太教礼拜者都已经回家，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纳粹暴徒攻击“犹太人长相”的行人，后来显示，这些人大多数是罗马尼亚人或者亚美尼亚人。这个事件的反响有着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目击事件的德国行人没有特别的愤怒，也没有干预；警察只是做了象征性的姿态抓捕了几个嫌疑犯；法院最终宣告几个嫌疑犯无罪。当然，毕竟一个法院还是进行了审判，这证明德国依然是一个法制国家，公民在其中保证完全的公民权；但是，这个国家在萧条和更新的政治狂热的冲击下，正快速地向大灾难飞速奔去。

在柏林这一事件之后仅仅两个月，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文件泄漏到法兰克福警察局，它显示一旦国家出现紧急状态，纳粹计划做的动作。这些文件由黑森州纳粹党大区领导人在一个名叫鲍克斯海默· 霍夫的农庄起草的，这些文件概述了当纳粹掌权并面对共产党接管时，将运作的紧急措施。这些“鲍克斯海默”文件确切地显示一旦纳粹掌权德国人将要面对的东西：无情的极权主义统治、冲锋队对国家部委的控制、对各种犯罪的死刑。这些文件也显示了犹太人将要面对的东西：大规模饥饿致死和驱逐。

当然，希特勒完全否认知道这些文件，并试图使自己与这些文件包含的极端建议保持距离。他处于政治成功的边缘，因此他难以承担真相的揭露，即他的政党注定会鉴于恰当的时机，准确地按照鲍克斯海默文件上建议的那样行事。同时，他以登峰造极的手段玩起了变色龙的游戏，它糊弄德国社会重要的企业团体相信，他的反犹政策只是用来消除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突出地位，他没有意图攻击犹太人本身。但是，阅读过鲍克斯海默文件的罗伯特· 维尔施和其他著名的犹太人都深深感到震惊。他们认识到，这不是用来获得政治控制的蛊惑人心的空谈，而是为纳粹未来的国家精心起草的策略。

国家最高法院中止了对鲍克斯海默文件起草者维尔纳· 贝斯特的诉讼程序，因为这些计划仅仅是在乌托邦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演习而已。这一政治上的误判再次证明，德国的机构没有保护民主共和国抵制它的武装敌人；同时由于没有能够避开对自身的威胁，共和国没有能保护存在于自己权力范围内的少数派犹太人的权利，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民主进程的退化证明支持共和国及其民主宪章的人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在共和国的支持者当中，犹太人发现了他们最强大的同盟者。温和的中间派政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国人民党——强烈地支持犹太人的公民权，反对任何形式的犹太恐惧症。但是到1932年，温和的中间派作为德国政治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左翼政党坚定地反对犹太恐惧症，但是它们也输给了极端右翼，并且它们互相鄙视，就如它们鄙视纳粹党一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都强烈地反对所有形式的犹太恐惧症，但是这一态度并非一直扩展到普通大众当中，他们经常把犹太人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恐惧也来自犹太移民（东方犹太人）的竞争。左翼被阶级意识的心理所俘获，认为犹太恐惧症完全是一个经济的术语，即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者经济利益相关，这些剥削者把犹太人的仇恨者作为工具，把劳动阶级的注意力从经济的艰难中转移出来。然而，具有强烈社会主义信仰的德国工人从来没有击败纳粹犹太恐惧症的事业。

至于教会，它们的官方立场是，在为其他的权利而战之前，首先要为他们信奉者的权利而斗争。像许多特殊的利益集团和党派一样，教会只关心自己，经常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围墙里。当对犹太人的暴行不时出现时，教会在睡觉，从不醒来。德国的教会将弄巧成拙的习惯一直带到第三帝国，醒悟过晚，以至于无法改变悲剧的结果。在新教教会里也出现了裂痕，一个称自己为“德国的基督徒”的喧嚣的少数派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让他们确信基督是雅利安人。但是，作为整体的教会依然强烈地反对这种反犹太人的观念，继续肯定拯救最初是来自犹太人的信仰。无论是新教教会还是罗马天主教会，连同它们的大多数成员，都从来没有肯定任何暴力形式的、涉及剥夺犹太人权利、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或者灭绝他们的犹太恐惧症。不幸的是，教会从来没有积聚足够的政治力量或者勇气来保护它们自己成员的权利，更不用说它们犹太公民的 权利了。

当然，这对于所有文明的政党和群体来说都是真实的；他们的差异证明比他们共同保卫文明的价值观的努力更强烈。在共和国垂死的几年当中，政治的重心从民主的左派和中间派转移到极端的右派，从进行民主实验的心甘情愿到对集权主义控制的强烈集体欲望。希特勒是这个重大转变的受惠者；他的政治天才存在于发动众多的不满者之中，存在于赢得显然是不相容的社会团体的支持。他知道在大众民主时代的选举方式不仅是由阶级的从属关系，也是由群体的偏见塑造的。他通过论证认识到：假如他能够成功地将大众民族化，用民族的偏见灌输他们，他就能成功地消弭经济的分化，重新将异质的因素整合到民族共同体当中。他是正确的。在1923年到1933年间，他为一个大众的政党创造了这一基础，这是一个十分新颖的概念，以致它完全躲避了他的政治对手，尤其是政治左派的阶级意识的思想。选举方式显示，希特勒的魅力穿过了所有阶级的疆界；它尤其在社会的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显示得更为强烈。有论点认为，希特勒在中下层阶级那里，从社会和经济上一无所有和边缘化的小市民那里得到了大多数支持。这个论点不再有说服力。注

真相是，希特勒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尽管他在自由选举中得到的最高选票只有37.2％，也就是每八票中有三票；但是这个边际高于任何其他政党，足以使他得到他所需要的为了击溃对手、进入总理府的力量。给予希特勒支持的是共和国分裂的缺陷和它的文化，尤其是反对党温和的领导层、魏玛宪法的缺点、对《凡尔赛条约》的普遍憎恨、不断增长的对集权主义领导层的渴望心态、统治精英关键成员的背叛。希特勒充分利用了纳粹党在计策上的优势，以及他自己操纵事态的天赋，欺骗了在1932年唯一可以阻止他的集团——围绕在兴登堡总统周围的保守主义的圈子。一旦搞定了它，希特勒只用十八个月就消灭了他最强劲的对立面，建立了极权主义统治的工具：警察、政府机构、大众传媒、经济和武装部队。

投票支持希特勒的德国人经常更关心的是通货膨胀和失业、共产主义的危险、他们国家的地位，而不是犹太人。但是，回过头来想，清楚的是，投票支持希特勒就是投票反对犹太人。确定在1932年有多少人完全认识到这一事实是不可能的，无论答案是什么，希特勒都能利用犹太恐惧症强大的蓄水池，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不择手段地从德国消灭犹太人。德国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在这一政策上乐意支持他，依赖于他们对他的目标的认识，依赖于把他作为他们的领袖，对他个人的支持和忠诚。

注　纳粹党党章第四条说：“只有这个民族的成员才能是这个国家的成员。只有德国血统的人——无论他们的信条如何——才可能是这个国家的人。这样，没有犹太人可能是这个国家的成员。”

注　纳粹党是一个由小店主、教师、牧师、律师、医生、农场主、技术工匠组成的“下中产阶级”政党的论点，有着长期的历史，它最初由哈罗德· 拉斯维尔在1933年《政治学季刊》发表的《希特勒主义的政治学》中提出的，结果是得到了反复的引用，成为了历史学家的正统观念。这些历史学家被训练根据阶级关系或者经济地位去解释社会的变化。尽管这一论点具有某种优点，但是作为解释的模型是不充分的。一些研究已经显示，纳粹党的吸引力远比以前假定的宽泛。纳粹党是一个民粹党，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都有着吸引力，从拉斯维尔的小市民到年轻人、城市工人、上层阶级精英以及军人。

第六章

纳粹的种族国家

种族和政治

在和不同的纳粹内部人士一系列散漫的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中，阿道夫· 希特勒直率地宣布了许多他很快就要在第三帝国实施的种族幻想和强迫症。这些长篇大论后来都被但泽议会的议长赫尔曼· 劳施宁重新构建起来。在这些谈话发生的时间段（1932—1934），希特勒的种族思想在劳施宁这位保守的地主和民族主义政治家那里产生了共鸣。但是，不像他这个阶级的其他成员，劳施宁很快就对纳粹主义不再抱幻想，在1935年逃离了这个国家，并发表了两个富有洞察力的研究——《虚无主义的革命》（1938）和《与希特勒的对话》（1939），它们以高度的准确性把握了纳粹主义毁灭性的本质。劳施宁与希特勒的对话不仅忠实地反映了元首的种族强迫症，而且捕捉到了这个人魔鬼般的本性，包括他的音调、面部姿态，以及其他让人不安的举止。以一种奇怪和反讽的方式，劳施宁和希特勒的对话使得他的《虚无主义的革命》一书的主要观点失效，这个观点就是，纳粹的实质就是压迫和统治的无情需要。与希特勒的谈话清楚地否定了这一假定，因为它们显示了希特勒和他的集团被形而上的种族信仰所驱动，它使人受骗，让人毁灭，它根本不是虚无主义。

一条持续不断的线索贯穿这些稀奇古怪的谈话，这就是希特勒的信仰：犹太人代表了这个世界邪恶的原则。他提醒劳施宁，犹太人邪恶的存在只有在种族的范围里才能得到理解。事实上，他坚持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政治问题要求“生物政治学”的知识。他希望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得到广泛的接受，但是他也坦言只有不多的人，包括他自己和尤利乌斯· 施特赖歇尔是完全认识到种族议题的全球意义。他相信施特赖歇尔通过《突击手》，在提升大众对种族议题的意识上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但这只是即将到来的、由德国和犹太人引导的种族世界霸权之战的第一步。就希特勒所能关心的，未来真正的政治问题是种族的：“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欺骗性的。在英国、法国、美国的后面，潜伏着以色列。甚至当我们成功地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的时候，他们依然是我们世界的敌人。”

当劳施宁问及是否这意味着犹太人应该被完全消灭，希特勒阴险地回答道：“不，否则我们以后不得不创造他。我们需要看得见的敌人，不是看不见的存在。”他解释道：他非常欣赏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和宣传的技巧，这个教会从不满足于抽象的恶魔，而是周期性地集中于可见的恶魔。如他所言：“犹太人一直潜伏在我们中间，但是以有形的方式比把他们作为看不见的恶魔更容易和他们战斗。”希特勒坦言，他要竭力证明犹太人的恶魔性质，并向劳施宁显示他是绝对确信《锡安长老会协议》的真实性。他坚持认为：“这里不可能存在两个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这没有说明一切吗？”劳施宁插嘴说，确实，这有关选民的讨论只是象征性的。希特勒回答道：“不，这是人们不可逃避的基本现实。这是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属于上帝的人和属于魔鬼的人。犹太人是人类的对立面，是反人类的。犹太人是一个不同的上帝的创造物。他必定长成于人类不同的根。假如我把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放在一起，称前者为人，那么我就不得不用其他名称来称谓后者。他们如此遥远，就像动物与人类的距离一样。我不想叫犹太人是动物。他是自然的异类，要从自然中去除。”

在对犹太人本质充满活力的爆发之后，劳施宁观察到希特勒还要说点什么，但是，考虑到“过度扭曲的脸部的紧张，他失去了语言的表达能力”。根据劳施宁的看法，他的脸部“痉挛地扭曲了”。他激动地把自己的指关节弄得直响，结结巴巴地说，犹太人问题是不可能弄得足够清楚的。在另一场“讨论”中——像希特勒所有的对话都只是自言自语——元首非常清楚地说：他要通过恰当的国家政策根除犹太人这个有害之物。他将实施生物学的政策，并用新的雅利安人制造出一个长得像上帝一样的新人类。确实，假如有真正的纳粹革命的话，它并不存在于惯常的社会经济变化中，而是存在于运用于德国生活和文化的伪科学的种族原则当中。希特勒的政治计划存在于通过极权主义的方法对种族生物学原则的制度化。当然，所有20世纪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存在于他们的这个诉求当中，即他们要制造出人类新的革命类型——新的苏维埃人、新的古巴人，但是新的纳粹人是生物学的产品，而非社会经济变化的产品。他是遗传学手段的产品，不是环境制造的；他的天性是生物学培育的。所有极权主义的体制都把人的标准化作为目标，纳粹体制的目标是种族的标准化。注正如希特勒告诉劳施宁的那样，纳粹种族国家的目标是制造长得像上帝那样的新人类。这就是为何国家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甚至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创造新人类的意志”。

在德国内部，这样疯狂的思想不仅被希特勒，也被越来越多的种族狂热分子非常认真地持有，后者想要通过从基因库中消灭所有有害的元素来净化德国的种族。这些元素作为心理疾病通过病毒携带者被注入德国种族当中。病毒携带者包括有遗传疾病的人、同性恋者、异族的劣等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以及犹太人。这些种族的狂热分子潜入了政党要位、各种国家重要机构，以及学术和医学圈子，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可以测定人的价值的新标准。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它是一种伪科学的迷信，本质上非理性的标准，它把人类种族划分成一个新的自然尺度，在其顶点是雅利安种族，在其底部是犹太种族，后者是破坏所有健康种族的致命细菌。根据这种新的种族达尔文主义的标准，因为纳粹把种族理论嫁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观点上，这样纳粹废除了作为人类自由和尊严闪亮灯塔的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正如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33年4月1日向民众进行广播演讲时所言：“1789年从此从历史上彻底消除。”这一天，这个政权宣布联合抵制犹太商品。

在废除1789年原则的时候，纳粹分子实际上相信他们可以开始医治社会和文化的分歧。这些“破坏性的”原则据说要对德国社会的衰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负责。他们将民主、整个民主的生活方式与富人（财阀）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与对自私的物质主义和堕落的生活方式的迷恋联系起来。在他们眼里，民主是犹太财阀的创造物，它的真正目标是剥削、弱化和毁灭德国民众。除了在一党体制中给工人阶级提供欺骗性的经济平等的承诺来迎合他们之外，纳粹分子同样厌恶共产主义，因为它也是1789年“错误的”原则中生长出来的。包括希特勒在内，一些更加居心叵测的人视民主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条线上的东西。犹太人为了自己的计划操纵着这两个体制，他们的破坏性影响就是所有民族和种族文化的毁灭，并被国际犹太人所取代。

但是，不仅仅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追随者拒绝20世纪两个竞争的政治运动。保守主义的政治和知识共同体都分享了纳粹同样的反民主的信念，它以同样尖锐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腔调表达了出来。唯一的区别是保守主义者都是传统的精英分子，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使他们怀疑纳粹党内部左翼所宣扬的平等化信条。但是，在大部分议题上，纳粹分子和保守主义者发现了更多的共同基础。他们都联合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呼吁血统和土地、强大的集权主义领导的需要、母亲和家庭、德国的伟大性、纪律的美德、勤奋工作、为国捐躯。事实上，纳粹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先行的保守主义的反革命，它已经拒绝了民主，把它作为无效的统治形态和低劣的生活方式。

在兴登堡一代及其年轻的军营随从眼里——如海因里希· 布吕宁、库尔特· 冯· 施莱歇将军、弗朗茨· 冯· 巴本、埃德加· 冯· 荣格——西方民主代表着完全无效的统治工具，因为它鼓励导致瘫痪的政治分裂，阻止了国家利益目标的实施。这些人相信国家的卫士不应该使自己服从自私的利益集团和党派变化无常、相互冲突的诉求和反诉求。他们应该是偏爱君主体制的、集权主义国家授权的超越党派之上的国家公务员，他们的决策是建立在专门知识基础上，而非党派的关系或经济的自我利益。保守主义的精英信任集权主义的公务员国家，他们在其中作出自己决定的这个国家，是由具有奉献精神、受过良好教育、无党派的公务员维系的，这些公务员将国家利益置于任何党派的利益之上。根据他们的观点，议会的角色应该被限制在立法规则的诠释上，同时执行的功能应该控制在集权主义的政府及其管理分支手中，即公务员和军队手中。

保守主义者不仅动摇了魏玛的民主体制，也在德国选民的背后阴谋去委任希特勒为总理，希望把纳粹主义的大众动力用作巩固自己反民主的反革命行为的工具。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希特勒拒绝成为顺从的卒子；相反，他很快采取了几个大胆的行为挫败了其对手的政治策略。尽管保守主义精英自己的革命已经偏离了方向，但是他们很快被希特勒抛给他们的政治或军事地位所腐蚀。只要希特勒将他激进的褐衫队悬置起来（在对罗姆的清洗之后他确实这样做了），并且重新将国家武装起来，恢复经济的繁荣，粉碎共产主义这一对立面，创造出德国伟大的形象——即使是一个电影里的幻象——只要希特勒能够做这些事，保守主义者就能够糊弄自己相信纳粹革命也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只有当希特勒的战争失败时，只有当希特勒暴政的全部冲击力开始直接撞击保守主义精英的生活和工作时，他们才开始叛变，但那时已经太晚了。除了少数早期的背叛者和没有效果的抗议，保守主义的精英保持了对纳粹的忠诚，尤其是保持了对集权主义价值体系的忠诚。这个体系制造了一种产生于对更高权威的服从、技术理性和尚武美德的迷恋癖好。

无疑，传统的精英有时被纳粹所使用的伪民主口号所困扰。那时，纳粹会宣称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在其中，以往的分歧已经消解，领导权被富有大众魅力的、代表民族主权意志的元首牢牢掌控。这些花言巧语可能被轻易地漠视，尤其是从纳粹自己毫无羞耻地、坦率地鼓吹他们精英主义的信念开始。当然，他们的精英主义采取了稍微不同的形式，因为至少从外观上看，它宣称是建立在种族而非阶级基础上的。种族优越性的信条恭维了许多德国人，并且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尤其对那些迷恋民族主义信仰的人来说，正如许多具有保守主义思想的德国人几代都是如此。种族的信条也成为了社会整合的工具，作为一个政治策略，依靠它，真正的社会问题在被用来支撑集体自大的空洞口号的掩盖下可能变得含糊起来。国家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现实的方法体系，因为它创造了共享的敌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吉卜赛人、耶和华见证会教徒），依靠采用综合的策略（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战时国家主义、人为的十字军东征、战争）掩盖社会问题。但是，毫不含糊的东西是残酷的现实，它由一个反社会的领导层和一个恐怖的警察系统构成，它们威胁着每个反对这些官方欺骗和妄想的人。

在追踪导致大屠杀轨迹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纳粹体系中最明显的妄想也是其最具革命性的成分——种族。纳粹领导层以各种方式追求种族政治，远远超出修辞的策略或者整合社会的策略。种族主义是一个形而上的信仰体系，它拒绝所有人本质上的平等，相反，它相信种族集团之间的不平等是生活的本质。种族主义者除了他们相信雅利安人在种族上，因而也在文化上优越于犹太人、黑人或者亚洲人之外，没有为这种信仰提供任何科学的证据。强烈的、自说自话的种族优越论的信念，普遍地替代了理性的科学证据。由于没有能依靠理性的观点说服人，纳粹的种族狂人退却到这样一个可能作出正确结论的前提当中：雅利安人是优越的，因为他们拥有优越的力量。总之，纳粹的种族主义分子用种族优越论的信念和力量的规则来衡量优越性，他们相信自己是优越的，并企图用优越的力量恐吓他们的对手臣服来证明这一点。

但是，假定这样残暴的态度显示了他们真正代表的邪恶无疑是错误的。相反，种族主义的信仰被教诲为一种高贵的理想，它要求理想主义的、富有奉献精神的、诚实的人们的支持。纳粹政权企图灌输，尤其向年轻人灌输同质的种族共同体的理想，这个共同体清除了所有异己的因素，成功地制造了一个新的超人种族，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这个国家的军事才可能得到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才可能雪耻，千年帝国才能出现。在教诲这些不定型的、宏大的、一直以理想主义的最高调定音的思想中，纳粹政权发现了许多充满激情的信仰者。它可以如此作为，因为许多德国人生活在十多年的危机中，能够看到经济艰难和痛苦的岁月，视纳粹主义为再生和希望的运动。它可以如此作为，因为它的花言巧语对于年轻人、对于他们自我牺牲的感觉、对于发现生活意义的渴望特别具有魅力。那时，几乎没有德国人发现，体现这些渴望的希特勒实际上正在把德国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导入残暴和好战的终点，他利用了变态的军国主义，将狭隘的民族主义嫁接到生物种族的维度来将其复活，将残暴和非理性浪漫化，将集权主义带到它最高的归宿——盲目地服从。

在崇高的理想和富有诱惑力的花言巧语的掩盖下，纳粹掩盖了这些变态。希特勒是士兵政治家和艺术家的结合体，他对审美对象十分敏锐，知道说服需要信念的改变，知道这样的信念改变在其更深的心理水平上是激情的而非理性的。因此，需要对民众进行持续的，确切地说是不断的呼吁；因此也是持续的努力，去剥夺德国人的个性，引诱他们相信官方宣扬的神话。

在这一大众诱惑政治当中，最危险的妄想——危险是因为同样毁灭了德国人和犹太人——是雅利安种族优越性的神话。对这一神话的信仰不仅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而且也为针对精神上或生理上残疾的民众、吉卜赛人、黑色“莱茵兰杂种”、同性恋者，后来还有斯拉夫人、其他“亚洲低等民族”——除了日本人，他们成了“荣誉的雅利安人”——的攻击添加了燃料。正如前面所示，种族的信仰是“令人尊敬的”，尤其在19世纪后期以来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但是直到1933年纳粹掌权之后，这些种族的思想才得到官方的支持，并且被一个现代科技治理的国家公开制度化。这个国家正很快地转变为具有与极权主义国家相关的所有典型特性的极权主义国家。这些典型特性包括：一位富有个人魅力的独裁者、单一的大众政党、恐怖的警察组织、对大众传媒的垄断、对武装部队的垄断、计划经济体制。

大量的著作都论述了纳粹国家，历史学家对它是否是一个双重国家、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一个竞争的诸多私人帝国的多元治理的统治，或者甚至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类似过去东方苏丹宫廷或者伊斯兰教的君主领地，提供了充满争议的观点。注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在想，希特勒是否实际控制了第三帝国的机构，他们宣称希特勒是一个虚弱和无用的领袖，在他的政府中相对缺位，没有能力处理日常科层管理的任务，只是挑起无休止的竞争和敌对，因此引发了大量资源的耗费和足以导致战争失败的混乱。这些降低希特勒在第三帝国作用的尝试永远注定是失败的。纳粹德国是一个个人独裁的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它享有广泛的群众支持和忠诚，以至于希特勒的权力从来没有受到过严重的挑战，甚至在1944年7月一小群无用的军官刺杀希特勒，激发民众反对他的行动惨遭失败之时也是如此。正如诺曼· 里希正确评述的那样：“希特勒是第三帝国的主子。”当然，这一点无疑是真实的：希特勒把权力分派给一群次一级的元首，他也鼓动其主要卫道者之间的竞争，甚至导致了效率低下和混乱，但是他的权力一直被绝大多数为他服务的人认为是不容侵犯的。德国的军人、公务员、所有服务于任何一个纳粹组织的人都亲口向他宣誓效忠，这意味着他们无条件地执行他发布的命令，后来也证明包括许多罪恶的命令。元首权力高于国家权力被那些服务于纳粹体系的人所接受，认为是国家治理策略的规定原则，结果是为了支持不受法律规范和道德约束的个人权力，建立在判例和法治基础上的法治国的实际解体。

这意味着种族政治从一开始就是希特勒本人所强加的。鉴于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他采取了人们恰当描述的将冷血的算计和无视一切的狂怒加以综合，在制定反犹太人的政策中立刻发挥了坚定的作用。希特勒也激发和鼓励了无数国家和纳粹党的下属组织实施种族政策。

当然，在1933年，希特勒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总体计划准备下发，统一指令党或者国家的所有机构。纳粹对权力的掌握，不仅涉及对诸如反对党、军队、保守主义的官僚统治、工会、教会等传统机构的斗争，而且也涉及纳粹运动自身的各个派系和个人之间激烈的内部争斗。这些内部争斗范围广泛，包括罗姆和他为褐衫冲锋队这支革命军队制定的计划；热衷于改变经济，使它与“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相一致的左翼纳粹分子；鼓吹乌托邦乡村世外桃源妙药的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试图在新的纳粹国家当中建立自己帝国的精神变态者或者马基雅维里式的机会主义者（戈培尔、希姆莱、海德里希、戈林、罗森贝格、赫斯）。尽管试图建立纳粹国家的革命技巧早在1933年3月31日就已经出现，当时新的政府通过了《各州与国家协调一致临时法》，但是平息这些斗争耗费了数年的时间。这部法律引入了“协调一致”的术语进入政治词汇，它指的是纳粹协调或者同步所有的德国机构，使它们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点和目标一致起来。根据被称为“同步器”（它让电流只向一个方向流动）的电子器件来命名，“协调一致”被用来使所有的德国机构纳粹化，以便制造出极权主义国家的理想，在这个国家当中，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想法。“协调一致”在两条相关的道路上前行：所有政府的机构被同步化，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事业对民众的总体发动。前者涉及根除所有的政治党派，后者为控制大众创造大众组织。

纳粹化是否实际上成功地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其极权主义的目标，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无休止的、没有必要的争论。没有一个政权——无论多么革命——能够在十二年内扯下一千多年基督教文明的记录。除了这一明显的完成纳粹化的历史障碍，另外两个内在的限制阻止了纳粹成功地实现他们种族的和帝国主义的幻想，一个是纳粹的领导人是反社会的，一个是他们的信仰是意识形态的妄想和凶残的伪科学的结合。由于所有以上的原因，纳粹从来没有完全达到他们绝对控制的极权主义目标。鉴于非理性思想和精神变态个性的相互作用，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极端政策实际上是如何将现实弄了个底朝天。这一点在种族政策的领域尤为真实，在那里，信仰的共识假如并非一直是协调一致的行动的政策，它也很快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物那里，在纳粹党、学术界、大企业、军队、大部分国民的支持者那里得到了发展。除了来自顶层的松散指示，以及来自各种勾心斗角的机构（司法部、内务部，以及党的分支机构，如冲锋队、党卫队、宣传部，此外还有军队或者戈林的四年计划部）明显的混乱和竞争，存在着一种共同信仰的精神；在种族的议题上，这一精神通常超越个人或者机构的对抗。正如劳尔· 希尔贝格正确地认为：“在最终的分析中，犹太人的毁灭与其说是法律和命令的产物，不如说是精神的、共识的、一致和同步的重大事件。”

正如贝诺· 穆勒—希尔所言，纳粹的种族信仰在几个基本的议题中可以得到归纳：“人类的多样性有着生物学的基础；一些东西使得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吉卜赛人成为吉卜赛人，反社会的人成为反社会的人，精神失常的人成为精神失常的人，这些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血统当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他们的血液当中。”穆勒—希尔对“杀戮科学”研究的著作，以及几本最近对德国医生卷入纳粹事业的研究著作，都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医学界热情支持提高德国人民种族质量的纳粹种族主义的愿景。正如前面所示，这一种族的信仰从19世纪开始就得到了拥护。那时，各种种族的思想家发出了尖锐的警告：德国，确实还有整个欧洲，正在被太多次等的人种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所退化，这些人种正在以远超优等种族的速度繁衍自己的同类。尽管早期的种族卫生学家在纳粹理解的意义上算不上种族主义者，他们也不支持通常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他们政治上明确地倾向于民族主义的右翼。在他们的团体中可以发现一些著名的人物，比如德国主要的种族著作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希· 莱曼，德国种族科学的奠基者阿尔弗雷德· 普罗茨，著名的生物学家弗里茨· 兰茨、欧根· 费舍尔、赫尔曼· 马克曼、奥特马尔· 冯· 费许尔。他们最著名的知识或者科学的中心是威廉大帝人类学、人类基因和遗传学学院，院长是欧根· 费舍尔，他宣称自己热情地信奉将德国人在种族上完美化。

纳粹分子将自己嫁接到现存的种族卫生学的信条上，通过政治手段推进这一学术的目标。用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 赫斯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就是“运用性的种族科学”。这解释了为何纳粹分子指望学术界，尤其是医学界支持他们将其意识形态的信仰转化为科学的事实。因此，当纳粹分子控制了权力的工具，他们就立刻将医学和药学的专家协调起来，根据领导层的原则将他们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他们挑选了格哈德· 瓦格纳作为帝国医生联盟的领导人，他是绝育、安乐死，以及禁止杂混的种族法的坚定主张者。瓦格纳发动医学界重新确定德国医学的目标，将医生和病人之间典型的一对一的关系变为建立在种族卫生学基础之上的以社会定位的计划。医学期刊也进行了协调，希望反映新的意识形态的定位。《目标和道路》成为了所有医学期刊意识形态的标准，以及纳粹种族政策的喉舌。

1933年，瓦尔特· 格罗斯博士建立了新的种族办公室，其名称叫人口政治和种族卫生学公共启蒙办公室，1934年5月1日，又被重新命名为种族政治办公室。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这个办公室都由格罗斯负责，成为最重要的种族机构之一，因为它系统制定了种族计划和法律——著名的是《纽伦堡种族法》，并签发在纳粹党就职必须具有的祖先证明书。另外，格罗斯的办公室引导了各种宣传战役，以便提高公众对严格的种族控制的需要。种族政治办公室也出版了通俗的杂志《新人民》，以及内部的信息期刊《信息服务》，这部期刊的目的是使医学从业者保持与种族卫生学领域中最新的医学发展同步。对于第三帝国来说，这个种族办公室的重要性可以被其十足有力的宣传行动所估量。根据罗伯特· 普罗克特的观点，这个办公室仅存在了四年之后，就发起了6.4万场公共聚会，数千场大约有4000名党员参加的“八日大会”。它也试图用3600名员工和一份每期发行30万份、有着巨大发行量的期刊来打造公共舆论。

1933年6月28日，内务部部长威廉· 弗里克建立了人口和种族政策专家委员会，它由第三帝国最重要的种族主义者组成，其中包括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 希姆莱、农业部长瓦尔特· 达里、帝国医学界领导人瓦格纳。委员会也包括最著名的学者，比如弗里茨· 兰茨、阿尔弗雷德· 普罗茨，还有重要的内阁官员，比如帝国统计办公室主任弗里德里希· 伯格多费尔、内务部公共健康部门的负责人阿图尔· 居特。尽管这个委员会没有成为种族政策实施的主要机构，但是它是起草种族立法的重要催化剂，最著名的是1933年7月14日生效的绝育法的制定。这个新的种族法被命名为《遗传疾病后代终止法》，它规定根据基因健康法庭的意见，假如个人患有某种特定的遗传疾病，他可以被实施绝育。但是，基因疾病的范畴非常广泛，在科学上也是含糊其辞的，以致许多人都可能被绝育，除非完全健康。九类“疾病”是有清单的：先天低能、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遗传性癫痫症、亨廷顿舞蹈病、遗传性失明、耳聋、严重身体畸形，最后附加的是慢性酒精中毒。

开始于绝育法的出台，德国医学界是第一个迈出了致命一步的团体。伴随着一系列更为极端行为的增加，这一步导致了“对没有资格生存的人”的灭绝行为。第一批牺牲品是“先天低能的人”，或者所有被基因健康法庭认定是患有精神和身体残疾的人，他们可能污染了德国民族的种族健康。这些基因健康法庭像大多数正在出现的纳粹机构一样，都是不受公共监督的，而且多半是由热情而傲慢的官员组成，他们视自己为新的、旨在完善雅利安种族的种族科学的守门人。据估计，将近四十万人在1933年至1939年秋季之间接受了“希特勒的切割”，男人做了输精管结扎，女人做了输卵管结扎。但是，纳粹狂人没有在这些初步的措施前停滞下来，而是把他们激进的种族议事日程推进到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他们通过了反对“种族污染”和种族玷污的种族立法，最终发动了对生物学意义上的劣等人的灭绝，他们包括吉卜赛人、“反社会的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斯拉夫下等人、犹太人。

不像保护弱者、残疾人、少数民族的自由主义国家，纳粹的种族国家热衷于完全对立的理想，即清除这样的社会集团，因为这些集团被假定破坏了德国民族的种族纯洁性。尽管像戈培尔、施特赖歇尔、罗森贝格、达里这样的纳粹领导人得到了一批热衷的官僚、倡议的团体和研究机构的支持，他们辛苦地实施各种各样种族的奇想，但是在德国，比其他任何机构更要为设计出清晰的灭绝性种族政策负责的机构是党卫队，它是种族灭绝真正的工具。根据卡尔· 施洛伊尼斯的正确评估，这就是为何“清晰而明确的犹太政策的发展和党卫队的发展是基本上平行的”。

党卫队：极权主义控制和种族灭绝的工具

党卫队建立于1923年，最初是一支纳粹党精英的准军事组织，其最初功能是保护元首免予政治对手的攻击。最初它是一个小型的保镖团体，从属于更大的组织——冲锋队，后来党卫队发展成党的警察部队，一支恐怖主义的帝国警察部队，一支指挥自己部队的军队中的正规军队——武装党卫队（党卫军），它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联合体，它的触角深深地进入德国的大企业，后来又渗入被占领土，它是一个巨型的杀戮机器，监控着集中营这一拷打和灭绝的庞大系统。假如没有这个恐怖机器，纳粹就会缺乏强烈的种族狂热、精打细算的残酷、组织化的结构，这些都是对犹太人和其他受难者成功灭绝所必需的。像纳粹党自身一样，党卫队的梦魇植根于20世纪20年代的巴伐利亚，并且也正是这个体格肥胖的、矮小的、体格羸弱、近视的、秃顶的巴伐利亚人海因里希· 希姆莱把这个小型的部队建设成为第三帝国最恐怖的犯罪组织。

海因里希· 希姆莱是党卫队的首领，是希特勒的另一个自我和无情的猎犬，正如某些人所说，他是纳粹主义的人格化身。这个冷酷和工于心计的爱管闲事的人，有着谨小慎微的技能和一心一意的奉献精神，被埃伯特· 施佩尔恰当地描述为“一半是校长，一半是怪人”，他系统地聚合了纳粹恐怖的工具——党卫队、警察和集中营。他的目标与其说是为恐怖而释放恐怖，不如说是利用恐怖来建立纯粹的种族国家。海因里希· 希姆莱是真正的信仰者、一个危险的人物，像过去的宗教法庭大法官，热烈地相信自己的宗教，即使这种宗教是荒唐的。正如乔治· 奥威尔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狂人可能不敢杀害一个人，但为了一个抽象的理念杀戮数百万人。

由于希姆莱手上有着数百万人的性命，历史学家试图通过检验其人生的起点，合理地解释他人生的终点。他们假定这个犯下难以言表的可怕罪行的人必然是可怕环境的产物；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在其成长期中并没有发现任何戏剧性的事情，他们感到恼火，不情愿地认为希姆莱的青年时代处于“郁闷的正常状态”，对其他纳粹的杀戮者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他们告诉我们，希姆莱来自一个最普通的巴伐利亚中阶级家庭，因此用一些心理学的解释来说明这一难以解释的人物是徒劳的。

真相是，希姆莱不是一个正常时代的产物，也不是正常的、健康的或者有爱心的父母的产物。他的父亲格布哈德· 希姆莱是一个极端死板、迂腐、强迫性的遵守法律的校长，是在那时的德国学校体制中极为普遍的、最可怕的集权主义类型的代表。希姆莱教授的父亲是一个有着鲜明的集权主义习惯的普通警察，就是以同样的原则，教授养育他自己的孩子，教育他们谨小慎微、注意整洁、讲究秩序、听从指挥。尽管这位年轻人求助相当娇惯他的母亲，希望从他父亲严厉控制下解脱出来，但他还是将他父亲严格的、僵化的、种族优越的、傲慢的价值观内化为无条件的真理，同时与所有温柔的、敏感的、自发的或者松散的东西斗争，把它们视为无条件的坏事。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希姆莱有着特别困难的青春期，因为他没有符合他傲慢的父亲希望他达到的严格标准。严厉的父亲强化了这个年轻人成为英勇军官，带领战士冲锋陷阵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组合中破灭。在希姆莱完成军官训练学校学业时，战争结束了；并且年轻的希姆莱十分缺乏健壮的体格和决断力，这也足以导致他不能成为感召人的领袖。

他也让具有等级意识的父母感到失望，因为他没有追求过学院教育课程，这一课程可以使他获取享有声望的职业。希姆莱在慕尼黑的技术大学学习农业，并且在战后危机重重的时代他依然如此。1922年，他被授予了农学毕业证书，但是工作前景却处于深渊之中。他作为技术助理工作了一段时间，从事肥料研究。他孤独、漂泊不定，没有安全感，渴望获得生活的意义感和目的感。通过加入纳粹党，用另一种东西替代他严厉的父亲形象和严厉的价值体系，他找到了这个意义。希姆莱似乎没有任何内在的本质，因为他从来没有让自己去经历一次真正的、导致自我成长的自我发现的过程。他的文化教育他，一个人只有无条件地服从权威才是优秀的；即使一个人质疑传统的权威，质疑他的父亲或者罗马天主教养育的权威，他也必须在这个位置上用同样绝对的集权主义原则体系替代它们。这个充满焦虑的年轻人已经怀疑罗马天主教信仰，怀揣一点点用他的严厉养育所强加的不切实际的思想或习惯，通过把自己依附在一个新的权威阿道夫· 希特勒和替代性的宗教国家社会主义之上，解决了他的身份危机。

像那时许多的德国人，他们肯定是纳粹真正的信仰者，希姆莱没有采取质疑权威或者自发的生活实验的形式去选择自由；他逃避在新的民主体制的德国中自由所提供的可能性，使自己无条件地服从新的一种枷锁。他要的是逃避自由的自由，因为这样做会允诺解脱最可怕的梦魇，这个梦魇是一个保守主义和安全意识强的德国阶层都可能拥有的，这个梦魇是一个处于持续的日常事务之外的生活，这些事务由规则和规章、秩序和方向、身份证、入场券、明细记录的库存物品构成。琐碎的官僚监视着大屠杀，迂腐而小心翼翼地记录着犹太受害者的物品，确认所有的雨伞、帽子、鞋子、眼镜都被整齐地记录下来。他们都是小希姆莱，有着和希姆莱一样强迫性的文化特性。一个希姆莱阶层和希姆莱一代的德国人，在冲动的时刻自由地或自发地做一件事情也是十分困难的。甚至休假也要计划很长时间，强迫自己写信和写明信片，写日记，或者把自己紧紧依附在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摄影上。应该被记录的是：1945年5月德军崩溃之后，希姆莱掩盖身份，悄悄地失踪了。在没有任何人促动的情况下，他本能地将自己的身份文件交给了英国控制区。他选择的名字是秘密陆军警察前下士海因里希· 希青格尔，这个下士因为开小差被处决。像希姆莱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这次逃跑也是按照规则行事的，正如所证明的，是按照错误规则行事的，因为秘密陆军警察在盟军的黑名单上，所有穿其制服的人或者持有其军官身份证件的人也是如此。

1929年，阿道夫· 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党卫队首领，这个首领那时依然是笼罩在冲锋队和它神气活现的指挥官恩斯特· 罗姆阴影之下的小职位。但是，希姆莱预想他的黑衫战士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步兵或者街头的争吵者；他的梦想是把他们变为精英的种族干部，这些人是从德国人最有天赋、最强壮的部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是种族净化的德国卫士。大约在这个时候，希姆莱也受到农学家、前炮兵军官瓦尔特· 达里种族理论的影响，希姆莱是在阿尔塔曼斯中认识他的。阿尔塔曼斯是一个信仰回归土地运动的种族乌托邦分子组成的团体。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民族主义青年团体组织起了这场运动。阿尔塔曼斯号召建立新的东方定居点，征服“劣等的”斯拉夫人，培育新的、使德国的血液和土地重新获得活力的条顿农民阶级。一些著名的党卫队种族主义分子——希姆莱、达里、未来的奥斯威辛指挥官鲁道夫· 霍斯——都出自阿尔塔曼斯。

在为权力斗争的几年当中，阴郁的、苍白的、感情平淡但精神十分集中的希姆莱建立了自己的精英秩序。他筛选了新的队员，规则是身高不能低于5.8英尺，军官的雅利安血统要追溯到1750年，招募的人员雅利安血统要追溯到1800年，身体健康，符合卫生学的规格。着迷于他自己没有日耳曼人的美丽，希姆莱偏爱高大、金发、蓝眼的样本人物。他自己几乎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以及身体力量的缺乏，引发了他大量的神经过敏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不断地患有各种疾病，大部分属于伴有身体上症状的心身失调症。这些症状包括剧烈的头痛、结肠炎、胃绞痛、肌肉疼痛。费利克斯· 科斯滕是希姆莱的瑞典按摩师，他照顾着这位焦虑深重的客户疼痛的肌肉。他的日记可以作为希姆莱幻想和强迫症的见证。像希特勒一样，希姆莱是一个神经过敏的忧郁症患者，熟悉由古怪的草药医生和在健康方面喜欢新奇事物的人组成的世界。

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希姆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有肛欲期性格特征的施虐受虐狂，或者一个“强迫症人格”，但是，这些术语都不能抓住这个人本质的历史含义。正如休· 特雷弗—罗珀很久以前所注意到的，希姆莱是宗教法庭大法官、精神麻木的狂人的原型，他尽管个人是和善、挑剔、简朴、廉洁的，但是他可能因为某种强烈坚守的信仰杀害数百万人。希姆莱的理想是一个被新的雅利安神人统治的乌托邦，他们将德国从苦难和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无休止地盯着未来候选人的照片审视，刺探他下属的私生活，严格禁止党卫队所有成员在没有弄清未来配偶的种族背景前结婚。每一个党卫队成员必须持有家谱，它包含专门的家庭情况和关系，因为只有用这一方式，后代的种族纯洁性才可能得到保护。早在1931年，达里加入了希姆莱的参谋团队，组织起种族和定居地总办公室，负责制定种族规范，指导对欧洲种族性的研究，形成在东方殖民地德国殖民者定居的计划。

从纳粹党初期的努力清晰出现的事实，以及后来东部前线发生的“种族清洗”令人惊讶的行为所确认的事实，都体现了希姆莱的信仰：德国种族可能在生物学意义上得到提高，体现了他指导种族净化可能完成所依赖的标准和技术。希姆莱有一段时间在慕尼黑附近的瓦尔德图德林做过养鸡场主，他似乎已经相信人类的繁育本质上就像动物饲养一样，因此，“根据门德尔法则”，德国民族在一百二十年后可能再度成为“在面貌上真正的德国人”。通过绝育和严格的种族法禁止与犹太人及其他低等的人种通婚，在德国的基因池里清除不希望出现的外貌，希姆莱相信是可能哺育出金发、蓝眼、高大、健壮的雅利安超级人种的。他指出，主导世界依赖于种族的净化：“除非在德国人血脉里的领导层的血液——我们只有依靠它雄奇或衰落——通过从其他地方优良血液的混合而增加，否则我们永远不能获得对世界的统治。”

1931年6月，一个雅利安的样本人物希望在党卫队得到一个位置，他来到瓦尔德图德林农场拜见希姆莱，并成为了希姆莱最亲密的心腹，并帮助他完善了进化中的党卫队帝国。这个人就是莱因哈德· 海德里希，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前海军军官，最近因为行为不符合军官的身份而被海军辞退。海德里希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男高音，是哈雷音乐学院的指挥。这个年轻人是个音乐天才，在体育上也具有天赋，在严格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长大。在这个家庭中，整洁、秩序、纪律和优异的成绩是一天的规则。内向和些许害羞使得海德里希不容易交上朋友，他经常通过傲慢的行为和进攻性的自我主张补偿他的短处。他通常我行我素，经常被同学，后来也被海军的同事避之不及。当有关他父亲是个犹太人的谣言四处散布的时候，一切更是如此。莱因哈德在学校经常被同学嘲笑为“ISI”以暗示他的犹太性。然而，没有可信的证据说明海德里希的父亲事实上是个犹太人，但是犹太性的断言一直伴随着莱因哈德杀戮的一生，并可能解释为何他经常展示出其有名的自我仇恨。

扭曲的人格体现为对自己身份深层次的矛盾情绪，以及对认可和认同的渴望，这种人格出自他青春期的争斗。在他相对短促的一生，海德里希是一个分裂和有着不安全感的人，唯一遭遇的是和其文雅的、侵略性的外貌一样丑恶的空虚，他试图用傲慢的主张和温和的姿态掩盖他的浅薄。瑞士国际联盟委员卡尔· 布克哈特讲述了一个故事，它来自一个和海德里希贴近的党卫队成员。大概的意思是：一天傍晚，海德里希喝醉了，他踉跄地走进自己灯火辉煌的浴室，碰巧在大厅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镜像。他从手枪皮套里抽出左轮手枪，对这镜子开了两枪，大叫道：“我总算射中你了，人渣！”布克哈特说：“这个具有分裂人格的人对着他的镜像开枪，因为他总算遇见了他自己的另一半——但他只是在镜子里面遇到他，从来没有去除他；另一半的他一直陪伴着他走向终点。”

在所有的纳粹领导人当中，海德里希是最符合雅利安人所谓最高理想的：尽管他的马型长脸、长鼻子、外凸的牙齿、残酷的嘴巴使得他帅气的外貌有所黯然，但他身材高大柔韧，头发金黄，长相标志。他的声音和笑声高亢、颤抖，以至于他的同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山羊”。他十分聪明，具有运动天赋，尤其擅长击剑、游泳和跑步。但是，这样一些能力和性格的力量并不匹配。他被海军辞退，因为他为另一位女士粗暴地拒绝了一位年轻女子，这使得这位被抛弃的年轻女子神经崩溃。这一事件证明海德里希对他人缺乏敏感，且十分粗鲁。任何人对海德里希来说只是工具，从来不是目的。他毫无道德地利用他们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把他描述为完全没有道德的人，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罪犯才能和他一拼。像希特勒一样，他一直思考不可想象的、不受法律或者社会习俗约束的东西。确实，假如希特勒没有轻微感觉到这个年轻人令人难以忍受的野心、粗暴的傲慢、厚颜无耻的无德的威胁，他可能成为希特勒最喜欢的儿子。希特勒甚至暗含威胁，要暴露他所谓的犹太性使得他安分守己。在海德里希的葬礼上，希特勒称海德里希是“铁石心肠的人”，引用布克哈特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年轻的、罪恶的死神”。

希姆莱与海德里希的伙伴关系，代表着两人最具毁灭性的潜能的邪恶汇聚。希姆莱对细节有着麻木的专注，海德里希则有着文雅的邪恶和毫无道德的冷静。在纳粹党和国家的机构当中，他们像鼹鼠一样工作，目标就是颠覆法律和对权力工具的完全把控。他们的方法是把自己潜入正规的官僚机构中，安插自己的亲信到有影响的岗位上工作，通过敲诈和逮捕消灭对手，同时扮演着奉献、天真、无知的只为德国的福祉尽心尽力的公务人员的角色。事实上，希姆莱这一种族狂人的首领和他心理变态的伙伴正在系统地为纳粹恐怖的组织积聚材料。

1933年春天，这两个人开始抢权。当时希姆莱三十三岁，海德里希二十九岁，公众对他们所知甚少。1933年3月9日，希姆莱成为慕尼黑的警察局长；4月1日，他被提升为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首领，这个职位使他负责整个州的警察机构网络，以及第一个主要的集中营——达豪。他们两个人都要确信警察机构里的关键岗位都处于最无情和最有效率的警官手中，更好的是处于被证明是纳粹忠诚者的手中。海德里希最得力的官员之一是海因里希· 穆勒，以前他和纳粹没有关联，后来获得了“盖世太保穆勒”的绰号。通过盲目的服从和无德的行为，具有强劲野心的他很快得到了新的主人的信任。作为后来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四处处长，他参与了无数反人类的罪行，成为了纳粹体制中最令人恐惧的官员之一。和他的同事，诸如弗朗茨· 约瑟夫· 胡贝尔、约瑟夫· 迈辛格所做的一样，尽管穆勒以前反对过纳粹，但是海德里希认出了他的同类：控制型的技术人员心甘情愿地去为任何政权服务，只要这个政权能够晋升他们，并且给予足够的空间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残暴的嗜好。穆勒及其同一类型的人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在宗教的氛围中长大，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得到高级别的授勋，参加过自由军团，最后在不同的警察部门供职，后来成为纳粹主人忠诚的追随者。穆勒和他的同党都是没有道德的政治恐怖的机器，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辩护机制；他们主要的动机是不惜一切代价追名逐利。

由于帮助希姆莱控制了巴伐利亚和德国其他地方的警察，海德里希也稳固了有助于使得一切皆有可能的机构——他早在1931年建立的党卫队保安处。最初，保安处的成员都是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理想主义分子，他们在艰难的时代完全失去了职业，成为了被社会边缘化的漂泊者，他们一直在寻找生活中某种意识形态的承诺。例如，海德里希的副手卡尔· 阿尔布雷希特· 奥贝格是汉堡的医学教授的儿子，他在十七岁参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勇敢战斗，加入了自由军团，并且后来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多数时候没有稳定的职业，到处漂泊，直到最终他发现进入纳粹党和保安处的路径。海德里希的主要军官都属于某种相似的类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一个才开始明确自身的领域都是业余人士。维尔纳· 贝斯特博士、奥托· 奥伦多夫、赖因哈德· 霍恩教授、弗朗茨· 西克斯教授、赫伯特· 梅尔霍恩博士都是律师，赫尔穆特· 克诺申是一个具有文学抱负的人，冈特· 达尔昆是一名记者，瓦尔特· 舍伦贝格是一个有雄心的、业务熟练的间谍。事实上，就是冒险的光环，就是对别人暗中监视的喜悦，就是建立监视和强制系统所需要的才能，抓住了这些人的想象力，把他们吸引到保安处来。瓦尔特· 舍伦贝格是未来党卫队的间谍大师和谍报首领，他后来回忆道：他加入党卫队，因为不像冲锋队啤酒屋的暴徒，除了黑色党卫队制服华丽而优雅之外，一个人在党卫队会发现“更好的一类人”。被党卫队的魅力吸引的人所不知道的是：一旦进入了这一体系，他们就必须和非常令人讨厌的人在一起工作，服从没有道德的命令。但是，他们没有脱离旨在灭绝假想敌人的犯罪组织，而是将他们的共同犯罪合理化，顺从地执行更为邪恶的犯罪行为。

起初，保安处应该承担什么任务并不清晰：是情报服务机构、秘密服务机构、纳粹党的监察机构，还是准警察的组织。保安处一度包揽了所有这些事情，直接宣称是抗击“压迫”。到1937年，它已经有三千名成员和超过五万名告密者的人数不断增加的大军。这些好严格审问的人试图在地里挖出什么呢？答案是要挖出真正的和假想的敌人的阴谋诡计。有时和盖世太保一起共事，有时和盖世太保目的不一致，保安处的侦探首先指向政治上的对手或嫌疑者，诸如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党成员、工会成员、牧师、不服从的知识分子，等等。在压制或者消灭这些国内的敌人之后（1933—1935），随之而来的是对“种族敌人”第二阶段的进攻，主要是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但是后来也包括斯拉夫人和“亚洲低等人”。保安处的犹太人事务处（II—112）在20世纪30年代有许多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领导，他们包括莱奥波德· 冯· 米尔登施泰因、库尔特· 施罗德、迪特尔· 维斯兰西、赫伯特· 哈根。犹太人事务处分为几个部门：被同化的犹太人（II—1121）、正统的犹太人（II—1122）、犹太复国主义分子（II—1123）。

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部门在1935年由阿道夫· 艾希曼负责，它的目标是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研究快速将德国的犹太人迁移出去，更适宜的地方是巴勒斯坦。这位光裕油行的前销售员略知一点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对犹太历史有一些皮毛认识，他很快把自己变为了犹太事务的专家，这使得他成为了大屠杀的关键人物。犹太事务处在完成认定敌人和指导警察追踪敌人行踪这些保安处一般性任务的同时，还编制了巨大的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以及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著名犹太人的索引卡片目录。保安处的侦探负责认定嫌疑的个人、危险的组织，以及潜在的反对纳粹德国及其领导人的阴谋。在这一巨大的事业背后是类似妄想狂的假定，这一假定是对统一的、试图接管整个世界的犹太人世界组织的确信。完成这个事业要求可信赖的党员、可信赖的告密者、付费的告密者，甚至不可信赖的合作者组成的全国范围的网络。种族崇拜者的咆哮先前被限制在疯狂的边缘，现在被发展的国家官僚体制所推动，这一体制中充满了受过良好教育、热情的、工作努力的狂热分子。

党卫队的种族狂人和他们在国家或者党组织的支持者虚构了一个含糊的敌对团体，这个团体如此恶毒和弥散，以致为了保护德国不被这样的恶人所侵害，什么努力都不为过，什么经济上的耗费都能承受，必须揭掉幻觉中恶人的面具，并把他们无情地消灭。对幻觉中恶人组成的世界的确信，使人想起了创造女巫的中世纪宗教大法官的幻觉。这种确信不仅是为了满足偏离正路的神学，而且也是满足从事毁灭工作的正在增生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已经得到了生长，能够证明它的正当，并对它进行强化。1933年至1938年，党卫队保安处与其他组织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剥夺了犹太人公民权，破坏了他们的谋生手段，最终将他们从德国的公共生活中清除出去。正如后来所见，1938年至1941年间，强迫性的移民紧随其后，再后面就是对所有欧洲的犹太人的消灭。尽管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精确方法还不清楚，但是犹太恐惧症患者已经直面灭绝性的终局。这一点可以从施特赖歇尔贴在墙上的口号中看到，并轻易地推论出来。它就是：“没有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对德国人民的拯救。”

在构建他们极权主义统治网络的时候，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不仅建立了党卫队，尤其是它的安全机构保安处，而且阴谋策划了渗透和接管整个德国警察系统。在1933年末，希姆莱已经合并了德国各州的警察部队，但是普鲁士的警察依然由赫尔曼· 戈林，以及由戈林控制的普鲁士内务部长掌管。戈林警察系统中的铅锤是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它是普鲁士警察部队的一个部门，建立它的目的是监视由政治领袖、政治党派和政治协会发起的可疑的以及潜在的颠覆行为。直到1934年春天，盖世太保依然在戈林的控制之下。到那时，它的触角已经遍布整个德国，实施威胁、勒索和敲诈等行为，迫使受害者承认他们的政治罪行。为了“人们自身的利益”，盖世太保对他们进行了“保护性监护”，强迫他们招供，把他们交付给集中营，“如果企图逃跑”就会被射杀，这些都成为了正在出现的纳粹暴政喜欢使用的一些手段。

戈林一直就盖世太保的指挥权与威廉· 弗里克和恩斯特· 罗姆发生争执。1934年4月20日，戈林与希姆莱联合，任命希姆莱为“盖世太保首脑”，牺牲了他的前任盖世太保主管鲁道夫· 狄尔斯。希姆莱依然从属于普鲁士邦总理戈林，从属于帝国内务部长弗里克，从属于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首脑罗姆，在“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希姆莱的黑衫党卫队杀手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清洗了罗姆。希姆莱在清除希特勒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中发挥了血腥的贡献，作为奖赏，希特勒把党卫队变为了自治的精英组织，并让它完全控制盖世太保。弗里克企图将盖世太保置于内务部更有效的监控之下。经过与弗里克的长期冲突后，1936年2月，通过了一部新的《盖世太保法》，它代表了希特勒狡猾的思想和两面的性格：尽管不同的盖世太保官员表面上对内务部长弗里克负责，但是，这部法律也规定盖世太保的地方官员对柏林的盖世太保首脑办公室负责，这遗留了一个问题：哪个办公室对司法冲突具有最终的权威。在纳粹的恐怖国家，这样的司法冲突最终是以有利于最强有力的和最坚定的领导的方式得以解决，这自然发生在坚韧的希姆莱身上。在《盖世太保法》发布后仅四个月（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把所有的警察权力交给了希姆莱，使他成为了内务部中德国警察的首脑。弗里克依然是名义上的负责人，但是实际上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根据他们认为是合适的方式运作起警察部队。

在他被任命为德国警察首脑之后不久，希姆莱重新组织了德国警察系统，组建了新的“安全警察”，由海德里希负责，它由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刑事警察及宪兵组成。德国警察系统的残留品由过去的城市警察组成，现在被重新命名为治安警察，交给了一个老朽的效忠者库尔特· 达鲁伊格管理。他是一个好的暴徒，因为愚笨而被柏林黑社会起了“哑巴—哑巴”的绰号。当完全拥有了恐怖工具的时候，希姆莱的效忠者不断地渗透到德国国家的机构当中，压制诚实的行为和遵守法律官员，建造了施罗默· 阿龙松所恰当命名的党卫队、警察和集中营的三角关系。希姆莱的新人紧紧跟随着他们无道德的首领，用无耻的手段完全压倒了守法的、谨慎的公务员。穆勒从慕尼黑迁居到柏林，成为了盖世太保的首脑，后来成为了大屠杀的关键人物。事实上，执行对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纳粹政权无辜受害者灭绝任务的杀戮人员，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聚起来的。

除了“盖世太保的穆勒”，还有汉堡警察的前任主管布鲁诺· 施特雷肯巴赫，他在波兰建立了第一个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组合了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围捕和杀戮犹太人和其他种族敌人；党卫队特别行动队首领奥斯瓦尔德· 波尔注定要建立一个以奴隶劳动、勒索、杀戮为基础的党卫队商业企业的巨大经济体；瓦尔特· 施塔勒克一直到死都是A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这支行动队跟随着北方集团军穿过波罗的海国家进入列宁格勒，一路留下了无情杀戮的轨迹。阿图尔· 奈比是刑事警察的首脑，在“到东方去受聘”的掩盖下，他是第一个热情地在波兰灭绝犹太人的志愿者；埃里克· 冯· 戴姆· 巴赫—齐列夫斯基因为在清洗罗姆期间样板式的残暴获得了荣誉勋章，他受希姆莱指派在整个东部前线与游击队作战，这使得他清洗了无数的对手，包括许多犹太人；奥托· 奥伦多夫是D特别行动队的首领，他对在俄国南部贝萨拉比亚和克里米亚之间至少九万平民的清除负责，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杀害恩斯特· 罗姆的特奥多尔· 艾克是一个残酷成性的反社会分子，他管理着整个纳粹集中营系统。

在这些手上沾满鲜血的人背后是一帮律师和技术专家，他们包括维尔纳· 贝斯特、赖因哈德· 霍恩、弗朗茨· 西克斯、赫伯特· 梅尔霍恩，他们将光鲜的尊重法律的外表放置在勒索、拷打和国家杀戮之上。知识分子也帮助美化党卫队。最有趣的是冈特· 达尔昆，这位有着杰出能力的记者成为了党卫队月刊《黑色军团》的主编。这是一个老套而迷惑人的宣传期刊，是纳粹党内外广泛阅读的研究性报告。受益于巨大的保安处情报员网络，这个期刊从事于对党的高级成员的某种尖锐批评。《黑色军团》最喜欢的高级目标是犹太人、教会官员、受怀疑的知识分子、有着独立头脑的商人、装模作样的官员。因为这本期刊显示了自我批评的迹象，经常使纳粹的主要领导人恼怒，因此得到广泛的阅读。1937年，它销售了189 317份，到战争结束时，它的发行量接近75万份。

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那些加入其各种各样分支组织的人，认为党卫队是一个高贵的精英组织，它只接受最聪明和最优秀的人。认识到以上这一点是重要的。这是公共欺骗的纳粹政策的一部分，是用最高贵的理想主义形式掩盖侵略和不道德目标的一部分。什么东西比加入一个从头到脚穿着清教徒黑色衣装的精英卫队更理想主义呢？这个卫队的任务就是保卫元首，以及国家和党的机构。因此可以理解，成为这样高贵的冒险行动一部分的渴望是强烈的，尤其在上层阶级。20世纪20年代，党卫队主要由前自由军团的成员组成，但是到1933年后，上层阶级和古老的贵族统治精英不断地涌入。到1933年秋季，希姆莱停止招募，并决定根除那些不适合英勇的党卫队形象的人，比如机会主义者、酗酒者、同性恋者，以及种族来源不清晰的人。希姆莱需要一个精英组织，它受过严格的训练，渗透团队精神。采用了由依纳爵· 罗耀拉所创立的耶稣会的模式，希姆莱旨在重塑他的新教徒的整个性格。候选人被要求在允许入队之前，经历艰苦的两年训练计划。整个训练建立在荣誉崇拜、忠诚、对权威无条件服从等伪宗教的观念之上。“我的荣誉是忠诚”的格言，被灌输进每个党卫队成员的头脑当中，镌刻在所有党卫队的匕首上。

党卫队的信念最终就是对元首是德国救世主的信仰，就是对德国优越性扭曲的感觉，就是在科学真理的掩盖下的种族思想。但是，这些浅薄和自私自利的信条被党卫队全国领袖用荒谬的精神性诱捕所掩盖。这些候选人在希姆莱的部队中生存下来，承受了军事组织才能设计的对人类尊严最严酷的心理攻击，当他们成功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作为被赋予神圣任务的、独特的兄弟会的一部分得到了再生。作为这个兄弟会的成员，他们对德国所有的法院都不负责任。党卫队有他自己的荣誉法院，海因里希· 希姆莱的原则是，所有受过法律训练的人都不能成为党卫队的一员。因此，党卫队成员视自己为精选出来的人，并且用特殊的结合互相视为同志，也就不令人惊讶了。但是，正如汉斯· 布赫海姆所认为的那样，这些结合不是建立在尊重个人尊严的性格力量之上的，而是经常依赖于被优等人和局外人掩盖弱点，忽视犯罪，遮蔽失败。根据沃尔夫冈· 索夫斯基的观点，党卫队成员依靠个人权威和同志友情相互结合，他们作为自我保护的团体发挥功能，这一团体在其行政结构中经常具有与理性科层制的通常理想类型毫无相似的地方。

尽管党卫队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组织，但是它的成员被赋予大量武断的权力，前提是他们能够无情而成功地把这一权力用作打击敌人。他们自己训练的残酷程度类似他们对别人的折磨，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体验过了，也使得残酷的施加变得容易起来。性格强硬刻写在机器人一样的党卫队队员的脸上，对这种性格的赞颂以彻底的蔑视和残酷表现出来。就是用这种蔑视和残酷，这些雅利安优越性的样本人物虐待着他们的对手。对于党卫队队员来说，“不可能”这个词是不存在的；他生活的氧气就是斗争、对权威无条件的服从、因为感情或者激情意味着软弱而对它们的压抑、对局外人的傲慢、与自己同类的内部结合。正如索夫斯基提示我们的，党卫队的结合是真正的同志友情，而非同志关系，这一区别涉及重要的道德考量。

同志关系意味着人们相互帮助，承担相互的责任；比较而言，同志友情意味着他们相互妥协，作出让步。同志关系遵守普遍规范的原则，而同志友情是纯粹内部的关系。人们相互替代，掩盖罪行、错误和弱点；他们培育了这个集团的军团精神，借此来说明和定义自身、把自己提高到局外人之上。同志关系是当需要的时候拥有一个朋友，同志友情是一种完全为了这个集团的共谋。它逃避外部的控制，结果是，它的道德水平趋向于不断地衰落。

下面的问题自然是：极权主义恐怖的中心设施是集中营，它可能只委托给非人性的技术人员。纳粹掌权之后，希姆莱专门培训了一支党卫队成员特别的志愿者团体，作为长期服务的集中营看守。这些团体被称为“骷髅队”，因为他们的成员在他们的黑帽上配有骷髅头和交叉骨头的专门徽章。希姆莱把负责这一系统的任务交给了特奥多尔· 艾克，他是一个残暴的精神变态者，将所有他的集中营的一系列残酷惩罚标准化。他坚持每一个犯人都必须作为国家的敌人受到疯狂仇恨的对待。他也把逐级惩罚体系程序化，由8天、14天、21天、42天构成，其间每四天供应一顿热餐。体罚按照轮番安排由党卫队员日常执行，以致每个看守都有机会在监狱室友面前鞭打囚犯。囚犯不断受到欺凌和袭击，尤其是在小便或大便时。假如他们动作太慢，就会被扔进粪池。1937年10月，十名囚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粪池里窒息。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侮辱被施加在囚犯身上，尤其是犹太人、同性恋，以及耶和华见证会教徒身上。对于囚犯来说，被鞭子、棍子、棒子抽打，从头到脚浇小便，在烂泥里打滚，活埋，被胡乱开采的滚石碾压，在冷水里洗澡至死，吊在树上学布谷鸟叫，双臂放在头后屈膝下蹲数小时，在虐待狂设计的拷问室里腐烂或者窒息，都是家常便饭。

集中营是一个道德突变，一个文明存在界限的跨越。这是一种新的专门针对大众时代、20世纪工业时代及其鲜明的组织、剥削、灭绝人类或自然资源风格的绝对控制。根据沃尔夫冈· 索夫斯基的观点，集中营热衷于用暴力、饥饿、劳动对人类的系统性毁灭，并且以有效的、类似企业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切。在十二年的跨度里，集中营“从恐怖的中心变形为恐怖的世界”。德国人民都十分清楚它的存在，它一直能找到几万个志愿帮凶，从犯可能有数百万。集中营里施加在受害者身上的折磨和暴行，不能单一地借助意识形态或者动机来解释。在集中营里，恐怖绝不能得到合理化，因为它自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某种目的的工具，比如身心改造。集中营系统的文化是集体性的残酷。看守被训练成适应对囚犯施加最大的痛苦和凌辱。最初的训练课程包括高标准的劳动专业化、残暴的规范化、凌辱囚犯的奖惩计划。一个看守能够成为最好的拷打者，也有相当大的同事方面的压力。集中营里有奖状、额外配给、提拔、奖品等奖励。事实上，“这些亚文化的成员造成的死人越多，他们的名声就越大。”换句话说，这些看守抽打、折磨、杀死囚犯，因为鼓励他们这样做，不存在任何阻止。当然，有一点是真实的：许多看守是变态的，一些持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信仰，但这些不是他们残暴的主要理由。正如沃尔夫冈· 索夫斯基所言：“所有的残暴需求是缺乏道德感，是每天工作安排造成的残酷化。”这是军事或者刑事机构的学生长期以来都知道的真相。

集中营从不伪称改造了任何人。它的任务就是施加惩罚，在所有集中营大门上镌刻的格言“劳动使人自由”之下，让囚犯工作至死来剥削他们，并且最终灭绝一些目标群体：犹太人、吉卜赛人、耶和华见证会教徒。在达豪集中营开启后不久，一个党卫队指挥官就对他的同事说了一段劲头十足的话，这确定了后来十二年的基调：

党卫队的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元首在召唤我们去做什么。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像对待人一样对待里面的这些猪猡。在我们眼里，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二类生物。他们多年来一直从事犯罪活动，但是现在我们获得了权力。假如这些猪猡掌握了权力，他们保证会让我们的头颅滚落在尘土当中。因此，我们也要知道没有感伤。任何我们行列里的人如果不能正视鲜血，他就不属于这里，他就应该离开。我们射杀的混蛋越多，我们饲养的混蛋就越少。

任何一个被监禁在主要集中营的人很快会发现，他或者她正进入一个活生生的地狱。一个集中营的指挥官会让才来的人很快清楚这一点，他会对他们咆哮：“忘了你的老婆、丈夫、孩子、家庭。你会在这里像狗一样死去。”尽管最初对于集中营来说只有四个目标群体——政治上的敌人、劣等种族、罪犯和“反社会的因素”（波希米亚人、古怪的人）。每一个德国人都有理由对他或者她的安全感到忧虑。大部分得到希姆莱鼓励的这种弥漫的对警察恐怖的感觉，构成了纳粹主义的本质，并且被不断增加的各类集中营所强化。集中营开始建立于1933年的达豪，这是一个位于慕尼黑西北部12英里的城市，纳粹把那里的20个古怪的、样子沉闷、属于废弃火药厂的建筑变为集中营，并作为其他集中营的模型。在其十二年存续的过程中，达豪有20.6万的各种类别和国籍的注册囚犯，其中3.1951万名囚犯正式登记为死亡。就是在这里，囚犯被作为“科学研究”的活猪，会因为任何可以想得到的错误而被拷打，并且被残暴地强迫为纳粹政权进行奴隶劳动。达豪也被作为“部队学校”，因为每一个指挥官必须接受集中营经验丰富的老兵提供的特别训练课程。

1933年到1939年间，出现了五个主要的集中营：达豪、靠近魏玛的布痕瓦尔德、靠近柏林的萨克森豪森、在上巴拉汀的福洛森堡、靠近奥地利林茨的毛特豪森。在战争开始时，囚犯总数大概有2.4万人。战争见证了极权主义恐怖的迅速强化，以及集中营系统的扩散。到1941年，囚犯人数增长了两倍，超过了6万人。1942年夏季，达到了11.5万人，两年后达到了52.4268万人。到战争结束时，它膨胀到71.4211万人，其中20.2764万人是妇女。各种类型的新集中营在增加：汉堡附近的诺因加默、策勒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下西里西亚的克劳斯—洛森、但泽附近的斯图特霍夫、布拉格附近的特莱西恩施塔特，以及波兰境内的主要灭绝营——奥斯威辛、贝尔赛克、索比堡、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纳粹集中营体系的范围和规模令人吃惊。除了23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的集中营之外，纳粹还建立了数千个各类营区，如外国工人营、劳教营、罪犯营、战俘营、平民营、成人和儿童营，还有临时营、集合营、500个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900个东欧犹太人强制劳动营。我们不知道这些营区的总数，但是鉴于纳粹在整个欧洲采用的种族清洗的残酷方法——这些方法涉及驱赶出居住地、集中居住、重新安置、调动、对超过200万人的灭绝，营区的数量必然是难以置信的巨大。G.施瓦茨详细地检验了纳粹集中营的系统，估测有1.0006万个营区，其中包括集中营和死亡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希姆莱的党卫队帝国由四个分支组成：一是普通党卫队，主要由兼职的人员组成，他们有着正常的职业，出于自愿，晚上和周末在党卫队工作；二是保安处；三是党卫队军事编队，在1939年至1940年被重新命名为武装党卫队（党卫军）；四是被称为骷髅队的集中营看守部队。战争开始后一个月，国家警察和盖世太保机构合并在一个屋檐下，它由海德里希管理，名为帝国中央保安总局。这个恶魔式的官僚警察机构被分为七个处：（1） 人事处，由施特雷肯巴赫负责；（2） 法律处，由贝斯特负责；（3） 保安和国内情报处，由奥托· 奥伦多夫负责；（4） 盖世太保，由穆勒负责；（5） 刑事警察处，由奈比负责；（6） 国外情报处，由约斯特负责，后来由舍伦贝格负责；（7） 意识形态研究和评估处，由迪里特尔负责。除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希姆莱的党卫队帝国还有不下于八个其他的主要部门，最后四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它们包括希姆莱私人办公室，由他的参谋长和希特勒的联络人卡尔· 沃尔夫负责，他是党卫队旅队长，一个温和优雅但残忍的机会主义者；种族和定居地总办公室，由瓦尔特· 达里负责；党卫队法院，由党卫队旅队长保罗· 沙夫负责；党卫队总办公室，处理行政事务，由妇女领袖格特鲁德· 朔尔茨—克林克的丈夫奥古斯特· 海斯迈耶负责；运营部，处理党卫队突击队事宜。经济和行政部，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奥斯瓦尔德· 波尔负责，这个部门监督庞大的企业集群，也管理集中营的金融事务；重新组织的党卫队总办公室，被称为勤务站，它接管对被称为国际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的精英党校的管理，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海斯迈耶负责。

党卫队机构的如此繁殖，对第三帝国其他机构的重叠、渗透和占用，给予了党卫队恐惧和邪恶的光环。没有人详尽地知晓希姆莱帝国的任何事情，这也使得一切更加险恶。另一方面，尽管希姆莱揭去了邪恶帝国身上的秘密面纱，但是，他的权力并非是绝对的，因为权力一直在希特勒主要武士之间移动，他们包括戈培尔、戈林、赫斯、鲍曼、罗森贝格、施佩尔；也因为军队依然作为主要的战斗单位实施其特权。还有一个因素是：希姆莱和他的组织一样继续顽固地忠诚于希特勒，因为他让整个党卫队进行神圣的宣誓，至死无条件地服从希特勒。在新的纳粹种族国家，所有事情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希特勒，从我们在1919年在公共聚光灯下我们发现他那一刻，到1945年4月30日帝国总理府下的防空洞他生命结束之时，他都是一个残忍的犹太人仇恨者。

然而，在完成种族政治和偏见的一圈工作时，有必要超出阿道夫· 希特勒及其政府，因为仇恨和强迫症现在得到了官方的赞助、强化和奖励。思想有了结果，民众按照他们所信和所得到的教诲行事，尤其是当这些思想被现代工业国家公开地传播，这些都十分明显，以致不需要进一步地评论。但是，一些历史学家今天漫不经心地声称思想不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它们是可以忽略或者边缘化的，他们更支持经济因素、制度结构或者制度过程、权力关系等类似东西。相反，这一工作假定所有人类所做的事情都被赋予了意识的含义。一件集体的历史事件是一个集体的意识行为，无论是金字塔、大教堂的建设，还是十字军东征，或者集中营体系的建立。意识形态不仅解释，同时证明合理性。种族意识形态也不例外。它不仅仅是经济状况或者社会机构中功能关系的反映。用党卫队将军埃里克· 冯· 戴姆· 巴赫· 齐列夫斯基的话来说：“我的观点是，斯拉夫种族是劣等种族、犹太人不是人类的信条经过数年、数十年的传播，大爆炸（大屠杀）已不可避免了。”

巴赫—齐列夫斯基是大屠杀的执行者，他不仅为自己代言，也为作为整体的德国民众代言。种族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德国社会来说具有关键的重要性，他的这一断言是悲哀的，但也是真实的。尽管可以引述大量的文献证明，但没有任何东西比显示社会的强迫症对无知和无疑的儿童的冲击更为尖锐和让人心神不安，人们教诲这些孩子在纳粹德国的寄宿学校仇恨犹太人。邪恶的毒药是如何奏效的，可以用犹太记者贝拉· 弗洛姆讲述的一个故事来说明。弗洛姆为乌尔施泰因在柏林的报纸写专栏。他与两个小女孩英格和乌泽尔交了朋友，她们是亲密的朋友。一天，英格告诉贝拉说：“贝拉阿姨，你似乎不是真正的魔鬼……我告诉我们的老师荣格先生你不像这样，贝拉阿姨。他说我们不理解你们真正有多邪恶。在这节课的剩余时间，他为我们朗读有关犹太人的书……他们是恶魔……看上去像恶魔……他们应该被全部杀死。他说无论何时看到犹太人时，我们应该向他们吐口水。”一天，在她们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另一位小女孩乌泽尔就这么做了。“乌泽尔和我看到一位老妇人。她看上去非常穷，我们认为她可能是犹太人。乌泽尔说我们应该向她吐口水……她追上去向她衣服上吐了口水……我没有，贝拉阿姨。我认为这很恶心。”贝拉· 弗洛姆想知道英格有多长时间能抵挡这种对她天真的心理攻击。她不必等很长时间。一周后，英格的母亲告诉贝拉· 弗洛姆：荣格先生在班上继续讨论犹太人问题，点名问英格是否同意他的犹太人是邪恶的观点。这位女孩大胆地说不，因为“爸爸这样说的”。一天晚上，盖世太保造访了英格的父亲，把他带走审问。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有了可怕的伤疤。他被严肃地警告不许动摇学校系统中官方的价值观。当教师被鼓励成为孩子的告密者的时候——当他们教育仇恨和强迫症的时候他们会自动成为告密者——一个社会就跨过了人道价值的边界。它已经蓄意地选择制度性的堕落。

注　近年来，历史学家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纳粹德国种族教条与实践的重要性上，指出纳粹主义的实质是在生物学上转变德国，并用种族替代阶级。

注　在界定纳粹国家的本质方面已经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流行的术语是“法西斯主义”，接着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极权主义”，后来的名称是“种族的”或“多元统治者的”国家。学院派历史学家也将自身分为蓄意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这种区分主要依赖于他们是致力于正式的行为主义方法还是将历史事件视为由个人的信仰和决策所塑造。前者是通过非个人的和基础的社会功能来阐释历史事件；而后者认为，目前存在的有关历史事实的性质的冲突，以及实证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之间狭隘的编年史回忆的冲突，已经导致史学界的混乱和困惑，并且使得对大屠杀的理解变得更为困难。在历史阐释中将动机和功能截然分开是一种错误的困境，二者在重构人类所制造的历史事件中是同等必要的元素。

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

野蛮的行为和未协调一致的攻击，1933—1935

在希特勒被保罗· 冯· 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天，《犹太人评论》上刊登了一篇重要的社论，它警告犹太读者：“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与我们敌对的权力控制了德国政府。”在1933年1月，纳粹将对犹太人显示如何的敌意尚不清楚。大多数德国人对任命希特勒的直接反应是充满热情和希望。民族主义演讲、游行、火炬阅兵的潮水淹没了这个国家，它在庆祝纳粹掌权，欢呼德国历史上作为一个新黎明的事件。

在纳粹冲锋队的队列当中，掌权和对他们意识形态和种族的敌人复仇的感情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爆炸性的氛围。在行军的褐衫队员狂喜的面孔里，人们能够察觉到改变现状的坚定的决心感。人们也能从冲锋队员齐声咆哮的口号中对犹太人的命运得出明显的结论。这些口号是：“犹太人去死”，“当犹太人的血从刺刀中喷射，美好的时光立刻到来”。

从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开始，到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这段时期标志着纳粹权力的稳固。在这十八个月里，希特勒组织了对德国政府系统性的夺权，他利用1933年2月27日的国会纵火，将其作为借口强迫顺从的议会给他更广泛的紧急状态的权力，以使得他能采用独裁法令《授权法》来进行统治。他利用这一权力对德国的机构进行了系统性的协调，使它们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一致起来。到1933年夏季，除了三支力量，希特勒处于完全的权力控制状态。这三支力量是：权力不断上升的冲锋队，一支有着近300万冲锋队队员的军队，当时由善变的、桀骜不驯的领导人恩斯特· 罗姆掌控；传统的德国国防军；高龄的总统和国防军的总指挥保罗· 冯· 兴登堡。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希特勒和军队中的传统主义者以及在剪除罗姆中获利的党魁（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联合，在“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7月1日）的血腥清洗中消灭了前冲锋队首领罗姆。仅仅一个月后，兴登堡总统去世。同日（8月2日），希特勒将总理办公室和总统办公室合并，这使得他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而且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这十八个月的特征是特殊的两面性：从外部看，这是一个大众对民族革命充满兴奋的时期，但是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尤其是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弥漫着恐惧和恐怖的时代，因为它见证了自发和公开组织的对所有政治对手以及“种族敌人”的攻击。1933年春天，希特勒有三个宏大的目标：牢牢控制德国政府；为战争和征服动员德国民众；消灭犹太人。完成这些目标的明确办法并没有被清晰地制定出来。它们依赖于相互竞争的个人、新种族国家的公共机构、国内和国外对手的反应等复杂的交互行为。整个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展示了机会主义政治家高超的技巧，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他已经比他的对手智高一筹。他令人印象深刻地把时间的选择、灵活性、事物特征的判断、目标的坚定性结合起来。他现在用同样的技巧去完成成为总理后设定的这三个目标。就在他取得夺权胜利的夜晚，数千名冲锋队队员从总理府前齐步走过。当冲锋队队员看见希特勒俯视火炬阅兵方阵的时候，他们发出了欢呼。有人不经意听到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权力能把我活着从这里移开。”1932年他的宣传主管也表述过类似感情，当时他说：“一旦我们拥有了权力，我们就不会将它交出，除非我们成为尸体被从办公室抬出来。”尽管纳粹领导人并不准确地知道他们如何完成自己独裁的意图，但是他们疯狂地决意要采用一切办法完成他们险恶的目的。就在他被任命为总理的几天之后，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主管出席了一个秘密会议，在会上他显示了自己在国内独裁的意图和在国外好战的目标，他告诉吃惊的军事领导人：他将撕毁《凡尔赛条约》，使德国的军队重新获得生命力，征服东边的领土，给德国人更多的生存空间。

至于犹太人，希特勒当下的策略是扮演民族拥护者的角色，他承认甚至宽恕公众对犹太人的愤怒，但是，同时假装他个人没有卷入，因为他正全神贯注、集中精力于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事实上，希特勒鼓励纳粹党的激进分子和各种国家机构从事各类暴力的反犹太人犯罪行为。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一直在粗暴的街头行为和官僚欺骗之间变化。但是，希特勒的目标一直没有变：把犹太人赶出德国，否则就把他们全部消灭。这个老练的政治家认识到，这个计划依赖于机会和时间的选择。他还没有完全巩固他的权力，鉴于这个事实，他感到必须在国内具有负责任的国会领导人的面貌，在国外成为国际和平的维护者。这本质上是幻觉和现实、花哨的理想主义和残酷的现实主义心理策略的一部分。德国的犹太人被俘获进这种迷惑的现实当中，他们不断地被纳粹领导层难以捉摸的政策，以及在党和政府不同分支产生的不一贯的策略所折磨。更糟糕的是，断断续续的缓和标志着希望之光，哄骗了相当多的犹太社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事态很快就会变好，正如它们过去一直那样的，或者稳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

当然，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知道事态对犹太人来说一直变得更加恶劣，但是在1933年春季，德国50万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情。尽管希特勒公开宣称犹太人致命的影响，但是许多德国的犹太人采取了坐视的态度，心怀最好的希望，决定留在德国。他们这样做了，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德国人，相信德国人和犹太人有着可以存活下来的共生关系，并且他们在经济和心理上深深扎根在德国这个祖国。最初，只有少数犹太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和纳粹的政治对手不情愿地决定离开这个国家，尤其当他们失去自己的地位或者担心生计的时候。当希特勒掌权的时候，爱因斯坦正访问美国。爱因斯坦坚信纳粹主义总体上说是一种“心理错乱的状态”。纳粹分子认为这位物理学家是狡猾的犹太人的典型代表，他的科学是就是建立在反常和扭曲基础上的。这样，当爱因斯坦在1933年3月末坐比利时的班轮回到欧洲的时候，他被告知他在柏林郊区的房子被一帮寻找犯罪证据论文的纳粹暴徒冲入，他决定放弃普鲁士公民的身份和普鲁士学院院士的资格，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土地。

哲学家恩斯特· 卡西雷尔是皇皇三卷本著作《符号形式的哲学》的作者，他也很快发现纳粹的体制对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他对妻子私下说：“我们这种人在德国没有什么可追求，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卡西雷尔具有不同寻常的、预言性的洞察力，他还说：“我猜想这个政权将持续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恶可能将持续一百五十年。”这个判断建立在他坚定的信念上，即纳粹政权的目标与其说是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如说是对犹太人的灭绝。卡西雷尔承认他没有兴趣或能力断定犹太人的毁灭是如何展开的，但是鉴于这种行为内在的非理性和侵略性，纳粹政权是不会停止消灭它真实和想象的敌人。卡西雷尔是少数几个从一开始用完全清晰的逻辑看清纳粹主义本质的知识分子，他认识到，纳粹主义具有非理性的毁灭性，它一方面在本质上建立在种族的神话上，一方面在其动力形式上建立在为了证实自己而从事的永久侵略上。卡西雷尔一直认为，假如一个人抓住了任何生存条件的本质原则，那么他就不必使自己忙于这一环境所产生的细枝末节。甚至在他逃离德国的时候，他都没有让自己沉溺于最近发生的纳粹行为。他所担心的只是这一万字徽的国度是变态的国度，它和他过去熟悉的德国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他相信这个新的体制因为自己非理性的动力而最终自我毁灭。依靠以无限的成功不断地证明自己，当成功最终转向失败的时候，这个体制将毁灭其存在。

卡西雷尔不是唯一一个在1933年春季预感到不祥的人。到1933年末，纳粹德国已经排出了大量的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正如绍尔· 弗里德兰德尔提醒我们的，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分子是通过企图将犹太人直接驱逐出文化领域开始他们对犹太人攻击的，在这个领域，犹太人无疑发挥了最有害的影响。

1933年3月13日，约瑟夫· 戈培尔被任命领导一个新部门——公共启蒙和宣传部，它由几个主要的部门或办公室组成：绘画和雕塑、文学、音乐、戏剧、电影、广播、新闻。假如德国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还想发挥他们的创造技能，就必须参加这一组织。但是，它不允许非雅利安人参加，从而有效地剥夺了他们的公共性和生活能力。仅仅三天后，布鲁诺· 瓦尔特就被迫取消了一场莱比锡布商大厦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因为他是“非雅利安人”。后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一些著名的音乐家身上，他们包括阿图尔· 施纳贝尔、奥托· 克伦佩勒、埃米尔· 费尔曼。

戈培尔特别渴望清洗普鲁士艺术学院里的犹太人和现代主义的元素。1933年2月，文学部主任亨利希· 曼和艺术部成员凯绥· 珂勒惠支联名签署和发布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联合力量参加即将到来的三月选举，以阻止德国“坠入野蛮”。为了回应这一挑战，纳粹的文化专员伯恩哈特· 鲁斯特告诉学院的负责人马克斯· 冯· 席林，他将关闭学院，除非它的反抗者闭嘴。珂勒惠支和曼立即辞职。戈特弗里德· 本恩被选为文学部主任，他起草了一份总体的决议，呼吁院士停止所有进一步的政治活动，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国家再生的任务。尽管大多数院士在本恩的决议上签了字，但是几位著名的人物（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托马斯· 曼、里卡达· 胡赫）选择了辞职，而不是在这份反知识分子的文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当这份令人羞辱的决议签署的时候，托马斯· 曼作为流亡作家已经生活在瑞士，他的哥哥亨利希· 曼也辞去了院士，加入了他弟弟的流亡生涯。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在2月27日国会纵火案之后就逃亡瑞士，摆脱了一个一直尾随着他到柏林火车站的纳粹官员。

依然拒绝纳粹化的普鲁士学院的院士，结果被内阁法令免职。到1933年末，1932年学院文学部半数以上的成员遭到驱逐。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学院的其他部门。德国画家的前辈、学院荣誉院长马克斯· 利伯曼1933年5月7日辞职，两年后在纳粹德国悄无声息地去世。他的遗孀在1943年3月自杀，而非面对向东方的放逐。所有领域的一流天才不断地遭到放逐，从而终止了作为魏玛文化标志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共同作出贡献的状态。阿诺德· 勋伯格在1933年10月来到美国，阿诺德· 茨威格被纳粹取消了国籍，他前往巴勒斯坦，同时他的哥哥斯特凡逃亡了巴西，斯特凡和妻子在那里一道自杀。特奥多尔· 莱辛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纳粹杀手在那里跟踪到了他，并把他杀害。库尔特· 图霍尔斯基1935年在一家瑞典的饭店吞食了毒药。恩斯特· 托勒在一家纽约的饭店上吊自尽。自杀夺去了其他著名的犹太人的生命：恩斯特· 魏斯、瓦尔特· 哈森克维尔、瓦尔特· 本雅明、卡尔· 爱因斯坦、阿尔弗雷德· 沃尔芬施泰因，等等。埃里希· 穆萨姆和卡尔· 奥西茨基在纳粹集中营受到了可怕的折磨，最后被杀害。然而，许多其他人带着魏玛的精神来到国外，在那里继续着流亡的生活。

1933年5月10日，戈培尔鼓动了一个令人厌恶的、永远是德国文化记载中一个污点的事件——焚烧政治上不正确的图书。诗人海因里希· 海涅曾经预言性地认为，从焚书到烧人仅有一步之遥。这一特别的“清洗行动”由德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它的目标是从图书馆和书店清除非德国人的或者外国人的尤其是犹太人的作品。5月10日，德国所有的大学举行集会，学生、教授、纳粹党的官员在集会期间争先恐后地表示对纳粹政治正确性的敬意。戈培尔调动了整个通讯机构垄断地记录了这一对后代来说可耻的事件。柏林焚书是宣传主管亲自发动的，他大声疾呼，将这一事件合理化：

同学们、德国的男人和女人！极端的犹太人的知识状态现在已经结束，德国革命的成功再次给予德国精神以正道……你们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在深夜把过去邪恶的精神付诸火焰。这是一件有力的、伟大的、象征性的行动，这一行动在整个世界面前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十一月共和国”已经消失。从灰烬中将升起带有新的精神的凤凰……过去正在我们心中的烈焰中倒下……我们的誓言将被这些烈焰点燃，我们一再欢呼帝国、民族、我们的元首。

实际发生的焚书伴随着党卫队和冲锋队的小分队演奏进行曲和民族歌曲，把这一事件推向高潮。九名学生代表被分发了属于九个类别的图书，他们将这些名声败坏的图书丢进火里，同时发出诅咒的言语：

第一个学生：

为了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我把马克思和考茨基的书扔进火里。

第二个学生：

反对颓废和道德的腐败。为了家庭和国家的纪律和道德！我把亨利希· 曼、恩斯特· 格勒泽尔、埃里希· 卡斯特纳的书扔进火里。

第三个学生：

反对政治的不负责和政治的背叛。为了民族和国家！我把和平主义者弗里德里希· 威廉· 福尔斯特的书扔进火里。

第四个学生：

反对夸大建立在对心理毁灭性分析基础上的无意识冲动。为了人类灵魂的高贵！我把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书扔进火里。

第五个学生：

反对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我们的伟人。为了尊重我们的历史！我把埃米尔· 路德维希和维尔纳· 黑格曼的书扔进火里。

第六个学生：

反对非德国的、犹太民主一类的新闻业。为了在民族的重建工作中负责任的合作！我把特奥多尔· 沃尔夫和格奥尔格· 伯恩哈特的书扔进火里。

第七个学生：

反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的文学背叛。为了以真实的精神教育人民！我把埃里希· 玛丽亚· 雷马克的书扔进火里。

第八个学生：

反对自以为是地贬低我们德国语言。为了培育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财富。我把阿尔弗雷德· 克尔的书扔进火里。

第九个学生：

反对鲁莽和专横。为了敬畏和尊重我们不朽的德国民族精神！火焰吞没图霍尔斯基和奥西茨基的书吧。

同时，戈培尔和罗森贝格组织了对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的攻击，其他纳粹领导人和机构也参与到减少所谓的犹太人对德国人生活和文化的有害影响。在大街的层次上，这些对犹太人的攻击通常是由冲锋队领导层煽动，并由其政治步兵冲锋队队员执行，他们是一些粗暴的、穿着褐衫的人，控制着大多数的德国的城市街道。根据迈克尔· 卡特的观点，交互影响的模式在个人的首创、半合法的野蛮行为、政府的立法之间波动，这是从1933年1月30日到1935年9月，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到《纽伦堡种族法》颁布这段时间的典型特征。大多数野蛮的行为受到冲锋队的激发，出现在德国城镇和乡村。正如卡特指出的，冲锋队由大约200万年轻的德国人组成，年龄在十七岁以上，大约占全部男性人口的10％。因为冲锋队培育了对犹太人残忍的仇恨，并且将这一仇恨灌输到它的成员当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到1933年夏季，10％的成年人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强烈感染。假如我们把这些反犹太人的人数和纳粹党的其他成员相加——1933年党员数量超过100万——那么，暴力的犹太恐惧症患者的数量可能会更高。另外，因为德国民众传统上先天就有宗教形态的或大众歧视的反犹太人偏见，因此当冲锋队侵扰、羞辱，或者在身体上攻击犹太人时，德国人总体上来说并没有表示愤慨也就无需过于惊讶了。当然，这并非必然意味着旁观者都充满了对犹太人的暴力仇恨。一些可能有，一些可能没有。除了反犹太人的偏见，他们的被动性可以归因于对在一个不宽容对立面的极权主义国家中遭到逮捕这一可以理解的恐惧。毫无疑问，这也可以归因于德国公共生活中匮乏公民不同意的传统，归因于许多德国人对任何穿制服的人的尊敬，甚至敬仰。因此，穿着制服的褐衫队员的行为得到德国大多数人广泛的宽恕。

纳粹政权需要国民在整体上陷入对犹太人，或者任何其他被官方认定是敌人的群体或个人的攻击，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冲锋队、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处十分依赖大众的合作，以便监视公共舆论，征集情报，鼓励民众揭发那些对政府表现出真正威胁或者仅仅是潜在威胁的德国人。根据沃尔夫冈· 索夫斯基的观点：“通过情报的提供进行广泛的参与，是制造恐怖体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通过引诱或欺骗，逼迫或劝说，纳粹领导层需要从整体上给国民注入对犹太人疯狂的仇恨，同时希望得到对它的反犹太举措的广泛支持，假如做不到这一点，至少得到消极的接受或者冷漠的不关心。

对反对犹太人的鼓动，如同对反对纳粹政权的其他敌对者的鼓动一样，都遵循着一个可辨识的模式。卡尔· 迪特里希· 布拉赫尔把它恰当地描述为自上的幕后操纵和自下的运作和执行。典型的方式是：希特勒和他的亲信下达命令，然后命令传达到地方大区的组织进行实施。这就是为什么1933年3月纳粹政权发动了针对地方州政府的政治政变。针对犹太人，大致同样的方式得到了发展。组织“自发的”反犹太人行为的指导，下发到地方的纳粹组织，接着，这些组织派遣下属机构或者褐衫队员发动暴力抗议和骚乱。随后，总是国家的命令和法令得到颁布，给人的印象是国家仅仅是以合法的形式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事实上，大多数最初对犹太人的迫害是由一小撮纳粹狂热分子执行的，他们根据较高层的指示，但有时也是自发或者独立地向犹太人或者犹太企业发动暴力攻击。汉斯· 莫姆森正确地给这些街头暴力行动贴上了标签，说它们是纳粹的蓄意阴谋，这些阴谋只有不断地注入宣传的动力才能持续；但是，他又认为这些野蛮的行为是一种失败，因为它们没有解决犹太人问题，或者缺乏广泛的大众支持。后一种观点必须得到认真的修正。事实是，纳粹政权稳步地使民众习惯于公共暴力行为，因此设法使普通的德国人陷入积极的支持、无言的共谋，或者被动的默认当中。当然，这个政权偏爱大众对其政策的支持，毕竟它的领导人宣称相信建立在大众支持基础上的独裁概念，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一些愤世嫉俗的精英人物，从没有停止实现他们宽泛的目标，尤其是去除犹太人。无论如何，假如这些野蛮的行为失败，其原因不是缺乏广泛的大众支持，而是它们没有实现这个政权所希望的目标：从德国灭绝犹太人。但是，从较小的规模来看，它们还是成功的，因为它们推动了灭绝的进程，使德国人习惯了不断极端化的发展进程，并发动了数量可观的纳粹狂人将反犹太人的残暴正规化。

反犹太人的野蛮行为于1933年1月30日后便立刻展开，在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之后得到了加速。3月9日，冲锋队员阻断了柏林、马哥德堡、莱茵兰的犹太商店和商场的入口。在德国经济贫困的时代发动经济上的中断，对于解决德国的经济地位或者给世界展示良好的形象来说，几乎不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是，这对冲锋队的领导层或者尤里乌斯· 施特赖歇尔来说并非重要，后者企图给公众对犹太人的攻击打上自己疯狂的犹太恐惧症的烙印。对他们重要的事情是，犹太人是否受到了伤害。在最初对犹太商店攻击的时候，除了令人烦恼的经营中断和财产破坏之外，没有发生其他什么行为。冲锋队暴徒在犹太商店的门口设岗，他们得到命令警告潜在的客户不许购买德国人民种族敌人的商品。他们散发传单，冲锋队小分队行军或者驾车穿过德国主要的犹太区域，警告普通的德国人不要从犹太人那里购买东西。这些经济中断的新闻在国外导致了外国对德国商品的许多联合抵制，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波兰。在即将成为纳粹心理的典型形式中——特点是对因果关系歪曲的混淆——纳粹将这些外国联合抵制的组织者贴上了犹太人的和反德国人的标签，谴责他们制造麻烦，声称自己仅仅是采取了防范性的措施，在德国联合抵制犹太企业。换句话说，不是纳粹发起的对犹太人的骚扰，而是外国的仇恨煽动者迫使他们这样做的。他们出于自我防卫，报复了德国的犹太人。在戈培尔的宣言后面可以发现这类歪曲的推理：德国政府计划号召世界范围内的针对犹太人商品的联合抵制，时间定在4月1日，以此作为纯粹的防卫性措施抵抗由犹太人激发的仇恨战役，无疑它正在国外发生。

在整个德国，这一联合抵制由针对犹太人的恶毒宣传战作为先导。纳粹领导人愤怒地警告国外的犹太人，假如他们不停止针对德国的“凶恶宣传”，德国的犹太人将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一些城市，街头暴徒现在的权力更大了，继续承担着针对犹太企业、医生、律师、法官的“自发”行动。在柏林，医生们受到广泛的骚扰，他们与医院的合同被取消。纳粹不时地渴望攻击犹太专业人士，尤其在柏林，因为那里的犹太人在这些领域所占的比例特别高。始于3月11日，冲锋队队员在布雷斯劳攻击了犹太法官和律师。一位犹太律师路德维希· 弗德后来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出席完3月11日周六犹太会堂的活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突然——准确说是11点——走廊里回响起动物号叫的声音，它们很快地贴近办公室。法律办公室的门被突然冲开。十多个身着褐衫和褐帽的人拥了进来，大声尖叫：“犹太人滚出去。”一会儿，犹太人和基督徒一样，每个人都惊呆了。大多数犹太律师离开了办公室。我注意到七十岁的国家法律顾问、审判院执行委员会成员西格蒙德· 科恩惊呆地坐在那里，好像被钉子钉在椅子上站不起来了。两个褐衫队员跳到他面前。就在这时，几位年龄较小的基督徒律师……走了进来，站在科恩面前保护他，入侵者放过了他。我没有离开我的地方。一名冲锋队员跳到我面前，用手臂拉扯我。我把他推开，他从右边的袖子里取出一个金属盒子，用力一按，弹出一根旋转的线，头子上连着一个铅球。他用这个器械对我的头击了两下，血一下子流了出来，伤口肿了起来……人们可以发现法官、公诉人、律师是如何被这些褐衫团伙的小组驱赶到大街上。入侵者撞开法院各室的门，所到之处都大声尖叫：“犹太人滚出去。”一位头脑敏捷的助理法官正在主持一个案子，他对他们大声尖叫道：“从这里滚出去。”他们于是就立刻消失了。两个流氓对一位正坐在屋子里的犹太律师尖叫：“这里有犹太人吗？”他实事求是地回答道：“我没有看见任何犹太人。”于是他们关上门奔其他地方去了。

路德维希· 弗德很快发现，尽管作为政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求助于警察是困难的，特别是当侵害涉及纳粹党成员进行的非法行动时。他转而求助地方法院的院长。他被告知更高的行政机构已经得到了通知。但是，如此迟缓的官僚举措似乎让弗德觉得完全不合适。他要求院长允许他用一下电话，和警察局长通话。院长没有拒绝，弗德接通了警察局。他被告知20名警察已经在赶往地方法院的路上。一会儿工夫，弗德看见20名警察以明显缓慢的速度穿过街道，这使他明白警察局长可能个人也要为屠杀承担责任。后来在下午，布雷斯劳的法官聚集在州法院，决定号召一次临时的审判罢工，假如能够持续的话，这可能会对纳粹的极端分子产生有力的打击。但是，州法院院长在纳粹的压力面前认输了，他颁布命令：从此只有17位犹太律师可以服务于布雷斯劳法院，其余的律师禁止进入法院。

布雷斯劳的案例绝不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在其他地方以几分相似的形式重复上演。这个案例说明了纳粹对法治完全地蔑视。纳粹分子搁置了整个保障公民权的《魏玛宪法》，授权冲锋队暴徒代表“辅助的警察”，采用奥威尔式的新词“保护性监视”逮捕他们的敌人，形成了一个新的法哲学，它建立在“法律必须通过健康的民族激情进行解释”这一原则基础之上。这样，纳粹分子正在系统地打破一个文明的法治国家的墙壁。保守主义的法律官员对这种针对他们珍爱的传统和制度的攻击毫无准备，他们都是一些习惯于书呆子式的、小心谨慎的、尊重法律的思维。希特勒的司法部长弗朗茨· 古特纳后来悲哀地承认：假如他不必再走进司法部的大楼，他会感到“永久的快乐”。希特勒说他有一个无法超越的事先构想好的反对司法的观点，因为“他的天性就是无政府的，对政治秩序的必要性毫无感觉”。

3月26日，希特勒和戈培尔警告道：国外对德国的抗议是建立在反犹太人行为错误谣言基础上的，如果这一抗议不停止的话，德国政府将增加它的反犹太人措施。两天后，纳粹党发布了联合抵制犹太企业、商品、医生、律师的11点计划。尤里乌斯· 施特赖歇尔被委任为预防犹太人联合抵制和凶恶宣传的纳粹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非常有趣的是，没有人费心去询问经济部这样的联合抵制可能引发的经济反响。尽管希特勒怀疑这一联合抵制的效果，并意识到他的政治权力依然不稳定，但是他决定支持一天的联合抵制，因为他相信这是一个测验新政权这一决定的方法，同时为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革命狂热创造一个发泄通道。但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决定保持低调，显示出冷静、中立和清白无辜。迄今为止，希特勒自己还没有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总体计划；他所具有的是一个强迫症——清除德国的犹太人影响。

联合抵制开始于1933年4月1日星期六上午10点，在4月1日至2日的夜里结束，尽管纳粹党从未以官方的形式终止它。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联合抵制在德国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强度时断时续地持续着。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联合抵制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对犹太企业成功地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更不用说解决犹太人问题。当然，联合抵制首先是弄巧成拙，因为依靠攻击犹太企业，纳粹明显伤害了德国的企业。广泛的经济损害得以避免，因为联合抵制只被限制在一天，主要是为了实现宣传的目的而得到执行，这个目的就是给德国人民的思想上留下一个印记：他们可能面对着来自他们邻里犹太人的威胁。因为联合抵制在官方上是纳粹党和国家发起的，因此目的是希望德国人民对犹太人问题产生警觉。假如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看问题，毫无疑问纳粹成功地使犹太人问题得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注意。德国人在周六购物，无论那天他们在哪里购物，他们都会看见犹太商店门口站着冲锋队队员，或者不可避免读到以下告示：

德国人，不要从犹太人那里购物。

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犹太人手上的每一个马克都是从祖国偷窃的。

犹太人的商店被标上了“大卫之星”，被肮脏的涂鸦破相。赫尔曼· 蒂茨的百货商店关门了，但是纳粹用万字徽毁了展示柜的形象，并刷上了通知，警告以后的消费者不要在这里购物。在其他地方，犹太医生、律师、公证人、牙医的办公室也被作为目标，从而使德国人警觉到光顾它们是不爱国的。4月1日，一个人无论到哪里，他都会遇到喧嚣的冲锋队队员，他们反复唱歌、大叫大喊、散发传单、勒索犹太人。在巴登，大区领导层发布了一个公告，它和在德国其他地区党的公告和公共告示具有相似的典型特征。

德国民族同胞们！

避开有联合抵制标志的房子！

预防犹太人的凶恶和联合抵制的煽动！

不要购买犹太人的百货！

不要去犹太律师那里！

避开犹太医生！

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参加大众示威！

鉴于这样官方的煽动，尽管党的指导路线要求遵守街道秩序，不“伤害犹太人头上的一根头发”，但是过激的行为发生在德国各地，尤其在有着大量东欧犹太人的居住区，诸如柏林、多特蒙德、杜伊斯堡、萨克森的著名犹太人居住区，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在萨克森的安娜堡，党卫队分遣队在犹太商店门口设岗，给离开这些商店的人脸上盖上橡皮图章，用贬损性的标记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出丑。在其他地方，“门卫们”给离开犹太商店的顾客拍照，记下他们的名字，然后把“民族的叛徒”的名单张贴到布告栏里，或者发布到报纸上。这种官方的威吓必然对德国的犹太人具有毁灭性的严重后果。确实，德国犹太人的回忆显示了这一官方发起的仇恨是如何改变他们整个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德国的看法。他们几代人都称这个国家是他们自己的。赫塔· 纳特霍夫一直和她的丈夫在柏林行医，她在日记中写道：联合抵制那天是她一生中灼人的事件；她想知道它如何在20世纪发生。她也好奇为何她被忽视：她办公室没有被做上标记。但是，那天晚些时候，一个年轻人出现了，他问这是否是一间“犹太人的公司”，她回答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间诊所。她问这个年轻人是否生病了，他放弃了站在她办公室门前的念头走了。不像她的一些熟人，他们相信几天之后，这些事情都会烟消云散，赫塔· 纳特霍夫知道，纳粹决心杀戮犹太人的灵魂，她对她的国家感到深深的羞愧。埃德温· 兰道尔是一位犹太老兵，是犹太前线士兵国家联盟的成员，他也有同样的感受，把联合抵制看作恶魔行为的开端，他说：“我以前属于这样一个民族，我对此感到羞耻……我没有祖国。”

最初是集体的震惊，然后是愤怒、羞耻和疏远，这是典型的犹太人对纳粹仇恨运动的反应。维克托· 克伦佩勒是德累斯顿技术大学罗曼斯语教授，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感到自己生活在沙皇俄国或者亚美尼亚，被一个非理性的政权所质押，这个政权以纯粹的种族而非宗教来评判自己的民众。他承认：“对于德国，我实际上感到更多的是羞耻，而非恐惧。我一直真正地感到自己是德国人。”但是，许多犹太人依然不愿相信新的纳粹政府完全对他们的需求没有反应。莱奥· 贝克和其他著名的犹太领导人担心纳粹可能对德国犹太社区的所作所为，甚至公开赞同反犹太人的联合抵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拒绝纳粹的指控——德国的犹太人是不忠诚的——从而希望实现阻止对德国犹太人进一步的攻击。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无论他们如何满足他们的纳粹主人，纳粹都永不满足地制造大量的法律、法规和耻辱，将犹太人从这个国家边缘化、孤立化，把他们驱逐出去。

但是，联合抵制加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团结。罗伯特· 维尔施在4月4日《犹太评论》的社论中写道：

犹太人的标志在4月1日强加在德国所有犹太人身上……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犹太人，逃避或者躲藏不再可能。犹太人的回答是清晰的——这是犹太人先知约拿说的一个短句：是的，犹太人！说“是”犹太人，是当下事件的道德意义……我们说“是”，并且骄傲地戴起黄色臂章。

罗伯特· 维尔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犹太人要为在德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假装成为了他们实际上不是东西——德国人。纳粹向他们提出了鲜明的挑战，这使得他们没有选择，除非像犹太人那样所想所为。但是，令人好奇的是，甚至维尔施在1933年春季依然相信犹太人能够维护德国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后来证明，在反犹太立法不断发布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维尔施和许多犹太人被迫放弃的幻觉。

4月7日，联合抵制后仅一个星期，《专业公务员恢复法》提出了“雅利安条款”，规定非雅利安背景的公务员必须强制性“退休”。排除在这一条款之外的是以下这些非雅利安人，他们在1914年8月1日前获得了政府的雇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作战过，或者他们的父亲或儿子在那场战争中被杀害。后来的让步是，犹太人前线士兵国家联盟给年迈的兴登堡总统提出了一个特别请求，使犹太老兵豁免即将推出的此法律条款之后，希特勒勉强许可了。当然，纳粹拒绝接受犹太参战老兵所提出的，有1.2万犹太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这一要求。纳粹受到成见的迷惑，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懦夫和逃避责任的人，他们确信对犹太牺牲者的这种要求是纯粹的虚构。宣传部接着散布谎言，大意是：“所谓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1.2万犹太人是“自然原因”的结果，4月7日的法律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应该如何确定的明确规定。4月11日的补充法令对此作了说明，即在家族的任何一方有犹太祖父母，都被确定为犹太人。接着，就一个人的背景中犹太性的相对程度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因为一些更为“和蔼的”种族狂人要在这些半犹太人当中“保护”“有价值的”德国血统，他们相信，假如没有进一步的种族污染玷污他们的血液，这一血统是可能得到抢救的。1933年4月8日的《种族观察者报》发表社论：“我们的目标是对犹太种族和德国种族进行生理上的分离。”

相似的法律很快就跟了上来，旨在将犹太人从超出4月7日法律已经认定的其他公务员位置上排除出去。犹太人不能再担任评估员、陪审员、商业仲裁人（4月7日），不能再担任专利律师（4月22日）；不能从事与国家保险机构相关的职业，例如评审仲裁（4月22日）、牙医或牙科技师（6月2日）。抵制德国学校人数过多的法律（4月5日）严格要求在德国公立学校里限制招收犹太学生，比例为1.5％。5月6日，《专业公务员恢复法》得到了修订，堵住了一些漏洞，以便把大学荣誉教授、大学讲师、公证人排除在公务员职业之外。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四天后出现了臭名昭彰的焚书运动。同一天，帝国教育部长伯恩哈特· 鲁斯特宣布所有德国大学的犹太教授将被解雇。学生被敦促联合抵制依然在德国大学教学的犹太教授的授课。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克斯· 普朗克对希特勒表示抗议，认为辞退有价值的犹太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吸收了德国文化最优秀成分的科学家是荒诞的。普朗克得到的回复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犹太人；所有犹太人像芒刺一样聚集在一起……我必须同等地对付他们。”希特勒确实同等地着手这一行动，亲自插手指挥辞退犹太教授、律师以及其他公务员。

1933年夏季和秋季，附加的法令像雨点一样砸在犹太人的头上。7月14日，一大批法律获得了通过，它们有效地结束了德国民主的所有残余。一项法律除了纳粹党禁止了所有的政党，同时禁止新政党的成立。留下来的是以协调一致的国会形式出现的议会壳子，这个国会服从阿道夫· 希特勒的命令，并通过所有法律，无论它们是多么不理性或非正义。因此，在7月14日批准的一系列法律中，政府能够剥夺认定和国家敌对的、属于任何组织（犹太人的、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的，等等）的财产。这个法律名叫《关于没收属于民族和国家敌人的财富法》，它后来成为了剥夺犹太人财产，以及强迫他们移民或者放逐到东方的基础。另一个法律授权政府可以剥夺任何人的公民权，无需以任何法律依据证明其行为的正当。这一法律主要是针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来到德国的东方犹太人，但它也针对激起纳粹官员愤怒的犹太的和非犹太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其他法律控制了乡村的定居者和农庄的建设；控制了公民投票，以便弄清楚有关准备推出的举措的舆论；依靠使教会服从政府委派的“帝国主教”的控制，使福音教派的结构政府集权化。最终，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政府通过了名叫《防止后代患有遗传疾病法》的法律，它使绝育合法化，并且实施了一系列生物学的举措，它们涉及绝育、集中营管理，最终是对犹太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吉卜赛人进行大规模毒气杀戮。

1933年9月下旬和10月上旬，三个附加的举措对犹太人发起了打击：第一是禁止政府雇用非雅利安人以及和他们结婚的人（9月28日）；第二个法律是将犹太人从诸如艺术、文学、戏剧、电影等文化和娱乐行为中驱逐出去（9月29日）；第三个是《国家新闻法》，它把所有的报纸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采用“雅利安条款”有效地将犹太人排除在德国的新闻界之外。

犹太人最初的反应

开始于1933年4月，到这一年末一直在增加的一系列反犹太人的法律，只是后来在1933年到1939年间颁布的大约400部反犹太人立法的开端。每一个新的反犹太人举措都比前一步更为恶劣，每一个都给伤口再次擦盐，给伤害增加侮辱。犹太人最初的反应，特别是在四月法律出现之后，是以重复出现的综合征为标志：最初是震惊和怀疑（这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文明社会当中）；接着是耻辱和恶心（我对这个称为我自己的国家感到耻辱）；然后是四处扩散的几乎没有人在意的认知麻痹（我发现走投无路了）；然后是一缕希望之光，事情不会变得太坏；最终认识到犹太人必须组织起来，准备着最坏的结果。

在评估犹太人对纳粹攻击的反应时，我们能够区别个体犹太人的反应和各种犹太组织的反应。许多个体犹太人已经留下了富有启迪性的证词，而这些组织是代表加盟的成员说话。最初的反应普遍是震惊和怀疑，尤其是对任意的暴力行为，对多数旁观的德国人无动于衷的态度，对让人吃惊地认识到德国政府从官方的角度发起了种族隔离，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体现。例如，赫塔· 纳特霍夫不能理解积压在柏林医院里犹太医生身上的侮辱。冲锋队暴徒狂怒地冲进医院，驱逐医生，甚至在他们正在进行手术时。她写道：“我的历史悠久的医院失去了一些最有天赋的医生，病人处于绝望之中，所有的一切都颠倒了。戈培尔先生充满仇恨的演讲，超越了先前以挑拨和说谎的形式存在的任何演讲，人们聆听着，保持沉默。首先是这些杰出的医生和著名的教授，他们对背叛他们的同事做了什么呢？”另一个残酷的打击发生在一周后，她收到了来自夏洛滕堡地方法官的官方信件，通知她必须终止作为妇女咨询事务所首席医生的职位。赫塔· 纳特霍夫是几千个被免职或面临即将被免职的犹太专家之一。扬· 英格· 多伊施克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秘密生活在柏林，因此活了下来，她回忆道：她父亲是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他阅读和研究了普鲁士学校管理当局下发的免职通知中的每一个句子和每一个逗号，他彻底惊呆了。尽管他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但是他被告知他的免职是基于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政治关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埃米尔· 法肯海姆的父亲身上，他在1914年前就是一位执业律师和前线士兵，但是也被免职，因为据信他在1918—1919年间保护过一些共产主义者。英格· 多伊施克龙的父母得到了还没有受到新法律影响的犹太朋友的安慰：一些解决方案将会让他们脱离悲惨的生活。

当然，这样的希望是很少实现的，因为现存的反犹太举措中的暂时让步或者漏洞很快就被去除了。维克托· 克伦佩勒在提供自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老兵的文件上经历了相当大的麻烦，之后他收到了暂缓免职的通知。他在越来越不可能的条件下继续教学，学生在流失，同事也躲着他。他得到越来越多的关于其犹太朋友、亲戚和熟人的坏消息。克伦佩勒的感情在受伤的骄傲和道德的愤怒之间变化，随后出现的是无望和绝望的态度。1933年5月13日他自问道：“这种精神错乱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

贝拉· 弗洛姆继续为乌尔施泰因的报纸写社会专栏，继续着她繁忙的社会日程，她自问道：“整个国家都处于恍惚的状态吗？”弗洛姆、克伦佩勒和其他犹太人都拥有广泛的熟人圈子，都洞悉到占据优势地位的舆论。他们不仅为普通德国人对正在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的无动于衷感到震惊，而且对德国人在发泄他们反犹太人偏见时所展示的轻信和十足的愚蠢感到害怕。例如，弗洛姆发现接受以下一点是困难的，即许多德国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相信犹太人可以用一种特殊的体味来加以辨认。在参加一次希特勒也出席的官方庆典时，弗洛姆嘲弄帝国总理府主管海因里希· 拉默斯说：“你的元首一定得了感冒。”当被问及为什么的时候，她回答道：“据说他在十英里之外就能闻出一个犹太人，不是吗？显然今晚他的嗅觉没有发挥功能。” 赫塔· 纳特霍夫的一位病人是容易轻信上当的年轻女士，上班时被告知任何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的人都可能不能再怀有雅利安孩子之后，哭喊着冲进她的诊所。“我不得不对这个原始动物说，让她最终确信这一断言是愚蠢的。” 纳特霍夫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女孩因此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说：“亲爱的医生，我已经打开了煤气阀，但是在最后一刻跑到你这儿来了。” 纳特霍夫想知道，有多少德国人能够跑到能让他们纠正反犹太人偏见的人那里，并且这种纠正能持续多长时间。

一些德国人试图同情个体犹太人的困境，因为他们从个人的体验中认为这些犹太人是善良和可敬的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很少放弃这样的信念：反对犹太人的举措无论怎样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是政府发起的。正如绍尔· 弗里德兰德尔提醒我们，这些观点中的一些依赖于他们对希特勒的信仰，因为对犹太人的同情总是意味着不信任元首道路的正确性。犹太女演员莉莉· 帕尔默讲述的一个小故事，很好地说出了这种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她失去了电影合同，因为她是一个犹太人。房东太太同情她的困境，和她一起喝咖啡，表示对她的同情。房东太太说：“因为你不能否认希特勒是一个好人，因此这真是羞愧。你拿你的命打赌，他会让德国再次强大。至于他对待犹太人这件事做得太坏了。”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也许反犹太人偏见最具毁灭性的冲击，是针对不明事理的犹太儿童，他们失去了朋友，被他们德国的同龄人侮辱，受到身体上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忍受疯狂的纳粹教师的侮辱。在希特勒手里逃生的犹太人叙述了陷入困境和遭受羞辱的故事，从被称为“犹太笨蛋”或“犹太猪”，到遭到德国同龄人的殴打。鲁斯· 弗伦德—约阿希姆斯塔尔在德累斯顿的丢勒学校读书，他回忆道：

假期后，学校发生了调整。新的德语教师在西服的翻领上佩戴了万字徽走进了教室。在他前面是一份他深入研究过的学生的名单。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至今我都记得的问题。我和其他同学一起举起了手。新老师指着我说：“放下你的手。犹太人在德语的课堂上是没有什么事的。”

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是，鲁斯的同学非常团结，也放下了手，拒绝回答问题。纳粹教师停止了教学，跑去找校长报告了这一事件。校长也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他将约阿希姆斯塔尔从班上暂时除名，并向其余的学生解释新的政治形势。鲁斯· 弗伦德—约阿希姆斯塔尔再也没有回到丢勒学校。

在纳粹德国的学校，犹太儿童经常被人回避、侮辱，最终被驱逐出去。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了他们在德国教育体制中令人困扰的经历，特别是德国教师卑鄙的行为。马克斯· 费德曼在法兰克福的学校上课，他经常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受到暴徒的羞辱，迫使他采取策略避开某些敏感的地点，但有时他也不得不奋力一搏，他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受到很好的拳击训练。他与德国人的遭遇总体来说是不愉快的，至今他都不记得任何德国人对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每天的生活困境说过一句同情的话。他强抑泪水回忆着纳粹所给予的无情和残暴，结果是，他作为年轻人大胆地从盖世太保官员的控制下逃了出来，他们围捕了他家的其余人往东方放逐。尽管他的父亲和八个孩子中的四个设法移居到了英国，但是十五岁的马克斯、他的母亲、他的双胞胎弟弟伯恩哈德、他的妹妹艾玛、他的哥哥赫尔曼依然留在纳粹德国。马克斯逃脱后，先在南斯拉夫，后来在意大利加入了游击队，逃过了大屠杀的劫难。除了哥哥赫尔曼逃到了中国，其余的人都在波兰死亡集中营失去了生命。

赫尔穆特· 霍尼希贝格的父母在美因河的贝恩卡斯特尔拥有一家糖果店，他也生动地回忆了在纳粹德国动荡不安的童年，特别是他称作受到儿童诈骗和老师侮辱的事件。他回忆道：他的学校校长在他拒绝行纳粹礼的时候就会例行地敲打他。他在国民小学只待了一年就结束了德国的学业。一天，校长给他一封信，让他交给他父亲，收信人是犹太猪伊萨克· 霍尼希贝格，命令他父亲在学期结束时把他的笨猪儿子带走。年轻的霍尼希贝格像其他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晚期的所有犹太孩子一样，被迫进了各种犹太学校。但是，甚至到那时，德国同龄人对他的侮辱和身体侵害一直在继续。

不言而喻的是，对于许多年轻的犹太人来说，在纳粹德国日常生活的标志是持续的焦虑和压力，其不可预测性使得一切都更具伤害。伴随着许多德国人的共谋，纳粹对犹太儿童施加了无情的心理攻击，剥夺他们的人类尊严和天真。犹太恐惧症在一个是犹太儿童，另一个是德国儿童身上的运作方式，有两个对比鲜明和毁灭性的事例，它们说明了在这个层面上正在发挥作用的心理堕落的深度。一位犹太父亲没有认识到他的儿子怎样承受了教师侮辱性评价的狂轰滥炸。除了一些轻微的羞辱之外，这个教师不许他参加游泳课，在所有的学生面前告诉他：“用你扁平的脚，你可以走进约旦河，但你不能污染德国的水。”然后有一天，儿子向父亲说了心里话：“爸爸，假如你继续强迫我去学校，我就把自己扔到火车下面。”一位犹太妇女无意中听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反应，她当时正在为女儿在糖果店购物。另外一位妇女正在为十二岁的儿子购买一条裤子。店主摸了摸孩子的头发，问他是否希望得到他的圣诞礼物。这个孩子回答道：“是的，非常喜欢，但是我最干净的圣诞礼物是如果把所有的犹太人用棍子打死就好了。”

为了对付这些不断的反犹太人的攻击，犹太人在他们自己的同伴和组织中寻求安慰。德国犹太人的领袖人物莱奥· 贝克在1933年4月13日的犹太社区聚会中宣布：“德国犹太人的千年历史结束了。”他认识到，剩下来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去抢救在这种境遇下一个人所能够做的，但是这要求德国的犹太人必须超越自己的异见，在共同的组织里发现力量。从1933年春季开始，贝克和其他著名的犹太人试图建立一个穹顶，让所有的犹太人在其下联合起来。这就是“救济和复兴中央委员会”，它成立于1933年4月，包括了这样一些主要的犹太组织：中央协会、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普鲁士犹太社区协会、柏林犹太社区、犹太联盟。委员会主席是莱奥· 贝克，但是委员会的方向和能量是由更年轻的人提供的，包括马克斯· 克鲁伊兹伯格、所罗门· 阿德勒—鲁德尔、弗里德里希· 布罗德尼茨、保罗· 埃普施泰因。不幸的是，尽管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都是重要的成员，但在无常和危险的环境里这些人没有一个是长久的成员。克鲁伊兹伯格在1935年移居巴勒斯坦，阿德勒—鲁德尔在1936年被德国驱逐，布罗德尼茨1937年移居美国，埃普施泰因1943年被害于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给予德国犹太人社会和经济需要以援助，尤其是针对失业的犹太人，诸如被《专业公务员恢复法》几乎突然贫民化的专业人士。除了经济上的支持，中央委员会也提供各类法律的支持，试图在法庭上扭转“非法的辞退”，但这是一个徒劳的程序，因为犹太人领导层痛苦地发现它不再是与一个合法的而是在与一个犯罪的国家交涉。由于德国的犹太人被越来越多地排斥在现存的，包括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医疗利益的福利机构之外，因此，后来整合到甚至更大的保护伞“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之中的中央委员会被迫承接了大力神才能承担的任务，去帮助在德国受到围攻的犹太人。在这一任务中，它并非完全依靠自己，因为各种海外犹太组织——诸如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和英国中央基金——慷慨地作出了贡献。

除了组织自己谋求经济生存之外，犹太人也试图形成自己的教育和文化机构。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十分明显的是，犹太人不能再上德国的公立学校，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组建他们自己的犹太学校，这是一个让人望而却步的任务：缺乏财政资源；找到合格的教师十分困难；在一个敌意的国家作为人质的犹太人，面对着一直存在的不稳定性。正如库尔特和爱丽丝· 贝格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阴郁的画面也有光明的一面，它就是，这些犹太学校至少是真正犹太性的，它鼓励用希伯来语教学，聚焦于它们自己的、许多已经被德国文化取代的传统。犹太学校在数年间被允许运营，成为了德国仅存的理性的教育孤岛。根据贝格尔的观点，它们也成为了进步教育的唯一监护人。在纳粹迫害的冲击下，犹太人的自我意识令人惊讶地再次生机勃勃，实际上它间接地受到了纳粹的鼓励，因为纳粹分子的种族政策不允许他们整合犹太人的机构，这样纳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允许犹太人培育他们自己的传统，要么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直到1938年，纳粹才乐意允许犹太人获得边缘的经济生计，正如约瑟夫· 戈培尔在1934年5月10日的一次演讲中所说，条件是犹太人把他们与德国人隔绝开来，毫无声息、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在新的种族秩序中的次要地位。但是，十分明显的是，这样虚假的声明对德国的犹太人没有提供任何安全，因为在纳粹欺骗性的保证背后是勒索和威胁无时不在的现实。因此，在犹太学校的教育行为中，它们强调的是在德国以外的未来。年轻人和老人必须根据更为实际的思路，在市场的技能和职业方面得到训练和再教育。例如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为了让年轻人准备移民巴勒斯坦，开设了农业培训农庄。到1933年末，超过600名学生，包括较年长的人，接受着职业教育；1300人生活在农业教学农庄。

犹太人也组织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活动。德国犹太人文化协会成立于1933年春季，它有着双重使命：一是给失业的犹太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提供工作，二是促进犹太文化事业。在医生和艺术家库尔特· 辛格、年轻的指挥家库尔特· 鲍曼、音乐批评家尤里乌斯· 巴伯的领导下，文化协会吸引了一些一流的天才，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各类文化产品，用于音乐会演奏、戏剧表演、诗歌朗读、演讲和艺术展览。

许多教育、文化、社会、经济的行动也以自发、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一些特别的盛大集会被个人或者专业团体组织起来，为失业的医生或者律师筹集资金。由中产阶级的妇女建立的犹太艺术家救济团体，在私人居所和餐馆里除了为贫穷的艺术家提供施食，还组织讲座和艺术表演。微型的犹太贷款协会提供金融帮助，给工匠和商人小额的免息贷款。银行家马克斯· 沃伯格一直积极地投入到无可匹敌的“德国犹太人援助协会”的慈善工作当中，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德国的犹太人移民海外。援助协会提供各种移民的信息，包括最新的来自海外的消息、专业的咨询、行政的手续、经济的支持。作为一位重要的银行家，他是皇帝的朋友，是汉堡未加冕的金融业国王，是不久成为希特勒政府经济部长希尔马· 沙赫特的朋友，他依然相信他这个阶层的人是特殊的，可以免于纳粹的迫害。但是，当M.M.沃伯格公司不断失去客户，并被许多保险辛迪加所驱逐的时候，被越来越多以前的同事和商业伙伴所躲避的公司的缔造者沃伯格，突然在纳粹德国这个噩梦中醒来。面对纳粹正在计划掌握犹太银行的情报，面对每天对犹太人进行的持续侵犯，面对他为了将犹太人的财产便易地转移到巴勒斯坦正在与之谈判的口是心非的纳粹官僚，沃伯格发誓要尽可能地抢救他自己的和许多犹太同胞的财富。另外，1933年6月，沃伯格也切身地感受到他自己的生命也悬于一线，他八十岁的伯父莫里茨· 奥本海默以及他的伯母自杀，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在纳粹德国没有未来。

对于马克斯· 沃伯格和许多其他富裕的德国犹太人来说，在纳粹统治的早期抢救他们的财产，移居海外依然是可能的。尽管法律限制资金从德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但是转移专家通常成功地帮助他们的客户抢救他们的金融资产。当犹太人的资产似乎是专门用于移民目的的时候，纳粹官员依然准备在现存的法律中弹性地加以处置。1933年9月，经济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巴勒斯坦银行达成一个转移协议，据此，犹太移民或者投资者能够以商品的形式，将资本从德国转移到巴勒斯坦。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互利互惠的协议背后的想法是增加他们的出口；对于犹太人来说则是抢救他们相当数量的财产，并移居国外。尽管各种海外犹太人团体对这一协议表示相当大的反对，包括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因为协议对纳粹有利，那时国外对纳粹的联合抵制正被组织起来——但是转移协议使得大约5.2万德国犹太人特别轻易地移民巴勒斯坦。计划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把他们的资金存放到留在德国的冻结账户上。无论何时巴勒斯坦购买德国商品的时候，它必须先支付50％的外汇，剩下的50％从已经移民的德国犹太人冻结账户中扣除。当这些犹太移民到达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从巴勒斯坦转移信托公司收到在德国冻结账户的一半资金，这家公司用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注册。在这一协议的德国一方，是两家私人银行（沃伯格和瓦塞尔曼）帮助的巴勒斯坦托管办公室，它负责监管这一转移协议的实施。

尽管大约有5.2万德国的犹太人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移民到巴勒斯坦，但是许多移民是因为转移协议才成为可能，对于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移民是最后的手段。因为，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植根于他们的祖国德国，因此他们认为离开这个国家是绝望的逃离，一些人甚至认为是逃亡，而非自由选择的移民。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其父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屠杀，记得他父亲说过：“我为什么移民？并非所有吃的东西都和煮的一样热。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会有什么降临在我头上？我是一个前线的战士，我为我的祖国在西线战斗了四年，我是一个未授军衔的军官，接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 回过头想，这些正常的反应显得幼稚，犯了悲剧性的错误，但在纳粹最初统治的四年是十分正常的。

尽管有大约一万名知识分子、学者、左翼政治家和记者，以及在大企业工作被辞退的专业人士在1933年离开了德国，但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决定等一下，直到暴风雨平息下来。另外，存在着许多移民的障碍：几乎没有国家在大萧条的高峰期愿意接受移民，他们建立了严格的配额，把移民限定给年轻人和年轻夫妇，同时他们要符合接受国家短缺的特殊职业的需要。美国、拉丁美洲、英国管辖地受到农产品物价和原材料物价崩溃的巨大打击，它们建立了对移民的严格限制。欧洲国家同样如此，它们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是反犹太人的，为了移民，犹太人不得不灵活应变、富有创造性和天赋，因为他们必须冒险，突破纳粹德国和移民目标国的官僚体制，并很快地适应不同的语言和新的文化行为。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所回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国家等待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越来越多地等着它们。拉克尔指出：想移民的犹太人必须掌握整个新的词汇，它充满缩略词、恼人的官僚委婉语和行话，如重组、生存、生成性生存、安全性生存、良善行为证明书、无攻击性行为申明书、出境携带货币量、证明书、宣誓书，等等。

除了掌握大批新的国外和国内的官僚术语之外，犹太人还必须对付无动于衷、难以相处的官员，他们傲慢的语气和优越的态度让多数德国人厌恶和恐惧，当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时候，特别让人感到有损体面。最终，深思熟虑考虑移民的犹太人，必须特别关注世界上可能接受某类犹太人的地方的最新信息。犹太人的“救济和复兴中央委员会”有着值得信赖的信息员网络，它会告诉渴望中的犹太人，例如斐济群岛正在寻找一位犹太的糕点师和一位犹太单身的钟表匠，他们的年龄必须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巴拉圭正在寻找一位糖果师，英属贝专纳兰正在寻找一位优异的毛皮衣制衣工，中非正在寻找一位未婚的专长制作香肠的符合犹太教教规的屠夫，圣萨瓦尔多正在为电机的建造寻找一位未婚的犹太工程师。最好的机会是在中国的“满洲”，那里的餐馆正在寻找一位犹太指导，同时还必须擅长芭蕾舞，可以和第一芭蕾舞舞女共舞；它还在寻找六到八位芭蕾舞舞女，她们还必须能够跳独舞。另外，中国的“满洲”也在寻找犹太女子合唱团，以及同时也会演奏手风琴的女钢琴家。

因为有这些障碍，因此并不奇怪的是，犹太人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接受移民，通常是在纳粹大规模地攻击他们之后。第一次协调一致的攻击发生在1933年，随后是1934年的平静，1935年以合法的形式再次发动攻击，1936年又是一个平静（这一年举办了奥运会），集聚的风暴在1938年的大屠杀中达到了高峰，接着发生的由政府支持的举措所引发的洪水把犹太人变成了非人。尽管在1933年针对犹太人发布的立法洪水剥夺了犹太人的许多公民权，但是他们依然把希望留在经济领域。1934年8月，希特勒任命希尔马· 沙赫特为经济部长，在接受这个职位之前，沙赫特与希特勒进行了私下的会晤，其间他询问了希特勒有关犹太人角色的问题，他被告知：“在经济领域能够继续从事他们至今做的事情。” 沙赫特预见了犹太人不同的角色，这涉及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或者政治权，但不是他们的经济权，并且希特勒最初似乎站在他这一边反对纳粹党的极端分子，他们要将犹太人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沙赫特后来宣称在他担任经济部长期间（1934—1937），他一直保护着犹太人的经济地位。这个宣称不完全符合历史的记载。无疑，沙赫特保护了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人的银行，反对他所称的“无法无天的针对犹太人的骚乱行为”，但是，他后来散布的用保护性手段保护犹太人的传奇只不过是自利的辩解。

事实上，早在1933年，犹太人在紧张的压力下出卖了他们的企业，这一压力、威胁、讹诈后来被称为雅利安化。在1933年到1938年间，这一实践委婉地被称为“自愿的雅利安化”，并涉及犹太人拥有的企业转移给雅利安的买主。当纳粹党发动第一次针对犹太企业的攻击时，沙赫特的“保护性手段”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因为沙赫特的权力被限制在与其他纳粹领导人的关系中。这些领导人与希特勒更接近，他们是戈培尔、希姆莱、戈林。例如在1934年，在漫长的勒索之后，戈培尔和希特勒的帝国新闻办主任、纳粹党主要出版社的出版人马克斯· 阿曼强迫几家著名的犹太出版公司出售给雅利安人的公司。乌尔施泰因出版帝国被评估了4000万到6000万马克的价值，迫于压力仅仅以1000万马克出售给了纳粹拥有的埃荷出版社。摩西的连锁店以400万马克出售，它的股份转移到一个雅利安人的企业。索尼曼—西蒙家族拥有的《法兰克福汇报》1933年前在反对纳粹的行为中特别著名，它被转移给I.G.法尔本，索尼曼的后裔放弃了对这张报纸的管理。

这些和其他至今仍然是“自愿的”雅利安化，代表了纳粹对犹太人经济攻击的先导，它的发生不断增多，并与“自愿的”移民、街头暴行、反犹太人的法令同时出现。正当无法无天的行为似乎在1934年平息的时候，纳粹在1935年春季加速了步伐，将他们重新发起的狂怒推向顶峰，他们剥夺了犹太人作为德国人的公民权，给他们打上了种族敌人的标记。而在1934年，他们却给予犹太人一个幻觉：让他们痛苦的人已经满足了自身的成就，并给犹太人开启了希望的窗口。

妄想加速：纽伦堡种族法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的十八个月里，没有给德国人民一点喘息的时间，不断地展示烟火、演讲、呼吁、出乎意料的行动、装腔作势的表演。他也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对德国所谓敌人的进攻，特别是针对犹太人。假如不是更早，到1935年开始，这位独裁者和他的听众都厌倦了革命的巨变。为了预先阻止进一步的公共骚乱，元首宣布革命的阶段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重心将是进化，而非革命。这个过程没有发生，甚至在1934年夏季清洗了罗姆，希特勒获得了全部独裁权力之后也没有发生。尽管希特勒已经消灭了罗姆，把冲锋队降为仅仅是纳粹党的宣传工具，使得军队而不是冲锋队成为国家武装的唯一持有者。冲锋队继续积极地投入到激起反犹太人的煽动和暴力当中。

1935年，人们发现反犹太人煽动的增长，大多数都是由冲锋队和纳粹党党员发起的，因为各种理由，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在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中获利。施特赖歇尔粗俗的犹太恐惧症在《突击手》杂志得到了体现。这本杂志在全德国放置在公共展示箱的突出部位。施特赖歇尔的小型画刊给德国人提供了毛骨悚然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了所谓犹太人的邪恶，其形式是祭祀杀婴和种族污染。1935年夏季，施特赖歇尔在柏林和汉堡发起了大众示威，警告容易上当受骗的德国人：犹太人既不是人，也不是动物，而是魔鬼的手工艺品，德国人的拯救依赖于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与学生的会面当中，施特赖歇尔详尽地叙述了应该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他告诉他们：“假如反对犹太人的战争没有战斗到完成之时，我们所有的斗争都是徒劳的。把犹太人赶出德国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在整个世界被杀绝，这样人类才能摆脱他们。”施特赖歇尔担心德国种族被犹太人所玷污，同时，戈培尔固执地全神贯注于德国文化，并将犹太人清除出帝国作家协会（4月12日）和帝国新闻协会（4月24日），这样就有效地使犹太人在任何行业都不能以作家身份谋生。

一个犹太恐惧症的行为或者法令导致另一个的产生，但是，全面的协调依然是匮乏的，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德国机构能够承担对反犹战役方向的唯一控制。在纳粹对许多问题的控制要成为规范的事情上，决策和实施的进程要穿过令人困惑的一堆机构和个人，这使得解决复杂的问题变得困难起来。因为犹太人问题是这个政权主要的强迫症之一，因此它的解决依赖于清晰的政策和机构之间的协调。到1935年，这仅仅是松散地得到了完成。在内务部、宣传部、司法部、教育部，在外交部，在希姆莱不断扩大的警察帝国，都有许多犹太人问题专家，更不用说在纳粹党的分支机构，以及在各种研究机构或者智囊团了，它们每一个都在发布有分量的宣言和规章。但是，在一个依然假装在合法性框架中运作的国家当中，政策假如是有效的，就要求法律的制定和法律上的正当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有责任分别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司法部和内务部参与1935年反犹太人运动的原因所在。

纳粹从来没有最终解决的问题是：谁是犹太人？他或者她是如何被确认的？是根据宗教信仰还是种族特性？尽管纳粹已经达成了他们认为的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明确结论，但是种族特性如何可能有助于在人群中确认谁是犹太人，绝对不是清晰的。种族分类法和观相法的标准特别含糊，在确定一个人是否是犹太人上不可信赖。有许多金发和蓝眼的德国犹太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特别著名的是萨利· 佩瑞尔，甚至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并且在德国军队里服役逃过了大屠杀。当然，原始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包括施特赖歇尔和希姆莱——宣称他们能够从体味、鹰钩鼻，或者耳垂上分辨出犹太人来。英格· 多伊施克龙讲述了一件令人窘迫的事情，他请照相师为她拍照，照相师告诉她把头发拢到左耳后面，这样她耳朵的形状就清晰可见。大概这就能证明她是一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耳垂和雅利安人的不同。后来她在镜子里仔细看了上百次，她没有发现自己的耳垂和任何其他德国人的耳垂有什么区别。但是，耳垂的强迫症继续周期性地在纳粹的圈子里出现。犹太人的护照必须露出耳朵，阿道夫· 希特勒甚至指示他的密使确保检查一下斯大林的耳朵，以便不再让他好奇是否这个苏维埃的独裁者是一个犹太人。这些密使在1939年8月就纳粹和苏维埃的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尤里乌斯· 施特赖歇尔宣称除了特殊的耳朵、鼻子或体味，他可以通过犹太人的屁股辨认出他们。当美国纽伦堡精神病专家吉尔伯特博士询问他犹太人屁股的独特之处时，施特赖歇尔狡黠地傻笑并说道：“犹太人的屁股十分女性化，非常柔软和女性化。”他流着口水，用淫荡的双手比划着犹太人屁股的形状。他补充道：“你能从犹太人走动时屁股摆动的方式中进行辨别……另外一件事是他们说话时使用手势的方式……但是，即使你不能用这些身体姿势进行辨别，他们的行为也一直会显露他们的身份。”

但是，用身体的、行为的，甚或是心理的方法来发现犹太人，既是不靠谱的帮助，在科学上也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纳粹极端分子坚守他们意识形态的妄想：犹太人在种族上是不同的，也是危险的。医学专业的一些纳粹种族主义者的希望是：犹太性早晚是可以在科学上得以证明的。符腾堡医学专业的负责人欧根· 施塔勒在一本大众医学杂志《人民健康观察》中宣称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证据：不同的种族可能也有着不同的血液。他指出，以某种只会影响特定种族的血液病为基础，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疾病包括黑人当中的镰状细胞败血症和犹太人当中某种非特定的“累积性疾病”，他称之为“生物学的讽刺”，大概是因为这些累积性疾病只会感染犹太人。他认为，这些血液的差异证明以下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血液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有着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物质意义。他也引用了列宁格勒的E.O.马尼罗夫教授的著作，这位教授宣称他能够有90％的准确性区分犹太人的血液和俄国人的血液。施塔勒掩盖不了自己的激动，他向自己的读者指出：“假如我们能够在试管里确认非雅利安人，要感谢这一点所可能意味的东西。无论是欺骗、洗礼、改名、公民权，甚至整鼻手术都无济于事……一个人无法改变自己的血液。”

由于对谁是犹太人的鉴别缺乏科学的证据，纳粹转而依赖各种各样传统的替代品，包括从犹太社区得到的洗礼出生登记名单，以及一些缺乏可信度的方法，它们涉及面相、姓名、各种所谓的犹太文化或者行为特性。紧跟着1935年夏季在整个德国蔓延的大量以“犹太人滚出去”为标志的反犹太人事件的爆发，纳粹政权决定控制大众反对反犹太人的唯一方法是将其合法化。这个政治策略构成了纽伦堡种族法的背景，这个法律出自1935年年度纳粹党年会。

1935年9月15日，阿道夫· 希特勒在纽伦堡文化协会大厅召集了德国议会特别会议，批准了三个关键的法律：《帝国国旗法》《帝国公民权法》《德国人血统和德国人荣誉保护法》。在年度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召开议会，并且第一次在柏林之外召集，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首先，希特勒正在开始以巨大的规模进行重新武装，并且要求新的德国军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军队。因为希特勒已经对保守主义的军官团作出重大的让步，消除了冲锋队的威胁，他现在要求军官团帮助他重塑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军队。这个方向的第一步是纯粹象征性的：为了支持万字旗放弃了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这解释了纽伦堡的第一个法律，它宣布从此以后黑白红是国家的颜色，万字旗是国家的旗帜。

国旗的问题也和两个纽伦堡种族法相关。7月26日，美国的抗议者登上了“不莱梅”号班轮，在纽约港停泊，他们扯掉了挂在船首的万字旗。希特勒相信，这一挑衅受到了犹太人控制的美国新闻界的煽动。在希特勒扭曲的种族主义思想中，存在着回应国际犹太人阴谋唯一成功的方式，那就是重新武装德国，并且把犹太人作为人质和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假如外部强国没有根据他的要求同意让步，他就将此归咎为外国犹太人，同时给予他所控制的犹太人进一步的惩罚。在对聚集在纽伦堡的代表的演讲中，希特勒坚持认为，德国国旗在纽约最近遭到的亵渎是许多仇恨德国的战役中最近发生的一次，它们都产生于一个根源，它一直刺激民族之间的相互仇视，瓦解了整个世界，这就是世界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正在组织另一起针对德国的联合抵制，所以希特勒表示，打通正当发泄愤怒的渠道的时机已经到来，德国人民可以公开地将愤怒表达到适当的立法当中。也许以这种方式，就能建立一个合法的基础，它将永久地调整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事实是，希特勒没有打算调整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他所要做的似乎是让自己远离反犹太人的暴力，把自己放置在合法性的一边。这就是希特勒需要反对犹太人的合法法规的真实理由。正如后来知情者所言注，由于现存的计划过于平淡，就希特勒而言，他不是最后一刻决定在纽伦堡党的代表大会去包含某种戏剧性的东西。

1935年9月13日，内务部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伯纳德· 吕森纳得到命令后，乘飞机前往纽伦堡帮助制定异族通婚的法律。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吕森纳和内务部的两个同事汉斯· 普芬特纳和威廉· 施塔克卡特设计了一个最初的但遭到拒绝的草案。9月14日，起草者们一起来到威廉· 弗里克的住所，他们集聚在音乐室，普芬特纳在三角钢琴上工作，施塔克卡特则坐在沙发上，最终他们提出了几个力度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草案。正当这个精疲力竭的团队在午夜完成了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又被要求制定另一个涉及公民权的法律。他们在一个菜单背面很快制定了这个法律。9月15日凌晨2点30分，希特勒接受了对异族通婚比较温和的法律版本，以及《帝国公民权法》。

异族通婚法律的名字叫《德国人血统和德国人荣誉保护法》，它禁止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和性关系，禁止犹太人雇用女性德国公民，或者四十五岁以下同类血统的人；不管这个法律在国内或国外都可以宣布订立的婚姻无效；禁止犹太人悬挂德国国旗；规定了从苦役到带有罚款的囚禁的各种惩罚。《帝国公民权法》区分了公民和国民，前者是德国人或者有同类血统的人，他们具有完整的政治权利；后者属于国家，但仅享有保护权利而非政治权利。

为了使拥有高级权利的德国人和拥有低级权利的犹太人之间的区别合理化，威廉· 施塔克卡特和他的法律顾问汉斯· 格洛布克——他后来以康拉德· 阿登纳在柏林总理府的主要助手之一的身份再次出现——提供了下述的官方评论：

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所有的人是平等的理论，以及个人根本上无限制自由的理论；同时，国家严厉且必要地认同人的不平等，认同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的人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的是，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差异来自种族、民族和人们之间特性的差异。

公民权法依然留下了一个不清晰的法律问题：谁是“完全的”犹太人？在纽伦堡法律颁布之后，这个问题在种族专家和法律专家之间引起了强烈的争论，并且最终导致了对这一法律的补充。法律专家把“完全的犹太人”定义为有三个犹太祖父母的人。那些稍有犹太性的人被贴上了“混种”的标签，依次被分为一等（两个犹太祖父母）、二等（一个犹太祖父母）。那些被分类为混种一等的人仍可能被视为完全的犹太人，前提是：（1） 属于犹太人的宗教社团；（2） 嫁给了犹太人；（3） 在1935年6月15日后与犹太人婚姻的后代，或者自身是和犹太人婚姻的产物。法律专家相信他们是人道的，因为他们将“混血”的犹太血统和完全被污染的犹太血统区分开来。施塔克卡特和吕森纳要“保护”这些人当中良好的血统，据估计在1935年有75万人，但是实际上的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纳粹的种族专家其实创造了一个第三种族，这是一个荒诞的分类，但是这个分类将带来重大的结果，因为任何被分类为“混种”的人在1941年都具有一个逃避大屠杀的极好机会。种族上的半种人被假定是遗传了好的或者坏的种族特性，整个这样的观点是生物学的妄想，它建立在有关种族优越性和种族污染的意识形态的妄想之上。

毋庸赘言，根据纽伦堡法律，准确地确认谁是犹太人也要服从宗教的标准，这相当于明确地承认生物学的标准是不充分的，这制造了官僚机构的梦魇，因为它涉及追踪不确定记录的“家族研究者”的核心。对重新分类的要求变得经常而急切，尤其对那些需要逃避官方骚扰的人来说更有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的生计直接受到了威胁。每个人都想方设法豁免“犹太人的”或者“混种的”称谓。这样的豁免需要检查、评估以及政府的许可。这里有两类豁免：人为的和真正的。第一类涉及根据法律事实的重新分类，例如所谓的犹太祖父终究不是犹太人；第二类取决于有关申请人对帝国贡献的价值而定。真正的免除必须先通过内务部，然后平民通过帝国总理府，士兵必须通过最高统帅部。真正获得豁免的人通常是有影响的官员。例如国务秘书莱奥· 基利，他是混种一等，他的妻子是混种二等。因为给帝国总理府回报了有价值的工作，1936年，讨人喜欢的基利得到了豁免这一圣诞礼物，并且后来在消灭犹太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证明他是值得得到这一礼物的。希特勒签署了二十份被称为“德国血统声明”的文件，以保证祖先是犹太人的有价值的官员留在国防军里，其中一个是陆军元帅艾哈德· 米尔希元帅，在他的主管赫尔曼· 戈林的帮助下，他得到了雅利安化。

1935年9月25日，瓦尔特· 格罗斯博士的种族政策办公室发布了“祖先证明书”，他召集了其部门的地方领导人，向他们简要传达了在使用纽伦堡法律的问题上他出席与希特勒的私人会晤所涉及的内容。格罗斯说：元首告诉他，他的意图依然是肃清犹太人对德国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希特勒批评了施特赖歇尔的诸多行为，因为它们迫使他反对党内极端的态度，尤其是混种角色的问题。在混种问题上他有三项选择：一是驱逐，二是绝育，三是同化。希特勒已经决定支持同化，因为他未来的计划（军事准备和帝国扩张）需要团结和忠诚的民众，假如突然制造出一个忠诚度不确定的民众等级社会，这一计划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希特勒补充说：他也反对进一步的联合抵制，因为它们会产生威胁，打断德国的经济活动。尽管需要更加猛烈的移民来完全清除德国的犹太人，但是之后需要紧跟着额外的经济举措，必须小心不要让犹太人一贫如洗，以致成为帝国的负担。希特勒不祥地认为，万一整个前线爆发战争，他要为一切严重的后果做好准备，这意味着他将求助最极端的手段清除犹太人。

仅仅四天之后，希特勒就对纳粹党高级官员发表演说，他指出纽伦堡法律中只有几条需要进一步阐明，他说他将把它们留给纳粹党和内务部敲定。两个机构之间的争斗随即爆发，这不仅证明了希特勒多变的领导风格，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犹太人问题依然是开放的，被各种机构和人物松散地操纵，同时分派给各种行动处理，包括野蛮攻击、歧视性的法律、经济钳制和加速移民。

公众对纽伦堡种族法的反应普遍是支持的，因为大多数德国人假定这些法律把犹太人的身份和犹太人的生存放置在牢固的法律基础上，它们将带来国内的平静和良好秩序的恢复。党卫队保安处和整个德国各种盖世太保官员作出的情况报告意在测定民意。报告指出，这些法律在国民当中产生了巨大的满意和激情。来自科布伦茨的报告宣称，人民热衷于热烈讨论必须从民族的身体中清除犹太血统的数量。同时，这些报告也强调了，施特赖歇尔带有野蛮行为和过激行为的暴力性的犹太恐惧症，受到大多数民众的广泛谴责。在天主教处于主导地位的地区，尤其在乡村，反犹太人行为没有引起在德国其他地方同样强度的共鸣。在这些地区，纳粹发现打断犹太人和非犹太客户之间的纽带是困难的。直到1938年，在很大程度上暴躁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在许多天主教地区是匮乏的。社会主义左派对纽伦堡种族法也持有否定的观点，他们散发非法的传单宣称：“除了资本家阶级，我们不仇恨任何种族。”“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我们敌人的名字是资本家。”“工人们，睁开你们的眼睛！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用来转移纳粹的食言。”

但是，总体而言，德国人是高兴的，因为纳粹似乎已经解决了三个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纳粹统治的最初两年间占据了公众的注意力。它们是联合抵制、公民权和种族污染。另一方面，证据也表明，民众并不赞成暴力行为和迫害。对这种过激行为的拒绝是依赖纯粹的功利主义还是机会主义，是涉及对经济瓦解的恐惧还是来自国外的敌意反应，不可能以任何精确的方式确立其程度。尽管存在着一些对纳粹政权反犹太人行为的反对，但它是无足轻重和无效的，因为它从未上升到公开抗议的水准。由于缺乏公民权利运动，期望组织化的公共抗议行为或者代表令人讨厌的少数派的抵制行为都是徒劳的，尤其是当纳粹在国内外事务方面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时候。

犹太人对纽伦堡种族法的反应体现了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立场，这些立场分化了犹太社会。莱奥· 贝克和“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代表着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继续实行妥协的态度，并且建议接受这些法律，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据此犹太人在严格的条件下能够留在德国。对压迫者作出行为上尽可能谦恭的让步的观点冒犯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认为，《纽伦堡法》完全改变了德国犹太人的境遇，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移民巴勒斯坦。鉴于纳粹在处理犹太人问题上一直出尔反尔，并且利用犹太人妥协的姿态作为鼓励，不断施加进一步的压迫，对于犹太社会中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保持道德的优势变得十分困难。令维克托· 克伦佩勒极度愤怒的是，那么多犹太人的行为举止在他看来是温顺和奴颜婢膝的。他感到这些犹太人通过隐忍地接受他们新的合法化的不平等，已经在心理上把自己重新调整为他们过去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心态。1935年4月末，克伦佩勒收到了萨克森教育部的免职通知。他失去了大学的职位，依靠些微的失业金维持生计，结果使他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使这位前罗曼斯语的教师挣扎在死亡线上，使他的尊严受到了连续不断的攻击。直到人们读到他令人心酸、十分著名的日记之前，几乎没有人能想象到这些。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正统主义者，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除了与纳粹妥协，抢救他们能够想象到的东西之外，都没有找到可供选择的办法。因为以下诸多原因，抵抗被认为是无效的。首先，几乎没有犹太人洞察到运作德国政府的纳粹罪犯邪恶的心态；第二，德国的犹太人过于分化——包括职业上、地理分布上、信条上——一直不能作为一个一致的整体行动；第三，移民剥夺了犹太人口中的最年轻的人，以及最富有精力的领导人，使得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第四，犹太社会被无处不在的恐惧弄得瘫痪了，这种恐惧告诉他们反抗将带来恐怖的报复；最后，德国的犹太人是平和的，他们反对公开的反抗或者暴力，认为这是一个宗教意识的严重问题。因为以上这些原因，他们作出了彻底的牺牲，莱奥纳德· 贝克尔在他对莱奥· 贝克的个性描述中说明了这一点：莱奥· 贝克是一个安静的、有勇气的人，而且性格温柔，天性包容。当面对指挥着欧洲最有战斗力军队的种族狂人的时候，没有军队为他而战，这位平和且友好的人是没有力量的。两个世界在不可缓和的敌意中碰撞，正如耶稣被带到彼拉多面前的时候两个世界的碰撞一样。莱奥纳德· 贝克尔对希特勒和莱奥· 贝克作了如下比较：

希特勒布道一个民族集团的优越性，它的祖先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而犹太人布道人类的兄弟友谊，正如贝克所言，你的邻居就是你自己。希特勒试图创造种族净化的概念，而犹太人教诲人们所有人都是用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希特勒谈论人的无知，而像莱奥· 贝克这样的犹太人谈论人的正直。甚至在未来的几年，当莱奥· 贝克看见他的世界毁灭于他的德国邻居之手的时候，他依然要求对每个人都要作为一个个人来加以判断。希特勒布道政府和法律都要用于一个特色国家的发展，……而犹太人教诲从根本上来说，最高的法是上帝之法。

紧随政治的稳固期，1936年至1937年见证了第一个对外政策上的突破，包括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引进四年计划重新设定德国经济的目标，快速地重新武装，成功地经受住了大萧条。纳粹通过逐步减少《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已经“滑过了国际关系的危险区域”，同时破坏了西方的安全体系，尤其是法国的安全体系；加固了与法西斯国家的关系，主要是意大利。纳粹政权也赢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和信誉，因为它成功地举办了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当世界的眼睛聚焦于奥运会的时候，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的鹰巢里撰写有关经济策略和重新武装的绝密备忘录。这个文献与奥林匹克的和平精神和国际善意都是十分矛盾的，体现了希特勒对重新武装步伐过慢的不满，他坚持认为“德国的经济必须适应四年之内发生战争的需要”。如果发生战争，四年计划设想了剥夺德国所有犹太人的财产。

为了实现经济自足的目标，为战争做好准备，希特勒委任赫尔曼· 戈林为新的四年计划的总管，赋予其全权发布法令和条规，把所有政府或纳粹党的机构都捆绑在一起。为了实现经济自足的目标，戈林采用的新重商主义的政策，严厉地削减进口，固定工资和价格，限制利息，交替使用哄骗和恐吓，使得大企业扩大工厂规模，目标是生产合成橡胶、纺织品、燃料，以及其他发动战争必需的稀有原材料。这一政策的顶峰是建立了赫尔曼· 戈林工厂，建立它们是用来开采低等级的铁矿石。一些人给这个计划贴上了标签，认为它是庞大的强盗组织，掠夺大企业，使戈林自肥。

戈林进入了经济权力的顶峰，这意味着德国经济的根本变化，即离开了沙赫特更有弹性的自由市场路径，转向戈林的观点：和平时期国家高度调控的、能同时提供枪炮和黄油的战时经济。大约有一年时间，戈林和沙赫特两人一起管理，旨意相互交叉。1937年11月，沙赫特辞去了经济部长的职务和战时经济的全权代表，戈林就此成为经济主管和享有希特勒信任的人。作为四年计划的总管，戈林也深深卷入对犹太人个人财产和财富的掠夺当中。从1936年秋季开始，戈林负责雅利安化的进程，与党卫队（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紧密合作，在“水晶之夜”之后监督对犹太人的掠夺。还是戈林，他命令海德里希承担所有所需的工作，为1941年7月31日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做好准备。

从1936年秋季到1938年秋季，纳粹为全面从经济领域驱逐犹太人做好了准备，它发布了严格的法令，并在幕后监督没收。尽管到1937年较大的犹太企业能够以相对公允的价格出清他们的财产，但是较小的或者中等规模的企业就不是这样了，它们遭到了勒索，并且被威胁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这些策略的结果是，让不断增多的犹太人贫民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了生计到处叫卖。因为叫卖是国家注册的行为，德国政府错误地假定犹太人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是增加了。正如罗伯特· 维尔施在1936年指出的那样，现实是犹太人受到了毁灭性的威胁：“我们生活的道德的、物质的、知识的基础四分五裂了。”然而，尽管对犹太社会的生活和灵魂产生了无情的压力，犹太人依然没有决定离开德国。1936年9月29日，内务部国务秘书威廉· 施塔克卡特召集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里有他自己的部门、经济部、副元首办公室的高级官员。会议的目标是讨论在《纽伦堡法》之后，处理犹太人的战略。参加会议的人都一致同意支持完全移民的政策，除了首选巴勒斯坦，还有乐意承认德国犹太人的任何其他国家。因为正在施加给犹太人更为严格的限制，同时限制他们在德国获得生计的能力，与会者想知道应该留给犹太人哪些职业，以致他们不会成为帝国的经济负担。这次会议和作为整体的纳粹领导层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其他国家依然不愿意接受较大数量的犹太人，部分是因为来自世界范围萧条的经济问题，部分是因为四处弥漫的反犹太人偏见。尽管许多犹太人能够移居到巴勒斯坦，但是英国人害怕不断增长的、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和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一个英国王室委员会在1936年末被派往巴勒斯坦，它在1937年发布了一个报告，在其中建议巴勒斯坦分割为分离的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但是，当这个建议在巴勒斯坦遇到强烈抗议的时候，这个委员会推迟了这个计划，并且建议对犹太移民加以限制。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犹太人移民以及整个犹太人问题被移交给了希姆莱和党卫队，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早在1934年，党卫队就起草了犹太人状况的报告，这个报告以冷酷的诊疗细节审视了这一问题，评估了德国犹太人社会的性质，并且建议依靠强迫和劝说作出重大的努力使犹太人被迫离开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党卫队后来鼓动那些承诺移民的犹太机构和领袖。党卫队寄希望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社区支持移民的人能够列入这一计划的名单，但事实令它失望，因为犹太人移民的基本障碍是这些犹太人依然对德国是忠诚的。

在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里有一个被称为II—112的部门（犹太人事务部）负责处理犹太复国主义事务和犹太人移民，它的负责人是阿道夫· 艾希曼。他是一个不抛头露面的、爱挑剔的官僚，因为这一小型的办公室将成为纳粹对付犹太人的毁灭性机器的主要部件之一，这就促使艾希曼成为大屠杀的关键人物，尽管他才智平平，完全缺乏情感。艾希曼在1937年前往巴勒斯坦，两个月后他递交了《犹太人问题的综合报告》，在其中他认可移民，但是警告在几个集中区域四散的犹太人可能导致敌意的力量，对帝国的利益产生影响。艾希曼怀疑移民能够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暗示一个可能的灭绝性的解决方案。因为党卫队是纳粹种族政策的先锋，另外控制了暴力和恐怖的机器，因此它将迟早不可避免地被委托承担灭绝性的工作。

同时，尽管奥林匹克运动会带来了明显的哄骗，它迫使纳粹在整个德国撤去了反犹太人的标记，但是，由纳粹党发起的“自发”行为，以及紧随其后的附加的反犹太人法令，在1936年和1937年一直没有减少。由于对犹太人移民的速度不再有耐心，他们把速度太慢归咎为一些犹太组织，主要是“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的抵制者和阻挠者，因此盖世太保发出了警告，并在1937年4月19日逮捕了莱奥· 贝克和“犹太社会之声”的成员。贝克被拘留了两天，然后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据此他同意放弃所有的、估价数百万的“犹太社会之声”的财产送给纳粹政府。贝克拒绝签字，后来他说：“他们的行为是偷窃，它确实是偷窃。”但是，贝克依然相信犹太人将以某种方式在纳粹的攻击下生存下来。他告诉一位朋友说：“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不能让历史往回走。我们将忍受痛苦，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死去，但是我们生存下来了。”1937年夏季，贝克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80％的德国人反对迫害犹太人。这个看法似乎明显没有看到这一事实：1937年充满了更新的犹太恐惧症的宣传、加速的雅利安化、更加协调一致的强迫犹太人移民的努力。但是，贝克的看法是建立在自己经验基础上的，他是世界性的、处于领导地位的犹太教祭司，他并没有完全错误，并且肯定不是妄想。贝克非常熟悉德国人，能够认识到大多数和他有接触的德国人对纳粹政权极端的犹太恐惧症行为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低估了纳粹宣传力量对那些数百万德国人的影响，使他们相信这个政权反犹太人的谎言。贝克的天然倾向是寻找民众好的一面，他相信德国人不会公开反对纳粹对犹太人虐待的原因是他们害怕盖世太保的报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实的，但是大多数德国人也是消极的，没有参与犹太人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政府对犹太人的歧视是完全合理的。大多数德国人不赞成的是暴力的和非法的街头行动，以及残暴的公开展示。纳粹政权给予处于犹太恐惧症中德国人充分的灌输，说服他们需要歧视性的法律，但是它并没有成功地把犹太人问题提升到德国人社会问题的优先清单之首。不像他们的领导人，大多数德国人不是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由于认识到这一点，焦虑的纳粹党领导人周期性地刺激自己作出更大程度的宣传努力。正如戴维· 班克尔所说：“鉴于反犹太主义对纳粹党和追随者来说发挥着整合的作用，因此在刺激一般民众行动的时候，它不会发挥同样的功能。”

因此，政府不断地注入仇恨的能量在1937年秋季再度明显起来。与一直计划的1923年啤酒馆暴动相关的庆典巧合，纳粹在慕尼黑博物馆举办了反犹太人的展览，在其中，公众被邀观摩各种题为“政治中的犹太人、文化中的犹太人、商业中的犹太人”的陈列，这些陈列重复了所有现存的反犹太人的陈词滥调和谎言，它们是展会组织者从上千年犹太恐惧症传统中挖掘出来的。展览之后是施特赖歇尔在纽伦堡发起的庞大的圣诞节联合抵制，并伴随着迫害犹太人新浪潮。

但是，预示着未来的黑暗事件都是在幕后发生的。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主管、外交主管召开了秘密会议，后来被一个作会议记录的人称为霍斯巴赫会议。在会议上，希特勒公开吐露：他的目标是加强德国的种族社会，向东欧扩大领土。他将以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吞并奥地利为开端，以确保德国东部和南部两翼。元首还指出：唯一获得这些目标的成功方法是战争，因为获得生存空间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霍斯巴赫会议的目的是消除误会，测试军事主管的深浅。希特勒希望他们是一类像疯狗一样行动的将军，狗链子在他们的元首手上，当他决定放开链子让他们扑向牺牲者时，他们会服从他的指令。但是，从国防部长维尔纳· 冯· 布隆伯格、陆军总司令维尔纳· 冯· 弗里奇直率而令人惊讶的回应来判断，希特勒决定重组他的军事统帅部，采用秘密的档案和情报败坏布隆伯格和弗里奇的名声，前者因为娶了一个妓女，后者据说陷入了同性恋。然后，希特勒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替换了旧的军队统帅部，由他全权负责，并且将最高统帅部的日常管理交给顺服而唯命是从的凯特尔，此人后来被爱挖苦的德国人称为“马屁精”。

希特勒的公开演讲在1937年已经十分好战了，在9月份墨索里尼国事访问中的演讲，标志着其侵略性的大话已经登峰造极。由于服从指挥的军队紧随其后，希特勒在国外政治中很快发动了一系列危险的冒险。第一个是奥地利的危机，毫无疑问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发生在重组他的军事统帅部，并且替换了他的外交部长诺伊拉特一周之后。新的外交部长是富有侵略性的、没有任何原则的约阿希姆· 冯· 里宾特洛甫。

对外侵略、绥靖、大屠杀和战争，1938—1939

通过政府的赤字开支、大量的公共工程计划，以及庞大的重新武装，德国从大萧条中被拉了出来，希特勒现在决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强国。他推进了这样一种思想：雅利安种族有着特殊的使命去征服和统治欧亚大陆；但是要这样做，必须进行内部的种族净化，它涉及不合格的人的绝育、“不值得生存的人”的安乐死、劣等种族——主要是犹太人——的灭绝。在希特勒的心目中，种族的概念清晰地关联到空间的概念，因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依赖于足够的生存空间，只要6500万德国人依然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他们就将继续会渺小而不引人注意。希特勒承诺依靠重新武装德国人民，给他们灌输骄傲和对帝国的渴望，在东欧给他们提供生存空间等来改变这种境遇。但是，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调动德国的全部资源，在民众，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提升进攻性和好战的品质。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必须很快成熟为铁石心肠的战士。希特勒预见在那里会有新一代的帝国武士，他们将执行德国的种族任务。

在1933年至1939年间，希特勒善变的、不稳定的、仇视社会的人格主宰着欧洲的外交，正如他操纵着厌战的西方民主作出一个又一个让步。到1938年，他已经放弃了作为和平人士的言论，尽管他依然成功地欺骗西方的政客，使他们相信他的目标不是战争，而是国家的自决和国家的正义。这个国家在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中受到了如此悲剧性的无理对待。但是，他正在秘密地备战。自1936年开始，对外政策方面的辉煌成功一个接着一个：1936年3月7日重新占领了莱茵兰；1938年3月13日吞并了奥地利；1938年9月29—30日，在慕尼黑签订了绥靖协定，紧接着吞并了苏台德地区；1939年3月15日，解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方，使其皈依德国的保护；1939年3月23日将默默尔合并到德国；1939年8月21日与苏联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这些成功的每一项都在支撑着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的欢迎。他们激动得发狂，以致都乐意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伴随着这些成功，极权主义的国家也在加强。希特勒每一次领土的获得，都涉及极权主义网络的扩大和警察恐怖的相应极端化，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的。随着希特勒吞并奥地利，额外的25万犹太人落入他的控制当中；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又增加了35.7万犹太人。新的领土包括了比旧的帝国数量多得多的犹太人。警察恐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获得的领土。盖世太保和其他保安部队围捕政治上的敌人，建立集中营，迫害犹太人。纳粹在新领土上进行的一些新的极端的实验，尤其在奥地利，后来也在旧帝国上得到了运用。每一个成功之后，希特勒都发现西方强国并没有指责他，同时给他的印象是，他能够不受惩罚地继续他的侵略。在对外领域出现了这种状况，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犹太人身上。西方外交上的绥靖包含了更大的对犹太人问题的绥靖，因为没有一个西方强国认为犹太人是至关重要的利益所在。每一个世界强国都为悲剧性地放弃犹太人做了准备。

1938年3月13日对奥地利的吞并，松开了反奥地利犹太人的无节制暴力的缰绳。进入奥地利的纳粹官员扩展了他们极权主义的警察体系，奥地利的暴徒发泄着他们受到抑制的对犹太人的攻击。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任意地抢劫犹太人的企业和公寓，咆哮的暴徒转而攻击长相明显的东方犹太人，他们戴着宽檐帽，留着耳边的鬓发和飘动的胡须。卑劣的街头场面显示了粗野的暴徒强迫犹太少年、老人和妇女用牙刷，有时用裸露的关节跪着擦洗街道。对奥地利犹太人的攻击经常比日益增多的对德国犹太人的攻击更为糟糕，组织得更好。事实上，奥地利的犹太人不仅是抑制多年的反犹太人愤怒释放的牺牲品，而且他们也更加快速地被贫民化，被强迫移民，或者被交付给集中营。就疯狂的奥地利纳粹分子而言，对复仇十足的渴望反映在令人惊讶的高自杀率上。仅1938年3月，就有1700名奥地利犹太人自杀。其中一位是著名的文化历史学家和演员埃贡· 弗里德尔，他从自己公寓的四楼跳楼自杀，而不愿遭到盖世太保的逮捕。奥地利最著名的信贷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弗朗茨· 罗滕贝格被纳粹暴徒“逮捕”，从行进的汽车里被摔了出来，遭到杀害。一家化工厂的经理伊西多尔· 波拉克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毒打致死。无数其他普通的犹太人也有同样的遭遇。

弗洛伊德在最初的暴行爆发时得以幸免，但是他的女儿安妮很快被盖世太保带去审讯。弗洛伊德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特别是恩斯特· 琼斯，催促这位世界著名的心理分析师立刻离开奥地利，但弗洛伊德最初的回答是：移民犹如战士放弃了自己的岗位。琼斯机敏的回答说服了弗洛伊德离开。他给弗洛伊德讲述了莱托勒的故事，他是“泰坦尼克”号的二副。当船在下沉、锅炉爆炸的时候，他被顶到海面。后来官方的审讯问及他为何弃船，他回答道：“我从没有离开船，是船离开了我。”借助国际关系的帮助，为了带家人离开奥地利，弗洛伊德从官方得到了必需的离境证件，尽管之前必然跳不过纳粹为犹太移民保留的各种令人恼怒和羞耻的障碍，包括良好行为的证明、护照、签证、专门的帝国飞行税。弗洛伊德的现金和银行存款被没收，他发往瑞士的所有文集被退回烧毁。作为羞辱的最后一招，盖世太保强迫弗洛伊德签署了他没有遭到恶意对待的声明。幸运的是，弗洛伊德讽刺性的话超过了盖世太保审讯官有限的智力：“我要向每一个人竭力推荐盖世太保。”1938年6月4日，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离开了奥地利，移居英国。在一个忍受着集体死亡希望的国家，他再也做不了什么了。

在一年之内，大约有10万奥地利犹太人和弗洛伊德一样离开了这个国家。一些事情的发展帮助加速了移民的进程。一个是建立了由阿道夫· 艾希曼创立的犹太人移民中央局，它位于维也纳罗斯柴尔德过去的宫殿，管理着一个流水线的程序，颁发犹太人需要离开奥地利必需的出境证件。根据艾希曼的观点，这一工作运行起来就像一条传送带：“最初的申请和所有其余需要的证明放在一头，护照从另一头传出。”这一强制性大众移民的方法最重要的特征是，敲诈最富有的犹太人的金钱，用它来资助最贫困的犹太人移民。艾希曼的工作运作得非常好，以致他后来在德国进行了复制。

另一个帮助加速犹太人移民进程的，是纳粹经济计划者在1938年夏季创造的一种模式，它将对落后的奥地利经济无情的现代化和对犹太企业的清除结合起来。将奥地利经济合理化并把它整合进德国的任务，交给了纳粹党大区领袖约瑟夫· 比克尔，他曾在1935年至1938年间将萨尔的经济与德国的经济进行了整合，因此他已经十分有名。比克尔在萨尔采用的计划是由鲁道夫· 加特尔博士设计的，他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源管理有着敏锐的兴趣，他非常渴望自己的专长可以在奥地利得到运用。比克尔也重视汉堡纳粹党大区领袖卡尔· 考夫曼的建议，因此他也能够将几位汉堡经济学家列入服务的名单，著名的有瓦尔特· 埃姆里希博士，他因为是一位将犹太人排除到德国经济之外的专家而在汉堡受到了激励。比克尔在维也纳集合了一支热情而年轻的人力资源团队，它后来转移到了波兰，在那里它得到的授权是通过将种族清洗和经济掠夺相结合，实现波兰经济的合理化。这支团队在奥地利的经验是通往大屠杀的重要跳板。

在仅仅几个月内，在维也纳的犹太企业的数量就减少了一半，甚至比克尔也震惊于和纳粹有着良好关系、掠夺犹太企业和财产的奥地利人所采取的直截了当的犯罪方法。为了评估吞并奥地利之后对犹太企业的无情掠夺，比克尔认为奥地利上演了一出巨大的财富捕猎的戏剧。甚至对奥地利事务有着十分重要的金融影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能幸免于贪婪的纳粹暴徒。吞并后的两天，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即遭到了逮捕和控制，在蓄意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中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它的帝国是国际化的，他们的财富在众多的控股公司和金融错综复杂的迷宫当中变得模糊不清，因此立刻剥夺他们的资产是困难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几个不同的国家控制着企业：在维也纳，家族的首领是路易男爵；在布拉格是欧根男爵；在巴黎是阿尔方· 罗斯柴尔德博士。他们的企业相互交织。纳粹分子企图打开这一迷宫，用最低的价格购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同时利用被控制的路易男爵作为质押。他们专门将自己贪婪的眼睛转向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维特克维茨煤矿和铁厂，它们的股份和所有权已经转移到了伦敦的联合保险公司。在漫长的谈判之后，纳粹最终以360万镑接受了维特克维茨公司，以及它在瑞典的弗利亚子公司。为了赎回路易男爵，交易不得不在释放前完成。

四年计划的负责人戈林得到了内务部、外交部、经济部和纳粹恐怖机构的支持。在吞并之后，他协调指挥了系统的对犹太企业的攻击。3月28日，戈林在维也纳的演讲中宣布，企业和商业行为的雅利安化必须开始。一个月后，也就是4月22日，内务部发布了一个法令，禁止用雅利安人的名字或者管理层来掩盖企业的犹太人所有权的行为。四天后，也就是4月26日，内务部宣布当财产价值超过5000马克的时候，犹太人必须注册。犹太人财产的注册接下来就使得确认能赚钱的企业成为可能，并把它们作为掠夺的目标。德国的银行很快发现它们能够通过掠夺收获丰厚的利润。它们把自己作为中间人，把买家和卖家聚在一起，并且收获双份利润：首先是从它们已经借给买方的贷款中获取，其次是从接下来它们引导的与雅利安化的公司的商业交易中获取。这些银行也消除了它们的犹太竞争者，如布雷施罗德公司、沃伯格公司、瓦塞尔曼公司。从1938年4月到这一年的11月，4000多家企业被雅利安化，几乎成为“大规模的企业掠夺”。小偷以小规模的方式，大偷以大规模的形式。大鲨鱼们的首领是戈林，他在国家利益的遮挡下掩盖了自己贪婪的动机。这些大鲨鱼包括一些德国主要的工业巨头，比如克虏伯、蒂森、基尔多夫、弗里克、I.G.法尔本。这意味着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当中，失衡地给富人带来利益，而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没有对他们生活标准的提高做出一点点贡献。

1938年夏季，人们发现了又一波官方协调组织的反犹太人行动。6月9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慕尼黑主要的犹太教会堂被拆除。纳粹党的官员煽动暴民在维也纳、柏林和其他城市街头向犹太人实施暴力，继而逮捕了数千人，然后把他们送进集中营。这是这个政权“六月行动”的一部分，6月15日，这一行动达到了高峰，当天逮捕了1500名“先前认定有罪的”犹太人，他们被送进了集中营。一些纳粹党的激进分子，其中特别著名的有维也纳的纳粹党大区领导人奥蒂洛· 格罗博科尼克，他后来成为大屠杀的关键人物而变得十分有名，宣布导致“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的极端步骤即将到来，并警告可怕的结果将降临到依然和犹太人做生意的德国人身上。不久将离开德国的贝拉· 弗洛姆被她在德国看见的情景震惊了：恶毒的暴力行为尤其针对犹太人的零售小商店，它们的窗子被砸碎，它们的商品被扔到街上到处都是。“当十来个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砸碎一家小珠宝商店的时候，我们正准备走进去，他们挥舞着屠宰刀叫嚷着：犹太贱民下地狱去！房子是苏台德德国人的。”在商店里，她看到其他男孩正在打碎玻璃架子和柜台，用力将闹钟、便宜的银器和其他小玩意扔给外面的同伙。一个矮小的男孩手指上戴了好几个戒指，口袋里塞满了抢劫品，然后转过身去，对店主的脸上结结实实地掴了一巴掌后离去。店主告诉弗洛姆，他夫人最近才去世，逃过了这一劫，他对此很高兴。她两位朋友开的另一家商店也被砸了。第二天她带了些食物给这一对夫妇，她发现在被砸的店里有两口棺材：这对夫妇在夜里已经自杀了。

犹太人处于纳粹机构和街头暴民的交叉火力中。纳粹的官僚设计了越来越多的方法来确定、注册、掠夺、勒索犹太人，并把他们驱逐出境。犹太人被禁止改变他们的姓名，以防止他们掩盖他们的犹太人出身。他们必须持有表明犹太性的证明文件。除了伤害，还有侮辱，纳粹官员明确要求犹太人只能持有官方已经认定为犹太人的名，同时所有犹太男人必须加上“以色列”的中间名，所有犹太女人必须加上“莎拉”的中间名。从1937年秋季开始，护照受到有效地限制。除非出于移民的目的，新的护照不再发放。1937年10月，所有犹太人的护照被政府收回，仅仅允许移民这一目的，重新发放印有犹太人首字母的护照。

这些加速的反犹太人举措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它们必须在发生于国际舞台的更大行为背景下加以审视。1938年夏季，希特勒在苏台德地区激起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危机氛围。德国的报纸和广播电台以歇斯底里的言语谈论捷克人对可怜的苏台德人犯下的可怕暴行。希特勒私下已经决定给予捷克人以彻底打击，不是他需要苏台德的德国人，他们的悲哀在他的政治日程表中排位较低，而是因为他需要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向东方扩张的跳板。愤怒的外交行动导致了慕尼黑的绥靖协定，并显示了在苏台德问题上西方对希特勒的妥协与犹太人问题上西方的妥协之间紧密的关系。正如西方大国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们进行谈判，忽视和出卖他们关键的国家利益一样，他们也越过犹太人的领导，忽视他们所面对的来自纳粹的致命威胁。

这一外交背叛的最好例证，是7月6日至14日在日内瓦湖畔的法国依云度假区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犹太难民的问题。尽管会议由罗斯福总统发起，他非常认真地致力于演说，阐述由纳粹政策引发的世界范围的难民危机，但是，来自32个国家的140位代表带着已经决定好的议程来到依云，这些议程不是用来帮助犹太人的，而是阻止他们移民到各自的国家。从德国来到依云的犹太人代表团包括“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的代表，他们很快发现英国人和美国人，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人，都不愿意放松他们的移民法。事实上，内维尔· 张伯伦在依云已经督促美国人将巴勒斯坦排除在依云的会议议程之外，因为他不想让他的代表处于不得不拒绝旨在进一步将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或者英国领地的建议的尴尬地位。张伯伦一直姑息希特勒，这意味着英国不想暴露犹太人移民的真正原因，即失控的纳粹政权在实施着无情的迫害。

因为英国和美国都不愿意接纳更多的犹太人进入他们的领土，其他三十多个国家悄悄地追随其后，关上了它们的国门。海伦· 费恩写道：那时的观察家认为，依云会议是“英国—美国合作虚伪的演习”，几位其他的评论家指出依云会议是“天真的”、迷惑人的倒退。随后由依云会议起草的备忘录在1938年10月被送到德国外交部，这个备忘录进一步支持希特勒，陈诉没有一个出席依云会议的国家会挑战掌握着其内部事务的德国政府的权力，其中包括移民事务。在依云会议和世界其他地方发出的伪善措辞背后，无论是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还是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或者世界新闻媒体，人们可以周期性地发现明显的反犹太人偏见。依云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迈伦· C.泰勒毫无疑问地相信，他对“倾倒在”美国海岸的犹太难民的警告仅仅反映了美国的舆论，根据近来的民意测验，舆论表明67.4％人要求将难民赶出去。

假如依云会议证明是西方合作虚伪的一个借口，同时加强了希特勒对民主软弱的心理意象，那么它至少实现了一个实际目标，即建立一个政府之间的难民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协调国际之间的努力支持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领导委员会的是罗斯福的私人朋友乔治· 鲁布利，一位七十岁的国际律师，他被赋予了代表犹太人和纳粹进行吃力不讨好的谈判任务。鲁布利和纳粹的谈判通常陷入困境，因为双方在犹太人应该上交多少钱才能获得自由方面不能达成共识，同时也因为很难发现乐意接纳他们的国家。希特勒一段时间一直在嘲笑民主国家，因为他们拒绝使他摆脱他的犹太人口，结果是他更进一步挖苦这些国家在依云会议上作出的努力。在纳粹党1938年9月12日纽伦堡大会上希特勒的最后演讲中，他的主要目标是发起对捷克斯洛伐克歇斯底里的战争。在其中，他也没有放过另一次机会指出犹太资本主义和犹太人激发的反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他这样一个信念：犹太人正依靠将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植入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肌体，来毁灭它们；同时，他们操纵不可避免的对抗，等待着一旦他们的敌人自我毁灭就马上接管这个世界。希特勒相信大国的统治精英还没有被犹太人颠覆所污染，他们本能地鄙视犹太人，他们的民众和他们一样深深地厌恶犹太人。在他心里，这解释了为何这些国家拒绝接受额外的犹太“寄生虫”。德国至少对自己的犹太人是诚实的；就希特勒所关心的，他对西方的虚伪厌倦了，因为这些民主政体有机会行动的时候，他们给予犹太人的一切只是道德而已。

道德的支持也许是犹太人能够希望的最好的东西，并且在国内和国外都是珍贵的稀有之物，特别是在德国两个基督教会主要的发言人那里。大量的著作从道歉和谴责的两个方面论述了德国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被动——假如不是串通——的角色。当然，除了极少的例外，无疑两个教会的主要领导人都在沉默中观察对犹太人无情的迫害。人们没有发现教会的主要领导人或者神学家提出公开的抗议。当教会当局提出抗议的时候，纳粹就会侵犯他们的机构。另外一点也是无疑的，基督教会已经吸纳了一千年基督徒对犹太人偏见的传统，这阻止了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展示真实而同情的基督徒之心，因此也阻止援助他们的犹太邻居。德国的基督教会和西方世界其他的教会一样，属于同样的循环文化体系，不幸的是，这一体系一段时间里受到强大的世俗压力的影响，它们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民族运动以“德国基督教精神”的形式损害了德国新教。这一精神拒绝“犹太人的”因素，甚至坚持耶稣是具有勇敢之心的雅利安人，他挥舞的是剑，而非戴着荆棘的皇冠。当然，纳粹欢迎这样的观点，并试图利用德国的基督徒，以便在基督徒的心里扎下根。他们普遍的姿态是给两个教会楔入引起不和的话题，以破坏它们的力量和团结，以及抵抗纳粹统治的意志。

纳粹分子成功地恐吓了两个教会的领导层，使他们处于被动服从的状态，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地毁灭教会，这个目标希特勒一直拖延到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教会一直陷入与纳粹统治者的致命冲突中。它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希特勒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它们不欢迎但是恐惧纳粹对权力的掌握。尽管教会的一些领导人可能最初对纳粹作了一些十分奉承的评论，许多人后来对此深感后悔，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希特勒那里遭遇到的邪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知道纳粹打算毁灭教会的制度基础，包括它们的政治组织、青年协会和联合会、通信系统。克劳斯· 舒尔德提醒我们：回溯性的指控在道德上始终是容易的，并且希望教会在这个时刻支持犹太人也是不现实的，那时它们自己也在教会政治领域里深深地卷入与国家的冲突之中。没有一个教会的领导人在一个时间段想把自己暴露在两条战线上，也不想成为值得成为基督教殉道者的、激励人的道德楷模，但是这并非必然是胆怯的懦夫行为，或者对其他受苦者故意的漠不关心的表现。事实上，数千位牧师和神学家，包括马丁· 尼穆勒、迪特里希· 伯恩霍费尔、伯恩斯坦· 利希滕贝格、马克斯· 约瑟夫· 梅茨格、阿尔伯特· 里斯特勒、奥古斯丁· 鲁西、约瑟夫· 罗塞恩特、保罗· 施奈德、卡特里纳· 施塔利茨、弗朗茨· 魏曼、特奥菲尔· 乌尔姆，以及其他无数知名或者不知名的，都因为反对纳粹政权受到了迫害，被投送到集中营，遭到杀害。

教会的高层没有公开代表犹太人说话，将永远成为他们记录上的污点。对于天主教会来说这一点尤其真实。最初，希特勒用安抚性的话语，以及关于教会信条和体制不可冒犯性的虔诚宣言，哄骗了天主教会。就是本着这一精神，教会在1933年7月和希特勒通过谈判达成了协定，只是很快就发现纳粹政权在积极地颠覆宗教自由。这促使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布了名为《心怀深深忧虑》（1937）的通谕，在其中，他谴责了纳粹侵犯了协定的条款，破坏了自然法和正义的基础。1938年，庇护十一世请求美国耶稣会的约翰· 拉法格准备一篇通谕，谴责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拉法格过去写过一本名为《跨种族的正义》的书籍，在书中他谴责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和强迫症。他起草的通谕名叫《人类的团结》，它大胆地宣言：“对基督徒来说，参与反犹太主义是不可能的。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权利自卫……但是，反犹太主义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从精神上来看，我们都是犹太人。”不幸的是，这份通谕被传递到耶稣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 莱多乔沃斯基那里，他是一个强烈的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波兰牧师。他没有把通谕的草稿交给教皇，而是把它首先交给了耶稣会的官方机构《天主教文明》期刊的反犹太主义的编辑。当教皇1939年2月10日去世的时候，这份文件才放在他的桌上。他的亲德国的继任者庇护十二世将它束之高阁，消失了三十年。庇护十二世发现他的教会在整个世界受到邪恶的世俗力量的威胁，因此他放弃了道德性，赞同马基雅维里的外交策略，当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威胁引起他注意的时候，他选择了沉默。

尽管有个别的牧师、神学家、修道士、修女的许多英雄行为可以被记载，但是，教会机构在聚集基督徒的友爱、同情、勇气方面悲剧性地失败了。阻止纳粹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犯下难以言表的罪行，友爱、同情、勇气都是需要的。提供祈祷和微弱的抗议，对抵抗纳粹恐怖机器是悲剧性的、毫无效果的，也不能为被围攻的犹太人提供些许安慰，他们需要行动而非言语。

到1938年秋季，犹太人实际上已经从大部分经济活动中被排除出去了。当他们试图去影院、剧场、公共游泳池、酒店、度假地的时候，他们都遭到了袭击。村庄和乡镇都在为自己这里没有犹太人的荣誉而竞争，它们骄傲地推销“没有犹太人”，并且张贴“这里不需要犹太人”的标语。公园的长凳上也清晰地标注了“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德国的犹太人正在被推入令人惊恐的、阴暗的、充满巨大危险的“无人之地”。他们可能没有任何应遵守的程序就遭到逮捕，并被投入集中营。可能因为最无足轻重的理由，他们的财富就被剥夺和没收。他们没有法律的救助。1938年8月下旬，马克斯· 沃伯格乘船前往纽约，再也没有返回德国。贝拉· 弗洛姆在9月初离开德国，在比利时边境，一个德国海关官员发现她是犹太人，他喊她是“犹太婊子”，剥夺了她值钱的东西，并要她在获得自由之前必须签署一个口供。罗伯特· 维尔施不久之后离开德国前往华沙，后来是巴勒斯坦。在约翰· 迪佩尔的《火轮下》描述的六位德国犹太人，其中五位逃离了纳粹德国。只有莱奥· 贝克留在德国活了下来。他后来说道：“当我成为德国最后一位活着的犹太人的时候，我将离开这里。”对于数千名其他犹太人来说，逃离的时间已经失去。陷阱已经设好。

1938年11月，对于加紧打击犹太人的纳粹来说，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降临了。1938年11月7日，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个名叫恩斯特· 冯· 拉特的秘书被一个名叫赫施尔· 格林兹潘的十七岁的波兰难民刺杀，原因是这个难民的父母以及1.7万名其他难民受到德国政府的虐待。1938年3月，波兰通过了一项法律，它建议剥夺那些在波兰境外生活五年的波兰国民的国籍。这项法律专门针对大约五万的波兰犹太人，他们一直定居在德国，波兰政府不想让他们返回波兰。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波兰政府是半法西斯政府，并且强烈地反对犹太人。波兰的犹太人口超过300万，占据总人口的10％。不像德国的犹太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德国人，也是犹太人；波兰的犹太人视自己为在波兰民族社会中独立的民族。波兰数世纪以来一直在为民族范围内的自我认同而斗争，这个斗争进行得非常困难，因为它发生在外国统治和内部分歧的背景下，鉴于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出现以下的情况：民族自我认同的强烈需求将伴随着与一个人口众多的犹太少数民族的强烈摩擦，后者把自己认同为独立的民族。这一政治摩擦被额外的宗教和经济摩擦所加剧，它使得罗马天主教的波兰人和他们的犹太邻居相隔离。波兰是一个农业主导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大约3400万人承受着来自大萧条痛苦的经济压力。这个国家也缺乏投资资本、技术发展、购买力。波兰的犹太人可能是现代化的代理人，生活在过去时代的时间隧道当中，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社群生活在较大城市，比如克拉科夫、罗兹、华沙、卢布林。在那里，他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经济行业，很大程度上这些行业被限定在小型企业、零售业、手工业、放债，以及其他与过去时代相关的商业活动。由于犹太人被禁止拥有农业土地，并且通过国家垄断的法律制定，越来越被排斥在某些市场之外，他们因此逐渐地贫民化。犹太人也受制于周期性的大屠杀，以及旨在希望通过移民减少波兰犹太人数量的立法。

但是，正如德国犹太人的移民行为，波兰犹太人的移民行为是建立在反犹太人的隔离政策之上的。这个政策同时也被大多数欧洲的政府所推行，以至于犹太人像烫手的山芋在各个国家之间被扔来扔去，同时所有实际的限制和驱逐政策相互抵消，把犹太受害者投入官僚体制的噩梦之中。

赫施尔· 格林兹潘的父母是来自波兰的移民，从1914年就生活在汉诺威，由于新的波兰法律和限制性的德国公民权规定，他们自动地成为了没有国家的人。后者实际上使得任何波兰的犹太人都不可能成为德国公民。德国政府认为波兰的法律是一种挑衅，用来将他们的犹太人永远倾倒在德国。于是，盖世太保围捕了大约1.7万名波兰的犹太人，把他们运送到波兰边境。但是，因为波兰的行政当局拒绝接受他们，他们就被成群地送进集中营这个“无人之地”，在悲惨的环境中受到保护性监视。年轻的格林兹潘需要通过自己绝望的行动传递一个报复性的信息。

纳粹很快对拉特的遇害做出了报复。11月9日是纳粹领导层庆祝慕尼黑啤酒馆暴动的日子，恩斯特· 冯· 拉特在这一天离世。拉特离世的新闻传到了希特勒那里，他当时正在和他的老斗士一起在慕尼黑老市政厅用餐。元首坐在戈培尔边上，就如何采取适合的行动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证据表明：希特勒批准了戈培尔的建议，在整个德国发动一场自发的抗议，并秘密地建议“冲锋队应该被允许大干一场”。然后，希特勒上演了典型的一幕，隐退到背景当中，以免屠杀应有的回火把自己弄伤。宣传部长因为其性过失行为失去了宠爱，正渴望恢复和元首的关系，并证明自己除了善于言辞，也是善于独立行动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煽动仇恨的计划遭到了广泛的谴责，被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样的希特勒高官认为是无效的。

结果是一场得到精心策划的、全国范围内的屠杀，后来被称为“水晶之夜”，因为此夜之后，整个德国的街道都散满了犹太商店的碎玻璃。除了规模更大，这一集体仇恨的犯罪形式是早期反犹太人行为的重复。戈培尔在市政厅进行了妖言惑众的反犹太人演讲，它让聚会的纳粹党和冲锋队的领导人坚定了期待他们所做的事情。此后，命令传达给纳粹党的地方官员，让他们去煽动针对犹太人的暴行。结果是整个德国的暴力狂欢。狂热的纳粹党官员、粗野的冲锋队队员、天性残暴和缺乏道德的狂热市民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真正的对毁灭的渴求。除了纳粹党一路绿灯、四处爆发的个人即兴行为之外，这一可耻的事件绝不是自发的。根据赫尔曼· 格拉姆尔的观点，在这一仇恨的战役发动之前，民众对格林兹潘行为的反应，与他们对日本地震作出的反应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现在，政府正发动了一场官方支持的仇恨战役，许多恐惧法律而受到约束的，或者受到邻里行为而加以收敛的普通民众，感到有权采取不受禁止的公开行为去发泄他们的仇恨和挫败感。

纳粹党官员、冲锋队队员和被煽动的暴民等人的行为，产生了对财富广泛的破坏，以及众多的伤害和死亡。据估计，有276间犹太会堂被焚烧倒塌，它们内部的财物被洗劫或损坏。7500多间商铺遭到抢劫，91位犹太人被杀害，同时，另外一些犹太人绝望自尽。因为这些罪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所以是公开，也是公然犯下的。警察是毫无帮助的，因为发出的命令是元首不要求他们干预，除非德国人的生命和财富直接受到了影响。这就解释了除了其他方面，为何消防部门只有在犹太会堂的火焰威胁蔓延到附近德国人的住宅时才会出动的原因。至于犹太人的生命，他们不值分文。正如戈培尔回应来自战地报告的时候所显示的那样：那个报告警告在第一起死亡后会有更多的伤亡，他说一个人不应该因为犹太人的死亡而心烦意乱。

关于11月的大屠杀，尤其是针对毁灭和杀戮的渴望，已经有了大量的论述。这些渴望把普通人变成了狂怒的野兽。但这些论述有时制造了一个印象：“水晶之夜”代表了德国民众最深的希望。但是，这个没有限制的指控是过于宽泛了。戈培尔和他试图征募到大屠杀中的纳粹党的各个分支——主要是冲锋队——需要把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卷入希望是集体行为的事件中。但是，当这一目的失败的时候，聪明的宣传部长很快申明纳粹党真正在为人民说话，代表着他们的希望。在什么程度上这一申明是真实的呢？11月9—10日的事件真正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希望吗？当然，由于缺乏民意调查，不可能客观地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可以得到来自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报告、社会民主党的德国报告、各州州长的报告、目击者记录的证据。它们指出，大屠杀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大部分公众的谴责。真相是大部分民众都感到羞愧，并谴责暴力和对财产的破坏。党卫队保安处的报告评论说：

11月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是难以接受的……商业界指责由于这些行为已经出现的危险，其他一些人批评法律的措施，刚刚摆脱战争焦虑的资产阶级指责将在国外出现的危险效果。当来自国外的反应以恶劣的、煽动性的战役和联合抵制的举措出现的时候，这些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圈子和国外的观点一致起来，并把这些举措贴上“野蛮的”“不文明的”标签。从一个基本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出发，许多人相信他们不得不公开支持犹太人。

同样的反应也传达给流放中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对大屠杀的谴责在南方的天主教人群、马克思主义的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商业社群当中最为强烈。居住在德国的国外外交家也记录了强烈的愤怒。一位英国的外交家说：“虽然大量民众可能不善于言辞，但我没有发现哪个阶层的哪个德国人以各种方式赞成已经发生的事情。”美国大使休· R.威尔逊报告说，部分德国人的反应是“对政府及其帮凶的行为深感耻辱”。罗斯福总统立刻召回他的大使，并且说：“我不能相信这样的一些事情会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中发生。”

伊恩· 克肖写道：1938年11月的大屠杀“是第三帝国期间唯一的机会，德国的公众在期间直接面对着全国范围的对犹太人极其野蛮的攻击”。正如证据所指出的，大多数德国人反对这些暴力的举措，一些人出于经济的考量，一些人出于人道主义的基础，假如这是真实的话，那么为何没有出现协调一致的抗议呢？首先，到1938年，希姆莱已经成功地将警察恐怖的全国网络体制化，假如公众抗议是可能的话，也变得十分困难。第二，纳粹体制在外交政策上已经取得辉煌的胜利，通过和西方强国的彻底串通，它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希特勒得到民众的欢迎，总体上没有受到大屠杀的影响。正如伊恩· 克肖所显示的，大屠杀不受欢迎是由戈培尔和纳粹党的军事部门，而非希特勒引起的。希特勒甚至在11月9日晚上的演讲中也没有提及拉特，接着他隐入幕后，假如大屠杀成功了，让戈培尔得到声望，假如失败了，也让他承担谴责。但是，假如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大多数德国人在大屠杀期间和之后所显示的无所作为，这里还有第三个因素必须提及。五年来强烈的反犹宣传对集体的心理产生了影响，使得大多数德国人愿意接受反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措施，他们不支持的只是11月9日大屠杀所释放的残暴的野蛮爆发。

纳粹领导层认识到这些现实情况。根据它的权力和受欢迎的程度强行推进额外的反犹太人行动是非常安全的。同时，它也决定未来在公共场合掩盖所有公开的暴力行为的爆发。在没有现在已经明确地拥有反犹太人战役领导权的机构——党卫队及其关联组织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处——的许可下，冲锋队或者纳粹党也不被允许完全支配发动独立的反犹太人行动。确实，大约三万名犹太人遭到围捕，并且被囚禁在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大屠杀期间和之后，盖世太保执行了这些围捕和囚禁。

“水晶之夜”两天后，有关“犹太人问题”的会议在赫尔曼· 戈林的主持下召开，高层的部长级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包括戈培尔、丰克、冯· 克罗西克、海德里希、达鲁伊格，以及德国保险公司的一个代表希尔加德，戈林在会议开始之时告诉参会者他接到了一份由鲍曼根据元首的命令起草的信件，要求“从现在开始，一劳永逸地以某种方式协同解决犹太人问题”。戈林说，直接的反犹太人的方向是继续沿着主攻路线，根据他的观点，这条主线主要是经济的。直接的问题是要关心11月9日夜至10日间对财产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害，而且犹太人将承担所有造成的损失。另外，戈林和与会者一致同意加速雅利安化的进程，用一系列新的手段来折磨犹太人，以便他们把“犹太人踢出德国”。在一个厚颜无耻的傲慢法令中，戈林和他的党羽谴责犹太人，认为就是他们的存在引发了所有这些损害，并且一致认为政府将没收保险公司有责任支付给财产遭到毁坏的犹太人所有者的金钱。关于完全的雅利安化，戈林作了清晰的解释：主要的目标是将犹太人从经济领域中驱逐出去，强迫他们将他们的财产转移给国家。犹太人从出售他们的资产所产生的利息中得到补偿，但是他们不能对财产本身提出要求。犹太人财产的转移是通过一个国家托管人为中介，由中介评估犹太人所接受的金额数量。这个数量要评估得尽可能低。国家托管人将犹太人的企业以真实的价值出售给新的雅利安所有者。戈林对如何最好地掠夺犹太人的资产作了评述，在此期间，讨论转向了掠夺犹太人的相关策略。戈培尔提出了一个禁止犹太人进入德国剧院、电影院、马戏场的法令。经过更为深入的思考，他还说他也要求把犹太人从“公共生活的所有岗位中清除出去，只要他们在其中可能被证明起着煽动作用”。例如，从和德国一起入眠的卧铺车厢里清除出去。戈培尔说，假如没有更多的空间，犹太人就必须站在走道里——只是一个促发戈林插嘴的评论：

戈林：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给他们独立的车厢更有意义。

戈培尔：假如车厢过于拥挤就不行了。

戈林：等一等。可以留唯一一节犹太人车厢。

戈培尔：设想一下，假如没有那么多犹太人乘坐前往慕尼黑的快车，设想只有两个犹太人在这列火车上，而其他车厢都过于拥挤，这两个犹太人就拥有了一节车厢。因此，犹太人只有在所有德国人都得到座位之后才能拥有座位。

戈林：我乐意给犹太人一节车厢或者一个卧铺车厢。如果出现像你提及的情况，并且火车过于拥挤，相信我，我们不需要法律。我们将把他踢出去，他将不得不一路上一个人坐在厕所里。

戈培尔：我不同意，我不相信这一点。应该有一个法律。另外，应该有一个法律禁止犹太人去德国的海滩和度假胜地。

为什么不禁止犹太人进入剧院、电影院、马戏场、火车卧铺车厢、海滩，或者度假胜地呢？戈培尔也在想是否必须禁止犹太人进入德国的森林，因为他们一群一群地已经遍布格鲁尼瓦尔德。为了终止这种挑衅，戈培尔建议给犹太人这片森林的某一特定部分，并且“阿尔卑斯山山民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各种看上去十分像犹太人的各种动物——麋鹿有着弯曲的鼻子——也会到这里来适应此地”。然后讨论转向公园和公园里的长凳。这里可能存在真正的危险，因为犹太人可能闲聊吸引德国的妇女或儿童，并且煽动他们。戈培尔说：“另外，犹太儿童依然被允许上德国的学校，这是不可能的。德国孩子和犹太孩子在德国高级中学坐在一起接受德国历史的课程，这也是绝无可能的。”

他们进一步达成的一致是，强迫犹太人支付10亿马克的“赎罪”罚款，同时通过采用维也纳模式，加速雅利安化和移民。这样，戈林感到这可能会完全让犹太人贫民化了。假如这样的话，这些贫民化的犹太人难道不必和正常的主流社会隔离开来，被放置在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吗？海德里希认为最好是避免这种居住区，“因为通过警惕地监视整个人口来控制犹太人”比依靠一个个居住区的数千人来控制犹太人好得多，因为盖世太保特工也不能适当地控制这些地区。在勾画了其他的一些欺骗手段之后，比如吊销犹太人的驾驶执照，禁止他们使用疗养温泉、医院、公共交通工具，会议以令人满意的基调结束。戈林作了总结讲话：

我将以此种方式作结束语；德国的犹太人必须支付10亿马克作为对他们不可饶恕罪行的惩罚。这是所有的工作。这些猪将不再会犯有其他的谋害。顺便说一句，我愿意在此陈述，我不愿意在德国做一个犹太人。

在1938年11月到1939年1月间，纳粹政权彻底决定了德国犹太社会的命运。由戈林及其党羽在11月12日建议的措施在德国政府的各种法令中得到正式体现，尤其是10亿马克的赎罪罚款，这要求全部的犹太所有者为11月9—10日的损害支付赔偿，并且取消向德国提出保险申请。这是一个完全彻底的法令，从1939年1月开始生效，作为企业、邮购商店、工匠或手工艺企业的所有者，作为从与集贸市场、交易会、展会相关的商业活动的所有者，作为工厂和工场的经营者，犹太人将被从德国的经济生活中排除出去。相应的文化、教育、社会的限制也随之而来：犹太人被禁止进入剧院、电影院，参加音乐会和各种类型的展览，除非它们是专门由得到授权的犹太团体组织的。11月14日，犹太人被禁止在公共学校就学。除了这些经济和文化上的限制，纳粹也将旨在把犹太人集中在较大城市的举措制度化，在这些城市，犹太人被安排在自己的区域或者公寓大楼，与德国人分离开来。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把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关系切断，假如犹太人在种族上被玷污、孤立、集中，服从于行动上的严格限制，这一目的就可能得到实现。例如在11月23日，一个名为《公共场合犹太人的露面》的警察法令建议一些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禁止犹太人进入某些地区，并专门限定他们何时被允许在公共场合露面。有关通信和交通的限制也紧随出现。11月29日，犹太人被禁止保留信鸽；12月上旬，犹太人不再允许保留汽车和摩托车，他们必须交出他们的驾驶执照。

1938年12月13日，一个法令宣布所有犹太人的企业、土地资产和其他值钱的东西（珠宝、艺术品）等经济财产都由国家处置。任何犹太资产的销售必须通过一个国家购买的代理机构。德国政府估价了753.85万马克的犹太人总资产，并决定采用可以想象到的一切没收手段获得每一分钱。事实上，德国人被传说中的犹太人的财富和权力神话所迷惑，过高地估价了犹太人的财富。因此，尽管有这些掠夺性的举措，但并不存在经济上巨大的意外财富。确实，一些公司巨头——比如赫尔曼· 戈林工厂、曼尼斯曼、弗里克、奥托· 沃尔夫——有能力吞噬最有实力的犹太人的企业，包括魏曼和佩兹切克的捷克企业。通过这些国家支持的强盗方法，这些企业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收益，但是同样的好处却没有让德国的消费者、纳粹党和作为整体的国家享有。这些掠夺过来的东西只是让少数大公司得到了收益，并且让犹太恐惧症患者确信正义已经施加给了犹太人，因为所有犹太人的资本属于了德国。对犹太人资本的没收是公平的，因为犹太人从德国人那里偷窃了它们。

但是，依靠剥夺犹太人的金融资源，这一妄想已经完工，对这些已经贫困化的人还能做些什么？纳粹政权依然在玩弄移民政策，并假惺惺地寻求许多可能性，包括将犹太人送往印度洋中非洲东岸之外的、那时正处于法国殖民控制的马达加斯加。这个计划最初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波兰和法国之间谈判中出现，这一谈判涉及将波兰的犹太人转移到马达加斯加的可行性。这些讨论没有完成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是到1938年12月7日，这一主题明显地出现在里宾特洛甫的谈话当中，并且它一年来一直得到德国外交部的考虑。1939年1月5日，希特勒告诉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 贝克，他将把犹太人送往一些遥远的国家。但是在1939年1月21日，他告诉捷克外交部长他正计划灭绝犹太人，他说他不会再让犹太人重演1918年11月9日的所作所为，即德国的政治崩溃，他把这一点一直归咎于犹太人。仅仅过了一周多一点之后，也就是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他担任总理周年纪念的讲话，希特勒公开向犹太人发表了以下威胁：

在我生命的历程中，我经常就是一个预言家，我通常为此得到嘲讽，在我为权力斗争的时刻，首先就是犹太人以嘲笑接受我的预言。我说我总有一天将接管这个政府的权力，继而是整个国家的权力，我将首先解决犹太人问题。他们的嘲笑是喧嚣的，但是我认为他们该有一段时间要笑话自己了。今天我将再次做一个预言家：假如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家成功地将这个国家再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么结果将不是这个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也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人的灭绝。

由希特勒自己公开表露的这样灭绝性的讲话，对依然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正在制造一种明显危险的氛围。从官方的角度来看，移民依然是纳粹主要目标之一，并且在1月24日，海德里希被授权依靠有利的政治环境，用移民或者驱散的办法来解决犹太人问题。尽管10万到15万之间的犹太人在“水晶之夜”之后的十个月间离开了德国，但是找到欢迎犹太人的国家变得极端困难。1939年夏季，世界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可怕的困境。“圣路易”号携带了1128位德国的犹太难民前往古巴海岸，美国和古巴都不愿意接收这些难民，因为他们的移民许可直到1942年才能生效。只有22位犹太人被允许登上哈瓦那，其余的被强行遣返欧洲。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不久，大多数国家给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一些保留下来的逃跑路线之一是上海，在那里，赫尔曼· 费德曼以及1.4万德国犹太人在战争期间找到了一个天堂。

到1939年夏季，德国的犹太社群减少了，降低为25万被困的犹太人。莱奥· 贝克作为重建的“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的领导，管理着这些残余的人。这个协会只是以前接受盖世太保命令的国家协会软弱的壳子而已。正如迪佩尔所发现的那样，到那个时候，纳粹分子将贝克视为“另一个衰老的、低三下四的犹太人，占据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只会提供些谴责和笑料”。最终，残酷的屠杀即将开始。1939年夏季，希特勒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发表了有关战争的言论，特别是8月2日他对将军们发出了嗜血的言论，在其中，他向他们暴露出自己在世界上将发动怎样的一场战争。这些言论都可以测定这个即将到来的残暴行为的性质。

1934年，一部有关成吉思汗生平的小说《成吉思汗：来自亚洲的风暴》由著名的德国机构“德意志出版社”出版。一年后，名为《成吉思汗的遗产》的续集出版。两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俄国移民，名叫米歇尔· 夏洛尔，笔名叫米歇尔· 普劳丁，他将历史事实和相当程度诗歌的幻想结合起来。两本书对海因里希· 希姆莱产生了非常深的印象，以致他让党卫队培训办公室印刷了两本合一的版本，将它推荐给党卫队的全体人员，因为它为即将要去完成的任务传授了有价值的课程。也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可能也读过普劳丁的书。

成吉思汗是世界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将超凡的勇敢、卓越的军事策略、机智的外交合为一体。他的蒙古游牧部落覆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辽阔疆域，在整个欧亚大陆切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在1206年至1227年间，像一条鞭子席卷俄罗斯、中国、高丽、普鲁士、小亚细亚、东欧。希姆莱和希特勒两人对这位大汗的佩服之处，与其说是他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能力，不如说是他彻底的无情，他对人类生命价值的蔑视，以及他对领袖和亲戚忠诚的部落精神。他们也喜欢这位征服者在粉碎敌人、屠杀敌人的男女和婴幼（假如军事需要或者复仇指令如此），以及掠夺他们的财产时所体现的显而易见的快乐。这与其说是使自己富有和饱食，不如说是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征服和战斗使得一个民族变得高贵。元首和他的党卫队首领喜欢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品质是对“歃血为盟”的信念和践行。根据这一践行，共同参与杀人以歃血将罪犯结合起来，并强化了他们残暴的冲动，将他们更紧密地和领袖、和彼此维系在一起。通过他们手上沾的血，杀戮者们也更少地倾向于叛逃到敌人那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得到宽容。共谋犯罪成为了在东线纳粹的行为准则，也在对犹太人的灭绝中作为动力原则得到了采纳。

希姆莱相信，因为这位征服者允许与其他劣等的民族群体混合，因而弱化了他的民族的种族纯洁性，成吉思汗的帝国衰亡了。在即将到来的与劣等的斯拉夫民族集团的种族冲突中，纳粹决心只是征服和奴役，而不让被征服者的劣等血液在生物学上弱化德国民族。与斯拉夫群体的对抗将考验德国民族的勇气，并产生出纳粹一直想哺育出的残暴而冷酷的种族。

1939年8月22日，约阿希姆· 冯· 里宾特洛甫飞往莫斯科签署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此同时，精神愉悦的希特勒决定在伯格霍夫款待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官。之前，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之间进行过坦诚的会晤，但是这次会晤在喧嚣的姿态方面超过了以前所有的会晤，希特勒公开宣泄了他的好战情绪。他谈论了自己的天才，嘲笑他的西方对手是小蠕虫，正如过去几年的诸多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愿费举手之劳来反对他。他处于政治权威的高度，控制着德国人民绝对而无可争议的信任。德国军事的优势、西方大国的软弱、意大利领袖的支持，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在决定现在就要发生一场冲突。从军事的意义上来说，希特勒指出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它们也没有各就各位去支持波兰。由于在心理上厌倦战争，它们也不可能首先发动攻击，并且肯定不会借道像比利时、荷兰或者瑞士这样的中立国。另外，德国没有必要害怕两线作战或者经济封锁，因为苏联是它的同盟，将提供需要发动战争或维持后方的原材料。元首说他唯一害怕的事情是“在最后一刻，某个猪猡团伙给我提出了调停的计划”。

将军们被这一好战和歇斯底里的表演惊呆了。他们的情绪没有希特勒所希望的那样乐观。这就是为何午餐后希特勒又给他们进行了鼓劲谈话的原因。他告诉他们只要德国人民在战争的努力面前团结一心，对敌人毫不留情，心怀良知而残酷前行，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他将找一个借口发起战争，无视它是否有说服力。最终，从来没有人问胜利者他是否说了真话。对于战争原因和行为的判断一直依赖于最后的结果——胜利或者失败——而不是正确或者错误。

残酷地行动起来吧，8000万人民必须得到他们的权利……成吉思汗欣然和轻松地结束了数百万妇女儿童的生命……因为在战争中得到的目标不是某条边界，而是在身体上消灭对手。因此，目前在东线我要求我的骷髅部队无情地服从命令，对波兰血统的和说波兰话的妇女儿童的死亡毫无怜悯。波兰不再有波兰人，德国人将在此定居……至于剩下的问题……俄国的命运也就是如此……斯大林死后——他是一个非常令人恶心的人——我们将粉碎苏联。到那时将出现德国人对世界统治的黎明。

一个从头到尾聆听这一煽动性演说的与会者记述，在希特勒阐述完他将毫不怜悯地杀戮波兰血统的和说波兰话的所有男女老幼之后，赫尔曼· 戈林据说跳上了台子，表白了“嗜血的感激和血腥的承诺，继而像一个野蛮人跳起了圆圈舞”注。这些将军们不再采取果敢的行动去阻止发动战争，而是记起笔记，然后立正，把希特勒消灭数百万男女老幼的狂言视为元首夸张的激情可以谅解的过度表达。但是，希特勒所说的一切都成为了现实。仅仅八天后，希特勒为了发动侵略战争找到了“宣传的理由”。1939年8月31日，海德里希命令党卫队保安处的附属部队穿上波兰士兵的军装，“发动了一些边境事件”；其中之一是这些假冒的波兰士兵占领了在格莱维茨的德国广播电台，对着话筒高呼了一些反德国的口号，然后撤出。为了使这次挑衅逼真，党卫队保安处的士兵乱丢了一些身着波兰军服的尸体。这些尸体都是集中营的囚犯，他们都是为了这出戏被注射毒剂而死。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宣布他已经未经宣战对波兰人进行了回击。希特勒现在得到了他一直想要的战争，一场旨在统治地球和消灭犹太人的战争。

注　这就是伯纳德· 吕斯纳的声明，他是内务部的法律专家，被召集来纽伦堡起草反犹太人的举措。

注　有一些记录描述了这次奇异的鼓劲讲话或者血腥仪式——无论人们要怎样称呼它。最可信赖的记录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在其《德国外交政策》中的记录。

第八章

大屠杀的前奏：从安乐死到种族清洗

庞大的种族净化开始：安乐死

1938年，一个严重畸形和残疾的孩子出生在名叫克瑙尔的家庭。这个孩子就一条腿，一只胳膊只有一半，似乎是一个瞎子，患有痉挛，被主治医师轻蔑地贴上了“白痴”的标签。这个孩子被放置在莱比锡大学儿童诊所照料。孩子的父亲请求诊所主任维尔纳· 卡特尔博士杀了这个孩子。当这个请求被拒绝的时候，这位父亲直接求助于阿道夫· 希特勒。所有这类性质的请求每天都通过元首的私人公署传递，公署负责人菲利普· 布赫勒简要地向元首汇报了克瑙尔的请愿。希特勒指示他的一位私人医生卡尔· 勃兰特博士调查这个案子。勃兰特被告知：如果涉及克瑙尔孩子的诊断在医学上是正确的话，那么应该给予这个孩子安乐死。勃兰特征询了卡特尔博士，确定了这一诊断，并建议安乐死。这样，孩子被杀害了。这一行为开启了臭名昭著的安乐死计划，希特勒在1939年10月以书面的形式进行了授权，并且象征性地将日期提前到1939年9月1日，这一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

严格说来，希特勒杀害不符合纳粹规范之人的书面授权是唯一一份他自己亲自签署的杀戮性文件，它不具有法律的力量。但是，就是他个人的力量，以至于没有哪个医生敢于严肃地质疑希特勒的授权，或者公开地对抗它。在纳粹德国，一个人可以决定谁应该生或者死，决定一个人为何应该生或者死。正如以后将证明的，医生们特别受到纳粹种族理想的影响，他们在大屠杀中发挥了主要 的作用。

安乐死计划的种族意识形态、全体参与人员、毁灭的机构都服务于一个原型，它是我们称为大屠杀的更大规模灭绝计划的原型。安乐死计划和大屠杀都涉及希特勒、他的私人公署，以及一批相关的机构。安乐死计划就像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一样，也是最高的秘密计划，它涉及一个由希特勒私人公署和大批政府机构操纵的蓄谋已久的欺骗游戏。这些机构包括内务部、司法部、国家卫生部门、众多的科学院和希姆莱的党卫队。在不同时期，德国的主要大学也卷入了这一计划，其中包括40名在这些杀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医生，9名大学教授。

安乐死背后的意识形态是种族或者生物医学的幻象，它要清洗德国不完美的基因库。任何污染血统的东西必须从人们的身体中去除。正如先前所显示的，污染德国血统的人分成几个含糊的种族、社会或医学范畴：吉卜赛人、“莱茵兰杂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法国殖民占领部队的父亲和德国母亲生的孩子）、罪犯或“反社会”分子、同性恋、精神病患者或严重的残疾人、犹太人。对于那些有害的人来说，战争的爆发消除了所有现存的约束。毫无保留的战争现在发生在他们身上。就德国人民而言，因为战争需要巨大的物质牺牲，因此纳粹的杀戮者在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立场上都认为他们的罪行是正义的，他们认为自己正在杀戮残疾人或者精神病患者，因为他们正在消灭“无用的吃货”注。

安乐死计划的神经中枢就是元首的私人公署，它的主要目的是为元首个人联系党的事务服务。它和两个其他的国家机构一道运作：一个是由奥托· 迈斯纳领导的总统府，一个是由汉斯· 拉默斯领导的总理府。因为元首的私人公署不是一个政府机构，把自己限制在仁慈的议题、请愿以及个人事务，因此它十分理想地适合作为显然是从事非法和犯罪计划的神经中枢。这个机构的五个中心办公室监督着下述领域：个人事务、国家和党的事务、赦免、社会和经济事务、国内事务和人事。负责安乐死计划并制定运筹细节的办公室，是由维克托· 布拉克领导的中心办公室二室（国家和党的事务），他是菲利普· 布赫勒的参谋长，也是海因里希· 希姆莱的朋友。中心办公室二室有四个分部，就是其中负责与帝国政府联系的b分部，被布拉克委派执行安乐死计划。b分部由汉斯· 赫费尔曼以及他的副手里夏德· 冯· 黑格纳负责，前者拥有农学博士的头衔，后者具有银行和商业的背景。因为b分部需要内务部的合作，尤其是涉及公共健康事务和德国健康设施监管的四局的合作，因此b分部很快和赫伯特· 林登博士建立了紧密的工作关系，他是内务部的国家顾问，负责公立医院和私人疗养院。

元首私人公署和内务部的这些关键官员引进了一个精挑细选的医生团队，其中包括卡尔· 勃兰特、维尔纳· 卡特尔、汉斯· 海因策、赫尔姆斯· 昂格尔、恩斯特· 文茨勒。勃兰特是希特勒的私人医生之一；正如前面所述，卡特尔是莱比锡大学儿童诊所的负责人；海因策是管理普鲁士布兰登堡—戈登国立医院的精神病学家；昂格尔是写了有影响的小说《任务和良心》的眼科医生，这部小说推介了安乐死，把它作为处理无望治愈的病人最人道的治疗方法。文茨勒是柏林的一个儿科医生，他被帝国医学界的领袖莱奥纳多· 康提博士推荐服务于安乐死计划。

鉴于这个计划最高机密的性质，有必要把这个计划掩盖在一个虚构的名字下面：严重遗传疾病科学注册帝国委员会。安乐死的团队使用了邮政信箱作为邮寄地址，给它的官员分派代号，在动物园大街4号一栋从犹太人那没收的大楼里驻扎下来，因此用首字T-4（T是德语动物园的首字母）来代表这个计划。T-4团队和内务部在紧密地合作下工作，它发放表格给卫生机构，要求它们上报所有畸形婴儿。卡特尔、海因策、文茨勒成为这样的畸形婴儿生死的最终仲裁者，但是他们的决定是建立在这一领域的医生或者卫生保健专家最后的建议基础上的。这些医生和专家在上交的表格中标明a+（表示死）或者a-（表示生）。

因为数十万的儿童是安乐死的潜在目标，T-4团队试图使其他的一些官僚或者医生也卷入其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这个杀戮计划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其中一个人是赫尔曼· 普凡穆勒博士，他是巴伐利亚慕尼黑附近埃格芬—哈尔医院的院长。罗伯特· J.利夫顿称他为“医生转为杀手的象征”。普凡穆勒骄傲地引导对其安乐死设施的游览，并且没有任何不安地向参观者展示那些被选定为要处死的婴儿。有一次，他告诉一个参观团队，他择出的生物代表着对这个国家健康的负担。当他说话的时候，一名护士把一个婴儿从护栏床上拎了起来。他轻蔑地说道：“例如，这个婴儿只能活两到三天。”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将死的婴儿需要忍饥挨饿的时间。这一计划有许多热切的参与者，其中之一是欧根· 施塔勒，他管理着符腾堡州的卫生保健系统。

T-4杀戮者残酷而有条不紊地实施行动。一些人饿死受害者，一些人通过致命的过量巴比妥酸盐、安眠药或吗啡杀害他们。当这一计划越做越大的时候，就出现了对致命药物和一个凌驾于法律审查之上的供应商的需求。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一个主要纳粹机构，是它的执法机构党卫队。党卫队的帝国中央保安总局非常乐意通过其刑事警察处帮助提供必需的毒药。刑事警察处的领导是阿图尔· 奈比，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犯罪侦查技术院。后一个机构是帝国侦探办公室中心办公室的一个分部。在这个办公室里，负责安乐死计划的相关部门涉及化学分析，它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 威德曼，他是一个有着化学工程博士头衔的党卫队军官。因此，这个计划有着它组织化的结构、人员以及杀戮机构。

安乐死的第一阶段涉及对婴儿的杀戮。它开始于1939年10月，一直持续到战争的结束。但是，儿童的安乐死很快在成人的安乐死计划下黯然失色。后者的范围更为广泛，包括了大量的受害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按照今天的标准，只要有合适的帮助是能够过正常生活的。他们是癫痫患者、瞎子、聋子、慢性酗酒者、严重残疾患者、躁狂抑郁者，等等。像儿童计划一样，成人计划在战前就已经制定好了，但是它也涉及元首私人公署的顶层领导，包括布赫勒、布拉克以及许多著名医学权威。成人计划的医生和其他成员是完全自愿地加入。招聘人员的程序建立在人际关系、裙带关系、信任的推荐之上。从柏林前来管理这一计划的官员们给这些杀戮者提供薪水、订购毒药，处理着日常的人员事务，监督着众多相关的行动。当最终解决方案在1941年发起时，元首私人公署也支付T-4团队的薪水，这个团队那时已经被转移到东线的杀戮场。

成人安乐死计划与儿童计划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杀戮的方式。因为在成人计划中，大量的民众被选择出来处死，这就有必要发现更为有效的方法去除受害者。勃兰特博士记得他曾经一度失去意识，因为呼吸了一个有故障火炉里的烟气。在采用固定的煤气屋用于成人安乐死计划和大屠杀背后，这个回忆可能正好是一个主意。T-4团队在德国和奥地利选择了一些杀戮中心，它们当中的大多数附属于改建的医院和私人疗养院。一共有六个主要的杀戮地点：哈弗尔河上的勃兰登堡、林堡附近的哈达马尔、萨勒河上的贝恩堡、斯图加特附近的格拉夫奈克、皮尔纳附近的索嫩斯泰因，以及林茨附近的哈特海姆。

成人计划是从哈弗尔河上的勃兰登堡一座改建的监狱开始的，它从1932年开始就一直空着。T-4团队在旧的监狱大楼建了毒气室，把它伪装成一间普通的淋浴室。在1939年12月或1940年1月，T-4计划的顶层领导人在勃兰登堡集中，观看了第一次毒气杀人试验。现场的高官有菲利普· 布赫勒、卡尔· 勃兰特、莱奥纳多· 康提、内务部的赫伯特· 林登、T-4团队的物理学家、犯罪侦查技术院的化学家，以及斯图加特警察官员克里斯蒂安· 维尔特，他是大屠杀最残暴的犯罪者。这些高官首先见证了几例致命的注射，之后又观察了向八位病人排放毒气时他们所进行的抵抗。裸体的受害者被带入伪装的“淋浴室”，并被再次保证是洗个淋浴。但是放出来的不是水，一氧化碳通过水管灌入到淋浴室。勃兰登堡机构的领导厄姆弗雷德· 埃贝尔和其他出现在工业化杀人重要场合的高官一道，被成功的演示弄得非常高兴。正如亨利· 弗里德兰德尔正确地指出，毒气室是纳粹德国独一无二的创造，裸体受害者在他们被消灭之后被处置的方式也是如此。勃兰登堡的毒气室，经过某些变动，成为了其他固定毒气室的原型。它们从外观上是淋浴室，平铺的地板，沿墙是木制的凳子，淋浴头挂在天花板上。一旦注入毒气之后，尸体就被司炉工拖出，进行进一步废物处置。背面标有“x”的身体要进行另外的处理，因为他们黄金的牙齿填充物，可以将它们抽出来使帝国受益。一旦尸体以这种方式被剥夺后，就被扔在一块金属板上。金属板被推进火葬炉的黏土烤架上，然后被焚化。所有参与这项计划的人都将毒气杀人合理化，认为它是最快捷、最人道的使病人解脱痛苦的方法。

为了使这些杀人行为得到保密，T-4团队将蓄谋已久的骗局加以完善和掩盖，使公众和受害者亲属并不知情。它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诡计误导受害者的亲人不能发现受害者为何、如何或者在哪里死去。它编造欺骗性的死亡证明，显示出受害者死于正常原因，比如心脏病、肺炎或中风。它发出的哀悼信笺上写着常备的一些话，开始总是“我们非常遗憾地通知你”，或者“人们能够理解死亡是解脱”。然而，不管这些预防措施如何，这样规模的杀戮被公众广为知晓，引发了相当强烈的反对。在最残暴的杀戮地点哈达马尔的行为被立刻泄露出来，而且没有得到任何夸大。就是在哈达马尔，当被害者达到一万的时候，整个杀戮团队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他们把第一万号尸体裸放在担架上，四周围绕着鲜花，长官发表了演讲，并用许多啤酒奖励执行人员。

与过去的历史记录相反，安乐死计划从来没有完全终止，因为儿童继续被杀害，集中营里残疾囚犯也被继续杀害。希特勒只是在德国内部停止了成年人的安乐死计划。一些记录认为，希特勒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存在着广泛的对德国安乐死计划的反对。地方的行政机构受到了受害者父母和亲戚的质问，他们要知道杀戮地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些收容所出现令纳粹不快的场景，在那里，一些普通的工作人员经常拼死保护病人，不让杀戮者带走他们。受害者的亲属通知牧师和司法机构，要求采取直接的行动抵抗这些犯罪者。一位法官甚至发起了对布赫勒的指控，为此法官付出了提前退休的代价。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职人员——著名的有明斯特的主教克莱门斯· 冯· 格伦、布雷斯劳的主教阿道夫· 贝尔特兰姆、符腾堡州主教西奥菲尔· 沃姆、柏林市海德维希大教堂的主持伯恩哈德· 利希滕贝格——都公开抗议安乐死计划。但是，这些抗议都不是希特勒在1941年8月终止成人安乐死计划的理由。更为可能的是，这个计划的终止是因为它实现了最初的目标数字。到1941年夏季，7.0273万人被消灭。但是，正如亨利· 弗里德兰德尔所显示的那样，对儿童的杀戮一直持续着。事实上，这个计划似乎已经变成了日常事务和“正常事务”，以致医院继续在杀戮无助的婴儿，甚至在战争结束，在占领军的眼皮底下也是如此。安乐死计划最后的受害者是年仅四岁、名叫里夏德· 延内的孩子，他于1945年5月29日在美国占领区的考夫伯恩被杀害。

安乐死计划有四个特性，这些特性使这一计划成为了大屠杀的模型和训练场：

1. 使杀戮合理化为治疗的伪科学的种族意识形态。

2. 作为“人道的”杀戮方法的毒气室。

3. 作为种族灭绝训练学校的安乐死杀戮场所。

4. 对杀戮者人性的洞察。

至于第一个特性，安乐死计划代表了纳粹种族国家及其支持者最深切的希望。它说明了纳粹依靠从种族基因池里消灭所有不纯洁之人，哺育完美、无缺陷的雅利安高等种族的强迫性冲动。正如罗伯特· J.利夫顿所言：“科学种族主义和心理卫生学是一些医学的—物质的原则，纳粹据此以净化的名义进行杀戮。”利夫顿引述了著名的奥地利生物学家康拉德· 洛伦茨的话。他是战后时代被誉为论述“侵略行为”的主要权威人士。他在1940年说：

种族卫生学的责任必须是关注比今天更为严厉的对道德上劣等人类的清除……我们应该真正替代所有对在自然和自由的生活中进行选择负有责任的因素……在人类的史前时代，对忍耐、英雄气概、社会有益性等的选择完全是由在因素之外的敌对者作出的。这一角色必须由一个人类组织来承担；否则人类将因为缺乏选择性因素，被伴随着驯化的堕落现象所清除。

对于纳粹来说，接下来的事情是，作为病人治疗者和看管人的医生的传统角色必须被完全地修改。医生和其他卫生保健专家，除了成为看管人之外，必须成为“基因的培育者”和“生物学的战士”，尤其是假如它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健康，他们也必须成为清除者。这样的观点不仅成为了杀戮的动力和合理化的基础，也使得毁灭的心理过程变得更为轻易，因为一个人正在毁灭的东西毕竟是被认为不值得生存的生命。

在第二个特性当中，安乐死计划采用了固定的毒气室，这对种族灭绝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在勃兰登堡、哈达马尔、格拉夫奈克、贝恩堡、索嫩斯泰因、哈特海姆的杀戮中心成为了最终解决方案的模型。杀戮者选择和处理尸体的方式也是如此：他们给受害者打上烙印，把他们贬低为非人，向他们排放毒气，剥夺其身体上余下的值钱东西，将他们丢入火葬炉里焚化。另外，T-4团队的成员让希特勒和希姆莱确信：大规模的杀戮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因此可以在东线大规模地复制，在那里，杀戮超出了德国人的视野和关心。

在第三个特性当中，安乐死计划的杀戮场所作为了种族灭绝的训练学校。T-4团队的100个监督者和工作人员几乎都被转移到莱因哈德行动的集中营去了，它们包括贝尔泽克、索比堡、特雷布林卡。在那些涉及管理安乐死中心的人员当中，许多人后来都在大屠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克里斯蒂安· 维尔特，他是由希姆莱亲自选出到东线从事“元首的特殊任务”，在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用毒气杀害犹太人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件发生在一个名叫车尔莫（库姆霍夫）的地方。同样，他还监督在贝尔泽克、索比堡、特雷布林卡的大规模屠杀。维尔特在东线的行动是和其他残暴的安乐死老兵一起进行的。其中有奥地利警察弗朗茨· 施塔格尔，他是林茨附近哈特海姆杀戮场所的主要负责人，后来成为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指挥官。另一个安乐死的老兵是厄姆弗雷德· 埃贝尔，他起先是贝恩堡杀戮场所的负责人，不久成了特雷布林卡的指挥官。有着博士学位的安乐死毒气专家——阿尔伯特· 威德曼、奥古斯特· 贝克尔、海尔姆特· 卡尔迈耶——在用毒气杀害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甚至缺乏技能的安乐死官员后来也转移到波兰的毒气杀人场所。在格拉夫奈克、哈达马尔照看母牛和猪的威利· 门茨出现在特雷布林卡，在那里他虐待性地杀戮了许多囚犯，赢得了“弗兰肯斯坦”（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毁灭的人）的称号。罗伯特· 尤尔斯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着一些没有技能的工作，也从哈达马尔来到贝尔泽克，最后来到索比堡。T-4的厨师古斯塔夫· 明茨伯格和库尔特· 弗朗茨出现在特雷布林卡，后者后来成为此地最后的一名指挥官。卡尔· 弗伦策尔是哈达马尔的司炉工，他被派遣到索比堡。另一个在哈达马尔的司炉工奥古斯特· 米埃特被派往特雷布林卡。几个男性护士也跟随他们的上级和同事来到了东线。

最后，安乐死计划得到了一些有关杀戮者的人性和性格，以及他们为何要犯下如此难以名状的罪行的线索。从一开始就弄清楚一些与动机相关的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安乐死计划，以及后来对犹太人的消灭，涉及许多不同类型的杀戮者，他们出于不同的理由进行杀戮，当然根据原则发现一个涵盖性的规律是可能的，它将杀戮者的动机归结为一个基本原因。历史描述本身，即记录实际发生的事件，也不能完全解释大规模种族灭绝所涉及的整个因素的范围。为了理解种族灭绝和种族灭绝的心理，有必要询问更大一点的哲学问题，它们涉及人类社会计划的性质、这些计划的意识形态基础、参与成员所展示的信仰程度、这些计划实施的性质和范围。正如我们所见，纳粹的种族国家把自己交付给罗伯特· J.利夫顿所称谓的生物学幻象，即生物治理的政治体制，它涉及为了种族完美而进行种族净化。为了完成这一神圣的任务，纳粹启动了一项五步计划：强制性绝育；在医院杀戮残疾儿童；在国立医院用毒气杀戮成年人；把安乐死计划带入集中营并用毒气杀戮“残疾的”外国人、吉卜赛人、犹太人（即14f13行动）；杀戮“劣等的”种族群体，主要是集中营里的吉卜赛人和犹太人。

激发这些大规模杀戮者的东西，是制订计划的精英们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他们是希特勒、希姆莱、施特赖歇尔、罗森贝格、戈培尔、鲍曼、海德里希，以及一大批直接参与犯罪的疯狂的纳粹官僚。无疑，许多犯罪者的动机来自因循守旧、追求名利、盲目服从权威，或者残暴的冲动。许多人杀人是因为他们已经逐步变得十分残暴，以致他们剥夺生命仅仅就是射杀动物或者消灭害虫。但是，这些理由不是集体犯罪自身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它们只能解释个人的行为，而不能解释整体的行为。在这个领域数千个杀戮者在不同程度上双手都沾了鲜血，他们包括残忍的医生和他们在安乐死计划中的助手，包括突击部队的成员和东线的集中营守卫。他们都执行了体现纳粹统治精英意识形态思想方式的任务。

结论是：大规模杀戮的犯罪是由意识形态激发的。个人自愿执行杀戮的理由，依赖于一些复杂的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因素，包括他们对纳粹意识形态信奉的程度、他们道德特性的强弱，以及他们社会生活的条件。至于安乐死计划，它涉及大量的医生、护士、卫生保健工人，在他们当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对纳粹主义优生学理想的信奉，尽管许多犯罪者出于非意识形态的理由剥夺了数千人的生命。亨利· 弗里德兰德尔认为，从事安乐死的医生通常是年轻人，他们刚好开始职业生涯，把自己新的工作作为晋升和个人利益的工具，他们用种族的或者实用主义的措辞将自己深层的经济动机合理化。像赫尔曼· 普凡穆勒和弗里德里希· 门内克这样的一些人都是没有丝毫道德顾忌的人。

对于这些人来说，参与大规模杀戮是意识形态、追求名利、贪婪的混合结果。同样的情况对于没有什么影响、占据了杀戮者等级底层的犯罪者也是如此。他们是护士、技师、办事员、保管员。所有这些犯罪者，无论是高层还是底层的，都自愿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没有任何明显的外部压力。他们后来申明自己是被迫参与大规模杀戮的，但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正如亨利· 弗里德兰德尔正确指出的，因为“在战后几乎五十年的诉讼中，没有一个案件提供了证据表明，一个拒绝参与杀戮行动的人会被枪毙、监禁或判刑，除了也许会被送到前线，但这毕竟是大多数德国士兵的命运”。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有权对犯罪者的申明不予理会吗？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因为他们听从了命令，假如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被枪毙或者被监禁。盲目对高层权威的服从是德国人的文化特性，并且作为种族灭绝的一个因素不可能被完全忽视。德国人在一个有着长期集权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培养长大，而且集权主义现在被纳粹提升为国家的迷信，因此他们真诚地相信蔑视命令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必将得到毁灭性的结果。在大规模杀戮的情况下，这是不真实的，这一点今天众所周知。但在那时，犯罪者们对此并没有广泛认识。此外，在第三帝国，不服从命令是死罪。

确实，大多数德国的杀戮者是服从命令的，但这不是他们大多数人杀戮无辜民众的理由。他们出于各种理由的组合杀人，包括意识形态、追求名利、个人收益、对统治的渴求、缺乏道德和公民的德性、绝对的残忍。然而，甚至这些因素也无法完全解释杀戮者们每天的所作所为。只有进入大规模杀戮者的噩梦世界才可以得到这一失踪的因素，它将推动历史的想象超越传统礼节或解释策略，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限制在学术话语的清洁世界。总体来说，历史学家，特别是德国的历史学家，通常都避免提及落入野兽的内脏之中，他们在社会科学的中性术语或者高尚的历史决定论当中受到训练，他们通常拒绝落入大规模射杀、拷打或者毒气室的地狱世界。但是，就是在这一停尸房里，一些研究者通过相关的文献记录得到了线索，发现这一失踪的因素存在于此。

似乎这一失踪的因素涉及不断上升的残暴化进程，它每一步都被较高的权力机构认可和强化，最终杀戮者都陷入了一种被目的、共谋、技术的同步化结合在一起的残暴文化当中。通过审视每天安乐死计划的实施，以及它将其成员残暴化，训练成适应未来更为艰难工作的方式，人们已经能看到即将出现的奥斯威辛的雏形。正如我们所见，在哈达马尔，当整个团队杀戮的病人达到一万的时候，他们进行了庆祝。正如亨利· 弗里德兰德尔提示我们的，在只是制造尸体的死亡工厂，人们很快感觉麻痹，失去了与受害者或者相互之间任何人性的联系。在哈达马尔，“放纵的态度在快速地发展，这是一种干什么都行的态度。一种不断使用的刺激物是酒精，它在监管者那里自由地分发……报告里充斥了醉酒狂欢、大量性私通、斗殴和欺凌、偷窃受害者的财产。”特别是在东线，战争野蛮化的效果提升了这些心态。

东线种族清洗的理论和实践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对波兰不宣而战。他发动了大规模的军力，包括100万的步兵，1500架飞机，将近1000辆坦克。对波兰的入侵是恐怖主义蓄谋已久的行动，结合了成吉思汗欣赏的三个因素：突然袭击、高超战术的策略、深入对手强弱之处的精明洞察。在西方强国能够调动它们的军队，并对德国产生威胁之前，希特勒需要对波兰取得快速的战术胜利。只要他不直接挑战法国和英国，他认为它们不会对他发动进攻。他依然相信它们对波兰的承诺是冷淡的，并且它们不会打扰他对付波兰。同时，他发动了他的大部分军力去进攻数量远胜过自己的、受惊的、毫无准备的波兰人。希特勒在波兰，以及后来在法国采取的军事战术被贴上了闪电战的标签。这些战术涉及采用快速移动的机械化先头部队打通敌人的重重防线；采用步兵的攻击小组；战斗机熟练的空对地协同作战；由紧随着入侵的国防军之后的意识形态部队发动的谎言战和颠覆战。

希特勒对闪电战战术的依赖反映了他恐怖主义的心态，它喜欢通过突然袭击和优势力量粉碎他的对手；同时也反映了某些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它们要求快速的胜利，因为德国缺乏资源发动长期的总体战。但是，把恐怖和力量用作发动战争唯一的方法只带了一些短期的胜利，最终跟随其后的是一些长期的失败。希特勒似乎没有理解到，假如恐怖威胁只是把恐怖作为它的目的，那么敌人的抵抗意志不会崩溃反而会加强。他也似乎没有认识到，快速“粉碎和掠夺”的战术由于没有长期的计划和对占领区民众人道的对待，可能就包含了失败的种子，特别是假如战争转入长期的持久摩擦战。最初，希特勒的闪电战战术针对德国同样规模的国家，或者较小规模的国家——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法国——发挥得非常好，这就培养出了一个幻觉，战争可以相对不费劲地发动，同时经济按照“奶油加大炮”开动；但是，当战争在1941年扩大的时候，并且让德国同时面对三个世界大国——美国、苏联、不列颠帝国——的时候，希特勒的军事战略显示了其根本的破产。虽然如此，希特勒认为他能够依靠扩大在东线德国的资源基地，依靠意识形态的疯狂状态弥补资源上的匮乏，依然赢得胜利。

希特勒的军事策略及其潜在的假定，对被占领土民众的处置有着直接的影响。无论德国军队何时征服新的领土，其后都伴随着党卫队意识形态部队或者种族部队的人员，他们围捕种族的或者政治的敌人，建立警察恐怖的网络，将敌人成群地赶入集中营，攫取这个国家的经济财产，并根据官方宣布的“统治、管理、开发”的信条进行管辖。施加在被占领区人民身上的非人道程度，根据纳粹对不同民族群体价值的种族观念有所不同。容纳“劣等的”斯拉夫人、吉卜赛人、犹太人的东欧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残暴对待，同时，斯堪的纳维亚民众和西方国家的民众受到了十分温和的对待。就是在进攻东方当中，希特勒发起为了生存空间的战役；也就是在这里，纳粹的种族幻想达到了强度的极点，因为这是一场为下一个千年保证德国强大的生物学种族的战争。

波兰基本上是一个广大开阔的平原，非常适合坦克作战。就是穿过了这一广阔开放的平原，纳粹在不到三个星期里快速取得了胜利。德国的部队从西边侵入波兰，俄国的部队从东边侵入波兰，夹在中间的波兰犹如一个柔软的、煮熟的鸡蛋。华沙被占领了，波兰政府逃亡伦敦，胜利者们划分了这一战利品。希特勒立刻吞并了波兰走廊，将波兰的西里西亚合并到德国的西里西亚当中，把波兰的其他领土合并到东普鲁士。被称为总督政府的波兰残余被希特勒的老战友之一汉斯· 弗兰克统治，他称自己为“波兰国王”，并且极为残暴地剥削这个国家，后来他因此在纽伦堡被绞死。被吞并的波兰领土被划分为两个新的省：西普鲁士和波兹南。前者后来被称为但泽—西普鲁士，包括但泽、马林韦尔德尔、布龙贝格；后者后来被称为瓦尔特兰，包括波兹南、霍亨萨尔扎、卡利施。纳粹也吞并了波兰的卡托维兹、齐青劳两个地区，将前者并入西里西亚，将后者并入东普鲁士。在所有这些地区，纳粹都把整个德国法律、行政管理、警察、教育加以延伸，剥夺非德国人群体的公民权，完全取消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活动。拒不服从的波兰人抵抗着新的主宰种族，他们被投进了监狱，落入总督政府的手中，或遭到杀害。

在入侵的正规国防军之后进来的是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它们被海德里希以坦嫩贝格的代号召集在一起。它们的任务是清除波兰知识分子阶层的重要部分。党卫队保安处的成员和警察官员组成了五个特别行动队，大约有2600人。他们跟随着五支正规部队，表面上从属于这些部队，实际上执行着清除真正的或者假定的帝国敌人的后卫部队的行动。但是，在这一含糊指令的掩盖下，这些意识形态的部队执行着非常阴险的计划，旨在对波兰的政治和知识分子领导阶层进行斩首。实际上，这意味着实际上消灭了波兰的精英，包括它的杰出医生、杰出律师、教授、神甫和土地所有者。海德里希说，小人物应该不去理会，但是贵族、专业人员、神职人员、犹太人必须被杀掉。

给波兰留下的是掠夺和恐怖的政策，希特勒自己称它为魔鬼的工作。理解希特勒的魔鬼工作是重要的，它涉及面广量大的民族重新定居、组织化的剥夺、大规模的清洗，涉及国防军、党卫队特别行动队，以及众多急切的经济计划者和后勤专家之间的协同。国防军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全，特别行动队执行警察的功能，后者提供重新组织新的领土所需的专门知识。尽管最初军队假装对在被占领土上正犯下的过分行为感到震惊，但是从来没有任何对纳粹种族狂人工作的激烈反对。事实上，当东方的战争在扩大的时候，纳粹精英千年种族的思想开始在军队的一般成员中弥漫，从顶层的指挥官到底层的普通战士。

在检验即将来临的事件的形态中，说清楚开始于1939年秋季的波兰民族清洗的种族范围——假如只是简单的——是重要的。民族净化首先是建立在一些先入为主的民族成见之上，包括波兰及其民族，正在污染这个国家的邪恶的犹太人，在那里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始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上帝赋予德国人的去“恢复秩序”的权利，以德国人自己的设想去改变这个国家。

德国人对波兰及其民族的看法一直是否定和蔑视的。据说波兰人是个有天赋的，但是无秩序的、邋遢的民族。几个世纪来一直陷于经济落后和政治动荡的沼泽里。德语中的“波兰人的事务管理”就是邋遢、落后、破败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德国的军国主义者通常将他们东方的扩张主义合理化，其幌子就是清洗波兰的猪圈，将日耳曼的文明带进这个世界不幸的地方。德国的学者远没有纠正这些消极的成见，反而精心地通过选择性的经验证据将它们具体化，并加以强化。当时有一个学院的东方研究者团队，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他们把探索东方领土的各个方面作为自己个人的使命，作为他们通过德国获取他们实际所得的先决条件。这些学者在一些重要的研究所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达尔海姆出版部，它是秘密的普鲁士州立档案馆的一个分支。这个机构的学者包括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维尔纳· 孔策，他们对东欧的所有方面都有着专门的研究。他们还搜集有关波兰和俄国领土的统计数据和报告，并且翻译了波兰和俄国作家的重要研究，这个机构与党卫队情报处，以及强化日耳曼世界的帝国委员希姆莱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作。另外，出版部储存和保留了臭名昭著的德国所有犹太人的中央卡片索引。

另外一个研究部门是位于哥尼斯堡的东欧经济研究所，所长是特奥多尔· 奥伯伦德尔，他是东欧扩张主义、德国人重新定居、波兰人强制性疏散，以及将犹太人排除在东欧经济之外的鼓吹者。他的副手彼得—海因茨· 泽拉菲姆是一个特别多产的作家，拥护为德国开拓东欧领土。1938年，泽拉菲姆出版了一部非常有影响的学术辩护著作——《东欧空间的犹太人》，在其中，他将犹太人描绘成经济的寄生虫，他们将自己嫁接到波兰经济当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它进行剥削，创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犹太帝国。在整本书里，泽拉菲姆采用了一系列恶毒的犹太恐惧症的隐喻和警句，以此来警告读者犹太人在波兰的危险。作为犹太人积聚或者强大的后果，这个国家正处于动乱和分崩离析的状态。泽拉菲姆把波兰的虚弱，甚至整个东欧的问题，都归结为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分子邪恶的联盟，这个观点和希特勒整个政治生涯中一直所说的言论高度吻合。泽拉菲姆和奥伯伦德尔作为德国官员前往波兰，在克拉科夫建了寓所，然后着手解决他们认为折磨着波兰经济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就是人口过剩的问题，它又直接与犹太人的问题相关。在1940年4月20日，也就是希特勒的生日那天，汉斯· 弗兰克领导的德国东部研究所建立，这些东部计划者的工作得到了重要的推进。这个研究所的任务是研究有关东部领土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当这些问题对总督政府发生冲击的时候。

在这些无伤大雅的警句后面潜伏着恶毒的政治议程，它远远超越了人口密度或者经济资源的科学研究，揭示了德国对东欧意图的存在理由：统治、剥削、灭绝。事实上，大多数环境计划者、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人口专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并非特别认真地公开显示他们不道德的假定。根据他们的评价，波兰人和犹太人，后来还有俄国人，都不是人，他们在社会经济方程式里都是负数。无论波兰人还是犹太人的饿死，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德国资源基础的扩张，因为它是东欧、大陆，以及成功结束战争的关键所在。这些权力专家的精神世界完全是冷漠和单向的。作为起点，这个世界假定了两个基本的公理：一个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固定的财富数量（零和博弈），一个是太多的人为这个财富竞争。从这些公理出发得出了两个达尔文主义的推论：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当然，德国的计划者并不需要这样的进程以自然的方式结束，这会使他们这些计划者变得多余。他们视自己为军事人员的科学辅助人员，手上握着计算尺和计算器，为德国人民提供确保被占领安全所必需的后勤和组织的指导。总之，他们是新的一类政治“科学家”，他们对科学的错误理解，他们漠视最低标准的道德思想和行为的种族日程，都使他们变得胆大妄为。

可以证明，他们冷酷地漠视其他民族的权利，包括它们天然的生存权利。例如，奥伯伦德尔钦佩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饿死政策，尤其是它在乌克兰的实施，因为它是解决农村人口过剩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更何况它导致了强制性的城市化和工业增长。这个有计划的大规模杀戮导致了900万人的死亡，对于奥伯伦德尔和苏联的犯罪者来说，这样的结果只是现代化可以宽容的副作用而已。换句话说，为了更伟大的长期利益，没收、饿死、大规模杀戮是必需和合法的方法。根据这个逻辑，甚至黑死病尽管是自然的疾病，也是一件好事情，正如历史学家提醒我们的，因为1450年十分稀少的人口享受了比1300年人口高得多的生活水平。黑死病是自然引发的现象，因此在那时超出了人类的操纵。但是，德国的计划精英十分乐意并渴望采用人工引发的灾难，只要它有利于德国的国力。对于这些德国的计划者来说，“整个民族群体或者大量人口群体的重新安置或者遣散已经变成了第二天性。”同样，“人口的减少”是他们更大生存空间概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方法要么是把过剩人口吸入，投放到无人的空间；要么把它作为奴役劳动力，运送到德国。

这种非人道的、不道德的思想和希特勒、纳粹领导层的思想完美地啮合起来。因此，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猜想导致最终解决方案的决策实际上是由这一领域的计划者，而非柏林的战略家作出的。尽管真相是这些计划者坚持认为波兰人和犹太人需要减少，并且必须杀戮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中的定居者，但是着手这些行动的政治命令不是来自这一领域，而是柏林。最终解决方案主要不是由经济因素或者重新安置计划所支配，它们只是给一直在进行的纳粹计划提供了一些额外的支持。这个计划就是采取一切手段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的领土，贯穿这个过程始终的主要推手是阿道夫· 希特勒和他选择出来执行这一灭绝任务的机构——党卫队。当党卫队着手围捕波兰人、俄国人和犹太人的时候，它需要大量德国机构的支持，包括军队、外交部、政府各部门、计划机构以及杀戮领域的犯罪者。对共生关系的需求在波兰战役的过程中变得更为明显。1939年9月19日，海德里希根据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的任务和目的向军需官爱德华· 瓦格纳将军发布命令，指出这些部队直接从他那里接受指挥，但是从属于军队。瓦格纳明显没有反对海德里希的建议，并且把海德里希指挥的细节传递给他的上司哈尔德将军。哈尔德将军在他的日记里对这次会议做了一些边注说道，党卫队保安处的任务必须让军队知晓；但更为含糊的是说道，这里将出现对犹太人、知识分子、神职人员、贵族的“清除”。军队的首领们很快知道了“清除”的真实含义，但是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阻止它，因为毁灭的进程是缓慢增进的，并没有当面或者在行政上直接地牵涉到他们，而且恰巧也是针对一个他们已经深怀偏见的人群。

波兰250万犹太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希特勒的手中。他去了波兰许多地方之后发现，他对犹太人最糟糕的成见在经验上得到了证实，据说他告诉罗森贝格：“犹太人是一个人能够想象到的最可怕的东西。”毫无疑问，就是和希姆莱、海德里希合作的希特勒，确定了应该采取的各种反犹太人的步骤，包括驱逐出境、集中居住、剥夺财产。为了追逐这些广泛的目标，海德里希在9月21日给他的特别行动队发布了重要指令，其中勾勒了他们在波兰将从事的工作。这个指令的名字叫《被占领土的犹太人问题》，它命令特别行动队首领草拟出波兰重要领导人的名单，并把他们定为清洗的目标。另外，海德里希还命令党卫队领导人将犹太人转移到名义上由波兰人控制的城市。它的目的是将生活在新的德国领土上的犹太人驱逐到成为总督政府的领土上。海德里希指令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犹太长老会的建立，它们将在每个犹太社区建立，成员来自具有领导地位的犹太人或者犹太教士。海德里希说：“犹太人在城市里集中居住可能必须制定……一些规定，它们禁止犹太人进入城市的某些地区，或者禁止他们离开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

眼下德国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对德国领土上的波兰人和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1939年秋季，纳粹没有超出剥夺犹太人公民权、“雅利安化”他们的财产、企图逼迫他们移民的政策。对旧帝国来说是真实的东西，在波兰也是真实的，但是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阿道夫· 希特勒将要对他所控制的200多万犹太人采取什么行动？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话，战争使移民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边境关闭了，把犹太人陷入了希特勒正在扩大的帝国。在侵入波兰之前，不到50万的犹太人生活在纳粹控制之下。侵略意味着四倍于1933年德国控制的犹太人数量现在落入了希特勒的陷阱。尽管有25万犹太人逃到了苏联占领区，但是那些留着没走的人进入了残酷和混乱的重新安置计划当中。这一计划强迫他们从小的社区移居到较大的波兰城市，以及已经为他们保留的这些城市专门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

一旦德国控制的和苏联控制的边界被最终确定下来，纳粹分子就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令人怯步的任务。在新近并入德国的用来清除犹太人并使德国人处于主导地位的领土，统计数据表明德国人的成分处于很小的少数地位。例如，在新瓦尔特兰，85％是波兰人，8％是犹太人，7％是德国人，把波兰人和犹太人驱逐到总督政府，用来自东欧各地的民族上的德国人取代他们，使得这一情景发生了变化。完成这些大规模的重新安置计划的任务落到了海因里希· 希姆莱、党卫队，以及许多附属机构身上。为了处置、集中、重新安置，最终灭绝这一数量巨大的人群，这些机构开始激增。到1939年，希姆莱已经成功地将大多数纳粹种族机构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它们包括种族和安置办公室，负责种族安置；祖先遗传协会，除了别的之外，负责调查现在定居者的种族证明；党卫队遗孤和人种农场的生命之源协会，负责在培育种族上有价值的孩子；民族上的德国人协调所，作为联络机构处理民族上的德国人的海外事务。

在击败波兰之后，希姆莱劝说希特勒建立一个种族问题的最高顾问办公室，即强化日耳曼世界的帝国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办公室，由党卫队全国副领袖乌尔里希· 格赖费尔特领导，处理移民和驱逐事务，评估、没收犹太人和波兰人的财产，为即将到来的民族上的德国人创造可用的资源。这个委员会产生了一批处理民族清洗问题相关的机构，比如中央移民所，负责处置驱逐。德国人重新安置托管协会，它处理遣返者的账户，用同等数量没收的（偷来的）波兰人或者犹太人的财产补偿这些人过去的财产或者资产；中央疏散所，负责将波兰人和犹太人的驱逐；东部德国土地公司，被委托“管理”被没收的犹太人或者波兰人的财产；重新安置事务所，协调旧帝国和奥地利的民族上的德国人的重新安置；德国人引导办公室，处理来自西欧日耳曼国家的民众重新安置。

种族办公室就像不断长大的章鱼，它的触角伸进了民族清洗、重新安置、财产没收、驱逐人口、强制定居。这一章鱼背后的目的是给东欧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种族变化。假如这一乌托邦的计划得到成功实施，它将会使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发动的强制性城市移民相形见绌。除了疯狂的种族动机之外，希姆莱骇人听闻的计划是在战争时期和在军事胜利不能保证其安全的土地上执行的。但是，疯狂的种族主义分子对此并不介意，他们不计后果地一往无前，将大量的农民、他们的牲口和供给从欧洲一处调到欧洲另一处。毫无疑问，战争的变化莫测、不断变化的前线和后勤需求，经常打断帝国元首的计划。例如，被邀请到前波兰和俄国领土定居的农民，在重新安置区不得不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直到种族官员完成他们审定这些新定居者的种族背景，汇编种族图表和调查，监督新定居者的政治灌输，分配新的农庄等工作。

超过20万生活在东欧和西欧各个地区民族上的德国人被邀请定居在波兰，表面上由德国政府承担费用，实际上是波兰人和犹太人被偷窃的财产支付了费用。波兰人和犹太人被贬低和贫民化，他们被驱赶到总督政府。到德国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为止，有超过100万的波兰人被逐出他们的家园。到1942年末，他们被相同数量的德国定居者所替代。

这个新的统治种族为东欧的领土预想了怎样的未来呢？1940年5月，当针对西方列强的战争就要获胜的时候，海因里希· 希姆莱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有关东欧被占领土未来的绝密文件。希姆莱文件的标题为《对东欧外国人口处理的一些思考》，它建议了一个彻底的种族清洗，其方法是将非雅利安人口分裂成无数的颗粒，从而阻止他们重新获得独特的民族意识。在瓦解劣等民族性的同时，希姆莱也建议采取特殊的关照挽救有价值的种族成分，并把它们和新近形成的雅利安精英整合起来。希姆莱认为，非雅利安人口应该为服务于雅利安精英这唯一的目的生存，因此它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应该保持人为的原始性。例如波兰的儿童应该只被教会500以内的加法，只学会写出自己的名字，记得“服从德国人，诚实、勤奋、可靠”这句训诫。对于一个命中注定是仆人的民族来说，阅读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假如波兰的父母要为他们的孩子谋取更好的东西，他们必须要求特别的许可，它将严格根据种族标准得到承认或者保留。

希姆莱认为他的建议是仁慈的，肯定比他称之为“非日耳曼的”肉体灭绝的共产主义方法要仁慈。他所建议的不是大规模的灭绝，而是对极少数统治精英的灭绝。当消灭了波兰上层阶级之后，他建议将种族的精华和糟粕分开，并为德国获取“种族上有价值的血统”。实际上，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既成事实）数千位波兰知识分子遭到了杀害，种族的选择正将具有日耳曼特征的波兰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分离开来，并将这些孩子作为德国人抚养。有着良好血统的父母必须作出选择，要么交出孩子，要么移居德国。希姆莱强调：这样的父母和孩子不应该受到蔑视，因为“我们相信他们确实是我们的血统，由于德国历史的错误，这个血统进入了外国的国籍”。

至于犹太人，希姆莱也想要确认历史并没有犯下另一次对他们有利的错误。希姆莱简短地提及了剥夺民众民族意识的问题，其中他草率地提及犹太人应该被赶出欧洲，到非洲或者某个其他地方。不管是希姆莱还是希特勒，都没有决定一个极端的方法来解决犹太人问题，并且在1940年夏季，他们依然在随便地想着将犹太人用船运出欧洲，首选的目的地是马达加斯加，或者将他们驱逐到卢布林地区的一块保留地。元首认为希姆莱的文件“非常优秀和正确”，它应该和相关的当权者，尤其是汉斯· 弗兰克，以及新近吞并的波兰领土的地方长官分享。

种族清洗的悲剧无情地展开，受害者一个接着一个被消灭。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实施着它们的政策，大批杀害上层阶级，筛选被认为有价值的成分。在这一种族灭绝政策的初始阶段，特别行动队遭遇到了来自国防军的反对，因为军队有责任维持被占领土的秩序。没有多久，武装部队的成员就知道希特勒的刺杀对象实际上是波兰的教师、医生、贵族、神职人员和商人。但是，几乎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抗议这些有组织的杀戮。唯一一个人是约翰尼斯· 布拉斯科维茨将军，他是东线的司令官，他是一位在德国的军事史上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他谴责党卫队杀戮者们的行径，要求全面地调查这些暴行。因为杀戮者们受到起源于纳粹统治阶层顶层政策的唆使，因此不可能出现官方的调查。布拉斯科维茨的抗议没有持续多久。希特勒很快重新任命他为西线的司令官，用纳粹党和党卫队取代了军队的控制权。正如海因茨· 霍恩认为的，尽管将军们对可怕的暴行不寒而栗，但是他们“对独裁者让他们对杀戮不负有责任还是非常高兴的”。无论怎样，军队远没有成为种族灭绝的障碍，并且很快变为可信赖的伙伴，它允许杀戮者们在占领区自由自在地实施暴行，并且给予他们积极的支持。确实，当对苏联的战役一经爆发，国防军就陷入了种族灭绝当中。到那个时候，它成为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军队，其成员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实施残暴的过程。

但是，对于希姆莱和他的种族狂徒来说，这里有另一场重要的战争要继续，这是一场用日耳曼的血统注入广袤的东方领土的战争。作为“强化日耳曼世界的帝国委员”，他热衷于把强壮的雅利安农民安置在新的生存空间，他们将成为德国新的边境上的现代条顿骑士。他们将把东方领土变为永恒的青春之泉，永远地补充德国的生命血液。既然不断有新的领土充实德国，希姆莱自己就加倍努力，为日耳曼人清洗巴尔干地区、东部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俄国。希姆莱没有被东部战场激烈的战斗所制止，他调动了所有种族官员和专家参与到庞大的种族清洗当中。例如，他招募了生命之源协会参与了绑架种族上有价值的儿童这一奇特的计划。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生命之源协会是党卫队交配或育种的农场，它的另一功能就是党卫队产房和孤儿院。生命之源协会现在收容了有着日耳曼面貌的波兰和俄国儿童，其中一些是孤儿，但是多数是残酷地从他们父母那里夺取的。在行动代号为“割晒牧草”的掩盖下，数千个孩子被绑架运往德国，多数孩子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父母那里。

俄国战役去除了纳粹狂人直到那时可能具有的所有约束。从顶层的希特勒，到中层的计划者和底层的执行者，具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不受限制地征服和剥削俄国的广大资源。元首定下了基调。在一系列辉煌的战役之中，他的军队在四周占领了波兰，八周占领了挪威，五天占领了荷兰和比利时，六周占领了法国，十一天占领了南斯拉夫，三周占领了连同克里特岛在内的希腊。为何征服苏联会有任何不同？元首需要证明对俄国即将进行的偷袭的合理性。由于这个需要如此顽固，以至于它变成了自我陶醉，并得出了浮夸而彻底的结论：“苏联是一个无头的泥塑巨人，是布尔什维克化的荒野。”他认定苏联将在数周被占领，他劝诫约德尔将军：“我们只要对这扇门踢上一脚，整座腐烂的房子将很快倒塌。”他让自己确信这一征服的奖赏是巨大无比的，庞大的财富将流入祖国，俄国粮仓乌克兰那里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实际上，俄国的一切将成为德国的面包篮子，成为骄傲的雅利安殖民者新的边境。这些殖民者在东部再次上演了美国拓荒者在西部完成的事情。当然，这条路上有些障碍，正如在美国的西部有着不够熟悉的地形和土著印第安人，但是这些障碍将被入侵的主宰种族无情地清除。

元首的白日梦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飘浮在真空当中。相反，正如先前所显示的，这些幻想已经抓住了一代种族主义的专家，他们热切地拥抱着元首的妄想，并试图把它们变成这一领域的行动。事实上，就是在顶层编织的傲慢政策方针和底层实际的实施——有时是另类和自发的——两者致命的相互作用之间，有着一把开启大屠杀的钥匙。领导层经常以仅仅是含糊的方针和期望将大胆的种族幻想概念化，然后把它留给党卫队的种族计划者转化为行动。例如，是什么行动实现了希特勒吞并克里米亚这一庞大的计划？好像它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在那里安置德国人，并用1000英里的高速公路把它和西部连接起来。对于元首来说，这不代表真正的问题，因为所有新的安置者——更合适的是南提洛尔人——必须做的是“从水路多瑙河顺流而下，然后他们到达了那里”。纳粹分子如何从实际出发计划去解决俄国广袤的大草原呢？

纳粹的计划精英制定出了这一幻想的蓝图，并被称为“东方统治计划”。这个计划是在入侵俄国之前，由一个党卫队种族计划者的小组匆匆忙忙制定出来的。他们假定俄国在四个月的闪电战中被很快征服，随后就是军事和政治的崩溃。鉴于如此浮夸的预期，希姆莱的计划者拼命工作，快速产生了同样自信的有关在德国统治下俄国未来的建议也就不足为奇了。与种族和安置办公室3B小组一道，党卫队的计划者制定了种族清洗和重新安置的模式，它被设计出来囊括2亿民众的命运。他们的出发点是假定为了安置最终3000万民族上的德国人，必须处死同样数量的斯拉夫人。换句话说，这一假定预设的承诺和纳粹官僚所有其他种族蓝图的承诺一样，就是对民众进行强制性疏散，或者通过奴役化，或者通过灭绝，在被占领土替换这些民众。

领土的规模证明了要在巨大规模的基础上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新的帝国假定了要包容整个西部俄国，从北部的列宁格勒到南部第聂伯河的拐弯处。在入侵俄国之前，这一计划就开始制定。当国防军在1941年夏季深深插入俄国西部的时候，这个计划的愿景变得更加大胆了。但是，即使最终消灭了3000万斯拉夫人，数量上少得多的德国定居者如何在“低等级的种族”海洋里维护自身呢？康拉德· 迈耶教授负责强化日耳曼世界的帝国委员会的计划制定，他有一个令人惊讶的解决方案：他建议新的领土应该划分为几个安置省份，由党卫队权力机构全面控制，因为“东部属于防护性的中队”。根据这一幻想，希姆莱以过去封建领主的方式给定居者分配了各种封地——终身封地、世袭封地。新的安置地建设得像中世纪的堡垒，以位于德国交通要道交叉点的小镇形式得到26个坚固支撑点的防护。

实际上，由于战争的紧急，大多数这些浮夸的计划不得不受到拖延，但是它们反映了相当大部分的纳粹领导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疯狂的种族心态。德国建立帝国冲动的非人道和不道德的性质不仅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得到了数百万自愿参与者的执行，纳粹说服他们这一事业是高贵和正义的。倒下的士兵的死亡通知书最后都有的话：“纪念生于1920年1月10日，并为元首和帝国于1939年9月28日在伦贝格像射击手一样倒下的阿尔方斯· 海策。我进行了一场正义的战争。我完成了我的事业，我坚守了我的信仰。从此这里为我摆放了正义之冠……（《提摩太书》）。”希特勒、希姆莱、党卫队种族主义分子、东部军队的士兵、大部分民众都相信他们事业的正义性——这个事业丧失了人道的或者基督教的行为原则——这构成了历史上集体性自我妄想最骇人听闻的行为。它证明了以其现代的化身显示的恶的残暴力量。这一力量潜伏在领导层的魅力，以及高贵的民族主义目标的表象后面，运用大众蛊惑的技术欺骗数百万民众，让他们认为，对其他民族施加死亡和灭绝是对犯罪者们的救赎。

确实，纳粹的领导层宣称对东线发动了一场神圣的十字军东征、一场善恶大决战，它将使两种敌对的世界观——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竞争。希特勒的东方战争，尤其是针对苏联的战争不再是一场传统意义的战争；它是一场种族生物学的战争，其最终目标是灭绝“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向俄国发起进攻三个月前召开的关键军事会议上，希特勒生动地描述了他是如何希望高级指挥官们领导这场战争：

针对俄国的战争将会是这样的：它不能以骑士风度来领导。这场斗争是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异的斗争，它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无情的、毫不宽容的严肃态度加以领导。所有官员必须去除自身过时的意识形态……俄国的共产主义者是直接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承担者。因此，必须清除共产主义。

纳粹领导层认为俄国人是低等人类，苏维埃领土是布尔什维克化的荒原。希特勒相信俄国人民只适合做奴隶。他断言：“没有什么比企图教育那里的大众更糟糕的错误。”那里的人民应该只认识路标，这符合我们的利益。早在1941年春天，也就是入侵俄国的前三个月，希特勒发布了臭名昭著的政治委员令，它给予部队指挥官全权清除苏维埃的政治委员；在发起进攻前不久，希特勒给予军事豁免，不再起诉针对平民的犯罪行为。正如后来所见，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支持东部的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杀戮犹太人、亚洲劣等人、共产主义官员和吉卜赛人。纳粹种族战争在东欧的屠宰场将变得更为激进，在反对犹太人的战争中出现一个巨大的跳跃。

毁灭的等候室：在强迫集中居住区犹太人的集中化

到1942年，1100万犹太人陷入纳粹种族计划的沼泽。这些计划随着安乐死的计划、对“不值得活着的人”的灭绝、混乱的重新安置、东部战争的残暴效果等加快了步伐。对波兰的入侵以及之后对波兰领土的重新组织，启动了无区别大屠杀的连锁反应，它从强迫犹太人公开擦洗厕所或大街、被迫剃去胡须、进行“体操训练”的羞辱，到强奸犹太妇女、模拟执行死刑、实际射杀。在对政治敌人或党派“必要的复仇”的掩盖下，党卫队保安部队紧跟着国防军，把犹太人作为人质，拷打他们，并用极其轻微的借口冷血地杀戮他们。纳粹的种族狂人也在德国人当中鼓动反犹太分子对犹太人实施屠杀。

但是，在入侵波兰之前，纳粹控制下的犹太人数量不断增长，对他们的最终结果纳粹只有一些含糊和不确定的目标。正如前面所显示的，1939年9月21日海德里希已经通知了他的特别行动队领导人，将波兰的犹太人集中在几个较大城市的强迫集中居住区，并成立犹太长老会，最终，将所有的犹太人——包括那些生活在帝国的犹太人——放逐到克拉科夫东部地区。那时的最终结果意味着从德国所有的领土（西普鲁士、瓦尔特高、上西里西亚东部）中把犹太人放逐出去，并把他们集中在总督政府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尤其是卢布林地区，希姆莱指挥党卫队警察司令、精神变态者奥蒂洛· 格罗博科尼克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德国人重新安置省，同时也辟出部分地区用于一个大的犹太人保留区。开始于1939年10月，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上万犹太人被流放到卢布林地区，但是建立犹太人保留区的计划因为无法操作最终被放弃。这个计划由盖世太保的海因里希· 穆勒发起，他授权艾希曼将犹太人从上西里西亚放逐出来。但是，艾希曼超出了这一授权，将德国保护国和维也纳的犹太人也包括了进来。这些犹太人在卢布林附近的中转营是尼斯科，但是当第一批犹太流放者到达这里的时候，希姆莱就终止了这一计划，因为它干扰了波罗的海德国人的重新安置，他们那时正在被重新定居在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兰。

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重新安置的计划和另一个计划发生了冲突，它迫使希姆莱将种族优先权指派给德国人重新安置计划。尼斯科的经历清晰地证明了犹太人问题和总体上的民族清洗问题联系得多么紧密。在种族问题上极度兴奋的希姆莱和他的计划者，企图同复杂的重新安置计划一道处理犹太人问题，从而制造了大量的混乱和相互抵消的政策，它们使为犹太人找到生存空间的任务变得不再可能，这留给了他们一个在潜意识中一直希望的解决方案，也就是灭绝整个犹太种族。事实上，犹太人保留地的观点和纳粹的种族、领土的幻想是完全冲突的，这就排除了在任何纳粹控制的地区延长犹太人生存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何马达加斯加计划从来没有得到纳粹精英层认真考虑的原因所在。在1938年至1940年间，德国外交部的犹太人事务处（二处）时断时续地实施着这个计划。尽管这个计划是由弗朗茨· 拉德马赫起草的，他领导着犹太人问题处（三处）——由汉斯· 路德领导的德国局的下属处，但是这个计划的实施将依赖于党卫队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事实上，党卫队传递出它自己有关这个计划的、给予党卫队清晰授权的设想，即把马达加斯加保留地作为警察国家进行管理。正如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所显示的那样，这个计划“生于军事环境，也死于军事环境”。在击溃法国之后，它显示出希望，因为法国控制这个岛屿；但是，因为控制海洋的英国没有被占领，俄国战役指向了更有希望的最终解决方案，因此这个计划夭折了。

布朗宁对外交部卷入最终解决方案的熟练分析也总结性地显示，最初一直隐瞒犹太人问题的外交部，后来是如何被希姆莱的党卫队带着越来越陷入种族灭绝的进程，并让自己成为一个顺从而强势的机构。追踪外交部成员和党卫队成员之间的通信，或者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能发现种族灭绝进程的变动方向。例如，开始于1940年秋季的移民申请被帝国中央保安总局拒绝，借口是“根据无疑是即将来临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移民不再是可行的选择。这个句子逐字出现在各种不同的高级官员的通信当中，但是这不意味着犹太人将在东欧的毒气室里被灭绝，而是意味着某个最终解决方案即将出现。早在1940年6月24日，海德里希写信给里宾特洛甫说：整个犹太人问题现在涉及居住在德国控制领土上的350万犹太人，“这个问题不再通过移民加以解决”。海德里希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

在纳粹分子终止移民计划，以及终止在东欧、海外建立犹太人保留地的计划之后，他们集中精力尽可能清除德国和欧洲的犹太人，将他们向东驱逐到总督政府，把它们集中在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然后发现一个永久的、除掉他们的解决方案。把犹太人从保护国和奥地利驱逐出去之后，接着就是把他们从吞并的领土中驱逐出去。这些行动开始于1940年10月，一直持续到1941年春天。除了波兰的犹太人，第一波驱逐涉及规模庞大的德国犹太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现在是德国领土的瓦尔特高的罗兹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中终其一生。因为这些犹太人依然被认为是具有合法权利的德国公民，因此内务部的法律专家很快给《帝国公民权法》增加了附加条款，以掩盖这一犯罪驱逐，并且没收了他们的资产。假如犹太人居住在外国或者被国防军占领的领土上，那么这一条款就自动地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和财产。

最初，波兰总督汉斯· 弗兰克并不反对所有这些在他的总督政府进进出出的人口迁移，但是一旦党卫队要把所有犹太人倾泻到他过于拥挤的领土上，使它成为社会和经济的荒原变得清晰起来的时候，他大为震惊。作为希特勒最老的战友之一，他不想统治一个萧条的荒原，而是一个能够生长的、将为帝国作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国家。然而，数百万贫穷的犹太人和波兰人的涌入使得它变得不再可能。这些穷人将永远削弱经济，使这个国家成为社会和卫生的阴沟。弗兰克甚至显示出人道的迹象，他指出：残暴不仅和法治不一致，而且作为试图确保国家经济繁荣的方法也是自相矛盾的。弗兰克和希姆莱之间长久和丑恶的争斗开始展开，它不仅显示了纳粹体制内在的不稳定，也显示了希姆莱警察国家不断增长的权力，它开始渗透和吞噬妨碍它的所有机构。除了与希特勒的紧密关系之外，由于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弗兰克与希姆莱的斗争处于权力的弱势。当弗兰克公开谴责党卫队警察国家残暴性的时候，党卫队全国领袖对他的政治对手涉及腐败和渎职提出了证据，并说服了希特勒站在他一边，剥夺了弗兰克的权力。尽管希特勒站在希姆莱一边，剥夺了弗兰克党的职位和部长级别，但是考虑到其过去的贡献，保留了他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波兰总督的头衔，这样他就无力影响希姆莱和党卫队指挥进行的毁灭进程。

犹太人身体毁灭的进程开端于他们被驱逐到东欧的强迫集中居住区。正如残暴的党卫队让犹太人相信的那样，这些地方不是永久的居住地，而仅仅是更加让人难过的围捕中心，它们要么让犹太人在过于拥挤或者不卫生的环境中死亡，要么用其他方法灭绝他们。波兰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通常位于一座城市最贫困和肮脏的部分，或者城市的郊区，这些地方缺乏城市生活的相关设施——铺设好的街道、电力、充足的排水道、供水等。随着犹太人的不断拥入，第一批来自波兰各地，然后来自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的拥入，强迫集中居住区成为过于拥挤的死亡陷阱，在那里，民众大批地死于各种同时流行的灾祸：痢疾、伤寒、肺结核、消化道疾病，以及大规模饥馑。尽管第一个强迫集中居住区建立在瓦尔特高的罗兹，但是它们的大多数位于总督政府。华沙的强迫集中居住区建立于1940年10月12日，成为纳粹政权最大的强迫集中居住区，最终容纳了35万人。卢布林的强迫集中居住区于1941年4月建立；拉多姆的于5月建立，琴斯托霍瓦和凯尔采也是同月建立，它们也位于拉多姆地区。1941年8月，也就是入侵俄国两个月之后，加利西亚被征服，合并到纳粹的奴隶帝国。加利西亚的首府利沃夫（伦贝格）成为了第三个最大的强迫集中居住区的地点。1941年11月，为了掩盖在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纳粹将波希米亚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变成了为享有特权的犹太人建立的“展示性”强迫集中居住区，以致无论何时红十字会或者外国批评家提出有关犹太人命运令人不舒服的问题时，纳粹就可以总是搬出这一沙俄波将金式弄虚作假的村庄作为典型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

一个较大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管理部门通常由24名成员组成。这一管理部门成员来自具有专业或者宗教背景的战前领导人。华沙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领导人是化学工程师亚当· 泽尼亚科夫；罗兹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主席是商人和上西里西亚一个犹太人委员会领导人莫迪凯· 哈伊姆· 鲁姆科夫斯基；上西里西亚犹太人委员会的领导人是摩西· 梅林，他战前是一个商人和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比利时犹太人委员会领导人是犹太教士所罗门· 乌尔曼。比亚韦斯托克犹太人委员会领导人是工程师埃弗拉伊姆· 巴拉施。因为这些委员会是纳粹顺从的工具，因此它们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被利用了。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纳粹提供奴隶劳动，对犹太人的数量作出精确统计，清空房舍把它们交给德国人，支付周期性的捐献，没收犹太人值钱的东西。首先，当需要到来之际，这些委员会被要求选择驱逐到死亡营的人员。尽管许多委员会在拖延不可避免的任务中采取了专业的行动，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能根据纳粹不经审查的要求执行被指派的任务。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劳尔· 希尔贝格的观点：犹太人委员会在毁灭进程中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哄骗自己的民众产生了错误的安全感，没有任何有力的抗议就把他们交给了犯罪者。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希尔贝格所言：“犹太人领导层挽救和毁灭了它的民众，挽救了一些犹太人，同时毁灭了其他的犹太人，一时挽救了他们，一时又毁灭他们。一些领导人拒绝拥有这样的权力，一些人对这一权力十分痴迷。”

一个被权力弄得痴迷的犹太人委员会的领导人是罗兹的一位长老鲁姆科夫斯基，他成为了德国人服从的合作者，以及其民众的独裁者。鲁姆科夫斯基称谓罗兹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居民为“我的犹太人”，并且印刷了带有自己照片的银行纸币。正如普里莫· 列维提醒我们的，他奇异的统治证明：纳粹正在和它的受害者进行着一场多么贬低人格的游戏，它用受害者自身的腐败触动了受害者。鲁姆科夫斯基是一个头发雪白、有着蓝眼睛、长相不错的人，他设法让自己散发出相当多的希望和自信。他甚至模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说话风格，因此向邪恶表示了不正当的敬意。鲁姆科夫斯基和他的纳粹上司之间堕落的关系很快得到了发展，并且双方从中受益。鲁姆科夫斯基从他和纳粹的商业交易中获得了一些小利，这一事实证实了犹太恐惧症的成见：假如有机会的话，所有的犹太人都是渴求利润的、攻击自己同类人的骗子。当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鲁姆科夫斯基的行为申辩，但是正如普里莫· 列维指出的，这里存在着情有可原的境遇，因为“像国家社会主义那样地狱般的秩序使用了可怕的腐败力量，要使人免于其害是困难的。它贬低了它的受害者的人格，并使他们与它相类似，因为它需要大大小小的共谋分子”。

这是极端邪恶的标志：纳粹成功地贬低了强迫集中居住区犹太人的人格，以致他们实际上开始类似于纳粹相信他们一直是如此的劣等人类。这样，对他们的成见在经验上得到了证实。强迫集中居住区的犹太人是肮脏的，疾病缠身，无论多么丢人，为了生存，他们都被不惜做任何事情的渴望所驱使。因此，对于刑事检察官布拉克来说，他可以轻易地说生活在罗兹的25万犹太人或多或少都具有犯罪的倾向。在视察了华沙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之后，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汇报说：“整个犹太种族正在腐烂、分解，烂到了核心，它将消除所有感情用事的人道主义。”宣传部长戈培尔视察了维尔纳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也带走了同样可怕的印象，他说，犹太人相互堆叠，丑陋的身材不要说碰了，看都不想看……“犹太人是文明人类的虱子，必须以某种方式灭绝他们，否则他们会继续发挥折磨人的、令人讨厌的作用”。纳粹的医生也宣传疾病缠身的犹太人形象，他们成为了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最直言不讳的代言人。他们拥护宣称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是隔离区，并且要求将他们用高墙隔离。正如以赛亚· 特伦克所言，德国人“蓄意创造出不卫生的、能够散布疾病的环境”。

作为处理疾病和传染病的正确办法，这些环境接下来成为了纳粹消灭强迫集中居住区的犹太人的理由。1941年10月13—16日，在波兰的疗养地克雷尼察，100名卫生官员召开了一次会议。其间，主持会议的约斯特· 瓦尔鲍姆博士说：对于强迫集中居住区的犹太人来说，德国的管理机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用饥饿判处他们死刑，要么射杀他们。在战争期间，可能不能对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提供充足的供给，鉴于这个事实，他认为没有更好的东西来替代这两个严酷的选择。哈根医生推荐了一个更为仁慈的政策，给予犹太人充足的食物和工作机会，但得到了参会医生的冷漠回应，他们一直对瓦尔鲍姆的建议鼓掌和欢呼。正如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所总结的：“医生们已经决定不再把犹太人作为受害者进行治疗，而是作为携带者以规避。他们距离希特勒的信念在心理上只有一步之遥。这个信念就是：犹太人是细菌和寄生虫。一份来自德国陆军战地报告的记录，一份来自一位造访强迫集中居住区的波兰人的记录，都显示了在1941年德国人使强迫集中居住区犹太人所处的恶化状态。陆军的战地报告把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情况比作是“灭顶之灾的”，并且补充道：

精疲力竭倒下的死尸躺在街道上。死亡率……从2月以来增长了两倍。唯一分发给犹太人的东西是一周1.5磅面包。犹太人委员会预付了几百万马克的土豆还没有运到。犹太人委员会建立了大量的福利机构，但都没有控制住可怕的悲惨。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正变成社会的丑闻，一个疾病和最糟糕的劣等人类的孵化器。

一位造访华沙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波兰人斯坦尼斯拉夫· 罗泽斯基日记更为形象：

大多数人都是噩梦般的形体、亡人的幽灵、悲惨的赤贫者、亡人悲怆的残余物。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他们脸上看见的典型变化：悲惨的生活，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新鲜空气、锻炼，无数的忧虑、担心，可预期到的不幸、痛苦和疾病，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他们的脸上已经出现骷髅的模样。环绕着他们眼睛的脸骨和蜡黄的脸色、无力下垂的皮肤、令人吃惊的消瘦和病态恰好匹配。另外，悲惨、惊恐、不安、顺从的表情和被狩猎到的动物表情十分相像……

大街上。孩子在徒劳地哭泣，他们正死于饥饿。他们咆哮，祈求，呼号，呻吟，在寒冷中颤抖，没有内衣，没有外套，没有鞋子，衣衫褴褛，披着麻袋，法兰绒的布条包裹着消瘦的骷髅之体。因饥饿肿胀的孩子身体走形，意识麻痹，五岁就完全显示出成人的模样，阴郁，厌倦生活。

不仅是儿童，年轻人和老人，男人和女人，知识分子和商人都失去了地位，遭到了人格侮辱……

因为各种原因，卫生的标准十分低劣。首先街道的人口密度十分可怕，欧洲任何地方远不能比……说完这一切之后，一个人很容易就结果得出自己的结论：胃伤寒和伤寒、痢疾、肺结核、肺炎、流感、代谢紊乱、常见消化道疾病……每个家庭都有罹患者。每个月平均都有千人死亡。每天凌晨，每条街道都躺着乞丐、儿童、老人、年轻人、妇女的尸体，要么饿死，要么冻死。

人们为一点点食品或者面包，为一点点生存空间，为维持生计而进行艰难的争斗，没有任何能力将更多的能力奉献给智力的事务。处处都是德国的限制和禁令。任何东西都不能印刷、教育、学习……我们得不到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也得不到任何人类精神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走私食品和日用品，也要走私文化品。因为这一原因，我们所有要获得的东西都是值得认同的。

大多数直接卷入犹太人事务的纳粹官员都承认，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例如罗兹地区的主管弗里德里希· 于贝勒就十分清晰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写信给纳粹党大区领袖阿图尔· 格赖泽尔说：“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建立当然仅仅是一个过渡性的举措。我将决定何时以及采取何种办法清除犹太人。最终，我们将把这个黑死病一烧而尽。”最初，这个目标是孤立、隔离、控制犹太人，以致他们要么被送往海外，要么被疏散到远东。因为军事状况，马达加斯加计划夭折了。所有建议将犹太人向东方疏散的计划同样也是如此。作为过渡性的举措，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只有三年的窗口期（1939—1942），就在这三年当中，深陷其中的犹太人面对着越来越少的选择，这些选择完全控制在纳粹行刑者的手中。

一旦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建立起来，柏林的管理当局根本上就将日常的运作交给了地方管理当局，即纳粹党大区领袖、汉斯· 弗兰克和他在克拉科夫的民政管理官员，以及相关的党卫队警察主管。例如，将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与周边社区封闭的决定是由地方管理当局作出的，但是一旦过于拥挤的犹太人社区与外部的世界隔离，居住者很快就耗尽了他们的资源，面对着大规模的饥荒。在1940年4月30日被封闭的罗兹，这个问题几乎很快就显现出来。当越来越多贫民化的犹太人从德国、奥地利以及保护国挤入这个狭小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达到20.48万之众的时候，迫在眉睫的灾难威胁着居住区的生存。犹太人委员会的领导人鲁姆科夫斯基告诉德国官员：罗兹社区已经耗竭了它的资产，没有能力从外部购买任何更多的食品或供给。这使罗兹的纳粹领导人面对着几个选择：一是他们可以通过饥荒让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窒息而亡；二是强迫有体力的犹太人从事奴隶劳动；三是将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变成一个有生存能力的经济体；四是也许甚至重新打开大门，让犹太人重建和他们邻里的关系。

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在罗兹引发。汉斯· 比博是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管理部门的领导人。他主张将强迫集中居住区变为有生存能力的经济体，允许犹太人去工作，在各种贸易和商业企业从事生产活动。另一方面，比博的副手亚历山大· 帕尔芬格相信犹太人依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不应该去工作，而是让他们整个死去。比博和帕尔芬格都效忠于纳粹，但曾经是不来梅咖啡进口商的比博有着足够的经济知识，他否决了同事对毁灭的意识形态激情。他设法获得了年息4.5％的300万帝国马克的贷款，维持了这个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这笔贷款的来源是没收的犹太人的财产。因此，先前被德国政府从犹太人那里掠夺的钱财被利用起来，一段时间里维持了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直到纳粹发现了犹太人问题的另一个解决方案。

在这个意义上，罗兹的决定是否设立了一个先例，标志着从饿死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到维持这一区域的转变？政策上的变化可能明确地被确认下来，但是这一决定在运用上并不一贯，它经常被纳粹的狂人所破坏，并且在1942年大量的犹太人被驱逐到死亡营的时候，最后被终止。比博的副手帕尔芬格后来被派往华沙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他在那里被委任为管理当局一个部门——转移事务所——的负责人。这个部门负责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中介工作，给前者提供食品和原材料，洽谈与各种供应商的合同。帕尔芬格利用这个岗位窒息了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经济，强制地榨取了他能控制的尽可能多的财富，并且让身体虚弱的儿童、病人和老人数以千计地死去。由于帕尔芬格得到了有同样想法的官员，尤其是管理食品和农业华沙分部的卡尔· 诺伊曼的支持，他甚至在1940年12月扣押了整整一个月的食物分配，以便强迫犹太人用尽他们最后的食品，交出他们值钱的东西来购买食物。这一蓄意饿死政策的结果是，华沙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在1941年春天面临迫在眉睫的崩溃，这促使汉斯· 弗兰克派遣他的总督政府经济主管瓦尔特· 埃梅里希前往华沙，给他做出一个报告：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将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变为有生存能力的经济实体。

埃梅里希的报告极端直率，它勾勒了一旦完全榨干了这一区域的财富之后几个可以采取的选择：一是把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作为清洗犹太人的工具；一个是把它用作劳动力的来源，在这一情况下，必须让它在经济上有生产能力。这是罗兹困境的重复，只是这次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所称的损耗派和生产派之间的分界线更加鲜明，并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4月3日华沙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这一点变得清晰起来。在会议上，克拉科夫的生产派人士（瓦尔特· 埃梅里希、鲁道夫· 盖特、马克斯· 比博）和华沙的消耗派人士（亚历山大· 帕尔芬格、路德维希· 费舍尔、瓦尔德马尔· 舍恩）进行了争论。埃梅里希拒绝路德维希· 费舍尔乐观主义的观点，后者认为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人口没有处于饥馑或者饿死的危险当中。埃梅里希指出这一区域很明显地处于十字路口，要么面临饿死，要么接受有力的支持，以便成为有生存能力的实体。他认为所有经济举措的起点“必须是维持犹太人的生存能力”，帕尔芬格揭露了埃梅里希4月3日的报告，立刻拒绝了这一观点。但是汉斯· 弗兰克站在埃梅里希一边，支持将华沙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变为有生产能力的实体。帕尔芬格被马克斯· 比朔夫取代，后者是维也纳的银行经理，被委派进行一个有限试验的任务，以便证明自由的企业经济可以在华沙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建立起来。当然这是荒唐可笑的，因为自由的企业在奴隶的帝国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埃梅里希和那些拥护有生存能力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经济的人士取得了成本极大的胜利。大多数在帝国内部和东方领土涉及犹太事务的纳粹官员，已经超出了维持犹太人生计的观点，他们坚信犹太人必须被消灭。这揭示了生产派的工作为何处处遭到纳粹掠夺者的破坏。例如比朔夫在努力供应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必需品的时候遭到了积极的破坏。许多纳粹官员相信饲养那些迟早要被灭绝的人简直是浪费。正如后来所证明的，提供给华沙在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食品总量从来就没有增加过，只是进行了再分配，以致“生产性”的群体没有比“非生产性”的群体得到更多的食品。正如埃里和海姆所指出的，死亡的数字在生产性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比以往不断增加，越来越高：1941年1月死亡818人，2月1023人，3月1608人，4月2061人，5月3821人，6月4290人，7月5550人，8月5560人。

从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维持到清洗的政策变化，与1942年春季“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实施同时发生。这一决策不是由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管理当局，也不是这一领域的计划者作出的，而是由希特勒作出的。直到1941年6月22日入侵俄国，纳粹有关犹太人的政策自战争开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开始，结束于1940年6月。犹太人问题与纳粹的重新安置计划紧密相联，它涉及领土边界的变化、人口的迁移、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建立这些广泛的问题。汉斯· 弗兰克和他的克拉科夫计划者在这些最初的计划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总督政府有200多万犹太人。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弗兰克、他的克拉科夫的计划者，还是柏林都没有准确地指导如何处置这些犹太人。在弗兰克的日记里，他后来承认这些犹太人代表着“极端恶毒的暴食者”，但是他承认“我们不能射杀或者毒死350万犹太人”。他还说，在某种意义上，必须采取一些举措，它们会导致某种方式的对犹太人的灭绝。弗兰克猜测到柏林的计划者将完成这一点。事实上，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发生在第二阶段的柏林。这个阶段起始于1940年6月法国的战败，一直延续到1941年3月。当希姆莱和他的乌托邦分子开始牢牢地控制意识形态制定的过程及其实施的时候，弗兰克和克拉科夫的计划者退居到幕后。希姆莱递交了关于处理东部外国人的备忘录，马达加斯加计划被搁置起来，为了支持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和损耗的临时政策，犹太人重新安置到一个保留地的计划也被放弃了。第三阶段开始于希特勒决定发动一些必要的步骤以便向苏联发起进攻。纳粹的种族狂人陶醉于更伟大的征服和重新安置的幻象，他们加入了元首对更伟大的德国种族帝国，以及灭绝犹太人和数百万斯拉夫人的构想。灭绝的技术手段在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和1942年6月灭绝营建立并完全运营期间形成。

德国犹太人的末日

在1941年10月第一次大驱逐的前夜，依然有16.4万犹太人在旧帝国处于边缘的生存状态。到那个时候，德国的犹太人是以前犹太人苍白的残存物，他们多数由被剥夺公民身份的、贫困化的、上了年纪的人组成，他们被集中在过于拥挤的德国主要城市的商业区里。能够工作的人都被强迫在毫无体面的环境下从事卑微的工作，同时，不能工作的人紧闭房门，生活在孤立和恐惧当中，门上必须清晰地打上“大卫之星”的标记。

但是，纳粹狂人不会到此为止的；他们一直在制定新的法规来进一步围猎犹太人。1939年9月，和犹太人赎罪日巧合，犹太人被要求放弃他们的收音机。不久之后，他们被禁止使用电话。随后的一个指令要求上交所有羊毛衣服和皮制衣服，留给他们的大多数是最破的衣服——这是折磨他们的人最想做的事情。正如我们已经所见，纳粹迫害重要的一部分涉及一个发展的进程，它就是毁灭他们受害者的尊严，使他们降低到看上去不如人的地步，也使他们更加容易接受糟糕的待遇，因为殴打或者折磨“非人”更加容易。犹太人每天被迫去从事最肮脏的劳动、最令人厌恶的任务，比如打扫厕所。柏林中心火车站的主管乐于指派犹太人打扫公共厕所，对他们发出尖叫：“你们犹太人一直在污垢中打滚，滚到屎堆里去吧。”同样是这个主管，曾经尾随在一位犹太工人后面监视他四处清理，并强迫他把别人的呕吐物用手捧走。

尽管有这种施虐的个人行径，德国人使犹太人丧失尊严的进程是有序和非个人的。事实上，这一行为的每一步都是按照官方的指令进行的。它是一个得到公开管理的、不断递增的贬抑和毁灭的进程。这使得一个一直需要政府规则和法令认可的民族，或者一个做出非同寻常事情的时候需要各种等级和头衔的官员认同的民族，更容易接受它。因此，甚至这一毁灭的进程必须以平稳和有序的方式进行。当这没有发生的时候，甚至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都会感到不安。例如，党卫队期刊《黑衫队》的编辑写了一封生气的信给希姆莱的一位参谋，抱怨犹太人正在他编辑部附近遭到鞭打，一个驱逐犹太人的中心就位于那里。他指出他的雇员和埃赫出版社的雇员，包括男人、女人、外国人，都看到这一有损体面和让人羞耻的场景。这封信的作者赶紧加了一句，他的抱怨和人道主义的、感情用事的情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事情必须按照恰当的德国方式来进行，即采取有条不紊的、冷血的方式进行，同时这一方式保持和强化了纪律。这确实就是毁灭进程展开的方式。司法部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职业交易所取消了他们的工作许可，市政福利办公室没收食品配给簿，住宅办公室不再为他们登记房产簿，注明“房主不明，迁往东部”。

官员们可能一直指望公众也去做他们分内的事情。例如许多德国人无拘无束、热切地参与了掠夺犹太人的房产和值钱的东西。这一行为在毫不羞耻和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在德国的一些地方，尤其是施特赖歇尔统治的法兰克尼亚，许多犹太人直接受到腐败的纳粹党官员的打击，他们被迫“捐赠”他们的资产或者其他东西。许多德国人似乎对犹太人那里将会发生些什么的消息十分灵通，当犹太住户被驱逐的时候，他们就写信给盖世太保要求获得空出的房间。

1941年秋季，犹太人被迫在他们的衣服上戴上“大卫之星”。这一目的就是公开给他们打上叛徒和人民之敌的烙印。这一法规后面的推动力量是宣传部长约瑟夫· 戈培尔，他认为这是仁慈的卫生和预防疾病的举措，它阻止了犹太人感染德国人民。但是，公共的反应一点都不是这位宣传部长希望看到的。从犹太幸存者和诸如外国人客观的观察者的记录来看，犹太人受到的来自普通德国人的同情超过他们受到的侮辱。莱奥· 贝克回忆受到了比通常更为礼貌的对待。事实上，在公共场合无意能听到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论，比如“你的标记是我们的羞耻”；或者“戴上大卫之星要比参加国防军更有勇气”。施佩尔回忆道，在总理府一次沉闷的午宴期间，戈培尔开始向希特勒抱怨柏林人，他承认，“我的元首，犹太人之星的引入产生与我们期望相反的效果。我们的想法是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排除出去，但是大街上的人并没有躲避他们。相反，人们到处显示出对他们的同情。这个民族还不成熟，它充满了各种愚蠢的感情用事。”

为了确保德国人在犹太人问题上显示更多的“陈述性”，这位宣传主管鼓动制定了一个新的条令，它由帝国中央保安总局颁布，规定表现同情或者和犹太人保持任何友好的关系都是一个要得到惩罚的罪行。为了进一步确保那些感情用事的德国人得到这一信息，戈培尔印制了专门的反犹太人传单，和食品配给卡一并分发给德国家庭。传单在封面上印有一颗黄星，并写有“德国人，这是你的宿敌”，警告犹太人已经激发起一场反对德国的战争，因此必须毁灭他们。戈培尔继此还在期刊《帝国》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启示文章，标题为《犹太人都是罪犯》，它告诉公众犹太人因为犯有叛国罪，现在正得到公正的灭绝。

德国的犹太人现在处于驱逐和灭绝的边缘。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氛围是超现实的。维克托· 克伦佩勒见证了这一时代奇怪的趋势。他娶了一个雅利安女人，生活在城市贫困的地区。克伦佩勒遭遇到同情奇怪地变化为不断增长的羞辱和贬抑。和普通人微小的善意一道，出现了出乎意料的、损害尊严的查房行为。在此期间，克伦佩勒和他的夫人受到了恶骂、殴打和唾脸。一个官员嘲笑道：“为什么你们还老不死？为什么你们不打开煤气阀？”另一个官员殴打他的夫人，尖叫道：“你这个犹太婊子！为什么你和一个犹太人结婚？《塔木德经》说每个非犹太女人对于犹太人来说都是婊子。”尽管有这一切，克伦佩勒依然坚持认为：“我是德国人，我没有选择它，但我也不能把它扯掉。”为了回应他朋友的恳求——他必须在犹太人唯一的地点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并在那里做犹太人的教师，克伦佩勒说：“我是德国人，我不可能成为其他东西。国家社会主义者不是德国人民；今天的德国人不代表整个德国。”

1942年6月，克伦佩勒列举了31条反犹太人法令的清单，他认为对于他和其他纳粹德国的受害者来说，这一清单使生活成为活生生的地狱。它们包括禁止在晚上八点以后外出；禁止拥有自己的房子；禁止拥有收音机或打电话；禁止购买或者订阅报纸；禁止进入剧院、电影院、音乐厅或者博物馆；禁止驾驶交通工具或者乘坐公共汽车；禁止购买雪茄或者香烟；禁止购买鲜花；禁止进入理发店；禁止拥有打印机；禁止养狗、养猫或者养鸟；禁止进入公园；禁止从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

无需惊讶，鉴于这些压迫性的环境，许多犹太人放弃了，自杀了。一种大家喜欢的方法是服用过量的佛罗拿安眠药。一位幸存者注意到那么多人因为恐惧自己的生活而自杀是多么奇怪。许多人依然相信这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可能把握伟大的德国文化矛盾背后的原因，这个矛盾涉及为何产生了巴赫、贝多芬、歌德的民族现在崇拜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据估计大约有一万犹太人自杀，因为他们发现没有未来，并且预料到会被纳粹消灭。

德国的犹太人集中在城市公寓强迫集中居住之后，面临着很快被驱逐到东部。第一波驱逐浪潮发生在1941年11月。德国犹太人的末日清晰地出现在眼前。回顾这些驱逐的历史学家依然惊讶于为何它们执行得如此顺利。历史没有记录下来任何大的阻难或者中断。无论犹太人还是德国公众都没有对毕竟是可怕罪行的开端引起什么大惊小怪。像其他地方一样，历史学家在这里不得不停顿下来提醒自己：受害者像北极旅鼠一样的行为不能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犹太人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纳粹聪明的掩饰是毁灭进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不知不觉地支持这一进程的犹太领导人和组织的依赖也是如此。这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协会顺从地执行了纳粹的指令，它天真地认为犹太人会发现由他们自己的人来处置会舒服得多，因为他们会比纳粹要显示出更多的情感和友善。一位幸存者后来惊讶于在驱逐过程中体现的坚忍接受和平稳运作的特性。

令我惊讶的是犹太自治最高行政机构的自我克制和坚忍平静，他们让自己被国家社会主义管理当局逼迫进入驱逐工作当中。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夜晚，犹太社区和犹太机构的100名雇员被召集到一个会议室，从德国人给他们的材料中，根据职业和年龄，集合出一张有序的清单。

犹太人自己组织驱逐的进程就会更加人道的假定，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想法，因为它只是哄骗犹太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纳粹理解的只是力量，没有其他。一个剧烈的和集体的抵抗行动可能会产生争执。莱奥· 贝克的一位朋友与圣雄甘地有一次会谈，其间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抵抗纳粹的暴政，德国的犹太人应该做什么呢？甘地建议集体自杀，这会震惊文明世界的良心，并且用富有戏剧性的力量战胜纳粹的邪恶。但是这样的想法完全与贝克救人胜于毁人的信念相冲突。贝克也反对积极的抵抗，认为它是无效和弄巧成拙的。1942年5月抵抗出现了。一个由赫伯特· 鲍姆和玛丽安妮· 科恩领导的犹太人抵抗团体，试图烧毁柏林的被称为“苏维埃天堂”的纳粹仇恨展览会。这个团体给展览会点了火，但只形成了小的伤害。不久，盖世太保抓获了包括鲍姆在内的领导人，鲍姆受到了可怕的折磨，同时盖世太保还围捕了数百名无辜的犹太人，包括莱奥· 贝克和国家协会的其他领导人。贝克后来传话给没有被逮捕的不同政见者，他们应该停止自欺欺人的抵抗行为，因为它们会使犹太社会处于危险境地。当然，贝克的请求完全是无效的，因为纳粹无论如何都想要粉碎犹太社区，因此无论是贝克的消极办法还是鲍姆的积极抵抗都没有任何差异。1943年1月27日，盖世太保将贝克带走，送入特莱西恩施塔特。从那一天起，德国犹太人正式的末日降临。

一些犹太人幸存下来，其中的一些人在集中营里找到了生存的意志，侥幸逃过了死亡，一些人躲进德国深处和其他地方藏了起来。尽管一些家庭依靠地下生存状态作为一个单元也设法生存了下来，但大多数活下来的人是单身的。英格· 多伊施克龙和她的母亲完全通过运气和勇敢的德国人帮助存活下来，这些德国人冒死提供了庇护所和支持。其他生存者有曾经是教师的路德维希· 科尔姆，他和他的妻子斯特菲、小孩子苏西经受了数年艰难的经历，设法幸存下来，这多亏许多富有勇气的德国人，他们勇敢地面对无所不在的盖世太保的恐怖。1.5万犹太人配偶当中有许多是异族通婚的，比如维克托· 克伦佩勒，他们也幸存下来。1943年2月27日，几百名异族通婚的犹太人被带离他们的家园和工厂，送往即将实施驱逐的集中地点。这一“工厂行动”激发了唯一一次坚定的公共抗议，大约300名被逮捕的受害者的配偶在柏林的玫瑰大街发动了公开示威，最终成功地迫使受惊的盖世太保释放了他们的配偶。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犹太人不得不照料自己，并依赖于个别自愿反抗纳粹暴政的德国人的友善和勇气。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说能够产生影响的德国主要机构——教会、大型企业、武装部队的领导人——完全没有聚集起阻止纳粹犯下的残暴之罪所需要的勇气和信念。由于缺乏这样的反对，抵抗留给了小规模的和私下的网络，它们冒着风险，要么把个别犹太人隐藏起来，要么帮助他们逃避纳粹特定的逮捕。尽管帮助犹太人的人数相对很少，但是它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马克斯和伊内斯· 克拉考尔夫妇在他们获救后组合了一张救助者的名单，它包括柏林、波美拉尼亚、符腾堡的教会教区，这证明在德国两大教会的体制领导层可能已经失败的时候，一些个别的神职人员并没有如此。相当多的神职人员公开地对抗纳粹，并显示出与他们的犹太人邻里的团结。其中一位是柏林的新教教会牧师海因里希· 格鲁贝尔，他公开认同莱奥· 贝克。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并同时遭到盖世太保的逮捕。当盖世太保官员只给格鲁贝尔提供一张椅子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假如莱奥· 贝克不能坐下，我也不会坐下。”格鲁贝尔是唯一一位公开为犹太人辩护的神职人员。用莱奥纳德· 贝克尔的话来说：“他组织了对纳粹的反抗，将犹太人藏在教堂里，公开为他们祈祷，和他们一起进入集中营，在充满威胁的纳粹官员面前和犹太人站在一起。”

当然，这些努力是十分无效的，也是为时已晚的。直到1941年至1942年，纳粹的恐怖体制已经十分广布，难以打破。人们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战争，几乎对他们当中一个微小的少数人群体正在发生些什么，或者对东部的犹太人正在发生些什么的传闻，都没有太大的注意。盖世太保深深地嵌入德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它一直依靠着数千个告密者，他们自愿为最些微的利益告发德国人和犹太人。因此，那些在逃的犹太人不仅恐惧盖世太保，也恐惧数以千计热切的告密者。在犹太人当中甚至也有告密者，也就是所谓的犹太打劫者。他们为盖世太保工作，告发他们自己的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施特拉· 戈德施拉格，她用数百个犹太人挽救了自己可怜的皮囊。

鉴于制度性的对纳粹主义罪行反抗的大规模塌陷这一事实，毋庸惊讶，试图与之抗争的个人很快就沉默不语了。克劳斯· 邦赫费尔的夫人讲述了一个她是如何从市场回家的故事，她为自己感到十分骄傲，她把自己所听到的在东部对犹太人犯下的暴行告诉了她持怀疑态度的邻居。克劳斯· 邦赫费尔没有表扬她，而是严厉地训斥了她。他告诉她专制政权就像一条蛇：“假如你踩了它的尾巴，这就是你所做的，它就正好来咬你。这无助于任何人。你必须去打它的头。但这一点你没有能力，我也没有能力。”

克劳斯· 邦赫费尔感到打击纳粹九头怪蛇之头唯一的选择是说服将军们，他们必须用政变推翻希特勒，假如没有来自上层的力量，在德国什么也不会发生作用。但是，将军们并没有比教会的高级教士、大企业家、杰出的学者、高级的公务员显示出更多的勇气。到希特勒向犹太人全面攻击的时候，德国民众实际上已经放弃支持任何团体了。正如牧师马丁· 尼穆勒尖锐指出的，没有人真正坚持下来抵抗：

最初，纳粹分子追逐犹太人，但是我不是犹太人，因此我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逐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因此我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逐工会主义者，但是我不是工会主义者，因此我没有反对；后来他们追逐我，已经没有任何人留下来反对了。

注　流行的医学和卫生学杂志发布了许多图表，它们显示了以牺牲健康人为代价，维护这样的病人的生命是多么的昂贵。学校教科书在讲解数学问题中，为了教学的目的，采用了为精神疾病患者无节制的健康成本。罗伯特· 普罗克特在其《种族卫生学》一书中引用了下面的一个数学问题：每造一个精神病院需要600万帝国马克。把这一数额用于一个精神病院，假如每一单元的建造费用是1.5万帝国马克，那么可以建造多少单元？

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

大规模的杀戮计划

1977年，新闻记者吉塔· 塞雷尼采访了希特勒的二等高级秘书克丽斯塔· 施罗德，并向她提及鲍曼以前的一个副官海因里希· 海姆曾经告诉塞雷尼，他不相信希特勒知道犹太人的灭绝。根据塞雷尼的说法，施罗德大笑地说：“啊，海姆一生都是个好人。希特勒当然知道！不仅知道，而且都是他的主意，他的命令。”然后施罗德提及一个著名的事件：“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的一天，我想它是初春……我认为我永远不会忘记希姆莱脸上的表情，当时他刚结束一个与希特勒两个人的冗长会议。他一屁股坐在我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掩面，肘部顶着桌子。他说，我的上帝，我该做些什么？后来，很久之后，我们发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确信，就在那天，希特勒告诉希姆莱犹太人必须被杀戮。”

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希特勒是何时下达命令灭绝犹太人的。没有发现任何希特勒签名和指示的书面文件，毫无疑问，也没有发现他命令灭绝犹太人的书面文件。这正是他邪恶狡猾的标志：他一直待在阴影里，把所有有关最终解决方案的讨论限制在一伙亲信当中，主要是希姆莱、海因里希、鲍曼以及戈培尔。另外，他还玩起了捉摸不定的用手势猜字的游戏，告诉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这一部分是测试他们的反应，一部分是让他自己具有他所需要的灵活性，以便把自己打扮成正派的德国人民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同时又是他的党羽邪恶的天才。在打败法国之后，阿道夫· 希特勒的神化运行得非常之好，在纳粹党员和普通党员眼里，元首的希望就是每个人的要求。鉴于其不稳定的、受到不安全感和深深的不信任诅咒的个性，人们一直不太清楚，在元首的心智或者他黑暗的灵魂上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从来不和任何人分享他作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他灭绝犹太人邪恶的深思熟虑发生在他扭曲思想的静默当中，或者发生在和他心智相似的追随者相处的时候。关于这件事人们不知道任何细节性的东西。

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够保持长久的秘密，尤其是这一重大事件的黑暗秘密。弗洛伊德曾经漠视对他信念的反对。他相信人或早或晚会开启他们最深层的感情。他认为最隐蔽的东西对有眼有耳的人来说会变成公开的，或者转弯抹角的明显东西。“他与自己的指尖唠叨，背叛会从他的每个毛孔渗透出来。”希特勒可能试图使导致最终解决方案的决策进程成为得到小心翼翼守护的秘密，但是它非理性的犹太恐惧症促使他一而再地、私下或公开地暴露他想对犹太人做的事情。尽管我们只有来自内部人间接的证据，比如施罗德和其他人有关这个独裁者何时和如何作出有关犹太人的决定，但是这里有相当长的文献踪迹可以回溯到1919年，它揭示了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意图。20世纪20年代纯粹的咆哮和夸张变成了1941年致命的现实；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去灭绝犹太人，而是如何尽快，并采用什么方法去灭绝犹太人。

正如人们所回忆的，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发布了对犹太人的公开威胁，警告他们假如战争一旦爆发，他将把他们灭绝。这不是随便的威胁，或者夸夸其谈的炫耀。希特勒真的相信国际犹太人世界政府的存在，他将所有的所谓犹太人影响的碎片加以扭曲来支持他的成见。例如，就在战争开始不久，希特勒就知道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哈依姆· 魏茨曼写信给英国首相张伯伦，这封信收录在1939年9月8日的《犹太人编年史》，在其中，魏茨曼宣称犹太人将站在英国和民主体制一边战斗。希特勒认为，这个声明不仅是犹太人对德国的宣战，而且是把犹太人作为战犯拘禁的论据，无论何时需要，都可以利用他们作为与他的敌人讨价还价的筹码。他的妄想或者愚蠢十分严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以致他真的相信他的敌人依靠或者正在和“国际犹太人”联合占据了强势地位。迟至1942年7月，当犹太人已经在死亡集中营被毒气杀戮的时候，希特勒亲自提起了魏茨曼的信以提醒他晚宴的客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不要忘记世界犹太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头号敌人，这次战争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议会和它的领导人哈依姆· 魏茨曼宣战后爆发的”。元首继续说，战争结束后，他将威胁毁灭每一座城市，除非它交出它的犹太人，以便他能把他们一并送往马达加斯加或者某个其他地点。这些话不仅证明了希特勒的信念——他发动的战争实际上是世界犹太人强加给他的，而且证明了他狡黠的两面派手段，掩盖实际正在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行为，并给参加晚宴的客人这样一个印象：他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

明显的是，对可能的公共反应的某种担心，连同对保密的热衷，以及也许是与这种残暴保持距离的某种心理需求，都使希特勒除了向信任的亲信希姆莱、海德里希、鲍曼、戈培尔之外，没有向任何人显示出可怕的秘密和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事实是，自1933年希特勒获得权力以来，他一步一步地成为犹太人身上发生的一切的引导精神。正如他全面协调旨在剥夺犹太人权利、财产和生计的各种努力一样，他现在带头驱动来灭绝他们。他在通向最终目标的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在细节上不为人完全知晓，但能够通过检查导致进攻俄国的计划进程重建起来。文献的踪迹没有留下任何疑问：希特勒决定采用即将到来的进攻俄国的战役作为杀戮欧洲犹太人的借口。被称为巴巴罗萨行动的计划制定开始于1940年12月，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22日实际的入侵。

希特勒让他自己相信，与苏联的战争将在几个月内结束，腐朽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泥足巨人”，在它自身腐烂的重量下就会坍塌，同时巨大的领土将为德国人的开发和定居开放。从伏尔加河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欧洲俄国将于亚洲俄国分离，并被德国所控制。与尚未被征服领土的实际征服、控制、行政管理相关联，一个官僚机构养育出来的狂暴就这样形成了。希姆莱已经起草了处置东部异国人口的备忘录；它的政策目标得到了希特勒批准，因此也得到了授权去调动实施它们的技术办法。1941年1月，海德里希开始了与陆军总司令商谈在即将到来的对俄战争中党卫队特别行动队作用的问题，他清楚地表明这些部队的作用从它在波兰的作为中将得到极大的扩展。海德里希也在制定一个短期的、从西方重新安置更多犹太人到东方的计划，尤其是在马达加斯加计划被放弃之后。

1941年1月30日，希特勒公开重复了两年前至今他对犹太人的威胁，并预言即将到来的年月将证明他想要他所说的东西。几天后，希特勒对一些军队的高官们说，他的目标是清除整个轴心国权力控制区域犹太人的影响。根据格哈德· 恩格尔少校的解释，希特勒似乎已经广泛地思考了犹太人问题如何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最初，他说他只想把犹太人赶出德国。但是现在清楚地是：他也必须把他们赶出整个轴心国统治的区域。尽管战争正在加快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但是它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一个类似马达加斯加的计划依然在他的心头，但是他也“以一个不同的方式考虑许多十分不利的事情”。这些不利的事情是些什么并不难以想象。到希特勒这些思考形成的时候，用毒气杀戮精神病人已经进行了一年有余。希姆莱和涉及毒气杀戮的各种技术专家已经进行了几次讨论，探讨在集中营处置犯人的可行性，采用的方法在安乐死计划中正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大规模毒气杀戮流水线方法的构想，明确地萌芽于希姆莱和希特勒的脑海里。尽管希特勒在说他正在考虑不同的、无情的关于计划处置犹太人的事情时可能流露出真相，但是非常可能的是，用毒气杀戮他们是他考虑的无情的事情之一。毕竟毒气对他来说并非不同寻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遭到了毒气的攻击；正如我们所见，他所体验的心理创伤引发了一些从没有离开过他的启发。有关下毒的议题一直充盈在他过度兴奋的修辞中，并且一成不变地包括犹太人，犹太人代表着所有毒药中最致命的。因此，当涉及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只有以毒攻毒”；你必须毒死给德国下毒的人。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假如人民中的这些希伯来腐败者被毒气攻击”，许多德国人的生命就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挽救。

在入侵俄国之前的三个月，希特勒和他的计划者全神贯注于三个主要计划：进攻苏联的军事准备，管理被占领土的民政机构的组建，训练特别行动队消灭苏联土地上的政治和种族的敌人。3月初，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 约德尔向相关的军事机构发布了总体的指导方针，他在其中说明了希特勒告诉他的有关苏联领土军事管理的事宜。军队被期望保证被占领土的安全，但是也得到命令向希姆莱提供支持。希姆莱被希特勒委以“特殊的任务”，在被占领土进行政治管理。希姆莱被授权封锁这些地区，肃清所有对立面。在这样做的同时，他被赋予了全权行事，不受“政府或者纳粹党最高人物”的干预。3月30日，希特勒对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官演讲，他简要地向他们提及了即将与苏联发生的冲突。非常有趣的是，几天前在南斯拉夫爆发了一场危机，它将在未来的两个月转移德国的军事资源到巴尔干半岛，但是希特勒执着于俄国，他似乎没有对巴尔干半岛迫在眉睫的战役有过多的考虑。

希特勒心里想的事情就是苏联军事和政治的毁灭，正如他告诉将军们的，这将在总体上需要最为残酷的措施来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委员和共产主义的领导层。正如我们所见，他向将军们显示的指导方针后来变为臭名昭著的政治委员令，他赋予军队指挥官权力，围捕和杀害被俘获的苏联政治委员，或者把他们转交给党卫队保安处接受“特别待遇”，这是拷打和消灭的委婉语。这些命令得到清晰地计划，使军队陷入了即将来临的对俄国人和犹太人的残暴行为之中。希特勒担心的是，将军们在执行其残酷的命令时可能会产生道德的顾虑。他的担心证明是杞人忧天，因为德国最高统帅部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联合这两个问题上，基本上和元首的看法是一致的。

纳粹对东部领土民政管理的计划证明是无计划和不现实的。亚历山大· 达林在他的经典著作《德国在俄国的统治：1941—1945》当中对这些准备工作作了精彩的分析。达林正确地指出：德国的政策既不是一致的，也没有有效地得到协调，因为它体现了一场持续的拔河战，它发生在长期不和的集团和纳粹权力群体当中各种人物的联盟之间。这里至少有八个主要的权力焦点：希特勒、马丁· 鲍曼、纳粹党的机构、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和东部被占领土部、约瑟夫· 戈培尔和宣传部、约阿希姆· 里宾特洛甫和外交部、赫尔曼· 戈林和四年计划、海德里希· 希姆莱和党卫队，还有武装部队。这些权力集团影响最弱的是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他是纳粹的种族教授，希特勒基本上把他当作尘封已久的东西拿出来用用，因为他对苏联具有所谓的专门知识。1941年4月20日，罗森贝格被委任为东部被占领土行政长官，但他很快就证明自己不具备任何领导能力，不能与鲍曼、戈林、戈培尔或者希姆莱这样的人抗衡。在其被委任之前，当希姆莱在一个私人的会议上告诉他在俄国摆在眼前的事情，以及他希望罗森贝格做哪些事情的时候，这位糊里糊涂的哲学家吓坏了，他在其日记里坦言：“今天我没有写下的东西，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尽管奥斯兰总督辖区（波罗的海诸国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表面上属于他的管辖权内，但是帝国的行政长官对他的命令置若罔闻，拒绝他与各种种族集团，尤其是与乌克兰人共同工作的实用主义办法。他们喜欢，并且希姆莱也坚持主张压迫和灭绝。罗森贝格没有政治斗争的才能，从来没有进入希特勒的内部圈子。像希姆莱一样，他是一个种族乌托邦分子，但是不像希姆莱，他相信消灭是适得其反的。在即将到来的权力斗争中，就是希姆莱拥有了最强的持久权力，以及因此形成的对灭绝进程最大的影响力。

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正确地指出：假如一个人想要知道希特勒正在想些什么的话，他必须审视希姆莱正在做些什么；并且帝国元首和他的参谋部为了准备入侵俄国，在三个月里正在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组建党卫队杀戮小队，与武装部队达成一致，以便他们可以自由地行动而不受干预。谈判间歇性地进行着，因为海德里希错误地选择了盖世太保首领海因里希· 穆勒代表党卫队一方参加讨论。穆勒是一个生硬的巴伐利亚人，完全缺乏外交的沉着，直到更加文雅的党卫队国外情报处处长瓦尔特· 舍伦贝格接管了谈判，党卫队和国防军之间才达成令人满意的一致意见。

同时，海德里希加紧组建特别行动队的任务，这支部队伴随着德国军队进入俄国，在作战部队的后面执行“安全举措”。这支杀戮者部队的主要人员于1941年5月在位于莱比锡东北部的普雷奇边防警察学校组建起来。四支主要的特别行动队被建立起来，它们由在全德国招募的大约3000人组成。对应计划侵入俄国的四支集团部队，这些特别行动队被标以A、B、C、D。A特别行动队由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 施塔勒克领导，它跟随着北方集团军穿过波罗的海诸国抵达列宁格勒；B特别行动队由刑事警察处处长阿图尔· 奈比领导，附属在中央集团军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之间行动；C特别行动队由党卫队旅队长奥托· 拉施领导，在西部地区（利沃夫、罗夫诺、日托米尔、基辅、库尔斯克、波尔塔瓦、哈尔科夫）行动；D特别行动队由保安和国内情报处处长奥托· 奥伦多夫领导，它跟随着比萨拉比亚和克里米亚地区（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塔甘罗格、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的第11军。这些部队的领导人，以及它们所分出的特别小组和独立分遣队的指挥官，都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组成，他们在专业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服从残忍的任务。特别行动队的四个领导人中的三个（施塔勒克、拉施、奥伦多夫）都拥有博士学位。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刑事警察处处长奈比直到知道这一刺激性的任务实际上意味着杀戮男人、女人、孩子之前，一直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志愿者。后来奈比提出调职，走向了对立面，在战争快要结束之前被判处死刑。

施塔勒克博士是符腾堡警察的主管，很快在党卫队保安处得到提拔，在维也纳、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挪威，他得到了各种重要的职位，并且在柏林担任了部长秘书。奥托· 拉施博士拥有两个博士学位，是威登堡的前任市长，马丁· 路德在这座城市发动了新教改革。奥托· 奥伦多夫博士是一个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他们三人都是真正的信仰者和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其他的特别行动队的领导人也是如此，有来自学者、行政官员、律师的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和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甚至他们当中还有歌剧演唱者瓦尔德马尔· 克林格霍费尔。对A特别行动队的分析显示它的领导层由动机高度明确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在四十岁以下，来自中产阶级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服务于自由军团或者各种各样的准军事集团，在1933年之前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失业，通常都拒绝宗教信仰而支持纳粹意识形态。

大多数这些招募人员必须从第三帝国的治安警察、普通的地方警察中抽选。当党卫队保安警察部队、党卫队保安处、普通的治安警察部队可用的人力资源库在消灭数百万受害者上已经显示人力匮乏的时候，希姆莱就用后备的警察部队，以及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的外国部队来扩充最初的人力资源库。这些杀戮者部队、官员和招募的人员是否代表着普通德国人很好的杂交样本，近些年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辩论，在下面的部分我还要进行讨论。还有一个问题也将如此讨论，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如此服从和有效地进行杀戮。

关于给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和他们手下的主要官员下达的指示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争议。他们被告知在俄国做些什么呢？在什么地方他们得到了简要的命令？这些命令由谁下达的呢？留存下来的唯一书面文件是1941年7月2日海德里希发布的给四个特别行动队队长的指令，它清楚地说明了谁应该被处决，包括共产主义的政治委员、党的官员，“服务于党或者国家的犹太人”，以及其他极端主义分子。这个文件没有说到消灭所有的犹太人，只是提及“服务于党或者国家的犹太人”。但是，在入侵开始之前，可以得到的证据表明，特别行动队的领导人得到了几个口头命令，这些命令使他们十分清楚：所有在苏联的犹太人都应该被消灭。奥伦多夫在纽伦堡作证：在入侵前几天，帝国中央保安总局人事处处长布鲁诺· 施特雷肯巴赫通知特别行动队领导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已经派他传达命令，所有在苏联的犹太人应该被消灭。在奥伦多夫作证的时候（1946年和1948年），施特雷肯巴赫据说已经死在俄国，但是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了，并很快否认传达或发布这样一个命令。其他的犯罪者，包括瓦尔特· 布卢默博士和卡尔· 雅格坚持认为，他们听到海德里希准确无误地发布了残忍的命令。例如，6月17日，海德里希邀请特别行动队的领导人前往他在柏林的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的总部，他给他们下达了简短的命令：东欧的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知识分子储备库，元首决定把它摧毁。

后来回忆起他们入侵前得到指示的犯罪者，都宣称他们收到了消灭俄国犹太人的简要命令。他们也记得海德里希要求他们向元首发誓，这使他们毫不怀疑他们将要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完全服从元首的期望。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即使特别行动队的领导人没有得到专门的命令去射杀每一个犹太人——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他们也感到得到了如此广泛的授权，他们能够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消灭犹太人，越是极端和不人道越好。

这确实是入侵俄国之前纳粹领导层共同的心态。在纳粹权力精英的所有层面上，杀戮的氛围已经成熟。元首在公开场合的声明中和政策会议上都定下了基调，它通过纳粹体系产生了连锁反应。在耶路撒冷，艾希曼提供了杀戮是如何发生的洞见：

只要希特勒一发表演讲——并且他一成不变地触及犹太人问题——所有的纳粹党或政府部门都会感到去做某件事情正在迫近它们。接着，希姆莱给安全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首领海德里希传达命令，海德里希把命令传达给穆勒，然后命令到了我这里。

艾希曼在这里所描述的是犹太人毁灭过程穿过纳粹命令链的笔直路线。它开始于希特勒，然后下达到希姆莱那里，然后下达到海德里希的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然后下达了总局四处（盖世太保的穆勒那里），然后下达到四处B科（艾希曼和犹太事务科），最终下达到特别行动队和集中营的骷髅部队那里。从这一毁灭过程的中心——在那里作出了计划和决策——出发，与所有类别的机构联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这些机构的专业特长对于大规模杀戮的实际运作是十分关键的。希姆莱和艾希曼两人都热切地在大日耳曼帝国到处穿梭，确保犹太人得到正确地围捕、驱逐，放置在强迫集中居住区，最终被运往死亡集中营。例如，在入侵俄国之前，希姆莱对技术专家谈论到“焚化厂消灭虱子的部队”，以及将焚化厂变为毒气室和人类垃圾处置工场的可行性。希姆莱来到一个名叫奥斯威辛的地方，以前波兰的一个炮兵营驻扎在这里，现在变为了更大的集中营。希姆莱告诉德国的指挥官鲁道夫· 霍斯，新的设施将具有多重使用目的，可以作为集中营，也可以作为大型的工场用于合成油和橡胶的生产。希姆莱还建立了与卡尔· 克劳贝格的联系。他是一个妇科医生，一直试验一种新的生育方法，但是近来把他的研究聚焦于新的绝育方法。这位教授是一个丑陋的、心态失衡的“疯子科学家”，这可能使他给希姆莱留下了好的印象，希姆莱后来在奥斯威辛给了他一栋楼，使他能够在人类豚鼠身上做试验。

通过仔细注意希特勒花言巧语的性质，以及追踪希姆莱入侵俄国数月前所忙碌的事情，一个人不可避免得到一种强烈的印象：大规模杀戮正在酝酿之中。甚至那些间接地或者仅仅在外围涉入犹太事务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一些新的、剧烈的事情将要发生。事实上，一些机构已经敏锐地预料到很快就要发生的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反复出现在纳粹官员书信中的句子是“根据犹太人问题毫无疑问、即将出现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个句子被用于取消犹太人移民任何进一步的许可，并且让德国官员警觉到另一个，也就是最终解决方案就在眼前了。

在纳粹意识形态的框架中，“最终”这个词可能只意味着死亡。换句话说，当它涉及犹太人的时候，总体的解决方案，即一劳永逸地关照一件事情，是在逻辑上排除出任何尚未达到消灭规格的东西。当然，出于隐瞒的目的，希特勒和其他的纳粹领导人一直到最后都采用委婉的词汇，但是泄露从他们每个毛孔中渗透出来。例如，在1941年3月17日，希特勒向汉斯· 弗兰克保证：总督政府将成为第一个清除犹太人的地区，附带说一句，希特勒也给其他纳粹地方长官作了这个保证，他们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去清除自己管辖区域的所有犹太人。正如里夏德· 布雷特曼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承诺，因为它涉及前波兰，大多数犹太人被集中在那里。布雷特曼问道，如何才能把所有的欧洲犹太人驱逐到波兰，同时清除波兰所有的犹太人呢？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在波兰灭绝他们。当然，有人可能拒绝这样的解释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做的，认为希特勒视俄国为犹太人的定居点，因此把犹太人往东驱逐到西伯利亚就把波兰犹太人清理掉了。确实，“疏散到东部”是一堆委婉语当中的一句，其他还有“清洗”“特别对待”。根据我的观点，把所有犹太人驱逐到西伯利亚的言论只是掩饰的行为。希特勒完全不可能采纳这一计划，因为它没有达到他所寻求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一解决反感不是给犹太人自己的土地，而是消灭他们。根据希特勒的观点，假如对俄国的征服没有提供他所需要的条件，从而在军事上取得对其政治敌人的胜利，在生物学上取得对他种族敌人的胜利，那么，这一征服是一场失败。总之，他相信不存在对犹太问题领土上的解决，只有生物学上的解决。

在他的军队开进俄国之前，希特勒给出了准确无误的信号：他要把所有犹太人尽可能地消灭，但是无论他还是希姆莱都没有制定出一个一致的办法，可以把数百万在他们控制下的犹太人灭绝。一个人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当希特勒的杀人部队在俄国堆积起犹太人尸体的群山时，希特勒已经跨上了不归路，因为这确实是“最终”解决的正确之路。所有其他的方式——驱逐、强迫集中居住、剥夺财产、移民——都是失败的、延误不可避免事态的即兴之举。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起始于对俄国犹太人的集体枪决，并且逐步增强到对所有德国人控制的犹太人进行大规模杀戮。谈论最终解决方案“不断增强的极端化”，是一个语言学的陷阱。一旦作出消灭所有犹太人的决定——可能是在1941年的暮春和夏季，那么除了在毁灭的方法和技巧上，就不可能存在进一步的极端化。何时希特勒下达了最终的书面或者口头的命令？对这一问题不可能给予明确的回答。但是，可以结论性地明确指出：德国人带着杀戮之心入侵了俄国，并立刻实施了暴行，和他们的领导层一道分享了末日的情绪。在希特勒、纳粹精英和战场的杀手之间很快建立了鲜血凝成的铜墙铁壁。领导层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经常以全面彻底的宣言或者政策体现出来，它和官僚机器对这些意图的解释和实施相互作用。在这一作用中，针对犹太人的战争得到了进化。到1941年夏季，支持灭绝的所有方面汇聚成一场决定性的质变。终于踏上了不归路。

国家授权的杀戮：大规模的枪决和毒气杀人

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采用人类战争中最可怕的武装力量对苏联发起进攻：153个师（超过300万人）、60万辆机动车辆、3580辆坦克、7184门火炮、2740架飞机。德国军队得到了12个罗马尼亚师、18个芬兰师、3个匈牙利师、两个半斯洛伐克师，后来还有3个意大利师和1个西班牙“蓝师”的支持。这一庞大的力量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聚集起来。当7000多门火炮的火舌在6月22日凌晨点亮天空，雨点一般的火力和毁灭性的打击落在人员配备不齐、完全没有准备的俄国防线上的时候，俄国人在惊慌失措中逃窜。

希特勒对苏联的偷袭是他过去闪击战役更大规模的重演。纳粹空军迅速而令人吃惊的攻击，导致超过4000架俄国飞机令人目瞪口呆的损失，这些飞机多数都停在地面。之后，装甲纵队用钳形包围切割了苏联的军队。三个主要的陆军集团军在四个独立坦克部队的支持下，集中于三个战略性的苏联权力中心：北部的列宁格勒、中部的莫斯科、南部的乌克兰。德国的目标是给苏联的政治体制毁灭性的打击。最终的目标是奴役劣等的斯拉夫民族，灭绝种族的劣等人类，将俄国变成德国新的边疆。

进攻俄国的巴巴罗萨计划的头三个月，似乎证实了希勒特所有乐观主义的预言。在7月初，北方集团军抵达了波罗的海的里加，一个月后，中央集团军占领了白俄罗斯和斯摩棱斯克，这样距离莫斯科只有200英里；最后，在南方，德国占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获得了66.5万战俘和大量的资源。

回过头看，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都是非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希特勒的战役在策略上是有缺陷的，在战略上是弄巧成拙的。它是建立在俄国虚弱的假定和对德国力量过高的评价之上的。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主管把他们的决策建立在错误的智力、对俄国人劣等的偏见，以及对苏联政府和武装部队无效性的反共产主义一厢情愿想法的基础之上。德国人对劣等的俄国军事运作的看法来自俄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糟糕的表现、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对俄国军官团的清洗、1939—1940年冬季俄国对芬兰毫无光彩的战役，以及在1941年夏季苏联人没有能力反抗德国人最初的猛烈进攻。另一方面，俄国人的策略是撤回到广大的内地之中，用空间和人力换取时间，让入侵者感到疲惫不堪，同时展开激烈的保卫战。由于德国人缺乏战略上的协调，加上也没有能力在三条战线获取决定性的战争胜利，他们是典型的帝国式扩张的典范。到1941年秋季，希特勒一再地转换他的目标，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千英里的前线过度延伸自己的战线，没有对任何一个单一的部分实现突破。由于在那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希特勒被拖入到漫长的消耗战当中，这使得闪击战术变得过时，并且一个军队接着一个军队在战斗中和越来越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环境中遭到损耗。注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德国军队壮观的推进，几乎没有外国观察家和消息闭塞的德国人意识到在挺进中的国防军身后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两项宏大的计划正在迅速地执行：野心勃勃的占领方案被组合起来；被占领土和它的民众受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迫害、奴役和灭绝。在军事胜利平稳推进的日子里，德国的野心膨胀成宏大的幻觉。欧洲地区的俄国被分为四个帝国军需辖区：奥斯兰、乌克兰、莫斯科、高加索。但是由于军事环境，四个当中只有两个被建立起来。奥斯兰军需辖区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区领袖欣里希· 洛斯管理，这个地区包括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白俄罗斯。鉴于这一辖区广袤的地理范围，这个地区也被分为四个军需辖区，每个都根据其主要领土命名：立陶宛被阿德里亚· 冯· 兰泰恩博士控制，拉脱维亚被奥托· 德雷克斯勒博士控制，爱沙尼亚被党卫队二级总队长奥托· 西吉斯蒙德· 冯· 利茨曼控制，白俄罗斯被威廉· 库贝控制。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些地区最缺乏管理的是白俄罗斯，库贝在那里不断地和有权势的纳粹官员争斗，并使自己十分遭人憎恨。假如俄国的游击队没有在他的床下放置炸弹将他炸死的话，纳粹也会把他撤职或者处决。乌克兰也被分为几个军需辖区，并被期望成为大日耳曼帝国（正如纳粹宣传现在所指的日耳曼帝国）的面包篮子。作为被占东部领土的帝国行政长官，罗森贝格推进与乌克兰人结成联盟，但他遭到希特勒、希姆莱和乌克兰民政长官埃里希· 科赫的否决。科赫毫无争议是纳粹委任负责这一地区最贪婪和无能的管理者，“极端愚蠢”和残暴。他对民众的残暴和剥削使他疏离了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对俄国人的敌意使他们可能成为德国人的盟友。这一政策引发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在颁发为苏联作出杰出贡献的奖章时，斯大林感到遗憾，最应该得到它的科赫没有亲自出现在获奖的位置上。”

总体来说，德国对俄国的统治几乎普遍是糟糕的、欠考虑的。尽管德国人被民众作为解放者受到感激，尤其是乌克兰人，但是他们对民众残暴的对待无疑引发了猛烈的反应，包括游击队的行动和恐怖主义的报复。由于拒绝招募被鄙视的斯拉夫人参加打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战斗，固执地拒绝武装他们，德国人剥夺了对于自身来说重要的、完全可能造成成败之别的支持。进一步而言，饿死战犯或者无情地让他们工作致死除了是犯罪和不道德之外，没有任何用处。注当希特勒让希姆莱成为他在俄国的执行官，并委派他双重任务——在被占领土安置民族上的德国人和奴役劣等的斯拉夫——的时候，德国毫无疑问失去了这场战争。希姆莱无情地推进着他的任务，无视道德、军事，甚至经济的考量，以致德国人遭到了俄国人的痛恨，并且在1942年战争趋势发生转向时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了同样的待遇。

当德国人在俄国发动他们另一项宏伟的计划时，更为可怕的一些事件开始了，这就是消灭犹太人。它起始于入侵苏联的第一天。跟随着国防军的铁蹄，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系统性地围捕共产主义的官员、犹太人、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危险分子”，将他们成群地关进临时集中营，拷打他们，或者当场枪毙他们。德国军队推进的速度非常快，以致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跟不上它的速度，他们发现陷入战线的后面，在那里他们不仅遭到德国人，还有当地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的围捕、拷打和杀戮，他们被德国的公告和小册子所煽动，发起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根据马丁· 吉尔伯特的观点，“入侵俄国给德国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遥远的地区、挺进部队的掩护、遥远的路程、地方的合作者、强化的毁灭意志。”这一“毁灭意志”特别强烈，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意识形态的—种族的仇恨之上，得到最高行政机构的官方支持，并且由希姆莱种族卫士以文明行为沦丧的方式执行得更加轻易。特别行动队的人员开始越来越符合尼采金发猛兽的形象：

他们在相互交往中显示出非常足智多谋、自我控制、敏锐、忠诚、骄傲和友谊。一旦他们外出，来到陌生的地方，遇到陌生的人，他们就是出笼的猛兽。他们尽情地品尝着脱离所有社会约束的自由，在迷失中补偿和平社会的封闭所造成的紧张，回归到猛兽无知的意识当中，犹如获胜的野兽，也许从令人恶心的杀戮、纵火、强奸、拷打中显露出来，灵魂高度欢愉而平静，好像这只是一个学生的恶作剧。

在1941年6月22日到年末期间，特别行动队继续着血腥的狂暴行动，无论在哪里发现犹太人都将其捕获。当单个部队和他们的指挥官被杀人的疯狂所控制，随心所欲杀戮的时候，只准射杀特定目标集团的指令很快就失效了。例如入侵之后的几天，309警察营的魏斯少校在比亚韦斯托克发起了大规模的杀戮，因为他正确地解读了希特勒的希望，即所有犹太人，无论年龄或者性别，都应该被消灭干净。他的下属把城市梳理了一遍寻找犹太人，然后变得疯狂起来，到处殴打、羞辱，随心所欲地杀戮。这个城市的犹太人领袖来到第221保安师总部，跪在普夫鲁格贝尔将军的脚下，恳求军队的保护。这时，309警察营的一个士兵在将军背过脸时，解开裤子向犹太人代表撒尿。对犹太人的猛烈攻击在持续进行当中。

在所有被占地区，从波罗的海诸省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特别行动队以难以想象的规模进行了大规模的射杀。典型的是，杀手们在城镇和村庄围捕犹太人，然后把他们赶到城镇外，在壕沟或者反坦克的战壕边把他们枪杀，并在那里把他们掩埋。在多数情况下，犹太人必须在他们被枪杀前挖好他们的坟墓。

被判罪的人不仅被卡车带来，也步行成群结队70到80人一组前往，一路上遭受无情的殴打。20到25人一组被射杀的人被带到离执行处50公尺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受到看管，直到接受枪决。他们在坟墓边上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后，他们被赶往坟墓，强迫脸朝地面躺下。德国人用步枪和自动手枪向他们射击。就这样，一组接着一组被赶着在已经被枪杀的尸体堆上脸朝下躺着。

在各种独立分遣队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他们重复着最高的枪决数字。一些分遣队员骄傲地报告他们的地区已经没有犹太人：

我现在能够宣称，解决立陶宛犹太人问题的目标已经被第三特别行动队实现了。除了工作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属，已经没有更多的犹太人存在……我想干掉这些工作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属，但是这会和市政管理和国防军发生冲突，并促成射杀这些犹太人和他们家属的禁令。

这个报告来自在立陶宛行动的第三独立分遣队的首领卡尔· 雅格。在1941年7月至10月末期间，他的属下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一共杀害了13.3346万人。雅格的部队还是第一个射杀妇女、婴儿和儿童的部队。尽管军队偶尔对反犹太人的暴行发出微弱的声音，但是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经常因为军队的合作而赞美它。一个报告宣称：“从第一天开始，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地和国防军的各个部门建立了完美的共识。”一个报告甚至宣称，种族灭绝的杀手和正规军之间已经熔铸起的关系非常诚挚，几乎具有感情纽带的性质。由于发展得过火，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东部军队由于它所发动的野蛮战斗变得愈发残酷。军官和士兵从战斗的一开始就和种族灭绝的杀手们纠缠在一起。尽管一些军官因为所见所闻在道德上感到极度愤怒，并警告他们的下属远离这些杀戮，但是大多数人很快就与这些残暴行为撇清了干系，或者认为这些大屠杀是合理的，接受了这一党的路线，即这些杀戮是对游击队袭击德国军队必要的报复。因为反游击队的战斗使官方认同了对非战斗人员的屠杀，游击队员、市民、犹太人的界限很快就模糊了。

入侵俄国的军队，它包括构成作战部队不可或缺部分的特别行动队，是一支纳粹化的部队，它视自己在发起一场种族的也是军事的战争。希特勒说，当他发起对俄国的攻击时，全世界都将屏住呼吸，这一点他是正确的；当希特勒在入侵之前承认他正在踢开一扇通往黑暗空间的大门的时候，他也是正确的。元首所想象的东西，他的军队都体验了。军队推进到陌生的、不妨说是另一个星球的原野，它们遭遇到了完全不同于自己熟悉的西方的环境。广袤的领土、令人讨厌的天气、巨大的文化差异，引发出一个疏离和敌意世界的感觉。纳粹的士兵为巨大的胜利和意识形态的盲目而激动，自信很快就会赢得战争的终局。当胜利变得越来越渺茫，伤亡在不断增加的时候，1941年充满着末日期待的氛围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清除尽可能多的所谓劣等人的集体决心也变得同样如此。

换句话说，东部军队与纳粹领导层共享了意识形态的世界图景，包括对德国种族优越性的信仰，对同质的民族共同体的奉献，对元首的服从，对东方生存空间的征服。绝大部分指挥官和士兵把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相等同，这个等同证明把两者一并消灭是合理的。南方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瓦尔特· 冯· 赖歇瑙特别坚持地提醒他的部队：对俄战役的目标是清除“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体制，因此“士兵必须充分理解对待劣等犹太人所需要的严厉但也是正义的赎罪的必要性”。赖歇瑙是希特勒无条件的追随者，但是他的观点被许多将军所分享，甚至那些后来策划反对元首的人。例如卡尔· 海因里希· 斯图尔普纳格尔将军参加了1944年对希特勒的军事反抗，但是作为驻扎俄国的第19军团司令，他发布了许多犹太恐惧症的指令。1941年8月17日，斯图尔普纳格尔给陆军宣传部写信，需要更深入的反犹宣传来给部队启蒙。

部队没有必要对犹太人的罪恶进行启蒙了，它们已经对此深信不疑。另外，它们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支持杀戮部队，自愿加入行刑小组，在大规模射杀中抛头露面，给恐怖的场面拍照。因为大规模行刑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因此德国士兵经常观看这些残暴的行为，并且把新闻用书信和照片带回家。一位英国的审讯官后来推论，其实许多人都知道对市民、犹太人、俘虏的残暴行为，在数以百计的德国战俘的皮夹里发现的照片证实了这一点。这些照片有一个循环的模式，先是母亲、妻子或情人的照片，然后是淫秽照片，然后是鞭打、上吊，或者大规模行刑的照片。因此，对犹太人残暴行为的观察和参与，除了杀戮部队自身，还涉及相当规模的人。当地人当中的反犹太分子受到专门的鼓动去发起大屠杀，并且让尽可能多的人卷入其中。在许多城镇，当地人渴望参与对无助的犹太人的大屠杀，正如他们在立陶宛的考纳斯所做的那样。在那里，当地的恶棍在快乐的人群面前用铁锹把犹太人殴打致死，母亲抱着孩子在一旁欣赏着这一景观，士兵在周围转悠，像看一场足球比赛那样看着这一逗趣的场面。对于特别行动队的队员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场景。犹如他们的领导人所报告的：“难以想象我们的手段给当地人所带来的快乐、感激、高兴……我们经常不得不用严厉的言辞来冷却妇女、儿童、男人们的激情，他们眼含热泪试图亲吻我们的手脚。”这样的行为无疑给种族杀戮者们壮了胆。他们毫无怜悯和良心，或者从不考虑到有所顾虑的旁观者，追逐着他们的猎物。德国工程师赫尔曼· 弗里德里希· 格雷贝报告了这样大规模杀戮最令人震惊的一次描述。他和他的领班偶然发现了对犹太男女、孩子的一场可怕的大规模处决。

莫尼克斯和我径直向深坑走去。没有人阻止我们。这时我能听到从一个土堆后面传来的步枪急促的射击声。从卡车上跳下来的人——所有年龄都有的男女和儿童——按照一个手持马鞭或狗鞭的党卫队员的命令脱光了衣服。他们必须把他们的衣服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我看见大约有800到1000双鞋子的鞋堆。还有几大堆内衣和外套。没有尖叫和哭泣，这些裸体的人一家一家地围成圈子，相互亲吻，互说永别，等待最后的时刻……我没有听见抱怨和怜悯的乞求……一位头发花白的妇女抱着一岁大的婴儿，给他唱歌和逗乐。孩子高兴地发出咕咕的声音。一对夫妇含着眼泪在一旁看着。父亲握着大约十岁男孩的手，对他轻声说话；男孩忍着眼泪。父亲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摸着他的头，似乎向他解释着什么。这时，站在深坑边上的党卫队员向他的同伙喊了一句什么。后者清点了二十余人，让他们走到土堆后面去。这些人当中就有我刚才提及的这一家人。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黑发女孩，当她靠近我的时候指了指自己说是“23”。我绕土堆走了一圈，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坟墓。人们紧紧地相互楔入，一层层在顶部叠加，以致只能看到他们的头部。几乎所有人的肩膀上都流着头部淌下来的血。一些被射杀的人依然在蠕动……我在寻找射击的人。他是一个党卫队队员，坐在深坑狭窄尽头的末端，脚悬在深坑上。他把一支冲锋枪放在膝盖上，正抽着香烟。完全赤裸的人走下深坑……他们爬到躺着的人的头上……然后我听到一连串枪声。我朝深坑里望去，看见身体正在抽搐……血液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了下来。

只有最残酷成性或者铁石心肠的行刑者才能一直忍受这样恐怖的场面。无疑，一些党卫队人士为了享受杀戮犹太人的乐趣，许多这样嗜血事件都被记录了下来。指挥528步兵团的罗斯勒少校偶然碰上了日托米尔附近的大规模行刑，他被行刑深坑的情景惊呆了。深坑里的尸体依然在抽搐。他命令一个警察杀死一个白胡子老人，他的左手抓住一支手杖，依然在极度痛苦中抽搐。这个警察笑着说：“我已经对他肚子开了七枪了，他现在能够自己去死了。”在一个镇子上，犹太人都藏匿起来了。当党卫队全面梳理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怀抱着孩子的女人。这个女人拒绝告诉他们犹太人藏在哪里，一个党卫队队员抓起孩子的腿，将他往一扇门上掼去。另一个党卫队队员回忆道：“我不会忘记像摩托车爆胎一样的声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声音。”在里加，一个党卫队队员看见两个犹太人扛着一根原木，他射杀了一个说：“这样的工作一个就足够了。”犹太人经常是作为体育运动或者娱乐活动而被射杀。一些党卫队队员相信犹太人是练习枪法的活靶子。

大规模射杀在基辅郊区的巴比雅达到了顶峰，3.3771万犹太人在1941年9月末遭到杀戮。之后，特别行动队队员身心俱竭。一些人在酒精中寻求逃避，一些人患上疾病，一些人自杀。8月，希姆莱在明斯克目睹了大屠杀。他的参谋长卡尔· 沃尔夫后来回忆道：当一股脑浆喷到他脖子上，让他呕吐的时候，党卫队最高领袖两膝发软，他的脸几乎变成绿色。希姆莱的宠臣埃里希· 冯· 戴姆· 巴赫—扎勒维斯基乘机利用了希姆莱短暂的虚弱求情，当然不是为受害者，而是为行刑者：“瞧这些突击队员的眼睛，它们一直在战栗！这些人的余生是完蛋了。我们在这里正训练什么样人？不是精神病就是野蛮人。”几个月后，巴赫—扎勒维斯基自己精神崩溃，脑子里全是被害的犹太人的幻象，这让他经常在夜里无法控制地尖叫。当医生询问为何巴赫—扎勒维斯基如此害怕的时候，他告诉了医生有关消灭整个犹太民族的事情。尽管十分挂念巴赫—扎勒维斯基的健康，但希姆莱拒绝了他停止种族灭绝的请求，坦率地告诉他不要再管这件事情，不要干预元首的命令。

确实，元首对特别行动队在肃清犹太人上有多大进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入侵俄国仅仅一个月，盖世太保的海因里希· 穆勒就密电指令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元首一直想知道这里的特别行动队的工作情况。”根据这些报告和希姆莱对杀戮场的亲自观察，希特勒认识到假如要成功地消灭犹太人，有必要使用比现在使用的凌乱射杀更有效的方法。元首周围工于算计的人明确指出：如果采用现有的大规模射杀的方法，大约要花费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彻底根除欧洲1700万犹太人的目标。大规模射杀的方法是令人困窘的公开行为，浪费时间，使行刑者心理上衰弱。总之，必须采用最好的集体杀戮的方法，它不引人注目，更为致命，更有效率，节省成本。就在希姆莱明斯克恶心事件发生后不久，来自安乐死计划的毒气杀人专家现在成为了东部更具挑战性工作的选择。希特勒曾在临近8月底的时候终止了这一计划。

1941年夏季，希姆莱咨询了党卫队医生主管、德国红十字会主席恩斯特· 格拉维茨博士，询问他如何完成大规模地消灭欧洲的犹太人。格拉维茨建议采用毒气室。大约就在同时，维尔特和他的安乐死专家正往卢布林转移，希姆莱在那里命令党卫队二级总队长奥蒂洛· 格罗博科尼克建立一个灭绝营的体系。巧合的是，希姆莱召集了鲁道夫· 霍斯，并告诉他：

元首已经命令犹太人问题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党卫队将实施这一命令。东部现存的灭绝中心还不能执行预期的大规模行动。因此，我专门指定奥斯威辛用于这个目的，因为它交通位置很好，也因为这个地方很容易对外隔绝和伪装……你要把这个命令作为绝对的机密，甚至对你的上级。在你和艾希曼谈话之后，你要立刻将预计安装设施的计划告诉我……犹太人是德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连根消灭他们。在这场战争期间，每一个落到我们手上的犹太人现在都要被毁灭，没有一个例外。

艾希曼后来在耶路撒冷受审时说：海德里希在入侵俄国两三个月后，也就是1941年8月或9月，告诉了他最终解决方案。海德里希告诉他：“元首认为移民是……元首已经命令身体上的灭绝。”艾希曼宣称海德里希似乎在测试他的反应，在两个词之间停顿了一下，这不是他惯常的风格。海德里希在结束谈话前告诉艾希曼前往卢布林，从格罗博科尼克那里得到灭绝进程的进一步细节。

这样的作战指示，以及清晰的灭绝陈述表明了，纳粹大规模的毁灭机器正在一步步地组装起来。由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在整个1941年夏季和秋季作出的陈述已经充满了灭绝的意象，在其中，用寄生虫的术语将犹太人描述成传染性身体和精神疾病的携带者。在7月10日，希特勒把自己描述成政治—生物学的开拓者：“我感到自己像政治学领域的罗伯特· 科赫。他发现了杆菌，开启了医学界的新路。我发现了作为杆菌和社会分解酵母的犹太人。”那时的希特勒依然赞同大规模射杀，告诫他的部队“射杀所有甚至和犹太混血的人”。但是正如把自己和科赫相参照所清晰表明的，他正在开始向生物学的解决方案行进，他命令进行对杀戮全欧洲犹太人最有效办法的可行性研究。在海德里希访问戈林之后，戈林在1941年7月30日给海德里希写了一封信，给予了他一个特别的委任，信中陈述道：“为了总体解决德国行动领域内的犹太人问题，出于组织的、实质的、金融的观点，我在此委任你执行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当然，在纽伦堡审判中，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做的一样，戈林轻描淡写了这封信的意义，认为它只是一封日常的行政指令，委派党卫队领导人扩大权力，用移民或者疏散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肯定不是指灭绝。真相是：戈林的指令是建立在“元首指令基础上的”，标志着政府正式开始广泛地介入对犹太人生物的灭绝。它再次证明杀戮者的狡黠，他们不仅彼此牵扯，而且将整个官僚机构的网络都牵扯进来，以致尽可能多的人共同承担了这项罪恶。戈林的指令发动了广泛的跨机构之间的合作，这导致了1942年1月20日万湖会议的召开。

同时，计划一直在进行中，建立灭绝场所，制定毒气杀人所要求的技术细节。1941年9月，奥斯威辛集中营副指挥官卡尔· 弗里奇用名为齐克隆B的杀虫剂杀害了600名苏联战俘和250名其他囚犯。10月25日，服务于罗森贝格领导的东部被占领土部犹太人事务的顾问韦策尔博士，根据罗森贝格的命令草拟了给帝国专员洛斯的一封信，在信中罗森贝格指出，来自元首私人公署的布拉克准备援助一些毒气杀人设备。布拉克答应派遣他的安乐死毒气专家卡尔迈耶博士去里加支持用毒气杀害那些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同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成为元首司令部的客人，他们被告知散布灭绝犹太人的恐怖故事是发动战争非常好的办法。

散布灭绝犹太人的言辞就是纳粹领导层所做的事情。1941年11月8日，希特勒给犹太人贴上了世界上最大的纵火犯的标签，宣称德国在东部的目标就是完成纳粹种族计划的目标。一个星期后，希姆莱对他的瑞典按摩师费利克斯· 科斯滕坦言：对犹太人的毁灭正在计划当中，他要证明即将发生的行为是正义的。这个行为是抗击统治了整个世界，并寻求通过战争和革命推翻每一个政府制度的敌人的自卫手段。当疼痛的肌肉得到放松的时候，希姆莱告诉科斯滕：“只有当最后一个犹太人从这世界上消失的时候，国家的毁灭才能够终止。” 科斯滕对他的客户良心的呼吁只引发了些许道德上的发现。希姆莱说：确实灭绝整个民族是“非德国的”，但是这是为历史的伟大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是伟大带来的诅咒，它必须跨过死尸去创造新的生活。但是我们创造新的生活，我们必须净化土壤，否则它不可能结果。对我来说，它将是要承受的伟大重担……这是意志和义务古老的悲剧冲突。”这种感伤而且不真诚的胡扯,是希姆莱让自己远离他帮助释放的恐惧的方法。在希姆莱对科斯滕坦言的几天之后，戈培尔在《帝国》杂志上告知德国人民：犹太人是罪恶的，现在正在被消灭。这位宣传部长无论公共场合还是私下场合都特别容易信口雌黄，他简直不能舒缓他犹太恐惧症的偏执。他的日记提供了反犹太人举措的连续记录。这一记录清楚地展示了一个杀戮成性的国家正在扩散的妄想和这一妄想的制度化。戈培尔在《帝国》杂志的文章发表两天之后，也就是11月18日，希姆莱向一群德国记者宣布：“对欧洲犹太人生物学的灭绝已经开始了。”

确实，1941年12月7日的晚上，也是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700名犹太人被带到罗兹西北35英里处的偏远波兰小镇彻尔姆。这些囚犯被告知他们将被送往东部工作。相反，在12月8日上午，队列长长的、被改装成毒气卡车的运输箱式货车抵达彻尔姆，这些毒气卡车将废气通过管子传送到厢式货车内。它们一辆接一辆地把犹太人运走，在开往附近森林埋葬地的路上用毒气把他们杀死。所有犹太人，包括男女和儿童，都被毒气杀死。当这幕戏剧上演的时候，日本对珍珠港发动了攻击。正如吉尔伯特· 马丁所指出的那样，这两个事件的关联是，这一天永远声名狼藉，这一天也是最后解决方案开始的一天。另一个更为显著的关联是：希特勒对美国非理性的、军事上弄巧成拙的宣战是一种挑衅的姿态，希特勒据此向罗斯福发起了决斗。他认为罗斯福是世界犹太人的助手。希特勒现在认为自己面对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敌人：美国和苏联，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犹太人。在12月11日的演讲中，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他指出，在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世界和犹太布尔什维克世界之间，德国正面对共同的战线。假如他不能击败这可怕的联合，他发誓要灭绝再次阴谋利用国外势力消灭德国的犹太人。这解释了支撑希特勒最庞大罪行实施的紧迫性，并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计划和军事的行动具有同样的优先性。

因为毒气厢式货车只能消灭数量有限的受害者，因此它们从来都被认为是权宜的杀人机器。临近1941年末，一种新的营地——第一个灭绝营——在卢布林附近的贝尔泽克建立，并在1942年春天开始运行。贝尔泽克的建筑师和主要的灭绝者是克里斯蒂安· 维尔特，他先前服务于安乐死计划，是大约100个从安乐死计划转移到波兰灭绝营当中的人员之一。维尔特用柴油发动机将废气抽到死亡室当中。他的第一个毒气室在1942年3月运行，并且每周能处理2万名犹太人。第二个死亡营同月在波兰东部的索比堡开启，第三个稍晚一点在特雷布林卡（华沙东北部75英里）开启，第四个在离卢布林只有一英里的马伊达内克开启。第五个和最恐怖的集中营是在上西里西亚东部的奥斯威辛，也就是波兰以前的奥许维茨。维尔特在贝尔泽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管理对犹太人的灭绝，和在卢布林的奥蒂洛· 格罗博科尼克，以及党卫队警察官员协同行动。正如人们所见，在奥斯威辛，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化学药剂齐克隆B得到了采用。

大规模杀戮的持续、新的死亡营的出现、与运输相关的技术问题、犹太人资产的没收、与被要求交出其犹太人的外国的联络，都必然需要一个更为协调的策略服务于最终解决方案。为了这个目的，海德里希在位于万湖漂亮的柏林郊区的一座庄园里召开了一次会议。1942年1月20日，涉及最终解决方案的各种机构的主要代表聚集在一起，讨论杀戮欧洲剩余的犹太人的技术细节。海德里希在非常亲切的气氛中主持了这次会议，由发出邀请函的艾希曼做会议纪要。除了海德里希和艾希曼，其他党卫队的代表有盖世太保主管海因里希· 穆勒；种族和安置办公室的奥托· 霍夫曼博士；总督政府党卫队情报处主管卡尔· 埃伯哈特· 舍恩加特；里加秘密警察指挥官鲁道夫· 兰格博士。代表各种重要政府机构的人是几个国务秘书、部长级主管和纳粹党的官员：来自内务部的威廉· 施塔克卡特博士，他共同起草了纽伦堡种族法；来自总督办公室的约瑟夫· 布赫勒博士；代表戈林四年计划办公室的埃里希· 诺伊曼；来自司法部的罗兰· 弗莱斯勒博士；来自外交部的马丁· 路德博士；来自帝国总理府的弗里德里希· 威廉· 克里岑格博士；来自纳粹党总部的全国领袖格哈德· 克洛普夫博士；代表罗森贝格领导的东部被占领土部的大区领袖阿尔弗雷德· 迈耶博士；帝国行政主管格奥尔格· 莱布兰特博士。十五个参会者中有八个获得德国主要大学的博士头衔。万湖会议的最终纪要是以官僚主义含糊其辞的方式表述出来的，这个体制采取种种方式以掩盖其大规模的屠杀。这一方式充满了委婉词：“向东部遣送”“自然减少数量”“恰当地给予治疗”“最终解决方案”“向后推动”“清洗德国人生存空间的合法方法”，等等。

万湖会议所有的参会者都同意必须对犹太人发起战争，因为他们代表着帝国的一个大的麻烦。海德里希展示了一幅巨大的人口地理图表，列出了在欧洲各国生活的1700多万犹太人。后来就如何围捕这些犹太人，如何剥夺他们的财产，如何将他们运往东部并加以灭绝，进行了生动的讨论。会议纪要是以令人恶心的官僚委婉语表述出来的，没有显示出一点可怕的实际状态。但是根据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证词，万湖会议的参与者是“直截了当地讨论这一问题，使用了和我后来在纪要中完全不同的语言。在会谈期间，他们没有使用任何委婉的语言”。

在万湖构架的整个计划将席卷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首先开始于德国和保护国。犹太人遭到围捕，送往东部的“过渡性强迫集中居住区”，然后运往“更远的东部”，这是死亡集中营的委婉语。六十五岁以上或者得到过勋章的老兵没有被杀害，而是囚禁在波希米亚的特莱西恩施塔德“展示性的”强迫集中居住区，像莱奥· 贝克这样著名的犹太人被送往那里。对于一半混血的犹太人并没有达成决策，尤其是对普遍的规则——一等的一半混血的犹太人应该作为完全的犹太人对待，因而加以灭绝——是否应该有所例外没有达成决策。尽管普遍的共识是对这样的犹太人采取绝育措施，以便阻止他们对德国人民进行进一步的污染，但这一决策依然被推延到下一次会议。

万湖会议只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在正式的会议之后，参会人员分成若干团组对技术细节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尽管对采取哪种单一的办法来实现灭绝犹太人的目标——大规模射杀、毒气杀人、通过奴役劳动致死——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但每一个人都赞同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普遍政策。这一决定超出了参会者控制：在东欧杀戮的场所，是在这个会议之外作出的。万湖会议的意义不是发起了最终解决方案——在七个月前，它就伴随着对犹太人的射杀开始了——而是德国政府更多的部门（不再是希特勒和党卫队）已经支持最终解决方案，并制订出方案实施通行的程序和方法。在整个德国，对犹太人系统的围捕几乎立即就开始了。这涉及由德国和外国官员所做的广泛的科层体制的共谋。通过卫星国政府或德国人控制的行政机构的工作，德国行政机构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以及在这些国家的流动资金。起草的立法将犹太人变为没有国家的人，因为这样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想要调查过去犹太居民的命运就变得不再可能或者毫不相干。

另外，任何一个已经把犹太人变为没有国家的人的国家就可能对他们的财产提出要求。剥夺犹太人的国籍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之后，犹太人被允许保留100帝国马克和50千克的个人所有物。在被遣送到东部之前，犹太人还必须移交他们资产的细目表，作为对提供的服务所支付的费用，盖世太保优雅地将它接受下来。

从不顾及恶劣的天气、盟军的轰炸，或者国防军的需要，德国国家铁路的列车现在行动了起来。犹太人像牲畜一样成群地被赶入密封的货车当中，分送到五个东部的灭绝营——奥斯威辛、贝尔泽克、索比堡、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到1942年春天，这些灭绝营已经安装了固定的毒气室，它们能够一天灭绝2.5万犹太人。最初的方法是使用柴油发动机中的废气，后来是使用氰酸。它是由名叫“德格施”（Degesch）的一家公司以齐克隆B商品名销售的。这几个字母是德国杀虫剂公司德文的首字母。从武装党卫队卫生部消毒主管库尔特· 格施泰因的证词中，我们深入地了解了这家公司，了解了这种化学药剂在灭绝人类中的使用。格施泰因得到了艾希曼办公室的命令，陪同艾希曼的得力助手罗尔夫· 金特，将氰酸运送到安全的地点，对此他给我们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当他们达到秘密地点贝尔泽克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在维尔特指导下的一场灭绝行动。在这个特别的行动中，柴油发动机没有点燃，维尔特极度狂怒。不是因为700名被塞进狭小毒气室的男女和孩子不得不忍受2小时40分钟的垂死挣扎（格施泰因有一个记秒表），而是因为这一失误引起造访者面前引起的尴尬。格施泰因对他所见的东西感到极度恐惧，他告诉维尔特他带来的毒气不再有用，必须被掩埋。格施泰因后来说道，为了要见证大规模的屠杀，并且将对犹太人的灭绝告知世界，他没有离开他的位置。这一点后来证实没有成功。

在奥斯威辛，鲁道夫· 霍斯决定使用齐克隆B，他强烈地相信用这种毒气他可以得到超过维尔特使用的柴油方法更好的杀人效率。齐克隆B由蓝色的小球组成，它们可以用一个小筒携带。戴着面具的操作者只需将小球通过一个小洞丢入毒气室，在那里它们就会变成在20到30分钟内杀死人的毒气。奥斯威辛成为了纳粹灭绝系统中最可怕的死亡工厂。

奥斯威辛起初是一个囚禁政治犯的营地，其中大多数是波兰人，但是它很快变为一个劳动营，后来成为了灭绝犹太人、吉卜赛人、“种族上劣等人”的主要地点。到1942年年中，集中营被分为三个地点：1号奥斯威辛是由砖砌成的营房，它是最初的营地；2号奥斯威辛靠近比克瑙，它能容纳20万受害者；3号奥斯威辛是位于莫诺维茨的工业中心。奥斯威辛有自己的足球场、图书馆、摄影暗室、交响乐团、60名医生和300多名护士组成的医疗设施，以及一个巨大的面包店、一个制革厂、一个锡匠店。这里还有30个营房，它们被波兰囚犯昵称为“加拿大”，专门用来储存从囚犯那里获得的掠夺品。这些营房塞满了衣服、鞋子、眼镜、珠宝、手表、丝绸内衣、金制的和钻石的戒指、高档酒水。奥斯威辛是这个世界见到的最大的墓地，正如它的囚犯所称谓的，是“世界的屁眼”。德国人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似乎是要抹去他们为西方文明所作出的最好贡献。奥斯威辛是一个兽性的城市，在那里，那些曾经一度是文明社会的成员将无助的受害者和自己贬低为人类能够沉沦的最低层次。

无论在奥斯威辛还是贝尔泽克、索比堡、马伊达内克，到达的犹太囚犯遭遇到的是同样的现实。他们一到集中营就被赶下运货车，集中在入口等待“欢迎”，在车上留下了粪便和被践踏的婴儿。一个负责挑选的官员用简单的手势指示每个新来的囚犯排成两列：右边一列被判处劳役，左边一列被判处死刑。老年的男女和孩子通常被立刻处死。那些被作了消灭标记的人被命令脱光衣服，并被告知必须去洗个澡。一些心理学上的各个集中营有所不同的伎俩得到了采用，以掩盖等待这些死刑者的可怕现实。在奥斯威辛，人们被告知把他们的鞋子系在一起，把他们的衣服挂在标号的钩子上，以便洗过澡后可以轻易地找到它们。甚至他们领到了肥皂走进毒气室。女人被剃去所有的头发。专门的突击队员用鞭子、棍棒或枪托，捅戳和驱赶着像一群牲畜的受害者进入毒气室。专门的突击队员包括乌克兰人，甚至犹太帮手，这是一项可怕的工作，它让犹太人服务于执行自己同族人的死刑。霍斯后来写道：我从来不知道

有任何人给那些将被毒死的人任何一点些微暗示：什么在等待着他们？相反，他们竭力欺骗他们……尽管他们可能拒绝相信党卫队队员，但是他们完全相信他们同族的这些人。

但是，甚至这种残忍的欺骗也没有愚弄每一个人，这里出现了极度痛苦的哭喊，以及难以描述的恐怖的悲惨场景。一旦受害者被塞进能塞满800人的毒气室，大门就被封上，毒气通过天花板上的通风口释放出来。

通过大门上的窥视洞可以看到那些站在通风口下的人立刻被杀死……尚未死去的人晃来晃去，开始发出尖叫，挣扎着呼吸。但是，尖叫很快变为死亡前发出的咯咯声，几分钟后一切趋于平静。二十分钟后，没有任何动静可以察觉了。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把大堆尸体拉出来，它们“像一根根玄武岩的柱子，笔直地胶着在一起，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倒下”；腿上布满了排泄物和经血。另一种专门的人员是“牙齿小组队员”，他们很快行动起来，在受害者身上提取填充物。这样有价值的东西被格罗博科尼克搜集起来。用毒气杀害犹太人在莱因哈德· 海德里希遇刺后被称为“莱因哈德行动”，格罗博科尼克是这一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负责搜集掠夺品（金钱、黄金、钻石、手表等），并且把它们送往德意志帝国银行。帝国银行接下来将这些掠夺品储存起来，尤其是将熔化掉的黄金填充物做成的金条储存在瑞士银行的地下室里。

在提取了黄金填充物之后，尸体被焚化，要么在露天，要么在火葬场。方圆数英里都散发着恶臭。德国的制造商竞争着政府的合同，建造最自动的和有效的焚化炉。最大的合同交给了爱尔福特的I.A.托普夫父子公司。这家公司最终完善了一套设施，它包括地下的毒气室，以及将尸体提升到地面的电梯。假如时间许可的话，大规模杀戮的技术人员毫无疑问可以完善出一套完全自成系统的设施，受害者作为活人进入其中，得到有效和清洁的处理，通过烟囱化作青烟出来。

对于那些没有立刻标记为消灭的人来说，在死亡营的生活是人间地狱。许多幸存者见证了非人的、难以描述的境遇。埃利· 维泽尔、普里莫· 列维、塔德乌什· 波洛夫斯基、维克托· 法兰克尔、让· 阿梅利的描述复杂精致，同时，普通男女讲述了数以百计悲惨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不可能被学术的话语再造；他们必须在没有分析的情况下允许为自己代言。

在五个主要的灭绝营里发生的毒气杀人开始于1942年春天，一直持续到1944年秋季。到1944年夏季，东欧的大多数犹太人已经被灭绝，除了那些阻碍希特勒种族灭绝狂热的国家之外，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一个这样的国家就是匈牙利，直到1944年10月希特勒废黜了米克洛斯· 霍尔蒂政府，建立了他能够自己控制的傀儡政权，犹太人在那里一直得到保护。希姆莱的侦探立刻来到匈牙利，尽可能围捕他们能够发现的犹太人。艾希曼和他的特工亲自监督这一行动，将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用列车送往奥斯威辛。纳粹也三心二意地尝试新的手法：将犹太人送到西方世界，因为纳粹的口是心非和西方的漠不关心，这是一个不幸从未实施的计划。丹麦、挪威、瑞典为拯救它们的犹太人做了许多工作，瑞典派遣拉乌尔· 沃伦贝格作为特使前往匈牙利帮助匈牙利的犹太人移民瑞典；他后来在苏联警察国家的内部消失。沃伦贝格的努力和其他类似的帮助一样，几乎没有对大规模的放逐产生影响。在即将到来的军事失败的阴影下，希姆莱和他杀戮成性的特工加强了他们使欧洲“没有”犹太人的工作。在对毁灭难以满足的胃口的驱使下，这些杀手梳理着先前忽视或者禁止进入的地区和集中营。这样，几千名被拘禁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在奥斯威辛被毒气杀害。奇迹般地存活下来的莱奥· 贝克偶然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室撞见了艾希曼。贝克回忆道：“他明显吃惊地看着我说，贝克先生，你居然还活着？他仔细地审视着我，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冷酷地说道，我想你早就死了。贝克回答道，艾希曼先生，你明显在宣布了一个未来发生的事情。”

到1944年11月1日，毒气杀人就停止了，但是杀戮和死亡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解放为止。当纳粹的奴隶帝国从一个又一个军事失败中退缩的时候，患有犹太恐惧症的杀手们用尽所有他们还占有的力量和恶毒，追猎他们控制下的犹太人。这解释了在战争最后六个月内发生的死亡行军。当盟军逼近各种集中营的时候，纳粹耗费了所有的努力阻止犯人落入前进中的盟军手中。许多饥饿的、瘦骨嶙峋的囚犯用铁路疏散到德国内部的集中营，但是同样多的囚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被迫行军难以置信的长途，一路被袭击、虐待、射杀。将近6万人被迫从奥斯威辛出发进行死亡行军，2.5万人从斯图特霍夫出发，数千人从克劳斯—罗森、布痕瓦尔德、达豪出发。这些死亡行军没有得到希特勒或希姆莱的命令，而是出自现场指挥官，他们恶毒的犹太恐惧症一直坚持到最后。他们把对纯粹复仇的需要和掩盖罪行的动机结合在一起。这一需要证明比对盟国的仇恨更为强烈。伴随着正在面对他们的失败和惩罚，这些犯罪者尽力掩盖他们罪行的证据，摧毁毒气室，尽可能多地毁灭定罪证据。一个被称为1005分遣队的特别小队由党卫队的保罗· 布罗贝尔领导。这个分遣队被指派重新打开墓穴，把尸体放在浸油的铁轨木枕堆上焚烧，并用专门的机器将骨头碾碎。1943年春季，这个小队出现在俄国，后来转移到波兰，最后是东南欧清除杀人场所。布罗贝尔将挖掘腐烂尸体的任务交给犹太人和当地人。一旦墓穴的挖掘者完成他们可怕的工作，他们就被杀害了。杀戮者们相信他们将笑到最后，世界将永远不会发现或者因为难以置信而拒绝少数幸存者的证词。正如党卫队的看守一直告诉受害者的那样：

无论怎样，这场战争是可能结束的，但是我们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胜利；你们当中没有人将留下来作为见证人，即使有人幸存下来，世界也不会相信他。这里也许会出现历史学家的怀疑、讨论、探索，但是，这里将没有确定的东西，因为我们将把证据和你们一道毁灭。即使某一证据留存下来，即使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幸存下来，但是人们会说你们所描述的事件过于可怕而难以置信。他们会说这些事件是盟国宣传的夸张，他们会相信我们，而不是你们。我们将成为口述历史的人。

使用这些残酷言辞的党卫队武装分子犯了自信期望的错误。这个期望认为，世界不会相信难以置信的东西，或者杀戮者的谎言会得到比幸存者诚实的证词更多的信任。杀戮者们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恐怖的，以至于我们很少去谈论他们杀戮了多少人——500万或600万——而是更多地谈论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犯下如此难以言表的罪行。另外，历史学家依然在追问自己是什么原因制造了大屠杀，有多少德国人和非德国人实际上知道正在以如此巨大规模犯下的种族灭绝。

犯罪者：普通的德国人？

因为大屠杀需要一个规模巨大的、具有高水平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科层体制，因此从一开始就将遥控的科层体制的杀戮者和现场的或者灭绝营的专业杀戮者区分开来，是一件有用的工作。前者制定计划，并监控种族灭绝；后者射杀犹太人，或者在毒气室里消灭他们。种族灭绝自身可能被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所驱动，但是个体的杀戮者并非必然被统一的、内在一致的犹太恐惧症的参照系所驱动。记得这一点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何历史学家正确地把不同类型的犯罪者加以区分的原因所在。这些类型包括：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没有是非的权术者、野心家、墨守成规的人、道德上的懦夫或者施虐狂。但是，可能无疑的是，激发这一犯罪行为自身的知识参照系首先是精神的失常，它是纳粹领导层思想的特性所在；特别是给希特勒的心态提供能量的仇恨。

人们经常在问：是什么类型的人能够犯下如此罪行？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焦点必须放在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之上，因为杀戮得到了让暴力和毁灭得到美化的死亡文化的支持。同时，对这一事实的认知不应该诱惑我们把一个被许多人误认为是最重要的动机认定为主要的因素，即十足而纯粹的施虐狂是大屠杀的动机。证据表明，只有很小百分比的犯罪者实际上是施虐狂的杀戮者。甚至在冷静而有效地调度数以千计的受害者的纳粹医生当中，从临床的意义上来说也很少是施虐狂。正如奥斯威辛一位幸存的医生埃拉· 林根斯—莱纳所认为的那样：“这里几乎没有施虐狂。在临床的意义上来看，不到5％或10％是病态的罪犯。其余的人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知道对错的差别所在。他们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大多数集中营的指挥官以及他们的同事也是这样的，他们几乎没有处于施虐的动机从事杀戮，在他们监督的恐怖之屋之外过着“正常的”生活。注真相是：集中营的看守和他们的同事经常是从社会的渣滓中招募的，因此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人们总是期待有相当数量的施虐狂的精神病患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显露出来。这些男女构成了尤金· 科贡所称的纳粹体制的“消极精英”。但是，在这些消极精英当中，施虐狂的数量不会超过10％。在许多施虐狂堕落的案例里，区分用取乐堕落和用“减轻罪感”堕落并非总是可能的。前者是对残酷纯粹的快乐，后者是逃避罪恶的工具。

假如施虐狂在种族灭绝中发挥着微小的作用，焦点就必须转变到德国社会更大的文化模式上，它们提供了动机和制度机制，使国家授权的对数百万人的杀戮成为可能。犯罪者直接或间接地杀戮，因为他们信仰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共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他们创造了条件，把犹太人设想为德国人生活和文化上的恶性肿瘤。这个集团由真正的信仰者构成，他们欺骗自己形成了这样的想法：灭绝是一种形式的民族救赎。就是这种形式的意识构成了纳粹国家最高领导层的特征，并提供了给种族灭绝机器增添燃料的能源。然而，这里还有许多自觉自愿的其他犯罪者，因为他们适应了没有疑问服从命令的文化。这里还有一些参与大规模屠杀的人，因为这对他们的职业或者经济境遇有利。经常的情况是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犯罪者的动机。

通常存在两种杀戮者：一是那些从他们的办公桌来管理毁灭进程，并发布各种命令的人（诸如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穆勒、艾希曼这样的“办公桌杀戮者”）；二是那些完成实际行刑或者毒气杀人的人（霍斯、维尔特、门格勒、特别行动队的成员、集中营的看守）。这里依然几乎没有施虐狂。像希姆莱和艾希曼那样人都视自己为正派的人，为了崇高的事业正在从事重要的工作。1943年10月4日，希姆莱在波兹南对党卫队领导人进行了臭名昭著的演讲。在其中他把杀戮者奉为名人，因为他们具有力量和勇气承担了令人震惊的工作安排。这个演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自欺的思想态度。希姆莱对那些垒起一座座尸体之山、同时依然保持正派的同事大加赞美：“坚持到底——除了由于人类虚弱造成的少数例外——保持正派，这就是让我们坚强的东西。这是我们历史中光荣的一页，它从未被书写过，也不可能被书写。”

假如它如此光荣但不可能被书写，那么种族灭绝的设计师就含蓄地承认，因为这一行为蔑视文明存在的所有规则，因此它是极不光彩的，从而必须被永远地掩盖起来。当然，对光荣或者正派的提及是防卫机制，依靠这一机制，杀戮者可以让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并和这一行为保持距离，以致它不会打破他们情感上的平衡。艾希曼在这种自我正当化的策略上堪称大师。艾希曼曾经告诉一位同事，由于知道他在杀戮数百万犹太人中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感到非常满足，他将大笑着跳入坟墓。尽管他是残暴的犹太人仇恨者，但他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中编造了完全不同的面具。他再三地重复自己是纳粹科层体制中的一个小小的齿轮，执行与犹太人移民和遣送的相关工作。他在耶路撒冷假装的极其无知误导了汉娜· 阿伦特，她认为他的行为是“平庸的恶”。这一无辜实际上是自我欺骗和蓄意说谎的结合。艾希曼完全在狭隘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中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愚蠢的；但他也是一个精明和狡猾的说谎者。他出自意识形态的信念杀人，同时像狗一样地把自己奉献给职业和权威。艾希曼以最恶劣的方式代表了不真实的、渺小的德国人。他按照浅薄的意识形态行事，因为他被告知要信仰它，并被命令没有异议地实现这一意识形态。

当后来面对他的控告人的时候，艾希曼和许多类似他的人都试图采用对他们有利的不真实的东西。他把自己描绘成没有自己观点，只是执行命令，从来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的人。他甚至宣称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反犹太分子。所有的这些人都在用谎言找借口。艾希曼和他的同类已经把这一借口完善成了一种精细艺术。当无知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艾希曼就展示自己是“机器上的齿轮”，接着是以“命令就是命令”为自己辩护：

豪普曼先生，假如他们对我说：“你父亲是个叛徒。”假如他们告诉我我自己的父亲是个叛徒，我就必须杀了他，我会这样做的。那时，不假思索地服从给我的命令，我只是做着上司吩咐的事情。

在耶路撒冷，艾希曼固执地拒绝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他相信德国人民的拯救依赖于犹太人的灭绝；要杀死犹太人，因为这是元首的命令；元首的命令让灭绝成为好事，变得有效。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鲁道夫· 霍斯说的完全是一样的事情：“我必须强调我从未从个人角度仇恨犹太人。确实，我看不起他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敌人。但是，正因为这一点，我认为他们和其他囚犯没有区别，我完全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其实他没有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他用毒气杀死了他们。霍斯宣称这不是他的选择，因为他得到了元首的命令杀死犹太人。艾希曼也同样逃避道德责任，他告诉法庭：“哪位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动脑子想这些问题呢？我得到来自上司的命令，我不会左顾右盼……慢慢地，我们被教会了所有这一切。我们融入其中，我们知道的一切就是服从命令。我们被我们的誓言所束缚。”

这样的言论背后有一个假定，那就是犯罪者完全被超出他们控制的“较高层面的力量”所完全决定。索比堡、后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指挥官弗朗茨· 施坦格尔告诉吉塔· 塞雷尼：他没有做任何错事；一直有比他地位高的其他人；他只是做了服从命令的事情；他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就是这个“体制”让他做了这件事，这是一个不可扭转的体制，任何个人都无法改变它。因此，假如体制不能得到改变，最好就是让自己适应它的意志和目的，强迫自己“显得冷漠和事不关己”，“看清一切”，“维护铁的纪律”，“埋葬所有人的思考”。毕竟“这里有一件事情是合法的——命令”，特奥多尔· 艾克就是用此格言作为自己信笺的标题。

这些犯罪者已经把德国的文化特性内化于心了吗？其最好的表达是“不被允许的事情是不能做的”；或者他们故意说谎和欺骗他们自己吗？正如汉娜· 阿伦特在听完艾希曼的自辩后对自己追问，他们的行为是否是不诚实、说谎的自我欺骗、粗暴愚蠢的教科书案例？撒谎是这些犯罪者共有的特性，这样就经常不大可能对促使这些人参与大规模杀戮的动机进行归类。希姆莱、艾希曼、霍斯、施坦格尔，以及许多其他人都是绝对按照纳粹的行话、陈词滥调、官僚遁词思考问题的。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也不愿意考虑任何在他们狭隘意识形态之外的立场，或者显示出对他们种族敌人的任何同情。在什么范围和程度上，纯粹的信念、说谎的自我欺骗，或者对权威的服从在这些思想和行为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很难确定的。他们肯定知道对与错之间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较高层次的美德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冲突。例如艾希曼承认，他已经将其一生实践康德的绝对命令。当半信半疑的辩护律师要求艾希曼详细叙述这一断言的时候，他试图提供一个相当得体的对这一原则的陈述：一个人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即一个人的行动能够依靠他的意志和义务成为人类行为的普遍法则。

艾希曼承认，一旦他决定参与最终解决方案，他就不再要求按照康德的绝对命令生活，因为他的判断能力不再是自由的，他感到被迫接受最高的命令。他的新的绝对命令现在出现了：按照这样的方式行动，即你的行动原则和阿道夫· 希特勒是一样的。我们倾向于对这些解释不予理会，把它们作为逃避个人责任的卑劣努力。当然，它们就是这样的努力。但是，许多德国人相信这样的想法，并根据这样的想法行事。例如汉斯· 弗兰克就倡议下面一句话作为第三帝国的绝对命令：“按照这样的方式行动，即假如元首知道你的行动，他会赞成你的行动。”赫尔曼· 戈林曾经承认：“我没有良心。我的良心就是阿道夫· 希特勒。”因此，假如希特勒的良心替代成为了集体的超我，并且认可大规模杀戮，个体的德国人就自动地解除了责任。这种对自由的逃避显然是确定无疑的。

使那么多人参与种族灭绝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远离犯罪本身。那些忙碌于铁路时刻表、搜集统计数据、起草反犹太法规、忙碌于驱逐犹太人的官僚们，实际上没有看到射杀和毒气杀人。他们仅仅是在庞大的组织中从事着专业人士的工作，因此几乎没有见证最终的产物——堆积如山的尸体。他们封闭的生存状态使自己与他们行为丑恶的结果隔离开来，并且对于他们来说，也使得声称他们仅仅是在执行他们专业领域的日常工作成为可能。对于大多数官僚来说，职业的目标和意识形态的承诺一样是重要的。德国外交部德国局的负责人马丁· 路德代表外交部出席了万湖会议，他是一个种族灭绝的野心家。路德是一个天才的、富有野心的、工作努力的管理者，他的主要目标是权力，而非意识形态的热情。他不是一个教条的种族主义分子，而是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权力专家。

同样真实的是路德的下属弗朗茨· 拉德马赫，他负责德国局的犹太人处。拉德马赫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学习法律，在1937年加入外交部之前担任过助理法官。在担任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的临时代办之后，他在外交部承担对犹太人事务的控制，并参与了导致最终解决方案的决策制定过程。拉德马赫从事于流产的马达加斯加计划。后来又涉足了政府针对国外犹太人，尤其是在东南欧的反犹太举措。1941年10月，拉德马赫前往塞尔维亚处理犹太人的“放逐问题”，由于强大的抵抗德国人占领军的游击战役，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地方军事当局要求以100比1的比例射杀游击队员，并建议射杀犹太人以取代他们没能发现的共产主义者。拉德马赫和他的办公室都参与了接下来对数以千计的犹太人的杀戮，并给他赢得了犹太人屠夫的称号。拉德马赫自己从来没有看到任何这些残暴行为。事实上，在他的上级马丁· 路德倒台之后，他离开了外交部，自愿参加了海军。尽管拉德马赫具有强烈的反犹太主义倾向，但他并没有让这一偏见作为他行动的关键所在，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提高自己的职业地位。有人清楚地记得，当他的职业发展似乎受到危害的时候，他毅然离开了外交部。他的存在理性就是他的职业，它依赖于这个国家要求他做的任何事情：他后来说道：“我的来自儿童时期的全部教育就是服务于国家，而不关心那个时刻国家领导层的政治观点。”

在德国的科层体制中有数以千计的拉德马赫，在每个机构当中都能发现他们。这些人将职业生涯和个人野心置于道德考量之上，他们很快使自己适应了新的种族国家，并急切地试图通过承担任何任务证明他们的价值，而不管它是如何不道德。极少数人显示了良心的悔恨，但多数人没有。为何他们会这样呢？这些人在执行命令中长大，以小心翼翼地对细节的关注完成他们的职责，同时不允许对更重要的道德问题提出疑问，因此这些人在道德危机的时代，没有可以利用的道德基础。他们是现代官僚文化中空洞而不真实的人，他们和今天公司的技术人员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他们按照大规模毁灭计划劳作，无心去询问为何他们要将自己的一生和职业生涯奉献给毁灭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这样的人是道德的突变体，与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无异，也许更坏，因为这些小齿轮合成了致命的集体机器。

权力的官僚技术人员可以采用他们远离犯罪，为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辜于任何错误行为作辩护。那些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的人要么把自己一分为二，要么躲闪到各种合理化的背后，比如“我只是在从事我的工作”，“我只是服从我的命令”，“假如我不服从，我也会被射杀”，或者“其他人更可恶”。那些直接参与大规模屠杀的人——毒气杀人专家、特别行动队的杀手、集中营的全体人员、残忍的医生——又怎么样呢？

为了试图理解这些大规模杀戮的技术人员。罗伯特· J.利夫顿关注于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原理，它被称为人格分裂和双重人格。这涉及一个过程，据此一个人被分为两个功能整体，以至于一个是冷血杀手，一个是好医生、好丈夫，或者尽职的雇员，它们可以分离地在各自合适的领域发挥作用。基于自主和关联基础上的某种辩证逻辑调节着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奥斯威辛的自我必须自主地在其残忍性中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同时一种关联必须和前一个自我保持联系，因为杀戮者必须看到自己是一位正派的人、一位好父亲、一位好同事。种族灭绝的杀戮者在这一境遇中每天工作。在其中，对于奥斯威辛的自我来说，成为依然留存的文明自我的篡位者和替代者并不是非同寻常。正如艾希曼所言，为了维持正常人的幻觉，一个人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没有成为一个肮脏的杂种”，残忍的自我假装处于生死的斗争中，并且把杀戮作为自卫、生存，甚至民族自我净化的方法合理化。将良知转化为奥斯威辛的自我可以避免内疚，它将杀戮作为自卫或者种族治疗合理化了。

人们多次发现，这样的一些行为和合理化，与黑手党或恐怖主义组织相关联。通过合理化，这些行为和合理化如影随形。利夫顿指出，双重人格（而非性格混乱）是一种选择，它可能被带进犯罪境遇或者被生活方式所激发。人们可能延伸这一点，认为我们所有的人在某一刻选择双重人格作为防御机制来保护自我，不让自己听到更高的道德意识的声音。换句话说，双重人格不仅在犯罪背景中发挥作用，而且在任何希望它的成员内化侵略、贪婪、竞争、无道德的专长等道德标准的组织中也是如此。在所有的现代社团当中，并非都需要陷入犯罪的境遇。所有要求它成员的东西，是他们能内化社团的价值观，把爱和同情留在家里。

大规模杀戮的伦理观被内化为民族净化的救赎行动。这一内化在医学专业特别强烈。卷入种族灭绝之中的纳粹医学专家，将杀戮作为一个治疗过程合理化。他们坚持认为，为了德国的生存，另一个群体必须死亡。在纳粹种族意识形态这个妄想的体制中，这个观点对那些相信它的人产生完美的感觉。另外，这一妄想的体制在新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犹太恐惧症、伪科学等各种德国传统中都有深根。根据利夫顿的观点，纳粹运用了一种倾向于反复出现死亡、启示录的历史景象的文化；因为这个原因，这一文化抓住了死亡和治疗之间的关系。

集中营的医生比大多数其他纳粹分子更能代表死亡和治疗综合征的范例。他们相信依靠杀戮他们实际上在治疗，就像中世纪焚烧异教徒的那些人所做的一样。一位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医生曾经询问纳粹医生弗里茨· 克莱因博士，他是如何能够将残忍的行为和他作为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相调和。克莱因博士的回答是：“当然，我是一名医生，需要维护生命，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我将从患病的身体中取出腐烂的阑尾。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中腐败的阑尾。”许多党卫队医生在死亡集中营是选人的官员，他们决定谁死谁生，或者在无辜的受害者身上实施可怕的医学实验。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新的、提高德国民众生物学质量的种族精英的先锋。由于他们已经被灌输了犹太人、吉卜赛人或斯拉夫人是劣等人的思想，因此在各种医学实验中把这些人当作豚鼠来使用时，他们没有感到任何不安。用一个党卫队医生的话来说，这样的人是比老鼠还便宜的、最便宜的实验动物。

并非所有的这些实验都被用于提高德国人民的种族质量，许多实验是在战时的条件下挽救德国人的生命。例如，西格蒙德· 拉舍尔博士和他的团队用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或俄国人在达豪进行冷冻实验，脱去他们的衣物，让他们裸露，或者身着飞行服，放入冰冷的坦克里，观察他们的身体是如何抵抗寒冷，寻找复苏接近冻僵身体的方法。医生们仔细地记录这些囚犯反应的每个细节，包括他们口吐泡沫，痛苦痉挛，临死前呻吟，进入半意识状态。这些降低体温的实验得到了希姆莱和军队的赞助，以努力发现更好的办法处理暴露在极寒条件下的状况。拉舍尔和他的同事还为德国空军进行了高空飞行的人类反应实验。囚犯们被投入降压舱里，被暴露在极度压力或者真空的环境中。当他们在极度痛苦中尖叫或者痉挛的时候，这些医生毫无表情地观察他们是如何反应的，直到他们的肺破裂。拉舍尔只是许多医学实验者中的一个。他与基尔大学的两位教授霍尔茨罗勒博士和芬克博士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份很长的研究报告——《对人类的冷冻实验》，1941年10月在纽伦堡的医学会议上，他们与数以百计的同事分享了这一报告。

其他实验涉及使用“劣等”吉卜赛人。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吉卜赛人被强迫饮用海水，被毒药弹射击，被注射传染性黄疸。在拉文斯布吕克，他们被坏疽伤口所折磨。波兰的女性囚犯被笑话地称为“兔子女孩”，被用于骨头嫁接。最广泛的实验之一涉及绝育。莫达斯博士主持的一个研究是注射或者管理贝母汁液的剂量；另一个是X光射线绝育。最臭名昭著的大规模绝育和阉割的屠杀是在奥斯威辛的第十区，数以百计的人类豚鼠被卡尔· 克劳贝格博士注射了各种腐蚀剂，他是生育能力研究方面的专家，他的制剂今天依然在被使用。安乐死计划的关键人物是霍斯特· 舒曼博士，他试图在奥斯威辛创造一种流水装配线的方法来绝育数以百计的人，这个方法非常快捷，并且似乎也是无害的：囚犯们被告知在一个柜台上填写一张表格，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一个隐藏的X射线机发出辐射。用这样的方法，舒曼希望一天能够绝育4000人。致残和过量用药是通常的办法，它们引发急剧的膨胀和生殖器的退化。这些令人遗憾的副作用和将要收获的巨大收益相比是苍白的：“在德国囚禁的300万布尔什维克分子可能被绝育，以致他们只可用于工作而不能繁殖，仅仅想到这一点就打开了最为深远的前景。”

舒曼在奥斯威辛的一个同事约翰· 保罗· 克莱默博士非常投入地指导着对饥饿致死的研究。因为在奥斯威辛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即将饿死的病人：他选择“适当的标本”，用致命的苯酚注入心脏，然后得到各种器官用于细致的分析。他可怕的实验丝毫不影响他正常的日常生活；事实上，他声名狼藉的日记向我们显示了荒诞的人是如何用一方面杀人，同时一方面保持“正常”生活方式来分裂自我的。

1942年9月4日……在女子集中营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行动（选择）……是恐怖中最为恐怖的事情……

9月6日……今天是星期天，一顿丰盛的晚餐：西红柿汤、加有土豆和红卷心菜的半只鸡、甜布丁和了不起的香草冰激凌……

10月10日……我从十分新鲜的尸体中取出和保存了器官，有肝脏、脾和胰腺……

10月11日……今天是星期天，我们为晚餐上了一只大烤兔，还有面团布丁和红卷心菜。

活跃的贸易也发生在人体器官的采集当中，特别是保存完好的劣等种族的头颅。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奥古斯特· 赫特博士指导了对劣等种族头颅的研究，并且说服了希姆莱送给他保存完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颅。这位欣喜的党卫队全国领袖把选择优质候选人的任务交给了沃尔夫拉姆· 西弗斯，他是党卫队祖先遗产协会的头领。他也有个绰号叫“蓝鸟”。西弗斯在奥斯威辛搜寻是否有好的候选人，命令把他们杀掉，然后把这些身体送给赫特教授。他后来宣称他“只是发挥了一个邮递员的职能执行任务的”。赫特的研究完全符合希姆莱的种族偏执，他一直想发现纯粹的雅利安人的起源，并将雅利安人的血统纯洁化。

这种变态的种族科学在臭名昭著的约瑟夫· 门格勒博士那里可谓登峰造极。他是奥斯威辛的“死亡天使”。大多数奥斯威辛的幸存者记得门格勒是短小精悍、衣衫洁净的德国官员，冷漠、无情，当新来的囚犯从肮脏的火车车厢下来接受他们命运的时候，他等候他们的光临。像一个歌剧的舞台指导，有时用口哨吹着瓦格纳的歌剧，他用手杖指着每个人，命令他们向右或者向左。他十分享受这些选择，并且他在各种医学实验中眼睛都不眨地——“任性而嗜血”——杀害了无数的人，尤其是孩子。正如在希姆莱的案例中一样，他的教养似乎没有预言他在奥斯威辛的残暴行为。他出身于一个巴伐利亚的上中产阶级家庭，在金茨堡拥有一个销售农场设备的企业。他年轻时候过着我们先前遇到过的中产阶级父母的儿子的生活方式：在预科学校——集权主义和傲慢的精英主义的滋生地——接受严格迂腐的教育，拒绝宗教而支持民族主义的种族意识形态，喜爱民族主义和军人的价值观。门格勒在1931年加入了准军事组织钢盔党，1934年加入冲锋队，尽管直到1938年他才加入纳粹党。在接受了中等学校离校考试之后，他在慕尼黑、波恩、维也纳、法兰克福的大学学习物理生物学和遗传学。1935年，他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聚焦于四个种族群体的下颚部分，声称通过研究下颚就可能确认种族群体。1936年，他通过了国家医学考试，在莱比锡大学医疗诊所获得了他的第一个职位。

但是，改变门格勒生活的东西是他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学第三帝国遗传生物学和种族纯洁学院的助理研究员，他在德国一流的遗传学家奥特马尔· 冯· 费许尔的指导下工作。门格勒成为了费许尔的得意替手。这位著名的教授鼓励这个年轻人的职业成长，确保他被任命为奥斯威辛主要的医学研究人员，并且利用自己在威廉大帝人类学、人类基因和遗传学学院院长的地位，为门格勒在集中营的研究调度基金。心存感激的门格勒回报教授的服务，从奥斯威辛定期向他提供保存完好的人体器官。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门格勒加入了武装党卫队的医疗部队，与众不同地服务于西线，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和二级铁十字勋章。1943年5月，在毒气杀人登峰造极的时候，他到达了奥斯威辛，充分利用了那里提供的稀有机会，对人类，尤其是双胞胎进行了实验。门格勒确信依靠对双胞胎的实验，反常的遗传传递是可以被确定和控制的。他选择了250对双胞胎，把他们看作是实验室研究人员可以当作的青蛙、老鼠。根据利夫顿的观点，门格勒给奥斯威辛带来了“残忍的科学疯狂”；它的目标就是培育更高级形式的雅利安人。用被门格勒胁迫的波兰助手的话来说：

我发现门格勒只能被描绘为疯子。他颠倒真理。他相信你能创造新的超级种族，好像你正在培育种马……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一个纳粹分子。他野心勃勃，以致完全没有人性。他对遗传工程十分疯狂。我相信当他消灭犹太种族的时候，他会开始消灭波兰人；当他消灭波兰人的时候，他会消灭其他人。总之，我相信为了他的事业他正在做这件事……最终，我相信他会杀死自己的母亲，假如这件事会对他有所帮助的话。

因为门格勒的乌托邦迷梦和他的事业，他怀着良心进行拷打和杀戮。但是，对于和他共事的人来说，门格勒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确、好相处和“有文化”。当然，这是奥斯威辛双重人格综合征，伴随着对高贵的研究和在德国民众的身体上切除脓肿的正当性认同。门格勒是狂热的、真正的信仰者，一个怀有人类完美幻象的疯狂教授。奥斯威辛是他理想的世界、他成真的梦想。在这里，他实现了种族的幻想，并把以下行为正当化，其中包括解剖分析双胞胎，将亚甲基蓝染料直接注射到受害者眼里，搜集身体器官，通过射杀、注射，或者把他的受害者送到死亡室来发泄他爆炸式的愤怒。正如一个同事所认为的那样，假如在一个平常的时代，他可能是一个患有轻微施虐狂的德国教授，奥斯威辛把他转变为纳粹邪恶的原型。在犹太受害者眼里，他已经成为了他们最深层的集体恐惧的化身，成为他们对所有德国事物恐惧感的关键所在。

但门格勒是一个怎样普通的德国人？希姆莱、艾希曼、霍斯，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纳粹狂热分子是怎样普通的人？他们是作为整体的德国民众的代表吗？另外，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吗”？——这句话经常意味着暗示。由于在所有更具推测的意义上根据统计学和心理学的基础都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因此大屠杀的研究者依靠审视更大、更为一致性的杀戮群体，并采取自问的方式，从对个人的研究途径转移到对一般规律的研究方法。他们的自问是：这些人比纳粹种族精英的领导人更能代表普遍意义上的德国人吗？假如这一点能够成立，一个人也许能够让所有德国人同样为大规模杀戮负责，因为这可能证明了每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不分男女，都和种族灭绝的杀戮者穿一样的鞋子，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杀戮。或者平和一点，人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鉴于某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但是普通的德国人依然成了大规模杀戮者，过去和现在的许多普通德国人也是如此。这类研究聚焦在特别行动队的杀戮者，尤其是在俄国使用的去增强最初人数较少的特别行动队的辅助警察部队。特别行动队和它专门的部队由受过严格训练的、意识形态受到灌输的突击队员组成，他们把充满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仇恨变为了杀戮的行动，人们很难把他们当作“普通的”德国人。

但是，对于派往波兰和俄国去支持迅速扩张的大规模杀戮计划的预备警察营的成员来说，同样也是不真实的。迄今为止，我们只有两个主要研究涉及这些部队。据说它们的成员由“普通的”、中年的德国人构成，从广泛层面的德国人中招募而得。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做了第一个研究，他集中研究了预备警察101营和它的五名警察，这个部队的大部分人来自汉堡。布朗宁的大部分信息来自1962年至1972年间汉堡公诉人办公室领导的对210名警察的审问。审问获得了对这支部队很好的采样，包括其成员的年龄、教育、职业背景。布朗宁显示：大部分警察101营的成员是中年成家男子，来自社会的底层，拥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技能，几乎没有受到超出小学教育的正规教育。他们从普通的警察变为大规模杀戮的杀手，代表着最为知名的大屠杀的故事。布朗宁详尽记录了这个故事，好像他在1941年夏季到1944—1945年第三帝国崩溃之间追随着这些杀戮者的行动。因为有40个类似的警察部队大约同时在波兰和俄国行动，因此要求对其他这些部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评估预备警察101营的代表性价值。丹尼尔· 约纳· 戈德哈根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调查了九支警察部队，另外他通过他所称的“普通的”德国人，聚焦于广泛的杀戮行为。

两位学者在两个要点上达成了共识：一是相当规模的德国人参与了大规模杀戮，他们的成员超过了10万人；二是大多数人的参与出于自愿，而非强迫。尽管两位研究者研究了同样的文献证据，但是他们在对杀戮者的动机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戈德哈根认定了一个驱使这些犯罪者消灭犹太人的共同动机：“灭绝性的反犹太主义”。它几乎像一个顽固的原动力运作，将自己嫁接在所有德国人身上，强迫他们仇恨和消灭犹太人。这种恶魔化解释了部分的而非全部的故事。戈德哈根对犹太恐惧症的邪恶有生动的认识，用高超的技巧描述了这一邪恶的轨迹，同时对残忍的狂暴提供了丰满的叙述，布朗宁一丝不苟、小心谨慎的经验主义简直不能与之相比。另一方面，残暴的黑暗逻辑没有被单一因果关系的解释说清楚，因为这一解释拒绝所有其他文化或者心理学原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戈德哈根显示了自己是雅各布· 布克哈特所说的可怕的简单化分子。他把“灭绝性的反犹太主义”归于普通的德国公民，从而从“反犹太主义”和“普通的德国人”那里耗尽了真正的意义。布朗宁十分小心地求证，避免对简化的特性进行包罗万象的解释。他的普通德国人杀戮不仅出于意识形态的信念，也有出于“环境造成的”因素，它们涉及群体的压力、对权威的服从、文明价值观的残暴化和崩溃、对自身人员伤亡的怨恨，等等。

预备警察101营跟随着特别行动队进入杀戮战场，在1942年夏季发动了大规模屠杀。它的血腥洗礼迅猛而可怕。地点是卢布林地区的海尔姆南部小村庄约瑟夫乌。该部队的指挥官是五十三岁的少校威廉· 特拉普，他被自己的士兵亲切地称为“特拉普老爸”。这个少校接到命令围捕1800名犹太人，并被告知将能干活的男性犹太人与其余的犹太人分离开来，遣送到劳动营；剩余的人——老人和幼儿——当场处决。他首先告知了军官们；他们当中只有一人——预备中尉海因茨· 布克曼——拒绝接受命令，因为不应该期望德国士兵射杀妇女和儿童。特拉普给较为年长的、未授军衔的人决定退出的选择，因为他们可能不能承担如此沉重的任务。有10到12人看到他们的一个同伴对着干之后，也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特拉普情绪上十分抓狂。他的一个同伴后来回忆他当时说：“上帝啊，为何我必须接到这些命令？”另一个看到他在怨恨地流泪。但是特拉普让自己镇定下来，正如他告诉另一个人的：“命令就是命令。”他向一个司机坦言：“假如这一犹太事务最终遭到复仇，那么就宽恕我们德国人吧。”这支部队不顺畅地执行着任务，但完成了对约瑟夫乌多数犹太人的射杀。尽管这些人在不得不射杀无辜的民众时似乎体验了相当大的情感上的沮丧，但是他们很快就形成了恰当的防御机制，以维持眼前的残暴。一些人用诋毁的言辞——比如“懦夫”或者“白痴”——来刺激过于拘谨的同伴。这些人也试图通过酗酒和嗜烟减轻可怕的压力。当他们从沾满了鲜血和脑浆的树林里出来的时候，他们“沮丧、愤怒、怨恨、颤抖”地回到营房。有人得出这样一个印象：杀戮在接下来的场合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文明的禁忌已经被粉碎，血腥的水泥把杀戮者们浇铸在一起，双重人格、麻木不仁的防御机制把杀戮者们降低到人没有真正控制的“情景”暴力的领域当中。

后来，预备警察101营的人宣称他们没有选择，只是服从命令，感到同伴的压力，为死去的同伴或者被盟军轰炸致死的无辜国民复仇，以此证明他们残暴行为的合理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几乎没有谈到仇恨犹太人，这是一个含义深远和突出的忽略，它只是表明抑制或者有意的自我欺骗。

布朗宁指出，同时戈德哈根有力地证实：这些人多年来受到反犹太人宣传的影响，并且它也成为了他们专业训练和灌输洗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假如他们在东部经历之前是温和的反犹太分子，那么，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学会了把犹太人当作劣等人。一个犯罪者证实了这一看法，他说：“犹太人不被我们承认是人类。”他们后来辩解他们仅仅是服从命令，或者毫无选择。但事实证明这一辩解是无效的。一些人——大约有10％——拒绝参与大规模杀戮，也没有承受任何严重的后果。当然，所说的恐惧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杀戮者们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他们自发抓拍的照片、他们所写的书信，或者他们保存的纪念品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自发抓拍的照片和他们的受害者都显示了不仅是德国人，也是所有人类的阴暗面。正如戈德哈根所指出的，警察部队的成员过着厚重的生活，一天当中就会在正常和变态中变换，在规模射杀妇女和儿童之后，就开始从事愉快的娱乐和其他社会消遣。他们的妻子和爱人从来没有远离；事实上，一个名叫沃劳夫的上尉让他的妻子参加了一场持续一天的杀戮行动，警察部队的成员认为这不太合适，不是因为他们羞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对于一位德国妇女来说，在这样的杀戮期间出现是没有骑士风度的。

警察部队的成员也认为虐待动物是不合适的，他们对他们的狗显示出巨大的同情心，保护它们避免感染传染病，如果出现轻微的病状就赶快送它们去看兽医。这一行为促使戈德哈根追问：这些阅读有关如何照顾狗的公告的杀戮者有没有“想过他们给予狗和犹太人待遇上的差异”。戈德哈根从未想到这是人类生活残暴化和双重人格所能够做的事情。他们对犹太人痛苦的无动于衷，不仅是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结果，也是杀戮本身残暴化的效果。可以把狗的类比扩大到人的水平：正如尝到血腥的狗会被其效果所感染，假如有权力且有机会的话，人类也会变成贪婪的杀手。仇恨——意识形态的或者其他的——不能独立地充分解释种族灭绝的杀戮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给他们的受害者施加了完全没有理由的残暴，这些残暴和意识形态甚或施虐狂没有任何关系。折磨、残暴、堕落在毁灭人类上是必要的因素，因为对于犯罪者来说，他们可以使杀戮变得更容易一些。根据弗朗茨· 施坦格尔令人震惊的言论，没有理由的残暴给那些执行杀戮任务的人创造了条件，也为他们去做他们正在做的东西创造了可 能性。

这些考量提出了更广泛的哲学和心理学的问题，它们涉及难以言表的人类残暴行为，以及为何它们似乎是人类永恒的属性，而不仅仅是德国历史的属性。每次我们面对大规模残暴行为的时候，无论是纳粹的杀戮者、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还是俄国共产党员所为的，我们都想要知道能够理解，以及能够阻止同样恐怖再次发生的范围。把这样多层次的恐怖简化为单一的想法——“永恒的认识结构”或者民族的性格——几乎无济于事。布朗宁正确地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对警察101营成员的完全理解需要对人性这些普遍方面的认识，这种认识超越了对普通德国人的认知和文化。例如，我们显示了警察101营成员的行为和行动完全符合一些心理学的试验，它们在临床的背景下进行，尤其知名的是在耶鲁和斯坦福分别进行的米尔格拉姆试验和津巴多试验。在这两个试验背后的假定是：残暴是社会关系的功能，而非个性失常的功能。

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津巴多试验中，大学生正常的测试群体在模拟的监狱里被分为看守和囚犯。测试的主体由两组12人的男生组成，他们来自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其他州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些人被判断为正常、成熟，以及在感情上稳定的大学学生。通过掷币选择，一个组被告知担任囚犯的角色，另一个组担任看守。在八个小时期间，三人一岗替换看守可以不受约束地制定他们正式的规则，以维持秩序和尊重。仅仅六天之后，这一试验完全并且令人心烦意乱地失控，以致不得不被取消。所发生的事情是监狱的环境威胁悬置了一生的学问和价值观，同时制造了一种在其中的参与者开始混淆所扮演角色和现实的氛围。看守们开始展示出一些明显病态的倾向，像对待动物那样对待囚犯，并且用显而易见的取乐羞辱他们。相反，囚犯们变得温顺和奴性，像剥夺了人性的机器人。三分之一的看守变成了暴君，享受着对囚犯专横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一些看守只是尽职，另外一些则被设想为“优秀看守”。但是，没有一个看守和囚犯站在一道与其他看守争辩，从来没有干预其他一个看守的命令，从来没有抱怨主管。这一试验确认了这一领域的参与者和犯罪者一直所熟悉的东西，即我们对社会行为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专制化对“少数人”行使的权力，容易释放出冷酷、凶残、野蛮的冲动。

当合法的、令人尊重的权力机构命令伤害人的时候，这种伤害也是1960年到1963年间耶鲁大学进行的著名的米尔格拉姆试验的主题。斯坦利· 米尔格拉姆指导了一系列试验，测试人们服从权力机构的自愿性。他通过在报纸广告随机地选取了试验主体，并告诉他们将参加一些试验，它们是用来测试学习上的惩罚效果。当志愿者到达试验室的时候，一位身着技术员制服、表情严厉的试验者对他们作了简要的指示，他们并不知道的事情是，这一试验是被操纵的，他们将成为不知情的“教师”去测试“学生”是否正确地记忆了单词配对表。这些学生是先前招募的其他志愿者。一位教师被领到一个假的、有着一排30个按钮的工具仪表盘的电动“冲击发生器”边上。开关可以从15伏标有“轻微冲击”的低点，调整到越来越高的温和冲击点，以及450伏强烈冲击点。学习者们被领到一间毗连的屋子里，绑在一张假的电动椅上，开始扮演他们在这出戏里的角色。这出戏要求简单地回答是先准备好的脚本。每次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学习者没有正确地回忆起一对单词，教师就给他一个不断增加电压的电动冲击。令米尔格拉姆震惊的是，所有的教师都使用了达到最高水平的冲击。然后他开始变换这些试验，引入磁带录音的抗议，在125伏的时候学习者喊出“我不能忍受这个痛苦”，在195伏的时候抱怨心脏吃不消，在270伏的时候发出尖叫，在450伏的时候完全和不祥地静默。令人惊讶的是，65％的教师继续使用最高的电压，无视抗议和隔壁屋子里的不祥静默。然后米尔格拉姆再次变换这些试验。它将学习者和教师放在同一间屋子，并告诉学习者把手放在“冲击盘”上以接受惩罚。甚至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中，学习者尖叫和抱怨心脏不适，30％的教师依然继续给予最高水平的电动冲击。

米尔格拉姆试验让公众和学界都产生了极大的震惊，因为它显示了五千年的记载历史——人性真正的试验室——能够教会人知道的东西，而这些人烦恼于检验历史的记录：当数量惊人的人受到合法的，或者值得信任的权力机构的命令给其他人施加痛苦和残暴的时候，他们乐意这样作为。远离受害者时服从和给予痛苦变得更加容易。米尔格拉姆试验和津巴多试验一样，并不完全和历史的环境相吻合。试验室背景下的任何试验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正如米尔格拉姆所指出的：“试验室的问题是生动的、强烈的、真实的。它不是与生活分离的东西，而是内在于社会世界的普通功能的必然趋势，带来一个极端和非常合理的结论的东西。”另外，这些试验直接与纳粹德国发生的东西和整个历史中发生的事情相关联。在津巴多试验的主体和后备警察101营成员的行为当中，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发现了一个突出的相似之处。存在着核心的热情杀戮者，以及更大群体的“优秀”警察。前者自愿承担射击小组的责任或者“捕获犹太人”，后者执行死刑，因为他们得到了执行死刑的命令。还存在着小群的拒绝者和逃避者。布朗宁也认为：“米尔格拉姆的许多洞见在测试主体和纳粹杀戮者中找到了具体的证明。”当然，在规模上他们是不同的。米尔格拉姆以类比的方式阐释了这一观点，他说他的实验室主体之于纳粹的杀戮者，犹如火柴的火焰之于1898年芝加哥的大火。他的试验显示普通的美国人是如何通过简单的操纵，不再把自己设想为导致对个人生活、自由或者人类权利侵犯的因果链上有责任的一部分。正如他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人类缺点比我们所相信的都更常见：

人们能够发现这一缺点循环时的证据，并且当人们读到纽伦堡战犯、在越南梅莱村的美国杀戮者、安德森维尔（南北战争南部联盟监狱的所在地）的指挥官的文字记录的时候，人们再次能够发现这一证据。在士兵、党派官员、服从的主体之间，我们发现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无限度地服从权力机构，以及使用同一的心理机制的能力，以减轻伤害无助受害者的压力。

大屠杀的杀戮者涵盖了从“普通”德国人的层面到普通人类的层面，对他们提出争议是重要的，因为德国人两者兼有。“普通的德国人”这个词不可能具有准确的科学定义。我们不可能用德国警察来“测定”整个德国社会，因为他们不是总体上德国人各个层面的代表。治安警察的成员仅仅是松散意义上德国警察的代表，而不是德国教师、教授、医生、律师、护士或者商人的代表。德国警察，特别是汉堡警察的核心，是从右翼自由军团部队中招募而来的。这些部队的军国主义和极端犹太恐惧症的信念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并非和大多数德国人相关。我们并非十分清楚这些人是如何被招募和训练的，这些人当中有多少长期是警察，有多少人在1941年至1945年间被招募，以致我们除了证明他们的“普通性”的特别统计学陈述之外，并不能够明确表达任何其他东西。根据我的想法，对统计学意义上“普通”德国人或者其他普通事情的探究仅仅是一个有用的阶石，有助于我们寻求真正的道德答案，而非科学答案：作为人类的成员，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杀戮者吗？大屠杀既是德国人的也是当代的反人类的罪行；它既是反犹太人的也是反人类的罪行。它必然是两者，因为犹太人和德国人是人类的一部分，以致一方对另一方犯下的罪行是这个词两个意义上的犯罪。

通往极端邪恶的会聚之路

埃米尔· 法肯海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曾经询问公认的在世最伟大的大屠杀研究学者劳尔· 希尔贝格一个问题：“劳尔，你对他们如何进行大屠杀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思考。现在你告诉我吧，他们为何这样做？ ”希尔贝格长叹了一口气回答道：“他们做这件事，因为他们要做这件事。”

法肯海姆是重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向美国哲学协会的一次会议报道了这件事情。在接下来的会议讨论过程中，有人替换为“他们做这件事，因为他们决定做这件事”。正如法肯海姆正确指出的，这些回答都是不充分的，或者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因为假如一个人出于恐惧将自己限于一些小的问题，给重大的问题可能一个过小的答案，那么他实际上事先阻止了自己接近大问题的可能性。没有人能够改进劳尔对纳粹如何计划和执行大屠杀的解释，但是法肯海姆正确地认为，在德国和全球人类史的长河中，有关这一重大的问题，以及这一事件全球人类的意义方面，依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法肯海姆已经开创了几条富有提示性，据此可以解释重大问题的路径；同时提出这样一个论点：纳粹的种族世界观给种族灭绝的犯罪者提供了综合的广阔原则，据此他们可以建构自己的经验。法肯海姆也证明了一个论点：对德国历史中包罗万象的世界观重要性的理解，是理解人们接受纳粹世界观的根本前提。为何大屠杀发生在德国？对其诸多原因的分析和总结肯定了法肯海姆的这一看法，同时把这一看法作为起点去清楚地说明所有其他必须探究的原因，以便理解它的发生。这里有七个说明大屠杀发生的原因：

1. 纳粹权力精英生物学—种族的世界观

2. 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宣传效果

3. 集权主义科层体制的共谋

4. 文明约束的崩溃

5. 战时环境的掩盖和对俄战役的残暴效果

6. 被占国家和卫星国的合作

7. 在冷漠世界里受害者的消极性

1. 纳粹权力精英生物学—种族的世界观

任何犯罪——无论大小——除了激情犯罪，都事先假定了动机和理性意图。大屠杀也不例外；它是依赖有意识的设计和一个独特的纳粹精神状态的逻辑。一个人可能会认为，大屠杀可能由一种特殊种类的思想所引发，它促使犯罪者去消灭他们真正相信是劣等的、有罪的民族。我们通过探究这类思想的知识起源和它提出的有关普遍结构性原则的权力的要求，检验了这类思想的内容。依靠这些原则，人类的多个共同体限定了自己，同时彻底地将自己和别人彼此分开。这样的思想以排他的联系和极端化的模式运行；它参照某种普遍的、排他的、存在于个人自身之外的，而存在于阶级、性别、民族、种族之中的善来定义个人。20世纪主要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放弃了启蒙运动普遍的人类理想，将人置于用极端化和敌对的词汇进行思考的环境之中。现代各种伟大的“主义”都坚持将个人加以范畴化和差异化，把他们作为更大群体中排他的成员，这个群体被假定在经济、政治或者道德等方面被选择为至善，而其他的群体注定是没有价值的，或者具有天生的邪恶，要么皈依，要么被灭绝。就是这种根植于群体认同的心理和对绝对答案的某种本质需求的意识形态思维，提供了内在于纳粹主义和苏联式共产主义的灭绝性狂怒。它们是20世纪两个最宏大的伪宗教运动，是内部自我包容的世界观；它们的知识分子领袖被深刻的对确定性的心理需求所驱动，这一需求要求最严格地把现实划分为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两个部分。

尽管这个思想体现在世界最伟大的宗教中，但是让传统宗教对一种明显是当代的精神疾病负责是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纳粹的种族意识或者苏联式共产主义的阶级意识，不是简单回归原始的或者神话的思维；相反，这种思维利用了——或者错误地利用了——当代科学意识的概念原则。这些当代运动借助科学证实他们的政治或者社会偏见；它们不是参照上帝要求的确定性，而是经济学的或者生物学的必然性假定法则。纳粹和苏联式共产主义要么依照种族或者经济的从属关系来定义个人，向对手发出威胁或者发动革命。纳粹分子将这种思想变成了最为极端的种族结论，因为不像苏联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他们认为是“异类的”某些特定群体，他们完全拒绝他们的皈依。对于这些人来说——犹太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同性恋者、精神残缺的人——在纳粹统治的世界里没有任何被拯救的希望。苏联的共产主义者至少愿意接纳前面提及的资产阶级成员进入他们的行列，只要他们“看见真理之光”，并且皈依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无可否认是单向的、心理上是谬误的，它建立在人类兄弟情谊的理想之上，而非在纳粹那里，建立在非人道的、腐朽原则之上。但是，在这两种意识形态背后，人能够识别明显的对科学推理的曲解，要么是蓄意地，要么是依靠对科学原则的错误过度夸大，把它们带入人类行为的领域。

一旦科学方法论从对自然的分析转变为对人性的分析，同时“一些社会科学家”宣称他们是在用一些同样不可置疑的原则进行工作——这些原则据称存在于自然科学之中，那么现代思想便开始从事一些危险的任务，这些任务的标志是非常固执的偏见、死路一条，以及自利的意识形态。一些人把这些知识分子的激情贴上“唯科学主义的”标签。这种唯科学主义存在于将特殊的技术提升到绝对的高度，进而要求从中得到神奇的、有治疗作用的或者拯救的结果。在一个层面上，它以最新出现的自助办法出现，这一方法承诺瞬间的快乐、婚姻的幸福、性的满足或者经济上的成功。在教育的水平上，它向孩子们承诺瞬间的精通阅读、写作或者算术。在全球的水平上，它承诺通过革命、战争或者种族清洗实现民族的拯救。唯科学主义是对科学的曲解，因为它假定根据自然行为的类比，人类行为具有可预见性；它过度扩大科学分析的疆域，使它超出它们内在的限制；它用魔术毛巾填平了未知的东西和它追求的最终确定性之间的鸿沟。一个人可以在20世纪每个主要的意识形态的热情中看见这些陷阱。这里不存在任何看得见的终点，因为我们正被广告、商业、政治中科学的魔力所淹没。纳粹赋予这类思想的特性依然在种族主义的偏见、种族形式的自我认同、千禧年的巫术中生机勃勃。

这里还必须提及在内容和形式之外有关纳粹心态的一个明确的特性，这就是对死亡之爱的痴迷。这是所有否定生命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是这些意识形态对邪恶的参与。在约翰· 魏斯最近出版的著作《死亡意识形态：为何大屠杀发生在德国》一书中，对德国文化中明确的否定生命的传统做了参照，这种文化直接或者间接地鼓励一种恶毒的思想，它是纳粹运动中犹太恐惧症的精英们的特征所在。魏斯的分析是精明和广泛的，在对德国历史特殊性的大多数判断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位作者是如此关心为德国建立一个特殊的路径，以致他没有对人性自身对毁灭的渴望提出更为重大的问题。死亡的意识形态在历史上流行过，并且刘易斯· 芒福德给我们这个时代的西方文化贴上死亡导向的文化标签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崇拜被认为是去毁灭生命的技术。与埃及死亡崇拜相比——它有着宏伟的金字塔、神奇的仪式、制作木乃伊的精湛技术，当代的死亡之舞远为阴险，因为它涉及原子武器、导弹，以及生态灭绝性的毁灭。

统治他人，并将权力扩展到他人那里的需要——无论是个别的还是群体的，都构成了人类历史中反复发生的主题。正如刘易斯· 芒福德提醒我们的那样，“权力的一座座五角大楼”以及它们的权力精英、毁灭性的技术、意识形态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损害生命的需求和目的为代价迅猛地增长。假如技术被放置在掌握权力的、没有道德的技术专家手中，危险就会变本加厉，因为用数学家约翰· 冯· 诺伊曼的话说：“在人那里，技术的可能性是不可阻挡的。假如人能够到月亮上，他会前往的。”更为不祥的是，因此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假如人有权力去毁灭生活，他会吗？

我难以确定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统治和毁灭阻碍其道路的人的冲动根植于人性，或者根植于社会生活的组织。这一现实是无需争论的。对权力的热爱引发对死亡的迷恋；事实上，死亡经常被用于满足对生活和权力的曲解。人们经常带着快感杀人，因为这一行为鼓舞着权力的推进，并促进权力的进一步控制和统治。这种对毁灭的嗜好已经体现在好战性的、蓄意的意识形态当中，这一好战性赞美斗争、战斗、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德国人一直为这种尚武的信仰大唱赞歌。用诺贝特· 埃利亚斯的话说：“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在它们民族的秘密宗教仪式，在它们的诗歌中，在它们的歌谣中，有如此多的对死亡和作为德国人的自我牺牲的暗示……也没有其他哪个民族像德国人那样习惯于在他们民族的先贤祠中给他们战败的英雄以位置。”当然，纳粹分子代表着对死神痴迷的顶峰。他们拥有现成的鲜血和土地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把死亡美化为生命的提升。莱奥· 亚历山大称这种思想态度为“死亡学”，或者对死亡的喜悦，他认为那些将此付诸实践的人，尤其是党卫队成员，都相信将死亡施加到其他人身上会加强他们自己的生命力，并且证实他们种族的优越性。相反，他们把自己的死亡看作加强纳粹运动的高贵的牺牲。

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权力精英迷恋死亡，用伪宗教的仪式赞美死亡，戈培尔在其对“总体战”的演讲中说：“我们进入战争，犹如我们进入大弥撒。”他的元首相信，他的敌人，尤其是犹太人的毁灭，能够证实他自己的全能。他视战争中的胜利为一个信号，即他被更高的力量所偏爱，以致相信更高的力量赠予他恩惠的数量与他杀戮的敌人数量直接对称——尸体越多，来自上面的恩惠就越多。一些人认为，这一非理性的信仰可能在1941年促使希特勒放行了种族大屠杀，尤其是在战争的走势似乎不再顺利的时候。在希特勒疯狂的思想中，对自己死亡的意识只有靠堆积更多的尸体才能得到缓解。

总之，在所有这种死亡的魔力和对死亡蔑视的冲动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渴望缓解的焦虑。根据利夫顿的观点，纳粹的意识形态依靠歌颂，甚至崇拜死亡自身来处理死亡本身，因此，它错误地假定与死亡相关的焦虑和罪过已经被驱除：

当一个人作为卫士的死亡得到理想化的时候，其自身通常通过杀戮他人逃避了死亡——实现了死亡之死。可能很容易跟随一个邪恶的循环，在其中，一个人杀人，并为了维持一个人的治疗继续杀人，并且寻求残忍的、不死的、有益健康的生存的持续过程。一个人为了无休止再次体验埃利亚斯· 卡内蒂所称的“权力的瞬间”，即治疗的瞬间，可能通过杀戮他人达到一种需要永生感的状态。

纳粹的杀戮精英阶层相信它拥有蔑视死亡的技巧，它不仅能拯救自身，也能拯救德国民众。对于他们来说，死亡是满足自我纯洁的方法。通过将死亡施加给犹太人，他们将清除德国土壤的恶疾。总之，对于纳粹来说，死亡是民族自我超越的工具。事实上，对死亡的爱服务于一个不同的目的：祈祷邪恶和参与邪恶。

2. 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宣传效果

1933年，当纳粹获得了对德国政府的控制之时，他们整合了旨在说服和恐吓的整个国家机器。说服依赖于宣传，恐怖依赖于盖世太保和集中营。纳粹试图散布的种族世界观包含了内在的种族灭绝的逻辑。借助于纳粹的宣传及其背后的权力，这一逻辑与其种族灭绝的前提相吻合也开始显露出来。只有那些从极其微观层面解剖纳粹时期，并且模糊纳粹同时追逐的短期目标（合法的种族歧视、财产剥夺、移民）和长期目标（灭绝）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谈论“通往奥斯威辛的曲折之路”。恰恰相反，在这条路上没有弯曲和绕道，它是宽敞和直接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的增长、生物学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外国人恐惧症运动的聚合、心理变态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当代技术国家的接管、承受世界强国情结的幻觉，到被疯狂和残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所操纵，一切都是清晰的。鉴于这些事实，一旦纳粹分子控制了政府机器，并开始实施他们宏大设计的时候，种族灭绝的可能性就是一个清晰和当下的危险。这一宏大设计最重要的一部分包括为一场世界大战做准备。希特勒相信这场战争从未结束，而且必须为复仇和种族再生这两个目的发动起来。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全神贯注于纳粹精英单向而疯狂的思想，它纠正了我的一个被一些历史学家依然在阐述的观点：在第三帝国历史的某个点上——某个地方和某个方式，事件可能朝它们实际发展的不同方向发展。任何这类观点无论因为什么理由都是与事实相反的假定。

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宣传和洗脑的作用是关键的，因为宣传造就和毁灭了第三帝国。纳粹宣传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设计出一种种族的世界观，它将给所有德国人提供一个全面和内在一致的对世界的看法。正如先前所显示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人自身为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而感到骄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严肃而大规模地全神贯注于哲学思考。尽管纳粹的世界观卑鄙地反人道，对现实蓄意地扭曲，但是它就是德国的另一个宏大设计。纳粹的权力精英具有强烈的意图给德国人洗脑，让他们将种族世界观作为现实唯一的指针接受下来。

像所有其他在这个新的种族国家的东西一样，意识形态的灌输被设计为总体的：每个德国人，无论老幼，无论男女，都被发动进入这一伪宗教之中。当然，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但人所不知也是难以测定的是，多年的灌输改变和修正数百万普通德国人思想的程度。然而，从纳粹精英留下的文献，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可以知道种族信仰对普通德国人的冲击。所有层面意识形态的训练，在纳粹青年团、武装部队、纳粹党和国家的所有机构都十分广泛。充足的训练手册、宣传册子、信息材料在第三帝国之后留存下来，揭示了对数百万德国人宣传的攻势是如此广泛。这些文献绝对无疑地暴露了纳粹企图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简要地探索了预备警察101营所接受的意识形态训练，它包括这样一些挑衅性的主题，比如“维护血统的纯洁性”“血统的问题”“日耳曼民族的血统共同体”。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相同的训练课程针对医生、律师、公务员、教师等，在所有的层面进行。正如布朗宁正确地认为：“预备警察101营像德国社会的其余部分，沉浸在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宣传的洪流之中。”

对纳粹宣传效果进行的研究表明，对经常性的、偏执的、令人厌烦的宣传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公开抵制，戈培尔也知道这一事实，因为他认识到无情的、无休止的宣传很快会在接受者那里产生无效反应。事实上，许多德国人都学会了不理会纳粹政权许多过热的花言巧语的大话。另一方面，即使在胜利转入不断的失败，公众不得不接受的毁灭性的挫折和伤亡之后，对这个政权的支持，尤其是对希特勒的支持，依然相当稳固。假如这不是纳粹宣传力量活生生的证明，那它是什么呢？

3. 集权主义科层体制的共谋

大屠杀除了作为种族狂热的结果之外，它也是当代科层体制文化的结果，因为它涉及许多政府机构和纳粹党机构的合作，它们每一个都在毁灭的进程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德国的科层体制是集权主义的制度，它是未经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二帝国制度的留存。像德国的许多其他制度一样，它是传统和现代性的奇怪混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形成了一系列依然强烈依赖封建和集权主义传统的科层制度。这解释了它们对体现等级制（垂直的）秩序的前民主模式性质的组织原则的依附。在这个等级制秩序中，权威开始于顶端，然后经过仔细限定的职位，一直延伸到底端最低的职位。对权威、忠诚、服从的尊重是主要的制度价值观，它们限定了一个制度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增添了节俭、朴素和努力工作的价值观。在那些正在经历相当程度民主化的国家，政治和官僚权力的轴心开始从顶端的权力集中向制度的中层或者底层分享的或者再分配的权力转移。德国是一个著名的例外，因为它的科层体制保留了严格的中国清朝官僚和集权主义的特性；同时，它吸收了理性效率新的气质，而这一气质和更大的道德或者政治考量相分离。德国的官僚在技术和法律上是训练有素的官员，他们对自己的技术专长和价值中立的处理日常行政程序的方法感到骄傲。对法律文本的依附、苛刻的工作习惯、对上级的服从是他们珍惜的价值观。假如上级权力部门签署了一个指令或任务，它必然以一个士兵执行来自指挥官命令的同样精神得到执行。对军事气质的关联是明显的：军国主义是公务员的思想状态。

作为纳粹德国权力的最高来源，阿道夫· 希特勒使集权主义的科层体制屈从他的意志。公务员服从了，因为他是他们的指挥官；但是，这里有更复杂的东西。尽管德国的公务员假装中立，他们依然是集权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集权主义渴望的反映；他们也看到了其他一些与他们新封建的政治传统共鸣的东西，即赋予第三帝国领导层个性的浪漫主义的个人魅力。尽管德国的公务员被训练成按照最高标准的技术专长行使其职责，但是他们依然同化了新封建的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美化了英雄崇拜和诸如忠诚、服从、责任、荣誉等军国主义的价值观。因此，一个人无需对此表示惊讶：这样的人在没有对自己的道德正确性提出疑问的时候就执行了命令。总体而言的官僚，以及特殊而言的德国官僚，都是“组织的人”，他们必须和一系列制度的价值观相一致。这些价值观几乎不会超越纯粹谨慎的或者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他们没有被期望在没有认同更高权威的情况下，去动用个人的良心甚或个人的首创精神。德国官僚的个性和道德结构以其所有的力量和弱点，反映了德国社会的集权主义特性。它所反映的德国科层体制的和文化的最大弱点是对弱点的宽容。它的组织理想反映了诺贝特· 埃利亚斯认定为一个普通德国人的缺点：没有能力承认人类的不完美和脆弱。“它的要求是绝对的和不可妥协的。整体上完全服从规范带来的满足。”

执着于完美，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德国人的文化属性，这使得德国人得到欣赏、嫉妒和厌弃。无论德国人作为个人或者作为一个民族做任何事情，他们都会非常严肃地，怀着旨在完美、成功，以及证实优越性这个单一的目的。我们知道这一文化偏执积极的（正数的）一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人已经证明了在许多不同的层面组织信仰的非同凡响的能力，并且他们经常发现将这些信念转化为成功实践的创造性方法。在许多方面，他们创造性成就的能力是一种专属于他们的思想方式的产物，不同寻常的理论上的一贯性给予了这种能力以特性。他们用令人敬佩的精力和一致性将信念付诸实践，有时这种精力和一致性是刚愎自用和毁灭性的，它们不可能得到纠正，因为德国的制度缺乏自我纠正的方法。

当希特勒让德国的科层制度屈从于他的意志和目的的时候，德国的科层体制提供了它所能聚集的最优秀天才，支持它能够制造出来的最好的毁灭机器，以此进行了浮士德式的讨价还价。大规模毁灭的完美是德国科层体制方程式负数的一面。假如人们要求这个科层体制给犹太人组织可能的最好的生活，它估计也会执行最佳的计划去做这件事。这种没有道德的效率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同样也是总体上让人困扰的科层体制的问题。一个大公司的官员们或者工人必须努力工作，为他们的组织竭尽全力。道德在最高的意义上没有在他们的共同存在中发挥主要的作用。人们并不期望他们去质疑制造凝固汽油弹、导弹或者毁灭性武器是否道德。他们的政府赦免了他们的道德责任，并且暗地里清除了他们在潜在的大规模毁灭中所有法律的共谋关系。正如齐格蒙特· 鲍曼所直言的：“由于科层体制技术上的成功，这一结果与道德毫无关系。”在当代工业化大规模的杀戮中，德国科层体制应该作为科层体制共谋最恶劣的事例，但是从当下权力精英及其科层体制的帮凶的行为来判断，他们在继续把权力和道德相分离，这个世界似乎一点也不知道权力无道德的滥用及其邪恶的严重结果。

4. 文明约束的崩溃

德国科层体制的毁灭机器是一个“有秩序的”机器，但是因为许多原因，它也是更具毁灭性的，因为毁灭得到了最高权力来源的授权。赫伯特· C.凯尔曼认为，对暴行的道德禁止被三个要素或是单一或是一并打碎：一是暴力得到正式组成的合法机构的授权；二是业已形成的行为和安排的功能把暴力日常化；三是受害者被意识形态的洗脑和灌输非人化。

授权的暴力意味着科层体制认可和管理的暴力，它和暴民暴力的疯狂和愤怒不同。大屠杀是一个仔细策划和执行的大规模毁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毁灭行为是以无动于衷和冷血的方式完成的。正如齐格蒙特· 鲍曼所提醒我们的，它也具有官方的目的，因为它旨在“一个更好的、极端不同的社会幻象。当代种族灭绝是社会工程的一个要素，意味着带来与完美的社会设计一致的社会秩序”。在纳粹的背景下，这一完美的社会是极端纯粹的雅利安社会，所有劣等种族都会在其中被消灭。杀戮是一种真正的治疗，因此完全是合理的。

人们已经谈论了许多有关暴力日常化的事情，尤其是在集中营发生的事情，在那里通过强制劳动、饥饿致死、暴力进行对人类的灭绝，这一灭绝以类似企业的方式得到仔细的监控。管理这一暴力的人在多数情况下是残暴的，但不是反社会的官员。正如拉波波特和克伦所显示的：

所有可获得的证据都显示，大多数党卫队成员的心理特征并非具有大的心理变态的症候。相反，它非常明显地建立在一种个性结构之上。这一个性结构强调服从，以服务于英雄理想，服务于体现这些理想的集体、集体领袖的强烈忠诚……我们的判断是，绝大多数党卫队成员——军官和普通成员，都很容易通过通常给美国军队新兵或堪萨斯城市警察所做的精神病学的测试。

对受害者的非人化导致了暴力更容易被接受和施加。这是拷打和人格贬损的功能。根据让· 阿梅利的观点，拷打是第三帝国典型的方式，是它的本质存在。它的受害者就是被拷打这种行为自动地贬损。人格贬损偏爱的方式是让受害者置于污秽和粪便之中。营房里充满了尿味和粪味。疾病使事态变得更加恶劣。斑疹伤寒症引发了痢疾，“痢疾溢出了人睡觉的笼子的底部，流到了躺在下面笼子里妇女的脸上，它混杂着血、脓、尿，在营房的地面上形成了黏滑的、恶臭的烂泥”。公共厕所不足，且不卫生。在奥斯威辛，三千多个女人才能用到一个厕所；她们不得不排队进入一个厕所置于里面的小屋子，里面是齐膝高的粪便。亚历山大· 多纳特说：痢疾“将人像蜡烛一样融化，使他们在自己的衣服里萎缩，很快他们就变成臭烘烘的、令人厌恶的骷髅，死在自己的粪便里”。把人弄成哭哭啼啼的半人状态，使得杀戮者更容易处置他们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毕竟只是一堆屎。普里莫· 列维叙述他被放逐到奥斯威辛期间发生的一件意外之事，当时货运卡车停在奥地利的一个火车站：

当党卫队的护卫人员看到男男女女蹲在他们能够蹲的地方——月台上和铁轨的中间，他们没有掩饰他们的快乐；德国的旅客公开地表达了他们的厌恶：像这样的人只配这样的命，看看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不是人，而是动物。这一点非常清楚，犹如白日的光。

5. 战时环境的掩盖和对俄战役的残暴效果

通常认为，东线残酷的战时条件使得灭绝数百万人而不引起世界其他地方的注意更易得到控制。战后的德国人试图将党卫队杀戮部队和其余东线部队区分开来，旨在维护“清白的国防军”的传说。这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军队和种族灭绝的杀戮者是种族灭绝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的任务存在于为了德国新的种族疆界而灭绝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当中。这些生物学的卫士在俄国遭遇的环境，将先前洋溢着胜利喜悦的战士转变为残暴的杀戮者，他们毁灭这片土地，无情地恐吓和杀戮数百万民众、士兵和平民。在四年野蛮的战斗中，保持群体凝聚的东西是强烈的政治灌输和战争史中前所未闻的残酷纪律的结合。军队被暴露在宣传的万炮轰击中，一方面它将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这些敌人恶魔化，另一方面将元首神化。人们告诉士兵们他们正在和劣等人作战，因此有权利以最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当假定的劣等人以巨大的勇气和卓越的武器进行报复的时候，纳粹的权力精英远不是纠正对劣等人的成见，而是把宣传机器的音量调到歇斯底里的强度高音，促使对恶魔之敌更大的无情攻击。

在描绘东部前线军队的心态时，奥默· 巴尔托夫把它当作“现实的扭曲”。我们可以增加同样现实的扭曲，它规定了大屠杀犯罪者的犹太恐惧症的思想。事实上，正如巴尔托夫明确显示的那样，东部前线普通士兵的犹太恐惧症的心态和种族灭绝杀戮者的心态并无明显差异。为了获得一个更加清晰对这一扭曲思想的认识，一个人应该阅读一些德国士兵依然留存的信件，他们向亲人描述了他们在东部前线战斗时所经历和知道的东西。两个主题特别令人震惊：一个是对敌人，特别是对犹太人的魔鬼化；一个是对希特勒的神化。共产主义者被看作是伪装的犹太人，反之亦然。整个社会系统被看作是充满犹太人的荒野。通过把当地人贬低为可怕的劣等人可鄙的复制品，对面目凶险的劣等人事先形成的成见得到了事后的确认。杀戮这样的异己者就像屠杀动物一样。卡尔· 富克斯给家里写信讲述了他在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之间发现的清晰对比：“无论你看哪里，除了污秽的砖房之外什么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你都不能发现任何文明的踪迹。现在我们认识到我们伟大祖国德国给予儿女的东西。在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德国是存在的。”

从这种蓄意培养出来的对野蛮国度及其民众的种族优越感的成见出发，离开更大的妄想只有一步之遥。甚至施特赖歇尔歇斯底里的景象也被普通士兵所确认。用一个非现役军官的话说：“我现在已经第三次收到《突击手》了，它让我全身心地欢喜。”另一个士兵写道：“感谢上帝，《突击手》依然真实地坚守着自己过去的位置。”一个下士认为最近他在卢布林遇到的犹太人比《突击手》里所描绘的他们还要可恶，他们完全被描绘为“让人倒胃口的、肮脏的……他们的屋子更像洞穴。不，这样的环境不可能在德国找到”。一个进入波兰城市谢德尔采的下士恶心地发现“犹太人像猪一样的躺在街上”，同时另一个士兵被他们污秽的胡须和长袖衣服弄得很不舒服。大家的共识是，这样污秽的民族应该被强制集中居住。许多士兵认为，这样的民族甚至不值得生存。正如一个士兵所说：“假如一个人审视他们的时候，他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们没有权利生活在上帝的地球上。”

假如部队可以随心所欲的话，他们会愉快地拔除犹太人的瘟疫之根和枝条。许多士兵将自己的恐惧和失败投射到犹太人身上，让犹太人为他们的军事失败或者他们在敌意、异己的世界遭遇的环境负责。纳粹的宣传鼓励着这些态度。一名中尉写道：“描绘我们所经历的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的。所有时代最邪恶的体制是在苏联天堂里的犹太人的体制，苏联的天堂是犹太人的天堂……我们的战士感谢《突击手》。”这些人相信，德国的拯救者是阿道夫· 希特勒，他帮助他们抵御了犹太人的鞭笞。一名代理下士的上等兵将无休止的战斗责怪到犹太人身上，写道：“这些人类的猪猡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战争的愤怒。”许多士兵宣称一旦见过犹太人在俄国的所作所为，那么一个人就能理解为何元首把和他们战斗作为一生的任务。一个非现役军官在1942年7月写道：“假如这些野兽占了上风，什么样的悲哀将降临我们的国度？”另一个写道：

元首已经成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整个世界的命运和有文化感知力的人类的命运都在他手中。祝愿他的纯洁之剑击倒残暴的恶魔。是的，摧毁依然是艰辛的，但是通过无情的需求，通过来自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命令，恐怖将被迫遁入阴暗之中。这场战争是为了新的意识形态、新的信仰、新的生活。我高兴我能够参与这场光明抵抗黑暗的战争，即使作为一个小小的齿轮。

执行巴巴罗萨计划的士兵，包括种族灭绝的杀戮者，实际上都相信德国的拯救依赖于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毁灭，在他们的思想中，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同样的东西。他们看见自己发动了一场他们当中的一个称之为“圣战”的东西，这场战争将两个伟大而对比鲜明的世界观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它们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和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东部军队的纳粹化及其向希特勒士兵的转变，没有从根本上证明普通士兵都是潜在的种族灭绝的杀戮者。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妄想和他们的经验所显示的是：这些士兵被彻底地残暴化和非人性化了，这使得他们可以轻易地形成他们所需要的心理距离，以便把犹太人变成理应被消灭的劣等生物。他们扭曲的现实观也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国防军和种族灭绝的杀戮者紧密合作，因此使这些杀戮者有能力在没有严厉反对的情况下实施他们的犯罪行为。种族灭绝的杀戮者和国防军的士兵是相互支持的战友，因为他们视自己为同样任务的一部分。

当然，德国陆军的任务是去毁灭其俄国对手，但是在俄国的战争是对其所有居民发起的。除了传统的军事冲突，这支军队发起了一场越来越强有力的、没有任何规则可循的反游击队战役。正如先前所见，希特勒给予军队屠杀非战斗人员广泛的授权。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分子、游击队、犹太人、市民之间的区别完全被模糊了，宣布对每个人的公开杀戮，以及因为轻微的理由杀人成为了可能。如果没有国防军积极的支持，种族灭绝的杀戮者绝无能力执行大屠杀。换句话说，假如国防军是一支清白的国防军，甚至遵守普鲁士军队传统的德行，大屠杀是不可能的。真相是：东部部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德国军队，都变为了纳粹化的部队，它的士兵明显被犹太恐惧症的偏见腐化了。

6. 被占国家和卫星国的合作

如果没有被占国家和卫星国的合作，纳粹的毁灭机器不会发挥出如此致命的功能。在种族灭绝的杀戮者扩大杀戮范围这一无情的冲动中，他们显示了普罗米修斯式的令人恐惧的力量，发誓将整个欧洲所有犹太人毁灭在火焰熊熊的地狱之中。尤其在战时，这样的任务在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两个方面确实是令人惊讶的。因为人口不足8000万，德国人在控制超过5亿人口的被占大陆上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这还不算发动需要甄别、没收财产、剥夺国籍、驱逐数以百万计居住在二十多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的毁灭机器。

为了灭绝1100万犹太人——这是万湖会议制定的目标——种族灭绝的杀戮者们不仅不得不利用外国的附属机构扩大他们相对较小的专业杀戮者的数量，而且要求外国政府的积极合作。东部反犹太人附属机构涉足其中，充当了集中营守卫任务，相关参考资料已经形成。例如，格罗博科尼克使用了特殊服务团队，它们由民族上的德国人组成，在卢布林地区的每一个城镇充当市政管理的人员；他还说服希姆莱允许他在边境地区招募非波兰的附属机构。这些团队就是所谓的卢布林东南部强制劳动营的志愿合作者。在那里，党卫队在一个以前的糖果厂训练了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作为“志愿者”。这些人被训练出来扩充灭绝营中骷髅部队的成员，为治安警察提供支持围捕和看守犹太人，并与游击队作战。根据他们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信仰的基础，他们被挑选出来。这些人经常展示出十分的凶残，甚至德国人都感到惊讶。

大量的著述涉及东部反犹太主义在支持灭绝过程中的作用。通常认为，东部反犹太主义主要是民族主义的，而非种族主义的。它依赖于这些国家成功地获得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感和同化它们犹太人口的程度，而呈现出不同的方式。东欧政府有着不同的反应，一些是自愿歧视或者迫害犹太人，甚至对周期性的大屠杀熟视无睹，但是没有一个赞同或者支持德国人所赞同的对所有犹太人冷酷无情的灭绝。根据瓦戈和摩西的观点：“科层体制冷酷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德国的，而非东欧的创造。”但是，反犹太主义是东欧的地方病，这一事实意味着德国人一直能在东欧的政府内外发现足够的支持者，他们非常乐意帮助德国人清除他们的犹太人。正如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所言：“多年来，波兰人一直梦想清除犹太人，现在至少希特勒为他们做了这一工作……从根本上而言，他们是高兴的，但是非人道的残暴也让他们恐惧。不过德国人吞食了犹太人：有什么比这更甜美的东西吗？”尽管波兰的反犹太主义不属于灭绝性的，但是在民族主义和宗教的意义上，它是非常强大的，足以帮助德国的杀戮者。甚至波兰地下组织也非常强烈地反对犹太人，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没有哪个抵抗组织会支持犹太人，有时还杀戮从强迫集中居住区逃出来的犹太人。

在德国人入侵和占领波罗的海诸国、欧洲地区的俄国、乌克兰、高加索、克里米亚之后，他们一直在这些地区寻找自愿的合作者，他们并不介意成为犯罪紧密的伙伴。党卫队通常雇用波罗的海诸国的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来围捕犹太人，在集中营看守他们，然后在毒气室消灭他们。寻找犯罪伙伴有助于一个三重目的：一是使得杀戮更加有效；二是让非德国人卷入大规模杀戮；三是减轻主犯们的罪行，使他们不承担单独的责任。

在一般情况下，德国人在将犹太人驱逐出他们直接控制的国家方面特别成功，同时这些国家具有强大的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对于波兰以及大多数东南欧的国家——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来说特别真实。大多数东南欧的国家都是一些卫星国，对德国有关犹太人的压力作出了不同的回应。但是，所有这些国家在1939年至1941年间都发布了各种类型的反犹太主义的立法。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是纳粹分别在1939年和1941年建立起来的傀儡国家。斯洛伐克政府的领导人是布拉迪斯拉发的约瑟夫· 季索。这个政府是一个拍德国人马屁的神甫—法西斯主义的政权，自愿让德国人驱逐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犹太人。斯洛伐克也具有一个特别支持德国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运动——赫林卡卫队，它赞成消灭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并积极参与这个国家9.2万犹太人驱逐的过程。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伏伊泰克· 图卡成为了极端反犹太主义举措的代言人，以及1942年针对斯洛伐克犹太人进行的取消国籍、剥夺财产、驱逐诸多过程的鼓动人。前南斯拉夫被分割成三个傀儡政权：法西斯分子安特· 帕维利奇领导的克罗地亚；军事的合作者米兰· 内迪奇统治的塞尔维亚；意大利控制的当地亲法西斯分子的议会统治的黑山。安特· 帕维利奇和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分离党，杀戮了难以计数的塞尔维亚人、穆斯林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将克罗地亚投入血浴之中。克罗地亚的犹太人屈从于类似纽伦堡的种族法，被剥夺财产、取消国籍，运送到集中营，最终被消灭。在德国占领军统治的塞尔维亚，犹太人在德国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这意味着他们处于加速迫害和消灭的巨大漩涡之中。塞尔维亚的犹太人几乎没有得到塞尔维亚人的帮助，或者逃跑加入游击队。塞尔维亚有14.5万犹太人，其中90％被消灭。

在匈牙利，米克洛什· 霍尔蒂以老式独裁但并非极权主义的方式进行着统治。犹太人在那里屈从于歧视而非迫害。尽管匈牙利让自己承担了专门的经济和军事义务，但是与德国的合作是冷漠的。正如在大多数东南欧国家，在匈牙利也存在着强大的法西斯和反犹太人团体，著名的是弗伦茨· 萨拉西领导的箭十字党。当匈牙利试图脱离希特勒轴心联合的时候，德国人帮助箭十字党掌握了权力，加速了反犹太人的运动，最终消灭了70％的匈牙利犹太人。尽管大多数匈牙利犹太人直到1944年夏季都得到了宽恕，但是在1944年春季和秋季之间，屠杀迅速地到来，并且产生了毁灭性的结果。艾希曼的党羽得到了匈牙利法西斯分子的支持，他们很快围捕了他们能够掌握的犹太人，将43.7万犹太人直接驱逐到奥斯威辛，并且很快用毒气杀死了他们。匈牙利一共有82.5万犹太人，其中的60万被消灭。

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元帅在1940年9月成功地败坏了卡罗尔国王政府的名声。最初，元帅与法西斯主义的铁卫军——这是一个狂暴的反犹太主义的右翼政党——合作统治着这个国家，并且将各种各样的反犹太人举措制度化，包括强制性的劳动服务。劳尔· 希尔贝格已经显示，在德国之后，没有哪个国家像罗马尼亚那样以如此大的规模卷入大屠杀。罗马尼亚人热切地和克里米亚、乌克兰南部的特别行动队合作，仅在敖德萨一处就屠杀了2.6万犹太人。当罗马尼亚人参加了德国人对俄国的战争时，安东尼斯库元帅调遣了罗马尼亚警察和部队帮助德国人灭绝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俄国南部的犹太人，但是他拒绝与德国人合作交出罗马尼亚自己的犹太人。30万已同化的罗马尼亚犹太人中的大多数躲过了大屠杀幸存下来。罗马尼亚拒绝交出大多数自己已同化的犹太人绝非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国家也可以发现相似的拒绝、犹豫、蓄意的阻碍，它们怨恨纳粹侵犯它们的主权。在纳粹军事成功处于高潮期间，大多数卫星国政府或者地方行政当局为他们的德国占领者提供服务，通过了自己的反犹太人法律，驱逐在他们控制下的外国犹太人，以此讨好德国人。但是，大多数这些国家都使自己远离最终解决方案；并且，当战争的潮流变得有利于盟军的时候，它们决心不中断与西方的联系，并决定抵制来自纳粹的压力，不再驱逐自己的犹太人。

在保加利亚这无疑是正确的，鲍里斯国王在那里推行了非常聪明和机会主义的策略，他加入了轴心国，然而没有尾随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陷入与俄国的战争。尽管保加利亚在1941年1月颁布了反犹太人的立法，它宣称在保加利亚国家内部，犹太人是毁灭性的来自国外的元素，但是甚至在保加利亚的德国观察家也承认，反犹太主义缺乏广泛的大众支持。在驱逐犹太人方面，保加利亚人与德国人的合作被限制在保加利亚在马其顿和色雷斯业已占领的领土上。保加利亚人从这些地区驱逐了大约1.1万名犹太人，但是当德国人在1943年要着手处理保加利亚自己的犹太人的时候，它拒绝驱逐他们。到了战争的命运发生变化的时候，对保加利亚人来说，拒绝党卫队的杀戮者变得更加容易了。

最后，欧洲犹太人的命运与其说存在于个别国家各种犹太恐惧症的传统之中，不如说存在于德国人在劝说或强迫外国或被占领国政府交出它们的犹太人上能够实施的控制程度。德国人在波兰、被占的俄国、东南欧取得了最多的进展。总之，在这些地区德国的军事力量提供了最大的保护伞，在其下，种族灭绝的杀戮者能够最有效地加害他们的受害者。就是这个强制性的因素，而非当地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地理上的分散或集中、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奉，证明是决定性的。

只要意大利军队在其控制的地区（阿尔巴尼亚、黑山、希腊等地方）保护犹太人免于最终解决方案，这些地区的犹太人就不必恐惧迫近的驱逐；然而，一旦墨索里尼失去了权力，德国人就向所有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扑了过去，把他们分派到死亡集中营。和当地对犹太人的偏见一样，整个欧洲当地的法西斯合作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合作者包括挪威的吉斯林领导的国家统一党，比利时的王党，丹麦、荷兰、法国类似亲纳粹的组织。尽管如此，毁灭的真正动力存在于德国的权力和各个国家对其服从的程度当中。丹麦犹太人得以幸存的原因是存在大多数先前提及的德国控制的障碍。尽管丹麦是一个被占国家，但是德国人实施了松散的控制；他们允许丹麦人保留君主制，这成为了丹麦人抵制纳粹要求的聚集点。丹麦既没有犹太恐惧症的传统，也没有大规模的犹太人社区。丹麦没有任何受到庇护的犹太人，因为丹麦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强行实施了对移民的限制。当纳粹试图围捕丹麦的犹太人时，丹麦政府事先得到了警告，很快就行动起来，拯救了它的犹太公民。它把犹太人疏散到附近中立的瑞典。比利时和荷兰没有这样的余地，因为这两个国家直接被喜欢干涉的军事和民政管理机构所统治和占领，它们有着干预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安排。

法国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事例，因为它在犹太人毁灭进程的作用大致处于个别卫星国和德国人直接占领、管理的国家之间。法国双重的位置是1940年失败的结果，这导致了北部领土——包括巴黎——的军事占领和在南部所谓维希法国一个独立国家的建立，后者是根据南部疗养胜地命名的，贝当元帅在那里试图组建一个未来再生法国的核心。法国是文明的西方价值观的堡垒，它的崩溃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是创伤性的体验。接下来战败引发的震惊，内部替罪羊的寻找，被占四年多带来的羞辱，都在法国引发了持久的创伤，最重要的创伤是整个一代幸存者、合作者、抵抗者扭曲的历史观念。维希法国竭力保护犹太人的传奇就是一个传说。米歇尔· 马鲁和罗伯特· 帕克斯顿破除了这个神话：一群极端保守主义的法国人管理着维希法国，他们受到德国人胁迫接受了凶残的命令。马塞尔· 奥菲勒在《悲伤和怜悯》这部辉煌的文献性著作中形象地展示了这一点，它以编年体的方式记录了失败、合作和抵抗的极度痛苦。奥菲勒的文献显示：在被占法国，几乎没有人手脚干净，良心善意。近来菲利普· 布林论述被占法国的书籍也表达了这个观点。

法国具有丑恶的犹太恐惧症的战前遗产，尤其是在右翼和神职人员的圈子里，它延续了几个世纪，包囊了一大批具有杰出语言能力、具有煽动民意才能的反犹太主义者。帕克斯顿和马鲁显示犹太事务全权代表格扎维埃· 瓦拉发起了诸多反犹太人的举措，尤其是1940年秋季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法》。这些举措是在没有任何来自德国人压力的情况下发起的，反映了完全是法国本土的对犹太人的偏见。尽管这些反犹太人的举措必须在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这一背景考虑到法国的经济问题和外国人恐惧症——不仅仅是反犹太主义——感情的兴起，但是，它们表达了法国社会重要部分的感情和信仰。维希政府和被占法国的民政当局在最终解决方案中积极合作。为了维护法国民政当局，有人会说法国的犹太恐惧症患者不是亲纳粹的，很少维护纳粹狂人所维护的生物学的种族主义。法国的犹太恐惧症患者在多数情况下是同质法国的代言人，在这样一个国家，所有民族上的少数人都要同化成法国人，在文化上成为法国人。

事实上，被占法国的法国民政当局坚持在法国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之间作出巨大的区别，它们把5.5万外国犹太人中的大部分遣送出去，而这些人已经在法国找到庇护所。它们对这样的行为并不感到不安。维希法国也没有为法国的犹太人做太多的事情，这可能出于两个动机：一是恐惧德国人的权力，一是对犹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维希政府的民政当局把外国犹太人成批地遣送出去，首先是把他们中的许多圈进拘留营中，然后把他们交给德国人。它们对此毫无不安之心。1942年，多数臭名昭著的遣送涉及数千名外国犹太儿童，年龄从三岁到十七岁。所有这些儿童都在奥斯威辛被毒气杀害。到那时，维希政府的官员开始猜想最终解决方案真正的意味，这促使他们放慢脚步，阻碍德国的死亡机器。但是，证据清楚地显示：假如德国人没有得到来自法国行政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尤其是警察官员和铁路官员的积极支持，他们是不可能执行他们的残暴计划的。这些官员围捕犹太人，并确保火车及时发向犹太人的东部目的地。到1944年末，近7.5万犹太人被从法国驱逐出去，这是一场最大规模的灾难，因为它涉及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在积极地与邪恶同谋。

7. 在冷漠世界里受害者的消极性

人们经常指出：犹太人造就了完美的受害者，因为两千多年来他们一直处于扮演受害者角色的环境中。太多的看法由这一观点制造出来，但这里毫无疑问的是：犹太人对压迫的体验，事先把犹太人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放置在屈从的地位，因此相当程度地提高了压迫者的优势。假如尝试抵抗，因此会很快被镇压。是什么让犹太人成为历史的受害者？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详尽的解释：它存在于宗教信仰和历史经验的结合之中，它们告诉犹太人，暴力是错误的，对组织化压迫的抵抗是无效的，因为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中作为外国人生存，他们没有国家、军队保护自己。

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一直是等待屠杀的绵羊，因为他们为了在他人统治的世界中生存，形成了一大堆策略。劳尔· 希尔贝格描绘了犹太人的应对机制，它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策略，其中包括缓和、逃避、麻痹、顺从。缓和是对危险的回应，或者是尝试减少已经发起的暴力；它涉及请愿、支付保护费、支付赎金、有预期的顺从、救济、援救、抢救、重建。对于历代大多数犹太人来说，逃避典型的含义是逃离，而顺从意味着接受反犹太人的举措，希望它们可能在强度上有所缓和，或者有大的松弛，或者一并消失。在这些策略中明显缺失的是武装抵抗。直到以色列成立之前，对业已建立的行政当局的服从——无论好坏——一直是犹太人的准则。与西方世界好战的传统相比较，犹太人没有把暴力美化为文化或者精神的理想。他们的诗人没有写出伟大的抒情顿悟诗篇，去把战斗歌颂为高贵的事业。另一个方面，德国人在文化上盲目崇拜战争的价值观，将它们在家庭、学校、日常的生活中制度化。还有比消极的德国人—犹太人的关系更好的、更配套的锁和钥匙的关系吗？完美的纳粹压迫者能够发现比犹太人更完美的牺牲者吗？犹太人面对凶残的纳粹分子，他们依靠其对付压迫者的传统策略徒劳地退却；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不是在对付传统的压迫者，而是纯粹而简单的压迫者。这里不可能存在缓和、顺从，最终也不可能存在逃避或者逃离。

可能只有抵抗，但是它被心理参照框架事先就排除了。根据这一框架，大多数犹太人，尤其是他们的领导人，已经将他们的经验固定起来。由于对压迫者心灵状态错误的心理评估，这些经验是有缺陷的。犹太人假定真正的问题存在于压迫者错误的思想中，他们相信通过受害者对理性和正义的呼吁，这些思想可能被修正或者纠正。但是，对假定的理性和正义的普遍规范的呼吁并没有说服压迫者，也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直到有权者遇到了同样的权力或者更强的权力之前，对有权者言说真理并没有迫使他们改变暴力的行为。这是受害者心理学中的谬误：它没有看见自己的盲点。克伦和拉波波特正确地指出：受害者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他们能够守护其灵魂的清白，同时能够让压迫者认识到自己是错误的，因而应该停止压迫他们。另外，因为抵抗的暴力行为玷污了受害者的清白，因此它不可能被认为是对压迫可行的回应。换句话说：“在对压迫者的指控不感到有罪的意义上，一个人是清白的事实明显地抵制了有效行动的采纳，因为他担心这样的行动可能玷污或者败坏自己对清白最初的声明。”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白变成了一个障碍，它阻止了犹太人察觉到他们面对的来自纳粹的致命危险，也阻止了他们相应地改变回应方式。用一位犹太幸存者的话来说：“成为清白者和不得不承受所有悲惨的感情激起了自我怜悯，同时弱化了对于生存来说是本质的力量。”

有关和纳粹压迫相关的犹太人行为的普遍观察，并不意味着轻视这样的事实：远远超出通常认为的犹太人实际上在抵抗纳粹的压迫。注犹太人在华沙的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以及整个波兰二十多个集中营进行着抵抗。五万多名犹太人逃避到波兰和俄国的森林当中，他们在那里要么和游击队联系在一起，要么尽他们所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反击。反抗在比如索比堡、特雷布林卡、奥斯威辛等灭绝营爆发。不幸的是，这些反抗或者抵抗行为只是个别绝望的个人或者团体发起的，他们都缺乏物质资源和支持，而这些是有所作为所必需的。犹太人缺乏组织化，被宗教和文化的差异所分化，面对着席卷一切的纳粹力量，纳粹的杀戮者对犹太人实施绝对的权力，这样的抵抗假如不是无效的，也是极端的困难。假如尝试抵抗的话，纳粹的报复规模极大，他们会杀害他们所控制的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德国人对任何抵抗的报复受到“集体责任”原则的控制，这意味着犹太人社区自动地为每一个抵抗行为负责，并且为了直接的惩罚——通常是枪决——必须交出德国人指定数量的人质。我们已经提及过莱奥· 贝克的事例，他在1942年5月警告过鲍姆的团体停止针对德国人的暴力行动。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委员会和它们的领导人都有类似的对积极抵抗的反对之声。抵抗者甚至有时被他们的社区贴上叛徒的标签。直到一切都为时已晚的时候，意识的觉醒才认识到纳粹计划杀戮整个犹太人社会。

对纳粹暴政有意义的抵抗意味着绝不仅仅是保持身心合一、采取逃避的策略，甚或逃避压迫者。正如劳尔· 希尔贝格正确指出的，犹太人“被他们历史的紧身衣束缚”，把自己排除在积极的武装抵抗之外，从身心两个方面把自己投入大灾难之中。造成这场毁灭更为恐怖的东西是世界其他地方无所作为，或者对犹太人的灾难漠不关心。

我们现在知道从大屠杀一开始，人们就知道它的存在。当然，有一些最初的怀疑，特别是因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的类似残暴故事后来被证明是骗局。这一可怕秘密真相被瓦尔特· 拉克尔正确地称为纳粹种族灭绝，知道它的人比通常假定的人多得多。丘吉尔和罗斯福知道这一真相。因为英国人破解了德国最高等级的军事密码，使他们能够破译希特勒的秘密，因此丘吉尔具有完美的信息源告诉他希特勒正在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1941年8月24日，在对英国人民的公开广播中，他没有专门提到犹太人，而是以概括性的词语揭露：“自蒙古人入侵欧洲以来，还没有规模如此之大，或者接近这样规模的，讲究方法的残忍无情的屠杀。”他还加了一句：“我们正面对一个难以名状的犯罪。”然而，无论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只是给犹太人道德的或者象征性的支持。尽管罗斯福在1944年1月建立了战争难民委员会，以便尽一切可能营救纳粹的受害者，但是这个委员会遭遇了巨大的体制性冷漠和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人偏见，尤其是在国务院。戴维· 怀曼在《放弃犹太人：美国人和大屠杀》（1984）一书中提及了美国人对犹太人的放弃是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领导人的，尤其是罗斯福的政治权宜之计；一些美国机构中蓄意阻挠的天性；强烈地反对进一步移民和支持严格的配额将外国人清除出去的民众。当然，据说在那时所有的国家可能都是一样。它们的边境从未向犹太人开放，任何营救的努力在政府的限制中陷入泥潭。瑞士不仅限制移民，而且帮助纳粹储存不合法的黄金，欺骗无数的犹太人拿出他们的储蓄和存款。最近对瑞士这一角色的揭露给瑞士政府的行为，也给由它带入涉及这样不道德金融交易的国家投上一束极其不光彩的 光线。

为了对这些旁观者做到公平合理，那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忍受纳粹痛苦的程度。尽管有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但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假定德国政府与第二帝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它的机构从本质上说依然是诚实和文明的。对于西方政治家来说，像德国这样的当代国家能够以流水线的方法杀戮600万人是难以想象的。正如瓦尔特· 拉克尔正确地指出：“整个计划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希特勒的敌人不仅误判了纳粹政权，他们也显示了对犹太人困境微不足道的关心。根据劳尔· 希尔贝格的观点，对犹太人的营救不是优先级的事情，而是这场战争的副产品。剩下的是悲剧：在犹太人的背后没有一个国家，也没有一支军队直接代表他们作战，他们完全无助地抵挡着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的屠杀。这个国家相信它的任务是毁灭他们，并且得到一些犹太恐惧症政府和一个漠不关心的世界的间接支持。

注　参见奥默· 巴尔托夫的《希特勒的军队：第三帝国的士兵、纳粹分子和战争》（1992）一书中的精彩章节“前线的去现代化”，作者在其中令人信服地显示了第三帝国是能够赢得欧洲闪电战的，但是不能赢得和世界三个主要工业强国的总体战，并且第三帝国经历了俄国最原始的环境。纳粹领导层对这些环境的回应是退回到最糟糕、最弄巧成拙的种族幻想当中，用残暴和不道德的战争观替代了物质的力量和合理的计划。

注　在1941年6月22日到战争结束期间，共有570万苏联士兵被德国俘虏。到战争结束，只有93万俘虏在德国战俘营幸存下来，100万俘虏可能被释放或者作为“志愿者”为德国人工作，50万人逃跑或者被释放，余下占57.5％的330万俘虏死亡。

注　正如沃尔夫冈· 索夫斯基所说：“这些办公桌后面的犯罪者和许多低层级的、挥挥鞭子的同事既不是变态佬，也不是施虐狂——他们令人吃惊地正常。”

注　涉及犹太人抵抗的文献一直在不断地增加，但是所有这些犹太人或德国人献给抵抗行动的图书、文章、回忆录和笔记，都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抵抗无论怎样高贵或者勇敢，结果上都没有什么影响。

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

“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的传说

当盟军解放的坦克在被战争撕裂的德国四处蔓延的时候，它们遭遇了两个有着鲜明对比的德国：第一个是许多明信片上城镇的外观，以及微笑的德国小姐；另一个是纳粹死亡营可怕的遗产。几乎每一个主要的集中营都是一堆堆丑陋的、散发着恶臭的尸体。它们所呈现的令人恶心的景象，以致士兵们把道德的愤怒发泄到纳粹的警卫身上，不是射杀他们，就是让囚犯把他们分尸。美国第四装甲师解放了在哥达附近奥尔德鲁夫的奴役劳动营，逮捕了当地的市长和他的夫人，并带他们参观了这所劳动营。纳粹在里面工作的一座阴森大楼在市长的小城一览无遗，鉴于这一事实，当市长告诉美国指挥官他并不知道任何腐烂尸体发出恶臭的事情时，这位指挥官简直难以置信。在答应第二天和所有成年的市民重返劳动营之后，由于不能面对与这一真相的再次遭遇，这位市长和他的夫人自杀了。奥尔德鲁夫是盟军在1945年4月和5月解放的许多死亡营中的一个，它揭示了纳粹暴政的可怕之处。那时和后来的德国人不断重复的话就是，他们并不知道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任何罪行。在世界新闻界，奥尔德鲁夫也扮演了这一角色。当盟军最高司令官德怀特· D.艾森豪威尔在他的两位主要的司令官奥马尔· 布拉德利和乔治· 巴顿一左一右陪伴下访问这一劳动营的时候，他以极度愤怒的口吻对士兵们说：“我要让每支在前线的美国部队来看看这个地方。有人跟我们说，美国士兵不知道正在为何而战。现在至少他将知道他正在与什么东西斗争。”

艾森豪威尔和其他盟军领导人已经发誓起诉纳粹战犯，他们也郑重承诺在纽伦堡召集战犯法庭。战胜国决定不仅要审判活着的纳粹领导人，而且要让德国人为所有以希特勒及其党羽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负责。纽伦堡审判假定了德国民众是有罪的，而非清白无辜。这一有罪的假定如何在道德上或者法律上是适当的？一个人可能合乎情理地认为：在道德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我们的统治者以我们的名义，为我们集体的利益的所作所为负责。然而，公民对他们领导人的罪行在犯罪的意义上是没有责任的。正如雅斯贝尔斯很早以前指出：罪行有程度的差异，犹如承担的责任有程度的差异。罪行和责任以对犯罪行为的知晓和对犯罪行为的共谋为先决条件。德国人对大屠杀知道些什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如何参与这一犯罪的呢？

当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德国人声称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似乎没有人直接知道任何事情；他们只是听到了东部残暴行为的谣言和没有证实的报道。德国人后来说，无论如何，一个人面对大规模残暴行为的报道能够做些什么呢？把它们报告给警察？米尔顿· 迈耶在战后采访了前纳粹分子，一再听到同样的花言巧语的自我辩白：“在政府专制统治下，谁愿意成为第一个承担……追踪怀疑政府过失的人？谁愿意在动荡和战争期间，在自己的权力之外，让自己关注真正的或者谣传的……完全在自己生活之外的邪恶？毕竟，假如一个人发现了能做什么呢？”他们只是作为强迫他们服从命令的邪恶制度中的微小齿轮，在这样的辩解背后，普通德国人共同重复的话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做任何事反对这个制度。”但是，当面对直接共谋犯罪行为的时候，许多德国人宣称他们只是服从命令。首先是说谎或者否认，然后是借助机器中小齿轮的辩解，接着是来自更高权力部门的命令。什么是在这些宣称背后的真实故事？它可能在一层层谎言、否认、躲避、心理抑制、转移、合理化中挖掘出来吗？它是一个无望的学术努力吗？——尤其是假如一个人接受了汉娜· 阿伦特的观点。她认为撒谎已经成为了德国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不可能回溯性地“固定”既往，对死去的犯罪者或者胆怯的旁观者作出倾向性的道德判断也无济于事，因此，聚焦我们一定程度确切知道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公共信息的可靠性，以及德国人知道这些信息的可能性，我们可能会得到最好的帮助，并对它作出合适的评估。

为了回答有多少德国人知道大屠杀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开始于一系列的缩减。这些缩减直接或间接与涉足犯罪自身的人数相关。宽泛而言，这会涉及希特勒、大多数纳粹最高领导层的成员、特别行动队和它的辅助部队、党卫队集中营的人员、州和纳粹党各种各样机构中控制犹太人事务的大多数官员。这些事务包括财产没收、法律上的甄别、移民、强制劳动、强迫集中居住、驱逐出境。

保守而言，这包括大约10万人，也许至多25万人。无论人数是多少，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数字，因此合乎情理的是：有太多的人不可能对如此规模的罪行守口如瓶。确实正如上面所显示的，无数的士兵离开东部前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皮夹子里携带了残暴行为的照片，并且告知亲人的事情又被亲人告诉了别人。在东部前线有关大规模枪杀的信息很快流传了出去，到1942年已广为人知。纳粹的宣传——假如得到合适的解析和评估的话——无疑让公众感到可怕的复仇正降临到犹太人身上。当然，战争切断了德国人的大多数国外信息来源，使得他们更多地依赖于纳粹的宣传，另外，大屠杀发生在东部前线，因此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超出了视线和关心。但是，德国人非常清楚犹太人受到他们政府多么残酷的待遇，他们不可能忘记在光天化日下，在数十万德国人眼皮下进行的对整个德国犹太人的驱逐。根据劳伦斯· 斯托克斯的评估，大多数反犹太人的恐怖行为被德国民众广泛知晓。毕竟来自帝国和欧洲各地无尽的列车充塞了饥渴、垂死的犹太人，车头向东行驶，这几乎是无法隐藏的。

尽管严格保密的大幕覆盖在大规模杀戮和毒气杀人之上，同时可以确信纳粹领导人相信德国民众不会情愿接受这一罪行，但事实证明长期隐藏这一罪行和它的恐怖是不可能的。反对希特勒的德国领导人在1941年夏季知道了这些残暴行为，他们在毒气杀人刚一开始就得到了这一信息。这一点对于波兰地下力量的领导人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领导人之一扬· 卡尔斯基前往英国，然后去美国警告西方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安东尼· 艾登和富兰克林· D.罗斯福。当卡尔斯基告诉他们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被德国人毒气杀死之时，没有人相信；事实上，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 法兰克福特难以置信地听取了卡尔斯基的故事，然后坦率地告诉他：“卡尔斯基先生，像我这样的人和像你这样的人谈话必须完全坦诚。因此，我说我不能相信你。”卡尔斯基只是许多大屠杀的见证者之一，他们试图竭力告诉世界其余地方他所看见的东西。正如上述所提及的，库尔特· 格施泰因是另一位信息通报者，他带来了可怕的犹太人被灭绝的新闻；死亡营的越狱者也将同样的新闻告诉了波兰地下组织、梵蒂冈和西方列强。

但是，有多少这样的信息传达到了德国公众那里？根据伊恩· 克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公共舆论的详尽分析，犹太人问题“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似乎只有到谣言流行起来的时候，德国人才注意到犹太人问题。这个谣言就是，恐怖的空袭是对德国人在东部前线残暴对待犹太人的报复。许多人感到害怕的是：因为犹太人在东欧所受到的待遇，得到同盟国政府支持的他们可能发泄可怕的复仇。一位德国的神职人员说：政府有关苏联在卡廷残暴行为的报道，并不能给党卫队对犹太人犯下的同样残暴行为的事实涂上光泽。在卡廷，共产主义分子对一万多波兰军官进行了大屠杀。这位神甫警告道：“党卫队给予犹太人可怕且非人道的待遇就是召唤上帝惩罚德国人。假如这些杀戮者没有带来对我们痛苦的复仇，那么就不再存在神圣的正义。德国民众对自己犯下了如此血腥的罪恶，以致不能得到怜悯和宽恕。”正如克肖所指出的，有关德国人对犹太人残暴行为的这些评论，完全指向特别行动队大规模的射杀。细查大量当代资料，克肖没有发现对毒气杀人的任何提及，同时也没有波兰集中营的任何参考资料。

为了反击有关灭绝犹太人的谣言，纳粹领导层散布了模棱两可且经常相互冲突的信息。一方面，纳粹的宣传证明迫害犹太人是合理的，因为犹太人发起了针对德国士兵的游击战，和德国的敌人联合在一起实施着广泛的破坏和战斗；另一方面，犹太人被断言有罪，就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在战争期间，大众宣传的主题把犹太人描绘为战争的煽动者，以及致命的军事对手。犹太人是战争贩子这一主题定期地出现在德国的报刊上，并证明了这个政权不间断地需要把注意力从军事失败中转移出来，同时只是间接地证明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是合理的。这个政权陷入了它自己谎言的网络当中，它从来没有公开地坦白对犹太人真正的所作所为，除了一次是戈培尔在《帝国》杂志（1941年11月16日）发表了他臭名昭著的文章《犹太人是有罪的》。戈培尔在其中宣称犹太人对发起这场战争负责，并且现在“要忍受逐步灭绝进程的痛苦”，正如1939年1月30日元首的预言所预先告知的那样。这个宣传部长坚持认为，对犹太人无需显示任何同情，因为他们正在破坏这个帝国。他说每个死于这场战争的士兵将自动地登记在“犹太人罪恶的账目表上”。显示出些微程度怜悯的德国人都是玩忽责任，明显是在对国家犯罪。《帝国》杂志有50万的发行量，对有教养的读者群很有吸引力。但是，戈培尔的观点很大程度上落在了石头地上，在当时完全被忽视。事实上，这个宣传部长著名的坦诚之言，也被战后的历史学家所忽视，包括格拉尔德· 赖特林格和劳尔· 希尔贝格，他们是第一批记录纳粹种族灭绝的历史学家。

我们该如何解释在不同场合广泛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漠视呢？德国的公众已经被纳粹花言巧语的宣传弄得非常厌倦了，他们对此不闻不问，或者贬低了它们的意义。这可能也发生在戈培尔文章发表的情况下。其次，不可能希望那时的民众具有如此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以致他们可能从他们所知的纳粹夸张的宣传中推断出犹太人大规模灭绝的真相。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特奥多尔· 霍伊斯是《帝国》杂志的编辑部成员，后来他解释道：最有教养的德国人简直不能理解这一种族灭绝规模，因为他们的想象没有超越传统的中产阶级和基督徒的推测所建立起来的疆域。联邦德国前任总理赫尔穆特· 施密特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东部前线的德国部队里服役，非常愤怒地拒绝一些历史学家的指控，即德国军队在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说，由于在东部前线服役，他总是能听见一些据说是在国防军的保护伞下或者由国防军成员自己犯下的残暴行为。施密特声称普通的德国士兵本质上过着隔绝的，甚至是强制定居生活，这些生活状态使得他们与犹太受害者隔离，使他们严格地限制在自己的军事行动领域。

回顾过去，必须拒绝这一看法的正当性，但是其心理含义是清楚的：施密特和一代德国人，过去且现在依然否认他们在第三帝国作为积极参与者或者被动旁观者的角色。他们看见并听见足够多的真相，但是接下来使自己和他们的所见所闻隔离开来。这一保护性的策略渗透在战争和战后时期。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把其延续的几个阶段的特征概括为：不想要确切地知道，不想要承受它，不想要它是真实的。德国人不想要知道；但是当他们面对真相时，他们要么故意否认真相，要么在心理上扭曲它。后者采用了如下一些心理防御机制：投射、寻找替罪羊、心理抑制、平凡化。因此，许多人声称犹太人只是“消失了”；他们“正被重新安置在东部”从事一些诚实的工作。无论怎样，为何要为一些犹太人担忧呢？此时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死于遥远之地，或者此时数以几十万计的市民在盟军恐怖的空袭中死去。总之，德国人并不关心犹太人的命运。除了一些同情的旁观者的日记或者回忆录呈现出些微的洞察和勇气的绿洲，几乎不存在任何迹象表现出公众对犹太人所遭受的待遇的关心、羞耻或者愤怒。对于那些深表关心的人来说，除了记录他们的无能和对未来几代人的羞耻之外，也是无所事事。一位帮助过犹太人，并且知道他们是如何被消灭的柏林人写道：

这一恐怖真的难以描述，以致任何想象都难以接受其真实性。无法想明白某件事情，也简直无法得出某个结论。在理论知识和对个别案例的具体运用之间，存在着无法架设桥梁的深渊……我们没有可能用我们的想象力连接两者，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假如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母亲、兄弟、朋友、爱人忍受着持续的痛苦，被折磨致死，我们可能继续生活下去吗？……就是胆怯让我们那样想的吗？也许！但是这样的胆怯属于人的原始本能。假如我们能够通过想象看到死亡，生命的存在就不可能存在。一个人能够想象折磨、恐惧，以及和死亡一样的痛苦……只有这样的漠不关心可以让继续的生存变为可能。如此这般的认识是痛苦的，耻辱而痛苦的。它们确认了我们也不属于坚强和骄傲的人，敢于对非正义发起一场伟大的圣战。到底谁挺身而出为几十万受害的亚美尼亚人的极度痛苦复仇？谁反抗过宗教裁判所的酷刑？犹太人大屠杀的新闻在世界四处传播。有人因此吃不下早饭吗？因为受害者的困境震惊了他们，或者撕裂了他们的良心，是否有人就因此活不下去吗？

这样痛苦的反应解释了消极和漠不关心，但是当然没有对它们进行辩解。这似乎揭示了在大多数历史危机中，社会和个人一样，都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危机的深度，因为他们以自我保护的心理态度寻求着庇护所。假如极少数勇敢的德国人退缩到绝望中，至多采取了小规模的反抗行动，而多数人服用了道德的安眠药，那么谁留下来犯下了大规模的杀戮之罪呢？答案是纳粹运动的核心分子，以及所有那些被说服宽恕这一杀戮计划的人。他们的数量不可能精确地确定下来，也不可能测定涉及个别案例的犹太恐惧症的强度。假如可能的话，在大多数案例中辨别杀戮者的行为动机是哪种心理的结果也是困难的，它们包括暴力的犹太恐惧症、对权威的服从、追名逐利，或者施虐狂。

为了测定可能无法测定的东西，同时用些许的证据以及演绎、直觉从事工作，我们就不应该惊讶于历史学家没有能力在以下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在总人口当中，犹太恐惧症的强度到底如何。但是，一个正在出现的共识表明，德国民众并没有赞成纳粹领导层生物学—种族的对犹太人的仇恨。甚至在纳粹统治下，犹太恐惧症也非同出一辙。一个人依然必须区分传统的旨在歧视性举措的犹太恐惧症和希特勒旨在灭绝的犹太恐惧症之间的差异。一个人甚至在战争期间也不能忽视基督教犹太恐惧症持续的存在，因为这至少部分解释了大屠杀期间宗教机构的失败。纳粹宣传比以往更成功地向绝大多数德国人灌输了犹太恐惧症的偏见，但是它没有成功地让多数人疯狂地参与灭绝性地对犹太人的仇恨，这种仇恨感染了纳粹的统治精英。在大屠杀降临到犹太人身上的时候，戈培尔、希姆莱和纳粹的其他高层领导人不断地抱怨部分普通德国人缺乏狂热的状态。我们已经叙述了戈培尔在这一问题上的沮丧，尤其是当他听到柏林人对犹太人必须戴上黄色之星表示同情的时候，他变得十分恼怒。1944年10月4日，希姆莱向他的党卫队地区总指挥抱怨道：许多人，包括纳粹党的成员“给我或者一些其他管理机构提出了宝贵的怜悯恳求；他们一直说所有的犹太人当然都是猪猡，但是某某先生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不应该触及的正派的犹太人”。两天之后，希姆莱在波兹南纳粹党的全国领袖和大区领袖大会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演讲，他把对犹太人的灭绝比作德国历史中辉煌的一页，但同时也对“超过8000万的德国人感到沮丧。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正派的犹太人”。诺曼· 科恩对纳粹德国公众的犹太恐惧症的性质及其效果最好的判断是：大多数人处于与其说是疯狂的仇恨不如说是完全的漠不关心的状态中。这不是一个小成就，因为这就是杀戮者所需要的一切，通过公众的支持他们可以实施自己的犯罪活动。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德国人继续持有强烈的歧视性的而非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这种大众的歧视性犹太恐惧症与引发大屠杀毫无关系。德国民众没有集体地决定发动这场大屠杀；他们狂热的领导人在绝密的情况下发动了这场大屠杀，他们清晰地表明他们并不确信有着广泛的大众支持。希特勒和他的种族灭绝的亲信寄希望于对犹太人普遍的公共偏见，这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以大众赞同的形式得到充分的回报，因为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从歧视性犹太恐惧症中获得的；而是因为这会让他们强化自己的极端举措，他们知道公众可能不会对正在施加给犹太人的东西大惊小怪。伊恩· 克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潜在的反犹太主义和德国民众的冷漠，足以给予纳粹政权不断上升的、有着犯罪动力的仇恨以自主性。纳粹政权需要这一自主性去发动这场大屠杀。”

从集体犯罪到集体的心理抑制

1945年夏季，在许多德国的城镇和乡村出现了招贴画，宣布：“你是有罪的！”这些招贴画展示了来自贝尔森集中营的画面和故事，因为几个原因在公众那里引起了广泛的恐惧和焦虑。画面是恐怖和令人震惊的，“你是有罪的！”这一指控让民众感到不舒服，因为它指向所有的德国人，并且没有任何行政机构署名的展示促动了不确定的感情：是谁正在传递这样广泛的审判。德国人很快发现获胜的、宣称代表纳粹受害者的盟军不仅作出了这样的审判，而且计划让德国人为他们犯下的罪行负责。德国人不可以对自己作出审判，因为他们的敌人占领和分割了他们的国家。无论他们喜欢与否，他们必须习惯于美国人、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的审判，要么一致行动，要么跟随他们的法律的、政治的或道德的法规。正如通常所知道的，紧接着的是一个四年期（1945—1949），其间，共同的努力是惩罚那些对把世界带入战争之中负有责任，以及那些对落入他们控制的人犯下难以言表罪行负有责任的德国人。

因为纳粹犯罪的范围如此广泛，涉及数百万的受害者，死亡或下落不明，并难以找到目击证人，因此认定和惩罚这一犯罪行为是不容易的。另外，德国的战败已经造成了它所有机构的完全毁灭和完全崩溃，这一事实使得完成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困难。这一崩溃给每一个相关的人、茫然的德国人和昏头昏脑的军事机构都造成了普遍的困惑。步履维艰的社会经济问题困扰着整个国家，尤其是数百万遭到轰炸流离失所的家庭，以及远远超过2000万不同国籍的“无家可归之人”。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氛围中，战胜国在纽伦堡召集战犯法庭审判纳粹领导人，他们要为犯下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负责。大量的著作记述了对21名著名的纳粹领导人、无数不太出名的亲信，以及和他们相关的犯罪机构（主要是党卫队）的起诉过程。通常大家都认为，这些审讯有助于突出纳粹政权非人道性，有助于给予公正的处罚这些有益的目的。

但是，这些审讯在两个重要的意义上是失败的：它们没有说服德国民众正义得到了执行，同时它们只是起诉了少数的犯罪者。尽管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在短期内十分突出，但是纽伦堡法庭和相关的审讯是由战胜国引导的，它们并不代表犹太人的利益，而只代表它们自己的利益。在纽伦堡，大屠杀是一个边缘性的议题；它的意义没有被犹太人社会之外的任何人所认识到，更不用说是德国人自身了。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德国人决不会审判自己，并且许多人竭力躲避审判。在纽伦堡，他们过去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悲怆的场面，谴责这一审讯是胜利者的正义，躲避在一系列防卫性的姿态后面，它们包括被迫执行命令、平凡化、对断定的犯罪全然无知。当他们不专注于推卸个人责任的时候，他们又为战败或没有成功履行行政或军事领导职责相互攻击。一些主要的领导人似乎又显示了良心的悔恨，认识到他们是纳粹主义犯罪行为的自愿参与者。汉斯· 弗兰克再次皈依了罗马的天主教，他的公开坦言让他的被告同伴大为震惊：“千年易过，德国的罪行难消。”艾伯特· 施佩尔接受他在纳粹德国所发挥作用的全部责任，这个观点一方面引起了被告同伴的厌恶，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原告的怀疑。同盟国的法官或者律师显示如此的怀疑态度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当他们面对着迟延的辩护或者坦白时，怀疑这些行为可能受到犯罪者自利动机的促动。这些犯罪者企图提高自身的重要性，或者取悦原告，说服他们更加宽大一点。

假如纳粹的领导人在战争刚结束之时不全盘招供，那么大多数德国人也不会。除了少数宗教界和知识界的人物，他们呼吁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赎罪和深刻的道德反省，大多数人都忙于活命，以致无暇去想过去十二年所发生的事情。战争和经济的崩溃已经把普通民众弄得痛苦不堪，当他们新的主人展示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策略去惩罚和再教育他们的时候，他们防御性地，经常也是挑衅性地采取行动。一位英国官员在1945年说，由于德国人已经造成了如此多的痛苦和灾难，他非常震惊地发现德国民众缺乏“对战败道德上的接受”。在许多占领军官员的眼里，德国人是容易被控制的，但是当面对过去的犯罪行为时也是具有挑衅性的。德国人一点都没有显示出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没有显示出丝毫的谦逊，他们沉溺在自我怜悯之中，企图借此摆脱他们给别人造成的痛苦。这让越来越多聪明的盟军官员领悟到：纳粹主义在德国民众那里有着比他们预想的更大的支持。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已经发现纳粹政权是可以容忍的，也是有益的。毕竟，希特勒把德国带出了大萧条，在国内外给德国恢复了声望；甚至在战争期间，德国人生活得比大多数欧洲人都好。他们享有大量的食物、原材料、工业用品，以及奴役劳动，最后一项使他们的生活除了美国人之外，优于他们的敌人。当然，普通德国人后来也大发牢骚，自怨自艾，他们声称他们陷入了极权主义的罗网，在他们的政府和敌人手中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受害者德国”的观点不是20世纪90年代，而是在1945年德国战败的那一刻诞生的。当时和现在，因为许多德国人在他们犯罪的政府和他们的敌人手中已经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因此他们相信，已经施加在其身上的痛苦应该去除集体责任或者集体罪行的污名。

在战争刚结束的时期，惩罚、责任和罪行的问题正好存在于胜利者的手中，他们在处理德国人的问题上追求五个大致的目标：惩罚罪行；对德国民众去纳粹化；作为补偿工具的强制赔偿；重建德国的政治制度；再教育德国人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惩罚和去纳粹化间歇地进行着，因为战胜国被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分割了。德国的不妥协也增加了这些困难。苏联人占领了东德的部分领土，他们对如何把他们的德国人带入共产主义的控制氛围有着自己的想法。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尽管对德国人进行民主化大致形成了共识，但是对如何能够完成它却有不同的想法。他们都同意通过确认和惩罚罪犯，并将他们永远地排除在公共机构之外对德国进行惩罚和去纳粹化。他们将全部人口划分为五类进行这项工作：（1） 重要罪犯，判处死刑和终身徒刑；（2） 罪犯，最多判处十年徒刑；（3） 罪行较轻的罪犯，实行缓刑；（4） 纳粹政权的追随者；（5） 无罪的人。尽管去纳粹化控制在德国法庭手中，但是同盟国监督着整个过程。德国人很快就学会了操纵这个过程。他们给予了闪烁其词的答案，糊弄他们必须填写精心制作的问卷。许多人后来承认这个过程经常是煞费苦心的掩饰。据说太多的人已经受到了以“佩希尔”（Persilscheine）洗衣粉命名的证明书，它们允许犯罪者将他们的褐色衬衫送到洗衣店洗干净，然后漂白。他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要求牧师、过去的反纳粹分子，或者犹太幸存者为他们写证明书，确认他们的纯洁无瑕。

尽管许多重要的罪犯得到了惩罚和监禁，但是同样多的人——假如不是更多的话——免受了惩罚。彻底的去纳粹化从来就没有发生，因为德国人口众多。许多同盟国官员公开嘲弄道：假如战胜国真的要给每个纳粹分子定罪，那么大多数德国人都必须投入监狱。一些人也在想，全面的清洗是否会动摇这个国家，把它投入到长期的相互残杀的揭丑和社会冲突之中，因此要么不可能统治它，要么不可能向自治发展。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像美国人和苏联人在意识形态上恪守一个单一的世界观，在前两种人当中就如何使德国人皈依正确的生活方式，存在着相当可观的思想探索。一位驻德国的英国教育部的官员承认：“胜利以某种方式给予我们道德权利去强加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假定是极端傲慢的……不管怎样，一个国家如何去教育一个已经文明的、产生了一些人类最伟大天才和恩人的国家。”

假如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倾向于在德国发动深远的政治或文化重新定位的计划，那么苏联人和美国人越来越视德国为一个证明自己生活方式优越性的试验场。1949年，两个分开的德国出现了：一个是苏联控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个是美国控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人掠夺了东德的经济基础，同时作为广泛的欧洲经济重建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人投资了西德。马歇尔计划给予战争破坏的欧洲将近130亿美元，不仅奠定了欧洲经济复苏的基础，而且最终帮助赢得了对抗短视而有瑕疵的苏联经济政策的冷战。马歇尔计划对西德的冲击绝对是壮观的。美国货币的大规模注入，并和完美的经济管理的结合，连同德国民众的能量和努力工作，产生了超过十年的持续增长和物质富裕。除了金融的支持和德国人的专业技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奇迹”，也是将心理的罪恶集体性地置换为经济重建的结果。好像德国人不能再快地清除碾为齑粉的城市和工厂的碎片了，因为它们代表着战败和耻辱看得见的留存物。全力推动经济发展是心理抑制纳粹历史的一个方法。另一个逃避过去的方法是冷战提供的。两边的德国人被当作盟友，这使得掩盖过去的过错或者罪行变得更加方便。对于美国人来说，新纳粹是反共产主义的，但是新纳粹是和美国人一道反共产主义的。大多数德国人也欢迎这个利用冷战逃入使人遗忘的沉默的机会。总之，冷战，以及德国分裂为共产主义的东德和资本主义民主的西德，都终结了所有真正的对后来被称为未被把握的过去真挚的自我反省。环绕着大屠杀的德国人罪行的问题，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直到在自由环境中接受教育的新一代开始在沉默之墙上凿下碎片。为了在心理上抑制过去，他们的父辈竖起了这堵墙。

但是，甚至在沉默的年代，西德和东德的政府都承认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双方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解释它为何发生，并陈述他们有关犹太人的官方政策。狡猾的、亲西方的天主教徒康拉德· 阿登纳总理领导的波恩共和国，承担了在第三帝国期间所作所为的全部责任，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这个帝国唯一合法的继承人。阿登纳和后来西德的领导人采取了亲犹太人的姿态，保证支付赔款给纳粹主义的受害者。这一赔款政策被称作赔偿。1951年9月，阿登纳在国会发表的一次著名演讲中阐述了这一点。这一点后来在西德和以色列之间以条约形式体现出来。1952年9月，依据最终商定的条款，西德政府同意支付30亿马克给以色列，4.5亿马克给代表以色列国内外犹太人的组织。整个赔偿的概念被作为“赎罪金”遭到了许多德国人和犹太领导人的强烈批评，没有一个有自尊的国家应该支付和接受它。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阿登纳的杰出策略，因为它服务于两个主要目的：使波恩政府合法化；用政府的法令解决德国人罪行的问题。依靠为纳粹主义的罪行承担责任，波恩政府和它的保守主义领导人占据了道德的和民族主义的高地，同时心照不宣地表明作为德国的合法继承人，他们愿意为纳粹政府犯下的可怕罪行赔偿，而这个政府代表的是德国历史上一个异常的例外。

但是，赔偿的策略具有另一种含义，这也许是更为广泛的但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它是德国人罕见的处理罪行问题的方法。无论阿登纳是否有意识这样做，他都试图用集权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罪行的问题。因为就是这个国家，而不是它的公民要对罪行负责。这位年长而狡猾的总理、善良的天主教徒采取了制度性的方法走出了困境，而这个困境也许应该放在个体的德国人肩上。假如这个国家承担了纳粹主义的罪行，是否还存在个体的德国人应该赔偿的理由？因为这个国家正在为他们赎罪，那么是否普通德国人会把国家支持的赎罪行为解释为他们不必再做些什么了？阿登纳采用了什么制度机制使个体的德国人——单独的和集体的——有可能解决他们的愧疚感而不是心理上抑制它们？答案是：除了限制言论自由——当这一自由威胁了民主——的强烈的反歧视性法律之外，西德人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解决和公开表达这类超出国家法规或赔款的赔偿，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改变人心和思想。

为了公平地对待波恩政府，我们必须说东德政府在真诚地接受纳粹的过去这一问题上过于迟缓。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同样依赖于集权主义的解决方案，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的手法消除罪行，他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极端形式，是针对工人民众的阴谋，同时也认为共产主义的左派与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毫无关系，因此东德的共产主义政府自动地免除了责任。出于这个理由，东德政府拒绝给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任何赔款。

在两种情况下，犹太人问题的解决都是政府的命令，因此可以预见的结果是：要么是通过意识形态的逃避，要么是通过安森· 拉宾巴赫所说的“道德健忘症”，过去没有得到充分的对待。东德和西德政府拒绝与纳粹的遗产作斗争。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研究发生在英国、法国和美国，而不是德国。在德国，历史学家不愿意重新揭开旧的伤口；也很难得到相关的文献，因为它们已经被战胜国取走，存放在遥远的地方。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德国的学校都在继续着过去的做法：忽视当代历史的重要性，偏爱遥远的历史时期，使得面对近期纳粹的历史相当困难。我自己预科学校的历史课本包括了一个短小的段落，它论及了1933年到1939年“狂热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在论及国家社会主义对欧洲统治的段落中，有三句话谈论到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在这些年当中，希特勒决定对犹太人问题采取最终解决方案。数百万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走到了可怕的终点。这些残暴的杀戮在绝对的秘密中得到了执行。”不用说，课堂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一议题。

大屠杀在德国历史学的圈子里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事实并不值得惊讶，因为战后最具有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都以某种方式与纳粹政权有着关系。他们都是在历史决定论高尚的风格中得到训练。历史决定论教会它的从业者朝着修辞的优雅、科学的精确努力，把主题集中于思想史或者外交史，而不是拷打、大规模射杀、毒气杀人构成的地狱。也存在广泛的怀疑，即胜利者控制的证据可能被污染了，它们不可信，具有宣传特征。有人认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获取关键性的观点；同时，将学问限定在非判断性的文献搜集，把道德判断留给未来一代在学术和教学上是更为明智的。

要么是默认，要么是故意，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历史学家让外部世界控制了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学术争论。一束强光是在慕尼黑建立了当代历史研究所，它是专门涉及国家社会主义的主题和资料的研究和文献中心，出版了学术期刊《当代历史季刊》。这个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汉斯· 罗特费尔斯用《格施泰因报告》的出版促动了一系列论述最终解决方案的优秀论文。随后马丁· 布罗萨特、赫尔穆特· 克劳斯尼克、赫尔穆特· 海贝尔对纳粹罪行的研究作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但是，在公众的水平上，德国人在德国是不能阅读到专门论述大屠杀书籍的。论述大屠杀最早的也是至今依然最为综合的著作之一是由劳尔· 希尔贝格写作的。该书用英文初版于1962年，直到初版二十年后、大屠杀三十七年后的1982年才翻译为德文。假如任何一部论述大屠杀的著作在总体上给德国人留下印象的话，那么就是《安妮日记》以及后来建立在她在纳粹控制下短暂而悲剧故事基础上的故事片。至少德国人很快被迫将一位年轻天真的面容和他们的纳粹前主人犯下的恶行联系了起来，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个联系过于紧密了。这就是为何无论何时在公共论坛上提出集体苦难的主题，德国的受害者都一直处于显著位置的原因所在。也有人过于强调对希特勒微小的、没有效果的保守主义抵抗，最终，出现了一致的努力，将所有的对纳粹罪行的谴责投射到党卫队身上。

通过把党卫队魔鬼化为大屠杀唯一的犯罪者，德国的辩护者免除了其他机构的犯罪责任。这就是战后不久手脚干净的国防军神话出现的方式。这个传说宣称：普通的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官与阿道夫· 希特勒和他的政权保持了距离，他们只是作为德国士兵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勇敢而英雄般地与压倒性的劣势作斗争，全然不知道党卫队在前线正在犯下的任何残暴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超过二十五年的时间，德国的大众媒体制造了国防军和实际毫无相似之处的形象。在画刊、廉价的战争小说、电影里，战争被描绘为激动人心的冒险，在其中，数百万勇敢的德国人操纵着斯图卡轰炸机、坦克、战舰与敌人作战，而这个敌人之所以能取胜只是因为它拥有十倍于德国士兵的兵力，并且可以调用无限的工业资源。可怜的德国士兵因此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但是他们勇敢地战斗，一直和同伴们保持着信仰。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上劣等的“非人类”的灭绝。相反，犯罪者们被想象为受害者。但他们是什么东西的受害者？大概是疯狂的元首及其狂热的助手们的受害者，然而任何寻求明确面对纳粹主义的人都会悲哀地感到失望，因为军事上失败的悲剧以有目的的含糊包裹在大众传媒中。事实上，一个人从大量大众的、经常是感伤的媚俗中得到的印象，是一个完全辩护性的信息：尽管战争是恐怖的，接下来是国家的一片废墟，但在对死亡的无惧无畏和对共产主义高贵的战争中，能够确认一份积极的遗产。

冷战强化了一些这样的大众想法，因为它给予希特勒青年团这一代人一个机会，将自身转型为自以为是的冷战卫士，并提醒他们的孩子，他们一直是反共产主义者。当然，在东德不可能有这样的观点，在那里，政府主张每个人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并且义不容辞筑起高墙驱逐西方资本主义。在这座高墙的两侧，心理抑制是全面的。冷战提供了心理抑制适宜的目标，精力消耗在要么将西方资本主义驱逐在墙外，要么将共产主义通过“牵制”围困在墙内。但是，冷战所做的事情延迟了去纳粹化、赔偿和正义的进程。

鉴于这些历史的环境，我们不应该惊讶：塑造第三帝国的信仰和价值观并没有在1945年被扫除，它们在战后逗留，并且以变形的方式持续影响着新的一代。为了理解后大屠杀时代德国人—犹太人的问题，非常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纳粹德国并没有遁入历史，而是存活在政治的辩论和当下的历史意识当中。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鬼魂没有安息，它包括纳粹发泄了二十五年之久的种族仇恨和偏见。纳粹主义在1945年的彻底失败和名誉扫地，承担了希特勒所提出的生物学种族主义的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犹太恐惧症在德国被永远地根除。生物学—种族的犹太恐惧症可能已经失信，但是其他形式的犹太恐惧症依然存活，甚至在战后兴旺起来。许多德国人对于犹太人的态度只是在缓慢地改变，在一些情况下依然顽固，难以纠正。

自从1945年德国战败，首先是西方强国，然后是各种各样的德国研究机构对舆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它们被实施用来测定犹太恐惧症偏见的性质和程度。最初的民意测验由美国驻德国的军政府办公室主持，它们呈现出以往的偏见与信仰、观点明显变化的奇异混合。因为它们是由军事占领部队支持的，它对一个被征服和迷失方向的民众行使着绝对的控制权，因此人们自然会提出它们科学有效性的问题。为了取悦占领当局，可能没有应答者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处理是正确的。”在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种族政策相同的抽样调查中，77％的应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对犹太人的行动绝对没有合理性。”只有19％的人同意这样的说法：“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处理可能走得太远了，但是必须做一些事情来限制他们。”接下来的民意测验表明了一种否认、不信和困惑的变化心态，显示出37％的应答者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对于德国人的安全来说，对犹太人、波兰人，以及其他非雅利安人的灭绝是没有必要的。”两次民意测验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因为一方面是零百分比的应答者不同意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同时37％或者超过三分之一的应答者赞成灭绝以保证德国的安全。这一差异有人认为是抽样调查记录水平低下可以解释的。正如萨拉· 戈登所指出的，对于一些应答者来说，含蓄的双重否定（不是我不同意）可能意味着是他们同意灭绝是没有必要的。美国驻德国军政府办公室的调查通常是鼓舞人心的，因为它们似乎表明了德国人相对而言没有犹太恐惧症。甚至在种族通婚的问题上——这是种族偏见的关键指标，91％的应答者的回答是：假如一个德国人娶了一个非雅利安人，他不应该遭到谴责。另一个的调查显示：94％的应答者相信所有实施或者参与对民众杀戮的人都应该得到审判，72％的应答者感到希特勒应该被审判，他自杀是错误的。

接下来的调查由在阿伦斯巴赫的民意调查研究所实施了五十多年，这些调查给我们留下了更为悲观的图像，在西德的普通民众那里，对犹太人有着持续的偏见。1947年，四分之三的德国人认为犹太人属于不同的种族，在后来的二十多年，这个数字一直非常稳定。1961年，73％的人依然同意犹太人与德国人是不同的种族。对于种族通婚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启示模式：1949年，大多数德国男人和女人——分别是67％和73％，对于“你是否愿意和犹太人结婚”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十二年后，这个数字分别下降到“47％”和“60％”。对于希特勒所有毁灭性的遗产，他在1952年受到了三分之一应答者积极的评价；同年，88％的德国人宣称他们对大规模灭绝没有个人责任。到1978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纳粹德国并非一点都不好。

在追踪二十多年公共情绪的行动中，可以确认一些令人鼓舞的特征。首先，越来越清楚的是，强烈的反犹太人偏见与老一代人相关，特别是可能被纳入希特勒青年团那一代的那些人。那一代包括生于1919年至1931年的人，他们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下接受了大多数他们基本的价值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社会主义化的德国人越来越没有反犹太人的偏见。民主化的进程在战后的西德稳步推进，和能获得更广泛的教育机会一道，发挥了抵制反犹太人和思想褊狭两个倾向的作用。甚至在平静的20世纪50年代，大众的犹太恐惧症在德国社会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纳粹主义已经崩溃，随之所有反犹太主义的政治运动也土崩瓦解。因为几乎没有犹太人留存下来，因此过去对犹太人的仇恨也就存在于真空中。弗里德里克· 魏尔认为：“毫不夸张地说，自1945年开始，反犹太人的偏见是一个悖论。因为既不存在反犹太主义分子，也不存在犹太人。”当我们认识到尽管战后已经没有明显的犹太人的实际存在，但过去反犹太人的成见依然在老一代人那里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一悖论就变得令人更加吃惊了。更为重要的是，与纳粹历史相关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被埋藏在心理抑制的岩层下，并被诸如冷战或者物质富足的问题所取代。

1959年，特奥多尔· 阿多诺撰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完成过去的作品意味着什么？》。通过这个问题，阿多诺想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如何能真正地与过去达成妥协？他认为过去只有在它的原因现在被克服的时候才能被掌握。这就是他的回答。他清楚地相信德国人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因此依然与未被把握的过去的定时炸弹生活在一起。根据他的观点：德国人通过这样的行为在心理上抑制了过去，背叛了未来。

受到心理抑制的事物的回归

阿多诺具有非凡的预见能力。这一事实被后来在西德发生的事件所证实。这些事件让被心理抑制的过去重新回到了日光之下。1959年到1960年的冬季记录了整个西德无数犹太教会堂的墓地受到了亵渎。过去再次抬起了它丑恶的头颅，它提醒德国人逃避不再是可能的。当平静的阿登纳时代在20世纪60年代初起开始退却，让路给社会冲突十年的时候，德国人再次面对奥斯威辛的幽灵。德国更年轻的一代没有亲身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要求他们的父母对第二帝国和他们的参与作出更好的回答。在西德，更年轻的一代越来越美国化和极端化，这引发了尖锐的代际冲突，并导致了政府机构，尤其是大学的广泛批评，在大学，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依然非常根深蒂固。无论怎样，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紧张为更开放的思想论坛准备了道路，它也不幸地突然变成了暴力，痛苦地考验着西德的民主制度。

20世纪60年代年轻而极端的德国人，与其他西方工业强国——诸如法国、英国、美国——他们年轻的对应者十分相似，代表着一个普遍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先锋。这个运动反对老一辈人传统的、集权主义价值观。他们要求更大的个人自由、社会正义、国际和平。尤其在德国，他们同情的是政治左派。瓦尔特· 拉克尔认为，许多极端的年轻德国人是反集权主义的，带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元素的混合。他们对纳粹主义没有记忆，这使得他们对“腐朽的”西德制度的抗议显得特别的奇怪和令人惊讶。正如一位德裔犹太人观察家所认为的，他们是在心理抑制和经济富裕之间长大的，从来没有必须通过斗争来赢得自由；信奉崇高的目标，但对此从没有强烈的精神依附关系。他们的政治激进主义对这位观察家来说只是“表面文章”。但是，这一判断并没有被大多数德国人所认同，他们通过要求严厉的压制，对年轻人的抗议作出了过激的反应。从道德的高标准去质疑父辈或祖辈的道德观是一回事，但是挑战战后德国社会的结构是另一回事。当一些1968年出生的人——之所以这样称谓，是因为1968年是抗议运动最猛烈的一年——求助于恐怖主义的时候，绝大多数德国人变得警觉起来，并采用会让纳粹骄傲的复仇性压制进行了报复。绝大多数德国的学生都反对巴德尔—迈因霍夫红色旅的恐怖主义，正如他们同样感到震惊的是遭遇到这个体制如此禁锢的攻击一样，这使得一些人想知道有多少思想褊狭的趋势和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在德国社会依然活跃。

20世纪60年代一代人的动乱使他们再度关注被心理抑制的过去。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从1963年12月到1965年8月，德国人一直跟随着20个主要罪犯在法兰克福因战争罪行受审的进程。跨国的聚光灯再次直接照射在过去德国的罪行上，并突出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被大规模杀戮的制度程序上。年轻的德国人震惊地知道了数十万的父母和祖父母是如何深陷于大规模的杀戮。紧张的公共争论发生在延长对纳粹罪行期限的法规上。对一级谋杀期限的法规原计划在1960年失效，现在被延长到1965年，后来又被延长到1979年。这个国家的道德良心被许多充满争议的戏剧和小说所刺痛，它们涉及大屠杀，以及使得大屠杀成为可能的个人和制度的失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给争论添加了燃料，它们是罗尔夫· 霍赫胡特的《代理人》（1963）、彼得· 魏斯的《调查者》（1965）、海纳· 基普哈特的《约耳· 布兰特》（1965）。历史学家也加入了这一争论，著名的有马丁· 布罗萨特、汉斯· 布赫海姆、赫尔曼· 格拉姆尔、赫尔穆特· 海贝尔、赫尔穆特· 克劳斯尼克、汉斯· 莫姆森、约阿希姆· 费斯特、卡尔· 迪特里希· 布拉赫尔，他们都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撰写或编撰了深入而综合的研究论文。除了埃伯哈德· 科尔布的《卑尔根· 贝尔森》（1962）、海因茨· 赫内关于党卫队的杰出专著（1966）、乌韦· 亚当的《纳粹统治下犹太人政治学的研究》（1965）、卡尔· 迪特里希· 布拉赫尔对纳粹独裁性质的综合研究之外，德国学者几乎对与大屠杀直接相关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研究。甚至布拉赫尔关于纳粹主义综合性的著作，对最终解决方案也只贡献了13页，而全书厚达580页。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可以得到有关纳粹德国的信息，但是许多德国人选择忽略它，并转向大屠杀否认者散布的半真半假的信息和谎言。甚至在1969年，第一部国家社会主义的综合研究著作的作者卡尔· 迪特里希· 布拉赫尔不得不承认：旧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现在在“国家反对派”伪装下得到了掩盖，再次在精英的期刊、报纸、宣传小册子，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陨落偶像的辩白回忆录或洗罪自传中流行起来。大多数修正主义的文学作品显示出，在德国社会有一个富有影响的圈子存在，它正在培养对右翼意识形态的强烈偏好，二十多年前这种意识形态塑造了纳粹的特性。事实上，许多前纳粹分子特别成功地经历了战争的暴风雨和战后的去纳粹化，他们渴望将他们的思想植入新的德国社会。对于那些追踪前纳粹精英生活和职业经历的人来说，假如不是大惊失色，也是惊讶地发现，许多纳粹分子是如何在联邦德国毫发无损、毫无悔意地重新出现了。在他们当中有许多大屠杀的犯罪者，他们被松弛的司法体系给忽略了。

在检验战后德国大屠杀的角色的时候，有启发意义的是去审视一下德国人在其中试图对待大屠杀犯罪者的方式。这些犯罪者漏过了战胜国最初的审查。这一任务涉及把15万以上的人带入法律制裁。鉴于战后环境变化的性质，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可能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约15万德国人直接涉及纳粹的杀戮，1814人被美国人、1085人被英国人、2107人被法国人、其余被八个其他国家判定有罪，包括：比利时判定了75人，丹麦判定了10人，荷兰判定了197人，挪威判定了92人，波兰判定了5452人，南斯拉夫、俄国、东德判定了大约2.5万人，总数大概是3.5万人，剩余的11.5万人怎么样呢？

答案是，大多数犯罪者漏过了去纳粹进程多孔漏水的网络，他们轻易地把自己重新整合进东德和西德的战后社会当中。在西德，诸如行政部门、公立学校、大学、法院、警察部队等精英机构在表面上是去纳粹化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纳粹分子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岗位，要么被开除，要么退休，但是大多数人或早或晚地在战后恢复了他们的专业活动。除了极少数特别的例外，法律专业的人员依然保留了他们的工作，并以过去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原则指导着新一代的德国人。这些原则一直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支持国家机构的要求。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些政府机构雇用了比第三帝国期间更多的纳粹党员。1951年，西德政府通过了“131法案”，除了盖世太保官员和那些被去纳粹化进程认定为“主要罪犯”的人之外，它批准再次雇用所有前纳粹公务员。大多数塑造国家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教授回到了他们大学的讲席，继续教育学生。在大多数学术领域都是如此。新的德国国会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许可对所有在第三帝国期间犯下的被判处一年或一年以下的罪行进行大赦。为了加快重新整合许多以假名生活在西德的前纳粹分子，国会也许可对那些掩盖他们的身份，或者向行政当局提供错误信息的人以大赦。尽管有力的法律制裁已经对纳粹罪犯进行了处罚，但是德国行政当局一点也没有紧迫性去诉讼任何人，除非是名头太大的那类罪犯。同盟国现在处于冷战之中，急切要求西德的支持，从而造就了“宽恕和遗忘的”氛围，染上了纽伦堡诉讼律师之一罗伯特· 肯普纳所称的“原谅狂热”的疾病。美国高级专员卢修斯· D.克莱将军得到了一个专门的宽大处理委员会的支持，他要么减少了许多纳粹罪犯的刑期，要么给予了直接的赦免。弗里茨· 特尔· 梅尔是奥斯威辛I.G.法尔本工厂的经理，据说他走出监狱后告诉随从说：“因为美国人要支配韩国，因此他们友善多了。”英国人跟随美国，也为前纳粹罪犯打开了牢门。

鉴于政治氛围在冷战期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同盟国已经把司法权移交给西德政府，给纳粹罪犯定罪的紧迫感很快就消逝了。法律的进程成了蜗牛的步伐，1958年，西德的州政府在斯图加特附近的路德维希堡建立了中心部门，用于调查在第三帝国可能犯下罪行的个人。路德维希堡机构的调查结果会传达给相应的州检察官，被指控的纳粹罪犯处于他们的司法管辖当中。因为除了一般杀人罪和谋杀罪以外的所有犯罪期限的法规在1955年已经失效，路德维希堡不再聚焦于对与财产（雅利安化）和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相关的调查。一般杀人罪期限的法规失效于1965年，这样只剩下谋杀罪。根据德国修订于1941年的法律，一个谋杀者被定义为“因为杀戮的快乐，或者出于其他卑劣的动机，有着邪恶意图或者采用总体威胁公众的手法，进行杀戮的人”。受到政治议程驱动的法官去曲解这些词义以符合他们自己的目的并不困难。

另外，直接提出的问题是：“办公桌杀戮者”实际上是亲自操刀的杀戮者，还是只是一个不知情的帮凶。例如，在对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行为漫长的一系列调查之后，准备起诉的是300名主要罪犯。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第一次审讯克拉科夫警察部门的一个官员时作出裁决：被告不是同谋，他的行为没有出于“卑劣的动机”（种族仇恨），只是作为警官和党卫队成员服从命令而已。另外，法院裁定：根据国会1968年通过的《刑法》第2章第50条，一个谋杀的同谋如果没有明确的个人动机，至多只能判处十五年徒刑。到1969年，这种最长刑期的判决已经超过了期限的法规。只要大笔一画，法院就可以有效地终止对原本准备接受审讯的300名犯罪者的起诉。

联邦最高法院1969年作出的这一决定，发出了一个在德国大多数较低等级法院不会消失的信号。对高层纳粹分子的控告将被许多法院所终止，因为这些被告只是“不知情的工具”，只是按照命令行事的同谋犯，他们的行为总体上不是出于伤害公众的卑鄙动机或者邪恶意图。阿洛伊斯· 哈菲勒是一个党卫队成员，参与了在切尔莫对8.9万犹太人的杀戮，在那里发生了第一次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毒气杀戮。波恩法院把他归类为“只是一个没有犯罪者意图的同谋犯”。联邦最高法院也将希姆莱的私人参谋长卡尔· 沃尔夫归类为“仅仅是帮助希姆莱执行任务”犯罪者，“从下属的地位偶尔给希姆莱的犯罪动机提供帮助”。

沃尔夫“仅仅”是征集和安排了火车将数百万犹太人送入死亡，假如他都不是罪犯，那谁还是呢？非常清楚的是，法院假定了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穆勒、艾希曼和其他直接参与大屠杀的犯罪者可以被认为是无条件的杀戮者。其余的大部分人是处于某种动机的同谋犯，而非上述的刑法可以起诉的犯罪者。他们被责任感、服从命令所驱使，或者他们出于恐惧，甚或高贵的理想主义信仰行事。一个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库尔特· 博尔姆无罪，他是一位安乐死的医生，将6652人送进毒气室，只是因为他没有“出于邪恶意图”杀害受害者，而是相信他将解除他们的痛苦。也许撤销对纳粹犯罪者起诉，或者对他们缓刑的最通常理由是被告的辩解：假如他们不服从命令，他们的生命就处于危险境地。只有一个在贝尔泽克行政当局工作的成员被判刑，因为他对60万人的灭绝提供了帮助和支持。这个人作为杀戮的同谋犯只被判处了四年徒刑；根据法院的判决，所有其他的人都是“相信自己处于无望的逼迫境地而行事的，除了服从下达给他们的命令别无选择”。1966年，基于同样“假定的逼迫服从命令”的理由，达姆施塔特地方法院撤销了对322警察部队前成员大规模杀戮的起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战后恢复了职位，并且稳步得到升级。

假如逼迫服从命令不是可行的策略，被告就试图寻找另一个有效的计策，他们声称自己患病过重，或者过于衰老，承受不了审讯。奥斯威辛审讯的主要被告罗伯特· 穆尔卡被判处了十四年徒刑，但是很快就因为治疗原因被释放出来。布鲁诺· 施特雷肯巴赫是特别行动队大规模射杀的组织者之一，因为身体状况极为糟糕而从未受到审判。同样，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赫尔穆特· 比朔夫也没有得到审判，因为根据哈姆法院上诉的观点，“被告犯有谋杀罪的起诉极有可能引起严重的高血压”。

尽管路德维希堡的中心部门调查了超过十万例前纳粹犯罪者的案例，但是到1993年为止，以谋杀罪或者谋杀同谋罪起诉，只有6487名纳粹罪犯得到了审判，6197名被德国各级法院定罪，只有163人受到终身监禁。路德维希堡中心部门的一位前主任阿达尔贝特· 吕克尔在一份官方报告《1945—1978年对纳粹战争罪行的调查》中声称：很少有纳粹罪犯逃过司法制裁，但是后来者如汤姆· 鲍尔所指出的，吕克尔特地解释了为何德国政府对少数逃脱的人不负有责任。吕克尔对为何司法制裁速度不快的辩解之一是，同盟国在战后把关键的文件运到了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因此德国的起诉者无法获取它们。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德国人的阻挠和反抗，冷战、经济奇迹、前精英们的再度出现，都使得这一切更为容易起来。

对于那些真正试图与纳粹的过去达成妥协的人来说，看到前纳粹在西德组织的高层重新出现是特别难堪的。帮助起草纽伦堡法律，并构想出犹太人必须使用中间名“以色列”和“莎拉”的汉斯· 格洛布克在阿登纳的政府中担任国务秘书，直到1963年退休。弗里德里希· 弗里克是一个富裕的工业家，依靠剥夺犹太人的财富和让他们从事奴役劳动使自己发家致富，他不得不出售他的煤矿，但很快就通过收购戴姆勒· 本茨以从事金融东山再起，成为了联邦德国最富裕的人。弗里克像诸如阿尔弗雷德· 克虏伯那样的其他工业家一样，被判处了实刑，但后来都得到了减免。I.G.法尔本公司的经理都涉及奥斯威辛（莫诺维茨集中营）计划，他们都继续在德国的工业领域占据有利可图的位置：弗里茨· 特尔· 梅尔成为拜尔化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鲁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海因里希· 布特费施董事会董事；在奥斯威辛管理莫诺维茨集中营的瓦尔特· 杜尔费尔德成为了绍尔文化学公司董事会董事；奥托· 安布罗斯被委任为几个董事会的董事长，并且成为波恩政府的顾问；奥古斯特· 海斯迈耶是党卫队将军、希姆莱的伙伴、帝国妇女联盟主席格特鲁德· 朔尔茨—克林克的丈夫，因为篡改自己的姓名只受到些微的惩罚，在战后的余生担任了可口可乐子公司的经理。这个名单还可以数以千计地扩展。根据汤姆· 鲍尔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六十多名德国的大使和外交官曾是纳粹党的著名人物，他们帮助弗朗茨· 拉德马赫组织了最终解决方案。当然，一个与拉德马赫一起工作的年轻外交部官员声称他一无所知，他就是库尔特· 格奥尔格· 基辛格，他在1966年成为西德总理。

围绕基辛格被任命为总理的争论也许远超过较早的格洛布克的案例，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责任上，先前被心理抑制的东西突然跃入了公众意识，挥之不去。基辛格纳粹的过去一直是公共争论的主题，当一个年轻的女人贝亚特· 克拉斯菲尔德在公共场合扇了总理一个嘴巴，这一过去成了一个重大的新闻。尽管许多人谴责了克拉斯菲尔德，但是她也有许多支持者，著名的有作家海因里希· 伯尔，在她被判刑的时候，他送给她一束玫瑰。基辛格的案例证明纳粹的过去是如此无处不在，毒害着环境，麻痹着国家的集体自信。至少非常清晰的是：直到老一代人把权力交给战后一代，揭发纳粹分子在敏感的公职岗位隐姓埋名的就职才得以结束。甚至调查纳粹战争罪行的路德维希堡中心部门的主任埃尔温· 舒勒也被怀疑（证明是错误的）亲自卷入东部前线的战争犯罪；由于这危害了其岗位的任务，他辞去了职务。

当然，未被把握的过去不只是一堵分割德国和更健康未来的墙。自1961年8月13日开始，一堵物理的墙也相互分割了西德和东德，凝固了向两个分离的国家的表层流动，这两个国家追求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和文化的目标。在西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竖起了强化其余两堵墙的另外两堵墙。除了上述提及的代际冲突之外，西德社会也面对着尖锐的“外籍劳工”的社会问题。这些劳工从地中海各国——尤其是南斯拉夫和土耳其——被请到德国，填充由严重的劳务短缺产生的鸿沟。德国的工业严重地依赖于这样的外籍工人去满足低报酬、无技术、临时性的岗位。这些类别的工作是工会化的德国工人拒绝接受的。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雇用这些外国工人的雇主都没有想到：假如这些工人选择留下来，拖儿带女，并且在德国生育孩子，并在此抚养会发生什么。当德国的经济奇迹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不景气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挫折的时候，这些外国工人变得不受欢迎了。1989—1990年德国的统一使这个社会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好像它使所有其余的障碍都尖锐起来。这些障碍继续把德国民众彼此隔离，因此总体上把他们与世界隔离。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物理之墙和心理之墙彼此隔离了两个德国，它们安心接受了分离的状态，尽管开通了更好的交流渠道，但也认为不可能在不断扩大的分歧之间架起桥梁。就犹太人而言，尤其是对于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而言，只有一个德国，即联邦德国。因为东德既没有参与阿登纳政府谈判制定的补偿协议，也没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在联邦德国的发展，以色列国内外的犹太社群才小心翼翼地跟随着，对德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德国人处理他们反犹太人历史的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联邦德国一直是以色列紧密的朋友和联盟，并且德国的两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都采取了亲以色列的姿态。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更为侵略性的路线时，对以色列支持的牢固墙壁从来没有出现松动。尽管左翼知识分子有着反法西斯和反种族主义的言辞，但是他们在巴勒斯坦人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受害者，喜欢把以色列妖魔化为第三帝国的复制品，因此也许将他们自己德国人的罪恶感以置换的形式投射在犹太人身上。事实上，左翼极端主义分子认为巴勒斯坦人是近东新的犹太人，并且把他们所称的“犹太复国主义种族灭绝者”妖魔化。

一些人认为，对以色列帝国主义的这种看法，在国内的左派和右派那里一样都是一种稍加伪装的反犹太主义。其左翼的形式被称为左翼法西斯主义，它能够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形式突然出现。例如，其中之一是由已故的赖纳· 法斯宾德创作但从来没有上演的一部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戏剧——《垃圾、城市和死亡》。在其中，一个人物严厉责难了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宣称：“他们忘记用毒气杀死他……当我想到在毒气室里他呼出的空气，我搓了搓我的手。”这个犹太人在金融上的贪婪使城市变成了污秽的垃圾场。因为暴露了潜在的犹太恐惧症的偏见，法斯宾德引发的争论是一个持续数年的满城风雨的事件。这部戏剧引发了尖锐的舆论差异。一些人发现它是淫秽的，对犹太人是诽谤中伤；另一些人发现它是有力的，在开放的民主社会值得上演。伊格纳茨· 布比斯破坏了这部戏剧在法兰克福计划好的演出，他发现它是侮辱性和难以接受的。其他一些人感到不再过度敏感，将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关系正常化，以致无论结果如何双方都可以公开陈述思想的时间已经到来。就许多德国人而言，似乎有一种感情在不断增长，那就是人为培育的亲犹太政策可能是一个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它破坏了艺术的自由。

这种态度也潜藏在德国外交政策中对以色列新的定位后面。为了有利于关系正常化，赫尔穆特· 施密特政府，以及后来的科尔政府在处理以色列的问题上，放弃了罪行的象征意义。1981年4月，在施密特从以色列乘飞机返回时，据说他说道：“德国的外交政策能够，并且也将永远不被奥斯威辛的阴影笼罩。”但是当这位德国总理批评梅纳赫姆· 贝京在被占领土的定居计划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公开侮辱施密特，暗示他可能作为东部前线的一名军官，参与了针对犹太人的残暴行为。这不应该令人惊讶，因为他代表着一个曾经试图灭绝犹太人，现在正向阿拉伯国家显示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国家。德国人试图不予理会贝京过激的、他们发现是侮辱性的言辞，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奥斯威辛的幽灵是难以驱除的，何况关系正常化。施密特的继任者赫尔穆特· 科尔在1984年2月访问以色列时发现了这一点。这位总理的首次出访是一次公共关系的灾难，最突出的标志是令人难堪的评论，其中尤其是针对他自己没有瑕疵的历史，他以错误的谦虚方式将其归因于“晚生的恩赐”。但是，他很清楚，德国的年轻一代准备接受过去，但是拒绝承认因为他们父辈行为而犯下的集体罪行。这位德国总理获得了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要带头塑造更为正常的、账目清算完毕的历史，而不是他所相信的被罪感深重的自由主义者培育的历史。这些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德国是一个需要永久治疗的病人。

要不是科尔对历史有着所想象的敏感性，他就不能在重现正确的历史方面做得那么优异。这在1985年春季变得明显起来。那时他劝说了里根总统在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出席比特堡一个军事墓地举行的和解仪式。在那里，埋葬了同盟国和德国的士兵。因为墓地也包括49名党卫队成员的坟墓，因此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里根可能象征性地祝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和杀戮者。由于在无条件地支持里根政府的防卫政策，科尔并没有被这样的访问可能造成的政治和道德反响，以及对这位美国总统的声誉可能带来的影响所吓倒。最终，里根总统给死去的国防军士兵作了《我是比特堡人》的演讲，但是批评家们正确地指出，它无法和F.肯尼迪《我是柏林人》的演讲相媲美，后一个演讲是面对数十万渴望摆脱苏联压迫的柏林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的氛围充满了复苏的民族主义和辩护的趋势。许多德国人，尤其是政治右倾的德国人，对必须穿着自认为是永远不能脱去的政治硬毛衬衣越来越不满意。他们变得怨恨起来：他们的过去迫使他们从道德软弱的立场而非力量的观点行动；并且任何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或者表述都可能得到了各种错误的解释，比如外国人恐惧症、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因为无论哪种意识形态的理由，那些拥护强烈民族主义的人都将自己暴露在反对者极度充满感情的反击之下。这些反对者并不害怕挥舞奥斯威辛的大棒。

1986年夏季，白热化的争论在新闻界爆发。恩斯特· 诺尔特在6月6日的《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过去将不会流逝》的文章。他在文中认为：第三帝国，尤其是大屠杀，使得不可能将德国不远的过去作为正常的、已经在人们记忆中流逝的一系列事件。诺尔特认为，存在着某些利益集团，它们为了自己最终的目的，人为地夸大了第三帝国的重要性。它们成功地将大屠杀作为独一无二的、无可比拟的事件。诺尔特宣称：通过这样行事，它们把大屠杀置于时空之外，把它归为绝对邪恶的水平，同时把它作为针对德国民众的教学上的威胁，以便强化他们的罪恶感，压制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当然，诺尔特没有我在这里说得那么直接，但这是从他扭曲的语言中暴露出来的东西。连同他刺激性的问题和机敏的暗讽，他的语言风格有助于两个目的：第一，它给予了他非常优厚的条件，以使其在明显站不住脚的地方逃避可能出现的圈套；第二，它有利于右翼极端分子，他们并不担心从诺尔特大胆的冥想之中得出的令人讨厌的结论。

从史学的层面来看，诺尔特的抱怨被很好地采纳了。希特勒的十二年帝国的史学效应，在许多描绘希特勒兴衰的历史学家眼里，已经产生了一系列视觉幻象。希特勒释放的邪恶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放大了第三帝国的效应，似乎纳粹德国是绝对独一无二的，或者史无前例，或者举世无双。将这样的范例内在化的净效应是，它将第三帝国移出了历史领域，把它归为伦理学、神学，或者新闻界权威意见的领域。这反过来导致了政治因果关系理论和心理动机的误导性理论。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纳粹的经验依然是中心。围绕这一中心，对德国历史的解释才能够明确地表达出来。其最为极端的表现是，它已经导致了扭曲德国历史中的人物或事件的行为，把它们作为希特勒和奥斯威辛的预先形式。过去犯下的罪行也被延伸到未来，因为希特勒的阴影依然在超越现在地伸展着。

但是，诺尔特的研究是朝着相反的、被称为申明无罪的方向发展。诺尔特拒绝大屠杀是独一无二邪恶的理论，因为纳粹的种族灭绝只是20世纪许多种族灭绝事件中的一件。在20世纪60年代，诺尔特写了一本大受欢迎的图书《法西斯主义的三张面孔》，在其中，他将欧洲各种类型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观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国家社会主义。他指出，这些法西斯主义大致的目标是盗用左派的极端化，并引入同质的民族共同体。诺尔特的著作是对各种法西斯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与同样狂热的政治左派对手冲突的完美比较研究。诺尔特接着考察了右翼和左翼极权主义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拓宽了他的比较研究。但是，通过这样的做法，诺尔特搅动了一个马蜂窝，因为这是他的论点：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灭绝并非独一无二，而被认为是来自政治的宗教，这种宗教预先假定了灭绝是其世界观必要的因素。

正是在这一点上，诺尔特开始展开了纳粹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比较，以及普遍的历史真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确实想消灭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他们相信，阶级成分决定了个人是否得到拯救或者毁灭。一些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无疑相信：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个资产阶级，是他们意识形态的责任，但是这一过激的言辞从未包括消灭中产阶级的妇女或者儿童。诺尔特的观点是：纳粹分子除了他们的目标是消灭种族而非阶级之外，没有任何差异。假如诺尔特在此处不再前行，我们相信他发现了一点真理。苏联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体系，它们宣称垄断了真理，认为他们的对手生活在罪恶的状态，要么通过皈依得到拯救，要么通过肉体的消灭得到毁灭。然而，纳粹分子在其极端的目标上比苏联的共产主义者走得更远。根据后者的观点：剥夺博学者并不意味着整个资产阶级肉体的毁灭；相比而言，希特勒的关于种族上劣等人的口号意味着整个种族的灭绝。

过分扩展一个比较是一回事，但是把比较作为起点去总结出一种因果联系是另一回事。诺尔特宣称，布尔什维克分子犯下的阶级杀戮——他称之为“亚洲人的行为”——促动了纳粹分子以同样的方式，并出于自我防卫作出回应，因为纳粹分子发现在自己遭到企图灭绝他们的苏联共产主义分子的威胁。根据这一观点——对此诺尔特没有提出任何事实的支撑——希特勒认为自己正在发动一场与敌人纯粹的防卫战，这个敌人信奉种族灭绝的行为，并且已经灭绝了将近1000万人。既然希特勒将共产主义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因此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拯救德国人，除非把他们一并消灭。这种思维方式是疯狂的，并且通过步入非理性的心态——是否只是为了理解它——诺尔特制造了一些令人遗憾的印象，其中包括这样的论点：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政策绝不是独一无二的，仅仅是历史仇恨的一部分，它在20世纪以特别的毒性突然爆发出来。

诺尔特不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也不是反犹太分子，而是一个历史修正主义者，他是故意要开始破坏“单一性的假定”，战后的政治议题围绕着它成为了中心。诺尔特及其保守主义的拥护者有意或无意想要消除大屠杀的独一无二性，因此希望将塑造第三帝国的那一代德国人的罪行和责任最小化。诺尔特有权利对两个极权主义体制的灭绝行为进行比较，但是他错误地从假定的前一种种族灭绝衍生出一种种族灭绝，它打算使第一种——“亚洲人的行为”——比第二种——没有被称为“德国人的行为”——显得更有意义。诺尔特认为，对犹太人生物学的灭绝是苏联共产主义者阶级消灭实践的复制，并且“奥斯威辛首先不是来自遗传的反犹太主义，其本质不仅仅是种族灭绝，同时实际上是一种产生于对苏联革命灭绝性事件焦虑的反应”。这一观点没有任何助益。这样的推测不仅将大屠杀弄得无足轻重，而且有利于种族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这些修正主义者认为，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处置与斯大林对富农的处置如出一辙，社会完全有权利保存其民族的纯洁性，因此在去除异己或者不服从的少数人方面是合理的。

诺尔特的修正主义作品和其他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是一致的。著名的有安德烈亚斯· 希尔格鲁贝尔的《两类崩溃：德国帝国的崩溃和欧洲犹太人的终结》。正如书名所显示的，这部著作由两篇论文组成：第一篇涉及德国军队在东部前线的崩溃，第二篇涉及最终解决方案。两个标题的含糊并列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位不愿意将自己的民族主义牌摊开的作者并没有说清楚，为何德国军队的崩溃是一个可以和600万犹太人灭绝相提并论的灾难。在讨论这两大崩溃时，作者采用了性质上不同的方法合成了这一含糊的比较。正如他公开承认的，对德国军队崩溃的叙述带有巨大的同情心，但是，导致最终解决方案的事件却以冷静的诊断性细节进行了描述。因为希尔格鲁贝尔是一名东部前线的德国士兵，他承认他情不自禁地认同国防军的困境和失控的苏联军队对德国公民的虐待。他不可能对600万犹太人的命运显示同样的——假如不是更多的——同情，这充分说明了作者既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个人。

这部引起极大关注的小书是没有伪装的、保守主义的修正主义著作，因为它包含了没有明确说明的、没有展开的民族主义议程。正如批评家们所控诉的，这本著作没有明确说明的主要假设之一是一个控告：西方大国积极地促进了对作为大陆强国的德国的毁灭，因此和俄国一道对引发战后危机负有责任。希尔格鲁贝尔认为，西方强国屈服于斯大林，把支离破碎的东部领土送到他的银盘子里。对于希尔格鲁贝尔和越来越多的具有民族主义心态的德国历史学家来说，“德国的大灾难”是德国作为强国的终结。德国哲学家于尔根· 哈贝马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谴责希尔格鲁贝尔、诺尔特，以及其他阐述错误的民族主义和辩护原则的历史学家。这些原则破坏了西德对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西方民主的信奉。他也相信，这些修正主义的观点可能作为适宜的原理，用来躲避德国人应该在奥斯威辛之后直面的无情真相。无论什么理由，对历史真相的逃避，是对所有德国人应为大屠杀接受的集体责任的推卸。哈贝马斯认为，这样的集体责任并不意味着个人的罪行，而是德国社会的承认。它没有阻止奥斯威辛的产生，为了后代的利益，它要通过最诚实的历史认知将历史的真相制度化，为这一失败行为赎罪。

历史学家围绕德国人罪行和德国人自我认同问题的争论，显示了许多尚未解决的、竞争性的主张。争论证明了，在纳粹主义可耻死亡的半个多世纪之后，纳粹主义的议题依然是多么敏感。在德国之外，甚至最低限度民族自尊心的维护都会激发起狂想症，尤其在以色列，在那里出现了“第四帝国”兴起的恐慌。人们谴责德国历史学家洗白过去，推进一个旨在作为一个大国实现政治统一和告诉德国人维护自己的、有预示性的政治议程。但是，德国在1990年实现统一的时候，这些恐惧变得更加尖锐。只要德国是分裂的，与德国民族认同相关的问题就被降低到政治利害关系的边缘。但是，既然东德和西德重新统一了，涉及犹太人问题和众多相关问题的民族认同问题，也就从边缘移动到了政治的中心。从统一开始，德国人是如何回应这一挑战的呢？

新的统一德国的围墙

假如用任何隐喻或者象征来描绘当代德国，它将不是帝国之鹰或万字徽，而是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围墙意象。德国人竖起了这些围墙，把自己和外部世界，或者相互之间隔离开来。在德国统一及随后欢欣的日子里（1989—1990），德国人体验了民族团结和重新发现的珍贵时刻。正如一句口号所表示的，“我们是一个民族”。从那一刻起，快乐让路给更为冷静的——假如不是阴郁的——对国家不确定未来的烦躁、挫折，甚至悲观情绪。把前共产主义的东德从政治和文化上吸纳到民主的西德，证明比大多数人假设的远为困难。一堵墙和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分割了两个德国四十五年，鉴于这样的事实，这应该是预期中的。对前共产主义东德——正在腐烂的工业基础——经济上的整合，证明是特别困难的，尤其在全球经济和其相互依存的市场、金融流动性、新技术等主要结构变化的时代，更是如此。深刻的分裂很快在东德人和西德人之间发展，其特征是相互缺乏信任和厌恶的感情。

当失业稳步上升的时候——1990年在12％以上，高于自大萧条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社会的平静让路给相互的讥讽和怪罪。经济和政治不满者的亚文化，用右翼的外国人恐惧症的词语表达出来。这种亚文化令人担忧，尤其是政治家们追上外国人恐惧症的浪头之后。在德国，犹如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替罪羊的对象是移民，他们因为当下困扰德国的复杂社会经济问题遭到谴责。自从统一以来，针对外国移民的暴力在德国极为普遍，反犹太主义跟着外国人恐惧症接踵而来。犹太人因为鼓励外国人移民以稀释民族的实质而受到了谴责。

作为替罪羊的外国人接下来十分关注历史久远的德国问题，它一直在过去出现，并与德国人—犹太人的问题相关联。是什么使一个人成为德国人？是社会化成为德国人，还是与德国民族群体关联的祖先的血统纽带？今天和过去一样，决定性的因素是种族的而非社会的。依然是血统，而非出生地，或者文化的同化，决定了一个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尽管存在民族身份引发的恐惧，但是德国人拒绝改变他们的公民权法律。因为西德邀请了数百万的外国劳工重建这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因此在过去的三十五年，这个问题反复地浮现出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国家经历了外国劳工从土耳其、南斯拉夫、意大利，以及其他地中海和近东的国家稳定的流入。许多“外来劳工”返回了祖国，但许多人则决定留在德国，组建家庭，或者安排喜欢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今天的德国有许多年轻的土耳其孩子，他们完全被同化了，只会说德语，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旅行。但是，根据当下的德国公民权法律，他们不能成为德国人，因此永远打上了“外国人”的标签。根据当下的数字，有600万这样的外国人，占总人口的8％。许多外国人在孤立中生活，在他们主人的手中忍受着歧视。

德国人对移民问题的回答是闪烁其词和摇摆的。信号似乎是：“我们感谢你的工作，但我们不喜欢你永远留在德国。”官方的观点是：“我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我们对外国人是友好的。”这一没有解决问题的含糊是一种机会主义策略的结果，即在劳动力短缺时输入廉价劳动力，在劳动力满足短期目的时输出劳动力。应该预见到的是，数百万的外国劳工会留在德国。迄今，德国政府没有一个长期的政策来整合它的外籍少数人，也没有任何打算采纳美国人的多元种族社会的模式。同时，德国政府被卡得不能动弹，既不能驱逐不需要的外国人，也不能将他们同化到德国的主流当中。我一直主张，德国未能控制的纳粹的过去决定了这两种解决方案。同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德国人依然信奉民族的自我认同；驱逐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求助于被认为是与纳粹相似的策略将引发愤怒和反对。

围绕外国人问题，另一堵墙在扩展，这是一代人的墙，甚至是1968年出生的人和1989年出生的人之间的代际之墙。今天五个德国人当中有四个属于战后的一代，但是这一代人正显示出对德国民族自我认同问题深刻的政治分歧。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个明显的向政治右翼的变化已经发生。这一变化挑战了西德世界主义的、民主的、西方定位的德国的民族意象，并威胁用民族主义德国所追求的“大国”状态取而代之。迄今为止，这一变化本质上还是知识分子性质的，探寻着宽泛的政治权力基础。“新右派”之名来自阿兰· 德· 贝努瓦相关的法国新右派。贝努瓦是一位法国思想家，他重新打磨了传统的右翼和新法西斯思想，把它们嫁接到左派时尚的修辞、葛兰西文化霸权的思想、雅克· 德里达文化差异的思想之上。新右派至少有四个不同的底纹：一是民族多元主义者，他们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民族性必须保护它们的纯洁性以保存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和文化创造性；国家主义者，他们追随着保守主义哲学家卡尔· 施密特，提倡一个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国家；精神上的保守分子，他们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以及它对德国生活和文化的影响；新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诺尔特、施蒂默尔、希尔格鲁贝尔、齐特尔曼、魏斯曼、尼佩代），他们想恢复德国的民族自尊心，使这个国家再次在大国当中能够获得它的地位。

最有影响和积极的新右翼拥护者有赖纳· 齐特尔曼，他是保守主义报纸《世界》的编辑之一；卡尔海因茨· 魏斯曼是哥廷根一所中学的教师，出版了一部极有争议的纳粹德国史，在其中，为了支持第三帝国日常生活的细节，边缘化和淡化处理了大屠杀被；迪特· 施泰因是华而不实的新右派喉舌《新自由》的编辑；博托· 施特劳斯是著名的诗人，最近才皈依新右派，他在《明镜周刊》上搅起了轩然大波，因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山羊的膨胀之歌》的挑唆性文章，在其中，他攻击1968年出生的一代是畸形的一代，为了猖獗的消费主义兑换了民族感和精神深度。新右派通常把目标锁定在美国文化颓废的价值观上，认为它是破坏德国传统价值观的腐蚀剂。正如卡尔海因茨· 魏斯曼在为《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作采访时尖锐地告诉雅可布· 海尔布鲁恩的那样，德国人将不再被欺压去忍受美国多元文化的社会；相反，德国人将回到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当中。

在更加贴近地审视新右派所持有的德国传统价值观内容的时候，一个人会遭遇到令人熟悉的景观轮廓：有关民族灵魂及其深层本能、情绪、梦想的民族主义信仰。这一信仰比没有根基的自由主义思想生出理性主义的抽象观念要深刻得多。例如“青年自由”组织的年轻支持者，似乎是20世纪20年代“联盟青年”的再生。新浪漫主义“鲜血和土地”的观念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明显相似的，当然20世纪90年代的版本包含了当代摇滚乐和技术小发明的奇怪混合。这些极端右翼组织的潜在信息，被精打细算地用来建立跨种族和民族和谐的路障，因为它赞美民族优越感和民族主义，把它们作为有用的部落崇拜仪式。无疑，民族优越感和民族主义通过神圣的仪式和习惯的恪守保存了民族集团的纯洁性。根据这样的观点，对外国人的仇恨将不会受到谴责，因为它有助于通便和治疗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将抑制的敌意和攻击性外部化。

目前，新右派不是对民主的威胁，它的知识分子代言人在学术界或大众媒体相对边缘化。同时，他们煽动性和好战的修正主义制造了新的分离。根据犹太中央委员主席伊格纳茨· 布比斯的观点，这些造反的年轻保守主义分子与富裕的保守主义圈子有着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对德国少数人的权利构成潜在的威胁，因此应该受到监控。新右翼明白：“为德国的战斗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发生在街道上，而是在集体记忆的领域和民族的自我形象中。”

在最后的分析中，东德人和西德人之间、德国人和外国人之间、1968年出生的一代人和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之间的冲突，都归根结底到未被把握的过去，以及应该如何把握它。正如于尔根· 哈贝马斯在和历史学家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这场争论的真正要点不是认识论上差异的争论，而是对如何公开使用历史的不同观念的争论。它是通过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被用来为强化集体凝聚力服务，还是被用作道德的参照点，借此过去成为当下一代人学习的经验？在德国，集体记忆的政治，即谁解释过去的政治，在过去的上一个十年变得十分紧张。在这场争论的中心依然是第三帝国和大屠杀。除了疯狂的少数大屠杀否认者，大多数德国人都不否认大屠杀发生过。根据国际调查，德国人对最终解决方案有了很好的基本认识，修正主义者宣称它没有发生，这得不到大众的支持。对大屠杀的争论聚焦在应属于这一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上，即它应该如何被记忆下来，以及这个记忆在新的统一的德国如何被制度化。

尽管大多数德国人喜欢给大屠杀画一条终点线，但是在整个世界，人们依然会想起这一罪行的独一无二性和无处不在的恐怖，这使得长期忽视或者在心理上抑制它变得毫无可能。奥斯威辛的负担是永恒的十字架，它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德国人必须承受的。无论多少否认、心理抑制、淡化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对于犹太人来说，奥斯威辛也象征着他们的历史和集体存在中极端的停顿，是一个最大规模的神学意义上的危机，因为它为犹太人，也为基督徒提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奥斯威辛，上帝在哪里？”奥斯威辛把德国人和犹太人作为犯罪者和受害者，捆绑在一个永久而麻烦的关系当中，这个关系被固定在时间当中，它不能从历史的沼泽地里把他们解救出来。时间不能治愈所有创伤。它是否可能依赖于犯罪者和受害者如何就悲剧达成协议，如何处理过去。心理抑制意味着失败和不真实。同样，否认、边缘化、平凡化、淡化也是如此。真正的路径是沿着启蒙运动普遍的人类价值方向真诚的记忆和道德的增长。

德国人作出了什么进步去处理他们最近的悲剧历史？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今天是什么样的性质？处理过去的四种方法从1945年就已经制定。最初是同盟国，后来是德国人。第一是去纳粹化，它包括对纳粹罪犯的法律诉讼；第二是对受害者以赔款为形式的财务赔偿；第三是战后以政治和宪法手段保护民主和人权，反对犹太恐惧症；第四是通过教育和道德的努力重新教育年轻一代祝福民主。最不成功的是去纳粹化和对犯罪者的惩罚，大多数犯罪者现在不是死亡就是气息奄奄。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赔偿是善意的，但不充分，不过至少加速了将联邦德国整合进西方世界，在国际社会提升了德国民众的声誉。在近乎四十年里，德国一直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稳定的民主体制。直到最近，它的经济在人均产量、收入水平、分配的社会公正等方面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极端主义的运动和党派已经被边缘化；尽管外国人恐惧症和犹太恐惧症的暴力周期性地爆发，但被无数热衷于宽容、保护避难者、反对纳粹主义的草根组织所匹敌。任何挑唆种族仇恨或者否认大屠杀的人都会面对严厉的罚款和监禁。1985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使得散布政治仇恨材料和否认大屠杀成为要受到惩罚的犯罪行为。西德宪法也绑定了前东德的领土，对威胁民主的自由言论加以限制，因此自动地限制了毁灭魏玛共和国的那类仇恨材料和政治行为。

有人可能认为，德国人比日本人、俄国人或美国人，更多地把公共注意力放在他们最近历史的黑暗面。近些年来，公共的争论一直强烈，善意的德国人对国家分裂和经济衰退感到极度的痛苦。这些分裂和衰退给外国人恐惧症的暴力和右翼的行为推波助澜。外国人恐惧症的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突然爆发，尽管在世界的新闻界被放大，但并不代表一个沿着开放、宽容、民主国家的方向前行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大量生产了一种造反的青少年、反主流文化局外人、社会不满者的亚文化，但这一事实不意味着这些社会团体对主流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德国人经常抱怨外国的观察家放大了新纳粹行为的孤立事件，将它们普遍化，暗示着“德国人总体上态度的变化”。根据对统一的新德国民族不宽容和极端主义的研究，“公众和新闻界准确地认识到极端主义的事件，但是错误地把它们作为公共舆论的指示器，其实它们不是。”行为暴戾的年轻人、酗酒的暴徒、街头流氓、煽动者，似乎给公众心理造成了很深的印象，远远超过和平游行和数十万正派的德国人的守夜。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全球媒体文化及其痴迷于轰动新闻、变态行为和粗言秽语的评论。因此，1996年1月吕贝克的外国人避难所被烧事件，遮住了另一件发生在同一天的重要事件：以色列总统埃泽尔· 魏茨曼对德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大屠杀新的纪念日在德国议会发表了演讲。这个纪念日由德国总统罗曼· 赫尔佐格发起，为了证明德国将继续关注奥斯威辛的解放，即使它的50周年纪念已经过去。

罗曼· 赫尔佐格和前任的几位总统（魏采克、海涅曼、霍伊斯）是在象征和文化的意义上为这个国家代言的，他们都同意，在奥斯威辛之后，德国的民族意识只能来自德国最好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不是受到污染的民族潮流，以及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尽管于尔根· 哈贝马斯警告对这一共识的当下威胁来自极端右翼，并且这一警告得到了很好地采纳，但是这个国家的优秀思想人物——他们覆盖了整个政治领域，从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到右派的天主教保守主义分子——在整个联邦德国时期支持这一立场。德国的大众媒体和教育机构都持有同样的立场。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与犹太人和大屠杀相关的议题在媒体，尤其是电视里是十分突出的特色。马克· 菲舍尔的《在墙后面》对德国人明锐的点滴见解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德国媒体通过过度的注意，可能已经过度补偿了过去的忽视。在今天的德国，他写道：“犹太人是历史。他们像苦药一样强迫地塞入德国人的喉咙。电视评论总是评论大屠杀的某个方面，否则一周是过不去的；出版者从不厌倦地记录德国犹太人的文化遗产。犹太人作为一个悲剧性损失被包裹起来。”

这种隐藏潜在犯罪感的自由主义的过度补偿，已经遭到了批评，因为它为时过晚，且过度感伤和虚伪。错误的焦虑并不比忽视或者否认更好。戈登· 克雷格不久前参照了两种不健康的德国人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态度：以可怕的对犹太人和以色列虚伪的友谊显示出来的内疚和对内疚的补偿。克雷格指出，每一个“进步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总有一天要去以色列旅游，会见以色列人。尽管以色列的军事成功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对犹太人的过度焦虑，但是在德国它依然十分强烈。根据马克· 菲舍尔的观点：有一些“召集”犹太人的德国人，他们像激动的主妇一样给卡片档案增加可能的客人。有一些德国人，他们以研究犹太历史和宗教作为一种赔偿。有一些德国人，他们出于对犹太人损失的哀悼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德国存在着一场争论，主题是犹太社会的悲剧性损失应该如何处理。因为制度性的办法对于德国人来说是第二天性，许多人指望政府而非私人企业去处理集体记忆的问题。科尔政府要求给予德国人两个主要的博物馆：波恩的历史博物馆和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大量的著作谈论了这两个博物馆，以及争讼纷纭的争论。这些争论包括国家历史的体现，尤其是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也包括犹太人的毁灭，以及5000万人的死亡。

对科尔可爱计划的争执——尤其是柏林博物馆——只是一场争吵的预热而已，这个争吵与莱亚· 罗施建议的已经计划好的大屠杀纪念馆有关。莱亚· 罗施是一个电视脱口秀的女主持人和媒体明星，她在柏林一个纪念大屠杀受害者的纪念馆建设的背后是推动性的力量。尽管有私人基金的赞助，因为这个计划要求得到波恩政府和柏林议会的支持，更不用提需要一大批规划师、建筑师和艺术家，因此它停顿了下来，可能永远也不会建造起来，但肯定不会以罗施设想的宏大形式建造。简· 克雷默描述了围绕着罗施大屠杀纪念碑的争论，认为它已经转变成了“毛骨悚然的公共娱乐”。克雷默把给自己取了犹太人名字的罗施描绘为装腔作势的媒体贵妇，她越出了各种动机——从对大屠杀牺牲者真正的同情到自我提升，以及罪行的具体化——已经进入了“大屠杀的职业”。假如由她决定的话，德国人在柏林市中心将拥有一个巨大的墓碑，它的尺寸是足球场一般大，以倾斜的水泥板塑造，上面刻着400万犹太受害者的姓名。从马察达采集来的18块巨石将散布在受害者的姓名中，一块巨石标志着一个集中营。人们责难这一计划耗资巨大、无法实施、矫揉造作。在这一作了记号要建纪念碑的地区建造公寓房的开发商表示反对那些计划，因为他们要他们未来的租户在楼上看见的是歌德的雕像，而不是五英亩刻着犹太人名字的水泥板。

科尔总理以及分享其情感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政治家，乐意在集体的记忆中容纳德国过去的邪恶，但是他们要让它边缘化，以支持一个过去更为辉煌的部分，它们包括歌德、席勒、赫尔德、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对于他们来说，旨在悔悟和赎罪的忏悔式记忆不是唯一的，更不用说是重要的集体记忆的形式。总理和历史学家科尔需要画完罗马天主教总理阿登纳的圆圈，把德国人从历史的枷锁中释放出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重新创造更为英雄的德国历史。德国历史的成就将展示在公共展览馆内，民众在那里能够看到显示德国伟大的更为高贵、更为英雄的形象。希望通过展示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通过比较，十二年的第三帝国的重要性将萎缩下来。希特勒释放的邪恶将被放逐到历史当中。

这一历史的驱邪行为要求创造新的神话历史，在许多今天的德国人当中拥有支持者。科尔了解他的民众；他知道他们希望政府划出最终的界限，使他们从留存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正如尼采很久以前注意到的，太多的记忆会使活人虚弱，因为过去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创造性的成就，要么处于过去伟大的光环下，要么处于过去邪恶的覆盖下，它是非常不容易的。像犹太人一样，德国人周期性地患上有害的历史狂热，即病态地偏执于沉重的、在活人的生命中散布了麻痹的沉重过去。科尔总理和许多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似乎更喜欢逃避黑暗的过去，他们运用了尼采所说的“不朽的”方法，它强调过去伟大的、闪光的瞬间，忽略了黑暗的插曲。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想要采用“批判的”模式审视过去。这一模式存在于把过去带到审判庭，进行无情地审问，最终给它定罪，从而使新的东西诞生。无论一个人站在哪一边，对历史的争论都是健康的，因为只有这样的方式，未被把握的过去才可能从心理抑制的黑暗沼泽里解脱出来，被理性之光审视。只有这样的方式，未来的一代代人才可能更轻松地呼吸，忍受更少的未被把握的过去的痛苦。

一个非常重要的和相关的，也是经常在德国内外被问及的问题是：犹太人是否可以在今天的德国自由地生活和呼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之后，犹太人清楚地感到他们在德国没有生意可做。大屠杀的幸存者不能原谅或者遗忘。对于他们来说，德国人是永远有罪的。不到一万的德国犹太人在最终解决方案中幸存下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决定离开这个残暴的、他们已经感到恐惧和厌恶的国家。莱奥· 贝克没有回来，大多数被阿道夫· 希特勒驱逐的知识分子没有回来。一些人——比如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阿诺德· 茨威格、恩斯特· 布洛赫、汉斯· 约阿希姆· 舍普斯——回来帮助重建这个被战争破坏的、精神贫困的国家。尽管他们在纳粹德国忍受了迫害，像维克托· 克伦佩勒的其他一些人依然决定留下来，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前往。他们的纽带似乎比纳粹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伤害更加顽强。

五十年后，有超过五万的犹太人生活在德国，正如过去一样，他们当中的大部分生活在像柏林、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科隆、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今天，第三代德国的犹太人依然生活在德国，第四代即将诞生。几年前，在以色列总统埃泽尔· 魏茨曼访问德国的时候，他告诉一群德国犹太人，他不能理解为何他们生活在德国，他们真正的家在以色列。这不太温柔的责备引发了许多德国犹太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回应这位以色列总统：他们在德国有家的感觉，而且没有打算生活在以色列。事实上，超过五万的犹太人显然喜欢生活在德国，他们在那里是一个受到法律承认，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少数民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所有的人在德国都有家的感觉，同时感觉到自己是德国人。太多的德国人依然认为犹太人是非德国人。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伊格纳茨· 布比斯叙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插曲，它体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今天在德国的含义。借以色列总统访问德国之际，布比斯被邀到一群接待以色列总统的政府官员当中。正式仪式之后，每个人都放松下来，端着鸡尾酒杯。联邦政治教育局局长走近布比斯，高兴地说道：“你的国家总统确实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布比斯回答道：“当然，罗曼· 赫尔佐格总统的演讲一直很好。”这位德国官员回答道：“不，不，我的意思是你的国家总统魏茨曼先生。”布比斯幽默地接受了它，但是悲哀地认识到犹太人依然没有被看作完全的德国人，而只是被看作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正如几个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太多的德国人假定德国人和犹太人属于不同的民族团体，犹太性的中心在德国之外的以色列。但是，大多数德国人没有像一些偏执的女人，送给布比斯一个签名电报，告诉他携带自己的数百万家财前往以色列。对犹太富人的陈词滥调十分顽固，它们是日常犹太恐惧症偏见的一部分。

尽管社会歧视性的犹太恐惧症偏见继续在德国存在，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潜伏的，被边缘化了。与新闻界造成的印象相矛盾，在德国，自从统一之后，无论是犹太恐惧症还是外国人恐惧症都没有太大的增长。对1989、1991、1994年民意测验的发现进行比较显示，一种趋势正在持续，它起始于1990年，朝向对纳粹的过去更加宽容，并更乐意与之妥协。1990年进行的对前东德反犹太人偏见的两个调查——那里之前没有进行过调查——显示：东德人甚至更少有对犹太人的偏见。这些和其他一些民意测验并不意味着，犹太恐惧症、外国人恐惧症或者民族主义的傲慢对德国的民主进程是不重要的，或者不包含危险。许多外国人恐惧症和反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在1990年统一之后给德国打上了标记，它们是不可能被忽略的，但是它们应该无损于1945年德国人作出的进步。采用一个医学的类比来说，犹太恐惧症的偏执在今天的德国有所缓解，但是它远没有被根除。它依然是一股流动的憎恨和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潜流；它维系在必须支付赔款的憎恨，使得人们的和平和幸福受到纳粹残暴行为令人烦恼的提示的骚扰，尤其是受到外部世界不断提示的骚扰：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可能是大规模杀戮的执行者。有多少德国人如此感受是难以判定的。毫无疑问，这里存在着犹太人仇恨者小小的硬核：它不会因为奥斯威辛而宽恕犹太人。但是，这样变态的观点是潜流的一部分，它不可能膨胀成为另一股纳粹激流，也肯定不会以六十五年前的形式出现。

纳粹的种族强迫症没有使第三帝国逃脱衰亡，但是使十二年帝国存活的东西，并证明比希特勒、去纳粹化、苏维埃化、美国化更强大的东西，是德国的民族性格及其所带有的优势和劣势。在一个共产主义东部和一个资本主义西部的表层之下，德国人继续是德国人。德国人不屈不挠的、不变的核心坚持了下来，并且拒绝通过外部大国的指令加以变化和进行重大的塑造。另外，通过自己内部的逻辑来塑造德国的未来是可能的。尽管德国民族性格经久不衰的核心不是希特勒式的，它也和民主不相兼容，但它不是美国经验核心中的多元主义精神。德国人不会接受美国一个移民社会的模式：多元种族、多元宗教或者多元文化。这将违反他们德国人的身份，以及核心的信仰。德国人依然支持同质整体的文化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德国为的是德国人，法国为的是法国人，意大利为的是意大利人。根据这种模式，群体的混合稀释了民族的实质；相反，它也剥夺了民族群体不同的身份，强迫它们进入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的（意味着最低限度的）泛欧社会或者美国社会。许多德国人，尤其是政治的右派，似乎感觉到假如民族群体不被允许在客观上相互存在差异，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共同的整体。德国人正是获得了国家的统一，他们才再次寻找民族的统一，他们似乎感觉到这样的解决方案存在于重建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之中。但是，他们对准予少数民族可许可的差异范围是含糊的，因为和以前一样，他们没有确信做一个德国人意味着什么。近来向右翼的转变看样子会使这些议题继续存在下去。

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处于五十五年民主实践的环境之中，学会了宽容、尊重个体和群体的差异，以及保护基本人权。他们是依靠法律而不是依靠好心变得宽容，它依然保持了挑衅，并且经常是自以为是的民族优越感。但是，理性的规则和民主的恩惠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使年轻的一代放弃了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被污染的潮流。尽管年轻的德国人继续生活在纳粹过去的阴影中，但是他们已经得到足够的支持去面对他们国家的过去，并把这一历史作为他们的优势而非损害。人们希望他们和传统最好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从最坏的东西中汲取经验智慧地行事。

大屠杀的犯罪者和受害者都将在下一个十五年死去。这意味着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将移交给下一代人。后大屠杀的一代代犹太人和德国人，如何相互交往并解释大屠杀的意义，如何将它整合到他们民族的生活当中，都将对他们未来的自我认同产生深远的冲击。处于这一时刻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尤其是德国的犹太人，都将带有破碎认同的印记。这一破碎的认同只能通过求助人道的传统，开启文明的对话才能被修复，这样，彼此的偏见和憎恶才可能被消除。过去一代人的仇恨不应该被允许感染新的一代代人，但它正在整个世界和一些地方发生，在那里，古老的残暴通过无法去除固有偏见的老一代人传递。通过无休止地转动民族优越感的、种族的、宗教的仇恨之轮，并通过沉溺于相互妖魔化、列数恶行、充满偏见的信念，除了暴力，得不到任何东西。

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一直处于过去五百年来德国人偏执的神经官能症的中心。这个方案实际上事关德国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德国人一直与妄想作空拳攻防练习，他们用轻拳击打想象中的魔鬼（犹太人），而这一魔鬼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更为黑暗人性的投射。这一更为黑暗的人性被赞美战争和与之相关的军人美德（光荣、荣誉、忠诚、勇气）的古老传统大量繁殖。德国人并不试图把自己定义为被赋予天生权利的、作为个人的公民，与此相对，他们试图把自己限定为一个古老的血统社会，它的成员通过民族的纽带，通过共同的传奇和英雄事迹的神话历史，实现相互依存。

犹太人将自己交付给一个不同的社会现实，他们出现在一个分裂的，有着深深民族优越感的德国文化之中，他们的出现被设想为致命的威胁。作为现代化的代理人，犹太人推动了一系列世俗的、商业的、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它们威胁到了许多德国人业已接受的、作为他们民族根本性格的东西。当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失败，德国人背离了他们的人道传统的时候，所有保留下来的东西都是一个分裂民族黑暗的阴影。战争的失败和大国地位的降低引发了沸腾的怨恨，同时到处寻找替罪羊。希特勒组织了这些怨恨，把它们和这个国家过去最坏的传统连接起来，允诺通过战争和征服获得国家的拯救。他坚持认为，德国要么是一个世界强国，要么就不再有德国。这是一个导致德国毁灭的错误困境。

对德国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存在于永远放弃对强国地位的追求，设定与国家资源、人力、能力相一致的、切实可行的目标。德国对世界强国的获取带来的只是痛苦和毁灭。当德国在1990年统一的时候，一些犹太人害怕德国优越感的神话可能再度出现，这一恐惧被这个国家向右翼的转变、外国人恐惧症和犹太恐惧症暴力行为的增长、国家首都从地方性的波恩迁移到以前帝都柏林的计划等所强化。

但是，犹太人不必害怕出现“第四帝国”的可能性，因为已经建好了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堵塞了这条道路。这堵墙是坚固的、不可穿透的盾牌，它是由纳粹主义无辜受害者的鲜血和牺牲铸就的。这堵墙的名字叫奥斯威辛，它将保护犹太人和德国人，以及希望是世界其余的人，不再经历同样的地狱体验。通过某种难以解释的历史力量，奥斯威辛的象征之墙有充分的理由威慑未来的邪恶，因为难以想象发生在那里的事情能够得到重复。邪恶可能产生以纳粹毒气为能量而吞噬数百万人的地狱，同时赢得一场战争，但非常可能失去长期对善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确实是一件被焚烧的祭神牲畜，因为受害者没有徒劳地死去，他们可能给予未来宝贵的生命之礼。

精选文献

以下的文献目录并不自封是完整的。可以肯定地说，大屠杀是20世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事件之一。由于“偏爱巨大”是另一种倾向，并且有关大屠杀的文献已经无法被任何单一的想法所消化，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一世纪性的最大灾难有可能被埋葬在未来巨大的知识产业之中。给干扰性的学术过剩设限，是大屠杀的研究者对其读者的责任。以下的精选文献主要限于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一关系的某些更大的主题。它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是为那些想要探究我所认为的重要文献的人提供指南；二是为了偿还我欠许多作者的“债”，因为没有他们，这本书不可能完成。

原始资料

二手资料

版权信息

Nazi Germany:A New History by Klaus P.Fischer

Copyright © 1995 by Klaus P.Fischer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0-382号

书  名　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

作  者　【美国】克劳斯·P.费舍尔

译  者　佘江涛

责任编辑　陈锐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64711

目录

CONTENTS

上部

第一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

欧洲背景

德国背景

第二章 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的心理创伤，1919—1923

第二帝国的终结

处于革命骚乱中的德国

魏玛和凡尔赛

政治混乱、暴动和金钱的终结

第三章 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

希特勒的祖先

童年时代的人格定型

青春期的幻想

无家可归的局外人，1908—1913

希特勒在慕尼黑，1913—1914

战争拯救了希特勒，1914—1918

观念的诞生

小结

第四章 纳粹党的兴起，1919—1923

从红色革命到白色反革命，1918—1919

纳粹党的起源和成长

党的成员、财政和准军事组织

第五章 啤酒屋政变及其后果

1923年11月8日—9日希特勒政变

对希特勒的审判

兰德斯堡和《我的奋斗》

纳粹党的分裂

第六章 政治荒野的年月，1924—1929

魏玛共和国破裂

希特勒重建纳粹党，1924—1929

扬格计划和大萧条的来临

第七章 纳粹党掌权

议会民主的崩溃

纳粹党的崛起和布吕宁的终结

巴本和施莱歇时期

致命的拥抱：保守主义精英选择了希特勒

结论 谁支持了希特勒？

下部

第八章 权力的稳固，1933—1934

纳粹党对政府的攻击

一体化的方法和工具

蜂鸟行动：清洗罗姆

第九章 极权主义的种族国家

元首和元首原则

纳粹党

国家体制

国中之国：党卫队

第十章 纳粹德国的生活

大众诱惑的美学和心理学

青年和教育

妇女和家庭

宗教和教会

纳粹统治下的文化状况

经济和劳动力

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

第十一章 通向战争之路，1933—1939

两次大战之间的强国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

里宾特洛甫和新纳粹外交政策

穿过危险区，1933—1937

吞并奥地利

苏台德危机和慕尼黑绥靖

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

最后的危机：波兰

第十二章 闪电战：德国权力的扩张，1939—1941

战争心理和战争能力

闪电战和胶着战：1939年9月1日—1940年5月10日

针对西方的战争

英国之战

地中海战场：巴尔干和北非，1940—1941

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

第十三章 欧洲新纳粹种族主义秩序

纳粹对大陆的占领

纳粹的罪行

大屠杀的前奏：东部的种族灭绝政策

大屠杀

第十四章 纳粹德国的战败，1942—1945

命运转折点：斯大林格勒和“突尼斯格勒”

进入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的灭亡

希特勒和德国人的失败

纳粹在海上、空中和实验室里的失败

对德国的包围：从D日诺曼底到“突出部战役”

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1945年1月—5月

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

结论 德国罪行问题

纳粹德国大事年表

返回总目录

上部

第一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

欧洲背景

犹如一个人，一个国家也拥有为现在创造条件的过去。每一个人的状态，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过去的行为和遗传特性的总和。当我们仔细追寻塑造一个国家历史的重要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了解它过去的状态，并绘制它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根据这一观点，对过去事件的了解是对未来事件把握的关键。在时空中发生的人类事件并非莫名其妙，并非无法预计，并非和过去的行为方式毫无关联。阿道夫·希特勒不是从空中落到德国的，战后的犬儒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充满绝望情绪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为他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希特勒和他发起的纳粹运动，是一些我们可以追溯的历史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地避免三种谬误：一是“后发生的某件事必然是先发生的某件事的后果”的分析所引发的谬误；二是无限的原因追溯所产生的危险；三是强加历史进程决定论的解释。

第一个谬误涉及用不恰当的原因去解释某些结果的发生。在希特勒之前发生的事，并非必然是希特勒崛起的原因，记住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第二个谬误是无限的原因追溯，它总是引导我们去相信——假如我们接受的话——希特勒是作为整体的德国历史的产物。人们会认识到这种谬误，因为特殊事件的原因总数总是有限的，否则历史上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假如希特勒所发起的运动的原因是无限的，我们就会依然等待着它的发生。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因必然是有限的，它被限制在可以被控制的、被圈定范围的历史空间当中。把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发起的运动，作为整个德国历史的产物加以分析，是徒劳无益的。像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一样，德国的历史有着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们有些是相互关联的，有些彼此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个谬误涉及决定论信仰，即事件的发生是由某种预先设定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谬误是一种危险倾向的结果，它以目的论的观念看待世俗的事件，把它们作为内在的心理、政治或者经济环境不可更改的表现。目的论者可能把他们的解释置于超验的原则之上，谈论着必然性和最终目的，但是，历史学家涉及的却是多样的、多变的且经常是没有关联的事件，他们从不肯定地谈论过去和未来。他们对过去的记录是记忆的画面，富有想象性，但不是对过去历史的科学重建。某事发生的事实，不是它必然发生或再次发生的逻辑证据。确实，有些事件是以清晰可知的方式再次发生的，它们使我们可以以适度的可能性去回溯过去并预言未来。同时，偶然的事情是众多的，事实在数量上又是无限的，因此，无论我们怎样无所不知，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得到完全确定的理解。希特勒碰巧出现在德国有许多充分理由，但是也有同样充分的理由说明，他为何不应该走上权力的顶峰。然而，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关注于什么是实际发生的，而不是什么是可能发生的。说明某种事件没有发生的理由，和对某种事件发生的解释可能是毫不相干的。

要理解纳粹德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原因，追溯希特勒在1933年掌权时达到顶峰的真正因果关系是必要的。如果要这样做的话，特别重要的工作是要从较大的历史视角去审视所谓的纳粹革命。换句话说，必须提出以下的疑问：到底是什么使纳粹运动成为一个独特的欧洲现象？又是什么因素使它成为独一无二的德国事件？进一步而言，希特勒给先前存在的各种力量带来了什么，从而使纳粹运动在德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企图提出更广泛的历史课题，它们涉及到历史的因果关系，以及在历史的进程中个人的作用。

本书的观点是：国家社会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右翼的变种，是左翼极权主义的对应物。极权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通过现代技术专家治理的国家对人类个人和公共行为的完全控制。极权主义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观念上的类型，而不是一个历史的现实。事实上，德国远没有做到极权主义，但这并没有使对这个词的使用及我们的主要观点——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对公民生活的完全控制——失去有效性。没有什么概念能够解释现代世界中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但是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比其他许多概念更好地捕捉到了一些20世纪运动的本质。

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原因植根于1871至1933年，这是德国社会大动荡和大分裂的时期。它包括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及其后果（君主政体的崩溃、革命、《凡尔赛和约》、灾难性的通货膨胀），还包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对民主的不幸体验、大萧条、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在这萌芽状态的六十年，德国社会承受了一系列暴乱性的分裂。在1933年，爆发点终于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为德国对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集团压力状况的回应。当然，其他国家在战后也受到混乱状况的困扰，但是，它们没有求助于极权主义，并把它作为一种方法去对付社会经济问题。是什么造成德国的与众不同？

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转向极权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没能将传统的体制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要求整合起来。例如，与英国或法国相比，德国或意大利的社会结构是脆弱的。在英国或法国，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冲突，迫使传统的体制更为成功地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另外，德国和意大利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才成为统一的国家。在两个国家努力克服认同的心理问题的同时，强有力的工业变化腐蚀了古老的传统和制度，而这些传统和制度都需要用来作为未来稳定的基础。

现代所有的极权主义运动必须在巨大的人口和政治变化的背景中加以审视，这些变化都是18世纪双重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结果。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自问道：飞速增长和永不安宁的人口如何才能得到控制，并使它们处于欧洲文化的传统轨道之中。从1776至1848年发生的民主革命已经提供了一条线索：“人民权力至上论”是建立在民主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然而，民主的传统存在着两个变种——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前者体现了洛克式清教徒意识的个人主义前提，后者体现了卢梭和雅各宾主义公共强制的观点。自由主义和它的各种变种后来发展成英美思想风格，着重强调代议制政府、自由、平等和人权；同时，集体主义产生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它们要求私有财产的废除、对物品的公共所有权和“真正的”平等。然而，两个运动都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它们都沾染了世俗的、反宗教的色彩，认为人可以通过经济的富裕和对幸福的追求实现自我。好的生活被视为拥有物品的生活，民主的两个分支只是在可能获得好的生活的具体方式上存在着区别。自由主义的传统偏爱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途径，集体主义的传统则维护资源和所有权的公共组织，把它作为实施公共利益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

然而，民主途径的实施没有抵制住专制君主传统，这些传统依然十分强盛，使民主的两种方式没有完全得以实现。例如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以及一些南部欧洲的国家，正在兴起的民主模式经常受到保守的封建政权的制止。在这些较不发达的、依然是半封建的社会中，民主的集体主义分支被认为是不太可恶的，因为它强调了普遍意志，并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能够与传统君主观点相调和。也就是说，在民主的集体主义分支中，潜藏着20世纪极权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因。在这些原因当中，有救世主的政治冲动，它来自替代性的宗教狂热，它认为政治是救赎性的；有政治的公共模式，它坚持个人必须服从公共的利益。

在19世纪后半叶，所有的政治运动都受到了三大强有力的潮流的影响，它们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在18世纪，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文化色彩的，它是宽宏大量的浪漫主义观点，尊重每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贡献，偏爱每个民族在政治独立和宪政背景中的发展。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民族主义从以民族骄傲的态度转变成近似宗教的、末世的运动。它激励了极为不同的激情，并以疯狂的兴奋和沸腾的冲动控制了所有的民众。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政治家们激发了民族主义，但是它也被帝国主义者所利用，作为一种征服和屈从的烟幕。事实上，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上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的表现，这种秩序为政治和经济的扩张成功地调动一个民族。在19世纪，经济秩序中的主导成分是商业中产阶级。因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无限扩张基础之上的，所以现代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一直是共生共存的。资本主义以富有活力的经济为前提，但是，市场并非可以无限伸展，它们或迟或早地会在增长内在障碍的冲击下收缩起来，这些障碍包括竞争、生产过剩、原材料短缺及缺乏购买力。当国内市场在19世纪末期开始萎缩，资本家们瞄准了他们可以开拓的新市场，同时转向对财物和利润的海外扩张。早期的殖民主义依赖于“现金和运输”，欧洲的商人们以此为基础从殖民地的民众那里获取财物；与这样的情况相反，新帝国主义（1870—1914）则卷入了对海外殖民地的系统开发。按照比较实际的说法，这意味着在海外的冒险中投入大量的资本，并建立生产和交易的设施，如矿井、工厂、码头、仓库、提炼厂、铁路、汽渡和银行。甚至，因为用来有效运作这些任务的技术和管理技巧依然超出了当地民众的能力，所以输出专家是必要的。这些技术管理者深入遥远甚至荒凉的地区，为了使这种牺牲多少显得正当，他们希望在国外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坚持要建造富丽堂皇的住宅、度假俱乐部和豪华的办公室。

要获得白人殖民精英富裕的、有时近乎奢侈的生活方式，代价是不菲的，它需要无耻地剥削当地的民众。欧洲国家将阶级体制引入殖民地，而这些在它们自己的国家却作为不公正和压迫早就被废弃了。反之，这种“合法化的不平等”又被宣传白种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观点所确认。在许多事例中，这些公然压迫当地民众的企图，导致了对殖民主义的殊死反抗，使殖民主义者自食其果。因此，经济控制必然导致国内政府的政治控制——国旗随着贸易走。这就是为何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总是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领土扩张或海上扩张通常都牵涉到民族国家。没有政府的积极支持，控制殖民地所得所必需的大范围资源调动是绝无可能的。

帝国主义赋予极权主义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帝国主义加强了侵略的习性，并且鼓励了日常生活的军事化；刺激了国内和国外民族和种族的冲突；鼓励了在帝国主义精英当中存在的救世主思想，这种思想使傲慢的当权者的习性再次得到了活力；将来自迫害“贱民”的残酷而冷漠的心态注入到欧洲的社会结构当中；导致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铺平道路的、危险的外交纠纷的关系网络。

在19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不仅激励了海外的征服，而且引起了国内种族集团之间的部落仇恨。这些部落冲突通过激增的种族运动表现出来，其中包括泛斯拉夫主义、泛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泛德意志主义、泛西班牙主义。这些强烈恐惧外国人的集团的目标是提高种族优越的感情，在母国和生活于领土管辖权之外的分散的种族集团之间建立更为坚固的纽带。因为欧洲大陆是一个极为分散的种族集团混乱的大杂烩，所以不可能将所有的德国人合并到一个更大的德国当中，或者把所有的斯拉夫人合并到一个更大的斯拉夫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可能声称它的一些侨民居住在其他国家，同样，每一个国家也都有成群的外国人居住在它的国境内。最尖锐的种族冲突存在于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特别是在自波罗的海到黑海这一漫长、宽阔的地带，几个世纪以来，相互的征服已经使这些地区四分五裂成多民族、多语言和多宗教的混乱地区。在这些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瓦解了跨民族的帝国，并且在统治精英中复活了帝国主义的梦想。另一个潜在的影响是，种族冲突鼓励了种族主义。

在19世纪，种族主义也从个人甚至社会的偏见演变成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要求掌握解开世界历史的万能钥匙。在这个意义上，种族主义是历史决定论在末世论意义上的对应物，因为两者都宣称拥有对历史进程的最终解释。种族主义在赞美其部落的种族优势时，又引证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论化论据。因为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达尔文的生物学在知识界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魔幻般的术语——自然选择、遗传、为生存斗争、适者生存——先入为主地控制了公共话题。潮水般的印刷品热衷于种族特性、种族行为和种族孕育，从而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种族话题沦落到科学动物饲养的水平。杰弗里·菲尔德在研究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他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福音传道者——的时候，捕捉到了这一强烈的种族意识时代的情绪，他写道：“许多研究者，抓住复杂的测径器、测骨器、测肺活量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测量而非解剖的仪器，在荒郊野外四处搜寻，称头颅的重量，检查各种骨骼，给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皮肤的色素逐一分级，测量鼻子、耳朵、头和其他身体结构的特性。从积累的资料中，制造出大量种族分类学的数据。”

借助达尔文的发现，公众要求知道谁是最适合生存的，为什么是最适合生存的。始终如一的种族优越论者们一下就得出了草率的结论：皮肤的颜色是生物优越性，因此也是社会优越性的决定因素。因此，需要详尽地阐述什么是最强的民族（最适合生存的民族）和最弱的民族（最不适合生存的民族）的种族特性，并依靠比较人类学或生理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哪些特性促进了生存，哪些没有。普遍的共识是：为了生存，竞争、勇敢、无畏和其他自信的特性被制造出来；同时，虚弱、妥协、和平主义、利他主义等一些被动的特性，则是社会生物学意义上所不希望的。

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是达尔文的表弟，他是这种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开拓先锋。他确信，在塑造人的个性方面，遗传比环境重要得多，并且他呼吁国家一致努力去控制遗传。他相信，依靠合适的优生方法，孕育优等的人种应该是可能的。这就是鼓励最适合生存的人生育，同时鼓励虚弱的、缺乏竞争力的、有病的人不要生育，必要时可采取绝育手术。高尔顿的好友卡尔·皮尔森把国家描述成一个人的肌体，他警告说：除非国家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否则它就无法在为生存的斗争中存活下来。因此，阶级的冲突完全是在制造分裂，必须有力地连根拔除。皮尔森相信最好的同质整体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其中，每一个个体都为公共的利益与其他的人合作，而不考虑地位或等级。皮尔森视社会主义为国家强大的本能，他对国家的讴歌使他赢得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头衔。在对种族特性和种族改良的痴迷上，高尔顿和皮尔森不是孤立的。一大群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及相类似的行为科学家忙于给种族分类定级，详尽地描述种族的形态，对白种人的未来发表有分量的断言。有一组社会心理学家，包括古斯塔夫·勒庞（著名的大众心理分析家）、瓦谢·德·拉普热、安德斯·雷丘斯和一大群轻量级的理论家，以一些种族的特性为基础，从事着对种族的分类定级。

对于所有这些种族理论家来说，种族主义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家是阿蒂尔·德·戈比诺和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戈比诺是一位法国的伯爵，经常被视为19世纪白种人或雅利安人优越论的鼻祖，他的四卷本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4）同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一道被认为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著作。这位伯爵的文章经常被引用，但很少得到理解，它代表着一种企图用种族的观念解释文明兴衰的大胆尝试。正如马克思突出了经济的因素，把它作为任何社会的基础结构一样，戈比诺聚焦于种族的特性，把它作为历史事件主要的决定因素。作为一个学术上有坚定的保守主义甚至反动倾向的人，他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不满足于安逸的生活，渴望着更为令人激动的、英雄时代的复活。然而，他绝不是急切和冲动的反动分子，而是一个深深困扰于文化之中的保守主义分子。他留下了经过精雕细琢、涉及面甚广、多达四十卷的著作，其中包括政治论文、小说、游记、东方研究及书信。另外，他是一个四处旅行的人，一个谈笑风生的交谈者，一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在1849年当过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秘书，被委任前往瑞士、德国、波斯、希腊、纽芬兰、巴西和瑞典从事各种各样的外交工作。

尽管有着周游世界的经验，但是，戈比诺不仅具有强烈的种族偏见，而且通过理论化把它们纳入到广阔的历史哲学当中。他把人类种族划分为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并将特殊的种族类型与它们联系起来。例如，白种人展示了人类种族最高贵的性质，其中包括领导能力、体力、优越感，相对而言，黄种人或黑种人体现了生育力和对世俗享受的沉迷。十分奇怪的是，戈比诺确信：伟大的文明要求种族的混居，因为每一个种族在人类的某一个成就领域都占据了先天的优越性。同时，伟大的文明需要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提供智慧上的领导。他相信，法国人过去曾经受到过雅利安—北欧德国人的贵族统治，但是现在已经被低等的血液——高卢人、犹太人和拉丁人——弄得退化不纯了。他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哀悼，即黑种人和黄种人已经用他们的“黑血”污染了整个地中海盆地，法国人承受着某种程度上可能无法挽回的文明的衰落。

戈比诺的种族理论得到了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成功推广。事实上，这两个人在发现了他们共同的美学观念之后，立刻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拜罗伊特市的瓦格纳圈子里，戈比诺的种族信条得到了富有热情的推广。路德维希·舍曼将戈比诺的著作翻译成德文，1894年，他又在弗赖堡建立了戈比诺协会。1899年，休斯敦·斯图尔特这位亲德派把戈比诺作为他思想体系的基石，把种族主义甚至提升到更高的地位。

张伯伦（1855—1927）是一位英国移民，一位富裕的、贵族世家的后裔。他的家族里有大英帝国的学者、探险者和军人。他是雅利安人至上论和德国人种族中心论的主要先驱者之一。他着迷于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和生活的审美哲学。他定居在德国，娶了瓦格纳的一个女儿为妻，并成为激进的德意志主义和狂热的反现代主义的焦点人物。张伯伦属于知识分子阶层，认为自己在城市工业运动及其平等主义原则的冲击下失去了根基。像尼采一样，他是一个孤独的漫游者和有审美能力的花花公子，直到最终发现其真正的使命，他才让自己不再沉浸在往日的文化遗产当中。这一使命就是传播雅利安人优越性的信念。作为瓦格纳小圈子里的成员，他参与了瓦格纳再造德国的艺术和伟业的梦想，他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尽管经常是不成熟和浅薄的，但却直接散布了德国的信念，并在其《19世纪的基础》一书中登峰造极。这一散漫的、具有高度直觉力的、印象主义风格的著作是以真正直觉的方式，并夹杂着许多虚幻的观点创作的。它本来打算叙述从古代到1800年欧洲的文化史。实际上，这本书的学术外观，仅仅代表着种族主义对文化的宽泛解释和对德国文化专门解释的框架。这本书展示了一个正在出现的文学体裁，它由一些假冒严格的学院派学术专著的文章构成，实际上将它看作通俗的辩护更为适宜。这类图书的目的不是用一些学术术语使读者望而生厌，而是通过对往昔带有高度党派色彩的记录，激励读者去参与行动。

张伯伦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对历史的种族主义解释。为了解释塑造19世纪的主要力量，张伯伦突出了希腊艺术和哲学、罗马的行政管理和法学、基督教的启示、犹太人毁灭性的力量、雅利安种族救世的使命。整部作品的主题是确定种族是文化伟大的最终决定性因素，雅利安种族一直代表着受到堕落威胁的社会中的再生性因素；相反，诸如斯拉夫人、犹太人等劣等血液类型的存在始终标志着社会具有威胁性的堕落。

张伯伦相信，在西方文化史当中，所有伟大的东西必须归于条顿民族的贡献，同时一切卑贱的、渺小的、堕落的东西都是犹太人的制作品。假如条顿人是文化的创造者，那么，犹太人就是文化的毁灭者。一旦犹太人在任何运动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它富有生气的力量就会受到破坏。基督教就是一个最好的事例，因为它具有罗马两面神一样的相貌——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雅利安人。它的雅利安人的面貌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神学意义，同时，其犹太人的面貌则带有恪守法律和仪式的强烈色彩。因此，基督教中最好的东西——原始的活力和天真的信仰——被犹太人扭曲了。他们建立了一种强调原罪、罪恶和惩罚，而不是拯救、爱和神恩的褊狭信条。在这些沉思的过程中，张伯伦又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鉴于耶稣英雄般的性质，他不可能真的是犹太人。张伯伦这本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销售了十万册，各种各样的泛德国团体狂热地支持着他的信仰。这本书被译成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并引发了风暴般的争论。因为张伯伦是在具有影响力的圈子里活动，甚至德国皇帝也成了他的朋友，因此他的思想受到对传播种族信条极感兴趣的民众的认可。张伯伦自己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意识形态的战士，他宣扬德国事业的优越性。在20世纪20年代，他积极支持着纳粹主义，并自认为是纳粹运动中的一员。1927年，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这位种族主义哲学家把张伯伦的这本书称为“奋斗之书”，是照亮纳粹党走向胜利之路的灯塔。

在19世纪晚期，种族主义与其他几种不稳定的思潮相互促进。事实上，1890至1914年是欧洲意识中充满窘迫和不和谐的时期。在反对正规的、古典的、理性的思维模式当中，一种决定性的反动力量被建立起来，这种反动力量深刻地动摇了西方文化的平衡。理性至上曾经是启蒙运动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标志，但却面临着富于思考的作家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些作家强调意志、非理性、主观性、直觉或者无意识在人类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历史学家们将这些知识的重新定位称为“生机论”、“非理性主义”、“新浪漫主义”，或者简称为“新神秘主义”，这些标签是富有联想性的，但是也会引起误导。对理性的反叛主要指向工业文明的精神，它涉及到对城市状态、技术理性及小资产阶级生活普遍的驯服、冷漠、乏味的规则的深刻不满。依靠某种直觉上的理由，一些古老的模式一下会聚起来，它们来自各种各样的文学和哲学的季刊，开始挑战一些不证自明的假设，其中涉及到人类存在的理性，以及通过科学、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达到的社会秩序的完满。

许多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强烈地反对技术的非人性化、资本主义的贪婪、低级政治的危险，以及审美趣味的堕落，他们采取了深远的反民主、精英主义的姿态，这一姿态只是进一步促使他们远离现代性的各种力量。因此，所谓的“文化绝望的政治”极大地强化了欧洲社会的集权主义模式。人们记忆犹新的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政治背景是一种强烈的集权传统的存在，以及在欧洲许多地方非代议制的政府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极权主义在意大利、德国、俄罗斯，以及集权习惯依然根深蒂固的东中部欧洲成功的原因。甚至在现代的民主社会中，集权的方式也从来没有完全缺失，因为所有的欧洲社会都是从长期封建的、君主的和精英主义的背景下演进而来的。在社会经济经历重大压力的时代，许多欧洲社会倾向于回到集权的方式之中。它们对民主的方式极不耐烦，因为这种方式极为麻烦又缺乏效率。

例如，在意大利，对19世纪晚期民主进程的不满就达到了高峰。在一系列缺乏效率的议会体制下，这个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政治的泥潭之中。意大利落入了聪明的政治骑墙者的手中，他们将议会制的政府变成了马基雅维里式的棋局，充斥着无道德的交易和变化无常的结盟。这些政治骑墙者中最狡猾之人是乔瓦尼·焦利蒂，他被人恰当地称为“地下部长”。他强加给意大利一个脆弱的、被掩饰的议会专制统治，这一统治严重地玷污了富有责任的政府，并且间接地鼓励了政治极端主义的兴起。在政治左派方面，这一极端主义的结果是：一些激进分子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多数派的修正主义阵营。在贝尼托·墨索里尼、埃托雷·西柯蒂和康斯坦丁诺·拉扎里的领导下，这些激进分子痛斥共产党修正主义者小心翼翼的渐进主义，并且要求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应该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些激进分子将资本主义和民主联系在一起，因此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在政治右派方面，焦利蒂犬儒主义的联合政策激起了广泛的对议会民主的反抗，并强烈要求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之上的、受神灵启示的、具有领袖魅力的领导阶层。在反民主的倾向之后，通俗的反民主理论不断增多，它们体现在加埃塔诺·莫斯卡、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和罗伯特·米歇尔的著作当中，它们驳斥民主的理想，认为它是一种幻觉，并强烈要求具有强烈意志的或“创造性的少数人”的具有领袖魅力的统治。

对自由主义政治的厌倦是普遍的，意大利并非是孤立的事例。人们越来越相信，议会民主促进了社会冲突和党派纷争，这方面的表现远远超过了它在促进有效率的政府或果断的领导权力的方面。在德国和奥地利，皇权继续为它的极权主义统治方式加以辩护，声称它提供了抵制民主进程的无政府状态的唯一保障。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在那里，路易·波拿巴（1851—1870）已经建立了“后自由主义的极权主义政体”，也就是在法国，第一个现代法西斯运动——法兰西行动——诞生于1899年。这一运动通过将自己嫁接到更富有生命力的运动——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中，将君主和集权的传统现代化。在这一运动的主要理论家查理·莫拉斯手中，保皇主义不再带有封建专制主义的色调，而是谈论起人民权力至上论，把国王转化成公意的反映，考虑有益于全体国民的事情，而不再考虑某些阶级或某些群众微小的自身利益。

墨索里尼

当19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敏锐的观察者注意到了反抗资产阶级文明和价值观的汹涌潜流，而在这些文明和价值观上，牢固地附着着议会民主、科学理性和资本主义。这些价值观事先假定一个稳定的、可以预知的世界的存在，但是这一世界正被一些欧洲重要的知识分子不断地颠覆，正如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作中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把社会思想的轴心从客观的、可证实的物理经验世界转变成主观的、只能局部进入的无意识世界。理性作为虚弱的外表完全受到本能力量的驱使，这一点变得愈发清晰。阿图尔·叔本华拒绝了理性的优先性，认为它是“古老而普遍的极端错误”，相反，他坚持认为所有生活形式“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无意识的意志，是一种“专横欲求”的意志。叔本华思想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尼采使这一本能的“权力意志”神圣化，他坚持认为，这种意志与“成长意志”是对等的，快乐存在于一种汹涌起伏的感受之中，即权力正在成长，抵抗得到了克服。尼采还认为：“哪里权力意志匮乏，哪里就存在着堕落。”他警告道：欧洲文明正在技术理性麻痹性的影响下迅速失去活力。我们越远离我们的生命之根，远离我们的本能和古老的遗产，我们就变得愈发的虚弱，因而我们也将变得越来越堕落。尼采蔑视中产阶级的文化，厌恶它的平等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促使他从事悲剧性的、堂吉诃德式的征战，其目标是赞美酒神生命力的救世价值观，赞美对“堕落没有怜悯”的高贵的超人阶层的统治。

尼采对无意识和原始本能的探索后来最终被心理学伟大的拓荒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洛伊德和荣格——所发展。这些作家拓宽了人类生活中理性和本能之间、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正在显现的鸿沟，他们将意识的动机还原为掩盖的或压抑的无意识欲望，这样，他们就不知不觉地复活了一种古老的迷信：最表面的现象是我们无法控制的隐蔽力量的间接显现。对处于交战之中的双重心灵的地貌学式的描述，激起了另一个古老的恐惧：存在的困境受到看不见的因而是更有潜力的力量的控制。假如内部和外部不能共同延伸，人类的灵魂就会悲剧性地依然处于分裂状态。这几乎接近于将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嫁接到古老神学的灵肉二分法上，只是在现代化了的人类存在的二元性的样式中，头脑说的是技术文明的话语，身体说的是更为古老的、有时是更令人震惊的话语。

无意识的发现，以及与原始性的遭遇，具有许多积极的意义。它们刺激了对人类古老过去的复兴的兴趣，也导致了对象征语言更深刻的理解，依靠这种理解，古老的遗产通过传说、神话和仪式得以流传。与原始事物和古老事物的遭遇，可以对现代生活方式进行富有成效的矫正，使焦虑不安的城市居民想到，重要的经验可能来自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古老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全神贯注于返古的力量，可能也培育了古代残酷行为和部落偏见的复发。对原始主义的崇拜远不能医治人类心理的分裂，却可能极易转变成对富有责任的社会的野蛮攻击，同时扰乱文明本身的秩序。“权力意志”可能会被轻易地掺入杂质，从尼采对“精神的超越”或战胜自我的信仰，变为野蛮的统治和不受约束的侵略。对神话的信仰与其说将我们与共同的过去联系起来，不如说可能将我们导入集体的幻觉和对革命的煽动之中。对高一级类型的人——超人——的繁殖，不是保证“有耶稣之心的恺撒”的教育和培养，而是在粗糙的达尔文生物学和极端信条的影响下，去建立由危险的变态分子控制的人类“种马场”。最终，对年轻和自然的崇拜可能受到滥用，成为集体性的思想灌输，并且扭曲了真正的青年的理想主义以服务于战争的侵略性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部落仇恨返古的大爆发。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将近一千万年轻人战死在欧洲战场。假如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帝国主义的一并出现为20世纪的极权主义提供了温床，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就产生了真正的灾难，它使极权主义在两次大战之间成为可能。战争极大地加强了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国家权力，因为民族的存亡依赖于群体的一致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欧洲国家全面控制了它们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公开地侵犯自由企业的原则以管理国家经济。政府的计划者背离了19世纪的自由主义，并使这种行为合理化。他们认为，自由经济对资本主义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期，它就显得过于浪费了。那些坚持追逐自己企业利益的人被指责为“投机商”。追逐利润的动机是资本主义的标志，它经常被谴责为不爱国。计划经济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噩梦，当政府的计划者控制着工资和价格，分配资源并强使工人从事所需的职业时，它却成了战争期间的日常现实。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警告说：国家权力的增长通常伴随着个人权力的减少，国家的控制必然削弱个人的自由。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也关注过这样的事实，即个人自由和经济自主是紧密联系的。假如国家是公民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那么，个人就被剥夺了自由选择以及他们的自由。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剥夺了数以百万计公民的选择权利。政府决定着谁应该活着，谁应该去死，谁应该工作，以及为什么应该如此。独裁者的幽灵开始昂头苏醒，它消灭自利，限制选择，削弱自由。当然，国家在过去也一直要求它的国民作出牺牲，声称自身具有执行正义、提供公共安全、征税、管理学校和教堂、分配财富的权利。然而，在欧洲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国家控制的倾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极权主义的另一个遗产是战时宣传中制度化的谎言。当然，心理战和战争一样古老，但是，全面实施由欺骗专家从事的战争魔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这次战争初步产生了乔治·奥威尔对“颠倒黑白的宣传”的噩梦般的想象，即官方含糊其辞的空话的目的在于控制公共信息。国内的心理战卫士成为战壕中士兵的助手，前者用笔，后者用枪，两者的结果都是有害的。

反德政治宣传漫画歪曲了事实，最终让平民都感到怀疑

尽管在1622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成立信仰宣传大会时，“宣传”一词才首次出现，但是，英国在1914年就初次显示了宣传在战时的广泛运用和声势。英国宣传工作的主持人是查尔斯·马斯特曼，他是一位剑桥大学的教授，由首相阿斯奎斯任命担任新成立的宣传办公室主任。在整个战争期间，马斯特曼和他聪明的同事费尽心机地制造出一条宣传的洪流，把德国人描绘成没有一丝人性的赤裸裸的侵略者，是以残酷为乐的野蛮的“匈奴人”。他的“抵抗作品”是有关德国士兵在比利时的野蛮行径的《布赖斯报告》。它以三十多种语言出版，讲述了德国人在比利时残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马斯特曼的大部分工作后来被新成立的、由新闻巨头比弗布鲁克爵士领导的情报部所接管，他拥有巨大的信息来源。在努力网罗最富有说服力的天才方面，他会集了像罗瑟米尔爵士、诺思克利夫爵士这样的新闻界领袖。人们普遍认为，英美方面制造了“较好的”宣传，也许其直接的理由是：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说服民众是更为困难的事情，因为在那里，思想的自由可能会有效地质疑政府的宣传。当美国参战时，威尔逊总统成立了由乔治·格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格里尔是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他的唯一责任是从事宣传工作。

同样的组织也在其他国家建立起来。大多数宣传组织都与军事指挥机构、情报部门及警察部门联手。另外，它们支持爱国主义作家推动战争的事业，正如后来的广告部门邀请名人推广他们支持的产品一样。政府与新闻界的通力合作产生的一系列结果是致命的，因为宣传家们在欺骗他人的时候也在欺骗自己。具有悲剧性的是，战争及其产生的后果，释放了极易唤起但又极难控制的仇恨。互相说谎，为几十年的不信任创造了条件，这种不信任孕育了未来的侵略行为。

在总结正在出现的极权主义形式和心态特征的时候，有几个具有个性的问题必须得到高度的注意。首先，极权主义是对发生在19世纪晚期飞速发展的工业变化的回应。极权主义是一种努力，它企图重新获得政治的整一性，并且将分散的民众和反社会的集团在政治上一致化起来。法西斯主义获得统一化的途径是利用对有机生命生物学的观念，把它作为医治分化的社会系统的方法。而共产主义的途径依然是面向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这一变革建立在平均化和平等的基础上，把它们作为拯救人类的唯一源泉。正在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处于酝酿的状态，它用自然的活力同现代工业精细的规则制造出来的堕落的精神状态作斗争。它要求通过对更高的情感、想象和意志的服从，对人类和社会加以变革。总之，它企图通过回到原始状态医治内在的分裂，它指出现代性是对古老真理的颠覆。正因为这一理由，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作家不断地唤起前工业世界的价值观，呼吁重新建立社会的等级制度，强烈地拒绝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念。

其次，极权主义代表着20世纪式的传统宗教信仰，在许多方面，它是宗教生活世俗的对应物。除非我们能把握这一关键之处，否则，我们就没有抓住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对于数百万生活在极权主义控制下的民众来说，这里只存在着一种统治方式，那就是被迫服从“规范的”生活方式，而没有选择和个人自由的可能性。这意味着通过制度化的压制对自我人格的最终侵犯。然而，这种强迫性的“一致”并不依赖于超验的精神实体，而是赤裸裸的权力对自身公正性的辩解。甚至过去的绝对专制体制——无论它们在实际上多么具有压迫性——也没有要求凌驾于超自然的权威之上。唯有全面地摧毁神圣性和虔诚——这种状况在19世纪晚期各种世俗的意识形态当中得到了实现——才会使人们屈从于组织化的压迫成为可能。

第三，极权主义跨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斯大林主义兴于左，法西斯主义兴于右，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正如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左与右，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一样的：都有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由一个人领导的群众大党、恐怖的警察组织、受到垄断控制的传媒系统和武器装备、受到集中指导的经济。当然，在阶级认同上它们存在着主要的差异。左派极权主义主要是工人阶级的运动，讲述的是18世纪的话语，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平等；右派极权主义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运动，讲述的是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话语，声称平等对政治的影响是有害的。然而，两种类型的极权主义都依赖于大众的支持，在历史必然性的烟幕下掩盖其真实的目的。两者都会精明地强占、合并、扭曲温和的对立者的观点，向它们的追随者承诺政治上的义务，如“工人的天堂”或“千年帝国”。另外，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否认了选择和自由意志的开放世界的可能性。每一个公民都被迫最终认同一种宣称是规范的和排外的政治生活的方式。

尽管极权主义运动显示了许多种相似的模式，但在社会经济控制的机制上是不同的。左派极权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右派极权主义是中产阶级的激进化。无疑，两种类型的极权主义先锋，常常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或者飘忽不定的知识分子，因此对任何一个阶级都没有表现出坚定的忠诚。两种运动最终的社会经济动力，依然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集团之中。法西斯主义或者它的德国变体——国家社会主义——是中产阶级绝望的表现。这是一种回应了左派极权主义的右派极权主义。正如恩斯特·诺尔特所认为的那样：“法西斯主义一直处于牢固的民族自我维护和自治的框架中，依靠极端对立的但又相互关联的意识形态，并且利用几乎同一的、经过专门修正的方法来消灭敌人。”

在一段时间里，欧洲成为了两种极权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最终是军事的战场，它表明了20世纪政治生活的贫困。德国极权主义的形式是一种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正如我们所见，这种法西斯主义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对具有领袖魅力的领导者的依赖和对反对者进行的军事威逼；制造一些共同的敌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共济会成员、吉卜赛人、耶和华的见证人，等等；依靠某种整合性的社会政策，如极端的民族主义、福利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人为设计的激情主义和战争，吸收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

德国背景

要了解纳粹运动全貌的方法是提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问题，这一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回顾性的答案，即纳粹运动是否可能再次发生？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确定在国家社会主义可能以完全一样的形式再度出现之前，有哪些先决条件必须再度聚合。产生相似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运动有五个主要的先决条件可能是本质的：

1.存在着半封建和半工业的混合社会，这个社会还带有长期存在的军事化和极权主义的传统。

2.作为社会控制和国际侵略的工具，民众被国家化。

3.生物—种族的信仰得到了尊重。

4.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崩溃引发了极端的压力，这种压力产生了创伤性的结果。

5.反社会的人身攻击和排外的运动同时出现。

这些原因中的三个植根于战前的社会条件，但是它们不能自行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事实上，人们可能认为，战前的德国尽管显示了某些社会失调和不稳定的迹象，但是它依然可能发展成为现代的、稳定的和人性的社会。导致希特勒崛起的直接原因，是德国的战败和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其中包括革命、《凡尔赛和约》、赔偿、通货膨胀、政治极端主义及经济的崩溃。假如不是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社会可能能够更为成功地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战败和无力现实地应对一系列战后的灾难，加重和再次激起了先前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失调征候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并出现，产生了尖锐的社会和文化危机，而这些危机不可能以同样的形式重复出现，不过可以设想到，由于受到内部巨大的工业变化和外部战争的威胁，传统的和不发达的社会可能会倒退到极权主义的策略当中去解决它们的社会问题。极权主义是如何在德国发生的是以下讨论的主题，也是后面两章的核心问题。

混合的社会制度：第二帝国，1871—1914

德国历史的主题之一是政治的碎片化，即德国人没有能力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像其他的欧洲人，德国人直到很晚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国家形态，并且它不是广泛的民主一致性的结果，而是依靠占优势的普鲁士军事力量获取军事胜利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一直只是一个政治和地理上的代名词，一个众多的封建领地组成的破碎杂烩。但是，在这个被外国诋毁者嘲笑为“狂欢节的化装衣”的国家里，普鲁士这个封建的军事国家逐渐地获得了优势地位。由于它的敌人在军事上的虚弱，由于在德国政治中的离心力，也由于它根深蒂固的军事传统，普鲁士王国逐渐扩展了它的领地和国力。在1864到1871年之间，普鲁士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了德国，并且把它体制上的军事集权特性强加给德国的其他地方。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国王变成了德国的皇帝，普鲁士的首都柏林成为了德国的首都，普鲁士的体制和思想习惯开始弥漫在这个国家意识的每一个方面。

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拥有许多优点。甚至对普鲁士最富敌意的批评家尼采也一直强调普鲁士精神的许多积极方面：尊重权威、执著于责任和艰苦的工作、根深蒂固的良好秩序感。同时，在社会秩序当中，普鲁士的军事传统把低级军官的地位置于最高等级的公民之上，这种传统并非一直与文明化的价值观相一致。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本人是一个普鲁士人。他在晚年悲哀地发现，在普鲁士人的人格中存在着两个灵魂：一是接受文明，一是敌视文明；一是人性的和个人主义的，是清教徒意识的产物，一是野蛮的和集体主义的，是长期严酷的军事主义的产物。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时期（1871—1918），服从于权威的普鲁士精神——处于半神地位的国王是其象征——渗透到德国生活的许多方面。

这个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具有高度的军事化特征，几近于阿尔弗雷德·瓦茨给军事主义所下的经典定义，即“军人对公民实施统治；重视有关军事上的考虑、精神、理想和等级的价值观；为了军事的目的，给予民众沉重的负担，从而忽视了福利和文化；把最优秀的人才耗费在非生产性的军事机构当中”。总之，新德国以一种欧洲其他国家没有采取的方式，将等级的军事封建价值观体制化和永恒化。它传授给年轻的德国人这样一种思想：“德国人”首先意味着是一个勇敢和忠诚的战士。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将武士偶像化为一个文化角色的典范，那就是日本。

事实上，在帝制的德国，军事组织是凌驾于一切机构之上的，享受着过去只授予教会的荣誉。军官团被尊崇为偶像，从当时流行的一句谚语中就可以得到证实：“人类是从少尉开始的。”任何人只要穿上军服，立刻就高于普通的生民。作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等级的成员，每一个德国军官都是不受公民控制的，他只服从于皇帝。军事阶层有着自己的荣誉标准和法律规范——荣誉军事法庭。因为军人不受公民的控制，因此，它本身就代表一种法律。约翰·惠勒—贝内特公正地指出：德国军官团与皇帝的关系，就像古罗马禁卫军与罗马皇帝的关系一样。

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在军事事务中代表着普鲁士人的偏爱。由于这位皇帝轻视被他轻蔑地称为“草民”的公民，所以他更信赖于军队而不是议会或宪法。他言辞浮夸而好战，在外国人眼里简直具有难以忍受的挑战性。在对前往帮助镇压中国义和团的一个分遣部队演讲时，这位皇帝命令他们不要留俘虏，所作所为要效法匈奴人。他的这句名言后来被同盟国的宣传专家充分利用，把所有的德国人描绘成恶魔。威廉皇帝炫耀武力的言辞充满了“毁灭”、“血战”、“不屈意志”的字眼。他喜欢对王权加以夸大的描述给民众以深刻的印象，同时配以恫吓性的威胁，即他不能忍受他的权力受到敌视。了解威廉的人知道，他所说的大多数的话是夸大其词的，成为公众的谈资。同时，军事语言被认为是公众谈资最好的语言也是意义重大的。军事艺术加强了第二帝国军事性的氛围。国王的官方肖像总是全副戎装，昂首仰视，充满了挑衅，上扬的胡子意气风发。他的一张好战的肖像曾经让一位法国的将军感叹道：“这不是肖像，而是战争的宣言。”

由这一新的军事帝国传达出来的权力氛围基本上是虚幻的。在霍亨佐伦王朝的辉煌之下潜伏着许多社会的力量，它们与封建君主政体的自命不凡无法并存。在工业飞速发展的时代，德国的君主政体执著于过去的前工业时代的传统价值观。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过时的封建制度企图保持其社会的永久性，但在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却在法国引发了这一古老制度的崩溃。是什么原因使得德国逃脱同样的文化置后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呢？战前的德国和革命前的法国一样，是一个混合的社会，它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机器技术的背景下保持着封建的政治制度。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新的帝国包含了许多反常的事物和不和谐的声音。俾斯麦的宪法建立了蒙着丝薄面纱的专制体制，在其中，皇帝作为首席执行官有权任免首相及其他高级官员；有权控制整个外交政策；有权领导整个军队；当国内出现动乱时，有权宣布军事管制；有权剥夺持不同意见的城邦的领土主权；有权召集、中止和解散议会；有权发布和监督所有联邦法律的执行；有权解释宪法。

这些全面的、可以自由决定的权力，可能更适合专制主义的时代，但是不适合工业化的时代，因为分割的权力或者至少是相互制约的权力，已被证明在缓和社会冲突上是更为有效的。相互制约的权力无疑存在于两院制的议会形式中，存在于政党的发展中，存在于工会运动的兴起中，存在于强有力的商业卡特尔当中。不幸的是，不论是俾斯麦还是他的继承者，都没有为民主政治去造就德国人民，相反，他们采用了权宜而实用的联盟，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组合去解决社会问题。在俾斯麦和他的继承者的统治之下，议会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因为处于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精英成功地维持了新的帝国，甚至扩张了处于主导地位的普鲁士的影响力。尽管外表看来是矛盾的，但新帝国的政治现实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普鲁士国家，它具有对军事力量实际的垄断，在上议院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非自由的、偏好富裕阶层的选举程序。

当然，德国没有逃脱“人民权力至上论”的压力，但是真正对民主参与的要求不是被封建君主制度挫伤、就是被它所吸纳。这种策略之所以成功，部分是因为数个世纪以来德国人对权力的屈从，部分是因为宗教或哲学的代言人们——他们包括路德、费希特、黑格尔、特赖奇克——将当权者神圣的观念合理化了。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独裁政治的反对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效果，也是因为国家的优秀分子没有选择进入议会，大多数政党只关心狭隘的经济利益，而没有成为国家性的政党去成功地提出当时十分迫切的问题，其中包括封建的精英和劳动大众不断加大的鸿沟，德国在欧洲国家共同体中的外交作用，军事组织傲慢的、视自身高于国家法律之上的排外性。

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帝制德国的政治生活相对是自由的，社会民主带来了稳定的进步，例如在1912年，社会民主党成为国会中的最大党；但是，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对政治生活有意义的参与依然完全受到狭隘的、经常也是傲慢的精英们的控制，他们希望将其统治延伸到20世纪。那些创造第二帝国的人们，尽管认识到“人民主权至上论”的重要性，但是依然错误地认为，权力可以保存在旧有的王朝统治阶层的手中。普通的、有警觉性的德国人注意到，他们的宪法没有以《人权法案》或《人权宣言》的形式提及基本的人权。

正如拉尔夫·达伦道夫所洞察到的，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普鲁士化的新德国的独裁精神，在工业和封建国家之间“富有成果的、不适当的联合”中得到了证明。一旦德国获得了统一，国家就会自上而下地管理工业的进程，其手段包括：无息贷款，允许各种大型垄断企业的存在，拥有巨大的财富和企业——包括煤矿、高炉和公共事业部门。国家还通过有能力的、听话的公务员所构成的复杂体系去管理这些企业。因此，在德国，自由的企业被国有的企业所替代；在当时欧洲最富有动力的工业扩张，是政府控制的结果。甚至工业化最令人头痛的事情——失业、疾病、事故、糟糕的工作环境，也处于国家保护伞下。在以传统的家长式态度对待它的普通国民的同时，国家现在依靠制定进步的社会福利标准，将这一角色带入了工业化的时代。根据达伦道夫的观点，德国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资本主义的：

几乎从工业化最初的起始阶段，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就对应于国家资本主义通行的体制。被人们采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公开容忍英国的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妻儿的悲惨境遇，而马克思把它作为要求国家采取行动的感情上的出发点。与此相反，德国的公共机构一直感到对工人的福利负有责任。像其他地方一样，工业化的德国也存在着贫穷、疾病和悲惨的状况，但是，官方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明显证明了严酷的和仁慈的家长权威这种前工业社会的联合。

家长主义给国民的顺从和依赖创造了条件。它培育了一种幻觉，即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能得以实现，离开了国家，个人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后来所指出的，普鲁士人的本能就是鼓励好的公民为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个人或自我利益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普鲁士人的目标是推动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以奇特的方式显示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型。每个公民被期望对国家毫无疑问地服从和忠诚。反之，国家也以慷慨的社会福利奖励国民的全面服从，比如养老金、失业保证金、残疾保护和医疗保障。好的公民应该努力成为组织良好的公民服务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一社会中，根据人们的表现、才干和对国家的忠诚而得到应有的评价。

然而，这些信念依然停留在纯粹的理论水平上，因为，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不愿意和大众进一步分享不断扩大的资源。家长主义不能掩饰新帝国在分配公正中的差异，阶级的冲突因此而发生。帝国的精英并没有建立通往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的桥梁，相反，他们更偏爱挖掘鸿沟。另外，帝国的领导层在其尖锐的、缺乏感情的演讲中，不断地表达出他们的不安全感。威廉二世象征着新德国的虚弱，他好战而狂暴的言辞并不能遮盖促成这些言辞的自卑和胆怯。皇帝就是德国，显然是被夸大了，因为他代表着一个没有找到稳定身份的国家，因此他只能用激怒的姿态和武断的自信掩盖国家的脆弱。

知识分子社团也反映了这种体现在新帝国机构中的紧张和怪异。俾斯麦用“铁与血”铸造了新的德国，他因此也把挑战抛给了德国知识分子。正如直到新帝国产生人们才发现德国一样，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是如何回应军事帝国思想的呢？令人惊奇的是，过去批评俾斯麦的人都屈从于他的成功，甚至在普鲁士军队胜利之后，他们都转向支持他，并且放弃了他们作为不切实际的梦想的和平理想。歌德和其他德国诗人的德国消逝了，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的德国即将出现。这些现实主义者崇敬托马斯·曼创造的新偶像冯·斯塔特将军。普鲁士军事力量的成功，给许多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确信生活的本质存在于权力之中。即使尼采也警告他的德国同伴，权力政治如果没有精神的深度相伴，将使德国国民既愚蠢又野蛮。不过，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命名的“权力意志”，这个术语后来得到了纳粹分子的赞赏。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尼采以修辞的方式问道：“什么是善？”他自答道：“每一件能提升人心中权力感的东西就是善。”相反，“什么是恶？”“每一件天生虚弱的东西就是恶。”最终，“什么是快乐？”“权力在增长、抵抗被克服的感情是快乐。”

尼采对权力的精神化与其他人对权力的精神化只在类别上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后者较为粗糙并更具侵犯性。许多德国思想家越来越把权力视为现实最终的源泉和约束力，而不是获取某种特殊政治目的的实用工具。同样，许多人按照黑格尔的术语，把国家视为神圣意志在人世间的体现，而不是一套传统的人类体制的显现。因此，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虔诚地将自己奉献给国家。

在战前德国知识分子的社团中，我们能够觉察到强烈的反民主偏见，以及对政治专制主义的偏爱，觉察到一些与中庸或妥协不一致的态度。另一方面，德国的知识分子也在做出共同的努力去解决社会问题，整合成一套被称为“1914年的思想”的价值观念。“1914年的思想”是由明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普伦格发明的，他组织了无数著名的知识分子，努力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德国文化和堕落的西方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在那些融入“1914年的思想”的知识分子当中，有托马斯·曼、恩斯特·特勒尔奇、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瓦尔特·拉特瑙、马克斯·舍勒、维尔纳·松巴特及弗里德里希·瑙曼。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这些人都普遍一致地认为：英美的自由主义没有真正道德上的勇气，并且它贪图享乐的道德相对性、富裕、普遍幸福的信条有意或无意地加强了各种社会的堕落力量。为了取代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及其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些知识分子强调了更为保守的生活方式，在其中，传统感、荣誉、爱国和对过去的意识获得了高度的褒奖。就对社会的认识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划分的有机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每一个个人或集团都服务于公共的利益。诸如马克斯·韦伯、维尔纳·松巴特、恩斯特·特勒尔奇这样的德国社会学家，都希望德国社会不会变成个人的或无根的英美社会。他们强调一个有机整合的合作体，而不是自利的个人追求享乐欲望的集合体。他们认为，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在没有受到有秩序的自由感的调和时，将瓦解德国社会的结构。这些思想也突出地反映在托马斯·曼的小说和散文当中。托马斯·曼相信，1789年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被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腐蚀了，只有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塑造触及到德国历史的精神之根，才可能矫正世纪末堕落的价值观念。也许这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中的最强音发自弗里德里希·瑙曼，他建议在中欧建立一个在德国的政治保护下的国际秩序。在具有高度影响的著作《欧洲中部》（1915）一书中，他提供了最为清晰的对德国战争目的的陈述。弗里德里希·瑙曼想象了在德国和哈布斯堡统治地域的各种种族集团之间松散的经济联合。他相信，这种联合最终将给欧洲历史上麻烦众多的地区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定。作为保守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瑙曼要德国在新的欧洲秩序中发挥主导的作用。事实上，他强烈地感到，只有德国的优势才可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保持有秩序的自由。

这些“1914年的人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社会问题”，即阶级冲突和分配公正的问题。像俾斯麦一样，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的力量。因此，他们企图建立一座通往工人阶级的桥梁。他们认识到：不可能永远将工人阶级排除在有意义的政治参与之外。这些知识分子是“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强调渐变和所有社会集团之间和平的合作。他们要普遍地从政治理论，特别是从社会主义中驱除马克思的幽灵，因为马克思主义喜爱冲突的理论，并且似乎出于狭隘的阶级利益，爱好激励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思想。“1914年的人们”相信，阶级斗争意味着社会的死亡。他们偏爱将工人阶级整合到保守的秩序当中，而不是阶级冲突。他们相信，完成这一任务最好的方式，是说服工人阶级进入君主政体和国家的怀抱。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为了避免社会解体、国家衰落和阶级之间相互疏远，人们对此谈论了许多。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说的也是相类似的话，不过采用了更为激情的语言，其实只不过是老调重弹，是许多战前的“保守主义民主分子”早就说过的东西。

民众的国家化

为了把当时依然没有被授予公民权的大众整合到保守主义的社会秩序当中，德意志帝国的统治阶级设想了一个强大的中欧秩序，它包括德国的霸权统治、向东的扩张主义政策和获得海外的殖民帝国。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孕育了德国社会深刻的分化，使国家极化为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缩小“悲剧的鸿沟”——它是一个不断扩展的差异，发生在从军事—工业结盟中获利的人和没有这种合作保护伞维护的人之间——变得急迫起来。不幸的是，社会的鸿沟没有通过真正的改革得到缩小，而是通过权宜之计，将目标定位于淡化甚至同化各种极端的要求。因此，俾斯麦以他对待外交政策的同样方式对待国内的政策。他机智地操纵着党派或集团的利益。他的目标与其说是带来持久的社会秩序的和谐——这要求废除建立在旧秩序基础上的种种特权——不如说是带来了短期的结盟、权宜的和睦，以及人为设计的文化战争或反社会主义者的战斗。

尽管俾斯麦认为新帝国在政治上依然不稳定，因而小心地避免海外的纠纷，但是，他的面对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后继者，却开始煽动集团意识极强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以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在威廉时代，德国人民醉心于蓄意积累起来的激情之中，这些激情以广受欢迎的帝国主义、海军竞赛、爱国主义组织或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批富有影响的领导人——如约翰尼斯·米克尔、阿尔弗雷德·冯·铁毕子、卡尔·比洛国王自己——都拥护国内动员和国外扩张的政策。这些政策除了在激情的力度上有所差别外，都预示了纳粹党的十字军东征。

德国皇帝自认为是恺撒的再世，他要把他的国家变为甚至凌驾于大英帝国之上的世界强国。他知道这样的目标可能会把他置于与英国及其他主要强国的持续冲突当中。他生来就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德国人。他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女儿。当他1888年——希特勒在后一年出生——加冕的时候，他急切地为德国绘制出一条新的道路。他沉浸在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的文学当中，梦想着未来存在于海外殖民地之中的更伟大的德意志帝国。这位皇帝对帝国主义的作家和冒险家大加赞赏，他们包括拉迪亚德·吉卜林、西塞尔·罗德斯、海军上将马汉，特别是休斯敦·斯图尔特，他的条顿民族优越论控制了这位皇帝的想象力，并且极大地刺激了他侵略性的语言表达。

反过来，皇帝又激励着其他人响应帝国的号召。阿尔弗雷德·冯·铁毕子这位海军大臣，在建立世界上第二支最有实力的海军，以及代表帝国主义的政策协调令人瞩目的公共关系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阐述了流行的保守主义“冒险理论”，呼吁建立强大的德国舰队去面对英国海军的挑战，制止任何对德国殖民目的的干预。这些帝国主义的观点得到了一大批民间组织的散布，特别著名的是泛德意志联盟、海军联盟、殖民地协会、战争神圣会。这些组织将战争宣传为高贵的事业，宣扬为生存的战斗，要求为德国人民获得生存的空间，宣称德国人是未来起主宰作用的民族。

在这些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先行者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后来的希特勒运动有趣的支持者或追随者。他们包括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1865—1951），他是泛德意志同盟的创建者之一；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1870—1950），他是一位工业家和军火大王；宫廷顾问海因里希·克拉斯（1868—1953），他是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学生，一个坚定的反犹太者，他后来把希特勒领进了泛德意志同盟；弗里茨·蒂森（1873—1951），一位给纳粹党提供经济赞助的富裕工业家；埃米尔·基尔多夫（1847—1938），一位富裕的、给纳粹党的金库倾注大量金钱的煤铁巨头。泛德意志同盟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合并主义的政策，宣扬北欧种族的优越性，呼吁东进，急切地等待救世主式领袖的降临，他将把德国人从犹太人的威胁中解救出来。尽管泛德意志同盟只有大约两万四千人，但是它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因为它的成员来自德国社会最富有影响的部分——著名的作家、工业家、科学家和军官。

因此，第二帝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为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背景。在旧的战前机构的统治精英的政策和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领导人的政策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延续性。希特勒在旧的统治阶级那里获得了明确的授权，它同意他对民众的国家化和对外征服，但是，当希特勒企图用新的“种族”精英去替代它的时候，它又最终被迫去反对他。不过为时已晚，因为旧的统治阶级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希特勒了，以至使自己无法摆脱迎面冲入大灾难当中。

当然，除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在这些德国的工业家、军事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希特勒的运动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第一个因素是，许多战前的知识分子都培养了对家长式权威的偏爱和依赖，因此他们后来拒绝了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这样做的结果是——假如只是疏忽——他们促成了德国民主的毁灭。然而一旦这样做了，许多人只能惊恐地看着纳粹主义所代表的唯一选择。第二个因素可以作为纳粹运动和这些战前保守派之间疏远的因果联系，它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战前的知识分子和希特勒及其褐衫队部下之间在风格和气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14年的一代依然信仰荣誉和国家，它受到宗教意识和科学理性的约束。相反，1933年的一代，受到战争和经济崩溃的惊吓，让知识服从于激情，让政治命运屈从于一个危险的、离经叛道的、按照种族主义鼓手敲击出的声音行进的集团，而种族主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播下了。

对种族主义的尊崇

尽管部落仇恨在讲德语的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强烈，但是德国的种族主义最恶毒的形式无疑是反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被作为受鄙视的人，作为可怕的“杀害基督的人”，人们可以用想象到的所有手段，包括种族灭绝，把他们排除在基督教社会之外。因为受到了排除，也因为视自己是受到排除的人，犹太人拒绝参与他们所在国家社群的文化生活。直到18世纪，极少数犹太人才参与欧洲社会的文化生活，但是，到那个时候，多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已经牢固地确立了。非犹太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仇恨之根既深又广，它们涉及到双方几个世纪的宗教、社会经济和心理等方面的厌恶。

这是对历史的最大讽刺之一。最紧密的关系经常孕育出最大的仇恨，并且，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多种不同的双方关系中，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最为紧密，因此也最具爆炸性。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两个民族的心理经常出现趋同和相互渗透的现象。例如，埃里希·卡勒就认为，两个民族共享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对天命和命运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在两个民族中，通过和谐与不和谐的方式，触及到存在的本质。”诗人海涅既是德国人，又是犹太人，他也关注到这种“固有的选择性亲密关系”。他认为，在反对罗马人的斗争中，这两个民族作为局外人初次相遇，这种特殊的关系也从此建立了起来。德国文化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西博格把德国人和犹太人描述为：

既受尊敬又受憎恨……这两个民族都不能使自己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在奴性和高傲之间摇摆，对世界既不可或缺同时又是个麻烦。它们都具有侵犯性，倾向于自怜。它们受到无区别的诋毁，同时又因为思想大胆而受到赞扬。但是，在一点上它们又完全不同，那就是对暴力的态度。这两个民族与我们的生活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两个由宗教、种族性和语言起源区分开来的不同民族，松散地展示了相似的特性，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相似的历史经验。埃里希·卡勒相信：按照政治术语来说，德国人和犹太人从来没有最终确立自己的性格，因为它们都是跨国的民族。直到最近，它们才把自己整合进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社会当中。由于受到历史挫折的打击，两个民族依靠精神的耕耘而不是政治上的追求，以补偿它们政治身份的匮乏。直到19世纪中期，德国的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全神贯注于形而上学的问题：生存的意义，人与上帝的关系，罪恶和人世痛苦的问题，在艺术、文学、哲学和历史中超验事物的作用。斯塔埃尔夫人把德国描述为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这尽管有所夸大，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德国确实是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因为压制性的封建制度使得将创造性的力量纳入政治的渠道变得特别困难。因此，正如犹太人在一些官方许可的领域里发现了他们体现才能的唯一出口一样，德国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在抽象沉思的“安全”王国里表现他们的创造性能力。

因此，德国人和犹太人被迫将他们的生命力放置在其他地方，他们把这些力量引入相似的、经常是沉思的或学术的追求当中。在18世纪非政治化的德国，犹太人遭遇到同病相怜的伙伴，并且探索着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德国启蒙运动的象征戈特霍尔德·莱辛和德国—犹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摩西·门德尔松之间的友谊，为这种相互渗透提供了最好的范例。莱辛的伟大戏剧《智者纳旦》是对人类兄弟之情的伟大赞美，它不仅反映了在启蒙运动的人道价值观上德国人和犹太人共同的基础，而且高贵的修辞中也不带有具体的经验。由于不关心政治，德国人和犹太人都能够构想出新的天堂和尘世。他们能够设计出宗教和哲学的抽象概念以抵抗具体的现实；但是，在革命的实践中运用这些抽象的概念则留给了其他的人。

这样，德国人和犹太人在哲学抽象的层面找到了共同的基础。直到19世纪末期，他们依然都厌倦政治，这种态度无疑是政治上的失败和缺乏经验所造成的。他们普遍认为，政治会玷污精神生活。瓦尔特·拉克尔注意到犹太人对政治缺乏经验，他认为犹太人“在抽象思维层面上显示了巨大的能力，但是，政治涉及到直觉、常识、智慧和预见力，在这一方面，他们没有留下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这一评论也适合于德国人。甚至，当两个民族开始关心政治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方式也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按照目的论的原则，他们把政治过程视作永恒原则、法则或启示的必然显现。例如，19世纪的大多数思想，都以德国哲学家的原型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及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为中心。

德国人和犹太人不仅共享着某些思想的模式，而且以同样的语言表达了他们自己。大多数犹太作家——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吸收了德国的文化，用德语写作。当代最伟大和最博学的犹太学者之一莱奥·贝克就用德语写作，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贝尔也是如此。西奥多·赫茨尔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和以色列国家的精神之父之一，他用德语写作了《犹太人》一书。东欧的犹太人热切地吸收着德国的文化，并用德语表达着他们最内在的思想。有一个记录表明：

德国知识界代表人物的作品和思想，在东方的犹太人当中传播。许多年轻犹太人的理想是成为德国教授的学生，向他们学习语言，享受德国的自由和文化。甚至那些不能前来德国的人也被德国文化所吸引。因为被这一民族的精神所吸引，我来到了德国。我几乎可以说是来到了我语言的祖国。

德国人和犹太人这种语言上的紧密关系体现在意第绪语中，这种语言是东欧许多下层的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意第绪语产生于中世纪的高地德语，另外又加上一些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词汇。它以希伯来的字母书写，在东欧和西欧的犹太社会中被广泛使用。随着两个民族之间的敌意不断加深，意第绪语对一个在德国使用它的人来说成为了一种耻辱，但是大多数德国人在理解意第绪语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些“相互交流”孕育了一些根本的、涉及到两个种族群体真实性质的扭曲现象。犹太人对促成这一扭曲现象负有责任，因为他们相信人道的、忍耐的和文明的德国的理想。我们可以把这种理想称为“魏玛原型”。它涉及到这样一个信仰，即德国在其顶峰时期体现了歌德、席勒和赫尔德等古典大师的精神。这一观点是不现实的，因为魏玛的文化并不存在于诗人和作家狭小而非政治化的圈子之外。这些文人在19世纪初期创造了一个十分短暂的文明且高雅的飞地。较大的德国是19世纪末期成型的，它是俾斯麦的普鲁士化的德国，是铁血的土地，而不是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然而，许多犹太人依然相信魏玛的德国是“真正的”德国，是他们理想化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犹太人热切地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的原因所在。人们建立这一新政府是为了促使19世纪歌德的魏玛的人道价值观，而不是18世纪腓特烈大帝的大波茨坦的军事主义价值观重新获得活力。

不幸的是，另外一个德国依然存在，它高昂着极权主义的头颅，威胁要粉碎新的民主政体。随着针对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压力的加强，许多犹太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像局外人一样在看待这个不符合他们期望的社会。一些人甚至成为了不宽容的批评家，嘲笑德国的许多仪式、价值观或态度。瓦尔特·拉克尔给这种类型的批评贴上了“图霍尔斯基综合征”的标签。库尔特·图霍尔斯基（1890—1935）是德国的犹太批评家和记者，他写作了大量恶毒的批判德国人性格的文章。他的对手以不爱国罪指控他，他无动于衷地将这些批评搁置在一旁。他说：“人们假定我背叛的国家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政府不是我的政府，这个法律秩序也不是我的法律秩序。我对他们国旗的颜色和他们狭隘的理想都毫无兴趣。我没有做任何背叛的事，因为没有人委托我做任何事。”1928年，他公开表明：“德国军队没有什么秘密是我不能告诉另外一个强国的，假如它对维持和平是必要的。我们是大卖国者。但是为了我们热爱的国家，为了和平和我们真正的祖国欧洲，我们背叛的是一个我们拒绝的国家。”

尽管图霍尔斯基不是德国境内的犹太人感情的代表，但是，他对德国状况充满愤怒的幻灭感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响。许多德国人对图霍尔斯基恶毒和尖锐的批评作出了过度的反应。他们认为他是世界主义者或者“非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的典型，这些知识分子热衷于动摇德国的文化。要想检测“图霍尔斯基综合征”是如何或者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加强德国人对犹太知识分子原型的认识，是困难的。同样，要确认“图霍尔斯基综合征”是否只是犹太人模棱两可的、甚至是自我仇视性格的伪装表现，也是困难的。这一特点导致了犹太人性格中更深的否定性自我成见。

当时有大量的论述犹太人自我仇视和自我毁灭的作品问世，尽管并非都带有神经质情绪。一些人把这种倾向归结为犹太人的基要主义，以及它自以为是的、排外的信条。这一观点认为，犹太人在自以为是的信条中支撑着自己，不动声色，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激起了可怕的仇恨。犹太人通常把自己和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其他社群隔离开来，因而持久地维持着某些独一无二的精神和外形特征。人类学家一般都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犹太人代表着独特的种族类型，但是，正如霍斯特·冯·马尔蒂茨所认为的那样：“事实上，德国的犹太人构成了一个集团，在其中，无论是同族相配的结果，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大量的相似类型的人出现了，这种类型在外形特征、音色、心理、行为和气质的特征上，都极易被人识别出来。”

也许就是因为东方的犹太人流入了德国，从而突出了德国人和犹太人在文化和外貌上的差异。东方的犹太人说意第绪语，穿戴着不同寻常的犹太人社区的衣着，形成一个排外的集团，从而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包括被德国同化了的犹太人——形成了一种印象，这个疏远社会的群体作为国中之国嵌入了德国社会当中。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当这些东方的犹太人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街头匆匆而过，忙于商务的时候，他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景观。瓦尔特·拉特瑙自己是一个被德国同化的犹太人，他十分真诚地认为：犹太人正成为“在德国人民身上的外国微生物”。正如马克思在他之前所表现的一样，他对存在于自身当中的犹太人遗产持有深层的模棱两可的态度。

假如瓦尔特·拉特瑙自己作为犹太人都因为看到某些犹太人而感到厌恶，那么，当希特勒第一次遇到这些包裹着土耳其长袍、留着黑色鬈发、带着轻蔑的微笑的犹太人时，他的厌恶有多么强烈是可以想见的。突然之间，瓦尔特·拉特瑙的外国微生物成为“有毒的脓肿”、“腐烂的发酵”、“杆菌”，对付这种致命病毒的战争需要英雄式的、只有路易·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才采用过的方法。总之，犹太人作为外国微生物的观念制造出了可怕的结果——种族灭绝。只有精神变态学才能准确地解释这一系列步骤：开始是把犹太人视作社会上令人厌恶的东西，最后乐意于在整体上把他们作为整个种族加以灭绝。他们不是人类，而是病菌，因此，一个人假如在做上帝的工作，那就是要抵制犹太人。

如果说犹太人往往在身体外形上是很突出的话，那么，他们的突出之处也表现在知识方面。证据是广泛的，每当在与其他民族自由竞争时，他们都展示了相匹敌的——即使不是更优异的话——智力。犹太人在法律、医学、科学、教育、工业和出版领域占据了高比例的专业人员，他们一直比其他民族获得了更多的诺贝尔奖。直到1939年9月为止，在一百八十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德国的犹太人占据了9%，还有11%授予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即总共有20%的诺贝尔奖被犹太人获得了。众所周知，在本书探讨的时间范围里（1870—1933），许多占据首要地位的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是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恩斯特·卡西尔、赫尔曼·柯亨、阿图尔·施尼茨勒、格奥尔格·齐美尔、瓦尔特·拉特瑙、马克斯·莱因哈特等其他杰出的天才。

犹太人在知识精英中这种不同寻常的表现引发了人们深刻的思考，这种令人困惑的优势的可能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人把它归因于几个世纪以来注释经文的学问，它给予犹太人一种明显优越于未开化社会的优势；还有人指出这是遗传的因素。关于第一种观点，必须记住的是，犹太人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文化的民族，在中世纪，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愚昧的、对他们的超凡智力和聪慧的商业敏锐十分不满的西方民族当中。相互的藐视和仇恨不应归因于种族的思想，而应归因于文化阶段的差异。换句话说，两个民族生活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但却处于不同的文化阶段当中。至于遗传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人严肃地对待它，因为这在本质上就是对种族主义的一个变体的支持，即在犹太种族当中有某种东西促成了较高级的智力。无论突出什么因素去解释犹太人的种种差异，结果都是相同的：因为犹太人具有犹太性，他们就注定要承受种族偏见的冲击。

特别是在动荡的历史时期，犹太人成为了会聚种族偏见的焦点。当犹太人参与激进派运动的时候，这些反犹太人的感情经常在极权主义的社会得到加强。许多犹太人热情地参加了自由主义或左翼运动，同时躲避保守主义或右翼的运动。事实上，欧洲激进派运动的一些代言人是犹太人，如卡尔·马克思、费迪南·拉塞尔、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爱德华·伯恩斯坦、克拉拉·蔡特金、古斯塔夫·兰道尔、库尔特·艾斯纳、恩斯特·托勒等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德国共产党企图模仿俄国同事在德国的陆军和海军建立颠覆性的“苏维埃”，它的对手几乎立刻勾画出共产党和犹太性在心理上的联系，因为这些颠覆性组织的许多成员事实上是犹太人，或者是由犹太鼓动家领导的。就是在这种变化多端的氛围中，出现了臭名昭著的“背叛”的谣言。在许多德国人困惑的思想中，特别是在希特勒的思想中，犹太人对德国的战败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因为和其他的“叛徒”或“罪犯”一道，他们在内部动摇了战争的努力，掠夺了前线士兵。假如没有这些阴谋的颠覆活动，获得战争的胜利是必然的。与和平主义分子、自由主义分子、布尔什维克一道，犹太人成为了合适的替罪羊，承担着应该由德国人自己现实地加以面对的失败。

人们普遍认为，在德国，直到19世纪最后二十年，才出现了有组织的反犹太主义运动，德国的第一个反犹太主义的代言人是阿道夫·斯特克，他在1878年建立了基督教社会党，目的是将下层阶级从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掌控中解救出来。由于认识到大众要求的重要性，斯特克希望建立一个右翼政党以抵消左翼政治的威胁。作为帝国宫廷的牧师，他享有霍亨佐伦王朝非官方的庇护。他与保守的保守派报纸《十字架》的紧密关系使他能够成为公众舆论的制造者。另外，作为柏林城市布道团——一个清教慈善组织——的主讲牧师，他可以以自己的身份与下层阶级建立紧密的联系。斯特克的反犹太主义本质上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知识信条的产物。在经济上失落的中下层阶级，受到愈发组织良好的来自底层的无产阶级的威胁，受到来自上层的封建利益的威胁。作为中下层阶级的代表，他把犹太人作为合适的替罪羊，要他们为1873年萧条引发的广泛经济问题和19世纪70年代德国金融丑闻引发的一系列震荡负责。斯特克暗示“犹太资本”支持大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德国小企业主。他认同小企业主的抱怨，这些人认为他们被大企业和银行给毁了，这些机构控制在犹太人手里，因此他们的所有不幸都是犹太人造成的。这种推理的谬误方式所传达的歪理邪说，对受不到良好教育的人来说极具吸引力。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许多银行家是犹太人，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银行家一般都具有犹太人的特性。

斯特克没能组织起一个群众的运动，但是，他的反犹演说在保守的团体中得到了普遍接受，特别是在保守主义的报纸《十字架》和《德国人》那里更为如此。在一系列对犹太人严加指责的文章中，《十字架》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大肆攻击，认为它们是犹太人制定的或者是为犹太人制定的银行家政策。它特意将俾斯麦金融政策的心腹、犹太银行家格尔松·布莱希罗德暴露出来，把他作为导致德国经济萧条的主犯。同样的情绪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天主教报纸《德国人》传达出来的，它重印了俾斯麦在二十五年前反对犹太人解放的一次演讲，这令他非常难堪。《德国人》还中伤德国犹太人的动机，认为他们过度地热衷于“生利性”的生意，而在“生产性”的企业方面表现太差，并且建议善良的天主教徒通过联合抵制犹太人的生意，富裕的犹太人过多的数量可能会得到减少。

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的方式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方式是相似的，它本质上是一个失落的社会集团怨愤的表达。这些集团忍受了大多数来自经济萧条的痛苦，同时因为他们的困难而攻击俾斯麦或犹太自由主义。除了斯特克，还有一些著名的为这些压抑的挫折和怨愤说话的代言人，其中包括威廉·马尔（1819—1904），他写了两本十分有影响的著作——《犹太人征服德国人的胜利》和《犹太人的镜子》。马尔的心理学研究，将令人恐怖的战术悄悄地引入到反犹太人的战役之中，他认为犹太人远不是身体虚弱或者政治上的无能，事实上，他们十分可怕和险恶，以吸取德国人民的力量作为在德国建立新的巴勒斯坦的前奏曲。马尔的反犹太主义具有明确的启示意义和末日审判的含义。他认为德国人和犹太人在进行殊死的战斗，同时警告时间已晚，唯有一致反抗世界上的犹太人才能挽救德国人的命运。

威廉·马尔的刻薄观点绝不是一种反常的特例。在1874年，一本取悦于中产阶级读者的杂志《花园亭台》发表了一系列反对犹太人的文章，它们描述了柏林的股票交易和投机欺骗。这些文章是由奥托·格拉盖（1834—1892）创作的，反映了低层阶级——工匠、小业主、商人、小公务员——的悲哀，他们谴责犹太银行家和政治家给他们带来了灾难。这些银行家和政治家妄想症式的恐惧的主要接收者是俾斯麦的朋友和心腹——犹太银行家格尔松·布莱希罗德。正如弗里茨所说：

他使一切社会的侵害成为了仇恨。他是一个具有传奇财富和权力的犹太人，是扰乱传统的等级秩序的暴发户和财阀。他似乎符合所有反犹太人的原型条件：犹太人的领头人和阴谋家、腐化分子和地位稳固的幕后操纵者，总之，是一个拥有邪恶权势的犹太人。这种犹太人的权势使非犹太人变得不安，使反犹太人变得狂热。

这样想的德国人可能属于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经济波动感到恐惧。这样的集团感到没有代表，感到自己被遗弃了，不知道转向哪条道路。正如保罗·马辛所指出的那样，除了有关自由事业的高调外，自由主义没有提供给他们任何东西；保守主义又太高不可及，太精英化，以致无法说服他们；社会主义把他们视为由历史法则决定的东西一笔勾销；只有选择国家社会主义才能重振他们的精神。

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努力最终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将反犹太主义政治化。1879年，威廉·马尔建立了反犹太主义联盟；1880年，出现了两个新建立的政党——社会帝国党和德国改革党，它们都依赖于反犹太主义作为主要舞台。1881年，一位小贵族马克斯·利伯曼·冯·索伦贝格和尼采的姐夫伯纳德·弗斯特成立了德国人民联盟。弗斯特后来移居巴拉圭，企图建立一个纯粹的、被称为新日耳曼尼亚的雅利安人的殖民地。他稀奇古怪的实验失败了。他在1889年自杀。

同时，德国反犹太的党派、书籍、杂志和公共演讲泛滥成灾。德国的反犹太联盟专门成立了游说团，鼓动制订反犹太人的法律。它的建立者之一西奥多·弗里奇（1852—1934）出版了一本十分有影响的参考书《犹太人问题手册》。弗里奇在莱比锡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铁锤出版公司，持续而稳定地出版了大量的反犹书籍，并且通过期刊《铁锤》机智地利用了大众的反犹偏见。这些出版物的主题都是一样的：犹太人和诸如共济会、天主教、耶和华见证人等阴谋组织共谋，正秘密计划获得对全世界权力的控制。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总是回响着急切的和偏执的音调。在《犹太人问题手册》中，弗里奇走得更远，他列了一张详尽的名单，名单中的犹太人对谋杀、叛国、伪造和强奸负有责任。像这样对犹太人的攻击，后来得到了纳粹运动两个最著名的反犹分子的赞赏。

奥托·伯克尔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作家，1887年出版了《犹太人：我们时代的国王》一书。他成为第一个“正式的”因反犹而作为独立人士被选入国会的人。他的演讲公开要求德国人和犹太人完全分离，同时应该把犹太人作为外国人，只能给他们有限的权利。尽管伯克尔最终失去了议席，从舆论中消失，但是他撒下了未来反犹太主义可能生根发芽的种子。1889年，希特勒诞生了，利伯曼·冯·索伦贝格在波鸿建立了德国社会反犹党，并且与伯克尔新建立的反犹人民党合作，企图使自己的集团获得国会中的五个席位。尽管这些反犹太人的政党相对较小，但是他们都要求为他们广泛的民族目标超越狭隘的党派利益。

代表国家利益而不是地区性利益这一思想，甚至在奥地利得到了更好的宣扬，在那里，种族冲突远比德国强烈。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地利是一个多种族和多语言的社会，在其中，德国人认为自己正处于被其他种族取代的危险境地。其结果是带有尖锐反犹基调的、恐外的日耳曼主义得到了发展。

当希特勒1907年在维也纳的时候，这个城市是由反犹的、被希特勒后来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1844—1910）管理的。卢埃格尔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经济危机和金融丑闻时期，他被中下层阶级选民选为市长。卢埃格尔是一位浪漫的反动分子，热衷于回归更为有机的、没有被金融资本主义的邪恶污染的种族社会。他的目标是将犹太人从有影响的行业、从一般的公共生活中驱除出去。

卢埃格尔的政治对手是格奥尔格·里特·冯·舍纳勒（1842—1921），他是一位地主，奥地利众议院议员，泛日耳曼民族主义党的创建人之一。舍纳勒也发起了“与罗马绝交”的运动，它要求终结罗马天主教会的文化和宗教统治。舍纳勒与德国合并的信条、他狂暴的反犹太主义，以及保守的民族主义都给了希特勒深刻的印象。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反犹太的政党和运动在政治上是没有效果的。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没有什么严重的反犹太暴乱。尽管先前提及的一些种族集团和党派引发了潜在的偏见，甚至设法选举自己的一些成员进入国会，但是它们对社会总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没有严重的政治阻碍的状况下，犹太人的解放在继续进行着。尽管反犹太主义无疑体现了古老的部落仇恨的丑恶积淀，在社会经济危机时期会短时间地突然爆发，但是，直到希特勒以一个单一的群众政党的形式将这一部落仇恨组织化，它的野蛮性的所有力度才显现出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公然的反犹偏见通常是稀少的，大多局限于各种各样种族主义崇拜的疯狂之徒当中。然而，这些崇拜的运动和主宰这些运动的怪人在制订未来的政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相关的事例是格奥尔格·兰茨·冯·利本菲尔茨（1874—1954），他是阿道夫·约瑟夫·兰茨的化名，他给予了希特勒许多种族主义的思想。1905年，利本菲尔茨建立了圣殿教会，它的成员严格限制在金发碧眼的男人当中，这些男人只可与同样长相的女人结婚。他们被期望为德国制造出一个新的种族秩序。利本菲尔茨在他的期刊《奥斯塔拉》上传播他的种族思想，这本杂志的封面通常用万字徽作为装饰。《奥斯塔拉》在奥地利和德国都销售得很好。事实上，1908年的秋季刊就发行了十万册以上，这一年，利本菲尔茨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神学动物学》，这是一本随想性的著作，企图显示历史是黑暗之子和光明之子之间永恒的斗争。利本菲尔茨宣称英雄的雅利安人拥有电动的器官和固有的电动传输器，不过，他们的能量已经被几个世纪以来累积的种族不纯所损耗。他希望通过净化的优生方法，重新在雅利安种族当中激发出英雄性的成分，从而帮助雅利安人重新启动他们的电磁发射器官，使他们变得全知、全智和全能。

利本菲尔茨不仅是个怪人，而且是个骗子。正如上面所提及的，他的真名叫阿道夫·约瑟夫·兰茨，是圣十字修道院的西多会修士。1899年，他离开了修道院，自称为“男爵”，封了自己一个博士头衔，另外掩盖了自己的身世。除了从事文学活动外，他还在上奥地利的韦芬斯坦因一座废弃的古堡中，纠集了志趣相投的种族主义崇拜者。在那里，他高悬着一幅印有万字徽的旗帜，为条顿精神大唱赞歌。按照维尔弗里德·戴姆的观点，希特勒实际上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遇见了利本菲尔茨，问他索要了一些过期的《奥斯塔拉》。事实上，万字徽、种族主义的历史理论、雅利安人纯洁的圣杯、猿类人种的灭绝，所有这些心理上变态的东西都是利本菲尔茨为希特勒事先编制的。

然而，把希特勒或者种族主义疯狂之徒，作为种族主义理论唯一狂热的传播者，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令人尊敬的学术界和种族主义理论的普及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种族思想甚至个人联系的相互作用。例如，1900年，军火商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克虏伯赞助了一个论述种族主义问题——“我们从达尔文的原则那里学到了什么？它对国内的政治发展和国家的法律有何作用？”——的散文比赛。评审组由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海克尔担任主席。大多数参赛者是雅利安人优越性的信奉者，支持某种形式的反犹太主义。获得第一名的是慕尼黑一位名叫威廉·沙尔迈尔的医生，他用粗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概念对人类所有的行为加以解释，同时建议以温和的态度忽视那些在种族上虚弱的民族。沙尔迈尔坚定地相信雅利安种族代表着人类成就的顶峰，应该做出严格的优生学方面的努力——如果受到国家特别的支持就会更好——以保持雅利安种族的纯洁和主导地位。

克虏伯论文竞赛的第三名是路德维希·沃尔特曼，他后来因为出版了种族主义杂志《政治人类学评论》（1902）而名声大振。然而，沃尔特曼的杂志是一本供种族主义研究的学术杂志之一。其中“最受尊重的”是《种族和社会生物学档案》，由阿尔弗雷德·普勒茨出版，他是德国优生运动的创始人。普勒茨的出版物成为了先锋派种族主义思想的论坛。普勒茨后来创造了“种族卫生”一词，建立了秘密的北欧人协会。因为在种族思想上的贡献，普勒茨后来得到了希特勒的重赏，获得了一个大学教授的头衔。正如列昂·波利亚科夫所指出的那样，新一代的优生学家和遗传学家，即受到国家社会主义保护兴盛起来的科学家，都受到普勒茨的影响。在这个集团当中，我们发现了欧根·费舍尔、弗里茨·兰茨、奥特马尔·费许尔，后者是未来的奥斯维辛“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尔的导师。这些人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欧根·费舍尔，他将孟德尔的法则运用到种族卫生方面。1934年，他大肆鼓吹他是第一个在学术圈内推广沃尔特曼思想的科学家，是第一个用对种族科学的热情点燃年轻人心中之火的科学家。费舍尔的同事弗里茨·兰茨，他是阿尔弗雷德·普勒茨的门徒，经常给普勒茨的种族主义杂志供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普勒茨的《档案》在德国的许多学术圈里流传，该杂志成了所有种族主义理论的交流中心，其中包括弗里奇和兰茨·冯·利本菲尔茨的伪科学的空话和思考。

绕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了希特勒那里。希特勒对世界种族主义的想象并非是他幻觉的产物，而是令人尊重的科学发现的结果。当希特勒在读弗里奇或利本菲尔茨的著作时，他仅仅是在吸取在学术界和公共界被广泛接受的思想。在这些理论中体现的信息是清晰的：任何生物的有机体都热衷于无休止的为生存的斗争，假如不斗争就注定要毁灭。像个人一样，国家也热衷于无休止的斗争，只有最强者才可能在其中生存下来。一个国家斗争的质量取决于它种族的纯洁性，以及它繁殖最强的人种——有生产能力的工人、凶猛的斗士和富有领袖魅力的领导人。那些玷污了人类的人——犹太人、吉卜赛人、亚洲人——必须通过国家合适的手段加以消灭。在所有的人种当中，雅利安人明显代表了人类成就的顶峰。因为德国是雅利安人的故乡，因此德国人负有神圣的使命，那就是繁殖雅利安人和统治世界。然而，种族的杂交已经发展得格外严重，时间确实已经太晚了。只有国家的干预才能阻止雅利安人受到低等民族的进一步感染。1913年，欧根·费舍尔大胆而肯定地预言道：除非政府，特别是德国政府能够制定和实施始终如一的种族政策，否则，所有的欧洲人都将被毁灭。希特勒提供了这一政策。

第二章

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的心理创伤，1919—1923

第二帝国的终结

当1914年8月宣战时，德国人民欣喜若狂。希特勒和其他德国士兵一样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感到异常兴奋。直到战争结束时，左派政党都已放弃了公民的异议权，加入到他们政治对手的阵营中。皇帝骄傲地宣称，党派的斗争已经结束，并且说：“我不再认识党派，我只认识德国人民。”受到民族主义狂热情绪的刺激，大多数德国人把战争看作对市民社会沉闷生活的愉快告别，他们希望战争在圣诞节前完全结束。

然而，德国人在1914年圣诞节并没有获得胜利，相反，它陷入了拉锯式的消耗战中，无论在人员还是物质上都有着令人吃惊的损失。甚至最铁石心肠的好战者，看到伤亡人员的名单时也倒吸一口凉气。国内的前线越来越显示出即将崩溃。曾经投票支持过战争的左翼政党，希望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们做出重大的社会和政治让步。但是，这一切尚未到来之时，政治的摩擦带着复仇的气焰再次出现。只要战争在继续，对战争的支持就依然会继续，这是十分明显的。这一事实可能只能归因于对战争的过度热衷，归因于官方对战争痛苦的麻木，以及部分德国人错误的信心。他们认为，德国的领导层会以军事胜利的丰硕果实来回报他们。

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及其夫人的被刺，不是战争的起因，而是催化剂

拥挤的战壕里头戴防毒面具的德国士兵

站在法国街头的美国步兵

严酷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现实，不可避免地朝向耻辱的失败发展。从战争一开始，德国的高层指挥官就明白这一点。德国在两个主要的战线展开战争，面对着在人数和生产力都比自己有着绝对优势的敌人。通过使对方经济陷入瘫痪的封锁政策，德国的对手采用了地缘政治的方法去摧毁德国脆弱的生命线。这一致命的威胁要求全面战略政策的协调，特别是与同盟国当中的伙伴之间的协调，以及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之间紧密的合作。这些对于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都不存在。不仅德国的高层指挥官缺乏协调战争的战略计划，而且它还不断地颠覆市民政府的权力。当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在1916年获得了德国最高作战指挥权的时候，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起来了。在坦嫩贝格和马祖里湖挫败了俄国军队之后，他们两人在德国公众眼里成了超人的英雄，他们的声誉使得皇帝或者任何公民都相形见绌，几乎没有人敢于对他们政策的智慧提出质疑。无论是皇帝还是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都不能控制德国的军事独裁者。首先是陆军元帅冯·毛奇，其次是法金汉将军，最后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卫队。早在1914年冬季，皇帝就抱怨道：“参谋部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也不征询我的任何意见。假如德国人民认为我是最高的指挥，那么他们犯了重大的错误。我喝茶观树，四处散步，这一切都让这些绅士们感到高兴。”

将军们不仅将皇帝在政治上降到了不重要的位置，而且残暴地对待首相、内阁、国会、工业家和工会领袖。假如军方能够成功地欺骗民众，使他们相信胜利就在眼前，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讨民众喜爱的。

事实上，这些军方的天才们带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灾难。1914年，他们四处炫耀的施里芬计划没有在西部给予对手致命的打击；1915年和1916年，他们在西部前线为一场没有结果的战斗牺牲了一百万人；1916年，他们在日德兰被英国舰队击败；1917年犯了三个愚蠢的大错，它们几乎导致了战争的必然失败。它们是：他们丢掉了所有的机会，只好和西方强国缔结温和的和平协议；认可无限制的潜艇战使美国卷入了战争；愚蠢地将列宁运送回俄国，导致了俄国革命。最终，在1918年，他们把德国最后的后备军投入了一系列无谓的战斗，面对确定无疑的失败，他们指派平民们去处理停火事宜，然后谴责平民们在德国军队背后捣蛋。

一个骄傲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战败了。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它依然相信最后的胜利仍在掌控之中。这样，就必然引发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集体性的心理创伤。四年的战时宣传使人们相信战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德国人拒绝战争失败的现实。结果是：将军们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国内的失败主义和阴谋破坏，同时，具有政治野心的人更乐意将失败归咎于各种阴谋势力，其中包括共产主义分子、和平主义分子、犹太人。希特勒后来认为这些无组织的力量是“十一月罪犯”，他们被认定在德国军队的背后捣蛋，从而制造了所有随后发生的灾难。

然而，在1918年的秋天，大多数德国人被四年血腥的战争弄得过于麻木了，以至于没有思考谁应该对这一切负责。战争吞噬了二百万年轻的生命，并且使更多的人终身残疾。年轻的一代在东欧和西欧的战场流血而死；存活下来的人由于战时的经历而受到永久的伤害，他们缺乏心理上的能力去建立稳定而和平的社会。四个古老的帝国——德意志、奥匈、俄罗斯和奥斯曼——早已崩溃了。随着这些古老的君主国的崩溃，古老的、不易被取代的权力的象征也消失了。战败的心理创伤和古老的权力崩溃开启了暴乱、革命和极端主义的闸门。战后的混乱一直延伸到20世纪20年代，后来又被大萧条所重新激发。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人们必然看见政治的反常在不断地增长。犹如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在德国，新的极端主义者在政治的舞台上四处游荡，以寻求救世主式的领袖，他能够把他们从战场上无谓的牺牲中拯救出来，同时恢复随着古老的权威一起消失的集体的目的意识。

德国面对着不可避免的失败，那些对这次灾难负有责任的人——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们——狡猾地躲在了一边，他们让民主的领导人承受着责骂。早在1918年9月29日兴登堡防线崩溃的那一天，德国高层指挥官就认识到战败的现实，第二帝国就要终结了。至此，皇帝如同在战时一样，成了一个实际上形同虚设的人。当军队的高层指挥官要求首相赫特林就停战进行谈判时，对于死硬的君主制度的支持者来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西方的盟友不愿意同皇帝和他的军事独裁者进行谈判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旧有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外交能力，因为受到高尚的民主意识感召的伍德罗·威尔逊坚持他不会和皇帝或者军事领导者谈判，只和德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谈判。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暴动，至少是刺激了受到危在旦夕的威胁支持的强烈期待。这种期待就是德国人民要用更可以接受的民主政府取代君主制度。

当然，协约国不是德国巨大变动的唯一催化剂。在1918年中，协约国的封锁敲响了令人恐怖的丧钟，到处是饥馑、哄抢食品、政治暴动和无法无天，而在世界范围内的夺去二百万人生命的流感使这一切变得更为严重。在慕尼黑，年轻的教授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借着烛光，在完成《西方的没落》的最后一章中总结了这一富有启示性的情绪。他经常将椅子放在桌子上，因为靠近天花板温度会高一点。在柏林，银行倒闭了，食品供给进一步减少，人民死于流感病毒，皇帝的声誉跌到了低谷。尽管皇帝撤销了被认为是军队傀儡的赫特林的首相职务，但是对他开明的堂弟马克斯·冯·巴登的任命并没有提高他的威望。

一座破损的教堂变成了临时医院

在法国的美国士兵在仿制的自由钟前庆祝停战协议的签署

同时，将军们离开了斯帕的军事总部前往柏林，并在那里作出重要的决策。在离开斯帕的时候，他们发布了措辞强硬的宣言，要求结束谈判，因为他们感到威尔逊提出的条件是难以接受的。接下来，就是政府和军队之间发生的充满争执的会议。这次军队失败了，鲁登道夫辞职，格勒纳将军取而代之。马克斯·冯·巴登给威尔逊发出最后照会，告诉他德国军队现在已经最终服从于公民的控制。美国总统在11月5日作出了回答，尽管他有一个重要的保留，但是他认为，只有符合他的十四点要求和平才可能到来。他坚持认为，德国应该对协约国财产所有损失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对德国的储备的不祥预兆，它意味着“战争罪名”的强加、赔偿和领土的丢失。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是天主教中间派的领导人物，在国会中为和平解决战争问题起着促进作用。1918年11月8日，他所领导的德国停战委员会抵达法国贡比涅森林里一个叫雷通的村庄，与协约国西部战线的最高指挥官斐迪南·福煦元帅进行了谈判。和谈在一节火车车厢里展开，这节车厢后来被希特勒指定作为1940年法国和谈的地点。福煦向德国方面提出了几个强硬的停战条件。他给了德国两天时间答复协约国的要求。这对于德国代表团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难题，因为在这两天期间，德国皇帝宣布退位，共和国宣告成立，马克斯·冯·巴登将所有权力移交给了内务部长弗里德里希·埃伯特。鉴于这些事件，法国怀疑自己是否在与德国真正的合法代表进行谈判。然而，11月10日，埃伯特作出回答，同意了停战的条款。次日，签署停战协议。

停战的条款是严苛的。德国在两个星期之内撤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和其他所占领土。莱茵河以西的所有德国领土必须由协约国占领。德国人从东非撤出。德国丧失了数量巨大的大炮、机关枪、飞机和坦克。所有的潜水艇都缴了械，整个空军也落入了协约国的手中。同俄国和罗马尼亚签署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和《布加勒斯特和约》分别被宣布无效。最后，在协约国没有释放德军战俘的情况下，德国却必须释放协约国的战俘。停战十分清楚地使德国人确信他们战败了。在西部前线一切都变得安静起来。

然而，在德国国内，一切都没有安静下来。当德国代表团在贡比涅森林的火车车厢里为停战的条款烦恼的时候，德国爆发了全面的混乱。10月9日，德国皇帝下台，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沙伊德曼宣布成立共和国。皇帝匆忙离开，流亡荷兰，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几个派别企图对此加以填补。俄国的战败导致了布尔什维克的掌权，有充分理由相信，同样的情况可能在德国发生。1918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从十分有利的角度观察了这一形势。列宁认为，俄国和德国是一对孪生子，并希望更为工业化的德国成为即将到来的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前哨。俄国的共产党满怀希望地给予它的德国同志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一个共产主义化的德国将会是一个共产主义化的欧洲的催化剂。

1918年秋季发生在德国的事件似乎加强了列宁的乐观情绪，甚至在1918年11月9日皇帝的政府崩溃之前，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就在整个德国出现了。1918年10月28日，基尔暴动的水兵拒绝服从命令前往北海与英国海军交战。他们将舰船停泊在港口，用水龙头将锅炉房的火浇灭，同时高唱革命歌曲，在舰船上升起了红旗，然后占领了基尔。水兵的暴动引发了全德国的暴乱。战败和军队普遍的暴动，弄得瘫痪的政府无力控制暴乱。除了基尔，北部德国的其他港口很快落入了左翼激进分子的手中，与其说他们对革命、不如说对终结战争和改善海军中的工作条件更感兴趣。

德国水兵的暴动是结束旧式帝国秩序的开始。11月8日，得到工人、士兵和农民协会支持的独立派社会党人库尔特·艾斯纳，推翻了巴伐利亚的皇家政府，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两天后，所有的眼睛注视着德国的首都，在那里，由六人组成的人民委员会宣布自己是新的德国政府的执行机构。

这样，在1918年11月的头两个星期，俄国革命似乎在德国再次发生。年轻的下士希特勒在波美拉尼亚的毒气战中双目暂时失明，当时正在逐渐恢复的他思考着这种政治形势。事实上，人们过于夸大了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因为德国的情况与俄国不同。在俄国，城市的工人阶级在比例上大大低于德国的工人阶级。德国的工人力量也缺少统一的工会路线的约束，缺乏熟练技能的传统，这导致了德国的工人倾向于保守的政治观点。俄国的农民和工人仇视沙皇的统治体制，渴望暴力的颠覆行动。在一场灾难性战争的冲击下，一个革命的精英领袖成功地煽动了这种强烈的仇恨，同时利用了1917年3月第一次温和的革命中的一些严重错误，掀起了第二次终结俄国旧秩序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对俄国实行了一党统治，并且逐渐建立了不可或缺的对大众控制的机构，如革命的军队、秘密警察、针对政治上的反对者的强制劳动营，以及由听话的政府官员组成的干部队伍，他们执行着掌权者的意志。

相反，德国只发生了一次革命，同时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社会结构。德国决定性的权力变化发生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月，那时由贵族阶级、中上层阶级和武装部队的高层指挥官构成的统治精英，一下子就被社会民主的力量，特别是被国会中得到工人和一部分中产阶级支持的政党在政治上所取代。

最大的左翼政党是社会民主党。它建立于1875年，经历了外部迫害和内部不和的痛苦时期。1914年，该党勉强地投票支持战争。因此，它在普通民众当中进一步造成了不满。1917年，党内的不满分子组成了一个新党——独立派社会党，这使得社会民主党一下子疲软了下来。这个新的激进政党的目标是在德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且立刻终止令人厌恶的战争。独立派社会党得到了更为激进的共产党的支持，它由两个革命者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组成了斯巴达克派。受到许多觉悟的工人、特别是店员的支持，这些斯巴达克分子崇尚惨遭厄运的罗马奴隶领袖斯巴达克斯，希望建立一个符合布尔什维克统治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权。他们企盼着直接的革命，没收工业和庄园的财产，建立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他们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卡尔·马克思的朋友、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在1914年与该党决裂，因为他不能同意该党对战争的支持。卡尔·李卜克内西矮小虚弱，戴着一副夹鼻眼镜，留着军人的胡子，给人留下了一个十足的公共服务机构中小职员的印象，而不像一个颠覆分子。然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一个具有坚强决心和革命热情的人。他对普鲁士的军事等级制度充满仇恨。战前因为中伤军事制度使他深陷囹圄。在他投票反对进一步的战争之后，连他自己的党都不再支持他，最终将他驱逐出去。军队也把他征召到惩戒营加以报复。但是，因为他是一位议员，因此享有一些豁免权，这使他能够散布他的反战言论。

卡尔·李卜克内西

罗莎·卢森堡

在国会中，卡尔·李卜克内西是极少数敢于说话的代表之一，他经常攻击德国军事独裁者的战争行为。他还出版了激进的时事通讯《斯巴达克斯》，并为他的斯巴达克派吸收觉悟了的工人。1916年5月1日，他在柏林的波茨坦宫组织了反战示威，谴责政府中的战争贩子，并呼吁以暴力推翻政府。这一煽动性的行为立刻使他遭到了四年的监禁。1918年10月，他在大赦中被释放，并很快回到柏林重新恢复了他的革命活动。当他到达柏林的时候，他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受到了凯旋英雄式的欢迎。政府的一位部长对公众舆论的这种变化感到惊讶：“李卜克内西被挂着铁十字勋章的士兵抬在肩上。谁能想象几个星期之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威廉皇帝

德国左翼最坚定的成员紧紧围绕在李卜克内西和它的第二号人物、天才的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周围，卢森堡是一个强壮的、跛脚的、四十多岁的鼓动家。他们与多数派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争夺着对工人的控制权。十分明显，马克思主义是多数派社会党的路线，但他们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甚至对为共产主义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更缺乏热情。在生活方式上，多数派社会党属于小资产阶级，它企图在现代民主社会的条件下提高劳动大众的生活水平。它的领导人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代表了这些相对温和的希望。埃伯特出生于1871年，是一个温顺的天主教裁缝的儿子，他本人是一个制作马鞍的学徒，依靠艰苦的工作，逐渐成为不来梅马鞍工会的主席。他良好的意识、快乐的性格和实在的外表，都使他在贫民大众中很受欢迎，以致不到三十岁就成为不来梅地方议会的议员。1904年，他成为党的代表大会的主席之一。一年后，他被委任为柏林的党中央书记。1912年，埃伯特成为党在国会的代表。1913年，他继奥古斯特·倍倍尔之后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席。

多数派社会党欣赏埃伯特的老练和外交上的沉稳，喜欢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灵活性。事实上，埃伯特对意识形态的问题从不教条化，他的自信和气质使他成为修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强烈地相信议会民主，特别是带有某种君主制形式的共和制。他的不足之处是缺乏组织能力和良好的秩序感。他相信所有的事情应该按照可以接受的规则加以实施，而决策绝不能由民众和暴民煽动者的非理性行为强加给合法当局。这就是为什么他支持马克斯·冯·巴登王子的政府的原因。他真正恐惧的是导致俄国布尔什维克暴动的社会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前景使埃伯特和他的同事感到恐惧，包括他的得力助手菲利普·沙伊德曼。

因此，政治的中心在1918年秋季从帝国的精英转向多数派社会党。关键的一天是1918年11月9日。为了阻止独立派社会党和斯巴达克派获得对柏林的工人大众的控制，多数派社会党要求已经逃亡到位于斯帕的军事总部寻求庇护的威廉皇帝退位。

柏林人在1918年11月9日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他们感到一些历史性的事件将要发生。这一天，街道上水泄不通，因为独立派社会党在斯巴达克派的支持下呼吁总罢工。尽管群众聚集在一起期待着重大事件的发生，但是没有什么重大的暴力事件发生。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丑恶的事件，应征入伍的士兵殴打他们的长官，撕掉了他们的肩章。大多数柏林人在这一天期望的是皇帝退位。尽管这是一件早有定论的事情，但似乎未能获得肯定的回答。多数派社会党对内阁一再提出要求，但依然没有获得皇帝退位的明确消息，因为威廉依然想重新获得控制权。他再次威胁要从马克斯·冯·巴登的内阁中撤出自己的代表。现在能强迫让每个人举手通过并决定战后德国政治命运的是马克斯·冯·巴登。根据他自己的权力，他宣布皇帝退位，要求选举产生一个立宪大会和摄政机构，然后辞职以支持弗里德里希·埃伯特。皇帝和军队的高级将领依然留在斯帕，认为他堂弟作出的决定是“无耻而残忍的背叛”，但是，他的德国支持者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以致格勒纳不得不提醒他，他的后面已经没有军队了，士兵们对他的宣誓也变得毫无意义。在与他的将军们最后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之后，皇帝踏上专列前往荷兰开始了流亡生活。他再也没有看到德国。

处于革命骚乱中的德国

1919年11月9日中午，当菲利普·沙伊德曼正在国会的餐厅喝着一大碗土豆汤的时候，一群士兵冲了进来，告诉他一个不祥的消息：李卜克内西在帝国皇宫的阳台上宣布了德国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沙伊德曼后来记录了他的惊恐反应：

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李卜克内西的口号——最高权力归工人委员会。这样，德国成了俄国的一个省，苏维埃的一个分支。不，不，一千个不！

然后沙伊德曼冲到国会的窗前，对着众多兴奋的柏林市民发表演讲：“该死的战争已经结束，皇帝已经退位，新政府万岁。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当沙伊德曼作出这一惊人的通告时，皇帝退位的消息还没有传出，李卜克内西也还没有完全控制他的支持力量。因此，当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听到他的副手已经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时，根据沙伊德曼的回忆，“他的脸气成了铁灰色”，埃伯特用拳头猛击着桌子，对着这位窘迫的罪人怒吼道：“你没权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偶然地接受了一个共和国。由一个社会主义者宣布成立这个共和国的事实，使它从诞生的初始就蒙受了污名。

之后，李卜克内西的军队设法占领了废弃的皇宫，在那里，他宣布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并且承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秩序”。夜幕降临时，没有人知道谁在柏林真正掌握了权力，因为两个共和国相继成立。然而，这一问题在当晚就见了分晓。当埃伯特在总理的私人办公室企图估量这天发生的事情的意义的时候，办公室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这是一条通往斯帕军事总部的秘密电话线路。由于不知道它是一条密线，因此当埃伯特听到电话的另一端传来鲁登道夫的继任者格勒纳将军的声音时感到十分惊讶。将军简要地叙述了这一天在斯帕发生的事情。他通知埃伯特，皇帝已经辞职并前往荷兰，前线的德军立刻开始有秩序地撤回。埃伯特问他军队在目前的危机中的立场，将军告诉他，假如新政府支持军队，同时保持军队中严格的纪律、反对共产主义的话，那么军队将支持埃伯特的政府。得到了众多的保证之后，埃伯特对这些友好的建议十分满意。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羽翼未丰的民主共和国和传统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联合，这种联合遭到了众多的批评。尽管这一盟约使两个派别脱离了革命的极端性，但正如约翰·惠勒—贝内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魏玛共和国的悲惨命运。由于同意不削弱德国军队传统的结构，埃伯特和他的多数派社会党不知不觉地帮助了仇视民主进程的军队机构的存在。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军队经常成为企图毁灭民主共和国的右翼极端分子的聚合点。

然而，假如没有军队的支持，埃伯特政府就不能在极端革命的左派向它发起的进攻中存活下来。到1918年圣诞节，埃伯特确实是如履薄冰。他与军方的合作使他受到了反革命行为的指控。不久，他邀请三个独立派社会党人加入他新近成立的内阁，并且暂时同意了激进派的所有权力归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要求。在内心深处，他十分憎恶由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控制的政府。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目前的状况要求一个完满的立宪方法，以使权力移交到由民众选举的立宪大会，由它最终制订一个国家可以接受的宪法。

埃伯特希望政治制度和平而有序地向议会制政府转移。这就要求恢复法律和秩序，而最有效地带来法律和秩序的手段依然留存在军队当中。不幸的是，许多军事机构紧随着从敌国领土上的大退却，以及削减其中大部分机构的计划的即将出台，很快就土崩瓦解了。然而，即使在战败的时候，军方也企图保持它的尊严。格勒纳将军十分成功地把将近二百万军队撤回德国，这似乎制造了一个幻觉——尤其是在柏林——德国军队没有被真正地击败。11月11日，停战协议在法国签署，这一天，十一个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排成雄壮的军列行进在欢呼的人群中，乐队齐奏着凯旋之歌。在专门搭建起来的平台上，埃伯特检阅着部队，他高声宣布：“向战场上归来的、不可战胜的士兵敬礼。”军国主义的气氛依然十分浓厚，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公开承认德国军队已经战败了。

从旧式的统治精英到埃伯特组合的过渡内阁发生了微妙的权力转移，紧接着这种转移的是普遍的混乱。德国人根深蒂固的秩序感不仅阻止了彻底的政治崩溃，也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共产党的夺权。甚至，为了避免德国工业的崩溃，工人的代表和工会的领导人聚集一堂，讨论出相互有益的协议，这些协议承认独立的工会组织的存在，以及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最终，为了保护公共服务体系的完整性，埃伯特要求所有的国家官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是一个使埃伯特大受批评的措施，因为旧式的公共服务的管理精英必定对民主具有敌意。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由激进的商店服务员和斯巴达克派分子构成——反对这些由埃伯特和他的多数派社会党提出的稳定政策。甚至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内部，也有人坚决反对追随俄国式的暴力的或“连根拔除的”革命。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对共产党激进主义的坚决反对，埃伯特和他的多数派社会党依然经历了相当复杂的时刻。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全国大会正在进行讨论时，一群乌合之众对代表们加以威胁，强迫代表们否决埃伯特全国选举的计划，反对他召集国民立宪大会，抵制他起草德国的民主宪法。然而，代表们拒绝这些威胁，以压倒多数的投票支持政府的计划，指定1919年1月19日为全国选举日。尽管国会投票支持了一个潜在的革命性的计划，其中包括民主公民权利的保护，军队服从内阁的控制，由部队选举军官，废除军阶徽章，废除军队中奴隶式的服从，废除常规军；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军队的抵制，并且，埃伯特自己不断增长的权力也成功地阻止了这些激进计划的实施。

埃伯特的左翼反对者发现了他对军队越来越多的依赖，对此他们感到惊讶和轻蔑，特别是在政府要求军方的帮助去镇压叛乱水兵的暴乱时。这些水兵盘踞在皇宫中，并拒绝从那里撤离。然而，派往柏林的军队证明是完全靠不住的，在圣诞之夜发生了一些小冲突之后，他们就放弃武装逃跑了。这迫使政府丢尽脸面地屈服于水兵提高工资的要求。

埃伯特对军队的依赖使独立派社会党相信：它所想象的革命已经妥协了。在12月27日，三个加入埃伯特内阁的独立派社会党人退出了内阁，尽管该党依然回避采用暴力。然而，出于策略上的原因已经和独立派社会党联合的斯巴达克派，与他们过去的伙伴断绝了关系，并且在1919年1月1日正式创立了一个新党——德国共产党。这就为革命的暴动搭建了舞台。

假如圣诞之夜的冲突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常规军并非是应对暴乱的可靠工具，人们需要更为有效的力量处理紧急情况。绝对依赖于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军队，已显得不战而败了。格勒纳将军相信，人们所需要的是有活力的、高度机动性的志愿部队——自由军团。早在1918年12月12日，路德维希·冯·梅尔克将军就建议他的上司尽快成立一支志愿者组成的长枪军团以维护法律和秩序。在得到上司的许可之后，梅尔克成立了一支人数可观的军队，它大部分是由彻头彻尾的专业军人组成的。他们视军旅生涯为生命，仇恨左翼激进分子，认为和平的公民生活是令人厌恶的。就这样，一支臭名昭著的、可以被雇用的政治打击部队——自由军团——就这样成立了，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军团注定成为折磨它的瘟疫。在紧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普遍混乱中，自由军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由军团也提供了团队精神，并且为纳粹运动提供了人力。

自由军团的骨干由失去社会地位的帝国军官构成，他们为失去德国社会中的特权地位的未来感到惊恐。他们和军阀一道失去了战争的胜利，现在面对着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生活的暗淡前景，而这个体制对旧式的军事制度充满了敌意。据估计，1919年德国大约有二十七万军官，他们大部分来自贵族阶层。他们曾经享受事实上的豁免权而不受公民的控制，同时具有令普通德国人羡慕的社会影响力。现在他们被战败的冲击和在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下沉闷生活的前景吓坏了，变成了狂暴的、有着高人一等意识的反革命分子，拼命地寻找新的目标，以便在其中继续享受特权。

因此，当埃伯特的政府为了生存，发现寻求军队的支持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权宜之计的时候，许多军官和士兵对政府的征召表示响应。尽管德国战败了，但是尚武的精神依然十分强盛，在享有特权的帝国突击部队的残余势力中尤其如此。这些机动部队过去是作为先头攻击力量对敌方前线予以打击的。它们的军官和士兵因为骁勇善战而获得了传奇般的声誉。如同恩斯特·荣格在其对战争前线引人入胜的记录中描述的那样，一些突击部队的领导人用准宗教式的语言使他们的经历神圣化。

事实上，自由军团的士兵通常就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他们时常找到一些理由使他们的野蛮行为合理化，如他们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而战斗，他们保卫着祖国，他们将男孩造就成男人。在东部前线，一些自由军团的组织认为自己是最新的条顿骑士团，是东方“自由社会等级”的诱饵，因为它们为招募新生而年轻的战士进入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提供了富有吸引力的动力。最终，自由军团成为雇佣杀手的游动团队，他们忠诚于他们团队的指挥官远胜于他们应该保护的政府。

路德维希·冯·梅尔克将军的事例，激励了其他军官去建立自由军团。1918年12月26日，威廉·莱因哈特上校在柏林组织了自由军团，不久，在圣诞之夜保卫总理府的祖佩自由军团也加入其中。在波茨坦，冯·斯特凡尼少校组建了一个自由军团，它由过去的步兵第一师和帝国波茨坦师的残余组成，但是斯特凡尼少校从过去的军官、专业人员、军校学生、大学生中招募志愿者扩充军团的力量。所有这些正在出现的组织，在1918年12月依然是微小的，处于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的控制之下，此人后来因为使用自由军团在卡普政变中推翻了政府而声名远扬。

同时，埃伯特在柏林拼命地加强自己正在衰退的地位，那里的大部分街区在圣诞之夜军队的惨败之后控制在起义者手中。新年是在令人压抑的气氛中开始的。埃伯特的政府没有军队的支持，警察控制在埃米尔·艾克霍恩的手中，此人是一个讨厌埃伯特的独立派社会党人。不知疲倦的李卜克内西通过组织罢工和示威破坏秩序；俄国的革命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卡尔·拉德克，激励着依然小心观望的工人掀起红色恐怖，去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压迫者。1919年1月6日，激进的社会党人以总罢工对埃伯特政府发动了进攻，随后控制了铁路、公共建筑和报纸。在埃伯特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与格勒纳将军通了电话，并建议将政府所在地从柏林迁移到波茨坦。受到严重骚扰的埃伯特告诉格勒纳：“我将离去。我将完全从总理府消失。我困了。假如李卜克内西的暴民掌握了政权，这里就什么也没有了。在未来的几天里，我将在其他地方建立我们的政府，可能是在波茨坦。”

埃伯特的沮丧是他的不安全感和缺乏领袖魅力的领导能力的反应。尽管他是一位狡猾的政治斗士，但是他缺乏决断的领导能力。他的社会党伙伴也是如此，他们从小在上等阶级面前感到在社会上低人一等；他们私下希望其他一些人能够取代他们的领导权。正如理查德·瓦特所认为的那样：“他们一生都处于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使他们习惯了反对派的角色。他们缺乏训练，对社会主义的胜利也缺乏情感上的准备。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希望这一胜利在他们生前到来。”

如果说埃伯特缺乏对激进派发起决定性进攻的能力，那么，其他一些人是知道摧毁革命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的。机智果断的军需官格勒纳将军再次对埃伯特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告诉埃伯特站稳脚跟，依靠军队以及和军队有着密切关系的自由军团。12月下旬，格勒纳将军还劝说埃伯特去邀请古斯塔夫·诺斯克。此人在水兵暴动之后在基尔恢复了法律和秩序。诺斯克在多数派社会党中以“右派”和民族主义者著称，是少数几个得到军队信任的左派。当埃伯特任命他为国防部长的时候，诺斯克就明确地表示，他将毫不犹豫地成为一只猛犬，在恢复法律和秩序方面担负职责。诺斯克离开了市中心前往富人居住的郊外的一个女子学校。随后，他精明地领导可以信赖的军队，并与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协调行动。1919年1月11日，“斯巴达克周”的开始之日，诺斯克就与他的自由军团一起向激进派开进。在流血冲突的几天里，自由军团的士兵对他们仇视的共产党发动了报复行动，并且不加区别地屠杀了数百人，其中包括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他们在1919年1月15日被杀害，当时“他们企图逃跑”。

从柏林开始，斯巴达克的起义向德国的其他地方蔓延，但是，自由军团无情地粉碎了起义者。在巴伐利亚——纳粹运动的未来故乡，库尔特·艾斯纳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命的，在艾斯纳被暗杀后，它让位于第二次革命。1919年4月，共产党占据了慕尼黑。自由军团——其中一些人挂起了带有万字徽的旗帜——再次无情地屠杀了反对派，恢复了“法律和秩序”，将巴伐利亚变成了反对共产主义和正在出现的魏玛共和国的堡垒。

魏玛和凡尔赛

在1919年至1933年之间，德国屈从于两个主要的文件——《凡尔赛和约》和《魏玛宪法》，直到希特勒撕毁这两个文件之前，前者一直决定着德国人如何面对境外的强国，后者一直控制着德国人的生活。尽管《魏玛宪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宪法之一，但是，理查德·瓦特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文件，这部宪法自始至终寻求着一个民族的存在，但它留下的是痛苦和悲伤的事实。同样，有人认为《凡尔赛和约》作为一个文件，自始至终在寻求一个乐意接受该条约中所有条款的单一民族。德国人民没有接受这两个文件，十四年的魏玛共和国（1919—1933）见证了持续地拒绝这两个文件的尝试，这些尝试在带有极端色彩的政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1919年1月19日，德国进行大选，选举了421位代表参加国家立宪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任命一个新的政府，制订一部宪法，与协约国缔结和平条约。社会民主党获得了最多的选票（1150万张），但是在立宪会议中它没有获得多数席位，只得到421个席位中的163个。结果是，在没有获得自行治理授权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发现与温和的资产阶级中间党派（民主党和中央党）组成联合政府以获取有效的大多数是必要的。第一次战后选举是紧接着流血的斯巴达克周开始的，鉴于这样的情况，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社会党）获得如此多的选票是令人惊讶的。同时，保守的党派从君主制崩溃所引发的创伤中明显恢复过来。尽管它们表明坚决反对共和国，不掩盖它们的君主主义倾向，但是保守主义者勉强接受了新的民主生活的事实，并且似乎乐意通过民主程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出于对新的民主精神的尊重，一些战前的保守主义政党甚至在党名中加入了“人民”两字。因此，战前的保守党以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名称重新出现。然而，尽管名称民主化了，但是它依然是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工业家、传统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政党。在这次选举当中，它名列第四，获得300万张选票和立宪会议中的44个席位。在与其他右派政党——诸如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德国人民党——的合作中，德国国家人民党在立宪会议中获得了15%的议席。

1月选举的结果留下了几个积极的征兆：德国人民显然决定支持中庸之道，乐意进行民主的实验，尽管几乎没有什么德国人知道民主实际上需要具备哪些东西。另外，极端的政治党派已经经受了明显的溃败。因为斯巴达克分子的失败，共产党没有参加1月19日的选举。在政治的右翼，伴随着君主右翼崩溃而来的震动还没有完全消失，这样，中间党派乘机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尽管有着这些迹象，人们依然能够觉察出一些存在已久的问题。选举已经显示出选民没有对任何政党显示出完全的支持或者热情。这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单一的政党能够获得明确的治理授权，意味着民主程序能够发挥作用的唯一方法是组成联合政府。然而，这种权宜的安排带来了产生内部分化的政府的危险，因为政策的制定者代表着不同的思想观点，隶属于不同的选民。确实，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没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少数派内阁和内部虚弱的大联合一直动摇着稳定的民主政府。最终，当这种有缺陷的民主程序不再起作用的时候，德国的政治家们转向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建立超越议会的集权内阁和依靠行政命令的统治，这就为完全的独裁统治铺平了道路。

1919年2月6日，星期二，国家立宪会议在魏玛的新国家剧院开始运作。魏玛位于柏林西南方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伊尔姆河边，这个城市被政府选作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因为它能提供比变化无常的首都更安全的环境。魏玛在德国的中心地区也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它是歌德、席勒、赫尔德的城市，是富有人性的诗人、哲学家组成的“美好”德国的中心。因此，从心理角度来说，魏玛对于一个新民主的开端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从1918年11月中旬开始，埃伯特—沙伊德曼政府的内务部长以及助手胡戈·普罗伊斯（1860—1925）为德国人民制订新的民主宪法。作为犹太人和自由主义者，胡戈·普罗伊斯没有获得传统大学中的位置，他不得不在柏林的商务管理学校讲授宪法法学。胡戈·普罗伊斯还作为左派进步人士在柏林的城市议会供职。作为著名的法律史学家奥托·冯·基尔克的学生，他是一个敏锐的理论家和狡猾的策略家，但是，正如豪约·霍尔本指出的那样，胡戈·普罗伊斯承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专家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缺乏个人说服力，无法对人产生实际的控制力。他一心一意地为混乱的德国寻找最好的宪政管理。他折中地从几个地方寻找制宪的方法，包括美国宪法、欧洲议会主义的精华部分，甚至1818年法兰克福会议流产了的宪法。他不得不和反对党及社会利益集团合作，并被迫作出妥协。通过若干次仔细的修改，最终的文本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德国社会的不和谐。《魏玛宪法》是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大杂烩，在经济目标和未曾解决的阶级冲突方面体现了巨大的混乱，以至于德国的民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阻碍。

尽管《魏玛宪法》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文件，但是它包含了一系列可以从集权的角度、也可以从民主的角度解释的条款。最初，胡戈·普罗伊斯强烈地信仰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相对中央政府，他力图将州的权力降低到比君主制统治下还要弱小的水平。尽管对此的反对证明是强大的，联邦主义在原则上得到了保留，但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远比在君主制统治的情况下强大得多。中央政府获得了对武装力量的绝对统治权；指导着涉及外交政策的所有重大事务；根据需要提高和强行征收赋税；所有一度服从州政府的公务员现在直接对柏林政府负责。另外，中央政府夺取了国家铁路系统的所有权，对众多的过去由州政府或私人机构承担的责任负责，其中包括对穷人的救济、医疗、劳资关系、传播机构（出版、电影、剧院）、开办银行、商业、民法、刑法等等。无疑，州被允许通过它们自己的小型议会处理内部事务，但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注定是高于州政府的。任何一个州违抗中央政府的意志，中央政府都将对此采取军事行动。

因此，新政府在其核心对乐意实施它的人施行绝对的控制力建立了强大的基础。甚至新国家的名称也与旧的没有什么不同，因为《魏玛宪法》的制订者渴望保留历史的延续感，所以，他们在命名新的共和国的时候使用了“帝国”一词。但是，人们并不清楚的是，帝国的概念及其所引发的象征物如何才能和民主共和国的概念和谐起来呢？事实是：内在于这种努力中的矛盾引起了心理上的混乱，这些混乱由于经济的艰难和国家的蒙羞变得更为尖锐。在整个共和国时期，普通的德国人似乎经常出入大观园，在其中，封建的统治阶级穿戴着华丽的制服、勋章和绶带，在德国城市的大街上昂首阔步，对民主体制表示藐视。葬礼和爱国聚会成为贵族统治显赫地位的展示，并且产生了这样两个影响：第一，自从君主体制衰亡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转变；第二，传统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爱国主义。

人们要求强大的领导去统一分裂的国家，宪法的制订者们对此十分敏感。正是因为这一理由，共和国的总统被赋予了极高的权力，这在其他议会制政府中是不常有的。总统的职位是立宪的要员和国会的领导人妥协的结果。总统由全德国人民每七年选举一次。宪法特别强调，总统必须由选民中的多数选举出来，假如候选人没有获得绝对多数票，那么就必须在多个候选人当中进行决选。总统的权力是广泛的，其中包括：可以任命总理；是三军总司令；有权任命和撤销军官；有权解散国会；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有权终止公民权，借助军队的帮助恢复公共安全和秩序。这个无害的条款（第48款）在1919年没有受到什么注意，这是因为宪法也强调了国会可以撤销总统的紧急状态法。另外，宪法也提供了对等的权力，它坚持每一个由总统发布的命令或法令必须得到总理的会签。

总理和他的部长们组成“帝国”政府。总统可以任命和撤销总理，总理选择的部长也必须得到总统的认可。总理的政府必须得到国民议会的信任。假如国民议会对总理或他的部长不再信任，他们就必须辞职。进一步而言，假如政府的成员违宪，违宪者将受到最高法院的审判。

立法权被赋予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的两院。国民议会或下院每四年一次由二十岁以上的男女公民根据“比例代表制”的代表原则通过普选产生。这意味着选民是投票选举某个党，而不是某个个别的候选人。每个党提供一张名单，根据选举结果确定名单上的候选人有多少可以进入国民议会。一个党每获得六万张选票可以获得一个国民议会的席位。尽管比例代表制的制度似乎比其他任何制度更能够代表民意，但是，它也使政治的过程分裂破碎成为大量不同的、相互敌对的政党，因为大多数政党都有机会获得六万张选票，甚至最小的政党也能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少数的席位。第一次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确定了向这种分裂破碎状态发展的倾向，以及遗留给未来的、令人厌恶的结果，其中包括政党的幕后交易、党内和党派之间的分裂状态、喧嚣的哗众取宠、小党派对议案的故意作梗、共同目的的缺乏。除了小党派之外，在新政府中有七个主要的党派。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国民议会中共有四十个政党团体。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选民们被多达二十一个政党弄得晕头转向，这些政党大多数只表现出十分狭隘的利益。这种党派的泛滥在德国人民的心中产生了对民主进程十分不幸的影响。大多数德国人民认为，这种混乱证实了独裁主义者的偏见，即民主制造了极度的混乱和腐败。

除了政治上的分裂破碎，比例代表制也损害了公民和他们的代表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它将过多的权力送到了党魁手中，他们经常为它们的议员名单选择一些没有影响力的候选人。这有效地阻止了杰出的候选人获得候选人资格，剥夺了共和国急切需求的人才。总之，比例代表制的制度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喜爱，它通过这一制度获得了大多数的议席，但是，这一制度扩大了德国政治体制中的社会分歧。作为国家主权的体现，国民议会拥有广泛的制订法律和通过法律的权力；同时，因为内阁对国民议会负责，国民议会对行政决策的控制最初在德国政治中是可能的。不幸的是，魏玛时期分裂的国民议会，没有有效地实施宪法赋予的特权，因而削弱了民主的进程。

参议院或者上院是由指定的人员构成的，他们代表德国的各州。尽管参议院拥有将法案驳回给国民议会以反对法案的权力，但是，国民议会可以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否决使这种驳回无效。参议院的主要工作被限制在发布有关各州事务的法令，但就在这一领域，它的作用也受到严格的限定。例如，有关一个州的法律是否与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相冲突的问题，依然由“帝国”最高法院来决定。

在单独的一章，《魏玛宪法》保证了公民的权利，它声称所有的德国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并且，它还专门规定了一系列权利，其中包括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宗教宽容，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自由旅行的权利，以及人身保护权（即限期移交法院的程序）。这些给人深刻印象的条文，以及全体选民可借此参与立法、免除官员的复议权和创制权，都使《魏玛宪法》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文献之一。然而，在1919年，这样的民主宪法是否能在对自治管理没有心理准备和历史准备的人手中发挥作用，是值得怀疑的。甚至连胡戈·普罗伊斯都明确地表示怀疑：这样的民主制度是否能交给那些在骨子里对它进行抵制的民众。

1919年1月18日，就在德国人去投票站为国民立宪大会选举代表的前一天，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其目的是“保障世界民主制度的安全”，这句话是由H.G.威尔斯在1918年解释协约国的宗旨时创造的。不幸的是，在几个月激烈的争执之后，会议出现了对立的结果：它使世界的民主变得不安全起来。和平协议的最初目的，是创造一个公正和持续和平的世界，但是势均力敌的强国对此毫无建树，而是最终形成了一个强加给战败国的协议，其中充满了威胁，即如果战败国不在协议上签字，它们就会再度发起战争。不像1815年的《维也纳和约》，它是欧洲君主们友好的产物，而《巴黎和约》是民主体制的政治家们强加给战败国及其人民的惩罚性行动，这些政治家与其说是受到原则的引导，不如说是受到他们选民激情的支配。对于1815年的君主们来说，忘却国家之间的敌意是容易的，而对于民主体制的领导者来说，将他们的仇恨放置在一边并保持持久的和平，就不太容易了。聚集在巴黎的国家领导人，陷入在他们的选民燃起的激情之中。他们完全满足于羞辱他们的对手，尽管在公共场合他们以冠冕堂皇的言辞谈论着“没有胜利的和平”。

冠冕堂皇的言辞和起维护作用的惩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引发了对和约强烈的抵触情绪。德国人要求和平，期望和约是建立在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计划的基础之上。简要地说，这些和平计划的预期构想是：结束秘密条约和秘密外交；绝对自由地使用公海；废除国际贸易中的壁垒和不平等；减少军备；对殖民权力公正地重新调整；撤出被占领土；实行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贸易组织以阻止未来的战争。在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计划背后潜藏着的主要假设，是制订一个完全不同的、建立在人道和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条约。美国总统确信：陷于权力政治和秘密外交交易的旧式外交，是不能与民主的开放精神相适应的，和谈应该在相互信任的氛围中进行。

由于伍德罗·威尔逊决定在其庞大的专家团的陪同下亲自前往巴黎，这样，其他协约国的领导人也感到有必要亲自前往。法国、英国、意大利分别由乔治·克列孟梭、戴维·劳合·乔治、维托里奥·奥兰多出席，尽管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代表，包括比利时、希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澳大利亚、日本的代表，但是真正的权力存在于由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组成的四国委员会当中。

来自四国委员会的领导人由几个委员会所支撑，他们面对着两个不相容的任务：一方面，人们希望他们在公正的基础上重建新的世界；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他们满足在四年残酷的争斗中积累起来的刻骨仇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这位自封的国际道德使者和他的专家团乘船来到巴黎，希望把旧式专制主义的欧洲转变为民主的福地。伍德罗·威尔逊代表着理想主义的、天真的、充满力量的美国。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这个国家觉得战争挺有趣的。怀着崇高的理想，伍德罗·威尔逊遭遇了被恰当地称为“老虎”的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乔治·克列孟梭对民主或者德国没有任何幻想，他代表着筋疲力尽的法国人民，他们的领土遭受了战争的创伤。法国人民期望乔治·克列孟梭让德国人为战死的一百三十一万五千名法国人和巨大的物质损失作出赔偿。德国人使得法国最发达的工业区成为了“可怕的焦土，满目望去，到处是枯树和黑色的废墟”。在复仇的心态中人们养大了这只“老虎”，他的最高目标是永远地毁掉德国以补偿法国的损失。这种复仇的态度和威尔逊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精神完全不相一致。正如戈洛·曼所指出的：“这些态度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结果，是令人厌恶的。详尽的条款意在‘公正’，并且在许多方面无疑也是如此，但是，它们也滋长了由恶意、仇恨和胜利的陶醉激发的不公正。从整体上来看，尽管存在着个别的公正之处，但是和约似乎成为了压制、剥削和永远羞辱德国人的庞大工具。”

伍德罗·威尔逊

戴维·劳合·乔治

乔治·克列孟梭

尽管四个大国与所有主要的强国拟订了和平的条款，但是，它们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德国的问题。通过三个月的工作，1919年5月5日，协约国与德国缔结了和约，并催促德国尽快批准同意，德国派往凡尔赛的代表团由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侯爵带队，他是一个有能力的老派外交家。很不幸，他使协约国的领导人想起了傲慢的、戴单片眼镜的普鲁士官员的古老形象。布罗克多夫—兰曹和他庞大的专家团，被禁闭在由铁丝网围绕的巴黎饭店中，没有机会面对面地同和谈者们对话。当德国代表团收到被克列孟梭称为“基于我们的利益的重要决定”的和约时，德国人被它惩罚性的条款惊呆了。他们还感到惊讶的是：和约不是和谈的结果，而是单方面的结果；假如他们不在和约上签字，那么敌对的状态立即恢复。有人认为，假如在巴黎的德国代表团没有如此急于公开条款——因为公众并不知道条款的内容——秘密的和谈还可能进行，条款中一些苛刻的方面就可能得到修改。但是，德国代表团惊慌失措，立刻将他们受到的极不公正的待遇向世界公布。德国公众的愤怒喷射而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德国人从未体验过如此团结的感觉，他们感到自己被欺骗和羞辱。不得不承受条约义务的民主新政府，甚至考虑到了武装抵抗。总理沙伊德曼公开地告诉国民：协约国提出的条约意在使德国人成为“奴隶，在铁丝网和监狱中进行强制的劳动”。尽管德国人表示反对，但是协约国拒绝作出丝毫的让步，它们只给德国人一个星期的时间签署和约。这也由此在德国引发了政府危机，沙伊德曼和他的全体内阁成员在抗议声中辞职。由另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鲍尔领导的新政府认识到，抵抗是徒劳无益的，它敦促国民议会签署协议。6月22日，在激烈的辩论之后，国民议会最终屈服了。正式的签字仪式于6月2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子大厅里举行，就在同一个地方，俾斯麦1871年宣布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成立。

《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可以由三个基本方面组成：领土损失、赔偿和惩罚性行动，其目标旨在将德国削弱为一个弱小的国家。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直接的领土损失是将阿尔萨斯—洛林交还给法国，德国所有的海外财产由战胜国分享。对莱茵兰德的命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根据法国的要求，莱茵河左岸从德国领土中脱离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一极端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但是，和谈者们同意将莱茵河左岸及右岸五十公里的领土从德国剥离出来，组成一个中立的地区，禁止德国在这里建立任何军事设施。甚至，这一“非军事区”十五年内由协约国军队占领。有着丰富矿藏的萨尔山谷在同样的时间里由法国管理，此后，该地区的公民可以选择是做法国人还是德国人。

在东方，协约国企图建立强大的缓冲国家以抵抗布尔什维主义。结果是，波兰人居住的前德意志帝国的地区划给一个新的国家波兰，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地区划给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幸的是，大批德国人发现他们现在生活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波兰而言，和谈者们决定给这个新的国家一条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他们在德国领土上切下了一条“走廊”，结果使东普鲁士同德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位于走廊尽头的但泽成为一个“自由城市”，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是在经济上供波兰使用。但泽和走廊的问题涉及到有争议的领土和种族的冲突，因此破坏了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和波兰的关系，最终给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借口。

其他东方或西方领土的命运都由民主的公民投票决定。矿产丰富的上西里西亚在富有争议的公民投票后被波兰兼并，同时，西里西亚的其余部分归于德国。尽管协约国认为公民投票是民族自决权的表现，但是，当投票结果与胜利者希望的结果发生矛盾的时候，全民投票并非一直受到尊重。因此，当奥地利人要求加入德国的时候，和谈者们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将自决权放置在一边，禁止德奥合并，他们的理由是这会给德国增加太多的领土和人口。同样的争议也出现在苏台德和蒂罗尔两个地区。有三百多万德国人生活在波西米亚一摩拉维亚这两个多山的省份，和谈者们把这两个地区给予了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很明显这是给捷克人更多的防御前线。生活在这两个地区的德国人被称为苏台德德国人，那里的山脉将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分割开来。严格来说，这些德国人原先属于哈布斯堡帝国，但是现在发现自己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当中只是少数民族。对于生活在南蒂罗尔的德国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当出于战略军事上的考虑将布伦纳山口交给意大利的时候，在南蒂罗尔的德国人突然感到自己生活在意大利了。

涉及到赔偿的《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是最具惩罚性的。因为这些条款是建立在认定德国要对发动战争负完全的责任。和谈者们要求，德国对战争所承担的责任归纳在和约的第231条当中，这被德国人后来称为“战争罪行条款”：

协约国及相关的政府确认，德国必须为德国及其盟国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负责，而且，协约国和相关政府及其国民所遭受的这些损失和破坏，是德国及其盟国用侵略强加给它们的结果。

实际上，这段话宣布了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和伤害承担罪行，从而给予赔偿以道德的合理性。和谈者们决心让德国对四年毁灭性战争造成的所有物质损失承担责任；但是，由于它们没有将这一要求转化为可以估量的或者明确的金额，因此，和约没有提及德国人应该付给胜利者的赔偿总额。同时，和约强迫德国在1921年5月1日前用黄金支付五十亿美元，同时强迫它交出大量的煤矿、化学品、驳船，以及大多数德国的海上商船。德国在凡尔赛的代表团被进一步告知，将组织一个专门的协约国赔偿委员会确定德国最终的赔偿。德国人提出抗议，认为这等于是一张空白支票，强迫德国人支付胜利者随心所欲的数目，但是，协约国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无条件地拒绝了这一抗议。

《凡尔赛和约》中没有什么条款像涉及到赔偿条款那样对战后时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当协约国的赔偿委员会在1921年最终宣布总账单——总数是令人惊愕的相当于三百五十亿美元的黄金——的时候，甚至连协约国的领导人们也怀疑德国是否有能力担负起这样巨额的赔款。无须希特勒式的宣传鼓动家出面来说话，这样惩罚性的方法将摧毁德国的经济。协约国一方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是剑桥大学年轻的经济学家和出席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在其具有分析理性的、冷静的著作《战争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有说服力地认为：赔偿的真正目的是摧毁德国的经济生活，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做也威胁着协约国自身的健康和富裕。他认为，早在战争之前，德国的贸易就显示了巨大的赤字，因为进口远远超出了出口；但是，他又补充道，德国依靠“看不见的出口”平衡了国际贸易额，如出卖德国船运使用权、海外投资的利益、保险金等等。但是，和约损害了德国的海外收入，因此反过来使德国不可能支付被强加的巨大赔偿。现在赔偿变得更加困难了，

因为德国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海外联系和海运商船，同时失去了10%的领土和人口，以及三分之一的煤矿和四分之三的铁矿；有二百万年轻的男性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它的人民已经饱受了四年的饥饿，并承受着巨大的债务；它的货币贬值到以前价值的七分之一；它还面临着国内的革命和边境的布尔什维主义；吞噬一切的四年战争和最终的失败，给它在力量和希望上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凯恩斯指责道：和谈者们是伪君子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社会的虔诚许诺，只是在“编织诡辩和狡诈之网，它最终是给整个和约的外表和本质都笼罩了不真诚的阴影”。他还认为，德国经济的重建是整个欧洲复兴的前提。然而，帮助德国人站稳脚跟需要削减赔偿、取消战争债务、降低通货膨胀，以及通过国际贷款大规模地激活德国经济。凯恩斯甚至建议，在国际联盟的保护下建立一个广泛的自由市场。他发人深省和富有争议的思想遭到了《凡尔赛和约》拥护者的普遍谴责，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观点等于是否定了刚刚诞生的和约。

与《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条款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条款涉及到德国军事的前途。德国军队的规模被压缩到只有十万人的志愿军。其中，军官人数不能超过四千人，他们的服役期被限制在二十五年内，同时，士兵的服役期不得超过十二年。另外，德国的军队还被剥夺了坦克、飞机和“进攻性”武器，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小规模军队的力量。同样，除了保留一艘象征性的不超过一万吨的舰船之外，德国海军被解除了武装。德国海军军舰被移交给协约国。德国军官们将舰队开往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湾，当得知舰队将在那里被封存的时候，他们将68艘军舰中的50艘凿沉，以蒙骗协约国的嘉奖。

最终，和约指向了德国军事体制的核心，要求废除总参谋部、国防学院和所有的干部学校。变本加厉的是，和谈者还要求德国交出皇帝和战争的领导人，接受以违反战争法为罪名的审判。

政治混乱、暴动和金钱的终结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直接冲击是双重的：首先，它导致了在新的民主政府中的首次内阁危机；其次，它激发了士兵们针对共和国的暴动。这些事件中的第一个发生在沙伊德曼内阁收到和约的时候。内阁发现条款难以接受，因此在1919年6月20日集体辞职。更为严重的事件是军队对和约的反对。正如前面所提及到的，涉及到德国军事前途的条款是毁灭性的，对于德国的军官团来说尤其如此。当和约的意义被充分理解的时候，几位德国军队的领导人——其中著名的是临时德军的指挥官瓦尔特·莱因哈特将军——开始认真思考武装抵抗。然而，这些不成熟的计划没有立刻取得效果，因为连最顽固的将军们也认识到，对协约国的敌对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将他们的愤怒转向倒霉的共和国政府，指责它软弱地屈从了协约国的意志。

同时，共和国政府迫于协约国的巨大压力，将德国的军队人数减少到和平时期的十万人，并且解散了所有依然在国内东游西荡的自由军团。这使得军队怒火中烧，结果导致了一系列旨在推翻政府的暴动。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20年3月，当时几个军官阴谋推翻魏玛共和国。

阴谋计划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是柏林军区司令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第二海军陆战旅——这个旅曾经击溃了共产党，但是现在却被纳入解散之列——的指挥官赫尔曼·埃哈特上尉，还有沃尔夫冈·卡普，他是一位不知名的普鲁士的公务员。吕特维茨的计划粗糙而简单，即向柏林开进，驱逐可恶的埃伯特政府，与软弱的傀儡卡普一道建立军事独裁。这位将军把计划告诉了几位重要的军事领导人，其中包括瓦尔特·莱因哈特将军、汉斯·冯·泽克特将军和鲁登道夫。尽管他们都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吕特维茨得到了准确的印象：德国军队是不会自相残杀的。

卡普政变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削弱军队的政策，它根据《凡尔赛和约》的指令将德国军队缩小到只有十万人的志愿军。当埃伯特拒绝吕特维茨恢复两个自由军团——其中包括由赫尔曼·埃哈特指挥的一个自由军团——的要求时，将军命令赫尔曼·埃哈特向柏林进发。政府问陆军参谋长汉斯·冯·泽克特将军政府是否能够指望军队处理当前的危机。汉斯·冯·泽克特将军这位杰出而狡猾的智者简洁地回答道：军队不能自相残杀。他谨慎地置身在外，等待着支持胜利者。

当被自己的军队抛弃之后，共和国政府除了离开首都别无选择，它首先逃匿到德累斯顿，然后是斯图加特。然而在离开柏林之前，政府呼吁所有的德国工人支持一个总罢工以阻止暴乱分子获得政治控制权。在埃伯特政府放弃柏林后不久，1920年3月13日早晨，埃哈特旅和巴尔迪卡姆旅的士兵带着喜悦的心情进入德国首都，头盔上的万字徽闪烁着微光。在勃兰登堡门，主要的阴谋者吕特维茨、鲁登道夫和卡普相聚在一起，然后一并行进在威廉大街上，在那里，他们开始接管被舍弃的政府建筑物。

控制空空荡荡的政府建筑物是一回事，控制一个国家是另一回事。新的领导人对统治的艺术简直是毫无经验，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任何支持。他们的无能甚至导致了不能在星期天正式宣告政变，因为卡普在总理府一个打字员都找不到。更为糟糕的是，银行拒绝贷款；友好的右翼组织依然态度暧昧；军队继续保持观望的姿态；总罢工极为成功，以至整个德国的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处于停顿状态。3月20日，一切都过去了。吕特维茨和卡普辞职，共和国政府回到了柏林。

卡普政变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保卫共和国的行动中，军方是不可信赖的，尤其当共和国遭到来自右翼势力的进攻时更是如此。军队总是以神速镇压了左翼的暴动，然而，当它被要求用来保护共和国免遭右翼极端分子的攻击时，就变得完全不可信赖。事实上，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期间，军方越来越成为右翼狂热分子的聚集点。

一个相关的事例是，在卡普政变之后，八万红军攻克了鲁尔区。倒霉的埃伯特政府处于不安的境地当中，他不得不请求一个星期前被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势力。然而这一次，泽克特在镇压红军暴动时一点也没有疑虑。军队经受住了另一次危机。埃伯特希望解散军官团，同时重建一个共和国新军，但是这一切都永远地落空了。

卡普政变产生了两个深远的后果：一是，它使右翼的反革命分子在巴伐利亚获得了权力；二是，它强迫德国政府进行第一次定期的选举。当卡普政变正在进行之际，指挥慕尼黑地区武装力量的阿诺德·冯·莫尔将军决定发动他自己的起义。他告诉巴伐利亚总理约翰内斯·霍夫曼，他不能再保证政府的安全，并且建议所有的权力都应该授予他掌控。霍夫曼召集了内阁成员，并鼓动大家拒绝莫尔的放肆要求，但是大多数内阁成员不支持霍夫曼。相反，他们支持另一个计划，莫尔依靠它将实施完全的军事控制，同时，上巴伐利亚的行政长官古斯塔夫·冯·卡尔管理整个州的公共事务。霍夫曼和他的内阁集体辞职。1920年3月16日，古斯塔夫·冯·卡尔被巴伐利亚议会选为总理。巴伐利亚成为极右势力的基地，矛头直指柏林的民主制度。

1920年6月6日的选举是向右转的决定性时刻，是共和国的支持者令人失望的失败。联合政府中的政党承受着票数的大量流失，其中民主党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它失去了三百多万张选票，并且在国民议会的议席也从75个缩水到41个。魏玛联合政府中的其他两个政党——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也失去了议席。中央党失去了91个议席中的27个，得票数也从564.18万张缩水到233.37万张，这一损失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巴伐利亚的选民将他们对中央党的效忠转给巴伐利亚的同类——巴伐利亚人民党。社会民主党原先163个席位仅保住了102个，同时在普选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得票数从1150万张缩水到610万张。另一方面，独立派社会党在国民议会捡到了84个议席，其中许多是社会民主党丢失的。中间偏右的政党都明显地东山再起。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得票数从2873523张上升到3736778张，在国民议会的席位也从42个上升到71个。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德国人民党也大有收获，它获得了200万张选票和65个国民议会代表席位。

由于组成魏玛联合政府的各党只获得452个席位中的205个，它们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国民议会。甚至，对共和国不友好的势力在人数上正在超过共和国的支持者。为了应付这一情况，总理穆勒和他的社会民主党作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因为联合政府中资产阶级的代表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他们拒绝在联合政府中工作，而从共和国的统治层退出。尽管社会民主党后来加入了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1923年的内阁和穆勒1928至1930年的内阁，但是，它对管理的积极参与已经在1920年结束了。社会民主党退出了统治层成为在野党，它把这一领域让给了对共和国不冷不热的一些政党。

新政府最终从最初魏玛联合政府的废墟中产生出来，它是一个得到德国人民党、中央党和民主党支持的资产阶级的联合体。政府的首脑是康斯坦丁·费伦巴赫，他是中央党的主要领袖，是共和国有力的支持者。然而，在协约国赔偿委员会1921年4月27日要求最终的赔偿额——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凡尔赛和约》中，这一项是空白——高达三百五十亿美元的黄金、相当于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的时候，费伦巴赫内阁立刻瓦解了。5月5日，在费伦巴赫内阁解散后的一天，赔偿委员会给了德国一个六天期限的无条件接受赔款的最后通牒，并且警告道：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引发对鲁尔区的入侵。在一阵喧嚣之后，魏玛联合政府承担了责任——正如民族主义者们所强烈要反对的——它采取满足对方而不是抵抗的政策。新总理约瑟夫·维尔特是中央党的左翼成员，他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的改革，他的政策受到了左派的热烈拥护，但是却受到了党内右翼成员的强烈反对。维尔特面对着一个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他要接受协约国的另一个最后通牒。当他的政府接受了这一最后通牒的时候，披着高贵的爱国主义外衣的民族主义者立刻叫嚣维尔特是谋反和叛国。当维尔特任命瓦尔特·拉特瑙为重建部部长，后来又任命他为外交部部长的时候，他们被激怒了。拉特瑙是一个犹太人，受到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的普遍厌恶。他们对他的仇恨从一句流行的诗中表现出来：“枪毙拉特瑙，可恶天谴的犹太猪。”

实业家和社会理论家瓦尔特·拉特瑙

维尔特和拉特瑙拒绝了抵抗协约国的思想，他们支持满足协约国要求的政策，希望说服协约国了解德国的善意。然而，事实上，在充满政治仇恨的氛围中这样行事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对那些支持满足方案的人发起了可怕的进攻。最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组成了阴谋的组织，发誓要向叛徒、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复仇，总之，他们反对任何建议同协约国合作的人。这些组织当中最臭名昭著的代号是“C”，它由在卡普政变中出了名的赫尔曼·埃哈特上尉指挥。它的目的就是要反对与民族主义作对的《魏玛宪法》，同时建立秘密的“法庭”，审判和处决“卖国者”，消灭所有困扰着祖国的罪恶，包括议会民主、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1921年8月2日，“C”组织的两名以前是军官的成员谋杀了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并设法逃到了国外。他们被许多德国人当作英雄来赞颂。

维尔特政府受到了右翼派别的不断指责，政府的任务是艰巨的，因为它的顺从政策受到协约国的不断挤压。1921年3月20日，上西里西亚举行了全民公决，结果以二比一的优势支持德国。但是，在1921年10月，协约国分割了这一地区，将最有价值的地区奖赏给波兰。维尔特以辞职表示抗议，但是，在埃伯特的劝说下又组成了新的政府。几个月之后，维尔特作出了最有争议性的决策，即任命拉特瑙为外交部部长。

对拉特瑙的任命是一个富有勇气的、但在政治上是具有爆炸性的决策。拉特瑙是一位富裕的德国犹太企业家的儿子，具有管理经济资源的杰出才能，这一能力使他在1916年成为战争资源部部长。由于这一便利，拉特瑙设立了某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根据国家的需要系统地安排所有的生产。战后，他帮助建立了民主党，同时，投入到德国经济复苏的工作当中。他写过两本畅销书，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世界公民、技术官僚、具有天赋的音乐家和画家。拉特瑙的身上所体现的素质激起了狭隘的反对派的疯狂。

在拉特瑙的领导下，魏玛德国获得了外交上的首次成功。拉特瑙避开了法国通过与东欧诸国联盟孤立德国的锋芒，转向苏维埃俄国。除了德国，它是另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孤立的“低等国家”。1922年4月，维尔特和拉特瑙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在拉帕洛附近，他们与苏维埃俄国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根据这一条约的条款，两个国家同意建立外交关系，同意不再要求相互的赔偿，并且确立亲密的经济关系。在一个后来由德国将军泽克特与俄国总参谋长签订的秘密条款中，德俄两国还建立了紧密的军事关系。

《拉帕洛条约》在国外引起了相当大的惊恐，特别是在法国，雷蒙德·普安卡雷总理一直极力主张对德国采取强烈的敌对姿态。在德国国内，条约丝毫没有提高政府的威望。相反，疯狂反对政府的气氛四处弥漫，并且越来越浓烈，在1922年6月24日达到登峰造极。这一天，拉特瑙被“C”组织指使的右翼恐怖主义分子刺杀。总理约瑟夫·维尔特在国民议会进行了感人的讲话，以表示对拉特瑙敬意，他大声喊道：“敌人就在右派当中。”

刺杀拉特瑙事件的政治影响暂时降低了依然使德国政治两极化的情感张力。尽管在拉特瑙事件之后不久通过了“共和国保护”法律——其目的是对恐怖分子加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反对政府的阴谋活动丝毫没有衰减，犯罪活动，尤其是右翼指使的犯罪活动，得到了十分宽大的对待。例如，谋杀拉特瑙的凶手，一个被警察击毙，一个畏罪自杀，一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但只服刑了七年。在1918至1922年间，右翼集团从事了354次政治谋杀，而左翼集团从事了22次谋杀；但是，由右翼集团从事的354次谋杀有326次没有受到惩罚，由左翼集团从事的22次谋杀有17次受到严厉惩罚，其中包括10次死刑。结局是难以逃避的：德国的法律系统受到上层和中层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它同情共和国的反对者。

同时，共和国依然发现自己处于政治的沼泽地里。约瑟夫·维尔特企图拓宽政府的覆盖面，他将保守人民党的成员纳入其中，但是，社会民主党拒绝在这样的政府中工作。1922年11月14日，维尔特辞职。他被威廉·库诺所取代。库诺是一个热情的管理者，有着精明的生意人的直觉。他的这些才华很快就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作为失控的通货膨胀的结果，德国的经济地位日渐恶化。通货膨胀的困难主要来自一系列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谨慎的财政政策。当时的德国政府没有企图通过税收，而是通过发行公债为战争提供资金。另外，政府还取消了对不再受到黄金储备支持的货币发行的限制。政府还进一步批准贷款银行的建立。对于受到现存调控制度限制的国家银行贷款来说，这些银行具有在受到批准之前就可以扩大抵押贷款的权利。这些贷款银行给各种借贷者扩大了自由的信用贷款，包括联邦的州、市政当局和新近建立的军工企业。资金基本上是靠印刷纸币提供的。

随着战争耗费的增长，政府越来越求助于纸币的印刷，现金量在流通中不断上升，这导致了马克的不断贬值。到1918年，马克的价值只相当于1914年的一半。战争掩藏了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战败的压力及《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的经济负担，将这一问题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到了表面。整个德国的经济在多年赤字支出和协约国强加的沉重负债的冲击下崩溃了。

德国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是法国1923年1月11日对鲁尔区的入侵。法国总理雷蒙德·普安卡雷非常恐惧德国，他坚信德国人狡猾地欺骗了协约国，即他们不能完全偿还自己在金融上的债务。法国人已经耗费了几十亿法郎修复被战争毁坏的地区，他们希望德国人承担起这一切。雷蒙德·普安卡雷强硬地拒绝了库诺延期支付赔款的请求，并且企图促使其他协约国支持军事干预。然而，无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相信，协约国对鲁尔区的入侵是不正当的。不管别人如何，雷蒙德·普安卡雷决心已定，只等着合理的借口。当赔偿委员会宣布德国没有准时交出十四万根电线杆时，借口终于出现了。

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进入了鲁尔区，获取了它的工业和煤矿，并且煽动旨在进一步动摇德国统一的分离主义情绪。法国占领军行动粗暴野蛮，血腥的冲突在那天成了司空见惯的东西。德国政府以“消极抵抗政策”回应法国的入侵，这意味着所有的经济活动在鲁尔区处于静止状态。德国经济解体了，因为德国政府为了资助鲁尔区的工人进行罢工，印发了越来越多的纸币。通货膨胀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失业人数暴增。即使全心全意，德国政府也无法履行其所有的社会义务。在赔偿协约国的重压下，德国政府对参与战争的老兵、失业者和老年人失去了耐性。

德国人落入了似乎难以逃避的漩涡之中。这个世界颠倒了：原来一分钱一张的邮票变成了五百万马克，一个鸡蛋要八千万马克，一磅肉要三十二亿马克，一磅黄油要六十亿马克，一磅土豆要五千万马克，一杯啤酒要一亿五千万马克。物价每天都在变化，这促使民众带着大包大包的钱冲进商店去购买基本的日用品。

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这段时期似乎是一个经济上的末日。康拉德·海登认为它是“金钱的末日”，是物质富裕的美好幻象的末日，是所有对进步的世俗信仰的末日。我们还应该补充的是：它似乎也是对政府、对它的美好言辞、对它保证保护普通公民储蓄的信仰的末日。九年来，德国人将自己的生命和储蓄献给了政府，而政府浪费了三分之一的国家财富用于毫无收益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战争的贷款、储蓄和投资现在变得一文不值。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储蓄被席卷一空。司空见惯的是，德国的储户经常收到银行经理这样礼貌的来信：“本银行表示深深的遗憾，我们不再管理你的六万八千马克的存款，因为管理费用已经超过了存款。因此，我们将归还你的存款。又因我们没有可以处理此笔业务的小面额纸币，我们已经将存款数额增加到一百万马克。”更令人感到伤害的是，信封上贴的是一张已被停销的面值五百万马克的邮票。

大多数德国的中产阶级在1923年的经济崩溃中破产了，他们再也没有恢复对政府的信心，同时，少数聪明的金融投机者利用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变得惊人的富裕，他们将这些资金投资在不动产上，如地产和企业，而用贬值了的货币归还欠债。胡戈·施廷内斯在1923年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富裕的人了，他就是采取这种方式随意地购买了包括银行、饭店、报纸、造纸厂等大量企业。

胡戈·施廷内斯曾经当过职员和煤矿工人，因此他小气吝啬。但是，许多像他那样的人却花费无度，不断地制造出道德堕落和玩世不恭的氛围，20世纪20年代的音乐、美术和大众娱乐中生动地记录了这种氛围。一些人变得富裕起来，而整个国家却在不断地腐朽。失业在增长，农场主们在储藏他们的产品，生产在下滑，几百万节俭的储户失去了他们所有的储蓄。

由于威廉·库诺没有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法，这样，社会民主党不再支持他而要求更为有力的领导阶层。1923年8月12日，埃伯特任命德国人民党的领导人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为新政府的总理。这个新总理注定要成为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面对着诸多令人惊恐的重大难题：鲁尔区被法国人占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图林根和萨克森两个州获得了权力；共产党的暴动折磨着汉堡；巴伐利亚落到右翼反革命分子的手中，这些家伙威胁要从德国脱离出去；德国的东部边境受到波兰人威胁；四百六十万马克才抵上一美元。就是在这种不稳定的气氛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无名下士，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右翼政党的领导人，决定推翻魏玛共和国。这个人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第三章

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

希特勒的祖先

1938年7月，在阿道夫·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两个月之后，奥地利国土登记局收到一个命令，对多勒谢姆和附近地区进行土地勘察，决定这一地带是否适合军事演习。1939年，多勒谢姆地区的公民被强行撤走，村庄和浓密的森林被迫击炮轰得面目全非，被德军的坦克彻底翻了一遍。多勒谢姆的村庄是奥地利最贫困的瓦尔德威尔特尔地区的一部分，位于多瑙河和波西米亚边境之间。它也是希特勒祖先的诞生地。那么，为什么这位祖籍是奥地利的成功的征服者会鼓励抹去他的祖先，使他父亲的出生地和祖母的坟墓面目全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使我们对希特勒的祖先，以及希特勒对他的祖先的隐瞒产生了好奇之心，也是我们了解希特勒性格的首要线索。

1837年，未婚但已怀孕的四十一岁的女佣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勃（1796—1847）回到了她的家乡斯特罗尼村。她的家庭把她看作道德上受鄙视的人，什么事都不愿和她一起做。一个名叫特鲁梅尔施拉格的佃农最终对她产生了怜悯之心，供给她食物和住宿。1837年6月7日，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勃生了一个男孩。由于斯特罗尼村实在太小，不是一个教区，因此孩子就在附近的多勒谢姆受洗，名字叫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勃，是个私生子。出生证上父亲的一栏是空白。在这一地区，近亲生育的事是经常的，而且声名狼藉。唯一不同的是：这个私生子是不同寻常的，他是德意志帝国未来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

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勃的真正父亲可能是以下三个人中的一个：格拉茨富裕的犹太人弗兰肯贝格；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在生了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勃五年之后，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勃嫁给了他；约翰·内波穆克·希德勒，他是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的兄弟，也是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勃实际的养父。

弗兰肯贝格是第一个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候选父亲。希特勒的前帝国部长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战争法庭听候审判时，对希特勒的祖先作了耸人听闻的揭露。在富有戏剧性的自传《绞刑架下》中，汉斯·弗兰克揭露道：1930年，气急败坏的希特勒召见他去调查一些传言，这些传言说他是犹太人的后裔，这是一个富有潜力的、毁灭性的发现，因为它将危及希特勒整个意识形态的地位。弗兰克立刻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估计他发现了希特勒的父亲是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勃的私生子，她怀孕时正在格拉茨一个名叫弗兰肯贝格的犹太人家做厨师。弗兰克甚至申明：“自从这个孩子出生之日到他十四岁，老弗兰肯贝格代表他十九岁的儿子付给这位母亲赡养费。”弗兰克告诉我们，弗兰肯贝格一家继续同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勃保持了多年的通信联系。信中谈论的主要事情都是心照不宣的，即孩子已经受到了照顾，弗兰肯贝格一家的责任是提供赡养费。

面对这个无法证实的记录，据说希特勒指责这个故事是无耻的谎言，他坚持认为他的祖母曾经私下向他保证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只是因为贫穷，她才接受这位犹太人的金钱。假如希特勒真的对弗兰克这样说的话，那么，他明显是在说谎。因为他的祖母在他出生的四十二年前就去世了。弗兰克的记录可能是道听途说，但是，假如弗兰克确实将这一信息告诉了希特勒的话，那么，这位德国的独裁者一定是大惊失色的。我们知道，这个暗示他具有犹太人血统的报告使希特勒非常沮丧。他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儿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发表过惊人之语：他的叔叔有一个犹太祖父。因为希特勒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原动力，他的祖父可能是一个犹太人的发现，就会对纳粹运动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尽管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希特勒具有四分之一犹太人的血统，但是，以上证据却间接地暗示着希特勒怀疑他可能被犹太人的血液污染了。对于一个着迷于对犹太人偏执恐惧的人来说，这一信息是可怕的。

在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勃的家庭活动范围内，还有两个极有可能的父亲候选人，即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和约翰·内波穆克·希德勒两兄弟。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勃在儿子出生后嫁给了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他是一个失业的熟练磨坊工人，似乎一生也没有做过什么固定的工作。根据一个资料，约翰·格奥尔格和他的妻子十分贫穷，甚至连一张床都没有，不得不睡在喂牛的饲料槽中。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勃将她的儿子移交给约翰·内波穆克·希德勒。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勃丈夫的兄弟将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勃接到在斯皮泰尔的农庄，把阿洛伊斯作为自己的儿子来抚养。阿洛伊斯再也没有看到他的母亲和继父。

阿洛伊斯十三岁的时候离开了他的养父在维也纳做制鞋匠的学徒。后来他设法进了帝国税务局。由于工作勤奋和专心，他获得了向他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程度的人开放的最高职位。他的继父约翰·内波穆克·希德勒对阿洛伊斯的成功感到非常骄傲，他督促阿洛伊斯将他的姓从席克尔格鲁勃改为希德勒。阿洛伊斯可能也感到了这一需要，即采用一个可敬的（“合法的”）名字去适合他生活的新地位，以抹去自己的私生子身份。这样，在1876年6月6日，约翰·内波穆克·希德勒和其他三个亲戚前往小镇魏特拉，在地方公证员面前宣誓，约翰·内波穆克的兄弟——他的名字被错拼为约翰·格奥尔格·“希特勒”——是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勃真正的父亲。第二天，这些人又前往多勒谢姆，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勃官方的出生记录还保留在那里，他们说服了一个年长的教区神甫改变了出生的记录。神甫将“私生”一栏变成了“婚生”，划去了席克尔格鲁勃，添上了希特勒，并且在边上加上了一段说明：“在下签名者确证，在此注册为父的格奥尔格·希特勒是在下签名的见证人所熟知的，他承认是孩子阿洛伊斯的父亲，他的母亲是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勃，并且要求他的名字以现在的受洗注册进行登记。”

经过几乎半个世纪的研究，希特勒的传记作者依然不能确定阿洛伊斯的真正父亲，尽管历史学家维尔纳·马泽尔指出约翰·内波穆克是最有可能的父亲。事实是，我们确实不知道谁是真正的父亲，也不知道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勃生活中的男人。真相也许永远不会出现。

阿道夫·希特勒小心翼翼地掩饰他的出身，部分是因为他害怕他的祖父沾染上了犹太人的血液，部分是因为他的祖先是一些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近亲结婚并生育出不合法的儿女。含糊的祖先的历史实际上是未来元首的财产，因为它能够使这位元首编织富有传奇的身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只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是一个帝国海关局的官员——一个贫穷的农场雇工的儿子，他的母亲被他理性化为一个具有爱心和献身精神的家庭主妇。事实上，阿道夫·希特勒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在德奥边境茵河畔的伯劳瑙。他是父亲第三次婚姻的第四个孩子。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三个妻子克拉拉·波尔兹尔是约翰·内波穆克·希德勒的孙女，是来自斯皮塔尔的女佣。假如约翰·内波穆克·希德勒是希特勒真正的父亲，这就意味着阿道夫·希特勒父系的祖父和母系的外祖父是同一个人——约翰·内波穆克·希德勒。正如维尔纳·马泽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也意味着克拉拉是阿洛伊斯·希特勒的外甥女，是他同父异母哥哥的女儿。这种纠缠不清的近亲婚姻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位渴望将自己描绘为救世主的领袖不愿意过多地显露自己实际的身世。同样，希特勒很少显露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小阿洛伊斯、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和他同父同母的妹妹保拉。

阿道夫·希特勒的父母：阿洛伊斯·希特勒和克拉拉·波尔兹尔

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小阿洛伊斯娶了一个爱尔兰女人布里奇特·道林，她后来编织了一个阿道夫·希特勒于1912至1913年访问英国的故事。她的儿子帕特里克在20世纪30年代前往德国，企图从他有名的叔叔那里获得金钱和帮助，但是，他只得到了几个马克和安心工作的严厉忠告。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嫁给了莱昂·劳巴尔，与其他亲戚相比较，她与希特勒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希特勒深深地爱恋着她的女儿格莉，她的自杀几乎把希特勒的一生给毁了。安吉拉的儿子在希特勒的视线里时隐时现。希特勒喜欢小莱昂，他是工兵部队的二等中尉，在斯大林格勒被俘。希特勒曾经企图用斯大林被俘的儿子雅格布与小莱昂交换，但没有成功。希特勒的妹妹保拉是这一家庭唯一的幸存者，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希特勒非常依赖这个妹妹，并满足她的需要。从1936年开始，她就使用保拉·沃尔夫的名字管理着他的家务。

童年时代的人格定型

阿道夫·希特勒的童年从表面上看是正常的，这个孩子受到双亲的喜爱和娇纵，特别是仅仅在两年内哥哥古斯塔夫和奥托以及姐姐伊达相继夭折之后。此外，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骄傲的、不依靠他人的人，他在帝国海关局得到擢升，并使自己的家过着富裕的日子。那些了解阿洛伊斯·希特勒的人把他描绘为忠诚的、谨小慎微的官僚，他对自己的地位十分自豪，对自己的判断能力充满信心，对自己的事务特别精通。熟悉他的同事都认为他脾气不好，缺乏幽默感，对部下行为专断。假如他们没有以正式的头衔称呼他“长官希特勒先生”，就会受到严厉的责骂。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要求别人尊重、同时也尊重别人要求的人，这是一种类型的独裁主义者，他期望他所统治的家庭对他产生敬畏之情——假如不是爱的话。尽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被父亲揍过，而且根据今天的标准来看可能受到了虐待，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阿洛伊斯·希特勒比同时代或者他所属的社会阶层的任何父亲更具有“虐待性”。独裁主义的家庭是温暖和具有保护性的，在当时这是正常的，除非孩子们要维护自己的意志和精神。希特勒的事例无疑能说明这一点。他和他的父亲一样脾气火爆，他开始抵制父亲为他作出的人生选择，不过，直到希特勒十二或十三岁的时候，这种冲突才开始产生。完全有理由假定，直到那时，希特勒和父亲之间几乎没有产生严重的家庭冲突。即使我们接受希特勒自己的说法——父亲强烈地反对自己的艺术目标，但是我们应该记得：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哥哥小阿洛伊斯是个什么都做不好的人，他使父亲特别失望，在十四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家。后来，他坐了两次牢，先是离开德国前往法国，最后去了爱尔兰，在那里娶了布里奇特·道林。小阿洛伊斯又从爱尔兰前往利物浦，在那里生了帕特里克。20世纪20年代，他回到了德国，在柏林开了一家名为“阿洛伊斯”的餐馆，后因重婚罪被逮捕，最终又回到了英格兰，这让阿道夫如释重负。阿洛伊斯·希特勒可能会认为在培养小阿洛伊斯上失败了，就不断地对阿道夫喋喋不休，因而使小儿子和自己疏远起来，这和在大儿子那里发生的情景如出一辙。

幼时的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和父亲的冲突从来没有发展到决裂的地步，因为阿洛伊斯在1903年1月死于心脏病。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希特勒对父亲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但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将这种有缺陷的父子关系作为教科书中俄狄浦斯冲突的事例，是值得怀疑的。阿洛伊斯·希特勒肯定在他的儿子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像父亲一样，这位儿子显示了倔强的意志力和可怕的脾气，这种脾气很容易被激起，但是却不容易被压制下去。

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波尔兹尔是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她十六岁时来到伯劳瑙，当时阿洛伊斯·希特勒和第一任妻子安娜·格拉斯尔还保持着婚姻关系。那时，阿洛伊斯·希特勒就已经和克拉拉及弗朗齐斯卡（芬妮）·马策尔贝尔格有染，后者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当阿洛伊斯·希特勒和第一任妻子离异后，他就和芬妮生活在一起，并且将克拉拉送到维也纳，以便不会对芬妮造成威胁。1883年，他与芬妮结婚，并和她生育了两个孩子——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然而，芬妮染上了肺结核，卧床好几个年头。同时，克拉拉·波尔兹尔返回了伯劳瑙，无私地照顾着芬妮，但却不小心让阿洛伊斯·希特勒使她怀了孕。芬妮一去世，阿洛伊斯·希特勒就娶了克拉拉·波尔兹尔。在1885年1月一个灰暗潮湿的早晨，四十一岁的阿洛伊斯·希特勒和他怀孕的新娘走在伯劳瑙内波穆希教区教堂的走廊上。克拉拉是一个负责任的、克己的年轻女人，她的一生吃了许多苦。她最初的三个孩子——古斯塔夫、伊达和奥托——都夭折了。古斯塔夫和伊达不幸染上了白喉。显然，克拉拉对她的第四个孩子阿道夫是百般呵护的。

因为阿道夫看上去是个有病的孩子，因此克拉拉对他小心翼翼，唯恐他活不到成年。这样，阿道夫自然受到了母亲过度的保护、纵容和庇护。阿道夫后来的一些心理倾向——对自我欣赏着迷一般的需要、过度的需求，甚至对口头满足的需要——都来自不健全的母子关系。

人们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作了许多尝试来重构希特勒的儿童生活。对历史的理解来说，尽管这些富有启发的帮助在认识希特勒的儿童生活上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它们大多是推测性的，因为它们没有建立在医学证据上，以至于来自无法证实的材料的诸多结论尽管看上去完美无缺，但只是推论性的，缺乏科学的说服力。同时，对希特勒的心理学研究是必要的，因为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希特勒的恐惧、变态和非理性，是不能从对纳粹时代的历史记录中抹去的，因为它们后来成为了公共政策。换句话说，希特勒和他的党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投射出他的变态心理——把他们的性格强加在德国的公共生活当中。为了这样行事，他们扭曲了正常的人类行为。如果缺乏心理病理学方面的理解，希特勒运动的许多地方是难以解释的。

关于希特勒的童年生活，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没有一个后来显示出他这种性格特征的人会享有幸福的童年。我们知道，过分拥挤、不断迁居和几个孩子的死亡，会使希特勒的家庭生活缺乏诗意。除了阿道夫、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还有埃德蒙德（只活了六年）和保拉，这五个孩子和父母一起生活在比较拥挤的环境中。年幼的阿道夫是否看到了父亲和母亲做爱，他是否把它解释为侵犯或者强奸——正如一些传记作家所相信的那样——在特定的环境中这些是不得而知的，但又是可以设想的。

因此，我们可以猜测，家庭的氛围并不像希特勒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具有诗情画意。这个家庭也经常迁居。在1892年，希特勒一家从伯劳瑙内波穆希迁居到帕骚，然后又迁居到特劳恩湖边兰巴赫附近的哈弗尔德，在那里，阿洛伊斯·希特勒买了一间房子和九英亩地（1895）。在兰巴赫附近的菲施拉姆，阿道夫进入了小学一年级，没有显示出后来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1896年，阿洛伊斯·希特勒在四十年的工作后退休。同年，阿道夫进入了兰巴赫本笃会教派学校的二年级。他获得了较好的成绩，并喜欢上学。他还是合唱团的成员，喜欢天主教的教士生活，特别是对哈根院长更是情有独钟。“这位神甫的盾形徽章和他的戒指都刻有万字徽，在讲道坛前也刻有这种符号”。

阿道夫的父亲现在拥有了大量的休闲时光，他养蜜蜂，光顾小酒店，和他的孩子们闲聊。尽管父亲和儿子现在亲密了许多，但他们还是经常争吵，家庭的氛围变得越来越恶化。在1896年，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哥哥小阿洛伊斯不能再忍受父亲恶劣的脾气离家出走。因此，阿道夫现在成为父亲善意的、但经常也是无正当理由的道德判断的接受者。

1897年，家庭再度迁移，这一次是迁往兰巴赫，阿洛伊斯·希特勒在那里买了一幢新房子。一年后，他们最后一次迁居，在多瑙河边上林茨附近的莱昂丁买了一幢房子。父亲为阿道夫选择了工程技术，送他到林茨的国立初中，但是阿道夫对学校的兴趣开始衰退，成绩也开始明显下降。后来他对此解释道：为了反对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公务员，他故意忽视自己的学习。当父亲1903年去世的时候，阿道夫在学校的表现越来越坏。他越来越懒散，在班级中不合群。他从父亲严格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不再有人反对他。在莱昂丁的家中，他是唯一和四个女人——母亲、姑妈、一个女寄宿者和妹妹保拉——生活在一起的男人。

1904年9月，希特勒转到离家大约十五英里的施泰尔的一所学校，母亲在那里为他租了一间屋子。由于缺乏父母的管束，他的成绩直线下滑。期中考试的成绩显示他在德语、法语、数学和速记方面下降的等级。如此糟糕的成绩让阿道夫决定大醉一场，并把成绩单当作卫生纸。期末考试的成绩依然没有任何提高，数学和德语的成绩继续下滑，希特勒就此永远离开了学校。在施泰尔的岁月里，希特勒一直是较为压抑和孤僻的，时常生病。除了他的历史教师利奥波德·珀奇，他讨厌其他所有的老师，因为“他们对年轻人没有任何同情心。他们的目标就是填满我们的大脑，使我们成为像他们一样博学的类人猿”。他的老师回击了这种抱怨。例如，1924年在对希特勒进行审判时，作证的爱德华·胡梅尔谈论到以前的这位学生：

我能够清晰地回忆起这个憔悴的、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他颇具天分，但是只显示在狭小的领域当中。他缺少自我约束，特别爱争吵，任性，傲慢，容易发怒。他对学校的生活难以适应。另外，他十分懒散。以他的天赋，他应该能够做得非常好。但是，他对艰苦工作的热情很快就消散了。他对建议或者批评有着难以掩饰的敌意。同时，他要求同学们对他表示臣服，把自己幻想为一个领袖。

父亲的死去除了唯一一只强硬的手，它能引导这位看上去病恹恹的、自我封闭的、忧郁的少年通向现实的目标。不幸的是，阿道夫现在采取了“否定性”的身份，背弃了父亲对他的希望。不是继续留在学校读书，他说服了没有主见的母亲让他离开了学校，借口是患了肺炎。正如阿道夫所承认的那样，肺炎突然成了他的救星，使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喜爱处理离校问题。

青春期的幻想

几乎将近两年时间（从1905年秋天到1907年），希特勒在林茨过着懒散和封闭的生活，他的母亲在1905年6月搬到了这个城市。在两年当中，他幻想成为伟大的画家和建筑家。朋友奥古斯特（古斯特尔）·库比泽克的父亲是一位装潢商，古斯特尔热切地倾听着希特勒的幻想。希特勒和他一道去听歌剧，参观美术馆。希特勒还贪婪地、不加区分地阅读书籍，正如古斯特尔后来所回忆的那样：

我的朋友正是如此。他总是在阅读许多书和更多的书。我想象不出没有书希特勒该怎样过。在家里，他总是在四周把书堆得高高的，假如他对哪本书感兴趣，他就必须把它买到，书就是他的整个世界。

在他心理成形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年月里，年轻的希特勒在林茨或者维也纳阅读过哪类刊物或书籍呢？尽管他宣称自己读过许多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他只是浅尝辄止而已，以便显示自己的博学。没有理由怀疑库比泽克的证词：希特勒阅读了叔本华、尼采、席勒、莱辛或易卜生的著作，但是他的认知发展水平使他还不能理解他所阅读的东西。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自己承认：

通过阅读，我可能发现与一般的所谓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东西。我知道一些人在无休止地阅读，一本接着一本，一篇接着一篇，但是我不能说他们会阅读。他们缺乏对有价值的书和无价值的书加以区别的能力；他们不是将一本书永记于心，假如可能的话，再参阅其他。相反，他们将书籍统统作为没有必要的压舱物。进一步而言，阅读自身不是目的，而是通向一个目标的方法。首先，它必须为充实天才的才能和个人的能力服务；其次，阅读必须描绘出世界的图像。

事实上，希特勒心胸狭隘，读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确定现存的偏见或信仰。因为他的思想缺乏正规的训练，因此习惯性地缺乏约瑟·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所说的思维能力——它能没有偏见地检验思想，同时将它们提交给更高层次的理性和法则。像那些被希特勒吸引的缺乏批判能力的大众的思想一样，希特勒的思想只不过是“对词语的爱好而已”，对行动具有高度的煽动性。

希特勒在林茨的两年晃荡中已经显示出他某种未来的特性，如强烈的但缺乏条理的热情，对幻想的爱好，缺乏与人建立友好关系的能力。他在林茨唯一的朋友古斯特尔·库比泽克告诉我们，当他们两人在荒原上散步的时候，希特勒喜欢对他滔滔不绝，用强烈的动作和生动的手势为他的演讲断句。有一天晚上，在听完瓦格纳的《黎恩济》之后，希特勒和他的朋友登上了一个陡峭的山坡。在那里，他异常激动，以奇怪而尖利的似乎不属于他自己的声音说话。按照库比泽克的看法，希特勒似乎被他自己的邪念所占据，处于彻底狂喜的状态。他将黎恩济这个人物用幻想的力量转化成他自己的野心。这是第一次库比泽克发现希特勒这一方面正在发展的人格。阿道夫相信他必然被选出来在世界历史中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不过，这一看法对他年轻的朋友来说是奇怪的。

希特勒对浮夸的热爱也反映在他的艺术努力中。专家们都同意希特勒是个真正的天才，但是他缺乏耐心的脾气阻碍了他全面地发展他的技巧，因此使他不能成为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他绘制了大量的风景画，但是他的心灵和激情关注于设计纪念大楼和规划整个城市。库比泽克不愿意经常陪伴他。他告诉我们，希特勒总是在林茨的大街上漫游，向他的朋友指出哪个建筑必须改造，又必须如何改造。他告诉他的朋友，市政厅必须迁移，在它的位置上，他设想了一座庄严的现代建筑。至于教堂，它必须彻底翻修。铁轨必须安置在地下，因为它们破坏了城市。当然，将铁轨安置在地下意味着将火车站放在城市的边缘。另外，他设想一条铁路通往利希滕贝格山，在山上建造一个豪华的旅馆和一座九百英尺高的铁塔，人们可以从那里俯视一座横跨多瑙河的很高的大桥。

显然，这种对幻想的着迷是他后来的突出性格，在那时已经定型。当然大多数处于青春期的人都会做白日梦，但是到了成年，大多数人就不再固执地投射出反现实的宏伟幻想。购买彩票的著名插曲，又一次证明了希特勒偏爱幻想胜于注重现实的倾向。阿道夫说服他的朋友古斯特尔投资国家彩票，他不仅使古斯特尔相信他们会中彩，而且还计划如何用掉这笔奖金。他们将租用一座大房子的整个二楼，在那里可以俯视多瑙河。有了这笔钱他们还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在那里作曲、研究和阅读，最重要的是学习。正如我的朋友所说，德国的艺术天地是那样的广阔，我们对它的学习是没有终结的。我们应该请一位富有文化修养的女士来管理家务，但是，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士必须是庄重的，而且年龄较大，这样就不会对我们产生让我们无法接受的企图。

在希特勒给古斯特尔的描述中所暗示的庄重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士，代表着对上层阶级举止良好的女士的期望。她们后来进入了这位年轻的慕尼黑群众煽动家的视野。在他的青春期，我们只听说一个名叫斯特凡妮的年轻女士，她对希特勒产生了浪漫的吸引力。然而，斯特凡妮更是一个浪漫的抽象物，她是希特勒不可企及的北欧美人的理想。库比泽克告诉我们，希特勒经常在林茨的街道上跟在她的后面，但是，他非常胆怯，不敢公开接近她。他告诉库比泽克，无需言语交流，实际上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将非常清楚。可是，这个年轻女人并不知道如影随形的希特勒的存在。希特勒竟然创作了一个有对白、有观众的自杀剧本。

像古斯特尔和所有崇高的计划一样，斯特凡妮是希特勒通往浪漫目标的一个工具。正如维尔纳·马泽尔所说的那样：“对他来说，对他人真正的兴趣是十分遥远的，这个人能够煽动大众的情绪，并使自己认同他们的渴望，但他从来不想费神了解他的朋友在想些什么，感受如何。”在希特勒的青春期，他已经显示出自己将成为莎士比亚创造的“独立的”人。像理查三世一样，他声称：“我是孤独的。”按照约阿希姆·费斯特的观点，希特勒实际上“从自我中创造了一切，同时，自己就是一切”。他是自己的教师、一个政党的组织者、政党意识形态的制造者、阴谋家、蛊惑人心的救世主、领袖、政客、十年来世界的轴心。

因为希特勒企图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给世界留下印记，他认为维也纳比林茨更适合作为艺术学习的地方。1907年1月，母亲乳腺癌手术也没有使他偏离对成为艺术大师的一心一意的追求。1907年夏天，母亲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七百克朗给他，这使他可以在维也纳做一年的艺术学生。

像阿道夫一样，假如一个年轻人将自己所有的希望维系在成为艺术大师之上，那么，他将被失败所击溃。当希特勒没有通过美术学院的考试时，他跌入了人生的谷底，他曾经坚定不移地培育着对艺术辉煌成就的梦想，如今这一梦想在眼前烟消云散了。关于他的失败，希特勒征询了美术学院院长的意见。院长可能告诉了希特勒，他缺乏绘画的才能，他真正的天赋是建筑。希特勒样画的分数都在录取标准之下，因为它们缺乏一种他从未具有的特质——对人体的鉴赏力。他的画在技巧上是完成了，但是没有人类的感情。人体是没有思想或装饰性的条纹。在他的许多画中，他们都直挺挺地、不自然地像傀儡戏中的牵线木偶那样站立着。然而，尽管希特勒失败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在美术学院学习的计划。他发誓要在1908年秋季通过考试，他希望到重新考试的时候自己的技巧和自选画集的水平都有所提高。

同时，他的母亲因无可救药的癌症而去世。她的犹太医生爱德华·布洛赫推荐的碘仿疗法花费巨大，但是十分痛苦且毫无疗效。1907年1月只好采取极端的乳房切除手术，但这也没有控制住克拉拉的癌症。到当年10月，她的状态急剧恶化。布洛赫医生指定的治疗是将碘仿纱布放在化脓的伤口上，这造成了酷刑般的痛苦。根据一位专家的话来说：“被吸收到身体系统中的碘仿会加速心脏的跳动，损害神经系统，导致焦躁不安、头疼、失眠、发烧及更严重的病征——带有幻觉的精神错乱。”布洛赫医生的治疗散发出的恶臭弥漫在小屋里，在那里，暂时离开维也纳的希特勒细心地照顾着垂死的母亲。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在黑暗而阴郁的1907年12月21日早晨，克拉拉在圣诞树闪烁的灯光下死去。布洛赫回忆道：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看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欲绝的人。”

母亲的去世和没有考入艺术学院使希特勒的人格受到巨大伤害，影响着一系列他对生活的态度。双亲现在都离开了尘世，他感受到了彻底的孤独、无助，完全暴露在自己无法控制的、无常的命运之力下。为了自我保护，他退缩到自我的保护壳当中，以便在残酷的世界中生存。总之，他形成了一种否定的生存技巧——操纵、无情、剥削——而不是积极的适应方法。给母亲送葬后，他回到了维也纳，现在他从遗产中获得了充足的钱继续学习。维尔纳·马泽尔一直仔细研究着希特勒在这一时期的境遇，他认为希特勒从父亲遗产中获得的数目，以及他的孤儿抚恤金相当可观，相当于一个律师的薪水。直到这个年轻人耗费了他的大多数遗产之后，艰难的命运才开始经常光顾希特勒。他返回维也纳之后，和朋友库比泽克住在同一套公寓里，后者正在音乐学校学习。库比泽克告诉我们：他的朋友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继续像一个无忧无虑的艺术家一样追求着自己的命运，只用一半的心思准备第二次考试。1908年秋季他参加了考试，不过再次失败。当库比泽克从军队短暂的轮班中归来的时候，他发现希特勒没有留下今后的住址便消失了。

无家可归的局外人，1908—1913

1908年至1913年间，希特勒的未来走向还是模糊的。遗产用尽之后，希特勒被迫生活在男人旅店和廉价的公寓中，作为维也纳社会一个可有可无的成员，他维持着在社会边缘的生存。回顾这个时期，希特勒后来写道：“那时我形成了世界观和生活观，它们成为我行动坚硬的基石。对我所学的我无需增加什么，也无需改变什么。维也纳曾是并且依然是我最艰苦、最彻底的生活学校。”

当希特勒离开与他的朋友库比泽克共同居住的公寓之后，他的经济和心理状况不断恶化，他越来越滑入被社会拒绝的底层。他收入的唯一来源是和妹妹共享的孤儿抚恤金，但是它们总共才有二十五克朗，几乎不能购买充足的食物，他被迫成为一个寄宿者，租用私人家的床位。最后，他只能在肮脏的大众居民区中寻求藏身之所。在夏天，他有时在露天睡觉，要么是在公园的长凳上，要么是在长廊下，但是，当天气转凉时，他就不得不在梅德林区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的旅店寻求藏身之所。在1909年，这种收容所共接纳了二十五万无家可归的人，它由私人的慈善组织管理，这些组织的主要捐款来自富裕的犹太家庭。

从1910年开始，直到1913年5月他前往慕尼黑，希特勒一直生活在梅尔德曼街27号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的小旅店里，一间私人小卧室的租金是每星期三个克朗。旅店的规则限定寄宿者到晚上九点才能拥有床铺，而早晨九点就必须离开。不过，旅店也提供了一些方便的设施，如读书室、吸烟室和小卖部。并非所有的寄宿者都是游民；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寄宿者来自有名望的家庭，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可怕的境地之中，等待着命运的变化。

年轻的希特勒开始同绝望、艰苦的人相处在一起，他们视生活为丛林，在其中，只有最无情的人才有机会生存。1909年底，希特勒与一个来自德国的名叫赖因霍尔德·哈尼施的流浪汉合作。这是个啰嗦的、不诚实的人渣，他认为希特勒可以被他利用来赚钱。借助希特勒的弱点——虚荣和自以为是，哈尼施愿意做希特勒绘画作品的销售经纪人，销售他的代表作品。由于执著于成为艺术大师的梦想——这使他没有因为被艺术学院拒绝而颓丧——希特勒绘制了大量的小型画，其中大多数是明信片和旧印刷品的临摹品。这种安排十分适合希特勒的波西米亚气质。由于他过于懒散，以至于没有从生活中取材进行绘画，而是随心所欲地飞快地制造些产品。哈尼施沿街叫卖，把希特勒的许多绘画卖给好心的维也纳市民和艺术品商人。

哈尼施企图激励懒散的艺术家，希望他每天能稳定地制造出产品。这就要求自律和勤奋工作，不过一切都是徒劳的。1910年夏天，他们的合作关系突然走向终点。8月，希特勒给布里基特瑙的警察局写了一份控告信，告发哈尼施骗取了他的两幅画，结果是，哈尼施遭到逮捕并被监禁了八天。哈尼施后来为了报复，在报纸上散布大量诽谤性的有关希特勒私生活的虚假故事。在1938年兼并奥地利之后，希特勒追捕和枪毙了哈尼施，抹去了另一个使他苦恼的维也纳生活的见证人。

希特勒在艰苦的维也纳生活中建立了“坚硬的基石”，它建立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思想态度上，即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这三个应该受到关注的信念，是希特勒内心冲突的心理表现。尽管他希望我们相信它们是勤奋的阅读习惯或对现实事物客观研究的结果，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希特勒的信念要么是个性弱点的理性化，要么是非现实的幻想的有力投射。事实上，希特勒使他深埋的仇恨合理化。他申明他对犹太人或共产党的仇恨是有理智上的理由的，从而蓄意掩盖了他的偏见的真实起源。

回顾这一时期，希特勒认为：“维也纳对许多人来说代表着无忧无虑的快乐，是享乐的天堂，但对我来说，它只留给我对一生最悲哀的时光的生动记忆。”沦为赤贫、被剥夺自尊、对“享乐的天堂”的嫉妒，希特勒发现自己生活在社会的渣滓当中。但是他认为，也因为这唯一合适的理由可以说明世界的本来面目。在《我的奋斗》中，他用来描绘维也纳的语言充满了不和谐的、肮脏的或性病的意象。他后来写道，假如告别了大街灯光闪烁的外表进入真正的维也纳，我们将遇到穷人破烂的小棚屋，一个充满了污秽、犯罪、卖淫、酗酒和性泛滥的世界。希特勒以不恰当的但又具有启发性的口气宣称：“那些从没有被生活的毒蛇咬过的人不会知道它的毒牙有多么可怕。”

这些狂野的表达是一个绝望的年轻人的发现。他悲惨的生活告诉他，生活是生存永恒的斗争，只有最强壮的人——最凶暴、最冷漠的——才有机会获取胜利。因此，对爱、感情、和平、合作的浪漫主义观点是感伤的美妙之言，是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假如世界已冷漠和残酷地对待他，为什么他要以爱和友好的态度对待它呢？对于希特勒来说，“他要生存就应该战斗，如果在这个充满永恒战斗的世界放弃战斗，他就不应该生存”。他坚信，每个天生温柔或渴望爱的人，都会以某种方式散发出软弱和堕落气息，而强壮的人将凌驾于其上。可能正因为这个理由，希特勒厌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他认为这些运动是生物学上软弱的理性化表现，是用高贵的思想掩盖怯弱的动机。

失败的心理空间要么指向自我，要么指向外在的力量。前者可能涉及到批判性的自我检验或者自责，后者则将责任归咎于一个更大的、经常是无形的、超越个人控制的力量。这些都是对抗性的机制，每一种都涉及到不同程度的对社会的适应和不适应。希特勒的失败涉及到现实的矛盾或牺牲者的感情，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有趣的是，他对假想的压迫者的反应是一种赞赏。他是社会的失败者，这一地位应该使他贴近左翼运动的方向，但是，他欣赏将统治的精英置于优势地位的力量和权力。他可能憎恶他们的地位和身份，但是他欣赏他们所占有的权力和威望。他后来告诉奥托·施特拉塞尔：甚至资本家们“也是通过自己的能力才获得登峰造极的成就，在这一选择的——它再次证明他们是优秀种族——基础上，他们有权居于领导地位”。

希特勒的许多行为在于他对待这种权威的态度，威廉·赖希将此描述为一种矛盾心理的态度，它在敬畏的服从和憎恶的反抗之间交替更迭。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地位较低的中产阶级的反映。这一阶级处于顶端的封建精英和底部的不断增长的劳动大众之间，这种不稳定的社会地位使它很难形成明确的社会信念。然而，德国和奥地利的中产阶级知道自己依附于旧式的统治阶级，发现自己很难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奥地利和德国，中产阶级模仿着统治阶级的观点，同时惧怕无产阶级的趣味污染。同时，年轻的希特勒也认同权力的超凡魅力，同时认为工人是低等的种群，是阴暗而可恶的大众。库比泽克告诉我们，年轻的希特勒热衷于自称文雅，他穿着体面的套装和黑色的、质地讲究的大衣，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手持象牙手柄的拐棍，同时抨击着一个不可容忍的建议，即他应该接受满足生计的工作。

沦入灰暗沮丧的无产阶级生活，对一般的中产阶级意味着最大的恐惧，对希特勒来说更是如此。1923年和1929年，当这种恐惧两度可能成为现实的时候，希特勒知道如何对此加以利用。因为从在维也纳生活的几年开始，恐惧已经成为他心理结构永久的组成部分。像希特勒一样，德国的中产阶级不可能被推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为集权主义者的意识深植在德国人民的集体心理当中。年轻的希特勒没有投向左派，相反，他更偏爱认同德国的保守主义制度。在英国，保守主义生活方式的对应人物是温斯顿·丘吉尔，他直觉地认识到希特勒身上的这种态度，甚至认为这种对德国保守主义权力的认同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忠诚的转化”。

事实上，希特勒集中体现了德国中产阶级的感情，以及对旧的封建价值观念的羡慕和怨恨。作为一个失去阶级归属的局外人、一个在社会中无立足之地的失败的艺术家，他更喜欢认同贵族制度的英雄和男人的美德，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粗俗趣味。希特勒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对是相当激烈的。在他的心目中，甚至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同义的。产生于工人大众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活生生的淫秽之物，是一个“极为讨厌的、戴着社会美德和兄弟之爱面具的妓女”。他憎恶它的世界主义和对阶级纽带而不是民族纽带的信奉。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们企图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提升最弱者，他确信他们是在违反自然的法则，因为这个法则一直是偏爱最强大的种族、国家和等级。

希特勒听够了奥地利国会喧闹的，甚至是混乱的辩论，他对民主程序产生了持续的反感。他开始相信，议会的民主就是无休止的争论和廉价的妥协。它自诩的大多数人统治的原则，使得果断的决策变得十分困难。他相信，所有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都是由不同寻常的天才所完成的，他们经常逆着大多数的观点而行事。他承认：因为大众对所有的天才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所以，天才产生于普选这一观点虽然荒诞无稽，但也不会遭到人们的严厉反对。

除了轻视各种形式的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偏爱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希特勒在维也纳时期还对犹太人产生了刻骨的仇恨。根据维尔纳·马泽尔的观点：“尽管我们对希特勒的医学的、智力的和社会背景的所有可资利用的材料进行了分析，从中获取了大量的信息，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满意地解释他的反犹太主义。”除了一个重要的疏忽，维尔纳·马泽尔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即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偏见或失常，而且是一种病变。

数百万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犹太人都有偏见，他们从小就对犹太人负面的人格特性形成了固定而陈腐的看法。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偏见在西方人的意识和西方的制度中根深蒂固，但是，它们并没有导致组织化的“流水线”集体屠杀技术。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超出了偏见的范畴。它是一种心理病变，属于人类历史中魔法和魔鬼信仰一类的东西。假如这样看待这一问题，那么，希特勒是如何将反犹太主义偏见融合到一个充满幻觉的思想体系当中的呢？

尽管我们缺少临床证据，但是从我们占有的大量资料来看——大多数来自希特勒的自述，它们明确地显示了一个心理病变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反犹太主义是希特勒政治生活的养料。一旦它被固定化，就会成为希特勒性格永久的特性，持续不断地变得越来越恶毒，直至他在帝国总理府地下室的最后一刻。尽管没有历史学家怀疑希特勒具有严重的幻觉，但是，人们还是不太清楚他是何时或者如何对犹太人产生病态的恐惧和恶毒的仇恨的。希特勒在林茨就开始产生轻微的反犹太主义偏见了，但是，正如他在《我的奋斗》中所承认的，他在林茨没有碰到过适合他后来妄想式偏见的犹太人。他母亲的医生爱德华·布洛赫是他个人接触的犹太人之一。在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的小旅店中，希特勒与约瑟夫·诺伊曼保持了紧密的接触，这个犹太同伴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这种和犹太人的接触似乎对塑造他不断发展的反犹太主义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似乎更多的是植根于意识形态的信念，而不是他的个人经历。在维也纳时期，他阅读了恶毒的反犹太主义的作品，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相联系的创伤，又加强了他通过阅读形成的反犹太主义意识。当希特勒生活在维也纳的费尔伯街的时候，他经常购买兰茨·冯·利本菲尔茨的反犹太主义期刊《奥斯塔拉》，它们在靠近香烟店的地方折价销售。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有一次，他甚至找到这位任性的编辑，想得到一些他没有买到的过期杂志。他还沉浸在各种各样的小报中，最著名的是《德意志人民报》，它登载一些令人厌恶的有关犹太人、性及各种偏见的文章，旨在挑逗容易上当的公众。希特勒也受到政治鼓动家的影响，其中包括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和泛日耳曼的民族主义者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

就在希特勒与反犹太主义的思想和人物接触的同时，他个人也意识到维也纳街上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一些统计数据在这里是有用的。1857年，维也纳只有6127名犹太人，略多于该城人口的2%；然而，到1910年，犹太人口已经上升到175318名，占该城人口的8.6%。犹太学生在中学、高级中学或大学的比例明显地提高。到1913年，在学校注册的学生其中有27.6%是犹太人。到1914年，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维也纳大学注册的学生中有27.6%是犹太人，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聚集在法律、医学和管理这样的专业领域。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生活在利奥波德区，这是维也纳的穷人区，希特勒在那里命中注定地首次遇到长得像外国人一样的犹太人。

这些犹太人的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强化了反犹太主义的偏见，但是，在失业和不满分子阶层当中，它尤其引发了惊恐的情绪。阿道夫·希特勒是不满的局外人的典范，他认为犹太人是他遭遇的所有问题的根源。他沉浸于适宜在每一个咖啡店里阅读的反犹太人的小报中。他敏感的心灵经常受到匮乏恐惧的侵扰，并且越来越集中于犹太人，把他们作为一切罪恶的起源。对于希特勒来说，一些个人的经历似乎变成了问题的全貌。他后来在《我的奋斗》中记录道：有一天，他在维也纳的人行道上遇到了一位外国人长相的犹太人，他对这位斜着眼睛的犹太人的概括十分生动：

有一天，我在城内的大道上散步，突然遇到了一位穿着土耳其长衫、留着黑色鬈发的家伙。他是一个犹太人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在林茨，他们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我悄悄地、好奇地看着这个人，但是，我越是审视这张陌生的脸，越是一个一个地注视这些怪物，我的心就越是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提出第一个问题：他们也是德国人吗？

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个回答是彻底的“不”。犹太人不可能是德国人，因为他们在种族和宗教上是不同的；他们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他们的个性是如此相异，因此，必须采取一切方法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驱除出去。希特勒将犹太人视为与其相异的存在物。这种看法又被以下的信仰增添了感情色彩，即他们散发着不同的气味，也许，他们的整个嗅觉系统是腐朽的和令人讨厌的——这是简单的种族优越性的共同反应：

这一种族道德和身体的纯洁本身就是一个证明。从外表上看就十分明显，它不是一个爱水的民族，并且，不幸的是，一个人闭上眼睛都能分辨出这个民族。后来，穿着土耳其长衫的人身上散发的气味经常使我作呕。除此之外，他们肮脏的衣服和丝毫没有英雄气质的相貌也是如此。也许，所有这一切都还不十分具有吸引力。除了身体的不洁，令人反感的是突然发现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人道德上的污点。

障眼物似乎一下子从希特勒的眼睛里落下：维也纳散发着污秽气味的犹太人只是冰山一角，它是一个更深的、折磨着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病痛可见的征兆。像水蛭一样，犹太人将自己移植到社会的躯体当中，吮吸着它的鲜血。因此，希特勒恶毒地认为，无论我们何时打开社会痛处，我们都会“发现一个小犹太人，他像一条蛆一样寄生在尸体当中”。希特勒相信，犹太人的影响在报刊、戏剧、美术和文学中尤为有害。犹太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也具有压制的作用。他们毫无羞耻地剥削，没有丝毫的回馈。由于他们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没有承担一点儿义务，所以，他们也不关心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除了他们的犹太特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对犹太人来说是神圣的原因。由于这个原因，希特勒甚至宣称已经发现了犹太特性和卖淫之间的关系，他警告道：“当我在夜晚穿过利奥波德区的大街小巷的时候，就逐步地认识到不为当时大多数德国人所知的事实。直到战争使东部前线的士兵们看到了同样的事实之后，他们才对此有所知晓。当我第一次看见管理此等令人震惊的贱业——这个大城市的垃圾——的犹太人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残酷、无耻和算计的时候，一阵寒战穿过我的脊梁骨。”

在希特勒眼里，犹太人是社会所有消极面的一般代表。每一件令人厌恶的和侵犯性的事物、每一个希特勒对自身和他人憎恶的品质，都不可避免地指向犹太人。当谈论犹太人的时候，希特勒习惯性地使用了肮脏的词汇，宣称所有被犹太人摸过的东西都散发着梅毒、污秽、腐烂、蛆、病菌、病毒、细菌的气息。在小巷里，在显赫人物经常光临的地方，我们总能发现一个目光邪恶的犹太人在破坏和颠覆雅利安人的纯洁性。在小巷里，他是一个黑头发的犹太男孩，脸上带着魔鬼般的微笑。他躲在那里等待着毫无戒心的女孩，用他的血玷污她，把她从自己的民族那里夺走。在高贵人物经常光临的地方，如报社、剧院、大公司和政府，犹太人借助有权有势的、恶毒的力量在阴谋玷污一个国家，这些力量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议会民主。

罗伯特·G.L.韦特发现，希特勒认为“犹太特性是一种内在的恶魔，是一种需要净化的毒药，是一个需要驱除的魔鬼”。这时，他可能确定了希特勒反犹太主义的真正性质。韦特的结论是：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是其心理病变的产物，是其个人发端于儿童时期、稳固于青春期时期和早期成年时期的失调的产物。这种失调在希特勒最终按照自己的人格特性加以塑造的社会中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和规范化。按照韦特的说法，希特勒的人格特性是典型的“边缘人格”。这种人格特征是：偏执狂，对自己不可思议的全知全能充满幻想，承受着无法解决的恋母情结的心理冲突，行为上既自私又自恋，具有鲜明的对不洁、粪便、污染的恐惧，倾向于涉及到淫秽的各种形式的性变态。另外，边缘人格是分裂的自我，且具有戏剧性的对立特性。因为这种人格的自我是浅薄的，因此，假如自由行动的话，这些对立的特性经常会使人产生双重人格的印象。边缘人格也倾向于依靠“投入”令人欣赏的品质（如雅利安人的坚强、意志、男性气质创造性）强化分裂的自我，同时“投射”令人厌恶的性格（堕落、温顺和女性气质）给那些替罪羊。最终，边缘人格以尖锐的二元对立的方式——神圣的善或者恶、英雄的力量或胆怯的虚弱——来看待世界。

年轻的希特勒无疑显现了这些特性中的一些，并且根据他后来人格发展的状况来判断，毫无疑问，他显示了边缘人格病征的其他许多方面。另一方面，这一失调经常伴随着其他人格失调的许多特点，如精神分裂、歇斯底里、自恋和反社会人格。因此，对希特勒的诊断将不只是一个。本书的论断是：希特勒可能承受着多重的人格失调，包括边缘人格，但是，假如在他心灵的混乱与不和谐中能够觉察到一个主导动机，它可能就是反社会的人格失调。当然，进行回溯性的心理评价是困难的，但是，任何掩盖希特勒许多书面的、公共的和私下的言论的历史学家，都在忽视重要的心理依据。这些言论谈论着腐烂尸体中的小犹太人，谈论着令人厌恶的、瘸腿的犹太杂种渴望强奸雅利安女孩。我们不可能确定希特勒的人格失调是在维也纳廉价旅馆的岁月中形成的，但是，似乎可以合理地肯定，他的反犹太主义和反社会倾向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

希特勒在慕尼黑，1913—1914

1913年5月，阿道夫·希特勒到达慕尼黑，他在施瓦宾区施莱斯海默尔街34号一个名叫约瑟夫·波普的裁缝家租了一间小阁楼。他已经二十四岁了，但依然没有找到生活的方向，继续过着他在维也纳适应的隐士般的生活。他身无分文，孑然一人，尽管在心理上他对德国城市的生活前景是乐观的。他后来写道，因为维也纳在种族上的不纯洁——它有诸如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立陶宛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少数民族，但首先是“人类永远的寄生真菌犹太人”——这个城市驱逐了他。他相信慕尼黑在这一方面具有无限的优越性，并且他希望巴伐利亚轻快的氛围能够激发他的艺术才能。

许多德国人认为，柏林是纪律严明的斯巴达，与之相比，人们普遍认为慕尼黑是一个远比普鲁士帝国首都甜美和无拘无束的城市。尽管慕尼黑是天主教维特尔斯巴赫君主国的首府，但是统治的风格却是家长式的和仁慈的。慕尼黑人对稀奇古怪的人特别宽容。在施瓦宾区，这个城市艺术家居住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怪人聚集在一起，在数不清的咖啡店和啤酒屋里传播着不合传统的思想。像维也纳一样，慕尼黑以它的香肠、啤酒、葡萄酒和丰富的糕点而著称。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城市处于美术、音乐和文学发展的前沿。理查德·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莱茵的黄金》是在慕尼黑首演的。理查德·施特劳斯出生在那里，并且发现了适宜于他的艺术天才的氛围。在慕尼黑，画家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最合理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像希特勒这样的无名小辈也会受到只有在巴黎才能得到的尊重。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生在慕尼黑美术界的革命是与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联系在一起的。康定斯基是被称为“青骑士”——以他的一幅绘画命名——的一位慕尼黑青年艺术家团体的领袖人物。这个团体的成员包括保罗·克莱（1879—1940）和弗朗茨·马尔克（1880—1916）这样的创新分子。他们通过探索色彩、线条和形状的情感和心理的属性，把现代艺术带入了全新的方向，结果产生了一种抽象的艺术类型。在其中，形式和色彩成为实体内容的抽象，从而上升到更高的精神现实。

慕尼黑的诗人们也用新的象征和文学表现样式进行实验。德国最伟大的诗人赖纳·玛利亚·里尔克（1875—1926）和斯特凡·格奥尔格（1868—1934）都生活在慕尼黑，并且在那里创作了他们最好的诗篇。整个文学的崇拜以斯特凡·格奥尔格为中心，他教导那些富有天才的追随者放弃资产阶级文明，培养一种如诗似画的优美质朴的生活。他还赞美直觉和感情相对于理性的优越性，并且渴望一位艺术超人的出现，他能够使正在腐烂的德国社会获得新的活力。阿尔弗雷德·舒勒是格奥尔格的信徒之一，在富人的画室里探索着神秘的艺术，他重新发现了万字徽，并且传授着晦涩的北欧种族优越性的理论。

伟大的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1875—1955）尽管出生在德国北部，但是却选择了慕尼黑作为他的家，并且在那里创作了他最好的作品；贝托尔德·布莱希特（1898—1956）的革命戏剧是在慕尼黑首演的，弗朗茨·魏德金德（1864—1918）轰动一时的戏剧，如《潘多拉的盒子》和《地神》也是在那里首演的。

出于某种历史的巧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位伟大的历史人物都生活在慕尼黑的施瓦宾区。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俄国著名的地下革命者列宁，就住在施莱斯海默尔街106号，同希特勒住在同一条街上。在阿格尼斯街54号，离列宁居住的地方只有四条街之隔的地方住着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这位年轻而默默无闻的作家，正在为他伟大的历史学著作《西方的没落》搜集材料。他们三个人在许多方面彼此极不相像，然而都具有强烈的预言感和对当下的蔑视。他们看到了西方传统在绝大多数方面的颓废和堕落。实际上，他们成了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掘墓人。

慕尼黑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和这个城市风趣的市民的快乐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慕尼黑的快乐只是表面的，它掩盖了在知识分子和与他们相类似的市民中间弥漫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主义尽管在政治的右派那里更为普遍，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其他组织中也是如此。爱国者托马斯·曼同工人阶级戏剧家魏德金德或者孤独的退休教师施宾格勒一样，关注腐败和堕落的恐怖形象。施瓦宾区咖啡屋知识分子的生活，不仅依靠咖啡或者啤酒，而且依靠社会批判。咖啡屋和啤酒屋回响着富有抱负的旨在社会重建的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拥有大量追随者的著名咖啡屋知识分子是埃里克·穆赫萨姆和库尔特·艾斯纳。埃里克·穆赫萨姆是一个瘦小、凌乱的家伙，留着挑衅性的红胡子。他经常发表辞藻华丽、使慕尼黑市民惊吓的演讲，其内容无非是将受压迫的大众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拯救出来。他的总部位于斯特凡妮咖啡屋，在那里他喜欢下棋和滔滔不绝地谈论现代世界中的生活不平等。然而，他尖刻的妙语和魅力钝化了他含混的意识形态的激进锋芒。他和彼得·克鲁泡特金王子一样，是一个对穷人真正富有同情心的绅士，希望发动一场不伤害任何人的革命。然而，穆赫萨姆好斗的政治风格是脱离实际和乌托邦的，它吓坏了慕尼黑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他们只希望看见他在附近的街灯柱上被吊死。

另一个著名的咖啡屋激进分子是库尔特·艾斯纳，他注定要在战后的混乱岁月中扮演领导的角色。他可能比穆赫萨姆更适合无知粗野的激进分子的口味，是一个循规蹈矩、受人尊敬的德国人厌恶的那种人物类型。他身材矮小清瘦，蓄着一脸的大胡子，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穿着一件长大衣，一顶扁帽子遮住大半个脸，走在街上让人感到如丧家之犬。尽管他外表滑稽，但他的知识和智慧是可敬的，只是不太实际罢了。艾斯纳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艾斯纳在柏林大学学习了哲学之后成为一位律师。1897年，他因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讽刺普鲁士国王而被判入狱。这引起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注意，李卜克内西说服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且让他担任了党的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但是，艾斯纳古怪的性格和不切实际的生活方式使他经常和同志们，特别是坚定的激进分子发生冲突。因为他修正主义的观点，他被辞去了工作。他舍弃了妻子和五个孩子前往巴伐利亚——先是纽伦堡然后是慕尼黑——在那里为社会主义的报纸《慕尼黑邮报》做戏剧评论员，他还涉足当地的政治。艾斯纳被人们戏称为“施瓦宾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事实上，他在包括许多工人分子的左翼文学圈子之外有一大批追随者，但是，他缺少鲜明的原则，正如后来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他在将大众的不满变为成功的政治事业方面缺乏才能。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失败可能在于他缺乏严肃性，他没有能力超出含糊的意识形态的抽象标准去判断人的性格。

阿道夫·希特勒像影子一样在战前慕尼黑的歌舞升平中穿来穿去，没有人爱，也无人依附。他对周围世界的态度，特别是对美术界一些前卫艺术的实验充满敌意和蔑视。因为他作为一个人还没有成熟，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没有任何进展，他的绘画依然和维也纳时期一样，是同样陈腐的水彩画，只是主题发生了变化，维也纳的风景被慕尼黑的景色所取代。另外，他在慕尼黑的财政状况依然和在维也纳一样糟糕透顶。卖画的收入无法糊口，只好再为房东干点零活。

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单调生活在1914年1月突然中断，他被指控逃避在奥地利的兵役而被刑警逮捕。1914年1月19日，他被押解到奥地利领事馆去解释自己的行为，并且向奥地利政府说明为什么他不能在1月20日到林茨报到服役。希特勒被这些事弄得十分局促，他肯定向警察投去哀怜的目光，狡猾地博得了他们的同情。他写了一封充满语法错误但是富有感染力的长信，他在信中恳求同情，并要求延迟报到服役的时间。奥地利领事同意他在两个星期后在临近的萨尔茨堡报到。1914年2月5日，希特勒来到了萨尔茨堡接受卫生部门的检查，由于身体状况太差，他被认为“不适合作战和后勤服务；过于虚弱，不能负荷武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战争在1914年8月1日爆发时，这位被奥地利政府在1914年2月宣布不能作战的人却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德国军队。像许多其他同一代的年轻人一样，当希特勒听到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简直是欣喜若狂。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他被激情所控制，跪倒在地，感谢上苍给予他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好运。出于难以置信的运气，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那天拍了一张照片，记录了在欧迪翁广场的群众集会，战争的宣言就是在那里宣读的。许多年以后，希特勒告诉霍夫曼那一天他就在人群中，用放大镜搜索显现出希特勒紧靠着陆军元帅厅俯瞰广场的一座石狮。放大的照片代表了他一生最富有启示性的一刻，显示了他正处于迷狂的状态。被令人激动的一刻所驱使，他半张着嘴，闪光的眼睛里显示着稍纵即逝的预兆：命运正促使他从事伟大的事业。正如理查德·汉泽尔所言：“这张照片永远凝固了这一瞬间，在这一时刻，希特勒的事业成为了可能。正如这张照片所记录的，正在宣布的战争将产生希特勒崛起不可或缺的社会动荡。”

战争拯救了希特勒，1914—1918

战争引发的激动驱使着希特勒。他在自己的小阁楼里处于发烧的状态，坐立不安。他给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允许他在德国军队服役。1914年8月4日，他收到了政府的通知：他被吸收为志愿者。两个星期后，他通过了基本的训练。仅仅十个星期后，他所在的部队——第十六巴伐利亚步兵团，即李斯特团——就被派到了西线。

作为一个传令兵，希特勒奔波在团部和第一线的作战分队之间，在前线的战壕中度过了战争的大多数时光。根据最可靠的资料，希特勒是一个勇敢和值得高度信赖的士兵，他从不抱怨，绝对服从命令。一同生活在战壕中的战友都尊敬和信任他，但是，他明显的热情态度也遭人憎恶。很明显，他十分感激找到了一个替代性的家，为了加倍地补偿他的感激之心，他的谄媚显得有点过分。当战友休息的时候，他经常为一些无缘无故的事情忙忙碌碌，不是擦枪，就是把刺刀磨得雪亮。一个和他一起服役的人后来回忆道：希特勒从来没有放松的时候，“假如他哪一刻不工作的话，好像我们就会失去战争”。他没有收到过一封信、一件包裹，但是他从不抱怨，淡泊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让他的战友懊恼的是，他从不参加大多数士兵习以为常的狂欢活动。尽管战争在士兵之间塑造了特殊的联系，但希特勒一直是一个孤独的局外人。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始终是一名下士。李斯特团的副官弗里茨·魏德曼后来在纽伦堡作证，上级没有同意提拔希特勒为军士，因为“我们没有在他身上发现领导才能”。另外，除了乐意取悦上司外，希特勒很难摆脱自己艺术家的习气和不合传统的习惯。按照魏德曼的说法，他的举止特别没有军人的样子。他穿着邋遢，行为懒散，经常沉默不语，令人恼怒，除非有什么刺激性的话让他激动，他才会喋喋不休，长篇大论起来。同时，最了解他的几个人——弗里茨·魏德曼、中士马克斯·阿曼，以及他的三位最亲密的战友汉斯·门德、恩斯特·施密特、伊格纳茨·韦斯滕基歇尔——都说他不仅是一个勇敢的士兵，而且也是一个忠诚的朋友。

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德国人和对于希特勒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中心，未来围绕着它旋转。四年残酷的战争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了年轻人的人格，他们体验了可怕而伤心的经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在战争的压迫下，许多德国的年轻人永远失去了他们的天真无邪、他们的理想主义。许多人只能在没有终止的大屠杀中寻找某种高贵的意义。当诗人恩斯特·荣格企图从难以言说的恐怖中发现崇高性的时候，他代表许多同类这样说道：

战争像酒一样流入了我们的身体。我们从花雨中出发，去寻求英雄之死。战争是我们伟大、权力、光荣的梦幻。它是男人的工作，是沙场上的决斗，沙场上的鲜花将染上鲜血。在这世界上不再有更可爱的死亡。

希特勒也进入了这条“精神的战壕”当中。对于荣格和对于希特勒一样，战壕似乎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前线是德国光荣的祭坛，为祖国牺牲是一种特权。在敌人的炮火下英勇地死去，远远高于作为一个市民过着漫长而无味的生活。尽管自我牺牲的激情很快在死亡、毁灭的笼罩下消退，但是，许多德国士兵继续相信战争的高贵性。他们最终的幻灭不是针对战争的，而是战争展开和表现的方式。

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拯救了希特勒，这场战争结束了他毫无目标的生活，使他能够发现自己的使命。他在李斯特团发现了替代性的家，发现了自从母亲死后再没有体验过的归属感。和战友在一起的时候，他真正感到自己生活在家中。甚至在成为一个著名的领袖、政治家、军事强人之后，希特勒都一直认为军队的生活高于市民的生活，尽管他散漫的艺术家的气质和他对军队纪律的欣赏是相冲突的。他认为军事指挥部、战壕、前线的防空壕最像自己的家。第一次世界大战证实了他的日耳曼精神及其观点——德国人必须接受军事艺术的美德。作为政治家，希特勒一直想要重新创造全民皆兵的心理氛围，抓住1914年8月那激动人心的一刻，那时，他作为一个年轻人，站在欧迪翁广场的人群中，当一个政府官员宣布德国宣战时，他听到了快乐的呼喊。使战士的友谊之情在和平时期永存，消灭阶级的差异，把战壕的精神融入日常的政治，这些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最深切的希望。

李斯特团遭受了巨大的伤亡，但是希特勒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他的战友开始推测是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着他。在他周围的一切都会逢凶化吉。然而，1916年10月5日，希特勒的左腿上股部被弹片击中，这样，他暂时住进了柏林附近的医院。自从1914年入伍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前线，他被在后方所听见的事情惊呆了。战争不再是受欢迎的东西了，民众的情绪变成了“愤怒、埋怨和诅咒”。希特勒认为，这种失败主义的态度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攻击，也是对德国军队的侮辱。他被重新安排到慕尼黑的后备部队——在那里，对战争的厌恶甚至更为强烈——这迫使他越来越相信战争正在后方而不是前线失败了。他尤其谴责了和平主义者、左翼颠覆分子、犹太人，以及可恶的破坏德国士气的宣传。战后，他接受了失败是因为后方破坏的说法，这种说法深深扎根在许多德国人心中。正如前面所说明的，这一神话坚持认为：德国的军队是不会在战争中失败的，它是被后方的叛徒在背上刺了一刀，这些叛徒就是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

当战争的潮水涌进德国的时候，希特勒变得越来越失望。军队给了他新家，证实了他的日耳曼精神。1914年12月和1918年8月，他因为勇敢分别获得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没有人知道他为何获得这些荣誉，尽管多数可信的资料是冲突的，具有逸闻性质，但是都显示这些荣誉是他应该得到的。

因此，战败的打击深深地影响了希特勒，也许和他的母亲去世一样具有悲剧性。就在停火前一个月，希特勒再一次受伤，这加大了战败对他的冲击。1918年10月13日，英国人在伊普尔南部发起了毒气战。希特勒受到攻击，双目暂时失明，他被用船送往波美拉尼亚的帕斯沃克医院疗伤。

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双目失明，心情沮丧。医院的牧师告诉他德国已经退出了战争，签署了停战协议，并且让皇帝下了台。这对希特勒来说意味着太多的伤害。他后来回忆道：“我再也无法忍受，再也不能自持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步履蹒跚地回到了宿舍。我跌倒在床上，把头埋在被子和枕头里。自从站立在母亲坟前的那一天以后，我还没有这样哭过。”他恶狠狠地补充道，假如他能够做些什么的话，他就会去惩罚这一懦夫式犯罪的罪魁祸首。他个人要为德国的耻辱复仇。

观念的诞生

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希特勒在帕斯沃克医院复原之后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但是，我们有足够的间接证据表明他经历了强烈的体验，这种体验促使他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恢复德国往昔的荣耀。希特勒自认为他政治事业的开始源于这一体验，他宣称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即通过消灭犹太人来恢复德国的荣耀。在希特勒忍受着芥子毒气进攻引发的伤害的时候，他的脑海里似乎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怀疑他进入了持久的歇斯底里状态。这种状态启动了一些洞察能力，他将它们归于一种更高的精神力量。

鲁道夫·比尼恩认为，在1918年秋季使希特勒暂时双目失明的芥子毒气，使他想起了1907年用在他垂死的母亲身上的碘仿。芥子毒气和碘仿都是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液体，会灼伤皮肤，并且在肌肤中留下持久的、难闻的气味。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希特勒非常熟悉这种令人呕吐的气味，在他母亲弥留之际，这种气味在屋子里四处弥漫。他母亲的医生布洛赫是一个犹太人，在潜意识中希特勒可能怪罪是他折磨和杀害了他的母亲。

卧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希特勒再次想起了母亲受折磨的情景。除此之外，他的另一个母亲德国正在受到玷污。一旦希特勒将这两个犹太人都要负责任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他就发现了问题的解决方法。布洛赫医生以毒攻毒的方法是合理的，这一次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治疗德国人的疾病——用毒药来治疗犹太囚犯。根据比尼恩的观点：“希特勒使用了他母亲的临终疗法，将它运用到德国身上，也就是用它来处理布洛赫这样的犹太人。”他在幻觉中命令毒死犹太人，为他的母亲和受辱的德国复仇。

1918年11月末，希特勒从帕斯沃克医院出院，返回慕尼黑到后备营报到。尽管一些重要的发展破坏了巴伐利亚和帝国的社会结构，但是希特勒自己依然没有卷入到政治当中。1919年2月，他自愿在奥地利前线的特劳恩斯坦因战俘营担任守卫，但是仅仅一个月后，他返回了慕尼黑，因为战俘营被关闭了。他依然留在军队，驻扎在上维森菲尔德的军营。军队依旧是他的安全岛，是他唯一的家。但是，这个家现在屈从于左翼的意识形态。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巴伐利亚落入了左翼激进分子的手中，他们受到库尔特·艾斯纳轻率的领导，艾斯纳1919年2月被谋杀这一事件引发了一阵巨大的骚乱，并最终导致当年4月苏维埃式共和国的建立。1919年5月1日，自由军团推翻了苏维埃式共和国，并且屠杀了它的领导人。

作为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希特勒发现自己在这个苏维埃式共和国的统治时期处于危险的境地。但是，当红色恐怖过去的时候，他积极地为一个旨在检查军队各级背叛行为的调查委员会服务。因为他检举同伴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军队把他选派参加“公民思想”训练课程。负责这一课程的人是卡尔·迈耶上尉，他是德国第四集团军的新闻和宣传负责人。迈耶和希特勒的其他教师——其中著名的是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冯·穆勒——发现希特勒在公共演讲中具有明显的说服才能。事实上，希特勒的大嘴给他的上司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们让他担任教官，负责向学院灌输正确的民族主义思想，使他们避免受到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影响。

直到那时，希特勒一直只拥有很少的听众，其中绝大多数是不情愿的听众。但是，现在依靠军方的帮助，他获得了向广大听众演讲的机会。他的演讲口才不断得到提高。一位观察者评论道：“希特勒生来就是一个煽动家。在一次会议上，他的疯狂和公共魅力促使人们聚精会神地聆听他的演讲。”1919年9月，迈耶指示希特勒调查新成立的、还籍籍无名的德国工人党，它的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反民主的思想可能恰当地反映了军队中正在盛行的思想。希特勒从心里喜欢他所听到的东西，他加入了这个党，并成为该党经常性的公众演讲人。最终他离开了军队，以便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个新党之中。他发现了自己的使命以及公开宣扬这一使命的手段。

小结

年轻的希特勒在1918年11月返回了慕尼黑，人格分裂，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混乱。他心中沸腾着被压抑的仇恨、偏执狂的恐惧和对世界扭曲的观念。德国战后的混乱使他可能在不断增多的和他具有相似心理状态的信仰者圈子当中，使自己的病变标准化。审视1918年的希特勒，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未来的独裁者骚动不安的特征。这些特征代表着他习惯方式的一些持续不变的方面，除了未来扭曲的强度以外，几乎没有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位不为人知的士兵在1919年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向越来越多的人施加催眠术，他在那时已经展示出一些令人惊讶的性格特征，其中包括：

1.对犹太人偏执狂般的恐惧。

2.将世界分为尖锐的、毫不含糊的对立面的鸽笼心理。

3.习惯性地需要将内心的感受投射或外化为一些外部的替罪羊——犹太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等。

4.没有能力和他人，特别是和女人构成亲和的关系。在所有人际关系中，都表现出冷酷和操纵的态度。

5.极端地专注于非现实的幻想和宏大的幻想。

6.欣赏残酷的力量和成功。

第四章

纳粹党的兴起，1919—1923

从红色革命到白色反革命，1918—1919

在1918年11月至1919年5月期间，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事件改变了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其余大部分地区，把这块甜蜜温馨的——虽然有时是喧闹的——罗马天主教保守主义的君主国变成了政治动荡的沸腾火炉。在六个月当中，巴伐利亚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变化，包括韦特尔斯巴赫君主国的衰落，在库尔特·艾斯纳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施瓦宾咖啡屋无政府主义者的统治，苏维埃体制下的恐怖管制，右翼势力兴起的反革命运动，这一运动最终为最初的纳粹运动提供了土壤。通过研究战后巴伐利亚尖锐的政治差异，我们能够描绘出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德国充满暴力的未来的大致轮廓。

就像在德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在巴伐利亚，战后的政治崩溃产生了政治的真空，这种真空开启了由各种左派势力接管政府的可能性。除了在地方气质和习惯方面的差异，回过头来看，巴伐利亚革命似乎是一天之后柏林革命的预演。在两个革命当中，权力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那里转移到各种政治左派手中，包括社会民主党、独立派社会党和共产党。和德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在巴伐利亚，最大的左翼政党是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又被称为多数派社会党）同埃伯特和沙伊德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一样，都是同样小心翼翼的工会主义者。埃里克·奥尔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人，他和埃伯特一样强烈地偏爱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渐进、和平的过渡；像埃伯特一样，他的气质使他成为党的名义上的而非权力上的领导人。像埃伯特一样，奥尔也面对着来自极端左派的对他的中庸改革建议的强硬反对。这一派别是为数不多的、越来越公开的激进分子。然而，慕尼黑和柏林之间的差异是：在慕尼黑，激进分子实际上在短时间里掌控了权力，但是，他们没有熟练地运用权力的工具，以致最终破坏了中庸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事业，实际上保证了右翼军事力量的胜利，其突出形式是国家社会主义。

政治左派中不太可靠的人物是库尔特·艾斯纳，他是李卜克内西巴伐利亚温柔的翻版。他将激进的力量注入到对权力的掌握之中。像李卜克内西一样，艾斯纳因为公开反对战争在监狱里待了九个月，获得了政治殉道者的名声。从斯塔德海姆监狱被释放出来之后，艾斯纳被推荐领导独立派社会党，这个党是从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少数持不同政见的派别中产生的。1918年10月23日，他第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他清楚地表示他要推翻君主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奥尔就没有这样表示。尽管政府已经做出了实质性的民主让步，使巴伐利亚变成了民主共和国，但是激进的改革之风要比政府建议的民主改革强劲得多。

1918年11月7日，艾斯纳和奥尔在特雷泽恩草地参加了群众的和平示威，这片大草地是用来庆祝每年的十月节的。11月7日是一个美丽的日子，风和日丽，十分适合露天集会。大批群众在倾听各种各样的社会党人的演讲，并没有什么令人感到新奇。听众喜气洋洋，他们是大型兵工厂的工人、士兵、海军地勤人员、咖啡店的各色常客，来自施瓦宾的艺术家、学生，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各类好奇的访客。这是一种狂欢节的气氛，没有丝毫会受到破坏的迹象。奥尔对计划好的巴伐利亚政府的民主重建发表了大受欢迎的演讲，然后建议在这个城市进行和平游行，并且租用了一个乐队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开道。当奥尔的队伍向东行进到城市中的时候，艾斯纳继续在特雷泽恩草地的西北角对他的追随者发表长篇大论，要求人群中的士兵“分散到城市中去，占领军营，夺取武器和弹药，控制其余的军队，最终成为政府的主人”。这就是艾斯纳和他的追随者后来所做的事情，他们夺取了古尔斯坦因学校中的一个临时军械库，攻取了一个城市军营，还升起了一面红旗。事件发生的时候，艾斯纳去了慕尼黑最大的也是最吵闹的一间啤酒屋，在那里同慕尼黑第一个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进行会谈。委员会任命他为第一任主席，艾斯纳愉快地宣布了巴伐利亚共和国的成立。之后，他感到万分疲倦，一头倒在了长毛绒沙发当中，后来，他对自己的秘书费利克斯·费伦巴赫说：“这难道不美妙吗？我们没有流一滴血就发动了一场革命。像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国王路德维希三世在霍夫加顿处理日常事务时听到了革命的消息。他和一家人在革命之夜离开了霍夫加顿，前往他在威尔顿沃特山区的私人庄园。尽管国王从没有正式退位，并且事实上他在后来流亡匈牙利的时候期望着这个君主国的复活，但是，他公开解除了公务员、官员和士兵对这个君主国的个人效忠。艾斯纳把国王的这一宣告视为退位，同时正式宣布千年之久的韦特尔斯巴赫王朝的终结。

一群为数不多的不友好的流氓是如何发动这样怪异而又没有抵抗的政变的呢？这一问题使当时的许多巴伐利亚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事实是，艾斯纳的无血政变是军队力量暂时瓦解的结果，是巴伐利亚州国家科层体制中枢完全瘫痪的结果。因为那里可以获得权力，艾斯纳就见机行事。库尔特·艾斯纳不像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后者被任命去领导一个临时政府，直到普选出一个立宪大会——他在没有主张代表巴伐利亚人民意志的情况下执政。他的权力没有依赖于民众的意见共识，而只依赖于作为权宜之计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反过来说，没有任何人选举出这个委员会。尽管艾斯纳和奥尔同多数派社会党结成了短暂的联合，但是，伴随着天主教、保守主义和军队的再次崛起，他不够老练的领导能力使得“第一次巴伐利亚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大多数巴伐利亚人后来对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怪异的姿态感到惊恐而退避三舍，他们认为这个政府是一些施瓦宾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的举措。但是，不像在巨大变化时代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事实上，艾斯纳并不是俄国人所理解的布尔什维克，他的政权不是大众恐怖的工具。从个人角度而言，艾斯纳是一个机智而尖刻的怪人，但是，他也是政治上的幻想家，完全脱离大多数巴伐利亚人民的希望。在执政期间，他以令人感到好奇的随便、古怪和开放的姿态领导他的政府。艾斯纳的办公室位于前帝国首相赫特林伯爵华丽的寓所，赫特林在成为帝国的首相之前，曾经是巴伐利亚的首相。艾斯纳的办公室向所有的到访者开放。访问者可以自由地检查任何甚至是最秘密的文件，它们四散在艾斯纳肮脏的办公桌上，堆积在他办公室的椅子上。这位古怪的领导人的周围是一圈桌子和几位秘书，他们忙碌地处理着难以计数的备忘录和声明，他似乎完全从他自己的头脑出发指导着国家的事务。

最初，艾斯纳的作风在习惯于接受古怪行为的民众当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当艾斯纳沉浸于改造灵魂和举行盛大的庆典，在国家剧院上演瓦尔特·布鲁诺指挥的交响乐的时候，巴伐利亚脆弱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崩溃了。正如在德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在巴伐利亚，退伍问题和战争工业转化为和平产业的问题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紧张。慕尼黑是武装部队退伍的中心，这种情况又加剧了这些紧张。尽管政府预见到潜在的人员剧增的问题，并且征用了学校的建筑、旅馆、啤酒屋，但是，它的努力令人悲哀地不能满足接纳复员军人的需要。结果是，这个城市充斥了退伍军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寻欢作乐，或者在惹是生非。每天晚上，数以千计的退伍和失业士兵聚集在舞厅，放纵自我，使人想起当年黑死病的场景。

同时，在这种无所事事的人力和战时生产终结的双重冲击下失业稳步上升。更为令人好奇的是，艾斯纳政府直到1月份还在继续部分军火生产。据说，假如军火业立刻停产，至少有八千名工人会失去工作。然而，这种出于好心的政策只是一种减轻困难的、但却产生了更多麻烦的方法，因为它违反了11月11日的停战协议，这使得艾斯纳的政府受到了鼓励军国主义继续存在的指控，另外，城市中武器的扩散也被指控为潜在的暴乱。更严重的是，慕尼黑和巴伐利亚面临着严重的燃料短缺，特别是煤的短缺，由于日益恶化和瘫痪的运输系统，这种短缺使一切都变得更为危险。运输系统不是唯一崩溃的系统。为了补偿失业者，并维护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政府将自己耗费殆尽，步入破产的境地。

有人可能认为，艾斯纳的政治和外交技巧也是破产的。从政治角度来看，艾斯纳从来就没有融合四散在巴伐利亚各地的政务机构网络，他也不知道如何将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统治同革命委员会进行的统治加以协调，甚至也不清楚议会民主如何同委员会共存。这个体系中的成员既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对巴伐利亚人民的意志也不承担什么责任。同时，他完全允许传统的公共服务在委员会的控制下发挥作用，这样就制造了更多的混乱，降低了政府工作的效率。至于巴伐利亚的政治未来，艾斯纳最终屈服于多数派社会党的意志，即应该举行大选为新的拥有至高权力的议会选举议员。

艾斯纳的统治在大选中崩溃。1919年1月12日，选举出了巴伐利亚议会代表，使这个议会成为新的巴伐利亚共和国未来拥有至高权力的机构。三百多万选民——包括53%的女选民——参加了选举，并且认可了单一的立法机关的思想，这一立法机关建立在多党制度之上，并受到责任内阁的指导。保守的巴伐利亚人民党一马当先，获得了35%的选票，同时在新的议会赢得六十五个席位。紧随其后的是多数派社会党，它获得了33%的选票，赢得了六十一个席位。艾斯纳的独立派社会党排在德国民主党和农民联盟之后，位居第五，只获得了2.5%的选票和三个席位。尽管艾斯纳企图对这一结果表现得泰然自若，他说巴伐利亚现在可以在社会主义者的统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但是，选举的结果标志着艾斯纳及士兵、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的统治彻底失败。直到新的议会召开并起草了一部宪法，艾斯纳还在依据1月4日的临时宪法继续执政；直到最终的宪法决定案起草完毕，革命的政权还在实施着立法的和行政的权力。

艾斯纳最后绝望地呼吁多数派社会党加入他的联合阵线，但是失败了。只有一个围绕在恩斯特·尼基施周围的小集团打算与艾斯纳的独立派社会党组成联合阵线。尼基施是一位年轻的教师，领导着奥格斯堡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后来他又成为巴伐利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同时，艾斯纳的左翼团体正在计划通过一次自发的政变推翻选民的意志。埃里克·穆赫萨姆表达了他们的感情：“革命不会允许自身被选举掉。”

尽管极端的左翼十分成功地威胁说他们只会求助于子弹而不是选票，但是，革命之枪的扳机是由反革命的右翼扣动的。没有经过多长的时间，艾斯纳政权的对立面逐渐成形。最初，随着君主制的崩溃，保守主义和罗马天主教失去了力量，不过它们很快就进行了反扑。反革命行动的主要据点是慕尼黑的军事司令部，在那里，里特尔·冯·埃普上校指挥着皇家巴伐利亚卫队的残余，后来，他作为少将指挥着国防军的第七军区。

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1868—1947）后来成为纳粹运动传奇性人物之一，他出生在慕尼黑，是一个画家的儿子。他十八岁入伍，最初是在海外作战获得军事经验的，第一次是在中国的义和团，后来是德属西南非洲，在那里，他参与了有计划的对造反英雄的灭绝行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埃普被任命指挥享有声誉的皇家巴伐利亚卫队，这是一个精英组织，它勇敢的突击队的光荣事迹给它的成员灌输了使命感和优越感。埃普自己接受了最高的巴伐利亚勋章——马克斯—约瑟夫·里特尔奥登勋章，这枚勋章把他提升到贵族的行列。

冲锋队首领恩斯特·罗姆

鲁道夫·赫斯

在1918至1919年革命暴动期间，埃普和追随他的军官成为反对艾斯纳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聚合点。当慕尼黑不能再为他的反革命行动的运作提供稳定的舞台时，埃普将他的舞台转移到巴伐利亚之外。由于艾斯纳禁止自由军团在巴伐利亚活动，埃普就在图林根州的奥尔德鲁夫建立了自由军团，这个城市离巴伐利亚的边境只有几公里。这个自由军团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受到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的全面指挥。

和埃普一起在奥尔德鲁夫的还有恩斯特·罗姆上尉，他是未来冲锋队的领导人和年轻的煽动者阿道夫·希特勒的指导者。罗姆（1887—1934）和里特尔·冯·埃普一样，属于其存在受到事态巨大变动威胁的军事阶层。对于罗姆和埃普来说，阶级敌人就是革命的左派，他们相信，唯一对付它的合适方法就是彻底地消灭它。两个人都对德国中产阶级可能会受到自由主义和民主理想的传染感到恐惧。他们认为，从普遍的意义来说，这些理想会对德国社会军国主义的结构产生致命的威胁，从特殊的意义来说，对自己的军事生涯也是如此。

恩斯特·罗姆来自一个古老的巴伐利亚公务员家庭，但是，由于气质和经验的关系，他走上了危险的军旅生涯。由于在战争期间他的领导能力和大胆技能，他成为一名上尉。在四年的作战中，他多次受伤。鼻子的上部被削掉了一块，子弹在他的下巴底下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罗姆身材短小粗壮，留着密密的短发，他脸色红润，言行虚张声势，喜欢漂亮的年轻男子。像他的同僚一样，特别是那些初级军官，他受到战争结局的深深影响。四年的战壕战斗经历使他坚信，德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他离开战场的时候还是这样认为的，因此，罗姆感到自己被欺骗了，他谴责要为德国的失败负责的“十一月罪犯”。

作为国防军的军官，罗姆和埃普要向战败的耻辱和革命复仇，铲除左翼激进分子的地区，恢复德国军队的荣耀。罗姆现在将自己变成一个危险和恐怖并举的政治战士，以反对慕尼黑的左翼政府。后来，他像埃普一样，支持和加入了纳粹党。在1919至1923年，他们两人为创立纳粹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反革命的另一个主要据点是“神秘远方协会”，它与埃普和军方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个种族中心主义的阴谋组织，一些人认为它才是纳粹运动真正的助产士。这个组织起源于名叫“日耳曼秩序”的种族中心主义团体，1913年创建于慕尼黑，1918年作为“神秘远方协会”得到重组。它的总部设在慕尼黑豪华的四季饭店里，这个团体在那里有自己的俱乐部。加入“神秘远方协会”需要填写一张表格，标明身体各部分毛发的等级，并且在一张单独的纸上留下足印作为雅利安人后代的证据。

尽管“神秘远方协会”作为一个文学俱乐部热衷于德国的文化研究，但是，它的成员更用心于研究人们推测的德国民族起源的传奇王国。这个组织成为右翼、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鼓动者的活动中心。他们受到富有的、有影响的慕尼黑市民有力的支持。这个组织的正式宣传品是《慕尼黑观察者》。该报创办于1868年，1900年由弗朗茨·埃尔·费尔拉格出版社出版，后来它成为纳粹党的官方出版社之一。

“神秘远方协会”孕育了纳粹运动早期的开拓者，给予了他们培育种族思想和进一步的政治抱负的平台。聚集在此处的人物有迪特里希·埃卡特，他是一位诗人，也是反犹太主义的报纸《朴素的德国人》的编辑，是年轻的希特勒的导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他注定成为纳粹党的官方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他是正在兴起的纳粹运动糊涂的财政专家；汉斯·弗兰克，他是希特勒未来的律师和后来被占波兰的总督和屠夫；鲁道夫·赫斯，他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和后来的副元首；伯恩哈特·施丹普佛尔神甫，他帮助希特勒写作了《我的奋斗》，后来因为过于了解元首肮脏的过去被消灭了。

尽管“神秘远方协会”是纳粹运动的精神源泉，但是，它自己的未来是短命的，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超越一个小型的、带有精英虚荣的阴谋团体的角色。它的领导人鲁道夫·冯·塞巴滕多夫伯爵的人格证明了这些内在的局限性。

这个自称为鲁道夫·冯·塞巴滕多夫伯爵的人实际上是鲁道夫·格劳尔，他是一个西里西亚火车司机的儿子。他的生活背景和最终的命运依然笼罩在神秘之中。我们只知道在1909年，他作为伪造者被宣判有罪入狱，四年后以“冯·塞巴滕多夫伯爵”的名字再次出现。这个头衔是他哄骗一个奥地利人继承而来的。在参与了1918至1919年巴伐利亚的暴动之后，他移居伊斯坦布尔，到过墨西哥，可能还有美国。1933年，他再次出现在德国，企图复活“神秘远方协会”。在希特勒掌握权力之后不久，他出版了有关纳粹运动起源的书籍，其富有吸引力的书名是《在希特勒出现之前》。因为这本书的内容与官方对纳粹党起源的神秘包装不一致，1934年被禁止，它的作者也神秘地消失了，估计是“长刀之夜”的牺牲者之一。

人们把塞巴滕多夫描绘为阴暗而神秘的冒险家的原型人物，他把自己奉献给极端的民族主义事业。一份没有出版的对他生活的记录，把他描绘成一个矮胖的、眼睛微突的人。他将自己描绘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学究；一个奢侈享乐的人，而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像丹东、罗姆和塞巴滕多夫这样的花花公子，一般是不能在罗伯斯庇尔、希特勒这样的柏拉图主义者的统治下生存的。塞巴滕多夫也是种族中心主义阵营的一个重要人物，因为他直接受到西奥多·弗里奇和兰茨·冯·利本菲尔茨的种族主义理论的全面影响，这些理论支持着希特勒的世界观。事实上，“日耳曼秩序”——后来的“神秘远方协会”——与弗里奇的反犹太主义的“铁锤联盟”，以及相似的种族中心主义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塞巴滕多夫作为右翼阴谋家的经历具有高度的启发性，特别是因为他代表着相似的反社会人格的突出之处，以及不断高涨的恐外运动。

“神秘远方协会”对艾斯纳的死亡负有直接的责任。它的入会申请人之一，一位名叫阿克罗—瓦雷的年轻贵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的母亲是犹太人——被这个组织告知：假如他能做出一件事情证明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他就可以被接纳入会。1919年2月21日，他将两颗子弹送入了艾斯纳的脑袋里，艾斯纳当场死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艾斯纳正前往议会递交总理的辞呈。这位二十一岁的刺杀者谴责艾斯纳和他的社会党人制造了德国的所有麻烦。他被艾斯纳的保镖击中了脖子、嘴和胸部，不过，他后来被德国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外科医生之一费迪南·绍尔布鲁赫奇迹般地挽救了生命。

就在艾斯纳被刺一个小时之后，阿洛伊斯·林德纳——一个屠夫的学徒、艾斯纳亲密的追随者——步入了议会大厅，在那里，代表们正在为艾斯纳的被谋杀感到震惊。他在人们毫不注意的情况下穿过通往奥尔席位的走廊，举起手枪，将它放置在奥尔席位前面的栏杆上以便瞄准。在目瞪口呆的议会代表的注视下，他精确地向奥尔射击。奥尔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林德纳又向其他几个部长放了几枪，然后镇定地沿着走廊扬长而去。一个企图阻拦他的武装警察挨了一枪倒在地上。林德纳冷静地离开了议会大厦，消失在人群当中。同时，议会大厅里一片喧嚣，如雨的子弹从旁听席上倾泻而下，一个代表被击中，其余的代表寻找着掩体，或者夺路而逃，一些代表甚至从窗里跳出。议会处于完全的混乱当中。法律和秩序在慕尼黑彻底崩溃了。

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极端分子怀疑这是右翼反革命分子的一个全国性的阴谋，因此立刻宣布巴伐利亚进入紧急状态，并呼吁总罢工。红军战士夺取了银行和公共建筑，逮捕了人质，实行严格的监控和宵禁。将近一个月，权力控制在以恩斯特·尼基施为首的中央委员会。3月17日至18日，议会再度集结，社会民主党人约翰尼斯·霍夫曼被任命为总理。然而，到那时，极端的左派受到匈牙利的贝拉·库恩领导的布尔什维主义胜利的鼓励，相信德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宣布成立一个苏维埃式的共和国。

艾斯纳的死亡引发了对这位陨落的革命领袖的滞后的感伤情绪的波澜。工人们在全城树立起这位烈士的肖像，武装的士兵强迫过路人向肖像敬礼。艾斯纳被刺杀的地点变成了圣地，由忠诚和武装的追随者守卫。艾斯纳的葬礼在慕尼黑所有教堂的钟声伴随下，吸引了十万哀悼者。托马斯·曼的哥哥，即小说家亨利希·曼在悼词中将艾斯纳赞颂为第一个曾经领导德国的一个州的、真正具有精神性的人物。不过，也有不少人对艾斯纳的死感到特别的快乐。慕尼黑大学学生知道他死的时候欣喜若狂。许多慕尼黑公民感到进一步的、甚至激进的向左的变化就在眼前，他们希望军方或者议会中的集团恢复法律和秩序。右派方面对艾斯纳的非理性的反感，在他死的时候甚至达到了空前卑劣的程度。“神秘远方协会”的成员通过加热将一种恶臭混入面粉袋里，四散在艾斯纳被刺的地方。几天当中，一群狗把这个地方变成了臭气冲天的场所。这种仇恨的行为使对话和妥协变得不再可能。慕尼黑退化成了一座兵营。

艾斯纳被刺的直接政治后果是激进的左派在1919年2月下旬夺取了政权。早在1918年11月，无政府主义者埃里克·穆赫萨姆就建立了革命的巴伐利亚国际主义者联盟。1919年初，马克斯·莱温——俄国出生的列宁的追随者——建立了共产党慕尼黑分部。穆赫萨姆是施瓦宾极端分子的代言人。他们的聚会地点——斯特凡妮咖啡屋，又以梅各劳马尼亚咖啡屋著称——成为左翼拯救人类计划的中心。穆赫萨姆两个最亲密的同伴是古斯塔夫·兰道尔和恩斯特·托勒。兰道尔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族的后裔，他为了投身于建立在彼得·克鲁泡特金王子思想基础上的非暴力社会主义，中断了自己前程远大的事业。他与彼得·克鲁泡特金会过面，并且将他的著作翻译成德文。兰道尔由于艾斯纳的恳求来到慕尼黑，帮助拯救失落的灵魂。他这个决定将使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恩斯特·托勒是一位年轻的诗人、空想社会主义者，一个伤残老兵，出身于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退伍之后，他在海德堡和慕尼黑恢复了大学的生活。托勒是一个诗人政治家，他富有幻想的演说强烈地吸引着工人阶级的听众。穆赫萨姆、兰道尔和托勒三个人体现了明确的对种族中心主义的敌视。他们是理想的、富有同情心的“犹太文学家”，感到自己有责任将受压迫的大众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俄国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各色使者加入了这个大杂烩的犹太艺术家集团，其中主要的是马克斯·莱温、尤金·莱温和托维亚·阿克塞尔罗德。艾斯纳被刺之后不久，激进分子夺得了权力，并且在慕尼黑和上巴伐利亚的部分地区宣布成立苏维埃式共和国。霍夫曼和多数派社会主义者向北逃窜到巴姆堡，宣布处于流亡状态的巴伐利亚政府效忠于柏林的中央政府。

新的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施瓦宾无政府主义者穆赫萨姆、兰道尔和托勒短命的一个星期的统治；一是由俄国的犹太人马克斯·莱温、尤金·莱温和托维亚·阿克塞尔罗德实行的布尔什维克恐怖政权。红军主要是由来自慕尼黑的克虏伯、克劳斯和玛菲工厂的工人组成，受到鲁道夫·埃格尔霍费的指挥，他是一个二十六岁的水兵，参加过11月18日的基尔水兵暴动。

“咖啡屋无政府主义者”的轻率统治超过了艾斯纳。托勒和穆赫萨姆宣布，他们将把世界变为一个“开满鲜花的草地，每个人都可以采摘自己喜欢的鲜花”。这个政权负责公共教育的委员宣布：大学入学现在向所有的人开放，历史研究是“文化的敌人”被官方取缔。其他委员对“自由货币”和新的房屋住宿进行了试验，规定一户不能超过三个房间，客厅必须安置在厨房和卧室的上方。博士弗兰茨·利普委员变成了一个更加彻底的疯子，他给列宁和教皇发出了两份令人困惑的、语无伦次的电报。他发给列宁的电报说：“上巴伐利亚的无产阶级愉快地联合在一起。社会党、共产党和独立党融合在一起，犹如一把铁锤。但是，古斯塔夫·诺斯克多毛的猩猩之手滴落着鲜血。我们永远需要和平。伊曼纽尔·康德，《永久和平论》，论文二至五篇。”他在发给“教皇同志”的电报中抱怨道：霍夫曼胆怯地带着总理卫生间的钥匙逃跑了。他对交通部长宣称，他已经对符腾堡和瑞士宣战，因为“这些狗杂种没有立刻交给我六十辆机车。我肯定会胜利的。甚至，我已经恳求教皇——我非常好的朋友——请求他为我们的部队祝福”。

这样一群疯子只能持续一个星期，并且被更为专业的革命干部所替代是并不让人惊讶的。马克斯·莱温、尤金·莱温和托维亚·阿克塞尔罗德是这些干部的领导。大约三个星期（1919年4月12日至5月1日），红色恐怖降临慕尼黑。这种红色恐怖是一种体验。许多慕尼黑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们，一直将它——假如共产党在全国掌权的话——作为一种对于所有德国人来说永世不忘的事例。慕尼黑的赤色分子渴望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关押了慕尼黑中产阶级的人质，把他们监禁在斯塔德海姆监狱。他们关闭学校，实施监视，没收房屋和个人资产，不给中产阶级的家庭发放食物。

用巴伐利亚的部队夺回慕尼黑的尝试失败之后，在巴姆堡的霍夫曼政府除了屈尊降贵地请求柏林中央政府的帮助之外，别无选择。诺斯克动用了几个有经验的自由军团，包括埃普在图林根州奥尔德鲁夫的自由军团。当这些自由军团加紧对慕尼黑的包围时，共产党在卢伊特波尔德体育馆杀害了大约二十名人质，残酷地肢解了这些受害者，以致人们后来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这些受害者——一些是“神秘远方协会”的成员——包括一些来自慕尼黑社会精英层的杰出人物，如女伯爵汉娜·冯·韦斯塔普、玛利亚·冯·图尔恩和塔克西斯王子、冯·西德里茨男爵、冯·泰克特男爵和恩斯特·贝格尔教授。

1919年5月1日，诺斯克的部队占领了慕尼黑，敲响了可怕的丧钟。这些部队不仅杀害共产党员，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碰巧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的无辜民众。尤金·莱温和托维亚·阿克塞尔罗德设法回到了俄国。鲁道夫·埃格尔霍费被白匪从汽车里拖出来殴打致死。尽管古斯塔夫·兰道尔受到了“保护性”的监护，但还是被士兵们殴打、枪击、践踏致死。马克斯·莱温被逮捕，受到了审讯，最终被枪决。埃里克·穆赫萨姆也受到了审讯，最后被判处了十五年徒刑，但是在1924年他获得减刑。纳粹党人后来又重新逮捕了他，并在1934年将他残酷地杀害在集中营。恩斯特·托勒被判处五年徒刑，主要归功于著名的德国作家为他求情，其中包括托马斯·曼。第一个苏维埃式共和国名义上的领导人恩斯特·尼基施被判处两年徒刑。

1919年巴伐利亚的革命对巴伐利亚和德国产生了有害的结果。慕尼黑的革命最初似乎标志着议会政府的恢复和委员会体制的终结。然而，多数派社会党在右翼刺刀的支持下重新获得了权力；不过，只要右翼的曲调继续吹奏下去，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的衰落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像柏林的埃伯特政权，当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终结了它的革命所依赖的基本组织——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的时候，它被指责背叛了自己的同伴社会党。进一步而言，社会民主党召集自由军团的部队使它免于它的同志们的暴行，不过，这也损害了选民对它的信任。政治的左派在所有的方面都失败了。温和的社会民主党现在被激进分子视为令人厌恶的东西，同时又被它军事上的保护者视为胆怯的业余政客。在巴伐利亚，政治上的极端左派显现出了明显的弱点。它是一个空泛的、充满幻想的运动，它的领导人对权力和公共舆论没有一点儿真正的理解。德国的中产阶级让左派激进分子占据了上风，不过，它从自己控制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能力中重新获得了自信。它暴露了这种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颠覆性和非日耳曼性，同时以自己的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想反对左翼的激进主义，这种思想后来在国家社会主义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述。

巴伐利亚革命的另一个主要后果是慕尼黑从一个宽容的城市变为一个充满大众不满的、沸腾的大锅炉，在这个城市当中，几乎每个团体都在培育着某种恶毒的悲愤情绪。政治阴谋在不断增加的阴谋团体中孳生。许多极端主义者组成的委员会、防卫性或进攻性的同盟和协会、家庭和市民的自卫队充斥了这个城市。他们呼喊着仇恨的口号，召开无休无止的群众大会。这些集团的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准军事力量，在一些情况下，操纵着恐怖的秘密武装，派出最为反社会的暴徒去破坏对手们的会议。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政治氛围里，右派和左派之间文明的对话变得不再可能。相当多的人认为——无论是对还是错——政治左派是一群疯子和罪犯。这一事实部分地解释了施加在革命失败者身上的残酷行径，以及施加在幸存者身上的无端羞辱和轻视。政治罗盘上的指针无误地指向右翼，尤其是当我们审视在革命动荡时期谁对谁错、谁好谁坏的公共观念的时候，更是如此。左翼激进分子被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犹太人可恶的代理人，而右翼激进分子被颂扬为受到纯粹对祖国之爱激励的爱国主义英雄。不分青红皂白地拷打和杀害受难者的白匪“解放者”受到公众的赞美。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一些罪犯才受到审讯，但是，判决之轻令人感到困惑不解。阿克罗—瓦雷伯爵因刺杀艾斯纳被判处死刑，但是很快就被减为终身监禁，实际上，他只在一个几乎没有防卫的营地待了几年。杀害兰道尔的凶手，包括涉及这个案件的指挥官冯·盖格恩伯爵只受到令人感到羞辱的轻微判处：冯·加格恩被判处五百马克的罚款，偷窃兰道尔手表的士兵被判处五个星期的监禁。

应该注意的是：兰道尔可怕的死亡得到了普遍的、似乎是应该得到的喝彩，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共产主义者。事实上，许多巴伐利亚人在革命之前就反对犹太人，他们现在比以往更加确信；按照塞巴滕多夫伯爵的话来说，“由低等种族发动的”革命，“腐蚀了德国。我们不再受到和我们血脉相连的王室的统治，相反，我们被该死的敌人犹大所统治。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因为革命左派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犹太人，所以许多巴伐利亚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布尔什维主义和犹太人是同一种东西。后来希特勒把这种思想灌输到每个德国人的思想当中。

总之，巴伐利亚革命和柏林的革命表明：德国人依然是保守的，他们强烈地偏爱军事风格的生活。一个强大的极权主义的政府，依然是许多德国人偏好的政治选择，同时，除了在极少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共和主义从来没有在感情上得到接受。尽管军人在德国人身上降临了许多苦难，但是，他们依然受到许多德国民众的尊敬。事实上，在革命失败之后，军队的声誉与日俱增，因为他们现在扬言从布尔什维主义那里拯救了国家。托马斯·曼是许多有文化的德国人的代言人。1919年5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慕尼黑的共产主义插曲结束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希望可以再度对此加以尝试。我无法抑制快乐和自由的感觉。这种压迫是可怕的。我希望这些大众心中无耻的英雄能够被绳之以法，受到公正的审判。因为他们有意识地犯下了卑鄙的谋杀人质的愚蠢行径。”

柏林暴动期间，军队在坦克的掩护下保护警察总部

共产党在战后得到了发展，图为一支德国红色卫队穿过勃兰登堡门

通过回顾反思，我们发现1918至1919年大动荡真正的受益者，是那些和军队的保守主义政治或者各种各样的准军事力量存在着联系的团体。随着1919年5月1日慕尼黑的解放，巴伐利亚在军事上作为国防军第七军区整合进了全国范围的指挥系统当中，受到里特尔·冯·埃普将军的统领。巴伐利亚的军事司令部和相关的准军事组织成为吸引整个德国极端右翼组织的磁石，特别是在1920年失败的卡普政变之后。事实上，紧随着卡普政变，巴伐利亚的军队建立了由古斯塔夫·冯·卡尔领导的右翼政府。从这一刻起，巴伐利亚推行着直接与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对立的政策，慕尼黑成为策划推翻魏玛共和国的阴谋集团的容器。巴伐利亚执政当局对所有的右翼团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包括难以驾驭的、在国防军保护下可以自由行动的自由军团组织。在卡普政变之后，艾哈特旅在巴伐利亚找到了避难所，也是在这里，极端主义者鼓动了对埃茨贝格尔和拉特瑙的刺杀。慕尼黑军区司令部的指挥官公开对纳粹主义事业表示同情，像恩斯特·罗姆这样一些军官经常在慕尼黑的啤酒屋里鬼混，在自由军团和相似的组织中为纳粹党招募党员。这些人视自己为新生的德国先驱者，视自己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骑士。回顾过去，现在我们知道德国的共产党使自己失去了信用，它没有从它尖锐的敌对者那里获得什么。这些右翼军人的成功所为，给巴伐利亚施加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对德国人民的人性良知施加了远远超出他们一生承受能力的影响。

纳粹党的起源和成长

1918年冬季，“神秘远方协会”的创始人鲁道夫·冯·塞巴滕多夫对一个新的团体——“为了美好和平的自由工人委员会”——越来越感兴趣。这个非正式的工人团体由安东·德莱克斯勒（1884—1942）在1918年3月建立。德莱克斯勒是慕尼黑铁路工厂的工具制造工人。塞巴滕多夫发现了一个机会，他利用这个小型工人组织作为催化剂，使其他德国工人皈依他的种族中心主义运动。他猜想许多德国工人没有向共产党投降，因为他们对民族的忠诚远远超过对阶级的忠诚，所有的德国人——工人、士兵、商人和农民——都可能被整合到一个种族国家当中。

1918年10月，塞巴滕多夫指示卡尔·哈勒（1890—1926）——一位体育新闻记者和“神秘远方协会”的成员——与德莱克斯勒联合起来，结果是建立了“政治工人集团”，这是一个来自德莱克斯勒的车间的技师组成的小团体。这个团体非正式地聚集在一起，在预订的啤酒桌上讨论政治问题。1918年1月5日，“政治工人集团”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贵族山庄饭店的第一次会议上，德莱克斯勒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后来通过他的小册子《我的政治觉醒》广泛传播。他是一个有点迟钝却十分用心的善人，他要将德国工人阶级从国际共产主义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他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他设想了一个种族中心主义的、清除所有异己力量（犹太人、外国人及和平主义者）的国家。这个国家依赖于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广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展示出完美的社会良知。全体德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福利，是重建的德国种族共同体的核心原则。

贵族山庄饭店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的几天，德国工人党再次聚会，这一次是在四季饭店。“神秘远方协会”在那里有自己的司令部。此次聚会选举卡尔·哈勒为党的全国主席，选举安东·德莱克斯勒为副主席，主要负责领导地方的（慕尼黑）党的分部。

这个新党只是一个在啤酒屋里争论不休的社会团体，有时，它的成员不得不使自己的姿态变得极其低下，以躲避左翼极端分子的射杀，特别是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混乱时期。事实上，德莱克斯勒差点死在鲁道夫·埃格尔霍费红色卫队执行死刑小队的手下。一个共产党人对他的同志喊道：“不要杀那个家伙，他是一个疯子。”他就这样获救了。然而，共产党被右翼势力击败，这使得德国工人党得以抛头露面，积极地招募新的党员。

最初，德国工人党从四个不同的群体中吸收成员。第一是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第二是带着拯救德国的灵丹妙药的业余知识分子；第三是带有坚定的保守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的军人；第四是没有什么社会背景，为了自己个人的机会主义目的利用党的反社会人物。在第一个群体中有哈勒和德莱克斯勒；在第二个群体中有戈特弗里德·费德尔、迪特里希·埃卡特、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和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布纳—里希特；在突出的军人群体中有里特尔·冯·埃普、恩斯特·罗姆和阿尔弗雷德·鲁登道夫；在不断增长的反社会暴徒或骗子的群体中有赫尔曼·埃塞尔，他是在希特勒替代他之前这一类型的典范人物。

继德莱克斯勒和哈勒之后，戈特弗里德·费德尔（1883—1941）可以说是纳粹党的最初开创者之一。他是来自维尔茨堡的建筑工程师，后来定居慕尼黑，在德国崩溃之后开始写政治宣传册子。他最初带着自己非正统的经济救助方法去讨好艾斯纳政府，但是，当没有人理睬他的时候，他转向更为情投意合的右翼集团，最终，他成为纳粹党主要的金融专家。费德尔提供了各种各样非正统的金融灵丹妙药，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所有的利率。这一计划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仰基础上的，即特别是由工人遭受的德国经济困境，是犹太家族的金融投机者制造的结果，他们依靠索取高利贷利率毁坏了这个国家。因此，费德尔要求依靠政府来打破利率的奴役，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政府通过发放国家资产证明，给予企业以金融上的支持，这些证明代表着任何产品的实际价值。在这一想法背后的假设是：真正的价值存在于实际的物质财产中，而不存在于金融资本主义的抽象物当中。费德尔也支持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无息国家贷款、所有银行的国家化、大型百货商店的社会化及对信托的废除。他的幻想是中世纪公社制和现代国家社会主义奇怪的混合物。它企图把节俭的、公平的大众社会的思想，同国家赞助的工业化、社会化混合在一起。

将希特勒和其他人吸引到这种思想中的东西是：这种思想为德国的经济危机提供了单一原因的解释。费德尔确认犹太人是德国经济崩溃真正的金融祸首，这一解释对希特勒和其他人来说似乎是一种启示，同时在各种右翼意识形态的皈依者当中强化了正在上升的偏执狂的心理。

费德尔被人们恰当地称为“中欧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1860—1925，美国国会议员，曾经三次竞选总统，均告失败，1913至1915年任国务卿，主张和平外交，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严守中立立场遭到反对而辞职）”，布莱恩是一个平民党党员，以快捷的方法解决了复杂的经济问题。他代表经济上的小人物——这个世界的德莱克斯勒——说话，这种小人物感到自己被大企业和大工会所背叛和出卖，他怀旧地依恋着一个前工业的、和谐的大众社会的景象，在那里，公民、工人、士兵为着祖国的美好相互合作。这种思想因为在政治上符合希特勒的需要，后来得到了他的推广。同时，这种思想在许多德国人——主要是在边缘生活的群体（手工艺者、小商业主、农业劳动者、用人和半技术工人）——那里获得了支持，他们感到自己被疏远和取代了，没有人代表他们说话。由于受到一些表面上非理性事件的打击，这些群体不断地在心理上趋向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指的政治上的“偏执狂心理”。费德尔和他的同党相信，德国已经被诡计多端的、阴险的人们从他们那里夺走。这些人是现代真正的控制者，他们搅乱了事件的正常过程，有意地引发危机，操纵银行，制造经济萧条，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快乐。这些陈词滥调式的对寻欢作乐的罪人所勾勒的图像，首先集中在犹太人的身上。费德尔认为，除非具有超凡魅力的天才预言家揭露他们深重的罪恶，否则，历史因果关系的真正动因就会从历史的变化中消失了。

希特勒在费德尔的经济理论中发现了“巨大的理论上的真理”，后来他允许费德尔反资本主义的观点体现在党的纲领当中。费德尔成为一些经济团体——特别是中下层阶级——的重要联络人。但是，当希特勒需要大企业支持的时候，费德尔就成为了一个累赘。这一点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希特勒给了一些微不足道的闲职蒙骗了他。到那时，即使不是一个牺牲品的话，费德尔也成了一个受人尊敬而又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在1941年默默无闻地死去。

另一个德国工人党的业余知识分子是迪特里希·埃卡特（1868—1923），他是巴伐利亚诺伊马克特一位律师的儿子。在放弃了医学学业之后，埃卡特从事新闻和舞台表演工作，作为一个天才戏剧家而获得了声誉。他华丽而绚烂的爱国主义戏剧，在民族主义的德国人那里深受欢迎。他的个性是由自我膨胀的装腔作势狂和廉价的叫卖者交织而成的。在巴伐利亚的社会圈里，人们有争议地认为埃卡特是一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充满活力，爱玩弄女人，鼓吹古怪的思想。他也是一个不稳定的人，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不少时间，后来逐渐迷上了酒精和吗啡。同时，埃卡特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和讨好人的健谈者，他创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圈子，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有影响的人。从1918年到1920年，埃卡特出版了具有高度煽动性的报纸《朴素的德国人》，它的特色是从事反犹太和反共产主义的宣传。埃卡特也是“神秘远方协会”的主要成员，因此成为了纳粹党的助产士。他的社会联系使得德国工人党在1920年12月得到了《慕尼黑观察者》。这份报纸由埃卡特做编辑，并被重新命名为《种族观察者报》，成为纳粹党意识形态的喉舌。它的副标题“伟大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舷炮”，反映了埃卡特曾经表现在早期诗作里的信仰：假如德国要从灾难中幸存下来的话，它必须用哲学家尼采的铁锤来使自己觉醒。埃卡特视希特勒为德国的救世主，因此，埃卡特将这位年轻的、缺乏经验的暴民煽动者纳入他的麾下，进一步拓展希特勒的事业。反过来，希特勒把埃卡特尊为纳粹运动的原型和精神上的教父，后来他将《我的奋斗》献给了埃卡特。

作为一个宣传家、资金筹集人和天才的伯乐，埃卡特是初期纳粹党的关键人物。除了希特勒，他培养的各种各样的天才中包括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1893—1946）这位波罗的海的德国人。有一天，他出现在埃卡特的办公室，询问埃卡特是否需要使用“一个反犹太的斗士”。这位喜出望外的编辑可能一口答应了他。作为一个“犹太问题”、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专家，罗森贝格臭名昭著的事业由此开始。后来给希特勒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罗森贝格将共产主义和世界犹太人视为一体，最终帮助这位纳粹党领袖组成了一个具有偏执狂性质的圈子，在这个圈子中，德国所有问题的原因都被归于犹太主义和共产主义。

罗森贝格出生于爱沙尼亚的里瓦尔，母亲是爱沙尼亚人，父亲是立陶宛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罗森贝格属于德国侨民，属于那些生活在波罗的海诸国、俄国，或欧洲其他地方，或海外的德国社区的德国人。这些“小德国”经常培育着一种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色彩的日耳曼主义的夸张意识。尽管罗森贝格从事技术工作，在里加和莫斯科学习建筑，但是当他遇见了希特勒的时候，一下子就相互认为是心灵知己，从此，浸染在种族主义哲学的知识圈子里无法自拔。罗森贝格是一个喜欢沉思的、有书生气的、褊狭的意识形态专家，他被认为是“学识广博的、受过不完整教育的人”。像希特勒一样，罗森贝格对世界的认识主要来自种族思想领域，以及无数虚构的资料和理论。从雅利安人优越性这种自利的信条出发，罗森贝格构建了一种世界观，并最终写入自己的一系列著作当中，其中包括《变迁时代的犹太人的踪迹》（1920）、《犹太法典的非道德性》（1920）和巨著《20世纪的神话》（1930）。

1918年，罗森贝格逃离了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前往慕尼黑。他在那里加入“神秘远方协会”，后来加入德国工人党。在1921年成为《种族观察者报》的主编，这是他一生都没有放弃的职位。他在党的形成时期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对希特勒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托·施特拉塞尔和其他人甚至认为，在1919至1923年期间，希特勒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森贝格的喉舌，这一判断错误地假定了希特勒的种族观点主要是由罗森贝格铸造的。事实上，希特勒采用了一些罗森贝格的种族观点，来补充他已经稳固建立的反犹太偏见。也许罗森贝格是一种催化剂，他帮助希特勒系统地表达了一种前后一贯的反犹太哲学，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罗森贝格的影响是微小的。在纳粹运动的初期，希特勒非常尊重罗森贝格，甚至在兰德斯堡服刑时委任罗森贝格为党的临时领导人。后来，当他们很少接触的时候，希特勒依然认为罗森贝格是党的有价值的成员和先驱者，但是，他没有把罗森贝格作为亲密的战友，并且通常把他从权力的核心中排除出来。这部分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罗森贝格是一个沉闷的、完全没有幽默感、缺乏社交技巧的人。正如罗森贝格自己总结他与希特勒的关系那样：“他对我评价非常高，但是他不喜欢我。”

另一个波罗的海德国人是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布纳—里希特（1884—1923），他由罗森贝格介绍进入党，在纳粹党的最初阶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罗森贝格在里加遇见了朔伊布纳—里希特，他的生活背景给罗森贝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朔伊布纳—里希特在里加、德累斯顿和慕尼黑学习工程，在慕尼黑技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有着军官和德国外交使团成员的双重身份，在东欧和土耳其广阔的舞台上发挥着各种各样的才能。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外交技巧。朔伊布纳—里希特建立了名人的圈子，这些名人包括：韦特尔斯巴赫王室的成员、工业巨子、武装部队的军官。朔伊布纳—里希特对政治阴谋和在熟人圈子里募捐十分内行。他成为新的纳粹党和传统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之间重要的联络人。

朔伊布纳—里希特最重要的合伙人之一是鲁登道夫将军。鲁登道夫在许多德国人心中是英雄，而在协约国来说是十恶不赦的战犯。鲁登道夫暂时离开德国，前往瑞典躲避极端左派的愤怒。在斯巴达克分子1919年1月被击败的时候，鲁登道夫感到在2月回国是相当安全的。在瑞典的时候，他完全通过回忆，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兴奋地写完了他的战争回忆录。这个重要文献将对事件的生动再构与对这些事件严重后果的自我推脱的期望结合在一起。有这一文献支撑，鲁登道夫回到了柏林，不仅恢复了自己的名誉，而且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许多地方，他依然作为战争英雄和国家的财富受到赞美。有时，他使用卡尔·诺伊曼的假名免费住在时髦的阿德隆饭店。因为协约国的停战委员会也在阿德隆饭店，饭店的经理甚至适宜地安排了一个有通向威廉大街专用出口的套间，这样可以避免他被别人认出的尴尬，以及作为战犯遭到逮捕。尽管鲁登道夫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战术专家，具有十分敏捷的思想和似乎无穷无尽的能量，但是他完全缺乏区别轻重缓急的能力和对世界的广泛理解。返回德国之后，他投入到右翼的政治活动当中，他的缺点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如先前所提到的那样，在1920年，他参加了卡普的推翻魏玛共和国的阴谋。当暴乱失败之后，他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来到慕尼黑这个更适合于右翼生存的氛围当中。在那里，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男爵慷慨地给他提供了一座乡间别墅。鲁登道夫的政治判断力从来就没有达到他军事上的敏锐程度，而且，这一判断力在逐步退化，特别是在他和玛格丽特离婚、与玛蒂尔德·凯姆尼茨结婚之后更是如此。新婚夫人是一个邪恶的伪知识分子骗子，她用种族主义、异教徒和反犹太主义的思想毒害了鲁登道夫。朔伊布纳—里希特和大多数德国工人党的领袖认为，鲁登道夫是一位对他们有利的招牌，他的名声在提高党的社会影响上是有用的。

罗森贝格和朔伊布纳—里希特同时也与从布尔什维主义那里流亡出来的人保持着联系，与在德国的主要城市——主要是柏林和慕尼黑——组成较大规模社区的俄国人保持着联系。这些流亡者是共产主义最坚定的敌人，他们除了睡觉之外就是宣传和计划复仇。他们对法西斯运动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认识，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的影响远比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例如，在柏林，前沙皇政府官员费奥多尔·温贝格出版了一份名为《呼唤》的俄语日报。在这份报纸中，他提倡对整个犹太民族彻底灭绝，以达到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为了支持这一邪恶的建议，温贝格最早在德国散布了《犹太人长老协议》，这是反犹太主义的、充满仇恨的文件，由沙皇的秘密警察杜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俄国广为流传。这个文件声称记录了犹太领导人的一次秘密会议，这些长老们发誓要以民主、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颠覆性力量去影响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最终毁灭这种文明。《犹太人长老协议》提供了一些技术性的方法，依靠它们一个世界犹太国家就可能建立起来。许多从布尔什维主义那里流亡出来的人，携带着《犹太人长老协议》的复本。这些流亡者当中有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他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就受到这个文件的影响。《犹太人长老协议》的德文版最早出现在1920年，后来罗森贝格在自己编辑的版本中对它进行了补充。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具有组织天才和杰出演说能力的人，他能够将这些不相干的因素融合在一起，并且注入到一个政党之中。最初德国工人党一些成员认为，赫尔曼·埃塞尔（1900—1981）是一个“魔鬼演说家”、暴民的煽动者，他能够点燃不满的德国人情绪的火花。埃塞尔出生在鲁尔莫斯，该地靠近巴伐利亚的达豪。他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上的是人文综合学校。还是一个毛头小伙的时候，他就自愿参军投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他作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回到了慕尼黑，并成为德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号人物）。埃塞尔聪明、狡猾，而且胆大妄为。康拉德·海登将他描绘为一个纳粹主义的“原型”人物：残忍、野蛮，没有道德的顾忌，在人际关系中——特别是对妇女——冷酷无情。他是一个语言天才，为《种族观察者报》提供了许多令人厌恶的有关犹太人的故事。尽管希特勒对他狗一般的忠诚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过，他私下承认埃塞尔是一个无赖，是一个潜在的负担。但是，他也知道当埃塞尔被逼急了的时候，会彻底揭露纳粹党内部阴谋中最见不得人的秘密。因此，埃塞尔后来被各种各样的委派和无足轻重的位子所哄骗，反过来，他也一直不胡说八道，从而在他自己促成的反复无常的危险中生存下来。

埃塞尔被剥夺了建设一个群众大党并赋予这个党以使命感和目的的资格，这是因为埃塞尔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和他缺乏真正的意识形态的信念。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他没有能力激励热情的追随者，他被认为是一个对党缺乏坚定忠诚的人。据说，他威胁要退党投靠共产党，因为他没有准时收到薪水。他甚至在那时威胁道：假如他没有获得满意的答复，他可能会向对手泄露一些令人难堪的秘密。

群众运动可能会吸引像埃塞尔这样的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者，但是，领导他们的人是一些具有奉献精神的和一心一意的狂热分子，就是布鲁斯·马兹利施所说的“革命的禁欲主义者”。这种政治狂热之徒一旦出世，就会被一种特殊的力量和领袖魅力所理想化，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些力量和魅力都是上帝的礼物。禁欲主义者将群众的自私自利放置在抽象的理念之上，通过这些理念，群众被完全统一起来，而自己则成为催化剂，使千百万群众皈依他们的意识形态信仰。禁欲主义者用来自内心信念的力量对追随者们施加催眠术。在追随者眼里，由于假想的纯洁性，这种力量使禁欲主义者所做的一切都变得更加可靠。领袖的力量是具有强制性的，因为它来自自我否定或苦行。正如布鲁斯·马兹利施所说：“全能，全知，不带有凡人反复无常的行为——尤其用苦行来替代性欲，人们认为这样的领袖是神，而不是人。”正因为希特勒比埃塞尔更具有这样一些特质，同时，他比埃塞尔更能把这些特质放置到肥沃的政治土壤当中，因此，他制造了20世纪最为强大的政治运动。

当阿道夫·希特勒作为委员会第七号人物于1919年9月加入德国工人党的时候，他所担负的责任是招募和宣传，他对巴伐利亚人的懒散感到震惊，因为这种习惯塑造了党的日常事务的进程。他不仅对党的领导人所展现出来的想象力匮乏感到不安，而且对似乎激发着党的行为的松散的民主精神感到不安。希特勒下决心按照军事路线重组这个党。在加入这个党仅三个月后，希特勒就建议进行一系列彻底的改革，目标旨在为一个大众的党创造框架。德莱克斯勒和哈勒对经营一个小党的想法非常满足，但是，希特勒认为，这个党的领导人将会使这个羽翼未丰的组织在政治上显得无能。他热爱辉煌的场景，梦想着通过有组织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活动将德国工人党变成一个大众党。希特勒将自己视为一个出身于士兵的政治家，他将创造一个最令人生畏的组织，使它敌对于可恨的魏玛共和国。带着狂热的精力，他开始网罗志同道合的信仰者，发出聚会的邀请，列出可能成为党员的名单，亲自寻求支持。最初，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非正式地在加斯太格咖啡店碰面，但是，希特勒催促该党租用斯特奈克啤酒屋一间有着穹顶的地窖作为党的新总部。这些变化对老人们形成了冲击，被认为是做作的、不现实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哈勒和德莱克斯勒，开始谴责这位年轻的暴民煽动者被奢华所迷惑。

集会是纳粹运动最好的组织形式之一，它能形成共同的意志和对领袖的崇拜

希特勒努力按照军事路线来重组德国工人党，他短期的目标是吸收具有军事背景的成员，他们对他的忠诚要超过对那些小心翼翼的、保守的老派人物。希特勒的这些支持者及时组成了影子领导队伍，等待着击溃愚笨的老派领导人。哈勒坚决反对希特勒的宣传计划，他第一个离开德国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希特勒的建议作了退让，同意进行群众集会，并公布1920年2月24日在霍夫布劳豪斯剧院的节庆厅召开第一次群众集会。

按照后来党的圣徒传记所记载，这次群众集会同马丁·路德在威登堡的教堂大门上钉上九十五条论纲具有一样的历史意义。在那个晚上，希特勒向大约两千名听众展示了新党章的二十五条章程。让希特勒大为高兴的是，听众中的许多人是独立派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他们可能当时就发生了转变。实际上，这次会议古怪地将喧闹的插科打诨和政治煽动混为一体。这天晚上的主要演讲者不是希特勒，而是约翰尼斯·丁菲尔德，他是一位顺势疗法医生，在右翼的杂志上以格尔曼努斯·阿格里科拉为笔名写过一些怪诞的种族主义文章。在那个夜晚，他滔滔不绝地论述了德国政治疾病的原因。演讲以充满希望的、神圣的词语构成的陈词滥调结束，其中援引了席勒和莎士比亚的诗句。

当希特勒站起来对当前的时政进行充满激情的演讲时，整个大厅的气氛突然发生了变化。与丁菲尔德不同，希特勒使听众变成了共同的表演者，对他煽动性的演讲，这些人不是激动不已，就是报以敌意的嘘声或者挑唆性地提出质问。但是，希特勒一点儿也没有被听众的破坏所打扰，他似乎反而受到了触动。直觉告诉他：中庸对于任何政治家来说是致命的，尤其在大众政治和国家面临绝望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呼唤能够表达公众不满的领袖，他能够认同普通群众的苦难，使大众皈依他救世的幻想。这一目标与其说是讲述真理，不如说是说服大众，使他们信服于明确的政治观点。考虑到德国政治出现的极端的两极化，希特勒希望听到大声的、嘲讽的观点，在那个晚上，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他经常被尖利的、如冰雹一样倾泻而下的声音所打断，这些声音威胁要中断整个会议进程。卫士们不得不用橡皮棍、马鞭将闹事者轰出大厅。这种煽动性的场景充满了疯狂的叫喊声和雷鸣般的喝彩声，同时，喝倒彩、砸啤酒杯甚至斗殴，也成为表达强烈的对立观点的方式。这种场景后来成为希特勒许多演讲的鲜明标志。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雄辩的质量和表现雄辩的通常模式。2月24日的演讲在许多方面是希特勒后来数千次演讲的原型。夜晚，挤得满满的听众在焦急地等待，而典型的希特勒式的演讲总是在情绪紧张和出乎意料中进行。他总是以概述导致目前国家危机的一系列事件开始演讲。正如J.P.斯特恩所认为的那样，演讲的开端总是包含着信息的要素；然而，听众只是为了参与创造历史的活动而获取这一信息要素的。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一表演最重要的部分是认同听众的痛苦，并且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普通的老兵和爱国者，他将国家利益置于狭隘的自利集团的利益之上。作为一个老兵，希特勒分享了听众中许多退役军人的巨大失望和破碎幻想。演讲的下一步就是揭开破坏分子的面具，他们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毁灭和耻辱。希特勒现在打开了他雄辩技巧的宝库，目的在于揭示问题的根源。他对魏玛共和国进行了狡猾、无耻，甚至诽谤性的控告，在听众中激起愤怒的反应，他们要求将共和国政府中的这些流氓摔出办公室，痛打一顿，或者绞死。他谴责“十一月罪犯”、战争获利者、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当然首先是犹太人。当希特勒和听众之间的关系愈发亲近的时候，他演讲的速度越来越快，充满了情绪上的紧张。他的言辞也变得越来越好战，越来越具有威胁性。他让人毫无疑问地确信在德国工人党掌握权力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许多头颅将要落地。这时，听众被他的言语、富有魅力的姿势、语调和雄辩的技巧所感动，忘乎所以。

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演讲家之一

希特勒演讲时的丰富表情

德国听众似乎特别容易受到希特勒声音的催眠。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这里面有着一些神秘的东西。因为除了带有南部德国口音或者奥地利口音，他的声音似乎既不植根于任何方言，也不植根于任何阶级之中。正如J.P.斯特恩所提示的那样，他的声音不是某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准确地表达普遍的德国人所思所感的声音。希特勒演讲的结尾总是一成不变的，不断地肯定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反复强调这种伟大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将获得新生。此刻，听众聆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自然而然地爆发出疯狂的喜悦，鼓掌，拍桌子。一些听众，尤其是妇女，会发出狂野的呐喊，难以控制地哭泣起来。

希特勒2月24日的长篇大论，一开始概述了德国令人绝望的经济困境，以及政府解决这种困境的无能为力。他指责政府领导人过于怯弱，不敢说出真相，只会滔滔不绝地劝人们努力工作，尽心尽职。希特勒声明：假如努力工作的话，德国人民只会对他们的敌人作出贡献。他谴责和约制造了新的、极大的痛苦，它们不亚于毫无价值的纸币印刷带来的灾难。他说，有一段时间，德国的公务员以可信和令人尊敬而著称，但是，人们怎么能够期望这种可敬的行为来自像埃茨贝格尔这样的人（暴风雨般的掌声），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做了这么多错事的人却没有坐在牢里（热烈的掌声）。在对政府高官的犯罪行为进行中伤之后，希特勒又狡猾地暗示了犹太人的罪行。这时，听众那里传来了“打倒犹太压迫者”和“把他们扔出去”的口号。这正是希特勒的感受。他歇了一口气，开始将犹太人确立为真正的罪犯，并且要求：作为清扫内部烟囱的先决条件，他们必须被赶出德国（热烈的掌声）。当谈及罪恶的获利者和放高利贷者的时候，他宣称，处以罚金是无用的。听众提出了一个更有效的惩罚建议，即痛打和绞刑。当他以雄辩的手法提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处理这种吸血的水蛭时，人们发出了冲动的呼喊：“绞死他们。”

希特勒召唤所有的德国人加入统一的民族社会。考虑到那些指望国际阶级团结的人，希特勒提醒他的听众：任何指望国际善意的人都将是失败者。最后，在充满强烈感情的气氛中，希特勒接着宣读了党的计划。为了达到吸引最大多数的追随者这一目的，这个计划的特点——希特勒从来就不把它当回事，在他眼里，这只是宣传的工具——是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聪明地混合起来。尽管对于一些人来说，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代表着难以调和的目标，但是，对于希特勒来说，它们只是象征性的，甚至是神秘的口号，依靠它们可以在不同的集团激发出积极的效果或感情。在这些神秘的口号里面，他无意中发现了融合不同集团的方法，并且让这些集团意识到：他们可以信仰同一种意识形态的信条。在希特勒心中，社会主义不是“堕落的”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被当作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平等；而是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所理解的，建立在阶级和谐、努力工作、服从和为国家服务基础上的“普鲁士的社会主义”。一些像施特拉塞尔这样的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似乎没有理解，希特勒的社会主义没有涉及到一个明确的经济制度，而是与民族的自我保存有关。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受到民族主义的驱使，这令他们大失所望，因为希特勒相信，只有在这种形式当中，社会主义才能将公共利益提升到个人利益之上，保持社会的安定，推动一个健康的民族社会的重建。

这样，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为一个平等的、富裕的社会整体要求它的成员具有爱心和义务感；但是义务也是相互的：社会整体必须关心个体。必须教育德国人，他们不是只为自身利己的目的，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工作。通过为集体的工作，德国人应该放心地意识到：国家会对他们负责，保证他们获得幸福的生活、有益的工作条件和其他社会利益。因此，党的章程要求“国家的首要责任是保证每一个公民的生计”（第7条）；在一系列大胆的社会主义的建议中，党章呼吁“所有已经组织化为公司的企业都必须国有化”（第13条）；“在大型工业企业中，利润必须分享”（第14条）；“必须充分发展旧式的保险业”（第15条）；“大型商场必须立刻社会化，并以最低的价格租赁给小生意人”（第16条）。

在党的章程中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条款。最初，他提出了建立在民族自决原则基础上的要求，即将所有的德国人联合进一个更大的德国当中。实际上，这意味着1920年生活在德国领土边境之外——奥地利、意大利、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侨民，都应该重新和祖国结合起来。反过来说，领土问题又产生了一些种族和帝国主义的问题，其中最不祥的是“生存空间”的要求。这样，第3条就谈及对供养德国人的殖民地的要求。过去听过希特勒演讲的人都知道，他将俄国视为殖民化的疆域。1919年12月10日，希特勒在一次德国工人党的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奇耻大辱中的德国”的演讲，他直截了当地问道：俄国人拥有德国领土的十八倍是否公平？

在1920年的党章中，对外国人和犹太人的仇恨也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例如，第4条以三段论的方式认为：“唯有种族的同伴才可能是一位公民；唯有具有德国血统的人，在不计宗教派别的情况下，才可能是种族的同伴；没有一个犹太人可能成为种族的同伴。”在这之前，希特勒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犹太人属于种族社群更胜于宗教社群，反犹太主义的合理政策旨在种族歧视的合法化，旨在从德国土地上将所有犹太人消灭干净。最重要的是，党的纲领似乎否定意义大于肯定意义。它是一部通过自身所仇视的东西来力求确定自身的文献。这些东西包括外国人、犹太人、议会政府、西方列强和奸商。然而，2月24日，从在霍夫布劳豪斯剧院召开第一次重要会议之后，该党拥有了一个纲领和使命。正如约阿西姆·费斯特所观察的那样，就在这一天，“德莱克斯勒喝啤酒的激进分子俱乐部，演化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大众党”。

这次会议的一个星期之后，德国工人党将名字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1920年3月31日，希特勒鼓足勇气退出了军队，以便全心全意地奉献给纳粹党。他不懈的努力、富有魔力的演讲术，以及吸引大众的能力，使该党扩大了自身的成员和运作基础。1920年4月，党在慕尼黑之外的第一个分部在罗森海姆成立；到1920年底，党在慕尼黑之外的十个州区建立了分部，有一个还在巴伐利亚之外的曼海姆。这种扩张需要在党的合法地位上有一个变化。1920年10月20日，纳粹党将自己组合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联合会。德国法律规定，要成为一个注册的俱乐部，一个组织必须建立自己的规章。这样，纳粹党授权一个指导委员会来控制自己，这个委员会由两个主席、两个秘书和两个财务主管组成。作为宣传主管，希特勒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在表面上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然而，因为党的新成员被要求出席定期的思想教育会议，因此希特勒能够对普通成员施加明显的影响。正如以上所提到的那样，在1920年12月，该党要求将《种族观察者报》变成党的官方报纸，它落入这位宣传主管的控制之中，这给了希特勒另一个重要的权力杠杆。由于控制了《种族观察者报》的编辑政策，希特勒能够确立党的政策，检查党员意识形态的信仰。这样，他逐渐抓住了一批发誓效忠于他个人的干部成为他的追随者。

1921年1月22日，纳粹党在慕尼黑聚集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希特勒有足够的理由为他的多方面成就感到骄傲：他的领袖魅力基本上无可争议，并且已经拥有三千名党员的政党在巴伐利亚的右翼圈子里成为人们所尊敬的力量。当然，它依然只是许多类似的右翼民族主义组织中的一个。相互竞争的团体在其他地方活动着。在纽伦堡，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领导着德国社会党的一个分部，奥托·迪克尔在奥格斯堡领导着另一个支部。在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苏台德地区，几个泛德国工人党已经活动了好一阵子。其中的德国工人党由奥地利的律师瓦尔特·里尔和铁路雇员鲁道夫·荣格领导，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前时期。除了较富有政治上的经验之外，它似乎就是德莱克斯勒集团精确的翻版。奥地利的德国工人党后来将名字改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开始使用万字徽作为党的标记，试图与类似的组织建立友好的关系，该党在1920年8月的萨尔茨堡州际会议上达到了顶峰。尽管希特勒出席了萨尔茨堡的会议，但是他阻止了纳粹党成员与之过于亲近的合作，因为这可能会分裂一般追随者们的忠诚，淡化党的纲领，弱化党的政治力度。

希特勒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相同类型的政党，其组织犹如一个超级的军队，服从于一个明确的指挥系统。在对自身领导能力具有信心之后，希特勒不断地将党按照自己的想象加以铸造。党的元老们自然仇视希特勒严厉的方法，怀疑他企图控制党的权力，使自己成为绝对的领导人。使希特勒和元老们公开决裂的导火索，是奥格斯堡当地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提出的一个计划，它商议同德国社会党合并。从表面上看，两个党的融合似乎是切实可行、符合逻辑的，因为两个组织十分相像。这个计划的支持者认为，由于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和人才，纳粹党将更为强大。因为合并得到了党内反希特勒力量的支持，希特勒嗅出了隐秘的气息。正如他通过新的招募冲淡对元老们的支持来建立自己的队伍一样，他怀疑元老们现在正在从各种不同的组织中招募大批不忠诚的人来推翻他的权力。另外，元老们建议将党的总部从慕尼黑迁移到柏林，希望将希特勒巴伐利亚的支持者逐出权力的中心。

希特勒的回应迅速而大胆。他于1921年7月12日退党。这极端的一步是执行委员会没有料到的，它犯了一个大错，草率地编织出谩骂之言以诽谤希特勒，控诉他有专制的企图，这倒是真实的；但是，又指责他接受了犹太人和奥地利皇帝的金钱，这显然是荒谬的。希特勒对出卖他的人表明，他对重新入党依然是感兴趣的，但是条件是他必须被授予独断的权力。他要求被选为党的第一主席，并由他选择三人组成新的党的行动委员会以替代旧的执行委员会，同时召开党的大会确定这些议题。

把希特勒拉回党内起着关键作用的人是安东·德莱克斯勒。像其他的元老一样，德莱克斯勒怀疑希特勒的意图和他不循规蹈矩的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但是，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将希特勒排除出党将严重地危害党的未来。他知道党的力量的不断壮大，很大程度上是希特勒组织才能的结果，对党来说，这种才能在党的形成阶段的关键期是不可或缺的。由于这些原因，德莱克斯勒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劝说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同意希特勒的要求。1921年7月29日，党的大会召开，它是希特勒个人的胜利，是元老们的彻底失败。通过对党章的修改，元老们授予希特勒独裁的权力，根据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铸造这个党。

党的新的执行机构现在由一个三人行动委员会组成，它受到希特勒的指挥。所有政策性事务都由这一委员会制定，同时，党组织的具体事务转给六个下属委员会，包括宣传、财政、青年组织、体育、调查、仲裁。希特勒得到保证：他个人的效忠者被委派到这些委员会的领导岗位。赫尔曼·埃塞尔负责宣传，埃卡特被任命为《种族观察者报》的编辑。一位年轻的希特勒的敬慕者古斯塔夫·阿道夫·兰克被任命为党的青年组织——青年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的前身——的主席。体育运动委员会很快就变成了冲锋队，它注定成为纳粹党臭名昭著的准军事组织。我们不知道谁领导着调查委员会，但是正如迪特里希·奥尔洛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可能指挥着它的大部分工作，因为这个委员会控制着党员的入党和开除出党的权力。对于元老们来说，只有德莱克斯勒还有一席之地。他成了仲裁委员会的主席，对于党的生活来说，这是一个名誉职位。尽管这一头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敬称，但是他它映了希特勒希望阻止党内的进一步冲突。

希特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给该党强行施加一个紧密的组织结构，尤其在财政事务方面。为了这一目的，他委派了过去的战友马克斯·阿曼（1891—1957）担任商务经理的职务。阿曼是一位直率而有能力并且十分忠诚的朋友。在这个涉及到行政和财政事务的职位上，阿曼最终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机构。除了财政上的责任，这个机构还负责对纳粹党出版物的监管、希特勒个人资产的管理，最终还包括帝国新闻部的协调工作。

集中化方面新的努力还涉及到向党的地方分部发送通报性的信件，指导它们取得旗帜和徽章，督促它们以迅即的方式汇报地方上的发展，以及为了审查的目的上交所有新成员的名单。在党的组织方面，希特勒特别重视对象征物和神话的需要。早在1920年8月，他就同意将万字徽作为党的首要象征物。正如先前所提及的，万字徽被各种各样的种族团体和准军事组织所使用，但是，作为一个象征物，它可以被追溯到古代。在梵语中，万字徽最初意味着“好运”，在对各种各样的宗教（埃及的、希腊的、中国的、日本的和波斯的）画面的记录中，万字徽意味着崇拜。

最终的万字徽尽管得到了希特勒的同意，但是它不是希特勒的主意，而是来自弗里德里希·克龙的设计，他是为斯塔恩堡的地方小组设计这一图案的。在斯塔恩堡的地方小组成立会议上，演讲台上悬挂着一面红底、白圈、在白圈的中心有一个万字徽的旗帜。希特勒同意了这一设计，并做了一处修改，即把万字徽的字臂方向向右而不是向左延伸。他后来解释了这种设计的象征意义：“在红色中，我们看到了这一运动的社会理想；在白色中，我们看到了民族的思想；在万字徽中，我们看到了为雅利安人的胜利奋斗的使命，同时，也看到了创造性工作的思想的胜利，这一工作在本质上是而且一直是反对犹太人的。”

尽管希特勒没有首先使用许多象征物，但是他对政治生活中象征物的整合力具有敏锐的心理的和美学的鉴赏能力。他花费许多时间翻阅艺术杂志，还在慕尼黑图书馆的纹章部寻找一个合适的老鹰标志，作为纳粹党标准的橡皮图章。大约就在同时，万字徽成为纳粹党的官方象征物，希特勒委派宝石商人约瑟夫·菲斯设计党的官方徽章。党的臂章——与旗帜上一样的万字徽——不久之后就出现了，并且希特勒坚持，所有党员在从事公务的时候必须佩戴这样的臂章。到1922年底，希特勒设计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旗帜，并作为冲锋队的军旗。这些旗帜装饰有一个老鹰站在带圈的万字徽上，下方是一个长方形的党的盾牌（或者是党的地方组织的盾牌），这个盾牌和带有万字徽及一句口号——“醒来吧，德国！”——的党旗连在一起。

在20世纪20年代，“Heil Hitler”的问候语还没有被正式使用，但是一些个别党员甚至在尚未“政变”之前就以这种方式相互致敬。Heil是一个在德国的历史上只有王子这样最高的显要才配得到的欢呼词，但是在德语中，它也有宗教和医学的含义，即“拯救”或“医治”。在德语中，救星的名字叫Heiland。还有各种各样的复合名词，如Heilanstalt（疗养院或收容所），Heilbad（矿泉浴），Heilkraft（治疗能力），Heilkraut（药草），Heilkunde（医学），Heilmittel（药物），Heilsam（卫生），Heilsarmee（救世军）。

希特勒具有一种发现这些神秘象征物并将它们服务于纳粹主义事业的神秘能力。他甚至愿意从他仇恨的共产党和罗马天主教会那里学习和借用一些东西。共产党教他认识到普通群众的纪律、意识形态的约束和革命热情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天主教会教他知晓了心灵控制的秘密、在神秘的社团伙伴关系之中团结集体成员的艺术。令人震惊的是，在天主教会中发现的宗教象征体系，被用来再次指导纳粹党的典礼和仪式。十字架变成了万字徽；教堂的圣餐仪式在纳粹党人的问候、命令和理想的化身中找到了对应物；牧师的长袍、主教的冠帽和玫瑰花坛，变成了纳粹成员华丽的制服、军旗、勋章、纹徽和指挥棒；例如在弥撒中的崇拜仪式也在纳粹党的集会中找到了对应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全心全意的追随者们聚集在一起，在施佩尔的大教堂的灯光下为他们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祈祷。

在党组织的所有事务当中，希特勒坚决要求最为严格的军事纪律、装饰和外交礼仪。他会为最微小的仪式细节而烦恼，其中包括：会议厅的声响质量和通风状况、群众的情绪、竞选海报的大小和吸引力、座位的安排、党员的服装。他想知道一个会场是否比另一个会场需要更高的声音，他还发布详细的指导方针，尤其规定会议厅的规模要小，至少三分之一的听众应该由党员组成；党员的服装必须清洁，并富有吸引力，但是应该具有充分的平等主义色彩，以使普通的老百姓感到舒服。

这种对细节琐碎的关注，连同对宣传、公共景观强烈的热衷，带来了党的成员的稳定增长。到1922年初，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已经有六万名注册党员。从1920年2月宣布25条党章以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已经召开了八十一次集会。其中的一些会议——特别是那些在大型场合下举行的——预示着20世纪30年代的超级壮观场面。该党吸引了哪类听众？它的财政是如何运作的？希特勒对不断发展的党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的设想又发挥着什么作用呢？

党的成员、财政和准军事组织

尽管党的名称和纲领强调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奉，但是在党的阶级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下中产阶级，这意味着对国家的忠诚比对阶级或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重要得多。党的领导阶层受到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价值观的驱使。希特勒的目标是加强与右翼的巴伐利亚政府及议会的联系。他要把该党变成德国政治的新力量，同时证明它不仅能够获得中产阶级的支持，而且可以通过说出社会主义的言语建造通往城市工人阶级的桥梁。

作为一个社会学现象，战后在社会经济方面被剥夺公民权的各个阶层是纳粹运动的根基。下中产阶级生活窘迫的成员，退役和失去社会地位的军人，与社会疏远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受到共产主义前景惊吓的上中产阶级的教授或企业主，没有突出技能或者有变态倾向的失败的局外人，是这些阶层的成员。这些判断可以从统计和个人传记两个方面得到证实。

根据我们可以得到的统计资料，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吸引了数量不合比例的下中产阶级成员，特别是有商人和技术工人背景的。从希特勒涉足纳粹党开始，在慕尼黑地区，技术工人的数量从1919年的7%上升到1922年的10.6%，同时商人的数量也从1920年的16%上升到1921年的19.2%。慕尼黑之外的几个支部的数字也是相似的，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更高。例如，1922年罗森海姆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新成员中12.6%是熟练工人；兰茨胡特同年的数字是13%。1922年，曼海姆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新成员中35%由商人构成。

尽管这些群体的困境没有事先想象的可怕，但是这些职业群体确实受到战后的通货膨胀、信用紧缩、原材料短缺及来自大企业或连锁店的沉重影响。小企业主——尤其是在小烟草店、杂货店、熟食店或布料店方面的——的增多，是19世纪末对城市爆炸性发展的回应。这些商人缺乏训练，没有充分地做好与较大的百货商场进行竞争的准备。然而，小零售商的数量继续戏剧性地增长，从1907年的69.58万增加到1925年的84.79万，增长率为22%。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小业主当中的许多人都生活在经济的边缘，基本上过的是无产阶级的生活。然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业主视自己为中产阶级的成员，十分害怕自己的社会地位沦为城市工人的水平。熟练工人也是如此，他们的专业技巧和才能过去给予了他们比城市工人阶级更高的地位。反犹太主义在这两个群体中非常强烈，也许在小业主那里更为强烈，因为他们经常和零售业的犹太人打交道，经常怪罪犹太人让他们的经济窘困。

1920年，在慕尼黑地区的纳粹党中，中下阶层的党员占51%。在1923年秋季希特勒政变时，整个德国的下中产阶级纳粹党员占52.1%。然而，数据也表明在上层阶级——经理、职位较高的公务员、大学教师、学生、企业家——中入党的比例也令人惊讶。尽管对群体来说这一数字不高，但是，1920至1921年慕尼黑的数据显示，该党新成员的20.4%来自精英背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学生。这个相当高的数字可能是巴伐利亚的精英们进一步看清了柏林政府的结果。对柏林政府的不满受到了依然以巴伐利亚为主要基地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更为有效的触动。以下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到1923年，该党成员的11.9%是社会精英。

1919至1923年的数字毫无疑问不是确定的，这些数字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由西摩·利普塞特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中产阶级”理论，这一理论后来又被其他历史学家再次提出。但是，这样一些数字也显示了纳粹党的影响跨越了阶级和职业的界限，使它成为真正的大众政党。进一步研究在1920至1923年刚加入该党的一些积极而有影响的成员的生平传记，可以证明这一结论。是什么东西促使不同的社会和教育背景的人加入纳粹党呢？

奥托·施特拉塞尔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兄弟两人被国家社会主义所吸引，他们寻求着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他们在新的纳粹党中发现了它。哥哥格雷戈尔是一个专业药剂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中尉。战后作为药剂师居住在老家兰茨胡特，但是他真正的精力是用来组织自由军团——一种私人武装，即下巴伐利亚冲锋营。在1920年秋的一天，弟弟奥托前来看望他，与他讨论德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奥托刚刚带着厌恶之情离开独立派社会党，因为它选择了世界革命，企图使自己更贴近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当奥托到哥哥家中与其促膝谈心的时候，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也来探访格雷戈尔，他们设法促使格雷戈尔加入自己的政党，从而得到一个精力旺盛且富有价值的成员。奥托最初躲在一边，但是后来也加入了纳粹党，帮助他的哥哥编辑《柏林工人报》。兄弟两人就党的方向与希特勒展开了拉锯战，后来指责希特勒为了权力背叛了社会主义。两人最终离开了或者是被开除出纳粹党。在清洗罗姆之后，格雷戈尔也遭到了清除，奥托则逃离了纳粹党，组建了由对纳粹党和共产党感到幻灭的人构成的“黑色阵线”，希特勒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他逃离了德国。

恩斯特·罗姆、鲁道夫·赫斯、赫尔曼·戈林加入纳粹党的原因，是他们在那里看到了德国军队的扩展，发现了拓展他们野心的渠道。罗姆梦想利用党的准军事部门冲锋队，把它作为一个精英的力量，整个德国的部队将要根据它的形象加以重新塑造。罗姆设想着一个永远由他进行军事统治的国家，而他又是元首的侍卫长。鲁道夫·赫斯（1894—1987）成为希特勒宠爱的秘书，后来又成为他的副元首，他在希特勒那里发现了一个梦想的实现。他在慕尼黑大学的一篇论文《一个将领导德国恢复昔日荣光的人应具备什么素质》中已经表述过这样的梦想。赫斯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是一位德国出口商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最初是西线战场的一名陆军中尉，后来加入了更出风头的陆军快速反应部队。战后，他进入慕尼黑大学，在退役将军卡尔·豪斯霍费尔教授——他讲授的地缘政治学给阿道夫·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指导下学习。在慕尼黑，赫斯很快卷入了右翼政治的漩涡。最初，他加入了“神秘远方协会”，后来又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希特勒和纳粹党。赫斯在政治上十分愚蠢，但却是一个死心塌地、一心一意的忠臣，竭力将希特勒偶像化，并希望其他人也和他一样。

赫尔曼·戈林（1893—1946）是著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的战斗英雄，出于和恩斯特·罗姆、鲁道夫·赫斯同样的原因参加了纳粹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瑞典作为巡回特技表演的飞行员待了两年。善于自吹自擂的戈林1921年和他的瑞典妻子卡琳回到德国，进入慕尼黑大学，在听了希特勒1922年秋的演讲之后涉足政治，并加入纳粹党。他是一个富有野心的人，具有不凡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能力。他一心一意地追求权力和荣耀，毫无怜悯之心。他极为迷人，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他狡猾的反社会人格对纳粹党具有绝对的重要性。

海因里希·希姆莱

迪特里希·埃卡特、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和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构成了反犹太主义的三重奏，紧随其后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约瑟夫·戈培尔。他们加入纳粹党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信念。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埃卡特是一个放荡的诗人和浪漫主义的革命者，具有戏剧方面的才能。埃卡特是位有学问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酒鬼和瘾君子，能说粗鄙的和高雅的两种话语。他建立了两个世界的桥梁，但又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无论赞美上司还是蔑视大众，都将自己恶意的快感掩藏起来。在他1923年患心脏病去世之前，埃卡特一直和希特勒形影不离。这位年长的人，提高了希特勒言谈举止的水准，教会他如何穿着，带他上高级酒馆，把他介绍给有影响的人。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出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信条加入了该党，但是，正如上面所提及的，他与希特勒的私人关系从来没有非常紧密过。这与新近加入该党的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十分不同，他被许多人称为“世界犹太人的头号刽子手”。施特莱歇尔在纳粹党反犹太主义的思想中发现了自己的偏见；在希特勒那里，发现了德国未来的救星。因此，他加入了纳粹党。1922年第一次听希特勒的演讲时，他受到了极度的催眠，他走近讲台对希特勒说：“我是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现在，我知道我只能是一个追随者，而你是一个领袖。我把自己在法兰克尼亚建立的群众组织交给你。”1885年，施特莱歇尔出生在靠近奥格斯堡的弗莱恩豪森，继承父业成为一位学校老师。他英勇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喜欢战壕中的同志友谊，经常执行十分危险的任务。战后，他在纽伦堡再次从事教师职业，同时参加了右翼的政治活动，成为德国社会党纽伦堡分部的头目。在与希特勒私人会面之后，他就将这一支部与纳粹党合并起来。1923年，施特莱歇尔创办了最后在全世界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主义报纸——《冲锋队员》。

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来看，施特莱歇尔是一个性变态者和恶霸，习惯于带着一条马鞭大步游逛，后来，他在鞭打政治犯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有人认为，他在《冲锋队员》中虚构的淫荡的、迷恋于性的犹太人，实际上是他自己野蛮和不文明行为的反映。事实上，施特莱歇尔和许多其他作为希特勒核心圈人物的党员，都是一些卑鄙的顽固分子，他们臭味相投，认为女人只是性发泄的对象，喜欢同政治对手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痛恨所有“受人尊敬的”和“优美的”事物。纳粹运动认可了这种反社会性格的野蛮冲动，允许德国的施特莱歇尔们的变态行为大行其道。

二十多年来，施特莱歇尔在《冲锋队员》上发表了无数令人恶心的反犹太主义的文章。种族主义偏见的妖术，在这张报纸中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堕落程度。《冲锋队员》在全盛期发行将近五十万份，用令人毛骨悚然的犹太人恶行或犯罪的故事来恐吓读者，这些故事无非是宗教祭礼中对儿童的谋杀、强奸、金融诡计、阴险的政治计划，等等。菲利佩·鲁普雷希特是这张报纸的漫画家，他通常将犹太人画成短小肥胖，丑陋，从不剃须，流口水，懒散，性变态，有着塌鼻、猪眼、突嘴的人。为了使犹太人不具有人性，鲁普雷希特将他们描绘成癞蛤蟆、吸血鬼、兀鹰、昆虫、蜘蛛、细菌和毒菌。另一种麻痹读者的伎俩是，显示犹太人不具有任何真正的诸如爱情、欢笑、忠诚、友谊、同情这样的人性。鲁普雷希特把他们绘成身体上令人厌恶的东西，暗示他们在道德上是败坏的。他的结论是：犹太人在体面的德国人群体中是没有生存价值的。这种反犹太主义伎俩被灌输到数百万德国人的头脑中，同时构成了重要的心理上的先决条件：犹太人是文明的障碍，必须被清除。这是一个无须思考的先决条件：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必须作为一个群体被灭绝。

在该党形成的初期，除了这些主要的纳粹党人之外，还有两个主要的团体加入了该党，或者作为追随者或财政上的支持者为纳粹党提供服务。其中一个集团有时被称为“老战士”，它构成了该党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核心。这个集团成员具有反社会的性格，来自半熟练的工人阶级，在调整自己适应和平时期的环境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他们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里都没有发现有吸引力的东西，正在寻觅他们能够为之战斗的新的军国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希特勒的私人随从——有时被称为“一群小希特勒”——主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海因里希·霍夫曼（1885—1957）是希特勒的官方摄影师和宫廷弄臣，他有一个漂亮的职业助理爱娃·布劳恩，她后来成了希特勒的情妇。马克斯·阿曼是元首过去的中士战友，也是他信任有加的商务经理。乌尔里希·格拉夫（1898—1945）是一个屠夫，后来成了希特勒忠诚的保镖，可能在啤酒屋政变期间用身体挡过十一颗子弹，救了希特勒的命。埃米尔·莫里斯（1897—1979）过去是一个钟表匠，后来成了元首的司机，在元首最隐秘的私生活中深得信任，其中包括格莉·劳巴尔的桃色事件和1934年对罗姆清洗中的死刑执行。克里斯蒂安·韦伯（1883—1945）过去是一个结实的马贩子和酒吧保镖，爱好鞭打和痛殴共产党分子，心甘情愿地成为希特勒的跑腿。尤利乌斯·绍布（1898—？）是希特勒突击队的成员，后来成为希特勒的保镖和副官。赫尔曼·埃塞尔，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是一位天才的演讲者，犹太人的迫害者和无赖。

在这“一群小希特勒”的背后是更具实力的、更为引人注目、有着完美社会血统的人。在该党的初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1887—1975），他身体强壮，体高头大，有一张好战的下巴，头发浓密。汉夫施滕格尔的家庭具有德美混血血统，以艺术鉴赏家和资助人著称。他的母亲来自新英格兰著名的塞奇威克家族，这个家族产生过两位南北战争的将军。汉夫施滕格尔的祖父在慕尼黑从事艺术品的复制和摄制，生意非常兴隆。他的父亲在纽约的第五大道建立了一个分店。被家人称为“小东西”的汉夫施滕格尔，生长在贵族气氛浓郁、教育和美术得到高度重视的环境中。为了学习商业并最终接管美国的分支机构，汉夫施滕格尔被送到哈佛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重要的人物，其中包括T.S.艾略特、瓦尔特·李普曼、亨德里克·房龙、汉斯·冯·卡尔滕博恩、罗伯特·本奇利和约翰·里德。他通过同是哈佛大学学生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大儿子，甚至接受了前往白宫的邀请，在那里展示了他在钢琴演奏方面的才能。事实上，他的钢琴演奏使他和哈佛大学的橄榄球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通常在比赛之前通过演奏活跃一下气氛。后来，他总是以美国橄榄球进行曲使希特勒激动起来，并使元首相信可以将美国的娱乐和广告技巧运用到政治当中，尤其是通过啦啦队来煽动群众的激情。汉夫施滕格尔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亲密朋友，那时罗斯福还是纽约新崛起的参议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汉夫施滕格尔被困在美国，直到1921年才返回德国，进入慕尼黑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1922年，一位正在使自己熟悉巴伐利亚政治的年轻武官告诉汉夫施滕格尔，他结识了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著名人物，是一个注定要在德国政坛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正处上升趋势的政治家。他给了汉夫施滕格尔一张希特勒政治集会的门票。在听了希特勒精彩的演讲之后，汉夫施滕格尔被他的口才感动了，立刻投奔了他，并成为他的忠实追随者。汉夫施滕格尔利用他的家族关系使希特勒进入了慕尼黑的上流社会，将社会经验依然不足的希特勒介绍给各种各样的社会名流，特别是有钱的贵妇人。汉夫施滕格尔还捐献了一些个人财产给纳粹党。希特勒是汉夫施滕格尔家的常客，他被汉夫施滕格尔美丽的金发美国夫人所迷倒，而这位夫人可能对世界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希特勒啤酒屋政变失败之后，她以柔道的方式夺下了希特勒手中的勃朗宁手枪，使他没有自杀成功。当时希特勒正将枪口对准自己，准备扣动扳机。汉夫施滕格尔作为顾问、调笑者和钢琴演奏者，很快就成为希特勒核心圈子里的成员。尽管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他在希特勒政府中短暂服务过，但是，他对纳粹政权越来越不感兴趣。1937年他逃离了德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回到祖国。

在汉夫施滕格尔的背后，还有一些社会地位甚高的人物，包括威妮弗雷德·瓦格纳，她是著名的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妇；作家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他娶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儿爱娃，他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德国未来的救星；布鲁克曼家族，慕尼黑的出版世家；贝希施泰因家族，著名的钢琴制造家族。在这些资产阶级的交往关系中牵涉到不少妇女，她们都是被他的魅力所征服的。这些女人中的大多数是娇生惯养的主妇，她们被他粗犷的风格所吸引，当看到他手持马鞭、斜挎武装带、腰佩左轮枪走进她们的豪华客厅时，她们激动万分。一些老妇人像养母一样对他百般呵护，用丰盛的点心和倾心的关注招待他。甚至在希特勒死后的四十年，威廉明妮·卡伦巴赫还回忆起希特勒出席她家的茶点招待会，他是一位“完美的绅士”。她后来还回忆道：在一次希特勒到访之前，她过于激动，以至用盐而不是糖烤了面包。弗劳·海琳·贝希施泰因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崇拜者，她被希特勒彻底征服了，她承认自己真希望希特勒是她的儿子。后来她曾以养母的身份探望过监狱中的希特勒。弗劳·埃尔莎·布鲁克曼也有同样的感受。还有另外一位母亲类型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卡罗拉·霍夫曼，是一位退休的学校教师，后来被元首的私人随从富有感情地称为“希特勒妈妈”。

与这些上中产阶级的联系，在希特勒打算将一个地方党变成一个全国性群众党的计划中，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该党所需要的是更为广泛的财政支持，而不仅仅是一些巴伐利亚资本家相对有限的资助。假如希特勒想要捕捉大鱼的话，即北方的工业巨子，他必然要把网撒得更大。1922年12月，巴伐利亚谣言四起，纳粹党受到了大企业的资助，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谣言继续蔓延，因为它们似乎强化了马克思有关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互利关系的观点。尽管一些历史学家在阐述纳粹党受到了大企业资助的观点，但是事实上在1919至1923年期间，它只从大企业那里获得了极为有限的支持。甚至在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初期，大企业实际上的财政支持被极度夸大了。

这不是说希特勒没有从大企业那里寻求财政上的支持，早在1921至1922年，他就企图从北方的资本家那里获得钱财，以便在这一地区扩大党的势力。这次工作的联系人是埃米尔·甘塞尔，他是一位化学家和西门子电气公司的前雇员，也是高级文官、军官和大企业主组成的保守主义“国家俱乐部”的积极分子。甘塞尔在1922年5月29日为希特勒安排了在“国家俱乐部”的演讲。根据那天听众的回忆，希特勒对精英听众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他把自己的党描绘成唯一有效的平衡物，以抵制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左派政党。他认为他的党是真正变革的唯一工具，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受到威胁着德国的国际势力——犹太人、共济会和政治化的天主教——玷污的国家党。他在演讲结束时将自己仅仅描绘成国家自由运动的一个鼓手。

1922年6月，希特勒被再次邀请到“国家俱乐部”，从此以后，他经常被邀请到各种各样的企业赞助的会议上演讲。慕尼黑啤酒—咖啡公司的经理赫尔曼·奥古斯特在听了希特勒的演讲之后，对希特勒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将希特勒引荐给巴伐利亚工业家联盟的成员。希特勒接受了极为保守的“绅士俱乐部”和巴伐利亚其他精英团体的演讲预约。然而，这些联系没有获得巨大的经济资助，因为他的多数捐赠人是小气的慕尼黑商人、店主和工匠。我们几乎只知道一些早期的捐赠人，因为在啤酒屋政变之后，1919至1923年党的财政事务记录消失了。

在资助较多的捐助者当中有戈特弗里德·格兰德尔，他在奥格斯堡拥有一家食用油加工厂，他给纳粹党的主要贷款提供抵押，在纳粹党不履行还贷时，他又替它赔偿了债务。另一个捐助者是理查德·弗兰克，他是路德维希堡一家咖啡制造厂的继承人，为了在1923年保证《种族观察者报》的发行，他捐助了六万瑞士法郎。还有一位捐助者是海因里希·贝克尔，他是斯瓦比亚一家内衣制造商，他的捐款之多无出其右。正如前面所说，汉夫施滕格尔捐献了相当多的美元，布鲁克曼和贝希施泰因家族在关键时候也提供了所需要的金钱。但是，正如亨利·特纳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社会关系中所获得的好处是他进入了上流社会，他们作为赞助人使他被上流社会所接受。

只有两个北方工业家在1919至1923年对纳粹党提供了大量的捐献，他们是恩斯特·博尔西希和弗里茨·蒂森。博尔西希是柏林一家制造火车头、锅炉和重型工业设备的老牌企业。尽管他的企业面对新出现的大型企业有所萎缩，但是，作为保护雇主利益的德国企业主协会联盟的主席，他依然对德国的企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听了希特勒的演讲之后，博尔西希相信他发现了“一个可以通过他自己的运动，恢复工人阶级民族感情，从而消除社会诸阶级之间鸿沟的人”。博尔西希与希特勒进行了私人会晤，预付了一笔私人资金帮助建立党的柏林支部。然而，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可能要归因于通货膨胀的混乱结果和鲁尔危机，但是，博尔西希没有成功地劝说其他的企业家对纳粹党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也是事实，因为这些企业家依然认为纳粹党是资本主义的敌人。

另一个主要给纳粹党提供捐助的北方工业家是弗里茨·蒂森，当时他是一位巨型钢铁企业的继承人，1926年，他获得了这一企业并将它作为钢铁联盟加以组织。按照他后来在1941年的“我支付给希特勒”的账目记录，弗里茨·蒂森捐助了十万金马克给纳粹党，尽管他后来指出他的捐助主要是冲着鲁登道夫，而不是希特勒。

因此看来，并不是大企业给纳粹党提供资金的。它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党员的党费、党的出版物和在群众会议上的募捐。尽管希特勒向各处——包括国外——派出他的经纪人以获取急需的收入，但是，像蒂森这样的大捐助是极少的例外。库尔特·吕德克是一位有着国际关系的年轻花花公子，他促使像墨索里尼和亨利·福特这样的各类名人为纳粹党捐助。1923年夏天，希特勒亲自前往苏黎世，据说带回了“一皮箱的瑞士法郎和美元”。当我们对所有的事情加以思考的时候，我们发现纳粹党的成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大亨们的财政支持，而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大众运动，它的魅力超出了阶级的界限和职业的限制。

将这些不同的团体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是对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的不信任，是一种弥漫的反犹太主义。所有人都在纳粹党中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幻想和偏见的影子。对于“老战士”来说，该党是一个大众的、平等主义的组织，这个组织使他们将民族主义和平民联合起来。对于汉夫施滕格尔、布鲁克曼家族和贝希施泰因家族来说，纳粹党站在中产阶级的一边，使自己成为大众的先锋。对于军国主义者来说，纳粹党是古老的战时“祖国党”的复活，这个党一直听从军事工业的指令。意识形态工作者在国家社会主义当中发现了20世纪两个主要的也是值得怀疑的运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平衡力量。他们在纳粹的组织中发现了一种合力，它是所有前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辩证综合。最后，大多数人在希特勒那里发现了拯救德国的最佳希望。

就是在这一时期（1920—1923），希特勒逐渐而隐约地发现他的政治风格和他作为领袖的充沛精力。希特勒是一个身份模糊、没有根基的局外人，缺乏社交技巧及最基本的教育，但是他却能够走上权力的顶峰，阿兰·布洛克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悲哀地承认道：“我越了解希特勒，就越发现解释和接受随之而来的问题的艰巨性。在某种程度上，许多原因在解释希特勒所产生的影响上都是不充分的。”确实，这是一种显著的成就，它来自一个懒散的、明显一无所有的奥地利的局外人，他依靠十足的权力意志，公开地将自己从一个害羞的、有神经质冲动的、充满不安全感的人变为一个英雄领袖的形象。这的确来之不易。希特勒在私下里对自己的地位出身极其敏感，和鲁登道夫这样的人在一起时，他习惯性地感到很不舒服，有好几年他更将自己视为一个鼓手，而不是一位领袖。正如约阿希姆·费斯特所观察的那样，无家可归者身上的气味依然留在他的身上，他甚至依然像以前那样生活，在泰尔街租用了一套只有一间屋子的公寓，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为了逃避孤独，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朋友们出入各种各样的啤酒馆和咖啡屋。他的私生活和习惯没有什么改变，要么孤独地沉思，要么歇斯底里地到处活动；要么懒散得无所事事，要么疯狂地四处奔忙。他完全是过去的样子，没有一点儿变化。相反，他在促使世界按照他对现实的设想进行转变。

他曾经承认道：“我的整个生活只是不断地诱骗他人。”假如他没有杰出的说服能力，他是不会到达如此的权力顶峰的。鉴于他非同寻常的幻想能力，要使几百万民众对他的幻想有所感知，还需要一个不凡的才能。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他具有对不同背景的人都具有魅力的演说天分和神秘能力。他是一个完美的、能够向不同的观众进行表演的演员。因此，听众们对他产生了许多看法，他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他们对他所要求的东西，反过来，希特勒又加强了他们谋求私利的看法。他就像一个“艺术大师在符合下中产阶级心意的被调节为等程音阶的钢琴上”演奏，同样，他也能符合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心意进行演奏。进一步而言，在大众民主的时代，他能够声明他是真正从民众中崛起的。

希特勒直觉地感到他的权力的真正来源存在于大众之中，因此他的目标是组织大众的感情、大众的不满、大众的偏见或仇恨。鉴于他歇斯底里的个性及说服人的能力，他比大多数政治家更容易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为了使自己获得认同，并使自己不断获得力量，他需要大众。在希特勒和他的听众的互动当中，我们发现了纳粹党成功的关键所在。随着时间的过去，那些观察过希特勒的人——例如汉夫施滕格尔或亚历山大·冯·穆勒教授——注意到了他在引诱大众中所获得的明显的力量。一些人甚至认为，演讲是真正狂欢的表演，它事先传播出诱导性的气氛，接着就是狂热的引诱活动，听众——尤其是妇女——在其中呻吟、啜泣、尖叫，最终在身心投入的狂喜顶峰失魂落魄。

为了将政治和娱乐混为一体，希特勒设法添加了一系列十分华而不实的表演，让所有的慕尼黑人都称他为“慕尼黑的国王”。但是，这位慕尼黑的国王并没有传播人道与和平的福音；相反，他的演讲和表演煽动着残暴。他的冲锋队员的行为极具破坏性，以至整个城市周期性地受到暴力事件的糟蹋。他的粗暴的追随者混入反对者的集会当中，通过打斗和群殴使集会中断，并使听众受到严重的身体伤害。警察维持着这些集会的基本秩序，并一再警告希特勒管好他的追随者。党的传单、宣传性的小册子、标语、布告也因为其恶毒的、诽谤性的内容而经常受到审查。

1922年1月12日，希特勒因为破坏了反对团体“巴伐利亚联盟”的集会，并且严重地伤害了他的领导人奥托·巴勒施泰特的身体，被判处了三个月的监禁。但仅仅受了四个星期的监禁他就获得释放，他像一个征服者一样庆祝自己的胜利。他成为“慕尼黑最受欢迎和最受忌恨的人”。他的党用大量的暴行压制反对派，像洪水一样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的大部分地区泛滥，到处是它组织的集会和群众示威。希特勒热衷于斗殴的冲锋队员，故意将自己打扮成野蛮和尚武的样子，像军队一样在大街上行进，在房屋和工厂的墙上张贴标语，与反对派斗殴，撕毁对手的旗帜，组织突击队对假想的敌人发动进攻。

正如希特勒所预言的那样，这些煽动性的策略在许多巴伐利亚人当中深受欢迎。他们喜欢将有趣的东西和少量粗野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认为这是快乐的时光。希特勒的快乐时光也是如此，大杯地狂饮啤酒，滔滔不绝，高唱进行曲，吵吵嚷嚷地乱扔啤酒杯，掀翻桌子，最后可能再打斗一番。对于许多民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兴奋的消遣。尽管有点儿过分，但纳粹党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为令人喜爱的普通词汇。事实上，纳粹这个词（NAZI）是国家的（NAtional）第一个音节和社会主义的（SoZIalist）第二个音节合成的，它的发音在巴伐利亚听起来像人名伊格纳茨（IGNAZ）的昵称，因此给人一种舒适而熟悉的感觉。该党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加强了在民间的根基，因此，甚至粗野的冲锋队员的形象也像街头警察一样被人们所接受。

那些加入该党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的成员，在冲锋队中发现了军事力量的扩充，发现了进攻倾向的宣泄通道，也许还发现了家庭的替代物，它给他们提供了安全感和方向感。在这个由啰啰嗦嗦但又果断自信的成年男人组成的紧密组织中，重要的社会纽带被建立起来。通过维持一种舒适的排外感，以及鼓励一些仪式性的行为，如每周举办的谈话会、集体户外活动、音乐会、野餐、歌唱晚会和行礼致敬等，这些纽带得到了加强。

冲锋队这个准军事组织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21年夏季。那时，埃米尔·莫里斯的有些缺乏组织化的“武装巴伐利亚人”奉命维护党的运作机器。1921年，这个准军事组织把自己伪装成党的“体操和运动部”，尽管它的真正功能——正如一个党的布告所清楚表述的——是一种受到纳粹运动控制的进攻性力量。1921年10月，它将名字改为冲锋队，其德文缩写为SA。那些指挥这个组织的人视它为复活未来德国军队的种子细胞，他们不仅打算把它作为维持政治性会议的保护性力量，而且把它作为获得政治控制权的工具。

冲锋队的最初成员大多是从自由军团中招募的，尤其是艾哈特上尉的第二海军旅。卡普政变之后，艾哈特和他的一些同伙逃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以“执政官组织”的名字重新纠合，这是一个发誓要消灭叛徒、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及民主派——总之，任何没有通过极端右翼标准的人——的法西斯阴谋组织。1921年8月，这个组织的成员谋杀了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这样，就可能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借口：艾哈特非常乐意将他的一些军官出借给冲锋队。过去，艾哈特旅在波罗的海地区与布尔什维主义战斗，现在，它在1921年夏季的慕尼黑作为“希特勒冲锋队”获得新生。甚至该旅的战斗歌曲只需稍作修改就可以被重新使用：

万字徽印在我们的钢盔上

印在黑白红的臂章上

希特勒冲锋队

就是我们的名字

冲锋队员是名副其实的：从现在开始，街头和会场的打斗开始增多了。1921年11月4日，“冲锋队的神话”在所谓的宫廷啤酒屋战斗中诞生了，那时，希特勒的步兵八至十个一群像狼一样地一批批冲向他们的对手，并且把他们打出大厅。经常性的“大厅之战”接踵而来。冲锋队将自己组织为每队一百人，在1922年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1922年10月，希特勒率领八百人的冲锋队乘坐专列前往科堡，这个城市邀请他参加一个爱国游行。尽管科堡当局要求他不要以行军的方队进入科堡，但是他拒绝了，他爱捣乱的同伙引发了街头暴乱，清除了街头的反对者，简直就是在围攻这座城市。这种显示威风的行动似乎使希特勒大胆地相信：他能够向巴伐利亚政府挑战而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这次行动也提高了纳粹党的声誉和它的准军事力量。在1922年2月至11月之间，纳粹党征召了三万四千名新党员，冲锋队的成员几乎增加到一万五千人。

尽管冲锋队的成员发誓服从他们的领袖，但是，希特勒明白，他们的忠诚经常摇摆在纳粹党同艾哈特及其军官之间。这里也存在着一个涉及到冲锋队扮演的主要角色的问题。罗姆将冲锋队视为新军队的催化剂，而希特勒将它看作一个宣传武器，从属于党的政治部门，并且服从他的领导。然而，在1922至1923年间，冲锋队开始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在1929年的经济萧条之后，这种情况又再度发生。希特勒感到它正在受到外部力量的太多操纵。

希特勒和他的早期支持者在一起

为了抵制这种影响，希特勒换掉艾哈特的人——冲锋队的第一位领导人汉斯·乌尔里希·克林特希，而任用了他认为可以信赖的赫尔曼·戈林。尽管这是一个聪明的变动，但是在短时间里没有带来多少变化，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领导和它的准军事组织之间的鸿沟依然是摩擦冲突的根源。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无法无天的冲锋队领导人的威胁，希特勒建立了自己的禁卫军。1923年3月，一些“老战士”组成了一个私人卫队以保护他们的领袖免于现在的危险。这就是未来的党卫队（SS）的雏形。为了同正规的冲锋队有所区别，这个卫队的成员喜欢穿灰色的野战大衣，戴黑色的、带有银质骷髅扣子的滑雪帽，佩戴黑边的万字徽臂章。

当艾哈特上尉与希特勒决裂，并从冲锋队那里召回他的人员的时候，希特勒的第一个卫队解散了。没过多久，希特勒就组织了一个新的卫队——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它的成员来自不同的阶层，远比艾哈特的成员复杂。突击队的领导人是尤利乌斯·施莱克（1898—1936），他的外表与希特勒十分相似，后来成为他的替身。和约瑟夫·贝希托尔德一道，施莱克组织了一个机动的攻击分队，可以随时执行元首的命令。汉斯·卡伦巴赫（1897—1966）——一个机枪队的领导人——对这些政治步兵战士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完全忠实的记录。在其著作《和希特勒在兰斯堡要塞》中，这位几乎被遗忘的冯·明希豪森男爵记录道：他企图使他的同志感到作为服务于神圣事业的高贵卫士是光荣的。这本书可能再现了历史逼真的场面，它的基调混合了爱国的虔诚和黑手党似的残酷。突击队队员把自己描绘为真正的男人，如克虏伯的钢铁一样坚硬，同时残酷而正直（通常是坏习惯的借口）。他们使自己无法无天的行动合理化，并作为爱国主义的行动，同时给反对者贴上了民主犹太共和国的胆怯的支持者的标签。卡伦巴赫后来回忆道：

严厉、冷酷，有时完全没有人性，这就是突击队的习惯和面貌。他们知道真正的尊敬和屈尊降贵为何物。他们依附强者，依附权力。在紧要关头，他们目无法纪。当贝希托尔德和他的副手尤利乌斯·施莱克的口哨声一响，突击队就召唤我们参加行动，向左派和右派进攻——前进，前进——一切都被撕成碎片，几分钟里，街道和广场上的敌人被扫除干净。不久，村庄和城镇都知道了我们。无论突击队出现在哪里，赤色分子的挑衅就变得越来越少，变得越来越驯服。我们在朋友那里赢得了尊重，而在我们背后是敌人的仇恨和嘲笑。

墨索里尼从一个社会主义者变成了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分子相信，只有他们这些“精悍的少数派”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突击队的大多数成员来自低中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的背景。施莱克是一个出身寒微的冲锋队队员，后来成了希特勒的司机；矮小的贝希托尔德过去是个中尉，经营着一家文具店；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乌尔里希·格拉夫是希特勒的第一个保镖，他是一个屠夫，当地的业余拳击手和啤酒屋的闹事者；埃米尔·莫里斯是希特勒的另一个知心密友，他是被指控犯有盗窃罪的钟表制造匠；克里斯蒂安·韦伯是一个身高马大、曾经做过马贩子的人，他喜欢耍弄皮鞭，在慕尼黑靠做保镖维持生计。在他们中间，几乎没有军官升到预备役少尉以上的军衔。与这些流氓为伍，希特勒感到如鱼得水，因为这些人确认了他自己的反社会、仇视和侵犯性的倾向。在他心中，这些“老战士”不会做错任何事情，他后来总是乐意原谅他们所有的放荡生活和违法行为。在希特勒1945年4月自杀的柏林地下室的桌前，

1923年9月2日，希特勒突击队前往拜罗伊特参加德国国庆

他只放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他的母亲，一张是埃米尔·莫里斯。显示希特勒和“老战士”在一起的几张残存的照片特别具有启迪意义。这些人凶残的面相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和审视，因为它们证明了这种类型的男人将构成纳粹党权力的核心。

尽管希特勒把纳粹党变成了反对柏林政府的聚集点，但是在1922至1923年，他的领导决策使党几乎到达了致命的终点，即他使用武力的方法，而不是宪政的方法去夺取国家政权。1922年10月，墨索里尼进军罗马获得了政权，而希特勒越来越确信，相似的向柏林的进军也是可行的——也许不是他孤军奋战，保守的军事集团会联合行动。这些集团在国家的象征鲁登道夫陆军元帅的统领下连为一体。希特勒并不把自己视作革命右派的唯一领导人。事实上，他不时地大声追问：他是施洗礼者约翰还是救世主。

随着党的继续发展，希特勒也不断增加演讲次数，制订政变计划。1923年1月，在鲁尔危机的混乱中，六千名冲锋队员聚集在慕尼黑参加纳粹党的第一次全国大会。当希特勒对他的突击队员作长篇演讲，并呼吁国家专制以解救德国面临的崩溃时，即将政变的谣言在慕尼黑蔓延。2月，希特勒与其他的右翼准军事联盟力量组成了一个致命的联盟，这几乎葬送了他的前程。他同意同诸如阿道夫·海斯所领导的“国旗党”、阿尔弗雷德·霍夫曼中尉领导的“下巴伐利亚战斗联盟”、阿尔弗雷德·泽勒领导的“慕尼黑爱国联盟”、穆尔泽领导的“奥博兰联盟”这样的右翼组织联合，并建立了联合委员会。赫尔曼·克里贝尔上校被任命为“爱国主义战斗协会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希特勒和罗姆企图哄骗其他的右翼集团参加这一新的组织，他们也试图在军队里稳固希特勒与克里贝尔相等的政治作用。

1923年，纳粹分子在慕尼黑街头游行

在随后的几个月，德国的危机层出不穷，政变的谣言进一步加强。就在这时，希特勒提出了一个镇压左翼在“五一”劳动日示威的计划，并因此使官方确信，他才是真正的“慕尼黑之王”。但是，1923年5月1日，他在政府中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却舍弃了他。令他更为窘迫的是，他的几千名冲锋队员在上维森费尔德保持了数小时的战斗准备状态，而现在，他们不得不将武器归还给国防军军械库；早些时候，他们通过欺骗借到了这些武器。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度过了一个夏天，对外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在回到慕尼黑时，他精力十分充沛，参加了9月1日至2日纽伦堡准军事的、纪念“德国国庆日”的集会。各种各样准军事集团的领导人更新了他们的二月协议，宣布成立新的“德国战斗联盟”，这个联盟包括“奥博兰联盟”、“国旗党”和纳粹党。9月25日，联盟领导人聚集在一起讨论政变的策略。希特勒让一万五千名冲锋队员处于军事准备状态，同时宣布在慕尼黑要单独召开十二次以上的群众大会。在随后的几天里，惊恐万状的巴伐利亚总理欧根·冯·克尼林（1865—1927）劝说内阁宣布紧急状态，同时任命前首相和反革命的保守主义分离分子古斯塔夫·冯·卡尔博士为拥有全权的国务委员。卡尔的权力主要依赖于国防军第七战区司令奥托·冯·拉绍将军，以及巴伐利亚州警察总监汉斯·里特尔·冯·赛瑟尔上校的支持。卡尔立刻禁止所有的群众示威，但同时与拉绍和赛瑟尔密谋除掉可恶的柏林政府。在卡尔、拉绍和赛瑟尔的阴谋计划当中，只有一个小任务是为希特勒和纳粹党设想的。但是，保守主义阵营很快就发现希特勒会走得更远，他会从鼓吹敌对发展到实际地策动一场政变，这场政变对象也涉及到他们三个人。

第五章

啤酒屋政变及其后果

1923年11月8日—9日希特勒政变

1923年11月7日，巴伐利亚右翼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最终制订了推翻魏玛共和国的计划。尽管他们之间区别很大——包括政治动机和个人的野心——但是，他们牢固地联合在一起反对可恨的共和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组成了“战斗联盟”去毁灭共和国、惩罚“十一月罪犯”的原因所在。人们想象这些罪犯背叛了德国，并且导致了它的耻辱和完全失去防御能力。主要的阴谋家们聚集在退役上校赫尔曼·克里贝尔慕尼黑的住宅中，克里贝尔是“战斗联盟”的领导人，他作为主人召集了这次聚会。这些阴谋家包括由私人副官汉斯·施特雷克少校陪同的鲁登道夫将军；奥博兰联盟的领导人弗里德里希·韦伯博士；由赫尔曼·戈林和朔伊布纳—里希特护卫左右的希特勒。

这些阴谋家计划在巴伐利亚通过政变将右翼政府拖进自己的网中，以对抗柏林的国家政府。鉴于柏林和慕尼黑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武装冲突的状态，“战斗联盟”的领导人们断定政变的时机已经到来。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巴伐利亚和国家政府的公开冲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9月26日，巴伐利亚内阁委任古斯塔夫·冯·卡尔博士为全权国务委员。第二天，部分是为了回应巴伐利亚的危机，埃伯特总统援引了《魏玛宪法》第48条，并且授予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国防军司令汉斯·冯·泽克特将军维护法律和秩序、粉碎任何对国家的颠覆行为的执行权。埃伯特问泽克特：“国防军站在哪一边？”据说，泽克特将军这时高深莫测地回答道：“总统先生，国防军站在我的后面。”尽管埃伯特总统援引紧急状态法是合理的，因为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力，但是实际上，自1923年9月26日至1924年2月紧急状态法被废除，德国实际上被冯·泽克特将军和他的地方司令官们成功地控制着。两个专制的政府——一个是国家的，另一个是地方的——由于政治上深远的差异，即将发生冲突。

希特勒无疑迫切地想利用国家政府和巴伐利亚政府之间的差异。9月27日，《种族观察者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施特莱斯曼和泽克特”的粗俗文章，诅咒这两个人将德国出卖给了法国，并计划在国际犹太人的支持下制造一个专制政权。这篇文章宣布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施特莱斯曼和泽克特的妻子都是犹太人。柏林政府命令拉绍去查封《种族观察者报》，同时要求逮捕三位自由军团的领导人——罗斯巴赫、海斯和艾哈特。两个命令都没有得到执行。拉绍拒不服从命令。使事态更复杂的是，在10月4日，卡尔查封了《种族观察者报》，因为它刊登了一篇题为“炮兵们！准备开火”的文章，它号召所有的爱国炮兵们参加冲锋队的行动，甚至提供了报到的地址。现在，卡尔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立刻投入了行动。在施特莱斯曼和泽克特遭到诽谤的时候，他可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种族观察者报》在10月6日至14日被查封，这不是因为它得罪了柏林，而是惹恼了慕尼黑。这就意味着损害柏林政府是可以的，而损害慕尼黑政府是不行的。

10月19日，卡尔对包括拉绍的第七军区的指挥官训话，告诉他们柏林将纯粹的地方政治事务夸大为全国性的军事危机。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涉及到“两种世界观——国际的马克思—犹太主义和民族的日耳曼主义——的生死搏斗”，这种搏斗决定着德国人民的命运。他认为巴伐利亚必须在推动民族的事业中处于领导地位，他让颇有同感的听众相信他正在悄悄地破坏着“非日耳曼”的《魏玛宪法》，并且会用更好的、更日耳曼的宪法代替它。

希特勒对此不能再表述什么了。卡尔并非是唯一对柏林政府发表煽动性言论的人。拉绍和赛瑟尔是三人团的另外两个成员，他们也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当泽克特将军在9月20日因拉绍玩忽职守撤销了他的职务，以致他不能够再作为一名军官在德国军队里行事时，他的态度从被动的抵制转向公开的挑衅。拉绍的解职几乎立刻就被卡尔撤销了，卡尔马上就重新任命他为巴伐利亚军队的司令官，并要求第七军区的所有官兵宣誓效忠于巴伐利亚政府。柏林指责这种行为严重地违反了《魏玛宪法》。

10月24日，拉绍将军对巴伐利亚部队的指挥官、警察局的官员，以及“战斗联盟”的领导人（除了纳粹党人）发表讲话，提出了三种对付当前危机的可能方法：一是向柏林进军，宣布全国的独裁统治；二是以巴伐利亚为基础与柏林政府周旋；三是宣布巴伐利亚从国家中独立出来。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向柏林进发的观点。这样，拉绍公开站在了阴谋家的一边。按照约翰·惠勒—贝内特的说法：他现在完全成为一个卑劣的阴谋家，从那时开始，他必须和其他同样卑劣的阴谋家一道共事。三人团现在对进军柏林原则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将最初的军事计划变成了他们自己宏伟的规划。其中包括将艾哈特上尉从萨尔茨堡的藏身地——他在那里躲避联邦政府对他的逮捕——邀请到慕尼黑来，帮助从事政变的准备工作。计划中还包括将军队聚集在巴伐利亚北部边境，准备侵入共产党即将夺取权力的图林根和萨克森。

卡尔是一个迟钝的反革命君主主义者，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投入到冲动的行动当中。他表面上对柏林的坚定的抵制只具有表面的坚定性。因为，这些抵制依赖于他目前在右翼民族主义分子中间所受到的欢迎，依赖于施特莱斯曼的政府不可能干预巴伐利亚的事实。这个政府正面临着多重的危机，其中包括飞速的通货膨胀，莱茵兰的分离主义，图林根、萨克森和德国北部其他地区左翼极端主义的崛起，涉及到社会民主党和保守主义政党之间的斗争所引发的内阁危机。

然而，政治风云在共和国危机四起的年代里一直在飞速地变化。就在三人团计划向柏林进发的时候，政治风云又发生了变化。10月23日，汉堡发生了一次成功的共产党起义。10月底，国防军合法地获得《宪法》第48条的授权，侵入了图林根和萨克森，把两个州的共产党分子从州政府中赶了出来。这使得慕尼黑的阴谋分子，甚至没有理由以这两个州发生的共产主义的危险为借口向柏林进军。尽管施特莱斯曼内阁中的社会民主党人退出了政府，以此表示他们对联邦政府干涉两个州的内部事务这一非法行为的抗议，但是，他们的离去作为政府向右发展的一步获得了保守主义的欢呼。这意味着一个强大的、保守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政府形成了。卡尔现在开始形成了第二个直接向柏林进发的想法。他在准备妥协的同时，委派赛瑟尔上校去柏林探测政治状况的深浅。当赛瑟尔回到慕尼黑的时候，他带来了一个让人清醒的报告：北部德国不可能加入巴伐利亚反对柏林的政变，三人团这时也不再忙于他们的阴谋诡计了。到了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三人团秘密策划的危机气氛开始明显消退，对于希特勒来说，这简直是令人惊讶的。

然而，对于希特勒和其他在11月7日聚集在克里贝尔住宅中的阴谋分子来说，发动一场成功政变的机会依然被认为是成熟的，当然，先决条件是说服犹豫不定的三人团参与到这场政变中来。克里贝尔最初建议在11月10至11日发动政变，以配合1918年停火协议的五周年纪念。在10日夜晚，政变者们计划在慕尼黑城北荒野进行“战斗联盟”的野战训练。届时停止此项训练，直接将部队开往慕尼黑，夺取政权，宣布成立由鲁登道夫、希特勒和其他忠于政变的军官为首的新的国家政府。希特勒对这一计划表示反对，认为它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相反，他建议阴谋分子就在第二天，即11月8日举事。这一天，慕尼黑的主要领导人将去听古斯塔夫·冯·卡尔在伯格布劳克勒发表的重要讲话，此地是慕尼黑最大的啤酒屋。希特勒认为“战斗同盟”可以轻而易举地封锁这座建筑，把这些要员作为人质，说服他们参与反对柏林政府的民族革命当中。希特勒的口才使七个阴谋分子同意了他的计划，他们进一步讨论了实施这一计划的细节。

尽管这个计划是不现实的，成功的机会也因为参与其中的许多阴谋分子的互相猜忌变得十分微弱。他们不仅彼此不信任，而且也不相信他们希望能够加入政变的三人团。正如阿兰·布洛克所认为的那样，至少有四个团体参与了啤酒屋的政变：一是希特勒和与他相关的右翼组织；二是巴伐利亚当局；三是柏林的中央政府；四是国防军。只有希特勒的目标是明确的。他要求与巴伐利亚政治和军事力量合作向柏林进军，随后建立一个新的独裁政府。然而，希特勒并没有领导一个统一的或一致的力量，他只能指望冲锋队的忠诚，而不是其他同盟组织的忠诚。这些组织受到克里贝尔的全权指挥，他是鲁登道夫的忠诚者。

至于巴伐利亚的民事和军事当局，那里交织着矛盾的动机和个人的野心。国务委员古斯塔夫·冯·卡尔是一个反革命的君主主义者。为了推翻柏林政府，恢复由鲁普里希特国王——他是韦特尔斯巴赫王室的继承人——领导的德国君主制，他玩弄起利用巴伐利亚军事资源的思想。但是，他又玩弄起恢复独立的巴伐利亚君主国的思想，这个国家和南部德国或者多瑙河联邦保持着松散的联系。对于希特勒和鲁登道夫来说，这些思想是令人厌恶的，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卡尔不仅是一个糊里糊涂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单调的、没有棱角的人。正如他后来的行为所表现的那样，他几乎没有什么组织才能，更缺乏领导的素质。

卡尔军事上的伙伴是赫尔曼·奥托·拉绍将军，他似乎是德国总参谋部官员的原型：整洁、高贵，有着密密的鬈发和灰色的胡子，戴着夹鼻镜。尽管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冷血的现实主义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犹疑不定的政治阴谋家，他倾听许多不同的意见，但从来不明确表示赞成哪一个。拉绍不是一个巴伐利亚的分离主义分子。他支持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即柏林政府应该被一个国家的独裁政府所取代。

巴伐利亚三人团的第三个成员是汉斯·冯·赛瑟尔上校，他是巴伐利亚警察的头目，是一个聪明的、精力旺盛的总参谋部官员，他几乎单独地从过去的皇家巴伐利亚陆军的残余中，创立了给人印象深刻的警察部队，人数达到一万人。像卡尔一样，他是一个顽固的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又像鲁登道夫一样瞧不起普鲁士，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他都是一个同样的反革命分子。赛瑟尔倾向于艾哈特上尉的步兵旅，他代表、武装了这支部队，然后把它作为“国家警察部队”派往巴伐利亚北部边境。根据主导的政治氛围的变化，赛瑟尔和希特勒的关系是友好的，也是实用的。赛瑟尔与三人团的其他两名成员拥有的东西太多，以至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下注在危险的冒险活动上。只有出现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他们才会承担起责任。否则，他们宁可坐山观虎斗，等待着支持胜利的一方。希特勒痛心疾首地后悔让他们参与政变的决策，正如他后悔指望其他的集团，而没有想到在这种大赌注当中只有指望自己。

对于现在由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领导的柏林政府来说，当下的目标是阻止正在政治舞台上隐约出现的国内战争。为了阻止这场战争，施特莱斯曼需要国防军和它的指挥官汉斯·冯·泽克特的支持。因此，共和国政治未来的关键存在于军队当中。1923年9月，确信无疑的迹象已经出现：国防军和政府的领导层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即保护现在的政府不受使它四分五裂的离心力的破坏。虽然施特莱斯曼和泽克特在本质上依然是君主主义者，但是他们认识到除非国内的法律和秩序得以重建，除非国外的友好措施能够得到维护，否则德国不可能恢复它的强国地位。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总理和将军决定通过共和国的合法机构来发挥作用。他们两人也放弃了任何非现实的想法，比如恢复君主制和建立保守主义的专制政权。他们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采用一切方法阻止抱有这些幻想的左派或者右派的极端分子。

泽克特将军相信，作为国家的卫士，军队的地位应该高于政治。尽管泽克特并非完全相信军队必须支持民主的共和国，但是，在研究了政治状况之后，泽克特认为只有军队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在政变前的六个月当中，他的一些行动是十分模棱两可的，以致人们怀疑他正在玩弄着一种想法，将自己的命运和反共和国的右翼力量联系在一起。鉴于他难以理解和有时含糊其辞的言论，人们有充分的证据称他为一只“斯芬克斯”。但是，泽克特似乎至少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看法，即让德国的军队处于政治的首位，这种看法在纳粹时期经常出现在军队当中，特别是当军队为一个犯罪的领导层服务的时候变得更为明显。按照泽克特的看法，军队必须服从合法的权力机构，但是他不喜欢这个权力机构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他在这种困境中犹豫不定，因为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他不能接受他所效力的体制，这种体制的运作和德国军队的传统是相矛盾的。到1923年，泽克特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共和国存在着实施民主的缺陷，但是它对军队不再是个威胁。因此，他决定反对任何人以武装起义的方式威胁共和国。这样，当海因里希·克拉斯这位泛日耳曼主义的狂人劝说泽克特带头建立国家专制制度的时候，泽克特警告克拉斯不许参加这一煽动性阴谋，而他本人“将同左派和右派的革命者战斗到底”。

当慕尼黑的危机达到高峰的时候，冯·泽克特将军在两个场合中表示，他将保卫共和国的宪法以抵制任何政治派别的闹事。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他依靠黑色国防军——这是武装力量中的准军事势力——镇压了一次政变，并且以最高谋反的罪名给政变的领导人判了刑。后来，他向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共产党进军。鉴于这种支持共和国的表现，是什么使希特勒或者鲁登道夫没有想到，他们反对共和国的政变会遇到同样严厉的抵制呢？不知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乐观想法还是政治上的失算，希特勒和“战斗同盟”的领导人决定在11月8日推翻共和国，在伯格布劳克勒啤酒屋宣布一个新的国家政府的成立，随后向柏林挺进。

慕尼黑啤酒屋政变的地点是伯格布劳克勒，这是一家大型啤酒屋，位于伊萨尔河南岸，离慕尼黑市中心大概有半英里。虽然伯格布劳克勒被称为啤酒屋，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旅店，周围有花园环绕，内有多种餐厅和酒吧。1923年11月8日的晚上，主厅里挤满了高级官员、巴伐利亚的政界和社会精英，他们前来听国务委员古斯塔夫·冯·卡尔发表重要讲话。在主厅里，椅子和桌子靠得紧紧的，以至体态丰满、托着大号啤酒杯的女招待，只能勉强地穿过烟雾弥漫的屋子。

快到晚上八点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乘着他红色的梅塞德斯—奔驰轿车来到伯格布劳克勒，在阿曼、罗森贝格和格拉夫的陪同下走出汽车，在那儿受到了汉夫施滕格尔的迎接，汉夫施滕格尔被认为是纳粹党与国外新闻媒体的联络人。这群人最后通过了警察设立的阻止未经许可的人进入的警戒线，几个在大厅里的政变者和他们会合在一起。通过连接演讲厅的大门，他们听见了卡尔以沉闷、单调的声音在对听众演说，低沉地无休止地谈论着“从人民到国家的问题”。汉夫施滕格尔给每个人买了三升啤酒，以放松紧张的等待。他后来回忆说给每个人花了十亿马克。

正当卡尔在说“我现在开始考虑……”的时候——这句话被汉夫施滕格尔讽刺为可能是那次演讲的高峰——躲在门后的阴谋分子突然冲了进来，戈林一马当先，指挥若定。在他身后是二十五名拿着手枪和机关枪的冲锋队员。其他的冲锋队员将整个建筑围了起来，堵住入口，并占领了建筑设施。当戈林和他的部队冲进摇摇晃晃的大门进入主厅时，拥挤的人群发出了惊呼。桌上的啤酒被打翻了。一些受到惊吓的听众躲到桌子下面，还有一些人爬到椅子或桌子上，这样可以更好地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妇女发出了尖叫声，甚至在看到钢盔和机关枪时吓昏了过去。

希特勒和他的随从穿过人群，登上演讲席。希特勒爬到一张椅子上高声呼叫道：“安静！安静！”当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的时候，他朝天花板放了一枪。人群一下子就沉默下来了。然后，希特勒就开始发布他著名的宣告：

国家革命在整个德国爆发了。六百名武装战士占领了这个大厅，没有人能离开这里。国防军和警察已经走出军营归于我们的旗帜之下。我们正在组建德国和巴伐利亚政府，克尼林政府和旧的国家政府废除了。

然后，希特勒将卡尔、拉绍和赛瑟尔推进一间偏室，疯狂地挥舞着手枪，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十分神勇。但是，他穿着为这个特别场合选择的可笑的燕尾服，反而像一个可怜的小招待。当卡尔、拉绍和赛瑟尔被带到偏室的时候，据说赛瑟尔对卡尔、拉绍嘟哝了一句：“好戏上演了。”当偏室的门被猛力地关上时，依然握着手枪、发出尖叫并且手舞足蹈的希特勒告诉他的三个俘虏：巴伐利亚政府被废除了，它只是新的国家政府的一部分。卡尔非常惊恐地被告知，他是巴伐利亚新的摄政官，和拥有绝对权力的新总理恩斯特·珀纳一起共事。对于其他一些新的任命，希特勒咆哮道：“这个国家政府以后就是我，国家的军队就是鲁登道夫。拉绍是军事部长，赛瑟尔是警察总监。”

希特勒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合作，他将枪毙他们，并且为自己留下最后一颗子弹。这种疯狂的歇斯底里并没有对三个人产生过多的作用。他们对希特勒宏大的宣告——他们三个人在新国家政府里依然是伙伴和领导——也没有感到激动。但是，希特勒是一个非凡的劝说家，他开始以更为理性的语气和三人团说话，特别是在希特勒宣布“鲁登道夫阁下”参与了政变，并且现在也要加入他们的行列之后，气氛渐渐发生了变化。

就在三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人质在偏室等待着鲁登道夫的时候，希特勒回到了主厅，听众们这时已经明显变得不安和缺乏耐心了。希特勒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他一生最引人注目的表演，以至于亚历山大·冯·穆勒教授——他也是那天晚上的听众——认为它是一部“演说的杰作”，并且承认“过去他从未看到过听众的情绪发生如此迅速和戏剧性的变化，好像是魔术师给观众施加了魔法”。甚至三人团也受到了影响，开始相信希特勒肯定从不能轻易违抗的大众那里得到了特别的授权。而且，当鲁登道夫最终驾临并呼吁三人团的爱国良心的时候，他们的反对似乎被融化了，他们谨慎地同意向他们提出的计划。尽管卡尔、拉绍和赛瑟尔对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希特勒心怀狐疑，但是，九点四十分，当他们不再受到拘禁，并在主厅欢呼的人群面前公开发誓支持这次政变的时候，这样的迹象一点儿都没有表露出来。

当戏剧性的一幕在伯格布劳克勒展开的时候，另一幕戏剧在慕尼黑城中上演。在那里，失控的冲锋队暴徒将恐怖统治施加到政敌和犹太人身上。社会民主党人艾里希·奥尔的家被冲锋队员冲击了两次，奥尔本人非常聪明地在那天夜晚躲了起来。奥尔头发灰白的妻子大为惊恐，家被洗劫一空，奥尔的女婿被绑架。在伯格布劳克勒和整个城市的其他地方，这些自称是雅利安法律和秩序的卫士拘留了许多人质。鲁道夫·赫斯和他的冲锋队员，实际上“逮捕了”整个巴伐利亚的内阁，其中包括总理克尼林和内务部长施魏尔，后来他们被带到乡下受到虐待，并受到死亡的威胁。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征兆。

当冲锋队员追捕犹太人、拷打政敌的时候，由莫里斯和卡伦巴赫领导的希特勒突击队，冲进了社会主义者主办的《慕尼黑邮报》的报社，不加区别地破坏编辑办公室和记者办公室。他们的疯狂行为后来受到一位戴着万字徽臂章的警官的阻止。他没有让他们进行进一步的破坏，他认为应该为了未来的民族主义事业保留一些设备和家具。

同时，希特勒在伯格布劳克勒啤酒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去处理政变者对一些军营的不力接管。他离开了自己的指挥岗位，放弃了对这一政变中几个关键人物——卡尔、拉绍和赛瑟尔——的控制。但希特勒离开的时候，三个很不情愿的人质开始劝说鲁登道夫，借口他们能够在各自的总部更好地完成委派给他们的任务。他们信誓旦旦，以德国官员的名誉担保，他们一定会遵守这个晚上早些时候达成的协议。这样，鲁登道夫就让他们离开了啤酒屋。

当希特勒回到伯格布劳克勒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三人团被允许离开，但是，鲁登道夫将军用简单的语言驳斥了希特勒的抗议：“我禁止你怀疑一个德国官员的名誉。”然而，希特勒现在已经越来越不信任德国官员了，因为他接管几个兵营的使命无疑失败了，执勤的国防军官员拒绝将他们的设施交给文官，除非他们得到上司的特别命令。

政变分子至少有一个了不起的成功可以夸耀。步兵军官训练学校的士官生将他们的军官逮捕，因为他拒绝支持政变。大约一千名身体强壮、武器精良的士官生向伯格布劳克勒进军，前来帮助政变分子。格哈德·罗斯巴赫中尉一人带领着这支部队。他是臭名昭著的自由军团的领导人，曾经在波罗的海战斗过，也支持过流产的卡普政变，后来作为一个秘密的自由军团成员在国防军中培养士官。他使士官生相信，他们在获得新生的德国国家军队中将成为精英团队——鲁登道夫团——的中坚力量。无疑，当士官生斗志饱满地到达伯格布劳克勒的时候，他们骄傲地接受了鲁登道夫的检阅。

11月8日的夜晚，尽管数千名冲锋队员和准军事部队云集在慕尼黑，但是，实际上只夺取了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即恩斯特·罗姆的人夺取了军区司令部。夺取司令部是一系列行动的结果。罗姆和他的两千名冲锋队员，以及“奥博兰联盟”和“国旗队”的冲锋队员，聚集在另一个著名的啤酒屋洛温布劳，在等待着伯格布劳克勒的指令。当他们最终收到成功的密码时，喧嚣之声在啤酒屋里爆发。喜气洋洋的罗姆告诉聚集在一起的冲锋队员：巴伐利亚政府已经被废黜，在希特勒领导之下的新政府已经组成。罗姆命令他的人向伯格布劳克勒进发去支持政变，但是，一个通讯兵赶上了出发的队伍，命令夺取和控制军区司令部。走在队伍前面的是眼睛近视、身如纺锤、有一点痴呆模样的年轻人，他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政变形势已经明朗了。一旦三人团被允许离开伯格布劳克勒，政变就失败了。拉绍在第十九步兵营的情报部建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在那里，他自己的部队受到完全的控制。他宣布全面的战争警报，同时命令边远的国防军部队进入慕尼黑。凌晨两点五十五分，他给所有的德国广播电台发布了下面的信息：

巴伐利亚州全权国务委员卡尔、赛瑟尔上校和拉绍将军谴责希特勒的政变。在枪口下无奈作出的支持是无效的。请民众注意有人会滥用我们的名字。

尽管卡尔似乎对他的立场作了较长时间的痛苦思考，但是到了凌晨一点，他下定了决心以自己所能控制的所有力量抵制了这场政变。他起草了一篇措辞强硬的宣言告诫慕尼黑的民众：

一些野心勃勃的分子在进行欺骗和背叛，他们将德国重新觉醒的运动变为了令人厌恶的力量和暴力。我和拉绍将军、赛瑟尔上校在枪口下被迫作出的宣言是无效的。假如这个没有意义和没有目的的政变成功的话，那么德国和巴伐利亚将一同跌入深渊。

然后，卡尔命令解散纳粹党和两个与它相关的战斗组织——“奥博兰联盟”和“国旗队”。他还宣布政府将暂时从慕尼黑迁到雷根斯堡。慕尼黑不再向柏林进军。现在倒是柏林在认真地考虑向慕尼黑进军了。11月9日，在总理办公室紧急召集的内阁会议上，冯·泽克特再次被授予绝对的权力镇压这次政变。在给拉绍措辞尖锐的电报中，泽克特命令巴伐利亚的这位指挥官立刻执行命令，泽克特最后填上一句：“你必须这样做，否则我将亲自行动。”埃伯特总统致德国人民的宣言也采取了同样果断的语气，它谴责政变分子犯了叛国罪，并警告德国人民：假如慕尼黑的疯狂行动成功的话，政府恢复经济的计划将会受到破坏。

随着凌晨的过去，政变分子渐渐地发现他们被三人团出卖了。国防军的部队尽管对政变有所同情，但是毕竟没有出现背叛的情况。城市中重要的权力中心——除了军区司令部被罗姆在早些时候夺取——依然控制在政府手中。希特勒潜伏在巴伐利亚政府中的第五纵队成员恩斯特·珀纳和弗里克被拉绍的人逮捕，关押在警察总局。事实上，政变没有超出伯格布劳克勒的范围，阴谋分子在那里越来越感到惊恐和沮丧，他们一直在问自己下面应该做些什么。

缺乏协调和信任现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分过失肯定要归于希特勒个人。尽管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宣传家可能是完美的，但是他在这天晚上的领导能力是乏善可陈的。他轻易地激发了人们采取行动，但是，他处事诡秘，对人缺乏信任，这些都被证明阻止了协调的策略和周密的计划。直到那一天，希特勒的支持者才知道政变这件事·。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很晚才得到通知，他没有时间聚集他的三百五十人在11月9日凌晨到达慕尼黑。在政变失败之后，柏林的党员才知道发生了政变。希特勒的诡秘连同他多变的歇斯底里和妄想狂的气质，使他一生当中的多次行动受到了破坏。另外，无论何时，在失败将临的时候，希特勒总是处于震惊和愤怒的状态，最后陷入无底的绝望之中。因此，当政变快要失败的时候，他对随从说：“假如成功，一切都好；否则，我们只好上吊。”当然，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他的随从都没有上吊，但是，他们反对政府的政变肯定是一个要受到绞刑的重罪。当他们直面失败的时候，他们无疑在思考着这一行为的后果。在鲁登道夫将军的坚持下，他们最终决定向慕尼黑进军，以煽动民众和国防军支持他们的政变。

弗里德里希·埃伯特

11月9日是一个阴冷的日子。中午时分，一支大约两千人的纵队开进了慕尼黑市中心。一些人看上去精神抖擞，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一些人穿着临时准备的制服，显得衣衫不整。队伍中的一个人后来承认：这支纵队丝毫没有激发起信心，看上去像“一支不能和任何人开战的败军”。纵队分八列前进，政变的领导人走在第一排。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位于第一排的中间，左右两边有戈林、克里贝尔、朔伊布纳—里希特、韦伯博士、格拉夫和慕尼黑冲锋队的团队指挥官威廉·布鲁克纳。希特勒的右边是鲁登道夫，左边是朔伊布纳—里希特，后者在较早的时候向希特勒吐露他有一个预感：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走在一起。

当纵队到达跨越伊萨尔河、通往市中心的路德维希桥的时候，遭遇到一队被派到这里阻止这些政变分子的州警察。但是，相对势弱的“绿衣警察”并不清楚他们的真正职责，政变分子没有花什么力气就把他们制服了。当这支纵队继续向市中心前进的时候，这似乎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他们一边前行，一边唱起了歌。他们穿过伊萨尔门，沿着塔尔大街行进，然后进入市中心的玛丽广场，在那里，万字徽旗帜在新哥特式市政厅上飘扬。冲锋队员占领了市政厅，控制了市议会，连市长也成了俘虏。玛丽广场上挤满了政变的支持者，在几个纳粹党的鼓动家——其中包括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的煽动下，支持者们变得疯狂起来。

尽管这支队伍在玛丽广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它无望地陷入了难以控制的人群当中。似乎没有人知道下面要往哪里走。有些人建议回到伯格布劳克勒去，有些人催促他们继续北进，前往陆军司令部，罗姆和他的人正被国防军囚禁在那里。鲁登道夫几乎是在匆忙之中作出了向前推进的决策，这个决策注定了这支队伍悲惨的命运。为了和罗姆会合，队伍必须穿过音乐广场。当队伍厌烦地走在通往音乐广场的路上时，拥挤的民众又减缓了行军的速度。他们靠近了国都大街，通过了右边的韦特尔斯巴赫王宫，陆军元帅会堂近在眼前。国都大街位于陆军元帅会堂的东边，通向音乐广场。就在国都大街通向音乐广场的地方，荷枪实弹的“绿衣警察”组成了一条警戒线阻止了这支队伍。

“绿衣警察”的指挥官米歇尔·冯·戈丁男爵是一个粗暴的年轻中尉，他决心阻止正在靠近的纵队，尤其是在发现这支队伍荷枪实弹，还上了刺刀之后。据说，当这支纵队离“绿衣警察”只有几步之遥的时候，希特勒大块头的保镖格拉夫大声叫道：“不要开枪！鲁登道夫阁下驾到。不要开枪！”这是徒劳的叫喊，可能只有几个人能听见。有人开了一枪，那天谁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射来，随后就是双方激烈的对射。希特勒一直和朔伊布纳—里希特手挽着手，当朔伊布纳—里希特的心脏挨了致命的一枪时，希特勒被推倒在地上。尽管没有吃到子弹，但是，当希特勒被朔伊布纳—里希特推倒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肩膀脱了臼。格拉夫扑倒在希特勒身上，这也许救了希特勒的命。格拉夫挨了十一枪，胸部、胃部、肩膀和大腿都有弹孔。在希特勒的边上有一个穿黑大衣的大个子躺在血泊中，希特勒误以为他是鲁登道夫将军。在其他地方，纳粹党人也遭到警察的枪击，一共有十六名纳粹党人被杀，伤者不计其数。赫尔曼·戈林的腹股沟受到了枪击，他艰难地爬出了现场，后来得到一名犹太医生的照料，然后越过国境前往奥地利。希特勒放弃了他受伤和垂死的同志——后来纳粹主义神话的编造者们润色了这一胆怯的行为——匆忙逃进了由冲锋队的首席医生瓦尔特·舒尔茨博士驾驶的汽车当中。两天后，他在离慕尼黑三十六英里的汉夫施滕格尔一处居所里被逮捕。在参加向慕尼黑进军的所有阴谋分子当中，只有鲁登道夫和他的副官穿过了警察的警戒线，受到了保护性的监管。这次政变失败了。

对希特勒的审判

当希特勒在汉夫施滕格尔乡下的居所被逮捕的时候，他处于完全失望的状态。警察把他带到勒支河边的兰德斯堡要塞的时候，他甚至认为自己随时会被枪毙。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将以叛国罪和其他主要的政变分子——包括鲁登道夫——一道接受审判的时候，他立刻兴奋起来，因为他意识到他可能在公共讲坛上为他的事业找回声誉。毕竟这是一个彻底控诉这个国家的机会，是一个显示政变不是反对合法政权的犯罪行为，而是反抗“十一月罪犯”政府的高贵行为的机会。希特勒知道他所选择的实现自己目标的策略是错误的；他也知道他在自己的党外联合了不能信赖的同伴，除了推翻共和国这个目标，这些人的动机是模棱两可的，与他自己的动机是矛盾的。他发誓这种错误不会再次发生。但是，还有机会得到政治权力吗？像一个暴徒一样，希特勒为即将来临的审判鼓起了精神，希望在这个国家面前重新找回自己和自己的运动。

1924年2月24日，对希特勒叛国罪的审判在慕尼黑布鲁登堡街一所前陆军学校的特别法庭进行。整整四年前，希特勒在霍夫布劳豪斯剧院第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演，并且展示了党的章程。除了希特勒，被告人还有鲁登道夫、罗姆、弗里克、珀纳、克里贝尔、韦伯、几个“战斗同盟”的领导人，以及三个活跃的冲锋队领导人——威廉·布鲁克纳、罗伯特·瓦格纳、海因茨·佩内特。另外三个审判完全被对希特勒的审判所淹没，它们涉及到对《慕尼黑邮报》进行破坏的希特勒突击队成员，涉及到在政府的印钞厂偷窃纸币或未经许可占用武器的政变分子。

审判无疑是一场政治戏剧，鉴于巴伐利亚不确定的政治氛围，它也许是为一个真正的减免刑期制作的。毕竟，在法庭上有两位在德国政治中最有争议的人物——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前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战争英雄，后一位是在世的最伟大的宣传鼓动家。另外，为起诉作证的人——卡尔、拉绍和赛瑟尔——自己也卷入了政变之中，因此，这些证人被认为是难以公正的。假如巴伐利亚的右翼当局能够做主的话，他们宁可让这事秘而不宣。希特勒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准备利用自己道义上的优势，向那些穿着考究的原告显示，历史的判决是站在他的事业那边的。

因此，希特勒的前途绝对不是没有希望的。公共的感情也偏爱阴谋分子。甚至在这些表象背后，在司法部，也存在着对政变分子的强烈支持。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公开同情纳粹主义事业，后来因为他的这次支持，他得到了嘉奖，被委任为帝国的司法部长。首席法官格奥尔格·奈特哈特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鲁登道夫是国家的财富，并且相信政变是一个“国家的行为”。助理法官们甚至更为喜爱政变分子。尽管希特勒在审判开始前并不知道这些优势，但是，他有一种直觉，感到法庭内外的氛围是偏向他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从审判一开始就采取了挑衅的姿态。不像鲁登道夫企图证明自己在政变中的作用是一个愚笨无知的人所发挥的作用，希特勒对他的行为承担了全部责任，他敏捷地转向起诉的证人，向公众显示卡尔、拉绍和赛瑟尔是同样有罪的：

事实上，在整个政变时期，赛瑟尔和卡尔和我们有着同样的目标，即推翻旧的国家政府……用一个专制的、民族主义的、反议会的独裁政府来替代它。如果他们申明他们不要采取武力，他们不要武装暴动，而实施所谓的压力暴动有多好，我十分后悔我没有对这类暴动留下任何记录、任何资料。革命是以前的反对者对一个政府的毁灭；政变是以前的统治集团对一个政府的废弃……假如事实上我们的整个行动犯下了叛国罪，那么，连续几个月来，他们除了煽动叛国什么也没有做，而我们却为此坐在被告席上。

希特勒阐述了事件的真相，即原告和被告追求的都是同一个目标：推翻一个罪恶的政府。他说，他的良心在涉及犯罪的问题上是清白的，因为反对一个1918年的叛徒建立起来的政府怎么能说是犯了叛国罪呢？他尖锐地补充说：“假如我被定犯了叛国罪，我会非常惊讶我没有在被告席上发现这一起诉应该控告的官员，因为他们为着同样的目的在斗争。”

希特勒所指的官员很明显被这种富有才气的雄辩表演弄得目瞪口呆，尤其是因为他的言论是以一种高尚的观点表达出来的，这样，它们反而阻碍了对身边真实问题——被告一方的犯罪行为——的客观考察。拉绍进行了愤怒和非常有效的回击，谴责希特勒缺乏现实感，幻想自己是德国的墨索里尼，实际上，他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吹鼓手。拉绍还对希特勒歇斯底里的人格做了精确的描绘，但是，他告诉法庭只有一个原因使他听从了希特勒“推翻政府的建议”，这是因为他在纳粹运动中看到了“健康的内核”，这一点损害了拉绍的可信性。另外，在反诘问的时候，希特勒使拉绍几次大发脾气，因为希特勒暗示这位将军要么是个懦夫，要么是个摇摆不定的胆小鬼，以至不能下定决心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变。由于说话语气富有挑衅性，声音过高，希特勒受到了法庭多次要求降低声音、控制情绪的警告。他离开法庭时谴责拉绍是一个变节者，这简直是致命的一击，以至法官都因为他这一不可原谅的、丑恶的和卤莽的行为指责了他。

最后，希特勒再次把自己描绘为命中注定要洗刷失败和背叛耻辱的人。他指出：政变没有失败，它是最终胜利的成功基石。在对法庭之外更多的听众演讲时，他尖锐地提醒法官：他们没有资格对这个案件进行审判，因为它是特别的，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能给予公正的判决：

先生们，你们是不能对我们作出判决的；历史的永恒法庭将对我们作出判定。你们的法庭将判决针对我们所作出的指控，而另一个法庭不会问“你或者你们有没有犯下叛国罪？”这个法庭将对我们，对指挥古老的军队的将军，对他的军官和士兵作出判定，作为德国人，这些人要为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造福，他们自愿为这个国家去战斗，去牺牲。即使你们一千次发现我们有罪，历史的永恒法庭的女神将微笑地撕毁原告的起诉书和法庭的判决书，因为她将宣告我们无罪。

鉴于巴伐利亚司法系统友好的态度，希特勒并没有需要“永恒的历史法庭”的帮助。1924年4月1日，慕尼黑的人民法庭挤满了同情希特勒的群众。法庭非常可笑的宽大判决，被一些人认为是真正的愚人节的玩笑。对于希特勒的案子，法庭在判决书上附加了一个前言，强调被告“纯粹的爱国动机和光荣的意图”，然后宣判了对他的六个月后可以假释的五年徒刑。法庭撤销了原告的要求：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应该当场被放逐。因为这个要求不能适用像希特勒这样处处以德国的地位来进行思考和体验的人。

对其他阴谋分子的判决同样是仁慈的。克里贝尔、珀纳、韦伯也被判了五年徒刑，同时布鲁克纳、弗里克、罗姆、佩内特、瓦格纳被判了十五个月的徒刑，但立刻就得到了假释。鲁登道夫被宣告完全无罪。法庭上响起了一片喝彩声。在感谢了他兴高采烈的追随者的欢呼之后，希特勒离开了法庭，回到了兰德斯堡要塞的单人囚室里。他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而民主共和国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在右翼的巴伐利亚，反对政府的阴谋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处罚，正如阿兰·布洛克所认为的那样：“在这个州，对叛国罪的处罚不过就是如此。在那里，对它的制度的谋反是最可能得到同情的。”

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其他同谋在1924年4月慕尼黑审判后的合影

兰德斯堡和《我的奋斗》

从1923年11月11日到1924年12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在兰德斯堡要塞为他的叛国罪服最轻微的徒刑。要塞位于慕尼黑以西五十英里的勒支河树木成荫的森林峡谷里。和他囚禁在一起的大约有四十名纳粹阴谋分子，其中包括鲁道夫·赫斯、赫尔曼·克里贝尔、弗里德里希·韦伯博士、马克斯·阿曼和突击队的其他成员——贝希托尔德、赫尔曼·弗布克、瓦尔特·黑韦尔、卡伦巴赫、莫里斯。尽管监狱安置在以前的堡垒中，给人一种地牢的感觉，但是，整个设施实际上在19、20世纪之交是现代化的，给一些囚犯提供了舒适的单人囚室，囚室的外面是美丽的乡村风景。囚犯和守卫吃的东西比一般的水平要高。囚犯们被允许每天消费半品脱葡萄酒或半升啤酒。天气热的时候，监狱管理机构还会慷慨地每天供应双倍的啤酒。汉斯·卡伦巴赫因为偶尔会得痢疾，为了治疗，他被允许每天享用一杯白兰地，这一让步使卡伦巴赫积攒了许多瓶白兰地，他慷慨地和牢友来分享，特别是一个守卫被说服“一杯”的意思是“半升”之后，情况更是如此。

兰德斯堡要塞的士气非常高。整个地方很快变成了纳粹党活动的蜂巢。单人囚室装饰有党的徽章和个人的画像。在吃饭的时候，纳粹党人像一家人一样聚集在公共休息室里，他们在一张专门的桌子前坐下，桌上的谈话由元首主持，万字徽旗帜挂在他的座椅背后成为突出的展示品。当纳粹囚犯不再忙碌于监狱各种各样杂务的时候，他们就把时间花在打牌、团队体育活动、在监狱的花园里聊天散步上。他们组织了一支交响乐团，开办了一家小酒店，创办了一家要塞报纸，还从事一些自娱自乐的社会活动。信件纷至沓来，大多数是表示对他们的支持；邮包也如洪水泛滥，鼓舞着囚犯们的士气。按照汉夫施滕格尔的说法：“希特勒的单人囚室看上去像一个熟食店，你可以用堆在那里的一切原料开办一个花店、一个水果店和一个酒店。”

希特勒、鲁道夫·赫斯与其他阴谋分子在兰德斯堡监狱里的合影

与他的追随者有点粗鲁的行为形成对比的是，希特勒将时间更富有成效地用于思考过去和绘制未来的某种走向上。这种类似盘点存货的工作所需要的条件在兰德斯堡是非常有利的。多亏政府的这次判决，他有大量的时间思考他的未来。他后来多少有点儿公平地认为他的服刑“是政府付费的大学教育”。一般来说，他一天生活的开始是早晨六点起床，和狱友一起吃早饭。在回到自己的单人囚室之后，他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一群狱友整理干净。因为在政变中他的肩膀脱臼，他依然忍受着偶尔的疼痛，典狱官免去了他所有的监狱劳动。早饭后，他将时间花在阅读或写作上，有时会观看一下狱友的活动。午餐是一种共享的仪式，由希特勒主持餐桌上的谈话，通常他会发布一些重要的指示。下午，他会回信和会见客人，进行每天必需的散步。晚餐后，他观看狱友的各种体育比赛，晚上八点回到单人囚室，十点上床。每天的生活似乎非常适合他，他体重增加了，并发现有足够的时间记录他个人过去的奋斗和他对未来的想象。

尽管希特勒相信，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靠富有说服力的雄辩术、而不是印刷的文字更为成功地造就的，但是，他依然渴望建立他的知识分子的凭证，企图证明虽然他缺乏正规教育，但他是一位有着自身权利的严肃思想者。从1924年夏天开始，他每天花几个小时首先给莫里斯，然后给鲁道夫·赫斯口述他的思想，赫斯将自己快速的记录输入手提式打字机。最初，希特勒为他的大作选择了一个长而笨拙的书名——《四年半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但是，他的商务经理和出版人马克斯·阿曼聪明地将书名压缩为《我的奋斗》。希特勒在四个月中完成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后来他声称为了一吐为快，他强烈地要求加快进度。阿曼希望希特勒对最近的政变写一篇报道，但是他严肃地拒绝了涉及过去的争论，或者沉溺于对近来政治对手的揭露，特别是他现在还是一个囚犯，容易受到官方的报复。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了一种高傲方式的原因所在，它由哲学的抽象表达和没有攻击性的自传性印象所构成。

1924年12月离开监狱之时，希特勒完成了这部书稿。但是，这个有点儿不成熟的手稿不得不由几个编辑——主要是施滕普佛尔神甫、汉夫施滕格尔和豪斯霍费教授——进行删节和修改。最终的作品依然是粗糙和浮夸的。甚至希特勒也承认，假如他知道他会成为德国的总理，他是不会以最初的形式出版这本著作的。一些爱开玩笑的党员取笑这部著作，建议将这本书称为《我的抽筋》或《我的痉挛》。无论有无经过润色，《我的奋斗》第一卷的副标题是《重要问题的解决》，它由慕尼黑弗朗茨·艾赫出版社于1925年7月18日出版。第二卷的副标题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1926年12月11日出版。直到1930年，《我的奋斗》都是分两卷出版的，后来它被合成一卷出版，类似《圣经》的大众版每本八马克。在纳粹党掌权之前，《我的奋斗》在德国销售了二十八万七千册，到1945年，一共销售大约一千万册，还被译成十六种语言，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我的奋斗》美国版由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在希特勒掌权期间，特别是在战争期间销得非常好。甚至战争结束后，《我的奋斗》依然在美国不时发现良好的市场。在1925至1945年间，希特勒从《我的奋斗》中挣得八百多万马克，这使他成为非常富有的人。在1945年之后，这本书的出版权归于巴伐利亚州，法定的意见是禁止出版此书的任何新版本。因此，《我的奋斗》对德国读者来说通过书店或公共图书馆是难以得到的，只有研究者才有机会通过学术图书馆接触到它。

《我的奋斗》精装本是纳粹帝国最通常的礼物

《我的奋斗》的修辞风格具有强烈的侵犯性和宣传性，语气恳切而急促，使忠实的读者喘不过气来，迫使他们相信一个启示性的警告：罪恶的力量已经玷污了雅利安血统，毒化了社会，毁灭了世界。希特勒的文风是过度夸张、重复、华而不实、装腔作势和冗长的。混杂的意象和笨拙的思想具体化泛滥成灾。句法笨重而难以理解，没有必要的重复、论述方向的突然变化和孤僻的思想，使一切都变得更为浮夸。一位德国的文学批评家在其中发现了16.4万处语法和句法的错误。从批评思想的角度来看，书中也存在着许多论证上的谬误，其中最突出的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谬误、思想具体化的拙劣、模棱两可的表述、人为制造的前后矛盾、因果关系的倒置、草率而缺乏代表性的概括、错误的类比、无限制的绝对指令，以及无数从个人偏好出发的攻击。

从这种过度夸张的风格中推断出一个明确的心理结构是吸引人的。毕竟，风格是表现思想的标志，它表现了作者的性格。希特勒的心理类型显示出几个令人困惑的特色：一是倾向于将个人的失败或弱点合理化；二是特别偏爱建立在扭曲的自我心理投射基础上的变态幻想；三是对恶毒的力量所玷污的存在有着妄想狂式的恐惧；四是对表述作为绝对确定的信念、同时又建立在自利偏见之上的愚昧观点有着可悲的习惯。

具有悲剧意义的是，希特勒浮夸的文风和无耻的偏见，误导了当代许多人低估了《我的奋斗》的重要性。甚至历史学家由于厌恶它的语气和内容，一直没有意识到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当然，认为《我的奋斗》是一部冗长的、难以卒读的、沉闷的著作是完全正确的，它是反对理智的野心的产物，因此充满了一个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人的自命不凡的花样。但是，这一判断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的奋斗》的风格和内容成为公共的政策。另外，这部著作不是不可读的，或者缺乏内容或连贯性。它显示了不凡的否定性力量，作者依靠这种力量将谎言或半真半假的东西扭曲成可见的现实。总之，这部著作证明了一个超级的宣传鼓动家的特性，他娴熟地激励他的读者分享他的仇恨，并且把这些仇恨完全投放到世界当中。希特勒写作《我的奋斗》是为了编织一个一贯的种族主义的世界观。他自传性的感想主要集中于创造一个普通人的神话，他出身于寒微而受人尊敬的环境当中，为了把德国从他的敌人中解救出来，他自愿放弃了他的艺术家事业。他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童年、青春期和在维也纳斗争的岁月，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客观的真实，而在于它们是我们可资利用的心理学上的资料，以便理解他的性格和偏见。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为了纳粹党努力表达了前后一贯的世界观。希特勒的世界观不是建立在正规的学院传统之上，而是主要植根于虚假历史和神话学基础中的。在描述本书的一些本质因素之前，理解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它是一种建立在返祖性力量之上、而不是正规的体系或逻辑连贯的概念之上的普遍存在的情绪。它是一种富有动力的力量，换句话说，它存在于神话和部落的偏见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构建纳粹思想先行者世系——费希特、黑格尔、特赖奇克、瓦格纳、尼采——的企图，都是简约主义和还原主义的原因所在。希特勒和纳粹意识形态的其他代言人都是反知识分子人物，他们主要受到宣传目的的驱使。他们与存在于大众偏见中的思想——种族主义、神秘主义、健康时尚主义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希特勒对世界的认识大多来自种族主义的小册子。尽管《我的奋斗》参照了一些著名的德国作家，但是这些参照一直是误导和扭曲的。他取自这些作家的思想都被改变了，以适合他充满仇恨的心态。

总之，希特勒的世界观是一个偏见的体系，而不是建立在受到精心证明的前提、客观的论证、逻辑推演的结论之上的哲学。希特勒对此十分清楚。在政治方面，他相信在神话和情感领域比在科学和理性领域存在着更多的认知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我的奋斗》，我们能够容易地确定四个主要的偏见：对历史种族主义的解释；对军国主义生活方式的偏爱；对自然和生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将德国变成世界强国的信仰。

希特勒世界观的基础——也就是他所谓的“花岗岩基础”——是对雅利安种族在生物学和文化上的优越性的信仰，这种信仰构成了他历史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希特勒是一个粗鲁的种族主义者，他根据自然的类比来解释人性。但是，他对自然的概念不是18世纪启蒙运动仁慈的观点，而是残酷的达尔文的观点：自然是血腥的牙和爪，它一直喜欢最强壮或最能适应自然的人。另外，他假定了一个自然的法则，来提升他所谓的“更高贵的血统”。为了推动人类的进步，自然鼓励最强的人和最强的人交配，同时阻止虚弱的人的繁衍。由于我们干预了这一进程，我们违反了自然的秩序。

希特勒实际上相信，自然被赋予了理解力上的设计。例如，他坚信“自然会按照贵族的方式思考”，“对人类的种族纯洁”作出“某种矫正性的决策”，它不喜欢私生子，“对违反它的法则的行为进行毫不留情的报复”。希特勒似乎在这种对更高力量的无知偏见之上建立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事实上，希特勒在整个《我的奋斗》当中都先入为主地相信诸如自然、命运、天意、慈悲女神、历史女神等等抽象的力量。不用说，这些力量支撑着他的信念。

希特勒假定人的力量和软弱只存在于血统当中。血统有优劣之分。除非我们人为地干预自然的贵族统治的设计，优等的血统必然战胜劣等的血统。在希特勒看来，当动物和自己种类的代表——山雀找山雀、燕雀找燕雀、鹳鸟找鹳鸟、田鼠找田鼠、狼找狼——交配时，最好的血统就产生了。任何跨越不同种类的杂交都会天生地产生软弱或贫瘠的种类。力量、适应力、智力是种族纯洁、斗争，以及优等种类互相交配的结果。

因为人性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同样的种族纯洁的生物学法则也是可以运用的。自然也鼓励种族群体的明确分离，同时也促进在每个群体当中统一的特性。因此，白人、黑人或黄种人都寻求自己的种类。因为人类的种族群体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这样，交叉繁衍就会破坏种族的纯洁性并制造出低等的后代。当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交配的时候，最低等的血统污染出现了。希特勒似乎感到因为没有哪个人类群体是通过进化形成的，因此，这几乎等于是跨种类的交配，是生物学的荒诞现象。

希特勒将人类划分为三个明显的、性质上不同的群体：雅利安文化的奠基人、文化的支撑者和文化的毁灭者。这种分类依赖于两个根本性的标准——自利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信仰，它们相信皮肤的颜色是文化成就的主要决定因素。只有雅利安人创造了文化；雅利安民族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明亮的前额中一直涌现出天才神圣的光彩”。希特勒勉强承认亚洲人拥有高等的文化，但只是因为雅利安人为他们提供了创造性的动力。例如，在缺乏雅利安人影响的情况下，日本人跌入深睡之中，直到19世纪，雅利安人将他们唤醒。其他的种族群体同样缺乏创造力，非洲人甚至不能成为文化的承载者。在十分明显的恼怒情绪中，希特勒公开指责了所有将原始的黑人提升到文化承载者水平的善意努力，他认为这将会以阻止有能力的雅利安人的进步为代价，这种努力是弄巧成拙的，也是不自然的。

至于犹太民族，因为它没有能力创造一种文化，因此它没有真正的文化。犹太人只是在剥削其他民族创造的东西。它纯粹是一种以其他健康文化为生的寄生虫，是“一种像有害细菌的寄生虫，假如有一个适宜的介质，它就会到处蔓延，越来越多”。犹太民族一直偷偷摸摸地生活在其他民族社会中，在那里，它在宗教社团的伪装下秘密地建立自己的国家。希特勒坚持认为，犹太民族的大谎言是它只是在宗教上与众不同，在其他方面，作为德国人就是德国人，作为英国人就是英国人。相反，希特勒坚信，犹太人“一直是一个具有自己明确的种族特性的民族，而不限于一种宗教特性”。

另外，正如《犹太人长老协议》所预示的，希特勒也相信存在着一个犹太人世界的阴谋。在他多年来对犹太人秘密诡计的长期调查中，希特勒表示他充满热情地相信历史的阴谋观。根据这种观点，犹太人是许多事件后面真正的原动力。换句话说，欧洲社会的巨大变化不是巨大的经济转型、革命或战争的直接后果——如普通的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躲在幕后的恶毒的犹太人秘密策划的结果。因此，每一件毁灭性的事件被希特勒妄想狂的心态揭示为是阴谋的犹太人策划的，这个犹太人可能是贪婪的高利贷放款人，可能是虚情假意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是议会民主派，可能是和平主义者，可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但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犹太人煽动了社会的分裂，从内部掏空了一个社会，因此为最后接管世界作好了准备。

这种观点的非理性逻辑使希特勒得出这样的结论：犹太人肯定是魔鬼的化身、颠覆的妖精。作为一个充满幻觉的思想体系的结果，希特勒确实在幻想“罗圈腿的犹太私生子”潜伏在黑暗的小巷角落后面，企图实施强奸，从而玷污年轻的雅利安少女。在《我的奋斗》的许多段落，特别是在第一卷的第十章，他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谈论了梅毒，明确地指出了一个潜在的恶性病理。整本书回响着黑暗的对血统被魔鬼般的犹太人污染、毒化的思考。作者对天性可恶的犹太私生子发出怒吼和咆哮，同时呼吁我们保护血统纯洁的神圣责任。这里列举一些希特勒给犹太人起的充满偏见的称号：

魔鬼的化身

雅利安血统的玷污者

腐烂的发酵物

吸血鬼

卖淫和梅毒的传播者

雅利安女人的强奸犯

有害的细菌

蛆

瘟疫

罗圈腿的私生子

散发污秽之气的动物

寄生虫

真菌

股票交易控制者

说谎大师

与众不同的种族的成员

傀儡的操纵者

希特勒激动地确信：一个民族的历史的伟大性依赖于血统的纯洁性。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允许自身变得不纯，它“就是在违抗永恒的天意”。在其他地方，他认为种族污染是原罪。尽管犹太人严重地破坏德国的血统和精神，但是，德国人能够通过无情地从内部铲除低等的种类，阻止国外的种族从外部毒化日耳曼群体，恢复它的种族纯洁。

因此，种族国家具有确定无疑的使命：抚育出种族上最纯洁的、繁殖能力强的、健康的人种，最终，整个民族群体参与优生的种族运动。从这些限定出发，到希姆莱的种人农场（培育党卫军的精英），以及对劣等人种的灭绝（包括吉卜赛人、亚洲低等民族、残疾者、智力迟钝者、犹太人）仅仅一步之遥。要解除希特勒所构想的明确的、当下的种族污染，就要去保持血统的纯洁，在犹太人毁灭德国之前清除犹太人。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前提，因为犹太人是“彻底毁灭德国的主要煽动者。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发生对德国的攻击，犹太人都是制造者”。因此，德国必须构想出一个清除犹太人的国家政策。在一个预言性的段落中（它可以作为“对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支点），希特勒甚至提出了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去根除犹太人，那就是毒气。

在战争的开始阶段和战争期间，假如将一万二千或一万五千名希伯来的国家腐败者交给毒气，就像我们数百万最优秀的德国各阶级、各行业的战士在战场上被毒杀一样，那么，数百万前线的牺牲者就不会死得毫无价值。相反，及时消灭一万二千个无赖也许可以为未来挽救一百万守秩序的、有价值的德国人。

在设计未来纳粹国家的时候，希特勒一开始就让它变得十分清楚：种族国家必须建立在个人原则上，而不是多数人决策基础上。换句话说，国家必须像一个军事链条那样组织起来，命令来自为所有人决策的一个人。当有效的组织——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教育的——得到强有力的领袖的统治时，它们都会得到最好的管理。天才人物从来不是来自普选，他们是被优生抚育出来的。希特勒相信骆驼穿过针眼比普选发现伟大的人物要来得容易。他认为西方的民主进程鼓励了缺乏责任的平庸之才和习惯性的阻挠手段。他拒绝每个个人都拥有宪政权利参与共享治理的思想。在任何体制中，只有极少数被选出来的人行使着实际的权力，甚至在表面上建立在大多数人统治基础上的那些体制中也是如此。没有必要迷惑大众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行使实际的权力，必然是天才的领导人在为他们行使权力。这些领导人来自他们当中，表达他们的愿望，同时也表达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并非一直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上，大众经常充满了自私的渴望，因此，给予他们没有相应责任的权利，只会使他们从国家那里索取，而不是为国家作出贡献。

与他定义的堕落的西方民主相对，希特勒建议建立一个“德国式的民主”，民众自由地选择他们的领袖，然后给予他全权去做他必须要做的事。这里不存在动不动就利用阻挠手段的政党，或者去阻止大众给予领袖统治的特殊利益集团。总之，不存在任何令人讨厌的制衡力量去限制行政领导。这种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在历史上起因于僭主政治，但是它被有意地忽视了。事实上，除了追求他自己个人的独裁权力，希特勒对国家毫无概念。在他的种族纯洁的国家中，权力一直由一个具有领袖魅力的天才领袖行使，他通过一党体制进行统治，将独裁的权力委派给他的下属。这是一个垂直的独裁授权的体制，国家元首位于金字塔的顶端，通过许多中间元首将权力一直向下延伸到每个德国家庭的父亲元首手中。

当然，德国人民的行政领袖们，必须依赖于合适的专家委员会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但是，这些委员会不服从人民的控制。它们的功能主要是提出建议。希特勒承认某种代表机构的重要性，但是只有在一党制的国家框架当中才是如此。他认为，这种代表机构应该被分为政治的和专业的议院，其最终的权力存在于它们各自的议院主席那里。为了确保这些议院之间的合作，希特勒建议让它们隶属于具有纯粹建议权的、具有调解性质的参议院。

希特勒对管理纳粹主义国家的程序的讨论是含糊的，也是草率的。除了“一个人作出决策”的思想之外，希特勒没有专门讨论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应该如何管理。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并非十分熟悉墨索里尼工团国家，在这个国家当中，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被组织进数量有限的国家控制的公司当中。但是，他在《我的奋斗》中或者后来的岁月中，都没有打算清楚地表明纳粹主义国家精确的组织结构，这引发了许多混乱、重复的工作，内部的争斗，以及缺乏在其他组织严密的极权主义国家出现的协调配合。

在对外交政策的评论中，希特勒采取了尖锐的泛日耳曼的立场，他认为德国的未来存在于对生存空间的征服中。但是，与许多战前的帝国主义者有所区别，他拒绝获得海外殖民地，因为德国不是传统的海上强国，它不应该再次纠缠于与大英帝国的争斗中。日耳曼帝国有权追逐扩张主义的政策，但是在海外追逐这一政策是错误的。为了获得英国的利益，再大的牺牲对于英国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是一个伟大的日耳曼国家，像德国一样有着进行领土扩张的要求。希特勒相信：如果英国和德国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追逐它们各自的领土野心，它们就是天然的联盟。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希特勒如何或者为何希望英国支持它在大陆的统治地位，特别是自从他清楚地知道传统的英国政策是支持大陆强国的均势之后。他对英国的看法是由一厢情愿的想法和无知混合而成的。他假定英国人把法国人看作比德国人要大得多的威胁，因为战争使他们变成大陆上最强大的力量，因为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都是一种殖民的力量，因此对英国的海外利益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竞争者。希特勒知道，英国人不想看见任何一个大陆国家成为世界强国，但是，他也相信英国人可能会支持德国成为世界强国，因为它的经济和领土利益不会侵害英国的海外帝国。

至于法国人，他们是“德国人民不可调和的致命敌人”。英国人可能不想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但是法国希望德国一点儿力量都没有。希特勒认为法国人构成了致命的危险，因为那里犹太人的金融利益和狂热的爱国者正在联手毁灭作为一个国家的德国。他还发现法国人变得越来越“黑人化”，因此对德国形成了深远的种族威胁。希特勒尤其相信，法国对德国的政策自路易十四以来从来就没有改变，即鼓励德国分裂成一个个小国，同时建立对大陆稳固的霸权。为了阻止法国宏大的计划，德国必须寻找强有力的联盟，重新获得军事上的强大，并发现新的领土以满足人口的增长。在《我的奋斗》中，他十分清楚地表达三个问题：德国应该与英国和意大利联盟以抵制法国，打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在它的祖先过去追逐帝国主义野心的世界其他地方——东欧——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希特勒相信，德国利益的自然空间在欧洲东部和幅员辽阔的俄罗斯。为了达到国家的强盛，获得世界强国的地位，人口不断增加的种族需要空间。假如德国把自身限制在《凡尔赛和约》分配的有限空间当中，它就不会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希特勒相信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假如欧洲强国追逐无情的领土扩张和经济增长的政策，它们就能够统治世界。事实上，希特勒在用武力进行领土扩张和经济增长之间假定了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他拒绝自由主义的民主观点：国家通过推行自由企业的和平政策也可以变得强大起来，正如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后来所证明的那样。

希特勒将这些公然的帝国主义观点，以纯粹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和常是粗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术语合理化，他坚持认为“强权是公理”；“结盟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战斗”；自然并不知晓政治的边界；征服俄国广大的空间，从种族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是正当的，因为这一地区被“人类的渣滓”——犹太人、亚洲的低等民族和共产党分子——所占据。希特勒相信，攻打俄国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功效：消灭犹太人和共产党分子。

意大利青年团和少年团在迎接墨索里尼

希特勒的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在国内，他建议培育更高级的种族，清除“血统的不纯成分”和“非日耳曼的”思想——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同时在国际上将德国提升到世界强国的地位。事实上，在论述战后未来联盟一章中，希特勒对德国人和世界作出预言和致命的威胁：“德国要么成为世界强国，要么一无所有。”

希特勒对实现这些宏伟幻想的方法也有着清晰的认识，即在资源和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塑造一个相对小的国家，然后把它变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通过毫不放松的宣传说服大众，使他们疯狂，直到最终使他们成为受到最佳组织的战斗力量，这样，德国大众就会执行他们神圣的种族使命。希特勒获取、维护和扩张力量的主要策略是宣传。没有宣传，要走进民众的心里，使他们具有使命感或目的感是不可能的。希特勒相信，成功的宣传并不依赖理性或逻辑，而是依赖信仰和激情。大众对含糊其辞的东西，或者对怀疑的思想习惯都是不满的。他们渴望确定性。为了进入他们的心——信念扎根较深地方——有必要教导他们疯狂而片面的信条。一旦群众建立了政治的信仰，要去动摇它是困难的。知识比信仰更容易被动摇。希特勒坚持认为，历史告诉我们：“世界最重要的变化的驱动力，很少是以科学知识来鼓舞大众的，而是以一种疯狂的状态来统帅大众，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驾驭他们”。

希特勒感到，一个运动的成功并不依赖于启蒙选民，而是依赖于对大众情感或不满的操纵。因此，希特勒没有对教育和宣传作任何区别。在他的心里，两者实际上是同义的。但是，宣传只是一种通向一个目的的方法，而不是目的本身。当然，政治的目的是权力，是生活自身的开端和结局。只有当宣传推动了一套稳固的意识形态观念的时候，它才是有效的。任何方法，无论受到怎样的谴责，只要能推动意识形态信念，都是正当的。通过呼吁大量的选民，现代的政治已经变得注重数量了，宣传家们必须一直专注于内在于集团心理当中的接受能力。换句话说，根据大众的心理接受能力，他们受到内在的限制，只能接受简单的思想。

所有的宣传都必须是通俗的，必须使宣传的精神水平适应最愚笨的人的理解能力，对于这些人来说，宣传是直截了当的。因此，宣传的精神水平被调节得越低，它所吸引的大众就越多……科学的东西用得越少，越考虑到大众的感情，它的成功就越是明显。

用无限的必要重复、一些清晰表述的观念、一些生动的图像进行反复灌输，是宣传的另一个功能。而且，因为宣传的目的是劝说而不是教导，因此诉求大众的情感比诉求大众的理性能力更为有效。通过演讲和大众集会的环境，宣传总是会更为有效。情感比思想更容易被打动，特别是当一个魔鬼般的演说天才释放出富有诱惑力的情感力量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希特勒相信大众比个人更敏感，更容易受骗。他们倾向于相信难以置信的东西。事实上，他们远比吞食小谎言更容易地吞食大谎言，这就意味着最大的承诺或主张，比谦逊的真理更具有说服力。希特勒还坚持认为：压倒多数的民众在性质和态度上是十分女性化的，他们的行动和思想更容易受到感情而不是冷静思考的影响。

最后，只有从民众的心里消除最后残存的怀疑，才能对他们进行成功的劝说。对一个问题所有方面的客观显现，是不可能完成这一点的，除非坚持认为只有一个方面是绝对真理。希特勒坚持认为，宣传的任务是排他地强调一个人所提倡的信条，并与错误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政治话语中，没有灰色的地带，只有肯定或否定、爱或恨、对或错、真理或谎言。

宣传制造了第三帝国，也毁灭了第三帝国。在希特勒的世界，宣传本质上变成了目的，成为进化了的一种制度化欺骗。这种欺骗拒绝批评、自我纠正和有效的现实检验。精神的批判性或分析性的习惯被希特勒解除了，种族国家不需要这些犹太人或知识分子的习惯。在几处令人震惊的段落中，希特勒清楚地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他将通过驱除知识分子和强调意志教育而不是大脑教育，来改变德国教育的整个方向。因为知识分子缺乏通过直觉去信仰的意志，因此他们对群体一致性构成了致命的危险。他们是受过过度教育的猿猴，“满脑子都是知识和理智，但就是缺乏健全的直觉，缺少精力和勇气”。他们的理论知识使自己疏远了健康的下层民众，以至在民族国家，人们经常要注射健康的血液，即将大众的血注入没有朝气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实际的操作中，这种野蛮的偏见——社会的低等阶层比高等阶层更健康——后来被纳粹主义转变成一种统治行为，它以种族和政治正确而不是个人美德为基础，招募和提拔人员。

这些态度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希特勒自己在奥地利学校体制中的失败的基础上的，但是，它们表达了一种广泛而普遍的对精英主义、集权主义学校体制的仇恨。尽管希特勒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学校体制言语上的敌视包含了粗糙的平等主义的含义，但是，除了着重点不同，事实上它是彻底精英主义的。来自上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官员不再得到提拔，但希特勒建议从种族纯洁和政治正确的候选人那里推荐无阶级的精英。在这些人当中，选择出来的精英将体验某种平等的同志之情、某种兄弟般的经历，希特勒将它们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战壕教育将成为新的国家军队教育的典范。

理解希特勒思想的含义并非要求后见之明。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任何心平气和地用心研读《我的奋斗》的读者，都会毫无疑问地知道：假如这个人被授予绝对的权力，德国将会成为什么样子。

纳粹党的分裂

当希特勒在兰德斯堡服刑的时候，纳粹党“像一堆谷壳一样”四分五裂。这主要怪罪于希特勒。尽管过去的许多领导人在监狱的栅栏后面成功地领导过他们的运动，但是，希特勒决定暂时处于冬眠状态，而不浪费时间去将分裂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只要他不能实施直接的控制，他就喜欢看到这个党处于混乱的状态。这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综合征是他典型的心理状态，可能也能说明以下的事实：他选择了最软弱也是最没有威胁性的随从来接替他的位子，这就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

尽管罗森贝格企图在所谓的“大德国人民社团”的新旗号下将纳粹运动聚合在一起，但是，他缺乏鼓舞力的领导风格只能加速正在解体的进程。由于缺乏希特勒高度个人的、具有领袖魅力的领导风格，纳粹运动分裂成一大堆争论不休的小团体，它们相互之间为权力争斗，将它们的分歧上诉给狱中的领袖，而他似乎从不发布明确的指令，他喜欢分化他潜在的反对派。结果是，纳粹运动中强硬的人追随着他们自己的鼓手。罗姆急忙以新的名号——先锋营——企图重组冲锋队，实际上他设法在德国招募了三万名新成员；鲁登道夫企图激发纳粹党种族主义的派别，在阿尔布莱希特·冯·格雷费、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罗姆的帮助下，他组建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和赫尔曼·埃塞尔联手成立了大德国人民社团纽伦堡分部，削弱了罗森贝格的作用。

罗森贝格和他的反对者之间分歧的主要原因，集中在党在德国政治中的未来走向上。罗森贝格得到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恩斯特·珀纳和埃里希·鲁登道夫的支持，他喜欢和其他右翼集团合作，并参与了1924年的春季选举。尽管希特勒认识到，党在未来成功的唯一希望是走合法的道路，同时参与民主的进程，但是，他强硬地反对和其他外部的集团合作而再次削弱党的力量。以前的纳粹党已经有了两个主要的继承人——大德国人民社团和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前者主要以巴伐利亚为运作基地，后者的影响力在北方更为广泛。确实，两个党都对希特勒表示效忠，但是互相非难背叛了希特勒。两党联合的会议8月在魏玛召开，但没有解决悬而未决的差异。北方的集团支持鲁登道夫，把他作为替代的领袖，并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南方的集团。这种正在进行的争执不仅削弱了激进的右派，而且尤其是在北方重新开启了过去一贯的怀疑：纳粹党是一个巴伐利亚党和一个南方德国党，它不是一个国家党。

尽管希特勒反对与其他的种族主义集团建立友好关系，但是罗森贝格继续和这样一些集团合作，最著名的是和“种族阵线”的合作，并且为1924年4月和5月的巴伐利亚州和全国大选努力组织各种各样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在4月的州选举中，种族阵线——现在叫种族社会主义阵线——成为令人震惊的第三势力，排在巴伐利亚人民党和社会党之后，这一显著的成绩主要是由于巴伐利亚选民广泛同情希特勒的服刑。一个月后，种族阵线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将近二百万张选票。这意味着472个席位中的32个归种族社会主义阵线的候选人。但是，与巴伐利亚的州选举不同——在其中，大多数当选的种族社会主义阵线的成员是过去的纳粹党员——在全国选举中，只有十名处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麾下的前纳粹党员被选入国会，其中有施特拉塞尔、罗姆、费德尔、弗里克和鲁登道夫。

希特勒极为关注这些发展，因为它们威胁到自己的领导地位。随着他的一些追随者进入国会，享受着议会的豁免权和立法机关的薪水，希特勒越来越感到孤独和无力。他从兰德斯堡监狱的单人囚室里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着他的追随者的行为。这个党已经分裂成充满争斗的派别，它内部的一致性受到了与外部力量机会主义联合的威胁。另外，希特勒的缺席造成了领导层的真空，正如以前所提到的，它正被罗姆、鲁登道夫、施特莱歇尔，以及新的闯入者，如阿尔布莱希特·格雷费、亚历山大·格莱泽、鲁道夫·布特曼和鲁道夫·哈泽所填补。

面对如此不断上升的纠纷，希特勒最初企图走一条老练的中间道路，耐心地倾听着来兰德斯堡看望他的许多使者不停的抱怨声，但没有明确地表示站在哪一方。但是，在1924年夏天，他决定卸去自己沉重的负担。他对那些想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的人作出了惊人的宣言：

对我来说，处于如此的境地，在这里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甚至承担责任，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决定从一切积极的政治行为中退出，直到重新恢复的自由给予我机会成为真正的领袖。因此，我必须通知你们：从现在开始，谁也没有权利假借我的名义行动，或者要求我的授权，或者以我的名义解释什么东西。我还要求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写有关政治问题的信件给我。

就像希特勒1921年戏剧性地退出纳粹党一样，这一退出政治的宣言包含了一些重大的风险，同时也具有不少好处。它的短期效应是使希特勒退出了进一步对政党政治的涉足，甚至不再成为旁观者。这种不利之处被以下的事实所抵消，即希特勒把自己的责任抹得一干二净，其中包括他的追随者可能的失败、分裂的派别之间斗争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官方对他继续参与政治的怀疑，等等。希特勒十分清楚：他的假释是在10月1日，假如他卷入当前的矛盾，假释就会受到严重的危害。事实上，在9月份，巴伐利亚行政当局开始对发展惊人的冲锋队采取了行动，逮捕了它的大多数领导人。尽管希特勒和冲锋队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警察当局劝告，希特勒假释之后最好被驱逐出境。这一要求一直被拖延到1924年年底。鉴于这些不确定性，希特勒更乐意暂时摆脱党的事务，从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模范囚犯。

1924年12月7日，国会选举在德国举行。因为州选举在同一天也在普鲁士、黑森、不伦瑞克和不来梅举行，因此投票的气氛特别浓烈。结果表明，选票从极端的左派（共产党）和政治上有着差别的极端右派（各种民族主义政党）向温和的中间派转移。民族主义的右派在德国的每一个选区都失去了选票，其中最大的损失发生在巴伐利亚，在那里，民族主义阵线只获得了5.1%的选票，而在5月的全州选举中，它还获得了16%的选票。

极端主义的这种退步主要是德国经济稳定的结果，是国际舞台上大幅度改善氛围的结果。施特莱斯曼政府结束了鲁尔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消极抵抗，同时消除了在整个德国发生革命的直接威胁。在耶尔马·沙赫特这位精明的金融现实主义者的领导下，印钞厂停止了印刷毫无价值的纸币的艰苦工作，沙赫特在国家总体资源的基础上发行了新的纸币金马克。稳定渐渐地回归了，由于在法国和英国，温和派开始代替强硬派，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而可喜的转变，这种稳定在1924年春天又得到了巩固。协约国还安排了较为轻松的赔款支付。根据“道威斯计划”的条款——以美国银行家查尔斯·盖茨·道威斯的名字命名——年度的赔款支付减少了，同时国际贷款也变得可行起来，这样，德国就可能承担起《凡尔赛和约》的义务。到1924年夏天，政治稳定的措施也回归到德国国内的政治当中。尽管施特莱斯曼政府在1923年因为对右翼极端分子过于软弱而被替代，但是从1923年11月至1924年12月管理德国的两届内阁都任命施特莱斯曼为外交部长，这两届内阁都是由中间派威廉·马克斯执掌。马克斯的政府在12月被温和的保守派内阁替代，它由公务员汉斯·路德执掌，施特莱斯曼还是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鉴于这些变化，特别是民族主义右翼在1924年12月7日选举中毁灭性的失败，巴伐利亚行政当局得出结论：希特勒和他现在已经死掉的纳粹党，不再是巴伐利亚安全的威胁，因此希特勒应该得到假释。将他驱逐出境的可能性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奥地利政府通知巴伐利亚行政当局不要这个人回到奥地利。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的一位朋友、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开车来到兰德斯堡接走了希特勒。在兰德斯堡一个古老的城门边，靠着霍夫曼的小汽车，激动的希特勒手拿着帽子，披着风衣，摆出挑衅的姿势，留下了一张照片，然后前往慕尼黑，走进不确定的未来。

第六章

政治荒野的年月，1924—1929

魏玛共和国破裂

在魏玛共和国的中期（1924—1929），也是人们通常认为兴旺的或者黄金般的20年代，出现了国内繁荣的短暂回归和同时发生的国际关系的宽松。借助后见之明，现在我们知道主要依靠美国的巨大借贷——总数超过了二百亿美元——同时依靠西方列强对德国承担债务义务的更为宽松的态度，德国出现了和平和富裕。1924年，正如上述所说，德国达成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劝告法国从鲁尔区退出，减少赔款支付，安排德国从国外借贷更多资本的机会。在随后的几年，许多西方的借贷流入德国，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使许多人相信1923年的危机已经消失的繁荣。德国将借来的资本用于两个有效益的领域：赞助公共行业的计划和投资工业的现代化。1923年，德国的工业产出跌到了1913年的水平，但是，到1929年它超过了1913年水平的四倍。

繁荣的回归相应地带来了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提高，这部分是因为西方列强认识到：在国际联系不断加强的经济秩序中，经济的繁荣依赖于合作，而不是对抗。这部分是因为一群更温和、更有能力的政治家现在主持着西方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他们是德国的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英国的拉姆齐·麦克唐纳。1925年，德国在洛迦诺签署了几个条约，发誓放弃以武力作为解决与比利时、法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争端的方法。1926年，德国参加了国际联盟。1928年，它还和六十四个其他国家一道，签订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个公约呼吁对国际问题进行和平仲裁，谴责诉诸战争。

保罗·冯·兴登堡

国际关系的这种缓和氛围连同向繁荣的回归，也降低了德国政治的温度。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在1924年的选举中，右翼的纳粹党和左翼的共产党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尽管由独立派汉斯·路德领导的新内阁倾向于右翼，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但是这一选举产生了一个更为温和的国会。1925年，在弗里德里希·埃伯特死后，魏玛共和国因为将德高望重的保罗·冯·兴登堡选为总统而重新获得人们的尊重。尽管兴登堡具有君主主义的信念，但是他依然小心地恪守他对共和国的誓言。

当然，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依然不稳定，也不成熟。在1924至1929年，政府一直是中间派和温和的右翼政党脆弱的联合。马克斯主持了三个内阁，路德主持了两个内阁，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穆勒主持了一个毫无生气的内阁。在1928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忠诚于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政党似乎获得了新的生命，同时共产党和各种民族主义政党失去了重要的席位。纳粹党几乎全军覆没，只获得81万张选票和国会中的12个席位。新闻界以大幅标题的胜利姿态宣布“希特勒完了”，“纳粹党已经终结”，“鼓手没有敲响战鼓”。

确实，希特勒的政治生涯似乎到1925年已经停顿不前。在慕尼黑，纳粹党只剩下七百名成员。在1925至1928年期间，希特勒几乎生活在半退休状态，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消磨了大量的时间。1928年，他在上萨尔茨堡的山坡上先是租用后来又购买了一处舒适的别墅，他大规模地修葺，并将其命名为伯格霍夫。他为自己建了一道围墙，只与党的亲信或喜爱的女人交往，并沉溺于对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爱恋之中。

尽管希特勒这些年可能被放逐到政治的荒野之中，但是曾经使他在政治上崛起的条件原本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从表面上看，魏玛共和国似乎是繁荣和稳定的，但是许多确定无疑的迹象表明在深层存在着一些断层，这些断层一旦加重就会撕开共和国脆弱的生命线。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政治上的分裂、文化和代际的极端对立，以及我们所认为的德国社会的阴暗面。

共和国的出现是偶然的，几乎没有什么德国人理解或喜爱它的民主宪法。它的对手用凡尔赛的污名玷污它，而令人束手无策的社会经济问题又使它不堪重负。共和国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支持者，以至于一些愤世嫉俗者有理由将这个新政府称为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

随着能够提供统一感和历史延续性的君主制的衰落，德国人变成了孤儿，他们分裂成敌对的党派、团体和组织。作为保守的民族，许多德国人更倾向于支持君主立宪制，而不是共和制。甚至那些乐意支持共和国的人——如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克斯·韦伯或者托马斯·曼——也只是出于善意，而不是出于热切的信奉共和主义的原则才这样做的。真正将他们同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他们拒绝了所有现存的选择。其他许多涉及政治的人也是这样的，因此，人们可以认为，共和主义政府所建立的统治，对相关的每个人来说是受到最少反对的。不断增加的反共和主义集团相互仇视，其程度远超过它们对共和国的仇恨。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使得共和主义对于所有的德国人来说成为最没有分歧的选择。不幸的是，当德国人开始信奉极端的和单维的意识形态，同时放弃政治的合作以寻求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认识或重视。这种极端化在党派政治的领域尤为明显。

政党反映了传统的社会、宗教和地区的分裂，这种分裂在过去将德国人民相互隔离。甚至在政治光谱中，相近的政党也发现它们的差异远超过相似之处。在政治的左派当中，社会党人为国家和政党的未来走向相互厮杀。好战的左派（共产党和独立派社会党）谴责多数派社会党将革命出卖给德国军事—工业的精英，同时在整个共和国期间拒绝和后者合作。甚至当共和国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也是如此。反之，多数派社会党也谴责好战的左派企图毁灭议会民主以寻求苏维埃的极权主义。

只要还存在着一个可行的民主的中心，声称拥护共和国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民主党、中央党——之间就可能形成可以发挥作用的联合。但是，由南部德国人和天主教徒占主导地位的中央党内部就是四分五裂的，它经常发现自己很难和多数派社会党合作，因为多数派社会党缺乏强烈的民族主义或中产阶级的立场；另外，它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总体上来说是与中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尤其是与中产阶级的宗教信念相对立的。

中间偏右的政党，诸如德国人民党、德国国家人民党，甚至都不倾向于同多数派社会党或中央党合作。由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建立于1919年的德国人民党坚定地支持财产权和教育的政策，将社会民主党贬为一个至今依然没有成功放弃革命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尽管施特莱斯曼希望德国人民党成为富有活力的、现实的自由主义政党，有能力与中间派和温和的左派结成联盟，但是，这个党却不断向右发展，在反动的德国国家人民党那里找到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德国国家人民党是一个扩充了的战前的保守主义政党，其主要成员是西部的德国人，他们是城市的上中产阶级，思想观点特别反动。最初，它由前帝国的财政部长卡尔·黑尔费里希领导，在他死后，这个党落入顽固的出版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手中，他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和财富不仅使自己的党变得更为民族主义，而且对纳粹运动给予支持。德国国家人民党由一群心怀不满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分子组成，他们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混乱中漂流，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或影响广泛的讲坛，但是他们一直能够接受一个复辟的君主制度或者一个保守的专制统治。

在纵览极端化的德国政党体制的时候，一个事实是十分突出的：在十个主要的政党中，没有一个是真心对共和国承担责任的。共和国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后来又得到中央党和德国人民党不冷不热的支持。处于政治光谱两个极端的政党逐步地蚕食了温和的党派，特别是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它们公然地宣称自己盼望着共和国的毁灭。愿意支持共和国的党派所组成的有效联合，从根本上说有三种可能性：一是社会民主党和支持德国国家人民党左翼的强有力的政党；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政党，包括德国国家人民党；三是支持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党。到1930年，由于进一步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共和主义政党承受的沉重损失，以及极端的政党——左翼的共产党和右翼的纳粹党——在得票上的惊人增长，这些联合变得几乎不可能了。

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德国精英体制和集团的攻击，包括司法界、大学、军队及重工业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法官对共和国缺乏同情，他们经常大胆地表述充满偏见的右翼观点，作出让保守主义满意的判决。另外，政治案件的法官作出的判决是因人而异的，对右翼罪犯通常是仁慈的，甚至作出无罪判决；对左翼罪犯则是严厉无情的。对应该放逐到奥地利的希特勒的仁慈判决就是一个代表。德国司法机关所发生的事情和德国执法机关所发生的如出一辙。执法机关的领导人在政治观点上即使不是反革命，通常也是保守主义的。

大学是制度化的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堡垒。进入上层阶级以及成为精英学校的毕业生依然受到限制，同时，对共和体系的全面控制依然保留在具有坚定的保守和专制倾向的国家权力机构手中。如同过去一样，在整个共和国的年代里，得到强调的依然是纪律、秩序和对权威的服从。在学术界，反犹太主义相当盛行。在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的职位、工作总体来说极度稀缺，这又加剧了反犹太主义。学生们特别易于受到国家社会主义吸引力的影响，纳粹党在学生会选举中获得惊人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佐证。

当然，军队是反对民主化最有力的壁垒。尽管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国防军自称位居政治之上，但是在戴着单片眼镜的鱼眼将军汉斯·冯·泽克特的领导下，国防军设法保留了它的传统结构和保守主义精神。当泽克特在1926年失去权力之后，国防军越来越放弃了它公开宣布的中立性，更为积极地参与政治。新的思想得到了国防军政治局局长库尔特·冯·施莱歇将军的集中体现，他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以及在国防军和具有保守主义、集权主义倾向的政党之间进行政治合作。施莱歇本人就是一个十分醉心于独裁体制的人，他认为这种体制能够回避他所认为的令人讨厌的、自取灭亡的议会民主程序。这也是纳粹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因此施莱歇和军队在纳粹运动中发现了某种他们认为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利用的因素。但是，这样做就意味着积极地和纳粹党进行合作。实际上，人们认为这就将军队变为共和国的掘墓人，同时使它成为纳粹极权主义兴起的参与者。国防军从来就不能使自己脱身于同国家社会主义的致命合作，因为它的精神气质具有同纳粹党共享的集权主义价值观的色彩，尽管它的领导人并非一直如此。尽管国防军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为一个组织人数不多，但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有凝聚力的力量。总体上说，它不是一个非工人阶级的军队，它所招募的人来自城市和保守主义的地区，它的军官主要来自军官家族，这就使它成为一个实际上的“非社会主义的”军队。我们应该记得，在战争期间，军队出现了最有力的反民主的起义。老一辈的思想融入军队气质中，并且在1919至1923年自由军团的精神气质中得到强化，最终在冲锋队中产生了彻底的反民主思想。

重工业的领导人也要求废除魏玛共和国的体制，因为它支持一个消费性的福利国家。《魏玛宪法》第163条承诺所有的德国人通过生产劳动获得生计，并且特别指出，如果没有工作的机会，国家将为工人的生存提供必要的措施。民主的奠基者甚至规定了基本福利的购物清单。尽管共和国依靠劳资双方的协议在社会经济方面得以运作，依靠共同决定、集体议价、强制仲裁以推动经济民主，但是德国的大企业逐渐以减少工资和福利的方法来反击劳工。

从性格上来说，大企业的领导人执著于封建精英主义的价值观，这在根本上与战后的现实是不合拍的。他们依然视自己为家庭的主人，犹如长官要求士兵一样，希望得到雇工们的尊敬和服从。反过来，企业主也以家长制的方式对待他的雇员。1918年君主制度的废除并没有改变专制的习惯。尽管亨利·特纳的观点——是军队而非大企业在带头反对共和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大企业对魏玛共和国和整个社会政策是毫无爱意的。

除了这些政治和制度上的分裂，魏玛共和国也面对着强烈的文化上的分化，它们来自社会学家所谓的“现代化”进程。魏玛共和国经历了现代化的冲击，其遭受的力度远超出第二帝国，同时稳定能力又远不及第二帝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整体的谋生过程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和制度，现代化意味着这些方法和制度所发生的深远变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变化涉及到科层制、快速的城市化和大众教育的复杂模式。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涉及到对新的适合于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分子的表现形式的探索。现代化的推动方向是全新的，而不是陈旧的，通常是以损失传统和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为代价的。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进程伴随着广泛的焦虑，但是，在战败及随后的混乱之后，这种进程的冲击力在德国远比在欧洲其他地方来得猛烈。

尽管德国在帝国时期经历了现代性的冲击，但是，洪水之门直到魏玛共和国时期才真正开启。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眼里，魏玛共和国同各种变化——时尚、风俗或者文化的观念——存在着因果关系的原因所在。从知识的角度来看，20世纪20年代的代表性特征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两个理论假定了一个变动不居的宇宙，并且告诉我们所有的“事实”只是对不同的可能性的一种短暂的认知而已。真理现在似乎成为一种主观认知的功能，道德只是个人或集团的选择而已。因此客观的真理让位给文化的相对主义。真理存在于个体的观察者眼中。兴旺的20年代展示了一个道德不确定的年代，一代人被四年的战争弄得野蛮起来，他们似乎不再具有引导过德国经济繁荣时代的那一代人的道德标准。这种情况使所有的一切变得更为令人烦扰。许多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受到战争创伤的人表现出令人烦扰的心理失常症状：压抑、寻找替罪羊、妄想狂式的恐惧，以及进攻性行为。一些人在虚无主义的生活方式中寻找庇护所，一些人则在寻找救世主般的领袖，他能够补偿他们的牺牲，将他们引领到光荣的未来。一种尼采式的打碎旧时偶像——包括父母权威——的情绪弥漫在战后的思想氛围中。在这个不再稳定或者难以预见的社会中，对“美好的往日时光”的虔诚宣告，或者对基督教道德自以为是的吁求现在变得虚伪、平凡和空洞，从而产生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态度。毕竟，“一个人的生命短暂，而死亡的日子是无限的”。这些在柏林酒馆歌曲中得到充分表达的观点，表现了一种简单的人类需求，即在经历恐惧、痛苦和死亡岁月之后享受生活。

十年来，直到希特勒扯下兴旺的20年代的大幕，许多德国人享受着短暂的性爱的喜悦，体验着在一块有着严格纪律和公共一致性的土地上前所未有的自由感。纵情狂舞和从禁忌道德的隐秘领域中迸发而出的性爱控制了这个国家。从伪科学研究机构到赤裸裸的性表演和黄色文学，到处是性的表现，柏林正成为性自由的中心，那里的酒馆和妓院用各种诱人的招牌——“闺房之夜 ”、“白奴交易”、“女人和鞭子”——招揽顾客。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声称对这些性的粗俗十分震惊，并进行了全面的谴责，但是这个卑劣的产业并没有它表面那样恶劣和无所不在。正如瓦尔特·拉克尔提醒我们的那样，传统的虔诚和自我约束依然在发挥作用，甚至在充满罪恶的柏林。然而，在许多有着保守主义倾向的德国人看来，这个世界已经脱节，是一个孳生着罪恶的地方。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令人悲观的共和国和它所执行的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

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第一个“现代”文化，事实上是保守主义的传统和创造性的试验奇怪的混合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组成了现代性的先锋，他们清晰地阐述了许多我们依然在不同的领域——哲学、社会学、美术和自然科学——中使用的思想方式。前卫运动不断增生，繁衍出精神分析、知识社会学、表现主义、无调音乐、包豪斯建筑、存在主义哲学以及量子物理学。由马克斯·爱丁顿创立并得到汉斯·萨克斯、卡尔·亚伯拉罕支持的柏林心理分析学院，训练了一大批著名的心理分析师，其中包括卡伦·霍妮、弗朗茨·亚历山大、威廉·赖希、梅勒妮·克莱因，他们对心理分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社会学领域，建立于1923年的社会研究学院支持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这个学院有联系的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埃里克·弗洛姆、弗朗茨·纽曼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理论上的推动力，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学院搬迁到纽约之后。在文学领域有一条由璀璨的星星组成的银河——一些是传统的，一些是前卫的——照亮了整个战后的天空，他们当中有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赫尔曼·海塞、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罗伯特·穆西尔、赖纳·里尔克、斯特凡·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本、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音乐方面也存在着新的倾向，像在诸如阿诺德·舍恩贝格、保罗·欣德米特、库尔特·魏尔这样的艺术家的不和谐的声响中一样，许多音乐表现了不安的感觉。建筑和美术比以往更为紧密，它们用新的思想和象征主义的表现方式进行实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和包豪斯学派强调艺术和技术的结合，为了达到纯粹的形式和功能的理想，它们采用了钢材、玻璃、强化混凝土和塑料进行实验。最终，从理论物理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中产生了一种隐晦的、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理想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强化了业已存在的涉及到焦虑、不确定性和现代生活含糊性的普遍感情。

许多传统的艺术家、手工艺人、作家和文化评论家都谴责这种前卫运动，认为是对过去经典原则的背叛。但是，他们的反对观点不仅仅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当他们发现画家明显地沉溺于不一致的形式和丑，音乐家将和谐舍弃在一边，喜爱不和谐的声音，作家将读者带入社会深渊的边缘，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谴责德国制度的不公正和压迫性的时候，他们发出了明确的抗议，强烈地指责这种作为整体的现代性文化。

对新生事物的反对一直来自政治上的右派，他们具有深远的文化悲观主义的观点。在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阿图尔·莫勒·范登布鲁克、恩斯特·云格尔、埃德加·荣格的著作中，正在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被明确地谴责为庸俗、缺乏思想、物质主义、颓废和美国味的东西。尽管这些批判者鲜明地反对现代性，揭示它的弱点，但是，他们不必要的、耸人的夸张经常损害了他们的批评。但是，文化左派的批评家及其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的愚蠢的指责，同样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罪名。在德国知识分子的典型话语中，左派和右派相互揭露过去的老底，而且愚蠢地向共和国及其所代表的东西发起进攻，即左派批判资本主义，右派批判民主。

在文化领域，正如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文化传统主义者和文化多元主义者之间出现了极端对立。前者在文化的所有表现方面中鼓吹德国风格的统一性，后者对充满分歧的、甚至对立的风格表示欢迎，因为这意味着一种更具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精神。这是一种带有重要的政治意味的文化分裂，因为纳粹党后来利用了保守主义右翼的文化批评观念，把它作为通往获得权力的工具。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对纳粹党最坚定的选举上的支持集中在一些上层社会的、职业的集团那里，它们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持有极端的保留态度。”

德国文化碎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到深远的代际问题，其中的大多数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混乱的结果。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受到了安置大量多余年轻人这一问题的侵扰，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在危机丛生的时代，不得不承受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妇女也发现自己面临着新的、经常也是困难的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德国妇女力量感和自尊感，因为国家第一次把她们作为国家劳动力市场富有活力的因素。但是现在战争过去了，工作变得稀少起来，许多妇女被一种矛盾的要求弄得十分疲惫：要么回家做妻子或母亲，要么在劳动力市场与男人展开竞争。妇女在德国社会的地位依然具有明显的法律和社会的不平等性。她们的问题要么是跨代的，要么是代际的。她们在父母、祖父母、兄弟面前是谦卑的，受到歧视的。

父母、学校、教会及社会组织坚持认为，魏玛时期的青年人的问题是控制的问题。大多数这样的集团和机构固执地坚守专制主义的传统。在大约九百万青年当中，四百三十万属于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它们当中有“工人青年运动”、“共产主义团”、“德国青年组织”，各种各样的教会组织，以及起源于19世纪徒步旅行组织的同盟运动。这些运动大多反对魏玛时期新的民主变化，同时显示了对种族中心主义思想和传统的偏爱。总体来看，年轻的德国人是骚动不安、迷失方向、与社会疏远的，只是出于一种随意的时髦，他们企图相互铸造更为紧密的情感纽带。不幸的是，这些应对机制经常是反动的、逃避的，并且最初包含了纳粹运动将要无耻地利用、甚至滥用的某些性质。这些性质带有天真的观点和模糊的渴望，例如对自然的泛神之爱、对祖国的神秘之爱、同性之爱、对一个没有工业和金钱的世界浪漫的渴望、对团体亲密关系的强烈需求、对英雄崇拜的喜好。1932年，柏林的一位牧师哀叹道：

在德国政治中，代际的差异从来没有变得如此重要……我们的年轻人是反理性的……新的一代对自由主义一无所知，人们也没有期望他们知道自由主义……对一个领导人的想法，对一个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团体组成的同盟的想法，对一个宗教性的、种族中心主义文化的想法，来自年轻男女聚合为巢的传统，来自他们共同的远足和漫游……但是，由于这些年轻人当中的许多都有过失业的痛苦经历，所以政治极端主义能够投其所好地去控制他们。领导人的想法推动了对不稳定的奥地利的集权控制，对民众来说，热烈的情感成为冰冷的反犹太主义。青年团体聚集在一起对那些敢于对它们持异议的人进行激烈的斗争。

离经叛道的行为和犯罪活动在魏玛共和国的身上撕开了一条条裂缝。因为有了犯罪统计数据的汇集，战后这段时期见证了犯罪的剧烈增长。同时出现的是相应的道德水平的下降，这种现象印证了一个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讹诈心态”。20世纪20年代有关柏林的故事通常包含的是贩毒者、妓女、杀人狂和臭名昭著的强盗。在整个魏玛时期，传染性的犯罪和政治暴力像瘟疫一样毒害着德国的主要城市：

柏林处于国内战争的状态。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仇恨突然之间在所有的地方爆发了。在街角，在餐馆、电影院、舞厅和澡堂，在午夜、早餐之后，在中午时分。刀鞭、啤酒杯、椅腿、灌铅的大棒四处飞舞。子弹将海报栏上的广告画射得千疮百孔，然后从公共厕所的铁皮屋顶弹了回来。在拥挤的大街上，一个年轻人遭到了攻击，衣服被扒，被痛打了一顿，血洒在人行道上。仅仅十五秒钟，一切就过去了，袭击者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发现纳粹党未来的线索，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德国生活更为阴暗的角落。通过一些早已存在的病理现象，我们发现纳粹党不仅从事犯罪活动，而且将这些犯罪活动在文化上规范化。正如阿兰·布洛克所说，因为纳粹党“将法律里外颠倒，将非法的变成合法的”，因此，获得一些对德国生活阴暗面的认识是重要的。犯罪经常提供了社会的镜子。我们还可以对此加以补充：当社会的领导阶层自身就在犯罪的时候，由一个社会制造的这类罪犯将大规模地犯下同样的罪行。

对战死沙场无动于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对谋杀、暗杀同样无动于衷的国内动荡的五年，给德国社会舞台留下了印记。这些经历使人类的生命变得一文不值，以至公众对野蛮和暴力不再感到惊奇。除了对暴力广泛的认可，对于骗子也有一种让人困惑的宽容，甚至赞扬。正如戈登·克雷格所提示我们的，这种对骗子和罪犯的关注，突出地体现在魏玛时期的小说和戏剧中。如雷菲施的《海边的杜尔》、托马斯·曼的《骗子费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维基·鲍姆的《旅店里的小子》、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韦德金德《凯伊特侯爵》。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基本上是一部歌颂强盗的无政府主义的戏剧。它让我们去同情马奇斯这个强盗，因为他掠夺着一个腐烂的社会体制。有趣的是，在《三分钱》小说中——在《三分钱歌剧》上演六年后——马奇斯成为一家资产阶级银行的经理。在许多破产于1923年通货膨胀的德国人眼里，这是一个对骗子来说合适的位置。

犯罪行为也在银幕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在弗里茨·朗格的电影中，警察的世界和罪犯的世界经常是互换的，以至观众很难说清楚谁是真正的坏人，谁是真正的好人。在他的影片《M》中，警察和地下罪犯实际上进行合作，使谋杀儿童者得到了审判。事实上，警察允许从前被判过刑的人组织新生社，这些组织表面的目的是照顾刚出狱的囚犯，帮助他们顺利地转向守法的生活。其实新生社经常是罪恶的巢穴，而不是再生的中心。警察对它们的宽容是便于跟踪犯罪的行为。尽管警察和罪犯的这种奇怪的共生现象经常有它幽默的一面，但是，它不幸地证明了在德国一些主要的城市中心令人困扰的社会趋向：使不正常的行为正常化，甚至对它们加以颂扬。正如戈登·克雷格所认为的那样：“一个颂扬罪犯的社会等于是在间接地告诉大家，罪犯所掠夺的社会是不值得保护的。”

这些电影部分描绘了一个脱了节的世界——如《卡里加里博士的内阁》、《马布斯博士》、《M》，它们使观众直面精神不正常的权力机构、性谋杀、卖淫、对残酷永不满足的欲求。《M》的故事是根据杜塞尔多夫儿童谋杀犯库尔腾的真人真事改编的。在电影中他的名字叫M，除了声嘶力竭地表明他无法控制自己之外，他没有合理地对他可恶的犯罪进行解释。从表面上看，M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矮胖、顺从、爱挑剔。从象征和预言的角度来看，他也许还是第三帝国未来办公室谋杀犯的原型。

德国的电影制作者并没有努力去发现德国社会病理的表现。20世纪20年代发生过几起恐怖的系列谋杀案，一些甚至指向确定无疑犯下人吃人罪行的德国人。1924年圣诞节之后不久，人们发现布雷斯劳附近穆恩斯特堡的店主卡尔·登克杀害了三十个人，将他们做成“熏肉”出售，并且对受害者的受害日期和体重做了清楚的记录。在柏林，卡尔·威廉·格罗斯曼在德国各地骗取身无分文、无依无靠的年轻农村女孩，把她们引诱到家中，将她们切成碎片，把有用的部分卖给当地的屠夫，其余的部分被抛在鲁森斯塔德运河中。同时，在汉诺威，另一个相对说来面目并不凶恶、说话轻柔、外表温和、个头矮小的格奥尔格·哈尔曼骗取需要帮助的男孩。他给他们提供食物和饮料，和他们交朋友，然后邀请他们在自己家里过夜。在床上大吃大喝之后，他对他们进行性攻击，然后咬断他们的喉咙将他们杀害。除了体验了一次暴力的狂怒，在次日凌晨发现自己和死去的男孩在床上之外，哈尔曼不记得和这种攻击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哈尔曼和登克、格罗斯曼一样采用同样简洁的方式处理尸体。他忙碌地做起了生意，销售死者的衣服，把他们的肉进行精细的烹调，做成罐装肉销售。这种尸体包装成猪肉或小牛肉，在黑市上以较高的价格销售。

当哈尔曼被逮捕的时候，甚至在知道他要被处死的时候，他一直不露声色。事实上，对其即将执行的死刑发生了一场与自由主义者之间激烈的公共争论。自由主义者反对这一死刑判决，主张无期徒刑或者将他禁闭在精神病院。但是，因为精神失常而脱罪的可能性激怒了要求立即处以死刑的德国人。当哈尔曼最终服刑的时候，民众为他罪恶的行为编了许多歌曲，其中一首特别令人恶心，无疑是为了警告淘气的小孩：

等等，等等，等一会，

哈尔曼将要来看你，

提着他的短柄斧，

用你的身体做烟熏肉。

这种令人恶心的表现在当时被暴力弄得失去感觉的社会中，在残酷经常以冷酷的言语、恶毒的窃笑或肮脏的玩笑的方式被接受的社会中，是极为普通的。事实上，公众对残酷的宽容在战后的德国是令人惊恐的。无疑，这是多年血腥战争、国内动乱和大众饥饿的结果。但是，德国社会长期停留在黑暗的角落当中，停留在以幻想的形式，通过病态、腐烂、恶魔、残酷的主题表达的思想当中。甚至德国的童话故事也反映了集体无意识令人烦恼的阴暗面。尽管每个人都喜欢和欣赏格林兄弟，但正如罗伯特·怀特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当我们知道他们的童话当中所包含的肉体和心理的残酷是那样的奇异时，我们一定会大惊失色的。

一位皇后煮食了自己的几个孩子；一个年轻人被要求和一具尸体睡在一起以保留尸体的温度；一位国王的女儿被几只熊撕成碎片，她的母亲被活活烤死；一位邪恶的继母被放进一个装满毒蛇的大桶里；一个小女孩的舌头被割去，眼睛被挖掉；一个美丽的少女被切成细块扔进装满一个尸体正在腐烂的大桶当中；一个小男孩被剁成碎块放进一个平底锅，做成一块布丁给他父亲吃了；一位继母打算吃掉孩子们的肺和肝；一位老继母砍掉了年轻女儿的头，从头上流出的血滴在说话……回想起来，等待汉塞尔和格蕾特尔的命运就是被烤掉吃了。

年轻的德国人所得到的教诲，就来自这样一些故事，其中包括对权威、纪律的服从和对陌生人（外国人和犹太人）的不信任。任性的违抗将导致可怕的结果，如被鬼吓死，四肢被砍掉。

神话故事不仅是集体心理神话制作功能的表现，也是塑造年轻人心灵的有力工具，因为它们成为父母们教育的手段。在德国的神话故事和传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主题是对力量和权威的歌颂，对虚弱和“非德国人”的谴责。由于受到高级的或低级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滋养，德国的年轻人在抚养他们的母亲和专制权主义的父亲的教育下，接受了这种思想，并在后来的学校、军队和工厂得到了强化。

在解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拉尔夫·达伦道夫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社会“黑暗的角落”，特别是符合非德国种族部落成员的角色。无论是什么人，如果没有符合业已建立的仪式和信仰，或者感到身体缺乏理想的期望值——残疾、弱智和外国人——那么他们就可能立刻受到怀疑。按照达伦道夫的观点，德国的社会生活突出地表现在“被许可的行为极端狭隘”。当然，在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着一种标准去划分什么是得到许可的，确定允许每个个体可以做的事情，以及允许社会禁止人们去做的事情。在德国，这一标准倾向于集体的或集权主义的道德观念或者期望。局外人——包括感到缺乏严格期望值的德国人——经常受到羞辱、拒绝、放逐，在纳粹党的统治下，受到逮捕、拷打和灭绝。在其他方面都是文明的国家，发生这种情况至今都使历史学家感到困惑。这个国家的人民总体上来说是具有宗教感的、守法的和友善的。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因为德国人受到封闭的思想、宗教和政治体系的激发，在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受到制度化的强化，直到他们习惯每日的生活，因此，他们可能会显示出傲慢的、自大的、侵犯性的文化特性，同时使一切更具有破坏性。如果哈尔曼将他的残酷施加到诸如犹太人那样的外国人身上，他可能被认为是正常的，这并非难以想象。

当克劳斯·曼坐在慕尼黑的卡尔顿茶馆喝咖啡的时候，他发现希特勒坐在另外一张桌子前连吃了三块草莓馅饼。他仔细地观察了元首的脸，这位纳粹党领袖使他想起了最近在报纸的照片上看到的某个人，但是，过了一阵子他才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这里只有昏暗的玫瑰色灯光、温柔的音乐和一堆堆点心，在甜蜜的田园情趣当中，一个留着胡须的家伙双眼模糊，有着固执的额头，正在与一些乏味的党羽聊天。当我叫招待员结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与希特勒先生相似的人。他是汉诺威的谋杀者，他的案件在报纸上占了大的标题。他的名字叫哈尔曼。他们两人的相似是令人震惊的：没有光泽的眼睛、小胡子、残酷和神经质的嘴巴，甚至丰满的鼻子所流露的难以言说的粗俗。确实，他们两人有着相同的面相。

希特勒重建纳粹党，1924—1929

当阿道夫·希特勒在兰德斯堡监狱待了八个月回到慕尼黑时候，他决定将纳粹党重新建设为一个高度集中同时又富有活力的组织，这个组织将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命令。他认识到：采用与其他准军事集团的合作进行军事政变来夺取权力的策略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从现在开始，纳粹党的使命是在民主的制度中，运用民主的方法去毁灭民主。严格的合法性成为他的命令。希特勒还开始设想这个新生的党将成为国中之国，是一个准备颠覆政府的秘密组织，最终不动声色地取而代之。一旦获得权力，纳粹党将舍弃民主，在他的控制下实行一党专政。

简而言之，希特勒认为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有着广泛基础的政党，它能够吸引群众追随者，而不是浪费大量的时间策划阴谋活动以反对政府的精英军事组织。在兰德斯堡，他告诉前去探望他的吕德克说：

当我重新开始积极工作的时候，必须贯彻新的政策。我们不再以武装政变的方法获得政权，而是全力以赴地进入国会以反对天主教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假如能够靠投票而不是枪击去消灭他们，至少这一结果是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的保护。任何合法的步骤都是缓慢的。迟早我们会成为国会的大多数，在那之后，德国才是德国。

在希特勒被释放的十四天后，他听从恩斯特·珀纳的建议，安排了与巴伐利亚新总理海因里希·黑尔德的私人会面，并做了假装虔诚的保证：他将尊重宪法，并不再求助武力。尽管黑尔德对希特勒过度虔诚的声明表示怀疑，但是他还是乐意听从了弗朗茨·古特纳的劝说，废止了对纳粹党及其机关报《种族观察者报》的禁令。黑尔德后来用勉强的观点——“野兽已经被驯服了”——使他这一大度的决定合理化。

在接到巴伐利亚政府解禁纳粹党的许可之后，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在伯格布劳克勒咖啡屋正式举行党的集会，庆祝这一欢乐的时刻。他面对四千名热情的、极度兴奋的忠实追随者发表了演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打算独自领导纳粹运动。他要求一年的检验期，保证假如情况证明是糟糕的话，他将不再掌权。但是，同时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我将独自领导这一运动。只要我个人对纳粹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负责，就没有谁能够安排我的决定。”

希特勒再次出现在引人注目的政治中心，疯狂的追随者对他报以热烈的支持，这一切都使巴伐利亚政府立刻采取了预防措施。1925年3月9日，巴伐利亚当局禁止希特勒进行公开演讲，直到接到进一步的解禁许可。除了图林根外，德国其他大多数州——不伦瑞克、符腾堡、梅克伦堡—什未林——也发布了对他的演讲禁令。直到1927年3月5日，巴伐利亚才废除对他的演讲禁令。

德国大多数州正式禁止希特勒公开演讲，因此他决定在幕后进行积极的活动。他在慕尼黑和南部开始重建他个人信徒的网络。尽管一些成员要求他在北部重新设置党的总部，但对希特勒来说依然有更为充分的理由原地不动。毕竟，纳粹运动发源于此。核心成员、商业事务和党的报纸都在那里。另外，慕尼黑已经获得了一种作为纳粹活动中心的特别心理氛围，这里有大量的能够唤起对党的纪念的象征物——伯格布劳克勒咖啡屋、皇家马戏场、陆军元帅会堂和欧迪翁广场。

希特勒一旦描绘了党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总体目标，就立刻以新生的热情投身到工作当中，在1925至1927年期间，他全神贯注于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摆脱那些他认为已经是纳粹运动阻碍的人；在慕尼黑和南方建立忠诚的追随者的核心；压制党内人数正在增长的异己分子。

希特勒重组纳粹党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似乎是疏远那些胆怯的党员，而不是解决分歧。事实上，他故意激起对抗以考验追随者是否忠诚，将有问题的分子剔除出去。有着独立思想的、坚持自己的事业与希特勒的不同的民族主义者，被随意降级。过去的支持者和坚定分子现在如果不承认他的绝对控制，都遭到清除。在纳粹党兴起时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鲁登道夫和罗姆不再适合新的秩序，成为累赘。在第二任妻子玛蒂尔德·凯姆尼茨的影响下，鲁登道夫越来越暴躁，越来越喜欢吵架，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奇怪的种族主义和异教偏见的宣传上，这使得希特勒想起了兰茨·冯·利本菲尔茨和“神秘远方协会”的阴谋氛围。在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无人接受这位将军反天主教和反南方的观点，这些观点也使希特勒特别怀疑这位将军在政治上还有什么用处。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希特勒对鲁登道夫的感情一直是含糊的，这无疑反映了这位前下士内心深处的不安，他依然认为自己从不奢望达到这位著名军阀显贵的地位。他从兰德斯堡监狱释放出来之后，就与这位将军进行了几次证实他们之间分歧的激烈会晤。结果是两个人分道扬镳。

罗姆也成为希特勒的障碍，因为他过于主张独立和意志的力量。希特勒在兰德斯堡监狱一直带着怀疑的目光注视着罗姆的行为。他特别批评了罗姆组织的新的先锋营。他认为这只是过去由变化多端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势力构成的“战斗联盟”的过时翻版。很明显，罗姆没有接受1923年11月9日的教训，因为他依然在玩弄着与国防军一起发动军事政变的想法。他甚至考虑将冲锋队隶属于先锋营。希特勒对这些策略没有任何兴趣，他给罗姆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服从，要么辞职。1925年4月17日，罗姆辞去冲锋队首领的职位。此后不久，他又辞去先锋营首领的职位。在度过了四年半退休时光之后——罗姆把它比作一个生病的动物的生活——罗姆离开了德国前往玻利维亚，成为这个国家军队的顾问。

鲁登道夫和罗姆是难以控制、不听从指挥的人，与希特勒个人圈子更贴近的是一些忠实的亲信，他们更容易得到信赖和驾驭。这些人构成了他狭小的社交圈子，他们在慕尼黑谢林街的总部管理着党的日常事务。希特勒选择了长着猫头鹰眼的菲利普·布勒（1899—1945）作为党的管理者，他是一个与众不同又谨小慎微的官僚。希特勒相信布勒能够执行自己可能发布的任何命令，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939年9月1日，他执行了希特勒的安乐死命令，即用毒气杀害了十万多男女，包括孩子，因为身心上的缺陷，他们被认为不符合健康的雅利安种族形象。在党的总部，布勒身边还有同样缺乏想象力但具有竞争性的弗朗茨·克萨韦尔·施瓦茨（1875—1947）。施瓦茨在慕尼黑市政厅做了很长时间的会计，现在又小心翼翼地看管着党的总部的每一笔收入。第三个与党的总部有着密切联系的主要人物是希特勒同团的中士马克斯·阿曼，他与希特勒在兰德斯堡一起待了六个月，现在重新得到了党的出版社和其他所有新闻喉舌的领导职位。其他在1923年证明了自己的勇气的追随者也得到了职位的奖励：赫尔曼·埃塞尔被任命为宣传主管；戈特弗里德·费德尔成为党的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和阿图尔·丁特分别控制了法兰克地区和图林根州的党组织；赫斯继续作为希特勒忠诚的秘书，后来成为他的主要代理人；罗森贝格在解散了他所领导的“大德国人民社团”之后，担任了《种族观察者报》的主编，并且成为希特勒内部党派争斗的忠实爪牙；戈林依然在外流亡，直到1927年才返回德国。希特勒的几个忠实朋友——迪特里希·埃卡特、恩斯特·珀纳——已经死了，他最亲密的圈子由埃米尔·莫里斯、乌尔里希·格拉夫和海因里希·霍夫曼组成，他们依然对他忠贞不渝，给他提供有力的支持。希特勒生活在提尔希街一间狭小、简陋的屋子里，只和他的几个亲信或者汉夫施滕格尔一家、布鲁克曼一家、埃塞尔一家交往。尽管长期缺少资金，但是《我的奋斗》的稿费收入和党的经费的扩大，都使他有相当大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实力，使他能够租用和购买上萨尔茨堡的别墅。也就是在这里，他得到了一位新管家的陪伴，她是寡居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劳巴尔，她带来的十七岁的女儿格莉是希特勒的一生所爱。

尽管巴伐利亚的信徒们本能地聚集在希特勒的身后，但是，党的统一性在1925年一直受到严重的威胁，北部和西部的异议分子拒绝南部对元首不断增长的崇拜，他们批评南部集团在党章的社会主义条款中所承诺的是表面的口头恩惠。对于北部集团来说，党的创始人现在已经发生了转向，它们开始对巴伐利亚这个保守的、天主教的州产生了怀疑，认为它不像更为工业化的北部适宜作为党的富有创造力的基地。但是，这些北部集团坚持认为，为了获得工业化的北部选民的支持，为了在那里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展开竞争，纳粹党必须为工人大众制订有效而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计划。

这就是为什么北部集团比南部集团更为认真地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北部集团还认为自己是“战士革命者”，为通过罢工、街头恐怖活动来使国家经济瘫痪的工团主义夺权策略辩护。因为希特勒选择了投票而不是子弹，他立刻拒绝了将这种方法作为主要的策略，因为它会疏远选民。他对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含糊的经济治疗方案感到不快。他们似乎将墨索里尼的社团主义国家的观念，和同样含糊不清的“德国式民主”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在北部的异议分子当中有一群社会主义者，他们设法获得了对北莱茵兰地区（纳粹党的一个行政区）的控制。他们的事务官员约瑟夫·戈培尔是一个个头矮小、瘸腿的知识分子，他嗓音尖细，是一位哲学博士。戈培尔注定要成为纳粹党宣传机器的催眠大师，但在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充满困惑的、年轻的知识分子，正在寻找政治的圣杯。在经受了一系列作为记者、作家和股票交易员的失败之后，这一探索引导着他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1924年，他加入纳粹党，发现自己具有政治宣传的才能，这种才能后来成为他取之不尽的宝藏，它可以将明显的谎言变为可信的真理，从日常事件中编造出政治上的神话。

1935年，墨索里尼在罗马检阅法西斯青年团

除了戈培尔，北部异议分子最著名的领导人是卡尔·考夫曼（1900—1969），年轻的自由军团的斗士，北莱茵兰纳粹区党部的领导人；弗朗茨·冯·普费弗（1888—？），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官，自由军团的领导人，参与过卡普政变。这个集团以鲁尔的埃尔伯菲尔德为基地，把自己明确为反对巴伐利亚围绕在希特勒周围的那一帮人的中心。戈培尔和卡尔·考夫曼设法驱逐了北莱茵兰纳粹区党部的前领导人阿克塞尔·里普克，从表面上看，对他的指控是挪用党的经费，但事实上是因为他不够激进。

真正清楚地表达这种不满，并且成为这种不满的主要代言人的是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不知疲劳的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被选为国会的代表，正在热情地推广他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施特拉塞尔将下巴伐利亚区党部领导人的职位让给副手海因里希·希姆莱，自己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德国中北部的工业区招募新党员。施特拉塞尔身边还有更教条的弟弟奥托。施特拉塞尔支持银行和重工业的国有化，认为这是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他心目中的好社会是一个在种族上和谐的共同体，它建立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格里格尔还是奥托，都从来没有清楚地表述出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但是，两个人都感到希特勒和他的南部集团只是在纯粹的修辞或机会主义的意义上信奉社会主义。施特拉塞尔兄弟相信纳粹党正在转变成一个激进的反犹太人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背弃了他们对工人的承诺。与这种倾向相对立，他们在北部德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宣传活动。

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对民族复兴和社会正义充满激情，这种激情和他友善、快乐的个性结合在一起，给那些与他接触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也包括约瑟夫·戈培尔，他在192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施特拉塞尔在这里整整待了一下午。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大个头的巴伐利亚人，十分具有幽默感。他从慕尼黑带来了十分不幸的消息，都是有关党的总部的令人讨厌和肮脏的消息。一群坏东西围绕着希特勒。我相信赫尔曼·埃塞尔是罪魁祸首。我们将和施特拉塞尔一道组织起整个西部的党组织。这将给予我们抵抗僵化的慕尼黑官僚的武器。我相信我们能够说服希特勒。

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和北部的异议分子组成了一个劳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德国南部和西部区党部的领导人组成，并且在施特拉塞尔的新杂志上传播他们的观点。这个杂志现在由约瑟夫·戈培尔编辑，刊物名叫《附加的信函》。在这个自由的杂志中表达的许多观点批评了慕尼黑人对资本主义温和的态度及其在组织能力方面的欠缺。许多投稿人的观点认为：慕尼黑的领导层——也许这不是希特勒自己，但肯定是向他提出建议的一帮人——正在将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变为激进的、有着强烈的反犹太人基调的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不再对慕尼黑迷信了，1925年11月22日，这种态度在愤懑的党部领导人会议上第一次公开爆发出来。

1925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为新党章提交了一个新的草案，他相信它将会加强1920年党章中社会主义的条款。施特拉塞尔当时的思想受到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的著作《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事实上，这位创作《西方的没落》的哲人曾经拒绝施特拉塞尔让他去担任《国家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人的提议，但是，他认为施特拉塞尔“是我一生中遇见的仅次于实业家胡戈·施廷内斯”的最聪明的人，并且支持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它是比正在出现的纳粹党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更为现实的方法。

假如施宾格勒真的看过施特拉塞尔的草案，他会修正他对施特拉塞尔现实主义的看法，因为这个草案是乌托邦和反资本主义成分混乱的结合品，以至于在劳工委员会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施特拉塞尔的草案要求所有土地国有化，承租的土地由各州掌控；将超过一千英亩的地产拆分给农民耕种；所有至关重要的企业51%由国家拥有，所有不太重要的企业49%由国家拥有，同时都将10%留作雇工的福利；对企业管理上的控制依然保留在私人手中；驱逐在1914年8月1日进入德国的犹太人；恢复先前属于德国的所有领土。劳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如弗朗茨·冯·普费弗，认为这个文件过于社会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同时，其他一些成员因为它在种族中心主义的意义上不够激进而对它进行了批评。戈特弗雷德·费德尔是最初的25条党章的作者，他通过非正规渠道拿到了施特拉塞尔的草案文本，他感到愤怒的是，希特勒还没有被正式通知它的存在。

为了消除劳工委员会成员之间以及他们和慕尼黑总部之间的分歧，1926年1月25日在汉诺威党部领导人伯纳德·鲁斯特的家中召开了一次会议。除了鲁斯特之外，主要的与会者是约瑟夫·戈培尔、弗朗茨·冯·普费弗、罗伯特·勒伊和戈特弗雷德·费德尔。会议议程包括三个主题：是否支持由国会的共产党代表提出的一个议案，即各州没收贵族的财产；施特拉塞尔草案的情况；党的组织化问题。除了科隆党部领导人罗伯特·勒伊之外，这些北方人都支持没收贵族财产的议案，有记录表明希特勒和慕尼黑集团对此不加以支持。在后来的全国公民投票中，德国的选民同意没收，但是，由于不到半数的合格选民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因此，公民投票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施特拉塞尔草案被束之高阁，修正草案的起草工作委派给了一个小组。但是，集中于党的未来领导权的讨论表明了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一些代表对希特勒是否适合作为领导人表示怀疑，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奥地利人，从1925年4月27日开始，他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会议上也提到了可供选择的领导人和可供选择的组织化方式——一个集体委员会而不是单个的领导人；一个利益集团或协会而不是一个党。据说戈培尔竟然要求“将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党”。但是，最终，这个集团作出决定：一个领袖是至关重要的，希特勒可能比其他领导人更为合适；但是人们对此毫无热情。

当费德尔向希特勒详尽地汇报了汉诺威会议的情况之后，希特勒无疑下定了决心：在进一步的分歧彻底破坏党的统一之前采取断然行动。1926年2月14日，他邀请异议分子参加在班贝格召开的会议，会议的目的不是探求妥协的可能性，而是重建他个人的独裁统治。这次会议是展示希特勒威风的绝佳产物，它的目的在于让那些可怜的“北方兄弟”知道真正的权力存在的地方。这些北方人深深地感觉到，班贝格当地设法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合格选民成为纳粹党员，而他们在人口最稠密的北方城市只骗得了二三十名党员。几个小时当中，希特勒用斩钉截铁和绝不妥协的语气发表演说，尖锐地戳穿了他们最珍惜的思想。尤其令戈培尔震惊的是，希特勒坚持纳粹党应该和英国和意大利结盟，并且指出他不喜欢对党的未来发表分裂性的言论。他十分明确地表示：党的统一要求无可争议的领导权和集中控制。

尽管异议者在那天没有完全屈服——事实上，他们只是在班贝格会议之后的几个星期暂时玩弄了一下向希特勒强硬的党的路线挑战的想法——但是他们本身过于分裂，以至没有抵抗住希特勒的意志。施特拉塞尔已经使自己相信：假如他离开这一分裂的党，他可能不能带走许多党员。不久，也就是3月10日，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这次事故使他失去了他所需要的力量，来和希特勒做殊死的抗争。

同时，戈培尔也开始了迅速的转型。在听到希特勒清除了他最钟爱的一些幻想，特别是他相信德国应该追随布尔什维克先例的信念之后，戈培尔处于深深的绝望当中。他在日记中写到他对希特勒的反动言论感到震惊和沮丧。但是，希特勒对寻找信徒有着敏锐的眼光，他在戈培尔身上发现了某些对党十分有用的素质。因此，他决定争取戈培尔。希特勒邀请戈培尔4月7日至8日来到慕尼黑，用美酒和大餐招待他，慷慨地让他用自己的专车，允许他在伯格布劳克勒咖啡屋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在将昏了头的戈培尔一家送回鲁尔的埃尔伯菲尔德之前，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鲁尔区党部的共同领导人，同时大度地原谅了他过去对慕尼黑领导层的错误判断。这些都使他更为惊讶。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另一次会面中，希特勒又对戈培尔进行了特别洗脑，之后，所有滞留在他思想中的疑虑都得到了化解。戈培尔的日记以令人感到不安的细节记录了这个诱惑的过程：

1926年2月15日：希特勒进行了两小时的演说。我被彻底击溃了。希特勒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反革命分子？他让人感到特别的笨拙和不确定。对苏俄问题全然一窍不通。意大利和英国是天然的盟友。这太可怕了！我们的工作是击溃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是犹太人创造出来的！我们必须成为俄国人的继承者！1.8亿人！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惊呆了。

1926年3月13日：读阿道夫·希特勒的《南部德国问题和德国联盟问题》。这是一本特别清晰的、具有宏伟见解的宣传品。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领袖！他再次消除了我心中众多的疑虑。

1926年4月13日：早晨八点驾车到达伯格布劳克勒。希特勒已经在那里。我的心都快跳了出来。走入大厅，欢声雷动。会议安排得有条不紊。施特莱歇尔作了开场白。接着，我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演讲。当演讲结束时，群情激昂。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我感到非常快乐。接着，希特勒进行了三个小时的演讲，十分成功，使人失去了自我。我们的心靠得越来越近了。我们提问，他作出精彩的回答。我爱他。他对问题经过了仔细的思考。我彻底恢复了信心。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有着睿智的头脑，他可能是我的领袖。我向他的伟大和政治天才致敬。

在宣传的魔术中，一个最为成功的双人合作就这样开始了。因为希特勒发现了一位“编造博士”，他能帮助自己推销对元首的崇拜。约瑟夫·戈培尔来自莱茵兰地区工业重镇赖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童年时受到父母的溺爱，但是，矮小的身材和生理上的残缺从根本上影响了他对自我的认识和对世界的看法。戈培尔要么是天生残疾，要么是感染了诸如脊髓灰质炎或者骨髓炎这样的儿童疾病。因此，他的左腿比右腿短，这使他一生跛行，还必须使用特殊的鞋子和支架。在儿童时期和后来的生活中，他的残疾招来了怜悯的目光、恶毒的嘲笑和令人痛苦的轻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唤起雅利安人完美和力量理想的未来的宣传部长，自己却是一个矮小的瘸子，经常受到人们的歧视。更具有启示意味的是：这些不幸的经历根本没有使他变得软弱，实际上使他的性格更为坚强，坚定了他证明自己和运用其非凡智力的决心，以便去主宰那些没有头脑的人，把男人作为自己的党羽，把女人作为自己的玩物。总之，戈培尔的残疾乃是他厌恶人类、将生命视为“粪土”、把人看作“贱物”的关键所在。赫尔穆特·海贝尔评述道：

他用怨恨消灭他的敌人；他还会突然将怀疑施加到他周围的人身上；他能用使人痛苦的敏锐剖析人性的弱点，只要这个弱点不是他本人的；他对任何高大的、尤其是优雅的人，有着十分情绪化的厌恶；他拼命地追逐着女人。这一切都来自他对自己身体残缺的从未消失的意识和感情。

尽管有着残缺和矮小的个头，但实际上戈培尔是一个长相俊美的人，他非常聪明，精力旺盛，具有相当的天赋。他的父母希望他成为神职人员，但是，戈培尔热切地投入到德国文学的学习当中，1922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并在20年代初期立刻加入了绝望的失业队伍。他努力征服文学世界的努力悲哀地失败了，这不仅是因为他所遭遇的时机不好，也是因为他的写作还不够成熟，没有超越感伤的浪漫主义故事的窠臼，这些故事都带有爱国主义的悲情色彩。然而，戈培尔不再进行诚实的个人批评，他认为是一些外部力量，特别是犹太出版家和作家使他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通过对这些原因的谴责，他将自己的弱点外部化。

在追随希特勒和纳粹运动之前，戈培尔是一个分裂的、无根的人，没有信仰和事业。他拒绝了天主教的信仰，这使得他虔诚的父母大为惊讶。之后，他努力追寻着另一个新的目标。他承认：信仰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我们相信某种东西就行了。最终他发现了自己新的信仰，它存在于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而不是一个信条。把个人信仰推销出去，现在成为戈培尔生命中的神圣使命。

他的日记生动地见证了他正在进行的没有自知的自我欺骗，以及他完全清楚的对他人特别成功的欺骗。他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有着清醒的拉丁人头脑，有着特别动听的嗓音，它特别有力，可以响彻整个演讲大厅。按照他的一位最好的传记作者的观点，他是使用德语最富有技巧的演说家。不像希特勒的演说“是感情的直接流露”，戈培尔的演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观点能够得到清晰的表达。最终，这个小个子博士的演说技巧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他几乎一手编织了元首的神话，以此来替代他自己心中的空虚。

随着戈培尔的转向，希特勒有效地压制了党内的分歧。但是，尽管获得了戈培尔的转向，希特勒也没有忽视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的重要性。事实上，希特勒依然十分依赖于施特拉塞尔的专业技能，甚至委派他为党的国家宣传部长（1926）和党的国家组织部长（1927）。一些历史学家想知道，希特勒对施特拉塞尔过度的热心，是出于一种对计策上精明的敏锐感觉，还是出于怕回到过去的不安全状态。答案是、在希特勒的决策中可能同时存在着这两种动因，它们不仅挽留了施特拉塞尔，而且授予了施特拉塞尔另外的权力。希特勒可能认为施特拉塞尔在党内和一般群众那里具有普遍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和他的组织才能超过了纳粹党内由“施特拉塞尔主义”左翼所代表的潜在分离力量。希特勒的这种行为短期来看是正确的，但长期来看则是错误的。在纳粹党成立的岁月里，施特拉塞尔对党是特别有用的，但是，当施特拉塞尔在后来的岁月里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发现希特勒正在政治当中编织欺骗和不诚实的网络的时候，他开始反对、抵制，甚至提出了辞职，对此他付出了最高的代价，即这些行为在希特勒的德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清洗。施特拉塞尔一直能够将一个领袖的思想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区分开来，认为后者应该处于突出的地位。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远比对其他问题的态度重要，它最终决定着纳粹德国最高阶层官员的个人生涯，因为对纳粹党所有事务最终的检验标准是一个人对元首的忠诚，而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诚实或者正直。

到1926年夏天，希特勒重新获得了对党的完全独裁控制。另外，党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这使得希特勒在图林根的魏玛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党的代表大会，图林根是少数几个允许希特勒进行公开演讲的州。所有来自南方和北方的党的领袖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向阿道夫·希特勒致敬，他第一次模仿意大利法西斯式的敬礼样式向他们表示致意。

1926至1928年间，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尔通过建立区党部、稳固上层领导地位、筹办党的代表大会、为区党部的领导人组织国会会议等举措，来加强党的组织的统一性。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希特勒认可了施特拉塞尔的计划，即在城市的工业地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据点。纳粹党希望根据这个计划，通过增加党章中的社会主义条款来赢得工人的忠诚。许多年来，希特勒不愿意去注意一些主要来自施特拉塞尔左翼的党的代言人，他们似乎要“将宣传的毒液倾泻在资本主义和腐朽的资产阶级身上”。

在1926至1928年的两年间，组织和选举工作的重点绝大部分集中在鲁尔工业区、柏林、汉堡及图林根—萨克森地区，在这些地方，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拥有工人大众的绝对支持。在这些地区，纳粹党组织链最虚弱的环节是柏林和汉堡。这两个城市的党组织处于混乱状态。为了拯救党的不利地位，出于精明的策略上的部署，希特勒委派戈培尔为柏林党部的领导人，交给他一个使人畏惧的艰巨任务：将“红色的”柏林变成一个纳粹党的坚强前哨。希特勒的赌博成功了，戈培尔能够控制吵闹的、缺乏组织的褐衫军，将他们变成一致的、受到意识形态约束的纳粹主义的先锋。但是，希特勒的柏林之战充满了煽动性的口号、大众集会和暴力，由于它采取的形式太具有威胁性，以至柏林当局和勃兰登堡州都对纳粹党的行为加以禁止。戈培尔坚忍不拔，继续作为具有煽动性的代理人，向反对派喷射着毒液，尤其是通过他自己的《攻击报》。这份报纸擅长辱骂、人格中伤、影射及追求轰动效应。戈培尔认为公众是无知的，无法理解复杂的事物，新闻的目的不是提供客观的真理，他和希特勒一样相信：新闻的主要任务是改变读者的观点，而不是向读者提供信息。因此，优秀的报刊文章就是印在纸上的街头演讲，在读者心中留下这样完美的印象：演讲者就站在读者的身边，试图改变他的思想。在1928年4月30日出版的报纸中，戈培尔作了最直率的辩解，在这一天，纳粹党公然与魏玛共和国敌对。

纳粹党是一个反对议会的党，出于正当的理由拒绝魏玛共和国及其所确立的共和体制。那么，我们在国会中做些什么呢？我们进入国会是为了从民主的兵器库里获得民主的武器。我们成为国会的代表，是为了用魏玛共和国自己的支柱去麻痹它的精神。假如民主特别愚蠢，给予我们自由旅行的特权，并为旅行发放津贴，那是它自己的事情。我们将采取合法的方式革新现存的状态。

1926至1928年的城市计划，想在德国的工业区将德国的工人大众变成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但是这一主要目标并没有实现。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希特勒固执地拒绝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工会，因此严重地削弱了党在城市中的吸引力。尽管工厂的基层组织在柏林地区得到了自发的发展，并且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扩大，变成了由瓦尔特·舒曼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基层组织，但是，希特勒反对与早已确立的工会进行竞争的纳粹党工会的想法。在意识形态上，他也根本反对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发展，因为它们是阶级分裂的工具，因此对经济有着致命的威胁。他对党的左翼作出的最大让步就是，宣传活动可以渗透到早已确立的工会组织当中。1931年，这种渗透活动在“进入工厂”的口号下得到飞速的发展，不过，在当时它基本上没有侵入天主教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工会组织。纳粹党没有引发工人阶级变节的另一个原因是：纳粹党的主要成员和它的政治吸引力主要定位于中产阶级，表达的是右翼的而不是左翼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但是，纳粹党的吸引力远离下中产阶级。正如一些历史学家依然确信的那样，纳粹党在1929年的大发展并不存在于阶级的联合，而是源自在政治体制中它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具有组织上的优越性。

最终动摇城市计划的是纳粹党在1928年5月选举中令人沮丧的表现，它显示出纳粹党既没有在工人中立足，也没有实质性地介入其他地方。纳粹党只获得了81万张选票，占选民的2%，因此在491个议席中获得了12个席位。代表党进入国会的人主要是中年的、有专业技术特长的、同时具有相当领袖魅力的人，他们是五位退役军官：瓦尔特·布赫、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赫尔曼·戈林、恩斯特·雷文特洛伯爵、魏纳·维利肯斯；五位专业人士：戈特弗雷德·费德尔、威廉·弗里克、约瑟夫·戈培尔、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约瑟夫·瓦格纳；一位工会官员：弗朗茨·斯托尔；一位机械师：德雷埃尔。

在分析了1928年5月的选举结果之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国家委员会决定将党的选举中心从表现极差的城市转向农村，在那里，纳粹党得到了稳步增长的支持，特别是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诺威乡村和巴伐利亚。希特勒感到，乡村的、民族主义的、中产阶级的选民更加容易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要求。在1928年，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生活在小村庄和小城镇里；大多数德国人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观点。因此，纳粹党决定向这一人数众多的选民投其所好。1928年5月31日出版的《种族观察者报》又指出了这一转向的另一个理由：乡村地区提供了另一个胜过中心城市的优势，即花费的精力、金钱和时间少，但是收效却远远超过大城市。另外，群众集会可能在乡村地区会产生更大的冲击力，因为这些会议在那里是新奇的，几个星期后还会被人们所谈论，而在大城市就不会这样，因为有许多与之冲突的事件出现。尽管希特勒没有完全放弃城市计划——因为对于他的政治优势来说就是要保持这样的幻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为了把握住德国政治的轨迹，即广大的中产阶级、保守的乡村及军队，他下令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性的转折。

这一新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策略，涉及到纳粹党在行政管理上的进一步变化。甚至在1928年，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尔已经建立了一个高效的、富有弹性的、像军事机构那样建构起来的，同时又具有广泛社会吸引力的组织。班贝格会议使希特勒确信一个国家规模的政党尽管也鼓励一定程度上的地区性自治，但是首先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集中化的指导。它还要求有一个内在的纠偏机制以防止内部的冲突和外部的压力。1921年希特勒重组纳粹党，采取了独裁统治，那时他就建立了一个从事内部调查的附属委员会，并且在一些特殊地区委派代表去监督党的各种地方机构的活动。随着党的仲裁委员会的重新设立，这一制度如今得到了巨大的扩张。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控制党的下属领导者的忠诚和政治上的正确态度。希特勒亲自委任和解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希望他们追随他的政策。他挑选了瓦尔特·布赫（1883—1949）这位退休军官、元老党员、党卫队领袖作为委员会的主席。布赫后来推举了他的女婿马丁·鲍曼，他成为元首王座之后的灰衣主教。

早在1925年，纳粹党就鼓励德国各个区党部“有组织地”发展，在那里，特别具有组织能力的天才招募着合格的党羽。区党部（Gau）这个词来自过去日耳曼部落把土地和民众分割到特定地区，构成居住区和行政单位的传统。尽管这个词在现代被误用了，但是纳粹党的体育组织和青年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成员时重新使它获得了生命。在1925年之后，纳粹党广泛地使用这个词，用它来指称最高的政治单元。每一个区党部都有一个区党部领导人（Gauleiter）管理，他是一个特定地区党的主要政治官员。1925至1928年间，区党部得到自发的发展，但不符合国家和选举划定的现存区域。纳粹党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跌入低谷，之后，希特勒决定修补他的组织结构，使它和自己获得选举胜利的目标一致起来。区党部与魏玛共和国的选举区更为紧密地一致起来。接下来，区党部被划分为地区党部（Kreise），地区党部又被分为地方组织（Ortsgruppen），在较大的城市，地方组织再被划分为更小的基层组织（Zellen）。

这是典型的希特勒富有灵感和浪漫的领导风格。他没有制定任何书面的文件或条令，来明确有关区党部或区党部领导人的特殊政策。希特勒似乎根据中世纪骑士和诸侯之间的封建关系塑造他对下属的理想样式。希特勒从他的“骑士”那里得到特定的区域或者采邑，然后再交给诸侯。作为回报，诸侯们在招募党员、交纳钱财和教育人民接受纳粹主义信条等方面，对纳粹党的最高统治者具有特殊的义务。区党部领导人的权力由希特勒授予，讨他的欢心，也只有他才能罢免他们。区党部领导人在自己的区域里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服从慕尼黑巡视员的定期视察，他们是希特勒个人的行政代理人，是地方上的政治主管。尽管纳粹党不断地演变成一个具有现代样式的科层体制，职业的政党工作人员替代了军事的冒险者，但是，它从来没有摆脱迪特里希·奥尔洛所说的“科层化的浪漫主义”，即以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元首为形式的个人化领导风格。希特勒激励他的追随者，并赋予他们以权力，但也要求他们忠诚、服从和崇敬。

1928至1929年，希特勒不仅重组了区党部，而且将它们和共和国的选举区一致起来，但是，他也扩展党的结构，按照德国政府的机构对它加以塑造。在党的等级制的最高层是国家委员会，它由希特勒领导，内部设立一个秘书（鲁道夫·赫斯）、一个财政部长（弗朗茨·克萨韦尔·施瓦茨）、一个秘书长（菲利普·布赫勒）。国家委员会下面还设立几个下属的委员会。在1930年7月之前，纳粹党的办公室位于谢林街和科尔内留斯街黑暗的屋子里，但是，在接受了大企业一笔巨大的捐款之后，纳粹党的总部迁移到一个更为宽敞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中，它位于布里恩纳街，因为在那里工作的党员都身着褐色的制服，当地人又把它称为“褐屋”。

国家委员会控制着党的两个主要部门：第一个部门叫“进攻”，其职责是为选举胜利组织纳粹党，由被任命为国家组织部长的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掌管；另一个部门叫“建造”，它的职责是发展国家机构的机制，使纳粹党能够以此转化到新的国家当中，它由前总参谋部军官、自由军团的领导人、鲁登道夫的追随者康斯坦丁·海尔上校（1875—1955）掌管。第一个部门设有三个处：外事（汉斯·尼兰德）、新闻（奥托·迪特里希）、渗透和党的基层建设（瓦尔特·舒曼）。第二个部门由农业（瓦尔特·达雷）、经济（奥托·瓦格纳）、种族和文化（汉诺·冯·科诺帕斯）、内务工作（赫尔穆特·尼古拉）、法律问题（汉斯·弗兰克）、技术问题（戈特弗雷德·费德尔）和劳动服务（保罗·舒尔茨）构成。宣传是一个独立的部门，由希特勒直接控制。这个部门先是由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掌管，直到他成为国家的组织部长；后来一直由约瑟夫·戈培尔掌管。

从1928至1930年的组织图表上我们发现了第三帝国未来的领导层。一些新出现的人物将在第三帝国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当中有未来纳粹党的新闻主管奥托·迪特里希（1877—1952）；希特勒的私人律师和纳粹党的法律处主管汉斯·弗兰克（1900—1946）；阿根廷裔的德国人、有着农业专家背景的瓦尔特·达雷（1895—1953）。达里是纳粹党“血液和土地”意识形态的信徒，这种意识形态鼓吹与土地紧密相关的要求，认为在文化和种族的双重意义上，这些要求优越于工业或者技术的追求。有两个重要人物并没有直接参与纳粹党的日常运作，但积极地代表纳粹党工作，他们是赫尔曼·戈林和威廉·弗里克。赫尔曼·戈林已经有四年没有出现了，他一直在奥地利和瑞典流亡。返回德国后，他恢复了和纳粹党的联系。身无分文的戈林能言善辩，聪明过人，很快在柏林得到了宝马公司销售代表的职位，建立了广泛的社交圈子。他重新进入党内，1928年被委任为十二个国会代表之一。他在党内的权力稳步增强：1932年成为国会议长；1933年在希特勒的新内阁当中成为不管部部长和主管普鲁士事务的部长；1935年成为国家航空部部长和空军司令；1940年成为帝国元帅和希特勒的指定继承人。威廉·弗里克博士（1877—1946）是一位律师和专业公务员，是希特勒最初的追随者之一。尽管弗里克参与了1923年的政变，但是他逃避了十五个月的监禁，同时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在1924年选举他为国会代表。1928年，他成为纳粹党的国会代表；1930年，他成为图林根州的内务部长和教育部长，利用这些权力，他破坏了这个州的法律判决和教育制度。作为教育部长，他猛烈地抨击了“黑人文化和爵士文化”，将民族主义的祷告引入到公立学校，并且任命了种族主义哲学家汉斯·F.K.京特（1891—1968）为耶拿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弗里克是希特勒信任有加的顾问和喜爱的官僚。1933年，他成为内务部长，从而也是将德国变为一党专政国家的关键人物。

重新架构的纳粹党建立在命令垂直下传体系的基础之上。顶部是希特勒和国家委员会，下面是区党部和金字塔底部的地方党组织。每一层都服从于它上面一级。希特勒只给下一级官员下达指示，这样通常避免了对这个体系的微观管理。在日常运作中，国家委员会直接向区党部传达指示，希望区党部领导人在他们的地域里实施政策，并且通过每月的汇报和定期的检查来控制他们。党的地方组织有时对区党部领导人的严格控制表示不满，但是它们对区党部领导人的抗议遭到了拒绝，而且这些抗议被例行公事地退回到相关的区党部领导人那里。

1928至1929年间，纳粹党通过发展新的附属组织和先锋组织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思想——通过将所有德国人吸纳到国家社会主义之中以彻底控制他们的生活——相一致，德国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纳粹党组织和联盟。希特勒相信：一支恢复了活力的群众政党实际上能够通过劝说或者强迫，使公民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加入相应的组织，从而控制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最终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人能逃避纳粹党的监视。正如过去所提及的，纳粹党已经创立了一个青年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团，现在它成熟地发展为分成青年男女两个分部的希特勒青年团。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在布尔杜·冯·席拉赫（1907—1974）的领导下也得到了发展。席拉赫是一个年轻的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后来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另外一个青年组织是为中小学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少年联盟。

一些特别的专业组织也得到了建立，其中包括由汉斯·舍姆领导的、总部在拜罗伊特的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国家社会主义物理学家联盟，在1929年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建立，后来向兽医和药剂师开放；直到1935年才成为一个党组织的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是向妇女让步的象征，由帝国的妇女领袖格特鲁德·舒尔茨—克林克领导。包括最为专业和职业的联盟在随后的十年里得到了发展，其中著名的有德国劳工阵线、公务员国家联盟、国家社会主义律师联盟。

希特勒想要向大多数德国民众表现的党的形象，是纪律严明、服装统一和绝对服从元首的。希特勒确信这个形象将通过纳粹党的制服、游行、集会和党的大会强行地印在德国人的心里。1927年，他召开了第一次著名的纽伦堡党员大会，它后来演变成狂热的群众盛大仪式。其特征是毛骨悚然的仪式、葬礼致辞、游行、火炬游行、为胜利或元首高唱的圣咏。希特勒每天还派遣突击队员在德国街头行走，使德国人民记得党的决心和力量。他希望自己的这些政治步兵传递出更为可信的印象：他们远远优越于那些政治左派缺乏纪律、衣衫不整的支持者。希特勒知道，任何权力机构的代表如何衣着、行走、谈吐，决定着许多德国人如何在投票箱中为他们投票。

纳粹党的士兵仍然出自冲锋队。1926至1928年期间，冲锋队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26年7月，希特勒任命退役上尉弗朗茨·冯·普费弗为冲锋队首领。普费弗是杜塞尔多夫枢密院官员的儿子，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部前线的军官，因为勇敢获得高级勋章。大战后，他建立了自己的自由军团，并参与了波罗的海、上西里西亚和立陶宛的各种冲突活动，同时也涉足了卡普政变，后来在大赦中被免除了所有的罪名，释放后继续进行反共和国的颠覆活动。1923年，他积极参与了鲁尔的暴动，参加了民族主义社会阵线；1925年，他加入了纳粹党。自从被任命为区党部领导人和威斯特伐利亚冲锋队领导人之后，他在党内的运气越来越好。他和考夫曼、戈培尔共同担任“大鲁尔区”区党部的领导人，不过因为内部的争斗，这种合作很快就结束了。在这一短暂的限制之后，希特勒邀请普费弗帮助重组冲锋队。

像大多数自由军团的领导人一样，普费弗本质上是反革命的右翼分子。他是一个信奉严格纪律的军人，一个单调乏味、讲究规则的行政管理人员，喜欢令人头痛的只取首字母的缩写，更不用说其他方式的缩写。普费弗的使命是创立一个纪律严明的政治步兵军队。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依然是这种力量应该服从党的领导，还是脱离党的领导。1923年的分裂在希特勒的脑海里依然记忆犹新，他认为冲锋队应该是纳粹运动的一个从属性分支，他希望它能成为纳粹运动一个附属的而不是相脱离的力量。冲锋队是他控制的一个工具，服从于政治的指导路线，严格地走合法的道路。

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冲锋队变成了一个草根性的组织，越来越难以控制，特别是一旦允许它在冲锋队领导的手中独立地发展，而这些领导人被授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它加以组织。部分是出于不安全的感觉，部分出于狡黠的认识——他在行政上缺乏能力，无法靠自己监督这样的组织——希特勒再次求助于来自传统军事中精英层的良才。普费弗被授予全权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组织冲锋队，这意味着他控制了它的结构和领导层。作为冲锋队的首领，他也控制了党卫队和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当时的党卫队还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力量、一个青年人的组织。因此，真正潜在的问题是明显的：因为有太多的权力控制在独立的冲锋队首领的手中，他只对不断增加的褐衫队负责，因此这些权力可能对希特勒自己的领导地位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希特勒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这能够说明他对普费弗的选择：普费弗是一个正直和忠诚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没有卓著功勋、不可能威胁元首个人权威的小人物。当希特勒替换了普费弗，并最终选择了更为独立的恩斯特·罗姆的时候，纳粹党和冲锋队双轨运行的困境再次表面化，最终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到达了顶峰。

普费弗开始重组冲锋队，使它成为富有弹性的纳粹党宣传工具。以自由军团为模式，普费弗将冲锋队分解成各种各样的单位。最小的单位是三到十三人的小队，然后是突击队、区队、旗队和旅。每个单位的指挥官根据单位的名称称呼：突击队长、区队长、旗队长、旅队长。他们的褐色制服最初来自在非洲殖民的德国士兵穿的卡其制服，后来，褐色与大地和土壤的健康联系在一起。

希特勒发布指示，只有党员才能加入冲锋队，这种政策企图制造出一个完全同质的、避免受到相关的准军事力量进行外部干预的组织。希特勒打算将各种各样的退伍军人组织加以整合，但是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此举可能对招募新人的工作产生了些微的影响，同时另外一些发挥作用的力量导致了冲锋队规模的稳定增长。

第一，在德国任何地区，党的最小的地方组织都可能是一个冲锋队的单位，因为很少的人就被要求建立一个冲锋队的小队。第二，纳粹运动也鼓励个人的主动性，同时对各种各样有关达尔文主义假设的争论熟视无睹。这一假设认为，最坚强的领导人将自然而然地出现，并组织起越来越大的冲锋队组织。第三，冲锋队不断地要求获得政治力量的光环，因此为许多新招募来的人确定男子气概、同志关系和生命活力是真实的。对于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尤其是事业的——来说，冲锋队成了一个替代性的第二家庭，制服连同上面的徽章给予了其成员以尊严，在一些人那里，长统靴加强了对权力和统治的欲望。第四，冲锋队不是普通的培养狭隘的精英主义或普鲁士主义精神的传统军队。在普费弗和罗姆的控制下，冲锋队没有形成严格的军衔意识。相反，他们都采取了轻松的同志关系，甚至和他们的团队打成一片。普费弗要让他的军队年轻而具有革命性，他让许多决策由较低的军官做出。只有最高的一些职位由普费弗任命，这些人往往是在旧军队中招募而来的。在其他方面，冲锋队成为年轻的军国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反社会的暴徒的军队。在柏林的冲锋队当中，70%的人不到二十六岁，几乎90%的人在三十岁以下。

在1926至1929年间，冲锋队得到了稳定的增加。他们到处出现在德国的街头，成为许多德国人日常的经验。在党的集会上，希特勒总是让他的冲锋队员沉浸在神秘的仪式当中，其间充满了效忠誓言和战旗展示。在1929年纽伦堡党员会议上，三万多名狂暴的冲锋队员聆听着希特勒的演讲，他告诉他们：他们身着的褐衫是光荣的象征。他希望数百万人很快就会渴望穿上它们。

希特勒没有能够想到数百万人很快就会聚集在纳粹党的旗帜下，因为这个党当时还十分弱小，在政治上还不突出。但是，1929年夏天，希特勒已经完成了党的重建。尽管党及其附属机构依然不强大，获得选举的成功依然渺茫，不过，希特勒已经成功地奠定了一个组织良好的政党的基础，它的成员比德国所有其他政党的成员更为尚武好战，更富有责任心。当然，一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由施特拉塞尔及其追随者引发的党的内部分化依然暗中存在。冲锋队正在平行的轨道上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党的方向，威胁着党的目标。党的经费依然十分匮乏，选举前景暗淡无光。但是，到1929年夏天，纳粹党成功地重组了自己，摆脱了一个政变失败的政党的形象。以下两个事件使它变成了对共和国产生巨大威胁的政党：一是围绕扬格计划的民族主义骚乱；一是更为重要的大萧条的开始。

扬格计划和大萧条的来临

1929年2月，国际金融专家在巴黎聚会，寻找解决德国战争赔款的满意方法。这次会议的主席是美国银行家欧文·D.扬格。这次会议也是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思想的产物，他不知疲倦地计划减少赔款的数额，劝说协约国撤出莱茵兰地区。在紧张的讨价还价之后，1929年6月7日达成了协议，它要求德国三十七年内每年大约支付二十亿马克，同时分二十二年支付的协约国战争债务的附加赔款则有所减少。每年的支付方式比过去的道威斯计划也更富有弹性，只有一部分支付是强制性的，另外一部分是可以拖延的。这里没有有关外国干预、赔款代理机构可能的武断行为、赔款随生活费用的增加而增加等苛刻的条款。另外一次国际会议1929年9月在海牙举行，会议使巴黎的协议合法化，并同意了施特莱斯曼的建议，将降低赔款数额和协约国1929年开始从莱茵兰地区的撤军连接起来。这是施特莱斯曼的最后一次胜利。六年的过度疲劳和政治上政敌的诽谤使他患上重病。他死于1929年10月共和国最需要他的时候。

右翼民族主义分子攻击施特莱斯曼好多年了，对他采取的争取国际谅解的每一步骤都毫不留情地吹毛求疵。他们现在联合所有的力量去击溃扬格计划，对任何支持它的人加以攻击。1929年7月9日，钢盔队的领导人组成了一个国家委员会寻求公民投票以反对扬格计划。这个委员会的首领是长着大脑袋的媒体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他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越来越像是纳粹党的“资产阶级的拙劣模仿”。已经崛起的胡根贝格设法召唤大多数政治上的右翼政党，包括纳粹党，从而粉碎扬格计划。他加速运用自己的媒体——报纸、广播及环球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新闻电影。他发动了一场爱国主义的和蛊惑人心的运动，其强劲力度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魏玛宪法》特别规定，假如10%的选民要求对一个法案进行公民复议，复议必须服从于选民。胡根贝格的委员会一直策划着对名为“反德国人民奴役法案”的复议，它征集到了必需的签名人数。由威廉·弗里克起草这项法案要求政府废弃赔偿所依赖的道德根据，即《凡尔赛和约》的第231款，同时拒绝进一步的战争赔款。它还坚持协约国立即从莱茵兰地区撤军，同时要求任何签署了“纳贡金”的官员都应该以叛国罪论处。

尽管民族主义者发起了一场闪电般的战役以支持它们的公民复议，但是国会在1929年11月30日以318票反对、82票赞成果断地拒绝复议。但是，这次复议的失败对纳粹党来说却是真正的胜利。几乎有五个多月，胡根贝格通过他的报纸网络和新闻媒体给希特勒提供了免费的抛头露面的机会，将他推荐给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他或者他所领导的政党的人。另外，胡根贝格活动于其中的保守圈子也为希特勒开启了新的、有力的社会关系。

弗里茨·蒂森从20世纪20年代就一直支持纳粹党，是该党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紧随其后的是埃米尔·基尔多夫，他是德国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控制着盖尔森基兴矿业公司、矿业工会的政治基金及西北钢铁协会著名的“鲁尔金库”。1927年，基尔多夫在埃森听过希特勒对工商人士的一次演讲，对他的民族主义倾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7年夏季，埃尔莎·布鲁克曼作为中间人将这两个人带到了她的慕尼黑住所里。结果是基尔多夫被希特勒的魅力所折服，提供资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内容是希特勒在布鲁克曼的住所里与他会晤时所发表的言论。最终，基尔多夫加入了纳粹党。基尔多夫后来改变了对纳粹党的看法，因为它对资本主义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注意到这点是令人感兴趣的。1928年8月，他退出了纳粹党而返回德国国家人民党。但是，希特勒和胡根贝格以及民族主义者的合作使基尔多夫回到了纳粹党的范围当中。基尔多夫的态度在保守主义工商人士的圈子中可能特别具有典型性。他同时面对着纳粹党反资本主义的信条及其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口号，因此在认识上是不协调的，对此他感到十分痛苦。

希特勒的政治天才在于他能够用本质上不同的思想培育德国社会各个分歧的部分。因此，当他贬低纳粹党激进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思想，同时模仿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政治家的角色的时候，基尔多夫和其他的工商人士受到了欺骗，他们相信希特勒能够站在保守的民族主义的一边。在1929年，几乎没有人知道希特勒到底是个什么人。不同的人听到了不同的演讲，并且信以为真。工商人士听他说着讨好的话，里面没有提及反资本主义或反犹太主义的言论，他们没有察觉到他们正在和一个嗜血的反犹太分子和残酷的反社会分子打交道。这个人不择一切手段获得专制的权力。扬格计划和后来发生的与保守主义的联合，为希特勒获取最终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但是，最大的灾难是大萧条的降临，如果没有它，希特勒永远只是一个极端主义小党的领导人而已。

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被严重的经济问题所困扰。这些经济问题中的许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正如前面所提及的，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可靠的贷款和公债而不是税收的支撑，这导致了战后的通货膨胀，并且为1923年的财政崩溃创造了条件。但是，在三十年的扩张之后（1884—1914），德国经济在感受到战争冲击之前已经显示出停滞的迹象。这种停滞的原因并不是战争，而是德国经济某种内在的或者说是结构性的缺陷。德国经济的致命弱点在于它的非竞争性和高度的国家控制的倾向。决策并不掌握在承担风险的、乐意对新的思想进行实验的企业家手中，而是掌握在谨小慎微的国家公务员、封建大农场主和特别依赖于国家支持的企业家手里。过多的小农场主缺乏生产能力、技术专长和足够的运作资本，这加重了德国经济体系的负担。另外，人数膨胀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由小店主和不断增加的白领组成，他们同样也缺乏竞争性，拒绝变化，在政治信念上经常是反动的，他们也降低德国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问题的后面潜藏着相应的社会分裂。1924年货币的稳定和外国贷款的大量涌入掩盖了潜在的虚弱。1925年，德国工业的生产量已经恢复到1913年95%的水平；在世界出口总量中，德国所占的比例从1913年的13.2%下降到1927年的9.1%，这一倒退要归结于战争的失败、《凡尔赛和约》强加的经济负担、德国商船的损失、领土的割让及金融债务。

从1914年到1934年，德国经济停滞不前。可怜的经济增长反过来导致了周期性的失业。甚至在1929年大萧条开始之前，失业依然保持在令人不安的高度，1926年的失业率达到10%。同时，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生活的一般水平在20世纪20年代的糟糕程度远远超过了战前。尽管工业产出的能力由于新的技术和自动化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这种趋向并没有较大的消费购买能力相伴随，这种状况进一步减弱了已经滞缓的发展。管理精英和收入高的公务员共享了大量的工资和好处，与他们相比，许多德国工人入不敷出，为了工资，劳资双方发生了越来越多的争斗。正如上面所提及的，魏玛共和国建立在劳资双方经济的合作关系上，以保证福利国家的使命。但是，这种合作关系没有挽救恶化的经济力量。甚至在最好的状况下——稳定的经济增长、新的市场、技术创新、低劳动支出以及高生产能力——保持广泛的福利和权利都是困难的。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特别是世界性的萧条开始之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魏玛共和国已经承受不起过去的福利支出，更谈不上福利的增长。工商界就是这样看待当时的情景的，将共和国的经济问题归结为非理性的社会福利和投资资本的匮乏。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将经济危机归罪于消费者购买力的不足，认为正确的补救方法是付给工人更高的薪水，并提供更好的培训和福利。双方从最严格的前提出发，但都不能阐释清楚经济的复杂性。实际上，这些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僵化模式范围。因此，更危险的极端化和恶性的经济危机的条件已经被建立起来了。

同时，在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久，看不见的萧条就一直在折磨着德国的经济，这就是持续的、遍布整个德国乡村省份和乡村城镇的农业萎靡。农业问题是世界性的，但是它对德国的冲击远远严重于其他国家。受到特别严重冲击的是东埃尔比亚地区的农场主。战争剥夺了当地大农场主的市场，同时霍亨佐伦王朝对他们的保护也不复存在。他们缺乏资本和政府的保护，处于可怕的经济困境当中。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政治极端主义情绪在整个德国乡村蔓延，对农场主和农场工人产生了相似的影响。尽管农业的精英对近来已经加入普鲁士农场主行列的兴登堡总统施加了相当的压力，并设法接受政府稳定的补贴，但是危机依然难以减弱。纳粹党是农业危机的主要受益人，特别是他们把选举的主要精力从城市转向乡村，并且在农业危机的后面利用了它的社会和文化之源。

德国经济本质上是一间纸牌搭建的房屋。使它倒塌的原因是1929年在美国发生的经济大崩溃。自19世纪晚期开始，相互关联的世界经济已经存在。其中涉及到国际货币体系，它允许一种货币自由地交换成另一种货币，允许在国际市场上产品的自由交换，允许对外国证券的资本投资。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地破坏了这种局面，各国建立了关税壁垒，并趋向于自给自足，但是，相互关联的体系总体上说在20世纪20年代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因为金融债务和对满足自身需求的国外贷款的过分依赖，在战后数年中，德国深深地陷入在这种体系中。

在相互关联的世界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关键所在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特别繁荣，但是，在繁荣的表面是严重的结构问题。首先，美国经济缺乏多样化，过于注重建筑和汽车工业。当这些产业在20年代中期收缩的时候，连锁效应将这种收缩扩展到相关的诸如钢铁、玻璃和橡胶等产业。第二，美国经济是以不可靠的信用、借贷和投资为动力的。第三，这种经济掩盖了在财富和贫穷上出现的广泛不平等，大约两万四千户家庭处于经济金字塔的顶层，其收入高于处于底层的六百万户家庭的收入。第四，工人的收入状况入不敷出，因此购买能力相对而言变得不足，没有能力吸收大量的产品。第五，几届共和党政府摇摆于在金融领域（它控制着银行和股票交易）放任自由的政策和偏爱高关税的干预主义政策（霍利—斯穆特法案）之间，这使得美国经济缺乏一贯性的管理。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从2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人就处于疯狂的投机当中，据说发财的捷径是进行股票和债券投机。到20年代中期，股票和债券的价值已经不合比例地远远超出它们的实际价值。1929年9月，市场“震荡”，价格波动。一个月后，当受惊的投资者——当中的许多人是从银行借款来证券市场一搏的——突然抛售证券时，这一市场就崩溃了。疯狂的抛售开始了。在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超过一千六百万股股票在极度恐慌的气氛中被抛售。当银行家和投资者精神崩溃，有的甚至跳楼自杀的时候，华尔街成为金钱的大墓地。到1929年底，美国的股票持有人失去了四百亿美元的面值，这个总额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耗费还要高。

股票市场的崩溃对恐慌心态带来了心理上的刺激，它也暴露了深层的经济虚弱，同时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萧条。到1929年末，有三百万人失业；一年后，这个数字又翻了一倍。一千家银行倒闭，许多工厂关闭，数百万失业的人徘徊在街头绝望地寻找工作。危机从金融业延伸到工业，从美国延伸到欧洲。美国对欧洲的贷款和投资立刻停止，破坏了欧洲，特别是德国战后繁荣的计划。因此，当美国的股票市场在1929年10月崩溃的时候，经济冲击波几个星期后就扩散到了德国，因为美国的贷款在很大的程度上支撑着德国迟缓发展的经济。结果是沉重的大萧条，在经济领域里可以同美国相比拟，但其政治上的意义远比美国来得可怕。

外国资本的撤出造成了一种可怕的下旋漩涡：贸易和生产戏剧性地下跌，工资和物价下滑，商店和工厂关闭，银行倒闭，失业癌症四处蔓延。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崩溃之前，德国已经有三百万的失业工人。这个数字现在在稳步地增长，到1931年9月达到了四百三十五万，在1932冬季到1933年达到了六百万。这些骇人听闻的统计数字还不包括未登记的和做零工的工人。这些统计数字所显示的真正含义是两个德国家庭中就有一个是受到影响的。到1933年，许多德国人失业已经有五年之久。几乎德国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了影响，特别是蓝领和白领的工人更是如此。甚至白领的公务员也不例外，虽然他们保住了自己的工作，但发现薪水在不断地削减。店主和商人忍受着物价和购买力的下滑，同时，农业工人由于持续的农业萧条也被一群群地解雇。如同在美国一样，德国街头到处都是精神沮丧和越来越愤怒的失业工人。这为希特勒上台表演的最后一场戏剧准备了舞台。

第七章

纳粹党掌权

议会民主的崩溃

1929年12月，魏玛政府处于财政灾难的恐慌之中，面对着预期税收十五亿马克的短缺，同时企图资助失业保险计划，这一计划每年的耗费是按照1928年八十万失业人数计算的，在二百八十万失业工人的冲击下，现在的耗费是过去的三倍多。反过来说，财政危机又引发了政治的危机，这场危机远远超出了失业保险问题，涉及到了议会民主自身的崩溃。对失业保险的争论使赫尔曼·穆勒的大联合政府分崩离析，同时开启了漫长的、分裂性的政治上自我毁灭的斗争。当魏玛政府在1929年将钱财耗费殆尽的时候，国家财政部长鲁道夫·希尔弗丁建议对烟草征税，同时将保险费从3%增加到3.5%。尽管希尔弗丁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但是他恢复了提高税收和减少花费的极为保守的财政政策。这些措施引发了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直接抗议之声，并且导致了他的计划在国会中受到羞辱而告败。

但是，正如当时的一个笑话所说，魏玛共和国并没有被半个百分比的保险税率所吓倒；威胁反而来自左翼和右翼政治极端主义的再次爆发。假如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及其领导人具有信心的话，那么，经济上洪水般涌来的、而且开始吞没他们的坏消息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悲哀的事实是：甚至在大萧条之前，德国人民已经对民主体制不存有多少信任了。最初对民主的攻击不是希特勒组织的，他无疑从民主那里得到了诸多好处；而是由军队中的政治阴谋家们发起的。一些有权势的军队阴谋家——特别是施莱歇将军——以两种方式破坏着穆勒的政府：首先是劝说兴登堡总统不要授权总理以紧急状态法令的方式通过他的财政计划，这几乎注定了穆勒的倒台；其次是积极推举海因里希·布吕宁为穆勒的继任者。

军事首领批评了穆勒政府没有积极地推行他们重振军备的计划，但是他们对1929至1930年凄凉冬天的真正恐惧是政府过于虚弱，以致无法坚决地处理德国经济危机潜在的、爆炸性的社会后果。事实上，在穆勒的内阁里就有格罗纳将军，他对发生在1918至1919年吞噬德国的内战记忆犹新，他决定用十一年前同样的方法来阻止一场灾难，即用军队压制国民的不安。作为国防部长，格罗纳将军和他的“养子”、“政治主教”库尔特·冯·施莱歇将军紧密合作，企图用来自政治右翼的专家团来替代穆勒的内阁。假如必要的话，这个专家团可以绕过国会，通过总统法令来解决国家危机。

在后来三年少数决定德国历史进程的人当中，没有谁像诡计多端的库尔特·冯·施莱歇将军那样更具有有害的影响。“施莱歇”这个名字在德语中有匍匐者或爬行者的意思，在许多方面也是他本人性格的写照。这个秃头和外表快乐的将军是一位极具天赋和聪明的官员，他在部队职位升迁的速度十分迅速。施莱歇1882年出生在勃兰登堡，来自一个古老的普鲁士军人家庭。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个军事学院，1900年作为一名副官加入了兴登堡团——第三步兵禁卫军。在兴登堡团服役时，施莱歇建立了一系列有用的关系，它们后来为他铺平了成功的道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与他的伙伴奥斯卡·冯·兴登堡——奥斯卡是未来著名的陆军元帅的儿子——的亲密友谊，还有与未来的军需部长威廉·格罗纳将军的紧密关系。也就是格罗纳这位军事学院的教官，将施莱歇置于他的羽翼下，并且一直提携他，甚至称他的被保护人为“养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短时间在东部前线服役之外——这为他获得了一枚铁十字勋章——施莱歇是总参谋部的一位官员，在办公室的桌子后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真正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成为格罗纳将军的助手，帮助在君主制度崩溃之后重建一个自由军团，后来他又加入了新的国防军。从那时起，施莱歇就一直处于权力的神经中枢。他同陆军司令部的新长官冯·泽克特将军一道充满热情地决心恢复德国军队传统的结构；但是不像他的长官，施莱歇越来越坚信军队要在充满紧张的政治冲突中生存下来，必须放弃它所自诩的中立性政策，积极地参与政治。在泽克特的领导之下，施莱歇的角色相对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当泽克特被迫在1926年辞职的时候，这种状况开始发生了变化。此后，施莱歇的权力稳步地扩张，特别是在他过去的恩师格罗纳将军成为国防部长之后。他委任施莱歇担任国防军军部的新官职。这个新的岗位使施莱歇控制了所有的情报系统，同时授权使他成为军队和政府之间的主要联系人。当他的私人朋友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将军接替威廉·海耶成为陆军司令部的长官时，施莱歇的影响变得更为有力。由于施莱歇已经与兴登堡家族建立了社会联系，获得了兴登堡这位陆军元帅——他现在是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和武装部队的司令——的信任，因此在1930年，施莱歇成为德国最有权势的人。他的间谍在决策权力中心四处游荡，他的特务窃听着朋友和敌人的电话，他知道德国所有的秘密。他毫无羞耻地通过泄露有所选择的情报或者散布一些狡猾的暗示来操纵新闻舆论。

不幸的是，施莱歇没有为建设性的目的运用他广泛的权力。他常常感兴趣的是为了私人的阴谋诡计或者各种各样卑鄙的控制去运用权力。实际上，他最终总是消灭了他曾经支持过的每个人。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所有施莱歇支持的总理迟早要被他的鱼雷击沉。他追求权力，但不愿意承担责任。自负、没有道德、狡猾的施莱歇现在在充满矛盾的政治领域里浑水摸鱼。他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在王座后面造就国王的人。交朋友又背弃朋友，结仇人又与仇人结盟，他最终面对着的是一片荒原，上面点缀着他所制造的牺牲品，他不得不面临最大的恐惧——个人责任。这并不令人惊讶，这种恐惧是有充分根据的。他的一生都是一位办公室里的官员，丝毫没有准备在自己工作的世界之外建立广泛的共识，因此他并不适合正在衰退的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性世界。从公平的角度而言，据说施莱歇绝对不是一个右翼的反革命；相反，他认为自己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主的将军，他支持旧式普鲁士军事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梦想建立士兵和工人的友谊联盟。尽管他喜欢搞阴谋诡计，显示出傲慢和虚荣，但是他依然是十分优雅、迷人和有教养的人。不过，德国深受其诡计之苦，直接或间接地毁灭了共和国，促使了希特勒的崛起。

作为施莱歇不断增长的影响的结果，国防军开始放弃了它政治上中立的原则。用约翰·惠勒—贝内特的话来说就是，“从作为国家的卫队和国家最终的权力来源，军队堕落为政治的掮客和党派的主人”。通过幕后的阴谋，施莱歇劝说兴登堡取消对穆勒的支持，选择海因里希·布吕宁作为穆勒的继承人，从而推翻了穆勒的政府。按照施莱歇和军方的观点来看，与毫无生气、病态恹恹的穆勒相比，布吕宁是一个远可以被接受的候选人。军界的希望是：布吕宁作为著名的中央党政客可以铸造出一个稳定的联合政府，它完全由中产阶级的政党构成。布吕宁也是一个著名的财政保守主义分子、军事拨款的支持者、《凡尔赛和约》的坚定反对者。最终，他有着良好的战争表现，这对于军方来说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标记，即他肯定是一个好伙伴。

1930年3月27日，建立在五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国人民党、民主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广泛联合基础上的穆勒政府辞职，由中产阶级的海因里希·布吕宁领导的中产阶级内阁取而代之。新的总理是一个脑袋光秃、戴着眼镜、苦行僧长相的贵族，使人想起严肃的耶稣教士的样子，因此，施莱歇把他称为“大主教”。布吕宁出生在明斯特，是一位天主教醋商的儿子。布吕宁在许多德国的大学研究过法律、哲学和政治经济学，1914年在波恩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不仅在大学而且也在战壕里度过了他的人格形成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机枪小分队队长服役于西部前线。他目睹了许多手下士兵死亡，这一体验逐渐使他形成了斯巴达式的责任感和一种强烈的信念：最伟大的德性在于面对难以逾越的障碍时依然坚忍不拔。战后，他进入政府，成为亚当·施特格瓦尔德的助手。施特格瓦尔德是普鲁士公共事业部部长，后来成为普鲁士总理。1920年，布吕宁担任了德国工会联盟的领导；1924年，代表中央党布里斯劳选区成为议员；1929年，成为中央党议员团的主席；1930年3月28日，兴登堡任命他为总理。

尽管布吕宁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可以鼓舞人的领袖。作为一个坚定的独身者，这位新总理在气质上是沉默寡言的，他躲避公共场合的注目，害怕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布吕宁至多只是一个能力中等的公务员，在政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和政治的小圈子中才感到舒适自在。正如海因茨·霍勒所指出的那样，布吕宁的天性是依赖个人关系，按照科层集权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像一个象棋大师在密室里策划着行动方案，对普通人的感情、偏见、恐惧和仇恨一无所知。

新的总理在政治上也不和普通的德国人接触。布吕宁实际上是一个浪漫的保守主义者，喜欢一些已经消失了的东西，比如恢复霍亨索伦王朝。布吕宁将上了年纪的元帅兴登堡偶像化、传奇化，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的借口。布吕宁相信：在君主制重新建立之前，只要通过将总统的任期延长为终身，并把他看作过渡时期带着皇冠的首领，这个目标就可以得到实现。除了兴登堡事实上是布吕宁政治存在的理由之外，布吕宁的幻想与现实大相径庭。没有这位陆军元帅的支持，他的政府将很快崩溃，时间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这个政府不是建立在国会广泛支持的基础上的。

按照经济学的观念来看，新的总理在本质上是一个信奉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者。像美国的赫伯特·胡佛总统一样，布吕宁相信经济危机只是许多周期性低迷的一种，无需政府的积极干预，它最终将从谷底崛起而得以恢复。布吕宁认为膨胀的福利国家对经济增长来说是有害的。尽管最初这使得他亲近于大企业，但是他实际的财政政策在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得到了大幅度修正，从而在劳资双方都失去了相当的支持者。

1930年4月1日，当布吕宁对国会进行演讲的时候，共产党的代表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高声呼喊：“饥饿总理！”这个绰号一直是这位新总理整个任期里的污点。共产党代表无疑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新总理的经济计划是一个极端紧缩的计划，与德国社会的绝大部分相敌对。这个计划还特别自相矛盾。出于对平衡预算——他认为只要通过严格的节省政策就可以实现这一预算——的狂热崇拜，“饥饿总理”建议使用猛药，大幅度降低失业福利，征收“危机税”，减少赤字，削减科层机构和政府开支。总理的计划受到广泛攻击并不令人惊讶，甚至在内阁内部也被认为是残酷的和无法操作的，但是，这个严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机枪小队的队长有着某种固执的责任意识，以苦为乐地固守着他的原则和事业。

到1930年6月——如果说不是更早的话——布吕宁已经深信不疑：德国的经济危机使政治的程序极端化，以致一个超越党派的、民主的解决方法不再成为可能。7月15日，布吕宁在国会呼吁对他的紧缩计划予以支持，但是他得到的是冰冷的反应。他没有退却，也没有修正他的经济计划，也没有和社会民主党合作。相反，他威胁要援用《魏玛宪法》第48款，授权他解散国会，同时要求进行新的选举，无视国会反对通过他的计划。7月16日，国会的大多数代表——256票反对、193票赞成——反对布吕宁财政计划的主要内容。后来，布吕宁绕过议会的程序，并利用总统法令实施自己的计划，因此破坏了魏玛共和国作为基础的内阁责任原则。

无论如何，布吕宁都已经说服了自己：一个脱离议会的专家内阁，是超越小政党之间喋喋不休的争论的，与毫无希望的、极端化的国会相比，它是解决德国问题更好的工具。在这一点上他并非是孤身一人。在布吕宁所属的阶级和有相同背景的人当中，特别是在保守的右翼圈子里，存在着对议会民主强烈的偏见。布吕宁相信国会是一个不适合作出超越党派决策的地方。充满麻烦的共和国已经证明：在国会中平衡各种冲突政治、社会和经济利益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德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议会政府的传统。正如恩斯特·弗兰克尔所认为的那样，德国没有真正议会辩论的传统；没有灵活的议会谋略的传统；没有来自议员团体精神的议会风格；没有各种政治家操纵规则的宏大手笔，这些政治家对议会各种力量相互影响的游戏有着完美的直觉；没有对多数派凝聚在一起的议会的任何印象，因为议员们分享着权力，认为自己只是群体中的一个部分。

布吕宁与许多德国的政治家一样，对自己屈从于不同的要求和相反的要求存有普遍的敌意。他认为政治的内容远超出保护的含义。他信任一个由文官组成的国家，决策在其中依赖于具有奉献精神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超越党派之外的公务员，他们将国家的利益置于政党的利益或者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上。根据这一观点，议会的作用应该限制在对立法规则的阐述范围，同时行政的功能应该控制在政府和它的行政部门手中。换句话说，许多与布吕宁背景相同的德国人都认为：议会在许多方面应该与政府真正的行政决策机构相分离；它的作用将被限制在对社会政策法律维护的范围，而不是操作的领域。

尽管《魏玛宪法》为议会民主创造了条件，但是依赖于极权主义方法的旧习惯最终更为强大。议会所代表的人民的意志和大多数人的意志，一定比统治良好的、有着极权主义倾向的、文官组成的国家本质上要好；这并非是一条必然的法则。尽管如此，但有充分的理由表明，用更为广泛的政治制度比用虚假的民主更有利于当时的德国。在这种民主中，越来越令人怀疑的财政政策和起反作用的政治议程控制在缺乏代表性的内阁手中，控制在年老的总统手中。这位总统真正所效忠的不是共和国，而是已经消失的君主制度。

无论怎样，在兴登堡和他的保守主义随从的帮助下，布吕宁成功地破坏了民主程序。他借助于《魏玛宪法》第48款的宪法还未规定的策略作为主要的统治方法，毫不声张地接受了违宪，把它作为对议会民主的替代品。在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他解散了国会，根据总统法令通过了自己的计划，并草率地要求在1930年9月举行新的选举。我们现在事后诸葛亮地发现，布吕宁当时犯下了几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他将议会和党派在政治上边缘化，因此减少了集体决策的机会；第二，用紧急法令使统治得到支持，这使得他和年老的兴登堡陆军元帅机智的怪念头危险而紧密地联系起来；第三，在激进主义登峰造极和民众普遍疏远政府之时要求大选，从而进一步加速了政治极端主义的发展，1930年9月14日致命的选举证明了这一点。

纳粹党的崛起和布吕宁的终结

希特勒知道：他的机会随着大萧条的来临到来了。依赖于他离奇的政治直觉，他不知疲倦地和受到大萧条伤害的民众从心理上建立密切的关系。他把自己打扮成普通的、有着关爱之心的人，同情德国人民的痛苦，并允诺他们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他的吸引力面对的不是特殊的阶级或意识形态，而是整个德国人民。他安抚着中产阶级对无法无天的恐惧，允诺恢复法律和秩序；他讨好保守主义，保证国家的复兴；他拍军方马屁，描绘了辉煌的新式军队的图景；他充满信心地向工人保证，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管理下，没有人会面对贫穷和失业。总之，他提醒所有的听众，不要责怪这场危机，因为他们是这个体制的牺牲品。他知道他们痛苦的原因，能够确认其元凶，在德国人民的帮助下，他将发动一场解放战争，清除德国人民所受的痛苦，把他们领向辉煌的未来。

希特勒用尽了所有他能够积聚到的能量，一场演讲接着一场演讲，周游德国各地，开始讨好德国人民。在他身后是无所不在的纳粹党，它是一台真正的永动机。它的宣传力度、成员的信仰、领导人的组织才能正在吞没其他的政党。

年轻的民众尤其被纳粹运动梦想的热情所打动。他们认同它的极端倾向，欣赏它获得群众支持所采取的富有创意的策略。他们成群结队地加入纳粹党。冲锋队的成员跳跃式地增长，吸引着各方面的德国人——失业者、学生、老兵、工人和农民。冲锋队的名声开始获得了某种魔力，因为那些加入其中的民众相信：冲锋队将培养出德国未来的救世主。到1930年，得益于戈培尔博士制造神话的天赋，冲锋队也开始制造供未来冲锋队员学习的光辉榜样。

1930年2月，年轻的冲锋队领导人霍斯特·韦塞尔被一个共产党员刺杀身亡。韦塞尔是一位刚刚去世的著名清教牧师的儿子。韦塞尔违背母亲的意愿加入冲锋队，放弃了在柏林大学的法律学习，与一个他爱上的妓女住在一起。1930年1月14日，这位妓女过去的皮条客和几个“红色先锋”队员一道，冲进韦塞尔的房间，在搏斗中将子弹射进了他的嘴里。韦塞尔受到致命的枪伤，在医院里弥留了几天。约瑟夫·戈培尔和一些人每天都到他的病床前探望。后来发现，韦塞尔在戈培尔的《攻击报》上发表过一首富有煽动性的诗歌。这首题为《高高升起的旗帜》的诗歌，后来不仅成为冲锋队、而且成为整个纳粹运动的战争圣歌。当韦塞尔最终不治身亡的时候，戈培尔为这位死去的冲锋队员举行了精心安排的葬礼，把他变成了民族的英雄。葬礼上有召唤死者的丧钟、情绪忧郁的演讲，以及感伤的气氛。这时，共产党朝公墓的围墙里扔石块，哀悼者不得不躲在墓碑的后面。精心设计的庄严肃穆变成了血腥的斗殴。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戈培尔宣传机器中的材料。正如戈培尔以前所写的那样，现在他真正能够“从谋杀者的身体中打出屎来”，并活剥红色的暴民。“当棺材停在冰冷的大地，门外出现贱民颓废的呼喊。死者依然和我们一起，他举起疲倦的手，召唤着微微发光的远方。向前越过坟墓，在路的尽头就是德国。”这种感伤主义的诗句后来成为一种正式的手段，纳粹党人企图用它来拨动容易上当的德国人民的心弦。

尽管纳粹党在富有活力地扩张，但是内部的摩擦继续制造着矛盾。大萧条再次开启了希特勒认为在不久前已经平息的党内对经济问题立场的争辩。奥托·施特拉塞尔及其追随者威胁退党，因为他们认为希特勒已经将自己出卖给资产阶级。辩论就此结束。施特拉塞尔固执地坚持他的恐怖主义政策，继续宣传暴力的阶级战争的信条和与苏联结盟的必要性。1930年5月21日晚上，希特勒与奥托·施特拉塞尔在柏林的无忧宫饭店进行了最后一次对质，在场的还有奥托的弟弟格里格尔以及赫斯和阿曼。希特勒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不赞成施特拉塞尔的计划。在七个小时的热烈讨论中，希特勒对施特拉塞尔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因为他没有让自己的战斗出版社为纳粹党服务，并且固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规划。希特勒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他的真正目标是将日耳曼民族变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而这个目标是不能通过粗糙的平等主义或者阶级之间的战争获得的。希特勒一再提到他意识形态的直觉观念——种族、精英主义和自然法则。当这次会晤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尔之间的裂缝已经无法修补。施特拉塞尔以恶毒的语言对希特勒发起直接的进攻，谴责他背叛了社会主义，希特勒命令将施特拉塞尔和他的党羽驱逐出去。

尽管奥托·施特拉塞尔在某些工人阶级的圈子里有着相当的影响，通过战斗出版社各种各样的出版物，用社会主义的宣传对柏林和北部德国进行猛烈的攻击，但是，只有极少数人——包括他的弟弟格里格尔——跟着他叛党。施特拉塞尔的造反是一个信号：纳粹党并非是铁板一块。随着数千名新的冲锋队员——他们的动机经常是为了金钱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热情——的加入，这种不满很快就得到了发展，1930年春天变成了公开的兵变。这次兵变的领导人是柏林冲锋队领导人瓦尔特·施滕内斯，他要求立刻从柏林党部领导人约瑟夫·戈培尔的专制控制下独立出来，要求为他自己和他的队员获得较高的薪水。施滕内斯强调了他的决定的严肃性，他宣布总罢工，直到各种不满得到平息。冲锋队的兵变主要是代表普通成员的行动，反对偏袒、低工资和领袖的独裁控制，而不是意识形态分歧的反映。许多普通的冲锋队员尽管不知疲倦地工作，但只获得极少的薪水。他们憎恨他们感受到的党的精英的腐败和高水平的生活。柏林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以致戈培尔不得不求助希特勒亲自来恢复秩序。当知道兵变的冲锋队会严重破坏即将到来的9月选举时，希特勒急忙赶到柏林，走访了无数的啤酒屋，说服幻想破灭的冲锋队员们。他设法亲自恢复秩序。9月2日，他撤销了普费弗冲锋队的领导职务，本人亲自领导冲锋队，强迫所有的冲锋队员宣誓忠诚地服从他的命令。他暂时听取了普费弗的参谋长奥托·瓦格纳的建议，之后，他联络在巴伐利亚的罗姆，要求他负责冲锋队的日常工作。1931年1月5日，罗姆成为冲锋队的参谋长。尽管冲锋队的危机暂时得到了平息，但是，施滕内斯依然是冲突的原因所在，因此不得不在1931年4月被除去。但是，希特勒再次表示，他能够为自己的目的运用冲锋队的力量和革命潜力。他将冲锋队作为选举威胁和劝诱的工具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如果没有大约七万步兵的帮助，9月14日选举的结果可能对纳粹党来说是完全不同的。

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代表着纳粹党命运的转折点，选举结果表明纳粹党人获得了巨大的突破，获得了64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8%，在577个议席中占据了107个席位。这使得纳粹党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依然是最大的政党，但是从1928年上一次选举以来，它在国会中的代表从153位下降到143位。第三大党是共产党，它获得了460万张选票，因此代表人数也有所增加，在国会中得到77个席位。位于中间的自由主义政党——除了中央党——受到了选举的重创。中央党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议席从62个增加到68个。布吕宁依靠的一些右翼小党也损失惨重。从上一次选举以来，胡根贝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失去200万张选票，它在国会中的席位从73个减少到41个。

选举清楚地反映了德国政治的极端化，对于共和国的拥护者来说，共和国的敌人正占据上风。简单的计算就排除了某种亲共和政府的联合构架。随着左右极端主义的发展，对于布吕宁来说，指挥国会中的多数派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纳粹党的崛起主要归结于使许多德国人破产和失业大幅度增长的大萧条。反过来说，大萧条又制造了一种普遍的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混乱的恐惧，这种混乱导致了对民主体制信任的严重危机。许多德国人因为危机而谴责这种体制，把危机直接归罪为他们所设想的正在失败的民主。德国的中产阶级早就对从1923年危机中产生的共和国离心离德，现在他们把共和国的体制污蔑为犯罪的和无能的体制。保守主义学者们以大胆而急促的词语表达着反民主的思想。所有这些思想从报纸、书籍和杂志那里给困惑的德国人以震撼。保守主义的代言人认为：大众政治的来临标志着埃德加·J.荣格所说的“低等人统治”和平庸、粗俗的制度化。他们指控所有的民主形式——宪法、多党、选举——不适合德国的传统。他们嘲笑民主的原则，认为它们是由党派或鼓动家们编织的空洞的陈词滥调，以掩盖自我的利益和对权力的渴望。按照这些代言人的观点，民主具有内在的矛盾，因为飘忽不定的大众实际上不能明确目标、确立政策和管理自我。他们坚持认为：精英主义是生活的事实，它不可能被讨好大众的言辞遮羞布所掩盖。社会过去和将来都一直被精英所统治，被更强壮的、更有力的和更富有天赋的人所统治。甚至在民主社会中我们也能发现：富裕的少数人通常控制着权力的真正支点。正如奥斯瓦尔德所说的那样：“大众选择自己代表的基本权利只是纯粹的理论，因为实际上每一个得到发展的组织都在谋取自己的利益。”为了替代这一腐败的西方式民主，这些反民主的代言人期望着君主制的恢复，或独裁的总统制政府，或一个军事集团，或一个建立在施宾格勒“普鲁士社会主义”或者“德国式”公民投票民主——在这种民主中，大众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具有领袖魅力的独裁者——基础上的集权模式。

无疑，纳粹党人是流行的反民主理论的受益者，尽管他们没有创造这种理论。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显示了左右两翼极权主义情绪的存在，它们共同渴望着一个具有领袖魅力的领导人。右翼希望拆除平等主义的福利国家，期待着由公务专家管理的专制国家，以及建立在种族乌托邦基础上的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左翼则希望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希特勒利用了这些恐惧和希望，尽管他没有制造它们。

希特勒也没有制造导致民主体制崩溃的先决条件。正如上面所显示的，最初运用超越议会专制的人是布吕宁和兴登堡，后来又被巴本和施莱歇滥用。换句话说，德国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前，已经为专制统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9月的选举对纳粹运动产生了一个直接的“时尚效应”。正如约阿希姆·费斯特所观察的那样，加入纳粹党甚至成为一种时髦，特别是在皇帝的一个儿子奥古斯特·威廉成为纳粹党的成员之后。这种不务实的纳粹党人会不会动摇这场运动的革命狂热呢？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后来被称为“牛排纳粹党人”，即穿着褐衫，心却是红的——的加入是否会提出可靠性的问题？十分明显的是：许多新招募的人都是为了功利的目的加入纳粹党或冲锋队的。尽管如此，纳粹党有着足够的弹性空间容纳和利用他们。新近加入的社会名流使得纳粹党人受人尊重，并获得了合法性，但是他们没有弱化纳粹党潜在的极端主义。希特勒欢迎新的皈依者。他知道纳粹运动将改变他们，而他们却不能改变纳粹运动。

尽管纳粹党中头脑发热的人渴望在9月胜利之后发动流血的革命，但是希特勒坚持走合法的道路。不过，希特勒清楚地表明：纳粹党不是一个在多党制的体系中与其他政党讨价还价的议会党，而是一个旨在以独裁方式控制国家的革命党。1930年9月25日，希特勒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那一天进行了对几个违反所谓的《手表法令》的国防军军官的审判。此法令由格罗纳将军在1930年2月颁布，它对企图渗透军官团的极端分子提出警告，并且允诺任何监视和汇报颠覆行为的士兵可以立刻得到一份礼物——一块雕刻手表。希特勒在对这些军官的莱比锡审判中，十分公开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军官被指控在国防军中扩散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希特勒告诉法庭，他在为权力的斗争中只受宪法的约束。他发誓，一旦获得权力之后，他将废除宪法，“建立国家的法庭，它们将被授权依法对那些使国家蒙受不幸的人作出判决。一些人头将可能合法地落地”。

这种对宪法和法治的蔑视，成为后来两年纳粹主义行为的标志。1930年10月13日，国会在9月选举后第一次聚会，纳粹党人显示了他们对议会程序的蔑视。他们身着褐衫，傲慢地齐步走到他们的位子上，在整个会议当中，不是喝倒彩，就是发出咆哮声。在国会外面，戈培尔组织了对犹太人商店的袭击。同时，十万名钢铁工人在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支持下，进行了大罢工，柏林处于瘫痪状态。法律和秩序的肌腱开始松弛了。

罗姆相信“占有街道是通往国家权力的关键”，他为即将到来的争斗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冲锋队员的任务当中。他按照严格的军事路线重组冲锋队，将整个国家划分为五个“最高的团队”（Obergruppen）和十八个团队（Gruppen）。冲锋队的最高组织是“团”（Standarten），它按照部队团的建制组成，人数与过去帝国团的规模相当。空军、海军、医疗和工程这些专门的组织构成一个体系，进一步突出了新的冲锋队的军事属性。这个体系最重要的部分是国家社会主义机动军团，它的首领是阿道夫·许纳莱因少校，他是过去帝国参谋部的官员，从1923年开始就成为冲锋队的成员。1931年夏天，冲锋队在慕尼黑还建立了为新的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而设的培训学院。从1929年开始，党卫队的首领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不过这个组织当时依然隶属于罗姆和冲锋队。

正如人们所预料到的，大萧条使得数以千计的人加入到冲锋队的行列，特别是在冲锋队为失业者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冲锋队员住宿和膳食网络之后，情况更是如此。同过去一样，冲锋队继续吸引着部分行为怪异的人，以及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人，他们寻求着保护伞以自由地发泄暴力和虐待的冲动。冲锋队并不是一个由志同道合的人士或社会精英组成的组织，它接纳所有在表面上宣誓效忠其原则的人。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加入这个组织：寻求庇护或者安全，逃避令人厌烦的生活，发现对暴力倾向的认可，把德国从共产主义那里拯救出来，塑造新型的军队，等等。正如彼得·默克尔所指出的那样，在标准的褐衫背后有几种类型的冲锋队员：请愿劝导者、请愿者、助选者、斗殴者和集游行斗殴为一体的皈依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年轻，通过军事化和政治化的过程，成为纳粹党的政治步兵。

当罗姆在1931年1月接管冲锋队的时候，它的成员大约在十万人左右；一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到了1932年底，冲锋队变成了五十万人。这个部队不断发展，它的官员和士兵越来越视自己为未来新的大众军队的先驱。他们的目标在1931年还是不成熟的，即把自己嫁接在正规的国防军身上，最终以优势的人数取而代之。同时，冲锋队企图培养与国防军友好的关系，它降低激进的目标，把自己作为国防军附属的力量，以防止左翼的暴力或者国外的危险。这种支持性的态度欺骗了国防军的领导人，使他们产生了安全的错觉，并且在共和国的最后两年对冲锋队采取了自相矛盾的行动。

冲锋队深深地陷入可恶的、无休无止的煽动和暴力之中，由此政府拟订了许多秘密的议程。然而，阻止这种煽动和暴力似乎是徒劳的。1931年3月，布吕宁发布了紧急状态令，禁止任何政党的成员穿着制服。纳粹党的回应是暂时用白衬衫替换褐色衬衫。只有当希特勒的命令受到违抗时，他才会采取反对冲锋队及其成员的行动。因此，当施滕内斯违反他“服从法律”的命令时，希特勒立刻在1930年4月将其解职。但是，当有人告诉希特勒冲锋队领导人的丑恶行径时，他明确地表示这与任何人无关。他说：冲锋队不是培养少女的道德学院，而是粗鲁的斗士的俱乐部。任何对冲锋队领导人私生活感兴趣的人，都会被排除在冲锋队和纳粹党的圈子之外。这似乎是默许罗姆和冲锋队最高领导层不可告人的私生活，因为冲锋队里里外外都知道，罗姆用他的同性恋朋友替换了普费弗的下属。希特勒用埃德蒙德·海因斯替换了施滕内斯。海因斯是一个有罪的谋杀者，因为有同性恋的行为，以前被驱逐出冲锋队。毋庸赘言，这种对反常行为的正式鼓励，将孕育出更多的反常行为。

同时，德国的经济状况继续恶化。1931年3月，在漫长而秘密的谈判之后，布吕宁政府与奥地利签署了关税同盟协定，旨在通过制订对双方有益的关税，减轻大萧条的影响。尽管这个协定纯粹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安排，甚至不是绝对双边的——因为它鼓励其他国家参加——但是，这个协议是对《凡尔赛和约》的侵犯，是走向政治合并的关键一步。法国人运用他们的金融和外交资源企图粉碎这个协定，他们抽回了在奥地利和德国的贷款，突然造成了奥地利最大的银行——信用银行——的崩溃，还引发了资本从德国的外逃。德国的两家超大型银行——多纳特银行、达姆施塔特银行——被迫关闭。到1931年夏天，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只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得以避免彻底的经济崩溃。胡佛的延期付款计划使赔偿和战争债务拖延了一年。尽管国家银行的破产勉强得以避免，但是布吕宁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可悲地失败了，因为它不得不放弃奥德关税贸易协定。另外，“饥饿总理”进一步增税，减少工资和失业福利，使经济危机更为复杂。

不足为奇的是，极端主义分子继续获得显著的成果。5月份，纳粹党在绍姆堡—利普和奥尔登堡的地方选举中获胜。差不多在品尝了胜利的滋味之后，冲锋队的游行人员开始在全德国一路高歌：“希特勒就在大门口。”元首特别自信，5月4日，他告诉《莱比锡最新通讯》的一位编辑说：

（他将）拼命地敲鼓，直到德国人觉醒。他们称我是没有国籍的下士和一个房屋油漆工。依靠自己的手工劳动挣得每天的面包难道有什么不对？算总账的日子不远了。工业家、银行家、知识分子和官员，都在翘首以待一个最终能给国内事务带来秩序的人，他将把农民、工人和官员重新带回到德国的社会当中。

1931年夏天，希特勒敲击起金融之鼓，展开了集资的旅行，他企图说服大企业支持纳粹党。尽管他没有筹集到大量的资金，但是，他能够和一些非常有影响的企业家进行接触。7月，他在柏林和胡根贝格会晤；后来又和弗朗茨·泽尔特、西奥多·迪斯特贝格见面，他们是准军事组织“钢盔队”的领导人。希特勒同意加入他们新的“全国反对组织”以对抗政府。不久，他会见了施莱歇将军和冯·哈默施泰因将军，同时与布吕宁交换了意见，并再次拒绝了政府提出的合作意向。

1931年9月18日，希特勒的私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差一点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在位于慕尼黑摄政王子街的他们同居的屋子里自杀身亡。一段时间里，希特勒对他的外甥女日渐痴情，过度的关注使格莉有窒息之感，也使这位少女既高兴又惊恐。尽管汉夫施滕格尔认为格莉是一个“头脑空虚的荡妇”，但事实上，她是一个漂亮的、头脑简单的、快活的、不成熟的少女，幻想成为富人和名人世界关注的中心。最初，她对舅舅的影响力和权力肃然起敬，后来她越来越憎恨他傲慢的命令，这些命令使她感到像一个囚禁的犯人。从可得到的证据来看，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普通的舅舅和外甥女的关系，而是暧昧的性关系。

尽管我们不会知道在他们的关系后面的真实故事，但是，我们肯定知道她是极少数成功地接触到希特勒内心世界的人，她击溃了他人为的表象，使他更加人性化，但也因此使他更为脆弱。在与格莉的相处中，希特勒显示了他在其他场合憎恨的特性——温顺、文雅、轻松、自发的快乐和同情心。甚至他扭曲的男性观念也在相处中暂时消失了，尽管这种感觉被他提升为一种个人宗教，而且，他对格莉的爱也不够强烈，以至没有改变这种感觉。没有多久，格莉发现她的舅舅剥夺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在他的压迫性控制下，她不再拥有自己的生活。她和希特勒的幕僚进行了厚颜无耻的乱交，其中包括埃米尔·莫里斯。她对希特勒嫉妒的控制作出了过度的反应。与此同时，她对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正在发展的私情大为光火。

1931年9月17日早晨，希特勒准备出发进行竞选旅行。格莉同希特勒进行了最后一次交涉，她要求希特勒允许她前往维也纳，表面上这是为了更进一步的声乐训练，但更可能的是为了与一位年轻的艺术家重修旧好。在其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格莉的母亲）的默许下，希特勒设法破坏这一关系。他的态度十分强硬，禁止她前往维也纳。可能就是希特勒压迫性的控制和她埋藏在心里的对私通的羞耻感，促使了她的自杀。9月17日晚上，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用希特勒的手枪自杀了。9月18日上午，希特勒收到了这一令人心碎的消息，他急忙赶回慕尼黑，沉浸在悲哀之中，他最亲近的朋友都害怕他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格莉·劳巴尔事件因为几个原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原因是，它代表着希特勒私生活的另一个转折点，他用相应的冷酷和残暴的态度强化了他扭曲的男性观念。他坚持认为，伟大的男人从不显示出任何感情，平静地位居于芸芸众生之上。现在他心爱的女人又紧跟他母亲之后死了，这样，他的信念似乎变得更加合法，做起来也更加容易了。尽管希特勒的悲哀是强烈的——这是破坏性的人格通常所具有的——但是这种悲哀没有导致根本的或者积极的改变。他将对格莉·劳巴尔的记忆变为不健康的崇拜，他封存了她的房间，将它变为一个私人圣地。他抓住每一个细微的证据，只要它们可能证实格莉不是死于自杀，而是死于悲剧性的意外事故。可能是为了弥补对格莉自杀的罪恶感，希特勒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再也不碰肉的素食者。

这个事件具有深远影响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它直接证明了希特勒模糊不清的、秘密的、可能是异常的私人生活。也因为这个原因，希特勒和他的随从立刻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隐瞒这件事情。他们担心它可能会揭露出希特勒的真实面目，这个面目隐藏在被他自己构建起来的魅力领袖的形象之后。弗朗茨·古特纳和其他人一起立刻行动起来，他们不仅控制了丑恶的谣言，而且也成功地阻止了对这一神秘事件的全方位的公开调查。在没有受到审讯，也没有验尸官的报告的情况下，格莉被秘密地埋葬在维也纳一个安全地点。

总之，希特勒对外甥女的处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看法，它远远超出了肮脏的私人丑闻。它从细微处展示了希特勒未来的新娘——德国——从与这个男人的私通中所能获得的结果。换句话说，格莉·劳巴尔事件使我们一下看清了希特勒与女人的关系，再次揭示了他没有能力去建立爱的联系，同时他具有强迫性—冲动性的需求，这种需求就是去控制和支配所有的人。尽管在他的生活中还有其他一些女人，但是，希特勒都不能维持任何单纯的爱的关系，因为他恨的能力——包括自己恨自己——远远超过了爱的能力。更深一层来看，他害怕女人，因为她们掌握着诱惑性的、威胁着他夸张的男性意识的力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求自己理想的女人是“一个可爱的、令人想拥抱的、天真的小东西——温柔、甜蜜、愚笨”的原因所在。假如这个记录是真实的，那么希特勒是没有能力以正常的身体感觉和情感去爱一个女人的。在与他有着亲密关系的女人当中，七个企图自杀，四个自杀成功。

假如让公众知道这些有关希特勒的事实，知道他全部破坏性的、变态的心理倾向，他的政治生涯就会立刻终结。实际上，他成功地掩盖了他晦暗不明的奥地利身世和奇怪的私生活。不允许任何东西刺破这种公众形象，其中包括：格莉的死亡；希特勒可能具有犹太人血液的暗示，甚至这种暗示是由他的亲戚说出的；他具有不正常性关系的谣言；甚至他与女人的真实关系的故事。任何不符合未来元首形象的蛛丝马迹都被忽略、消除或者得到恰当的处理。德国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才知道爱娃·布劳恩的存在，因为希特勒企图塑造一个传奇——德国是他唯一的新娘。

纳粹集会是最豪华的行为艺术

在格莉自杀的三个星期之后，希特勒就与兴登堡进行了第一次会晤。谈话进展得不好。戈林舍弃了在瑞典垂死的妻子卡琳，陪伴希特勒参加这次会晤。与一位体现了德国历史重要方面的人物相处，希特勒感到极其不自在。兴登堡厌恶这位下士的长篇大论，特别是出自他误认为的波西米亚人之口。会晤之后，兴登堡告诉随从说：“这位波西米亚下士想要成为国家的总理？永远不可能！至多只能做一个邮政部长。这样他就可以天天在邮票背后舔我。”

一天后，也就是1931年10月11日，希特勒出席了一个大型集会。它是右翼“全国反对组织”中的各种集团在不伦瑞克的巴特哈尔茨堡疗养浴场召集的。著名的军官、工业家和前统治机构的成员聚集在这里反对共和国及其政策。在他们当中，希特勒明显地感到不愉快。希特勒闷闷不乐，而且持不合作的态度，他拒绝了胡根贝格的午餐邀请，在冲锋队方阵通过检阅之后，他就匆匆离开检阅台。

在哈尔茨堡集会的一个星期之后，希特勒在不伦瑞克主持了一个更为令人满意的大型集会，它持续了六个小时，检阅了将近十万名来自北部德国的冲锋队员。希特勒神采奕奕。纳粹党正在大步前进。到1931年底，纳粹党员已经达到了八十万，冲锋队人数达到了二十二万五千人，党卫队人数达到一万五千人。另外，纳粹党控制了三十六种报纸，拥有四十三万一千名读者的发行量。在1931年11月15日黑森州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37%的选票，在州议会的七十个议席中占据了二十七个。

1931年10月，希特勒检阅冲锋队

但是，希特勒在不伦瑞克的集会上夸下海口：纳粹党离自己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过于乐观了。正如后来所证明的，通往权力的道路将是漫长而艰辛的。不伦瑞克集会之后不久，黑森州的行政当局在一间名为博克斯海默尔的农舍中获得了黑森区党部领导人起草的极具威胁性的纳粹党的文件。这个文件概述了纳粹党获权之后所要采取的紧急措施。一个纳粹党的变节者将文件交给了法兰克福的警察局长。“博克斯海默尔”的文件向公众展示了一旦纳粹党掌权德国人将遭遇的事情：高度的极权主义控制、冲锋队对各州部长的逮捕、对各种叛乱者的死刑处罚。尽管希特勒处罚了黑森区党部的领导人，同时拒绝承认他知晓这些文件，但是，激起他暴怒的不是这些文件本身，而是令人难堪的公开曝光。希特勒已经处于成功的边缘，他无法承受真相被揭露出来。合法道路的幻觉必须不惜一切地维持。必须小心翼翼地哄骗德国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军队、行政机构、企业，使它们将国家社会主义看作政治左派唯一的替代品。

1932年1月8日，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追逐权力的棋局开始了。”后来发生的事件证实了这一判断。1932年充满了转瞬即逝的事件，但是棋局中关键的几招——将希特勒推向权力顶峰的事件——发生在政府办公室或者私人会客厅这些隐秘场所。在公共和私人这两个场合，希特勒都证明自己是一个一流棋手。当1932年过去的时候，他将彻底挫败对手的目标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演讲，俱乐部富裕的成员包括德国一些最有权力的企业家。希特勒穿着黑色的制服，打扮成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的角色，上演了一出最令人心悦诚服的戏剧。许多听众第一次听他的演讲，期望的只是一个由下层煽动者进行的拙劣推销。他们大惊失色。希特勒用长篇的哲学思考击溃了他们的心理防线，然后又以恐吓的方法了激发听众的兴趣。他煽动共产主义幽灵的恐怖，警告有50%的德国人倾向于共产主义。他提醒听众：假如国家社会主义不存在的话，德国的中产阶级将成为历史。他暗示道：他的纳粹党支持同样具有生命力的、使德国的大企业并因此使德国强大起来的价值观，包括努力工作、竞争、斗争、个人价值。他反对政治左翼的平等原则，以及对伟大人物的贬低。他说：一个人的伟大并不存在于所完成的事情的总和，而存在于所完成的非凡事业的总和。这就是他的听众所希望听到的。他说他不耻于做一个民族主义德国的小鼓手，因为政治家的成就是再次给德国人民注入新的信仰，而不是逐渐耗费他们已经具有的信仰。他最后对一个被重新激发起来的民族信仰的呼吁得到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次演讲没有提及反犹太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甚至他通常使用的口号也被适当地温和化了。

正如以往对这次会议的记录所宣称的，工业巨子们对演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并没有因此放松自己的钱袋。亨利·特纳已经表示过：希特勒获得了进入大企业的通道，但是并没有获得进入自由流动的资金的渠道。无论怎样，他的目标从来不是将大企业主变成坚定的纳粹党员；他的目标是温和的，并且是可以实现的，即消除他们对政治右翼其他组织的影响。鉴于纳粹运动激进的性质——包括其社会主义的因素——假如希特勒想要避免疏远那些接受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他就必须回避与大企业过分的亲密。另一方面，他处于财政和政治上的原因需要大企业。这就是一种精细的平衡动作，它需要微妙的政治技巧。

1932年在许多场合考验了希特勒的政治技巧，特别是在重大的公共场合。1932年发生了不下五次劳民伤财的选举，其中包括四次议会选举和一次在普鲁士举行的州选举。这些选举给民主程序施加了进一步的压力。因为当时的德国选民更为关心的是失业人数，而不是选举的程序。到了这一年年底，德国选民已经对政党的阴谋诡计、政客们的虚伪言行和整个民主的程序本身都厌倦了。他们渴望结束政治上的争议。令人悲哀的是，许多德国人现在盼望着纳粹党把他们从更深一层的政治困境中解放出来。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所说的：

我的朋友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厌恶议会政治、议会争论和议会政府，即厌恶政党的所有明争暗斗、它们的联合、它们的混乱、它们的诡计。这是普通的德国人拒绝“这帮流氓”的最终结果。它的目的是“把他们驱逐出去”。

到1932年5月5日，兴登堡总统的任期届满。他的随从劝说这位八十岁的总统为了祖国的利益再次参加竞选，这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当时这位总统的身体每况愈下，显示出令人烦恼的衰老迹象。这位老人最初表示反对，推说自己已经老迈，越来越没有精力，但是最终他发现，随从们提出的他可能是抵制政治上无政府状态的最后堡垒的观点是合理的。布吕宁想在不进行新的选举的情况下延长总统的任期，但是没有获得国会的支持。这样，兴登堡不再进行另一次选举的希望化为泡影。因此，德国人要求在1932年3月13日进行新的总统大选。共产党推举他们的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他过去是一位运输工人，现在是一位忠诚于莫斯科和斯大林的技术工人。同时，民族主义者选择了西奥多·迪斯特贝格，他是准军事组织“钢盔队”的第二号人物。直到选举前的三个星期，第四个候选人才被推举出来，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正如上面所提及的，从1925年开始，希特勒就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因此，除非他获得德国国籍，否则他没有资格获得公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首先发现了一条法律条文，它规定德国的公民权可以自动地授予那些持有一个州公民权的人。下一步是在2月26日，希特勒用欺骗的手法获得了纳粹党控制的不伦瑞克州议员的任命，这使他自动地获得了该州的公民资格。现在希特勒有充分理由成为德国的公民了。

竞选激烈而充满分歧。希特勒乘坐轿车在德国到处活动，他承诺要发动“一场世界过去从未见过的竞选”。他的精力真是让人吃惊。事实上，在1932年，他一共进行了209场演讲，对于任何一个候选人来说，这都是空前绝后的。他的演讲灌制成五万张胶木唱片全面发行；宣传的影片很快销售给整个德国的剧场。约瑟夫·戈培尔是希特勒竞选总统职位的推动力，他出版了突出竞选主题的图片专刊。毋庸赘言，冲锋队方阵行进在德国街道上，高歌，呼喊，斗殴，将整个国家淹没在海报、标语和旗帜的海洋中。

尽管没有可与之相提并论的煽动——这种煽动能够使反对派纠合的任何东西化为乌有——但是，1932年3月13日，兴登堡战胜了希特勒，赢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位年老的总统获得了18651497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7%），希特勒获得了11339446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0.2%），共产党的候选人台尔曼获得了4983341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13.3%），迪斯特贝格获得了2547729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6.8%）。因为兴登堡没有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宪法要求进行决选，以简单多数决定谁当选。

因此，第二次选举放在4月10日，鉴于上一次选举过多的暴力活动，政府限制了实际的竞选时间，只给出了一个星期（4月3日—10日），这使得希特勒调动他整个运动的力量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希特勒设法以极为有效和聪明的方式利用这一短暂的时间。他规定了飞机的航线，在仔细挑选出来的随从——包括尤利乌斯·施莱克、尤利乌斯·绍布、威廉·布吕克纳、汉夫施滕格尔、奥托·迪特里希和海因里希·霍夫曼——的陪伴下，他开始了著名的“飞越德国”的旅行，在一个星期中访问了二十一个城市。

这些哗众取宠的姿态吸引了公众的注意，但是并没有带来选举的胜利。兴登堡赢得了19359983张选票（占选票的53%），希特勒屈居第二，赢得13418547张选票（占选票的36.8%）。兴登堡赢得了半数以上的选票，被重新选举为任期七年的总统，尽管几乎没有人认为他能够活到任期的结束。希特勒赢得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选票，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功，但似乎他的声望已经达到了顶峰。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警告希特勒：党已经到达了它的顶点，希特勒应该放弃“孤注一掷”的策略而采取更为妥协性的方法，也许包括和其他政党合作。他还建议希特勒更多地关注于党的官僚机构的合理化，加强它的基层组织——区党部，同时拓宽区党部领导人和整个德国党的地方组织对话的渠道。

许多人感到纳粹党不可能通过选举很快获得权力，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不是唯一一个有如此想法的人。在总统选举的三天之后（4月13日），政府抓住机会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控制，宣布冲锋队、党卫队及希特勒青年团为非法组织，禁止任何政治团体穿制服。政府成员——尤其是格罗纳和布吕宁——一段时间以来惊讶地发现国民的混乱状态正在破坏国家的结构。国民混乱状态总的说来就是彼得·默克尔所贴切地称作的“愚昧无知的军队”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军队是一些装备精良的准军事组织，将近五百万人，出现在各个政治派系当中，不断地叫嚣反对共和国。没有一个州能够在忍受其内部出现这样竞争性的军队的同时，还期望能够生存下去。格罗纳将军对冲锋队的禁止是合理的第一步，但是由于政治上的诸多原因，它并没有深入下去，因为它没有宣布其他的准军事组织——如“国旗队”、“钢盔队”、“埃塞勒先锋队”——为非法。另外，格罗纳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就是在他认为可能会受到欢迎的军方，禁止冲锋队被证明是一件极不受欢迎的事情。大多数官员反对这个禁令，一直准备浑水摸鱼的施莱歇开始在兴登堡耳边密语：禁令是一个错误，应该撤换格罗纳。施莱歇还将格罗纳的私生活告诉兴登堡：这位六十二岁的将军最近娶了他十分年轻的秘书，结婚只有几个月，就生了一个孩子。为了纪念著名的芬兰赛跑选手，这个孩子取名为“努尔米”。

到了这个时候，施莱歇还与各色阴谋家暗中勾结，其中包括恩斯特·罗姆、沃尔夫·海因里希·赫尔多夫伯爵——后者是一个变节的贵族，从1931年开始担任柏林冲锋队首领——以及其他高职位的纳粹党人。4月22日和5月8日，施莱歇看望了希特勒，勾勒了他正在计划的反对现政府的卑鄙阴谋。魏玛政府将从格罗纳开始支离破碎。格罗纳的免职接着就会成为布吕宁自身垮台的催化剂。随着这一步的完成，就将组成总统制的内阁，议会将被解散，对冲锋队的禁令也将被废除。计划这一阴谋的机敏甚至让戈培尔也大吃一惊，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所感到的快乐，因为没有人对这些计划有一点儿察觉，至少是布吕宁本人。

当格罗纳未来悬而未决的时候，希特勒竭尽全力预防他不安分的、估计已经有四十万人的冲锋队，它已经脱离了控制，在德国的街头挑战政府的禁令。他要求他们发誓遵守党的合法誓言，他提到冲锋队员是党的同志，并且提醒他们“复仇的日子”将在快要到来的4月24日的各州选举之日降临。

但是，和他最初通过总统的职位来控制最高权力一样，希特勒通过控制个别州政府来征服国家政府的希望同样被证明是错误的。各州选举的结果与第二次总统选举一样。除了巴伐利亚，纳粹党在所有的州都获得了领先的位置，但是，它在德国的任何一个大州都不能获得唯一的控制权。纳粹党人分享了安哈特、不伦瑞克、图林根、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的政府。后来州选举的结果是纳粹党人获得了奥尔登堡、梅克伦堡—什未林两个小州政府的唯一控制权。在拥有德国五分之三人口的普鲁士，位居统治地位的奥托·布劳恩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被纳粹党壮观的成果弄得晕头转向，只能作为一个看守政府维持自己的权力，直到在决选中能获得多数选票。正如在许多其他州政府一样，纳粹党代表右派，共产党代表左派，它们控制着大部分权力，阻止了可行的共和主义联合政府的形成，从而有效地瓦解了民主的程序。换句话说，“纳粹共产主义”绑架了政府。

1932年5月10日，在重新召集的第一次国会会议当中，对于对冲锋队的禁令，戈林发起了愤怒的进攻，格罗纳起而回击。尽管格罗纳抓住了一些有根有据的地方反对冲锋队这个“国中之国”，但是，他不断地受到吵闹的右派代表的嘘声和吼声，说话的头绪混乱起来。他变得没有主张起来，糊里糊涂，最后精神崩溃。甚至他的朋友也对此困惑不解。戈培尔后来在日记中高兴地记录道：“这种无能为力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用尖利的怪叫盖过了他的声音，整个大厅在笑声中颤抖、摇晃。最后，人们只能对他表示同情。这个人算是完蛋了。他在唱着自己的安魂曲。”戈培尔是对的。在施莱歇残忍地通知他过去的导师，他不再得到国防军支持的时候，格罗纳在5月13日辞职。

施莱歇的下一个牺牲品是布吕宁，他的政府完全维系在兴登堡的支持上。这位“饥饿总理”依然固执地继续着他保守的紧缩政策。但是，他并没有改善德国可怕的经济状况，他所选择的修补方法是自取灭亡和自相矛盾的。通过提高税收、削减工资和减少政府开支，他阻碍了投资，破坏了新的就业机会的出现，降低了消费支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失业和公众的痛苦。这些政策的冲击具有持续性的毁灭力，对于失业来说更是如此。在1930年纳粹党崛起的时候，失业人数大约是三百万人；仅仅一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四百三十五万人。到1932年，它又上升到五百一十万人。布吕宁将萧条的责任推到赔款身上，希望他的政府能够使西方诸强将它废除。因此，他的大部分努力都用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但是直到1932年7月，这些努力才产生实际的效果。这个时间来得太晚，以致对布吕宁政府没有产生什么有益的影响。无论怎样，赔款只是德国经济问题的一部分。布吕宁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毫无建树。相反，他顽固地坚持自取灭亡的补救方法。除了心思善变、年老力衰的总统之外——这位总统快要进入布吕宁敌人的阵营了——他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这加剧了德国的经济问题。

这一次还是施莱歇，在诽谤布吕宁的合唱中，他依然是唱得最响的一个。施莱歇警告兴登堡说：布吕宁是一个软弱的领导人，在抑制左翼和右翼极端分子方面，他可悲地失败了。他还暗示道：总理正变得太社会主义了。企业家们对布吕宁的劳工部长亚当·施特格瓦尔德充满抱怨。他们谴责这位部长的背景和政策是反对企业的。布吕宁还面对着决定性的反对力量，它来自东埃尔比安的地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补贴，现在他们害怕补贴会被大幅度削减，或者完全取消，从而导致大规模的破产。从1930年开始，政府倾注了数百万马克用于东部援助，以加强东部的农业，但大部分被一些贪婪的地主占为己有，然后，他们购买游艇、豪华轿车、新居、马匹，或者在蒙特卡洛赌光了钱财。布吕宁威胁要结束他们的骗局。不少普鲁士地主开始向奥斯卡·兴登堡，然后又通过他向其父亲兴登堡总统鸣怨叫屈。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兴登堡总统近来也成为了普鲁士地主。尽管他来自古老的普鲁士家族，但是他们并不拥有自己的土地。在他成为总统之后，一个重要的普鲁士容克地主集团决定将兴登堡和他们的既得利益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劝说几个企业家在西普鲁士的诺伊戴克买下另外一个大庄园。在兴登堡八十寿辰的时候，他们代表一个“满怀感激之心的民族”把这处庄园送给这位老兵。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处地产实际上是立契转让给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的，其目的是在兴登堡死后逃避遗产税。

兴登堡近来在财政上可疑地上升到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要确定这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他的东部援助决策或者对布吕宁的解职是困难的。布吕宁冷漠的态度和天主教信仰使这位老人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他。他还有点非理性地指责这位总理没有成功地延长他的任期，因此使他与共产党的台尔曼和波西米亚下士希特勒进行了两次令人羞耻的竞争。尽管兴登堡获得了胜利，但是他知道大量的德国人投票反对他，包括坦嫩贝格和马苏里安湖的市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那里获得了传奇性的胜利。

5月底，兴登堡决心除掉布吕宁。这位总理还被国外的良好迹象所哄骗，全然没有察觉自己的处境。1932年5月29日，布吕宁被召见与兴登堡会面。总统以尖利的嗓音告诉布吕宁：他再也不会同意紧急法令或内阁的重组了，因为目前的政府是不受欢迎的。当布吕宁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时候，他问道这是否意味着总统要求内阁辞职。这位老人回答道：“是的，这个政府必须离开，因为它不受欢迎。”没有一句感谢或者遗憾的话，会见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也就是5月30日，布吕宁递交了辞呈，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总统并没有权力辞去总理。布吕宁完全可以前往国会去寻求支持。相反，他认为自己是为兴登堡服务的，总统是他的偶像和君主的化身。他被兴登堡的免职惊呆了，他不知除了和内阁一道辞职之外还可以采取其他什么行动。正如格罗·曼所指出的那样：“布吕宁被解除了职务，因为他感到自己已经被解除了职务。这位前中尉军官感到，假如陆军元帅不希望自己留职，他就不能再发号施令。”

巴本和施莱歇时期

在挑选布吕宁的继任者的工作中，兴登堡再一次依赖于施莱歇不可靠的建议，施莱歇说服兴登堡，弗朗茨·巴本（1879—1969）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大多数国人说不出新总理的名字，《法兰克福人报》毫不夸张地报道说：巴本的出现引发了许多人“大擦眼睛”，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位新总理来自威斯特伐利亚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作为士官生，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加入了第五枪骑兵团。他的军事生涯毫无建树，但是他的魅力和乐观为成功打开了重要的成功之门。1911年，他成为总参谋部的官员，1914年秋天，任德国驻华盛顿使馆的武官。在他为德国大使馆服务的同时，他天生爱好阴谋的倾向使他卷入了间谍活动。1916年，因为阴谋破坏活动他被驱逐出美国。回国途中，他粗心地携带了秘密文件而被英国逮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剩下的时间里，他主要担任驻扎在巴勒斯坦的土耳其第四军的参谋长。战后，他辞去军职，作为中央党右翼的成员进入政界，在普鲁士议会（1920—1932）中代表他的选民的农业利益。

新总理喜欢待的地方是旧式贵族精英常去的地方，如严格限制他人进入的俱乐部、狩猎集会和富人名人的社交典礼。巴本是一个热心的、老练的马术高手，是保守的绅士俱乐部的主要代言人，这个俱乐部有影响的成员包括工业家、军官、政客和高层的公务员。俱乐部位于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大街上，正好在国会的对面。巴本还是天主教报纸《日耳曼人》的共同编辑，这张报纸是保守主义和君主主义观点的喉舌。

除了建立一个牢固的上中产阶级的阵线反对左派的利益之外，新总理没有任何现实的计划去解决德国摇摇欲坠的社会经济问题。因为巴本是一个聪明的社交分子，他的熟人网络使他有机会进入不同的利益群体——高级牧师、军队领导人、企业家、土地贵族、知识分子——因此，施莱歇认为新总理可能能够使左派温和起来，甚至能够选择一些纳粹运动中较为优秀的分子。另外，巴本是一个机智和风趣的健谈者，这些素质使他取悦了兴登堡。总统亲切地用爱称称呼他。

但是，许多有思想的德国人对巴本的任命感到震惊，他们不得不怀疑现行的体制，因为它给出了一长串名不见经传、没有代表性的领导人。20世纪20年代的总理——除了施特莱斯曼——都是些灰色的、单调的、扁平的、极易被人遗忘的人物。布吕宁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苦行者，在国会中没有根基。巴本的情况更糟糕，愚昧、自命不凡、头脑空空，在国会没有任何支持。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对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发表过机敏而精练的格言式评论，他也因此而著名。在巴本被任命为总理之后不久，蓬塞告诉他的政府：“不论是巴本的朋友还是政敌，都觉得这位新总理很古怪。他给人的印象是不可救药的、无法根除的多变。他以浅薄、笨拙、虚伪、野心勃勃、虚荣、狡猾和善于阴谋而著称。”这些否定性的素质大多数圈内人都是知道的，但是并没有使幕后的操纵者将军感到不安。一个密友称巴本没有头脑，施莱歇对此置之不理，他说：“他不需要头脑，他只是一顶帽子。”

鲁莽的巴本很快就投入了工作，他组建了一个贵族的内阁，一点儿也不具有代表性，以致被授予“男爵和财主内阁”的称号，因为它的五个成员是贵族，两个成员是企业家。施莱歇为巴本谋得了总理的职位，因此他也得到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巴本和布吕宁一样缺少支持，甚至比布吕宁还不受人喜欢。更糟糕的是，他破坏了自己与中央党的关系。该党的领导人是路德维希·卡斯，他被布吕宁受到的待遇所激怒，同时被巴本接受总理职位弄得很不快活，因为巴本曾经私下保证过他不会在布吕宁之后接任总理职位的。因此，由于巴本没有和他的党站在一起，在面对整个左派的敌意时，至多只获得了民族主义冷淡的支持，因此，他的政府几乎完全受到总统的支配。纳粹党暂时同意支持巴本，只要他撤销对纳粹党的禁令，解散国会和要求新的选举。

1932年6月4日，巴本解散了国会，并且安排了新的选举时间在7月31日。6月15日，他解除了对冲锋队的禁令。这正是希特勒所盼望的。他知道巴本只是一个为自己掌权铺路的过渡性总理。纳粹运动的普遍情绪是乐观的，每个人都盼望着将要来临的选举，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选举计划已经精密地设计出来，一个人只要按一下电钮，雪崩就会滚落下来。确实，随着冲锋队禁令的废除，德国的大街再次落入冲锋队员的手中。他们与反对派展开了极为暴力的冲突，以致使德国的绝大部分实际处于被袭击的状态。共产党人不满地宣布：“如果你不是我的兄弟，我就要你的项上人头。”纳粹党人的回答是：“冲锋队，前进！扫清街道！杀死犹太人！”冲锋队员无疑喜欢见到血流满地的情景。他们唱道：

血必须流，血必须流！

棍子如冰雹一样落下，血必须流！

让我们去粉碎，让我们去粉碎

令人讨厌的犹太共和国。

毫不令人惊讶，这种煽动性的言辞导致了1932年夏天德国街头血流成河。在6月的前三个星期，在普鲁士就发生了四百六十一起冲突，导致了八十二人死亡。将这些过激行为都归结于纳粹党是误导人的，因为共产党人也要为街头战斗负责。正如阿图尔·科斯特勒所回忆的：

在漫长而令人窒息的1932年夏天，我们与纳粹党人发生了不相上下的战斗。在柏林没有一天不死一两个人。主要战场是位于无产阶级居住区的、烟雾缭绕的酒馆。一些酒馆是纳粹党开会的地方，而一些是我们开会的地方。进错了地方就是冒险进入了敌人的区域。纳粹党人会不时地向我们开会的地方射击。这就如在芝加哥过去所发生的一样：一群冲锋队员驾车慢慢驶过我们的酒馆，向玻璃窗里射击，然后飞快地消失。我们没有纳粹党人的汽车多，我们借以复仇的汽车不是偷来的，就是向同情者借的。执行这一任务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战斗同盟的成员。我的汽车有时被我过去从未见过的同志借走，几个小时以后归还，我什么也没有问，他们什么也没有说。那些为了游击战来取车的同盟成员，有时是来自柏林黑社会的凶险之人。有一次，前来取车的同盟成员出发前在我的屋子里乔装打扮了一下。他们粘贴着胡子，穿戴上墨镜、黑夹克和硬边礼帽。我从窗口看着他们离去。四个神色严肃、戴着硬边礼帽的绅士，钻进一辆可笑的红色小汽车里，看上去像送葬队伍中的随行人员。

最大的一次流血冲突被恰当地称为“血腥星期天”，它发生在1932年7月17日，当时，纳粹党侵入了共产党控制的阿托纳地区，这是一个位于汉堡西边的工人阶级社区。共产党从窗口和屋顶向正在进军的纳粹党人和警察护卫开火。进军的纳粹党人也还以颜色，至少有十七个人，包括几个警察被打死。这就是巴本解除对嗜血成性的冲锋队的禁令的后果。

但是，这位自欺的总理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指责共产主义者是妖魔，责怪普鲁士政府，尤其是它的警察部队，没有能维持法律和秩序。巴本用“血腥星期天”作为借口，反对奥托·布劳恩和卡尔·泽韦林的社会民主党看守内阁。兴登堡援引《魏玛宪法》第48款，授权巴本担任管理普鲁士的国家总监，罢黜了布劳恩和他的部长，而代之以自己任命的亲信。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普鲁士议会如同国会一样被近来的选举弄得彻底瘫痪了，以至不可能再组成一个稳定的共和政府。纳粹党和共产党对议会施行有力的压制，使它的程序变得完全可笑。5月24日，议会再次被召集，布劳恩宣布他的政府辞职。第二天，普鲁士议会推选纳粹党人汉斯·凯尔为普鲁士新的总理。就是在这次会议中，纳粹党和共产党发生了疯狂的争吵。人数上占优势的纳粹党将共产党打出了议会。他们高唱霍斯特·韦塞尔的歌曲庆祝胜利。尽管要等到选举出新的总理，布劳恩才不再作为一个影子看守政府，但是，他对纳粹党和共产党的古怪行为感到幻灭和厌恶，以至拒绝再次走进议会，后来，他承认他的神经崩溃了。同时，这种僵局一直没有终止，对政府事务产生了巨大压力。有趣的是，同样的僵局也存在于德国其他的州，包括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黑森和汉堡。它们在州与联邦不同的层面上证明了议会政府的失败。

1932年7月20日，巴本迅疾地单方面采取行动，废除了布劳恩的政府。作为管理普鲁士的国家总监，他从那里夺取了行政权力，并任命弗朗茨·布拉赫特为首席代表接管普鲁士的内务部。伦德施泰特将军在大柏林和勃兰登堡实行戒严，接管了柏林的警察部队，逮捕了它的警察总监阿尔伯特·格尔泽辛斯基和他的副官伯恩哈德·魏斯，戈培尔和纳粹党人多年来一直对后者进行攻击，称他为“犹太人魏斯”。巴本对他的行为引用了三个理由：普鲁士警察没有维护法律和秩序；警察的领导层松散而且缺乏协调；普鲁士政府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前两个理由是错误的，因此不能说明联邦的干预是正当的。第三个理由是真实的，但是也不能说明联邦的行动是合理的。事实是：巴本和他的反动党羽从一开始就厌恶布劳恩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他们利用这次机会消灭了它。巴本后来冷漠地一笔勾销了这一事件，认为它是政治合理的行为，而不是一场政变或暴力行为，他认为这个法令真正的目标是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处于关键的位置上，并且在普鲁士的关键事务中要求获得主导的角色”。这种侮辱性的逻辑实际上忽略了纳粹党控制了议会和国会的事实，但是不能消除掩盖一个明显的情况，即巴本的行为实际上正中纳粹党的下怀，因为它从权力的主要场所消除了最强大的共和政党，并且为八个月后在纳粹党的控制下降临的最后的权力调整奠定了基础。希特勒对巴本为他做这样肮脏的工作并开启了肢解民主国家的进程感到十分高兴。

巴本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他的政变没有结束在普鲁士的魏玛联合政府。德国的选民要对此承担责任。社会民主党也应该分担一些责任，因为他们温顺地接受这种对宪政的暴行。他们所做的最大努力是发动了一场无用的向最高法院的合法起诉，但最高法院一拖就是三个月，最后作出模棱两可的裁决：它对巴本所作所为的法律适当性提出质疑，但是拒绝改变巴本新作出的安排。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没有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即没有纠集其准军事力量，也没有呼吁总罢工。个中原因是多年来的政治斗争已经使他们精疲力竭，他们确实对国内战争感到恐惧。面对受到国防军支持的政府，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所有右翼党派的敌意和它们鬼哭狼嚎的报纸，社会民主党没有真正的支持者。布劳恩继续处于“病退”状态，其他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收起了号角，逐渐从政治舞台上退出，他们最终不是流亡就是被关在纳粹党的集中营。

1932年7月20日之后，某种极权主义政府的即将出现已经不可避免，只不过是从政治光谱的哪个极出现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位敏锐的观察者希望出现一个无产阶级左翼的专政政权。德国的左翼自身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不和，它既不能在政治上合作，也不能使自己严肃的意识形态对大多数德国人具有号召力。1932年，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生活在小城市和乡村地区，他们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和右翼的意识形态。只有德国人在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的严酷环境下怒火燃烧起来，共产主义才可能成功。但是，只有共产党一厢情愿地认为，由于德国自身的经济问题，德国是被剥削的农民或工人主导的国家。一个投奔纳粹党的煤矿工人简洁地表明：当他在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和国际主义维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同时也在想“为什么它不能和民族主义更好地联合”。一个铁路雇员也表露了一种情感，他说：“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与此同时，国家社会主义对血缘社会的承诺，对所有阶级斗争的制止，产生了深深的吸引力。”

在巴本反对普鲁士政府的暴动十一天后，也就是1932年7月31日，德国的民主未来受到了另一次令人惊愕的打击。在这一天的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它获得137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获得230个席位，因此取代了社会民主党而成为德国的第一大党。其他两个反共和主义的政党——共产党和民族党——也大有斩获，使组成联合政府成为可能。三个主要的反民主政党——纳粹党、民族党和共产党——现在控制了356个议席，已经超过了德国国会608个议席的一半。

自从纳粹党成为国会中最大的党之后，它的朋友和敌人都清楚的是：不可能把纳粹党从一些甚至所有的对德国的治理事务中排除出去。在后来的六个月当中，围绕着总统周围的保守主义小圈子，试图用某种迁就的方案与希特勒谈判，不给他总理的职位，或者用几个内阁的职位来打发他。但是，出于对其意识形态信念的忠诚，希特勒拒绝了所有的提议。他要么全部占有，要么一无所有。他相信纳粹运动垂直的重心牵引力迟早会制服所有对手。在7月选举之后，他知道巴本的政府或者任何相似的政府不仅缺乏群众基础，甚至不能指望来自保守右翼的坚实支持。事实上，它唯一的支持依然是兴登堡总统的认可；但是，正如使布吕宁失望至极的是，他发现这种支持是不稳定的。阿兰·布鲁克清晰地展示了德国当时的困境：“希特勒拥有1370万选民的力量，拥有100万以上的党员和40万冲锋队、党卫队的私人军队，他是德国最有权力的政治领导人。他站在德国所见过的最有力量的政党的前列，敲击着总理府的大门。”

8月5日，希特勒在靠近柏林的菲尔斯滕贝格会见了施莱歇将军，并且坦率地告诉将军他所需要的东西，即总理的职位和纳粹党所需的三个内阁职务（内务部、司法部和农业部）。另外，希特勒还需要普鲁士总理的职务，并要求控制它的内务部。尽管态度不明朗，施莱歇还是友好和鼓舞人心的。他给希特勒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将军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帮助希特勒获得总理的职位。8月13日早晨，希特勒会见了施莱歇和巴本，这次会见显示保守主义阵营没有打算给予希特勒所需要的东西。当希特勒听到他们愿意给他副总理加上普鲁士内务部长两个职务的时候，他大光其火，咆哮道：要铲平马克思主义，发动另一场圣巴塞洛缪之夜的屠杀，让冲锋队员在德国街头自由三天。他的态度和言语使两位领导人感到震惊。当天下午，兴登堡召集希特勒出席一个会议，巴本、弗里克、罗姆都在场，他们问希特勒是否愿意加入现存的政府。希特勒的回答是：假如他能获得全权，他就加入政府。兴登堡不仅拒绝了这个要求，而且还给希特勒严厉的训斥。他要求希特勒和纳粹党必须更尊重宪法，必须更文明地对待政治上的对手。总统办公室随后立即向报界散发了这次会晤的消息，这样德国人就能够安心地认为总统没有把权力交给要完全控制这个国家的人，并且终止了他先前合作的承诺。希特勒感到了耻辱，暂时收敛了锋芒，他回到上萨尔茨堡，在那里思考他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

1932年9月12日，国会再次召集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激烈争论。甚至在开会前，巴本就获得了兴登堡的同意解散国会，将11月6日定为新选举的日子。这次会议刚刚开始，共产党的领导人恩斯特·托格勒就提出一个动议，要求对巴本政府的不信任进行投票。巴本的地位明显动摇起来。他本来希望对他的经济计划进行几天的辩论，因此没有将授权他解散议会必需的紧急状态的文件带在身上。幸运的是，威廉·弗里克代表纳粹党代表团提出休会一个半小时商讨此议案，这样，巴本就赢得了时间。这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使疯狂的巴本给总理府发出信息，并且得到了这些文件。当会议再度举行的时候，巴本挥动着他的红色公文夹，但是，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显然对它视而不见，他坚持对托格勒提出的不信任动议进行投票。当投票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进行的时候，生气的巴本将文件摔在戈林的桌子上，在他的部长们的尾随下大步走出了国会。但是，投票在一阵阵欢笑的浪潮中继续进行着，最终以512票赞成、42票反对通过了对巴本政府的不信任。从法律意义上来看，这次投票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从政治含义上来看，它是毁灭性的，因为它显示了德国的议会政府已经变得如此无能。德国选民的厌恶之情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刚刚选出的国会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兴登堡总统对戈林在国会上的表现大为恼火，拒绝了戈林提出的投票合法的要求，因为它在解散命令发布之前就进行了。

然而，国会的解散对厌倦的、充满幻灭的选民来说是又一场选举。甚至纳粹党也难以保持以往选举的狂热程度。他们的资金也令人绝望地短缺，难以支付1932年一直在努力奋斗的竞选费用。党内的异端声音——尤其是施特拉塞尔——再一次呼吁妥协，谴责希特勒固执的极端政策。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的巴本希望纳粹党在频繁的选举中精疲力竭。这是戈培尔早些时候认识到的危险。他哀叹道：假如国家社会主义者在不久的将来不能获得权力，他们将在选举中被拖死。

事实上还是存在着几个鼓舞人心的迹象：纳粹党不仅在知名度上已经登峰造极，而且已经超越了公共道德的界限，以至许多德国人开始想知道是否它应该被授予政治权力。也许，最令人厌恶的事件发生在8月10日，它显示了冲锋队员到底是些什么人。那一天，五名冲锋队员冲进上西里西亚一个村庄里一位共产党员的家，当着这位共产党员惊恐万分的母亲的面，把他活活踩死。五名杀人犯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很快就被纳粹党提升为烈士。希特勒自己还给被处刑的五个人发去了电报：“我的同志们！面对着这最骇人听闻的血腥判决，我和你们团结在无限的忠诚中。从这一刻起，你们的自由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荣誉问题。我们的责任就是反抗使这一判决成为可能的政府。”一些像哈里·格拉夫·凯斯勒这样的人被这一卑劣的谋杀惊呆了，而且更令他们吃惊的是，正在赦免这一谋杀的纳粹党获得了管理政府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由于希特勒对兴登堡总统的傲慢态度，以及9月12日戈林在国会的怪异行为，纳粹党的声誉大受损失。11月2日，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的前几天，纳粹党人进一步失去了支持，因为他们和共产党联合，支持柏林运输工人的大罢工。

综合这些事件可以部分解释为何纳粹党人在11月6日的选举中表现不如前三次选举。当选举的结果揭晓的时候，巴本削弱纳粹党的策略似乎部分被证明是正确的。从1930年9月以来，纳粹主义出现了第一次退潮。纳粹党失去了200万张选票和34个国会议席；它的国民支持率从37.4%下降到33.1%；国会中的代表人数也从230人下降到196人。

但是，11月6日的选举没有解决任何东西，因为纳粹党和共产党依然控制着国会议席的一半。但是，巴本的地位正在不断地恶化，尽管他的政府在6月洛桑会议上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功，因为它舍弃了扬格计划，并且终止了赔款。巴本的少数派政府依然是受人轻视的，实际上得不到什么支持。在主要的政党反对他的政府造成了僵局之后，巴本在11月17日辞职，不过他接受了兴登堡的要求看守两个星期的政府，直到组成新的政府。

11月19日和21日，希特勒和戈林与兴登堡总统就希特勒的总理职务展开秘密会谈。老总统似乎已经乐意接受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想法，条件是他能够在国会组成有效的大多数。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希特勒也知道这是困难的，因此他反对管理国家的总理是议会制的而不是总统制的提议，他需要像巴本一样有紧急状态权力的支持。兴登堡后来通过迈斯勒以书面形式对此作了回答：他不能接受希特勒的计划，“因为由你领导的总统制内阁，必然会变为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

像风中柳树四面摇摆的老总统现在再次转向巴本。12月1日晚上举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兴登堡、他的儿子奥斯卡、国务秘书迈斯纳、施莱歇和巴本。在会议中，巴本和施莱歇对如何解决近来的僵局提出了两个相反的协议。巴本的计划最为激进，它要求彻底废除《魏玛宪法》；由他继续留任；解散不听话的国会；用国防军和警察压制所有政治党派和利益集团；制定一部新的宪法，交由全体国民或新成立的立宪大会通过。相反，施莱歇概括地描述了一个较为温和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这个方案可以避免对宪法的侵犯，以及巴本的计划可能招致的国内战争。施莱歇企图劝说总统相信他能够通过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来打破政治的僵局。这个联合政府横跨整个领域，将军队中的温和势力、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工会，甚至纳粹党中的温和派别联合起来。他认为自己能够在新政府中吸纳施特拉塞尔和他的随从来分化纳粹党，从而减弱来自希特勒的威胁。巴本拒绝了这些等于是重复过去失败政策的阴谋诡计，总统勉强支持巴本，要求他组成新的政府。

尽管巴本似乎和老人一道赢得了胜利，但是，第二天上午（12月2日）他却受到了令人震惊的失败。他的内阁——其中的成员两个星期来都得到了施莱歇的安抚——拒绝参加新政府，其理由是巴本推出的新政策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公共秩序的混乱，甚至国内战争。尤金·奥特上校是施莱歇在国防部的同事，他通知内阁：一个研究刚刚得出结论，它质疑国防军是否能够处于紧急状态抗击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威胁，并且显示出国防军没有能力对付由纳粹党—共产党联合举行的交通大罢工所引发的公共秩序的混乱。这种施莱歇式的鼓动加强了内阁对巴本的反对。这位上校还说：如果东方的波兰发动进攻，军队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

巴本被他的内阁完全抛弃了，他再次跑到兴登堡那里，抱怨施莱歇背叛了他，但是这位老人眼含热泪告诉狼狈的巴本：他现在改变了主意支持施莱歇。巴本后来回忆了这一幕：

他说：“亲爱的巴本，假如我改变了主意，你也不要对我想得过多。我已经太老了，承担不起内战的责任。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让施莱歇碰碰运气。”当我握着总统的双手转身离去的时候，两大滴眼泪从他的双颊上滚落下来。我们合作的几个月结束了。几个小时以后，他送给我一张签名照片作为分手的礼物。也许这个签名可以判断我们两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我得到了一个同志。”

1932年12月2日，施莱歇成为总理，并保留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同时自动地继承了巴本的职务，成为管理普鲁士的国家总监。几乎没有什么德军的领导人享有如此多的权力，但是，这一次权力的获得是以一长串牺牲者为代价的，他们是穆勒、格罗纳、布吕宁和巴本。现在，施莱歇站在了前台，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影响并没有超出他在班德勒街的办公室。但是，这位将军拥有一些大胆的计划。他打算给予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以副总理的职位，从而对纳粹党加以分化，同时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广泛的联合政府，其目标是联合从右翼的钢盔队到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之间所有的建设性力量。施莱歇也计划将冲锋队从纳粹党中分离出来，将它与其他的准军事集团合并，成为一个受到政府控制的附属力量，用于保护国家的边境，从而削弱冲锋队的尚武精神。

在12月3日柏林的一次秘密会晤上，狡猾的施莱歇正式给予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以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的职位。作为纳粹党组织部门的领导，施特拉塞尔几年来一直反对希特勒缺乏弹性的政策，几次选举的挫折使他更加坚信与其他友好的势力达成妥协是正确的。不像希特勒，施特拉塞尔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狂热者；另外，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奉不是以一个人为中心，也不是以由更缺乏弹性的策略所支撑的缺乏弹性的教条为中心。尽管他对希特勒一直保持着难以解释的忠诚，但是，他被那些赢得希特勒信任的人弄得越来越清醒。他对汉斯·弗兰克吐露道：“我发现希特勒似乎完全被像希姆莱和希姆莱那样的人所控制。戈林是一个残酷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戈培尔是一个跛足的魔鬼，罗姆是一个污秽的动物。这就是元首的卫队。简直太可怕了。”当希特勒得到施莱歇阴谋的风声之后，他召集施特拉塞尔和其他的党内领导人，在12月5日于柏林的皇帝宫饭店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再次强调了他反对加入任何不是他领导的政府的严厉政策。这种自我阉割的行为肯定对施特拉塞尔造成了打击，因为在一天前，纳粹党在图林根的地方选举中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比11月的国会选举损失了40%的选票。但是，在周密思考之后，施特拉塞尔决定既不向希特勒挑战，也不接受施莱歇的提议。正如他所看见的，他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辞去组织部门的职务和国会议员，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远离政治到意大利度假。在度假之前，他预言性地对一位朋友说：“我是一个带着死亡印记的人。无论发生什么，记着我所说的：从现在开始，德国已经掌握在一个奥地利人手中，他是一个天生的谎言家；控制在一位前军官手中，他是一个变态者（戈林）；控制在一个瘸子手中（戈培尔）。我还要告诉你最后一个最坏。他是披着人皮的撒旦。”

尽管施特拉塞尔辞职引发的直接冲击对党内的一些普通成员是毁灭性的，但是，纳粹党已经紧密地团结在希特勒周围，以至施特拉塞尔背叛的影响很快就被平息了。最高层领导很快集结在希特勒身边，发布有关施特拉塞尔行动的错误信息，最终打算把他变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施莱歇以为至少有六十位纳粹党的国会代表会和施特拉塞尔一起背叛，但是没有一个这样做，这就证明了许多纳粹党的观察家一直知道的事实，即从来就没有一个“纳粹党左派”或“一个施特拉塞尔集团”的存在。

毫无疑问，在12月，阴暗和厄运的气氛笼罩在纳粹党的领导层。除了施特拉塞尔的背叛，还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党的财政枯竭；党内难以驾驭的成员，尤其是在冲锋队中的，情绪低落且难以控制；同时，党所得到的支持，尤其像在图林根这种传统的据点，也在飞速地下滑。戈培尔诅咒1932年为“永远的坏运”年，其未来的前景看上去灰暗无望。甚至希特勒在给威妮弗雷德·瓦格纳的信中坦言：他的政治梦想得不到实现，因为他的敌人过于强大。一旦他肯定一切都失去的时候，他将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纳粹党外，人们也感到希特勒这颗星正在陨落。1933年1月1日，《法兰克福人报》发表评论说：由纳粹党发起的对国家的强大进攻已经被击溃。

致命的拥抱：保守主义精英选择了希特勒

纳粹的起死回生来得出乎意料，它起因于闷闷不乐的巴本，施莱歇过去损害过他，他现在更乐意拆他的台。1932年12月16日，巴本在柏林向保守的“男子俱乐部”演讲，批评施莱歇对待纳粹党的策略，暗示合适的行为不是去分裂或者毁灭它，而是负责地将它吸纳到政府当中。在这次会议之后，一位科隆的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接近巴本，他邀请希特勒和巴本到他在科隆的家里进行私下会晤，企图斡旋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科隆“男子俱乐部”的主席，施罗德在纳粹党和政府当中建立了一个政治关系的网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施罗德是一个右翼保守主义分子，正认真地考虑加入纳粹党，而且已经和希特勒的两个主要经济顾问——罗伯特·莱伊和威廉·凯普勒——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事实上，正是凯普勒策动了这些步骤，使希特勒和巴本在1933年1月4日进行了决定性的会晤。在得到前来访问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建议之后，凯普勒给慕尼黑发去了私人信件，告诉希特勒，巴本准备支持一个由希特勒主持的内阁，并乐意讨论具体细节，前提是这个会议必须严格保密。尽管希特勒过去被兴登堡和他保守的随从嘲弄过，但是，他还是决定屈尊降贵，接受与巴本的会晤。

尽管希特勒、赫斯、希姆莱在中间人凯普勒的陪同下一路上极为小心翼翼——这趟秘密的夜间旅行先是乘坐从慕尼黑到波恩的火车，在巴特戈德斯贝换乘了几次汽车——但是，在到达施罗德庄园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一个摄影师坐在庄园入口旁边，急忙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后来证明，希特勒随从中有一个告密者，他将这次秘密会晤的情报透露给名叫汉斯·策雷尔的著名报刊编辑，他又将这个情报详尽地透露给施莱歇和公众。

无法确定的是1933年1月4日在施罗德家中的谈话内容，因为巴本和施罗德在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中对这次会晤作出了矛盾的供词。巴本声明他并没有破坏施莱歇的政府，反而是通过劝说希特勒去做副总理来加强他的政府。这种高尚的、为自己开脱的解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假如巴本不是欺骗他过去的敌手的话，为什么他会安排这样的秘密会议，背着施莱歇进行谈判呢？施罗德毫不怀疑巴本对施莱歇非常恼火，希望他的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分崩离析，然后推出一个由希特勒领导的新政府，而他甘愿在其中担任副总理。当然，这是一个月后才发生的事，但是极有可能直到1月4日，巴本一直在玩弄这个阴谋。这一点是有证据的：巴本的诡计很明显是反对施莱歇斗争的一部分，假如不利用纳粹党作为他野心的工具，我们如何才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巴本将危机重重的纳粹党又拉回到政治的聚光灯下？

在施罗德家里进行的会晤——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称它为“第三帝国的诞生”——标志着围绕在兴登堡周围的保守主义社团同纳粹党之间漫长、秘密的谈判开始了。“施罗德会晤”的直接结果是明显地提高了纳粹党领导层的士气。希特勒现在有理由相信：他没有通过自由选举的前门去获得的权力，但也许能够通过秘密交易和操纵的后门得到它。但是，正如过去对这一事件的记录所声称的那样，对于陷入财政陷阱的纳粹党来说，“施罗德会晤”并没有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工业家们的保险箱没有打开，向纳粹党吐出大量的资金。相反，大企业的奉献依然相对是微不足道的。

假如“施罗德会晤”在财政状况的改变上是不成功的话，它在希特勒和他最亲近的党羽那里肯定产生了心理上的变化，因为每个人都强烈地感到他们再次获得了政治上的动力。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希特勒才加紧努力说服德国人：国家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潮流。对这一要求的考验是1月15日的议会选举，它发生在一个农业小州利普，纳粹党人决定在这个州发动宣传攻势，希望获得骄人的战绩，以证明他们依然处于优势地位。尽管选举的结果表明支持率比1932年11月略微增加了4.8%，但是纳粹党人将这种微小的胜利吹成巨大的战果，宣布这一胜利反映了德国人民（总共才有十万人）的心声。但是，制造第三帝国的宣传将虚假变成了现实。许多德国人被纳粹党的报刊征服了，甚至连兴登堡和他的保守主义的随从也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这就是希特勒政治成功的真正要素。希特勒知道，成功依赖于他能够利用巴本和施莱歇之间的不和，依赖于他能够潜入权力真正存在于其中的圈子，这个圈子围绕着兴登堡总统，以及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国务秘书迈斯纳、巴本。

到1月中旬，施莱歇的地位不断地恶化。在分裂纳粹党的失败之后又接着发生了许多失败，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广泛的、多党联合的政府。“国家农业联盟”有五百多万名成员，大量同情纳粹的分子渗透到这个组织之中。1月11日，代表这个富有影响力组织的农业领导人拜访了兴登堡总统，他们全面抨击了施莱歇的农业政策，认为它是共产主义的，这使总统大为惊讶。两天后，当施莱歇反对胡根贝格成为经济部长的时候，他失去了胡根贝格和民族党的支持。同时，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坚持坚定的反对施莱歇政府的立场。将军的日子快要结束了。

随后发生的是希特勒和围绕在总统周围的保守主义圈子之间的一系列私人会晤。现在看来，这些会晤似乎是充满诡计和耸人听闻的，它们当中的许多是在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家中举行的，他是一个乏味的、自命不凡的、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的野心家，企图通过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将自己嫁接到纳粹运动的花车上。1月10日、18日、22日这三天，巴本在里宾特洛甫位于达勒姆的家中会见了希特勒。第三次会晤是决定性的，因为巴本决定将兴登堡的儿子——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无能的、麻木的自大狂——以及软弱的、唯命是从的国务秘书迈斯纳套进他的阴谋当中，从而组成希特勒—巴本的政府。为了使会议处于严格的保密之中，参加者绞尽脑汁掩盖他们的行动。小兴登堡和迈斯纳在妻子们的陪同下，在普鲁士国家剧院度过了一个夜晚，假装在欣赏瓦格纳的歌剧《爱情的禁令》。在休息期间，他们到处和人打招呼；但是，当最后一幕到来的时候，灯光暗了下来，他们从边门离开了妻子和剧院，跳进了出租汽车。他们一直待在出租车里，直到觉得安全无误的时候才告诉司机里宾特洛甫位于达勒姆的家庭住址，而且神经质地瞟着后窗，看是否有人尾随在后面。尽管他们确信没有人跟踪，但两个阴谋家在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就下了车，他们在黑暗和大雪中艰难地步行到里宾特洛甫的庄园。巴本已经等在那里，还有希特勒、弗里克和戈林。在几句玩笑之后，希特勒径直向小兴登堡走去，将他同迈斯纳分开，然后把他领到另一间屋子里进行了滴水不漏的谈话。两人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谈话，与此同时，奢侈的戈林试图让剩下的人感到轻松愉快，他再次保证希特勒的要求是合理的，即总理的职位和不包括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内阁职位。

至今没有人能够准确地知道希特勒和奥斯卡·兴登堡那天晚上谈论了些什么，因为两个人都没有谈论过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迈斯纳回忆道：在那次会晤结束后，他与小兴登堡同坐在出租车里。沮丧而陷入沉思的小兴登堡说，在希特勒身边工作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奥斯卡·兴登堡在希特勒掌权后不久就飞快地从上校提升为将军，并且给诺伊戴克庄园又加了数千英亩的土地。这些都强烈地表示了希特勒在那天夜晚亲自征服了小兴登堡，他可能威胁要公布他过去丑闻的细节，同时会支持反对兴登堡总统的指控程序。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月23日，得到确实消息的施莱歇召见了国务秘书迈斯纳，询问他总统的儿子在前一个晚上说了些什么。据说，由于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施莱歇径直走进了兴登堡总统的办公室。他承认自己没有获得对他的政府的广泛支持，并且要求总统支持四个紧急措施，即解散议会、将选举推迟三个月、宣布紧急状态、禁止纳粹党和共产党的活动。兴登堡拒绝了，认为这些可能会引发国内战争，并且提醒这位将军他提出的计划和巴本的一样，而在去年12月份他也是对此加以反对的。施莱歇认为，从去年12月以来，形势日益恶化，唯有对纳粹党和共产党采取一致的进攻才能免除政治上的大灾难。在与迈斯纳讨论了施莱歇的建议之后，兴登堡决心不予采纳。他决定甚至不给予施莱歇解散议会的授权，而他曾经毫不犹豫地满足了前两位总理的这个要求。十分明显，施莱歇也完了，但是，老总统在对后继者的选择上还是摇摆不定了一个星期。

在后来七天里举行了紧张的谈判，旨在在严格的限制下由希特勒组织一个政府。1月24日，关键的会议在里宾特洛甫位于达勒姆的家中举行，这次会议构思了一个右翼的“民族战线”的政府，由作为总理的希特勒和作为副总理的巴本领导。第二天晚上，奥斯卡·兴登堡顺便再次访问了里宾特洛甫的家，显然他被拉进了上一个晚上策划的阴谋当中。同时，巴本安排了一次和兴登堡、“钢盔队”的两位领袖——弗朗茨·泽尔特、西奥多·迪斯特贝格——的会晤，要求他们支持希特勒领导的政府。胡根贝格开出的条件如下：他必须是新政府的经济部长，巴本是副总理，弗朗茨·泽尔特是劳工部长。巴本后来认为自己企图建立一个由希特勒领导的真正的代议制政府，这个政府同时受到负责任的保守主义势力的均衡，他以此为自己操纵性的交易辩护。当然，希特勒一眼就看穿了巴本的意图：巴本想安排自己的人占据内阁的重要位置来限制自己的权力。因此，当希特勒知道胡根贝格反对一位纳粹党成员担任普鲁士内务部长的时候，在1月27日几乎和胡根贝格闹翻。同一天，巴本召见了胡根贝格和里宾特洛甫，同时，戈林企图让兴登堡相信：纳粹党尊重总统职位和国会的不可侵犯性。到这个时候，甚至公众都越来越恼火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最高层的政治家只是些窃听者和卑鄙的阴谋家。共产党的《前进报》恰如其分地报道了这种情绪。

希特勒和巴本，施特拉塞尔和施莱歇，胡根贝格和希特勒，巴本和胡根贝格，胡根贝格和兴登堡，无休无止地分分合合。阿尔文斯莱本在前面推，蒂森在后面推。施特拉塞尔将成为副总理，希特勒要求得到国防部长的职务，施莱歇要这个，兴登堡要那个。在这种没有德国人民参与的秘密政治中，谁能发现自己的出路？

兴登堡现在是一个受尽折磨的人，但是他逐渐听从于他认为能够相信的一些人的想法，其中包括他的儿子奥斯卡、巴本、迈斯纳。然而，在1月27日，他依然告诉几个前来看望他的高职位将军说：“先生们，你们不会相信我会把总理的职位授予这个奥地利的下士。”更使这位老人感到麻烦的是希特勒控制国防军的危险。假如他能够得到如下保证——希特勒对职位的任命能够受到值得信赖的保守分子的控制和制约，特别是国防部长的职位——那么他乐意支持由希特勒组阁的政府。事实上，他已经决定了接替施莱歇国防部长职位的人，他就是施莱歇的对手维尔纳·冯·布隆贝格（1878—1946），最近作为德方代表出席了日内瓦裁军会议。布隆贝格是东普鲁士军区的司令，兴登堡对他非常熟悉。但是这位老人并不知道布隆贝格还是一位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情者。

1月28日，施莱歇召集了他的内阁，并一致作出了假如总统拒绝解散议会就集体辞职的决定。然后，施莱歇前往总统那里重述了他的建议。老人直率地拒绝了他。在这个难得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时刻，施莱歇接受了他应得的惩罚。施莱歇受到了巨大伤害，他谴责老总统背着他进行秘密交易。疲倦的老总统指着天说：“我的一只脚已经在坟墓里了，我不相信以后我会在天堂对这次行动后悔。”分手时，施莱歇回答道：“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我不相信你能进天堂。”

在离开总统办公室后，施莱歇依然不知道他的国防部长职务已经被撤换了。巴本、奥斯卡·兴登堡和迈斯纳设法说服老总统赶快行动，任命由希特勒—巴本领导的政府。老总统变得温和起来，催促巴本组建新的政府。希特勒利用这次机会投下赌注，要求得到四个主要职位：内务部长、民航部长、管理普鲁士的国家总监和普鲁士的内务部长。这些破釜沉舟的技巧是希特勒后来外交策略的典型特点，它们几乎摧毁了巴本精心设计的谈判，因为兴登堡又开始怀疑对这位波西米亚下士的任命了。当希特勒同意让巴本担任管理普鲁士的国家总监时，这位老人才安心下来。

在1月29日的关键时刻，一个谣言传遍了柏林：施莱歇和哈默施泰因将军计划出动波茨坦的卫戍部队逮捕兴登堡，掌握权力。尽管施莱歇没有进行政变的一点企图，但是他鼓励了他的代理人——哈默施泰因和阿尔文斯莱本——去威胁纳粹党，暗示他们兴登堡和巴本只比他们略微强一点而已。事实上，阿尔文斯莱本是在用迫在眉睫的政变谣言来恐吓希特勒，并提示施莱歇只要求保留国防部长职位，与他的合作比起依靠衰老的总统会对纳粹党更富有建设性，因为总统已经被狡猾的巴本完全控制了。

很奇怪，这些谣言对希特勒都产生了实际的益处，因为当总统风闻施莱歇可能采取行动的时候，他就下定了决心：他现在准备祝福希特勒—巴本领导的政府了。1月30日早晨，奥斯卡·兴登堡被派往安哈特火车站去迎接布隆贝格，并催促布隆贝格赶往总统府宣誓就任新的国防部长，从而避免绝望的施莱歇可能求助于政变的可能性。奇怪的是，当奥斯卡到达火车站的时候，哈默施泰因将军的副官也来迎接布隆贝格，副官要带他前往班德勒街而不是总统府。困惑不解的布隆贝格按照每个善良的德国人所做的那样，服从了兴登堡和最高的行政机构。

在布隆贝格作为新的国防部长宣誓后，为希特勒、胡根贝格、巴本和新政府其他成员的出现的舞台搭建好了。胡根贝格宣称他反对新的选举，并且否定了所谓的施莱歇政变的威胁，认为它是不合事实的和没有意义的，这差一点儿毁了这个计划安排。但是，最终他获胜了。到十二点四十分，任命希特勒的消息传了出来。从皇宫饭店遥望总统府，希特勒的随从们看到愉快的赫尔曼·戈林将这个消息宣布给欢乐的人群。不久，希特勒的轿车出现在车道上。他加入了在皇宫饭店等候的随从行列，眼里充满了泪水，庆祝自己辉煌的胜利。假如没有施莱歇和巴本的阴谋，没有德国选民和政党的政治短见，没有“木制巨人”保罗·冯·兴登堡的老迈年高，这个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

结论

谁支持了希特勒？

随着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德国将陷入深渊，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年代。尽管希特勒大肆宣传的千年帝国只持续了十二年，但是，世界从来就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见过如此邪恶的犯罪行为。编撰历史的结果使许多描述第三帝国兴亡的历史学家产生了幻觉。希特勒散发的邪恶使这十二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格外突出，促使许多历史学家假定了许多谬误的或误导的理论，这些理论涉及到政治的因果关系和心理动机。因为纳粹党对世界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因此，历史学家假定这种邪恶必然根植于德国的历史和德国人的性格当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假设激发了某种从纳粹种族主义发展起来的，也是在第三帝国时期惯用的诽谤性解释。对于一些患有德国恐惧症的历史学家来说，纳粹的经历依然是一个中心，只有围绕着它，对德国历史的整体解释才能得到明确的表达。最为极端的是，这导致了将许多德国人或者历史事件扭变成希特勒和奥斯维辛的最初化身。过去犯下的罪行也被延伸到明天，因为希特勒的阴影依然跨越了现代，扩展到未来。

这种德国恐惧症倾向的对立面是对德国的辩解，它认为纳粹的经历是一个失常，与德国历史中过去的事件或体制没有关系。一些人甚至宣称纳粹的经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是根植于历史时空之外的罪恶的爆发。这些观点和它们的对立面一样是不可信的，尽管它们可能满足一些德国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是希特勒侵略欲望不知情的和无辜的受害者。一些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利用各种借口——比如无知（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服从命令、同样的渺小（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会和我们一样坏）、微不足道的拒绝——进行搪塞，企图以此来洗刷纳粹罪行。他们宣称尽管纳粹党人也许受到了误导，但是，他们要为德国创造最好的东西，并没有犯下对手们归罪于他们的大多数可恶的罪行。

本书的研究企图避开这两个极端，将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归结于一个跨度六十年的特殊环境，其中包括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战败、《凡尔赛和约》、西方大国的报复性态度、灾难性的经济环境、德国不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党派、兴登堡及保守主义派系的短视、希特勒超凡的领袖天才。本书关于希特勒的研究支持了戈登·克雷格的观点：“希特勒是独特的，是一种没有真正的历史的力量，他的德国性是虚假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的德国性，最终他还否定了它。他的政治视野的惊人的野蛮和性格上的道德空虚，使得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将他与其他的德国领导人进行比较。他是孤立的。”

正如一句可笑的纳粹口号认为的那样：希特勒不是德国，德国也不是希特勒。提醒我们自己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假如情况就是如此，那么是谁在支持希特勒？他所发动的运动的性质又是什么呢？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在一开始就把它分成两个独立的、同时又不是一直关联的两个问题是重要的：谁是希特勒的追随者？谁投票支持希特勒？宽泛说来，这里有三种类型的追随者：出于信仰，出于社会经济的自我利益，出于机会主义或者赶时髦的动机。

出于信仰的追随者代表着纳粹运动最坚实的核心。他们几乎都是男性。这证实了纳粹党的一句大话：国家社会主义是男人的事业。这一核心主要由桀骜不驯的复员士兵组成，他们不能将天生的军国主义和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信仰结合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社会主义诞生于前线的生活，也只有了解前线的生活，一个人才能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假如说存在着“纳粹党人”或“法西斯分子”的原型，那么他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一个在社会上无依无靠，认同于反革命的、种族的意识形态的局外人。尽管他来自中产阶级的背景，但并不真正认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因为他认为这些价值观是颓废和唯利是图的。

同时，他也厌恶普通的大众和他们对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赞同。典型的纳粹党人视自己为介于中产阶级保守主义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力量。辩证地说，他企图通过消除以上两者最为推崇的对立思想——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对两者加以综合。法西斯主义是以上两种思想的混血儿，它的德国变种按照希特勒自己的内心冲突和妄想得到了明确的界定。

假如在魏玛共和国期间经济的稳定得到了恢复和维持，那么，纳粹运动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它只会停留在一个小型的恐外团体的水平上，它由一群缺乏创新的、不称职的人所组成。但是，随着经济的崩溃——第一次是1923年，第二次是1929年——纳粹党吸收了一些被误导的同情者，他们出于经济上的自我利益加入了该党。他们受到了恐吓，相信只有一种选择，即资产阶级的毁灭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下列集团先后逐渐参加了纳粹运动：下中产阶级，他们害怕失去社会地位；绝大部分更为富有的地主，他们害怕共产主义没收财产的政策而成为牺牲品；不再有梦想的工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远远超过对阶级的忠诚。

但是，最终是希特勒的组织和领袖的天才，使得纳粹党对广大德国人的吸引成为可能。党的成员名单和选举资料显示：纳粹党对它核心层之外的人也能够产生吸引力，并且明显吸引了和它根本不匹配的社会集团。希特勒直觉上似乎知道，投票的方式不仅受到阶级关系，也受到集团偏见的决定。希特勒认为：假如他能成功地使大众受到国家的控制，同时使他们信服种族的偏见，他就能够有效地消除经济的差异，将不同种类的社会因素重组到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当中。他是正确的。在1923至1933年间，他为这样一个大众党奠定了基础。大众党是一个新奇的概念，它使当时的大多数观察家困惑不解：“通过宣称社会主义者、工人、民族主义者的三位一体，一位狂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可以指导一场大众的运动，并且能够获得胜利，这样的想法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新颖的、在政治学意义上是有害的，以至于它是难以理解的。”

因此，有关纳粹运动社会构成的问题就没有另外一些问题显得重要，它们与这场运动的能力相关，其中包括拓宽运动自身的基础，在魏玛共和国典型的小型政党中脱颖而出；吸引大众的支持。由于选举的实力构成了衡量大众支持的主要尺度之一，因此下面出现的问题是：是谁在投票支持希特勒？许多研究汇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和详尽的资料，将选举的结果分解成详细的组成部分，企图显示来自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或宗教背景的德国人在1924至1933年的不同选举中是如何投票的。这些研究对传统的解释提出了严肃的疑问，这些解释认为，希特勒从忧心忡忡的下中产阶级那里得到了大部分的支持，因为这个阶级的成员害怕被工人大众所吞噬，因此投入了纳粹党的怀抱。确实，对投票方式的研究揭示了希特勒的魅力是超越阶级界限的。传统的解释认为，纳粹党在下中产阶级社区那里获得了全胜，与这种观点相反，最近的一些研究并没有找到纯粹的为选举的目的组织起来的下中产阶级的社区。由于没有纯粹的下中产阶级的选区，纳粹党如何在那里获得全胜呢？这些研究也揭示了对纳粹党最高水平的支持来自上层阶级和上中产阶级的地区。尤其在一些城市地区，越是富有，对纳粹党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仔细的经验研究也攻破了一个神话：在德国，选举成功的关键存在于城市当中。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多数德国人生活在乡村或者小城镇，那些将目标确定在乡村，尤其确定在北部清教地区的纳粹战略家熟悉这个事实。在那里，人民对党派的忠诚已经衰落，因此纳粹党成功的前景就十分看好。这就是为什么纳粹党在清教村庄和中等规模的清教城镇大有斩获的原因所在。

那么，是谁在支持希特勒？是德国广泛的但不是大多数选民在支持他。在1932年7月31日的自由选举中，希特勒的最高得票数为37.3%，即每八票当中只有三票支持他。但是，假如德国的政治出现了极端化，其得票差数就高于任何其余党派，从而使纳粹党“成为中产阶级长期寻找的政党”。1932年7月纳粹党的胜利产生了巨大的动力，使纳粹党能够利用其对手的虚弱和自己的组织化力量。对希特勒有所帮助的因素包括：敌对政党领导的平庸、《魏玛宪法》的缺点、对《凡尔赛和约》的普遍敌视、不断增长的极权主义情绪、统治精英层的关键分子的逐渐变节。希特勒利用了纳粹党策略和管理上的优势，以及自己的操纵天才，他完全欺骗了一个在1932年依然在阻碍他的唯一集团——围绕在总统兴登堡周围的保守主义派系。

魏玛共和国失败了，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共和主义者挽救它。在正常的年代，共和国还可能蒙混过关，其中期（1924—1929）温和的复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充满动荡和混乱变化的年代，它的虚弱成了致命的缺点。在相互的恐惧和妄想中，许多德国人再次求助于“立竿见影的”集权式解决方法。假如右翼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解决方法自然出自政治右翼。

因此，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右翼极权主义，带有强烈的大众倾向和千年盛世含义。它是右翼的，因为对它的关键支持来自广泛的中产阶级中的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来自传统的精英，来自军队。它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分——绝大部分是由希特勒创造的——是对19世纪最有权势的力量的聪明的德国式综合，它们是种族中心论的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经常用充满理想的花言巧语掩盖这些力量中难以驾驭的、军国主义的性质，这些花言巧语对德国人来说充满了魅力，但是，事实上他正稳步地、越来越深地走入极权主义的泥沼。

尽管数以千计的德国人欢呼希特勒在1933年的成功，但是记录也显示，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许多德国人也被恐惧和忧郁所支配，他们强烈地怀疑希特勒会不受控制地向德国和全世界释放出污浊的洪水。一些故事，以及一个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编辑部流传的可怕笑话表达了对即将来临的纳粹恐怖的怪异之感。1932年阿图尔·科斯特勒在这家出版社工作，他转述了这个故事：

在中国明朝的第二个皇帝统治之时，有一个名叫王伦的刽子手。他是处决人的高手，他的名声传遍了帝国各省。那时，死刑是非常多的，有时一次就有十五或者二十个人被砍头。王伦的习惯是带着迷人的微笑站在断头台前，将弯曲的大刀插在背后，吹着快乐的口哨，一边向断头台走去，一边就以极快的速度将死刑犯的头砍下。

王伦有一个秘密的人生抱负，为了实现它他花费了五十年的时间。这个抱负就是一刀砍掉一个人的头，按照惯性法则，这个人的头依然留在他的脖子上，就如台布被极快地抽去，桌上的盘子纹丝不动一样。

王伦了不起的一刻在他七十二岁的时候到来了。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必须将十六个死刑犯送去见祖宗。他像平常一样站在断头台前。他以无法模仿的快捷使十一个人头滚落在地。他的顶峰出现在第十二个人身上。当这个人走上断头台的台阶时，王伦的刀闪电般地划过了他的脖子，而他的头依然保留在原来的地方，这个人什么也没有意识到，继续往断头台上走。当他走到台上时，他对王伦说：

“残酷的王伦，你对其他人如此仁慈，为什么你要延长我等待的痛苦？”

王伦听到这些话，知道他一生的工作已经完成。平静的微笑出现在他的脸上。他十分有礼貌地对这位等待的人说：

“只要轻轻点点头就行了。”

正如阿图尔·科斯特勒补充的：“我们沿着德国民主城堡安静的走廊行进，彼此微笑着问候，只要轻轻点点头就行了。我们用手指推了推自己的脖子，确定我们的头依然牢牢地留在肩膀上面。”许多德国人在后来的十二年里，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手势，其中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项上人头，再也不能把它们安上去了。

下部

第八章

权力的稳固，1933—1934

纳粹党对政府的攻击

一旦纳粹党以民族振兴的幌子巧妙地混入政府当中，罪恶的结局几乎立即就开始出现了。希特勒采用了各种手法，只花了十八个月就消灭了他最棘手的政治对手。这些手法包括操纵舆论，秘密控制私人生活，获取极权主义控制的工具——警察、政府机构、大众传媒、经济和武装力量。希特勒的对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自由主义分子、保守的民族主义分子，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幻想和公民意识上的软弱，很久之前就削弱了自身的力量。纳粹主义的胜利是在失败的意识形态和胆怯的对手破碎的后背上实现的。因为这个原因，克劳斯·爱泼斯坦对魏玛共和国的观点是无法反驳的：“人们将一直保持对议会政党的责备，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它没有产生过烈士或者英雄，而只有不胜枚举的平庸之才，用对魏玛共和国肯定的认识去理解德国政治意识的所有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所回顾的这一时期——从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到兴登堡总统1934年8月1日去世——具有奇怪的幻想和现实的双重性。公众对“民族的振兴”激动不已，但私下里也弥漫着对纳粹恐怖的恐惧。在国内和后来的国际政策中，希特勒到处放烟幕弹，公众面前说一套，私底下又说一套。他公开谈论自由与和平，同时秘密地准备着暴政和战争。他如此娴熟地玩弄着这些手法，以致德国国内国外的许多人都对希特勒真正的意图迷惑起来。

希特勒的内阁

希特勒合法地获得了权力，但似乎是作为又一个政府的总理而已，因为在其中，法律是通过总统的行政命令通过的。在1月30日至3月24日之间——在后一个日子里，希特勒的独裁赖以生存的《授权法》在胆怯的国会获得通过——一大堆行政法案以行政法令的方式通过。除了这一次希特勒用《魏玛宪法》第48款剥夺了德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之外，这似乎是以前三位总理的政策的延续。

保守主义者受到了欺骗，他们相信希特勒组织了一场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革命；他们还欺骗自己相信他们能够控制纳粹党的领导人，或者使他们变得温和起来。直接对希特勒获权负责的保守主义分子——巴本和他的保守主义党羽——认为得到了不仅是总统也是负责武装力量的司令兴登堡的支持。担任副总理的巴本被要求，无论何时总理向总统汇报时，他都要在现场。他现在也是普鲁士的总理，这个位子使他控制了普鲁士的警察和行政机构系统。

希特勒的保守主义伙伴也安抚自己，认为纳粹党只拥有两个部长的职位——弗里克为内政部长，戈林为不管部部长和普鲁士内政部长。确实，只有一个主要的内阁职位，是不能与其他八个职位组成的合力相抗衡的。余下的内阁职位似乎牢牢地控制在保守主义者手中。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1873—1956）是一个著名的旧式外交家，担任外交部长；维尔纳·布隆贝格（1878—1946）是另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分子，担任国防部长；阿尔弗雷德·冯·胡根贝格（1878—1946）是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领导人、一位新的媒体大亨、一个虚假的革命者，担任商务和农业部长；弗朗茨·泽尔特（1882—1947）是准军事武装“钢盔队”的领导人，担任劳工部长；余下的三个内阁位置——弗朗茨·古特纳（司法部）、埃尔茨·冯·吕本巴赫（交通部）和卢茨·冯·什未林—克罗西克伯爵（财政部）——都控制在令人尊敬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支持者手中。正如愚昧的巴本向他的保守主义朋友所说的那样，希特勒已经成功地得到了“约束”。事实上，巴本对他在组阁和“雇用”希特勒的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满意。他告诉一个神经兮兮的保守主义批评者说：“你需要什么？我得到了兴登堡的信任。在两个月里。我将把希特勒推到角落里，足以让他发出尖叫。”

在对希特勒和纳粹运动作出的判断中，巴本的话是最可悲的错误之一。巴本和他受到迷惑的同僚不仅相信他们能够控制善变的希特勒，而且也能控制纳粹有关“民族振兴”或者“民族革命”的口号，使它具有保守主义振兴或者革命的含义。他们在希特勒身后连成一体，确信民族的振兴真正针对的不是他们，而是政治的左派。当希特勒很快除去他们这些幻想的时候，他们自称是大为震惊，对希特勒的过度专制感到恐惧而退却。希特勒从来就没有掩盖他的野心。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并不想遵守议会的程序。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兴登堡—巴本—胡根贝格这个三人团伙——他们本身也不信奉议会政府——总是希望希特勒除了极权主义的国家之外，可以建立任何一种国家。因为极权主义的国家正是他们自己从1919年开始就从心底里一直渴望的。

在新政府由兴登堡总统主持宣誓就职之前，保守主义者实际上已经开始失去了控制。正如上面所提及的，除了胡根贝格的口头抗议之外，希特勒让这些新的内阁成员相信：国会应该被解散，新的选举应该在3月份举行，它将使已经控制了政府的纳粹党获得更多的德国民众的支持，建立消灭他们的政治敌人的舞台。随着这些步骤的实施，希特勒和他的所有前任一样，发誓将为德国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遵守宪法和国家的法律，以两党合作的、公正的方式行使他的职权。

希特勒政府暂时显示出可以信赖的样子，欺骗了公众的虔诚，然后在2月1日继续宣布一个彻底的计划，旨在重建德国人民的精神和政治的团结，尊重和保卫诸如基督教和家庭这样一些德国社会的支柱，通过两个宏伟的四年计划使经济重新具有活力，在和平的国家共同体中为德国重新获得平等大国的权利。当然，这是烟幕。希特勒利用这些虔诚的情感，只是为了掩盖他专制和好战的动机。2月3日，他出席一个秘密的会议，在那里，他被国防军的军官待如上宾，这时，他的这些动机就变得昭然若揭了。就如在相似的场合一样，这一次他对军队长官允诺，要以极权主义政府的形式开展一次彻底的国内变革，彻底清除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毒瘤。他还宣布要废除《凡尔赛和约》，使德国的军队再次具有火力，向东征服领土，给德国更多的生存空间。

希特勒的目标是清楚的：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传递出清晰的信息。他重复了戈培尔1932年夏天的承诺：“一旦获得了权力，我们就绝不会放弃它，除非我们成为尸体被甩出办公室。”希特勒还预言：“一旦我进入政府，我就不打算离开它。”

希特勒的直接目标是运用《魏玛宪法》第48款去削弱政府共和体制的民主性质。他确实没有去追求党内激进分子提出的一个目标，即引导一场社会和经济的革命。希特勒更喜欢通过国家现成的机构——其中包括正规军、大企业和行政机构——来进行工作，以获得他最终的军事扩张和征服的地缘政治目标。只要这些机构能够服从于他的意志，他就不打算改变甚至革新他们，他所偏爱的策略是渗透和调整，而不是革命。

新总理的第一个目标是使国会中立化，然后使自己放弃议会的体制。希特勒是能够在一个拥有议会大多数的联合政府中进行统治的。如果这样做，他就必须将中央党纳入他的政府。但是，希特勒估计中央党会要求一些让步以作为它支持政府的报答，因此他废除了一切组成联合政府的努力。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解散议会，要求一次新的选举。毫无疑问，他对他认为是民主的文字游戏越来越没有耐心。他要废弃《魏玛宪法》，继续沿着极权主义的路线重建德国。希特勒告诉一群著名的实业家：计划在1933年3月5日举行的选举是德国的最后一次选举，假如它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决定性的结果必须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产生”。戈林进一步支持了这些观点，他说：即将举行的选举“无疑是下一个十年的最后一次，也许是下一个百年的最后一次”。

戈培尔有着世界上最邪恶的眼神

对普鲁士这个最大也是政治上最重要的州的控制，是控制德国其他州的前提条件。正如人们所回忆的，普鲁士政府在1932年就沿着巴本制定的更为集权的路线进行了改造。但是，普鲁士政府的完全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最高法院决定的制约，这个决定允许奥托·布劳恩和卡尔·泽韦林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对即将举行的新选举实施临时监管。但是，与此同时，国家政府任命了一个它自己的普鲁士临时政府，巴本为总理，戈林为内政部长。1933年2月6日，巴本获得了总统法令，它要求立刻将依然在布劳恩行政当局手中的权力交给这个临时政府。这有效地违抗了1932年10月25日最高法院的决定，并且代表着另一次暴动，它并不有利于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而是有利于更为残酷无情的纳粹党人，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了这次机会。

就是在这个时候，冲动而残酷的戈林得到了自己渴望的东西，因为他知道：“当他得到普鲁士司法部大楼新办公室的钥匙时，他就得到了通往权力的钥匙。”戈林有两个直接的目标：一是清除普鲁士内政部中不可靠的人；二是获得对警察力量的控制。戈林完全绕过了虚弱的、名义上的上司弗朗茨·冯·巴本，无情地将普鲁士警察纳粹化。他使十四位普鲁士警察主管退休，开除了许多下属的官员，任命冲锋队的首脑库尔特·达鲁格为“专职委员”，指派他清洗警察部门中的政治敌对者。库尔特·达鲁格是一名好斗的暴徒，因为头脑简单而获得“哑巴”的绰号。戈林也培养了自己的保镖——专职警察小组，并且将内务部彻底调整。戈林盯住内政部一个被称为1-A的不起眼的部门，它位于柏林的警察司令部，处理政治事务，并作为政治警察为整个国家提供情报搜集的服务。他任命鲁道夫·迪尔斯负责这个部门，迪尔斯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信念的官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当他和戈林弟弟卡尔的遗孀伊尔塞结婚之后与戈林建立了亲戚关系。当迪尔斯获得这个将与希姆莱发生危险的政治冲突的职位时，他承诺要将1-A转变为一个在普鲁士从未有过的权力工具。他的大话被证明并非是狂言，因为1-A很快就从一个受制于警察总部的部门变成了秘密的国家警察，即未来的盖世太保，服从于内政部长的指挥。到4月中旬，这个警察组织搬迁到阿尔伯特王子街自己的一个综合大楼办公。

戈林向那些幸免于内政部清洗和重组的人展示了他的计划，即鼓励所有层面的政府机构支持国家社会主义，采取最有力的手段反对政治上的敌手，尤其是政治上的左派。在给所有警察机构的一个命令中，戈林清楚地表明，警察官员在对待共产主义恐怖分子的时候，不需要小心谨慎，他们应该毫不考虑后果地使用他们的左轮手枪。他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使用武器的警察官员受到我的保护。无论谁在执行任务时没有尽职都将受到惩罚。”这实际上等于是可以“随意射击”的命令。最坏的情况出现在2月22日。当时，为了和据说是急剧增长的政治左派进行战斗，戈林选拔了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队的成员作为“辅助警察”。这些国家的准军事成员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在黑色或褐色的制服上佩戴白色的袖章，上面写着“辅助警察”的字样，这样他们就一下子成了警官，被许可威吓、殴打，甚至杀害“政治上令人讨厌的人”。正如阿兰·布洛克所认为的：“这等于是将警察的权力交给了舞枪弄棒的匪徒。”或者以最近的例子来说，将这一权力交给了黑手党或者美洲丛林中的匪帮。

1933年2月27日夜晚，德国国会失火。当火还在燃烧的时候，警察逮捕了精神错乱的、被发现在一所遗弃建筑里的荷兰共产党员马里纳斯·范·德·吕伯。许多书籍和文章都涉及到国会大火，其中一些指责范·德·吕伯，一些暗示是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还有一些发现认为是在戈林或冲锋队首领卡尔·恩斯特的指挥下，纳粹党人实际上制造了国会的失火，然后利用了吕伯这位碰巧在国会火灾现场的著名纵火犯，以此作为借口对整个德国共产党进行全面报复。在后来的审判中，纳粹党人企图不仅将吕伯，而且将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托格勒和三位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瓦西尔·塔内夫和布拉戈伊·波波夫牵扯进去，但是最后只有吕伯被作为唯一的罪犯被判刑处决。审讯从1933年9月21日持续到12月23日，之前，最高法院搜集了许多火灾专家和目击者的意见，但是都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火灾是共产党阴谋的结果。无论是谁对国会的焚毁负最终的责任——并且我们猜测可能是纳粹所为——毫无疑问，纳粹党人为了自身的目的很快利用了这次机会，他们扬言吕伯是共产党巨大阴谋的傀儡，需要彻底的手段粉碎即将来临的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希特勒认为国会大火是“来自天堂的信号”，并且在1933年2月28日，也就是大火的第二天，发布了题为“国家总统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这一文件终止了保证公民自由的《魏玛宪法》的七项条文。

燃烧的国会使得拯救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希望破灭

因此，对个人自由，对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包括出版自由），对集会和结社的权利的种种限制，对邮件、电报和电话等个人隐私的侵犯，对房屋搜查的许可，对财产权的取消和限制都在法律的限定之外得到了许可。

另外，这一文件严格地剥夺了州的自治权，它主张：“在德国的任何州，假如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恢复公共安全和秩序，国家政府就可以暂时接管这个州的最高权力以恢复安全。”尽管人们认为，这个法令只是一个暂时的紧急状态的方法，但是它再也没有被废除。

这道法令是在3月5日的选举前不久发布的，它使得纳粹调集了整个法律的力量以反对它的政治对手。这场政治竞选在3月4日希特勒哥尼斯堡激动人心的演讲——“国家的苏醒之日”——中达到高峰，这场竞选也是到此为止最狂热和最具暴力的。政治对手遭到了围捕，他们的总部遭到了洗劫，他们的会议遭到了破坏。冲锋队和党卫队的辅助警察，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对“红色血战”的理由为借口，围捕了众多的左翼对手，同时让他们领教了纳粹政治教育的新方法。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纳粹党人使用了暴力手法，但他们并没有在1933年3月5日赢得半数以上的选票。纳粹党从39343300张选票中获得了17277180张，比上一次选举多得了550万张选票，但是依然少于半数（43.9%）。在民族党的帮助下——它获得了3138800张选票（52个国会议席）——希特勒在国会获得了半数以上的议席。纳粹党的288个议席加上52个民族党的议席，从总共是647个议席中获得340个，比半数多出17个。

选举的胜利给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强有力的动力，依靠这股力量，他们推倒了依然将他们与政府的独裁控制相隔离的宪法之墙。在选举之后的日子里，纳粹党人利用了选举的成果，占据了地方和州的政府机构，使它们服从于纳粹党任命的“国家委员”的控制。鉴于3月5日选举的“全面的”胜利——正如戈林厚颜无耻地对当时情景的概括——州政府已经没有进一步存在的需要！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正式选举出来的州政府顺从地向当地纳粹暴徒掀起的暴乱投降。甚至在巴伐利亚，纳粹党人的整个接管没有出现大的波折。众所周知，该州的总理赫尔德早些时候还说他将逮捕踏上巴伐利亚土地的国家委员。按照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的接管是对“自上受监督的革命和自下被操纵的革命”的完美证明。纳粹党人非常清楚：正如在德国其他州一样，他们在巴伐利亚也不能依靠议会的大多数来获得权力。他们利用政府的紧急状态法令作为借口，自上指挥着暴动，并且利用当地的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突击队自下实施着革命。

因此，在3月9日，巴伐利亚区党部领导人阿道夫·瓦格纳在恩斯特·罗姆的陪同下，大步走进赫尔德富丽堂皇的办公室，要求任命里特尔·冯·埃普为巴伐利亚的国家委员。由于被兴登堡和国防军所舍弃，他只能无所作为地被解除职务。纳粹党人没有给任何机会，他们派遣了一支党卫队员组成的突击队前往慕尼黑电报局，得到了来自柏林的任命埃普为巴伐利亚国家委员的电报。在这一关键的时刻得到这一电报的是一位高大、金发的党卫队官员，名叫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赫尔德投降了，暂时逃到了瑞士。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秘密地住进慕尼黑一家医院进行了一次手术。6月，他的一个儿子因为拒绝透露他的行踪而被关进了在达豪为政治的敌对者新建的一所集中营。

在新的纳粹政府，这种违法行为不再是例外，而正成为普遍情况。其他的州也一个接一个地落入这种“计划好的恐怖”当中。地方纳粹组织处于不安的状态，进行着充满暴力的抗议和煽动。接下来是一些纳粹国家委员的任命，他们接管地方政府以恢复公共的安全和秩序。在符腾堡、巴登、萨克森、黑森、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普鲁士，在戈林和弗里克监督下，纳粹党已经巩固了统治。在整个德国，冲锋队员以彻底暴动的方式，折磨着他们的对手，夺取了权力，获得了胜利。

最初，这种对德国传统和体制的混乱的、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协调的进攻是耸人听闻的。事实上，恐怖的第一波浪潮总体来说是自发的、没有经过组织的。政治上的敌人被圈在废弃的军营、工厂和各种远离城市的地方，遭到残酷地对待。第一批集中营大多出现在柏林的郊区，德国中部为数较少，最为臭名昭著的是南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在柏林，名声最坏的盖世太保监狱是哥伦比亚—豪斯，在那里，几百位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在被送往集中营之前受到折磨和拷打。直到后来，这些未经批准的集中营才受到政府机构的监控，数量明显减少，管理变得标准化，成为恐怖的永久机构。达豪和奥兰宁堡是保存下来的最声名狼藉的两所集中营。另外新建的集中营主要是靠近柏林的萨克森豪森和靠近魏玛的布亨瓦尔德。尽管希特勒鼓励这种行为，但大多数集中营并非他计划建立。此种恐怖的爆发是多年来禁锢的纳粹侵略性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甚至在希特勒背后，在他的几个领导人当中，也存在着对国家权力工具加以控制的疯狂争夺。争夺导致了对罗姆的清洗，并导致了希特勒式样的多头怪兽的出现，他们是警察恐怖的头目希姆莱、国家机构的谎言者戈培尔、荒淫无度的暴君戈林。纳粹的疾病起源于巴伐利亚，也就是在那里，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得到了柏林的戈林的支持，夺取了警察的权力，建立了集中营，最终在整个德国布下了监视、控制、威胁、拷问和“合法”谋杀的网络。

到了3月中旬，伪装成“辅助警察”或者类似合法的国家代表的纳粹暴徒将所有种类的政治对手——富有的和贫穷的、著名的和无名的——均一网打尽，将他们处于“保护性监视”之下，拷打他们，并在许多情况下将他们杀害。马格德堡市长恩斯特·罗伊特对纳粹党的这种行径忍无可忍，被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发了一份紧急电报给兴登堡总统，对纳粹党人的行动表示抗议。年老体弱的总统被隔离在不断增长的纳粹恐怖的现实之外，没有作出任何回答，而罗伊特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他被投进了集中营。在慕尼黑，弗里茨·格利希这位天主教杂志《捷径》的编辑，在办公室被纳粹暴徒打得血肉模糊，也被投入了集中营，最终在1934年7月1日罗姆遭清洗之后被谋杀了。弗里茨·布施在指挥德累斯顿国家歌剧院演出时，被喝倒彩，轰下了台，因为他持有反对纳粹的观点并且支持犹太人。5月，他和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一道离开了这个国家。威廉·索尔曼是过去的国家内政部长，也遭到了党卫队员的毒打。康拉德·阿登纳是科隆的天主教市长和未来西德的总理，他被随便地免除了市长的职务，强迫退休。布鲁诺·瓦尔特这位莱比锡音乐厅交响乐团的犹太指挥，被禁止进行音乐演出活动。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其他非雅利安人的音乐家身上，其中包括奥托·克伦佩雷尔、阿图尔·施拉贝尔和埃米尔·富尔曼。

3月13日，政府宣布成立由约瑟夫·戈培尔领导的新的公共启蒙和宣传部，它的功能是将德国人生活和文化中不受欢迎的因素净化出去，使新的纳粹种族国家光彩四射。在任何地方希特勒都没有给戈培尔或其他高官以绝对的权力，他总是任命一些对手领导一些相互竞争的组织。这是生性多疑狡诈的希特勒惯用的伎俩。尽管戈培尔企图在德国人民的心中扩展力量和影响，但是他一直面对着一些竞争对手：作为科学、教育和民族教育部部长的伯恩哈特·卢斯特；作为国家出版领导人的马克斯·阿曼；作为国家出版主管的奥托·迪特里希；作为“元首的代表对整个纳粹党的精神培养和教育进行监控”的罗森贝格。

希特勒和兴登堡在波茨坦举行国会开幕庆典

3月21日，戈培尔帮助希特勒上演了一场宏大的调停大戏，它用民族主义的装饰板掩盖纳粹在德国颠覆法律、秩序和人类尊严的残暴行为。这一事件是在波茨坦加里森教堂的国会开幕式。3月21日不仅是春天的开始，象征着万物复苏，而且也是奥托·冯·俾斯麦1871年召开统一的第二帝国第一次国会的日子。“波茨坦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具有欺骗性的政治大戏，它被用来哄骗德国人民相信纳粹党只是在实现德国保守的过去最优秀的特征。这一天以新教的圣尼古拉教堂的宗教仪式为开端，奥托·迪贝柳斯在那里进行了《假如上帝与我们同在，谁会反对我们？》的宗教演讲。来自中央党的天主教代表团和几个诸如希姆莱、埃普这样的纳粹党人出席了波茨坦地方教区教堂的仪式。一张位子是留给希特勒的，但是，这位总理却在他的宣传部长的陪同下向纳粹烈士墓敬献花圈。中午，庄严的国会开幕式在加里森教堂开始，教堂里安葬着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儿子腓特烈大帝。钟琴和谐地奏出著名的德国赞美诗“永远行使着忠诚和尊严”。当希特勒和兴登堡进入教堂的时候——前者穿着双排扣礼服，后者穿着华丽的陆军元帅制服——观众们正好得到了希特勒想要制造的一个印象：古老的普鲁士军队传统体现了旧式的荣誉、忠诚和爱国的价值观念，它现在正与新的、充满活力的德国连接在一起，而后一种德国的象征就是一个单纯的前线士兵阿道夫·希特勒。后来的明信片和海报描绘了这一对“元帅和下士”，它们企图唤起古老德国和新的德国的结合。

在进入教堂之后，兴登堡向皇家包厢里的皇太子和夫人鞠躬行礼；以前皇帝的座位有意被空着，被流放的皇帝在荷兰的多恩通过广播聆听演讲。先是演奏一首流行的赞美诗《让我们一齐感谢上帝》——用来歌颂腓特烈大帝在洛伊滕的胜利——然后，兴登堡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他劝说国会代表支持新政府。随后，希特勒进行了演讲，他提醒听众不要忘记魏玛共和国令人感到耻辱的岁月，但他用同样的语气宣布：自从他担任总理开始，一个不同凡响的新生已经发生。大多数现场的听众或在广播里聆听整个过程的人都被这个哄人的仪式所打动。公众隐隐地感到：在这个文字游戏后面，纳粹党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极权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建立在对舆论和残酷力量玩世不恭的操纵上。

三天后，也就是3月24日，新的国会在克罗尔歌剧院集会，几个星期前，伟大的男高音理查德·陶贝尔在这里演唱了音乐剧《欢笑之乡》（奥地利作曲家雷哈尔的作品）中一些快乐的歌曲。现在，国会在这里批准一部新的法律，它是由希特勒递交的，旨在总体上取消国会和民主。

当代表们走近并进入歌剧院的时候，欢迎他们，尤其是非纳粹党代表的场景被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威廉·霍格勒忠实地记录下来：

克罗尔歌剧院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身着黑装的人。我们听到野蛮的叫嚣：“我们需要《授权法》！”胸前佩戴着万字徽的年轻人傲慢地看着我们，挡住我们的去路，事实上我们是在推推搡搡中前行的。他们骂我们是“中央党的猪”、“马克思的母猪”。克罗尔歌剧院中挤满了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集会大厅装饰着万字徽和类似的装饰品。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座位被安排在最左面，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在出口处排成一线，沿着墙在我们后面排成一个半圆形。他们的表情毫无善意。

一个名称委婉的文件在这种十分不稳定的气氛中被提交给各位代表，文件名为《终止人民和国家痛苦法》，也就是通常所指的《授权法》。这部法律是希特勒在后来十二年中建立自己权威的合法基础。因为《授权法》从根本上改变了《魏玛宪法》，因此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通过。当然，共产党已经被清除，但是，希特勒依然需要三十一张选票才能通过这项法案。他说服中央党投赞成票，条件是同意中央党的要求，即废除2月28日的法令，这项法令比现在提议的《授权法》走得还远。中央党领导人认为：无论怎样他们可能也无法阻止这部法律的通过；但是，他们希望假如他们支持了希特勒，希特勒就会尊重中央党的完整性和天主教在德国的利益，并且恢复被2月28日的法令废除的基本权利。希特勒口头上同意了这些条件，甚至答应将它变成书面的形式。在投票的那一天，中央党没有收到希特勒的信件。只有当弗里克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党主席路德维希·卡斯保证信件正在邮寄途中的时候，中央党才同意投票支持这部法律。毋庸多言，信永远都收不到，希特勒既没有尊重中央党的完整性，也没有尊重它所代表的教会。

提议的《授权法》给予现政府许多权力，其中包括无须国会同意就可以通过法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违背宪法；和外国缔结条约；将发布法律的权力交给总理。尽管这个文件坚持总统的权力不会受到侵犯，但是它将足够的权力交给了总理以保证纳粹党能够绕过兴登堡和他现在已经乏力的保守主义中间人——巴本和胡根贝格。当受到威胁的代表在1933年3月24日以441票赞成、94票反对通过《授权法》的时候，德国的民主遭到了希特勒的长统靴的践踏。只有社会民主党有勇气投了反对票。

《授权法》是希特勒对政治对手的决定性胜利。他以一种典型的代表其性格的恶意快乐享受着胜利。我们一直在捕捉他在胜利和失败的一刻最真实的瞬间表情。在胜利的时候他目空一切，在失败的时候他自怨自艾，充满报复性。当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托·威尔斯在审议《授权法》的过程中进行最后一次演讲时，他满怀勇气和激情抨击了纳粹党的流氓行径，希特勒恼羞成怒，第二次登上讲坛，猛烈地攻击威尔斯和社会民主党人是陈腐的人，他用嘲讽的语气提醒他们：“德国之星冉冉升起，而你们的星将要消失，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

这些带有修辞色彩的威胁很快成为了现实。威尔斯的同伴或受到攻击，或被关进监狱，或被流放。奥托·布劳恩是普鲁士的前总理，现在遭到了流放；威廉·索尔曼受到了纳粹暴徒的毒打；社会民主党的前领导人卡尔·泽韦林遭到了逮捕；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尤利乌斯·莱贝尔在进入国会的时候，遭到纳粹党人的捆绑和堵嘴；甚至连最终以无望的姿态勇敢地反对希特勒的威尔斯本人，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去约束自己的准军事力量，因为他不想做出反议会的行动，只要希特勒能遵守宪法。由于被希特勒挫败，威尔斯知道没有比流亡国外更好的了，他空想通过流亡的安全继续善意的斗争。其他一些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当纳粹党开始集结所有控制、恐怖和威胁的工具的时候，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的残暴行径开始敲响无情的丧钟。正如阿兰·布洛克所言：“街头暴徒控制了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平民区的人掌握了权力。”

一体化的方法和工具

3月31日，中央政府通过了一部名为《各州协调一致临时法》的法律，它宣告州政府必须与国会中纳粹党的力量保持一致，授权各个州政府可以发布不符合州宪法的法律。在官方用语中第一次出现“一体化”（Gleichschaltung）这个词，纳粹党用来表示德国的机构与国家社会主义保持同步的进程。德语Gleichrichter这个词指的是一种设备，它让电流只朝一个方向流动，从而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同样，代表着人民意志的元首引导着政策的流动，通过国家和党的机构下传给人民，这和奥威尔式的指导人民意志的老大哥形象是一样的。与这种设备相对应的是典型的纳粹心态。赫尔穆特·克劳斯尼克正确地指出：“协调一致”不是纳粹的革命性策略，而是纳粹革命的本身，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是渗透、掌握和协调德国的机构，因此也是渗透、掌握和协调整个德国生活的机构。

一体化是沿着两条相关的道路进行的：一是所有政府机构同步化；二是对所有公民进行群众动员，来支持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第一条道路涉及到对所有政治对手和党派的清除；第二条道路涉及到为了控制群众必须建立群众组织。

当重要的纳粹党人在州和联邦担任要职时，政府就首先保持了一致的步调。因为希特勒早就为这次接管小心翼翼地做了基础工作，所以他已经拥有一个预先选择好的对他忠心耿耿的班子，班子中的人都有预先安排好的职位。有1933年2月28日法令——它允许中央政府接管州政府的权力——的支持，纳粹党已经替换了许多州政府的民主代表，将自己的“委员”安排在关键位置上。在1933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希特勒把国家委员变为国家的地方长官（Reichstatthalter），从而使他们合法化和制度化。

这些国家的地方长官在任命和撤销州政府、制定州法律、任命和免除州官员等方面行使着完全任意的权力。他们的使命是保证对州政府的控制，强迫它们遵守总理的命令。他们是希特勒为了剥夺州的独立权力，最终废除《魏玛宪法》的联邦体系的工具。一共十八位国家的地方长官都是纳粹党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是区党部领导人。因此，区党部领导人经常也是国家的地方长官。这是正在形成的政权古怪的一面，在其中，国家和党经常在并行的轨道上前行。为了保护自己无可争议的至高权力，希特勒没有让党和国家合并在一起，同时经常鼓励竞争的机构并存。对于一般的德国公民来说，正在形成的控制体制从外表上看似乎是无害的，因为旧的极权主义的行政服务很快就使自己适应了这一新的制度。但是，正如人们将要发现的，在法律和秩序规则的制度旁边，出现了越来越多邪恶的机制和机构，其中包括保护性的监视系统、盖世太保和集中营。

这种国家和党的二元性制造了过于重叠的管辖权、强烈的职业上的竞争，以及科层管理上的失误。另一方面，它也成功地消除了魏玛体制的大多数残余，因为它无情地消灭了所有政治上的对立面。到1934年1月30日，名为《国家重建法》的法律发布，所有的州政府都服从于中央政府的权威。这一文件的发布之日正好是希特勒掌权一周年，它庄严地宣布德国人民超越了所有的政治冲突，被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尽管1934年1月30日的法律没有废除州政府，但是它废除了选举产生的州议会，并且使现存的州政府成为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已。

希特勒的一体化政策，也意味着消灭了所有有力的竞争性组织，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工会。假如一体化意味着控制群众必须建立群众组织，那么政治控制的全面推进就必须是全力地对公民生存最有活力的地带——他们的工作场所——发挥作用。

因为德国工人阶级的核心没有向国家社会主义变节，依然保持着对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忠诚，因此对于新政权来说控制这一关键部分的人口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政权采用了类似俾斯麦“甜面包加鞭子”的方法，即交替使用贿赂和威胁工人的方法。作为国会纵火案和旨在保护德国人民免于想象的敌人攻击的各种紧急法令的结果，劳工组织受到冲锋队和警察武装全面而恐怖的攻击。对整个德国可疑的工人居所的袭击，对工人的非法逮捕和拷打，对报纸的查禁，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从1933年3月开始每天发生的事情。

鞭子后面是贿赂。根据戈培尔的建议，希特勒宣布5月1日为“国家劳动节”，同时使它成为有薪假日，这是德国工人长期梦想和拥护的。纳粹党人制造了信任的气氛，然后就在5月2日发动进攻，占领全德国的工会办公室，没收工会的全部财产。那些还没有处于“保护性监视”的工会主要领导人——如保罗·西奥多和彼得·格拉斯曼，他们批评希特勒对有组织的工人宣战——被逮捕和监禁。所有的工人组织被合并到德国劳工阵线当中，这个组织由罗伯特·莱伊领导，他是一个酒鬼（后来的绰号为“国家醉汉”）和自大狂。德国工人和雇主现在被强迫通过这个唯一的工会组织进行活动，这个组织与其说是为工人的需要服务，不如说是为国家的需要服务。

农业的协调一致和工业的协调一致相平行。在农业方面重要的控制工具组织是农业政治协会，它最初是由“血统和土地”的专家瓦尔特·达莱建立的，他的反动的农民意识形态经常显示出直接的反政府色彩，即反对政府对工业扩张和技术创新的重视。尽管其他的经济机构——诸如雇工协会或手工业、商业、工业组织——也一并被协调一致，或者用当时委婉的说法是“自我协调一致”，但是正如后来所看到的，作为整体的德国经济依然主要服从于市场力量和私人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33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政府发布了一部名为《反对新党建立法》的法律，它宣布：在德国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并且禁止所有其他政党的存在和新政党的建立。这是所有德国政党的死亡证明。令人惊讶的是，德国的政党向纳粹党的暴政屈服是多么的温顺。两个左翼政党——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长期在乐观的意识形态思想的指引下工作，悲剧性地低估了纳粹党而过高地估价了自己的绝对正确性，他们想象这种正确性建立在“历史的法则”之上，他们相信法西斯主义只是垄断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一个短暂阶梯，而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不可避免地要让位给社会主义的。他们认为希特勒是资本主义的助手，接受了大企业的邀请，他很快就会毁了这个国家和他的党，从而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

路德维希·卡斯在1933年4月离开德国前往罗马，在他软弱领导下的中央党越来越关心的是天主教会的自由，而不是德国天主教徒的自由。该党相信教会在纳粹党的政权下依然能发挥作用。罗马教廷感兴趣的主要也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下保护教会的安全，因此乐意牺牲中央党以换取一个协定。因此，在1933年7月4日，中央党自愿解散。7月8日，副总理巴本和红衣主教帕西里签署了一个德国和罗马教廷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纳粹政府承诺保护罗马天主教在德国的完整性，允许德国天主教徒自由、公开的宗教活动。正如克劳斯·爱泼斯坦所言：“曾经在政治上具有强大力量的天主教所遗留下的一切只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真空，这是五年来对民主和议会政府无能的、机会主义的、不充分信奉的结果。”

政治右派的投降是迅速的。德国人民党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衰落了。它的代表席位从在施特莱斯曼领导下的五十一个下滑到1933年3月5日选举的两个。德国人民党最后的领导人是爱德华·丁格尔代，他不得不同吵闹的极端分子、下降的代表人数和他的党员向纳粹党的变节作斗争。尽管在官方禁令之后，丁格尔代依然企图坚持，但是，在希特勒拒绝给予德国人民党成员政府非歧视的保证时，他还是勉强地解散了自己的政党。与名声受到损害的德国人民党相比，在1928年至1933年6月解散之间，德国国家人民党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它自身和德国来说是灾难性的。这一过失明显是由胡根贝格这个固执、狭隘的领导人造成的，他将自己的党拉到和希特勒一样的水平上，既毁掉了自己，也葬送了党。胡根贝格和许多保守主义追随者只是上层阶级客厅里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要用建立在“民族运动”基础上的新极权主义政府替代议会民主体制。他们在一种幻觉中忙碌，即纳粹党人是同一阵营的伙伴，这些伙伴相信民族运动意味着保守主义的运动。希特勒很快通过一些步骤将胡根贝格置于死地。胡根贝格在内阁中孤立起来，他在6月27日辞职，并且在同一天解散了他的政党。根据克劳斯·爱泼斯坦的观点：“这是该党极其不体面的终结。在魏玛的大部分时期它不负责任的政策使德国的民主没有得到稳固。它从来就没有在主观上希望纳粹暴政的建立，但是它的政策客观上为这一目标发挥了作用。它成为它所制造的魔鬼弗兰肯斯坦的第一个牺牲品。”

希特勒政府在7月14日通过的《反对新党建立法》规定：除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之外，禁止所有的政党存在。那一天通过了几部重要的法律，而这是其中唯一一部进一步在德国扼杀自由的法律。这样，政府可以没收属于任何被认定与政府敌对的组织的财产；可以在不必进行详尽说明的情况下取消任何人的公民权；控制乡村居住并建立农场；控制公民投票，以确保对预定政策的舆论导向。另外，政府通过涉足新教教会的内部事务，使其结构集中化，并且使它服从于路德教会的“国家主教”领导。最后也是最不祥的，政府通过了一部名为《防止后代患有遗传疾病法》的法律，它使绝育合法化，并建立了可以运作的一系列生物学尺度，产生了涉及到用毒气毒死十多万没有生存意义的德国人的安乐死计划。

7月14日之后，唯一保留的是一个以协调过的国会形式存在下来的议会空壳，它顺从地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去通过任何法律，无论该法律有多么古怪或者不公正。为了确保司法本身协调一致，纳粹党还起来反对法律体制。根据《行政机构重建法》的条款，纳粹党开除了那些“根据过去的政治行为”不能充分保证他们会完全支持新的国家的公务员。这意味着所有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都绝对地被从行政机构中驱逐出去。这部新的法律还引入“雅利安条款”，它将所有的犹太人从行政机构中清除出去，包括法院、法律专业机构、教育机构和政府服务机构。种族主义的第一阶段就此开始，而1933年4月1日对犹太人商店的联合抵制正式地促发了这一阶段的形成。从此，纳粹德国开始稳步地采取驱逐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和灭绝的政策。

7月14日这一天，这部可耻的有关行政机构的法令发布了，德国法官联盟主席卡尔·林茨在会见了希特勒之后骄傲地宣布：“我们已满怀信心将一切交给了他（元首）。”接下来是将律师纳入由汉斯·弗兰克领导的、受到纳粹党控制的德国法律阵线和德国法学会。弗兰克的使命是在德国所有的州协调司法事务，同时在完美的国家社会主义基础上“复兴”德国的法律。在一些基本信条——“法律对德国人民是有益的”或者“法律必须通过健康的民族感情来加以解释”——的武装下，弗兰克和他的法律队伍开始颠覆法律的规则。正如后来所显示的，这些将整个德国的法律体系纳粹化的努力是完全不成功的，它们遇到了来自法律组织顽固而消极的抵抗。许多律师和法官企图继续认真和客观地对法律加以解释，尽管在政治案件中这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纳粹党直接绕开正式的司法审判，建立了诸如人民法庭、特别法庭（特别法庭是在1933年3月21日国会纵火之后建立的）这样一些超出法律范围的机构。1933年10月在莱比锡最高法院前的誓词可以证明法律的一体化所达到的程度。这一天，一万名律师向希特勒敬礼，公开宣誓：“以德国人民的灵魂宣誓，作为德国法律界的人士”，他们将追随“元首的事业奋斗，直到生命的终点”。

一位慕尼黑商人的妻子苏菲·汉德舒赫的案子进一步证明了最高权力机关对法律的颠覆。这位女士向州立法法院提出正式申诉，要求知道她的儿子在达豪集中营死于心脏病的全部细节。在令人恼怒和卑鄙的拖延后，她儿子的棺材最终被取出来，不过达成了不再打开的协议。但是，法院没有停止调查，因为一个年轻人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并且被移交给集中营，死于值得疑问的环境中。在对尸体进行检查之后，法院发现这位年轻人是被利器猛击头颅而死。法庭要求巴伐利亚警察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不久，警察传来消息，两名犯人在达豪集中营上吊自杀，一个是在10月17日，一个是在10月18日。州检察官办公室调查了这两个案子，发现两个人可能遭到了折磨和杀害。巴伐利亚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博士将汉德舒赫和其他两个人的案子移交给了国家委员埃普和巴伐利亚内政部长阿道夫·瓦格纳，表示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三个案子。汉德舒赫的案子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假如其他两个案子也以同样顽固的方式予以调查，那必然会直接揭露出所谓的“党卫队—警察—集中营的三角关系”。弗兰克建议以整个事件会有损州的名誉为借口将其掩盖起来。他还建议寻找一个合适的法律借口，并指示希姆莱通过向有关当局提出正式请求，停止对犯罪行为的调查。但是，处理案件的法律部门加紧了调查工作，甚至宣布将采取可利用的所有方法克服司法上的障碍。看来，巴伐利亚有关当局在反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行动上赢得了一天的胜利。然而，他们只赢得了一天的胜利。希姆莱直接去找了希特勒，由他命令停止对整个案件的调查。法律失败了，谋杀在国家最高当局那里被合法化了。

蜂鸟行动：清洗罗姆

到1933年夏天，除了以下三个主要障碍，希特勒已经完全控制了国家：罗姆领导下的冲锋队不断发展的极端化；兴登堡总统依然行使权力；德国军队中传统派分子的影响。这三个集权控制的障碍是相互关联的。冲锋队的革命热情直接指向许多在德国社会受人尊敬的人物，包括资本家、将军、容克地主，以及罗姆所称的“胆怯的中产阶级”。经常可以从罗姆和他吵吵嚷嚷的冲锋队员那里听到好战的言辞，这威胁着希特勒正在打算建立的他的政府和传统军事—工业联合体之间微妙的和睦关系。由于希特勒快要得到绝对的权力，因此可以理解他非常担心罗姆会利用褐衫冲锋队员实施自己的专制权力。假如在斗争的年月罗姆是一份资产的话，那么现在他在两个方面就是一个负债：第一，他不愿意成为一个顺从的阵营的追随者，这对党的分裂形成了威胁；第二，他对传统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充满了仇恨，这可能毁灭纳粹运动自身。

正如罗姆的纳粹党对手在政府中追求关键的职位一样，他也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组织，将其规模扩大到四百万人，然后惊人地叫嚣：在第一次革命——它使得希特勒掌握了权力——没有完全成功的基础上需要发动“第二次革命”。他没有怀疑过希特勒的革命最终能够走多远，但是，到1934年夏天，罗姆看到许多现象，足以使他确信纳粹运动正在背叛它的原则。

正如上面所显示的，罗姆属于人数不断增加的雇佣兵，他们的存在是由战争和军事冒险主义塑造的，他们是“迷失的一代”，既不能也不愿意使自己去适应市民生活的日常规范。罗姆集团中的成员加入了日益扩散增生的右翼组织，这些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出现。他们为这些“法西斯主义的先锋组织”——诸如自由军团这样的准军事团体——提供军事上的专门技术，希望这能使他们继续战斗、吵闹、饮酒。什么样的战斗，战斗的目标是什么——共产党人、和平主义分子、民主派人士、犹太人、软弱无力的人、普通的公民——都是无关紧要的。约阿希姆·费斯特恰当地将这种态度刻画为“虚无主义的示威”，因为这些要求永远革命的分子除了示威和战斗，没有意识形态的信仰，没有长期的政治目标。

罗姆是这种心理特征的代表。他在回忆录——它的名字被恰当地取为《一个叛徒的故事》——中的第一句话说：“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只有一个想法和希望，那就是成为一名战士。”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战士，一个铤而走险的人，喜欢激烈的打斗，与粗野的人为伴如鱼得水，特别是在同性恋的圈子里更是如此。不像希特勒，他没有掩饰的才能，生硬而直率。罗姆是一个快乐的彪形大汉，讨厌装腔作势或故作高雅。任何散发世故、礼貌和修饰的东西——总之带有“文明的”东西——都和他的天性不相符合。他喜欢的地方是军营、乱糟糟的会堂和喧闹的啤酒屋。

从感情上来说，罗姆一直依附着希特勒，他错误地把希特勒作为自己的朋友，从纳粹党最艰苦的日子开始他就一直支持他。在希特勒从玻利维亚把他召回之后，他投身到重建冲锋队的艰巨工作中。他与希特勒的关系是紧密的。事实上，罗姆是少数几个被许可称希特勒为“你”的纳粹党成员之一。冲锋队的扩张，部分要归结为罗姆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才能，部分要归结为不断增长的失业男性和在街头四处寻找工作的绝望的男人。就是这一私人的军队无情地占据了德国的大街，它是希特勒夺取权力的法宝。

但是，到1934年夏天，这支狂暴的私人军队及其性格暴躁的领导人，越来越变为希特勒控制所有权力的政治上的负担。罗姆的军队摆好了再打一仗的姿态，这次反对的是旧秩序本身，特别是传统的军队、贵族和商业大亨，他们是一群可恶的笨蛋，代表着法律、秩序、名望和庸俗的价值观。希特勒从这种倾向中看到了混乱。他现在已经结束了革命的浪漫之梦，希望从事管理国家的实际事务。罗姆感到希特勒就要向保守主义制度投降了。在他信赖的私人小圈子里，罗姆对转弯抹角的元首发起了猛烈攻击：

阿道夫腐烂了。他背叛了我们所有的人。他只和反革命分子交往。他的老同志们对他都不够好，所以他开始邀请这些东普鲁士的将军。他现在和他们结为朋友。阿道夫非常知道我需要什么，我已经告诉他许多次了。在德国不能再有皇帝的军队了。我们是不是在革命？必须有某种新的东西，明白吗？一种新的原则，一种新的组织原则。将军们都是老式的守旧之人，他们从来就没有新的思想。但是阿道夫是一个也将是一个平民，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梦幻者。他想就让我这样下去吧。他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坐在山顶上扮演上帝，像我们这样渴望行动的人不得不苦苦地等候。要抓住去做真正伟大和新奇的事情的机会，这种事情是扭转乾坤的，这种机会是一生难逢的。但是，阿道夫一直在阻挠我，他要让时光流逝而指望奇迹出现。这就是为了你们的阿道夫，他要一揽子继承一个现存的军队，他要依靠“专家”去组合它。当我听到专家这个词的时候，我真是火冒三丈。他说他以后要使军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但是，首先他要将军队交给普鲁士的将军们。那么，革命的精神将来到底从哪里产生？从一群不可能在新的战争中赢得胜利的老顽固那里吗？你们谁也不要企图来愚弄我。你们正在葬送我们运动的整个思想和灵魂。

真正的事实是：希特勒没有计划毁灭罗姆或者冲锋队，他只是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越轨的准军事武装。只要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他需要冲锋队，他就不会介意它的过分行为。甚至在他掌权之后，冲锋队依然是一个反对政治对手的暴徒俱乐部。作为辅助警察，在革命的开始阶段，希特勒还允许它扮演戏剧性的角色；但是，在国家已经被协调一致的时候，就不再需要私人军队了。事实上，冲锋队打算变为一支革命的人民军队，它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军队最可怕的噩梦。冲锋队和它的领导人发现自己没有明确的授权，被挤压在国家、党和正规的国防军当中。国防军和希特勒达成了共同的目标，希望以此逃避“一体化”，就某种程度而言也确实做到了这样，后来希特勒在与德国军队没完没了的冲突中发现了这一点。纳粹革命没有像俄国革命一样产生一支革命的人民军队。希特勒的成功之处在于将警察纳粹化了，并且控制了国家的主要官员，但是他显然没有将军队、国家的科层机构、法院和学校系统纳粹化。

但是，罗姆严重而悲剧性地低估了狡诈，误解了塑造其性格的意识形态的信仰。事实上，希特勒用正规军投下赌注，因为他知道没有保守主义将军们的组织天才，他长期的军事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希特勒对罗姆过去对纳粹运动的贡献大为夸奖，但是他也同样厌恶面对罗姆在新的纳粹帝国与他平分秋色，厌恶他想领导一支革命的人民军队。国防军也害怕自己被淹没在一支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中。

在企图解决罗姆和冲锋队这一棘手的困境的行动中，希特勒最终在军队领导层和罗姆政治上的敌人两个集团的唆使下采取了行动。军队领导层主要有国防部长瓦尔纳·冯·布隆贝格、参谋总长瓦尔特·冯·莱希瑙上校、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和年老的兴登堡总统。他们都要求希特勒对罗姆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1934年4月11日，希特勒参加了在“德国”号巡洋舰上召开的军方最高领导层会议。这个会议从表面上看是一次纯粹的军事会议，研究海军的演习，但是，希特勒和军方之间的友好会晤达成了对罗姆命运的一致意见。作为对希特勒专制支持的回报，军方领导人在他那里得到了两个主要承诺：一是镇压罗姆的计划；一是保证维护军队的传统性质。

罗姆在党内的敌人和在军队中的敌人同样可怕。他最致命的对手是赫尔曼·戈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他们都通过铲除罗姆大有所获。正如以后还会提到的，戈林在1933年就在组合一个警察国家的框架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助他的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它最初只是一个私人的恐怖小组——戈林消灭了希特勒的政治对手，为他的专制铺平了道路。在被兴登堡总统提升为将军之后，虚荣的戈林渴望获得合法性，他开始向传统的军事精英靠拢。1934年4月1日，戈林任命希姆莱为普鲁士盖世太保领导人，这是一个由懒惰和缺乏政治的持久力而促成的勉强决定。1934年，希姆莱逐渐建立了在党内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舞台。他已经是巴伐利亚的警察总监和党卫队领袖。在他毫无道德的二号人物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帮助下，他计划在整个德国编织自己的蜘蛛网。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消灭罗姆，因为党卫队依然是冲锋队的一部分，服从于罗姆的指挥。希姆莱开始了艰苦而耐心的工作，搜集冲锋队领导人的丑闻和人们对他们的抱怨。当血腥的清洗开始的时候，他身着黑衫的随从作为行刑队对他们身着褐衫的同志开始了行动。

尽管希特勒倾向于罗姆的敌人，但是，他对老战士的感情也使他确实感到难受。他对罗姆表面上的同志情义也并非完全是不真诚的。这位左右为难的元首甚至企图劝说他的这位老同志，不要再继续采用自取灭亡的政策去颠覆旧的秩序。1934年6月4日，罗姆和希特勒进行了四个小时的私人会晤，希特勒可能警告罗姆缩减冲锋队的行动，但是没有给他任何有关冲锋队在纳粹帝国中明确角色的暗示。但是，会晤产生了两个意外的结果：一是罗姆宣布自己愿意因“个人生病的原因”休假；二是让整个冲锋队也在7月份休假一个月。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知道，罗姆并没有计划在1934年去颠覆军队；他也没有认识到他快要掉进希特勒的陷阱。然而，由于有将近四百万人在罗姆的身后，他无疑是坐在一个火药桶上。这位冲锋队领导人继续鼓励庞大的游行、军事演习和大量储藏武器。正如约阿希姆·费斯特所观察的那样，这种紧张接下来控制了公众的情绪：“一年来，希特勒一直通过焰火、演讲、诉讼、政变和歇斯底里，使人民处于窒息的状态。现在，公众和希特勒都感到筋疲力尽了。”另外，没有受到多年来纳粹思想控制技术触击的富有洞察力的德国人，能够清楚地发现一年来纳粹控制所获得的成就——对政党的无情压制、威胁和折磨，对教会的刁难，再次出现的通货膨胀的幽灵，来自冲锋队的威胁，来自国外的不断增加的不信任。甚至年老神衰的兴登堡总统也感觉到，在德国出现了某种腐烂的东西，他对副总理巴本说：“巴本，事态正越变越坏。请把它们清理一下。”

巴本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上无能的人，现在却要竭力采取一个为时已晚、没有意义的反对行动。1934年6月17日，在两个政治顾问——埃德加·荣格和赫伯特·冯·博泽——的怂恿下，巴本在马堡大学发表了一个由荣格起草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巴本强烈谴责了新政府的过分行为，并且警告他的听众：“自私自利分子、道德匮乏、谎言、野蛮和傲慢，正以革命为幌子在德国蔓延。”这个演讲引发了狂怒。尽管戈培尔设法阻止这个演讲在德国广播电台播放，同时不让它在报纸上刊登，但是危害已经酿成。荣格催促巴本坚持到底，到兴登堡总统那里告状，亲自抗议政府对马堡演讲的压制。

6月19日，巴本和希特勒发生冲突，抗议戈培尔对他的演讲的检查，并且威胁将退出政府。这使希特勒受到严重困扰。对保守主义联合政府的破坏，以及对广泛的非法行为的参与，他必须对总统作出回答。总统又会作出何种回应使他忧心忡忡。作为总统和总司令，兴登堡依然可以终止他的政府，也许甚至可以终结他的政治生涯。但是，来自诺伊德克的消息表明，衰老而有病的总统估计已经不能活过两个月了。因此，希特勒把注意力转向巴本，答应同他一起去看望在诺伊德克的兴登堡。对于希特勒来说十分清楚的是：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随着兴登堡死期的临近，必须提出权力的继承问题。围绕在巴本周围的保守主义分子希望恢复君主政体。希特勒似乎在一段时间里玩弄着两种可能的游戏：一是自己当总统，然后任命一个著名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任总理；二是直接将总统和总理的职务集于一身，成为德国的元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1934年7月30日之前，希特勒已经倾向于将政府的这两个职位合并在一起。

6月21日，希特勒没有对巴本实现他的诺言，而是自己前往诺伊德克，表面上看是向总统报告他最近的意大利之行，实际上是为自己探明兴登堡还能坚持多久。困在轮椅里的总统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如果希特勒不能保持法律和秩序，他就宣布戒严令，让军队来管理这个国家。希特勒返回柏林，知道不能再浪费时间。在贝希特斯加登对许多事情进行了几天的仔细思考之后，他又回到柏林，命令逮捕埃德加·荣格，显然忽视了巴本的抗议。在元首背后，罗姆的敌人正渴望着行动，他们已经排好了准备逮捕和枪毙的名单。这些名单在主要的阴谋者——戈林、布隆贝格、希姆莱、海德里希——那里酝酿了许多次，每个人不是竞相增加“候选人”，就是争论是否将他们枪毙。这些邪恶的阴谋发生在他们阴暗的世界里，这似乎表明希特勒是在他们的操纵下除掉罗姆的。甚至在罗姆被清除的一周之前，希特勒还依然下不了决心，他告诉不同的冲锋队领导人不同的想法：他打算逮捕罗姆；他要开除他；甚至要补偿他。

但是，罗姆的敌手决定坚决消灭他。虽然只握有最不可靠的证据，但是他们却使自己和希特勒进入歇斯底里的状态，怀疑冲锋队反对政府的阴谋。巴本的两个顾问赫伯特·冯·博泽和古特尔·冯·奇尔施基在副总理官邸监视着正在进行的纳粹阴谋，他们敦促巴本尽快亲自和兴登堡一起来进行干预。他们作了最坏的假定，尤其是在荣格寓所的药箱里发现了字迹潦草的“盖世太保”之后更是如此。两个人恳求巴本给兴登堡施加压力，宣布戒严令，约束冲锋队和纳粹党的权力，撤销希特勒的总理职位，改组政府。

希特勒的随从现在感到行动的迫切，因为他们不能允许巴本说服衰老的总统，并强迫他采取措施反对希特勒。希姆莱明白，围绕在巴本周围的人都会惹是生非。对荣格寓所的进一步检查，得到了有趣的直接涉及到博泽的文件。党卫队的侦探发现的各种资料中有一份设想中的未来非纳粹部长的名单，包括费迪南·冯·布雷多将军、博泽、埃里希·克劳斯纳（一个交通部的高级官员）和荣格本人。

6月28日，两位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布隆贝格和莱希瑙将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然后小心地躲在一旁，让纳粹的阴谋分子为他们干起肮脏的事情。军队的首领和纳粹的阴谋分子向希特勒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他正面对着两个潜在的威胁：一是受到巴本或他周围的人鼓动的保守主义阴谋集团；二是受到不忠的罗姆组织的即将发生的冲锋队暴动。也许为了哄骗假想的阴谋者产生错误的安全感，希特勒在6月28日离开柏林出席在埃森举行的区党部领导人约瑟夫·特波文的婚礼。很明显，就是在埃森，希特勒收到的依然是令人惊讶的错误信息，他最终吞下了暴动就要发生的诱饵。他现在决定除掉冲锋队和巴登周围的保守主义小团体。他委派陪伴他去埃森的戈林返回柏林，尽快准备对冲锋队和保守主义分子的打击。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卫处接到了高度戒备的命令。这个命令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涟漪效应，在冲锋队的普通成员那里四散出恐怖的水波，他们似乎感到某种险恶的东西已经出现在面前。一些冲锋队的军官歇斯底里地向他们的部下惊呼：“元首正在反对我们。国防军正在反对我们。冲锋队，到大街上去！”

围绕在希特勒和罗姆周围的阴谋越来越厚实。6月28日下午，希特勒访问了克虏伯的工厂；第二天，他视察了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些劳动营。未经修饰的照片显示了他身着皱巴巴的皮大衣，头发蓬乱，给人一种“谋杀犯犯罪之前”的狂野印象。6月29日下午，在维克多·卢策、戈培尔、他的副官威廉·布吕克纳和尤利乌斯·绍布、他的司机尤利乌斯·施莱克的陪同下，希特勒到达莱茵河边的巴德戈德斯堡，住进了德瑞森饭店。党卫队的区队长西普·迪特里希奉命立刻来到巴德戈德斯堡。迪特里希刚到达巴德戈德斯堡，希特勒就命令他立刻飞往慕尼黑等待进一步的命令。还没等喘口气，迪特里希就奉命行动。他从慕尼黑报告，他受命接管了驻扎在泰根塞湖边考夫林的两个党卫队连，考夫林是位于勒支河边兰德斯堡的一个小火车站。他将部队开进了巴德维塞，这是一个度假胜地，罗姆的随从正在那里愉快地度假，满心欢喜，一点儿也不知道正在等待他们的东西。

当这些行动在德国南部进行的时候，属于希特勒特别卫队的一千三百名党卫队员处于戒备状态，在利希特菲尔德的柏林干部学校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的目标是与考夫林的西普·迪特里希相呼应。柏林—利希特菲尔德军营在对罗姆的清洗当中也是主要的执行地之一。

7月1日凌晨两点，希特勒乘飞机离开波恩前往慕尼黑，降落在上维森菲尔德机场。区党部领导人瓦格纳和两个国防军军官报告冲锋队在慕尼黑发动了一场未遂的政变。这是一个明显的谎言，但它使激动的希特勒进入了疯狂的状态。他当场发誓要亲自前往巴德维塞，执行严格的审判。希特勒驱车前往内政部，在那里他气急败坏地召见了两位慕尼黑冲锋队高级官员奥古斯特·施奈德胡贝尔和威廉·施米特。施米特刚到，希特勒就向他扑去，撕掉了他的肩章，大声叫道：“你被逮捕了，我要枪毙你！”和施奈德胡贝尔一道，施米特被关进施塔德海姆监狱，党卫队行刑队在那里等待着他们。

希特勒和他的同伴乘三辆梅塞德斯—本茨轿车迅速前往巴德维塞。显然，他们并不在乎是否能在西普·迪特里希控制该地区之前到达那里。希特勒、赫斯和卢策坐在第一辆汽车里，紧随其后的是警察、党卫队员和戈培尔。希特勒把自己看作白衣骑士，直捣阴谋者的巢穴。他们到达巴德维塞的时间是早晨六点三十分。大多数游客住在汉斯鲍尔度假酒店，罗姆和他的手下就入住在这里，依然在熟睡之中。希特勒的手下手持上膛的手枪冲进了这家饭店。他们从老板娘的身边擦过——她嘴里还在嘀咕着她多么高兴看见这些贵客——然后一下拥进罗姆和他的手下正在睡觉的屋子。希特勒亲自逮捕了罗姆，称他是叛徒，命令他把衣服穿起来。埃德蒙·海因斯和另一个冲锋队员睡在一起，后来戈培尔将这段花边新闻进行了耸人听闻的处理，使它成为许多在巴德维塞遭遇到的令人恶心的场面之一。有人无意中听到希特勒在骂：“你们这些猪，你们应该被枪毙。”

同时，在慕尼黑，区党部领导人瓦格纳正忙着围捕“受到怀疑的”冲锋队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在火车站被捕的。当希特勒回到慕尼黑的时候，戈培尔立刻与正在柏林的戈林通了电话，给了他一个名叫“蜂鸟”行动的暗号，这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恐怖浪潮。在慕尼黑施塔德海姆监狱、柏林—利希特菲尔德和其他地方，刺杀小组拷打和枪决了戈林和希姆莱拟订在死亡名单上的人，前者扮演了刺杀组织者的角色，而后者承担了执行者的角色。

里特尔·冯·卡尔是导致希特勒1923年啤酒屋政变失败的祸根，他遭到了逮捕和枪杀，他的身体在达豪沼泽地里被发现切成了碎片；伯恩哈德·施滕普弗尔神甫心脏中了三颗子弹，脊椎中了一颗子弹，因为他知道元首太多的事情。冲锋队的领导人被逮捕的时候，在面对莫须有的罪名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投到施塔德海姆监狱，然后被迪特里希的行刑队枪毙。在柏林，巴本和奇尔施基被召集到戈林的办公室，并遭到软禁。巴本有幸躲过了一劫。同时，三十名党卫队员手持机关枪冲进副总理府搜寻博泽，一发现他，就把他射倒在血泊中。党卫队的杀手在整个柏林围捕和处决政治上的敌人。正在办公室工作的库尔特·冯·施莱歇和在他身边惊恐万分的夫人，被盖世太保的杀手射倒。布雷多将军在回应门铃时被射倒。埃德加·荣格在盖世太保秘密的单人牢房里遭到拷打之后被处决。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是纳粹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临近的一个单人牢房里被杀害。埃里希·克劳斯纳被枪毙在交通部。最想要逮捕的冲锋队要员之一卡尔·恩斯特正在前往马德拉度蜜月的途中，尽管他提出了口头抗议，但依然遭到逮捕，被推到行刑队的枪口下。

死亡也没有放过德国历史传奇剧的主要人物恩斯特·罗姆。在深思和犹豫之后，希特勒最终在戈林和希姆莱的纠缠下作出了处决罗姆的决定。希姆莱将执行的命令下达给西奥多·艾克这位达豪集中营心理变态的指挥官，他的格言是“容忍是虚弱的标志”。1934年7月1日晚上六点之前不久，艾克走进了罗姆在施塔德海姆监狱的单人牢房，他给了罗姆一份《种族观察者报》，上面的通栏标题是“罗姆被逮捕和革职——对冲锋队的全面清洗”。艾克将一支只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放到桌上。他告诉罗姆：“你的生命已经结束，元首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他给罗姆十分钟的时间自杀。当罗姆拒绝自杀的时候，艾克和他的助手米歇尔·利珀特推开了单人牢房的门，对罗姆射出了两颗子弹，罗姆向后倒下，悲伤地喃喃说道：“我的元首，我的元首。”艾克挖苦地回答道：“你过去就应该想到这一点。现在太迟了。”一个杀手又向罗姆的胸膛射出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个丑恶的事件后来被称为“长刀之夜”，有多少人在这个晚上死去从来就无定论。部分原因是戈林和希姆莱毁灭了所有有关血洗的记录。死亡的人数后来膨胀到几百甚至几千人，实际上可能在八十五人左右。德国人民被告知：罗姆阴谋反对纳粹党和政府，并且和施莱歇将军一起从事叛国行动，最危险的是他秘密地与一个大国的代表进行交易。这一切都是谎言，尤其是对罗姆与某大国代表进行协商的暗示更是如此。许多报纸出版了专刊，描绘勇敢的元首是怎样在巴德维塞清除同性恋的猪圈的。其中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德国人不应该对这些叛徒和“性变态者”有任何怜悯之心。

很明显，希特勒是在戈林、希姆莱和军队领导层的唆使下采取这一行动的，他试图让自己和国家相信：他拯救了国家，避免了数千生命可能的损失。7月13日，希特勒在对国防军演讲时显得非常疲劳，“他紧握着讲台的扶手，好像要失去平衡了”。他面对国家发表了激动的演说以证明行动的正当，他给未来的对手发出明确的信号：任何与国家挑战的人都必死无疑。他对这次血洗承担个人责任，并且骄傲地接受了“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的角色，听众对他的这些言辞报以狂热的掌声。军队的成员以特别满意的心情聆听着他的演讲，当希特勒宣布国家只有一支武装力量的承载者，并且它就是军队的时候，他们显得十分的高兴。国会一致赞成一部法律，它使这次凶杀合法地成为“国家紧急保护的方法”。

大多数德国人如释重负，并天真地相信，冲锋队恐怖的结束意味着法律和秩序的回归，戈培尔、戈林和希姆莱处于极度的兴奋中。军营里回响着欢呼声，军官俱乐部香槟酒杯碰得丁当作响。甚至兴登堡总统也给希特勒发去了电报，祝贺他“将叛国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把国家从极度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尽管他对施莱歇的死亡和巴本的逮捕感到歉意。

1934年8月2日，年老体衰的总统死于诺伊德克。在他去世一个小时之后，总统和总理职位合为一体的消息就宣布了，这意味着阿道夫·希特勒将成为国家领袖和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同日，所有德国的士兵向希特勒宣誓：“在上帝面前，我将作出如下誓言：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国和德国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阿道夫·希特勒，我将作好准备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为了实现这一誓言，我时刻准备献出生命。”希特勒不受限制的独裁已经建立起来了。

第九章

极权主义的种族国家

人们用许多描述性的标签来归纳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是流行的，50年代和60年代普遍采用“极权主义”这个词，后来则使用“多头治理的（polycratic）国家”或“种族国家”等名称。一些历史学家将纳粹帝国描绘为一个旧式的暴政，一个东方的宫廷，甚至不是一个国家。我们现在选择“极权主义的种族国家”这个词，因为希特勒的政治规划存在于种族主义的制度化，以及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对极权主义手段的运用当中。我们还坚信：所有极权主义体制的本质存在于铸造一种新的、同质类型的人类存在，并且将这一人类存在用种族或者意识形态的术语加以概念化。因此，极权主义带来了人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在纳粹德国是根据种族的概念构想的。约瑟夫·戈培尔说过：“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必然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它将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所有方面。”希特勒告诉赫尔曼·劳施宁：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目标是制造一种新的、上帝般的人类存在。按照希特勒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运动，甚至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创造新人的意志。

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这一新的极权主义国家存活在1933至1945年之间，它的动力存在于通过相应的党和国家机构进行控制的手段的构成当中，存在于种族计划的制度化，以及为了战争和征服对整个德国民众的发动当中。

纳粹德国大致被视为一个等边三角形，希特勒处于三角形的顶端，国家和党构成了三角形的等边。当然，几何上的相似物只是起到比喻的目的，因为纳粹三角形的三个角是很少相等的，国家和党的界限也不是能加以清晰勾画的。党和国家的官员有时是相互重叠的和双重的，从而制造了一种在一些人眼里由混乱的、互相竞争的机构组成的体系。这一点只有部分的真实性。这个体系是一个庞然大物，一头巨兽，但是它的组成部分——尽管会显示出周期的失调——运作还是相对流畅和有效的。确实，纳粹帝国无疑是人治的而非法治的国家，但是那些在纳粹党和国家机构工作的人恪守职责，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久经考验的日耳曼传统——尊重秩序、效率，服从权威。事实上，纳粹德国最为突出的行为就是忠诚，作为整体的德国领导人和德国人民都将自己献给了希特勒。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任何对纳粹帝国的分析都必须从希特勒开始着手，然后接着讨论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家的机构，以及跨骑在两者之上的最为有力的组织——党卫队。

元首和元首原则

希特勒是纳粹德国，同时，纳粹德国是希特勒。这意味着希特勒的个性、领导风格及意识形态的信仰，塑造了政府的性质和第三帝国的生活。希特勒相信人治而不是法治，实际上，这意味着决策是在个人许可或者希望中，而不是通过行政程序或者正式的法律产生的。确实，纳粹体制受到它所拒绝的东西的限制，这些东西包括《魏玛宪法》的民主基础，以及使《魏玛宪法》具有活力的法律传统。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新体制的精神体现在希特勒的言论中，在这些年里以不同的形式加以重复，这就是在德国只能有一个人的意志，这就是他自己的意志，其余的人必须对它完全服从。

但是，除了在种族和领土扩张的问题上元首有着毫不动摇的信念，他的意志并非一直是清晰的，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奇想”。他天生的懒惰和决策的习惯，间歇性地在第三帝国的等级阶层中引发了相当大的混乱，从而促使更有力的、更无情的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动机行事。这种结果就是经常发生的“极权主义的混乱”，它使许多历史学家误以为希特勒是一个“虚弱无力的独裁者”，较少参与自己政府的工作，没有能力处理日常的官僚政治事务，只好鼓励竞争和冲突，因此引发了“无休无止的冲突”、巨大的精力浪费，以及也许使胜利成果耗费一尽的混乱无章。

在使自己卷入日常政府工作的意义上来看，希特勒确实很少参与自己政府的工作，无疑这一观点有一定的真实性。正如下面所显示的，这是他艺术家气质和对科层制普遍厌恶的结果。只有他的角色受到了质疑，或者只有当他的主要决策受到了挑战的时候，他对政府事务较少的参与才是其虚弱无力的表征。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正如诺曼·里奇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是第三帝国的主人。”阿道夫·希特勒是大众意志的化身，一直能感受到德国人民的最深需求。这一点在统治的精英当中是不证自明的公理。鉴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这种假定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被纳粹吹嘘为“德国的民主”——依赖于人民主权至上是没有必要的。当然也会出现偶然的公民投票，但是都是事后举行的，用来判定人民对给定的议题有何感受而已。

希特勒是按照教会的思路来构想自己的政府的，他对罗马天主教会表示敬意，视自己为永远正确的教皇。正如一个年轻的希特勒的崇拜者所说的：“假如天主教会认识到在所有的信念和道德方面教皇是永远正确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同样发自内心的信念宣布，对于我们来说，元首在所有政治问题及其他影响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问题上都显然是没有错误的。”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公共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如此完全的一致，个人的意志和胡思乱想构成了德国最高的法律。

同样无可争辩的是：希特勒的意志从来没有受到过严峻的挑战。他可能经常在没有书面指示的情况下进行运作，喜欢用口头的形式传达自己的命令，但是，事实是，这些命令具有法律的力量。在罗姆被清洗之后，希特勒宣布自己是德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他并不介入法律的程序，而是依靠他的同伙去做这样的事。不过，在任何他选择这样做的时候，他都保留了干预的权力。在马丁·尼默勒牧师被法庭宣布在煽动谋反的起诉上无罪的时候，希特勒说道：“这是最后一次在我宣布一个人有罪之后，法庭却宣布他无罪。”希特勒实现了他的诺言，他亲自改变了正式组成的法律机构作出的判决。

总之，希特勒的权力是不容侵犯的。德国的士兵、公务员、所有在纳粹组织中工作的人员，以及绝大多数德国人民都宣誓忠于阿道夫·希特勒。正如汉斯·布赫海姆所说的那样：领导的权力高于国家的权力，这是国家行政公认的原则，其结果就是，对国家行政权力的实际剥夺以有利于个人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受明确的法律规范和公共道德的约束。这样，纳粹党实际上相信他们已经征服了在西方世界曾经存在的国家的非个人性。

由此观之，对希特勒的个性和领导风格加以明晰的了解是关键所在，因为他的幻象和成见成为了公共政策。对于希特勒来说，真实的情况同样适合于那些支持他的人，因为这些人以自己的方式体现了元首人格的特殊一面。

希特勒的领导风格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这就是领袖必须获得强大的权力去从事他们必须去做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领导原则。一个人统治一个整体，但是，一个人授予下属他们所需要的领导权力，以便实现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为他们建立的目标。这是一种逐级下派的命令链，有人称之为新的封建关系。这种类比是有道理的，因为纳粹的领导选择和领导风格有时是建立在“一群小元首通过强迫实行的效忠进行一系列可笑的再次分封”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不能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作为整体的纳粹体制因此是一种封建的非中心化，而不是极权主义的中心化。尽管纳粹帝国被一些由强有力的个人所管理的相互竞争的部门所分割，但是，这个国家是一个具有现代技术的、科层制的国家，它的目标是通过政府机构对国民生活的全面控制。希特勒实施着广泛而深入的领导，不受行政管理的政策或先例的控制。希特勒给予他的官员同样广泛的权力来完成他们的任务，同时鼓励高层下属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他相信：最优秀的男人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将占据上风。假如一个合适的人处于合适的位子，这一原则就会产生奇妙的效果；假如一个不合适的人处于不合适的位子，结果就会是混乱、混沌和灾难。作为达尔文原则的结果，激烈的争斗从纳粹政体的出现到结束就一直没有平息过。有几件事情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戈林发动了对普鲁士内政部的全面接管，组织政治警察，然后继续扩展各种权力。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与也在扩展自己地盘的竞争者发生了冲突。在他负责“四年计划”的全权制订中，戈林与国家银行行长、经济部长、军事经济的全权代表亚尔马·沙赫特发生了冲突。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希特勒鼓励这样的冲突，因为他要利用戈林打破沙赫特和大企业、军方之间业已形成的联盟。

激烈的争斗在其他领域也十分盛行。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33年夺得了慕尼黑警察首领的职位，接着，他以这个位子为基础蚕食德国其余的警察力量。他与戈林和戈培尔联手，设法铲除了主要的竞争对手恩斯特·罗姆，将党卫队建成了独立的力量，为极权主义的控制提供制度上的基础。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成为外交部长之前就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里宾特洛甫办公室与外交部竞争；更坏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建立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办公室，并开设了一个外交学校，为外交服务提供受过意识形态训练的后备干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斯·路德博士企图将里宾特洛甫从外交部长的位子赶下来，其借口是这位外交部长在精神上不健全。路德在争斗中失败，被送进了集中营。约瑟夫·戈培尔根据临时需要进行结盟，大家公认他是德国宣传无可争议的催眠大师。但是，矮小的戈培尔实际上不断地和工作在相同领域的纳粹同僚争斗，这些人包括马克斯·阿曼、奥托·迪特里希、罗森贝格和里宾特洛甫。尽管戈培尔聪明地建立了一个国家宣传的办公系统，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些机构落入区党部领导人的掌控之中，而他们只对希特勒负责。

无疑，希特勒喜欢这样持续不断的冲突，因为这样使每个人都依赖于他。正如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以“无可匹敌的内行手法”使用了这种使每个人都依赖于他的方法。纳粹统治混乱的画面——一些人描绘了这种画面——是一种误导和错误。希特勒在内心深处是一个设计者和建筑师。他确实喜欢一反常态地行事，一点儿也不注意时间或者日常事务，但是，他能以惊人的纪律和坚韧工作。希特勒喜欢在孤独中进行设计，远离柏林混乱的氛围。因为这个原因，他经常前往上萨尔茨堡北坡靠近贝希特斯加登的伯格霍夫。从他山中的屋子可以俯瞰整个峡谷，在那里，他扮演着庄严的建筑师和幻想家的角色，发布大胆的计划，并希望他的部下无条件地执行。

希特勒一生都讨厌系统的工作，喜欢以艺术家而不是行政管理者的方式，直觉和自发地作出决策。这一点部分地解释了他厌恶科层官僚的原因。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弗里克这样的人，他们能够不理会官样文章，执行希特勒要他们做的事情。随之而来的是：不能在希特勒身上指望什么行政的领导才能，因为他并不尊重行政的程序。埃伯特·施佩尔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师，他经常想知道希特勒实际上是否在真正地工作。希特勒很晚才起床，安排一两个会议，但是从中午到傍晚他或多或少就懒散起来。另外一个观察者也注意到：希特勒完全不熟悉政府每日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对此加以解释，那就是他一生从来就没有在政府岗位上待过一天。

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

除了是一位幻想的或者艺术家式的设计者之外，希特勒还是一位十分业余的人。事实上，施佩尔坚持认为：“业余的性质是希特勒主要个性之一。他从来就没有掌握一个专业，在他所有努力的领域，他始终都是一个局外人。像许多自学的人一样，他对真正的专门知识的意思一无所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无知无识的人。相反，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令专家惊讶、甚至有时令他们恐惧的快速反应能力。但是施佩尔注意到：当他遇到真正的专家时，他会感到不舒服和不安全。另外，他的技术知识——尤其是与军事事务相关的——完全是有限的，取决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他对新技术的发展没有任何感觉，尤其是对雷达、原子研究、喷气式战斗机和火箭。

当然，希特勒的风格是他性格的反映。为了理解他错综复杂的人格——他的许多方面永远都不会为理性的心灵所理解——不要将他妖魔化，不要将他描绘为暴躁的、无法控制的疯子，这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埃伯特·施佩尔所说的：“假如在把希特勒描绘成独裁者时忽略了人类的特性，假如忽略了他的说服能力、他迷人的性格，甚至他炫耀出来的奥地利人的魅力，那么留下的只是推想和对他不真实的描绘。”

尽管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希特勒依然具有高度智力水平。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够以令人信服的专业意见谈论数百个话题。在社交界，希特勒极为迷人，并讨人喜欢，尤其对于女人来说更是如此。事实上，他喜欢女人把他围在中间，尽管他和她们的关系停留在表面上。他对女人的欣赏是抽象的。他将她们理想化为一些类型，但他并不爱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女人。

与公众的看法相反，希特勒非常具有幽默感——正如施佩尔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它经常被用来嘲笑别人。他会说：“你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吗？戈林什么时候才能钻进戈培尔的裤子？”他还是一个超级模仿高手，能够模仿不同的人物，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希特勒喜欢听笑话，自己则不太愿意说。特别是当听见一个好的笑话时，他会“放声大笑，有时会笑得前仰后合，经常在痉挛中流出眼泪”。但是，当粗俗的下属讲下流笑话的时候，他会显得不太舒服。

希特勒的另一个优点是对忠心于他的人也十分忠诚。他在秘书生日的时候送鲜花给他们；对司机和仆人非常有礼貌，经常坚持认为他们的需要先于他个人的需要；对忠诚的行为或突出的表现予以慷慨的奖赏；甚至念念不忘他的家人和仆人。他的老战友们只要不背叛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对他们的错误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予以合理化，称它们为“合理的腐败”。

希特勒喜欢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显示出从未有过的轻松。许多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大多数孩子无疑是经过表演设计的——捕捉到这个人身上真诚的瞬间。他在许多方面是幼稚的，因此较容易和孩子而不是成年人相处。希特勒也喜欢动物，特别是狗和狼。在维也纳最艰苦的岁月，他一直省下一点儿面包，用来喂养小鸟或松鼠。因为这个原因，他仇视猎人，认为他们是自然最美丽的生物的谋杀者。

希特勒对艺术也十分热爱，其中包括戏剧、绘画、雕塑、歌剧，尤其是建筑。他在处理重要的、急需的政治事务中抽出许多时间去欣赏歌剧，参观美术馆，浏览艺术书籍，培育艺术家群体。在大战期间，他不断地使艺术家逃避兵役，一想到在战斗中他们会被杀死，他就会感到惊恐。希特勒喜欢让自己沉浸在理查德·瓦格纳、爱德华·格里格和安东·布鲁克纳的音乐中。他的朋友库比泽克在希特勒掌权许多年前就发现：“希特勒在听音乐的时候，他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狂躁的人，他变得安静、柔顺和驯良。”

尽管希特勒喜欢生活在奢华当中，但是他个人的趣味倒是简朴的。他既不抽烟，也不饮酒。在他的外甥女格莉去世后，他还放弃了肉食，成了一个素食者。希特勒避免个人的卖弄。他只有几套公务服装，甚至他的军服也是简朴的。不像戈林着迷于私人财富和华而不实的制服，希特勒对个人的占有不感兴趣。相反，一年又一年，他只有相同的套装、风衣、鞋子和帽子。他的领带一直能戴到破旧不堪为止。

阿兰·布洛克认为：“假如希特勒心情好的时候，他确实是一个吸引人的同伴。”数百位人证明了这一事实：希特勒的个性力量不仅能够吸引，而且能改变那些受到他影响的人。见多识广的将军们最初决定将希特勒从“真正的”军事领域排除出去，但是在他的面前，他们改变了想法，并向元首的最高智慧表示佩服。希特勒的戏剧表演人格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经常是具有说服力的。希特勒著名的情绪迸发经常让将军们颤抖，直冒冷汗，但这通常也是在做戏。事实上，除了极少数例外，希特勒的暴怒不是自发的，而是自我诱导和算计的，以产生期望的效果。希特勒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戏剧表演的天才，尤其是他催眠的眼睛。他的眼睛迷惑了受到它们影响的人。他的两只眼睛通常闪着蓝光，里面还带着少许绿灰色。他将自己的眼睛比作古希腊美杜莎的眼睛，它们刺透人心的一眼可以让一个人目瞪口呆。希特勒用眼睛说话，他企图用自己的戏剧表演天才来管理整个帝国。

从表面上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奇观出现了。但是，在元首国家和元首崇拜闪光的外表下面，我们通过更为严密的研究发现一个带有严重心理紊乱和明显犯罪倾向的人。历史学家在希特勒的人格方面存在着分歧。甚至在他死亡五十年之后，公开的和私下的对希特勒的看法依然是含糊的、不明确的。尽管希特勒受到普遍的谴责，但是他依然使好奇者感到神魂颠倒，甚至觉得迷惑不解，同时，他的人格依然对专家提出了挑战。元首的人格似乎像变色龙一样难以把握，让人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甚至当使他的政策得以产生的邪恶意图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专家对德国这位专制者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魔鬼达成一致的意见。除了死不改悔的纳粹党人，对于所有人来说，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邪恶的力量，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任性的、残酷的领导人。但是他的形象依然是模糊的，这证明了我们还无法去解释邪恶的或者致命的毁灭性。

许多年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记者提供了许多对希特勒的解释。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人，针对当下的需求调整自己的政策，但是，他也对绝对权力充满了渴望，从来没有停止对它的追逐。一些采取心理学方法的历史学家将他描写为一个临界人物，显示出了自恋的、妄想狂的、神经质的心理特性，这些都使他难以捉摸和无法预测。心理学家走得更远，认为他是一个恶毒的施虐受虐狂，也许带有分裂的人格。医学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瘾君子，忍受着安非他明的毒性，或者是诸如帕金森综合征这样的器质性脑疾病患者。这些理论中的一些是正确的，但是并不完全正确。尽管对人格变态的说法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专家不认为希特勒患有一种或几种人格上的变态。运用诊断上的或者历史上的（经验上的）证据，重新建立多种病症的轮廓是可能的，其中一些病症直接对纳粹德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这些病症分为以下七个方面：

1.严重的焦虑状态

2.压抑的自杀思维

3.邪恶的攻击行为

4.精神混乱

5.迫害性的思想

6.身体症状

7.反社会的（犯罪的）倾向

严重的焦虑状态。历史学家几乎达成了普遍一致的看法：希特勒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高度紧张和习惯性焦虑的人。他是一个严厉而又孩子气的人，经常深深地感到自己毫无价值，受到神经质的恐惧和妄想的折磨。他的一些强迫性行为，从本质上说是对生活的否定。他被一些病态的想法所纠缠，包括腐烂、断头、勒死、血液的不纯洁和性病。这可能能够说明他的洁癖和苦行的生活。希特勒非常关注健康的食品。他成为素食主义者和戒酒者的原因之一，是治疗几乎使他感到无望的胃病。希特勒也担心他身体的气味，他不断地服药以防肠胃胀气，但是这些药丸含有士的宁和阿托品的成分，完全可能产生毒副作用。他有太多的恐惧和焦虑，因此感到有必要将它们结合为一个他能够轻易地确认并与之一战的大恐惧，这就是犹太人有害的影响。约阿希姆·费斯特认为：“恐惧是希特勒心理形成时期主要的经验，极度兴奋的状态和深深压抑的心情相互交替，在后一种心态中，他只看到不公正、仇恨和敌意。”库比泽克在1905年所知道的年轻的希特勒，和1945年向整个世界挑战而深困在地下掩体中生病的希特勒并无二致，这是他刻板性的一个尺度。

压抑的自杀思维。尽管希特勒培育了一个拥有不可动摇的意志的外表，但是他对其生存的核心没有安全感，为没有意义的生存惩罚自己。像许多反社会的人一样，他害怕自己变得无足轻重。假如他不能成为伟人，他就会选择“零生活状态”，甚至灭绝。这一态度在变态的人当中是普遍的，他们将现实二分成尖锐的对立面。自杀的主题贯穿了希特勒的一生。无论什么时候失败了，他总是陷入深深的绝望当中，随后是痉挛和大怒。正如下面还要提到的，当1923年政变失败的时候，他告诉惊恐万状的听众：“假如政变成功了，一切万事大吉；假如政变失败了，我们就吊死自己。”后来，在连续夺取总理职位失败之后，他再次扬言要自杀。就在他向德国人民宣布向波兰宣战的那一天，他几乎用同样的口气说：假如战争失败，他就不会活到结束——从他的有着钢铁般意志的元首那里，德国人民几乎听不到什么令人安慰的信息。

邪恶的攻击行为。希特勒的行动证明他具有邪恶的毁灭性。甚至在谈话中，他就乐于吹捧他所认为的重要的男性气质的美德，包括力量、强硬、残酷、权力。他的思想沿着这种思路朝着极端化的倾向发展。坚强的东西是力量的标志，温柔的东西是软弱的表现；有力的东西是正确的，而无力的东西是虚弱和错误的。在他的演讲中反复出现的短语是“不是……就是……”，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只有两种选择——正确或错误、胜利或失败、力量或软弱。这种思想模式是强硬人物的典型特征，他们不能释放或者显示他们的感情，他们从人类的感情中退却出来，进入抽象观念的世界。希特勒欣赏进攻性的人物，因为他们在没有显示感情的情况下冷酷地表现了自己的权威。直到戈林失去宠幸为止，他一直是希特勒喜欢作为典范来推荐的人，因为戈林能在危机当中冷酷地行动，同时在他处死敌手的时候依然神情冷漠。希特勒甚至推崇他的最伟大的对手之一约瑟夫·斯大林，把他作为世界历史中最非同一般的人物之一，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人。成吉思汗的游牧民族以无情的效率毁灭了城市，灭绝了敌国的男人、妇女和孩童，希特勒也认为自己和成吉思汗一样，并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将军。在元首的总部，一些机会难得的人忠实地记录了希特勒自然流露的自言自语，通过阅读这些材料，人们会发现阿兰·布洛克的看法：“希特勒的思想是粗俗的，狡猾而残酷，有力但全无人类的感情，无知又不知羞耻。”

从他最初在维也纳遭遇艰苦的生活开始，希特勒形成了残酷和冷漠的对待他人的思想，后来他将这种思想理性化为伪达尔文主义的术语。这种思想主张生活是无休无止的为生存的战斗，在其中只有最强者才能获得胜利。希特勒将力量和对对手的攻击、侵犯相等同。他羡慕残酷，认为它是显示自身优越性的方法。他曾经向劳施宁坦承：“残酷令人激动。残酷和天然的残忍。人们需要神圣的恐怖。他们需要令人发抖的恐怖，使他们在战栗中顺从。我不要集中营成为旧时代的监狱。恐怖是政治最有效的方法。”

精神混乱。希特勒是一个完全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缺乏在任何领域的扎实基础。正如我们所见，在年轻的时候，他毫无原则和区别，贪婪地阅读着书籍。他对世界的认识被可怜地扭曲，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特征。他不会说外国话，也从不到德国或奥地利以外的地方旅游。他爱幻想胜于现实，他的朋友库比泽克突出了他的这一特性。在对希特勒侵犯形式的分析中，埃利希·弗罗姆认为：“假如将希特勒年轻时代的行为与他后来生活的资料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一种模式，即一种高度自恋的模式，它使一个人脱离世界，对他来说，幻想比现实更为真实。”但是，当希特勒非现实的观念受到挑战和质疑的时候，他会以愤怒和仇恨来作出反应；或者他会坚持认为他具有第六感觉，因此他会比别人知道得更好。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希特勒相信自己拥有稀有的预见能力，并且将一些决策建立在假定的洞察力上。人们会想起他的政治转化可能是以某种幻象为基础的，在其中有一种声音激励他为战败雪耻，拯救德国人民。在他一生的事业中，他相信这一发自内心的声音，同时命令他的随从也相信：“无论谁向我表明忠诚，他都以自己的宣言和态度成为这一事业的选民之一。”他感到明显的魔鬼之力围绕在他的周围，他将它们客观化为有血有肉的犹太犯罪分子。无需奇怪的是：他一直在思考不可思议的东西，在他的话语中，痛苦地拒绝服从现实元素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迫害性的思想。迫害性的情结是希特勒有缺陷的人格结构的基石之一。希特勒对复杂事件性质的认识，根本上是错误和混乱的，他总是将他的焦虑和恐惧外部化，责备巨大的外在力量超出了他的直接控制。他的演说天才就是企图说服德国人民相信：按照他的诊断，德国社会的疾病是世界犹太民族邪恶阴谋的结果。正如以前所揭示的，他的语言不断地带有宗教色彩：魔鬼的力量四处潜伏，随时可能进行“强奸”、灭绝或奴役德国人民的活动。因此，拯救存在于听从“血统的呼唤”之中，存在于听从一个人内在的民族意识当中。正在迫害德国人民的犹太人必须反过来受到迫害和灭绝。这里不存在任何选择，不是灭绝，就是被灭绝。

身体症状。希特勒的一生都受到身体症状和身体机能的困扰，他无休止地抱怨说不清的疼痛。他是一个受到焦虑折磨的忧郁症患者，不断地检查他的身体机能，测量脉搏，查阅医学书籍，热切地寻求有关疾病的建议和信息，吞服各种各样的药丸——感冒药、维生素、兴奋剂、防毒药，等等。他不信任任何人，在请教医生之前他先进行自检；当他寻求帮助的时候，他喜欢诸如西奥多·莫雷尔这样的非正统医生。莫雷尔是一个肥胖的、秃头的医学骗子，他使用兴奋药品使他的元首充满活力，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阶段逐渐使他的病人中毒。

希特勒特别害怕癌症。他的母亲死于该病，一些富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希特勒认为自己也将死于癌症。事实上，在1930年希特勒割除声带息肉之后，他就越来越相信自己活不长，他告诉埃伯特·施佩尔：“我将不久于人世，只要我还能支撑下去，我就必须实现我的目标，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糟。”他进行战争的决定很大部分取决于他认为自己不会活得太长，因此必须在去世前完成自己的伟大工作。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说：“历史还没有提供别的建立在医学假设基础上发动的战争的例证。”

反社会的（犯罪的）倾向。希特勒一生都仇视受人尊敬的、确定的或者“规范的”的体制。用汉斯·弗兰克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麻木的心理变态者”，受到“完全原始的、任意的自我中心主义”的驱使，不受礼仪和习俗的约束。正因为如此，他仇视所有合法的、外交的或者资产阶级的习俗，所有体现了对他的冲动本我表现加以约束的社会价值观。假如将临床医学的标签运用到希特勒身上的话，那么它就是反社会的（犯罪的）人格。人们一致认为，希特勒受到几种可能的混乱状态的折磨；他肯定是强迫和强制并存的、做戏的、自恋的、妄想的，但是没有一种标签可以抓住他的典型性格。归根到底，他通常的品格反映在他的行为当中，而这一行为首先是变态。因此，我们的主要诊断是：希特勒是一个反社会的人物，他表现出通常与相类似的性格混乱有关的反社会倾向。

这种人格混乱的主要特征是根深蒂固的、对权威的情绪上的反感；它通常可以追溯到一个人在孩提时代和家庭生活中的经历。这种反社会的人物身上必然带有孩提时代在家庭中遭受背叛的印记。尽管这些人通常是聪明的、自然的或者可爱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冷酷、欺诈和喜欢操纵的。

正如以前所注意到的，希特勒通常生活在非法活动的阴影中，他的前三十年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反社会的环境”中度过的。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中，他不断地与合法的权力机构发生冲突，并受到了九个月的监禁，这些经历都强化和证实了他的犯罪倾向。希特勒亲密的随从都反映出他的这种倾向：戈林是一个聪明的反社会分子和吸毒者，他无耻地掠夺他人的财富和物品；戈培尔是一个心理变态的说谎者和骗子，他在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命令妻子冷酷地杀害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冲锋队首领恩斯特·罗姆是一个残酷的军事冒险者，带有明确的反社会倾向；罗伯特·莱伊是劳工阵线的领导人，是一个酒鬼和自大狂；希特勒的副手赫斯精神混乱，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马丁·鲍曼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和幕后操纵者，他卷入了对他过去的小学老师的谋杀；尤利乌斯·施莱歇是色情杂志《前锋》的编辑，是一个邪恶的种族主义者和性变态者；元首党卫队的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一个神经质的忧郁症患者，他自封为检察官，冷酷地谋杀了六百万犹太人；希姆莱的得力助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是一个残酷的心理变态者，因为不符合军官身份的行为被德国海军开除。

这样一些人物能够吸引希特勒并非出于偶然。他们是由同样的东西制造出来的。他们是一些“小希特勒”。除了赫斯以外，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元首，都不能被说成是精神错乱。假设有缺陷的人格不可能成功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整个社会之上，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历史上，强烈的邪恶多次获得了胜利。无论怎样有缺陷，希特勒和他的随从都是些极端的狂热分子，具有令人惊讶的心理动力。他们对德国的机构发起了猛攻，企图使它们屈服于他们的意志。

纳粹党

1933年1月，不仅希特勒在一个高度的工业化国家获得了权力，而且使希特勒的胜利成为可能的纳粹党，都呈上升趋势。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获得权力之后具有双重的功能。它是一个企图代表所有德国人民的大众党，但也坚持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和领导风格。它的理想是充当信仰者的先锋，同时遵循某种精英主义原则，它至少在理论上按严格的等级方式组建自己的机构。正如迪特里希·奥尔洛所指出的那样，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三个层面上运作：政治组织或称为管辖一定领域的干部组织；纳粹党的分支；附属组织。政治组织由它的领导干部组成。元首是党和国家的首脑。在党的一方，它的直接下属是鲁道夫·赫斯，他是希特勒的副手和“党的良知”，作为国家的部长，他有权协助政府的任何一个部制定政策或法律。赫斯的参谋长马丁·鲍曼渐渐掩盖了赫斯的光彩，他野心勃勃，工于心计，被称为“坐在办公室后面的马基雅维里”。

马丁·鲍曼

顶端的政治组织还包括党务总管菲利普·布赫勒；党的财政总管弗朗茨·克萨韦尔·施瓦茨和他的幕僚班子；党的组织总管，主要负责工作性质的说明和管辖权的解释；党内司法系统。其次的重要人物是国家党部领导人（Reichsleiter），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共有十八位，他们拥有专门的职位，管辖地方司法或被委派制定德国人民政治目标的任务。一般而言，国家党部领导人执行着没有特定领域限制的政策，同时服从于整个德国重要的社会或经济利益。十八位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戈培尔（宣传）、弗兰克（法律）、罗森贝格（外交政策）、施瓦茨（财政）和布赫（仲裁法庭）。这个集团还包括诸如像维克多·卢策（冲锋队）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党卫队）这样的准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以及极少数像戈林这样没有党的主要职务的人。

在国家党部领导人之下的是区党部领导人（Gauleiter），他们是纳粹党的地方领导人，管理着一个特定区域的纳粹党。他们直接对希特勒负责，他任命他们，反过来，区党部领导人指挥分区党部领导人（Kreisleiter），分区党部领导人又指挥地方组织领导人（Ortsgruppenleiter），地方组织领导人再指挥基层组织领导人（Zellenleiter）。每一个基层组织领导人在城镇管理四到八条街道，大约四十到六十户家庭。三十四位区党部领导人在他们的领地里是封建亲王，最终只向元首负责。对这个制度的不满之声明显来自基层组织领导人，他们的士气从来就没有高涨过。基层组织领导人是党的城镇办事员、传令员和邮差，普通的德国人不喜欢他们，认为他们是无能的暴君和好管闲事的人。

党的分支包括由巴尔杜尔·冯·席拉赫领导的希特勒青年团；由格特鲁德·舒尔茨—克林克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国家社会主义汽车协会，这是一个有准军事义务的、专门的机动化组织；国家社会主义飞行员协会；由希姆莱领导的党卫队；罗姆被处死后由维克多·卢策领导的冲锋队。

党的第三等级包括与专业团体或者利益集团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附属组织。党的这些社团肩负着将所有没有被党的分支触及的德国人融入到纳粹思想中的任务。附属组织中最为重要的是德国劳工阵线，这个由罗伯特·莱伊领导的组织得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赞助。德国劳工阵线有超过两千万的成员，已经替代了魏玛共和国各种各样的劳工联盟和团体，它企图给相互竞争的社会经济利益团体带来持久的和平。由于在运作上有着巨大预算的支持，德国劳工阵线还发展了各种各样的分支机构，如企图丰富工人文化生活的“通过快乐获取力量”，还有寻求提高工作场所条件的“劳动之美”。其他的附属组织是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救济组织、国家社会主义物理学家联盟、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公务员国家联盟、国家社会主义律师联盟。

在1933年7月14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成为唯一的国家政党，它面临着一系列从未成功解决的严重挑战，结果是在真正的正在出现的权力中心纳粹党变成了一个空壳，包括希特勒和他的随从——希姆莱、戈林、戈培尔——在内的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帝国。另外，纳粹党和各种各样的国家权力机构展开了长期的斗争，这是一场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的冲突，它最终以对两个机构都十分有害的僵局而告终。一旦纳粹党将希特勒推到权力的顶峰，它就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危机。它是应该成为主宰国家的唯一力量，还是应该服从于国家成为支持性的、纯粹附属性的机构？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希特勒在1933年7月初决定的，当时，他对此作了清楚的表达：革命的阶段已经过去，从现在开始，重点应该是发展而不是革命。这一观点有效地去除了在党的某些部门依然存在的推动力，它的目标在于把党作为激进变化的先头部队，对德国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革，犹如俄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出于以下几个理由，这类事情在德国没有发生。

德国纳粹劳动团是未来德国军队士兵的来源，同时也解决了严重的失业问题

首先，纳粹党在权威和领袖魅力方面不可能与元首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这要归结于鲁道夫·赫斯软弱无力的领导能力。他是一个羞涩的、内向的人，他的一个信条就是完全服从阿道夫·希特勒。按照约阿希姆·费斯特的观点：“赫斯是一个被动的极权主义者。和他在一起可以干任何事情，因为他喜欢感觉自己是一块捏在别人手中的蜡。”对于赫斯来说，元首是而且一直是正确的。在赫斯奇异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是元首软弱无能的副手，在主人的阴影下从事着没有前途的工作。他被允许进入公众的视线，只是为了表示他在群众集会上出现了，在那里，他向希特勒投去敬佩的目光。正如在兰德斯堡服刑时希特勒选择了没有能力的罗森贝格负责一样，他也选择了本质上是正派的但总体上没有决断能力的赫斯做副手。当然在纳粹德国，一个人的软弱是会被另一个人的力量所利用的。因此，赫斯邪恶的参谋长马丁·鲍曼在幕后伺机出击，培养自己的政治技术和操纵技巧，破坏他的主人和一些老同志的根基，使自己成为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宠幸。当已经显示出精神混乱迹象的赫斯飞往苏格兰去执行徒劳无益的秘密使命的时候——表面上是进行一次和平的会谈——鲍曼很快就控制了纳粹党。尽管纳粹党在鲍曼的领导下重新获得了一些势头，但是，其内在的虚弱已经敲响了它的丧钟，对于纳粹德国来说，纳粹党已经无足轻重了。

除了赫斯软弱的领导能力之外，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还受到内部倾轧的扰乱。它的主要领导人不断进行权力争斗，为地盘厮杀，在党的社会计划方面一直不能持有一致的观点，这种状况造成了“惊人的无效率”。人们必然想起，那些在党内获得主要地位的人是一些进攻性的人，而且经常是一些没有原则的斗士，在他们的进攻行为中，纳粹好战的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他们的才能受到了教育和社会背景的限制。通常，他们是一些来自乡村或小城镇的对生活失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正如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所言：“一个外省的、小资产阶级背景的、教育有限的、服过军役的、没有工作的人对于纳粹党员来说是普遍的。”他们对于党的社会使命从来就意见不一。一个围绕在劳工领袖罗伯特·莱伊周围的派别，希望真正的平等主义的社会，在其中，社会经济冲突的解决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公社主义。他们认为纳粹党的社会目标应该是创造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同体，将此变为现实的主要策略应该通过政府的“关心”，即采取慷慨大度的福利计划。但是，这个观点遭到了这个党派的几个关键领导人——尤其是赫斯、鲍曼和施瓦茨——的反对，他们没有拒绝满足德国人的需求，而是强调控制福利的重要性。一如纳粹德国的惯例，双方都希望希特勒表态，但是，他们发现元首似乎对双方都表示支持，而事实上拒绝作出最后裁决。

领导层的争斗和不一致，以及计划的含糊造成了迪特里希·奥尔洛所说的“惊人的无效率”，因为主要的官员企图保护他们自己自治的王国，在其中塞了许多没有能力的官员。腐败经常是盛行的，因为自我纠正的内在机制遭到顽固力量的抵抗。这种腐败的倾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加强，那时，纳粹帝国得到了扩张，它远远越出了早已不能为它提供服务的管理机器了。

这些内在的虚弱使得纳粹党没有完全控制德国，更不用说改革它的基础结构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获得了权力，它的主要机构——除了功能紊乱的政治体制——相对来说依然发挥着较好的功能。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希特勒需要的是统治而不是社会革命；他要使德国的主要机构完整无缺。希特勒知道，社会革命会带来与之相随的长期的混乱和机构部门的腐败，这将破坏他的领土扩张和征服的目标。

纳粹党的历史根本就不是历史，它只是一连串僵局和被束缚的发展。到1933年中期，德国处于社会动荡的剧痛之中，希特勒为了拔除纳粹党革命的针刺，开始严控党的言论。1934年中期，他通过削弱冲锋队粉碎了最后一股激进力量，其所造成的涟漪效应完全阻止了党实现对德国社会机构进行重大变革的努力。尽管纳粹党继续向这个国家的传统机构渗透，包括行政机构，但是倒退的情况依然是事实。传统的精英将自己嫁接在纳粹党上，部分是因为想保留他们过去的影响地位，或者是获得这一制度在扩张和胜利的时期可能带来的新的权力。几项研究显示了，纳粹党中并不存在平等化，倒退的情况实际上是事实：官阶越高，在其中精英的比例就越大。不争的事实是：没有一个普通的工人可以进入国家党部领导人的圈子。

到1939年，纳粹党拥有一百七十万名党员，大多数是男人。尽管他们称自己为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工人代表非常稀少，而精英的数量大大超出比例。但是，它的核心依然主要是下中产阶级。纳粹党没有成功地变为精英组成的政党，它接受了太多的未经训练、缺乏考验的成员。纳粹党从一开始就受到一个在专业上有缺陷的小资产阶级斗士集团的领导，这些人极为好战，没有什么道德原则。总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政党，因为尽管它没有能力为历史建立任何肯定性的东西，但是，通过其内在的虚无主义倾向，它能够消灭整个社会结构。

国家体制

与纳粹党平行的是国家的机构。早在20世纪30年代，观察家们就被党和国家之间正在发展的复杂关系所困惑。第一个探索这种关系的系统研究是恩斯特·弗兰克尔的《双重国家》（1941），它集中研究了两个政府的存在：一是拥有特权的国家，在其中希特勒和他的官员作出特别的决策；一是业已建立的、合法的机构，它执行着日常的政府事务。弗兰克尔十分明确地认为：直到第三帝国终结，就是这个拥有特权的国家把持着主要政策的决定。

但是，“双重国家”的标签会引起误导，也许甚至本身就是矛盾的。这里只存在着一个由希特勒控制的国家。但是，假如将弗兰克尔的术语运用到政府功能上的话，那么它还是有用的，因为它们经常存在于这样一些官员手里，他们不仅属于党，而且在党和国家两个地方都拥有性质相似的职位和管理职务。戈培尔是国家党部领导人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宣传的主管，但是他也占据了国家公共启蒙和宣传部部长的职位。瓦尔特·达莱是国家党部领导人，他领导着党的土地政策办公室及党卫队种族和移民定居办公室，同时他也拥有两个国家职务——国家食品部长（1933）和国家农业领导人（1934）。汉斯·弗兰克是纳粹党负责法律事务的国家党部领导人，同时也拥有多个政府职位——国家司法部长、国家不管部部长和波兰总督。希姆莱是党卫队的国家党部领导人及内政部德国警察的领导人，管理着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体制性的恐怖和种族主义系统，最终他替代弗里克（1943）控制了内政部。国家和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希特勒对政府科层制缓慢的步伐越来越不满意，他鼓励创建一些特殊的职位或组织以加快他认为对他的政策至关重要的特殊步骤。例如弗里茨·托德博士被任命为德国公路总监，负责建立一个新的州际公路，但是他的职位并没有被安排在运输部；相反，这个职位直接隶属于国家总理办公室和希特勒。正如马丁·布罗萨特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一些直接服从于希特勒，并且在帝国政府之外运作的特殊组织的典型模式。同样的事例是对康斯坦丁·希厄尔劳工服务处主管的任命，按照惯例，这个位子服从于国家劳工部长弗朗茨·泽尔特，但事实上，它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被安排去实施新的国家劳动服务计划，这是一个工作征召计划，据此，所有十八到二十四岁的男子都被要求进行六个月的社会劳动。

纳粹党企图将极权主义控制投射到世界的其他地方，而一些历史学家至今不加批判地认为，纳粹德国进行的是极权主义控制。但是，各种各样的国家官员或者党的官员所实施的双重而重叠的功能在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似乎并没有证实极权主义控制的统一图景。因此，马丁·布罗萨特认为“多头治理”（polycra-cy）在描述纳粹国家的时候更适宜。“多头治理”意味着力量的多元状态和差异的存在，经常竞争的权力中心依靠对元首的唯命是从松散地聚集在一起。像“双重国家”这个词一样，“多头治理”是一个有用的启发性的概念，因为它抓住了纳粹帝国实际上通常如何运作的重大现实。但是，这个术语并没有表现出纳粹体制的本质或者它惯常的形态。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高度科层化的、技术上精密复杂的体制，它的最终目标是全面控制公民生活。实际上这种预期的控制没有成功，因为它受到了运作于其中的离心力的阻碍。但是它的惯常形态是极权主义的，纳粹党和国家机器在不同的层面上对此加以采用。极权主义的目标不是鼓励个人的自利，而是剥削他们以利于国家。

国家和党的舵手是阿道夫·希特勒。他有两个职位支撑：一是他从兴登堡那里得到的总统职位；一是他自己的总理职位。阿尔萨斯人奥托·迈斯纳（1880—195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位步兵军官，为德国管理乌克兰的国家州级办公室短期工作过。他是国家总统办公室的总管，忠心地为埃伯特、兴登堡和希特勒服务。1937年，希特勒还任命他为国家的部长。正如上面所提及的，迈斯纳是一个保守的君主制度的支持者，是一个旧式的职业官僚，他对兴登堡总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希特勒将总统和总理两个职务合并之后，严格地来说，迈斯纳的职位就变得多余了。出于对保守主义精英的尊敬，他被保留下来。实际上，他的职位成了毫无权力的附加物，很大程度上减低到企求仁慈才得以保存的水平。

连接希特勒和他的国家部门的更为重要的机构是总理办公室，它的主管是汉斯·拉默斯博士（1879—1962），是一个专业律师和法官。拉默斯在内心深处也是一个保守的君主制度的支持者，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念。因此，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保守主义分子，他最初加入了胡根贝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后来发现该党是一条死胡同，随后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选用他就是让他来做橡皮图章的，起草计划中的法律，处理与内阁科层管理相关的个人事务，作为内阁各部的联络人，基本上只是向希特勒报告正在进行的国家事务。拉默斯本质上是一个听话的技术专家，他能很好地完成交办的工作，和鲍曼一起成为希特勒的另一个自我。随着战争的开始，他的影响力迅速地衰退，这部分是因为他的主人穿上了战袍，部分是因为鲍曼成功地侵入了他的职权范围，从而使他成了一个传令员。当战后拉默斯被问及私下里是否知道犹太人命运的情报时，他一脸无辜地回答道：他曾经问过希特勒“最终解决”是什么意思，希特勒拒绝对此进行讨论，只是说他已经给希姆莱发出命令去疏散犹太人。由于这种道德上的迟钝，加上他乐意将合法的橡皮图章加盖在希特勒犯罪的法令上，拉默斯在纽伦堡法庭被判处了二十年监禁，但是他只服了五年刑。

奥托·迈斯纳

汉斯·拉默斯

拉默斯的总理办公室被限制处理立法程序问题，而不是制订或起草法律。它只是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增生的部门沟通的几个渠道之一。有关军事事务的议题最初安排给国防部，后来在1938年交给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它是作为在威廉·凯特尔将军领导下的准军事办公室建立起来的。一般涉及到个人事务的党国问题都由党的办公室处理。

直接在元首和这些机构之下的是国家的各部，它们各自拥有管辖的资格。在《魏玛宪法》时代，国家的各部通过内阁行使着相当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从而使内阁成为一个经常平衡总理权力的机构。在希特勒巩固其权力之前，他不得不通过内阁进行工作，内阁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一旦他将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时候，他就脱离了这些保守主义分子，让内阁自然死亡。第三帝国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在1938年2月5日召开。

希特勒拒绝这样一种观点：通过与民主程序相似的任何一种方式来作出集体决策。在第三帝国不存在一个共享的统治。希特勒直接与他的部长打交道，授权他们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像元首一样统治。在希特勒的许可下，他们能够起草法律和签署法令，而无需内阁、国会或其他法人团体的同意。反过来，希特勒希望他们无条件地忠诚，严格地固守在他们有资格管辖的范围当中，在没有通过总理办公室或者他本人的批准之前，这些部长之间不许讨论问题。

十六位国家部长对以下的管辖范围负责：（1）外交政策，最初由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负责，1938年后由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负责；（2）内政，由威廉·弗里克负责；（3）公共启蒙和宣传，由约瑟夫·戈培尔负责；（4）航空，由赫尔曼·戈林负责；（5）财政，由卢茨·什未林·冯·克罗西克负责；（6）司法，由弗朗茨·古特纳负责，1942年他去世后由奥托·蒂尔拉克负责；（7）经济，先由亚尔马特·沙赫特，后由瓦尔特·丰克负责；（8）农业，由瓦尔特·达莱负责，在1942年后由赫伯特·贝克负责；（9）劳工，由弗朗茨·泽尔特负责；（10）科学、教育、文化，由伯恩哈德·卢斯特负责；（11）教会事务，由汉斯·凯尔负责，1941年他去世后，这个部被废除；（12）运输，由尤利乌斯·多普穆勒负责；（13）邮政服务，最初由保罗·冯·埃尔茨—吕本纳赫负责，1937年后，由威廉·奥尼索格负责；（14）军备，由弗里茨·托德负责，1942年2月去世后由埃伯特·施佩尔负责；（15）东部领土，由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负责；（16）国防，由维尔纳·冯·布隆贝格负责，1938年国防事务并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最没有权力和最不引人注目的是财政部、农业部、劳工部、教育部、教会事务部、邮政部、运输部和东部领土部。有几个理由可以解释它们在制度的等级次序中地位较低。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支持那些在他最关心的领域——为了领土征服进行国内动员——可以速见成效的组织机构。他几乎对技术性的问题一无所知，至多只是对财政、农业、科学、邮政或运输显示出一点儿业余的兴趣。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组织领导的类型。软弱或者没有能力的官员领导着财政部、教育部、教会事务部和东部领土部，而农业部、劳工部的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不牢靠，邮政部和运输部的领导人虽然有能力，但都是缺乏光彩的技术官僚，他们没有能力显示自己的权威，抬高自己部门的声望，或者抵制更富有侵犯性的竞争者的入侵。

运输部长尤利乌斯·多普穆勒

财政部完全在卢茨·什未林—克罗西克伯爵的控制之下，他是一个有能力的、诚实的、工作有效率的官员，但是他为人软弱。他的主要缺点存在于他传统的精英主义知识背景。尽管克罗西克为人软弱，财政部依然相对地没有受到党的外部干预，原因有二：首先，几乎没有纳粹官员理解复杂的税收和预算程序；其次，国务秘书、纳粹党在财政部的官员弗里茨·莱因哈特一直保护着财政部不受党的攻击。结果是克罗西克通常可以独自做自己的事情，甚至在一些场合削减在军队或警察方面的过度耗费。克罗西克在普鲁士财政部的搭档是约翰内斯·波比茨（1884—1945），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更是敢作敢为，为了积极的反对行为，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伯恩哈德·卢斯特（1883—1945）是科学、教育、文化部的领导，他过去是一位高中教师，后来因健康原因被教育系统辞退，但是更可能的是因为一次严重的性违规行为。从1925年开始，他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成员，在1925年和1928年，他分别被任命为汉诺威和南汉诺威—不伦瑞克区党部领导人。1933年4月，希特勒任命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职务，希望他能改革德国的教育，以适合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模式。希特勒不可能选择一个更糟糕的候选人，因为卢斯特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不可靠的、没有办事经验的人。由于学校体制实际的运作依然掌握在州政府的手中，因此卢斯特从来就没有大范围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州教育系统或党的官员——尤其是巴伐利亚的瓦格纳——告诉卢斯特少管闲事。卢斯特的主要业绩是创建了一个精英学校系统，即国家政治教育学院，打算为第三帝国培养未来的官员。但是，第三帝国存在着令人烦恼的风气，卢斯特与也对建立自己的帝国感兴趣的对手不断发生冲突。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罗伯特·莱伊建立了竞争性的系统，即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甚至在自己的部当中，卢斯特也被纠缠在丑恶的权力斗争当中，与更具攻击性的威廉·斯图卡特发生冲突，希特勒不得不亲自来解决这一冲突，并达成妥协：斯图卡特被派往内政部，担任相同级别的职务。卢斯特被留了下来，整日惶恐不安，不被人尊重，直到战争结束。当时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缺乏行政能力的笑话。其中最流行的是：卢斯特等于发布命令和取消命令之间最短的时间。

教会事务部是普鲁士议会的前议长和普鲁士前司法部长汉斯·凯尔（1887—1941）一手创造的。由于这个部努力去吸收福音派新教教会，因此可能是国家政府中最没有影响力的。政府要么企图将教会联合在国家社会主义主教的领导下，要么利用教会各派的门户之见，但每次它都遭到决定性的反对。凯尔不仅没有将“福音派新教教会”联合到统一的国家社会主义教会中，而且也没有压制“忏悔教会”的影响力，在尼默勒牧师的勇敢领导下，该教会对政府保持对立的立场。早在1938年，凯尔就放弃了吸收教会的努力，从而失去了元首的信任，变得默默无闻。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这个部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另外一个虚弱的部门是成立于1941年11月的罗森贝格的东部中央政治局，即东部领土部。罗森贝格在第三帝国的和平年代默默无闻，当希特勒向苏联发起进攻的时候，他重新获得了出头的机会。罗森贝格出生在俄国，声称对斯拉夫思想有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都带有种族主义的气息。罗森贝格说服希特勒任命他为东部领土和它的管理方面的专员。国家军需部门表面上对罗森贝格负责，但是它们支持希姆莱坚持的压制和灭绝，不理睬甚至拒绝罗森贝格务实的建议——较为人道地对待东部人民，这使得他可怜的管理能力很快就暴露了。罗森贝格没有能力在无情的纳粹角逐的竞技场进行竞争。像希姆莱一样，他是一个种族主义幻想家；但是他又不像希姆莱，他相信灭绝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他没有骨气地在东部执行着希姆莱的政策。

农业部控制在阿根廷出生的瓦尔特·达莱手中，这位“血液和土地”意识形态的信徒，相信农业应该通过血液而不是经济原则加以理解。按照达莱的观点，农民代表着德国经济的基础。国家有责任通过安置计划、乡村地区出生率的增加、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居不予鼓励的方法，来扩大其农民的基础。1931至1938年期间，达莱是党卫队种族和定居办公室的主任。但是，他的反动信念越来越受到支持工业政策的人的反对。来自大企业及无依无靠的、持有抵制态度的和非组织化的农民越来越多的反对，阻碍了达莱的计划。在公开批评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东部领土的残酷方式之后，达莱在1942年被免除了职务。

劳工部由弗朗茨·泽尔特（1882—1947）控制，他是“钢盔队”的前领导人和保守的民族主义分子，他越来越意识到他没有得到希特勒的完全支持，他也开始十分不喜欢希特勒，并直呼其名“阿道夫”。按照戈培尔的看法，这种感情是相互的，他注意到元首认为泽尔特是“一文不值”的。更有权力的纳粹党人开始侵入泽尔特的地盘，他们是四年计划的全权代表戈林、人力分配的全权代表绍克尔，以及劳工阵线的领导人莱伊。正如戈培尔后来所承认的：“这又是一个在领导人没有被免职部门就被一点点地掏空的事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职权不明确的国家当中。领导人之间和部门当中的大多数争吵都源发于此。按照我的看法，假如绍克尔或者莱伊替代了泽尔特的话，情况就会好极了。”

邮政和运输部最初控制在保罗·冯·埃尔茨—吕本纳赫手中，后来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别由威廉·奥尼索格（1872—1962）和尤利乌斯·多普穆勒（1869—1945）领导。奥尼索格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作为一位科学家他对通讯领域有着重要的贡献。因为德国的邮政系统还掌握着所有的电报和电话传送，因此奥尼索格首先进入了柏林的邮政系统，然后在1933年接管了国家的邮政系统。自从1920年开始，他就是一名纳粹党员，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烈激发了他。他还是菲利普·莱昂纳德“雅利安物理学”的支持者，这可以解释他进入原子研究领域并提供政府基金给曼弗雷德·阿登进行裂变研究的原因。尽管“神奇武器”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希特勒削弱了这一领域的努力，因为它并没有承诺立竿见影的结果。包括奥尼索格在内的许多德国科学家，都被排斥在较大的国际研究领域之外。他们让意识形态扭曲了他们的工作，同时也缺乏进取的态度以调动纳粹在政治上的支持，同大多数纳粹管理者一样，奥尼索格也面临着额外的问题，即不得不和内部和外部来犯的竞争者作斗争。运输部和邮政部的分离也是斗争的结果。

在1937年领导运输部之前，尤利乌斯·多普穆勒作为铁路专家服务于中国政府，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1926年他是国家公路的总指挥，1933年他被希特勒任命为国家高速公路指挥部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特别有能力的管理者，多普穆勒得到了一批中立的、很大程度上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专家，他希望能远离政治。但是，意识形态的变化之风也吹进了他的部里，尤其是在戈林四年计划的代理人随意介入政府各部内部事务之后。战争加速了这种发展，并且使运输部卷入了可恶的工作中，它根据希姆莱的国家保安总局的命令将数百万犹太人“疏散”到东部领土上。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多普穆勒知道犹太人的最终命运，是他的铁路把他们送向死亡的。

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这样一些部里，希特勒期待它们去实现其伟大的设想——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化、种族净化和领土扩张的资源调动。公共启蒙和宣传部、司法部、内政部的重要使命是发动宣传，并且使纳粹党的种族信条合法化。

军备和战争生产部（从1940年开始）、外交部、航空部、国防部（后来称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责任，是为领土扩张的目的负责调动资源。我在后面还要描述将要成为国中之国的党卫队，以及各种各样的协调和计划机构，以及联络辅助机构。

新成立的公共启蒙和宣传部是约瑟夫·戈培尔的个人采邑。它宏大的使命具有典型的极权主义体制的色彩：使民众“在精神上完全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最终彻底地屈服它，永远也不逃避它”。戈培尔是第三帝国真正的创造性天才之一，但是，他将他的天才抵押给了受到无能、自我仇恨、愤世嫉俗的感情伤害的扭曲的人格。从这些性格缺陷中，产生了一种通过国家社会主义和元首崇拜形成的“自我超越”的幻象。戈培尔狂热地以伪宗教的姿态制造了元首崇拜，因为就是从戈培尔那里，元首得到了幻想的满足。正如约阿希姆·费斯特所认为的那样：“元首这个词在希特勒那里意味着救世主、造物者和神圣的基督耶稣。”在和平时代，德国人民乐于相信戈培尔滔滔不绝的宣传。借助于他们的帮助，戈培尔热情地投身于完善政府谎言的黑色艺术当中。但是，从体制的观点来看，戈培尔不断受到许多障碍的困扰。尽管他机敏的智力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这位“小医生”遭到党和国家一些重要人物的嫉恨。他的日记里混合着对同事错误和愚蠢的抱怨，以及愤世嫉俗的观察。在自己的部里，他企图任用一批志同道合的、有工作热情的人，但是，他遭遇到来自传统文职体制的顽强抵抗，它在任命和提拔方面遵守资格和资历的严格规则。戈培尔不断地企图越过这个体制，坚持越级提拔和快速擢升他认为根据传统标准缺乏训练和没有资格的后备干部。到1942年，五分之二的高级公务员缺乏专业的训练，雇员人数越来越多，并且资格过于短浅。但是，戈培尔真正的斗争是与他的党内成员展开的。尽管希特勒让戈培尔控制了包括出版的宣传，但他依然任命马克斯·阿曼为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出版的国家党部领导人和国家出版办公室主任，同时提升奥托·迪特里希为国家社会主义出版主管和派驻宣传部的国务秘书，负责向全世界其他地方通报纳粹的观点。这种职责不明和重叠的职位，引发了身居其职的官员之间的残酷斗争。戈培尔面临的情况更糟，他不得不和罗森贝格在文化领域、和戈林在艺术领域、和布赫勒在文学领域展开内部斗争。其他的部也认为宣传具有重要的功能，尤其是教育部和外交部。事实上，戈培尔与傲慢的、进攻性的里宾特洛甫展开了极度丑恶和持久的斗争。在戈培尔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里宾特洛甫说服希特勒，允许他自由地管理德国之外的宣传活动。

从1934年到战争爆发，戈培尔的权威在逐步缩小，同时，有两个事件甚至差点让戈培尔在希特勒身边消失。第一件涉及到戈培尔婚姻生活中发生的不忠，因为瘦小的戈培尔是一个玩弄女性成瘾的人。具体说来是一场热烈的爱情事件，这位宣传主管与捷克女演员丽达·巴罗娃私通。希特勒特别喜欢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她是一位高大、金发、富有吸引力的女人，纳粹的宣传把她塑造为女人气质的典型；她也似乎真的爱上了希特勒，而不是她的丈夫。戈培尔很长时间里一直和巴罗娃在一起，甚至还想到了移民，但是他最终屈服于希特勒的意志而放弃了她。巴罗娃老老实实地返回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二件是第一件的回应。为了重新获得元首的欢心，戈培尔发起了许多事件，引发了1938年11月8日至9日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这件事非但没有使戈培尔与希特勒重修旧好，而且实际上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声誉，因为它在国外释放的后坐力过于强大。这一插曲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每次戈培尔的名声退潮时，他就会将反犹太主义作为一个策略来向元首谄媚。

战争初期，迪特里希开始动摇戈培尔的地位，他的权力进一步受到侵蚀。只有当战败初露端倪，后来又变得不可避免的时候，他的声誉才再次上升，恢复到早年斗争的岁月，戈培尔一直是以怀旧的心态回首那个时代的。制造一个敌人让人痛恨，制造一个含糊的理由让人支持，戈培尔的机灵变成了有价值的东西。他利用威胁和劝导，竭尽全力让德国人民相信胜利就在眼前。他在1943年2月和3月的一系列著名演讲号召全体作战，堪称经典之作。他再次得到了元首的喜爱。戈培尔成为一个再生之人，宣传部成为一个制造希望和谎言的工厂。戈培尔告诉德国人民：他们正坐在一列行驶的火车上，没有人能够下车。他还企图欺骗他们：这列火车正向胜利驶去。

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

司法部和内政部本应该分别负责实施公正和强制实施公正，但是它们却在实施不公和威胁公民。1934年2月16日，政府通过了名为《司法行政管理转交国家法》的法律，据此，司法部并吞了前普鲁士的司法部，并且承担了对德国所有法官和法庭的最高控制。管理这一集中化体制任务的是希特勒的长期支持者弗朗茨·古特纳，他是一个来自小镇的巴伐利亚人，具有小资产阶级背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古特纳是一名前线军官，后来在法律界不断得到提升，最初是巴伐利亚司法部长（1922—1932），后来是国家司法部长（1932—1941）。尽管他是一位保守主义分子，无视纳粹党和其他右翼组织的泛滥，但是古特纳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信奉者。像把他带到柏林的冯·巴本一样，古特纳是一个天主教保守主义分子，具有强烈的极权主义倾向，但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或者杀人成性的种族主义分子。但是，他的权力是可以忽视的，他企图缓和纳粹体制的努力也是没有效果的。他对一位信得过的同事说：“你无法想象，假如我不必进入司法部大楼，我是多么幸福。”关于希特勒，他说道：“他让我说一句话，然后自己就说个没完，犹如急流一般，一路淹没所有的一切。他反对司法的先入之见是无法克服的。他的天性是无政府，对政治秩序的必要性毫无感觉。”古特纳为一艘正在下沉的船服务，并且他知道这一点。他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是通过拖延和阻挠做好善后事宜。但是，用生命作冒险努力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古特纳的助手汉斯·冯·多纳伊，他是神学家和抵抗战士迪特里希·朋谔斐尔的连襟。在古特纳和多纳伊的背后，纳粹新的司法机构的其他一些人正在逐步破坏德国保守主义的集权司法残余。其中一个人是古特纳的继任者奥托·蒂尔拉克（1889—1946），他是新的纳粹法院——人民法院——的首席法官，并且是德国法学院的院长。蒂尔拉克是一个具有攻击性的纳粹党人，不断地攻击出自司法部的决定，他谴责它们太“自由主义”了，都是不讲政治的分子促成的。在蒂尔拉克之后是人民法庭的继任者罗兰·弗赖斯勒（1893—1945），他是一位皈依国家社会主义的前布尔什维克政委。他全面地降低了德国的司法地位，愚蠢地为以下的原则作辩护：法官应该总是把自己放在元首的位置上，根据他的判决作出判决。但是，真正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内政部，它负责各州的联络工作、行政机构的事务和法律的强制施行等。在《魏玛宪法》的控制下，内政部至多只占有监督的权力，同时和各州分享大部分的管理责任。威廉·弗里克决定改变这种联邦主义的方式，而采用集中化的极权主义体制，依靠这一体制，德国将成为真正一体的国家。1934年，弗里克将普鲁士内政部和国家内政部合二为一，因此可能在德国建立了最有权势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体系。合并也意味着内政部的进一步“普鲁士化”。几百位普鲁士的公务员——绝大多数是清教徒——涌入新的内政部，留下了保守主义的印记。

从表面上看，《国家重建法》给予了内政部广泛的权力，它废除了代议制的州立法机构，将各州自主的权力移交给中央政府，使国家委任的地方长官隶属于国家内政部长。弗里克是一个快乐的人，公开宣布“一个世纪”的旧梦已经实现。德国不再是一个脆弱的联邦国家，而是一个强大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假如这个梦真的要实现的话，弗里克需要一个全面的计划在整个德国将政府的管理标准化，明确党和国家的机构权限和职能。确实，弗里克作了一些努力去解决令人恼火的权限重叠和资格的问题。这些问题从国家社会主义党掌权之后就出现了。但是，弗里克设想解决这些问题的改革遇到了两个主要的障碍：国家委任的地方长官、区党部领导人根深蒂固的权力和希特勒自己的权威。国家委任的地方长官不满意这样的想法：他们被降低为仅仅是内政部的代表，因此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力。他们绕过弗里克，向希特勒提出抗议，充满信心地等待着这个问题的解决。希特勒最终发话了，他什么时候都不想卷入国家部长（也就是内政部）与国家委任的地方长官之间有关法律解释的争议当中，除非涉及到政治上的重大问题。正如马丁·布罗萨特所认为的那样，这将导致对被认为完全是“政治性”问题的武断解释，对这种现象的坚持破坏了国家部长对国家委任的地方长官和一些官员的优越地位，因为后者想要在一种自主的氛围中运作自己的权力，只服从于元首一个人的控制。希特勒显然不想要这样一种体制：在其中一个专门的组织或个人彻底地掌握了控制权，而他自己却被排除在外。

国家内政部和各州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在悬而未决的状态。国家委任的地方长官通常和内政部有一条交流热线，但是发布命令的热线连在希特勒那里。实际上，这些地方长官拥有广泛的权力，他们有权任命州政府的成员，有权任命州公务员，有权得到下一级国家或州机构有关所有政治问题的报告。他们的地位和过去的各类州负责人一样，权力没有被国家收回。为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弗里克建议将国家委任的地方长官的职位和州长的职位合并起来，但是，他从来就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命令这样去做。只有在黑森和萨克森两个州，国家委任的地方长官和州长两个职位合并在区党部领导人手中。

弗里克甚至无法控制纳粹党对国家机构的侵入。弗里克成功地保留了批准地方官员任命的决定权，但是它只是名义上的，因为有一项附加条件：在第一次任命时，任命权控制在地方党代表的手里。假如州政府和党代表不能对已经作出的任命达成一致的意见，州政府有权第二次作出决定。

在涉及到公务员的问题上，弗里克也和纳粹党纠缠不清。弗里克的理想是一个极权主义的行政机构系统，在其中，议会民主被一体的国家所取代，所有行政管理机构都被整合到内政部。正如我们所见，这一点从来就没有实现，因为它被党的官员，被希特勒，被整个即兴式的、将成为纳粹德国标志的计划体系削弱了。假如弗里克不能将党合并到国家的机构当中，党能掌握整个行政机构的管理吗？行政机构是一个精英体系，它由受过专业训练的行政管理人员组成，它是德国的骄傲。进入公务员阶层是受到限制的，它的入选人要拥有大学教育、可以被人接受的社会背景，并通过适当的国家考试。一旦通过试用期，所有公务员一生都被政府使用，不受政府任何变化的影响。大多数较为高级的公务员来自中产阶级或者上中产阶级背景，他们的心智是乏味、保守和守法的。公务员们在狭隘的人文或古典教育的信条中，也在同样狭隘的法律传统中接受训练，以德国政府官员的身份高高在上，远离民众。他们被认为是傲慢的精英。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就不会感到过于奇怪，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公务员依附于纳粹党人的精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张，但是纳粹党人在知识和社会两个方面都抵制他们，而公务员也并不欢迎纳粹党人进入他们的行列。

在纳粹党人看来，他们一定要攻破德国这个权力和地位的堡垒。历史学家普遍一致的观点是：尽管纳粹党人渗入到行政机构的低层，但是在改变这一机构上毫无进展。毫无疑问，许多公务员从他们的特定岗位上被解除职务，一些是通过强制的退休，一些是通过简单的调离，但大多数依然留在岗位上。《行政机构重建法》在这一团体中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因为它的排外措施直接指向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这两个团体，而它们从来就没有在文官机构中构成重要的成分。无疑，最早的纳粹党成员还能够获得行政机构的职位，甚至还可以使一些重要的公务员停职。但是，这一机构经受了一段混乱时期，并且进行了调整，甚至打算指派一些激进分子，以满足党的狂热分子的需要。专门为党的老战士准备的职位都是各种较低下的公务员职位。在严格的资格和资历作为提升规则的高墙之后，老派精英维持着自己的地位。尽管一些纳粹党人——如在他们各自部里的戈培尔和戈林——企图击碎这一高墙，但是这一体系证明在自我保护上具有相当的弹性。甚至是纳粹党人的公务员——包括弗里克——在旧式体系的文化中得到了训练，从专业和气质两个方面不能舍弃这一体系，而去支持一个主要建立在政治正确基础上的随心所欲的体系。

政府的去科层化因此从来也没有发生，尽管党内的一些狂热分子喜欢这样。纳粹党人可能已经渗入，甚至部分地腐蚀了文官机构，但是他们没有改变它。战争给文官机构一个喘息的机会，免遭了进一步侵犯。

尽管还没有对德国文官机构的最后结论，但是，可以确定地做出几个判断。德国国家机构继续运转的主要原因取决于它富有奉献精神的文官干部。不仅公务员继续有效地管理着自己的事务，而且有效地和他们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人合作，使得后者能够进行统治和征服。纳粹党一直在老一代“非政治化的”公务员那里得到支持，他们有着相似的极权主义倾向。激进的纳粹官员和非政治化专家勉强地互相讨价还价。可以这么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确实是“极权主义文化”的产物。极权主义的国家管理机构惧怕民主的变革，同时把激进主义误认为是保守主义，它使得虚无主义能够发挥功能，甚至在明显的混乱中兴盛起来。

弗里克的内政部对法律的强制执行，以及对种族主义立法的法律认可，也负有责任。这个主题将在下一章讨论。关于警察的中央集权化问题，弗里克最初相信他的部代表着极权主义的中央集权，它已经获得了胜利，但是他很快发现，由于让希姆莱接管整个德国的警察部队，同时将党卫队建成一个越来越独立的机构，他正将权力的缰绳从手中滑落。尽管他向希特勒抗议希姆莱毫不留情的夺权，但是并不能阻止这位党卫队的领导人被任命为德国警察总监和内务部的国务秘书。换句话说，现在弗里克已经让希姆莱在他自己的部里东游西逛，同时在其他各个部门撒网，尤其是涉及到出版、军队、交通控制、护照及有关警察官员的人事政策。无论是希姆莱还是他残酷的助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对弗里克这位表面上的上司都在进行着欺骗，不让他知道他们的秘密诡计。他们隐藏自己的行动，借助元首的权威来消除人们的抗议，并且引进一些头脑灵活的律师用聪明的诡辩掩盖自己的非法行为。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弗里克已经变成一个顺从的部长，成为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橡皮图章。在战争期间，他失去了希特勒的宠爱，被解除内政部长的职务，担任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国家保护官这一次要的职务（1943）。内政部落入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党卫队的手中。

仅次于党、政府机构和武装部队的是经济及其管理部门，它们构成了纳粹体制的主要成分之一。最初，经济部长是库尔特·施密特（1886—1950），他是一家德国保险公司的前任执行官，1931年被引荐给希特勒。施密特后来被证明是一个过于小心、缺乏想象力和被动的人，希特勒在1935年用亚尔马·沙赫特替换了他。沙赫特是国家银行行长，是德国少数几位有着国际声誉的经济天才。作为经济部长、国家银行行长和战时经济的全权代表，他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经济阶段发挥着主要作用（1933—1936）。沙赫特深得大企业和武装部队的信任，他大力推进三头并进的激活经济的政策，即大规模重整军备，政府赤字支出，政府和企业的紧密合作对东南欧新市场的开拓。

尽管沙赫特在大规模重整军备和公共劳动政策上与希特勒和纳粹党是一致的，他利用国家银行的金融资源去支持这些计划，但是，他开始在经济和道德两个方面对国家社会主义越来越表示怀疑。对罗姆的血腥清洗、对整个德国犹太人和犹太企业的攻击使他大为震惊。从经济的观点来看，他反对党反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浪漫化的理想，即经济的基础是农民、小店主和手工艺人。他还认为对犹太企业和大百货公司的进攻是悲剧性的恐怖，它建立在对经济的无知和意识形态的狂热的基础上。1936年，当希特勒命令在经济方面来个大转变，进入第二个经济阶段（1936—1939）的时候，沙赫特和纳粹党决裂。希特勒要求经济要为全面战争的动员服务，他放弃了沙赫特对外贸的强调，而支持经济的自给自足，尤其在人工合成材料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希特勒委派戈林负责四年计划，给予他绝对权力以完成自己的目标。

亚尔马·沙赫特

直到1936年，沙赫特还有能力维护保证大企业独立的强硬措施。他还与军队中较为谨慎的人员（布隆贝格）紧密合作，因此对一些为了帝国扩张不计后果的计划发挥了约束作用。这一限制希特勒的障碍在1938年被彻底打破了，希特勒除去了军队和企业中那些小心翼翼的反对者，以及布隆贝格和沙赫特。就在这时出现了几个迫近的经济危机：严重的外汇短缺，惊人的货币贬值和黄金储备减少，越来越严重的税收问题，消费者不满，以及由重叠的经济机构引发的诸多问题。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危机构成了一个综合病征，它有充分理由促动希特勒选择战争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希特勒免去了有能力和有独立头脑的沙赫特的经济部长职务之后，只让他担任国家银行行长（至1943年），并选择了瓦尔特·丰克（1890—1960）作为新经济部长。希特勒跃入了第三个经济阶段，这一阶段与领土扩张和对外国残酷的经济剥削密切相关。丰克是一个精明、和蔼和随和的党员，他曾经是希特勒的私人经济顾问，随时准备服从命令。当希特勒任命他为经济部长的时候，他基本上依赖戈林确定未来工作的方向，并且紧密地与执行四年计划的官员合作。丰克很有忍耐的功夫，但是仇视戈林的多变和高压的政策。丰克也牵涉到抢劫被占领土的财富和从数百万犹太受害者那里劫财以储藏个人财富（包括黄金、宝石和现金）的事件。

丰克的经济部与创立于1940年的技术部门——军备部——紧密合作。该部由希特勒喜欢的专家之一弗里茨·托德（1891—1942）负责。正如上面所提及的，托德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纳粹党，修建了元首的高速公路。他还是四年计划主要的组织领导人。1938年，他建立了西壁防线。有一段时间，托德在政府正规的机构之外运作，主要对阿道夫·希特勒负责，而希特勒一直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在担任部长一职之后，他继续以这种方式工作。他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组织，它的官员囊括了经济行动的广大范围，在整个战时经济背后越来越成为一支控制性的力量。当托德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希特勒选择了他最喜欢的建筑师埃伯特·施佩尔做继任。在施佩尔的领导下，军备部成为1943至1945年间德国战争的主导力量。

到1938年，希特勒依赖他的政府支持他的宏大计划——发动战争以便为德国人民赢得生存空间。当时只有外交部支持他的这一目标，他自然不会不与它合作。但是，外交部——正如后面所描述的——里面都是些老派的外交官，他们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希特勒认为这个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垃圾堆”。他尽可能地鼓励竞争性的组织，或者里宾特洛甫帮派的进攻性的暴发户们行动起来，从而绕过这些老派的卫道者。1938年，他免去了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以里宾特洛甫取而代之，此人不仅无知，而且没有骨气。

通过清洗难以管束又胆小怕事的领导人，希特勒压制了国防部。布隆贝格是兴登堡的被保护人，因为和一个曾经当过妓女的人结婚而受到羞辱；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是陆军总司令，他耐心和谨慎的态度也不再适合新的精神，因此受到了同性恋行为的错误指控，被免去了职务。然后，希特勒重新组织了国防部，并置于一个新的机构之下，这个机构被称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由顺从的威廉·凯特尔将军负责。在凯特尔的领导下，尽管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中还存在着异议分子，对希特勒的目标或能力缺乏信心，但是它坚决地执行着希特勒的命令。总之，德国的军事领导人要么被胜利所欺骗，要么盲目地服从权威显得毫无能力。无论战争行为是多么的罪恶，他们都缺乏公民的勇气，顺从地尾随在他们罪恶的领导人身后，立正敬礼，按照命令行事。

有一个很好的事例可以说明我们对德国政府和它的领导人的看法。有这样一个人，他一脚站在纳粹党那里，一脚站在传统的军事部门那里。他就是赫尔曼·戈林。他身兼数职：航空部长、空军总司令、四年计划的全权代表、不管部部长和帝国元帅。

在纳粹的主要领导人当中，只有戈林是真正得到德国人民喜欢的。希特勒如神一般过于超然，戈培尔过于文气，而希姆莱则过于冷酷，没有感情，难以形成积极的印象。而戈林是一个快乐和热情的人，他设法给予新的极权主义机器以人性的外表。戈林在心底里是一个浪漫的保皇主义者，具有上层阶级的背景，这使得他能够进入高层的军事和社交圈子，也一直促使他去培养与过去的保守主义精英之间的关系。戈林也不是一个忠实的反犹太分子。他真心热爱和欣赏的教父有着部分犹太血统，他的一些亲密的朋友和同事也是如此，尤其是他的航空部的国务秘书。戈林是根据第一印象而不是种族特性来判断一个人的，这就足以解释他的名言：“我决定谁是犹太人。”一个下属指控他家里的一些客人是犹太人，他就是这样回答他的。

陆军元帅维尔纳·冯·布隆贝格

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

但是，戈林具有的许多无可怀疑的积极性格——高智商、创造性、忠诚、领袖魅力、大胆——被他无耻的机会主义、贪婪、虚荣和道德的懒散所削弱。事实上，戈林被对立的两极深深地分割：对朋友慷慨，对敌手宽大，但是也具有报复性和惊人的自私。他的生活摇摆在强迫性的工作和自溺的暴饮暴食之间。他能在一段时期内对一项专门的工作集中精力，之后，就会堕入懒散，体重急剧增加。约阿希姆·费斯特将他比作“雇佣兵和纵情逸乐之徒的混合物”，H.R.特雷弗—罗普将他形容为“涂了香水的尼禄”。这些描绘无疑都抓住了戈林复杂人格的某些方面。

事实上，戈林像希特勒一样是反社会的人，带有与这种越轨人格相联系的所有性格特征：缺乏良知，行为冲动，刻意制造良好外表，抗拒正常的权威。希特勒的越轨人格表现为：为了实现种族主义的乌托邦，对所有权威的彻底挑战；而戈林的越轨人格在目的上就世俗多了，即个人的虚荣和物质需要的满足。甚至他臭名昭著的残酷——希特勒一直作为榜样推荐给他人——也是机会主义算计的结果，而非来自对残酷的爱好。他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拜占庭式的华丽。他拥有四座豪宅、一座猎屋、两座城堡，在柏林的莱比锡人广场还有一座帝王式的宫殿。他有自己的工厂、几百套制服、无价的宝石、一艘游艇和各种各样的汽车。在战争期间，他无耻地掠夺被占领土博物馆里的艺术宝藏和其他无价之宝为个人所用，他对所有物品表现得不屑一顾，认为自己毕竟是文艺复兴式的大师。与这种贪婪相匹敌的是对私人财富的无耻暴露癖。至少在和平年代，许多德国人能够原谅这种癖好，把它作为赫尔曼这位老好人身上一个可以宽恕的弱点。甚至他的粗俗也被认为是有趣的，如他的狮子在女士身上撒尿引起他的狂笑，他在自己的乡村庄园用公牛和母牛在宾客面前交配使他们大为震惊。这些古怪的行为和他快乐的公共外表得到了许多德国人的欣赏。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德国人的命运掌握在这样一个人手里是致命的。在目标和行为方面，戈林从本质上来说是机会主义的和自私的。

在这方面他的两大缺点是，令人作呕地服从希特勒和在关键时刻缺乏道德上的勇气。在希特勒磁石般的人格面前，他的自我像曾经膨胀一样，惊人地萎缩起来。他承认：“我没有良心。”为了将这种道德的空虚合理化，他有时还毫无说服力地补充道：“我的良心就是希特勒。”但是，他依然保持了足够的自尊，他认识到依赖于一个人的意志是如何让人难以忍受。对元首意志奴隶般的服从，开始折磨得他产生了身体痛苦。他向沙赫特承认：每次面对希特勒的时候，他都沮丧极了。甚至他的下属也认为：为了面对希特勒，他必须“从心理上振作起来”。

戈林对希特勒获得权力及后来的权力稳固发挥了作用，对发展德国空军也是有所帮助的，尽管他不像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是它的创立人。在航空部长和后来帝国元帅的新位子上，戈林显示了不容怀疑的才干，但是他对人事的选择一直是不完美的。另外，他的经验也是过时的，他忽视了航空技术和设计的发展。尽管他建立了一支超过四千架飞机的庞大空军，其中包括一千一百七十六架轰炸机、四百零八架双引擎和七百七十一架单引擎战斗机、五百五十二架JU-52型运输机，但是它的能力依然是有限的。它是一个短途的战斗组织，它的战斗机是为提供局部的空中优势设计的，它的轰炸机是为陆军提供战术支持设计的。空军的虚弱在战争的初期阶段就显现出来，成为主要负担，不过当时闪电般的胜利掩盖了潜在的问题。空军承受着航空燃料、机枪弹药和炸弹的短缺。训练设施和飞机生产不能为最初的损失提供足够的补充，当德国和苏联、美国开战时，这些问题更恶化了。在这一点上，戈林对空军常胜不败的吹嘘就像魔鬼一样缠绕着他。他没有在敦克尔刻消灭英国的远征军，没有在对英作战中胜利，没有摧毁苏联的空军，最重要的是，他没能阻止对德国城市二十四小时的饱和式轰炸。这一切失败都使他在元首和德国人民的眼里变得不值得信任。在他一生的这一转折时刻，他将控制权拱手让给他的对手希姆莱、鲍曼、戈培尔和施佩尔，逃避到享乐和对毒品的依赖中。没有人再受到他粗俗幽默的逗弄，因为过去的大话——假如有一架敌机能够进入德国领空，人民就可以叫他穆勒（一个普通的德国名字）而不是戈林——他受到公众的嘲笑。

除了这些国家部长，纳粹国家也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有着特殊授权的组织，它们大多数相互独立地运作，通过总理府直接对希特勒负责。除了已经提到的总统、总理和各部以外，人们所称的“最高国家权力”还包括一些计划和协调机构和职务，如公路总监、领土规划办公室、国家青年理事会、国家资本总监、慕尼黑城市总建设委员会、林茨国家建设委员会、四年计划全权代表、外交政策私人委员会（它从来就没有开过会）、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国家保护官。在这些国家最高权力当中，还包括最高法院及国家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

国中之国：党卫队

在这些国家机构当中，有一个越来越独立自治，与它们相脱离，最后发展为最邪恶的、最混杂的组织，这就是党卫队。党卫队一脚站在国家那里，一脚站在纳粹党那里。这个组织最初附属于冲锋队，开始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精英护卫队，负责保护元首，后来发展成为纳粹党的警察部队；恐怖的国家警察部队；在拥有自己兵力的军队中的常规军队——武装党卫队；一个巨大的经济企业，它的触角深深地插入德国的大企业，后来又插入被征服的领土；一部大型的杀人机器，它监视着广大的集中营系统，民众在其中被拷打和消灭。如果没有这个阴暗的帝国，纳粹政权就不能对德国人民实施持久的、无反抗的控制。如同纳粹党一样，党卫队这只恶魔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巴伐利亚。就是希姆莱这个矮胖的、短小的、不好运动的、近视的、秃顶的巴伐利亚人，将这支最初极小的部队建成了第三帝国最可怕的犯罪组织。

海因里希·希姆莱是党卫队国家领袖，是希特勒的另一个自我，是无情的猎犬，正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纳粹主义”本身的人格化。希姆莱为人十分小心谨慎，做事专心，富有奉献精神，这个冷酷的、工于心计的人被施佩尔恰当地形容为“一半是学校的校长，一半是疯子”，他系统地组合了纳粹恐怖的主要工具——党卫队、警察和集中营。但是，他的目标不是为了恐怖而施行恐怖，而是为了建立和扩展一个纯粹的种族国家。这一种族主义的乌托邦热衷于绝育、“不值得生存的人的”安乐死、药物实验、“次等人种”的种族灭绝。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海因里希·希姆莱动用了他不断发展的帝国的权力和资源。换句话说，他的恐怖机器是他自己和希特勒种族信仰的产物。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一个最危险的人物，像历史上的大审判官一样，他是自己宗教的信仰者，即使这种宗教是荒诞的。

可以理解，历史学家企图通过检验希姆莱的过去以解释他的现在。确实，一个像他这样罪恶深重的人，必然在他的家庭背景和抚养过程中有许多阴暗的角落，但是忙忙碌碌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什么戏剧性的东西，如儿童期受虐待、性损伤等。一些历史学家恼怒地放弃了努力，不甘心地承认希姆莱的青年期“出乎意料的正常”。他们认为：他出身于一个最普通的巴伐利亚中产阶级的家庭，因此，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无法说明的事情是徒劳无益的。这些观点不仅放弃了理性，而且表明他们对作为科学的解释人类行为的心理学缺乏信心。没有一个心理学的观念或者一套心理学的观念，可以解释这种恶毒的毁灭性行为，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什么心理学的理论，能够为理解侵犯性的行为和发现应对它的方法提供有用线索。

就海因里希·希姆莱来说，他无疑来自一个外表“正常的”中产阶级家庭，但是，更为仔细的调查发现：在希姆莱的成长中，家庭产生的作用并非有益于一个成熟的、自治的、具有适应力的人格的发展。他的父亲戈伯哈德·希姆莱是一个极端严厉的、学究气的、特别守法的学校教师。他是可怕的极权主义的典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甚至之后，这样的人物在德国的学校系统中十分普遍。希姆莱教授的父亲（也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祖父）是一个警察总管，具有坚定而严厉的极权主义习惯，就是以同样的原则为基础，教授培养着他的孩子，教育他们特别注意整洁、秩序和服从。因为格布哈特·希姆莱有一段时间里是巴伐利亚海因里希王子的教师，因此，王子欣然答应成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教父。他和他的两个兄弟格布哈特（生于1989年）、恩斯特（生于1905年）都被教育要尊重贵族。他是怎样尊重自己母亲的呢？在父亲的督促下所写的日记中，他只提及过母亲两次。但是，从其他的资料来看——包括信件——他的母亲似乎非常娇惯他，以至心理学家称呼他为“母亲的孩子”，直到他遇见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位楷模，他一直从母亲那里寻求对父亲严厉管教的解脱。

年轻的希姆莱有一个王子作为教父，因此他梦想成为一个无畏地领导部下为祖国而战的军官。不过，几个障碍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首先，尽管希姆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是他不爱运动，也没有自信心，因此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军官。事实上，他父亲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才使他进入军官训练学校，但是到战争结束时，他才被派往前线，那时他只有十八岁，没有从事哪一项职业的明确目标。他没有完全成熟以应对混乱的战后时期，以及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人正在体验的身份危机。他具有缺陷的人格，存在于他试图解决其身份危机的方式当中。

他选择去学习农业，而不是传统的声望很高、能够走向专业职位的学科，这令等级意识很强的父母感到失望。我们可以把这时的希姆莱看作一位慕尼黑技术大学的普通学生，他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社交圈子里活动；在日记里书生气地记录下最平凡的日常事务——刮胡子、洗澡、睡觉；用储蓄明细表、票根、付款通知单、车票票根保存了完整的记录，这些东西在屠杀后还保存了下来；从来不在规则的生活之外寻求冒险。尽管逐渐发展的性确实使他神魂颠倒和感到困扰，但是他没有委身于任何女人，通常是躲在常规和礼仪的面具背后。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去干预别人的闲事，他对所有的人都给予无情而充满仇恨的评判。例如，他盛气凌人地评判他未来的嫂子，认为她是一个不适合格布哈特的女人。同时，他沉浸在种族主义文学当中，并且加入了战后混乱的岁月里在慕尼黑扩散的右翼运动。

1922年，希姆莱获得了农业学科毕业证书，但是工作前景既渺茫又遥远。他做了一段时间肥料研究的技术助理。他是孤独的、漂泊的和没有安全感的。但是在1923年8月，也就在慕尼黑流产的政变之前，他加入了纳粹党，在这次暴动中，他在罗姆的分遣队中担任一个次要的角色。随着政变的失败和希特勒在兰德斯堡的监禁，希姆莱的生活和他所加入的党似乎分崩离析了。他再次产生了移居俄国或者拉丁美洲并专心从事农业工作的想法。但是，在希特勒被释放，以及党得到重建之后，希姆莱产生了新的希望。当他作为格里格尔·施特拉塞尔的代表成为下巴伐利亚地区的组织者时，他的运气好转了，因为希特勒还任命他为一个新组建的、小型的精英组织的副队长，这个组织大约由二百名突击队队员组成，任务是保护元首和维持党的会议秩序。希姆莱现在来到了他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已经怀疑自己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因为它只是一种由严厉的教育强加的不牢固的思想和习惯。这位忧心忡忡的年轻人依靠新的权威（希特勒）和替代性的宗教（国家社会主义）以解决身份危机。换句话说，希姆莱不是用个人质疑和自发实验的方式来选择自由，他逃避了自由，进入另一种束缚当中。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服从无疑是一种形式的转换。像许多纳粹党人一样，他发现了自己的救世主，并至死追随着他。大约就在同时，也就是1928年夏天，他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婚姻，娶了一位波兰籍的护士玛格丽特·康策佐渥，此女比他长八岁，是一个清教徒，离过婚，是他的双亲不希望他娶的媳妇。尽管两个人在气质上相似——极端的节省、整洁、工作努力，但是他们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尽管希姆莱在表面上服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并且刻意模仿，但是他后来一直有一个情妇，并且成为两个私生子的父亲。

1929年1月，希姆莱被任命为党卫队国家领袖，在冲锋队和它的领袖的阴影下，这个职位依然不重要。但是，希姆莱设想他的黑衫队士兵会胜过普通的街头斗殴者；他梦想将他们转变成精英的种族干部，因此仔细地挑选出最聪明、身体最强壮的人。这些人将成为纯净种族新工作的前卫。这时的希姆莱受到瓦尔特·达莱的种族主义理论魅力的影响，希姆莱是在一个青年德国乌托邦团体阿特马斯遇到达莱的，这个团体信仰在20年代早期由种族主义青年组织发展的回归土地运动。阿特马斯要求新的东方移民定居点，征服低级的斯拉夫民族，培育出新的条顿农民以开创德国的血液和土地再生物和精神上的复兴。从阿特马斯当中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党卫队种族主义分子，如希姆莱、达莱和未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霍斯。

在战斗的年代，没有趣味又感情平淡的希姆莱做事十分专注，他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精英组织。新的成员根据以下条件选拔：身高至少5.8英尺，官员从1750年、士兵从1800年开始是纯正的雅利安人的后代。健康和卫生的条件也在考虑之列。希姆莱对种族的纯正性十分执着，偏爱高大、金发、蓝眼的类型，这种人的类型同自己带有蒙古人长相的、对他自己的种族主义理想实际是讽刺的面貌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他痴迷于身体的耐力、北欧人的俊美或种族的纯洁（无论它意味着什么），这无疑暴露了他身上强烈的不安全感。他忍受着各种各样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疾病，其身体表征是：剧烈的头痛、大肠炎、胃痉挛、肌肉疼痛。费力克斯·科尔斯滕是希姆莱后来的男按摩师，他为焦虑不安的希姆莱释缓肌肉疼痛，他的日记见证了希姆莱的幻想和痴迷。像希特勒一样，希姆莱是一个神经质的臆想病患者，他生活在乖僻的素食者的世界中。

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希姆莱可能真的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肛门情结的施虐受虐狂”，或者是一个“强迫症的”人物，但是这些术语都不能抓住这个人本质的历史特征。正如H.R.特雷弗—罗普早就注意到的那样，希姆莱是大审判官的原型、心灵麻木的狂热分子。尽管个性是温和的、挑剔的、严厉的和清廉的，但是他能够为了抽象的理想杀害数百万生灵。希姆莱的理想是种族主义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一个新的雅利安基督拯救了世界。他一直盯着未来的候选人的照片，探查着党卫队成员的生活，甚至严格禁止他们和未来的新娘结婚，除非她们进行了种族上的甄别。为了维护后代种族的纯正性，每一个党卫队成员都被要求保存记录家庭事件和关系的宗谱。早在1931年，达莱就加入了希姆莱的参谋机构，组建了种族和移民定居办公室，负责制订种族的规范，引导对欧洲人种划分的研究，制订在东部领土重新安置德国殖民者的计划。

从这些最初的工作中突显出来的是希姆莱的信仰：人类种族能够在生物学上得到提高，他知道完成这一使命的标准和技术。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希姆莱在慕尼黑附近一个养鸡场工作，他似乎相信人类的繁殖本质上像畜牧业一样，以孟德尔定律为基础，一百二十年后，德国人“外表上会变成真正的日耳曼人”。通过绝育或禁止德国人和犹太人及其他劣等民族通婚的严格种族法，清除在德国基因库中不受人喜欢的特征，繁殖出一种金发、碧眼、高大、运动员模样的超级种族是可能的。1931年6月，这样一个标本式人物正在党卫队寻找工作，他到希姆莱工作的农场来拜访他，此人成为希姆莱最亲近也是最残酷的随从，帮助他完善正在发展的党卫队帝国。这个人就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位二十四岁的前海军军官因为不称职而被德国海军开除。海德里希是哈勒音乐学校一位著名男高音和指挥的儿子。这位年轻人富有音乐天赋和体育天才，在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家庭长大，在这个家庭当中，整洁、秩序、纪律和高度的成就是每天要接受的命令。海德里希性格内向，还有几分羞涩，他很难找到亲密的朋友，经常通过傲慢的行为和进攻性的自我肯定来补偿自己的缺点。他通常自行其是，同学们经常回避他，后来的海军同事也是如此。当有关他父亲是犹太人的谣言四起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变得更为厉害。在学校，海德里希有时被同学嘲笑，暗示他是一个犹太人。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表明海德里希的父亲是一位犹太人，但是这一论断一直伴随着他杀人的一生，并且可以说明他经常表现出来的显著的自我仇视。从他的家庭背景和青春期的斗争中出现的是一个扭曲的人格，对自己的身份感到不确定，渴望赞同和认可。在相对短暂的一生中，海德里希是一个破碎的和没有安全感的人。

在所有主要的纳粹领导人当中，海德里希最符合被大肆吹捧的雅利安理想。他身材高大、细长、金发、英俊，尽管他的马脸、长鼻、冷酷的嘴、外突的牙使他漂亮的面貌失去了光泽。他的声音和笑声又尖又高，同事给他起了“山羊”的外号。他特别聪明，而且富有体育天分，尤其在跑步、游泳和剑术方面。但是，这些能力不能和他性格的力量相比。他被海军开除是因为遗弃旧友另寻新欢，由于过于无情，使得被抛弃的女友精神崩溃。这个事件证明了海德里希对待他人缺乏道德的人性。人是海德里希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他毫无道德地利用他们来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将海德里希描述为完全没有道德的人，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罪犯才能与之相比。像希特勒一样，他一直在思考不可思议的东西，不受法律或社会习俗的约束。确实，他像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儿子，但是，甚至元首也受到这位年轻人自负的野心、无礼的傲慢、厚颜无耻的冷酷的些微威胁，他不得不用暴露他被怀疑是犹太人的威胁来控制他。在海德里希的葬礼上，希特勒将他比作“铁石心肠的人”，只有布克哈特的评论——“年轻、邪恶的死神”——才能与这个绰号相媲美。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伙伴关系是天下无双的，因为它增强了两人身上潜藏的毁灭性力量：希姆莱对细节毫无感情的关注；海德里希表面温和而内心恶毒，缺乏道德而又十分沉着。他们像两只鼹鼠在党和国家的体制中打洞，目标只是颠覆法律和控制权力。这些方法包括：渗入党和国家的机构，在关键位置上安插自己的心腹，通过敲诈和逮捕消灭对手，并且一直扮演着忠心耿耿、天真无邪、一无所知的公共官员的角色，他们只是在做对德国有利的事情。

1933年春天，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夺权的时候，他们还是年轻人，一个三十三岁，一个二十九岁，很大程度上还不为公众所知。1933年3月9日，希姆莱成为慕尼黑的警察总监，他利用这个职位作为他扩张党卫队和警察的运作基地。4月1日，希姆莱被提升为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指挥官，这使他能够控制警察机构的州际网络和达豪集中营。海德里希实施着希姆莱宏大的计划，保证所有关键的位置都控制在忠实的纳粹党人或者能力强的机会主义分子手中。海德里希最有能力的官员之一是海因里希·穆勒（1900—1945），过去他并非是纳粹党人，而后来却获得了“盖世太保穆勒”的外号，这个人野心勃勃，很快就通过盲目的服从和没有道德的行为获得了自己主子的信任。作为后来国家保安总局第四处（也就是盖世太保）的处长，穆勒参与了无数毫无人性的犯罪行为，成为欧洲最令人害怕的官员之一。尽管穆勒作为弗朗茨·约瑟夫·胡贝尔和约瑟夫·迈辛格的同事过去和纳粹作对，但是海德里希还是发现穆勒是自己的同类，是一个有着控制欲的技术人员，乐于为任何只要提拔他们同时给予足够的空间让他们施展才能和爱好的政权服务。穆勒和他这种类型的人通常来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宗教的氛围中长大，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在巴伐利亚行政管理机构服务，后来成为他们纳粹主人忠实的随从。

在帮助希姆莱获得对巴伐利亚和德国大部分地区的警察越来越多的控制权的同时，海德里希也在稳固着自己的机构使协助工作变得可能，它就是在1931年建立的纳粹党党卫队保安处。党卫队保安处最初只是一个很小的团体，由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理想主义分子组成，艰难的时代使他们失去了工作，作为不被社会接受的漂泊者，他们一直在追寻着某种意识形态的信念。例如海德里希的副指挥卡尔·阿尔布莱希特·奥伯格（1897—1965），他是汉堡一位医学教授的儿子，参加过军队和自由军团，然后在2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东游西荡，没有稳定的职业，直到最后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并在安全部门工作。相似类型的人还有海德里希的主要官员，其中许多人在这个依然不明确的领域是业余水平的。维尔纳·贝斯特博士、奥托·奥伦多夫、莱因哈特·霍恩教授、弗朗茨·西克斯教授、赫伯特·迈尔霍恩博士都是律师，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是一个在文学上有所抱负的人，冈特·达尔昆是一个记者，瓦尔特·舒伦贝格是一个有抱负的情报人员。事实上，这是一个冒险、监视、搜索间谍的氛围，它吸引着大批的年轻人进入党卫队保安处。正如瓦尔特·舒伦贝格这位未来的间谍主管回忆的：“最优秀的人都乐意加入党卫队而不是党的其他机构。”这些人并不知道，一旦落入了这个系统，他们就会和一些非常令人讨厌的人一起工作，服从没有道德和非法的命令；但是，他们不是让自己离开这部杀人机器，而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借口，使自己成为国家雇佣的杀手。

最初，对于党卫队保安处应该是什么并不明确，包括情报工作、秘密服务、党的调查人员、准警察组织。有时，党卫队保安处负责所有这些事情，使自己忙于和反对势力作斗争。到1937年，它已经拥有三千名成员和四万个告密者。这些监察斗士们企图发现什么呢？党卫队保安处有时和盖世太保联手，有时和盖世太保相抵触。它的密探首先针对“主要的敌人”，大多数为政治的敌手或嫌疑者、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神职人员等等。在主要的敌人被消灭之后（1933—1935），第二阶段攻击的或者是对“种族敌人”，先是犹太人，后来是“亚洲的劣等人”。党卫队保安处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门吸收了一个叫阿道夫·埃克曼的人，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专家，并且负责犹太人的移民，勾勒了全世界犹太人组织的可怕名单，假定它们组成了一个联合的整体，并存在着一个世界性的犹太人阴谋。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思想编造出敌人不确定的力量，这些敌人必须被揭露和无情地消灭。这种思想使人想起了调查人员的信仰，据说他们制造“女巫”是为了证实正在繁衍的、与她们作斗争的官僚机构的合法性。从1933年到1938年，党卫队保安处与其他组织大力合作，从德国的公共生活中去消灭犹太人，剥夺他们的公民权，破坏他们的生存方式。从1938年到1941年的强制性移民，反过来导致了最后一个阶段——从身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来临。在大战降临之前，“最终解决”已经是清晰可见的了，只是实施它的计划和方法还没有制订出来。

在建立控制系统的时候，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不仅建立了党卫队，尤其是它的保安处，而且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渗透到德国的警察系统。在合并了除普鲁士以外德国所有州的警察机构之后，希姆莱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德国的警察。盖世太保依然在戈林的控制之下，直到1934年春天都躲避着希姆莱。1934年4月20日，正在与弗里克和冲锋队争夺盖世太保指挥权的戈林同希姆莱联合，他任命希姆莱为“盖世太保总监”，舍弃了先前的盖世太保领袖鲁道夫·迪尔斯。当然，希姆莱依然服从于作为普鲁士总理的戈林、作为内政部长的弗里克、作为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领袖罗姆。在“长刀之夜”期间，希姆莱的黑衫党卫队刺客清除了罗姆，党卫队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组织，并获得了对盖世太保的控制。弗里克企图将盖世太保置于内政部长更为有效的监控之下，在与弗里克长达一年的争斗之后，新的盖世太保法在1936年2月颁布，它使得各种各样的盖世太保办公室对内政部长负责，但是它也规定了盖世太保地方办公室对盖世太保柏林办公室负责。这就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哪一个机构——是内政部还是盖世太保柏林办公室——对管辖冲突具有最终的裁定权。四个月后，也就是6月17日，希特勒将所有的警察部队置于希姆莱的控制之下，使他成为内政部中德国警察的领袖。弗里克只是名义上负责，但实际上，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管理着警察。6月28日，希姆莱重组了德国警察系统，组建了新的“安全警察”。

“安全警察”这个词过去广泛地应用于整个警察。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警察分为两个部分：行政警察和执行警察，前者涉及到日常的人员手续和交通管理；后者有四个主要的执行和行政分支，包括刑事警察、城市警察、政治警察和风化警察。希姆莱打算从更为重要的执行警察那里剥离出两个最重要的分支——刑事警察和政治警察，并组建安全警察，由海德里希控制。留给库尔特·达鲁格的剩余部分合并为普通警察。这样，安全警察由希姆莱在1934年4月从戈林那里接管而来的盖世太保及刑事警察、风化警察构成。

在完全掌握了控制和恐怖的工具之后，希姆莱的势力稳步地渗透到德国的国家机器当中，削弱了诚实而守法的官员的工作，并建立了党卫队、警察和集中营的三角关系。尤其是在普鲁士，希姆莱冷酷的策略瘫痪了传统的行政事务系统。穆勒被调到柏林，成为盖世太保的头目和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关键人物。执行灭绝数百万无辜民众的杀戮人员正在集结之中。除了“盖世太保穆勒”，这里还有前汉堡警察局长布鲁诺·施特莱肯巴赫，他在波兰建立了第一个犹太人区，并且组织了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围捕、杀害犹太人及“亚洲的劣等人”；党卫队地区总指挥奥斯瓦尔德·波尔被指定建立一个庞大的党卫队企业经济联合体，这些企业建立在苦役、敲诈和谋杀的基础之上；瓦尔特·施塔勒克一直到死都是A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这个小组跟随着北方集团军穿过波罗的海进入列宁格勒，一路残酷杀戮；阿图尔·奈比是刑事警察的头目，他是第一个在“到东方去服劳役”的幌子下，热切地自愿在波兰灭绝犹太人的人；埃利希·冯·德姆·巴赫—泽勒维斯基在清洗罗姆时因非同一般的残酷而获得荣誉勋章，他受希姆莱委派在整个东方和游击队作战，消灭了无数的对手和犹太人；奥托·奥伦多夫是B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他至少要对清除九万名公民负责，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地点位于比萨拉比亚和克里米亚之间的南俄罗斯；西奥多·艾克是一个残酷成性的反社会分子，他管理着整个集中营系统。

在这些残酷的人背后是一些思想敏捷的律师，他们企图将明亮而合法的装饰板安装在敲诈、拷打和国家杀戮之上，这些人是维尔纳·贝斯特、莱因哈特·霍恩、弗朗茨·西克斯、赫伯特·迈尔霍恩。在给党卫队的使命加以美化的活动中不乏知识分子。最有趣的是冈特·达尔昆，他是一位年轻的记者，有着杰出的才能。他是党卫队的杂志《黑色军团》的主编，这是一本装帧华美又充满诡辩的宣传周刊，也是一本带有调查色彩的杂志，许多人读它，许多人也害怕它。得益于党卫队保安处巨大的告密网，这份杂志热衷于尖锐的批评，其中包括对党的高级干部行为的看法。但是它最喜欢的目标是犹太人、教会人员和犯了错误的官员。这本杂志因为显示了党自我批评的迹象，同时将调查报告至少建立在一些事实基础上，因此受到广泛欢迎。1937年销量为189317册，到战争结束之时，达到75万册。

党卫队被大多数德国人——包括参加它各种各样分支机构的人——视为一个高贵的精英组织，这个组织只接受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这是纳粹“上光”政策的一部分，即以最高贵的理想主义掩盖侵略性的、不道德的目标。还有什么比加入一个精英卫队更为理想的事情吗？从头到脚都是清教徒的黑色，卫队的使命是保卫元首及党和国家的机构。因此，加入党卫队的渴望是相当强烈的，尤其在上层阶级。最初，党卫队主要由前自由军团构成，但是在1933年之后，上层阶级和前贵族的精英不断拥入。1933年夏季之后，希姆莱不仅停止招募，而且不断清除机会主义分子、酒鬼、同性恋者和血统不明的人。他需要一个精英的组织，成员经过严格的训练，具有团队的精神。希姆莱利用耶稣会的模式，目标是对他新选拔的人来一个完全彻底的重塑。被选中的人必须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被允许进行“亲族宣誓”。整个训练建立在宗教观念之上，形成对荣耀、忠诚及权威无条件服从的崇拜。座右铭“我的荣耀就是服从”镶嵌在所有党卫队成员的头脑里，镌刻在所有党卫队的旗帜上。

党卫队的忠诚归根结底就是对元首的信仰，对德国伟大的扭曲的感情，在科学真理的幌子下对种族主义思想的灌输。党卫队病态的领袖们用不正常精神的圈套将这些浅薄的思想隐藏起来。只有那些承受了由一个军事组织发明的对人的尊严进行最恶劣的心理攻击的人，才能在这个组织中生存下来。随后，他们会感到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特殊使命的、独特的兄弟组织的一部分而得到了再生。作为这个兄弟组织的成员，他们不再受到德国任何一个法庭的约束。党卫队拥有自己的荣耀法庭。希姆莱制订了这样的原则：一个受过法律教育的人不能从事法律工作。这毫不奇怪，因为党卫队的成员视自己为精选出来的人物，他们以处于一种特殊结合中的同志相待。但是，正如汉斯·布赫海特所观察的那样：这些结合不是建立在性格力量基础上的，因为这种力量尊重个人的尊严，而不是依靠对上级和局外人掩盖虚弱、过失和失败。他们自己的残酷和施加在别人身上的严刑极为相似，并且使得施加这种残酷变得极为轻易，因为这种行为他们已经亲自体验过了。对冷酷的美化书写在党卫队队员机器人般的脸上，表现在十足的残暴和蔑视当中。这些代表雅利安优越性的样本人物，用这种残暴和蔑视虐待着他们的对手。对于党卫队队员来说，“不可能”这个词被假定是不存在的。他的生命之氧就是斗争；就是无条件地服从权威；就是压制感情或激情，因为它们意味着温柔；就是对次等人的蔑视；就是对局外人的傲慢行为；就是与自己同类的内在结合。

这自然引出以下的情况：极权主义恐怖的核心部分集中营，只能交付给这些毫无人性的技术专家。希姆莱培植了一种特殊的由党卫队队员组成的自愿组织。这支队伍长期充当集中营的警卫队。这些组织被称为“骷髅部队”，它的成员戴着黑帽子，上面刻有头骨和两根交叉骨头的纹章。希姆莱委任管理集中营的人是西奥多·艾克，这位残酷的心理变态者，将所有集中营中的一系列残忍而罕见的惩罚规范化。他坚持认为：要以刻骨的仇恨对待每一名囚犯，把他们视为国家的敌人。他还使分级惩罚成为惯例，这种惩罚由八天、十四天、二十一天、四十二天隔离囚禁组成，囚犯每四天才能得到一次“热餐”。体罚由党卫队队员轮流执行，以便每一个警卫都可以在其他囚犯面前鞭打一些囚犯。囚犯不断受到威吓和骚扰，尤其是在大小便的时候。一些人因为动作太慢而被推进了大粪池。1937年10月，十名囚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粪坑中窒息身亡。各种可以想到的侮辱都被施加到囚犯们身上。对于囚犯来说，被小便从头浇到脚，在烂泥地里打滚，被吊在树上学布谷鸟叫，把双臂放在脑后下蹲做“萨克森敬礼”姿势，或者在施虐狂设计的刑讯室里腐烂和窒息，都是司空见惯的。

集中营没有打算让任何人生还。它的使命是施加惩罚，在每个集中营大门上镌刻的委婉标语“劳动创造自由”下，让每个囚犯拼命劳动来剥削他们，最终的使命是灭绝某些目标明确的团体——犹太人、吉卜赛人和“亚洲的劣等人”。一个集中营的指挥官对新到来的囚犯明确表述这一使命，他咆哮道：“忘记你们的老婆、崽子和老窝，你们将在这里像狗一样死去。”

尽管有四个特定的团体——政治对手、“劣等民族”的成员、罪犯和反社会分子——被定为集中营的目标，但是每一个德国人都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这种对潜在的政治恐怖的感受，受到了希姆莱的促动，它远远超出了战前启用的数量不多的集中营（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弗洛森堡、毛特豪森）所呈现的现实。但是，这里无疑存在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一个看不见的、恶性的帝国癌细胞正在德国的警察系统中扩散。

现实实际上和人们的感觉一样。到1939年秋季，党卫队被组成了四个分支：一是普通党卫队，主要由兼职人员构成，他们将自己的正规工作和自愿在晚上、周末为党卫队服务结合起来；二是党卫队保安处；三是党卫队军事组织，在1939至1940年的冬季被重新命名为武装党卫队，即党卫军；四是集中营警卫部队，被称为“骷髅部队”。

1939年9月27日，国家警察和盖世太保机构被整合为一体，由海德里希和国家保安总局领导。这个恶魔般的官僚机构包含七个处：一是人事处，由布鲁诺·施特莱肯巴赫负责；二是法律事务处，由维尔纳·贝斯特负责；三是党卫队安全处，后来成为国内情报处，由奥托·奥伦多夫负责；四是盖世太保，由穆勒负责；五是刑事警察处，由阿图尔·奈比负责；六是国外新闻服务处，最初由汉斯·约斯特负责，后来由瓦尔特·舒伦贝格负责；七是意识形态研究和评价处，由德里特尔负责。除了国家保安总局之外，希姆莱的帝国至少包括不少于八个其他主要部门，最后四个部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包括希姆莱的私人办公室，由他的参谋长和希特勒的联络官、党卫队旅队长卡尔·沃尔夫负责；种族和移民定居办公室，由党卫队地区总指挥达莱负责；党卫队法庭，由党卫队旅队长保罗·沙菲负责；负责行政管理事务的党卫队总局，由奥古斯特·海斯梅耶负责；行动处，为武装党卫队司令部提供保护，由汉斯·约特勒负责；人事处，负责安排党卫队突击队；经济和行政处，由党卫队区队长波尔负责，这个处监视着一个巨大的企业联合体，同时也管理着集中营的金融事务；重新组织的党卫队总局被称为党卫队地区总指挥海斯梅耶服务站，这个部门接管了对纳粹精英学校——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的监控。

党卫队的机构和第三帝国的机构重叠，并对后者进行渗透，它们的繁殖给予了党卫队险恶的光环，使得一切变得更为邪恶，因为事实是：没有局外人知道希姆莱帝国的任何细节。但是，尽管希姆莱给他的帝国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但是他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正如海因茨·霍勒所揭示的那样，权力不断地在希姆莱主要的骑士手中转来转去，因为军队继续作为德国主要的战斗组织施行着特权。还有一个因素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他的权威在党卫队里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和他自己的组织一样，依然像狗一样献身于他的元首。党卫队存在的理由包含在它的每个成员对元首的誓词中：

我向你阿道夫·希特勒宣誓，

忠诚、勇敢的德国元首和总理。

我向你和你任命的上级宣誓，

至死服从命令，

上帝保佑。

我们对纳粹极权主义国家进行了完整的审视，在那里，一切都开始于也终结于希特勒。

第十章

纳粹德国的生活

大众诱惑的美学和心理学

在纳粹帝国走进历史之后的许多年，那些对第三帝国的生活记忆犹新的老人都回忆道：他们当时被纳粹运动的公共景象和活力所感动，它们促使着民众共同参与其中。这个政权使民众失去了自我，并且使他们成为配角加入到没有间断的宏大场面中去，这些场面由一个有着戏剧天才的人物安排和指挥。人们必然想起：希特勒不仅是一个士兵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对美有着敏锐眼光的艺术家。他知道劝说需要转变，转变在最深的层次上需要感情而不是头脑。像充满激情的瓦格纳分子一样，希特勒鼓励大众制造的庆祝活动，这类活动具有相当的激情力度，以至参与其中的人将经历一次“从蠕虫成为巨龙一部分的变形”，同时感受到重新充满活力、获得力量和得到拯救。

甚至在今天，当我们观看莱妮·里芬施塔尔拍摄的党的集会的辉煌纪录片《意志的胜利》时，我们依然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强烈的感情冲击，它将大众卷入热情的疯狂爆发之中，卷入集体的、几乎是宗教性的对一个人的崇拜当中。因为此人必然要拯救德国。希特勒了解德国人。进入他们心里最安全的道路，是唤起他们宗教的、浪漫的敏感性。在希特勒之前和之后，没有一个德国的政治家能够与民众建立如此亲密的感情关系。

希特勒和莱妮·里芬施塔尔、冲锋队新的总管维克多·卢策在一起

纳粹德国的生活受到强烈的、出乎意料的感情和激情变化的控制。德国人很少感到过安定、放松或者自我平静。他们一直被推进公共的活动当中。有人将纳粹德国的生活比作一个受过动员的士兵，他通过行军、唱歌、游行，或者参加剥夺其私人角色的活动来履行他的职责。用理查德·格隆伯格的话来说：“这个政权无边的推动力来自这样一种能力，它使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认为自己是一位立刻可以舍弃自身的无名战士，而不是一个植根于公民生活的个体。”戈培尔更加直率地坦言：在第三帝国，没有哪个德国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公民。在政府的哄骗、骚扰和直接威胁的压力下，无论老幼，德国人的生活得到了协调，产生了完美的团体意识，这就是极权主义国家的理想。

纳粹设计了独创性的仪式以击溃个体性，包括行军方阵、群众集会、使公众对旗帜和制服产生崇拜、公共纪念会、无处不在的纳粹式敬礼。当然，最著名的是精心安排的群众集会，经常安排在晚上，元首或其他纳粹领导人向规模不等的群众发表讲话。通常安排的火把游行使个体的差异融化到集体的和谐之中。这些狂热的集体陶醉剥夺了个体的理性和意志。在辉煌的场景中（如由埃伯特·施佩尔设计的主教之光，探照灯照亮夜空，产生了身处大教堂的感觉），或者在明亮的太阳下排列完美的冲锋队编队中，纳粹政权成功地复制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即一个掠夺者的国家对弱者不会显示出任何怜悯的理想。这是从古老的亚述帝国之后，世界再也没有看到的邪恶之美。

“希特勒领导我们前进”宣传画

剥夺个人私人角色的另一个方法是将他们同家庭的纽带孤立或分离开来，号召他们经常性地参加党的会议，在那里，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理查德·格隆伯格提醒我们：其中许多会议开始都有一个仪式。而每一个人穿着同样的制服，是另一种剥夺他们个性的方法。从心理学或者美学的观点来看，制服是一致性和强迫的集体身份的象征。在德国的生活中，带有明显徽章或勋章的制服一直是受人尊敬的对象。纳粹加强了这种习惯，并且制造了现代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徽章。掩藏在伪宗教圈套中的公共仪式是培养公共身份的另一种方式。像法国大革命一样，纳粹运动对日历进行了更改，以便和新的国家纪念日或假日统一起来。一年的第一件大事是在1月30日，这一天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2月24日是纳粹党历史中重要的一天，党的信徒庆祝二十四条章程的周年纪念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建立。3月，纳粹政权设立了英雄纪念日，引导十四岁的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或德国女子联盟。4月20日，整个国家庆祝元首的生日，这一天通常出现的是对元首天才和领导才能的泛滥成灾的赞美。5月的第一天是休假，直到纳粹掌权德国工人才获得了这一假期。在5月当中，德国人还会得到提醒，想到母性对千年帝国未来的重要性。庆祝夏至和冬至代表着纳粹运动中的异教成分，这种活动在党卫队队员那里普遍受到欢迎，但是总体上被大众所忽视。9月在纽伦堡党的会议上有最宏大的、经过精心设计的展示。10月，来自德国各地的农民庆祝丰收节，他们在威斯特伐利亚哈默林附近的布克堡穿着传统的服装游行。纳粹的一年，不是以圣诞节、而是以庄严的纪念1923年11月9日政变失败而结束的，活动由当年的参与者组织。老斗士们行军到陆军元帅会堂，在那里希特勒亲自与死去的英雄亡灵对话。纳粹政权还不断地督促民众为公共利益工作，参加党的活动。在将真正的慈善动机用于潜在的政治目的上，约瑟夫·戈培尔无疑是一位无可争辩的大师。一个著名的仪式是星期天炖食大会，它的目的是鼓励共同的分享感和助“冬季救济运动”一臂之力。“冬季救济运动”是一个慈善组织，它的建立是为了帮助失业和贫困的人。纳粹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了公共慈善活动，安排了公共聚餐，诸如希特勒、戈林这样的著名人物都参加了这项活动。

希特勒在1936年的纽伦堡集会上

当然，最著名的仪式是纳粹式敬礼，它最夸张的形式是两腿并拢，立正直立，向前倾斜地伸出右手，手掌向前，坚定地高呼：“希特勒安康！”通常来说，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喜欢仪式，只有那些热衷于功名而勤奋工作的人才乐此不疲。有的德国人发明了一些有独创性的方法以规避这种爱国心的公开展示，他们或者喃喃低语，或者做出软弱无力的手势，或者有意避开在公共场合与朋友或熟人见面。喜剧化的夸张富有传奇色彩。1933年，有人看到德累斯顿一名妇女让她的女儿“到街对面的姑妈那里，敬上一个小纳粹礼”。尽管公共统一的行为当中带有某些令人难堪的因素，但是，大多数德国人感到纳粹政权比共和国、甚至君主政权更加亲善。事实上，纳粹政权利用了民主的同志之爱；它以一种其他政权不曾有的方式触动了普通德国人。也许这是因为希特勒是以普通人的面貌出现的，他也因此被普通人授予了权力。美国记者多萝茜·汤普森第一次会见希特勒的时候，把他描述为一个“不修边幅的、几乎是无精打采的人，他的面部表情像一幅漫画……一个小人物原型”。

因为这个原因，纳粹政权不断地诉求于民众，这不仅是一个聪明的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而且体现了它坚定的“使元首和大众和谐一体”，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用神秘的领导关系连接起来的信念。假如纳粹创建一个有机的大众共同体的理想是建立在提升生活价值观念之上的话，那么它本质上不是消极和不切实际的。希特勒贬低了有机共同体生活的理想，用野蛮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偏见使这种理想黯然失色。事实上，希特勒彻底贬低了在国家生活中已经成为责任的某些德国传统，建立了自己邪恶的帝国。他将体现在国家青年运动中的理想主义引导到好战的目的当中；进一步利用已经普遍蔓延的军国主义；把种族的民族主义嫁接到生物—种族主义的范畴当中，从而复兴了这种民族主义；将残忍和非理性浪漫化；把德国的极权主义发展到顶峰，即盲目的服从。

但是，他用最高贵的论调掩饰了这些反常的行为。希特勒和纳粹党人公开相互吹捧，呼吁最崇高的理想，但是，塑造“荣耀”、“牺牲”、“勇气”、“力量”和“无私”这些词汇的动机是不诚实的。据说，希特勒的诡计是运用按照他自己扭曲的灵魂设计的“疯屋”镜子来扭曲德国生活的积极价值观。霍华德·贝克尔透彻地观察到：

爱德国的一切，变成了恨非德国的一切；浪漫的理想主义变成了对思想的轻蔑；对身边价值观的忠贞，变成了对其余人类所持有的价值观的否定；坚定的独立性变成了虚张声势、好战凶猛的侵略；对当选领导人的忠诚，变成了对暴君盲目的服从；对健康身体的尊敬，变成了“我们用我们的血液思考”这一公开的反理性；对孩童的热爱变成了对炮灰的培养。

对于局外人来说，当时的德国生活似乎是倒退到原始部落状态。一位作家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些方面使他想起了中部非洲的一个部落；另一位作家认为，第三帝国使他想起了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在这部小说中，文明的孩子受困于一个海岛，他们听从领导人杰克荒谬而孩子气的幻想回归到原始的状态。希特勒是一个成年的杰克吗？他轻视弱者，杀害无辜，欣赏无缘无故的残酷，以自己的快乐为法令，要求对原始象征符号的彻底崇拜，需要不停的行军和高歌。

在这里可能没有什么疑问的是：希特勒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诱惑的关系。德国人听任自己被一个聪明的反社会分子所欺骗和诱惑，希特勒也知道如何去利用他们的力量和虚弱。当然，假如没有积极的参与就不会受诱惑。屈服的行为意味着意志的悬置或者放弃。将每一件错事都归咎于希特勒是不真实的；将德国的罪恶感和内在的虚弱归于希特勒这个替罪羊是适当的。德国人是心甘情愿的参与者；正如卡尔·荣格提醒我们的，“假如这个人物不是集体歇斯底里的反射意象”，他们就不会参与得如此彻底。

令人好奇的是，当一切都过去，冷静的思考最终替代不受控制的激情的时候，许多被解除了魔咒的德国人被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惊得目瞪口呆。卡尔·雅斯贝尔斯非常好地总结了这一点，他承认“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我们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它们似乎重新铸造了我们。我这样形容这件事：魔鬼暴风雨般地袭击了我们，把我们和他们一道卷进了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的混乱之中。我们体验了类似于中世纪后期巫术中邪的东西”。

青年和教育

对德国青年的发动，是国家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目标。从德国经历了飞速的工业化之后，年轻人——尤其是中产阶级背景的——结成了青年团体，以反对老一代人庸俗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主义需要。从更大的文化视角来看，各种各样的德国青年运动——可以回溯到旧帝国时代的旅游运动——必然被视为反对主流的、资产阶级的和工业文明的文化抗议运动。这些抗议运动对德国来说并非是少有的现象，它们似乎代表着浪漫主义抗议的再次爆发；它们最终建立在业已确立的主流文化和反文化力量之间永久的紧张之间，前者坚守反直觉的僵化和古典的秩序，后者坚持天生固有的直觉和浪漫主义的抗争。

从表面上看，年轻人的抗议主要表现在逃避现实的行动当中。这些行动采取了以下一些形式：远足旅行，围着营火唱民谣，将共同的兴趣和仪式用于性的亲密关系。其中也包括对德国民族遗产的感情的培养。埃伯特·施佩尔表达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感情：

我们这一代人当中的许多人寻求着与自然的这种联系。这不仅仅是对中产阶级生活狭隘性的浪漫主义抗议。我们也逃避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所提出的要求。我们感到我们周围的世界已经失去了平衡。在大自然，在高山，在河谷，我们能够感受到宇宙的和谐。

这种天真抗议的另一面是它深远的、反革命的冲动，因为这些年轻人中的许多人并不要求面对现代世界的生活现实，而是逃避它进入乌托邦的幻想之中，这些幻想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模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孕育了新的、更为尚武的青年团体（如青年联盟），它们使得士兵和为祖国的光荣自我牺牲的思想变得崇高起来。纳粹主义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了年轻人理想主义的或者反革命的抗议。当希特勒1933年掌握权力的时候，希特勒青年团一共才有十万七千九百五十六人，但是在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领导下，它将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席拉赫的野心是将德国所有的青年运动置于希特勒青年团的保护之下。到1933年末，席拉赫已经协调了大多数青年运动，并且稳步地蚕食一些残留的不守规矩的组织（如天主教青年组织）。1936年12月1日，席拉赫成功地将自己的组织从内政部中分离开来，使它成为直接向希特勒负责的最高国家机构。1936年12月1日的法律表述道：“全国青年在希特勒青年团当中被组织起来”；“所有的德国青年，除了在学校和在家学习外，还要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接受身体的、智力的和道德的教育，以便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教育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任务委托给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国青年部的国家党部领导人。”这部《希特勒青年团法》并没有使入团成为强制性的，但是颁布于1939年3月25日的第二部法使入团成为必须。

1939年初，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达到了八百八十七万人。其组织结构被划分为男女两个分部，每个分部当中还有两个支部，一共四个支部：

1.德国少年团，吸收十到十四岁的男孩；

2.希特勒青年团，吸收十五到十八岁的男孩；

3.少女联盟，吸收十到十四岁的女孩；

4.德国女子联盟，吸收十五到十八岁的女孩。

所有的青年必须由他们的父母或者监护人登记；违者将受到罚款或者监禁的惩罚。加入仪式充满了宣誓和祈祷，充满了对元首、祖国忠诚和服从的庄严勉励。

希特勒青年团的座右铭是：“元首，下命令吧！我们服从。”

许多依然在独立思考的德国父母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希特勒青年团是一个国家青年组织，它的任务是将元首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年轻人受到了青春理想主义烟幕的欺骗。实际上，希特勒青年团同过去那些天真的、有点儿男童子军味道的团体完全不同。尽管“青年一定要由青年来领导”的格言受到纳粹领导人的尊崇，但是青年人的领导都是纳粹国家的代表，他们对灌输具有侵略性的党的精神远比对培养青年的成长更感兴趣。德国再也没有自由自在的外出旅行。每一件事情都呈现出军事色彩，用一个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种色彩使一代德国青年变得让人难以忍受的粗野和好战。年轻人不断地被召集和点名；像服从命令的士兵一样报到。他们的外出是半军事的：行军，按照严格的规则搭建帐篷，进行半军事的比赛，歌唱带有意识形态气息的歌曲（如“升起我们的旗”、“神圣的祖国”、“士兵扛起了步枪”、“展开鲜血染红的旗帜”），使用口令和标语（“希特勒安康”、“希特勒是德国，德国是希特勒”、“血液”）。

希特勒少年团团员

德国女儿团的小团员们——纳粹政治无所不在，元首无所不在

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向元首致敬

希特勒青年团准备野营训练

希特勒和孩子们在一起

那么，这些青年受到的教育——尤其在学校——是什么呢？在纳粹统治时期，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制造出一种新人。根据纳粹的理解，他是强壮的、具有种族自我意识的，他为国家骄傲，对元首忠诚。因为德国的教育体制传统上就是极权主义的，因此除了给予它强烈的种族主义因素之外，不需要在革命的意义上对其加以改变。尽管如此，纳粹政权最初在所有的层面上都热衷于清洗教学人员。这次清洗由文化部长伯恩哈特·卢斯特领导，结果是全面地解雇在意识形态上不值得信赖的教师，尤其是犹太人。教师也被迫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它作为纳粹政权的监督机构监视着整个德国的教师。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也负有责任用八至十四天的必修课向教师灌输纳粹思想，这些课程在全德国的专门营地里举办，集中于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下德国教师的责任。纳粹对德国教育的控制也采取了学校体制严格中央集权化的形式，并将中学重新组织为三大块，强调科学、现代语言、古典文学的专业化。在大学的层面上，德国学生联盟按照新的体制精神领导着大学生活和思想的协调一致。雅利安阶段——要求“雅利安”种族的背景是担任公共职务的先决条件——到1933年中期清除了大批优秀的犹太教师。1935年，元首原则正式对大学施加了影响。根据这一原则的精神，只要有机会，纳粹党便会安排一个新的纳粹校长，这位校长反过来又会任命一位政治上正确的教务长，教务长再任命合适的系主任。在这种体制下，因杰出的教师队伍而获得世界声誉的德国大学承受了在质量上稳步而惊人的下降，但是这些情况对于一个为自己的反知识倾向感到骄傲的政权来说并不重要。

在对教学人员经过了这些侵犯之后，各个层面的教师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能和党的路线保持高度的一致，其服从的程度可谓亦步亦趋，以至整个政权不需要对教师进行广泛的监视。确实，在纳粹政权的控制下，德国教育的内容在其主要的哲学内容和课程框架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纳粹教育家需要德国的年轻人获得强烈的种族主义和侵略性的思考模式。因为忠诚、服从和为国家服务构成了新政权的主要美德，因此培养和奖励这种教育优先权的思维习惯必须建立和发展起来。分析的思想习惯自然受到了怀疑，因为这些方法是教育青年去提出疑问，使自己的思想开放或者具有宽容性。就是这个原因，纳粹教育家对纯粹的分析思考普遍地不信任。现在被作为首要特征接受下来的教育，是对意志的而非心灵的教育。

教育的主要目标是生产出健康的种族类型，对于它来说，知识只是工具而非目的。聪明被视为是轻率的标志，并不受到鼓励。个人的主动性和鼓励青年人独立思考的“西方”习惯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明确地表达了大众教育就是为了大众服从这一观点：

民族国家必须指导全面教育的方向，它主要不是吸收知识，而是培养完全健康的身体。第二位的是心智能力的训练。这里再次强调一下，第一位的是性格的发展，尤其是提高意志力和决断能力，这种发展与教育相关，目的是培养既快乐又骄傲的责任心，最后一位的才是科学教育。

希特勒坚信：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影响是阴险的，因为它一直在颠覆着集体的统一性。知识分子毁灭了信仰，因此他们不能激励社会产生伟大的行动或功绩。希特勒接着认为：“一个人即使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但是身体健康，具有完美和坚定的性格，充满了快乐的决断力和意志力，他就会比一个柔弱的天才对民族共同体产生更伟大的价值。”希特勒对赫尔曼·劳施宁说：

我的教学是艰难的。必须清除每一件虚弱的东西。我的骑士团城堡将铸造出一种让世界在惊恐中颤抖的年轻人。我需要一种残酷的、有集权意志的、无所畏惧的、无情的年轻人。他们必须能够忍受痛苦；他们不能是温柔的和虚弱的。他们的眼中肯定放射着自由而崇高的食肉动物之光。我需要我的年轻人强壮和美丽。我将用所有的体育科学来训练他们。我需要爱好运动的青年。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将采取这样的方法去消除两千年来的驯化。我将获得一个纯粹、高贵的自然材料，我将用它来创造一个新的德国。

我不需要知识教育。知识糟蹋了我的青春。我喜欢让年轻人去学习他们自身的游戏冲动自由选择的东西。他们将以最艰苦的磨难向我显示如何征服死亡的恐惧。这是踏向英雄青年之路的一步。我的骑士团城堡将构造出一个美丽的、创造性人类的、供人们崇拜的形象。他是一个自我克制的“基督”，他将为人类成熟即将降临的阶段做准备。

因为纳粹教育的目标是制造听话的追随者，并推动扩张和征服，因此灌输思想和体育运动是纳粹教育圣殿的两大支柱。教育的目标不是支持自我发现，而是教育年轻人像国家社会主义者那样思考。因为这个原因，教师不是教导者和知识的传输者，而是一个战士，他在文化—政治的前线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确实，在这一前线的战斗具有不同的性质，是用不同的武器在斗争，但是它依然是重要的，因为这一斗争是为了人的灵魂。

新的纳粹超人首先必须身体强壮。因为这个原因，德国的学校给体育教育分配的时间从1936年的一个星期两三个小时增加到1938年的一个星期五个小时。整个体育教育的课程也得到了修订，这反映了纳粹政权对纪律和身体健康的重视。越野赛跑、足球、拳击被增加到活动的清单上，因为它们提高了攻击的精神和身体的优越性。学生必须通过严格的身体能力标准，它们是入学和毕业要求的先决条件。假如在体育方面表现一直不好的话，就会成为开除的最有力的理由。作为核心要求的体育的重要性，也意味着体育教师在学校是受到尊重的，甚至是地位优越的，他们对毕业报告的评语经常比其他科目重要得多。

学校科目也被纳粹化。例如德国历史受到了无耻的歪曲，以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模式。一位有领导地位的教育家甚至鼓励学生通过“德国的血液”去解释德国的历史，而不管它实际意味着什么。传授历史的重点没有放在文本资料或者客观性上，而是放在历史戏剧性和激发灵感的方面。同样，德国教师被迫在教学中突出北欧传说和英雄人物。阅读材料的性质也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尤其在低年级，在那里，战争故事和英雄探险代替了神话故事或动物故事。在一本名为《坦嫩贝格战役》的书中，我们阅读到下面血腥的一段：“一个苏俄人阻挡入侵者的道路，但是奥托的刺刀刺穿了他的肋骨，他呻吟地倒了下来。奥托的面前放着一枚朴实无华但却高贵的、他梦寐以求的铁十字勋章。”

课本中点缀着一些冷酷的以方阵行军的战斗队伍的画面，与兔子、知更鸟的画面放在一起显得极不协调。为了激发对纳粹事业的热情，只要有可能，总是采用元首的图画或故事。在“元首来了”的故事中，一个名叫克劳斯的少年在小镇上热切地等待着元首的到来：

今天，克劳斯的母亲无须把他叫醒。他自己从床上一跃而起。今天是一个重要的假日。万字旗在窗外飘扬。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元首的许多画像。孩子们爬到了树上。当掌旗兵开道经过之后，克劳斯举起了他的右手敬礼。不一会，克劳斯听见了远处传来的欢呼声。声音越来越近，不久，克劳斯看见了元首。他站在一辆汽车上友好地向大家挥手。克劳斯竭尽全力地大声呼喊“元首安康”。多么不幸，元首已经过去了。但是克劳斯依然在不停地呼喊。

但是，在德国教育系统中发生的最令人困扰的一些变化，当属引进了种族主义的故事。元首的话被引用：“根据种族纯洁的需要，男孩或者女孩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必须接受全面的教育。这将为我们的国家地位的种族基础创造先决条件，反之又为今后的文化发展提供安全的基础。”从1933年9月开始，种族主义教育在德国学校成为必修科目，但是因为没有官方课本，几乎没有什么德国教师明确地知道应该如何传授这一神秘的东西。许多教师从纳粹种族主义哲学家（如罗森贝格、古特纳）那里做一些读书笔记，将“头盖骨的测量”引介到课堂上。

正如在德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在教育领域，纳粹政权创造了训练的双轨体制，一个是针对普通的德国人，一个是针对未来的、“眼睛里放射着自由而崇高的食肉动物之光”的“纳粹领导人”。这一新的体制反映了纳粹德国领导人个人风格的特点，他们随意地制订计划和进行调整。从理论上说，希特勒对他的雏鹰寄予厚望，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就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夺来委以英雄的任务。他们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然后一步一步地通过纳粹规定好的一系列过程——纳粹精英学校、劳动服务、军事服务、婚姻，然后是在党的骑士团城堡进行进一步的政治教育，最后是在党的大学接受教育。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将每一个德国人同国家和纳粹意识形态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至他们永远也不能再获得自由。希特勒在最令人惊骇的一次演说中——这次演说的录音被保留了下来——解释了“不自由”的德国青年的理想。他轻松而虚伪地说：“他们在余生不会再有自由。”任何爱好自由的人都将对此感到惊恐。但是，1938年12月4日在场的听众对下述言论却感到热情澎湃：

这些年轻人什么也不必学，他们只要按照德国人的样子去学习，去行动。这些在十岁就加入我们组织的男孩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四年后，他们将从德国少年团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这里再待上四年。我们不准备把他们交还到那些制造我们的阶级和地位障碍的人手中。我们将立刻把他们送入党，送入劳动阵线，送入到冲锋队或党卫队。假如他们在那里待上十八个月或者两年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就会去参加劳动服务，在那里经受六七个月的德国铁铲的锻炼。假如在六七个月之后依然存在着阶级意识的残余或者以自己的社会地位为荣，武装部队将接管两年的进一步教育，当他们两年或四年之后归来的时候，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回到旧习惯当中，我们会把他们立刻送到冲锋队或党卫队那里，他们在余生不会再有自由。

实际上，理想的奴役形式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因为元首的领导风格在性质上过于善变，以至不能促成一种协调一致的方法。但是，三种主要的精英学校——是不同的纳粹领导人头脑的产物——实际上得到了发展，它们是国家政治教育学院、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骑士团城堡。第四种精英学校是由纳粹哲学家罗森贝格构想出来的，但是从来没有超出计划阶段。1933年4月20日是元首的生日，教育部长伯恩哈德·卢斯特以官方名义献给希特勒一件不同寻常的生日礼物，它是被称为国家政治教育学院的精英教育系统。第一批三所国家政治教育学院就是将位于波茨坦、普伦、科斯林的普鲁士干部学校纳粹化。到1938年，一共有二十一所国家政治教育学院，其中四所在奥地利，一所在苏台德。1943年，最高达到了三十九所。

种族鉴定

尽管国家政治教育学院最初由伯恩哈德·卢斯特的国家教育部管理，但是早在1936年，就被希姆莱的党卫队接管。它们的主要使命是训练注定要成为未来政府领导人的政治战士，因此重点自然放在政治思想的管束和身体的锻炼上。课程突出知识的操作或实用的一面。技术和军事的课程占据了主导地位，由纳粹青年领袖、党卫队队员和政治上可靠的年轻人授课。认为对未来领导人特别有用的课程是拳击、战争演习、划船、航行、滑雪、射击、驾驶摩托车等等。课程按照严格的军事路线安排。班级被称为排，每天的活动包括日常操练、团体活动、整队集合和其他相关的军事活动。学生在严密的监视下被督促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他们还被强迫用六到八个星期的时间与普通的德国人深入接触，帮助农民秋收，和工厂工人或煤矿工人一道干苦活。在这些装点门面的向平等主义作出让步的背后潜藏着这样一种思想：让未来精英们去了解普通德国人的需要，间接地抵消新的纳粹学校内在的精英主义。

实际上，这种矛盾的目标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可能实现的。国家政治教育学院事实上只是一个培养傲慢的、受教育不完全的技术人员的基地，这些人幻想自己是天生的领导人。从理论上讲，新的国家政治教育学院向所有的德国人开放，但事实上，青年人必须得到党的地区领导的推荐。除了智力方面的能力，还有身体的健美、政治上的可信赖性，被选择的干部还应该具有“种族上的纯洁”。这个含糊的名称具有对血液和土地的神秘请求，它渗透到国家政治教育学院整个教育经验中。夜晚围绕着营火的浪漫活动或者充满感情的纪念仪式，对刚毅、祖国、元首的赞美，这一切都是国家政治教育学院学生生活所固有的方面。这些场合总是伴随着歌声——“我们站在哪儿，哪儿就有忠诚”、“宁死不受奴役”——伴随着阅读冰岛的古诗集《埃达》，伴随着欣赏亨德尔的音乐。这些仪式背后的目的是点燃潜在的理想主义，并且将一种团队精神注入到学员身上，也即这个学院的座右铭：“相信、服从、战斗。”

1937年4月20日，又是元首的生日，第二种精英学校——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在波美拉尼亚的克劳辛西诞生。这一计划是罗伯特·莱伊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要为党和希特勒青年团建立一个专门的领导干部学校，在德国教育的一般结构之外发挥作用。因为卢斯特不要莱伊干预他对国家政治教育学院的管理，因此莱伊和席拉赫在希特勒的批准下建立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新系统。

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使命是为党和希特勒青年团推荐未来的领导人。最初，莱伊和席拉赫设想为每个区设立一个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但是因为党费不足，所以1942年只建立了十一所学校。尽管设想从十二岁最优秀的人当中选拔人才，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学生实际上来自千差万别的、教育不等的背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学生来自小资产阶级家庭。学校的课程和国家政治教育学院相似，十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科目和预备军事训练。

第三种精英学校是骑士团城堡。这个学校招收已经通过希特勒青年团训练，获得了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文凭，在劳动营和军队服过役的青年，让他们在骑士团城堡的政治教育环境中接受最高的经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甚至梦想挑选出杰出的学生，迫使他们在党的大学里经受进一步的教育，但是这个宏大的计划从来就没有变成现实。

三个庞大的骑士团城堡分别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克劳辛西、上巴伐利亚和艾菲尔，它们打算各招收一千名干部。入校的最低要求是：入选者必须是“完美的”，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必须是纳粹党员。新学员来自相对低微的社会背景，甚至是更为低微的教育水平。他们的训练至多适合于小职员、党的中层官员，而不是真正党、国家和军队的高层领导。事实上，局外人嘲笑骑士团城堡毕业生有限的能力，称他们为“金色野鸡”，因为他们身着褐色制服但心智有限。

总体来说，国家政治教育学院是唯一成功的纳粹学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植根于德国的军事教育传统。它模仿英国的公立学校，包括它管理上的集权制度。对上层阶级的父母极具吸引力，他们认为这些学校是旧式军官学校的继承者，因为它突出了精英主义和团队精神。其他的纳粹学校就过于即兴和缺乏协调，以至和德国的教育制度没有太大的区别。

事实上，作为整体的纳粹的教育工作缺乏整体筹划或实质内容。纳粹党至多是将意识形态薄薄的一层装饰板铺在德国的教育上。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十二年不足以破坏“欧洲两千年的文化遗产”。但是，纳粹党的思想灌输能够误导和误用整整一代年轻人，在第三帝国的统治下，这一代人总体上是感到快乐和充满活力的，但是后来也认识到他们“也是被阿道夫·希特勒耗干和毁灭的人”。

妇女和家庭

纳粹党人基本上把家庭看作为国家提供未来士兵的再生产工厂。当然，它没有当众宣布这种公然的野蛮思想。纳粹的艺术激发了作为庇护所的传统家庭意象：家庭成员在关爱的支持下相互联系，没有任何疑问地承担着他们被分派的角色。数以千计的海报或明信片将这种场景理想化：受到良好养育、长着金黄头发的孩子得到了呵护备至的“雅利安”父母的支持。这是在玩弄口是心非的游戏。纳粹要从德国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孩子。德国的出生率在20世纪初一直非常高，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却完全达到了零增长，这在纳粹领导人那里引发了巨大的恐慌。

为了赢得人口战争的胜利，并且使德国人的后代遍及整个欧洲，纳粹党剥夺了妇女获得平等权利的机会，将流产定为有罪，抨击同性恋，禁止卖淫，从而促使大家庭的产生。纳粹党还提供了各种金钱刺激去鼓励人口的再生产，其中包括婚姻贷款、儿童抚恤金和慷慨的家庭津贴。纳粹政权不断地抨击那些不要孩子的自私夫妻，这种态度被官方谴责为颓废的或“西方的”。举办的展览还显示诸如像J.S.巴赫这样伟大的德国人是有着许多孩子的父亲。“享受孩子”是经常被使用的口头禅。另外，纳粹党还发动了真正的母亲崇拜活动。每年的8月12日——这一天是希特勒母亲的生日——都是一次向德国的母亲们表达情感的大好机会，最能生育的母亲将获得奖励。德国母亲的“光荣十字勋章”分三个等级：金质勋章授予八个以上孩子的母亲；银质勋章授予六个以上孩子的母亲；铜质勋章授予五个以上孩子的母亲。

在这种外表后面是邪恶和毁灭性的目的。事实上，纳粹党人视家庭为国家未来士兵的孵化器。换句话说，纳粹关于家庭的花言巧语是表面上虔诚的含糊话语，掩盖了恶毒的意图。在健康和正常的意义上，家庭是独立自治的安全岛屿，保护它的成员免于国家的严控。因此，极权主义的政府不能容忍这些与体制相分离的岛屿。同时，极权主义的国家企图将家庭单位变成国家政策的延伸来对其加以改变。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国家企图吸纳作为独立单位的家庭，破坏血缘的纽带关系，取而代之以新的替代关系，尽管这种行为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仇视。一旦从家庭中抽去了血缘的关系，留下来的就是一个空壳，它的地位就被国家所替代。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在德国发生，这生动地证明了家庭的历史力量和它的反弹力。

大家庭的前提是妇女待在家里而不是出去工作。因此，纳粹党树立的妇女形象是母亲和用人的传统形象。玛格达·戈培尔是一位金发的、高大的、有魅力的女人，她成为官方推广的第三帝国妇女气质的理想。她作为宣传主管的丈夫对第三帝国妇女的角色发表了如下见解：“妇女的使命是变得美丽，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这绝对不是听上去那样粗俗和不时髦的话。雌鸟为雄鸟打扮自己，为雄鸟孵蛋。作为交换，雄鸟为她寻找食物、提供保护、驱赶来犯之敌。”当然，雄鸟并不希望雌鸟过分地打扮自己，口红、粉饼和其他化妆品被普遍认为是不自然和颓废的。过度化妆被认为是向魏玛共和国和整个西方虚假矫饰氛围的全面倒退。在纳粹党人对这一问题的声明中，他们一直喜欢将活泼简单的雅利安美女同西方民主社会任性、放纵、浓妆艳抹的女人相比照。

在对德国女性的庄严的赞美后面潜藏着反动的男性偏见，严守着过时和单向的老套形象来约束妇女的发展。大多数纳粹领导人对女人的真正看法和希特勒一段表面谦逊实际带有侮辱性的评论是一致的：“一个女人必须是可爱的、让人想拥抱的、天真的小东西，她们温柔、甜蜜和愚蠢。”在1936年9月对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的一次家庭演讲中，他表示了他真正想从妇女那里得到的东西——他能用作炮灰的孩子。“假如今天有一个女法学家非常有成就，她的隔壁生活着一个有着五个、六个、七个孩子的母亲，这些孩子都是健康和得到很好抚养的，那么，我乐于表达的是：从我们民族永恒的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生育了很多的孩子并且把他们养大成人的母亲，为了未来回报了我们民族，所获得的成就自然越大。”因此，女性从此被排除在法律之外；纳粹还发动全面的宣传攻势使妇女被排除出男人主导的传统行业，如医疗和教学。妇女甚至被认为没有资格担任陪审团的工作，因为“她们不能逻辑地思考问题，不能理性客观地思考问题，她们被激情所控制”。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国家社会主义很少让妇女涉及政治，因此“德国的复兴”被视为“男性的事件”。

在希特勒的世界里，妇女是装饰性的兴奋点，只有在放松的时候才被允许进入男人的世界。因为希特勒缺乏去爱的能力，缺乏与女人亲密交往的能力，他更喜欢和男性为伴，更喜欢严肃和意志的世界。妇女的角色对于元首来说是首先生育孩子。将妇女贬低为种族顺从的生育者的角色一再地得到证明，因为这种观点和妇女在纳粹等级制度中的遭遇是一致的。例如马丁·鲍曼的夫人冷静地接受了他丈夫的艳事，马丁·鲍曼成功地勾引了女演员曼佳·贝伦斯，还得意洋洋地将这件事写在1944年1月给夫人的信中，他夫人对这种道德上的不检点既不嫉妒，也没有心神不宁。事实上，她还建议建立一个三人家庭，这样的安排可以为其他德国人树立一个榜样，因为这种家庭可以为德国人生育更多的孩子。她认为曼佳在种族和生物学的意义上是十分有价值的，不能不去生育孩子。格尔达·鲍曼向她的丈夫十分真诚地建议道：“你对曼佳肯定是有价值的，你会发现曼佳和我每年轮流给你生一个孩子，而你一直有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陪伴你。”一位历史学家称这件事为纳粹的作物轮种原则。

纳粹德国的研究者通常忽视了德国母亲所发挥的支持性角色，她们促进了德国男人的侵略性冲动。对德国母亲这种角色的忽视可能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其原因可能要归于这样一个事实，正如埃里克·H.埃里克森曾经评论的：“社会和历史研究者愉快地继续忽视一个简单的事实：所有的个体都是由母亲生育的；每个人曾经都是一个孩子；民族和民众都开始于哺乳期；社会是由许多代处于从孩子到父母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构成的，他们注定会吸纳历史的变化，同时继续为他们的下一代人创造历史。”摇动摇篮的手统治着世界。哺育子女的母亲能够哺育杀手。假如德国的男性能够心安理得地发现侵略相对是容易的，那么，哺育的过程肯定已经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

纳粹党人从先前的几代德国人那里继承了某些文化模式，这些模式强烈地塑造了侵略性和极权主义的人格。有六个模式尤其值得关注。第一，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社会来说，男性被认为比女性更有价值，因为他们保护着国家，并且为它的生计而战。第二，父亲被认为是德国每个家庭中的国王，他拥有神圣的权力，并希望家庭的其他成员无条件地服从他。第三，妇女的主要作用是生育孩子，接受作为保姆的角色。第四，人们希望德国的妇女在她们自己很小的生存空间——家庭——中活动，但是，在这个有限的空间中，人们允许她们掌握稳定的权力。她们的目标是保持一个一尘不染和有秩序的家庭。第五，婚姻的角色在大多数问题上被严格地二分。责任要么被交给丈夫，要么被交给妻子，前者在外挣钱，后者负责家务。共同的责任只是例外而非常规。第六，对孩子的养育也同样分层，男孩注定要在世界中竞争，女孩注定要成为主妇。

在哺育孩子时，德国妇女积极地培养这些特性。纳粹进一步扭曲已经被夸张的极权主义价值观，这种扭曲强调了人格中潜在的破坏性。克劳迪娅·昆茨更大胆地将纳粹侵略行径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归于德国的母亲，她们有意或无意地使“一个杀人的国家以母亲的名义成为可能”。她认为：她们的共谋在统计学意义上也得到了证实，因为她们大批地投票支持希特勒，而且热烈地为他欢呼。她们支持着如此公然的沙文主义的政党，其中的原因只能是一个：许多德国妇女具有高度的自我欺骗。正如男人一样，妇女被错误的承诺和空洞的口号所欺骗，这一点可以由格特鲁德·舒尔茨—克林克的经历所证明，这位妇女领袖以官方的名义表达了数百万德国妇女的心声。

这位未来的妇女元首早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政治活动。那时，她的丈夫是一位冲锋队员，在一次示威游行中死于心脏病。她决定在他的位置上继续战斗。她相信——正如她后来所鼓动的——德国妇女的指导原则不应该是“与男人争斗，而是和男人一道去争斗”。她在1928年加入纳粹党，后来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在巴登（1930）和黑森（1931）的领导人。1934年1月，她接管了妇女的劳动服务部，一个月后，被委任为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和德国妇女劳动协会的国家领导人。一年后，她被提升到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位子上，即德国妇女领袖，以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代表妇女的利益。

此时的格特鲁德·舒尔茨—克林克才三十二岁，而且已经有很多孩子。从身体来看，她是纳粹妇女的典型：高大，金发碧眼；为人谦逊但又固执己见，骄傲自大，而且多产。她相信自己有关妇女的口号：“价值平等，类别不同。”她并不了解男性纳粹领导人对妇女角色持有彻底反动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都是些陈词滥调。当克劳迪娅·昆茨在1981年采访舒尔茨—克林克的时候，她依然是一个坚定的纳粹党人，为她的行为进行诚心诚意的辩解，声称在她的领导下，妇女发挥了一个“大家庭的功能”，没有人从中退出，并且纳粹领导人都是完美的绅士。这种对罪行完全的否定大有人在，他们像舒尔茨—克林克一样，曾经坚决执行着希特勒的命令。

宗教和教会

德国一直承受着内部宗教和政治的分歧。在中世纪末，德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称。它摇摇欲坠的帝国——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各种离心力量弄得四分五裂，使真正的权力控制在封建的诸侯手中，这些诸侯维护着非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制度。也就在这个时候，其他欧洲国家正在向中央集权化的方向发展。新教改革促进了宗教的分裂，这些分裂又进一步弱化了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当德国最终被新教国家普鲁士统一的时候，内部的分歧并没有因为权力的集中得到医治。一个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本质上是一个新教的国家，因为霍亨索伦王朝与路德教会是紧密合作的。因为在统一战争中失败的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德国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天主教徒。在这个帝国之中的天主教徒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属于少数人的地位，他们根据政治路线组织起来，尤其是在俾斯麦发动了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文化战争，并且这场战争对德国发生了影响之后。这导致了罗马天主教中央党的发展，这个党企图保护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利益。

就在宗教的分歧继续处于难以平息的紧张状态的时候，基督教本身也不断受到包括唯物主义、世俗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力量的攻击。同时，基督教在反对现代性的时候也受到了种族主义和异教意识形态的破坏；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集团和作家都在侵略性地推动种族主义和异教意识形态。在受到种族主义激发的各种运动中，有两个宗教分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一个是消除了“犹太”或者“罗马”特性的“日耳曼”基督教；一个是强调自然—太阳崇拜的新异教主义。在新的德国基督教中，耶稣被变成一个坚定地握着剑而不是戴着荆棘冠的雅利安人。

无疑，博爱、谦逊、慈善和信誉等基督教精神被这些颠覆性的力量所扭曲，这使得向正在兴起的极权主义运动的挑战变得困难起来。在已存在的教会当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整个战后时期继续信奉着好战、尚武的政策，这种思想态度的产生是自然的，因为几百万青年人的战死引发了人们对德国社会的厌恶。在有缺陷的德国教会体系中，这还不是唯一反常的现象。另一个反常的现象是持续的反犹太主义。也许这种反犹太主义最强有力的表现发生在巴伐利亚，那里反犹太人的宗教偏见有着相当长的传统，上阿默高上演的受难剧突出了犹太人是耶稣的谋害者。这只是正式的教会赞助的活动之一，它反映了反犹太主义的普遍情绪。另外一些活动还有到代根多夫的朝圣，它是纪念一次中世纪的仪式谋杀和一份由一位天主教神甫编辑的反犹报纸。总之，无论正式或非正式地，业已存在的教会倾向于强化正在上升的纳粹运动的某些方面，而并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这种行为会破坏教会的自治。几乎没有几个信徒认识到，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同纳粹的意识形态根本上是不一致的。

另一方面，纳粹党对基督教和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不相容不抱有任何幻想。马丁·鲍曼抓住了纳粹国家和宗教问题的本质，他曾经说过：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是不可调和的。希特勒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还断言：“总有一天，我们要处于这样的位置上，在那里，只有十足的傻瓜才会站在讲道坛上向老妇人布道。”纳粹党人对基督教有一种形而上的仇恨，因为他们认为它是来自犹太人的信仰，这种信仰被守财奴式的传教士所强化。纳粹运动是自现代早期被世俗意识形态所推动的反天主教的反映，它只能被解释为“在所谓基督教的西方病入膏肓的信号”。西方社会在形而上已经枯竭的灵魂，使得真正的意志相信不可能的事情，出现了“血液与土地”的伪宗教，它是基督教世俗的替代品，将最终的意义集中在当下的时空，而不是未来。在这个意义上，纳粹党人是后来出现的雅各宾派分子，他们计划进一步将西方社会非基督教化，并且用一种新的、更为真实的“雅利安至上论”的福音取而代之。

强迫犹太人挂上自我羞辱的牌子

实际上，纳粹政权没有清楚地表明一个前后一贯的、具有积极性质的思想体系。那些依然对精神超越有所需要的纳粹党人求助于一种被称为“上帝信仰”的模糊信念。这类最低限度的信念被一种新的异教实践所美化。“上帝信仰”运动得到了纳粹党的正式认可，把它作为业已存在的基督教会的真正替代品。到1939年，正式注册的“上帝信仰”的成员有341.1万人。

纳粹党显然是在为最终清除敌对的信仰铺路；但是，历史的页面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撕去的。与此同时，党内的思想巫师鼓励着浪漫的新异教主义，这是通过纳粹的活动、不间断的压力和对业已存在的教会的迫害，从而形成的宗教仪式的替代。作为对基督教内部颠覆的一部分，纳粹的狂热分子鼓励在有关出生、婚姻和死亡的仪式上去除基督教的影响。其他破坏基督教和德国人民之间心理纽带的努力涉及到对基督教日历和基督教节日的攻击，这和法国大革命中的行为如出一辙。1938年，学校里不再允许上演颂歌和基督降生的戏剧，“圣诞节”这个词被“圣诞季节”这个词所替代。

与新政权相关的两个主要教会——天主教和路德教——的作用是矛盾的。教会躲过了“协调一致”，因为纳粹党人过于忙碌于消灭他们的反对者，同时因为他们对教会在第三帝国的作用缺乏长期的规划。无疑，更为热情的纳粹党人梦想着一个在新的纳粹主教领导之下的新“日耳曼”宗教。甚至在纳粹掌握权力之前，一群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福音派的支持者就联合在一起，他们要求将福音派教会——它分裂成路德派、加尔文派和联合派三个分支以及二十八个地方教会——统一为国家教会。这些纳粹的新教徒要求代表他们所指称的“积极的基督教”，事实上，它只是一个带有神学术语的、掩盖不深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坚持认为，上帝使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变得神圣，种族的混合是不道德的，应该通过合适的法律来阻止进一步的种族污染，尤其是由犹太人造成的污染。

这些积极的日耳曼基督徒——正如他们所自称的——要求立刻将所有的福音派教会在1933年4月3日至4日的会议上“协调一致”。这似乎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的格言得到了修正，还应该包括“一个教会”。各州的教会在教义或仪式上都是自治的，但是对教会的全面管理控制在国家政府的手中。假如这个建议得到实施，那么教会的精神自治就会受到损害。“积极的基督徒”还需要一个国家主教和一个国家宗教大会。在充满恶意的争吵之后，他们在1933年9月选举希特勒的新教教会事务顾问路德维希·穆勒为新的国家主教。

但是，由少数福音派基督徒强加到多数人身上的种族排外思想遇到了坚决的抵制。当“积极的基督徒”在普鲁士全州宗教大会上获得了三分之二多数时，这个大会批准了一个提议，它要求雅利安血统是担任神职的前提。马丁·尼默勒牧师劝告的教友组成了一个牧师紧急联盟。

从这个牧师紧急联盟中产生了忏悔教会。教会的领导人马丁·尼默勒牧师最初是支持纳粹政府的，后来当他发现了纳粹暴政的真面目时却成为其最坚定的反对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尼默勒是一位潜水艇指挥官，在混乱的战后时期，他皈依了基督，并成为柏林最受欢迎的传教士。尼默勒牧师正确地意识到“积极的基督徒”首先是法西斯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基督徒。确实，“积极的基督徒”宣称上帝不仅在《圣经》当中，而且在历史事件或个人当中显示自己。因此，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希特勒显然是被派往世界来拯救德国的上帝使者。一个热情的信仰者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耶稣基督以希特勒的形式被派到我们当中。”而忏悔教会的成员与这种想法是格格不入的。

1933年11月13月，“积极的基督徒”在柏林运动场召开群众大会，公开要求从犹太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大柏林“德国基督徒”领导人莱因哈德·克劳斯鼓动信徒拒绝《旧约》以及《新约》中他归于圣保罗的言论，他全面地谴责了圣保罗卑躬屈膝的神学，以及道德上的替罪羊精神。但是，在大多数德国新教徒的眼里，克劳斯的蒙昧主义显然败坏了“积极的基督徒”运动，甚至国家主教穆勒也相信克劳斯已经走得太远了，并且解除了他的职务。结果是积极基督徒的影响不断地下降。1934年3月31日，福音派教会忏悔宗教大会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需要和基督教会的需要作出鲜明的区分，明确地表示上帝的启示只存在于启示录当中，而不存在于其他文本或事件当中。

1934年10月20日，达勒姆的忏悔派宗教大会宣布了一个教会紧急法案，因为纳粹政府取消了教会的宪法基础。这次宗教大会要求所有的牧师抵制新的教会管理机构的管理。1934年11月，忏悔教会产生了一个临时的教会领导机构，宣布它是福音派教会的合法代表，而不承认穆勒的团体。希特勒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强迫同化福音派教会。他任命普鲁士司法部长汉斯·凯尔作为教会事务的部长，但是像他的前任穆勒一样，凯尔也失败了。希特勒“协调一致”的企图没有成功，但是他并没有阻止纳粹党采取下一个步骤：对教会中大胆的反对者采取报复手段，其中包括尼默勒，他后来遭到逮捕，在各种各样的监狱和集中营中被监禁了七年。当教会在1935年公开拒绝整个种族主义世界观的时候，纳粹政权逮捕了七百名牧师，并且严格限制了神职人员的公民自由，许多教徒遭受羞辱。到30年代后期，新教徒放弃了公开抵抗，服从于希特勒的专制。

福音教会内部面对着纳粹化，而罗马天主教教会代表了一个更有组织的对纳粹统治的敌对。但是，它并没有在抵制纳粹的暴政中显示出任何更为成功之处和勇气。两个因素给予了天主教徒比新教徒更多的力量：一是天主教会是国际化的，因此受到威胁的可能性较少；二是天主教会最初有一个政党——中央党——在推动它的使命。

但是，像新教徒一样，天主教徒认为他们能够和希特勒谈判，让他作出重要的让步。作为对《授权法》支持的回报，中央党希望纳粹政权不会干预教会的内部事务。回首历史，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教会在它许可希特勒颠覆其政治权力的基础——它的政党、联盟和无数的青年组织——之后，还希望自己不受干扰。教会似乎被希特勒安抚性的花言巧语和虔诚的声明所哄骗。确实，当1933年6月20日弗朗茨·巴本与梵蒂冈谈判协定的时候，这些和平性姿态得到了强调。

教会中更为敏锐的观察家——包括红衣主教帕切利这位未来的庇护十二世，他作为梵蒂冈的国务秘书签署了这个协定——认识到：希特勒与教会谈判的主要目的是巩固他在国内的控制。这类批评家怀疑希特勒可能正在竭尽全力消除纳粹党之外的德国所有组织的影响。但是，几乎没有人察觉到他会离成功如此之近。同时，德国的信徒被他的公开保证所安抚：只要教会坚守另外一个世界的和形而上的事务，他就不会干预它们的事务。但是他也不祥地补充道：在世俗的或政治的事务中，纳粹的政权绝对地控制着德国公民的生活。大多数德国天主教徒或清教徒都十分迟钝，没有意识到纳粹的意识形态是包容一切的，它要对所有的德国人拥有绝对的权利而无视他们的宗教联系。

无疑，没有多久，纳粹政权就开始颠覆罗马天主教会的影响，这引发了一系列来自教会官员的相关抗议：纳粹政府正在侵犯保证宗教公共自由的协定条款。当这些抗议没有实现其效应的时候，福尔哈贝尔红衣主教在1936年11月9日安排了一次与希特勒的私人会晤。福尔哈贝尔发现元首十分开通，甚至对宗教问题总体上表示友好，但是当谈及1935年的种族法及对那些患有遗传疾病的人实施绝育的时候，两个人的观点出现了根本的差异，元首勃然大怒，他告诉红衣主教：他不能忍受教会对这些问题的干预。

福尔哈贝尔的这次会晤尽管是热烈的，但是没有能够促进教会和纳粹政权之间的关系。因为官方对天主教徒的约束继续在收紧，以至在福尔哈贝尔会晤希特勒仅五个月之后，教皇被迫发表了一个名为《如焚的焦虑》的通谕，谴责国家社会主义者对教会的进攻。这个通谕在全德国教堂的讲道坛上宣读。纳粹的回应是不断增加对教会的攻击，诽谤教会成员。数百名修道士和修女在报纸上受到嘲笑，然后受到法庭提审，捏造的起诉从金融的非法行为到性失常。约瑟夫·戈培尔过去是一位天主教徒，现在却组织起诽谤的战役，集中对牧师的不道德行为进行耸人听闻的控诉。为此进行了几次“不道德行为”的审判以满足公众好色的趣味，同时，这些审判被用来消除“黑色牧师”对德国人生活的影响，数百名修女和牧师被宣告有罪，关进了集中营。

没有什么问题能够使德国的两个基督教会联合起来坚决反对开始于1939年9月的纳粹的安乐死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追溯到1933年7月14日的一项法律，后来这个计划登峰造极，对无法治愈的精神病患者采取绝育和“仁慈”的死亡措施。这里争论的问题不仅是人类生命神圣的根本原则，而且是一个凶残的国家将集体杀戮制度化的邪恶。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仁慈的杀戮为劣等种族，尤其是犹太民族的灭绝铺平了道路。不幸的是，只有极少数牧师——最著名的是大教主克莱门茨·冯·加林——公开地对这种邪恶提出了抗议。

尽管个别牧师的许多英雄主义行为在第三帝国时期被记录下来，但是教会机构——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悲剧性地没有鼓起基督徒的勇气去阻止纳粹犯下难以言说的反上帝和反人类的罪行。这种体制性的神经虚弱——尤其在梵蒂冈方面——将永远是基督教历史上的污点。因为当教会面对纳粹邪恶的明白无误的证据时，它至多选择了以微弱的抗议作为回应，而不是激起民众的反抗，这种道德近视——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从来没有人像尼默勒牧师那样捕捉得那样尖锐，他的评论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首先，纳粹追捕犹太人，但我不是犹太人，因此我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捕天主教徒，但我不是天主教徒，因此我还是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捕工会成员，但我不是工会成员，因此我依然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捕我，但已经没有人来反对了。

纳粹统治下的文化状况

尽管纳粹党人喜欢吹嘘德国文化的优越性，但是，文化成就的质量在第三帝国经受了一个迅速的、惊人的衰退。戈林反复地说过：“无论什么时候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我都想摸我的左轮手枪。”无论这是否是杜撰，这一粗野的话语表达了纳粹精英分子普遍的情绪。事实上，戈林只是重复着元首的粗俗。希特勒一段时间实际上在玩弄着清除知识分子的想法，不过后来又认识到了一个明显的道理：伟大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推动了文化和科学的进程。

尽管纳粹领导人对文化问题表现出粗俗态度，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至少是最初——给新政权正式祝福。当然，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着犹太背景的——从一开始就反对纳粹的事业。希特勒刚刚获得权力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就纷纷离开这个国家。作家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斯特凡·茨威格和阿诺德·茨威格、弗朗茨·韦费尔、雅可布·瓦塞尔曼流亡到国外。包豪斯学校的大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马塞尔·布鲁尔被谴责为颓废者，他们前往美国定居。画家马克斯·贝克曼、奥斯卡·考考斯卡、库尔特·施维滕斯前往更为友好的国家。电影导演弗里茨·斯特恩贝格和弗里茨·朗格前往美国，玛莲·黛德丽和一大批不太知名的男女演员也选择了同样的去向。音乐家和作曲家也成群结队地离开这个国家，他们有保罗·欣德米特、奥托·克勒姆佩雷尔、库尔特·魏尔、汉斯·杰尼内克、恩斯特·托赫、阿诺德·勋伯格和里夏德·陶伯。心理学家马克斯·韦特海默、威廉·斯特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放弃了他们的祖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恩斯特·布洛赫、恩斯特·卡西尔、库尔特·戈尔德斯坦、埃利希·弗罗姆也是如此。德国科学界还失去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里茨·莱舍、理查德·库兰特、詹姆斯·弗兰克、马克斯·玻恩和其他一些杰出科学家。

总之，大约有二千五百位作家或自愿或被迫离开了德国，从而导致了德国文化严重的贫血。但是，许多德国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非但没有离开德国，而且在纳粹的统治下获得了不凡的成果，其中包括维尔纳·海森堡、奥托·哈恩、马克斯·普朗克、格尔哈特·霍普特曼、戈特弗里德·本恩、马丁·海德格尔。为什么这些人最初会积极地响应希特勒的运动呢？首先，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德国的知识分子不涉及政治，因为政治会玷污精神生活。但一些人不能抵制一个政权公开的赞美，它借用他们的名声为他们认为的新革命服务。还有人受到了欺骗或者自欺，相信在第三帝国当中文化存在的可能性。

那些为纳粹政权大唱赞歌、鼓吹它是一个创造性实验的人，很快就发现了文化被纳粹国家所利用，根本没有自由可言。文化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受到了“协调”。1933年3月，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宣布文化和政治从此成为了同义词，当年9月，国家文化委员会宣告成立以实现这一目标。这个委员会处理文化生活的各个分支——绘画和雕塑、文学、音乐、戏剧、电影、广播和出版。假如德国的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要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才能，都必须加入这一组织；但是该组织不允许非雅利安人加入。戈培尔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职务。

戈培尔的文化委员会绝不只是一个进行监控文化行为的代理机构。正如希特勒在经济或外交政策领域鼓励内部冲突一样，他也允许其他部门参与文化事务。罗森贝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意识形态训练和教育管理委员会，来自他早期的德意志文化战斗同盟，它成为国家的另一个监察者，监视作家，建立黑名单，鼓动焚烧图书，清空博物馆中的“非日耳曼”艺术作品。

戈培尔和罗森贝格特别热心于清洗普鲁士艺术学院中的犹太人和现代主义分子。在1933年2月，文学部的主任亨利希·曼和艺术部的主任凯塞·科尔维茨签署和发表了一个请愿书，呼吁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即将到来的3月选举中联合起来，以阻止德国“坠入野蛮状态”之中。

作为对这一挑战的回应，纳粹在普鲁士的文化高级专员伯恩哈特·卢斯特通知学院院长，除非反对者沉默下来，否则他将废除这所学校。科尔维茨和曼立刻提出了辞职。戈特弗里德·本恩被选来领导新的文学部，他起草了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要求人们放弃所有进一步的政治行为，同时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复兴工作当中。尽管有几个人（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托马斯·曼、里卡达·休赫）选择了辞职而不是在这样一个文件上签字，但是学院的大多数人在本恩的解决方案上签了字。

1933年5月，纳粹分子在焚烧不符合严格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图书

1933年5月10日，德国文化史上一个惊人的事件——焚毁书籍——发生了。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经预言性地认为：从焚毁书籍到焚毁民众只有一步之遥。这个特别的“清洗行动”由德国学生联盟执行，其目标是从图书馆和书店清除非日耳曼或者外国的作品，尤其是犹太人的作品。全德国的大学举行大会，在会议上，学生、教授和党的官员相互比拼，对纳粹的政治正确表示忠诚。戈培尔调动了整个媒体机器记载了这一值得后人纪念的事件，将焚烧书籍的行为合理化。他说：

同学们，德国的男人和女人们！极端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德国革命的成功再次给予德国精神以正确的道路。你正在从事一件正确的事情，在深夜将过去罪恶的精神交付给火焰。这是一个强烈的、伟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它在世界面前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十一月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已经消失了。从它的废墟上飞起了一只具有新精神的凤凰。过去正埋葬在火焰中。未来从我们心中的火焰中升起。我们的誓言被火焰所照亮：我们的国家、民族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万岁！

这个事件以焚烧书籍圆满完成。九位学生代表分别负责九类图书，对有问题的图书提出控诉，然后把它们扔进火中。

羞辱创造性精神的另一个方法，是在“堕落艺术”这一轻蔑的称呼下展示相关的作品。它采取了将可耻的艺术进行展览的形式，1937年先在慕尼黑后来在柏林举办的展览最为臭名昭著。展览向观众们展示了堕落艺术的代表作品，大多是现代艺术，它们和希特勒乏味的新古典主义趣味不相一致。纳粹党人喜欢那些尽可能“像画的”艺术；他们也喜欢那些“具有贵族气概的”或者“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慕尼黑的展览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陈列表现主义艺术作品，灯光灰暗，还伴随着有纳粹趣味的高级传播者的辱骂性描述。

在慕尼黑的德国文化之家，纳粹党人显示了自己的艺术偏好。文化之家所在的大厦被吹嘘为新帝国第一件美丽的作品，但是却被慕尼黑人称为“雅典火车站”。德国公众看到了野蛮权力的新文化样板作品和色情化的感伤。这座建筑本身受到希特勒的启示，带有十足的新古典主义色彩。排列整齐的柱子没有任何修饰，处于良好的军事秩序之中，传递出一种整洁的美感。在这座大楼里，观众看到了阿诺·布雷克尔绘制的肌肉强健的巨幅裸体画，以及阿道夫·齐格勒带有性诱惑的少女画。

这种国家认可的艺术，代表了元首最高的希望和最深的激情。这位愿望落空的建筑师和屡遭挫折的艺术家，偏爱“所有能够使他的作品荣耀和使他的骄傲得到夸大的最大型的东西”。在他的艺术幻想中——在这方面，施佩尔对希特勒是放任地纵容——希特勒设想着新的、庞大的首都，它的模型在柏林艺术学院显要的地方展示出来。当施佩尔的父亲发现儿子狂热地沉浸在建筑巨大狂当中的时候，他惊呼：“你快彻底疯了。”在靠近国会的地方，希特勒需要一个巨大的会议厅，它是一个有着圆屋顶的建筑，足以使得圣彼得教堂相形见绌。圆顶直径为八百二十五英尺，大得足以容纳十二万五千人来景仰领袖。还要建一个巨大的凯旋门；一个新的大型总理府——这是唯一一个事实上得到完成的主要项目；将能够容纳一百万人的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超过传说中的尼禄黄金屋的希特勒宫殿；连接以上这些不朽建筑的宽广大道。

至于这种建筑规划的社会取向，纳粹的领导没有在人性的意义上作出任何贡献。人民实际生活、聚会、工作、游玩和社交的地方是次要的，因为在希特勒冷酷的世界里，建筑是为千年设计的，远比活着的人的需要重要得多。假如说民众得到重视的话，那么他们只是作为大众群体得到了重视。整个德国的公共建筑反映了这种建筑上的幻想。最令人生畏的建筑之一是纽伦堡巨大的党的集会地，演讲台的后面矗立着廊柱，以适合可以容纳四十万人的钢筋水泥建造的体育场。甚至纳粹时期的公共娱乐也立足于庞大性，为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修建的体育场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巨大的体育场由维尔纳·马尔希设计，突出了巨大的内部空间以强调人民共同体的感觉。尽管体育场十分庄严，但是希特勒依然感到奥林匹克的场地太小，他决定用新的纽伦堡帝国运动场来避免这一缺点，它容纳的观众是柏林体育场的四倍，对此希特勒如果还有什么要说的话，那就是它将成为千年万世的奥林匹克体育场。

希特勒、赫斯、施佩尔一起研究建筑计划

总之，纳粹的艺术是庞大的、非个人的和千篇一律的。民众被修剪掉了所有的个性，仅仅成为一个表达假定为永久真理的符号。审视纳粹的建筑、艺术或绘画，一个人可以很快得到这样一种感觉：表情、形体和色彩都要服务于宣传的目的；它们都是纳粹的价值——权力、力量、坚强和北欧人的美貌——程式化的表述。

在视觉艺术和建筑领域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渗透到其他艺术形式当中。音乐学院受到了国家文化委员会的影响。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目标也是一样的：将德国的音乐从犹太人、外国人和现代主义者那里解放出来。瓦格纳的歌剧是元首的热爱，音乐纯洁的监察者怀疑任何企图超出瓦格纳的人。任何超出布鲁克纳和普菲茨纳的音乐都被谴责为“未来主义的堕落”。理查德·施特劳斯因此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尤其是在他和犹太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合作创作了喜歌剧《沉默的女人》之后。由于施特劳斯的世界性影响，他没有受到粗暴对待。保罗·欣德米特是位多才多艺的现代作曲家，他因为自己的作品反复受到检查，最终移居美国。1934年，国家艺术委员会不许他的新歌剧《画家马蒂斯》上演，因为这部歌剧诋毁了纳粹政权，其中的一幕对纳粹焚烧图书进行了控诉。欣德米特还被指控与犹太音乐家合作，并且创作了一部不道德的喜剧作品《新的一天》，这部歌剧中的女主人公在一个浴缸里表演。指挥库尔特·富特文勒为欣德米特进行辩护，但结果是，因为这一辩护他亲自向戈培尔道歉。这并没有使他免于纳粹党人的报复，他失去了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及国家歌剧院指挥的职位。

纳粹最令人生畏的集会仪式

纳粹党人将一流的天才驱逐出境，阻止与官方观点不一致的新颖思想，结果是在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他们提供了令人难堪的低级作品。根据托马斯·曼的观点：“这也许是一个迷信的想法，但是在我眼里，任何从1933年到1945年德国印刷的书籍比毫无价值还要严重，任何人连碰都不想碰。它们充满着血腥和耻辱，应该化为纸浆。”被允许出版的图书大体上限制在以下四个主题——战争、种族、土地和纳粹运动。最为流行的主题之一涉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前线战士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作为精神体验的战争”是两次大战期间一个突出的文学类型。恩斯特·云格尔将这种文学类型提升到光辉灿烂的审美高度，只要为了祖国，战争的恐惧和死亡的神圣是值得赞美的。尽管战争产生了令人胆寒的损失，但是，战争故事的流行证明了在德国生活中军国主义根深蒂固的热爱。除了云格尔之外，另一个歌颂战争的著名作家是维尔纳·博伊梅尔堡，他过去是一位官员。他竭力再现了战争的残酷意象，并且用一位批评家所称谓的“过于感伤的”同志友情将战争神圣化。

表现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共谋的宣传画

这些作家所共同拥有的，是对现代主义的拒绝和对保守的德国价值观的肯定。这些价值观被假定存在于农村的封建意识形态当中，并且得到了对极端的伪古典主义或者苍白的现实主义的审美偏爱的恰当美化。在文学中，典范的作品是“血液和土地”之类的小说，在其中，质朴的、与土地紧密相连的农民社会，抵挡着企图摧毁它们生活方式的异己的局外人。这类小说中最流行的是赫尔曼·隆斯的《狼人》，这本小说建立了“血液和土地”这类小说类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发了自由军团士兵的杀戮行为。

体现在纳粹文学中的主题之一是历史的种族性，即一群人是如何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确定自己身份的。作家们企图集中表现德国人民历史中的不凡片段，强调德国对欧洲的使命，分析北欧人永不变更的种族本质，抵御颠覆性的或者非日耳曼的力量，它们包括犹太人、共产主义者或者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这种潮流中最杰出的作家有：欧文·吉多·科本海耶，他的《建造中的小屋：当代形而上学的要素》（1925）被普遍认为是罗森贝格《20世纪神话》（1930）的先驱；约瑟夫·魏因赫伯，他是一位植根于奥匈帝国文化传统的泛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汉斯·格林，他的畅销书《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1926）包含了与希特勒《我的奋斗》一致的种族和空间的观点；恩斯特·云格尔是“前线一代”的英雄，他通过一系列小说、诗歌、散文、日记将法西斯主义的生活方式提升到光辉灿烂的审美高度，其中最著名的是《钢铁风暴》（1920）、《作为内在体验的战斗》（1922）、《风暴》（1933）、《火焰和血》（1925）、《冒险的心》（1929）和《总动员》（1931）；约瑟夫·戈培尔，他不仅是希特勒的舞台设计者和宣传者，而且是作品多少有些许价值的作者，在他的小说《米歇尔》（1929）中，他制造了纳粹文学的典范，包含了所有相关的法西斯主义的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里的同志之情、战后的混乱、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理想主义的德国青年、血液比大脑的优越性、种族和元首神秘的关系、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腐蚀性的权力、母性和家庭的理想、用国家社会主义英雄式的生活方式抗击资本主义堕落的生活方式。

论述日耳曼民族性的著作一直强调血液和土地的紧密关系，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浪漫主义的信仰：民族的命运与在特定的地理空间的有机的扎根密切相关。“血液和土地”文学的大量出现，满足了这种官方发起的需求，这是一种赞美与日耳曼性相关的独特因素的需求。

假如纳粹党人没有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话，那么，他们是德威特·麦克唐纳所称的大众崇拜的真正创造者。这个集团热衷于低级的卖弄、过分装饰的媚俗和大规模的虚张声势。另外，纳粹党人也通过广播、电影这样的媒体方式来推销他们大众崇拜的产品，从而竭力发展了这种推销的技巧。

散布大众崇拜的主要技术工具是广播，它在1933年受到戈培尔宣传部的控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广播电台由国家运作，属于邮政系统，但现在很快合并到纳粹的宣传机器当中。所有的地方电台被征用，服从于新的国家广播公司，同时，新闻的采集控制在由汉斯·弗里茨彻领导的无线服务小组。国家广播委员会组织支持大多数收音机的生产。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听众，纳粹政权鼓励生产便宜的收音机，其中最著名的是“人民收音机”，售价七十六马克；“劳工阵线收音机”将纳粹党的信息传送到工厂；还有一种小型收音机，被人们普遍称为“戈培尔的大嘴巴”，售价仅仅三十五马克。德国的收音机拥有者必须每月支付两马克以获得收听国家控制的广播的权利。用广播委员会主管尤金·哈德莫沃斯基的话来说，国家控制的广播是用来“以各种形式，掀起政治操纵、愤怒、宣传的幻想波澜”。

事实正是如此。德国人被词汇和音乐混杂在一起的真正的闪电战所淹没。每天的节目通常分为三个部分：政治广播、音乐和广播剧。在政治广播中，纳粹有两个著名的发明——社会接待和特别通报。社会接待将领袖的话下传给他的民众，将民众聚集在公共收音机前以共享纳粹的经验。当民众聚集在工厂、酒馆、党的办公室及公共广场聆听政府广播的时候，所有工作都停止下来。这个行为被宣传主管认为是古代日耳曼公众集会的现代对应物。宣传部甚至在全德国的公共广场安置了六千个“高音喇叭柱子”。另一项发明是特别通报，它以一段从大型交响乐团演奏的圆号音乐为先导，随后宣布假消息，通常为纳粹的又一个胜利，最后是播放感恩颂歌和国歌，在静默三分钟之后是一段进行曲。1941年后，当纳粹的胜利消失的时候，葬礼进行曲成为每天播放的节目。

音乐节目有轻音乐和可以接受的古典音乐。前者是民间歌曲或者通俗名曲，后者主要是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和意大利的歌剧。爵士乐是第三帝国的“禁果”，因为四个主要的理由被严格禁止：它过于即兴难以适应极权主义的模式；它是退化的黑人或者犹太人散布的音乐，是对粗俗的性欲的表现；它没有稳定的进行曲的节奏，这种节奏对重复性的宣传信息的传播是至关重要的；它过于个性化不能适合团体思想的理想。但是，尽管爵士乐受到官方的谴责，它的录音和乐团依然受到民众的欢迎，特别是在中上层阶级以及“摇摆青年”那里，他们已经厌倦了纳粹党人提供的单调的音乐节目。

在1934年，纳粹党人每星期向萨尔播放广播，并且在那里发放了大约四千台“人民收音机”以影响全民公决的结果。广播的政治优势变得明显起来。尽管萨尔回归德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90％以上的人投票支持部分是广播战的结果。同样的事情可能是对奥地利的吞并。纳粹政权还将目标瞄准外国。在靠近柏林的西森建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有十万千瓦功率的广播电台，将纳粹的宣传散布到全球六个地区：北美、南美、非洲、东亚、南亚和澳大利亚。

从1939年9月1日开始，德国人被禁止收听外国的新闻广播。1940年5月，所有国家的广播电台同步播音，在大日耳曼广播公司的支持下只播放一个节目。其构成是新闻、军事状况、政治评论、新闻杂志和音乐。在被占领国家，纳粹政权发现建立有效的控制方法是困难的，因为在诸如军队、宣传部和外交部这些相互敌对的机构之间存在着竞争。戈培尔的角色在这里消失了，国家委员或者军事指挥官通常控制着广播电台。在代号为“和谐”的控制下运作的电台网络是为了阻止外国的广播，从而减少它们的听众。“和谐”最臭名昭著的电台是新英国广播电台，它发出威廉·乔伊斯的声音，他是一个变节的英国人，他将纳粹的宣传传播给他的国人。

纳粹党人还广泛地使用了电影，因为他们认识到——用戈培尔的话来说——电影是最有影响的获得广大观众的一种手段。1933年7月，戈培尔建立了一个新的电影办公室，后来把它合并到国家文化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当中。作为自己电影信贷银行的头目，他预付相当数额的经费给电影制作人，当然他们必须信奉国家社会主义。另外，政府对四个主要的电影制片厂——UFA、巴伐利亚、特拉、托比斯——进行调整，把它们置于新的由政府掌握的、并由弗里茨·希普勒领导的UFA的控制之下。

在第三帝国期间，一共拍摄了一千三百六十三部故事片，分为两个类别：宣传的和娱乐的。一般来说，它们全部都附带“德国一周新闻影片”，它是德国人民接受外部世界信息的唯一视觉来源。大多数电影是简单的娱乐片，发挥逃避现实的作用。戈培尔坚信：过多的宣传，尤其是恶劣的宣传会产生反面的效果。因为这个原因，他给予导演、编剧和演员相当大的自由来生产影片，只要他们远离政治的主题。但是，结果是乏味的一致性。大多数娱乐片提供了在纳粹政权保护下无忧无虑的、毫无污点的生活景象。高票房的电影通常是浪漫片、喜剧片和冒险片或者音乐剧片。最受欢迎的女演员是一些外国人，这让人感到非常有趣，如匈牙利女演员和歌手玛丽卡·罗卡，她在军队中特别受欢迎；黑发、热情的瑞典明星扎拉·林德；浪漫娇弱、金发碧眼的瑞典女演员克丽斯蒂纳·索德鲍姆；戈培尔的捷克斯洛伐克美人丽达·巴洛娃。其他一些久负盛名的德国女明星是保拉·威斯利、海德玛利亚·海斯埃耶和伊尔丝·维尔纳。最受欢迎的男明星是埃米尔·詹宁斯、海因里希·乔治、魏利·比尔盖尔、魏利·弗里希。一直很受欢迎的喜剧演员——比纳粹帝国的时间要长——是西奥·林根、汉斯·莫塞、海因茨·鲁曼，以及永远不会被人忘记的汉斯·阿尔伯斯，他继续扮演着自由自在的航海者、贵族和像慕赫豪森男爵这样的胆大妄为的冒险者。

纳粹党人生产了许多直接用于宣传的影片，其中大多数在票房上是失败的。有一个类型围绕着美化党和它早期的烈士。在这一方面三部精心摄制的影片十分突出：《冲锋队——男人的热情》，用于歌颂冲锋队的业绩；《希特勒男孩》，讲述了一个被共产主义者杀害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故事，他的名字叫赫伯特·诺克斯；《汉斯·韦斯特马》，记述了纳粹英雄豪斯特·魏塞尔的生平和壮烈牺牲。纳粹党人四个主要的反犹太电影是：《罗伯特和伯特兰姆》（1939）、《红色盾牌》（1940）、《亲爱的犹太人》（1940）、《永远的犹太人》（1940）。这些电影中的一些由于过于邪恶以至引发了公众的普遍反感。以《亲爱的犹太人》为例，英国的电影版本改编自莱昂·福伊希特万格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半是犹太人、半是基督徒的人。戈培尔制作了更为恶毒的反犹太的版本，并且威胁导演魏特·哈尔兰和几个著名的明星参加制作。这部电影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反响，以至放映后犹太人在维也纳遭到殴打，一位犹太老人被一群正好碰上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蹂躏致死。《永远的犹太人》是弗里茨·希普勒导演的纪录片，是一部淫秽的、充满仇恨的电影，它将犹太人描绘为地窖里的老鼠，到处寻找洞穴，进而接管世界。旁白的声音装腔作势，类推出这样的结论：犹太人像老鼠一样，如果不加以消灭，他们就将接管世界的经济。

没有什么人观看这类粗俗的电影，大部分粗制滥造的宣传史诗片的命运也是如此。其中最著名的影片是《小店主奥姆》（1941），它是一部令人难堪的笨拙的电影，讲述了英国人对南非布尔人的虐待。还有大量的历史影片，题材集中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这样的德国英雄，演员奥托·格布尔因为在约翰·迈耶的《腓特烈》（1936）和魏特·哈尔兰《大帝》中扮演腓特烈而过上了优越的生活。另外两部有关俾斯麦的民族主义史诗由沃尔夫冈·利本埃勒导演，它们是《俾斯麦》（1940）和《退役》（1942）。最壮观的史诗片可能是戈培尔的《最后的呐喊》，它由魏特·哈尔兰花了三年时间导演，再现了普鲁士小城科尔堡对拿破仑军队的英勇抵抗。这部电影的结尾场景是战争快要结束时，几千名德国士兵身着古代的衣装，面对着正在向前推进的苏俄士兵。戈培尔希望这部电影能给德国人民注入狂热的决心。

纳粹宣传唯一伟大的成就是莱尼·里芬施塔尔的两部辉煌的电影——《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因为这位导演打算以纪录片方式使它们成为记录历史的电影。希特勒亲自劝说里芬施塔尔制作一部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大会的纪录片，并且告诉她他需要的是艺术性的、直观的记录，而不是令人厌倦的党的影片。里芬施塔尔抵制了众多不一致的意见和强烈的反对，尤其是来自戈培尔的，因为他对导演与希特勒的亲密关系十分不满。里芬施塔尔设法制作了一部有艺术价值的、具有技巧性的名作，向世界显示从希特勒身上散发出的领袖魅力，以及这种魅力对观众产生的作用。她天才的拍摄工作运用了动态和技术创新，展示了行军队列的全景流动、制服的不断更换、军旗的行进，从而使人们产生了参与其中的幻觉。里芬施塔尔将同样的艺术效果和才能运用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当中，她用两个部分组成的视觉大餐展示了运动员的美、力量和忍受力。在突出杰西·欧文斯这位美国黑人的成就的时候，里芬施塔尔显示出了不起的勇气。

无论在艺术上是优秀还是粗俗，第三帝国的电影一直具有宣传的目的，即使在它假装变得完全是对现实感伤的逃避的时候。正如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所说：德国电影始终企图灌输“极权主义的信条，即集权的主要魅力是保护社会免于分裂”。因此，在世界战火熊熊燃烧的时候，一个人依然可以逃避现实，至少通过电影的幻象逃避上几个小时。纳粹文化像纳粹电影一样是建立在空洞承诺和残酷欺骗之上的空头假话。

经济和劳动力

纳粹的经济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业已存在的普遍经济模式中代表着一种反常现象。尽管纳粹政权称自己为国家社会主义，但是历史记录显示：这种经济只是带有极少数社会主义的成分，因为大企业和私有制普遍没有被触及。同时，德国的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国家不断地侵占生产工具。正如弗朗茨·诺伊曼很久以前就注意到的，事实上，纳粹经济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它是两种体制奇怪的混合。给它定性的最好方法，是称它为和平时期的战争经济。

希特勒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德国能够通过增加了的生产能力和与其他国家的和平相处来支撑民众的生计，他很久以前就选择了在东欧征服新的生存空间的好战政策。因此，德国的经济必须适应这种政治要求。无论如何，希特勒都一直坚持政治的优先性：国家运用地缘政治的要求来驱动自己的经济。希特勒和马克思的假定是对立的。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对于这位德国独裁者来说，用来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经济体制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能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这可以解释希特勒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识形态灵活性，同时可以解释纳粹德国几种经济类型——竞争经济、垄断经济、指令经济——存在的原因。正如诺伊曼所认为的那样：纳粹经济体制的组织是实用主义的，它唯一受到“为了战争的发动所必需的效率和生产能力的要求”的指挥。假如这意味着鼓励大企业、支持强有力的企业家（克虏伯、西门子、蒂森、伯尔西希、克劳斯、马菲）、提倡强制性的卡特尔化、取消没有效率的小企业、补贴工业的话——这导致了在许多方面政策似乎是相互矛盾的——那么，纳粹政权是乐意在意识形态不一致的指控上冒一下风险的。

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不久，他在经济事务上的机会主义就显示出来了。1933年1月，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减少失业。不像真正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们依然按照没收大型工业企业的思路来思考——希特勒并不打算纯粹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去解散大企业。他过于机会主义，因此不会在经济极度低迷的时候去破坏经济组织。他相信这既不能推动长期的战争计划，也不能解决短期的失业问题。

“帮助希特勒建设，购买德国商品”宣传画

因此，为了使大企业放心，希特勒任命财政专家亚尔马·沙赫特为国家银行行长。他还清楚地向不同的利益集团表明：他是乐意在经济事务方面做尝试的，只要这一实验不破坏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为了刺激经济，希特勒放弃了布吕宁通货紧缩的政策，而求助于大胆的政府赤字消费计划。莱因哈德计划是根据财政部长的姓氏来命名的，该计划将十亿马克分配给各种各样的公共经济计划，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络的建设；该计划还允许国家对私营建筑企业以补贴，用于维修旧房和扩建新的住房；最后，该计划还免除税收以鼓励工业或农业企业的设备扩充。

在这些计划中，高速公路建设捕捉到了所有德国人的热情。尽管这个计划在魏玛时期就已经拟订，但是，希特勒很快利用了这一计划的有用性和大众对它的欢迎，并把它变成了对纳粹政权功绩的宣传。在希特勒富有才能的军备部长弗里茨·托德的控制下，三千公里的高速公路在1933年至1938年之间完成。官方的照片显示了数以千计的勤奋工人在建设“元首公路”。这些照片创造了一种所有民众一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阶级或者特权服从于整体的利益。

高速公路的建设无疑刺激了经济，因为它提供了工作，并且重新使汽车工业具有了活力。它也鼓舞工人大众的士气，获得了那些被新高速公路向每个人开放的思想打动的人的忠诚。1938年的政府通告强化了这种情绪，即它将很快地将“大众”牌汽车市场化，它的价格很低，只有九百九十德国马克，相当于当时的二百三十五美元。计划中的“大众”牌汽车由费迪南·波尔舍教授设计，它的价格要在“没有阶级、专业、财富差异的每个德国人的承受范围之内”。尽管承诺到1940年生产十万辆“大众”牌汽车，但是翘首以待的购买者一辆也没获得，因为生产汽车的工厂转向为战争生产。

希特勒收到的四十九岁生日礼物——“大众”汽车的模型，这种型号的汽车一共生产了三十万辆用于战争

赤字消费没有自动地解决失业的问题，但是与大规模的重整军备相连，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提出的充分就业目标稳步实现。在获得权力仅仅三天之后，希特勒向军队的要员允诺，他将扩大武装部队的规模以粉碎《凡尔赛和约》，实现他的最高目标——将东部欧洲日耳曼化。重整军备的花费在1933年到1938年稳步上升。

希特勒当下的经济目标是自给自足，这是一个受到德国缺乏一些关键能源的状况所支配的目标，如天然橡胶、铜、贱金属、矿石、燃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希特勒授权他的经济顾问威廉·凯普勒建立一个机构，研究发展替代品或者合成品的可能性。凯普勒的机构很快就开始了对替代橡胶、合成脂肪和贱金属的研究。

这些最初的措施很快得到了巨大的扩张，因为两个主要的大型公司——I.G.法尔本和温特绍尔——从政府那里获得了有钱可赚的价格，为武装部队开发合成产品。I.G.法尔本是首家接受国家补贴的开发合成燃料的大公司。温特绍尔是一家大型的制造碳酸钾的公司，1934年，它和几家主要的褐煤生产厂家建立了一个国家支持的公司——布劳克尔·本钦·A.G.，它的使命是生产合成汽油。其他的公司探索合成纺织品和金属的开发。合成材料的开发对武装部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格奥尔格·托马斯少校来说更是如此，他是武装部队中最坚定的自给自足的鼓吹者。

尽管重整军备无疑以减少失业、刺激工商业支撑了经济，但是并非所有的部门得到了同样的效益。消费品没有像坦克或者飞机那样得到同等热情的支持。重整军备的另一个消极的副作用是，经济的集中化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加强。由重整军备引发的第三个问题是贸易逆差。因为德国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尤其是诸如橡胶、燃料、金属等关键的原材料，这样，大量的资本花费在国外。假如德国能够成功地加强它的出口市场，来自这些众多的进口的损失可能会得到补偿。但是，德国的出口却在稳步地减少，这要归因于政府所确立的经济重点，归因于在原材料价格上扬的同时成品价格的下降，归因于外国政府的关税定额，归因于外国人对购买德国商品的嫌恶。

1936年夏天，世界开始将目光聚焦在柏林奥运会，阿道夫·希特勒在他上萨尔茨堡的鹰巢写了一篇属于最高机密的备忘录，它论述了经济策略和重整军备。这个文件在很大程度上与奥林匹克的和平精神及国际社会的善良意志是矛盾的，它反映了希特勒对德国重整军备缓慢速度的不满及其坚定的观点：德国经济必须符合在四年内进行战争的需要。

希特勒任命戈林为新四年计划的指导者，授权他“发布法令和通行的行政规定”，“向所有的行政机关（包括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及党的所有机构（包括它的组成机构和所属组织）发布指令”。尽管戈林不懂经济，但是他还是以一贯的热情投身到这项新的任务当中，因为他知道元首的指令能够使他成为德国经济的指导者。

在戈林严厉的方法控制下，进口大幅度地缩减，工资和物价控制得到实施，红利被控制在6％的范围当中。为了实现自给自足，戈林对大企业既利诱又威胁，使它们扩大生产合成橡胶、纺织品、燃料和其他稀有商品。这一政策的高峰是建立了赫尔曼·戈林工厂，这些工厂是在德国中部开采低等级的铁矿石。这些准社会主义计划耗资四亿马克，其中的70％股份由政府所有，同时，私营企业被强迫购买余下的股份，年利为4.5％，并且必须持股至少五年。

赫尔曼·戈林的计划被人们贴上了强盗组织的标签，它尽可能地偷窃和掠夺德国的企业，因为它强迫私人企业接受并不受欢迎的贷款。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想起了17世纪英国君主强制实行的“强迫贷款”，这些君主威胁银行家们为他们花费甚大的投机担保，因此引发了破产和革命。鉴于纳粹政权严密的控制，特别是因为这个政权在德国人民当中很受欢迎，革命的可能性似乎在30年代还十分遥远，但是国家破产的可能性是真正的危险。国家财政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后来估计：从1933年到1939年9月，公共花费达到了一千零一十五亿马克，其中的60％用于重整军备。同期，政府的收入只有六百二十亿马克，另外还有由铁路和邮政产生的二百亿马克。剩余的赤字被所谓的国家信用所掩盖，其中最具有创意的“冶金研究兑换券”，它的名字是根据一个虚构的机构命名的。冶金研究兑换券有四个主要的国防承包人以十亿马克担保，使政府承包人接受“冶金研究兑换券”背书的付款，其金额由国家银行贴现。沙赫特对此运作系统一直严格保密，以便隐瞒德国庞大的重整军备。

尽管缺乏准确的统计证据，但是人们通常认为戈林的努力离希特勒在1936年8月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期望相距甚远。戈林失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些存在于他善变的人格当中，一些存在于德国科层制度的复杂性质当中。对于戈林来说，与其用现有的机构建立一个能够合作、协调政策的有效组织，不如和敌对的机构展开内部的战斗。

这些冲突不仅是权力范围的，而且也体现了德国经济应该如何管理的不同观点。亚尔马·沙赫特最初是以政府贷款和税收来支持重整军备强有力的拥护者，不过他后来越来越怀疑继续这一建立在枪炮加黄油基础上的政策的可行性。在和平时代强制性地推行持久的战争经济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不断上升的外债、支付赤字的平衡、原材料的短缺。沙赫特将各种政策加以结合，从延长支付外债的期限到“新计划”——政府通过这一计划来调节进口，并且与东欧各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在减少外债和贸易赤字方面做出了成绩。尽管如此，在1935年，沙赫特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应付经济优先所带来的危机。沙赫特现在是经济部长和战争经济的全权代表，他没有足够的资源支付德国继续执行的“枪炮加黄油”的政策所需要的庞大的原材料和食品进口。由戈林领导的自给自足的鼓吹者们认为：德国可以在食品和原材料方面获得自立。由于有希特勒的支持，这些人获得了高于沙赫特和力主工业出口的人的权力。1937年11月26日，沙赫特辞去经济部长的职务，被更为顺从的党棍瓦尔特·丰克所替代。丰克领导的经济部现在与戈林办公室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普遍一致的观点是：德国经济缺乏“枪炮加黄油”政策的资源。但是，从这个结论或者其他在1939年浮现的经济问题中并不能得出这样的观点：希特勒选择战争是为了逃避迫在眉睫的经济崩溃。到1939年，希特勒拥有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好的装备；而且，他依然使消费者在相对高的水平上保持满意。另外，德国也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工资处于稳定的状态。希特勒决定在1939年步入战争，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与他的身体状况相关的非理性恐惧之上的。

在考察纳粹政权是如何管理经济的时候，注意到各种社会团体是如何受到这一政权的影响是重要的。无疑，大规模的重整军备对于大企业来说，同时在略微低的程度上，对德国的中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好运。对于大企业来说，重整军备为工业扩张和利润开启了新的机会，所有企业获利更多，因为工会被破坏了，雇主对雇员可以采取高压管理。但是，这些利益伴随着相应的政府对企业事务的介入。政府现在告诉企业应该生产什么和应该生产多少，利润应该是多少，工资应该支付多少，应该在哪里建设新厂。除了供应商或者大的国防生产的承包商的分承包商之外，小企业主得到的只是可怜的利益。当犹太人的企业被“雅利安化”——即没收和被廉价销售——的时候，许多企业也发了横财。尽管纳粹宣传要拆除德国的大型百货商店，其中许多是犹太人拥有的，但是事实上鲜有被拆除的。最大的商店赫尔曼·蒂埃茨康采恩通过希特勒的亲自干涉完整无缺地被保存下来，仅仅重新命名为赫蒂埃。事实上，它继续由犹太所有者管理了一段时间。

技术精湛的工匠一般都从纳粹经济的政策中获利，这部分是因为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尤其在建筑和国防工业领域；部分是因为纳粹的意识形态一直颂扬独立的工匠。为了保护自己免于开放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德国工匠一直支持由代表各种手艺的强制性的基尔特组成的技术阶层。1933年11月，纳粹政府通过了一项手艺行业法案，这项法案要求工匠业只能在它们的业主属于适当的基尔特，并拥有“资格证书”，最后在政治上值得信赖的时候才能运作。基尔特得到了重组，根据不同的行业垂直地划并到国家级的基尔特当中，同时在地区的层面上，它们又在贸易委员会中平行地连接起来。从理论上来说，这个系统与中世纪的社团阶层相似，但是，它实际上服从于严格的政治控制，因为纳粹官员在所有的层面上监视着这一体系。

在犹太人的商店门口张贴“不要购买犹太人商品”的告示

农场主是德国经济中的可怜虫。当纳粹夺得权力的时候，农业已经走过了五年的危机。为了扭转这种状况，纳粹政权为自己建立了三个目标：通过保护主义获得自给自足；通过新的农民秩序的建立激活农业；建立代表农场主利益的组织。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全面控制市场和价格的法律，并企图通过《帝国世袭农场法》来稳定土地所有权（这项法律旨在保护负债的农场主免于即将发生的破产），同时管理有利于男性的继承权，禁止世袭农场的买卖。另外，纳粹政权制定了一个土地规划项目来鼓励新的农庄去重新安置人口。所有这些富有野心的目标引发出一个巨大的官僚系统——国家食品集团，它由瓦尔特·达莱控制，得到各州、各地区、各地方不同层面的领导人的支持。尽管这一计划庞大，有着财政和保护主义的措施，但是德国的农业没有达到达莱和其他农业计划者制订的目标。正如人们所预料的，自给自足没有实现，因为达莱反动的意识形态将保护主义和自我毁灭的反市场政策结为一体。

农业短缺很快就扩展开来，尤其在富庶地区更是如此。在帮助财政上受困的农场主方面还是获得了一些小成功，但是，花费在消除农场债务上的金钱主要是有助于较大的农场主的利益。另一方面，纳粹政权的再安置计划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失败，因为大庄园依然没有受到触动，同时也因为只有少量可耕土地适于分给移民定居者耕种。另外，尽管这个政权提高农场主的形象，但是，德国人继续大规模地移居城市。到1939年，农业失去了一百四十万人口，他们在工业那里获取了较高收入，从而引发了农业劳动力的严重短缺，这种短缺通过强制年轻人在夏季从事农业服务得到了部分的缓解。在纳粹德国，没有人感到饥饿，但是，富裕是例外而非正常的现象。

与农业工人不同，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受雇于企业或工厂的德国人通常在经济上获得了利益。尽管工人失去了罢工和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但是他们得到了有报酬的工作。在大多数德国工人的心里，政治上的损失被他们所感觉到的实实在在的奖励所抵消。正如先前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特别需要有技术的劳动者，尤其在国防工业领域。在那里，技术是非常宝贵的。另外，政府在被称为“劳动之美”的“通过快乐获取力量”的计划下，竭力提高劳动条件，并且对优异成就给予慷慨的奖励。罗伯特·莱伊的办公室管理着“通过快乐获取力量”计划，这个计划通过提供娱乐机会向工人大献殷勤。

“通过快乐获取力量”计划的目标是普通工人，它提供了便宜的国内和国外假日旅游、有补贴的戏剧表演、展览会、运动会和远足旅行。这些活动使得这一计划表现了纳粹政权获取工人好感的努力。“通过快乐获取力量”组织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型企业，获得了两艘大海轮，并且通过得到资助的“大众”汽车闯入了汽车工业。这种汽车最初被称为“通过快乐获取力量的大众”。1938年，大约十八万德国人参加了航海旅游，一千万德国人参加了各种各样的“通过快乐获取力量”的活动。德国当时有两千万劳动大军，这意味着每两百名工人当中就有一名参加了航海旅游，每三个当中就有一个离家参加“通过快乐获取力量”的某个活动。通常从柏林到摩泽尔河的一周旅游——包括旅行、食宿和导游——可能花费四十三马克；从柏林到上巴伐利亚的旅游可能花费三十九马克；从柏林到博登湖的两周游的广告价格为六十五马克，在意大利两周全境游也仅花费一百五十五马克。

根据官方的宣称：“通过快乐获取力量”组织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兑现的承诺相比，提供的是实绩而不是辞藻。尽管这个组织可能是自利的，但事实上纳粹政权可能有理由把自己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另外，纳粹政权甚至企图在所有劳动成员那里鼓励一定程度的平等主义，其部分是意味深长的，部分是不适当的和可笑的。劳工前线的领导人和“通过快乐获取力量”的指导者罗伯特·莱伊博士承诺将德国工人从自卑的感觉中解放出来，促进国家共同体的情感。他预言，德国的工业将成为公社思想的堡垒，它的工作场所将成为瞭望塔。这些高尚情感的目标在于某种强制性的公社快乐。这些情感要么得到蔑视，要么受到憎恶，被视为对德国工人私生活好管闲事的干预。

事实上，纳粹政府削弱了工人的独立性。随着工会的解体，他们的利益控制在名为劳工托管员的国家官员手中。随着在1934年1月20日通过的《国家劳工秩序法》的颁布，一个建立在准封建基础上的不同的劳工关系制度开始实施。新的安排用“工厂共同体”的观念替代了工人和雇主之间自由的集体讨价还价。在这种观念中，工厂的雇主和雇工以共同接受的纽带和义务为基础，为公共的利益工作。取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常态的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新的封建制度下是相互的信任。假如出现了冲突，它们将通过信任委员会和荣誉法庭得到内部解决。这两个机构没有任何真正独立的权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由听话的纳粹党人组成，完全遵从雇主的命令。国家的劳工托管员组成最终上诉法庭，甚至他们也成为通常站在雇主一边的政府的代理人。

“建设自己的家园”宣传画

1935年2月采纳了进一步管辖劳动力的措施，即引进了“工作簿”。它严格限制工人选择工作，并使他们的流动服从于严格的政府控制。没有包含工人资格和历史详尽资料的工作簿，德国工人就不能得到有报酬的工作。

1935年夏天，所有十八到二十四岁之间的男性必须参加六个月的义务劳动。到1939年，妇女也不再拥有自由的选择权。义务劳动给纳粹政权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教育年轻人的另一个机会。大多数人对这种劳动感到恐惧，尤其是上层阶级的年轻人，他们憎恶和社会下层人一道花费六个月的时间从事忙碌的工作。

人们对第三帝国的社会政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质疑。假如这种质疑存在的话，那么在什么程度上纳粹带来了一场“社会革命”？他们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还是“革命的”政策？尽管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术语“受到抑制的”，应该以相当怀疑的眼光加以审视，因为没有人知道“正常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德国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受到抑制的资产阶级工业社会的问题。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像一个生物有机体的发展，在其中，各个阶段是合乎规范的和可以预计的。当西方的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运用“受到抑制的”这个术语来提及社会—工业发展的时候，他们是把英国—美国“先进的”或者完全“现代化的”的工业体系作为一个合乎规范的向导。与它们相比较，不够工业化的社会因此被认为是“受到抑制的”，或者缺乏“成熟性”，或者缺乏“现代性”，这一错误的假设是，我们可以从一个社会或者文化的发展中抽象出社会发展无可置疑的方法，将它运用到所有社会或者文化上。

对德国“受到抑制的”发展这一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而对以下问题作出更为引人注目的回答也许是可能的：在什么程度上第三帝国在社会层面上是功能不良的？一个社会是否由于自身深陷于矛盾之中而不能运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尽管纳粹有关德国已经到达了和谐国家共同体的宣传显然言过其实，但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公正指出的，社会现实的表层“令人吃惊地平静”，这证明了希特勒对社会政策所采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德国主要政治集团拒绝西方工业民主模式，但它依然没有找到可行的替代方式。直到1933年，政治的左翼才不再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为目标，这种革命不是按照民主体制就是按照极权体制来构想的；同时，政治的右翼追求多种混合的模式，从阿卡迪亚的民族主义乌托邦到极权主义的商业制度。像达莱、希姆莱这样一些纳粹党人的极端种族主义观点，从来就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这些观点可以追溯到城市出现之前的、甚至封建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戴维·朔伊鲍姆正确地给它们贴上了“拒绝社会成长的”彼得·潘意识形态的标签。希特勒抑制了这种反动的乌托邦，因为他知道现代世界的战争不能靠土豆或卷心菜，而是钢和铁。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国家社会主义没有内在的实质。按照马丁·布罗扎特的观点，它是寄生的，以许多德国人喜爱的、经常是幻觉的梦想为食。它从浪漫的画面和过去的陈词滥调，从好战的、英雄的家长制或者专制主义的时代、社会和政治制度中提取它的理想。但是，所有这些东西被转变成人们喜欢的先锋派，转变成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口号。贵族统治的精英主义观点，变成了种族主义的“优秀种族”的“血统高贵”，君权神授的高贵理论让位给人民欢迎的国家元首。

意识形态的印象部分地捕捉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即它的目标是制造一次种族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革命。假如国家社会主义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推进，那么它存在于对德国生物学变革的努力当中，存在于用种族来替换阶级的努力当中。只是在最近十年来，历史学家才从人类学的视角而不是社会学的观点，将焦点聚集在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上，指出早期涉及到的阶级、社会地位、分配公正等等社会学范畴并没有揭露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人类学解释应该受到欢迎，因为它们将纳粹的政策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它们证明了在理论或者实践上无论多么矛盾，纳粹的领导层都在追求着“生物学的政策”，因此假如忽视了第三帝国种族主义的制度化，那么对纳粹德国的任何解释都是不全面的。种族主义的制度化和纳粹一样是怪诞的，但也是纳粹所能进行的唯一一场真正的革命。

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

在纳粹德国，种族和政治是紧密相连的。这个国家和它所有的机构旨在追求将德国人变成更高大、更纯粹、更健康的种族。纳粹无情地在几条总体上来说前所未有的道路上行进：强制性的绝育、种族通婚的禁止、安乐死，总之是对认为在种族和道德上低人一等的群体进行迫害，它们由犹太人、吉卜赛人、反社会的人、同性恋者和精神疾病患者组成。

国家伟大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种族而非阶级，与这种想法相连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完美的优生方法来提高种族的血统。许多德国的种族主义思想家早已发出惊人之语，警告德国的人口正在被生物学上的低等人——穷人、虚弱的人、精神不正常的人、反社会的人——所退化。他们繁殖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社会发展所需要依赖的少数精英。一群“种族卫生学家”对公众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施加了影响。最初，他们很少关心种族或者种族性，而是正在降低的出生率和精神病院里不断增多的病人。尽管早期的种族卫生学家并非都是种族主义者，或者并不热心于一个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的同情心倾向于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右翼。正如前面所显示的，在这些种族主义卫生学家当中有著名的出版家、遗传学家和人类学家，其中包括出版家尤利乌斯·弗里德里希·莱曼，种族主义科学的鼻祖阿尔弗雷德·普罗耶茨，著名的生物学家弗里茨·伦茨、尤金·菲舍尔、赫尔曼·马克曼和奥托马尔·冯·费许尔。他们的知识中心是为人类学、人类遗传学、优生学建立的威廉大帝学院，领导人是尤金·菲舍尔，他表明了富有激情的、具有宗教感的信仰：在种族的意义上使德国人完美是重要的。

纳粹吸收了种族卫生学中的一些信条，并把这个学科转换到种族主义政治行动的领域。弗里茨·伦茨——《种族和社会生物学档案》的编辑和慕尼黑大学的种族卫生学教授——在1921年发现没有一个种族能够被排列在另一个种族之上或之下，因为不存在允许这样的结论出现的科学标准，虽然伦茨能谨慎地作了如此说明，但是纳粹在运用必要的政治标准来作出如此判断时可没有什么良心不安。

用鲁道夫·赫斯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用的种族主义科学”。第一个种族主义法律是1933年7月14日颁布的绝育法，它紧随新的种族办公室、种族主义杂志和种族主义协会而出现，全名是《预防后裔患有遗传疾病授权法》。这项法律要求假如个人患有某种明文规定的疾病，他就可能被绝育。但是，遗传疾病的范围是广泛的，在科学上是含糊的，以至许多在其他方面是健康的人可能受到了绝育。有九种类型的疾病被列在名单上：天生低能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引发的精神错乱、遗传癫痫症、哈廷顿舞蹈病、天生盲眼、虚弱、严重的生理变形，最后一种作为补充附加在这个基本的名单上，它就是慢性酒精中毒。

强迫犹太人用牙刷清洗人行道

人们记得，直到这一法律通过之时，绝育才变得合法起来。由此可见，这一法律的激进性质是十分明显的。遗传健康法庭由被认为是中立的、和蔼的医学专家组成。它的建立没有掩盖新计划的激进主义，尤其是因为这些法庭是不受公共监督的。尽管为这些健康法庭工作的医生自命在审判过程中是有客观感和尊严感的，但是，狂热的医生经常犯下公然的不公正行为，他们查出了许多人，其中女人多于男人，他们假定这些人患有“低能症”。绝育的施行只依赖于同型结合的而非隐性的携带者。这一规定几乎是无用的。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假定，即企图被清除的疾病是按照孟德尔的单基因而非多基因的传输原则遗传的。据估计，将近四十万人在1933年新计划开始到1939年秋这一计划终结期间接受了所谓的“希特勒切割”，即男性切除输精管，女性结扎输卵管。

对于种族主义卫生有着巨大影响的一年是1935年。这一年通过了三部法律，经常被称为《纽伦堡法》。它们重新界定了公民权，禁止“种族污染”，并且要求新人在被允许结婚前接受医学检查和听取忠告。前两部法律是希特勒为了使1935年纽伦堡党的大会带有戏剧性的东西在最后一分钟作出决定的结果。希特勒感到过去已经制订的计划过于单薄和缺乏冲击性。上一年在种族问题，尤其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是相对平静的。现在，党的忠实成员受到诸如格哈德·瓦格纳这样的种族主义专家的怂恿，争取一个新的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9月13日，内政部犹太人办公室主任伯纳德·勒泽纳得到命令乘坐一架飞机前往纽伦堡制订这项新的法律。勒泽纳一到目的地就和两位内政部的同事——汉斯·普芬特纳和威廉·斯图卡特——推敲出最初的草案，但是它遭到了拒绝。9月14日，起草人在弗里克的寓所里碰面。他们挤在一个音乐室，普芬特纳在一架大钢琴上，斯图卡特则在一张沙发上工作，最终起草了几个可供选择的、强硬程度不同的草案。当这个筋疲力尽的小组大约在午夜完成工作的时候，希特勒要求起草一部对付公民权的法律。他们很快就在一张菜单的背面起草了这一法律。9月15日凌晨两点三十分，希特勒接受了一个较为温和的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它由内政部起草小组推荐——和国家公民权的草案。

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叫做《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它禁止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和性关系，禁止犹太人悬挂国旗，禁止犹太人雇用四十五岁以下的德国女性公民或者亲近血缘的女性，规定了违反这些规则所应得到的各种各样的从劳役到罚款同时监禁的处罚。《德国公民权法》对公民和国民加以区分，前者是德国人或者有亲近血缘的人，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后者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居住者，但是只享有保护而没有政治权利。犹太人最初对这种区分感到放心，因为它毕竟承认他们是具有一定权利的国民。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是，单身妇女也被归于国民行列。为了使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区分合理化，威廉·斯图卡特和他的法律顾问汉斯·格劳伯克——此人后来作为阿登纳的波恩内阁的主要助手再度露面——提供了以下官方评论：

国家社会主义反对人人平等的理论，反对个人相对于国家在根本上不受限制的自由的理论。必须无情地认识到人的不平等和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的他们之间的差异。个人权利和义务上不可避免的差异来自种族、国家和民众性格上的差异。

但是，《德国公民权法》依然使“谁是完全的犹太人”问题不够清晰，这个问题在纽伦堡大会之后，在种族主义的和法律的专家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最终导致这个法律出现了一个附录。这些法律专家将一个“完全的犹太人”确定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当中有三个犹太人的人。那些犹太人成分较少的人被贴上了混血儿的标签，并且被划分为一级混血儿（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当中有两个犹太人）和二级混血儿（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当中有一个混血儿）。那些被确定为一级混血儿的人依然可能被认为是完全的犹太人，假如他们属于犹太宗教社团；或者嫁给了犹太人；或者在1935年6月15日之后与犹太人结婚生下的后代；或者与犹太人非婚生的子女。

毋庸赘言，准确地确定谁是犹太人——现在还受到了宗教标准的影响——制造了官僚机构的噩梦，因为它涉及到搜集不确定记录的“家庭调查者”的成绩。然而，确定谁是混血儿具有致命的重要性，因为一旦决定消灭犹太人，它可能意味着生存或者死亡。

1935年10月18日，第三个主要的种族主义法律——《德国人民遗传健康保护法》通过，它要求要结婚的新人在结婚前接受医学检查。这个立法背后的目的是，在对种族的危害发生前对其加以阻止。这个法律还禁止患有遗传疾病或者传染疾病的人结婚。假如将要结婚的人通过了必需的医学检查之后，他们就会从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收到“结婚身体合格证书”。作为广泛的公共健康体系的一部分，全德国建立了婚姻咨询中心。这些中心由医生和护士供职，他们给将要结婚的新人检查身体，发放健康证书。没有这些健康证书，是得不到结婚许可证的。

这些种族主义的法律体现了纳粹领导人最深层的愿望。首先，它们表达了种族主义集团妄想狂似的思想，他们纠缠于可能污染德国基因库的“劣等血统”的人。当新的罪名——如种族背叛、种族不忠——被设立的时候，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疯狂的咆哮现在转化成了法律。与犹太人睡觉或者与其他“非日耳曼血统的”携带者结婚都是种族的背叛。用人工方法阻止德国人自然繁殖也是种族的背叛。流产被限定为对德国人身体侵害的犯罪行为。

德国血统的玷污者分为几个范畴，它们是种族的、社会的、医学的，而且经常是含糊不清的：吉卜赛人、“莱茵兰私生子”、“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犹太人。不同种族特性的人在德国一直是受到怀疑的。除了犹太人，没有哪个民族受到过比吉卜赛更残酷的待遇。两个主要的吉卜赛团体——辛提和洛马——在15世纪移居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许多吉卜赛人最初来自北部印度，他们皈依了基督教，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免受歧视，因为他们被认为不是德国人，因此被认为是劣等的。所有与他们有关的东西——粗野的外貌、游牧习惯、语言和习俗——都使他们与好德国人的风度格格不入。根据纳粹新的学术领域“犯罪生物学”的观点，吉卜赛人越来越被视为习惯性的小偷和罪犯。因为所有这些理由，纳粹最终尽可能多地围捕吉卜赛人，将他们投入集中营。可能就是在1939年9月21日在柏林由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的执行导致了吉卜赛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辛提和洛马家族同犹太人一道在波兰的灭绝营中被杀害。

尽管德国没有任何本土的黑人，但是，大约有五百名所谓的“莱茵兰私生子”，这些孩子是法国占领军中的黑人同德国女人生育的孩子。甚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弗里德里希·埃伯特把这些孩子的出现比作黑色的耻辱。当纳粹党人刚刚掌权的时候，他们就命令“莱茵兰私生子”在相关的健康机构登记。下一步是涉及到更为机密的诡计，它就是强迫性的绝育。

同性恋者也遭到了歧视，因为他们也玷污了德国人的血统。追溯到1871年，《国家刑事法典》第175款特别规定：男人之间的性关系构成了犯罪行为，会受到监禁的惩罚。尽管第175款从来没有改变，但是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它的强制性不如在皇帝时代那么严厉。希特勒一直对同性恋睁一眼闭一眼，因为在冲锋队里它十分盛行。但是在罗姆遭到清洗之后，随着变态性行为的可怕故事的曝光，希特勒开始支持对同性恋的严厉处置。新的思路来自希姆莱的一句话：每一个党卫队的同性恋者“都将根据我的命令被送到集中营，如果企图逃跑将被枪决”。也是希姆莱建立了中央登记处，登记所有已知的同性恋者和与他们斗争的官员。对同性恋者的迫害在30年代后期加快了速度，许多人被送到集中营，他们在那里受到羞辱、拷打和杀害。在第三帝国期间，可能有将近一万四千名同性恋者遭到了监禁。

1938年，国家刑事办公室总算发现了一个最为宽泛的范畴——反社会的人——依靠这个范畴可以给人类的行为定罪。这个办公室将那些不想适应人民共同体的人定义为反社会的人。这些人包括懒汉、吉卜赛人、乞讨者、娼妓、酗酒者，以及所有“害怕工作的”流浪者或行为怪异的人。“害怕工作”是纳粹党通常羞辱人的另一个绰号。标有“反社会的人”称号的人都会得到“保护性的监禁”，被送到集中营，并根据《预防后裔患有遗传疾病授权法》将他们绝育。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掌握德国国家权力的罪犯并不按照较高的法律规范或者程序，而是按照一些人是否选择从属于这个犯罪的政权来确定犯罪的性质。纳粹的回应不是将他们加以修复，而是监禁甚至消灭。用这些极端的方法，纳粹党人确实相信他们能够连根拔除“反社会的人”。1942年，司法部长奥托·蒂拉克为了解决使“反社会的人”一直监禁的问题，把他们全部移交给党卫队，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劳动被灭绝。纳粹的司法部门和党卫队行刑队员联起手来。

除了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和“反社会的人”，还有另外两类无辜和无助的“劣等种族”是纳粹选择出来加以灭绝的，它们是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和犹太人。纳粹种族主义分子一段时间内傲慢地扬言要消除德国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但是基督教的意识依然非常强劲，足以阻止安乐死计划的实施。“安乐死”这个词正如在希腊语中所指称的那样是一种轻松或者仁慈的死亡；另一方面，正如一些种族主义生物学所认为的那样，它也可能意味着消灭“无用的饭桶”。事实上，纳粹党人分不清这两种意义，把一种或另一种作为消灭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和犹太人的精神力量。在纳粹的宣传中，消灭“不值得生存的人”或者“自然的错误”是一个受到喜爱的话题。1936年，德国医生赫尔穆特·昂格尔出版了一部畅销小说《使命和良心》，在其中，一位美丽的年轻女人，也是一位天才的钢琴师忍受着多发硬化症，她企求丈夫，一位可爱的医生，通过安乐死来解除自己的痛苦。在感情上，她的丈夫不忍再看到她遭受痛苦和日渐衰弱，给她注射了致命剂量的吗啡，同时，一位朋友演奏着令人安抚的浪漫钢琴曲陪伴着她的最后时刻。这位医生被指控为谋杀，但是被宣告无罪，因为他的行为是一个仁慈的行为，而不是谋杀。这部小说后来被拍摄成名为《我控告》的故事片，进一步引发了公众的话题。

当舆论似乎发生了转变，赞同对无望的病痛者实施安乐死的观点的时候，纳粹领导人依然相信在安乐死的态度上过于激进的时机尚不成熟。1935年，据说希特勒告诉国家医生领导人瓦格纳博士，安乐死必须等到战争爆发，因为到那个时候执行这个任务才更容易。1938年冬天，希特勒收到了一位德国父亲的请愿书，他要求终结他肢体残缺的儿子的生命，现在看来这是实施安乐死计划的催化剂。希特勒对他的私人医生卡尔·布兰特博士下达了命令，结果是建立了名为严重遗传疾病和天生疾病的科学登记国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情报交换中心，处理由医生和助产士送来的询问如何处置涉及到残疾病例的报告。这些报告由三位医生进行评判，红色加号表示处死，蓝色减号表示存活，问号表示需要进一步评判的可疑病例。被标有红色加号的孩子通过致命的注射结束生命。

1939年夏天，希特勒要求国家医生领导人瓦格纳的继任者莱昂纳多·孔蒂博士制订一个成年人的安乐死计划，但是，最初的行动就被纳粹党党务总管菲利普·布赫勒和他的助手维克多·布洛克掌控了。这两个人制订了有组织的、掩饰性的计划，以至于这一得到希特勒亲自授权的计划无法追溯到源头。安乐死计划的代号“T40行动”根据位于柏林蒂尔加登街4号总理府相关的政府部门命名，它是谋杀儿童计划的延续。表格被发送到所有医院的收容所，确认安乐死的候选人。正如在杀害儿童的运作中一样，病人的表格上标有处死的符号或者需要更高一级的“审核员”进一步分析的问号。

实际的杀害行动在六个选定的收容所里进行，它们是靠近斯图加特的格拉芬奈克、靠近林堡的哈达马尔、靠近萨尔河边的伯恩堡、哈韦尔河上的勃兰登堡、靠近林茨的哈特海姆和靠近皮尔纳的松讷斯坦因。受过特别训练的党卫队医生和护士进入杀人设施中，做好实际操作的准备工作。病人在伪装成淋浴或者货车厢的毒气室里被杀害，毒气室被充入了一氧化碳。然后尸体在专门建立的火葬场被焚化。因为这些行动发生在德国内部，消息很快就被泄露出来，地方行政当局对收容所里或者被发现奔驶在乡村的“杀人盒子”里发生的可怕行为十分警觉。难以控制的场面也发生在一些收容所里，在那里，正式职工经常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病人脱离党卫队杀人者的掌控。受害者的亲属报告牧师和司法当局，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来抵制这些犯罪分子。一位法官甚至发起了对布赫勒的起诉，他为此付出了提前退休的代价。克莱门茨·冯·格伦主教是天主教会上层少数几个敢于提出抗议的教士中的一个，他进行了几次有力的布道反对安乐死计划。1941年8月，希特勒终止了这一计划，可能是因为它所产生的反对性意见，但更可能是因为这一计划实现了它最初的目标数字。到1941年8月杀戮终止时，已有七万零二百七十三人被终结了生命。但是在安乐死计划中得到完善的杀戮方法现在延伸到新的、更庞大的目标——犹太人。

反犹太主义是给纳粹运动提供能量的仇恨。从希特勒获得权力的那一刻起，犹太人在整个德国受到了围攻。只在两个短暂的时期得到了暂缓：一是1934年，希特勒忙于清洗他自己的队伍；二是1936年，纳粹德国作为柏林奥运会的东道主，为了宣传的需要暂时悬置了反犹太人的行动。希特勒反对犹太人的四个阶段是：（1）合法化的歧视；（2）强迫性的移民；（3）重新安置和强迫性的犹太人定居点；（4）灭绝。从年代学的观点来看，前两个阶段从1933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两个阶段从1939年到1945年。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随着纳粹统治的开始，对犹太人的攻击以自发的和有组织的两种形式发生。1933年4月1日，戈培尔根据希特勒的指示，组织了对全德国犹太企业的攻击，显然是教训国际上的犹太人，因为他断定他们对新政权进行了诽谤。希特勒变态的推论是：伤害国际上犹太人最好的方法是向他们的“德国同伙”发起进攻。1933年发布了一系列法律，旨在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和生存。在希特勒于1月夺取权力之后不久，犹太人就从法官、律师和教师的职位上被解雇和强迫辞职。《行政机构重建法》引进了“雅利安主义”作为获取行政机构职位的先决条件，自动地将所有犹太人从行政机构中排除出去，从而导致了此类职位的犹太人的解雇或强迫辞职。

相似的法律层出不穷，它们包括将犹太人从其他专业领域——评估员、陪审员、商业法官——里排除出去的法律（4月7日）；从专利律师中排除出去的法律（4月22日）；从与国家保险机构相关的给保险者治病的医生（4月22日）、牙医、牙科技师（6月2日）中排除出去的法律。反对德国学校过于拥挤的法律严格限制了在德国公立学校招收犹太人（4月25日）。6月6日，《行政机构重建法》得到修正，补上了漏洞，以便将犹太人从名誉大学教授、大学讲师、公证人等公共服务领域中排除出去。1933年9月下旬和10月上旬，三个附加的手段对犹太人实施打击：第一是禁止政府雇用非雅利安人和嫁给非雅利安人的人；第二是将犹太人从诸如艺术、文学、戏剧、电影等文化和娱乐的领域中排除出去；第三是《国家出版法》，它将所有的报纸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并引用“雅利安条款”，成功地将犹太人从第四阶层（新闻界）中排除出去。

在1934年的相对平静之后，政府在1935年再次对犹太人发起攻击。正如我们所见，这导致了纽伦堡种族主义法律的诞生，这些法律宣布德国人不能同犹太人结婚或者与他们发生性关系。犹太人在政治上也被剥夺了公民身份，尽管在纳粹德国它并不意味着什么。更富有意味的是完全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剥夺措施开始于戈林担任四年计划的全权代表，在亚尔马·沙赫特辞去经济部长并由更为顺从的瓦尔特·丰克接任时，这些措施得到了加速实施。考虑到战争，四年计划设想没收犹太人在德国的所有财产。4月22日采取了最初的步骤，这一天发布的法律禁止以雅利安人或者伪雅利安人的所有权掩盖犹太人的企业。这个法律明确规定：假如一个企业的所有者是犹太人，它就是犹太企业。

尽管到1938年纳粹党人认为他们最终明确了谁是犹太人的问题，但是他们继续构想出更多的策略，以此来使每个犹太人现形。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分支机构——犹太事务组，专门负责犹太企业和组织的认定。同时，内政部也忙于紧盯着犹太人，确保犹太人不改变自己的姓名。犹太人姓的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在纳粹党获得权力之前，政府就努力阻止犹太人改变先前强加给他们的德语发音的姓以掩盖自己犹太人后裔的身份。为了能够轻易地确定身份，纳粹党人禁止了这样的姓名改变，还雪上加霜地规定所有男性犹太人采用“以色列”的名，所有女性犹太人必须使用“莎拉”的名。1938年10月，护照的限制生效。

纳粹党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施特莱歇的淫秽出版物——推动了对犹太人的仇恨，这种仇恨在这时得到了积聚。实际上，犹太人被排除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之外，同时，犹太人无论是到电影院、剧院、游泳池、旅馆还是旅游胜地，都会遭到袭击。村庄竞相以“没有犹太人”为荣，骄傲地对这一事实大做广告，张贴“此地犹太人不受欢迎”的标语。公园的凳子上也清楚地标明“雅利安人”或“犹太人”的字样。德国的犹太人被遣送到令人恐惧的、阴暗的、充满不安全的不毛之地。他们可能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遭到逮捕，然后被送到集中营。他们的财产可能因为极其微小的理由受到控制和没收。他们没有法律的支撑。

1938年11月，对于纳粹党来说，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降临了，他们上紧了螺丝。1938年11月7日，德国驻巴黎使馆的一位秘书恩斯特·冯·拉斯被十七岁的波兰学生赫舍尔·格林茨潘刺杀，以报复纳粹政府对他的双亲和五万其他人的虐待。1938年3月，波兰通过了一部法律，它规定剥夺在波兰境外生活了五年的波兰侨民的公民权利。这部法律将目标专门锁定在大约五万在德国居住的波兰犹太人，波兰政府不希望他们回到波兰。格林茨潘的父母从1914年开始就生活在汉诺威，因此自行失去了国籍，并且被盖世太保同其他波兰犹太人一道投入靠近波兰边境的集中营，那里是一个不毛之地，他们在可悲的条件下受到保护性的监禁。年轻的格林茨潘通过他的绝望行为向全世界发布抗议的消息。

纳粹党人很快就报复了。在11月9日庆祝啤酒屋政变周年的时候，希特勒同意了戈培尔的建议，在全德国发动“自发的”对犹太人的示威，同时狡猾地建议“冲锋队应该得到许可进行一次尝试”。结果导致了一场后来被称为“水晶之夜”的臭名昭著的大屠杀，整个德国到处是火焰，犹太教堂和商店的碎玻璃四散在德国的街道上。纳粹暴徒四处横行，毁掉了将近一千家犹太人的商店，杀害了将近一百名犹太人，围捕了一共两千六百名犹太人，并把他们一并赶进了集中营。紧接着“水晶之夜”出台了一些措施，强化了对犹太人的歧视。政府以厚颜无耻的傲慢方式，将引发11月9日和10日暴行的原因归罪于犹太人，同时控制了保险公司为犹太人财产损失赔偿的资金。另外，犹太人被强迫缴纳了一亿马克作为“贡献”。犹太人还被禁止进入剧院、电影院、音乐会和公共展览会。犹太人的孩子被禁止在公立学校就学。

纳粹现在开始发动第二阶段的反犹太人行动——强迫性的移民，竭力消除德国的犹太人口。实际上，犹太人在1933年希特勒一上台就开始了移民。在1933年到1938年11月，有超过十五万犹太人自愿离开了德国。但是，“水晶之夜”之后，在奥地利被吞并之后已经实行的强迫性疏散得到了加强，它迫使另外的十五万犹太人离开了这个国家。这些强迫性疏散的主要执行者之一是阿道夫·艾希曼（1906—1962），此人在1933年加入党卫队，随后进入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作为“专家”在犹太人移民组工作。1938年，海德里希委派他在维也纳建立一个中央办公室负责犹太人的移民工作，这个机构成功地对十万奥地利的犹太人进行了强制性的移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去了巴勒斯坦，而一些人则在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比利时、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找到了避难所。艾希曼的办公室忙于将犹太人驱逐出奥地利，剥夺他们的金钱和财产，他因此在1939年被调往柏林，在帝国保安总局的四处负责驱逐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处围捕了三百多万犹太人，将他们驱逐到东部的犹太人聚居区和集中营（第三阶段）。最终，在1941年春天，根据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命令对他们进行身体消灭。

“水晶之夜”遭到袭击的犹太教堂

“水晶之夜”遭到袭击的犹太人的商店

1938年遭到围捕的犹太人

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宣战明显来自他的公开演讲和他在《我的奋斗》中的言辞。1939年1月21日，他告诉捷克外交部长他正在计划消灭犹太人；犹太人不能逃脱因在1918年11月9日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的处罚，这一天是德国政治崩溃的开始，希特勒一直将这种崩溃归结为犹太人。一个星期后，希特勒在自己获得总理一职周年纪念日上，向国会发表了演讲，对犹太人公开发出以下威胁：

在我的一生中，我经常是一个预言家，并且经常因此而受到嘲笑。在我为权力斗争的时候，就是犹太人首先嘲笑我的预言，我当时说我有一天会接管这个国家的领导权，并用它来接管整个民族的领导权，然后再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他们的嘲笑是喧闹的，但是，现在我认为他们是在笑话自己。今天我将再一次成为预言家：假如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家再次成功地使国家陷入世界大战之中，那么，结果不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的消亡。

第十一章

通向战争之路，1933—1939

两次大战之间的强国

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伟大的外交胜利，不仅是他狡猾的、不计后果的策略的结果，而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后果的产物，这些后果包括传统大国体系的崩溃、西方民主政体的虚弱、美国孤立主义的政策、妄想狂的苏联机会主义策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强国的传统关系，给希特勒留下了快速利用的真空地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列强是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和德国。这六个国家当中，只有法国和英国作为主要强国从灾难性的冲突中脱颖而出。俄国被革命和内战所削弱，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他们既怀疑西方民主政体，也怀疑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奥匈帝国已经崩溃；意大利被社会经济的冲突弄得四分五裂，并且感到受到胜利果实的欺骗；德国战败了，并被解除了武装。只有法国和英国保持了表面的稳定，但是它们政治上的效率受到两个主要弱点的损害：一是缺乏共同的目的；二是缺乏来自美国的支持。劳伦斯·拉福尔认为：“欧洲的战争过去从来没有削弱过一个强国。”假如美国在战后与两个欧洲的强国联手，法西斯的侵略可能会得到阻止。不幸的是：美国的战时理想主义只是对战争进行的意识形态辩护，而对开展和平运动毫无帮助。这需要长期的承诺，而这是美国不愿意承担的。几乎没有美国人认识到：没有新世界的巨大资源，旧世界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获得和平和民主的重建。

在希特勒1933年掌握权力之后，他决心修改欧洲政治的路线。因此，德国成为变化的催化剂，相反，英国和法国被战争的不安全感和恐惧给惊呆了，它们追逐着在本质上保护性的战略。尽管英国和法国计划将它们一战时的联合带入到战后，并且为了维持和平进行合作，但是，他们在战略上是不同的。法国相信，只有彻底的军事优势和旨在孤立虚弱的德国强有力的外交安全安排才能维护和平。另一方面，英国首先寻求消除产生国际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它们越来越感到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中所受到的待遇与它的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而它所受到的耻辱不论在短期内是多么成功，也不能使它成为中欧稳定的力量。当然，法国人也认识到德国不会永远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是在没有德国和平意愿的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他们不愿意修改《凡尔赛和约》中严厉的条款。当这些和平的迹象没有得到体现的时候，尤其是在希特勒1933年掌权之后，法国人保持了强硬的路线。

不幸的是，法国人的决心被20年代发生的事件削弱了。1920年，美国参议院拒绝了《凡尔赛和约》，这个国家退缩到孤立的状态之中。从欧洲事务中退却出来，不仅毁灭了一直稳定欧洲局势的英—美的优势地位，而且将沉重的负担压在了法国人身上。法国人是《凡尔赛和约》最坚决的维护者，他们对违反该和约的行为做出的抵制进行了辩护。正如第二章所显示的那样，在1923年，法国人侵入鲁尔地区以强迫执行和约中的赔偿条款，他们谴责德国人违反了这些条款。这一单方面的行动是在没有得到战时伙伴的支持下发动的，从而使法国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由于德国“消极复仇”的回应破坏了德国的经济，使得未来的赔偿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使法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法国人从来就没有忘记这次对德国的灾难性袭击，除非得到绝对的支持，否则他们决心终止这类干预。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促进德国“人为的弱势”，要求永远消除德国的势力，占领德国的主要领土，但这也加深了德国人的敌意。法国人发现自己处于深深的困境之中：挫伤德国的经济实际上动摇了他们自己心理上的安全感。面对七千万人口的德国，并且因为失败和不合时宜的入侵策略，也被它一度的朋友所批评和抛弃，法国人需求发展一个旨在孤立德国的复杂的安全网络。这就是著名的安全区，用来在四周将德国包围起来。最后，为了将这种复杂的战略完善化，法国人建立了自己的防御墙——马其诺防线，以进一步阻止德国的入侵。但这种防御性工程的奇迹，对支撑法国人的安全感也被证明是不充分的，似乎这种不安全的水平与花费在防御方面的金钱同步增长：法国人在防御方面花费得越多，他们对德国的安全感就越少。假如马其诺防线是防御的物质防线的话，那么，法国与较小的欧洲国家复杂的联盟体系就代表着它抵御德国的心理防线。根据阿诺德·沃尔福斯的观点，法国外交政策很大一部分就是以相互支持的条约和联盟的谈判为中心。法国人实际上不仅在高墙之后，而且在紧密编织的法律的堑壕网络中将自己保护起来。由于法国的外交政策不自然地集中在对德国未来进攻的恐惧上，因此，法国的外交官们发现自己在狭小的空间蠕动，它阻碍了更富有创新的反应的实现，并且把这种成见变成了自我兑现的预言。

英国更乐意做出让步以“矫正合理的委屈”，这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外交语言的关键短语。人们认为，英国人愿意接受谈判的基础是，他们普遍认为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一条约中的一些强硬的方面必须得到温和的处理或者废除。一些历史学家将英国的修正主义态度归结为它长期坚持的、立足于进化的经验主义传统的信念：所有人类的法律或者习俗最终是暂时的，因此必须服从于变化。

尽管英国人支持法国，但是他们对将德国变成一个次要国家感到忧虑，因此积极支持新的魏玛共和国站稳脚跟。这一政策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重要的德国在大陆可以对法国产生力量上的平衡。

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和法国经常处于目的不确定和相互不信任的状态当中。在对待东欧的问题上，也经常处于矛盾之中。法国与诸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这样一些国家建立了联合的网络，视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同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为同样重要的事情。相反，许多英国的政治家似乎对希特勒在东欧的领土野心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厌倦，在一些情况下还认为这些领土是德国扩张合适的地区。他们无疑希望希特勒通过向东的扩张减少对英国海上和帝国地位的威胁。这可能威胁了法国在大陆的利益，或者破坏了英法对纳粹侵略的共同抵制，不过这些情况并没有引起坐在扶手椅中的英国战略家们的特别重视。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建立在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思想基础上。没有什么比A.J.P.泰勒的断言更具有误导性了，它认为：希特勒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大陆政客，并不比其他同时代的政客更邪恶或厚颜无耻，他想作为一个大国来提升德国的利益，不过他的所作所为超出了历史学家通常的假定。事实正好是相反的。希特勒代表着种族优越性的残酷政策，运用了无情的恐怖手法，对“劣等民族”进行征服，不断获取“生存空间”。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他相信雅利安民族处于生物—文化进化的顶峰，注定要在德国的领导下征服世界。他预见雅利安民族一步一步地渗透到整个欧洲最终乃至整个世界当中。在希特勒的思想中，种族的概念是与空间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不仅依赖它的种族血统，而且依赖于它比劣等民族更为巨大的再生产能力。这样就需要可资利用的土地。将一个种族限定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等于是事先关闭了历史伟大的可能性。他警告道：假如日耳曼人民将自己限制在1914年确定的边境之中，那么他们注定处于附属的状态。希特勒喜爱无情的扩张政策，这些政策使人想起了泛日耳曼主义者和相似的吞并主义者的言论。在这个意义上，谈论1890年到1933年之间德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是完全合理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外交政策也是侵略性的和扩张主义的，但是执行这些政策的人是一些保守主义的战前精英，他们在欧洲外交的传统框架中小心翼翼地工作着，这种态度被希特勒认为是可耻的。甚至像海军上将冯·铁毕子这样的军国主义者也赞同谨慎的冒险。尽管“先发制人战争”的概念甚嚣尘上，皇帝在1914年好战的宣言——“现在就打否则永远不打”——就是证明，但是很少有德国的外交家喜欢把战争看作比和平的方式更高的策略。

对于希特勒来说，战争不是外交政策的最后一招，而是实现德国国家目的的首选工具。格哈德·魏因伯格表明了战争取向策略的重要地位。依靠战争而不是和平，意味着预期对手完全地让步。在谈判中，纳粹党人似乎一直处于心理优势的状态，不像他们的对手，他们认为战争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首选的冒险。正因为这个理由，在谈判过程中，希特勒的要求一直是作为有待处理的僵局，而不是朝向双方的妥协被提出来的。希特勒还认为，与大国签订的条约仅仅是短期的手段，它们的目标要么是分割敌国的领土，要么是回避一个特定的威胁。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谈判的过程应该被严格地限制在单边条约而不是复杂的多边条约当中，因为后者会紧紧地约束一个国家。一个条约是通往一个特定目的的工具，一旦达到了目的，这个条约就可以撕成碎片。最终，扩大德国空间和种族的政策在德国的外交领域带来了令人注目的变化，因为它需要新的像希特勒一样思想和行动的侵略性政客。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宣称：“德国要么成为世界的强国，要么就没有德国。”这一宣言是他性格的标志。假如德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合乎逻辑的是它必须征服必需的生存空间。希特勒相信：一个小国只有将它所有的能量奉献给权力意志才能去渴望历史的伟大。希特勒认为自己是造就日耳曼伟大的意志的催化剂。他还相信民族的再生可能由一个制度化的尚武的冲动所实现。所有仁慈的价值观念都必须连根拔除，因为仁慈的人是不能参与征服世界的行动的。他设想了一个坚强的、残酷的、服从的、充满决心的年轻人，他热爱战争和征服。希特勒曾经说过：一位优秀的将军应该像一条由他的元首控制的疯狗。在与赫尔曼·劳施宁一次富有启发性的讨论中，希特勒坚持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所有德国人拥有问心无愧的残暴习惯。

里宾特洛甫和新纳粹外交政策

当希特勒成为总理的时候，德国外交部充斥着传统主义分子，他们在第二帝国中成长，依然表现出旧帝国的君主主义思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自深深扎根于德国历史的家族，一些人——如国务秘书伯恩哈德·冯·比洛——不相信一个下士能成为德国的总理。当希特勒成为总理的时候，忧惧的气氛笼罩着外交部，尽管希特勒来倾听专家建议的希望还是存在的，但是，元首很快就打消了这些希望。作为一个下士和失去社会地位的奥地利小资产阶级分子，希特勒一直深深地仇视保守的传统主义精英分子。他讨厌他们上流阶级的习惯，但同时也勉强地意识到，在实现他的野心勃勃的外交政策中他们的重要性。然而，到1934年中期，希特勒开始替换一些过于小心谨慎的、在威廉大街占据主导地位的外交官。因为他先前忙于巩固权力，清洗政治对手，同时修补国内经济，因此，只有在这些处理停当之后，他才在外交政策方面显示了自己的思想。他依靠同样的在国内事务领域已经产生了巨大效果的方法，即通过运用官员的专门任命来绕过传统的渠道，这些官员不对传统的指挥链负责，而只对希特勒保持个人的忠诚。

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作为“裁军问题专员”逐步而巧妙地进入了外交政策的领域；同样，冯·巴本后来以部长的职位前往维也纳，“不受外交部职权的限制，而只对希特勒个人负责”。另外，正如在国内事务领域中的所作所为一样，希特勒在外交政策领域也鼓励建立竞争性的组织。由于这个原因，里宾特洛甫自己的外交机构——里宾特洛甫办公室——成为外交部的直接竞争对手。同样，当1931年建立的纳粹党外交委员会开始涉足过去应该由外交部负责的事务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总之，在外交事务领域和在国内事务领域一样，纳粹党人回避、孤立、削弱且经常是毁灭传统机构的有效性。德国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是一位沉默寡言的、略微有点谦逊的老式外交学派的绅士，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是一个专业的外交官，担任了许多公使和大使的职务：1919—1922年，在哥本哈根担任公使；1922—1930年，在罗马担任大使；1930—1932年，在英国担任大使；1932年6月，在巴本的内阁中担任外交部长。

与旧式的诺伊拉特相比较，新的纳粹外交官的典型是里宾特洛甫，他是一个侵略性的、没有原则的暴发户，他将指导纳粹的外交政策路线。里宾特洛甫1893年生于韦瑟尔，父亲是职业军人，母亲患有结核病，里宾特洛甫只有9岁的时候，她就因病去世了。由于肺结核，他失去了长兄，他自己可能也受到了这种疾病的感染，在十八岁的时候，他的一个肾不得不被切除以阻止这种疾病的扩散。他在洛林的梅茨这座著名的兵营城市就学。在那里他的表现并不出众，但是他的一位老师奥托·梅斯勒描绘了这位未来的总统秘书：“充满虚荣心，但十分有进取心。”约阿希姆没有完成他的离校考试，但是却说服他的父亲让他到国外旅游并学习外语。

约阿希姆发现他的姑妈格特鲁德·冯·里宾特洛甫支持他的计划。格特鲁德来自这个家族有头衔的一方，她后来领养了约阿希姆，从而使他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尊称——“冯”。通过他姑妈慷慨的经济资助，约阿希姆和他的弟弟罗塔尔1907年在格莱诺伯勒的一所寄宿学校学习。一年后，他父亲成为中校，并且又结了婚，不过由于长期和皇帝的外交政策不一致，他辞去了职务，靠退休金和储蓄度日。理查德·里宾特洛甫一直是一个优雅的人，有着积极的社会生活和广泛的社交圈子，他的儿子模仿了这一习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后几年，约阿希姆和他的弟弟罗塔尔在加拿大度过了几年。约阿希姆做了好几份工作，其中包括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计时员。当大战爆发后，里宾特洛甫返回德国，设法加入了第十二轻骑兵团，尽管他的一个肾已经被切除。他作为一个军官在东部前线服役，并且受过几次伤，后来被指派担任参谋，先在柏林，后来在君士坦丁堡的国防部机构担任语言专家，除了这些，没有人知道他在战争中做了些什么。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发现自己失业了。但是他具有一些有用的资产：他英俊、迷人、聪明，对许多不同的事情有着肤浅的知识。作为一个冲动的社交家，他渐渐地进入了上流社会，进入了安妮利斯·海克尔的心，她是一位富有的发泡香槟酒制造商的女儿。在与安妮利斯这位“优雅的”但并不美丽的女人结婚后不久，里宾特洛甫成为海克尔公司的合伙人，这个职位使他周游了欧洲，并且使他建立了重要的关系。

里宾特洛甫通过自己早就熟悉的弗朗茨·冯·巴本结识了希特勒。巴本将里宾特洛甫作为中间人来劝说希特勒在他的政府中担任副总理。当里宾特洛甫将这个计划传递给希特勒的时候，这位纳粹领导人发表了两个小时的长篇大论，他清楚地表明，他要么获得绝对的权力，要么一无所有。里宾特洛甫似乎被希特勒的歇斯底里所控制，以至从这一刻起，他一直是一位“深信不疑的、改变过去信仰的、全身心投入的”希特勒主义者。他加入了纳粹党，开始献计献策以引起他心目中英雄的注意。尽管在希特勒就职之后疯狂追逐职位的活动中，里宾特洛甫几乎被忽视，但他执著于客厅游戏的艺术给希特勒留下了印象。十年间，在新贵们的陪伴下他对此已经驾轻就熟。

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纳粹党人，里宾特洛甫利用了他能发现的每一个关系来稳步提升自己，同时也不乏攻击性。他的政治直觉告诉他：希姆莱和党卫队在未来的纳粹国家将扮演关键的角色。因此，他加入了党卫队，并且确信自己受到了新兴的纳粹精英高层成员的注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宾特洛甫一生都感到他必须证明他比保守主义的同伴们更为优秀，但是，现在他企图显示他能和新的一群纳粹求职者们一样冷酷无情，具有侵略性。

1934年4月，里宾特洛甫的第一个职务是裁军的全权代表。尽管里宾特洛甫表面上对诺伊拉特和外交部负责，但是在与诺伊拉特讨论问题之前，他被要求先向希特勒汇报。1934年，里宾特洛甫建立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办公室——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它的总部设在正对着威廉大街74—76号外交部的旧俾斯麦宫。里宾特洛甫在这个办公室安插了像自己一样野心勃勃但又缺少训练的业余人士。这个混杂的机构由业余记者、商人和希望在党内成功的人员组成，它的任务是搜集和估价国外情报，但是这个机构很快就开始介入外交部原有领域的事务中去了。

希特勒对里宾特洛甫的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任命里宾特洛甫为“德国特别事务特使”，这使得里宾特洛甫有权绕过诺伊拉特。这个新星开始升起，尤其是1935年受到赞许的德英海军协议签署之后。1936年，希特勒任命里宾特洛甫为英国大使。尽管自吹喜欢英国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是里宾特洛甫并没有真正理解英国人的气质或性格，他严重地低估了他们反抗入侵者的能力。

人们普遍认为：里宾特洛甫出使英国让德国为难。里宾特洛甫条顿式的大话带有傲慢的印记，这冒犯了英国人的感情。他的举止是追求社会地位的人招摇的和令人窘迫的表现。德国使馆的夫人们被告知不要对王室行屈膝礼，据说里宾特洛甫在接受国王召见时向国王敬纳粹礼。英国的报纸欣然报道：“里宾特洛甫向国王敬纳粹礼。”

在这一点上，傲慢的里宾特洛甫相信自己的幸运之星会和希特勒一道升起，他毫无顾忌地告诉高层纳粹党人他将成为下一任外交部长。当希特勒听到这一风声的时候，他立刻召见了里宾特洛甫，劈头盖脸将他训斥了一顿。“你以为你是谁？”最后对他提出了严厉的忠告，希望他举止更为检点一点，尤其是在外国人面前。里宾特洛甫彻底垮掉了。他认为自己的事业到此结束了。

但是，风向的变化偏向于里宾特洛甫。到1938年，希特勒追求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但是感到自己受到了外交部和军队当中传统主义者的约束。他感到需要一个比小心翼翼、口齿不清、平庸的诺伊拉特更善于变通和富有侵略性的外交部长。这就是里宾特洛甫的机会。他早就发现了希特勒野心的秘密。他专注于希特勒的每一句话，尤其是涉及到他热衷的计划。为了今后参考之用，他将希特勒的长篇大论编成档案，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将以自己的方式将这些思想表达出来。这使得希特勒相信里宾特洛甫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应该得到最高的支持和尊重。里宾特洛甫利用另一个手法也获得了巨大的效果，即行为举止比希特勒还像希特勒，并且用元首的进攻性打消元首的疑虑。几年中，里宾特洛甫使自己充分适应希特勒，以至于他实际上成了另一个希特勒。约阿希姆·费斯特认为：里宾特洛甫没有任何内在的本质，希特勒的观点无论多么非理性对他来说都是正确的和可能的，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它们是由希特勒提出的。我们知道，对于里宾特洛甫来说，一个问题只有在希特勒判定有趣的情况下才会有趣。假如希特勒对它失去了兴趣，那么里宾特洛甫随后也会失去兴趣。由于对希特勒的完全服从，里宾特洛甫醒来的时候永远在预先思考着他主人的想法，将他自己的想法和主人的奇思怪想调整一致，然后出现的时候显示出百分之百希特勒的样子。

甚至在纳粹党人马屁风行的内部圈子里，里宾特洛甫也受到了普遍轻视。戈培尔曾经恶毒地评说道：除了里宾特洛甫，每一个党的领导人至少有一个值得赞美的品质，“他沽名钓誉，娶富家女人，用欺骗的手段获取地位”。鉴于这些话的来源，我们应该谨慎地对待这一判断，但是它无疑显示了里宾特洛甫在纳粹当中应有的评价。里宾特洛甫被希特勒弄得昏头昏脑，被财富和权力所俘获，他将所有他可能具有的美德出卖一尽。1938年2月4日，希特勒任命里宾特洛甫为外交部长，他立刻投入工作去改变外交部。在他的领导下，外交部很快就被剥夺了所有政策制订的功能，成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特权。根据戈登·克雷格的观点，外交部成为一个速记办公室，它的工作人员就是被要求根据命令从事。据说在波兰危机的时候，里宾特洛甫警告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谁敢表达和他不同的观点，“他就会亲自枪毙他，并且在元首面前承担责任”。

穿过危险区，1933—1937

1933年1月，希特勒获得了权力，外交政策问题必须服从于更为紧迫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希特勒在国内的地位十分脆弱，因此对外只能采取调和的姿态。这样，他采取了一个聪明的对外拖延和谈判的政策，同时在国内巩固他的地位。这个策略与1923年灾难性的啤酒屋政变之后所采取的策略如出一辙，当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欺骗魏玛政府，好让它相信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他完全通过合法的或者宪政的手法在获取权力。现在，他运用相同的烟幕弹来糊弄西方大国。这种掩饰在国外事务和国内事务中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迄今为止，我们成功地将敌人留在黑暗之中，他们不知道德国真正的目标，正如1934年我们国内的敌人从来就没有发现我们正朝什么方向行进，我们的合法誓言只是诡计。我们要合法地获得权力，但是我们并不要合法地运用权力。在1925年，他们可以逮捕我们两人，那么一切都终结了。不，他们让我们渡过了危险的境地。在外交政策方面情况也的确如此。1933年，法国总理应该说（如果我是当时的法国总理，我会说）：“一个新的德国总理是写作《我的奋斗》的人。这部作品论述了所有的问题。这个人是我们不能忍受的。要么他消失，要么我们前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不管我们，让我们穿过了危险区，我们能够在危险的暗礁中航行。当我们准备就绪，装备精良，并且超过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发动了战争。

希特勒无耻的两面派政策——在公共场合是一套，私下里又是一套——在他成为总理之后不久就被发现了。在担任总理三天之后，他与军方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宴会之后，陆军总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将军和一些挑选出来的高级军官聆听了希特勒两个小时的讲话。当希特勒讲话的时候，赫斯特·冯·梅伦施泰因少校躲在幕后，记录了元首讲话的要点。希特勒告诉持怀疑态度的听众他计划改变整个国内政策，即使这意味着用武力使那些拒绝自愿皈依国家社会主义的人就范。他说德国只有靠武装力量才能得到拯救。因此，强大的军队是绝对必要的。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位新总理要求一个最强硬的极权主义秩序，根除诸如马克思主义和民主这样的国内毒瘤。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希特勒强调废除《凡尔赛和约》及在日内瓦获得完全平等的重要性。他还向军方领导人承诺他将恢复征兵，关注军队规模的根本扩大。他表示鉴于德国现在脆弱的地位，这一行动充满了危险，但是，又暗示可以以寻求武器装备的平等为借口在日内瓦进行谈判，同时秘密地准备较大规模的军备。他还提及法国为了阻止德国获得军事上的对等进攻德国的可能性。他说时间会告诉我们法国是否有真正的政治家，他们是否敢于现在向德国发动进攻。为了让他的军队领导人放心，希特勒很快又补充道，法国向德国的进攻是绝对不可能的。法国不可能直接进攻德国，相反，它会依赖于东欧的附属国来执行它的命令。希特勒最后告诉军事领导人生存空间是他的政府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此他结束了这富有高度启发性的谈话。他以明确的词语谈论了东欧的日耳曼化，这样可以安置德国过多的人口，并且使下滑的经济得以复苏。尽管希特勒没有成功地说服这些持有怀疑态度的军队领导人，但是，有人听到其中的一个人对这位“艺术家下士”发表了讥讽的评论：无论怎样，“没有一位总理如此热心地支持国防”。

当希特勒私下为重整军备、征兵、战争作准备的时候，他在公开场合依然向德国人民和西方世界保证：他希望的只是和平和正义。借助西方国家潜在的罪恶感，希特勒运用了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语汇以反对他们，他给世界留下了他支持自决、正义和持久的和平的印象。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对国会发表了一个经过精心准备的和平讲话，讲话中充满了公共诈骗的诡计，在整个30年代他反复使用这些产生了巨大效果的诡计，而世界却对此毫不怀疑。这次讲话先是谴责《凡尔赛和约》，认为它必须对国际不稳定的现状负责，并且他提醒世界这个条约的文字和精神对德国来说都是不公正的，甚至德国过去的敌人现在都承认这种不公正。他提醒他的西方听众：《凡尔赛和约》将日耳曼民族归类为国际贱民，并利用“战争罪”作为稍事遮掩的经济剥削政策。这个条约既不平等，在经济上也不谨慎。他断言：赔款的政策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为地扭曲了进出口的方式，停滞了国内经济的恢复，导致了世界范围的萧条和失业。除了引发了这些特定的经济问题之外，《凡尔赛和约》还不公正地使“胜利者和被征服者”这对可恶的原型无限制地永久化。

在结束他的“和平演讲”的时候，希特勒再次坚持德国将遵守《凡尔赛和约》裁军的条款。他谴责那些控告德国实际上拥有了远远超过十万人的部队。十万的军力是《凡尔赛和约》有关条款所许可的，它是对德国尊严的诋毁。诸如党卫队、冲锋队、钢盔队或者辅助警察这样的准军事力量是政治性组织，它们的目的被限制在国内法律和秩序恢复。法国或英国现在拥有的军队与德国相比不合比例，是巨人和侏儒的关系。由于这样的情况存在，那么，就没有理由让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府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中玩猜字谜的游戏。其实，希特勒是在告诉西方国家假如它们裁军，他就不会武装自己。接着他又暗含杀机地说：对德国的歧视政策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就会导致德国退出日内瓦会议和国际联盟。

尽管日内瓦谈判的德国首席代表鲁道夫·纳多尔尼在说服协约国做出大的让步上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希特勒并不真正想在日内瓦认真和谈。1933年10月14日，当他认识到法国将进行裁军时，他宣布德国退出裁军大会，并且终止它在国际联盟的成员资格。尽管他料想到几乎没有什么国家会有反响，但是，希特勒还是十分聪明地在民主许可的光圈中掩饰了他的决定。他在退出日内瓦会议的当天宣布，他会将自己的决定交给全民公决。12月12日，德国人民以95.1％赞成、4.9％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希特勒的政策。

1934年1月26日，希特勒让外交圈子大吃一惊，他宣布与波兰签订不侵犯条约。根据《凡尔赛和约》的结果，德国自从被迫向波兰割让领土之后，准备与波兰进行战争，索回但泽、西里西亚、波森和其他失去的领土是不证自明的政策。公众对波兰的仇视在但泽和但泽走廊激发了一系列冲突，历届魏玛政府都追求民族统一的政策。希特勒颠倒了对波兰的传统政策，但是这种颠倒形式远远超过内容。1934年1月，希特勒真正担心的是，波兰现在是在约瑟夫·毕苏茨基领导下的强硬专制政权，它可能利用在但泽和别处的德国人引发的煽动性事件作为干预的借口，而当时他对这种干预的回击一点准备都没有。正如他不无讥讽地对但泽参议院议长赫尔曼·劳施宁所言：“我们与波兰签署的所有协定纯粹具有暂时的意义。我并不打算和波兰保持认真的关系。”

尽管希特勒与波兰的亲善使他在德国的外交和军事圈子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是他的决定在外交和心理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证明了自己的和平意图，减少了在东部前线的压力，在东欧破坏了法国的安全体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是法国在东欧的联盟。但是，波兰人总体上开始对集体的安全安排，尤其是波兰在反抗德国入侵中的关键作用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使波兰离开集体安全路线的人是毕苏茨基的助手约瑟夫·贝克，他是一个富有才气，同时具有神经质的上校，追求着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政策，即维持德国和苏联之间的“绝对平衡”，他低估了希特勒的危险，而过高地估计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法国外交部长让—路易斯·巴尔都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他对希特勒最终的外交政策不抱有任何幻想，企图通过缔结一系列相互防御条约来对抗希特勒对法国集体安全体系的进攻。巴尔都的政策具有两个特色：一是坚决抵抗德国潜在的入侵；二是以调解的姿态将德国约束在地区性的安全条约当中，从而缓解防御联盟的强硬态度。法国外长向苏联和波兰提出建议，希望维护这一安全安排，但是波兰人坚决拒绝了他的想法，而苏联人见风使舵。1934年，巴尔都在马赛被刺杀，他的计划终止了。他在外交部的继任者皮埃尔·赖伐尔没有成功地建立孤立德国的壁垒。

正当希特勒企图突破德国的外交孤立的时候，1934年发生的两个事件使他的政权的性质成为公众的焦点。第一件是6月对罗姆的清洗；第二件是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在7月没有成功地推翻奥地利政府。尽管对罗姆的清洗是纯粹的国内事务，但是它显示了纳粹党人是冷血杀手，至少很快向世界显示，在没有恰当约束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来。更为严重的是，至于外交政策，7月流产的纳粹政变加剧了德国和意大利关系的恶化。

1933年，希特勒企图与意大利建立紧密的关系。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在《我的奋斗》中，他坚持认为德国在欧洲有两个天然的盟友——意大利和英国。他将墨索里尼视为贴近自己思想的人，视为代表意志和命运的人，他使得德国的民主侏儒得到了羞辱。但是墨索里尼并没有回敬这种恭维。事实上，他对希特勒私下里充满敌意，并且公开地反对元首在外交政策上的计划。这位意大利领袖知道希特勒将日耳曼血统的人融合到德国当中的意图，这在《我的奋斗》开头的段落里得到了表述，并且在1919年纳粹党的党章中得到体现，这种意图包括生活在南蒂罗尔的奥地利人。根据1919年的《圣杰曼条约》这一地区移交给了意大利。

这样的主张对意大利的主权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墨索里尼强烈反对德国重整军备，并且公开谴责希特勒退出世界裁军大会。乌尔里希·冯·哈塞尔是德国驻意大利大使，他谈论了德国—意大利关系的恶化，并且注意到意大利视德国的重整军备为公然的威胁，它对德国行动的反对之举与法国一样激烈。墨索里尼将自己塑造为坚定的奥地利独立的保护者，并且坚定不移地反对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1934年3月17日，墨索里尼与奥地利和匈牙利签署了罗马协议，并要求更为紧密的合作和经常性的磋商。

出于对墨索里尼反对德国政策的重视，希特勒后来公开放弃了德国对南蒂罗尔的领土要求。他派遣弗朗茨·冯·巴本和赫尔曼·戈林去见墨索里尼，甚至送去了私人信件，在其中他解释了德国的重整军备是一个道德的需要，是摆脱《凡尔赛和约》枷锁的必要步骤，这个和约使德国没有了防御能力。当墨索里尼对这些主动表示无动于衷的时候，希特勒决定亲自求助于这位意大利领袖。1934年6月他到达威尼斯。两个独裁者的第一次遭遇是极其冷淡和形式的。希特勒心里挂念的是罗姆和冲锋队，而不是意大利或者国际关系。另外，希特勒给意大利的领袖留下了十分可怜的印象。他穿着黑色的商务套装，不断地拨弄着灰色的毡帽，像一个德国官僚机构中的小职员。相反，意大利的领袖身着华丽的法西斯制服来回走动着，在气度上远远超过了希特勒。

陶尔斐斯在奥地利的一个体育场发表集会演讲

德国—意大利关系的最低点发生在威尼斯会晤的一个月后。一群奥地利的纳粹党人在德国的支持和财政帮助下，企图在维也纳发动一场政变。尽管奥地利的纳粹党人成功地谋杀了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但是他们很快就被警察和军队所粉碎。墨索里尼怀疑德国介入其中，并且对事态的发展特别恼怒，他命令意大利军队进入奥地利边境。除了保护奥地利的独立之外，墨索里尼在这一流产的事件中还有着自己的利益。他喜欢陶尔斐斯，当他将总理去世的消息告诉正在罗马作为他私客的总理夫人的时候，感到非常不安。意大利的领袖谴责希特勒要对这次暴行负责，称他为“可怕的性堕落者”和“危险的蠢货”。

希特勒个人可能并没有卷入奥地利的政变，但是他鼓励奥地利的纳粹追随者进行颠覆活动，反对陶尔斐斯的政府。他派往奥地利的外交官都是些第五纵队的成员，他们被要求颠覆奥地利政府，为纳粹的最终接管做好准备。由于远离奥地利的国内事务，同时忙于稳固自己在德国的统治，希特勒没有去控制奥地利的事态。但是，在得到政变失败的消息之后，希特勒很快就否定德国参与了这一阴谋。

希特勒对奥地利的策略显示了他外交政策的邪恶性质，他将颠覆作为发展德国利益的工具。尽管希特勒把愤怒的否认、和平和善良意愿的虔诚姿态作为烟幕，掩藏自己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同他在奥地利失败的政变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一样的。他用愤怒的道德词汇否定了整个事件；将逃匿的刺杀陶尔斐斯的凶手移交给奥地利政府；解除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巡视员西奥·哈比希特的职务；召回了德国驻维也纳的大使卡尔·里特博士；最后，他以迁就的姿态任命弗朗茨·冯·巴本为驻维也纳的大使，巴本刚刚从对罗姆的清洗中留下一条命，希特勒无疑希望这位温和的阴谋家能够帮助他在奥地利获得权力，就像在早些时候帮助他在德国获得权力一样。

希特勒在1934年的退却只是暂时的。尽管对罗姆的清洗和奥地利的政变已经显示出希特勒政权的一些本质，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达成一致的集体安全的一贯政策。墨索里尼在外交政策上十分狡诈，以至于没有确定策略，同时他也不愿意屈从于法国或英国的领导。法国受到一系列国内巨变的严重震荡，这些巨变导致了达拉第政府的垮台，使外交事务屈从于国内问题。英国拒绝采取任何反对德国的行动。事实上，保守党的著名成员——其中突出的有赫特伍德的艾伦爵士和洛锡安爵士——要求对德国亲善，因为他们被法国与俄国的谈判所惊吓。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反对巴尔都孤立德国和复活战前法俄关系的计划。现在，俄国控制在共产主义者手中，对于任何西方政府来说，和布尔什维克贱民结盟都是政治上的鲁莽行为。直到他自己和俄国结盟使这种策略不再成为可能为止，希特勒都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红色怪物。

1935年给外交事务带来了重大进展。1月13日，萨尔河谷地区的公民以压倒优势的票数要求重新并入德国，这个地区因为《凡尔赛和约》已经从德国分离了十五年。尽管在这个德国人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德国人的选票已成定论，但是希特勒将这一结果吹嘘为伟大的纳粹党的胜利，他告诉德国人民十五年的不公正已经结束了。

2月，法国和英国政府企图再一次对一个更为平等的军备条约和其他有关安全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希特勒机敏地作出了模棱两可的回答。当约翰·西蒙和安东尼·艾登爵士要就这些问题亲自与希特勒进行商讨时，元首借口自己患了重感冒。他并不打算把自己限制在军备问题上，或者使德国约束在多边的条约当中。另外，希特勒最近刚刚得到有关英国3月4日白皮书的消息，除了其他事务，它还介绍了得到增强的军备，因为“德国正在大规模地重整军备，无视《凡尔赛和约》第五部分的条款”。这是对德国军事行动完全准确的评估。1935年3月8日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星期六惊人之举”，希特勒宣布德国建立空军。这是为他计划在下一个周末发表的宣言放探测气球，这个宣言就是德国将恢复征兵。同一天，诺伊拉特通知英国大使元首在巴伐利亚度十四天的假期，之后他将非常高兴地会晤约翰·西蒙爵士和安东尼·艾登。这给了希特勒两个星期的额外时间来加强征兵和重整军备的心理冲击。3月16日又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星期六惊人之举”，希特勒宣布他正在恢复普遍兵役制，将把军队扩展到三十六个师，共计五十五万人。

从复杂的感情到热烈的支持，对希特勒宣言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3月17日——英雄纪念日——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军事阅兵来庆祝德国军事的复兴。在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麦肯森这位唯一尚存的旧帝国军队元帅以及其他军队高级军官的陪伴下，希特勒登上阅兵台给军旗佩上荣誉十字勋章。之后，在数千观众快乐的欢呼声中，希特勒检阅了军队。

对希特勒违背《凡尔赛和约》最初的反应惊人地温和，仅仅是向国际联盟提出严肃的抗议和呼吁。当希特勒最终屈尊会见约翰·西蒙和安东尼·艾登的时候，他对他们迁就的姿态也感到吃惊。他将自己说成是救世主，保护欧洲免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他还将自己比作在滑铁卢出现的布吕歇。他笑着说：“当布吕歇在滑铁卢提供支持的时候，难道威灵顿首先要去问外交部的法律专家普鲁士的军队是否符合有效的条约吗？”希特勒的官方翻译保罗·施密特博士回忆道：仅仅在两年前，假如德国的政治家提出希特勒在与西蒙和艾登会谈时提出的要求，那么日内瓦的天空会塌下来。但是，希特勒以自己的信念和逻辑描绘了德国的情况，他提醒他的客人德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在道德上它有资格建立与自己的国际地位相当的军队。尽管西蒙和艾登是谨慎小心的，但是他们相当镇定地接受了希特勒的观点。

但是，西方诸强十分关心4月11日在马吉奥里湖边的斯特里沙召集的会议。墨索里尼领头要求采取断然行动，但是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他们不喜欢对德国加以制裁。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政府谴责了德国对《凡尔赛和约》的违背，发誓支持《洛迦诺公约》，并且一致保卫奥地利的独立。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35年4月17日，国际联盟也谴责了德国对《凡尔赛和约》的违背，但是没有采取经济或者军事的制裁。

斯特里沙会议团结精神的勇敢表现在本质上是空洞的。仅仅两个月后，情况就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令人困惑：参加斯特里沙会议的西方诸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反对希特勒的行动上也显得半心半意。1935年6月，里宾特洛甫前往伦敦与英国就一个海军协议进行谈判。英国默许德国开始重整海军军备。根据这个协议，德国的水面舰只数量被限制在英国舰只的35％，但是德国的潜艇可以拥有和英国一样的规模。英国对希特勒做出的主要让步是默许他进行重整军备，因此，希特勒在赢得一个大国的支持上——如果说不是信任的话——迈出了第一步。希特勒一直认为这个大国是德国的天然盟友。

为了赢得德国第二个“天然”盟友——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勒不得不暂时不做出行动，让事态决定他的下一步。1935年10月3日——这一天令文明世界惊讶——墨索里尼开始入侵埃塞俄比亚。这位意大利的领袖一段时间里用扩大的海外帝国辉煌的幻景诱惑意大利人民。不论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对亚的斯亚贝巴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事实上，法国人多次默许了墨索里尼的计划。因此，当英国在日内瓦要求国际联盟对意大利领袖进行制裁以至让世界都感到震惊的时候，法国人却公开反对英国不一贯的外交政策。法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英国人要去损害和意大利的良好关系，同时去支持一个最近刚刚背信弃义的国家，还和它签订海军协议以结为盟国。正如阿兰·布洛克所认为的那样：“英国人似乎是倒立的，把事情都看颠倒了。”他们将墨索里尼视为敌人，将与法国的关系弄得紧张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使建立一条共同反对未来德国入侵的阵线变得十分困难。

这些事件最终的受益者是希特勒，他很快就利用了埃塞俄比亚危机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他拒绝参加国际社会对意大利的声讨，从而赢得了意大利独裁者的感激。希特勒知道埃塞俄比亚的冒险将使意大利的注意力从奥地利转移出去。由于在海外忙碌，在墨索里尼的战略议程上，大陆问题被放置到次要的位置上。希特勒的算计被证明是正确的。他默许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冒险，从而直接提升了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另外，意大利的侵略使斯特里沙阵线破裂得难以修复，使墨索里尼疏远了西方列强，从而使希特勒从敌对的包围中得到拯救。

希特勒越来越确信：西方列强想方设法避免战争。他相信只要不直接攻击他们，他就能免于危险的报复。他的策略现在十分清晰：无情地推动侵略性的议事日程，在他厌战、胆怯、有着强烈安全意识的对手那里发现最没有抵抗力的地方。希特勒伟大的心理优势在于他完全没有踌躇犹疑；他可以不择手段达到他的目的。

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上的第一个真正赌博发生在1936年3月7日，当时他再次占领莱茵兰。英国和法国都知道希特勒正计划在莱茵兰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混乱而毫无效果的军事调动在幕后进行着以准备抵抗。法国人连同他们的捷克和波兰盟国至少能够调动九十个师来抗击德国的入侵，而德国人刚刚开始重整军备，只有可怜的军力可以调遣。因此，希特勒的将军们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不像希特勒，他们是按照传统的军事条件而不是政治条件来思考的。另外，希特勒将自己的思考建立在直觉基础上，他感到国际危机是一场意志的战场，而不是战争的战场。他是正确的。当德国人以仅仅二万二千人的部队和一个警察分遣队开进莱茵兰的时候，法国人却消极地站在一边。德国人占领了一个要地，从那里，法国人能够打击德国权力的核心。

当军事冒险展开的时候，甚至连希特勒也变得非常激动。他后来称挺进莱茵兰的四十八个小时为“我一生神经最痛苦的时刻。假如法国人进军莱茵兰，我们只好在两腿间缩回我们的尾巴，因为我们能够处置的军事资源完全不足以组织一次普通的抵抗”。他的忧惧甚至在西方列强将不会采取任何军事对策的时候依然持续着。因此，希特勒调动了富有技巧的宣传攻势，目的在于让他吓坏了的对手放松。他坚持认为他的行动受到最近法国和苏联之间结盟的激发，这是一个完全打破了欧洲均势、破坏《洛迦诺公约》的结盟。他认为对莱茵兰的占领仅仅是对德国领土的重新占据，因此完全符合正义和公平。他以可怜的、也是明显妥协的姿态强调了这种对道德公正的肯定；他向法国和比利时提出了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建议在西部边境的两边建立一个新的非军事化地区；向德国的东部邻国也提出互不侵犯条约；他甚至建议重返国际联盟。法国驻德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恰当地总结道：“希特勒打了对手一记耳光，然后大声声明：我给你带来了一些和平的建议。”

当一切都过去的时候，希特勒在没有遭到严重反抗的情况下找到了自己的出路。毫无疑问，西方的都城充满了焦虑的磋商和虚弱的抗议，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毕竟，希特勒的理由似乎是公正的。莱茵兰是德国人的，而不是法国人的。洛锡安爵士总结了英国人对德国行动的典型看法：“他们毕竟只是进入了自己的后花园。”同时，希特勒将莱茵兰的重新军事化提交给了德国人民，征得他们的同意。1936年3月29日，在全民公决中，德国人民以98.8％的大多数同意希特勒的行动。

在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兰四个月后，西班牙爆发了国内战争。墨索里尼给佛朗哥以巨大的支持。希特勒给予了适度的许诺，派遣了象征性的部队，包括秃鹫飞行军团、一个坦克营和一些技术顾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中，德国显示了与战斗的法西斯运动的团结，同时也测试了它的飞行员、飞机和军事战术。秃鹫飞行军团后来因炸毁西班牙城镇格尔尼卡和它的居民而成名，这使世界预先观摩了空军饱和轰炸的情景，毕加索在1937年巴黎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展出的壁画中强有力的图像，令人痛苦地捕捉到这一场景。

西班牙危机是西方外交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它使墨索里尼作出了与希特勒结盟的决定。两个独裁者现在发现他们第二次联手反对西方列强：第一次是希特勒支持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第二次是在西班牙的共同事业。罗马和柏林的轴心基础已经建立起来。当法西斯主义者巩固他们在西班牙的胜利时，法国发现自己在边境上面对着三个法西斯国家——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希特勒以最小的资源耗费获得了战略上的巨大胜利，赢得了佛朗哥、墨索里尼的好感，测试了新的军事装备，将墨索里尼的注意力从布里纳关口转移到地中海。

到1936年后期，法西斯诸国走得越来越近。里宾特洛甫背着外交部开始与柏林的日本武官就建立统一的反苏阵线进行谈判。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签署了一个正式的反共产国际条约。里宾特洛甫认为这个条约是他本人的胜利，它意味着德国放弃了对蒋介石的支持，同时承认了日本在满洲里的傀儡政权。

意大利那不勒斯人声援德国和意大利结盟

1937年，希特勒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基调开始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他抛掉了神圣的和平伪装，热衷于好战的诽谤。1937年9月，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加固了它们的友谊。两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官方互访引人注目地增加了，最终发展到9月25日至30日意大利领袖对德国的国事访问，意大利还加入了反共产国际条约。希特勒将所有的宣传机器停了下来，设法用不知羞耻的吹捧——你是“所有时代孤独的人中的一个，历史无法检验你们，但是你们创造了历史”——和令人敬畏的军力展示迷住他的客人。结果正如F.W.迪金恰如其分地描述的：两个人之间“残酷的友谊”开始了，这一友谊将注定毁掉意大利的领袖。

在墨索里尼访问德国的眼花缭乱的五天之后，希特勒和军队、外交的主要官员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人员包括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陆军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海军司令埃利希·冯·雷德、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和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这次会议的记录由弗里德里希·豪斯巴赫上校保存下来，后来在纽伦堡作为证据证明德国预谋发动对世界的侵略战争。

希特勒公开扬言他的目标是依靠向欧洲和俄国扩张领土来支持德国的种族社会。希特勒重复着他长期以来信奉的信念，十二年前在《我的奋斗》中就得到了表述，最近又在第二本未出版的书中再次得到阐述。他告诉他的副官们，德国以最低的消耗换来最大的收获是通过生存空间的获取，而不是通过经济的自给自足或者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得到的。为了保护德国东部和西部两个侧翼，直接的目标是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墨索里尼在1937年9月访问德国时与希特勒的合影

纽伦堡审判和后来的历史学家赋予这个文件以更深远的意义。这次会议不是希特勒侵略战争的催化剂；它是希特勒试探他的军事将领的方法。从他们小心翼翼的反应——如果说不是直接惊讶的反应——来判断，希特勒知道他必须对最高指挥层进行重新组合，以便得到那些像“疯狗”一样服从他命令的将军。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阴谋给希特勒提供了重组他难以驾驭的军事参谋机构的机会，他们两人自命是纳粹的检察官，一段时间里忙于收集高级军事领导人的秘密档案，因为他们要使军队置于党卫队的控制之下。在清洗罗姆之后，希姆莱获得权力组建三个党卫队团以发挥某种令人讨厌的、在“长刀之夜”已经使用的警察职责。但是，弗里奇认为党卫队对军队事务的进一步介入是难以接受的，他竭力反对希姆莱将党卫队变为战斗单位的计划。于是，希姆莱成为弗里奇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开始在希特勒耳边私语：弗里奇和军队正在策划反对他的阴谋。

两件丑闻帮助希特勒清洗了军队的指挥层。1938年1月，希特勒收到一个情报：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的第二次婚姻是一大社会难题，希特勒在上个月还亲自参加过他的婚礼。事实表明，比将军年轻得多的夫人——他的前任秘书埃娃·格林——曾经是一个注册妓女。弗里奇劝说希特勒为了军队应该解除布隆贝格的职务。布隆贝格当然的后继者是弗里奇本人，但是，阴谋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希特勒将希姆莱提供的情报——弗里奇犯有同性恋罪——已在手上压了两年了。两年来，他没有根据情报采取什么行动，很明显，希特勒认为弗里奇是无辜的，后来证明也是如此，但是这一情报对他是十分有用的，可以作为清除弗里奇的工具。总理府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弗里奇面对着他的控告人，他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精心安排的一只诱鸽。弗里奇通常是一个沉着的人，这次他失去了理性，希特勒以此为借口宣布他有罪。弗里奇被迫辞去职务。尽管弗里奇后来被军事荣誉法庭宣告无罪，但是他没有被重新起用。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宣布布隆贝格和弗里奇辞职，任命瓦尔特·冯·布劳希奇为陆军总司令，提升赫尔曼·戈林为陆军元帅。布隆贝格的继任者为希特勒本人，他宣布自己亲自指挥武装部队，并且很快就接着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替代旧的国防部，他对该机构全权负责，同时将新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日常事务交给顺从的凯特尔，好挖苦的德国人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拉凯特尔”，它在德文中的意思是“马屁精”。

布隆贝格和弗里奇事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插曲，它暴露了德国将军们的神经脆弱。尽管将军们时不时地表现出迟缓的自作主张的姿态，但是，通常随后就是可悲的服从，他们一直屈从地在元首的意志下俯首称臣。在顺从的军队的支持下，希特勒在外交政策方面开始了一系列危险的冒险。首先是奥地利危机，在希特勒调整军队指挥层，并用进攻性的里宾特洛甫替换温和的诺伊拉特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吞并奥地利就发生了。

吞并奥地利

希特勒是奥地利人，他一直坚持认为自己的祖国是德国，“共同的血统属于共同的帝国”。在1933年掌权之后，他积极支持奥地利的纳粹党，并且催促他的追随者参与反对奥地利政府的秘密活动。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当陶尔斐斯总理被刺身亡，政变被奥地利当局镇压的时候，这一政策带来了相反的结果。陶尔斐斯的位置由陶尔斐斯内阁成员库尔特·冯·舒施尼格接替，刺杀的凶手受到了奥地利政府的审判和处决。希特勒一时感到窘迫，发誓对政变一无所知，并且公开保证尊重奥地利的政治和领土完整。

但是，在奥地利政府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时候，希特勒背地里只是在等待时机。1936年7月，希特勒驻维也纳大使弗朗茨·冯·巴本与奥地利达成“君子协定”，据此，希特勒答应尊重奥地利的主权。两个国家保证在外交政策上保持紧密的合作。这个协定还要求放松双方发起的宣传战，大赦政治犯，取消对旅游者的经济限制。最为重要的是，奥地利—德国的协定迫使奥地利政府允许国家反对党成员分享政治责任。因为国家反对党的成员是“赞成吞并分子”，因此，希特勒得到了重要的政治让步。“赞成吞并分子”中来自摩拉维亚的阿图尔·塞斯—因夸特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个高级授勋官，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大战后，他在维也纳的法律事业非常成功，并加入了几个民族主义组织，其中包括家园守护者。当希特勒获得权力的时候，家园守护者被奥地利的纳粹党接管，塞斯—因夸特与纳粹事业产生了紧密的关系。但是，直到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之后，塞斯—因夸特才加入纳粹党。1937年，塞斯—因夸特被委派到联邦国家委员会，即奥地利内阁。在这个位置上，他成为希特勒颠覆奥地利的关键人物。

希特勒强行及时地解决奥地利问题的决定成形于1937年11月，到这个时候，元首基本可以确定墨索里尼不会伸一个指头去拯救奥地利，他强烈怀疑其他主要强国会出面成为奥地利的保护者。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领袖通知里宾特洛甫，他已经告诉法国人假如奥地利出现危机，他是不会反对德国的。11月19日，为了试探希特勒对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未来的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伯格霍夫会见希特勒。尽管哈利法克斯前往德国参观戈林的“国际狩猎大展”，他还是受张伯伦首相的委托利用这次机会探测希特勒的意图。哈利法克斯很快就发现希特勒想的是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坚持认为：德国和奥地利的紧密关系必须显示出来，因为两国人民都希望如此。另外，对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的野蛮态度必须立刻终止。希特勒表示德国的意图是完全和平的；他坚决否认国外关于他在东欧有潜藏的动机的评论。哈利法克斯被希特勒维护和平的严肃承诺所打动，因此做出了特别许可，即只要不使用武力，英国准备寻求任何解决的方法。他还专门提到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传达了明确的态度：英国政府没有发现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在这些地区德国的委屈不能得到弥补。由于哈利法克斯大致反映了张伯伦的想法，因此希特勒推断，假如吞并奥地利，他可能会在英国那里得到中立立场。法国的想法与英国的并没有明显不同，法国外交部长伊冯·德尔博斯的话十分明显，大意是就某些奥地利国内机构进一步与德国的机构同化的问题上，法国并不持有根本的反对意见。

在收紧奥地利脖子上松弛的绳子之前，希特勒所要知道的就是这一切。问题仅仅是如何完成对奥地利的颠覆。十分明显，希特勒偏爱和平的解决方法，并不想激起军事上的对峙。他认为骚扰和威胁的策略也有助于舒施尼格政府被更听话的亲德政权所替代的目的。

同时，舒施尼格的选择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少。他被盟友所抛弃，他甚至不能确信得到自己民众的支持，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多年来经受了纳粹宣传的狂轰滥炸，私下里倾向于被德国吞并。2月，舒施尼格不情愿地同意了巴本的建议，在贝希特斯加登亲自会晤希特勒。这是奥地利独立终结的开端。

1938年2月12日寒冷的早晨，奥地利总理和他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吉多·施密特前往上萨尔茨堡，开始了他们致命的旅程。他们来到边境，与巴本会合，巴本向两位简要地介绍了即将与元首的会谈，并且告诉他们不要为高级将领的出现而焦虑。当他们到达伯格霍夫的时候，希特勒亲自会见他们，并把他们领进了私人的书房。当希特勒不耐烦地将他们的意见丢在一旁，并且开始滔滔不绝地攻击奥地利背叛历史的时候，奥地利总理几乎对其惊心动魄的观点不知该说些什么：

奥地利的整个历史（希特勒恶毒地抱怨）就是一个难以解释的具有高度背叛性质的行为。在过去是这样，今天也好不到哪里。历史的悖论现在必须到达它迟到的终点。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舒施尼格先生，我完全决定结束这一切。德国是强国之一，假如它能解决自己的边境问题，没有人会提出意见的。

纳粹的旗帜悬挂在维也纳街头

当希特勒低沉着嗓子说话，而且进入自我诱发的愤怒的时候，舒施尼格在坐椅里很不舒服地扭动着，他是一个老烟枪，但是未被允许在元首面前抽烟，因此神经变得格外紧张。他温顺地承受了两个小时的谩骂。希特勒把自己描绘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德国人”，他告诉这位奥地利总理谁也无法阻止他，他可以在任何乐意的时候进入奥地利。因此，他对奥地利在边境建立工事这一微不足道的努力感到特别恼怒。边境防御和西方国家作出的无意义保证都不能阻止他坚决解决奥地利问题。除非奥地利政府同意他的全部要求，否则他将用武力达到目的。当然，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他更喜欢和平的解决方式；但是，除非舒施尼格立刻有所行动，否则他不能阻止德国的复仇以夺回它的损失。

舒施尼格先生，仔细考虑一下。我只能等到今天下午。假如我要告诉你什么的话，那么就是你要逐字地理解我的话。我不相信诈骗，我的过去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对另一个国家的元首说出这些无理的威胁之后，希特勒突然恢复到一个具有魅力的主人的角色，招待奥地利总理吃午餐。他以通常自言自语的习惯，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各种各样的话题，让舒施尼格吃惊的是，他大肆吹嘘要建一座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摩天大厦。午餐后，希特勒先行离开，将奥地利人留在那里猜测着他为他们准备的下一个惊人之举。下午三点钟左右，舒施尼格在里宾特洛甫和巴本的陪同下，阅读了关系到奥地利未来的文件草稿。当他阅读文件的时候，他认识到这是真正的最后通牒：奥地利政府将撤销所有抵制纳粹党的禁令，释放所有囚禁的亲纳粹煽动者，任命塞斯—因夸特为内政部长，授予全权强制执行以上这些条款。另外，又一个亲纳粹分子埃德蒙·冯·格莱斯—豪斯特劳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德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就一些共同的问题紧密合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军官的交换。最后，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坚持将奥地利吞并到德国的经济系统当中，他指派另一个亲纳粹分子汉斯·菲施伯克为他未来的财政部长。

舒施尼格对这些提议的含意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它们将会导致一个独立的奥地利的毁灭。里宾特洛甫强烈地请求舒施尼格接受希特勒的要求，或者接受严重的后果。当头昏脑涨的奥地利总理发现希特勒出现时，他最糟糕的疑虑得到了确认。希特勒明确告诉舒施尼格，他不会对这个文件草稿做一丁点儿修改。假如舒施尼格不签字的话，他将出兵奥地利。诈骗产生了功效。舒施尼格同意签署这个文件，但是他告诉希特勒，根据奥地利宪法，只有总统威廉·米克拉斯才拥有同意这个协议的合法权力。舒施尼格补充道：他将尽自己的努力劝说总统接受这些要求，但是不幸的是他不能保证一定能得到总统的同意。希特勒愤怒地对着奥地利总理叫嚷：“你必须保证得到它。”当舒施尼格回答他不能作出这样的保证时，希特勒猛地打开自己书房的门叫喊道：“凯特尔将军。”他对舒施尼格威胁道：“我等会再和你谈。”然后将舒施尼格领出书房。当凯特尔毕恭毕敬地一路小跑进入元首的书房听候命令的时候，希特勒只是露齿而笑地对他说：“没有什么命令。我只要你在这里等候。”但是，在元首书房外面，焦急的奥地利人被德国将军的出现吓坏了，他们感觉受到了威胁，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半个小时之后，舒施尼格被召回到希特勒面前。这一次，希特勒假装非常宽宏大量，他夸张地宣布：“我已经决定改变我的想法，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但是，我警告你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多给你三天时间去执行这个协定。”

心理压力使年轻的奥地利总理筋疲力尽，他温顺地在希特勒的文件上签了字。作为最后一次羞辱，希特勒将舒施尼格的建议搁置在一旁，即他们会晤的新闻稿应该确认1936年的协议。希特勒坚持认为：“不，你首先必须满足协议所提出的条件。新闻稿上只会说：今天元首和奥地利总理在伯格霍夫签署了协议。仅此而已。”

舒施尼格和施密特拒绝了元首的晚饭邀请，驱车下山返回萨尔茨堡。当奥地利人沉默不语地回想着他们受到的羞辱时，多嘴的冯·巴本——他决定陪同他们到边境——友好地闲聊起几天来发生的事情，他自满地对舒施尼格评判道：“好的，现在你看到元首有时是什么样子了。不过，我确信下次情况会大为不同。你知道，元首也是绝对迷人的。”

当舒施尼格开始实施他与希特勒签署的协议的条款，任命塞斯—因夸特为内政部长时，他看到了他早已经知道的情况：对政府的控制正从他手里滑走。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他实际上利用了孤注一掷的、也是致命的权宜之计：决定举行全民公决，询问选民是否还喜欢一个自由、独立和基督教的奥地利。通过征求选民的意见，舒施尼格希望选民会报以有利的裁决，从而动摇希特勒关于大多数奥地利人喜欢被吞并的武断结论。这一行为给予舒施尼格几分道义上的胜利，他可能利用它来抵制希特勒用武力解决奥地利的进一步尝试。舒施尼格知道，事实就是这样，奥地利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没有一个强国愿意帮它一把。但是他也相信，民意测验的胜利将给予他道义上的优势，他可以据此反对希特勒。当然，选民也可能作出不利的裁决，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举措不仅会变得徒劳无益，而且会导致自我毁灭。由于这个原因，舒施尼格竭尽全力组织公民投票以求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他打算在选民面前提出的主张是“为了奥地利和舒施尼格同在，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日耳曼人的奥地利，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奥地利，一个基督教的、团结的奥地利”。这个主张显然是自利和含混的。3月9日，奥地利人被告知全民公决将在四天后举行，他们有两个选择——投票要么说是，要么说不。另外，舒施尼格自己的政党“祖国阵线”——纳粹党苍白的翻版——负责监督全民公决的选举委员会。因为从1930年开始没有举行过选举，符合条件的选民登记在奥地利也没有得到维持，因此舒施尼格有信心认为他能够得到满意的结果。

舒施尼格宣布全民公决似乎使希特勒受到非常大的惊吓，但是他很快就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并采取了行动，因为他不能冒被民意测验击败的危险。除非结果是预知的，并且这个结果预示着吞并奥地利，否则不能允许全民公决的出现。

计划在3月13日进行的全民公决因此没有举行。塞斯—因夸特和格莱斯—豪斯特劳是舒施尼格内阁中两位亲纳粹的部长，他们直接从柏林接受命令。他们通知舒施尼格希特勒要求推迟全民公决。一段深思熟虑之后，舒施尼格接受了纳粹的要求。两个纳粹助手立刻冲到电话机旁——在生死攸关的一天，他们已经有好几次这样做了——向戈林通报了舒施尼格的决定。戈林从柏林指挥着维也纳的纳粹党人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当戈林听到舒施尼格已经同意推迟全民公决的时候，他知道舒施尼格不能再进一步地掌握他的要求了。带着不计后果的政治赌徒的傲慢，他要求舒施尼格在一个小时内辞职，并且任命塞斯—因夸特为舒施尼格的继任者。这些命令由武装威胁所支撑，同时使一切都更具羞辱含义，因为事实上这些命令是由被委派的继承人——顺从的中间人塞斯—因夸特——来传递的。

这些挑衅性行为受到了舒施尼格和奥地利政府的强烈反对。但是，面对赤裸裸的武力，舒施尼格宣布准备辞职，成为第一个屈服的人。尽管舒施尼格证明是一个好对付的目标，但是对于总统米克拉斯来说——任命和辞职工作取决于他——情况稍微有些不同。他接受了舒施尼格的辞职，不过反对对塞斯—因夸特总理职务的任命。他一直坚持到午夜时分。直到那个时刻，他发现每个人都舍弃了他，他也只好不情愿地投降了。这样，奥地利就被纳粹接管了。

整整一天，戈林都在忙于通过电话分派工作。这些电话交谈的磁带录音在战后被发现，它们特别具有启迪作用，因为它们证明了纳粹领导人对法律和司法玩世不恭式的不尊重。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政变完成了。塞斯—因夸特现在成为总理，但是他没有获得选择内阁成员的选择权。这些职位事先已经被在柏林的戈林选择停当，他通过电话向在维也纳的小舅子许布纳大声传达着自己的命令。在令人惊讶的电话对话中——也有较为轻松的一面——戈林任命了各种职位，我们能听到背景中的鸟鸣声：

现在听着，弗朗茨，你去接管司法部，根据元首表达的希望，你还要暂时接管外交部。至于内阁的其他职位，菲施伯克接管商业部；卡尔滕布鲁纳接管安全部。

尽管戈林通过遥控策划着吞并工作，但是当地奥地利的纳粹党人绝不是无所事事的。甚至在总统米克拉斯同意任命塞斯—因夸特为总理之前，他们就把首相府当作自己的家，清空了别人的办公桌，好像他们已经拥有了这幢大楼。正如舒施尼格后来悲伤地评述的那样：

突然，我注意到大厅里又出现了一批剪短发的年轻人。一个年轻人没说一声道歉从我身边一擦而过。他回过头来，带着故意挑衅而傲慢的笑容，上下打量着我。然后继续往前走，猛地关上了大门，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在后面盯着他，突然明白了“侵略”不是在边境而是在这里发生的，在总理府。盖世太保来了。

奥地利的命运是注定的。塞斯—因夸特被选作扮演犹大的角色，他至少希望保持独立的外表。在这一点上，他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因为两天后，也就是原定的全民公决举行的日子，一项法律生效，它宣布奥地利为德国的一个省，它不再叫作奥地利，这是希特勒憎恨的名字，而被叫作奥斯特马克。

希特勒违反了条约和承诺，而且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兵不血刃就再次达到了自己的目标。确实，当他进入奥地利的时候，奥地利人显得异常的热情。大街上都装饰着带有万字徽的旗帜和鲜花，他像一个东方的君王进入维也纳，热切地接受着八万维也纳人响彻云霄的欢呼。

为什么希特勒能够获得这一侵略行动的胜利，而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作出坚决的抗议呢？舒施尼格还抱有一丝幻想，当墨索里尼长久以来将注意力从奥地利转向地中海的时候，他依然是奥地利独立的保护人。这种转向的结果是，墨索里尼与德国更加亲密，创立了罗马—柏林的轴心关系。当奥地利报应之日到来时，意大利便舍弃了它。到1938年春天，墨索里尼已经确信：吞并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意大利来说，卷入德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冲突是不明智的。舒施尼格征询意大利的建议时，他得到的答复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

意大利明显抛弃了舒施尼格，让他自己拿办法。希特勒是完全正确的，他在贝希特斯加登告诉舒施尼格，他与墨索里尼的看法完全一致。但是，在吞并奥地利的那一天他似乎感到相当的疑虑，他给墨索里尼发了一封亲笔信，试图说明他的行动是合理的，并且答应不会重新提出从1919年就开始生活在意大利的蒂罗尔人的问题。黑森的菲利普亲王将希特勒的信交给了墨索里尼，并打电话告诉希特勒，意大利领袖以非常友好的态度接受了整个事态，希特勒心怀感激，简直就要窒息了，他发誓要不畏艰险地支持意大利领袖。

希特勒：请告诉墨索里尼，为此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亲王：当然。

希特勒：永不，永不，永不，无论发生什么。只要解决奥地利的事务，我将不畏艰险和他走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

亲王：当然，我的元首。

希特勒：听着，我将签订任何协议，我不再害怕任何可怕的军事状态，它们曾经一直存在着，我们也一直担心卷入冲突当中。你可以告诉他我非常感激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亲王：当然，我的元首。

快乐的维也纳人庆祝德国与奥地利合并

希特勒：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无论发生什么。他任何时候需要任何帮助的话，或者处于任何危险当中的时候，他都可以确定我将忠于他，无论发生什么，即使整个世界都反对他。

亲王：当然，我的元首。

在意大利对这次冲突袖手旁观的同时，舒施尼格还可以求助于法国和英国。他这样做了，但是两个国家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法国的政治家说了不少陈词滥调，但是当事态发生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德国大使在向柏林汇报的时候描绘了这次危机中巴黎的总体气氛，“至今有一种态度非常流行，极为典型，它是一种面对两个德语国家更为紧密的联合的无能为力的感觉，这种联合是在外交和法律两个层面上发生的”。法国人过去冒险与德国开了两次战，现在他们不想再开一战。因此，德国大使汇报道：在许多地方，法国人都在说“结束奥地利”。除了法国的普遍冷漠之外，另一个事件使法国丧失了任何干预的可能性。3月10日，也就是在奥地利被吞并的前一天，卡米耶·肖当内阁瓦解。因此在3月11日，法国甚至没有政府。

英国的情况有点不同。安东尼·艾登激烈地抗议贝希特斯加登协议，并且和其他几个领导人一道——最著名的是丘吉尔——企图再次使《斯特里沙宣言》生效。不幸的是，在奥地利人和英国人的交流中，前者将他们与希特勒之间问题的严重性给弱化了。正如戈登·布鲁克—谢泼德所言，这种态度实际上挖了艾登的墙脚。艾登辞职，引发了奥地利问题的内阁危机。正如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准确地汇报的那样，英国将不会主动行动。

吞并以及实现吞并的方法带来了深远的后果。希特勒再一次赌博成功。他开始确信，他无情的权力政治的策略被证明是正确的，它是反对厌战的、动摇的对手唯一有效的方针。吞并不仅使希特勒越来越相信国际勒索和恐吓的有效性，而且在外交领域里产生了深远的结果。它提升了两个法西斯专制暴君——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的友谊，也进一步使欧洲强国两极化。吞并的另一个重大结果是德国战略地位的大幅度提高。随着维也纳受到希特勒的支配，他获得了直接进入整个东南欧的通道。从维也纳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只有一步之遥。

苏台德危机和慕尼黑绥靖

从1937年11月开始，希特勒一直向他的军队首领描绘着他的侵略计划。这位德国独裁者确信，西方国家不会帮助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每一次与西方外交官的会谈似乎都肯定了他的判断。当奥地利在1938年3月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落入他的手掌时，他决定逐步增强他的侵略野心。尽管希特勒准备为苏台德问题进行一场战争，但是他十分希望他的厌战对手屈服于他的要求。他的策略是创造一个好战的氛围，刺激西方国家进行主动的外交行动，迫使捷克人作出让步。他的王牌是民族自决；他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作为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

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由古老的波西米亚、摩拉维亚省和奥地利的西里西亚部分地区的疆域组成。新的捷克国家的核心部分四面环山，大约由三百万说德语的居民组成，他们厌恶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的新地位。众所周知，他们是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对布拉格新的民主政府来说，他们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威胁，因为他们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国中之国。政治上的怨恨被经济上的艰难所加剧，产生了纳粹党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利用的不稳定的氛围。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善治的、进步的国家。人民勤劳，并为他们的历史遗产感到骄傲。另外，托马斯·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这两位共和国的创始人，是捷克人民最具口才和远见的政治家。捷克人民对德国不抱丝毫的幻想，他们主要与法国和苏俄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条约，希望阻止德国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并且是建立小协约国的主要倡导者。不像西方国家渴望与希特勒妥协，捷克人一贯拒绝与纳粹党谈判，而喜欢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完善的军事防卫和盟国的承诺上。

但是，根据希特勒的偏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着他所厌恶的一切：斯拉夫的劣等人，对民主的信仰，与法国和苏俄的友好。在吞并奥地利之后，希特勒非常清楚地表示“他将在不久的将来粉碎捷克人”。这不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有三百万苏台德人，而是因为它是实现自己最终领土意图的绊脚石。当然，希特勒发现，在为三百万苏台德日耳曼人寻求民族自决权的烟幕后面掩盖自己的目标是有用的。

同时，他依赖于西方国家的厌战心理和对苏联的怀疑。他估计西方国家在认真地考虑军事干预之前，会对布拉格施加巨大的压力；他也猜测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法国和俄国是不会共患难的朋友，当自己的安全处于危险中的时候，会放弃它们的捷克盟友。俄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持取决于这个前提：除非法国政府首先承担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否则它对布拉格的保证是不会生效的。法国不太可能在没有英国支持的前提下做到这一点。

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支持纳粹的恐怖主义分子

因此，捷克安全的关键所在取决于英国。人们可以假定，一个四周都处于极权主义国家威胁的新生民主政府，能够在英国那里发现领土和政治完整的强大保护者。但是，事实正好相反。由内维尔·张伯伦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不相信捷克政府，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力远远超出它的领土规模。过去，欧洲曾被小国拖进世界大战，张伯伦决定阻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早在1938年4月，他就告诉达拉第他不相信希特勒要毁灭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假如这件事发生的话，他也不知道英国能够做些什么去阻止它。

事实真相是，许多西方政治家越来越将捷克斯洛伐克看作一个政治上的包袱，是一种违反地理格局的不谨慎安排。事实上，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当中的离心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以至于不仅德国人，而且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都要求在新的联邦当中拥有越来越多的自治，这加强了希特勒的断言：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它似乎注定是这样一个国家，内部被离心的力量撕裂，外部受到虎视眈眈的大国的威胁，不断被自己的朋友所抛弃。

在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的特洛伊木马是苏台德日耳曼党，它由康拉德·汉莱因（1898—1945）领导，此人是一位退役军人和体操教练，从1935年开始就拿着纳粹党的薪水。在1938年3月28日与希特勒的一次秘密会晤中，汉莱因收到的指示是从布拉格政府那里要求超出它所愿意让出的、越来越多的自治，并且继续毫不留情的宣传攻势和煽动。当汉莱因回来的时候，他拒绝从捷克政府那里得到的几次合理的提议来安抚种族的紧张局势，并以他自己所谓的卡尔斯巴德计划（八点计划）来加以对抗。这个文件本质上是建议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要求捷克政府修改整个外交政策，同时通过货币赔偿来纠正给苏台德的德国人带来的历史不公正。捷克政府轻蔑地拒绝了这一所谓的合理提议，因为它意味着捷克主权的终结。

捷克政府对卡尔斯巴德计划的拒绝，迫使希特勒寻求另外的颠覆捷克独立的策略。4月21日，希特勒和凯特尔讨论了许多可选择的策略，他们勾勒了一个在10月1日执行的“绿色行动”计划，它要求对捷克斯洛伐克实施入侵。希特勒甚至研究了制造一个合适的意外事故的可能性——例如德国的一位部长在布拉格遭到暗杀——以作为入侵捷克的借口。这不是他第一次抱有如此罪恶的想法。在吞并奥地利之前的几个月，他就想暗杀德国大使和武官，并归罪于奥地利，以作为入侵这个国家的借口。约翰·惠勒—贝内特不无讽刺地认为，这些暗杀自己大使（巴本）的阴暗想法给予“普鲁士国王的冒险”这个词新的、更多的不愉快含义。

政治观点的氛围——尤其在德国军队的一些圈子里——并不赞成希特勒所计划的入侵。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和几个高级别的军官都反对希特勒好战的领土要求，因为他们感到德国对战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尽管在得到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半心半意的支持之后，贝克辞去了参谋长的职务，但是他依然继续和几个密谋者一道私下反对希特勒。这构成了后来德国抵抗运动最初的核心。除了贝克，这些人还包括前莱比锡市长卡尔·格德勒、1938年2月之前的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和埃利希·霍普纳将军、谍报部门成员汉斯·奥斯特上校、东埃尔比安地主埃华德·冯·克莱斯特。这个集团要求一旦希特勒发起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攻击，就对他实施逮捕，并将他送往人民法庭审判。

同时，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基本上愿意满足汉莱因最初的要求，但是为了与希特勒此刻一直在增加的要求相一致，他们打算会晤一次，因此汉莱因突然终止了谈判，前往德国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在德国，汉莱因发现希特勒正和他的将军们进行意志的战争。还有迹象表明，西方国家将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因此，汉莱因回国继续他的游戏，直到时机成熟。整个1938年夏天，纳粹党人制造了持续的危机气氛。德国的报纸和广播以歇斯底里的言辞谈论着捷克人对苏台德日耳曼人所犯下的可怕暴行。希特勒重新起草了“绿色行动”的指示，它的开场白是：“在不久的将来，用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不可更改的决定。”在推延了几次之后，发起进攻的日子定在1938年10月1日。宣传攻势不断增强，在纽伦堡党的大会的最后一天，希特勒在众多听众面前发表了恶毒的演讲，他对捷克人的挑战在此登峰造极。

希特勒的演讲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发起总暴动的信号，但是由于捷克政府宣布了戒严令，并很快压制了纳粹的恐怖主义行动，因此没有发生什么事变。很明显，捷克斯洛伐克的崩溃不会来自内部。确实正如阿兰·布洛克所言：“精神的失败不是来自布拉格，而是来自巴黎。”在巴黎，混乱是每天的常态。达拉第和他的内阁就行动的正确方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必须对希特勒的入侵予以积极的抵抗；一些人坚持，法国不应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上冒战争之险。主张妥协的人认为：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持是冷淡的，苏联从来就不会出手，德国过于强大，军事的准备还不充分，无论如何，在法国予以援助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就会遭到蹂躏。由于没有能力调和这些不一致的观点，达拉第把责任交给了张伯伦，而不是希特勒，催促他与希特勒协商出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出来。

9月13日，张伯伦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提议亲自与元首会晤，希望和平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年长二十岁的英国首相第一次乘飞机来拜访希特勒，这极大地满足了希特勒的虚荣心。据说，他接到张伯伦的电报之后惊呼道：“真让人有从天而降之感。”9月15日，张伯伦和希特勒在伯格霍夫会晤。希特勒十分友好，但固执地认为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必须回到德国的怀抱中。会晤结束后的张伯伦确信，希特勒不是随便说说的，他似乎也决心给捷克人施以重压来解放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回到英国后，张伯伦立刻做起了法国人和捷克人的工作，企图说服他们满足希特勒的要求。

9月22日，张伯伦再次飞往德国，这一次是在莱茵河的戈德斯堡会晤希特勒。当他到达科隆的时候，他得到了最高的外交礼遇，党卫队卫兵向他致敬，乐队为他演奏了“上帝保佑吾王”。在通往戈德斯堡的彼得堡饭店的路上，英国国旗和万字旗迎风飘扬，喜悦的人群把他作为和平先驱来欢呼。在同英国大使磋商之后，张伯伦坐船穿过莱茵河与希特勒在德里森饭店会晤。他确信战争已经被化解。他有充分的理由乐观，因为自从一个星期前贝希特斯加登会晤之后，他对捷克人哄骗和施压，让他们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与希特勒会晤之间，张伯伦事实上获得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协议，它被作为既成事实强加给醒悟的捷克人民。这个协议特别强调了在不举行全民公决的情况下，将苏台德移交给德国。张伯伦对自己的成果非常满意，但是，当他与希特勒会面时，急躁的独裁者告诉他：“我非常遗憾，最近几天发生了一些事情，这样的解决方案不再有任何用处。”

张伯伦把自己的政治生涯下注在这一和平计划上，他被希特勒反复无常的行为弄得非常恼火和困惑。毕竟他给了他认为希特勒想要的所有东西——苏台德——但是现在希特勒想要在一个特殊的日子——10月1日——占领苏台德，他声称过程太长会被捷克人所利用。他现在要求捷克人立即从苏台德撤出，否则将派部队驱逐他们。

整个会晤都是希特勒的表演：先是戏剧性的爆发，然后又诉诸理性和常识。当张伯伦准备离开会晤地德里森饭店时，希特勒紧随其后走上露台，他轻声地对首相说道：“对不起，我期望向你展示莱茵河美丽的景色，但是现在它被大雾所遮盖了。”9月23日，张伯伦企图再次使希特勒恢复理性，他给希特勒去了一封信，指出德国军队现在进入苏台德要求这些领土割让的危险。他补充道：这将肯定迫使捷克人采取措施，并进一步破坏“一个星期前我和你同意一同解决问题的基础”。

1938年9月，希特勒和张伯伦在一起

希特勒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勃然大怒，他在回信中重复了先前的要求。张伯伦以一张冷漠和礼貌的便条作为回应，并指示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和内维尔·亨德森爵士起草一份德国提议的备忘录转交给布拉格，并且准备离开德国。很明显，受到张伯伦的决断的影响，希特勒在9月23日晚上十点三十分安排了一个进一步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张伯伦收到了一份备忘录，它要求捷克人在9月26日上午八点开始从日耳曼人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土撤出，在两天之后完成这一行动。英国首相正确地指出这不是备忘录，而是最后通牒。希特勒指着标题窘迫地回答道，这个文件被称为备忘录。这时，张伯伦把英国人的矜持丢在了一旁，他谴责希特勒破坏了他维护和平的真诚努力。张伯伦突然爆发的愤怒震动了希特勒，他亲自修改了备忘录，将时间延伸到10月1日，这个象征性的姿态没有改变提议的内容，因为希特勒依然坚持军事占领。他对这一宽宏大量的“妥协”十分满意，并且对张伯伦表露了真心话：“你是唯一使我作出让步的人。”张伯伦恢复了精神，他带着新的希望离开了；他甚至表达了这样的情感：一种特别的信任正在他们两人之间滋长。至于元首，他说了一句虚伪的话，这句话后来在世人眼里成为了犯罪的证据。他强调：捷克问题是他在欧洲作出的最后的领土要求。

但是，当张伯伦带着他的“备忘录”——也就是他早些时候所称的最后通牒——回到英国时，他的内阁坚决地拒绝了。战争现在似乎即将来临。为了向希特勒提出最后呼吁，张伯伦派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带着给希特勒的私人信件前往德国，通知他尽管捷克政府拒绝了戈德斯堡提议，但是这里依然存在希望，即这一问题可能通过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直接谈判得到解决，英国在其中充当中立的仲裁人。

威尔逊在9月26日与希特勒会晤时，希特勒处于愤怒当中。当希特勒的翻译施密特博士读到“捷克政府认为这个提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时候”，希特勒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咆哮道：“不存在任何进行谈判的基础！”他径直朝大门走去。离开留在他书房的客人是外交上的失礼。当走到书房大门的时候，他感到有点儿不对劲，因此“像一个生气的小青年”走回来听讲这封信剩下的部分。当施密特读完信后，希特勒大声叫嚷，抱怨德国人受到“黑人般”的待遇；他一点儿也不在乎英国或法国是否会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对他加以袭击。他说：他将以戈德斯堡提议为基础与捷克人进行谈判，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在10月1日前占领苏台德。在英国使节刚刚离开不久，他说：假如威尔逊真正要知道德国是如何感受的，那么应该听一下他即将在柏林体育场发表的演讲。

当威尔逊在9月27日星期二第二次拜会希特勒的时候，也就是体育场演讲的第二天，他发现希特勒甚至变得更不妥协和好战，他尖叫道：他将踏平捷克斯洛伐克，而不管法国或英国会威胁做出什么行动。这次会晤结束后，威尔逊确信：除非妥协，否则真的会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进行一场战争。事实上，希特勒并没有完全排除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尤其是因为他的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反对与法国和英国开战。德国的民意也反对战争。9月27日下午，一支全副武装的机械化师穿过了柏林城向群众展示军威，但是群众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热情，这使得希特勒认清了民意所向。

当希特勒规定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的时候，欧洲诸国政府准备迎接战争。这时，墨索里尼成为使每个国家脱离战争的关键人物。由于担心整个欧洲的大战，意大利又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因此，意大利领袖对希特勒施加了相当的压力，要他推迟最后的期限，重新考虑由伦敦和巴黎提出的建议。他派驻柏林的大使阿尔贝托·阿托里科向希特勒转达自己的呼吁。同时，张伯伦对9月27日希特勒的来信作了最后一次答复，建议为了裁定捷克—德国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意大利领袖敦促希特勒同意这一建议，同时自愿参加这次会议。9月28日午后，希特勒同意张伯伦的提议，并根据墨索里尼的建议，挑选慕尼黑作为会议的地点，并给伦敦和巴黎发出了邀请，但是布拉格或莫斯科不在邀请之列。

慕尼黑会议被普遍认为是内维尔·张伯伦注定遭受厄运的绥靖政策的顶峰。回过头来看，绥靖政策似乎在政治上是无法得到辩护的，甚至是胆怯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它被作为具有聪明的政治才能的行为得到了普遍的赞扬。推动这种行为的东西与其说是无知或胆怯，不如说是恐惧和罪恶感：害怕出现又一场残酷的战争；对德国被剥夺了一个大国的地位并对它加以羞辱感到有罪。另外，绥靖者痛苦地意识到他们缺乏军事上的准备。还有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希特勒的恐惧，这一心理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模糊的。

在英国绥靖者当中包括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约翰·西蒙、塞缪尔·豪尔、哈利法克斯勋爵；法国的绥靖者包括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总理、达拉第的外交部长乔治·博内。尽管这些人可能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但是当中没有一个人被说成是亲纳粹或者亲德国的。对他们最好的表述是——也许并不充分——他们是真诚的。对这些绥靖者公平合理的判断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预先就有一定程度的无耻，而在对付希特勒的时候，政治家们是不能缺乏这一点的。但是，约翰·惠勒—贝内特无疑是正确的，他说：“张伯伦先生的想法存在着悲剧性的可怕和悲哀的成分。他认为自己的智力与希特勒不相上下，他能够和希特勒交换忠诚。根据纳粹过去的毁约记录，他同希特勒打交道时的轻信应该受到责备。”同样的评价也适合达拉第这个“没有意志力量的爱国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一位勇敢的战士，但是出于与同时代大多数爱国者共享的坚定信念——法国不能再被拉入相似的大屠杀中，他从战斗中脱身。法国总理是不幸的，他被一群道德和能力上均不确定的人所包围。

慕尼黑会议召开于9月29日至30日，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会议，是对希特勒有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毫不妥协的要求的认可。9月29日，希特勒在德奥边境墨索里尼的火车上与这位意大利领袖会晤，他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好战的态度，他告诉意大利领袖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闪电战，紧接着对法国发动战争。墨索里尼企图缓和一下盟友的鲁莽，建议希特勒在求助于战争之前先给这次会议一个机会。事实上，墨索里尼是慕尼黑会议的主持人，并且定下了这次会议的基调。因为他是与会者的代言人，因此能够减轻激动和笨拙的希特勒所面临的一些社会压力。两个独裁者一身华丽戎装，在这时向全世界显示法西斯的意志力量和民主体制虚弱的对比。

慕尼黑会谈的基础是由墨索里尼提交的备忘录，但实际上它是由德国人准备的。这个文件只是戈德斯堡提议的翻版，只是稍微进行了一点儿修改。希特勒唯一的让步是在10月10日之前，他不再占领所有将要移交给德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区。这次国际会议由四个签字国组成，将决定哪些领土由日耳曼人占主导地位，并以此划定边界。

9月30日，协议签字。第二天，德国部队就进入了苏台德。由于控制了协议的实际施行，希特勒成功地将会议上一些碍手碍脚的障碍清除出去。全民公决被忽略了，国境是根据战略军事线而不是民族地理的考虑划分的。结果是，二十五万日耳曼人依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将近一百万捷克人依然生活在德国占据的领土上。总之，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包括它最富裕的工业基地，移交了其最重要的军事要塞，眼睁睁地看着它的交通网络遭到彻底破坏。贝奈斯总统被迫辞职，流亡国外。他的继任者埃米尔·哈查博士放弃了捷克斯洛伐克与苏俄的联盟，并且对波兰的要求作出了让步，在10月10日将泰琛地区放弃了。10月2日，捷克和匈牙利边境根据维也纳会议——会议由意大利和德国主持——上匈牙利一方的利益进行了改动。

捷克斯洛伐克的终结近在眼前，英国和法国保护残余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神圣宣言是空洞和不足为信的。希特勒已经获得了主要的胜利。他夺取了苏台德，破坏了法国安全体系，将苏联从欧洲的联盟体系中排除出去，孤立了下一个牺牲者波兰。难怪他的声望在德国一直如日中天，以至军队中反对他的阴谋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力量之前就分崩离析了。约德尔将军在日记里表述了德国高层指挥官的观点：

《慕尼黑协定》签署了。作为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终结了……元首的天才和甚至他不躲避一场世界大战的决心，再次不动一兵一卒赢得了胜利。我们依然希望那些不轻信者、虚弱者、怀疑者得到转变，并永远保持下去。

当德国人在慕尼黑庆祝胜利的时候，绝望的大幕悬挂在一些人头上，他们知道欧洲的未来会出现什么。温斯顿·丘吉尔将《慕尼黑协定》描述为卑鄙的投降协议，“是第一个降临在英国和法国的巨大灾难”。他将希特勒的和谈方法比作一系列敲诈。他说，在贝希特斯加登、戈德斯堡和慕尼黑，赌注被不断提高：“他用手枪提出一英镑的要求。当他获得了一英镑，他又用手枪提出了两英镑的要求。最后，这个独裁者同意获取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其余的以善意的承诺留给未来。”丘吉尔以预言的口吻补充道：“你将发现在一段时间里，也许几年、也许几个月就可以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将被纳粹政权吞没。”

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慕尼黑协定》最满意的人恰恰是从中获益最多的人，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元首已经将自己投入到好战的状态当中，但是感到被侏儒般的妥协者所削弱了。他也认识到假如坚持自己最初的策略，他就可敲诈到更多的让步。他相信张伯伦在慕尼黑抢了他的镜头，剥夺了他胜利进入布拉格的权利。希特勒对慕尼黑之后的目标不会再犹豫——完全肢解捷克斯洛伐克。

英国人为张伯伦的妥协谈判带来的和平欢呼

在1938至1939年的整个冬天，希特勒探究了打破英—法联盟的可能性。当法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在接受另一个外交职位前作最后告别的时候，希特勒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旨在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共同宣言。希特勒在六千英尺高的山峰上建了一座亭台，只能通过支撑在岩石上的电梯才能到达那里。希特勒和大使在此处进行了谈话，他嘲笑“白人文明”的伟大、英国人的不妥协和结束传统法—德差异的重要性。希特勒甚至宣布，他愿意尊重现存法—德的边境，并敦促两国就相互的利益问题进行磋商。希特勒高高地栖居于世界之高处，站在能看到群山全景的巨大环形屋子里，当时整个景色“沉浸在秋天的暮色”之中，法国大使认清了希特勒的性格，但是也为此而苦恼：

我知道他是多变的、虚伪的、矛盾的、不确定的。同样一个人，外表温厚，对自然之美十分敏感，在茶桌上对欧洲政治表达了理性的观点，但是也能够一会儿变得极端狂暴，一会儿变得野性的狂喜，一会儿变得野心勃勃充满幻觉……可以确定：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是一个病态的人、一个半疯的人、一个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一个被魔鬼控制的人。

1938年12月6日，当里宾特洛甫访问巴黎时，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宣言签署了。就在企图破坏法—德之间关系的同时，希特勒也忙于为和意大利建立牢固的军事同盟铺平道路。在慕尼黑，里宾特洛甫提议在德国、意大利、日本之间建立军事同盟，并且在1938年10月末访问罗马的时候，他敦促墨索里尼签署结为联盟的条约。意大利领袖依然不太愿意使自己这样过于依赖德国，但是，到新年开始的时候，他下定了决心，尽管直到1939年5月22日，作为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联盟的《钢铁协定》才最终得以签订。

希特勒瓦解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的策略，依靠对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内部分离主义倾向的利用。苏台德日耳曼人在为希特勒瓦解捷克斯洛伐克铺平道路中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在慕尼黑会议之后，轮到斯洛伐克人和鲁塞尼亚人来完成这一进程。在德国的压力下，捷克人被迫允诺斯洛伐克人和鲁塞尼亚人实际上的自治，包括建立自己的准自治的议会，这个议会对布拉格的中央政府几乎没有效忠的关系。甚至连这种集中化权力的放弃也不能让希特勒感到满足，他纵容斯洛伐克人提出完全自治的要求。1939年2月12日，希特勒与斯洛伐克民族党领导人贝拉·图卡博士和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数民族代言人弗朗茨·卡尔马辛在总理府会晤。与会者达成了迅速和相互满意的决定：斯洛伐克从捷克斯洛伐克脱离，元首有自由安排的权力。图卡用卑躬屈膝、俯首帖耳的声调说道：“我将自己人民的命运交到你的手中，我的元首；我的人民等待从你那里得到完全的解放。”

为了阻止整个国家的解体，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查做出了殊死的努力，他解散了鲁塞尼亚政府和斯洛伐克政府，并且宣布了戒严令。这一行为使希特勒又惊又恼，1939年3月13日夜晚，希特勒提醒这两位斯洛伐克傀儡领导人斯洛伐克的未来确实是严峻的，除非宣布从捷克斯洛伐克中独立出来。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受到事态的支配，他就会离开这个国家。3月14日，在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的大多数代表宣布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成立。

在斯洛伐克宣布独立的同一天，哈查博士和他的外交部长弗朗齐歇克·切瓦尔科夫斯基做出了最后的努力来挽救捷克斯洛伐克的统一，亲自向希特勒求助。

舒施尼格一年多前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了希特勒，哈查这次对柏林的访问是那次会晤令人悲哀的再度上演。哈查的表演尤其可怜和悲怆。哈查是一位没有政治经验的老人，来到柏林时并不知道希望得到什么，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哈查企图迎合他强大的主人。当知道希特勒对贝奈斯和马萨里克的真实感受时，他故意使自己疏远他们的立场，宣称自己一点儿也不了解这两个人，并且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观点。他甚至考虑捷克斯洛伐克的建立首先是否是一个好的想法，并且承认斯洛伐克的独立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希望希特勒给予捷克人自由的生活和国家的独立。

希特勒没有允许哈查完全地表述自己的立场，他表明了自己一定要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假如捷克人抵抗，那么他们将被镇压；假如没有抵抗，他将会非常慷慨地给予捷克人一定程度的自治。他要求哈查前往德国的唯一理由是避免无谓的流血。接着，捷克总统被移交给里宾特洛甫和戈林进行另一番恐吓。当戈林威胁假如捷克人不放下他们的武器，他就要用他的空军毁灭布拉格时，哈查心脏病发作。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雷尔博士很快就使他苏醒过来，他给哈查打了一针使他再度受到折磨，直到他的国家屈服。哈查给布拉格去了电话，劝说他的内阁不要抵制希特勒即将进行的入侵。然后，他签署了已经准备好的公报。这个公报以虚情假意的谎言掩饰了对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和他的国家的卑鄙做法：

双方一致认为：所有努力的目标必须是在欧洲中部保卫安静、秩序和和平……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宣布：为了对这一目标有所贡献，并实现这一最终的和平，他满怀信心地将捷克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交给德国元首。元首接受这一宣言，并表达了他的意图，即让捷克人民处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并保证他们的独立发展符合自己特点的民族生活。

希特勒欣喜若狂，他冲进秘书的办公室，让他们亲吻他，并且高呼：“孩子们，这是我一生最伟大的一天，我将作为最伟大的德国人进入历史。”两个小时后，德国军队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到3月15日黄昏，希特勒踏上了前往布拉格的道路，他在哈拉德辛城堡住了一夜，骄傲地俯瞰着自己刚刚获得的财富。捷克斯洛伐克不再存在了。希特勒行动的速度制服了西方的政治家，他们只是发出一些虚弱的抗议而已。但是，这些抗议也被希特勒扫在一边，他说他已经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建议拥有了这个国家。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被建立起来，它的第一任保护官是诺伊拉特。但是，管理这个保护国的真正权力控制在康拉德·汉莱因和卡尔·赫尔曼·弗兰克手中。

作为德国保护国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刚刚建立一天之后，斯洛伐克也要求处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元首愉快地表示效劳，他派出德国军队进驻斯洛伐克，至于鲁塞尼亚，纳粹党人则将它交给了匈牙利人。这些事件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彻底吓坏了西方国家。甚至在英国或法国大使提出抗议之前，希特勒已经从对布拉格凯旋式的访问中回国，保护国也建立了起来，与斯洛伐克的协定也得到了签署。

希特勒震惊和瞒骗了西方国家，但是他现在已经达到了它们所愿意忍受的极限。在西方人眼里，希特勒是一个谎言家，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捷克人不是德国人，侵吞一个外国不是民族的自决。甚至绥靖的主谋者也看到了不祥之兆。

最后的危机：波兰

埃米尔·哈查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交到元首手中只有四天，里宾特洛甫就给立陶宛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归还德国在1919年割让给立陶宛的一块狭长的领土——梅迈尔。希特勒的要求被接受了，1939年3月23日，梅迈尔被德国吞并。

但泽是希特勒外交议事日程的下一个项目。里宾特洛甫在1938年10月和波兰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讨论了将但泽归还给德国的问题。与利普斯基及后来和波兰外长贝克上校的讨论相对是友好的，但是没有结果。波兰人认为但泽问题是不可谈判的，他们愿意与德国向好的关系方向发展，但是不愿意作出大的让步。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过去之后，对波兰政府的压力逐步升级。里宾特洛甫告诉贝克，波兰未来的存在依赖于它和德国的关系，他接着提出了新的要求：波兰交出但泽，并允许德国人建造一条穿越走廊并使但泽与德国相连的境外公路。反过来，里宾特洛甫承诺德国将保证波兰西部边境，并暗示在乌克兰找块地方作为未来的领土补偿。里宾特洛甫的方法和过去纳粹党对波兰的政策是一致的。希特勒将波兰视为反对苏联的盟国，因为它的政府具有强有力的极权主义性质，它的人民明显地表现出了反共产主义、反俄国人，甚至反犹太人的倾向。不幸的是，由狡诈的约瑟夫·贝克指导的波兰外交，在保护波兰敏感的地缘政治地位——德国和苏联的缓冲器——方面过于缺乏一贯性，并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贝克梦想着一个“第三欧洲”，复活的波兰成为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中立国家集团的首领。尽管明显倾向于德国，但是贝克梦想在德国那里有所收获，将但泽合并到波兰，最终甚至吞并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但是，这种野心所要求的支持绝不是一群小国家所能提供的。

德军进入布拉格

在这一点上，英国出乎意料地给波兰提供了援助。伦敦在一段时间里一直收到即将发生的针对但泽行动的不祥报告，这刺激了英国首相，使他对波兰人承担了不同寻常的义务。1939年3月31日，张伯伦在下院宣布：英国将无条件保证波兰的领土完整。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希特勒勃然大怒，发誓“要将他们一锅煮了，闷死他们”。1939年4月3日，希特勒对他的军队领袖发布了新的指令：对最初的获取但泽的计划进行较大程度的扩展。《白色行动》是希特勒针对波兰设计的三个可能的行动之一（其他两个涉及到保卫边境和控制但泽），目标在于毁灭波兰的军队。与这一行动相关的计划一直准备至1939年9月1日。

4月28日，在墨索里尼侵入阿尔巴尼亚之后，希特勒对国会发表了严厉的演讲，以回应罗斯福总统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电报，电报要求两位独裁者保证维护大约三十个国家的独立。人们都认为，这是希特勒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演讲，讽刺尖锐，并具有非同寻常的煽动力。那一天，激动的纳粹傀儡们济济一堂于国会当中，由热情的赫尔曼·戈林领头。当希特勒拖长着音调念着罗斯福名单中每个国家的名字的时候，他们齐声咆哮，表示罗斯福认为德国将入侵巴勒斯坦、冰岛、土耳其、瑞士等国想法的荒谬。

希特勒向国会演讲之后的四个月是风暴前的平静。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度过了与世隔绝的时光。但是在幕后，当希特勒的军事领袖们准备进攻波兰的计划的时候，军事准备也在飞速地进行。两个主要的外交行动也即将实施，就是与意大利的《钢铁协定》和与苏联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5月6日，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邀请里宾特洛甫访问意大利，再次让忧心忡忡的意大利人了解德国未来的意图。德国针对波兰的好战行为一段时间里使齐亚诺非常惊讶，他正确地得出结论，波兰将成为纳粹侵略的下一个牺牲品。墨索里尼关心的是，希特勒在意大利还没有作好准备的时候，就发动了全面的欧洲战争。齐亚诺带着意大利领袖的备忘录急忙与里宾特洛甫进行会谈，备忘录指出意大利在三年之内是不会作好战争准备的。里宾特洛甫在这次会晤中掩饰得非常好，坚持认为在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之前，德国也要求延长和平的时间，这使得齐亚诺深信不疑。当齐亚诺打电话给意大利领袖告诉他会谈如何成功的时候，这位意大利的独裁者命令齐亚诺发布新闻：德意联盟已经建立起来。两个星期后，齐亚诺前往柏林正式签署《钢铁协定》。

《钢铁协定》体现了两个法西斯国家所有的军事观点。两个国家保证站在共同的阵线上对付敌对的国家，一旦发现陷入与其他国家的敌对状态中，它们将提供相互的援助。这个协定事实上到底如何坚硬将留待后世证明，但是那些看到这个协定的人明显没有受到它军国主义目的的震动。无疑，协定的导言谈到了对和平的维护，但是它将和平和生存空间的获得并置在一起，而两者是不相匹配的目标。无论怎样，这个协定在柏林受到外交上的空前认可，希特勒也极为满意。

在4月28日演讲之后的几个月，希特勒不再在公众场合出现，他在等待中观察西方国家对波兰的义务是否是严肃的。他收到的情报虽然不是确定的，但似乎表明英国和法国可能会兑现他们对波兰的保证。这使得希特勒暂时停止了对波兰的行动，因为对这个国家的进攻可能会使他在东线卷入与苏联的冲突当中，同时使他在西线暴露在英—法的联合进攻之中。英国对波兰的无条件保证和贝克对他的建议的拒绝迫使希特勒外交图谋上的改变。起码希特勒暂时不得不咽下他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与苏联达成协议。他收到的情报表明，西方国家正企图和苏联谈判以孤立德国，因此他认为避开意识形态更为必要。英国和苏联的谈判从4月中旬开始就一直在秘密进行。6月16日，苏联外长马克西姆·里特维诺夫建议苏联、英国、法国签署一个三方的互助协定。但是，谈判被拖延了下来，因为英国对一个强力支持的互助协定缺乏热情，在没有推出另外的协定的同时拒绝了里特维诺夫最初的想法。里特维诺夫这个倾向西方、被纳粹党人称为“犹太魔鬼”的外交家，被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所替代，此人对同西方国家签署集体的安全条约没有什么兴趣。

斯大林反复表明这样一种观点：苏联不应该让自己受到西方国家的操纵去和德国开战。其他的一些情报也让希特勒相信，毕竟苏联人能够接受实用主义的想法。他后来向墨索里尼承认，与共产主义者联合“对我来说似乎是与我最初的想法、我的观念、我先前的承诺决裂”，但是这并没有使希特勒看不到纳粹和苏联协定的短期效益。首先，与苏联的伙伴关系将使德国避免在东西两线开战。事实上，德国军队中的一些人长期为这一政策辩护，尤其是冯·泽克特将军，魏玛共和国外交部负责1922年俄国和德国签订《拿帕罗条约》的人也赞成这一政策。希特勒相信，和苏联站在一起，他能成功地孤立波兰，并且摧毁西方国家的意志，以致他们不会给波兰提供援助，因为这意味着同德国和苏联同时开战。第二，与苏联联盟可能会带来重要的经济利益，因为能够获得稀缺资源。如果没有这些资源，德国就不可能发动战争，或者抵制另一场经济封锁。

希特勒极不情愿地继续着与斯大林的谈判，这对斯大林来说也是同样真实的。秘密会谈的两个月充满了相互猜忌，毫无结果。对波兰进攻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希特勒逼迫苏联人赶快作出决定。最终，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希特勒授予里宾特洛甫全权到莫斯科谈判。但是，俄国人将这样一个访问限定在贸易关系及对东部欧洲影响的范围上，这是过去的协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明显地知道，希特勒已经不耐烦了。德国人和西方国家拉拢着俄国人，而俄国人沉住气等待和观望着谁可能赠送更多的礼物。

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接见里宾特洛甫，庆贺条约的签署

8月20日，在苏联一方进一步的拖延和保留之后，希特勒不情愿地将意识形态服从于现实的必要性，亲自给斯大林去了电话，要求他接见自己的外交部长，他被授予全权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及有关外交问题的特别草案。8月21日，在希特勒度过一个难眠之夜考虑斯大林是否会赞同自己急切的要求之后，纳粹驻莫斯科大使舒伦贝格伯爵电告了斯大林的答复：

他感谢希特勒的来信，并且宣布《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算是签署了。8月23日，里宾特洛甫抵达莫斯科，并受到欢迎。这个条约的细则直到1945年德国的档案落入美国人手中才得以公开。当时，公众只被告知纳粹党和苏联人签署了一个有效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两个国家都保证在对波兰的战争中提供相互的支持，并且同意以明确的地域划分来瓜分这个被征服的国家，东部归苏联，西部归德国。在秘密草案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分配给了苏联。

条约签订的消息震动了世界各国首都，包括东京。苏俄人不可调和的敌人日本人目瞪口呆，一个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竟然同一个共产主义的领导人联合。同样的惊恐也控制着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他们正企图徒劳地使政治领域与自己的良心一致起来。结果是许多人放弃行动，服从于消极的政治策略，这可以很好地部分解释法国在1940年希特勒的冲击下很快就崩溃的原因。

当里宾特洛甫飞往莫斯科的时候，愉快的希特勒决定招待伯格霍夫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官。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领袖们在过去有过坦诚的会晤，但是这一次会晤是一个现代国家领导人对贩卖战争最露骨的展示。他用自负的词汇谈论自己，并且嘲笑西方国家是由蠕虫而不是真正行动的男人领导的。他反复摇动着手指，吹嘘他每次关于他的对手的所作所为的预言都是成功的。因为他和斯大林的联合，英国和法国就不可能帮助波兰。现在，他获得了他所需要的波兰的部分地区。但是，每一件事情都依赖于他的存在和他的政治能力。他处于政治权力的顶峰，博得了德国人民绝对而不容争辩的信任。除了这些，其他有利的条件是：法西斯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意志的人物，如意大利领袖和佛朗哥，相反，西方国家表现出政治上的软弱。今后的两三年，情况可能会出现逆转。也许甚至会出现这样一种机会：他被一个罪犯或疯子所消灭。出于这些理由，希特勒认为最好的开战时间就是现在。

希特勒继续说，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它们没有机会去支援波兰。由于在心理上厌战，它们完全不可能首先发动战争，而且肯定不会穿过中立国家比利时、荷兰或者瑞士。进一步而言，德国无须害怕经济上的封锁，因为它要求苏联向它提供所需要的小麦、牛、煤、铅、锡。元首说：他唯一害怕的事情是“在最后一刻，一些猪猡向我提交的是一个调停计划”。

希特勒的将军们被这一表演弄得目瞪口呆，尤其是即将与苏联的联合，他们的心情并没有像希特勒所希望的那样乐观。因此，午饭之后，希特勒对他们又进行了一次鼓劲演讲，提醒他们假如德国紧密团结，积极备战，对对手毫不怜悯，凭良知勇敢地前行，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他说：最强大的总是正确的。他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来发动战争，不管这个借口是否令人信服。最后，胜利者永远不会被问到他说的是否是真理。对于战争起源和行为的判断，始终依赖于战争的结果——胜利或者失败——而不取决于正义或者不正当。

勇敢地行动起来，八千万人民必须得到他们有权得到的东西……成吉思汗不动声色地杀害了数百万妇女和儿童……因为战争的目标不是到达某一特定的疆域，而是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因此，目前只有在东部我才能恰当地安排我的行刑队，无情地执行命令，毫不动情地终结许多有波兰血统、说波兰语言的妇女和儿童的生命……波兰的人口将减少，德国人将在那里定居……至于其他地方，苏俄的命运也是一模一样……在斯大林死之后——他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我将攻击苏联。那里将开始德国统治世界的黎明。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向希特勒致敬

一位从头至尾聆听这一煽动性演讲的与会者告诉我们，在希特勒大声叫嚷他将毫不留情地杀死所有“有波兰血统、说波兰语言”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之后，戈林跳到桌上，“又是感谢，又是承诺，血腥味十足，然后像野人一样跳起圈舞来”。这种不受拘束的贩卖战争的表现，应该使那一天在场的更为精明的将军们确信：纳粹政权所热衷准备的战争规模巨大、范围广泛，以致其结果只可能是德国的毁灭。但是，他们服从了元首的意志，哈尔德将军就是一个事例，他们学究气地记录了元首演讲的要点，但是省略了不相关的对消灭劣等男人、女人、儿童的论点。

在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希特勒进攻波兰了。在8月21日到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发生了一连串避免军事冲突的外交行动，但是，这一行动完全是徒劳无功的。令人感兴趣的是，哈利法克斯和西方的绥靖者们依然相信，新的慕尼黑条约是可能的，给了希特勒但泽将满足他的胃口。甚至连墨索里尼在1939年8月也不能阻止希特勒了。事实上，齐亚诺已经警告过意大利领袖，在纳粹和苏联签订条约之前，德国已经在准备战争，而且会把意大利拉入其中。与里宾特洛甫在萨尔茨堡进行私下讨论之后，齐亚诺达到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里宾特洛甫，你需要的是什么？但泽？走廊？”里宾特洛甫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需要战争。”

当驻柏林大使亨德森企图让希特勒确信英国政府准备抵制他侵入波兰，同时，戈林的瑞典朋友伯格·达勒鲁斯在英国和德国之间进行徒劳的穿梭外交以避免战争的时候，元首党卫队的宠臣们正在仔细地设计着8月22日希特勒对将军们的承诺，即“为了发动战争”去找出一个“宣传上的理由，无论它是否可能”。这一宣传上的理由就是伪造的对波兰边境附近格莱维茨德国广播电台的袭击。在进攻波兰的前夜，海德里希命令党卫队保安处的分遣队身穿波兰军服在德国—波兰边境发起“事端”。其中一个事端就是假冒的波兰士兵控制了德国在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在话筒中高呼反德国的口号，然后撤退。为了给这次上演的进攻以“逼真”感觉，党卫队保安处的人员还在四处留下一些身穿波兰军服的尸体。这些尸体是集中营的囚犯，他们被注射了致命的毒药而参与了这场闹剧。

弗朗茨·哈尔德将军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向国会宣布，他“已经决心以过去几个月来波兰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同样对待波兰人；今天晚上，波兰的正规军第一次在我们的国土上开火。从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开始，我们予以枪弹还击，并且从现在开始以炸弹还击炸弹”。9月3日，英国、法国在没有收到要求德国立即放弃战争的回应之后，向德国宣战。一个月后，但是从象征意义上看可以追溯到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签署了一个备忘录，授权一些专门的医生对难以治愈的疾病准予仁慈的死亡。这就等于发动了所谓的安乐死计划以“消灭没有再生能力的生命”，这些计划最终杀害了十多万人，它们还成为毒杀犹太人和其他劣等人的固定形式。两种战争——一个是军事的，一个是生物—种族的——同时发生了。

希特勒和斯大林竞相羞辱波兰人

第十二章

闪电战：德国权力的扩张，1939—1941

战争心理和战争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的战争：他挑起了它，扩大了它，竭尽全力地将它坚持到痛苦的终局，甚至开战的日子也是他选择的。因为元首相信自己是一个垂死的人，他所有的幻象成为绝望的紧迫感。在最初的日子里，他相信时间还在他的掌握之中，他能够拖延重大的事务，并与对手妥协。从1937年开始，他相信他的日子快要结束了。1939年，他已五十岁了，不能再错失良机了。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在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星期，他与自己的军事领袖们会晤，他说战争不能再拖延了，因为“所有的一切由于我的政治才能而在根本上是依靠我，依靠我的存在……但是，我可能在任何时候被一个罪犯或者一个疯子所消灭。没有人知道我会活多长时间。因此，战争最好从现在开始”。希特勒的军事首领们既没有同意他对时机已经成熟的预见，也没有分享他对战争的激情。他们担心发动一场欧洲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德国在关键的战争物资上特别依赖于国外的资源，它没有能力打一场持续的战争。但是，由于习惯在政治问题上不发表意见，他们服从参与了希特勒的战争，尽管私下他们怀疑他是否能够获胜。亚尔马·沙赫特对希特勒军事随从的描述可能最接近真相：

将军们是真正应该受到责备的。我不能理解军国主义的心理。希特勒说：“让我们开始战争吧！”他们整齐地并拢脚跟，然后说：“战争？为什么服从呢？确实，它是自然而然的，让我们参加战争吧。”就拿哈尔德将军来说吧。他对希特勒来说一点儿用处也没有。1938年他还打算帮助我将希特勒踢出局。后来希特勒说我们就要开战了，突然，哈尔德赶紧说：“战争？太好了，一切就照你说的办。”没有想过任何理由，没有想过任何选择，绝对没有。

希特勒对德国政治的控制是强有力的，以至于没有人敢反对他的意志。因此，当他宣称在德国历史上没有人获得如此的信任和权威的时候，这是毫无夸张之处的。希特勒所受到的广泛欢迎是无法抵御的，同时，德国人民对战争也毫无心理上的准备。当宣布对波兰发起进攻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兴高采烈的情景。正如一个美国记者所报道的那样，与1914年不同，这里“没有激动，没有欢呼，没有兴高采烈的场面，没有鲜花，没有战争的狂热，没有战争的歇斯底里”。对国家的爱驱使着大多数德国人支持战争，尽管许多人无疑都持有和赫尔曼·戈林一样的看法：“假如我们战败的话，上帝会垂怜我们的。”甚至当元首知道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的时候，他也暂时变得沉默不语。他带着诅咒的声调对他的外交部长说：“现在做些什么？”现在所发生的是世界历史上规模史无前例的悲剧，它将以五千五百万人民的生命为代价。希特勒将德国人民带入犯罪和残暴的泥潭，以致“德国”这个名字对全世界许多人来说依然是一个诅咒。

20世纪世界大战的胜利不仅是在战场上赢得的，而且是在后方的工厂、实验室、后勤中心赢得的。当希特勒写“现代战争首先是经济战争，经济战争的要求必须得到优先权”的时候，他声称已经理解了这一显著的事实。但是，作为主要的军事首脑，他却是根据这样的假设行事的，即胜利主要依赖于对敌人实施一系列快速的、粉碎性的打击，他们的信心受到恐吓和摧毁，以至不再能够进行抵抗。当然，这种策略完全适合希特勒的脾气，因为在他通往权力的道路上，他就是这样制服自己的政治对手的。希特勒的方法本质上是恐怖主义的，因为它主要集中于心理的威胁和残暴力量的运用。将恐怖和暴力的运用作为军事策略的唯一方法是自取灭亡的。希特勒似乎并不理解假如恐怖威胁只是把恐怖作为目的，敌人抵抗的意志就会加强而不是削弱。他似乎也并不明白迅速的“粉碎和掠夺”策略如果没有长期的后勤计划和人道地对待被占领土人民，就可能包含了未来失败的种子，尤其是假如这场战争变成了持久的摩擦。

希特勒选择了容易做到的、迅疾的、不需要总体战争动员的战役。最初，它支撑着后方的勇气，达到了它的目的，因为它制造了一种幻觉，似乎战争无需太大的痛苦就能发动起来，经济依然能够围绕着“枪炮加黄油”运转。只要德国在前方每次运用闪电战的策略，成功的机会是非常大的，但是同样的策略在与两个大国对抗时是注定要失败的。到1941年，德国被苏联和美国所纠缠，难以脱身。尽管苏联在1941年还不是经济上的巨人，但是，在人力上、在政治权力的集中上、在对祖国强烈的热爱上，这个国家具有发动战争的强大潜能。希特勒从来也不清楚美国的力量，它主要存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当中，但是它的力量还超过了这一点，因为它具有高度发展的技术和科学能力，拥有自以为是的决断精神，这种精神一旦出现就可能变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力量。甚至希特勒在面对如此优势力量时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甚至在1944年之后，他才放弃闪电战策略。但为时已晚。希特勒将德国拖入了不可能获胜的战争之中。

“胜利属于德国”宣传画

在1939年秋季，全世界都将德国武装部队视作世界上最有效率、最守纪律的战斗部队，它在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胜利加强了对它作为一台“庞大机器”而不可战胜的感觉。但是在这种表象后面，德国军队的运作是糟糕的，它的管理方式是混乱的，它脆弱的生命线所依赖的资源是匮乏的。

在理论上，德国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似乎是一台结构十分良好的机器；事实上，它是由相互倾轧的组织和人物构成的混沌。希特勒妄想狂的风格加强了这种混乱。但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在纳粹体制中保持了无可争议的权力。正如战争鼓励了敌对状态一样，战争甚至也增强了他的权力，因为每个人都不得不视他为最高的仲裁者。一位历史学家将纳粹的战争机器描绘为一座“笨重的、六边形的金字塔，希特勒则坐在塔顶”。另一位作家将它比作一个东方的“朝廷，它的统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其阴谋诡计的能力如同一个苏丹统治的国家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它的组织行为机制就带有这样的特点：相互竞争的领地、相互重叠的权限、强烈的嫉妒、来自上层的互相矛盾的决策。

获得十字勋章的德国士兵——十字勋章是对德国军人的最高奖励

关于德国如何进行战争的最突出的事是集中协调的匮乏。德国人从来没有通过一个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机构协调过战争工作。指挥的决策通过希特勒作出的“元首的指示”，以书面形式直接传递给相应的机构。1939年8月30日确实建立了一个叫作国防内阁委员会的专门执行机构；它的常设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由赫尔曼·戈林、威廉·弗里克、鲁道夫·赫斯、威廉·凯特尔将军、瓦尔特·丰克、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组成。但是，这些人之间存在的敌意及缺乏协调阻碍了战略的有效实施。掌权的戈林被证明是狡猾和不可信赖的；他的虚荣和越来越强的毒品依赖，使他根本不适应持久的官僚体制的工作。

自从希特勒将控制武装部队的总统办公室同他自己的总理办公室合并之后，发动战争的正规机构就逐渐成形了。在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就迫使所有德国士兵向他宣誓。1938年，他还攫取了对国防部的控制权，并用新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来替代老的国防部。这个新的组织作为希特勒管理所有军事事务的执行内阁行使职权。就是通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所有的指示不受法律约束，下传到相应的国家部门。

威廉·凯特尔将军

约德尔将军

正如先前所提到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建立于1938年2月，由威廉·凯特尔领导，他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但也是一个希特勒极易控制的没有骨气的人。尽管凯特尔将军拥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首领的头衔，并且与国家部长平级，但是他没有统帅权。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由四个部门构成：一个负责国防军作战指挥；一个负责国外情报；一个负责补给；一个负责一般的军事事务。四个部门中最重要的是国防军作战指挥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都由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负责。约德尔将军是一个富有抱负的、能力过人的、特别忠诚的军官，他拥有丰富的军事才能，他对细节敏锐的观察力得到了普遍的尊敬。约德尔的部门是希特勒军事机器的中心，因为就在这里，所有作战细节被仔细地制订出来，各种命令就是从那里传送到陆、海、空三军最高指挥部来指导战争的进行。下列部门处于约德尔的庇护之下：国防（瓦尔特·瓦尔利蒙负责）、武装部队新闻关系（埃利希·费尔基贝尔负责）、武装部队宣传（哈索·冯·韦德尔）、法律（鲁道夫·莱曼）、军史（瓦尔特·舍夫负责）。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设在柏林蒂尔比茨河岸边，尽管约德尔和凯特尔很快就搬进了新总理府，在那里，他们和希特勒的联络副官鲁道夫·施蒙特上校、戈林的私人联络官海因里希·博登绍茨将军构成了德国的五角大楼。

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之下是各军种——包括陆海空三军——的最高指挥部。反过来说，这些分支机构有各自的部门和管理程序。

这些军事分支机构里都是些训练有素、能干的、富有敬业精神的官员，他们依然表现出第二帝国时代的军事价值观，尽管有些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军官已经皈依国家社会主义了。军事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德国国防部队的组织结构、人事制度和训练优越于大多数其他的军队。1939年士气极度高涨，官兵的技术能力也非常高超。假如这个系统有什么弱点的话，那么它存在于长期以来德国人服从的习惯、对德国人能力过高的估计，以及对敌人，尤其是俄国人和美国人过低的估计当中。

但是，德国军事的弱点不是决定它失败的最终因素：德国人进行战争的致命弱点是战争所依赖的资源匮乏。真相是希特勒没有资源去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尽管在合成能源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德国依然有一半以上的能源供给上依赖于国外进口。各种资源供给各不相同：橡胶够用两个月，镁够用四个月，铜够用七个月，铝够用十二个月，锰够用十八个月，钴够用三十个月。德国几乎45％的铁矿石依然从瑞典进口。冶金领域对国外资源的依赖在有些方面是惊人的：锌为23％，铅为50％，铜为70％，锡为40％，镍为96％，矾为99％。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在铬、钨、钼、钒方面，德国完全依赖从国外进口。

尽管德国是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并且在1933年就大规模地重整军备，但是，它的军备生产能力是受到限制的。装备程度高，但装备生产能力低。格奥尔格·托马将军就主张深度武装的政策，这就意味着大力扩张重工业以确保军火的不断输出，以便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但是，希特勒选择了高程度的装备以支持他的“闪电战”。除了在合成燃油和橡胶领域，闪电战的战术并不要求德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广泛组合。这种战争还保证了后方的安全。消费品继续可以买到，社会混乱被控制在最低的程度，从而制造了和平时代正常生活的幻象。当希特勒耗尽了他廉价的胜利，发现自己与世界的主要强国打起消耗战的时候，他才开始进行全面的战争生产，但已经为时已晚。

希特勒很少想到战争所需要的财政支持。德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在1939年9月几乎消耗殆尽。用来支持金融的方法包括工资的冻结、对烟酒和戏票附加税的征收，以及对收入采取分级征税。纳粹政权通过对消费品的削减控制花费，将花费变成储蓄。它承诺储户的损失将在金融上帮助庞大的战后建设计划，这个计划会使每个德国家庭拥有一栋住宅。

综观1939年德国的胜利前景，我们会发现一幅这样的画面。德国具有最初的优势，因为纳粹政权已经将民众组织起来以符合战争和侵略的需要。作为大规模重整军备的结果，德国人赶上甚至超过了主要的西方国家。从军事战术的观点来看，德国人在逻辑思维和战术思维上也更高一筹，这后来在波兰和西线都得到了证明。最初希特勒面对的是与德国不相上下或者弱小的对手，如波兰、法国、英国、比利时，那时它们在极大程度上既不乐意开战，也没有作好开战的准备。希特勒联合了日本、意大利和苏联，同时美国对他也没有进行干预。这些优势在希特勒战略错误——尤其是对苏联的入侵和对美国的宣战——的冲击下最终发生了改变。德国的弱点变成了致命的负担：拙劣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协调；关键资源的短缺；不一贯的和非理性的领导层；最终还有蓄谋的阻碍和抵制。正如B.H.林代尔·哈特所认为的那样，希特勒具有策略，但不具有理性的宏大策略。他的使命是扩张、征服、对被占领土人民的无情镇压，以及对劣等种族身体上的消灭。无论一般的德国人在执行这些任务时多么具有技巧和能力，这种野蛮的使命将激发整个世界奋起反抗。如果再加上纳粹制度的内在弱点和这个制度所拥有的反社会人物，我们就可以轻易地认识到为什么纳粹的纸牌房不久就轰然坍塌了。

闪电战和胶着战：1939年9月1日—1940年5月10日

德国人在不幸的波兰身上试验闪电战术。闪电战包括运用快速移动的机械化先头部队，采用步兵攻击队及战斗机群支持先行的地面部队这一空对地协同作战的复杂系统。政治上也是战术上的考虑促使了希特勒对闪电战的依赖。当对波兰发起进攻的时候，他知道西部一侧十分危险地过度暴露出来了。对波兰的战争需要一百万步兵、一千五百架战斗机和将近一千辆坦克，他只在西部边境留下一支空架子部队，只有三十二个师，而法国和英国有七十六个师，人数大大超过了德国一方。希特勒猜想他的西方敌人缺乏发动一场对德国协调一致的快速入侵的意志，他指望德国军队的效率能获得在波兰的胜利。巨大而开阔的波兰平原是坦克作战的理想场所，就是穿越了这一开阔的地带德国军队才通向了胜利。1939年9月15日，德国部队深深地插入波兰，以至于害怕被剥夺胜利果实的苏联人从东部侵入了波兰。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描绘的那样，波兰像“一个半熟的鸡蛋”被碾碎了。华沙沦陷，波兰政府流亡英国，胜利者继续分割战利品。

希特勒获得了波兰走廊和但泽城。波兰中心地区的其余部分成为德国的受“保护国”，置于残暴的汉斯·弗兰克管理的所谓督政府的控制下，此人后来由于反人道罪行被绞死在纽伦堡。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斯大林吞并了东部波兰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很快占领了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从而明显将苏联的边境延伸到东部欧洲。希特勒认为苏联的这些所得只是临时交换，在他和西方国家妥协或者击败它们之后就会终止。为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他与苏联缔结了一系列经济上的协议，涉及到大宗的苏联原材料与德国制造品之间的交换，并且包括为在西线发动战争提供经济安全的基础这样的交易。

波兰的迅速战败加强了希特勒对德国战无不胜的信念，并且使他更加大胆地依赖于闪电战，并把它作为赢得这场战争的主要战术。他认为运用旨在瓦解和粉碎临近敌人的快速打击将使他能够扩展自己的经济资源基础，并且获得足够的时间打一场持久战。在战争的初期阶段，这一战术摧毁了英国和法国的意志，掩盖了德国的弱点：不充分的供应系统、贫乏的兵员补充程序和经常性的通讯中断。

在征服波兰仅仅三个星期后，希特勒突然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和平使者，他带着仁慈的和平意图从10月6日开始接近西方国家。正如希特勒所期望的，一旦他的意图遭到拒绝，他就会为进攻法国作好准备。在一封慌忙拟就的指令中（这个指令后面是给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首领凯特尔将军冗长的备忘录），希特勒要求通过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向法国进攻。冬季对法国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似乎是1914年战役缺乏想象的重复，这使将军们大为惊讶，以至其中一些人又认真地打算对此加以抵制。但是，由于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加上进攻一直延迟到次年春天，这样，不满的将军们打消了他们的阴谋计划。

德国第八军团行进在华沙街头

希特勒闪电战术的迅疾使西方国家大为惊讶，它们几乎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法国人认定也许什么也不做是最好的回应，他们在坚固的马其诺防线后面大挖壕沟，等待着德国的进攻。西方国家的首都将儿童和妇女大规模地疏散到乡村，在最初一阵惊恐之后，人们又逐渐地放松起来，生活似乎回到了正常状态。炸弹没有落下，大多数人预计的恐怖毒气攻击也没有发生。闪电战变成了与德国人的胶着战。德国人隐藏在自己的齐格弗里德防线后面，面对着在马其诺防线后面大挖壕沟的法国人。

在征服波兰之后，希特勒一直处于神经紧张状态，他知道只有在法国和英国被彻底击败之后他发动的战争才会真正获胜。在波兰获得的难以估价的经验使得数年苦心经营的军事准备取得了最高的成就，它支撑着希特勒的信念：德国的武装部队在战术上优于同盟国能够投入战争的任何部队。但是，希特勒也觉得德国的军事优势并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他必须在对手还没有积聚力量与他对抗的时候快速地发起攻击。

一名瑞士士兵在德瑞边境线上警戒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希特勒的将军们，尤其是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企图劝阻他不要对西方立刻发起进攻，他们列举了各种技术上的问题以使希特勒相信德国军队没有作好与英法联军作战的准备。在布劳希奇和哈尔德的后面，1938年反对希特勒的力量再次聚集起来，开始重新商讨政变的可能性。希特勒很快就解决了这次挑战。他将布劳希奇召到总理府，给了一顿痛骂。胆怯的陆军总司令差点精神崩溃，他立刻和所有阴谋组织脱离了联系，并且顺从了这一事实：陆军司令部必须服从希特勒的军事指挥。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当希特勒推迟了最初安排在11月的第二个星期对法国的进攻时，正在积聚的反对希特勒的阴谋也崩溃了。

在高军阶的将军们讨论除掉希特勒的可能性的时候，1939年11月8日，一名卑微的木匠约翰·格奥尔格·埃尔塞在伯格布劳克勒啤酒屋竟然安装了一枚炸弹企图将他炸死。埃尔塞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谦逊的流动工匠，修理家具和时钟机械。尽管他在20年代短时间地参加了军事共产主义组织，但是他是一个温和的工会分子，强烈地信仰人类的尊严和社会的平等。他对纳粹的侵略政策十分吃惊，因为他感到这一政策会使德国进入另一场悲剧之中，他坚决认为阻止这场大灾难的唯一方法是刺杀希特勒。他知道希特勒每年都会在伯格布劳克勒演讲，然后参加对1923年11月9日死去的英雄的追思活动，庆祝1923年啤酒屋政变周年。他在小心地检查过啤酒屋之后，决定将炸弹安装在位于演讲坛后面木质面板的柱子当中。他移居慕尼黑，在啤酒屋吃饭，在啤酒屋关门之前不久藏身于储藏室。别人都离开之后，他就出来对柱子工作几个小时。每天晚上，他都在水泥柱子上钻孔，仔细地将碎石装入袋子。同时，他非常专业地掩盖他的工作，没有人注意到柱子被动了手脚。埃尔塞在1939年8月5日开始工作；11月6日，他装了炸弹，并将爆炸时间定在11月8日晚上九点二十分，这是希特勒准备演讲的时刻。但是，坏天气导致希特勒取消了飞往柏林的计划，不得不改乘火车。因为这个原因，希特勒决定缩短行程，只演讲一个多小时，在炸弹爆炸前十三分钟离开了现场。六位老战士和一名女招待被炸死，六十三人受伤，其中一人后来也死去。

希特勒逃脱了第一次重大的谋杀。埃尔塞在逃亡瑞士边境的路上被逮捕，他供认自己是单独行动的谋杀者。但是希特勒和盖世太保不相信他；他们怀疑这是一起涉及到英国情报部门的案件，因为两个英国间谍S.佩勒·贝斯特上尉和R.H.史蒂文斯上尉正好在荷兰边境被捕，他被认定卷入了刺杀希特勒的阴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埃尔塞和两位英国间谍被作为“特殊囚犯”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盖世太保认为埃尔塞迟早会招供他是受雇于英国的。在数年刑讯逼供之后，1945年4月9日，埃尔塞最终还是在达豪集中营里被杀害。

同时，希特勒依然全神贯注于对西线的进攻，德国的高层指挥忙于入侵的会议和计划。最初的计划在哈尔德的支持下由总参谋部拟订，它要求德军穿过比利时中部发起主攻。这个任务交给了由费多尔·冯·博克领导的B集团军，同时，格特·冯·伦德施泰特领导的A集团军在博克的右翼进行第二次打击，穿过阿登森林。但是，伦特施泰德的指挥官埃利希·冯·曼施泰因激烈地认为，这个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施里埃芬计划的苍白重复，因此不可避免地会被法国人所预见。在对整个计划进行富有才华的修正当中，曼施泰因认为主攻的目标应该穿越阿登森林，这是一个密集的森林地区，被普遍认为装甲部队无法穿越。

费多尔·冯·博克元帅

对曼施泰因建议的争论还在继续的时候，一个意外的事件迫使人们接受了穿越阿登森林的计划。空军少校赫尔穆特·赖因贝格尔被派遣给库尔特·斯图登将军做参谋，帮助制订在荷兰和比利时作战的空运计划。1940年1月10日，因暴风雪他被迫降落在比利时默兹河畔梅舍伦小镇附近。赖因贝格尔携带着最高机密的地图和有关在西部即将进行空运的命令。尽管他企图焚毁这些文件，但是，在他被比利时当局逮捕的时候，只有部分文件得到了销毁。逮捕他的人发现了充分的证据显示了德国人计划的主攻目标，尽管他们也怀疑这些计划可能是故意的骗局。

埃利希·冯·曼施泰因元帅

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元帅

希特勒最终决定给予曼施泰因的非常规计划以支持，将重心从A集团军转移到B集团军。回头看来，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穿越比利时的主攻直接遭遇了法英最有实力的军队和其他一大堆障碍，包括河流、运河、堡垒和城市。这样的进攻可能会使德国人获得佛兰德斯地区，但是并不能实现德国人最主要的目标，即切断同盟国的交通，并阻止同盟国部队的退却。严酷的战线使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景，这场战争将会保持一系列的进攻和反攻，德国人可能会再次在拉锯战中消耗殆尽。

传统的军事思维不相信成功突破阿登森林的可能性，但是曼施泰因和古德里安认为这一地形不是不可穿越的，任何困难都会被出其不意所抵消。一旦大批的德国坦克走出森林覆盖的阿登，并穿过默兹河，就会发现自己出现在佛兰德斯平原，这是一个理想的坦克作战地形，离海岸线只有一步之遥。

古德里安在指挥坦克作战

与德国攻击性的计划相反，法国的战略思想完全是防护性的和无功效的。法国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将军建议以得到加强的强大左翼来支持比利时，从而能够以同样的军力回击他所猜想的德国人的主攻。在南部，他只是安置了象征性的军力，而且装备也十分简陋。因此，甘末林使得防卫的关键地带变得十分脆弱，德国人如果能够突破阿登森林的边缘，就能够轻易地进入同盟国的后方，瓦解它们的联系，使它们陷入包围之中。

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孩子们依然在废墟边上课

1939年11月，俄国人企图扩展他们对波罗的海的影响范围，向芬兰发动了进攻。但是，芬兰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击退了准备不够充分的苏联部队。芬兰是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与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获得了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芬兰人还是不得不逐渐向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俄国人屈服，签署了一个和平条约。这个条约将卡雷利亚地峡、维堡城这样的战略要地，以及汉戈这样的海军基地割让给苏联。这实际上是将苏联的边境向西推进了七十英里，并且缓解了列宁格勒的压力。

直到这个时候，同盟国依然沿着一条完全被动和消极的道路行进，看上去更像是旁观者，而不是交战国。希特勒在东部灭绝波兰人，与此同时，在帮助盟国波兰的问题上，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军事方面无所作为。在希特勒占领波兰的时候，假如它们能够用自己可以调动的一切力量对鲁尔地区发动进攻，那么，它们是可以重创德国的，也许可以迫使希特勒请求和平。但是，这类事件并没有发生。另外，希特勒在东欧压倒一切的胜利在西方制造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德国军队是战无不胜的。这无疑又在法国强化了潜在的失败主义观点：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在所难免。西方国家不断地发现自己处于接二连三的事件当中，对敌人的主动挑战作出了消极的反应。芬兰提供了另一个例证。在是否向同俄国人作战的芬兰人提供援助，并利用这次机会控制挪威的纳尔维克港、瑞典的铁矿区（获得瑞典的铁矿石对德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反对者认为，进攻中立国家是对国际法的侵犯，并且芬兰从没有首先提出帮助的请求。当芬兰要求苏联休战的时候，这一计划被舍弃在一边。后来，西方国家推行了早些时候由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的一个计划，在挪威海岸布设水雷，但是，到那个时候，希特勒已经采取计划击溃他的对手了。

当芬兰战争依然在猛烈进行的时候，海军上将埃利希·雷德和德国海军紧密监视着挪威海岸线，预测同盟国可能对挪威的进攻；因为它们想支持芬兰人，并且使德国人不能在瑞典基律纳获得大量的铁矿石供给。迄今为止，希特勒并没有在战争中赋予德国海军重要角色。1939年8月，他允许战列舰“格拉夫·斯皮”号和“德意志”号起锚进入北大西洋，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与英国舰队交战。希特勒还让潜艇处于待命状态，下令不要袭击同盟国的船只。但是，当西方国家拒绝和谈的时候，他同意对所有同盟国海军部队发起全面进攻。

希特勒对大海没有真正的感觉，他完全不熟悉海军作战，因此很少干预海军事务。1939年12月，他命令对如何从海上对挪威发起进攻进行研究。通过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海军上将雷德开始与挪威纳粹党领导人维德昆·吉斯林接触，他表示在德国帮助下，他能够在挪威举行一场暴动。希特勒在12月接见了几次吉斯林；但是，希特勒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一些事务上。一次巨大的打击损害了自尊心，从而改变了他对挪威的看法。1939年12月13日，“格拉夫·斯皮”号被英国的三艘巡洋舰围堵在乌拉圭海岸，并受到严重创伤。在亲英国的蒙得维的亚避难三天之后，舰长汉斯·朗斯多夫决定拆除军舰，此事令西方国家大为高兴。1940年2月，一直陪伴着“格拉夫·斯皮”号的供给舰“奥尔托马克”号在挪威水域被英国的驱逐舰捕获，它所运载的三百名早些时候被“格拉夫·斯皮”号逮捕的英国水手全部被释放。希特勒命令对挪威和丹麦发起进攻，将全权指挥权交给尼古劳斯·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

1940年4月9日，德国军队从停泊在哥本哈根的煤船中出现，他们接管了这座城市和整个丹麦。同时，德国的运煤船在德国海军的陪伴下向纳尔维克、特隆赫姆、斯塔万格进发。在德国船只将军队运输到沿海战略要地的同时，飞机将伞兵空投到挪威的主要城市——奥斯陆、特隆赫姆、卑尔根、斯塔万格和纳尔维克。到4月9日夜晚，挪威的大部分地区控制在德国军队手中。但是，在纳尔维克，德国海军承受了巨大的损失，运载爱德华·迪特尔将军的两千名山地士兵的十艘驱逐舰与英国海军交战。在巨大的暴风雪中，五艘英国驱逐舰穿越了德国驱逐舰停泊的海湾，并且将它们全部击沉。希特勒命令迪特尔将军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纳尔维克，但是迪特尔将军最终突破了同盟国军队设置的陷阱退到了瑞典。当希特勒在法国击败同盟国军队的事实越发明显的时候，在挪威的英国远征军撤出了纳尔维克，迪特尔将军回到纳尔维克，挪威和丹麦才完全被纳粹所控制。在挪威，政府实际上交给了吉斯林，他的名字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挪威王室逃离了这个国家，但是在丹麦，王室成员成了纳粹占领军的俘虏。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当中，只有瑞典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了脆弱的中立。

针对西方的战争

1940年5月10日清晨五点三十五分，希特勒发动了对西方的进攻，向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不宣而战。坦克编队和摩托化步兵团聚集在这些国家的边境。按照冯·克莱斯特将军的话来说：“假如装甲集团单列成一条线，它的尾巴一直可以延伸到东普鲁士的柯尼希堡，而它的头部在特里尔。”在对西线军队的每日命令中，希特勒说：“为日耳曼民族的未来决战的时刻到来了……今天开始的战争将决定下一个千年日耳曼民族的未来。”

一名法国男人看到溃败的法国军队途经马赛时流下了眼泪

德国发动的战役的最初所向是从陆地和空中打击荷兰，它被设计得犹如一场娱乐游戏。德国伞兵从天而降，占领包括海牙、鹿特丹的主要神经中枢，控制重要的桥梁、城镇和机场。为了恐吓荷兰人迅速投降，德国空军进行了几次毁灭性的袭击，尤其是针对鹿特丹。当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一波又一波地毁灭这座城市，全世界为之震惊了。在德国空军捣毁了荷兰的防卫、伞兵控制了战略要地的同时，德国常规军从东部进入荷兰，引发了普遍的恐慌、混乱和道德沦丧。到入侵的第三天，德国装甲师在鹿特丹与空运的部队会合。两天后，也就是5月15日，荷兰向德国投降，威廉敏娜女王和荷兰政府逃往英国。

对比利时的征服几乎同对荷兰的征服一样也十分顺利。在1920至1936年期间，比利时和法国结盟，但是希特勒对莱茵兰地区的重新军事化没有遭到反对，这使比利时人相信法国是一个可疑的盟国，也许中立是避免德国另一次攻击的最安全的方法。但是，比利时人没有作好准备，马其诺防线是用来保护法国边境的，因此没有沿着比利时边境延伸。

对比利时的进攻是由瓦尔特·冯·莱希瑙将军指挥的第六军团担负的。它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横跨阿尔伯特运河上的两座大桥，以及比利时最新也是最牢固的边防堡垒——埃本·埃马尔。这个堡垒位于靠近默兹河和阿尔伯特运河交汇处的马斯特里赫南部几英里。比利时人希望坚固的堡垒至少能阻挡德国人的进攻两个星期。但是，正如在荷兰一样，桥梁和诸如埃本·埃马尔这样的堡垒都在伞兵大胆的夜袭中被占领。桥梁没有受到丝毫损伤，埃本·埃马尔堡垒被一个只有八十人构成的滑翔分遣队所夺取，他们降落在堡垒的顶部，困住了一千二百名堡垒的守卫者，直到德国的正规步兵团迫使这些守卫者投降为止。在获得了比利时防卫的关键所在之后，德国开始涌入西部比利时，向代尔河防线推进，在那里，退却的比利时人和法国及英国的军队会合在一起。对于同盟国的军事指挥官来说，德国的战略似乎是1914年攻势的再次上演，德国军队穿过低地国家的平原进入法国。但是，对西部比利时的进攻仅仅是一个假象；真正的进攻在丘陵起伏、树木丛生的南部比利时的阿登地区。因此，当同盟国的军队准备对付德国军队对中部比利时代尔防线的主攻时，伦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尤其是古德里安的装甲师——正急速地穿过树木丛生、丘陵环绕的南部比利时。当希特勒的传令官告诉他同盟国的军队已经上了圈套的时候，他兴奋不已。后来希特勒回忆道：“当敌人沿着整个前线行进的消息传来时，我兴奋得流下泪来。他们落入了我的圈套。就我们来说，向列日推进只是我们的诡计。我们必须让他们相信依然恪守着过去的施里芬计划。”

在进攻展开的第四天，冯·克莱斯特将军的几个装甲师——其先头部队由大胆的古德里安领导——穿过法国边境，直奔色当附近的默兹河岸。传统的战略会暂时缓口气等待后续的步兵和炮兵，以确保成功地渡河。但是，古德里安决定立刻渡过默兹河，在古德里安以西四十英里由埃尔温·隆美尔指挥的小股部队也是这样做的。5月14日，古德里安的三个装甲师安全渡过默兹河，击退了一支虚弱的法国军队的抵抗。然后，古德里安的装甲车一路向西，碾过了默兹河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通往英吉利海峡海岸的道路洞开了。

古德里安将军

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和希特勒在兴奋之余也被这一出乎意料的好运弄得有点不安。伦德施泰特希望在他的左肋进行一次猛烈的冲击，但是没有任何反应。古德里安热切地赞同恢复追击，让法国人疲于奔命，他成功地让希特勒同意他扩大立足点。这正是古德里安一直等待的向前推进的借口。5月16日，他扩展了自己的立足点，并且向西朝瓦兹推进了五十英里。他大胆的主动进攻给其他紧随着他的战车车轮的指挥官一个信号。德国坦克现在行进在比利时境内同盟国左翼之后的宽阔走廊中。

法国装甲部队惊慌失措，毫无效率，大部分缺乏协调，德国的坦克师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法国人丧失了机动性。德国人攻击的速度使他们完全失去了平衡，他们依然不知道这次进攻的目标是巴黎还是英吉利海峡海岸。要不是这种混乱如此具有悲剧性的话，它就是充满喜剧色彩了。正如克莱斯特将军所报告的那样：

当我的一位参谋给我带来法国广播电台的一段摘要时，我正在朝大海的半途中。这个摘要说位于默兹河的第六军团的指挥官已经被解职了，吉罗将军接任了这个职位。我正在读这一摘要的时候，房门打开了，一名举止优雅的法国将军被带了进来。他自我介绍是“吉罗将军”。他告诉我他正乘坐装甲车视察他的军队，发现自己处于我们的军队当中，他没有想到我们的军队进军如此神速。

法国最高指挥部的瘫痪和士气低落渗透到陆军部队当中。英国将军阿兰·布鲁克斯称法国军队是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也许这一评判是刻薄的断言，但也是有合理性的，因为法国军队的战斗精神确实是令人吃惊的退化。不仅德国的坦克撕破了法国人的防线，而且德国空军完全控制了空域，随意地轰击着退却的法国军队。法国的公路上四散着丢弃和毁坏的设备，到处是向南方逃难的难民，他们阻碍了自己部队的行进。同盟国之间的联络实际上已经崩溃，尤其是在法国人将司令部迁移到布里亚尔之后更是如此。在那里，只有一条电话线将法国最高指挥部同他的部队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在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间这条电话线切断不用，因为这时接线小姐要享用午餐。

法国人被奇袭制服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依然在心理上依赖于牢固的防线，并且认为可以将德国人控制在北部的河流上。正如利德尔·哈特尖锐地评述的：“法国人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缓慢运动方法的训练，在心理上不能适合新的速度，它使法国人普遍陷入瘫痪。法国人致命的虚弱既不是装备的数量，也不是装备的质量，而是理论上的。”甚至德国人都不敢完全相信装甲师的成功。当事态进行得如此顺利的时候，他们怀疑这里一定有诈。5月17日，希特勒临时决定暂停向西的进攻，直到第十二军团到达，并在安纳河构成一个保护盾牌。如果采取协同抵抗策略，法国人应该可以稳住阵脚，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古德里安在收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之后几乎辞去了他的职务。到5月20日，他攻占了亚眠，到达阿布维尔城外的海边。

当古德里安靠近英吉利海峡港口的时候，他的坦克在英军的屁股后面横冲直撞，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而这支英军正在比利时和博克的陆军较量。5月22日，布伦被德国装甲部队所隔离；5月23日，加莱也被占领。在短短的五天内，德国人穿过索姆峡谷抵达英吉利海峡海岸，完成了对在比利时身陷困境的同盟国军队的包围。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军队被推向大海，那里只有两个港口——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依然是开放的，可以作为逃跑的通道。古德里安离敦刻尔克只有十英里，并且支撑其右翼的莱因哈特的装甲部队到达了运河，在艾尔、圣奥美和格拉夫一线建立了三个立足点。敦刻尔克成为身陷包围的英法联军最后逃窜的港口，正当古德里安准备发起最后进攻的时候，希特勒取消了这次行动，使得注定灭亡的敌人得以逃亡，也许还可以来日再战。

用什么可以解释元首会作出如此难以解释的命令？直到陆军跟进保护装甲部队暴露的侧翼之后，希特勒才愿意进军到英吉利海峡海岸。他担心法国人可能会在索姆河设立新的防线。他告诉他的将军们在佛兰德斯的战争实际上已经获得了胜利，现在他们应该全神贯注于法国的战争。

5月24日，希特勒在离比利时边境大约二十五英里的明斯特艾弗尔——西线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召见布劳希奇，告诉他：伦斯德将军同意了自己的计划，已经停止了坦克的前进，并重新组合向巴黎挺进。布劳希奇提出了严厉的抗议，指出伦德施泰特将军的坦克离敦刻尔克只有十四英里，在包围英国军队方面处于极好的位置，而博克的军队离敦刻尔克依然还有三十四英里。但是，希特勒极端低估了让二十万英法联军逃窜的潜在危险性，他提醒布劳希奇：对于法国来说，真正的战争并不在敦刻尔克。

敦刻尔克撤退的英军涉水走向船只

希特勒相信博克的军队可以应付敦刻尔克之战，因此无须将装甲部队暴露在这个运河密布的国家当中。他根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认为坦克在佛兰德斯是无用的。另外，赫尔曼·戈林使希特勒相信空军将阻止受困的英法联军所有大规模的逃窜。英国两个坦克营在阿拉斯对德国向敦刻尔克挺进部队的侧翼进行了一次小型抵抗，按照利德尔·哈特的看法，这使得希特勒相信他应该保护自己的重型装甲部队。最终，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停止进攻的命令是一个策略，能够使他在未来与英国进行谈判，达成妥协。但是，似乎更为可能的是希特勒的这一命令是出于军事上的原因，尽管它是错误的。空军被证明并不能在敦刻尔克海岸毁灭英国的远征军。这是因为一段时间里出现了恶劣的天气，而且当飞机发动攻击时，炸弹落在松软的沙滩上，只形成极其微小的伤害。另外，英国的战斗机在海面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巡逻，击落了大量的德国飞机。因此，希特勒停止进攻的命令加上空军虚弱的表现，使得英国能够利用一切船只——常规的海军舰船、伦敦码头大客轮上的救生船、泰晤士河上的拖船，以及各种私人游艇、钓鱼船、驳船、大型游船，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凡是海岸边一切可以运用的船只——将人员加以疏散，将近八百六十只船被用于解救受困于敦刻尔克的英法联军。

总共有三十三万八千名英国和同盟国的士兵在敦刻尔克得到了疏散，其中绝大部分是法国人。只有两千人在途中因沉船失去了生命。假如敦刻尔克不是同盟国的奇迹，那么，它确实代表了导致德国最终战败的几个错误中的第一个错误。确实，希特勒得到了大量英国远征军丢弃在海滩上的设备，但是，有什么可以和“拯救一支军队相比拟呢？依靠它的核心和结构，英国能够独自建立自己未来的军队”。

德国在法国的最后战役发生在1940年6月5日，也就是在夺取敦刻尔克的第二天。德国人对整个前线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他们很快将进攻从西北部调整到南部，在那里，替代甘末林的新法军总司令马克西姆·魏刚企图建立一条漫长的前线，它从索姆河一直延伸到安纳河。法国人设法组合出六十六个师，但是其中有十七个隐藏在牢固的马其诺防线，作为新前线的最后一环。同盟国新的前线比过去的漫长，但是要脆弱。另外，法国失去了三十个师，而且只能指望两个英国师的支持。

德国人为最后对法国的进攻使用了三个集团军的所有部队。由博克领导的B集团军被指派首先对索姆河下游发起进攻；由伦德施泰特指挥的A集团军将跨越安纳河；最后，由威廉·里特尔·冯·莱布指挥的C集团军将从齐格弗里德防线后面出现，向马其诺防线发起攻击，将残存的法军牵制在前线的远东地区。装甲部队再次得到运用，十分之六的装甲部队划给了博克。在索姆河下游，霍特指挥着第五和第七装甲师；中部面对的是佩罗纳—亚眠地区，有克莱斯特的四个装甲师，同时古德里安的四个装甲师面对着安纳河。

博克的B集团军在1940年6月5日对索姆河下游发动了进攻，但是，法国人顽强的抵抗使这条战线坚持了两天。但是，在博克的最右翼，隆美尔的装甲师在第三天突破了法国的防线。在一个集天才与灵活于一体的大胆行动中，隆美尔的坦克通过两座狭窄的铁路桥越过了索姆河，法国人没有破坏这两座桥的目的是为了未来的反攻，他们以为桥面承受不了重型坦克。隆美尔拆除了铁轨和枕木，沿着狭窄的路基，将他的坦克和运兵车直接送过了两座铁路桥，仅损失了一辆坦克。隆美尔的坦克及跟进的其他德国部队，现在可以如潮地穿越这个洞口。6月8日，隆美尔以快速进攻打破了防卫的均衡，深入混乱的法国防线四十九英里，到达了安纳河南段的卢昂。隆美尔没有理睬匆忙积聚起来的法国人的防御，命令他的装甲师直奔英吉利海峡海岸。6月10日，他到达靠近圣瓦雷里的海岸，切断了退却的法国第十军，迫使它在6月12日投降。

尽管隆美尔的突破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发自索姆河右翼的进攻遇到了殊死抵抗。直到6月8日，克莱斯特装甲部队的左翼才击破法军在亚眠的防线，向南朝奥斯尼河的下游地区挺进。自从伦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在安纳河一线获得了快速突破之后，德国最高统帅部在6月9日决定将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移交给古德里安，以扩大他在安纳河的突破口。八个装甲师沿着莱姆河两侧向南开进。古德里安的右翼6月12日夺取马恩河畔的夏隆，6月17日夺取弗朗索瓦省的维特里，6月14日夺取夏芒，6月15日夺取萨奥尼河。7月17日，古德里安到达了瑞士边境的庞塔里埃。当古德里安将庞塔里埃的陷落电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时候，回复有些怀疑。“你们的信号是错误的，”并且指出，“估计你是指萨奥尼河畔的庞泰勒尔。”由于庞塔里埃离萨奥尼河有六十英里，古德里安也仅在一天前跨过这条河流，因此德国最高统帅部对将军的断言表示怀疑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古德里安以无可争议的证据回电道：“毫无错误。我就在瑞士边境的庞塔里埃。”古德里安的大胆和独立性再次击败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小心。他和也用坦克穿越难以置信的路程的隆美尔一道，成为西线战役的主要英雄。他恰如其分地获得了“快速海因茨”的绰号。

古德里安对庞塔里埃的占领孤立了依然在马其诺防线抵抗的法国部队。他命令他的坦克向北进入孚日和阿尔萨斯，与莱布指挥的C集团军紧密合作攻击马其诺防线。6月19日，基希纳的第一装甲师与弗里德里希·多尔曼将军的第七军会师，并且将四十万法国军队围困起来。

随着魏刚脆弱的索姆河和安纳河前线的崩溃，法国政府放弃了巴黎，德国人于6月14日占领了这座城市。6月16日夜晚，法国总理保罗·雷诺辞职，并要求贝当元帅组织一个新的政府，主要目标是与德国谈判，签订停战协议。

当希特勒听到贝当元帅希望停战的消息时兴奋得蹦了起来。但是，瞬间的愉快很快就被更为强烈的复仇情感所取代。他决心让法国人体验1918年11月在香槟森林德国代表团被迫承受的同样的耻辱。因此，他作出指示：将1918年费迪南·福煦元帅在其中向德国代表团指定停战条款的木制餐车从巴黎博物馆中取出，放在香槟森林同样的地点，这个地方靠近法国停战纪念馆。

对于希特勒来说，这场胜利是个人胜利和复仇的历史时刻。温暖的6月，香槟森林中巨大的榆树和松树构成一片小小的空旷之地，希特勒从自己的大轿车里走出来，想到将要向法国人指定停战条款，心里涌动着满意的潮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威廉·夏勒目睹了这一事件的过程，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希特勒胜利的历史瞬间，描绘了希特勒在参谋的簇拥下大踏步地走着，以挑衅的姿态“将整个身体和当时的心情和谐地融为一体”，他手叉着腰，耸起肩膀，两腿分得开开的。夏勒的描绘是正确的：“希特勒已经到达他流星般生涯的最高峰”，并且为1918年的失败复了仇。

尽管这个停火协议的实际条款留了一线希望，因为并非法国的所有领土都被德国占领，但依然是极为严苛的。只有法国西北部成为被占领土，其余部分依然处于贝当元帅的控制之下。希特勒甚至愿意放弃德国对法国舰船和殖民地的要求。法国解除了武装，遣散了军事人员，并同意向德国支付占领的费用，直到战俘释放、和平到来为止。贝当政府在未占领区寻找适当的首都，最终选择了疗养胜地维希。一旦英国被击败，法国政府被允许回到巴黎。

同时，巴黎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万字徽旗在埃菲尔铁塔顶上飘扬。6月23日，希特勒在他喜欢的三位艺术家——建筑师埃伯特·施佩尔和赫尔曼·吉斯勒、雕塑家阿诺·布雷克尔——的陪同下到达巴黎，参观了主要的景观。元首的随从参观了现代巴洛克歌剧院、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带着敬畏的心情在拿破仑墓流连；满怀激情地赞美协和广场宏伟的背景。最后，他们来到蒙马特高地，但是希特勒发现圣心教堂非常乏味。三个小时之后，希特勒完成行程。他现在是大陆的君王和主人，处于权力的顶峰。德国内部的反对派从战争开始一度不断涌现，现在绝大多数安静下来了。在大多数德国人眼里，希特勒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领导人”——这是凯特尔1940年6月痛哭流涕的赞美。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同盟国军队是脆弱的，而且缺乏领导；曼施泰因使阿登战役成为一个战争的概念；机动的坦克战是前卫的军事理论家大脑里的产物。但事实依然是：希特勒在很早之前就识破了敌人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虚弱，对曼施泰因给予有力的支持，同时在德国军队内部对依赖装甲部队还存在着相当的反对意见的时候，他就认识到德国的陆军应该得到装甲师的支持。正如阿兰·布洛克所认为的那样：“假如希特勒要对德国军队后来的灾难负责的话，那么，他有资格对1940年的胜利分享主要的功劳。德国的将军们对此无功也无过。”这是一个被充分采纳的观点，但是，布洛克认为，将军们无功也无过是值得争议的。事实上，将军们既有功又有过。军队对早期的胜利是有功劳的，同时，希特勒干预和错误安排对后来的失败也负有责任。

法国突然而灾难性的失败在西方国家当中散布了沮丧的气氛。它们在疑问：一个伟大的国家如何可能忍受这样耻辱性的失败，如何可能在几个星期里就被完全粉碎？在寻找替罪羊的行动中，许多法国人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德国人如出一辙。他们坚持认为，他们不是被击败的，而是被出卖的。但是，事实是更为庸俗的。毫无能力的将军们和毫无生气的政治家们领导着法国人。当德国的军事铁锤出乎意料地、压倒一切地砸下来的时候，结果只能是恐慌、退却和军事上的失败。

英国之战

1940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绥靖者内维尔·张伯伦的无能政府陷入耻辱。温斯顿·丘吉尔曾经预言性地警告过德国的危险，现在这一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他成为首相和孤立的、麻烦丛生的英国的领导人。丘吉尔是一个具有勇气、韧性、伟大的政治才能及卓越雄辩能力的人，希特勒发现了强硬的对手。

1940年夏天，英国是一个受到围攻的岛国，正为生存而战。它十分孤立，几乎没有什么生存机会。唯一的希望在于能够经受住希特勒的暴怒，进而找到强大的盟友。对于希特勒来说，法国的突然崩溃使他无仗可打。早在1924年，希特勒出版《我的奋斗》的时候，他就坚持认为英国是德国的天然盟友，作为对自由地控制大陆的报答，他乐意给予英国对海外的自由控制。元首的这种观点部分可以解释他并没有全身心地积聚入侵的力量，以及1940年夏、秋两季在对英国的轰炸时所持的并非一致的态度。希特勒对英国从来就没有施行全面的战争；他希望英国最终认识到持续这场无法取胜的战争的无效，从而最终与德国达成和平协议。

德国轰炸机在泰晤士河上空

但是，英国人没有这样做，于是他命令德国最高统帅部制订一个名叫“海狮”的入侵计划，计划要求用九万人的军力乘坐大约一千条大小不等的船登陆到英国海滩。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所面临的问题是，在1940年夏天，德国的海军根本就没有水面舰队，它的大部分大型船只都在挪威战役中损失了。另外，德国的海军几乎没有两栖登陆的经验。尽管希特勒设想有一个庞大的海军，但是海军的建设进程时断时续。同时，希特勒命令对英国最初的进攻由空军完成，这一想法的出发点是在大举进攻之前弱化英国的防卫系统。因此，1940年夏天，帝国元帅戈林聚集了庞大的战斗机群和远程轰炸机群，其目的是摧毁英国的军火工业，并且威胁其民众屈服。尽管德国的军力几乎是英国的两倍，但是，在这场著名的英国之战（1940年8月—9月）中，心理优势明显在英国一方。英国人保卫着祖国以抵御外来的入侵。一段贴在公共汽车上的伦敦方言很好地表达了这种倾向：“你们还有什么可怨？我们已处于绝境，是不是这样？我们正在家门口打仗，是不是这样？”英国人还有其他一些优势：他们拥有雷达，这使得他们的战斗机能够预先获取即将到来的进攻警报；他们能够制造和德国人一样多的飞机（一个月超过六百架），并且他们的飞机——尤其是“喷火”和“飓风”飞机——在技术上优于德国的“梅塞施密特”或“斯图卡”。最终，按照英国空军元帅休·道丁的话来说，英国是幸运的，因为它拥有一位一流的战略家，他的耐心、勇气及思维的敏捷都与帝国元帅戈林神秘莫测的个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伦敦空战的场景

被炸毁的考文垂大教堂

丘吉尔视察被炸毁的伦敦城南住宅

躲避轰炸的德国儿童

假如德国人集中所有的力量攻击英国的飞机场和飞机，也许可以击溃皇家空军。但是，戈林将德国对机场的攻击变为对港口、造船厂及一些主要城市的攻击。对英国的最后一波攻击发生于9月7日到11月13日，这就是著名的大规模空袭，主要是针对重要的工业中心，如伦敦和考文垂。在整个9月，德国的战斗轰炸机每天晚上都对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发起空袭。这些恐怖进攻非但根本没有摧毁英国民众的意志，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抵抗决心。

对德国最高统帅部来说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英国不可能在空袭下屈服，每天的生命和材料损失极为巨大。根据战后英国的数据，到10月底，皇家空军共击落德国战斗机和轰炸机一千七百三十三架，而英国的战斗机共损失九百一十五架。这样的损失对于德国最高统帅部来说是非常昂贵的，这也为海军领导人推迟入侵的建议提供了恰当的辩解。因此，在10月12日，希特勒将“海狮”计划无限期地束之高阁。现在回过头来看，英国之战对所有英国人来说是一场英雄的行为，尤其是对几千位战斗机飞行员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每天进行着胶着的混战，将力量用到了极限，能以将近二比一的比例击落德国的飞机。正如丘吉尔所言：“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从这么少的人那里得到如此巨大的恩惠。”

地中海战场：巴尔干和北非，1940—1941

尽管希特勒依然认为德国只有消灭了西方，才能对苏联发动攻击并最终战胜它，但是，他现在说服自己的是：英国从大陆的撤出意味着德国的西侧不再有任何危险。由于不能用空袭使英国屈服，他就决定先征服苏联，然后用它巨大的资源打击英国，使英国俯首称臣。甚至当英国之战正酣的时候，希特勒就不再疑虑：苏联而不是英国是德国的首要敌人。1940年6月中旬，苏联占领了波罗的海各国，希特勒认为这是对芬兰和波罗的海的威胁。6月28日，斯大林还从罗马尼亚那里吞并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希特勒十分清楚与苏联算账是不可避免的。1940年8月14日，十四位新陆军元帅手持元帅杖聚集在总理府，希特勒坦率地告诉他们他准备同苏联决战。

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了三国条约，这个条约的目的是在欧洲和远东的“大东亚”建立“新秩序”。三个国家同意相互支持，共同反对加入英国一方的国家，尤其要包括潜在的亲英国家的名单中的苏联。人们也十分清楚这项条款也包括美国在内。尽管在最后一刻德国人将三国条约的情况告诉了苏联人，但是斯大林相当惊讶，他怀疑三个国家迟早要来反对他。为了欺骗斯大林，希特勒暗示没有不让苏联人加入三国条约的任何理由。莫洛托夫被邀请前往柏林讨论条约和其他有关德—苏关系的主要事务。事实上，希特勒正悄悄地忙于入侵苏联的准备工作。当1940年11月12日莫洛托夫到达柏林的时候，他的德国主人妄称与英国的作战进行得很好。他们希望苏联加入三国条约，根据明确的地缘政治的影响范围划分世界。按照这一幻想，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向南进入非洲，苏联人进入近东和印度洋，日本人夺取南亚和东南亚。莫洛托夫没有相信这些玄虚的幻想，他固执地坚持于具体的现实问题：德国在芬兰和巴尔干地区想要干什么？在欧洲的“新秩序”意味着什么？这次会晤不仅没有收获，反而加深了业已存在的猜疑。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之间举行的一次古怪的会议最终结束了这次会晤。这次会议在一个因英国皇家空军夜袭柏林而建立的防空掩体中进行。据说当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对莫洛托夫说：“现在我们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不去分割呢？”莫洛托夫回答道：“英国人会怎么说？”里宾特洛甫说英国不再是一个强国，对此莫洛托夫给予了一个有名的回击：“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躲在这个掩体里？这些落下的炸弹是谁的？”莫洛托夫和斯大林都不相信希特勒对北非的妄想，但是斯大林并不怀疑希特勒正在迅速地准备向他发起进攻。到1941年6月入侵的时候，斯大林还在尽力安抚希特勒；他甚至提高经济供应的程度，加派额外的列车前往德国。

当希特勒一心东进的时候，西线的战争依然在进行。他的军事顾问认为除了空袭，打击英国还有其他方式。例如，海军上将雷德反复催促希特勒可以在更为有利的战场打击英国。比如地中海，在那里，西班牙、意大利和维希法国都可能与德国结成联盟给予英国的帝国地位以致命打击。于是，1940年，希特勒亲自进行外交活动，拜会了佛朗哥、贝当和墨索里尼。但是，他没有建立起地中海联盟，因为他并不想平等地对待这些国家，而只是视作虚弱的卫星国，它们的命运存在于为德国的战争提供服务当中。10月23日，希特勒乘坐铁路专车在西班牙的边境小镇会见了佛朗哥。他答应归还直布罗陀以报答西班牙站在德国一边，但是这一点并没有打动这位西班牙领袖，他拒绝了希特勒的傲慢。在持续了九个小时的缠人谈话中，佛朗哥成为第一个令人惊讶的人物，他在私人交往中控制了元首的意志。之后，希特勒承认他宁愿被拔掉三四颗牙齿，也不再做这样的事了。佛朗哥狡猾的逃避之后是贝当元帅的模棱两可，这位老战士对一位朋友的话概括了这种情景：“花了六个月讨论了这一计划，花了另外六个月忘记这一计划。”当疲惫的元首见到墨索里尼的时候，他受到了更大的震动。10月28日，希特勒的私人列车开进了佛罗伦萨，意大利领袖在火车站会见了希特勒，他带来了新闻：当天早晨，胜利的意大利士兵已经越过了阿尔巴尼亚边境向希腊挺进，这是元首企图阻止的行为，因为他正确地推断意大利的军队是虚弱的，他会将德国拖入它难以应付的巴尔干泥淖之中。阿兰·布洛克正确地认识到：“法国战败之后，德国就事事不顺心。英国拒绝谈判，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证明是难以捉摸和不可信赖的。直布罗陀依然在别人手中，法国的殖民帝国依然没有得到控制。”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意大利在法西斯统治上先行了一步，但是在军事实力上和德国不可同日而语。

墨索里尼对希腊的进攻证明是令人麻烦的失败。意大利军队装备十分糟糕，军队士气极低。从外交的角度来看，意大利领袖的侵略行为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议，而且十分愚蠢。当墨索里尼激起新动荡的时候，希特勒成功地平息了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对希腊的领土存有要求；俄国人也被诱入偏袒一方；英国可能占领希腊并获得东地中海的立足点来对抗意大利的行动。使问题更糟糕的是意大利军队的拙劣表现，它遇到了希腊军队的殊死抵抗，不得不在12月撤退到阿尔巴尼亚山区，在那里坚持到1941年春天。

希特勒从来就没有把地中海作为主要的战争舞台；墨索里尼对巴尔干的入侵迫使他推迟了实现真正的愿望——入侵苏联——的时间。因此在1941年春天，他极不耐烦地加快了外交和军事上的速度，希望尽快解决巴尔干问题，以便能够向苏联人发起进攻。

意大利领袖傲慢地将地中海称作“我们的海洋”，并且提出了与其实际军事力量远不匹配的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他要求尼斯、科西嘉、突尼斯和东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要求苏伊士运河脱离英国。在获得利比亚和昔兰尼加之后，他在1940年9月12日向埃及发起了进攻。为了指望巴尔干成为他下一个征服目标，他从阿尔巴尼亚转向南斯拉夫和希腊。但是，希腊国王乔治二世拒绝了意大利领袖在东部希腊建立战略军事前哨的要求，由于得到英国军队和物资的支持，他在十四天的时间里将入侵的意大利军队驱逐出了希腊。1940年12月9日，英国人在埃及发起反攻，重新夺取了西迪·巴拉尼、索卢姆、拜尔迪耶。在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之间，英国人一共俘虏了二十万意大利人，并且对利比亚和昔兰尼加构成了威胁，重建了通往印度洋的水道，解放了埃塞俄比亚，将海尔·塞拉西国王重新送上王位。这是第一次一个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得到了解放。在克里特岛建立了一支小型的空军部队之后，英国人已经十分靠近巴尔干了，以致对罗马尼亚的油田构成了威胁，这些油田是希特勒专门用来为德国的战争服务的，因此至关重要。

随着意大利人在希腊和北部非洲的失败，希特勒害怕英国可能在整个地中海占据统治地位，这将威胁维希控制的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及意大利南部大陆。因此，1940年12月希特勒发布了几道命令，目的是支撑他软弱的意大利盟友。他命令戈林将几支空军部队调往意大利南部，在那里对英国在北非和地中海的阵地发起进攻。他还命令创建一支专门的沙漠坦克师，后来将它交给埃尔温·隆美尔指挥。1940年12月13日，他发布了名为“马利塔行动”的第20号命令，要求在罗马尼亚南部建立一支强大的部队，在1941年令人满意的天气条件出现的时候，这个罗马尼亚的行动基地将成为借道保加利亚、保证爱琴海北部海岸——假如必要的话，也包括希腊大陆——的跳板。希特勒的指示建立在四个国家友好合作的基础上。这四个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把德国和希腊隔离开来。这些国家在外交和经济上都受到德国的威胁，抵抗就会自取灭亡。海军上将霍尔蒂以极权主义的方式统治着匈牙利这个依然半封建的国家，他喜欢希特勒，加入了三国联盟，并允许德国军队通过他的国家向罗马尼亚挺进。罗马尼亚是一个在年轻的国王米哈伊尔统治之下的君主政体，但是实际上它受到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尼斯库元帅的统治，它也加入了三国联盟，并邀请了七万名德国“教导团”前来罗马尼亚，表面上是训练罗马尼亚的部队，实际上是占领罗马尼亚的油田，并可借道进入保加利亚。1941年2月28日，这些德国“顾问”进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的统治者鲍里斯国王是元首的支持者，在德国军队占领他的国家一天后就保证合作，并成为三国同盟的成员。1941年3月，希特勒邀请南斯拉夫总理德拉吉萨·塞特科维奇和外交部长辛卡尔·马尔科维奇前往伯格霍夫，并把属于希腊的萨罗尼基送给他们作为加入轴心国的报答。1941年3月25日，塞特科维奇在维也纳签订条约。兴高采烈的希特勒对他的外交努力十分满意，他告诉齐亚诺：如果天气好的话，希腊的情况将在几天内得到解决。但是，当塞特科维奇和马尔科维奇回到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塞尔维亚的高级官员立刻将他们逮捕。这些官员已经推翻了摄政王保罗亲王，并且以年轻的彼得二世取而代之，同时拒绝了同德国的联盟。

希特勒慌忙在总理府召集了战争委员会，决定如何惩罚不妥协的南斯拉夫人。无论什么时候，当情况与他的意愿不一致的时候，希特勒总是向眼前的每个人发泄愤怒，并且采取冲动行为平息他复仇的愤怒。这也是在南斯拉夫危机中所发生的一切。希特勒被贝尔格莱德的“背叛行为”所激怒，他迅速地将对苏联的入侵推迟了一个月，以便处理这一事件。他命令以军事的方式彻底消灭南斯拉夫。他愤怒至极，即使新政府表示效忠，也要消灭这个国家。4月5日至6日的夜里，德国部队开进南斯拉夫，同时轰炸机群领头飞向贝尔格莱德，实施希特勒的“惩罚行动”，共炸死了一万七千市民，并毁坏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同时，其他德国部队也从在巴尔干半岛的基地侵入希腊。4月12日，德国军队从南部和北部抵达贝尔格莱德，迫使规模小、装备差的南斯拉夫军队在4月17日投降。希腊战役的速度也是如此，只持续了四天。希腊军队投降，带有万字徽的旗帜飘扬在雅典卫城。

1941年5月4日，希特勒对国会发表了胜利演讲。这次演讲十分著名，它企图为墨索里尼将德国拉入巴尔干战场开脱。希特勒强调：巴尔干战役真正的动因在于英国企图在这一地区获得立足点，以及南斯拉夫对德国进行了不可饶恕的侵犯。事实上，元首是被墨索里尼的失败拉入巴尔干的。这些失误的结果继续在这个战场上耗费着他的精力，而对于这个战场他却毫无兴趣。因此，在处理了南斯拉夫问题之后——他专横地和墨索里尼一道将南斯拉夫分割了——他企图补偿墨索里尼在非洲的损失来继续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隆美尔将军的领导下，德国部队被派往非洲。这支部队的摩托化装备并不充分，但是在3月24日就对英国的阵地发起了进攻，十二天后就重新征服了意大利人在前几个月失去的领土。在5月下旬（5月20日—27日），德国伞兵从英国人手里夺得了克里特岛，从而获得了一个极好的空军基地，从那里德国人可以进攻英国在埃及、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阵地。事实上，假如希特勒在地中海战场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正如海军上将雷德和隆美尔将军所督促他的那样——德国就可能给予英国在中东的帝国地位以致命的打击，这是一个比夺取伦敦还要致命的打击。正如阿兰·布洛克所认为的，希特勒的直觉在这场战争的关键点上极大地损害了自己。

德国炮兵在雅典卫城警戒

他的副手和指定继任者也损害了他。1941年5月10日，鲁道夫·赫斯进行了一次秘密的、后来被证明是无效的任务，他飞往苏格兰，希望使英国人同德国人谋和。对这次奇怪的行动引发了无数的猜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特别确定的：赫斯已经在纳粹的等级制度中消失一阵子了，他需要通过做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重新得到元首的信任。还有一个证据表明：赫斯已经显示出某种严重的精神病问题。我们并不清楚英国人究竟如何对待赫斯，他们将他关押起来，并告诉世界在战争结束之后，将把他作为战犯处理。有一点可以肯定：英国人驯服了他，他告诉英国人有关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计划。戈培尔告诉我们，当希特勒得知这个消息时，眼泪纵横，看上去老了十岁，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元首宣布：赫斯在显示出严重的精神问题的迹象之后，现在已经彻底疯了。不过，这很难让德国人接受，因为他们依然清楚地记得，在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公开告诉他们应该绝对信任他指定的接班人。

赫斯可能透露进攻苏联的情报似乎没有引起希特勒的关注，他依然决心加紧执行这个计划。甚至在1940年秋季他陷入地中海战场的时候，他真正的关注点还是苏联。消灭布尔什维主义和世界犹太人构成了希特勒的中心目标。相反，意识形态的理由一直促使他避免和英国进行一场漫长的战争。他对英国赞赏得多，但知道得少。随着资源消耗到极限，希特勒知道他不能同时在两条战线进行消耗战，并且苏联的失败将使其他的考虑变得无足轻重。希特勒在1941年已经在两条战线开战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但是这也不是希特勒在1941年春天所设想的。在一系列辉煌的战役中，希特勒分别以四个星期和八个星期战胜了波兰和挪威；用五天战胜了荷兰和比利时；用六个星期战胜了法国；用十一天战胜了南斯拉夫；用三个星期战胜了希腊，包括夺取克里特岛。北非的大部分地区也在他的控制之下。随着这些征服，他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主人，他被大多数德国人——包括他的将军们——颂扬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指挥家。为什么对苏联的征服应该有所不同呢？1940年末和1941年春天劝他仔细考虑进攻苏联的人后来说，他反复说服自己他将在苏联取得快速和轻易的胜利。他需要证明他即将采取的行动是合理的，而这种需要又是如此持久，以至于发展成为一种自体中毒。希特勒用宏大或彻底的判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苏联是一具泥塑的巨人，是布尔什维克化的荒野”。他决定在几个星期里解决对苏联的战争，他劝告约德尔说：“我们只要对着门踢一脚，整个腐烂的大厦就会轰然倒下。”他让自己信服这一征服的回报是巨大的，因为从乌克兰的大量资源当中，无尽的财富将流入德国；因为苏联的一切都将成为德国的面包篮，骄傲的雅利安殖民拓荒者将在东部做出美国开拓者在西部所做的事情。当然，一路上总是有阻碍的，正如美国西部总是有不同寻常的地形和红皮肤的土著人，但是，这些障碍将被他的征服骑士无情地碾成粉末。

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

1941年6月22日早晨七点，约瑟夫·戈培尔在广播中宣读了元首致德国人民的宣言：

经过深思熟虑和几个月的沉默，我现在可以自由地说话了。德国人民！现在进军正在进行，世界上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规模。今天，我已经决定再一次将德国和我们人民的未来交给我们的士兵。愿上帝保佑我们，尤其是在这场战斗中。

像希特勒已经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惊人之举一样，这一宣言也是一个既成事实，因为对苏联的入侵已经在几个小时前就进行了。希特勒在苏联前线聚集了令人可怕的、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积聚过的军队：一百五十三个师（超过三百万人），六十万车辆，三千五百八十辆坦克，七千一百八十四门大炮，二千七百四十架飞机。德国军队还得到十二个罗马尼亚师、两个半斯洛伐克师、十八个芬兰师的支持；后来，入侵部队还加入了三个意大利师和一个西班牙“蓝色师团”。

这支庞大的军队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中聚集起来，当6月22日凌晨七千多门大炮的火光照亮天空的时候，当雨点般的炮火和巨大的毁灭落在俄国人脆弱的防线上的时候，德国监听站不断地接收到俄国人的信息：“我们正受到攻击，我们该怎么办？”俄国人的直接反应是逃跑、重新组合、整顿在德国人入侵之后产生的巨大混乱。

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依然遵循着他早期闪电战的通常模式。在空军快速的、令人惊讶的袭击之后——它使苏联失去了大部分依然停留在地面上的四千架飞机，这是令人震惊的损失——装甲纵队在钳形围攻战斗中分割了苏联的军队。德国军队被分成三个集团军：北方集团军，由威廉·里特尔·冯·莱布元帅指挥；中央集团军，由费多尔·冯·博克元帅指挥；南方集团军，由格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指挥。正如在法国和波兰一样，德国坦克部队与一般的陆军相分离，被组建成四个军团，由著名的坦克指挥官——埃尔温·冯·克莱斯特元帅、海因茨·古德里安上将、赫尔曼·霍特将军和埃利希·霍普纳将军——指挥。尽管德国集团军在北部向列宁格勒、中部向莫斯科、南部向乌克兰推进，但是希特勒对巴尔巴罗萨行动的指挥没有清楚地圈定明确的地域目标。最终的目标是消灭苏联的军队，而不是对苏联城市的占领。

希姆莱特别灭绝行动队执行的对市民的第二次攻击极其可怕，它使得德国国防军承担的对苏联的军事进攻相形见绌。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希特勒针对苏联的战争不仅仅是一场传统的战争，它还是一场种族—生物战争，这种战争的最终目标是对“犹太的—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的灭绝。在入侵苏联前三个月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希特勒预先警告了那些被选来指挥苏联战役的高级指挥官：

进攻苏联的战争不可能以一种骑士气概的样式展开。这场斗争是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异的斗争，必须用前所未有的、无情的、毫不手软的残酷来引导意志。所有的军官必须去除陈腐的意识。我知道发动战争的这种方式的必要性已经超出了你们这些将军的理解能力，但是我绝对地坚持认为：我的命令必须毫无抵触地得到执行。苏联的政委是直接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执行者，因此必须被全部清除。

按照约德尔将军的观点，希特勒将这些残酷的方式理性化了，他向将军们指出：苏联没有在海牙会议上签字，因此没有权利得到它的对手的人道对待。事实上，希特勒认为俄国人是低人一等的，苏联的领土是布尔什维克化的荒原。他相信俄国人只适合做奴隶，一旦置于德国人的统治下，他们就必须被无情地征服。他强调：“没有什么比在那里教育这些民众更为糟糕的错误了。为了我们的利益，俄国人只要认识路上的路标就足够了。现在，他们不识字，他们应该永远这样。”同样，德国的征服者也无需做些什么去提高俄国人的健康。希特勒更喜欢俄国人肮脏和不讲卫生。他宣称在任何情况下，俄国人“很少活过五十或六十岁。给他们接种是极为可笑的想法。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律师和卫生专家搁置在一边。对于俄国人来说，没有接种，也没有肥皂除去他们的污秽”。

对俄国人的征服——尤其是消灭它的领导层——被委派给海因里希·希姆莱及四个由秘密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人员组成的特别任务部队——灭绝行动队。另外，按照官方的“征服、统治、剥削”的精神，专门的国家委员被委派来管理战线后方的区域。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确立了这一野蛮政策的基调，他们以口头方式批准执行东部任务的部队的领导人杀害所有的犹太人、亚洲劣等民族、共产党官员和吉卜赛人。由希特勒发布的命令加强了这一政策。在一个命令中，他亲自免除了对军事人员杀害平民的刑事起诉；在首先颁布于1941年3月31日的臭名昭著的《政委命令》中，他给予部队指挥官全权以清除政治委员。希特勒的观点渗透到无数指挥官的思想中，他们经常默认纳粹狂热分子的激进方法。在6月22日进攻之前，德国最高统帅部向三百万士兵发布了指导方针，它要求“给予布尔什维克的煽动者、游击队员、破坏者、犹太人无情和有力的打击，并且消灭所有积极和消极的抵抗者”。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德国庞大军队的辉煌进展，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后方地区纳粹正犯下的暴行。但是，可怕的事实是希姆莱的追随者紧跟着武装部队的脚跟，全方位地围捕共产党官员、犹太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颠覆分子”，将他们关进临时建立的集中营，毫无人性地将他们杀害。

德国装甲部队的神速、空军总体上的优势地位、陆军的昂扬士气、所有军种的出色协调，都给德国的进攻戴上了战无不胜的光环。入侵的最初三个月似乎证明了希特勒的预言。7月初，北方集团军到达波罗的海的里加；一个月后，中央集团军征服了白俄罗斯，夺取了斯摩棱斯克，离莫斯科只有两百英里；最后，在南部，德国人占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俘获了六十六万五千人，截获了大量的物资。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已经打开，因为南部的进攻已经消除了对中央部分侧翼的威胁。由于这个原因，陆军最高指挥部催促希特勒在中央集中主要的攻击力，对莫斯科形成压力。假如希特勒能够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并且将作战方针和战地指挥官协调一致起来，苏联可能在1941年秋天就被踢出战局。但是，希特勒在几个目标上摇摆不定。他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并且无休止地使他的将军们感到灰心丧气。当对苏联战役刚刚开始之际，他强调夺得波罗的海诸国和列宁格勒的紧迫性；不久，他热切地卷入南方的作战方针，旨在围攻在乌克兰的苏联军队。当这似乎就要实现的时候，他又对向莫斯科发起决定性的进攻犹豫不决起来，开始强调占领列宁格勒的重要性，希望和芬兰军队相连，切断摩尔曼斯克的铁路。尽管将军们一致劝告向莫斯科发起正面攻击，但是希特勒有意让中央集团军处于停顿状态，直到伦特施泰德在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之间消灭了苏联军队，扫清黑海沿岸，并且对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地区形成扇形攻势。希特勒的作战方针建立在冯·克劳塞维茨的格言基础上，即最终的胜利不依赖于政治或者地理上的考虑，而是依赖于在战场上消灭敌军的方法。问题是到1941年，希特勒的苏联战役一切顺利，就是缺乏消灭敌军的方法。他不断地变换目标，过度地延伸了自己的战线——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有一千英里——并且没有在任何一个部分实施致命的打击。

德军对苏联实施闪电战

尽管潜在的麻烦端倪初现，但是德国人对取得的胜利仍感到高兴。在毁灭了苏联空军，并且对苏联陆军施以毁灭性的打击，俘获了一百多万俘虏之后，入侵者对新年之前的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10月3日，陆军元帅冯·博克终于向莫斯科方向发动进攻。在此前一天，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场发表了血腥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吹嘘苏联实际上已经被踢出战局，而且永远都不会再崛起了。他以夸张的体态对听众说：

苏联俘虏的数字已经达到了二百五十万人。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缴获或者摧毁的大炮达到了二万二千门，缴获或摧毁的坦克超过了一万八千辆，摧毁、损坏、击落飞机一万四千五百架。在我们军队的后面，德国的空间是1933年我刚获得领导地位的两倍，已经有四个英国那么大。

但是，希特勒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假想红军已经完蛋了，并且预言三个星期后他就会到达列宁格勒。绝不是希特勒一个人有这样的错误判断，大多数德国的高级指挥官员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些错误的判断建立在错误情报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低劣的”俄国人带有偏见的假定之上，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反共的想法——布尔什维克政府和他的部队是低效的——基础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的拙劣表现、30年代苏联对军官阶层的清洗、1939至1940年冬季苏联对芬兰毫无光彩的战役、在战争的第一个夏季苏联对德国大规模进攻的无力抵御，都造成了德国对一个低劣的苏联军队的估计。

由于不能抵御德国的最初入侵，俄国人就一个劲地退却，把德军越来越深地拖入内陆。同时，俄国人进行猛烈的阻击战，明显地减缓了德军的推进，使得许多德国指挥官想知道俄国人到底有多么强大。德国人对俄国人似乎无边无际的人力资源感到恐惧。阿兰·克拉克在其对巴巴罗萨行动的戏剧性描述中恰当地表现了这一点。

首先是狂喜；德国人数着人头，测量着他们行进的路程，与他们在西线的胜利相比较，他们得出结论：胜利就在面前。然后是不信：如此不计后果的耗费不可能持续，俄国人必然是在诈骗，过不了几天他们就将精疲力竭。后来是某种经常出现的不安：无边无际的、没有目标的连续反攻、用十个俄国人的性命换取一个德国人的渴望、领土的广袤和荒凉的地平线。

德国指挥官贝恩德·冯·克莱斯特上校预言似的将德国军队和一头向一群蚂蚁进攻的大象联系起来：“这头大象将杀死数千只蚂蚁，甚至数百万只蚂蚁，但是，最终它们将战胜这头大象，将它吃掉。”不仅在人力资源上存在着巨大的悬殊，而且天气也在帮助苏联人。就在希特勒于柏林体育场的快乐演讲四天之后，苏联的秋雨季节到来了，它滞缓了德国人的前进步伐，士兵、马匹、坦克和机械化交通工具拼命地穿过暴雨、沼泽森林和泥泞的道路。直到11月，当霜和冰冻使道路便于行进的时候，德国人的推进才慢慢恢复过来，但是当初冬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后来甚至零下六十度的时候——这是最坏的生存记忆——接下来的是致命的停顿。因为希特勒将苏联战役建立在闪电战的胜利上，因此，持久战的前景让德国人毫无准备。恐慌在整个德军中蔓延。古德里安给他的妻子写信说：“天气冰冷，无处藏身，衣物短缺，人员和设备的损耗都非常大，燃料供给状况非常糟糕，这一切都使得一个指挥官的责任成为一种痛苦。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是会被自己将要承受的巨大责任所压垮。”

尽管德国进攻部队的前锋到达了莫斯科郊区，看到了“反射着夕阳之光的克里姆林宫的群塔”，但是整个德国部队的推进事实上停顿了下来。另外，斯大林获悉了一个帮助他扭转战局的战略情报。希特勒并不知道，斯大林有一个德国间谍理查德·佐尔格，他在德国驻东京使馆工作。10月4日至5日，他向斯大林报告，日本拒绝德国进攻苏联的建议，同时，日本正在准备进攻美国的计划。根据这一情报，斯大林将他的整个远东部队——十四个西伯利亚师（二十五万人），连同一万七千辆坦克和一千五百架飞机调往莫斯科前线，从而躲避了几乎确定无疑的失败。1941年11月4日至5日，俄国人用充满活力的西伯利亚部队发起了强大的反击，动用了由一流的、以军事才能永载史册的指挥官领导的十七个军，这些指挥官包括：伊万·科涅夫、安德烈·维拉索夫、弗拉基米尔·格沃诺夫、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米哈伊尔·卡图科夫、瓦西里·库茨涅佐夫、列夫·米哈伊诺维奇·多万特。苏联人以巨大的代价击溃了德国人。片刻之间，整个德国前线出现了崩溃的迹象。由博克指挥的中央集团军几乎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包围莫斯科的两侧有着二百英里长的前线，疲倦的指挥官们在那里突然感受到了1812年拿破仑惨败的战役，他们采取了突然的战术撤退。戈林的空军动弹不得。坦克大部分无法发动，因为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将发动机解冻；枪炮被冻塞了；润滑油冻住了坦克的履带；望远镜的镜片结了冰；数千士兵被冻死，因为他们没有分发到任何冬装，而且他们带皮毛底的靴子因为太紧反而成了理想的冷导体。由于受到惊人的伤亡的困扰，在整个前线，战斗力连一半都没有发挥出来。老练的和未经任命的军官相继阵亡，没有经验的军官取而代之，以至可以经常看到中尉当了营长，中士领导着一个连。

相反，俄国人对进行一场冬天的战役做好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他们的士兵得到了比自己的脚掌大两号的靴子，能够在空隙中填塞报纸或稻草。俄国人还采用专门的冬季燃油和润滑油；他们的部队更熟悉地形，更为强烈地受到保卫祖国免于崩溃的激励。在最初持续了几天的神经崩溃之后，斯大林将苏联民众聚合起来保卫祖国和首都，他撤出了南部和东部的防守，集中一切力量向向前推进的德军阵地猛扑过去。难怪一位吓呆了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军官感受到了苏联部队进攻的犀利，他惊呼：“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从苏联内陆涌出来扑向我们……我能预见到未来几天和几个星期的形势图：直到现在我们部队的蓝色标志依然在地图上占据主导地位，敌人的红色标志只是零星地四散在其中。不过从现在开始，从列宁格勒到亚述海，厚重的红色尖头在前线的每个部分伸出来，直指德国的心脏。”更为糟糕的是，俄国人正在采用先进的兵器。他们首次将大批新式的T-34坦克投入反攻。面对T-34厚实的装甲，德国传统的37毫米反坦克炮弹毫无用处。

1941年12月7日，元首在他拉斯滕堡的狼穴中思考着这一正在发生的灾难，他又收到了另一个致命的消息。将近午夜，一位新闻官冲进了希特勒的办公室，向他宣布日本人偷袭了美国珍珠港的舰队。元首立即表现出异常的兴奋，他高兴地拍着大腿，高声喊道：“这是一个转折点。”希特勒司令部的联络官瓦尔特·赫威尔后来说道：“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输掉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拥有一个在三千年里从来都没有失败过的盟国，另一个盟国意大利不断征服，但一直是站稳脚跟的。”

希特勒显然面对着这场战争的十字路口。在对苏联发动进攻之后，他就注定要与美国纠缠在一起。尽管罗斯福政府正式宣布了中立政策，但是美国总统对纳粹的威胁没有幻想。1940年9月，罗斯福送给英国五十艘驱逐舰作为护航之用，以回报租用英国在纽芬兰和加勒比海海军基地九十九年。同时，美国开始征兵，并投入十七亿美元用于军事目的。1940年11月，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同意《租借法案》以支援所有为维护自由而战的国家。尽管希特勒对美国的挑衅小心谨慎地回应，但是，在1941年3月，德国和美国离交战越来越近了。这些现象包括：德国船只在美国港口被扣押；美国占领格陵兰，

日本袭击珍珠港

意大利海报：东洋武士刀劈珍珠港

并且把它作为支援英国的前沿基地；冻结所有轴心国的资产；宣布《大西洋宪章》，表明美国与英国在拯救和平上的合作；作为护航的美国舰船可以向在美国中立区遭遇到的轴心国舰船射击。

尽管希特勒并不十分看重美国，但是他没有忘记美国巨大的资源和它的生产能力。因为这个理由，当战争在1939年9月开始的时候，他建议对美国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德国的报纸对美国及其领导人的攻击是低调的，海军——尤其是德国的潜艇——还得到指示，要避免可能引发美国人干预的任何意外事件。1939年10月，希特勒否决了用潜艇封锁英国的决定。但是，罗斯福并没有让希特勒轻松地执行这样小心翼翼的政策。美国总统在许多场合清楚地表明，他厌恶德国的政权，并且准备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支持这一政权的受害者。但是，罗斯福的干涉主义政策受到了《中立法案》条款和国会内外孤立主义者的限制。1939年11月，《中立法案》得到修订，允许出卖武器给盟国，但是以“现金交易为基础”。

1941年12月9日，罗斯福宣布：他认为德国的罪行和日本袭击珍珠港是同样等级的。希特勒立刻给他的潜艇下了命令，进攻所有被发现的美国船只。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大多数历史学家将希特勒的宣战描述成疯子的行为，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们认为，向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宣战，同时自己的军队正陷入与世界上第二号强国的拉锯战，这无疑决定了德国的战败。

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国宣战

希特勒的宣战很难被解释为对日本的忠诚。事实上，日本在1941年4月与苏联缔结了中立条约，并且尊重它的每一个条款。另外，日本没有支持希特勒，它的中立甚至被人指责为破坏了希特勒对莫斯科的占领。毕竟斯大林在他的首都阵地用西伯利亚的部队抵御了德国的进攻，这些部队是从俄—日军事前线调集过来的。另外，希特勒可以延缓对日本的义务，要求日本进攻苏联以回报他对美国的宣战。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为什么希特勒就立刻向美国宣战呢？在大战结束之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派出一个专门的专家代表团前往德国，就希特勒的战争行为对纳粹领导人进行审讯。在希特勒向美国宣战的问题上，这个代表团一无所获。似乎没有人掌握这个令人莫名其妙的问题的真正线索。

尽管确定的答案可能永远都没有人知道，永远被埋葬在非理性的动机当中，但还是能获得这一问题的某些答案。首先，希特勒对美国的宣战是虚荣的元首任性的挑衅行为，在受到美国一年的刺激之后，公开地打一记“愚蠢的”罗斯福的嘴巴是让元首开心的。12月11日，希特勒在国会进行了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证明了自己决定的合理性，并且用陈词滥调谈论了魔鬼般的美国犹太人唆使罗斯福对德国进行干预，并且把罗斯福作为拯救他们欧洲同类的工具。在这些陈词滥调背后，希特勒真正的动机显露了出来：他对美国的宣战是他种族主义政策逻辑的顶点。元首现在发现自己受到两个仇敌的对抗：美国和苏联，犹太人将这两个国家结合在一起。在1941年12月11日演讲的结束语中，他十分清楚地表明：盎格鲁—撒克逊—犹太人—资本家的世界和布尔什维克的世界组成的共同阵线并不令他惊讶。正如格哈德·魏因伯格思考过的那样，希特勒长久以来就想对美国发起战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希特勒知道他首先需要的是有一支庞大的海军来实现这一点。在缺乏海军的情况下，日本人却给他提供了机会。他可以依靠代理人与美国进行海战，直到他准备用自己强大的海军与美国作战。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希特勒对美国的宣战植根于他无意识的自我毁灭的强烈欲望当中，这也可能是真实的。由于深深地意识到他没有能力赢得这场战争，或者甚至没有能力继续德国的征服行动，他病态的追求毁灭的欲望现在转向了自己的民众。假如德国不能赢得这场战争，这就意味着他被德国背叛了，它就应该遭受全面的毁灭。

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可能并没有察觉到他向美国宣战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以及这一失误将要引发的致命后果。除此之外，他的关注点集中在正在崩溃的莫斯科前线，集中在反击一些指挥官失败主义的思想，这些军官主张战术上的撤退。希特勒认识到：突然撤退无论组织和执行得多么好，它都会造成毁灭性的战败的心理印记，因此，他坚决禁止战场上的指挥官向苏联人交出一寸土地。在12月16日的命令中，他下令必须坚守整个前线的防御阵地，违令者将得到严惩。那些依然认为可以立刻独自行动的指挥官，被立刻解除了职务或者受到军事法庭审判。陆军元帅伦特施泰德没有成功地攻下罗斯托夫之后命令部队撤退，因此遭到免职处理。冯·布劳希奇多次忍受了希特勒愤怒的发泄，在俄国人反击的那一天辞职。奥托·福斯特将军在下令第六军团撤退之后被解除了职务。在面对几乎被全歼的情况下，冯·施波内克将军成为最后一位下令从克里米亚的刻赤撤退的指挥官，他被判处了死刑（后来得到减刑）。霍普纳将军由于撤出了装甲部队被开除出军队。莱布元帅在没有攻下列宁格勒之后退休。施特劳斯将军被解除了对第九军团的指挥权。在战争进入最为血腥的阶段之前，几乎一半处于顶层的德国将军被解职、调职、受到羞辱或者军纪惩罚。尽管隆隆的灾难性雪崩已经发生，但是将军们没有能力认真反对希特勒破坏性的错误。尽管有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借口，但是他们不仅缺少道德的勇气，而且背叛了保护国家利益的传统，他们清楚地看到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德国的最佳利益。

德国军队在克里米亚大肆屠杀游击队员，图为妻子、母亲在寻找死难的丈夫、儿子

希特勒1940至1941年冬季的进攻在人力和物资上都是不计后果的。一百多万人失去了生命，难以估价的物资浪费了。希特勒将一百五十三个师用在苏联战场上，但是到1942年春天，其中只有八个师可以参与作战。然而，严酷的现实并没有阻止希特勒1942年春天在所有前线发起新一轮的攻击。在地中海，希特勒计划展开两个大规模的行动：赫拉克勒斯行动，即占领马耳他以保护隆美尔在北非的供给线；埃塔行动，即征服埃及、苏伊士运河和中东，这是一个宏大的战略，被恰当地称为“伟大计划”，目标在于和日本一起对大英帝国形成巨大的包围圈。在东部前线，希特勒命令对南方发动主攻，它的主要目标是有着巨大石油资源的高加索，以及顿巴斯和伏尔加河边的斯大林格勒这两个工业基地。希特勒认为，这样就可以粉碎苏联经济，然后再给布尔什维克的心脏莫斯科以最后一击。

非洲军团司令隆美尔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这些进攻计划证明是希特勒的最后一搏，但是1942年似乎还是德国占上风的一年。1942年春天，在上一年12月受到英国第八军团阻截的隆美尔非洲军团开始对英国发起大规模的攻击，这一攻击使得西方国家陷入恐慌之中。5月，隆美尔占领了托布鲁克，在6月的三个星期中，他跨过了埃及边境，威胁了同盟国在整个中东的阵地，似乎它马上就要崩溃了。隆美尔在离开罗只有七十英里的阿拉曼停止了前进，在开罗，英国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天才将领之一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的领导下，深挖壕沟，并得到重组。

德国潜艇在大西洋对英国补给线发起了野蛮和无情的攻击，相比之下，它在北非的损失显得微不足道。当英国不能被空军所征服的形势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希特勒就竭尽全力尽可能多地击沉美国补给英国的船只，以达到饿死英国从而使它屈服的目的。希特勒以五十六艘潜艇开始了这场战争，但是在1940年，潜艇的生产急剧增加。到1942年1月，潜艇数量增加到二百四十九艘，威胁着美国向英国供给军火、原材料和食品等重要物资。德国潜艇以法国和挪威相对安全的港口为基地，给同盟国向英国船运物资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另外，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迫使美国将它的部分舰队转向太平洋，因此进一步减少了在大西洋已经承担过多任务的护卫舰队。在1942年上半年，德国潜艇击沉了四百五十吨船运物资，其中包括通过北部海域到摩尔曼斯克的水路向苏联人运输的重要供给。

尽管1941至1942年冬季给苏联暂时的喘息机会，但是在1942年初，苏联人对胜利的期望并不比英国人好。苏联不仅失去了四百五十万人的生命，而且它富裕的领土和工业资源已经落入德国人手中。由于将受到威胁的工厂从西部地区大规模地转移到伏尔加河地区和乌拉尔地区，苏联逐渐从最初的损失中恢复了元气。根据戈登·怀特的观点：到1941年底，“一千三百六十家大型企业和大约二百家较小的企业被拆卸，和大多数工人一道通过铁路向东迁移，并且在新的建筑中很快得到了重新装配”。1942年，苏联的战争生产稳步提高，在大多数领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尤其是在坦克（每月二千辆）和飞机（每月三千架）生产方面。

但是在1942年春天，开始于1941年12月的反攻逐渐消失了；由铁木辛哥元帅在4月制订的拙劣计划几乎毁灭了红军的进攻能力。在南部，苏联对德国在克里米亚阵地的进攻成为一场彻底的灾难，导致维拉佐夫将军和他的所有参谋人员被俘。在1941年秋季被提升为第十一军团司令的冯·曼施泰因将军接受了元帅权杖，他攻克了克里米亚半岛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堡垒。希特勒对德国的这些胜利非常高兴，他决定将司令部从拉斯滕堡迁移到乌克兰的维尼扎，在1942年7月17日至10月31日期间，他在那里亲自指挥着东部战役。在给他的指挥官发出的命令中，希特勒乐观地写道：“对铁木辛哥集团军发起的攻击出乎意料地得到了迅速和有利的进展，这使得我们可以假定我们很快就可以从苏联那里得到高加索，获得它最重要的石油资源及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交通线。由于失去了整个顿涅茨克工业区，这将对苏联予以后果难以估量的打击。”在南方集团军攻占罗斯托夫两天后，它的装甲军团正逼近斯大林格勒。

一名游击队战士站在被德军绞死的战友的尸体前发誓复仇

第十三章

欧洲新纳粹种族主义秩序

纳粹对大陆的占领

希特勒的闪电战是如此的迅速，敌人的失败又是如此出乎意料的突然，以至于纳粹党人并没有制订出长期的计划来管理他们占领的领土。但是，在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希特勒成为欧洲大陆的君王和主人。只有六个国家——爱尔兰、瑞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设法保持了中立和独立。其余的欧洲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落入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多瑙河流域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作为卫星国依然保持了一定的自治权，芬兰在短暂的中立之后也成为希特勒联盟的准伙伴国。甚至意大利也逐渐滑落到屈从于纳粹政权的地位，尤其是在一系列军事上羞耻性的失败之后，因为墨索里尼不得不依靠希特勒从这些失败中解脱出来。

德国人运用三种方式来统治被征服的领土：公开的吞并；占领和管理；通过纳粹追随者间接控制。在希特勒政府征服波兰之后，他公开吞并了过去的波兰走廊，将波兰的西里西亚并入德国的西里西亚，将波兰领土的其他部分并入东普鲁士。波兰的残余部分被称为“督政府”，由汉斯·弗兰克统治，他认为自己是“波兰国王”，只允许波兰有限的自治权。被吞并的领土被划分为两个省：西普鲁士（后来被重新命名为但泽—西普鲁士），包括但泽、马林韦尔德和布罗姆堡；波兹南（后来被称为瓦尔特兰），包括波兹南、霍恩萨尔扎和卡里施。另外，纳粹分子还吞并了波兰卡特维兹和济赫瑙两个地区，将前者并入西里西亚，将后者并入东普鲁士。在波兰所有这些地区，纳粹分子使用了德国法律、行政管理机构、警察和教育，剥夺了非德国团体的公民权，并严重地剥夺了它们的经济和文化活动。桀骜不驯的、抵抗新主人的波兰人遭到囚禁，或者在督政府当中被处理干净。

在西部，希特勒吞并了比利时边境的尤本、马尔梅迪、莫里斯奈，这些地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转交给比利时的。卢森堡大公国最初抵制纳粹的入侵，首先受到了军政府的统治，后来才受到文官政府的控制。1940年8月，希特勒任命科布伦茨—特里尔区党部的领导人古斯塔夫·希蒙为卢森堡的行政长官，交给他的任务是将这个古老的大公国合并到德国当中，并且将它的居民“日耳曼化”，这意味着清除一切非日耳曼的文化传统，强迫它的年轻人在德国武装部队服役。1942年8月，卢森堡被合并到希蒙管辖的领地，被重新命名为“摩泽兰”。

同样的命运也落到阿尔萨斯和洛林，这是德法两国有着几个世纪争议的两个地区。根据前几十年发生的战争，1871年它们被交给了德国，1919年又被归还给法国。在最初的军政府当中，两个省分别由两个区党部领导人管理：罗伯特·瓦格纳，他是巴登区党部领导人和国家委任的地方长官，他接管阿尔萨斯；约瑟夫·伯克尔，他是萨尔巴拉廷区的党部领导人和国家委任的地方长官，他接管洛林。正如在卢森堡，德国的管理机构继续对新的领土“日耳曼化”，毫不尊重非德国居民。法国的官员被解除职务，法律、金融、教育机构被更新，德语被强行引进。尽管与法国签订的停战条款阻止了公然吞并阿尔萨斯，但是，两个区党部领导人依然将两个省作为德国的财产，这一现实突出地表现为斯特拉斯堡为阿尔萨斯的首府，萨尔布吕肯成为了洛林的首府。

由于南斯拉夫在1941年春公然挑衅希特勒的计划，希特勒因此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恶毒的报复。以此为借口，他要将斯洛文尼亚的三分之二从南斯拉夫分离出来，从而将德国的领土延伸靠近亚得里亚海。这些领土过去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室领地，包括下斯蒂里亚、科林提亚和上卡尼奥拉，隶属于现存的斯蒂里亚、科林提亚区。最后，当希特勒入侵苏联时，他吞并了比阿里斯托克，这是1939年被苏联夺去的一块领土。

当德国还在进行战争的时候，希特勒就喜欢将被征服的外国领土作为附属国来占领和管理。因此，正如上面所提及的，波兰的残余部分被汉斯·弗兰克所占领、管理和掠夺。在丹麦、挪威，德国占领军与德国的文职官员联手，在政府当中最初扮演了温和、谦虚的角色，因为希特勒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是雅利安人的同族。在丹麦，王室被保留下来，但是，挪威的王室和议会都逃到了英国。丹麦人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政治自治，并且有幸得到几位良善的德国人的监控。1942年夏季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严重的动荡导致了更为严厉的控制，特别是在党卫队地区总指挥维尔纳·贝斯特的统治时期。在挪威，德国人最初直接通过国家委任的地方长官约瑟夫·特波文进行统治，此人是埃森区党部领导人。比利时和法国的两个西北省——诺尔和加莱海峡由德国在布鲁塞尔的司令部管辖。希特勒认为这一地区具有战略重要性，因为从进攻的意义上来说，它可以作为进入英国的跳板，从防护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保护鲁尔工业区的缓冲器。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是一位强烈的反纳粹分子，在比利时，由他领导的德国军政府保护了当地的民众免于恶劣的、过分狂热的纳粹官员的迫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4年7月13日，那时，希特勒最终满足了希姆莱固执的要求，即建立一个文职管理机构。荷兰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况，在那里，阿图尔·塞斯—因夸特这位国家委任的纳粹地方长官提出了一个攻击性的日耳曼化政策，为了德国的战时经济对荷兰进行剥削。除了诺尔和加莱海峡两省和边境地区的“隔离区”——从索姆河口到日内瓦湖，法国的被占地区由司令部设在巴黎的军事管理长官办公室管辖，第一任长官是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第二任长官是他的堂弟卡尔·海因里希·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后者是7月20日企图谋杀希特勒的策划者之一。除了军政府，法国还要服从停战委员会的控制，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监视停战条款的执行，直到和平协定的签署为止；受制于德国外交办公室的影响以及纳粹官员频繁的干预，这些官员代表着希姆莱、戈林、绍克尔和施佩尔。在法国，游击队的活动愈演愈甚，到1944年夏天演变成双方暴力冲突的大爆发。

纳粹对被征服的苏联领土的侵占，构成了新秩序最富有野心的一部分。四个主要的大区在计划建立之中，它们是奥斯特兰、乌克兰、莫斯科公国和高加索，但是只有前两个被建立起来。奥斯特兰大区由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区党部领导人海因里希·洛泽负责，管辖立陶宛、拉托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和白俄罗斯。由于幅员辽阔，这个地区又被划分为四个分区，每一个都根据它主要的领土命名：立陶宛由阿德里安·冯·兰特博士负责；拉托维亚由奥托·德雷克斯勒博士负责；爱沙尼亚由党卫队副总指挥卡尔·西吉斯蒙德·利茨曼负责；白俄罗斯由威廉·库贝负责。最为混乱的地区是白俄罗斯，在那里，库贝不断地和有权势的纳粹官员进行争斗，招致他们的痛恨。假如不是一支俄国的游击队在他的床下放置炸弹送了他的命，他就会被纳粹分子撤职或者处死。也被分成几个分区的乌克兰包括基辅、沃尔西尼亚—波多里亚、契托米尔、尼古罗耶夫、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陶里达。乌克兰大区被认为是德国在苏成功的关键，因为乌克兰被期望成为第三帝国的粮仓。罗森贝格力劝和乌克兰人结成联盟，但是他被希特勒、希姆莱及乌克兰行政事务的头领埃里希·科赫所支配。科赫可能是纳粹挑选出来负责这一地区的最为腐败、最没有能力的官员，“特别愚蠢和残忍”。他的残忍和剥削留下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斯大林要给对苏联作出突出贡献的人颁发勋章，但是他非常遗憾，因为应该得到这枚勋章的科赫不能在适当的位置上亲自接受它。”

德国对苏联的统治整体上来说几乎是普遍残酷的，没有得到良好的建议。尽管德国人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民众的欢迎，尤其在乌克兰，但是他们的残酷总是引起恐怖主义和游击队活动凶猛的反抗。德国人拒绝招募受到轻视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斯拉夫人入伍，强硬地反对武装他们的想法，从而失去了可能导致胜利或失败巨大差异的重要支持。另外，使战俘挨饿，或者残酷地让他们劳动致死都是毫无益处的，是罪恶的和不道德的。希特勒委任希姆莱作为他在苏联领土上的执行官，并让他承担一项双重任务——使日耳曼人在被征服的领土上移民定居，同时奴役低人一等的斯拉夫人，这就注定了德国人的战败。希姆莱残酷无情地执行着他的任务，毫不理会道德、军事，甚至经济上的考虑，这使得德国人受到苏联人的彻底仇视。1942年战争发生转向的时候，他们也受到了苏联人同样的待遇。

苏联其他被占领的地区——克里米亚、莫斯科周边地区、高加索——都是德国征服区域的外围。地理距离和变化的军事前线，确定了这一外围的边界。高加索的油田是德国战争能力的关键所在，但是在这一地区建立的军事管理部门尽管工作有效，并且深受当地民族团体的欢迎，但只持续了一年多。德国对克里米亚的控制持续的时间也不长，这个地区被完全日耳曼化，成为夏季的天堂，因此，希姆莱的党卫队直到1944年才离开那里。

在希特勒世界的其他地方，主要是靠间接控制和对当地满足纳粹需要的随从的依赖。正如前面所见，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自治国家在战前就瓦解了，并且为德国人闪电般进一步占领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运用的模式。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半部成为德国的保护国，有一定的地方自治权；但是东部的斯洛伐克成为实际上的附庸国，由一个亲纳粹的政权统治，其领导人是天主教神甫约瑟夫·梯索。纳粹对唯命是从的追随者的依赖最突出地表现在挪威，在那里，维德孔·吉斯林为纳粹的控制铺平了道路，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理。之后，他宣布反对党为非法，并且通过他的法西斯国家主义党和纳粹军队进行专制统治。在维希法国，贝当元帅管理着一个极权主义而非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希特勒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治，希望法国能加入他的事业当中。尽管法国败在德国手里，但是它依然支配着海上帝国的资源，拥有一支海军和商业舰队。但是贝当拒绝积极参与希特勒的新秩序。他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内部的合作派皮埃尔·拉瓦尔和海军上将让·弗朗索瓦的压力——成功地抵制了希特勒的图谋。到1942年底，希特勒失去了他在法国的机会。法国的海外帝国超出了他的控制，法国也撤退了。1943年春天，希特勒失去了在北非的基地。为了保护南部一侧，他开始占领法国的全境，由德国的军事管理部门治理，并且任命陆军元帅格特·冯·伦德施泰特为法国的最高军事官员。

在欧洲东南部，希特勒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三个卫星国主要依靠当地的亲法西斯统治者，他们是匈牙利的米克罗斯·霍尔蒂海军上将、罗马尼亚的米哈伊·安东尼斯库元帅、保加尼亚的鲍里斯国王。总之，在德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掩盖下，希特勒更喜欢给墨索里尼留下一个控制了巴尔干半岛的幻觉。南斯拉夫在1941年被分割为三个傀儡政权：由法西斯分子帕韦利奇领导的克罗地亚；由军事合作者米兰·内迪奇领导的塞尔维亚；由主要被意大利控制的当地法西斯分子组成的委员会领导的黑山。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分子是狂热而嗜血的杀人犯，他们企图驱逐或灭绝所有的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犹太人，在帕韦利奇领导下的乌斯塔沙运动将国家投入到一场血洗中。塞尔维亚的统治也好不到哪里。德国人最感兴趣的是掠夺波尔铜矿，他们对仁慈地统治这个国家毫无兴趣，并且和反共产主义的内迪奇合作，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施以暴力。在游击队领导人铁托元帅和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的带领下，民众对他们的压迫者进行了报复。

在希腊，希特勒选择了一个支持性的角色，让墨索里尼成为空头指挥官。事实上，纳粹保留了对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实际上的政治控制。尽管南斯拉夫西北部的沿海地区、塔尔马提亚、黑山、阿尔巴尼亚被奖给了意大利，但是整个巴尔干半岛事实上处于德国武装部队的控制之下。但是，这种情况后来表明是行政管理上的灾难。表面上，陆军元帅威廉·李斯特是东南部最高的指挥官，从在萨罗尼加的司令部发号施令管理着这一地区；但是，他的权限并非一直得到希特勒任命的塞尔维亚指挥官路德维希·冯·施罗德的认同。李斯特必须监管希腊的两位指挥官，其中一位指挥萨罗尼加—爱琴海地区，另一位管理南部希腊地区和克里特岛。但是，事实没有什么改观。尽管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行政变化以使这种情况合理化，但是，德国在巴尔干的政策依然是重叠指挥和相互掣肘，这是由好干预的纳粹党魁——希姆莱、戈林、里宾特洛甫——推行他们自己的事务所引发的。

总之，纳粹对欧洲的占领和管理有几个共同的性质是可以确认的。第一是希特勒有意识地没有选择在被占领土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体制，因为他担心一些人可能会建立一个能够提出挑战的强有力的权力基地。犹如在第二帝国中一样，在希特勒的新帝国中，他采用了同样的操纵性的政治策略，这种策略在那时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为了进一步促进角逐，为自己保存对所有决定的最终权力，他鼓励竞争的官员和党魁相互敌视。这种管理方式建立在秘密和缺乏信任的基础之上，在国外和在国内一样，引发了相同的危机，严重损害了对战争的指导，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另一个共同的性质来自这种统一性的缺乏和组织上的混乱。在所有的被占领国家，纳粹分子再次上演了相似的两败俱伤的冲突，几年来，这些冲突一直在国内的赛场上进行。希特勒手下的高官将他们的竞争扩展到新的疆域。个人或组织事务的冲突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苏联那里更为明显。在那里，罗森贝格、希姆莱、绍克尔、戈林和武装部队都不断地为争夺地盘作斗争。

但是，纳粹分子在共同的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统治、管理和剥削。无疑，纳粹分子对待一些被占领土的人民（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希腊人）比对其他的人民要仁慈一些，但这只是程度问题。纳粹分子也鼓励当地的法西斯组织，如挪威的吉斯林领导的法西斯国家主义党、荷兰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丹麦的由弗里茨·克劳森领导的纳粹党，以及比利时的由列昂·德格雷尔领导的、代表瓦隆人的纳粹党。但是，这些组织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这部分是因为德国纳粹分子内在的种族优越感，部分是因为希特勒害怕他们可能会建立自己带有扩张主义政策的、自治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希特勒至多在纳粹新秩序当中给予他的外国同伙一个辅助的角色以共同作战，或者允许他们在武装党卫队当中指挥自己的军团，如列昂·德格雷尔就是这样的。

最后，纳粹新秩序只是一个奴隶帝国，一个组织化的压迫、剥削和灭绝的巨大体制。它不具有任何人道的理想。它所留下的一切就是丑恶和难以言说的罪行。

纳粹的罪行

纳粹分子对被占领土人民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无法一一细列。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部分：一是对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有组织剥夺；二是对个人和作为目标的种族团体的侵犯。按照被占领土地理上的位置和人口的种族构成，这些罪行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东部和东南部的欧洲国家比西部和北部的欧洲国家受到更严重的非人对待。纳粹分子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佛兰芒人是种族上的同类，他们最终将分享欧洲新秩序中的统治地位。生活在日耳曼民族西部、南部的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被认为种族质量较为低下，但是值得策划成为潜在同盟。另一方面，东部和东南部欧洲的人民被认为在种族上低人一等，只适合做奴隶。例如波兰人，他们将被随心所欲地根除，从而给新的德国移民定居者留下生存的空间。残余下来的波兰将屈从于被希特勒称之为“魔鬼计划”的掠夺政策。在波兰、苏联和巴尔干国家，有权有势的德国人随心所欲地进行掠夺。尽管欧洲的其余部分没有受到如此无耻的待遇，但是，形式是相似的。德国的金融代理机构没收了其他国家的财富，征收高额的占领费用，没有理由地剥夺或扣押土地或者地产为德国所用。为了保证原材料和粮食从被占领土那里稳定地获得，德国人夺取了它们的银行系统，为了自己的目的加以操纵。在与其他货币结算时，德国马克出奇得高，这使得德国人能以有利的汇率购买商品。所有被占国的经济都受到德国金融代理机构的严密监控，它们在实现“大领土经济”的掩盖下，声称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德国经济和被占领土之间“利益的相互整合和连接”。

“相互整合和连接”这个术语来自赫尔曼·戈林，他的意思是指掠夺和剥削。事实上，奢侈逸乐的戈林是一个最大的掠夺者，尤其是在欧洲艺术的宝藏上更是如此。戈林要么亲自、要么通过他的代理人，从博物馆、私人艺术交易人或者被占领土富裕的收藏家那里搜罗有价值的艺术品。他的收藏之多足以填满几个博物馆，以至不得不分散在德国各地。战争结束的时候，在戈林的庄园及许多古堡、修道院、山洞发现了许多著名大师的作品，包括哈尔斯、范·戴克、戈雅、伦勃朗、委拉斯开兹、鲁本斯、提香、拉斐尔、大卫、克拉那赫派、布歇和弗美尔。和希特勒的官方政策相一致，戈林和其他像罗森贝格一样的纳粹党收藏家把这种掠夺行为合理化起来。希特勒计划在林茨建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财富都将在那里展示。根据1944年7月一个详尽的“获得品”的内部报告，纳粹官员掠夺了大约二万二千件艺术品，其中包括五千八百二十一件绘画作品。

对个人犯下的罪行可以分为五个大类：一是奴隶劳动；二是虐待战俘；三是拷打和处决人质；四是残酷和罕见的人体实验；五是有组织的暴行。

一旦一场持久战的可能性成为了现实，纳粹的领导层就决定发动一场经济战争，其残酷的程度和他们发动的军事战争一模一样。策略千变万化，但是总体上可以用“粉碎和掠夺”加以概括。也就是说，先用快速的闪电战来粉碎敌人，然后夺取被征服领土的原材料，无情地剥削有利于德国需要的所有劳动力。戈林授命对被占领土进行经济剥削，他无情地认为：“在过去，统治就是掠夺。现在，外在的形式变得越来越人道。但是，我还是赞成掠夺，大量地掠夺。”希姆莱以相似的语言表达了党卫队的观点。1943年10月，他在波森对党卫队的主要将领发表了演讲，他宣称：“无论这些国家是富裕还是充满饥饿，唯一能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它们能为我们的文化提供奴隶。我对其他的事情没有兴趣。”戈林和希姆莱都在希特勒那里得到了暗示，他们对被占领土的感情不是什么秘密。希特勒在司令部无休无止的独白中，给被占领土问题定下了基调，在蓄谋已久的残酷上，他超过了任何人。惊奇于东部领土巨大的空间，他设想了一个全面剥削的政策：“我们的指导性原则必须是，这些人只有一条理由可以生存，那就是在经济上对我们有用。我们必须再集中精力抽取这些领土上可能抽取的所有东西。”至于“可笑的数亿斯拉夫人”，希特勒建议“将他们当中最好的人加以塑造，以适合我们的需要，把其余的人封闭在他们自己的猪圈里。任何同情当地居民的人，任何使他们文明化的人，都将被直接送往集中营”。

在纳粹征服者所需要的所有资源当中，劳动力是最为关键的，因为战争已经严重地耗尽了德国境内已利用的劳动人口。在同盟国中，妇女填补了征兵产生的空白，但是希特勒绝对反对将妇女征召进战时工业当中。相反，纳粹官员从身体强壮的囚犯和被占领土的平民中征募外国劳工。这一政策在波兰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开始实施了，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到1941年底，有将近四百万外国人在德国工作，其中大多数是波兰人，他们被汉斯·弗兰克督政府的强征方法无情地围捕起来。尽管获得了如此大量的劳动力，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在几个前线同时展开的战争所需要的工人是1941年可利用的两倍。因此在1942年3月，希特勒建立了一个名为“劳工分配全权代表”的办公室，任命图林根区党部领导人弗里茨·绍克尔负责这一新的劳动力部门。绍克尔的工作是获得、分配和剥削所有的外国劳工，他有效而残酷地从事着这一工作。绍克尔的代理人在城市的广场、教堂、电影院或者其他民众大量聚集的地方围捕外国人，然后用货运卡车将他们送到德国。这样他们才完成了自己的配额。

仅仅在一年中，绍克尔就围捕了将近二百一十万外国劳工，到1944年中，总数已经达到七百万。除了这七百万在德国的外国劳工，还有七百万男女劳工在自己的国家为德国的战时经济生产军火、商品，或者修建工事。尽管德国的雇主并不普遍虐待他们的外国劳工，尤其是来自西欧的，但是他们对这些劳工的基本人类需要漠不关心。至于来自东欧的劳工，德国的征服者基本上把他们当作奴隶来对待。数千名苏联战俘被赶进入侵之后临时建立的集中营，许多人因营养不良或者疾病而死亡。纳粹分子后来逐渐地使意识形态服从于经济的需要，开始调动这些囚犯从事战时劳动。虽然如此，对待被占领土人民的纳粹政策必然导致反抗和阻挠。

纽伦堡审判的四大罪状之一是“战争罪”，即对诸如《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这些国际条约及国内法或国际法基本准则的全面侵犯。战争罪包括对平民的谋害、虐待，对人质和战俘的处决，对大量平民的屠杀。纳粹分子被判定具有以上所有罪行，一些特殊的组织被挑选出来作为主要的罪犯，它们是党卫队、冲锋队、总参谋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帝国内阁、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领导核心、盖世太保及党卫队保安处。这些组织当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领导核心、党卫队、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处被确定为“犯罪组织”，但是这个判决一直并将继续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争辩和论战。

但是，不可能受到质疑的是，对所有年龄层和所有国籍的人们犯下的许多罪行，都是由纳粹许多机构承担和批准的。对保护战俘权利的《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侵犯每天都在东部前线发生，在西部前线就很少发生。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希特勒把对苏联的战争当作意识形态的战争、一场生物学意义上的灭绝战争，在1941年6月6日颁布的臭名昭著的《政委命令》中，他命令对共产党官员当场枪毙，为了证明这一行为的合理性，他不仅借助意识形态理由，也借助一条没有根据的借口：苏联人从来没有签署过《日内瓦公约》。结果是波兰和苏联的战俘遭到了难以言说的残暴对待。与武装部队合作，党卫队和警察官员对战俘进行审查，当场枪决共产党的官员。受伤或者生病的战俘也转交给所谓的警察官员，然后作为“无用的饭桶”被枪决。剩下的战俘不是被囚禁在集中营，或送往德国作为奴工，就是让他们饿死。在至少五百五十万苏联战俘中有一半死去。当然这种奇怪的虐待不仅是犯罪，而且是愚蠢的，因为数千苏联战俘，尤其是乌克兰战俘，最初欢迎作为解放者的德国人，他们愿意在他们所认为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中支持德国人。尽管有些战俘已经由安德烈·弗拉索夫组织被编入国家解放军，但是，希特勒一直拒绝利用俘获的苏联军队的想法，他不信任所有的苏联人，认为变节者只是宣传上有用的工具。

西方战俘得到了较好的对待，但是，虐待事件和明目张胆的犯罪依然时有发生。带有虐待狂心理的集中营的指挥官，经常虐待和枪杀“企图逃跑的战俘”。1942年10月18日，希特勒发布了绝密的突击队命令，要求突击队在执行任务时，务必将所有的敌人一律格杀——无论穿制服还是不穿制服的。为了回应同盟国的饱和轰炸，被俘获的同盟国飞行员经常遭到愤怒的德国人的攻击，被当场处死。1944年3月，七十五名皇家空军军官从西里西亚萨根的空军第三战俘营逃跑。一些人立刻被抓获，一些人不久被警察逮捕。后者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被枪毙。同月，两名英国军官因为离开棚屋向飞越集中营的同盟国的飞机欢呼，在巴伐利亚的艾希施泰特被枪毙。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44年5月21日，希特勒颁布命令：凡是用机关枪扫射德国的交通设施、平民或者伞兵的飞行员，一律就地枪决。1944年9月，四十七名同盟国的飞行员在毛特豪森劳累至死。一次最臭名昭著的对战俘的杀戮发生在1944年12月17日的巴尔吉战役中，党卫队在马尔梅迪用机关枪冷酷地枪杀了七十一名美国士兵。

如果说没有更糟糕的话，对平民的虐待也经常是与对战俘一样严重。在欧洲东部，对待平民的官方政策是掠夺他们的财产，迫使他们不断地工作。这种行为的理由是：“我们是统治民族，必须牢记最底层的德国工人在种族和生理上也比此地的平民宝贵千倍。”任何反抗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平民对德国军队进攻的直接结果是德军围捕人质，然后将他们枪决。在纽伦堡，凯特尔将军和其他军队的指挥官面对着几十条他们曾经下达的命令，它们详尽地展示了涉及到拷打人质的罪行。在占领法国期间，几乎有三万名人质在那里被杀害。同样，波兰有八千，荷兰有三千，巴尔干半岛有数千，希腊有将近一千人也遭到了杀害。在每一个德国占领的国家，都有人质被逮捕和枪杀，要么是公开的，要么是秘密的。这些行动的规模因不同的国家而不同。在欧洲东部，每杀害一个德国人或一次破坏行动将枪杀五十到一百名人质。一个当地的德国军官坦率地承认：“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每杀害一个德国人，将用一百九十九个波兰人来抵命。”在枪决之前经常是严刑拷打。

在讯问当中采取拷打几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则。拷打通常采用拳打脚踢、皮鞭抽、链子锁上几天的方式，没有吃饭和清洗的时间。或者把受刑者浸在冰水里，淹在浴缸里，给洗澡水充电，电击身体上最敏感的部位，烧灼身体的某个部位，拔除指甲。

施加在生活于德国控制下的平民身上的最残忍的恐怖主义条令之一，是1941年12月7日希特勒颁布的《夜雾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对德国占领军犯有抵抗行为的人将在“夜雾”当中被枪决和逮捕，以致他们的家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奥斯维辛和德国的其他集中营，囚犯因为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理由遭到虐待。其中最邪恶的行为之一，是纳粹医生将人作为医学研究的实验品。正如一位医生所言：门格尔和他的同伙将囚犯作为最便宜的、比老鼠还便宜的实验动物。从1942年8月开始，在达豪集中营，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对大约三百名囚犯进行了冷冻实验，其中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苏联人。博士将他们丢进冰水当中，其中一些是裸体的，一些穿着飞行员的制服。博士观察他们的身体对冰冷的水是如何反应的，研究要让他们复原可以采用什么方法。拉舍尔和他的助手仔细地记录了囚犯对这些实验的反应的每一个细节：嘴中的泡沫、痛苦的抽搐、死亡时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以及半无意识的状态。当囚犯的体温低于摄氏26.5度的时候，拉舍尔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又将他们弄活过来，这些方法包括在浴缸、电热毯中快速加热、透热疗法、药物，以及其他古怪的治疗，比如用妓女通过性交来刺激和提高冻僵的囚犯的体温。

拉舍尔降低体温的实验得到了希姆莱和武装部队的赞助，他们正在努力寻找较好的方法去处理极度寒冷对身体的侵害。因此，纳粹的医生不具有任何道德的目的，他们认为做这些实验是为了挽救生命。实验者生命的丧失显然没有使他们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是“低级的生命”。拉舍尔和他的同事还为空军进行了针对人在高空飞行的反应的实验。囚犯们被丢进一个由空军提供的减压舱里，使他们处于极度的压力或者真空的条件下。当他们在极度痛苦中发出尖叫或抽搐时，这些医生毫无表情地记录着他们的反应：

我通过减压舱的观察窗发现，一个囚犯直到他的肺破裂才倒在真空当中。一些实验给一些人的头加压，直至他们发狂，他们扯拉着自己的头发，尽力减轻压力。他们用手指和指甲撕扯着自己的头和脸，企图戕害发狂的自我。他们用手和头撞击着墙壁，发出尖叫，尽力减轻耳鼓的压力。这些状况通常是以实验者的死亡而告结束。这些实验通常被划分为两组，一个以生存实验为主，另一个是X实验，这种实验是一种执行死刑的方法。

拉舍尔博士不是唯一残忍的实验者，因为他同基尔大学的两个教授——霍尔茨勒纳博士和芬克博士——密切合作，进行工作。他们两人写作了名为“用人类进行冷冻实验”的长篇论文，1942年10月，在纽伦堡召开的一次医学会议上，他们将自己的发现宣读给一些医生。其他一些实验是把吉卜赛人用于各种测试：在萨克森豪森，他们被用于判定海水是否能够饮用的实验，他们还被射入有毒的子弹，被注射传染性的黄疸病毒。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他们被用于坏疽伤口实验。被嘲笑为“患有狂犬病”的波兰女囚被用于骨移植实验。最广泛的实验之一是绝育。毛塔斯博士进行了一项实验，是注射或者口服一种植物液体制成的药丸。另一种是X射线绝育。最臭名昭著的集体绝育和阉割计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十区中实施，在那里几百名下贱的充当实验品的人，大多数是妇女，被卡尔·克劳贝格博士注射了各种各样腐蚀性的材料。克劳贝格是一位生育专家，人们至今还在使用他的配制品。霍斯特·舒曼博士是过去安乐死计划的关键人物，他通过类似组装线的方法来给数百人绝育，这种方法快捷而无毒：囚犯被吩咐在一个柜台上填写表格，与此同时，一台隐藏的X射线机器在对他们发送射线。用这样的方法，舒曼希望一天给三千至四千人绝育。损坏肌体和放射过量是经常性的，从而引发了剧烈的肿大和生殖器的萎缩。但这是值得的，因为“这样一种思想——囚禁在德国的三百万布尔什维克可能被绝育，他们将适合于工作而不能再生育——开启了一个最为深远的前景”。

在对人体器官——尤其是出于人类学和种族研究的目的，保存很好的“次等人类”的头颅——的采集中也发生了十分兴旺的贸易活动。残忍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宣称：他正在对人类的头颅进行重要的人类学和解剖学的研究，他需要得到保存很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政委”的头颅。他从兴奋的希姆莱那里得到了大量的供应。希姆莱本人对次等人类的解剖性质也非常着迷。希姆莱将搜集优良候选人的任务交给了沃尔弗拉姆·西弗斯，他是一位党卫队的上校，是党卫队古代遗产协会的主席。西弗斯的绰号叫“蓝胡子”，他在奥斯维辛急速地巡视了一遍，寻找优良候选人，然后将他们杀害，将尸体送给希尔特教授，后来他宣称送交的方法就是通过邮递员。

最腐败堕落的事情是为取乐和装饰来搜集人类的皮肤。最有名的事例是弗劳·伊尔丝·科赫，她是“布痕瓦尔德的婊子”，是集中营指挥官的老婆，她的业余爱好就是搜集死去的囚犯的皮肤，尤其是那些有着文身的皮肤，她将它们做成灯罩、手套或者书籍的封面。

除了对苏联和波兰犯下的种族灭绝的罪行之外——将在下面两个部分讨论——纳粹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犯下的有组织的罪行是让人难以忘怀的。1942年5月27日的早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的“保护者”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坐在自己的梅塞德斯—本茨敞篷轿车里，像每天清晨一样前往布拉格的办公室。

布痕瓦尔德的奴工，由美国第八十师发现

两名捷克的抵抗战士由英国情报机构空投到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布拉格的郊区等待着他，他们等在一个急转弯处，估计汽车在那里要减速。当海德里希的汽车靠近的时候，一名刺客投出一枚手榴弹炸坏了它。令人惊讶的是，海德里希并没有受伤，他跳出汽车，抽出左轮手枪进行射击，并且追击两名刺客。然后他倒了下来，坐垫下的钢制弹簧弹进了他的身体，使他受了致命伤。一个星期之后，“布拉格屠夫”和大屠杀的总指挥死去了。作为报复，纳粹分子对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大肆发泄，他们逮捕了一万名平民，并杀害了其中的一千三百人。对利迪策村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因为据说它支持了对海德里希的谋杀。6月9日夜晚，这个村子被党卫队保安处和秘密警察包围起来。妇女和儿童被运往德国，前者送往集中营，后者被送到寄养家庭。男人和稍大一点儿的孩子，共一百七十二人，被当场枪决。整个村庄被完全毁灭，它的名字也从官方的记录中抹去。纳粹分子似乎忘记了世界舆论，他们公开承认对这次大屠杀负有责任。海德里希的位置被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替代，他是陨落的党卫队保安处主管的复制品。

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法国尼姆日附近一个名叫奥拉都的村庄。为了报复游击队的行动，来自党卫队精英部队帝国师的一支党卫队特遣队在奥托·迪克曼（后来死于诺曼底战役）的指挥下，在1944年6月10日包围了这个村庄。他命令村民集中在中心广场。男人被锁在六个谷仓里，被冷漠地枪杀了。所有妇女和儿童被锁在村庄的教堂里。男人被杀光后，党卫队的杀戮者们开始焚烧包括教堂在内的建筑，同时还用机关枪扫射、手榴弹轰炸来结束这些妇幼的生命。只有几个人幸存下来。几个乘火车购物归来的尼姆日村民也被杀害了。

被毁灭的利迪策村

大屠杀的前奏：东部的种族灭绝政策

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总体上可以被描绘为种族灭绝（genocidal）政策，同时，“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因为希特勒的滔天罪行——杀害了五百万犹太人——被保留下来。下列描述将严格区分这两个词使用上的差异。种族灭绝（genocide）专门指对一个民族或者种族蓄意的、系统的灭绝，它必须和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区分开来。大屠杀这个词是从希腊文的《旧约》中翻译而来的，原意是燔祭或者祭神。这个词在本书中将专指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恐怖罪行，相对于古老而邪恶的宗教团体，由罪孽深重的纳粹领导集体犯下的这种罪行是独一无二、无可比肩的，这种罪行还受到德国人民和无动于衷的世界的支持和帮助。纳粹政权对波兰人、苏联人、同性恋者、吉卜赛人、犹太人施行了种族灭绝，但是这些努力远没有达到目标，因为它们缺少协同分子、狂热分子，甚至“精神的”热情，而纳粹在对付犹太人时，这一切应有尽有。当然，这绝不是减轻对“次要受害者”灾难性的冲击，而是比较来看，在任何历史记载中，“主要受害者”犹太人所遭受的恐怖应得到专门的、分别的看待。

对于大多数希特勒占领和间接控制的国家来说，显示这一悲惨的命运并不困难。事实上，德国的战时经济和运作对希特勒新秩序的本质提供了准确无误的证据。希特勒地缘政治目标的关键性质是生存空间的获得，使德国过剩的人口可以移民定居在东部欧洲肥沃的土地上。希特勒设想着一个庞大的殖民计划，它涉及到可以和美洲的殖民相比拟的人口安置。假如德国人移民定居在欧洲东部，那么当地人口就会被野蛮的征服所取代，迁居到贫困的土地上，或者被一并消灭。

正如我们所见，希特勒对生存空间的要求导致了1935年在希姆莱的支持下种族和移民定居办公室的建立。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希特勒任命希姆莱领导“加强德国实力的新的国家军需总部”，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用德国的移民定居者来对被占的东部领土进行殖民化。1939年秋季波兰的战败开启了第一轮大规模迁居的政策。一百多万生活在被吞并领土的波兰人和犹太人被迫在1939年10月疏散，迁入督政府之中。这些迁移民众的财产被希姆莱的代理人没收，并且由德国移民定居者处置。整个1939年秋季，在让可能前往东部领土移民定居的人动身前，希姆莱的种族主义专家仔细地审查了他们的日耳曼血统和性格。许多前去殖民的候选人来自一直居住在东部欧洲和南部欧洲的日耳曼人，二十多万非德国的日耳曼人被“邀请”移民定居在波兰，费用由德国政府承担。据估计，移民定居波兰的总人数——德国原居民和非德国的日耳曼人——到1943年达到了大约一百万人。

德国殖民化的第二轮开始于1941年对苏联的入侵。在希特勒入侵苏联之后，他就向所有人描述了苏联边疆的前景，预见一亿德国人移民定居这一地区的一天：

我们将移居苏联的荒漠……我们将驱除它亚洲大草原的特征，将它欧洲化。怀着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将承担建立通往克里米亚和高加索最南端的公路。这些公路随着德国人城镇的延伸而延伸，并环绕着我们殖民者居住的这些城镇。

德国西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四处散布的犹太人尸体

完成这一任务需要两百万或者三百万工人，我们将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寻找他们。他们将来自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西方国家和美国。我不再能看到这一切了，但是在二十年里，除了本地人，乌克兰还将是两千万移民定居者的家园……

我们不居住在苏联的城市里，我们要让它们在毫无干预的情况下变为灰烬。首先，在这个问题上一点儿也不要后悔。我们对这些人毫无义务。我们没有必要在简陋的屋子里和他们一起生活，清除跳蚤，提供德国的教育，出版报纸。也许我们只要建立一个由我们控制的广播电台。其余的事情就是让他们懂得我们的公路标志就足够了，以免他们堵塞了我们的交通。

对于他们而言，“自由”这个词意味着在节日里洗个澡……德国人只有一个责任，那就是用德国人的移居使这个国家德国化，并且把当地人视作“红种人”。

纳粹在东部领土的种族主义政策不仅受到希特勒个人幻象的支配——胡言乱语的独白中，他与自己的同伙分享这些幻象——而且受到一个由希姆莱起草的绝密文件的支配，这个文件的标题是“对东部外国人口的一些思考”。这是一个噩梦般的文件，充满了奥威尔式空话的恶臭、种族主义分子的狂言，它建议在东部地区进行种族清洗，选出种族上有价值的、雅利安血统的分子，使其余的人生活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中，或者让他们继续向东方迁居。至于犹太人，他们将被完全消灭，更可取的方式是强制性地向东迁居或移民非洲。希姆莱所建议的实际上就是种族的灭绝，只保留对征服者有用或者“有价值的”分子，将其余的消灭干净。他提议确认然后消灭东部领土上的上层阶级，审查他们的孩子的价值。被确定在种族上有价值的孩子被绑架送往德国进行日耳曼化，其余的孩子将留在原地作为新的雅利安统治者的臣民。

希姆莱古怪的计划在希特勒那里找到了热烈的支持，希特勒本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沉浸在这种种族主义的幻想之中。被征服的生存空间将由得到仔细确认和加以武装的雅利安农民居住，他们组成新的条顿骑士。德国曾经是一个农业民族，必须从根本上再次成为一个农业民族。东方将帮助它加强这种内在于日耳曼民族的农业倾向，而这种倾向将成为年轻人补充德国血统的永久和不断更新的源泉。

这种种族清洗政策的悲剧首先在波兰上演，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在那里实施野蛮的政策，即对波兰的上层阶级进行杀戮，对认为在种族上有价值的人物进行鉴定。在这一种族灭绝政策最初的实施阶段，希姆莱的执行部队遭遇了来自正规军（武装部队）的相当强硬的抵制，因为军队被赋予了维持被占领土秩序的责任，没有多久，武装部队的成员认识到了希特勒杀手的真正目标，即杀害波兰的教师、医生、政治家、牧师和商人。尽管许多普通的德国士兵和官员对这种发生在他们周围的灭绝行为感到惊恐，但是几乎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反对这种有组织的屠杀。

没有抵制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计划将永远是德国军队的一个污点。除了一些个人的英雄行为之外，武装部队没有对这些灭绝行为或者后来对犹太人犯下的残暴行为进行有组织的抵制。强烈的抵制行为之一来自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将军，他是东部占领区的总司令，是“德国军事史上不可比拟的人物”，他谴责了党卫队杀戮者的行径，要求对这些暴行进行全面的调查。但是，布拉斯科维茨的抗议并没有持续多久。希特勒将他调动到西部前线，整个军政府都和他一起搬了家。正如海因茨·霍恩认为的那样，尽管将军们惊讶于这种可怕的暴行，但是也为这个指令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摆脱对杀戮的责任了。到1939年10月中旬，希特勒对波兰建立了一个不同的占领体制，在其中，但泽和西普鲁士构成了一个“区”（gau），由埃伯特·福斯特领导；其他地区被切割成小区，作为对纳粹忠诚者的政治报答。波兰中部的剩余部分被称为督政府，控制在汉斯·弗兰克的手中。

同时，希姆莱以巨大的热情向东部运送雅利安农民。他开始称自己为“强化日耳曼主义专门的国家委员”，无休无止地从事着一项复杂的工作，即将来自波罗的海地区、波兰东部地区、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移民定居到他新近获得的东部领土上。当苏联战役在1941年6月开始的时候，一百多万波兰人被逐出了他们的家园。在老套的口号“到帝国来安家”的诱惑下，非德国的日耳曼人被哄骗来到了波兰人居住的地方。与这些迁居计划同时进行的，是希姆莱疯狂地在波兰和苏联寻找着有价值的雅利安种族的血统。在写给区党部领导人阿图尔·格赖泽尔将军的一封信中，希姆莱说：“种族上纯洁的波兰儿童应该在特别的幼儿园或儿童之家中由我们养大。我们会告诉这些儿童的父母，这样做有益于儿童的健康。”希姆莱没有在小规模的活动面前停止脚步，他投身到这个计划的“生命之泉”组织中。正如上面所提及的，“生命之泉”组织是党卫队的交配农场或者种人农场，它被官方掩饰为党卫队的育儿之家。这些家庭现在养育了有着北欧人或者雅利安人外貌的波兰和苏联儿童，其中的一些是孤儿，但许多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被残忍地掠夺过来的。在一个代码叫“收割牧草”的行动中，数千名儿童被绑架送往德国。

苏联战役去除了纳粹种族主义分子所受到的一切限制。党卫队的主管们对如何在苏联广袤的大草原上移民定居进行了疯狂的构想。这一蓝图被称为“主宰东方计划”，它在入侵苏联的六个月前在希姆莱党卫队的魏威尔斯堡里制订出来。党卫队的幻想家们聚集在种族和移民定居办公室，开始计划未来东方的日耳曼帝国。他们的出发点是假定三千万斯拉夫人被杀戮一尽。这个新的日耳曼帝国一直延伸到苏联的西部，它的边境一直从北部的列宁格勒延伸到南部第聂伯河的转弯处。

在对苏联殖民化的计划中，希特勒最喜爱的就是吞并克里米亚，让德国人移民定居在那里，用一条一千英里的高速公路将它和帝国相连。希特勒和罗森贝格计划将乌克兰的德国人，甚至南蒂罗尔人移民定居在克里米亚半岛。在拉斯滕堡狼穴一次散漫的自白中，希特勒对在克里米亚安置非德国的日耳曼人这一前景非常激动。正如他对司令部的听众所说的，与蒂罗尔相比较，克里米亚是一块“真正的富裕之地，他们所必须做的一切就是沿着德国的一条水路——多瑙河——顺流而下，如此而已”。

这些辉煌计划大多数由于战争的紧急状态而被推延，但是它们反映了德国对待被占领土人民政策的古代亚述人的性质。纳粹的新秩序是丧失了人性的行为准则，它由野蛮、剥削和灭绝构成。由于这个政策激起了对德国的仇恨，导致了对德国在整个欧洲的统治的广泛敌对，因此它不仅是野蛮的，而且是愚蠢的。

即使德国人最终杀害了三千万斯拉夫人，德国的移居者也不可能在“次等民族”的汪洋大海中安稳地生活。党卫队的康拉德·梅耶—海特林教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解答：新的领土被分割为若干移民定居省，它们由希姆莱这位东方新的封建君王全权统治，他像中世纪的君王一样，将各种各样的采邑分封（终身采邑和世袭采邑）给移民定居者。移民定居区受到二十六个强大要塞的保护，这些要塞是一些小型城镇，位于德国交通动脉的交会点上。

希姆莱安排负责实施这一幻想的党卫队官员是旅队长奥狄罗·格劳伯克尼克。他是党卫队精英中最反复无常、最任性的人物之一。他曾经在卢布林担任地区警察和党卫队警察的头目，在任职期间，他对那里早期的德国移民定居者进行了调查。这促使他将卢布林地区变为一个巨大的移民定居点，这一计划完全符合希姆莱对“主宰东方计划”的想象。但是，格劳伯克尼克的计划和中央波兰的总督汉斯·弗兰克的想法发生了冲突，他得出了结论：他所统治的国家无须用残酷来加以管理，而应该成为支持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典范。将数百万波兰人从督政府中抽出，驱赶他们向东迁移将会削弱这个国家恢复的能力。弗兰克和希姆莱之间长期和恶劣的争斗从此表面化了，它展示了纳粹政权内在的不稳定。弗兰克大胆的努力最终导致了对党卫队警察国家的公开批评。由于希特勒和希姆莱站在一起，因此弗兰克一无所获，他被剥夺了党内的所有职务，不再担任国家的部长。但是希特勒还没有完全舍弃他。他似乎对弗兰克过去的许多工作有着较高的评价，并且欣赏他的个人勇气。弗兰克作为波兰总督一直待在那里，但是已经不能影响即将发生的事件——对整个民族的杀戮。

大屠杀

责任和指挥链

反犹太主义依然是强大的。一些作家坚持认为：大屠杀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对纳粹分子犯下的残暴罪行的记录是虚构出来的，用来为犹太人的自我夸大服务。这些人同那些认为美国人从来就没有登上月球的人是属于一类的，后者认为登月只是一场欺骗，是在好莱坞的电影棚里上演的。既然没有人否认希特勒进攻了波兰，那么为什么一些人依然拒绝相信数百万犹太人被纳粹分子冷酷地杀害了呢？确实，不是因为缺乏证据。集中营令人恐怖的细节在战争期间就众所周知，其人数超出一般的估计。当战争结束的时候，集中营中存活的数千人讲述了其中的故事。战胜国后来做了巨大的努力搜索杀人犯。在纽伦堡法庭，战犯们——其中最著名的是奥斯维辛臭名昭著的指挥官鲁道夫·赫斯——详细叙述了他们可恶的罪行。受害人一个接一个地指证了现代历史上最怯弱的罪犯。大屠杀是不可颠覆的事实，无论它对我们的集体记忆可能有多么大的痛苦，总体而言，它必须被设想为人类历史中的污点；局部而言，它也是德国人良心上的污点。

没有人知道希特勒何时发布命令去灭绝犹太人，人们没有发现书面的文件。来源不同的线索指出：在1941年春天的某个时刻，希特勒亲自向希姆莱发出命令：犹太人必须被消灭干净。甚至希特勒还十分可能建议清除犹太人的明确方法，即采用毒气灭绝。毕竟他对犹太人早已有了此种想法。在《我的奋斗》中，他写道：假如“这些希伯来的邪恶分子已经被毒气毒死”，许多德国人的生活本来是可以得到拯救的。

正如下面所要提及的，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已经公开地警告过犹太人，一旦战争爆发，他会将他们消灭干净。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希特勒获悉世界犹太人运动的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写信给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信中他宣布犹太人将和英国及民主国家一道战斗。这封信还发表在1939年9月8日的《犹太人通讯》上。希特勒似乎不仅认为它是犹太人对德国的宣战，而且把它作为理由拘捕把德国作为敌人的犹太人。直到1942年7月24日，希特勒还向他的客人提及魏茨曼的那封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犹太人大会和它的魏茨曼向德国宣战之后，谁也不应该忘记世界上的犹太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头号敌人。”非常有趣的是，当希特勒对犹太人作出各种评价时，他从来没有暴露出他实际上准备对他们做些什么事情来。当他提及魏茨曼的时候，他依然幻想犹太人正在被驱逐到东方，或者被驱赶到马达加斯加。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正门

十分明显，由于担心可能的公开反应，以及当时对秘密行动的狂热，也许还有与这种残暴的行为保持距离的一些心理需求，除了对自己信任的随从——希姆莱、戈培尔、鲍曼、戈林——希特勒没有暴露出这一可怕的秘密和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事实是：希特勒在1933年获得权力之后，他就逐步成为处置犹太人的领导核心。

从一开始，对犹太人处置的实施就是通过一条指挥链实现的。它开端于希特勒，传送到希姆莱，再到海德里希的国家保安总局，再到国家保安总局第四处（盖世太保），再到第四处艾希曼负责的犹太人事务组，最后终止于集中营中的“特别行动队”和“骷髅部队”。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1933至1939年间，对犹太人的处置被分为两个重要阶段：一是合法的歧视；二是强迫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后来的两个阶段：一是强迫集中居住和集体枪杀；二是死亡集中营里的系统化灭绝，即“最终解决”。

在1933年，大约有五十万三千犹太人生活在德国，占人口的0.76％。到1939年，德国的犹太人口减少到二十三万四千人。当希特勒对波兰发起进攻的时候，有两百万犹太人处于他的统治之下，到入侵苏联的时候，有三百万人处于他的控制之下。这些将近五百万的犹太人是东部欧洲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动力。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像罗兹、华沙、基辅、哈尔科夫这样的工业中心，生活在克拉科夫、维尔纳、卢布林、里加这样有着古老文化的城市。希特勒对西欧的征服又增加了三百万犹太人。海德里希估计实际上有超过一千一百万犹太人生活在德国政府控制的区域。

强迫集中居住和集体枪杀

首先是对波兰的犹太人采取了第一步行动，入侵苏联后，又对苏联的犹太人采取了行动。强迫集中居住和集体枪杀是同时执行的。犹太人强迫居住点并非是党卫队要犹太人相信的永久定居点，它们仅仅是围捕中心，使得后来对大批犹太人的杀戮变得更为方便。犹太人被圈进过分拥挤的居住点，由他们自己的委员会管理，这些委员会是海德里希最为恶毒的诡计。他命令犹太人在每一个居住点社区建立犹太人的委员会，它们执行着特别行动队的指挥，例如编辑准确的人员名单和他们的财产清单。换句话说，犹太人组织了一个自我毁灭的组织，并且为自毁付出了所有的金钱，这真是一个最恶毒的虐待狂制订的计划。

杀人成性的特别行动队对犹太人的集体杀戮，可以追溯到希特勒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但是直到代号为“坦嫩贝格”的对波兰的入侵之后，它们才转变为一支杀人部队。在波兰战役进行之时，大约两千六百名党卫队保安处官员和警官伴随着正规军，在被占领土上执行着“秘密行动”。除了集体枪杀共产党人、犹太人和其他一些人之外，特别行动队还夺取共产党的档案，草拟受到怀疑的组织或团体的名单，围捕从事破坏活动的分子。行动队的军官向柏林送回了有关行动的详尽报告，许多人在战后留存下来，成为指控集体杀戮的参与者富有价值的文件。在巴尔巴罗萨计划开始执行之前，海德里希建立了四支主要的特别行动队，一共在全德国招募三千人，并且在莱比锡东北部易北河边的普里茨克警察学校训练他们。这四支特别行动队分别被标为A、B、C、D的称号，配合在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的军队。A特别行动队由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施塔莱克尔指挥；B特别行动队由阿图尔·内比指挥，加入了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之间作战的中央集团军；C特别行动队由党卫队旅队长奥托·拉施指挥，在西部地区行动；D特别行动队由奥托·奥伦多夫博士指挥，他是国内党卫队保安处的头目，追随着第十一军团在比萨拉比亚和克里米亚行动。

这些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都是些受到良好教育的警官，其中的三个人具有博士学位（施塔莱克尔、奥托·拉施、奥托·奥伦多夫）。作为国家保安总局刑事警察的头目，内比最初自愿参加这一新的任务，但是最终要求调离这一杀人的岗位，对这一任务持反对的态度，1945年3月内比被枪决。施塔莱克尔博士曾经是符腾堡警察主管，在党卫队保安处里得到了很快的升迁，在维也纳、波西米亚、挪威担任过许多重要的职务，并且在柏林担任部长。奥托·拉施拥有两个博士学位，曾经是维腾堡的市长，马丁·路德是在这个城市里发起宗教改革的。奥托·奥伦多夫博士是一位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他们三人是真正的信奉者和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特别行动队的其他领导人——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和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来自大学教师、行政官员和律师等社会各阶层。在他们当中还有清教牧师和歌剧演员。对A特别行动队的分析表明它的领导干部由富有激情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自中产阶级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参加过自由军团或者各种各样的战后准军事组织，在1933年前经过一段时间的失业，并且骄傲地拒绝了他们过去的宗教。

尽管在特别行动队的领导人和它的分支组织——特别小分队——的指挥官及成员当中有一些虐待狂，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有着意识形态信仰的杀手。几乎没有人会去质问他们得到的命令，去询问他们命令的来源。

在1941年6月22日到该年结束之间，特别行动队在能够发现犹太人的地方进行了血腥和疯狂的追捕。他们尤其在大城市围捕犹太人，把他们赶出城市，沿着沟渠和反坦克壕沟枪杀他们，然后把他们掩埋在那里。在大多数情况下，犹太人不得不在被枪杀前为自己挖掘坟墓。

这些被处刑的人不仅被汽车装载，而且七八十人一组步行，沿路被无情地殴打。每一次枪杀二十至二十五人，他们在离执行区五十英尺的地方等待。卫兵监视着他们，直到被枪毙为止。……他们一丝不挂，被赶到坟墓当中，面向地匍匐着。德国人用步枪和手枪射击他们，后一批人被迫面向已经被枪杀的尸体匍匐着。

各特别小分队的指挥官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上报最高的杀人数字，一些指挥官骄傲地汇报他们管辖的地区已经没有犹太人了：

我现在宣布在立陶宛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目标已经由第三特别小分队完成了。除了工作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属外，在立陶宛已经没有犹太人了……我想杀掉这些工作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属，但是这会使我违背文官政府和武装部队，它们发布了禁止枪杀这些犹太人和他们家属的禁令。

尽管军队有时进行干预，或者假装震惊，特别小分队几乎没有遇到军事当局的些微抵制。事实上，特别小分队指挥官上交的报告经常称赞了军队的合作。有一份报告这样宣称：“从第一天开始，C特别行动队就成功地与武装部队的各个部门建立了充分理解的关系。”南方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瓦尔特·冯·莱希瑙尤其一再提醒他的军队：苏联战役的目的是消灭“犹太人的—布尔什维主义者的”体制，因此，“士兵必须完全理解犹太次等民族应得的严酷和公正报应的必要性”。集体处决如此司空见惯，德国士兵经常围观这些暴行，还设法拍下这些恐怖场景。在一些城镇，当地的民众还加入了对无依无靠的犹太人的大屠杀。例如在立陶宛的考纳斯，当地的暴徒用铁锹将犹太人打死，快乐的人群在四周围观，母亲抱着孩子欣赏着这一场景，士兵们袖手旁观，好像在观看一场足球比赛。

杀手们毫无人性地追逐猎物，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并且经常有无动于衷的人在四周观望。这种枪杀只能用疯狂两个字来描述。德国工程师赫尔曼·弗里德里希·格雷贝最令人震惊地记录了一场集体屠杀，他和他的领班对可怕的集体处决目瞪口呆：

门尼克斯和我直接走到大坑前面。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我听到土堆后面急速的步枪射击声。那些从汽车上下来的男女老幼根据手执皮鞭的党卫队员的命令脱光了衣服。他们把衣服放在规定的地方……我看见八百到一千双鞋子堆在一起，还有一大堆内衣和外衣。没有尖叫和哭泣，这些人默默地脱下了衣服，一家一家地站在一起，相互吻别，等待最后的命运……我站在大坑边站了十五分钟，没有听到抱怨或企求怜悯的声音……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女紧紧抱住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唱歌给他听，逗弄着他。孩子发出快乐的声音。一对夫妇含着眼泪相互注视着。一位父亲抓住大约十岁孩子的手，向他轻声低语，而孩子强忍着眼泪。这位父亲手指着天空，抚摩着孩子的头，似乎在向他解释着什么。就在这时，一个站在大坑边的党卫队队员向他的同伙大喊。后者清点出了大约二十个人，叫他们走到土堆后面。刚才我提到的一家就在其中。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长着黑发的女孩，当她从我的身边走过时，她指着自己说道“23”。我绕过土堆，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穴。人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一层层地叠卧在墓穴里，只能看到各自的头部。血从他们的头部流到肩膀。其中一些受到枪击的人依然能够活动……我看见一个正在射击的人。他是一个党卫队队员，坐在大坑狭窄的一端，两只脚在大坑里晃来晃去。他将冲锋枪放在膝盖上，正抽着香烟。人们赤裸着身体往坑下走去，爬到躺在那里的人的头上……然后，我听到一阵射击声。我往大坑里看去，看到一些身体正在抽搐……血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了下来。

只有最残忍的或者最冷酷的行刑者才能够一直消受这种野蛮的恐怖。确实有一些党卫队队员以杀戮犹太人取乐，人们记录了许多这样的嗜血事件。举一些事例就足够了。第五二八步兵团的指挥官罗斯勒少校正好遇上了日托米尔进行的一场大屠杀，他被枪决的场面惊呆了：在一个大坑中，身体依然在抽动，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人手握着藤条在痛苦地痉挛着，他命令一个警察杀死他。警察笑着说：“我已经对他的胃开了七枪。他现在只有靠自己去寻死了。”在一个小镇，犹太人听见党卫队前来搜寻都躲了起来。党卫队队员发现一个怀抱幼儿的妇女。当她拒绝回答犹太人藏在哪里的时候，一名党卫队成员抓住孩子的腿，把他的头往门上撞。另一名党卫队队员回忆道：“碰到门发出的声音像汽车轮胎爆掉时发出的声音一样。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忘记那样的声音。”在里加，一名党卫队队员发现两个犹太人在抬一根木桩。他枪杀了其中的一个，然后说道：“做这样的工作一个人就足够了。”犹太人经常为了体育运动或娱乐遭到枪杀。一些党卫队队员相信他们找到了最好的射击靶子。

集体枪杀的高峰发生在基辅郊区的巴比扬，有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一名犹太人在那里被枪杀。集体屠杀的第一波在1941年冬季结束。那时，已经有七十万犹太人被杀害。但是，特别行动队的成员在身体和心理上已经精疲力竭了。一些人借酒消愁，一些人病倒了，一些人自杀了。在这些情况下，如何维持杀戮的步伐，甚至扩大正在计划中的杀戮规模以消灭依然存活的犹太人的问题出现了。迄今为止，杀戮依然是散漫和涉及个人的；它们是凌乱的，而且杀人的勇气是容易受损的。很有必要发现更为有效的、同时较少个人色彩的杀戮方法。事实上，讨论如何完成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

从希特勒和他亲密的部下在1941年春季和冬季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相当精确地追踪到“最终解决”计划的轨迹。在1941年3月3日，希特勒就即将发生的苏联战役给约德尔发布了指令。他坚持认为布尔什维克—犹太人的知识分子必须首先被消灭。3月31日，希特勒将有关希姆莱特别行动队在武装部队后方的所作所为，以及它们与苏联即将进行的战斗告诉了很多高级军官。4月2日，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与希特勒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面，在这次会晤中，罗森贝格知道了已经发生的和正在计划的集体灭绝的范围。他似乎被吓得目瞪口呆。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没有写下的事情，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在1941年夏季，希姆莱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赫斯召到柏林，并告诉他：“元首命令犹太人问题必须立刻和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党卫队必须立刻执行这个命令。”希姆莱甚至明确表示：“我们必须在整个战争期间毫无例外地消灭每一个我们所控制的犹太人。”他还解释这样的任务只能“用毒气来完成，因为通过枪杀来处理大批的犹太人是不可能的。枪杀对执行这一任务的党卫队队员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尤其因为妇女和儿童也在受害者之列”。

到1941年7月底，纳粹的领导层作出了明确的决定：东部领土将用于解决犹太人问题，消灭他们的主要工具是党卫队。一些人认为，希姆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为了消除这样的想法，我们最好回忆一下希姆莱自己承认的事实：“我从来没有做过元首不知道的事情。”由希姆莱领导的党卫队是否是唯一卷入最后解决的组织？有证据表明，专门的国家委员、国家官僚机构、外交办公室和武装部队都卷入了这一行动。1941年7月31日，作为四年计划全权大使的戈林命令海德里希“为了实现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尽快地向我呈报一个计划，它应该展示在组织、技术、物资领域方面最初准备方面的细节”。到11月，由希特勒控制的所有灭绝犹太人的必要步骤都得到了采纳。希姆莱的瑞典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在1941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希姆莱非常沮丧。他从元首总理府回来。我给他按摩。之后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告诉我犹太人的灭绝正在计划之中。”1941年11月18日，希姆莱在一个秘密的简报中告诉德国记者：“对所有欧洲犹太人生物学意义上的灭绝”已经开始，除了采用诸如“最终解决”或者“犹太人问题全面解决”的短语，不能对任何细节进行报道。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犹太儿童

希姆莱对“生物学意义上灭绝”的强调，提供了消灭犹太人方法上变化的线索。尽管集体枪杀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是持续的，但是，党卫队领导层决定，在偏僻的灭绝营用毒气执行死刑是杀戮犹太人最为有效和“人道的”方法。安乐死计划为最初毒气杀戮犹太人提供了方法甚至人员。毒气杀戮犹太人开始于1941年12月，它发生在瓦尔塔兰地区附近的库尔姆霍夫，此地距离罗兹有四十英里，来自罗兹犹太人强迫居住点的犹太人在那里被发动机散出的废气毒死在汽车车厢里。由于这些汽车车厢只能容纳有限的犹太人，因此它们被认为只是临时的杀人机器。临近1941年的年末，第一个灭绝营在卢布林附近的贝尔泽克建立起来，在1942年春天正式运营。也就是在这里，第一次采用了固定的毒气室进行杀人。贝尔泽克的建筑师和主要的杀人指挥者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他过去是安乐死计划的一个执行者，是大约一百个从这个计划转至波兰灭绝营的杀人者之一。他用柴油发动机将废气充入毒气室。他的首批毒气室开启于1942年3月，一天能消灭一万五千名犹太人。第二个死亡集中营同月在波兰东部的索比堡开放；第三个不久之后在特雷布林卡（离华沙七十五英里）建立；第四个在马伊达内克建立，距离卢布林只有一英里；第五个也是被认为最可怕的集中营，它就是位于波兰上东西里西亚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维尔特管理着这所波兰的集中营。正如人们将要发现的，在奥斯维辛，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化学制剂齐克隆B得到了使用。

著名的安妮日记记录了犹太人的苦难命运

枪杀的继续，一种新的死亡集中营的出现，与运输有关的技术问题，犹太人财产的没收，与被要求交出犹太人的外国的联络工作，使得更为协调的最终解决战略变得必要起来。为此，海德里希在柏林郊区位于格罗泽·旺西湖边的一个庄园召集了一次会议。1942年1月20日，涉及到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的各个部门的主要代表人物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杀戮欧洲残留犹太人的技术细节。与会者在友好亲切的气氛中得到了主人海德里希的款待。会议记录由阿道夫·艾希曼承担，他还负责发出邀请函。除了海德里希和艾希曼，其他的重要代表是盖世太保主管海因里希·穆勒；种族和移民定居办公室的奥托·霍夫曼博士；督政府的党卫队保安处主管埃伯哈特·舍恩加特；拉托维亚的党卫队保安处主管鲁道夫·兰格。代表重要政府机构是几位部长和党魁：来自内务部的威廉·斯图卡特；来自督政府办公室的约瑟夫·布赫勒；代表四年计划的艾利希·诺伊曼；来自司法部的罗兰·弗赖斯勒；来自外交办公室的马丁·路德；来自总理府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里茨辛格；来自中央党部的党的副元首格哈特·克洛普弗博士；代表东部被占领土部的区党部的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迈耶博士；国家行政主管格奥尔格·莱伯兰特。十四位与会者当中有八位具有博士学位。会议的最终记录是以奥威尔式的模棱两可的词汇写成的，这些词汇被用于最终解决问题的讨论，包括“合法的迁移”、“向东部疏散”、“移民”、“自然减缩”、“重新安置”、“卫生措施”、“住所的变更”等等。与会者都同意对犹太人发起进攻，因为他们代表着对帝国构成了健康上的危险。海德里希展示了一幅巨大的人口地理分布图，它列出了有一千一百万犹太人生活在欧洲国家。紧接着是就如何围捕这些犹太人、如何剥夺他们的财产、最终如何灭绝他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记录是以令人厌恶的官方措辞表达的，没有显示出一点儿令人恐怖的现实。但是，根据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供词，与会者“大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与我在后来的记录中必须使用的词汇完全不同。在会议当中，他们都是直言不讳的”。

在旺西湖边勾勒的全面计划是对整个欧洲的犹太人进行清除，首先是在德国和波西米亚—摩拉维亚。犹太人受到了围捕，并且被送到东部的“转运强迫居住点”，然后再往东部运送。超过六十五岁或者获得高级战功的老兵犹太人没有被处决，而是被拘禁在特里西恩施塔德，这是一个位于波西米亚—摩拉维亚的强迫居住点，像里奥·贝克这样著名的犹太人被遣送到那里。对于半犹太人没有作出最终的决定，尤其是第一等级的犹太人是否应该作为完全的犹太人进行最终解决依然悬而未决。尽管一致的意见是对这样的犹太人进行绝育以阻止进一步的对德国人民的种族污染，但是就这个问题的讨论依然被推延到下次会议。

旺西会议只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在正式的会议之后，与会者分成小组对技术上的细节进行进一步讨论。尽管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上——枪杀、毒气杀戮，或者通过劳役累死——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是每一个人都认同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政策。到底采用什么方法不是与会者的事务，而是在这次会议之外东欧杀戮地区的事情。旺西会议的意义在于不是发动最终解决——它从两年前对犹太人的集体枪杀就开始了——而是德国政府在广泛的层面上（并非只是希特勒和党卫队）认可了最终解决，并且为它的实施制订出了一般的程序和方法。

在整个希特勒的帝国，对犹太人的全面围捕立刻就开始了。通过卫星国或者占领地政府的工作，德国当局没收了犹太人的不动产和流动资产。通过立法，犹太人失去了国籍。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了解过去犹太居民的命运变得不可能也无关紧要了。犹太人被剥夺了国籍和财产，只被允许保留一百马克（相当于五十美元）和五十千克的私人行李。在他们往东部迁居之前，犹太人必须上交详细的财产清单，盖世太保接受下来作为提供服务的费用。

无视恶劣的天气、盟军的轰炸、武装部队的急需，多普穆勒的火车现在开始行动了。犹太人像牛一样地被圈进货车，遣送到东部的五个集中营——奥斯维辛、贝尔泽克、索比堡、特雷布林卡和马伊达内克。到1942年春天，这些集中营安装了固定的毒气室，一天能消灭两万四千名犹太人。最初是采用柴油机中的废气，后来这种方法让位于氢氰酸，它在市场上销售时的商标为齐克隆B，它由德国杀虫公司生产。从武装党卫队卫生部消毒主管库尔特·格尔施泰因的证词中我们知道了这个公司的许多内幕，以及它运用化学品来消灭人类的事实。格尔施泰因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图解的记录，它记述了他是如何得到艾希曼办公室的命令陪伴艾希曼助手鲁道夫·根特将氢氰酸运送到一个秘密地点的（贝尔泽克集中营），又是如何目睹了在用毒气杀人的设计者克里斯蒂安·维尔特的指挥下采取灭绝行动的。在这一特别行动中，柴油机停止了运转。维尔特气急败坏。这不是因为七百个男女和儿童在狭小的毒气室里面忍受着两小时四十分钟的极度痛苦（格尔施泰因有一块马表），而是因为这种故障引发的困窘发生在参观者面前。格尔施泰因被亲眼所见的东西惊呆了，他告诉维尔特他带来的毒气已经失效了，因此必须被掩埋。他后来声称他留在这一岗位上的唯一理由是反对和见证集体屠杀。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赫斯无论怎样都决定使用齐克隆B，他强烈地相信通过使用这一化学制剂，他能够获得比继续使用柴油机的维尔特更高的杀人效率。齐克隆B是蓝色的小球，它可以放在小罐子里携带。带着面具的操作者只要通过一个小洞把小球丢进屋子里，它们就可以变成致命的毒气，毒气在二三十分钟里就可以杀死屋里的人。奥斯维辛成为纳粹灭绝体制中最可怕的死亡工厂。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

走向毒气室的犹太老妇

在荒凉的波兰农村，赫斯和希姆莱将一个由二十七间废弃的单层砖砌兵舍变成了庞大的综合性建筑物，可以容纳十五万名囚犯。奥斯维辛最初只是一个关押政治犯的营地，这些人大多是波兰人，但是它作为一个劳动营得到了很快地扩充，成为灭绝犹太人、吉卜赛人及“亚洲劣等人”的主要地点。到1942年中期，这个集中营被一分为三：奥斯维辛一区是最初的集中营；奥斯维辛二区在比克瑙，它可以容纳二十万受害者，是一个灭绝营；奥斯维辛三区在莫诺维茨，是一个工业中心。奥斯维辛有自己的足球场、图书馆、照相馆、交响乐队、拥有六十名医生和三百多名护士的医务队、一个大型的面包店、一个制革厂、一个造锡厂。这里还有被囚犯称为“加拿大”的三十间兵舍。这些兵舍里塞满了衣服、鞋子、眼镜、珠宝、手表、丝绸内衣、黄金和钻石戒指、优等酒水。总之，这是一个野蛮的城市，在这里居住的人曾经是文明社会的成员，现在他们将无依无靠的受害者和自己降低到人类存在从来没有达到的最低水平。

无论是在奥斯维辛还是在贝尔泽克、索比堡、特雷布林卡和马伊达内克，来到这里的犹太人面临同样的现实。一到达这里，他们就从货车里被赶出来，留在车里的是“粪便和被践踏的婴儿”。他们在斜坡上集中等待着“欢迎”。一个负责挑选的军官只是挥挥手就将新到来的囚犯分列成两队：右边一队是被选来做苦力的，左边一队被判处死刑。老人、妇女和儿童通常被判处死刑。他们被勒令脱光衣服去淋浴。一些心理学的手法被用于掩盖等待这些死刑者的可怕现实。在奥斯维辛，人们被告诉将鞋子系在一起，并且将衣服挂在编好号的钩子上，以便淋浴后找到它们。甚至，他们进入毒气室前还得到肥皂。妇女被剪光头发。受害者像牲口一样被挥动着皮鞭、棍子和枪托的突击队员驱赶着进入毒气室。这些特别的突击队员包括乌克兰人，甚至包括犹太人助手。后者是一个可怕的建议，它使得犹太人成为他们同类的死刑执行者。赫斯后来写道：“我从来不知道这些助理们向即将被毒气毒死的人泄露一丝消息的迹象。相反，助理们竭尽全力在欺骗他们……尽管他们可能不相信党卫队队员，但是他们完全相信和自己一个民族的人。”

奥斯维辛集中营枪毙囚犯的地方

但是，这种最残忍的欺骗也骗不了所有的人，常常出现极度痛苦的呼喊和令人窒息的、难以描述的恐怖场面。受害者一旦被推进可以塞满八百人的毒气室，大门就紧闭，毒气从屋顶的通气孔中释放出来。

通过门的窥视孔人们可以发现，站在离通气孔最近的人立刻被杀死……剩下的人摇摇晃晃，开始尖叫，拼命地呼吸空气。但是，尖叫很快就变成了死亡的呻吟声。二十分钟之后，再也看不到任何动静。

至少要花费三十分钟的时间将尸体从毒气室里拖出来，他们黏在一起，“像一根根柱子一样直立着，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倒下”。一个专门的队伍——牙齿突击队——立刻进入行动，将受害者的金牙拔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由奥迪洛·格罗博克尼克负责搜集，他是莱因哈德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被刺杀身亡之后，这类行动就被这样称呼的。格罗博克尼克负责搜集这些掠夺品（金钱、黄金、钻石、手表等等），并送到德意志银行。

把金牙拔除之后，就开始焚化尸体，要么在露天，要么在巨大的焚化炉里。焚烧的臭气方圆数英里都能闻到。德国的生产商竞相争取同政府签署合同，建立全自动的、高效的焚尸炉。最大的一份合同给了I.A.托普夫和埃尔福特父子公司。这个公司制造了一个完美的设备，它包括一个地下毒气室，一个将尸体从下面运送上来的电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集体屠杀的技术师们毫无疑问将制造出一种完美的、全自动的设备。受难者进去的时候还是活生生的人，然后经过有效和完全的处理，最终通过蒸汽烟囱排放出来。

对于那些没有被直接消灭的人来说，在死亡集中营的生活等于生活在人间地狱。许多幸存者成为这些集中营非人环境的见证。这些证人当中有许多知名人士，他们包括：埃利·维塞尔、普里莫·列维、维克多·弗兰克和托德斯·博罗夫斯基；也有数以百计的普通男女，他们讲述的故事令人心碎。杀人犯们也在私人日记、纽伦堡法庭的证词，以及向上级的报告中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体现了他们所犯下的罪恶，集中营生活的情况也从广泛的记录中得到了准确的重构，这些记录由监狱当局所为，与典型的德国人的精确性是一致的。

为了确认的目的，集中营所有囚犯们被迫在他们的制服上标有不同颜色的标记，它们由一系列数字和一个带色的三角形组成。在奥斯维辛，囚犯的前臂上被刻了一个数字。红色的三角标志着政治犯，绿色的标志着刑事犯，紫色的标志着基督教耶和华见证会会员，黑色的标志着“死不改悔分子”，粉红色标志着同性恋，褐色标志着吉卜赛人。一个正三角形上压上一个浅黄色的三角形从而创造出一个大卫之星，标志着犹太人。德国卫兵很少弄脏他们的手，他们将大量的监视工作交给了仔细挑选出来的委托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刑事犯。这些凶恶囚犯被称为牢头。因此，在大多数残暴的监狱里，囚犯的控制在许多层面上发挥着作用。告密者非常多，从而构成了不信任和恐惧的氛围。

囚犯一大早醒来，必须参加可能持续数小时的集中点名。然后被卫兵赶出去做工，沿途是不断的尖叫、侮辱和折磨。大多数工作是采石场和砖瓦场的手工劳动，但是，在像奥斯维辛这样较大规模的一些集中营，囚犯们在水泥场、煤矿、钢铁厂、鞋厂和大型的生产合成橡胶的I.G.法尔本劳动。在所有这些集中营中，配给都不充足，食品恶劣。死亡集中营的目标是让人劳累致死，在那里，每天的食品供给包括极稀的汤和一点点面包，通常还是在囚犯劳动结束后才发放。有时增加些人造黄油、一段劣质的香肠、一片干酪，或者一点儿蜂蜜，或者稀稀的果酱。幸存的人依靠着黑市和高超的机灵。

毋庸赘言，这样的统治使得人们进入了非人的状态。人们很快就变得消瘦不堪，随后是体能的消失，并出现普遍的冷漠感。远远望去，这些半死亡的人快要在地上蜷曲成一团，犹如妖怪一般。这样的囚犯不可避免地将被处死。由于这个原因，囚犯们竭尽全力显得外表健康。有人告诉维克多·弗兰克：“假如你想活下去，就要看上去适合工作。”几乎没有人能够在这样本来就打算让人们累死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由于这种折磨人的严酷劳动、缺乏营养、各种恶毒的惩罚、经常引发传染病的可怕的不卫生条件，囚犯们日渐消瘦，只有最强壮的才能坚持下来。维克多·弗兰克形象地描绘了囚犯们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恶化：

当最后一层皮下脂肪消失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像一具皮包骨头的骷髅架，我们看见自己的身体在吞食自己。机体消化着自己的蛋白质，肌肉消失了。然后，身体失去了任何抵抗力。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囚屋里小社会的成员不断地死去……在经过了许多观察之后，我们已经能够很好地发现一些征候……我们互相低语：“他活不了多久了。”“这是下一个。”我们每天晚上捉着虱子，这时我们会产生相似的想法：“这是我的身体，它已经成为一具真正的尸体。我已经成为什么了？我只是被围在铁丝网后面的一大群人当中的一部分；我只是因为失去了生命意义某一部分而开始腐烂的一大群人。”

但是，这是对人类精神力量的一个见证：甚至在这些条件下，男人和女人也能够上升到较高的精神和审美的境界，获得对人类条件的更高的认识，孩子们依然在欢笑，绘出最为动人的美与天真的画面。生活依然保持了它的意义，利用了神秘的力量之源。但是，就如维克多·弗兰克所观察的那样，“对生命不再有感觉的人就悲惨了”，“因为他很快就失去了生命”。目的可以使得生命得到补偿；甚至在奥斯维辛，一个了解为什么生活的人可以承受一切苦难。正如埃利·维塞尔所言，我们可能永远不能理解大屠杀——对于他来说，它在奥斯维辛疯狂的计划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但是我们将永远注定尝试去理解它，了解在大屠杀中人性中被掩盖的谜底。

在五个重要的集中营发生的毒气杀人开始于1942年春季，一直延续到1944年秋季。到1944年夏季，东欧部分的大多数犹太人已经被灭绝，除了那些有意阻止希特勒种族灭绝计划的国家之外，来自欧洲其余地方的大多数犹太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匈牙利，犹太人找到了避难所，直到希特勒1944年10月罢黜了米克罗斯·霍尔蒂海军上将，建立了一个他能够完全控制的傀儡政权。希姆莱的侦探立刻进入了匈牙利，围捕他们可以发现的所有犹太人。艾希曼亲自监督这一行动，将满满三列车匈牙利的犹太人送到了奥斯维辛。纳粹分子也不认真地实验一种新的方法——将犹太人卖给西方世界，不幸的是，这个计划由于纳粹政权的口是心非，以及西方政府的漠不关心和官僚机构的阻碍，从来没有真正地实施过。瑞典是少数做出有效努力的国家，它派出劳尔·瓦伦贝格作为特使前往匈牙利，支持匈牙利的犹太人移居瑞典。他后来在苏联的警察手里失踪。勇敢的瓦伦贝格签发了许多特别护照尽可能地拯救了许多的犹太人。但是在大驱逐当中，他的行动只给人留下了些微的影响。希姆莱和他的杀人机构在即将战败的阴云下运作着，加强了在欧洲消灭犹太人的工作。杀手们梳理着过去忽略的地区和集中营。就是在这种方式下，数千个拘留在特里西恩施塔德的犹太人在奥斯维辛被毒气杀死。利奥·贝克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他偶然跑进了艾希曼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室。贝克回忆道：他看到我时显然感到非常惊讶。他说：“贝克先生，你还活着？”他仔细地打量着我。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又冷漠地说：“我以为你死了呢？”贝克回答道：“艾希曼先生，你显然是在说未来发生的事情。”

到1944年11月1日，毒气杀人停止了，但是死亡直到1945年解放才得以停止。战败和惩罚出现在罪犯们的眼里，他们竭力掩盖所有罪行的蛛丝马迹，摧毁毒气室，毁灭尽可能多的被指控的证据。一支名叫“一〇〇五突击队”的特别分遣队在党卫队旗队长保罗·布洛贝尔的指挥下，被委派重新打开集体屠杀的坑穴，把尸体放在浸满油的火车厢里烧毁，再用专门的机器将骨头碾碎。这支分遣队的梳理杀人场的工作于1943年春天在苏联开始，后来转移到波兰，最后在东南欧结束。布洛贝尔将挖掘腐烂尸体的工作交给这一地区的犹太人和其他的人。一旦坑穴挖掘者完成了他们令人厌恶的工作，就立刻遭到了杀害。

从来没有人精确地知道被杀的犹太人的数目。估计的数字从四百万到六百万。劳尔·希尔贝格的估计可能最接近真实的数字。

波兰将近三百万，苏联将近七十万，罗马尼亚二十七万，捷克斯洛伐克二十六万，匈牙利超过十八万，立陶宛将近十三万，德国超过十二万，荷兰超过十万，法国七万五千，拉脱维亚七万，南斯拉夫六万，希腊六万，奥地利超过五万，比利时超过二万四千，意大利九千，爱沙利亚二千，挪威不到一千，卢森堡不到一千，但泽不到一千；总共五百一十一万三千人。

除了普遍的问题——大屠杀何以可能——之外，人们还提出了四个特别的问题：第一，谁是犯罪者？为什么他们要杀害数百万无辜的民众？第二，大屠杀如何是秘密的？第三，为什么同盟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沉默，成为心照不宣的旁观者？第四，为什么犹太人没有造反？第一个问题值得广泛探讨。

犯罪者

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类型的人会犯下如此恐怖的罪行？一个回答是给这些犯罪者贴上虐待狂的标签，但是有证据表明，只有少数的犯罪者事实上是虐待杀人狂。甚至在不动感情之中以高效率处死数千名无依无靠的受害者的纳粹医生当中，几乎也没有任何临床意义上的虐待狂倾向。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埃拉·林根斯·赖纳所认为的那样：“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虐待狂。只有不到5%或5%的人在临床意义上是病态的罪犯。其他人完全是正常的，知道正确和错误之间的差异。他们都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假如虐待狂只是起了次要的角色，那么关注的焦点就必须转移到德国社会更广大的文化形态上，它们提供了动机和制度上的机制，使得通过国家的命令杀害数百万民众成为可能。在本书所展示的分析当中，有四种形态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再次突出出来：（1）恶毒的、具有强烈的生物学和宗教成分的反犹太主义；（2）在家庭、学校、每日生活当中强有力的制度化极权主义的倾向；（3）建立在缺乏身份、不安全感和战败创伤基础上的好战的民族主义；（4）被一个罪恶的领导层统治。

知道原因对于解释结果的爆炸性冲击总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在集体屠杀这个案例中更是如此。也许促使这些人投入大屠杀的是他们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生存方式方面的缺陷。是他们的智力还是他们的精神出现了问题？假如是前者，文化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德国人已经证明了对创造性的成就具有非凡的能力，这种能力一部分是他们特有的思考方式的产物，其特点是不同寻常的一贯性。他们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力和耐力将信仰付诸实践。但是，当他们的方向发生了错误的时候，这些精力和耐力就可能遭到谴责，成为一些经常归结为德国性格的缺乏魅力的特性：死板、过分的重视秩序、侵略性和傲慢。纳粹分子将巨大的反知识力量付诸实践，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投入了宗教的热情和日耳曼式的一贯性。

但是，文化的原因并不能充分解释集体屠杀行为的心理领域。要了解这些就必须知道他们的心理细节，对这些犯罪者的人格和动机进行考察。一般而言，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犯罪者：一是坐在办公桌后面发布命令的，如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穆勒、艾希曼；二是执行实际的枪决或者使用毒气杀人的人，如赫斯、维尔特、门格勒、特别行动队的成员和集中营的卫兵。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虐待狂。希姆莱和艾希曼认为自己是正派的人，在为崇高的事业做着重要的工作。1943年，希姆莱在波森对党卫队发表演讲，他把灭绝犹太人称为一个必要的、崇高的任务：“坚持到底，抛弃人类的弱点，保持我们的正直，这能使我们坚强。在我们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未被书写的、也将不会被书写的光辉一页。”同样，格劳博克尼克坚持认为：“先生们，假如我们的后代是虚弱的，不能理解我们伟大的工作，那么，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将是徒劳的。相反，按照我的观点，应该埋上一块铜牌，上面书写着我们完成了这一至关重要的伟大工作。”在耶路撒冷，艾希曼否认他对杀害犹太人做了任何事情，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认为“他不是一个肮脏的混蛋”。精神病学家证明艾希曼是一个来自下中产阶级家庭的“正常人”，他从不怀疑地执行着命令，为他的上司忠诚而富有效率地工作。

假如艾希曼或希姆莱视自己为诚实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下达集体屠杀的命令呢？答案存在于他们的动机和他们古板的——几乎是机器人式的——人格结构当中。艾希曼、希姆莱、赫斯、门格勒确实都是强力而热情的、同时具有信仰意志的真正信仰者。他们也是盲目的信仰者，具有同样头脑麻木的固执。这类人不接受任何不同的信息，拒绝从任何超出自己观点的其他的角度看待世界。正如汉娜·阿伦特在对艾希曼的评价中所指出的那样：他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类人；他的思想完全是在自己狭隘的意识形态的范围中活动的。艾希曼和希姆莱是可以作为教科书的案例：信仰反动、欺骗自我和特别愚蠢。希姆莱的案例可以表明这一点。1945年4月21日，他以难以置信的语言向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发出祝贺：“亲爱的马祖尔先生，欢迎到德国来。这是你们犹太人和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言归于好的时候了。”

为了理解这些集体屠杀的专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对一个关键的心理学原则表示关注，这就是将自我双重化，或者将自己分裂为两个能够发挥功能的整体，以至于一个冷血杀手和一个好医生（或者好家人，或者尽职的雇员）可以根据需要分别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对立的自我可能在从内部变成一个篡位者。将良心转变成为奥斯维辛的自我是可以避免罪恶感的，因为这一行为将杀人作为种族卫生学合理化了。相似的行为可以在黑手党或恐怖主义的死亡小组里发现。利夫顿正确地补充道：自我的双重化经常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长久的性格混乱。作出这一选择是为了回应犯罪境遇或者犯罪生活方式中的困境。因此，自我的双重化是一种防卫机制，它使得自我躲避了更高的道德或者意识。相关的综合征是麻木和“现实感的丧失”。

总之，大多数杀人分子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信念，他们压抑自我的一部分为的是让一个杀戮自我发挥作用。然后他们确信杀戮行为是一个真正治疗的过程，即他们坚持认为，为了让德国生存下去，另一个集团必须死亡。在他们充满幻觉的体系中产生了一种“疯狂的感觉”。正如过去所发现的，确定了希特勒、希姆莱、艾希曼和数百位纳粹种族主义分子性质的思考形式是种族意识形态、反犹太主义、变态的生物学的顶峰。利夫顿公正而正确地指出，纳粹分子利用了具有死亡倾向的、启示性历史幻象的文化，从而掌握了杀戮和治疗之间的关系。

集中营的医生比其他的纳粹分子更进一步地说明了这种杀戮—治疗的综合征。他们相信依靠杀戮他们实际上是正在治疗，如同过去杀戮异教徒的人一样。一个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医生问一个纳粹的医生弗里茨·克莱因，他是如何在自己的杀戮行为和一个医生的庄严宣誓之间加以调和的。弗里茨·克莱因回答道：“当然，我是一个医生，我要维护生命，并且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我将从病体上去除腐败的阑尾。犹太人是人类身体上的阑尾。”

这种变态的种族卫生学在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勒博士——奥斯维辛的“死亡天使”——那里得到了最高的表现。大多数奥斯维辛的幸存者都记得他是一个整洁、衣冠楚楚的德国官员，严酷而无情，他总是在车站迎接从肮脏的货车车厢里下来的新囚犯，让他们接受自己的命运。他像一个舞台导演，有时口中吹着瓦格纳歌剧的曲调，用手上的藤条指示着谁站在左边，谁站在右边。他非常欣赏这些“选择”，他在自己的各种医学实验中杀害了许多人，尤其是儿童，但是不会眨一下眼睛，固执而嗜血。和希姆莱一样，门格勒的早期经历似乎并不能预计出他后来在奥斯维辛的杀戮行为。他来自巴伐利亚上层阶级的家庭，这个家庭在冈茨堡拥有一家经营农具的企业。他年轻时的生活模式是我们在中产阶级父母的子女那里所发现的：在驯顺的极权主义的孕育基地预科学校接受严格而迂腐的教育，拒绝宗教而偏好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尽管门格勒直到1938年才加入纳粹党，但是他在1931年就加入了“钢盔队”，1934年加入了冲锋队。高中毕业之后，他在慕尼黑、波恩、维也纳和法兰克福大学学习人体生物学和遗传学。1935年，他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中，他对四个种族的下腭进行了研究，声称通过研究下腭可以确定特定种族集团的身份。1936年，他通过了国家医学考试，在莱比锡大学的医学诊所得到了第一个职位。但是，改变他生活的是他被任命为设在法兰克福大学的第三帝国遗传生物和种族净化研究所的研究助理，在奥特马尔·冯·费许尔的指导下工作，他是德国最著名的遗传学家和种族卫生学家。事实上，门格勒成为费许尔最喜欢的后备人员。种族主义乌托邦的小圈子在门格勒收尾之前——即实现了这一理论——经历了两代的变化。就是费许尔鼓励门格勒走上这条道路，确保他被任命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学研究主管，以及位于柏林的威廉大帝人类学、人类遗传教育、遗传学研究所主管，同时帮助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的研究筹集资金。心存感激的门格勒定期将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得到的保存完好的人体器官送给教授作为回报。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门格勒加入了武装党卫队的医学组织，并且在东部前线卓有成效工作，获得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1943年3月，在毒气杀人的巅峰阶段，门格勒来到了奥斯维辛，利用稀有的机会对活人，尤其是双胞胎进行实验。门格勒确信，依靠对双胞胎的实验，不正常的遗传可以得到确定和控制。他搜集了大约二百五十对双胞胎，将他们作为实验室研究者的青蛙、老鼠。按照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观点，门格勒将“杀戮性的科学狂热状态”带入了奥斯维辛。但是，他的杀戮行为依然受到疯狂命令的约束和麻木的卖弄学问的引导。因为，对于门格勒来说，这一研究具有高尚的目的，即繁殖出更高形式的人类。正如他被胁迫的波兰助手马丁纳·普茨纳所言：

我发现门格勒只能被描述为一个疯子。他在自己的大脑中发现了真理。他相信就像繁殖马匹一样，你也能够创造出一个超级种族。他认为获得对整个种族进行绝对的控制是可能的……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纳粹分子。他野心勃勃地成为了一个灭绝人性的人。他对遗传控制充满狂热。我相信，当他认为犹太民族已经终结的时候，他就会处理波兰民族；当他认为波兰民族已经终结的时候，他就会处理其他民族。总之，我相信他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这样做的。最后，我相信他会杀害自己的母亲，假如这样做对他有所帮助的话。

为了他的乌托邦梦想，门格勒在良心毫不受损的情况下进行拷打和杀戮。对于他的同事来说，他是一个最正派的人——正直、友善和“富有文化”。当然，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综合征，它附带着将高贵研究及将有毒的脓肿从世界上去除加以合理化。门格勒以狂热的信奉者、疯狂的教授著称，对人类的完美带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奥斯维辛是他的理想世界，他的梦想成为了现实。就是在这里，他实现了自己的种族主义幻想，可以解剖双胞胎，将亚甲蓝直接注入受害者的眼睛，搜集人体器官，枪毙囚犯以泄愤，用注射将受害者致死，或将他们送入毒气室。假如说在通常的时间里他可能是一个有点轻微虐待狂的德国教授，那么，正如一位同伙所观察的那样，奥斯维辛把他变成了一个纳粹罪恶的原型。在犹太受害者眼里，他变成了他们最深层的集体恐惧——这是一种对德国的一切都感到恐惧的感觉—的化身。

秘密、冷漠和抵抗

大屠杀有多秘密？答案是：它是公开的秘密。它对一些德国人来说依然可能是痛苦的事情。不仅直接的犯罪者——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党卫队行刑队——知道这件事，而且政府的高级官员——戈林、路德、斯图卡特、多普穆勒、罗森贝格、绍克尔、戈培尔等——和纳粹党、武装部队的高级官员也知道这件事。从前线回来，看见这一“可怕秘密的”士兵将他们所知道的告诉了爱人、朋友和熟人。到1944年年中，这个秘密被广泛地知晓。一位德国记者在1943年访问了乌克兰，在犹太人问题上他得到了十分简要的信息，过去生活在那里的一百一十万犹太人像蟑螂一样被消灭干净了。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希姆莱早在1941年11月就告诉德国记者，“在欧洲，对所有犹太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灭绝已经开始”。在1943年，他将这一犯罪行为颂扬为德国历史上光荣的篇章。1944年，纳粹政权实际上计划在克拉科夫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世界反犹太人会议，展示和庆祝对犹太人所做的一切。

1943年，华沙犹太人在强迫居住点起义失败后，德国人将幸存者押往奥斯维辛

世界的其余地方几乎在大屠杀的一开始就知道了它的存在。当然，最初存在着一些怀疑，尤其是因为相似的、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的残暴故事后来证明是对人的愚弄。波兰的地下武装得到了非常准确的来自集中营囚犯和逃犯的信息，并且早在1942年就将真相告诉了西方政府。梵蒂冈教廷是第一批知道大屠杀并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机构之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同盟国那里。对犹太人的残暴行为早在1942年就在英美的报纸上得到了报道。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都知道真相。尽管由罗斯福在1944年1月建立了战争避难委员会，尽一切可能拯救纳粹统治下的受难者，但是，这个委员会遇到了大规模的制度上的冷漠和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尤其是在国务院。真相是：世界懒散地站在一边，要么迟疑不决，要么回避正在发生的一切。正如瓦尔特·拉克尔所指出的那样，整个故事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也是对纳粹统治根本忽视的结果。这种忽视混合着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不论英国还是美国都对犹太人的命运没有兴趣。

为什么犹太人没有抵抗的问题的答案是：他们抵抗了。他们在华沙的犹太人强迫居住点进行了战斗，企图冲出索比堡，在奥斯维辛策动了造反，进行了破坏活动，创办了地下报纸参加了游击队。这些抵抗行动在数量上是稀少的，最终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尽管犹太人求助于一些国际组织，但是在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将他们组织起来，并代表他们。没有一个国家在他们身后，没有一支军队为他们而战。在抵抗种族极权主义国家的冲击当中，他们是无助的。这个国家相信自己的使命是消灭他们，同时得到了其他反犹太政府和无动于衷的世界的支持。

第十四章

纳粹德国的战败，1942—1945

命运转折点：斯大林格勒和“突尼斯格勒”

1942年秋季，作为三个主攻的结果，战争的进程变得有利于西方国家。一是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11月2日在阿拉曼被击败，轻率地退却到突尼斯；二是强大的英美联军11月8日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三是苏联人11月19至20日在斯大林格勒的北部和南部发动了进攻。这些战役一直延续到1943年5月。当它们结束的时候，德国已经被驱逐出北非，东部前线战争的结束也近在眼前。另外，德国在海上和空中正在失去优势。从1942年开始，德国城市就遭到了毁灭性的空袭，大规模的战斗轰炸机编队投下燃烧弹，给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可怕的损失。德国人民逐渐认识到战争可能是失败了，甚至戈培尔聪明的谎言也不能掩盖全天候的空袭，以及来自所有前线的没完没了的伤亡报道。

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史无前例的惨烈打了八个月，成为东部前线战争的转折点。回顾这一战役，我们发现斯大林格勒证明了德国在苏联战役中的致命弱点，首先是“长期地低估敌人的能力”（正如德国将军弗郎茨·哈尔德恰如其分地指出的）；其次是对于可以得到的目标缺乏协调和集中攻击；第三是希特勒破坏性的、最后是非理性的干预。假如希特勒将所有的部队集中在斯大林格勒，他可能会彻底地打败苏联人。相反，他决定同时对高加索发动进攻，因此严重地分散了他的军力，从而将它们暴露在可能灾难性的反攻当中。当哈尔德提醒希特勒德国无法承受这样的消耗战役，并且指出苏联人每个月能够生产出一千二百辆以上的坦克。希特勒勃然大怒，他禁止他的参谋长说出“这样愚蠢的废话”。

美国的“空中堡垒”B-17轰炸机正执行轰炸任务

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交给了由弗里德里希·冯·保卢斯将军指挥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第六军团。保卢斯将军是一个有能力的参谋人才，但也是一个缺乏想象能力，甚至思维缓慢的陆军指挥官。当进攻在7月28日开始的时候，冯·博克将军——南方集团军的指挥官——让第六军团停止前进，直到在沃罗涅什清除顿河一线的敌军。苏联人的策略是控制前线两端——北端的沃罗涅什和南端的罗斯托夫——让德国人突入顿河盆地和顿河的大转弯处，希望再一次以空间换取时间。但是德国的突击让苏联人大惊失色。到7月5日，保卢斯的坦克师在沃罗涅什两翼到达了顿河，但是苏联人增援了沃罗涅什前线，并且到7月中旬依然控制着前线。冯·博克决定在进入中间的空地之前首先处理掉沃罗涅什，他正确地指出，如果将苏联军队留下会对他的侧翼形成威胁，这无疑是危险的。但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没有耐心的希特勒亲自干预了战场上战事的进程。他愤怒地谴责博克在沃罗涅什“浪费时间”，并将他解职。除了没有头脑地将一位优秀的指挥官撤职之外，希特勒还犯了另外两个大错误：一是将进攻分成了两个分离的行动；二是命令霍特将军的第四装甲军团——最初是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向南进军以帮助克莱斯特将军对高加索的进攻。组成南方集团军的A集团军和B集团军现在相互分离，均采取了独立的行动。A集团军要消灭罗斯托夫附近的敌人，并行军六百英里，沿着黑海的东海岸直抵里海边的巴库；B集团军要夺取斯大林格勒，并且朝里海边的阿斯特拉罕挺进。正如约阿希姆·费斯特指出的那样：南部行动的扩展意味着“从进攻一开始就占据了约五百英里战线的军队在军事行动结束之时，将不得不覆盖两千五百多英里的战线来抵抗敌军，但是除了失败，这些军队是没有能力与敌军交战的”。

保卢斯元帅

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直到1942年7月底才开始，因为冯·保卢斯将军一直在等待着霍特的第四装甲军团。到7月22日，第四装甲军团的左翼部队到达斯大林格勒的郊区；一天以后，德国空军用燃烧弹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地毯式轰炸。苏联军队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不惜一切代价守卫着这座城市，没有屈服于德国武装部队的冲击。事实变得十分清楚：这场战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冲突，而是政治权力意志和威望的较量。这座城市在斯大林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就是在这里，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国内战争中赢得了伟大的军事胜利，他鼓动察里津的市民们将它重新命名以表示对斯大林的尊敬。这座城市位于伏尔加河边，紧靠着顿河的转弯处，它不仅是苏联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也是苏联南部最后一座大型城市。

当德国一寸一寸地夺取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决心为每一幢房屋、每一家工厂、每一座水塔、每一间地窖、每一堆废墟而战斗而牺牲的对手。对于过去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德国士兵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考验。威廉·霍夫曼指挥着第二六七团，他本来信心十足地希望在8月末攻克这座城市，他留下了一段富有启迪的洞察，使我们能发现德国军队士气不断衰落的脉络：

战火包围中的城市雕像

9月1日：苏联人真的还要在伏尔加河边继续战斗吗？简直是疯狂。

9月8日：……没有理性的顽固。

9月11日：……发狂了。

9月13日：……疯狂的野兽。

9月16日：……野蛮人，他们采用了强盗的方式。

9月27日：……苏联人不是人，而是魔鬼。

9月28日：……每一个士兵都把自己看作要赎罪的人。

在全天候的狂轰滥炸之后，德国军队最终到达了城市的中心，但是苏联人继续在瓦砾当中抵抗，拒绝投降。朱可夫元帅被斯大林授权负责苏联的所有战略规划，他认识到德国的挺进已经十分危险地将自己拉得过长的北翼过度地暴露出来。沿着顿河上游展开的德国战线的这一部分由德国的卫星国控制，它们是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这些军队的领导是无能的，装备和给养都十分糟糕，是德国战线上虚弱的一环。在反攻当中，当第六军团全神贯注于斯大林格勒的时候，这些军队是完全不可能守住北翼的。

哈尔德将军反复警告希特勒：斯大林格勒不值得如此大的损失，但是希特勒不耐烦地对他可怕的警告表示了蔑视，认为是他胆怯的表现。他越来越厌烦这些任性的军官，他们没有看到他宏伟计划的长处所在。当南部的进攻没有他预期的那样迅速的时候，他解除了陆军元帅李斯特的职务，自己亲自指挥A集团军。在9月末，他又解除了哈尔德将军的职务，谴责他的小心翼翼和悲观主义的观点对每个人形成了毒害。他甚至严厉指责了这位将军过于专业：“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而不是专业能力。”哈尔德被蔡茨勒将军替换，他是一位更为年轻的，显然也是更为听话的军官。

1942年11月19日，苏联人开始对过长的德国战线进行打击。在一个经典的钳形攻势中——这使人想起了汉尼拔在卡尼对罗马人的胜利——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最虚弱的北部和南部猛地推出两个集团军。苏联军队由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和安德烈·耶利门科指挥，粉碎了保卢斯侧翼的罗马尼亚第三、第四军团，在他的后面收紧了钳口。第六军团的二十二万将士、一百辆坦克、一万八千门大炮和一万辆运输车落入了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陷阱当中。

希特勒对陷入重围的德军的回答是“站稳脚跟”。冯·保卢斯回电说：第六军团的毁灭是毫无疑问的，除非他得到允许立刻撤退，在包围圈的西部和南部打开缺口。希特勒强硬地拒绝了这些请求，回电道：突围是不必要的，因为他已经派出了冯·曼施泰因的“新顿河军团”打入包围圈，解救被围攻的第六军团。他还答应通过庞大的空运给予第六军团以物资上的支援。但是，这两个目标都证明是不可行的，因为曼施泰因疯狂的努力来得太晚了，戈林的空运连最基本的五百吨物资也远不能完成，而这是支撑第六军团的每日所需。

同时，套索在收紧。元首司令部的战况会议被恩格尔将军戏剧性地记录下来，为我们提供了对大祸将临的军队以及希特勒严重失职的全面报道：

11月24日：对来自保卢斯将军的电报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元首粗鲁地拒绝了尽管由蔡茨勒将军支持的建议……他反复强调斯大林格勒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放弃的。

11月26日：元首依然保持着冷静，但是拒绝所有的一切。理由如下：撤退将被认为是虚弱；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会一再丧失；对我们的盟国可能会产生冲击；丧失时间，因为一个人说不出在西部、非洲或其他地方会发生什么。

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进行巷战

12月19日：发生了激烈的讨论，因为冯·曼施泰因再次提出了军队突围的要求。元首对总是同样的问题变得不耐烦起来，他不相信可以通过撤退来拯救这支部队。

1943年1月底，第六军团已经变得孤立无援了，半疯狂的士兵完全凭着本能在战斗。数千名士兵不是被饿死，就是被冻死。伤员要求指挥官立刻射杀他们。在最后绝望的请求中，保卢斯要求同意放下武器投降。希特勒无动于衷。他的答复是严酷和明确的：“投降是不可能的。”他通知冯·保卢斯：“为了使重建东部战线成为可能，第六军团将在斯大林格勒完成它的历史责任，直到战至最后一人。”然后又在保卢斯面前抛下鱼饵，希望这样能够刺激他做出进一步的抵抗行动。他提升保卢斯为陆军元帅。因为没有一位德国的陆军元帅成为战俘，因此希特勒希望这一毫无意义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已经成为定局的事态。十分明显，保卢斯不为军阶的提升所动，他和九万名士兵一起在1943年1月31日向苏联人投降，多年以后只有五千名士兵返回了德国。

当投降的消息到达元首司令部的时候，希特勒立刻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干净，他对冯·保卢斯发起了让人感到难过的攻击：

他变得逍遥自在起来了！……这个人应该自杀，因为过去的将军在看到自己的事业失败的时候都会拔剑自刎。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一个畸形的主人都会命令他的奴隶：现在杀了我！……生命意味着什么？生命就是国家。个人的生命必须死亡……保卢斯不久就会在电台里讲话。你们走着瞧……人怎么会如此懦弱。我不能理解这一点……伤害我自己的事情是我提升他为陆军元帅。我想要给他最后的快乐。这是我在这次战争中授予的最后一个陆军元帅。在事态不明确的时候，最好不要给它们下定论。这简直是太可笑了。那么多人都死了，而他这样的人却苟且偷生，最终玷污了那么多人的英雄气概。他本来可以使自己脱离悲哀，进入永恒，成为民族的不朽人物。现在，他宁愿去莫斯科。这是多么荒唐的选择。简直是疯了。

陆军元帅冯·保卢斯和九万名士兵一道成为战俘

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使得苏联人的继续进攻变得越来越大胆，并且在1943年1月的前三个星期，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抵抗红军，它到达了第聂伯河，并且将要阻断高加索德军的退路。但是，著名的德军指挥官冯·曼施泰因将军规划出一种有效的战略，阻止了苏联人的攻击。冯·曼施泰因知道为每一寸土地而战是无用的，因为苏联人在资源和人力上都远远超出德国人。他认为最好的战略是依赖于战术上的经验和装甲部队的质量，以避免在严酷的战线上进行消耗战。他的战略被恰当地命名为“反手击球”的进攻，它让苏联人深深地渗透到德国的战线当中，然后用集中的装甲部队进攻来包围它们。到3月中旬，冯·曼施泰因的战略证明是十分成功的，苏联的进攻暂时停了下来。另外，德国人击退了苏联人，渡过了顿涅茨河，重新占领了哈尔科夫，并且稳住了阵脚。运气上的明显扭转，表明德国军队依然是可怕的战斗机器。

假如希特勒听从曼施泰因的建议，采取可以摧毁红军士气的“反手击球”战术，那么，苏联人的盲目信念就会暂时受到阻止，不会发动对德国本土无情的进攻。相反，希特勒和他的大多数将军决定坚守已经赢得的东西，加强从北部的列宁格勒到南部亚述海的马里乌波尔两千英里防线上的虚弱之点，其中一个是库尔斯克，这是一个一百英里的突出部分。这块突出部分深入到德国的防线之中，极有可能将曼施泰因和克鲁格的前沿阵地分割开来。几个月来，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对进攻库尔斯克突出部分的可行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蔡茨勒和克鲁格赞成进攻，而约德尔和古德里安表示强烈反对。事实上，正如古德里安告诉希特勒的那样，没有理由在1943年发动一场进攻，而且在东部前线，库尔斯克突出部分也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非要在那里举行一场决战。希特勒自己也承认“卫城作战”的思想如同它的名字令他胃部不适。但是，蔡茨勒和凯特尔的观点决定了这一议题偏向于进攻，因为德国人的进攻在政治的理由上是必要的。

对库尔斯克突出部分的进攻开始于1943年7月5日，德国军队在这里集结了从未有过的庞大的装甲部队。南方集团军派出了九个装甲师，包括党卫队部队骷髅师、近卫师、帝国师；同时，中央集团军从北方同莫德尔的第九军团一同发起攻击，这个军群包括九个装甲师和两个支援兵团。夹击库尔斯克突出部分的是当时德国所能聚集的最好的部队和最先进的装备。希特勒为了给进攻提供三百二十四辆新式坦克推迟了战斗的时间。另外，在东部前线的每一支军队都被剥夺了坦克和装甲设备，库存也消耗殆尽。尽管有如此惊人的武器装备，但苏联人在十二天激烈的战斗中，抵挡住了德国人的进攻。只有一些微小的凹陷部进入苏联的防线，决定性的突破没有实现。战斗的高峰出现在7月12日，那天，受到重创的第四装甲军团和苏联的第五军团展开了八个小时的大战，同时有三千辆坦克投入了这场战斗。

参加库尔斯克坦克大战的德国坦克部队

由于苏联的谍报机构早就预示了这次进攻，并且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在犹豫不决和相互的口水战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库尔斯克的进攻战甚至在它进行的时候，似乎已经失败了。另外，德国人用几种不同的坦克——豹式、虎式和象式——发动进攻，每一种坦克都有严重的缺陷。庞大的象式坦克在炮塔里选择了口径100毫米的L-70火炮，它被安置在固定的炮台中，而这些炮台又被证明是十分容易成为靶子的，因为它们没有机关枪来保护自己免受苏联步兵的攻击。豹式坦克经受了履带问题，并且很容易失火，因为汽油箱没有得到恰当的保护。由于缺乏备用的部件和各种各样的装备，因此坦克在战场上的损坏是永久的。相比之下，苏联人依赖于不太复杂但是同样给人印象深刻的装甲车。最终，苏联人已经准备好了几乎无法突破的八层防卫体系，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防护墙，有两万多门大炮，同时还有反坦克地雷的支撑，密集程度每英里多达四千余个。7月15日，希特勒放弃了库尔斯克的进攻，通知他的指挥官：盟军已经在西西里登陆，必须阻止他们，为了加强西部，这就要求将军队从东部调离出来。

苏联军队在库尔斯克坦克大战中反攻

同时，在北非和地中海地区，形式也开始变得不利于德国人。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战线过于漫长，并且失去了对空中的控制，尽管它采取了勇敢的行动，但是注定陷入英美联军的钳形攻势当中。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陷入僵持阶段的时候，非洲战役在阿拉曼展开决战。1942年整个夏天，英国第八军团的新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用心地重组了自己的部队，并用美国最新式的谢尔曼坦克装备了它们。10月下旬，英国人用密集的炮火开始了他们的进攻。德国的装甲军团勇敢地进行了抵抗，一度时间里还没有指挥官，因为格奥尔格·施塔姆将军在战斗期间死于心脏病，隆美尔暂时接替他的工作。隆美尔当时正在从肝脏和血压的疾病中痊愈过来，他急忙赶回非洲指挥德国部队。不过，他认识到自己的战线没有能力顶住英国的攻击。1942年11月3日，隆美尔像他之前的保卢斯一样接到了希特勒让人泄气的电报：“站稳你的脚跟，直到战死。”这份令人震惊的电报是铁石心肠的，也是漫不经心的，如同后来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收到的所有电报一样：

在这种情景中，你必须发现，除了坚持不能有其他的想法，站稳你的脚跟，将每一个人、每一件武器用在沙场之上……尽管敌人处于优势，但是他们的力量会达到极限。历史上会再次出现更强大的意志战胜更强大的军队。除了胜利或者死亡，你不能以其他方式展示你的军队。

当英国人在11月4日击破德国人防线的时候，“沙漠之狐”决定为了来日拯救自己的军队，而不是将它们引入必死无疑的境地当中，后者是希特勒想让他做的。11月8日，英美联军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在摩洛哥和突尼斯登陆。隆美尔的军队沿着埃及和利比亚海岸急忙退却，它们发现自己被东部蒙哥马利的第八军团和西部艾森豪威尔的军队挤压着。尽管德军在突尼斯建立了强大的阵地，又战斗了六个月，但是，一切都在1943年5月12日结束了。二十五万德军和意军投降。因为德国人的这次战败仅仅发生在斯大林格勒灾难的两个月之后，因此士兵们称德国在非洲的失败为“突尼斯格勒”。

进入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的灭亡

在将德国人从北非驱逐之后，同盟国乘胜追击，将战斗引入欧洲大陆。1943年1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讨论同盟国的战略，他们决定进一步拓展太平洋战争；进攻西西里，并把它作为进攻意大利这个“软腹”的前奏；坚持敌人必须“无条件投降”，这是格兰特将军在美国国内战争中使用过的名言。

击溃北非轴心国的军队仅仅两个月之后，同盟国就在西西里登陆了，并且在一个多月里占领了整个岛屿。尽管德国人进行了勇猛的战斗，但是他们的意大利盟军只是进行了一些象征性的抵抗。三年的战争是不断的失败，是令人耻辱的对德国军事力量的依赖，它给意大利人民敲响了丧钟。希特勒收到了不祥的报告：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政治命运正在迅速地衰落。当他1943年4月与这位意大利领袖会晤的时候，他对墨索里尼的身体和心理的恶化感到震惊万分。事实是意大利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争，厌倦了墨索里尼对纳粹德国毫无头脑的依赖。在同盟国登陆西西里九天之后，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又一次进行会晤，讨论联合战略。

墨索里尼希望脱离与德国的联盟，但是希特勒不再给予他代表意大利事务的尊严。相反，他滔滔不绝地讲了数小时，谈论了战斗到胜利或者灭亡的必要性。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会面五天之后就失去了权力。1943年7月24日晚上，法西斯大会责难他对战争处置失当，将意大利拉入失败和专制的沼泽之中。第二天晚上，墨索里尼被国王免除了职务，并遭到逮捕。他的继任者是埃塞俄比亚的征服者巴多利奥元帅，他现在被国王授权组织新的非法西斯政府。法西斯党被解散，法西斯的官员被解除了职务，对意大利政府的控制牢牢地掌握在国王和军队手中。

同时，巴多利奥元帅正陷入不适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为了有利的停战与同盟国秘密谈判；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让德国人知道他的两面交易。但是，这两个策略都招来了相反的严重后果，因为德国人没有受到欺骗，同时，同盟国根据在卡萨布兰卡制订的规划要求无条件投降。巴多利奥元帅选择了无条件投降，但是他的秘密谈判没有逃过希特勒的眼睛，他正准备着随时对付这个不值得信赖的盟友。

尽管希特勒估计到了墨索里尼的严重问题，但是当他收到这位意大利领袖下台的消息时，还是感到震惊的。在墨索里尼下台数小时后，希特勒召集了所有纳粹领导人参加的大会，并且很快就从7月24日的事件中得出两个结论：巴多利奥元帅在向同盟国投降之前只会推延时间；当务之急是掌握主动权，占领意大利，逮捕巴多利奥元帅和国王，恢复墨索里尼的权力。当约德尔将军建议得到更为准确的情报并加以研究之后再进行动作的时候，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

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欺骗，他们将继续宣布和我们站在一起。但这是一个背叛行为，因为他们将不会和我们在一起……巴多利奥会马上宣布继续这场战争，但是它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他们必须这样做，这就是背叛的行为。但是，我们将继续玩弄同样的游戏。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闪电般地控制整个意大利政府成员，清除所有的垃圾。明天我将派一个人到那里去，他将命令第三装甲师径直进入罗马，立刻逮捕整个政府和国王，以及所有王室成员，尤其是王储。让我们去控制那些乌合之众，尤其是巴多利奥和所有政府的成员。你们将发现他们会变得乖乖的，两到三天的时间里，这个政府就会被颠覆。

当巴多利奥政府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和同盟国谈判的时候，希特勒将他在意大利的军队增加到十六个师，等待着打击他背叛的盟友。9月2日，英国人在意大利半岛的脚趾卡拉布利亚登陆。一个星期后，盟军对那不勒斯南部的萨勒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同时，意大利向同盟国正式投降。同盟国的进攻和意大利的投降，是希特勒快速反击的信号。德军解除了意大利部队的武装，占领了罗马及北部和中部的意大利。巴多利奥和国王逃到南部他们的解放者那里寻求保护，但是同盟国在萨勒诺浴血奋战之后只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尽管同盟国在1943年10月1日占领了那不勒斯，但是它的进攻随着秋天雨季的到来停止了。负责意大利战区的陆军元帅埃伯特·凯塞林，在预测同盟国的计划和作出灵活的、富有创意的回应上显示了非同寻常的天才。最初，希特勒已经估计到意大利南部的丢失，因此他的进攻计划要求守住佛罗伦萨上部的亚平宁半岛。但是，凯塞林阻滞战使得德国人将他们的防线移动到罗马南部，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卡西诺防线。

因此，意大利实际上被分成北部和南部两个部分。北部控制在德国人手中，在奥托·斯科尼领导下的党卫队突击队戏剧性地将墨索里尼从阿布鲁西山救了出来，并且使他成为新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傀儡统治者。在南部，巴多利奥元帅和国王实际上成了同盟国的囚犯。意大利人民危险地生活在处于战争状态的两派之间，忍受了十五个月的苦难、寒冷和饥饿。

美国坦克开进罗马

随着同盟国在意大利的登陆，希特勒现在意识到他在不止一条战线上面对着一个协同作战的敌人。所有的迹象表明，他将面临着在法国的大举进攻。1943年秋季，希特勒已经在四条战线上开战：意大利、公海、空中和东部战线。另外，不像同盟国共同分享资源和协调战略，希特勒将所有的事情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从来不认真地征求专家的意见。在不同战场之间和武装部队不同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希特勒妄想狂的风格鼓动着机构之间的竞争，并使得指挥官们不知晓那些与他们独享的自身利益无关的重大事务。这种风格现在开始结下了恶果。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是后来谋杀希特勒的七月阴谋的策划者。1941年，他在对柏林参谋学院一群毕业生讲话的时候，以尖刻的语气评说道：“假如让我们这些高素质的总参谋部官员设计出一个能够想象得到的最糟糕的战争领导组织，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制造出比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更愚蠢的组织。”

希特勒和德国人的失败

1943年下半年，人们可以发现德国人在战争中的致命缺点：希特勒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因而越来越难以预测；德国参谋部那些有信心的专业军事人员——最著名的是哈尔德将军——被顺从的、奴颜婢膝的人所替代，如凯特尔和约德尔；充满竞争的管理部门一片混乱，这阻碍了政策、管理、生产的成功协调；希姆莱和党卫队野蛮的种族主义政策，激发了暴动及最终遍布整个欧洲的广泛抵抗。当战争的运气变得不利于德国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越来越躲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不再抛头露面。他像一个夜里的小偷在德国穿行，因为他不能让自己看到成为废墟的城市。有一次，在贝希特斯加登，他的专列在一辆运送伤员的列车边上停了下来，他变得十分恼火，立刻命令放下百叶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他的神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唯有他十分坚强的自制力使得他没有完全垮掉。另外，他的身体状况在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要控制战争所有方面的强烈需要、他对药物不断增长的依赖这三者的冲击下逐渐恶化。那些长期没有看到他的人，都为他恶化的身体状况感到惊恐不安。戈林发现在三年的战争中，他老了十五岁；戈培尔一直关心着他的偶像，他记录了元首身体的逐渐恶化，他悲伤地写道：这是悲剧性的事件，元首已经成为了一个隐遁者，他如此不健康地生活，他不外出呼吸新鲜空气，他不能放松自己，他坐在自己的掩体中，“不是忙忙碌碌，就是低头沉思”。

在强烈而持久的压力影响下，希特勒的反常心理表面化了，他失去了现实感。约阿希姆·费斯特正确地注意到元首身体上发生的“急剧的退化过程”。希特勒被限制在他孤独的司令部里，周围全是一些奉承者和拍马屁的人，他自己退化到幼稚的幻想当中，使人想起了他在林茨的岁月。例如，他不再到遭到轰炸的城市巡游，鼓励德国人民，而是逃避到幻想当中，企图建立一座宏伟的大厦，在东欧建立德国的殖民地，重新安置所有人口，创造一种新的种族品格，将劣等的民族一扫而尽。

从1941年夏季开始，希特勒在他的狼穴里度过了大量的时间，这是他偏僻的司令部，位于东普鲁士的丛林、群山之中，单调、阴暗。来访者将铁丝网、碉堡、兵营组成的这一前哨阵地，描绘成“修道院和集中营的混合”。在这种自我强迫的与世隔绝的氛围当中，他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在不断地退化。他开始抱怨恶心、虚弱、寒冷和持续的失眠。他的头发快速地变白，他的左臂和左腿开始阶段性的颤抖，使人怀疑他患上了帕金森病。

被炸毁的斯图加特

正如过去所显示的，希特勒一生都被身体的症状所苦恼，抱怨胃酸过多、头痛，混乱或者心烦的感觉，耳朵里时常的尖鸣或低鸣，失眠和一大堆说不清的痛苦。他非常担心自己的身体，以至按照预计的身体状况来调整自己的政治计划。他对癌症的恐怖影响了他长期的目标，他不断强迫自己调整时间表。当他的身体在军事失败的冲击下崩溃的时候，他越来越求助于数不清的药物支撑自己衰竭的体能。他的医疗小组迎合着他的需要，纵容他的迷信。希特勒就像在战场上一样，在医疗上也偏爱立竿见影。

尽管有一个医疗专家小组照顾着希特勒，但是他最信赖的医生是西奥多·莫雷尔，他是一个医学骗子，在柏林开设了一个时髦的皮肤病和性病诊所。当希特勒需要一个皮肤科医生治疗腿上的湿疹的时候，他遇上了莫雷尔。莫雷尔热衷于非正统的治疗实验，这一点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决定让莫雷尔成为自己的私人医生。在希特勒的赞助下，莫雷尔的身价飞快地提高。他不仅以生产专利药品使自己富裕起来，而且在将元首作为实验用鼠使用的时候似乎一点儿愧意也没有。

在莫雷尔使用的各种药物当中包括：科斯特的治疗肠胃气胀的药丸，是马钱子碱和颠茄的混合品；名叫丙酸睾丸甾酮的性激素，是从研磨成粉的公牛睾丸中调制而成的；诸如可拉明、咖啡因、脱氧麻黄碱等兴奋剂和兴奋药丸；清醒头脑的可卡因；镇定剂和催眠药。各种药丸或者注射的目的是放松肌肉，刺激食欲，阻止头痛或感冒。在希特勒生命的最后三年里，莫雷尔博士每天给他的这位病人注射包括以上各种药物的针剂，按照医学专家的观点，其日积月累的结果是希特勒的人格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他的眼睛冒出了凶光；他的言语比往常变得更为狂野和夸张；他的情绪在狂喜和暴怒之间交替。然而，最令人惊讶的是，根据亲自化验过希特勒治疗肠胃气胀药丸的吉辛博士的观点，希特勒经常服用这些黑色的小药丸达到几乎致命的剂量。

这一类发现导致一些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希特勒的忧郁症导致了严重的药物滥用；德国这位独裁者从1942年夏季开始，除了其他的折磨外，可能还忍受着慢性的安非他明中毒。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一直保持着对政府机器的控制，而且一直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更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民一直信仰他的领导才能，这说明即使“不相信真理的意志”不比“相信真理的意志”强大，起码也和后者一样强大。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当德国与英国处于交战状态的时候，希特勒和德国人民都感到不高兴。希特勒最坚定的信仰之一——在《我的奋斗》中提到多次——就是：德国是在国内而不是在战场上失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因此，希特勒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支撑着国内的战线，他使用了一个弄巧成拙的、保证德国人民和平状态的政策。这个政策可能对他最终的失败起了关键的作用。一个战略上的决策是不让国内阵线出现崩溃，因此它没有将德国的经济转变成战时经济。希特勒希望依靠闪电战的策略不仅可以保持战场上的最后胜利，而且也保证了他在国内阵线受到拥护。换句话说就是不采用“深度武装”，因为这种经济将意味着不受欢迎的战时经济和消费品的短缺。希特勒希望快速的胜利，在被占领土攫取大量的战争资源的同时，完成自己的目标。希特勒最初对西方的胜利似乎确认了这些预期。从被占领土那里没收来的原材料、粮食、机器，以及为“主人民族”吞食的战利品一车一车地运到纳粹德国。纳粹政权还让被占领土为占领者的特权付出沉重的代价，用升值的货币购买额外的粮食和原材料，然后运往德国。

但是到1941年末，德国面对着更为广阔的战场，与苏联和美国这样拥有巨大的物质资源和人力的国家开战。从此德国面临着一场持久的消耗战，资源显得不再充足，正在计划的战略也变得充满了误导性。军备和战争生产部建立于1940年，它由值得信赖和精力充沛的弗里茨·托德负责，这个部逐步提高了战时的生产，并企图控制整个战时经济。当弗里茨·托德1942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后，希特勒作出了他最好的任命，让他最喜欢的建筑师埃伯特·施佩尔负责这个部门。

全民皆兵的“总体战”宣传画

在施佩尔的领导下，战时生产剧烈增长。通过减少浪费、降低重复劳动、使政策合理化，施佩尔使生产发生了戏剧性的增长，甚至在同盟国的轰炸机不断进行空袭的时候也是如此。同时，消费品的生产相对来说依然没有削减。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即使施佩尔杰出的组织能力也不能阻止不可避免的失败。尽管施佩尔得到了希特勒的信任，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落入纳粹官僚机构的罗网当中，被迫与巧取豪夺、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进行斗争。他就外国劳工的使用与绍克尔发生争执；由于鲍曼和党的区领导人不愿意将经济转变为全面的战时状态，将数百万劳动者从消费工业转移到军事工业，因此施佩尔又与他们发生了争执。由于担心民众的愤怒，党的区领导人向希特勒提出抗议，这样，这个计划暂时被束之高阁。

由于纳粹政权开始面对着战败，“全面发动”的决一死战的计划最终在1944年夏季通过。约瑟夫·戈培尔被任命为“总体战”的全权代表。戈培尔绝对不相信战争只要靠言辞就可以获胜。他以一些深远影响了许多德国人生活的决策投入了行动。开始，他征召年轻人服役，强迫十到十四岁的孩子进行农业劳动，或者担任防空助手。已经退休的男女被要求注册进行义务劳动。大部分由年幼的和年老的男人组成的人民军——包括所有十六到六十五岁之间没有为国家服务过的男人——胡乱地聚集在一起，为扭转战败局面进行最后的殊死一搏。剧院、学校、咖啡屋全部被关闭了，对失败主义的处置也变得更为严厉。

德国“妇女后援队”的技术人员在校准飞机机枪上的瞄准器

全面发动也涉及到纳粹运用妇女的政策。不像英国或美国，在战争的最初三年，德国没有充分发动妇女，而是主要利用外国劳工。直到1943年才开始征召妇女，但是还是有大量的例外条件允许妇女待在家里。现在已经到最后关头了，纳粹分子严格了规则，他们把妇女义务劳动的年龄从四十岁提高到了五十岁，对不参加劳动的任何妇女取消家庭补贴。

不光彩的失败——其突出表现是每天恐怖的轰炸使许多德国城市变成了废墟——的可能性带来了绝望、恐惧和普遍的失败主义情绪。党的成员和企业、公司的管理者继续支持着这个政权，但是，那些在广阔的战场上失去亲人的传统精英、中上层阶级及许多普通的德国人开始失去希望，纳粹党由于战争的损失失去了众多的党员，现在主要是依靠年轻的志愿者，并且越来越得不到欢迎。这就产生了严重的领导层的危机，尤其是在组织人民军的关键时刻。

党的核心依然是一些“老战士”，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就加入了纳粹党，后来都被奖励了一些不能称职的位子——党的区领导人。这些人通常是反社会的，具有明显的残暴和贪污倾向。战争给予他们许多腐败的机会。德国人都熟知有关这些区领导人的故事，他们挪用党的经费，像帝王一样地生活，同时，他们向德国人民提出虚伪的要求，要他们具有牺牲的美德；而民众也厌恶他们越来越残酷地支撑正在塌陷的国内阵线的方法——从令人愤怒的羞辱到明目张胆的谋杀。当终局到来的时候，许多党的领导人企图离开德国或者隐藏身份来保全自己。

公众的士气是纳粹政权非常关注的，各种各样的机构挖空心思地探究民意。党卫队保安处在全德国布置特工，尽可能客观地探听普通的德国人是如何谈论战争的，他们所听到的无疑是批判性的意见。他们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党卫队保安处减少了特工人员，并且限制了对少数几个高层领导人汇报德国民意的通道，其中包括戈培尔和他的宣传机器。

基层特工人员搜集到的许多抱怨是公众对配给的不满。在战争开始阶段，德国已经建立了非常适度的配给体制，但是，某些物资的短缺——如黄油、脂肪、纺织品、皮革、煤炭、化妆品、香烟——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刺激了现存的和不断发展的黑市及管理黑市的一大群投机诈骗分子。党卫队保安处一个报告陈述道：

在战争初期，黑市商人被视为破坏分子遭到抵制，但是不久就出现了躲避配给规定的、并且毫无罪恶感的事情。像“有一物就有一切”或者“每个人都在与其他人交换”的话就开始流行起来，不参与黑市交易的老实人被视为十足的笨蛋。

正如理查德·格伦贝格尔所正确认为的那样，黑市像任何一个非法的市场一样，通常能够对人们真正的需求提供非常准确的信息。因此，1945年春季，柏林的黑市提供了几种值得注意的商品，如斧头加镰刀的徽章，甚至大卫六角星。伪造文件的市场也十分活跃。一个人花费八千马克就可以购买到在德国生存的全套合法证件：护照、军队通行证、工作证、配给卡、国民卫队卡。德国人已经习惯了几十年来的身体痛苦和战争损失，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新的痛苦，那就是同盟国的轰炸。从战争开始，德国就承受了轻微的轰炸，但是由英国（哈利法克斯和兰开斯特）和美国（B-17）的轰炸机发起的大规模轰炸在1942年开始了。空军元帅、外号为“轰炸机”的阿瑟·哈里斯开始实施对德国大城市全天候的饱和轰炸，希望借此来打击德国人的士气，甚至激发愤怒的德国工人推翻纳粹统治者的暴动。尽管这些期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德国的士气实际上得到了加强，也没有出现推翻纳粹政权的普遍呼吁——但是同盟国的轰炸造成了物质的摧毁和经济的破坏。

英国在1942年5月31日对科隆发动了第一次“一千架轰炸机袭击”，整个城市落入地狱般的大火之中，除了大教堂什么也没有留下。同样的袭击6月也降临到埃森和不来梅的头上。英美的联合空袭发生在1943年，一直进行到战争结束。1943年7月，哈里斯对汉堡发起了四夜的空袭，引发的大火在狂风的助威下耗尽了地表的氧气，使得数千位躲在防空洞或者地窖里的人窒息而死，同时将城市大部分变成火海，温度达到华氏一千五百度。这次空袭毁灭了80％的城市建筑，杀死了三万名居民。同样的恐怖也降临到卡塞尔、维尔茨堡、达姆施塔特、海尔布鲁恩、乌帕塔尔、维塞尔、马格德堡。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所有超过十万人口的德国城市都遭到反复轰炸。1943年11月开始了对柏林的轰炸，并且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柏林的绝大部分成为一片废墟，一片荒凉的景象。但是，对德国城市最可怕的空袭发生在1945年2月14日夜里。德累斯顿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具有洛可可风格的城市，毫无战略价值，并且由于难民众多造成了人口拥挤。这个城市在那天夜里遭遇了世纪末的灾难，被焚烧一空，将近十万人丧失了生命。

为了抵消来自所有前线的坏消息，约瑟夫·戈培尔开动了他的宣传机器，发送出希望和恐惧交织的信息。希望是生产出正在研制的强有力的秘密武器，恐惧是假如苏联人蹂躏德国，等待这个国家的可怕命运。戈培尔知道德国人不是笨蛋。最初宣布的对敌人造成致命打击的胜利，并没有导致最终的胜利或者和平。苏联战争甚至在希特勒1941年公开宣布就要胜利之后，也有许多德国人确信未来无疑是暗淡的。但是，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是真正不争的事实：战争已经失败了。甚至戈培尔无处不在的宣传机器也不能愚弄有思想的德国人了。不过，戈培尔依然有几个方法保持民众的士气。他的宣传利用了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提醒德国人这样的政策就是无情地羞辱德国人，计划最终消灭德国人。戈培尔还继续利用元首这个偶像，因为他知道尽管德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苦难，但是依然相信他们的领袖。他们听话地进入了战争，将他们的儿女献给了元首，甚至现在，当炸弹在他们周围爆炸的时候，许多人依然处于他的魅力之下，直到他不光彩地死去，这种魅力才烟消云散。施佩尔生动地记录了民众对元首的集体痴迷，就在真正结束之前不久，他和几个农夫进行了交谈：

在威斯特伐利亚，瘪了的车胎迫使我们停了下来。黄昏暗淡的光线使我没有被认出来，我在农家的庭院和几个农夫进行了交谈。令我惊讶的是，对元首的信仰依然是强烈的，几年来，它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他们的大脑里。他们断言希特勒是不会失败的！元首依然保持着一些在最后关头使用的高招。转折点将会出现。这只是一个陷阱，他将敌人引入我们的国家。

但是，也有一直反对希特勒暴政的德国人，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宗教反对者、学者、共产主义者、保守主义分子和军队领导人。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希特勒暴政是靠党卫队、警察和集中营三角来支撑的，因此有组织的反抗是十分困难的。战争与其说是动摇，不如说是加强了极权主义的控制。集中营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张。在民众尚未采取反抗行动之前，他们就被围捕起来。他们被判定有罪，罪名无非是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同性恋者、懒惰分子，等等。在1940年，新的集中营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出现，如汉堡附近的诺因加默、策勒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下西里西亚的格罗斯—罗森、但泽附近的斯图特霍夫、阿尔萨斯的纳茨维勒。除了这些主要的集中营之外，还有十倍的劳动营，人们只因轻微的反抗行为就被送到那里。1944年4月，一共有二十个集中营和一百六十五个附属的劳动营。但是，在1939年，德国法律只有三种死刑，到1942年数目上升到四十六个。在这个国家，被判处死刑的人从1940年的九百二十六人增加到1942年的三千零二人。那些依然认为在纳粹的暴政下没有真正反抗的人，必须解释为什么有一百多万德国人被囚禁在集中营里。

“一千架轰炸机袭击”的宣传海报

被炸毁的德国历史名城德累斯顿

尽管有着庞大的警察监视网络，但还是有许多德国人表达了他们的异议，一些采用了公开的方式，一些采用了沉默的方式。正如德特勒夫·波伊克特所指出的那样，在德国存在着一种情绪，它与官方提供的发狂的德国人围绕元首周围的画面相抵触。当然，由于缺乏民意测验，测定德国人对大多数问题的真正感受是困难的。但是，有两个有趣的来源可以让我们看到普通德国人对纳粹政权的反应。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海德里希的特工将定期的报告称为“来自帝国的报告”，它们对公众的观点提供了相当准确的描绘。另外一组吸引人的文件是社会民主党在德国的特工所做的报告，他们向流亡的社会民主党报告他们的所见所闻。尽管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遭到了粉碎，但是，一些小的组织在继续从事积极的反抗。这些团体中最富有成效的是“红色交响乐团”，这个组织大约有一百位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们从事广泛的间谍行动，渗透到重要的行政和军事组织，将他们发现的情报告诉莫斯科。这个网络在1942年最终被破坏，它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哈罗·舒尔茨—博伊森和阿维德·哈纳克——被处以死刑。另外一个反抗之源发端于大学，在那里，对纳粹政权的祛魅尽管来得比较晚，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变得越来越广泛。这些团体中最著名的是“白玫瑰”，它是慕尼黑大学的学生抵抗网络。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苏菲·绍尔和汉斯·绍尔姐弟两人，还有他们的导师库尔特·胡贝尔教授。这个小型团体在慕尼黑和其他几所大学组织了一个地下网络，散发传单，并且企图激励学生抵制纳粹政权。盖世太保得到了有关绍尔姐弟和胡贝尔教授的报告，逮捕了他们。他们遭到拷打，在人民法庭面前受到羞辱，最后被判处了死刑。苏菲·绍尔拄着拐杖勇敢地走上断头台，一个身着可怕的礼服，即戴着高帽、系着白领带和穿着燕尾服的刽子手砍去了她的头。

鉴于对抵抗活动如此残暴的处理，盖世太保的侦探又不断地追踪着抵抗运动的踪迹，因此抵抗活动的散漫、缺乏组织和协调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战争也给抵抗战士棘手的道德负担，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行为破坏了战争的工作。当战争变得不利于德国的时候，1938年在军队高层和行政领导层当中形成的希特勒的旧的反对派又复活了。

1943年，对军队领导人来说越来越明显的是：战争是不可能获胜的。但是，即使在现在，当全面的失败和毁灭已经确定无疑的时候，大多数军官还是不能去推翻希特勒。由于没有反抗暴政的传统来引导他们，将军们发现克服内在的道德顾虑是困难的。他们认为德国正处于总体战之中，大多数德国人依然支持元首，所有的士兵都发誓效忠元首，他们有什么权利在国家处于可怕的危险的时刻除掉国家的领导人呢？这种道德的顾虑深深地消耗着希特勒一些对手的良心，以至麻痹了他们的行动意志，阻止了他们在较为广泛的阵线上组织抵抗运动。

但是到了1943年年中，出现了三个主要的反对希特勒的中心：一是克莱骚集团，它根据西里西亚赫尔穆特·詹姆斯·冯·莫尔特克伯爵乡村庄园的名字命名；二是保守主义的圈子，它会集了莱比锡前市长卡尔·格德勒、前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三是年轻军官组成的团体，其中包括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海宁·冯·特雷斯科、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这些团体由高尚的、爱国的德国人组成，他们憎恶希特勒的暴政，希望通过消灭这个专制者来拯救德国人民。问题是，这些人没有能力制订一个一致的行动计划。他们对希特勒的反抗也被极权主义恐怖无所不在的网络（因此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变得极度困难）和无所不在的恐惧（担心德国人谴责他们的反抗是卖国和背叛）阻止。最后，几次在国外的试探显示，德国的抵抗战士不能期望在西方国家那里得到帮助，因为大多数同盟国的政治家可能没有发现德国的抵抗战士和纳粹分子之间有什么区别，认为前者不是令人不满的纳粹分子，就是反革命的保守主义分子。

反对希特勒的阴谋蜂巢以汉斯·奥斯特上校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反谍报部为中心，奥斯特上校是高深莫测的反谍报部主管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助手，他在入侵波兰之时就预言了德国的失败。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为奥斯特的阴谋行动提供了谍报工作的外衣。通过努力工作和十分机密的行动，奥斯特在他的周围会集了一批同谋者，包括汉斯·冯·多纳伊，他是司法部长弗郎茨·古特纳的助手；多纳伊的连襟克劳斯·邦赫费尔；迪特里希·邦赫费尔，他是著名的路德会的神学家和克劳斯·邦赫费尔的兄弟；商人尤斯图斯·德尔布吕克；约瑟夫·维尔默，他是柏林的一位律师，中央党的前党员。通过反谍报部伪造的证件，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在1942年5月被派往斯德哥尔摩与代表德国抵抗力量的奇切斯特的贝尔大主教联系。贝尔大主教将迪特里希·邦赫费尔的情报转告了英国政府。通过设在瑞士的美国战略工作处的主管阿兰·杜勒斯，同样的接触也在进行之中。但是，这些接触没有产生积极的回应，只是加强了笼罩在阴谋分子头上的绝望情绪。

德国的抵抗战士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除去希特勒才能终结德国的麻烦。最初反对希特勒的尝试在1943年2月由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所计划，他是陆军办公室的主管和国民卫队的副司令。国民卫队大部分由正在受训的新兵组成；它唯一可以起作用的部队是德国几个城市（包括柏林）的卫戍部队。但是，奥尔布里希特希望将国民卫队当作控制局面的工具，他似乎相信元首死后的混乱使他能够用相对虚弱的军力来夺取权力。奥尔布里希特将刺杀希特勒的任务交给了海宁·冯·特雷斯科将军（他是克鲁格中央集团军的高级作战指挥官）和作为他副官的年轻中尉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当希特勒在3月13日访问位于斯摩棱斯克的克鲁格集团军司令部的时候，特雷斯科和施拉布伦多夫成功地将定时炸弹放置在将元首送回东普鲁士司令部的飞机里。但是，藏在带有两瓶白兰地包裹中的炸弹并没有爆炸。绝望的施拉布伦多夫不得不赶往东普鲁士认领危险的“礼物”，因为他在包裹上留下了一个朋友的名字。

这个事件的一个星期之后，冯·格斯多夫上校计划在希特勒出现在柏林兵工厂的时候引爆自己，但是运气再次站在希特勒那里。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缘由，希特勒将访问的时间缩短到十分钟。这么短的时间是无法引发炸毁整个兵工厂和所有到访者的炸弹引信的。由冯·施蒂夫上校酝酿的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用炸弹除掉希特勒的计划，也因为炸弹过早爆炸而失败了。

1943年11月，阿克塞尔·冯·德姆·布舍—施特赖特霍斯特这位年轻的炮兵上尉，准备在希特勒已经安排好的观察一个新的军服厂的时候引爆炸弹。布舍计划将自己变为人肉炸弹跳到元首身上，来个玉石俱焚。但是在刺杀的前一天，军服厂的大楼遭到了同盟国的轰炸，希特勒的视察被取消了。尽管冯·德姆·布舍建议在12月实施另外一个计划，但是希特勒回到了贝希特斯加登，这个计划也失败了。希特勒旅行计划的变化也使另一次计划落空，它是由年轻的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酝酿的，他企图将放置有炸弹的手提箱放在希特勒的会议室里。不久，冯·德姆·布舍受了重伤，不可能再指望他来执行暗杀元首的计划。另一次尝试是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在1944年计划的，但是毫无结果，因为希特勒出乎意料地取消了军事演习。对希特勒的其他几次暗杀尝试同样受到了阻碍，这加强了这样一个印象：元首受到神灵的保护。

同时，盖世太保盯上了阴谋分子。奥斯特将军被迫在1943年12月辞职，他所鼓励的阴谋分子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捕。1944年2月，冯·莫尔特克被逮捕，克莱骚集团四分五裂。两个月后，迪特里希·邦赫费尔、约瑟夫·穆勒、汉斯·冯·多纳伊被逮捕。在对这些和其他疑犯的漫长审讯中，盖世太保和党卫队谍报部门开始盯上了反谍报部。

也就是在这个关头，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独自重新发动了抵抗活动。施陶芬贝格是一个古老的符腾堡贵族家族的后代，是一个保守的、最初支持纳粹运动的君主主义者。在战争期间，他在许多前线都有杰出的表现，1943年在北非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半只左手。但是，那时他已经是希特勒的坚决反对者，他视自己为基督的敌人。他通过堂兄弟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与克莱骚集团建立了联系，在冯·莫尔特克被捕之后，他亲自负责反对希特勒的阴谋活动。

1944年夏季，两个重要的事件似乎激励了阴谋分子们采取疯狂的行动计划：希姆莱的特工找到了主要阴谋分子的踪迹；在东部前线快速崩溃之际，同盟国进攻了诺曼底，要避免生命进一步的不必要的损失，获得和平已经迫在眉睫。好运降临了，施陶芬贝格被任命为国民卫队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弗罗姆将军的参谋长。施陶芬贝格的新职位使他能够参加希特勒司令部的军事会议，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刺杀希特勒。阴谋分子所选择的发动政变的代号是“瓦基里行动”。利用这个计划，国民卫队将夺取柏林和其他主要城市，废除纳粹的主要机构和党魁的作用，宣布一个由路德维希·贝克和卡尔·格德勒领导的新政府。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因为希特勒也用了同样的代号命名了一个计划，他建议的这个计划是运用国民卫队来镇压外国工人反对德国政府的可能暴动。施陶芬贝格的计划几乎成功了。

德国基尔的潜艇制造厂

纳粹在海上、空中和实验室里的失败

除了苏联前线逐渐的崩溃及同盟国1943年对意大利的进攻，1943年大西洋和空中也见证了德国的失败。1943年2月，希特勒替换了海军上将雷德，因为他没有能够切断同盟国通往苏联的通道。他任命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接替雷德的职位。新的海军总司令是一位潜艇专家，这个事实标志着德国海军政策的变化。希特勒最初设想的是一支超过英国和美国的庞大海军。但是，这个组建过程却是时冷时热。1940年夏季，两艘大型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和“铁毕子”号建造完毕。尽管希特勒和他的海军主管们在切断英国的供给线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没有制订出一致的进攻计划，尤其在大型战列舰所发挥的作用上。1941年5月27日，英国击沉了“俾斯麦”号。这使得希特勒确信保留所有的大型舰船，因为他估计英国会发动对挪威的侵略以解除对苏联的压力。由于在击沉船只方面潜艇比水面舰艇要强得多，因此希特勒决定在公海利用潜艇发动一场海战。

准备发射鱼雷的德国水兵

从1942年春开始，邓尼茨投入了所有的力量与英美海军在大西洋展开激战，在3月的前三个星期，共击沉九十七艘军舰，吨位超过五十万吨。但是，时间扭转了对德国的有利局面，因为美国造船厂生产舰艇的速度超过了纳粹击沉它们的速度。在海上和在空中一样，德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已经战败。美国建造了远程轰炸机，它能够在整个大西洋上巡逻，并安装了新式的微波系统，可以确定德国潜艇的方位。

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运输船队不再出发。在远洋航程中，护卫舰和专门用于击沉潜艇的舰艇陪伴着船队。到1943年末，德国承受着非常严重的损失，仅仅5月初，就有四十一艘潜艇被击沉。邓尼茨不得不暂时停止潜艇的进攻。

希特勒在陆地和公海上失去了战争，在空中也是如此。1940年9月英国之战之后，德国空军就越来越没有能力挑战空中的敌人了，它没有能力抵抗英美空军的饱和轰炸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德国空军的最后一次胜利是在巴尔干战役，其顶峰是征服了克里特岛。从此，德国空军不再能够阻止同盟国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国的登陆。它在苏联也遭到了失败，戈林承诺通过空军保证供给，但事实上这是最昂贵的一次任务，共损失了四百八十八架飞机和大约一千名飞行员。尽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生产飞机，尤其是新式的ME-262喷气式飞机，但是，德国空军不能克服众多的难以跨越的问题，如燃料、有经验的飞行员的短缺，以及同盟国空军在空中的优势地位。根据军事历史学家的判断，到1943年，德国空军完全被同盟国联合空军压倒了，不在同一个等级上。

最后，希特勒还在科学和谍报领域失败了。德国的科学家在技术发展方面落后于同盟国，尤其是在雷达技术和原子弹研究方面。正如前面所表明的，纳粹对政权的控制导致了德国科学严重的损失，结果是将天才的大脑排除出德国。一些最优秀的科学和技术天才，包括爱因斯坦，到国外寻求庇护，自愿将他们的天才奉献给同盟国的事业。另外，希特勒对科学的可能性缺乏判断。直到战争发生转向的时候，德国才作出全面的努力来组织科学资源。例如在1940年，总参谋部甚至搁置了所有的没有承诺在四个月内就会产生明显军事效果的科学计划。当看到失败就在眼前的时候，希特勒鼓励重新启动被搁置的计划，但是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微不足道了，一切都太晚了。

相比之下，同盟国从战争一开始就进行了涉及到需要大量人力和技术设备的长期计划。约瑟夫·戈培尔曾经对施佩尔说，英国在战争初期经历了敦刻尔克是幸运的。这句似非而是的话意味着德国廉价的胜利制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长期的计划，尤其在科学和工业的领域，是不必要的。

同盟国在雷达技术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还很快学会了将雷达系统和同样有效的地面控制系统结合起来，因此可以指挥战斗机袭击正确的目标。在英国之战期间，这是关键的优势之处。德国在雷达技术方面的落后明显地被这样的事实所证明：德国的轰炸机在通往目标的路途中没有发现英国的雷达站。确实，德国人已经发展了有效的装置来发现正在靠近的飞机。他们也完善了无线电波定位器，它能够指导炸弹攻击目标。但是英国很快就学会了“扭转”无线电波，使得许多炸弹毫无损害地落到开阔的空地。德国人因此又发明了“X光探测仪”，这是一个复合的电波定位器，能够以不同的频率运作，因此不容易被英国的信号所破坏。在对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的轰炸期间，德国人运用了这种新的装置，但是英国的雷达证明是更具潜力的武器，因为它能使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以明显的准确性来定位自己的目标。

同时，希特勒入侵苏联的计划引发了大多数科学计划的推迟，包括那些与1939年至1940年兴起的电子战相联系的计划。当德国在1942年下半年重新进入竞争的时候，同盟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和不可击溃的领导地位。当同盟国的轰炸机司令部决定对德国的城市进行全天候攻击的时候，在飞机上安装在各种天气条件下引导袭击目标的装置成为必需。1942年初，英国发明了一种名叫“Gee”的导航系统，它能够发送可视的信号框，告诉飞行员在飞行中所在的任何位置。英国还完善了越来越成熟的诸如“双簧管”和“H2S系统”这样的轰炸装置，前者是一种遥控投弹系统；后者是一种空投雷达设备，它能够使投弹手透过云雾或黑暗看见目标。

1943年在对汉堡进行千架轰炸机的巨大攻击中，H2S导航系统发挥了毁灭性的效果。后来，H2S装置被英国飞机用于在大西洋搜寻德国潜艇。尽管德国科学家用一些有效的破坏装置来与这些雷达系统相对抗，但是他们没有获得制造自己新的雷达系统的领导地位。1943年7月，英国发现了一种阻碍德国雷达防御系统的明显有效的工具，即在敌人的目标上投下大量的锡条或者铝条。这些金属条在德国的雷达上制造出显示点的混乱，从而产生一种欺骗性的印象：每一金属条代表着一架飞机。一年多来，同盟国成功地在德国人采用对抗方法之前用简单的方法使德国人不能准确地定位。

在武器技术方面，德国在进入战争的时候明显处于领先地位。战前访问过德国的人都对最新式的坦克、飞机、大炮、枪支感到敬畏。这些武器不仅新式，而且在西班牙内战时得到了使用。当这场战争展开的时候，德国还使用了一些其他的毁灭性武器：电磁地雷、火箭发射器、喷气式飞机和超音速火箭。

轰炸德国的宣传海报

希特勒在火箭的发展上倾注了大量的财力，在这个领域里，德国人明显远远超过了同盟国。在佩纳明德，韦恩赫尔·冯·布劳恩和瓦尔特·多恩贝格尔领导一批德国科学家发明了四种重要的武器：从V-1到V-4四种导弹，V的意思是“报复性武器”。V-1是一种小型的遥控飞机，由一个喷射发动机推进，并由一个陀螺仪导航，最高时速为四百英里，可对特定的目标卸下1吨的炸药。在D日诺曼底之后的一个星期，这些“发出嗡嗡声的炸弹”从德国在法国的基地向伦敦发射。尽管有八百枚导弹发射出去，并造成了相当的破坏，但是皇家空军也打下不少，发射基地也很快被同盟国摧毁。1944年9月2日开始，纳粹向英国发射了更为致命的导弹——V-2。不像V-1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无人驾驶的飞机，V-2是一种超音速的火箭，有四十六英尺长，重量超过十三吨，在二百二十五英里范围内时速达到三千五百英里，携带一吨的炸药。在发射基地给摧毁之前，一千多枚V-2导弹落在英国。V3是一种炮筒有一百五十码长的大炮，弹壳通过一系列爆炸不断地推动，达到的速度可以使导弹落到五十英里外的目标。V-4是一种四节式火箭，由炸药而不是液体燃料推动；它携带一个一百磅的弹头，攻击范围为一百英里。只有一些V-4导弹在1944年末攻击了安特卫普，大多数因射程实际上只有三十五英里而没有达到效果。纳粹还致力于一种远程弹道导弹A-9，它被设计用来在三十五分钟内抵达纽约，并且还能通过潜艇发射。

尽管德国人在火箭方面十分先进，但是在原子弹方面的进展却十分落后，并非同盟国所错误估计的那样。通过流亡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注意到德国人已经发现了原子裂变（铀235）的秘密，这使得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发去了一份著名的信件，它敦促美国政府调查发展原子武器的可行性。当从事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在分解原子裂变过程中所需原料（铀235）方面获得重大进展的时候，德国科学家尽管在相似的路径上工作，但做出了几个错误的计算，这使得他们需要几年的时间进行探索和完善。德国人还相信英美的科学家没有能力生产出原子弹，因此也就无须实施仓促的计划。到1942年春季，德国人放弃了原子研究所使用的关键资源。正如上面所显示的，希特勒希望快速地赢得战争，他的科学家（海森堡、哈恩等）认为原子武器是战后发展的任务而不是赢得战争的工具。

最后，德国人在谍报活动领域也不能和同盟国匹敌。没有哪个领域像在谍报活动领域那样，历史学家在提供精确的记录方面受到如此大的阻碍，这个领域的内在困难——充满欺骗、夸大和吹嘘——导致它难以得到彻底的认识。评估谍报活动对战场及战争总体结果的影响都是不容易的。但是，有关纳粹谍报活动的一些事实和总体概括是可以确定的。德国的谍报活动缺乏协调，并且充满了内部的斗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反谍报部门由海军上将卡纳里斯领导，它发挥了既支持也反对希特勒的双重角色，这体现了它富有欺骗性的主管的专业水平，以及它本身是一个没有成效的组织。卡纳里斯的竞争者是瓦尔特·舍伦贝格，他领导着国内的党卫队情报处及党卫队外国情报处，是一个浅薄的浪漫主义幻想家，相信能够在纳粹的体制当中复制出英国的秘密情报系统。舍伦贝格远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可以和同盟国匹敌的谍报网络，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反谍报部门争斗。他最主要的成绩是粉碎了“红色交响乐团”地下组织。

佩纳明德的V-1导弹

谍报部门由间谍和译解密码者组成，一般称为“人员谍报”和“信号谍报”，前者更有魅力，后者更有成效。纳粹的侦探和间谍通常在德国占领国家内是富有成效的，尤其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但是在真正重要的地方——苏联、英国、美国——就不是如此了。最富有成效的德国间谍可能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贴身男仆，他的名字叫西塞罗，他将一系列最重要的情报泄露给德国人。许多其他德国间谍大师的名声——包括莱因哈特·格伦——都被夸大了。但是，德国人在精明上的缺乏通常在残酷上得到了补偿。

矗立在特拉法加广场没有爆炸的V-2导弹

我们还不能写下有关密码破译的事实，因为相关的德国文件尽管被英美两国截获，但是至今没有公开。但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德国人在这个领域被打得一败涂地。正如人们现在所知道的，同盟国（主要是波兰人和英国人）破译了“英格玛”，这是德国军队的机器代码。英国主要的解码组织“乌特拉”解开了德国最为机密的军事密码，以致在1940年下半年丘吉尔能够读到希特勒最秘密的指示。1943年，英国的解码人员还进入了德国与“英格玛”不同的编码系统。结果是，同盟国完全了解了希特勒的军事意图，同时，与德国人相比更为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秘密。德国方面的主要成功是破译了英国的海军密码，这使得邓尼茨的潜艇能够使英美的护卫舰队在1940至1943年遭受巨大的损失。但是在1943年，英国人改变了他们护卫舰队的密码，而德国人却拒绝改变他们的机器代码，他们傲慢地设想他们的密码是不可破解的。这是德国在这一领域和其他军事领域战败的主要原因所在。纳粹傲慢而高人一等的习惯，不断地破坏了实际的运作。在谍报游戏中，德国人缺少才智，因为他们拒绝承认他们的密码有被更聪明的敌军解码人员破解的可能性，拒绝承认美国人的头脑有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拒绝承认苏联人有建造更多更好的坦克的可能性。

对德国的包围：从D日诺曼底到“突出部战役”

1944年春季，英国南部成为武器和士兵聚集而成的兵营，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俏皮话：这么重的武器和人能把整座岛屿压沉到海里。除了数百个弹药堆放点和坦克、汽车的停放场地，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军队——美国有二十个师，英国有十四个师，加拿大有三个师，法国和波兰各有一个师，还有数十万特殊军种和后勤人员。1944年6月6日，同盟国将它们庞大的军队从数千艘船只上倾卸下来，以历史上最为宏伟的构想和最为有效的运作，一下子涌上了诺曼底海滩。当这一庞大的舰队在1944年6月6日黎明越来越稀薄的晨雾中出现的时候，德军的守卫者维尔纳·普鲁斯卡特少校正通过俯瞰着奥马哈海滩的碉堡上狭小的缝隙凝视着大海。当他看见这一情景的时候万分惊恐，感到大祸降临，“这是德国的末日”。当知道这无疑是进攻的时候，维尔纳·普鲁斯卡特接通了他所属的师指挥部的电话，激动地报告他的上司布洛克少校，进攻已经开始，一万艘船只就在海滩边上了。布洛克不慌不忙地告诉普鲁斯卡特控制好自己，并且严厉地提醒他：“美国人和英国人没有这么多船只。没有人有这么多船只。”普鲁斯卡特并没有闭嘴，他让布洛克到这里来亲自看一看。在短暂的停顿之后，布洛克在电话那头发出了古怪的声音，他询问舰队向哪个方向行驶。普鲁斯卡特令人难忘的回答是：“正朝向我。”

普鲁斯卡特和布洛克不是那天唯一受到惊吓的人。同盟国部队在60英里的弧形海滩上登陆，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以后，德国人依然想知道这是一次进攻还是全面进攻。同盟国以非同一般的反间谍方法玩起了超级猜谜游戏，它使德国人不知道准确的登陆位置。希特勒的谍报机构十分糟糕，甚至元首的预言天赋也不再有什么用处了。事实上，当登陆在进行的时候，希特勒正在贝格霍夫睡觉。他的作战指挥约德尔得到了登陆的通知，他告诉急切的报告人说：直到法国的情况变得更为明朗才有理由去叫醒元首。

要驱逐如此庞大的舰队，德国在法国的防御显然是不充分的。无疑，自从突尼斯陷落之后，德国人就估计到同盟国的进攻，他们作出了最大可能的努力修筑“大西洋墙”，将“欧洲堡垒”封闭起来以抵挡英美的进攻。事实上，希特勒所说的“巨大的堡垒”仅仅是一条线型的海岸防线，它由一串单薄的掩体和工事组成。德国人不得不保护从荷兰绕过法国一直延伸到意大利山区边境的三千英里的海岸线。在没有充分理由怀疑进攻者会打击一个特定地区的情况下，德国人是不可能纵深设防的，这一点无需感到惊讶。陆军元帅隆美尔被授权负责法国的防务，他正确地认为，最危险的地区位于东部的塞纳河河口和西部的科唐坦半岛之间。“沙漠之狐”开始了孤注一掷的最后努力来为这一地区设防，但是在进攻的那一天，“大西洋墙”证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纳粹宣传的幻觉。它的防卫范围只是向内陆延伸了几英里。无论如何，隆美尔一直认为，任何要防卫一切的人等于什么也没有防卫，有效的战略是在海滩上击败敌人。就这一问题，隆美尔和西线军队的总司令格德·冯·伦德施泰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者要用后方高度机动化的坦克预备队来粉碎盟军。尽管隆美尔似乎已经使伦德施泰特赞同他的观点，但是西线装甲部队的司令官冯·施韦彭堡将军亲自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他劝说希特勒不要接受隆美尔的计划，并坚持将德国坦克部队的主要部分伪装在巴黎西北部或南部的森林中。为了寻求妥协，希特勒命令四个装甲师作为战略后备队前往巴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因为德国人假如要有机会成功地抵抗同盟国，就必须立刻在阵地上采用坦克。因此，在6月6日，只有一个坦克师处于控制海滩的范围。

对诺曼底海滩地区的控制十分薄弱。另外，这些地区大部分是由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军队把守的。尽管六十个步兵师被用于守卫海滩地区，但是它们的布局是分散的。德国人的防卫也缺乏协调。在同盟国一方，艾森豪威尔将军具有最高指挥权，在战略上毫无阻碍，不受任何文官的干预。在艾森豪威尔对“霸王行动”的协调中，尽管内部存在着口角，但在同盟国海军司令海军上将拉姆齐、空军司令空军副元帅利—马洛里和陆军司令蒙哥马利之间，战略上普遍一致的观点一直得到了保持。这种一致在德国方面是不存在的。陆军元帅格德·冯·伦德施泰特是西部德军的最高指挥官，他控制着两个集团军——由隆美尔指挥的B集团军和布拉斯科维茨指挥的C集团军。但是，伦德施泰特对海军或空军没有直接控制权，它们的西部指挥官分别从邓尼茨和戈林那里接受命令。德国一位军事历史学家将德国的这种运作形容为指挥混乱所造成的缺陷，三个军种都为自己而战。一个不祥的情况逐渐出现了：愤怒的元首在最不恰当的时间采取了最不恰当的行动。当诺曼底战役结束的时候，希特勒解除了伦德施泰特的职务；迫使他的继任者汉斯·冯·克鲁格元帅自杀；枪决了施韦彭堡将军；迫使因为参与7月20日阴谋的隆美尔自杀；迫使第七军团司令达尔曼将军因为丢失瑟堡自杀。这些愚蠢的行为还没有耗尽希特勒自我毁灭的全部决策，更糟的情况还在后面。

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

6月6日，盟军在五个海滩上登陆，范围从西部的基讷维尔到东部的奥尔讷河河口。美国军队由奥玛尔·布拉德利将军指挥，它由美国第一军团和第八十二、第一〇一空降师组成，在西部的犹他和奥马哈海滩登陆；英国和加拿大的军队由蒙哥马利将军全权指挥，攻占了东部代号为“黄金、女神、宝剑”的海滩。D日的目标是至少建立一个从圣梅雷，经卡伦坦和巴约，向东至卡昂的十英里长的滩头阵地。进攻部队得到了两千多架轰炸机和海面上数艘巡洋舰炮火的支持。尽管完全控制了空中，但是进攻部队依然不得不面对德国强大的大炮和机关枪的火力，它们从完好无损的掩体、碉堡喷射而出；他们还不得不面对铁丝网、水雷和地雷，以及其他致命的水底障碍物。

英国和加拿大的军队遭遇到猛烈的抵抗，但是他们在东部的几个海滩（“黄金、女神、宝剑”）站稳了脚跟。但是，向内陆的巴约和卡昂快速挺进的所有希望落空了。在美国军队登陆的部分，犹他海滩的进攻者几乎没有受到来自德国人的抵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可能是因为强大的海流把他们推到了原来打算登陆地点的南边，但是要在登陆部队和6月6日早晨的早些时候降落在科唐坦半岛的空降部队之间建立有力的联系，就变得困难起来了。在东面的奥马哈海滩，德国人顽强的抵抗在海滩上引起了巨大的混乱，以至布拉德利将军担心出现“一场不可扭转的大灾难”。进攻者面对着在高高的悬崖上凝视着他们的德国枪手，一步步地向海滩的西面开路，带着刺刀和攀崖绳索，通过肉搏打败了顽固的守军，最终成功地占领了高地。

美军在诺曼底奥马哈海滩登陆

6月6日夜晚，盟军在诺曼底海滩站住了脚。德国最高指挥部可怜的情报和神经衰弱现在严重阻碍了德国的防御。进攻开始时，元首正在睡觉，并且以十分自信的心情漠视初期的报告，后来在那个早晨他大声欢呼：“这个消息不可能再好了！只要他们躲在英国，我们就不能触及他们。现在我们能在打败他们的地方碰上他们了。”不幸的是，元首没有弄清楚如何将这支在全面的空中支持下的舰队赶回大海中去。登陆的那一天，德军只有一个坦克师在诺曼底。陆军元帅隆美尔在德国；诺曼底驻军的司令官正在布列塔尼指挥一次演习；后备装甲部队中的一支的指挥官正在比利时；另一个重要的指挥官据说因为和一个法国姑娘睡觉怎么也找不到。

很明显，德国人全然没有准备；甚至当他们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的时候，依然不能确定诺曼底的进攻是真的进攻还是佯攻。事实上，希特勒纠缠于这样一种想法当中：敌人准备在塞纳河东部发动第二次进攻，他不愿意将坦克后备队派到诺曼底地区。当双方企图增强自己的军力时，致命的竞赛开始了，但是德国的努力受到了同盟国空中优势的压制。尽管英国人夺取了巴约，并且将滩头阵地连接在一起，但是他们没有打破德国人的防御。三个德国的装甲师——第二十一装甲师、党卫队第十二装甲师和莱赫尔装甲师——向海滩冲了过来。它们在防御战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使得盟军最高司令部感到沮丧。

英国“沙漠之鼠”第七装甲师在柏林参加胜利游行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

在东部，英国和加拿大的军队希望构成一个强大的防御以抵挡德国的装甲师，并且使西部的美军突破德军的防御。但是，在6月6日至6月底之间对卡昂的反复进攻没有实现同盟国的目标。由最好的英国部队——第四十一高地人师和第七装甲师（著名的“沙漠之鼠”）——发起的两次对德国战线和一个坦克师的直接进攻都没有粉碎卡昂西部德国人的防御。三个德国装甲师冲进了这一地区，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即使是将敌人描绘为“小鱼”，并夸口将他们很快赶入海里的冒失鬼“装甲先生”库尔特·迈耶上校，也只是暂时将正在崩溃的前线窟窿填补起来。

盟军最高司令部对东部地区缓慢的推进感到焦虑，以至丘吉尔亲自飞往诺曼底与蒙哥马利将军商量对策。在蒙哥马利告诉丘吉尔他的军队已经被作为支持计划中的美军突破的强大支点之后，丘吉尔才恢复信心地离开了那里。事实上，在6月的第二个星期，世界的眼睛都聚焦于美国对科唐坦半岛的冲击，尤其是美国空降师和勤奋的指挥官劳顿·科林斯将军的突出表现，后者在德军退却到瑟堡的时候击败了他们。6月26日，德国人交出了瑟堡，但是它的码头被德国守军毁坏了，两个月来不能得到充分的运作。

美国的第二波攻击目标是圣洛，进军的速度极为缓慢，牺牲了一万名士兵仅仅推进七英里。布拉德利将军对阿夫朗什的闪电攻击失败了；德国人继续控制着诺曼底狭长的战线，从科唐坦半岛的莱赛到诺曼底的卡昂。6月26日，英国人发动了爱普森行动，直指奥东河两岸茂密的森林。六万人同六千多辆坦克一道发动进攻，并且得到了七百门陆地和海上大炮的支持，但是盟军依然没有实现目标——通过另一次包围攻占卡昂。军事历史学家至今对德国武装部队以微弱的军力抵抗这些进攻感到惊讶，这支军队很久以前在苏联被削弱掉二百万人，但它依然能够在诺曼底和英美联军作战。

德国军队在诺曼底勇敢甚至拼死的奋战，掩盖了德国最高统帅部出现的严重危机。早在6月17日，希特勒亲自前往苏瓦松北部马尔吉瓦尔附近的作战指挥部。施派德尔将军记录了这次会议，他眼中的元首苍白而疲劳，神经紧张地拨弄着眼镜和指间的彩色蜡笔。他反复批评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没有击败盟军，但是，隆美尔以坦诚和对实际形势的准确分析来反驳。不过，希特勒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他驳斥了隆美尔，承诺将以新式的V-1武器来阻止进攻的大潮，这种武器将对英国施行致命的毁灭性打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一个有故障的V-1导弹掉转头来，在元首开会的碉堡附近爆炸，因此希特勒和他的指挥官的会议不得不在马尔吉瓦尔指挥部一个大型防空掩体里继续进行。

隆美尔预言前线即将崩溃，同盟国将进入德国境内，因此得出了不可回避的结论：结束战争的时候到了。希特勒恼羞成怒，中断了这次讨论，他说：“不要让你关心战争是否继续下去，你关心的问题只是前线。”七个小时的会议就此结束。其间安排了一次奇怪的午餐，希特勒交替地吞服着各种各样的药丸和药水，面前放了一排盛药水的杯子。将军们可能想知道他们的总司令是否依然完全控制着他的权力。尽管希特勒答应在6月19日探访在拉罗查—居永的前线指挥官，但是他却回到了贝希特斯加登，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逃避一次潜在的逮捕或谋杀的阴谋。

隆美尔元帅

被V-1导弹击中的伦敦城区

6月17日希特勒和他的陆军元帅们的会议，象征着一个正在快速分裂的关系。6月28日，另一次言辞激烈的会议在贝希特斯加登召开，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谈论着V-1导弹，并且提供了一些历史上相类似的事件，其目的是给自己鼓气。他将自己描绘为当今的命运即将发生转变的腓特烈大帝。这次会议之后不久，伦德施泰特和凯特尔之间在热线电话中有一次讨论，据说，伦德施泰特愤怒地回答了凯特尔令人恼怒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和平，你这个蠢货！”当凯特尔将谈话的内容传递给希特勒的时候，伦德施泰特作为西线总司令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7月3日，伦德施泰特被刚从一次车祸中恢复过来的陆军元帅冯·克鲁格取代。同时，希特勒也撤换了西线装甲集团军总司令冯·施韦彭堡将军。

陆军元帅京特·汉斯·冯·克鲁格元帅是旧式的普鲁士老兵，被他的同事称为“聪明的汉斯”。他是一位熟练的战术家，但在策划反对希特勒的计划中又是一位摇摆不定的阴谋家。尽管他被阴谋分子们所接纳，但是他对希特勒的服从过于坚定。在法国沦陷之后，元首提升他为陆军元帅，并且任命他为苏联战场中央集团军的司令，在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送了他一大笔钱财。像其他许多司令官一样，克鲁格依然对希特勒的强烈心理影响力十分敏感，当他获得西线指挥权的时候，他决心执行元首的意志。因此，当他到达拉罗查—居永城堡隆美尔在法国的司令部的时候，他以确定无疑的语言表明他不会容忍四处弥漫的失败主义情绪，他感到这种情绪正在西线指挥官那里蔓延开来。为了强调这一点，新司令官对隆美尔说：“你隆美尔元帅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我强烈要求你这样做！”但是，隆美尔不是允许别人以这样的口气对他说话的人，他激烈地反击了克鲁格，以致克鲁格不得不要求所有的人退出屋子。根据施派德尔将军的回忆，隆美尔要求克鲁格因为这种毫无根据的斥责作出书面和口头的道歉。克鲁格是一个军事上的现实主义者，他很快就发现隆美尔对诺曼底令人绝望的状况的描述是正确的。

在德国最高统帅部里的危机现在开始快速发展了。隆美尔已经有一段时间与反纳粹的阴谋分子建立了联系，但是他在作出正确的行动方针方面一直没有下定决心。7月15日，隆美尔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警告他诺曼底前线即将崩溃，并再次督促他拿出政治上的解决方案。据说在发出报告之后，他对施派德尔将军说：“我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假如他不拿出解决方案，我们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两天后，也就是7月17日，隆美尔的敞篷车在里夫罗—维姆提埃的街道上遭到英国战斗机袭击，他负了重伤。三天后，由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领导的阴谋分子对希特勒发动了进攻。隆美尔尽管和阴谋分子们关系疏远，但也因此赔上了性命。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在手提箱里装上了英国制造的定时炸弹，前往位于东普鲁士拉斯腾堡的元首司令部一个巨大的木制房屋，在那里，希特勒主持着一个重要的会议。进入会议室后，他向元首及聚集在那里的高级将领致意，他们当中有凯特尔、约德尔、博登绍茨、霍伊辛格、瓦尔利蒙特。施陶芬贝格将手提箱放在靠近希特勒的地板上，然后道歉马上要去接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伏在桌子上的勃兰特上校碰到了这只手提箱，将它移到桌子底下，这样它就离开希特勒远了一点儿。事实表明，这一移动救了希特勒的命。十二点四十二分，巨大的爆炸摇动了那座屋子，会议桌被炸得稀烂，屋顶也被震塌了下来，窗户玻璃四处飞溅。施陶芬贝格在远处看到了爆炸，确信无人可以幸免于这一巨大的爆炸，他骗过三个岗哨，然后乘飞机前往柏林组织“瓦基里行动”。

施陶芬贝格并不知道希特勒只是受了一点儿轻伤，表皮被划破和刮伤。当施陶芬贝格到达柏林的班德勒大街——阴谋分子商定在那里发动政变——的时候，他非常震惊地知道，他不在的时候，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国民卫队副司令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和他在班德勒大街的关键人物了解到希特勒还活着。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上司弗里德里希·弗罗姆将军是一个骑墙分子，他观望着哪一派将取得上风，如同大多数将军所做的一样，现在他决定选择安全而有利的支持他们的总司令的路线。尽管阴谋分子们逮捕了弗罗姆，但是忠于希特勒的军官们在那天结束之前背叛了他们。经过戈培尔精明的干预，希特勒设法联系上了奥托·雷默少校，他的卫戍部队得到阴谋分子的命令进入柏林警戒威廉大街上的所有政府大楼。这些部队过去是阴谋分子的先头部队，现在却被用于粉碎政变。同时，弗罗姆将军渴望自己和阴谋分子划清界线，很快就逮捕了几个头目，并送到法庭，在法庭外汽车灯光的照射下处决了他们。贝克将军已经自杀；其他的人站在墙角一个接一个地被击毙。施陶芬贝格的最后一句话是“神圣德国万岁”。

推翻暴君的最后努力失败了；德国人继续和他一起走入深渊。几乎没有德国人支持这一阴谋，希特勒后来在广播演讲中宣称，阴谋分子只是代表一小撮军官，他的这一说法确实是正确的。这次政变不仅缺乏民众的支持，而且只限于极端富有勇气的军官组成的小团体当中。这些军官能够超越无关道德的、出于盲目服从而迷信偶像的军队规则。

希特勒一直不相信旧式的军队精英，甚至在使用他们的才能的时候也是如此。紧接着七月阴谋活动后，他现在决心清除那些他认为和这次阴谋有牵连的人。在阴谋失败的几个小时之后，希特勒接待了正好到达拉斯滕堡的墨索里尼，他表现出难以控制的愤怒，这不仅使他的客人感到惊讶，也使周围的其他人感到十分局促，他威胁要对那些阴谋分子和他们的家人进行血腥的报复。后来发生的是德国司法历史上最可鄙的一段。那些被牵连的人遭到了酷刑，并且在人民法庭中被拖了出来。罗兰·弗赖斯勒主持了这一法庭，他挖苦、鄙视被告，并向他们发出尖叫。在审讯开始之前，这些被告的处刑就已经决定了。奇怪的庭审过程当时就被电影记录下来，在普劳森西监狱里执行的可怕死刑也被拍摄下来。第一批囚犯被肉钩上的细铁丝悬挂着，他们一直到死都发出尖叫声，痛苦地抽搐着。死刑一直到第三帝国终结的时候才不再继续，不断增加的阴谋分子——真正的和想象的——都是死路一条。他们包括：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卡尔·格特勒、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尤利乌斯·莱贝尔、汉斯·奥斯特、约翰内斯·波皮茨、赫尔穆特·施蒂夫、迪特里希·邦赫费尔、汉斯·冯·多纳伊及数千名其他的人。正如约阿希姆·费斯特所认为的那样，消灭旧式精英的企图无疑是国家社会主义最终和激进的结局，它的终止已经清晰可见了。

刺杀希特勒的尝试流产了。四天后，美国第七军团（科林斯军团）在“眼镜蛇行动”中突破了圣洛附近虚弱的德军防线，发现自己处于开阔地带中。当美国人切断落入瑟堡半岛陷阱之中的德军的退路时，整个西部战线不断在动摇。在8月初，乔治·巴顿将军在开阔地带领头往西扑向布列塔尼，德军在马尔丹进行了无力反击，企图将美国人在阿夫朗什的防线分割开来，但是被美国空军无情地毁灭了。除了几支狂热的党卫队部队在毫无取胜希望的情况下战斗，德军的士气在整个诺曼底崩溃了。

美国人的突破终结了诺曼底战役胶着的状态。在北部，英国人和加拿大人被克鲁格的部队所阻止。蒙哥马利在法莱包围了八个德国师。越来越多的人怀疑陆军元帅冯·克鲁格在寻求与西方国家和谈，他现在成了突出的人物。他在批准德军退却的问题上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8月15日，他的参谋人员的汽车被炸毁，他发现自己失去了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及自己部队的联系。希特勒怀疑他背叛了，解除了他司令官的职务，让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替代了他。克鲁格在返回德国的路上自杀身亡。

同时，诺曼底的德军在法莱的包围圈里注定是可怕的命运。尽管一些小队在希特勒最终同意退却之后向东逃窜，但是，大多数被大炮和战斗轰炸机所歼灭。这场大屠杀是难以言说的：

道路被残骸和浮肿的人尸、马尸所阻塞。制服的碎片挂在散架的坦克和汽车上。在发黑的灌木篱墙上，人体依然以古怪的形态悬挂在那里。尸体躺在干涸的血水里，眼睛瞪着天空，好像他们的眼睛正被强迫拽出来……非常奇怪的是战马的命运，它们使我心烦意乱。它们被拴在马厩里，没有逃脱的可能。它们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大眼睛痛苦地瞪着我。这一眼可以刺穿灵魂，我感到自己的心脏都要蹦出来了。

自从斯大林格勒之后，德国军队接受了最糟糕的失败。但是在1944年8月，末日似乎比1943年靠得更近。同盟国在法国南部发起了第二波进攻。七个法国师和三个美国师在里维埃拉海岸登陆，两个星期后夺取了尼斯和马赛，并推进到罗讷河谷。在法国的南部、西南部和中部，德国人轻率地退却到德国境内，一路上受到游击队的袭击。通往巴黎的道路敞开了，夺取它的荣耀给予了夏尔·戴高乐的精英装甲师，它由莱克勒克·德·奥特克洛克指挥。巴黎在8月25日陷落。六天后的9月1日，巴顿的坦克越过了默兹河，到达摩泽尔河边的梅斯。在西边，蒙哥马利的军队越过了塞纳河，席卷到比利时边境，9月的第一个星期解放了布鲁塞尔，毫发无损地夺取了安特卫普港口。9月中旬，蒙哥马利的军队进入荷兰。9月下旬，西部前线推进到从北部的斯海尔德河岸到南部巴塞尔附近的莱茵河源头。

戴高乐将军向欢呼的人群致意

看来盟军依然可以在1944年越过莱茵河进入德国。由于两个原因，这并没有发生。一个是同盟国在夺取安特卫普的时候没有能力清除斯海尔德河口，从而不能直接通过安特卫普港口运输军队。另外一个原因是蒙哥马利构想的“市场花园”行动尽管大胆，但是运作得十分糟糕。它涉及到在德国后方的大规模空降，目的在于由美军夺取位于埃因霍恩和奈梅亨的桥梁，由英国伞兵夺取更远的在阿恩海姆的莱茵河上的桥梁。尽管美国人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但是英国人冲进了党卫队的两个装甲师当中，它们在从诺曼底退却后在这个地区整休。十天的激战之后，在阿恩海姆落入陷阱的英国伞兵要么投降，要么越河逃窜。蒙哥马利原来设想的穿过默兹河和莱茵河下游地区建立立足点，然后渗透到德国北部平原的目标功亏一篑。

但是，在西部和东部前线，套在希特勒帝国脖子上的绳索正在收紧。斯大林在6月22日对中央集团军发动主攻，这一天是希特勒进攻苏联三周年。在两个星期中，苏联人粉碎了二十八个德国师，毁灭了中央集团军的作战能力。希特勒挥霍掉了三十五万人，五万七千六百人凯旋般地在莫斯科大街上游行。苏联人现在无情地利用着有利的条件，重新征服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将芬兰人驱逐出战场，并且到达了东普鲁士。当苏联的军队穿过维斯瓦河，进入波兰的时候，波兰的抵抗战士出现在华沙与德国压迫者开战，希望苏联人能够把他们从德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然而，斯大林暂停了自己部队的进军，好让德国人帮他消除对他的共产党控制的卢布林政府的潜在威胁。尽管丘吉尔和罗斯福发出痛苦的呼吁支持华沙的起义，但是当德国人平息华沙抵抗的时候，斯大林却要他的军队向后撤退。在放肆的残暴行为中，党卫队将波兰首都彻底夷为平地。

由于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华沙起义者不得不投降

在苏联南部前线，苏联军队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指挥下冲入罗马尼亚。安东尼斯库元帅的腐败政府被国王米哈伊尔二世所取代，他放弃了德国盟友，投奔到苏联一方。十六个德国师被切断了退路，希特勒失去了它们，更不用说罗马尼亚的油田了，它为德国武装部队提供了宝贵的燃料。9月8日，苏联人向保加利亚进军。现在希特勒只好允许策略上从巴尔干退却。但是，对于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大多数德军来说，一切都太晚了。只有E集团军的部队从登陆到希腊并占领雅典的英国人那里逃脱，穿过游击队的骚扰杀回德国。在南斯拉夫，铁托的游击队对退却的德军予以了可怕的打击。苏联军队和铁托的军队一道进入南斯拉夫，解放了贝尔格莱德。

铁托元帅在山洞中指挥战斗

为了阻止整个巴尔干落入苏联人手中，丘吉尔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亲自飞往莫斯科，就势力范围协商出一个协议，明确规定谁应该在不同的巴尔干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丘吉尔知道自从斯大林的部队完全控制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后，这两个国家已经落到了他的口袋里面。因此，他建议两个国家分享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而西方同盟国在希腊享有90％的控制权。当丘吉尔把半页纸的详细建议推到会议桌另一边斯大林面前的时候，他连眼睛都没眨就同意这一非正式的建议。他们没有谈论波兰，因为苏联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它，也许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共产主义的铁幕紧跟着苏联军队征服的步伐正在巴尔干和东欧落下。苏联人现在拥有了纳粹政权一直不给他们的东西——在巴尔干东部的立足点。

事实上，苏联人似乎占有了巴尔干更多的部分。他们和铁托有着共同的目的。夺取了贝尔格莱德之后，他们又推向多瑙河，直逼匈牙利。因为匈牙利是希特勒萎缩的帝国在东南部的最后一个缓冲器，因此希特勒倾注了全部的努力加强那里的力量，以抵抗即将到来的苏联军队的进攻。希特勒的怀疑是正确的，匈牙利政府将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政府的后尘，不是投奔敌人，至少就是私下安排单独的和谈。匈牙利人过去一直站在德国人的一边勇敢地战斗，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地理上的考虑，希特勒不打算放弃这样一个盟友。他在已经虚弱的东线调出部队，派到喀尔巴阡山以南的地区，以便建立匈牙利缓冲区。与这一行动同时，他开始反对越来越摇摆不定的海军上将米克罗斯·霍尔蒂的政府。由于怀疑霍尔蒂有背叛行为，希特勒逮捕了他，并且绑架了他的儿子，强制地建立了一个新的听话的政府，它继续站在德国一边作战。依靠这些动作，直到1945年2月，希特勒暂时拖延了不可避免的对匈牙利的丢失。

希特勒在匈牙利策动政变的那一天，隆美尔因在诺曼底头部受伤去世的消息公布于众。事实上，因为有证据表明隆美尔牵涉到7月20日的政变，因此希特勒强迫他自杀。隆美尔死亡这一卑劣事件被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彻底地消毒了一遍。隆美尔在乌尔姆大教堂得到一个宏伟的国葬，在那里，伦德施泰特代表希特勒虔诚地宣布隆美尔的“心属于元首”。

尽管希特勒设法建立自己的匈牙利缓冲区，并在苏联人在巴尔干和东线的进攻逐渐退潮期间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是对于第三帝国来说，时间很快就用尽了。丢失巴尔干等于丢失了原油和原材料，这意味着希特勒的武器工厂将不能继续运行。但令人惊讶的是，德国的工业在施佩尔杰出的指导下，依然能够为摇摇欲坠的、从北部斯堪的那维亚到南部巴尔干一线的德军提供武器装备。

1944年秋季，德国似乎在年底之前就要被击败。在东部前线，苏联人尽管在夏季攻势后战线拉得过长，但是依然能够以东部的波兰和西部的巴尔干为基地对帝国的中心地区发起攻击。在西线，巴顿将军的部队靠近了德国，但是由于缺乏坦克所需要的汽油，没能穿越边境。

德国依然有九百万武装部队，但是他们四散在几个漫长的前线。谨慎的军事战略是进行一次总撤退，将部队集中在更适宜于防守的工事内，但是希特勒的自大狂阻止了这种想法的实施。希特勒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他要么集中东部的所有军力，要么在西部进行一场快速的打击。基于心理和战略上的考虑，他选择了在西部发动一场进攻。东部前线巨大的开放空间会将德国的军队一个接一个地吃掉。希特勒还认为苏联军队比英美军队更优秀、更坚强。向西线进攻具有另一个优势，那就是从坚固的工事中发起进攻会使得战线的延伸较短。希特勒认为这需要较少的燃料和物资。他同他的指挥官——主要是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元帅——在巴特瑙海姆的鹰巢会晤，说明了自己最后也是殊死一战的赌博。这个计划要求对阿登地区最薄弱的一点发起闪电打击，然后攻击安特卫普这个同盟国主要的供给港口。他希望瓦解同盟国后方的士气和组织能力，将艾森豪威尔的军队一分两半，并将英国军队诱入陷阱之中。为了支持他绝望的幻想，希特勒将自己最后的后备队拼凑起来：二十万士兵、六百辆坦克、大约一千九百门大炮。他渴望1940年的事情再度发生，但是，这一次他面对着充满决心的、有更好领导能力的盟军统帅。

“守卫莱茵河行动”也就是同盟国所周知的“突出部战役”，它开始于12月16日，先对同盟国前线最脆弱的连接点发动进攻，这个地方由毫无准备的美国阿登驻军把守。党卫队第六装甲军团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和混乱，它一路乱杀地穿过阿登，靠近了圣维特，从这个重要的枢纽出发，沿着山路就可以到达默兹河。但是，美国的第七装甲师很快就得到了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增援，在圣维特坚守了好几天，从而在德军靠近默兹河之前就减弱了它的进军锋芒，这样德军离安特卫普有一百英里之遥。党卫队第一装甲师明显想竭力弥补进军速度的缓慢，因此在马尔梅迪杀害了七十一名美军俘虏。

在战场的南部，第五装甲师消灭了两个美国师，并且得到了严冬大雾的保护，这使得同盟国的飞机没有用武之地，从而靠近了巴斯托涅交通要道。尽管北部和南部的推进在同盟国的前线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但是德国人由于缺乏兵力、供给和燃料，战线铺得太开而绵细无力，从而不能再向前推进。巴斯托涅的守军很快得到第一〇一空降师伞兵的增援，拒绝投降。蒙哥马利则向北部地区急派部队，巴顿从南部派出第三军团的几个师前去打破对巴斯托涅的包围。12月26日，天空变得晴朗起来，同盟国的飞机使在突出部的德军及其受到阻塞的后方供给线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德军在12月的最后几天对阿尔萨斯的第二次冲击也很快就消失了，尽管在同盟国一方，这场战役导致了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就斯特拉斯堡的撤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执。1945年1月1日，希特勒命令对同盟国的空军基地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毁坏了180架同盟国的飞机，但是自己也损失了277架飞机，因此在战争期间发动另一次大规模空袭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到1月16日，盟军将德军从突出部赶了出去，恢复了前沿阵地。7.2万名德军战死，最后的后备队被用得干干净净。希特勒最后的赌博失败了。

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1945年1月—5月

1945年新年，希特勒对德国人民发表演讲，忠告他们为痛苦的结局而战。在他呼吁最后一搏的时候，一千万敌方士兵正在所有前线逼近帝国。在东部，苏联军队向德国首都进军。在南部的波兰，科涅夫的军队攻击了德国的前沿阵地，很快就席卷了开阔的波兰地区，攻入了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德国人制造军火的能力。尽管科涅夫准备进攻布雷斯劳上游的奥德河并且夺取了几个渡口，但是德军暂时聚集起来，阻止了苏联军队桥头堡的扩展。在苏联人的右翼，罗科索夫斯基的军队向东普鲁士进军；1月26日，到达但泽东部的波罗的海海岸，将二十六个德国师孤立在波罗的海国家。希特勒再次拒绝了他的波罗的海指挥官们关于有序撤退的紧急请求。

苏联军队的第三次攻击是针对中心部位的，在那里，格奥尔基·朱可夫的部队发动了对德国边境自北向西的进攻，穿越了两个重要的交通中心托伦和波森。

朱可夫在1945年1月31日到达库斯特林附近的奥德河。他的军队离柏林只有六十英里了。

在苏联军队挺进之时，红色恐怖降临到从北部的柯尼斯堡到南部的布雷斯劳的德国民众身上。自从1941年夏季以来，苏联军队忍受了德国入侵者的巨大伤害，现在他们开出了令人恐怖的复仇代价。道路上挤满了德国公民，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丢下财产，加入了退却的德国军队的行列。那些不幸的人被丢在了后面，大多数是老人和儿童，他们很快就被苏联人逮捕，遭到殴打、枪杀，或者被坦克轧死，而妇女则被残暴地强奸，直到死去。戈培尔甚至下令不要详尽报道这些残暴的行为，他这样做绝对不会被指责神经过敏。回想起来，苏联对德国东部的入侵导致了德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驱逐民众行为。据估计，几乎有一千四百万德国人为了逃离苏联军队的愤怒和东部民众的复仇（他们袭击了这些逃离的难民）而离乡背井。德国海军设法拯救二百多万公民，把他们从波罗的海沿岸运送到芬兰、瑞典、丹麦。但是，许多难民失去了生命，因为苏联人击沉了几艘大型援救船，导致了一万四千三百人丧生。

在西部，艾森豪威尔的军队靠近了德国最后一道防线——莱茵河。自从拿破仑以来，没有哪支外国军队成功地越过莱茵河边境。莱茵河水宽浪急，在它的东边，德国守卫者可以从陡峭的河岸形成的高地上看到任何一个入侵者。3月7日，一支美国坦克小分队抵达古老的中世纪小城雷马根，这座城市位于波恩和科布伦茨之间，他们发现了一座没有遭到破坏的横跨在莱茵河上的小桥。德国指挥官没能炸毁它，这一失败使他遭到了枪决。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八千美国士兵在莱茵河对岸找到了立足点。十八天后，所有同盟国的部队突破了莱茵河边境，德国现在没有任何天然的屏障了。

盟军在跨越莱茵河之后，对三个目标发动了进攻：北部、工业中心鲁尔和南部。蒙哥马利的军队突破了威斯特伐利亚平原，进入丹麦境内和波罗的海；布拉德利的军队包围了鲁尔；另一支盟军向南挺进卡尔斯鲁厄和斯图加特。这些进攻中，对鲁尔的包围是1945年春季西部前线最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它动用了美军十八个师。盟军的飞机凶猛地轰炸了鲁尔，将它炸成一片废墟，超过四十万的德军落入了包围圈。他们的指挥官瓦尔特·莫德尔命令全部投降，然后在靠近杜塞尔多夫的森林里自杀。大约三十二万五千名德军士兵落入同盟国手中。帝国的心脏遭到了致命的穿击。

背负反坦克武器的苏联士兵

鲁尔战役之后，美军向东部进发，将德国切成两半。4月11日，他们到达了易北河。美军离柏林只有六十英里，第一次与苏联军队在托尔高会合。德国没有任何防御可以阻止它们夺取德国首都了。

在冷战期间，相当多的争论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英美联军为什么没有夺取柏林。这里有三点有说服力的理由，首先，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是在西部击溃残余的德军，满足苏联人夺取德国首都的虚荣，按照艾森豪威尔的估计，这一战役可能至少要付出二十五万人的伤亡。第二，柏林位于欧洲顾问委员会分配给苏联并得到雅尔塔会议再次确认的占领区内。第三，同盟国的情报组织错误地警告道：希特勒将在南部的“阿尔卑斯防御工事”作最后的抵抗，这个幻想假定了一个巨大的山体防御工事网络的存在，而纳粹准备用来作为最后的堡垒抵抗同盟国。美国人剩下来的战役主要是在南部的肃清行动，而当时柏林战役正在进行之中。

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

当第三帝国最终被东方的苏联和西方的英美包围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随从面对着不可避免的命运——可耻的失败。尽管纳粹领导层依然保持着严酷的钢铁般力量的外表，目中无人地重复着希特勒的格言：“我们永不投降。”但是，只有少数死硬分子真的相信德国依然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或者通过谈判获得一个可以接受的和平。盟军充分表明，他们是不会和希特勒及他的党羽谈判的；他们希望纳粹无条件地投降。另外，他们还计划实现丘吉尔较早许下的诺言：他们将去除世界上希特勒的阴影。

同盟国要求德国人无条件地投降，这使得纳粹的抵抗强硬起来，同时也削弱了德国抵抗运动残留的士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纳粹领导人实际上欢迎同盟国不妥协的态度，因为这给他们提供了有力的理由来支撑国内的前线，并且可以用恐怖故事威胁德国人民，假如同盟国取得了胜利，等待他们的是残酷的虐待。

“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滔。”这句座右铭似乎反映了国家社会主义高层领导人普遍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一些纳粹领导人承诺，他们将在即将降临的众神黄昏的火焰中献出生命。事实上，疯狂的戈培尔变态地盼望着同盟国的轰炸机造成更多的破坏，“炸弹的恐怖将富人和穷人的住房一起毁了。在总体战的劳工办公室里，最后的阶级障碍已经坍塌了”。只有扭曲的人格才能从他们自己鼓动的如此毁灭性的破坏中得出高贵的意义。宣传部长可能已经从一视同仁的普遍轰炸中获得了极度的满意，因为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最高成就。但是，普通的德国人蜷缩在地窖、防空掩体里，或者是简单的炸弹坑里，他们在自己国家的毁灭中没有发现任何高贵的或者可以补偿的东西。但是，由于已经把自己交付给了罪恶的领导层，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尤其是在1944年7月20日之后，他们只能跟随他们的领导人走向深渊。除此之外，纳粹的领导层也发现，在这个国家的后面，所有的退路都已经断绝了。

在阿登进攻失败和苏联1月16日开始向柏林推进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将德国首都作为他最后的立足点。作为希特勒权力象征的宏伟的总理府，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空壳，窗子散了架，被钉上木板加固，几个侧楼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只有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室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但是越来越频繁的空袭迫使元首在总理府花园下面的掩体里寻求庇护。不断而无情的攻击最终使得希特勒永远地躲进自己的葬身之所。元首掩体在1944年才兴建完成，位于总理府花园地下大约六十英尺。在总理府内就可以直接进入，它由上下两层构成。上层是储藏室、用人房和希特勒的私人厨房，它被用来专门制作素食，因此被称为“节食厨房”。下层被称为“领袖掩体”，有十八个狭窄的小屋组成，包括希特勒的书房、起居室、卧室和爱娃·布劳恩的小卧室。在狭小的空间里还提供了会议室。西奥多·莫雷尔占据了一间卧室和起居室，后来被戈培尔一家占据。下层还拥有厕所，总机接线室，警卫室，负责供暖、照明、通气的机房，以及一个由施通普费格尔博士使用的衣帽间。

就是在这个越来越与上层世界隔离的小型地下“潜水艇”里，希特勒和残存的纳粹领导人为战争的最后三个月而战。戈培尔利用每一个宣传伎俩恐吓德国人民继续进行战争，广泛地传播“摩根陶计划”的细节：这个计划建议将战后的德国变为纯粹的农业国家，并建议对德国男人进行绝育。1945年4月，有人给希特勒看了一本名字很不吉祥地叫作《月蚀》的英国手册，书中确定许多德国人为战犯，并且包括了一张战胜国如何划分德国和柏林为占领区的地图。希特勒还看到了斯大林“第五号命令”，它毫无异议地表明这位苏联独裁者心中对德国的安排。材料上说：“德国人民将被毁灭。所有的德国工厂和财产必须销毁。德国的动物必须在它们的巢穴里被打死。”

来自步步紧逼的敌人那里的这些不祥的威胁，可能已经使许多“老鼠”知道，他们应该离开纳粹这条快要沉没的船了。施佩尔是一个最坦率的人，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元首战争已经失败了。在3月15日的备忘录中，施佩尔用明白无疑的坦诚陈述了事实。希特勒给了他一天的时间思考他的陈述，几乎恳求他告诉自己最后的胜利还是有希望的。假如他能这样做的话，他依然可以保留自己的职位。第二天，施佩尔返回元首的掩体，他不能使自己重复同样的话，只是说：“我的元首，我将毫无保留地支持你。”希特勒明显被感动了，眼里充满了泪水，并说道：那么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当然，一切都出现了问题。而且，希特勒与其他纳粹高层人员分手的不愉快，远远超过了与施佩尔的分手。

许多希特勒最亲密的下属开始与他脱离关系，企图逃脱。顶层的领导人本来就一直相互嫉妒、勾心斗角。现在眼看到失败的结局，这种倾向自然变本加厉了。戈林、希姆莱和施佩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行其是了。希特勒送走了海因里希·拉默斯和奥托·迪特里希，同时接受了米尔希元帅的辞呈，调走了瓦尔利蒙特上校。在与古德里安发生激烈的冲突后，辞退了他，并让汉斯·克雷布斯将军接替。许多次要的政府官员也找到充分理由离开了这座城市。柏林人称这种逃离为“金色野鸡的飞舞”。

掩体的气氛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了。在即将到来的失败的冲击下，希特勒的反社会倾向开始体现出鲜明的残酷性。他在长时间的沉思、歇斯底里的爆发和充满希望的幻想中摇摆。他认为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包括他最亲密的下属。每日的形势会议变质成为可怕的独白。

尽管希特勒肯定知道战争已经失败了——他向几个最贴心的人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依然抓住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出现不可思议的扭转。他指望新式的秘密武器，尤其是现在正在批量生产的喷气式战斗机，希望它们能将敌人从空中扫除。他还指望V-1和V-2导弹及新式的马克21型潜水艇，它能下潜航行到美国的东海岸。但是，现实破灭了这些幻想：所有的部队都瓦解了；飞机制造实际上已经停顿了；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地区已经被敌人夷为平地。当希特勒知道这些事实的时候，正如费斯特所正确描述的那样，他的“旺达尔人的天性”以最丑恶的形式显示出来了。他谴责所有的人，因为他们背叛了他。他告诉秘书：“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我。我不能依靠任何人，他们背叛了我，整件事情让我感到恶心。假如我没有忠心的莫雷尔，我肯定被他们害死了，而一群白痴医生竟然要除掉他……假如我遇到不幸，德国将处于没有领袖的状态。我没有继承人。先是赫斯疯了；然后是戈林，他失去了对人民的同情心；第三是希姆莱，他被党所拒绝。”

这是每个人的错误，而不是他的。他被西方国家诱骗进入战争，尤其是犹太人。两条战线的战争也不是他的错误。苏联占领东部领土，斯大林拒绝提供足够的原材料支持德国的战争努力，这一切将战争强加在他身上。英国固执而故意地抵制德国的地缘政治权利，它也应受到谴责。通过对苏联的侵略，获得它巨大的资源，德国人要向英国人证明他们能够赢得一场持久战。注定了他的厄运的对美国宣战，也不是他的错。无疑是他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希特勒认为实际的宣战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但必须宣战，因为美国早就对德国不宣而战了。

假如国内的反动分子没有阻碍他的政策的话，假如将军们不是如此没有能力或者背信弃义，假如神奇的武器很快就能得到使用的话，假如德国的同盟，尤其是意大利不是灾难之源的话，那么多国家设置的可怕障碍都是可以战胜的。元首头脑狂热地全神贯注于这些扭曲的假定的因果关系，他以同样的方式对朋友和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

希特勒的愤怒越来越表现出恶毒的毁灭性倾向。他没有发现在他死后还有什么人能活着的理由。他命令让敌人除了废弃的荒原之外什么也得不到。他指示施佩尔积极实施焦土政策，毁掉一切，不仅包括工厂和贮备物资，而且包括生活和公民秩序的基础，如银行、公共设施、交通中心、医疗物资、银行记录、公共记录，等等。他甚至命令毁掉像戏院、城堡、教堂、历史建筑这样一些残余的历史遗迹。当有人指出，这种任意的破坏将使德国人民失去生活依赖的时候，他显示了自己真正的天性——恶毒的毁灭性的天性：

假如战争失败了，人民也失败了。担心德国人民为了基本生存所需要的东西是不必要的。相反，毁灭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因为德国证明是比较虚弱的，未来将只属于那个较为强大的东方国家。无论如何，只有那些下等的人才能在这场斗争之后存活下来，因为优秀的人已经被杀死了。

假如不是施佩尔和其他人有意地破坏和抵制希特勒疯狂的“尼禄命令”，德国可能要受到严重的损害。到了4月，希特勒确信末日快要到来了；他在阿登的最后一次赌博也失败了，神奇的武器也没有达到目的，德国受到入侵，并且被划成两半。他唯一残存的希望是大联盟出现分裂。但是，在2月初，同盟国再次在雅尔塔重申了他们的战时联合。三个主要大国发誓继续进行针对德国的战争，并且再次强调了对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们在将德国划分为占领区的原则上也达成了一致，这些占领区分别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管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是明显的胜利者，他迫使西方国家作出重要的让步，尤其是在波兰问题上。斯大林为他的共产党控制的卢布林政府获得认可，同时作出了象征性的让步，将一些“民主派的领导人”安置在这个政府中。他还成功地将波兰的国境线根据对他有利的条件重新加以划分，一旦战争胜利，还将以德国为代价进一步扩展波兰的疆域。罗斯福总统已经是一个将死的人，没有条件抵制斯大林，就像丘吉尔那样，尤其是在战争的这个关键时刻。罗斯福相信，联盟是更为重要的，剥夺斯大林已经征服的东西是徒劳的。

希特勒感到明显的失望，大联盟没有分裂，但是他私下还想知道西方国家在多大的程度上允许布尔什维克人渗透到欧洲的心脏。在一段著名的、预言性的思考中，他预测道：

随着帝国的失败，以及亚洲、非洲、南美洲民族主义的出现，在世界上依然有两个大国能够相互对峙，它们就是美国和苏联。历史和地理的法则将推动这两个国家进行力量的较量，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同样的法则使两个国家成为欧洲的敌人也在所难免。同样确定无疑的是，这两个国家将迟早发现自己在欧洲寻找唯一幸存的大国的支持是值得的。

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在一起

希特勒不想承认自己像一百三十年前的拿破仑一样，是大联盟联合的主要因素。只要他还活着，这个联盟就会继续存在。但是，希特勒依然希望出现一些奇迹，能够使他摆脱不可避免的失败。1945年4月12日，希望出现了。罗斯福总统因脑溢血死在佐治亚州温泉镇的办公桌上。就在几天前，戈培尔给希特勒阅读了卡莱尔《腓特烈大帝传》的一些段落。在这本书中，这位普鲁士国王处于失败的边缘，准备自杀，只有奇迹才能拯救他。当仇视普鲁士国王的伊丽莎白沙皇突然死掉的时候，亲普鲁士的沙皇彼得三世即位。反普鲁士的联盟分裂了，勃兰登堡家族得救了。当戈培尔读到这些段落的时候，希特勒热泪盈眶。罗斯福的去世似乎像一个预言的实现。当戈培尔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要来香槟酒，激动地给希特勒去了电话：“我的元首，祝贺你！罗斯福死了。星象上已经写明，4月下旬将是我们的转折点。4月13日，星期五，这是一个转折点。”

激动是短暂的。哈里·杜鲁门总统接任了罗斯福，他也是纳粹主义不可动摇的敌人。甚至戈培尔也悲哀地承认：“也许命运仍是残酷的，并且戏弄了我们。”罗斯福去世后三天，苏联人对柏林发动了最后的总攻。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六岁生日，衰亡的纳粹帝国领导人最后一次聚会，向元首表示敬意，回忆着旧日美好的时光。出席者有戈培尔、希姆莱、戈林、鲍曼、施佩尔、莱伊、里宾特洛甫和武装部队的领导人。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也参加了元首的生日聚会，估计准备同他一起走向苦难的终点。

希特勒本来计划离开柏林，在靠近贝希特斯加登的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国家防御工事”指挥这场战争，但是，戈培尔和其他人劝说道：没有他在场，柏林战役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对领袖英雄姿态的呼唤抓住了希特勒。在他生日的夜晚，他下定决心坚持为柏林继续战斗下去。但是，他许多最亲密的朋友没有感觉到将自己牺牲在柏林大火中的需要，他们不断地加入向南方逃亡的队伍。和希特勒待在狭窄掩体中的是爱娃·布劳恩、戈培尔夫妇和六个孩子、他的贴身男仆海因茨·林格、他的外科医生施通普费格尔博士、他的副官奥托·根舍、他的两个秘书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格特鲁德·荣格、他的素食厨师康斯坦策·曼齐亚利。来自其他掩体的造访者经常加入这个团体，尤其是马丁·鲍曼、接替古德里安总参谋长的克雷布斯将军、希特勒的首席军事副官伯格多夫将军、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阿图尔·阿克斯曼，还有联络官、副官和党卫队警卫员。

在希特勒的最后十天中，他疯狂地忙于调动想象中的军队，大骂那些正在背叛他的人。苏联人已经跨越了奥德河，进入了柏林郊区，并且无情地向这座城市的中心挺进。柏林现在三面被切断。希特勒命令党卫队的施泰纳将军在城市的西北部发动反攻，但是，施泰纳的军队还不到七千人，仅有五十辆坦克，根本不够击退红色浪潮。即使施泰纳想这样做，他也不可能发起进攻。当希特勒在4月22日的会议上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勃然大怒，谴责他的党卫队精英部队背叛了他。希特勒失去了一切控制，脱口说出战争失败了。他放弃了指挥权，派凯特尔和约德尔指挥在南部抵抗，他将坚持到最后，然后自杀。他还允许现在还在掩体里的人离开，假如他们选择这么做的话。同一天，柏林人惊讶地从广播里获悉元首正在他们中间指挥着柏林战役。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还是在三个月前的1945年1月30日。

4月23日，希特勒收到了来自戈林的无线电报，戈林询问自己是否能接管帝国领袖的职位，并具有国内外行动的全权。鲍曼将这一消息传递给希特勒，并狡猾地把它扭曲成最后通牒和对元首权力的侵犯。希特勒在这起事件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对戈林的尊重，但是任何人质疑他的权威都等于是暗示他没有能力恰当地实施自己的权威。这显然是对他的大胆侮辱，必须得到严惩。希特勒立刻给戈林发去了电报，谴责他的背叛，并且宣布1941年6月任命戈林为他的继任者的法令无效，然后将这位帝国元帅驱逐出党。他任命里特尔·冯·格赖姆将军接替戈林的位置，将军被迫和他的副驾驶员汉娜·赖奇一道飞到严阵以待的柏林，准备就任新的职位。赖奇后来回忆道：希特勒脸色苍白，萎靡不振，脑子里依然盘旋着戈林的“最后通牒”，嘴里喃喃低语：他不宽恕任何事情。两天后，他受到了另一个打击。他的私人贴身男仆海因茨·林格带来了路透社新发布的一条新闻，海因里希·希姆莱通过瑞典外交人员正在西部战线就投降进行和谈。这是最后一次打击。希特勒的脸变成了紫红色，像一个疯子那样咆哮起来。戈林的背叛是预料中的事，但是党卫队元首、忠诚的希姆莱对他的背叛是不可思议的。希特勒下达了逮捕希姆莱联络官赫尔曼·费格莱因——他与爱娃·布劳恩的妹妹结了婚——的命令。在总理府花园里，赫尔曼·费格莱因被行刑队枪决。然后，希特勒命令格赖姆离开柏林去逮捕希姆莱。

1945年4月，希特勒在接见纳粹童子军士兵

苏联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指挥家朱可夫

苏联对柏林的最后进攻开始于1945年4月26日。将近有五十万的军队发起了这场进攻，他们得到一万二千七百门大炮和迫击炮，二万一千门被称为“斯大林管风琴”的多管火箭发射器，以及一千五百辆坦克的支持。这支进攻部队的先锋从四周包围了柏林，离总理府只有四英里。与它们对抗的只是两支凑合的队伍：第五十四装甲师和保卫总理府的武装党卫队。柏林城防的其余部队都是由缺乏组织和训练的士兵组成的，只有六十辆坦克，由赫尔穆特·魏德林将军指挥，他对这座城市的防御计划一无所知。总之，柏林的司令官只有六万人，包括来自国民卫队的老人、希特勒青年团志愿者，以及警察、党卫队、工厂保卫团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阿道夫·希特勒最后著名的新闻短片展示了他检阅十多岁孩子的情境，他准备把他们送到前线去抵抗老练善战的苏联军队。

斯大林格勒的英雄朱可夫从地面和空中对柏林进行了无情的粉碎性轰炸，然后再派军队进城屠杀。当朱可夫的军队自正南和西南向柏林市区推进的时候，另外七支部队也从其他地区一路开进。第一波进攻的苏联战士都会说德语，他们纪律严明，恪守军规。但后继的部队一路上疯狂地杀戮、强奸。苏联人失控而无节制的破坏持续了一个星期。疯狂的纳粹也处于失常的自毁行动当中，他们炸毁桥梁，围捕和射杀被认定的“逃兵”，毁坏各种装置，甚至炸毁了一条在施普雷河下四英里的隧道和国民卫队运河。隧道既可通铁路，也可以作掩体。水淹没了隧道，又无法控制地向高地漫延，许多地方被淹。

尽管巷战进行得十分艰苦，但是苏联人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街区，离总理府和国会大厦越来越近。元首掩体中的总机接线员已经可以听到各种线路的另外一头苏联人的声音。一个大胆的、能够说一口流利德语的苏联军官维克多·波耶夫，拨通了德国信息服务公司的电话，要求接通宣传部，实际上真的和戈培尔通上了电话：

波耶夫告诉他：“我是苏联军官，在柏林的西门斯塔特说话。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戈培尔一点儿也没有显出惊讶，他冷静地用平常的声音回答道：“请说。”

波耶夫问道：“你在柏林能坚持多长时间？”

戈培尔的回答被杂音干扰了。

“几个……”

“几个什么？星期？”

“不，是几个月。为什么不？你们保卫塞瓦斯托波尔九个月。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首都做同样的事情？”

“另一个问题。你何时逃离柏林，往哪个方向逃？”

“这个问题太没有礼貌了，我不能回答。”

“你必须记住我们会找到你的，即使要把地球梳理一遍。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绞刑架。”

对方的声音有些混乱。波耶夫叫道：“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戈培尔说：“没有。”然后挂掉了电话。

事实上，戈培尔十分清楚：绞刑架正等着他和他的元首，等着那些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大炮的炮击和炮弹的爆炸点越来越近了。在朱可夫进攻的当天，元首掩体受到了大口径炮弹的直接射击。屋顶仍支撑着，但是水泥粉末从上面落下来。当排气孔吸入在上面熊熊燃烧的火焰里的硫磺气体时，掩体里的人几乎要窒息了。对希特勒来说，战争的结束也是十分清楚的了。

1945年4月29日凌晨两点，希特勒派人把他的秘书特劳德尔·荣格喊来，口授遗愿，在其中他表明他所播下的“神圣种子”最终将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光辉再生中开花结果。他认为战争不是他的错误，而是国际犹太人的诡计强加在他身上的。希特勒病态的反犹太主义直到最后还是坚定不移的。然后，他提名新的政府，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为元首和总司令，约瑟夫·戈培尔为帝国总理，马丁·鲍曼为党的领袖。他还特别谴责了戈林、希姆莱，要将两个要员从他们的位置和纳粹党中驱逐出去。最后，他谈到了私人事务，特劳德尔·荣格停下笔，抬起了头。希特勒宣布他打算和爱娃·布劳恩结婚，然后一起去死，并且说到了他的愿望：“我们的遗体必须在每日大部分时间工作的地方立刻火化，为了德国人民，我在这里工作了十二年。”希特勒火化的想法反映了他十分关心自己的结局，他可不能像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那样，前一天被杀死，然后被悬挂在公共广场，受到愤怒的群众的嘲弄、辱骂和唾弃。当希特勒得知这个意大利领袖死亡报道的时候，他发誓他的身体的所有痕迹必须完全被消除。

一天后，希特勒安排了一个最为古怪的婚礼仪式。一位无名的市政议员瓦尔特·瓦格纳被戈培尔找来主持这个公民的婚礼。戈培尔和鲍曼作为见证人。之后，在一个私人聚会上，这对夫妇用香槟和点心庆祝了这一“快乐”的事件。新娘穿着长长的丝绸礼服，亲切地在聊天，同时唱机里播放着感伤的音乐。

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4月30日，苏联人包围了总理府，但是并不知道德国的独裁者准确的藏身位置。希特勒决定结束生命的时刻到来了。在与两个秘书和厨师吃完中饭之后，他和新娘庄严地向所有随从人员道别，然后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希特勒最后的话是对他的贴身仆人林格说的，他指示他加入突围的部队。惊恐的林格问道：“为什么？我的元首。”他的主人最后的回答是：“为继承我的人服务。”希特勒房间的拱门随后关了起来。疯狂的玛格达·戈培尔冲破了守卫着希特勒密室的奥托·根舍少校的阻拦，她冲进希特勒的房间，试图恳求他不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命令她离开。

被处决前几天的墨索里尼

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

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大约下午三点三十分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夫人自杀。目击证人——如林格和根舍——的说法并不一致，但是身体上的标记似乎表明，希特勒是服用了氰化物胶囊，同时用他的7.6毫米的瓦尔特手枪对着右太阳穴开枪的。爱娃坐在希特勒的边上，身体上没有枪击的痕迹，明显是吞服了毒药。尽管希特勒在吞服氰化物胶囊的同时向自己的头部开枪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我还是接受了罗伯特·G.L.怀特的直觉：希特勒吞服了毒药，再由他唯一信任的人爱娃·布劳恩补上了一枪。希特勒在与德国离婚之后和她结了婚，他所拒绝的前妻已经对他没有价值了。这就是他最后挑衅的、自私的，也是最胆怯的行为。通过自杀，他逃避了他给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带来的恐怖的责任。

这对夫妇的尸体用地毯包裹着，从楼梯上被抬下来，放置在离掩体只有十米远的一个浅沟里。尸体上浇了几罐汽油，然后点上了火。在这个可怕的瓦格纳式的场景中，有这么几个人：戈培尔、鲍曼、赫威尔、林格、阿克斯曼、约翰·拉滕胡贝尔、施通普费格尔、弗郎茨·舍德勒、根舍，他们表情严肃地站在那里，向希特勒最后敬礼。从“斯大林管风琴”中射出的炮弹提供了葬礼的背景音乐。尸体燃烧了几个小时，骨灰被埋在附近六英尺宽的壕沟里。

海军上将邓尼茨

1945年5月1日晚上，作为体制性的谎言的最后一次行动，残存的纳粹领导人通过广播告诉德国人民：“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和布尔什维主义战斗到最后一刻，今天下午为了德国在他的总理府作战指挥岗位上倒了下来。”然后是邓尼茨的声音，其中添入了更多的故作悲哀的谎言。它由汉堡广播电台播放，因为这位海军上将是在德国北部遥远的藏身所中发表讲话的。这个政权直到最后还在自己欺骗自己。

随着希特勒的死亡，纳粹的空中楼阁很快就坍塌了。在徒劳地寻求和苏联人达成有利的妥协之后，戈培尔也可耻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他让妻子玛格达杀害了自己的六个孩子，然后和他一起自杀。掩体中余下的同居者一下子走空了。有的做了苏联的俘虏，有的被打死，有的自杀。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安排了停火，并且向苏联人投降。柏林战役使德国丧失了十二万五千人，苏联人伤亡十万人。邓尼茨政府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弗伦斯堡的司令部继续这场战争的企图破灭之后，向盟军投降。1945年5月7日，邓尼茨派约德尔和凯特尔前往位于法国兰姆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三天后，也就是1945年5月10日，投降协议得到了全同盟国会议的确认。

1945年5月7日，纽约市民阅读报纸的停战报道

停战时刻对德国形成了打击。这是一个可怕的非现实的时刻，空虚的时刻。许多德国人的体验是背叛和无望。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德国人没有遭受过如此彻底的毁灭。阿道夫·希特勒几乎实现了他的诺言：假如德国不成为世界强国，那么就不再有德国。这个预言没有实现。希特勒成为世界强国的幻想和他一道死去了，但是德国人民将承受羞愧、侮辱、征服、占领，将含辱负重地在战败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德国。

结论

德国罪行问题

1946年4月，汉斯·弗兰克向纽伦堡法庭承认了自己的战争罪行。这个法庭是同盟国为审判纳粹主要战犯成立的。弗兰克说：“千年可以消失，德国的罪行不会被消除。”当弗兰克说这句话的时候，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每个人的心中还是新近发生的事情，人们普遍要求惩罚这一罪行。世界范围内的痛恨不仅指向纳粹的顶层，而且针对全体德国人民。在世界的眼里，德国人犹如历史上最残忍的杀戮者受到谴责。这是1946年。时间磨去了记忆，愈合了伤口，但是纳粹继续像鬼魂一样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集体记忆当中，打搅我们的睡眠。希特勒的幽灵依然在世界各地出现，尤其是部分德国人依然生活在他的阴影下。当德国人访问外国的时候，他们依然会激起不愉快的回忆。对德国人的仇视在一些国家依然是强烈的。浓重的德国口音依然被我们公共意象的制造者所觉察，并且加以利用，作为傲慢的恐吓或者任意侵略的符号。

鉴于纳粹犯下的难以言说的罪行，这种反应在1946年是可想而知的。今天还是意想中的吗？一位历史学家问道：“世界不再因为纳粹的罪行来谴责德国人的日子到来了吗？”这个问题潜存着两个假设：一是这是世界人民而不是德国人民的任务；二是德国人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为自己说话。

在1946年，有理由假定德国人没有能力诚实地对待他们的纳粹领导人把他们牵连在其中的罪行。那时的问题是确认罪行和惩罚战犯。二十一名纳粹主要领导人在纽伦堡法庭接受审判。这个法庭是同盟国的法律机器，它的责任是搜索那些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分子。为了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保证程序的可信，审判由英国的大法官主审，八位同盟国的法官作为陪审，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出席作为主控官。被告们在监禁中受到很好的对待，都被给予了法律权利，这和那时西方社会法律的实际运作是一致的。尽管戈林和其他人宣称诉讼程序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结果是事先安排好的，但是整个审判得到法官公正的处理，尽管他们并不十分非凡，但是专业和诚实的。

纽伦堡审判只是德国国内外举行的许多审判中的一个，那些审判被用来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犯。尽管德国人最终能够审判它自己的人，但在1945年却无法选择，因为德国的机构崩溃了，它的人民缺乏道德的力量来面对罪行和惩罚的问题。三个主要的纳粹领导人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决策负有责任，他们是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他们都自杀了。在纽伦堡法庭的二十一名被告都辩解自己是无辜的，当中只有少数人承认自己犯下了重罪。他们还质疑非德国人审讯的合法性，质疑用他们宣称没有先例的法律原则和程序审讯的合法性。面对犯罪的证据，许多被告为自己寻找到一系列合理的理由。最普遍的是他们只是服从命令，希特勒或者希姆莱才是真正的罪犯。当然，对于纳粹的顶层人物来说，把一切归于希特勒是容易的；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德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希特勒已经死了，他不能为自己辩护，这样他们就能说自己是不知情的，或者是无辜的，或者是兼而有之。几乎是众口一词，纳粹的领导人还声称他们对超出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一无所知。凯特尔解释说，作为希特勒的助手，他与政治动机和他所计划的作战背景没有任何关系。他说：他或者约德尔“从来就没有和元首讨论过侵略或者进攻的问题。按照我们的观念，那不是我们的工作”。他在不道德的命令上签字导致了集体屠杀，但这也不是他的职权中的大事。当这样的决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放在被告面前的时候，他们经常依靠轻视犯罪作为另一种防卫机制，也就是用彼得·盖伊所说的“通过对比无足轻重化”来混淆犯罪的结果。他们承认残酷，然后愤怒地指责别人犯下的罪行是一样恶劣的。因此，罗森贝格告诉纽伦堡监狱的精神病医生吉尔伯特博士说：“苏联人真有勇气坐在审判席上，他们的良心上有三千万具尸体。再谈谈他们对教会的迫害！为什么他们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犯人！在他们的革命中，他们杀害了数千位神甫。”里宾特洛甫也鹦鹉学舌，说出了同样的话：“你没有听说过美国人杀害印第安人吗？他们也是劣等民族吗？你不知道是谁先开始建造集中营的吗？是英国人。”对于那些镜头残暴的电影，戈林不屑一顾地说：“任何人都可以制造一部残酷的电影，假如他们把尸体从坟墓里拖出来，然后用拖拉机把它们再铲回去。”

纽伦堡法庭在审讯纳粹战犯

当戈林和其他纳粹分子不热衷于集体的否认和“通过对比无足轻重化”的时候，他们就会热衷于相互指责，谴责另外一方不是打仗失败，就是失职，不配做行政官员或者军事领导人。这种相互指责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是一种传染病。它们不仅对于审判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也会导致审判没有结果。因为它们将真正的对质排除在外，从而阻止发现真相。几个纳粹领导人承认自己有罪，甚至戏剧性地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的罪行，如波兰屠夫汉斯·弗兰克。但是，戏剧性的招供没有让同盟国相信，反而使他们怀疑这一迟来的招供有着深层的动机，他们的目的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性，取悦于起诉人。

假如在1945年不清除纳粹的最高领导人，那么依然受到战争和经济崩溃创伤的德国人民没有能力面对有罪的问题，这是不足为奇的。普通的民众也会躲藏在恰当的辩解之后，声称他们是极权主义制度中无关紧要的齿轮，在那里，对抗是无法组织的，而肯定不是被囚禁就是被枪决。许多德国人在他们罪恶的政权手中，在他们的敌人那里经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相信，折磨着他们的痛苦使他们摆脱了责任的耻辱或者集体的罪恶。但是，即使德国人民希望解决罪恶和惩罚的法律、道德问题，当时的情景也使得这一行动变得越来越困难。国家被战胜国占领和管理，它们将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议事日程强加给他们。在20世纪，这是第二次德国人民失去了对德国未来进程的控制，将它放在了外国人手里。正如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所公正认为的那样，要从自主和力量出发完成分派罪责、给予惩罚的任务，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困难的。同盟国——每个国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制度化了著名的“非纳粹化”，即确认了那些严重牵涉进纳粹政权的分子，惩罚他们，将他们从公共管理机构中永远清除出去。甄别按五类进行：（1）主要罪犯，以死刑或终身监禁惩罚；（2）罪犯，最高判处十年徒刑；（3）次要罪犯，缓刑；（4）纳粹党的追随者；（5）无罪之人。尽管非纳粹化控制在德国法庭的手中，但是同盟国监视着整个过程。非纳粹化是同盟国作出的一个更大的努力——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监管战争罪犯，强迫德国人作出战争赔偿，沿着占领国认为合适的政治路线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中的一部分。

里昂盖世太保头目巴比在1987年被起诉，他在战争期间杀害了六千名犹太人和抵抗运动人士。由于1981年法国废除了死刑，因此他只被判处了终身监禁。律师为他的辩护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美国在越南都犯下了和巴比同样的罪行。

非纳粹化在1945至1950年间歇性地进行着。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目标笼罩在上面。苏联人占领了德国东部的大部分，他们认为纳粹主义主要植根于与资本主义相关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中，因此必须服从共产主义的治疗。反之，英国人和美国人相信，建立和接受民主制度和实践，同时在社会复原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可以最终从资本主义国家拔除纳粹主义之根。尽管许多纳粹罪犯受到了惩罚和监禁，但是逍遥法外的假如不是更多，人数也不会太少。许多德国人嘲笑这种过程，尤其是嘲笑那些精心制作的问卷表，在审判最终作出之前，他们不得不填写这种表格。后来一些人私下承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为得到了所谓的证明而得以逃脱罪责。许多德国人是从牧师、反纳粹分子或者犹太人那里获得这些证明的，他们证明拥有这些证明书的人是纯洁的。然后，这些证明书被送到法庭作为担保书。当时有一句笑话将法庭比作洗染店，一个进去穿着褐色衬衫的人出来穿的是白色衬衫。

乌克兰人“恐怖伊凡”在以色列受审，他被认为在特雷布林卡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因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谁是“恐怖伊凡”也许永远沉没在历史当中。

冷战来临，德国被划分为东西两块：共产主义的东德和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西德。这终结了任何真正的对后来被称为没有控制的过去发自内心的探索。德国罪行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德国人和他们的监护人都忙于经济建设和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意识形态的战争。

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奇迹使西德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繁荣，抑制了批评，强化了对纳粹历史的集体健忘症，这种健忘症在1945年纳粹主义崩溃之后就出现了。尽管波恩政府将赔偿计划制度化——包括在纳粹政府手中蒙受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富的伤害——补偿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尤其是犹太人，但是大多数德国人（包括西德和东德的）拒绝与纳粹的遗产作斗争。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研究主要发生在英国和美国，而不是德国。在那里，历史学家们依然不愿意重新打开旧的伤口，相关的文献资料不容易获得，因为它们被战胜国所占有，并被储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学校仍然忽视当代史的重要性，而偏爱久远的历史，因此，面对最近的纳粹历史自然是不可能的。

一位与德国人生育孩子的法国女人在被游街示众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阿登纳时代开始消退，让位给充满社会冲突的10年，德国再次面对着阿道夫·希特勒的黑暗阴影。德国的青年一代因为过于年轻，没有参与第三帝国的罪行，他们要求从父母那里得到有关第三帝国和他们参与其中的更好答案。在西德，年轻的一代越来越美国化和极端化，引发了尖锐的代沟冲突，导致了对政府机构的广泛批评，尤其是大学，在那里，保守主义早已牢固地确立起来。不论好坏，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冲突为更为开放的思想论坛准备了道路，不幸的是，这些冲突也演变成暴力，并且剧烈地考验了西德的民主机构。不过，即使在60年代晚期，某种锐气使得德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氛围有了生气，德国人在对待最近的历史方面还是有了不可否认的进展。几位坚忍不拔的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新闻记者——维尔纳·马塞尔、赫尔穆特·海贝尔、马克斯·多马鲁斯、恩斯特·诺尔特、马丁·布罗扎特、卡尔·迪特里希·布拉歇、约阿希姆·费斯特就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问题撰写或者编辑了一些深刻和全面的研究。小学和初中修正了他们过时的课程，并开始更为诚实地教导他们的学生了解德国最近的历史。同时，报纸和杂志上大量的文章，还有纪录片、电影，开始再现纳粹德国，这些又进一步刺激了公共讨论。1960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从1963年12月到1965年8月，德国人追踪着奥斯维辛集中营二十位主要被告的诉讼过程，他们因战争罪在法兰克福受审。因此，普通的德国人可以便利地得到有关纳粹残暴行为的信息，他们现在愿意接受真相了。

不幸的是，许多人没有选择去观看像克劳德·郎茨曼拍摄的文献纪录片，而是去听由新纳粹分子和政治上的同路人编造的故事、半真半假的逸事和明显的谎言，这些人受到企图为纳粹清洗罪名的国外种族主义者的支持和怂恿。甚至在1969年，第一部全面论述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文著作的作者卡尔·迪特里希·布拉歇，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思想的顽固性，它们再次受到了“国家反对派”幌子的掩盖，而“国家反对派”又得到了精英杂志和报纸、多如牛毛的小册子、为自己开脱的泛滥成灾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衰落的偶像被净化的传记的推动。另外，布拉歇认为，这种修正主义的作品正在传交给政治上无知的年轻一代，这和当时出现的情景没有两样。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认同纳粹主义，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民主生活方式的。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确实希望他们的生活在复活的经济中得到发展，不愿背负历史罪行的沉重包袱。

但是，希特勒的鬼魂依然出没在德国和世界当中。“希特勒今天依然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厌恶中，在我们的恐惧中，在我们对权力和欺骗的想象中，在我们对卑鄙的经历和暴力结局的噩梦中。”1983年，德国《明星》杂志记者格尔德·海德曼震惊了世界，他发现了希特勒的日记，他宣称日记得到了学者的完全证实。参加鉴定的专家包括H.R.特雷福—罗珀。这一日记将提供有关纳粹德国激动人心的新信息。“希特勒日记”成了媒体事件，使得大多数其他有新闻价值的故事相形见绌，并使得1983年成为元首从未有过的光彩之年。但是，后来证明六十卷的日记全是伪造品，海德曼和伪造者康拉德·库约紧密合作，几乎使世界相信多年来元首在这些日记中倾诉了自己最隐秘的思想。元首日记事件揭示了德国人、新纳粹分子的一些丑恶真相，整个世界被肮脏的丑闻和令人作呕的分子所困扰。

几年后，一个激烈的、牵涉到德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的争论在德国的报纸上出现，并且很快具有了政治的含义。几位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最著名的是恩斯特·诺尔特——发起了这场争论，他们认为以恰当的历史观点来看待第三帝国的时机到来了。他认为要将历史意识从以恐怖、野蛮想象纳粹德国的集体意象中解放出来。按照诺尔特的观点，对第三帝国的观念已经被固定成绝对邪恶的神话，它们生活在历史的时空之外，以至不可能将这一时期和其他历史时期相互比较，也阻止了历史学家对纳粹主义的行为和其他也热衷于种族灭绝的极权主义体制的行为进行比较。在20世纪60年代，诺尔特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在研究中，他将法西斯主义描绘为形而上的体制，它的远大目标是对取代左派的极端化——左派也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形而上的假设之上的——引导出一个新的同质社会。诺尔特十分恰当地描述了绝对意识形态的冲突，它以灭绝战的形式在20世纪散播瘟疫。在70年代和80年代，诺尔特不再进行抽象的思考，而是考察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如何及在何种程度上在所有方面导致种族灭绝行为的。这样，他撩动了蜂巢，因为正是他的论点——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灭绝不是独特的行为，而是可以看作来自一种政治宗教——预示了灭绝是这种世界观的必要成分。毕竟，共产主义者一直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们的敌人资产阶级必须被消灭干净。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阶级成分决定了个人的存亡。苏联人清楚地表明，他们打算消灭一个作为整体的阶级。诺尔特的观点是纳粹除了消灭的是种族而不是阶级之外，与苏联人没有什么区别。到此为止，一切还算好。但是，当诺尔特接下来在布尔什维克的阶级灭绝和纳粹的大屠杀之间发现因果关系的时候，宣称后者是对前者的回应，他确实开始在玩弄危险的游戏了。在某种程度上，正如诺尔特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可能是真实的。纳粹分子认为，他们正在使用种族灭绝的方法是出于自我保护的，他们要以此抗击也在发动灭绝战争的敌人。希特勒无疑将共产主义和犹太人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这种联系证明将两者灭绝是合理的。但是，这种思维方式是疯狂的，因为它走进了一个非理性推理的模式，假如仅仅这样理解这一现象的话，诺尔特给人制造了一种非常不幸的印象，即希特勒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大屠杀无论多么不幸，它并非独特的，而只是深植在历史中的仇恨力量的一部分。

德累斯顿的新纳粹分子在进行排外游行——不过排外不仅仅发生在德国

诺尔特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支持他的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将纳粹主义相对化的累积效应是消除了大屠杀的独一无二，推而广之是减轻了塑造第三帝国的这代德国人的罪行和责任。诺尔特认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只是共产主义实施的阶级灭绝的翻版，“奥斯维辛集中营不是首先来源于过去的反犹太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也不仅仅是种族灭绝，而是一种出自对俄国革命灭绝事件的焦虑反应”。这种观点几乎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它只能使纳粹的经历变得无足轻重，被种族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所利用。他们认为，德国对犹太人的政策在世界史中是标准的，因为社会一直趋向于生物学意义上种族同质，因此，在消除异己力量上是合理的。按照这样的观点，为了保持公共的健康和卫生，种族清洗是必要的方法。

历史学家的冲突——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对自由主义或者左翼历史学家——十分激烈，以至冲突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公众来说是含糊不清的。这个争论证明了，纳粹主义的主题在纳粹不光彩的失败五十年后依然是敏感的。这个争论笼罩在德国的上空，使过去变得昏暗，使未来变得模糊。甚至对微小的民族自豪的肯定，对于德国人来说都是麻烦，因为它经常会引起国外的妄想狂分子担心“第四帝国”的兴起。事实上，当国外的专家开始注入自己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时，历史学家的争论很快就扩展到德国的论坛之外。德国的历史学家被谴责在洗刷历史，在推动一个不祥的政治议程，它的目的旨在政治的统一，并教育德国人民直起双膝，学会再度大踏步地前进。

德国人能够再度大踏步地前进吗？或者纳粹德国的担子是否过于沉重，德国人将永远不堪重负？这个问题涉及到了罪行问题的核心，也涉及到了与之相连的民族身份问题的核心。只要德国人在一个分裂的国家生活，这两个问题就不会像今天他们处于统一的德国的背景下这样尖锐。一个分裂的国家是不会过度地担忧自己的民族身份的，但是，随着最近发生的东德和西德的统一，德国人的身份问题要求得到有效的解决。我们认为，这个答案反过来又依赖于德国人是如何处理罪行和责任的问题。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是一个有良知的、好心的、有着伟大道德观念的人，1947年，他提供了一个依然能使我们发现走出纳粹主义道德荒原的道路的指南针。为了检验“德国的罪行”，第一步必须确定人们所犯下的并促成罪行的错误。雅斯贝尔斯和大多数有道德的德国人都同意，在纳粹统治的情况下，这种错误涉及到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他罪行还包括帝国主义的扩张，进行战争的方式，甚至发动战争的方式。无可否认的是，希特勒德国确实是犯下了这些罪行。但是，雅斯贝尔斯指出，罪行的类型是不同的，他认为可以划分为刑事罪、政治罪、道德罪和形而上学罪。刑事罪涉及到任何在明确的法律下犯罪的人，由法院负责裁决；政治罪指的是所有的公民容忍了以国家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我们所有的人对统治我们的方式负有共同的责任，因此也就对国家所作所为的后果负有责任，尽管并非每一个单独的公民要对一些特殊的个人以国家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负责。对政治罪的裁决最终依赖于胜利者。道德罪涉及到严重侵害的个人意识或者对不道德的、导致特殊错误的选择的参与。雅斯贝尔斯认为：“道德的缺点会形成刑事罪和政治罪产生的条件。”对道德罪的裁决依赖于个人的良知。最终是形而上学罪，当我们侵害普遍的道德秩序，侵害将我们相互连接为人类存在的基本道德关系的时候，这种罪就出现了。作为人类，我们对每一种错误和不公正都负有共同的责任。由于消极地在一旁旁观，我们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也是犯罪的。对形而上学罪的裁决最终依赖于上帝。

德国人忍气吞声的忍耐所创造的条件，导致了大规模犯罪行为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雅斯贝尔斯愿意承认，德国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是有罪的。尽管如此，他否认所有的德国人集体地犯有纳粹分子犯下的罪行。对于罪行来说，我们只能惩罚个人；整个国家不能被控有罪。罪犯一直是一个个人。

另外，重复纳粹的实践，用某些抽象的“特性”或性格对一个集团判罪是悲剧性的。没有一种国家的性格是可以延伸到每个个体当中的。这种谬误坚持认为，对某个假定的整体是真实的东西，必须对它所有的成员都是真实的。要把个人同一个民族区分开来，否则就会患上纳粹分子患有的同样疾病。民族没有邪恶的，邪恶的是个人。

在拒绝集体罪行的同时，雅斯贝尔斯绝不排除集体责任的观念。生活在整个纳粹帝国，并且作为希特勒世界积极的参与者的成年德国人对所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也许不能从刑事罪的观点出发，但可以从政治罪、道德罪和形而上学罪的角度来看待。确实，许多哲学家认为，作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我们负有共同的责任，甚至对于那些他人在我们面前的所作所为，因为我们是善良的或者邪恶的决策的接受者。它们是由那些高于我们的人为社会集团制定的；当然，假如决策被证明是不可操作或者有害的话，它们是可能有时也是必须被纠正的。大多数诚实的德国人今天看到了接受对纳粹以德国名义的所作所为负有共同责任的需要，这不牵涉到集体罪行，而是涉及到道德义务，它可以阻止以德国的名义进行的犯罪再次发生。

假如一个人像雅斯贝尔斯一样认为德国人的罪行在这个意义上是如上所描述的话，那么，这一罪行应该延伸多远？雅斯贝尔斯没有检验这个问题，但是，在1984年1月24日，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说道：

年轻一代的德国人没有认为德国的历史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对未来的挑战。他们已经准备肩负起他们的责任。他们拒绝承认为他们父辈的行为承认集体罪行。我们应该欢迎这种发展。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纳粹德国对通常意义上的人性和特殊意义上的犹太人都犯下了滔天罪行；德国人也犯下了卡尔·雅斯贝尔斯所阐述的程度不同的罪行。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同意科尔总理的观点：罪行的程度随着距离而消失，即德国罪行的问题或许可以作这样的比拟：当一块石头丢进平静的水塘时由涟漪形成的同心圆。石头是一个行动，是一个罪行，它使得水塘处于运动状态。第一圈是负有刑事责任的；第二圈是负有政治责任的；第三圈是负有道德责任的；第四圈和其余的圈是负有形而上学责任的。正如涟漪最终会失去它的动力，使水塘归于平静，因此应该允许罪行的涟漪消失，这样才能得到平静与和平。不允许德国人民依靠自己解决罪行问题——总之，像在1945年那样在1995年依然使这个问题存在并处于紧迫的状态——的政治后果，对于德国人和世界来说都是严重的。现在他们已经再度是一个民族的人，有力量面对这一问题。只有当德国人重新恢复对人性状态的感觉，纳粹德国才能成为历史。

盟军的胜利不是德国的失败，而是德国的胜利。

没有人希望我们为一个罪大恶极的政权所犯下的罪行感到内疚，但是，我们有责任承认历史并肩负历史的责任。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D日诺曼底六十周年上的讲话

纳粹德国大事年表

188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出生在德奥边境茵河畔的伯劳瑙。1919年9月16日，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

1920年2月24日，党的二十五条章程颁布。

1920年8月8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成立。

1923年11月8—9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啤酒屋暴动失败。

1924年4月1日，希特勒被判处四年监禁，在兰德斯堡服刑。

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只服了八个月的刑期就被释放。在监狱里，他完成了《我的奋斗》第一卷草稿。

1925年2月24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得到重建。

1925年4月26日，兴登堡在弗里德里希·埃伯特死后被选举为魏玛共和国总统。

1925年11月11日，党卫队建立，它是一支由精英组成的希特勒的私人卫队。

1928年5月20日，国会选举。纳粹党只得到81万张选票（2.6％），在有491个席位的国会中只占有12个席位。

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美国股票市场崩溃，也引发了悲剧性地影响德国的经济萧条。

1930年9月14日，国会选举。纳粹党得到了640.96万张选票（18.3%），在新的有577个席位的国会中获得107个席位，有了相当可观的突破。

1931年12月，德国失业人数达到560万。

1932年3月13日和4月10日，希特勒在两次总统选举中被兴登堡击败。

1932年4月13日，布吕宁总理禁止冲锋队和党卫队。

1932年5月30日，布吕宁被巴本总理替代。

1932年6月16日，巴本废除对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禁令。

1932年7月31日，国会选举。纳粹得到1374.58万张选票（37.4%），在新的有608个席位的国会中得到230个席位。

1932年8月13日，兴登堡拒绝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1932年11月6日，国会选举。纳粹的选票下降到1137.7万张（33.1%），在有584个席位的国会中得到196个席位。

1932年12月2日，施莱歇将军成为总理。

1932年12月18日，纳粹党出现危机。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希特勒就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未来发生争执。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辞职。

1933年1月4日，希特勒和巴本之间的秘密会议在科隆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家中进行。

1933年1月15日，纳粹党在利普州的选举中获胜。

1933年1月23日，施莱歇总理辞职。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193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大厦烧毁。共产党人遭到谴责。

1933年2月28日，“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以总统法令的名义得以通过。它取消了公民的自由，允许警察对嫌疑犯进行“保护性监视”，并为长期的紧急状态准备了道路。

1933年3月5日，最后一次多党状态下的国会选举。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获得了些微的多数票（占选票的43.9％）。

1933年3月21日，波茨坦日。

1933年3月24日，通过《授权法》，希特勒十二年的专制就是建立在这个法律基础上的。

1933年4月1日，抵制犹太人的商业和专业人员。希姆莱被任命为巴伐利亚警察总监。

1933年5月2日，工会被破坏，工会领袖被逮捕。德国劳工阵线成立，领导人是罗伯特·莱伊。

1933年7月14日，通过反对成立新党的法律，它取缔所有现存的党派，并且禁止新党的成立。

1933年7月20日，缔结与天主教会的协定。

1933年9月29日，国家文化委员会建立，负责人是约瑟夫·戈培尔。

1933年10月14日，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1933年11月12日，新的一党国家的首次国会选举，可以预见的结果是：95.2％的选民给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投了赞成票。

1934年1月20日，通过国家劳工管制的法律。

1934年1月30日，《国家重建法》废除了州政府或者市政府及其审议权。

1934年6月17日，巴本在马堡大学发表讲演，强烈抨击纳粹革命的极端行为。

1934年6月30日—7月2日，清洗罗姆。希特勒帮助组织了对罗姆及其政治对手——保守主义右翼的主要成员的清洗。

1934年7月20日，党卫队成为独立的组织。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立刻将总理和总统职位合二为一，因此成为国家的元首和军队的总司令。

1935年1月13日，萨尔的全民公决导致萨尔并入德国。

1935年3月16日，征兵再度开始。

1935年6月18日，签订英德海军协议。

1935年6月26日，十八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必须参加义务劳动。

1935年9月15日，颁布《纽伦堡种族法》。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进入非武装区莱茵兰，并将它收归德国。

1936年3月29日，对希特勒的政策进行全民公决，99％的公民赞成。

1936年6月17日，希姆莱成为党卫队的全国领袖。

1936年8月1日，希特勒在柏林宣布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1936年9月8—14日，召开党的会议，颁布“四年计划”。

1936年10月25日，通过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条约，建立罗马—柏林轴心。

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条约》。

1937年1月30日，《授权法》再延续四年。

1937年3月14日，教皇发表了通谕《如焚的焦虑》，谴责纳粹针对教会的政策。

1937年9月25—29日，墨索里尼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

1937年11月5日，霍斯巴赫备忘录记录了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主管们的秘密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元首表述了侵略性的领土计划。

1937年11月26日，沙赫特辞去国家经济部长职务，由瓦尔特·丰克接替。

1938年2月4日，布隆贝格和弗里奇辞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成立。

1938年3月12—13日，吞并奥地利。

1938年8月27日，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辞职。

1938年9月29—30日，慕尼黑会议为了安抚希特勒，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奖励给他。

1938年11月8—9日，“水晶之夜”导致了对整个德国犹太人的大屠杀。

1939年3月14—16日，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区，建立了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

1939年4月22日，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联盟的《钢铁协定》最终得以签订。

1939年8月23日，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

1939年9月3日，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

1939年9月27日，建立国家保安总局，由海德里希领导。这个机构将秘密警察（包括盖世太保和国家警察）同党卫队保安处整合为一体，使它成为警察恐怖最有权势的工具。

1939年10月，希特勒签署了书面意见，其可回溯到1939年9月1日，授权“仁慈地杀戮”“不值得存活的人”，因此引发了安乐死的大屠杀。

1939年10月8—12日，希特勒分割波兰，将东部地区合并到德国，并将剩余的波兰建成附庸的督政府，由汉斯·弗兰克领导。

1939年11月8日，格奥尔格·埃尔泽谋杀希特勒失败。

1940年4月9日，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开始了对西方的进攻。1940年6月22日，签订法德停战协定。

1940年8月13日，英国之战开始，一直延续到9月下旬。

1940年10月23日，希特勒会见佛朗哥。

1940年10月24日，希特勒和贝当进行了毫无结果的会晤。

1940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进攻希腊。

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批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

1941年2月，隆美尔指挥的非洲军团成立。

1941年4月6日，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

1941年5月10日，鲁道夫·赫斯飞往苏格兰执行秘密使命，表面上是谋求英德之间的和平。希特勒认为他“疯”了。赫斯的地位被鲍曼替代。

1941年6月6日，希特勒颁布了臭名昭著的《政委命令》，要求在即将到来的对苏联的战争中消灭所有的共产党官员。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在正规军后面是专门的警察部队，全面围捕犹太人、共产党人和吉卜赛人，并残酷地杀害他们。

1941年7月31日，戈林要求海德里希提供一个计划，提出详细的实现对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的方法。

1941年9月1日，德国的犹太人必须佩戴大卫黄色星徽，从1941年10月1日开始禁止移民。

1941年9月3日，奥斯维辛集中营首次使用齐克隆B进行毒气杀人。

1941年9月29—30日，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一名犹太人在基辅附近的巴比扬被射杀。

1941年12月5日，莫斯科战役。苏联开始反攻。

1941年12月7日，颁布《夜雾法案》。日本攻击珍珠港。

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国宣战。

1941年12月16日，希特勒解除了布劳希奇的职务，亲自行使对陆军的最高指挥权。1942年1月20日，旺西会议确定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的方法。

1942年2月8日，埃伯特·施佩尔接替弗里茨·托德成为军备部长。

1942年3月21日，弗里茨·绍克尔被任命为人力分配的全权代表。

1942年5月27日，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刺杀。

1942年5月30—31日，对科隆发动第一次“一千架轰炸机的袭击”。

1942年6月，在奥斯维辛开始大规模的毒气杀人。

1942年6月10日，为了给海德里希复仇，党卫队摧毁了利迪策村，消灭了它的居民。

1942年11月11日，英国突破阿拉曼。隆美尔的非洲军团退却到非洲东北部。

1942年11月19日，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反攻。四天后，苏联人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第六军团陷入重围。

1943年1月31日，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投降。

1943年2月1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场进行“你是否需要总体战？”的演讲。

1943年2月22日，苏菲·绍尔和汉斯·绍尔姐弟被处决，“白玫瑰”抵抗团体被粉碎。1943年3月13日，陆军军官反对希特勒的阴谋失败。

1943年4月19日，华沙犹太人强迫居住点起义，5月16日起义失败。

1943年5月12日，最后一支轴心国军队在北非投降。

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崩溃。

1943年9月2日，施佩尔得到授权将所有的军事工业集中起来。他组建了一个新的军备和战争生产部。

1943年9月8日，希特勒占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

1944年6月6日，D日，盟军进攻诺曼底。

1944年6月10日，为了报复游击队的行动，党卫队摧毁了法国尼姆日附近一个名叫奥拉都的村庄，消灭了它的居民。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企图在东普鲁士拉斯腾堡的元首司令部刺杀希特勒，但没有成功。

1944年7月24日，苏联人解放了马耶达内克集中营。

1944年7月25日，希姆莱被任命为后备军总司令，戈培尔成为总体战的全权代表。

1944年9月，向伦敦投射V－2导弹。

1944年9月1日，华沙起义开始。

1944年9月25日，所有十六到六十岁之间的男人被要求在国民卫队服役。

1944年10月2日，华沙起义被粉碎，华沙城被摧毁。

1944年10月21日，美军占领亚琛。

1944年11月1日，希姆莱停止了在奥斯维辛的毒气杀人。

1944年12月16—24日，突出部战役。

1945年1月27日，苏联人解放奥斯维辛。

1945年1月30日，希特勒对德国人民发表最后一次广播讲话，鼓励他们坚持到最后。

1945年2月4—11日，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13—14日，德累斯顿被炸毁。

1945年3月7日，美国在雷马根跨越莱茵河。

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发布焦土政策，也被称为“尼禄命令”。

1945年4月25日，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在易北河的托尔高会师。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邓尼茨获得指挥权。

1945年5月2日，柏林向苏联投降。

1945年5月7—9日，“无条件投降条约”在法国兰斯的美军司令部签署，并且在柏林的苏军司令部再次签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著；安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1

书名原文：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ISBN 978-7-5447-6494-0

Ⅰ. ①艾…　Ⅱ. ①汉…　②安…　Ⅲ.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Ⅳ.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8835号

Eichmann in Jerusalem by Hannah Arendt

Copyright © Hannah Arendt, 1963, 1964

Copyright renewed Lotte Kohler, 1991, 1992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Amos Elon,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king,a division of Penguin Group（USA）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325号

书　　名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作　　者　[美国] 汉娜·阿伦特

译　　者　安　尼

责任编辑　王　蕾

原文出版　Penguin,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233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494-0

定　　价　5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目录

导言：对汉娜·阿伦特的绝罚

一

二

三

致读者

德文版前言

一　正义之殿

二　被告

三　一位犹太问题专家

四　犹太问题解决方案第一阶段：驱逐

五　犹太问题解决方案第二阶段：集中营

六　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屠杀

七　万湖会议或彼拉多

八　守法公民的责任

九　第三帝国的遣送：德国、奥地利以及保护国

十　西欧国家的遣送：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

十一　巴尔干地区的遣送：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

十二　中欧国家的遣送：匈牙利、斯洛伐克

十三　东部屠杀中心

十四　证据与证人

十五　判决、上诉、执行

结　语

附　言

参考文献

附录：汉娜·阿伦特与艾希曼审判

返回总目录

导言：对汉娜·阿伦特的绝罚

阿莫斯·埃隆

一

1966年12月，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到友人、著名美国学者埃德蒙·威尔逊处做客。威尔逊在一则日记里提到，两人此间有过一次争论。伯林“变得很激动，有时对人充满非理性的偏见”，威尔逊写道，“比如[对]汉娜·阿伦特，尽管他从未读过她那本关于艾希曼的书”。在1987年发表在《耶鲁评论》上的一篇回忆录里，伯林以同样的罪名讨伐威尔逊，并在1991年同威尔逊日记编辑的一次采访中细述此事。[1]我们不知道这次争执的最终结果，不过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尽管距离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出版已经过去三年多，但它在美国和欧洲知识分子圈引发的论战依然如火如荼。安东尼·格拉夫顿曾描述过这场席卷纽约家庭（包括他自己的在内）的辩论。他后来写道，汉娜·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文章以及后续专著的影响力空前。没有哪个话题能如此令人着迷、如此引人注目，并引发如此严肃的讨论。该书出版三年之后，不同读者的观点依然针锋相对。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哪本书能够激起如此的巨浪。美国犹太人组织似乎对作者下达了绝罚令[2]。争论从未平息。这些争论通常会经历冷却、升温到再度爆发。眼下，伊拉克战争高度充满争议，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个时候阅读阿伦特的著作恐怕绝非偶然。单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一本就销售了近三十万册。新版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欧洲也依旧吸引着新的读者和译者。按照1960年这场庭审秀的设计师大卫·本—古里安想要的方式，大屠杀在以色列一直被简化为一条连贯线索上的一个制高点，这条线索从埃及法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直延伸到希特勒和阿拉法特。年轻人对这本书的兴趣与日俱增，说明有必要以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最近，该书新的希伯来语版在万众期待中问世。过去，许多以色列人觉得阿伦特这本书难以接受；此外还存在另一个难题（阿伦特本人早就预见到了），即从道德和政治层面应对流散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巴勒斯坦人对欧洲文化的崩塌并无任何过错，到头来却要因此而受罚。

在欧洲，极权的解体重燃了人们对阿伦特作品的兴趣。过去几年间出版的阿伦特同卡尔·雅斯贝尔斯、玛丽·麦卡锡、赫尔曼·布洛赫、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马丁·海德格尔以及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的大量书信进一步点燃了公众兴趣。[3]所有这些书信见证了一份对于友情、智慧和热爱的珍贵才能。阿伦特同布吕歇之间的信件，更是伴随终身婚姻关系的深入交谈；对于两个惶恐颠沛的逃亡者而言，这种交谈不啻为黑暗岁月中的避风港。“在我看来，既享有真爱，又保持自我人格，这简直不可思议。”她在1937年给布吕歇的信中如是写道。这封信堪称二十世纪最动人的情书之一。“然而只有当我拥有其中之一时我才能拥有另一个。我也终于明白了幸福是什么。”

这些书信也使人能够洞悉她的思想和一些私密的情感。正是这些情感促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只有你能理解我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不可能承认的事，”她写给玛丽·麦卡锡道，“也就是说，我是在一种极度好奇的兴奋状态下完成这本书的。”就像阿伦特在移居美国前写的那本传记《拉结·范哈根：浪漫主义时期一个德国犹太女人的生涯》一样，《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也是一部高度个性化的作品。作为犹太人、前复国主义者、曾经的德国人，她身上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而写作，有助于减轻她的负担，也就是她对玛丽·麦卡锡提到的那些“留待以后解决”的迟未治愈的痛苦。[4]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副标题已经总结出该书的主旨，尽管并不十分贴切。要追溯四十多年前的那些热点话题的确有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摸不到头脑。欧文·豪在他的回忆录中称，美国人之所以争论不休，部分是由于，尽管负罪感铺天盖地、无法遏制，却极少公开曝光。出于这个原因，豪认为，重读阿伦特可以催生出一些好的东西来。

一些针对发表在《纽约客》上第一版的文风和语气的谴责有理有据，此版本中删去了这些引发谴责的地方，例如，她把莱奥·贝克描述成犹太人的“元首”。而其他的批评显然是不对的，比如，说阿伦特“赦免”艾希曼的罪而“转嫁给犹太人”。她从未做过这样的事，也没有反对整个庭审过程，她指责的只是检控官夸张的措辞。她支持法庭作出的死刑判决，但希望能有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与人们对她的频繁谴责恰恰相反，她从未质疑过由以色列法官在以色列审判的合法性，也没有像别人常说的那样，因受害者“不抵抗”而指责他们遭受杀戮是咎由自取。事实上，她激烈声讨那位作出这般冷酷言辞的检控官。尽管如此，针对阿伦特的这番谴责还是被写进了《犹太大百科全书》。[5]阿伦特还被以相似的口吻污蔑成宣扬艾希曼是皈依“复国主义”乃至“犹太主义”的狂热分子。尽管针对这本书的所谓评论尚未得到验证，却还是有各种二手评论纷至沓来。辩论并未局限在学术圈，还汇聚了各个年龄、各行各业的人，如历史学家、哲学家、记者，比如抨击者之一、格拉夫顿的父亲；还有多种宗教信仰中的教士、无神论者、社团领袖、职业宣传家。攻击言论通常都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公开发表的观点中，许多都严肃、公正、鞭辟入里；而另一些则视角偏颇、充满人身攻击，甚至在知识水准上迂腐平庸，恶意讥讽，含沙射影。现在，这本书引发的争议似乎不像四十年前那么多了，因为新一代的学者们正怀着崭新的、更为公正的眼光去看待阿伦特其他关于犹太历史、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著作。

今天，若结合她的其他文章来阅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则可以达到最佳效果。那些文章大多早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很久就发表在各个出版物（有些已经停刊）上，比如犹太杂志《烛台》、纽约德语难民周刊《建设》，以及《政治评论》、《犹太前线》、《犹太社会研究》等。[6]它们大声道出一个（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只是暗示性的）信念，跟其他十九世纪民族主义一样，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超出了其诞生时的土壤条件；阿伦特曾写道，它正一步步沦为“我们时代废墟中的厉鬼”。[7]十年或者更早以前，她还是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后同化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之父）的狂热信徒，主张同巴勒斯坦人和解、领土共享或建立一个联合治理的、非宗教意义的二元民族国家；撰写《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时，她对此前的想法已经不抱希望，并一针见血地预见到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和巴以之间的流血冲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就已经预先提出对隔都内犹太委员会的批判，抵制复国主义者同纳粹之间的货物转移协定。这一协定准许德国犹太人把部分冻结资产转移到巴勒斯坦，然而税率十分苛刻，最终导致全球犹太人抵制德国商品。对于复国主义者而言，移民到巴勒斯坦是重中之重，所以他们把这种暴力事件定义为“硬币的另一面”。

到这个时候，阿伦特没什么耐心去应付所有的世界观了。她对巴勒斯坦的官方复国主义政策越来越失望，因为它不能同阿拉伯人取得暂时和解。她预见到宗教和民族原教旨主义在以色列的蔓延。在当时，这些警告似乎跟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样具有挑衅性。她的论证既饱含道德根基又具备现实依据，她坚持认为以色列人必须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分权而治。回溯从前，我们会发现她的警告展现出重要的前瞻性。今天的读者，从各自的情况出发，会更乐于接受她的文章和这本关于艾希曼的书。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甫问世时，当然不是这番景象。大部分犹太读者和许多非犹太人都被激怒。友情也因此葬送。那之前不久，以色列大使成功说服加拿大犹太人人权同盟相信，对犹太复国主义或以色列的批评就是一种反犹主义。针对阿伦特这本书的某些公开抨击，语气强烈到毫无节制，令人瞠目。跟美国相比，以色列的反应倒更加复杂。这里的批判之音相对微弱，愤怒也少了些许，大概因为，初读此书时，阿伦特对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境内犹太社团领袖的批判，隐约契合了复国主义者对“流散犹太人”的一贯描述——奴性的、被动的羔羊，对屠杀只有唯命是从。

一些批评阿伦特的人对自己以往的狂热态度已表现出了悔恨。当这样的道歉传来，阿伦特早已不在人世。她从不恭顺于任何制度，不相信任何过于笼统的理论。如今，她对政治性罪恶之本质的天然敏感，可能会为她赢得比当年更多的热心听众。正如她所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她无视传统的学问和学术范式，但她依然是一位振奋人心的知识分子。三四十年前，一部融合社会分析、新闻学、哲学反思、心理学、文学典故、逸事的杂合体，在她最好的作品中遭遇了狂轰滥炸式的批评；而今，它令人着迷，魅力四射。

二

1961年，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奔赴耶路撒冷。并非《纽约客》主动找到她，而是她毛遂自荐。她觉得自己就应该去参加审判，原因在于，她是一个社会评论家、一个流亡者、一个见证人，也是一名幸存者。她致信洛克菲勒基金会时写道，她从未见过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屠夫，“这恐怕是[她的]唯一机会了”。参加这个审判，是她对过去应尽的责任。她很想理解艾希曼的想法（假如他的确有想法），想通过法庭证词去揭示“纳粹造成欧洲文明社会道德坍塌的全部真相”。

结果，刊登在《纽约客》上的系列文章以及后来出版的专著，基本上是审判报告，是一种尝试，尝试去检验：在遭遇法律典籍中前所未有的罪行时，法庭会在多大程度上伸张正义的要求。这本书结合了哲学与日常观察，其充满暗示性的文笔和讽刺挖苦的语气，不禁让人联想到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颗石子之所以能够激起千层浪，主要是因为阿伦特把艾希曼刻画成了一个老黄牛似的、“平庸的”办公室罪犯。（“平庸”一词实际上只在全书最后一页才出场，却潜在地贯穿整部作品。）艾希曼的平庸和乏味性格在开庭第一天就冲击着阿伦特。她将自己那种印象式的第一反应写进了给雅斯贝尔斯、麦卡锡、布吕歇的信里。她写道，他甚至都算不上凶恶（她用的是德语常见词unheimlich，有阴森恐怖之意，也可译作“离奇的”）。他像一个“巫师药汤里的鬼魂”；此外，他还感冒了，在防弹玻璃间里直打喷嚏。

她本应知道，就算希特勒站在那里也不过如此。大多数失势的暴君和连环杀手看起来都一脸惨相、没有杀伤力，甚至可怜兮兮。想想萨达姆·侯赛因蓬头垢面地钻出洞穴时的那副样子吧。在这个初期阶段，她是否陷入了所谓以貌取人的泥潭？我们偶尔都会犯这样的错。阿伦特不仅对外表感兴趣，更对笔迹感兴趣。“面相学”在她青年时代曾风靡德国知识界（对于如希特勒一样想当总理的人，卡尔·雅斯贝尔斯说光看一眼就不寒而栗，而阿伦特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的态度则大相径庭，惊叹“瞧瞧他的手啊!”）。然而庭审开始几天后，阿伦特有意识地不再拘泥于表面印象。在听到艾希曼的一次对诉后，她写信给雅斯贝尔斯说：“他其实挺笨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不笨。”阿伦特从耶路撒冷寄出的私人信件，使我们可以追溯其思想逐步形成的轨迹。她仔细研读以色列警官阿夫纳·莱斯上校在庭审前对艾希曼做的三千页审讯笔录，并渐渐形成这样的认识，就像她起初提到的那样：多半是艾希曼的“不思考”[8]注定让他成为没有个性的死亡执行官，成为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罪犯。她强调艾希曼在道德和智识上很空洞，内心是虚无的。因此他向莱斯描述因晕血而不能做医生的论述，不太像是谎言。

她总结，艾希曼庭审中语言连贯上的无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说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之间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许跟四十年后的波尔布特一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问题上，阿伦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仍然坚守康德对根本恶的看法；这种恶到了纳粹时代，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以及在接踵而至的争论声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艾希曼有事业心，并且迫切希望获得晋升，但他不会通过杀掉上司而谋其位。他也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想法。阿伦特断言，是他的“平庸性”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罪犯之一。她不满地指出，在审判艾希曼的过程中，说他是大屠杀背后的设计师、智囊实在是荒唐，竟从没人提出或讨论过：他根本就没有脑子。之所以无人讨论，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点很难理解，还有一个原因，艾希曼审判是一场由本—古里安导演的庭审秀，至少部分源于政治需要——证明大屠杀就是史上最大的反犹迫害事件。

艾希曼的所谓平庸性是这本书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谋杀犯都是暴徒或恶魔。另一个原因来自该书对纳粹钦定的“犹太委员会”所作的简短评价。犹太委员会中的显要人物无法看穿纳粹的阴谋，徒劳地希望他们为本地犹太人的利益作出最大贡献，却在不经意间成了纳粹以最小行政成本和财力在最大程度上消灭犹太人之决策的工具。当然，以上两点都并不新鲜。盖尔索姆·肖勒姆在致阿伦特的一封公开信里指责她没有良心，而若是换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定不会视阿伦特的“平庸的恶”为廉价的口号。当魔鬼造访卡拉马佐夫时，他成了一个寒酸的、愚笨的、粗俗的蠢蛋。在阿伦特之前已有人强调过，对于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魔头，人格的平庸同他们向世界发泄穷凶极恶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几乎每个参加过战后集体屠杀犯审判的人（其中不乏声名卓著的医生和药剂师），离席时都惴惴不安，因为杀人犯看起来跟你我没什么两样。以色列法庭的心理专家在给艾希曼进行过身体检查后，发现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这暗示出正常与无比残忍并存在他的身体里。这一暗示粉碎了我们通常的认知，并且揭示出审判中的真正谜团。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同样的口吻说过，法国纳粹头目皮埃尔·赖伐尔在战后接受审判时看似平淡无奇、无足轻重，就是一个缺乏想象力、垂头丧气的小瘪三。

无独有偶。早于阿伦特的书出版前很久，在以色列以及其他地方就有许多人指责犹太委员会是纳粹阴谋的帮凶。本书问世六年前，在一宗耸人听闻的诽谤案上，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主审法庭对犹太委员会和犹太人助纣为虐的批判远远狠过阿伦特在那短短一段中所言。多年以来，在知名作品中都不乏相似的指控，比如让—弗朗索瓦·施坦纳的《特里布林卡》、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的《女士们先生们，这是通往毒气室之路》，当然还有劳尔·希尔伯格那本里程碑式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阿伦特也曾多次征引此书。

阿伦特的论述新颖且别具挑衅之处在于，她固执地挑战犹太社团领袖层。他们有无其他选择？她只是秉着她对真相之政治功能的看法，试探性地给出答案。如果犹太委员会的人知道那些犹太人将被遣送至何处，他们应该说出真相吗？假如他们知道真相，又有多少人可以实现自救？犹太委员会的高层人士为什么对权威如此卑躬屈膝、俯首帖耳？

一些社团领袖十分清楚，被遣送者将直接抵达奥斯维辛（而并非纳粹所说的某个东方定居点）。在那种情况下，公开反抗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犹太委员会的领袖们为什么不拒绝接受纳粹指派的任务？他们毕竟拥有道德权威，为什么不建议犹太人逃跑或者潜藏起来？阿伦特在暗示，假如根本不存在犹太人的组织或犹太委员会，遣送机器不可能运转得如此顺畅。纳粹可能不得不把上百万人一个个拖出家门。如果是这样，难道不会有更多犹太人获救吗？

假如犹太委员会不是这般“德国式”地守纪律，假如他们没有把潜在的被遣送者汇成详细名单，假如他们没有把这些名单上交给纳粹，假如他们没有为纳粹搜集钥匙、罗列清空住房的明细以转交给“雅利安人”使用，假如他们没有召唤被遣送者在某一天某一时刻到某个火车站集合，带上三四天的口粮踏上旅程，是否会少死一些人呢？此前也有人提出过类似问题。但是阿伦特走得更远，她暗示犹太领袖不经意间让自己掉进了一个恶毒的陷阱，并成为受害体系中的一部分。

她写道：“全部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真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话，的确会乱成一团、惨不忍睹；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数目也就不可能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

为什么许多人听到这句话时既麻木不仁又莫名震惊？理由很清楚，因为众所周知，犹太人的确有领导、有声名显赫者，他们的组织有地方性的，也有覆盖全民族的。其中不少还曾经帮助过他们，曾竭尽全力减缓他们的苦难。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纳粹种族灭绝计划的规模。假如这些领袖跟许多人一样逃到国外，弃那些一直依赖他们的犹太人而不顾，阿伦特又会怎么说他们呢？假如她能对那些留守的犹太领袖遭遇的恐怖窘境施与理解，她的控诉会否不那么令人震惊？她的确看出了被围困的人们更愿意抱一丝希望，相信哪怕能买到时间，事态也总会好转。假如她不是直接抨击，而仅仅是引起质疑，她是否不会那样激怒她的读者？假如她直白说出犹太领导“不经意间”成了自我毁灭的推手，是否能少招致些愤怒？而这当然正是她的言外之意。

三

瓦尔特·拉克尔在论战的早期就曾写道，阿伦特被攻击的原因，与其说是她说话的内容，倒不如说是她说话的方式。当她指出备受敬仰的犹太大拉比、柏林犹太委员会主席莱奥·贝克是“犹太元首”（她在第二版中用到了这个说法）时，语气之无礼已经到了不可原谅的程度。她的笔法总是咄咄逼人、狂妄不羁，语气充满学究范儿，盛气凌人。她特别爱说似是而非的话，她的讽刺挖苦与讨论大屠杀显得格格不入。有个很好的例子：她说艾希曼弃暗投明去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问题解决方案，这显然是一种讽刺；可是，这个说法却被广泛误解、被错误阐释。

她的讥讽往往弄巧成拙。阿伦特传记的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慧眼看出，阿伦特提出了真正的道德问题，却用不必要的讽刺（也许还有肆无忌惮）而令问题变得晦涩难懂。她一而再地说，自己掌握“客观”与真相，而且不只是真相，还是“全部真相”，比如“全部真相本来是”、“全部真相在于”。她称自己比别人更“理解”艾希曼，她随意向控辩双方以及三位她尊敬的法官提建议。艾希曼的法官都是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移民至此的，在她的书里形象非常正面。

现在，透过她的私人书信，我们知道她是带着一些关于以色列及其政治制度、政府、对阿拉伯人政策等的先入之见来到耶路撒冷的。看到本—古里安试图利用这场审判在大批意志消沉的新近移民中间制造一种民族团结感，她着实吃了一惊。她还打算依靠非正式的证据得出绝对的结论。她写信告诉雅斯贝尔斯，以色列警方“让我毛骨悚然，他们只讲希伯来语，却分明长着阿拉伯人的样子。其中还有些人是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什么命令他们都敢执行”。假如她真的这样想，也就难怪她会认为本—古里安执导这场庭审秀只是为了向德国政府索要更多赔偿金。她确信，本—古里安同阿登纳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不让汉斯·格洛布克的名字出现在庭审过程中。格洛布克是阿登纳政府的高官，在纳粹时代，他曾为纽伦堡种族法案编制过官方的法律解释。不过，格洛布克的名字还是在庭审中冒出来过几次。

法院之外，她谴责“东方暴民”，说自己如同置身伊斯坦布尔或半亚洲国家。看到“留着长鬓角、身着卡夫兰长袍的犹太人”，即正统东欧犹太人，真把她吓了一跳，“他们令这里所有理性的人都无法生活”。在阿伦特看来，理性的以色列人是说德语的德国和奥地利移民，包括她自己的来自弗赖堡、海德堡、柏林的亲戚朋友。很幸运，她对雅斯贝尔斯说，审判艾希曼的三位法官都出身德国，的确是“最好的德国犹太人”。雅斯贝尔斯以同样的口吻回复：“让我们期待这三位德裔犹太人能控制住局面。”

她对吉德翁·豪斯纳主控官廉价的爱国主义反应十分激烈，因为他要用这场审判力挺本—古里安对犹太历史的决定性看法。在一封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她把豪斯纳描述成“典型的加利西亚犹太人，非常不讨人喜欢，很烦人，时常出错。也许属于根本不懂其他语言的那类人”。后来，戈尔达·迈尔和梅纳赫姆·贝京执政下的以色列政府把大屠杀神话植入一种新的国民宗教之中，又将其开发成以色列拒绝撤出占领地区的依据，她对此的看法一定会很有意思。她批评以色列过分民族主义地、过分急促地宣扬一种特殊道德价值，当然十分在理。不过，她说得有点过头。

后来的几年里，阿伦特也承认她的一些表述有误或过于夸张。最大的错误就是这本书最著名的或曰败坏名誉的副标题。“平庸的恶”这个短语进入了流行语词典以及熟语大全。经过反思，她对使用这个令她遭遇围攻的短语感到抱歉。1971年，她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若是在今天，她决计不会用那个说法。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轩然大波已归于风平浪静，但仍然有人指责她为屠杀犯辩白，冒犯对死者的怀念。

她对犹太委员会的评论只占了全书中的十来页，对全书主旨并无本质影响。这些似乎是她在重读劳尔·希尔伯格的书后，又增加了些思考才补充进去的内容。她为豪斯纳使用诸如“你为什么不反抗？”之类的问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呵责某些证人而义愤填膺。犹太委员会的悲剧角色在审判中几乎从未被提起，至少检控官没提过，这令人生疑。她争论的对手不是被杀害的犹太人，而是他们的一些领袖以及以色列的检方，她怀疑后者在袒护这些领袖。她的怀疑将得到证实。这场庭审秀的目标不是给艾希曼定罪或检视犹太委员会。审判过去二十年后，副检控官加布里尔·巴赫（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告诉一位采访者，如果所有证人都出庭讲述犹太委员会的故事，“那么将不会有人记得艾希曼”!

起初，阿伦特不理解为什么她对犹太委员会的评论会引发如此的盛怒；后来她认定，那是因为她无意中拽出了一段尚未尘封的历史。她变得有些偏执，尤其是看到德高望重的前犹太委员会成员如今在以色列政府身居高位，她就更加确信自己是对的。不过，她能引证的唯一一个名字是个职位不高的新闻官，在以色列一个小部门当差。

美国媒体的评论似乎证实了她最坏的怀疑。《纽约时报》挑选了以色列首席检控官的一位助手来评论这本书。在左翼的《党派评论》（这份杂志一直很器重阿伦特，多年来没少发表她的文章）上，莱昂内尔·阿贝尔写道，她让艾希曼成了“招人喜欢的人，而让受害者成了令人恶心的人”。他声称，书中的艾希曼比其受害者的形象更加正面。

加拿大犹太人人权同盟寄出一封信，敦促全美拉比在犹太重大节日上公开声讨阿伦特。后来，他们还对罗尔夫·霍赫胡特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因为他把纳粹的罪责转嫁到了教皇头上。霍赫胡特当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阿伦特也从未对艾希曼的滔天罪责进行开脱。只是，她认为他应当受的惩罚不仅仅是死刑。犹太委员会方便了纳粹行动，但纳粹终究是自己动手对犹太人实施了杀戮。

这场丑闻很快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索尔·贝娄在《赛穆勒先生的行星》一书中严厉斥责阿伦特利用犹太大屠杀的悲剧历史推销魏玛时代知识分子的愚蠢思想。平庸是一种过继来的托词，实际含义是强烈要求抛弃良知。

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在美国拉开了大幕，目的是要让她在学术界名誉扫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反应之剧烈程度远远超出初始目的。一群演讲者从以色列和英国蜂拥而至；他们走遍美国，斥责阿伦特是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虚无的罗莎·卢森堡”。四个犹太组织各自雇用学者对阿伦特的文字进行地毯式阅读，找出错误，令其贬值。不过其中大多数错误都微不足道，比如错误的日期、拼错的名字。《山间犹太新闻报》上的一篇书评标题为“自我憎恨的犹太女人制造的亲艾希曼之书”。另有一些评论者批评她不该称艾希曼审判为“庭审秀”。不过，本—古里安从一开始安排逮捕或绑架艾希曼到以色列的意图，到后来在公开场合的讲话，都不言自明地证实了这的确是一场庭审秀。用本—古里安的话说，其目的在于“教育年轻人”和整个世界，并向犹太人民宣告，要跟他们的刽子手算一笔陈年旧账。法国《新闻观察家周报》刊登了书中一些节选并且发问道：“她是个纳粹吗？”

就阿伦特评论犹太委员会一事，以色列的反应普遍比美国温和。以色列媒体最早发表的评论是令人敬佩的。著名的以色列报纸《国土报》摘选了书中大段内容，并且在前后文中做了合理的铺垫和注解。这并不奇怪。在责备犹太委员会的时候，阿伦特的口气更像一位老牌犹太复国主义者；而复国主义，毕竟是一场犹太人的自我批判运动。

数月后，刚从美国移民而来的文学评论家所罗门·格罗赞斯基在以色列半官方日报《达瓦尔》上率先发起针对阿伦特的攻击。他首先批评阿伦特允许《纽约客》把她的文章跟蒂凡尼珠宝和皮衣广告刊登在同一版。格罗赞斯基含沙射影地说，她在借此获得物质利益。他责难“阿伦特女士这等犹太人是致命毒素，是喝下自治毒药的人，而且到处散布流毒，甚至散布到奥斯维辛和耶路撒冷”。当时以色列还没有出版过该书的译本，但是早在1965年，抨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书（译自美国版）就已经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希伯来语译本（或阿伦特其他作品的译本）直到1999年才问世。

盖尔索姆·肖勒姆曾在文学杂志《交锋》上发表一封公开信，严厉指责阿伦特缺乏头脑、没心没肺，尤其责备她关于莱奥·贝克以及其他犹太委员会成员的评论。今天，许多读者会对他的看法表示认同。不过我怀疑，是否许多人也会像他一样要求阿伦特拿出更多“对以色列的爱”，即他所谓更多的爱国主义、更多的情感投入。那恰好是阿伦特认为应该避免的事。而若仔细阅读肖勒姆致阿伦特的这封公开信就会发现，在犹太委员会这个敏感话题上，他的态度是那么矛盾，事实上还对阿伦特带有些许的赞同。他写道：“那些人说犹太人是活该受此命运，说他们没有提早采取行动自卫、是懦夫，对此我无法辩驳。最近，我在阅读那位诚实的反犹太的犹太人库尔特·图霍尔斯基的一本书，读到了以上的句子。我不能否认，图霍尔斯基是对的。”不同于阿伦特的是，肖勒姆不想去判断。他写道：“我当时不在场。”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拒绝表态是对历史与正义根基的腐蚀。

假如阿伦特对犹太领袖的痛苦表现出多一点的同情，假如她写“莱奥·贝克是出于盲目和天真”或者类似效果的词，肖勒姆是否还会如此严苛？说不定他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思考、判断、行动在这里环环相扣，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也是如此。她的立场是，假如你对自己说“我该审判谁”，你就已经输了。她一生总是被标上记号，就跟这本书引发的争论一样。即便她已经离世多年，她依然会构成争议的主题。几年前，一本描写她在豆蔻之年同马丁·海德格尔那段天真爱恋的书在出版界引发了一场地震。这足可说明问题。作者将她刻画成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一个被纳粹老教授、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色诱的笨女人。这本书对她与海德格尔之间毕生的复杂关系作出了粗暴的解读，可是，一些评论者似乎对这种暴力简化的视角感到十分受用。

托尼·朱特几年前在《纽约书评》上撰文[9]，称阿伦特犯过一些小错，她的批评者们因此永远不会原谅她；然而她在许多大事上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为此，她值得被铭记。若知道自己的书重新唤起读者的兴趣，她一定会一边欣慰一边苦笑。她曾说，最悲哀的荣誉莫过于“死后的荣誉”。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丑闻如火如荼之际，雅斯贝尔斯曾写信安慰她：总有一天，犹太人将会在以色列为你建造一座纪念碑，就像他们刚刚为斯宾诺莎所做的那样。尽管你也许活不到那一天。[10]这个愿景至今尚未实现，不过我们总会看到那一天的。

[1] Lewis M. Dabney, editor, and Edmund Wilson, The Sixti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3), pp.560, 562.也参见Seyla Benhabib,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6) and “Arendt in Zion,” a paper delivered at an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Arendt at Potsdam by Idith Zertal of Tel Aviv University。

[2] Excommunication,指被永久逐出教会，这在犹太教里是最高的惩罚。—— 译注

[3] Hannah Arendt and 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edited by Lotte Köhler and Hans Saner, translated by Robert and Rita Kimb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2); Hannah Arendt and Mary McCarthy, Between Friends, edited by Carol Brightma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5); Hannah Arendt and Kurt Blumenfeld, “in keinem Besitz verwurzelt”：Die Korrespondenz, edited by Ingeborg Nordman and Iris Philling (Nordlingen: Rotbuch, 1995); Hannah Arendt and Hermann Broch, Briefwechsel 1946 bis 1951 (Frankfurt: Jdischer Verlag, 1996); Hannah Arendt and Heinrich Blücher, Briefe 1936—1968, edited by Lotte Köhler (Munich: Piper, 1996); and Hannah Arendt and Martin Heidegger, Letters: 1925—1975, edited by Ursula Ludz (New York: Harcourt, 2003).

[4] 也参见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the Love of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5] 词条“汉娜·阿伦特”错误地指出，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她特别主张“受害者因没有进行抵抗而应部分地为屠杀负责”。本书从没有写过这样的话。

[6] 罗恩·H.费尔德曼(Ron H. Feldman)将阿伦特在1942—1966年间的文章编成《作为贱民的犹太人：现代犹太身份与政治》(The Jew as Pariah：Jewish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Age,New York: Grove Press,1978)，对这些文章做了精挑细选，尽管可能不够详尽。书中还收录了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之后同编辑进行的通信，以及同肖勒姆就此书所写的那些著名书信。

[7] “Zionism Reconsidered,” Menorah Journal, vol.23, no.2 (October-December, 1945), p.172.

[8] 玛丽·麦卡锡很快就责备她，而且不是第一次。因为她用了不思考（Gedankenlosigkeit）这个词，而这个德语词跟英语的thoughtlessness意思不对等，后者指健忘或者忽略。麦卡锡建议用“没有能力思考”更好。

[9] The New York Review, April 6, 1995.

[10] 雅斯贝尔斯于1963年10月25日写给阿伦特的信。

致读者

这本书是一个修订增补版。原书首印于1963年5月。1961年，我代表《纽约客》杂志亲临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现场。这篇报道比1963年2、3月初版时略有缩减。本书写于1962年夏秋，完成于当年11月。当时，我的身份是卫斯理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版更正了一些技术性错误，这些错误对于原书中的分析或论证没有任何影响。之前的事实陈述尚未囊括所有细节，当然对于一些事情，有根据的猜测可能永远无法被板上钉钉的信息完全取代。“最终解决”中犹太受害者的总体数字就是一个猜测——四百五十万至六百万。这个数字从未得到证实，与最终解决相关的国家各自受害者总人数也未得到过确认。一些新的材料，尤其是有关荷兰的，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才曝光。但这些对于整个事件无关宏旨。

大部分增补还是技术性的：澄清某一点，引入新的事实，间或还有不同来源的引证。这些新的来源被补进参考文献，在新的附言中进行了讨论。这个新版后记谈到了本书出版后引发的争论。除了后记，唯一一处非技术性补充是关于1944年7月20日反希特勒政变的内容。在第一版中，我只是略微提到这件事。本书的风格从整体上保持不变。

感谢理查德·温斯顿和克拉拉·温斯顿，他们帮助我为这一版后记做了筹备工作。

汉娜·阿伦特

1964年6月

德文版前言[1]

本书原本以五篇连载的形式在美国杂志《纽约客》上发表，内容略有删节；稍后，1963年5月，同名书籍在美国出版。我在通读过布里吉特·格兰佐女士翻译的德文版之后，删除了一些无伤要旨的笔误，并且做了一系列补充，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涉及到1944年7月20日的策反事件，而之前的版本里我对此只是略带提及。译文在总体风格上做到了忠实于原文。

本书是一份报告，主要取材于耶路撒冷提交给媒体的庭审材料，不过很可惜，原告与辩护律师的开庭陈述并未公开，太难拿到。公开审理采用的是希伯来语，媒体得到的是“逐字逐句、未经修饰更改的同声传译笔录”，不能苛求“形式上的准确无误和文风正确”。由于德语的同声传译质量很差，遇到庭审中未用德语交流，但笔录里包含德语原词的情况，我都采用了英语版本。主控官的开庭发言以及总结陈词，我也尽可能使用德语版本，因为这些是在审判庭之外完成并且不依赖同声传译的，而且语言十分得体。除了我未采用的“希伯来语官方笔录”之外，这些记录中没有哪一样是绝对可靠的。整个材料毕竟是公开呈交给媒体的，迄今在希伯来语的庭审记录和翻译版本之间的某些重要差别尚未得到澄清。可以认定的是，英语和法语版本比较可靠。

以下审判材料完全无须顾虑来源是否真实可信（除了一个例外），这些材料全部是耶路撒冷当局交给媒体的：1. 警方的审讯笔录。先是录在磁带上，然后转录成文字，经由艾希曼本人手写修改，这是除庭审报告之外最重要的文件资料。2. 控方提交的档案以及检控官允许公开的法律材料。3. 原本由辩护方提供的来自辩方证人的十六份口供。这些人的供述也部分地得到控方采纳。他们是埃里希·冯·德姆·巴赫—策莱维斯基、里夏德·贝尔、库尔特·贝歇尔、霍斯特·格雷尔、威廉·霍特尔博士、瓦尔特·胡彭科滕、汉斯·于特纳、赫伯特·卡普勒、赫尔曼·克鲁迈、马克斯·默滕博士、弗朗茨·诺瓦克、阿尔弗雷德·西克斯教授、阿尔弗雷德·约瑟夫·斯拉维克、埃伯哈德·冯·塔登博士、埃德蒙·维森迈尔博士、奥托·温克尔曼。4. 最后我还得到了一份艾希曼的七十页手写稿。该手稿被控方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而且得到法官采纳，不过并未向媒体公开。手稿的标题是《回复：我对“犹太问题以及1933—1945年纳粹德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说明》。内容是艾希曼在阿根廷准备同萨森会谈时所作的笔记。

本书最后的文献部分只列出我确实引用过的文献，并不包括我在艾希曼从被捕到被处决这两年间搜集阅读的海量书籍、文章，尤其是报纸材料。我之所以对此略有抱憾，只是因为德国、瑞士、法国以及英美媒体的通讯文章往往比后来问世的、立意更高远的综述性书籍和杂志文章的水平高出一大截。不过，要弥补这项残缺可能会事倍功半。所以我心安理得地只将那些在本书问世后发表的，我能够读到的书籍和杂志文章中比较重要的补充进来。与此同时我还可以心满意足地说，对于艾希曼事件德国还有两个声音，不同于常见的提纲挈领式的纵述，反而跟我的结论惊人地一致。罗伯特·彭多夫的《谋杀犯与被杀者：艾希曼与第三帝国的犹太政策》一书，首先考察了犹太委员会在“最终解决”中的作用；荷兰记者哈里·穆利什的《刑事案件40/61》也相当于一份报告，作者对被告其人作了认真思考，并且对其基本性格的印象跟我的印象相吻合。

除了偶有例外，对于耶路撒冷受理的那些事实的历史背景，我当然没再援引档案资料，就连我引用的文献也几乎全部是审判过程中被当作呈堂证供的资料。我引用的内容大多来自赖特林格的《最终解决》，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劳尔·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后者对第三帝国犹太政策的记述最详尽，材料来源也最扎实。我的修订版还从约阿希姆·C. 费斯特新近出版的《第三帝国的面孔》中获益匪浅。这本书站在一个罕见的高度，进行了相当精彩的人格研究。眼下这样一份报告所描述的问题，堪比一部历史专著之所为。假如历史学家或记述者不以自身专题之外的他人工作成果为依托，是写不出类似的作品的。

本书尚未出版，就已经出现有组织的运动，把醒目的套词从美国搬到了英国。早在本书登陆欧洲大陆之前很久，这场运动就已在那里先行蔓延开来。宣传攻势从根本上旨在炮制烟雾弹，发明一种所谓的“形象”；结果，一本莫须有的书引发了一场争执——这本书从来就没有被写出来（还有说法称其首先发表在某家“滑稽小报”上），而且在美国根本就没存在过。（那所谓的“滑稽小报”叫作《纽约客》，在美国是一份享有很高声誉的杂志，其特长是对公众普遍感兴趣的事件提供内容详实、深入骨髓的评论报道，比如多前年关于华沙隔都起义及广岛原子弹事件的报道。近期，这份“小报”又率先报道了刚刚曝光的农村穷困问题、黑人中的危险情绪以及类似的时下新闻。）始终值得思考的是，如此蓄意地操纵舆论，产生的后果就连那些幕后推手本人都无法预见，亦无法控制。倘若关于这本书的争论漫无边际、空洞无物，那么它也就不能阻挡许多事情浮出水面，那是令今天的人们苦苦思索并心绪沉重的东西；同时不言自明的是，“未克服的过去”不仅仅是德国现象或者犹太现象，恰恰是这部分过去在今天、在最广泛的人群之中被铭记，且未被克服。

争论围绕犹太人民在“最终解决”这场灾难中的种种表现展开。关于犹太人本可以或者本应该进行自卫的问题（这个问题首先由以色列检控官提出，我认为它愚蠢且残忍），由于人们对当时的情况无知到了令人绝望的程度，因此讨论出了最令人震惊的结论：“隔都心态”（作为古老的历史学—社会学合成词，它已经被写进了以色列历史教科书；在美国首先是由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所支持，虽然美国官方犹太教会激烈地反对之）一再被用来解释某种行为，可是这种行为绝不仅限于犹太民族，也不能从犹太特有的元素出发去理解。直到终于有人对此公开表示无聊，想到了一个天才的点子，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编造说犹太人潜意识里有与生俱来的“向死之心”。争论的另一个主题是犹太领袖的表现。人们不能仅仅简单地将他们同犹太民众当成一回事——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几乎在所有对幸存者的报道中，都出现过泾渭分明的现象，正如一位前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营民总结的那样：“犹太人整体上表现得无可指摘，只是领导层不起作用。”——而应列举出他们在战前乃至“最终解决”之前作出过的贡献，好利用这些为他们后来天壤之别的嬗变进行辩护。不过，争论还有一个焦点，就是希特勒执政以来德国人的抵抗行动。这当然不是我要谈的内容，因为，要研究艾希曼的罪责意识及其周围的人的意识问题，只涉及“最终解决”那段时期，或者说，只同那些个离奇的问题有关，即：在驱逐阶段，受害者是否可能并非总是比杀人犯“更丑陋”；或者，人们可否就过去并未亲自到场的事情对簿公堂；又或者，在一场审判中，被告或受害者是否处于核心地位。甚至有些人认为，艾希曼根本就不该开口说话，照此推测，也不该有人替他辩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缺乏依据的事情如此大肆铺陈，成为这些讨论的主流；商榷严肃事件的同时，不仅混杂着某些利益群体的昭然野心——试图歪曲真相——而且后续还涌现出一群“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事实本身只是一个制造事端的契机。不过就在这些虚伪的争吵中，偶尔也会感受到一丝正经、某种震惊，即便争吵跟那本被他们想当然了的书没有丝毫关系——发声者常常自称根本就没读过那本书。

这对于讨论问题同样非常多余，因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局限的题目，如书名所示。在一篇审判报道中只应谈及审判如何进行，或从伸张正义的角度看理应如何进行。如果这个审判所在国的整体局势对审判的走向举足轻重，那么也必须将其考虑在内。这里要处理的既不是犹太民族有史以来遭遇的头号灾难史，也不是要陈述极权统治制度或者追溯德国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一段历史，更不是要撰写一篇关于恶的本质的学术论文。每一场审判的中心，都是被告这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人有他自己的故事，是一个糅合了各种属性、特征、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独一无二的合成体。除此之外的一切，比如犹太民族的流散历史、反犹主义或德国民众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或者当时的意识形态、第三帝国的统治机器……只有当这一切为审判提供背景、能够再现被告犯罪的具体情境时，才能左右审判。被告没有涉及的事情或对他从未发生过影响的事情，法庭审判必须不予考虑，庭审报道也必须不予采纳。

人们会认为，我们不经意提出的所有一般性问题——只要谈到这些事，比如“为什么恰好是德国人？为什么恰好是犹太人？极权统治的本质是什么？”等等——在重要性上，都超过了法庭正在审理的罪行（该罪行必须依据被告性格、由法律来定性）的性质问题，甚至还超过了下面这个问题：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屡屡遭遇这种特殊性质的罪行，我们当前的法律体系在多大范围内、在哪些条件下可以胜任“公正”二字？人们会想，这里关乎的不再是一个坐在被告席上、有着独一无二体貌特征的具体的人，而是德意志民族，或者所有形形色色的反犹主义，或者整个近代历史，或者人之本性和原罪，乃至最终，整个人类都在无形中一同坐上了审判席。所有这一切常被拿出来说事，尤其被那些非要找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艾希曼”才肯罢休的人。如果人们把这个被告当成一个标志，把这场审判当作一个借口，目的是要谈论看似比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的问题更为有趣的事情，那么，人们必须得出结论并且承认，艾希曼和他的辩护律师的说法是正确的：他不得不忍受，因为人们需要一头替罪羊，不单是为了联邦德国，而且还为了整个事件，为了这件事促成的结果，为了反犹主义和极权统治机器，为了人类和原罪。要我同意这些看法，那么根本无须赘言，除非我从没来过耶路撒冷。我过去以及现在都认为，这场审判必须且只能为了伸张正义而存在；我还觉得，法官们在判决理由中强调“以色列国已然建立并且作为犹太人的国家得到承认”，因此这个国家对于他人对犹太民族所犯的罪行有刑事审判权时，他们完全有权援引格劳秀斯——此君曾引用过更加古老的作者来说明，受到伤害之人的尊严和荣誉要求犯罪行为不能逍遥法外。

毫无疑问，人、案情事实以及庭审本身都抛出了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超出了耶路撒冷要解决的问题。其中的某些问题，我尝试在本书的结语（不再是一份简单的庭审报告）中作出深入探讨。这样做当然还远远不够，我绝对可以想象得到，在洞悉事实后定会展开一场对其普遍意义的讨论；而讨论越是原封不动地就事论事，可能就越有意义。照此看来，本书的副标题也可能引发一场真正的争论；因为就这部报道本身而言，恶可能具有的平庸性只能基于事实、作为无法忽略的现象被提上纸面。艾希曼既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更远远不具备理查三世那种“成为恶棍”的决心。除了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他根本就没有别的动机；就连这种不遗余力本身也没什么罪，他肯定不会杀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用大白话说，他只是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恰恰同样由于缺乏想象力，他才能够一连数月坐在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警察对面接受审问，对人家倾吐衷肠，一次又一次解释为什么他在党卫军只干到了中校，说没能继续晋升并不怪他。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心知肚明，在对法庭的最后陈辞中，他还说到了“国家对价值的颠覆重估”，他并不愚蠢。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思考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的。而“不思考”跟愚蠢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这种事叫“平庸”甚至奇怪，因为你卯足了劲也无法从这个人身上发现魔鬼的深度，那么这也早已不算稀松平常。根本不应如此频繁地出现下面的状况：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的时候，除了他在这辈子参加过的葬礼上听到的那些话，他什么也想不起来；而凌驾于这些“溢美之词”之上，他轻易就忘了自己即将赴死的现实。如此的远离现实、停止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灾难可能要比这个人自身具有的所有罪恶动机加在一起还要严重。实际上这是人们在耶路撒冷学的一课。然而这一课既没有对现象作出解释，也没有为之提供理论。

比这个迄今为止尚不明确的罪犯类型的定性更加令人头疼的，是对犯罪行为的定性。纵然全世界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承认奥斯维辛乃史无前例，可是这种独一无二性在政治和法律层面制造了诸多新的范畴，一直都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因为这里新近引入的种族屠杀（Genocid）概念尽管一定程度上还算贴切，却不够充分；但种族屠杀并非史无前例，它在古代就是家常便饭，在殖民时代和帝国主义时期得逞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脱胎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词汇“行政性屠杀”（administrative massacres，英国人有意拒绝用这个表述来维持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应该更适用于此案，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可以消除“此类暴行只可能发生在外邦民族或者异端种族身上”这类偏见。暂且不说希特勒通过对“患有不治之症者”实施“安乐死”开始公开进行大规模屠杀，目的是用“患有先天疾病的德国人”（心脏病人和肺病患者）来结束这场杀戮；更加昭然若揭的事实是，执行屠杀的原则十分随性，只依照历史数据而定。不难想象，在未来可见的自动化经济时代，人们会禁不住诱惑，对智商在一定水平之下的所有人斩尽杀绝。

这个问题在耶路撒冷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因为它在法律上其实很难定义。我们听到辩护词里说，艾希曼只是“最终解决”这台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而以色列检控官却认为，他们能够从艾希曼身上发现那个根植在其体内的马达。对于这些理论，我本人同耶路撒冷初审法院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它们没多大用处；因为整个齿轮理论在法律层面毫无意义，所以任凭你把艾希曼看成多大尺寸的“小齿轮”，根本就无关宏旨。法庭在宣判时自然承认，这样一桩罪行只能由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以国家手段来实施；不过，只要它是一桩罪行——这也是法庭审判的先决条件——那么在对簿公堂之时，这台机器上的所有大小齿轮就自动蜕变成凶犯，变回了人。当被告请求原谅，说自己当时不是作为个人，而纯粹是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在行动，说任何一个身在其位者都会如法炮制，那么，就好像一个罪犯在引用犯罪数据说明每天每地发生了许多罪行，而他只是按照数据的要求去做事——因为即便你不做，终归是有人要去做的。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这对于政治和社会科学意义重大。关于无人化统治，即官僚制度下国家的真实形态，人们尽可以展开漫长而收效颇丰的讨论。只是人们必须清楚明白一点，只有当这些元素构成犯罪事实的条件时，才会影响到法律裁决——就像在对待盗窃案件时，必须考虑窃贼的经济条件，同时又不因此为罪犯开脱或对其处以极刑。的确，借助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尤其是现代官僚制，我们已经普遍习惯把罪犯为其行为应付的责任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至于这些貌似对人类行为所作的更加深刻的阐释究竟是否合法合理，仍旧充满争议。然而有一点却不容争辩：这些阐释不可能为任何法庭审判提供依据，若以此作出裁决，那么也是一套极其过时的，甚至可以说陈旧的做法。希特勒说过，有一天，在德国做法官会被视为“耻辱”；他所说的那一天，具体就是官僚制度终得圆满实现的那一天。

据我的眼力所及，要在法律科学的层面探讨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只有两个范畴可以派上用场。依我之见，二者在这种情况下都存在短板。它们分别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最高行动”和“依照上级命令”行事。无论如何，这类事件中的大部分，也只有在这两个范畴内能够被提上辩护议程。最高行动理论的基础是，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提起诉讼，因为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而这条论据在纽伦堡就已被证明毫无效力，因为照此理论看来，就连希特勒这个唯一绝对有罪之人也不能被法庭起诉了，而这又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正义感。在实践层面毫无希望的事情，从理论上还没有寿终正寝，而人们习以为常的借口（说德国刚好在第三帝国时期被一群犯罪团伙所统治，不能保证他们也有自主和平等权）也没帮上多大的忙。因为一方面每个人都清楚，拿犯罪团伙来类比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符合事实，实际上并没有切中要害；另一方面要避免的是，这些犯罪行为是在一个“合法”的秩序下实施的，而这才是这些罪行的真正特点所在。

假如人们很清楚，在“国家行为”的概念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理论，那么可能距离事实真相会更近一步。按照这个学说，既然国家要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以及保障其存在的法律负责，那么，国家行为也就不必遵循与公民同样的准则。就好比暴力的尺度。法律恰恰是用来消解暴力的绝对统治的，可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存在，一定尺度的暴力又不可或缺；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存在，一定会被迫做出通常被视为犯罪的行为，而且既不是在战争状态也不是在国际关系当中。即便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类似的犯罪行为也屡有发生。比如拿破仑谋杀昂吉安公爵，或者很可能由墨索里尼本人执行的对社会党领袖马泰奥蒂的谋杀事件。无论是否公正合法，国家利益理论都诉诸紧急情况；而以此名义实施的国家罪行，就算在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体系下属于犯罪性质，却仍被视作紧急措施、受现实政治利益所迫，被视作为维持权力从而保障现存法律制度整体而作出的退让。可是，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法律秩序下，犯罪一直以规则外的例外情形示人，一直“逍遥法外”——因为国家的存在本身就岌岌可危，而没有哪个国家能反对另一个国家的存在，或规定其如何持存——那么，就像我们刚刚从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政策中学到的那样，原则上具有犯罪性质的国家组织，反过来把非犯罪行为（比如1944年夏希姆莱命令停止遣送犹太人）看成了迫于失败近在咫尺的现实作出的应急方案。此处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一个组织如何行使自主权？它难道不是靠自己一手遮天破坏了以公民法律为前提条件的平等性吗？平等者之间，的确只是说说罢了？还是相反，要以本质上的公平或平等为基础？或者换一种说法：一边是视犯罪为合法和常规的国家秩序，另一边是把犯罪和暴力视作例外和极端事件的国家机器，这二者能适用于同一个准则吗？

在所有这些审判处理的鲜活的犯罪事实面前，法律概念究竟有多么捉襟见肘，也许从“依照上级命令行事”看会更加昭然若揭。耶路撒冷法庭详细引用文明国家的刑法和军事法典，来应对辩方提出的论点。首先被引用的是德国的法律。在希特勒时代，相关条款并没有失效；这些法律全部认定，不得执行公然具有犯罪性质的命令。此外法庭还引用几年前在以色列发生的一起案件。当时的被告是一些士兵。西奈战争爆发前夕，他们残杀了一个阿拉伯村庄的村民。这个村庄位于边境地带，其村民在军方实行出行禁令期间、在对禁令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迈出了自己的家门。遗憾的是，进一步观察便会发现，法庭以这个例子进行驳论，哪只脚都站不住。目前仍须看到，例外和规则的关系本来对于命令接收者辨识命令的犯罪性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艾希曼一案中，事情以某种方式被颠倒了：人们恰恰可以用这条论据辩称，艾希曼对希姆莱的命令并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不够果断；可是判决书在另外一个语境下却认为，被告因为这一点反倒罪加一等。如果审判引用的以色列军事法庭的论据要求，“一个明显违法命令的标志……应该像一面黑旗飘扬在（命令）上空,充当警示作用，上面写着‘禁止’”，那么先决条件显然是，为了让士兵看出“明显违法”，命令要通过其异常性而冲破一贯遵循的法律框架。在这类事务上，以色列的司法判决同其他国家完全一致。在编纂这些条款的时候，以下情形无疑会浮现在立法者脑海里：一位军官突然头脑发昏，命令下属去杀害另一位军官。每一起正常的法庭审判在面对这种事的时候，都应立即说明，人们期望这个士兵具备的认知不应诉诸良知的声音以及“正义感”——它“深深扎根于每个人心中，只要他还是个人，即便他不熟悉法律典籍”——而是相反，要指望每个人都有能力在规则和偶然发生的例外之间作出区分。光有良知是不够的，这在德国军事法第四十八条中有清楚的表述：“个人的良知或宗教诫律不得成为其履职或失职行为应否受到惩处的依据。”以色列法庭的论证中，有一点引人注目：单凭每个人心中都根植着正义感，就可以弥补“不熟悉法律”这个缺憾，前提条件是，法律只表达每个人心中良知的声音。如果人们非要把这个逻辑用在艾希曼一案上，那么最后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艾希曼从头到尾都遵守判断力的框架：他是在照章办事，而且也验证过传达给他的命令“明显”合法、符合常规；他无须诉诸他的“良知”，因为他不属于那类不了解本国法律的人。在他身上，情况恰恰相反。

这个例证的另一只站不稳的脚，是普遍借口“依据上级命令行事”提请减刑。以上级命令为借口，正如耶路撒冷的判决书中所称，并不能免除责任，不过这“能让法庭将此类命令纳入减刑理由”。在前文提到的阿拉伯村庄克法·卡塞姆村村民遇害案中，士兵们尽管被控谋杀，却依据减刑情节被从轻判处为拘禁。当然，这里说的是一宗单独案件，不同于艾希曼案；后者乃延续数年的行为，其间罪行不断累积。假设人们把以色列司法实践中对“依据上级命令行事”的规定用在他身上，将很难作出极刑的判决。“上级命令”即便明显在违法，却依然能够严重阻碍“良知”发挥功效。这一点，以色列的司法实践除了接受也毫无他法。

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例。人们可以通过此例对现存法律制度以及司法概念（尤其面对诸多由国家组织的行政屠杀事实时）存在的明显不足进行揭示和讨论。若再仔细些观察，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所有审判中的法官们其实只是基于大量事实、某种程度上在自由宣判，而并没有诉诸规范和法律规定的尺度（如果有这些，他们的判决依据多少会令人信服）。这一点在纽伦堡就已经非常明显。当时的法官们一方面宣布，“反和平罪”是他们迄今为止审理过的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它覆盖了所有其他罪行；另一方面，他们却只对参与行政屠杀的那些人宣判死刑，而这种新型犯罪其实并不及破坏和平罪严重。在司法判决这样一个如此注重逻辑的领域考察诸多类似不合逻辑的现象，将会对现世大有裨益。不过，这种事情当然不会真实发生，而只是我的愿望。

由此我们进入到另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所有战后审判当然也包括艾希曼审判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若能就此展开争论当然非常值得。它关系到人的判断力之本质及其效力。我们在这些审判中要求的是，即便人们真的除了自己的判断——而且在此类处境下作出与其所处整体环境的统一意见截然相反的判断——之外再无任何其他依据，也要有分别是非的能力。我们知道，少数极其严格自律、只相信自己判断的人，跟那些很大程度上秉承陈旧价值标准或以宗教信仰为准绳的人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由于整个主流社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沦为希特勒的牺牲品，这些构成社会的道德准则和构建共同体的宗教教义也一并消失了。作出过判断的人，也是自行判断；他们不遵从任何规则，不对个别事件进行归纳；相反，事情来了，他们再作出选择，就好像对每件事根本就不存在普适规则一样。

这个有关作出判断的问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我们时代的人的判断力问题，有多么令人心烦意乱，从关于本书的争论（就像针对霍赫胡特的《代理人》的争论一样）中可见一斑。粉墨登场的并不是人们以为的虚无主义或玩世不恭，而是在道德基本问题上犯的一个重大错误，道德似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后一件不言而喻的东西。在这些口水仗里浮现出的怪现象，也许特别具有代表性。美国的文人圈里有人十分天真地认为，诱惑和强迫从根本上是一回事，认为没有人可以要求别人抵制诱惑。假如有人用手枪指着你的胸口命令你杀死你最好的朋友，你必须照做。或者——几年前的一档电视猜谜节目爆出的丑闻，其中有一位大学教授说了谎——做个游戏可以赚那么多钱，谁能不上钩？要说人们不能对没有亲临现场的事情作出判断，走到哪里都说得通，只是这样一来，司法判决及历史叙事显然连存在的资格都没有了。与这些和稀泥的做法相反的是，人们谴责那些作出判决的人自以为是；尽管这个理由自古有之，却因此而更加站不住脚。就连对谋杀犯作出判决的法官，回家后也会说：是上帝的恩典，我才这么做！所有德国犹太人对于1933年席卷德意志民族的一体化浪潮都作出异口同声的谴责，他们在这场浪潮中日复一日陷入孤绝状态。他们当中就真的没有一个人问过，假如他们也被允许纳入一体化，会有多少人甘愿从之？他们之前的判断是否因此而不太正确呢？

对自身行为的可能性进行反思，或许可以成为原谅他人的理由，可是那些呼吁基督仁慈之心的人，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德国福音教会”的一则战后声明如是说：“我们面对仁慈的主坦然承认，当国人对犹太人施暴的时候，我们袖手旁观、保持沉默，因而我们同样有罪。”（引自奥雷尔·冯·伊辛牧师的《最高级别的不公或教皇是否该沉默？》，罗沃尔特书系rororo 591，第195页）我觉得，当一个基督徒以恶制恶，那么他在仁慈的上帝面前就是有罪的。而我们犹太人并不知道人们是出于哪一种恶杀害了我们六百万人。如果教会真如自己所言，对这场罪行同样负有责任，那么，主持局面的应该一如既往是那个正义的上帝。

一个更广泛的共识似乎是，人们根本就不能够下判断，起码当对象是声名显赫的人时。辩论的过程总是如出一辙：从证据确凿、可以证明的细节，一下拐进了普遍性，结果人人都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有罪的。本来霍赫胡特控诉的是某一个历史上的确有据可查的教皇，可是人们偏偏要指控其针对整个基督教，又或说：“完全有理由提起更为严重的指控，不过被告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罗伯特·威尔驰语）。或者在对于通常能影响判决结果的“细节”面前，提出一个“全貌”说。这样一来，所有细节组成了环环相扣的连续画面；结果，除了照搬被告当初的做法，你别无二选。如此这般的一个全貌，就是犹太民族的“隔都心态”，它遮蔽了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在政治框架内，想象某个民族集体有罪或者集体无辜，就属于这些不起任何作用的、空洞的普遍化倾向。如此一来自然也就无须下判断，从而避免了紧随其后的风险。即便人们能够理解那些被灾难直击的群体——基督教会，“最终解决”时期的犹太领导层，“7·20事件”中的人——也很难如人们期望的那样行事；于是人们普遍不愿意作出判断，回避一切应尽的、强加的个人责任，乃至最终很难解释此类动机。

此间已经传开，说不存在集体罪责，也没有集体无辜；倘若存在类似之事，也就没有谁是有罪或无辜的了。可是，在政治领域却的确存在集体责任一说。它不取决于你本人做过什么，因此既不能从道德层面衡量，也不能用刑法概念去解释。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为它曾经做过的事承担政治责任，无论那些过往是对还是错。政府应该推动公正，尽可能弥补不公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总要偿还父辈的罪过。当拿破仑在夺权之后说，要为法兰西从圣路易到公安委员会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时，他只是对不言自明的事情略作夸张。你尽可以以为，就连民族内部的此类和解有一天也会被拿到国际法庭上审理，然而，那肯定不是就个人有罪还是无辜进行宣判的刑事法庭。

解决有罪还是无辜的问题，尽可能伸张正义，还受害者和被告各自一个公道，是每个法庭审判的核心。这一点即便在艾希曼审判中也毫无二致。只是这里的法庭面对的罪行，在任何法律典籍中都找不到先例。这里审理的，是人们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从未遭遇过的罪犯。眼前的这份报道，要告诉读者，耶路撒冷在匡扶正义的道路上究竟走到多远。

汉娜·阿伦特

1964年8月

[1]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于1963年首先在美国出版英文版，次年推出德文版。汉娜·阿伦特将英文版书后的“附言”抽出，修改之后作为德文版“前言”放在书前。对比这两篇文章，不仅能看到相同的文意在两种语言之中的不同表达，更能看出阿伦特在面对两国不同的读者群时，就犹太领导层问题、德国人的集体罪责问题以及本书在英美国家引起的强烈批评，笔下生成的微妙的情感差异。故将本篇一并收录译出，读者或可作一有趣的版本对比。——译注

哦德国——

闻听你家中传出的话音，

人们大笑，

但是谁若见到你，便会摸出他的刀。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

一　正义之殿

“Beth Hamishpath”（正义之殿）——庭警高声喊出这几个字，我们应声而起，等待三位法官入席。法官们身着黑色长袍，都没戴帽子，从一侧的入口走进审判庭，落座于前台最高一层。他们的长桌即将被无数本书籍和一千五百多份文件覆盖，桌子两端各坐着一位庭审速记员。法官的正下方是翻译，负责在被告或者辩护律师与法庭之间迅速进行语言转换。否则，德国的辩方，跟旁听席上的几乎所有人一样，将通过无线电发送的同声传译（语言包括完美的法语、差强人意的英语和纯属搞笑甚至动辄令人费解的德语）完成这场用希伯来语进行的诉讼。（这次审判的所有技术安排都确保严谨和公平，但令人不解的是，在以色列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纵使其公民大多数出生于德国，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翻译将庭审翻译成被告和辩护律师都能听得懂的唯一语言。一度风行于以色列的针对德国犹太人的古老偏见，如今也远不足以为此提供解释。唯一剩下的解释就是更加古老却威力十足的“维生素P”了，也就是以色列人所说的政界与官僚的裙带关系。）翻译的下方可见玻璃间里的被告以及证人席。他们彼此相对，观众只看得到侧脸。最下面一层背对着观众的是由主控官和四名助理律师组成的诉讼团以及被告的律师。起初的几周里，被告律师身边还有一位助理。

法官的举止没有任何夸张色彩。他们步态自若，面色沉着，全神贯注。听到苦难故事、悲痛遭遇之时，他们表情凝重。这都在情理之中。在原告尝试无限拖延听证时，他们表现出不耐烦，这个即兴的举动令人眼前一亮。他们对辩护方的态度可能过于礼貌，似乎一直担心“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艰难地孤军奋战”。他们对被告的态度总是无可指摘。这显然是三位诚实正直的人，难怪他们在审判中抵住巨大诱惑，无一人表现出矫揉造作——这三个在德国出生、接受德国式教育的法官，从不假装听不懂而等他们的希伯来语翻译说完再开腔。翻译几乎话音未落，主审法官摩西·兰道就发言了。他还时常打断翻译，进行校正、补充，对于这严肃场合里的小小插曲明显充满感激。几个月后，在对被告进行交叉询问期间，他甚至带领他的团队用母语德语跟艾希曼对话——这是一个证据（假如还需要证据的话），证明这位法官根本不受当时以色列公众意见左右。

从一开始就毫无疑问的是，兰道法官定下基调，他在尽力，尽其全力阻止他的审判在原告大施演技之下变成一场庭审秀。他之所以不能每次都成功，原因之一在于，庭审发生在一个舞台上，台下就是观众，庭警在每场开始的完美嗓音，制造出拉开帷幕的效果。这座新落成的Beth Ha’am，也就是人民之家（如今被高高的藩篱所包围，由全副武装的警察严密防卫；前院有一排木板房，所有到访者都要经过彻底搜身方准入内）原先设想的肯定是一座剧场，配有管弦乐队席位、前台和舞台，还有演员入场的侧门。显然，这个审判庭对于大卫·本—古里安的庭审秀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正是这位以色列总理决定从阿根廷绑架艾希曼，再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就其在“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中扮演的角色接受审判。本—古里安是当之无愧的“国家建筑师”，也是这场诉讼中隐形的舞台幕后经理。他本人从未参加过一场庭审。在审判庭里，吉德翁·豪斯纳就是他的传声筒。作为主控官，豪斯纳代表政府，尽力地，尽其全力地听命于主人。所幸，他尽力的结果常常不够完美，原因在于，豪斯纳先生效忠的是他的以色列国，但某些人则以同样的忠诚献身于正义，并掌控了局面。是正义要求被告被起诉、被辩护、被判决，同时搁置其他看似重要的问题，诸如“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是犹太人？”“为什么是德国人？”“其他国家扮演了什么角色？”“盟军一方又负有怎样的连带责任？”“犹太人怎么可能通过自己的领导层参与制造自我毁灭？”“为什么他们像羊群一样赴死？”等。是正义坚持引渡阿道夫·艾希曼，卡尔·阿道夫·艾希曼之子，他坐在玻璃隔间里，不受外界侵扰。他中等身材，体形较瘦，四五十岁的样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太好，近视眼，脖子干瘦。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一直朝法官席的方向探着脖子（从未面向观众）。他的面部神经性抽搐，令他的嘴早在审判开始前很久就有些变形了。尽管如此，他基本上还是能够克制住自己。法庭审判的是他的行为，而不是犹太人的苦难，不是德国人或者整个人类，更不是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

而正义，尽管按本—古里安等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可能有些“抽象”，却成了比他这个大权在握的总理更为严格的主宰者。本—古里安的管理，就像豪斯纳急于表现出来的那样，是放任式的：准许控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庭审期间允许电视采访（由格里克曼公司赞助的一档美国节目，跟通常的商业活动一样，经常插入房产广告），甚至还对造访这座法院的采访者“即兴”爆发——他厌倦了对艾希曼进行交叉询问，因为后者对所有问题都以谎言作答。他们允许频繁地将视角转向观众，也允许戏剧化成分的存在。这超乎寻常的野心，最终是为得到美国总统发自白宫的一句“干得漂亮”。而正义不允许任何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正义要求最大程度的回避，允许悲痛但不要愤怒，杜绝成为万众焦点的那种快感。兰道法官在审判后不久造访美国的行程就并未公开，当时只有相关犹太组织内部知道这个消息。

然而，无论法官们多么坚持避开公众视线，他们还是无法置身其外。他们坐在法庭的最高一层，面向观众，就像在一个戏剧舞台上。观众本该代表着整个世界，在最初的几周里，他们却主要由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报纸杂志记者所构成。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只为不错过一个在刺激程度上不亚于纽伦堡审判的场面，只是这一次，“犹太人的悲剧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因为，“如果我们也用针对非犹太人的罪行起诉[艾希曼]……这么做”并非因为他犯了罪，而竟然是“因为我们不搞种族划分”。控方律师用这句话做开场白，令人印象深刻，这后来也成为整个控诉的关键句。因为这个案子的基本依据是犹太人所受的苦难，而不是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另外，根据豪斯纳先生的话，是否作区分无关紧要，因为“只有一个人，他几乎全身心地关注犹太人，他的工作就是摧毁犹太人，他在那个邪恶政权的缔造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仅限于犹太人事务。这个人就是阿道夫·艾希曼”。呈堂证供是犹太人受苦的事实（当然不容置疑），然后再寻找艾希曼难脱干系的证据，这难道不合逻辑吗？纽伦堡审判中，被告们“被控对各个民族的人民犯罪”，但是那场审判并未考虑到犹太人的悲剧，仅因为艾希曼不在场。

豪斯纳先生真的以为，假如艾希曼出现在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席上，犹太人的命运就会得到更大关注吗？恐怕并非如此。跟其他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他认为只有犹太人的法庭才能还犹太人公道，审判自己的敌人是犹太人的事务。由此，诉诸国际法庭的声音，在以色列引起了普遍敌意。因为国际法庭很可能不会指控艾希曼“对犹太人民犯罪”，而是控告其在犹太人身上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相较之下，“我们不搞种族划分”这样奇怪的自夸在以色列听起来也就没那么奇怪了。在这里，犹太律法裁定犹太公民的身份地位，犹太人不允许同非犹太人结婚；跨族婚姻得到认可，但是跨族婚姻的子女，法定为杂种（犹太人的非婚生子女却为合法）；如果某个人的母亲碰巧不是犹太人，那么他既不能结婚也不准入葬。自从1953年家庭法律事务在司法上转交给非宗教法庭以来，此类案件引发的愤怒与日俱增。如今，妇女可以继承财产，普遍享受跟男人一样的平等地位。因此，以色列政府在婚姻和离婚事务上依然不愿用世俗法律代替犹太法律，恐怕不是出于对少数宗教狂热分子信仰或力量的考虑。以色列公民，无论信教与否，似乎都同意制定一项阻止跨族婚姻的法律，并且主要又出于这个原因——在法庭之外，以色列官员很愿意承认这点——他们又都同意不把这条作为成文法，因为写下这种明文法条难免尴尬。（菲利普·吉隆最近在《犹太阵线》上说：“反对民事婚姻会分裂以色列，还会把流散归来的犹太人同这个国家原有的犹太人隔离开。”）无论如何，公诉人宣读1935年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曾禁止在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跨族婚姻和性行为）时的那副天真口吻，必然令人莫名惊诧。通讯记者中，熟悉背景的人当然晓得其中的讽刺意味，但是他们并未在报道中提及此事。他们认为，要让犹太人知晓自己国家在法律和制度方面存在漏洞，眼下还不是时候。

如果说庭审观众代表世界，如果说这场戏剧是犹太人苦难的缩影，那么现实情况却并未达到预期目标。记者的耐心只持续了两周，之后，观众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原本以为观众会是不了解历史的以色列年轻人，或是从未听说过这段历史的东方犹太人；这场审判则会告诉他们，生活在非犹太人中间意味着什么；审判会让他们相信，只有在以色列，犹太人才能安全而体面地生活。（对于记者们而言，这堂课的教材是一本关于以色列司法体制的小册子，媒体记者人手一本。作者多丽丝·兰金引用了最高法院的判决：两位父亲诱拐自己的孩子并且把他们带到以色列，被勒令将孩子返还给他们在国外的母亲，因为他们的母亲拥有合法监护权。而这一点，作者补充道——其对法律严谨的自豪感并不逊色于豪斯纳先生控诉谋杀案的意志，尽管受害者并非犹太人——“把孩子们送回到母亲的监护和照顾之下，将会令他们投入一场不平等的战斗中，去对抗大流散中的敌对元素”。）但是在这些观众里，几乎没有年轻人，也没有除犹太人之外的以色列人。观众里充斥着“幸存者”，都是来自欧洲的中老年移民，像我自己一样，对于应该知道的事情都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根本没心情来听取什么教训，当然也无须让这场审判帮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证人一轮轮更替，恐惧一层层攀升，他们坐在那里，不得不面对讲故事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倾听那些他们无法独自承受的故事。而且，“这一代犹太人民的不幸”被揭露得越多，豪斯纳先生在措辞上就越是大肆渲染，那个玻璃间里的人就越发显得苍白，越发像个魔鬼。豪斯纳指着他大骂：“是这个魔鬼造就了这一切。”连这都无法将他带回人间。

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行径，瓦解的正是审判中的戏剧元素。一场审判象征着一出戏剧，因为它始于并且终于施害者，而非受害者。举行一场庭审秀，比一场普通的审判更亟须精心构思：施害人做了什么，他是怎么做的。审判的核心只能是罪犯——从这个角度看，他很像是戏剧中的男主角——如果他受刑，那么必须基于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基于他导致他人受苦。这一点没有人比主审法官更清楚。不过，纵然法官竭力阻止这场审判公然嬗变成一场血腥表演、“一艘在惊涛骇浪里失去方向的船”，结果却还是频频失败。令人瞠目的是，这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要归于辩方失误。无论证言同审判有多么不相干、多么不客观，辩方几乎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在递交文件的时候，塞尔瓦蒂乌斯博士——人们一直这么称呼他——才变得大胆了一些；当控方把前波兰总督、在纽伦堡获绞刑的主要战犯汉斯·弗兰克的日记作为呈堂证供时，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少有的干涉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我只有一个问题。那二十九卷[实际上是三十八卷]里面是否提到过阿道夫·艾希曼，也就是被告的名字？……那二十九卷里无一处提及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名字。……谢谢，没有问题了。”

就这样，审判没有变成一出戏剧，却如本—古里安所料，成了一场秀，甚或可以说，成了给犹太人和异教徒、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简单说，就是给整个世界“上课”。这些课程来自真人表演，由于听课对象不同，效果也不同。本—古里安在审判开始前就制定好了大纲，设计了大量文章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绑架这名被告。这里有堂给非犹太人的课：“我们要让全世界各个国家看到，上百万人，只因为他们刚好是犹太人，还有上百万孩子，只因为他们刚好是犹太孩子，是如何被纳粹谋杀的。”或者，用本—古里安先生的以色列地工人党[1]机关报《达瓦尔》的话说：“让全世界公众知道，对欧洲六百万犹太人的死负有责任的，不仅仅是纳粹德国。”于是，还是本—古里安的原话：“我们要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知道……他们应该感到惭愧。”大流散中的犹太人要记住，犹太教“有四千年历史，思想硕果累累，追求伦理与道德，渴望实现救世”，却屡屡遭遇“敌对世界”；记住犹太人怎样一步步退化，直到像羔羊一样走向死亡；记住只有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才能令犹太人像以色列在独立战争中那样反击，像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那样抵抗，像在几乎每天都要发生的以色列领土争端中表现的那样去回击。如果以色列境外的犹太人看到以色列的英雄主义与犹太人的逆来顺受之间的差异，那么这同时也给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上了一课：“大屠杀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以色列人”正面临失去犹太纽带的危险，也就是说，失去他们自己的历史。“有必要让我们的青年铭记，犹太人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想要他们了解我们历史中最悲惨的一页。”最后，把艾希曼带到审判庭的另一个重要动机是，“查获其他纳粹——比如，纳粹和一些阿拉伯执政者之间的关联”。

如果仅因为这些理由而将阿道夫·艾希曼带到耶路撒冷地方法院，那么这场审判的大部分指控都将不成立。从一些方面看，这堂课很多余；从另一些方面看，它在积极误导人们。拜希特勒所赐，反犹主义目前是千夫所指，这并非因为犹太人突然间变得颇受欢迎，而是因为，用本—古里安先生自己的话，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在我们的时代里，反犹主义可能的后果就是毒气室和肥皂工厂”。要给大流散中的犹太人上这堂课同样多余。他们几乎不需要通过毁灭了三分之一同胞的大灾难就可以确信世界对他们怀有敌意。他们确信，反犹主义的特性就是无所不在、无休无止；这种确信成了德雷福斯事件以来犹太复国主义最有力的意识形态元素，它也导致德国的犹太社团在纳粹上台初期就心照不宣地同纳粹高官谈判斡旋，否则此举难有其他解释。（无须赘言，这些协商跟后来犹太委员会的妥协当然有着天壤之别。当时还没有涉及道德问题，只有在“现实性”上充满争议的政治决策：“具体的”帮助，据说比“抽象的”控诉更好。这是脱离马基雅维里主义基调的现实政治，它的危险多年之后才显现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犹太组织同纳粹上层之间的日常交往，令犹太官员们更轻易地逾越那道鸿沟：从帮助犹太人逃亡到帮助纳粹驱逐犹太人。）正是这种确信令犹太人缺乏辨识朋友和敌人的能力；而一旦缺乏这种能力，后果是危险的。德国犹太人不是唯一低估敌人的人，因为他们多少还以为所有的异教徒都一样。犹太国的政治领袖本—古里安总理若打算强化这种“犹太意识”，可并不明智；因为实际上，认识层面的改变乃是以色列建国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以色列国让犹太人民成为众民族之中的一员，众国家中的一员，众政体中的一员；这个国家的基础是一种多元化，而不再为老套的、不幸的、为宗教所限定的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的二元对立留有余地。

以色列人的英雄主义与犹太人赴死时的逆来顺受形成了对比——犹太人按时抵达出发地点，自己走到遣送地，自掘坟墓，脱完衣服再整洁地叠好摞好，一个挨着一个躺倒，等待被射杀。这种对比似乎很有说服力，而控方律师对一个又一个证人发问：“你们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要上火车？”“一万五千人站在那里，对面是几百个看守——你们为什么不起义、不反击？”律师在步步紧逼。然而令人沮丧的事实却是，论点不正确，因为所有的非犹太团体或非犹太人的做法也都一样。十六年前，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犯大卫·鲁塞向我们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我们知道所有集中营里发生的事：“党卫军的胜利让那些受刑的受害者深受恐吓，使得他们自己走上绞架，毫无反抗，宣布放弃自己的身份。这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党卫军渴望看到受害者被击垮，这并非无心之举，亦非纯粹的变态行为。他们知道，这个体制在受害者被绞死前摧毁其身份，就可以最好地奴役、压制其整个民族。没有什么比让这些人像木偶一样自己去受死的过程更可怕了。”（Les Jours de notre mort，1947）对于这个粗暴、愚蠢的问题，法庭没有得到回应。不过，如果肯花几分钟想想1941年那些荷兰犹太人的命运，就会很容易发现问题的答案。那些荷兰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老犹太区袭击了德国安全警察支队。作为报复，四百三十名犹太人被逮捕、被刑求致死。他们首先被运到布痕瓦尔德，后来到了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几个月下来，他们受尽折磨，每个人都羡慕奥斯维辛甚至里加和明斯克的同胞。有许多事情比单纯的死亡更可怕。党卫军负责让这一点铭刻在受害者的记忆力和想象力之中。从这一角度来看（也许比其他角度更重要），故意在审判中只讲述犹太人的故事，不仅是对事实的歪曲，甚至还是对犹太事实的歪曲。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暴动以及少数人的英勇反抗，的确缘于他们拒绝纳粹给他们提供的相对容易的死法——在焚尸炉前，或在毒气室里。耶路撒冷的证人声称有过反抗和起义，称这“在大屠杀历史上占有很小一席”。证言又一次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只有特别年轻的人才会“决定我们不能像羔羊一般被宰杀”。

一方面，本—古里安先生对审判的期望并未完全落空；这场审判的确变成了一个搜寻其他纳粹和罪犯的重要工具，但却不是在那些给成百上千名纳粹提供庇护的阿拉伯国家。战争期间，大穆夫提同纳粹的关系早就不是秘密，他希望这层关系可以帮助他在近东执行某种“最终解决”。于是，大马士革、贝鲁特、开罗和约旦的报纸不是同情就是遗憾地纷纷表示，艾希曼“没能完成他的任务”；开庭当天，开罗的一家电台甚至在评论中流露出一丝抱怨，“在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中，根本没有一架德国飞机到犹太人聚居点投下过一枚炸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纳粹表示同情的做法遭人唾弃，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昭然若揭；让他们“现出原形”，既不需要本—古里安出马，也无需这场审判，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加掩饰。这场审判只是揭示出，所有关于艾希曼跟前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只·阿明·侯赛尼有联络的谣言都是捕风捉影。（在一次官方接见中，他和其他部门官员一同被介绍给大穆夫提。）大穆夫提跟德国外交部门以及希姆莱素来交情甚笃，这早就不是新闻。

本—古里安指出“纳粹与一些阿拉伯领导人的关系”，却并没有什么意义；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这种语境下竟没有提及今天的西德。当然，这再次证明以色列“并不认为阿登纳对希特勒负责”，而且“对我们来说，一个正派的德国人，哪怕他所在的国家二十年前曾协助谋杀过上百万犹太人，他也是一个正派的人”。（对正派的阿拉伯人只字未提。）联邦德国尽管还没承认以色列国（大概因为害怕阿拉伯国家可能会承认乌布利希的那个德国[2]），可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支付给以色列七亿三千七百万美元赔偿金。这笔赔付很快就要到期，以色列现在尝试跟西德协商一笔长期贷款。因此，两国的关系，尤其是本—古里安同阿登纳的私人关系，一直很好。如果审判之后，以色列议会（Knesset）代表们在同西德的文化交流项目上成功推行了某些制约措施，这当然既不是本—古里安有心安排的，也不是他乐于见到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艾希曼的被捕将会引发德国第一次严肃认真地把那些至少是直接卷入谋杀的德国人绳之以法；而对此，本—古里安既没有预见，也不愿提及。1958年，西德才成立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局，由检察官埃尔温·许勒担纲。该局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有的是因为德国证人不愿意合作，有的是因为地方法院不愿意根据中央局提供的材料提起诉讼。耶路撒冷的审判并未提供任何新的证据去揭露艾希曼的同伙，但是关于艾希曼的离奇被捕以及即将到来的审判的报道，足够说服地方法院采用许勒先生的证据，克服德国人原有的情绪——不愿意做任何事情去证明“凶犯在我们中间”，不愿意以传统公告悬赏的方式去抓捕众所周知的罪犯。

一石激起千层浪。艾希曼抵达耶路撒冷七个月后（即开庭前四个月），在奥斯维辛接替鲁道夫·赫斯担任指挥官的里夏德·贝尔终于被捕。所谓艾希曼指挥部的大部分成员，如弗朗茨·诺瓦克（在奥地利做印刷工）、奥托·洪舍博士（在西德任律师）、赫尔曼·克鲁迈（已经是一名药剂师）、古斯塔夫·里希特（前罗马尼亚“犹太顾问”）、维利·佐普夫（在阿姆斯特丹重操旧业），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一被捕。尽管他们犯罪的证据多年前就已见诸德国书籍杂志，却没一个人认为自己有必要改名换姓。战争结束以来，德国报纸上第一次写满关于纳粹战犯审判的报道，全是大屠杀刽子手（1960年5月，即艾希曼被捕的那个月之后，只有一级战犯被起诉；所有其他罪行都因超出诉讼时效而被一笔勾销，谋杀罪的时效是二十年），当地法院不愿受理这些案件，单从对被告超乎想象的宽大处理即可见一斑。（就这样，来自党卫军在东部的机动杀人组织行动队的奥托·布拉德费什博士，因杀死一万五千名犹太人而被判处十年劳役；艾希曼的法律专家奥托·洪舍，曾负责将大约一千两百名匈牙利犹太人送上火车，导致其中至少六百人死亡，被判五年劳役；约瑟夫·莱希特哈勒，因“肃清”在苏联斯卢茨克和斯莫列维奇的犹太人获刑，刑期为三年零六个月。）新近抓捕的还有纳粹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大部分人已经被德国法院去纳粹化了。这其中包括党卫军将军卡尔·沃尔夫，他曾是希姆莱的私人侍卫长。根据1946年纽伦堡提交的一份材料，他“怀着特殊的喜悦”很高兴听到“两周以来，一列火车每天载着五千个入选者”从华沙开到特雷布林卡，一个东部的灭绝营。另一个是威廉·科佩，起初在海乌姆诺实施毒气屠杀，后来成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在波兰的继任者。科佩是党卫军高官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曾负责把波兰变成“无犹”之国。战后，科佩成了德国一家巧克力工厂的厂长。偶尔也会有严惩的案例，但在对待前纳粹高官、警察部队头目埃里希·冯·德姆·巴赫—策莱维斯基时，还是宽容得令人难以接受。他因参与1934年罗姆叛乱于1961年被判刑，刑期为三年零六个月；1962年，他再次因1933年杀害六名德国共产党员在纽伦堡接受审判，被判终身监禁。起诉书中既没有提到巴赫—策莱维斯基曾是东部战线的反游击战指挥官，也未提及他参与过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和莫吉廖夫的犹太人大屠杀。德国法庭是否应该在战争罪不算犯罪的语境下做出“种族区分”？ 难道说这项特别严厉的判决（至少对战后德国法庭来说够严厉）的产生，是因为巴赫—策莱维斯基是少数在大屠杀之后真正神经崩溃的人吗？是因为他尝试过保护犹太人免于行动队的灭顶之灾？是因为他还曾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控方证人出庭？此外，他也是1952年唯一一个公开指认自己是大屠杀罪犯的人，但是他从未因此而受审。

虽然阿登纳政府已经被迫从司法系统剔除一百五十多名法官和检察官以及许多警察，因为他们都有着一言难尽的过去，还因为对自己的纳粹历史有所隐瞒而开除了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沃尔夫冈·伊莫瓦尔·弗兰克尔（尽管他中间名的意思是“永远真实”），但现在事情也不会有转变了。据估算，在一万一千五百名联邦德国法官中，五千人曾就职于希特勒执政时期的法院。1962年11月，司法系统净化行动结束不久，即艾希曼的名字从新闻里消失六个月之后，人们期待已久的马丁·费伦茨审判在弗伦斯堡一个空荡荡的审判庭里开庭。这位前纳粹高官、警察头目，在阿登纳执政期间成了一位著名的德国自由民主党人士。他于1960年6月被捕，只比艾希曼被捕晚了几个星期。他被控在波兰参与并主持谋杀了四万犹太人。经过六个多星期的严密取证，主控官主张对他判处最高量刑——终身劳役。法庭判处费伦茨服刑四年，他在狱中候审期间已经服完了两年半。尽管如此，艾希曼审判在德国无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过去的十五年里，所有专家都对德国人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百思不解，如今则豁然开朗：德国人并不怎么在乎，也不特别关注国内在逃屠杀犯的现状，既然他们中没有人能够出于自身的意志犯下谋杀案；尽管如此，如果世界舆论——或者说，德国人所称的外国，这个词把德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变成了一个单数名词——死咬住不放，并且要求这些人受到惩罚，那么他们一定非常乐意配合，至少会尽一份薄力。

阿登纳总理已经预见到这种窘境，并表达出自己的忧虑。他认为审判将会“再次唤起所有人的恐惧”，在全世界制造出新一阵反德浪潮。事实的确如此。在以色列筹备审判的十个月里，德国以空前的热情在国内对纳粹战犯展开搜捕和起诉，好在尘埃落定之际不致颜面扫地。不过，无论是德国的权威机构还是任何有分量的公众意见，都没有提出要引渡艾希曼，这本该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强烈要求自己来审判自己的罪犯。（阿登纳政府的官方立场认为无法引渡，因为以色列同德国之间不存在引渡条约；然而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这只意味着不能强迫以色列引渡。黑森州司法部长弗里茨·鲍尔洞察到了这一点，故向波恩的联邦政府申请启动引渡程序。但是鲍尔先生单纯从一个德国犹太人的感受出发，使德国公众不能够感同身受；他的申请不仅在波恩政府那里碰壁，而且几乎无人注意，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另一个反对引渡的理由是，西德政府派到耶路撒冷的观察员认为，德国已经废除了死刑，所以无法让艾希曼罪有应得。从德国法庭对纳粹集体屠杀犯的宽大处理来看，很难不去怀疑这种论调背后的诚意。当然，正如J.J.扬森在《莱茵水星报》[1961年8月11日]上所言，在德国审判艾希曼的最大政治风险是，艾希曼可能会因缺乏犯罪意图而被判无罪。）

这起事件还有另外一面，更微妙也更有政治分量的一面。把罪犯和凶手从他们的藏身之处挖出来是一回事；而发现他们在公共社会声名显赫，是供职于联邦和州行政机构的人，换句话说，是无数 公职人员，而且曾经在希特勒政权下飞黄腾达，则是另一回事。没错，假如阿登纳政府在聘用跟纳粹有染的官员时过于敏感，恐怕根本就无法组成政府了。当然阿登纳博士的确曾声明，只有“相对一小部分”德国人曾经是纳粹，“绝大部分[曾经]尽其所能地帮助过他们的犹太同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至少一份德国报纸，即《法兰克福观察报》，提出了这个显而易见却被长久忽视的问题：这么多人必定知道总检察官的过去，为什么还保持沉默。接下来是更加昭然若揭的答案：“因为他们自觉会受到牵连。”）艾希曼审判的逻辑，如本—古里安所设想的，强调有损法律细节的一般问题，可能揭露所有在“最终解决”时互相串通的德国官员和当局者，包括国家行政部门里的所有公务员、常规军事力量及其指挥人员、司法界以及商界人士。不过，尽管豪斯纳先生把目击者一个接一个地推上证人席，让他们为真实发生过的恐怖事件作证，但这些事件同被告关系不大，或者根本就毫无关系。公诉方小心地避开了这个高度敏感的问题——避开这无所不在的、远远超出纳粹高官范围之外的共谋现象。（在开庭之前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说艾希曼交代了“几百个联邦德国的知名人士是他的共犯”，但这只是谣言。豪斯纳先生在开庭陈词中提到，艾希曼的“共犯既不是暴徒也不是黑社会”，并且承诺，我们将会“发现医生、律师、学者、银行家还有经济学家们就坐在那些决定消灭犹太人的委员会里”。这个承诺没有兑现，也不可能按当初设想的形式付诸实现。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决定”任何事的“委员会”，而且“长袍在身、顶着学术头衔的名流”从来没有决定过消灭犹太人，他们只是共同计划如何一步步去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案子引起了法庭的关注，即汉斯·格洛布克博士案。他是阿登纳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在二十五年或者更久以前，曾与他人共同为纽伦堡法案撰写过一篇臭名昭著的评论；后来，又是他灵感突发地号召所有德国犹太人采用“以色列”或“撒拉”作中间名。但是格洛布克先生的名字——也只有他的名字——被辩护方加进了地方法院的诉讼当中。此举有可能只是辩方为了“说服”阿登纳政府来启动引渡程序而为。无论如何，跟前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相比，这位曾经的内政部副部长、现在的阿登纳内阁国务秘书无疑更有权描绘犹太人究竟在纳粹时代有过怎样的苦难史。

因为，就这场诉讼而言，历史才是庭审的核心。“在这场历史性的审判中，受审的不是一个个体，也不仅仅是纳粹当局，而是整个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本—古里安设定了这样的基调，而豪斯纳先生忠实地履行。在持续了三场的开庭陈词中，豪斯纳引用埃及法老和哈曼的格言“去毁灭，去杀戮，去让他们灭绝”，然后进一步引用《圣经·以西结书》，“我[上帝]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还解释说，这些话必须理解为“这个国家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所必须面对的使命”。这是拼凑的历史、廉价的修辞；更恶劣的是，这些话明显与对艾希曼进行审判的目的相矛盾，暗示他可能仅仅是早已注定的神秘命运的无辜执行者，或者，就此而言，甚至成了反犹主义的无辜执行者；反犹主义可能有必要开辟一条“这个民族走过的血染之路”，以使这个民族完成其使命。几轮庭审过后，当哥伦比亚大学的萨洛·W.巴龙教授就东欧犹太人晚近历史出庭作证时，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再也坐不住了。他问了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这种厄运总是降临在犹太人头上？”“您不认为是非理性动机奠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而且超出了人类理解的极限吗？”难道不存在某些“不受人类的影响……推动历史向前的历史精神”吗？难道不是豪斯纳先生引用黑格尔并同意“历史法学派”的观点吗？难道他没有表明“领导者的做法并不总是能达成他们期待的目标和终点？……其意图在于摧毁犹太民族，但并未如愿，反倒推动一个新兴国家形成”？辩护的论证正危险地接近锡安长老会的反犹主义理念的最新版。几个星期前，埃及副外长侯赛因·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在埃及国民大会上提出这一理念，认为：希特勒对犹太人屠杀不负有责任，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牺牲品；后者“迫使前者犯罪，从而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建立以色列国”。按照主控官所阐发的历史哲学，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只是用“历史”这个词取代了通常保留给锡安长老会的位置。

尽管本—古里安深谋远虑，检控方全力以赴，可是，站在被告席上的始终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算本—古里安“不在乎对艾希曼究竟作出什么裁决”，但耶路撒冷法院当仁不让的唯一使命，就是给出一个裁决。

[1] Mapai Party，又译马拜党，以色列左翼政党，在以色列建国初执政，后合并为如今的以色列工党。——译注

[2] 指当时的民主德国。——译注

二　被告

奥托·阿道夫·艾希曼，卡尔·阿道夫·艾希曼同玛丽亚·舍费林之子，于1960年5月11日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被捕，九天后被空运至以色列，1961年4月11日被带到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因十五条罪状被起诉，包括：纳粹当政期间，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他人共同犯有”反犹太人民罪、反人类罪、战争罪。根据1950年的《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犯有……其中任一罪行者，应被判处死刑”。艾希曼对每条指控的回应都是：“不承认该项罪名。”

在这个漫长的交叉询问——据他说，这是“他所知的最为漫长的一个”——中，无论是辩方还是控方，甚至就连三位法官都懒得向他提出那个简单的问题：他在哪个层面承认自己有罪。他的律师是来自科隆的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由艾希曼选定、以色列政府出资（按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所有辩方律师均由战胜国一方法庭出资）聘用。面对媒体采访时，这位律师答道：“艾希曼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而非法律面前。”但是这个回答从未得到被告本人的证实。很明显辩方并不希望他认罪，理由是在当时的纳粹法律体系下，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被指控的内容并非罪行，而是“国家行为”，任何其他国家对此都没有司法权（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imperium non habet]）；他是在奉命行事，用塞尔瓦蒂乌斯的话，“若国家胜利了，他的所作所为会令他加官进爵；若国家失败了，则会令他命丧黄泉”。（所以戈培尔曾在1943 年宣布：“我们要么以所有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国家领袖的身份，要么就以罪大恶极的罪犯身份被载入史册。”）在以色列境外 （在商讨《莱茵水星报》所说的“棘手问题”，即“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历史和政治罪责的可能性以及边界问题”的一次巴伐利亚天主教学院会议上），塞尔瓦蒂乌斯更进一步，宣称“艾希曼审判中唯一合法的刑诉程序就是对他的以色列绑架者的审判，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这样做”；这一论调，与他在以色列国内铺天盖地的言论大相径庭，他在以色列把这场审判称作“一项伟大的思想成就”，而且总是将艾希曼审判与纽伦堡审判相提并论。

艾希曼本人的态度却并非如此。首先，他认为谋杀的罪名就是错误的：“我没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我从未杀过任何一个犹太人，或一个非犹太人，总之——我从未杀过任何人。我也从未下命令杀死任何一个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我根本就没做过。”抑或如其之后的说明，“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什么也没有做过”——因为，假如命令他去杀害自己的父亲，他也会义无反顾去做。所以，他一再重复声明（他1955年在阿根廷接受荷兰记者萨森采访时声明过的内容。这一材料后被称为萨森档案。萨森本人曾是党卫军成员，同样逍遥法外。艾希曼被捕后，这次采访中的部分内容刊登在了美国的《生活》和德国的《明星》杂志上），起诉他的理由只能是曾“协助并煽动”消灭犹太人；他在耶路撒冷承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行之一”。辩方并没有采纳艾希曼本人的理论，而控方却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举证艾希曼曾经至少亲手杀过一个人（匈牙利的一个犹太男孩），结果却徒劳无功。继而，控方又在德国外交部犹太专家弗朗茨·拉德马赫的一则笔记上面大费周章。这一次收效显著。拉德马赫在有关南斯拉夫的一份电话录音资料上曾画出一笔：“艾希曼建议枪杀。”如果这份笔录的确属实，它就成了证明他下达过“杀人令”的唯一证据。

这份证据本身比庭审出示时更加令人生疑。法官们接受了控方的指控，虽然艾希曼极力否认——艾希曼拒绝认罪的理由无效，因为艾希曼已经忘了如塞尔瓦蒂乌斯所言的那个“无足轻重的小插曲[仅有八千人]”。这一悲剧发生在1941年秋，即德国占领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地区的六个月后。自占领以来，德国军队被游击队折磨得筋疲力尽；军事上层决定，每阵亡一名德国士兵，就射杀一百名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俘虏作为报复，一举两得。事实上，这些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都没有参加游击队，但是，用某军事政府的民政官员、议员哈拉尔德·图尔纳的话来说，“[反正]我们已经把犹太人关进了集中营，他们毕竟也是塞尔维亚公民，而且终归要被消灭掉”（引自Raul Hil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1961）。这一集中营由当地军事长官弗朗茨·伯梅将军建立，营中只关押犹太男性。无论是伯梅将军还是图尔纳议员，都没有等到艾希曼的批准就射杀了上千名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麻烦来了：伯梅没有征求相关警察和党卫军官员的意见就决定运送所有犹太人，这很可能是为了表明，无须特殊部队奉命前来就可以在塞尔维亚实现无犹化。既然这是一项运输任务，那么就须告知艾希曼；他不予批准，因为这个举动会影响到其他计划；但是外交部的马丁·路德，而不是艾希曼，提醒伯梅将军“其他占领区[指苏联]的军事指挥官已经悄无声息地处理了更大数目的犹太人”。在这任何一起事件中，假如艾希曼真的“批准射杀”，他也只是告诉军方他们应继续按先例处理，处理俘虏的问题完全属于军方的权力范围。显然，鉴于只涉及男性，这是一起军事事件。约六个月后，塞尔维亚的“最终解决”开始了，女人和孩子被集中起来，在流动式毒气车里被处置。交叉询问期间，艾希曼跟往常一样，选择了最复杂也最不令人信服的解释：拉德马赫需要帝国保安总局，也就是艾希曼的所属单位的支持，以便自己在外交部能站得住脚，所以伪造了档案。（1952年，拉德马赫在西德一家法院受审时，他本人对此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军方向塞尔维亚下令，必须射杀造反的犹太人。”这听上去更可信，其实却是谎言，因为，我们通过纳粹的档案获知，犹太人并没有“造反”。）既然解读一通电话中的命令尚且困难重重，那么，说艾希曼曾处于向部队将领发号施令的高位上，就更不足信了。

假如起诉他是谋杀的从犯，他会认罪吗？也许吧，不过他定会做出进一步的限定说明。他的行为只在溯及既往时才有罪，而且他其实一直是个守法公民；因为希特勒的命令在第三帝国具有“法律效力”，全力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是他的分内之事。（辩方完全可以为了支持艾希曼而引证著名的第三帝国宪法专家特奥多尔·毛恩茨的论点，此人目前是巴伐利亚教育文化部部长，他曾于1943年在《警方的构成与权利》中称：“元首的命令……是当前法律的绝对核心。”）今天，若有人告诉艾希曼他本可以不那么做，那么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或已然忘记当时的情形究竟是什么样。艾希曼不想跟别人一样假装“一直就反对这种做法”，实际却对命令趋之若鹜。然而时代不同了，就像毛恩茨教授一样，艾希曼已经“有了不一样的领悟”。做过就是做过，他并不想抵赖；相反，他打算“当众吊死自己，以警醒这个世界上所有反犹的人”。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对过去的事感到后悔：“后悔药是给小孩子吃的。”

即便他的律师向他极力施压，他也没有改变立场。评判希姆莱办公室于1944年用一万辆卡车转移一百万犹太人时，涉及艾希曼本人在这项计划中的角色。有人问他：“证人先生，与您的上司磋商的过程中，您是否对犹太人表达过任何同情？您是否说过还有援助的余地？”他答道：“我曾在这里发过誓，必须实话实说。启动转移行动时我并没有表现出同情。”——这么说当然没问题，只是他并非这项计划的启动者。不过，接下来他的确是实话实说了，“今天早上我陈述的理由”如下：希姆莱把他自己的部队派到布达佩斯去交涉犹太人转移事务。（这件事竟成了一宗收益颇丰的业务，因为犹太人可用巨款买活路。可是艾希曼并没有提及此事。）事实上，“转移事务是由一个不属于警方的人负责的”，这令他愤愤不平，“因为我不得不协助实施运送和转移事务，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个专家，结果却要听命于一个新手……我受够了……我决定必须做点什么，好亲手负责转移事务”。

整个庭审中，艾希曼试图就第二条指控进行无罪申辩，然而基本上无果而终。这项起诉不仅暗示他是故意犯罪（他并没有否认），而且还意味着他怀有基本动机并完全知晓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关于基本动机，他绝对确信他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深处并不是一个肮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能怀着极大的热忱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会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其中一位心理学家据说发出了 “无论如何，艾希曼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的惊叹。而另一位心理学家发现艾希曼的整个心理表现，他对妻儿、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朋友的态度，都“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最后，那位定期来监狱探视他的牧师，在最高法院结束对艾希曼的聆讯之后，向每个人保证，艾希曼是“一个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在这些灵魂专家制造的闹剧背后，是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他的案子里既没有道德错乱，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精神错乱。（豪斯纳先生最近在《星期六晚报》上披露了一些“他无法拿到法庭上来讲”的事情，这与耶路撒冷非正式传达的消息相矛盾。他现在告诉我们，艾希曼曾被心理学家们诊断为“一个危险的杀人狂魔”、“具有变态和虐待人格”。如此一来，他本应被送进精神病院。）更糟糕的是，他的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病态仇恨，也不是受狂热的反犹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教条所驱使。他“本人”从未同犹太人有任何过节；相反，他有足够的“私人理由”不去仇恨犹太人。他的密友中间确实存在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比如拉斯洛·安德烈。他曾是匈牙利负责政治（犹太）事务的国务秘书，1946年在布达佩斯被绞死；而按照艾希曼的说法，这顶多能说明“我最好的朋友中有几个是反犹主义者”。

哀哉!艾希曼的话无人采信。控方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义务。辩方律师不理会艾希曼，因为从各种迹象来看，他不像艾希曼那样对良知问题感兴趣。法官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太出色，也许也太明白他们职业的基础，所以不能认同一个平常的、“普通的”，既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愤世嫉俗，却完全不能够分辨是非的人。他们宁可从偶尔的不实中推断出他是个骗子，结果竟错过了整个案件中最重大的道德甚至法律疑点。他们的案子仍然停留在这样一个假设上：被告跟所有“正常人”一样，一定知晓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艾希曼“在纳粹政权下不算例外”，确实可属正常。然而，在第三帝国的语境下，人只有在“例外者”身上才能看到所谓的“正常”。这个浅显的真相，把法官们编进了一个结，他们既解不开，又逃不掉。

1906年3月19日，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恩。这个位于莱茵河谷的小镇，以制造刀具、剪刀、外科器械而闻名。五十四年以后，写回忆录成为他最大的消遣；回忆起自己的出生这一值得纪念的事件，他写道：“今天，距离1945年5月8日已有十五年零一天。我让思绪飞回到1906年3月19日，早晨五点，我来到了这个人世。”（以色列官方并未公布手稿。哈里·穆利什花了“半个小时”研究这份自传，德语犹太周刊《建设》只能发表其中一小段节选。）按照他自纳粹时期以来就未曾改变过的信仰（在耶路撒冷，艾希曼宣布自己信仰上帝。这是那些背弃基督教的纳粹们惯用的辞令。而且，他拒绝向《圣经》宣誓），他的出生归因于“超凡意义的载体”，这一以某种方式与“宇宙运动”相一致的实体，受到了缺乏“超凡意义”的人类生活的影响与支配。（此术语相当具有暗示性。说上帝承载超凡意义，字面上也就意味着他在军事等级中拥有一席之地，因为纳粹已经把军事的“命令接收者”、“接受命令的人”，改成了“命令的载体”；这也就说明，如同古代的“坏消息使者”，重大责任于是都落在了执行命令的人肩上。此外，就像任何一个与最终解决有关的人一样，艾希曼的职务要求他“保守秘密”，做一个“保密者”。此时，他的自负使他目空一切。）但是艾希曼对形而上学不大感兴趣，对介于意义载体与命令载体之间的任何私密关系保持着出奇的沉默。他一直在思考，还有哪些其他原因造就了现在的他，那便是他的父母：“假如他们在我出生时能看到，厄运女神为了扰乱幸运女神，已经把痛苦和烦恼编织到我的生命里，就不会对长子的降生那样喜出望外了。但是，有一条仁慈的、模糊的面纱，阻挡我的父母预见未来。”

厄运很快到来，始于学生时代。艾希曼的父亲原是索林恩电车电力公司的会计，1943年起成为该公司在奥地利林茨的高层。父亲有五个孩子，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似乎只有长子阿道夫·艾希曼没能读完高中，甚至都没有从后来转入的工程职业学校毕业。纵观其一生，艾希曼只谈他父亲更加著名的财政厄运，却不言及自身，以此骗取人们相信他早年的“不幸”。无论如何，在以色列，在警官阿夫纳·莱斯上尉对他的第一轮审讯中（莱斯上尉跟他相处了大约35天，录制了76盒录音带，就此转录出3564页的书面报告），艾希曼情绪高涨，审讯中充满激情，要“把我所知的……和盘托出”，因此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合作的被告。（不过在铁证和具体问题面前，他的热情还是迅速降温，即便从未完全消失殆尽。）他平生第一次承认自己早年的灾难，尽管他一定已经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对自己在纳粹所有官方记录中的许多重要条目都难以自圆其说。不过这倒绝好地证明了他起初怀有无限的自信，尽管这都浪费在了莱斯上尉身上。莱斯对哈里·穆利什说：“我是艾希曼先生的祷告神父。”

其实，这些灾难都稀松平常：因为他“从来就不是最勤奋用功的学生”——或者，加一句，最有天分的学生。离毕业尚早，他父亲就把他从高中，后又从职业学校接回了家。于是，官方记录里，他的职业是建筑工程师。这就好比他说自己出生在巴勒斯坦、会讲流利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一样纯属胡扯——这是艾希曼常讲给他的党卫军同志和犹太受害人的又一则赤裸裸的谎言。以相同的方式，他一直假装奥地利真空石油公司之所以解除他的销售员职务，是因为他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对莱斯上尉吐露的内容不那么波澜迭起，不过可能也不是实情；他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当时社会处在失业高峰期，最先被解雇的总是未婚职员。（这个解释乍听上去很可信，但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他是在1933年春天失去工作的，当时他已经跟薇罗妮卡，或者叫薇拉·利布尔，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订婚满两年。为什么他在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时不同她结婚呢？他最终于1935年3月才结婚，这很可能是因为，跟在真空石油公司的情况相似，党卫军里的单身汉也有被开除的风险，或者得不到晋升机会。）显然，说大话一直是他的主要恶习之一。

年少的艾希曼在学校表现不佳。其间，他的父亲离开了电车电力公司，自立门户。父亲买下一家小煤厂，让这个毫无前途的儿子做起了日常采矿工作；直到后来，艾希曼在上奥地利电机公司的销售部门找到一份工作，干了两年多。现在，他即将满二十二岁，没有任何事业前景，他学到的唯一技能大概就是销售。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一次突破，我们又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1939年，他为了申请党卫军内部升迁，手写了一份履历材料，其中写道：“1925至1927年，我在上奥地利电机公司任销售员。后来我自愿离职，因为维也纳的真空石油公司向我提供了上奥地利代表的职位。”此处的关键词是“提供”，因为，按照他在以色列对莱斯上尉的讲述，没有人向他提供过任何东西。母亲在他十岁时去世，父亲再婚。继母的表兄——一个被他叫作“舅舅”的人——是奥地利汽车俱乐部主席，娶了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犹太商人的女儿为妻，利用自己同奥地利真空石油公司的犹太总经理魏斯先生的关系，他为这个倒霉的亲戚争取到一份旅行销售的工作。艾希曼相当感激。他家族中的犹太人，成为他不恨犹太人的“私人理由”之一。即便在1943年或1944年最终解决如火如荼之际，他也没有忘记：“这位舅舅的女儿，根据纽伦堡法案是半个犹太人……她来找我，目的是从我这里获得移民瑞士的许可。当然，我答应了她的请求。那位舅舅也来找我，要我帮助某对威尼斯犹太夫妇。我讲这个只是想证明，我本人并不仇恨犹太人，因为我父母对我的教育全部都是严格的基督教式教育；我母亲由于有犹太亲戚，所以跟当时那些党卫军圈子里的人观点不同。”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用尽全力：他对他的受害者们从未怀有任何恶意，甚至从不掩饰这一事实。“无论是面对勒文赫斯博士（维也纳犹太委员会主席）还是卡斯特纳博士（布达佩斯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副主席），我都这样解释；我认为我告诉了每个人，我身边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时常听到我这样说。甚至在小学，我有个经常一起玩的同学，他来过我们家；他家住在林茨，姓塞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沿着林茨的街道散步，当时我的衣服上就已别着纳粹的党徽，他根本就没当回事。”如果艾希曼不那么呆板，或者警官的讯问（不采用交叉询问的方式，很可能是为了确保他会合作）少一丝缜密，那么他的“不存偏见”也许还会从另外的角度体现出来。他在维也纳出色地组织犹太人“强制转移”期间似乎有个犹太情妇，一名来自林茨的“旧情人”。种族耻辱，即同犹太人交媾，恐怕是一个党卫军成员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名。尽管在战争期间，强奸犹太女孩成为前线最大的消遣，但在党卫军高官里，同犹太女人有染绝非普遍现象。这样看来，艾希曼一再强烈指责《冲锋报》主编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是变态、反犹主义色情狂，措辞超出一位“开明的”党卫军人对党内位阶较低之人下流勾当应有的轻蔑，其中可能是有私人原因的。

在真空石油公司的那五年半一定算得上艾希曼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光。在艰难的萧条期，他仍生活富裕；除非出差，他大多数时间依然跟父母住在一起。1933年圣灵降临节，这段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终结了。这一天是他为数不多的依然铭记的日子。事实上，更早些时候，事态就已经走了下坡路。1932年底，一个突如其来的命令把他从林茨调到了萨尔茨堡。他对此极为不满：“我失去了工作的全部乐趣，再也不喜欢销售、不喜欢打电话了。”这次工作热情的骤降成为笼罩他一生的阴影。当被告知元首命令“灭绝犹太人”，而他在这项任务中又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时，他的工作热情降到了冰点。这又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命令，他本人“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种暴力的解决方式”。他说自己当时的反应是：“我现在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工作的全部热情、全部动力、全部兴趣。这么说吧，我整个人都泄气了。”1932年，在萨尔茨堡，他一定经历了同样的“泄气”。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解雇来得并不意外，尽管人们大可不必相信他说的，这一事件令他“非常快乐”。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1932年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4月，他受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之邀，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一名党卫军人。卡尔滕布伦纳，来自林茨的年轻律师，后来成为帝国保安总局局长，该局下分六个主要分局，其中艾希曼加入的第四局的指挥官是海因里希·米勒，艾希曼后来担任B处4科科长。在法庭上，艾希曼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中下阶层；他在监狱里的所言所撰更证实了人们的想法。然而人们被误导了。他其实出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只是没什么大出息；而他的社会地位略呈下降之势时，恰好他的父亲是卡尔滕布伦纳父亲的好友，后者也是林茨的一名律师，两家儿子之间的关系倒不怎么样：在卡尔滕布伦纳那里，艾希曼的社会身份则无疑处于劣势。在艾希曼入党参军之前，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个社团活跃分子；而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战败那天，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主要是因为他发觉自己从那以后不再属于任何集体。“我感觉到我将不得不过上没有领导、异常艰辛的个人生活，我将得不到来自任何人的任何指示，再不会有任务和命令指派给我，也没有可资参考的规章制度了——总之一句话，一种前所未闻的生活横在我的面前。”他的父母对政治不感兴趣，在他小时候为他报名参加青年基督协会。后来，他从这里加入了德意志青年运动，即“候鸟运动”。在失败的四年高中岁月里，他加入了隶属于德奥一战老兵组织的青年前线战士联盟。尽管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激进的亲德和反共和主义者，奥地利政府还是容忍了它的存在。当卡尔滕布伦纳建议他加入党卫军时，他正打算加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这一组织名为“施拉哈芬共济小巢”（Freimauerloge Schlaraffia），是“一个由商人、物理学家、演员、公务员等组成的联合会，这些人聚到一起的目的是发掘快乐……每个成员都必须不定期做演讲，内容要幽默，高级的幽默”。卡尔滕布伦纳告诉艾希曼，他不得不退出这个愉快的团体，因为纳粹不能成为共济会会员——当时他还不知道共济会这个词。他大概很难在纳粹与施拉哈芬（这个名字来自施拉哈芬国，德国童话里的安乐乡）之间做选择，但是他最终被“踢出”了施拉哈芬；他犯了罪，甚至今天，他坐在以色列监狱里谈及此事时，还是会因羞耻而脸红：“我尝试过邀请我的同伴们喝杯酒，尽管我最年轻，这也违背了我的教养。我也因此自掘了坟墓。”

一阵时代的急流，把他从施拉哈芬这个童话中的乌有之乡，抛进了千年帝国的游行队伍（确切地说这个帝国只持续了十二年零三个月）。施拉哈芬的世界里用魔法摆餐具，烤鸡会飞入嘴里，或者，更具体一点说，那里都是有学识、有固定职业和“高级幽默”并且值得尊敬的小市民，他们最大的错误也许就是爱搞恶作剧。无论如何，他并非出于信仰而入党，也从来不是忠实的党员——只要被问到入党原因，他就面带窘迫地重复那些关于《凡尔赛条约》和失业的陈词滥调，或者当庭指出：“我既没料到，也没打算过，正如我所说，党好像吞噬了我。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他没有时间也没有什么兴趣弄清楚，他甚至不了解党纲，他从未读过《我的奋斗》。卡尔滕布伦纳对他说：为什么不加入党卫军呢？他的回答是，为什么不？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再没别的可说了。

当然还有别的可说。艾希曼在交叉询问中没有告诉主审法官的是，他曾是个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早在真空石油公司想要解雇他之前，他就已经瞧不上这个公司了。这阵风把他从碌碌无为、无关宏旨的枯燥生活，吹进了历史；按照他的理解，这一历史也就是一场一直持续不断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像他一样无论在社会还是家庭甚至最后在自己眼中都已经一败涂地的人，可以东山再起，依然能够创造出一番事业。如果他并不总是喜欢他要做的事（比如，把人们送上死亡列车，而不是遣送出境），如果他早猜到整个买卖不会善终，德国终会输掉战争，如果他最看重的计划无一实现（把欧洲犹太人遣送到马达加斯加，在波兰尼斯科地区建立犹太人区，在他柏林的办公室周围建立实验性防御工事以抵御苏联坦克），如果——这也是最“令他扼腕的”——他从未晋升至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军衔相当于中校）这个级别……总之，如果他的人生，不算维也纳那一年，一直布满沮丧，他也就不会忘记他本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在阿根廷，他的避难生活过得不快乐；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他的人生似乎满盘皆输。可是无论在哪里，如果有谁问他的话，他大概都会坚持以前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的身份被处以绞刑，而不是作为真空石油公司旅行销售员平安无事地度过一生。

艾希曼新事业的起步阶段并不被看好。1933年春，他失业了。因为希特勒夺权，纳粹党及其所有分支都闲置在奥地利。但即便没有这场新的灾难发生，艾希曼在奥地利党支部内的升迁似乎也并无可能：那些加入党卫军的人仍然在从事日常本职工作，卡尔滕布伦纳还是他父亲律所的合伙人。艾希曼于是决定去德国，这再自然不过了，因为艾希曼一家从未放弃德国国籍。（这个事实对于整个审判很关键。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曾要求西德政府引渡被告，或至少支付辩护费用。波恩政府拒绝了，理由是艾希曼并非德国公民。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在德国边境帕绍，他忽然又成了一名旅行销售员。当他向当地领导汇报时，他急切地询问后者“是否同巴伐利亚真空石油公司有什么关系”。好吧，这是他人生中并不罕见的一次回流，从一个阶段退回另一个阶段。无论是在阿根廷的生活中还是在耶路撒冷的监狱中，每当有人责备他又用那种不折不扣的纳粹腔调说话时，他都会道歉说：“我又这样了，老调重弹。”但是他在帕绍很快就雨过天晴，有人奉劝他最好参加一些军事训练——“我没问题，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不成为一名士兵呢？”——很快他就被派到巴伐利亚的两所党卫军军营，在莱希费德和达豪（他跟这里的集中营没有瓜葛），在这里接受训练的是“奥地利流亡军团”。于是，尽管持有德国护照，他还是勉强做了一名奥地利人。从1933年8月到1934年9月，他一直留在军营；此间他成了一名下士，有足够时间重新思考从军一事。按他自己的说法，这十四个月里只有一件事令他与众不同，就是惩罚性训练，他顽强刻苦地演练，秉承“如果我双手冻僵，那是我父亲活该，谁让他不给我买一副手套”的愤怒精神，在这项训练中的出色表现使他获得晋升。不过，除了这种可疑的满足感之外，他过得很辛苦：“兵役这么无聊，我真受不了；日复一日，永远千篇一律。”他受够了这里，一听说帝国党卫军领袖的保安部（Sicherheitsdienst,由希姆莱指挥，简称S.D.）有空缺职位，马上就提出了申请。

三　一位犹太问题专家

1934年，艾希曼成功应聘到了保安处的工作。保安处在党卫军里是相对年轻的组织，两年前由海因里希·希姆莱建立，负责党的情报工作，目前的领导人是莱因哈特·海德里希。这位前海军情报官，如格拉尔德·赖特林格所说，要成为“最终解决的真正指挥”（The Final Solution，1961）。保安处最初的任务是监视党内成员，从而使得党卫军高踞于一般党务机构之上。同时，保安处同时还是秘密国家警察（也称盖世太保）的情报和调查中心。这是党卫军和警察走向合并的第一步。虽然希姆莱从1936年起就兼任帝国党卫军领袖以及德国警察总长，但这个工作直到1939年9月才算完成。艾希曼当然不可能知道未来的这些发展变化，但是在加入保安处的时候，他似乎连保安处的性质也不甚了解。这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保安处的行动一直属于高度机密。对他而言，一切都是个误会，起初“让我大失所望。我以为这份工作会像我在《慕尼黑图片报》上读到的一样，当党内高官乘车驶过，身边都有安保人员在侧，站在车踏板上……总之，我误以为帝国党卫军领袖的保安处是帝国安全局……没有人更正我，也没有人告诉我任何情况。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的话是否属实，对审判当然有影响；审判必须在“他究竟是自愿上任还是被迫为之”这个问题上作出判断。他的误解如果的确存在，也算合理；建立党卫军这个组织，原本就是为了保卫党内领袖。

然而他的失望主要在于，他重重跌到谷底，不得不从头再来。唯一的慰藉就是，还有许多人跟他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被安排在情报部门，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所有有关共济会会员的信息（在纳粹早年的思想杂烩里，多少认为共济会思想跟犹太教、天主教和共产主义混在一起），并且协助建立一个共济会博物馆。现在他有充分的机会去领会卡尔滕布伦纳跟他讨论施拉哈芬安乐乡时抛出来的那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了。（另外，迫不及待地创建博物馆去纪念他们的敌人，这是纳粹的典型特点。战争期间，为了获得建立反犹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殊荣，几个部处争得你死我活。感谢这种怪异的狂热，它挽救了欧洲犹太人的许多文化宝藏。）问题在于，这项任务依旧非常非常乏味。承担这一工作四五个月后，他被调任至负责犹太事务的全新部门。这对艾希曼来说可谓如释重负。它也是最终把他送上耶路撒冷法庭的事业起点。

1935年，德国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启用普遍征兵制，公开宣扬重整军备计划，包括建立空军和海军。这一年，德国继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之后开始大张旗鼓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这一年，希特勒发表了系列和平演讲——“德国需要和平，也渴望和平”，“我们承认，生活在波兰这个国家里的，是伟大的、有民族意识的人民”，“德国不打算也不希望干预奥地利内部事务，不打算也不希望吞并或合并奥地利”。与此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正是在这一年，纳粹政权赢得了国内外普遍的、也可谓不幸的真正承认，希特勒成了一个到处受人膜拜的政治家。对德国本身而言，这也是一个过渡之年。因为经过庞大的重整军备项目，失业问题不复存在，工人阶级最初的抵抗不攻自破；而政府的矛头，起初主要指向“反法西斯者”，即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位高权重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尚未完全转为对犹太人（因其犹太身份）进行迫害。

事实上，纳粹政府迈出的第一步，可追溯到1933年。当时，犹太人被从公务员队伍（在德国包括所有从语法学校到综合大学的教学岗位，以及包括广播、戏剧、歌剧、音乐会的大部分娱乐产业）中剔除出去。总体而言，就是把他们踢出公共领域。但是，私人企业直到1938年以前都未被波及，法律界和医学界禁止犹太人从业则是到后来才一步步完成的，虽然犹太学生被大部分高校开除，而且再无任何学校可去。在这些年里，犹太人移民的速度并不惊人，而且有条不紊。货币管制虽然令犹太人不大容易把他们的钱财带到国外，但并非毫无可能，犹太人至少可以带走财产的一大部分，况且非犹太人也要面对一样的问题。这种情况还要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有相当数量的零散个体行动，强迫犹太人以荒诞的低廉价格变卖财产。不过这些往往发生在小城镇，而且实际上都是由一些无组织的、“个人主义的”、野心勃勃的冲锋队员，也就是所谓的S.A.所为。这些人中，除军官阶层之外，大部分都来自下等阶层。警方的确从未制止过这些“逾矩”行为，但是纳粹高层对他们的做法并不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不动产价格。移民当中，除政治避难者以外都是年轻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德国没有前途。由于很快发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同样没有出路，一些犹太移民在此期间又重返德国。当被问到如何协调对犹太人的个人感情同自己加入的这个党所激烈倡导的反犹主义之间的矛盾时，艾希曼用一句格言作答：“车到山前必有路。”犹太人也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们生活在一个傻瓜天堂。其间有几年，甚至连施特赖歇尔都在谈“合法解决”犹太人问题。1938年11月水晶之夜，七千五百家犹太店铺的玻璃被砸，所有犹太教堂置身火海，两万犹太人被押送到集中营。这次有组织的集体迫害，就是要把犹太人驱逐出这个傻瓜天堂。

1935年，著名的纽伦堡法案发布，但人们经常忘记，这一法案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三名德国证人都是前犹太复国组织高层，战争刚爆发不久就离开了德国。他们的证词只是大致提供了纳粹政权前五年国家的真实状态。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政治权利，而非公民权；他们不再是帝国公民，但他们仍然拥有德国国籍。即便流亡，他们也不会被自动取消国籍。犹太人不准同德国人发生性关系、订立婚约。另外，四十五岁以下的德国妇女不准受雇于犹太家庭。在这些条款当中，只有最后一条在实践层面具有影响力，其他的仅仅是将现实情况合法化。于是，有观点认为纽伦堡法案稳定了犹太人在德意志帝国里的新局势。自从1933年1月30日以后，说得委婉些，他们成了二等公民；几周或数月后，通过采取恐怖行动，但也通过日常身边人的默许，犹太人几乎被完全隔离于其他居民之外。“在非犹太人与犹太人之间有一道墙，”柏林的本诺·科恩博士作证说，“在我旅德的所有行程中，我不记得跟基督徒说过话。”现在，犹太人觉得他们获得了自己的法律，再也不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了。如果按别人强制他们的那样循规蹈矩，他们将会平安无事。德国犹太人的“帝国代表大会”是国家所有社区和组织的联合会，1933年9月由柏林社区发起成立，绝非由纳粹指定。用他们的话说，纽伦堡法案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基准，令德国人和犹太人能够实现互相容忍”。对此，柏林社区成员之一、一名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补充道：“在任何法律下都可以生活。但如果完全忽视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人就没法生活。一个有用的、受人尊敬的公民，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民族中的少数族群之一员。”（Hans Lamm,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Judentums，1951）因为希特勒在1934年罗姆叛乱中解除冲锋队的权力（冲锋队褐衫军基本上要为早年的集体迫害负全责），因为犹太人蒙在鼓里，对势力日益庞大的党卫军黑衫军毫无察觉（党卫军摒弃了艾希曼常说的“冲锋队方式”），他们普遍相信可以采用权宜之计，甚至自告奋勇要合作“解决犹太问题”。简言之，当艾希曼最初涉足犹太事务时（四年后，他已经堪称这方面的“专家”），当他初次接触犹太高层时，复国主义者和同化主义者都大谈特谈“犹太复活”、“德国犹太人的伟大建设运动”，他们自己内部尚且在有关犹太移民合意性这个意识形态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好似这件事的决定权在他们手中。

当警方询问艾希曼他是如何被调任至新部门时，他的回答——当然偏离事实，但不完全失真——竟然令人想起了这个傻瓜天堂。首先，他的新上司，某个叫冯·米尔登施坦的人，没过多久就调到了阿尔贝特·施佩尔的托特组织，负责高速公路建设（而那正是艾希曼假装拥有的职业工程师职位）。这位新上司要求艾希曼阅读特奥多尔·赫茨尔的复国主义经典之作《犹太国》。此举令艾希曼立刻成了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至死不渝。这本书似乎是他有生以来读过的第一本严肃书籍，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那时起，如他反复重申的那样，他脑子里除了“政治解决方案”（跟后来的“生理解决方案”相反，前者表示驱逐，后者意味着消灭）以及如何“在犹太人脚下获得坚实的土地”之外，几乎不想别的。（值得一提的是，他好像还在1939年抗议过那些在维也纳亵渎赫茨尔墓碑的人；还有报告记载，他曾着便装出席赫茨尔去世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奇怪的是，他在耶路撒冷大谈特谈自己与犹太军官如何交好，却没有提及上述内容。）为了能为这项事业助一臂之力，他开始在党卫军同志中散布福音、做演讲、写小册子。他后来还学了一点希伯来语，能凑合读读意第绪语报纸——要做到这点并不是很难，因为意第绪语基本上就是一种用希伯来语字母写成的古德语方言，任何一个说德语的人，只要掌握几十个希伯来语单词，就能看懂这种语言。他甚至还读了另一本书，阿道夫·伯姆的《犹太复国主义史》（庭审期间，他总是把这本书和赫茨尔的《犹太国》弄混）。而这对于一个除了报纸之外不爱读任何东西的人、一个从不翻阅家中藏书而令父亲备感头疼的人来说，也许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伯姆的指引下，他研究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组织计划、所有党派、青年团体以及各种各样的纲领。这尽管没能令他成为“权威”，却足以为他赢得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办公场所及其会议进行监视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犹太事务方面接受的培训，几乎全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

他同犹太权威人士——都是久负盛名的复国主义者——的最初接触，令人十二分地满意。按照他的解释，他对“犹太问题”如此着迷，这源于自身的“理想主义”。这些犹太人跟他鄙视的那些同化主义者不一样，跟他厌烦的那些正统犹太人也不一样。他们跟他是一路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念而活，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商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艾希曼认识的最伟大的犹太“理想主义者”是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从匈牙利运送犹太人期间，艾希曼同他进行过磋商，并且达成协议：艾希曼同意让几千犹太人“非法”离境、转移到巴勒斯坦（火车事实上由德国警察监管），条件是把集中营里的数十万犹太人“安静有序”地转移到奥斯维辛。几千位声名卓著的犹太人和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因为这一协议而得救。用艾希曼的话说，他们是“最好的生物材料”。卡斯特纳博士，按照艾希曼的理解，为自己的“理念”牺牲了犹太同胞，乃理所应当之事。本雅明·哈拉维法官，艾希曼审判的三位法官之一，曾经主持过以色列的卡斯特纳审判。当时，卡斯特纳就与艾希曼以及其他纳粹高官合作一事为自己辩护；在哈拉维看来，卡斯特纳“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现在，魔鬼就站在审判席上，可魔鬼到头来竟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会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有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早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很久，艾希曼就有了第一次机会，将自己的早年所学付诸实践。1938年3月，合并（奥地利并入帝国）之后，他被派往维也纳组织移民。这件事在德国尚不为人知。直到1938年秋天，德国国内的传闻依然是，犹太人之所以离开是出于他们自发的强烈意愿，而并非受迫。德国犹太人之所以笃信这一传闻，主要因为，纳粹于1920年拟定的纲领同魏玛宪法的命运相似，从未被正式废除；“二十五点”也从来没有被希特勒宣布为“不可变更”。后来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明，当时规定的反犹条款根本是小巫见大巫：犹太人没有完整的公民身份，不能担任公务员职务，被清除出媒体行业，所有在1914年8月2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取得德国公民权的犹太人，将被剥夺公民权，这意味着他们将被驱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民权应当立即被剥夺；不过，对大约一万五千人的整体驱逐却是五年之后才开始的，当时人们还以为驱逐已经彻底结束。每天都有犹太人被运送到波兰边境的兹邦申，并迅速被关进集中营。）纳粹官员从来就没有把党纲当回事，他们为参与到一场运动中来而感到自豪。运动不同于一个政党：运动不受纲领制约。即便在纳粹夺权之前，“二十五点”也不过是对政党制度的妥协，以及对那些关心他们所加入的政党有着何等党章的老派选民的安抚。艾希曼，如我们所见，并不受制于这类可悲的习惯；当他在耶路撒冷法庭之上说他不知道希特勒的纲领时，很可能说的是实话：“党纲不重要，你知道你加入了什么。”而犹太人则循规蹈矩到将“二十五点”熟记于心并坚信不疑。只要有违背法定党纲的事发生，他们就会归结为是未受正规训练的成员或团体暂时的“革命性越轨”。

可是，1938年3月在维也纳发生的事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艾希曼的任务被定义为“强制移民”，这个词的意思正如其所示：所有犹太人，无论是否愿意，无论什么国籍，都要被强制移民——这一行动说白了就是驱逐。每当艾希曼回顾他生命中的这十二年，他都把掌管维也纳奥地利犹太人移民中心的这一年视作最愉快也最光辉的岁月。此前不久，他才被晋升为军官，成为一名中尉，被赞“精通犹太敌人的组织管理方法和意识形态”。在维也纳的这项任务是他的第一份重要工作，对他向来一筹莫展的职业生涯来说至关重要。他全力以赴，成就也令人瞩目：八个月里，四万五千名犹太人离开了奥地利，同期，不到一万九千人离开了德国；不到一年半，奥地利“清除了”大约十五万人，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犹太人被清走，所有人都是“合法”离境；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后，还有大约六万名犹太人逃离出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实现这一成果的基本思想当然不是他的思想，而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海德里希的某项特殊指令，正是他最初把艾希曼派到了维也纳。（艾希曼在指令来源问题上很模糊，至少他暗示了指令出于他自己；另一方面，以色列的权威人士，正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发布的《公告》中所写，认准“阿道夫·艾希曼应负全责”，还有更离奇的“有一个人[当然是艾希曼]在背后主宰了这一切”，这帮助了艾希曼吹嘘自己，他本来就热衷于此。）“水晶之夜”第二天早上，海德里希跟戈林会谈时所阐释的思想足够简单精妙：“通过犹太委员会，我们可从想移民的犹太富人那里聚敛一大笔钱。通过这笔钱以及额外的外汇，他们还可以帮助犹太穷人离境。如何让犹太富人走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除掉犹太渣滓。”而艾希曼并未解决这一“问题”。审判结束后，世人才从荷兰国家战争档案馆了解到，最早是埃里希·拉亚科维奇提议设立“移民基金”的。拉亚科维奇是一名“杰出的律师”，按艾希曼的供述，他“受雇处理维也纳、布拉格和柏林犹太移民中央局的法律问题”。1941年4月，拉亚科维奇被海德里希派往荷兰，去“在当地建立一个中央机构，以为欧洲所有占领国境内的‘犹太问题解决方案’建立一个榜样”。

尽管如此，仍有很多遗留问题只能在执行过程中解决。也是在执行过程中，艾希曼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具有某些特殊才能。在两件事上他能比别人更胜一筹：组织和协商。到任不久，他就同犹太委员会代表展开磋商。由于奥地利的“革命热情”大大超过德国的“过度行为”，所有声名显赫的犹太人也被实施了监禁，因此他首先得从监狱和集中营释放这些代表。此番经历之后，犹太权威人士不需要艾希曼去游说他们动移民之念了。相反，他们告诉他即将面临的巨大困难。除了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主要的困难出在书面材料上。每个移民在离境之前，都不得不办理大量书面材料。每份材料的有效期都很短，结果在最后一项材料办好之前，往往第一项材料早已到期失效。艾希曼了解了整个事情如何运作，或曰，为何不能运作后，他“再三思量”，并且“想出了一个我认为对双方都公平的办法”。他想象出“一套流水线，从第一份文件开始，接下来是相关文书，直到护照作为终端产品”。只有所有相关官员，财政部长、纳税官、警察、犹太委员会等等，都被置于同一屋檐下并被迫在申请人面前当场办公，这一想法才能实现。这样一来，申请人也就不必辗转于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而且还可以避免被耍弄欺负，省去办事时用于打点的支出。一切就绪后，流水线顺利地高速运作起来，艾希曼“邀请”柏林的犹太权威人士来视察。他们惊诧万分：“这就像一个自动化工厂，一个连通面包店的面粉厂。这一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犹太人，他也许拥有一座工厂、一家商店或一所银行；走进这个建筑，从一个柜台到下一个柜台，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头时，他便身无分文，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一份护照，上面写着：‘您必须在两周内离开这个国家。否则您将被遣送至集中营。’”

整个流程确实如此，但这还不是全部真相。因为这些犹太人不能“身无分文”地走。原因很简单，那年月如果没有钱，任何国家都不会收留他们。他们需要，并且会得到一笔“检查费”（Vorzeigegeld）；这笔钱他们必须得出示，否则就拿不到签证，无法通过接收国的入境检查。为了这笔钱，他们需要外汇，而德国并不打算把外汇浪费在犹太人身上。犹太人的海外账户无法满足需求；就算有，也会因长期以来的不合法而很难兑现。艾希曼于是派犹太长老们到境外大型犹太组织处去进行募捐，捐来的外汇被犹太社区卖给了有身份的犹太人，收入相当可观——比如，一美金被卖到了十到二十马克，而其市值才四点二马克。这成了犹太社区的主要创收手段。赚来的钱不仅足够用于贫穷的或没有海外账户的犹太人，而且足够大幅扩展他们的活动。要实现这笔交易，艾希曼必然遭遇到来自德国金融界上层、相关机构和财政部的极力反对；对于交易最终会造成的马克贬值，那些人不可能坐视不理。

吹牛的恶习导致艾希曼走向毁灭。他在战争结束之际对手下夸夸其谈道：“我会笑哈哈地跳进我的坟墓，因为，一想到我已经处理掉五百万犹太人[或如他自己一直宣称的“帝国的敌人”]，我就感到极大的满足。”他没有跳下去，假如他还有什么不安的话，那不是出于谋杀，而是他有一次打了约瑟夫·勒文赫斯博士一个耳光。此人乃维也纳犹太社区领袖，后来成了他最喜欢的犹太人之一。（他当着下属的面道过歉，但还是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所有纳粹军官和高层总计导致约五百万犹太人死亡，而艾希曼宣称他一人就实现了这一数字，实在够愚蠢的。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向每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一直重复着那几句，甚至在十二年后的阿根廷也照说不误，因为他“一想到要以这种方式退出舞台，就兴奋异常”。（辩方证人、前公使参赞霍斯特·格雷尔在匈牙利时就认识艾希曼，他作证说，按他看来，艾希曼在吹牛。每个听到他瞎嘀咕的人，都听得出他在吹牛。）他声称是他“发明”的隔都制度，是他“催生了”把所有欧洲犹太人海运到马达加斯加的“主意”，这纯粹是在吹牛。艾希曼声称自己是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隔都“之父”，而此犹太隔都是在隔离聚居制度被引入东部占领区好几年之后才建成的；而且，同设立隔离聚居制一样，为某些特殊阶层建立特殊的隔离区，是海德里希的“主意”。马达加斯加计划看似“诞生于”德国外交部办公室，而艾希曼本人对此的贡献实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喜爱的勒文赫斯博士。艾希曼曾指定勒文赫斯来构思“一些基本想法”，战后也许可以把大约四百万犹太人从欧洲运到——大概是巴勒斯坦，但无法确认，因为马达加斯加计划是绝密的。（当审判庭呈上勒文赫斯的报告时，艾希曼并未否认其作者身份。那是为数不多的令他着实感到尴尬的时刻之一。）最终导致他被捕的是，他控制不了自己说大话的冲动——他“受够了匿名徘徊于不同世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冲动一定变得越来越强烈，不仅因为他完全找不到他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而且还因为战后时代赐予他如此出乎意料的“名气”。

但是，吹牛是众人皆会犯的过错，而艾希曼性格中更为致命的缺陷是，他几乎完全无法换位思考。他对维也纳那一段的描述，就完全暴露了这个缺陷。他和手下以及犹太人都“齐心协力”，无论何时遇到困难，犹太权威人士都会跑到他这里“敞开心扉”，跟他讲“他们所有的悲伤和痛苦”，寻求他的帮助。犹太人“渴望”移民，而他，艾希曼，恰恰为了帮助他们而存在，因为碰巧就在这个时候，纳粹高层表达了建立一个无犹国家的渴望。这两种渴望一拍即合，而他，艾希曼，能够“给双方带来公正”。在审判中，当谈到这一部分时，他的看法从没有过丝毫动摇，即便他也认为如今已“时过境迁”，犹太人可能不愿意去回忆当时的“齐心协力”，他也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

警方的审讯从1960年5月29日持续到1961年1月17日，审讯录音的德语版文档每一页都经艾希曼校正核实过。假如心理学家足够聪明，能够理解所谓恐怖的荒唐和可笑，那么，这份笔录对他们来说就是个名副其实的金矿。一些喜剧效果在英语里表达不出来，因为它蕴含在艾希曼同德语所进行的英勇战斗中，后者一如既往地将他击败。比如，他不断说起“熟习引语”（Geflügelte Worte，一本经典德语名人名言集），但其实他想说的是戈培尔式的惯用语、俗语和标语口号。再比如，主审法官就萨森档案用德语对他进行交叉询问时，他用了“还手”（以牙还牙）这个词，以表明他拒绝让萨森纵情消费他的故事；兰道法官显然不熟悉纸牌游戏，他听不明白，但艾希曼除此之外想不出别的词来。想必在学生时期就令他饱受困扰却未能明确意识到的缺陷，逐渐演变成了失语症。他道歉说：“官方用语是我唯一的语言。”但问题在于，官方用语已经成为他的语言，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说出一句不是套话的完整句。（心理学家们想听到的、认为“正常”的就是这些套话吗？这些就是牧师期待听到的、蕴含在他们所照拂的那些灵魂里的“正面思想”吗？当负责艾希曼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的年轻警官把《洛丽塔》拿给他解闷时，艾希曼迎来了在耶路撒冷展示他性格侧面的最佳时机。两天后，艾希曼还书时气愤地告诉他的守卫说：“真是一本令人不快的书。”）法官们最后对被告说，他讲的一切都是“空谈”。这个看法很对。但他们认为这种空洞是装出来的，觉得被告希望掩盖其他尽管丑恶却并不空洞的想法，就不对了。这种假设似乎跟艾希曼的那种一以贯之的做法相矛盾——尽管他记性不好，可每当提到一个对他比较重要的情况或事件时，他无一不是在重复同样的现成句子以及自己发明的口头禅（如果他的确自己造出了一个句子，他会反复说，直到这句话成为口头禅）。无论他是在阿根廷还是在耶路撒冷写回忆录，无论是面对警官还是法庭，他说的总是同样的话，用同样的词。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之所以无法同他进行任何交流，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周围环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着真相。

于是，面对被一个犹太警官审讯八个月的现实，艾希曼滔滔不绝反复其辞，没有半点犹疑地详细解释说，他为何没能在党卫军中谋取高位，而且罪不在他。他已经尽其所能，甚至申请被派到前线——“到前线去，我对自己说，这样很快就会升到上校”。可是在法庭上，他自称他因想回避杀人任务而申请调任。在这点上他没有据理力争，奇怪的是，他对莱斯上尉所说的供词并未呈上法庭与他对质；艾希曼曾告诉莱斯上尉他希望被指派到特别行动队，即东部的机动屠杀部队；因为特别行动队于1941年3月成立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已经“死了”——因为驱逐行动尚未开始，移民行动则已经结束。最终，他最大的职业目标——到某个德国城市当警察局长——又打了水漂。这几页审讯笔录的可笑之处在于，一切都是从决心要为一个不幸故事找到“正常的、有人情味的”同情之口中娓娓道出的。“无论我准备和计划了什么，所有事情都出了差错，无论是我的私人事务还是我几年来为犹太人争取土地所做的努力。我不知道，一切都像遭到了魔鬼诅咒一般；我的生活，无论如何计划、有何期待，命运总以各种方式阻挠我、绊住我的腿脚。”当莱斯上尉问他，如何看待某个前党卫军上校提供的某些会导致他定罪的而且可能是伪造的证据时，他突然气得语塞起来，说：“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真是难以想象，太不可思议。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居然会是党卫军上校!我太惊讶了。这完全，完全地不可思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从来没用过反抗的语气，即便是在此时此刻，他似乎也想捍卫过去一贯遵循的生活标准。正是“党卫军”、“事业”或者“希姆莱”（艾希曼称呼这个人时总是带上一长串头衔：帝国党卫军领袖、德国警察总长，尽管从心里并不尊敬他）这些词，在他体内引发一种完全无可替代的机制。作为一个德裔犹太人，莱斯上尉根本不相信党卫军成员的升迁发迹是基于高尚的道德素养。可是，即便莱斯上尉在场，也没有一刻能令这种机制运转失灵。

滑稽时不时会走向恐怖，结果变成了这些故事；应该说故事太逼真了，其骇人的幽默轻易就凌驾于任何超现实主义者的创作之上。在警方审讯期间，艾希曼就是这样讲述维也纳商业委员会委员、犹太社区的杰出代表之一的施多弗尔的不幸故事的。艾希曼从奥斯维辛司令官鲁道夫·赫斯那里收到一封电报，说施多弗尔已经抵达，而且迫切想要见到他。“我想，那好吧，这个人一向为人不错，值得我走一趟，亲自看看他出了什么事。我找到了埃布纳[维也纳盖世太保头目]，而我恍惚记得埃布纳说：‘谁让他那么笨!他躲起来，想逃跑’，或者诸如此类的。警方将他逮捕，把他送到了集中营。根据帝国党卫军领袖[希姆莱]的命令，一旦进来，没有人能出得去。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无论是埃布纳博士还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谁也帮不上忙。我到了奥斯维辛，找到赫斯，要见施多弗尔。赫斯说：‘是的，他被分在一个劳动队。’随后，他被带出来。施多弗尔，是的，很正常，很有人情味，接下来的面谈很正常，很有人情味。他跟我讲他遭的苦和罪，我说：‘好吧，我亲爱的好施多弗尔，咱们这是倒了多么大的霉啊!’然后我又对他说：‘唉，我真的帮不了您，因为按照帝国党卫军领袖的命令，没有人能出得去。我没办法帮您出去。埃布纳博士也没有办法。我听说您犯了个错误，您躲了起来或是曾想逃跑， 您真没必要那样做啊!’[艾希曼的意思是，作为犹太权威人士，他可以不被驱逐。]我忘了他当时对我说了什么。接着我问他过得怎么样。他说，嗯，他想申请不再干活，那可是重体力活。我跟赫斯说：‘干活——施多弗尔不必非得干活!’可是赫斯却说：‘这里的每个人都得干活。’于是我说：‘好吧，’我说，‘我要设法弄到一张条子，调派施多弗尔拿着笤帚打扫砾石路，’那里没有多少砾石路，‘而且允许他拿着笤帚坐长凳。’我[对施多弗尔]说：‘这样行吗，施多弗尔先生？这样合您的意吗？’他随即非常高兴，我们还握了手，然后他拿到了笤帚，坐在了长凳上。可以见到这个共事多年的人，还能彼此交谈，这对我来说是个莫大的喜悦。”在这次“正常的、有人情味的会面”过去六个星期后，施多弗尔死了——显然不是被毒死，而是被枪杀。

这是一则由欺骗、自欺以及令人发指的愚蠢写就的反面教材吗？或者不过是又一例死不悔改的罪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在西伯利亚，在大量谋杀犯、强奸犯、盗窃犯中间，他没遇到过哪个人承认自己有错），当他的罪行已经成为现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再也无法面对现实？不过，艾希曼的案子不同于普通犯罪，因为后者只要隐匿在有限的团伙之中，就可以与无犯罪的世界隔离。而艾希曼只需回忆过去，就能确信他不是在说谎，不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他和他所生活的世界曾经那么完美和谐。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这些谎言一年变一个样，还时常自相矛盾；更有甚者，对于纳粹党组织的各个不同分支或不同人群而言，这些谎言也并非一定一致。但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直到现在，纳粹政权垮台十八年后的今天，谎言中的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被遗忘，有时人们还是很难相信，谎言竟已成为德国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战争期间，对所有德国人民影响最深的谎言是那句“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战”。发明这个口号的不是希特勒就是戈培尔。从三方面看，它更易令人自我蒙蔽：它首先暗示出，这场战争并非普通的战争；其次，它是由命运而非德国所发起的；第三，它事关德国人的生死存亡，不是消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消灭。

艾希曼无论在阿根廷还是耶路撒冷所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认罪态度，与其说是因为他本身具有的自欺欺人的犯罪能力，还不如说是因为构成普遍性且被普遍接受的谎言体系氛围，也就是第三帝国的大气候。“当然”，他曾在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中发挥过作用；当然，假如他“没有遣送过他们，他们将不得不被送到屠夫那里”。“这，”他问，“有什么可‘承认的’？”现在，他更近一步，“想去跟[他]从前的敌人和解”——除艾希曼外，持这种观点的不仅有希姆莱（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他曾这样说过）或劳工阵线头目罗伯特·莱伊（他在纽伦堡自杀前，曾提出建立一个由负责屠杀以及犹太幸存者事务的纳粹组建的“调解委员会”），而且还有许多普通的德国人，在战争结束时你会听到他们说着同样的话。真是不可思议!这种令人愤怒的陈词滥调不再是上传下达，而是一种自我炮制的口头禅。你几乎可以看到，说话者脱口而出的时刻，那些陈词滥调带给他们怎样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艾希曼的头脑里注满了这类词句。他对真实发生的事记得十分不牢靠。在为数不多的几次勃然大怒的瞬间，兰道法官有一次问被告：“您能记得什么？”（假如您不记得所谓万湖会议上就各种杀人方式进行的讨论）而答案显然是，艾希曼清楚记得自己事业生涯的转折点，但是这些转折点却与灭绝犹太人一事中的关键环节，或者说与历史上的转折点，不尽相符。（他总是记不准确战争爆发的日期或者入侵苏联的时间。）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没有忘记任何一句曾在某时某刻带给他“满足感”的话。于是，无论何时，在交叉询问期间，每当法官试图唤起他的良心，总是遭遇“满足”；当听到被告用各种各样自我满足的辞令来形容他的人生以及他的每项事业时，法官们既出离愤怒，又焦虑不安。在他看来，“我要笑着跳进坟墓”（适用于战争结束时期）与“我甘愿把自己当众绞死，好给这个地球上所有反犹主义者提供一则反面教材”（如今，适用于各种不同场合）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两句话都可以产生相同的让他满足的效果。

艾希曼的这些习惯为审讯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头疼的与其说是艾希曼本人，还不如说是那些检控官、辩护人、法官、报道者。鉴于所有这一切，重要的是得有人把他的话当真，而这点很难实现；除非有人能够在无法言说的恐怖行径与实施恐怖行径的人身上无法否认的荒唐这个两难之中，找到一条捷径跳脱出来，并且宣布他是一个聪明而精于算计的骗子——显然他并不是。在这件事上，他自己的看法一点也不谦虚：“命运赐予我的礼物并不多，而其中之一是，只要我能做主，便具有说出真相的能力。”检控官还没有把他未犯过的罪加在他头上时，他就说起过这个天赋的礼物。在阿根廷准备萨森访谈时他曾指出，他当时还依旧“拥有全部肉体的与精神的自由”。在草草写就的笔记中，他提出了一则绝妙的警告：“未来的历史学家要足够客观，以不偏离此处记录的真相。”之所以称之为绝妙，是因为这些潦草文字的字里行间无不显示出，他完全无视任何跟他的工作没有直接性、技术性、官方性关联的东西，而且还表明，他的记性差得出奇。

纵然控方倾尽全力，每个人还是能够看出，他并不是一个“魔鬼”，但也很难不去怀疑他是个小丑。这种怀疑可能对于整台戏是毁灭性的，若念及他以及和他一样的人给上百万人造成的灾难，则更难得到支持。他最差劲的滑稽表演，几乎无人提及、无人报道。一个人，起初极力宣称毕生所学的一件事就是永远不该发誓（“今天，没有哪个人，没有哪个法官可以说服我去发誓作证，在誓言的约束下以见证者的身份宣布什么事情。我拒绝，我出于道德原因拒绝。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一个人忠于他的誓言，总有一天他要承担后果。我已经下定决心，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有哪个法官或者哪个权威可以让我起誓，让我对证言发誓。我不会主动那么做，也没有人能强迫我那么做”），然后，在被明确告知，无论他“是否起誓”，他都可以作证为自己辩护时，他宁可对着一个誓约作证，对这样一个人，你能怎么办？一个人，他如此三番五次并且感情充沛地向法庭保证，就像他向警官保证的那样，他所能做的最差劲的事就是尝试逃脱他的真实责任并且为保命而抗争、请求赦免——然后，根据其辩护人的指示，再去签署包含赦免请求的手写文件，对这样一个人，你能怎么办？

对于艾希曼来说，这些都是其情绪变化的问题。只要他还有能力，无论是凭借他的记忆还是一时冲动，能找到一句令自己松一口气的话，他就非常满意了，他并不在意任何“前后矛盾”。我们马上会看到，这种用陈词滥调自我安慰的可怕天赋，直到死到临头都没有离开过他。

四　犹太问题解决方案

第一阶段：驱逐

如果这是一场常规的庭审，庭审上控辩双方展开揭示真相、维护公正的拉锯战，那么此刻就该轮到辩方辩护，验证艾希曼是否比眼前有更多对其在维也纳行为的荒诞解释，还有他对现实的扭曲是否只是他个人的欺骗行为。早在审判开始很久前，足以将艾希曼送上绞刑架的那些事实就已是“板上钉钉”的了，而且所有纳粹政权的研究者也已心知肚明。控诉方试图在现有证据之外提供新的事实，这的确会对判决结果有影响；但是，假如辩护方拿出自己的证据向控诉方施压，那么这些新证据永远不会呈现出“不容任何理性质疑”的面目。因此，除非对某些众所周知但塞尔瓦蒂乌斯博士选择忽略的事实给予一些重视，否则，尽管有关艾希曼审判的报道引人关注，但是任何一则关于艾希曼事件的报道都是残缺不全的。

艾希曼对“犹太问题”观点不清、理念不明，就尤其能够说明问题。交叉询问期间，他告诉主审法官，他在维也纳“视犹太人为值得尊敬的敌人，应为双方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对彼此都公平的解决方案。……我所设想的解决方案就是让犹太人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我很愉快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十分高兴、愉快地为达成这一解决方案与各方合作，因为这一解决方案也是犹太人民自己所赞成的，我认为这是最适当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他们“齐心协力”的真正原因，这也就是他们“互惠”工作的真正原因。离开这个国家是为了犹太人的利益，尽管可能并非所有犹太人都能理解；“得有个人来帮助他们，协助这些上层元老行动。这个人就是我”。如果这些犹太元老是“理想主义者”，即复国主义者，他便尊敬他们，“平等对待他们”，耐心听取他们的“要求、抱怨和支援申请”，尽最大可能信守“承诺”——“现在人们都快忘记那段历史了”。除了他艾希曼之外，还有谁拯救过数十万犹太人呢？若非有他伟大的追求和组织天赋，怎么能够使得这些犹太人及时逃走呢？的确，他不能够预见“最终解决”的到来，但是，他已经救过他们了，那是不争的“事实”。（在审讯期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艾希曼的儿子跟美国记者们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这肯定已经成了家族传奇。）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辩护律师不曾支持艾希曼所说的他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艾希曼承认，如同他在萨森访谈中所说的，他“对他的任务并不曾冷漠得如一头被带往牛圈的公牛”，说他跟那些同事们截然不同，他们“从未读过任何基础读物[比如赫茨尔的《犹太国》]，不曾通读、掌握、津津有味地咀嚼”，因此他们缺乏“对工作由内而外的热情”。他们“无非是办公室苦力”，对他们来说一切事情都是由“句段、命令”所决定的，“他们对此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小齿轮”。同时据辩护律师称，艾希曼本人也曾一样。假如这不过意味着对于元首命令的无条件服从，那么他们所有人都曾是小齿轮——甚至希姆莱也是。希姆莱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曾言，就连希姆莱对最终解决也并不欢欣鼓舞；而艾希曼向警官证实，他的直系上司海因里希·米勒不会提出任何诸如“生理灭绝”这等“残忍”方案。在艾希曼眼中，小齿轮理论根本不是重点。他当然并没有豪斯纳先生希望的那样重要，毕竟他不是希特勒；而谈到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也不像米勒、海德里希或者希姆莱那样举足轻重。他不是自大狂，但是他也并非辩护方所希望的那样无足轻重。

艾希曼对事实的歪曲令人恐惧，因为事关恐怖行径；不过从根本上说，这同人们在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之所见所闻并无太大差别。例如1961年，议会选举之年，原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曾针对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展开竞选攻势。勃兰特在希特勒时代曾避难于挪威。施特劳斯问勃兰特：“那十二年里您在德国境外都做了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德国国内做了什么。”语气中满是无辜，无人提出异议，更不用提醒这位波恩政府成员，那十二年里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已是臭名昭著。这一问题显然问得很成功，随后也被广泛报道。最近，一位备受尊敬和瞩目的德国文学批评家笔下也流露出同样的“无辜”。此人大概从来没有加入过纳粹党。回顾针对第三帝国文学的一项研究时，他说起该研究的作者属于“那些在野蛮爆发之时将我们遗弃的知识分子”。这位作者当然是犹太人，他被纳粹驱逐，而且遭到《莱茵水星报》的海因茨·贝克曼这等非犹太人的排挤。巧合的是，“野蛮”这个在今天常被德国人用来形容希特勒时代的词，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似乎犹太与非犹太知识分子逃离的是一个对他们而言不再“优雅”的国家。

尽管艾希曼在优雅程度上大不如政要和文学批评家，不过另一方面，要是他的记性没那么糟糕，或者假如辩方出手相助，那么他大可引用某些不容争辩的事实来支持他的说法。因为“毫无疑问，在犹太政策的最初阶段，国家社会主义者认为应采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汉斯·拉姆）。就是在这个最初阶段，艾希曼了解了犹太人。他当然不是认真对待这套“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唯一一人；德国犹太人自己也认为，通过一种新的“异化”过程去解除“同化”就够了，并且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趋之若鹜。（并无确凿数据印证这场运动的发展，但是，在希特勒执政的头几个月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办的《犹太周报》每周发行量从约五千至七千份增至近四万份；另外，犹太复国主义者资助组织的人数在1931—1932年还少得可怜，可到了1935—1936年，已经达到此前的三倍之多。）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犹太人想要迁居巴勒斯坦，而更是一种尊严问题。《犹太周报》主编罗伯特·威尔驰创造了“怀着骄傲戴上它，黄色的星标!”这一流行口号，反映了普遍的情绪状态。这一口号是对1933年4月1日破产日的回应，其成形时间比纳粹强迫犹太人佩戴徽章（白底上的六角黄星）还要早六年多。口号的辩论意义直指“同化主义者”以及所有拒绝参与新近“革命发展”的人，那些“总是落后于时代的人”（“永远活在昨天的人”）。在法庭上，来自德国的证人重又提起这句口号，而且个个情绪激动。他们忘了一点，罗伯特·威尔驰本人，一个极为卓越的记者，近些年曾说过，假如他能够预见事态的发展，当初绝不会写下这句口号。

抛开所有口号和意识形态的争论，那些年里活生生的事实是，只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机会同德国高层洽谈。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怀有犹太信仰的德国公民联合会是他们当时的头号犹太对手。这一组织囊括了当时德国境内百分之九十有组织的犹太人。其内部章程里明确表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反犹主义者做斗争”，因而突然间就成了“国家敌对”组织。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但假如它胆敢按计划行事，那么它早就已经被迫害。希特勒执政初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其看作是“对同化主义的决定性打击”。于是，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犹太复国主义者参与到纳粹高层的行动中来。他们还相信，伴随犹太青年和（他们期望的）犹太资本家移民巴勒斯坦，“异化政策”能够成为一个“对彼此都公平的解决方案”。当时，这种看法得到许多德国官员的支持，这种言论似乎也一直非常普遍。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一名德国犹太幸存者的信件提到，纳粹任命的帝国联合会中的所有领导职位都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担任（而犹太人的帝国代表大会原由复国主义者与非复国主义者构成）；此时纳粹也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正派的’犹太人，他们也跟纳粹一样从‘国家’的角度思考”。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哪个著名的纳粹在公开场合有过这种言论；从开始到结束，纳粹都在狂热地、毫不含糊地、毫不妥协地宣扬反犹主义，导致那些没有在极权专政下生活过的人们以为这一切“只是喊喊口号”罢了。有一段时间纳粹高层与巴勒斯坦犹太人代理处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即Ha’avarah，或称转移协定。该协定允许去往巴勒斯坦的移民在当地把钱财换成德国商品，到岸后再换成英镑。很快，这就成了犹太人携带钱财的唯一合法方式（要么犹太人就得开一个冻结账户，身处国外的人只能在扣除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九十五的财产之后才能将此账户结清）。结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美国犹太人不惜一切代价抵制德国商品的时候，巴勒斯坦却充斥着“德国制造”。

对于艾希曼来说，来自巴勒斯坦的特使意义更加重大。他们可以主动接近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无须听从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巴勒斯坦犹太人代理处的调遣。他们之所以亲自上门，是为犹太人非法移民到英属巴勒斯坦争取支援；在这件事上，盖世太保和党卫军都愿意帮忙。他们在维也纳同艾希曼展开磋商，称他“彬彬有礼”，“不是动嗓门儿的人”，还说他给他们提供农场和便利设施，以便给有前途的移民建立职业训练营。（“有一次，他把一群修女从修道院里赶出去，好给青年犹太人做训练营”，另一次，“[准备好]一列纳粹军官押送的特殊火车，宣称开往南斯拉夫的犹太复国主义训练营，实则为确保一批移民安全通过边境。）根据乔恩·金奇和戴维·金奇的讲述，在“所有主要人员的充分配合之下”（The Secret Roads：The “Illegal” Migration of a People，1938—1948，London，1954），这些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使用和艾希曼大同小异的语言。他们由巴勒斯坦的屯垦公社派到欧洲，他们对救援行动不感兴趣，因为“那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想要做的是选择“合适的材料”。在灭绝计划之前，他们的主要敌人并非那些令犹太人在故国（德国或奥地利）无法生存的人，而是对他们封锁通往新家园之路的人；那个敌人无疑是英国，而不是德国。实际上，他们与当地犹太人不同，他们因为享受托管保护，所以是站在平等的立场与纳粹政权交涉。他们很可能是第一批公开讨论共同利益的犹太人，也自然最先获许从集中营中“挑选年轻的犹太人”。当然，他们还不知道这桩交易预示着怎样的灾难；不过他们起码还相信，若是挑选犹太幸存者，应该让犹太人自己来挑。正是这个彻底错误的判断，令大部分没有被挑选出来的犹太人最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个敌人，即纳粹上层和犹太上层。艾希曼自称在维也纳期间曾拯救过数十万犹太人，这个荒诞的说法曾广受舆论嘲讽，却匪夷所思地得到了犹太历史学家金奇有理有据的支持：“整个纳粹专政期间最矛盾的一章就这样拉开序幕：即将以杀害犹太人民的主谋之一身份载入史册的人，同时也是拯救欧洲犹太人的积极分子。”

艾希曼的困境在于，他记住的事情里面没有一件可以证明他的故事可信，而资深的辩护律师甚至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说。（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本可以传唤前特工组织阿利亚·贝特[1]成员作为辩方证人，那些人肯定还记得艾希曼，他们现在就生活在以色列。）艾希曼的记性只有在直接关涉他的仕途时才好使。他记得他在柏林接待过一名巴勒斯坦高官，后者给他讲述了集体定居点的生活，他还带这个人外出吃过两次饭。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这次会见以对方正式邀请他出访巴勒斯坦而结束，假如到了巴勒斯坦，犹太人可以给他展示这个国家。他非常高兴，没有一位纳粹官员能够去“一个遥远的异国”，而他则获准出这趟差。法庭认为他是被派去执行“间谍任务”的，这点不容置疑；不过，这跟艾希曼对警方讲述的内容并不冲突。（实际上，这项计划无果而终。艾希曼跟他部门的一个记者、某个叫赫伯特·哈根的人刚爬了海法的迦密山回来，英国官员就将他们遣送到埃及并且收回了他们去巴勒斯坦的入境许可。按照艾希曼的说法，“分属哈伽纳[犹太军事组织，后来成为以色列军队的核心]的人”到开罗去见他们，而他对他们讲的话，成了艾希曼和哈根奉上级命令为宣传目的而写的一份“彻底负面报道”的主要内容。这一报道得以适时发表。）

除了这些微不足道的胜利，艾希曼只记得自己当时的情绪以及应景的口头禅。埃及之行是在1937年，早于他在维也纳的活动；而从维也纳起，他只记得大环境以及他感到怎样的“兴奋”。即便他一时的情感和附属的辞藻早已与新时代脱节（新时代总是需要不同的情感和不同的“振奋人心”的辞藻的），他也从不淘汰更新，真是匪夷所思。警方审讯期间，他一再这样重复，人们差点就相信，他的维也纳时期真的是田园野趣。由于他的思想和情感完全缺乏连贯性，这份真诚甚至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也毫发无损：他在维也纳期间(1938年春到1939年3月），纳粹政权就放弃了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纳粹运动的本性就是变动不定，年深月久，越发极端；但是其成员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心理层面上总是比运动落后一拍。他们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才能跟上这场运动；或者，像希特勒常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跳出他们自己的影子”。

然而，比任何客观事实都更要命的是艾希曼本人的烂记性。艾希曼能清楚回忆起一些维也纳犹太人，比如勒文赫斯博士和商务顾问施多弗尔。但他们两人都不是巴勒斯坦特使，无法证实他的故事。约瑟夫·勒文赫斯在战后写过一本非常有趣的回忆录，谈到了他同艾希曼的谈判（审判呈上的少数最新证据之一，艾希曼读过其中部分内容，对其主要陈述表示赞同）。勒文赫斯在犹太元老中最先做到把整个犹太社区组织成一个受纳粹高层领导的机构。他也是因效力纳粹而得到奖励的极少数犹太元老之一。他获许驻留维也纳一直到战争结束，后来移民去了英国和美国。他于1960年艾希曼被捕后不久去世。施多弗尔的一生，众所周知，没这么走运，不过这当然不是艾希曼的错。巴勒斯坦特使日渐变得太过独立，施多弗尔取而代之。而艾希曼给他的任务，是在不求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情况下，非法组织运送一些犹太人到巴勒斯坦。施多弗尔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纳粹抵达奥地利前，他对犹太事务也不感兴趣。然而，在艾希曼的帮助下，他成功地把三千五百名犹太人转移出欧洲。1940年，半个欧洲沦为纳粹势力范围，看起来他已尽了全力处理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关于施多弗尔在奥斯维辛的那段经历，艾希曼隐晦地说道：“施多弗尔从来没有背叛过犹太人，从未置一词，施多弗尔没做过。”他指的可能是这件事。）艾希曼在谈及自己战前活动时念念不忘的第三个犹太人是保罗·爱泼斯坦博士。在帝国联合会（一个由纳粹任命的犹太中央组织，不要跟犹太人的帝国代表大会相混淆，后者于1939年7月解体）的最后几年里，此人负责柏林的移民工作。爱泼斯坦博士受艾希曼指派，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担任犹太长老。1944年，他在那里遭射杀。

换句话说，艾希曼能记得的犹太人，仅仅是那些完全受控于他的人。他不仅忘记了巴勒斯坦特使，而且还忘记了早年在柏林的熟人。在情报部门工作并且尚无实权的日子里，他跟那些人一度非常熟识。比如，他从来没提过前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行政官弗朗茨·迈尔博士。此人出庭证实，他在1936至1939年间同被告有过交往。某种程度上，迈尔博士证实了艾希曼供述的经历：在柏林确有合作，犹太高层可以“提出抱怨和诉求”。迈尔说，有时候“我们去要求些什么，也有几次他命令我们做什么”；艾希曼当时“耐心地听我们讲，的确努力理解我们的处境”；他的做法“非常正确”，“他曾称呼我‘先生’，还让我就座”。但是到了1939年2月，一切都变了。艾希曼召集德国的犹太领导人到维也纳来，向他们讲解他的“强制移民”新策略。他坐在罗特谢尔德宫一层的宽敞房间里，还能认出是他，但是这个人完全变了：“我马上告诉我的朋友，我不知道我要见的跟之前的是不是一个人。这种改变太可怕了……眼下我见到的这个人，如同手握生杀大权的判官。他接待我们的方式傲慢而粗鲁。他不让我们靠近他的桌子。我们不得不一直站着。”原告和法官一致认为，艾希曼升职掌握实权后，人格上经历了一场真正而影响持久的变化。但是审判也表明，事实绝不会这样简单，他身上有时会“故态复萌”。有证人称于1945年3月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面见过艾希曼，当时艾希曼再一次表现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事业很感兴趣。该证人曾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并且持有进入巴勒斯坦的证件。艾希曼在这次会面中“谈笑风生，态度友好，充满敬意”。（奇怪的是，辩护律师在辩护中从未提到过这位证人的证词。）

无论艾希曼在维也纳期间的性格转变有多么可疑，有一点确凿无疑：这次调任标志着他事业的真正起点。1937到1941年间，他得到四次晋升；十四个月内，他从党卫军三级突击中队长升到了一级突击中队长（也就是说，从少尉升到上尉）；又过了一年半，1941年10月，他当上了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中校军衔；不久，他受命参与“最终解决”，这导致他最后被空运至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最终解决”令他十分难过，因为如他所见，在他所工作的部门已经无法继续晋升，他“停滞不前”了。他在之前短短四年里攀升的速度和级别都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想，那时他可预料不到后来的事。在维也纳时，他表现出了英勇气魄；现在，他不仅被公认为一位“犹太问题”专家，熟悉庞杂的犹太组织和复国主义派别，而且还是一位精通移民和遣送领域的“权威”，一位熟悉人口迁移之道的“大师”。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后不久，德国犹太人迫不及待地要逃离德国，这是最能展现他的身手的一次。很可能是在海德里希的倡议下，戈林决定在柏林建立帝国犹太移民中心；而在那封传达命令的信中，尤其提到要以艾希曼的维也纳办公室为模版，建立一个中央局。柏林办公室的主任并非艾希曼，而是他后来特别崇拜的上司、海德里希发掘的另一位人才：海因里希·米勒。海德里希刚刚把米勒从巴伐利亚警察局（米勒当时甚至还不是党员，并且在1933年之前都是反对派）调到了柏林的盖世太保组织，因为他在苏联警察体系方面是出了名的权威。对米勒而言，尽管必须从相对不太重要的任务起步，但这也算是他事业的开端。（顺便说一句，米勒并不像艾希曼那样喜欢吹牛，而是“像斯芬克斯一般捉摸不透”，这点人所共知。他成功隐退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尽管有谣言说，先是东德，现在是阿尔巴尼亚雇用了这位苏联警察专家为他们效力。）

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把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建成德国保护国。艾希曼立即受命为布拉格犹太人建立另一个移民中心。“一开始我不情愿离开维也纳，因为，如果你建立了这样一个分局，如果你看到一切都进展顺利、秩序井然，你不会想要放弃。”事实上，布拉格的确有些令人失望，虽然其体系与维也纳是一样的。因为“捷克犹太组织和维也纳负责人交互往来，我根本就无从干涉。维也纳模式直接被复制粘贴到了布拉格。如此一来，整个机构都自行启动了”。但是布拉格中央局要小得多，“我很遗憾，这里的人没什么才干，也不具备勒文赫斯博士那样的精力”。但是，同完全客观存在的重重困难相比，引发不满的这些个人原因似乎并不重要。成千上万犹太人在数年之内离开祖国，还有上百万人在排队等候，因为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在其公开声明中言之凿凿，他们也希望铲除他们境内的犹太人。他们不能理解，当他们紧随一个“伟大文明之国”的脚步时，为什么世界会感到愤慨。（在埃维昂国际会议上，这个巨大的潜在难民工厂得以曝光。埃维昂国际会议于1938年夏召开，目的是通过跨政府行动来解决德国的犹太人问题。这次会议彻底失败，对德国犹太人造成了巨大伤害。）如今，海外移民的路径被阻断，而逃往欧洲其他国家的可能性在这之前就已完结。即便是在最好的形势下，假如没有战争破坏艾希曼的计划，他也很难在布拉格重写维也纳“奇迹”了。

对此他心知肚明。他的确成为一名移民事务专家，因此不能指望他一腔热忱地去迎接他的下一项任命。1939年9月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艾希曼被召回柏林接替米勒成为犹太移民中央局局长。若是在一年前，这的确算是一次真正的升迁；而今，时机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正常人想通过强制移民去解决犹太问题。战争期间，要把人们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困难重重；而今，通过占领波兰领土，德国已经拥有两百万或两百五十万犹太人。希特勒政府仍然希望让犹太人离开（直到两年后的1941年秋，才下达禁止犹太人移民的命令）。就算当时已经作出任何“最终解决”的决定，都还未下令付诸实施，尽管犹太人已经被集中关押在东部且遭到特别行动队屠杀。按照“流水线原则”，柏林在组织移民方面干得相当漂亮；纵然如此，叫停移民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艾希曼把这个过程称作“类同拔牙……我可以说，双方都没什么兴趣。犹太方面很难获得任何移民机会，我们这边则门可罗雀。我们就在那儿，坐在一座巨大的房子里空虚地打哈欠”。很显然，假如他专长的犹太事务依旧只处理移民问题，那么他很快就会失业。

[1] Aliyah Beth，英国托管下巴勒斯坦非法移民组织的代号。从1934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这个组织总共转移了上千名犹太人到巴勒斯坦。由于英国管制时期对移民有限制，因此转移人口按英国法律为非法。——译注

五　犹太问题解决方案

第二阶段：集中营

直到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政权才公然变成极权主义，展现其犯罪的一面。从组织层面来看，朝这个方向迈进的关键一步，是希姆莱签署的一项法令。这项法令把党卫军的保安部，也就是艾希曼自1934年以来所属的部门，也是纳粹党机关部门之一，同国家常规安全警察相合并，其中包括秘密国家警察，也就是盖世太保。这次合并的结果是成立了帝国保安总局（R.S.H.A.），最初由莱因哈特·海德里希领导。1942年海德里希死后，艾希曼在林茨的旧识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继任。所有警察官员，不仅有盖世太保的，还有刑事警察和治安警察中的警官，无论是否为纳粹党员，都根据此前的警衔在党卫军中获得了相应的军衔。这意味着，旧的国家公务员体系中重要的一分子被融合进纳粹等级中最极端的部门。据我所知，没有人提出抗议，或递交辞呈。（尽管党卫军的头目兼创始人希姆莱从1936年起就是德国警察总长，但到那时为止这两个机构都是相对独立的。）另外，帝国保安总局只是党卫军十二个总局之一，而按照当下的格局，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库尔特·达吕格领导的治安警察总局，负责抓捕犹太人，以及奥斯瓦尔德·波尔领导的经济管理总局（W.V.H.A.），负责集中营以及后来灭绝行动中的“经济”事务。

把“管理”和“经济”这样的专业词汇分别赋予集中营和灭绝营，这种对“客观性”的追求乃典型的党卫军思维方式，也是艾希曼在法庭上颇引以为豪之事。这种“客观性”不仅将党卫军跟“情绪化的”施特赖歇尔这个“不切实际的傻瓜”之辈区别开来，还同“那些仿佛披戴兽角和毛皮的条顿日耳曼式的党内要员”划清界限。艾希曼十分景仰海德里希，因为后者根本就不喜欢此类无稽之谈；而他之所以反感希姆莱，首先是因为，这位党卫军头目兼德国警察总长尽管执掌党卫军所有总局，却还是任由自己“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施特赖歇尔影响”。然而到了审判期间，抢走这枚“客观性”勋章的并不是被告，不是这位前党卫军上校，而是来自科隆的税法与商业法资深律师塞尔瓦蒂乌斯。他从未加入过纳粹党，却想给法庭一记教训并让听者铭记，什么叫作“不情绪化”。辩护方的口头申述过程当属整个庭审中的少数重要时刻，此后，法庭休庭四个月撰写审判书。塞尔瓦蒂乌斯声称，“收集骨骼、消毒、毒气杀人以及类似的医疗事件”的指控不成立，被告无辜。哈拉维法官打断他说：“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我认为您说毒气事件是一宗医疗事件，一定是口误。”塞尔瓦蒂乌斯答道：“因为是由医护人员筹备的，所以这的确是一起医疗事件；这是杀人事件，而杀人本身也是一宗医疗事件。”另外，也许是为了确保让耶路撒冷的法官们记住，即便在今天，德国人——普通的德国人，而不是前党卫军成员，甚至不是纳粹党员——如何看待在其他国家被叫作谋杀的行为，他重复其在“对初审法院判决的评论”中的那句话，那句为提交最高法院复审时准备好的话；他再次说，不是艾希曼，而是他的手下罗尔夫·金特“一直负责医疗事件”。（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很了解第三帝国的“医疗事件”。在纽伦堡，他为卡尔·勃兰特博士做过辩护；勃兰特博士是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卫生和健康”全权代表，而且还是安乐死项目的最高长官。）

在战时组织里，党卫军每个总局被分成不同的办公部门。帝国保安总局最终包含七个主要部门。四局是盖世太保局，由分队长（陆军少将）海因里希·米勒领导，他的级别是在巴伐利亚警局获得的。他的任务是对付“国家敌对分子”，这其中包括两类人，分别由A，B两个部门来处理：IV-A处负责共产党、蓄意破坏者、自由派和刺杀活动，IV-B处负责“宗派”，也就是天主教会、新教教会、共济会（此职位一直空缺）和犹太人。每一个处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名称按照阿拉伯字母排序。最终，艾希曼在1941年被安排到帝国保安总局办公室IV-B-4。由于他在IV-B处的直系上司是个一无是处的人，他的真正领导一直都是米勒。米勒的上司是海德里希，后来变成了卡尔滕布伦纳。这两个人均受希姆莱领导，而希姆莱直接听命于希特勒。

除了十二个总局之外，希姆莱还主持了一套完全不同的组织体系，在执行“最终解决”的过程中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组织体系是由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HSSPF）组成的网络，负责指挥地方组织，其命令链并不与帝国保安总局挂钩，而是直接对希姆莱负责，人员职位高于艾希曼及其下属。另一方面，特别行动队听命于海德里希和帝国保安总局。这当然不表示艾希曼同他们一定有直接关联。特别行动队指挥官的头衔同样高于艾希曼。从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上看，艾希曼的职位并不算高；他的位子之所以重要，仅仅因为犹太问题。出于纯粹意识形态的原因，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其地位也水涨船高。到了1943年战局转为接连溃败前，这个职位已经举足轻重了。到最后，他这里依旧是处理“敌人，犹太人”的唯一官方部门。然而事实上，他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因为所有的部门和机构、州省和党派、军队和党卫军，此时都在忙于“解决”那个问题。即便我们把注意力仅仅放在警察机器上，对所有其他部门忽略不计，场面依然复杂到荒诞不经；除了特别行动队、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外，还须考虑秘密警察和安全部门的指挥官和督察。所有这些机关团体都隶属于完全不同的命令链条。尽管所有链条最终都指向希姆莱，但各个部门彼此同级，互不听命。不得不承认，检控方每次想给艾希曼加上某个特别罪名时，都要大费周章地在这些并列机构组成的迷宫里找出一个头绪来。（如果审判发生在今天，这个任务恐怕要简单得多，因为在《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中，劳尔·希尔伯格首次厘清了这台复杂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毁灭机器。）

再者，不容忘记的一点是，所有这些手执大权的机关单位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关系对于他们的受害人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在事业上都有着同一个目标：将犹太人赶尽杀绝。这种竞争精神当然激励每一个人忠于自己的组织，直到战争结束，这精神仍然存在，只是现在起的是反作用：每个人都渴望通过牺牲别的组织来“为自己的组织脱罪”。面对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赫斯的回忆录时，艾希曼就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在这本回忆录中，艾希曼被指控犯下一些罪行，但他声称自己从未做过，并且也无权去做那些事。艾希曼很快承认，赫斯跟他的私交一向很好，因此没有任何个人理由让他为毫不相干的事情背黑锅；但是他坚称，赫斯想要为他所属的经济管理总局开罪，并把所有罪责推给帝国保安总局。这种说法自然没人相信。纽伦堡审判时也发生过类似情形，罪犯们互相指责，那一幕真是令人大跌眼镜!尽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怪罪希特勒。但这并非只是为了保全自己而牺牲他人；被告们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机构组织，相互之间结怨甚深。我们之前提到过汉斯·格洛布克博士，他在纽伦堡审判出庭作证时，试图通过指责外交部来为自己的内政部脱罪。而另一方面，艾希曼总是尝试袒护米勒、海德里希、卡尔滕布伦纳，尽管后者对待他的态度曾经极其恶劣。毫无疑问的是，耶路撒冷的检控官犯下的一个重大事实性错误是，过于依赖（在世或过世的）前纳粹高官经过宣誓或未经宣誓的口供；检控官没有发现，或许我们也不能指望他发现，把这些文件当作事实依据是多么站不住脚。连审判庭也在衡量其他纳粹战犯证词之后，指出（用一位辩方证人的话说）“在审判战争罪犯的时候，通常都会把尽可能多的罪名加在那些不在场或者被认为已经死去的人头上”。

当艾希曼加入他在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的新办公室时，他仍然要面对令人不安的两难局面。一方面，“强制移民”是解决犹太问题的官方模式；另一方面，移民却进行不下去了。他在党卫军生涯中第一次（差不多也是最后一次）受情势所迫而主动采取措施，看看能否“想出一个点子来”。根据他在警察讯问中给出的口供，他所幸想出了三个方案，最后却不得不承认，那只是三朵无果之花。他按自己的方式试行的每件事都保准会出差错。最后的致命一击是，他还没来得及在苏联坦克面前尝试自己的方案，就得“遗弃”柏林的私人堡垒。沮丧得无以复加。这真是个不幸的故事，假如真的有过这回事的话。在他眼中，无尽烦恼的根源就是，其他州省和党派部门都想在他和他手下的“解决方案”中分一杯羹；结果，不折不扣的“犹太专家”大军突然从天而降，为率先抢占自己一无所知的领域而无所不用其极。艾希曼强烈鄙视这些人，部分由于他们是后来者插足，部分由于他们想要发财，工作中也是大捞特捞，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愚昧无知，没读过哪怕一两本“入门书籍”。

他的三个梦想还要拜这些“入门书籍”所赐。但是事实证明，这三个想法中有两个并非他的原创。至于第三个，好吧，“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施塔勒克[他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的上司]还是我本人想出来的，不管怎么说，这个想法成形了”。这最后一个想法，从时间上看倒是最先萌生的，就是“尼斯科计划”。在艾希曼看来，它的破产最好地证明了那些插足行径的罪恶。（这起事件中的罪人是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为了理解这个计划，我们必须指出，在德国征服波兰之后、进攻苏联之前，德国和苏联共同瓜分了波兰领土。德属波兰由西部领土（被并入德国）以及所谓的东部地区（包括总督府所在地华沙）组成。当时，东部地区被当作占领区。鉴于当时德国无犹化目标的解决方案仍是“强制移民”，那么生活在附属国波兰境内的犹太人，与滞留在德国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当然应该一同推给总督府；而这个总督府，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性质，都不会被列为德国的一部分。到1939年12月，向东部的遣送行动已经开始，包括六十万来自合并后区域以及四十万来自德国本土的总计约一百万犹太人陆续抵达总督府。

如果艾希曼所说的尼斯科历险是真的——当然也没什么理由不相信他——那么他，或者更有可能是他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上司弗朗茨·施塔勒克准将，一定早在几个月前对事态的发展就已翘首期盼了。这位施塔勒克博士，正如艾希曼（每次都不忘带着博士二字）毕恭毕敬称呼的那样，在艾希曼看来是个非常卓越的人，具备良好的修养和见识，“是一个不带任何仇恨情绪和沙文主义色彩的人”——在维也纳，他曾经同犹太长老握过手。一年半以后的1941年春天，这位素养极高的绅士被任命为特别行动队A队指挥官；一直到1942年他在东线被杀之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对二十五万犹太人实施了枪杀行动。他志得意满地亲自把这个消息汇报给希姆莱，尽管特别行动队本属海德里希所管辖的安全警察及党卫军安全部。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1939年9月，当德国国防军还忙于占领波兰，艾希曼和施塔勒克博士就开始“私下”思考，如何让安全局对东线施加影响了。他们需要的是“波兰境内足够广阔的领土，并且从这块领土中分割出一块成立犹太自治区，一个保护国……这有可能就是最终解决方案”。他们立即自行展开侦察行动，未经任何人的指令。他们来到距离苏联边境不远的桑河畔的拉多姆区。他们看到“广阔的领土、村庄、集市、小镇”，这时“我们暗想：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既然到处都是搬迁户，为什么不能把人迁到波兰安置呢”。这将成为“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至少他们暂且有了自己的一片土地。

起初，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们找到海德里希，海德里希表示赞同并且让他们放手去做。他们的计划同海德里希对当时阶段“犹太问题”所做的总体规划恰好一拍即合，尽管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1939年9月21日，海德里希召集安全总局和特别行动队（在波兰已经开始执行任务）的“部门负责人”开会，在这次会上作出下一步总指示：集中关押犹太人，建立犹太长老委员会，并把全部犹太人遣送到总督府区域。以色列警察第六局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发现，会议记录证实，艾希曼出席了这次建立“犹太移民中心”的会议。由此，艾希曼或者施塔勒克的主动性，发展成了为执行海德里希的任务而生的具体计划。而眼下，成千上万主要来自奥地利的犹太人，仓皇之中被运到了这个上帝遗忘的地方。后来负责遣送荷兰犹太人的党卫军军官埃里希·拉亚科维奇对他们解释道：“元首已经同意犹太人建立一个新的家乡。这里没有房屋。如果你们建造，你们就有了家。这里没有水，周围所有的井都受到了病菌污染，会传播霍乱、痢疾和伤寒。如果你们打井，你们就有水喝。”“一切”看起来“美妙至极”，只是一些犹太人被党卫军赶出这天堂，驱赶至苏联，而另一些犹太人则嗅觉灵敏，主动选择了逃亡。但在当时，艾希曼抱怨道，“障碍始于汉斯·弗兰克”，他们忘了知会他，尽管这的确是“他的”地盘。“弗兰克上报到柏林，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开始了。弗兰克想要自己全权处理自己的犹太问题，他不希望他的总督府再接纳任何犹太人。那些已经抵达的犹太人得马上消失。”他们的确消失了，一些甚至被遣返，这在从前是不可能的，以后也绝不会发生。那些回到维也纳的人，被警察局注册为“职业集训归来”。这是一种奇特的倒退现象，又退回到纳粹运动亲犹太复国主义的阶段。

艾希曼渴望为“他的”犹太人争取到一些领土，这种渴望最好联系他自身的职业生涯来理解。尼斯科计划“诞生”于他事业急速上升的时期，他极有可能视自己为未来“犹太国”的总督，就像汉斯·弗兰克在波兰的地位，或者未来的保护官，好比海德里希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然而，整个事业惨遭滑铁卢，在客观可能性和“个人”主观欲望的问题上，一定给了他一个教训。既然他和施塔勒克都在海德里希的命令下行事，并且得到后者的明确肯定，那么对犹太人实施的这次奇特的遣返，显然给警察和党卫军暂时造成了打击。而这次遣返一定也教会了他，自己所在组织的权力尽管稳步提升，却并不代表可以所向披靡；国家部委以及其他党政机构，也都在为避免权势流失而摩拳擦掌。

艾希曼为“让犹太人脚下有坚实的土地”所做的第二次尝试，是马达加斯加计划。该计划要将四百万犹太人从欧洲运往那个距离非洲东南海岸不远的法属海岛上。该岛面积227678平方英里（约589900平方公里），土地贫瘠，原住人口437万。这个计划本来由外交部提出，然后转至帝国保安总局。因为用马丁·路德博士（此人在威廉大街处理一切犹太人事务）的话说，只有警察“掌握大规模遣送犹太人的经验和技术手段，同时确保对被遣送人员实施监管”。“犹太国”原设受控于希姆莱的警察总长。这个计划本身就有一段离奇的历史。艾希曼把马达加斯加错当成乌干达，总说自己怀着“犹太国思想的先锋人物特奥多尔·赫茨尔曾经的梦想”。不过确实早有人作过类似设想。早在1937年，波兰政府就大费周章地考察过这个计划，最后发现不大可能把三百万犹太人安全海运到马达加斯加；之后，法国外交部长乔治·博内提出相对保守的遣送计划，希望将大约二十万法国外籍犹太人运往法属殖民地。他甚至于1938年跟他的德国同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提议过此事。无论如何，1940年夏天，当艾希曼的移民生意完全陷于停滞状态时，他被派去设计一个遣送四百万犹太人到马达加斯加的详细方案。这个计划应当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直到一年后德军进攻苏联时才有所转变。（四百万对于实现欧洲无犹化还只是九牛一毛。这其中显然不包括三百万波兰犹太人。众所周知，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日子里，那些人就开始遭到屠杀。）除了艾希曼和其他少数更不权威的专家之外，似乎没有谁再重视这件事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不适合殖民，何况它毕竟是法属领地。就算这两点都可以忽略不计，这个计划仍需要能容纳四百万人的船只，而且还是在英国海军统领大西洋的战时实施。马达加斯加计划一直旨在扮演掩护的角色，其真正目的是要为从生理上灭绝西欧地区所有犹太人做进一步准备（对波兰犹太人的灭绝并不需要这样的掩护!）；同那些费尽心力却总在思路上比元首慢半拍的专业反犹部队相比，马达加斯加计划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熟谙之前的一切暗示——什么特别法案，什么“异化”，什么犹太人聚居区，都只是过程；把欧洲犹太人赶尽杀绝，才是最终目标。一年后，马达加斯加计划宣告作废，每个人从心理上，或者说，从逻辑上，都已做好了下一步准备：既然根本就不存在可供“遣送”之地，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灭绝。

为后代揭露真相的艾希曼从未意识到这些险恶算计。马达加斯加方案之所以无果而终，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时间。时间都被其他部门没完没了的指手画脚给耽误了。在耶路撒冷，警方和法院都试图打消他对此计划表现出的得意。他们向他出示两份上文提及的1939年9月2日会议的相关文件，其中一份为海德里希撰写的电传，包含对特别行动队的一些指示。这是第一次对“最终目标”（“要求较长一段时期”，并且被当作“最高机密”）和“达到这个最终目标的各个阶段”作出区分。“最终解决”一词尚未出现，而且这份文件对于“最终目标”的含义并未作出解释。于是，艾希曼可以说，那好吧，“最终目标”就是他的马达加斯加计划。当时，这个计划在德国所有部门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对于一次大规模遣送行动，集合所有犹太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预备“阶段”。但是，在仔细阅读这份文件之后，艾希曼马上说，他确信“最终目标”只可能意味着“生理灭绝”，并且总结说，“这个基本思路已经扎根在高层甚或顶层人物的脑子里”。这也许是真话，接下来他本该承认，马达加斯加计划不过是一场骗局。可他并没有那么做，他从未改变过他那个关于马达加斯加的说辞，也许他就是没法更改。这个故事仿佛被他的头脑录制在一盘特殊的磁带上。有了这盘磁带，他似乎就有了对抗任何形式的理性、论证、信息以及洞见的依据。

他记得，战争爆发（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的国会演讲中，“预言”战争将“消灭欧洲的犹太人种”）与入侵苏联之间存在针对中、西欧犹太人行动的空档期。可以确信的是，当时在德国各个政府部门以及被占领国当局也都在各尽其力地消灭“敌人，犹太人”，但并没有统一方针；看似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而且似乎都得到高层默许而各行其是，或者同其他部门的解决方案一决雌雄。艾希曼的办法是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因此需要一大片领土。他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因为相关人员不够理解他”，因为存在“竞争”、吵闹、拌嘴，因为每个人“都想说了算”。忽然间就来不及了：攻打苏联的战役“如晴天霹雳，突然爆发”。他的梦就此破灭了，同时终结的还有“为平衡双方利益寻求解决方案的时代”。另外，他在阿根廷撰写的回忆录中承认，“一个用法律、条令、规定来对待犹太个体的时代结束了”。按他的说法，结束的还远不止这些。他的事业也到头了，尽管从他眼下的“名声”来看，这样说简直是疯了，但也不可否认，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因为，无论是在“强制移民”的现状下，还是在一个纳粹统治的犹太国梦想里，他所在的部门都曾是一切犹太事务的终极权威；而现在，“关涉到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它竟退居二线，因为现在的任务都被转移到了不同部门，谈判协商也由其他总局来执行，听任前党卫军头目和德国警察总长的指挥”。这里所说的“不同部门”，是遴选出来的杀手团，他们在东部作为作战部队的后方，有着特殊使命，即对当地居民尤其是犹太人进行屠杀。而另一个总局，是奥斯瓦尔德·波尔领导的经济管理总局。艾希曼必须向其申请，才能获悉每次遣送犹太人的最终目的地。目的地要根据不同杀人组织的“吸收能力”，同时也要根据大量工业企业的奴隶劳工的需求来确定（很多企业发现在死亡营附近建立分厂有利可图）。（除了党卫军旗下那些不太重要的工业企业，法本化工公司、克虏伯工厂、西门子—舒克特工厂都制订了在奥斯维辛地区以及卢布林死亡营附近的建厂计划。党卫军同商人之间的合作完美无缺；奥斯维辛的赫斯就同法本化工公司代表的交情很好。工人工作条件极差，假借劳动杀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据希尔伯格的说法，在法本化工公司工作的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中，死亡人数至少达到两万五千人。）对艾希曼而言，遣送和运输不再是“解决方案”的最后阶段。他的部门成了纯粹的工具。于是，当马达加斯加计划被束之高阁时，他感到十分“怨愤和失望”；唯一尚可聊以自慰的是，他在1941年10月晋升为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

艾希曼记忆中最后一次自发的努力，发生在进攻苏联的三个月后，即1941年9月。那时，安全警察总长和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刚刚成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官。为了庆祝此事，他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诺用八周时间清除保护国内所有犹太人。发布会后，他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商大计，这些人包括弗朗茨·施塔勒克（当时是安全警察在布拉格地区的指挥官）、国务秘书长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前苏台德地方长官，在海德里希死后迅速继任保护官一职）。弗兰克在艾希曼眼里是个无用之辈，一个“施特赖歇尔式的仇犹分子，根本不懂通过政治方法解决问题，独断专行，我得说，他迷失在权力之中，只知道发号施令”。不过除了这一点之外，整个发布会还是挺令人愉快的。海德里希第一次露出“更有人情味的一面”，并且坦率地承认，“在发布会上信口开河说错了话”。这“对于了解海德里希的人来说，没什么可大惊小怪；他就是个有口无心的人，经常口无遮拦，事后后悔”。海德里希自己说：“闯祸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艾希曼继而说：“既然话已出口，没法收回，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拿出足够大的空间，让散居在保护国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住进去。”（一个犹太人的家乡，大流散中的犹太人聚集营。）不幸的是，弗兰克，这个施特赖歇尔式的仇犹分子，之后制定了一个具体方案，将“空间”选在了特莱西恩施塔特。或许是被权力冲昏头脑的海德里希直接命令特莱西恩施塔特当地的捷克人搬走，好给犹太人腾出“空间”来。

艾希曼被派到那里观察事态进展。令他大失所望的是：波西米亚人的城防位于伊格河畔，面积太小，那里最多可以为生活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九万犹太人中的一部分提供中转。（对于大约五万名捷克犹太人来说，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确成了一个通往奥斯维辛的中转站；而与此同时，大约两万多人被直接遣送至奥斯维辛。）尽管艾希曼的记忆漏洞百出，不过有可靠资料表明，海德里希最初将特莱西恩施塔特作为某些高级犹太人的特殊集中营，关押犹太长老会委员、声名显赫人士、有杰出贡献的退伍老兵、伤残军人、同非犹太人结婚的犹太人、六十五岁以上的德国犹太人（因此别名“老年营”）。这一集中营以德国犹太人为主，但不排斥来自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然而，即便是对这些计划内人口，这个城的面积也过于狭小。1943年，集中营建成一年后，这里开始了“瘦身”或者叫“松骨”行动，即通过遣送部分人口至奥斯维辛，缓解人口过剩的局面。某种层面上说，艾希曼的记忆没有差池。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确是唯一一个不受制于经济管理总局，而是始终直接由他指挥的集中营。其指挥官都是他的手下，并且级别在他之下；也只有在这个集中营里，他还有那么点耶路撒冷检控官用来指控他的呼风唤雨的威力。

艾希曼的记性似乎没有时间概念。他给莱斯警官讲述的特莱西恩施塔特事迹要比事实早两年。他当然没有严格遵循时间顺序，不过也不是毫无章法地乱讲。他的记性就好比一个仓库，里面堆满了最低劣的人情世故。一回想到布拉格，他脑中就出现伟大的海德里希亲自向他展示“更有人情味的一面”。几场庭审之后，他想起有一次出差到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也就是在那时，海德里希遇刺身亡。他记得自己是应当时德属斯洛伐克傀儡政府的内政部长萨诺·马赫之邀前往的。（在那个激烈反犹的天主教政府里面，马赫代表了德国版的反犹主义；他拒绝给受洗的犹太人提供特许，同时他还是斯洛伐克犹太人遣送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艾希曼之所以记得此事，是因为对他而言，收到来自政府官员的社交邀请并非寻常。这是一种荣耀。按艾希曼的说法，马赫是个性情随和的好人，还邀请他打保龄球。战争还在进行，他在布拉迪斯拉发除了跟内政部长打保龄球之外真的再没有别的公务了吗？是的，没有任何别的事了。他清楚地记得，刺杀海德里希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当时是怎么打的保龄球，饮品是怎么端上来的。四个月里录制五十五盘磁带，之后莱斯警官又回到这件事上，艾希曼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相同的故事，只补充说这一天令他“难忘”，因为他的“上司被谋杀了”。不过这一回，摆在他眼前的一份文件却表明，他被派往布拉迪斯拉发是去商讨“当时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遣送行动”。[1]他马上改口承认道：“没错没错，那是柏林下的命令，他们不是派我去打球的。”难道他几个月里以高度的一致性撒了两次谎？不大可能。对犹太人的驱逐和遣送行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打保龄球、成为部长的座上宾、听闻海德里希遇刺才令他印象深刻。就他那个记性，自然记不住这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位“刽子手”遭捷克爱国战士枪杀的日子是在哪一年。

假如他的记性能再好一点儿，他根本就不会提起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事。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挥别“政治解决”、开始“生理解决”的年代。事件发生时，他已知道元首下达“最终解决”的命令，另一次在其他语境下，他毫无顾忌地承认了这一点。若要实现海德里希所承诺的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无犹化的时间节点，则只可能意味着把犹太人集中并遣送到一些地点，再从那里输送到屠杀中心。实际上，此时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已经有了另外的功能。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对外的展厅——这里是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唯一获准进入的集中营。当然，那是另一个话题了。当时，这些无疑是艾希曼无暇顾及的事情之一；而且无论如何，这种事情也完全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1] 按本书德语版，这份文件上写道：“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奉安全警察总长、保安处处长之命，于1942年5月26日至5月28日前往斯洛伐克，目的：商讨眼前斯洛伐克地区犹太人遣散问题。”——译注

六　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屠杀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发起进攻。六或八周之后，艾希曼被召到海德里希在柏林的办公室。7月31日，海德里希收到一封来自赫尔曼·戈林的信。戈林时任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普鲁士总理、四年计划全权代表，另外，他在国家领导层（有别于党内职务）中的地位仅次于希特勒。这封信任命海德里希“就欧洲境内德国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准备总体解决方案”，并递交“一份……对犹太问题执行最终解决的总动议书”。海德里希在1941年11月6日给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信中提到，当他收到这些指示的时候，已经“受命筹备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工作多年”（赖特林格语）。从苏联战事之初，他就负责东部特别行动队的大屠杀事务。

海德里希跟艾希曼的面谈，以“移民问题的小型演说”开篇（尽管希姆莱对除特例之外的所有犹太人的移民禁令几个月后才正式下达，但实际上移民已经中止了）。然后他说：“元首命令对犹太人实施生理灭绝。”接下来“他一反常态地沉默了很久，似乎想要印证自己的话掷地有声。我到今天都记得。因为他的措辞小心翼翼，一开始我没抓住他要说的重点；后来我明白了，却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已经无话可说。因为这种事情，这种暴力解决方案，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我失去了工作的快乐，没法积极主动，我几乎被掏空了。这时候他对我说：‘艾希曼，你到卢布林去看看格罗波尼克[希姆莱在总督府的高级党卫军军官、警察头目之一]，帝国领袖[希姆莱]已经向他下达了紧急命令，您去看看他的进展如何。我想，他用了苏联坦克战壕去消灭犹太人。’会面的最后他说的这些话我至死难忘”。实际上，艾希曼在阿根廷时还记得，可到了耶路撒冷就忘了。因为此番对话关系到他在屠杀进程中所负的责任，遗忘对他很不利。其实海德里希不止说了这些：他告诉艾希曼整个行动“都转交给经济管理总局”。也就是说，行动不再受他自己的帝国保安总局所辖。此外，灭绝行动的官方代号就是“最终解决”。[1]

艾希曼绝不在最先得知希特勒意图的人之列。我们看到海德里希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多年，很可能从战事爆发之初就已开始；而希姆莱也称，1940年夏天法国战败后，他马上被告知（并抗议）这一“解决方案”。到了1941年3月，大概艾希曼与海德里希会面六个月前，“灭绝犹太人一事在党内高层就已经不是秘密”，这一点元首办公厅主任维克托·布拉克在纽伦堡庭审中已经证明。然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尽力澄清，他从来就没有进入到纳粹党高层，结果却徒劳一场。他向来只被告知完成特殊的、限制性工作所应该知道的信息。他的确是底层梯队中最早获知“最高机密”事务的人之一。甚至在传遍党政机关、与奴役劳工相关的企业以及最后整个军队军官阶层以后，这件事依然是“最高机密”。当然，保密是有一个实际目的的。那些详细知晓元首命令的人不再只是“传达命令的人”，而是晋级为“携带秘密的人”，他们须再举行特别宣誓。（艾希曼1934年以来就在帝国保安总局工作，其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发誓保密。）

再者，除特别行动队的报告外，所有同此事相关的书面材料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语言规则”，很难在这些资料中找到诸如“灭绝”、“清除”、“屠杀”这类明目张胆的词汇。杀戮被替换成“最终解决”、“外迁”、“特殊处理”；遣送至特莱西恩施塔特，也就是为优等犹太人准备的“老年营”，称作“更换居住地”，而其他的遣送被冠名为“迁居”；“东部劳动力”之所以叫“劳动力”，是因为犹太人通常被暂时安置在隔都，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用作临时劳动力。遇到特殊情况时，有必要对语言规则进行微调。于是，外交部的一位高官有一次建议，在同梵蒂冈进行的所有通信中，屠杀犹太人被统称为“极端解决”；这个想法很巧妙，因为，在纳粹看来，斯洛伐克天主教傀儡政权（梵蒂冈已经插手其中）的反犹法令还“不够极端”，把受洗犹太人排除在外是个“根本性错误”。只有当没有外人在场时，这些“携带秘密的人”才能不用暗语讲话，而在执行他们的日常屠杀任务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在他们的速记员和其他同事在场的情况下尤其不能。无论这些语言规则因何而起，事实证明，这套语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紊；而他们彼此间的通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之关键。另外，“语言规则”本身就是一个代号，它在日常语言中叫作谎言。因为，假如一个“携带秘密的人”被派去会见一个“外人”，比如艾希曼就曾被派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去会见瑞士来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收到命令的同时，也收到了他的“语言规则”，其中包括谎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伤寒肆虐，否则，先生们肯定也想去参观一下那里的。这套语言体系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令人漠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阻止他们把关于谋杀和谎言的“普通”认识与眼下之事画上等号。艾希曼特别爱喊口号、说套话，而且又不大会正常交谈，于是，他自然成了“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者。

然而正如艾希曼很快发现的，这套体系并不能完全与现实隔绝。他到卢布林去见武装党卫军准将、前维也纳地方长官奥迪洛·格罗波尼克。虽然控方一再强调是艾希曼“向他本人亲自传达对犹太人执行生理灭绝的密令”，不过格罗波尼克当然在艾希曼之前就已经获悉此事。他使用了“最终解决”这个短语，作为某种确定自我身份的密码。（控方提出了相似的论断，足以表明控方在第三帝国的官僚制度迷宫里是怎样地毫无头绪。控方以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赫斯为例，他也被认为是通过艾希曼接到元首指示的。辩方最后以“无确凿证据”为由反驳这一错误。实际上，赫斯本人在对他自己的审判中证实，他是直接从希姆莱那里接到这个命令的。他补充说，1941年6月，希姆莱告诉他艾希曼将同他讨论某些“细节”。赫斯在回忆录中称，这些细节关系到毒气的使用，而艾希曼对此极力否认。艾希曼很可能是对的，因为其他所有资料都跟赫斯的说法相矛盾。资料还表明，集中营书面或口头的灭绝命令，均经由经济管理总局，由局长奥斯瓦尔德·波尔，或武装党卫军中将里夏德·格吕克斯下达，而后者是赫斯的顶头上司。[赫斯证词的可信性令人生疑，详情参见R. Pendorf, Mörder und Ermordete，1961]而艾希曼同毒气杀人毫不相干。他定期与赫斯谈论的“细节”是集中营的屠杀能力，即每周能容纳多少仓人，也许还包括扩充计划。）艾希曼抵达卢布林时，格罗波尼克非常热情，跟一个下属带他四处参观。他们穿过森林来到马路上，马路右侧是工人们居住的普通住房。治安警长（也许就是刑事警官克里斯蒂安·维尔特本人，受元首办公厅直接领导，一直负责毒杀德国“病入膏肓者”的技术问题）来迎接他们，带他们看了几间木质小板房，然后“用一副小市民的、没教养的、粗鲁的嗓音”讲解：“他是如何做好隔离，启用苏联潜艇的引擎，释放毒气并将建筑中的犹太人毒死的。我也觉得这太可怕了。我不够坚强，不能听着这样的事情还能无动于衷。……至今我连伤口都无法直视。我就是那样的人。因此人们常跟我说，我当不了医生。我至今仍然记得，在脑海里设想那些画面，然后我的身体也开始不舒服，就好像它也经历过如此的焦虑不安。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它会让人心里的悸动久久不散。”

他还算幸运，因为他看到的只是未来特雷布林卡一氧化碳毒气室的准备工作。特雷布林卡是东部的六个死亡营之一，数十万人死在了那里。随后不久，同年秋天，他被直属上司米勒派去波兰西部瓦尔特高地区（也就是被并入德国领土的区域）视察灭绝中心。这个死亡营位于库尔姆（或者用波兰语，叫海乌姆诺）。1944年，来自欧洲各地的三十多万犹太人，先是“落脚”在罗兹隔都，后在库尔姆集中营被杀害。一切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同的只是方式——流动的毒气车取代了毒气室。这就是艾希曼所看到的：犹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被命令脱掉衣服；接着来了一辆卡车，直接停在门口；赤裸的犹太人被命令走上车，车门关闭，卡车开走了。“我没法说清楚[里面有多少犹太人]。我甚至都没能仔细看一眼。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不，我受够了。那喊叫声，还有……我太震惊了。后来我也把这些汇报给了米勒。他从我的汇报中没有得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之后我跟在卡车后面离开，看到了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幕。车停在一道长长的墓坑附近，车门打开，倒出尸体，扔进墓坑。尸体四肢那么柔软，好像还活着一样。我还看见，有一个老百姓用钳子拔他们的牙。然后我就跑开了——跳进我的车，嘴巴紧闭。那之后我在车里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跟司机一句话也没说。我受不了了。到极限了。我只记得，那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跟我说，我可以通过猫眼看一下卡车里面的人。我拒绝了。我做不到。我要离开这儿。”

不久以后，他就看到了更加恐怖的事情。同样是米勒的指示，他被派往白俄罗斯明斯克。米勒跟他说：“在明斯克，他们用枪杀死犹太人。我想听您汇报杀人过程。”起初似乎运气不错，因为他到达时，正巧“事情进入收尾状态”，对此他非常高兴。“我到那儿时，只看见几个年轻射手，向一个巨大壕沟里的死人射击。”不过他也看到了“让我受不了的一幕：一个女人，胳膊向背后伸着，接着我膝盖发软，走开了”。从明斯克回来的路上，他受命在利沃夫停留。这主意似乎不错，因为利沃夫（或者叫伦贝格）曾是奥地利的城市。抵达那里时，他“在目击恐怖之后第一次看到了悦目的景象，即为纪念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即位六十周年所建的火车站”——那是艾希曼一直“仰慕”的一段历史时期，因为他从小在父母那儿听说了那个时代许多美好的事情；还有人告诉他，他继母的亲戚们（他指的是家族里的那些犹太人）当时享受着舒适的社会地位，过着富足的生活。只看看这座火车站，压在心头的恐惧就烟消云散。他至今还对某些细节记忆犹新，比如雕刻的纪念年份。不过，也就是在这美丽的利沃夫，他犯下了大错。他会见当地党卫军指挥官并对他说：“这一带的事情太可怕了，我觉得年轻人会被训练成变态恶魔，怎么可以这样？轻易地就把女人和孩子杀了!这怎么可以!我们的人会要么发疯，要么变态，我们自己的人。”可惜，利沃夫跟明斯克如出一辙。当地长官很乐意向艾希曼展示这些景象，虽然后者极力婉言谢绝。他看到了另一番“可怕景象。那里也有一个壕沟，已经填满，血如泉涌。这也是我前所未见的。任务进行不下去了，我驱车回到柏林，向米勒长官作了汇报”。

事情还没完。尽管艾希曼汇报说，他“不够坚强”，看不得那些场面，说他没当过兵，没上过前线，也没亲历过行动，说他睡不着觉，做噩梦，然而九个多月后，米勒还是派他回到卢布林地区，在此期间兴奋的格罗波尼克刚在那里完成他的筹备工作。艾希曼说，现在，才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恐怖的时刻。刚到时，记忆中的木质阁楼已不在，他认不出那里了。而向导还是当初那个人，还是用当初那副粗鲁的嗓音。他来到写着“特雷布林卡”的火车站。这个车站跟德国任何地方的普通火车站没什么两样：同样风格的建筑、标识、时钟、装潢，模仿得太像了。“我在那里变得更加拘谨。我再也不走上前去看热闹了!但我还是看到，一队队赤裸的犹太人走进一所大厅似的房子，然后被毒死。在那里，有人跟我讲，他们被某种叫作氰酸的东西毒死。”

艾希曼实际上根本没看见多少东西。尽管他多次参观最大的，也是最为臭名远扬的奥斯维辛死亡营，但是位于上西里西亚、占地十八平方英里（四十平方公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只是一个灭绝营；那里其实是一个硕大的产业，大约有十万营民，囚禁着各种类型的犯人，包括非犹太人和奴役劳工（他们不受毒气制裁）。想要避开屠杀装置很简单。艾希曼跟赫斯一向交情不错，所以赫斯没有带他去看那些恐怖场面。他从没参与过集体枪杀行为，没有真的亲眼见过毒气杀人的过程，也没参与过挑选工人——每次运来的人里平均大约有四分之一首先被挑出来做苦工。眼之所见已经足够他去了解这架灭绝机器如何运作：有两种不同的杀人方式，枪杀和毒杀；枪杀由特别行动队来执行，毒杀则是在营地内部的毒气室或流动卡车里；营地里有精密的预防措施迷惑受害人，让他们到死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前文的引用都出自警方录制的磁带，在一百二十一次开庭中的第十次审判时全文播放。那是持续九个月的庭审中的第九天。被告人和辩方对磁带中支离破碎的陈述供认不讳。然而声音的主人，这个被厚厚的玻璃墙环绕的身体，也显得有形无实。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未提出抗议，只是提出，“稍后，当辩方发言时”，他也会向法庭呈上被告向警方提供的一些证据。但他始终没有兑现。感觉他可以马上就做他的总结陈词了，因为在这场“历史性审判”中，针对被告的犯罪事实似乎已经收集完毕，对他的一切指控似乎都已得到确认。对于这起案件所涉及的事实部分（尽管不是检控官对艾希曼的所有指控）不存在疑义。这些事实在开庭审判之前久已成立，而且也一遍又一遍得到了他的供认。正如他自己偶尔说的，用这些事实判他绞刑绰绰有余。（警方讯问过程中，有时会让他承认一些他没做过或者记不得是否做过的事情，这时候他就跟审讯警官说，“假如那都是真的，我愿意承认”，他很明白，“只剩下死路一条”，说他不知道如何补偿这一切，“眼下已经足够置我于死地了”。）[2]但是，既然负责的是遣送工作，而不是屠杀，那么有个严正的法律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就是他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由此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他是否有权判断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影响并承担法律责任（暂不考虑他符合医学意义下的头脑健全这一事实）。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已经目睹过遣送目的地的设施，而且也被惊到不知所措。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令人无法释怀的，是由法官们尤其是主审法官一次又一次提出来的：杀害犹太人同他的良心是否相违背？不过，这是一个道德问题，答案可能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假如案情事实已然澄清，那么还有两个法律问题跟着冒了出来。首先，按照他所引法律的第十条，由于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自救于迫在眉睫的性命之危”，他能否不承担刑事责任？其次，他能否申请减刑，根据同一法律的第十一条：他是否曾“尽其所能降低犯罪后果的严重性”或者“竭力避免更加严重的后果”？很明显，在1950年制定《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第十条、十一条之时，考虑的是犹太“同谋”。发生在各地的每个屠杀过程，都雇佣过犹太特别委员会，他们“为了自救于迫在眉睫的性命之危”犯下罪行；而犹太委员会和犹太长老之所以同纳粹合作，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避免更加严重的后果”。在艾希曼一案中，他本人的证词回答了以上两个问题。答案显然为否定。没错，他曾说他唯一的备选就是自杀。不过这是谎话，因为我们知道，杀人部队的成员若想拒绝这份差事，程序非常简单，而且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然而他在这一点上并不坚持，他不想人们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在纽伦堡文件里，“没有发现一起由于党卫军成员拒绝执行任务而被判死罪的案件”（Herbert Jäger,“Betrachtungen zum Eichmann-Prozess,”in Kriminologie und Strafrechtsreform，1962）。在这场审判当中，一位叫冯·德姆·巴赫—策莱维斯基的辩方证人作证说：“申请换岗就可以避开这项任务。尽管个别情况下要接受纪律处分，但是绝不会有生命危险。”艾希曼很清楚，他所要面对的，并非典型的“士兵两难境地”：“假如拒绝执行命令，可能会被军事法庭枪决；假如执行命令，可能会被刑事法官和陪审团处死。”正如戴西在他著名的《宪法之法》（Law of the Constitution）中指出的，假如仅作为党卫军成员，他永远不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只可能被带到为警察和党卫军特设的法庭。在向法庭作出的最后陈词中，艾希曼承认他可以找借口退出，也确实有其他人这样做。他总以为这样一步是“不能接受的”，甚至现在也不值得“尊重”，这种调转最多是另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战后风行的“公开不服从”之说是一个童话：“在那种环境下，这种行为根本不可能，没人那么做过。”那是“不可想象的”。假如他被任命为一个死亡营的指挥官，就像他的好朋友赫斯那样，他可能不得不自杀，因为他没有杀人的能力。（赫斯年轻时曾经杀过一次人。他刺杀了一个叫瓦尔特·卡多的人，后者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占领当局出卖了莱茵兰地区的民族恐怖主义者莱奥·施拉格特；后来纳粹把他奉为民族英雄。德国法庭判赫斯五年刑期。在奥斯维辛，赫斯当然不必亲手杀人。）不过没人会给艾希曼提供这一类的工作，因为那些下达命令的人“十分清楚一个人的极限在哪里”。不，他不会遭遇“性命之危”，因为他骄傲地宣称他总是“尽职尽责”，遵守宣誓效忠过的所有命令，他当然总是尽其所能去恶化“犯罪后果”，而不是减轻。他所说的情况里唯一算是“减刑情节”的，是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试图“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而且，无论这一点是真还是假，在这起特殊案件中都很难构成充分的减刑情节。这种说法没有法律效力，因为在他接到的标准命令中，其中一条就是“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于是，在磁带作为呈堂证供之后，死刑判决成了一个必然的结局。甚至从法律上讲，虽然以色列法律中的第十一条可能对于奉命行事者减轻刑罚，但鉴于罪行如此重大，这点对判决结果根本产生不了影响。（重要的是，辩护律师并未以上级命令而是以“国家行为”为由申请无罪辩护。这个策略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在纽伦堡用过，但未能奏效。当时他为弗里茨·绍克尔辩护。绍克尔曾是戈林四年计划办公室的劳动力配置专员，杀害过上万波兰犹太工人，于1946年被执行绞刑。“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E. C. S.Wade，British Year Book for International Law，1934]；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国家行为”说，与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哲学观如此一拍即合，他再试一次也不足为奇。令人惊讶的却是，在法官结案陈词之后、宣布判决之前，他竟然没有把上级命令当作减刑情节重新提出。）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会庆幸，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审判，即便对与犯罪过程不相关的陈词，也不会因其无关紧要、不够客观而弃之不理。因为很显然，事情并不像立法者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问题，阿道夫·艾希曼案件提供了一个再准确不过的答案。

首次参观东部屠杀中心之后不久，艾希曼于1941年9月从德国及其保护国组织了他的第一次大遣送。这正合希特勒的“心愿”。希特勒曾让希姆莱尽快实现德国无犹化。第一批遣送包括两万莱茵兰地区的犹太人和五千吉普赛人。这第一趟遣送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怪事。艾希曼从来没有自作主张过，他总是极其小心地“履行”命令，甚至不愿意主动提出建议，总是在等待“指示”（所有与他合作过的人给出的证词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而现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做了违背命令的事：他没有把这些人运到苏联的里加或明斯克（到了那里他们就会立即被特别行动队枪决），而是运到了罗兹隔都，他知道那里的灭绝工作还没有筹备完毕。而这是因为，那个营的负责人，某个叫作于波霍尔的执政官，找到了从“他的”犹太人身上揩油的办法。（事实上，罗兹隔都建得最早，拆得却最晚；它的营民中，除了病死饿死的，都活到了1944年夏天。）这个决定令艾希曼陷入了不小的麻烦。隔都人满为患，于波霍尔先生没兴趣接收新来的人，也没有地方安置他们。他非常生气，向希姆莱抱怨艾希曼用“从吉普赛人那里学来的讨价还价”欺骗他和手下。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保护了艾希曼，这件事很快就风平浪静，被人遗忘了。

最先遗忘的是艾希曼本人。无论在警方的问讯中还是在他的各种版本的回忆录里，他都没有提及此事。当他的辩护律师当庭向他出示这些文件、请他确认时，他坚持自己当时有一个“选择”：“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司让我在两个命令里选择一个。……其中一个是罗兹。……如果罗兹有难度，就转送至东部。当时我说，我已经看过了当地的筹备情况，并据此决定，尽全力把这些人运到罗兹去。”辩护律师试图从这件事里总结出，艾希曼只要有机会就会去援救犹太人——这当然不是真的。控方后来拿同一件事盘问他，并且想要证明，艾希曼本人决定所有被遣送者的终点站，因此也决定了哪一批遣送者要被灭绝——当然也不是真的。艾希曼自己的解释则是，他没有违抗命令，只是利用了“选择权”——同样不是事实。因为他很清楚在罗兹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他的命令里相当明确地写着：最终目的地，明斯克或里加。尽管艾希曼把这些全忘了，可这显然是唯一可以证明他曾试图解救犹太人的例子。然而三周后，海德里希在布拉格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艾希曼说“关押[苏联]共产党员[随后被特别行动队执行处决]的地方也可以接收犹太人”，还说他已经同那里的指挥官就此“达成一致”。会议并就罗兹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最终的解决办法是，从帝国（包括奥地利、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输出五万犹太人，运到特别行动队在里加和明斯克的执行中心。这样一来，我们也许就能够回答兰道法官的那个问题，也是在每个密切关注这起审判的人心中最重要的那个问题，即被告是否有良知：是的，他曾有良知，而且他的良知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运作了约四个星期；而之后，则与人所期望的完全背道而行了。

就算良知犹在的那几个星期，其运作也有十分奇怪的限度。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在接到元首命令前，艾希曼就知道东部特别行动队的屠杀行动；他知道所有苏联高层（“共产党员”）、所有波兰高级知识分子、所有当地犹太人直接在前线后方被集体枪杀。另外，同年7月，在被海德里希召见的数周之前，他从一位驻守在瓦尔特高的党卫军成员那里收到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冬天，犹太人将不再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值得严肃考虑一下，“通过某种最快速有效的方式杀死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是否不失为一种最人道的解决方式。至少比任由他们饿死要好些”。在一封附件中，收信人被称为“亲爱的艾希曼同志”，写信的人承认“这些事情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不过的确可行”。这种承认表明，信的作者对于元首更加“不可思议的”命令尚不知情；不过这封信也说明，该命令已经沸沸扬扬到了什么程度。艾希曼从来没有提到过这封信，而且很可能当时对它也不觉大惊小怪。因为这个方案只涵盖波兰本土犹太人，并不涉及来自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犹太人。撼动他的良知的，并不是屠杀的想法，而是屠杀德国犹太人这一想法。（“我知道特别行动队接到了屠杀命令，对此我并不否认；不过，从德国来到东部的犹太人也遭受同样的命运，这一点我从不知情。” ）老党员威廉·库贝的良知也是如此：看到佩戴铁十字勋章的德国犹太人来到明斯克接受“特殊待遇”时，这位德国在苏联占领区的总督怒不可遏。由于库贝比艾希曼表达得更清楚，他的话或许可以告诉我们，艾希曼良心受煎熬时的真实想法。库贝在1941年12月写信给他的上级说：“我当然下定决心，准备协助解决犹太问题。但是，跟我有共同文化土壤的人当然不同于当地这些畜生般的野蛮人。”这种良知——假如有过抗议，那么也是抗议杀害“跟我们有共同文化土壤的人”——在希特勒政权之后依然存在；在今天的德国人中间，这样的“错误信息”仍然根深蒂固，即，被屠杀的“仅仅是”东欧犹太人。

并非只有德国人以这种思维方式区分“野蛮人”与“文化人”。哈里·穆利什（联系萨洛·W.巴龙在证词中关于犹太人民的文化和思想成就的内容时）说他突然想到如下问题：“假如犹太人如同遭灭顶之灾的吉普赛人一样，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那么杀死他们还能算是罪大恶极么？艾希曼究竟是以人类破坏者还是以文化歼灭者的身份受审？一个杀人犯是否因为在杀人过程中同时破坏了一种文化而罪加一等？”当他把这些问题抛给总检察官豪斯纳，得到的回答是：“他觉得是，我觉得不是。”最近上映的名为《奇爱博士》的电影让我们看到，我们无法就这样将过去掩盖，将痛苦束之高阁。影片中那位处处流露出纳粹痕迹的奇怪的炸弹爱好者，建议挑选几万人到地下掩体躲避即将到来的灾难。幸运的幸存者会是谁呢？是拥有最高智商的人!

如今让耶路撒冷如此困惑的良知问题，当年纳粹政府也从未忽略。事实上，在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行动的通信和预备行刺成功之后发表的声明中，几乎没有提及发生在东部的整个屠杀行为。人们可能推论认为纳粹过于高估了良知问题的现实意义。我们在此暂且忽略德国反抗希特勒的早期阶段，那时还是反法西斯性质的，完全是左翼运动。从根本上说，那时的反抗不涉及道德命题，更谈不上针对迫害犹太人，单纯是阶级斗争的“转向”。左派认为阶级斗争是政治的核心。此外，这种反抗在我们所探讨的这段时期却消失了，被冲锋队在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牢房里的恐怖行动所捣毁，被随着恢复军备之后而来的就业前景所动摇，被共产党采取的加入希特勒的纳粹党的“特洛伊木马”战略所腐蚀。战争之初的反对派只剩下一些工会领袖，一些对于是否存在后援既不知情也无法知情的“无家可归的左翼”知识分子，只靠一些阴谋苟延残喘，最终发动了7月20日的暗杀行动。（用集中营幸存者人数来衡量德国人抵抗的程度当然是不可取的。战争爆发以前，罪犯类别五花八门，其中许多人根本与抵抗不沾边：有些是完全“无辜的”人，比如犹太人，有些是“反社会分子”，比如已定罪的罪犯和同性恋，还有被判罪的纳粹等等。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在战争期间也曾经囚禁过来自欧洲各个被占国的抵抗战士。）

7月行动中的大多数谋反者是前纳粹或第三帝国高官。引起他们奋起反抗的导火索并非犹太问题，而是希特勒正在酝酿战争这一事实，以及无休止的良心冲突与危机。折磨他们良心的几乎仅仅是，他们犯下了严重的叛国罪，破坏了效忠希特勒的誓言。与此同时，他们陷进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之中，进退维谷：在希特勒风光的日子里，他们觉得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人们不会理解；而在德国人战败的年月里，“背后一刀”说又成了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一团乌云。最后，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天下大乱，防范发生内战的危险。办法就是，同盟国必须“理性”，在秩序恢复前“中止行动”。当然，所谓的秩序指的是德军抵抗的能力。他们对东部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敢说，公开的革命和内战对眼下的德国可能是最佳的选择，甚至都不会动那样的念头。德国的积极抵抗主要来自右翼，但是回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记录，就算谋反行动中大部分是左翼人士，局势也未必会有多么不同。无论如何，这只是个学术层面的问题，因为在战争年代，德国根本不存在“有组织的社会党人的抵抗”。德国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尔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3]

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即便在进攻苏联从而开启双线恐怖作战之后，即便在美国参战之后，事实上，即便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意大利倒戈、盟军登陆法国之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与这些坚定的大多数相对的，还有数量模糊的一些孤立个体，他们对这场国家危机和道德灾难看得清楚明白；他们当中或许不乏彼此熟识信任的人，他们是朋友，他们交换想法，却没有起义革命之念。最终，只剩下后来以谋反者身份而著称于世的人。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就任何事情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包括谋反的问题。他们的领袖是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此人曾任莱比锡市长，为纳粹当了三年的物价督察官，却早在1936年就已辞职。他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左翼代表人物、前工会领袖、社会党人威廉·洛伊施纳，许诺为他提供“大力支持”；在克莱绍集团，受到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的影响，常有人抱怨法治“正在遭到践踏”，然而这个团体最关心的却是让两大基督教教会讲和以达成其“在世俗社会的神圣使命”，并公开支持联邦制。（关于1933年以来所有抵抗运动的政治失败，格奥尔格·K.罗默泽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会为我们提供翔实的档案资料和客观的科学研究。）

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失败的命运越是不可逆转；此时政治分歧本应变得越发无关宏旨，政治行动则越发迫在眉睫。不过，格哈德·里特尔似乎再次找到症结所在：“如果没有[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的果断决定，抵抗运动可能多少会陷于孤立无援的被动状态。”这些人之所以团结在一起，是因为他们认为希特勒是个“骗子”、“半吊子”，“牺牲整个军队以保专家智囊团”，是个“精神病”、“魔鬼”，“一切罪恶的化身”。结合德国当时的语境，这些说法和他们自己偶尔用的 “罪犯、傻瓜”没什么差别。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才对希特勒有如此的认识，“不可能将党卫军成员或纳粹党以及政府要员”排除在外[弗里茨·黑塞语]；于是不可避免的是，即便在谋反者团体内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牵涉进纳粹政府的罪行之中，难脱干系。比如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伯爵，假如行动成功的话，他可能升任德国警察总长（按照戈尔迪拉拟订的未来部长名单）；还有来自帝国保安总局的阿图尔·内贝，他曾在执行东部流动屠杀任务的特别行动队B队中担任指挥官!1943年夏，希姆莱下达的灭绝计划达到高潮，格德勒考虑把希姆莱和戈培尔作为潜在的同盟者，“因为这两个人已经意识到，跟随希特勒将会万劫不复”。（希姆莱的确成了一个“潜在的同盟者”——戈培尔则相反——他完全清楚他们的计划，只是在刺杀行动失败之后，才对谋反者采取行动。）我引用的是格德勒写给陆军元帅克卢格的一封信稿，不过这奇特的同盟并不能被解释为面对军方指挥官采取的“战略考虑”，因为克卢格和隆美尔都已经“下令铲除那两个恶魔[希姆莱和戈林]”（里特尔语），更不用说给格德勒作传的里特尔，坚持认为以上引文“表达出格德勒对希特勒政权最强烈的仇恨之情”。

无疑，反对希特勒的这些人最终都赔上了性命，经受了恐怖的死法。他们中许多人勇气可嘉，但是促动他们的并非义愤或其他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动机仅仅是，他们确信战争会失败，德国要毁灭。这并不是否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比如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也许会因“反对1938年11月对犹太人的迫害”而采取政治反对姿态（里特尔语）。但是就在那个月，犹太教堂身陷火海，整个犹太民族似乎都置身恐怖：上帝的住所被付之一炬，信教的和迷信的人都担心上帝的报复。的确，在希特勒1941年5月下达所谓的“政治委员命令”后，高层军官很是不安；他们了解到，在下一场针对苏联的战役中，所有苏联高层以及全部犹太人都会被屠杀。如格德勒所说，这些团体同样心有不安：“在占领地区，用消灭人类以及宗教迫害的手段去对付犹太人……这种做法将永远成为我们沉重的历史负担。”但是，对他们而言，似乎除了“这会让我们[与盟军缔结合约时]的处境十分艰难”、“玷污德国的声誉”、有损军队士气之外，不会有什么更为恐怖的后果。听到一个党卫军军人“若无其事地说，‘用机枪扫射壕沟内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再用泥土掩埋仍在抽搐的尸体，这不能完全算是好事’”，格德勒喊道：“他们把一支曾为自由[1814年反击拿破仑]与统一[威廉一世1970年普法战争]而战的荣耀之军变成了什么!”他们也从不认为，这些痛苦可能跟盟军提出无条件投降之间也有一定关系；他们批评这个要求是“民族主义的”、“没有道理的”，是盲目仇恨的结果。1943年，德国败局已定，及至此时，甚至到后来，他们依然相信他们有权与他们的敌人“平等”谈判，谋求“公正和平”，尽管他们十分清楚，希特勒无缘无故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多么不义。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对于“公正和平”的标准。格德勒在多处备忘录中反复重申：“恢复1914年国境线[意味着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增加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另外，“德国在这个大陆上占据领头羊地位”，而且最好能收回南蒂罗尔!

从他们准备事成之后的告民众书中，我们还知道他们打算怎样向公众说明这个事件。例如计划成为国家元首的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在其草拟的宣言中大谈希特勒政府的“顽固”、“无能和无度”、“自大与自负”。然而最关键的一点，这个政府“最丧心病狂的行为”是，纳粹想要“军队领袖为即将到来的失败命运负责”；贝克补充道，罪行已经犯下，“玷污了德意志民族的荣誉，损害了整个民族在世人眼中的荣光”。而希特勒被清算之后，接下来怎么办呢？德军将继续战斗，“直到战争以荣耀的方式结束”——这意味着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奥地利、苏台德地区。的确有充分理由去肯定德国小说家弗里德里希·P.莱克—马勒茨文对这些人所做的尖锐判断。莱克—马勒茨文于德国战败前夕死于集中营，并未参与谋反。他听到刺杀希特勒失败的消息感到很遗憾，并在他那本几乎无人知晓的《一个绝望者的日记》（Tagebuch eines Verzweifelten,1947）中写道：“为时略晚，先生们，是你们造就了这颗德国的灾星，在一切似乎完好运转时紧随其后；你们……对面前的每个誓约毫不犹豫地发誓，把自己蜕变成可鄙的贴身侍卫，跟随这个杀人无数、让痛苦灾祸横行于世的罪犯；而今，你们再来背叛他，就像你们前天背叛了君主制、昨天背叛了共和国一样……伟大的毛奇身后这些不肖子孙啊[4]……现在他们的背叛已经昭然若揭，他们背叛这个行将就木之家，好给自己做政治辩护——这群人，是最庸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他们将曾经赋予他们权力的东西全部推翻。”

没有证据表明艾希曼跟“7·20事变”的人有过私下接触。也不大有这种可能。我们知道，即便在阿根廷，他依然当那些人是叛徒、混蛋。假如他有机会获悉格德勒在犹太问题上的“独创性”计划，他或许能发现些许赞同点。格德勒提议“对德国犹太人遭受的损失和虐待给予赔偿”——这是在1942年，那时候问题已不仅仅局限于 德国犹太人，他们所遭受的也不仅仅是虐待、劫掠，而是毒杀；不过除了此类技术问题之外，他还思考了更加长远的事，美其名曰“永久解决”，以便“使[所有欧洲犹太人]摆脱他们作为不受欧洲各国欢迎的‘客居民族’所处的尴尬地位”。（按艾希曼常说的套话，叫作使之“脚下有坚实的土地”。）为了这个目标，格德勒宣称“在殖民地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度”。备选有加拿大或者南美，或者他听说过的马达加斯加之类。他作出了一些妥协，并非所有犹太人都会遭到驱逐。跟纳粹政权初期的政策相当一致，他暂不剥夺“为德国作出过军事贡献的，或者证明其祖上具有光荣传统的”优先人群的德国国籍。无论格德勒“对犹太问题的永久解决方案”究竟是何用意，1954年里特尔教授虽对英雄十分敬仰，却仍认为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独创”。在纳粹党甚至党卫军内部，格德勒也能为他的这个计划找到足够多的“潜在同盟者”。

在上文引用的那封写给陆军元帅冯·克卢格的信中，格德勒曾恳请克卢格倾听“良心的声音”。但是他的一切用意都在于，一个将军起码得明白，“继续这场无望之战，是公开的犯罪”。日积月累的证据告诉人们，德国显然已经失掉了这样的良心，人们已经到了几乎记不起良心为何物的地步；人们也不去想想，这惊人的“德国新一套价值观”根本得不到世人苟同。他的话当然也不能全部当真。因为，在德国也有许多人从纳粹夺权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反对希特勒；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也许有十万人，也许更多，也许更少——因为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被人听到过。他们可能随处可见，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平民，也有教养很高的人士；他们存在于所有党派中，可能甚至有纳粹官员。在他们当中，诸如前面所说的莱克—马勒茨文或哲学家卡尔·雅斯佩尔斯这般为公众所知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的确确很虔诚，像我认识的一个手工艺人，任由自己的个性被摧毁，变成工厂里一个普通的工人，也不愿意履行几道“简单的手续”而加入纳粹党。少数人依然看重誓言，他们宁可放弃学术事业，也不愿以希特勒之名起誓。更大的群体来自工人阶层，尤其在柏林，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的犹太旧识。还有两个农家男孩，他们的故事被写入了金特·魏森博恩的《无声的起义》（Der lautlose Aufstand,1953）中。他们在战争末年被征入党卫军，因拒绝签名而被判死刑。奔赴刑场的那天，他们给家人写了最后一封信：“我们二人宁愿死，也不愿我们的良心被罪行玷污。我们知道党卫军要干什么。”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人什么都没做，他们的立场跟那些谋反者的也大相径庭。他们判断是非的能力并未受到影响，他们也从没遭遇过“良心危机”。在抵抗成员当中或许也存在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在谋反者当中所占的比例未必就比在普通民众中的比例高。他们既非英雄亦非圣人，他们一直保持缄默。只有一例，独一无二的一例，沉默的元素公开发声：绍尔兄妹，两个来自慕尼黑大学的大学生，在他们的老师库尔特·胡伯的影响下散发著名的小册子。在那些小册子上，希特勒被称作“集体屠杀犯”。这个称呼乃名副其实。

然而，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些文献以及对所谓“另一个德国”所作的宣言（假如“7·20事变”成功，这“另一个德国”将接替希特勒），那么你肯定会惊讶地发现，在他们与他们之外的世界之间存在多么深的鸿沟。否则该怎么解释格德勒的幻想，特别是希姆莱以及里宾特洛甫的美梦——在战争快结束的那几个月里，梦想通过跟盟军就战败德国进行谈判谋得一个全新的角色。假如说里宾特洛甫明摆着愚蠢，那么希姆莱可无论如何都不傻。

纳粹统治集团中，希姆莱最擅长解决良知问题。他创造了大量口号，比如著名的党卫军口号，摘自希特勒1931年对党卫军所作的演说：“我的荣誉叫作忠诚。”而就是这句话，被艾希曼当作“熟习引语”，被法官们视作“空洞的废话”。而且，按艾希曼的印象，这句话“总是在岁末年初时”抛出来，有可能同时还附带圣诞补贴。艾希曼只记得其中一句并翻来覆去地提起：“将来的世世代代不必再去打这样的仗了。”这里“打仗”的对象是妇女、儿童、老人以及其他“没用的饭桶”。其他的口号则出自希姆莱对特别行动队、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指挥官所作的演讲，包括：“挺过这些，同时克服人性的弱点，保持正派，这些令我们变得坚强。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光辉一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或者：“对于必须执行任务的组织而言，[执行‘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一命令]是我们迄今为止最为艰难的一步。”以及：“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把你们变成‘超人’，我们需要你们‘超越常人地冷酷无情’。”只能说，他们的期待并没有落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希姆莱几乎从未试图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假如他这么做，显然很快就会被当作耳边风。这些已经成为杀人凶手的人，心里盘算的仅仅是名垂青史和不可一世（“执行过两千年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任务”），那么当然要承受常人难以承受之事。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些杀人犯并不是天生的虐待狂或杀人狂；相反，为了剔除那些以杀人行凶获取生理快感的人，他们做了大量系统性的工作。特别行动队成员都来自武装党卫军。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武装党卫军的犯罪记录几乎并不多于德军常规部队，其指挥官是由海德里希从持有高学历的党卫军精英之中挑选出来的。于是，问题来了。所有正常人在目睹生理折磨时，都会产生本能的同情，这些人将如何说服自己的良心呢？显然希姆莱的本能反应更加强烈，他设计的计策很简单，而且应该也十分奏效：让这些本能转向，不再对他人，而是对自己产生同情。于是，人们不再说：我对这些人做了多么可怕的事!而是说：我得承受多大的痛苦才能完成这可怕的任务!这任务给我造成了多么沉重的负担!

艾希曼的记忆在涉及希姆莱的天才口号时漏洞百出，这也许说明，还存在其他更有效的方式用于解决良心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正如希特勒已经正确预见到的，就是战争这个简单的事实。艾希曼反复地说，对待死亡有“不同的个人态度”，如今“尸横遍野”，到了这样一个世道，人们对于死亡根本无动于衷，哪怕是对自己的死亡也一样，因为“我们是今天死还是明天死，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当我们发现第二天自己还活着，我们常常诅咒怎么还没死”。将暴力死亡的氛围推向极致的是，在最终解决的后期，依靠的不再是暴力枪杀，而是毒气工厂。毒气杀人从始至终都与“安乐死计划”紧密相关。从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星期直到进攻苏联这段时间，希特勒曾下令对德国的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计划”。始于1941年秋天的灭绝计划，采取所谓的双轨制：毒气工厂和特别行动队双管齐下。特别行动队主要部署在军队后方，尤其是苏联境内。屠杀行动以打击游击战为幌子，受害者不单纯是犹太人。除了对付游击队外，特别行动队还对付苏联高官、吉普赛人、反社会分子、疯子和犹太人。犹太人被列为“潜在敌人”。然而不幸的是，苏联犹太人经过了好几个月才弄明白这一切，想撤离已经来不及了。（老一辈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以解放者的身份受到欢迎；无论老少，都没有听说过“犹太人在德国或者哪怕在华沙的遭遇”；按照德国情报部门从白俄罗斯发来的报告所言[据希尔伯格]，他们“消息太不灵通”。更值得注意的是，抵达这些区域的德国犹太人竟然幻想自己是作为第三帝国的“先锋队”被派来的。）这些执行“特殊任务”的机动杀人部队（只有四支，每支规模相当于一个营，人数不足三千人），必然同军队紧密合作；的确，二者的关系通常很“出色”，有时甚至堪称“亲密”。将军们显得“出奇地善待犹太人”。他们不仅把犹太人亲手交给了特别行动队，而且还经常把他们自己的人，也就是普通士兵，借调过去协助杀戮。希尔伯格估计，被他们杀害的犹太人总计达到了一百五十万。不过，造成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元首针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生理灭绝令，而是一个更早的命令。那是在1941年3月，希特勒向希姆莱下达命令，让党卫军和警察准备“在苏联执行特殊任务”。

元首的全体灭绝令（不仅针对苏联和波兰犹太人）尽管签署时间较晚，其历史却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它既不是出炉于帝国保安总局，也不是由海德里希或希姆莱的部门所酝酿的，而是由元首办公厅制定的。它与战争毫无干系，也从不以军事需要为托词。格拉尔德·赖特林格的《最终解决》用确凿的资料证实东部毒气工厂进行的灭绝计划源自希特勒的安乐死计划，这是该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令人愤慨的是，艾希曼审判与“历史真相”如此息息相关，却对这层事实联系不闻不问。这本可以给那个争论不下的问题提供一丝线索，即：隶属于帝国保安总局的艾希曼，究竟是否参与了毒气杀人行动。尽管艾希曼的下属罗尔夫·金特可能本人对此很感兴趣，但是艾希曼不太可能参与其中。格罗波尼克在卢布林地区建立了毒气工厂，艾希曼曾拜访过此人。不过，当需要更多人手时，格罗波尼克并没有去找希姆莱、其他警察或党卫军高层。他写信给元首办公厅的维克托·布拉克，后者把他的要求再转达给希姆莱。

按希特勒1939年9月1日下达的命令，最早的毒气室于同年建立。命令中称：“应允许……无药可医者安乐死。”（也许正是这种毒气使用的“医学”根源激发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坚信，用毒气杀人也应当被视作“一起医疗事件”。）这个想法本身一点也不新鲜。早在1935年，希特勒就告诉他的帝国医疗卫生总长格哈德·瓦格纳，“如果开战了，那么他将启动安乐死方案并负责执行，因为战时执行起来更加容易”。这项命令很快就在精神病患者身上得到执行。1939年12月到1941年8月，大约五万名德国人死于一氧化碳毒气室。那里用来杀人的房间掩饰得跟后来奥斯维辛中的一模一样，都做成淋浴间和洗澡间。这个计划彻底失败了。周围的德国人不可能不知道毒气杀人的秘密。那些想必无法采取“客观”视角看待医学本质与医生使命的人抗议声四起。几乎就在德国停止毒杀行动的那天，东部的毒杀行动——或者用纳粹的语言来说，为“允许安乐死”而采用的“人道杀人方式”——启动了。在德国参加安乐死计划的雇员，如今被派到东部修建新的杀人工厂，去消灭整个民族。这些人原为希特勒的办公厅或帝国卫生部成员，现都听命于希姆莱。

人们精心炮制五花八门的“语言规则”，以便欺骗和伪装。在给杀人犯洗脑方面，这些语言规则中没有哪一条比希特勒最早的战时令更为奏效。在这则战时令中，“谋杀”被替换成了“允许安乐死”。审讯警官曾问艾希曼，因为这些人注定难逃一死，所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个命令听上去是否有些讽刺。艾希曼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审判期间，当证人讲述党卫军的暴行时，艾希曼表现得义愤填膺。尽管法庭和大多数观众没有看到他的愤怒，因为他执拗地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结果却使他们误以为他“无动于衷”、漠然置之。真正促使他出离愤怒的，并不是被指控杀害上百万人，而仅仅是一个证人指控他曾经将一个犹太男孩殴打致死。这个指控已被法庭驳回。的确，他曾把人运到特别行动队的地盘。那些人并不“允许安乐死”，而是枪杀。不过，在行动后期，随着毒气室的扩建，用枪杀人已经没有必要。这或许令他得到些许解脱。他一定会以为，新方法意味着纳粹政府在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上发生了决定性改善，因为毒气杀人计划的初期明文规定，安乐死的权利只留给真正的德国人。随着战争的推进，暴力与恐怖的死亡在苏联前线、非洲沙漠、意大利、法国海岸，在化为废墟的德国城市蔓延肆虐；奥斯维辛、海乌姆诺、迈丹尼克、贝尔茨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布尔的毒气中心，必然从事实上充当了安乐死专家们所说的“公共护理慈善基金会”。另外，1942年1月起，东部就有了安乐死项目，旨在“帮助冰天雪地里的伤员”。尽管以这种方式杀害伤员也属于“最高机密”，但是很多人都知道此事，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最终解决”的执行者。

经常有人指出，由于公众以及少数教会高层人士的愤怒抗议，德国国内不得不停止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然而，当毒气杀人的对象变成犹太人以后，这样的抗议之声却再也听不到了，尽管其中一些屠杀中心就位于当时的德国领土，尽管周围居住的都是德国人。无论如何，这样的抗议在战争之初的确是有过的；先不谈“安乐死教育”的效果，人们对待“通过毒气无痛致死”的态度很可能随着战争进程发生了改变。这种事情很难进行考证。没有档案资料予以支持，因为整个工程的保密性很高，没有一名战犯提及过此事，甚至纽伦堡医学法庭上的被告也没有过，后者在安乐死问题上却引述了大量的国际性文献。也许他们忘记了公众舆论的风向，也许他们从未关心此事，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他们“客观科学”的态度比普通的舆论观点更加先进。不管怎样，还是有一些值得相信的见证者。他们很清楚，他们的邻居不会再有跟自己一样的震惊反应。他们的战争日记里记载了一些珍贵的故事。在整个德国道德崩溃之后，那些故事流传了下来。

莱克—马勒茨文（我前文提到过此人）讲到了一个女性“领袖”。这个人于1944年夏前往巴伐利亚并给当地农民鼓舞士气。她没有浪费时间去讲“神奇武器”和胜利进军，而是坦率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她说，一个好的德国人不畏惧这场失败，因为元首“他慈悲为怀，一旦战争失利，他会备好毒气送德国人民舒舒服服地升天”。作者还写道：“哦不，我不是在异想天开。这位可爱的女士并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我亲眼见过她：肤色泛黄，四十来岁，眼神疯狂……后来怎样了？这些巴伐利亚农民有没有至少把她扔进湖里冷却一下她对死亡的热情？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摇摇头各回各家去了。”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其中的人物不是“领袖”，甚至可能连纳粹党员都不是。故事发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一个不同于德国其他地方的角落；时间是1945年1月，之后没几天苏军就摧毁了这座城市，占领了它的废墟，吞并了整块地区。汉斯·冯·兰斯多夫伯爵把这个故事写入了他的《东普鲁士日记》（Ostpreussisches Tagebuch, 1961）。当时他以医生身份留在这座城市，照顾无法撤离的伤兵。他被召到乡下某一个巨大的难民中心，那里已经被红军占领。突然有个女人跟他说话，让他看她的静脉曲张，她已患病多年，但现在想要治疗了，因为她有了时间。“我想解释，眼下更重要的是撤离柯尼斯堡，手术可以以后再说。我问她：‘您想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全都会被运回德国。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跟大多数真实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给人的感觉是残缺不全的。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

[1] 本书德语版（169页）中还补充了一句，说他的报告“跟生理灭绝毫无干系，而是一个纯粹的警务行为，也就是说，局限于侦查任务”。——译注

[2] 此段引文译自德语版（177页）。——译注

[3] 德语版（187页）中补充说明，亨克（Henk）在《1944年7月20日之悲剧》（“Tragödie des 20. Juli 1944,” 1946）中使用了“社会党人抵抗组织”这个词，而里特尔在《卡尔·格德勒与德国抵抗运动》（“Carl Goer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 1954，532页，注释63）中，通过引证豪巴赫（Haubach）、密伦多夫（Mierendorff）和雷波尔（Leber）的话，驳斥了这种观点。——译注

[4] 此句译自德语版。——译注

七　万湖会议或彼拉多

我这份关于艾希曼良知的报告，目前为止使用的都是被他本人遗忘的材料。按照他自己对此事的陈述，转折点不是发生在四个星期，而是四个月之后。那是1942年1月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纳粹惯于称之为副部长级会议，也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万湖会议，因为海德里希邀请与会者到柏林这块郊区的一座别墅里。会议的官方名称就已显示出其重大性。因为假如将最终解决的范围推广到全欧洲，那么光有国家机关的默许显然不够，还需要所有部长以及全体行政部门的通力合作。希特勒上台九年后，德意志帝国所有部长都已经是资深纳粹党员；政权初期只是“配合”的人，已经被纳粹轻松取代。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百分之百可靠，因为很少有人像海德里希或希姆莱那样完全依赖纳粹党才平步青云。还有一些人不全靠纳粹党发迹，像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从前是香槟酒商，现在却也没什么影响力。然而，涉及国家行政机关里部长直属的高层官员，问题就棘手得多了，因为这些人是每个政府部门的骨干，不容轻易替换；希特勒像后来的阿登纳一样，只要这些高层还没有彻底失去底线，就容忍他们的存在。所以，各个副部长和法律以及其他领域专家往往甚至连纳粹党员都不是，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海德里希的顾虑，他担心能否让这些人积极参与到集体屠杀中来。艾希曼说，海德里希“准备好迎接万难之难”。然而，他却大错特错了。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协调各方力量执行最终解决方案。讨论首先集中在“复杂的法律问题”上。比如，对于拥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者，应该杀死还是绝育？随后所有到会者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是各种杀人方式，展开了开诚布公的讨论，并非常“愉快地取得了一致意见”。所有人都对最终解决方案“兴奋异常”。这里面尤其要提到内政部副部长威廉·施图卡特博士。他向来以对“极端的”党政措施持沉默和保守态度而闻名；按汉斯·格洛布克博士在纽伦堡的证词，施图卡特还是一位忠实的法律捍卫者。不管怎样，困难当然是有的。波兰总督府的二号人物约瑟夫·比勒，对于将犹太人从西部撤离到东部的前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这意味着波兰要有更多的犹太人；他提议推迟撤离行动，并“在总督府执行最终解决，省去转移的问题”。来自外交部的官员带着精心准备的备忘录现身，表达“外交部对全面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迫切愿望以及思考方案”，可是没人对此感兴趣。正如艾希曼正确指出的，关键在于来自不同行政部门的成员不仅仅表达意见观点，还给出了具体的提案。会议持续一个多小时，不到一个半小时，然后上了饮料，人们共进午餐。这一“舒适的小型社交聚会”，旨在增进与会者彼此间必要的私人交往。这对艾希曼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他此前还从来没有参加过有这么多“高层人物”出席的社交活动。无论从官职还是社会地位上讲，他都是与会者中最低的一个。是他发的邀请函，并且为海德里希的开场演说准备了数据材料（满篇错误，不可思议）——毕竟，要杀死一千一百万犹太人是一项声势浩大的工程；之后，他还准备了会议记录。简单说，他相当于会议秘书。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那些国家政要离开后，他才被准许跟他的上司米勒和海德里希围坐在壁炉旁，“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海德里希抽烟喝酒”，他们并没有“聊工作，而是享受连续工作几小时后的休息时间”。两个人都心满意足，尤其是海德里希，兴致特别高。

那个会议日之所以让艾希曼难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尽管他一直在尽力协助“最终解决”，但总是对“这样一种暴力解决方案”心存疑虑；而今，这些疑虑终于烟消云散。“在万湖会议上，连最重要的人士，第三帝国的教皇们都发言了。”现在，他可以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不单是希特勒，不仅是海德里希和“神秘的”米勒，也不只是党卫军和纳粹党，就连具有优秀传统的官场精英也竞相争夺指挥这场“血腥”任务的殊荣。“那一刻我有了一丝彼拉多的感觉，因为我不再觉得自己有罪了。”他是谁，胆敢作出审判？他是谁，“对这件事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下好了。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由于谦逊而被毁的人。

根据艾希曼的回忆，接下来的事进行得比较平顺，按部就班。当年的“强制移民”专家很快成了一个“强制撤离”专家：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登记犹太人口，强制他们佩戴黄星以便于辨认，按照当时东部地区各个灭绝中心的相对容量集中调遣车辆。当满载犹太人的列车抵达一个中心，首先要把他们当中身强力壮的挑选出来干活，通常是去操作各种灭绝设备，剩下的人则立即被处决。偶尔会有不顺，但都是小状况。外交部同纳粹占领国或协作政府的高官接触，在遣送当地犹太人的问题上向他们施压，或者防止他们打乱既定顺序——在尚未对死亡中心的吸纳能力进行恰当评估的情况下，就一时冲动地把犹太人撤到东部添乱。（艾希曼记得是这样的，可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法律专家拟定了剥夺受害人国籍的必要条款，这样做是出于两点考虑：如此一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去追查他们的下落；与此同时，受害人原先的所在国就可以侵占他们的财产。财政部和帝国银行已经准备好了方便设施接收来自欧洲各国的巨额赃款赃物，甚至手表、金牙，全部都被帝国银行清理，然后发往普鲁士国家铸币厂。交通部提供必需的运力，即便铁路车辆短缺的时候，他们通常也能安排货运车厢。他们还负责确保这些火车的运行时刻不与其他列车相冲突。艾希曼及其下属将每节车厢的拟装载人数报给犹太委员会元老，后者再提交乘客名单给前者。犹太人登记姓名，填写大量表格，回答关于个人财产的海量问卷，从而使财产没收流程变得更加顺畅。然后，他们到达集合地点，踏上列车。少数试图躲藏或者逃跑的人，被犹太特别警察控制起来。就艾希曼所见，没有人提出抗议，也没有人拒绝合作。一个住在柏林的犹太证人在1943年写道：“这里的人在一天天走向自己的坟墓。”

这场行动将迅速覆盖纳粹在欧洲的全部占领区和盟国，施害者的良知问题必然成为横亘其中的巨大障碍。要全面扫除障碍，单凭受害者的逆来顺受肯定不够。因为那些施害者毕竟受过“汝不可杀人”的教育，知晓《圣经》里那句“你杀了人，又要夺了他的产业吗？”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恰到好处地引用了这句话。艾希曼称斯大林格勒惨败后的德国处在“死亡旋涡”，盟军对德国城市的地毯式轰炸，常被他当作杀害平民的正当理由，同样也常被今天的德国人用作大屠杀的挡箭牌。这种俯拾皆是的轰炸场面，虽不同于耶路撒冷报告中提到的暴行，但在恐怖程度上却毫不逊色；而这可能对于削减，或毋宁说泯灭施害者的良知作出了巨大贡献——假如当时他们还尚存一丝良知的话。不过，从证据来看，这种“假设”的可能性不大。早在德国本土遭遇战争恐怖之前很久，杀人灭绝机器就已被提上日程并经过了精心打磨。无论是在捷报频传的岁月，还是节节溃败的战争末期，其错综复杂的官僚机制都始终如一地精确运转。起初，当人们可能还有良知的时候，担任指挥角色的精英层，尤其是高级党卫军军官几乎没有人倒戈或变节；只有当德国战争败局已定时，他们才开始冒头。另外，这些背叛的规模从来就没有大到推翻纳粹杀人组织的程度；并且，这些个人行为并非出于怜悯，而是贪腐；背叛纳粹不是出于良心发现，而是希望在苦日子到来之前积攒一些钱财和人脉。希姆莱之所以于1944年秋天下令停止灭绝行动、拆除死亡工厂，是因为他荒唐并虔诚地以为，盟军会对这种殷切姿态表示感激。他对将信将疑的艾希曼说：此举既成，他便可以去磋商“胡伯图斯堡和约”了。这里影射的是1763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结束七年战争的《胡伯图斯堡和约》，该和约准许普鲁士在战败情况下仍然保留西里西亚。[1]

如艾希曼所述，最有力的良心安慰剂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看不到哪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真正反对“最终解决”。然而他反复提起一个例外，这肯定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情发生在匈牙利，当时希姆莱下令释放一百万犹太人，用以交换一万辆卡车，艾希曼就此事跟卡斯特纳博士进行磋商。事态的转变显然让卡斯特纳受到了鼓舞。他请求艾希曼关闭“奥斯维辛的杀人磨坊”。艾希曼回答，他将“欣然从命”，无奈此乃他及其上司力所不能及之事。事实的确如此。当然，他并不期待犹太人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到自我毁灭之中。不过他期待的也不只是顺从。他期待他们的合作，而且如愿以偿得简直超乎想象。争取到犹太人的合作，自然是他全部事业的“定海神针”，正如他在维也纳时代所经历的那样。假如没有犹太人协助管理和维护治安，局面就会完全陷于混乱，或严重损耗德国人力。正如前文所提，柏林地区的犹太人，最终全部由犹太警察集中、控制。（“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没有受害者一方的合作，很难单靠几千个人，而且大部分还是坐办公室的，就把十几万人消灭掉……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波兰犹太人全程只看见过几个德国人。”R.彭道夫在其著作中如是说。这些话用在那些被运到波兰受死的犹太人身上更为贴切。）因此，在占领领土上建立伪政府的同时，总是伴生着一个犹太中央组织；我们随后还会发现，纳粹未能建立傀儡政权的地方，便无法获得犹太人的合作。尽管伪政府的成员通常来自反对党派，但犹太委员会成员原则上都是当地声名显赫的犹太领袖，纳粹赋予他们很大权力，直到他们自己也被火车带走。如果他们碰巧来自中欧或西欧，那么会被运到特莱西恩施塔特或者伯根—贝尔森；如果他们来自东欧的犹太社群，那么终点就是奥斯维辛。

对于一个犹太人而言，在毁灭本民族的过程中担任犹太领袖，无疑是整个黑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种行为人们早有耳闻。不过，还是在劳尔·希尔伯格的教科书式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我之前提到过）里，其中可悲又可鄙的细节才首次被曝光。论及合作，高度同化的中西欧犹太中央社团与大量以意第绪语为母语的东欧犹太人并不存在什么区别。无论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在华沙,在柏林还是在布达佩斯，犹太官员被委托拟定人员及其财产名单，从被遣送者手中收取钱财用作其乘车费和灭绝费，监督清空公寓，提供警力协助抓捕犹太人，再把他们带到火车上，直到最后，把犹太社团的财产有序上交充公。他们分发黄色星标，有时候，比如在华沙，“出售臂章成为一项常见业务。当时有普通的布质臂章和可清洗的高级塑料臂章”。在他们受纳粹启发（而非胁迫）所作的宣言中，我们仍能感觉到他们多么享受于这份新近获得的权力。如布达佩斯委员会第一次声明所示，“犹太中央委员会被赋予全权处理一切犹太精神和物质财富以及全部犹太人力资源”。我们知道犹太官员成为杀人工具时的感受：他们就像“在船将倾覆之际，为安全抵达港口放弃大部分珍贵货物”的船长们，就像“牺牲一百人换取一千人的性命，牺牲一千人换取一万人的性命”的营救者。真相更加残忍。比如在匈牙利，卡斯特纳博士以牺牲大约476000人的代价解救了整整1684个人。为了不让生死变成“盲目的偶然事件”，则需要“真正的神圣原则”，作为“孱弱的人性之手的操纵者，写下那些默默无闻者的名字，决定他们的生死”。那么“神圣原则”又是如何挑选幸运之人的呢？是那些“毕生都在为孜布尔[2]奔波”的人，比如犹太长老以及“最杰出的犹太人”——卡斯特纳的报告如是回答。

没有人特意要求犹太官员们守口如瓶。他们是自觉自愿的“保密者”，不管是出于维持稳定、防止动乱（比如卡斯特纳博士的情况），还是出于“人道”考虑（如柏林当时的首席拉比莱奥·贝克博士所言，“坐等被毒死只会更残酷”）。艾希曼审判期间，一位证人指出这种“人道”的不幸后果：人们自愿被从特莱西恩施塔特运到奥斯维辛，并斥责那些试图告诉他们真相的人“简直是疯子”。我们熟知纳粹时期的各个犹太领袖。位居榜首的是哈伊姆·罗姆科夫斯基，罗兹首席犹太元老，被叫作哈伊姆一世。他发行过印有他签名的纸币，以及印有他头像的邮票。他还乘坐一辆破马车到处周游。紧随其后的是莱奥·贝克。他学识渊博、温文儒雅，接受过高等教育，相信犹太警察会“更加温和、更加得力”，会“令磨难得到缓解”（然而实际上，他们当然更加凶残、更难收买，因为对他们而言风险太大）。最后是几名自杀的犹太人。华沙犹太委员会主席亚当·车尼亚科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是拉比，而是一个自由信仰者，一个操波兰语的犹太工程师；但是他一定还记得犹太拉比的名言：“让他们杀死你们，但不要越界。”

耶路撒冷的控方小心翼翼地绕开阿登纳政府。出于更加重大也更显而易见的理由，他们本该避免把犹太委员会这页故事公之于众，这一点不言自明。（然而，这些情况却被人们公开拿出来讨论，并且毫不避讳地写进以色列的教科书——见马克·M.克鲁格的一篇名为《以色列青年和海外犹太人——精编历史课本》[“Young Israelis and Jews Abroad—A Study of Selected History Textbooks”]的文章，载于《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1963年10月。）无论如何，在此必须提及这个章节。因为，一个案子纵然证据堆积如山，却仍存在无法解释的空白。法官们举了一个例子，审讯材料中没有H.G.阿德勒的《特莱西恩施塔特1941—1945》（Theresienstadt 1941—1945,1955）一书，控方不无尴尬地承认该书“真实可信，基于无可争辩的事实材料”。之所以会有这个疏漏，理由很清楚。该书详细记载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委员会在接到党卫军总体指示后，如何制定出令人生畏的“遣送名单”，如何规定多少人将被运走以及这些人的年龄、性别、职业、来源国。被迫承认制定死亡名单（除了少数例外）是犹太委员会的任务，肯定会削弱控诉的力度。对于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出庭检察官雅各布·巴洛尔先生拍案而起，用暗示的方式说：“我们尽量在不损害被告完整形象的前提下，呈现那些跟被告有关联的事件。”假如将阿德勒的书呈堂，一定会损害被告的形象，因为书中内容与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主要证人所作证词相矛盾，证人宣称是艾希曼亲自制定的死亡名单。更为重要的是，这会令控方刻画的施害者与受害者形象不再那样泾渭分明。提交不支持控方的可靠证据，通常是辩方的使命，可是塞尔瓦蒂乌斯博士虽察觉到证词中存在一些细微的矛盾，却并未抓住如此手到擒来且众所周知的证据，个中缘由很难回答。他本可以指出，艾希曼从移民专家转变成“撤离”专家之后，就把他在移民时代的两位犹太故交任命为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元老”。两人分别为曾负责柏林移民事务的保罗·爱泼斯坦和曾在维也纳从事同类业务的拉比本雅明·默梅施坦。要想勾勒出艾希曼当年的工作氛围，这一点肯定比所有围绕盟誓、忠诚、绝对服从等美德所展开的唇枪舌剑更有效力。

夏洛特·扎尔茨贝格尔女士为特莱西恩施塔特所作的证词（我前面引用过她的话）至少让我们瞥见，控方再三提到的“完整形象”中有个无人问津的角落。主审法官并不喜欢“完整形象”这个表达，也不喜欢这副形象。他提醒过首席检察官许多次，“我们不是来这画画的”，而是“在诉讼，诉讼是我们审判的框架”，法庭“基于诉讼来形成审判意见”，控方必须“遵守法庭规定的程序原则”。控方完全没有遵从以上列举的任何一条刑事诉讼准则，更过分的是，控方拒绝引导证人发言，或者只有在耐不住法官一再催促时，才随意向证人抛出几个问题。结果，证人就好像是在参加一场由首席检察官主持的会议。在证人起立发言之前，检察官负责向观众介绍他们的身份；他们想发言多久都可以，但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们才会被专门问及某个问题。

控方宣证人一个接一个出场为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以及维尔纽斯[3]和考纳斯[4]的起义作证时，你尤其会感觉到，此刻的气氛不是一场公审大会，而是一场群众集会。发言者各尽所能地刺激观众的神经。但这些起义同被告的罪名没有任何关联。如果他们说出犹太委员会的努力及其重要而毁灭性的角色，那么这些证词对审判也许会有一些效用。当然有人注意到：证人谈到“党卫军和他们的帮手”时指出，后者当中包括“隔都警察（也是纳粹杀人犯手中的一枚工具）”以及“犹太委员会”。可是他们不愿从这一角度“细述”这一故事，而是把讨论的焦点切换到真正的叛徒身上，那些少数“无名无姓的人，不为犹太公众所识的人”，比如那些破坏“所有反抗纳粹的地下活动”的人。（这些证人作证期间，观众又换了一批人；现在，坐在观众席里的是“基布兹人”，即证人所属的以色列集体农场成员。）最纯粹也最有启发性的证词来自齐薇娅·鲁贝特金·楚克曼，她大约四十岁，美丽依旧，完全没有多愁善感或自暴自弃；她的证据很有条理，而且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话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从法律角度看，这些证人的证词无关紧要。豪斯纳先生在结案陈词中甚至没有提及其中任何一个。然而，这些证词却证实了犹太起义与波兰、苏联游击战士之间存在紧密关系；此外，尽管同其他人的证词（“所有人都反对我们”）之间存在矛盾，但这些证词可能对辩护方更有利，因为在大规模屠杀平民这个问题上，它们提供了比艾希曼反复说的“魏茨曼1939年对德宣战”更好的理由。（艾希曼的话是一派胡言。最后一次战前犹太复国者大会结束之际，哈伊姆·魏茨曼只是说，西方民主国家之战“是我们的战争，他们的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如豪斯纳所言，真正的不幸在于，纳粹从未把犹太人看作交战国的国民；因为，假如他们是交战国国民，他们或许还可以在战俘营或难民营里劫后余生。）如果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指出这一点，那么控方将不得不承认这些抵抗组织的力量是多么薄弱，他们的虚弱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在本质上是多么没有杀伤力——尤其是，他们在犹太人民当中是多么缺乏代表性。犹太人民甚至曾与他们兵戎相见。

这些耗费大量时间的证词对于法律量刑显然并无太大作用。而以色列政府在这件事背后的政治意图也不难破解。豪斯纳先生（或者本—古里安先生）大概想要传递这样一个讯息，即所有形式的抵抗都来自犹太复国主义者，似乎在所有犹太人中只有复国主义者懂得，就算不能拯救自己的生命，也要不惜一切挽救自己的荣誉（如楚克曼先生所言）；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人所能经历的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处于，或长期处于“无辜”的状态，这正是楚克曼夫人在证词中想要表明的意思。无论如何，这些“政治”意图毫不奏效，因为证人们都很诚实。他们对法庭说，所有犹太组织和党派都在抵抗中发挥了作用。所以，真正的区别不在复国主义者与非复国主义者，而在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人之间，而更为重要的区别则在年轻人与中年人之间。的确，那些抵抗者只是少数，或者说极少数。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一名证人所述，“这些少数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

不考虑法律问题，前犹太抵抗战士一出现在证人席上，就受到热烈欢迎。他们的出场，击碎了关于全面合作的那些阴魂不散的鬼话和围绕“最终解决”的那种令人窒息中毒的氛围。众所周知，灭绝中心的屠杀工作实际上是由犹太指挥者亲手完成的；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控方证人明白无误的确认——他们在毒气室和锅炉房如何工作，怎样拔下金牙、剪掉头发，如何挖墓坑，然后再把尸体挖走，抹去集体屠杀的痕迹；犹太技术人员如何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建造毒气室[5]，让犹太人的“自主权”在那里得到充分发挥，就连刽子手都是犹太人。不过这仅仅是恐怖而已，还谈不上道德问题。集中营里的劳动力由党卫军来选择并分类，后者尤其偏爱犯罪分子，而且，只会作出最差劲的选择。（在波兰尤其如此，纳粹在那里杀害了相当一部分犹太知识分子，同时还杀害了波兰知识分子和从事专业职务的人——这一点同纳粹在西欧的政策构成鲜明对比。在西欧，他们更愿意留下那些声名显赫的犹太人，用来换取德国平民囚犯和战俘。伯根—贝尔森原本是“犹太人质”的集中营。）而道德问题，存在于艾希曼描述同犹太人合作（甚至在最终解决之际）的所谓真相之中：“[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委员会如何组织……分配业务，都由委员会自己决定。不过领导层、领袖人选，那是不言自明的[由我们决定]。不过，我说过……这种任命方式，我们这么说吧，并非独断专行的结果。跟那些长期合作的元老打交道时，多少就像，就像在玩生鸡蛋，不得不慎之又慎……不能对他们颐指气使，理由很简单，法官大人，假如要对那些犹太元老，以类似‘你必须，你不得不’的方式说话，那么，那么将无济于事。因为，如果，如果你对面的人不，不喜欢他所做的事情，那么整个工作都会遭到损失……我们会尽最大努力让各方面满意。”[6]毫无疑问他们做到了。问题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于是，这副“完整形象”中最重大的遗漏便是，没有证人证实纳粹统治者同犹太元老们之间有过合作；于是，也就没有机会去提出那个问题：“为什么跟毁灭本民族，最终也毁灭你自己的人合作？”出庭作证的人里，唯一一名犹太委员会著名成员是布达佩斯的品查斯·弗罗伊迪格，也就是曾经的菲利普·冯·弗罗伊迪格男爵。在他作证时，观众席里发生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严重骚乱；人们用匈牙利语和意第绪语对证人大嚷，法庭不得不中断审判程序。弗罗伊迪格这位德高望重的正统犹太人瑟瑟发抖：“有人说，并没人建议他们逃跑。但是在那些逃亡者当中，有一半的人又被逮捕、杀害!”——而没有逃跑的人，有百分之九十九遇难。“他们能逃到哪儿？他们能逃到哪儿呢？”——可是弗罗伊迪格自己却逃到了罗马尼亚，因为他有钱，而且维斯利策尼帮助了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到底该做什么？”唯一的答案来自主审法官兰道：“我不认为这样就算回答了问题。”——那是一个由观众席而非法庭提出的问题。

法官们两次提到合作的问题。伊扎克·拉维诱使作证的抵抗者说出，“隔都警察”是“凶犯手中的工具”，并且承认“犹太委员会同纳粹的合作政策”。哈拉维法官从警方对艾希曼的问讯材料中发现，纳粹把这种合作作为其犹太政策的基石。然而，控方频繁向除抵抗者之外的每个证人提问 “你为什么不反抗”。在那些对审判的事实背景一无所知的人看来，这个问题再自然不过，其实这是在为没有直说出来的问题释放烟雾弹。于是，证人们对豪斯纳先生抛出的这个无解之题所作的一切回答，都离“真相、全部真相、唯一真相”相距甚远。犹太人整体确实没有得到有序组织，没有领土，没有政府，没有军队，在紧要关头也没有一个流亡政府作为同盟国的代表（魏茨曼博士领导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代办处顶多是个可怜的替补），没有武器库，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青年。不过，真相是，无论在地方还是国际上，都存在犹太社团组织、犹太党派和社会福利组织。犹太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公认的犹太领袖；而这些领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出于何种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同纳粹合作。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的确没有组织、没有领袖，那么就会乱象丛生，灾祸遍地；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总数则很难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之间。（按照弗罗伊迪格的估计，假如他们不听从犹太委员会的安排，那么会有将近一半的人得以自救。这当然只是一个推测，却跟我们从荷兰方面——为此我还要感谢荷兰国家战争档案馆馆长L.德容博士——得到的准确数据对上了。这真是讽刺啊。在荷兰，犹太委员会[荷兰语：Joodsche Raad]像所有荷兰高官显贵一样，迅速成为一个“纳粹工具”。十万三千名犹太人被运往死亡营，大约五千人以正常的方式——也就是说，在犹太委员会的协作下——被运抵特莱西恩施塔特。只有五百一十九名犹太人从死亡营里活着出来。对比这一数据，在两万到两万五千名逃离纳粹——这意味着也要逃离犹太委员会——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万人靠东躲西藏活了下来。这部分人占到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比例。大部分被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后来都回到了荷兰。）

我在故事的这一章不吝笔墨，详述耶路撒冷审判未能充分曝光的内容。因为透过这个故事，人们可以最清晰地洞见纳粹在欧洲上层社会——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几乎所有国家，不仅在施害者同时也在受害者身上——引发的全面道德崩溃。与纳粹运动中的其他元素相对比，艾希曼总是对“上层社会”心怀敬畏。他之所以在那些说德语的犹太高层人士面前彬彬有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识到他是在跟一些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打交道。他根本就不像某个证人所说的“天生奴性”，与冒险家、玩世不恭者、虚无主义者也都沾不上边。他至死不渝的追求，是“成功”；据他所知，这是衡量“上层社会”的主要标准。尤其有代表性的，是他对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人的最后总结。他和他的采访者萨森都同意把这个人“剔除出”他们的访谈。他说：“希特勒可能千错万错，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这个人有本事从一名德军准下士一跃成为八千万人的人民领袖……仅凭他的成功，就足以让我心服口服地受他领导。”[7]当他看到，各处“上层社会”跟他有着相同的热切和渴望，他便心安理得了。审判书中说他“闭耳不听良心的声音”。他根本没必要那样做，不是因为他没有良知，而是因为他的良知在以一种“高尚的声音”，以他身边高尚的人群发出的声音发声。

艾希曼的一个论点是，他身边没有能唤起他良知的声音；而控方的任务则是，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他本该听取一些声音，而且，他的工作热情远远超出了职责所需。结果，尽管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那些曾经劝他收手的声音变得模棱两可，也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他对杀戮的热衷。我们这里只需顺便提一下德国国内所谓的“内心流亡”。那些人大都供职于第三帝国，甚至有的身居高位；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告诉自己和整个世界，他们一直“从内心反抗”纳粹专政。此处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在说谎，而是，在这个被重重秘密包裹的希特勒政权下，“内心反抗”竟是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在纳粹的恐怖形势下，这几乎成了心照不宣之事。有一位著名的“内心流亡者”，认为自己刚正不阿。有一次他对我说，为了保守他们的秘密，他露面时不得不“在外表上”比普通纳粹更像纳粹。（这碰巧解释了，为什么组织那几次著名反抗灭绝杀人计划的不是军队将领，而是老党员。）于是，在第三帝国，不像纳粹一样行事却仍能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根本不露面，正如奥托·基希海默尔在《政治公正》（Political Justice,1961）中所言：“不参与重要公众生活事件”事实上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有罪的唯一标准。假如“内心流亡者”这个词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只能指一个生活在“盲信大众之中而又背弃自己民族的流浪者”，如赫尔曼·雅赖斯教授在纽伦堡审判庭上“代表所有辩护律师陈词”中所说的那样。因为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抵抗确实“彻底无意义”。这十二年里，的确存在着“外表冷酷的”德国人，但是他们的数量微不足道，甚至在抵抗运动成员当中也是微乎其微。近年来，“内心流亡”（这个词本身就包含歧义，既可以表示退到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去流亡，也可表示以流亡者的方式为人处世）这一口号已经成了一块笑料。前特别行动队成员之一、凶狠的奥托·布拉德费什博士曾组织杀害至少一万五千人，他在一个德国法庭上[8]说，他一直“从内心反抗”他的所作所为。也许一万五千人之死为他提供了在“真纳粹”看来必要的托词。（在波兰的一个法庭上，前瓦尔特高主席阿图尔·格赖泽尔提出了同样的论调，但相比之下却不够成功。他提出只是他的“秉公之心”实施了犯罪行为，他的“个人灵魂”则一直在抵抗。然而，他最终还是因“秉公之心”于1946年被处绞刑。）

艾希曼可能从没有遇到过“内心流亡者”，但他一定熟悉无数这样的政府官员，这些人今天声称他们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为了“缓和”事态，防止“真纳粹”占据他们的职位。我们提到过汉斯·格洛布克博士的著名案例，此人曾担任国务秘书、1953—1963年西德总理府人事主管。由于他是审判中提到的唯一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或许我们应该看看他有过哪些“缓和”行动。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格洛布克博士曾供职于普鲁士内政部，并且很早就显露出对犹太问题的兴趣。1932年12月，他制定了首批法令，要求申请改名者提供“雅利安血统证明”。希特勒上台一事虽未板上钉钉，却已露出强烈迹象，正值此时，这封信从天而降，而且竟然还是“最高密令”，也就是说，以法律形式确定的、旨在不引起公众瞩目的典型极权主义法则，后来过了很久，这种密令才成为希特勒政权的极权统治特征。格洛布克博士，如前所述，一直很喜欢研究姓名。由于他对1935年纽伦堡法案所做的解释比内政部犹太问题专家、老党员伯恩哈特·勒斯纳博士之前对“血统耻辱”的阐释更为苛刻，人们甚至可以控诉他令事态比“真纳粹”当权时更为恶劣。但是，即便我们承认他所有的善心，也很难看出，若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怎样做才能令事态好转。然而最近，一家德国报纸在做了大量研究之后，对这个令人迷惑的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他们找到一份档案，由格洛布克博士署名，裁定德国士兵的捷克籍新娘必须提供泳装照片，才能获取结婚证明。而格洛布克博士解释道：“这条法令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一场历时三年的丑闻”；因为在这项干预案颁布之前，捷克籍新娘必须上交裸体照片。

据格洛布克博士在纽伦堡所说，他有幸成为另一位“缓和者”、副部长威廉·施图卡特的下属。之前我们已经知道，施图卡特是万湖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之一。施图卡特缓和措施的对象是混血犹太人，他建议对他们进行绝育。（纽伦堡法庭根据其掌握的万湖会议笔录，不大会相信他对灭绝计划毫无所知，不过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最终裁决其以待审拘留时间抵押刑期。尽管知道施图卡特是纳粹党的“老派先锋人物”而且很久以前就加入了党卫军，是举足轻重的元老级人物，德国去纳粹化法庭还是只对他罚款五百马克，宣布他为“跟风者”。）显然，关于希特勒政府里“缓和者”的故事，只是浩瀚的战后传奇故事之一，我们也不可把它们当作可能触及艾希曼良心深处的声音。

随着基督教教长、新教牧师海因里希·格吕伯在耶路撒冷现身，关于这些声音的问题显得越发事关重大。格吕伯是唯一一个作为控方证人出庭的德国人。（巧的是，只有他和一位来自美国的迈克尔·穆斯曼诺法官不是犹太人；辩方提供的德国人证此前已被排除在出庭名单之外，因为依据审判艾希曼的法律，他们一旦在以色列露面便可能被捕、被起诉。）希特勒时代曾有数量上很少的一些政治影响力不大的反对者，格吕伯教长就属其中之一；他们反对希特勒不是出于民族主义原因，而是从根本原则上反对他；而且，他们在犹太人问题上一贯态度明确。由于艾希曼曾与他进行过数次磋商，他保证要做一个令人满意的证人。他在审判庭上一露面，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只可惜他的证词语焉不详。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记不得同艾希曼交谈的具体时间了；更要命的是，他也记不得当时谈话的主题了。他能清楚记得的只是：他曾因逾越节而要求把未经发酵的面包运送到匈牙利；还有，战争爆发后他曾亲自前往瑞士，向他在那里的基督教朋友申明形势如何危急，敦促他们给更多外国人提供移民瑞士的机会。（希姆莱下令禁止一切移民之后，才开始“最终解决”；而格吕伯同艾希曼的磋商一定先于最终解决令，很可能发生在进攻苏联之前。）他拿到了他想要的面包，平安抵达瑞士又平安返回。后来，遣送犹太人的行动开始了，他的麻烦来了。格吕伯教长和他的新教牧师团首先只是“代表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员以及获得军事嘉奖的人；同时，他们还要为那些战争造成的鳏寡老弱代言”。纳粹原本对这些人网开一面。现在，格吕伯被告知他所做的事情“与政府的政策相抵”，可是他没有遭遇什么严重后果。不过，这件事没过多久，格吕伯教长的确做了些不同寻常的事：他试图到法国南部的居尔集中营，维希政府在那里关押了大约七千五百名来自巴登和萨尔普法尔茨的德国犹太难民，艾希曼于1940年秋天将他们偷运出德国。根据格吕伯教长所述，那些人的下场比运到波兰的犹太人还要悲惨。这次尝试导致他被捕，并被投进集中营——先是在萨克森豪森，后来到了达豪。（相似的命运也降临在天主教神父、柏林圣黑德维希主教座堂大主教贝尔纳德·利希滕贝格头上。无论犹太人是否接受了洗礼，他都敢于公开为他们祈祷。这显然要比干预“特殊情况”更加危险。他还申请与犹太人共同前往东欧，最终死在了前往集中营的路上。）

除了证实“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对这场审判，无论在法律意义上还是历史意义上，格吕伯教长的贡献均乏善可陈。他对艾希曼的评价全是人们常说的那一套：他就像“一块冰”，像块“大理石”，“奴仆性格”，“自行车手”（德国人最近常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对上级俯首帖耳、对下属专横跋扈的人）。没有一个评价能显出他是个特别优秀的心理学家，尤其是“自行车手”这个判断，跟法庭已有的证据（证明艾希曼对下属相当平易近人）相矛盾。无论如何，庭审记录通常会删掉这类阐释和结论；可是在耶路撒冷，人们甚至又在宣判词里听到了类似的话。假如没有这些话，格吕伯教长的证词可能反而对辩方十分有利。因为，只要是艾希曼能批准的，比如未发酵的面包、到瑞士出差，他都会批准。此外，艾希曼从来没有给过一个直接回答，而是一直要求他再来一趟，因为他要先请示上级。[9]更重要的是，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有一次主动发问，向证人提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您是否试图影响过他？作为牧师，您是否试图诉诸他的情感、向他布道？是否告诉他，他的行为是违反道义的？”当然，这位勇敢的教长没做过此类事情，他后来的回答相当令人尴尬。他说“行动比言语重要”，并且认为“言语可能毫无用处”。他满口陈词滥调，和实际情况毫不相干。然而在当时，“只是说说”就已经是一种行动；神职人员的责任，就是去验证“这些无用的言语”。

比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提问更加切中要害的，是艾希曼对这一阶段的最后陈词。“没有人，”他重复道，“走到我面前，因我在工作中的任何表现而责备我。甚至格吕伯牧师也承认没那样做过。”他接着说：“他找到我，寻求缓解痛苦，但是并没有对我的工作表现提出过任何抗议。”从格吕伯教长本人的证词来看，似乎他不是在寻求“缓解痛苦”，而是希望从前得到纳粹认可的优秀人群能够被网开一面。从一开始，德国犹太人就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分类，这种区别对待：德国犹太人优于波兰犹太人，战场老兵和有功勋的犹太人优于普通犹太人，祖上就出生在德国的家庭优于晚近移入者，等等。这成了犹太高尚社会道德滑坡的第一步。（今天，面对此类事件，人们的反应通常是，似乎人之天性中存在这样一种法则，驱动每个人在灾难面前摒弃尊严。我们还记得那些法国犹太老兵，当法国政府为他们提供同样的优待时，他们给出怎样的态度和回答：“我们郑重宣布，我们拒绝接受一切作为退伍老兵应受的特殊待遇。”见《美国犹太人年鉴》[American Jewish Yearbook]，1945。）毋庸讳言，纳粹本身从不把这些差别当回事。在他们眼里，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但是，对犹太人进行分门别类一直发挥着某种作用，因为它有助于在德国人中维持稳定：只有波兰犹太人被运走了，只有那些逃避兵役的人被运走了，等等。那些不愿意闭上眼睛的人，肯定从一开始就明白，“为了更顺畅地贯彻普遍原则，通常都会允许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参见路易斯·德容名为《纳粹占领下的荷兰犹太人与非犹太人》[“Jews and Non-Jews in Nazi-Occupied Holland”]的文章，此文颇富启发性）。

接受对本民族进行分门别类，是一场严重的道德灾难。这是因为，每个要求获得“例外”的人，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这个等级原则；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忙于争取“特殊情况”以求特殊对待之时，没有人明白这一点。关于犹太受害者对“最终解决”的标准接受到什么程度，再没有比所谓“卡斯特纳报告”揭示得更加露骨了（Der Kastner-Bericht über Eichmanns Menschenhandel in Ungarn，1961）。甚至在战后，卡斯特纳仍然自豪于他成功营救了“卓越的犹太人”。纳粹于1942年正式提出这一范畴。似乎他也认为，一个著名的犹太人无疑比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更有资格活下来。履行这种“责任”，去帮助纳粹在茫茫人海中挑选出“著名”人物，因为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比直面死亡需要更大的勇气”。但是，就算申请“特殊情况”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并不知道他们变成了无意识的共犯，他们模模糊糊接受的这种对所有非特殊情况宣判死刑的原则，对那些专事屠杀的人而言肯定是再明白不过的。有人到他们这里来申请豁免，偶尔大笔一挥批准一下，并且赚取受害者的感激，这些一定会让他们觉得，就连他们的反对者也不会怀疑这种做法的公正性。

与此同时，格吕伯教长和耶路撒冷法庭犯了个大错：他们以为申请特殊情况的人只是政府的反对者。相反，正如海德里希在万湖会议上明确表示的，在特莱西恩施塔特为优等犹太人建立隔离区的想法是由来自四面八方的无数介入力量提出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后来成了对外参观的展示基地，用来欺骗外面的世界。不过，这并非建造者的初衷。艾希曼曾正确地指出，“其他集中营和特莱西恩施塔特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然而，在这个“天堂”里经常发生紧急而恐怖的减员行为。因为从来就没有足够的地方容纳那些优等人，帝国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下达的一项命令告诉我们，“在挑选外迁犹太人员时……要注意，被挑选出来的犹太人同外界没有特殊人脉和关系”。 换句话说，有些重要的犹太人若在东部消失，可能引发不愉快的质疑；于是，那些不太“卓越的”犹太人持续不断地充当了炮灰。这些“特殊人脉和关系”并不一定非在德国之外。按照希姆莱的说法，有“八千万德国人，每个都有些正派的犹太朋友。显然，特殊犹太人是头等犹太人，其他人都是猪猡”（希尔伯格）。希特勒本人据说认识三百四十个“头等犹太人”，他把他们同化为德国人，或者给他们混血犹太人的优待。数千名混血犹太人得到豁免，这或许解释了海德里希在党卫军、陆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希在戈林空军中分别扮演的角色；因为众所周知，海德里希和米尔希就是半个犹太人。（在主要战犯中，只有两个人临死前悔过：海德里希和汉斯·弗兰克。前者被捷克爱国者袭击九天后因伤口感染而死，后者则死在纽伦堡的死囚牢里。这个事实令人难以接受，你很难不去怀疑，海德里希悔恨的不是他杀过人，而是背叛了他的人民。）如果是由“卓越的”人代表“卓越的”犹太人出面干涉，通常都很成功。斯文·赫定，希特勒最狂热的崇拜者之一，为著名的地理学家、波恩教授菲利普森出面，因为后者“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过得很不像样”。在一封写给希特勒的信中，赫定威胁说，他对待德国的态度取决于菲利普森的命运走向。后来（根据H.G.阿德勒写特莱西恩施塔特的那本书），菲利普森先生很快就被安置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在今天的德国，“卓越的”犹太人这一概念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不再拿那些老兵和其他优等群体说事，但仍然哀叹“著名”犹太人的命运，对其他受害者却视而不见。有不少人，尤其在文化精英当中，仍然对德国曾驱逐爱因斯坦而公开表示惋惜。可是他们并未意识到，与之相比，杀害身边某个普通的小汉斯·科恩却是一宗更大的罪。

[1] 1763年2月15日，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在萨克森的胡伯图斯堡签订和平条约，标志七年战争结束。——译注

[2] Zibur，希伯来语，意为集体、社区。——译注

[3] 到1931年，维尔纽斯犹太人人数为55000人，占全城人口28%。维尔纽斯犹太人隔都位于老城，建于1941年德军取代苏军占领维尔纽斯之后。1942年1月21日，这里发生反抗德国占领者的武装起义。——译注

[4] 立陶宛第二大城市，1922—1940年间的旧都，是一个犹太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拥有欧洲最负盛名的犹太高等学府，有成熟的犹太生活社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里的犹太人达到40000名，约占全市人口的1/4。1940年，苏联入侵吞并立陶宛，开始大规模迫害，中断了犹太人的正常生活。1941年6月，德军击退苏军，后建立犹太人隔离区。那里的犹太人不是遭到屠杀就是被运往集中营。——译注

[5] 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毒气室后来并没有付诸使用。——译注

[6] 此段引文主要依照德语版。——译注

[7] 按德语版补充内容：他跟所有人一样“幸福地看到 ‘人民中的一员’、税务官员之子能够站在人民的最顶端”。这个发迹之路也象征了他的“最高理想：人民共同体”（Melita Maschmann，Fazit，Stuttgart，1963）。——译注

[8] 指1961年慕尼黑法院对他的第一次审判。——译注

[9] 此处参照德语版（226页）。

八　守法公民的责任

从前有很多时候，艾希曼感觉自己就是彼拉多，没有任何负罪感。然而经年累月之后，他对什么都没有感觉了。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立在这片土地上的新法：法律以元首命令为准。无论做什么，在他看来都是一个守法公民所为。正如他一遍又一遍地对审讯警官和法庭重申的，他是在履行他的责任；他不仅服从命令，而且还遵守法律。艾希曼模糊地感觉到这里应有重要的区别，然而无论是辩方还是法官，都没有深入追踪这个问题。“上级命令”与“国家行为”就像一枚磨蚀了的硬币的两面，被反复抛出来；在纽伦堡审判中，这枚硬币掌控了围绕这个问题的一切讨论，仅仅因为它制造出一幅幻象：对所有史无前例之事，都可以根据判例及其相关标准作出裁定。艾希曼天生谦逊内敛，当然是这个法庭上最不可能挑战这些概念并能独立思考的人。他除了做自认为是守法公民的行为，还按命令行事，小心谨慎“不出圈”。所以，他完全糊涂了。最终，他一会儿强调盲目服从、“唯命是从”是美德——这句话他总挂在嘴边——一会儿又说那是恶德。

艾希曼模糊地意识到，在整个事件中，问题还不是士兵对于（在本质以及动机层面）明显属于犯罪性质的命令是否应该服从那么简单。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警官审讯过程中。他曾突然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穷其一生都在实践康德的道德律，尤其按照康德的义务概念行事。这种说法令人发指，而且不可理喻，因为康德的道德律同人的判断能力密不可分，而这种判断力与盲目服从根本就是两回事。审讯官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不过拉维法官决定盘问一下被告，不是出于好奇，就是对艾希曼援引康德之名辩罪而感到愤怒。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艾希曼几乎准确无误地回答出绝对命令的定义：“我对康德的理解是，我的意志原则必须时刻能上升到普遍法则的高度。”（偷窃与杀人就不符合，因为小偷和杀人犯不会期盼生活在一个让别人有权去抢劫或杀害他的法律体制下）在更进一步的讯问中，他提到他曾读过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接着解释道，自从因执行最终解决令受到指控时起，他就不再按照康德的原则生活了；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以不再是“自己行为的主人”、不能“改变任何事”自我安慰。他没能在法庭上指出，在这段——用他自己的话说——“依照国家法律而犯罪的时期”，他并非只是认定康德的公式不再有效并对之加以摒弃，而是将其篡改为：应按照立法者或国家法律来制定个人行动的准则；或者，按照艾希曼也许知晓的汉斯·弗兰克的“第三帝国的绝对命令”，即：“你要按照可能会得到元首赞同的方式行事”（Die Technik des Staates，1942，15—16）。可以肯定的是，康德决计不会说出这种话；相反，在他看来，每个人从开始行动那一刻起就是他自己的立法者：通过运用“实践理性”，人会发现可以也应该成为法律准绳的原则。但是，艾希曼的无意歪曲也的确符合他自称的“康德绝对律令之小人物家庭版”。在这个家庭版中，康德思想仅剩下：不仅要求一个人遵守法律，还要求他跳出唯命是从，让自己的意志符合法律背后的准则，即孕育法律的源头。这一源头，在康德哲学中是实践理性，在艾希曼的家庭版中则是元首的意志。“最终解决”过程中许多极致的恐怖和痛苦（常见于典型的德国人或者完美的官僚人群）都可以追溯到一种本来奇怪，在德国却司空见惯的看法上去：认为守法不仅是遵守法律，还意味着像法律制定者一样行事。于是，人们都确信，当行多于职责所需之事。

无论康德在德国“小人物”心态说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一点艾希曼的的确确遵照了康德的戒律：法就是法，不存在例外。在耶路撒冷（当“八千万德国人”每个都有“他的正派犹太朋友”之时）他只承认两起例外：他帮助过一个犹太混血表妹，碍于舅舅的情面他还帮助过维也纳的一对犹太夫妇。这两个例外至今令他深感不安，当警官审讯问及此事，他的语气里满是歉疚：他已对他的上级“认罪”。面对他的杀人任务表现出的坚决不妥协的态度，在法官看来自然比任何事都让他更加罪不可赦。这点很好理解。不过，在他自己看来，这恰恰为他提供了辩护。保证完成任务——这种态度让他身上还残留的良知归于沉寂。没有例外、没有妥协——这是他常用来对抗“喜好”的证据，不管那些喜好是感性的还是因利益而生的，他总是在履行他的“义务”。[1]

履行“义务”最终导致他同上级的命令发生了公开冲突。战争的最后一年，距离万湖会议已两年有余，他经历了最后一次良知危机。当败局迫近，他发现跟他同样级别的人在不停地争取“例外”，最终，争取停止“最终解决”。那一刻，他的审慎决堤了，他又一次开始采取主动。例如，盟军的轰炸摧毁运输系统后，他组织犹太步行大军从布达佩斯走到奥地利边境。那是在1944年秋天，艾希曼知道，希姆莱命令拆除奥斯维辛灭绝杀人设施，游戏结束了。就在这段时间，艾希曼同希姆莱有过一次私人会面，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之一。据说此间希姆莱曾冲他大嚷：“就算您曾经消灭过犹太人，从现在起，我希望您去照拂犹太人。我提醒您，1933年建立帝国保安总局的人，不是米勒也不是您，而是我。我才是发号施令的人!”唯一能证实这番话的人就是库尔特·贝歇尔先生。那个人很不可信。艾希曼否认希姆莱曾对他大吼大叫，不过他并没有否认见过希姆莱。希姆莱不可能一字不差地说出上面的话，他肯定知道，帝国保安总局是1939年而非1933年成立，而且不是由他，而是由海德里希批准的。尽管如此，一定还发生过类似的事：希姆莱四处散布命令，要求善待犹太人——他们是他“最好的投资”——而对艾希曼，那一定是一次灾难性的经历。

艾希曼最后一次良知危机始于1944年3月匈牙利任职期间。当时红军穿过了喀尔巴阡山，直逼匈牙利边境。匈牙利于1941年参战，之所以与希特勒为伍，只是为了从邻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获得一些额外领土。匈牙利政府此前就公开宣布反犹，如今开始把新领土上所有无国籍的犹太人驱逐出去。（几乎每个国家的反犹行动都是先拿无国籍者开刀。）这完全不在最终解决的范围之内，而且实际上与当时详细制订的总体计划并不合拍。计划希望把欧洲“从西扫到东”，所以匈牙利在这张任务清单上的位置相对不那么重要。匈牙利警察把无国籍犹太人撵到了近苏联的边境地带，当地的德国占领军拒绝接受他们。匈牙利人带回数千名有劳动能力的人，其余的都在德国警察部队监视下由匈牙利部队就地枪决。然而，该国法西斯领导人、海军上将霍尔蒂不想再深一步——也许受到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影响——此间数年，匈牙利跟意大利差不多，都成了犹太人的避难所，甚至波兰和斯洛伐克的难民偶尔也会逃到这里来。领土合并和难民潮令匈牙利犹太人数量从战前的五十万，增加到了1944年的大约八十万。正逢此时，艾希曼介入匈牙利。

今天我们知道，刚刚来到匈牙利的这三十万犹太人的安全，与其说归功于匈牙利政府对难民采取的积极姿态，倒不如感谢德国人的不积极——他们不愿意为这么一点人启动特别行动。1942年，迫于德国外交部的压力（外交部让德国的盟友明白，获取信任的基石不在于协助德国赢得战争，而是帮忙“解决犹太问题”），匈牙利提出移交全部犹太难民。外交部欣然接受并视之为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艾希曼却予以反对：出于技术原因，他认为“最好推迟到匈牙利做好准备把本国固有的犹太人也计算在内时再行动”，只为一批人而“启动整部撤离机制”过于奢侈，因而“对解决匈牙利的犹太问题没有任何推进作用”。到了1944年，匈牙利已经“做好准备”，因为3月19日有两支德国部队占领该国。新任帝国特使随同抵达，分别是党卫军上校、希姆莱在外交部的代理人埃德蒙·维森迈尔博士，和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成员、同样直接受命于希姆莱的党卫军中校奥托·温克尔曼。第三个抵达匈牙利的党卫军军官，就是犹太人撤离及遣送问题专家艾希曼，听命于帝国保安总局的米勒和卡尔滕布伦纳。这三位先生的驾到意味着什么，希特勒本人心知肚明。在占领匈牙利之前的一次著名的谈话中，他告诉霍尔蒂“匈牙利还没有对犹太问题采取必要步骤”，责备他“尚未允许屠杀犹太人”（希尔伯格）。

艾希曼的任务非常明确。为了能够监督所有“必要步骤”的实施，他的整个部门都搬到了布达佩斯。这对他的职业生涯而言是一次“下滑”。他无法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情。他最担心的是来自匈牙利方面的抵抗。因为他既缺少人力，又不熟悉当地的情况，所以，一旦抵抗爆发，他将无法应对。结果证明，他是杞人忧天了。匈牙利的国家宪兵队乐此不疲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匈牙利内政部负责政治（犹太）事务的新任国务秘书拉斯洛·安德烈是个“精通犹太问题”的人，他成了同艾希曼分享大量私人时间的密友。无论何时回想起这段往事，艾希曼总是感慨一切“天衣无缝”，“似乎本该如此”，“我好像在做梦一样”——因为在去匈牙利的路上，他脑子里“除了担心没别的”，可结果却是一帆风顺。[2]当然，如果非要计较命令和对新朋友的期待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异，那么困难也不是没有。比如，很可能因为红军从东部逼近，命令规定这个国家“从东扫到西”，那也就意味着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在最初的数周或数月之内将不会被撤离——对于那些想在首都率先看到无犹化的匈牙利人而言，这是个天大的噩耗。（艾希曼的“梦想”对犹太人而言是一场难以置信的噩梦：从未出现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运走并杀害这么多人的情况。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147趟列车用封闭车厢装载434351个人，每车厢上百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差点应付不了这么多人。）

困难来自另一个领域。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受命协助“解决犹太问题”。每个人都分属不同的部门，处在不同的命令链条之下。单纯从技术层面讲，温克尔曼是艾希曼的上级，但是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又不受艾希曼所在的帝国保安总局领导，外交部的维森迈尔与这两个部门又都不相干。总之，他们俩的命令艾希曼拒绝执行，还很反感他们的存在。不过，最大的麻烦来自第四个人。在匈牙利不仅生活着大量犹太人，而且还有一些犹太人仍然掌握经济命脉。这种现象在欧洲国家里是独一无二的。（根据官方记录，匈牙利的十一万商户和工厂中，有四万个由犹太人掌管。）因此，希姆莱派武装党卫军中校、后晋升为上校的库尔特·贝歇尔来执行一项“特殊使命”。

贝歇尔，艾希曼的死对头，如今在不来梅经商，风生水起。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作为辩方证人被传唤出庭。他没能来耶路撒冷的理由显而易见。他是在德国家乡接受问讯的。他的证词被驳回，因为尽管发誓如实回答问题，但答案是他早就提前备好的。艾希曼和贝歇尔没能当庭对质，这真是太遗憾了。不仅是对法庭审判而言。这样一次当面对质，也将会揭开“完整形象”的另一角；而这一角，即便从法律层面讲也相当有意义。根据贝歇尔本人的陈述，他加入党卫军的原因是，他“从1932年起至今一直在从事马术运动”。三十年前这是一项只有欧洲上流社会才能从事的运动。1934年，他的马术老师说服他加入党卫军骑兵团。当时，如果一个人既想要加入“运动”，同时又想收获一定的社会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选。（贝歇尔在证词中一味强调马术，可能出于一个他从未提及的原因：纽伦堡审判列出的犯罪组织名单中不包含党卫军骑兵团。）贝歇尔不是以国防军，而是以武装党卫军的身份走上前线的。在武装党卫军里，他是部队指挥官的联络官。他很快离开前线成为党卫军人事部马匹采购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差事为他赢得了当时能获得的所有表彰。

贝歇尔称，他只是要为党卫军购买两万匹马才被派往匈牙利。这话不太可信，因为他刚一抵达匈牙利就同犹太商会的领导层展开了一系列成功斡旋。他同希姆莱交情甚笃，只要想见随时可见。他的“特殊使命”再清楚不过。他要背着匈牙利政府获得犹太商会的主控权，作为回报，保证他们所有人自由出境并为其配备所需外币。他最重要的一桩生意是同曼弗雷德·魏斯钢铁集团做成的。这是一家庞大的企业，拥有三万员工，产品范围从飞机、卡车、自行车制造零件，到罐装食品、大头针和缝衣针。结果，魏斯家族有四十五个人移民到了葡萄牙，而贝歇尔先生变成了这宗产业的主人。这起“肮脏交易”令艾希曼怒发冲冠，因为它威胁到了他同匈牙利人之间的交情。匈牙利人当然期望把本国犹太人的财产收归己有。艾希曼的愤怒不无道理，因为这些交易违背了纳粹一贯的宽容政策，因为在协助解决任何一个国家的犹太问题时，除了要求犹太人自付其遣送费和处决费之外，不会染指他们的财产。遣送费和处决费在不同国家也存在很大差别：在斯洛伐克，每个犹太人需要支付三百到五百帝国马克，而在克罗地亚只需要三十，法国七百，比利时两百五十。（似乎除了克罗地亚人之外，没有人支付过。）战争后期，德国人要求匈牙利以物品形式支付，即把食品运到德国，数量由犹太人在遣送途中可能发生的消耗量决定。

在艾希曼看来，魏斯事件只是一个开始，事情从此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贝歇尔是个天生的生意人。艾希曼眼中无休无止的组织管理任务，在他看来却近似于无穷无尽的赚钱机会。唯一束缚他的，是艾希曼这等人的目光短浅和臣仆性格（这些令他们对工作尽职尽责）。贝歇尔中校的各种计划，很快促使他同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就营救工作展开亲密合作。（后来多亏卡斯特纳的证词，贝歇尔才在纽伦堡审判上被无罪释放。作为一名老牌犹太复国主义者，卡斯特纳战后搬到了以色列并一直身居高位。后来一名记者将他与党卫军媾和之事公之于众，卡斯特纳控告前者诽谤。卡斯特纳在纽伦堡的证词对他十分不利，当这宗案子挪到了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时，艾希曼审判三位法官中的哈拉维法官说，卡斯特纳“已经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1957年3月，就在他的案子呈交以色列最高法院之前不久，卡斯特纳被谋杀了。似乎刺客中无一人来自匈牙利。在接下来的审理中，下等法院的裁决被宣告无效，卡斯特纳恢复了名誉。）有了卡斯特纳的协助，贝歇尔的交易要比同商界大腕的复杂磋商轻松得多。交易给每个待救犹太人的性命定价。双方免不了讨价还价，艾希曼似乎也卷入某些先期谈判之中。值得一提的是，艾希曼的要价是最低的，每个犹太人才二百美元；当然不是因为他想拯救更多犹太人，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格局太小。价格最后定到一千美元。这群包括卡斯特纳博士一家在内的共计一千名犹太人从匈牙利出发，前往伯根—贝尔森交换营，又从那里出发最终抵达瑞士。贝歇尔和希姆莱希望通过同样的交易从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3]获取两千万瑞士法郎，用于买进各种商品。每个人都忙着谈生意，但直到苏联解放匈牙利之前也没谈成。

毫无疑问，贝歇尔的活动得到了希姆莱的绝对支持，并且跟旧式的“层级”命令——经过艾希曼在帝国保安总局的直属上司米勒和卡尔滕布伦纳再传到他那里——完全不同。在艾希曼看来，贝歇尔这号人是腐败分子，不过腐败并不能导致他的良知危机。他在这类诱惑面前固然不为所动，但他多年以来一定对腐败现象耳濡目染。很难想象他会不知道（虽然也不是全无可能），他的朋友及下属迪特尔·维斯利策尼中校早在1942年就从布拉迪斯拉发的犹太解放委员会那里收取了五万美金，从而暂缓遣送斯洛伐克犹太人。但他不可能不知道，希姆莱在1942年秋天曾试图向斯洛伐克犹太人出售出境许可，从而获取足够的外汇用于招募党卫军部队。而眼下，在1944年的匈牙利，情况有所不同。不是因为希姆莱卷入了“生意”，而是因为做生意已经成为官方政策，不再只是腐败问题了。

起初，艾希曼努力加入游戏，按照新的游戏规则行事。当时他参与了这场奇妙的“以人换物”谈判——用一百万犹太人为遭受重创的德国国防军换取一万辆卡车。这当然不是他的主意。在耶路撒冷讲到自己在这件事上扮演的角色时，他的表达方式清楚表明，他曾怎样为自己开解：此项军务势在必行，也许还能给他额外的好处，让他在移民事务中获得一个重要的新角色。他可能从来不肯对自己承认，随着来自各方面的困难与日俱增，除非在周围的争权夺利中能找到某个立足点，否则，他可能随时都会失业（事实上，没过几个月他就失业了）。当交换项目的破产指日可待时，众所周知，希姆莱一反其优柔寡断（主要由于对希特勒的生理恐惧），决定全面停止“最终解决”。此时他已经不管生意或军事必需，也不顾可能发生什么，而只是幻想着如何炮制他的下一个角色：德国的和平使者。恰逢此时，党卫军内形成了一支“温和派”。他们愚蠢至极，竟然相信若杀人犯能证明他并未全力以赴、并未赶尽杀绝，就可以脱罪；同时他们聪明绝顶，预见到事态会恢复到“正常状况”，到时候，钱财和人脉将重新成为至高无上的资源。

艾希曼从来没有加入过这支“温和派”。就算他朝这方面努力，能否得到接纳也很难说。不仅因为他太容易妥协，或者因同犹太长老们频繁接触而名声在外；还因为在那些有教养的中上层“绅士”眼里，他太过粗鄙，而他对那些人也是到死都恨之入骨。他十分擅长把上百万人送上黄泉路，不过，他却不擅长在没有“语言规则”的情况下、以恰当的方式谈论此事。在耶路撒冷，没有任何规则，他可以随意说出“杀人”、“谋杀”、“由国家规定的合法罪行”。他直言不讳，有一说一，这跟辩方律师团形成了对比。后者不止一次流露出，他们比艾希曼的社会身份高。（塞尔瓦蒂乌斯的助理迪特尔·维希滕布鲁赫博士是卡尔·施米特的学生，参加过最初几周的审判，后被派往德国询问辩方证人；8月的最后一周，他再次出现在法庭上，此时已随时可以同法庭外的记者们通气。相比艾希曼的罪行，更令他触目惊心的是艾希曼在品位和教养方面的欠缺：“我们必须看看，我们是如何帮助这个小人物渡过难关的。”塞尔瓦蒂乌斯本人在审判之前曾把他的代理人的秉性比作一个普通邮差。）

当希姆莱变得“温和”时，艾希曼开始壮起胆子违抗命令；不过，行动尺度停留在他所认为的直属上司“庇护”范围以内。卡斯特纳曾经就1944年秋停止步行军一事质问维斯利策尼：“艾希曼怎么敢蓄意违抗希姆莱的命令呢？”回答是：“他可能发了份电报。米勒和卡尔滕布伦纳一定给他打掩护了。”很可能艾希曼已大致盘算过要在红军到来之前肃清特莱西恩施塔特，尽管我们只能通过迪特尔·维斯利策尼并不可靠的证词了解此事。（此人在战争结束的数月乃至数年以前就做好周密准备，要牺牲艾希曼为自己脱罪。在纽伦堡审判上，作为控方证人，他将这套计划付诸实践，却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他又被引渡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受审并被处决。他在那里没有人脉，钱在那里也解决不了问题。）其他证人宣称，是艾希曼的手下罗尔夫·金特策划了此事；还说正相反，艾希曼下达过一个书面命令，要求隔离区保持原样。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到了1945年4月，当每个人在实际行动上都变得“温和”起来以后，艾希曼还抓住瑞士红十字会的M.保罗·迪南前来参观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机会，表明他本人在犹太人问题上不同意希姆莱的新政策。

艾希曼一直在尽全力将“最终解决”进行到底，这一点无可争议。问题是，这能否证明他的狂热？能否证明他无比仇恨犹太人？能否证明尽管他声称一直恪尽职守，其实却对警察撒了谎并在法庭上作了伪证？法官们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他们竭力去理解被告，并且以（被告此前的一生中大概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的）真诚而纯粹的人道精神关怀他。（维希滕布鲁赫博士告诉记者，艾希曼“非常信任兰道法官”，似乎兰道能够理出真相，并且把一切归结到艾希曼需要权威这一点上。不管基于什么，这份信任明显贯穿审判始终。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判决结果令艾希曼“大失所望”。他误以为人道就是软弱。）他们从未能够理解他，这或许为这三个人的“善”提供了证据，证明他们对于职业道德根基的信仰尽管有些老套却从未动摇。令人悲伤且不安的事实很可能是，促使艾希曼在战争最后一年变得立场坚定的，并不是他的狂热，而是他的良知，就跟三年前他有一小段时间站到相反方向一样。艾希曼知道，希姆莱的命令绝对违背元首指示。对于这一点，他无须了解详情便心知肚明，尽管详细情况可能会对他有利：当控方上诉到最高法院时，强调希特勒通过卡尔滕布伦纳得知用犹太人交换卡车的谈判，认为“希姆莱不能用了”。此后几周，希姆莱就要终止在奥斯维辛的灭绝行动。而希特勒显然还不知道希姆莱的最新动向，他向霍尔蒂下达最后通牒，说他期待“匈牙利政府毫不迟疑地对布达佩斯犹太人采取措施”。 根据维森迈尔的一份电报，当希姆莱中止撤离匈牙利犹太人的命令抵达布达佩斯之时，艾希曼以“求元首重新作决定”相威胁；判决结果认为这份电报“比一百个证人更能给他定罪”。

艾希曼在同（由党卫军帝国领袖和警察头目领导的）“温和派”的战斗中败北。失败的第一个征兆出现在1945年1月，当时库尔特·贝歇尔中校被提升为上校，那是艾希曼在整个战争期间梦寐以求的头衔。（他自称自己所在的部门没有晋升机会，这话只有一半属实。他本可以成为IV-B处的处长，而不是IV-B-4科的科长，从而得到自动晋升。事实上，像艾希曼这样一步步爬上来的人，如果不上战场的话，不大可能升到比中校更高的位置。）同月，匈牙利解放，艾希曼被调回柏林。希姆莱任命他的死对头贝歇尔为特使，负责处理一切集中营事务。艾希曼从“犹太人事务”办公室被调去负责 “抗击教会”。一来，对付教会根本不重要；二来，他对此一无所知。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突遭降职，这是个意味深长的信号，说明希特勒的话并没有错：1945年4月，希特勒在柏林地堡中宣布，党卫军不再可靠。

在耶路撒冷，一些文字材料能够证明艾希曼曾极力忠于希特勒和他的元首命令。对此，艾希曼多次试图解释，在第三帝国，“元首的话具有法律效力”。这首先意味着，假如是元首直接下达的命令，则无须白纸黑字。他试图澄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从不索要希特勒的书面命令（没有一份书面证据证明元首下达过“最终解决”的命令，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书面命令），但却要求希姆莱出示书面命令。真是不可思议啊!所有收藏高深司法解释的图书馆对此都有记载，都可以证明：元首的话，其口头声明，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因此，在这个“合法的”框架内，与希特勒口令相抵的书面命令或精神即为非法。于是，艾希曼的立场同那个常被引用的士兵案例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士兵按照正常的法律制度行事，拒绝实施违背其自身相信的法律常识的任务，因此被判有罪。然而这种类比让人十分不安。有关这个话题的其他文献，通常用“法律”的普遍双关性支持自己的论证。在这个语境下，法律有时候意味着国家之法，即被制定的实在法；有时候，法律应以一个统一的声音表达所有人的心声。然而客观地讲，不被遵守的命令一定“明显非法”，而非法性必定如判决结果里指出的那样，“像悬在命令上空的一面写有警告的黑色旗帜：‘禁!’”在一个具有犯罪性质的政府里，这面带有“警告标志”的“黑旗”就“公然”高悬于通常合法的命令（比如，不要仅仅因为某些人是犹太人就去滥杀无辜）之上，飘扬在一则正常情况下实属犯罪性质的命令之上。回落到明确无二的良知上来，或者，用法学家们更加模糊的语言来说，回落到“人性中普遍的多愁善感”（Oppenheim-Lauterpacht，International Law，1952）上来——这种回落不仅是在向问题卑躬屈膝，而且还表示出一种存心回避，回避我们这个世纪最重大的道德、法律以及政治问题。

的确，艾希曼之所以采取行动，并不仅仅因为他确信希姆莱新近下达的命令有“犯罪性质”。他的私人动机无疑也起了作用。这一私人动机不是狂热主义，而是对希特勒的崇拜，对这个“从一等兵变成了帝国总理”的人怀有一种真正的、“无比的崇拜”（如一名辩方证人所言）。人们实在懒得去追问，究竟哪种因素对艾希曼的影响更大——是对希特勒的敬仰，还是在德国已陷入一片废墟之际仍然对第三帝国守法公民身份的坚守。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两个因素又一次产生了影响。当时他在柏林愤怒地看到身边每个人都赶在苏联人或者美国人到来之前伪造文书。几个星期过后，艾希曼自己也开始使用假名出行，不过那时候希特勒已死，“国家之法”不复存在；而他，如他后来所说的，不再受曾经的誓言束缚了。因为党卫军成员发过的誓跟士兵的宣誓不同，前者只宣誓效忠希特勒，而不是德国。

阿道夫·艾希曼的良心案，虽被公认为错综复杂，不过却绝不罕见。它同德国将军们的案件基本没有可比性。在纽伦堡，有人问一位将军：“您以及所有心怀荣誉感的将军们怎么可能如此盲目效忠于一个谋杀犯？”回答是：“评判上级命令不是士兵的任务，让历史或天上的上帝作出审判吧。”（语出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4]，他在纽伦堡被判绞刑。）艾希曼的智慧和教育背景不足以令他明白，但至少可以让他模糊地认识到，把他们变成罪犯的并非命令，而是法律。命令不同于元首的话，后者的效力不受时空制约，而前者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存在制约。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什么元首一下达最终解决令，跟着就是洪水般的规定和命令，而且制定者全部为专业律师和法律顾问，没有一个行政官员。这个命令不同于一般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一项法律。无须赘言，所有这些法律层面上的繁文缛节绝不仅仅体现了德国人谨小慎微和全面彻底的性格，更为这个事业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件最漂亮的外衣。

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良知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许多德国人，许多纳粹，很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倾向于不去杀人，不去抢劫，不去眼睁睁看着他们的邻人走向死亡（因为他们当然知道犹太人被运上了死亡列车，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恐怖的细节），不在所有罪行中添一把柴、成为帮凶。然而，上帝知道，他们已然学会了如何克服本能、抵御“诱惑”。

[1] 阿伦特曾在日记中专门探讨过喜好（Neigung）与义务（Pflicht）这对概念。她曾写道：当喜好逝去，道德油然而生；将义务与喜好对立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当喜好因喜好而自我约束，才会出现义务；只要喜好还在，它就不会把这种约束当作义务，而是当作喜好的延伸；义务在喜好消亡的时候重生。——译注

[2] 此段引文主要依德语版译出。——译注

[3] American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犹太人救济组织，缩写为JDC，建于1914年，活跃了七十余年。——译注

[4] Alfred Josef Ferdinand Jodl（1890—1946），纳粹当权期间德国陆军一级上将，德国重要的战略指挥将领，长期担任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是希特勒在作战问题上最重要的军事顾问，参与制订过几乎所有德军作战行动计划以及屠杀占领区和平居民的暴行命令，还曾代表德军向盟军投降。1946年，约德尔作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二十四名战犯之一接受审判，后被处以绞刑。——译注

九　第三帝国的遣送：德国、

奥地利以及保护国

1942年1月万湖会议召开期间，艾希曼感觉自己就是彼拉多，以无辜来洗净沾血的双手。1944年秋，希姆莱下达命令，背着希特勒叫停“最终解决”，似乎集体屠杀只是一场令人扼腕叹息的错误。在此期间，艾希曼从未感受过良知的折磨。他从未想过自己做决定，那无异于深陷“荆棘丛”。[1]他满脑子都是组织管理工作，不仅因为他置身于一场世界大战，更为重要的是，他卷入了那些为“解决犹太问题”奔忙的国务党务权力机关之间的明争暗斗。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他们直接接受希姆莱领导，能轻易接近希姆莱，而且职位通常比艾希曼要高。竞争者里当然还有外交部。新任的外交部副部长马丁·路德博士是里宾特洛甫的门徒，对犹太人事务十分热心。（在1943年的倒戈事件中，路德想要扳倒里宾特洛甫未果，后被捕并关押于一个集中营；他的继任者，立法委员埃伯哈德·冯·塔登，耶路撒冷审判的辩方证人之一，成了犹太人事务的负责人。）外交部时不时要求其在国外的代表执行遣送令，考虑到名声问题，代表们更愿意借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之手。此外还有东部占领区的军队指挥官。他们喜欢“就地”解决问题，也就是用枪射杀。而西欧国家的军人通常不愿意合作，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借给别人围捕犹太人。最后是党卫军地方头目。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想率先宣布自己的地盘实现了无犹化，有时还会擅自启动遣送程序。

艾希曼不得不协调所有这些“努力”，以便从所谓的“各自为政”、“随心所欲”导致的“彻底混乱”中理出头绪。他的确（尽管从没有彻底做到）在整个过程中获得了一个关键角色，因为他自己的部门负责组织运输的方式。根据上西里西亚（奥斯维辛所在地）盖世太保头目、后来的丹麦安全警察头目鲁道夫·米尔德纳在纽伦堡为控方提供的证词，遣送令是希姆莱以书面形式下达给帝国保安总局局长卡尔滕布伦纳的；卡尔滕布伦纳下传给盖世太保头目、IV局局长米勒；米勒再把这些命令口头传达给他在IV-B-4科的负责人艾希曼。希姆莱也向各地的高级党卫军官和警察头目团下令，并相应地知会卡尔滕布伦纳。至于如何处理被遣送的犹太人，需要消灭多少、留下多少作为劳动力等问题，也统统由希姆莱决定。有关此类事务的命令，经由波尔的经济管理总局，传到集中营和灭绝营督察里夏德·格吕克斯手中，后者再把任务交给集中营指挥官。控方忽略了这些来自纽伦堡审判的档案资料，因为它们推翻了艾希曼权力大无边这一假设。辩方提到了米尔德纳的口供，但是收效甚微。艾希曼自己“在请示波利亚科夫和赖特林格之后”，制作出十七张彩色的组织结构图。这些图对于理解第三帝国复杂的官僚机器并无太大帮助，尽管他的大致描述——“整体处于永恒的膨胀状态、稳定的流动之中”——在极权主义研究者听来却都可信，他们知道，要让这种政府形式达到完美是天方夜谭。艾希曼仍然恍惚记得，他的手下、那些专事占领区以及傀儡政权国内犹太事务的顾问，向他汇报“哪些措施切实可行”；而他则准备了“各种报告，有的得到批准，有的被驳回”；他还记得，米勒如何下达命令；“实际上，来自巴黎或者海牙的建议可能在两周后摇身一变成了经帝国保安总局批准的命令，再下达给巴黎或海牙”。艾希曼的部门在整个任务执行中充当了最重要的传令员，因为，通常由他和手下决定多少犹太人可以或者应该从指定地点踏上遣送之旅；遣送的最终目的地也要由他的部门来宣布，尽管并不由他决定。不过，出发与到达很难实现同步，问题五花八门，包括：确认铁路官员和运输部是否有足够运力，确定运行时刻表，指挥列车到达有足够“吸收能力”的中心站，确保时刻有足够的犹太人从而不会“浪费”列车资源，在占领国或结盟国内部获得权威人士的协助逮捕行动，针对不同类别的犹太人执行不同的规定和命令（每个国家对犹太人的种类都有各自的划分并不断变动）。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家常便饭，而个中细节，早在他被带到耶路撒冷受审之前就已被遗忘。

同样的事情，在希特勒这样一个策划“最终解决”的孤独阴谋家（从未有人谋反，假如有的话，也是谋反者甚少、执行者甚多）眼里，属于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可以抛开经济和军事考量得到优先执行；对艾希曼而言乃属朝九晚五的工作，有好有坏；而对犹太人而言，真的就意味着世界末日。数百年来，无论对错，他们已经习惯把自己的历史解读为漫长的苦难故事，跟检察官在审判的开场白里所说的一模一样。然而长久以来，这种态度背后一直盘踞着“以色列人民将会活下去”的必胜信念。犹太个体、犹太家庭也许会死于大屠杀，整个犹太社区也许会被斩草除根，但是，这个民族会继续存在。他们从未遭遇过种族灭绝。另外，至少在西欧，民族不朽的信念已经不再具有安抚人心的效力。从古罗马时代起，也就是欧洲有史以来，犹太人就与欧洲各民族同生共死、荣辱与共。可是，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他们的境况有了巨大的改善，他们获得的荣耀如此之多，乃至中欧和西欧地区的人感觉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对于犹太社群庞大的分支组织来说，“这个民族将会继续存在”这一信念已不再重要；他们再也无法想象犹太人脱离欧洲文明社会框架生活，就像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无犹化的欧洲一样。

尽管世界末日的“实施”只有一条路，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孔和形态，就像欧洲土地上形态各异的国家一样。这一点，对于熟悉欧洲国家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制度崛起的历史学家来说不算新闻；然而，对那些坚信反犹主义将成为欧洲统一基石的纳粹而言，则是闻所未闻。其实，纳粹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很快就可以看见，事实上（尽管不是理论上）反犹主义在不同国家中表现迥异。更令人恼怒的是，尽管轻易即可预见，只有东部的那些民族——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罗马尼亚人——真正懂得德国的“极端”多样性，他们可是被纳粹视作“低等人类”的野蛮族群。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在纳粹的定义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德意志的血亲，但他们对犹太人缺少应有的敌意（克努特·哈姆孙和斯文·赫定属例外）。

世界末日当然始于德意志帝国。那个时候，德意志帝国不仅指德国，还包括奥地利、摩拉维亚、波西米亚、捷克保护国以及波兰西部的德占区。在最后这块地区，即所谓的瓦尔特高，战争甫一打响，犹太人就跟波兰人被一并遣送到东部。那是东部第一个大型迁居计划。正如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审判书中所称，这是“一次有组织的人口迁移”。而德裔波兰人则被向西“运回德国”。希姆莱时任巩固德意志民族阵线特使，他授权海德里希负责“移民和撤离”。1940年1月，艾希曼在帝国保安总局的第一个办公室IV-D-4科成立了。尽管从行政程序上看，这个职务是他日后在IV-B-4科的垫脚石，但艾希曼在这里度过的岁月就像一个学徒期，从迁移人口到遣送人口的转型期。最初的遣送工作始于希特勒的正式命令下达之前，不属于“最终解决”。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那些工作相当于考试，是应对危急关头的演练。首先是对什切青[2]一千三百名犹太人的遣送。1940年2月13日，从逮捕到遣送，一夜完成。这是第一次遣送德国犹太人，海德里希宣布的理由是“应战时经济之需，紧急征用其住宅”。他们被带到了波兰的卢布林地区，一路上条件极其恶劣。第二次遣送发生在同年秋天：巴登和萨尔普法尔茨的所有犹太人，男女老少大约七千五百人，被运到了前文提到过的未被德军占领的法国地区。当时这是对法国的公然冒犯，因为德法停战协定中并未规定维希政权下的法国作为收留犹太人的垃圾站。艾希曼不得不随行，目的是让法国的边境火车站站长相信，此乃德国的一次“军事运输”。

与后来的行动相比，这两次行动从头到尾都缺乏精心而“合法”的筹划。当时，还没有哪项法律规定犹太人一旦遣送出德国就被剥夺国籍，犹太人也不必去填写繁杂表格以备纳粹安排财产没收的相关事宜；什切青的犹太人只是签了一份泛泛的弃权书，内容覆盖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显然，这些初期行动并非旨在测试行政机器是否完备。目标似乎是对政治形势的一般性试探——能否让犹太人拎着各自的小行李箱，在午夜时分，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自己走向坟墓？当他们的邻居第二天一早发现隔壁人去楼空时，会作何反应？在针对巴登犹太人的这次行动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外国政府如何应对突然从天而降的上千名犹太“难民”？对纳粹而言，进展相当令人满意。在德国，有大量因“特殊情况”而采取的干预行为，比如斯特凡·格奥尔格圈子成员阿尔弗雷德·莫姆波特[3]就获准前往瑞士；但是，全体民众对此显然漠不关心。（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海德里希意识到将有门路的犹太人同匿名大众区别对待有多么重要，并且决定为这些特殊情况营建特莱西恩施塔特和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这一决定获得了希特勒的许可。）在法国，发生了更加喜人的一幕：维希政府把全部七千五百名来自巴登的犹太人关进比利牛斯山脚下那座臭名昭著的居尔集中营。那里本来是给西班牙共和军准备的，从1940年5月起收纳“德国来的难民”，其中绝大部分当然是犹太人。（当法国开始执行“最终解决”时，居尔集中营的囚犯全部被运到奥斯维辛。）偏爱普遍化的纳粹已经看到，犹太人在哪里都“不受欢迎”，每个非犹太人都是一个实在的或潜在的反犹主义者。假如他们“极端”处理了这个问题，怎么会有人感到困扰？艾希曼深受这种论调影响，在耶路撒冷一次又一次抱怨，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接收犹太人，也就是说，仅仅是这个原因引发了巨大灾难。（难道若有成群其他族群的外国人突然从天而降，他们身无分文、没有身份证件、不会说当地语言，那些组织结构严密的欧洲民族国家就会采取另一套做法吗!）然而，令纳粹官员一直百思不解的是，就连国外最资深的反犹主义者竟也不愿“始终如一”，竟在“极端”措施面前裹足不前，真是可悲。其中有很少一部分人直接表明反对立场，比如西班牙驻柏林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在谈到六百名获得西班牙护照的西班牙裔犹太人时说：“除非能保证他们不会被清算!”尽管这些人从没到过西班牙，尽管佛朗哥政府非常希望把他们移交给德国司法部门，但是，大多数人都怀着跟那名工作人员相同的想法。

这些初期实验过后，是一段遣送间歇期。我们已经看到，艾希曼如何把他被迫无事可做的时间运用到马达加斯加计划上。但是1941年3月，在准备对苏战争期间，艾希曼突然被分配到一个新的部门，或者说，他的部门改了名字，从“移民和遣送”改为“犹太人事务：遣送”。从那时起，尽管还没有听说“最终解决”，不过他应该已经知道，移民已经结束，遣送取而代之。可是艾希曼并不是一个嗅觉灵敏的人，既然没有人告诉过他，他就继续思考有关移民的事。于是，1940年10月，跟外交部代表的一次会上，有人提议取消所有生活在国外的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艾希曼奋起抗议：“这样一来将会对那些至今仍愿意向犹太移民敞开大门并为其提供入境许可的国家造成影响。”他的思维总是局限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范围内；他以为只有当希特勒把“最终解决”的命令正式下达给执行者之后，才会重新产生针对德国犹太人的反犹法令。与此同时，尽管德国已经决定首要任务是在领土内全速实现无犹化，可令人惊讶的是，还是等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付诸行动。德国的准备条例很快就成为其他国家的范例。其内容有，首先，佩戴黄色星标（1941年9月1日）；其次，改变国籍法，生活在德国境外的犹太人将不被认为具有德国国籍（当然，出于这个原因，他会被驱逐遣送）；第三，颁布法令，被剥夺国籍的德国犹太人之所有财产将收归国有（1941年11月25日）。准备阶段以司法部长奥托·提拉克同希姆莱之间的一项协议而告终。协议达成，提拉克支持党卫军，放弃对“波兰、苏联、犹太人、吉普赛人”的司法权，因为“司法部对于消灭这些人所能做的贡献甚少”。（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公开表述出自1942年10月司法部长写给纳粹党参谋部长马丁·鲍曼的一封信。）涉及被遣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人，须对命令稍作修改，因为特莱西恩施塔特位于德国领土上，被遣送到那里的犹太人不会自动丧失国籍。针对这些“优等”人，一项1933年的旧法允许政府将用于“民族和国家敌对”行为的财产收归国有。这种充公案例通常用于集中营政治犯，但犹太人不属于这一类。不过1942年秋，德国和奥地利的所有集中营都已实现无犹化。1942年3月签署的一条新规定宣布，所有被遣送犹太人为“民族和国家的敌人”。纳粹相当看重他们自己的法律，尽管他们私底下都称“特莱西恩施塔特隔离区”或者“老年营”，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官方定义仍旧是一个集中营，只有住在里面的人不知道这一点——外人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因为这个“居住地”是供给特殊人群的。为确保进来的犹太人不会产生怀疑，柏林犹太委员会（德国犹太人联合会）受命同被遣送者签署协议，之后才能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获得居住权”。申请人将所有财产移交给犹太委员会，指望后者保障他们的衣食住以及提供医疗服务。结果，在最后一批犹太人联合会官员也被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以后，德国人做的只是把联合会成员手里的巨额财富收进自己的腰包。

所有从西部向东部的遣送均由艾希曼及其在帝国保安总局IV-B-4科的同事进行组织协调。这在整个审判期间都是毫无争议的事实。然而为了把犹太人送上火车，他需要治安警察部队的协助。在德国，治安警察看守火车并提供护卫，东部的安全警察（不要与希姆莱的保安部混淆）已经在目的地严阵以待，准备接车并把被遣送者交付屠杀中心负责人手中。耶路撒冷法院沿用了纽伦堡对“犯罪组织”的定义，这意味着其中既不包括治安警察也不包括安全警察，尽管已经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主动参与了最终解决的执行。但是，即便把所有警察部队都加入已被认定为“犯罪”性质的四个组织里——纳粹党的领导层、盖世太保、安全局、党卫军——纽伦堡所做的区分可能依然不适合也不适用于第三帝国的现实。真实的情况是，在德国，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没有哪个独立组织或公共机构不曾卷入犯罪行为或交易。

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建立解决了麻烦的私人干预现象，此外还有两件事仍然对“极端”和“最终”解决造成障碍。第一个是混血犹太人的问题。“极端派”想要把他们跟纯种犹太人一起遣送，而“温和派”希望对他们进行绝育——因为，正如内政部的施图卡特在万湖会议上所言，如果你允许杀害混血犹太人，那就意味着，你排斥“他们身上的另一半德意志血统”。（实际上，德国对混血犹太人或者与犹太人通婚的人并未采取任何措施，用艾希曼的话讲，“一森林的问题”包围并保护着他们，比如他们的非犹太亲戚，再比如那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尽管纳粹医生做过不少保证，但他们从未找到用于大规模节育的快捷方法。）第二个问题是，德国有几千名外籍犹太人，无法通过遣送剥夺他们的国籍。此外还扣押了几百名美国和英国犹太人等待交换。但是，用于处理中立国或德国盟国公民的方法实在耐人寻味，值得记录下来，尤其因为它们在法庭上扮演了某种角色。提到这些人，艾希曼难脱干系。他被指控怀着极大的热忱，绝不放过其中任何一个。按照赖特林格的说法，艾希曼同“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官”怀有同样的热忱，他“最在意的是居然有少数几个犹太人能够不死于虐待和折磨……”；诸如此类的所有事务，他都不得不咨询那些外交官。就艾希曼而言，最简单也最合逻辑的方式，就是对所有国家的犹太人一视同仁，统一遣送。万湖会议正值希特勒的全盛时期。会议精神表示，“最终解决”就是要面向全部欧洲犹太人，其数量预计为一千一百万，而对于诸如国籍、与结盟国或中立国公民权利相关的法律这类事情却只字未提。不过，鉴于即便在战争前景最光明的时刻也要在各处依靠当地人的友好合作，德国不能不重视这些细微的礼节程序。外交部资深外交官的任务就是在“一森林的问题”中找到出路，最精明的方法之一是利用德国境内的外籍犹太人去试探其各自国家的政治风向。方法很简单却不为人知，自然也在艾希曼的思考能力和政治悟性之外。（关于这一点有文字记载。他的部门曾就此类事宜致信外交部，均由卡尔滕布伦纳或者米勒签署。）外交部致信其他国家的权力机关，说德国正走在无犹化的道路上，因此，假如外籍犹太人不想受到反犹措施牵连，当务之急乃被召回国内。这项最后通牒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更多言外之意。通常情况下，这些外籍犹太人不是各自所在国的自然公民，就是事实上的无国籍者——他们通过某些十分神秘的方式持有某国护照，只要持有者身在国外，就派得上用途。这种情况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其在国外的领事馆相当公开地向犹太人出售护照；幸运的持照者能获得各项权利，包括一定程度的领事保护，只是没有踏足他们“祖国”的权利。于是，外交部的最后通牒目的就是让外国政府同意，至少对只有国民名义的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一个政府，如果不愿意对几百或几千犹太人——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永远居住权——提供政治避难，那么这样的政府不大可能在其全部犹太人口被驱逐或消灭的那一天提出任何抗议，这不是很合逻辑吗？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看出，这也许合逻辑，但却不合道理。

1943年6月30日，德意志帝国——包括德国、奥地利和保护国——宣布无犹化。这个日子比希特勒所希望的晚了好久。没有确切数据表明，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遣送出这片国土；但是我们知道，按照德国1942年的统计数据，二十六万五千个已被遣送或符合遣送条件的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幸逃脱。也许有几百人，最多几千人，成功地找到藏身处，并在战争年代幸存下来。1942年秋天，纳粹党参谋部下达一份内部通告，正式对遣送行动作出官方解释。这同时也是一个绝佳诠释，证明他们在平复犹太邻居可能引发的良心不安方面多么驾轻就熟：“为最终巩固本民族利益，只能采取冷酷到底的方式解决这类极其棘手的问题。此乃人之常情。”

[1] 参看德语版（250页）。——译注

[2] Stettin，也译作斯德丁、斯特汀，波兰西北部城市。——译注

[3] Alfred Mombert（1872—1942），犹太德语作家、诗人，1919年成为巴登艺术与文化委员会成员，1928年加入普鲁士艺术学院。1933年，纳粹将他从普鲁士艺术学院除名，1934年宣布其作品为禁书。1940年10月，莫姆波特被运到居尔集中营，一直被关押到1941年4月。在友人汉斯·莱因哈特帮助下，他于1941年10月获得瑞士签证。在集中营期间莫姆波特已身患重病，终因久病不治于1942年4月8日死于瑞士。——译注

十　西欧国家的遣送：法国、比利时、

荷兰、丹麦、意大利

“冷酷到底”曾是第三帝国统治者们高度赞赏的一项素质。可是到了战后，德国在对纳粹历史轻描淡写方面展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天赋，“冷酷到底”转而常常带有贬义，形容不好的、不善的。尽管天生具备这种素质的人没什么错，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按照基督教的教义行事。无论如何，艾希曼的部门派到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事务顾问”全部是百里挑一。他们是同常规外交使团、军方成员、安全警察的地方指挥部之间的联络人，之所以能被选派，是因为他们都体现出“冷酷到底”的最高水准。初期，1941年底、1942年初期间，他们的主要工作似乎总是同身处其他相关国家的德国官员——尤其是德国向那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派出的使节以及占领国的特派官员——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无论是跟哪一方，只要涉及犹太人事务的裁决问题，就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

1942年6月，艾希曼召回他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的顾问，目的是坐实这些国家的遣送计划。在“对欧洲进行由西扫向东”的事务上，希姆莱下令赋予法国最高优先权，一部分原因在于，“优秀民族”历来很重要；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维希政府表现出对犹太问题惊人的“善解人意”，并且主动推行大量反犹法令；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犹太事务部，先是由沙维尔·瓦兰、后来由达尔戈·德·贝尔普瓦主持，两人都是著名的反犹主义者。法国反犹主义与民众各阶层的普遍沙文式排外主义密不可分。因此作为妥协，行动首先从外籍犹太人下手。1942年，法国境内一半以上的外籍犹太人都失去了国籍，他们是来自苏联、德国、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的难民和逃亡者。也就是说，那些国家不是处在德国统治下，就是在战争爆发前已经颁布反犹法令。所以，法国一开始就决定遣送总计约十万无国籍犹太人。（这个国家的全部犹太人口现已超过三十万。在1940年春的比利时和荷兰难民潮爆发前，1939年，这里已经有大约二十七万犹太人，至少十七万是外籍或者在国外出生的犹太人。）占领区以及维希法国各需全速遣送五万人。这项事业需要精心运作，不仅要取得维希政府的同意，而且还有赖法国警察的主动合作，他们在法国要干的就是德国治安警察在德国干的活。最初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正如贝当元帅的总理皮耶尔·拉瓦尔指出的，因为“这些外籍犹太人一直是法国的一块心病”，所以“法国政府很乐于德国人对他们改变态度，从而令法国有机会除掉他们”。必须补充一点，拉瓦尔和贝当是想把这些犹太人重新安置回东部。他们还不知道“重新安置”意味着什么。

有两件事引起耶路撒冷法庭的格外注意，两件事都发生在1942年夏天，也就是这次行动启动数周之后。第一件跟原计划7月15日从波尔多开出的一趟列车有关。由于艾希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在波尔多找到一百五十名无国籍犹太人，根本填不满火车，于是这趟行程不得不取消。不管艾希曼是否从这一情况中看出，事情可能不像每个人以为的那样容易，他都兴奋异常。他告诉下属“事关荣誉”。不是他在法国人那里，而是在运输部眼里的荣誉，因为后者可能会低估他的办事能力。他还表示，假如再发生这种情况，他“将不得不考虑是否暂时放弃法国的遣送行动”。耶路撒冷对这一威胁非常重视，认为其可以证实艾希曼的权利之大，因为假如他想，他可以“放弃法国”。事实上，这是艾希曼在胡乱吹牛，以证明他有“调兵遣将的权力”，但却几乎无法“证实……他在下属眼中的地位”，除了他时常威胁他们会丢掉舒服的战时工作。不过，如果说波尔多事件只是一出闹剧，那么第二件事则堪称耶路撒冷传出的头号恐怖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被迫离开父母的四千名儿童，其父母已经踏上了通往奥斯维辛之路。那些孩子被丢在法国集合点德朗西集中营。7月10日，艾希曼的法国代表、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特奥多尔·丹内克尔给他打电话，询问如何处置那些孩子。艾希曼花了十天时间作决定，然后回电话给丹内克尔，告诉他“一旦重启向波兰总督府地区的遣送工作，就开始运输这些孩子”。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指出，整个事件实际上说明“受害者的命运既不是由被告，也不是由被告所在部门成员决定的”。事实上，丹内克尔曾告知艾希曼，拉瓦尔本人建议把十六岁以下的儿童也列入遣送队伍；然而遗憾的是，没有人提到这一点。这就意味着，最可怕的一幕并非“最高命令”的结果，而是法德政府最高层磋商后达成一致的后果。

1942夏秋期间，两万七千名无国籍的犹太人（一万八千名来自巴黎，九千名来自维希政权下的法国南部），被遣送到奥斯维辛。接着，当法国全境还有大约七万名犹太人时，德国人犯下了第一个错误。他们相信法国人已然对遣送犹太人习以为常，即便把法国本土犹太人算进去也不会引起任何反对，于是单纯为简化行政手续而申请遣送法国犹太人。孰料这个申请引起轩然大波。法国人坚决反对把自己国家的犹太人交给德国人。而希姆莱在得知事情原委——不是通过艾希曼或他的手下，而是很偶然地从一个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的人那里得知——之后，马上作出让步，并且承诺放过法国犹太人。可是为时已晚。关于“重新安置”的第一批流言已经散布到法国，法国的反犹主义者以及非反犹主义者都想看到那些外籍犹太人在别处安家，但就算反犹主义者也不想成为大屠杀的帮凶。不久前，法国人还热血沸腾地策划对那些自1927年（或1933年）以后获得法国国籍的犹太移民取消国籍，此举可能会令大约五万多名犹太人变成符合遣送条件者。如今，他们却拒绝再向前迈出小小的一步。他们还在遣送无国籍以及外籍犹太人的问题上制造了类似的无数麻烦，确实令所有从法国撤离犹太人的雄伟计划不得不“搁浅”。成千上万的无国籍者藏匿起来，还有好几千人逃到了法国的意大利占领区蔚蓝海岸。在那里，犹太人无论是何出身、有何国籍，一律安全。1943年夏，德国宣布无犹化，盟军刚刚抵达西西里，那个时候，被遣送的犹太人不到五万两千人，少于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这些人当中，持有法国护照者不到六千人。德国的法军拘留营里，犹太战俘都不曾享受“特殊待遇”。1944年4月，盟军登陆法国两个月前，这个国家里仍然有二十五万名犹太人，他们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这说明，一旦遭遇坚决抵抗，纳粹无论在人力还是相应的意志力上，都无法保持“冷酷”。事实真相是，就连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成员，也有软化的余地。

1942年6月，艾希曼的部门召开柏林会议，对即将从比利时和荷兰遣送出境的人数作出了相当保守的估计，很可能是因为法国这个前车之鉴。[1]会议预计在比利时逮捕一万人、荷兰一万五千人，逮捕后立即遣送；而两个国家的人数后来又都大幅提升，很可能跟法国方面行动受阻有关。比利时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尤其特殊。这个国家完全由德国军事上层掌控，根据比利时政府向法庭提供的报告，警察“对其他德国行政部门却无法施加他们本该有的影响”。（比利时总督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后来参加了1944年7月反叛希特勒的行动。）当地的叛国者只在佛兰德能够呼风唤雨，瓦隆法语区的法西斯政府领导人德格雷尔没有什么影响力。比利时警察并未与德国人合作，德国人甚至不放心让比利时铁路员工单方负责用于遣送的火车，因为后者要么故意不给车门上锁，要么策划埋伏，帮助犹太人逃跑。最奇特的是犹太人口的构成。战争爆发前，这里有九万犹太人，其中大约三万是德国来的犹太难民，而另外五万多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到1940年底，将近四万犹太人逃离了这个国家。在剩下的五万人里，比利时本土犹太公民最多只有五千人。另外，逃亡的难民全部是较为重要的犹太领袖，他们当中大多数本来也都是外国人，由此组建的犹太委员会当然无法对当地的犹太人发号施令。由于“缺乏全方位的理解”，所以最终只有很少的比利时犹太人被遣送，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最近归入比利时国籍的以及无国籍的犹太人，这些出身捷克、波兰、苏俄、德国的人，大多刚刚才抵达，很容易被认出来，也很难在这个完全工业化的小国家找到藏身之处。到1942年底，有一万五千人被运往奥斯维辛；到1944年秋盟军解放比利时的时候，总计两万五千人已经遇害。艾希曼在比利时有他的犹太事务“顾问”，但是这个顾问似乎对此类行动并不积极。最终，由于外交部方面的不断施压，还是由军事管理部门出面执行。

跟所有其他国家一样，荷兰的遣送行动也是从无国籍犹太人开始的。这些人几乎全部是德国难民，是战前被荷兰政府公开宣布的“不受欢迎的”人。[2]在全部十四万犹太人口中，大约有三万五千人是外籍犹太人。与比利时不同的是，荷兰实行的是非军事管理；与法国不同的是，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政府，因为内阁和王室已逃往伦敦。这个弹丸之国完全任由德国人以及党卫军宰割。艾希曼在荷兰的“顾问”名叫维利·佐普夫（最近在德国被捕，而那位更有作为的时任驻法顾问丹内克尔先生却依然逍遥法外），不过他显然乏善可陈，除了定期跟柏林办公室汇报工作之外，几乎就没干过什么。遣送行动及所有相关事务都由律师埃里希·拉亚科维奇操办，他是艾希曼从前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的法律顾问，经艾希曼引荐加入了党卫军。1941年4月，海德里希派他到荷兰，其直属领导并非柏林的帝国保安总局，而是海牙当地的安全局局长威廉·哈斯滕博士，而此人又受命于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汉斯·劳特尔及其犹太事务助理费迪南德·奥斯·德·芬顿。（劳特尔和芬顿都被荷兰法庭判处死刑。劳特尔被执行死刑，而芬顿据说因为阿登纳的干预被改判为无期。哈斯滕也被带回荷兰受审，服刑十二年后，于1957年被释放，后加入巴伐利亚州政府民政部。荷兰高层曾考虑对拉亚科维奇启动诉讼程序，此人似乎现居瑞士或意大利。所有这些细节都在去年随着荷兰档案的公开发行以及瑞士《巴塞尔国家报》驻荷兰通讯员E.雅各布的报道得以曝光。）耶路撒冷的诉讼方一方面是由于想不惜一切代价打造艾希曼，另一方面是由于死死陷进了德国官僚体制的迷宫里，所以声称所有官员都要执行艾希曼的命令。但是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只接受希姆莱的调遣。而且，说拉亚科维奇此时仍然听命于艾希曼，结合当时荷兰的时局，这一观点尤其不足为信。判决最终并未就此展开唇枪舌剑，只是不动声色地修改了大量由控方犯下的错误——尽管可能不是全部，而且展现出帝国保安总局、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以及其他机关部门之间不断上演的明争暗斗。用艾希曼的话说，就是“旷日持久、没完没了、无休无止的谈判”。

艾希曼对荷兰的安排十分气愤。很明显，希姆莱本人想限制他的权力，更别说当地那些绅士多么不遗余力地制造麻烦，让艾希曼自己的遣送车辆无法准时出发。他们还取笑柏林的“协调中心”根本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于是从一开始，要遣送的犹太人就不是一万五千名，而是两万名。而艾希曼派去的佐普夫先生在职务上比其他任何人都低好几等，1943年，佐普夫几乎是被迫加速遣送工作。诸如此类的权力纷争一直在困扰着艾希曼。他对所有还想听他说话的人说：“事情进展到这个阶段，专员先生已确认犹太问题乃安全警察所辖，假如其他部门再想插手，就是违抗党卫军帝国领袖[指希姆莱]的命令，而且也是荒唐无理的。”不过说了也是白说。荷兰的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1944年。这一次，就连卡尔滕布伦纳也坐不住了。为了顾全大局，他试图从中斡旋。尽管出身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被从萨洛尼卡带到了奥斯维辛，但是荷兰的塞法迪犹太人还是得以幸免。判决中说“帝国保安总局在这场纷争中占了上风”，这是不对的。因为，还有三百七十名塞法迪犹太人仍然安然无恙地生活在阿姆斯特丹。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上帝知道了。

希姆莱更愿意通过他的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在荷兰执行任务，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知道如何在这个国家行事，况且荷兰民众制造的麻烦绝对不算小儿科。在整个欧洲，只有荷兰的大学生为犹太教授遭解职举行示威游行；当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第一次被遣送到德国集中营之际，全国各地随即爆发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这在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而那次遣送并非去往死亡营，只是一次早于最终解决令抵达荷兰之前很久采取的惩罚措施。（就像德容指出的，德国人从中吸取了教训，从现在起，“不单用纳粹冲锋队的棍棒……而且通过在《犹太人周报》上公布法令……强制执行”。再也看不到警察当街抓人的场面，民众也不再示威游行。）尽管荷兰对反犹措施怀有敌对情绪，荷兰人民对反犹主义也相对具有免疫力，可他们还是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影响，而且后来证明，这两个因素对犹太人而言是致命性的。首先，在荷兰存在着一场非常强大的纳粹运动，因此完全有条件实施诸如抓捕犹太人、肃清其藏身之地等警务行动。其次，在本土犹太人当中存在着一股非常强劲的趋势，要在他们自己跟新来的人之间划清界限，这很可能是因为荷兰政府对德国难民态度相当不客气。其中可能还有荷兰反犹主义者的原因，跟法国人一样，他们的矛头也主要指向外籍犹太人。这样一来就便于纳粹按自己的心意塑造犹太委员会，后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为只有来自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才是遣送行动的受害者；于是，党卫军还可以在组织荷兰警察的同时从犹太警察中招募警力。结果造成一场空前的灾难，其惨烈程度除对波兰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之外，任何其他西欧国家都望尘莫及。波兰犹太人的情况完全有别于其他国家，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绝望的谷底。尽管跟波兰相比，荷兰人民允许了约两万到两万五千名犹太人藏身，这对如此一个小国家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后来至少有一半藏身者被发现，这无疑离不开专业情报员或临时告密者的努力。到1944年7月，十三万名犹太人被遣送，大多数被送到波兰卢布林地区位于布格河畔的索比布尔。那里从来就没有过挑选劳动力的事。所有生活在荷兰的犹太人中，有四分之三被杀害，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本土犹太人。1944年秋，最后一批被遣送者离开了荷兰，当时盟军的前哨已经到达荷兰边境。在一万名靠躲藏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中，大约百分之七十五是外国人——这个百分比证实，荷兰本土犹太人因不愿面对现实而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

万湖会议上，外交部的马丁·路德警告，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挪威和丹麦，会遇到巨大的麻烦。（瑞典从未被占领，而芬兰尽管在战争中支持轴心国，却是唯一一个纳粹在犹太问题上从未染指的国家。两千名芬兰犹太人安然无恙，这个例外不能不令人惊讶。这也许是因为，希特勒对芬兰人怀有崇高的敬意，所以不想用武力和带有侮辱性的胁迫手段令其臣服。）路德提议暂时推迟斯堪的纳维亚的遣送行动。这对于丹麦来说很自然。这个国家尽管1940年4月就跟挪威一同遭到德军入侵，但还保留着独立政府，而且1943年秋天以前一直被视为中立国。丹麦没有值得一提的法西斯或纳粹运动，因此也就不存在谋反者。然而在挪威，德国人找到了狂热的支持者。挪威亲纳粹、反犹太的领导人维德孔·吉斯林，后来还成了所有叛国者以及“卖国贼政府”的代名词。挪威境内有德国犹太难民和犹太无国籍者一千七百名，他们在1942年10月到11月的几次闪电行动中被抓捕并关押。当艾希曼的部门组织遣送这些犹太人到奥斯维辛时，一些吉斯林政府的人请辞。路德先生及其外交部对此曾有预感，不过更为严重的——当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是瑞典对所有被迫害者迅速提供政治避难，有时甚至提供瑞典国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拒绝对路德的提议进行讨论，但是瑞典的举措还是帮了大忙。非法离开一个国家相对还要简单些，但若想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庇护国并躲开入境检查，几乎等于天方夜谭。所以，大约九百人——这个数字刚刚超过了挪威犹太小社群人数的一半——被偷运到了瑞典。

无论如何，恰恰是在丹麦，德国人发现外交部的顾虑的确有道理。丹麦犹太人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篇，丹麦人民及其政府的表现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这些国家被占与否、是否为轴心国的伙伴国、是否中立或是否真的独立。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让他们了解到，在拥有绝对暴力优势的对手面前，非暴力行动和抵抗当中凝聚着多么巨大的潜力。的确，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缺乏对“犹太人问题的正确理解”，而且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极端”和“最终”解决。事实证明，丹麦、意大利、保加利亚和瑞典一样，对反犹主义几乎是免疫的。但是这前三个国家里，在受到德国势力影响时，只有丹麦人敢于跟他们的德国主子公开摊牌。意大利和保加利亚蓄意破坏德国人的命令，并且卷入一场复杂而狡诈的欺骗游戏，为救他们的犹太人制造了一场独出心裁的特技动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此类政策提出过抗议。丹麦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当德国人把佩戴黄色大卫星的事慎之又慎地传达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只是，第一个佩戴黄色星标的将会是国王。丹麦政府官员也严正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导致他们马上辞职。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一环是，德国人甚至无法让丹麦政府意识到约六千四百名丹麦本土犹太人和一千四百名犹太难民的区别，这些难民战前从德国来到这里寻求庇护，之后被德国政府剥夺了国籍。丹麦人的拒绝一定让德国人到死也想不明白：这个国家拒绝给予外来犹太人本国公民身份乃至工作许可，同时又对这些人提供保护，这似乎“不合逻辑”。（从法律上讲，丹麦难民在战前的状况与法国类似。倒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民事机构遍地腐败，促成一些流亡法国的人不是通过行贿就是“走关系”获得了入籍文件。法国的大部分难民都可以打黑工，哪怕没有工作许可。但是同瑞士一样，丹麦不是一个花钱可以解决一切的国家。）然而丹麦人却告诉德国官方，因为无国籍难民不再是德国公民，纳粹不能在未获丹麦允许的情况下认领他们。无国籍反而成了护身符，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当然不是无国籍的状况本身拯救了犹太人，而是丹麦政府决定出面保护他们。于是，对于有组织的屠杀来说至关重要的预备步骤无一实现。行动一直被推迟到了1943年秋天。

接下来的事情才真叫令人惊诧。同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1943年8月德国进攻苏联失败之后，其在非洲的部队于突尼斯遭遇重围；盟军进驻意大利，瑞典政府取消1940年同德国签订的协议，不再准许德军过境。于是，丹麦工人决定为加速进程投入战斗；暴动者冲进丹麦船厂，码头工人拒绝帮德国人修船，还举行罢工。德国军事指挥官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军事管制，希姆莱认为是时候解决犹太问题了，这个“解决”已经一拖再拖。他没有料到的是，除了丹麦人的抵抗之外，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德国官员也早已不是从前的态度。第三帝国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博士在纽伦堡的证词中说，不单是军队指挥官冯·汉内肯将军拒绝把军队交给他，就连丹麦雇佣的党卫军特别行动队也再三拒绝执行“中央指派的命令”。贝斯特本人是个老盖世太保，担任过海德里希的法律顾问，还曾写过一本关于警察的书，名噪一时。此人在巴黎军政府时深得上级赏识，如今也变得不可靠了，尽管柏林对他的变节程度究竟了解多少还很难说。可以明确的是，事情从一开始就不太妙，艾希曼的部门把他们的干将罗尔夫·金特派到了丹麦，没有人会说此人缺乏“冷酷到底”的素质。金特没有给他在哥本哈根的同事留下什么印象，而眼下，冯·汉内肯拒绝签署要求所有犹太人登记后方可从业的命令。

贝斯特来到柏林，获准将丹麦境内的犹太人无差别地全部遣送至特莱西恩施塔特——从纳粹的角度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让步。抓捕及快速遣送行动定于10月1日夜间进行，船已停泊在码头。看来无论是丹麦人、犹太人还是驻守丹麦的德国军队，谁都指望不上，所以来自德国的警察部队开始亲自逐户排查。在最后一刻，贝斯特跟他们讲，不可以破门而入，因为那样一来丹麦警察就会插手，而他们不宜同丹麦人发生正面冲突。于是，他们能够抓捕的只有那些主动打开房门的犹太人。在7800人当中，他们总共发现了477个在家而且愿意让他们进门的人。决定命运的日子到来的几天前，贝斯特本人很可能向名叫格奥尔格·F.杜克维茨的德国船只代理商泄露了消息，杜克维茨把整个计划告诉了丹麦政府官员，后者又迅速将消息转告犹太委员会领袖。丹麦的犹太委员会领袖跟其他国家的犹太领袖截然不同，他们借新年庆典之机在犹太教堂里公开了这个消息。犹太人恰好有充足的时间离开他们的公寓，去往藏身之所。这在丹麦非常容易办到，因为，用判决书里的话说，“所有丹麦人民，从国王到平民”，都做好了迎接他们的准备。

若丹麦不是有幸与瑞典比邻，那么战争结束前犹太人可能都还处于地下状态。把犹太人运到瑞典去似乎很合理，在丹麦渔船队的帮助下就可以完成。没有路子的人每人得交一百美金，这笔钱中很大一部分是富裕的丹麦公民代付的，而那可能是最令人震惊的事迹，因为此时犹太人须自付遣送费。有钱人斥重金购买逃亡许可（在荷兰、斯洛伐克，后来还有匈牙利），要么贿赂当地官员，要么同党卫军“依法”谈判。党卫军只接受硬通货。在荷兰，每个逃亡通行证的售价高达五千到一万美金。就算在能够收获真正的同情并有人诚心提供帮助之处，犹太人也得付钱才行得通。没钱的人若想逃亡，成功概率则为零。

从丹麦与瑞典之间的五到十五海里的水上通道将犹太人全部运送完毕，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乎整个10月。瑞典接收了5919名难民，其中至少1000人是德国犹太人，1310人是混血犹太人，686人是与犹太人结婚的非犹太人。（近乎一半的丹麦犹太人似乎都留在了这个国家，而且一直靠潜藏幸存到战后。）非丹麦籍犹太人也过得比以往要好，他们获得了工作许可。德国警察最终抓捕的几百名犹太人被运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他们非贫即老，要么当时没能及时获得消息，要么没能明白其中含义。在隔都里，他们的待遇比任何其他群体都要好，因为丹麦政府及个人不断因为他们“找茬挑事”。如果从这组在押犯人的平均年龄来看， 48这个死亡人数并不算高。如今回头再看这一切，艾希曼思考后认为，“出于很多原因，丹麦反犹行动彻底失败了”；奇怪的贝斯特博士则宣称：“行动目标并非抓捕数量庞大的犹太人，而是在丹麦实现无犹化，而这个目标如今业已实现。”

从政治和心理层面讲，这件事中最耐人寻味的也许是驻扎丹麦的德国高层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对柏林方面的命令明显阳奉阴违，蓄意捣乱。这是我们唯一一次听说纳粹遭遇当地人公开抵抗，结果那些接触到此事的人似乎改变了态度。他们自己显然不再把灭绝整个民族当作顺理成章。在坚决的抵抗之下，他们的“冷酷”被融化了，就像奶酪遇到了阳光。他们甚至有能力开始流露出一点真正的勇气。那个“冷酷”的理想——也许除了少数几个濒临精神错乱的暴徒之外——纯粹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神话，背后掩盖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唯命是从的残忍欲望。这些在纽伦堡法庭上就已暴露无遗。被告互相指控、彼此出卖，向全世界保证他们“一直都反对”，或者像艾希曼一样声称他们最好的素质都已被他们的上级“滥用”了。（在耶路撒冷，他指控“那些当权者”滥用他的“服从”。“臣服于一个好的政府是幸运，臣服于一个坏的政府是不幸。我运气不好。”）时代变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知道自己早已在劫难逃，却也没一个人有勇气为纳粹思想辩护。维尔纳·贝斯特在纽伦堡说，他扮演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双重角色，幸亏有了他，丹麦官员才在大难临头时得到警告；可是按照书面证据，他本人曾向柏林建议实施丹麦行动，而他却解释说，这一切都是游戏的一部分。他被引渡到丹麦，并在那里被判死刑；他又提请上诉，结果出人意料。因为有了“新证据”，他的刑期被减为五年监禁，后来又被提前释放。他一定是有能力令丹麦法庭心悦诚服地相信，他当初的确曾竭尽全力。

意大利是德国在欧洲唯一真正的盟友，被德国人当成平起平坐的伙伴，并且被尊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联盟表面上建立在高度互利互惠基础之上，将两种相似却并不完全相同的新型政权捆绑在一起，而且，德国的纳粹圈子确曾十分仰慕墨索里尼。但是战争爆发的时候，意大利在犹豫好一阵子之后才加入德国的事业。这已是昨日之事。纳粹非常清楚，他们跟斯大林版的共产主义要比跟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有更多相似之处；墨索里尼这边对德国并不放心，对希特勒也没多么膜拜。然而这一切都属于最高机密，尤其在德国，世人从未详细了解极权主义同法西斯式政权之间有哪些关键区别。只是在处理犹太问题之际，这一切才浮出水面。

在1943年夏发生巴多利奥政变（Badoglio coup d’état）以及德国人占领罗马和意大利北部之前，艾希曼及其下属并未获准对这个国家采取行动。因为不断有遭迫害的犹太人逃往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地的意占区寻求临时避难，他们在此时遭遇了意大利式的不作为。意大利政府比艾希曼技高一筹，墨索里尼对欧洲其他法西斯政权又有影响力，所以对“最终解决”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墨索里尼能够影响的人包括法国的贝当、匈牙利的霍尔蒂、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甚至西班牙的佛朗哥。如果意大利可以不杀害自己国家的犹太人并仍旧安然无恙，那么德国的各个附属国大概也会尝试效法。于是，多姆·斯托尧伊这位由霍尔蒂应德国人要求任命的匈牙利总理一直想知道，若是涉及反犹措施，是否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意大利。艾希曼的上司米勒就此事向外交部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所有情况，但是外交部的官员对此无计可施，因为他们总是遭遇类似的阳奉阴违，同样是口头上承诺得好好的，执行起来就一塌糊涂。破坏行动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一种近乎嘲讽的方式展开，这就更加令人火冒三丈了。作出保证的是墨索里尼本人或其他高层官员，假如将军们就是无法兑现承诺，墨索里尼会因他们“认识水平不一”而为其开脱。纳粹只是偶尔才会遇到直截了当的拒绝，比如罗阿塔将军就曾宣布，把意占南斯拉夫地区的犹太人交到德国当局手里“有悖意大利军人的荣誉”。

如果意大利人佯装说到做到，世态也许会更加糟糕。盟军抵达法属北非后，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德国人已经占领了除南部意占区的整个法国。当时这一意占区有大约五万名犹太人尚且安全。由于德国人不断施压，意大利设立了一个“犹太人事务军需处”，其职责仅仅是给当地所有犹太人口登记，并把他们驱逐出地中海沿岸地区。两万两千名犹太人被捕，后被带到意占区腹地，据赖特林格所言，“大约上千名最贫穷的犹太人住进了伊泽尔省和萨瓦省最好的酒店”。艾希曼派阿洛伊斯·布伦纳到尼斯和马赛。此人的行事风格属于最毒辣的一派。但是当他抵达时，法国警察已经毁掉了所有登记过的犹太人名单。1943年秋天，意大利向德国宣战，德国军队最终得以进驻尼斯。艾希曼本人匆忙前往蔚蓝海岸，抵达后被告知——而且他也信了——大约一万到一万五千名犹太人正隐居在摩纳哥。（那个小公国总共拥有大约两万五千名居民，根据《纽约时报杂志》的报道，那块巴掌大的地盘“可以轻松被套进纽约中央公园”。）这导致帝国安全总局启动一项调查。听起来是典型的意大利式玩笑。犹太人早就不在那里了，他们已经逃往意大利，那些仍然潜藏在周围山区的人则逃到了瑞士或者西班牙。当意大利不得不放弃他们在南斯拉夫的占领区时，发生了相似的一幕：犹太人随同意大利军队一起撤离，并在阜姆[3]找到了避难所。

即便在意大利以最认真的态度去配合其势大气粗的伙伴兼盟友之时，也依然少不了闹剧元素。墨索里尼迫于德国压力于三十年代末期公布反犹章程时，还规定了一般性豁免条件，豁免退伍老兵、德高望重的犹太人等；不过，他又补充了一条，豁免从前的法西斯党员，连同其父母、祖父母、妻儿以及孙子辈成员。对于此事我没有任何相关数据，但是结果一定是，绝大多数意大利犹太人得到了豁免。几乎找不到哪个犹太家庭连一个加入过法西斯党的亲戚也没有。鉴于公务部门只招录党员，当时犹太人跟意大利人一样，已经蜂拥在法西斯运动里大概二十年。少数从根上就反对法西斯的犹太人，主要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早已不在这个国家生活了。甚至坚定的意大利反犹主义者似乎也无法严肃对待此事。罗伯托·法里纳奇，这个意大利反犹运动的头目，手下就有一名犹太秘书。类似情形在德国肯定也有发生。艾希曼提到过（也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甚至在普通党卫军成员中也有犹太人；不过诸如海德里希、米尔希等人具有犹太血统之事，属于高度机密，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而在意大利，这种事完全大白于天下，且合理合法。当然，解开这个谜的钥匙在于，意大利实际上是欧洲少数几个对全部反犹措施坚决说不的国家之一。用齐亚诺[4]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所幸从来就不存在的问题”。

融合，这个屡被滥用的词，在意大利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意大利本土的犹太人不足五万，不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这里的融合，既不像所有德语国家那样成为一种人人都该信仰的意识形态，也不像法国那样成为一则神话或公然的自欺欺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们，在“冷酷无情”上不甘示弱；早在战争爆发前，他们就试图除掉国内的外籍和无国籍犹太人。不过此举从未取得显著成效，因为意大利的小公务员大都不乐意下狠手。当事态发展到生死攸关之际，他们以维护主权独立为由，拒绝抛弃自己国家的犹太人民。他们把犹太人关进自己的集中营而不是德国人的集中营。直到德军占领这个国家之前，集中营都是绝对安全的。这种行为很难仅用所谓不存在“犹太问题”这一客观条件去解释。因为与欧洲境内每个建立在共同种族文化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相似，这些外国人当然也给意大利制造了一个麻烦。丹麦的反应乃政治嗅觉敏锐的结果，即是说，丹麦人对保障公民权与独立权的条件和义务有着与生俱来的领悟力——“对丹麦人而言……犹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人道问题”（莱尼·亚希勒）；而意大利的情况，则可追溯到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所持有的总体人文精神上来。

战争最后的一年半，恐怖降临到了这个民族头上，而意大利的人文精神，无论如何还是经受住了恐怖的考验。1943年12月，德国外交部向艾希曼的上司米勒发出一封正式求助信：“鉴于过去几个月里意大利当局在执行其领袖倡导的反犹措施时缺乏热情，外交部非常希望今后的反犹行动能在德国官员的监督下执行。”于是，波兰的著名屠犹分子，例如来自卢布林地区死亡营的奥迪洛·格罗波尼克就被调遣到了意大利；甚至军管部门的领导人也不是军队的人，而是波属加利西亚的前任总督、党卫军分队长奥托·韦希特尔。至此，玩笑结束了。艾希曼的部门发出一则通告，知会其分支部门“意大利籍犹太人”即刻成为“必要措施”的行动目标。第一波打击对象是罗马的八千名犹太人。鉴于意大利警察不可靠，德国警察部队[5]亲自实施抓捕行动。他们及时得到预警（多半是老法西斯发出的），结果七千人得以逃脱。跟往常一样，一旦遭遇抵抗，德国人就让步了；他们现在同意，即便不在赦免范畴之内的意大利犹太人也可以免于遣送，但须关进意大利集中营。这个“解决”对意大利来说已经足够“最终”了。意大利北部近三万五千名犹太人被抓捕并被投进意奥边境的集中营。1944年春，红军占领罗马尼亚，盟军即将开进罗马；此时德国人违背诺言，开始把犹太人从意大利运往奥斯维辛，共计大约七千五百人（其中不到六百人生还）。尽管如此，这个死亡数字还不到当时生活在意大利的犹太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1] 此句参考德语版（266页）。——译注

[2] 此处德语版有补充说明：在战争期间，即便是荷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也公然对犹太臣民的命运漠不关心。见路易斯·德容（Louis de Jong）的报告《通往暴君之路》（“On the Track of Tyranny”），马克斯·贝洛夫（Max Beloff）出版，维也纳图书馆，伦敦。——译注

[3] 又名里耶卡，位于今天的克罗地亚境内。这里曾属奥匈帝国管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归意大利所有，但该地主权问题一直存在争端，武装冲突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译注

[4] Gian Galeazzo Ciano(1903—1944），原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1944年因参与推翻墨索里尼统治而被公开执行枪决。——译注

[5] 德国警察部队（Polizeiregiment），由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于1943年在意大利创立，隶属党卫军和治安警察，1945年春正式解散。——译注

十一　巴尔干地区的遣送：南斯拉夫、

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

判决书对控方提出的那幅混乱又模糊的“完整形象”进行了重组。但是，纳粹控制的东欧和南欧地区跟中欧和西欧的民族国家体系之间存在鲜明差别，而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起诉书还是判决书，竟都只字未提。这真是令人咋舌!当时，从北边的波罗的海到南边的亚得里亚海之间这条带状区域（如今整个都在铁幕控制之下），由一些所谓的继承国组成，这些继承国都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胜国所建立的。在这里，大量的少数民族获得新的政治秩序，此前他们已经在帝国统治——北边的俄罗斯帝国，南边的奥匈帝国，东南的土耳其帝国——下生活了几百年。后来产生的民族国家，没一个具有传统欧洲国家的哪怕一丁点的民族同质性（ethnic homogeneity），而这种同质性乃传统欧洲国家政治建构的标杆。到头来，这些国家无一不包含大量少数民族群体，这些民族因其邻族在数量上的微弱优势而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理想，所以对统治政府抱有激烈的敌对态度。要在这些国家寻找近期发生政治动荡的证据，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当希特勒于1939年3月开进布拉格，夹道欢迎他的不仅有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还有斯洛伐克人——他用一个“独立的”国家为后者带来了“解放”。后来在南斯拉夫也发生了完全类似的事。塞尔维亚人曾是那里的多数人口、从前的统治民族，如今被当作敌人，而占少数的克罗地亚人建成了自己的民族政府。再者，由于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动较大，不存在自然或历史边界，而根据《特里亚农条约》和《圣日耳曼条约》建立的边界则太过武断。于是，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可以通过肆意扩张领土而成为轴心国的伙伴。生活在这些新近吞并区域中的犹太人，其国民身份总是得不到承认。他们自动成了无国籍者，继而遭受着跟西欧难民同样的命运——他们一直都是最先被遣送并被灭绝的人。

东欧与南欧国家体系的瓦解无疑表明，保护少数民族条约所精心设计的体系——同盟国徒劳地希望能够以此解决在民族国家政治框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也随之坍塌。犹太人在所有继承国都是受到承认的少数民族。这种状态对他们来说并非外界所强加，而是巴黎和会上其自己的代表呼吁和协商的结果。这标志出犹太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西欧，或者说同化后的犹太人不再作为整个犹太民族的代言人。在具有良好教养的西欧犹太“显贵”看来，令人瞠目甚至不免大跌眼镜的是，大部分犹太人尽管不要求政治独立，却普遍要求社会和文化自治。从法律上讲，东欧犹太人的处境就跟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一样，但是从政治上看，同样也是决定性的，他们是唯一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群体，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可以令本民族聚合成一个多数群体的领土。尽管如此，他们并不像他们在西欧和中欧的同胞那样分散生活。早在希特勒之前，西欧和中欧就有反犹主义迹象出现：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在那里会被直呼为犹太人；而东欧犹太人则无论在敌人还是朋友那里，都被视作一个另类民族。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同化的东欧犹太人，使之完全有别于西欧犹太人——在西欧，各种形式的同化已经成了定律。庞大的犹太中产阶级在西欧和中欧十分典型，却并不存在于东欧；在东欧，取而代之的是极少数犹太中上层家庭（其本来就属于统治阶级），他们与非犹太社会的同化程度——通过财富、改宗或者通婚——高于大多数西欧犹太人。

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傀儡政权（首都为萨格勒布）地区，“最终解决”的刽子手们首次遭遇了这类未知情况。克罗地亚政府的领导人是安特·帕韦利奇。傀儡政权建立三周时，他就颁布了反犹法令。当被问及如何处置德国境内为数不多的克罗地亚犹太人时，回答是，他们“将会感激东部遣送行动”。帝国内政部长要求这个国家到1942年2月实现无犹化，艾希曼派遣弗朗茨·阿布罗梅特上尉跟萨格勒布的德国警察随员（Polizeiattaché）相互协作。遣送行动由克罗地亚人亲自执行，主要由这个国家里强大的法西斯运动乌斯塔沙（Ustashe）的成员负责。每遣送一个犹太人，克罗地亚人会向纳粹支付三十马克；作为回报，前者会得到被遣送者的全部财产。这符合德国官方的“属地主义”（Territorialprinzip），它适用于所有欧洲国家，即允许相关国家继承国内被害犹太人的财产，无论这个人是否拥有该国国籍。（纳粹并非一直尊重“属地主义”，只要有利可图，有很多方式可以绕道行之。德国商人可以在犹太人被遣送之前直接从其手中购买；而罗森贝格特别工作处原来的任务是为德国反犹主义研究中心没收全部希伯来文著作和犹太文物，现在很快就扩大了行动内容，没收对象里增添了珍稀家具和艺术品。）1942年2月，期限将至，因为犹太人可以从克罗地亚逃到意占区，无犹化目标没能如期实现。但是在巴多利奥政变之后，艾希曼的另一名手下赫尔曼·克鲁迈抵达萨格勒布。到1943年秋，三万名犹太人被遣送到死亡中心。

此时德国人才意识到，这个国家还没有实现无犹化。在首个反犹法令中，他们注意到一则离奇的条款，其中把所有为“克罗地亚事业”作出过贡献的犹太人变成了“高贵的雅利安人”。此间，符合条件的犹太人数量自然急剧增加。那些特别富有的人，换句话说，那些自愿放弃财产者，得到了豁免。更有意思的是，党卫军情报部门（由威廉·霍特尔少校领导，此人在耶路撒冷首先作为辩方证人被传唤，但是他的口供却被控方采用）发现克罗地亚统治集团的几乎所有成员，从政府首脑到乌斯塔沙头目，全部娶了犹太女人为妻。根据南斯拉夫政府的报告，这一地区百分之五（约一千五百名）的犹太幸存者，显然都属于这个同化程度普遍很高而且富得流油的犹太群体。既然在东部犹太总人口中，同化者的比例通常被预计为百分之五，那么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东部的同化——假如的确可能发生的话——为犹太人提供了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好的生存机会。

比邻的塞尔维亚地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德国占领军几乎从第一天开始就需要对付当地的游击战，其规模丝毫不逊于苏联后方。我早前提到过把艾希曼与塞尔维亚的灭绝犹太人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事件。判决书承认，“处理塞尔维亚犹太人问题的常规命令途径不甚明确”，而其原因在于当地没有待遣送者，故艾希曼的部门完全没有涉足这一区域。“问题”都是就地解决的。德军以处置游击战中的战俘为由枪杀犹太男性，而妇女和孩子则被移交给安全警察的指挥官，海德里希的特殊宠儿，某个叫作埃马努埃尔·舍费尔的医生。妇女儿童最终在毒气车内被害。1942年8月，国务委员、军政府的民政局局长哈拉尔德·图尔纳骄傲地汇报说，塞尔维亚是“唯一一个解决了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两大问题的国家”，并且把毒气车交还给柏林。预计有五千名犹太人参加了游击战，除此之外，他们也再无其他逃生途径。

战后，舍费尔不得不站上德国刑事法庭。他因毒杀6280名妇女儿童被判处六年零六个月监禁。当地的军政府总督弗朗茨·伯梅将军自杀，而国务委员图尔纳被移交给南斯拉夫政府并被判处死刑。同样的故事一次又一次上演：那些逃脱纽伦堡审判并且未被引渡回当年犯案国的人，不是从未受到过审判，就是在德国法庭上获得最大程度的“理解”。战后的德国法庭令人不悦地联想到魏玛共和国——那个时代的特殊之处是，假如一个政治谋杀犯属于某个以暴力反对共和国的右翼团体，他就会得到法律的宽恕。

保加利亚比巴尔干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理由感谢纳粹德国。因为纳粹帮助这个国家通过牺牲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而获取了大幅领土。可是保加利亚却并不知恩图报，无论其政府还是人民，对“冷酷到底”政策都不够配合。这种不顺从不仅仅体现在犹太问题上。保加利亚君主制没有理由担心国内的法西斯运动“拉特尼基”（Ratnizi），因为参与的人数实在太少，而且毫无政治影响力。议会仍然是最高权力体，跟国王琴瑟和鸣。于是，他们敢于拒绝向苏联宣战，甚至连象征性的东征“志愿军”都没有派出过。不过最令人瞠目的是，在这个由各色民众混合而成的狭长地带里，纵然反犹主义在所有种族团体中都很猖獗，且早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就已经是官方政策，可是保加利亚人却并不“理解”所谓“犹太问题”。的确，保加利亚军队同意将所有犹太人——他们指定了大约一万五千人——从新近吞并的领土上遣送出去，那里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而且那里的人都是反犹的；但他们是否知道“在东部重新安置人口”的实际含义，就很难说了。早些时候，1941年1月，政府还同意颁布一些反犹法令，可是这种做法在纳粹看来却不过是个笑话：大约六千名有劳动能力的男性被征为劳动力；所有受洗犹太人，无论其何时改的宗，全部得到赦免，结果改宗潮如洪水般泛滥开来；还有约占据犹太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的五千名犹太人得到了特别优待；对犹太医生和商人推行一种十分划算的物权法定原则，因为那一般是基于城市犹太人而非乡村犹太人的比例而定。当这些措施付诸实践时，保加利亚政府官员公开宣布，目前的形势令每个人都很满意。显然，纳粹将不得不让保加利亚人明白，“解决犹太问题”有哪些要求；同时还要教会他们，稳定的法律制度和极权运动二者不可调和。

对于当前的困难，德国高层一定有所察觉。1942年1月，艾希曼写信给外交部称，“有足够的条件接收保加利亚犹太人”；他建议与保加利亚政府接洽，并向外交部保证，首都索菲亚的警察随员将“负责遣送工作的技术执行”。（这个警察随员似乎对他的工作没什么热情，因为此后不久，艾希曼就把自己的手下特奥多尔·丹内克尔从巴黎派到索菲亚担任“顾问”。）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封信一反艾希曼在几个月前对塞尔维亚的通告内容。当时说没有条件接收犹太人，甚至来自德国的犹太人也无法被遣送。之所以把在保加利亚实现无犹化作为首要任务，只能解释为：柏林得到准确消息，如不加快速度，就会一事无成。德国大使已与保加利亚政府展开斡旋，不过直到六个月后，后者才迈出了“极端”措施的第一步，即命令犹太人佩戴大卫星。对于纳粹而言，就连此举的结果也令人大失所望。首先，如其例行汇报所言，这个星标只是一个“特别小的星星”；其次，大多数犹太人根本就不戴；第三，正如帝国保安总局防御司司长瓦尔特·舍伦贝格在1942年11月写给外交部的一份安全警察报告中所言，那些佩戴星标者“从被误导的民众那里收获了如此多的同情，到头来还为自己身上的标志颇感自豪”。结果，保加利亚政府干脆撤销了命令。由于来自德方的巨大压力，保加利亚政府最终决定把索菲亚的全部犹太人驱逐到郊区，然而这一措施根本不符合德国人的要求，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把犹太人分散开去，而不是集中到一起。

驱逐实际上标志着整个局势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索菲亚的民众试图阻止犹太人到火车站，甚至聚到王宫门前示威。德国人误以为鲍里斯国王主要负责保加利亚犹太人的安全，所以有理由相信，是德国情报部门将其杀害了。但无论是这位国君的死，还是1943年初丹内克尔的到来，都没有给局势带来一丝一毫的改变，因为议会和民众仍然明显站在犹太人一边。丹内克尔顺利地同保加利亚负责犹太事务的使节达成协议，要把六千名“犹太领导者”遣送到特雷布林卡；但是，那六千人一个也没有离开这个国家。这个协议本身值得一提，因为它表明纳粹要征召犹太领导人帮他们办事的愿望已然落空。索菲亚的首席拉比被索菲亚都主教斯特凡[1]藏匿起来，无处可寻。斯特凡公开宣布：“上帝已经决定了犹太人的命运，人类没有权利折磨并迫害犹太人”（希尔伯格）——迄今为止，就连梵蒂冈都没有这么明目张胆过。结果，几个月之后发生在丹麦的事情，在保加利亚提前上演了——当地的德国官员越发举棋不定，再也不可靠了。不可靠的还有警察随员和德国大使。警察随员作为党卫军的成员，本应该围捕犹太人；德国在索菲亚的大使阿道夫·贝克勒于1943年6月暗示外交部，局势已然无望，因为“保加利亚人缺乏我们所有的那种思想启蒙。一个从小跟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吉普赛人一起长大的保加利亚人，没法理解犹太问题”——当然，此乃一派胡言，因为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东欧以及东南欧的所有国家。又是贝克勒，以怒发冲冠之势报告帝国保安总局，说眼下已无力回天。最终结果是，没有一个保加利亚籍犹太人被遣送或非正常死亡。1944年8月，红军逼近，反犹法令被废弃。

保加利亚人民为什么会在这个多民族混合居住的条形地带作出如此奇特的行为，据我所知目前尚无人给出解释。但这总让人想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纳粹上台的时候他碰巧在德国。他们让他去背国会纵火案的黑锅，那是1933年2月27日发生在柏林国会大厦的一场神秘火灾。他在德国最高法院受审并且碰上了戈林。他在交叉询问时对戈林提出质问，就像他自己在主导整个诉讼程序一样。也多亏了他，除了范德吕伯之外的所有被告均被判无罪。他的行为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尊敬，在德国也不例外。“德国境内总算还有个真正的人，”人们常这样说，“是个保加利亚人。”

希腊北部被德国人占领，南部被意大利占领，这里没有发生特别棘手的事情，因此实现无犹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43年2月，艾希曼的两个专家，迪特尔·维斯利策尼上尉和阿洛伊斯·布伦纳上尉，前来为遣送萨洛尼卡的犹太人做准备工作。那里三分之二的希腊人是犹太人，共计大约三万五千人被集中到一起。如他们从IV-B-4科得到的委任书所示，这一行动是根据“欧洲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框架”拟定的。通过同战争管理委员会委员、当地军管政府代表马克斯·默滕博士密切合作，他们很快建立了通常的犹太委员会，首席拉比科雷茨任主席。维斯利策尼作为萨洛尼卡犹太事务特遣队队长，引进了黄色大卫星，要求犹太人无一例外必须佩戴，并迅速推而广之。默滕博士把整个犹太人口迁移至隔都，因为地理位置距离火车站很近，方便转移犹太人。唯一拥有特权的是持有国外护照的犹太人，而且如同以往的情况，还有犹太委员会的成员。最后这几百人被运至伯根—贝尔森中转营。除了飞到南方，他们无路可逃。那里的意大利人跟别处一样，拒绝把犹太人交给德国人，而意占区也只能提供短暂的安稳。希腊人充其量只是不闻不问，甚至一些游击队还“赞成”对犹太人的解决行动。两个月之内，整个犹太社区的人都已被遣送出去。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列车开往奥斯维辛，每一列货运列车都装载着两千到两千五百名犹太人。同年秋天，意军溃散，大约一万三千名犹太人从希腊南部，包括雅典和希腊群岛地区，被迅速遣送完毕。

在奥斯维辛，许多希腊籍犹太人受雇参与所谓的死亡行动队，也就是执行毒气杀人和火葬工作。他们活到了1944年。到那个时候，匈牙利犹太人也被赶尽杀绝，罗兹的隔都被清理殆尽。那个夏天快要结束之际，有传闻说马上要撤除毒气装置。这时候爆发了罕见的反抗行动。死亡行动队很清楚，如今自己也难逃一死。反抗演变成彻底的灾难，最后只留下一个幸存者，活着讲出了这个故事。

希腊人对本国犹太人命运的冷漠态度，似乎直到这个国家被解放以后依然没有改变。默滕博士，作为艾希曼审判的辩方证人之一，如今有些自相矛盾地声称，他对一切毫不知情，却在不经意间救过许多犹太人的命。战后，他作为一家旅行社的代表平安无事地返回希腊；后来被捕，不过很快就被释放并准许回到德国。他的案例大概比较特殊，因为在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总是以酷刑告终。他在柏林当着控辩双方代表的面所提供的辩护词当然很奇怪。他说艾希曼曾协助营救约两万名萨洛尼卡的妇女儿童，而一切的罪魁祸首是维斯利策尼。可是最后他又说，在他作证前，艾希曼在林茨当律师的哥哥找过他，还有一个由前党卫军成员组成的德国组织也找过他。艾希曼本人对这一切予以否认——他从未到过萨洛尼卡，也从没见过这位对他很热心的默滕博士。

艾希曼不止一次说，他的组织天赋、他的部门对撤离和遣送的协调，实际是在帮助他的受害者，让他们好过些。他辩称，假如这件事非做不可，那么最好是在良好的秩序下进行。审判期间没有人，就连辩护团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条陈述。这句话显然包含着跟他说自己通过“强制移民”救过千万条犹太人的命是同等的愚蠢和顽固。然而，看到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事，人们却开始思考和怀疑。在这里，一切同样乱七八糟，但跟丹麦有所不同——那里的盖世太保都开始违抗柏林的命令；在罗马尼亚，连党卫军也目瞪口呆，有时甚至为这种大规模的、古老的自发式机制的恐怖所震慑；他们经常插上一手，把犹太人从赤裸裸的屠刀下救出来，好让屠杀可以——按他们的说法——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进行。

要说罗马尼亚是战前欧洲最反犹的国家，不算言过其实。甚至在十九世纪，罗马尼亚存在反犹主义就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了。1878年，各大强国已经尝试出面干涉，要通过《柏林条约》让罗马尼亚政府承认犹太居民的罗马尼亚国籍；但就算是承认，也是维持犹太人的二等公民身份。它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除了几百个塞法迪犹太人家庭以及一些德裔犹太人之外，罗马尼亚的所有犹太人仍然是常住外侨。同盟国动用全部势力，在磋商和平条约期间“说服”罗马尼亚政府接受一项少数民族条约，准许犹太少数民族拥有公民权。1937和1938年，罗马尼亚撤销了这个受世界舆论所迫而作的妥协条约。当时，出于对希特勒德国势力的信任，罗马尼亚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少数民族条约是对其“主权”的侵犯，从而剥夺了数十万名犹太人的公民权。这个数字大概是犹太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两年后，1940年8月，罗马尼亚加入希特勒德国一方参战，新任铁卫团独裁领袖扬·安东内斯库元帅宣布所有罗马尼亚犹太人（除几百个在合约之前取得罗马尼亚国籍的犹太家庭之外）全部为无国籍者；当月，他还颁布了反犹法令，在苛刻的程度上堪比德国。受保护的人群包括退伍老兵以及1918年之前取得罗马尼亚国籍的犹太人，人数不足一万，几乎还不到其犹太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希特勒本人十分清楚，德国正面临被罗马尼亚超越的危险。1941年8月，最终解决令下达几个星期后，希特勒跟戈培尔抱怨道：“安东内斯库这种人，在狠劲上胜过我们所有人迄今所为。”

罗马尼亚于1941年2月参战。罗马尼亚军团成了未来进犯苏联的一支军事力量。单是在敖德萨一地，罗马尼亚士兵就实施了对六万人的大屠杀。与其他巴尔干国家的政府相比，罗马尼亚政府从一开始对东部屠杀犹太人就了解得一清二楚；而1941年夏，即便在政府把铁卫团扫地出门之后，罗马尼亚士兵还是执行了一项屠杀和遣送计划。这次行动令同年1月爆发的“布加勒斯特铁卫团行动都相形见绌”。这是一次纯粹的恐怖行动，人类有史以来无能出其右者（希尔伯格）。罗马尼亚式的遣送，是把五千人转移到货运车厢。列车漫无目标地翻山越岭几天几夜，等待车厢里的人窒息而亡；屠杀行动后，尸体通常被挂在犹太人的肉铺展示。罗马尼亚集中营的恐怖现象，比我们所知的发生在德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也更加凶残。罗马尼亚集中营是由于向东部的遣送不可行而由罗马尼亚人自行建立并运营的。当艾希曼把犹太事务常务顾问古斯塔夫·里希特上尉派到布加勒斯特时，后者向他汇报说，安东内斯库现在想要把十一万犹太人运到“布格河对岸的两片森林”，也就是运到德占苏联领土上去剿杀。这可把德国人吓坏了，各方都要站出来说话：国防军司令部、罗森贝格在东部被占领土的总部、柏林的外交部、布加勒斯特的特派员曼弗雷德·冯·基林格男爵等。这位男爵乃前冲锋队高级军官，罗姆的故交，当然也就是党卫军眼中的可疑分子，很可能受到了里希特的监视，后者曾向他“咨询”过犹太事务。无论如何，在这件事上，他们取得了一致。艾希曼在1942年4月的一封信中亲自恳求外交部停止罗马尼亚人现阶段无组织且不成熟的“对犹太人赶尽杀绝”行动。必须得让罗马尼亚人明白，“对德国犹太人的撤离工作正如火如荼”，须以德国犹太人为先。最后，他还放话说，“将动用安全警察”。

原计划在巴尔干所有国家进行的最终解决，如今不管德国人多么不情愿，只要他们不希望局势恶化成血腥杀戮，那么就不得不在最终解决问题上给罗马尼亚人以更高的优先权。而且，就算艾希曼也许很享受扬言动用安全警察一事，可营救犹太人终归不是他们的任务。到8月中旬，几乎在没有德国人协助的情况下，罗马尼亚人已经屠杀了国内约三十万犹太人。此时，外交部同安东内斯库就“由德国部队执行撤离罗马尼亚犹太人”一事达成协定，艾希曼开始跟德国铁路部门磋商，以确保有足够的列车把二十万犹太人运到卢布林死亡营。然而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各种大幅让步也已谈妥，罗马尼亚人却突然翻脸，内线里希特先生的一封信如晴天霹雳急降柏林——安东内斯库元帅改主意了。基林格大使汇报说，元帅现在想要“以一种舒服的方式”摆脱犹太人。德国人没有预料到的是，罗马尼亚不仅是一个充斥着杀人犯的国度，而且还是巴尔干地区最腐败的国家。他们一边进行着大屠杀，另一边，用钱买命的交易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各个官僚部门，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忙得不亦乐乎。政府一方则擅长向某些犹太群体或整个犹太社区征收巨额税款。罗马尼亚人自从发现可以通过犹太人赚取硬通货——每人一千三百美金——之后，便成了犹太人移民的热切支持者。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罗马尼亚成为犹太人在战争期间移民到巴勒斯坦的为数不多的通道之一。当红军迫近之时，安东内斯库变得甚至更加“温和”；现在，他愿意让犹太人不付任何赔偿直接移民。

奇怪的是，安东内斯库从头到尾都并不像希特勒以为的那样比纳粹还要“冷酷”，只是永远比德国人先行一步而已。他最早剥夺了全部犹太人国籍。当纳粹仍忙于检验首批实验成果之际，他已毫无廉耻地公开发动大规模屠杀；他拿犹太人作交易的想法，比希姆莱提出的“以命换车”还要早一年；最后，他也像希姆莱一样对整个事件突然叫停，当这一切只是一场玩笑。1944年8月，罗马尼亚向红军投降，艾希曼这位遣送问题专家被紧急派到当地营救“德意志少数民族”，结果无功而返。八十五万罗马尼亚犹太人中，大约有一半幸存下来，其中大多数（几十万人）去了以色列。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犹太人至今还留在这个国家。罗马尼亚刽子手们按例都被处死，基林格在苏联人到来之前自杀。只有里希特上尉确实在行动中一直没有机会下手。他在德国一直平安无事地活到了1961年。这一年，他成了艾希曼审判中姗姗来迟的受害者。

[1] Metropolitan Stephan（1878—1957），保加利亚东正教会重要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王室同德国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决抵制反犹政策。——译注

十二　中欧国家的遣送：

匈牙利、斯洛伐克

前文说到艾希曼的良知问题是如何令人头疼时，我们就提到过匈牙利这个国家，一个从组织结构上看没有国王的王国。这个国家尽管不靠海，既没有海军也没有商船队，却被一个海军上将、摄政官尼古劳斯·冯·霍尔蒂统治，或者毋宁说是托管给这个无冕之王。唯一可见的王权标志是，尽管这里并不存在宫廷，但宫廷大臣的数量却十分庞大。许久以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曾是匈牙利国王；1806年以后，多瑙河上的帝制政权被哈布斯堡松散地统合划一。哈布斯堡家族一度是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被拆解成继承国，奥地利如今成了共和国，期待与德国交好、融合。奥托·冯·哈布斯堡流亡，凶狠的民族主义者马扎尔人永远不再承认他是匈牙利国王。而另一方面，匈牙利人的王室甚至都没有被写入历史记忆。于是，从现在公认的政府形式看，匈牙利究竟属于哪一类，只有霍尔蒂上将自己清楚。

王权假象的背后，是世袭的封建制结构；失去土地的农民每况愈下，少数贵族地主家庭，这个国家实际上的主人，愈发骄奢淫逸。这个穷困潦倒的国家的贫富差距程度非任何一个东欧或南欧国家可比。正是大量悬置的社会问题以及普遍的落后状态，营造出布达佩斯独特的社会风气；匈牙利人好像是一群幻想狂，如此长期而彻底地沉浸于自欺欺人，乃至丧失了任何忤逆反抗之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受意大利法西斯影响，他们发动了强大的名为箭十字党人的法西斯运动，并于1938年紧随意大利的脚步颁布了自己的反犹法案。尽管这是一个深受天主教影响的国家，但这些法案还是针对了1919年之后改宗的犹太人；三年后，1919年之前改宗的犹太人也不再能够幸免。尽管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全面反犹主义已经成了政府的官方政策，依然有十一个犹太人继续留在议会的上议院。匈牙利是轴心国里唯一一个把十三万犹太人——着匈牙利军装——作为辅助部队派到东部战线的。之所以有这么多自相矛盾是因为，纵然匈牙利人有官方政策，但他们甚至比其他国家更重视在本土犹太人与东部犹太人、“《特里亚农条约》规定的匈牙利”（跟其他继承国一样，按照《特里亚农条约》建立起来的部分）“马扎尔化的”犹太人与那些新近吞并地区的犹太人之间作出区分。1944年3月前，纳粹政府还一直尊重匈牙利的主权。所以，对犹太人而言，这个国家成了这片“死亡之海”里的一个安全岛。当红军穿过喀尔巴阡山脉时，匈牙利政府公然尝试效仿意大利并且制定了一份单独的休战书，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政府此时决定占领这个国家了。几乎难以置信的是，游戏到了这个阶段，“从各方原因来看，彻底解决犹太问题成了当务之急”，如维森迈尔在1943年12月向外交部提交的报告所言，“清算”这个问题是“把匈牙利卷入战事的前提条件”。因为这个“问题”的“清算”包括对八十万名犹太人外加大约十到十五万名改宗犹太人的遣送。

尽管如此，事情还是如我之前所言：由于任务艰巨并且紧急，艾希曼召集全部人马于1944年3月抵达布达佩斯。由于其他各地的工作均已完成，他可以轻易调兵遣将。他把维斯利策尼和布伦纳分别从斯洛伐克和希腊、把阿布罗梅特从南斯拉夫、把丹内克尔从巴黎和保加利亚、把已经是指挥官的西格弗里德·塞德尔从特莱西恩施塔特、把后来成为其在匈牙利代理人的赫尔曼·克鲁迈从维也纳调派过来。他把所有更为重要的手下成员，如已经是其首席代表的罗尔夫·金特、遣送官弗朗茨·诺瓦克、法律专家奥托·洪舍一同从柏林调来。这样一来，艾希曼的特种突击队（Sondereinsatzkommando）由大约十人组成，外加一些文职人员，总部设在布达佩斯。他们抵达的当天夜里，艾希曼及其随从便邀请犹太人领袖参加一个会议，劝说他们建立犹太委员会。因为一旦有了这个委员会，艾希曼他们就可以对其下达命令，反过来还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对匈牙利所有犹太人拥有绝对司法权。此举在彼时彼地绝非易事。如教宗特使所言，当时“整个世界都明白了遣送的实际含义”；而且，卡斯特纳博士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有一个特殊机会步欧洲犹太人之后尘，我们很清楚特别行动队在干什么，我们早已对奥斯维辛的事了如指掌”。显然，艾希曼自称的“催眠力量”，已不足以说服每个人相信纳粹将会承认“马扎尔化的”犹太人和东部犹太人之间的严肃划分。自欺欺人不得不被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才能令匈牙利犹太人领袖到这个时候还相信“在这里不可能发生”——“他们怎么可能把匈牙利犹太人送到匈牙利国外？”甚至当现实日复一日地冲击他们的信念时，他们依然执迷不悟。从证人口中嘟囔出的一句不算结论然而又极不寻常的话中，人们才明白这一切如何成为可能：犹太中央委员会（犹太委员会在匈牙利的名字）未来的成员已经从邻国斯洛伐克那里听说，正在与他们谈判的维斯利策尼很乐意收取贿赂；他们还知道，尽管存在贿赂行为，他还是“遣送了所有斯洛伐克犹太人……”对此弗罗伊迪格总结道：“我理解的是，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跟维斯利策尼打通关系。”

艾希曼在这些棘手的磋商中最绝的一招，就是务必让他及其手下看似被犹太人收买。犹太社群主席、同为霍尔蒂私人幕僚成员之一的枢密官萨穆埃尔·施特恩，受到了精心款待，并获准成为犹太委员会领袖。当他们被要求奉上打字机、镜子、女士内衣、古龙水、画家让—安东尼·华托的真迹、八架钢琴时，施特恩以及犹太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备感安心，尽管其中七架被诺瓦克上尉客客气气地还了回来，他说：“不过先生们，我可不想开钢琴店，我只是想弹钢琴而已。”艾希曼本人则参观了犹太图书馆和犹太博物馆，并向每个人保证，目前所有措施都是暂时性的。收受贿赂首先是个幌子，但很快就假戏真做，尽管并没有达到犹太人的期望。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犹太人都从来没有花过这么多钱去做一笔毫无希望的生意，用奇怪的卡斯特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为保全自己和家人性命而胆战心惊的犹太人，对金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了”。菲利普·冯·弗罗伊迪格的供词，以及曾作为匈牙利犹太抵抗组织犹太复国主义救济与救援委员会（Zionist Relief and Rescue Committee）代表的约埃尔·布兰德的证词，都证实了卡斯特纳的说法。克鲁迈于1944年4月从弗罗伊迪格那里收到了不下二十五万美金，而单是为了获得面见维斯利策尼以及党卫军反间谍组织人员的特权，救援委员会就支付了两万美金。在这次会面中，所有与会者都额外获得了一千美金的小费。维斯利策尼再次提出所谓的欧洲计划。他在1942年就提出过，后来不了了之。据称，希姆莱原计划除波兰外，其他犹太人都可以花两百万至三百万美金来赎命。凭借这份被搁浅已久的计划，犹太人如今开始向维斯利策尼分期付款。就连艾希曼的“理想主义”也在这个富得流油的国家里土崩瓦解。尽管不能证明艾希曼借工作之便填满了自己的腰包，控方还是公正地揭示了他在布达佩斯的优越生活。在那里，他可以住最好的酒店；他后来的政敌库尔特·贝歇尔送给他一辆水陆两用车，司机带他四处游览；他打过猎，骑过马，在匈牙利政府的新朋友们陪同指导下，享受到一切前所未闻的奢侈生活。

无论如何，在这个国家里还是有那么一群犹太人，至少他们的领袖没有完全沉浸在自欺欺人之中。复国主义运动在匈牙利曾经势头很猛，现在又在新成立的救济与救援委员会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个委员会同巴勒斯坦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帮助难民从波兰、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逃出来。该委员会还同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一直有联系，后者为他们的工作提供资助，以保障一些犹太人以合法或非法方式来到巴勒斯坦。眼下灾难已经蔓延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开始伪造“基督徒证件”、改宗凭证，其持有者发现这样更方便“隐身”。无论他们如何变换身份，复国主义领导者们始终知道，他们是法外之人，并且以此种方式行事。约埃尔·布兰德是位不走运的特使，战争期间，他须将希姆莱用一百万条犹太人命交换一万辆卡车的计划传达给盟军。他属于救济与救援委员会的领导层，还到耶路撒冷来证实他同艾希曼的交易，步其之前在匈牙利的对手菲利普·冯·弗罗伊迪格之后尘。被艾希曼不巧忘了的弗罗伊迪格回忆说，自己在会面过程中遭到粗暴对待，而布兰德的证词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艾希曼本人就他与复国主义者谈判的描述。布兰德被告知，“一位理想主义的德国人”要跟他这位“理想主义的犹太人”谈谈——两位可敬的敌人在战争间歇期要平等相见。艾希曼对他说：“明天我们也许会再赴战场。”当然，这是一个可怕的笑话，但它的确证明了艾希曼并未为应付耶路撒冷审判而专门编造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慷慨陈词。更有意思的是，人们无疑能通过与这次复国主义者的会面发现，无论是艾希曼还是特种突击队的其他成员，都没有像从前利诱犹太委员会的先生们时那样采取说谎策略。就连“语言规则”也被束之高阁，大多数时候改为有话直说。此外，若谈到严肃问题，如购买通行证所需金额、欧洲计划、人命换卡车等，不仅艾希曼，每个相关人员（维斯利策尼、贝歇尔、约埃尔·布兰德每天早晨在咖啡屋碰面的那些反间谍组织成员们）无疑都要求助于复国主义者。原因在于，救济与救援委员会拥有必要的国外关系，并且可以更轻而易举地弄来外汇；而犹太委员会的成员们，除了那个并不可靠的执政官霍尔蒂之外，便再没有别的靠山。另一个日益浮出水面的事实是，匈牙利的复国主义高层人物得到了比颁给犹太委员会成员（针对逮捕与遣送）的普通临时豁免权更高级别的特权。复国主义者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通行，可以不必佩戴大卫星。他们获准参观匈牙利集中营。后来，救济与救援委员会创始人卡斯特纳博士甚至不必出示证明他犹太身份的证件就可以往返纳粹德国。

艾希曼有了在维也纳、布拉格、柏林的经验，不到两个星期就轻车熟路地建立起了犹太委员会。现在的问题是，他本人能否在如此重要的行动上指望匈牙利官方的援助。这对他本人是个全新的尝试。从常规程序来看，外交部及其代表应该为他作好协调；这一次则是新任的帝国特使埃德蒙·维森迈尔博士。艾希曼本应向此人派遣一位“犹太顾问”，他自己显然没有兴趣当这个顾问，因为这个职务顶多官至上尉，而他则已是中校，官高两级。他在匈牙利的最大成就是建立起了自己的关系网。主要成员有三个人。拉斯洛·安德烈，他的反犹主义令霍尔蒂称他为“疯子”。此人最近被任命为内政部主管政治（犹太）事务的副部长。拉斯洛·鲍基同为内政部副部长，执掌匈牙利警察。警察中校费伦齐直接负责遣送事务。在他们的协助下，艾希曼能够确信，无论是签发紧急指令还是在边省建立犹太集中营，都将于“转瞬之间”完成。由于此事关系到大约五十万人的遣送，他们同德国国家铁路官员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奥斯维辛的赫斯从他的直属上司、经济管理总局的里夏德·格吕克斯将军那里得到计划，命令新建一条铁路线，好把车厢直接开到焚尸炉几十米开外的地方。配备给毒气室的死亡突击队人数从二百二十四人增加到八百六十人，以便每日对六千至一万两千人实施屠杀。1944年5月，火车抵达之时，只有极少数“有劳动能力者”被挑出来当苦工，被分配至克虏伯位于奥斯维辛的熔炼厂。（克虏伯新建的贝尔塔工厂位于布雷斯劳附近，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聚敛犹太劳动力，而这些人的工作条件较之于死亡营有过之而无不及。）

匈牙利的整个行动持续了不到两个月，7月初戛然而止。首先得感谢犹太复国主义者让这段故事比犹太人所受的任何一笔灾难都更加广为人知。霍尔蒂一度被中立国和梵蒂冈的抗议声吞没。然而，罗马教廷大使认为应该澄清，梵蒂冈的抗议并非来自“错误的恻隐之心”——这个词如同永久纪念碑，矗立在最德高望重的教会人士头脑中；他们眼睁睁看着“冷酷到底”这道福音被那些常年辗转于妥协状态的人四处传颂，最终又落得何等下场。瑞典再次采取了有效措施，签发入境许可；瑞士、西班牙、葡萄牙紧随其后，最终有三万三千名犹太人在布达佩斯住进特殊的房屋，处于中立国保护之下。盟军收到一份包括七十名主要罪犯的名单并公之于众。罗斯福在最后通牒中威胁道：“匈牙利的战后待遇将有别于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除非那里停止遣送行动。”7月2日，布达佩斯遭遇了一场严重空袭，警告变成了现实。鉴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霍尔蒂下令停止遣送。针对艾希曼的证据里，最有可能定罪的一条却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没有遵守“那个老傻瓜”的命令，而是在7月中旬再次遣送了布达佩斯附近一个集中营里的一千五百名犹太人。为阻止犹太官员通知霍尔蒂，他把两个代表处的成员带到自己的办公室；洪舍博士以各种名义将他们扣押，直到他听说火车已经驶出匈牙利领土才予以释放。艾希曼不记得这段故事了。在耶路撒冷，尽管法官们“确信被告清楚记得他对霍尔蒂的胜利”，但这一点很可疑，因为霍尔蒂在艾希曼眼里算不上大人物。

这似乎是从匈牙利开往奥斯维辛的最后一列火车。1944年8月，红军已进驻罗马尼亚，艾希曼被派过去，怎奈无力回天。他回来时，霍尔蒂政权攒足了勇气，要求艾希曼的突击队撤离。艾希曼本人请求柏林让他和手下撤回来，因为他们“已成多余”。但是柏林并未遂他的愿，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因为10月中旬局势再次骤变。苏军距离布达佩斯不过一百英里，纳粹成功推翻了霍尔蒂政权，任命箭十字领袖费伦茨·萨拉希为国家元首。不再有列车开往奥斯维辛，因为灭绝装置将被拆除；与此同时，德国劳动力匮乏的现象已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这次是德国特使维森迈尔同匈牙利内政部谈判，申请向德国遣送五万名十六到六十岁的男性和四十岁以下的女性犹太人。他在报告中提到，艾希曼希望再增加五万人。由于铁路设施已不复存在，1944年11月决定采取步行撤离；希姆莱只用一个命令就暂停了步行方案。步行队伍里的犹太人遭到匈牙利警察随意拘捕，后者无视任何例外情况，也不问某些条令中规定的年龄限制。箭十字的人一路“护送”，抢夺他们的财物，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们。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在原本的八十万犹太人口中，还剩下约十六万仍然留在布达佩斯的隔都里——郊区已经没有犹太人了——而这其中有几万人又沦为肆意屠杀的牺牲品。1945年2月13日，这个国家向红军投降。

匈牙利国内主要的集体屠杀犯都被推上了审判庭，被宣判并执行了死刑。但除了艾希曼，那些德国肇事者所获的刑罚，最多不过是坐几年牢。

同对付克罗地亚一样，对斯洛伐克政策也是德国外交部的一项发明。早在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斯洛伐克人就已经来柏林商议他们的“独立问题”；当时他们向戈林承诺，他们会忠诚地追随德国的脚步处理犹太问题。不过那是在1938/1939年的冬天，尚无人知晓诸如“最终解决”之事。这个拥有大约二百五十万农业人口以及九万犹太人的弹丸之国，原始，落后，笃信天主教。当时它由天主教神父约瑟夫·蒂索统治。就连这里的法西斯运动赫林卡卫队（Hlinka Guard），也裹藏在天主教的外衣之下。这些穿着长袍的法西斯分子或者叫法西斯式神职人员，无论在处世风格还是行动内容上，都不同于他们的德国主子所奉行的最新式种族主义。在斯洛伐克政府里，只有一个现代反犹主义者，那就是艾希曼的好朋友、内政部长萨诺·马赫。其他所有人都是基督徒，或者自认为是基督徒；而纳粹，从原则上讲，当然像反犹一样反对基督教。在斯洛伐克，作为基督徒不仅意味着他们认为有必要强调在改宗与未改宗犹太人之间进行区分（这一点已被纳粹视为“过时”），还意味着他们还在以中古的思维方式思考整个事态。对他们来说，“解决方案”包括驱逐犹太人、没收他们的财产，但并不包括实施系统“灭绝”，尽管他们不介意偶尔为之的杀戮。犹太人最大的“罪孽”并不是他们属于一个异类“种族”，而是因为他们富有。斯洛伐克犹太人按照西方标准算不上富有，但当五万两千名犹太人因身家超过两百美元必须公布财产时，全部财产累计就达到了一亿美元。在斯洛伐克人眼里，犹太人个个都是大富翁。

在斯洛伐克刚刚获得“独立”的头一年半里，斯洛伐克人忙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决犹太问题。他们把稍大规模的犹太企业变成非犹太的，制定了一些反犹法令。用德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一法令具有“根本性缺陷”，因为它豁免了1918年之前改宗的犹太人。他们还计划“遵循波兰总督府的模式”建立隔都，并且动员犹太人参加强制劳动。很早的时候，1940年9月，迪特尔·维斯利策尼上尉被指派为他们的犹太问题专家，被安排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德国使馆。艾希曼一度极为仰慕这位保安局的上司兼朋友（艾希曼的长子就取名迪特尔），如今两人官阶同等。维斯利策尼因未婚无法得到提拔，因此一年后，艾希曼就后来者居上，成了他的上级。艾希曼认为，一定是这件事令维斯利策尼耿耿于怀，从而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后者在纽伦堡审判上作出了对艾希曼如此具有毁灭性的证词，甚至还主动汇报艾希曼的藏身之所。不过，这个说法也值得怀疑。维斯利策尼很可能只关心如何救自己的命。他跟艾希曼完全不一样，他属于党卫军里受教育层次比较高的那类人，一生与读书写字为伴；他让匈牙利犹太人称其为“男爵”，而且放眼看去，跟自己的事业相比，他更在意的是钱。最后，他还是党卫军里面最早推行“温和”政策的人之一。

斯洛伐克前期一度风平浪静。1942年3月，艾希曼出现在布拉迪斯拉发，就两万“青壮年犹太劳动力”的遣送问题展开磋商。四个星期后，海德里希亲自会见总理沃伊泰克·图卡，并劝说他把包括一直因改宗而得到豁免的全部犹太人安置到东部。这个由天主教神父担任领袖的政府，在听说“德国人除了要求每个犹太人支付五百帝国马克外并未对犹太人的财产提出任何要求”之后，便对于纠正依照宗教信仰对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作出截然区分这个“根本缺陷”毫不介意了。相反，这个政府还要求德国外交部作出额外保证，“从斯洛伐克撤离（并被德国人接管）的犹太人将永远留在东部地区，永远没有机会回到斯洛伐克”。为了以最高水准兑现协议，艾希曼再访布拉迪斯拉发。恰好在这次出访期间发生了海德里希遇刺事件。到1942年6月，五万两千名犹太人被斯洛伐克警察遣送到波兰的屠杀中心。

此时，斯洛伐克境内仍有大约三万五千名犹太人，而且他们全都属于本应得到豁免的范畴之列——改宗的犹太人及其父母、某些行业协会成员、强制劳动营的年轻劳动力和部分商人。这时，大多数犹太人已经得到“重新安置”，布拉迪斯拉发的救济与救援委员会作为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姐妹组织，成功收买了维斯利策尼；后者承诺会协助放缓遣送速度，并提出所谓的欧洲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又在布达佩斯提出过。除了读书听音乐，当然还有伸手接住他能得到的一切好处，这个人不可能做过任何事。不过恰在此时，梵蒂冈告知天主教神父“重新安置”的真实意义。从那一刻起，德国大使汉斯·埃拉德·卢丁向柏林的外交部汇报称，遣送变得非常不受欢迎，斯洛伐克政府开始以“安置”中心的参观许可为由向德国人施压。无论维斯利策尼还是艾希曼当然都不会应允，因为被“安置”的犹太人早已不在人世。1943年12月，埃德蒙·维森迈尔博士来到布拉迪斯拉发面见蒂索主教。他受希特勒指派前来，任务是跟蒂索“打开天窗说亮话”。蒂索承诺将一万六千至一万八千名未改宗犹太人投入集中营，并且为大约一万名改宗犹太人建立一个特殊营，但他拒绝遣送犹太人。1944年6月，时任德国驻匈牙利特使的维森迈尔再度出面，要求这个国家仅存的犹太人也被囊括进匈牙利行动中。蒂索再次表示拒绝。

1944年8月，红军大举压境，一场酝酿成熟的起义在斯洛伐克爆发了。德国人占领了这个国家。此时维斯利策尼在匈牙利，很可能已经不再可靠。帝国保安总局派遣阿洛伊斯·布伦纳到布拉迪斯拉发逮捕并遣送余下的犹太人。布伦纳首先逮捕并遣送了救济与救援委员会的官员，然后——这一次是在德国党卫军武装部队的协助下——遣送了另外一万两千到一万四千人。1945年4月4日，当苏联人抵达布拉迪斯拉发时，那里大概还有两万名犹太人在这场灾难中得以幸存。

十三　东部屠杀中心

纳粹所说的东部，指的是包括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被占苏联领土在内的一片巨大区域。那里在行政区划上分为四个部分：瓦尔特高，由波兰西部已并入德国的领土组成，领导人是阿图尔·格赖泽尔；奥斯特兰[1]，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白俄罗斯尚未定义归属的领土，占领政权中心位于里加；波兰中部的总督府，领导人为汉斯·弗兰克；乌克兰，归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领导的东占领土部管辖。这些都是控方公诉词里最先列出的国家，而在判决书里却到了最后才露面。

尽管控方与法官作出了相反的决定，却无疑各有精彩的理由。东部乃犹太人受苦受难的正中心，所有遣送活动的恐怖终结地。几乎没人能活着从这里出来，幸存下来的人大概不足百分之五。然而，东部也是战前欧洲犹太人口的聚集中心。三百多万犹太人生活在波兰，二十六万在波罗的海国家；而在大约三百万苏联犹太人中，一半以上居住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克里米亚。鉴于控方最感兴趣的是犹太人民所受的苦难及其遭遇“大屠杀的规模”，从东部开始控诉很合逻辑；接下来看看，凭借这场不可挽回的灭顶之灾，该给被告冠以何种特殊罪名。麻烦在于，有关艾希曼在东部活动的证据“不足”，盖世太保档案，尤其是艾希曼所在部门的档案都已被纳粹销毁。书面证据的匮乏，反倒令控方有足够的借口没完没了地传唤证人出庭为东部发生的事件作证，尽管他们讲述的事情背后恐怕还有许多别的原因。以色列幸存者给控方施加了很大压力，他们目前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关于这一点，审判期间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暗示，但直到1962年4月，大屠杀纪念馆发行的《公告》才进行了充分报道。幸存者们自发聚集到司法部门和大屠杀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已获得官方授权，向外界提供书面证据，并为幸存者提供作证机会。那些“过于异想天开”者、声称“在艾希曼此生从未踏足的各种地方见到过他”的人，均被筛除出去；但到最后，审判高层所谓的“犹太人民苦难经历”的见证者还是多达六十五位，而不是此前计划的十五到二十名“背景证人”。这六十五人被带上了法庭。在总计一百二十一次开庭中，有二十三次完全聚焦于“背景”，也就是说，跟案件并没有直接关系。尽管控方证人基本上没有受到辩方及法官的任何交叉讯问，然而，除非有进一步的证据，判决书不会采纳他们对艾希曼所作的证词。于是出现了一连串的驳回。（法官拒绝因匈牙利一名犹太男孩被杀事件治罪于艾希曼，也未把德奥煽动水晶之夜的罪名加在他头上，因为艾希曼对这些事的了解程度，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的耶路撒冷，都还不及一个熟悉那段岁月的学生。法官还驳回了杀害九十三名利迪策男孩的指控，在海德里希遇刺之后，孩子们被遣送到罗兹。驳回的理由是，“根据现有证据，并非所有疑点都已得到证实，也无法证明他们是被谋杀”。面对艾希曼应对1005部队骇人听闻的行动负责的指控，那是“控方提供的所有恐怖证据中最为骇人的情节”，法官也不予支持。这个行动的任务是在东部打开万人坑，并对尸体进行处理，以销毁屠杀的痕迹；行动的指挥官是保罗·布洛贝尔，根据此人在纽伦堡的证词，他受命于帝国保安总局四分局局长米勒。另外，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生活条件恶劣的灭绝营幸存者被送到了德国集中营，特别是伯根—贝尔森集中营，法庭同样驳回了针对艾希曼的这条控诉。）背景证人证词关于波兰隔都里的生活条件、各个死亡营的执行程序、强制劳动以及消灭劳动力的企图等等要点不容置疑，然而，他们讲述的事情都已人尽皆知。即便是提到艾希曼之名，也很明显是在捕风捉影，不是道听途说就是散布谣言，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一旦被问及一个具体问题，所有证人——那些“亲眼见过他的人”——的证词便不攻自破；而判决书认定，“他的活动中心在德国境内，在保护国、西欧、北欧、南欧、东南欧以及中欧国家”，即是说，他哪里都到过，除了东部。那么法庭为何不叫停这些持续数周乃至数月的听证呢？说到这个问题，判决书的口吻多少有些歉意，并最终给出了一个前后矛盾的怪异解释：“因为……被告拒绝判决书中的一切指控”，法官们无法驳回“有关事实背景的证词”。不过，被告否认的从来就不是起诉书提到的那些事实，他只是拒绝“以被起诉的形式”对那些事件负责。

事实上，法官们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两难境地。在审判最初阶段，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怀疑法官的公平性；在他看来，没有一个犹太人有资格坐在这里对“最终解决”的执行者作出审判。主审法官回应道：“我们是资深法官，按照惯例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进行评估，并且把我们的工作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听取公众批评……当一个法庭开庭的时候，参与审判的法官都是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但是，法律要求他们务必把这些感情和感受埋藏起来。不然，没有一个法官能在审理刑事案件时不心生厌恶。……不容否认的是，有关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令每个犹太人深感不安；不过，只要我们审判一起案件，我们就有控制自己情感的职责，而且将绝对恪守这个职责。”这些话语开诚布公，足以回击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抗议；除非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真正要说的是，犹太人无法正确理解他们的存在在各个民族中间引发的问题，因此法官们无法评判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不过讽刺的是，这个观点本来很好反驳——按艾希曼本人重复多次的说法，他从犹太复国主义作家那里，从特奥多尔·赫茨尔和阿道夫·伯姆的“入门书籍”中，学到了关于犹太问题的一切知识。那么，还有谁能比眼前这三个人更有资格审判他呢？他们三个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已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了。

法官是犹太人，而且生活在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国度；这让情况变得严重而麻烦，不是从被告，而是从背景证人的角度而言。豪斯纳先生搜集了受害者的“悲情录”，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出庭申诉。至于利用这个机会“塑造完整形象”的做法是否正确且明智，法官们同检控官之间可能展开过争辩。但是，一旦证人站在证人席上，即便法官考虑到了证词应当从简，也不忍心打断他们，正如兰道法官所言，“因为证人的荣誉，还因为他们讲述之事”。从人道角度讲，当这些人“站在证人席上吐露心声的时候”，谁能否认他们中任何一位的申诉权？谁又敢质问细节的真实性？即便他们所说的只能“被当作审判的附属产品”。

困难还不止这一个。在以色列跟在大多数国家一样，每个被告人在宣判前都被默认为无罪。但是在艾希曼这个案子上，这种待遇简直是白日做梦。如果以色列人在他到耶路撒冷之前未能确凿无疑地证明他有罪，是不敢也不想抓捕他的。本—古里安总理在给阿根廷总统的一封信（1960年6月3日）里解释说，以色列虽然“形式上触犯了阿根廷法律”，但只因此案关乎一个人，“正是这个人，艾希曼，在整个欧洲组织了[对我们六百万同胞的]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在普通刑事案件的正常抓捕中，不必待到证据确凿，只要具备合理的怀疑即可执行，彻底证明其有罪则是庭审的事。然而，对艾希曼的非法拘捕若要做到正当合理、让全世界心服口服，就只能通过可以稳妥预见的审判结果了。现在我们知道，他在“最终解决”中的角色被肆无忌惮地夸大了。这个最终被带到耶路撒冷的人，并不是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幕后操手，而只是执行机关的一个下属人员；这个人不是海德里希，而是艾希曼。[2]结果之所以是这个样子，部分是由于艾希曼本人爱说大话，部分是由于纽伦堡以及战后其他审判中的被告们试图往他身上泼脏水，好为自己开罪；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曾经跟犹太高层有过密切交往。鉴于他是德国官员里唯一一个“犹太事务专家”，所以在犹太人当中有一定知名度；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是。[3]控方以苦难为依据进行控诉倒也罢了，可夸大的程度不是一星半点，而是完全不着边际，乃至上诉法院的判决里写道：“事实上，上诉人（艾希曼）根本没有得到上级命令，他就是自己的上级，下达所有涉及犹太事务的命令。”这无疑一直是控方的论调，所幸地方法院的法官并未采纳；但是荒谬且危险的是，上诉法庭对此竟然完全支持!（主要依据是迈克尔·安格罗·穆斯曼诺法官的证词。穆斯曼诺为《死前十日》[Ten Days to Die,1950]一书的作者。他曾是纽伦堡审判的法官之一，从美国赶来为控方作证。穆斯曼诺先生曾参与过针对集中营头目以及东部机动杀人部队成员的审判。虽然艾希曼的名字在诉讼过程中出现过，可在他的众多审判书中只提到过一次。不过，他曾在监狱面见过纽伦堡的被告们。当时，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希特勒若不是受到艾希曼的影响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穆斯曼诺并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但是他的确认为艾希曼由希特勒本人直接指派，权力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下放”。几次庭审过后，长岛大学心理学教授、《纽伦堡日记》[Nuremberg Diary,1947，德语版1962]的作者古斯塔夫·M.吉尔伯特先生以控方证人身份现身。他比穆斯曼诺法官更加谨慎，也正是他把后者引荐给了纽伦堡的被告们。吉尔伯特证实“当时……纳粹主要战犯根本没瞧得起艾希曼”，还说吉尔伯特和穆斯曼诺都以为艾希曼已经死了，因此在讨论定罪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这个人。）由于看穿了控方的夸大其词，由于不想把艾希曼称作希姆莱的上司和希特勒的启明星，地方法院的法官们不得不为被告辩护。这项任务除了不讨人喜欢之外，并不会给审判和执行带来任何实际影响，因为“按我们的观点看，同那些亲手杀死受害者的人相比，送受害者赴死的人所负的法律与道德责任并不会减少半分，甚至反而更大”。

法官们用妥协克服了所有诸如此类的困境。审判分为两部分，占绝大部分的是对公诉书的改写。法官们表示，他们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从德国开始，到东部结束。这意味着他们想要聚焦的问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犹太人受了什么样的苦。他们非常明确地说，苦难的规模如此之大，“超出人类理解范围”，描述它的任务应留给“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而不属于这个审判庭；不过，苦难的具体事实和诱因却既非超出理解亦非无法公正裁决。这给了控方漂亮的一击。法官们甚至说，他们让事实材料自己说话，再下判断；而且的确，假如没有大量挖掘材料的内涵，他们早已经迷失方向。他们紧紧扣住了纳粹杀人机器背后复杂的官僚体制，从而能够理解被告的角色。判决书不同于已经付梓出版的豪斯纳先生的开庭陈词。若能仔细研读判决书，那么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学者将受益匪浅。尽管判决书抛弃廉价辞令的做法令人欣慰，但是，假如法官们在艾希曼承认的主要罪行——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把人送上死路——之外找不到别的理由就发生在东部的罪行起诉艾希曼，那么在控方看来，整个案子就毁了。

争论主要集中在四点上。首先，艾希曼是否参与了特别行动队在东部进行的集体屠杀。海德里希在1941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了成立特别行动队的命令，当时艾希曼也在场。然而，由于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们都是党卫军的知识精英，而他们的部队成员因为没人自愿加入，所以不是罪犯就是受罚的普通士兵。艾希曼同“最终解决”这一重要阶段之间的关联仅仅在于，他接到杀手的报告，汇总之后交给他的上级。这些报告虽是“绝密”，却还是被复制分发给德国的五十至七十个部局单位；当然，每个部门里都坐着一些资深顾问，为上司汇总信息。此外，根据穆斯曼诺法官的证词，瓦尔特·舍伦贝格（为海德里希和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将军起草协定的军方指挥官，协定专门指出，特别行动队有充分自由“执行他们的平民计划”，也就是说，杀戮平民）在纽伦堡的一次面谈中告诉穆斯曼诺法官，艾希曼“掌控这些行动”，甚至“亲自督办”。“谨慎起见”，法官们不愿采纳舍伦贝格未经证实的说法，弃用了这条证据。舍伦贝格对纽伦堡法官们的印象一定很差，对他们能否理清第三帝国错综复杂的行政机构并不抱希望。于是，剩下的证据就只够证明艾希曼是否十分清楚在东部发生的事了，而这一点从未引发过争议。可是判决书却令人大吃一惊，称上述证据足够证实艾希曼的确参与了行动。

第二点更加意味深长，即艾希曼是否把波兰隔都里的犹太人转移到了附近的死亡营。假定这位遣送专家在波兰总督府辖区内十分活跃，倒也的确“符合逻辑”。然而我们从许多别的途径得知，负责整个区域的是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这成了总督汉斯·弗兰克的一大心病。他在日记中时常埋怨有人横插一手，却从未提及艾希曼这个名字。艾希曼的遣送官弗朗茨·诺瓦克作为辩方证人，确认了艾希曼的话，说他们的确动辄被迫同东部铁路的经理会谈；因为，若要把人从西欧运过来，就必须同当地运营部门协调。（维斯利策尼在纽伦堡把这些业务交代得很清楚。诺瓦克曾经联络过交通运输部，一旦列车开进战区，必须得到军方许可。军方可以下达禁运令。维斯利策尼没有说的，或许也是更有意思的情节是，军方只在战争初期启动过禁运令，当时德军还在进攻阶段；而到了1944年，来自匈牙利的遣送任务已经妨碍到整个德军的撤退，却并未见到任何禁运令。）不过华沙隔都在1942年以每天五千人的速度被清理之际，希姆莱曾亲自同铁路高层会晤，而艾希曼及其党羽与此事毫不相干。判决最终回到了赫斯审判中一个证人的证词上来。证词表明，一些从总督府地区来的犹太人跟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的犹太人一起运抵奥斯维辛。比亚韦斯托克是波兰城市，后被并入德国的东普鲁士省，从而落入艾希曼的管辖范围。可是，即便在属于德国领土的瓦尔特高，执掌灭绝与遣送任务的也不是帝国保安总局，而是省党部主席格赖泽尔。罗兹隔离区是东部最大，也是最后一个被清理的集中营。尽管艾希曼于1944年1月参观过那里，可希姆莱在一个月后还是亲自面见格赖泽尔并指挥罗兹的清理工作。仅凭艾希曼把犹太人运到奥斯维辛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所有运抵奥斯维辛的犹太人都是经他之手；除非你接受控方的荒唐指控，说艾希曼有能力鼓动希姆莱下达命令。即便艾希曼死不承认，也根本没有铁证，然而不幸的是，法官在这一点上似乎走了疑罪从有的路线。

第三点，艾希曼是否需要对死亡营里面发生的事情负责。检控官认为艾希曼就是那个大权在握的人。法官们抛出卷帙浩繁的证人证词，这体现了他们在司法上的高度独立和公正精神。他们的论证无懈可击，说明他们对全局有正确的理解。他们一开始便指出，集中营里存在两类犹太人，即所谓的“被遣送者”与“被监禁者”。前者占大多数，就连纳粹也认为他们从不为非作歹；后者则由于作奸犯科被送进德国集中营，虽然他们是因为德国集中营要实现无犹化才被运往东部，但就算是在对“无辜者”实施全面恐怖的极权主义大行其道之际，这些人的待遇也远远胜过其他人。（用来自奥斯维辛的一位出色的证人拉娅·卡甘女士的话来说，“那些被捕的罪犯反而比其他人过得优越，这是奥斯维辛的一大悖论”。他们不必经过挑选，而且基本上都能幸存下来。）艾希曼跟被监禁的犹太人没什么联系，他只同被遣送的犹太人打交道。这些人当中，除了四分之一特别强壮者可能被挑选到某些集中营做劳动力，其他人从第一天起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而在判决书给出的版本里，这个问题根本不在讨论之列。艾希曼当然知道绝大多数受害者难逃一死，不过由于挑选劳动力一事由当地党卫军医生负责，而遣送名单通常是来源国的犹太委员会或治安警察而绝非艾希曼本人或其下属拟定的，所以真相是，他没有权力决定杀谁或留谁，他甚至对此一无所知。问题在于，当艾希曼说“我从没杀过一个犹太人，或者说，我从没杀过一个非犹太人……我从未下令处死一个犹太或非犹太人”时，他是否在说谎。检控官无法理解一个从没杀过人的集体屠杀犯（在这个特殊例子中，恐怕他连杀人的胆量都没有），所以总是努力去证明他杀过人。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四点，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艾希曼在东部占领区是否拥有广泛权威，即对隔都生存条件、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所受的难言之苦是否负有责任，对针对他们的最终清剿——大多数证人的证词都涉及这个主题——是否负有责任。这些事艾希曼也都知道，但这些却与他的工作毫无关系。检控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反驳，理由是，艾希曼已经坦白承认，由于命令一直在变来变去，他时常得去决定如何处置那些被运到波兰的外籍犹太人。用他的话讲，此举“事关国家”，牵扯到外交部，而且不在当地掌权者的势力范围之内。至于如何处置这些犹太人，在所有德国政府机关里存在两个不同派别：“激进派”和“温和派”。前者无视一切差别——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少废话；后者认为最好先把这些犹太人搁置不管，以备他日用来交易。（用犹太人做交易的主意似乎是希姆莱想出来的。美国参战以后，他于1942年12月致信米勒说，“所有在美国有权贵亲戚的犹太人，要放到一个特殊的集中营，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还说“这些犹太人是我们的重要人质。我知道的就有一万人”。）毋庸置疑，艾希曼属于“激进派”，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网开一面；这既是出于行政工作的考虑，也是源于自身的“理想主义”。不过1942年4月，他致信外交部，称“未来的外国人也将受控于华沙隔都安全警察”，此前那里持有外国护照的犹太人都还是受保护的，在这件事情上，艾希曼几乎不能算是“代表帝国保安总局的决策者”。在那里，他当然没有“决策权”。就算他的确被海德里希和希姆莱频频用来传达东部行动命令，也证明不了他拥有多大权力和职能。

从某种程度上看，事情真相甚至比耶路撒冷法庭料想的更加糟糕。法官认为，既然海德里希在“最终解决”的执行上被赋予了核心权威，不受任何地域限制，那么作为副手的艾希曼在这一领域的主要职责也是不分地域、在哪里都一样的。就“最终解决”的框架而言，的确如此。可是，就算海德里希秉承协同合作精神，把汉斯·弗兰克的总督府代表、副总理约瑟夫·比勒博士召到万湖会议上来，“最终解决”也不适用于东部占领区。理由很简单，东部犹太人的命运很早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屠杀波兰犹太人这一决定并不是希特勒于1941年5月或6月（最终解决令的日期）作出的，而是在1939年9月——法官从德国反间谍组织成员埃尔温·拉豪森的纽伦堡证词中获知：“早在1939年9月，希特勒就已下定决心屠杀波兰犹太人。”（因此，1939年11月，波兰总督府刚一建立就开始推行犹太大卫星，而德国境内则是1941年颁布最终解决令时才开始要求佩戴大卫星的。）法官面前还摆着战争初期两次会议的备忘录。一次是海德里希于1939年9月21日召开的“部长以及机动杀人部队指挥官”会议，当时艾希曼还只是上尉，代表柏林犹太移民中心出席。另一次是1940年1月30日，解决“遣送与安置问题”。两次会议都讨论了占领区本土人口的命运问题，也就是波兰人以及“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

即便是在早期，“波兰人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进展得很顺利：据报道，在“政治领导层”只保留了不超过百分之三的人员；为了“让这百分之三变得无害”，“不得不把他们运到集中营去”。波兰知识分子中的中产阶层被登记、逮捕，包括“教师、神职人员、贵族、军团士兵、退伍军官等等”；同时“低等波兰人”要作为“流动劳动力”充入德军，并且被“撤离”到他们家乡以外的地方。“目标是，务必使波兰人成为持续的季节性和流动性劳动力，永久居住在克拉科夫地区。”犹太人将被聚集到市区的集合点，并被“统一带往隔都，以便控制以及日后的撤离工作”。那些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的东部领土——所谓的瓦尔特高、西普鲁士、但泽、波茨南省、上西里西亚——必须迅速清除所有犹太人；他们同三万吉普赛人一起被载货火车运到了总督府地带。最终，希姆莱代表“强化德意志民族性国家委员会”，下令对这些新并入德国占领区的波兰人口进行撤离。判决书上所谓的“对各族人民的有组织移民”交由帝国保安总局IV-D-4科科长艾希曼执行，任务就是“移民、撤离”。（这种“负面的人口政策”绝非德国在东部频频告捷之后的临时起意。要记住，早在1937年11月，从希特勒对德军高级指挥官的秘密讲话中就已见端倪——参见所谓的赫斯巴赫笔录。希特勒指出，他并不是要征服异族，他想要的是在东部为德国移民准备一块“无人之地”（volkloser Raum）。他的听众——布隆贝格、弗里奇、雷德等——很清楚，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块“无人之地”，所以他们一定知道，德国在东部取得胜利的直接结果便是对整个当地人口的“撤离”。针对东部犹太人的措施不仅仅是反犹主义的结果，而且还是一个广泛性人口政策的主要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假如德国人赢得了战争，波兰人将遭受跟犹太人相同的命运，也就是集体屠杀。这不仅仅是个猜想：德国的波兰人已经被迫佩戴胸章，只是以字母“P”取代了犹太大卫星。而这一举措，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永远是警方在毁灭行动中迈出的第一步。）

9月会议之后，机动杀人部队的指挥官们收到一封急电。这封信也在审判证据之中，具有特殊含义。信中只提到“占领区内的犹太人问题”，并且对（必须严格保密的）“最终目标”以及达到该目标的“先行措施”作出区分。针对后者，这封信明确提出犹太人在铁路周边的集中情况。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一措辞并未出现；“最终目标”很有可能指的是毁灭波兰犹太人。对与会者而言这倒没什么新鲜的，新鲜的只是，那些居住在新近并入德国领土的犹太人将被转移到波兰；因为这实际上是德国实现无犹化的第一步，接下来才是“最终解决”。

据档案资料表明，就算到了这个阶段，艾希曼依旧与东部发生的事情毫无瓜葛。即便是在这里，他的角色也依旧是“运输”与“移民”问题专家；东部不需要“犹太专家”，不需要特别“指示”，也不存在得到特殊照顾的人群。当清除隔都的最后时刻来临时，就连犹太委员会成员也在劫难逃。这里没有网开一面。那些被征作劳动力的犹太人的命运，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慢性死亡。因此，在这些有组织的集体杀戮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犹太官员们（他们迅速成立了“犹太元老会”），在逮捕和集中这里的犹太人的过程中未尽任何力量。整个这一章，标志着军队后方原先的野蛮屠杀告一段落。似乎军方指挥官们已经抗议过屠杀平民，于是海德里希同德军最高指挥部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彻底的“一次性根除”原则，目标是犹太人、波兰知识分子、天主教神职人员、贵族等。不过，鉴于两百万犹太人规模太大，还是得先把他们投入隔都集中起来。

就算法官们能在出庭证人一次又一次讲述的骇人听闻的故事中彻底澄清艾希曼的作用，也不会为他们的审判结果带来任何改变。艾希曼依然难逃一死，结局亦不会有异。可是那样一来，他们就能彻底推翻控方所描绘的案件版本，不留任何余地。

[1] 德语Ostland字面意思就是东部国家/国土。——译注

[2] 此句译自德语版。——译注

[3] 这两句话参照德语版补充。——译注

十四　证据与证人

战争接近尾声的那几个星期，党卫军办公室充斥着各种伪造的身份证件。可以证明六年间系统屠杀的文件资料一度堆积如山，如今全部销毁。艾希曼的部门比其他部门做得更成功，他们把所有文件付之一炬；不过那当然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信函都寄到了别的行政和党务部门，而那里的资料最后都落到了盟军手里。关于“最终解决”的故事，还有足够丰富的档案材料存世，其中大多已借由纽伦堡审判以及后续审判而公之于众。故事通过某些经宣誓或未经宣誓的证词得到了印证。证词的提供者有之前审判中的证人及被告，甚至还有已经离世者。（所有这一切，以及一定数量的传闻证词，都按照第十五条法令被纳为证据。这条法令规定，法庭“可以偏离证据原则”，前提是法庭能够“指出造成这种偏离的理由”。艾希曼受审时就采用了这条法案。）来自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法庭证词以及十六位证人证词对书面证据作了补充。这十六人因为主控官宣布“准备以谋害犹太人民的罪名起诉他们”而无法亲临耶路撒冷。尽管在第一次开庭之时他就声明，“如果辩方有人愿意前来出庭作证，我不会挡道。我不应该制造任何障碍”，但后来他拒绝承认对这些人提供豁免。（诸如此类的豁免，完全取决于政府方面是否有足够的善意，依照《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的起诉并非必须。）那十六位证人中，七位在坐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来到以色列。这下就成了技术问题，不过，它的存在却非常重要，因为它给了以色列当头一棒，后者声称以色列法庭至少在技术层面“最适合审判最终解决的刽子手们”。以色列政府认为，在“最终解决”问题上，他们的书面资料和证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丰富”。关于书面资料的声明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很晚才成立，在档案资料方面并不具备优势。事实很快证明，以色列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听不到辩方声音的国家；还是在这个国家里，辩方无法对在之前审判中作过证的某些控方证人进行盘问。更为严重的是，被告及其律师实际上“根本没办法获得他们自己的辩护资料”。（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提交的材料是一百一十份，而控方则有一千五百份；前者手中只有大约十几份是由辩方首先提供的，而且大多是波利亚科夫或赖特林格等专家的著作节选。其余的，除了艾希曼画的十七个结构图，全部都是从控方以及以色列警察的海量资料中拣选搜集而来。显然，辩方拿到手的只是富豪们的残羹冷炙。）事实上，辩方无权支配“全世界的档案和政府文件”，可谓“既没时间也没渠道”，无法正常应对庭审。纽伦堡审判也因同样的问题备受诟病。在那里，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更加悬殊。无论在纽伦堡还是在耶路撒冷，辩护方的主要短板均在于，缺乏训练有素的调查人员去浏览海量资料并发现对案情有价值的东西。即便在战争结束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对纳粹政府的庞大档案材料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控方的取舍决定。

对于这个决定性的不利因素，没有人比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更加清楚。他是纽伦堡审判中的辩护律师团成员之一。显然，有了这一背景，他申请做艾希曼的辩护律师就变得更加有看点。他声称只把这“当作一份工作”，而且“跟其他接刑事案的同事没什么两样，只为能赚到钱”；但他一定也知道，从他在纽伦堡的经验来看，以色列政府支付的金额（他自己估算是两万美金），就算加上艾希曼在林茨的家人付给他的一万五千马克，数目也还是少得可怜。差不多从开庭第一天起，他就抱怨薪酬过低；之后不久，他公开表明希望将来把艾希曼在狱中“为所有后来人”所写的“回忆录”拿来出售。暂且不论这笔买卖是否正当，他的希望也注定会打水漂。因为以色列政府没收了艾希曼在狱中写过的每一张纸。（它们目前陈放在国家档案馆。）在8月开始休庭到12月最终宣判的这段时间里，艾希曼曾写了一本“书”；辩方在复审环节要将之作为“新的事实证据”呈交上诉法院，法院当然没有采纳。[1]

谈到被告的立场，法庭可以借助他对以色列警官的供述以及他在庭审筹备的十一个月里的手写记录。这些无疑都是在非受迫情况下所作，其中大部分内容乃不问自答。艾希曼曾经面对一千六百份文件资料，其中的某些他早前在阿根廷接受萨森访谈时就看到过。所以，豪斯纳先生称那次访谈是一个“彩排”，也不无道理。不过直到抵达耶路撒冷之后，他才开始认真对待那些文件资料；当他被带上法庭的时候，明眼人很快就可以看出，他的努力没有白费：现在他懂得如何解读那些文件，而且比律师做得还到位；而在警官问讯期间，他还不懂得这些。艾希曼的出庭证词最终成为案件中最具分量的证据。6月20日，第75次开庭，他的律师传他出庭，几乎不间断地审问了十四场。辩方询问一直持续到7月7日。同一天，控方开始了多达十七场、长达十四天的交叉询问。其间有几个突发事件：艾希曼有次扬言，他要依照莫斯科风格“承认一切罪行”；还有一次他抱怨说：“我觉得，不把我彻底折磨死，你们是不会放过我的。”不过通常情况下他都十分安静，当他表示拒绝再回答问题时，口气也并不是很硬。他对哈拉维法官说：“这场交叉询问环节能够如此旷日持久，我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至少，我有机会从这十五年间加在我头上的那些流言蜚语中理出真相。”他的律师回问他的时间还不到一次庭审的时长。在那之后，讯问他的是三位法官。在两场半的庭审中，法官们从他口中问到的东西，要比检控官在十七场庭审中问出的全部内容还要多。

从6月20日到7月24日，艾希曼总共出庭33.5场。在差不多两倍于这个数字的庭审场次中（即121场中的62场），上百名控方证人悉数登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倾诉各自的恐怖经历。他们出庭作证的日期从4月24日持续到6月12日。此间，出示文件资料占据了所有法庭时间。首席检控官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宣读，以便法庭记入庭审记录——庭审记录每天都会见诸报端。除了少数例外，几乎所有证人都是以色列公民，这些以色列证人还是从成百上千个报名者中挑选出来的。（其中九十人是真正的幸存者，他们以不同方式在纳粹占领区活了下来。）从始至终没有一个“潜在证人”被传唤出庭。“潜在证人”一词出自昆丁·雷诺兹在1960年基于两位以色列记者调查材料撰写的《死亡部长》一书。能够完全（而不仅仅是部分地）排除这种压力，并且去寻找那些并非主动出庭的人，才是明智之举啊!那样一来，我们就不用惊动那位红遍大西洋两岸、化名K—蔡特尼克[2]的作家了。他笔下的奥斯维辛，充斥着妓院、同性恋及其他“人性化的故事”。跟在许多其他公共场合亮相时一样，他开篇就要解释为什么用这个名字。他说：“这不是笔名。只要世界还不知道这个民族曾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就会一直用这个名字写下去……就像人类曾在某个人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奋起反抗一样。”他接下来话题一转，谈起了占星学：“奥斯维辛灰烬上空的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命运。这颗星，现在也面向我们的星球发光发热。”最后，他得出结论，一直支撑他的是“高于自然的非自然力量”。他第一次长出了一口气，就连豪斯纳先生都觉得坐不住了，十分谦卑且客气地打断他：“假如您愿意的话，可否容我提几个问题？”这时候主审法官也觉得是该说句话了：“迪诺尔先生，请，请，听听豪斯纳先生和我的话。”可是证人却很失望，大概深感受伤，所以脸色苍白，顿时倒地不省人事，没法再回答任何问题。

从大部分证人的普遍表现来看，这当然只是个例外；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复述出来，也是人人皆有的天分，更不能说一般人都具有把十六甚或二十年前确实发生过的事跟目前为止所读、所听、所想之事区别开来的罕见能力了。这些难题没人帮得上忙，也无法因主控官对某些声誉显赫的证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出版过关于自身经历的书籍，而如今要把此前写过或者讲过、一再讲过多次的东西再拿出来讲——有偏爱而得到缓解。诉讼尝试按照编年顺序展开，却收效甚微。八名来自德国的证人出庭，每个人都冷静得很，但他们并非“幸存者”。他们曾是德国犹太官员中的高层，都在战争爆发之前离开了德国；如今，他们在以色列的公共生活中德高望重。后面按时间顺序分别是五名来自布拉格的证人，还有唯一一名来自奥地利的证人。控方提交了后来勒文赫斯博士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不久撰写的关于奥地利的珍贵报告。后续证人包括法国、荷兰、丹麦、挪威、卢森堡、意大利、希腊和苏联各一人，南斯拉夫两人，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各三人，匈牙利十三人。有大量证人来自波兰和立陶宛，共五十三名。可是艾希曼在那两个国家基本没发挥过什么作用。（只有比利时和保加利亚两国没有证人出庭。）这些人都是“背景证人”，还有十六名跟法庭讲述奥斯维辛（十名）和特里布林卡（四名）以及海乌姆诺和迈丹尼克的证人。他们跟那些为特莱西恩施塔特作证的人不同。特莱西恩施塔特是德意志帝国境内的“老人营”，艾希曼的势力发挥过实际影响的唯一一座集中营。有四名证人为特莱西恩施塔特作证，一人为伯根—贝尔森交换营作证。

这些证人悉数登场后，大屠杀纪念馆在《公告》中总结道，“证人有权跑题”已经成了不争事实；于是，豪斯纳先生在七十三次庭审中，按照惯例，请求法庭允许他“塑造完整形象”。在大约五十次庭审之前，兰道法官曾严正抗议过这种“形象塑造”法，如今他立即同意传一名前犹太军团成员出庭。犹太军团是巴勒斯坦犹太军事战斗力量，战争期间附属于英国第八军。这是这批证人方阵中的最后一位。阿隆·霍特尔—伊沙伊曾受命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欧洲的犹太幸存者，而今他是以色列的一位律师；当年资助他的是阿利亚·贝特，一个负责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非法组织。幸存的犹太人分散在大约八百万流离失所的欧洲人口当中，盟军想要尽快遣返一大批流动人口；当时的危险在于，连犹太人也要被送还到他们之前的家园。霍特尔—伊沙伊先生说，当他和他的同志们介绍自己是“犹太战斗民族”成员时，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对于那些已经饿到就快对生命失去热情的人，“用墨水在一张布单上画一颗大卫星钉在扫把上”，就足以令其为之一振。他还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从流散人口集中营徒步回家”，可能只是回到了另一座集中营。“家”，以一座波兰小城为例，这座小城原住的六千犹太人口中只有十五个人活下来，幸存者中有四个人一回来就被波兰人杀害了。他最后还描述了他和其他人如何努力预防盟军遣返犹太人，可他们总是晚来一步：“特莱西恩施塔特有三万两千名幸存者。几周后，我们发现只剩下四千人。大约两万八千人已经返回，或者被送返。我们找到那四千人，当然没有一个人回到他们的原住地，因为与此同时，路已经指给了他们。”这条出路就是当时的巴勒斯坦，后来的以色列。这段证词也许比人们此前听到的任何话都更具有鼓动性，而在呈现事实方面则漏洞百出。1944年11月，在最后一次把人从特莱西恩施塔特运到奥斯维辛之后，那里只剩下大约一万原住人口。1945年2月，新增的六千到八千名与非犹太人结婚的犹太人被纳粹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而此时，整个德国的运输系统已经陷于瘫痪。1945年4月，在集中营被红十字会接管之后，剩下总计约一万五千人涌进露天卡车或者徒步离开。这些人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在那里当过劳工。他们主要来自波兰和匈牙利。当苏联人于1945年5月9日解放集中营的时候，许多从一开始就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捷克犹太人立即开始了返乡之旅。他们当时就身处自己的祖国。当苏联人由于传染病肆虐下达隔离令时，大部分人早已自行离开。结果，那些被巴勒斯坦使者发现的残留人员，很可能出于各种理由无法返乡或无法被送返，这些人疾病缠身，人老体衰，或作为家里唯一的幸存者而不知该身归何处。还是霍特尔—伊沙伊先生讲出了那个简单的真相：对于那些在隔都和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那些从一场彻底无依无靠、遭人抛弃的梦魇里活着走出来的人来说，整个世界仿佛是一片丛林，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猎物。他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到一个再也不会见到任何非犹太人的地方去。他们需要从巴勒斯坦来的犹太使者，好告诉他们可以去那里，无论合法或非法，无论采用什么手段；他们确信自己在那里将受到欢迎，无须借助宣传口号被说服。

于是，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就会喜闻乐见于兰道法官输了一役；而早在战役打响之前，这样的时刻甚至已经出现过了。因为豪斯纳先生的第一位背景证人看似并非自愿出庭。那是一位老人，头戴传统的犹太无檐便帽，稀疏的白发，脸上有胡茬，个子不高，非常瘦弱，站得十分笔直。在某种程度上，他“出名了”，人们也明白为什么检控官要从他开始“塑造形象”。他是青德尔·格林斯潘，赫舍尔·格林斯潘的父亲。1938年11月7日，十七岁的赫舍尔走进德国驻巴黎使馆，枪杀了使馆的三秘、年轻的参赞恩斯特·冯姆·拉特。这起刺杀事件在德国和奥地利引发了大迫害，即11月9日所谓的水晶之夜——实际上是“最终解决”的序曲。但是，那些准备活动与艾希曼并无干系。格林斯潘的行为动机一直未得查明，而他的兄弟在被控方传唤出庭时显然不愿谈及此事。法庭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起复仇行为，因为在1938年10月的最后几天，大约一万七千名波兰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国境，格林斯潘一家也在其中。不过众所周知，这个解释的可信度不高。赫舍尔·格林斯潘是个精神病患者，未能完成学业，在巴黎和布鲁塞尔街头流浪多年，先后在两地遭到驱逐。巴黎开庭时，他的律师讲述了一段复杂的同性恋关系；后来德国将其引渡，并未再对其进行起诉。（有传闻说他活到了战后——似乎证明了“奥斯维辛悖论”，即犯过罪的犹太人都得以幸存。）冯姆·拉特是唯一一个不该牺牲的人。他因公开反对纳粹的观点、同情犹太人而曾受到盖世太保跟踪。关于他是同性恋的事，很可能是盖世太保的捏造。格林斯潘也许成了盖世太保当局在巴黎误打误撞的工具，后者本想一石二鸟——为德国的迫害行动制造借口，同时除掉纳粹政权里的一名反对者——却未曾意识到他们无法一举两得，即，不能够一边污蔑冯姆·拉特与犹太男孩之间存在非法恋情，同时又使他成为“世界犹太人”的一个受难者和牺牲品。

无论结果可能会怎样，事实上波兰政府在1938年秋就下令，所有定居德国的波兰犹太人都将自10月29日起失去国籍；他们很可能得到了消息，知道德国政府要把犹太人驱逐到波兰，于是想先发制人。要说像青德尔·格林斯潘先生这样的人也会知道这项法令的存在，再没有比这更不足信的了。他1911年来德国时还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在汉诺威开了个杂货店，生过八个孩子。1938年，大难临头之时，他在德国已经生活了二十七个年头，而且跟大多数同类人一样，他一直没有考虑更换证件，也没有申请加入德国国籍。现在，他在法庭上讲起了他的故事，小心应对检控官的提问。他吐字清晰，语气坚决，不加粉饰，言简意赅。

“1938年10月27 日，星期四晚八点，一名警察让我们到十一区警局。他说：‘你们马上就能回来，什么都不用带，带上护照就行。’”格林斯潘跟他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同去。他们到警局时看到“一大群人，有的坐有的站，人们在哭。他们[警察]叫嚷着：‘签名，签名，签名。’……我不得不签上名字，所有人都得签。有一个人没签，他的名字叫，我想是叫格申·西尔伯。结果他被罚站了二十四小时的墙角。他们把我们带到音乐大厅……集合了全城各处约六百人。我们在那里一直待到了周五晚。……接下来，他们把我们赶上警察的卡车，押解犯人的车，每车约二十人，然后开到火车站。街上满是黑压压乱嚷嚷的人群，喊着：‘把犹太人打回巴勒斯坦!’……他们用火车把我们运到了位于德波边境的诺伊本申。我们在安息日的早上六点抵达。那里有从各个方向开来的火车，莱比锡、科隆、杜塞尔多夫、埃森、比勒菲尔德、不来梅。我们总共有一万两千人……那一天是安息日，10月29日……抵达边境时，我们每个人都要被搜身，看是否有钱。假如谁身上的钱超过十马克，得上交多出来的部分。当时的德国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出境时携带金额不得超过十马克。德国人说：‘你们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时也什么都不许带。’”因为德国人想把他们偷偷运进波兰领土，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赶将近两公里的路才到波兰边境。“党卫军的人用鞭子抽我们。那些行动迟缓的人会挨打，公路上满是血迹。他们扯走我们的手提箱，用最粗暴的方式对待我们。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德国人也有如此残暴的一面。他们对我们大喊：‘跑!跑啊!’我被打了，摔进路边的沟里。我儿子帮我站起来，说：‘爸，跑啊!快跑，不然就完了!’当我们跑到开放边境时……女人们在前面。波兰人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向一个波兰将军报告，来了些军官检查我们的证件，看到我们是波兰公民，有特殊护照，终于决定放我们入境。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大约有六千人的村庄，而我们有一万两千人。雨越下越大，有人开始昏厥——举目四望净是老人。我们受尽了折磨，没有食物，从周四到现在粒米未进……”他们被带到军营，“因为没别的地方了”而被安置在“马厩……我想，那是我们[到波兰]的第二天。第一天有一辆装着面包的卡车从波兹南开来，那是周日。接着，我往法国写了封信……给我的儿子：‘别再往德国去信了。我们现在在兹邦申城。’”

这个故事不到十分钟就讲完了。当它讲完的时候——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毫不留情也毫无益处地毁灭二十七年——你愚蠢地以为：每个人，每一个人都会轮到上法庭的那一天。结果你只会发现，在接下来无休止的庭审中，讲故事——至少在不做任何文学加工的前提下讲——有多么困难；讲故事需要心底无私，一种未经折射与反射的心灵与头脑的纯洁无瑕；而这，只有正直的人才会拥有。没有人，无论之前还是以后，拥有比青德尔·格林斯潘更加可贵的诚实品质。

没人会把格林斯潘的证词同“戏剧性的高潮”扯上半点关系。不过，几周后，高潮还是来了，而且来得出乎意料。当时，兰道法官孤注一掷地要把审判程序拉回到普通刑事法庭程序的框架之下。出庭者为阿巴·科夫纳，这位“诗人、作家”并未提供多少证词，而是把更多时间花在了对观众的演说上。他带着一个演说家惯有的从容，憎恶被任何人打断。主审法官请他言简意赅，可他明显并不乐意。豪斯纳先生一向爱帮证人说话，眼下也被提醒不能“抱怨法庭缺乏耐心”。这话他也不爱听。在气氛略显紧张的时刻，证人恰巧提到了安东·施密特，一名德军中士。这个名字对在场观众来说并不完全陌生，因为大屠杀纪念馆几年前在希伯来文的《公报》上刊登了施密特的故事，故事还被一批美国的意第绪语报纸转载。安东·施密特曾负责波兰的一个巡逻队，专拣被德军开除的散兵游勇。在这个过程中，他遭遇了犹太地下组织成员，包括著名的科夫纳先生。施密特还曾帮助犹太游击队员，给他们提供伪造的证件和军用卡车。最重要的是，“他这么做并非为了钱”。此举持续了五个月，从1941年10月直到1942年3月安东·施密特被捕、被处决。（控方之所以诱导出这个故事，是因为科夫纳宣称，他第一次听到艾希曼这个名字就是从施密特那里，后者跟他讲，军中传说，是艾希曼“安排了一切”。）

这不是第一次提到来自非犹太世界的外部援助。哈拉维法官问证人：“犹太人可曾得到过任何帮助？”这就像控方一再追问：“你们为什么不反抗？”得到的回答五花八门——“跟我们作对的，是整整一个国家的人”，藏在基督教家庭的犹太人“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也许总共一万三千个人里面能有五六个——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从整体来看，波兰的情况比其他东欧国家都要好。（如我前文所言，没有关于保加利亚的证词。）一个娶了波兰女人、现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作证说他的妻子如何把他和其他十二个犹太人藏到了战争结束。另一名从集中营逃到了战前的基督徒朋友那里，后者后来却因此被处决。有名证人说，波兰地下组织曾经给许多犹太人提供武器，并通过把犹太儿童藏在波兰人家里而救了几千个孩子的命。冒这种风险的代价很高。曾有一个波兰家庭因为收养一个六岁犹太女童而以最残忍的方式遭到灭门。不过，施密特的故事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谈到德国人的援助，因为另外一起牵涉到德国人的事件仅在一份文件中有所提及：一名军官曾间接协助破坏某些警方命令；他并未因此受到什么惩罚，不过这件事的性质却被认为足够严重，所以才会出现在希姆莱和鲍曼的通信内容里。

短短几分钟，科夫纳讲完了这名德国军士伸出援手的故事。审判庭顿时鸦雀无声。似乎人群自发决定静默两分钟，用以纪念这位叫作安东·施密特的人。在那两分钟里，像是突然射出的一道光，冲破莫测的黑暗，只有一个想法赫然矗立在那里，不容置疑、毫无疑问——假如能有更多这样的故事，那么在今天的法庭上，在以色列、德国、全欧洲甚至可能全世界所有国家，一切都将会变得截然不同!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缺憾。当然，对此的解释一直存在，而且被人反复提起。只需在德国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几本自以为十分忠实的回忆录里挑出一本，摘引其中的只言片语，即可对这些解释管中窥豹。彼得·巴姆，一位曾在苏联前线工作的德国医生，在《看不见的旗帜》（Die unsichtbare Flagge,1952）中讲到了在塞瓦斯托波尔杀害犹太人的故事。巴姆称党卫军机动杀人部队为“别人”，以此区别普通的士兵。这本书对后者的正派持称颂态度。犹太人首先被“别人”集合到这里。然后，他们被带到原先作为苏联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GPU）监狱的密闭房间，紧靠军官宿舍。巴姆自己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然后有人命令他们上了一辆流动毒气车，几分钟后他们就死在了里面。接着，司机把车开到城外，把尸体卸进了坦克壕。“这事儿我们都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做。任何人只要正式抗议或做出什么违抗杀人部队的事，二十四小时内就会被抓起来，然后就永远消失。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接受这样一种死亡。极权国家让它的反对者消失于无名。当然，如果有人情愿这样受死也不要默默忍耐罪行，那么他只会白白断送性命。我并不是说这种死法没有任何道德意义，只是说没有现实意义。我们本可以毅然决然地，只为一个更高的道德含义做无谓牺牲，然而我们之中无人深信于此。”更不必说，作者一直未察觉到的是：他所强调的“高贵”，在缺乏所谓“更高的道德含义”的前提下，是多么空洞。

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1] 这些文字汇集成书稿，取名《我的回忆录》，但并未对媒体公开。见德文版（333页）。——译注

[2] K-Zetnik，在意第绪语中意为“集中营囚犯”。——译注

十五　判决、上诉、执行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艾希曼在柏林无所事事，坐冷板凳。帝国保安总局的其他部门头目把他排除在圈子之外，他们每天都在他的办公楼里吃午餐，却从来没有邀请过他共进。他忙活着自行设计的防御工事，好为柏林的“最后一役”做足准备。而且，为履行他的唯一一项公务，他时不时去一趟特莱西恩施塔特陪同红十字会代表参观。他对那些人吐露他对希姆莱向犹太人实施的新“人道路线”（包括打算“下一次按英国模式”建造集中营）的真实看法。1945年4月，艾希曼最后一次同希姆莱谈话。希姆莱命令他“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挑选一百到两百个知名犹太人”送往奥地利，安置在宾馆，以便他近期利用这些“人质”同艾森豪威尔谈判。艾希曼似乎尚未觉察到这项使命的荒谬之处。他去了，“再一次满腹忧伤，因为我费尽心思弄起来的防御工事，这下又得泡汤了”。然而，他未能抵达特莱西恩施塔特，因为所有道路都被迫进的苏军封锁了。他最后落脚在奥地利的阿尔陶塞。那也是卡尔滕布伦纳的避难所。卡尔滕布伦纳对希姆莱的“知名犹太人”不感兴趣，他让艾希曼去奥地利山区组织一支游击武装突击队。艾希曼的反应很热烈：“这事值得一做，我喜欢这个任务。”然而，他刚召集了上百名不甚可靠的人（其中大部分都没见过步枪）、拥有了一个充斥着各种报废武器的兵工厂，希姆莱的最新指示就来了：“不准向英美开炮。”一切到此为止了。他把手下的人打发回家，把一只装着纸钞和金币的小保险箱交给他信赖的法律顾问洪舍：“因为我心想，他是高级公务员，由他来管理资金十分合适，而且我以为他自己的花销他会自负……因为我仍然相信，总有一天会用到这些钱。”

艾希曼用这些话结束了他向警官主动提交的那份自传。过程只持续了几天，在磁带录音转成的3564页纸中只占了315页。他很想接着说，而且显然也的确把余下的故事讲给警察了，但是审判当局出于各种原因决定不采纳任何涉及战后内容的证词。从纽伦堡的宣誓书看，更重要的是，从一位叫莫舍·珀尔曼的前以色列公务员的鲁莽之举来看（开庭四周前，珀尔曼在伦敦出版了《抓捕阿道夫·艾希曼》一书，引发热议），要把这个故事讲完整还是有可能的。珀尔曼先生的叙述显然以六局的档案材料为基础。六局是负责审判筹备工作的警务部门。（珀尔曼本人的说法是，既然他在艾希曼逮捕前三周已经从政府公务部门退休，他写这本书就只是作为“私人作者”。这个说法当然站不住脚，因为以色列警方肯定在此人退休前几个月就已经对艾希曼开始实施抓捕。）这本书在以色列引发了一场尴尬，不仅因为珀尔曼先生提前泄露了重要的控方证据，说法院已经决定对艾希曼的证词不予采信；而且还因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抓捕艾希曼的来龙去脉当然是他们最不愿公之于众之事。

与之前各种谣传相比，珀尔曼先生讲的故事在精彩度上大打折扣。艾希曼从未到过近东或中东，他跟阿拉伯国家没有来往，从未从阿根廷回德国，也没到过其他拉美国家，未曾在战后的纳粹活动或团体中担任任何职务。战争结束之际，他曾试图同卡尔滕布伦纳再谈一次。可是他的老上司当时在阿尔陶塞玩纸牌，没有心情接见他，理由是他“在这个人身上看不到什么前途”。（卡尔滕布伦纳本人的前途也没光明到哪里去：他被绞死在纽伦堡。）几乎紧随其后，艾希曼就被美国士兵逮捕并被关进了关押党卫军的监狱。那里进行过无数次审问，也没能揭穿他的身份，尽管当时有些狱友是知道他的身份的。他很谨慎，不给家人写信，让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他的妻子想得到一份死亡证明，但唯一的“见证人”是她丈夫的弟弟。她已身无分文，不过艾希曼在林茨的家人一直供养着她和三个孩子。

1945年11月，针对主要罪犯的一系列审判在纽伦堡拉开序幕，艾希曼的名字方才以令人心烦的频率屡屡见光。1946年1月，维斯利策尼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他的证词足以置艾希曼于死地。于是在这个时候，艾希曼决定，他最好永远消失。在狱友的协助下，他从狱中逃出来，逃到了吕讷堡的荒原。那是汉堡以南大约五十英里的一片荒地。一位狱友的哥哥给了他一份伐木工的差事。他化名奥托·黑宁格，在那里待了四年，不过无聊得要命。1950年初，他成功地联系上由前党卫军成员构成的一个地下组织——奥德萨（ODESSA）[1]。同年5月，他被人从奥地利带到了意大利。在那里，一个方济会神父在完全清楚他真实身份的前提下为他弄好了一份难民护照，上面的名字是里夏德·克莱门特，还把他转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艾希曼于7月中旬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身份证件和工作许可。他现在的名字是里卡多·克莱门特，天主教徒，单身，无国籍，三十七岁——比他的真实年龄小七岁。

他依然处处留心，不过他现在开始用自己的笔迹给妻子写信，告诉她“她孩子们的叔叔”还活着。他干过许多奇怪的活计——销售代表、洗衣工、兔子养殖场工人——全部收入微薄。但是到了1952年夏天，他把妻子和孩子弄到了身边。（当时艾希曼的夫人为奥地利居民，却在瑞士苏黎世得到了一份德国护照。名字还是她自己的，不过身份是某位艾希曼先生的“前妻”。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至今还是个谜。她的申请材料也从苏黎世的德国领事馆不翼而飞。）她一到阿根廷，艾希曼就获得了他的第一份稳定工作：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苏亚雷斯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厂。他先是当修理工，后来做到了工段长。第四个孩子出生以后，据说他以克莱门特这个名字与妻子二度成婚。这个说法不大可信，因为婴儿登记户口时用的是里卡多·弗朗西斯科（大概是为了感谢那位意大利神父）·克莱门特·艾希曼这个名字。诸多迹象表明，艾希曼多年来都舍不掉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件事只是其中之一。不过，似乎他的确告诉过自己的孩子们，他是阿道夫·艾希曼的弟弟，尽管孩子们十分熟悉林茨的祖父母和伯父，一定不会傻到去相信他的话；至少他的长子在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已经九岁，在七年后的阿根廷完全能够认出他来。另外，艾希曼夫人在阿根廷的身份证从未更换过，上面写的是薇罗妮卡·利布尔·德·艾希曼。1959年，艾希曼的继母去世，一年后，父亲也去世。林茨当地报纸的讣告启事上把艾希曼夫人列入家族幸存者名单，令所有关于离婚与再婚的幌子不攻自破。1960年初，艾希曼被捕的几个月前，他和儿子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某块废弃土地上盖好了一栋粗坯砖房；没电，没自来水，一家人刚刚搬进去。他们当时一定非常贫穷，艾希曼一定过得特别没有动力，孩子也没带给他多少安慰，因为这些孩子“对于接受教育与锻造自身所谓的能力都没有任何兴趣”。

艾希曼唯一的调剂来自他同许多前纳粹成员无止境的交谈。他已经准备向他们坦陈自己的身份。那些交谈最终促成他在1955年与一位前武装党卫军成员、现荷兰记者威廉·S.萨森的访谈。萨森在战争期间把自己的荷兰国籍换成了德国护照，后来，比利时以战犯身份缺席宣判他死刑。艾希曼为这次访谈做了大量笔记，都被萨森录音并转成文字，当中没少添油加醋。艾希曼亲手写的笔记后来被发现并作为呈堂证供（而不是萨森的报告），尽管并没有全部被采用。萨森的访谈首先以缩减版刊登在1960年7月的《明星》杂志上，同年11月和12月又以连载文章的形式刊登在《生活》上。可是，萨森早在四年前就已经把这个故事兜售给《时代—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通讯员，而且显然得到了艾希曼的首肯。即便当时没有透露艾希曼的名字，从材料的内容看，信息源的真实性亦不容置疑。事实真相是，艾希曼多次尝试打破匿名身份。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情报组织竟花了那么多年时间，直到1959年8月才得知阿道夫·艾希曼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居住在阿根廷。以色列从未透露他们的情报来源，如今，至少有六个人声称他们发现了艾希曼；而欧洲的“消息灵通人士”则坚持认为，是苏联情报部门走漏了风声。不论是以怎样的方式，谜题并不是怎么可能找到艾希曼的藏身之处，而是，假如以色列的确多年前就开始了搜寻，怎么可能这么晚才发现他。从事实来看，这很值得怀疑。

无论怎样，抓捕者的身份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所有关于“公报私仇”的言论，都被本—古里安在1960年5月23日的讲话驳了回去。那天，他对沉浸在欢庆气氛中的以色列国会宣布，艾希曼已经由“以色列情报部门”找到。塞尔瓦蒂乌斯博士不遗余力地尝试让地方法院以及上诉法庭传唤兹维·托哈尔（把艾希曼带出阿根廷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机长），以及本—古里安声明中提到的雅德·希莫尼（阿根廷航空公司的一位官员）出庭作证，皆是白忙一场。主控官的回应是，总理已经“承认艾希曼是被情报部门找到的，仅此而已”，并未提及被政府特工绑架。实际情况似乎恰恰相反：情报部门在对已获情报的真实性进行初步测定之后并未“找到”他，而只是把他控制住；而且，就连这一点做得也不是很专业，因为艾希曼很清楚自己被盯梢了：“几个月以前我就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我究竟知不知道我会被带到这儿来、被人包围；那时我就可以明确地回答[这涉及警方调查的部分，媒体无法获悉]……我听说有人在我家附近打听买地，又说要建什么缝纫机厂——总之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些无稽之谈，因为那里既没有电也没有水。还有人告诉我，这些人是北美犹太人。我要是想要消失很容易办到，但是我并没有那么做，而是继续照常过日子，等待命运对我的安排。我本可以拿着我的证明和文件……轻易找到另一份工作。可是我拒绝那样做。”

耶路撒冷并未完全披露艾希曼自愿到以色列受审的证据。辩护律师当然会强调这个事实——将被告绑架之后“带到以色列是违反国际法的”。这足以让辩方挑战法庭起诉的资格。尽管检控官与法官均未承认过绑架乃“国家行为”，但也并未否认。他们的理由是，违背国际法这一条只涉及阿根廷国和以色列国，并没牵涉到辩方权利；而且，这种“违背”已经通过两国政府于1960年8月3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而得到“修复”；他们“认定这宗唤起以色列国民行动的事件已经得到解决，纵然这个国家冒犯了阿根廷国的权利”。法庭决定不管这些以色列人究竟是政府特工还是一般公民都无关紧要。还有一点辩方和法庭都没有提及：假如艾希曼是阿根廷公民的话，阿根廷肯定不会如此配合地放弃权利。他在那里用的是假名，于是也就失去了政府对他的保护权，至少作为里卡多·克莱门特（他在阿根廷的身份证上写的是，于1913年5月23日出生在南蒂罗尔的波尔扎诺）是无权的，虽然他已经宣称自己是“德国国籍”。他从未申请过政治避难，其实难民身份也帮不了他什么，因为阿根廷纵然收容了许多著名的纳粹战犯，但这个国家签署了一份国际公约，其中声明犯反人类罪的潜入者“将不被视为政治犯”。这一切都没能把艾希曼变成无国籍者，也没有从法律上剥夺他的德国国籍，但却给了联邦德国一个很好的借口来拒绝对其实施对海外公民的一般性保护。换句话说，尽管有长篇累牍的论证，有那么多先例让人相信绑架不过是抓捕的众多常见形式之一，而实际上，正是艾希曼的无国籍身份使耶路撒冷法庭有资格对他开庭。即便艾希曼不是法律专家，他也应该明白；因为是他所从事的事让他知道，只有对无国籍者，你才能随心所欲。犹太人在被灭绝之前，先被剥夺了国籍。不过，他并无兴致去思索这类细枝末节的问题。因为，若说他是自愿来到以色列受审，纯属编造；若说他制造的麻烦比预期的要少，这倒是千真万确。事实上，他就没闹过任何麻烦。

1960年5月11日，傍晚六点半，艾希曼像往常一样乘公共汽车从工作单位回家。下车时他忽然被三个男人抓起来，不到一分钟就被塞进一辆停在一旁的轿车里。这辆车把他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远郊的一所事前租好的房子。没下药，没用绳子，没上手铐。艾希曼很快看出，这是职业人员所为：非必要不用暴力。他毫发未伤。问他是谁时，他立即回答：“我是阿道夫·艾希曼。”而且他还补充道：“我知道我落到以色列人手里了。”（他之后解释道，他曾在报纸上看到过本—古里安抓捕他的命令。）以色列人要等待本国航空公司派出的飞机来接他们和犯人，一等就是八天；于是，艾希曼就在床上被绑了八天。这是整件事中唯一让艾希曼不满的地方。在被捕的第二天，他被要求写下声明，称不反对被带到以色列法庭审判。这个声明当然是事先备好的，他要做的只是手抄一遍。然而令每个人大吃一惊的是，艾希曼坚持要写他自己的版本，从以下几行可见，他很可能用了草稿版声明的开头：“我，签名人阿道夫·艾希曼，自愿声明，在我的真实身份曝光之后，我明白继续试图逃脱审判已经没有意义。我在此宣布已作好准备去以色列，在那里接受法庭审判。毋庸置疑，我将会得到法律建议[到此，应该是他直接抄写的]。我会尽量一五一十地交代我离开德国前最后几年里的所作所为，让后世知道事情的真相。此声明出于自由意志，既不是为了兑现承诺，也没有受到外界胁迫。我只想得到内心的安宁。若是我没法记起所有细节，在某些地方混淆或颠倒了事实，那么我请求外界施以援手，借助档案资料或口供，帮助我找出真相。”签名：“阿道夫·艾希曼，1960年5月。”（尽管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但有一点很奇怪：落款日期里没有具体到哪一天。这个缺省更令人怀疑这封信不是在阿根廷，而是在艾希曼于5月22日抵达以色列后，在耶路撒冷写的。这封信对审判意义不大。尽管控方把它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但并未得到特别重视，只在给阿根廷政府出具以色列首份官方备忘录时用过一次。塞尔瓦蒂乌斯在法庭上向艾希曼问起这封声明信的时候，没有指出信上缺少具体日期，艾希曼本人也未提到这点。当律师问他时，他咬定那的确是在胁迫之下所写，语气有些不情愿，因为当时他被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一张床上。检控官对此显然更加清楚，他在交叉询问时对此只字未提。显然，关于这件事，还是少说为妙。）艾希曼夫人曾报警说丈夫失踪，但并未暴露他的身份。于是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都没有设检。以色列人很幸运。假如阿根廷警方有所戒备，他们就不会在抓到艾希曼十天后还能把他带出境了。

艾希曼的配合令人惊讶，对此他给出了两个理由。（即便有法官坚称艾希曼是骗子，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不知道下面这个问题该如何解答：“被告为什么向莱斯警官承认了大量除他本人口供之外再无其他佐证的细节，尤其是他去东部出差、亲眼看见人们受苦的一幕？”）被捕的数年前，他就曾在阿根廷写下他有多么厌倦隐姓埋名的生活。他看到的有关自己的报道越多，就越厌倦眼下的生活。他在以色列给出的第二个解释更加戏剧化：“大约一年半以前[即1959年春天]，一个刚从德国回来的熟人告诉我，一部分德国青少年感到背负罪责……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像听到人类首次登月的消息一样，是个里程碑。它也成了我内心世界的一个关节点，四周弥集了许多想法。出于这些想法、这种认识，当我确信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间谍、被追捕令或搜索令所包围的时候，我拒绝通过逃亡或类似手段逃脱制裁……我拒绝一逃再逃，因为我心想，现在不能消失，特别是在被有关德国青少年负罪感的谈话震撼过之后。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快、一到这儿就写下书面声明的原因。我在其中明确地说，假如一定要最彻底的赎罪行动，那么我愿意公开被绞死……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因为我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去减轻德国青少年的罪责负担；毕竟，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以及父辈在上次战争中的行为，他们无能为力。”[2]然而，之前他总是说“这是强加给德意志帝国的战争”。当然，这一切纯属假大空。谁阻止他回国自首了？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他认为德国法庭尚且缺乏处理他这类人所需的“客观性”。可是如果他真的更乐意有一个以色列法庭来审判他——如他间或暗示的那样，当然这是不大可能的——那么他本可以为以色列政府省去许多时间和麻烦。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谈话让他情绪高昂，让他在以色列监狱这么久以来总算有了点提神醒脑的事，甚至能让他怀着出奇的平静看待死亡——警官问讯之初，他就曾说：“我知道，等待我的是死刑。”

空谈之余，总可以剥离出些许真相；当辩方律师向他提问时，真相忽然变得清晰起来。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以色列政府准许聘用一位外籍律师。1960年7月14日，警方审讯开始的六周后，艾希曼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因为他被告知，可以在三个备选中挑一个辩护律师：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此人是家人推荐的，还曾给艾希曼在林茨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打长途电话毛遂自荐）；另一位德国律师如今住在智利；最后一个是美国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曾联系过审判高层。（三人中，只有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名字被泄露。）当然，艾希曼有资格去等待其他合适的人选，也被一再告知，他可以慢慢来。可是他并没有那么做。一时冲动之下，他说愿意选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因为此人似乎跟他弟弟认识，而且还为其他战犯做过辩护。他坚持要马上签署辩护所需的合同文件。半小时后，他意识到这个审判可能会具有“国际高度”，也许会变成一个“魔鬼诉讼”。控方有多位律师，而塞尔瓦蒂乌斯一个人无法“消化所有材料”。有人提醒艾希曼，塞尔瓦蒂乌斯在被问及律师实力时说他“将领导一个律师团”，可这根本是子虚乌有之事。警官补充说：“必须保证塞尔瓦蒂乌斯博士不是一个人出庭，因为一个人根本坚持不下来。”然而结果却是，绝大多数时间里，塞尔瓦蒂乌斯博士都是单枪匹马，艾希曼本人则成了自己律师身边最重要的助手。而且，除了“为后世著书立说”的时间之外，整个审判过程中，艾希曼都相当卖力地为塞尔瓦蒂乌斯工作。

1961年6月29日，继4月11日开庭的十周后，控方停止举证，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开始进行辩护。8月14日，开庭一百一十四次之后，主要诉讼程序结束。法庭随即休庭四个月，于12月11日重新开庭，宣布判决结果。两天开庭五次，三位法官宣读了二百四十四条判决。他们并未判艾希曼犯有密谋策划罪，而控方的这项指控若成立，足以令被告成为“主要战犯”。这一条也会自动令他跟一切关乎“最终解决”之事扯上干系。不过，法官们宣判他犯下控方指控的所有十五条罪名，但均为有条件的治罪。艾希曼被判“伙同他人对犹太人民犯下罪行”，即是说，“蓄意毁灭犹太民族”，主要体现在四点上：1. 造成数百万犹太人被杀； 2. “把数百万犹太人置于恶劣境况下，导致其生理灭亡”； 3. 给他们造成严重身体及精神伤害； 4. “组织对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妇女绝育或迫其堕胎”。不过，法庭判决涉及1941年8月以前（他那时才知道元首令）的罪名不成立，因为他在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的活动并无“消灭犹太民族”的意图。这是起诉书中的前四条，五至十二条涉及“反人类罪”，这是以色列法律中的一个奇特概念，因为它包含了对犹太以外其他民族（如吉普赛人、波兰人）的种族屠杀，以及所有其他罪行，包括不以种族灭绝为目的的谋杀，无论是针对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于是，艾希曼在元首令之前的所有活动，以及对非犹太人所做的事情，也一并被算成反人类罪。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他后来针对犹太人犯下的一切罪行，因为这些也是一般刑事犯罪。结果，第五条中提到的罪行与一、二条重复，第六条指控他“出于种族、宗教、政治等原因迫害犹太人”，第七条“抢夺财产并屠害犹太人”，第八条把所有行为再次汇总为“战争罪行”，因为其中大多数乃战争期间所为。九至十二条涉及对非犹太人犯下的罪行：第九条指控他“驱逐数十万波兰人远离故土”，第十条“将一万四千名斯洛文尼亚人驱逐出”南斯拉夫，第十一条“把上百万吉普赛人驱逐到”奥斯维辛。然而，判决书却认为，“并无证据向我们证明，被告清楚吉普赛人要被运去送死”——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对犹太人的罪行”指控之外，再无针对其他种族屠杀的控罪。这点颇令人费解，事实上，灭绝吉普赛人乃人尽皆知的事；此外，艾希曼在警方审讯时承认他知道此事：他恍惚记得这是希姆莱的命令，而针对吉普赛人并无像针对犹太人那样的“命令”，而且，也没有人就“吉普赛问题”做过调研，比如“起源、传统、习俗、组织……民间传说……经济状况”。他的部门受命负责将三万吉普赛人从占领区“撤离”出去，细节他记不清了，因为没有来自任何方面的干预；而吉普赛人就像犹太人一样被运去送死，对此他从来都心知肚明。他在灭绝吉普赛人的过程中所犯的罪，同灭绝犹太人时如出一辙。第十二条提到从捷克村庄利迪策驱逐九十三个孩子的事。那里的居民在海德里希遇刺后全部被杀害。公正地讲，对于这些孩子的死，他当然无须负责。最后三条指控他参与四个被纽伦堡审判划定为“犯罪性质”组织的其中之三，分别是党卫军、保安局、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第四个此类性质的组织未被提及，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警察头目团，因为艾希曼显然不属于高层人士。）他是1940年5月之前加入这些组织的，作为非重罪，已经过了二十年的追诉时效。（1950年的法律，也就是审判艾希曼的依据，特别指出，对于重刑犯不存在追诉时效一说，既判力准则亦无效——一个人“即便在国外，无论是国际法庭还是某个国家的法庭，针对同一罪行已经被宣判过”，依然可以被以色列审判。）一至十二条中列举的所有罪行，均判处被告死刑。

不要忘记，对于被指控的罪行，艾希曼一直坚称他只“协助并教唆”犯罪，并未亲手杀过人。令人深感欣慰的是，判决书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控方没能成功证明被告的这个说法有误。这非常重要，因为它触及罪行的本原（这不是普通的犯罪）和犯人的本性（他也不是普通罪犯）。判决还委婉道出了那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在死亡营里，囚犯和受害者才是真正“用双手操纵杀人工具”的人。判决书指出的正是症结所在，这才是事实真相：“一旦我们用刑法典第二十三条的原话来描述他的行为，那么一切从本质上说就变成向他人提供建议、施以援助或者为他人的[犯罪]行为开绿灯了。然而，在这桩罪恶滔天、枝蔓丛生的罪行，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这桩罪行里面，很多人被卷入不同层面、不同行动模式之中，这些人包括隶属不同等级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若采用常见的煽动者与帮凶等概念给他们治罪并不可行。这些具体罪行都属于集体屠杀，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数，就连从犯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乃至许多罪犯同那些实际杀人者之间的距离远近根本无碍究责的尺度。相反，普遍看来，我们同刽子手之间的实际距离越远，责任程度反而会越大。”

判决书宣读完毕，接下来的事都是按部就班。控方在此发表长篇大论，要求判处被告死刑；由于不具备符合缓刑的条件，当强制执行。而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回应比此前更加简短：被告执行的是“国家行为”，他经历过的事，今后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整个文明世界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艾希曼是一头“替罪羊”，如今的西德政府为撇清自身责任把他丢给了耶路撒冷，这有违国际法。塞尔瓦蒂乌斯博士从未承认法院的管辖权，认为其按照德国检控官的说法顶多“具有一种代表性的管辖权”；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此前曾要求法庭必须宣告被告无罪，因为根据阿根廷的法律状况，所有受到指控罪行的刑事惩处都在诉讼时效之外。他在1960年5月7日就已经到了追诉期限，“就在他被绑前不久”。如今，他主张以同样的理由不判死刑，因为德国早已废除极刑。

接下来是艾希曼的最后陈词：他等待的公正落空了；法庭没有相信他说的话，尽管他一直在竭尽全力道出真相；法庭不能理解他，即便他从来就不是仇恨犹太种族之人，也从未想成为人类的谋杀犯。他的罪过在于服从，而服从曾经是备受称颂的美德。他的美德被纳粹头目滥用，但他并非首脑人物，而是受害者，只有头目们才应受到惩罚。（他并没有像许多其他底层战犯那样过分。那些人抱怨说有人告诉他们永远不必担心“责任”问题，而他们现在也无法对那些“有责任”的人问责，因为这些人不是自杀就是被绞死，“都逃了，弃他们而去”。）“我不是禽兽，没有变成他们想要把我变成的样子。我成了一个谬论的牺牲品，”他强调说。 他没用“替罪羊”一词，却肯定了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所说的——“定是要在这里代替他人受审”。两天后，1961年12月15日，星期五，早上九点，艾希曼被判处死刑。

又过了三个月，1962年3月22日，上诉法院，即以色列最高法院开启复审程序。主审法官伊扎克·奥尔珊携四位法官出庭。豪斯纳先生以检控官身份带着四位助手再度现身。塞尔瓦蒂乌斯博士作为辩护律师，还是一个人。辩方又一次宣读了此前针对以色列法庭审判资格的所有论点。既然此前劝说德国政府启动引渡程序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那么现在，他要求以色列政府主动提供引渡。他交上了一份新的证人名单，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人能提供任何哪怕类似“新证据”的东西。名单上包括汉斯·格洛布克，但艾希曼从未见过他，而且还是到了耶路撒冷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更令人瞠目的是，名单上还有哈伊姆·魏茨曼博士。这个人十年前就已经死了。辩护词简直就是一锅令人难以下咽的大杂烩，漏洞百出。（有一次，辩方律师把已被控方呈上的原件的法文译本当成了新证据，还有两回读错了文件。诸如此类的失误不胜枚举。）辩方的粗心大意与控方向法庭陈述案情时的字斟句酌形成鲜明对比：毒气杀人再次成为一起“医疗事件”；犹太法庭无权就利迪策儿童的命运开庭审判，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以色列法律程序与大陆法体系相抵触，而艾希曼，因其原国籍，应该在大陆法的框架下受审；以色列要求被告提供辩护证据，然而被告实在无法做到，因为无论人证还是物证都不在以色列。简而言之，这场审判不公平，判决结果不公正。

上诉法院的诉讼只持续了一周，继而宣布休庭两个月。直到1962年5月29日，二审判决才出来——比第一次篇幅略短，但在单倍行距下，还是有51页标准纸那么长。判决书表面确认了此前所有指控，可是如果只是确认，法官不需要花两个月之久、占用51页的篇幅。上诉法院的判决实际是对下级法院裁决的复审，这点就算不明说也人所共知。与初审判决截然不同的是，复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得到任何‘上级命令’。他就是自己的上级，他为一切与犹太事务相关的事情下达命令。”此外，他的“重要性胜过所有上司，包括米勒”。针对辩方最突出的论点——假如没有艾希曼的存在，犹太人不会过得更好——法官们的回应是：“假如不是被告及其党羽狂热的嗜血欲，‘最终解决’不可能造成上百万犹太人遭遇皮肉之苦和血光之灾。”以色列最高法院不仅采纳了控方的主张，而且还继承了他们的措辞风格。

同一天，5月29日，以色列总统伊扎克·本—兹维收到艾希曼的赦免申请：“在我的律师指导下”的四页手写申请，还有他妻子以及林茨家人的信件。总统还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电报，请求宽恕被告。寄信人中，最惹眼的是美国拉比中央大会、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代表，还有以马丁·布伯为首的一群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教授。马丁·布伯在审判伊始就露过面，现在，他试图劝说本—古里安对赦免进行干预。5月31日，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的两天后，本—兹维先生拒绝了所有赦免请求。那天是星期四。当天晚些时候，午夜钟声敲响之前，艾希曼被绞死，尸体被火化，骨灰撒进地中海以色列海域之外的部分。

周四夜将是下周之前的最后行刑机会——在这个国家的三大宗教中，周五、周六、周日都是宗教节日，不是这个教的就是那个教的。即便如此，行刑的速度也还是太快了。执行死刑时，距离艾希曼得知赦免请求被驳回还不到两个小时。他甚至都没有时间吃上路前的最后一餐。也许，看到塞尔瓦蒂乌斯博士为当事人的最后两搏，你就会明白行刑速度为何如此之快了。他向西德的一个法院提请强迫政府引渡艾希曼，并威胁将援引《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二十五条。当艾希曼的请求被驳回时，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及其助手都不在以色列，而以色列政府很可能想要在辩护方申请前往以色列观摩行刑前，就把这个持续两年之久的案子了结了。

死刑判决在意料之中，对此几乎无人提出异议。不过当消息传来，说以色列人已经执行完死刑，事情全变了。抗议并未持续多久，但传播范围很远，声势显赫的人都有发声。最常见的论调是，艾希曼的行为突破了人类惩罚的所有可能，对如此规模的罪行，用死刑毫无意义——当然，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行得通，只是那并不意味着他在杀过数百万人之后只因这个理由就可以逃脱惩罚。在一个相当低的层次上，有人批评死刑判决“缺乏想象力”，并提出了极富想象力的备选方案——艾希曼“应该终其后半生在内盖夫贫瘠的土地上做重体力活，用他的汗水浇灌犹太人的家园”。这样的惩罚估计艾希曼连一天都经受不住，更不必说以色列南部沙漠基本就是一个苦刑流放地；或者，按照麦迪逊大道广告牌的风格，以色列本应达到“神圣的高度”，高出“可以理解的、法律的、政治的甚至人道的考虑”之上，由政府“举办一个公审大会，让艾希曼戴着镣铐站在中间，周围是所有参与抓捕、审讯、判决的人。让电视摄录机、收音机把这些人打造成民族英雄”。

马丁·布伯称这次判决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它本应“为德国许多年轻人的负疚感赎罪”——这个观点奇怪地契合了艾希曼本人关于这件事的看法，尽管布伯几乎不知道艾希曼为了卸下压在德国年轻人肩上的负罪感曾想过公开被绞死。（怪哉!布伯这样一个人，声名卓著，满腹经纶，竟然看不出这些四散传播的负疚感是多么虚伪!假如你什么错事都没做过，很乐于拥有负疚感，这是多么高贵啊!然而，要承认罪责并且悔过却非常艰难，而且必然十分压抑。德国年轻人的周围、四面八方，甚至贯穿一生所见，都是些身居高位、肩负公职、罪责累累的人，他们却丝毫没有负罪感。对于这种情况，一个青年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愤怒。然而，愤怒无疑伴随着某种风险——不是冒着失去性命或断手断脚的风险，而是事业中的折损。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面对《安妮日记》热和艾希曼审判时，用一发不可收拾的负罪感胁迫我们。他们并没有被过去的负担和父辈的罪责挤压得步履蹒跚，实际上他们在努力逃脱当下的压力、现实问题带来的压力，逃进廉价的伤感之中。）布伯教授接着说，他对艾希曼“丝毫不感到同情”，因为他只能“对那些我可以理解其做法的人”感到同情，他强调说，多年前他就在德国说过，他“只在形式意义上和那些参与第三帝国行动的人有相同的人性”。这种高傲姿态当然比那些必须审判艾希曼的人所能提供的东西更加奢侈，因为法律精确地预判出我们与那些被我们控告、审判、制裁的人有同样的人性。据我所知，布伯是唯一一位就艾希曼被处决一事公开发表意见的哲学家（在审判开始前不久，卡尔·雅斯佩尔斯接受巴塞尔广播电台的采访，采访内容后来发表在《月刊》上，他主张由一个国际法庭来审理此案）；令人失望的是，在艾希曼及其行为抛出的真正问题上，他做了最大程度的闪躲。

最微弱的声音，来自那些从根本上无条件反对死刑的人。他们的主张本可以一直有效合理，因为他们的主张所针对的并非只这一个案子。他们似乎感觉到——我觉得很有道理——要想宣扬自己的理念，这并不是一个有利的机会。

艾希曼趾高气扬地走上了绞刑架。他要了一瓶红酒，喝掉了一半。新教牧师威廉·赫尔主动提出跟他一起诵读《圣经》，他拒绝了：他只剩两个多小时了，所以“没有时间去浪费”。他手背在身后，冷静笔挺地走完了从监狱到行刑室之间的五十码。警卫绑他的脚踝和膝盖时，他请求他们系松一点，好让他能够站直。“我不需要那个”，他指的是头罩。他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不，还不止于此，他完全在做他自己。除了他在临终遗言中莫名犯傻，没有什么可以更加有力地表明这点了。他开始了。他强调自己是个信仰上帝的人，用一般的纳粹流行语来表述，意为他不是基督徒，不相信死后有来生。他接着说：“过不了多久，先生们，我们都会重逢。这是所有人共同的命运。德国万岁，阿根廷万岁，奥地利万岁。我永远忘不了她们。”死期将至，他满嘴是葬礼演说上的陈词滥调。站在绞刑架下，他的记忆力跟他开了最后一次玩笑：他“志得意满”，他忘了，这是他自己的葬礼。

在那最后的几分钟里，他好似在总结这堂关于人类弱点的漫长一课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漠视语言与思考的平庸的恶。

[1] 巧合的是，敖德萨（ODESSA）既是乌克兰一个海岸城市，也是一个以色列特工组织的名字；尤其为了同后者作出区分，故此处译作奥德萨。——译注

[2] 此段引言参考德语版第358页。——译注

结　语

耶路撒冷审判中的不合常规与违背常理之处比比皆是。反常的情形不一而足，涉及的法律问题盘根错节。于是，无论在审判期间，还是在审判之后少得可怜的文献中，审判本应凸显的道德、政治甚至法律层面的核心问题全部被那些反常情况所覆盖。本—古里安总理在审判之前的讲话以及检察官起诉的方式，加上列举审判预期达到的大量目标（从法律和法庭审判程序角度看，这些目标全都是别有用心），让以色列自身进一步混淆了问题。审判的目的是且只是伸张正义，除此之外，哪怕是最崇高的潜在目的——如纽伦堡审判出庭检察官罗伯特·盖哈特·斯托里所言，纽伦堡审判的高级目标旨在“为希特勒政权制造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完整记录”——也只会偏离法律的主要任务：审核指控，公正裁决，审慎量刑。

按照法庭内外给出的解释，艾希曼一案判决书的前两部分是对更高期望论的回应。从这个方面看，这份判决书明白无误地切中要害：所有试图扩大审判范围的做法皆应受到抵制，因为法庭不能“允许自身被诱出职责权限之外……司法程序自成一统，依法制定，不容更改，无论具体审判什么”。而且，法庭一旦越界将不得不以“全面失败”而告终。法律不仅无权任意支配“用于调查一般问题的工具”，相反，法律的权威恰恰有赖于其职责范围有限这个事实。对于法律领域以外的问题，“没人当我们是法官”，而且“跟随便哪个深入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的人相比，我们的意见都未见得更重要”。于是，就艾希曼审判被问得最多的那个问题——审判有什么用？——而言，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匡扶正义。

针对艾希曼审判的异议有三类。首先，艾希曼是按一部溯及既往的法律被起诉，并且是在战胜国的法庭上受审的。这一点当年的纽伦堡审判就已引发过质疑，如今是旧事重提。其次，是那些专门针对耶路撒冷法庭的异议。矛头指向的不是法庭的审判资格，就是法庭避而不谈绑架行为。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针对指控本身——艾希曼“对犹太民族”犯有罪行，而不是“对全人类”；于是，一同被质疑的还有审判的法律依据。这项质疑导致了一个合理的推论，即唯一有资格审判这些罪行的，是一个国际法庭。

法庭对第一类声音的回应很简单：纽伦堡审判一直作为有效的先例被援引，鉴于1950年的《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本身就建立在这一先例的基础之上，在国内法的框架下，法官们基本上别无选择。“这项特殊的立法，”判决书指出，“与普通刑法存在根本性区别：这部法律既具有可追溯性，又拥有治外法权。”肇因在于它所处理的罪行的性质。人们可以补充说，它的可追溯性仅仅从形式上而非实质上违背了罪行法定原则，因为这项原则只有在诉诸立法者熟悉的行为时才有意义；假如突然发生一桩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罪行，比如种族屠杀，那么正义就要求根据一项新法作出判决；在纽伦堡审判中，新法是《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伦敦协定》1945），在以色列一案中，新法指的是1950年的《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问题不在于这些法案是否具有可追溯性——当然，它们必须具有——而在于它们是否正当，也就是说，它们是否只适用于前所未知的罪行。可追溯性立法的这个先决条件在《宪章》中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宪章》是组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基础。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对此类事情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混乱不清。

《宪章》对三种罪行给予司法审判权：“反和平罪”，法庭称之为“最高级别的国际犯罪……它是全人类所有罪恶的总和”；“战争罪”；“反人类罪”。在这三种罪行中，只有最后一种反人类罪是新鲜事物，史无前例。侵略战争至少跟有记载的历史一样悠久，而且此前也一再被谴责为“有罪的”，但从未被正式认定为犯罪。（眼下，即便纽伦堡法庭对侵略战争作出了裁决，其正当性亦无法令人苟同。的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威廉二世曾经被协约国的法庭传唤，但是这位前德国皇帝的罪名不是发动战争，而是破坏协定，特别是侵犯了中立国比利时；而且，1928年8月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尽管禁止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但既不规定侵略标准，也不提及制裁问题，更不用说，《公约》意图建立起来的安全保障体系，实际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经分崩离析。）此外，作为审判国之一的苏联，理应受到“你亦如此”（tu-quoque）这条论点的指责：难道苏联不是在1939年入侵芬兰、瓜分波兰，却逍遥法外吗？另一方面，“战争罪”尽管跟“反和平罪”同样无先例可循，却包含在国际法当中。《海牙国际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将其定义为“破坏战争法规与惯例”，主要是指虐待战俘和以战争手段对待平民。这里不需要一部具有追溯力的新法，因为纽伦堡审判的最大困难又回到了那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你亦如此”论点的适用问题：苏联从未加入《海牙国际公约》（顺便提一下，意大利也没加入），被怀疑在虐待战俘问题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根据最近的调查，在卡廷森林（位于苏联境内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了一万五千具波兰军官的尸体，苏联在这件事上似乎难脱干系。对不设防城市的地毯式轰炸，首先是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按照《海牙国际公约》显然已经构成战争罪。尽管是德国轰炸伦敦、考文垂、鹿特丹在先，引发敌方对德国城市的轰炸，但是在使用全新的、具有摧毁性力量的武器方面，二者却不可同日而语。要证明这种武器的存在，本可以有许多别的方式。纵然盟军侵犯了《海牙国际公约》，可是在法律层面并未对之展开讨论，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在于，所谓的国际军事法庭只是名义上的而已，实际不过是胜利者的法庭。而且，用更早前奥托·基希海默尔的话说，“纽伦堡审判书墨迹未干”，这个在赢得战争后启动共同事业的国际联合体就已四分五裂。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权威本就不令人信服，这样一来更是大打折扣。按照《海牙国际公约》，盟军犯有战争罪行，但是这些罪行未被提及或起诉。对此，那个最明显的原因既不能构成唯一的，大概也无法构成最有力的理由。此外可以公平地说，纽伦堡法庭在对德国战犯进行宣判时，小心翼翼地避开可能涉及“你亦如此”的指控。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人人都已知道，随着侵略武器技术的发展，接受“犯罪性”作战已在所难免。《海牙国际公约》对战争罪的定义是基于对士兵和平民、军队和后方家园、军事目标和不设防城市的区分，而今，恰恰是这些区别不再有效。于是，在新形势下，仿佛只有能够证明不含任何军事必要性，且故意以非人道为目的的行为，才被宣布为战争罪。

目前情况下，要对构成战争罪的事实下定义，无正当理由而实施的暴行是一条法定有效的标准。对于唯一一种全新的罪行，即“反人类罪”，这个标准是不合适的；然而不幸的是，人们在尝试对“反人类罪”下定义时，却还是借用了这一标准。《宪章》（第六条c款）恰恰将其定义为“非人道行为”——似乎连这种罪行也是一种为追求战争和胜利而不得不为的过激行为。无论如何，并不是因为这类众所周知的违法行为，同盟国才去宣布，用丘吉尔的话说，“惩罚战争罪犯[是]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相反，是那些关于闻所未闻的战争暴行的报道，包括对整个民族的屠杀，对生活在某些地区的全部人口进行“清洗”，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毫无军事必要性”，而且还有那些事实上与战争毫无干系的行为，以及宣布在和平时期继续推行系统谋杀政策的做法。实际上，无论国际法还是国内法都没有涵盖这一罪行，不仅如此，战争罪还是唯一一项不适用于“你亦如此”论点的罪行。何况，在面对任何一种犯罪时，没有哪一种比战争罪更能让纽伦堡的法官们感到如此心烦、如此进退维谷。纽伦堡审判中的法国法官多纳迪厄·德·瓦布莱曾对审判做过最精准的解析（Le   Procès de Nuremberg，1947）。他说过：“《宪章》把反人类这项罪名通过一道窄门引进来，如今纽伦堡审判庭一纸判决书便让其人间蒸发。”然而，法官们也跟《宪章》本身一样有始无终。因为，他们即便倾向于判定“战争罪包含了所有传统常见的犯罪形式，但却对反人类罪尽可能地轻描淡写”（基希海默尔语）；到了宣判的时候，法官们才流露出真情实感，将最严酷的惩罚，死刑，只判给那些被证实做过异常残暴的行为、构成“反人类罪”的人。或者，正如法国检察官弗朗索瓦·德·芒东以更准确的方式所说的，那些人犯有“破坏人类生存状态罪”。当一批从未被判“阴谋”破坏和平之人被判死刑时，侵略是“最高级别的国际犯罪”这一观点被悄悄抹去了。

在对艾希曼审判的正当性进行辩护时，经常提到的一点是，尽管在最近一次战争中最大的罪行是反犹，可犹太人在纽伦堡审判中只是旁观者；而耶路撒冷法庭的判决突出的特征是，犹太人的灾难第一次成为“审判程序的核心，这一事实使这场审判不同于以往任何审判”，无论是在纽伦堡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但是，这充其量也就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在纽伦堡审判中，正是犹太人的灾难引发同盟国首先构思“反人类罪”。因为，朱利叶斯·斯通在《国际冲突的法律调控》（Legal Control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kt，1954）中写道：“如果遭到集体屠杀的犹太人都是德国国民的话，那么就只能从人道的立场来思考了。”而且，纽伦堡国际法庭之所以没有能够在反人类罪的问题上充分伸张正义，并不是因为这项罪行的受害者是犹太人，而是因为《宪章》要求，处理反人类罪时须连同其他战争罪行共同考虑，哪怕该罪行本身和战争几乎没有关系，乃至在事实上与战争行为相冲突甚至拖了战争的后腿。纽伦堡的法官们对反犹暴行究竟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也许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到最好的反映：被告中唯一以反人类罪被判处死刑的一个，是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因为他的专长是对犹太人极尽猥亵之能事。在这一案中，法官们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

耶路撒冷审判之所以有别于之前其他审判，并不在于这次是犹太民族占据了核心位置。相反，在这一点上，耶路撒冷审判跟战后在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希腊、苏联、法国，简言之，即在所有纳粹占领国所进行的审判没什么不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是为那些罪行不受地域限制的战犯而设的，而所有其他罪犯则被遣送到其当时实施犯罪的国家进行审判。只有“主要战犯”当年可以在行动上不受地域限制，而艾希曼当然不在此列（他之所以没有被纽伦堡法庭起诉，也是出于这一原因，并非通常以为的失踪之故；而马丁·鲍曼虽则缺席，却同样被起诉、审理并判为死刑）。即便说艾希曼的行踪遍布全部被德国占领的欧洲领土，也并不是因为他已经重要到可以不受地域所限，而是由于他工作的性质决定的：为了收纳并遣送所有犹太人，他和他的手下必须得在欧洲大陆上到处游走。按照纽伦堡宪章规定的狭义的、法律的意思来理解，是犹太人的散居局面导致反犹罪行都带有“国际”性。一旦犹太人拥有他们自己的领地，在以色列建国，那么他们显然就有权审判针对本民族实施的犯罪，就像波兰人审判在波兰实施的犯罪一样。所有基于属地原则对耶路撒冷审判进行的抗议，全部有法可依；尽管法庭也曾不惜数次开庭，就这些抗议展开讨论，然而并没有多大意义。毫无疑问，许多犹太人之所以被杀，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是犹太人，与他们是哪国人无关。许多犹太人否认自己的民族属性，宁愿被当作法国人或德国人，可还是遭到纳粹杀害。即便在这类案件中，也只有将罪犯的动机和意图一并纳入考虑，才能做到伸张正义。

我认为，那些更常见的、用来指责犹太法官可能偏袒的说法——说他们，尤其是那些作为犹太国家公民的法官在自诉自审——同样缺少根据。在这一点上，很难看出犹太法官跟他们在其他后继审判中的同事们有何不同。波兰法官就以反波兰人民罪作出判决，捷克法官也审理过发生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罪行。（豪斯纳先生在《星期六晚报》上发表的系列文章的最末，无意中又对这个问题火上浇油：他说公诉方当即意识到，不能由一位以色列律师为艾希曼提供辩护，因为那样的话，“职责所需”会同“民族情感”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成为针对犹太法官的一切置疑的核心所在。而豪斯纳先生对他们的辩护是，一个法官可以在憎恨犯罪的同时对犯人秉公执法，可这种说法对辩方律师同样适用：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并不是在为杀人行为辩护。事实真相是，从法庭外部的压力看，说得温和些，指派一名以色列公民为艾希曼辩护是行不通的。）最终，以犯罪发生时以色列尚未建国为论据，显然过于形式化，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一切伸张正义的诉求，于是我们只需将这个问题留与专家去深入讨论了。因着正义之名（重视正义与重视某些程序不是一回事。尽管程序本身也很重要，但它永远不能凌驾于正义之上。正义才是法律的第一要义），法庭既无须援引消极属人管辖原则——既然受害者是犹太人，那么就只有以色列有资格为其代言——也无须援引普遍管辖权原则——既然艾希曼是全人类的敌人，那么针对海盗的古老法条也适用于他——来论证自己的审判资格。耶路撒冷法庭内外对上述两种理论展开了充分讨论，可是这些讨论实际上不仅让问题变得更加混乱，而且还令耶路撒冷审判同此前在其他国家进行的审判之间本来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变得模糊不清。这些国家已经正式通过类似的特别立法为惩罚纳粹及其同谋提供法律保障。

耶路撒冷的被动属人管辖原则，以P.N.德罗斯特在《国家犯罪》（Crime of State，1959）中提出的学术观点为依据，即在某些情况下，“被害者的祖国的法庭可以拥有审判案件的资格”；遗憾的是，这意味着可以由政府代表受害者提起刑事诉讼，即是说受害者有权进行报复。这事实上就是控方的立场。豪斯纳先生以下面的话开始作开庭陈词：“我现在站在以色列的法官面前。我并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在这一时刻，有六百万起诉者同我一起站在这里。然而他们再也无法提出控诉。他们无法用手指逼向那个玻璃间，无法朝坐在里面的那个人大声疾呼：‘我要控诉！’……他们用鲜血泣诉，他们已经发不出声音。因此，我要成为他们的嘴：我要以他们的名义提出这骇人的控诉。”凭借此番辞令，公诉方倒是为审判质疑者的主要观点提供了支持，即开庭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依然是为了满足受害者的复仇欲，或者，复仇权。在刑事诉讼中，即使受害者宁愿选择宽恕或忘记，也必须强制启动。刑事诉讼所依据的法律，其“本质”是——正如特尔福德·泰勒在《纽约时代杂志》上所说的——“犯罪的对象不仅是受害者，而且首先是共同体，因为罪行触犯了这个共同体的法律”。将作恶者绳之以法，原因在于其行为扰乱或严重损害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这有别于民事案件。在民事案件中，伤害涉及的是个体利益，后者有权要求赔偿。刑事案件中的赔偿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要求进行“赔偿”的是政治实体本身，是普遍的公共秩序遭破坏失灵，因而必须得到修复。换言之，刑事案件首先事关法律，而非原告。

较之公诉方试图按消极属人原则审理此案，法庭倾向于以普遍管辖权之名申明拥有审判资格的做法更缺乏公正性，因为普遍管辖权同审理过程以及审判艾希曼所依据的法律之间的矛盾昭然若揭。据说，普遍管辖权原则之所以适用此案，是因为反人类罪与古老的海盗犯罪相似，犯了反人类罪的人就跟传统国际法中的海盗一样，无论罪案在何处实施，他都成了人类的敌人。然而，起诉艾希曼主要是因为他对犹太民族的犯罪，逮捕他则以普遍管辖权理论为借口；他之所以被捕，当然不是因为他也犯了反人类罪，而仅仅缘于他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算以色列绑架艾希曼仅仅因为他是人类的敌人，而并非因为他是犹太人的敌人，也很难证明这次逮捕行动的正当性。审理海盗行为之所以不受属地主义原则——在缺少一部国际刑法典的情况下，属地主义是唯一有效的法律准则——所限，并不是因为海盗是全民公敌，因而全民皆可审判之，而是因为，犯罪是在公海上实施的，而公海是没有主权的。另外，海盗“抗拒所有法律，不对任何国旗宣誓效忠”（H.Zeisel, 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1962），从定义上看，海盗活动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他自己；他之所以无法无天，是因为他选择置身于所有有组织的共同体之外，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成了“全民公敌”。可以确定，没有人会说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为他自己，或者说他不效忠任何国旗。据此看来，海盗理论规避了一个问题，而且还是由类似犯罪所引发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之一，即，此类犯罪是且只能是在一部具有犯罪性质的法律之下、被一个具有犯罪性质的国家所实施。

将种族屠杀类比作海盗行为的做法并非首创，因此，有必要明确以下事实：《反种族灭绝公约》（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通过公约各项规章）清楚地驳回了对普遍管辖权的要求，转而确定“被控犯有种族屠杀罪者……应提交给犯罪行为实施地所在国的有审判资格的法庭，或者有审判同类案件资格的国际刑事法庭审判”。既然以色列也是签字国之一，那么按照公约，耶路撒冷法庭应该要么设法组建一个国际特别法庭，要么努力重新修订出一个适用于以色列的属地主义原则。两种选择无疑都是可行的，也都在法庭的能力范围之内。成立国际特别法庭的可能性被法庭轻易否决，个中原因我们稍后再谈。而人们之所以没有尝试对属地原则重新进行严肃定义——结果法庭最终声称其司法权基于所有三条原则之上，即属地原则、消极属地原则、普遍管辖权原则，似乎仅仅把这三种完全不同的法学原则熔于一炉，便会产生出一种有效的主张——自然同他们对一切破旧立新的思路采取极度排斥的态度密不可分。假如以色列政府只把“领土”解释为一种政治和法律概念（就像法律对这个词的理解那样），而不只是个地理概念，那么它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宣称拥有属地管辖权。此处的领土概念与地理含义的关系不大，它首先指的并不是一块土地，而是指一个族群成员之间所必需的空间。与此同时，群体成员借助建立在共同的语言、宗教，共同的历史、习俗以及法律基础上的种种关系，既相互依存，同时又彼此独立、彼此保护。通过为群体中的不同成员提供建立联系、产生互动的空间，上述的种种关系在空间层面变得清晰可见。假如犹太人在漫长的流散史中没能克服地理距离创造出并一直维系着属于自己的特殊的隔离空间，那么也就不会诞生以色列国。也就是说，拥有特殊空间要比夺回古老的土地更重要。然而，法庭却始终没有挺身直面这一史无前例的案件所提出的挑战，甚至罔顾以色列建国的渊源本身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性质——这层思考本来最能够体现法庭的核心关怀。相反，在第一个星期的庭审（判决书前五十三条据此而生）中，法庭就把诉讼程序埋葬在洪水般的先例之中。而这些先例，至少在一般人听来，大多不过是精致的诡辩之词。

于是，艾希曼审判事实上不过是继纽伦堡审判之后无数同类审判中的一个，只是在时间上最靠后罢了。公诉书的一个附录里收录了当时的司法部长品哈斯·罗森对1950年法案作出的清楚无误的官方解释：“其他民族在战争刚结束，甚至有一些早在战争结束前就已颁布专门法律，以惩罚纳粹及其帮凶，而犹太民族……则只有等到国家成立之后，才拥有将纳粹及其帮凶绳之以法的政治权利。”因此，艾希曼审判与众多后继审判只在一点上有所差别：被告并不是正常被捕并被引渡到以色列；相反，为了让他出庭受审，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法。前文已经提到过，艾希曼事实上没有国籍，这是唯一可以为以色列绑架行动开脱的理由。不难理解，耶路撒冷纵然援引大量先例为绑架正名，可对于唯一适用于本案的先例，即1935年发生在瑞士的盖世太保绑架左翼德裔犹太记者巴尔特哈德·雅克布事件，却只字未提。（其他先例之所以全不适用，是因为在这些案例中，逃犯不仅无一例外地被带回犯罪实施地，而且还被送上一个曾经下达，或本可以下达合法逮捕令的法庭——而上述条件，以色列是不可能满足的。）这一次以色列确实违反了属地原则。属地原则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地球上居住着许多民族，他们受制于不同的法律，所以，任何一部国家法一旦越出其权限，就会与其他地区的法律发生直接冲突。

遗憾的是，绑架一直是整个艾希曼审判中唯一几乎毫无先例可循之处，当然也是这个案子最没资格为后世提供先例之处。（如果明天非洲某个国家将其特工派到密西西比绑架一位民族分裂运动领袖，我们会怎么说呢？如果加纳或刚果的某个法庭援引艾希曼案作为先例，我们又该作何反应？）人们可以通过下面两点为绑架行为辩护：该罪行乃史无前例，犹太建国在历史上乃独一无二。此外，如果你的确想要让艾希曼出庭受审，那么除了绑架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这一点对于缓解人们对绑架行动的指责很重要，因为照此看来，绑架行为纵然违法，却实属不得已而为之。阿根廷拒绝引渡纳粹战犯的记录可谓惊人。所以，倘若以色列和阿根廷两国间真有引渡条约，一旦以方提请引渡，阿方也不大可能同意。再者，如果把艾希曼经由阿根廷警方引渡回西德，肯定也无济于事。因为，波恩政府此前曾试图从阿根廷引渡诸如卡尔·克林根富斯以及约瑟夫·门格勒博士等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后者曾参与奥斯维辛骇人听闻的医学实验并负责“遴选”实验对象），但都以失败告终。对于艾希曼这个案子，引渡则是难上加难。因为依照阿根廷法律，对所有与最近一次战争有关的罪行的诉讼时效为自战争结束起的十五年；于是，到1960年5月7日，艾希曼就再不可能被依法引渡了。简而言之，绑架乃别无选择，依法拘捕是不可能的事。

那些坚信唯有正义才是法律之终极目的的人，也许会倾向于宽恕绑架行动——并非因为法律上有先例可循，而是正相反，恰恰是国际法的漏洞百出，才导致了这次不择手段的、既空前又绝后的行动。从这个角度看，真正能够替代以色列迄今所为的就只有一种做法：以色列特工完全可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当场击毙艾希曼，而不必把他逮捕，再空运回以色列。在绑架行动引发的争论中，有人动辄提及这一方案；颇为吊诡的是，他们恰恰是对绑架行动最为惊诧的人。他们的观点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毕竟，案件在事实层面不存在争议；但是他们忘记了，手握法律大权者如果想要匡扶正义，就必须做好准备改变现状，恢复法律的权威，并确保执法者今天的做法在后世看来依旧无可厚非。我忽然想起过去不久发生的两起先例。第一件是沙洛姆·施瓦茨巴德案。此人于1926年5月25日在巴黎枪杀了西蒙·彼得留拉，后者原是乌克兰军队司令官，对1917—1920年俄国内战期间的大屠杀负有责任。约十万人死于那场屠杀。第二件是亚美尼亚人泰利里安案。此人于1921年在柏林市中心枪杀了塔拉特贝依，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中的头号刽子手。在这场屠杀中，约六十万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遇难，占该国亚美尼亚裔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两名暗杀者都不满足于杀死“他的”罪犯，而是不约而同地立即向警方自首，并坚持开庭受审。两人都利用审判之机，借助庭审过程告诉全世界，曾有人对他们的民族犯下何等的罪行，却至今逍遥法外。特别是施瓦茨巴德一案，在审判方式上与艾希曼一案十分相似。两起案子都很重视与犯罪相关的海量档案资料，不同的是，那一次却是为了给被告辩护而准备的（当年在主席莱奥·莫茨金博士领导下，犹太元老会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搜集材料，并于1927年以《乌克兰政府于1917—1920年在乌克兰境内实施的大屠杀》[Les Pogromes en Ukraine sous les gouvernements ukrainiens,1917—1920]为名出版）。就是在那次审判中，被告及其律师声称在为受害者代言；巧的是，“说犹太人从不为自己辩护”的，还是他们。（参见亨利·托雷斯在1928年出版的《大屠杀审判》[Le Procès des Pogromes]中的辩护词）两人都被无罪释放。两个案子都令人感受到——正如乔治·苏亚雷斯在谈到沙洛姆·施瓦茨巴德一案时的赞叹之词——这两人的姿态“表明他们的种族终于决定自卫，决定扔掉道德虚荣，不再逆来顺受”。

这种方式在解决合法性与正义性的冲突问题上，有明显的优势。诚然，这场审判同时也是一场“庭审秀”，甚至干脆就是一场“秀”；不过这场戏的“主角”，站在舞台中心、万众瞩目的那个角色，现在成了一位真正的英雄。而与此同时，整个过程一直保持着审判的性质，因为它并非“一场预先安排好结果的表演”，相反，它包含着“不能低估的风险”——在基希海默尔看来，此乃一切刑事审判中最不可或缺的因素。另外，我控诉——从受害人的角度看，这是不可或缺的——这三个字，如果是从一个被迫拿起法律武器的人口中发出来，当然远比由政府指定、不担任何个人风险的代理人的声音听起来更有说服力。然而，暂不说出于实用的考虑，比如，六十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乎不会像二十年代的巴黎和柏林那样为被告提供人证物证或相似的透明度；更不要以为这种解决方案能够通过艾希曼一案被正当化，而且很显然，假如这种方案是由政府机构实施的，那么它肯定是不正当的。支持施瓦茨巴德和泰利里安的一点是，两人分别隶属于一个既没有自己的国家也没有自己的法律系统的族群；而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特别法庭，能够让任何一个族群的受害者都可以到那里去申诉。施瓦茨巴德死于1938年，距犹太人宣布建国还有十多年时间。他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可以肯定，他一定会热烈欢迎以色列建国，因为只有以色列国才能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来处罚频频逍遥法外的罪犯。他的正义感将得到满足。当我们读到他从巴黎监狱写给敖德萨诸位兄弟姐妹的信——“巴尔塔、普洛斯洛克、切尔卡萨、乌曼、杰特米尔村的乡亲们……请你们传播神的旨意：愤怒的犹太人要复仇了!凶手彼得留拉的血已经喷溅在世界之都巴黎……这将提醒人们想起他对流离失所的贫苦犹太人犯下的残暴罪行”——我们恐怕不会马上听出这正是豪斯纳先生在庭审时说过的话（沙洛姆·施瓦茨巴德的话无疑更庄严也更感人），但肯定会第一时间看出这番话诉诸的对象——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情感和思绪。

我坚持认为1927年巴黎的施瓦茨巴德案同1961年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案之间存在相似性，是因为两案都显示出，无论是以色列国还是通常所说的犹太人，在指控艾希曼时，对于他所犯的罪行乃史无前例这一事实几乎都没有意识到；两个案子也都准确地表明，要让犹太人认识到上述事实，有多么困难。由于犹太人只考虑自身的历史语境，于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犹太人所罹受的灾难（三分之一同胞被害），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犯罪，也不是前所未有的种族屠杀，恰恰相反，乃是他们早已熟悉和铭记的最古老的犯罪。这一误解——如果我们不仅将犹太历史中的各种史实，更重要的，也将当代犹太人在历史中形成的自我理解也一并纳入考虑便会发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实际上是耶路撒冷审判中所有败笔以及缺憾的根源所在。参加审判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奥斯维辛在事实层面究竟有多么恐怖。奥斯维辛恐怖的本质有别于迄今所有暴虐行为，却只被公诉方和法官当作犹太历史上最恐怖的种族屠杀而已。他们由此认为，从纳粹党早期的反犹主义到《纽伦堡法案》，再到德国排犹运动，直到最后的毒气室，贯穿着一条直线。然而，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看，这些“犯罪”无论在量的层面还是在质的层面，都不可同日而语。

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将此前作为多数人口的德意志人对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合法化了。根据国际法，掌权的德意志民族可以自行将其人口中的任何一部分宣布为少数民族，只要其少数族裔法遵守国际通行的少数族裔条约及协定所规定的权利与保障条款。于是，国际犹太人组织马上试图为这个新近形成的少数族裔争取与《日内瓦公约》赋予东欧与东南欧少数族裔的同等的权利和保障。然而，就算这项保护措施没能实现，《纽伦堡法案》还是作为德国法律的一部分而得到其他国家广泛认可；比方说，一个德国公民就绝不可能在荷兰缔结一桩“跨族婚姻”。违反《纽伦堡法案》属于国内犯罪，侵犯的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及自由，并不触及睦邻友好。然而，1938年以后演变为官方政策的“强制移民”或者驱逐运动，却的确触及了国际社会；理由很简单，被驱逐者出现在了其他国家的边境线上，而那些国家被迫要么接收这些不速之客，要么将他们偷运到另一个国家，而后者同样不愿意接收他们。换言之，假如我们所理解的“人道”不外乎睦邻友好的话，那么种族驱逐就已经构成反人道（类）罪了。将种族歧视合法化是一种国内犯罪，它相当于采用法律手段实施迫害。而驱逐异族是一种国际犯罪。即便在近现代，这两种犯罪都并非毫无先例可循。合法化的种族歧视早已在巴尔干诸国上演，而许多革命的后果便是大规模的种族驱逐。不过，一直到纳粹政权宣称，德意志民族不仅不能容忍德国境内有犹太人存在，而且希望整个犹太民族从地球上消失时，才出现了这种新的罪，即真正意义上的反人类罪，一种“反人类生存状况”、反对人类本性的罪。种族驱逐和种族灭绝尽管都是跨越国界的犯罪，但必须严加区分；前者侵犯的是邻邦的领土主权，后者攻击的则是人类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状况”的特性。如果没有了这种多样性，那么像“人类”或“人道”这样的词将变得毫无意义。

耶路撒冷法庭如果知道种族歧视、驱逐异族、种族灭绝并不是一回事，马上就会明白，面前这宗最高级别的犯罪，即从肉体上灭绝犹太民族，是一种反人类罪，受害的是犹太人的身体。单从受害者的选择上看，的确可以追溯至漫长的仇犹和反犹历史；然而，若论犯罪的性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就受害者是犹太人这一点，由犹太人来主持审判乃理所应当；然而，就罪行是反人类罪这一点，又需要一个国际法庭来主持公道（尽管以色列前司法部长罗森先生明确提出二者有别，然而以色列法庭还是将其混为一谈，这实在是令人瞠目。罗森先生曾于1950年坚决主张“要把这笔账[对犹太民族的罪]同预防及惩罚种族屠杀的法律区别开来”，以色列议会尽管对这项提议进行过讨论，但并未通过。显然，法院认为自己无权超越国内法的界限；既然种族屠杀并不在以色列法律框架内，也就不适合纳入议程。）反对耶路撒冷法庭、主张成立国际法庭的人不计其数，其中也并不乏知名人士，但只有一个人清晰而坚定地宣称：“对犹太人的犯罪也是一宗对全人类的犯罪”，“因此裁判权只能交付一个代表全人类的法庭”。这个人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审判开始前，雅斯贝尔斯在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表达了上述观点，后来登在了《月刊》上。在聆听过事实证据之后，雅斯贝尔斯认为，耶路撒冷法庭之所以应“放弃”审判权，宣布自身“不够资格”这么做。因为一则，这一罪行在法律上尚未定性；二则，究竟谁有资格审判一种由政府命令实施的犯罪，至今有待解答。雅斯贝尔斯进一步认为，只有一件事确定无疑：“这一罪行既重于一般性的谋杀，又不及一般性的谋杀”，而且，尽管它不是“战争罪”，但毫无疑问的是，“假如国家都允许此类犯罪发生，人类必将被毁灭”。

以色列甚至都没有一个人肯讨论一下雅斯贝尔斯的提议。单从纯技术层面看，他的提议就很难以这种形式实现。法庭的权限问题必须在审判开始之前就得到明确，而一旦某个法庭被宣布具备审判资格，它也就必须作出判决。无论如何，这些纯粹形式上的异议本可以轻松应对——假如判决结果一出来，雅斯贝尔斯不是呼吁法庭，而是呼吁以色列政府（鉴于该审判乃史无前例）放弃其审判权的话。那样一来，以色列可能就会求助于联合国，凭借手中掌握的所有证据证明，成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乃势在必行，因为新的罪行所针对的是整个人类；那样一来，以色列就有能力制造麻烦，“制造一场有益的混乱”，方式就是不厌其烦地提出那个问题——该如何处置这名阶下囚；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必然会让世界舆论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庭。唯有以这种方式制造出一种让世界各国代表都感同身受的“尴尬境遇”，才有可能防止“人类的头脑一劳永逸”，防止“对犹太人的屠杀……演变成未来犯罪的模板；同未来的种族屠杀相比，这一次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根本微不足道”。在只代表一个国家的法庭前，事件本身的邪恶性质被“低估”了。

遗憾的是，人们把这个成立国际法庭的观点同其他无关宏旨的建议混为一谈。许多以色列朋友，无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担心审判有损以色列声誉，担心全世界犹太人成为众矢之的。有人认为，犹太人无权作为法官现身于自己的案件，而只能扮演控诉者的角色；于是，在联合国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审判艾希曼之前，以色列只能对他实施监禁。在对艾希曼的审判中，以色列所做的并不比任何一个德国占领国早前所做的更多；在这里，危在旦夕的是正义，而不是以色列和犹太民族的声誉。就算以上事实都可以不顾，所有这些建议还有一个共同的瑕疵：它们会被以色列轻松击破。单从联合国大会曾“两次否决考虑建立一个永久性国际刑事法庭的提案”（A. D. L.公报）这一事实便可知，那些提议太不现实了。不过另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案却不常被人提起，大概主要因为它太可行了。该方案的提出者是世界犹太人大会会长纳胡姆·戈尔德曼博士。戈尔德曼呼吁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成立一个国际法庭，法官来自每个曾被纳粹占领的国家。这还不够，还很可能只是一个放大版的后继审判，而战胜国法庭对正义造成的损害却并没有得到弥补。可这将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以色列对所有这些方案表示了激烈反对。的确，正如约萨尔·罗加特在《艾希曼审判与法律准则》（The Eichmann Trial and the Rule of Law,1962）中指出的那样，当面对“为什么不让国际法庭对他进行审判”这一问题时，本—古里安总是“好似彻底误解了”。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次审判唯一史无前例的特征是，犹太人（从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以来）第一次有能力审判对自己民族犯下的罪行，第一次不必向别人请求保护和评判，不必求助于“人权”或类似的折中性措辞。犹太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只有那些弱小得连“作为英国人的权利”都不能够捍卫、连自己的法律都不能够强制执行的人，才会诉诸“人权”。（早在艾希曼审判之前很久，罗森先生在以色列国会正式初读1950年法案时，就把以色列拥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可以支撑这样一场审判的法律这一事实，称作“犹太人民政治地位上发生的革命性改变”。）正是以这些鲜活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抱负为背景，本—古里安才会说：“以色列不需要一个国际法庭来保护。”

此外，认为对犹太民族的罪首先是反人类罪，因此提议成立国际法庭的观点，与审判艾希曼所依据的法律明显水火不容。因此，那些提议以色列放弃其囚犯的人应该更进一步宣称：1950年的《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是错误的，它与实际情况相抵触，无法覆盖诸多事实。要是他们能这么做就太对了!因为，一个杀人犯之所以被起诉，不是因为他杀害了张三李四家的丈夫、父亲或某个主要劳动力，而是因为他违犯共同体的法律；同理，起诉这些受雇于国家的现代杀人犯，也必须以其危害人类秩序，而不是杀害成千上万人为由。没有什么比这样一种常见的错觉——认为杀人罪和种族屠杀罪本质相同，因此后者“根本不是什么新型犯罪”——更加毒害至深、更能阻挠一部国际刑法典的出台。种族屠杀罪的关键在于，它破坏了一种完全有别的秩序，侵犯了一个完全有别的共同体。事实上，由于本—古里安非常清楚所有这些讨论实际直指以色列法律的有效性，所以最后他不仅用粗暴的态度，而且干脆用脏话回应那些针对以色列审判程序的指责：无论这些“所谓专家”说什么，他们的观点全是“陈词滥调”，不是受到反犹主义的鼓动，就是受到犹太人（假如他们是犹太人的话）自卑情结的影响。“让全世界明白：我们不会交出我们的囚犯。”

公允地讲，耶路撒冷审判并没有采用这一基调。不过我认为完全有理由预测，这场审判作为最新一起“后继审判”，在给未来同类审判提供先例方面，它非但没有进步，反倒退步了。假如这场审判没有让人意识到，未来有可能——这种可能性令人不安又无法回避——还会发生类似的犯罪，那么，就算审判的主要目的——对艾希曼进行控诉、辩护、审判、惩罚——已然实现，也没多大意义。之所以说未来凶多吉少，原因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说到纳粹罪行有可能重演，还有更具说服力的特殊原因。现代社会的人口爆炸与新技术手段的发明碰巧并肩而行：一方面，大部分人口被迫成为“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原子能的发明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人们随时都可以通过毁灭来解决“问题”。相形之下，希特勒的毒气设备顶多算是淘气孩子摆弄的粗笨玩具。这种巧合，足以令人战栗。

根本原因在于：史无前例的事一旦出现，就可能成为未来之事的一个先例；于是所有涉及“反人类罪”的审判，都必须要按照一个迄今仍是“理想化的”标准判决。假如未来的确发生了种族屠杀，那么地球上将没有人——至少于犹太人而言，无论他身在以色列还是别处——能够真正相信，在没有国际法保护的情况下还能活下去。审理无先例案件的成败只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刑法提供有效先例。而这一要求，对于参与此类审判的法官来说，既不过分也没超出合理预期。正如杰克逊法官在纽伦堡所说的，国际法“是从不同国家的条约与协定以及公认的习俗中产生出来的。每一种习俗固然都源于特殊的行为……我们的时代有权规范习俗、缔结条约，这些习俗和条约本身将为催生和巩固一部国际法提供资源”。杰克逊法官疏忽了一点，他没有指出一部完整的国际法迟迟未出台会导致的后果：在没有有效的实证法或超出现有实证法界限的情况下，伸张正义的重任就落到了审判普通案件的法官头上。法官们可能会进退维谷，他们很可能提出抗议，说这种加在他们头上的“特殊案例”不该由他们负责，而应该是立法者的职责。

的确，在对耶路撒冷法庭的成败作出定论之前，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法官们坚信他们无权变成立法者。他们坚信，他们必须在以色列的法律框架内工作，与此同时，他们也不能突破公认的法律概念。此外必须承认的是，若论失败，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程度上，他们都不会超过纽伦堡审判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后继审判。相反，耶路撒冷法庭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恰恰在于它太想以纽伦堡为先例，无论是否可行。

总而言之，耶路撒冷法庭之所以是个败笔，是因为它没有正确处理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从纽伦堡法庭成立之日起就广为人知并引发众议——如何解决战胜国法庭妨害公正的问题，如何明确定义“反人类罪”，如何正确认识犯这种罪的新型暴力杀人犯。

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耶路撒冷法庭不允许辩方证人出庭，所以比纽伦堡审判更加有失公允；考虑到法律程序的公平性和正当性乃传统审判之必备要素，这一点成为耶路撒冷审判的最大瑕疵。更何况，如果说在战争刚刚结束时由战胜国进行审判乃在所难免（按杰克逊法官在纽伦堡的说法：“要么必须由战胜国审判战败国，要么必须让战败国自己审判自己。”此外，盟军方面的感受——“宁可铤而走险，也不要中立方”[瓦布莱语]——的确可以理解），那么十六年之后，早已今非昔比。因为此刻，反对中立国参与审判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耶路撒冷法庭的裁决远胜于纽伦堡。前文曾提过，（作为纽伦堡审判产物的）《伦敦宪章》将“反人类罪”定义为“非人道行为”，译成德语是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针对人性/类的犯罪）——似乎纳粹只不过是缺少人情味。这一说法无疑是二十世纪通行的粉饰太平法。很显然，假如耶路撒冷审判完全受公诉方摆布，将会导致比纽伦堡更严重的根本性误解。但是，法官们不允许洪水般的残暴故事淹没（纳粹）罪行的基本性质，也并未掉入将该罪行与普通战争画等号的陷阱。纽伦堡审判只是偶尔或附带提及的问题——“证据表明……大规模屠杀和恐怖行动不仅旨在消灭敌对方”，而且还是“消灭全部土著人口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耶路撒冷审判中占据了中心位置，理由显而易见，艾希曼是因对犹太民族犯罪而被告上法庭的，而这种罪行无法以功利目的来解释；屠犹行动遍及整个欧洲，而不仅限于东部，灭绝犹太人也与拓展生存空间、占领无主之地以留作“德国殖民之用”没有关系。这场聚焦反犹太民族罪行的审判，不仅对战争罪行（如扫射游击队、杀害人质等）与“非人道行为”（如侵略者为殖民而“驱逐和灭绝”土著人口之类的）作出了足够清晰的划分，从而为未来的国际刑法典添砖加瓦，而且还澄清了“非人道行为”（尽管目的众所周知却具有犯罪性质，如通过殖民进行扩张）与（目的和意图都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之间的区别。这些都是耶路撒冷审判的巨大成果。不过，种族灭绝——无论对象是犹太人、波兰人还是吉普赛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且这是比反犹太人罪、反波兰人罪或反吉普赛人罪更严重的罪；一旦发生，必将重创国际秩序，威胁人类整体。而以上内容，无论是在庭审中还是在判决书中，竟都只字未提。

这个漏洞的背后是法官们的无助——理解罪犯本是法官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耶路撒冷的法官们彼时则明显体会到一种无助感。公诉方将被告描述成一个“邪恶的虐待狂”，这显然是个错误。可是，即便法官们在这一点上做到了不对公诉方亦步亦趋，或者就算再进一步，指出公诉方的自相矛盾之处——豪斯纳一方面想要审判他所见过的世上头号变态恶魔，另一方面又要审判这个恶魔身上潜藏的“众多跟他一样的人”，甚至还要审判“整个纳粹运动和反犹主义”——对于理解罪犯也都无济于事。法官们心知肚明的是：若相信艾希曼是个恶魔，那么也就高枕无忧了；尽管那样一来，以色列的审判工程即便不会土崩瓦解，至少也会魅力尽失。毕竟，你不可能把全世界的眼球和来自四面八方的记者都吸引到这里，却只给人家看看被告席上的杀人狂魔。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这也是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及其律师反复强调的。在这一点上，艾希曼案的证据甚至比审判主要战犯时的呈堂证供更具说服力；这些主要战犯为良心辩白，轻易就遭到了驳回。他们一面说，职责使然不得违抗“上级命令”；一面又吹嘘说，偶尔会拒绝服从。这些被告明显在撒谎，唯有一项证据尚能证明他们是有罪责意识的——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纳粹，尤其是艾希曼隶属过的那些犯罪组织，一直忙着销毁他们的犯罪证据。可这个证据更是靠不住。它顶多能证明这样一个共识：大屠杀的法令刚刚颁布，还没有得到其他国家认可；或者用纳粹的话来说，在把人们从“次等人的束缚”，尤其是“犹太长老”的统治中“解放”的战争中，他们输了。简言之，它无非证明他们承认战败。假如胜利了，他们中间还会有哪一个受到负罪感的折磨吗？

如今，这个罪责意识的问题无疑成了艾希曼案抛出的诸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所有现代法律体系都将主观故意视作犯罪的必要条件。将主观因素纳入考虑，文明法学（civilized jurisprudence）最引以为豪的事莫过于此。无论在何处、出于何种原因，哪怕是因悖德症（moral insanity）而无法辨别善恶是非，只要没有主观故意，我们就不认为是犯罪。有人提出：“自然遭遇暴行，大地遂发出复仇的怒吼；恶侵犯了天然的和谐，唯有惩戒可使之修复；一个集体蒙受了不公，便有义务惩罚罪人，以捍卫道德秩序。”（约萨尔·罗加特语）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陈腐过时甚至野蛮粗暴的论点，我们拒绝接受。然而不容否认，正是基于这些已经久被遗忘的论点，艾希曼才被带上了法庭；而且事实上，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作出死刑判决。既然他曾经卷入到一项公开以把某个特定“种族”清除出地球表面为目的的事业并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那么他本人也必须被清除出地球表面。“正义不但必须得到伸张，而且必须光明正大地伸张”，若此话当真，那么只有法官们敢于直面被告作出类似如下表述，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切才算是光明正大地伸张了正义——

“您承认战争期间对犹太民族的犯罪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行，您也承认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您说，您从未怀有卑劣动机，也没有杀死谁的故意，说您从没恨过犹太人，甚至还说您别无选择，所以认为自己无罪。尽管这些可能是实情，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在一些证据（尽管不是很多）面前，您所陈述的犯罪动机、良知、罪责意识等问题不攻自破。您还说，您在‘最终解决’中扮演的角色纯属偶然，几乎换成谁来演都行，因此，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可能是有罪的。您是想说，既然人人（或者几乎人人）有罪，那么具体到每个人头上，无人有罪。这个看法的确相当普遍，但我们却不能够同意。如果您不理解我们因何反对，那么请您想想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圣经》中这两座毗邻的城市被天火烧毁，就因为那里所有人都犯了同样的罪行。然而，这种惩罚与当下所定义的‘集体罪责’不可同日而语。按照‘集体罪责’，人们须为以其之名，却非身体力行之事——既没有亲身参与也没有从中渔利——承担罪责或怀有负罪感。换言之，法律意义上的有罪和无辜必须是客观的，即使八千万德国人都跟您犯了相同的罪，您也不能借此为自己开脱。

“幸好我们无须走到那一步。您认为，既然一个国家的主要政治目的已经演变成一桩闻所未闻的罪行，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皆应犯有同等罪行；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您本人无法给出实证。无论将您推上犯罪道路的事件在主客观层面具有怎样的偶然性，都不能把您的实际所为与他人的可能行为相提并论。我们在此探讨的只是您实际做过什么，而不是您从内心和动机层面是否根本无意犯罪，或者您所有周围的人是否可能犯罪。在您讲述的人生经历中，您成了一个倒霉的人。我们了解您当时的境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愿意相信，若非生不逢时，您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站在这里或任何一个刑事法庭上。为了便于说理，我们暂且认定，您之所以变成大屠杀组织里一枚任人摆布的工具，纯粹是时运不济；不过，您执行了，从而也支持了一个大屠杀的政策，却是不争的事实。政治不是儿戏。论及政治问题，服从就等于支持。您支持并执行了不与犹太民族以及诸多其他民族共享地球这项政治意愿，似乎您和您的上级有权决定，谁应该或谁不该居住在地球上；同理，我们认为没有人，也就是说，整个人类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您共享地球。正是这个原因，这个独一无二的原因，决定了您必须被判处绞刑。”

附　言

本书内容为一份审判报告，主要资料来源是分发给在耶路撒冷的媒体记者的庭审记录副本。除公诉方的起诉书以及辩护方的一般性抗辩请求外，审判记录没有公开出版，也很难看到。法庭用语为希伯来语，发给媒体的材料已被申明“是未经校正修改的同声传译现场记录”，因此“不应苛求行文无可挑剔、语言精确无误”。我自始至终使用的都是英文文献，除非涉及庭审（以德语进行）；当庭审中使用德语时，我自己就可以译成英文。

除检察长的开庭报告以及最后宣判（并非同声传译的现场笔录，而是庭外备好的）之外，这些记录中没有哪一则是绝对可靠的。唯一权威版本是官方的希伯来语版，但我没有采用。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由官方提供给记者自由使用的；就我所知，在官方的希伯来语版和译本之间还没有发现重大出入。德语的同声传译质量很差，但据说英语和法语翻译比较可靠。

以下庭审材料的可靠性——只有一件除外——均无可置疑，由耶路撒冷官方一并提供给媒体记者：

（1） 警方提审艾希曼的德文笔录。是根据录音带转成的文字版，艾希曼本人不但看过，还亲手做过改动。这份笔录和审判记录构成最重要的档案。

（2） 公诉方提交的档案材料，以及公诉方设法提供的“合法材料”。

（3） 十六名证人的宣誓证词。这些证人最初由辩方提供，后来公诉方也部分地采纳了他们的证词。这十六名证人是：埃里希·冯·德姆·巴赫—策莱维斯基、里夏德·贝尔、库尔特·贝歇尔、霍斯特·格雷尔、威廉·霍特尔博士、瓦尔特·胡彭科滕、汉斯·于特纳、赫伯特·卡普勒、赫尔曼·克鲁迈、弗朗茨·诺瓦克、阿尔弗雷德·约瑟夫·斯拉维克、马克斯·默滕博士、阿尔弗雷德·西克斯教授、埃伯哈德·冯·塔登博士、埃德蒙·维森迈尔博士、奥托·温克尔曼。

（4） 最后，我还可以使用由艾希曼本人写的七十页手稿。检察机关将其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法院予以采纳，但并没有提供给媒体。手稿标题译为：“回复：我对‘犹太问题以及1933—1945年纳粹德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说明”。这份手稿包含艾希曼在阿根廷期间为接受荷兰记者萨森采访所做的笔记（见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中只列出了我确实使用过的材料，而不包括从艾希曼被绑架到被处决这两年间我阅读或收集的海量书籍、文章以及新闻报道。唯一令我感到惋惜的是，德国、瑞士、法国、英国以及美国记者们的报道中，有一些水平远在一般书报里惺惺作态的文章之上，可惜没能列进参考书目。不过，要弥补这一缺憾却是个过分艰巨的任务。聊以自慰的是，在这个修订版的参考文献中，我有选择地增加了一些在我的书初版之后问世的著作或杂志文章。这些著作或文章绝非简单地站在公诉方一边人云亦云。有两篇关于本次审判的报道，屡屡得出与我一致的结论（真令人吃惊啊!），还有一个针对第三帝国显赫人物的研究，都被我当作背景材料加入参考文献。它们是：罗伯特·彭道夫的《谋杀犯与被杀者：艾希曼与第三帝国的犹太政策》，同样分析了犹太委员会在“最终解决”中所扮演的角色；荷兰记者哈里·穆利什的《刑事案件40/61》（我用的是德语译本），该作者几乎是唯一一个以被告为报道核心对象的人，而且，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对艾希曼的评价与我的不谋而合；最后是新近出版的、刻画纳粹首脑人物肖像的精彩之作《第三帝国的面孔》（Das Gesicht des Dritten Reiches），作者是T.C.费斯特；费斯特学识相当渊博，见解十分高超。

撰写新闻报道时需要面临的问题，与写作历史专著好有一比。两种写作都要求对第一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作出明确区分。在本书中，第一手材料只能被用于处理特殊主题——此书中就是审判本身——而第二手材料则可用于一切构成历史背景的东西。因此，凡是我所征引的文献材料，除了极个别的例外，都是法庭上出示过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组成了我的第一手材料），或者是探讨相关历史时期的权威著作。从全书的行文可以看出，我引用了格拉尔德·赖特林格的《最终解决》，还有更多参考来自劳尔·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该书出版于审判结束之后，是对第三帝国犹太政策最为完整准确的记录。

本书尚未付梓，就已经成为一场争论的焦点、一场有组织的征战的攻击对象。这场征战启用一切人尽皆知的手段刺激想象、操控舆论，它自然比争论本身更引人注目；于是，后者几乎被前者刻意制造的噪声所侵吞、所湮没。这种情况变得尤其显而易见，当人们近乎异口同声地把争论和征战奇怪地混为一谈——似乎针对本书（当然更多地针对作者）的所有文字都是“从复印机里冒出来的”（玛丽·麦卡锡语）一样——当这种混淆从美国传到英国，再从英国传到欧洲大陆，传到它尚未踏足的所有地方之后。之所以会这样，也许是因为，这场喧嚣聚焦的是一本并不存在之书的“意象”，触及的又总是些不仅我从未提及，而且根本就没有想过的话题。

辩论——如果这就是一度的事态——绝非一无所获。对舆论的操控，只要是出于明确的利害考虑，其目标就比较有限；然而，一旦涉及真正重大的问题，影响却往往超出始作俑者之可控，轻易就会造成出乎意料、背离初衷的后果。现在的情形是，希特勒专政的时代，因其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不仅对德国人以及全世界的犹太人来说构成了一种“无法克服的过去”，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对那些同样没有忘记发生在欧洲心脏的这场巨大灾难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无法同这样的过去达成和解。此外——大概这一点更令人措手不及——我原本从未想到，普遍道德问题及其背后所有的眼花缭乱连同当代社会的错综复杂性，会幽灵般地萦绕在人们脑际，重压在人们心头；而今，这些突然成了公众领域最关心的问题。

争论从关注犹太人在“最终解决”年代中的所作所为开始，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以色列检察机关最先提出的），犹太人能不能或者应不应该为自己辩护。我认为这个问题既愚蠢又残忍，因为它证明论者忽视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且这种忽视是致命性的。现在，人们已经讨论得精疲力竭，得出了最不可思议的结论。众所周知的历史—社会学合成词“隔都心态”（ghetto mentality，这一概念已经出现在以色列历史教科书里，在美国则得到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支持，虽然有官方犹太教教会的激烈反对）被反复征引，用以解释那些并不仅限于犹太民族，因此也就不能专门用犹太因素加以阐释的行为。接下来众说纷纭，不断滋生出各种念头，直到某天，某人发觉整个讨论过于乏味，于是灵机一动，把弗洛伊德的理论拉进来，认为整个犹太民族都有一种“向死之心”（death wish）——当然，是无意识的。对某些评论家而言，这个结论出乎意料，因为他们选择从“意象”出发作出结论。这个“意象”是特定群体按照自身利益对一本书——在该书中我曾宣称，是犹太人杀死了他们自己——捏造出来的。照此看来，我为什么会撒这么一个可怕的弥天大谎？当然是出于“自我憎恨”[1]呗。

既然犹太领导人的角色问题已经摆上了法庭，而且我也对之进行了报道和评述，那么，它无疑也应该被列入讨论之列。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然而，争论并未使这个问题得到任何澄清。这一点从以色列新近的一桩审判可见一斑。有个名叫希尔施·贝恩布拉特的人，当年曾在波兰一个小城的犹太警局担任警长，现在以色列歌剧院担任乐团指挥。一审中他被地方法院判处五年监禁，后被耶路撒冷最高法院宣判无罪；最高法院的一致意见间接宣布了犹太委员会整体无罪，犹太人团体在此事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然而，争论中嚷得最凶的却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要么把犹太民族同其领袖混为一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几乎所有关于幸存者的报道都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概括言之，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的话说，就是“犹太人整体上表现得无可指摘，只是领导层不起作用”——要么引述犹太领袖在战前，尤其是“最终解决”年代到来之前的所有义举来为其辩解，就好像协助犹太人移民和协助纳粹遣送犹太人这二者没有区别一样。

这些问题固然被过度夸大，但确实和本书有某种关联；然而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与本书毫无关系。比如，一个引发热议的问题，即希特勒政权建立之初德国的抵抗运动，完全不在我的讨论范围，因为艾希曼的良知问题以及他的处境问题，都只关系到战争和“最终解决”时期。不过，还有更异想天开的问题。相当一部分人开始争论诸如此类的问题：受害者是否可能并不总是比杀害他们的人更为“丑陋”？非当事人是否有资格对过去进行审判？审判舞台上的主角应该是被告还是受害者？按照后一种观点，会有人断言，不仅我对艾希曼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感兴趣是错误的，而且，根本就不应该允许艾希曼说话——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审判就应该不设立任何辩护环节。

这些讨论常常演变成一场盛大的情绪表演。某些特定群体（其兴奋点完全在事实性上，于是试图歪曲事实）的实际利益，便和知识分子（正相反，他们全然不关心事实，而只把它们当作“理念”的跳板）那天马行空的想法迅速黏合在一起，无可分离。不过，就算是在这些虚假的战斗中，甚至在那些号称从没读过本书，且发誓未来也不屑一读的人笔下，也可以探查出某种严肃性，或某种程度的切实关怀。

同这些漫无边际的辩论相比，本书只处理了一个有限的主题，简直少得可怜。作为对一场审判的报道，它只能讨论那些可以进入审判程序的问题，或者为伸张正义而理应面对的问题。假如审判所在国的国情碰巧对审判影响重大，当然也必须纳入考虑。而本书既不讨论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段，也不探讨极权主义问题，不追溯第三帝国时期的德意志民族历史，更不是一篇探讨恶之本质的理论文章。每个审判的焦点都是作为被告的那个人，他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历史，总是有独特的品质、个性、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在此之外的一切，诸如犹太民族离散史、反犹主义史、德意志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第三帝国的政府机构等，只有当这些构成被告犯罪的背景和条件时，才会影响到审判。所有被告并未接触到的事物，所有并未对被告产生影响的事物，都必须从审判程序中剔除出去，自然也不应出现在对审判的报告里。

或许有人会认为，刚一开始谈论这些事情就自动冒出来的一些常见问题——为什么一定是德国人？为什么一定是犹太人？极权统治的特征是什么？——远比罪犯应该以何种罪名接受审判、正义应以何种名义控诉被告来得重要，更加比我们现行的司法体系是否有能力处理这种特殊类型的犯罪和罪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不止一次处理过此类问题）还要重要。可以说，这个问题关系到的已经不仅是某个特定的人、某个站在被告席上的绝无仅有的个体，它还关乎德意志民族整体，关乎形形色色的反犹主义，关乎整个当代历史，关乎人的本性以及原罪——因此归根结底，整个人类无形中全都和被告一起站在被告席上。所有这些都被反复提及，尤其是被那些非要找出“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艾希曼”才肯罢休的人。但是，如果被告仅仅被当作一个象征，审判仅仅被当作一个借口——真实用意在于引出一些明显要比这个人有罪无罪更有意思的事情——的话，那么一致性原则要求我们，必须向艾希曼和他的律师声明低头：之所以治罪于艾希曼，只是因为需要一个替罪羊，不仅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需要，而且所有既成之事以及促成这些事的原因——反犹主义、极权主义政府、全人类以及原罪——统统需要一个替罪羊。

无须赘言，倘若我认可这些观点，那么我就不会去耶路撒冷了。我认为这次审判必须以，且只能以伸张正义之名进行。我过去这样认为，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同时我还认为，法官们在判决书中所强调的——“以色列国已然建立并且作为犹太人的国家得到承认”，因此这个国家有权对针对犹太民族的犯罪进行审判——是完全正确的。鉴于当前法律界关于惩罚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很混乱，我很欣慰地看到，判决书引用了格劳秀斯的话。格劳秀斯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征引先人名言来解释惩罚的必要性：“对于被侵犯行为所伤害的人，惩罚的必要性在于捍卫伤者的荣誉和尊严；所以，即便未能实施惩处，也无损于伤者的荣誉和尊严。”

毫无疑问，被告及其行为的性质加之审判本身所引发的普遍性问题，远远超出了耶路撒冷法庭考虑的范畴。我在结语中已经尝试深入其中一些问题，因此那篇结语并非一篇简单的报道而已。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处理方式有失偏颇，我非但不会惊讶，而且还欢迎大家对事件整体的普遍意义进行讨论；这种讨论越是直涉具体事件，就越有意义。我也可以想见，真正严肃的讨论将会围绕本书的副标题展开；因为，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绝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他才会一连数月坐在那里，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滔滔不绝、挖心掏肝，一遍又一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区区纳粹党卫军中校，说他没有得到晋升不能怪他。总的来说，他非常明白究竟发生过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说到了“重新评定[纳粹]政府制定的价值观”。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态。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到过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不过，也只是一个教训而已——既没有针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也没有针对这一现象的理论。

一个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比探究无思想性与恶之间奇怪的相互依存要简单得多——的问题是，我们讨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既然它是一种公认的没有先例的罪。种族灭绝曾被专门用来指称一种前所未知的罪，但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有限。原因很简单：对整个民族实施的屠杀并非没有先例。在古代，种族屠杀乃日常法则；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那几百年里，种族屠杀的例子同样层出不穷，尽管屠杀的结果并非都像这一次成功。用“行政性屠杀”概括这次屠杀比较合适。这个词是伴随着英国的帝国主义出现的。英国人坚决拒绝用这种方法维持其对印度的统治。这个词的妙处在于，它排除了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这种暴行只针对外国人或异族。众所周知，希特勒在开始实施集体屠杀时，宣布对“患有不治之症者”实施“安乐死”；他甚至处死那些“患有遗传性疾病”的德国人（心脏病和肺病病人），以加速他的灭绝计划。暂且不看以上事实，还有一点十分明显，屠杀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一个特定群体，也就是说，究竟哪一个群体被选中只取决于环境因素。不难想象，在即将到来的自动化经济时代，人们可能会把智商在某个水平线以下的人全部清除掉。

耶路撒冷没能对这个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因为的确很难从法理上把握它。我们曾听到辩护方的抗议，说艾希曼毕竟只是“最终解决”这部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而已；我们也听到公诉方的抗议，说他们在艾希曼身上找到了那部机器的马达。我本人对这两种理论的看法同耶路撒冷法院一样，那就是不予重视；因为，既然整个“齿轮”理论在法律上毫无意义，那么这个叫作艾希曼的“齿轮”究竟是什么型号也完全不重要。法院当然在判决书中承认，只有一个动用政府资源的庞大官僚机制才可能实施这种犯罪。不过，只要是犯罪——当然，这是审判的前提——那么这部机器上的所有齿轮，不论其作用大小，在法庭上马上就变回行凶者，也就是说，还原成人。为了开脱罪责，被告说他并不是作为一个“人”，而只是出于职责所需行事，说任何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会轻易就犯；这就好比一个罪犯指着犯罪统计表——从这个统计表可见，每天有形形色色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犯罪——说，他只是做了人们预期的事情而已；换言之，既然毕竟得有人犯罪，那么只不过碰巧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罢了。

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当然，人们可以对“无人统治”（the rule of Nobody）——它被认为是官僚制这种政治形式的真实面貌——进行深入而持久的讨论；但有一点必须清楚，司法管理层面只将这些因素作为犯罪的外因而酌情考量——就像在一个盗窃案中，法官固然会考虑盗窃犯经济上的困窘，但不会因此为盗窃行为开脱，更不可能撤销起诉。诚然，我们——借助于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更不必说，还有现代科层制——已经非常习惯于用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来为某人的行为开脱责任。这些对人类行为貌似高深的解释，对错与否尚存在争议；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若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那么没有哪种司法活动能够待以进行；以这些理论为标准的司法管理制度，不仅是过时的，而且还是彻底反现代的。希特勒曾经说过，总有一天，在德国，人们会以当一名法学家为“羞耻”。希特勒矢志不渝地道出了他完美的科层制之梦。

据我所知，法学层面只有两个范畴可以应对这类问题，即“国家行为”和“服从上级命令”；而我认为，在这件事面前两个范畴都有捉襟见肘之处。无论如何，此类审判中讨论这类问题时唯一涉及的就是这两个范畴，而且通常是被告方的动议。国家行为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命题，即一个主权国家不可以审判另一个主权国家，par in parem non habet jurisdictionem，务实点讲，这个命题在纽伦堡就已经被解决了；这个命题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因为一旦接受这一命题，那么连希特勒，这个唯一真正该负责的人，也无须追究了——事若至此，最基本的正义感将遭践踏。然而，在实践中难以提上日程的命题，在理论层面却未必站不住脚。最常见的遁词——当时的第三帝国是由一群罪犯统治的，对他们来说，既谈不上什么主权，也谈不上什么公平——几乎没有任何说服力。一方面谁都知道，罪犯的类比，只在特定的范围内适用，用在此处显然不妥；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所有这些罪都发生在“法制”秩序之内。这才是这些罪最特别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国家行为理论的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理论（raison d’etat），那么我们对问题的理解或许多多少少能够深入一些。根据国家利益理论，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维系国家的生存、保障其法律的运作，但国家行为遵循的准则却不同于该国公民的行为守则。这就好比，发明法律准则的初衷虽然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和战争，可是法律本身却需要暴力机器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同理，一个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通常被认为是犯罪的措施，以确保自身及其法制的存在。战争总是以这样的理由被合法化，然而国家犯罪行为并不仅仅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文明国家的历史对此提供了许多例证：从拿破仑刺杀昂基安大公，到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提奥第遇害——墨索里尼很可能是幕后真凶。

国家利益理论——正当与否，视情况而定——诉诸紧迫性：以国家名义实施的犯罪（按该国的宪法也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被视为是紧急措施，是面对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中的严峻形势而作的让步，目的是维护权力，从而确保整个现存法律秩序能够持续运转。在一个普通的政法体系中，此种犯罪属于例外情形，不受法律惩罚（用德语来说，是免于起诉的[gerichtsfrei]）；因为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没有哪个外邦政权有权否定这个国家的存在，或者教它如何做才能起死回生。然而，从第三帝国犹太政策史可见，在一个根基上就具有犯罪性质的国家，情况实则正相反。在这里，无罪行为（比如，1944年夏末，希姆莱下令停止驱逐犹太人）倒成了形势紧迫之际所作的让步——当时德国即将战败。于是问题来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在主权上有何特征？难道它不是践踏了国际法规定的“地位平等者彼此无管辖权原则”吗？难道“地位平等”只是主权的附属品，一个政治花瓶？抑或它意味的是本质上平等或相似？在一个统治机器里，犯罪和暴力属于例外和边缘事件，而在另一个政治秩序下，犯罪是合法的，犯罪就是准则，那么，我们能把前者遵循的原则也付诸后者吗？

在构成所有此类审判核心问题的犯罪事实面前，法学概念已经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也许在“依照上级命令行事”这个概念上更显突出。为反驳辩护方的观点，耶路撒冷法庭从文明国家，尤其从德国的刑法典和军事法典中引经据典；因为，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相关法律并没有被废除。所有这些法律有一点是一致的：不得服从公然具有犯罪性质的命令。不仅如此，法庭还列举了多年前在以色列发生的一件事：一些士兵因为屠杀边境线上一个阿拉伯村庄的平民百姓而受审。那是在西奈战争前不久，这些村民被发现违反军事宵禁令外出；但事实证明，他们并不知道宵禁这回事。很遗憾，稍作推敲便会发现，这种比较在两方面存在缺陷。首先，我们必须再次考虑到，艾希曼的所作所为颠倒了规则和例外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于辨别一个（由下级执行的）命令是否具有犯罪性质至关重要。从这一理论出发，你当然可以为艾希曼对希姆莱的某些命令没有服从或不够果断的服从辩护：因为这些命令明显是出离现行规则之外的情况。然而判决书却认为，这恰恰是艾希曼有罪之处。这种观点不难理解，不过逻辑上前后不一。从法官们所援引的以色列各个军事法庭的相关调查可见一斑。调查结论如下：被拒绝服从的命令必须是“明显不合法”的，不合法“应该像一面黑旗飘扬在（命令）上空，充当警示作用，上面写着‘禁止’”。换言之，被士兵认为“明显不合法”的命令，一定是以反常的面目触犯了士兵习以为常的法律制度。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的法律体系同其他国家的完全一致。毋庸置疑，在制定这些条款时，立法者一定作过一些设想，比如一个军官突然发疯，命令其手下杀死另一名军官。面对这样一起案件，任何一个普通审判都会第一时间给出评断，既不会要求这个士兵听从良心召唤，也不会诉诸“每人良心深处都有的对合法性的感知，更不会让他咨询那些不谙法律条文的人……前提是，这个士兵不是瞎子，不是铁石心肠，没有道德败坏”。相反，人们希望这个士兵能够在规则和明显有违规则的例外之间作出区分。至少，德国的《军事法》明确指出，良知不足以成为判定依据。该法第四十八条写道：“个人的良知或宗教戒律不得成为其履职或失职行为应否受到惩处的依据。”以色列法庭的论点有一个显著特征，即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只是因为不了解法律而需要的一个代替品。这个推论的前提是，法律所传达的只是每个人的良知随意教给他们的事。

如果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将上述整个推理拿到艾希曼一案中，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艾希曼的行为完全在审判所要求的框架之内：他按照规矩行事，依据“明显的”合法性（亦即常规）检视下达给他的命令；他完全不必诉诸自己的“良知”，因为他不是不了解自己国家法律的那种人。相反，他太熟悉了。

前述比较的第二个缺陷与司法实践有关。在司法实践中，“执行上级命令”往往被认定为减免罪责的理由，对此判决书也有明确提及。判决书引用了我前文提到过的那个案例，即发生在加西姆村的屠杀阿拉伯人事件，用以证明以色列司法机关不会因“执行上级命令”而免除被告的罪责。这些以色列士兵的确被控谋杀，然而“执行上级命令”构成了如此强有力的减刑情节，乃至最后他们只被判处监禁，而且服刑期很短。诚然，这个案件处理的是一个单独案件，而不是像艾希曼案那样持续数年、一次又一次的累计犯罪。不可否认的是，艾希曼当年一直在奉“上级命令”行事；假如依照以色列普通法律条例审理艾希曼一案，实际上很难对他处以极刑。事实真相在于，同其他国家的司法一样，以色列的法律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不得不承认：“上级命令”——即便其“不合法性”很“明显”——会严重干扰个人良知的正常运作。

要证明现行法律制度及司法概念在处理由国家机器组织的行政性屠杀时有多么力不从心，这只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而已。如果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探究，我们将不难发现，在所有这类审判中，法官们仅仅依据行为的残暴程度作出判决。换言之，他们的判决是想当然，并没有真正依照多少能让他们的判决更有说服力的标准或法律先例。这一点在纽伦堡就已经昭然若揭。当时，法官一方面宣称“反和平罪”是他们处理的一切罪行中最严重的一桩，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其他罪行；另一方面，他们却只是对那些参与最新一类犯罪（即行政性屠杀）的人判处死刑，而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种罪的破坏程度应该比反和平罪要轻。在如此重视一致性的法学领域追踪自相矛盾的案例，想必很有意思。不过，本书当然做不了这个事。

然而，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这个问题暗含在所有战后审判当中，而且非提不可，因为它关乎各个时代的核心道德问题之一，具体而言，它关乎人类判断力的性质和功用问题。被告犯有“法律”罪行而受到审判，我们对这些审判的诉求是：人们可以明辨是非，即使当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力——甚至当个人的判断力碰巧与周围所有公众意见完全相左的时候——指导自己的行动。正如我们所知，当少数人“高傲自大”到坚信他们的判断与那些奉行老式价值标准或者遵从某种宗教信仰的人截然不同时，问题将变得尤为严重。自从整个体面社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臣服希特勒以来，那些曾经用以规范社会行为的道德准则、那些用以引导良知的宗教律令——“不得杀戮!”——消失不见了。尚能明辨是非的少数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力，而且完全听由自己；在绝无仅有的情境下。面对随时出现的所有问题，他们没有任何规律可资参考。他们必须自行作出判断，因为对于没有先例的事情来说，不可能有规可循。

至于我们这个时代被这道判断题（或者如常说的那样，被胆敢“以法官自居”者）搞得多么困惑不安，从围绕本书以及围绕霍赫胡特的《代理人》所展开的论战（两场论战具有诸多相似性）中可见一斑。你可能会以为论战充斥着虚无主义或愤世嫉俗的腔调，实则不然。这场论战呈现出的是，人们对道德基本问题的认知极其混乱——仿佛我们的时代最不能视作天经地义的就是人类在这类事情中的本能。论战过程中迸发的一些离奇观点似乎尤其发人深省。比如美国的一些学者天真地以为，诱惑和强迫实际上是一回事，认为不能要求任何人抵御诱惑。（如果有人用手枪抵住你的脑袋逼迫你向你最好的朋友开枪，你当然必须开枪；还有人以几年前的一次丑闻——当时有一名大学老师在一个智力竞赛节目中舞弊欺骗了公众——为例：这么一大笔钱，得失就在一念之间，谁能抵住诱惑？）有人指出，不在现场且不是当事人者无权评判。这个观点看似可以说服任何人，放之四海皆准；尽管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无论是司法审判活动还是历史书写工作，显然都没法进行了。与这些混乱形成反差的是，谴责司法人员自以为义的做法由来已久，却并无成效。刚刚惩处一名杀人犯的法官，回到家后依然可以说：“喏，是上帝的恩典，我才那么做。”[2]所有德国犹太人都异口同声地谴责德国人在1933年跟纳粹同流合污，从而令犹太人一夜之间沦为贱民。难道他们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扪心自问，假如条件允许，他们中间又会有多少人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如今，他们的谴责会因同样的理由（不在场且不是当事人者无权评判）而站不住脚吗？

反观自身——面对同样情形你也可能犯错——也许会激发一种宽恕精神；但是今天，那些搬出基督教之宽容慈爱的人，似乎把这个问题也搞乱了。不妨读一读德国福音教派，即新教教会发表的战后声明：“我们面对仁慈的主坦然承认，当国人对犹太人施暴的时候，我们袖手旁观、保持沉默，因而我们同样有罪。”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基督徒以恶报恶，那么他在仁慈的主面前就是有罪的；由此，假如把杀害上百万犹太人视作对他们曾经作恶的惩罚，那么教会在仁慈的主面前同样有罪。但是，若像教会自称的那样，他们要分担的罪责是一桩赤裸裸的暴行，那么这件事仍需诉诸正义的主来解决。

此处看似一时失言，实非偶然。审判关乎正义，而非仁慈。而今，世界各地的公众不仅对于“谁也无权审判他人”这一说法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赞同，而且还享受着这份共识带来的无与伦比的愉悦。公共舆论允许我们审判甚至谴责的是趋势或作为整体的人——范围越大越好——简言之，就是一些普遍到不再能具体界定的、不再能被指名道姓的人或事。无须赘言，一旦问及政要名流的言行，禁忌等级便要加倍。眼下有人故弄玄虚地说，纠缠细节、直指个人是“肤浅的”，而发言时遵循诸如“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人人皆有罪”等笼统原则才够深谋远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当霍赫胡特在作品中对某一位主教提起诉讼时——该主教有名有姓，很容易对号入座——立即遭到整个基督教会的反诉。对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整个基督教会的指控，是不能得到证实的；一旦可以被证实，后果将不堪设想。只要不诉诸个人，也就无人提及此事；我们完全可以更进一步指出：“完全有理由提起更为严重的指控，不过被告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罗伯特·威尔驰语，参前引Summa Iniuria一书，粗体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逃离确凿事实和个体责任的另一条路径，是基于各种笼统的、抽象的、假设性推定的不计其数的理论——从时代精神直到俄狄浦斯情结，不一而足。这些理论无所不包，足以为一切事件、一切行为提供解释和辩白：甚至没考虑过当初事情发生时人们是否还有别的选择，没有人可以对已经发生的行为撤销重来。在这个通过模糊所有细节来“解释”一切的概念丛林中，我们发现了诸如欧洲犹太人的“隔都心态”、通过对德国历史的特色阐释推导出的德国人的集体罪责，以及（同样荒诞不经地）断言犹太人有一种集体无辜的观念。所有这些陈词滥调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全都不作判断，因而随便怎么说都无伤大雅。尽管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被灾难震惊的人——其中既有德国人也有犹太人——不愿意过深地检视那些看似或本应不被道德的全面崩溃所腐蚀的团体或个人的行为，比如基督教会的行为、犹太领导人的行为、谋反希特勒者在1944年7月20日的行为等。这种拒绝的姿态尽管可以理解，但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到处都公然拒绝从个人道德责任感出发作出判断。

而今许多人都一致认为，不存在集体罪责这种东西，而且也不存在集体无辜。因为一旦承认它们的存在，那么对任何一个人都无从谈及有罪或无辜。这当然不是要否认诸如政治责任这样的东西。政治责任完全不同于集体中个体成员已经实施的行为，因此既不能放在道德语境中评判，也无法诉诸刑事法庭。每一个政府都要继承前任政府的政治责任，无论这个前任是功还是过；每一个民族都要继承该民族过去的政治责任，无论这个过去是功还是过。拿破仑在大革命之后夺取了法兰西政权，当时他曾说：我将对法兰西从圣路易到公安委员会时代做过的一切负责。但他强调的只是所有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事实之一。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无非是：每一代人生来就处在一个绵延不断的历史过程中，他们既分担父辈的罪孽，也受惠于历代祖先的功绩。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并不是这种责任，这种责任不关乎个体，而且当一个人说对父辈或同胞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有罪，只能是个比喻的说法。（无论是对自己没有做过的行为怀有负罪感，还是对某件事情的确应承担罪责却毫无负罪感，从道德层面看都是错误的。）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国际法庭来仲裁国家之间特定的政治责任，这一点完全可以想象；而无法想象的是，这样一个法庭会成为一个宣判个人有罪还是无辜的刑事法庭。

刑事法庭上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判定个人有罪还是无辜，如何对被告和受害者双方都给予正义的判决。艾希曼案也不例外，尽管法庭在这里遭遇的是一种在任何法律书籍中都找不到的罪，一种在任何法庭上（至少在纽伦堡审判之前）都没有见到过的罪犯。这份报告探讨的，只是耶路撒冷法庭在何种范围之内满足了伸张正义的要求。

[1] 自我憎恨（self-hatred）是弗洛伊德对犹太性的看法。——译注

[2] 引自对霍赫胡特剧作的批评文集中Aurel v. Jüchen的话，见Summa Iniuria, Rowohl Verlag, p.195。

参考文献

Adler. H. G., Theresienstadt 1941—1945. Tübingen. 1955

——, Die verheimlichte Wahrheit. Theresienstädter Dokumente, Tübingen, 1958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The Eichmann Case in the American Press, New York, n.d.

Anti-Defamation League, Bulletin, March, 1961

Baade, Hans W., “Some Legal Aspects of the Eichmann Trial” in Duke Law Journal, 1961

Bamm, Peter, Die unsichtbare Flagge, Munich, 1952

Barkai, Meyer, The Fighting Ghettos, New York, 1962

Baumann, Jürgen, “Gedanken zum Eichmann-Urteil” in Juristenzeitung, 1963, Nr. 4

Benton, Wilbourn E., and Grimm, Georg, eds., Nuremberg：German Views of the War Trials, Dallas, 1955

Bertelsen, Aage, October '43, New York, 1954. （About Denmark）

Bondy, François, “Karl Jaspers zum Eichmann-Prozess, ” Der Monat, May, 1961

Buchheim, Hans, “Die SS in der Verfassung des Dritten Reichs,”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April, 1955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Juive Contemporaine, Le Dossier Eichmann, Paris, 1960

de Jong, Louis, “Jews and Non-Jews in Nazi-occupied Holland” in On the Track of Tyranny, ed. M. Beloff, Wiener Library, London

Dicey, Albert Ven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9th edition, New York, 1939

Drost, Peiter N., The Crime of State, 2 vols., Leyden, 1959

“Eichmann Tells His Own Damning Story,” Life, November 28 and December 5, 1960

Einstein, Siegfried, Eichmann, Chefbuchhalter des Todes, Frankfurt, 1961

Fest, T. C., Das Gesicht des Dritten Reiches, Munich, 1963

Finch, George A., “The Nuremberg Trial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for International Law, vol. XLI, 1947

Flender, Harold, Rescue in Denmark, New York, 1963

Frank, Hans, Die Technik des Staates, Munich, 1942

Globke, Hans, Kommentare zur deutschen Rassegesetzgebung, Munich-Berlin, 1936

Green, L. C., “The Eichmann Case,” Modern Law Review, vol. XXIII, London, 1960

Hausner, Gideon, “Eichmann and His Trial,” Saturday Evening Post, November 3, 10, and 17, 1962

Heiber, Helmut, “Der Fall Grünspa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April, 1957

Henk, Emil, Die Tragödie des 20. Juli 1944, 1946

Hesse, Fritz, Das Spiel um Deutschland, Munich, 1953

Hilberg, Rau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on Jews, Chicago, 1961

Höss, Rudolf,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New York, 1960

Hofer, Walther,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1933—1945, Frankfurt, 1957

Holborn, Louise, ed., War and Peace Aims of the United Nations, 2 vols., Boston, 1943, 1948

Jäger, Herbert, “Betrachtungen zum Eichmann-Prozess” in Kriminologie und Strafrechtsreform, Heft 3/4, 1962

Jaspers, Karl, “Beispiel für das Verhängnis des Vorrangs nationalpolitischen Denkens” in Lebensfragen der deutschen Politik, 1963

Kaltenbrunner, Ernst, Spiegelbild einer Verschwörung, Stuttgart, 1961

Kastner, Rudolf, Der Kastner Bericht, Munich, 1961

Kempner, Robert M. W., Eichmann und Komplizen, Zurich, 1961. （Contains the complete minutes of the Wannsee Conference）

Kimche, Jon and David, The Secret Roads. The “Illegal” Migration of a People, 1938—1948, London, 1954

Kirchheimer, Otto, Political Justice, Princeton, 1961

Kirchhoff, Hans, “What saved the Danish Jews？” in Peace News, London, November 8, 1963

Klein, Bernard, “The Judenrat” in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22, January, 1960

Knierim, August von, The Nuremberg Trials, Chicago, 1959

Krug, Mark M., “Young Israelis and Jews Abroad — A Study of Selected History Textbook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October, 1963

Lamm, Hans,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Judentums im Dritten Reich, mimeographed dissertation, Erlangen, 1951

——, Der Eichmannprozess in der deutschen öffentlichen Meinung, Frankfurt, 1961

Lankin, Doris, The Legal System, “Israel Today” series, No.19, Jerusalem, 1961

Lederer, Zdenek, Ghetto Theresienstadt, London, 1953

Lehnsdorff, Hans Graf von, Ostpreussisches Tagebuch, Munich, 1961

Lévai, Eugene, Black Book on the Martyrdom of Hungarian Jews, Zurich, 1948

Lösener, Bernhard, Die Nürnberger Gesetze, Sammlung Vahlen, vol. XXIII, Berlin, 1936

Maschmann, Melitta, Fazit, Stuttgart, 1963

Maunz, Theodor, Gestalt und Recht der Polizei, Hamburg, 1943

Monneray, Henri, La Persécution des Juifs en France, Paris, 1947

Motzkin, Leo, ed., Les Pogromes en Ukraine sous les gouvernements ukrainiens 1917-1920, Comité des Délégations Juives, Paris, 1927

Mulisch, Harry, Strafsache40/61, Köln, 1963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11 vols., Washington, 1946—1948

Oppenheim, L., and Lauterpacht, Sir Hersch,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 1952

Paechter, Henry, “The Legend of the 20th of July, 1944”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Spring, 1962

Pearlman, Moshe, The Capture of Adolf Eichmann, London, 1961

Pendorf, Robert, Mörder und Ermordete. Eichmann und die Jud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Hamburg, 1961

Poliakov, Léon, Auschwitz, Paris, 1964

Poliakov, Léon, and Wulf, Josef, 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Juden, Berlin, 1955

Reck-Malleczewen, Friedrich P., Tagebuch eines Verzweifelten, Stuttgart, 1947

Reitlinger, Gerald, The Final Solution, New York, 1953; Perpetua ed., 1961

Reynolds, Quentin; Katz, Ephraim; and Aldouby, Zwy, Minister of Death, New York, 1960

Ritter, Gerhard, The German Resistance：Carl Goerdeler's Struggle against Tyranny, New York, 1958

Robinson, Jacob, “Eichmann and the Question of Jurisdiction,” Commentary, July, 1960

Robinson, Jacob, and Friedman, Philip, Guide to Jewish History under Nazi Impact, a bibliography published jointly by YIVO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 and Yad Vashem, New York and Jerusalem, 1960

Rogat, Yosal, The Eichmann Trial and the Rule of Law,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1961

Romoser, Georg K., The Crisis of Political Direction in the German Resistance to Naz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dissertation, 1958

——, “The Politics of Uncertainty：The German Resistance Movement” in Social Research, Spring, 1964

Rothfels, Hans, German Opposition to Hitler, Chicago, 1948

Rotkirchen, Livia, The Destruction of Slovak Jewry, Jerusalem, 1961

Rousset, David, Les Jours de notre mort, Paris, 1947

Schneider, Hans, Gerichtsfreie Hoheitsakte, Tübingen, 1950

Schramm, Percy Ernst, “Adolf Hitler — Anatomie eines Diktators” in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1964

Servatius, Robert, Verteidigung Adolf Eichmann, Plädoyer, Bad Kreuznach, 1961

Silving, Helen, “In Re Eichmann：A Dilemma of Law and Mor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LV, 1961

Stone, Julius, Legal Control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York, 1954

Strauss, Walter, “Das Reichsministerium des Innern und die Judengesetzgebung. Aufzeichnungen von Bernhard Lösener, ”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July, 1961

Strecker, Reinhard, ed., Dr. Hans Globke, Hamburg, n.d.

Taylor, Telford, “Large Questions in the Eichmann Cas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22, 1961

Torrès, Henri, Le Procès des Pogromes, Paris, 1928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The, 42 vols., Nuremberg, 1947—1948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15 vols., Washington, 1949—1953

Vabres, Donnedieu de, Le Procès de Nuremberg, Paris 1947

Wade, E. C. S., “Act of State in English Law,”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4

Wechsler, Herbert, “The Issues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Principles, Politics, and Fundamental Law, New York, 1961

Weisenborn, Günther, Der lautlose Aufstand, Hamburg, 1953

Wighton, Charles, Eichmann, His Career and His Crimes, London, 1961

Woetzel, Robert K., The Nuremberg Trials in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1960

Wucher, Albert, Eichmanns gab es Viele, Munich-Zurich, 1961

Wulf, Josef, Lodz. Das letzte Ghetto auf polnischem Boden, Schriftenreihe der Bundeszentrale für Heimatdienst. vol. LIX, Bonn, 1962

——, Vom Leben, Kampf und Tod im Ghetto Warschau, op. cit., vol. XXXII, Bonn, 1960

Yad Vashem, Bulletin, Jerusalem, April, 1961 and April-May, 1962

Zaborowski, Jan, Dr. Hans Globke, the Good Clerk, Poznan, 1962

Zeisel, Hans, “Eichmann, Adolf,” 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 1962

附录: 汉娜·阿伦特与艾希曼审判

汉斯·蒙森

1960年5月23日，以色列政府为针对前党卫军中校阿道夫·艾希曼的刑事诉讼拉开了序幕，几天前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绑架了他并将其带到海法。消息一出，举世瞩目。焦点倒不是对艾希曼实施抓捕并非法挟持的来龙去脉，尽管后来这件事还是制造了一阵毫无结果的外交震荡。[1]真正的焦点是那位阿道夫·艾希曼。较之他在执行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中实际所负的责任，国际舆论更加关注的是他本人。他的被捕终于使得幕后的黑暗有机会彻底重见天日，那幕布之后掩盖的是对五百多万犹太人民实施的流水作业式的谋杀。在战后针对纳粹灭绝体系之代表人物所进行的审判中，艾希曼审判是继纽伦堡审判之后最受关注的一例。

1961年4月11日，针对艾希曼的刑事诉讼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一个特殊审判庭拉开帷幕。审判持续了数月之久。1961年12月11日，初审结果宣布；1962年5月29日，上诉法庭宣布维持原判。检察机关递交的书面材料规模之广、其提供的时间证人数量之大，令艾希曼审判成为纽伦堡审判以来最大的一次审判。以色列以受害者的名义要求主导权，除阿根廷之外的任何国家，包括联邦德国，都没有提出引渡申请。此前大概考虑过要把艾希曼交给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只是缺少一个以种族屠杀罪名而提起诉讼的国际机关，于是以色列的地主司法权要求得到了国际认可。[2]

在莅临耶路撒冷的众多国际观察员当中，也包括汉娜·阿伦特。她受派于美国著名周刊《纽约客》。在为这场一拖再拖的审判撰写报道的过程中，她本想撰写一篇文章，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五篇连载，后来又在1963年被扩展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书稿一经问世，《纽约客》上刊登的文章引发的国际争议才算正式如火如荼起来。[3]

通过这场审判，汉娜·阿伦特接触到丰富的一手资料，使得她萌生这样一个念头：在报道之余，向原告对“最终解决”的阐释以及参与审判的机构所作的判决提出质疑，表达她的个人观点，从而探讨审判存在的理应批判的诸多问题。不过，这里并不是要对种族屠杀作系统介绍。

批评她的那些人指责她的书细节不足、叙述不够完整；而她则强调，她的初衷是写一篇庭审报道而不是别的什么，原本也不追求描述得系统全面。不过有一点显而易见：她深信这场刑事诉讼的程序有误，她要以此为背景对大屠杀作一个全面阐释。

专业历史学者追求对一手材料作出准确全面的评价，从这一点看，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确存在欠缺。一系列论断均有待科学考证，一些结论暴露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对可用材料的认识还非常有限。书中对历史事件的参考，除来自盖哈德·莱特灵格稍嫌过时的研究，主要依靠劳尔·希尔伯格于1961年出版的《欧洲犹太人的灭绝》一书[4]。对于希尔伯格给出的全景阐释，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批判态度，[5]尽管这种阐释与她个人见解中的某些重要论点并行不悖。同时，她还借记者身份利用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是否准确，只有通过艰苦的历史分析，很多还要在获取档案资料之后，方可得到澄清。[6]不过话说回来，原封不动地再现历史，既不符合作者的主观愿望，也不在作者的专业能力范围内。

国际舆论对艾希曼审判的兴趣不难理解，但与诉讼就具体实施“最终解决”政策提供的信息资料无甚关联。尽管这场审判通过传唤幸存者再次揭露了谋杀欧洲犹太人的可怕景象，然而谁若想感受醍醐灌顶，他可要彻底失望了。这个情况正是阿伦特论述的核心。阿伦特描述了艾希曼的心理和性格，扣住那个简单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洞见：大屠杀并不基于一手遮天、体系森严的政治决策。那位被人们普遍看成灭绝欧洲犹太人之中枢刽子手的被告，结果被证明只是一个下级官僚，基本上没有开发出自己的自主性，也完全不具备人们强加给他的魔鬼性格和狂热的唯心主义。真相是，艾希曼要么记性特别差，要么就是故意对他要面对的那些事保持沉默。

此间，在所有关键问题上，艾希曼都做好了对事情的来龙去脉知无不言的准备。强迫他同意被带到以色列受审，包含了一个转折，即他要努力“把我在德国工作的最后几年里的事实不加粉饰地说出来，好留给后世一个真实形象”。[7]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死罪难逃。因此，说被告艾希曼在费尽心机说谎或故意隐瞒事实，都缺乏动机。一切均证明，艾希曼说的是事实，还有虚荣心作祟，正如阿伦特指出的，他的良知总是阻碍着他。在所有对历史研究举足轻重的问题上，艾希曼的陈述都是有误的。这并非他故意为之，而是调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行事程序所致。他们把两千多份档案资料摆在他面前，其中还包括不尽可靠的证人证词，整个事件甚至还营造出一个固定形象；为了不让人们指责他的供述不可靠，这个形象反倒在许多方面都很适合他。由于艾希曼的陈述被镶嵌在预先设定的程序模式当中，审判错失了对历史进行启蒙的机会。

检察机关完全无法想象，纳粹专政的灭绝机制竟然不是统一组织，相反，窝里斗的情形不断，且并无明确的决策过程。汉娜·阿伦特正确地指出：对于指控艾希曼对被占苏俄领土和波兰总督府的遣送活动负责，法庭的支持是错误的。不过法官们还是没有采纳某些言过其实的话，比如穆斯曼诺的证词——按照他的说法，艾希曼直接受命于希特勒。控方从心理层面无法理解为什么许多重要事件就连艾希曼也是间接获知，并且还高估了他所在的第四局B-4科的势力范围。根据鲁道夫·赫斯的著名供述，很显然，希特勒是在1941年7月1日下达的灭绝令；尽管这与证人的说法并不相符，但艾希曼也给出了类似的说法。另一边，迪特尔·维斯利策尼在纽伦堡的供述以及后来对相关语境的调查却表明，有计划地过渡到系统大屠杀的日期是在1942年初。[8]对此，艾希曼关于他在1941年10月造访明斯克和里加的供述很有启发意义，起诉书利用了这一点，令他在交叉询问环节陷入自相矛盾，被指控作伪证。因为他们认为，对欧洲犹太人进行系统灭绝是早已决定好的事。而这，与事实不符。

汉娜·阿伦特抓住了这一点，却由此出发，认为1941年5月或6月才是希特勒下令执行的准确时间——这与当时研究的结果相吻合。这个研究说明，海德里希委托戈林在1941年7月31日对犹太问题实施“最终解决”，是早有命令在先。阿伦特的怀疑是，1939年已经作出过“最终解决”的决定，但彼时是1939年9月系统灭绝波兰犹太人的命令。[9]她粗略提及的这个在波兰的移民政策，尽管已经导致部分犹太人被消灭，但实际上并非以系统消灭犹太人民为目标。阿伦特的结论是，那些地方性的临时解决方案，本身就很荒谬，而且依然是针对犹太人进行生理灭绝，比如尼斯科计划和马达加斯加计划；就连党卫军上层决策者，也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些计划纯属异想天开。

在对残缺不全的一手材料进行细致甄别之后，研究变得越发保守。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特别行动队的活动在进军苏联之初就锁定为尽力彻底消灭当地犹太居民，尽管命令对此并未作出明示。在1941年10月，未经协调就发生了屠杀事件；之后，到1942年初，行动才过渡到系统灭绝德国占领区域内的犹太人阶段，阿道夫·艾希曼受托执行全面遣送计划。而万湖会议的作用是，为参与行动的各部门廓清技术前提。汉娜·阿伦特提及，1941年晚秋犹太人外迁的停止，也预示了这个转折的发生。一切都说明，希特勒根本就没有正式下令执行针对整个欧洲的“最终解决”计划。仍存争议的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行动是否以独裁者的口头指示为准，如大多数专业人士推测的那样；或者希特勒是否只是间接推动了这件事，而他自己却——抛开仍停留在意识形态幻象框架内，很可能作为敦促大屠杀的表述——还遵循着那套遣送犹太人的官方语言规则。[10]第二个假设并不意味着卸掉希特勒的责任。即便他有可能不知道详情，可他毕竟是制定思想理念和政治条件的人。这些条件让“最终解决”好似一场（汉娜·阿伦特一语中的）自动化程序。这个程序既阻碍了来自道德领域的抗议，也封闭了政治层面的干预行动。不过值得研究的是，这个独裁者始终回避以倡议者身份示人，他可能十分清楚，根本不会让大屠杀这种不好听的字眼出现；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对犹太人怀有莫须有的憎恨，并且让这份憎恨尽情流露。

奥斯维辛成为对犹太人种族屠杀措施的全部象征。然而，从单纯叙述奥斯维辛的来龙去脉来看，汉娜·阿伦特的阐释存在漏洞，有时还会因前后不一、来源存疑而显得无法自圆其说。不过她的研究还是不可或缺且具有挑战性：深入分析纳粹体系的内部气候，重视其独特的扩散性，正是这种性格令“最终解决”这类独一无二的犯罪得以发生却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在描述造就艾希曼的心态气质方面，直到今天看来，阿伦特依然是成功的。这也解释了为何她的那本引发如此多争议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会再版。她对“大屠杀”的基础性分析，预言了二十年后新的种族屠杀。该书问世虽已有二十年，但如今，它却击中了现实。

汉娜·阿伦特在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充分阐析。其中就包括德国人明知故犯以及欧洲其他民族共同卷入遣送和灭绝过程的问题。汉娜·阿伦特针对极权制度驱使的恐怖行径、人们的道德麻木、对犯罪行为的狡辩等行为背后的心理效应作出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帮助我们去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德国人，其中不乏纳粹专制政府里的身居高位者，确实可以证明，他们并不知道系统消灭欧洲犹太人这回事，尽管保密工作绝非疏而不漏。汉娜·阿伦特假设，纳粹党高层早在1941年初就已有此意，并在此后公诸于众，而另一方面她又明确指出，整个事件的保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这种功能首先在于，常用的语言规则禁止人们诉诸基本的道德良知。对此，阿道夫·艾希曼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

对犹太人实施的工厂式大屠杀，其可怕之处首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除了少数相对直接行凶的刽子手之外，大多数人存在对犯罪的系统性排斥；这种排斥似乎属于纳粹统治体系的固有性格，连最高统治者也概莫能外。犹太人通常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集中遣送的，德国人无疑知道，等待这些犹太人的将会是怎样可怕的命运。关于灭绝的谣言一直都有，从前线回来休假的士兵也会道出细情。在评价卡廷惨案时，如安全警察的背景消息所言，我们一再听到这样的话，说对付犹太人别无他法。另一方面，系统性大屠杀的事实却一直不为人知。要想得到准确情报，并非毫无风险；有官方禁令在，高层人士并非总能了解到有关事件及责任的可靠消息。引人注目的是，持反对立场的国家保守主义者只是凤毛麟角，而且他们还是较晚获悉屠杀犹太人一事的。海尔穆特·冯·莫特科只是通过跟国防军的关系才获得准确消息。这种在政府内部官员之间发生的有组织的信息封锁现象，同时令可能发生的抗议得不到回应和支持。当汉斯·弗兰克由于波兰总督府犹太劳动力的问题质询希特勒时，后者竟告知他遵从权责程序应去找他的宿敌海因里希·希姆莱。

纳粹专政的左翼反对派相信希特勒无所不能，他们比那些一开始同情纳粹并支持其国家政治目标的人更容易掌握那些闻所未闻的罪行。街上一个简简单单的路人，也比公众领域的高层人士更容易相信那些早已在国外电台传得沸沸扬扬的消息。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不可能”，虽深感惋惜，仍认为只是零星几个党卫军刽子手在行凶。而这些，都促使整件事的全部规模被掩盖下来。同时代的人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相信其中的某些事实。从心理层面可解释为特殊情况，估计是盟军的宣传在夸大其词。分阶段进行的分化行动以及系统性反犹教条，将每一个同犹太受害者团结起来的努力扼杀了。另一方面，汉娜·阿伦特正确地指出，尽管人们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却还是广泛流传着一种虽不确定却又挥之不去的负疚感。而抵御负罪体验，不仅仅是一种个体心理现象。纳粹专政建立的基础，正是对不舒服的或罪恶的思想采取集体防御机制。所以早在1933年以前，政坛精英就已经表现出了道德冷漠。就连阿道夫·艾希曼也是这种机制的绝佳代表，把美德当作为屠杀行为辩护的工具。

汉娜·阿伦特利用《纽约客》委托给她的任务促成了一个机会：在她看来，纽伦堡审判当时并未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而借由艾希曼审判正好可以直面纳粹犯罪的动机。首先是理论兴趣。研究“这场灾难中全部阴森可怖的、在现实中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夹杂任何成文材料的干扰”。[11]如此一来也就触及到了她后来在副标题“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涵盖的基本主题。在她而言，这并不算新鲜事物。她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已经给出证据，表明那套罕见的“最终解决”新方案，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下“政府组织大屠杀”的雏形。这种新在于，它脱离了任何道德维度；同时，实现它不需要外界诱因，也并无可见的目的。在那本书中她指出，纳粹的灭绝体制趋向于在完全无外界刺激的条件下运转，并且把罪行变成了家常便饭。一旦有了这种习以为常，良知的呼唤就成了对牛弹琴。

除了想要借助艾希曼审判来检验这类泛泛之谈，她还对审判的历史意义从头到尾进行了审视，并认为审判将会表明，“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犹太人的助纣为虐达到怎样惊人的程度”。[12]这种说法纵然不乏夸张，但并非无凭无据。在对材料进行彻底研究之前，她就已经暗示过，犹太委员会和犹太人组织对执行“大屠杀”负有连带责任。实际上，所有针对她的书的尖锐批评，都是把上面这个观点当作了靶子；即便不是逐字逐句，许多批评者也还是指责她把犹太人写成受虐者，或如犹太宗教哲学家盖尔肖姆·肖勒姆[13]那样，说她对犹太人民缺乏热爱。

对汉娜·阿伦特来说，指出犹太人组织的领袖负有连带责任，不仅仅是个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sch）的问题。相反，她斩钉截铁地认为，只有承认他们对欧洲犹太人的灾难负有连带责任，才可以为实现犹太民族的政治重建创造前提条件。[14]纳粹的种族灭绝在她看来达到了普遍人类社会的维度。在未来一个高度技术化和官僚化的世界里，无声无息地进行种族屠杀或铲除看似“多余”的民众群体同时又不引起公众的道德愤怒，可能会变得司空见惯。怀着此番预见，她坚决反对以下态度：认为对刽子手或者至少是那些已被捕人员进行审判之后，就从此无事、天下太平；或者如以色列当权的复国主义组织所为，把“大屠杀”经历有意炮制成这个国家存在的理据。

当汉娜·阿伦特接受撰写庭审报道的任务时，她认为以色列对艾希曼选定的审判方式是无法回避的，尽管她从原则上同意她的朋友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要求，即艾希曼必须被提交给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对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抓捕乃违法、犹太人的审判必将面临“尴尬”，她并没有直接反驳，却在自己的书中借助肖勒姆·施瓦茨巴德的例子进一步阐明，她更愿意在定罪问题上走一条更为客观的道路。此间她发现，以色列尽管不能代表犹太人全体，但却有资格为受害者代言；她批评溯及既往的司法权，认为情势不变原则并非迫不得已。她稍有不满的是，艾希曼的保证书，即宣称出于自愿被带到以色列，显然是在到了以色列以后才签的。[15]这就加重了她的疑虑：这场审判应该是服务于某些特殊的政治目的的。

事实上她确有责备本—古里安总理有意将艾希曼审判当作政治交易，即巩固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对峙，迫使联邦德国在赔款到期之后继续实行财政妥协。她还控诉，“最终解决”的某些方面被起诉书有意过滤掉了。跟往常一样，这些控诉绝大部分只有在官方文件到手以后才能得到验证和评判，不过这些无关其论述的宏旨。在她批评审判的组织程序以及首席检控官吉德翁·豪斯纳的法庭表现时更是如此。她难掩对后者的某种反感，首先指责他对事件的来龙去脉缺乏认识。这一点不无道理。因为豪斯纳倾向于从对“最终解决”政策的既定想法出发，而单从当时已经曝光的档案资料和证人证词来看，这个既定想法就已经存疑。豪斯纳首先相信，艾希曼在灭绝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乃幕后操手，系灭绝欧洲犹太人一事之真正主谋。豪斯纳想要证明，艾希曼直接参与了卑劣的谋杀行动，要把艾希曼当作一个变态罪犯。这些，在阿伦特看来都很荒谬。

汉娜·阿伦特看出，起诉从一开始就陷于一个无处立足的境地。控方不仅把艾希曼看成一个典型的行政屠杀犯，而且还当作“最终解决”的真正发动者，这与摆在眼前的事实完全不符。艾希曼纵然在杀害匈牙利犹太人一事中有过自作主张之举，那也只是纯粹官僚层面的。他没打算否认参与此事，但仅此而已。若孜孜不倦地去证明他没说实话，无异于歪曲事实。事实上，被告之所以说不出什么，或给人感觉不够自信，往往只是因为他记性不好。人们通过呈现海量档案资料，首先把他鼓吹成了一个可靠的见证人。控方把艾希曼同变态罪犯直接挂钩，并没有考虑到办公室杀人犯的典型事实，即这个人无须具备任何特定的不公正意识（Unrechtsbewusstsein）。她对上诉法庭也作出了类似评价。从某些方面看，上诉法庭退回到了原告的立场，而她则证实，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特别审判庭的法官们具有很高的情智和实事求是的正直。

以色列政客倾向于把“大屠杀”同反犹主义历史放在一条锁链上，这构成了她批评的焦点。因为她确信，他们要把“大屠杀”视作犹太人历史的必然阶段。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已经坚决抗拒“永恒的反犹主义”公式，并且认为之所以会走到“最终解决”的道路，首先不该追溯至反犹浪潮的持续性，而是极权主义的内在必然性要求发展出一个敌对形象；而犹太人作为从未被真正同化的人群，最适合这个形象。她因此强调，二十世纪之前的反犹主义从根本上具有不同的形态和功能。[16]同时，她还特别指出，就算是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在其相对占据经济优势的时期，也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没有注意到自身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二十世纪，有人说犹太人群和主流人群之间存在利益融合，她拒绝这种说法。而实际上，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民众还在某些职业领域出现回流且明显占据相对优势。[17]她继而说二十世纪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仇犹情绪”，由此明确指出，反犹主义在现实中表现为“对犹太人的具体仇恨”，并且转变成一个虚拟范畴。她将此同十九世纪以来变了形的反犹主义相对比，确信这种变形道出了种族屠杀的道德前提。被同化的犹太人不接受自己的“犹太身份”，并且受了洗；恰恰有这样的犹太人存在，之前的 “罪行”——身为犹太人——演变成一个新的罪过；对付这种罪过，不能用惩罚而只能用灭杀。[18]假如追求同化之心同时引发变形的反犹主义，那么可以说，以上论述间接包含了某种自我批评。

在受制于纳粹统治的犹太人的命运里，汉娜·阿伦特看到的恰恰不是一个特例，并不排除其他相似的受压迫群体，而是彻底剥夺个人权利、彻底灭绝人性的典型案例。她着重指出，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根本没有出身之别，完全无辜地“被带进屠宰场”。毁灭犹太人的依据不再是有形的观点或出于某种反犹主义实用性，而仅仅是按照极权主义下的掌权者自顾建立的针对犹太人的敌对形象；这副形象已经脱离了现实关联，刽子手彼此间仅靠暗语交流。她低估了一个情况，在1939年之前对犹太人遭驱逐情况的研究中，中等阶层人群的利益政治动机对经济封锁的升级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最终解决”政策是在全面道德冷漠的气氛下进行的，阿伦特对这种气氛有着非同寻常的清醒认识。

她认为后来灭绝行动的前提条件在于，对受迫害人群从社会和法律层面采取了彻底的隔离。这个观点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就已经提到过：当彻底丧失法律权利成为一个完结的事实，那么生的权利也就悬空了。[19]她使用“鸟的自由”（Vogelfreiheit）这一概念，变相解释了一个完全丧失权利的民族群体。她以此对比无公民权者与无国籍者一步步遭受的隔离，他们不仅丧失了国籍，而且还失去了法律含义下的人的属性乃至他们的家乡。而家乡，在她看来是人们生存不可或缺的基础。她认为这个过程并没有随第三帝国的覆灭而结束。“流散人口”这个社会阶层的形成，作为一个群体现象，是极权统治的一个后果，这在她看来恰好对战后时期起了决定作用。“无国家”，是一种现代命运，它面临着重蹈种族屠杀覆辙的危险。对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驱逐，在她看来正是一个凶兆，这个循环始于双方的势不两立，可能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她还从“无国家”这一点中看出人们对迄今为止的历史的否定，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社会全新开端的标志。她以同样的方式在复国主义者面前为流散人口作出充满激情的辩护。那些复国主义立场背后的意图，是将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排除在历史之外。[20]复国主义认为反犹主义是历史的延续，要以此为依据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政体。对此她义愤填膺地予以驳斥。她预见到，这样一来就只有交换立场；她尤其坚信，宗教赋予犹太民族的特殊地位不再具有约束力。她担心对移民的安置问题，后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同在那里长期生活的、先于以色列建国的犹太人共同建立的联盟，将会逼迫他们的阿拉伯邻居陷入一个剑拔弩张的态势，正如纳粹极权专政对犹太人所做的那样。她直言不讳地说，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将染上法西斯的特征。

从这个角度出发，汉娜·阿伦特认为，耶路撒冷审判的控方又把反犹主义全部的历史重申了一遍，从而把“系统性大屠杀乃史无前例”置于审判中心，两种做法皆是大错特错。[21]她所见的“大屠杀”之所以具有独一无二性，在于其缺乏任何道德维度，乃至完全成为了技术活。她用这个结论苛求法庭。若换作除此之外的任何法庭，这个要求都是合理的，因为就连她自己也解决不了那个疑难问题，也就是艾希曼一案要解决的事实问题。由于嫌疑人缺乏不公正意识，并非司法裁决得了的。她取代法庭所作的审判词，被批评者们普遍认为是对法庭作出的不当责备，尤其考虑到她将这则审判词同判决的合法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她所关心的其实是，正如她跟卡尔·雅斯贝尔斯的通信中已经强调过的，[22]澄清这不是一桩反“人道”的罪行，而是彻底的反“人类”之罪。她认为死刑乃必然结果，但死刑的依据不应是个人的罪责，而是个体之外的事实，也就是说，艾希曼由于积极协助种族屠杀而理应被抛出人类社会之外。

她指出以色列1950年颁发的针对纳粹以及纳粹帮凶（惩罚）的法案存在缺陷，从而触及了一个根本疑难，即“用法律概念描述政治问题”并且用司法手段解决第三帝国的遗留问题。[23]西德的战犯审判先是迟迟不决，继而量刑程度之轻屡屡令人惊诧；她抨击那些审判遵循一般刑法的范畴，包括从杀人事实出发，而不是基于一部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这样一部法律应当允许对纳粹专政下合法的行为作出审判。正如艾希曼案一般，德国刑事法庭的两难在于，通常缺少“低级动机”，暂不说那些一再浮出水面的证据；那些事情尘封已久，本属于例外状况，却在混乱的现实中逐渐演变成范例。即便是一部对种族屠杀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对事实本身也无可变更。就此而言，她对联邦德国战犯审判的拖沓状态所作的不无正确的批评，无关艾希曼审判中被深入讨论的法律政策问题。[24]

然而并不是法律观点,而是对艾希曼角色的描述，在犹太人世界引发了一场暴怒。汉娜·阿伦特努力对被告的行为动机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价，这与其他同时代的报道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后者紧紧抱住一些陈词滥调，像豪斯纳一样把艾希曼当作危险的幕后操手，想象成顽固不化的骗子。[25]于是，她对法庭的批评、对尽可能客观再现被告的努力，全都被人们当成了偏袒。可是她绝不想对艾希曼表达任何形式的同情。相反，她的出发点是事实本身，即艾希曼的决定性动机除了想获得个人的飞黄腾达，还在于被误导的尽职观念以及官僚式的愚忠。由此，她预言西德自乌尔姆审判（针对特别行动队）以来紧锣密鼓组织的刑事审判个案研究和检控机关，会被用来对付“最终解决”的刽子手。在纳粹政府供事的初试失利——以艾希曼为例就是在1939年设立的帝国保安总局受挫——却丝毫没有削减他们的唯命是从之心。这种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塞翁失马，在纳粹战犯群体当中堪称典型。同样典型的还有以下事实：艾希曼首先并不怀反犹动机，他跟复国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而且荒诞到试图以此为自己辩护，说他作为维也纳和布拉格移民处处长、后作为柏林帝国移民处处长，实际上间接降低了被遣送到灭绝营的犹太人的数量。

基于审判开始前就已经发表的来自阿根廷的录音[26]，汉娜·阿伦特有充分理由相信，被告在人格和道德层面具有平庸性，从而得出“平庸的恶”这一结论，并用作全书的副标题。她越清楚地意识到艾希曼在本质上只是纳粹灭绝机制里的一个零件，就越发确信之前观察的正确性，即艾希曼的犯罪性格首先来自个人身上一系列平庸的肇因。依靠从印象出发作推断的方法，她关于极权统治的研究已经发现了纳粹体制中重要的基本元素；随着此类研究规模的扩大，这些基本元素已经大白于天下。其中包括这样一个观察，即独裁者并非都像希特勒一般具有魔鬼的意志力，而是内在必然性引发的目标和采取的暴力造成形势发生特殊的升级，这个内在必然性就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住“纳粹运动”的结构。于是她评论道，希特勒“仅仅是运动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机器”。[27]她犀利地宣称，极权制度就是要让江湖骗子和傻子替代天才和精英。

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还切中要害地强调指出，等级消失是第三帝国的特异结构；在关于艾希曼的研究中，她描述了下级官僚机器的补足作用，却并没有忽视这个辩证；它包含在艾希曼所描绘的职权之争中，又极大地促进了反犹措施的升级。她借此强化自己早前的分析。她曾经说，极权统治下有一种趋势，即通过口号教条和恐怖行径让所有民众团体严阵以待，让他们马上适应新的身份角色：不是刽子手就是受害者。她写道，该机制在于将恐怖不断升级，令人寸步难行，以为“他们及他们的自发行动只会阻挡自然和历史运行的轨道”。[28]她在分析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时，以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为例追溯到上面这个观点，纵然某些方面不乏夸张之嫌。一般来看，批评她的那些人忽略了她之所以如此执着的初衷何在。她的目的在于，证明那样一种极端情况的确存在：对无辜人群的灭杀会无声无息地发生，且不经过任何良心的挣扎。

由汉娜·阿伦特首先提出的刽子手和受害者的心态同化现象，得到了一系列调查研究的证实。[29]她讲到在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极端条件下出现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它来源于一种必要性：即便在完全丧失法律和人权的极限条件下，也要维持社会关系网络。如此也就解释了受害者在濒临生存绝境之际为何还要被动走向死亡，同时也解释了监工与特别行动队之间的被迫合作，此外还包括看守与囚犯之间复杂的角色等级。另一个层面是强加给犹太社团和组织的规范机能（Ordnungsfunktion）。在主管此事的党卫军指挥机构和犹太委员会（他们背负着极度的心理压力）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有效分工。汉娜·阿伦特担心艾希曼援引这种合作来自卫，从而为反犹主义添一把新柴。[30]通过对这件事进行充分的阐释和曝光，她才瞥见一个向未来反犹主义者曲解“大屠杀”回击的机会。

汉娜·阿伦特扼要指出，如果没有犹太委员会的合作，“最终解决”政策根本不可能达到如此的规模。她由此触及到一个禁区。直到今天，这个禁区依然没有完全见光。她对灾难幸存者的评论，被视作麻木、冷漠、妄自尊大。这都在情理之中。犹太委员会一方面同紧急成立的德国犹太人帝国联合会，另一方面同党卫军机关部门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而且这给艾希曼曾发挥过头等作用的移民政策减轻了负担。这些都无可争议。[31]原因之一在于，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在东欧国家被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包围，这种反犹主义令任何形式的大规模逃亡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望。不仅如此，一旦对警察部门以及负责东欧地区的党卫军当局的命令采取系统抵抗，就有可能引发可怕的杀戮行径。大规模屠杀倒是可以由此得到有力阻止，可是会有更多人被迫卷入其中。这就有可能为纳粹专政再次制造一个辩护借口。

同样不容置疑的是，积极反抗几乎仅仅来自左翼政治团体，而不关乎犹太长老阶层。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东欧犹太人具有隔都心态。对此，汉娜·阿伦特予以激烈驳斥。同时遭到驳斥的还包括劳尔·希尔伯格的阐释方案。[32]把犹太上层的被动姿态追溯到一种特殊的犹太心态上来，在她看来只是在为反犹主义永久化提供消极论据。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东欧犹太人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与其他民众团体有何不同。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在解释受害者为什么会合作时就描述过那些条件。批评她的人当然不会疏于指出这里的矛盾之处。[33]党卫军的人在隔都中难以想象的恐怖生存条件下，竟会服从某些犹太领导集团。这一点尽管匪夷所思，但并非不可理解。犹太民众对于灭绝措施，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层面，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些措施首先以一种发散性的态势进行，从而令灭绝命令之下一再萌生的幸存希望失去了根基。[34]

假如汉娜·阿伦特对犹太人组织同纳粹当权者的合作能够作出更有力度的区分，效果就更好了。[35]1936年以前，盖世太保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就有过合作。同样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无论对哪一方，这些目标都是消极性的。对犹太民众团体进行完整异化，无疑为推行纳粹反犹纲领创造了关键性的前提条件，同时又不会有优势人群采取有影响力的反抗行动。犹太复国主义团体起初间接促进了这个过程。不难证明的是，即便在复国主义运动中，也存在一种植根于普遍时代潮流的、亲近纳粹意识形态的倾向。纵然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中心协会在1933年以前曾明确表态，反对纳粹对犹太人施加死亡威胁；可是到1938年，在德意志犹太人全国代表大会（即中心协会的后继组织）里，主流观点却成了暂且容忍专制政府。这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事态的走向，因为犹太人外迁之所以受阻，首要原因在于外汇金额不足以及移民接收国的拒绝姿态。

德意志犹太人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脚下无根——被迫同艾希曼的部门合作。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西欧国家类似的犹太人组织。汉娜·阿伦特本可以做得很好，指出社会救济领域的贡献；她在巴黎的时候，也参与过这方面的工作。她用她标志性的夸张论述，批评这个犹太自治实体普遍的标签式定位是一条歧途；一旦做好了适应的准备，一旦囿于纯粹自我主张的姿态呼之欲出，就会阻碍犹太民众对日益逼近的灭绝行动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哪怕是以分量最重的受害者为代价。现在，这当然也是极端复国主义者的一个结论。

然而汉娜·阿伦特在这个关系中并非总是坚定不移。尽管她对早期的基布兹运动（Kibbuzim-Bewegung，即建设集体农庄运动——译注）明确表示同情，但她同时也指责这一运动格局太小，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问题没有给出一个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相反，她认为那些提倡进攻甚至不惜武力和恐怖手段的复国主义团体退回到了纳粹当年的态度。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她一度赞成以跟盟军结盟为大前提，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军事社团。这当然不太现实。与此同时，她还批评巴勒斯坦的复国主义者片面利用战争进程中的阴暗面夯实自己的立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她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视角。在战后时代，她有时候大张旗鼓地支持Ichkud党，赞成在国际监督之下，于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阿拉伯人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她认为建立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联邦政府简直不可思议。[36]

在研究艾希曼一案时，这些问题并未浮出水面。犹太人的抵抗问题并未得到系统论证。以色列的研究在最近几十年针对这个情节搜集了物证，这些物证告诉我们，不能一味地到处去讲不抵抗、不作为；抵抗只限于零星团体，就像华沙抵抗运动那样，发动者主要是政治左翼代表人物，少数情况下是青年复国主义组织。[37]对于豪斯纳那个关于不抵抗的例行问题，汉娜·阿伦特依然认为“残酷”且“愚蠢”。她对犹太群众和犹太上层分而视之。事过境迁后，她说后者当年应该拒绝任何合作。从隔都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个要求当然不现实。控方一直谈及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情况有别于一般隔都。这里，就连法官们也组合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对此进行的研究当时并未得到重视；而汉娜·阿伦特则正确地指出，恰恰是这些研究突出地表明，犹太上层同党卫军的合作非常顺利，他们在挑选幸存者方面产生过深远影响。[38]

即便是纳粹统治地区之外的犹太领导层，由于愿意同纳粹进行有条件的合作，也遭到了她的激烈批评；在对德国人反抗希特勒的批评中，这种激烈找到了一个参照物。她有充分理由提出，大部分民族保守主义者的抵抗在犹太人问题上存在矛盾，当然彼时她一定还没听说海尔穆特·詹姆斯·冯·莫特科和索尔茨的亚当·冯·特罗特以及克莱索圈子里的立场。她评价克莱索计划是“异想天开”，视卡尔·哥尔德勒的改革措施“愚蠢且可笑”；她还不忘指出在加拿大建立一个犹太家园的设想漏洞百出，并且宣布市民—保守主义抵抗普遍拥有既定的国家社会主义目标。[39]她此番话依据的是亨利·派迟特和乔治·K. 罗默泽出版的理论文献。[40]在德语版中，她做了一些改动，加入了个人意见，也包括埃米尔·汉克斯的见解。但是她说共产主义者大规模加入纳粹，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判；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方面的抵抗也不公正地被她低估了。[41]

实际上，较之此前一边倒式地把抵抗者塑造成英雄形象，西德在六十年代初期的研究塑造了更具批判性的抵抗者形象。[42]汉娜·阿伦特的论战极具个人风格，在雅斯贝尔斯那里也碰过壁。尽管她指出民族保守主义者的抵抗在行动条件和政治立场上存在特殊的问题，但是她并没有发掘出人们缺乏抵抗意志的深层原因。相反，就像研究大量犹太领导层协同纳粹的活动一样，她把判断标准放在个人缺乏自我牺牲精神上。这个观点缺乏政治考量。她对犹太权威人士、德国抵抗战士或第三帝国当权阶层中的非纳粹人士等遭遇不幸者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批评其缺乏政治现实性。这种看法同样缺乏政治关照。

无论私人间的交谈还是公众场合的唇枪舌战，汉娜·阿伦特都出奇地尖锐，极尽挖苦之能事。她对艾希曼一案的研究恰恰招致人们对她的指责，说她狂妄傲慢、只会伶牙俐齿，说她对受害者表现得有失分寸、冷酷无情。[43]她以全歼战的姿态毫不留情地打破人们早已乐于遵守的禁忌。这种秋风扫落叶的架势被许多同时代的人视作一种颠覆。鉴于研究对象遭受的悲惨程度之深，她在做这一切时表现出的强硬和不留情面，似乎有欠妥当。极少数人认为，假如她不想在道德敏感中窒息而亡，假如她不想或以恐怖的方式罗列人类受到的最深重压迫从而引发逃避的本能，那么在对赤裸裸的暴行进行描述之后，讽刺挖苦必然成为她最后别无他选的避风港。这些描述的背后，掩藏着最深的震惊。

仍须说明的是，汉娜·阿伦特在发表艾希曼系列文章之后惹火上身。外界对她口诛笔伐的尺度和深度令她始料未及。她不必对她的对手们吹毛求疵，这一点她很清楚；她还很清楚，提出犹太人“协助”大屠杀这个观点，也就抛出了一个极度敏感复杂的时代问题。与此同时，她正面攻击了以色列政府高层，尤其是本—古里安和果尔达·梅厄。尽管如此，她还是惊讶于外界对这本书的普遍排斥。她刚刚从一次出国旅行归来，扑面而来的便是洪水般的邮件；紧随其后，抬眼便是杂志上讨伐她的文章，以及人们在各种公共场合对她的抨击。后来她在艾希曼一书德文版前言中谈到，这件事很大程度上来自犹太人组织的鼓动，其目的——在她看来那些人粗暴地歪曲了她的本意、颠倒了她的话——旨在让她闭嘴。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事实上，她公开发表的见解受到了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压力，结果导致少数支持她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也无法张嘴，而阿伦特本人只有在极少见的情况下才有机会给予回应。她同时还被要求停止出版、收回图书。还有人尝试抵制德语版发行。[44]

我们很快就看到，批判艾希曼一书的人不止于亲复国主义团体。汉娜·阿伦特发现自己面前有一堵墙，她不得不经历令人难过的一幕——就连那些犹太老朋友也拒她于千里之外。其中还包括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那是她从三十年代早期就结交的思想密友，正是他把她带进了柏林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通过这个组织，她又在巴黎继续活动。同纽约莱奥·贝克研究所的合作也因此戛然而止。这个研究所曾在1958年为她出版《拉结·范哈根》。只有很少数朋友公开支持她。令她深感震惊的是，盖尔肖姆·肖勒姆——她曾经编辑过他的书——也不再与她来往，原因就像她以为的那样，艾希曼一书的内容里有误导性信息。[45]尽管外界让她闭嘴的尝试没有成功，但是她发现自己如今被所有犹太人组织孤立了。那些组织跟她有过多年的合作，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她几乎都不可能度过艰苦的流亡之路，无法到巴黎，再到纽约。

尽管震惊不断，汉娜·阿伦特还是足够勇敢执着，对外界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46]假如你看到她观察人类困境的极端形式恰恰秉承了“孤独”这个概念，而这个孤独不是说形单影只，而是说被人拒绝对话，那么你可以判断出，就像这场极其偏激的出版攻势被即刻贴上的标签一样，尽管艾希曼之争，尽管那本有争议的书在许多方面是对之前思考的必然推进，并且使之前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基本观点更加具体，尽管它是她事业上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但它也是她生命中一道深深的伤痕。即便是在联邦德国，拒绝姿态也占据主流；而就算听到赞成的声音，也大多是带着错误的出发点。许多出现在艾希曼一书中的洞见和挑战，对于广大公众来说还为时过早，令他们措手不及。在她对“最终解决”政策的阐释引起足够重视和讨论之前，受极权主义理论影响而对纳粹体制产生的呆板僵化印象（汉娜·阿伦特不假思索地纵容这个印象，尽管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是不同于当时的僵化体制阐释理论的[47]），必然会失去其在科学层面的前沿地位。

只有少数思想上的同路人明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包含着一丝隐蔽的自我批评；从根本上讲，这个特点无疑对汉娜·阿伦特迄今所有作品都适用。这深深扎根于德国—犹太身份问题，她认为这是自己一再要面对的问题。要评价这一点，你必须洞悉她的自我理解和她的生活轨迹。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市民家庭的女儿，自知同德国文化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这条生活轨迹把她的求学时光从马尔堡、海德堡、弗赖堡引向法兰克福、柏林，之后通过巴黎中转，抵达美利坚；在那里她经历了更为艰辛的流亡年代，之后成长为一名声名卓著的女作家。在马尔堡和海德堡的哲学学习、对马丁·海德格尔从未彻底熄灭的青春爱恋、同本诺·冯·魏泽亲密的友情、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一生的情谊，这些对她有着经久不衰的意义。那些年里对德国哲学的深入研究，为她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虽然她的书主要在英语国家出版，却无法掩藏这些思想烙印。[48]

汉娜·阿伦特具有的标志性的论辩形式，要追溯到她同早期存在主义哲学的频繁碰撞上来。[49]其基本特征是反历史的，这一立场不仅仅在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那里被当作对象（表现为反价值相对论），而且还贯穿汉娜·阿伦特的全部哲学著作和公开发表物之中。她因而能够破除传统的实证专家主义，把不同的时代经验糅进启蒙思想；这使得她对万事万物的洞察引人入胜，尽管其中不乏简单粗暴的勾勒。从根本上讲，她没有什么方法，只是用印象—通感式的联想把不同对象置于一个具有本体论范畴特征的全景当中。她倾向于从极端情况出发去思考问题，这种倾向——正如大卫·里斯曼不乏善意地指出的——促使她高估了极权独裁的内聚性质。[50]从某种程度上看，她自己也是她所谓“演绎思维的自我强迫症”[51]的受害者。她还认为这种强迫受制于极权独裁。这种看法失之偏颇。

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她智慧的吸引力，也许还基于她标志性的努力，即把看似无关的现象辩证地结合在一起，把一个从根源上悲观的世界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化批评对之持续产生影响）同人的境况（vita activa）、同公开行动的原则相结合。这尤其适合解释那种介于她主观感受到的“犹太性”同她对（一向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标志的）德国文化传统无法撤销的纽带二者之间的紧张。在海德堡的塑型期她就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试图通过研究拉结·范哈根·冯·恩泽来认清自我。对于这个被同化的犹太女人，一个被潜在的反犹思想包围的人，这同时也意味着，确立犹太人在欧洲市民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

1933年，汉娜·阿伦特离开德国时，尚未完成拉结·范哈根的手稿。1956年，若不是纽约莱奥贝克研究所鼓励她把久已束之高阁的手稿列入出版计划，这本书恐怕永远也不会问世。她的思考方式指向的是塑造未来，而并非回溯过去；这种思考方式的典型表现是，她把付梓的任务看成了累赘，把刚刚整理好的书稿交付洛特·科勒编辑。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此人成了她的密友之一。担心过于私密，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一部书稿处理得近乎商业行为。尽管她后来的旨趣已经偏离此书的写作对象，但它却见证了她思想定位的过程，成为理解她的全部历史政治著作的一把钥匙。

阿伦特描述了拉结·范哈根的生活轨迹，确切地说，是一个格外有天赋、决心义无反顾同普鲁士社会融合的犹太女人屡遭失败的故事。在此过程中她遇到了一个问题：同化是否可行，在多大程度上可行？它又会造成怎样的心理后果？这个研究原本的目的应该是刻画女性知识分子的角色。然而她却以一种明显自传风格的方式来阐释拉结·范哈根。该书富含浪漫色彩，并无哲学意味，其措辞风格明显受到弗里德里希·贡多夫的影响。阿伦特曾在海德堡上过贡多夫的课。这本书散发出的诗意，不仅来自于它塑造的对象。这种诗意的风格暗示出，作者同她的主人公产生了多么深刻的身份认同。阿伦特以“一个抛头露面却被动不安的人生”来勾勒拉结的命运，她预见到自己的生存状态，就好像怀着对她具有决定作用的那个意图，在书中与她的女主人公保持理性的距离，以避免根本错误。正是那个错误阻碍拉结“把她个人的不幸纳入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52]

在这部紧紧依托于浪漫诗性语言的发展小说中，汉娜·阿伦特描绘了对她自己而言也不甚明了的体验：被同化犹太人中的局外人身份。这种体验给犹太人只留下两个选择：贱民或暴发户。她偏向于前者，从看似不经意的评注中清晰可见，“真正现实”的意义、人类生存的模棱两可性只面向贱民敞开。这一点从为拉结的理性辩护中亦可见一斑。她说后者一直都是犹太女人兼贱民，“只因为她这两个身份都牢不可破，她才在欧洲人的历史上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拉结的“叛逆之心”恰恰因此释放出夺目的天赋，冲破她周围贵族—大资本家环境下的市侩氛围。被同化的犹太人身上“无法剥离的犹太性”，强加给她暴发户的角色；而她则从中解救出贱民素质，从而视野大开。这样一来，“贱民，由于被排斥，其一生可以一眼望穿”。这是一条“与‘对自由的伟大热爱之路’相似的道路。”[53]

当然，这种知识层面的天份并不能终结德犹身份危机，这也是汉娜·阿伦特和许多她那个时代的德国犹太人要克服的问题。她逃进了婚姻。同君特·施特恩的婚姻（也是她的第一段婚姻）迈出了积极承认犹太身份的第一步，并且间接宣告，她同马丁·海德格尔以及本诺·冯·魏泽的亲密关系告一段落。直到她在柏林为犹太人福利社工作时，她才亲历犹太委员会组织的真实面貌；而那个时候她还并不知道，这将是自己奔向巴黎的前奏。

在此期间，她在道德和理性层面皆下定决心，绝不摇身一变成为暴发户并从此放弃她张力十足的身份。这个身份找不到任何安稳的社会归属。在《拉结》一书中，她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想把犹太问题当成“个人问题”来解决从而拒绝承认那些未被同化、不属于中上层相反还处在无产者边缘的犹太人的存在，都是异想天开。这些犹太人的存在不但把抹去个人出身变成了贯穿一生的谎言，而且还导致他们被斩钉截铁地同化进了反犹主义的阵营。[54]

汉娜·阿伦特乐观地想要成为贱民，让局外人发挥积极正面的功能并且由此保持内心抵抗的可能性，保持“自由之心”。在巴黎期间，她跟君特·施特恩分道扬镳，同欧洲左翼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贝尔托·布莱希特、瓦尔特·本雅明）往来频繁。她开始同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缔结一生的纽带。后者尽管同斯大林的政策保持距离（他曾是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的追随者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是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她曾研习过社会主义的立场，但思想并未深受触动。她依然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孩子，出类拔萃，坚守反政治的态度。对犹太人生活另一面的研究，同时还有对后工业社会中社会问题的研究，都没有展开。对卡尔·马克思的研究，对其具有黑格尔风格的早期作品以及其理论的人类学基础的研习，都只是流星一闪。[55]她的理论著作，从狭义上说，围绕的是政治哲学范畴，完全在孟德斯鸠和本体论下古希腊哲学的传统范畴之内。这种界定明确排除了社会问题，她只是用缺乏经验支撑的一个公式“暴民”来处理社会问题，把“暴民”称作超越阶级的现象。尽管她经历过最贫困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年代开始有所好转），可她从表到里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市民。她感受到了这一根本矛盾。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会抨击犹太福利社是走出社会压迫的错误出路，而且言辞激烈到失格。

承认自己是局外人，虽不意味着跟志同道合者隔绝往来，却还是同他们有意识地拉开了距离。坚决不服从的倾向越来越强烈。反对麦卡锡主义、支持1968年学生运动，令她的不服从主义向前更近了一步。尽管她抗议由小石城事件[56]引发的逆父母意愿强行进行种族融合之举，可是她的抗议清楚表明，不服从主义在社会为低阶层设置的障碍面前无能为力。她对精英—保守所持的民主和政治理解，是把权力概念与权威概念对立起来，并且让个体自由的概念以古希腊罗马为榜样。她的抗议对上述理解丝毫未作更改。从这层意义上说，她一直都是个价值保守主义者。她从伦理规范出发，评价她的政治环境，后来还结识了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学说。这种道德角度毕竟放弃了实践政治的有限性，同时解释了集尖锐与荒诞的错误判断于一身的针对康拉德·阿登纳总理民主的缺陷；这些缺陷在艾希曼一书中也有表现，并且让她在德国蒙受不白之冤，被指同情政治左派。[57]

她被迫接受的局外人角色也许——想想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吧，在他面前，她对妻子身份保持着一种十分古朴的理解，这与她一贯的思想解放不匹配——导致她拒绝在任何一所出色的美国大学担任固定教职，即便那些大学一再对她发出邀请。此外，她还没有勇气创立一所自己的学校。频繁穿梭于讲课、报告、出版事务，令她的生活并不稳定：起初很贫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才稍微舒适些。纽约的生活方式并不排斥物质与审美享受，她在这里成了一个另类。这种动荡不安还导致她无法过渡到贱民身份。不管怎样，她都尽力避免过上一种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市民生活；正如她形容卡夫卡的那样，不让“虚无的资产阶级”[58]挤进独立的思想领域。她只容许最为亲密的朋友接近自己。此外，她习惯同公众的喝彩声保持距离，更乐意游走于个人的羞涩与理智的出类拔萃之间。

无论如何，汉娜·阿伦特都视这种生活经历强加于她的个人的“抛头露面”为一个良机。这种抛头露面也是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功能所在。局外人身份，来源于对魏玛后期恶化的反犹主义的认知。这个身份由于知识分子无国籍的生存状态——直到1951年她才取得美国国籍——而被强化，并且反映在同美国犹太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那几年，她渐渐脱离了同复国主义组织的关联。她自认为是犹太流散者的自觉代表，一再宣称他们作出过巨大的文化贡献，他们来自古老宗教纽带的中间状态，又从未完全跳出被同化的犹太人身份。同样，她还一直对希伯来—犹太民族文化的发展持批判态度（其实她一直不会希伯来文）。她在这种文化中瞥见了一种倒退——倒退至十九世纪一度被战胜的民族主义之中。她是如此直言不讳，就像她从未停止将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同以色列公民法相比较那样。[59]

一方面，汉娜·阿伦特直白地表明自己与犹太民族具有身份同一性，并且凸出自己的犹太身份；另一方面，由于她没有了同摩西教的宗教纽带，而且还跟海因里希·布吕歇尔这个非犹太人结了婚，她也就没有融进美国的犹太社会。返回德国对她并非完全不可能，不过由于一开始就受到布吕歇尔的激烈反对，她也只好做罢。汉娜·阿伦特就这样诠释了一个没有故土的个体，彰显了带有民主色彩的美国社会的优点。从这个格局出发，她的唇枪舌剑、矢志不渝，特别是一个兼顾自我审视与批评的知识分子的正直立场，也就变得很好理解。这同时还解释了为何她对以色列会持有矛盾态度。在答复盖尔肖姆·肖勒姆时，她说她的犹太身份是“我的人生不容争辩的事实”之一，然而她从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把以色列当作集体而必然发出一种特殊关系——特别是在最初的《圣经》传统被消解之后，会要求她去热爱。[60]她激烈批评以色列政府在政治上具有毁灭倾向。这种激烈的背后，还隐藏着个人的忠诚与赤裸裸的震惊。以色列并不满足于作为万千民族国家中的普通一员，而是怀有强烈的要求，既要求严格与非犹太世界划清界线，又要犹太散居者为了他们国家的特殊利益而绝对服从于他们。她提醒指斥她的那些人，去想想复国主义运动的起源，它同样以排他性而著称。

艾希曼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源性的思考，即对自身过去的克服问题。汉娜·阿伦特恰恰认为，作为犹太人，这个问题绝对必要。她不遗余力地驳斥将犹太历史假设为一个连续体、把受害者角色只留给犹太人、赋予他们一种特殊命运。这种命运间接地为反犹主义的存在作辩护。因此她在艾希曼一书中着力强调，大屠杀不仅仅关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关系，而且还是“一桩施加在犹太人民身上的反人类罪”；这个罪行无论在实际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涉及到吉普赛人、斯拉夫各民族、反社会的人群以及“多余”的民众群体。她同时还承认，她压根不会充分阐释没有发生公开抵抗的根源是什么。[61]

她本人的回答是，承认“反叛行为”，承认个人出于伦理拒绝就范，所以她不惜笔墨去写那位以牺牲生命去反抗屠杀灭绝行动的安东·施密特军士。[62]在历史决定论——这是她在一个发展完备的极权体制里看到的典型特征，认定其发生在1941—1942年的德国——与基于良知的个人责任之间存在张力。她试图通过从道德伦理层面呼吁一种严肃性来解决这种张力。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可以清楚无误地看出，她在对所谓“德意志的内在性”负责。[63]至少她坚持实事求是讲明理由，并以此作为有责任的行动的出发点。而“最终解决”的实施恰恰与此有关。

她对每个个体的要求，也是她自己努力实践的目标：敢于实践存在主义哲学含义下的飞跃，跳入自由的国度，拆除那些勾连着过去、通向外露的利益局势及其意识形态外衣的桥梁，敢于真正重新开始。[64]她明白，这对于民众是苛求，然而她要求的对象是那些以某种形式承担政治责任的人，哪怕他们只是作为犹太委员会的成员。此间，她还不遗余力地号召人们启用良知，呼吁后来人有机会挣脱久已生锈的历史枷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她将重心转向发展一种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这种政治学说可把人的境况重新解放，并且重新肯定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是相辅相成的筹码，重新拒绝强权思想和所谓的“现实政治”。在一个新世界里，会产生出这样的洞见，即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态、政治安定以及人口统计等问题，不再只是用纯粹现实政治和实用主义的行为方式来解决；在未来的这个新世界里，人们对这位思想上根植于“德意志哲学”的“犹太反叛者”会兴趣大增，而且，这种兴趣会收获日益重要的意义，尤其在面对年轻一代人时——她首先就是要对他们发声。即便她从未想过去解决贯穿她所有作品的那些疑难杂症。

[1] 见Mosche Pearlman, Die Festnahme des Adolf Eichmann, Hamburg 1961, S. 1733 ff.。

[2] 参见Pearlman, op. cit., S. 255 ff.;汉娜·阿伦特逐步向珀尔曼的论述靠拢。参见Martin Buber, Eine Anmerking, in: Die Kontroverse. Hannah Arendt, Eichmann und die Juden, München 1964, S. 233 f.。

[3] 批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的代表性观点和文章收录于Die Kontroverse, op. cit.。

[4]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Chicago 1961; überarbeitete deutsche Ausgabe: Die Vernichtung der europa..ischen Juden. Die Gesamtgeschichte des Holocaust, München 1982.

[5] 参见Hannah Arendt und 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1969, hrsg. von Lotte Köhler und Hans Saner, München 1985, S. 586（1964年4月20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阿伦特过于辛辣的评价是不可接受的。

[6] 这里指的是本—古里安与康拉德·阿登纳之间有过正式协商以及阿登纳曾努力避免汉斯·格洛布克和弗里德里希·卡尔·维亚隆等要员卷入诉讼之中。见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in dieser Ausgabe S. 82, 87 ff.; 参见阿伦特1965年3月14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Arendt-Jaspers-Briefwechsel, S. 621  f., 821）。

[7] Pearlman, op. cit., S. 167 f. 参见Jochen von Lang, Das Eichmann-Protokoll, Frankfurt 1984；此书中收录了艾希曼手写声明的副本。

[8] 参见Pearlman, S. 23; Prozess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a..rgerichtshof, Nürnberg 1947, Bd. IV, S. 395 ff.。参见von Lang, op. cit., S. 276，据此，阿夫纳·W. 莱斯曾尝试系统地证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计划在1939年5月就已确立。

[9] 参见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in dieser Ausgabe, S. 97 f., 110, 116 ff., 260。

[10] 参见笔者的文章：Die Realisierung des Utopischen. 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im,, Deitten Reich“,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9 （1983）, S. 412 f., 417 f.，以及该文所引的文献。

[11] 1960年12月2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Arendt-Jaspers-Briefwechsel, S. 446）。

[12] 1960年12月23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Arendt-Jaspers-Briefwechsel, S. 446）。

[13] 见Hannah Arendt: The Jew as Pariah. Jewish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Age, hrsg. und eingel. von Ron H. Feldman, New York 1978, S. 240 ff.中原先未准备发表的信件；肖勒姆的信的德文原版见Die Kontroverse, op. cit., S. 207 ff.。

[14] 见Hannah 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 Frankfurt a. M. 1967, S. 9：“在这一历史性的抓捕中，仅仅因为成为了不公正的牺牲品，是不足以让一个人不负上连带责任的。”

[15] 这与Pearlman的报道相悖，见op. cit., S. 167 f.。

[16] 也参见Shulamit Volkov, Kontinuita..t und Diskontinuita..t im deutschen Antisemitismus 1878—1945,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3 （1985）, S. 226 ff.。

[17] 见Hans Mommsen, Zur Frage des Einflusses deutscher Juden auf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Gutachten des Instituts für Zeitgeschichte, Bd. 2, Stuttgart 1996, S. 348—368。

[18] 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op. cit., S. 143 ff.; 参见S. 137。

[19] 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S. 441 f.

[20] 参见Hannah Arendt, Zionism Reconsidered, in: dies. The Jew as Pariah, op. cit., S. 135 ff.及其德文版：Der Zionismus aus heutiger Sicht, in: dies., Die Verborgene Tradition. Acht Essays, Frankfurt 1976, S. 132, 135 f., 151 f.; 另见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S. 443 f.。

[21] 1961年4月13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Arendt-Jaspers-Briefwechsel, S. 471）。

[22] 1960年12月23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op. cit., S. 452 f.）。

[23] 1960年12月23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op. cit., S. 452 f.）。

[24] 参见Adalbert Rückerl, NS-Prozesse. Nach 25 Jahren Strafverfolgung. Möglichkeiten, Grenzen, Ergebnisse, Karlsruhe 1971; ders., NS-Vernichtungslager im Spiegel deutscher Strafprozesse, München 1977。

[25]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Dov B. Schmorak, Der Prozess Eichmann, dargestellt an Hand der in Nürnberg und Jerusalem vorgelegten Dokumente und der Gerichtsprotokolle, Wien 1964一书中所作的描述。与之相反的是仍旧很有阅读价值的Albert Wucher, Eichmanns gab es viele, München 1961的研究，此书在审判材料公之于众之前就已出版，将艾希曼刻画为“丧尽天良行为的认真负责的工具”（S. 23）。

[26] Eichmann Tells His Own Damning Story, in: Life vom 28. 11. und 5. 12. 1960. 参见雅斯贝尔斯1960年12月14日致阿伦特的信（Arendt-Jaspers-Briefwechsel, S. 447 f.）。

[27] 参见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op. cit., S. 571. 最近的研究也接近于这样一个阐释；参见Hans Mommsen, Die Stellung Hitler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in: Der ,,Führerstaat“. Mythos und Realita..t, hrsg. von Gerhard Hirschfeld und Lothar Kettenacker, Stuttgart 1981, S. 43—70。

[28] 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op. cit., S. 681; 参见S. 622, 648。

[29] 参见Falk Pingel, Ha..ftlinge unter SS-Herrschaft. Widerstand, Selbstbehauptung und Vernichtung im Konyentrationslager, Hamburg 1978, S. 157  f., 160 ff.。

[30] 1960年12月23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Arendt-Jaspers-Briefwechsel, S. 453）。

[31] 参见起初同样被犹太人方面所驳斥的阐述，见Raul Hilberg, op. cit., S.700 ff.。

[32] 参见Arendt-Jaspers-Briefwechsel, S. 453。

[33] 例如见Die Kontroverse, op. cit., S. 77, 122。

[34] 在这一点上，汉娜·阿伦特的批评指向了柏林的上层拉比、帝国联合会主席莱奥·贝克。本书英文版中使用的术语“犹太元首”（Jewish Führer，见1963年版第105页）引发了显而易见的情绪。阿伦特在德文版和英文第二版中修正了这一错误用法，但仍保留了对贝克隐瞒他所知的毒气屠杀真相的批评。

[35] 如她在后来对肖勒姆的回信中所做的（见注释13）。

[36] 总结性论述见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New Haven-London 1982, S. 173  ff., 177  ff., 182 ff.; 参见Arendt, Der Zionismus aus heutiger Sicht, S. 127 ff.。

[37] 参见Lucien Steinberg, The Jews Against Hitler. Not as a Lamb, 2. Aufl., London 1978; Konrad Kwiet und Helmut Eschwege, Selbstbehauptung und Widerstand. Deutsche Juden um Kampf um Existenz und Menschenwürde 1933—1945, Hamburg 1984。

[38] Hans-Georg Adler, Theresienstadt 1941—1945. Das Antlitz einer Zwangsgemeinschaft, 2. Aufl., Tübingen 1960; ders., Die unheimliche Wahrheit. Theresiensta..dter Dokumente, Tübingen 1959.

[39] 参见1965年2月19日和1964年1月29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Arendt-Jaspers-Briefwechsel, S. 618, 580 f.; 也参见S. 548 ff.），以及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in dieser Ausgabe S. 91 ff.。

[40] 阿伦特所见到的George K. Romoser的博士论文以摘要形式以“The Politics of Uncertainty. The German Resistance Movement”为题发表于Social Research 31 （1964）, S. 73—93。Henry Paecht, Germany Looks in the Mirror of History, in: World Politics 13 （1961）, S. 633 ff.

[41]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in dieser Ausgabe S. 86.

[42] 转变由Karl Schmitthenner和Hans Buchheim主编的Der deutsche Widerstand gegen Hitler. Vier historisch Kritische Studien von Hermann Graml, Hans Mommsen, Hans-Joachim Reichhardt und Ernst Wolf, Köln 1966开始，本书部分收录于Widerstand im Dritten Reich. Probleme, Ereignisse, Gestalten, hrsg. von Hermann Graml, Frankfurt a. M. 1984。关于最近的研究发展的综述见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und der Widerstand gegen Hitler, hrsg. von Jürgen Schmädecke und Peter Steinbach, München 1985。

[43] 这些论点中最尖锐的见Norman Podhoretz, Hannah Arendt über Eichmann. Eine Studie über die Perversita..t der Brillanz, in: Die Kontroverse, op. cit., S. 120, 130 f.。

[44] 见Young-Bruehl, op. cit., S. 348 ff.。

[45] 参见Young-Bruehl, S. 332，以及与肖勒姆的信（见注释13）。关于私人信件的公开出版见1963年10月20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Arendt-Jaspers-Briefwechsel, S. 559）。

[46] 她面对这些敌意有多么坚强，可以从她与雅斯贝尔斯的书信中看出来；参见1963年7月20日的信（Arendt-Jaspers-Briefwechsel, S. 546 f.）。

[47] 参见关于讨论形势的概述：Totalitarismus. Ein Studien-Reader zur Herrschaftsanalyse moderner Diktaturen, hrsg. von Manfred Funke, Düsseldorff 1978; Totalitarianism Reconsidered, hrsg. von Ernest A. Menyel, London 1981, insbes. S. 44, 152 ff.。

[48] 见她对肖勒姆的评论，载于The Jew as Pariah, op. cit., S. 246。

[49] 遗憾的是，无论Elisabeth Young-Bruehl（op. cit.）还是Friedrich Georg Friedmann（Hannah Arendt. Eine deutsche Jüdin im Zeitalter des Totalitarismus, München 1985）都未对阿伦特在德意志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根源作初步的研究，尽管这对于理解她的情智特征是不可或缺的。（Friedmann的传记以一种对阿伦特的重要著作加以改写、对Young-Bruehl的作品加以总结的形式写成，并没有自己的补充，虽然有些地方加入了作者自己有保留的评论）。

[50] 见David Riesman对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1951）的评论，载于Commentary, April 1951, S. 392 ff.;参见Young-Bruehl, op. cit., S. 252。

[51] 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op. cit., S. 691.

[52] Hannah Arendt, Rahel Varnhagen. Lebens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Jüdin aus der Romantik, München 1962, S. 167.

[53] Arendt, Rahel Varnhagen, S. 200, 210.

[54] 参见Arendt, Rahel Varnhagen, S. 205。无疑，这一结论基于对所引用的范哈根言论的错误解释，而这正是正统的底层犹太人所要远离的。参见Rahel, Varnhagen, Ges. Werke, Bd. 2, Neudruck 1983, S. 537。

[55] 参见Hannah Arendt, Fragewürdige Traditionsbestände im politischen Denken der Gegenwart. Vier Essays, Frankfurt a. M. 1957, S. 11 ff.。

[56] 见Young-Bruehl, op. cit., S. 309 ff.。

[57] 参见Arendt-Jaspers-Briefwechsel, S. 622, 528 ff., 515, 407。

[58] 见Arendt, Die verborgene Tradition, op. cit., S. 25 f.; 参见S. 105。以及Wiebrecht Ries, Diese zu Staub gewordene Welt, in: Hannah Arendt zum Gedenken, hrsg. von Axel von Campenhausen u. a., Hannover 1977, S. 23。

[59] 见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in dieser Ausgabe S. 30 f.。

[60] Arendt, Hannah Arendt an Gershon Scholem v. 20. 7. 1963, veröffentlicht u. a. in der Neuen Zürcher Zeitung am 19. 10. 1963.

[61] 见Arendt, The Jew als Pariah, S. 248 f.。

[62]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in dieser Ausgabe S. 275 ff.

[63] 参见她论卡夫卡的文章，载于Die verborgene Tradition, op. cit., S. 62 ff., 92 ff.。

[64] 见Hannah Arendt, Vita activa oder Vom ta..tigen Leben, München 1960, S. 243.。开头部分的哲学显示出明显的借鉴自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27）的痕迹以及与卡尔·雅斯贝尔斯类似的思想。

Table of Contents

总目录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极权体制下的纳粹腐败和反腐

引言

1 有组织的自怜自爱与提携同党

1933年后对“老战士”的“补偿”；对党员的庇护和赞助

赠礼、特别基金和小金库

2 第三帝国腐败的核心领域

纳粹党及其各组织内部的腐败

狩猎、别墅、劫掠艺术品：纳粹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

“土匪省”和“丑闻西亚”

集中营系统与腐败

3 反犹与腐败

反犹暴力和个人的中饱私囊行为

“雅利安化”是腐败的结晶点

大屠杀与腐败

4 反腐斗争及其局限

政治上对反腐的利用

独裁的体制问题

朋党之交、门阀统治与官官相护

战时的丢车保帅

“打死苍蝇……”：亚诺夫斯基案

“……放走老虎”：内特林案和马尔迈斯特案

5 腐败与“民意”

结束语

致谢

附录

第三帝国的总年薪水平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现代性与大屠杀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前言

一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

文明化进程的涵义

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

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

文明化进程的道德后果

二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疏远犹太人的一些独特之处

从基督教世界到现代性中犹太人的不协调

骑跨在屏障之上

三棱镜群体

不协调性的现代层面

无民族的民族

种族主义的现代性

三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从异类恐惧症到种族主义

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种族主义

从排斥到灭绝

展望

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问题

非同寻常的种族灭绝

现代种族灭绝的特性

劳动的等级和功能划分的影响

官僚体系之对象的非人化

官僚体系在大屠杀中的角色

现代防卫的破产

结论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为集体毁灭服务的个人理性

自我保全的理性

结论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具有社会距离功能的非人性

个人自身行动背后的同谋

技术的道德化

自由漂浮的责任

权力的多元主义和良知的权力

罪恶的社会性质

七 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作为道德工厂的社会

大屠杀的挑战

道德的前社会来源

社会接近与道德责任

道德责任的社会压制

距离的社会生产

结束语

八 事后的思考：理性与羞耻

附录 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译后记

注释

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导言

第一章 德意志国的形成

第二章 俾斯麦时代

第三章 德皇时代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五章 1918年

第六章 魏玛与凡尔赛

第七章 兴登堡时代

第八章 希特勒时代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十章 德意志国身后的历史

初版后记与致谢

1990年版后记

解读希特勒

征服希特勒的幽灵

第一章 生涯

第二章 成就

第三章 成功

第四章 错误

第五章 失策

第六章 罪行

第七章 背叛

巴黎烧了吗？

译序

序幕

第一部　威胁

第二部　斗争

第三部　得救

附录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致 谢

导 言

第一章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强迫症的进化

意识形态的妄想和狂热的仇恨

几种对犹太人的仇恨：西方的观点

中世纪的基督徒和犹太人

移民和强迫集中居住

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

民族主义和欧洲种族主义年代的犹太人

第二章德国人和犹太人，1700—1871

作为一个德国问题的犹太人问题

解放运动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犹太人对解放运动的回应

第三章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混合的社会体系：第二帝国，1871—1918

大众的民族化

对种族主义的尊崇和民族偏见

犹太人在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反犹太人偏见的多样性

第四章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犹太恐惧症的聚集

纳粹犹太恐惧症的兴起

阿道夫· 希特勒的犹太恐惧症

第五章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德国基础的分裂

犹太人灵魂的分裂：一体化、自我认同和自我仇恨

犹太人对犹太恐惧症的反应

魏玛时期犹太恐惧症的强度如何？

第六章纳粹的种族国家

种族和政治

党卫队：极权主义控制和种族灭绝的工具

第七章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

野蛮的行为和未协调一致的攻击，1933—1935

犹太人最初的反应

妄想加速：纽伦堡种族法

对外侵略、绥靖、大屠杀和战争，1938—1939

第八章大屠杀的前奏：从安乐死到种族清洗

庞大的种族净化开始：安乐死

东线种族清洗的理论和实践

毁灭的等候室：在强迫集中居住区犹太人的集中化

德国犹太人的末日

第九章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

大规模的杀戮计划

国家授权的杀戮：大规模的枪决和毒气杀人

犯罪者：普通的德国人？

通往极端邪恶的会聚之路

1. 纳粹权力精英生物学—种族的世界观

2. 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宣传效果

3. 集权主义科层体制的共谋

4. 文明约束的崩溃

5. 战时环境的掩盖和对俄战役的残暴效果

6. 被占国家和卫星国的合作

7. 在冷漠世界里受害者的消极性

第十章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

“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的传说

从集体犯罪到集体的心理抑制

受到心理抑制的事物的回归

新的统一德国的围墙

精选文献

原始资料

二手资料

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

上部

第一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

欧洲背景

德国背景

第二章 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的心理创伤，1919—1923

第二帝国的终结

处于革命骚乱中的德国

魏玛和凡尔赛

政治混乱、暴动和金钱的终结

第三章 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

希特勒的祖先

童年时代的人格定型

青春期的幻想

无家可归的局外人，1908—1913

希特勒在慕尼黑，1913—1914

战争拯救了希特勒，1914—1918

观念的诞生

小结

第四章 纳粹党的兴起，1919—1923

从红色革命到白色反革命，1918—1919

纳粹党的起源和成长

党的成员、财政和准军事组织

第五章 啤酒屋政变及其后果

1923年11月8日—9日希特勒政变

对希特勒的审判

兰德斯堡和《我的奋斗》

纳粹党的分裂

第六章 政治荒野的年月，1924—1929

魏玛共和国破裂

希特勒重建纳粹党，1924—1929

扬格计划和大萧条的来临

第七章 纳粹党掌权

议会民主的崩溃

纳粹党的崛起和布吕宁的终结

巴本和施莱歇时期

致命的拥抱：保守主义精英选择了希特勒

结论 谁支持了希特勒？

下部

第八章 权力的稳固，1933—1934

纳粹党对政府的攻击

一体化的方法和工具

蜂鸟行动：清洗罗姆

第九章 极权主义的种族国家

元首和元首原则

纳粹党

国家体制

国中之国：党卫队

第十章 纳粹德国的生活

大众诱惑的美学和心理学

青年和教育

妇女和家庭

宗教和教会

纳粹统治下的文化状况

经济和劳动力

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

第十一章 通向战争之路，1933—1939

两次大战之间的强国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

里宾特洛甫和新纳粹外交政策

穿过危险区，1933—1937

吞并奥地利

苏台德危机和慕尼黑绥靖

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

最后的危机：波兰

第十二章 闪电战：德国权力的扩张，1939—1941

战争心理和战争能力

闪电战和胶着战：1939年9月1日—1940年5月10日

针对西方的战争

英国之战

地中海战场：巴尔干和北非，1940—1941

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

第十三章 欧洲新纳粹种族主义秩序

纳粹对大陆的占领

纳粹的罪行

大屠杀的前奏：东部的种族灭绝政策

大屠杀

第十四章 纳粹德国的战败，1942—1945

命运转折点：斯大林格勒和“突尼斯格勒”

进入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的灭亡

希特勒和德国人的失败

纳粹在海上、空中和实验室里的失败

对德国的包围：从D日诺曼底到“突出部战役”

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1945年1月—5月

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

结论 德国罪行问题

纳粹德国大事年表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导言：对汉娜·阿伦特的绝罚

一

二

三

致读者

德文版前言

一　正义之殿

二　被告

三　一位犹太问题专家

四　犹太问题解决方案第一阶段：驱逐

五　犹太问题解决方案第二阶段：集中营

六　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屠杀

七　万湖会议或彼拉多

八　守法公民的责任

九　第三帝国的遣送：德国、奥地利以及保护国

十　西欧国家的遣送：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

十一　巴尔干地区的遣送：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

十二　中欧国家的遣送：匈牙利、斯洛伐克

十三　东部屠杀中心

十四　证据与证人

十五　判决、上诉、执行

结　语

附　言

参考文献

附录：汉娜·阿伦特与艾希曼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