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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運動是多數人的暴政嗎？

不解釋的特權：吳亦凡風波中的性別失衡

劉強東案——消解共情的「仙人跳」敘事，何處是「中立」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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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運動是多數人的暴政嗎？

不解釋的特權：吳亦凡風波中的性別失衡      

金雲深 2021-07-26

從6月開始，中國大陸流量明星吳亦凡就陷入性侵風波，並在7月達到一個小高潮。與以往的情感花邊新聞不同，這次風波的主軸是19歲女性都美竹對吳亦凡層層升級的控訴。都美竹首先指控吳戀愛冷暴力，後來又爆料稱吳借工作名義「選妃」、酒後與她發生性關係並涉嫌性侵。隨後，也有幾位年輕女性在微博出面旁證自己收到過吳亦凡工作室工作人員類似套路的邀約。吳亦凡方面對這些指控表示否認。但很快的，多家由吳代言的合作品牌宣布與吳解約，多家境外媒體也發布報導，其中，《衞報》措辭最為嚴厲，指吳亦凡被指控「約會性侵（date rape）」。

事態最終發展到北京警方介入。

警方公布的第一階段調查結果，讓短暫沉寂了數日的輿論再起波瀾。警方認定，吳借工作之名將對方約至酒局聚會、聚會期間收走手機、酒後發生關係等，推翻或削弱了吳亦凡方面曾經給出的「我和她只見過一次」的回應；但另一方面，警方指二人聯繫頻繁、吳幫都「清空購物車」作為生日禮物，還有寫手徐某代筆指控吳等新資訊，也讓都美竹面臨新的指責。更讓案情發展超乎所有人預料的，是警方通報中出現的另一位劉姓男子，他聲稱自己假裝雙方「代理人」，以虛假協商的方式在二人間騙取錢財，最後還成功從都美竹處騙取18萬元。

這些由警方確認與新增的信息，為公眾理解整個事件提供了新線索，也意味着吳亦凡在此次風波中再難翻身。即使有司尚未給出最後定論，他這位流量藝人所倚靠的「優質偶像」人設也終於在這一次風波中坍塌殆盡。

代言與商務往往不會分析爭議人物背後的前因後果與是非黑白，但卻會盡力追隨多數公眾對藝人的態度和觀感：若干品牌早在警方通報之前就解約吳亦凡，而具有官方背景的協會與自媒體也「蓋章」吳作為藝人的「失德」，並發文批評資本捧紅流量的狂妄。後者或許是吳將從公眾視野消失的明確徵兆，他若想在法律邊緣操作翻盤，機會恐怕微乎其微。

與此前的 #Metoo 事件相比，都美竹等人的發聲過程始終沒有「主義」貫穿，發聲方式也包含諸多「野路子」，總體來說依賴更為樸素的「女孩幫助女孩（girls help girls）」的理念。而都美竹的支持者之外，一些人接受官方通報蓋章認定的「想紅說」，認為一個別有用心者扳倒了一個道德敗壞者；一些人認定二人皆是流量玩家，各憑公關手段博弈公眾的同情與關注，普通人只需冷眼旁觀。 至此，雙方似乎被各打五十大板。「吳亦凡當然有問題，但都美竹也有問題」，成為了當下的最大公約數。但是，看似一碗水端平的輿論風向背後，有哪些問題被一帶而過、悄悄隱藏？

目光的失衡

似乎是因為吳亦凡的問題已經無需贅言，公眾輿論的第一個焦點，是警方通報中對都美竹「提升網絡知名度」這一動機的認定。「想紅」被視作原罪，而由作為網紅的都美竹來背負這一罪狀，似乎並不需要額外的證據。警方給出的認定僅僅是「水到渠成」地印證了普通人對網紅的刻板印象，並契合了近些年來人們對娛樂圈與自媒體追求流量風氣的普遍反感。

批評「想紅說」的人立刻指出官方雙重標準的存在：相比於對都美竹方濃墨重彩的分析，通告中關於吳亦凡的部分僅是客觀陳述與事實羅列，並未推測他與他的團隊以工作名義邀請女性聚會喝酒是出於何種動機、聚會中收走手機是何動機、嘗試與都美竹簽和解協議是何動機，以及團隊公關在回應中說謊是何動機。一個維權者到了需要借力輿論不可的境地，公眾的關注幾乎是唯一推進案件進入司法視野的希望，爭取公眾關注的努力被指只為提升網絡知名度，並被圍觀者進一步解讀為「想紅」，這是否準確，又是否公平？

關於「想紅」是否是流量經濟時代發聲者原罪的爭議尚未結束，為都美竹代筆的徐姓寫手接受了記者採訪，並發布微博解釋為何要為都美竹代筆、二人溝通交流的內容與合作模式。徐某的主動發聲再一次讓輿論發生微妙的轉向。

在徐某的自述中，他稱出面幫助都美竹完全是出於公義之心、是基於他對曾經接觸的女性受害者的同情、是男性幫助女性維護權益。值得注意的是，在自述中，他難掩自得，認為都美竹的文筆和表達太差，缺乏公關才能，無法抓中引爆輿論的重點，而正是從自己操刀代筆開始，都美竹才不斷積聚公眾關注，獲得大眾同情和支持。

徐某的自述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警方通報將都美竹動機認定為提升知名度——二人確有關於微博粉絲增長的對話，徐某還表示想成為都美竹的經紀人。但話鋒一轉，徐某又控訴都美竹提供的信息有不準確之處、都美竹沒有完全和他說實話。輿論似乎朝着更不利於都美竹的方向變化。

遺憾的是，徐某或曾短暫成功地扮演了都美竹，沒有讓網友看出都美竹背後有一位代筆，但這次成功也讓他過於自信，以至於沒能扮演好一個僅僅是熱心正義、對女性境遇能夠共情的「俠士」。互聯網的記憶再次被讀檔，徐某被指認是一個借心理諮詢為名接近、欺騙、敲詐女性受害者的慣犯，因行為惡劣、污名化心理諮詢行業，而最終被知乎等平台銷號。

於是，整個風波的另一條線索浮出水面：不同於惡女心機深沉、借污衊流量明星求走紅，也不同於勇者步步為營、有策略地反擊，都美竹是一個被動者，是一樁「一女三吃」案的受害者，她所遭遇的三個男性，都以不同方式想從她身上分得一杯羹。

從最開始被以 MV 選角和戀愛的名義被欺騙情感與性，到被一人分飾三角的劉某騙財，最終被徐某以幫助為名騙名聲，她所討要的公道還沒看到確切的希望，就已經數次置身懸崖邊上。如果她不願再耗費心力而是選擇與吳亦凡方面和解，拿到賠償的她將被坐實敲詐勒索；如果不是金融機構有每日轉賬限額設定，她被騙走的也不止18萬；如果她對寫手徐某有更多的信任，不知道是否會復踏徐某其他受害者被敲詐的命運。

這場風波幾經反轉，不同的故事線索各有各的篤信者。輿論的變化並非一波壓倒性地替代另一波，而是在不斷出現的新信息中形成漩渦。但是漩渦的中心並非吳亦凡，在潮水拍打中沉沉浮浮的始終都是都美竹。無論旁觀者選擇相信哪一條線索，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這位十九歲女性的身上，焦灼於對她的道德判定。

都美竹的支持者，也在不斷為都美竹提供解釋和辯護。而吳亦凡身處聚光燈之外，無需多加評判，也就自然少被評判。

解釋的失衡

這場風波讓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男性統治》一書意外走紅。@視知TV 在微博發布的一段引言讓這條微博獲得近十萬次轉發，《男性統治》也一度在豆瓣登上「實時熱門書影音」榜單。這段引言這樣說道：

「男性秩序的力量體現在它無須為自己辯解這一事實上：男性中心觀念被當成中性的東西讓大家接受，無須訴諸話語使自己合法化。」

這段引言直觀解釋了為何都美竹在輿論的中心，而吳亦凡則在焦點之外。一種常見的託辭是，吳亦凡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自然無須多說；但都美竹和其他站出來的女性要被檢驗所言是否為真、動機是否純粹、背後是否有其他推手等等，難道不是一種必要的公平？

顯然，這種托辭忽略了解釋與自證是一種繁重的勞動，意味着巨量的精力和情感的消耗。一句言簡意賅的「吳亦凡肯定有問題」其實也免去了吳亦凡承擔這種費時費力的勞動的需要。

這是另一個版本的「剖腹取粉」，潛在受害者指出賣粉的商販出售質量有問題的米粉，圍觀者附和商販賣的粉確實有問題，但指控者也要剖腹取粉來讓眾人見證吃下去的粉真有問題，而不是指控者另有圖謀或者身體健康狀況本就有問題，這種荒謬的「公平」要求不到指控者付出高昂的代價絕不停止，被要求解釋的事實也不限於問題的關鍵細節。

在都美竹和其他女性的發聲中，重要的事實細節是，吳亦凡團隊是否借工作為名誘騙年輕女性、是否在聚會中存在灌酒行為、發生關係時女方是否神志清醒且處境安全，可以表達接受或拒絕。然而，眾多拋給都美竹的質疑不僅與這些關鍵問題相去甚遠，甚至與蕩婦羞辱合流，轉向關注她是否真的在接觸吳亦凡時沒有任何性經驗以及對待性的態度是否足夠謹慎。

被免去解釋義務的男性彷彿被視作一件不能進行自主選擇的物品，但這不同於「物化」。被物化是被視作工具去滿足他者的審美、需求和目的，但在侵害事件中男性被視為一種給定的、難以改變行為模式的危險來源，則是將男性的犯錯劃歸為類似自然災害的存在，不必問責，也不須費心改變，只能靠自身避險防災。如果沒能成功躲避，那只能怪自己運氣不佳、不懂自保、太過疏忽愚蠢，甚至應當去反省自己不夠自尊自愛。男性的選擇被災害化、去道德化，而女性的遭遇卻被貼上恥辱的標籤。

解釋不僅僅是一項個體的負擔，也是一種群體的負擔。眾多女性選擇相信、支持都美竹的原因，絕不僅僅是希望在個案中幫助她討回公道，更是因為她們在生活經驗上找到了共鳴。在絕大多數利用權勢地位進行性侵犯或性騷擾的案件網絡曝光後，總會有更多女性分享類似的自身經歷。

自然，這些經歷五花八門，有人遭到傷害，有人僥倖逃脱，也有人後知後覺。這種分享的意義是什麼？它們當然沒有辦法直接證明當事人所講的每一個細節都是準確無誤，但是這種分享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旁證，它證明了在現有的社會權力結構之下，掌握權勢的人可以如何從容地獲得獵物、如何體面地全身而退、如何有效地讓女性沉默。

當每一個發聲者遭遇反詰和污名，處於權力下游的其他女性也總是要做好解釋的準備。這不是說所有女性必須鐵板一塊地去踐行團結的義務——事實上也顯然沒有——而是說詰問和污名的對象總是不單單包括發聲者一個個體的。當都美竹遭遇蕩婦羞辱時，這種羞辱也同時在傷害其他的女性。

不解釋的特權也塑造了我們如何理解「性同意」（consent）。在抽象的討論中——無論是關於道德的還是關於法律的——絕大多數人都贊成這一概念是判斷性侵害是否成立的關鍵。從學術界到日常生活，採取「no means no（不就是不）」還是「only yes means yes（只有好的才是好）」標準看似是爭議的熱點和難點，然而，當人們在現實中理解這個概念、在具體的案件中做判斷時，卻因為女性承擔了不均衡的解釋負擔，導致了一種可說荒誕的結局——無論更審慎保守的「no means no」，還是更為激進的「only yes means yes」都無用武之地，女性必須窮盡手段證明自己沒有給出任何可以被解讀為同意的信號。

為什麼同意聚會？為什麼沒有注意到天黑？為什麼去到對方家中？為什麼同意喝酒？為什麼同意談戀愛？為什麼有後續的交往？為什麼收取錢財或者禮物？……這些難以窮盡的無關發問和解釋的要求，塑造出一種現實中幾乎不會存在的受害者形象：她必須在權勢面前保有從頭到尾的堅定，擁有完整的抵抗和拒絕的證據，不能一時糊塗或一時軟弱，迂迴自保的策略也有讓她功虧一簣的風險。

不過，諷刺的是，「性同意」似乎成為了一種流傳於女性內部的知識，某種程度上，這樣的知識減輕了女性本不該有的自責，讓她們意識到在性侵害發生時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麼，而是已經表明了拒絕或者身處無法回應的環境。但是，當男性的行為不需要解釋，當男性對異性的需求被視作一種無法阻撓的天性時，深入理解「性同意」也變得多餘了。科普性同意、強調「性同意」重要性的，總是女性居多。

流量時代，我們是否都是風中蘆葦？

當吳亦凡事件剛剛發酵成全網風波時，有人說，沒想到中國的韋恩因斯坦竟然是吳亦凡。但是，相比於那場起源於好萊塢的 #Metoo 運動，相關各方的名氣咖位雖有不及，但故事的戲劇性與波折程度卻遠遠超過。

隨著警方展開調查，以及鄭州暴雨、奧運會等熱點接連攫取網民的注意力，吳亦凡事件的網絡熱度略略降温。但這場風波留下諸多唏噓之處：比如，在幕後寫手徐某的關鍵代寫博文中，他抓住了輿論關注的要害——性與民族主義——他要求「加拿大人（吳亦凡是加拿大籍）滾出中國」，這一度讓網民「熱血」。如徐某的自誇所說，沒有他的協助操作，都美竹的控訴不會掀起足夠的水花。

「輿論」一詞的所指，既是一個個具體的有情感、有思維的人的觀點的集合，也是一個可以被測量的、被操縱的、被引導的對象。我們都希望，即使泯然於眾人，自己也還是有情感、有思維的個體。幕後寫手的出現和寫作策略的坦白，難免讓圍觀者有被欺騙之感。即使是都美竹的支持者，也並不認為徐某的代寫給都美竹帶來了實質的幫助和支持。沒有人不在意被欺騙和操縱，也沒有人不在意被利用和收割。

一種新的取態也出現了：或許避免成為隨風而倒、終被收割的蘆葦的最佳策略，是從一開始就把流量經濟下的輿論場，看成各方勢力的收割流量的遊藝場。

於是輿論中又出現俯視各種當事人的姿態：最早對都美竹的質疑之一，即是她的引流潛力被人看中，因此被作為工具推向前台；人們對吳亦凡的抨擊也頻頻訴諸於「資本之惡」，無論吳亦凡僅僅是私生活混亂還是真的觸犯法律，皆可歸結為「資本的力量」；至於方向不定的輿論走向，不過是「烏合之眾」的又一「有力證據」——群眾只能被情感衝動驅動，左衝右撞，最終成為他人利益的墊腳石。

這種清醒透露出一種冷漠的憐憫。憐憫無論吳亦凡還是都美竹，都成了資本的棄子；憐憫普通大眾衝動易怒、反覆無常的特質被利用。這種憐憫之所以冷漠，是因為它抹平了一切人的能動性，而能動性的消失意味着責任和權利一併消失。

誰會向工具問責，誰會給工具賦權？輿論場完全被當作了那個可以被測量和塑造的對象，而其中的人已經完全消失。在這種理解下，如果誰放棄了冷漠的圍觀，下場參與言說，便是不智，一定會被「反轉」「打臉」，而批判「庸眾」則無疑是一種難以出錯的策略。

流量經濟時代，網絡方便人設的打造，也同樣方便人設的坍塌。在人設的建立與被挑戰中，圍觀者難免左右搖擺。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需要因此去維持冷漠的憐憫，維持不出錯的體面？當性別問題真實存在於我們生活的世界，我們是否會因為輿論空間問題重重，就無視性別問題背後的目光失衡與不解釋的特權的存在，就放棄相信潛在的受害者？

至少這一次，眾多女性告訴大家，「我們不會選擇體面地沉默」。

（金雲深，領域是性別研究）

2015年7月22日，吳亦凡於上海參加杜莎夫人蠟像館蠟像揭幕儀式。攝：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0月23日，吳亦凡在上海參加寶格麗 Barocko 活動並會見傳媒。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大陸網紅都美竹。圖：都美竹微博

2018年11月5日，吳亦凡在紐約布魯克林參加Vogue的時尚活動。攝：John Lamparski/WireImage

劉強東案——消解共情的「仙人跳」敘事，何處是「中立」之地？

孫金昱 2019-05-07

4月17日，明尼蘇達大學學生 Jingyao通過其委託律師向當地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指控京東集團創始人劉強東性侵——繼當地檢方對劉強東涉嫌性侵一案作出「不起訴決定」的四個月後，劉強東案再次回到輿論中心。4月18日，由志願者組成的「助力Jingyao翻譯小組」將控方英文起訴書完整翻譯，經當事人授權和確認後在多個網絡平台傳播。與此同時，#HereforJingyao 網絡簽名運動展開，截止到4月22日，國內外聲援Jingyao簽名總數達到了4000。

然而也是在這個時候，事情出現「反轉」。4月22日，新浪微博賬號「@明州事記」發布兩條剪輯視頻——分別來自事發當晚餐廳的監控錄像與 Jingyao所住公寓監控錄像，由於視頻中曾出現 Jingyao手挽劉強東的動作，以及 Jingyao若干次在開門後作出「請進」的手勢，輿論開始認為劉強東遭遇「仙人跳」（編註：桃色敲詐）。第二次「仙人跳」是《南方都市報》發布 Jingyao與劉強東律師的電話錄音，被剪輯的音頻中 Jingyao「冷靜」交涉賠償事宜，似乎更佐證了「敲詐」的存在。

雖然其後 Jingyao方面對事件作出回應，並放出完整版的視頻和音頻，然而此時大眾情緒多數已不再同情起訴方。直到4月30日，參與支援Jingyao、轉發相關信息、以及發起支持行動的多個微信公眾號平台，疑因引起過多社會關注而遭到微信封禁（具體原因不知，可能是出於維穩考慮），事件熱度才被迫逐漸消退。

目前案件仍在審理中，未有最終結果，不宜對控辯雙方進行既有證據之外的猜測。然而，且不論性侵案件具有審查難點，劉強東案背後輿論對「仙人跳」的反轉，卻恰恰真實反映出社會的「強姦文化」。引起劉強東案輿論震盪的，並不僅僅是雙方提供了兩版看似相反的事實，而是兩種價值邏輯與話語體系的對立。從這場輿論爭奪戰出發，我將試圖梳理這種對立，以及嘗試回答，為何仙人跳敘事可以消解「共情」，而人們在這種輿論衝突之中是否真的有「中立」之地。

「仙人跳」vs「Metoo」

一些觀點認為，對Jingyao的支援實際上是 #MeToo 運動轉入低潮後再次掀起的波瀾。在我看來，雖然 #MeToo 的參與者與 Jingyao 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共享同樣的目標——如強調「同意」的重要性、強調拒絕的嚴肅性、反對將女性視為獵物和性資源，他們也往往都被貼上「女權主義」者的標籤——但值得注意的是，兩次運動所面臨的反對方有着明顯的區別。

在中國 #MeToo 興起和發展過程中，參與者面臨的主要挑戰是社會運動這種形式是否背離了法治精神、是否會發展成「貼大字報」的文革式運動、是否會出現大量誣告或誤告進而傷及無辜。暫且不論這些反對觀點所提供的論述是否紮實、是否有足夠的社會現實作為依託，反對聲音所訴諸的價值和原則至少是「現代的」，包括法治、程序正義、社會運動的正當性和所應當受到的限制。但是，Jingyao和她的支持者所面臨的反對聲浪卻令人意外的屬於一種「前現代話語」。「仙人跳」的敘事和「自願」、「同意」、「身體主權」、「權力關係」這些被女權主義者反覆強調的價值幾乎沒有聯繫。

仙人跳的典型敘事，是有權力、財富、地位和聲望的男性被性暗示或性互動引入騙局，女性利用他們對於「姦情」敗露的畏懼騙取錢財，如果謀財不成則報警（報官）報復。在這個敘事中，作為事件重要背景的權力關係、社會大環境中存在的性別偏見都被隱去了，故事的成立只取決於兩個因素：女方給出的性暗示和對財物的要求。在這種敘事中，身處高位，或擁有財富、地位的男性被視為易受傷害、天然處於不利地位的弱者，它同時假設女性的告發會天然獲得普遍的信任，因此，女性引誘男性入局，再詐取錢財才是可能的。

回到本案的輿論戰中，可看出「仙人跳」的兩次媒體主導者，「@明州事記」和《南方都市報》，它們發布的剪輯視頻和音頻都在有意識地去貼合「仙人跳」敘事，並成功地將公眾引入了這個敘事陷阱之中。對比後來發布的原版視/音頻，「@明州事記」和《南方都市報》都有對原版進行剪輯，前者一再強調女方禮節性舉止中的「（性）主動」和「（性）邀請」，後者則略去了 Jingyao與劉方律師的交談中的沉默和哭泣。且不論新聞專業主義，這一切操作都在刻意將女方「塑造」成一個心機深沉的加害者，而辯方劉強東的行為——從參與酒局、將女方先帶到自己住所、深夜進入女方公寓、直至涉嫌強行發生關係——相對來說，卻遠遠沒有受到同等的審視和質疑。

從權力結構的角度觀察，劉強東與 Jingyao不在同樣的權力水位上（一方是電商巨頭CEO，擁有廣泛的社會關係和光鮮的形象，一方只是家境稍好的留學生，承擔着服務義務的志願者），這種對比與「仙人跳」敘事的第一個假設是完全相反的，男性並不處於「弱勢」地位。

但是，在普遍的大眾觀念裏，男性不處於弱勢，並不代表誣陷不存在，「仙人跳」就是要以小搏大。但「仙人跳」成功的關鍵更依賴於它的第二個假設，即女性的告發會「天然」獲得信任。然而，本次輿論清楚反映出的是，一旦女性提出強姦指控，男性常常得到迴護，甚至對性道德的違反也可以不被追究；女性的證言和指控常常不被信任，女性每一個言行都被拿到放大鏡下仔細觀察是否向對方釋放了性的信號。

這種弔詭的現象為何產生？在諸多案件分析中，答案都指向了社會環境中盛行的強姦文化。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重建中立者的共情

一個純粹的旁觀者也許會一再強調，他的判斷要基於雙方給出的證據，客觀的判斷需要中立，現有的證據並不能推出起訴書內容的100%準確。因此，對 Jingyao的支持可能依然要再次遭遇反轉，「相信 Jingyao」是帶有偏見的主觀預設和盲目的人品擔保——旁觀者能做的，也許就只有等待法院的最終裁決。

時事評論作者、婦女權利工作者呂頻在《女權者真被「打臉」了？劉強東案「仙人跳實錘」視頻觀後感》一文中嘗試回應這一問題：「我們自己首先要知道『我相信 Jingyao』是在哪一個層次上及什麼程度的表態，要理解他的道德和政治的意涵，然後在紛擾面前還能守住它。」

根據呂頻的回答，「我相信 Jingyao」不是字面意義上的、絕對相信 Jingyao陳述的所有細節，不是認定她是一個在自我保護、行為舉止、品德個性各方面都足夠完美清白的受害者，而是通過對受害者的信任，在男權社會中劃出一個女性領地，阻止優先責備和審判受害者的強姦文化在其中自我複製。

但呂頻的回答還不夠充分，因為它主要面向包括女權主義者在內的 Jingyao的支持者，幫她/他們理解和調和自己內心相互衝突的直覺的必需。

而對於更加疏離的中立者而言，在道德與政治意義上相信 Jingyao，顯然需要一套更有說服力的邏輯。支持者自身的道德直覺、基本立場和她們主動承擔的道義，不足以向中立者證明他們不應當止步於旁觀。

這就是在 #HereforJingyao 之後，中國大陸出現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運動，並成為下一個熱點話題的意義。如果說 #HereforJingyao 是一種內部團結的鞏固和表達，#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則是一次明確的對外爭取。它所要爭取的不是事實層面對民事起訴書的認可，而是社會意識層面對強姦文化的反思和反對。發聲者談論的不是Jingyao，而是自己的真實遭遇。這些經歷包括受到侵害後來自警方和公眾的全方位盤問，在親密關係中被哄騙或者強迫發生關係，被位高權重的領導安排參加社交酒局，被信任的師長、朋友、同學無預兆地侵犯……截止到4月30日，該微博話題閲讀達到824.4萬，討論達到1萬，

在這些故事背後，是受害者高度一致的「不完美」——相信熟人、沒有果斷拒絕、沒有激烈反抗、不敢追究、事發後依然想要和施害者維持禮貌和友好。這些故事，曾是個體難以說出口的秘密，但是當它們一同被講述、被分享，個體經歷的集合終於形成了公共敘事。

這是一次集體行動，也是一次反抗運動。我們需要超越劉強東的個案去理解它，也需要超越法律意義去理解它。

此#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運動 ，既有克制也有野心。克制體現在這次集體行動沒有試圖越過現有信息去證明起訴書字字為真，講述者並不試圖成為案件的證人；野心則體現在這次集體行動要為女性在當下社會中的真實處境作證，證明整個社會的性別結構與依附其生長的強姦文化使女性作為一個整體處於何種境遇之下、又遭遇了什麼。

孤立來看，劉強東案中存在着「他說vs她說」的各執一詞。法律要處理的問題是個體之間是否存在侵權，它所依靠的是「他說」與「她說」各自證據的強弱。但是顯然，無論是#HereforJingyao 還是#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其意義都超越了個案本身。集體訴說傳達給中立者的信息不是事實判斷上應該向 Jingyao傾斜，而是改變中立者等待被說服的姿態，意識到在法律面前看起來平等的劉強東和 Jingyao背後是一個問題重重的性別結構，在這個結構中，上位者從資源和道義上都獲得特權和優待，而另一方面對着更嚴苛的審視，僅僅擁有極其有限的維權資源。

一個個不完美受害者的故事試圖重新建立被「仙人跳」敘事破壞的「共情」，打破人們長久以來對性侵的錯誤想像：性侵通常不是伴隨着激烈的暴力和抵抗的突發事件，相反，它可以來自於在熟人關係，藉助雙方權勢資源的不對等、藉助人際關係的壓力，以一種和緩、安靜、順從的方式發生，在整個過程中，甚至還可以觀察到禮貌和友好。那些看起來最像「同意」的東西，恰恰是受害者的無助、抗拒和恐懼。

但中國的輿論管制讓這場話語博弈變得異常艱難。通過幾個個別案例扭轉整個社會長久以來不斷默認、複製的文化本就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何況資本的壓力、權力對社會運動的警惕合力對運動進行簡單粗暴的打壓？網絡中曇花一現的話語爭奪戰最大的意義，可能在於給選擇講述的受害者以力量。

社會運動到底在回應什麼？

對各種聲援運動都抱有質疑或反對態度的人，依然會有面對 #MeToo 運動時的擔憂，即以社會運動形式推進的維權運動終究會超越必要的邊界，任何指控都會被公眾廣泛接受，從而抹殺灰色地帶，將指控者和被指控者放入一個非黑即白的道德框架。比如專欄作者劉遠舉在《劉強東案：一場政治正確下的失控遊戲》一文中就批評道，「政治正確從來都是斬釘截鐵的，它不承認人性中的弱點、灰暗、猶豫，僅僅看到一個男權社會權勢的典型例子，就立刻得到結論：這必是『社會結構性』的強姦，不用傷痕，不用反抗，不用逃跑也一樣的成立，……巨大的身份差異下，自然必是強姦，於是，證據與常識不再重要，首要的問題在於『如何相信 Jingyao』……」

但是我認為，姑且不論作者對「政治正確」概念的表述是否合理，做出這類批評時需要理解社會運動的意義、運行機制和正確解讀其希望實現的理想狀況：

社會運動難以畢其功於一役。歷史早已證明，結構性的不義——無論是種族的、性別的、階級的，在一代人、兩代人的時間裏都難以被撼動，更不必說清除。社會運動所面對的，是一套綿延十數年乃至百年以上的社會規範，這套規範被社會成員普遍接受、無意識踐行，自然也滲透進法律和裁判。

反對者似乎認為，聲援 Jingyao者要實現的理想狀態，是通過所謂「政治正確」的輿論運動，給法律以壓力，來給 Jingyao和後來所有聲稱自己遭遇性侵害的女性以「公正」，反對者並指責這實際上才是最大的「不公正」。然而，甚至在 Jingyao 支持者和女權主義者之中，都沒有人有充分的信心認為 Jingyao最終會贏得訴訟。事實上，Jingyao支持者和女權主義者所懷有的「樂觀」也根本不是訴訟的勝利，更何況，即使訴訟勝利，Jingyao也好，與Jingyao 類似的女性也好，已經面對過無數次羞辱和攻擊。

也許在劉看來，#HereforJingyao 和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所要實現的理想狀態是每一次成功男性的酒局上，帶走年輕女孩的男人都被定罪；但是實際上，正如我一再強調的，從 #HereforJingyao 到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話語比事實重要，讓不公正的性別結構中的人理解他們所處的結構，比讓置身事外的旁觀者理解案情的細節重要。它們希望實現的理想狀態，是無論女性的年齡、外貌、資歷，不再被當作酒席間的點綴，是這樣的「獵豔」酒局不再流行，是「不」被認真當作「不」，是身在高位者對女性的傲慢、對女性境遇的麻木、對自己財力地位的自負、不再扯上「人性的弱點、灰暗、猶豫」來做遮羞布。

正如時評人陳迪所說，「同一事件，許多人看作個案吃瓜，但也有另一批人視其為漫長社會運動中又一場戰役。『相信強姦受害者』就是在這特殊前提下產生的，它不等於受害者一切說法就『真』，更不代表受害者一定完美無瑕。但如果沒有那麼一批人一開始的『相信』，那受害者會永遠站不出來。」 社會運動要動員更多的中立者，說服既得利益者理解弱者的困境並意識到自身投入運動的道德必要，這場話語博弈無疑是艱難的，因為扭轉傳統、說服公眾、對抗審查力量，無一不難。

但是也許對於 Jingyao 的支持者和女權主義者而言，更為重要的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而對於尚在旁觀的人而言，嘗試去深入理解既有的性別結構和依附其上的文化、將自己置入每一個講述自己遭遇的女性的情景中去理解她們，反思自己在大環境中的位置與作用，才是這場輿論戰的應有之義。沒有人活在文化與習俗的真空之中，用平等話語去替代陳腐的舊話語，是脱離與強姦文化共謀的唯一方式。

（孫金昱，倫敦大學學院政治科學系博士候選人）

2019年4月17日，明尼蘇達大學學生Jingyao向劉強東性侵一案提出起民事訴訟，劉強東案再次回到輿論中心。圖為2018年3月10日，劉強東出席政協記者會。圖：IC photo

2018年10月12日，劉強東攜妻子章澤天在英國出席尤金妮公主的婚禮。攝：Max Mumby/Indigo/Getty Images)

美國警方發佈劉強東被捕的照片。攝：Imagine China

中國#MeToo大辯論：並非劉瑜導致撕裂，裂痕一直就在那裏

特約撰稿人 紀小城 2018-08-01

近日，#MeToo 運動終於在中國內地真正爆發，繼高校圈之後，在公益圈、媒體圈、知識分子圈等言論環境較為開放的領域引發巨大回響，但也引來不少爭議。事實上，自今年初北航女博士羅茜茜實名舉報北航教授、長江學者陳小武性騷擾以來，質疑的聲音便陸續不斷，而這些爭論在上週隨着運動的爆炸性展開達到高峰。

7月27日，清華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劉瑜在個人微信帳號上發布了她對 #MeToo 運動的感想，其中提出諸多疑慮，並將 #MeToo 比作「大鳴大放大字報」。這篇文字旋即在內地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也在知識界引爆激烈爭論。劉瑜既得到了包括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等人在內的力挺，也遭到了女權運動者及其他知識界人士的嚴厲批評。一時間，這篇非正式文字開啟了近年來中國輿論中少見的公共討論。有不少聲音甚至將這次爭論形容為「中國自由派的大撕裂」。

表面上看，原本志同道合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突然因為 #MeToo 運動站成水火不容的兩隊。許多讀者與學者也不禁慨歎，以劉瑜和賀衞方等人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在#MeToo 運動中的保守立場令人失望。

不過仔細想想，也許並不是「劉瑜們」（泛指劉瑜及支持她的知識分子）令人失望，反而可能是從一開始「劉瑜們」就被「誤解」了；換句話說，不是「自由派」突然「撕裂」了，而是「自由派」內部原本就存在裂痕。#MeToo 運動只不過是讓這些裂痕浮出了水面。

事實上，「自由派」這個稱呼原本便是模糊不清的，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來講更是過於籠統。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國家，反極權是主流政治共識，但在具體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議題上則存在諸多差異。我們通常會將西方政治光譜粗略劃分為左派和右派，其中右派通常也稱保守派，左派通常也稱自由派。然而在政治術語中，保守派或曰右派涵蓋了自由意志主義者、古典自由主義者等，自由派或曰左派則包括社會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等；「自由主義」一詞及其延伸意識形態的複雜含義常常令人困惑。在這一前提下，中文語境下的「自由派」更是發展出了特定歷史與政治情境下的特殊意涵，其覆蓋的群體與價值理念與西方語境早已差距甚遠。

正如香港泛民主派內部存在複雜分野，中國的知識分子內部一旦涉及經濟與社會議題，也理應存在相對應的、甚至更復雜的分化。因此，僅僅因為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反極權專制，就認為他們在政治光譜中處於同一位置，這恐怕是一個極大的誤會，也低估了中國知識分子中意識形態的分化程度。

也就是說，並不是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因為 #MeToo 運動而突然撕裂，而是中國的「反極權派」知識分子內部原本就存在裂痕。這些裂痕在特朗普上台、歐洲難民危機、對待穆斯林態度等近年一系列新興公共議題中早已暴露出來。可以說，「自由派」內部早就「撕裂」過好幾次了。此次 #MeToo 運動中爆發的分歧，只是在女權的維度上將這些裂痕描畫得更加清晰。認清這些裂痕的形態，對於減少誤判、明確議題也將有所助益。

自由還是平權？

雙方的第一道裂痕，存在於對「自由」與「平權」的理解中。

劉瑜在討論 #MeToo 運動時提到，她不認同 #MeToo 運動中「不容置疑的『邪惡有權男人＋無辜柔弱女人』的統一故事結構」，認為性侵受害者「有完全無辜被脅迫甚至暴力脅迫的（人），也有視性為一種『交易機制』去換取自身利益的（人）」。因此，她不認同受害者「別無選擇」，而是認為「除去某些極端的情況，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有選擇餘地的」。

對此，女權主義者呂頻認為「男權社會中並非不存在女性的性別紅利」，但她強調這些紅利「只有少數女人才能兑換」，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女性精英群體。這種獲取「紅利」的方式既「不能為廣大女性所模仿」，也「不可能真正為女性權利做功」。呂頻更進一步指出，如果這些女性精英反過來稱「我是女人，我沒見過不覺得有性別不平等」，「以女性身份替男權張目」，則會造成更嚴重的父權壓迫。

也就是說，#MeToo 運動的支持者認為，「不滿上司性騷擾你就辭職」、「別在飯局上喝酒」這種基於個體自由選擇權的建議，僅適用於極少數的女性職場精英，在女性整體中並不具有普適性，因此對女權運動並無助益，反而可能對受害者造成更多壓力與傷害，是一種實際上的「譴責受害者」。

在華爾街從業的活躍作者北大飛也指出，在保守主義觀念下，「只有明明白白的政治權力才叫權力」；但他指出，私營企業主、公益圈領袖、有名望的公共知識分子等也屬於擁有權力的一方，而持保守主義思想的人「既然否認權力結構的存在，當然也做不到審視權力結構。」。

女性媒體人 Kiva 則發表「受害者自省書」，反省自己作為女性從父權結構中獲取的利益。曾因自己在男人面前遊刃有餘而頗為得意的她，終於因為 #MeToo 運動而意識到自己也是受害者：「因為我『習慣』了男性的注意力和特殊對待，所以即使我並不願意，我也沒有認識到對方是一種侵犯，而且還在用一種慣性去應付他。我害怕得罪他，也許是因為潛意識裏我害怕失去讓我受益的系統。」

這反映出，在經濟與社會議題方面持保守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對於「理性人」和「個體自由」的假設，與 #MeToo 運動的參與者和支持者因遭受來自父權社會的權力結構壓迫而呼籲基於群體的平權，兩者之間產生了矛盾。

前者認為，如果社會制度保障了每一個個體的經濟自由、言論自由、政治自由等基本權利，那麼這些獨立個體就應該有能力進行自我保護，並為自己的行為或遭遇負責。後者則認為，處於不同階層、不同權力關係下的個體，上述的基本權利對他們產生的效用是不同的；即使在享有基本權利的前提下，個體仍然會受到社會中其他「權力結構」的壓迫，其中就包括父權社會對女性（事實上也包括男性和非二元性別群體）的壓迫。

女權主義在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社會衝突/批判理論影響下，主張反抗存在於政府之外的社會權力結構，倡導基於群體的平權。這與種族批判理論一脈相承，因此，女權主義運動與美國歷史上的黑人民權運動及反種族歧視運動有頗為相似的一面。

這些衝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雙方對於歷史與現實中權力結構的不同認知。女權主義者李思磐在數年前發表的《中國大陸自由主義者為何不支持女權主義？》一文中早已指出，中國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將「人權」理解為「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均質的』政治權利」，「並沒有把人權視為針對個人克服各種社會壓迫與歧視而進行生活各種運作（functionings）的能力（capabilities）所提供的保障」。她還進一步提出，「由於每個人身處的先天條件和社會結構並不一樣，所以人權所提供的保障必須因人、因處境及需要不同而呈現多樣的內容」。

當然，自由派知識分子中也有人認識到了權力結構的重要性。著名媒體人長平多年前便已自認為是女權主義者，並曾在接受採訪時指出，在這個以父權為根基的社會中，「我們的衣食住行、思想語言、社會規章、工作成就都由它塑造」，因此所有男性都是父權統治的一部分。

受長平影響，曾在自由派與民運人士中頗具影響力的莫之許成為同時代男性知識分子中少見的自省者。他撰文指出，在社會建構上，「極權社會與男權社會是高度重構的，在極權社會中的男性就同時兼具權利被剝奪者同時又是社會建構的優勢得利者這雙重身份」。因此，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之中，男性既是政治上的被壓迫者，又是性別結構中的壓迫者：「請不要忘記在不平等的社會性別權力建構中，自己也是牆上一塊磚。」

公域還是私域？

第二道裂痕存在於對「公域」與「私域」的劃分中。

關於性騷擾/性侵的解決途徑，劉瑜等心存疑慮者認為，受害者應該首先尋求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哪怕法律途徑走不通，也要在「『找單位找親友鬧』這種『私刑途徑』被窮盡之後」，才將在網絡平台上公開發聲作為「最後的途徑」。

與此類似，資深媒體人章文被一名女性匿名舉報強姦後，章文的律師、曾為許志永辯護的張慶方也發布聲明對舉報者稱，「如果認定自己確實被性侵了，你首先要做的，應該是去警局，而不是在微信微博中四處宣揚。」而對於受害者的「四處宣揚」，張慶方認為這是在「用網絡審判的方式敗壞章文先生的名譽」。

無獨有偶，以公益領袖鄧飛為代表的一眾男性公益人士也將性侵看作是「私德」問題。「億友公益」創始人雷闖被該機構志願者指控強姦後，鄧飛最初曾表態稱，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雷闖的私德問題」，又稱他認為「公益機構領導人的私德和公益機構的公信力」需要「分開對待」（鄧飛本人之後也被多名女性指控性騷擾）。同樣地，當大陸多所高校有教師、教授被陸續揭發曾對學生進行性騷擾或性侵，而校方在對相關人員進行通報處理時，也基本只稱他們違反了「師風師德」。

對此，倫敦大學學院政治科學系博士候選人孫金昱認為，「如果一種傷害，僅僅發生在兩個個體之間，那麼請法律裁決既效率又公正。但如果一種傷害，不單單是甲和乙之間的私人矛盾，而是有着跟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脈絡，社會運動就是一種恰當的應對。」

在孫金昱等 #MeToo 支持者看來，#MeToo 運動正是產生於一個「不尊重女性自主意願和身體邊界」的社會環境當中；#MeToo 不是為了個人復仇，而是對抗一種不公正的社會結構。

這也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內部的另一重分歧。受哈貝瑪斯對「公共領域」與「生活空間」的劃分影響，保守派知識分子主張將社會生活清晰地劃分出「公域」和「私域」：「公域」包括政治生活、經濟市場等，「私域」則包括家庭和私人關係等。在此基礎上，公權力不得插手私領域，「公域要民主，私域要自由」。

然而，#MeToo 支持者對於上述公、私領域的劃分標準並不認同。按照這種劃分，家庭生活中的性別分工、家庭暴力以及私人關係中的性侵犯等問題，就都被排除在公共政治領域之外，成為「私領域」問題；而這些恰恰是女權主義者們希望通過公共討論甚至立法來維護女性權益、實現女性在家庭領域中的正義的核心議題。

在女權主義者看來，公、私領域的劃分標準本就是在父權結構之下由男性主導而制定的，缺乏女性參與以及女權主義視角。美國著名女權主義學者 Nancy Fraser 早在1990年就已指出「公共領域」的這一局限性：女性和其他少數群體是被公共領域排除在外的，而所謂「公域」是可以在鬥爭中重新定義的。她指出，家庭暴力就是一個在抗爭中從「私域」進入「公域」的例子。

當「私域」中的壓迫普遍存在，就有了進入「公域」的必要性。此次 #MeToo 運動中，《人物》雜誌在公眾號上發布問卷，不到24小時就收到了超過1700個與性騷擾和性侵有關的故事，堪稱觸目驚心。這些爆發式的指控已經明顯昭示了性騷擾與性侵在中國社會中的普遍性，其中發生在工作場合、教育機構及公益圈的事件更是惡化了女性在公共空間中的生存環境，難以歸類為簡單的私德問題，

發生在「私域」的性騷擾與性侵不僅帶來公共空間中的性別壓迫，也與更多公共利益息息相關。例如在此次 #MeToo 論爭中，科普網站「果殼網」發表文章指出，性騷擾與性侵廣泛存在於學術界，成為女性在科學、技術、工程等領域發展的巨大阻礙。這不僅惡化了性別不平等，也造成了對人力資源的嚴重浪費。

在中國女權主義者的推動下，《反家暴法》終於在2016年得以實施，這正是一次對公、私領域的邊界劃分過於狹隘的反擊。此次 #MeToo 運動終於在中國爆發，也恰恰反映了女權主義者推動性騷擾與性侵等「私德」問題進入「公域」的努力，這不可避免地會與保守派對「公」「私」領域的認知與劃分產生衝突。

運動還是法治？

第三道裂痕，在於雙方對於社會運動的態度。

劉瑜的言論之所以引發激烈批評，原因之一是她將 #MeToo 運動形容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她認為法治精神「講求具體個案具體分析、甚至同一個人的不同罪名也要各自具體分析、程序正義、雙方對質與提供證據、刑事問題上的無罪推定精神、量刑適度的比例原則⋯⋯」，相比之下，「大鳴大放大字報則是集體性的、遠距離的、帶有狂歡性質的公審」。

這反映了保守派知識分子的一種擔憂：如同文革所造成的諸多悲劇一樣，起源於草根的 #MeToo 運動可能造成「冤假錯案」，被指控者若被誤傷也難以自證清白；因此相對 #MeToo 等社會運動，「法律精神裏所包含的小心翼翼」更值得推崇。

保守派在這裏提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MeToo 運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與中共黨史上的紅色政治運動是否具有可比性？第二，在更廣泛的層面上， #MeToo 運動是否違背法治精神？

對於第一個問題，專欄作者宋石男在先於劉瑜的一篇文章中已做出區分。他指出，「舊時代大字報式的大揭大批、大鳴大放，其本質是政治權力的遊戲，是自上而下操縱民眾完成的，而現在 #MeToo 的匿名或實名舉報，絕大部分是自發的，或至少是罕有被權力自上而下操縱完成的。」

孫金昱也指出，#MeToo 運動「不是對思想定罪，不是誅心，不是揪出政治犯，而是對言語騷擾、肢體騷擾和侵犯這些能夠準確描述的性騷擾和性侵行為的舉報，而這些言語行為是在公眾共識之中明確的道德錯誤甚至違法行為。」

北大飛則從中國不同代際知識分子的不同知識結構的角度提出反思。他指出，中國中年一代（40至50歲）在「文革」後上學讀書，並接受了自由主義價值觀；他們對包括女權主義在內的社會正義議題存在知識結構上的缺陷，因此一看到有關社會正義的問題，「馬上會聯想到文革嚇得要命」。他贊同對「文革」保持高度警惕，但反對由於「文革恐懼症和思維慣性等問題」，不願開放心態認識和學習社會正義理論。

這種代際差異在社會運動的實踐中也十分明顯。中國年輕一代更少揹負歷史包袱，許多行走在中國社會運動前列的年輕人自信地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例如積極組織工會運動的中山大學碩士生沈夢雨、在爭取瀋陽性侵案信息公開中遭到校方施壓的北大本科學生嶽盺等人。這些年輕人從左翼思想出發，支持女性、勞工、LGBT 權益，積極領導和參與社會運動。相比之下，上一代知識分子則較少關注這些領域；其中許多人出於對中共意識形態及歷史中紅色運動的反感，更是對馬克思主義等左翼思潮避之唯恐不及，或是將之與「毛左」混為一談。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活躍的左翼青年中確實也有自稱為「毛左」的一派，例如在廣東工業大學組織左翼讀書會而被拘捕的張雲帆等人。然而，他們對這一標籤的詮釋與自由派知識分子所恐懼的歷史記憶顯然有所差別。他們對底層工人與弱勢群體的關心也是真誠的，例如張雲帆本人在北大就讀時就曾積極為後勤工人爭取權益。

第二個問題—— #MeToo 運動是否違背法治精神？這也是絕大多數社會運動都會面臨的質疑。

從邏輯上說，正是因為現有的法律與政治體系不足以解決當下面臨的問題，才會發生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理論中的「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理論對此已有深入研究：社會運動最容易發生在運動目標與正式政治體系不完全相容、同時政治壓迫又相對不太極端的地方。正是因為法律公然允許種族隔離，才會發生黑人民權運動；正是因為法律不允許女性投票，才會發生婦女參政運動；正是因為現有法律無法解決針對黑人的暴力執法問題，才會發生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

相比這些例子， #MeToo 運動其實要温和得多：它並沒有衝擊現有的法律與政治制度，而僅僅是指出性侵受害者可能面臨難以舉證、後知後覺、輿論譴責、蕩婦羞辱等多重困境和風險，使得單純依靠法律無法解決問題。#MeToo 運動的目標之一是在高校中建立反性騷擾體系，這在不改變現行法律體系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實現。事實上，公益圈在#MeToo 的影響下已經積極行動起來，多家機構與個人聯合發起了反性騷擾倡議和承諾。

對於保守派提出的 #MeToo 運動可能製造出「冤假錯案」，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林垚曾對這一普遍質疑做出過解釋。他從「無罪推定」僅適用於刑事訴訟的特點以及 MeToo 運動的獨特機制等方面論述了「冤假錯案」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FT中文網公共政策主編劉波也針對這一點回應，指出法律並不禁止「私力救濟」：只要不逾越合法界限、並且一般情況下不涉及暴力，「私力救濟」就是合法的。從這一角度來看，#MeToo 並未超出現有法治框架，因為受害者原本就應有控訴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權利：「#MeToo 只是試圖通過積極行動，把潛在的合法狀態轉變為實在」。此外，由於中國的現實情況並不符合理想的法治狀態，#MeToo 反而是在以「創造性的方式，想方設法讓這一狀態更好實現」，因此恰恰是「法治途徑」的一種。

類似地，賓夕法尼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方可成認為，要達到廣泛的社會正義，「輿論審判」是一種重要的替代機制。此外，輿論審判沒有「牙齒」，因為其背後沒有公權力；被審判的人亦可自辯。因此，「輿論審判不是完美的，有局限和風險，但也不是洪水猛獸。」

面對同樣的問題，社會運動研究者夕岸則獨闢蹊徑，揭示了「完美社會運動迷思」的存在。她指出 #MeToo 運動確實存在「冤假錯案」的風險，也不得不與其他社會運動爭奪有限的輿論資源；但她同時強調，社會運動本不該被「貼上完美的道德和實踐假設」，並非只有「促進大眾團結而非分裂，守法而不暴力，理性而無情緒」的社會運動才應該被髮起。事實上，社會運動「不需要為自己無法容納、感動、聯合所有人而道歉」⋯⋯「運動需要兼容幷包，但絕不是來者不拒」。

共識還是共謀？

第四道裂痕，在於雙方如何看待社會中業已存在的性別「符號互動」。

#MeToo 的批評者們不認同女權主義者們常說的「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相反，他們認為女性應當接受社會中的性別互動共識：如果女性的衣著與行為流露出「性」的意涵，就要考慮到與之相應的後果，如若發生誤解則要承擔一部分責任。

例如劉瑜認為，「人是信號的動物」，男女對於對方是否同意進行親密行為時，「怎麼穿、怎麼說、怎麼做，構成一個信號系統」。如果一個女性穿著暴露、酒後微醺、靠在一個男人肩膀上，「固然，男人這時候依然沒有權利對你進行身體冒犯，但是如果對方誤解你的意圖，或許只是愚蠢而非邪惡」。她還強調，這並非「蕩婦羞辱」，而是「人類常識」。因此她認為，對於 #MeToo 運動，男人應該「補尊重和自律的課」，女人應該「補自我保護的課」。

這與之前法國影星德納芙等人就 #MeToo 運動發出的公開信亦有相似之處。德納芙等人認為，「固執或笨拙的調情不是犯罪，對女人獻殷勤也不等於大男子主義的侵犯」。許多男性在運動中因遭到指控而被解僱，「而他們唯一做錯的事情就是摸一下膝蓋，想偷一個吻，在工作晚餐上談論親密的事情，或者發送帶有性含義的信息給一個並無相同意向的女人。」

這實際上可以理解為一種粗淺的符號互動理論表述：人們對物體、動作、語言等符號形成共同的認知，並藉由這些符號進行溝通與互動。對 #MeToo 運動持懷疑態度者認為，社會對具有性意涵的符號已建立共識，女性不應對此視而不見。

然而，符號互動理論並不否認符號中藴含的權力關係，以及雙方可能對同一符號產生的認知差異。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早已闡述過符號中可能藴含的權力與暴力：權力結構中的支配者正是藉助符號的力量來控制被支配者，甚至能夠讓被支配者無法認知自己正在被支配的現實。這意味着女性正被迫接受和適應由男性主導和定義的「調情文化」，並在這種文化的箝制下調整自己的衣著和行動來「自我保護」，甚至可能積極參與其中，將「性自由」與「性自主」混為一談，無法認知到自己是遭受壓迫的一方。

章文在回應性侵指控時認為，自己所做的無非是「一群人在一個場合喝酒之後，摟一下腰或者是合個影」，稱不上性騷擾。這恰恰證明瞭許多在男性眼中無傷大雅的「符號」，已經對女性造成了極大的壓力與暴力。

對於這種「信號系統」，資深媒體人韓十洲指出，「男人是有誤解的『權利』（這也意味着男人有提升自身的理解能力的義務），但是，卻沒有基於這樣的不經考察的誤解而採取莽撞的冒犯或侵犯的『權利』，否則，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了，即便他只是愚蠢而非邪惡，而這正是 #MeToo 運動所要追訴的」。

正因如此，訴說與表達本身成為 #MeToo 運動的目的之一：這是一種對「共識」的挑戰。曾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的艾曉明指出，#MeToo 是一種「倖存者的屈辱書寫」，也是一種「知識生產」。正是因為社會中不存在控訴屈辱的女性文化傳統和知識傳統，才需要創造語言和知識，用生命經驗來抵抗製造屈辱的權力機制：「講述帶來力量，力量來自分清是非，釐清責任。這對受害者來說成為社會動員，籍此擺脱文化羞辱而重生。」。

從這一層面來說，#MeToo 的參與者們深知社會普遍認可這套「信號系統」。#MeToo 並非要否認實然層面上所謂「共識」的存在，而恰恰是要大聲說出許多女性（也包括男性）在這種「共識」下的痛苦與屈辱，揭示她們/他們在「共識」中的缺席，並獲得重構這一「共識」的權利與機會。拒絕承認這些反抗者存在的所謂「共識」，事實上是父權結構下的「共謀」。

「自由派」的未來

#MeToo 運動之所以從學術圈與公益圈爆發，原因之一是這些領域的女權啟蒙更成功；而#MeToo 運動在中國的一個副產品，是讓許多年輕人對早年自由派知識分子群體「袪魅」，認識到他們在面對今日的社會運動特別是女權運動時有其局限性。

不得不承認，許多曾經的「自由派」啟蒙者在知識結構、行動力以及對弱勢群體的共情上都已遠遠落後於年輕社運一代。揹負着歷史包袱的他們，對來自草根階層的社會運動滿心警惕，對通過沖擊權力結構來實現社會正義的路徑也滿懷疑慮。當曾經站在人們前方的意見領袖成為實質上的「保守派」，接下來帶領中國社運的，也許將會是女權主義者、左翼青年以及工人運動中的行動派。

（紀小城，媒體從業者；感謝夕岸、林垚等對此文的幫助）

#MeToo 運動終於在中國大陸真正爆發之後，清華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劉瑜在個人微信帳號上發布了她對 #MeToo 運動的感想，而這篇文字既得到了包括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等人在內的力挺，也遭到了女權運動者及其他知識界人士的嚴厲批評。有不少聲音甚至將這次爭論形容為「中國自由派的大撕裂」。攝：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

女權主義在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社會衝突/批判理論影響下，主張反抗存在於政府之外的社會權力結構，倡導基於群體的平權。這與種族批判理論一脈相承。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保守派知識分子主張將社會生活清晰地劃分出「公域」和「私域」：「公域」包括政治生活、經濟市場等，「私域」則包括家庭和私人關係等。然而，#MeToo 支持者對於上述公、私領域的劃分標準並不認同。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2018年4月23日晚，北大宣傳欄出現「大字報」，聲援岳昕申請信息公開遭到打壓。 網上圖片

劉瑜：「人是信號的動物」，男女對於對方是否同意進行親密行為時，「怎麼穿、怎麼說、怎麼做，構成一個信號系統。」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性騷擾」的背後：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孫金昱：校園性騷擾的關鍵不是「性」，而是權力結構

孫金昱 2018-07-21

在中國，每一次校園性騷擾案件的傳播，都是一場「雙重抗爭」。受害者和她們的家人、朋友、校友以及其他熱心參與者，不僅僅要從施害者那裏討還公道，往往還要與校方、甚至相關輿情部門的維穩策略較量。

2018年4月，因申請北京大學對一起性騷擾舊案的處理結果進行信息公開，在校生岳昕受到校方持續的壓力。而在7月上旬曝光的張鵬事件中，中山大學同樣沒有直面問題，而是一方面召集「維穩」會議，要求學生「家醜不可外揚」，強調學生的相關轉發，學校均可以追蹤，並表示學校的態度「一般是從輕處理」。另一方面對張鵬做停課處理，停止其任教資格，取消其碩博指導教師資格，終止其「長江學者獎勵計劃」聘任合同，但即便如此，在對外公告中仍然全文不提「性騷擾」，僅以「師風師德」含混帶過。

醜聞曝光後，張鵬作為當事人發聲，承認其在與學生相處過程中存在「嚴重違反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行為，但他同時強調已經接受黨紀處罰，認為相關曝光文章存在污衊及誇大。而作者黃雪琴也立即回應張鵬，願通過法律渠道對質。耐人尋味的是，張鵬的辯護聲明仍在，而黃雪琴的回應卻在微博被刪除。

即使這已經不是校園性騷擾第一次被曝光，媒體報導、公眾關注的重點依然會或多或少集中在「明星學者」個人光環與性騷擾之間的巨大反差：為什麼那些學術突出、教學優秀、被眾多其他學生和同事所認可、敬重的學者會有如此陰暗的一面，他們為何「需要」如此？甚至，對這一問題的不解還會進一步發酵成一種「被害者有罪論」——如果不是受害人本人的問題（自願的迎合、不懂得拒絕、懦弱的默許），性騷擾本來可以不發生，或者很容易擺脱。即使近年來「蒼蠅不叮無縫蛋」的粗鄙觀念引發越來越多的批評，但更為隱蔽地歸因於「受害者不夠強大、堅韌」的精巧論調卻越發受到歡迎。

事實上，旁觀者的沉默或歸咎於受害人，是性騷擾案件受害者和她們的親友、校友以及其他支持者不得不加入的第三場抗爭。而這場抗爭中她們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大眾對「權力結構」問題的熟視無睹。

「結構性」是近年來公共討論中常常被提起的詞語。但因為其概括範圍廣泛，反而成為了一個含混的概念。相對而言，包括女權主義者在內的左派更加熟悉這個概念，常常在圈子內部的論述中使用這一概念來解釋問題。但在它被使用的圈子之外，「結構性」鮮被恰當理解，還往往被認為是一種萬金油，哪裏出了問題都可以被左派怪罪給結構。「結構性」的解釋力，從大眾觀點來看，沒有轉化為有效的說服力。

在歷次校園性騷擾案件中，受害人一方強調學生身處弱勢、處於特定的師生權力結構之中固然是準確表述，但性騷擾難道不是騷擾者和被騷擾者之間的事嗎？所謂的權力結構究竟是怎樣和性騷擾發生關聯的？

校園內結構性問題：教師的權力

擁有權力，意味着擁有按照自己意志去影響他人行動的能力或可能。從這個意義來說，教師與學生之間天然存在一種權力關係，即使學生和教師之間可以平等相待、像好友那樣相處，但權力關係的存在卻是不能被忽略的。無論多麼平易近人的教師，依然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學術資源、未來前程、發展機會等多種學生依賴並且重視的關鍵要素，在這些要素的基礎上，教師可以指導學生、安排任務、影響學生的決策，與此同時，尊師重道的社會規範也在潛移默化中鼓勵學生信任教師、服從教師。從教學需要考慮，教師也不可避免地對學生擁有權力。在這種關係之下，無論師生的個人品格如何、具體的互動交流模式如何，師生之間的地位顯然並不對等。

這就意味着，無論教師本身是否蓄意剝削、騷擾學生、無論教師本人是否品格高尚，教師的位置本身就賦予了他/她按照自己意願支配學生的能力。一旦這種不對等地位被教師濫用，對學生的傷害可想而知。而學生在這種權力關係之下，由於學位、前途、乃至人際關係等都很大程度上依附於教師，拒絕與否、反抗與否都並非簡單的個人特質和選擇可以解釋，學生的隱忍和壓抑既不是軟弱，也不是自願，而是在權力之下的被迫。

在校園性騷擾案件中，問題的關鍵並非是「性」。無論是前不久的沈陽案還是這次的張鵬案中，「性」不過是擁有且濫用權力的教師在「男教師-女學生」這一特定師生關係中的權力表達手段。這在某種程度上正印證了那句被歸為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但實際出處難考的名言：凡事皆與性有關，唯獨性本身除外——性與權力有關。

這種權力表達，在武漢理工王攀與其學生陶崇園之間體現為前者阻撓後者的出國計劃，要求學生為自己的私人生活提供包括洗衣在內的多種服務，並要求學生稱呼自己為「爸爸」等。凡此種種，雖不涉及性，但權力關係下的勞動剝削、精神控制和人格羞辱卻一脈相承。

在這種權力關係中來重新理解校園性騷擾案件（以及與之相似的教師對學生的欺壓），就不難發現，此前讓大眾迷茫的問題——為何帶有種種光環的學者會有如此不堪舉動——其實是一個被錯問的問題，因為它的提問視角完全是個體化的。

光環與性騷擾之間的反差之所以讓人驚異，僅僅在於校園性騷擾問題被當作了個體問題和私德問題，是貌似「平等」的教師和學生之間沒能處理好交往的邊界，是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權利爭端，因此，「受害者有罪論」才會從受害人身上去尋找問題，人們才會震驚一個學術優秀的教師沒有與學術相匹配的高尚品格，而施害者本人也有意無意地用「感情」、「喜愛」作為藉口，為自己的行為開脱，彷彿對受害人的沉重傷害僅僅是一次次笨拙的示愛。同樣，校方的通報文件中也一次次將問題歸納為「師德欠缺」，儘管校友、相關性別組織和網友一直在呼籲防範性騷擾機制的建立，各個大學仍少有實質進展。

認識到這一層，我們便不必驚訝為何人前的優秀學者在人後竟然是騷擾、強迫、威脅他人的惡魔，因為沒有被合理制衡的權力關係被濫用，這一點絲毫不需要驚訝。品行端正的教師固然不會濫用權力，也懂得尊重學生，但是將防範希望寄託於教師的自我修養、將問題責任全部推給個人修養，則是學校的瀆職。每一次校園性騷擾，都不僅僅發生在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間，還發生在更廣泛意義上沒有得到恰當約束的師生權力關係之中。

校園內的結構性問題：學校的責任

既然師生之間的權力關係不可避免要存在，那麼防範這種權力關係被濫用，自然是每一個學校的責任，因為當師生關係出現爭議或失範時，學校是師生關係的仲裁者。在校園生活中，學校的責任不止於消極責任，如避免不公正地對待學生和教職員工，更需要許多情況下積極介入校園內的種種事務，修正和懲罰不公與侵害。

從北大到中大，我們看到的學校行為充滿了矛盾。一方面，是用「師德」這種只能歸結於教師本人的個人原因，與涉事教師做切割，並輔以一些行政處罰措施表示學校對教師言行的不認同，處處強調學校與教師行為無關，而另一方面，「罰酒三杯」式的行政處罰、大事化小的處理態度、對學生發聲的嚴厲打壓，無形中又讓學校和涉事教師站在了同一陣營。這種矛盾背後不乏學校的利益考量，但這也表明了學校或多或少地明白自己應盡而未盡的責任。事實上，學校從未相信個別學者的性騷擾等違法和不當行為僅僅是他們單純的個人行為，否則也不會在面對報導和抗議時如臨大敵，動用一切力量去平息議論。只是，學校極少正視自己的失職，反而將建立防範機制的訴求視為一種指責——例如數月前的沈陽案，就曾被指為是在百年校慶之際對北京大學的「惡意攻擊」。

然而，無論是面對批評如臨大敵的學校領導，還是那些無條件為母校辯護、被戲稱為「護校寶」的在校生和校友，儘管在言語上堅持一切問題都是施害者（或受害者）自身問題，卻太急切將自己與性騷擾的施害者之間建立一種直接關聯，從而共享責任。但實際上，施害者所要承擔的責任，和學校方面所要承擔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責任類型。

直接施害者（如沈陽、張鵬）需要為他們對學生的所作所為負責，這包括失去教師資格、甚至承擔法律上的責任。但學校所要承擔的責任，並不是基於學校曾經對學生有何不當作為，而是基於它的角色：校方是師生關係、師生間權力結構的構建者和維繫者之一，校方需要承擔仲裁和權威的責任，給受害人一個「說法」，一個公正，更需要承擔未來如何糾正教師權力濫用問題的責任。

強調校園性騷擾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並不意味着學校和在校學生需要共同分擔施害者所受到的道德問責。歷次校園性侵案件中，受害者一方的訴求從來都有明確的層次：直接施害人應當被恰當的懲罰，而校方的責任則是譴責、糾正、防範。沈陽案中，性侵發生時沈陽所在的北京大學、舉報信發出後他所任職的南京大學文學院和兼職的上海師範大學對沈陽本人的態度和直接處理，其實在最初都獲得了相當的讚許，但沈陽的所作所為顯然沒有得到如此輕易的諒解。對幾所學校後續的批評仍然集中於校園性騷擾防範機制的建立不了了之，而與沈陽本人並無太大關係。

校園外的結構性問題：「教訓流氓」可以解決問題嗎？

校園性騷擾得以發生的結構，並不局限於校園內師生間的權力結構。主流社會觀念對師生間權力關係的忽視，對師生戀的浪漫化，學校相關負責人、司法人員、普通民眾對性騷擾造成的傷害認識的不足，校方和校友「家醜不外揚」的處事習慣，同樣形成一個連接着所有社會成員的結構：人們按照這些普遍的觀念理解校園性騷擾、設想被害人、體諒學校，這些觀念的持有者固然不是直接對受害人進行了騷擾和威脅，但主流觀念所構建起的社會環境，往往帶給受害人另一重壓力，成為她們討回公道的道路上的重負和阻力。身處於這樣結構中的每一分子——缺席的執法者、避重就輕的學校、沉默或指點受害人的旁觀者，皆有共謀之嫌。

不久前，慶陽女生奕奕在圍觀人群的歡呼鼓動中跳樓身亡。在她走向自己年輕生命的終點前，是對公正兩年的絕望追尋和等待。女孩班主任吳永厚在其生病休息期間對其實施猥褻，奕奕和父親先後向學校、警方、檢查機關尋求幫助，希望施害者得到應有的懲罰，但最終，吳永厚僅僅被行政處罰，學校在盡力實現施害者與被害人的「和解」，而檢察院則認為吳永厚的行為「情節輕微，不予起訴」。對精神健康狀況堪憂的奕奕而言，「不予起訴」的決定是壓倒她的最後一更稻草。性騷擾的受害者似乎唯有走到死亡這一步，才能表明她們受到了怎樣的傷害。而縱然如此，網絡中指責奕奕父女以死相脅的聲音依舊存在。

固然不是所有旁觀者都如此冷血，一些人嘗試提出看似更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案」——作為父親，要有動手打流氓的能力。在他們看來，一定程度上，教訓流氓能夠幫助孩子度過難關，健康成長，並改善親子關係。而這樣的建議確實廣受歡迎——在相當部分的公眾眼中，「教訓流氓」的野蠻，是必要也正當的血性和勇敢，而相信法律和規則，則顯得不切實際、痴人說夢。

誠然，暴力並非在一切情境之下都不可理解、不可原諒、不可使用。但是，針對性騷擾問題開出的「復仇式」藥方卻是避重就輕的。訴諸暴力看似比訴諸程序更為勇敢血性，但也止於「看似」。寄希望於受害者的強大來應對性騷擾、通過受害人自己的力量實現「惡有惡報」，這些解決方案實際上都在誤導、迴避性騷擾一再發生的結構。這種建議表面上是為受害者撐腰，給予他們同情和寬容，然而本質上，這廉價的施捨將司法機關、學校、社會成員的責任都輕輕抹去了，它們應當扮演的角色都退居其次，只留下受害人和其家人面對施害者的「決鬥」格局，並且也只留下前者承受使用過激手段的後果。給結構性問題開出「私力救濟」的處方本就是一種錯位。

反言之，無論是為死去的同學討還公道的北大校友、申請學校信息公開的嶽昕、執意要法律還自己公正的奕奕父女，還是仍在爭取張鵬性騷擾案取得實質進展的中山大學校友，都不是簡單地要「教訓」施害人。他們的訴求——要求法律嚴懲、要求學校建立防範機制，並非從施害者那裏索要補償，而是為了更多已經身在校園、和即將進入校園的普通學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這些案件關注者們的抗爭，成為Metoo運動在中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絲毫不比「教訓流氓」容易。儘管在過往案例中，刪貼、約談、利用家人施壓等等手段頻頻出現，幾乎成為一套處理性騷擾問題的固定組合，但堅持對法律程序的信任、堅持結構變革的訴求，遠比「快意恩仇」更耗費心力，面臨更大的壓力，但同時也具有更深遠的意義。

（孫金昱，倫敦大學學院政治科學系博士候選人）

每一次校園性騷擾案件的傳播都是一場「雙重抗爭」。受害者和她們的家人、朋友、校友以及其他熱心參與者，不僅僅要從施害者那裏討還公道，往往還要與校方和相關輿情部門的維穩策略較量。圖為廣州中山大學。攝： 林振東/端傳媒

廣州中山大學。攝：林振東/端傳媒

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攝：林振東/端傳媒

覃里雯：性侵與性騷擾從來不分圈子，父權是整體的世界

覃里雯 2018-07-27

Metoo 運動在中國大規模地爆發了，兩天前，朋友在微信上問我，對公益圈發生的性侵醜聞怎麼看。我說：跟圈子沒關係。對女性不同程度的侵犯，從來沒有斷絕，也一直在被全社會容忍、漠視乃至縱容，父權文化之下，焉有女性尊嚴。

集體發聲是受害女性的相互鼓舞

這話說完第二天，所謂「公知圈」裏，就爆發了新一輪的醜聞，然後「作家圈」就跟上了，震動了很多男性朋友。

但其實，如果說「冰山一角」佔的是冰山的十分之一，那麼在中國社會中各行業和日常生活裏，女性遭受侵犯的故事，我們目前見到的還遠遠談不到冰山一角，最多是巨型冰山上的一小塊冰渣。

人們之所以會產生「這個圈子有問題」的印象，不過是因為平時對這些事情不了解，或者不關心，所以偶爾看到一兩個案子蹦到眼前，就靈魂震顫，覺得「這個圈子是不是有問題」，但其實這是懶惰的思維方式。

不管哪個行業，哪個地方，一旦有受害者敢鼓起勇氣發聲，其他相識或近處的受害者看到這麼接近的案例，就會受到鼓舞跟着發聲。一個美國女體操運動員控訴隊醫性侵的案子，不太會啟發一個在北京被性侵的中國女孩；但如果她有同樣遭遇的同行女性，控訴了一個她知道的同行男性，並且居然還得到了一些同情和支持，她就可能會勇氣倍增，發出自己的控訴。

這是社交和工作圈子裏的行為模範鼓舞的結果，是人這種群體動物很本能的一種反應：

如果你遭受了傷害，知道同伴在附近，就會呼叫，尋求幫助。但如果受傷的時候是孤身處於危險環境之中，你就會捂住傷口躲起來。弱小的食草動物也是一樣，比如兔子，因為在自然界中受傷喊叫只會暴露自己，招來豺狼，所以如果有了傷病，只會竭力掩飾躲藏，直到死去。

遭遇羞辱是中國女性日常

六七歲左右的時候，我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性騷擾。那是在一個骯髒的公共廁所裏，一個闖進來的年輕人摸了我兩腿之間一把。我嚇得渾身發抖，立即蹲在地上護住裙裾，死死地瞪着他。我以為他會殺死我，但可能這個眼神嚇退了他，又或許他聽到有人路過，總之他威脅地指了我一下就跑了。

我回到家裏，一屋子的人——疼愛我的外公外婆、我的父母和姐姐都在，但我一句話沒說，顫抖地靜靜坐下了。我告訴姐姐不要單獨去公共廁所，但我沒有告訴任何人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即便是一個六七歲的中國女孩，她也隱隱知道，這樣的事情會被大家看成是她的羞恥，是她「不再乾淨」的證據。

為什麼幼小的我會知道這些？

因為我五六歲的時候就聽到村裏的大人們談論被強暴的女孩時，口吻嫌棄，就像談論劣質的貨物，看到電視劇和電影裏女人們因為「被糟蹋」而哭天搶地並且自殺（原因是她們「身子不再乾淨了」），半懂不懂地讀到冒充「法制類報紙」的準黃色小報裏的「犯罪報導」，充滿了對女性身體猥瑣的描述，而不是對罪犯的譴責。我隱約知道，無論我多麼無辜，最後大家都會認為這是我的污點。

當然，也沒有人告訴我，在未來的歲月裏，我還要不斷忍受和對付這樣不同程度的襲擊和騷擾，我還會看到同樣的遭遇發生在身邊的女性身上，而我們都會保持沉默。

而羞辱，對女性而言，是個日常的體驗，每日的枷鎖和裹腳布。這些體驗密集地發生，馴化着她們。幾年前我曾經寫過長文試圖講述這一點 ， 但這還只是一方面。

一個中國女性，在社會上可能遭遇什麼？

一個中國女性（或者說亞洲女性，或者說所有前現代社會裏成長的女性），一直都在遭受雙倍於男性接受的訓誡。

多出來的那一倍，就是整個社會，在以各種方法告訴她們：女人不如男人強，如果女人比男人強，別人就會不喜歡你。女人要學會示弱，掩飾自己的力量，最好不要有任何力量，要讓自己掌握討好男性的所有技能，但是女人又最好不太了解性，因為你需要「保持純潔」。

鋪天蓋地的化粧品和美容廣告，把女性的每一寸身體都放大，它們告訴女性：你是個充滿缺陷的貨物，需要修補，讓你充滿自卑；網絡遊戲裏充滿了戀童癖喜歡的童顏巨乳，讓你向她們模仿；你工作的互聯網公司，公開對外宣稱你是男員工的「福利」；而直接表達自己意見的女人，會被詢問「什麼樣的男人能搞定你？」，因為被「搞定」是女人的分內之事。

沒有什麼合法的大眾傳媒節目，會以正常健康態度教你如何辨別性侵，如何對付性侵，偶爾有那麼一兩個又被斃掉了；各種電視劇要麼講述女人如何爭奪男人，要麼講述女性被強暴後哭天搶地自殺以示貞潔。

在網上，你看到每一次性侵受害者出來發聲，最後都要被鋪天蓋地地質疑和羞辱。在公共場合遭遇騷擾，你就只能躲開，因為就算嚷嚷出來，也經常沒人幫忙，就算你把這人扭送公安局，警察也通常會輕描淡寫地記錄一下，再把他放走……

作為女人，你也試圖反抗這些規則，但每當你反抗，你偶爾會被打壓，但更多的時候是被排斥在外——一個不去微笑討好男性上司和長輩的女性，一個直接表達意見的女性，在這個社會裏只會一步步邊緣化。但是在這個高度競爭的社會裏，女人也需要掙錢，需要好工作，需要性生活和愛，但你很少有機會，能接觸到那些鼓勵你發展內在力量的人。

你看到有些以暴易暴反抗的女人，比如鄧玉嬌，最後是幸運地靠全社會輿論支持，才全身而退，而你想活命，就得順從。

父權社會整體地摧毀女性自我了解、自我發展的可能

而在另一邊，男性們雖然也會被社會訓誡，但他們對女性這些枷鎖一無所知，也毫無興趣去了解。為什麼要了解？如果男性發現女性都那麼温柔地對你微笑，聆聽你哪怕是最沉悶的話，把你最微小的建議也當回事，你會喜歡上這個秩序。

慢慢的，男性會學會享受這個秩序，那些更自私的人，甚至去利用這個秩序來滿足自己的慾望。在一個中國女性看到的文化產品裏，絕大多數都在告訴你：男人慾望比女人強；女人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她們需要男人的指引；她們說「不」其實是在說「好」。

所有這些微小的塑造，一步步地削弱了女性自我了解、自我發展的力量，也摧毀了男性理解女性的可能。幾千年父權社會發展出來道德話語，是非理性的、拒絕被驗證的，被大多數人集體維護着，跨越所有階層和職業。

於是，一個個乖巧可愛的女孩子們長大了。

她們開始成為完美的獵物：善於取悅，總是替別人着想，但不知道辨別自己的真實感受；迷信權威，尤其是男性權威；不敢表達自己的性慾望，怕別人覺得自己「太隨便」，但是覺得男人隨便表達似乎很正常；不會拒絕，不懂如何發展強硬的意志，總是給人面子；輕易感到害怕，因為總是被暗示自己很弱；體力柔弱缺乏鍛鍊，因為覺得肌肉發達會「嚇着男人」；她們甚至真的以為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然後有一天，年輕的她被自己尊敬的師長/領導/男性親戚，一步步地帶進了房間裏。在這個過程裏，她習慣性的自我壓抑、保持「體面的儀態」、取悅的本能，她對性侵和反性侵技能的無知，乃至對性本身的缺乏了解，她身體應對攻擊的毫無經驗，都讓她沒法強硬地斥責、打鬥和大叫大喊尋求幫助。她一直在說「不」，但是那個男人一直聽到的是「好」。

然後，她抑鬱，隱瞞，直到有一天幸運地遇到一些支持，鼓起勇氣站出來提出公開控訴。接下來，她被一批批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指責反抗得不夠徹底，雖然如果男性受到性侵，他們就不會被這麼指責。

即便那些反抗非常激烈的女性，到後來也會被指責「為什麼偏強暴你，一定是你有問題」——實際上，是兔子們的大規模沉默，讓人們以為森林是安全的。

改變父權的社會結構，女性集體發聲還只是第一步

在Metoo運動開始之後，我聽到身邊不少男性朋友說，他們很驚訝地發現自己的女友/妻子開始給他們講述自己的相似遭遇，非常震驚。但對我而言，這種大規模的兩性經驗的隔膜，更令人震驚。它證明我們的社會即便在最私人的經驗，也就是愛和信任上，也遭遇了全面的失敗。

在2018年爆發的所有性侵案裏，你都會看到這些陳舊的、令人發瘋的細節。令人心痛的是，新一代的很多被傷害的女性，在21世紀的半開放社會之中，還是得像兔子一樣躲藏，因為她們沒有辦法、也沒有資源，反擊一個充滿漠視和敵意的社會。那些害怕metoo運動會濫傷無辜的男人們，高估了這樣一個社會裏成長起來的女性的勇氣和能力，也高估了這個社會對女性的各類支持。

而那些開始給受害者們列行為準則清單的人們，也低估了教育體系、文化、法律、政治、家庭和社會長期馴服造就的心理後果——給一個「不要相信任何老師」之類的清單，只是第一步。

更艱鉅的任務在後面，在更廣闊的文化構建、法律、社會支持、家長教育，甚至權力分配等等議題上。畢竟，雖然蘇紫紫女士對付章文的性侵企圖乾淨利落、鎖喉、潑開水、掀桌、叫服務員，一系列動作令人讚賞，但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女孩都訓練成矯健的反性侵鬥士，而一個文明社會更應該做的是訓誡侵犯者。

2018畢竟讓人有些欣慰，我們聽到了這些新一代的勇敢女性的清晰聲音，也看到了不少對受害者的支持，看到了幾篇追問、反思和反性侵普及文章。但是，北大那位勇敢舉報性侵的女生，被迫忽然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之後，發生了什麼？還有多少邊緣或者中心不透明的圈子裏被壓抑的聲音，從工廠流水線到機構辦公室？

暴力、奴役和剝削，無論是哪一種，都會造成反彈——在公共事務和私人事務裏都是如此。發聲並得到理解，是和解的第一步，不過這一步還沒真正邁出去。

（覃里雯，自由撰稿人）

覃里雯：對女性不同程度的侵犯，從來沒有斷絕，跟圈子沒關係，男權文化之下，焉有女性尊嚴。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即便是一個六七歲的中國女孩，她也隱隱知道，這樣的事情會被大家看成是她的羞恥，是她「不再乾淨」的證據。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覃里雯：鋪天蓋地的化粧品和美容廣告，把女性的每一寸身體都放大，它們告訴女性：你是個充滿缺陷的貨物，需要修補，讓你充滿自卑。攝：Jonas Gratzer/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於是，一個個乖巧可愛的女孩子們長大了，她們開始成為完美的獵物。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沈陽案：北大“metoo”，制度與程序正義的迷思

楊山 2018-04-09

4月5日，農曆清明節，一場「爆料」在中國互聯網上炸響：幾名已經身在海外的北京大學校友、中文系畢業生，接連發布消息，指控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沈陽性侵女性。舉報者說，20年前，沈陽任教北大中文系期間，性侵了一名叫高岩的女生，導致後者精神崩潰，最終自殺。

20年後，這件早年「舊案」公諸於眾。輿論譁然，尤其是社會精英圈子極為關注。隨即，《人民日報》刊出評論文章，呼籲徹查事件並跟進後續制度建設；4月6日下午，北大發表聲明，承認處分確有其事；4月7日，南大文學院發出通告，認定沈陽道德不合格，建議其辭職，稱當年從北大引進沈陽的工作「程序不嚴謹」，「犯下了錯誤」。這則聲明，獲得了包括新華社在內官方與民間媒體的廣泛轉發；4月8日，北大公開了20年前對沈陽的處理結果，稱已經開會討論反性騷擾制度建設。

這些操作得到了不少好評。與此同時，知識分子中開始討論什麼樣的反性侵制度才更為合理；面對沈陽的否認，舉報人公布已經找到了更多性侵受害者作為證人⋯⋯乍看起來，各方力量的參與下，對事情的追責，似乎愈發清楚。

但是，這場風波最終能否撬動，又如何撬動高校體制中的沈痾，不見得可以樂觀。

要知道，沈陽事件之所以得以迅速推進，有其特殊之處，這和事件中高校校友形成的人際網絡密不可分，也因為事件有關北大。

在沈陽事件爆出之前，「中國版metoo」已經醞釀一段長時間，之前的北航事件與「王敖舉報徐鋼」事件，誕生了一批「揭發者」的行動網絡。沈陽事件，則是這個網絡中北大95級校友帶頭揭露，將“metoo”的影響，延展到了這所極具符號性的「最高學府」。這次，舉報者準備充足——聯繫媒體、逐步放料、尋找更多證人⋯⋯由手法可見，之前積累的網絡與經驗發揮了很大作用。

北大在事件中的暴風眼地位，產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很多時候，有關北大的負面新聞，都礙於其歷史上的政治符號地位而遭低調處理。但這次的性侵事件曝光，造成巨大震驚和道德壓力，影響了北大校友這個在體制內外有巨大影響力的群體。事實上，就算很多積極擁抱既存體制的北大校友，也產生了幾乎一致的反應——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大概是沈陽事件能夠連續數天得到各方關注並且輿論禁令來得較遲的原因——數日之前被曝光的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疑似不堪導師人身控制而自殺的事件，已經大遭輿論管控。而沈陽案，就連《人民日報》也刊出評論追責。在近年來風向並不有利於輿論監督的背景下，這次輿論能夠發酵的現象出現，不能不讓人猜想，體制中人大概也有對事件真相的需求——坊間傳說《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是北大校友主筆，姑勿論真假，這猜測多少反映了民情。

意外的體制縫隙

更重要的是，和去年底「北京切除」前後情況類似，所謂「體制」在這一問題上的利益並非一致。沈陽前後在多間大學工作，相比護短和壓制，慌慌張張地「甩鍋」踢皮球，變成了各涉事單位的共同選擇。

北大先是發表聲明，說當年已經結案，而2014年之後對師德問題「零容忍」——足以把各種積弊推給2015年下台的上屆校領導，結果呢，回頭就因為擔心群體性事件而約談了發文要求信息公開的本科生鄧宇昊。接下來，北大出於壓力還是公開了20年前的審查結果，然後被人發現其中幾乎是只引用沈陽的辯稱為證，既不嚴謹，也顯得偏私。

而南京大學及南大文學院則是將皮球踢給北大：校方公告在大談師德之餘，表示事件發生在北大，和南大無關。文學院作為沈陽的直接僱主，則通過院方公告和前院長朋友圈中斬釘截鐵痛心疾首的反省，與沈陽堅定劃清界線，賺足了輿論中的人氣。但在「建議沈陽辭職」的結論之外，院方也表示自己對沈陽在北大犯下的事情毫不知情——忘了調取檔案（這在中國的體制內人事變動中幾乎不可想像），言下之意，則又將問題推給北大之餘，也向南大校方施壓——我們建議開除了，你們看着辦。

這些要素的結合，最終在形式上輾壓了沈陽仍然「死不認罪」的自辯。就在三天前，北大校友中還在討論能否「扳倒沈陽」，許多人激憤之餘，態度是悲觀的。人們發現據說是沈陽寫給南大相關部門的郵件截圖。在郵件中，沈指這些身在海外的北大校友誣陷他，要求校方尋求網絡管理部門刪帖控制輿論。隨後，數則沈陽事件的舉報文章、對高岩的追思文章，就真的都被刪除了，甚至就連《人民日報》的評論，也在微信端蒸發。

「沈陽能量很大，背後有人」。有人挖出沈陽一篇自我吹捧的自述文章，截取其中描繪自己替「領導」工作的經歷，懷疑他人脈廣泛，足以調動資源封殺聲討。更有人傳言說，當年北大中文系內部曾經對如何處分沈有所爭論，最後由其導師陸儉明出面「保下」（陸儉明後來否認），終致無虞。

結果，沈陽在輿論面前迅速「垮掉」，被幾間學校「甩鍋」，拋在一邊，有些意料之外，倒是證明了，原來體制也並非鐵板一塊，輿論在特定環境下也仍然有倒逼處置的能力。

師生不平等不變，談何程序正義？

隨着沈陽案不斷發酵，人們所憤怒、所討論的內容，已經越來越遠離20年前自殺的高岩，而更加事關今天學院、學術系統的生態。

在這時，知識分子和媒體人中也出現了這樣一種聲音：沈陽案前後會不會搞成了道德掛帥的「全民公審」？會不會最終不關心法律程序，走向對高校教師的文革再現式「紅衛兵執法」？不少人抱怨這套運動已經走偏，亟待落實程序正義。更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的風向轉為「師德」建設，最終結果可能就是打擊學院中的不同聲音。

這些擔心雖然並非沒有道理，但恐怕是離地三尺。一單20年前處理時已經埋下問題的事件，「程序正義」一早就付之闕如，人們期待的，確實「遲來的」結果正義，但真正實現的方式，也非由網絡輿論操刀，恰恰是學校、院系、組織做出了判斷和裁斷。更何況，在事件中，最關注、最積極的行動者，大部分也是學院中人，本質上，沈陽事件，仍然是發生在象牙塔的空間之內。這和「文革」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更不說真要打擊學院中人時，道德指控不過是官方千百種手段之一。這些對「程序正義」的呼籲，首先就忽略了校園性騷擾問題背後的結構矛盾，也暴露出，部分在學院中的知識分子，正在喪失對自己所處位置的反思性。

時間回到20年前，沈陽代表的，是文革後培養出的一代知識精英。十年文革造成人文社科知識精英的空缺，使這代人的學術道路普遍順利，在學院中多是新時代開山祖師一類的人物。而他們的學生輩、再後輩，在學院中的道路就要坎坷得多了。不僅僅是導師輩已經林立在各個「山頭」，學院體系的專業化、聘用制度取消鐵飯碗，也讓這一代人更像是朝不保夕、不知未來如何的學術勞工。

在這種背景下，學院中的建制力量不斷固化為既得利益，終身教職獲得者、青年教師和學生，分化為完全不同的群體，權力分野巨大。而彼此之間的不平等，隨着一整套學院「正規化」的加強而日益堆疊。這並不是說上一輩就一定佔據既得利益，下一輩就一定處處受壓，只不過，以年齡為標定，比較不同世代，在同樣的年齡，工作機會、福利待遇、教研壓力與升職空間恐怕並不平等。

在這樣的結構之下，性騷擾問題才會由沉冤待雪引發，在學界中一再激起聲浪。因為權力的不平等在性別關係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也使得過往／現有的申訴機制容易變成校方和有權力者走過場的「程序正義」。這也是為什麼，隨着“metoo”運動的展開，不斷有高校教師被爆出類似醜聞，學界的「塌方式爆料」，簡直堪比官場的「塌方式腐敗」。

如今，最切實需要的，是改變學院體制，是改變經濟和代際政治的利益鏈條。對學術圈中人來說，比程序正義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能夠改變這個僵化、科層的不平等結構——比如學生如何能夠參與到申訴和裁決機制中去。不然，就算有這些機制，他們也不敢保證這些機制不會淪為現有制度之上換湯不換藥、一套人馬幾套牌子的疊床架屋。

性平問題背後，是普遍的權力問題，是資源壟斷下的人身依附和求救無門。點燃沈陽案的，是正義問題，它試圖導向的，是制度性的解決，但最終，為它賦予公共性的，是日趨不平等的結構。這時候如果只談程序正義，難免就一隻腳踏在了既得利益的一邊。想來，沈陽案中，北大、南大校方、政府與許多教師，正是站在一條陣線上，快速處理、拋棄沈陽，平息事件，也正是為了讓既有的權力結構不至於受到升級的、更激進的運動的衝擊。

沈陽事件中顯示出的輿論監督力量，在官媒、官方均介入發聲之後，逐漸導向由部委、大學主導的「建立長效機制」的道德承諾，這並非壞事。但是，最怕的是，在各類官方聲明發出之後，輿論控制很可能進入那套淡化、弱化爭議的程序——媒體被要求不再跟進，蓋棺定論。激發起來的公共討論在失去了平台之後消弭下去，所謂的新機制，也最終是由已有的建制力量來設計，掌控。儘管北大在校生、校友和社會各界行動者形成的去中心化網絡在沈陽案的推進中不斷成熟，並鮮明地指向最根本的權力與結構，但如果支撐它說話、表達的公共空間上了鎖，那麼，無論是程序正義還是結果正義，無論是改變學院體系還是從象牙塔影響社會，就又打回鏡花水月的幻影，變得可望而不可即了。

（楊山，媒體人，中國政治觀察者）

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現任南京大學文學語言學系主任的沈陽，被揭發於22年前性侵女學生高岩，令她自殺，引起各界關注。圖為北京大學。攝：Imagine China

MeToo在中國：漫長蟄伏後的一次新契機

劉強東案未了，他們沒有忘記Jingyao

端傳媒記者 張妍 特約撰稿人 劉文 2021-07-11

Liu Jingyao訴劉強東和京東一案的首次庭審時間被推遲了。當人們得知這個消息後，在有近三百用戶的微信群「Jingyao案庭審旁聽群」裏，大家紛紛留言：「這拖了多久！」「越拖對Jingyao越不利。」「不知道Jingyao怎麼樣了？」

最新的庭審時間從2021年12月延期至2022年3月28日，距離Liu Jingyao提起訴訟有三年之久。

Liu Jingyao上一次對外發聲還是在2019年。當時，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檢察官辦公室宣布因為證據不足，決定不對劉強東予以起訴。隨後，Liu Jingyao對劉強東提起民事訴訟，指控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民事上的故意傷害等，京東是連帶被告。但是，一段監控錄像的曝光使得她成為了中文互聯網上的靶子。這段經過剪輯的影像中，Liu Jingyao帶著劉強東回到她的公寓，乘坐電梯，並做出手勢引路。有大約六千萬人次的中國網民觀看了這段錄像，許多人由此認定Liu Jingyao是一個「騙子」、「蕩婦」，稱此案是「仙人跳」。輿論風暴之中，Liu Jingyao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講述了案發經過，並回憶自己在事後報警時不夠果斷，表示「最多10%」的人會相信她，譬如「被性侵過的女性、女權主義者和認識她的人」。

此後，她消失在公眾的視野當中，但官司沒有停止。兩年多來，一群在海外讀書、工作的年輕人密切地關注著案件的進展，並堅信Liu Jingyao是受害者。在已經舉行的三次公開動議聽證會（Motion Hearing）上，他們均在場旁聽，表達對原被告雙方實力懸殊的不忿，以及對弱者的支持。「因為我們的出現，整個法庭的氣氛都變了。」組織並參加法庭旁聽的志願者梁曉雯對端傳媒說。「我們的在場，是在告訴所有人，案件的當事人是活生生的人。我們光是坐在那裏，什麼都不用說、什麼都不用做，長相、年齡都和Jingyao很相近。這種現場的力量是真實存在的。」

志願者們不斷地在社交網絡上更新案件進展，普及法律知識，提示人們不要遺忘此案。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之後，第三次聽證會改為線上進行，這些志願者開始在網上指導人們怎樣去向法庭申請旁聽鏈接，參加聽證會。在2020年7月的線上聽證會上，明尼蘇達州法官Edward T. Wahl稱，這是他從業以來見過的申請旁聽人數最多的一次。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媒體在報導此案均使用Liu Jingyao的英文姓名。志願者們也都默契地遵循這一原則，並省去姓，稱她為Jingyao。

「大家的關注是對Jingyao的一種保護」

律師梁曉雯從2019年開始公開支持Jingyao。她當時在明尼蘇達州的法院網站上看到，這個案子即將在2019年9月舉行第一次動議聽證會，卻發現公眾除了熱衷八卦，對案件本身的關注度不高。她在中美兩國均組織過女權活動，第一反應就是「不行」，「不能讓這次動議就這麼過去，也不能沒有人知道Jingyao還在進行民事訴訟，想要討回公道」。

她覺得自己應該去現場旁聽，也找了一個朋友陪她，但她覺得不夠，便一直在社交媒體上問有沒有人同去，最後得到很多轉發。許多人告訴她，是看到微博之後才知道這個案子還沒有結束。最後，有兩個在明尼蘇達當地的朋友加入了進來。

2019年9月11日早上八點十五，她們四個中國女生坐在了法庭的旁聽席，也是現場唯一的亞裔女性。

聽證會後，Liu Jingyao的律師團隊與梁曉雯交流，提到法庭的氛圍因為她們的在場而發生變化。「首先，法官說話更詳細了，」梁曉雯說，「我自己也是律師，我知道法官平時不會有很多解釋，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但是那天，法官解釋了很多自己的決定，且明顯對劉強東（和京東）的律師不大客氣。」她認為她們出現在現場，提示所有人「這個案子不僅會影響Jingyao一個人，也會影響所有像我們這樣的女生。」

幾個女孩子在庭外拍攝的視頻在微博上獲得了兩百萬點擊量。「大家的關注是對Jingyao的一種保護，」梁曉雯說，「劉強東（一方）拖著（案子），就是希望越少人關注，對他的損害就越少。」

到了第二次動議聽證會，想加入旁聽的人更多了。一時間，梁曉雯收到了大量留言和信息，許多人定了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機票和酒店，卻未料日期臨近時，聽證會從2020年1月7日延至1月28日。

雖然聽證會被推遲，中國留學生苗苗（化名）還是決定從紐約去往現場。「因為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世界裏，我們是非常孤獨的。不僅是聲援Jingyao，我們這些人能見到面，對自己也是極大的鼓舞。」她回憶，劉強東涉嫌性侵案在網絡上發酵之後，學校沒有做出任何官方回應，她周圍的很多同學只是在「吃瓜」，「覺得學校出名了」。她覺得學校的沈默保護了商學院有錢的校友，卻讓國際學生在性暴力面前顯得非常脆弱。劉強東當時在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管理學院修讀課程，他也是中國最富有的企業家之一。

苗苗記得自己在明大讀書時，為一個中國學生社團做志願者，也遭遇過「所謂德高望重的、年長的、有聲譽的男性做出讓自己不適的舉動，」雖不至Jingyao的案子那樣嚴重，但她可以和Jingyao共情。「雖然在美國，但是因為我在中國人的群體裏，很多中國式的權力關係還是一樣的。」

「我們的文化背景，需要受害方不斷自我證明，把腸肚剖出來給人檢閱。這個文化讓人覺得，如果我站出來，不是先得到支持，而是很多反撲和羞辱。這造成的傷害可能比事件本身更大。」苗苗說。因此她想要走到現實中來，看到「實實在在的人相信Jingyao，並且支持她」。

1月7日那天，一個熱心的明大留學生提供了公寓，大約25個來自紐約、舊金山、西雅圖、費城、麥迪遜、多倫多等地的中國年輕人聚在一起，相互介紹，一起做標語，策劃線上聲援的活動。他們最終舉著標語來到當地政府機構的中庭，當地媒體《星報》的記者前去採訪他們，給他們拍了照。Liu Jingyao的律師Wil Florin對媒體表示，他的當事人「對大家的支持非常感激」。

「不可能就我一個人支持Jingyao吧？」

2020年1月5日，在英國留學的阿雷雷（網名）在英國組織了支持Jingyao的活動。她和幾位有藝術背景的朋友製作了海報，找來很多硬紙板寫支持標語，留學生們舉著橫幅和標語拍照，再將照片上傳到微博和微信上。

「在中國長大的女性，成長過程中都有直接或間接遇到性別不平等的事情，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口頭或肢體上的性騷擾。」阿雷雷說。她是英國本地女權組織VaChina的成員，也為這個組織的微信公眾號「國中道陰」撰寫文章。這個女權小組從2017年開始發展擴大，有《陰道之道》的排練和演出，講座，電影放映，讀書會，生殖健康等公共倡導，也製作播客，反對種族主義。

她第一次參與和Jingyao相關的活動，是在2019年參與翻譯Jingyao的起訴書。當時，她在中文媒體上看到許多污名受害者的消息和不實報導，氣憤之餘，覺得可以把關鍵的法律文件翻譯成中文，幫助公眾更好地了解事實。她是翻譯起訴書的志願者之一。

因為第二次聽證會的推遲，梁曉雯和其他志願者藉機舉辦「我們支持Jingyao」的線上活動，邀請五湖四海的支持者舉著標語拍照上傳到互聯網，將線下與線上的活動結合起來。

同樣是2020年1月，中國留學生Gigi（網名）從美國回到家鄉杭州過寒假，她在網上看到了梁曉雯組織的活動。「杭州不可能就我一個人支持Jingyao吧？」她因此在微信上表達了自己想要在杭州組織線下活動的構想，並請朋友們幫助擴散信息。有將近三十個人加了她的微信，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春運期間交通困難，最後在杭州和Gigi匯合的有來自上海、寧波等鄰近城市的網友，一共二十個人。他們舉辦了兩場支持Jingyao的活動，這也是Gigi第一次在中國國內參與和性別、公平相關的活動。

等到1月28日第二次聽證會召開時，明尼蘇達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業鈞前往現場旁聽。他是志願者中為數不多的男生之一。他意識到中國留學生的邊緣化，「如果Jingyao是個白人女生，被一個中國富豪性侵，學校肯定會幫這個女生。」那天，他穿著帶有明大標誌的衣服以校友身分坐在了法庭的旁聽席上。

聽證會召開那天，阿雷雷在倫敦組織的活動同期進行。倫敦眼、中國城、皮卡迪利廣場，都有Jingyao的支持者手持「我們相信Jingyao」等標語。「大家會停下來幾秒鐘看我們，也有路人拍照，」一位參與了倫敦活動的志願者回憶。「我們支持Jingyao，並不是想進行輿論審判或者替代程序正義。支持她是對受害者的賦權，是對女性的賦權。」另一位志願者在微博上寫道。

Liu Jingyao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曾說，她的父母在中國工作，男友的簽證出了問題，無法來探望，她獨自一人在美國等待案件的進展，點外賣和用Uber打車都用假名，因為害怕遇到聽說過她名字的中國人。「在這個輿論吃人的時代，遙遠的情感支持是能稍稍幫忙抵禦一些風涼話的。」上面提到的倫敦志願者說。

「今天不站出來，明天就站不出來」

第三次聽證會也相當波折。冠狀病毒疫情來了，聽證會兩次被取消，從2月拖到6月，然後又延至7月，並改為線上進行。阿雷雷猜想這樣漫長的等待，對受害者而言無異是巨大的消耗。2020年7月7日，阿雷雷和其他志願者一起在線上觀看。「如果法官看到有中文名字的人旁聽，應該會知道Jingyao背後有許多人的支持。」

因為是遠程舉辦，可以參加的人更多了。原被告雙方的實力懸殊也第一次被較廣泛的公眾了解到。志願者們上網搜索被告律師Jill Brisbois的資料發現，這位律師在15年的從業經歷中幫助過多名美國企業高管、運動員和政治家處理性侵案件，勝訴率極高。梁曉雯說，「這更加佐證了雙方權利的不平等。」

而此時的輿論風向，對性侵受害者和倡導平權的志願者們也愈發不寬容。

Gigi記得，2020年初在杭州舉辦活動時，加微信的時候她會先問「你為什麼想要來支持Jingyao」，以此作為篩選標準。但她當時並未收到任何惡意微信，線下活動也沒有被侵擾。但是，最近，當她再次轉發當時的照片和文章，批評、質疑和謾罵開始湧現。

有人用「你不在國內，你不了解國內的狀況」規勸她，有人說她是「被西方價值觀洗腦的『黃左』」，因為她高中便來美國讀書，修讀過與第三世界國家女性權益相關的課程，又被扣上了「境外勢力」的帽子。

「這是一頂莫須有的帽子。一旦被該蓋上『境外勢力』的標籤，就像文革時期一樣被拉出來批判。只要有這個標籤，所有其他的貢獻都可以被一筆勾銷。許多女權主義者做了很多志願者工作，幫助弱勢群體，但在網上，他們一旦被扣上這個帽子，網民就站在了道德制高點，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沒有意義了。」Gigi說，她開始變得心驚膽顫，每次參與活動和接受採訪都非常小心，並做好了被網暴的心理準備。

「現在發聲確實是危險和困難的，即使在海外也會被這種窒息的氛圍影響到。」阿雷雷說，「但是人在海外的話至少沒有那麼容易受到直接的打壓。在美國的朋友，在疫情結束後依然可以去庭審現場支持，對此我還是抱有希望的。」她也受到了人身攻擊，但稱自己抱著「獻身的想法」，「今天不站出來，明天就站不出來」。

Jingyao的案件發生在2018年夏天。當時#MeToo運動在中國大陸獲得了極高的討論度，青年作家蔣方舟、易小荷等人的實名爆料鼓勵了許多女性講出自己遭遇性歧視和性暴力的經歷，許多民眾期望以此為契機，中國女性可以真正走上平權之路。而兩年多之後，#MeToo成了中國互聯網上的敏感詞，支持Jingyao的年輕人覺得他們的空間在不斷縮窄。

「我們支持Jingyao」的微博帳戶曾表示，每當他們發出新的微博約半小時後，「就會有幾分鐘井噴式水軍反撲的情況」，「幾分鐘內出現幾十個」明顯的水軍控評。他們只好一一刪掉可疑的評論。

梁曉雯有源源不斷的恐慌。她擔心訴訟的拖延讓人們不再關注案件，擔心通過微博和豆瓣發布信息會被炸號，也懷疑劉強東一方是否正在以疫情為由拖延庭審時間。2020年1月端傳媒訪問梁曉雯時，她尚表示不擔心自己會遭遇威脅。而一年多後，再次受訪端傳媒時，她剛剛經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網絡暴力，甚至還沒來得及反擊，她的微博就被炸號。微博的CEO王高飛（微博名「來去之間」）直接點名她發布違法有害信息。「我突然就被噤聲了，連為自己申辯的機會都沒有。」

這幾天，當她想去聲援其他被網爆的朋友的時候，才想起自己的微博已經沒有了，「覺得很不公平，很不真實。」

「我們真的是為了金錢才經歷這一切的嗎？」

三次公開動議聽證會，Jingyao都沒有出席，僅由律師代表。Liu Jingyao婉拒了端傳媒的採訪。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尼斯法院對端傳媒表示不置評。由法庭任命的特別法官（Sepcial Master）Jack Van de North對端傳媒表示，他曾協助雙方取證階段因分享信息而產生的爭議，但拒絕評論此案。

「擔心自己不熟悉美國的司法體系，沒有做該做的事情，沒有說該說的話，會不會不但輸掉了案子，還被人告誹謗？」一位在美國曾花了三年時間打性侵官司的中國留學生顧禎（化名）告訴端傳媒，這是一個專門針對亞裔留學生、連續犯案並震驚全美的性侵案。

她目睹Jingyao案件的進展緩慢，感同身受。顧禎說，自己遭受性侵後，曾聯繫了數個律師，猶豫了很久也不敢簽委託書。記得第一次做口頭陳述的時候，她在律師的辦公室門口遇見另一位受害者，臉色蒼白地走出會議室。後來二人再次相遇，在咖啡店的角落裏抱頭痛哭。她們都是報案者，也都是原告，但是要在口頭陳述中不斷地被詢問性侵的細節：被觸碰了身體的哪些部位，聽到了哪些屈辱的話語，自己有沒有主動脫衣服，自己有沒有快感——她說，這些過程的傷害程度不亞於性侵本身。

疫情期間，很多程序變成書面問答。顧禎經常看著律師發來的郵件遲遲不敢點開，「最後在凌晨萬籟俱寂的時候打開，一邊打字，一邊渾身顫抖。」

「對方總是有理由來拖延時間，來延長取證的時間，來推遲庭審的時間。他們有各種各樣不方便的藉口，希望有朝一日我們因為忍受不了一次又一次回憶不堪的過往而放棄。」顧禎對端傳媒說，她的案子前後歷時三年，「每次快忘掉那個過去的時候，就會收到郵件或者電話，想忘也忘不了。」

她上網搜過很多類似的案件，和解居多，雙方在第一次開庭前達成一致，更有權勢的被告用賠償金了結此事，受害者則簽署保密協議，之後不再提起往事。端傳媒在搜索美國此類案件的資料發現，#MeToo運動在美國如火如荼時，許多演員、政客和企業高管都曾面臨性騷擾或性侵的民事訴訟，但在現實中，只有很少的案子能夠走到庭審這一步。

「我很佩服Jingyao的堅持，」顧禎說。她自己的案子在2021年初和解，多位受害者已經陸續收到了支票。和解之前，幾位受害女性聊起起訴的原因，是希望壞人可以受到懲罰，不再犯下類似的罪行，而當經歷了痛不欲生的取證過程之後，她們想要的結果變成了支票上的一個數字——「我們真的是為了金錢才經歷這一切的嗎？」

她讀到《紐約時報》對Jingyao的訪問，Jingyao稱自己絕對不會和解，因為不同意簽署保密協議。「她一定受到難以想像的壓力，卻堅持下來，真的非常了不起。」Jingyao的代表律師也曾表示她不願和解，希望走到公開庭審這一步，「更加堅定了讓陪審團裁決此案的決心」。

「所以我很希望Jingyao的案子勝訴。這會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案子，讓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意識到，他們並不能為所欲為。」顧禎決定要在2022年3月前往明尼阿波尼斯市的庭審現場支持Jingyao。

梁曉雯忐忑不安，她很緊張這個案子的結局，「如果Jingyao輸掉，會是那些厭女的人的一場狂歡，也會給未來類似案件的女性受害者帶來很不利的輿論影響。」

但Gigi覺得，如果首次開庭是在線下而不是線上的話，可能會是一個契機，「因為很多人都在家裡宅了一年多了，只能在線上進行轉發、捐款等，但是很多人需要一個出口，來做一些事情。」

2020年4月，法庭層駁回了京東希望撇清連帶責任的訴求，志願者們為此慶祝了一番。他們認為這是「Jingyao訴劉強東案的第一個好消息」。身處中國、美國、英國等地方的四十多位志願者在一天之內將法院判決書翻譯成中文，並進行了數次校對。判決書中，法庭指出：「雇主責任原則，即雇主應對僱員的侵權行為負責⋯⋯假定起訴書中宣稱的所有事實均為真實， 並且基於有利於Jingyao的立場來解釋一切合理推論，起訴書第六項指控中僱主替代責任的構成要件已按規定得以陳述。」

「翻譯判決書不僅能消弭信息差，降低人們了解的門檻⋯⋯還能提供最有力的事實，阻止誹謗者歪曲事實。」女權帳號「回聲HUISHENG」寫道。而參與了翻譯工作的紐約志願者小字（網名）對端傳媒說：「希望下一次參加翻譯，是Jingyao的勝訴書。」

劉強東於2018年陷入的性侵訴訟仍繼續進行中。圖為2017年7月20日，劉強東在上海世博中心舉行的2017年聯想科技世界大會上發表講話。攝：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美國警方發佈劉強東被捕的照片。攝：Hennepin County Sheriff's Office via AP/達志影像

2017年，浙江烏鎮，京東董事長劉強東參加世界互聯網大會。攝：Imagine China

劉強東於2018年陷入的性侵訴訟仍繼續進行中。圖為劉強東於2015年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攝：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北大 vs 北大：一場反性侵行動如何變成真相攻防戰？

端傳媒記者 楊子琪 2018-05-03

2018年4月5日，北京大學校友李悠悠在豆瓣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引爆輿論。她在文中指控，原北大教授、長江學者沈陽在20年前性侵學生高岩，致其受壓自殺，要求沈陽承擔責任、出面道歉。但隨後沈陽否認指控，北大方面也僅含糊回應，而部分學生對追查真相的行為卻引來校方強力打壓。學生與校方的對峙，在4月23日走到了爆發點：夜晚的北大三角地，「紅旗團委」宣傳欄的玻璃窗上被貼上了三張黃底黑字大字報，六字標題——「聲援勇士岳昕」。沾墨而寫的毛筆字，直問北大校方「你們究竟在怕什麼？」文末署名「湖底群魂」。這也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大陸校園鮮有出現的具公共討論性質的手寫大字報。

大字報要聲援的岳昕，是北大外國語學院大四的學生。就在23日中午，她通過一封公開信披露，自己因在4月9日參與要求校方公開與「沈陽事件」有關的記錄，多次被學院老師約談，學院輔導員又在23日凌晨帶母親前來宿舍施壓，要求刪除與信息公開申請有關的一切資料。隨後，自己被母親帶回家中，無法返校，家人情緒崩潰。

這封公開信20分鐘後便被刪除，然而它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卻掀起鋪天蓋地的浪潮：關注、聲援岳昕的文章如雨後春筍，繼而不斷被刪，又不斷以截圖形式再次出現；岳昕過往的文章又被重新翻出，網民讚她獨立思考、熱心公益；更有北大外國語學院的校友發出公開信，稱若岳昕日後留學或工作遇到困難，願意提供協助；新技術也隨後登場——岳昕的公開信被網友放上了無法被篡改的區塊鏈和源代碼存放網站 GitHub，以對抗網絡審查。

北大120週年校慶前夕，這一波由「沈陽事件」掀起的反性侵的行動，在校方的強力打壓下，衍生出了一場關於信息公開的攻防戰。輿論焦點也從高校防止性騷擾機制的建立，延展到了對信息公開制度有效性的質疑和對建立校園約談規則的倡議。高度緊張的校方和據理抗爭的學生，也將北大切割成了兩個平行世界。端傳媒尋訪了三名參與事件的學生，並結合親歷者的公開自述，嘗試還原這場高校反性侵運動是如何演變成「兩個北大」之爭。

一封公開信：「我們想得到事實真相」

一樁二十年前的案子，在4月5日浮出水面：北大前中文系教授、長江學者沈陽，懷疑性侵女學生高岩並致其受壓自殺。輿情洶湧，第二天北大便出了份說明，表示學校高度重視：「經查閲相關材料，二十年前，即199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對這一事件作出事實認定，給出調查結果；1998年7月北京大學對沈陽作出了行政處分。」

然而，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對事件作出了什麼樣的認定和調查結果呢？北大校方當時經過怎樣的討論會議和調查過程，才對沈陽作出了處分？即使有媒體追查下去，採訪了幾位與當年處分沈陽有關的北大老師，他們給出的說辭仍是含糊不清，只確認沈陽被記大過，並開過與高岩有關的檢討會。至於沈陽有否承認與學生高岩發生性關係、有否承認對高岩之死負有責任，他們均表示應參考學校原始文件和記錄。

正當關心沈陽案的北大學生們也為尋找真相而發愁時，數學系學生鄧宇昊想到了一個辦法：向北大申請信息公開。他認為，學校至少要公布1998年7月前後，黨委相關會議和中文系相關會議的記錄、以及西城區公安局對此事的調查結果通報。

4月7日下午，北大學生傅冬雨（化名）從微信上看到鄧宇昊發布的公開信，稱將在週一（4月9日）早上9時，到校辦公室遞交與「沈陽事件」有關的信息公開申請表，並呼籲老師同學們一齊參與。一直關注此事的傅冬雨頓覺眼前一亮，「被他的勇氣折服了」。

鄧宇昊查閲了《北京大學校務公開實施辦法》，其中第二條第二款第八項指出，「與學生有關的其他重要事項」，應向本校學生公開。他又找到《北京大學章程》，第二十一條說，學生具有對學校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這一切都說明，學生向校方申請信息公開，是完全合乎學校規章的。

傅冬雨回憶，過去的北大也發生過一系列校務爭議，學生一直通過「北大未名 BBS」或某些抗議行動表達不滿，但感覺一直沒有「真正讓我們覺得底氣十足地挑戰學校規矩、絕對有安全保障的合法渠道」。所以，當鄧能夠為關注校園公共事務的同學們找到「信息公開申請」這塊結實的踏腳石時，傅冬雨說，「我是非常佩服他的。」

讓更多同學認識到申請信息公開的權利，對鄧宇昊而言，也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他成立了一個同行微信群，讓願意參與申請的師生加入。他強調，這是「合法合規、且完全出於自願的集體行動」。

傅冬雨當下決定響應鄧的呼籲。「當年沈陽對那學生做了什麼，中文系怎樣做出的處分，我們希望獲得的信息無非是這些。所謂擾亂學校秩序、給學校施加壓力，都不是我們要的。我們的目的，是想得到事實真相，讓壞人被懲處。」

但就在鄧宇昊的公開信被廣傳的同時，當晚九點多，他所在的數學科學學院負責學生工作的老師向他發出了「約談」要求。在兩次婉拒後，鄧最終在壓力下赴約，但直到次日凌晨仍未返回宿舍。一眾獲知消息的同學隨後趕到現場聲援及「撈人」，並與在場的老師僵持了兩個多小時，他們提出了建立約談規章的要求，但並未得到老師或校方的正面回應。（詳細過程請見《深夜「撈人」實錄：我們在北大理科一號樓，聲援被約談的鄧同學》）

申請信息公開：「我們確實沒有組織」

就在「打撈」鄧宇昊的翌日，北大公開了兩份20年前處理沈陽事件的文件，分別是北大校方和北大中文系關於給予沈陽行政警告處分的決定。文件描述，沈陽與學生高岩「接觸較多」，高岩曾要求沈陽「表態和她建立戀愛關係」，沈陽無意答應卻輕率說出「那你算是我的女朋友吧」，並與高岩摟抱、親吻，事後沈陽稱實出無奈，因高岩「精神狀況有問題」，怕出意外才這麼做。文件稱，1997年6月，沈陽從香港返校，終止與高岩往來。1998年3月，高岩於家中自殺身亡。文件認定沈陽作為教師，與學生高岩關係處理不當，決定給予沈陽警告處分。

對於學校主動公開的兩份文件，傅冬雨感到很不滿意。「第一，沈陽有沒有和她發生性關係？文件隻字未提。第二，高岩的精神問題，和沈陽有沒有關係？第三，之前媒體採訪三位中文系教授，都有明確當年對沈陽的處分是記大過，為何公開的內容卻是『警告處分』？」

鄧宇昊也在北大學生李一鳴對他的訪問中，表示公開的文件「避重就輕」，將高岩塑造成主動追求沈陽的形象，淡化甚至避開沈陽可能的性騷擾與性侵行為。他覺得，原定4月9日的信息公開申請還是要繼續的，學校應該進一步公開當年的記錄。但由於被約談的壓力，鄧最終沒能前往交表現場，而請李一鳴代自己遞交表格。

4月9日一大早，陳夏至（化名）便戴上了口罩，從宿舍出發，「因為學校說，可能會有媒體來，我怕被拍照。」他在路上遇到了幾個同去交表的學生，包括岳昕在內，最後8個人一齊去了信息公開辦公室，交了10個人的表格。

陳夏至說，辦公室老師態度十分友好，同學們輪流遞交了申請材料，工作人員在表格上填寫的編號，是2018年第1號至第10號。看來在他們之前，今年並沒有其他人向學校申請過信息公開。

這是陳夏至第一次參與身體性的政治實踐。「會有壓力，類似緊張那樣的心情。但我覺得，做這件事沒錯，合理合法，我就去了。」他說，「我沒想過學校會不會秋後算賬的問題，和學校的邏輯不同。我就等著它公開內容。」

「其餘七個同學，我只認識一兩個。我們都是自發去的。」記者問，強調「自發」是否害怕被認為是集體行動？陳夏至解釋，「因為在中國，有組織就是一種原罪。但怎麼說，我們確實沒有組織呀！」

另一位北大學生艾琳（化名）曾去過「打撈」鄧宇昊的現場。4月9日這天，她也去了校辦公樓，但並沒有提交表格，就想去支持一下。她承認，學生有主動避免形成組織：「既然上面不希望你有組織，我們也非常主動避免。遞表這件事，各自知道各自去就好，我們沒有組織的。參與交表的人，事後也沒有溝通，就是見面了聊一聊這樣。」

她想了想，說：「這相當於在一個審查制度之下的自我審查吧。」

交表後的大規模約談

4月9日當天，除了現場提交的10張表格，另有15名同學通過電郵交表，共25名同學參與了這次信息公開申請的行動。他們也許並未料想，隨之而來的，是一場針對「涉事」學生的大規模約談。

約談的大網首先撒向4月9日到現場遞交表格的8位同學。

陳夏至說，交表後的兩三天，學院負責學生工作的老師就通過微信聯繫他，希望找他「聊一聊」。「我還能怎麼樣？當然去啊。」

「老師問我，怎麼跟鄧宇昊聯繫的，有沒有組織，為什麼要戴口罩。聊了大概兩小時吧，氣氛挺好的。」陳夏至之後在社交平台寫了篇文章，因此又被約談了幾次。「（老師）不斷確認我的想法，以確保我不是一個危險的人。」他說，「這肯定是學校上級的決定。每次遇到這種事，他們反應過激，然後就要求老師約談學生，底下也不能抗拒。約談就是學校不信任學生的結果。」

沒有交表但去了交表現場的艾琳，也在一兩周內被約談了。「對我的約談是比較輕鬆的，因為我不是非常『核心』嘛。」艾琳介紹了一下老師們施壓的方法——暗示事情對前途的影響，以及威脅聯繫父母。

「一般而言，老師會先和你聊一下個人情況，比如將來有什麼打算，出國、就業、考研？完了再給你講一下這個事件的嚴重性，說對你將來也不好啊，跟你說時間最好花在學習上。有的見你不怕他，就說要告訴你爹媽——總之，目的就是給你施壓，讓你害怕，讓你不要做事情。」她娓娓道來，像是早已見怪不怪。

去了鄧宇昊被約談現場「撈人」的傅冬雨，並沒有交表，但她很快也被學院約談了幾次。她向記者介紹了老師最關注的一些問題：「去了之後，反復問我，有沒有去參加信息公開申請。我不能說得太詳細，怕被鎖定……總之同學們被約談，核心問題基本是兩個——你有沒有提交信息公開申請，你接下來打算幹什麼，會不會採取任何行動。」

她又補充：「有些同學被問到，有沒有私下成立組織，或者私下約好同一時間去交表，因為他們懷疑這背後是有組織、有人操縱。他們還會問你做這事有沒有境外媒體、勢力煽動。」

傅冬雨認為，各院系行政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對待這次事件的態度也各有差別，因此不同學院的同學被約談情況可能不太一樣。約談這件事，在外國語學院大四學生岳昕身上，就走到了爆發的臨界點。

「我們都是種子，總有破壁新芽開花時」

根據岳昕4月23日發出的公開信，她在提交信息公開申請後，被院系的學工老師多次約談，有兩次持續到凌晨一兩點鐘。頻繁約談產生的心理壓力，嚴重影響她準備畢業論文。在約談中，學工老師多次提到「能否順利畢業？」、「做這個你母親和姥姥怎麼看？」、「學工老師有權不經過你直接聯繫你的家長」等話語，以此作為隱性威脅。

最終，在23日凌晨，輔導員帶岳昕母親闖入她的宿舍，談話施壓。岳昕的父親在五年前就去世了。母親的情緒崩潰，給岳昕造成最致命的一擊。她被母親帶回家中，無法返校，一家人關係破裂。岳昕與外界失聯近一星期後，才在4月30日發出第二封公開信，詳述23日凌晨被老師施壓的過程——原來這次程度嚴重的「約談」，事緣她在20日堅持取回學校對信息公開申請的回覆函。

這封回覆函，據稱25名申請信息公開的同學都有看到，但都不被允許拿走紙質文件，只有岳昕和另一位同學在堅持下，保留了紙質文件。回覆函有三點信息：

一、當年討論沈陽「師德」問題的會議級別不夠記錄； 二、公安局調查結果不在學校管理範圍內； 三、沈陽當年公開檢討的內容因中文系工作失誤而無法找到。

根據岳昕的第二封公開信，凌晨帶母親進宿舍約談的老師暗示，「高層」對此事的定性是「顛覆」，有定罪的可能：「這不是在學校違紀的事，人家想給你治個罪，都是叛國罪，都是分裂國家罪。」最後，老師建議岳昕，「手機微信這段時間都不需要用了。」更直言，「你不要覺得你能寫點東西，在媒體發表點什麼聲，在你的個人公眾號上發表點什麼，你就覺得這是你的自由。我給你講孩子，沒有什麼是你真正的自由。」

23日凌晨，岳昕被母親帶回家中，一夜未眠。她把被約談的消息寫進公開信中，在大陸社交媒體上被廣傳，而這封信之後外界基本無人聯繫到她。第二天，北大法學院教授沈巋在個人博客上發布了一份《學校約談指南（建議稿）》，文章很快遭刪除，邊刪他又邊出了第二稿、第三稿。

這份《指南》被外界視為對岳昕事件的回應。《指南》開篇指出，約談不當會侵害被約談者的正當權益，然後列明十二項細則，並從約談的內容、方式、時長等具體問題，嘗試說明約談方的義務及學生的權利。

《指南》三稿已出，卻未見校方回應。不過，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的卻在24日發表評論文章《如何聆聽「年輕的聲音」？》，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為事件降温。但幾天後，這篇文章卻在人民日報官方網站上被刪除。

4月25日，北大學生李一鳴也發起了聯名信聲援岳昕，他在信中要求校方彌補約談對岳昕造成的傷害，並完善約談的規章制度。這封聯名信在發出後一天內，收到百餘名北大師生的簽署支持。就在聯名信發出的當晚，岳昕手寫了一封信，感謝關心自己的朋友，報告自己目前已回到學校。這封信本來還呼籲同學推進信息公開和反性騷擾機制建設，文末動情地寫道：「我們都是種子，勠力同心，總有破壁新芽開花時。」然而，最終發上網的版本，卻被蓋掉了大半內容，留下四分之三的空白位置，皆因這破壁的新芽，被焦慮的家人壓了下去。

「愛北大不複雜，就是去管北大的事；北大精神也很簡單，就是突破社會冷感與原子化處境，為最被壓迫也最有力量的群體積極發聲、認真爭取的精神。」頂著學校和家庭巨大壓力，岳昕在第二封公開信裏如是寫道。

為什麼岳昕會遭到如此嚴厲的約談？外國語學院老師的做法又是否合乎學校規定？截至發稿時，端傳媒尚未獲得北大校方的回應。

兩個北大

就在學校展開一系列約談工作的同時，參與過「打撈」鄧宇昊和信息公開申請的同學們陸續從各種渠道收到消息，指學校或學校以上的高層，曾給他們一系列的行動定性為「學潮初期」。岳昕事件後，「學潮初期」的傳言直接在網上散開了，一時議論紛紛。

艾琳一開始並不敢直接提這四個字。她說：「上面的定性比較嚴重，應該說，是最嚴重的定性……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說。」

傅冬雨則說：「我是非常驚訝的。『學潮』是什麼規模，我們是什麼規模？我們關注的事完全是兩碼事。如果定性是真的，那太愚蠢、太瞧得起我們了。」她回憶了一下，「但當時我們的確被這定性鎮住了。畢竟，如果當權者表達了這種觀點，說明他們有機會把事情往這方向處理。學生本來做的是非常正當的事情，如果得到那種程度的打擊，那我覺得對學生，肯定是不公平的。」

陳夏至也為這個傳言而擔心。「長久以來學生和校方之間的距離很遠，當學生突然摻和到學校的事務，並且是身體上的參與，校方可能會比較緊張。」他又認為，「我們應該用行動去證明，我們不是要搞運動。事實上我們確實沒有搞運動，也沒有組織。」

無論是傅冬雨還是陳夏至，他們都明確地指出，整場申請信息公開以及爭取建立約談規章的行動，都是為了讓校方和學生一齊建立一個合法合規、高效的溝通機制，讓雙方能夠平等交流。李一鳴就在聯名信發起後，寫了篇文章談到：「……我們希望校園達到的樣子，就是管理者與參與者能夠平等地交流，任何一方都不應在其中失位。」

然而，當學校的關注點，完全放在追蹤學生們「有沒有組織」、「有沒有境外勢力煽動」時，學生們對信息公開的要求、對約談制度的探討、對校園民主化管理的實踐，似乎被淹沒在一場又一場隨時隨地的約談疲勞戰裏。

「我們為追求沈陽事件真相而申請信息公開，又因為不認同學校約談鄧宇昊而去『撈人』。我們為了不公而站出來，確實沒遭到任何人煽動，也沒有互相勾連。」傅冬雨有點無奈，「學生一再提醒學校要關注沈陽事件的調查，和約談規章的建立。可學校對此的認知根本不一樣，它只關注我們有沒有組織、有沒有勢力煽動。正是雙方對事件認識的偏差，導致學生和學校越走越遠。學校越不願公開信息，我們越要去申請公開；我們越追求真相，學校就越覺得我們有組織有境外勢力，越往這個方向打壓我們。作為從頭到尾經歷整個事件的人，我覺得太遺憾了。」

到底校方所說的「境外勢力」是什麼呢？學生的訴求，校方聽不懂，還是不想聽懂呢？

「『境外勢力』就是學校管理層推卸責任的藉口罷了，」傅冬雨直言，「但恰恰是這種愚蠢的管理思維，遍布北大行政層面。三角地那塊大字報，說這是『兩個北大的鬥爭』，正是如此：這是官方的北大，和北大精神的北大；這也是行政的北大，和學生的北大。行政管理出了任何問題，就一味息事寧人，打壓學生對真相的追求——這就像孩子說穿了皇帝的新衣。」

（為保護受訪者信息，文中傅冬雨、陳夏至、艾琳均為化名，文中對三人使用的性別稱謂不一定是其真實性別）

插畫：蔡孟筑，Tseng Lee

從沈陽事件到「兩個北大」之爭，一個月裏發生了什麼？端傳媒設計部

4月8日，北大公開了兩份20年前處理沈陽事件的文件。圖為《北京大學建校120周年》紀念明信片。 攝：Imagine China

4月9日，8名同學來到北大信息公開辦公室遞交申請表。圖為北大西門。攝：Imagine China

2018年4月23日晚，北大三角地的宣傳欄出現聲援岳昕的大字報。 網上圖片

沈陽事件不斷發酵，哪些問題有待回應？端傳媒設計部

行動者手記：去年#MeToo運動中，我所經歷的故事

光鹽 2019-09-26

2018年7月23日，女生花花（化名）在朋友圈公開舉報自己曾遭中國大陸公益人士、「反乙肝鬥士」、億友公益創始人雷闖性侵。

我曾經在國內一家公益組織擔任公益傳播工作人員，對雷闖的名字及其公益事蹟也早有耳聞。他和後來陸續被不同的受害者爆出有疑似性騷擾或性侵犯行為的若干「公益大佬」，比如鄧飛、劉猛等人，都是公益行業的熟面孔。這些日常從事正義事業的精神領袖，卻被舉報侵害他人權益，對整個公益行業震動很大，也就此把公益行業推入了中國#MeToo浪潮。

非常自然的，因為周圍有不少同伴都曾經或當時仍然在公益組織工作，大家便聊起這些事情。在交換信息中發現，我們周圍有不少人，都與這些性暴力事件中的舉報人或被舉報人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甚至有人曾經也有過被侵犯的經歷，或者差點陷入被侵犯的糟糕境況。這些信息令那時的我非常震驚，為什麼這些事情從未在日常聽說，為什麼公益組織如此缺乏反性騷擾和反性侵害機制？

雷闖被公開舉報的第二天，我得知致力於為貧困學童提供免費午餐的項目發起人、前調查記者鄧飛也存在疑似性騷擾他人的行為，並且受害女性不止一位。當事人希望能聯絡其餘受害者，公開舉報鄧飛。

於是，我和一位在公益組織的朋友談起鄧飛事件，希望她能協助尋找更多受害者、證人，並能夠接受媒體採訪。也是經由她，我被告知有一個剛剛成立不久的微信群，以推動公益行業建立反性騷擾機制為目標，進行線上溝通與信息分享。群成員大多都是曾經或現時公益行業從業人員，以及常年活躍在一線的志工、社工，還有有法律、心理諮詢等專業人士和常年關注並報導性別議題的媒體工作者。

與此同時，這位公益夥伴也提起，她的一位朋友，是另一個公益機構負責人性騷擾事件的受害者，但是維權受阻，精神和心理狀態都不是很好。作為一個曾經的公益人，我真的沒有想到，走在倡導前沿的公益行業居然蟄伏着這樣的性暴力危險。為什麼有人受到傷害，掙扎三年才能講述出來，為什麼有人被性騷擾，最終不得不辭職，周圍人卻覺得這有什麼大不了的…… 這些本能的疑惑與憤慨推着我去了解事實，而不止於圍觀網絡上瘋傳的信息。我也和其他很多參與過公益事業的人一樣，覺得面對這些個案的出現，推動公益行業建立反性暴力機制勢在必行。

我很快加入這個溝通分享信息的微信群，又看着越來越多的人被拉進群。隨後短短兩三天時間內，群成員迅速增長到將近300人。在之後的幾個月時間裏，這個微信群就是我參與 #MeToo運動的根據地，也成為我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的起點。

後來我發現，很多人參與這次行動的原因具備一定共性。有人本身在公益行業內，無法接受曾經的公益精神領袖或者自己的領路人傷害他人、道德崩塌，有些人則是幫助朋友、同事。另外，還有不少參與者都曾經有過被性騷擾或者被性侵害的經歷。

我加入群的時候，大家正在討論如何保護正在發聲的受害者。我們發現，雖然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說出自己的經歷，但這些勇敢發聲的舉報人往往會遭遇不同程度的二次傷害，比如遭受網路語言暴力、被污名化等等。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面對性暴力實施者的作為，公益圈瀰漫着一種兄弟會式的氛圍，被指責有性騷擾行為的那些人，通常被很快給予安慰、諒解甚至是無條件的支持。似乎只要有過公益行善行為，就不應該在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上被追責。更有人覺得，追討過失不利於公益機構的品牌形象和公益行業的聲譽，是一種「不妥當，想要鬧事，沒有大局觀」的行為。

這種「有什麼大不了」，甚至反向指責舉報人的態度，讓大家覺得，整個公益行業公平正義理念都在經受損害。如果繼續這樣下去，若本應走在反性暴力倡導前沿的行業，對待性暴力事件都持如此態度，那麼那些已經發聲，或者正在準備講述自己經歷的受害者，在本已遭受忽視的情況下，會遭遇更多的羞辱。所以我們的第一個志願行動，是決定發布聯署，呼籲公益人士承諾支持、保護每一位性暴力受害者發聲，並呼籲行業建立並實行約束機制。

其實很多人可能會質疑，一封聯署的意義到底有多大？我覺得很難評判在整個#MeToo運動中那份聯署的實際效用，但它成為讓這個志願者團體高速運轉起來的啟動項目，也是我們這些曾經或者當時仍身處公益行業的人，致力於構建一個性暴力零容忍從業環境的承諾。與此同時，撰寫聯署的過程，也是我們討論和思考#MeToo運動的起點。

比如，首先討論的就是如何在聯署中客觀描述事件雙方當事人。我們覺得在事實未經核查的情況下，採用「舉報者」和「被舉報者」這樣非定性詞語是最中立的。「尊重事實，在客觀事實尚未核查清楚並完整公布之前，不揣測、不推論、不做主觀臆斷，不針對當事雙方進行道德審判」，這一原則被寫在聯署的第一條。除了事實為先，尊重舉報者的個人意願，「任何關乎舉報者個人權益的行動，應以其意願為首要考慮」。這些寫在聯署裏的聲明，也成為我後來參與#MeToo運動時候，常常用來警醒自己的準則。

隨着參與聯署的撰寫、修改、發出和傳播，我和群裏的其餘志願者也陸續建立了聯繫，從信息分享整理入手，協助救助資源聯絡對接等微小的行動開始，我也慢慢以協作者的身份一線介入若干個案，基於線上網絡，在之後四個月左右的時間裏，比較密集地參與了此次公益行業#MeToo運動。

#MeToo運動：個案的群集

如果讓我描述#MeToo運動 ，我覺得核心構成元素則是個案。我理解的個案，是舉報人與被舉報人之間的互動經歷構成的舉報事件本身。圍繞個案，各個領域的志願者、專業社工、協作者、媒體工作者參與其中，推動着一起起個案由舉報信息走向事實呈現，並期望能按照程序進入司法審理階段。

毫無疑問，#MeToo運動是一場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我們固然看到一些活躍在輿論一線的意見領袖或知名人士也在#MeToo運動中現身，他們在一些個案中承擔過發聲或推動的角色，或者一直都在輿論前沿參與議題討論，但並沒有任何一個人、群體、組織或者機構，能夠被定義為#MeToo運動中的「大台」。

去中心化運動的顯著優勢，就是原生力量自發推動向前，似乎可以永不止息。但去中心化並不是無組織、無規劃。如果嘗試運營一個去中性化運動網絡中的單個行動單元，就會發現其實相當考驗策略和經營能力。理想狀態下，每一個微小節點，都能夠自我驅動、有機生長，同時，所有的節點對龐大願景有共築能力，那麼去中心化運動就有可能形成蜂巢一般的規模效應。

正因為這樣去中心化的屬性，賦予了每一起個案與眾不同的存在意義。或許對一個吃瓜群眾來說，#MeToo中有的個案更有名，因為有些施暴者是名人，所以受害者也跟着出名，甚至遭遇人肉起底；而有一些個案因為被舉報者並不具備社會關注度而無人問津。但在行動者看來，所有個案都是平等的，受害者都值得同等的社會資源支持。

在參與#Metoo運動的時候，我更願意形容自己的角色是在協作者（facilitator）和行動者（activist）之間切換。作為協作者，會與個案當事人形成夥伴關係，了解和聆聽當事人的經歷，幫助明確問題和訴求，與他們一起共同制定行動計劃，評估進展，並抓住一切機會，利用專業資源幫助當事人實現個人意願。而作為行動者，則更多會關注倡導，和由個案延伸出的議題催化，並且希望能夠連結更廣泛的大眾媒體資源，設置有關運動報導的議程。

在作為協作者救助個案的時候，我會特別參與支持那些可能無法進入主流輿論視野的個案。對於已經獲得較高曝光度的事件，反倒有意不去主動聯絡，除非對方有明確的資源對接需求。然而幾個月之後，因為幫忙傳遞媒體採訪需求，我和一位知名度較高的個案當事人有了聯絡，聽她講述自己的#MeToo經歷，我才知道自己這樣的判斷其實存在認知誤區。

那些在大眾視野裏有較高曝光率的個案當事人，事實上並不會因為獲得了較高的社會關注度，就在維護個人權益、追討司法公正的這條路上走得更容易。因為針對性暴力事件的社會支持系統本就不完善，結構性支援匱乏，就算看上去獲得了多一點曝光的當事人，實際上得到的支持也遠低於其需求。當協作者主動繞開後，當事人即便有需求，也沒有意識、更不知道應該去哪裏找到能幫助自己的人，最終導致某些引發了較高輿論關注度的個案空轉，反倒沒有真正的資源支持。

據我了解，除了我所在的志願者團隊之外，#MeToo運動其實有不少形形色色的自組織群體也相當活躍。每個群體凝聚在一起的原因和參與人員構成各不相同。以我所在的志願者團隊為例，絕大多數人都有公益行業的從業經歷或職業背景，雷闖事件引發的公益行業反性暴力討論，是我們聚在一起的契機，因此我們就主要聚焦在公益行業中的性暴力個案。當然，#MeToo運動的個案並不是只在公益行業爆發，過去一年多以來，媒體行業、高等院校、公共知識分子圈層等等都陸續有受害者舉報發聲。

而我參與的志願者團隊，行動者們既有公益行業的專業背景、聯絡資源的便利，又有明確改善行業現狀的願景，焦點落在公益行業反性暴力就順理成章。為了明確團隊功能，承擔群管理的志願者對群裏發布與分享的信息有一定的限制。

例如，非反性暴力的議題，不會在群裏討論，而如果需要特別跟進非公益行業的性暴力個案，則建議關注人另外搭建群組，大家自願參與。但這種議題討論的管理，過程中也為很多其他行動者所不理解。比如有人用文革語彙描述我們的行為是「聚眾批鬥」，目的就是為了把公益大佬搞倒，把公益行業搞臭。也有人覺得我們目光短淺，只關注公益領域，其他各行各業的事情怎麼不去解決，比如為什麼就不能發布勞工維權的信息。

解釋和說明未必能說服每個人。當時有一位行動者非常關注公知圈的性騷擾案件，也有向我詢問資源聯絡，但就是因為我們認為不應該在關注公益行業的功能群裏討論公知圈個案，建議他另外搭建關注組，這位行動者最終憤而退群。後來我詢問到了資源，想要再和她溝通，發現自己已經被拉黑。一個志願者團隊的能量是有限的，明確與聚焦團隊功能，並不代表對其餘不平等事件的漠視。我自己也曾主導推動某高校反性騷擾事件，但不會期望關注公益行業案例的行動者會主動參與。

這樣的解釋說明其實耗費了不少事件和精力，有時會覺得，為什麼連一個微信群功能定位的認知都會出現矛盾。我們面對的行動環境本身就困境重重，行動過程中仍有這樣的摩擦，一度讓我十分沮喪。對於志願者群功能認知的矛盾，也讓我覺得大家以不同背景、身份參與運動，雖然充滿了能量與激情，但是對於每一個節點應設置的針對性目標、付諸的關注和持久的對應策略，還是缺乏基本共識與近似的想像。

#MeToo信息流：被記錄與被忽視的

#Metoo運動的源起一目瞭然，就是從「說出來」開始，由發聲而起，也因為「說出來」為人所知，因此最初的發聲，是#MeToo運動中最為重要的一環。

但在結構的演變上，這是一場說出來 - 被聽到 - 被相信 - 被追問的運動。我們知道在這樣的運動形態下，信息能夠被真實傳遞是運動成立的基礎。在#MeToo信息爆發的白熱化階段，任何最終被證為不實的信息都可能引發對運動的信任危機。

因此，在持續跟進個案的同時，我們也很快成立了信息組，並且邀請了一位在信息收集、整理和資源對接方面有着豐富經驗的災害信息處理專家，幫助搭建了信息組的工作流和工作框架。信息組大概吸納了20位志願者，通過網絡眾包、志願接力的方式認領任務，標記信息來源，彙集和整理信息，最終以個案為信息單元，形成#MeToo檔案，放在開源平台上，供所有人自由查閲。我們希望用這樣一種方式，製作一個開放、求真的網絡紀事產品。

這個產品功能性的願景，是讓個案源起和發展的事實脈絡能夠被查證、被追溯，在傳播時公開透明。我們也希望信息檔案可以幫助到專家、學者未來的研究工作以及媒體的查證與取材。類似的#MeToo檔案也有若干其他志願者團隊整理，大家關注的案例、整理方法與記錄手段雖不盡相同，但都希望能保留這些受害者鼓足勇氣發出聲音的記錄，和她們反抗內心創傷與折磨的經歷。

這樣的做法，也有人批評，我們是想要把被舉報者「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我們的檔案並不止記錄舉報者的發聲，被舉報者如有公開發表任何信息，也同樣被記錄在案。如果被舉報者覺得自己被誣告，他的反駁、澄清也都會被如實呈現。這些紀事串聯起的脈絡，總有一天可以尋求到一個公平、公正、合理的仲裁。

最開始的兩三天，大家轉發與收集信息都習慣保存網址。7月26日晚十一點，有人突然發現，一些之前保存的網址無法打開。我們隨即檢查媒體報導收集列表，發現更多網址已經打不開。那時候，所有人都非常錯愕，我們沒有想到為什麼反性暴力變成了不能被公開傳播和記錄的話題，也不知道#Metoo到底觸及了什麼雷區。但來不及想太多，大家迅速開始備份媒體報導，所有在線的志願者都開始瘋狂下載和保存尚能開的網頁。直到一位程序員志願者聯絡我，表示可以用技術手段批量備份資料之後，所有人才鬆了一口氣。

回想起來，我們大多數人參與#MeToo運動，其實都憑藉着一種非常原生的衝動。因為缺乏社會運動的參與經驗，對於運動工具的想像非常有限。在運動開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也沒有思考在極權國家參與社會運動可能會給自己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似乎不知道擔心、害怕 ，一開始也沒去想過那條紅線應該放在哪裏。我們的溝通都在微信上進行，信息收集採用的也是牆內的協同工具，很多社工志願者甚至不知道怎麼翻牆，還有人完全沒用過VPN。

我後來在圍觀一些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社會運動時就很驚訝，發現海報、戲劇、行為藝術、音樂都可以成為推動運動向前走的工具。行動手段和路徑非常多元，也真的是因為這種多元，才給不同背景的人創造了多種多樣參與行動的切口。

#MeToo與媒體報導：要不要「特殊對待」

信息組之外，我們也組建了媒體組。最初組建的目的，是為了協助媒體報導#MeToo事件，避免媒體報導給受害者帶來二次傷害。我們會幫助媒體聯絡舉報人，告知記者哪一位舉報人現在的精神狀態無法接受採訪，哪一位舉報者經過心理疏導狀態好轉，現在願意講述。也會提供專家學者名單幫助媒體採訪。但在和媒體對接的過程中，也出現一些摩擦。

比如有記者指責我們把控信息源，認為我們將媒體視作公關工具。也有媒體會問我們要舉報者或者被舉報者的私人信息和聯絡方式，如果我們覺得不應透露（或其實真的沒有），也會被質疑是不是故意在阻礙報導。我覺得媒體實際上也並不熟悉協作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有時候，我會感覺到一種隱隱的不信任。

有些指責無端生有，有些需求也讓我們勉為其難。可能對於一些新聞機構來說，無論受訪者是誰，報導事實如何，都應一視同仁。但是我們作為協作者，非常清楚作為性騷擾/性侵害故事主人公，媒體應給予其一些「特殊對待」。

我所擔任協作者的個案當事人，幾乎每一位都告訴我，接受媒體訪問對於她們來說是另一件需要巨大勇氣的事情。因為很多問題需要她們重新回想受到傷害的場景，那種一遍遍的回溯和訴說，彷彿在製造一個走不出的輪迴 ，帶給了她們旁人無法感同身受的巨大壓力，有人因此擔憂、害怕和拒絕與媒體溝通。

因此我們期待媒體可以做出的「特殊對待」，並不是干預媒體工作或者影響媒體報導的客觀和專業性，而是希望記者能夠意識到性騷擾/性侵害事件當事人的特殊處境，從而和協作者一起，尋找最恰當的溝通方式。比如只在受訪者心理情緒較為穩定時候進行採訪，更小心地設置採訪問題，避免不必要的細節追問，以及在採訪時允許當事人有專業社工或協作者陪伴進行。

在諸多媒體對接中，曾經遇到一位記者察覺到受訪者情緒崩潰，進而停止採訪，並且輾轉聯繫到我們，建議我們能夠接觸受訪者，併為其提供報告心理支援。但這樣的例子，我只遇到一個。

說來，這個媒體關注群最後的解散，是在劉瑜當時對#MeToo不負責任的評述發布之後不久，有一位媒體前輩非常着急地打電話給我，讓我們務必小心。而我那時已經沒有心力去做複雜情境的綜合判斷，抱着寧可信其有的戒備心態，解散了媒體對接群。

媒體對於行動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在運動後期，我們特別希望有機會能夠和參與過#MeToo報導的記者去交流，在整個過程中，因為不同的身份角色，大家面臨的不同限制與困境。只有在社會運動的現實中中，不同參與力量之間逐步形成協作默契和配合習慣，才能共同編織起社會支持系統的網絡，真正建立起一個系統協作的想像。而編織和迭代這個網絡，才能讓那些「說出來」和「站出來」的人能夠被穩穩接住。

#Metoo志願者：用盡全力的遺憾

上述提到的媒體資源對接，是個案協作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簡單的給參與#MeToo運動的人賦予角色定位，我覺得人人都是參與者，而有參與具體志願工作的就是志願者。在志願者中，會進駐個案，和當事人密切溝通，幫助當事人實現意願訴求，以當事人為中心尋找、聯絡和協調救助資源的，則可以定位為協作者。

我自己覺得，在整個參與過程中，最難的角色和工作就是協作者。

個案協作是一門技術活。協作者需要具備的個人素質，包括但不限於：長期跟進個案細節的持久力，有一些個案可能會持續幾個月甚至一整年；訊息甄別能力、和隨時應對突發情況調整策略的應變能力，比如有些個案跟着跟着，受助人突然告訴你自己不想再管這件事情了，希望一切都立馬結束；能夠浸入式協作又能夠適時抽離，不去鑽研、甚至練習遺忘個案細節，保護自己的心理和情緒狀態；有邊界感，比如與受助對象的溝通話題儘量控制在個案相關信息範圍，不借助溝通便利詢問不必要的個人隱私，不主導受助者的個人意願；對個案的節奏有推動意識和掌控力。

與此同時，也要求協作者有意願和能力去連結廣泛的社會資源，並且具備較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協作過程中，面臨境況的複雜性，工作的高強度，會讓人在接觸一定量個案後被強大的無力感籠罩，我自己就是在幾個月之後有一次和受助者聊完，突然就大哭起來。

協作者難找，也需要一定的培訓週期，和大量的一線實踐經驗。我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專業背景和從業經歷都難以勝任協作者的角色，因為我並沒有接受過專業的協作者培訓。

但是做一些個案的協作者，很多時候是真的別無選擇。因為短期內很難找到專業人員願意無償參與，整個#MeToo事件的走向變化很快，吸納一個專業人員，使其能夠理解、認同我們的志願行為，進行信息交接也需要不少時間。而之前提到，在#MeToo運動中，不同個案吸引社會資源、社會輿論的關注度是不同的，存在有一些個案當事人找不到協作者，協作者也不知道怎樣找到當事人的情況。而對很多當事人來說，協作者的角色也是很陌生的。

其實如果分得更細，行動者的角色和協作者的角色，放在整個運動中去思考的時候，這兩者間存在着微妙的衝突。

協作者需要確立的準則就是以受害者為核心，以協助受害者實現其個人訴求為行動目標。比如我在協作高校反性騷擾事情的時候，有聽到其他人跟我說，有當事人處於對自己聲譽或者是其他原因的考慮，不太想繼續參與。我的第一反應也是去請他告知當事人，如果明確反對繼續，我這邊的溝通聯絡和協調都會停止，因為這個就是當事人的意願。

但是如果作為行動者，我本人的立場和態度可能都會更向前一步，我會鼓勵、疏導當事人，希望這個個案可以繼續。我覺得這其中，其實是有難以平衡的點。我自己的原則是，如果當事人有不同想法，或者當事人的訴求到了一個階段就已經被滿足，那麼志願者是需要止步於此，讓這個個案在行動脈絡中收斂，而不是依照自己的行動意願。但是如果是作為行動者，其實是想要去激發個案的潛能，可能就會有一些先於甚至是超越當事人意願的行動出現。

隨着信息組的志願工作推進，我們還陸續搭建了機制組、志願者人力管理組、信息技術組，以及剛才提到的媒體組，各個組的長線志願者承擔一定的管理職責，並在協調組中商量整體的行動推進。令我驚訝的是，雖然我們幾乎沒有過往組織和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但因緣巧合，我自己和協調組的另外幾位志願者，都有過商業公司的工作經歷。

商業公司培訓我們的人力搭建、項目管理等能力，被自然地移植到了#MeToo行動中。我們做了一個人力模型，試圖去理解一個百人規模的志願者團隊的構成。從只是轉發信息的傳播者，到可以抽出部分時間參與具體工作的志願者，再到有明確的願景構想、使命認同、願意並且能夠長期進行議題討論和策略構思的行動者，一層一層串連起來，就組成了一個信息傳播與行動推進的漏斗。

通過從上至下篩選、徵集每天有固定時間可以投身具體志願工作的行動者，藉助調查問卷和人對人溝通了解其專長意願，引導行動者入駐不同的功能小組。每一個小組還會再有自己的人力分配規劃、資料儲存與管理方法、明確的工作流程、值班安排和以天為單位的工作匯報機制。我們深知自己在社會行動中經驗的極度欠缺，所以單個功能小組會去努力尋求對應領域的專家諮詢與支持。

而我們協調組的成員一起共事已經一個月時，我們仍不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和背景。直到三個多月後，我才第一次見到其他人。

毫無疑問，這裏面的每一個人，特別是承擔協調與管理職責的行動者，包括我自己在內，體力和精力在那幾個月都遭遇了嚴重的透支。很顯然，沒有人能夠專業專職去做這件事情，但如果想要讓這件事情的每一個環節都做好，就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

但即便如此，就算當時用盡全身力氣、投入全部時間，但長期疲於奔命，讓人沒有狀態再去思索更精巧的行動策略。所以有一些行動構想和項目，在我看來都有不同程度的「爛尾」。比如，曾經有想過進行地毯式志願者進行調研，問卷做好了卻遲遲沒有發出去 ；特別想要和專業機構的合作伙伴更多一些交談，卻發現大家都在超負荷運轉，專業機構更是應接不暇 ；再比如我們也想整理和記錄自己個案協作的經驗和體會，給之後的人做參考…… 這些想法如果推進下去，有所產出，我相信應該可以成為一套可供後續行動者學習和迭代的經驗素材。

很多時候，我知道一些事情還可以用這樣那樣的方式做得更好、更系統化更有條理，但是真的很難扛下去。而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波密集的參與之後，也不得不轉向面對大家本來的工作、生活。更難過的是，我不知道還有怎樣的契機，可以把這些未完成的事情撿起來繼續完成。

我覺得當我們參與運動，在對抗強權暴力的時候，是要避免在高速運轉和壓力之下，忘記人性所在。要實時叩擊自己心裏柔軟、細膩的部分，要努力理解，理解每一個人，然後去尊重，努力去實踐尊重。

在一次線下討論中，我當時提出，大家都在給雷闖施壓，希望他能夠主動站出來承擔錯誤，但這個時候，雷闖的家人其實應該也是非常煎熬的。他的家人也非常需要專業社工介入和幫助。但是在場有不少人，都覺得為什麼要去關心一個「強姦犯」的家人，我這樣的心態是不是有一點「聖母」。

可能因為我在個案中相對比較抽離，所以我會有如此想法。我也覺得，給予他家庭方的支持，可能某種程度上也能幫助他應對這些事件。也可能這個想法非常地站着說話不腰疼，但是我覺得處理個案的時候，對於過失方特別是其家庭，也應該有一個機制去幫助，這樣才是理解與實踐尊重的方法。

最後其實發現，僅僅藉助一波#MeToo浪潮，通過一次性社會運動的方式，去推動整個社會性別平權，構建一個對性暴力零容忍的社會生態，幾乎是不可能的。但#MeToo給了人們一個去思考性騷擾、性暴力問題的概念指向和思考框架。概念指向是說，我們在一次又一次的事實回顧、討論甚至是辯論中，逐漸明白什麼是性騷擾、性暴力。在發生這一切事情之後，我們應該怎麼樣去認知情境，怎麼去理解這些事件中的每一個人。以及我們到底應該去尋求什麼樣專業的資源去積極獲得或者提供幫助。

大家心裏都希望，風暴過後，總有種子能落地生根，值得長期深耕。#MeToo是一場不止息的持久戰，經歷#MeToo，人們互助賦能，織出一張不讓任何一個人孤獨墜落的支援網絡。每一場戰役，我們希望事實能最終勝出；而要改變社會生態，則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長久去做，同時等待著，下一波運動浪潮的來臨。

（在這篇手記裏，我只是記錄了我個人在#MeToo運動中的角色、體驗、部分觀察體會。手記不包含我本人未經歷過的事情，也不包括我從他處看到、聽到的任何信息。因此，這篇手記對整體#MeToo運動、其他參與者，以及運動成果的呈現都極其有限。）

（光鹽，協作者）

2008年3月10日，一個時裝模特被丟棄在一個中國北京的廢墟上。 攝：Jeff Hutchens/Getty Images

2007年11月2日，中國宜昌，一名婦女站在旅館大廳的大理石地板上。攝：Jeff Hutchens/Getty Images

2008年2月16日，中國昆明一家餐館內有一面破裂的鏡子。攝：Jeff Hutchens/Getty Images

2014年9月3日，一名女士在北京的展覽上拍攝。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08年1月29日，中國哈爾濱，人們在寒冷的街道上乘坐公共汽車。攝：Jeff Hutchens/Getty Images

#MeToo漩渦邊緣的局內人：我在廣州中大人類學系如何反性騷擾？

Lion 2018-07-18

【編按】：7月初爆發的廣州中山大學#MeToo事件，隨着校方處理通告的發布，暫告一段落，但是行動者的反思沒有停止，本文正是相關行動者對是次事件在理論及行動層面的全面自省。

「我們何時變得這麼激進的？」2018年5月8日，校門外的餐廳，我們聚在一起，每個人臉上都是糾結和疲憊。

在11天以前，4月28日，《田野裏的「叫獸」》一文發布，作者匿名曝光了我系某老師在進行田野研究時的性騷擾行為——那些我在兩年前就聽到過的「故事」。

於是，隨後兩天，我和幾個系內好友一起寫了一封建議信（未在網絡上公開），以「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反性騷擾關注小組」的名義（下文簡稱反性騷擾小組。小組僅因學生關注本次事件而自發成立，非長期組織）發送到了院領導的郵箱。

在我們撰寫建議信期間，《田野裏的「叫獸」》所提及的被侵擾方表示，TA們（編按：他／她的漢語拼音，是中國大陸近年的網絡新詞，在指代對象含有不同性別、或作者認為毋需清楚交待性別時使用）沒有意願再把自己曝光在公眾視野中，對此，小組成員表示尊重並接受了TA們的意見。與此同時，系內另一位老師——張鵬——的事跡卻開始浮出水面：他騷擾過的人數更多、持續時間更長、情節更為嚴重。我們也和張鵬性騷擾的當事人取得了聯繫，了解了TA們的經歷、訴求和困難。

因此，在這封建議信中，我們除了附上院內兩名教師涉嫌性侵擾的口述故事、要求院方調查處理涉事教師之外，還進一步要求校方建立防範性騷擾機制。建議信在4月30日凌晨一點多發出，凌晨兩點多我們就收到了答覆。院領導答應，在「五一」假期回來以後，跟我們開一個座談會。而被張鵬侵擾的當事人們，在5月初向學校紀委集體舉報了張鵬。

我們決定等待學校和學院的回答，直到發出建議信兩個月後。

這是我們的人類學系，我們真的要這樣做嗎？

「那可是我們的老師啊，那可是陪伴了我四年的人類學系。我們真的要這樣做嗎？」自4月28日起，我們每一天都有新的信息交換和糾結。受害當事人的經歷、校長會「滅系」的傳言、對本系和老師的複雜情感，讓夥伴們的情緒持續負重超載。大家一點一點消解着「要親手將人類學系推上風口浪尖」這一心理壓力。

然而，在歷時兩個月的、看似沒有盡頭的等待中，學院逐漸將在座談會上所承諾的制度建設，縮窄到「田野調查專業實習」這一範圍內，而學校紀委在幾次與當事人的談話後便鮮有回音。

長期以來對校方官僚體制的認知，使我們不得不審慎看待學院與學校的處理態度。另一方面，自2018年初在內地高校燃起的#MeToo之火，也讓我們看到，當校內體制無意或拖延解決事件之時，輿論倒逼制度改革的力量。

儘管苦於反覆的糾結、權衡，與官僚系統的拖沓帶來的情緒內耗，我和同伴們仍有這樣的自省：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只是在為當事人的自主行動積累合法性，張鵬事件何去何從應該交由TA們定奪。

兩個月後，在當事人的自主決定下，我們陪着TA們一起走向了媒體。

7月8日，「人間theLivings」刊出《她曾以為自己能逃開教授的手》（下文簡稱《她》）一文，令張鵬事件徹底曝光有如水閘泄洪，引發了廣泛的討論。

從7月8日媒體刊發文章，到10日學校發出《情況通報》，短短三天，事情驟起驟落。我們發出的聲音夾雜在無數群響之中，無數的力量在角逐，而我們並不突出——在這次幾乎不受我們掌控的事情裏，我們到底完成了些什麼呢？我們的行動，是否稍微撬動了長期植根於高校空間裏的性別不平等與性騷擾問題？從我們的角度而言，答案無疑是肯定的。

讓「性」在高校中變得可言說

首先，中大#MeToo希望使「性」的話語在高校之中變得可以言說。在中大被捲入#MeToo浪潮的兩個月餘時間裏，我們在行動中嘗試了各種路徑，努力讓「性騷擾」成為具有可見性的問題。

最初，當《田野裏的「叫獸」》一文在社交媒體上快速傳播之後，我們便在呈交學院領導的建議信中，整理了數名當事人的親身經歷與感受，試圖從有血肉的故事出發，讓院領導們看到身處權力不對等關係中的當事人們，所遭受的傷害及困擾。此外，我們也明確地提出了訴求：希望學院召開由師生共同參與的座談會，共同探討問題表達意見；希望學院每年為師生開展性別平等相關的教育；一同促進防範性騷擾的長效機制的建立。

我們深刻地認為，性騷擾事件的頻發與當前制度下的權力結構緊密相連。強勢的一方可能會因為手中握有的權力而更輕易地實施侵擾，性騷擾可能以一種成本極低的方式發生，卻給當事人帶來深重的傷害。

在一個多年來缺乏性別平等實踐的學系裏，此番行動所撕開的「性與性別」的討論空間無疑是重要的：事件發生後，中大人類學系以「性騷擾」為主題開展師生座談會，把處於權力結構中不同位置的人聚集在一起，將性騷擾這一涉及性別與權力關係不平等的問題擺上枱面討論；儘管在學校層面建立防治性侵擾的機制仍有很長的道路要走，但學院也對我們的建議信做出部分回應，承諾將在「田野安全教育」和「新生入學教育」中納入防範性騷擾教育，並在對老師的「師風師德」建設中增補防範性騷擾的相關內容；在畢業前夕，我們亦以「一群熱愛關心中大的畢業生」之名，向人類學系的老師們投遞一份與防範性騷擾和性別歧視相關的「畢業禮物」。這些舉動為師生雙方製造了檢視與反思自我的契機，而不同文化背景與身體意識下對性的不同認知，也同樣得到了平等討論的可能。

此外，在《她》文發布引爆關注熱點之後，幾乎所有的媒體報導都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性騷擾」來定義張鵬的行為。這或許可以證明：席捲中國高校的#MeToo運動並未增深社會對「性」的恐懼，而恰恰讓「性」和「性騷擾」成為了可以被言說和討論的話題。藉此契機，中大校友和學子亦建立起「metooinSYSU」的微信公眾平台，期待建立學生互助平台，為受困於性騷擾的當事人提供支持，也向廣大師生提供諸如如何應對校園性騷擾、如何取證與求助等方面的建議。

新機制的建設，確實可能再次捲入官僚系統的邏輯，製造並強化新的「科層疊疊樂」。但在現狀之下，去推動一個平台的成立，既具有倡導的可行性，也能以此匯聚起當事人與行動者的目標。這至少是一種可行的監督手段。而若公開、平等的討論能使「性騷擾」三個字在校園中直接說出，而非繞道於「學風」、「師德」之類的官方話語，必將是對既定的性話語的一次突破。

自始至終，#MeToo的最終目的不在於曝光多少位高權重者的「惡行」，而在於女性的自我賦權與性別平等議程的推進。中大#MeToo所創造的平台，也絕不是充滿控訴的「受害者敘事」聯盟——它鼓勵曾經遭受性騷擾的人們站出來發聲，期望揭示現有的權力結構中切實存在的諸多壓迫。

以往，在與性相關的侵擾行為之中，人們常常將過錯加諸於被侵擾的一方，使受到侵擾的人產生「羞恥感」，認為自己的經歷是需要被掩蓋、不能公開的。#Metoo運動的可貴之處正在於打破這種對「受害者」的壓迫，讓受到侵擾的人擺脱被指責所帶來的「羞恥感」，擺脱污名，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光明正大地談論與性相關的話語。換言之，正是#MeToo運動所搭建的平台推動創造了一個安全的、信任的、女性主導的討論性的空間。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目前行動所打開的空間仍是有限的。比如，在中大對張鵬事件的官方回應中，從未出現過「性騷擾」三個字，而是仍以「師風師德」這樣的個體道德話語一概而論。又如，權力機制對此的反應更多在加強對學生的性安全防範教育，這種教育「受害者」的思維並未真正改變不平等的性別與權力格局。

去中心化的大聯結

其次，作為一次由諸多學生自發參與的事件，中大#MeToo實現了一場去中心化卻不失力量的大聯結。

「這個反性騷擾小組是誰牽頭的？你們為什麼反應速度這麼快？背後是不是有什麼組織？」在與校方、院系協商的過程中，以上質問令我們哭笑不得。在這疑似肯定反性騷擾小組的行動速度與效果的質疑背後，隱藏着官僚體制對於公民／學生行動根深蒂固的想像和成見——任何的「搞事」都有一個明確的核心領導人物／組織，而參與其中的學生往往是被利用、被煽動的。

科層制系統中常常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何一群學生能如此熱情、團結、高效地參與推動一個「事不關己」的社會議題？

而#MeToo運動——無論是全球還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意義之一，正是在於對這種固有想像的挑戰與突破。

基於自身的性別身份與身體經驗，行動者努力以同理心理解當事人的性別壓迫經歷，把從共情中獲得的力量轉化為行動。於是，有曾見證田野性騷擾的畢業生匿名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文章，有遭受性騷擾的當事人們聯合舉報，有中大學生自發建立反性騷擾小組、給學院寄送倡議信，有學生組隊參加學校「十大提案」活動倡導機制建設，有校友建立「metooinSYSU」的微信公眾號平台並發起聯署公開信，也有校友自發寄送建議信至校長辦公室……

參與行動的學子們有男有女，來自不同年級、不同院系，不少甚至素未謀面，但都關切此事並致力於推動高校性別平等教育與防範性騷擾機制建設，在沒有明確核心骨幹的情況下自發地走在了一起。

具體從此次中大#MeToo事件而言，我們認為去中心化的格局形成的主要條件有三：

第一，國內女權行動派的長期深耕。儘管輿論管控日漸收緊，近年來活躍於全國的女權行動派們仍在線上線下野蠻生長，開闢出愈發廣闊的性別討論空間，也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有意推動性別平等的年輕行動者。在此次事件中，我們看到受益於女權主義和公民教育洗禮的中大學子積極地站了出來，成為推動中大#MeToo的一股強大力量。

第二，我們這些行動者多受到人類學、社會學等人文社科的滋養，當事人、系友和校友在事件中縱使立場不同、行動風格不同，但都對性別議題較為敏感。曾有朋友問我：「是不是你們這種人文社科專業／中山大學特別多性騷擾問題？」我想，是因為當我們手裏有了錘子的時候，便會特別留意到釘子的存在。

《她》一文刊出後，互聯網上亦開始流傳各種真假難辨的中大人類學系「八卦」。這些質疑與抨擊一度令我們無比沮喪。但如我們於7月10日刊出的《七問七答：中大反性騷擾關注小組回應張鵬事件》一文中所言：正是因為有人文社科專業背景的長期滋養，我們才能「積累勇氣，站在公眾面前接受審視」。那些參與校內提案、校外聯署發聲、撰文梳理信息的行動者們，也多是這麼集結在一起的。而在這其中，我們並沒有一個處於中心位置的領導者。

第三，反性騷擾小組及其他行動者的性別構成（以女性為主），及受這一性別構成所影響的行動風格。這裏的行動風格是指，受過女權主義洗禮、對自身的女性身份有所覺察、性格温和的我們，在過去兩個月的行動中一直反覆地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甚至自我質疑。

我們努力以同理心理解事件各方（包括涉事教師）不同的立場與態度，嘗試以温和卻不失堅決的態度推進每一次大小行動，並盡力保證一切決定均經由夥伴們民主協商，避免讓自己成為意見領袖。儘管小組成員中有男有女，我們仍戲稱這是一種「姐妹情誼」。我們十分認可這一標籤，並不是對「女性氣質」的刻板印象，而是在女權主義的信念之下在行動中形成的切實友誼。

可以說，在內部組織上，我們便一直竭力去除中大#MeToo運動中的「中心化」；在外部，則期待與接納「去中心化」群眾的自然連接。在行動中，我們始終以女性（尤其是當事人）為主導核心；在面對糾結與矛盾時，我們時時不忘自我反思，給予彼此信任、支持以及同理心。

在實踐中回應理論

再者，在行動過程中，實踐會賦予我們詮釋和回應理論爭辯的力量。多年以來，性權派和女權派在性騷擾議題上的爭辯從未停止。如中大#MeToo後，中國人民大學的學者黃盈盈便發表了《「MeToo高校反性騷擾」的社會學分析與對策建議》一文，對聲勢浩大的反性騷擾運動提出批評。其中，黃盈盈指出#MeToo的出發點雖是為女性討回公道、懲罰性侵者，其後果卻是「強化女性的『受害者』位置，弱化女性的『自主能力』，從長遠來看並不能撼動性別不平等的結構」。

然而，我們想與黄盈盈商榷的是：我們認為這次行動恰恰很好地表明，即使是在#MeToo運動的框架內行動，也可以充分發揮女性的主體性。在是否舉報張鵬、是否利用媒體力量倒逼事件處理等關鍵問題上，我們都首先以當事人的意願作為行動的方向指引。同時，在我們發出的系內建議信、校友倡議信和後續推文中，都使用「當事人」（儘管事件發生後採訪的部分媒體拒絕使用我們這種說法）而非「受害者」來指代五名女性，以淡化她們的被動屬性。

實際上，在行動的全過程中充分尊重和發揮當事人的主體性，不僅僅是行動者「應該注意」的事情，當事人呈現的主體性反過來也會給予行動者力量。隨着事件的發展，勇氣與力量開始呈現在她們的一舉一動當中：她們中有人剪了清爽的短髮，發布朋友圈說「期待新的開始」。每次談話中她們冷靜而清醒的訴說，也都會令我們感到振奮，讓我們看到行動的希望。與其說是我們的加入給了她們支持，倒不如說是她們的堅毅成全了我們的行動。

針對#MeToo運動和防範校園性騷擾的行動的另一則「提醒」是：不能照搬西方關於「性騷擾」的定義，在「性騷擾」的定義上要充分考慮我國的國情、世情和人情（顏良聞）。也就是說，在理解性騷擾和推進反性騷擾時，必須照顧「中國特色」，不能在「缺乏充分討論的情況下」，「轉向不加批判地學習美國及台灣等地立法經驗」（黃盈盈）。但事實上，僅從我們所參與的這兩個月行動來看，高校反性騷擾的「中國特色」是十分鮮明的。如果說當下缺乏對「性騷擾」的「充分討論」，那麼我們正在做的，便恰恰是在推進相關討論並積累中國本土的經驗。

比如，在此次事件中，我們和當事人依然首先選擇通過學校的紀律檢查部門來推動解決事件；在尋求制度建設的途徑中，既有的「師風師德」約束條例仍然是我們最重要的突破口。但在實踐中，我們也發現了性騷擾事件的處理充分暴露出科層體制的弊端，也正因對這些弊端有所覺知，我們才討論出推動獨立的防範性騷擾機制的必要性。

「性騷擾」定義的模糊性，也是我們此次行動的最大糾結之一。這不是一個我們可以單方面地、簡單從字典或論文中取出那幾行「定義」就可以直接使用的概念——如果是，一切問題就都很簡單了——在其背後，正是不同秩序的性別文化觀如何對話的問題。更何況，具體情境的複雜性也為「性騷擾」的判定增添了重重困難。

對於在人類學系度過了四年時光的我們而言，要批判曾教授過我們的老師的言行，無疑是艱難的。尤其是，如果實施性騷擾的教師本人腦海裏沒有「性騷擾」的概念，只因缺乏性別平等意識和對自身權力的覺察而「犯錯」，那麼對於尚未達成共識的理念差異，怎樣的處理才是合適的？我們之中誰又有權力去裁定「有意」和「無意」二者之間模糊的界限？

畢竟，在羞於談論性議題的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教師，未必能時刻地、事無巨細地對自己言語、行動之中的「問題」有所察覺；而在同一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學生，也可能無法在每一個情境中都及時地找到恰當的語言表達自己的不適，給老師傳遞「不」的信號。如果不加分辨地一味批判與指責教師，那未免會滑入一種道德上的獨裁。也因此，我們在每一篇給學院、給學校、給公眾的文字中力求「面面俱到」地傳達我們對於性騷擾這一問題之複雜性的理解。

對於女權行動派推動反性騷擾建制的做法，也一直有聲音「指控」其過於親近國家、擁護權力，存在強化公權力對私人生活領域的管控的危險，認為這是太過幼稚和天真的做法。然而，對於實實在在生活在國家之中的我們而言，國家是一個無法避免的存在。並且，國家也從來不是一個「高高在上」、「自在自為」的主體，反而是我們不斷引申、不斷杯葛、不斷改造的所在。如果當事人不願意踏出這一步，我們甚至連行動的第一步也無法踏出。

當然，勢單力薄的我們無法脱離「中國特色」的社會現實，批判性論述的提出、實證研究的參與、與行動者的自反性，也都十分必要。但不論如何，行動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為只有通過不斷地「行動」，只有直面「國家」甚至有技巧地參與「國家」，才能讓更多結構上的受壓迫者看到同盟，才能串聯起更多自發的行動者，才能藉助現有的條件開闢新的社會空間，拉出新的陣地（正如女權行動派們所一直努力的一樣）。這一種真誠面對當下「權力運作」和「社會現實」的「權力觀」，一點都不幼稚。

中大#MeToo未竟之處

然而，正如一位當事人所說的：「這不是結果，只是一個開始。」兩個月以來的中大#MeToo 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離我們期待達成的目標仍有不少的距離。

最重要的，在於防範性騷擾機制的建立仍是一片空白。在中大發布的《情況通報》中僅有對張鵬個人的處理結果，通報將性騷擾歸咎於個體師德的缺失，對機制建立的事宜卻隻字未提。從行動最初開始，我們最大的共識便在於建立機制的必要性，這一機制應包括性別平等、反性騷擾的師生教育與性騷擾發生後的申訴處理機制兩個部分。

之所以以機制建立為共識，在於我們認為，性騷擾的發生絕不僅僅是個體道德問題，而植根於性別與權力結構的不平等之中。倘若只關注對個人的處理，不但容易滑向對個體、對特定性別的道德審判，高校性騷擾問題亦難以得到根本上的解決。

並且，性騷擾事件不僅僅存在於師生之間，也不一定只是教師對學生的單向行為，如果僅將此納入「師風師德」的範疇，等於無視其他情況的可能。歸根結底，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長期機制，優化校園環境，營造良好的氛圍，才是治本之策。

另外，從更長遠的角度而言，反性騷擾的目的不僅僅在反性騷擾，更在於真正意義地改變社會上關於「性」的文化——這一點，包括中大在內的國內高校#MeToo行動仍在艱難跋涉中。目前，中大與其他各高校事件所促成的，僅僅是讓性騷擾變得更加可見。

我們希望，長遠可讓公眾更加願意認可：性騷擾對於當事人而言是一種切實的問題，也讓「性」逐漸成為可以被言說、被正視和討論的存在。公眾不再扭扭捏捏地以「毛手毛腳」、「行為不檢點」、「鹹豬手」、「揩油」的說法來避諱，而是大方地說「這是性騷擾」，知道原來這是可以「say no」的事情；公眾越來越多地了解「性騷擾」的內涵，知道它不僅局限於傳統認知意義上的肢體層面；公眾輿論也不再單一地「蕩婦羞辱」，而是越來越多地矯正視線，不斷重新審視「性騷擾」行為的責任主體和文化背景。

可是，注意對當事人的隱私保護、避免對當事人的二次傷害，仍未成為社會公眾的普遍意識；「性騷擾」訴訟的立案難、取證難、賠償難的問題，參與「圍觀」的公眾也未充分體會。即使是部分參與聲援、積極「調查」其他施害嫌疑人的熱心人士，也並未能時刻從當事人的視角出發，權衡諸如簡單舉報能否為當事人尋回公正、未經溝通引起的輿論波瀾是否會給當事人帶來更多壓力等問題。而糾纏於性別、科層、權力、法律、人情的性騷擾問題，註定盤根錯節，無法簡單訴諸未就性騷擾問題展開充分討論的現行法律。

權力機構在處理性騷擾事件時，也仍多將性騷擾視為男性對女性的、強者對弱者的傷害，因而在面對該問題時心痛於「女學生受害」，未能跳出「保護主義」的窠臼。為了簡單、快速地解決涉及多類關係的性騷擾問題，權力機構仍然將對性騷擾的想像限定於教師對學生單一方向的侵擾，在處理與預防上簡單地強調「男女有別」、「師生隔離」。且由於談論性的環境仍未被完全打開，校方仍然遮遮掩掩地以「師風師德建設」之名處理涉事教師，不予「反性騷擾」以正名。

這些都說明，反性騷擾與性別平等之路仍然任重道遠。換言之，中大#MeToo的行動或許有階段節點上的「勝利」，但那些支撐我們開展此次行動的理念卻還沒有得到廣泛理解。

我們希望用實踐推動對性／別平權的討論

張鵬事件暫告一段落，中大#MeToo卻有更長的路要走。回望過去兩個多月，階段性的「勝利」還是值得慶賀。畢竟，我們這群「天真的人類學學生」所思考的、糾結的、實踐的，還是在轟轟烈烈的高校反性騷擾洪流中留下了些許痕跡，以自身之努力實踐社會科學之批判與實踐精神，延續中山大學性／別平權脈絡。

一路走來，有不少對我們的行動過於温和或過於激進的質疑與批評，有不少對此事所勾連的權力系統內部鬥爭的「吃瓜式」分析，更有不少認為區區學生難以撬動權力的消極之聲。形勢固然複雜，但在我這個「涉世未深」的學生看來，與其被種種負面信息拖入無力的內耗深淵，還不如憑着「良心」和「衝勁」，切切實實地做點事情。畢竟，不去嘗試，改變如何可能？

此外，這段時間以來，當事人們的堅毅，一直是我們行動的最大動力。如果不是TA們勇敢地決意站出來，赤裸裸地向權力機關和公眾剖開自己的傷痛，堅毅地面對各種不可控的輿論質疑與巨大的體制壓力，現有的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懷着對TA們的感激與敬意，我也真誠地期待TA們的勇敢姿態能得到應有的尊重，期待性別平等教育與防範性騷擾機制早日出台和落實，讓遭遇性騷擾的當事人們不必再借由「媒體審判」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方法來尋求公平、公正的處理。

（Lion，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校友）

【作者按】：此外，可以進一步反思的是，在事件傳播過程中，#Metoo議題本身的「政治正確」是否引入了某種程度上的民意挾持？在行政和司法系統對張鵬作出裁定之前，公眾是否已經對張鵬預先地進行了帶罪審判？這些似乎是#Metoo 浪潮中的每個子運動都會面臨的問題（或者說困惑），但我認為這不是困境，更不是悖論。

首先，「媒體審判」是將社會運動事件化、新聞化的過程中與新聞議程設置的固有缺陷相遇的一個表現，不分情況地套用這個已經部分「污名化」了的概念，會阻擋我們看待符合程序的操作和合理訴求的視野。更重要的是，對於弱勢群體在社會運動中的「賦權」是否必然或實然地導致「新的特權」的生成，這種「輿論支援」作為一種「補償」是否正可以說明某個群體處於實質的弱勢地位？對這些個問題的回答不應淪為一個純學理推斷或者語言遊戲。那些認為被「遮蔽」了、被裹挾了、被邊緣化了的的聲音，必須放到現實中檢驗其在文化和權力秩序中的實際位置——有趣的是，這也正是弱勢群體最初站出來爭取話語表達的起點。

我想，我們不需要害怕提出問題，我們的目的是共同解決問題——儘管我們首先要將它「問題化」。有越來越多的問題正在不斷提出，我們的行動也一直試圖邀請社會各界共同回應這些問題，而不是自問自答、自己挖坑自己填。畢竟，從來沒有一步到位的事情，不同的力量仍然在角逐。

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博士生導師、青年長江學者張鵬，被指在長達六年時間裏，多次對校內女性學生及教師實施性騷擾行為。攝：Imagine China

常常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何一群學生能如此熱情、團結、高效地參與推動一個「事不關己」的社會議題？攝：林振東/端傳媒

中國版MeToo：性騷擾者被解僱後，她們想建立制度保護

特約撰稿人 荒嶼 2018-02-25

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下稱「北航」）畢業生羅茜茜實名舉報教授陳小武性騷擾。翌日，女權主義者張累累發起「萬人致信母校」行動，呼籲高校畢業生或在讀學生向母校發出公開信——要求大學建立反性騷擾機制。這成為中國版MeToo運動的開端。

迄今，已有超過74所高校、8000多名畢業生或在校生聯署，向母校寄出公開信。浙江大學性別研究在讀博士豬西西就是其中一員，除此之外，她還鼓勵大家寄信給交通管理部門和人大代表，要求防範公共交通上的性騷擾。

「把我能做的先做了，不做就是零，做了可能有回應。」豬西西說。寄信的重點不是能否收到回應，而是傳播、講述故事。受她影響，7個省市的參與者給當地人大代表寄信，建議增設反性騷擾標識，其中4個省的代表已經提案，貴州省人大代表還是主動找來的。

這一切，令經歷中國女權運動沉浮的豬西西感到樂觀。MeToo運動只是一個開始，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人人參與的長效機制。

MeToo走出高校，富士康女工反對性騷擾

羅茜茜實名舉報陳小武的第11天，北航做出回應：經調查，陳小武存在對學生的性騷擾行為，取消研究生導師資格及教師職務。幾天後，教育部取消陳小武「長江學者」稱號，並表示將研究建立高校預防性搔擾的長效機制。

記者黃雪琴將這一消息截圖發了微信朋友圈，配上五個字：「真正的曙光！」

揭開這道曙光的第一個力量來自大洋彼岸。2017年10月，女星艾麗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等人針對美國金牌製作人哈維·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醜聞發起的運動，呼籲所有曾遭受性侵的女性說出慘痛經歷，並在社交媒體貼文附上標籤「MeToo」。

這場風起雲湧的MeToo運動感染了羅茜茜，她組起一個名為「水果硬糖」的聊天群，與幾名一同受過陳小武性騷擾的學妹交流經歷並互相鼓舞，最終站出來實名舉報，緊隨其後的是張累累發起的「萬人致信母校」行動。

豬西西是最早參與寄信的成員之一。1月5日，她開始在浙江大學徵集聯署，剛徵了二十多個，學院領導就找上來，要求她撤回聯署。參與簽名的在校生，不少在學院老師的壓力下，撤回了簽名。其它學校的聯署，也頻遭刪帖。學生被學校談話、施壓，非常普遍。

女權活動家呂頻在文章中寫道：「與學生與騷擾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等相比，學生與學校的之間的權力不對等，是最終導致此類性騷擾問題無法被解決的原因。」

2017年，廣州性別教育中心和北京義派律師事務聯合做了高校性騷擾調查，結果顯示，高校女生遭受性騷擾的比例高達75%，而且37.8%的人遭受2次以上的性騷擾。在遭遇性騷擾後，超過一半的人選擇了沉默和忍耐，向校方和警方報告或報案的人不到4%。

但這一次，參與聯署的校友和學生頂住了壓力，堅持繼續發帖、發聲，並終於等到了對陳小武的處置。羅茜茜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水果硬糖」群裏的師妹在聽到此消息後，去冰箱裏拿了瓶啤酒，要慶祝。這不僅是「水果硬糖」的勝利，也是所有參與者的勝利。

行動才剛剛開始。北京語言大學的劉舒怡說，「我們一起先高興五分鐘」。之後，她給母校寫了第三封公開信，引用魯迅的話：「願中國青年都擺脱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之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發酵繼續。1月21日，一份《全國高校教師反性騷擾宣言》的聯署公開信在社交媒體上悄然流傳，發起人是武漢大學新聞學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徐開彬。宣言承諾絕不染指性騷擾，並對校方、立法、反性騷擾培訓及懲罰措施做出呼籲。

徐開彬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並拿到教職，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美國高校對於性別暴力的「零容忍」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徐開彬記得一位教授因對妻子家暴，而被禁止進入學院大樓。另一名參與簽名的白老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我也不能看着學生受欺負，失去平靜的書桌，卻連聯署和承諾都不做。

1月25日，海外中國學生學者發布公開信，進一步督促教育部和各大學制定建立反性騷擾機制的時間表，並倡議將學生和教師納入到機制建立的過程中。

MeToo運動的化學反應更溢出「城市高等教育人群」的邊界，打破了階級壁壘。就在此前兩天，深圳富士康女工也發表公開文章，要求工廠建立車間性騷擾防範措施。文章中稱，流水線上的性騷擾多來自身邊的男工，也有少數來自領導。「大聲講黃段子，用身材和長相調侃身邊的女同事，借『指導工作』為由進行毫無必要的肢體接觸，在工廠車間裏，普遍存在着像這樣的『性騷擾文化』……我們知道不公平的性別環境不會一日之間消除，但這只是一個開始，不行動永遠不會有改變。」

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自發動員，亦是中國女權運動一個可喜的新開端。在MeToo運動之前，中國的女權運動者已在這條路上舉步維艱多年。

從「教育」民警到被抓，女權運動經歷跳崖式壓縮

2013年，媒體曝出多起中小學校園性侵，海南萬寧更發生了校長帶小學生開房案。女權主義者葉海燕發起了「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一人一照片活動，在網絡引起熱烈反應，豬西西和女權運動者李麥子一起拍照響應。

當時，幾位教育平權者要求校園進行性教育。豬西西覺得，反性侵教育是必要的，但並非校園性侵害、性騷擾的解決方式，「沒有教育人不要性騷擾別人，那受害者教育再完美也沒有用啊。」

這一年9月，女權運動者肖美麗發起「美麗的女權徒步」，從北京徒步到廣州，呼籲防治校園性侵害。豬西西陪走了最初的一段。到了石家莊，她聽聞一個學校為了安保，要求女生晚上待在寢室不能出門，便發起了一個「關強姦犯不要關我」的倡導，要求公共部門把精力用在抓性侵者上面，而不是壓縮女性的公共空間。

2014年，廈門大學吳春明性騷擾事件被曝光。考古系教授吳春明運用手中職權，性騷擾其門下女研究生，並長期控制。曝光後，吳春明僅僅被開除黨籍、撤銷教師資格，高校內的科研崗位仍保留。

廣州公益機構「新媒體女性」以此契機發布了反性騷擾小冊子，介紹怎樣識別性騷擾、怎樣應對。豬西西聯合其它幾個大學的學生，穿着小紅帽衣服，打出「小紅帽對抗大灰狼」的口號，去學校分發小冊子。

不久後，南京市仙林派出所的民警做了個實驗，假扮開車的司機向女大學生問路，結果女大學生輕易上車，民警最後的結論是：女大學生防範意識不足，呼籲女生加強防範意識。這個「實驗」遭到了女權主義者的批評。

豬西西和小夥伴繼續「小紅帽對抗大灰狼」的行動，穿上小紅帽的衣服到仙林派出所約談民警。琢磨了溝通技巧後，豬西西首先肯定了派出所對女性安全的重視，接着向民警科普了關於強姦文化的迷思：不能一味教導受害者自我保護，而應該教育潛在的施害者，不要去傷害別人。最後還向民警贈送了反性騷擾小冊子。

那時候，女權運動者還能開誠布公地和警察探討強姦文化的迷思。在一點點的努力逐步獲得成效之時，女權運動遇到反挫，伴隨着公民社會的被打壓，活動空間跳崖式壓縮。

2015年3月8日，一群年輕的女權主義者想做一個「反性騷擾貼貼貼」的活動，把宣傳語貼紙貼在身上，到處派發，計劃在北京、杭州、廣州等幾個城市一同進行。在活動發起的前一天，鄭楚然、韋婷婷、李麥子、武嶸嶸、王曼，五位女權主義者在不同的城市被抓捕，帶到北京海淀看守所，被關押37天後放出。

同樣是貼紙設計者的豬西西膽戰心驚地「跑路」了，一週多後回到學校，又被國保約談，因為擔心自己的話被用來構陷其他朋友，只得繼續跑路……途中，不甘心的豬西西還創作了一個行為藝術——「被反綁的受傷新娘」，呈現反性別暴力的女權主義者遭遇國家暴力。她將照片發布到網絡。與以往的行為不同，這次她只露出了背部，而不是高調地露出臉。

至今回憶起來，這段逃亡時光仍是豬西西人生中最驚心動魄的經歷。

2015到2016年，是女權行動蟄伏的兩年。從直接在街頭打出訴求的行動，轉為更温和的方式，比如網絡眾籌。他們相信過程即是傳播。張累累發起「反性騷擾」廣告位眾籌，在極短時間內籌到四萬元，卻買廣告位而不得，重重阻撓下，只好把廣告牌背在身上。

張累累居住在廣州，前後被逼遷四次，起因均是她進行女權運動。喝茶、被國保找談話，早已成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MeToo運動的爆發，是漫長、温和的蟄伏後，一次新的契機。

MeToo並不夠，還要every in

儘管在聯署信的浪潮中，各所大學反應不一，但卻很難否認其正當性。在MeToo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時，湖北襄陽的一個高中老師問豬西西要不要給當地的人大代表寄信？

1月30日，豬西西在微博上發出熱情洋溢的號召，並很快收到回應。

在上海網友「sky明月」的努力下，上海市人大代表大提交了增設反性騷擾標識的建議信，上海市交通委表示將在上海市楊浦區試點，推出反性騷擾海報與地鐵視頻，還建議代表們在全國兩會上繼續提建議，推動全國性的反性騷擾政策。

趁熱打鐵，豬西西繼續呼籲：「你們準備好了嗎，一起給全國人大代表寄信吧，反性騷擾接力，不能沒有你」。

在這股呼籲下，有四個省的人大代表最終交了提案。豬西西意識到，有行動潛力的人很多，只是了解的渠道太少。很多人在默默做事，也有很多人想做不知道怎麼做事，一個公開的行動，讓大家彼此看到，連結起來。這些都讓她更加樂觀。她繼續在微博呼籲，「我有反性騷擾標識，你來讓它布滿全世界吧！」

關心女性權益，不關心男性受害者，是反性騷擾運動常見的誤解和批評。在設計禁止性騷擾標識貼時，豬西西特別做了去性別化，圖標除了女性，也包括男性和同性戀者，容納多元性別。

豬西西相信持續行動的力量。她的同伴韋婷婷剛發起一個眾籌，給高校寄性騷擾調查報告，籌建反性騷擾網絡。韋婷婷在號召文章裏說，「MeToo並不夠，還要every in，人人參與」。

女權主義者們不滿足於推動個案，而是要建立機制，儘管建制未必百分百有用。美國有相對完備的防範性騷擾機制，依然難禁性騷擾，反抗性騷擾的重點是社會觀念，文化土壤，及背後的權力結構。

豬西西認為，公共場合性騷擾和熟人關係性騷擾的共同本質都是控制，和性本身的關係不大。在公共場合對陌生人的性騷擾，體現的是對Ta人身體的不尊重。而發生在高校的性騷擾，則是老師對學生、上位者對下位者間的難以制約的權力。

這是一條艱難且漫長的道路。MeToo運動是一次例外還是一個新氣象的開頭？參與者們還無法下定論。但它無疑帶來了鼓舞。女權活動家呂頻寫文章稱讚參與運動的年輕人：「她們專注於具體而現實的議題，使用力所能及的資源和策略去自我組織，清醒，務實，立即行動，不說大話，不抱幻想，也不那麼容易被壓制和安撫。

「最讓我感動的，甚至不是這些青年人在當下還敢做公民行動的膽量，而是她們的見識與智慧。」

「形勢一片大好，」豬西西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生羅茜茜實名舉報教授陳小武性騷擾。翌日，女權主義者張累累發起「萬人致信母校」行動，呼籲高校畢業生或在讀學生向母校發出公開信——要求大學建立反性騷擾機制。圖為2018年1月17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名女學生在一個教室裏。攝：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身在美國的羅茜茜，在網絡上發出了實名舉報信，舉報十年前自己在北航讀書時，受到導師陳小武的性騷擾。網上圖片

深圳富士康女工，發表公開文章，要求工廠建立車間性騷擾防範措施。攝：Imagine China

校長帶小學生開房案。女權主義者葉海燕發起了「開房找我 ，放過小學生」一人一照片活動。網上圖片

2015年3月8日，一群年輕的女權主義者想做一個「反性騷擾貼貼貼」的活動，在活動發起的前一天，鄭楚然、韋婷婷、李麥子、武嶸嶸、王曼，五位女權主義者在不同的城市被抓捕，被關押37天後放出。攝：eyepress/AFP

2012年的情人節的「受傷的新娘」用特別直接的視覺符號——「帶血的婚紗」——來傳達家庭暴力信息。網上圖片

2017年5月1日，女權主義者張累累宣布，發起徵集百人隨身攜帶反性騷擾廣告牌的活動。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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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MeToo 在中國》

出版：Initium Media Group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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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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