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
简介
《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是法律出版社1957年9月出版的。被点名批判的政法界“右派分子”共26人，他们的“谬论”37篇。他们是黄绍竑、谭惕吾、杨玉清、吴文翰、王造时、陈体强、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陈建国、杨兆龙、顾执中、林希翎等。既有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这样的法学家，也有林希翎这样的大学生。

《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法律出版社，1957年，北京。

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

(内部读物)

法 律 出 版 社

1957年·北京

编 者 的 话

资产阶级右派利用了全国整风的时机，向我国人民民主法制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他们不仅在学术思想上，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代替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而且在实际工作方面，一概否定我国立法、司法和政法教育等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别有用心地歪曲和捏造事实，进行诬蔑、诽谤，企图动摇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破坏人民民主专政；阴谋使反人民的旧法复辟。从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向我国法律、制度方面进攻的阴谋活动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我们将这些谬论汇集成册的目的，就是要在人民面前宣布他们这些反动谬论，暴露他们恶毒的阴谋，为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提供一部分参考资料。

在材料的选择上，是以整风运动中法律界的右派分子反动言论为主，对社会上其他右派分子或整风以前发表的有关法制的谬论，也酌予收录。我们准备陆续搜集这方面的谬论和批判谬论的文章，希望读者及时提出意见并供给材料。

1957年9月

目　　录

党不应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黄绍竑　5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5月15日会议上的发言)

党不应该另搞一套机构……………………………………………………………谭惕吾　8

(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6月5日会议上的发言)

对报纸党组和房屋改造的意见……………………………………………………谭惕吾　9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31日第3次会议上的发言)

共产党必须“下治”“下轿”，文人应该起来“反现状”………………………杨玉清　12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31日第3次会议上的发言)

问题在中央而不在地方，我们要打大的、打硬的…………………………………杨玉清　21

(在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5月29日会议上的发言)

为旧法“招魂”………………………………………………………………………吴文翰　24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27日第1次会议上的发言)

把整风重点放在基层＊……………………………………………………………王造时　26

(在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的发言)

进一步建立民主法制秩序＊………………………………………………………王造时　31

(在“新闻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法制的意见………………………………………………陈体强　33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7日第6次会议上的发言)

批评“三害” ＊……………………………………………………………………钱端升　39

(在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5月29日会议上的发言)

政法教育界的“三害”很严重………………………………………………………王铁崖　44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4日第4次会议上的发言)

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公式来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不公正的＊………楼邦彦　45

(在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5月22日会议上的发言)

“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党不重视法律科学与知识分子………………………陈建国　48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6日第5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楼邦彦　56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18日第10次会议上的发言)

到底谁“利用”了谁…………………………………………………………………陈建国　61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18日第10次会议上的发言)

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杨兆龙　64

(载“华东政法学报”，1956年第3期)

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杨兆龙　86

(载1957年5月9日“新闻日报”)

我谈几点意见＊…………………………………………………………………杨兆龙　101

(在“新闻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法律界的党与非党之间＊………………………………………………………杨兆龙　105

(载1957年5月8日“文汇报”)

歧视老一辈，令人有点心寒＊……………………………………………………杨兆龙　111

(在上海市委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

法律系办得最坏，是公安机关、法院作风＊……………………………………杨兆龙　112

(在复旦大学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有法难依”以及试论司法改革…………………………………………………吴传颐　114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6日第5次会议上的发言)

法律界的“墙”和“沟”…………………………………………………………张映南　117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4日第4次会议上的发言)

新旧应该并重，不能单纯迎接新的，抛弃旧的…………………………………张映南　120

(在人大常委民盟小组会5月24日会上的发言)

目前司法工作中的矛盾…………………………………………………………俞锺骆　121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6日晦5次会议上的发言)

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肃反运动的法律问题…………………………………谢怀栻　124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4日第4次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政法教育和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谢怀栻　128

(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老法学教授被一棍子打死………………………………………………………陈盛清　131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30日第2次会议上的发言)

法制遭到任意破坏………………………………………………………………顾执中　133　　(载1957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党不应领导司法，“六法观点”不该批判………………………………………水　梓　134

(在甘肃省政法座谈会6月7日会议上的发言)

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法制观念薄弱“上梁不正下梁歪”…………………………吴家麟　136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27日第1次会议上的发言)

立法工作死气沉沉，司法工作一团糟，镇反运动杀多了，法律教育撤教条

…………………………………………………………孔　钊、朱华荣、黄守礼　189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整理材料)

错案要以大赦来调整……………………………………………………………杨　鹏　146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30日第2次会议上的发言)

对大赦、法制等问题的意见………………………………………………………卢蔚乾　147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30日第2次会议上的发言)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杨希翎　150

(在北京大学5月23日大会上的发言)

肃反扩大化了……………………………………………………………………林希翎　155

(在北京大学5月30日大会上的发言)

应该区分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放手批评政策法令……………………………钱照光　157

(在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召开的政法座谈会5月31日会议上的发言)

注:有“＊”符号的标题，是原有的标题；其余标题是编者按发言内容拟出的。

党不应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

(黄绍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5月15日会议上的发言)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持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但是，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

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这杂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

关于整风与法律制度问题。我把整风把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整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在制度上要注意哪些问题，首先是兼职问题。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除法律规定者外)，希望把这个问题检查一下，比如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是否可以成为专业专职呢?是值得研究的。我以为如果成为专业专职，工作可能做得好些，有人说:党派的领导人不能不兼，如果这样说法的话，毛主席要多少职务呢?我以为在两个常委内，各党都有一定的员额就得了，何必限于那几个领导人呢?其次，重视已有制度，就我经常参加的人大常委和法委会来说，到会人数往往仅到达法定人数的边缘，其中，我估计了一下，共产党员缺额的比较多，尽管是因为兼职多、工作忙，但是，就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来看，是会令人引起不重视的感觉的，是不是有人觉得问题已经在党内决定了，常委会不过是形式的通过而已。

在立法上究竟要制定哪些法律呢?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有人说:苏联某些法律也制定得很迟，我们何必着急?我以为苏联好多先进经验，我们一定要学，但是，这样也算做先进经验吗?也值得学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快做呢?这样说法无非是为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做辩护。我认为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前几天，好多人提出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如果这些规定完备了，不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可以解决，党政的关系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此外，应该注意那些过去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如果不及时处理，并向人民作交代，就无异给整风运动来一个极大的讽刺。

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问题。“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个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员失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没了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最后，谈两个具体问题。(一)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二)解放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平反，历史上有罪的也应酌情处理。

(摘自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编者略加删节)

党不应该另搞一套机构

(谭惕吾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6月5日会议上的发言)

第一，共产党领导国有的方式问题。

党领导国家，大家承认，但用什么方式值得研究。现在政府有一套机构，党内又有一套机构，这是“双轨制度”。党内一套是清一色，不与群众在一起，脱离实际，这怎会不产生三大主义和“墙”“沟”。原说党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实际上已超越这个范围，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部门却没有权。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起作用。既然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来搞一套党的系统呢?希望中共中央考虑这样做是否合乎中国国情。

主席办公室应该扩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机构要充实，要发挥它的作用，共产党员到这个权力机关来监督政府，掌握政策；把共产党内各个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里的各种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内可以设党组，吸收非党人士参加工作。

第二，党的政策应该如何体现。

党直接指挥党员，会把国家搞乱了。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法律制成各种法令，通过法律、法令的实施，体现党的政策。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

第三，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

党制定政策，应在宪法范围之内。上海对房产商的改造问题是违反宪法的。中共中央应检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宪法有抵触的，如有，要赶快纠正。过去不遵守法律是为着推翻旧政权才不遵守它。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这不是小事情，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

司法、律师、检察是对执行国家制度起杠杆作用的，但在有些地方这三者是有一个党委领导之下，这是不好的(当场有人问:司法、律师、检察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是受一个党员领导，还是受党委会的领导。谭答不知道)。共产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检察等机关担任负责工作，但这些部门不应该受党委领导。

第四，怎样使共产党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

政府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但是党不受什么监督。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摘自1957年6月6日“人民日报”，编者略加删节)

对报纸党组和房屋改造的意见

(谭惕吾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31日第3次会议上的发言)

提两点意见。第一点:对报纸党组的意见。整风中揭露矛盾很多，但报上帮助整风意见少，替三个主义辩护的较多，对批评者的批评较多，给群众印象是否在“收”?“放”中有鲜花，有毒草。十分有毒的可以批评，但报上登得太多，会影响群众积极性。又报纸登党的长处不要登太多，登在显著地位，这会使党员疏于反省检查自己。我们第一次会议上提的意见很好，对有宗派主义的人有帮助，有好处。但报上登的不多。是否党组把有的意见放在党内呢?我不清楚。单看报纸的报导是很不够的，报纸党组在报导中要做到帮助整风，揭露矛擀，当然不是如旧社会那样要耸人听闻。

第二点:对房屋改造问题的意见。

第一，这次到上海视察，感到过去作为要实行房屋改造的材料不实在，在调查工作中存在问题。我只看到一部分调查材料(是否就是作为党要实行房屋改造政策的材料根据，我不知道)，里面指出，上海房屋的主要矛盾是所有制的问题，这是造成租赁关系不正常、房屋不够住的原因。据我在上海视察调查，认为主要矛盾不是所有制的矛盾，而是供求的矛盾，屋少人多、不够分配的矛盾。我了解一下已变更了所有制，对主要矛盾的解决起作用如何?没有解决。所有制变更了，房屋仍住得满满的。党决定政策从调查研究出发，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调查研究应从实际出发，不要杂有主观。那份报告是有些主观，没有反映出上海房屋的主要矛盾。

第二，上海采取房屋改造的方式值得研究。房地产公司走公私合营的道路是没有问题的。但一百来平方公尺的房屋也要公私合营，像子女给老人留的养老房子，小职员的破旧小屋，等等，都合营了。合营后，就要拿定息。房子不是企业，赚不了钱。上海的租赁关系很乱，有的房租连养护费都不够。一个合营公司有五千多人。欠租收不回，而要支出工资定息，结果去年专一千多万，今年虽精打细算后估计仍要亏七百多万。上海的小业主是欢迎改造的。有一个破棚户听到也要申请合营，有三万多户申请合营未批准，工作搞得很被动。我召集过一次座谈会，有一个小业主说了心里话，原来他的房子是危房，每晚睡不着觉，耽心要塌，合营后他睡着觉了。有的房租很低，三屋房子每月租费十四元，养护费都不够。我曾对上海的同志说过，你们是非法制思想，上海的租赁条例仍未颁，答赁关系搞得很乱。据了解，有些人硬是不付租金，理由是政府照顾我们。甚至租金低的，也收不到60%。为什么合营时，不就把租赁关系调整好?现在欠租情况非常严重。

第三，有的业主自住房也合营了。据说是如不合营，干部不便管理。但这不符合宪法第十一条国家保护公民的房屋和生活资料所有权的规定的。我在上海也说过，干部便不便于管理同违反宪法规定，孰重孰轻?房改把房地产公司、经租公司合营了，这是完全对的，但有些冒进了，违反了宪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希望党给以纠正。应该在宪法范围内决定政策，考虑影响后果。

现在都合营了，要想他们退，但小业主说，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还敢阻挡?还有的业主说他们放弃剥削，要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求国家安排，什么事都愿意做。但他们大部分都既不能算，也不能写，是没法给以安排的。因此当时未能把生活资料性的同生产资料性的房屋的界线分清楚，同时调查材料不是完全符合实际。

上海屋少人多，很多人伸手来向房管局要房子，甚至打干部。公家房子一空，有打碎门窗玻璃就住进去了的。有些人要求国家补助盖房屋，存在供给制思想，租金最好不要，要也要少。有的同样房屋的租金或高或低，有一幢屋抗战前房租150元，现在是人民币26元。但同样的房屋隔壁就要90多元。

对于城市房屋问题如何解决，党以后要很好考虑。我曾跑过许多城市，研究这问题。我认为现在群众所需，不自己解决，都要国家解决，这不合理，要在宪法范围内调整租赁关系。应该用法制、用租赁条例管起来。现在房屋管理局有15，600多人，不一定人人有事做。应该统一管理租费修缮费的标准，确保生活资料的房屋的私有制，自己住的屋子可以少量出租。

再补充一点。经租公司不须安排人事。但拿不过所有权来，这里是否一定权把所有权拿过来?经租公司有2，000干部。经租应由法律管。

宪法规定的个人房屋所有权，不是主观上想侵犯，而是在敲锣打鼓时没明确，把轻重倒置了，没看重宪法，而看重了当时的请求。

共产党必须“下台”下轿”，文人应该起来“反现状”

(杨玉清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31日第3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是在政法学会做具体工作的。关于学会和政法研究的问题，我在学会谈了二个钟点，现在不谈。我应帮助党搞好整风，我认为有的人有顾虑，不是争鸣，而是哀鸣。有一位同志在发言中认为法制局机关内没有墙，但我遇到的另一位同志却谙墙太高了，弄得他“云深不知处。”八年来培养了抬轿的人，坐轿的人很舒服，甚至现在有的想下轿，可是抬的人还不肯放。有一笑话，轿子四个人抬，第一个人是扬眉吐气，第二个人是不敢放屁，第三个人是昏天黑地，第四个人是摇来摆去。前呼后拥，肃青回避。整风运动就是“下轿”运动，请党员下轿，深入群众。党有错误，这是光荣，是规律，因为多办多错，不办不错。有人认为不能说党的错误，有的人说:上级干部太好，中级干部太少，下级干部乱搞。最后一句话是对的，但是否上级干部就好了呢?不是的，一切始于北京，始于中央。我家本来是穷人，是破落户，后来我做事寄了钱回去，父亲买了田，成份算地主还是小土地出租者还需考虑。土改时我曾写信给当地领导，后来父亲在京还是被逮捕了，因为我写过信，同志们说我立场不稳，我又去信请罪，来信说我没有罪，父亲只是思想顽固的地主分子，可是派出所就算我为反革命家属找我训话，又把我妻子儿女叫去。逮捕父亲时并未明言是逮捕，仅说叫他去谈谈。在前政法委员会时我说过:“为什么要把森林砍掉，而去培养幼苗?”有位同志就问我什么是森林?我的话当然是不对的，但六亿人口大国，何在于几位书生?

我在中央政法干校时，开政法教育会议，我们有几个人重视这个问题，在一块互相交换意见，这当然是对的。但有人对我说:“这样不好，否则就会反映给领导了。”

后来肃反时干校领导竟说他们敌情观念不够，说干校有胡风分子集团。有某同志要我给一个人写材料，第一次写了后，又要重这与，这那里是给人写材料，这不是审查我吗?当然过去大胆怀疑是对的，但我这个意见还可供整风参考。因胡风是我的老朋友，肃反时叫我写材料，并说我是两面派，这些都显然是“有罪推定”。因此并不是地方干部不好，而首先是上级干部。北京的要下轿，有的人还要下台。政法界有一个特点，别的地方没有的，就是“司改”，司改中学旧法的人杀的杀，关的关，可也有些人却在作部长、司长。当然该杀的应该杀，不当杀的就要平反，司法改革应是这次检查的重点。“以不教民战是为弃之”，是谁叫他们审案的?现在牺牲的只是在前面打仗的，而不是在后面指挥的。那些在后面指挥的人却还在做官，这些人应该下台，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毛主席说要大家来做仁人志士，中国需要这些人。语重心长，我很感动。秉笔政的要下台，如人民日报总编辑就该下台。我认为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不是歌功颂德的。好的文章是反现状的。当然现在不是提倡反现状，但有错误谈一谈又何不可?现在不会有章太炎、邹容，因为没有那个气候、土壤。1950年以来，党员都是胜利者的面孔，只要歌功颂德，不听反对意见。少奇同志说现在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统一，是对的，但社会上不能说没有问题，残余特务，干部违法乱纪等。过去说三十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乱后必有凶年。现在还是有天灾人祸。建议党应“抓住法制，抓住科学，广开言路，广开贤路”。天灾用科学征服，人祸以法制来治。党在经济、军事、文教方面都有办法，如平定物价、扫盲等，但不懂的恰是政法，恰是科学。现在缺少法律，说是从无法无天来的，说是要从实际出发，这只是自我陶醉，鸵驼鸟政策，阿Q精神。旧的法律都推翻了，迫切需要一个标准。我们学习苏联，为什么在立法方面不学习?现在缺乏标准，说什么“少杀长判”，这简直是害死人!“齐放”就是广开言路，但有些人当作是一阵风，刮过去了还是我来呀!你们还是不敢讲话的。别以为这是一阵风吧!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谁也挡不住的，不能死灰复然。大家赶快起来吧!不要让一阵风刮过去。广开贤路，就是不但要说，而且要行动，谁有条件谁来干。德才资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德者资也，放了一炮，就吃几十年饭，像辛亥革命以后一样。

干校一领导同志说干校的培养对象是老干部和青年，因此旧知识分子大为波动，后来领导上又解释说:老干部与青年只是重点，旧知识分子也要照顾。我认为要看是否有条件，老干部也要有条件，否则就改行，老教员有条件也可培养，为人民服务又有什么不好?

我有一感想:蒙古人进来，分人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清朝也是满人、汉人分得很清，一个胡林翼还要放一个官文监视他。现在是一个党员，一个群众。当然这话不对，但可考虑。我曾问党员，你们怕我什么?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也不后人。我认为今天开会等于请客，踊跃发言等于把菜吃光，党就是不要我们说我们也要说，我们大家要做仁人志士。

＊ ＊ ＊

编者按: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杨玉清对上面这份发言记录提出书面修正，现将其修正后的发言记录附载如下:

我是在政法学会作具体工作的，关于学会和政法研究的问题，我曾经讲过几个钟头，现在就不讲了。

这次整风，我觉得我们应该争鸣，说出自己心坎上的话。但很多人有顾虑，说怕报复。这简直是哀鸣，这种话的本身，就是对党的一个批评。

我曾经遇着在法制局工作的一位同志，我问:“有人说法制局没有墙，你觉得呢?”他答:“是的，墙太高了，他被闯昏了，弄得‘云深不知处’”。我说:“是的呀!一直到现在，坐轿的不肯坐，而抬轿的偏不肯放”。

我记得过去笑话书上有这样的话，形容四人抬轿，第一个是扬眉吐气，第二个是不敢放屁，第三个是昏天黑地，第四个是摇来摆去。前面的人，就打着牌子，肃静、回避。这当然是笑话。我们的党员，有些脱离群众，很象坐在轿子里边。几乎有的党员到什么地方，人家就要肃静回避。所以我想说，这一次整风运动，就是下轿运动，希望在轿子里边的党员走下轿来。

但光下轿还不够，还有的党员，不但坐在轿子里，甚至于还把轿子摆在台上。这种人不但应该下轿，同时还应该下台。

有人这样说:上级干部太好，中级干部太少，下级干部乱搞。最后一句话，在地方上说，是有它的根据的。例如湖北去年因种粳稻300万亩，收成不好，农民就大有意见。说:远望一片青，近望一尺深，露头三粒谷，费了政府心。至于上级干部太好，是不是就对呢?我觉得，上级干部，特别是在北京的上级干部应该提高警惕。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很好了，就忽视了整风的重要性。例如我家本是穷人，后来我做了事寄钱回去，父亲买了田。我家人口很多，成份算地主还是小土地出租者还待研究。土改时我曾写信给当地领导，说据我所知，我的父亲没有罪恶。如果有回乡的必要，只要来一封信通知就行。结果还是来北京把我的父亲逮捕回去了。因为我写过信，那时在政法委员会，同志们说我立场不稳，我于是去信请罪。来信说农民对我无意见，父亲只是思想顽固的地主。可是，派出所就把我当反革命家属，时常叫去谈话。我的妻儿，还被叫去和脚镣手铐的人在一起开会。这种情况，我想向政法委员会领导上反映，先和一位同志商量。他回答:“你不要讲了，你再讲，大家会有反感”。所以我就不反映了。又例如关于学旧法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我曾经向政法委员会一位同志说过:“为什么要把森林砍掉而去培植幼苗”?他回答:“什么人是森林”?我把学旧法的人当做森林，当然不对。不过，我总有这个想法，中国六亿人口的大国，不在乎几个书生。这种人还是应该设法用的。还有，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时，我们有几个很关心政法教育会议的事，所以相约交换了意见。当时领导上就认为不对，说这是自由主义，脱离组织。以后肃反时听说领导上还认为他们敌观念不够，指那时谈话的几个人是有如胡风分子集团。因为这件事，在肃反中干校还要我写过某一同志的材料；一次不够，还要我写第二次。我说，这不是要我写旁人的材料，就是不相信我，就是要审查我。还有，肃反时，在政法学会，因为我和胡风是老朋友，我写了材料，还交出了很多年前胡风给我的信。有人说:“为什么你交出的都是于你有利的材料”?还说我是两面派的手法。这简直是“有罪推定”。当然，大胆怀疑，也是很必要的。我说这番话，是摆出我亲身的感受。如果说乱搞，应该说是从北京起。我们在北京的人，绝不能因为特别靠近毛主席的光辉照耀，就松懈了自己的注意力。

我还觉得，我们政法部门在各种运动中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部门所没有的，那就是司法改革运动。在司改中旧法人员在工作中犯了错误，杀的杀，关的关。但其中也一定有些不应杀而杀、不应关而关的。这一次应该检查，应该作政法部门检查的一个重点。同时“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以不民战，是谓弃之”。在上面负司法工作领导的人，不能说没有责任。然而这些人也是学旧法的，却仍然可以作部长、作司长。这些人应该下台，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

我听了毛主席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要大家作“仁人志士”，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一次整风，也包括整文风。秉笔政的人要下台，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就该下台。因为人民日报多年来代表了一种文风。我觉得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自古以来的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还要出几个章太炎、邹容来反政府。今天也绝不能有这样的人，因为无此气候、土壤。我只是说不能形成一种歌功颂德的文风，我们见了错误就得讲。党员有错误，是光荣，是规律，因为多办才多错，不办的就不会错。有了错误讲一讲又有何不可呢?

我还想向党提出几点建议，那就是:抓住法制，抓住科学，广开言路，广开贤路。

中国历史上，老是有天灾人祸。所谓30年一小乱，60年一大乱；还说，大乱之后，必有凶年。今天诚如少奇同志所指:我们完成了空前未有的统一，空前未有的安定。但天灾人祸，不能说我们今天就完全不成为问题。当然，我们在天灾的面前，不是束手无策的。我们一定得进一步抓住科学去消灭天灾。我们八年来消灭了最大的人祸——战争，但残余特务、流氓和违法乱纪的坏分子等等，还不是不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所以也得以法制去消灭这样的人祸。我们党对军事、财经、文教等等都有办法，但法制、科学是薄弱的环节。只怕党不抓，党如果抓起来，一定会有办法。例如法制的问题，一切旧的推翻了，需要一个新的标准。苏联革命后列宁特别亲自抓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一切学苏联，只有这一点又不学苏联。过去不必说，现在已经八年了，不能还说条件不够，应该适应客观事实的需要，抓住法制工作。如果还是说条件不够，应该适应客观事实的需要，抓住法制工作。如果还是说过去的一套，我们是从无法无天来的，我们是要从实际出发要从经验中总结提高等等，那就是法制上的鸵鸟政策、阿Q精神。

关于广开言路的问题。这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广开言路。但这不是一阵风，是我们长期实行的政策。如果有人以为一阵风刮过去了，自己依然可以不让人讲话，那就是错误的想法。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谁也挡不住的。在中国过去也说: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忠经上还说:始之以顺词，中之以抗议，终之以死节。我们今天当然不必如此。但这种犯彦直谏的精神总是说不坏的。

关于广开贤路的问题。有些人不光是说话的，也可以办事。这种人，我们应该用。现在用人的标准，是德、才、资。其实有上结地方的是德者，资也。几乎等于辛亥革命一样，放一炮就可以吃几十年。昨天我才知道一件事情:有的转业的人可以作厂长，可以作经理，还可以作总工程师。就是用人的条件，限制太严，使得某些党员，成了万能。我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时，有一次领导同志报告，他们培养教员的对象是老干部和青年。我觉得不应该以人分，应该提出条件，谁够条件就给谁干。当教员必有一定的条件。老干部够了，老干部可以干；老干部不够，老干部也不能干。旧知识分子如果锐意改造，够了条件，也不是绝不能干。如果以人分，那就会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故事:蒙古人关分人为几等，清朝又分满汉。这话当然不对。我提出来，仅供参考。前四、五年，我曾经问过一位主管人事工作的同志:“你们为什么不用我?你们怕我的什么东西”?这当然都是过去的事。我总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爱国的，应该广开贤路，使他们能贡其所长。

最后我认为今天开会等于请客，踊跃发言，等于把菜吃光。我是把菜吃光的。我的话那怕是错的，我也讲出来，供党的采择。希望大家起来争鸣，把党的整风工作搞好。我们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仁人志士”。

问题在中央而不在地方，我们要打大的、打硬的

(杨玉清在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5月29日会议上的发言)

我是一个新学徒，本来不应讲话，现在让我说说我的感觉吧!我认为大会也好，小型座谈会和个别交谈也好，造成气氛比一切都重要。

(一)关于立法问题

无论组织法和一些条例、通则、细则等的起草拟定都和国务院本身有关系，现订的法则中漏洞很大，如国务院组织法第六条说法很活动，按照工作需要设立办公室，这样活动性就很大。于是监察组织条例第十二条和其他部的组织条例都援例。这样，这条法立了等于不立。立法前，不要太严密，不要束手束脚，以便设立机构用人用钱都可以自由，这样管理国家如何得了?机构、人员、预算都不能乱用乱破。如果一个部长说不清自己的工作方向，不知道要设多少机构、要多少人，那么就不应该做这个工作。我们通过的决议常用暂行、试行等字样，这意思是说今天通过的决定过几天就要修改，它的好处是立法的减少责任，但对行法的人来说，就会使他们发生执行的困难，使他们对试行、暂行条例缺乏信仰，立法修改的太多也使下面无所适从。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国历史上是有争论的:“立法贵明，行法贵恕”还是“立法贵恕，行法贵明”。依我看来今天我们立法、行法均应严格，因为这是科学，不要立了法又开路给人走，也不要说凡是实事求是就是不要像条文规定的、写在文字上的东西。因为我们批判资产阶级说他们不是法治，我们的人民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那么立了法，漏洞太多不是等于没有吗?

(二)党政关系

上次焦实斋已提出关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联合指示发的太多了，下面政党不分，我认为国务院本身就是个大本营，我们要打大的，打硬的，不能一切备下面，问题在中央而不在地方。

党政关系历来有三种情况:

1.党在政之上，党可以命令政府，如大革命时代湖北省委命令成立政府，这种办法可能是从苏联学来的，后国民党也沿用了，但只抄袭了形式而无内容。

2.党在政之中，党就是政，政即是党。如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党虽然没有取消议会，但议员全部是党员，听党的指挥。

3.党在政之外，如英美标榜的资产阶级民主，党不在政之中。如法前总理富尔来我国，即是以人民身份来的，我们也以人民外交学会去接待。

我们党政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但是现在的作法好不好?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党应该通过党员去办事，否则就是抢事做，人和制度要分开，不要因为部长是民主人士就不去请示，这些要明确，不要马虎，时间长了，对工作不利。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集中权力而不是集中工作，这样就害了自己。

(三)行政管理

行政不是空洞名词，它有着丰富的内容。我们国和院是最高执行机关，按照宪法的规定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我们执行得如何?现在有些事上推常委、下交各部。我感觉国务院的责任感很不够，全国各地发生了问题国务院都有责任，过去六部院还有科身无事可作之人，现在我们的事务发展了，成立了有35个部，后来又增加了许多许多，过去不管的现都要管，甚至每个人的权利都要管，但今天我们却还存在官僚主义，有人说应该对事不对人，我要说对人不对事。事是人作出来的，单位多了，人多了更难管理，现在官僚主义到什么程度呢?谁有钱谁盖房，谁可以乱用，国务院随时纠正，但也管不了，同样是部而苦乐不均，管理不能适应工作需要。现在不仅是司法要法，行政机关更须要法，因为行政法更复杂，现在法律系没有行政法，不合适，敌人的东西也有可学之处，我们现在需要行政法，有了它就象鞍钢的工人操纵新机器，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使整个车间活动起来。

这是我的一些意见，供参考。

(摘自国务院秘书厅纪录抄件)

为旧法“招魂”

(吴文翰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27日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意见分三大点:

(一)“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对法学界来说起招魂的作用，过去的法学家大部分被一棍子打死了，或埋没在不乐意做的工作里；而新法学家，几年来虽在法学上有成就，然基本上被教条主义缠住失了魂。因而都要把它招回来。

解放后，兰州大学法律系也不例外，解散的只剩两个人，做做临时工及教外系的课，犹如吃闲饭，很多同志遭到失业、流散，被打入冷宫。在司法改革中学过旧法的更受歧视、打击，一无是处，并说我们是“法妖”、“六根未净”，使很多人噤若寒蝉，暗地发牢骚，悔恨自己不早生或晚生二十年。此外，说同一句话，如党员说的则是马列主义法律观点了。

1950年在新法学研究院学习，集中到法制委员会搞出个刑法草案，一党员同志对之一言以毙之，说这是“六法翻版”，几个月的辛苦劳动付之一炬。这种批评即使对，也不能心服。

几年来打杂工，教经济方面，拼命啃名词，心里很空虚。在这情况下，年已半百，七、八年恍恍惚惚就如此过去。现在党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我们如枯树衰草得以逢春。

去年以来，法学界情况有些活跃，上海法学会成立，创办“法学”杂志，北京数次座谈，说明这些法学家还可以为国家贡献力量。

学新法学的人当中造就了很多人才，但所学的只限苏联的法律教科书，生搬硬套，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学习。1938年后苏联社会科学发展不大，特别是法学。苏联法学著作的内容都差不多，十个和尚念一本经。中国也跟着十个和尚念一本经。维辛斯基发表的一系列著作长期束缚苏联法学，他的著作不止一处有问题，如斯大林在肃反问题的扩大化有错误，都给以法学根据。中国本来没有“前科”而了学着用“前科”等。几年来虽有所改变但先入为主了。苏联对法律概念怎么说我们也跟着说，苏联法律，如民法典，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但没人指出。教学计划是学苏联的。新的一辈为教条主义迷住了，缺乏独立思考。

(二)整风除三害，如不尽，可以法制力量帮助整掉。部分领导有法律的虚无主义思想，认为是马上得天下。宪法已颁布，但以党代政现象到处皆有。肃反是马上得天下。宪法已颁布，但以党代政现象到处皆有。肃反中私设公堂。党的命令应遵守，但必需变党令为法令，使全国都遵守。个别党员的说话是金科玉律。少数不懂法律的人在作立法司法等事，政治水平高，但是业务水平没有。由什么人“举证”的问题在诉讼上很重要，但今天是不问青红皂白任意让人举证。量刑缺乏标准，一轻一重，还有个别的冤狱。三人评议，一说10年，一说15年，一说20年。结果，好吧，就15年。如说15年重了，他们说15年算什么!试问:让审判员同志坐几天看守所如何?开国以来喜用重典，今应慎刑。其次，根据“八大”精神保障公民民主权利。要深入检查错判，如发现有故意违法行为，希望在整风中处理几个。

(三)法学界存在宗派主义，领导多是党团员，有学法的，甚至也有没学过的。老的抬不起头，无名小辈休想。

法学理论与实践有矛盾，理论工作者专搞理论，实际工作者专搞实际。在实际工作中成就很大，但问题也不少。实际资料北京的同志还勉强能看到，外地不必说。整个保密制度与科学研究的矛盾，数法学为最深。我呼吁理论要联系实际；我呼吁废除不必要的“保密”制度。

苏联学制是五年，按中国实际，五年抑四年好!20多门课那些课需要?更改或增减?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的法律系究竟造就那种人才?如不同应如何分?这些都应让人放胆大鸣，畅所欲言。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应成立，并可考虑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合并。

把整风重点放在基层

(王造时在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的发言)

这些天来各方面的放和鸣，尤其是在我们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放和鸣，表现了两件伟大的事实:一、中国共产党的大公无私精神；二、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优良性格。

作为一个开国当政的党，主动地、及时地运用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来推动这么一个全面揭露矛盾、公开批评思想和工作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它具体地说明了党在重要关头是有魄力给予人民以应有而必要的领导。党的威信在全国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没有减低，而是更大大地提高了。事实的发展证明了那些怀疑群众践线的人们是完全错了。大家把心里头的话吐得越淋漓尽致，大家越体会到党究竟是我们自己的党。党的领导决定了“只有放不能收”，这个决定是英明的。党越让群众鸣得彻底，鸣得毫无阻碍，党的威信就越巩固。

有个时候，另有一些人怀着另外一种忧虑，忧虑上面尽管放，下面却鸣不起来——盖子尽管揭开，可没有人要伸出头来。这个估计也证明是错了。十多天之内，大家已经鸣起来了。当然这还仅仅是初步的开始。可是这初步是伟大的。在这春风解冻的今朝，我们各部门的知识分子所放出来的多多少少大胆直言之花，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它不但反映他们突破了顾虑，对党和党的政策完全信赖，而且充分表示了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是有能力，有决心，继承祖国几千年来读书人气节的优良传统，继承五四以来的革命的爱国精神，勇敢地响应了党的新号召，来推进这一个充满历史意义的新任务。他们信赖了党，党也应该信任他们，我相信党也一定会信任他们。我建议，党根据扩大信任一视同仁的原则，把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从各方面研究，切实加以调整和安排。我深深感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整个的阶层来看，确是有着毛主席所说的志士仁人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对它估计不够，党今后应当更多多加以爱护。我们大家爱国爱党爱自己，也必须把这传统更大胆地加以发扬和光大。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本着搞好事情的精神，继续放鸣，彻上彻下的放鸣下去。

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也越多，它阻碍了我们的生产进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划，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官僚主义者的行为，不管是有心或无心，实际上等于假借党的威信和国家的名义，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正如周总理所说，官僚主义者在党与群之间筑起了一座墙，挖下了一条沟，弄得爱国爱党的人，尽管满腔热诚，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一砖一瓦之用，可是莫明其妙地被挡在墙沟之外，凄惶失所，想不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国家有前途而个没出路。官僚主义不产除，党的威信必定受损害，社会主义建设必定大大受阻挠。

放鸣不是发牢骚，是对官僚主义开刀的第一步。前途是有困难有阻碍的。我们中间还存在着顾虑。特别是基层干部有沉重的顾虑；其层群众有更沉重的顾虑。到今天为止，来自基层的呼声，还是稀少而微弱得可怜。我们难得听到成千成万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呼声；我们也难得听到各机关小职员及各店铺小商人的意见；尤其是我们还难得听到千百万的工人和农民的心头话。今天我们可以摸出这么一个放鸣情况的规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放鸣，越不知道如何放鸣；越到乡村，越不敢放鸣，越不知道如何放鸣；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那里的官僚主义就可能是最弥漫。因此我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应当把这放鸣运动及时推行到人民生活和生产各部门的基层单位上去。在这点上，党是一定有了统筹兼顾的计划和步骤的。但是我还深深觉得问题不仅仅是把运动推行到基层单位，而是从作为整个运动来讲，放鸣的重点必须放在基层单位和基层群从上去。这不但因为基层群众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论理应该受到注意；更重要的，在基层里牵涉的面最广，事最多，情况最复杂，本来就不容锡搞好；而不幸基层的干部，一般说来，水平比较差，官僚主义犯得也就特别厉害，群众生活和生产上所受到的损失和痛苦也就来得特别深，特别重。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基层群众有苦说不出。基层的矛盾不揭露，不解决，其它的揭露与解决都是表面的。因此我要郑重再重复说一句，重点必须放在基层单位上去。

发动基层的放鸣，最重要，却是也最艰巨。基层群众是特别需要党的领导，也需要我们大家的帮助和鼓舞的。因此我建议:(一)在基层里必须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由高级的第一书记亲身出马指导，并会同有关的高级党政负责同志，及党外有代表性的人士组织若干审查团，选定重点，轮流视察、审核。作为一个大学里的教学工作者，我觉得中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中小学办不好，大学教育是无从办好的。在这个放鸣运动中，大学工作者特别有义务，有需要，给中小学的弟兄工作者以积极的支援。(二)有一支生力军，我认为应该特别加以运用的，那就是新闻界的工作者，我觉得在这次运动中，新闻界的同志们勇敢而切实地做了极可贵可敬的开路先锋的工作。让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下厂、下乡、下外县让春风还吹不到的偏辟角落，可以得到他们生花的笔杆来替千千万万有苦说不出的劳动人民诉说他们的心情。

最后我想说的，放鸣的作用是揭露矛盾；揭露的目的是要解决。党方面是充分注意到解决问题的，并且号召了干部在这次运动中对本单位的矛盾要尽可能地边发现边解决。我想，解决要求其快，但更重要的，解决要得其当。解决不得其当，等于制造一个新矛盾。党这次大可以切实扩大集思广益的范围。大家共同发现的矛盾尽可能由大家共同来解决。理由是:一、多方商讨，可以增加解决得当的机会；二、共同商定也可以分担解决后果的责任。因此，我建议两点:

(一)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在这次运动的各个阶段中通过各级的统战机构，动员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力量来切实参加审核这次各方面所提供的资料，并共同磋商解决的方针和办法。

(二)认真听取并采用专家研究的成果。许多问题不是凭常识，更不是凭教条能解决的。需要的是细致的科学研究。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学问，相信专家——特别是本国的专家。不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在社会科学方面(例如政治学，包括行政管理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如何延揽我们的老成学者，委托他们切实联系各部门的实际，研究并提供方案以备采纳。

我认为这次宣传工作会议开得非常好。被邀参加的人无论在小组或大会上说的话，都非常宝贵。可惜许多同志，还未得机会在大会上发言。我相信这些都是心血之作，都是有代表性之见。不仅党要听，大家也切望能看到。我建议将所有未经听过的发言稿，连同已经听过的，全部印成文件，分售与我们参加会议的人，让大家好好仔细研究，个别提出具体办地，来帮助党和政府。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我们放了花，为的是要结成果。我们此后结果不结果，不但全国人民都迫切期待，全世界的人也都在密切注视着。我们绝不可变成无果之花。在党的培护下，我们必定要做到朵朵的花都结成好好的果。

我衷心祝大会胜利。

进一步建立民主法制秩序＊

(王造时在“新闻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已开始进入一个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民主生活的扩大。在阶级斗争没有基本上的结束以前，因为要对付阶级敌人，所以偏重了专政；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系便成为主要的问题，我们今后便不能不重视民主。

既然要扩大民主，就不能不加强法治。民主是原则，它的体现有赖于法治；换句话说，民主的则须通过法律的规定，成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才得以实现。因此要讲民主就不能不讲法治；讲法治虽不一定要讲民主(因为以前德意的法西斯统治也有一套法律)然而在近代，法治的趋向必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自然比基于剥削制的资本主义民主更广泛，更丰富，更真实。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管的事情越来越多，与人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更不能不加强法治，否则便搞得手忙脚乱。

我们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向来重人治而轻法治，解放虽已经八年，但是在我们大家的思想上和生活习惯上，还有不少的人治主义的封建残余。因此我们要特别注重民主法治的宣传和教育。

要进一步建立民主法制秩序，我们第一便须重视宪法，奉行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应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但颁布以后好象逐渐被人漠视。这个现象千万要不得。我们要维护宪法上所赋予给我们的权利，也应该尽我们应该尽的义务。谁要破坏宪法，我们就应起而力争，那么宪法的尊严便可得以保持。第二，除法以外，我们需要制定各种重要的法典，如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作为我们共同生活的准绳。否则国家干部无法可依，一般人民无法可守，权利与义务搞个不清楚，犯罪不犯罪没有明确的界线，人治主义便要抬头，社会就不容易纳入轨道。第三，解放以来，政府也颁布了不少的法律或法规，但因为我们的变革很快很大，其中有的是不符合当前的情况了。立法机关应该赶快进行把应该修改的加以修改，应该废弃的加以废弃，否则司法机关难以执行，一般人民更不知何所适从。第四，重视法治以后，将来国家需要法学人才的数量必然越来越多，要求的质量必然越来越高，因此从目前起，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法学人才的培养与安排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人才好不容易。我们一面应该根据今后的发展，改进现有的政法学院和法律学校，另一面还应该赶快安排没有得到安排的老法学人才，或再安排已经安排而不得当的法学人才，使他们能各得其所，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献出力量。第五，也是最后一点，上海的老法家很多，冬蛰已久，现在应该响应党的号召，争鸣起来，对于现在的立法工作和司法制度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尽管提出，积极帮助政府来解决各种矛盾。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法制的意见

(陈体强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7日第6次会议上的发言)

第一，关于国家民主制度问题。这不完全是我这个人意见，近来听到有些人谈到一些意见，今天在这里反映，供有关方面参考。首先，我肯定人民代表制度是优越的，但在具体运用上存在缺点。(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多，会期短，主要听报告和长篇发言，小组有讨论，但主要是讨论领导布置下来的问题，大会发言彼此不交锋，各说各的，个人的建议很难得到在大会上辩论和通过。全国人代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按理可以监督政府，宪法未作具体规定，有罢免权，自然就有监督；但怎样进行监督?实际上也很难监督。要监督先要了解情况，而很多情况都是保密，不用说代表，据翁文灏说，连黄炎培当副总理兼轻工业的部部长时要一份各省工业厅厅长各单都不行。还有一些问题，政府工作好坏究竟由谁负责?不清楚。三反后薄一波的调动、最近曾山的调动，究竟为何调动?是由于个人原因而进行的人事安排?还是工作中的问题?人代大会都应知道。应该有表扬、有批评，而现在的事情做好做坏都不知道。我不是人民代表，实际情况不够了解，仅仅凭看报纸和一般印象提出这些意见。

(二)人民代表的选择问题。代表选举，头一次很新鲜，大家热烈参加。去年就较冷落，宣传不够。因为过去代表在群众中联系很不够，而是使人感到积极参加或马虎一点关系都不大。代表候选人无所选择，也无从选择，因为根据协商名单，人数与代表数相同，大家又不认识，无从表示满意与否。我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现在的代表是谁，做了那些事，怎样协商出来的，有无资格都不清楚。我选出的代表从来没有和我进行过联系。我相信共产党，去年投六个候选人的票实际上是投拥护共产党的票。还有的代表，和选区没有联系，例如山东人在北京工作，却代表山西，这种代表性在那里，值得怀疑。

这次选举作法非常粗糙，其实即使按现在规定来作，也可细致慎重些。形式上敲锣打鼓很热闹，但介绍候选人很简单，问主持选举的人，候选人的优缺点如何?他也说不清楚。在天津，有几位从国外回来的同志认真地要求见见候选人，问起他们怎能代表?许多对国家毫无贡献的人也成候选人，如一位工商业家属说明她当候选人的理由时只是说会去北京见毛主席，握过手。他们觉得奇怪，坚持不要她，但结果仍被选上。田保生同志曾作监票人，过夜十二时，建议封票箱。主持人却不同意封，他的意思是好的，想多收些选票，但不合法律。

(三)党政关系。党领导政，党政领导一身二任，但又各有一套机构。市委的部长往往就是副市长再批，再转到市委同级机构。市委的部长往往就是副市长再批，再转到市人委会，同样一个人批，为什么不让市委部长就当市人委会的局长一次批了就可以呢?这往往造成官僚主义。

(四)人代大会与政协的关系。前者是权力机关，代表是候举选出；后者是各党派协商推举的，不经人民选举。不必同一人既当选代表，又再兼委员。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专家，可是整天开会，本行业务顾不上，于是就产生了官僚主义。

(五)立法工作。过去立了些法，有的法不能说不好，但可多采取民主讨论方法。宪法有一亿人讨论，但我觉得，这是学习。草案在上面考虑已成熟，许多意见归结为修改了两条，我看也不重要，不值得修改。可否先作草案，甚至未具体成文，只是几条原则，交大家提意见，不要等相当成熟后才拿出来。如刑法、民法等，可以更广泛讨论。

第二，社会主义法制问题。(一)法制与民主分不开，行使民主权利，可以监督与反对领导人，如没有法制保障，何从谈到监督?要保障民主权利，必须建立法制。不只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有法必依。新中国法律是否得到充分尊重，值得研究。违反了婚姻法，有很多情况不是以法律解决而是用协商解决。如老干部与乡下老婆离婚，虽表面上经合法手续，但实际上乡下老婆是感到很大压力。更大的问题是违反宪法。宪法是党与人民意志的最高表现，应当遵守的。如在肃反中的错误，这次在整风中听到许多使人吃惊的事，许多宪法条款被忽视，如限制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违法搜查。我完全同意肃反，这是国家的重大事情，但不等于有权违宪。有些机关私设公堂“审讯”。私自搜查，违反逮捕条例，逮捕无手续，搜查无凭证，逮捕后羁押很久。羁押日期，条例上又未有规定，必须补充，否则人民权利是空的。“有反必肃”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也是对的。但“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值得怀疑。有许多是可以避免的，中要遵守法律，用合法手续进行，即可以避免错误。肃反中提出要“大胆怀疑”，但不等于在作法上肯定被怀疑的人已经是犯罪的人。无罪假定是世界上共同的原则。未经法院合法手续证明有罪，是无罪的。在对敌斗争中，打了自己人，不等于消灭敌人，反而增加敌人。有人说这是“立场稳”，但打了自己人，立场何在?肃反已过去了，主要是今后要从最高领导起注意建立法制观念，不单是喊口号“要立场坚决”。

已错打的人，中央规定要道歉。不能想象参加肃反的所有干部全部要负法律责任，不过有些人的确是挟嫌报复打击，真是别有用心的，则不仅检讨、道歉，而且要以法律制裁。因为给国家造成了损失。高院领导人曾说，这会打击干部积极性，我想不会，因为范围小。在平反中可否如此?请考虑。政协委员孟鞠如告诉我，他这次视察，看见有一地方检察院的工作情况，发现检察院对于维护法纪非常认真，实在感到兴奋，我建议把这一类文件广为公布，使人民对于我国法治精神有正确的认识。

(二)建议设置经济法院和行政法院。一人犯技术错误造成责任事故，往往被迫及历史、动机。法律应很好考虑这类问题。比如医生给高级干部看病，如死了，究竟是技术还是谋杀?又如设计错误，便是严重责任，因此许多设计师不愿设计，照搬苏联的东西，不管是否适合中国情况，甚至造成浪费。因为，设计好了，对他没好处，坏了，就会追到政治问题上去。这样如何能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呢?在唐山发生破坏苏联机器一案，说是特务破坏，在艾德礼来访前一天，当前几万公从枪毙。机器价值不大，姑不论是否要枪毙，尤其是当艾德礼去以前一天，枪毙是否策略?可以建议设立经济法院、行政法院来受理这类案件。

(三)座谈会上有人希望把法院判决书公开。什么罪，什么刑，使人有所遵循，这对人们遵守法律有好处，特别在法律不完备的今天很需要，从研究角度看也是必要的。蜂天有人说判决书质量不好，拿不出去，这不成理由，正因为是不好，尤其要拿出来让大家看看，这对审判员也起一个监督作用。

第三，国际法，过去在中国一向是很薄弱的。因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只要“叩头法”。解放后有种看法，认为学国际法的人，都是学西方资产阶级的国际法，对我们的今天没用，而被否定了。因此都改行搞编译或到图书馆工作，这种情况很严重。唯一培养的地方是人民大学，是由苏联专家讲课的。由于学旧国际法的人在以前很少能接触到苏联的书籍，因此不经改造是不能教课的。但“国际法”在苏联是不强的，特别是国际私法，苏联有名望的国际法学者都是从前在西方国家学的，十月革命后经过改造的。学国际法不能单考虑自己的观点立场，也要考虑对方的立场观点。学旧的人要学苏联的东西，学新的人要学西方的东西。因为苏联研究国际法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而西方有四百多年的研究。

在资料方面，学国际法与其他法不同，过去有的学校宗派主义很厉害，53年外交学会有人想把英国一国际法教科书译成中文，人民大学反对说:苏联对此书不公开的。后据了解不是如此，该书在苏联是公开出售的。虽已成旧账，希人民大学检查时参考。

学旧的很少，且转业改行了，而新的一时培养不出来，教师更缺乏，而人民大学的则到处去讲国际法。如人民大学有一女生(据原学校的教师说在校时学习得并不十分好)毕业后被派到东北，来往于沈阳、长春两地开课。不是东北没有老的人，就是不让他们开课。这是怎么考虑的?必然是宗派主义造成。又如在法学研究12年科学规划草案中有国际法，然我们搞国际法的却不知道，听说是人大、外交学院的同志参加讨论。周老(鲠生)参加过一次，后来要王铁崖和我参加一次。这事其实得集中很多人共同讨论，有什么可保密的?这也说明宗派主义。

国际法学存在有危机，科学水平低得可怜。我国国际联系日益频繁，将来联合国、国际法院能派谁去?不能只凭立场而派老干部；应派一些内行的人去。在那里不能在开会时打电报回国请示，要有当机立断的能力。这次南斯拉夫法律工作者代表团谈到该国国际法协会有二百多人。这应该引起法学界的注意，也要引起政法学会的注意。

关于书籍问题，报上已登清华大学图书满地都是社会科学的书，还不肯借。清华没理由保存这些书，北京有这种事，这不但说明对科学不尊重，是本位主义，而且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请有关部门考虑什么书应归谁，使起到书籍应有的作用。

批评“三害”＊

(钱端升在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5月29日会议上的发言)

我校肯定有三个主义，通过这次整风能否整好，我看不可能，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国家的政法部门和高教部有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严重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如果上边不严格去掉这些毛病，我校孤立的除“三害”是很困难的，例如政法部门使用知识分子方面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级知识分子更受歧视，积极性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地方的政法部门较负责的非党同志很少。党员总是少数的，工作作好应该依靠大家，政法部门有什么道理把门关得那么紧呢?部队中和外交部门中还有较负责的非党人士，难道政法部门一定要这样紧。我校五四年毕业生去天津的几乎全没搞政法，五五年毕业的稍好，但也有问题。因此希我校整好必须把上边整好。

我校五年来工作有不少改进，但还不够，还有很多不正常现象，我今天着重谈谈宗派主义和与此不可分的工作上的若干重大缺点。

(一)我院成立后的几个阶段

从工作的改进和党群关系、宗派主义的轻重和建校以来分为四个阶段:

1.筹备、定型阶段:从筹备到戴铮同志离开、武付院长来校。

五二年八月二十日左右开始筹备，那时我曾多方奔走三个上司处(中央政委、华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但问题解决很慢，同时在配备干部时过分地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有四个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来了我院。

当时的教师和学生都不是为了干训，那么在配备新的领导干部时必须能照顾到合作的可能性，不然就等于大体上滞定了四大学来的人。对这点，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就是当时看到了合作上的问题而没有能提出或提出而坚持意见。九月中，戴铮、刘昂等三位同志来校，我有两个星期全力搞筹备，但因参加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不得不放手了，同时也产生了党对我职权尊重不够的情况，这点可以检查一下。此时训练班的型已定下来了，作风以革大的为主。

2.定型巩固加深阶段:武付院长来校到五四年初，党群关系特别不好。

戴铮同志走和武振声同志来，到五四年初训练班的型更加深刻化，更加巩固，在我是最苦闷的时期与党的负责同志关系不好，曾想法改进而没能作到。在这个时期内我同武振声同志吵了好几次架，互相扣帽子，不谅解。

3.五四初到去年知识分子报告前我们关系上有好转。主要原因是五四年决定由干训班改为四年制。其次是刘镜西同志来了，作风较好，同时专家来了对我们帮助很大。

4.去年春天到现在有更多的好转。去年党委曾作过检查，但我看只能说是初步的检查。

(二)宗派主义

1.党内宗派主义太多。有三方面来的党员(北大等校、革大和华北各地调来的)。在三批党员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革大来的，我那时有些敏感，嗅到一些问题，我曾给刘昂、武振声和刘镜西三同志都谈过，党内应该团结。这个问题可以检查。

2.轻视民主党派、敬而远之，对民主党派虽没说不合法但发挥作用很不够，而且武振声同志还给民主党派浇过水，王润同志也没给民主党派以重视和帮助，有的同志(如张文林)并说入了民主党派会影响入党，刘昂同志也曾经露过这种口气。

3.对工会不重视相当突出，此风至今仍未改进。

4.党的汇报制度和如何对待汇报问题:汇报制度必须要，但听汇报必须选择，过去听党员和积极分子汇报好象无边无际，如武振声同志常从高连贵处听汇报，我认为很不好，这是对我是否信任的问题，从司机处片面地了解我的情况必然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个办法很不高明，容易惹事生非。

5.对老教授的宗派主义:老教授中除了几个担任行政工作以外，成立了研究组。五二年夏社会上搞司法改革运动，我院成立后上级也有意要我们搞司法改革，但后来一再反复，费青同志曾建议我们自己搞，但领导不同意，直到全国普选时才正式作罢。在研究组不让老教师搞专业课而叫他们搞“杂业”，这一思想武振声同志较严重，刘昂同志也如此，如张锡彤教授到要离开我校前刘昂同志还要他搞编译组。后来逐渐让他们搞法权史、国家法等，但核心课如民、刑法，民、刑诉还不放手，不但对老教授而且对其他人如杜汝楫、罗典荣、余叔通也情愿放在政治课而不放在四大专业课。五六年夏有较大的好转，这时才允许他们自己选择事业。

到现在是否完全解决问题呢?严景耀同志出国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回来作了报告，报告后党内立即汇报，并且党委发现这一情况也没有按知识分子政策去纠正，这也是宗派主义的遗风。此时此地而对严景耀同志报告有些反映，是很不正常的，今后应避免不应有的类似的反映，否则教授和我是不愉快的。

6.照顾问题:评工资时按类排队，也很细心，对靠近我们的人照顾比较周到，对不那么靠拢的照顾的就差些。对照顾爱人问题，徐敦璋教授的爱人要出来工作，我和王润同志谈过，考虑把她放在图书馆，但无下文。

人事处的工作整个都带有神秘性，这不对。开始时张苏同志曾对我说，要搞好工作必须抓人事工作。但我抓很困难，武振声、王润同志并未能体会张苏同志指示的精神。我对人事处谈的事往往无下文，对我职权不尊重，这可能与王润同志的宗派情绪分不开。有人给我来信说，武振声、刘昂照顾革大的人多而你为什么不照顾四个大学的人?我把这信给武振声同志，武说他接到一封信，意思正相反，但却不把信给我看，我对他推心置腹，而他却不以平等待我。又如林国才的工资问题不合理，他五一年毕业，在五六年大调整以前有两次调整，不但没有提级反而把行政二下一级转为教学二十二级，工资也减少了，我提过意见，但置之不理，去年大调整后比外边可能仍低一点。我认为林国才工作不错，也安心，我虽提意见，但因是我学生而坚持。又如刘芝莲在大调整前我两次提出提级，而王润、武振声等不同意，刘芝连四六年大学毕业，四八年到北大，是图书馆领导的得力助手，去年提级我提出加两级以补以前的不足，刘院长同意而党员不同意，意见是说她自高自大，脱离群众，我认为这是乱扣帽子，今天请党检查她有那些自高自大?这是某些同志严重的宗派主义。

(三)工 作

我认为正规化太慢，我们每人都应该认识原来所定的型是不对头的，革大在解放初那样做是对的，但现在应该整革大遗风。五三年初刘裕中曾提过有革大的经验主义，当时对他这种说法大加批判，由于认为过去不错，因而就可以不学，不懂装懂，保留了拖拖拉拉的游击作风。

(四) 略

(五)几点建议

对高等教育的特点应该有深刻的认识，这样工作才可以做好。发挥教授的作用，变离心力为向心力。各部门要安定下来，干部在院内的工作岗位也不要时时调动。

对等级森严这一问题应该注意，可能党内对级别更起劲，要尽快的取消等级，行政上减少一些层次更好。

改进领导应该接近下层，接近同学，现在这方面问题严重，下去也不要形式主义的去。

(摘自北京政法学院“整风简讯”第9期，编者略加删节)

政法教育界的“三害”很严重

(王铁崖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4日第4次会议上的发言)

政法教育界“三害”很严重，不解决是很危险的。人家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北大也有不少教条主义，教学计划就是搬用苏联的。1952年撤销北大法律系，这就是教条主义的学习苏联的表现，是否如此，领导教学改革工作的人可以检查一下。陶希晋一向反对教条主义，但是在教学改革中，即使他不是教条主义，也是犯了经验主义，它的根源同样是主观主义。

政法教育界官僚主义是严重的，干校如此，其他学校也如此。北大法律系宫风很盛，系主任是首长，教员是下级，作风也生硬。这还不能叫机关?简直是衙门!古今中外没见过这样办学校的，这就不可能开展科学研究，谈不上百家争鸣。上次有人提议早些设立法学研究所，我认为最好晚设立，因为如果是再加一座衙门。那就更糟了。郭沫若在科学院会议上闭幕词不是反对官僚作风，而是提倡。如果把法学研究所放在科学院之下，那就要考虑一下，暂缓设立，待基本肃清官僚主义再考虑。

关于宗派主义，它表现在旧法学家一棍打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而前两年则不是团结而是打击，不是改造而是取消。

宗派主义对国际法部门的危害，是它使国际法科学在中国中断了七年，原有教员全部打散，除极少部分转外交部等部门从事实际工作外，大部改教外文、历史。人大法律系与外交学院有此课程，但青年教师知识较差，短时期内很难有成就。这门科学的现状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实际需要是不相称的。高教部和专家局应调查一下老教师的情况，把他们拉回来。政法部门也应克服本位主义，把他们送回去。

国际私法的老教师原来是就不到十位，这门科学人才的培养是个严重问题。这门科学快要到绝种的程度了。目前对国际私法人材的安排很不恰当，如武大法律系韩德培现在又加上了行政职务；李浩培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而那里主要是搞国际公法，希望有关单位打破本位思想，把他们送回教学岗位。新、老教师合作，这门科学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在12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这就要看高教部和政法部门是否肯下决心了。

“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公式来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不公正的＊

(楼邦彦在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5月22日会议上的发言)

从报纸上看，政法界整风开展的很迟缓。我认为这不是某一部门不敢放的问题，而是和政法界过去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分不开的。在过去，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遭到彻底的否定:(一)旧知识分子的历史完全被否定；(二)全部旧的政法科学知识被否定。因此，虽然领导上放，但被打倒的人还不能马上起来，而且在将来一个短时期内也不易解决。

在革大有一个公式，即“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以这个公式来改造旧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虽然有它好的一面，使我们放下了教授架子，但它是不合科马列主义的。今天的教授还有受到各种遭遇的，我想这是否受了那个公式的影响，还值得研究。如果说过去的东西对我们还有用的话，就不应该否定一切，老教授也不该受到种种的遭遇。芮沐教授本来是搞民法的，但却改行搞政治经济学。他调到北大后，任民法教研室主任，他非常高兴。可是在政法学院，领导上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让他当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也是个形式主义。

调干班的课，都是请部里领导同志来讲，我们学校辅导。有一次程筱鹤对我说:“咱们学校老教授都不能讲课”，但又说:“领导上叫你担任辅导”。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说这番话。难道是对我的照顾吗?

象十二年规划，这样的大问题我们都不知道。在临讨论前三天我才看到，让我提意见，在这样短暂时间内怎样提得出意见呢?其实让提意见只是一个形式，认为我们这些人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这个规划主要是人大一些年轻的同志搞的，我认为人大整风时应好好整一下。人大在总结工作时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也是严重的”，我觉得应该说缺点是主要的。

制定宪法时，中央请钱院长当顾问，我在他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他的宪法知识非常渊博。但政法学院在讲解宪法时却去外边请人讲，叫郭迪讲，而不请钱院长讲讲宪法。这简直是不可容忍的事可容忍的事。由此可见，钱院长在政法学院没有被重视的，当院长是为了照顾。这充分说明是如何否定一切的。

我听到某政协委员谈，他来在政法学院视察工作时，刘昂同志说“我们学校没有‘墙’，只有一层薄薄的‘木头’”。刘昂同志就是这样来看待党群关系的。马列主义的原则并不等于全部的政法科学。老干部不很好学习凭自己的斗争经验和老资格当政法科学家，这是很危险的。旧知识分子过去被敌视、怀疑，到什么时候才能被信任，我还不知道。但是旧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遭到上述两种否定而倒下去。这证明他们是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也相信总有一天正确的部分会被承认、被接受。这种精神应引起重视。

这种情况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政法学院过去的做法是不是错误，我不去说它，我建议政法学院党委会召开一个全院大会，把过去的做法作一个有分析的交代。辩证法是对的，但我不同意说过去那样做是对的，而现在这样做也是对的。如果这样说，辩证法就成了“变戏法”了。

(摘自北京政法学院“整风简讯”，1957年5月24日第2期)

“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党不重视法律科学与知识分子

(陈建国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6日第5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关于法制问题

立法工作迟缓，无法可依，这是造成错案的原因之一。同时，就是有了的法律，也不去遵守。例如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1952折把一贯道点傅师以上看作革命分子还可以。但1955年时仍把点傅师当反革命处理不是应当的。点傅师不一定都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我知道，有一点傅师只是迷信，被人利用，也判了12年，后改判6年，现在才放。对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也有违反。1955年肃反中一些没有新问题的被管制分子也捕了法办，此事不仅北京一地有。逮捕拘留条例已颁布两年多，中央和地方(包括司法机关中)都有违法地将干部“隔离反省”的事。某工业部干部马宝英(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政问题和历史问题，就是有自由主义，不愿学习反胡风文件，打了小组长一耳光。经张鼎丞总检察长批准，逮捕判了5年，说他抗拒运动。这根据什么法律?对于军婚，内部指示的文件中，有关保护军婚婚约的规定，变更和修改了婚姻法，用党内文件修改法律是值得考虑的。法律规定只有法院能行使审判权，决定有罪无罪，以及应否判刑等。可是在处理日本战犯和以后肃反案件中，检察院就大量地采取决定有罪而免予起诉的措施，结果有的人到法院来讲，“我根本没罪”。究竟是法院、还是检察院有权定罪呢?

(二)法院不重视法律科学

高、中级法院院长、庭长不肯学习。上诉审是审判监督，有些院长不承认，说只带有监督性质。其实董老早讲过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在法院旁听审理案件，因杀人动机复杂，没问清楚，他们提出意见，王斐然院长讲:在侦查中已经弄清楚了，南斯拉夫的代表们说，侦查中清楚了还得审问，旁听不清楚。有些院长不懂法律。办错了案，反而归咎于法律科学不好。如果用法律论点分析问题，不是被指为旧法观点，就是被称作“吃了西餐”(即学苏联的)。领导人不学习，反而阻碍别人学习。

(三)知识分子在司法机关得不到重用

本市14个区法院院长和高、中级法院的院长、庭长、办公厅主任都是党员，很多不能胜任。一个区院长到合作社作报告，向农民说:“不劳动就是犯法”。第二天，农民都下地了。还把这当作好经验。另一区院院长判被告死刑缓刑，是抱着试试看态度。试问党员的良心，和法制观念到哪儿去了?一个总务科长，调到区院就当院长，很多根本不懂法律，真是“祸国殃民”。

法院的知识分子有两类，一类是学过旧法的，都被打入冷宫。另一类是学过新法的。1.历史清楚，力员，只能作助理审判员；2.历史问题不大，群众，只能作书记员；3.历史复杂，虽熟悉业务，也打入冷宫。所以法院对学过新法学的知识分子也只是拼命地使用，并不信任。这些人反映对他们是“三要:即开夜车写总结报告、检讨、审干要；三不要:入党、评极、看文件和听报告不要”。他们说“悔不该学法律”，想搞法制史或者当律师去。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一)以马列主义代替法律。满足于马列主义的一般原则，不能解决具体问题。

(二)过去暴风骤雨时期，只有高度概括、伸缩性很大的政策，即四个字八个字的政策，即上个字八个字的政策。掌握得稳，需要很高的水平，因此愈是接近中央的领导，就领会得愈好一些，愈到下面折扣愈大，这就形成一些领导同志的话对工作有拘束力，被奉为金科玉律，有法律效力，反而不重视国家的法律了。其实，领导同志的话也有不对的地方，例如彭真同志在三届司法会议上说“判错了，不能赔偿，要求赔偿就是有问题的，世界各国都没有这样办的。”事实上苏、匈、捷等国法律都规定应赔偿。我国宪法九十七条也规定应赔偿，在学术界也有这种情况，如政法研究对上诉审问题，根据彭真同志说可以作实体审，就发表文章批判以前的文章，并加上按语说要澄清思想。

(三)以党代政。

法院肯定应由党委领导，但不能违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守法可以，不遵守党的指示就不行。中央行政部门的规定，市委不同意，不能执行，这样如何统一法制。区委把法院当成自己的办事机构。有的同志说:“公安领导法院”，因为党委中搞公安的同志多。应该接受苏联内务部驾于党政之上的教训。中央十人小组规定:点傅师作为反革命，这是不符合于惩治贪污条例规定的提高一倍。由于以党代政，院长当然要是党员。党内指示、领导同志的话都具有法律效力，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

＊ ＊ ＊

编者按: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陈建国对上面这份发言纪录提出书面修正，现将经其修正后的发言记录附载如下:

(一)关于法制问题

多天来，先生们的发言中一再提到立法工作迟缓，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立法工作。我认为立法工作迟缓固然是造成错案的原因之一，但是有了法和法律不严格遵守也是一个原因。例如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1950、1951年时为了迅速瓦解封建会道门组织，因此把一贯道点傅师以上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这是合科形势要求的，是可以的。但是1955年我们就有条件仔细分析哪些点傅师是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哪些点傅师是被利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哪些点傅师是被利用的，把点傅师都当作反革命分子是同第八条的意思有出入的。这当然是指历史反革命而言的。例如，我知道有一个点傅师是在1947年入道，他当了点傅师从未点过道，只是给人打水扫地上的供，被人利用，原判12年，改判为6年，现复查案件时将他释放了。对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有违反。1955年肃反中一些没有新问的被管制分子也捕了法办，此事不仅北京一地有。逮捕拘留条例也颁布两年多，中央和地方(包括司法机关中)都有违法地将干部“隔离反省”的事。某工业部干部马宝英(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就是有自由主义，不愿学习反胡风文件，打了小组长一耳光。经张鼎丞总检察长批准，逮捕判了5年，说他抗抿运动(上诉后已释放)。这根据什么法律?对于军人婚姻，内部文件中有关保护军婚婚约等的规定，奕更了婚姻法的规定。在朝鲜战争时期这样做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也应该通过合法的形式，用内部指示变更法律是值得考虑的。宪法规定审判权由法院行使，而决定有罪和应否判刑是属于审判权的事情，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战犯的决定是特别法，姑不论它。但现在检察院在处理反革命案件中，大量地采取决定有罪而免予起诉的措施。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迅速瓦解反革命残余势力，但也有毛病，便如有的人经检察院决定免诉后到法院讲:“我根本没罪”。这时应该怎样解决呢?如果检察院有权定罪是否同宪法有抵触呢?

(二)关于不重视法律科学的问题

高、中级法院院长、庭长都不好好学习法律科学。他们不系统听课(我们请了北大的教员讲课)也不看书。例如，有一次在院务会议上我提出上诉审是审判监督主要方面。在座的领导同志都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说上诉审只带有监督性质。其实苏联固然把它作为审判监督，而董老向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也把上诉审列为审判监督。南斯拉夫代表团，在法院旁听审理案件，因杀人动机复杂，没问清楚，他们提出意见，王斐然院长讲:在侦查中已经弄清楚了，南斯拉夫的代表们说，侦查中清楚了还得审问，旁听不清楚。由于不好好学习法律科学，当有的同志办错了案，或在办案中有错误观点时，有的领导同志就将它归咎于学了法律科学理论。例如，有一个同志在处理一案时，检察院告被告人在十多年前打死一个人，承办人说这个被打的人是否因打致死缺乏科学鉴定不能认定。这个同志当然提得脱离实际。但是领导上说这是这了苏联的因果关系所致。其实这是在认定事实上有无根据的问题，是诉讼上的问题，不应牵连到因果关系理论上去。又如，有的领导同志当别人用法学理论分析问题时，就常常说他旧法观点或者是“吃了西藏”(即学苏联的)。再如，一般干部都喜欢系统听课，但领导同志常常占用他们的听课时间，还说审判人员不喜听课，其实他们是要听的。这样，既不保证学习时间，又把错误的原因归咎于学习法学理论，这就阻碍了审判人员的学习热情。

(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本市14个区法院院长和高、中级法院的院、庭长、办公室主作都是党员，党员当领导，我没有意见，但是不能胜任工作的党员当领导我有意见。一个区院长到合作社作报告，向农民说:“不劳动就是犯法”。第二天，农民都下地了。还把这当作好经验。另一区院院长判被告人死刑(固然必须经高级法院复核才能执行)，但他并无把握，说:“判个死刑试试看”，他是党员，把“判死刑”来“试试看”，试问他的良心和法制观念到哪儿去了?在考虑领导干部人选时，考虑业务水平很不够，有的区法院院长，原来是总务科长，有人说，这些不懂法律的人当院长真是“祸国殃民”，我说，这句话说得太极端了，如果说由于不懂业务造成一些严重后果是可以的。

法院的知识分子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旧司法人员，司改以后，非党、团员大都被打入冷宫。另一类是学过新法的，他们也有不同的情况。1.历史清楚，团员，只能作助理审判员；2.历史问题不大，群众，只能作书记员；3.历史复杂，虽熟悉业务，也只是拼命使用，并不信任。所以法院对学过新法学的知识分子也只是拼命地使用，并不信任。这些人反映对他们是“三要:即开夜车写总结报告、检讨、审干要；三不要:入党、评级、看文件和听报告不要”。他们说“悔不该学法律”，想搞法制史或者当律师去。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一)由于法律、法律科学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在强调阶级性的时候，容易忽略其专门性，这样就会产生以马列主义代替法律科学的偏向。有的领导同志说:“我不懂法律，但我有马列主义就行了。”姑且不论他是否真有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也要具体运用到法律科学中去，不能停留于一般原理。某些领导同志只习惯于用一般原则指导工作，是不能很好地解决具体问题的。要把原则运用到具体法律问题上去需要艰苦的脑力劳动，在这方面，某些领导同志恰恰是缺乏思想的艰苦性的。

(二)过去暴风骤雨时期，在法制不完备的情况下，只有高度概括、伸缩性很大的政策，这是必然的。要把这四个字或八个字的政策掌握得稳，就需要很高的水平。因此愈是接近中央的领导，正确性就愈有保障，愈到下面折扣愈大。这就形成一些领导同志的话对工作有拘束力，被奉为金科玉律，有法律效力。领导同志的话一般说来是正确的，这是合乎规律的。但是领导同志的话也会有错的，只有法律才能衡量其正确性。

例如彭真同志在三届司法会议上说“判错了，不能赔偿，要求赔偿就是有问题的，世界各国都没有这样办的。”事实上，匈、捷两国的刑诉法典都有规定应赔偿。我国宪法九十七条也规定应赔偿，在学术界也有类似情况，如“政法研究”对上诉审问题，就是因彭真同志不同意北京市中级法院做法，因此就发表韩正韩的文章批判贺战军的文章，并在编后记说要澄清思想。其实，现在最高法院的程序总结，规定的上诉审审理程序主要是书面审理，这比北京中级法院原来做法还危险。中央政法干校刑诉讲义还硬说这样做不违反公开审理原则，他们说群众可以要求旁听就是公开。事实上书面审理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群众根本不知道怎么要求旁听呢?

(三)以党代政。

法院肯定应由党委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必须合乎法制原则，并且要有正确的方法。我在实践中有一种印象，那就是不遵守党的指示不行，但是否合法考虑较少。如中央行政部门的规定，非经市委同意不得执行，这是否和统一法制有矛盾?有的区委把法院当成自己的办事机构。有的同志说:“公安领导法院”，因为党委中搞公安的同志多。应该接受苏联内务部驾于党政之上的教训。中央十人小组规定:把点傅师都作为反革命分子，是否与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有出入呢?1955年张友渔同志以市委身分指示法院，今后贪污案判刑要比惩治贪污条例的刑斯提高一倍。此外，党委领导光从汇报及书面请示中解决具体案件问题，在方法上是不妥当的。汇报及请示可能因汇报人的主观认识而把事实说得走了样。在这种事实基础上作决定容易出错。当然，我不是反对重大的案件党委不应管，我说的是方法上要研究。

我声明一下，我发言是要揭露矛盾，所以是从缺点谈起而没谈成绩，尤其是把一些例子放在一起，涉及具体问题，希望不要把具体问题发表出去，这没有什么好处。

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

(楼邦彦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18日第10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今天发言的中心内容是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着重驳斥司法界的右派分子言论。

整风以来，我的思想认识不断地有了提高，在这次运动中，我日益深刻地受到了“划清界限，辨明是非”的阶级教育。

在运动初开始的时候，今天检查起来，我基本上是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和态度看待运动的，这主要表现在我热衷于五花八门的热烈场面和喜欢听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我迷惑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满足于大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而不能站稳立场，在一些胡则性的问题上去辨别香花和毒草，甚至为个别右派分子所利用。比如对于陈建国在机关里所贴的大字报和在政法学会座谈会上的发言，我的政治嗅觉是很不灵的。他曾经跟我提到发言的要点，我曾为他报告发言，并把反驳陈建国的大字报说成是对他的围剿。我还告诉他他的发言在这里得到了共鸣。在我仔细地读了他的发言记录后，特别在两星期来人民日报的教育启发下，完全嗅到了毒草的气息，肯定地认为陈的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敌视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谬论。他的那种提出问题和对个别事例加以渲染夸大的方法是司法界右派分子的一个典型手法。

正因为陈的发言在学会的座谈上已经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甚至于一度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共鸣，我在提高了政治嗅觉后，应当严厉地驳斥陈建国的敌视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同时表示决心要在运动中站稳立场，更刻苦地进行思想改造，坚决地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陈建国在发言中提出了司法机关的三个问题，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三个原因。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他提出了哪三个问题。他提出了法制问题、法律科学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这些问题在司法机关的确是存在着的，但是不是就象陈所说的那种情况呢?

法制问题:

立法工作迟缓给法院工作带来了若干困难，这是事实，法院有错案，这也是事实。但是绝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我国目前是基本上处在“无法可依”的境地，同时，造成错案的原因是很多的，因此不能得出结论，只要法制完备了，错案就不会再有了。至于有了法律而不去遵守的情况，这的确也是存在的。我可以举出不少事实来(比如陪审制没有贯彻得很好，被告人的辩护权和上诉权有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逮捕人犯的手续也曾存在过缺点等等)，但是怎么能够说我国目前的基本情况就是“有法不依”呢?陈举了好些例子，我不一一去提了。他的目的无非是要把我国目前的法制情况说成是一团糟:一方面是“无法可依”，另一方面是即使有了法，也是“有法不依”。这岂不是说我们今天是“无法无天”了么?这岂不是对于维护革命秩序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民主法制采取了根本否定的态度么?

法律科学问题:

我们法院的有些同志对于学习法律科学是否有松劲情绪是一回事情，我们的人民法院是否重视法律科学是另一回事情，前者是个别具体现象的表现，后者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法律科学的学习来说，应当肯定地说，北京市司法机关是十分注意的。过去我们除掉按不同水平调一定数量的干部到中央政法干校、北京政法学院和我们自己办的司法干部训练班在一定期间脱产学习法律科学外，我们还在政法院校的支援下，有系统有步骤的组织在职干部的法律科学学习:一种是通过三四年的在职学习，学完干校一年制本科的全部课程，一种是先后有重点地补习大学法律系的个别课程。我们在工作中批判丧失立场的旧法观点和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那是绝对应该的，不能说这就是反对用法律观点去分析问题。至于个别同志对学习不带劲或者不善于运用法律名词甚至粗暴地乱扣帽子，这正是我们所以要严肃地对他们进行批评，不能说法律科学在法院里没有市场，事实上法律科学在法院里有极其广阔的市场。而且进一步说，以科学的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法院，不能不是经常地以最合乎科学要求的精神和方法来完成它的任务。我们的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民事案件来加强人民间的团结以促进生产，通过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来扫清对社会发展的大小障碍，这些不都是法律科学的精华吗?进行这样工作的人民法院难道还不够重视法律科学么?我说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当然我们必须强调司法干部的学习、学习、再学习，至于重视或不重视法律科学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法院是否正确地运用政策法令来很好地完成宪法所交给法院的全部任务。只有这样的一种人才会说我们的法院是不重视法律科学的，那就是他们在思想的深处根本否定法院几年来在镇压反革命和惩办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方面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认为从法院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武器的角度来说，正是这种伟大的胜利，体现了法律科学的主要精华。

知识分子问题:

在法院里，知识分子干部同工农干部之间存在着隔阂，甚至在有些人之间或者在有些问题上隔阂较大，这是无可讳言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还得不到足够的帮助，有的知识分子安排得不够妥当(学外交的在写公告牌，在文化方面有一定专技的曾一度在管档案——这此都将得到纠正)，有些历史问题没有作出结论的知识分子不恰当地在有的场合上不被信任，这些也都是存在的。但如果笼统地说司法机关就是不重视知识分子，那是不符合事实的，知识分子干部往往几个机关争着要；说学过旧法的一律被打人冷宫，那也是有意的夸大，我们有学旧法的在当审判员，我们还花了相当大的力量对在旧中国当律师的人作了调查，以例根据条件录用。削除两部分干部间的隔阂，是双方都应当努力的事，而且是相当长时期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事，在整风中我们要批评有些党员同志的宗派主义思想，我们知识分子也必须放下仅仅是书本知识的包袱，通过各种锻炼(包括参加劳动在内)来培养劳动人民的感情。至于陈建国把党员一概加以丑化，那就成为屁股放在哪一边的问题了。为什么当党员在工作上存在一些缺点，甚至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就要问起共产党员的良心到哪儿去了呢”这不是在感情上敌视共产党、仇视共产党员是什么呢?陈建国说总务科长法院院长，法院院长很多根本不懂法律，真是“祸国殃民”，我要问，这样做了，究竟祸了什么国，殃了什么民呢?没有那一条法律不许总务科长法院院长。我们的革命使成千上万久经锻炼的所谓“土包子”在党的领导下掌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各个部门的负责工作。这些人正在做着建设社会主义、造福人民的工作，只有对敌人来说，他们才是祸国殃民的人。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陈建国对于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的分析。他分析了三种原因:一是以马列主义代替法律，二是领导同志的话有法律效力，三是以党代政。这些都是很容易迷惑有些同志的似是而非、别有居心的论点，我们必须加以揭穿。

诚然，马列主义不能代替法律，领导同志的话本身不能有法律效力，党也不应当代政；但是陈建国的指导思想难道不是要取消马列主义、不要领导同志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否定党委对法院的领导么?照陈建国的分析，马列主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今天他的所谓“无法无天”、所谓人民法院否定科学和所谓人民法院院长“祸国殃民”的根源。

我们相信，在司法界如同在一切其他方面，指导人民法律的马列主义是任何右派分子所取消不了的，对政策进行解释来指导我们工作的领导同志的话是任何右派分子所反对不了的，共产党对法院的领导是任何右派分子所否定不了的。如果右派分子一定要坚持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将肯定地被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所抛弃。

到底谁“利用”了谁

(陈建国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18日第10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本不打算在今天发言，因为我要冷静地听取大家的批判，以更深刻地考虑自己在立场上、观点上的错误，从而改正错误。但楼邦彦的发言使我不得不说话。楼邦彦先生批评我的谬论，站在人民立场上我是欢迎的。但他把自己扮演为被右派分子所利用了的角色，这就使我不能沉默。到底谁被谁利用了呢?是我被利用了呢?还是他被利用了呢?我只想谈谈事实。整风刚开始，市委召集市内非党干部座谈会，我因工作关系到司法局，楼邦彦对我说，他以个人身份与我谈谈，叫我谈谈大楼内的知识分子情况。我把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人平日的消极情绪、牢骚谈了，及他们对肃反的意见等，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谈。当听到他在市委座谈会上的发言，才知道为什么找我。第二次是在谈完工作之后，谈到了法院不遵守法律的一些事实。那时整风已经开始了，大家在找法院的主要矛盾时，我就把我对法院的意见:法制、法律科学、知识分子与司法行政等四个矛盾跟他讲了。这并不是如他所说的，他在事先对我的发言是不知道的，当时他跟我说，要从事实谈，要我反映的具体些。

整风开始后，楼邦彦在司法局的会议上提出要大家写大字报。我说这样做可能脱离群众，他说我虑虑重重，并说整风是整党，领导上多多少少是被动的，要给予一定压力，说学校中是情绪上升了，我们机关还是平平，你们应该到北大去看看，向你们的小弟弟们学学，我不知道他的心意何在，还一直认为他是为了整风。

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我们要求三个单位(司法局、高级法院、中级法院)联合整风。他就出主意，不要我们等答复继续出第二张大字报，我们就又写了，后来等我的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反批评，我说我不想参加整风了，我要去向党中央上告。有一个同志把我的情绪告诉了楼邦彦，他对我说不应当消极，应当积极参加，不要让人家说你是小资产阶级情绪。他要我先跟王斐然院长谈谈，看他的态度如何，当时王院长说反批评没错，是我错了。第二天，有的同志把我的历史公布了，他便对我说，你到政法学会去呼吁，说明这里给你的压力。找党中央太慢了。可是他今天又在这里冠冕堂皇的批判我。我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楼邦彦对储安平发方的态度。我的大字报贴出去受到批判后，他对我说，知识分子写东西容易因词害意，你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储安平就是这样，说他是反社会主义、反党，我还没搞通，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党给他的工作，这一下子就成为反党了?有一个同志调动工作，我们去公园照象留念，走到南长街，楼邦彦问一个同志，你觉得储安平是否反党言论啊?这可以看出楼邦彦对储安平发言的态度。因此，在这里把问题揭露出来，可以看清那些是已暴露出来的右派，那些还没暴露。以反右派的手法来掩饰右派的面目倒是更阴暗更可怕的事情。

＊ ＊ ＊

我想再补充一些事实。我过去是北大的学生，楼邦彦先生是我们的老师，从关系上说是师生关系，我爱吾师，但更爱真理。关于上次政法学会座谈会上的发言，我本来是不想来说的，虽然也曾有过冲动，因我听到会议上所谈的大都是学术界方面的问题，机关的事不多；所以我也曾想谈谈法律科学在法院中的遭遇，但又觉得在此场合未必合适，所以第三次座谈会我没有来。后来在司法局的走廊上遇见楼邦彦先生，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参加座谈会?我把不参加的原因说了。他告诉我不必顾虑重重，座谈会的范围会扩大，实践中的问题也可以谈，他们都谈到立法问题，好象有了法律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其实不见得，所以你可以谈谈法制问题。我就说:那么我先把发言内容和你谈谈吗!他说:好。后来在到政法学会来以前他主动找我谈了一次。我把发言要点跟他谈了，但并不是没有说内容，法制部分的具体内容谈了，其它部分以前谈过，所以说他不知道我的发言内容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开会当天的上午我问他是否出席座谈会。他说:本来不打算去，如果你发言我就去听听反映。我发言后他又收集了反映，告诉我:反映很好。可见，他对我的发言是极为“关怀”的。他今天说要与我划清界限，谢谢，从我的角度来说也需要，我除他以外是否还与其他右派分子有联系可以去了解，但他同储安平的关系却应清楚地交代。最后我要说明我以前的发言，我自己要负责，以后还要作深刻的检查。

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杨兆龙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全国法学界对过去的法律研究及实际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作出了初步总结。在总结里面，除肯定过去的伟大成就外，并着重指出法律和法律科学落后的情况及其落后的原因。

最近半年来，苏联法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法律、法律思想及法律科学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也已经在论著或讨论中被接触到。我国学者过去对这类问题研究得不多，有些重要论点还没有获得一致。我对于这类问题不敢说有什么研究，但鉴于问题的重要性，愿将平时一得之愚在本文中提出一部分来和大家商榷。

(一)法律的阶级性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的“法律”是广义的，乃是一切法的规范的总称，不仅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的规范，其他的法的规范也都包括在内。①

其次要谈一谈阶级性问题和继承性问题的关系。法律有阶级性——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至于法律有无继承性，则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恐怕至今还有很多人根本否认或怀疑法律有继承性。否认或怀疑法律有继承性的论点，固然不止一种，但是最常听到的乃是以法律的阶级性为根据的理由。例如，我们常听到人说:旧社会的法律具有社会的反动阶级本质，因此和新社会的阶级要求不合，不能由新社会继承，是应该全部摒弃的……。这样的说法是否对或是否全对，可留待后面讨论。但由此可以看出:在许多人看来，法律的继承性是决定于它的阶级性的。所以要解决法律的继承性问题，必须先进一步研究法律的阶级性。这种情形在法律思想及法律科学方面也同样地存在着。本文题目之所以将阶级性和继承性并举，也就是为此。

法律的阶级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它的表现方式怎样?这些问题在过去虽然被接触到过，但是一般人的认识还是相当地抽象、模糊。现在让我们从国内法与国际法两方面来加以研究。

一、国内法的阶级性

关于国内法的阶级性，过去曾有过下列几种不正确或似是而非的看法:

1.认为法律的起源是决定法律的阶级性的唯一标准。照这种看法，凡是产生在某一个阶级社会里的法律规范，永远具有那个阶级社会的阶级本质。这种看法的缺点在于将法律规范的起源作为决定阶级性的唯一标准，而没有注意到法律规范的起源作为决定阶级性的唯一标准，而没有注意到法律规范的阶级性主要是决定于每个时代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的条件的②。例如，同样一个“不得杀人，杀人者处死刑或徒刑”，或“不得窃盗财物，窃盗财物者处徒刑或死刑”，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其作用便各不相同，因此，其阶级本质也不能相提并论。其主要原因是各个类型的社会里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条件使这个规范发生不同的作用，而具有不同的本质。如果因为这个规范最初产生于奴隶社会而便认为它永远具有奴隶社会的阶级本质，那就大错而特错了③。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近代各国的、甚至于苏联的法律里还有不少发源于古代的规范。

2.认为法律规范的阶级性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照这种看法，凡被某一个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采用过的法律规范，永远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的，不能改为其他阶级服务；即或被另一个阶级采用的话，它还仍旧保持着它原来的阶级本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十年间，苏联的法学界就有过这样的看法。如芮叶斯纳尔(M.Peйc Hep)认为当时苏联的法律是由三种不同阶级性质的法组成的复合体系，其中包括:(1)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法、(2)农民阶级的土地法、(3)资产阶级的民法④。这种看法的缺点在于机械地、孤立地看问题，而没有想到旧社会采用过的法律规范在新社会里，因为社会经济的及政治文化的具体条件不同，可以具有新的内容而发生不同的作用。

3.认为法律的形式是法律的阶级性的可靠的标志。照这种看法，凡形式相同的法律，其阶级性亦相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有时就采取这种看法。我国解放后反对旧法的学者，在旧法能否被批判地吸收这一问题上，也往往表现出这种看法。这样的见解显然是错误的。法律形式的相同并不一定意味着内容的相同。同一形式的法律规范，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条件之下可以具有不同的内容，为不同的阶级服务，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阶级性⑤。

4.认为一个法律体系内的法律规范在反映阶级利益或立场时其作用是一样的，没有主次之分的。照这种看法，凡是一个法律体系内的法律规范，其阶级性都是一样强。这样的见解是与事实有出入的。实际上一个法律体系内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主导性或关键性的，一类是辅佐性或从属性的。主导性的规范是纲领，是主干；辅佐性的规范是细则，是枝叶。主导性规范的变动是可以改变法律的阶级本质的，而辅佐性规范的变动则往往无伤于大体。主导性规范往往只能用于某一特定阶级社会，而辅佐性规范往往可以用于各种不同性质的阶级社会，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关于确立公有财产制的法律规范是主导性的，而关于保护公财产制的方法的规范则是辅佐性的。如果将前者废除或加以基本改变，则社会主义的法律将失去其社会主义的特点；如果将后者删去或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范以替代之，那就不一定会发生这么大的影响。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确立公有财产制的规范移植到资本主义国家去，那末资本主义国家便失去资本主义的特点；如果只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保护公有财产制的法律规范移植到资本主义国家去，那就不会引起这样的结果。

5.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有一个阶级性⑥。照这种看法，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不同性质如何，都只能为那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服务。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是对的；但对剥削级国家来讲，则未必完全说得通。这有以下几个事实可以证明:

(1)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过去在剥削阶级国家里领导统治权不一定完全掌握在一个阶级手中。而这几个不同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也可能是不相上下或无大区别的。这从某些资产阶级国家过去议会中各党派或成分所占的席次往往可以看出来。如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制宪会议及国民会议的组织成员中有僧侣及贵族代表，也有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其党派或集团中有替封建僧侣贵族说话的，有替农民说话的，也有替工商界说话的。他们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他们维护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所制定的法律也是反映着不同阶级的立场的。

(2)在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垄断资本家虽占领导地位，但劳动人民的觉悟一天天提高起来，反抗反动统治的进步力量也一天天壮大起来。掌握统治权的资本家及其伙伴们不得不对进步人民的要求作一些让步。因此出现了一些对进步人民比较有利的法律。统治阶级之所以同意制定这些法律，是为了对自己的利益作长远的打算。就这点来讲，这些法律的制定可能还是间接反映着统治阶级的立场的。但是从被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这些法律究竟是他们初步争取到的，或多或少地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是可以直接反映他们的立场的。就意志表现的程度来讲，在这些法律里被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程度无疑地要比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程度强得多。因此在体系上这些法律虽是资产阶级法律的一部分，而在实际作用上它们却反映着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性。

(3)进步势力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情况以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证明: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并不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里当进步力量强大到和敌对力量相等或超过它，而在议会中力一的对比上得到相应的反映的时候，则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就不可能反映一种阶级性。那么在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里面，在某一个阶段，也许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包含着两种或更多种的不同阶级性的法律用范。这些不同阶极性的法律规范，在进步力量完全可以控制整个形势而在议会中各种力量的对比上也反映出来时，是会统一的，但在这以前是不可能马上具有一个阶级性的。

从以三点看来，法律的阶级性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必然是统一的——这样说法是值得考虑的。这里所谈的乃是我个人研究的一点体会，特别希望法学界的同志们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或许有人要问:你在上面既批评芮叶斯纳尔的看法不对，为什么现在又说在剥削阶级国家里法律的阶级性未必统一呢?我的答复是:这两种说法是不矛盾的。其理由如下:(l)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虽然吸取了一部分过去在资产阶级国家或革命前所见过的法律想范，但这些法律规范在苏联的法律体系内是受社会主义的主导法律规范的支配而适应苏联过渡时期的需要的，它阿不是和统治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对立的，相反，是促成其顺利地实现的。它们之被吸收，既不是出于苏联统治阶级的让步，也不是出于那一个对立阶级的要求。它们乃是苏联人民，过代表他们的立法机关，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吸收到苏联的法律体系用去的。所以它们并不是有同的阶极性。(2)剥削阶级国家里代表某一阶级利益的法律，往往是和其他阶级的利益对立的。一个法律体系内所包含的阶极性不同的法律规范，是因为阶级的互相斗争或让步而产生的。其产生不是为了实现什么长远的共同目标，往往是无计划的。这里主要是创制或认可法律规范的问题，并不是单纯吸取一些旧法律规范的问题。

上述五种不正确的看法是缺点，归纳起来，不外乎机械地、孤立地、简化地、形式地、不加分析地看问题。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根据法律规范的性质，联系具体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条件，来分别决定法律的阶级性表示在那里。

专就性质来讲，法律规范可大别为四类:

1.法律规范的本身是对某一阶级或某一部分人不利或反人民，非正义或反人道的，如:维护有产者的特权或压迫贫者的法律；以出身、性别、种族、财产条件来限制劳动权及选举权或被选举权的法律；排斥有色人种担任某种任务、进某种学校或享受某种权利的法律；根据种族、出身、信仰、社会地位等原因限制或禁止结婚的法律；限制寡妇结婚以及依据宗教的封建迷信传统禁止离婚的法律；承认高利贷的法律；不必要地剥夺或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迁徒自由，人身自由等等的法律；对性别、种族、出身、社会地位等不同的人，犯某种罪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的法律；准许或鼓励用残酷刑罚或虐待方法来处罚、威逼或折磨诉讼法事人或刑事被告或嫌疑人的法律；推定刑事被告为有罪，以禁止上诉为原则，以秘密审讯为原则，以刑事被告的自白或证人的证言为定罪的唯一基础，而不考虑自白或证言的真实性的法律；对于犯罪构成要件，刑罚种类，量刑标准，执行方法等漫无规定或基本上规定不明确，从而造成审判及执行人员的专横武断的法律⑦；保持法律的秘密性的法律⑧等。这些法律本身就是非正义，反人道，危害人民的，或对被压迫的某阶级或某部分人不利的；只有剥削统治阶级才会采用它们。剥削统治阶级采用这些法律，是因为这些法律本身的反动性最符合他们的意志，最能保护他们的利益或巩固他们的地位。这些法律本身的反动性就表现了剥削统治阶级的反动性。所以它们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它们本身的反动性上。

2.法律规范的本身是正义的，符合人民要求的，如: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的法律；主张不论性别、信仰、种族、经济地位、职业正确公平裁判的法律；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法律；限制政府机关职权，明确政府机关办事程序，以防止专横渎独职及官僚主义的法律；主张罪刑法定主义的法律；废除残酷刑罚及禁止虐待犯人的法律；保护人民请愿、诉愿及对政府机关违法及不当行为提起诉讼之权的法律等。这些法律的本身是有进步性的，如果认真地执行，基本上是和剥削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的。剥削统治阶级怕执行这些法律，因此不免故意逃避它们或设法曲解它们。可是被统治阶级却利用它们作合法的斗争。这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事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剥削阶级国家之所以采用这些法律，主要有三个原因:(1)统治阶级，因为人民有此要求或愿望，不得不让步；(2)统治阶级想借此装饰门面，欺骗人民，博得民主法治之名，以巩固政权；(3)统治阶级的某些成员有时也觉得:如果不采用这些法律，遇到自己人的权利受侵害时，将没有保障。所以仔细分析起来，在剥削阶级国家里，这些法律虽然在形式上是剥削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但在实际运用上，它们的阶级性不表现在它们的本身，而表现在它们在具体情况下所服务的对旬。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就不同了。在这里这些法律本身的进步性是和无产阶级的要求基本符合的，因此它们本身的进步性基本上也就是它们阶级性的表现⑨

3.法律规范的本身是有反抗性的，是长期为剥削阶级国家的被统治阶级用来对抗统治阶级的，如承认罢工权的法律。这一类法律在剥削阶级国家是反映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是进步的。但在劳动人民自己做主人的国家里，其破坏性往往大于进步性，就未必符合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可见其阶级性决定于其运用的场合或用来对付谁。

4.法律规范本身不一定表现得出具体的阶级性，它们大都是辅佐主导的法律规范的，有关于调整各种关系的一般标准及处理各种事件的程序方法的，根据过去经验的累积而制定或形成的。它们主要可分二种:

(1)关于权利义务或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丧失的辅佐性的或带有一些国际共同性的法律规范，如规定确定损害程度的标准的法律，规定亲子相互间扶养义务的法律，规定夫妇同居义务的法律，规定带有一些国际共同性的事项，如票据、海商、邮政、电报、国际航空等等的法律。

(2)关于保障权利或法律关系及法律程序的法律规范，如刑法中非主导性的规范，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中多数的规范。

这些法律规范的具体阶级性决定于和它们有关的主导性法律规范的阶级性。主导性法律规范的阶级性是和当时统治阶级的具体阶级性一致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法律规范的具体阶级性决定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具体阶级性。所谓当时统治阶级的具体阶级性是决定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的具体条件的。各个社会发展了阶段及各个国家的具体经济条件既然不同，那么与其有牵连关系的政治文化条件，也必然有出入。因此，反映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具体阶级性的主导性法律规范，尽管形式相同，也必然是有性质上或程度上不同的内容；而上述辅佐性的法律规范，由于受到当时主导性的法律规范支配或影响，尽管形式相同，也必然具有性质上或程度上不同的内容。

二、国际法的阶级性

先谈国际公法的阶级性问题。这一问题，可分两部分来讨论:一是阶级性的有无，一是阶级性的表现方式。

(1)国际公法有无阶级性?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承认国际公法有阶级性。这是苏联一般法学家的看法。另一种否认国际公法有阶级性，但有两种不同的理由。第一种认为国际公法是国际交往的工具，是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的。第二种认为国际公法的规范具有客观的公平合理性、普遍性和永恒性，不是专为某些国家或阶级服务的，所以没有阶级性。前一种理由过去曾为苏联一部分学者所采用⑩。后一种现由一向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流行的。

我个人认为承认国际公法有阶级性的看法是正确的。这有以下各点可以证明:(1)从国际公法的发展史来看，近代国际公法有很长一个时期是所谓西方“文明国家”之间适用的法。这从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学者关于国际公法的定义就可以看出来。在国际公法里有很多原则，是专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关于租借地、租界、外交团、外国驻军、势力范围以及所谓“国际干涉”等片面无理的原则固不必说，就是关于国家的承认，战争的发动、战争的状态，交战国的权利，限制条约的修改等原则，也主要地从当时的强国的角度出发。(2)从实际运用的情况来看，近代国际公法，是往往以某些国家的片面的解释或惯例为根据，或者专被某些国家当做武器运用，而别的弱小国家只好俯首从命或随声附和。甚至国际领导机构，如过去的国际联盟及现在的联合国等，尽管在文件上规定得冠冕堂皇，在实际上曾有过某些国家企图将它变成自己的或少数集团的工具。我国从九一八事变起，一系列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的事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以及最近几年来联合国对某些国际纠纷的不合理的处理方法就是明证。

(2)国际公法的阶级性表现在那里或如何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很不简单。苏联法学界曾有过不少争论，至今还没有得到统一。有些人怀疑国际公法的阶级性，也与此不无关系。现在先将苏联学者的几种不同的学说简单介绍一下。苏联学者一般都承认国际公法里有不少一般国家公认的规范(Oσшепризиаииые иормы)，也有不少非一般国家公认的规范。后者的阶级性，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问题。但关于前者的阶级性的具体表现问题，看法并不一致，约有下列几种说法:

1.资产阶级性说。这种说法的主要理由可能11是:这些规范形成于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出现之时，是一向或长期被资产国家所利用的。

2.社会主义法律规范说。这种说法认为一般公认的规范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被资产阶级国家所接受的法律规范。其理由可能12是:这种规范是正义的，符合无产阶级的要求的，其本身的性质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一致的。

3.半社会主义性，半资产阶级性说。这种说法的主要理由是:这种规范是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两种不同制度的互相让步的结果，是法律上双重阶级性的东西13。

4.不同的法律性的上层建筑中的相同规范说。这种说法认为一般公认的规范虽被资产阶级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共同承认，但承认的动机既不同，而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及所具有的目标的亦各异；它们是不同的阶级性的上层建筑，即法律里相同的部分14。

5.社会主义的及资产阶级的两种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说。这种说法认为上述的第四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而其不正确之处，主要在于将一般公认的规范看作两种不同阶级性的上层建筑中的相同部分，因为不同阶级性的上层建筑中，只能有形式相同的部分，而不能有本质相同的部分15。

6.与本国生产关系间接联系说。这种说法认为国际公法(包括一般公认的规范在内)是通过国际关系而间接和不同阶级国家本国的生产关系联系的，而国际关系乃是各个国家本国生产关系的派生的关系。结合到阶级性来讲，这似乎是说:国际法规范的阶级性间接决定于参加或发生国际关系的各个国家本身的阶级性，它们的阶级性是各个国家本身的阶级的反映16。

7.各国统治阶级意志表达说。这种说法认为国际公法(包括一般公认的规范在内)可以反映不同社会结构的国家间的关系；当它反映着这种关系时，它也就表达了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17。

以上前二种说法有一大缺点即:都没有考虑到国际公法是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国家所共同遵守或适用的，它们与事实不符，故不足取。第四及第五种说法也有一大缺点，即:将国际法的规范当作各个国家法律性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忘记各个国家是国际法上的主体，是受它拘束的，因此也不足取。第六种说法从各个国家的生产关系间接联系到国际公法的规范，将国内的生产关系和国际关系相提并论，不甚恰当，有些教条主义的气味，并且也未说明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国家所共同遵守的国际公法究竟具有什么阶级性，因此也未见得可取。第七种说法指出:国际公法的规范反映不同社会结构的国家间的关系并表达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能说明一部分事实，但也没有说明国际公法的规范究竟反映着什么阶级性，未免美中不足。第三种说法说明了国际公法规范的一部分真实情况，可以补第六种说法的不足；但仅把这两种说法合起来，还不够全面。

以上所谈的是关于苏联学者对于国际公法阶级性表现的看法，而且侧重于一般公认的规范方面，不够全面。现在让我们来正面地谈一谈我们所应该有的正确看法。

我们应该知道:国际公法乃是从各国之间的合作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它的规范是国际合作与斗争的一种结果18。合作的结果必然意味着各方意志的一致；斗争的结果有时意味着各方由互相让步而归于意志一致，也有时意味着一方压制他方，使他方勉强地与其意志一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国际公法是国际社会里各国统治阶级在国际合作及斗争的过程中意志一致的表现19。在某些场合这种意志一致的表现，只反映着某些国家或某种类型国家的利益，因此专门呈现出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这种情形在帝国主义国家独霸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出现或力量尚未壮大以前，是相当多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现代国际公法中还保留着一部分专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规范。不过这类片面性的规范，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下，将来是会逐步减少，乃至消灭的。在另外一些场合这种意志一致的表现可以同时反映各种类型国家的利益，因此呈现出向种阶级性。因为一个公认的规范或一个由各种类型的国家参加的条约或公约，虽然只具有一个形式，但对各种类型的国家来讲，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满足不同的要求，保护不同的阶级利益。这正和普通的买卖契约可以有利于契约当事人双方一样。在这种情形下，国际公法的阶级性不一定表现在它的规范的本身，而主要地表现在各国对规范的实际运用或从规范所获得的或预期获得的利益。因为国际公法中有不少是一般公认的规范。这些一般公认的规范有以习惯法的方式出现的，也有以条约或公约的方式出现的。其本身是合乎正义的要求或有助于国际友谊的培养增进或国际纠纷的合理解决的，不是专对一种类型的国家有利的。

现在让我们来略论国际私法的阶级性问题20。这个问题也包括两点:(1)国际私法有无产阶级性?(2)它的阶级性表现在那里或如何表现出来?

关于第一点，我们可肯定地说:国际私法是有阶级性的。其主要理由是:国际私法是与国内法及国际公法有局部共同之点的；就现阶级的实际情况来说，它的规范可大体分为国际法性质的和国内法性质的二部分；我们既不否认国内法及国际公法都有阶级性，当然应该承认国际私法有阶级性。

关于第二点，我们应按法律规范的性质采取不同的看法。对于具有国际共同性，而有国际条约或国际协议为根据的规范，应照上述对于国际公法中一般公认的规范的看法决定其阶级性。对于其余的规范，应照上述对于国内法或国际公法中其他规范的看法分别决定其阶级性。因为第一类规范是和国际公法中一般公认的规范在性质上基本一样的，并且它们的国际共同拘束力，通过国际条约或协议也表现得特别明确。单具有国际共同性而无国际条约或协议为根据的规范是被国内法片面地吸收进去的，无国际共同拘束力，仍不失为国内法。至于具有国内特殊性的规范，那更不成问题，是国内法的一部分。

(二)法律的继承性

过去七、八年中由于客观形势的不同，大家的革命警惕性提得特别高，因此对于法律、法律思想及法律科学的继承性问题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在思想上往往存在着一些简化的、机械的、脱离实际的看法。兹专就法律的继承性方面的问题重点地提出三点来谈谈。

一、法律中的遗产

过去由于对法律的阶级性缺乏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有些人曾否认法律中有遗产可以继承。根据本文上面关于法律的阶级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法律中有许多规范的阶级性不表现在规范的本身，而表现在谁运用它们或用它们来对付谁。尤其在国际法里面有许多一般公认的规范或具有国际共同性的规范，它们或是人类正义感的表现，或是被人类长期的经验证明为有益于共同生活的规范。我们不但不应该将它们摒弃，而相反地对于其中某些部分是有必要更好地发挥其作的。这一切的法律规范，虽然被旧的或剥削统治阶级利用过，但在新社会的各种新的条件下是可以取得新的内容，发生新的作用的。有人可能认为承认法律的继承性是一种复古主义的表现，这是一种幼稚的看法。任何一种新的东西决不能从“无”中产生出来，它必须在不同的程度上利用一些旧的或原有的东西作为根据、起点、资料或参考。法律当然也不能例外。

罗马法是奴隶社会里发展出来的东西。但是后代各种类型国家的法律中有很大的部分是从它的老的规范中直接或间接演变出来的；就是苏联的法律也不能完全例外。因为罗马法的编制的规范在中世纪以后是被大陆及英美各国在不同的程度上吸收了的，而近代资本主义的法典对苏联的立法在某种程序上也起了一些参考作用。据苏联民法学家瑙次基(И.Ъ.Новицкй)教授表示，苏联民法中有些名词和概念是发源于罗马法的；研究了罗马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21。

法国拿破仑时代所制定的各种法典，一面吸取了法国习惯法及封建王朝时代的立法经验(如海商法等)，一面又吸取了过去法学著作中的研究成果，以后间接直接流传到别的国家，也被广泛地吸收。这些法典在形式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也有一定的影响。

英国的宪法是从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它在英国本土上已经过了几个社会发展阶级，但有些基本原则和制度至今还大体保留着。英国的宪法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后被各国广泛吸收，为条件不同的社会制度服务，影响颇大。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这家过去曾这样说过:在私法方面，罗马法统治了世界；在公法方面，英国的宪法统治了世界。今日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当然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相提并论，但在形式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直接或间接参考英国宪法之处。在某些进步力量在用议会斗争的方式争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如意大利等，将来的新议会也必然从现在的旧议会中演变出来。这就意味着将来的宪法和现在的旧宪法间的继承关系。

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有个别国家至今还利用着人民民主政权成立前的立法。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如今利用着希特勒以前的民法典、刑法典及民事诉讼法典，不过对旧法典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旧的刑事诉讼法典直到1952年10月才废止。波兰至今还利用着1932年的刑法典。新政权成立后仅作了某些补充和修改。当然德、波二国在法律方面所作的这些补充和修改大部分是关键性的，具有主导作用的。不过这可以很好地说明资产阶级的法律规范中有许多是可以被社会主义国家吸收或继承来为新社会服务的。

二、法律继承的性质

所谓继承是一个借用的名词，实际上仅指局部地吸收过去的或先产生的东西而言。对我们今天来讲，法律的继承只能理解为对过去的或先产生的法律，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及国家的基本政策和纲领，结合具体情况与需要予以批判的有选择的吸收。这绝不意味着全盘地、机械地、无原则地抄袭或复制。这是毋庸详细解释的。这里所要说明的只有一点，即:从旧的或不同的法律体系中所吸取来的法律规范，在被吸收到新的或另一个法律体系内以后是否还具有原来的内容?根据本文上面所已经附带提到的情形，我们可以这样说:从旧的或不同的法律体系中所吸取来的法律规范在被吸收到新的或另一个法律体系内以后，尽管还保持着原来的形式，在新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条件之下，是会失去它原来的内容的。正如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55年编辑出版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科书所说的，“当一个新的阶级对于社会取得政治领导权时，如果还有一部分旧的法律保持其效力的话，这就说明在这些旧的法律中已经注入新的阶级内容了”22。有些学者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看法，认为在这种情形之下被吸收或保留的旧法律，不但在内容上变成新的法律，并且在形式上也变成新的法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法学研究所最近编辑出版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法(总编)会这样说:“旧法律及旧法律的制度被赋予了新的阶级内容这一事实，使得一种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是新的法律由旧的法律中演变出来。旧社会的一些法律规范之保持效力并不意味着，并且也不可能意味着在新政权所制定的规范体系以外，还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法律体系。这不过说明:我们的统一的社会主义的法律，即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法律，在为维护新法治的斗争中，根据任务，即阶级要求等，利用了一些完全变了质的旧法律的规范。”23

三、法律继承的重要性

新的法律或后产生的法律吸收旧的或先产生的法律，在过去是常发生的事实。这在上文已经说明过。这种事实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必然性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后，不可能创出一套形式与内容都是新的法律及法律制度。这不但在新政权刚建立时是如此，就是在新政权建立很久以后也是如此。这里面当然有程度上的差别，但这并不等于说新政权的法律及法律制度中没有一点旧的东西。实际上当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它只能制定一些主导性的或关键性的法律规范，但这些主导性或关键性的法律规范，也不一定是完全从“无”中创造出来的，很可能是参考过去的或别的国家的法律或受其启发而制定的。至于那些辅佐性或从属性的法律规范，其牵涉面很广，并且绝大部分是过去长期经验智慧累积的结果，如果因为是前人或别的国家有过的而一概摒弃，其结果将不堪设想。就拿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为例吧。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与旧类刑国家的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区别，一方面表现在法律规范的形式，另一方面表现在法律规范的内容。就形式方面讲，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少数的主导性的或关键性的规范，如有关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刑罚目的、刑诉的基本原则、基本阶段等规范。但是就这些规范来讲旧型与新型的法律之间也不是彼此全部没有一点共同之点的。至于其余的辅佐性的规范，则形式上共同之点更多。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将形式上与旧类刑国家的刑法及刑事诉讼法或其他法或多或少有相同之点者一律摒弃，那么剩下来的规范一定很少，与犯罪作斗争的任务必无法完成。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尚且如此，其他部门的法律概可想见。以上这些情形都充分说明了法律的继承和任何法律体系的形成发展以及任何阶级统治的成功，有着永远不可分割的关系。

(原载“华东政法学报”，196年第3期)

注释：

①这样做是为了叙述的便利，并不否定法律科学上“法”与“法律”等的区别。

②见卡列瓦主编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科书，1955年俄文版第77—79，270页。

③见卡列主编的同书第73页。

④见维辛斯基著“国家与法权的理论问题”，1949年俄文版第17页，中文版第19至20页。

⑤参阅柯罗文“国际法的现代理论的几个问题”，载“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954年第6期第35页。

⑥见卡列瓦主编的同书第73页。

⑦以上五种类型的法律规范在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尤其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普遍地遭到严厉批评，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及人道主义。论著颇多，兹不赘引。

⑧这里罗马古代曾有过。见Fustel de Coulanges著“古代城市”(La citéantique)第3卷第11章。

⑨见卡列瓦主编的同书第14至15页。

⑩见柯罗文“论国际法的一般公认的规范”一文，载“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951年第9期16页。

11见柯罗文“论国际法的一般公认的规范”一文，载“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951年第9期16页，该文未说明理由。

12见同上第16页。该文关于这一点也未附理由。

13见同上第16页。

14见柯罗文“论国际法的一般公认的规范”一文，载“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951年第9期第16页。此为柯罗文本人一度所主张，但以后被放弃。

1516见“国际法现代理论几个问题的讨论总结”一文，载“苏维埃国家与法”，1955年第5期第46—47页。后面一段关于阶级性说法是我补进去的。

17见苏联科学院法研究所1951年编辑的“国际法”一书，俄文版第11页。该部分亦为柯罗文所写。

18见柯谢尼柯夫(Ф.И.Кожевников)，国际公法教程，1947年俄文版第24页；李索夫斯基(В.И.Лисовский)，“国际法”一书，1955年俄文版第13页。

19李索夫斯基的看法与这种说法近似。见氏著“国际法”第14页。

20国际私法的一般性质及内容问题，因限于篇幅，从略。

21见氏著“罗马私法”1948年俄文版第6页。

22见卡列瓦主编的同书第73页。

23见Dornberger等合著的该书德文版第103页所引波兰法学家M uszkat教授的意见。

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

(杨兆龙发表于5月9日“新闻日报”)

(一)立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建设。它除包含合乎无产阶级要求的物质建设外，还包含各种为保证或推动这种物质建设的正确发展、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调整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以及建立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所必要的非物质建设。这些非物质建设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法治(有人用“法制”这一名称，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学者的一般说法不符合，故不采用)和社会主义的民主。这两者正如1956年苏联的“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第三期一篇社论所指出，是不可分割的，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的东西；它们是一事的两面。因为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构成部分，同时也是它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指导原则，同时也是它的内容。无产阶级的专政，虽然对于阶级敌人不必讲民主，但在人民内部却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至于法治，那就是对于阶级敌人，也不是应该有例外的。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这种有机联系及统一，乃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在实践中，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和发展，在许多场合，是非靠法律不可的。它要靠法律的制定，将民主的原则变为具有强制的行为规范，它要靠法律的执行，将法律中所包含的民主原则贯彻到实践中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法制的这一面往往显得更重要。因此有些人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这种提法曾经引起一种错觉，以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多谈法治，少谈民主，甚至可以只谈法制，不谈民主。实际上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依照我们上面所说过的，强调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性也必然意味着相应地承认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在表现形态上有一个特点，即:它的大部分规范必须用成文法——立法机关或有权立法的机关所制定的法规——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情形的产生完全由于客观的要求；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不但没有一套现成可用的法，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还没有，而事实上大家又非有一套法以资遵循不可。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内所说的“如果我们要不犯乌托邦主义的毛病的话，我们就不应该以为推翻了资本主义，人民便可以立刻学会没有任何法的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并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也不会立刻造成足以引起这样变化的经济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制定出一套法规来适应各方面的需要，而这种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主要是立法，即由立法机关或有权立法机关制定法规。为什么说立法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呢?主要理由是: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期间，基本上完成一套比较系统的法规，而这套法规可以将各种原则和办法，具体明确地规定出来，使大家有清楚的一致的认识而保证法的统一性、明确性和稳定性，因而更好地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发展，并提高人民对新政权的信任。倘若不采取这个方法而改用其他方法，如专靠大家的革命法律意识或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或大家从经验实践中慢慢地创造出的法的规范来解决问题，那就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统一的、明确稳定的法律出现，那就要使法律制度的发展大大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就要造成法律制度和各种建设事业的脱节，甚而至于矛盾。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在剥削阶级国家不同，立法是建设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的工作。

(二)苏联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立法的经验

苏联及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之初，都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很快地具备一套基本上完整的法规，因此都在客观情况许可的条件下，致力于立法工作。不过在最初一个阶段，由于立法经验的缺乏以及政治上待解决的问题太多，来不及将所有各部门的法规都制定出来，一般只能先重点地颁布一些有关基本法(如宪法，政府组织法等)的法规及有关其他重要事项如土地及企业国有化，劳动关系，粮食及其他日用品的管理，重要民刑事件(如婚姻家庭关系，阶级敌人的镇压、民刑裁判程序等等)的关键性的法规，将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的骨干建立起来；同时又明令废止反动统治时代的基本法及某些法规的关键性的部分并宣布暂准援用未经废止而新政权的法规及革命的信念或法律意识或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等不抵触的旧法规。

以上是苏联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刚成立后一个短的阶段内的情形。至于在其他阶段的情形，那就不一致了。主要的有两种发展的方向:一种是苏联及保加利亚所代表的，另一种是欧洲其余的一般人民民主国家所代表的。兹分别简单介绍如下:

(一)苏联和保加利亚

先谈苏联:

苏联在列宁的领导下(大家该知道列宁对法学很有研究)对于立法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在新政权建立的最早阶段苏俄就颁布了许多法规，解决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同时在1917年11月至1918年7月的八个月中苏俄又颁布了关于法院的三个法令(第一号颁布于1917年11月24日，第二号颁布于1918年3月7日，第三号颁布于1918年7月20日)。在1918年11月30日及1920年10月21日又两度颁布了苏俄的“人民法院条例”。这些法令及条例都明确规定了法院的组织及权限，民刑裁判的程序及法律根据。当时的政策是一面加紧起草新的法典，一面尽可能地颁布新的单行法规，使利用旧法的需要很快地减少，以至于不存在。所以早在1917年的年底就在苏俄的人民司法委员部里成立了一个法案及法典起草机构，它的任务是:(1)将革命政权建立后所颁布的法规(最初原想包括未经废止而可利用的旧法规在内)整理出一套法规汇编，将其中矛盾之处去掉，(2)起草当时所需要的法规，(3)起草法典。如果不受帝国主义干涉和内战的影响，这些工作当然可以进行得很快。不过，虽然如此，在革命政权建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所颁布的关键性的法规已经很多；这些法规和各行政部门行政指示配合起来，已可以基本上解决一般问题。所以在第一号及第二号关于法院的法令里虽然规定准许在某种条件下适用旧法规，在第三号关于法院的法令里却不再提到旧法，而只说:“地方人民法院，有权根据工农政府的法令和社会主义良心判处五年以下的剥夺自由”(第3条)云云。所谓“社会主义良心”含意不甚明确，在适用时当然不免发生偏差。这说明:新的法规更有充实的必要。因此从此以后一面加紧起草法，一面颁布更多的单行法规。单行法规中有不少是极有意义的。就就刑事方面的法规来说吗，1918年7月23日颁布的“关于作为刑罚方法的剥夺自由及执行这种刑罚方法的程序的临时指示”，对于自由刑的执行就作了比较详细系统的规定；1918年11月6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关于释放犯人的决议，曾命令被捕二周而不能证明有罪者应予释放等等；1918年11月25日人民司法委员部，关于假释决议，对于刑事犯的假释作了较具体的规定；1919年12月12日由人民司法委员部决议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共27条，对刑法总则的各种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1920年11月15日人民司法委员部决议的“苏俄普通监察场所条例”对监狱的管理有二百数十条的规定；此外，还有不少关于个别的犯罪行为的法令及指示，也明确了刑法分则中的一些原则。

列宁对法规汇编及法典起草工作特别注意。在1922年2月15日写给台·伊·库尔斯的一封信里，列宁写道:“如果我们的法律是‘矛盾’的话(无疑地是有的)，那么要人民司法委员部和法案起草部门干什么呢?你们在法典起草方面究竟做些什么?在消除法律的矛盾方面做些什么?”以后在同年9月25日写给库尔斯基的一封信里他又这样说:“关于发刊苏维埃政权的法规汇编事，你们在做些什么?法典起草部门正在睡觉呢，还是将准备一点东西出来迎接五周年的国庆呢?必须唤醒这个部门……”他的督促和关怀使从事法典起草的部门格外地努力，所以在1922年一年中苏俄就颁了五种重要法典，即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劳动法典、土地法典、民法典(另外还有几种重要条例，如关于劳动者土地使用权，律师，检察监督，法院组织的条例等，不算在内)。在1923年除颁布了苏俄民事诉讼法典外，还开始颁布了几种联邦法规，如苏联最高法院条例等。在1924年联邦立法又增加了不少，其中有苏联宪法，联邦盟员身分条例，苏联及盟员共和国法院组织纲领，苏联及盟员共和国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苏联及腽员共和国。在1922年12月就出现了乌克兰共和国的民法典，从此以后各盟员共和国的法典都陆续颁布；它们大体都以苏俄的法典为蓝本。同时苏俄又不断地颁布新的法典及单行法规并修正、补充、重订已颁布的法典及法规。

苏联的立法经验给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立法指出了基本的方向。许多人民民主国家都参照苏联的先例，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立法工作。在这方面保加利亚的办法和苏联的比较接近，而且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比苏联的更周到一些。

保加利亚在1944年初步建立了革命政权以后，除及时地颁布各种基本法及关键性的法规以外，还继续利用了一部分旧的法规。这上结旧的法规，有的是经新政权加以修改过的，如于1948年经过修改而准许适用的1896年的刑法典及1897年的刑事诉讼法。有的是未经新政权正式修改过的，如新政权初建立时未经废止的，或没有被新的法规替代的一般旧法规。后者的适用须不违反劳动人民的法律意识。因为1944年的人民法院法第9条曾这样规定:“审判由法院根据理智和良心自由进行”。所胃“理智和良心”就是劳动人民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这种办法当然不完全符合新政权的要求。不过为了不造成无法规可适用的脱节现象起见，保加利亚政府在重要的法典及法规没有完全公布以前，并没有完全废除旧的法规。直到1951年11月，那时新的完整的法院组织法，检察机关组织法，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及重要民事立法已经具备，而刑事诉讼法典草案也已完成(1952年2月4日公布)，他们才颁布一个法律，废止1944年9月以前颁布的一切旧法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保加利亚的法典和重要立法，虽然在极短的期间完成，并非精制滥造；它们一面吸取了苏联法制中比较好的东西，一面又照顾到本国人民的要求。法典的形式及内容，在某些方面，比苏联的更合理，表现了更高的立法水平。例如，关于刑事被告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苏联的司法实践及法学理论中虽已得到广泛的承认，但尚未规定为法律条文。而在保加利亚1952年2月4日公布的刑事诉讼法典中已首先将它订入。该法典第8条规定:“刑事被告，未经证明有罪前，被认为无罪。他有诉讼防卫权。”这无疑地为社会主义的立法树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先例，不能说不是一大贡献。(1953年3月30日公布的阿尔巴尼亚的刑事诉讼法典第12条也仿例作类似的规定)。

(二)欧洲其他人民民主国家

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只略谈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立法经过。这三个国家的立法的总方向以及对待旧法规的态度是一致的。但就目前所已达到的发展阶段来讲，他们是有程序上的区别的。他们在新政权建立后都继续准许适用了很多的旧法规。他们采取的方针基本上是:在逐步制定新法规以替代旧法规的条件下，逐步废除旧法规。他们都不采取到了某个阶级或一开始就一次完全废除旧法规的方法。同时他们废除旧法规时，不一定都采概括规定(如说:“所有以前某些法规都废除”)的方式，有时往往采列举规定(如说:某种法规的某些部分废除)的方式。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要避免造成新法规不完备而旧法规已全部废除所可能引起的无法可适用的脱节现象。

捷克斯洛伐克的立法工作进展得比较快。从1948年2月工人阶级完全取得胜利以后，在短短的三年内，即到1951年1月止，国家的新宪法和重要法典，如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家庭法，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等以及有关注院组织的法令，都已公布。并且这些立法成果都不是草率之作，立法的内容和技术都很进步。就拿刑法典为例吧，它可以说是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国家最完美的一部刑法典。它第一个废除刑法上的类推解释的制度(其次就是匈牙利1950年的刑法典总则篇)，第一个对刑法的原则及犯罪的构成要件与处罚作比较细密精确的规定。现在别的人民民主国家如波兰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都拿它作主要参考。

波兰立法的进展也相当快。从1944年起，除颁布了一系列的基本法规和关键性的单行法规(其中有不少是比较具体系统的，如1945年“关于国家复兴时期特别危险罪的法令”1946年的“关于最高人民裁判所的法令”，1946年的关于“社会法院”法令)外，就着手起草法典。在1949年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典，1950年颁布了民法通则(相当于民法典的总则篇)，家庭法，著作权法，普通法院组织法，波兰共和国检察机关法，律师制度法，及一系列的劳动法。刑法典草案于1951年即完成初稿，提出来由各方面讨论，1956年上半年又将修正的草案公布展开全国性的讨论。自新政权建立以来，一直局部地适用着1932年的刑法典。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继续适用的旧法规最多。到现在为止还在不同的程度上适用着1870年的刑法典，1877年的民事诉条例，1896年的民法典，1897年的商法典。现在的法院组织法及刑事诉讼法到1952年才公布，在这以前曾适用1877年的法院组织法及刑事诉讼条例。现在正在起草刑法及民法典。

从以上可以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新的立法的发展的程序上及旧的法规的利用程度上代表三个不同的阶段；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加紧新的立法工作，但为了使大家有一定的法律范围可以遵循起见，在新的法规颁布以前不轻易废除暂时可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旧的法律规范。

(三)对我国立法应有的基本认识

我国于1949年4月间大陆尚未全部解放时即由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同时并由华北人民政府训令各级政府“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法律”。在同年三月间，南京尚未解放前，新华社还曾发表过一个关于为什么要“废除伪法统”的解答。以后1949年9月29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十七条又正式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这就明确了一个基本原则:过去国民党政府统治时代所颁布的法规一律废除，应由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制定新的法规，以资遵守。这个原则，根据苏俄1918年7月29日人民委员会决议的关于法院的第三号法令颁行后的经验(该法令颁行后不再适用旧法规)，是可以行得通的。同时，就当时国内的形势来讲，国民党统治集团还未完全屈服，他们还想标榜旧“法统”以和人民政府对抗。为了端正大家的视听起见，采取这个原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贯彻这个原则，自1949年以来我们曾一面坚决地肃清旧法的规点和影响，一观从事于新法规的制定和推行。到现在为止我们已颁布了不少法规，并且这些法规中有很大的部分是基本的或关键性的；它们足以表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所以我们不能说:过去的立法工作没有它一定的成绩。不过我们过去八年的成就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1952年左右所达到的一般水平相比，还差得很多。这几年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既蒸蒸日上，而国内各方面的建设也进展得很快，人民的觉悟和对民主及法治的要求都不断地提高。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没有颁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在好多场合，一般人固然无从知道，就是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也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足资遵循。这就使得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整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变成了最薄弱的一环。我们应该知道:法规的颁布对于人民及政府人员是能起很大的教育作用的。上述这些法律的不及时颁布及大家不能于事前在这方面得到应有的教育。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该有的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无论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难免使坏人感到无所顾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这些情形，在干部水平较高的大都市固然常常发生，而在干部水平不高的地方尤为数见不鲜。这样就很容易影响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仰。我们过去只偏重于有关于政权机关的组织及一般职权的法规和某些行政法规，而没有及时地兼顾到上述这些法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当然有些重要法律，如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在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即着手起草。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及中央某睦部门对于法律起草工作也相当努力；刑法及海商法草案等也都有了定稿，这是好的现象。不过在过去的七、八年中既没有及时地颁布过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没有设法弥补这个漏洞(如由主管部门颁布一些有系统的条例规程等)，使许多事情长期没有法规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乱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事态。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很可能成为制造不案与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党的领导同志无疑地早已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刘少奇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在“八大”的报告和发言中都指出今后立法工作必须很好的展开。为了及时有效地消除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实在有必要尽最大的努力，多多吸取兄弟国家的宝贵经验，赶快制定出一套形式比较完整而内容相当详备明确的法律，以符合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我们的立法工作在某些方面进展得慢的主要原因是过去我们中间对这种工作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或片面的看法。这些看法主要地可归纳为下列十种:

1.认为自己有一套(如老解放区的那一套)，只要将这一套搬用一下就行，不必有什么大的改革，因此不必急急乎立法。这种看法忽略了一点，即:过去那一套，在当前那样的环境中虽然可用，在现在这种要求高的环境中未必都行得通，我们必须制定一些法律来建立各种新的更适合需要的制度。

2.认为中国的情况特殊，别的国家，甚至如苏联等国的立法可供参考之处很少，必须靠自己创造出一套经验来作立法的根据，在这套经验未创造出以前，不应轻易立法。这种看法的缺点在于:(1)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很大程度的共同性和类似性；(2)过分相信自己的创造能力，而没有想到专靠自己创造经验而不吸取别国的经验是会限制并推迟自己发展和进步的。

3.认为主张立法，尤其主张及早系统地立法，就是“旧法”或“六法”观点，甚而至于就是立场有问题。这种论调，我在一位高级干部处听到过，我们只要略微看看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情形就知道他是如何幼稚可笑。

4.认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可以解决法律问题；司法及一般政府机关如果有了可靠的干部，虽无法律，也没有关系；因此应先培养干部，晚进行立法。这种看法的缺点在于:(1)误认政策、立场、观点、方法就是法律，而不知法律的内容是比较具体细密而专门的，它和政策、立场、观点、方法并非完全相等；(2)没有把干部的培养和法律制度的改善充实都看作建立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基本要件；(3)没有注意到:在现代这得复杂社会里，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一般老百姓，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是不大能辨别合法与违法的。

5.认为中国正在大的变化过程中，尚未定刑，不妨等到发展得更完备些，即情形比较稳定些的时候，再加紧立法，借收一劳永逸之效。这种看法的不正确性表现在:(1)没有研究为什么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大的变化过程中积极地进行立法工作；(2)不知道:大的变化过程是一直在进展的，是相当长的，在这个悠长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没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以资遵循；(3)忽视了法律在国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积极推动作用，以为没有法律可以有顺利的，健康的发展变化；(4)误认立法必须一劳永免，而不知它是应该随时配合国家的需要，随时加以修改的，要想订立一种一劳永逸的法律是不可能的。

6.认为在国内外现阶段的动荡局面中政府应该有可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局面；现在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的应付事情的灵活性；因此某些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的应付事情的灵活性；因此某些法律，如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不马上制定出来，也没有什么大害处。这种看法的主要错误在于:(1)没有考虑到:政府机关那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的“灵活性”有时颇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因而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仰；(2)把解放了八年的中国还当作一个基本上没有上轨道的，需要用什么特别方式来治理的国家；(3)忘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对什么人(那怕是反革命分子)都必须“依法办事”，给坏人以应得的制裁，给好人以应有的保护。

7.认为中国从老解放区那种立法水平发展到现在这样的立法水平，已经跨了一大步了，我们应该表示满意，不应该要求过高。这种看法既反映了一种不应该有的自满情绪，又低估了人民政府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更没有考虑到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8.认为中国缺乏能胜任法律起草工作的法学家，老的既有旧法观点，新的又未完全成熟，最好等待一个时期再展开立法工作。这种看法不足取的原因是:(1)它没有研究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苏联，是如何克服困难，发挥老的法学专家的力量来推动立法工作的；(2)未作详细调查而把中国的法学家，尤其老的法学家的能力和水平估得很低，实际上这是一个对某些法学家信任与否的问题，并非法学界中有无人才的问题。

9.认为在较短的期间不可能将各种重要法律都制定出来。这种看法没有考虑到兄弟国家的立法经验，缺乏事实根据。

10.认为立法工作过去既然已经拖迟了好几年，现在不必着急，不妨再拖迟几年，将工作做得彻底一些。这种看法反映出一种无原则的容忍精神；它没有考虑到:

(1)过去我们对于某些重要法律的起草并没有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在那里继续不断地深入进行；如果照过去那样因循下去，再拖迟十年也不能解决问题；(2)某些重要法律迟出来一天，在六亿人口的中国会使多少人遭受到多么大的损害。

以上这些看法，有一部分在目前当然已经不存在，就是在过去它们也未必在同一个时期或在同一个工作部门都表现出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看法在过去曾或多或少地对立法工作的顺利的及时的开展起了一些消极的作用。它们在领导部门可能会使某些人对立法(至少对某种性质的立法)不重视或缺乏信心，对立法起草工作不热烈支持和适当督促。它们在立法起草部门的本身可能会引起对工作要求的错误看法，对工作方法的无谓争论，对工作力量的不恰当的调配，对劳动成果的不正确的评价。它们在法律实践机关可能会助长某些工作同志的强调经验，轻视立法的保守思想。它们在法律教学及研究机关可能会产生一种对立法工作不愿关心或不敢关心的态度，而使大家不能在立法问题上展开自由的讨论和批评或提出正确的意见和主张。为了积极展开立法工作，争取在最短期间制定出各种重要法律，特别是在本文所说的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法律，我们必须纠正这些看法。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有那种重视立法工作的精神，充分发挥国内的潜在力量来很快地完成这方面的基本任务，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和民主打好初步的基础，为展开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和消除人民的内部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我 谈 几 点 意 见＊

(杨兆龙在“新闻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不预备多发表意见，只就比较重要的方面(小的问题以及在文章中已经说明白的问题都不谈)提出以下几点来谈一谈:

1.我国某些重要法典，如民刑法典及民刑诉讼法典等，未及时完成颁布，是否有其政策上的原因是否合乎一定的规律?魏文翰先生刚才对于这个问题作了很肯定的答复，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政策是一贯地主张及时制定各种重要法律(包括民刑法典及民刑诉讼法典在内)的，这表现在:(1)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七条关于“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的规定(因为要保护人民，就必须制定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的民刑法典；要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就必须制定保障人民的诉讼权利及防止侦查，追诉，审判机关的偏差的民刑事诉讼法典)；(2)1949年9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十八条关于设置“法制委员会”的规定；(3)法制委员会在成立的初期(即1949—1950年)对于民刑法典及民刑诉讼法典起草的努力(到了1950年度已经有了两次的刑法草案，一个诉讼通则草案，民法典草案也已在着手准备中。后来因为大家的看法不一致，就将工作延搁下来)。魏先生说:“八大”的文件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所反映的政策是主张慢慢地制定上述那些重要法典或法律的这恐怕与原意有出入。因为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为了肃清残余敌人，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的法律……”云云。不过说明在革命战争时期及全国解放的初期，事实上不可能立刻将党和政府的政策用详细完备的法律表达出来，这并不等于说党和政府的本身不赞成争取克服困难，将某些重要法律或法典早些制定颁布。董必武同志在“八大”的发言中，非但没有说不及时制定某些重要法典或法律是党和政府的政策，而相反地，强调指出了赶快加紧立法，完备法制的必要，以唤起大家的注意。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这里面我们根本找不到一处足以表示魏先生所说的政策，相反地，文内却不止一次地提到建立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即我所说的法治)的重要。

其次，谈到规律，我觉得苏联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立法经验已经证明:在三年五载内基本完成重要法典或法律并不违反任何规律。如果我们主张远在中国是违反规律的话，应该对这种规律的存在加以证明。至于说海商法的制定一定要在民法典或民刑法典完成以后，才合乎规律，那更没有根据。因为:(1)在历史上海商法和民刑法不但有不同的起源，而且在有些国家(如法固革命前，德国联邦初成立时)往往先有海商法典而后有民刑法典；(2)海商法与国际贸易有密切关系，在国际贸易亟待展开的我国，不可一日没有一套基本完备的海商法以调整国际贸易中所发生的关系，否则遇有纠纷发生时别的国家有法可依而我国却无法可依，影响非浅；(3)现在我们所急需的法典不止一种，应该由各部门尽最大努力赶快完成有关的法典，不应该互相观望。

2.我国某些重要法典未及时完成颁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归责于客观原因?

我的意见是:客观原因在最初的二、三年中，即暴风雨基本还未过去的时期，虽然足以对于立法的基本完成不可避免地起一些推迟作用，但如果我们能够吸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立法经验，尽主观上可尽之努力，我们并不难在过去七、八年中基本完成某些重要法典或法律，因为所谓“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的不稳定”，“过渡时期的缺乏经验”，“过渡时期人们思想意识的不断发展”，“革命初期的暴风雨”，“每个国家有它的具体特点”等情形在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也未尝不存在；就苏联来讲，这些情形可能还严重得多；可是苏联及其他某些兄弟国家并没有因此而推迟立法工作的基本完成。

3.我国某些重要法典的未及时完成颁布是否由于我们对立法的要求高?我认为:某些人对立法虽有正确的严格要求，但也有不少对立法并不是真有高的要求，而是具有一种缺乏法律科学根据的庸俗经验主义的看法，因此对真正的法学专家往往缺乏信任或对他们起草的法案轻易挑剔而自己却拿不出一套正面的东西出来。这只要看刑法，诉讼法等起草的经过，便可知道。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即着手起草刑法与诉讼法，但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刑法与民事及刑事诉讼法出现，难道这些法律的制定真正难得不得了吗?并不见得，因为关于这些法律苏联及别的兄弟国家已经累积了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参考；只要能很好地吸取这些经验，结合我国具体的情形，动员适当的力量来认真起草这些法律，那就不难，如苏联及某些人民民主国家那样，在三、五年内完成工作。况且即使我们对立法的要求真是高的话，我们也不应该以此作为迟缓立法的正当理由。

4.我国某些重要法典不及时完成颁布，会不会成为制造不安与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董老在八大的报告中曾指出:“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那里呢?我想象董老这样一位精通法学而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生活体会与革命经验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掌握很多的材料，了解国内外的情况，一定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必须要有一套基本完备的，政府与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作为政府(包括一般行政、公安、检察、审判等机关)办事及人民生活行动的依据，否则政府可以随便行动，而一般人民却苦于无所适从；政府机关内部尽管可以有几百几千种的指示、办法、总结、规章、通告等等，而一般人民却知道得很少；政府机关的人员即使胡作非为，一般人民也无法判断，其有无法律根据；这种违反民主与法治的基本要求的情况足以导致人民的不满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二)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错捕、错押、错判、错执行等事故以及一般行政机关的错误措施“无法可依”或“无完备精确的法可依”实际上有很大的关系，这已经在人民中间造成了相当的不安以及对政府的怀疑。

最后，我要附带说明一点，即:我在文章中并没有主张沿用国民党政府的旧法，更没有主张原封不动地沿用这种旧法，厕人主张在废止旧法以后及时系统地制定新法，尤其某些重要法典。同时我也没有主张过照抄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法律；不过我认为:不照抄别的国家的法律并不等于不吸取别的国家的先进经验，更不等于自己不尽主观上应有的努力，克服困难，争取及早完成某些重要法典。

法律界的党与非党之间＊

(杨兆龙发表于5月8日“文汇报”)

法律界过去有矛盾吗?无疑是有的。它主要存在于那一方面呢?初看起来，它似乎主要存在于年轻的和年老的法学家之间，或者说得直爽一点，在进步的和落后的法学家之间。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主要存在于党与非党之间。

过去的悚地改革是有一定的收获的。可是改革的结果，将大批非党的司法工作人员(尤其是审判人员)调出司法机关之外。有的被派到医院去担任事务及X光挂号登记工作；有的被派到火葬场去做杂务；有的被派到房管处等机关去工作；有的被派到中小学校去当教职员；有的在家赋闲。这些人中，一小部分是年老的，大部分是少壮者和青年。他们都是解放后被留用或录用的，都经过审查，一般讲来，政治上没有什么严重问题。他们对业务有专门的研究，对马列主义理论及政策并非都格格不入，他们的作风也并不见得都是坏的；并且即使是坏的话，也不可能都坏到不可改造的地步。他们过去办案或做其他司法工作，并非都是毫无成绩；很可能，在今天看来，他们工作的质量，在某些方面还是今天司法机关某些在职干部所不及的，如果给他们适当的机会，他们并非完全不可能履行为有用的司法工作者。可是他们的命运已注定和人民政权下的司法工作绝缘。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司法改革后，在只的司法干部中有一部分也是“旧司法官”或“旧法”出身的；他们是党员，解放后就担任司法部门的总的或部门的领导工作。如果司法部门在司法改革以前有毛病的话，主要的责任应该由这些同志负担。这些同志的业务水平有的固然很高，但有的并非如是。至于他们的政治水平，在党的不断教育下，是比一般的党外人士高一些。但这些情形是否就足以说明他们和被调出去的党外人士相差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前者可以担任司法部门的领导职务，而后者只能改派到火葬场、医院等处去当杂务呢?显然不是，此外，司法改革后，在职的干部中有不少是解放后从各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非党青年，法律业务有一定的基础，中文也有相当水平，可是好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提升为审判员，而有些领导他们的党员审判员或审判长等却有时既不懂法律，而中文水平也很低，甚至连独立写判决书的能力都没有。

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一般讲来，有相当好的效果；可是在法律教育方面事情的处理却不能尽如人意。院系调整的结果，除几个私立的法学院被取消外，还有好几个国立大学(如北大、南大等)具有几十年历史的法律系被合并到几个新成立的政法学院去。在这些新成立的政法学院中，除在北京的有一部分被并学校的党外教授参加上层领导外，其余大多由党内干部担任行政及教学领导，党外教授参加上层领导者几乎完全没有，而担任基层行政及教学领导者，也非常之少。照理，被并学校的教师应该按照中央规定的院系调整办法到新成立的学校去正党地工作。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在1952年，有些新成立的政法学院虽然吸收了一部分党外的教师，但这些教师尽管从1949年以来在业务上及政治上已有提高，一般地都没有机会担任实际教学工作，使大家感到非常苦闷。这种情况恐怕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

更令人失望的是:有些新成立的政法学院，将被并学校的学校，一部分年轻助教(多数是党团员)，及图书馆接收过去以后，竟将党外的所谓“学旧法”的中老教师全部拒绝于门外，弄得大家好几年来哭笑不得。1954年，有几个综合性大学恢复了法律系。事前，一般中老年教师们都以为这一次可以得到工作的机会了，因为在1953年中央举行的高教会议上，曾发现过去对政法院系教师处理的不当，已决定纠正。可是，在这一次恢复的法律系中，有的在领导方式上采取了几乎是清一色的、从行政到教学的党内干部领导制，在教学工作的分配上，基本(当然有少数例外)采取党内干部及年轻助教或讲师教课制，除酌量吸收了本校原有的一部分教师外(在有的学校只有极个别的)，对其余的教师(尤其原来在别的学校的)一律挡驾。殊不知在解放以后，一般法学教师在业务上及政治上都有所提高。尤其经过思想改造，大家都有很大进步，并非如某些党内干部所想象的那样落后；如果让他们继续在实际工作中提高，他们不但不会落在人家后面，而且是可以有一番贡献的。

在解放后成立的几个新型大学及着重改造旧法人员和训练政法干部的学校里，法律部门的行政与业务领导基本上都由党内干部担任，法律教学工作基本上由苏联专家和党内的中老年及青年干部或教师担任(当然有个别例外)。在这些学校里，党外的法学家一般只能做学员，不能当教师；在新型大学里对中老年的党外法学家前往学习还有相当限制。他们里面虽有几位“旧法出身”的党内学者，但过去曾经有一个时期(有的自始至终)充满了一种鄙视党外的“旧法学者”，认为他们不可能改造为人民的法学教师或司法工作者的论调。这些学校的看法和经验流传到各处以后，对全国政法院系的调整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有些新成立的政法学院及法律系，不但照搬，而且还变本加利地推广了这种看法和经验。

最近一年来，各学校为了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在这方面已做了一些改进工作。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由于某些干部的看法尚未完全转变过来，还没有能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因此，现在的法律院系在高等学校的系统里，还在不同的程度上保持着它那与众不同的特殊风格。

以上这种情形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据我看来，主要是以下三种观点所引起的:

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的科学性；

将党外的“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

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

这三种观点的不正确，可以用很多的理由来加以证明。但是为了节省篇幅起见，我们可以拿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实例来说明。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它的政治性。但这不过是问题的一面。法律还有它的丰富的独特内容和技术，须加以系统的研究；关于法律的全面正确知识乃是一种专门的科学，不是任何人都懂得的。重视法律的政治性并不等于可以忽略法律的专门性和科学性。这也就是说明为什么在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科学院里，都成立了法律科学研究所等部门，为什么一般人要钻研好多年才能获得法律科学硕士及博士等学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只要多设几个马列主义学院也就行了。正因为法律是有专门性、科学性的，所以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一般都规定:法官须由法律系科毕业而且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的人担任；在苏联，当提名竞选法官的候选人时，实际上也很注意候选人所受的法律教育。同时，这些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及大学教授中，有不少是“旧法出身”的法学家。他们在新政权建立前，就已经在大学里教法学，并发表过著作。其中有不少党外人士，是现在法律科学研究机关及大学法律院、系、教研室的领导人，是公认的当代权威法学家。这些都可以说明:过去那种宁可信任不懂或不大懂法学的少数干部，而不敢放手使用专门研究法学的党外人士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

这种错误看法在过去七、八年中，除制造了党与非党之间许多矛盾外，还阻碍了我国法律科学及教育的提高与发展，耽误了立法工作的及时开展与完成，引起了司法工作方面的一些混乱与落后现象。它促成了一般人对法律科学及法学家的轻视与失望，对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的怀疑与误解。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情形都说明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的建设是如何的重要。在这种建设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任务摆在法律科学和法学家的面前。可是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亲的一代法学家的成熟，没有富有学识与经验的法学家的帮助指导和青年们自己一、二十年的努力，一般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将一切任务都摆在正在培养中的人身上，而不及时利用老一辈在法律科学上已有的成就，那么法律科学的发出，法学人才的培养，立法的改革，司的建设，将无法顺利进行。我们应该吸取十月革命后在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如何不分彼此地发挥苏俄法律界的潜在力量，在五年内创造性地全部完成各种法典，捷克斯洛伐克在工人阶级完全取得胜利后如何不分彼此地发挥法律界的潜在力量在三年内全部完成各种重要法典的宝贵经验。我们应该吸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如何于建立新政权后不分彼此地动民法学界的力量来发展新的法律科学，培养新的法学人才，建立新的司法制度的宝贵经验。总之。我们应该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赶快设法消除在法律界所存在的那种党与非党同的矛盾，使大家都能热情地、无保留地投人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的建设。

歧视老一辈，令人有点心寒＊

(杨兆龙在上海市委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

杨兆龙说，有的青年教师，对老教师的要求很高，一定要事事精通，一事未通就就是“饭桶”。他们要求老教师的研究报告“要有现实意义”，意思是要有他们感到兴趣的东西。他认为青年教师对老教师的估计不够正确和公和，比如说，老教师过去的著作、学位、学衔他们不承认，可是对某些新归国的人，却又承认。评级时，说老教师思想改造后“断过气”，停顿了几年，硬打个八折。有时领导上为照顾老教师，从青年教师那里分几门课出来给老的教，他们就大闹。有的老教师就说:“你们是来日方长啊，未免太小气了!”

杨兆龙还谈到1954年党报上的一篇社论，在谈了半天应该如何尊敬老教师之后，还拖了一句:我们要培养我们自己的教师。他说，老教师看了真有点寒心。

杨兆龙和其他一些教授说到，有些青年教师害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怕一放之后，他们过去那一套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理论吃不开了，所以在开始“放”时，常用“围剿”的方式，反对不同的意见。

(摘自1957年5月4日“新民晚报”)

法律系办得最坏，是公安机关、法院作风＊

(杨兆龙在复旦大学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党的整风是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希望党员都能理解，我们党外人士也要理解。刚才杨副校长讲过去在民主革命运动中党外人士也要了解。刚才杨副校长讲过去在民主革命运动中党外人士也出过力，流过血汗，大有都很感动，我，也感动。这一点，领导同志了解，下层不了解，愈是下层，愈不了解。院系调整时本人不敢来复旦，以为复旦马列主义水平高。现在看下来，这不是马列主义，而是教条主义。复旦的教条主义很严重，过去我在的外文系严重。现在我在的法律系更严重。如讲法律是阶级镇压的工具，这定义今天是否要改一改?中国今天镇压对象只有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要不要法律?可见法律又是同一阶级内部维持纪律的工具。但在法律系我不敢多提，不然修正主义的大帽子要压下来。“再论”出来后，法律系除了教条主义外，又多了个修正主义。本人写篇文章，有些创造性，党支书就写文章载我个修正主义的帽子，我这个刚翻身的教授，实在吃不消。还有，青年教师把老教师到底当作什么看?当普通人、特种人、或是快要死的人?这几年优待给些肉吃吃算了呢，或是你还有十年好活先给草料吃吃。这样对待人太不人道，太残酷。人总是要老的，你们也要老的。理科教师也不要神气，十年之后红色专家出来会接替，已有党员干部不小心流露出来，这也很残酷。在军代表接收学校后，非党老教师的团结就成问题，因为党团员鼓励有方，要你提意见，让你狗咬狗，这种情况到肃反时达到高潮。这对青年一代教育很不好。今天请青年人做座上客，过去打入冷宫的，今天报上又出现了，今是昨非，青年脑中转不过弯来。这样的错误以后不能再有了。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确有架子，尤其是学校里负责的党员同志，和人在一桌吃饭，出去就不认识，这对青年党员影响很不好。党的制度也有问题，民主巢中制，事实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党员没有独立思考，光奉命办事。这种作风带到系里来，就如小媳妇出身的婆婆，虐待起人来更厉害。

另一个大的问题，是解放来历次运动的成绩到底如何?有好不坏，不能都肯定，如法律系就是本校办得最坏的系，是公安机关、法院的作用。所以，不能说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次要的。如都肯定成绩，还检查什么错误。要检查错误，希望大家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合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有法院检院在，要法院检察院是干什么的。其次，还希望检查一下有无坏分子乘机报复。

此外，对评级评薪和工作安排希也认真检查一下，有那么多安排不当的人。法律系有教授参加科学讨论会，系里报作教员，问人事处，说是校长没有批下，校长日理万机，人事处是干什么的。许多制度也要研究一下，教授看病也有两种待遇，问人事处，说是限于制度，无法变动。而有的制度，又可大开其后门。这些事实是有思想根源的。

“有法难依”以及试论司法改革

(吴传颐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6日第5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法制工作存在的问题

董老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现在情况是“有法难依”。应为下面干部喊点冤。下面干部是“一定要违一个法，不违这个法就违那个法”。

首先，中央与地方法制有矛盾，例如，去年国务院五办颁布一个税收法规，规定小商小贩只收营业税，不收所得税，但小商小贩情况不一样，有的只能糊口，也有能赚几千元的，因此，有的地方就规定要向小商小贩征收所得税。但这个法规至今也未作修改，以致上下不一致。渔业税的问题，法制局邦助有关部门起草了一个法规，报中央后，认为沿海捕鱼与江湖捕鱼情况不一样，让地方因地制宜来处理，这就默认了地方可以立法。

第二，中央各部门间也有不同的规定。立法有分散主义情形，各业务部门在制定法规上，对同一问题作不同的规定。在西安就碰到一件建筑部门下达的指示与银行系统下达的指示与口径上不一样的事。宛如竟依那个法好呢?

第三，内外不一致，公开的严内部的宽还好办，内部的严公开的宽问题就难办些，这就造成执行人员必然要两者必违其一。

第四，有些法令已过时了，也未处理，如财委公布的强制保险条件，后来认为国家房屋保险，保险的是国家，赔偿的也是国家，只是消耗行政费，因此财政部就通知国家房屋可以不保险，后来船舶，铁路也不保险了，但强制保险条例还放在那里，未作任何修改。下面只好把守法与工作对立起来，把合理与合法对立起来。造成混乱情况。

第五，我国法制观念这样薄弱，人的因素这样重要，所以领导同志有些口头指示实际上有很大的拘束力，但这些口头指示有的与法律相抵触。如1952年政务院指示农业税、货物流通税均不准任何附加，但地方上说不附加就行不通，在一次会方外中央有同志点了头，就附加了。有人指责用公函代替法令，其实还是比较好的，甚至领导同志说句话就修改了法律，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通过法定程序去修改法律呢?工商业税法规到1956年底有1，000多个，很繁琐，你叫下面怎样依，所以有些税务机关就采用协商办法，但协商是很棘手的事，形成讨价还价，也发生找不到根据，人家就根本不缴的。

第六，文化娱乐税条例规定几种情形不收税，但广西、西安都收了。又财政部会决定收个人所得税，最高当局未同意，广西自己作决定收资本家走息收入的税，虽根据了利息所得税一条，但又没有按照其它条款。

另外，是无法可依，这是指经过立法机关的法，现在存在着起草难的情况，法制局依靠业务部门是对的，但业务部门立法怕搞出乱子，认为法可有可无，不如发一个指示好，当然业务部门搞法也有困难，不容易把经验上升为条文，但法制局起草也有困难，往往交下面搞，局负责同志不直接搞，因此搞到一定时候送领导上，领导认为没有用就被否定了，有些法搞得很久，直到现在拿不出来，我可以说这样下去十年八载还是拿不出来。

法制战线上的人(包括新的和旧的)都没有走上法制岗位，法制局党内外人员是相当空闲的。商业部一个法律组三个人，去年成立到现在没有工作过，只是叫学习、学习、再学习，事实上商业部有很多法条，并不是没有事做。

原因:这与中国过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有密切关系，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人民法制观念是薄弱的，这也是党产生三害的原因之一。法制不健全，民主是要有法制保护的，如对自由市场的管理摇摆不定，下面有这样的反映，中央老是“辩证法”，我们要“机械主义”，实质上就是要法条。

法制工作怎样搞呢?苏联是列宁亲自抓，所以在列宁死以前就搞出来一些法制，中国的宪法也是毛主席抓了搞出来的，希望中央能拿出力量来，亲自抓这工作。

(二)试论司法改革

司入要解决的问题是组织不单纯、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政治不纯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思想不纯则应以教育来解决，然而在司改中大体是采用一个方法解决的，这是否合科马列主义，值得怀疑，司改实际上没有解决思想问题，而且产生过一些副作用，当时哪儿们旧法人员，现在有人提出要取消这帽子，我觉得这个帽子还要保留，因为将来有些人还是要学习旧法的。其次，对旧法人员的估计，司改时有人提出学旧法的人除了识几个字以外，就没有任何用处，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学过旧法的，对司法改革今天作结论还早，我希望十几年后红色法学专家培养出来，他们既懂得苏联的，也懂得资本主义国家的，既懂得新法，也研究了旧法，那时能对司法改革下一个正确的结论。

法律界的“墙”和“沟”

(张映南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4日第4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墙与沟是怎样形成的?党与党员要分开。我这里说的不是整个的党，若干党员的错误并不是党的错误。现在有这种情况:对个别党员批评重了，则说他是反对党。我不同意这一点，目前报上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登的多了，这妨碍群众提意见。有些党员犯错误应由党员自己来负责，若干党员中的领导干部有功臣思想，认为他就代表党，来压服别人树立自己的威风，由于这些情况而使这座墙筑的很高，因之党员与群众都不能谈心，脱离群众。在非党员方面也有用过去国民党的作风来对待单位领导，非党员靠近党是应该的，但用拍马的方式来对待党员是错误的，不是帮助党而是害了党。这些非党员得到了党的领导的重视后，就反过来压制群众，这就造成党与群众间更厚的墙。既有了这样的沟、墙，党员站在墙、沟内，不与群众接触，只听党团员及这些非党的所谓积极分子的意见，而形成宗派，主观主义的来压迫群众，因之三害是不可分的联系着。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同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几天报上登了很多对批评的反批评，是否叫人少说话呢?人家说错了不要紧，反批评可以，但不要加帽子，不然会影响整风的。可以等以后再解决。

(二)我们政法学界人士没有安排的应适当安排，对法学要给予适当重视。政法界人士从思想改造与司改后，老法学界人士有的退休，有的转了业，有的失散，青年的法学家是可以，但对专门问题专门研究不是很短时间可以达到的，老法学家对问题的研究都是尽毕生之力的。因之我建议党与政府要重视研究法学，现在有些老的经过这些年了也进步了，可以适当安排，不能一律以旧法观点一律拒之，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法学不重视，认为凡学法的就是旧法观点的问题要解决。目前党对自然科学很重视，但对社会科学则差，对政法则很差，对某些人的安排科是不象话。目前有些学过法的，现在悔恨自己学错了。关于评薪问题自然科学者高，而搞法的则低，有的给你钱吃饭就不错了，由此可见一般。对学术应重视，不要分等，认为讲师就比教授低些等等机关作风，对学术界及行政界干部要区别开，要特别照顾一下学术界的人。而现在都是以机关的那一套来对待学术界的。

(三)对于现在的行政制度要重视，建立起来，并且要提到日程上来。目前很多人提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工作拖延，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好的制度，制度建立了是否就完全解决问题呢?也不尽然。有些人有职无权，有些人则无职有权，有的因特殊身份而有权。周总理提出管理国家问题很困难，这些问题都牵涉行政法规问题，对于行政法规应进行研究，区别那些可用，那些已过时，那些该建立的，那些国家的管理方法可学习的。有人谈民、刑法及诉讼法及时颁布，这是重要的，但对行政法规简直无人重视，我建议党与政府对于行政法规应加以重视，它对如何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有重大关系。多设几个长，可能因为统战关系，但搞得有些人感到无权就不当，应适当安排，但不一定用这种办法。

(四)法规虽然制定了，但有人不遵守，出现违法乱纪的人，对他们应如何处理，我们有检察与监察机关，这些机关对于这些问题进行监督是好的，但什么地方有受理权也牵涉行政法规，要整理，但不是一个人能干的，因为这一门很广泛。

光明日报前天登载说目前无精通行政法的学者，我谈的是今天在这方面的人材很少，免得好象是自己太自高自大了。

附:(张映南在北京市民盟召集政法界座谈会5月23日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司法改革”有好处，让我们旧法人员认识了过去的错误；但是对法律界一些学术权威打击太重，直到现在精神还没有恢复过来，积极性还提不起来，所以现在法学界还鸣得不少，还放不出来。现在法学界量少、质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懂得法的人很少。

新旧应该并重，不能单纯迎接新的、抛弃旧的

(张映南在人大常委民盟小组会5月24日会上的发言)

在教育机关，党群关系的墙是双方面造成的。党员个人是代表党的，因此有傲慢的情况，自以为是与众不同。而有些党外同志因为要攀登党，因而即捧党，认为党员全对。这样就这垛墙弄得更厚了。再加上乱扣帽子，彼此距离就更远了，使外人不敢说话了。

在综合大学里，政法系也是不被重视的。我认为新旧应该并重，不能单纯迎接的，抛弃旧的。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马列主义只能做个指针。现在弄得新人不愿学可说是一种摧残行为。政府对过去的某些法律专家重视和妥当安置不够，迫使他们改行或当小干部的都有，如某法律系主任，现搞图书馆卡片工作。有些老教授至今不能开课，产生退休思想，以后党政应该重视。行政法是很重要的一门法律科学，但有很多人不认识、不注重。因而行政管理上出了许多毛病，建议常委成立行政法组，和民法、刑法组一样。政府对学术研究帮助不够，自己经济力量又不足。过去为了进行学术研究，向国内外买书很方便，每月工资四、五百元，总可以拿百把元买书。现在生活都不好维持，谈不上买书。国内买不到，国外更谈不上。

九年来由于政府不重视，因此法学已经成为薄弱的一环了。现在不学法的，叫他们去搞法律工作，这是不会搞好的。在政法部门工作而不懂政法业务的某些高级党员干部，如副部长等，为了酬劳他们过去的功绩，应另作安置。不应放在业务岗位上，妨碍其他熟悉业务的党外干部行使职权。非党员有职无权，党员无职有权，法律室、研究室我认为比较空泛，专门法律学者来补充是必要的。在旧的基础上学习改造才能适当需要。总之，做法律工作的干部应当有一定的条件才行。目前对学术不够重视，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令主义。

目前司法工作中的矛盾

(俞钟骆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6日第5次会议上的发言)

最高人民法院鸣、放开展不够，比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差。而且从波良式开展中，从党员在黑板报检讨中，可以看出鸣、放是有控制的。

人民法院任务，我们过去只强调它是“专政工具”，很少谈到它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作用。前几天彭真市长在北京市人代会预备会上讲:“流氓、惯窃等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对这一看法表示怀疑，但这一问题并未引起法学界的重视和讨论。

目前司法工作中的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由于法律不完备，同一行为，在处理上就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从好的方面讲，它是“合乎辩证法”；从坏的方面讲，是可以“出入人罪”。

(二)政策掌握上左右摇摆不定。几年来我们在镇反中，从宽大无边，到从严镇压，到少杀长判，以及现在进一步执行宽大政策等，在量刑上总是纠左偏右、纠右偏左。在第三届司法会议上，前后空气截然不同(我怀疑中间到怀仁堂照象是否最高当局有所指示)。我们检查工作，往往满足于百分之九十几的正确，自我陶醉，其实错案当事人所受损失就是百分之百，甚至家败人亡。

(三)司法工作对公民权利重视不够。举两个重要事例:逮捕、羁押界限不清。逮捕拘留条例，只规定逮捕要批准的手续，没规定如何控制羁押，事实上，往往是根据不利于被告的片面材料逮捕后，就长期羁押，检察院也不过问。我陪苏联专家去上海视察监狱，在押一万犯人中有三千是未决犯，有的关押几年没有提问过(绝大部分是公安机关押的)。最高法院派人去保定，发现1948年捕的人犯尚未处理。其次，二审审判程序问题。现在除大都市外，其他地区二审审判时往往借口路远等困难不传讯当事人和证人而进行书面审理。这也是不重视公民权利的表现，违反了公开审判和当事人辩护的原则。其实，我国历史上无论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等，上诉审都是传讯当事人的，玉堂春、十五贯等戏都可证明。他们不困难，为什么现在我们反而不能够克服困难了呢?

(四)审判员政治水平高、文化水平低，常识不足，写不出一张象样的判决和裁定。因而不能提供政法院校以教学研究资料。目前申诉案件多，和判决书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有很大关系的。另外，目前有的案件最高法院改判后，下级不同意竟不宣判，干部反映:“驳回容易，改判困难，发回放心”，改判时，领导上说要先问问下级法院的意见。这如何进行审判监督呢?

(五)司法机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目前干部政策是重政治不重业务，把学过旧法的人当废品。对党内学过旧法的，尽管观点立场好也不被重视。有的解放后从法律院系毕业的，领导上也要他们树立“终身当书记员”的思想。最高人民法院有些优秀书记员，尽管作了许多助理审判员工作，也无一人被提升为助审员，因此他们自称是“有权无职”。相反，有的高级干部家属连便条也不会写，却可以当助审员，有的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尚未结业，人事处也给她们预约做助审员。这是不公平的。

(六)建议:加强加快立法工作，对逮捕拘留条例作适当修改(捕、押要分开)；对二审程序加以规定；立法注意保护公民权利；通过整风，发掘法律界潜力，消除新、老界限，加强团结。

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肃反运动的法律问题

(谢怀栻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4日第4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关于开国以来的立法工作指导思想问题

立法迟缓的原因，大家只谈到是由于作风、组织、技术等问题。但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立法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思想、观点问题。

1.以政策代替法律。开国初几年，只满足于中共中央废除六法的指示，后来有了宪法，就以宪法代替一切法律，作为审判的依据，这是很不够的。但有些领导同志思想上去认为法也不足为奇，陶希晋同志在政法干校作报告时，就说过唐律和拿破仑法典都是经过许多年才完成的。我看不能以封建时代或十八世纪的情况来比拟，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比呢?苏联建国后各种法律颁布就很快。现在需要澄清我们这种情况究竟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

2.领导同志对审判错误的原因没有很好研究，只认为是干部政策界限不明。但没有法，就不能避免错判。没有依据是错判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3.“爬行经验主义”倾向。不能要求法律每一条都从经验中产生，不能一切都求之于直接经验而不看间接经验。立法不能排除理论的指导作用，不能都等待经验总结出来再搞。

听说政法方面很高级的领导并不注意立法工作，不亲自抓，轻视。应该重视起来。

(二)有关政法干部教育的问题

1.政法干部教育的重要性:郑绍文副部长作报告讲过，司法干部现在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识不够，但大换班——都换上大学毕业生或旧司法人员都不可能，出路只有大力进行现有干部的教育。他说可是政法部门只重视了大学法律系和政法院校，而对政法干部教育重视不够。

2.现在法律教育的体制:(1)大学法律系和政法院校培养未来的法律干部；(2)政法干校、二年制法律学校、各省训练班，训练在职干部。后者质量很低。有无必要几套并立?可考虑把几个学校合并，集中力量和师资办好一个学校。

3.关于政法干校的问题。政法干校对于训练在职干部和培养师资两个基本任务并没很好的完成。

学校领导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很重，彭真同志当校长也成了他们的包袱。他们会说人大是苏联教条，北大是旧法教条，唯有干校是中国的实际。领导干部怕听批评，怕提缺点，以前有个党员负责干部批评了学校领导的缺点，就受了批判打击，以后不得不离开干校。

干校训练干部只看数量，质量很差，不能独立思考，教学只能念讲稿，甚至讲稿还是要老教授写的，他们是“前台”，老教授是“后台”，领导同志认为这种办法就是毛主席说的“干中学”。有人要求要到旁的学校学习，就说他是不从实际出发，违背“干中学”的精神。

科学研究根本不受重视，直到其他学校了科学讨论会，才也模仿，但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组织，结果延期三次还是开不起来，还不承认是主观主义，只满足于训练的数量。现在办学校仍然是办训练班的方法，搞运动的方法，把哲学课程当作思想检查的工具，不注意传授知识，每门课程之后都来个思想总结。一些基本的教学制度现在还没建立，办了六年还没有一个学历。教学人员职衔一直没解决，近来才把16级以上的一律叫教员，17级以下的一律叫辅导员，不问条件如何。

学校宗派主义严重，更重要的是党员间的宗派主义。领导干部只是依靠亲信的人办学校，在党内是采取压服的办法，用党纪来压。有个党员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排斥出校，对干部只是利用一部分，排斥一部分，拉拢一部分，打击一部分。入党信团也是宗派主义的，只找会拍马屁的，领导同志将团委书记叫去，要其批准他所喜欢的人入团，不然就是关门主义。党委之间也不团结。

不执行精简节约的指示，盲目扩大机构，人浮于事，机构庞大。翻译室弄了16个人，没有事干，叫译每天真理报上的消息给校长看。教研室也盲目扩大，因为要搞“前台”、“后台”两套人员。还要成立“政策研究室”、“体育教研室”，只是为了好让一些人作主任、副主任。校长办公室有3个主任，8个秘书，“三八制”。要1个秘书专给校长管报纸杂志，又1个专管打电话。刑法教研室有30多人。有些人却长期闹情绪不工作。大家总之是“士气不高”。

司法部对干校情况是只看表现，没有看到实质，还把它当作很好的典型，把一些落后的制度向外推行。

去年下半年司法部教育司正、副司长和干校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去检查北京政法学院的工作。最后作检查报告。教育司对这个报告很满意，干校当然也很满意。这个报告在干校作了传达，指出政法学院的缺点:(1)对教学人员脱离工作进修，认为不如干校的“干中学”，谓之脱离实践；(2)上小课，不如干校上大课，亦谓之不从实际出发。不研究两校的特点，这是主观的、盲目的。

(三)政法学会、法律出版社应在干部教育工作上做些工作。学会应办一个给在职干部的刊物，“政法研究”对在职干部不能适应需要。司法部办的一个刊物可公开出版。法版出版社也应出些供这些人看的书籍。

(四)肃反运动中的法律问题

肃反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有些是由于主观主义，有的则属于法律问题，对待这些法律问题，应比对待主观主义更加严重的看待。所谓法律问题，就中央政法干校来说，是指:违法限制人身自由，而且是长时期的限制人身自由；违法搜索被侵害人的住宅、行李、物件，并且扣押、乃至损毁这些信件。这些现象，不仅发生在运动的初期、中期，就是在后期，中央已经指示不允许这样的时候，仍然存在。在被斗的对象已经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后，还不退还扣押的东西，直到被害者提出法律问题力争时，才发还。

政法部门如此，其他部门则更不消说了。

建议人代会和政协检肃反工作时，以检查法律问题为重点。

关于政法教育和科学研究中的问题

(谢怀栻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出席的都是几年来的老同事，相知甚深，可以知无不言。不过过去是不行的。前几年我讲过一些话，都被人记在小本本上，作为以后整我的材料。现在当然不会再那样了。因此，我愿意提出门点来谈谈。

(一) 略

(二)教学工作中的问题

1.培养教员的问题。有三大缺点:第一是空喊培养，没有具体办法。只有一个全校的总计划，笼而统之地提出一些原则，再往下就没有具体计划。各教研室被培养的人更缺少具体帮助。第二是忽而紧忽而松。有时把教员看得很神秘，许多人不能干，到了反保守后的一个时期，又太松了，把一些未经很好培养的人送上台。第三是把“干中学”搞成空洞的，自流的事。有些人干也未干好，学也未学好，几年过去了。

总之，我认为我校领导上“把培养教育员的工作简单化，把‘干中学’庸俗化”。什么是简单化呢?好象培养教员只是让一个人上台讲三、四个小时的课就成功了，看得这样简单。实际上，事先读熟讲稿，上台照念一番，人人可做。因此，在我们教研室就出现了“讲大课易，做辅导难”的奇怪论调。至于把“干中学”庸俗化是说把“干中学”变成自流的过程，使人可以把它作为优游岁月的借口。其实，在这方面，许多同志也有苦闷，可是领导上不重视，总说别人有思想问题。

2.把讲谭当成政治待遇。有些非党干部只能写写讲稿，作“后台”工作，然后让党员上台去讲。是这些非党干部没有能力讲课吗?可是明明他们在写讲稿。徐平同志说:旧知识分子处治思想改造快，学术思想改造慢。似乎有道理，但又不尽然。徐长龄在哲学教研室几年不能上台讲课，刚到国家与法律理论教研室，马上就准备上台了。难道几年改造不好的，几个月反而改造好了吗?可见这只是领导上的“决定”而已。

3.教学中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如联系实际的方针未贯彻好，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解有片面性:在教学中特别强调联系个人思想实际，对联系政策实际则强调不够。如学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后，说不出总路线所依据的是什么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同个人思想不大好联系，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好联系实际。过去同学学习哲学的小结，都是普通的思想检查，不学哲学也能写出来。教研室也如此，哲学教研室对政策的研究就不重视，对党的政策不从哲学理论上去研究。从主任到一般干部都不重视。因此，老是强调联系实际，老是不能满足学员的要求。

其次，我们的教材是东抄西抄；崇拜权威，教条主义。自己对于问题不用独立思考，而美其名曰“仿造”。艾思奇、杨献珍永远是我们讲稿的来源，人家错了，我们还不得不为人家辩护。

(三)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问题

用主观主义方法来领导科学研究工作，典型的例子就是科学讨论会一再延期。论文题目是为应付差事而选的，并不是研究的成果；有的则是直接由上级交下来的任务。科学研究用上级派任务的办法是作不出成绩来的。听说别人在搞科学讨论会，我们就也要搞，可是我们并未为科学讨论会创造条件。徐平同志在学术委员会中轻描淡写地说这里有若干主观因素，实际上完全是主观主义。现在又规定要在今年年底开科学讨论会，我看又靠不住。必须肯定，用主观主义、行政命令方式，开展科学研究是永远办不到的。

(四)、(五)略

(六)肃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问题

主观主义太厉害。以我自己的事为例。在肃反中是先作出结论，然后逼着你去承认。这种作风极其恶劣。例如，硬要我承认对土改不满，斗了几天，后来我只得承认，自动投案。“帮助”我的同学笑逐彦开，说这才合乎规律。又如硬要我承认在三反中动机不纯，说我至少是幸灾乐祸。后来我只得承认，写了检讨。又如硬要我承认是“C·C·”，我后来就承认了。有的党员对我说:“你是聪明人，只要你的检讨符合我们的意图，你就可以过关，否则还有麻烦。”这种作风太危险了。我现在对这些同志并没有意见，他们当时也是一阵风，受到当时风气的支配，不过今后不能如此了。我在此附带声明:我在肃反中写的关于思想动机的检讨，很多都是逼出来的，是不真实的。

肃反以后作了很多善后工作，这表明党的伟大。肃反结束很久，有些同志同我谈了话。讲话后还要加个“但是”:一是你的历史本来复杂，因此自己也要负责；一是虽然搞错了，但对你也是一次政治上的锻炼。是否可对每个干部都来这样一次锻炼呢?本来说清楚了就算了，带上这个“但是”，反而使人不愉快了。

(后略)

(摘自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印发的小册子，编者略加删节)

老法学教授被一棍子打死

(陈盛清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30日第2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怎样发挥老法学教授的作用问题

思想改革运动和司改运动，对法学老教师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也带来副作用。司改后，强调了法与法学的阶级性，对老法学教师一棍子打死，他们一部分现仍留在院校，但其中绝大多数未开课；还有一部分已经改行做其他工作。留在政法院校的老教员情况大体分四类:(1)仍然任教，如武大。(2)带着教授名义而实际做编讲稿、整理资料等编辅助性工作，如华东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3)去掉教授名义，经过一个时期带上教员名义，如中央政法干校等。(4)换上教员名义也不开课。他们虽然留在学校，但在否定一切的环境下，卑视既往，抬不起头来。改了行的，他们的教历史、外文，有的搞图书馆名资料工作或其他行政工作，他们大多数人想归队。但实际上没有结果。有的，今天还在被动员转业，如刘乃成等。这些人苦闷已极，看见祖国日新月异，而自己却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光阴是不等人的。这些法学老教师也自觉“六根未净”，但经过解放几年来的改造，立场基本上转了过来，同时，他们教学成绩也不错。所以把他们还当做“包袱”的时代应该是已经过去了。

发挥他们的潜力，有以下几种工作可以做:(1)整理研究法律文化遗产。要让这些遗产使更多的人了解，就必须译成现代语文。旧法学教授是可以作这项工作的。能做这项工作的人一天天地少了，而青年同志要看懂旧的法学书籍又很困难。所以这项工作应赶紧做起来。(2)翻译资产阶级古典法学著作。要想在12年赶上国际水平，必须学习世界的法学。有不少老教授是懂得几国语言的，他们作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不困难的。(3)批判资产阶级的法律和法学(包括国民党的六法)。我觉得苏联批判资产阶级旧法一般化、概念化。要批判是法学，首先得对它有所研究，要具有马列主义法律观。老教授七、八年来懂得了马列主义，立场已有转变，屁股已经调过来了，他们是可以作这方面的工作的。(4)政法院校的教员。院校里应有工农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和老教授，互相取长补短。但有的工农知识分子未能很好团结老教授。青年知识分子瞧不起他们。旧法学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法学知识，有开课能力的应开课，有的可做教研室顾问或研究工作。(5)法典法规的起草工作。让他们作各种立法工作也是可以的。对前三者有必要成立法学研究所，组织推动。如成立研究所有困难，政法学会应负担此任务。

(二)反对法学界的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

人大是教条主义发源地，中央政法干校是宗派主义发源地，应协助他们消除此二害。

干校培养重点是老干部和青年，对老教授照顾不够或谈不上照顾，让他们自生自灭，“有头脑的活机器，有嘴的哑叭”。保密范围太宽。1954年宪法草案公布前，我们研究国家法的还看不到，但党员早已讨论过了。政法教育会议的文件在别的学校有的已经组织讨论，而我们老教师却看不到，龚祥瑞、杨玉清等五人对此有意见，在一起谈论。肃反时竟说成“反革命小集团的现行活动”，有两个人被迫承认，半年后才修正。前武大法律系副主任李文钧的宗派主义就是从干校带去的。严重的整风开始时，干校领导竟说没有宗派主义。听说最近承认了，这是一个进步。

法制遭到任意破坏

(顾执中的言论)

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例如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许多现象却不是这样。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一或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例如有些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至今仍没有被登出。报社只登风平浪静的东西，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稍为联系到某些人物、部长等便不予发表。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第九十四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却在叫请大家原谅，说因为学校少，生育没有节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学，这样宪法也被破坏了。

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也很少有人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宪法当作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想当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间，大家都愿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

(摘自1957年6月26日人民日报“什么话”)

党不应领导司法，“六法观点”不该批判

(水梓在甘肃省政法座谈会6月7日会议上的发言)

法律是根据社会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继承等权利的武器，必须认真研究和正确执行。我不同意批判六法观点，但是，过去如果谁在判案中一提到旧法，就批评他有六法观点，六法观点有什么不好?试问在将来我们完备的法律中，要不要制定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违警法等，如果要制定，那这不是六法吗!那么，批判“六法观点”又作何解释呢?所以，旧六法也是可以参考的，不能加以批判。

我不同意批判仁政观点，过去如果有人提出正确执行法律中从宽的精神，或对重判的案子提出意，凶就批评他有仁政观点，试问要求把案子判得恰如其分，施行这样的仁政有什么不好呢?现在我们除了对极少数罪犯由于罪大恶极，造成人民的公愤，不能不处死刑之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不轻易处死刑，并且在他们服刑期间，给以完全的人道主义待遇，将来还要逐步废除死刑，这不是仁政吗?这与“仁政观点”有什么不同呢?那么，“仁政观点”又有什么错误呢?仁政是各代的圣君贤主都是一致重视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施行仁政呢?为什么要批判仁政观点呢?所以这些说法不对，应该纠正。

法律要极其严肃的，是要讲“准确性”的，但有些人说法律执行上要灵活运用，把有些案子该轻判的重判了，该重判的轻判了。这是不对的，所谓马列主义灵活运用，也不能这样用，因为法律是条文化的，既然定下来了，那么条文定的咋办就咋办，执法一定要适当，一定要准确。

不能以党代法、由党在司法机关操纵左右，否则就是违反宪法，也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法院、检察院应依照宪法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九条等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干涉，只服从法律，以保障公民的权利，或在执行上有党内外之区别。

关于肃反问题，对已确定的案件，发现错误的，应立即纠正，并对错案的有关逮捕、审讯人员应给予法律处分。

(摘自1957年6月26日“甘肃日报”，编者加以删节)

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法制观念薄弱，“上梁不正下梁歪”

(吴家麟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27日第1次会议上的发言)

从两方面谈:一方面，提两类意见；另一方面，四点建议。

第一方面，提两类意见。第一类意见:对国家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意见。

总的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无比优越，但大制度中的小制度，个别环节不家毛病，甚至严重的毛病。很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运用上存在不少问题；应通过整风解决。若不解决，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

首先，党政关系，党在人代会的地位问题。党与政权的关系，斯大林和毛主席早在原则上解决了这问题，29年前毛主席在“井岗山的斗争”已指出过。但是现在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我觉得这牵涉到政治制度问题，职责权不明确。有些怪现象，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上级服从下级，如党员科长要非党员办公厅副主任。福建省某地人代会开会，代表发言，受到列席的局长指责。我认为这是个别环节的失调。

有些地方的人代会不按时开会，有的开会过迟，如福建省有个地方在12月开人代会，通过该年度的预算。中央也嫌迟。建议在每年第一季度召开。又开会听首长报告，代表举手通过，这种形式主义也没有好处。

地方人代会应设立常务委员会，少奇同志在宪草报告中所说:“使机构重叠，造成不便”的理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设立常委会是利多弊少。这个问题若可以“鸣”，我以后还想详细“鸣”的。

法制，根据董老报告，包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两方面。有法必依方面，甚至中央最高领导机关的法制观念也薄弱。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例一:宪法第二十七条第十一项，规定省的划分由全国人代会批准，但1955年人代常委会却越权通过决议，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例二: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全国人代会是唯一行使立法权的机关，但全国人代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授权常委会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即单行法规”。如何理解“部分性质的法律”?这一决议与宪法第二十二条有矛盾。如通过那决议，为什么不就修改一下宪法呢?例三:有人问选举法是否是现行法?我无法答复。选举法关于地方人代会代表名额的规定，并未与宪法那一条抵触而无效，但去年常委会通过决定，修改了名额。选举法第四十四条规定选民名单应在选举前30天公布，而国务院1956年关于选举工作的指示，要在20天完成一个基层单位的选举。国务院无权修改法律。这样做是否合乎法制原则?难怪会发生局改部、部改院的指示的现象了。例四:一个法律规定自相矛盾，如选举法第三十七、三十八条，同第九章的规定，有了违法行为，到底由选举委员会处理是由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受理?例五:有黑官、黑衙门。报载西安体育学院院长当了三年，未由国务院任命，其他有些部、局长未经任命，就已上任很久了。国务院有个出国工人管理局，据说是保密的，但却保到底。前十几天人民日报载国务院任免命令中又免去了该局副局长的职务。我去信问，未见复。后来在“国务院公报”上发表的任免命令中把这一条删去了。由此可见，包括领导在内，法制观念也不强，把民主程序看成形式主义。

最后，四点建议:

一、健全政治制度，调整已失调的环节，包括党政关系。全国和省的人代会应在每天的第一季度召开。地方人代会设常务委员会。

二、加强立法活动，一方面及时制订刑、民、刑诉、民诉等法，一方面整理已经颁布的法律法令，那些无效，应废除；那些仍然有效，应保存。

三、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民主教育与法制教育，首先中央领导同志在遵守法制上应作出榜样，不能为省事而不顾程序。

四、开展法学研究工作。重新审查学制:五年，还四年?(我主张四年制的)。是否要政法学院与法律系同时并存?改进学会和出版社的工作。立刻成立法学研究所。检查过去砍掉法律系和一脚踢开老法学家的事情。

(编者略有删节)

立法工作死气沉沉，司法工作一团糟，镇反运动杀多了，法律教育搬教条

孔钊、朱华荣、黄守礼

编者按: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以孔钊为首的一个右派小集团。平日他们就散布了不少反动谬论，这次又乘党整风之机，有计划地、恶毒地向党展开了全面的进攻，而人民民主法制又是他们攻击的一个重点，本文是该教研室根据他们在鸣放中的发言记录整理的材料，本书编者略加删节。

(一)立法方面

1.立法迟缓

孔钊说:“我们建国初期很难搞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宪法颁布三年多了，立法工作还是裹足不前。”他还说:“这些法律如民、刑法都涉及到人民的根本利益，1953年开始起草刑法典，四年来还不准备往外拿。我们应当权衡利害，有法律利益大，还是无法律损害大。”

2.无法可依

孔钊说:“我们现在无法可依，凭政策办事，这就很难怪审判人员畸重畸轻。”黄守礼也认为“彭真说审判工作是‘以事实为根据，法律是准绳’，而我们就没有法律，以什么为准绳这是空话。现在除宪法外，连刑、民法典和刑、民诉法典都没有。”

3.中央不重视立法工作

黄守礼认为“中央对法制是口头上重视，实际上重视很少。在运动中重视，而对经常性的法制工作则不够重视。刑事立法工作死气沉沉。”他说立法所以迟缓和中央的几个指导思想有关。首先“中央认为没有法律也可根据政策办事。这在解放初期来不及制定法律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现在还这样想就说明对法律这一环是不够重视的”。其次“中央害怕早颁布法律束缚自己手足。其实用法律束缚一下干部，防止他们违法乱纪是必要的。有法律就可以限制专横。因此，中央怕法律束缚手足本身是违背法制的”。此外，他还说:“党中央有些工作代替了立法工作。例如，中共中央十人小组提出了处理反革命的标准，法院都用它作判案依据，但这一工作应交人大常委会通过加以公布，而不应该只限于内部掌握。朱华荣认为“中央重视法制工作不够，从整个法制状况来看相当落后于现实的需要”。他说:“从审判工作看，自从检查错案以来，大家都感到需要法律，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对法律工作重视不够，没有将这一工作推动起来。”

4.立法的指导原则

孔钊说:“我们刑法典草案大多数条文是国民党法律的翻版，根本不是从实际总结起来的，立法工作大大落后于现实的发展。”还说:“我们立法工作不一定从总结中来，有的总结了也没有提升为法律，在运动中总结群众半争经验来立法是正确的，但也有些犯罪，如杀人、偷盗就很难在大运动中产生，将这些局部经验扩大化，这是立法裹足不前的借口。奸淫幼女罪已总结了多年，但始终未以法律形式与群众见面。”

朱华荣认为没有将立法工作推动起来是受很多思想的支配，他说:“有人认为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产生法律，这种提法有局限性，不能扩大到整个立法工作。有人认为法律只跟现实走，只有经验成熟才能颁布，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法律应走到现实的前面，指导实践，宪法就是如此。立法应有预见性，如等总结经验，很多事情处理时缺乏法律，而经验成熟了立了法，事情已不存在了。有人认为法律一规定，事情就算定了下来，情况一发展就会脱离实际，束缚群众的手足。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他们不了解法律是可以随时修改的，事实由于没有法律，发生很多错案，为了更好的同犯罪斗争，及时的颁布法律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5.单行法规互相矛盾

黄守礼说:“我国单行法规不统一，各部门各自制定单行法规，而且互相打嘴巴，缺乏统一编纂和审核”。还说“有些法律过时了没有及时修改。如婚姻法第十九。”

6.中央首长对立法工作的指示

黄守礼说:“董老引用唐律搞了几十年才公布的例子来推卸我们立法迟缓的责任。可是他不知道，在唐律未公布前曾沿用过隋律。苏联在革命胜利后也曾准许用一些旧法，可见他们都是有法可依的，因此我们不能再推迟立法”。

(二)司法方面

1.司法干部水平低，法制观点薄弱

孔说:“审判人员目前思想矛盾，一方面迫切要求法律，对自己办案有好处；另方面也怕有法律，因为有法律不能随心所欲，不太习惯”。还说:“从实际部门对刑法草案刑度所提的意见可以看出很多都要求提高刑度，对法律要求过多的灵活性，也是法制观念不强的表现，有法律主要束缚审判人员的手员，不会束缚群众的手足”。

黄说:“国家配备司法干部差，据说县法院院长只限于十六级，再一提升，就调走了，这使人感到下级法院无人撑腰，很多审判员连判决书都不会写，太不象话了。而且不以为是缺点，反以上自豪”。又说:“资本主义国家对司法人员要求很高，国民党基层法院审判员差不多都是大学毕业生，而我们却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审判员、检察员的质量要提高，应当由大学毕业生担任，而我们‘本末倒置’，上海法律专科学校毕业的当审判员，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却当了书记员”。

朱说:“司法干部水平代，听说毛主席说司法工作应当是专家的工作，实际上并不是专家，连判决都不会写，只是政治条件好，成份好，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只凭这些不能符合人民利益”。因此他提出“必须提高干部水平。培养干部应当有计划进行，法律系可以负担起这一工作，审判人员也应轮流训练提高业务”。

孔说:“司法干部水平很低，同学毕业应大批充实基层。有的有经验，有的没经验，锻炼一年半载也会比现在司法干部水平高。今后毕业生应充实基层，这可以避免错案发生”。

2.错案很多，审判工作一团糟

黄说:“错案很多，不是1—2%，而是10—20%，弄得人家家破人亡，这是不可容忍的现象”。还说“一个小偷还未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就被判几年徒刑的大有人在；干部违法乱纪、打击报复、逼死人命的却检讨了事”。

朱说:“有人满足于正确案件90以上而忽视错案数字，这就是不对的。一个错案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100%的错误，评价审判工作不能从全部案件平均数来计算”，“成都监狱关人很多，装不下放了一批，过几天又满了”。

3.责怪中央

孔说:“鲁明健说不要把法律看成万能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不要法律。鲁明健举例加以说明，片面强调依法办事的结果，使很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不敢起诉。我认为这不是依法办事束缚了手足，而是无法可依的结果”。“我们对‘强调法制，又不让法律束缚手足’理解不一，有人认为法律对自己有利就遵守，否则就可超出法律圈子，这实际是破坏法律的代名词”。

黄说:“中央常提到我们没有经验，因而错误是难免的。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运用到司法工作上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司法工作应要求100%的正确，有错误就会造成人家家破人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就使下边干部产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这应责难中央”。

(三)法的一论工作和教育工作

黄说:“法律系培养目标、规格不明确，毕业了八期，但搞司法工作的有多少?有的搞行政工作，有的积压在学校里，下放的很少”。“培养法律系同学有教条主义毛病，硬搬苏联经验。如课程设置，有些浪费同学力量。法律系科学研究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法学研究所迟迟不建立，这与中央对此工作不够重视是分不开的”。法制思想教育工作作的不够也是个重要问题，有人认为只要遵守党纪，至于是否遵守法律，则无关紧要。实际上就有‘高干大闹公堂’的事情”。

朱说:“法律科学研究工作强调联系实际，但很多不该保密的材料加以保密。美国每年公布犯罪数字，我们认为是部分正确的。资产阶级国家敢暴露，为什么我们不敢发表犯罪数字?当然这可能被资产阶级国家利用来进行反宣传，难道资产阶级不怕我们反宣传吗?我们犯罪数字不敢公嘏，这种作法是违反共产党宣言的，因为马克思说过共产党隐瞒自己的政策是耻辱”。

(四)镇反工作

1.镇反杀人太多

黄说:“镇反杀七十七万人太多了，历史上没有杀这么多人的，杀错是有的。例如在土改时有的为了发动群众把一个没有什么罪恶的保长给杀了。毛主席如果早提出‘死缓’的制度，可以少杀好多人。当然你(指党)要杀一百万也可以，随你怎么说都行，有待将来历史作结论”。

朱说:“镇反时杀人如座，刑场上到处是尸体，掩埋后还露着头发，不小心就踏上”。

2.为胡风喊“冤”

黄说:“胡风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就说他是反革命。可是根据‘三批材料’是无法认定他是反革命的，至于他的三十万言‘意见书’是针对周扬的，因此只有能证明周扬没有错误时，才能说明胡风错了”。“如果胡风是反革命，为什么至今还不审判?还不敢见人?是不是在调查他与蒋介石的联系?”

(五)在刑法科学方面

1.刑法用不着阶级性

孔说:“处处讲阶级性，太庸俗了”。又说:“阶级性谈来谈去，空空洞洞，不解决具体问题”。还说:“讲刑法分则，应尽量少讲同犯罪作斗争的意义，多讲犯罪构成”。

2.苏联刑法科学没什么，旧刑法科学好

黄说:“苏联的东西都是从旧法中抄来的，苏联有的，旧法都有。旧法有的，苏联不一定有”，又说:“苏联刑法给我立场、观点，旧法给了我‘独立思考’”。

错案要以大赦来调整

(杨鹏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30日第2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本来想讲三个问题的，但有些问题涉及到个人，今天就不谈了，只谈谈大赦问题。毛主席说他对大赦是不积极的态度，主张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化整为零。根据宪法，通过大赦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权，颁布大赦令是主席之权，因之这问题可以研究。我是赞成大赦的，首先从法律、审判上看，也从社会面貌方面看。关于法律的问题，现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法律很不完备，与人民权利有莫大关系的法很缺乏，因这一案在甲地有甲地的看法，乙地有乙地的看法，轻罪重判在所难免，假如程序法完备尚难保证没有畸重畸轻，更何况如今程序法又不完备!如今审判工作人员老干部多，但程序法不是阶级立场所能解决的，也并非站稳了立场就能办案。“十五贯”曾经哄动一时，各地也纠正了一些错案，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关于错案，我主张以大赦来调整。毛主席所说的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在刑法上是属于假释的一种，而不是大赦。我认为应大赦，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消灭刑罚权利和追诉权。最后，我声明并无亲友在劳动，发言是学术上的探讨，我的发言稿请勿发表。

对大赦、法制等问题的意见

(卢蔚乾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5月30日第2次会议上的发言)

谈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大赦问题。毛主席非常慎重，这种精神我基本上拥护。宪法规定，大赦令由人代会决定，主席发布。大赦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苏联在1919—1953年曾大赦过八次，可见无论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甚至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大赦。大赦有好的，有不好的。在封建社会，时常是亡国之君把政治搞坏了，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才大赦。我不是反对毛主席的主张，而是拥护采用慎重态度。但是毛主席说，如果大赦，把傅仪放了，其他的囚犯也都要求放。其实不需要这种顾虑。大赦固与特赦不同，特赦是赦几个人。但大赦也不是所有犯人都放出来，所以决不能因大赦而将溥仪也放出来。另外一点，毛主席讲话时称溥仪“宣统皇帝”，是他的“顶头上司”，我看似不妥当。溥仪死有余辜。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还给他供养，后来他还搞复辟，当时念他年幼无知没有处分他，但九一八后，他又搞伪满皇帝，是汉奸之尤者，是首恶。在刑法上是首恶必办，如不处死他，则其他已枪毙的汉奸死得太冤枉了。主席称他“宣统皇帝”，对他这样宽大，我是怀疑的。大赦也赦不到他头上。

第二，关于法制工作问题。很多人希望早日制订民刑法，这是代表人民的呼声。董老在“八大”早已提出，然到今天还未颁布。不说其他法律，单说刑法，都因过去法制机关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所支配。今天我就三个主义举例说明，以帮助党整风。

1950年前法制委员会搞刑法草案。党员副主任对一位去公安学院讲刑法的党员说:没有学过刑法去讲课这更好，没有六法观点。这话使学旧六法的人听了好难过。那位党员将讲稿给我看，我说可以，并对他说，过几年你可以成刑法专家了。不过讲时要特别声明，这是个人意见。这说明墙有多高。

在王明同志领导下曾颁布过婚姻法。1950年王因病出国休养。代理主任是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由底下几个党员负责。以不懂法律的人领导专家起草法律，这怎么能搞得好，以致走了很多冤枉路。到了1954年还学苏联搞刑法指导原则，前面还要序言。我不同意这样机械的学习苏联，宪法都已公布了，可以不搞刑法指导原则，也不要序言。但因是党外学旧法的人的意见，没听。

后来勉强搞出个指导原则，交到常委会。常委会还未完全做到集中法律专家发挥最大的力量，今年对刑法一、二、三次草稿提过意见，也座谈过，而至今还拿不出正式的草案来。

教条主义就是主观主义，党员领导不信任党外法律专家想搞刑法草案，是一矛盾。刚才说的机械地学习苏联，一定要搞指导原则，要序言，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至于具体一章一节中的教条主义，那就不说了。教条主义使法制工作受害不浅。

官僚主义。法制局党与非党中间有一道墙，只三几个党员在负责，党外同志不能发挥大的力量，工作时松时紧，议论多而成就少，计划大而成功小。有一年计划要起草好多法规，忙忙碌碌，一无所成。官僚主义没根除，做不好工作。

解释法律问题。没有刑法，人民不知什么是犯法，法院判刑无法可循，只好讲中央法制机关解答。办公室办文牍的同志说刑法未公布，未研究好，敷衍了事。这是官僚主义作风，不负责责任。

法制工作不能说没成绩，但不大，这是为三个主义所害。

第三，关于行政机构组织与精简节约原则的矛盾。国务院有因人设部的毛病。国务院设八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除主任外，还有许多副主任以及许多行政人员。从行政效率说，是剥弱了各主管部的职权的。国务院对行政法规事件，正当处理应由法制局管，而不必由各办公室处理。

国务院参事室应和法制局合并，现在大门口虽挂两块牌，实际上办公开会都在一起，参事室主任又是法制局局长兼，等于是一个机构。北洋军阀有法制局，那时的参事是具有精通法律有行政经验的人。现在的参事室我认为是实行统战的，中央各部、委也有这种情形。我认为不应该以参事室作为安排统战人员的地方，要由精通法学、经验丰富的人来担任。现在各部又有参事室又有法律室，我建议改组合并，充实力量，增大职权，参事室应发挥高度作用。而现在各部参事室法律室未发挥应用作用，不仅各部，法制局也一样。

现在我们有30多个部，我认为是多了点。苏联宪法规定有58个部，我们是仿效苏联的；但苏联是联邦，我们是单一的国家。苏联58个里面只36个是联邦部，其他22个为联邦兼共和国的部。苏联现在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工作高度发展，主管部门分精密些有好处，而我们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技术业务和苏联的相差太远了。添设这么多部，每个部要部长、副部长、部长助理以及办公厅、秘书室、人事科、总务科、收发室一系列事务人员，添设许多小汽车、宿舍，未免太浪费。去年缩减编制，但同时又添三个部。一方面缩减，一方面又添，显然与精简节约原则是一个很大矛盾。发生这一矛盾的原因，我认为:(一)共产党掌握政权，党员居功自傲，向上爬，领导也论功行赏，不得不安置他们的地位。(二)对一部分民主党派领导人物，为了统战不得不安插一些要职。我建议能够从新考虑裁减合并一些。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5月23日大会上的发言)

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官僚气太重，北大到底是北大，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还不能肯定，现在下此结论，未免过早。证明胡风集团是反革命的材料都是非常苍白无力的，荒谬的!

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

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把自己的纲领提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下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当时批评的宗派主义，实际上还没有现在揭露现实生活中的1%!

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胡风提出要办同仁杂志，现在看来很正确，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是对的，因为现在的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很严重。文艺是反映生活的，现在的生活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的单调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胡风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度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刘绍棠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如缘原、阿垅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总之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胡风是反革命。胡风的问题假使发生在斯大林问题揭发后，或波匈事件后，提出整风的今天，就不会那样处理。当时太粗暴了。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说他们通信秘密，那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

今年4月，最高检察院谭副检察长到人民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问他胡风问题怎样了，他说:“现在桢查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同志们，这说明什么呢?根据谭副检察长的话，胡风能算反革命吗?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很为难，没法下台，知道错了又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一、明知错了，不承认；二、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听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有80%的高级干部不同意，当时有一些高级干部还退席了。

胡风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然是会转化的，如果逼上梁山的话。从赤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也是被逼上梁山的。我们知道列宁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曾出卖过情报，而列宁仍让他当中央委员，在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消灭了他们的肉体，这是斯大林的专横。

赤鲁晓夫否认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说是美国间谍机关捏造的，这么多笨，真是撒下了弥天大谎，如果说是间谍搞的，那个间谍就是赤鲁晓夫自己!

“斯大林时代”一书出版了，这本书很好，斯特郎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对苏联的情况很了解，但这本书只卖给十一级以上的干部看。苏联说这本书是反动的，文汇报登出了几章，苏联看到以后还质问我们，这不是苏联干涉我国内政吗?

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我曾经在区法院实习过，知道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检查肃反工作，我看到从法院、检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诉书错了的修改，没有理由的补上理由，这一定是中央布置的，但是这还叫人民代表去检查什么呢?

我很同意南斯拉夫关于个人崇拜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的意见。人们骂铁托、卡德尔是修正主义，可是论点苍白无力!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法国则不会。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我知道有很多人愿听我的话，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要讲下去。现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他们爬上了统治地位，就会产生思想上的局限性，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其实这是最笨的办法。

北大是放了，但我对整风还是不大乐观，因为还有很多卫道者，他们想把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作为他们向上爬上的台阶。听说现在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这是最愚蠢的!北大是放了，高级知识分子是放了，但广大基层还没有放，现在揭发的远不及现实生活中的1%，别看报纸上天天登了很多的问题，可是都是上层民主人士揭发的，这些人年纪大，很世故，他们讲的材料很少，不够我们研究的。我们青年长个脑袋是干什么的呢?难道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吗?我们要说话!

北大这样做，是个良好的开端，现在，西北、武汉、南京等地到处学生都动起来了，可就是互不通气，报上不报道，这是封建锁新闻；而我们说错了句话，他们就可能钻空子、抓小辫子，我们应该警惕啊!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我这样讲，并不害怕，我的朋友经常对我说:小鬼，我们都要给你送牢饭了，虽是笑话，也有可能，你们不欢迎我，我就滚蛋，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着危险，坐牢也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的斗争不是发发个人牢骚，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为了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过真正的生活。

(摘自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印发的文件)

肃反扩大化了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5月30日大会的上发言)

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威信很大，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苏联宪法更虚假，苏联有法制组织，实际斯大林可以完全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审判员说了算。如肃反问题。是否扩大化，我感到是扩大了，主席说没有，我不同意。苏联破坏法制是骇人听闻的。中国当然是好得多了，杀了七十七万人，这也不少，冤枉的人也有七十二万，相当一个小国家。肃反的理论根据也是错误的——罗瑞卿报告都是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后、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

胡风问题:这个问题很棘手，因为和主席有关系，是不是反革命谁也没有肯定，是否和台湾有联系?过去他对党中央提出的意见书，和三批材料，都不是确切的根据，虽然我也写了两篇反胡风的文章，但现在看来有问题。

阿垅、缘原是反革命，但别人没有材料，向党中央提的意见书——郭沫若说是“反社会主义纲领”，实际上那些意见是对的，现在这些“鸣、放”都是从胡风处抄来的。如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庸俗社会学皆是。当然胡风有些论点我也不同意，其中喽罗尤可恨，骂人骂党中央这是不对的，下流的。但骂人也反革命吗?胡风的建设性意见是正确的，文艺竞争赛是对的。

现在人们有怀疑，国家还没做出结论，我觉得案子给检察院处理是没办法的，他们只是死扣又不懂文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这也是不奇怪的，因为有斯大林上述错误理论作指导，起义的勇士舒芜起了不光采的作用。

三批材料中张中晓对毛主席的延安座谈会的报告做了批判是否若主席大怒了，冒犯了。主席的报告当时是起很大作用，现在也是对的。但有些东西不是科学的文艺理论，再加上那些个人崇拜者彭吹，起了很大害处，为什么不能反映知识分子，限制在工农兵，别的不要。

文艺学习刘绍棠提出了他的看法，现在正在讨论。

有编辑部人来我处约稿，我告诉他我的意见，我让他下保证不同意主席的意见能否登出来，能登我便写。

我真怕象斯大林的理论一样不叫人触动。

现在看来胡风假如侦察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见，这是好的呀。所以我同意赶快解决，这方面我向主席进一言(主席这里是有错的，但也没有关系)。常委会决定对肃反大检查。那些公安局、法院，就涂改过去的案件，怕人民代表检查。很让气愤，法院审判的结果都是党委的批示，把批示也都撤下。“十五贯”的现象在这里太多。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则是反人民，反人民则反革命，用这个公式来定罪的，这完全是斯大林的方法。

下层领导者他还是自觉与不自觉，完全不完全的继承过去统治作法，继承了地主恶霸的作风。可惜中国没有这样的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有错误呢?多少人被害呀?

(摘自北京学生联合会印发的文件)

应该区分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放手批评政策法律

(钱熙光在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召开的政法座谈会5月31日会议上的发言)

(一)大前提:在法学研究中要特别善于区分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的界限。因为(1)法律和法学有强烈阶级性，与政治有密切联系，在法学领导内，学术观点最易与政治立场混同起来。(2)司改残任意影响未消除，旧法学家是惊弓之鸟，新法学家对人们仍另眼看待。在毛主席两篇讲话以前，旧法学家不敢鸣，怕象司改那样，什么问题都提到立场上来看，给扣上帽子。而新法学家为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观点正确，只找有根有据的话来说，不能运用马列主义法学理论分析实际材料，独立思考研究问题，因而形成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这是造成目前法学研究落后状况的主要原因。

为改变这种法学研究落后状况，必须在严格区分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的前提下，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如何贯彻?——不但学术观点可以互相争鸣，政策法律也可以评论。在政法学会召开的政法工作问题讨论会上，吴德峰同志说是可以评论政策的。希望党和政府研究一下如何把它规定为一个长期的方针。这样作的好处是不可预计的，我想到几点主要好处是:

(1)可以鼓励法学家的积极性:当学者的研究工作能发生福国利民的实际效果时，他们的积极性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2)可以帮助政府发现政策法律方面的问题，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3)可以使立法更为完善。

如苏联法学界在个人崇拜流行时期，法学家们只好口诵教条，人云亦云。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情况基本改变了，法学界活跃起来了。提出了许多有助于加强法制和开展法学研究的建议和意见。如莫·米哈依洛夫“苏联宪法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学习译丛1957年2月，俄文1956年9月)，提出了修改苏联宪法和改进国家制度的系统意见，这种文章过去我们是未见到过的。

我们对政策法律的批评研究，是否可以研究已颁布的法律入手。法制局现正进行行政法规的整理工作。是否可比这范围更扩大些，包括所有已颁布的法令。而把内部的整理发展为社会上公开的讨论，让所有的新旧法学家参加。或首先研究几个主要法律。对修改哪些法律，怎样修改，为执行宪法应制定哪些法律等等，都可提出意见，按我初步看法，婚姻法似可修改，或制定施行法，或把第四章父母子女间的关系，按当前虐待遗弃的情况，规定得更详细具体些。如第五章离婚标准问题似应有所规定。原第17条是很不清楚的，技术上有缺陷。又如宪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政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一条，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密切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有重大意义，为实施这一条规定，应制定法律。

(二)法律工作干部问题。

对老法学家，不要以一成不变的观点来看，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他们。这样才能对他们作公平的估价，发挥他们的潜在力量，很好地团结他们，并通过学术研讨克服旧法观点，增多马列主义观点，把一个旧法学者逐渐改变成为一个马列主义法学家。

对于新法干部要人真培养，妥善使用，不是滥竽充数(学生来源)(钱的原意是说:如人民大学学生多是调来学习的工农干部，听说有些人连参加笔试都困难，所以应该注意学生来源——编者注)，滥用干部(分配工作高教部)(钱的原意是说:曾见报载，高教部分配毕业学生中，学法的毕业生，很多用非所学——编者注)，或揠苗助长(人大及干校)(钱的原意是说:不够讲课条件的教员，也硬让讲课，人民大学、中央政法干校都是这样——编者注)，急于求成。把法律要认真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单凭政治立场处理法律问题是不够的，科学知识还是不可少的。

(三)研究机关和图书资料问题。

赞成赶快立法研究所，以适应加强法制的任务，不多赘。建议成立法学图书馆。

缺乏资料的现状:国内资料有——在那儿睡觉。掌握资料的不都会写文章，会写文章的不都能接触资料。国外资料无——国际书店社会科学书少，法学书尤少，资本主义法的学说几乎没有。英国文学书琳瑯满目，而霍布斯的“莉维坦”等了几个月才算买到一本。

结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家(特别是非党作家)只好局限于法制史的钻研。资料的缺乏，严重地障碍着法学研究的开展。因经建议成立法学图书馆。以法制局图书馆、前政治学会图书馆(外交学会图书馆)及政法学会图书馆为基础，继续购置所有现在出版的各国法学新书及各种法学杂志，国际书店也应放。

附录：读《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

张群

【学科分类】其他

【出处】《读书》2004年第2期

【写作年份】2003年

【正文】

我是因为谢怀栻先生才知道有这本书的。 但真正看到已经是谢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在法学所的地下书库里。我恍惚感到：要理解谢先生，不看他的《法学文选》，或许没有多大遗憾，但不看这本《谬论》，则可能根本理解不了。

这只是一本才160页的小册子，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大概因为是“内部读物”，似乎流传不广。蔡定剑先生写《历史与变革》（1999年，法律出版社），讲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竟然都没有引用这本书，而是看的《国史通鉴》；虽然从内容看，最初的版本仍源于此。

能够在这本小册子里占一号的先生们，无疑都是法界英杰。而在当时，则是人人得而诛之，如谢先生1989年对徐国栋所说的，“个个都想踩你一脚”。虽然现在景仰之犹为不足也。

但是，人类似乎总难以避免健忘的天性，特别是对伤心的往事。我总觉得，如果谢先生不是活到现在，又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可能很少有人还会想起这个老人。

右派之一的宪法学家、当过宁夏大学校长的吴家麟先生曾批评说，许多关于五七反右的著作，“对57年政法界的鸣放情况和反右过程极少涉及，甚至是不置一词”（《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页）。我想，也许吴先生说出了无数个无法再开口的右派法学家想说的话。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在对那一段历史进行回顾的时候，历史学家们似乎更在意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的“转向”之迷，而有意无意忽视了法学界的情况。原因之二，或许是改革开放之后，法学成为显学，法学家们忙于国家的法制建设，根本没有时间用于回顾。

所以，也就谈不上全面而认真地研究右派法学家们当年所提出的不同意见，比如右派对1952年司法改革的批评、对所谓“旧法观点”的质疑，法学界和史学界一直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权威的研究结果出来。前面提到的蔡定剑先生的著作，其观点与他的老师陈守一先生在近二十年前写的《中国法学三十年》几无二致。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大概因为本职工作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不少当年的文史界右派真实地记录下了当年的一切，如戴煌、朱正、程千帆等。

所以，提起程千帆，可能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他在武汉大学当右派做了十几年放牛阿翁的经历；但说到谢怀栻，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再说起杨兆龙，怕即使法律学子也未必有几人识之。

而杨氏曾是《联合国宪章》的中文译者，国民党的最高检察长，国际法院1948年公选出来的杰出法学家（其时的谢先生，还不过是中央政治学校的一个毕业生，司法考试第一名而已）。这其中任何一项，可能都是今天所有中国法学家梦寐以求却可望不可即的地位和荣誉。

但就是这样一位博学正直的法学家，却因为不能回答工农兵“你当这么大的官，为什么要留下来”的问题，而一直遭到歧视和压抑，直至投进监狱迫害致死。

在参加谢先生的纪念会时，我总不时想起这位杨兆龙先生。在《谬论》里，杨的文章最多，共有六篇（大多右派只有两篇，如谢先生），其中还包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在我看来，杨的言论也是右派里水平最高的。他对法律继承性和阶级性的意见，直戳法律“阶级意志论”的死穴。所以，虽然发表于1956年，仍旧拉进来做反面教材。而举凡司法改革、国家立法、法律教育、党与非党之间等右派鸣放的重点话题，杨都涉及到了。与其他法学家比较，他的意见明显高出一筹，最有系统，而且讲得“头头是道”，最有攻击力。这和他在国民党时候的崇高地位无疑是很相称的。这也就难怪王铁崖、倪征日奥等先生，要一再嘱咐“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的编辑：“一定不要忘记杨兆龙！”以二老之名望，对一个早已死去的人说“不要忘记”且冠之以“一定”，其重要不难想见。我还猜想，王、倪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应该带着很深的遗憾和悲哀。所谓天妒英才，其中蕴涵的辛酸和血泪，又岂是外人所能道哉。

谢先生晚年对右派经历的看法一直很平和（这从谢先生写的《“以政策代法律”怎么成了右派言论》和《毕业六十年》可以看出来）。我想，这是否与他晚年有很好的机会得以一展身手有很大关系？虽然曾经磨难，但终究让自己的价值有所实现，对国家也有所贡献。这也可以用“苦尽甘来”安慰一下自己和历史吧。

但是杨兆龙给这个世界只留下了一本才四十万字的文选。而按照他在解放前法学界冠绝群伦的学识和地位，他本应该是大有作为的。

如今，这些列号“政法界右派”的先生们差不多都已经离开了人世。历史学家想做口述史亦不可得也。而我们的民族永远不会也不应该忘记：我们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才换来今天这样一个可以自由思考和说话的“走向权利的时代”。

【作者简介】

张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副馆长，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