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英国通史.第一卷

作者：钱乘旦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年9月

ISBN: 978721415027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出版说明

总序

前言

第一篇 罗马不列颠

第一章 从史前到罗马征服

第二章 罗马皇帝与行省

第三章 地方政府

第四章 军队

第五章 城市

第六章 农村

第七章 晚期罗马不列颠

第二篇 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

第一章 七国争霸

第二章 基督教的传播

第三章 维京人入侵与英格兰统一

第四章 政治法律制度

第五章 中央层面的治理

第六章 地方层面的治理

第七章 社会经济生活

第八章 思想文化

附录

一 地图

二 大事年表

三 参考书目

四 译名对照与索引

后记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总序

钱乘旦

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一直是我们的夙愿，这个夙愿已经持续好几代人了。

英国史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19世纪，第一个打开中国国门的是英国，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强烈地想要了解英国，看这个小国是如何成为世界大国的。1839年林则徐组织编写《四洲志》，其中关于英国历史的记载有一两千字，这就是中国人对英国历史最早的系统记叙，算是一篇“简明史”。1841年，魏源将《四洲志》的内容综合于《海国图志》中，中国人关于英国历史的了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以后，到20世纪初，陆陆续续出版了一批翻译书籍，向国人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泰西新史揽要》、《万国通史》、《万国史略》等等，这些著作中英国的内容占很大篇幅，比如《万国通史》30卷中，涉及英国史和英帝国史的有6卷，反映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英国的注意特别强烈。1881年，有一本叫《大英国志》的翻译书在上海出版，其中内容全都相关于英国史，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英国通史”。译者是一位英国传教士，虽说他向中国人介绍英国的历史完全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但客观上，他是第一个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自古代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历史脉络的有心人。

1907年出版了另一本译著《英民史记》，该书英文作者叫葛耺（J.R.Green，今译格林），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英国历史学家，他改变了当时史学界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史的一贯传统，而以普通人民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要对象。《英民史记》在今天可以翻译成《英国人民史》，那是他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那个时代被译成中文，的确有一点超时代的意味。

几乎与此同时，1903年，作新社推出《英国维新史》，此书以英国革命为题材，记叙了查理一世从继位到内战结束被斩首的历史，是一部宣传革命改造国家的作品。1906年，《北洋学报》则连续14期刊登《英国变政小史》，其内容涉及英国的议会、宪法、国王、内阁、地方自治等各个方面，宣传用变革的方式改造国家。尽管这两部作品都不属于通史范畴，却都是中国人撰写的有关“英国史”的最早文字，多多少少算是“断代史”。

民国时期继续出版翻译著作，其中钱端升的《英国史》最为突出。这部书的作者是屈勒味林（亦译为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他是20世上半叶英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辉格史学的创始人马考莱的外甥。这部书本身的价值很高，但译文却半文不白，读起来很费力。钱端升本人是著名学者，他翻译的这部《英国史》，曾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指定为高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几本英国通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1958年英国历史学家莫尔顿撰写的《人民的英国史》在北京出版，莫尔顿是英共党员，其论点受苏联体系影响很大，但书中仍保留着英国历史学家的一些特点，有自己的编写结构。这部书从远古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通史”；但它作为通史又太简单了，所以只能算是英国简史。此外，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太陈旧了，不再被历史学家们所认同。

苏联学者塔塔里诺娃的《英国史纲（1640-1815）》于1962年出版，它的内容仅限于1640-1815年，其实是一部英国近代史。这部书的引进，是当时全盘学习苏联的必然之物，书中典型地体现了那个时代苏联主流学界对英国近代历史的基本观点，其中对一些重大事件及人物的评价（如17世纪英国革命、工业革命、工会运动等），后来都成为我国世界史教科书中的标准说法。即使在今天，这本书对中国的英国史学者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让我们了解苏联体系对英国历史的处理方式，终究，苏联体系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重要历史学体系。

“文革”结束后，翻译作品在各个领域中如泉喷出现，而最早出现的英国通史著作，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丘吉尔是政治名人，但也写过许多历史著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当然，这些著作大多是由他口述而由别人代笔的。《英语国家史略》分上下两卷，第一卷写英国本土及殖民扩张史，第二卷写英帝国白人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历史。丘吉尔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他的历史观也充满保守主义色彩，他的这部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并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以保守主义立场撰写的英国通史，让读者有机会了解保守学派对英国历史的阐释。

另一部保守主义作品是《英国现代史》，作者梅德利科特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主编的《朗曼英国通史》（Longman History of England）共11卷，我们翻译的是其中最后一卷，内容涉及1914-1964年的英国史。由于是多卷本英国通史中的一卷，所以这本书只是一部断代史，而且是一部不完整的20世纪断代史。

有一部真正的“英国通史”被译成中文，即肯尼思·O.摩根主编的《牛津英国通史》。摩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他这本书从公元前55年一直写到1983年，内容涉及英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外交、战争、司法等内容，而且把衣食住行、人口家庭、心态娱乐等这些新鲜的领域也写进去，体现着战后西方的史学观念。但是作为单卷本的英国通史，在有限的篇幅内写这么多内容其实是不可能的，结果，在一般书中要用好几页纸才能说清楚的事，在这本书中往往只剩下一两个小节。对不了解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起不到蒙学的作用；而对于专业的英国史学者来说，这本书又太浅了，学术含量不够。

阿萨·勃里格斯的《英国社会史》也是一本通史性质的书，按照当代西方史学观念，这样的社会史其实是“去政治”的英国史，它的重点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内容很少提及。专门的“社会”通史其实也很重要，它让人们了解那些在政治家眼里不起眼的事，也就是老百姓的琐碎事。《英国社会史》从史前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涉及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内容之丰富、涵盖面之广，很少有单卷本通史书能够超越它。

2013年出版的《英国史》（上、下册）是一部适合普通中国人阅读的书。这部书从古代一直写到20世纪下半叶，它采用传统的历史学叙事方法，以时间为序，铺陈了英国历史的完整过程。它试图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内容都包含进去，对初学以及想一般了解英国历史的人来说，是一本不错的书。只是它叙述平平，虽说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却缺乏思想和思考，可说是一部“专业”书。

在翻译著作接踵而来的同时，中国学者自己编写英国通史的工作也终于起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英国史研究也获得跳跃式发展。按道理说，中国人接触到的第一个外国国家的历史是英国的历史，写英国史包括英国通史应该很早就开始，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的、资源的、历史条件的、学科传统的等等，到林则徐组织《四洲志》的140年以后，中国学者才终于下决心开始这项工作。1981年，程西筠、王璋辉合写的《英国简史》率先出版，虽说该书确实是“简史”，拿今天的眼光看可以有更大的期许，但它终究迈出了第一步，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英国通史。接着又有一些通史出版，其中陶松云、郭太风合著的《英国史话》是一本供青少年阅读的普及性读物，在当时也是一个尝试。王荣堂的《英国近代史纲》是一部断代史，它涉及1640-1914年的英国史，虽说它只是断代史，却也是一部完整的断代史。王觉非主编的《近代英国史》更进了一步，从学术含量方面说，这本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198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分量的英国通史终于问世，标志着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由蒋孟引主编，辜燮高、王觉非、张云鹤、孔令平四位学者参加写作的《英国史》计62万字，从英国远古一直写到20世纪。书中吸收了许多研究新成果，从多个角度再现了英国的历史进程。这本书的出版，改变了中国没有自己的英国通史的局面，为国内大学提供了一部完整的英国史教材。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达了中国学者自己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拿不出自己的观点是不行的，否则它也就成为变相的翻译了。

21世纪初有三部英国通史接踵出版，它们是钱乘旦、许洁明的《英国通史》，阎照祥的《英国史》，高岱的《英国通史纲要》。这三部书都出自新一代学者之手，其观点和知识体系都更加新颖、更能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新发展。它们作为英国史入门书是绰绰有余的，不仅为英国史课堂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教材，也为一般想了解一点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提供了读本。但是，作为对英国历史更精细的阐述，以及中国学者更深入的研究，它们却远远不够；要反映中国学者对英国历史理解的水平、研究的能力，需要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抱持的夙愿。

我们这部英国通史从2008年开始筹划，历经七年终于写成，现在就要出版了。参加写作的，多数属于更年轻一代的英国史学者，其中许多是我的学生。作者们都经受过相当严格的英国历史专业训练，熟悉国际学术界状况，了解研究动态；他们都有国外学习的经历，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接触史料、著述，因此有优厚的学术条件。所有这些和他们的先辈比较起来都是得天独厚的——写一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在20年前几乎是天方夜谭！不过，学术总是一浪推一浪的，没有先辈的努力和积淀，也就没有今天这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

英国这个国家值得人们的特别关注，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特殊的作用。我在《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的卷首语中曾经这样说：

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即使对世界事务不甚了解的人也会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即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在世界历史的长剧中，属于英国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着实不多见。

但正是这个不爱走极端的稳重的民族为现代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奠定了好几块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榜样。英国的发展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渐进道路的可行。英国的科学精神和经典理论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其求实与理性的态度明显地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英国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与其稳重的行为方式一样令世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英国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英国是现代世界的开拓者。

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历史就值得特别注意，人们需要走进英国历史自身之中，来品味它的特征。尽管时至今日，英国的辉煌已经不再，它重新回到静谧的英伦三岛，但英国的历史还是值得回味的，我们写这部英国通史，便旨在和读者们一同去回味这个历史，并沉思它的蕴意。

江苏人民出版社给了我们坚定、热情、长期的支持，王保顶先生为书的写作和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一卷编辑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此，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希望能从读者那里得到回报。

2015年7月8日，于北京

前言

罗马征服是英国有文字历史的开端。罗马之前的不列颠没有留下书面文字，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主要依靠考古发现，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各种假说和猜想。罗马征服后，不列颠的社会状态可以由写在官方文件中的规章和条文所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人将不列颠从史前带入了史中。

罗马化是罗马征服后历史发展的主线，不列颠由此发生的变异，不仅体现在本地人在多大程度上被罗马化，也体现在他们对罗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军事机器、宗教思想、文化风俗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和选择。

不列颠一旦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就被笼罩在罗马庇护制的阴影下。皇帝是最大的庇护人，他垄断着政治决策权，把持着所有重要职位的任命权，控制着军队，通过层层的庇护关系直达社会底层。如果必要，他会亲自出巡不列颠，以武力保障这里的秩序；和平时期，他通过批复来自不列颠的申述和推行帝王崇拜，来维持行省的安宁。

就地方政府而言，皇帝任命的不列颠总督并非专职，他们生活在不断流动的晋升体系中，故难以发展出专业行政知识。此外，官僚机构在开始时尚未增生。这些都为地方自治开辟了空间。在某些罗马势力不易渗透的地方，地方自治政府在罗马征服初期以藩属国的形式出现；随着时机成熟，藩属国逐渐被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城市所代替。城市里的当地官员在审理刑事案和征收直接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与罗马人合作，不仅巩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也有利于罗马在转嫁行政负担的同时减少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

与屈指可数的罗马文官相比，罗马在不列颠的军人数量要大得多。在这里罗马军队经历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兵源募选日益本土化，这使原有的军团和辅助军之间的区别日渐淡化；二是行省驻军日益定居化，这使军队作为自成一体的社会，具有隔离于非军事区的趋势。由于这两个变化，军队在和平时期的非军事功能日益突出。罗马驻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军队对城市化进程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向军队供应粮食，带动了不列颠南部的农业发展；军队是普及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渠道。

为了治理新征服的地区，罗马采用了建城的方式。不列颠的城市分为三类：殖民市、自治市和异邦城市。各类城市尽管政治地位各有高下，但都照搬了罗马政治体制，并复制了由少数富人控制大部分权力的罗马模式。此外，城市是文明生活的舞台和支柱，不列颠人在城市公共建筑里经历的一切，具有广泛的公共性，所以这些建筑既是传播罗马文化的堡垒，又塑造着城市的政治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不列颠的城市不仅体现了一种自信的帝国文化，也是持有土地的地方精英对城市公共空间加以控制的体现。

尽管城市化进程引人瞩目，但罗马不列颠始终是个农业社会。这里的土著聚落延续了从铁器时代以来发展出的地方传统。乡间别墅代表了不列颠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整合，通常带有古典风格的建筑装饰、地下供暖系统、镶嵌式地面、彩绘墙壁和浴室。建造此类屋宇，不是为了推动农村生产力，而是为了炫耀财富，是其主人维系权力和社会威望的一种方式。小镇是另一种重要的农村风光，比起乡间别墅来分布得更广泛。绝大多数小镇起源于罗马统治早期，到4世纪，小镇的经济活动要比那些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活跃得多，它们是罗马不列颠经济生活的晴雨表。小镇和乡村往往还是不列颠本土宗教的圣地所在，本土宗教和罗马宗教混合的趋势在这里表现得并不明显，但巴思等地发现的咒符仍然带有鲜明的罗马文化印记。

然而不列颠罗马化的重要特征是：只有地方精英被罗马化了，其后果是扩大了精英与百姓、富人与穷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沟豁。尽管如此，地方精英通过罗马庇护制所接纳和融入的基督教文化，仍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遗产，没有这份遗产，迄今仍可察觉的英格兰与苏格兰、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差别，也许就不会明显。

从公元5世纪中叶起，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居不列颠，他们在英格兰建立起一系列部落小国，英国从此进入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其中七个主要国家不断征战，七国中四个较小的国家肯特、苏塞克斯、埃塞克斯、东盎格利亚在争霸中被三个大国诺森伯里亚、麦西亚、威塞克斯兼并。到9世纪30年代，再度崛起的威塞克斯基本完成了英格兰在地域上的统一。在此过程中，数位盎格鲁-撒克逊王称雄英格兰，他们以征税、制定法律、创设行政体系等多种方式实施统治，致使王权发生了深刻变化。军事首领性质的部落王转变成实施军事、行政、财税、法律统治的国家之王，这就为未来的国家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不仅如此，七国争霸还突破了部落国家的疆域，促成了语言、习俗、法律、民政等方面的融合，为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民族基础。

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居不列颠，使基督教文明一度湮没。公元6世纪末，基督教再次传入英格兰，来自罗马、爱尔兰和法兰克的传教士是三支主要的传教力量。罗马传统和爱尔兰传统的基督教这时分别影响了英格兰的东南部和北部地区，664年的惠特比宗教会议使英格兰各王国的教会可以在一个大主教的领导下联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再经过西奥多大主教的努力，英格兰教会不仅在组织上真正统一，而且开始介入世俗政治。邓斯坦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期间，英格兰发生修道院改革运动，进一步提升了教会的权威。丹法区（Danelaw）的维京人也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化促进了英格兰民族的形成，奠定了英格兰统一的基础。

8世纪末9世纪初，维京人开始进攻西欧基督教诸地区，给英格兰带来了三百年的动荡。在抵抗维京人的过程中，阿尔弗雷德大帝力挽狂澜，通过改革军事内政、建立防御体系、编修法典、奖掖学术等措施，加强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他与维京人签订的《韦德莫尔条约》标志着丹法区的形成，维京人由此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碰撞融合，演变为英格兰民族的一个部分。丹麦王克努特是第一位真正统一英格兰的国王，在他统治下，丹麦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语言、法律和习俗方面日益趋同，英格兰的封建化也因为丹法区的发展而得到促进。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也是英国政治法律制度奠基的时期，英格兰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三级政府管理体系，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成文法典，逐步形成一套固定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方法。这些政治法律制度的出现，表明英格兰已经初步建立起自上而下的、较为完整的君主统治体系，这不仅奠定了中世纪英国王权强大稳定的基础，还对“等级会议”“王在法下”等英国特色的政治法律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维京人入侵英格兰后，逐步转向农耕生活，使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基本词汇和日常用语植入了英语。王权增长和宗教团体对不列颠的拓殖活动有深远影响，新的地主对土地的控制权持续增强。到诺曼征服前夕，英格兰是欧洲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之一；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妇女地位较高，在宗教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思想文化方面，基督教强调“王权神授”，这推动了王权的成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王权，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早期尤为如此。其突出表现是：国王要向教会人士下跪，有的国王甚至抛弃王位，成为修士。教会法的约束遍及整个社会，国王亦不能除外。《英吉利教会史》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这一时期史学编撰的桂冠，前者出自“英国史学之父”比德之手，后者被誉为“古英语散文中首屈一指的楷模”。

总之，在文明初起的漫长过程中，英伦诸岛上人来人往，诸多族群进进出出，文明曾随罗马的统治而进入不列颠，又随罗马人的撤离而离开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随后的征服中逐渐开辟新的文明，但当这种文明慢慢成熟时，新的征服又来临了。不列颠始终处在欧洲文明的边缘交接点上，它受欧洲大陆的影响挥之不去，却又始终保持着岛国的特色。这个特点，将始终显现于整个的英国历史。

本卷主持人宋立宏

2015年6月于南京

第一篇　罗马不列颠

第一章　从史前到罗马征服

今天的英国是个岛国，但在史前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座陆桥把它与欧洲大陆相连。古气候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在过去70万年中，今日的欧洲至少经历了19次寒与暖的交替，在较暖和的时候，大陆上的动物会迁徙到不列颠，而一旦进入寒冷时期，它们的地理活动范围就向南方转移。人类也与其他大型哺乳动物一样在不列颠半岛上周期性地进进出出。50万年以前，人类已确定无疑地生活在今天的不列颠岛南部了，在奇切斯特附近的博克斯格罗伍（Boxgrove），考古学家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者留下的牙齿化石和骨骼碎片，经鉴定，它们来自一种早期人类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这是目前可以辨识的不列颠最早的居民。大约在23万年前，居住在欧洲的原始人类尼安德特人（Homoneanderthalensis）已来到不列颠，威尔士的庞特纽威德洞穴（Pontnewydd Cave）就保存着他们的遗骸，当时处于间冰期。尼安德特人约在4万年前开始被现在人类的祖先现代智人（Homo sapiens）所替代，后者带来了诸多的新事物，包括洞穴壁画、骨笛这样的乐器、繁复的葬礼等。这些东西传播广泛，意味着远距离的社交和复杂语言的存在。现代智人在不列颠的最早遗迹是德文郡肯特洞（Kent's Cavern）中一块上颌骨残片，距今约有3.1万年。不过，直到1.3万年前现代智人才在不列颠广为散布；又过了2000年，气候恶化，严寒来袭，人类离开不列颠，旧石器时代进入尾声。

大约在1万年以前，气候迅速变暖，不列颠就持续有人居住了。冰冠后退导致海平面上升，但由于冰的重量消失，一度为冰冠压着的陆地也因而上升。对不列颠和爱尔兰来说，总体后果是海平面比陆地升得快，这样，到大约公元前7000年，不列颠首次成为一个岛屿。

此时已是中石器时代（约1万——5500年前），温暖的气候把不列颠群岛上的冻原和干草原变为茂密的森林。中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布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也首次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证据。桑德尔山（Mount Sandel）上的中石器遗址就是爱尔兰最古老的人类活动遗迹，这里的人是从苏格兰西南部坐船过来的。不列颠的居民们仍然以狩猎、打鱼和采集为生，残存至今的带柄石斧和弓形猎器表明它们是经过改造的工具，适用于森林环境。随着物质文化进一步发展，及由此造成的个别群体对地方资源的控制，不同的部落最终占领了特定的区域，到中石器时代晚期，定居的趋势开始发展。在欧洲，相关的证据是出现了半永久性的沿海村庄、巨大的贝冢、食物存储窖、地界和有规划的大型墓地；而这些标志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却基本看不到，相反，在这些地方出现的是小规模的临时聚落，没有找到明显的存贮设备。比如，在塞文河的入海口格德克利夫（Goldcliff），被水浸泡的沉积物中保存着鱼骨和陆上哺乳动物的残渣，表明只有在冬天和春天才有人居住。

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000—公元前2500年）的特征是农耕和定居生活，大约在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间，从欧洲大陆新来的一批人将经过驯化的牛和羊引入不列颠，他们种植小麦和大麦，并掌握制陶技术。为种植谷物和放牧，他们砍伐森林；到公元前3000年时，农耕方式已覆盖绝大多数地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地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但与大陆的情景不同，不列颠的已知聚落为数甚少，占穴而居的现象却非常普遍。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不列颠和爱尔兰地貌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出现了众多庞大的纪念性建筑。有大量的人力投入到建造聚落围墙和祖先坟墓的工作中去，出现了种种环状列石。位于今天英格兰威尔特郡的巨石阵（Stonehenge）就是这类建筑中的最知名者，它于1986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每年都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万游客。考古学家认为，占地大约11公顷的巨石阵，其修建分几个不同阶段完成，延续了至少1500年。第一阶段大约始于公元前3100年，先是修建了环形的沟渠和土台，用蓝砂岩排列出由两个圆环构成的巨石阵的雏形。在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又修建了通往石柱群中央部位的道路，规模庞大的巨石阵也在此期间落成，石柱顶上尚有横卧的巨石为楣。而其后的500年间，这些巨石的位置被不厌其烦地重新排列，直至形成今天的格局。从现存遗址看，这个环形石柱群被直径达120米的土堤围绕，石柱高达6米，单块重30-50吨；石柱上有厚重的石楣梁，构成柱廊形状；石环外侧土墙的东部有一巨大的石拱门，整个结构呈马蹄形；石环内有5座门状石塔，高约7米，呈向心圆状排列。巨石阵产生的时代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它的功能和用途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用作天象观测台和宗教祭祀场所的解释一度很流行，但近来也有学者提出这里曾是被认为具有神奇治疗功能的康复中心，或某种墓碑。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建造这些庞然大物的真正动机，但它们的默默矗立却隐隐指向一种有规划的社团活动，一种日益增长的社会凝聚力，一种将自己的历史强加给自然的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巨大建筑物尽管在许多方面有独到之处，因而可被看作是本土艺术的结晶，但说它没有受到大陆的影响，却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在2002年，巨石阵附近的艾姆兹伯里（Amesbury）小镇上发掘出一处史前墓穴，里面葬着一个人，考古学家称之为“弓箭手”，因为墓穴中埋有许多石质箭头（flint arrowheads）。“弓箭手”生长在中欧的阿尔卑斯山区，却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下葬于此地，墓穴中还发现了金质的发饰和铜制的刀，这是在不列颠发现的最早的金属制品。此人很可能是一名铜匠，他长途跋涉，到巨石阵来朝拜，却最终长眠于此。

约在公元前2475至公元前2315年间，宽口陶器出现在英格兰。这种陶器常常被认为源自伊比利亚半岛，其使用者采用土葬，尸体旁往往陪葬一件宽口陶器。此外，这些人还善于精炼金属，起初以黄铜造器，但在大约公元前2150年前后，他们发现了如何用黄铜混合少量锡而制造出青铜。不列颠由此全面进入青铜时代。在随后1400多年里，青铜取代石头，成了工具和武器制造的主要原料。今日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和德文郡锡矿蕴藏丰富，到公元前1600年时，当地的锡被大量输送至欧洲，德文郡南部几个海岛上留有史前聚落的遗迹，它们见证了这种贸易的繁盛之景。宽口陶器在不列颠的出现，究竟是表明有一个种族从欧洲大陆大量来到了不列颠，还是意味着有一种以使用宽口陶器为突出特征的整套文化生活方式通过部落间的贸易蔓延到了不列颠土著民那里，这在考古学家那里有争论，目前后一种观点比较流行。

在青铜时代早期，人们生活在敞开的聚落中，这里很少设有重防。房屋主要为木质结构，以茅草覆顶。人们懂得制盐，后来又采用了火葬。对当时的大多数人而言，务农仅够维持温饱。有些人负责采集，为了获取原木、食盐和碾碎谷物的石头，他们会越出本社群所在的疆界，而直接与其他群体发生接触，物品交换和暴力冲突也就如此产生了。最终，接触导致了区域差异，不同的社群因不同的服装和行为举止而进一步分化。

到青铜时代晚期，工匠们的技艺和才能似乎主要投向了金器和其他精巧私人物品的制作，以及完善青铜武器和工具。尽管这是为享有特权的上层阶级服务的，但有关的直接证据却难以发现。无论如何，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以后，不列颠仍是落后之地，当地铜匠肯定无法和他们的丹麦同行竞争，不列颠的财富主要来自琥珀贸易。这一时期尚有证据表明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文化断裂，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不列颠南部遭到了入侵，或者有了新的移民。这种断裂看来不仅仅局限于不列颠，甚至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因为这一时期不少近东的大帝国也引人注目地瓦解了，而原先骚扰东地中海的海洋民族，其足迹这时开始遍及整个地中海盆地。从公元前750年左右，来自欧陆的铁器文化开始影响到不列颠。

较之青铜，铁的硬度更高，更耐用，数量亦更多。铁器的使用尤其给农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用铁质犁头犁地，要比木质或铜质的犁头快得多、深得多，而用铁斧砍伐森林、开辟耕地也相对而言更迅捷有效。

一般认为，欧洲铁器时代的文化，主要以哈尔希塔特（Hallstatt）文化和拉坦诺（La Tène）文化为典型代表。

哈尔希塔特文化得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一处墓葬遗址，它涵盖了从青铜时代末期到铁器时代早期西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哈尔希塔特风格的青铜长砍刀在公元前7世纪出现在不列颠，到公元前6至前5世纪，这种风格的铁剑、匕首、青铜马具和男性首饰也出现了。这些物品一度被认为是奉行哈尔希塔特文化的民族从欧陆入侵不列颠的证据，现在看来更像是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军事首领互相赠送的礼物。

随着铁器的出现和使用，聚落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哈尔希塔特文化区，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山寨大量涌现。在不列颠，尤其是在其中南部地区，山寨的修建从公元前7世纪起大大加快，到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早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这些山寨往往占地1-6公顷，而且层层设防，里面显得人口密集。在汉普郡的丹伯里（Danebury）的山寨，木屋环列在山寨中心周围，其外侧紧贴着护寨沟，进出山寨的通道还铺有碎石。这种格局似乎表明，人口在当时有了增长，并且呈现出集中的趋势。而修这种建筑不仅需要集体力量，还意味着权力以及能把人口团聚起来的社会经济体系都得到了适度集中；换言之，山寨的功能，可能是为了显示权力威慑，并用作地区权力中心。此外，部落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能已经激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公元前400年后，不少这些山寨遭到弃置，只有少数仍被使用，但其地位越来越突出，有的甚至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世纪。因此，可以设想，维持早期山寨的社会体系也一直持续和发展了500多年。不列颠南部的山寨中尚有大量粮仓，显然，获得和储存余粮可能也是这类山寨出现的一个动因，虽说我们很难据此判断这在多大程度上究竟反映了一种有组织的区域再分配体系，或仅仅是一种防范周期性粮食短缺的措施。不过，有一点基本是清楚的：进口的奢侈品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并不重要，山寨作为区域体系的中心差不多是自给自足的。只有在涉及诸如铁、青铜、石材这类基本商品和诸如玻璃、琥珀、珊瑚这类次要奢侈品时，跨地域的交换才会发生，而且发生在一个社会互动是以礼物交换为特征的体系中。

到公元前6世纪，不列颠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最早的记录来自公元前6世纪一位马赛水手的航海手册，马赛当时是希腊人在西欧建立的首批港口殖民地之一。这份手册的原件现已失传，但公元4世纪罗马诗人阿维努斯（Avienus）在其诗作《海岸》（Ora Maritima）中引用了片段，表明手册曾提到从西班牙加的斯城沿大西洋海岸北上至布列塔尼、爱尔兰和不列颠的海上航道。这条远距离航线是否使用频繁，今已无从知晓。

两个多世纪后，约在公元前330年，另一个马赛的希腊人毕提亚斯（Pytheas）也进行了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航行。他写了一本已失传的《论海洋》，从后来希腊作家的引文中可以知道，他同样取道布列塔尼，探索了不列颠附近的北方水域。他最早发现不列颠是岛屿，呈三角形，并抵达一处名为贝勒里乌姆（Belerium）的岬角，这里出产锡，故应该是康沃尔郡。更了不起的是，他曾到达北极圈附近的“图勒岛”，发现那里整夜阳光普照，是“太阳入眠之处”。这里或许就是今天的冰岛，但也可能是设得兰群岛或挪威。无论如何，在毕提亚斯身后，古代航海家再也没有发现图勒岛，他报道的匪夷所思的极地现象无从证实，罗马时期权威的地理学家斯特拉博就断言他是个十足的骗子。只是到了公元1世纪后半叶，在不列颠总督阿古利可拉派遣一支舰队绕岛一周后，罗马人才相信不列颠的确是个岛屿。毕提亚斯可能留下了关于不列颠岛上居民的最早记录，他把这些人称为“Πρεττανοι'”（其拉丁化的转写是Prettanoi，也拼作Priteni、Pritani或Pretani），它最初很可能是指这些人身上醒目的文身，正是从这个词中衍生出罗马作家后来更常使用的“Britanni”，即我们今天所谓的“不列颠人”（Britons），因此，“不列颠人”一词并非当地人的自称，而是地中海居民加给他们的名字。除了这个词之外，古典文献中最早描述不列颠岛的词是“Albion”（'Aλβι'ων），其词根有“白色的”之义，最初很可能是指不列颠南部海岸那些白色的悬崖峭壁。

总的来看，虽然文献记载对大西洋沿岸的交易体系有所反映，但来自地中海的奢侈品几乎从未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所以，约在公元前500年的时候，不列颠的经济基础更可能是放牧和对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而非对交易商品的操纵。

如果说哈尔希塔特文化在铁器时代早期席卷了大部分西北欧地区，那么进入铁器时代中晚期后，即在大约公元前450年之后，另一种相似的文化在整个欧洲弥漫开来，这就是所谓的拉坦诺文化，得名于今瑞士纳沙泰尔湖东端的考古遗址，其典型特征是装饰于武器、珠宝和陶器上的曲线艺术。拉坦诺文化是与克尔特文化最为相近的铁器时代文化。有的学者认为，拉坦诺文化是说克尔特语的人的文化，它能在欧洲迅速传播，与克尔特人这时的流动密切相关。

在当前学术界，“克尔特”这个术语，更多被理解为一种语言，说这种语言的部族往往有着宽泛的文化上的相似，但不意味着它们彼此之间享有一种持久的文化统一。这些部族最早源于中欧多瑙河上游和莱茵河流域，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开始，他们忽然爆发式地向外流动，引发迁徙的原因常常被解释为人口膨胀、耕地缺乏、北欧波罗的海附近的日耳曼人开始南下。感到压力的克尔特人自然把目光投向他们通过贸易联系已经熟悉了的南方。他们很快来到高卢和伊比利亚半岛；一个世纪后又跨过阿尔卑斯山，于公元前390年闪电般地占领并洗劫了罗马城，再闪电般地撤出，然后在肥沃的波河流域定居下来。这次洗劫令罗马人痛苦而难忘，他们的防御策略从此改变了：罗马人务必要确保其永恒之城再无被任何蛮族接近的机会，他们直到控制了整个意大利，才恢复了安全感。克尔特人后来又散布到多瑙河中游，很快便以雇佣军的身份出现在希腊文献中，并最终到达小亚细亚中部的加拉提亚。

在欧洲的这次大迁徙过程中，克尔特人何时西进并抵达不列颠的？这点是没有历史记录可考的，因为古典作家不关心这个问题，而铁器时代不列颠人所讲的克尔特语又没有书面形式，这种语言的遗存今天只能从钱币和一些人名地名中蠡测一番。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不列颠土著居民的语言虽然与欧洲北部一支克尔特部落的语言有联系，但同时带有强烈的方言成分，其内部又可以分为两大分支：其中较大的分支叫布立吞克尔特语（Brithonic Celtic，或称P-Celtic），流行于不列颠大部分，但不通行于爱尔兰岛和苏格兰西部的部分地区，这些地方的人主要说高德尔克尔特语（Goidelic Celtic，或称Q-Celtic）。前者残存于今天的威尔士语、康沃尔方言和布列塔尼语之中，并与当时大陆上流行的克尔特语相似；而后者能在现代爱尔兰语、苏格兰语、马恩岛的方言中窥见其痕迹，在欧陆上则很罕见。

无论如何，已有的考古发现并不支持不列颠社团的文化与欧陆的拉坦诺文化有着紧密联系的观点。一般认为，拉坦诺文化在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出现在不列颠，但不列颠所发现的器物在风格上与欧洲大陆的器物有细微区别，比如不列颠本土艺术家不像其大陆同行那样喜欢采用对称的风格，而是大胆采用了不对称的设计。这很可能是本地艺术家发挥主动，灵巧地改造了大陆风格。因此，大多数考古学家目前倾向于将不列颠出现的拉坦诺风格的器物视为大陆器物的进口，或是不列颠人的仿效所致，而不是克尔特民族大举入侵不列颠的证据。不过，并不能因此而主张不列颠从未接纳过来自大陆的克尔特人。约克郡发现的一些墓葬中有不少两轮车，它们覆盖在男女墓主的遗骸上，这属于当地的阿拉斯（Arras）文化。这种“车葬”现象与塞纳河流域和法国北部的一些墓葬极为相似。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墓主是外来的精英；此外，当地部落叫做Parisii，而塞纳河流域有个Parisi部落，这种名称上的相似又为支持克尔特人来到不列颠提供了力证。但是，这些人也可能是本土精英，他们或许采用了外来的墓葬风俗以自尊自贵。由于没有文字记录，仅凭考古材料是难以下定论的。

虽然克尔特人从大陆入侵不列颠的理论近来在学术界日益失去支持，但大多数学者仍然承认比尔盖人（Belgae）从公元前2世纪末起涌进不列颠南部，这可以算作大陆人的入侵。比尔盖人居住在高卢北部，一般认为属于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混种。随着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世纪向外扩张，他们开始流离失所。凯撒在其《高卢战记》中对此有记载：

住在不列颠内地的人，据他们自己的历代传说，是岛上土生土长的，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则是为了劫掠和战争，早先从比尔盖迁移过去的，通常就用他们原来出生的那个国家的名字称呼他们，打完仗后，他们就在这里居住下来，并且开始耕种田地。居民很多，简直难于计数，他们的房舍建得很密集，大部分跟高卢的相像。

尽管定居在不列颠，比尔盖人肯定没有失去与其大陆同胞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所以凯撒发兵征服高卢时，一再发现对手总能得到来自不列颠散兵游勇的增援。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凯撒刻意夸大了不列颠和高卢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便为他入侵不列颠寻找借口。

不少学者利用凯撒对不列颠人的记述重构罗马入侵前不列颠人的社会生活特征。凯撒是这样写的：

全不列颠中，最开化的居民是住在肯几姆地区的，这是一片完全滨海的地区。他们的习俗与高卢人没有多大差别。至于住在内陆地带的人，则大多数都不种田，只靠乳和肉生活，用毛皮当做衣服。所有不列颠人都用菘兰染身，使人看来带有天蓝颜色，因此在战斗中显得更为可怖。他们还蓄着长发，全身除了头部和上唇之外，到处都剃光。妻子们是由每一群十个或二十个男人共有的，特别是在兄弟们之间和父子们之间共有最为普通，如果这些妻子们中间有孩子出生，则被认为是当她在处女时第一个接近她的人的孩子。

这段话值得仔细分析，因为其中每句话几乎都包含了预设的观念。不种田、只饮乳啖肉、以毛皮为衣，皆为游牧生活的标志。它们与种田、以面包与葡萄酒为主食、穿棉着麻的农耕生活形成鲜明对照。而农耕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罗马人眼中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与凯撒同时代的瓦罗就认为人类发展要依次经过自然状态、畜牧生活、农业生活这三个阶段。用菘兰染身，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与罗马人的审美观相距甚远。留长发也是如此，罗马人自公元前3世纪起便不再留长发，只有哲学家留长发能够得到社会宽容，其他效颦者被讥为土气和野蛮，如高卢北部就被称作“长发高卢”（Gallia Comata）。头发要剃并不意味着身上的毛发也要剃，除了个别身负宗教义务而必须剃光全身毛发的祭司外，只有供人鸡奸的男子才会把身上剃得很光滑。共妻制则是乱伦淫逸的代名词，与体现在罗马人一夫一妻制之中的道德准则格格不入。由此可见，凯撒是带着罗马人的视角去看不列颠人的，他能注意到的东西，往往反映出他自视为天经地义的合理观念；换言之，他表面上在客观地描述不列颠人，但实际彰显出的却依然是罗马人。因此，凯撒的记述对于真正了解不列颠人在罗马入侵前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近期的考古发现更是有力反驳了凯撒。凯撒说内陆的不列颠人“不种田，只靠乳和肉生活”，但已有充分的考古证据表明，不列颠北部和西部在铁器时代晚期有大量的谷物种植。事实上，“克尔特”“比尔盖”这些概念皆来自后世古典作家的记载，其运用于相关考古材料乃是出于现代考古学家的解释，而考古材料本身是无言的，套用后世文献中的概念解释这些材料免不了刻舟求剑之弊，最终显得难以对号入座。所以，考古学家目前越来越谨慎，在描述从公元前2世纪末到罗马征服之间不列颠的社会群体时，尽量避免使用带有族性或人种含义的概念，转而将有关考古材料放在“前罗马铁器时代晚期”（Late Pre-Roman Iron Age，简称LPRIA）这个术语下讨论。

诺福克郡的斯奈提沙姆窖藏（Snettisham hoard）是铁器时代晚期最知名的考古发现，窖藏出土物中，有用实心金银索缠绕而成的项圈，配置着拉坦诺风格的纹饰，这些项圈大约是在公元前75年左右被精心埋藏的，这里不仅是欧洲铁器时代最大的金银器窖藏，而且代表了罗马之前的不列颠工艺水平的最高峰。谁拥有这些宝藏，今天已经不可考，但将大量贵金属仔细地埋入地下，很可能是将其作为祭神品，这一类的宗教观念即使到罗马时代的晚期，仍旧不绝如缕。

此外，考古材料显示不列颠并非文化统一和族群单一之地，不同区域在物质文化上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不过，聚落遍布全不列颠，它们显然在铁器时代末期得到了强化。不列颠人普遍喜欢住在排列成环状的圆形房屋中，这可能与他们的循环的时间观有关。不少保存较好的圆屋可以在入口处按东西轴一分为二：烧饭、做菜、纺织等日常活动一般位于房屋的南半部；北半部则用来储物和睡觉。房屋入口对着初升的朝阳，有分隔昼夜、推算季节变化的计时功能，这在时钟和历法发明前无疑十分重要，表明人们已经对时间的流逝和天体的运动形成了比较复杂的概念。当然，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农业。

与铁器时代早中期相比，聚落的模式此时开始起变化，出现了考古学家们所谓的“奥皮达”（oppida）。这个词借自拉丁文（其单数形式为“oppidum”），在罗马人那里意味着城市的中心。凯撒曾用这个词来形容不列颠人的聚落，但他显然不认为不列颠人拥有罗马意义上的“城市”，因为他明确说“oppida”在不列颠人那里指的是“用壁垒和壕堑防护着的枝叶繁密、难于通行的森林地区”，更像是不列颠人的避难所。

考古学家们所说的不列颠的奥皮达占地庞大，通常环有坚固但不连续的土墙，因而显得像是地区中心，体现了一种社会集中化的努力。奥皮达的出现可能表明，随着部落组织功能的重要性日益突显，部落领袖的职责得到进一步明确，在部落中有了形成奥皮达这种核心的需求。奥皮达的发展可能具有两种模式。在现在的科尔切斯特（Camulodunum），似乎是先出现了一个地方精英的聚落，奥皮达作为地区中心才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锡尔切斯特（Calleva Atrebatum）等地的奥皮达表明这是一种常见的模式。在另一些地方，奥皮达起初可能是临时性或周期性的聚会地点，甚至通常可能位于无人居住的中立地区，由于众部落聚集在这里，其宗教仪式功能逐渐得以发展，交换活动随之出现，无论是否有人永久居住，部落认同开始集中在这里，它不仅成了社区中心，也是部落成员心目中的中心，渐渐的，诸如造币这样的功能也在这里发展起来。

当罗马人占据奥皮达后，仍然将地方中心设在这里。有学者据此认为，“不列颠的奥皮达显示出真正的城市生活面貌，包括一个集权制的王权、正式的公墓以及带有城市名字的金属货币”，所以奥皮达代表了不列颠的“早期城市化”。这种论断恐怕具有误导性，因为“城市”在罗马人眼中的内涵和奥皮达体现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不列颠的城市化直到罗马征服后才真正展开。

除了聚落模式的变化，对植物花粉的研究显示，在罗马征服前，不列颠的大部分地貌已适合务农。早在青铜时代晚期，南部的许多林地就已清除。在威尔士，主要的清除工作发生在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而到了铁器时代晚期，英格兰北部的林地也被大量清除了。除了这些情况，罗马之前的社会状况目前还很难用考古资料得以恢复，不过，材料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简单无奇，当代人类学研究已无数次证明，在几乎没什么考古资料可以借用的部落社会，其社会关系仍相当复杂。此外，不难想见，随处可见的带防御的聚落，意味着武力也许与社会权力如影随形，这里的诸部落好勇斗狠，不仅发动部落之间的战争，也热衷于部落内部互相残杀。前罗马时代晚期的军事色彩应当是浓烈的。

在同一时期欧洲的地中海盆地，绵绵不断的战事也主导了社会生活。频繁的军事活动既带来了问题，也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机会。罗马人对地中海的征服就为他们带来了维持征服所不可或缺的财富、原材料和以奴隶为形式的人力资源；同样重要的是，新的行省又让他们有地方安排在意大利过剩的东西。比如从战争中退役的老兵，这些人放在意大利往往变成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根源；又比如葡萄酒，意大利的企业家自公元前2世纪初起便向高卢南部输出葡萄酒。这样，罗马人在地中海的核心区域变得逐渐依赖野蛮的边缘地带，而一个边缘地带征服后，后面总会有另一个边缘地带，罗马人就这样抵达了沙漠、森林和海洋。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交往日趋频繁，运输葡萄酒的双耳瓶（amphorae）在不列颠就多有发现。在韦林菜园（Welwyn Garden）出土的一座墓室里，除了发现可能是当地某个酋长被火化的遗骨，还发现至少5个双耳瓶和一批进口酒器，其中包括一只来自意大利的银杯。葡萄酒很可能是在这次葬礼上饮用的。最终，不列颠南部的铁器时代随着凯撒入侵而结束了，但在那些罗马势力未及之处，譬如苏格兰，铁器时代直至公元5世纪方告结束。

凯撒入侵开启了英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新阶段。不过，这一点在当时是看不清楚的；它的重要性最初体现在罗马政治中。罗马政坛当时有三位巨人：庞培、克拉苏和凯撒。此三人既暗中结盟，共同把持罗马政局；又相互较劲，设法牵制和打压对手，力争为自己积累更大的政治声望，以确保能在政治角逐中最终胜出。公元前56年，这三人在路卡会议上商定，由凯撒续任高卢总督5年，而庞培和克拉苏出任公元前55年的执政官，任满后庞培出任西班牙总督，克拉苏出任叙利亚总督。这个安排对凯撒来讲，好处是可以继续保持他的兵权，但隐忧在于，一旦另外两个巨头在西班牙和叙利亚建功立业，他们在罗马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很快就会盖过凯撒。罗马民众仍然是这一时期政治决策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对战利品和罗马荣耀的渴望是不知餍足、喜新厌旧的。

凯撒必须寻找新的机会建功立业，而要再有作为，只得把眼光投向高卢之外。不列颠不啻是最好的选择。在当时罗马人眼里，不列颠是最遥远、最神秘的所在，潜藏在海怪出没的波涛汹涌之处。但大举入侵不列颠是有顾忌的，行省总督擅自领兵离开自己的行省，将会招致严厉惩罚。凯撒作为高卢总督，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而他在罗马那些势力庞大的政敌巴不得搞垮他，肯定会利用这点大做文章。因此，不妨先发动一场小规模的短期入侵，探测罗马的舆论。如果舆论有利，便再接再厉，一举征服不列颠；如果舆论不利，就说这不过是对敌人惩罚性的出击，好让他们知道罗马人惹不起，今后懂得知难而退。为此，凯撒找了个理由：他在征服高卢时就发现，当地土著总是得到来自其不列颠同胞的援助，为了确保高卢的安定，有必要把潜在威胁连根拔除。

于是有了公元前55年的第一次入侵。对凯撒而言，这算得上一场灾难。在冬季来临前，凯撒来到不列颠，因为罗马船只过于庞大，不得不在深水区靠岸。不列颠人早已守候在那里，罗马士兵惊慌失措，无法用平常陆上战争习有的那种敏捷和热情去应战。然而，不列颠人也被罗马舰只陌生的形状、怪异的排桨动作吓住了，一片混乱中，罗马人将不列颠人赶出海滩。不列颠人很快前来求和，并把凯撒先前派去劝降、但被不列颠人扣押的阿德来巴得斯人（Atrebates）康缪斯（Commius）送回。到第四天，海上风云变幻，载运罗马骑兵的18艘船尽管已接近海岸，却因突起的风暴不得不折回大陆。当晚又恰逢月圆之夜，高涨的海潮使罗马人搁浅在海滩上的许多船只互相碰撞，以致粉碎。经过一番补救，凯撒共损失了12只船。不列颠人看到这些，不禁蠢蠢欲动，突袭了第七军团，凯撒带兵前去解围。就是在这时，罗马人见识了不列颠人用战车作战的战术，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新奇。因为战车在高卢久已不用，这很可能表明，这些不列颠人并不是与高卢有密切往来的比尔盖人，而是比尔盖人来之前已有的土著部落。凯撒勉为其难地解除困境，双方一时都不敢轻举妄动。不列颠人从罗马人的谨慎中看到了希望，派使者四处请求援兵，不久就聚集起一支很大的步兵和骑兵。凯撒虽然击退了敌军，但无法乘胜追击，因为他没有骑兵。一旦天气好转，他便起锚，退回到高卢。

这次入侵充其量是侦察敌情，了解不列颠的口岸和可以登陆的地点，以便为来年的真正入侵做准备。尽管并不顺利，甚至有几次颇为狼狈，凯撒在给元老院的信中无疑强调了自然环境之恶劣，而非他的侥幸脱逃。元老院和罗马公众的反应是出乎意料的，整个罗马为之轰动，元老院破天荒地颁令举行为期20天的谢神祭（supplicatio），这种仪式通常在巨大灾难或巨大胜利后举行。仪式举行时，全罗马的庙宇开放，神像和圣物都陈列在公共场所，供人献牲奉祀，各祭祀团体也都举行隆重的祭祷仪式。谢神祭一般为期1到3天，5到7天已很少见，庞培在东方大捷时曾举行了10天，凯撒公元前57年平定全高卢后也不过举行了15天。显然，入侵不列颠不仅仅开辟了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更是罗马诸神的胜利：罗马国运与罗马众神命系一线，罗马军队能在那么辽远的地方获得胜利，说明罗马众神在那么辽远的地方也能保护罗马人。距离是证明罗马众神强大与否的试金石。

次年春季，凯撒再度入侵不列颠，这次作了充分筹备。他曾嘱咐手下副将在过冬时大量建造舰只，为了便于登陆，船身造得更低，为了能运输更多辎重，甲板改得更宽，同时又加了帆和桨以便操纵。他聚集的作战力量相当庞大，达5支军团和2000名骑兵之多。不列颠人虽然集中了大批军队，但被凯撒总数超过800只的舰队镇住了，不敢阻扰罗马人上岸。罗马士兵这次汲取前车之鉴，用锚将船只固定在海岸边。然后凯撒乘着夜色，闪电般地袭击敌军，后者逃进一处入口有大批砍倒的树木封闭着的要塞，但这根本无法抵挡训练有素的罗马士兵，他们顺利攻克了此处。这时凯撒得知一场风暴袭来，又损坏了许多船只。他取消了首次军事行动，转而用了十天时间把船只全拖上岸，又在海滩上修建防御工事，将船只跟营寨围在一起。这让不列颠人有了喘息机会，各部落暂弃前嫌，共同集结军队，组成了由卡西维隆努斯（Cassivellaunus）领导的部落联军，此人的领地距英吉利海峡80罗马哩，泰晤士河将之与其他沿海部落隔离开来。不列颠人此时已领教过阵法操练十分娴熟的罗马军团，不敢正面迎战，而是分成许多小股部队战斗。泰晤士河失守后，卡西维隆努斯解散了他的大部分军队，只留4000辆战车骚扰罗马军队的侧翼和后方，他一边躲进丛林，一边又把罗马军队所到之处的全部牲畜和人口撤离，以防不列颠人被卖为奴、食物被罗马人掠夺。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僵局。

但凯撒手上握有一张王牌。这个地区最强大的部落德里诺旁得斯（Trinovantes）派人来见凯撒，愿意向他投降。此前，该部落的年轻王子门杜布拉久斯（Mandubracius）在其父亲被卡西维隆努斯杀害后曾逃至高卢，乞求凯撒庇护。他的族人现在向凯撒投降，以换取后者帮助他们对付卡西维隆努斯，并恢复门杜布拉久斯的王位。凯撒欣然接受了他们的条件。这个部落不仅给他提供粮食，还劝说其他部落臣服罗马，这些部落包括钦尼马依人（Cenimagni）、塞恭几亚契人（Segontiaci）、安卡利得斯人（Ancalites）、别布洛契人（Bibroci）和卡西人（Cassi）。对于这些部落，除了其名字外，我们今天已一无所知，不过它们应该都位于卡西维隆努斯领地附近，与他有利益冲突，故而都忌惮他。不列颠人的内讧成了凯撒第二次入侵不列颠决定性的转折因素，这些人向凯撒透露了卡西维隆努斯由树林和沼泽掩护着的要塞的具体位置，凯撒迅速将之攻克。

卡西维隆努斯只得孤注一掷，下令袭击罗马人的海军，试图切断凯撒和高卢的联系，但未能成功。卡西维隆努斯被迫投降。这时高卢突然发生叛乱，凯撒无心恋战，遂向卡西维隆努斯索取了人质，规定了不列颠每年须向罗马交纳的贡赋，同时还命令卡西维隆努斯不得伤害门杜布拉久斯和德里诺旁得斯人——这是第一个接受罗马人保护的不列颠部落。然后，凯撒就撤回了高卢，以后几年他留在高卢镇压叛乱。

凯撒两次入侵不列颠，时间都很短，范围都局限在沿海地区。尽管不列颠从此被纳入罗马的势力范围，但很难说那是彻底的军事征服，不列颠并没有成为罗马版图的一部分，这要到将近百年之后罗马皇帝克劳狄统治时期才实现。所以，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此评价不高：凯撒“是罗马人中最先率领军队进入不列颠的，他虽然以一战之威慑服了当地的居民而占据了沿海之地，但必须知道：他并没有把这个岛遗交给后人，而只是替后人开辟了先路而已”。这是罗马人从军事角度做出的评判。而在凯撒时代和克劳狄时代之间进行写作的斯特拉博，则显然想为凯撒辩护。他认为不列颠与世隔绝，“既不能给我们造成任何的伤害，也不能带来任何的好处”，罗马人完全可以占领不列颠，但不屑于这样做，因为占领的成本太高，得不偿失。这是从战略角度做出的评断。

凯撒一旦掀开笼罩不列颠的神秘面纱，两个关于不列颠的形象从此反复出现在古典文献中。卡图卢斯是凯撒同时代的诗人，他给两位友人写过一首诗，谈以远行冲淡失恋的忧伤，其中感念他俩对自己的忠诚，哪怕他去印度、阿拉伯、安息、埃及，甚至沿着凯撒的足迹去“最遥远的不列颠人”（ultimosque Britannos）那里，他们都愿陪伴在他身边，不离不弃。在拉丁文原文中，"ulti/Mosque"一词被生硬地拆成两半，分置前一行句尾和后一行起首：不列颠人显然卡在世界尽头的孤境绝域。维吉尔后来又把不列颠与非洲北岸、中亚的粟特和乌浒水相提并论，认为这些都是位于天涯海角的边鄙之地。不列颠与偏远打上等号，从此成了古典作家笔下的惯用修辞，以至于这里日后被用作政治犯的流放地也一点不让人惊讶。但偏远并不意味着一无是处，凯撒的另一个同时代人，用希腊文写作的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在谈及不列颠时这样说：

人们说居住在不列颠的各部落是土生土长的，其生活方式保持了旧有的风貌。他们在战争中使用战车，与传统上古希腊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使用的一样；他们的房屋简朴，基本上以芦苇或原木建造而成。他们收割庄稼时只割谷物的穗，将之储存在带盖的谷仓里。他们每天拣出成熟的穗，加以研磨，由此获得食物。他们生活朴素，远远不具备现代人的狡猾和堕落。他们的生活方式节俭，与那种由财富导致的奢华截然不同。

就体裁而论，这段话属于古典作家常用的“人种志”（ethnography）素描，其中交织着事实与传言、推测与说教。从很早时期起，野蛮与文明的对比就激起惊叹和沉思，“对野蛮的理想化，因了对城市生活的不满而滋生，为原始美德和原始幸福的幻景添加光彩和信心，从而不可避免地向奢侈、复杂和腐败或厉声谴责，或微妙指摘”。在狄奥多罗斯眼中，不列颠农夫未受现代恶行的沾染，保留着荷马笔下英雄的风范，因而可以在罗马帝国的边境上幻化出某种质朴的高贵。这里透出的道德意味，将在一个世纪后被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发挥得登峰造极。不列颠遥远，但不列颠人淳朴，这是凯撒入侵在希腊罗马文人墨客那里的回响。

对不列颠人而言，凯撒入侵的影响是多重的。如前所述，凯撒第二次入侵动用了800多只船，这其中不全是战舰，还有一些是“私人为了自己方便而造的”。显然，掠夺不列颠的物产作为战利品，是此次入侵的目标之一，而罗马军队出征时往往有罗马商人随行，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有意思的是，西塞罗的兄弟当时随凯撒同行，而凯撒本人也常常在不列颠致信西塞罗，故西塞罗同年在致亲朋好友的信件中多次提到不列颠。不列颠人的战车给西塞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致友人的信中他还说：“目前已清楚，这个岛上没有丝毫银子，除奴隶之外便没什么战利品了，就是奴隶，我想你也别指望他们懂文学或音乐！”换言之，与有教养的希腊奴隶不同，不列颠的奴隶在罗马市场上卖不出好价钱。凯撒入侵的商业价值由此得以佐证。

事实上，凯撒在高卢和不列颠的军事行动，使这一地区传统的贸易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罗马人占领下的高卢与不列颠只隔着英吉利海峡，随着罗马人开始修筑道路交通体系，地中海的商品无须再通过漫长而危险的沿大西洋的海路到达不列颠东南部，商人们这时可以利用横跨大陆和高卢北部的陆路。大西洋贸易从此急剧减少，而英吉利海峡沿岸的不列颠和高卢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迅速升温。这也许还促使一些罗马商人开始定居不列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不列颠各部落开始制造带有铭文的钱币，造币行为很快就在不列颠传播开来。许多这类区域性的钱币没有完全采用拉丁字母，而是采用了混合的高卢拉丁字母，与公元前75到公元前25年高卢北部开始使用的钱币如出一辙。这可能意味着不列颠各部落的首领已经在效仿高卢地区实施的罗马市场体系。

还有一些钱币完全采用了拉丁字母，考古学家在发现它们的地区还发现了明显受罗马影响的钱币设计风格，表明其发行者是得到罗马官方承认的“友好的国王”，其中有名的是泰晤士河以南的廷克马努斯（Tincomarus）、艾皮鲁斯（Eppillus）、维瑞卡（Verica）——这三人都在钱币上称自己是康缪斯之子；还有英格兰东部卡图维劳尼人（Catuvellauni）的国王塔西奥瓦努斯（Tasciovanus）及其继任者昔偌贝里努斯（Cunobelius）。凯撒及其后继者曾把许多不列颠部落首领之子扣为人质，让他们接受罗马式教育，这些人很可能就成了后来的“友好的国王”，他们的政治倾向如同罗马人授予他们的头衔那样，是亲罗马的。2001年，汉普郡的温切斯特附近发现了一套公元前1世纪中晚期的金首饰，其形制和精湛的工艺表明它很可能出自东地中海的某个作坊。这或许就是罗马统治精英送给康缪斯之子的外交礼物。

从政治角度看，罗马入侵对不列颠最大的影响，正是把这里东南部的诸多部落分成亲罗马和反罗马的两大阵营，对此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仍然可以结合零星的文献记录和钱币证据推知一二。德里诺旁得斯人显然通过请求罗马保护而提高了他们在不列颠的权力和声望，为了维持他们的忠诚，凯撒可能赋予他们跨海峡贸易的垄断权。卡图维劳尼人的国王塔西奥瓦努斯在大约公元前15年发行过一枚钱币，它可能表明卡图维劳尼和德里诺旁得斯两个部落这时已经合并。由于垄断了跨海峡贸易，特别是来自罗马的奢侈品如葡萄酒、玻璃器皿和橄榄油等，当地精英变得非常富有。据斯特拉博报道，他们巴结奥古斯都，向罗马的朱庇特神庙献祭，并如此恭顺地缴纳罗马人对他们从高卢进口和向高卢出口的商品所征收的重税，以至于差不多把不列颠岛变成了罗马人的财产。凯撒入侵以后，罗马人先是忙着镇压高卢的叛乱，接着又卷入内战，无暇顾及不列颠，在克劳狄皇帝之前没有再度对不列颠采取军事行动。因此，这些对罗马“友好的国王”的存在，对于维持罗马在不列颠的影响力，无疑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塔西奥瓦努斯之子昔偌贝里努斯（即莎士比亚笔下的辛白林）是所有这些王中最著名的王，罗马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称他为“不列颠国王”（Britannorum rex）。他很可能在公元1世纪最初几年取得统治权，并定都科尔切斯特，当时只有20多或30出头。在他长达40年的统治生涯中，他一边向罗马驻高卢的庞大军队供应不列颠商品，一边向不列颠各地贵族提供他们借以维持其高贵地位的罗马奢侈品，由此其权力和财富稳步增长。英格兰的诺福克郡曾发现精美的奥古斯都时代的银质杯子，应该就是这样传过去的。昔偌贝里努斯显然延续了亲罗马的传统政策，但这一点直到其统治晚期才体现在他发行的一系列被钱币学家视为“古典”风格的钱币上。这看起来是出于谨慎，因为反罗马的势力此时仍然强大。昔偌贝里努斯需要在统治中平衡各种因素，不能过于外露一己的情感偏好。

凯撒强迫那些战败的、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的部落每年向罗马交纳贡赋，它们对罗马的怨愤定然与日俱增。奥古斯都在记述其生平的功德碑中提到，两位来自不列颠的王杜姆诺贝劳努斯（Dubnobellaunus）和廷克马努斯（Tin[comarus])曾到他那里恳求避难。这可能就与当时不列颠东南部兴起的一支反罗马力量有关。

不列颠人反罗马的情绪，显然与督伊德教（Druid）僧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克尔特社会中地位尊贵的祭司阶层。“督伊德”的意思可能是“橡树识别者”，高大的橡树象征克尔特人的天神，被尊为圣树。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上，督伊德僧侣身穿白袍，爬上橡树，用金制镰刀砍下长在树上的槲寄生，去治疗不孕不育症。据凯撒记载，督伊德僧侣在高卢主持公私祀典，解释教义，并裁判部落内部的一切纠纷。任何人如果不遵从他们的判决，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为整个社团所排斥。这套制度原来起源于不列颠，后来才从那里传入高卢。到凯撒时代，仍有人去不列颠深造。由于享有免除兵役和赋税的特权，督伊德僧侣能吸引到大量年轻人跟从他们学习，但他们的知识传承，不仰仗文字写本，而是依赖口传和背诵。今天关于督伊德僧侣的零星记载，自然都是古典作家保存下来的。

给古典作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们奉行的人祭：

他们认为，要赎取一个人的生命，只有献上另一个人的生命，不朽的神灵才能俯允所请。有关国家的公务，也用同一方法献祭。另有一些人制成硕大无朋的人像，四肢用柳条编就，其中装进一些活人，放到火中去，让那些人被火焰包身，活活烧死。他们认为如能够用在偷窃、抢劫、或犯别的罪行时被捉住的人作为牺牲贡献，格外能讨好不朽之神，但如果无法提供这种人，便用无辜的人来充数。

尽管不列颠是督伊德教的发源地，但从考古学角度看，并没有明确证据可以证明督伊德教曾在不列颠流传。只是在1984年，英国柴郡的泥炭沼泽中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2000年前的裸体男尸，学界称之为“林道人”（Lindow Man）。此人20多岁，死前头部曾两次受重击，系谋杀致死。研究者在他胃里发现了槲寄生的花粉，故有学者推断他是督伊德教残忍的宗教仪式的牺牲品，但也有可能是遭遇了暴力抢劫。无论如何，以人献祭在希腊、罗马人看来非常野蛮，罗马早在公元前97年就明令禁止人祭，所以罗马对督伊德教进行了取缔和镇压。这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一般来讲，罗马传统宗教以混合主义为特征，对被征服人民的宗教相当宽容。公然的取缔和镇压，历史上只对督伊德教和后来的基督教采取过。

如此看来，罗马真正担心的，恐怕未必是人祭，而是它对罗马秩序构成的政治威胁。凯撒在高卢时就已发现，督伊德教起着政治煽动的作用，其影响不仅仅限于某一个部落，而是跨部落的，更像是一个跨部落的集团。督伊德僧侣明白，在罗马的统治下，他们不可能再维持自己对克尔特社会的控制。有些在高卢失势的督伊德僧侣很可能逃到不列颠避难，他们试图在不列颠通过联合各部落而强化当地反罗马的情绪。为此，他们采取的策略很可能是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去影响王室中年轻的一代，帮助他们摆脱罗马化的影响，借此分化部落对罗马的忠诚，并通过发动宫廷政变来让他们支持的人上台。督伊德僧侣在不列颠的持续存在，很可能构成东南部的部落政治中的一个主导因素。上文提到的两位被迫逃到奥古斯都那里避难的不列颠王，应该就是出自这样一种背景。

但是，督伊德僧侣显然未能操纵所有的部落，昔偌贝里努斯就不为所动，但他的兄弟艾帕提库斯（Epaticcus）敌视罗马，可能就是在督伊德僧侣的支持下统治了阿德来巴得斯人的部落，他发行的钱币流通于整个不列颠东南部。后来，也许得到了昔偌贝里努斯的帮助，维瑞卡才重新夺回对阿德来巴得斯的统治权，他铸造的钱币上饰有葡萄藤图案，表明他与罗马世界有葡萄酒等贸易往来，而这些钱币的设计造型明显反映出罗马的影响。昔偌贝里努斯这位罗马人眼中伟大的“不列颠国王”死后，卡图维劳尼人中的反罗马势力重新抬头，他的两个儿子托哥杜姆努斯（Togodumnus）和卡拉塔库斯（Caratacus）逆转其父的政策，打击亲罗马的国王们，一时间，整个不列颠东南部为反罗马的势力所控制。维瑞卡在此期间遭废黜，不得不逃往罗马，向克劳狄皇帝求助，并鼓动他入侵不列颠。

此时，克劳狄刚登基不久，他的性格和能力受到广泛怀疑，能够当上皇帝已经出乎众人意外；而且他仅指挥过一次战争，还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小战役。他正好需要一场军事胜利来证明自己，征服不列颠是凯撒的未竟之业，一旦成功，在民众心中会有极重的分量。

与凯撒不同，克劳狄并未率兵亲征，而是派自己的亲戚和亲信奥路斯·普劳提乌斯（Aulus Plautius）先行从事征讨。公元43年，普劳提乌斯率领以第二、第九、第十四、第二十这四个军团为核心的约4万人大军，分三路开赴不列颠。据狄奥·卡修斯记载，军队一开始不肯去“已知世界之外”进行冒险，拒绝离开高卢。克劳狄遂派自己的心腹纳西苏斯（Narcissus）前来，此人原先是奴隶，如今以平民身份对军队训话，这让士兵实在受不了。为了不让他说话，他们突然齐声高喊："Io,Saturnalia”——这是罗马人在农神节狂欢时惯常喊的话，而奴隶与主人会在这个节日中互换衣服、对调角色。经过此番羞辱，军队倒是立刻对普劳提乌斯言听计从了。

与这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相比，不列颠人的军队仍带有原始特点。贵族仍是不列颠的常备武士，他们最喜欢的作战工具是战车，这让他们可以风驰电掣般地进攻或撤退。不列颠军队中的一般士兵主要从农民中招募来，所以无法从事持久战，否则就会陷入饥荒。此外，他们不像罗马士兵那样身穿盔甲，而是衣衫褴褛，没有任何防护，可依赖的只有速度、士气和锋利的长矛。在接近罗马军阵时，他们很容易在罗马人雨点般的标枪下丧生；在贴身作战时，他们的长矛在队形密集、手持短剑的罗马步兵前很难有施展的余地。他们要想打胜仗，一般靠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突袭或伏击孤立无援的罗马军队，在阵地战中则完全不敌罗马军团。

罗马人登陆的地点今已无从知晓，一般认为可能位于肯特郡的里奇镇（Richborough）。登陆时并没有遇到敌军阻击。在泰晤士河会合前，罗马军队已击败了由托哥杜姆努斯和卡拉塔库斯领导的武装抵抗，随后原先臣服他们的一个部落向罗马人投降了。普劳提乌斯继续追击，来到一条河边，敌军漫不经心地把军营扎在河对面，因为他们相信没有桥，罗马人根本过不来。普劳提乌斯派善于重装之下涉水的克尔特人游到对岸，先把不列颠人的马致残，让它们拉不了令人畏惧的战车，再发动袭击。不列颠人逃至泰晤士河入海口，罗马军队在这里杀死了托哥杜姆努斯。但他的死亡反倒激发了不列颠人的顽强抵抗，促成了他们的联合。双方一时形成了对峙的僵局。普劳提乌斯这时派人恭请皇帝御驾亲征。

克劳狄便带着皇家卫队、大象和部分有声望的元老从罗马启程，赶赴不列颠。到达后便发动一场攻势，跨过泰晤士河，一举夺下昔偌贝里努斯的皇家住所科尔切斯特，同时兼用武力与外交，使许多不列颠部落纷纷归附。他此次离开罗马达半年之久，但在不列颠仅停留了短短16天，然后就把余下的战事又交给普劳提乌斯打理，自己匆匆返回罗马，走之前已派人将捷报先行送往元老院了。

元老院随即授予克劳狄“Britannicus”的称号，意思是“不列颠的征服者”，允许他举行凯旋式，并分别在高卢和罗马为他树立两座凯旋门。其中罗马凯旋门上的铭文幸存至今，上面夸耀“他接受了11个不列颠王的投降，取得了无逆转的胜利，第一个把海外的蛮族部落置于罗马统治下”。与此同时，克劳狄还在罗马大肆庆功，极尽铺张炫耀之能事。他后来还发行钱币进行更广泛地宣传。征服不列颠是克劳狄当政初期的头等大事，他取得了他想要的巨大政治资本。苏维托尼乌斯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其实只是“在没有发生战争或流血事件的情况下，接受了岛屿一部分地区的臣服”。

普劳提乌斯仍留在不列颠，按克劳狄的吩咐继续征伐，直到公元47年。罗马军队这时已北达林肯、西至埃克塞特，两地之间修了一条路，这就是所谓的“福斯路“(Fosse Way).”福斯”源于拉丁文“fossa”，意为“壕沟”，此路原来可能是罗马军队开挖的防御性壕沟，后来填平成了路，它是罗马不列颠的交通要道之一。作为胜利者追求的主要目标，对不列颠矿物资源的开采此时也已开始，譬如，对银和铅藏量丰富的门迪普（Mendip）的开采就已经处在罗马军队的监视下。从凯撒的两次入侵到克劳狄的大举征伐，历经近百年，罗马终于把不列颠纳入自己的版图，使其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科尔切斯特成了这个新行省的首府，而普劳提乌斯则是它的第一任总督。

不过，征伐不列颠的活动在克劳狄当政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到他去世的公元54年，罗马有效控制的地盘仍限于不列颠的东南部。尽管如此，罗马占领初期最强劲的敌人已经肃清了。卡拉塔库斯在他兄弟死后逃到岛屿的西部，负隅顽抗。一位东南部的领袖能够在西部领导不列颠人抵抗罗马，这本身就值得玩味，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西部诸部落恐怕缺乏团结。打了一场无望的防御战之后，他逃到不列刚提斯人（Brigantes）那里寻求庇护，但战败者是难以找到托庇之所的，他遭到出卖，然后被押送到了罗马。由于他的名声，民众争相前来目睹这位传奇的蛮族领袖。来到皇帝面前后，他并没有像别人那样不光不彩地讨饶，而是不卑不亢地说道：

如果我的身世和我的地位能够同我在胜利时的不骄不躁配合起来，那么我就不会以俘虏的身份，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到这个城市来了。而且你们也不会不屑于同一位身世高贵并且统治着许多民族的国王缔结和平的联盟了。我当前的命运如果对我来说是屈辱，那么对你们来说是光荣。我有马匹、人员、武器和财富。我在失掉这些东西时感到难过，这有什么奇怪呢？如果我不作抵抗便投降你们，然后被带到你们跟前来，那么就不会有很多人知道我的失败或你们的胜利了。你们惩罚了我之后，这事就会被人们忘记了。但是如果你们是保留我的性命，我将永远会记住你们的宽大。

克劳狄赦免了他。这段演讲保存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尽管难免落入“高贵野蛮人”的窠臼，尽管符合塔西佗共和主义的理想，且适合用来体现克劳狄的宽厚仁慈，但由于是在罗马公众场合讲的，它不太可能是塔西佗凭空编造的。无论如何，卡拉塔库斯由此成为第一位彪炳史册的不列颠人。这种比较可信的不列颠人的言论，在整个罗马不列颠时期也是屈指可数的。

到公元1世纪末，英格兰和威尔士已牢牢并入罗马帝国，并这样维持了300年。尽管有所反复，部分的苏格兰也处在罗马直接统治下。随着时间推移，像卡拉塔库斯那样反罗马的不列颠贵族越来越少见，这里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象。塔西佗曾为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作传，后者曾在公元77-84年出任不列颠总督；他如此概括了当时不列颠的整体风貌：

为了使一群分散的、野蛮而好战的居民能够由于舒适而安于平静的生活，阿古利可拉对于修盖庙宇、公共场所和住宅都予以私人的鼓励和公家的协助。他奖励那些勤勤勉勉的，饬斥那些游手好闲的：因此，居民不再是被迫服役，而是以自动的竞争来响应他的鼓励了。他使酋长的儿子们都接受通达的教育。他不喜欢高卢人的勤勉，而对不列颠人的聪慧表示特别的嘉许，因此，这些从来不接受拉丁语的居民现在居然学习罗马人滔滔不绝的辞令来了。并且，他们也以穿着罗马人的衣裳为荣，穿拖袈之风大为流行。他们逐渐为一些使人堕落的器物设备如花厅、浴池和风雅的宴会等所迷惑。所有这些正是他们被奴役的一种方式，而他们却愚笨得把这些东西称为“文化”。

虽然语涉讥讽，这段话却点出了罗马征服和罗马帝国的精要。

第二章　罗马皇帝与行省

罗马征服给不列颠带来了罗马人的语言、服饰和生活方式，这从上述塔西佗的引文中已显而易见。此外，尚有另一种东西也随之进入了不列颠，它或许没那么引人瞩目，却对整个不列颠的运作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渗透在罗马社会各个阶层之中的庇护制。概括而言，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之间的关系当时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互惠性，双方须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二、私人性，双方的关系是长久的，有别于短暂的商业交换关系；三、非对称性，双方的身份地位高低不同，有别于平等的友谊；四、自愿性，并非法律强迫。在罗马共和时期，个别豪门世家是大庇护人，他们通过层层庇护关系左右了共和时期的内政外交。进入帝制以后，皇帝垄断了政治决策、把持着所有重要职位的任命、控制着军队，他实际上成了最大的庇护人。不列颠一旦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成为罗马人称为Britannia的一个行省，它的运转首先就被笼罩在这套庇护制的阴影下。皇帝高居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通过层层庇护关系作用于社会底层。

罗马帝国的行省分为两类，那些需要罗马军队驻守的叫“皇帝行省”

（provinciae Caesaris），其余的叫“公共行省”（publicae provinciae）或“罗马人民的行省”（provinciae populi Romani）。顾名思义，皇帝行省由皇帝直接领导，而不像公共行省那样由一位通过抽签方式选举出来的罗马官员领导。事实上，在公元3世纪末元首制结束以前，皇帝做出的决议对两类行省都适用，他对公共行省的干预尤其频繁。从克劳狄当政（公元41-54年）开始，所有的行省总督都自视为为皇帝服务。不列颠属于皇帝行省。罗马不列颠的政治史，不妨先从皇帝在不列颠的所作所为说起。

皇帝虽然名义上是不列颠行省的头头，但平常不会亲自打理不列颠的政务，而是任命一位总督前往不列颠代他行使权力。尽管如此，皇帝仍有他自己的渠道实现与不列颠的直接沟通。亲自出巡行省便是其中一种。

一般而言，由于希腊文化在罗马帝国享有优势地位，皇帝对说希腊语的东部行省的兴趣要明显高于说拉丁语的西部行省。西班牙是西部地区罗马化程度最高的行省，但在奥古斯都之后三个世纪中，在任皇帝中只有哈德良一人访问过西班牙。与之对照，从克劳狄征服到元首制结束，文献记载有五位在任的皇帝出巡过不列颠，分别是哈德良（Hadrian）、阿尔比努斯（Albinus）、塞维鲁（Severus）、卡拉卡拉（Caracalla）和盖塔（Geta）。皇帝之所以对不列颠怀有如此明显的兴趣，主要出于军事需要。作为罗马行省，不列颠的最北部从未被完全征服，在克劳狄征服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这里素以“容易骚动”和“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全面的平静”著称，因而需常年驻扎一支庞大的军队。皇帝亲临往往意味着事态已严重到非要他亲自过问的地步了。

哈德良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充满了对未知和无限的好奇。他是第一个用超过一半在位时间呆在罗马城以外地区的皇帝，就此而论，巡行各地堪称他革新行省管理的重要措施。他于公元117年登基，可能由于罗马官员虐待苏格兰南部的居民而激发了当地的起义，不列颠当时有过一次军事行动，而且情况几近失控。但由于罗马帝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动乱，哈德良无法抽身，他只能让总督庞培乌斯·法尔科（Q.Pompeius Falco）代为平定。一俟政局平稳，他便亲自视察西北部行省，以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公元122年他抵达不列颠，带来了新总督普拉托里乌斯·奈波斯（A.Platorius Nepos）和新军团（VI Victrix），这支军团此前驻扎在下日耳曼。罗马曾发行钱币纪念和宣传此次出巡。在这枚钱币上，哈德良向化身为女性的不列颠摇手问候，上面另有一行铭文“ADVENTVI AVG BRITANNIAE"——”为了皇帝来到不列颠”。

切斯特（Deva）附近的北泰恩河里曾发现一座祭坛，上面的铭文显示它是题献给“皇帝哈德良的军纪”的。一般说来，整饬军纪是皇帝视察行省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不列颠驻有重兵，视察军队无疑是哈德良最需要进行的一项活动，不列颠这方面的史料却空白一片。不过，六年后的128年7月，哈德良视察了驻扎在今天阿尔及利亚境内的龙柏斯（Lambaesis）的军队，所发表的演讲因保留在几块碑铭上而基本幸存至今，这为我们了解皇帝的有关活动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材料。他对一支军团（legion III Augusta）的资深百夫长（primipili）说：

……[军团指挥官]本人已帮你们做了种种可能的辩解：有一个营不在，因为今年轮到它被送到总督那里去执行任务；两年前，你们抽调一个营、并从每个百人队抽出四人去增援第三军团的战友；许多前哨相隔很远，把你们分开；就我记忆所及，你们不但两次更换营垒，还新造了一些。因为这些原因，如果军团久未操练，我可以原谅，但你们却没有放弃……

铭文下面有缺失，但看得出来，哈德良对军队的状态相当满意。而军团的120名骑兵则得到热情赞美：

军事操练在一定程度上自有其原则：如果任意加减这些原则，操练变得要么没什么价值，要么太难。复杂程度越高，演习效果越不好。你们表演了所有操练中最难的——身穿胸甲（lorica）投掷标枪……我还要为你们的精神喝彩……

哈德良又视察了当地的三支辅助军。其中一支（cohorsⅡHispanorum）向他演习了建造军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别人要几天才能完成的，你们只一天就完成了：你们起的墙工事繁复，通常用于永久性的冬营，但你们费的时间不比起草皮土墙多多少，就后者而言，草皮被切成标准大小，便于运输和操作，铺起来也不费周折，因为草皮本来就柔软而平整。你们筑墙用的却是石头，既大又重，还不规则，要运输、搬抬和堆砌这些石头，必须留意它们的奇形怪状。你们从坚硬粗糙的沙砾中挖出一条直的壕沟，还把它弄平整了……

这支辅助军的其他表现也不错：

我的军团指挥官让你们进行这种仿佛实战的操练，为此我表扬他；你们练得非常好，我也要称赞。你们的营长科尔内尔亚努斯（Cornelianus praefectus）忠于职守，令我满意。

不过，对于这支骑兵营中的骑兵，哈德良挑出了毛病：

骑兵应当从有掩护的地方出来，追击时应小心翼翼：如果不注意自己处的位置，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坐骑，将会落入圈套……

对于一支翼军（ala I Pannoniorum）的表现，他赞叹有加：

你们一切做的井井有条：操练遍及整个练兵场；使用的标枪（hastae）虽说既短又硬，你们投起来却不失优雅，大多数人投起长矛（lanceae）来同样熟练；你们刚才和昨天的上马矫健而敏捷。如果有什么没有做到，我会注意到；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够好，我会提出来。但整个操练始终让我满意。我最杰出的军团指挥官卡图利努斯（Catullinus）对他负责的一切关怀备至，而你们的长官……[姓名缺失]看来把你们照料得很仔细。接受赏赐吧……

另一支骑兵营中的骑兵（equitum Ⅵ cohors Commagenorum）的表现则让他满意：

骑兵营中的骑兵难以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看过翼军的操练后再看尤其如此：翼军的练兵场更大；投手人数更多；向右转时队形紧凑；坎塔布连式的对抗演习队列紧密（Cantabricus densus）；他们的好马与优质装备和其薪水是相称的。然而，你们精力充沛地完成了应当完成的，这消除了我因天热感到的不适；不仅如此，你们用投石器抛掷石头，以投射物攻击，任何时候都上马迅捷。我最杰出的军团指挥官卡图利努斯对你们的照料显而易见，你们这些他手下的人就是很好的证明……

这些铭文显示出哈德良具备丰富的军事知识。他对使用不同的材料建造军营所需的平均时间、日常练兵的要求和原则、怎样使用各种武器、如何追击敌人、不同军种之间的区别何在，都了如指掌。文献记载倾向于把哈德良表现为喜欢舞文弄墨和夸夸其谈的希腊文化爱好者，后世亦对此津津乐道。这些铭文却有助于全面认识这位皇帝，让人意识到他首先是罗马帝国的行政首脑，需要处理各种政务和军务。不仅如此，他因为具有心理洞察力，其行事就显得很有艺术。他发表演讲前充分调查过军队的历史和现状，士兵操练时更细心留意每个细节——砌墙用的石头、壕沟从何种质地的土地中挖出来、乃至非洲炎热的天气对演习效果可能造成的影响都注意到了，演讲中更不忘时时褒奖军官与士兵。这样一来，即使是个别批评也反衬出皇帝的体贴和关怀，而军队势必对皇帝愈发爱戴和忠心了。哈德良很清楚，保持军队的能征善战是抵御外敌入侵、维持行省长治久安最重要的保障。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也是这样要求不列颠军队的。

对不列颠而言，哈德良此次出巡最深远的影响是给这里带来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建筑——哈德良长城，它西起索尔威湾（Solway Firth），东至泰恩河口（Tyne），约118公里长、3.1米厚、4.65至6.2米高。长城全部坐落在今天英格兰境内，其西端离苏格兰南界15公里，东端离苏格兰南界110公里。作为罗马人留在不列颠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哈德良长城由不列颠的三支罗马军团于122年开始修建，大约耗时6年完成其主体。它主要由石块垒就，因此很大一部分至今仍屹立不倒，并于1987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建造如此庞大的工程，可能源自哈德良想要建立一条永恒的人工边界的想法。他在上日耳曼、里提亚（Raetia）和阿非利加都建立过类似的边界，哈德良长城只是其中最知名、保存得最完好、被研究得最充分（因此争论也最多）的一个罢了。此类边界在帝国西部的出现，连同他在帝国东部对图拉真新近征服的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放弃，是意味深长的。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维吉尔曾借主神朱庇特之口道出一句被频频征引的名言：“对他们[即罗马人],我不施加任何空间或时间方面的限制，我已经给了他们无限的统治权。”这是宣扬罗马帝国初生之际那种无形帝国意识形态的最强音。然而，随着哈德良长城及其他类似建筑工事的出现，它似乎被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帝国的概念取代了。哈德良经过广泛的实地调查和深思熟虑，显然放弃了帝国的扩张传统。

这种政策上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不列颠的当地居民。据公元4世纪晚期的史料，哈德良修建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隔离罗马人和野蛮人”，这其实是后见之明，因为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全境之自由人的《安东尼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迟至3世纪初才颁布，所以当时隔离的只能是野蛮人和野蛮人，即隔离的是当地的塞尔各维人（Selgovae）和不列刚提斯人（Brigantes）。不列刚提斯人的人口之多据全省之冠，其经济以畜牧业为基础，因而并不安分，哈德良登基时不列颠的骚乱就被认为是他们与北部地区的部落联手的结果。显然，在不列刚提斯人部落边界的北部建立长城，可以防止新的联合，这也是罗马一贯的“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原则的体现。然而，新边界与原有的部落边界并不一致：长城的东半部与原有的部落边界基本吻合，但西半部为了和索尔威湾的南岸衔接起来，遂向南偏，从而把不列刚提斯人西部的一块土地排除在长城以外。这就暴露出分而治之政策的一个弊端，罗马统治者想要通过这条新边界来方便罗马对不列颠的管理，但它漠视并由此而侵犯了当地人的利益。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带来皇帝事先没有料到的问题，即长城破坏了畜牧群落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地区的传统迁徙模式，必然招致相应的敌对和怨恨。这种不满很快反映在哈德良对原有计划的一个重要修正上：原来修建在长城之后的驻兵堡垒很快被改建到长城之上，此举可能是为了能对敌情做出更迅速的反应，它表明来自北方的压力越来越大。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建在长城之上的堡垒由辅助军驻守，驻兵堡垒的出现模糊了长城的职能，使学术界就长城究竟起边境控制的作用还是起军事防御的作用展开争论。现在一般认为，哈德良长城兼具这两种职能，但它并不是作战平台，不能用来防止和抵御大规模入侵，而是观察和控制人口流动的一种手段，就好比现代意义上“带刺的铁丝网”。这之后不久，长城的中段和西段也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外，正是在长城西端卡莱尔（Carlisle，罗马时期叫Luguvalium）附近的斯塔尼克斯（Stanwix）驻扎着不列颠唯一的千人骑兵团（Ala Petriana），这是不列颠所有骑兵的精华所在。这些都有力反映了罗马分而治之的政策所造成的紧张态势。

尽管扰乱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从长远看，这条边界的选择还是显示了哈德良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公元138年，哈德良死后，新皇帝安东尼·庇护为了对付来自苏格兰的喀利多尼亚人（Caledones）而重新采取攻势，他在142年下令在哈德良长城以北约160公里处建造一条新的长城。安东尼长城大约63公里长、3米高、5米厚，历时12年建成，是建立在石基上的土墙，今天只能在部分地方依稀可见了。安东尼未能征服喀利多尼亚人，他死后新皇帝马可·奥里略很快放弃了安东尼长城，约在公元163年前后把那里的驻军全部撤回到哈德良长城，重新把这里作为抵御北方蛮族的主要防线。从此，哈德良长城成了帝国永久的边界，在罗马从不列颠撤退以前，这里一直有罗马军队驻守。

哈德良长城象征着罗马征服不列颠全岛的失败，但另一方面，长城及其驻军也代表了罗马维护行省北部边界安全的决心。有了它，来自北方的蛮族对这一地区虽时有骚扰，却很难长久滞留于附近，也无法长驱直入地骚扰内地的定居点。所以，对这些定居点内的居民而言，长城不是讨厌的障碍而是安全的防线，它给人们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坎布里亚平原（Cumbrian Plain）的农业定居区这一时期便有了发展。此外，可以确信的是，许多军队的出现及由此产生的需求必然刺激经济进一步发展，有些学者甚至指出，哈德良认为只有在驻扎军队的边境地区发展经济，才能从根本上确保边境的和平。总之，维持和平与良好的秩序，对定居在哈德良长城以南的居民是有利的，不管他们是罗马人，还是当地人。而4世纪那位哈德良传记作者的“后见之明”恰恰说明，长城以南的罗马人和野蛮人之间的界限到那时已不复存在，罗马化步伐在此期间得以加速。大约公元540年时，拜占庭历史学家普洛科皮乌斯留下了古典作家对不列颠岛（他错写为“Brittia”）的最后记述，其中提到“长长的一道城墙”，城墙的两边截然不同，一边空气清新、水土丰沃，和其他有人居住的地方没什么两样，但另一边却被毒蛇和野兽占据，“而最奇怪的是，据居民们说，如果任何人越过这道墙到另一面去，他就会立刻送命，因为他根本无法忍受那一地区有毒的空气”。这段话令人惊异之处在于，在罗马从不列颠撤退不到150年的时间内，不列颠对于东罗马帝国文化精英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陌生和遥远了，他们剩下的唯一记忆就是横跨在岛上的哈德良长城。

“有毒的空气”形象地暗示出，来自北方的威胁始终存在。公元180年，不知名的一些部落闯过哈德良长城，重创了罗马军队。长城附近科布里奇（Coria）一位辅助军军官曾立碑还愿，感谢一位强大的神灵帮助他歼灭了一些叫“考里奥诺托塔人”（Corionototae）的武装袭击，这些人应该就是在这一时期越过哈德良长城的。“考里奥诺托塔”之名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指出，这可能就是盖尔语“皮克特人”（Picts）的最早的拉丁语转写形式。如果此说成立，这块碑铭就是皮克特人入侵英格兰的最早证据。

随着安东尼王朝的末帝康茂德于192年被弑，不列颠本地罗马人与北方蛮族的冲突开始和帝国范围内对最高权力的争夺纠缠在一起。

当时的不列颠总督阿尔比努斯和大陆上的潘诺尼亚总督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叙利亚总督尼格尔（Pescennius Niger）都有意问鼎最高权力。塞维鲁在这三人中最工心计，他出于权宜之计，授予阿尔比努斯“凯撒”的头衔（意味着有皇位继承权），轻信的阿尔比努斯以为就此可以坐享皇权，直至尼格尔被除、自己又险遭塞维鲁手下人的暗杀之后才幡然醒悟。但此时双方军事力量悬殊，为了能和塞维鲁抗衡，阿尔比努斯在前往高卢决一死战前尽其所能，调走了不列颠可供调配的全体兵卒，特别是驻扎在哈德良长城附近的兵力。因此，塞维鲁虽然在197年成为内战的最后胜利者，但他派往不列颠进行平定工作的总督维里乌斯·卢普斯（Virius Lupus）发现，喀利多尼亚人破坏了与罗马订立的和约，正伙同住在安东尼长城以外的米阿塔人（Maeatae）入侵行省，而且其态势之严重已到了必须花钱购买和平的地步。

随后的重建工作困难重重，直到公元205年或以后才在新任总督阿尔芬努斯·塞奈奇奥（L.Alfenus Senecio）的指导下进展到哈德良长城附近，但依然举步维艰。塞奈奇奥不得不写信告诉塞维鲁：“野蛮人正在闹事，他们蹂躏乡野，掳掠成性，造成遍地疮痍。”他建议派兵增援或皇帝亲临现场。而塞维鲁此时正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卡拉卡拉和盖塔——沉湎于罗马的奢靡生活而忧心忡忡，且有心重振松弛的军纪。于是在公元208年，塞维鲁不顾年迈体衰和患有通风，偕同两个儿子出现在不列颠。

塞维鲁拒绝了不列颠人的和谈要求，他让盖塔留在罗马人控制的地区维持秩序，自己带着卡拉卡拉北上讨伐。他打算征服不列颠全境，可这绝非易事。喀利多尼亚人不正面迎战罗马军队，而是凭借他们对地形的熟稔采取游击战术，在这场拉锯战中，罗马军队的阵亡人数高达5万。但塞维鲁并未放弃，他最终迫使敌军前来和谈，还割让给罗马人大片土地。这个战果并不长久，到210年，喀利多尼亚人和米阿塔人再次联合起来发动新一轮进攻。塞维鲁让卡拉卡拉领兵予以惩罚性的还击，要求务必赶尽杀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北方部落的人。但就在这时候，塞维鲁病倒了，他于211年2月4日在约克（Eburacum）逝世。带兵的卡拉卡拉无心恋战，很快与蛮族人重新签订和约，可能为此还付了一笔钱，然后从苏格兰撤军。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塞维鲁的一个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197年罗马内战胜利时，塞维鲁就把不列颠一分为二。此举意图明显，旨在分散总督兵权，以防他们拥兵自重，重蹈阿尔比努斯争霸欧陆的覆辙。这种意图早在194年他对叙利亚的划分中已有流露，但这一决议似乎没有立即生效。直到卡拉卡拉时期，不列颠才被最后划分：上不列颠（Britannia Superior）位于南部，第二和第十军团驻扎在切斯特和卡利恩（Isca Silurum），由执政官（consul）级别的总督管辖，首府在伦敦（Londinium）；下不列颠（Britannia Inferior）位于北部，以约克为中心，只有一个军团即第六军团驻扎，但有大量辅助军，由大法官（praetor）级别的总督管辖。

塞维鲁王朝在不列颠的逗留似有行色匆匆之感，但其对不列颠的安排却极为成功。因为同一时期，大陆上正陷入所谓的“三世纪危机”，中央政权分崩离析，皇帝之更换一如走马灯之旋转，在帝国外部，蛮族军队四处犯边，有些地方永久性失守了。与之对照，在不列颠，被分散兵权的总督即使有心也无力参与争权夺位的赌博，而北方蛮族信守和约，在296年以前没有再度入侵，边疆安全实现了。值得注意的是，拉丁文史料在谈到塞维鲁的出巡时，一致认为他在不列颠建造了一条长城。考虑到此前已有哈德良和安东尼建造的两条长城，所以有关史料可能是说塞维鲁对这两条长城——尤其是哈德良长城——进行了较为彻底的重建。一旦卡拉卡拉放弃了对苏格兰的征服，经过加固的哈德良长城就成了有效抵御蛮族入侵的屏障。这些都有助于不列颠在波及全帝国的危机中保持一种区域性的“漫长和平”，使这里的经济与社会反而有所前进。

上述可见，作为帝国的最高调控者和统治者，皇帝出巡不列颠的主要动力来自军事需要，维护治安是皇权在行省政治合法性中的重要体现。不过应当看到，自哈德良起，罗马皇帝有越来越多的时间逗留在罗马和意大利以外的行省，不仅料理当地的军务，还在那里负责帝国的日常管理。塞维鲁前往不列颠时就把整个宫廷带了过去。所以，动乱一旦由军队平定，秩序就要由法律来维持。

罗马征服给不列颠带来罗马法，罗马不列颠从此是一个由书面的法律条文主宰的社会了。罗马法基本遵循因“群”而异的原则；换言之，对罗马公民施行罗马法，对异邦人（peregrini）则按地方习俗管理，在不列颠就是继续奉行克尔特的习惯和风俗。但是，不列颠的罗马人和非罗马人交往，必然引起不同司法体系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所以这条原则难以一成不变。事实上，正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实际生活以提高行政效率，这条原则变得越来越灵活，在此基础上渐渐发生了广泛的混合。随着《安东尼谕令》于212年颁布，帝国境内的自由人都获得了罗马公民权，罗马法的适用范围就被大大拓展了。在此过程中，皇帝发挥了一种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体现为在元首制时期，“皇帝谕令”（constitutiones principum）成为法的源头。在整个元首制期间，罗马法的多元渊源状况渐趋消失；共和国时期，“平民会决议”（plebiscitum）和百人团民众会议（comitia centuriata）通过的“法律”（lex）是严格意义上的法的源头，“元老院决议”（senatus consultum）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而“长官法”（ius honorarium，一译“荣誉法”）和“法学家的解答”（responsa prudentium）具有“法律”的效力。但进入元首制后，各民众会议的立法活动到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便停止了；元老院虽然取得正式的立法权，但它只是简单地接受皇帝的建议，一般不会对其否决。长官法同样由于长官们对皇帝的依附而磨灭了。法学家之间的分歧最终也由皇帝定夺：哈德良就裁定，如果法学家意见一致，他们的意见就有法律效力；但如果相互分歧，审判员可遵循他所同意的意见。然而，在这些法的渊源逐步消失的同时，表现为皇帝谕令的皇帝的直接立法权却逐步得以确立，到塞维鲁时期，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了一条著名原则：“皇帝喜欢的东西就具有法律效力（quod principi placuit legis habet vigorem）。”与此相对应的是乌尔比安的另一原则：“皇帝不受法律的约束（princeps legibus solutus est）。”目前仅存的一件关于皇帝权力的法律残本是公元69年的《关于韦伯芗治权的法律》（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这份以“元老院决议”形式做出的文本表明，从理论上以及皇帝所欲树立的形象上看，皇帝须受法律的约束，亦即“法律超越于皇帝之上（leges super principem）"，这与乌尔比安确立的原则正好相反。这说明乌尔比安确立的原则是渐进发展的结果。到戴克里先实行专制统治，罗马人在法的渊源问题上的多元性终于消失了，因为“法律”（lex）已被用来指皇帝的谕令。

所谓“谕令”不是指一种特定的立法形式，不是皇帝意图创造法律的行为，而仅仅是由皇帝提出，并通过大量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规范。在谕令的诸种形式中，“批复”（rescriptum）最常见，数量也最多。批复是皇帝针对官吏或私人提出的法律问题所作的答复，它采取书信的形式（故批复又称“书信”[epistula]），皇帝往往在原来的呈书上直接批注（subscriptio）。在帝制初期，批复的数量十分有限，但到哈德良时，批复作为一种复杂而有组织的体系已然出现，大量咨询问题和请求——上至死刑判决下至遗产继承从行省涌向皇帝。此类问题往往来自疑难案件，意味着法律规范可能出现了漏洞，而皇帝提出的解决方法对于今后审理类似问题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先例。故皇帝往往不厌其烦地予以答复，哈德良便留下了上百份批复。批复由此成为联系皇帝和行省的又一重要纽带，使皇帝无须出巡行省亦可了解行省的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存的可以确定与不列颠有直接关联的批复共有三条，皆为皇帝对不列颠总督的答复，其中有两条属于元首制时期。第一条是哈德良写给法尔科的，内容与如何处置一位自杀的正规军士兵的财产有关。皇帝的批复如下：

如果他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犯了军事罪而自杀，那么他的遗嘱应当是无效的；但如果是因为他厌倦了生活或处于痛苦之中，遗嘱应当是有效的；如果他死时没有留下遗嘱，他的[财产]应转给他的亲属；如果没有亲属的话，就转给他所服役的军团。第二条是塞维鲁写给卢普斯的，如前所述，此人是除掉阿尔比努斯之后被派到不列颠的第一个总督，内容也与遗产继承问题有关：

一个人必须先为自己指定继承人，再为他的儿子找个代替者，文件上的顺序不能颠倒；尤利安认为他应当先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再为儿子指定；但如果他在为自己指定好之前就为他的儿子指定好了，那么遗嘱无效。我们的皇帝在给不列颠总督维里乌斯·卢普斯的一份批复中就许可了这个观点。

令人感到有点意外的是：无论是法尔科还是卢普斯，当时都肩负着繁重的平定叛乱任务，但即使在如此戎马倥偬的就任期间，他们居然仍就如此琐碎的民事问题向皇帝咨询，而皇帝也愿意就这类事务做出指示。

这几条批复之外，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哈德良长城附近的雯都兰达（Chesterholm），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许多用墨水书写的木牍文书，它们是当地罗马驻军留下的。其中有一封2世纪初的诉状，它为今人理解批复及其在行省中的运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保存在现有法律文献中的批复都是皇帝对诉状的批注，而没有保存原来的呈书，但这一份却是一个私人递交给哈德良的原呈的片段：

……[他打我打得？]更甚……货物……或倒进[排水沟？]。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恳请陛下（tuam maiestatem imploro）不要让我这个清白无辜者被棒打。大人（domine），我无法向长官控诉，因为他疾病缠身，有鉴于此，我已向长官的办事员（beneficiario）……他（指打人者——译注）所在单位的百夫长们控诉了，[但劳而无功。?]我恳请你宽大仁慈，不要让我这个跨海而来之人（hominem trasmarinum）和清白无辜者——你可以调查我的诚信——被棍棒打得见血，就好像我真的犯了罪一样。

这封诉状写在一份供应军队小麦的单据的背面，两者笔迹相同，系出自一人之手，说明此状从未送出。木牍整理者鲍曼（Alan Bowman）和托马斯（David Thomas）认为，全文语气说明作者是平民：他为了强调自己并非当地人而自称“跨海而来之人”（homo trasmarinus），就有力支持了这一点；而将文中提到的“货物”与诉状背面的小麦单据联系起来，说明作者极可能是商人，他被军营中的人打得鲜血淋漓。此简行文蹀躞萦回，让人感受到作者满腔委屈、情难自禁。他投诉无门，遂向当时正在长城附近的哈德良申诉，希望能讨回公道。尽管哈德良未曾收到，但它表明，即使一个身居帝国边陲的普通平民也能向、并愿意向皇帝申诉。

哈德良在出巡日耳曼或不列颠时，还收到亚细亚行省总督的一封信，内容是请示皇帝如何处置基督徒，哈德良批复的希腊文译文保存在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中。这条批复的有趣之处在于可以和约十年前图拉真皇帝对小普林尼类似的批复进行对比，图拉真的批复认可了小普林尼的做法：对于那些以前是或被怀疑是基督徒的人，只要他能通过膜拜皇帝的塑像或诅咒耶稣基督来证明自己不是基督徒，应宽宏大量；对于那些坚定的基督徒，应严加惩罚；此外，不接受匿名揭发。哈德良的批复基本上沿袭了这些原则，他坚持按照通常的方法起诉基督徒，并要求严惩恶意中伤。但哈德良的批复有一处新发展——他要求处罚之前对指控进行调查，以确定犯了什么罪。这意味着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只要背上“基督徒”之名，就可以当作有罪。不过，由于这条批复保留在基督教文献中，很难保证它没有被窜改过。其他证据表明图拉真定下的政策并未发生变化。与上引雯都兰达木牍文书相关的是，处置基督教的批复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即使皇帝在出巡行省的时候，来自帝国各地的信件仍源源不断地递给他。

应该看到，皇帝针对来自不列颠的谕令屈指可数，其实整个帝国西部的情况皆是如此。这与无数针对帝国东部的谕令形成鲜明对比。但从所处理的问题看，针对东西两部的谕令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又一次反映了希腊语地区对拉丁语地区的文化优势。更重要的是，皇帝把亲自参与这些谕令的制定当作自己的天职，他在帝国司法体系中的主要意义恐怕既不在于清洗政敌，也不在于褫夺富人之财富，而正在于处理这些琐碎繁杂的例行公务，因为这些公务的微不足道恰恰反映出在臣民心中以及在皇帝的自我定位中，一位皇帝理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究其实质而言，皇帝在他与臣民的关系中所担当的职责，就是倾听诸种要求、审理诸种纠纷，所以臣民与皇帝的关系可以用“诉状―反应”这一模式来概括。这种模式及其内涵无疑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罗马不列颠。

但它在何等程度上适用呢？罗马社会向来是等级分明的社会，在司法领域内，罗马法的因“群”而异原则确保了罗马公民比异邦人享有更多特权，譬如异邦人不受罗马民法的保护，所以上述皇帝关于遗产继承的批复都是针对不列颠的罗马公民的。但是，罗马公民与异邦人之间的区分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因为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人越来越多，到212年，随着帝国全境的自由人都有了罗马公民权，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区别彻底消失了。因此，司法领域内的等级就不能靠是否拥有罗马公民权来维持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政治领域内的等级划分就会影响到司法领域内新的等级划分标准。

罗马国家从不掩饰其统治基础是富人，一如元老、骑士的财产资格限制所显示的那样。而新标准也是建立在出生、财富之上的。这个新标准早在2世纪初哈德良统治时期的法律文献中就已正式出现，它把帝国的居民分为“上等人”（honestiores）和“下等人”（humiliores），前者包括元老、骑士、市元老（decuriones）和退伍军人，其他的自由人都属于后者。在新标准下，法律天平明显向上等人倾斜，这在刑法领域内表现得尤其明显：譬如，同样为盗窃，上等人比下等人受到的惩罚要轻得多；再如，鞭刑以前是对小过失的非常普遍的惩罚，免受鞭刑一度是罗马公民才有的特权，但现在只有上等人才有此特权。在上等人中，市元老作为特权等级的出现尤其值得留意，因为与其他上等人不同，他们不一定拥有罗马公民权，这表明行省中的贵族和平民在中央统治者眼中有了泾渭分明的区分，换言之，非罗马公民也能凭借财富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地位。哈德良就规定，除非犯有弑父罪和叛逆罪，不能判处市元老死刑，也不能罚他们去采矿（采矿的艰苦相当于间接判处死刑），一般情况下，对他们的最高量刑是流放。相形之下，罗马公民被判死刑后只保留向皇帝上诉的权利。到2世纪末，针对上等人和下等人的这种双重量刑标准已在法律中得到明文规定，地方精英的地位由此得到进一步巩固和上升，而普通罗马公民的地位则进一步下降。

212年以后，随着罗马公民权的普及，罗马公民与异邦人之间的区别完全被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的区别取代了。所以，像维护富人的政治特权那样维护他们的法律特权，是罗马统治思想的真实写照。早在公元100年左右，小普林尼在写给西班牙总督的信上就告诫后者，在执法时要偏袒地方贵族，“要维护等级和尊严的区分，一旦这种区分被混淆或破坏，没有什么比因此产生的平等更加不平等的了”。同样，“诉状―反应”这一模式也是基于这种偏袒之上的，从而局限于皇帝与行省上层社会的交往，它为行省中的上等人与中央政府进行沟通营造了一条重要的渠道。但对下等人而言，这条渠道虽说并非不可能，却听起来是一种神话，就如普通人也能当上美国总统那样。在罗马的政治文化中，这可能有其重要之处，但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皇帝权力在他们那里更多地体现为帝王崇拜。

公元2世纪的希腊作家阿提米道鲁斯在其《释梦录》中认为，神和统治者之间有某种契合，并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谚语——“统治就意味着具有神的权力。”统治者具有的这种非凡品质被马克斯·韦伯称为“魅力”（charisma），其拥有者被视为天分过人，“具有超自然的或者超人的，或者特别非凡的、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罗马的皇帝制度决定了罗马皇帝特别需要有这种魅力。

在罗马，皇帝至少在名义上不是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天子”，而是公民。奥古斯都为了避免重蹈凯撒被人刺杀的覆辙，在内战结束后刻意营造一种共和的假象，宣称自己已把国务交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了，但事实上仍牢牢掌握着两种实权：“大代行执政官的治权”（imperium proconsulare maius）和终身“护民官的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前者使他无须担任执政官而终生享有执政官的治权，后者使他可以终身否决一切立法。可见，罗马皇帝身兼二任：既是公民又是国王，虽实权独揽却又要假装是国家负责任的公仆，这种两面性正是罗马帝制的本质，却又是它的矛盾所在。为了掩盖这点，奥古斯都在其功德碑第34节中明确说，他只是在“威名”（auctoritas，亦可译成“权威”“影响”）上超过了所有人。这种非凡的威名，或者说魅力，既然构成皇帝权力合法性的正式表述，那么就不能光说说而已，必须化为能为寻常百姓感知的存在。对皇帝的崇拜正是这种魅力的具体体现。帝王崇拜不仅遍及各个行省，而且得到皇帝本人的鼓励，从这两个角度看，它是独一无二的，其兴起与发展是罗马宗教在帝制前期的主要特征。

帝王崇拜最初的动力一般认为来自帝国东部，这里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便形成了崇拜统治者的传统，西塞罗在东部行省任总督时就拒绝过这样的崇拜，奥古斯都成为内战的最后胜利者后，这里的人为了尽快摆脱内战时错投安东尼的阴影而纷纷建造奥古斯都的神庙。由此可见，把臣民的效忠集中在皇帝身上从一开始就是帝王崇拜最重要的功能。

然而，在缺乏统治者崇拜的帝国西部，实现这个功能难以依靠臣民的自发，更要靠中央政权的鼓励。早在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的继子德鲁苏斯（Drusus）就在高卢部落不服罗马人管理之际，在里昂（Lugdunum）建立供奉罗马女神和奥古斯都的祭坛，此举被视为皇帝在西部推行帝王崇拜之滥觞。类似的祭坛不久又在日耳曼境内的科隆（Oppidum Ubiorum）建立起来。

克劳狄征服不列颠后不久，也在科尔切斯特建立祭坛，供奉罗马女神和他自己的“numen”（神性），在他死后成“divus”（神）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建造了一座专门用来崇拜克劳狄的神庙。今天，这座神庙的遗址上矗立着诺曼人建造的庞大城堡的主楼，诺曼人使用的一些罗马时期的瓦片至今可见，主楼内设有博物馆，展品中就包括克劳狄神庙的遗迹。需要看到“神性”与“神”之间的微妙差别，“神性”是题献给在位皇帝的，它与皇帝死后由元老院封的“神”不同。在罗马世界，“神”都具有“神性”，但人们祭神时都把祭品献给神本身，而不是献给神的“神性”。因此，崇拜皇帝的“神性”表明在位的皇帝具有类似于神一样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皇帝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神”。由此可见，皇帝在生前已经取得了一种神与人之间的地位。

帝王崇拜与其说是一套信仰体系，倒不如说是一套仪式。这与罗马宗教重仪式的实用主义取向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取向有时会发展到仪式流传下来而神本身被遗忘的程度，譬如，芙瑞纳（Furrina）是古老的女神，其特性与功能到西塞罗时已被遗忘，完全靠猜测，但她的节日（Furrinalia）每年7月25日照样举行。帝王崇拜更是一套由国家组织的、体现了皇帝权力的仪式，而这套仪式在不同的地点和时代往往有不同的特色。

在不列颠，它由位于科尔切斯特的行省议会（concilium provinciae）负责操作，此议会的成员从各城市的贵族中选出，每年在克劳狄的神庙聚会一次，由一年一选的大祭司长（sacerdos）主持崇拜皇帝的仪式。此举显然是为了替代原有的督伊德僧侣所主持的部落代表大会，作为克尔特人的宗教领袖，督伊德僧侣每年在固定的日子集中开一次会，所有有争执的人从四处赶来，听候他们的裁决。行省议会的召开，无疑是为了改变这些人对原有地方权威的认同，转而效忠皇帝。此外，尽管行省议会几乎没有政治权力，但议事代表有权在总督离任后向皇帝表达他们对总督的评价：一个富裕的克里特人便曾扬言“他有权力决定治理克里特的长官能不能得到这个行省人民的感谢”。在非正式场合，他们可以交流各地区的新闻与各自的利益；在正式场合，他们可以代表整个行省说话，甚至可以指定罗马的权要人物来充当行省保护人，以使行省利益可以及时反映到皇帝那里。已知的“不列颠行省的保护人”（patronus provinciae Britanniae）有两位：一位是哈德良时期的维提乌斯·瓦伦斯（M.Vettius Valens）；另一位是塞维鲁时期的尤利乌斯·阿斯佩尔（Gaius Julius Asper）。不列颠的行省议会和一个不列颠人曾树碑向他们表示感谢。所以，这套仪式从行政角度看，是疏导行省感情的一道阀门。

除了科尔切斯特的行省议会之外，帝王崇拜在各殖民市和自治市由当地的奥古斯都六人祭司团（seviri Augustales）负责推行，奥勒利乌斯·卢纳里斯（M.Aurelius Lunaris）留下的一条铭文表明他曾同时担任约克和林肯（Lindum）的六人祭司团成员。需要注意的是，此六人往往从富有的释奴中甄选，他们不像市元老那样具有自由而高贵的出生，这就使帝王崇拜具有一项特别的社会功能，它为富裕的释奴上升到地方上流社会提供了途径，并使他们的孩子有可能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功能不仅能为地方上层社会补充新鲜血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社会稳定所需要的社会流动性，也有利于扩大统治基础，使主持仪式的地方精英为其自身利益而自愿效忠皇帝，从而增进社会聚合力。

与科尔切斯特的大祭司一样，六人团的成员也要负担帝王崇拜仪式的所有费用，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因为相关仪式除了奉献牺牲之外，一般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公众娱乐活动，如角斗等。在罗马统治初期，有资格担任这类职务的人不会很多，所以“势必要在宗教的借口之下大量消耗他们的财产”，但更多的人却因此感受到皇帝的“威名”。随着时间推移，不列颠的居民对罗马国家的福祉日益感同身受，单独题献给皇帝的“神性”或题献给皇帝和其他神祇的碑铭越来越多，有的碑铭还题献给皇室成员。例如，约克附近一座村庄的营造官（aedile）在2世纪40年代早期把新建的圆形剧场的舞台献给皇帝安东尼·庇护；在科尔切斯特，一位释奴把一块碑铭题献给皇帝和墨丘利神。奇切斯特（Noviomagus Regnorum）铁匠行会的成员为了皇室家庭的福祉，向海神和密涅瓦奉献了一座神庙。不应忘记的是，在罗马征服前，不列颠处于铁器时代，当地人虽善于制作金属制品，但由于书写文化尚未发展出来，他们没有在石头上刻字的习惯，也没有在各类私人器物上刻写主人姓名的习惯，所以，铭文本身就是罗马化的产物。帝王崇拜鼓励了不列颠人用罗马的方式向罗马皇帝示以敬意。

不仅如此，不列颠居民还通过为皇帝树立塑像来表达他们的忠诚，在萨福克郡内的爱德（Alde）河中就发现了克劳狄的巨大青铜头像，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中还发现了比真人略大的哈德良青铜头像，而这些头像都不像是来自崇拜皇帝的神庙。苏维托尼乌斯曾负责管理哈德良的公文信件（ab epistulis），很可能还跟随哈德良出巡不列颠，他报道不列颠有“大量提图斯的塑像和肖像以及刻写的铭文”。

这许多塑像，连同钱币上皇帝的头像和名字，仿佛古代世界的“大众传媒”，让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想起皇帝。研究表明，在行省中，皇帝的雕像往往是高度标准化的，也就是说，许多雕像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是罗马宗教实用主义倾向的一种反映。高度仪式化的罗马宗教既不关心神的个性和特征，也不关心对深刻动人的宗教信仰的培养；相反，它高度注重仪式进行中形式与细节的正确无误——念错祷告辞、老鼠的吱吱尖叫、祭司帽子的意外落地都能让整个仪式无效，而不得不从头开始。其实皇帝本人也不是不知道人变成神的荒诞性，韦伯芗临终之际曾以其一贯的幽默说道：“呜呼！我想我正在成神。”从实质上说，帝王崇拜作为官方宗教在皇帝看来具有一种类似于做买卖的契约性质：皇帝承担保卫国家的职责，但这需要正当的仪式来交换；若臣民不参加这个仪式，或者仪式本身偏离了原定的规章程序，就会妨碍并威胁到整个神圣契约的完满实现。所以，行省中随处可见的雕像象征了皇帝的权力，传达了罗马国家的意识形态，是皇帝魅力无处不在的直接反映。大同小异的标准雕像则象征了皇权的连续性，皇权并不会因为不同的皇帝而有所不同。

魅力的形成是双向的，皇帝取得类似于神的权力，不仅有赖于皇帝本人，也有赖于臣民的期待，因为正是他们把这种非凡品质赋予了皇帝。在帝国西部，由官方发起的帝王崇拜若不得到行省臣民的支持，就难以为继。与韦伯芗一样，古代的臣民也不会自欺欺人地相信皇帝是一个不死的神，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耸耸肩膀，不屑一驳，而民众也不是轻易可以愚弄的。“证明这一点的关键论据，乃是没有一个还愿的祭品是献给皇帝的神位的：当百姓因为生孩子、冒险旅行或者疾病缠身而确实需要超自然的帮助之时，他们求助于一个真正的神。在私人信件中，开头语通常置于对某个神明的祈祷之下，但这个神明从来不是皇帝。”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帝王崇拜从来都不是一种私人祭祀，因此，神化皇帝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信仰，不如说是把各种荣誉赋予皇帝从而使他具有神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一定是在虚情假意地崇拜皇帝，臣民之于帝王崇拜，就仿佛爱国者尊敬国旗，还有什么比爱国者对国旗的尊敬更真诚的呢？虽说爱国者对于国旗的热爱和臣民对于皇帝的崇拜都算不上是宗教情感，但这种情感本身是强烈的。它有助于对皇帝表示崇拜的异教徒把自己的命运解读成神之计划的一部分：如果遇到好皇帝，服从他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如果遇到恣意妄为的坏皇帝，那只是不可揣测的神意罢了。因此，对于信奉多神教的异教徒而言，狂热地崇拜统治者乃是他们认识世界和感知自身存在的一种方式，诚如剑桥大学教授霍普金斯所言，地位低下的臣民“因为常常无力改变现状，而希望证明现存秩序的合理性，或者说，他们实际上希望赞扬现存秩序的合理，从而固定他们在其中的地位。人民依附的未必是某个特定的国王，而是一个象征着世界稳定秩序的理想国王。当国王死去或被罢黜的时候，人民的忠诚就自然地转移到新国王的身上”。

罗马帝国的宗教多元化和政治一体化是相互矛盾的，但在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之前，这对矛盾随着帝王崇拜的兴起被大大缓解了。帝王崇拜是整个帝国范围内多少得到普及的罗马宗教，它是皇帝鼓励和地方自发相结合的产物，皇帝通过它把臣民的效忠集中在自己身上，臣民通过它认可了皇帝权力的合法性。它不仅是整合地方文化的有力工具，还是维系行省与皇帝个人关系的忠贞之带，罗马帝国由此获得了宗教与政治的象征性统一。

罗马征服不列颠后，不列颠行省就处在一个以皇帝为核心的帝国政治体系中。面对幅员辽阔的帝国，如何协调中央和行省、国家与臣民、帝国意识形态和地方自我认同的关系，是皇帝所殚精竭虑的。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在臣民眼中合法化，皇帝会在必要时出现在不列颠，一方面确保军队忠诚和督察地方官员之业绩，另一方面又通过兴修土木等形式满足臣民的要求。对不列颠人来讲，并入罗马帝国，意味着开始接受罗马法律的约束，尽管雯都兰达那份未能递出的诉状意味着这些法律实行起来也许效果不佳，但它的存在却表明，臣民开始依附于罗马的行政体系，他们需要皇帝给予裁决。在希腊、罗马文化中，人与神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后者是不死的、强大的，但强大的皇帝和人们需要皇帝就很容易突破这条含糊的界限，把皇帝的地位从人上升到人与神之间——既是人、又是神，像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那样。亚历山大大帝生前就被称为“新赫拉克勒斯”（neos Herakles），这直接影响到一些罗马皇帝的自我呈现。康茂德和马克西米安就喜欢把自己装扮成赫丘利（等同于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赫丘利原本是会死的英雄，但在死时成了神，故最适合表达皇帝神圣地位的暧昧性。帝王崇拜广泛流行，集中体现了人们对皇帝权力合法性的认可。

尽管如此，皇帝在罗马帝国政治体系中是被动的，他无意制定诸种政策，而主要是对来自下层的压力和要求作出反应。帝王崇拜在这一时期成为罗马唯一的普及宗教，这决非偶然：在一个社会动员的资源手段还很缺乏的时代，鼓励帝王崇拜无疑有助于弥补皇帝统治的被动性造成的负面影响。

不应忽视的是，罗马帝国幅员辽阔，使皇帝和行省间的沟通困难不小。犹地亚和不列颠之间约相隔4000公里，据推算，信息从罗马传到帝国东西这两端各需大约两个月，遇到意外时，需要的时间更长。卡里古拉皇帝因叙利亚总督不及时执行他的命令而以死亡进行威胁，但信使走海路（一般来说，这比走陆路快），却因风暴而延误了3个月，等到他把消息带到叙利亚时，卡里古拉被杀的消息已在27天前先行到达。这个事件表明，皇帝在帝国政治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固然重要，但罗马官员在行省实际生活中往往起更直接的作用。

第三章　地方政府

元首制时期罗马政府的行政结构相当简单：中央政府和地方社团之间仅靠各行省的罗马官员予以维系。虽说行省中确实存在一个由各社团代表组成的行省议会，但正如上文所说，它除了负责推行帝王崇拜，几乎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上的一种点缀，不列颠议会的活动几乎得不到史料的证实，在关于罗马不列颠的大量铭文中，只有两三条轻描淡写地提到或暗示了这个议会的存在。因此可以说，除了罗马官员，中央政府和地方社团之间几乎一片空白：行省中没有国家层面的平民武装；也没有任何罗马官员扮演现代意义上的“市长”角色，因为各城市拥有高度的自治权。行政结构越简单，往往意味着政府的政治目标越有限，与现代国家相比，罗马国家操心的事要少得多，政府几乎从不关心社会福利、教育或调控经济发展，而只关心两件事——治安和征税。因此，下文将围绕这两个目标考察罗马政府在不列颠的运作。

在论述罗马官员之前，有必要先来看藩属王在不列颠的作用，他们不仅充当了罗马官员的角色，而且与不列颠总督一样受到皇帝的直接庇护。

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扩张过程中邂逅许多国家和社团，其中不少是形形色色的君主国。对于其中的一些，罗马一开始没有把它们并入行省体系进行直接统治，而是采取让当地君主继续管理的间接统治方式。罗马人把这些地方君主称为“rex socius et amicus populi Romani”,意即“作为罗马人民盟友和朋友的国王”。现代学者通常将他们称为“藩属王”（client king），此术语强调了他们对罗马政府的依赖，但这些依附性王国算不算帝国的一部分却不易回答。有学者认为它们只与罗马国家的联盟，严格讲不能算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充分的理由表明，用“藩属王”进行管理是罗马行省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罗马人提及藩属王时显然认为他们受制于罗马的治权（imperium），苏维托尼乌斯曾记载奥古斯都一贯重视藩属王，“把他们看作帝国不可缺少的部分”；塔西佗明确表示，利用当地的国王作为罗马“奴役的工具”（instrumenta servitutis），乃是罗马人自古相承的办法。其次，藩属王往往享有罗马公民权，因而可以按罗马法被罗马法庭审判和量刑。复次，藩属王的废立生死全凭罗马定夺，而罗马会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干涉藩属国事务。最后，藩属王拥有自己的军队，它们通常由罗马官员训练并按罗马的模式组建，这些军队在罗马人打仗时作为罗马的辅助军参战。由此可见，藩属王实际上在罗马的行省体系中充当了罗马官员的角色，他们若想保住自己的地位，除了选择与罗马合作之外，别无他途。

不列颠对罗马友好的国王早在凯撒时代就已出现（见第一章），从奥古斯都时代起，经常有不列颠王逃到罗马寻求政治庇护。昔偌贝里努斯的儿子阿得米尼乌斯（Adminius）就逃到了皇帝卡里古拉那里；昔偌贝里努斯死后不久，阿德来巴得斯人的王维瑞卡遭驱逐，他逃到新皇帝克劳狄处，给克劳狄入侵不列颠找到借口。克劳狄宣称有11位不列颠王向他臣服，他是否全部允许这11人继续统治，则不得而知，至少维瑞卡有没有在克劳狄的帮助下重新取得王位这一点，并不见于任何史料记载。

目前可以确定的不列颠藩属王有三位，全部保存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其中柯基杜姆努斯（Cogidumnus或Cogidubnus）最为成功。罗马政府看来很信任他，曾把“某些国家”（quaedam civitates）委托给他管理，而“他一直到现在仍然矢忠如一”。这段记载得到了1723年发现的一块碑铭的印证：

献给海神和密涅瓦，本神殿为了神圣皇室的福祉，在不列颠伟大的国王提比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柯基杜姆努斯的许可下，由铁匠行会及其成员自筹资源树立，普登提努斯之子[…]献址。

这块碑铭表明，此人全名是Tiberius Claudius Cogidubnus，拥有三个名字是罗马人的特征，所以这是他已被克劳狄或尼禄授予罗马公民权的标志。另外，铭文上录有他的头衔，但此处原文脱落严重。学界以往把头衔释读为“r(egis)le[gat(i)Au]g(usti)in Brit(annia)”，意即“不列颠的国王和罗马皇帝的特使”。藩属王的头衔上同时出现国王和罗马官员这两种身份不合常规，但自从波吉尔斯发表文章对之重新释读以后，学界已逐渐将之释解为“re[g(is)ma]gn(i)in Brit(annia)”，即“伟大的不列颠王”。“伟大的”暗示其统治疆域里有不止一个王国，这就与塔西佗关于罗马把“某些国家”委托给他管理的叙述相吻合。藩属国通常位于罗马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但柯基杜姆努斯的藩属国却罕见地位于以奇切斯特为中心的不列颠中南部，因而成了罗马行省中的一块飞地。从这点来看，塔西佗所谓的“某些国家”，显然与康缪斯及其继承者建立的王国有关，它们在从凯撒到克劳狄时期以亲罗马的立场闻名。柯基杜姆努斯的前任很可能就出自维瑞卡的家庭。柯基杜姆努斯何时开始执政并不清楚，但应该不会早于克劳狄发兵征服不列颠之前，而塔西佗所说的“一直到现在”表明他直到公元70年代可能依然在位。有学者认为，奇切斯特附近豪华的费施伯恩（Fishbourne）乡间别墅可能就是他的住处。

不列颠另一位藩属王是普拉苏塔古斯（Prasutagus），他是今之诺福克一带伊凯尼人（Iceni）的国王，可能是在第二任总督欧司托里乌斯·斯卡普拉（P.Ostorius Scapula）镇压伊凯尼人起义之后才上台的。与柯基杜姆努斯不同，他并不积极采取罗马化政策，虽然其王国也对罗马商人开放，但始终没有留下神殿、碑铭等罗马化的见证。显然，他需顾忌臣民的情绪。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罗马的政治要求有敏锐的认识，他于公元59或60年去世，按照他的遗嘱，其王国由皇帝尼禄和他自己的两个女儿共同继承。普拉苏塔古斯本指望以此保住王国及其家族，然而，根据罗马的惯例，藩属王死后应当把整个王国馈赠给罗马帝国。此外，罗马法只认可男性有继承权，这样，普拉苏塔古斯的遗嘱没有被执行，他的王国也没有受到善待，而仿佛是罗马通过征服取得的战利品。普拉苏塔古斯的遗孀波迪卡（Boudicca）试图反抗，结果被当众鞭打，她的两个女儿则惨遭强奸。雪上加霜的是，皇帝的代理官趁火打劫，宣称要索回克劳狄皇帝赐予伊凯尼贵族的财产；与此同时，小塞涅卡等罗马的放债人也用高压手段连本带利地追回以前所放之债。于是，不堪忍受的伊凯尼人在波迪卡的领导下，联合南方的德里诺旁得斯人，发起了罗马不列颠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起义。

当时，不列颠总督苏埃托尼乌斯·保里努斯（Suetonius Paulinus）正在征服威尔士的莫纳岛（Mona，今之安格尔西岛[Anglesey]），这里不仅是许多反罗马人士的避难所，还是督伊德僧侣活跃的据点。波迪卡就是乘着总督鞭长莫及的这个时机发动了起义，起义者首先攻克了行省首府科尔切斯特，一举毁灭了建在那里专门用来崇拜克劳狄的神庙，它在起义军眼里显然是罗马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象征。紧接着，他们又击败了赶来解救的第九军团，罗马步兵甚至惨遭全军覆没的命运。苏埃托尼乌斯匆忙赶往波迪卡的下一个目标——伦敦（Londinium），到了那里，他发现自己手下士兵不多，无法把伦敦作为作战基地，于是不管当地以商业为生的居民的哭诉和哀求，毅然下令撤退，并且把那些能够随军出征的人全部带走。波迪卡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伦敦，然后又攻克了第三座城市圣奥尔本斯（Verulamium）。至此，起义军已经杀死了约8万人，据狄奥·卡修斯记载，波迪卡喜欢边用各种手段虐待罗马俘虏，边在不列颠人的各处圣所举行献祭、盛宴和狂欢。看来这次起义仍受到督伊德僧侣的精神鼓动，罗马虽然一再镇压督伊德教，但它在不列颠民众中的影响力始终存在。

处在胜利亢奋中的不列颠人不久犯了一个错误，苏埃托尼乌斯把他们引入了一片两边都是高地的空旷地带，道路通过的地方十分狭窄。不列颠人过于自信，甚至把妻子领来观战。这样，一旦罗马人杀过来，他们就如同被挤在一个漏斗之中，无法迅捷有效地撤退。战斗开始后，不列颠人不敌罗马军团，并在撤退之际被自己的辎重车队所阻挡，乱成一团，以致战士和妇女一同喋血战场。罗马人获得大胜，只伤亡了400人，却杀敌近8万。这次起义造成的严重态势一度让尼禄打算从不列颠全线撤兵，但苏埃托尼乌斯的最终胜利使罗马保住了不列颠行省。在日耳曼军队的增援下，他还横扫了不列颠东南部，烧光全部村庄和庄稼，人为地制造了一场饥荒，饿死的不列颠人不计其数。至于波迪卡的下场，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她服毒自尽，以免落入罗马人之手；另一说她在战败后大病而亡，她的族人为她举办了盛大葬礼。

波迪卡是卡拉塔库斯之后最有名的不列颠人，但她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不列颠女王，而只是一个藩属王的妻子。不过，不列颠确实有过一位女王，这就是公元五六十年代北部不列刚提斯人的女王卡尔提曼杜娅（Cartimandua），正是她把逃到她那里避难的卡拉塔库斯俘获，并交给了罗马人，此举恐怕既是出于对罗马的忠诚，又是出于部落之间的竞争。不管怎样，她因此从罗马人那里得到了财富，渐渐沉湎于放荡的生活。后来，她另结新欢，与丈夫维努提乌斯（Venutius）离婚。持反罗马立场又精通战术的维努提乌斯率军攻打卡尔提曼杜娅，后者向罗马人请求保护，罗马军队经过多次战斗才把她从危难中解救出来。藩属王对罗马应承担的义务和能从罗马那里享受到的权利在她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

普拉苏塔古斯和卡尔提曼杜娅的藩属国皆处于帝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罗马在此设置藩属国，主要是想将其作为防御北方凶悍民族入侵的缓冲区域。将罗马政府难以控制的地区交给藩属王管理，正是罗马积极谋求的一种政策。利用藩属王进行统治固然于罗马有益，但这种统治形式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内在弱点：每逢藩属王的政权发生更迭，罗马往往找不到既顺从又胜任的后继者，由此产生的困境加速了将藩属国纳入行省体系、以直接统治代替间接统治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具有普遍性，到1世纪末，绝大多数藩属国都变成行省，改由罗马官员统治，不列颠也不例外。柯基杜姆努斯死后，这里就没有藩属王了。

罗马人把由其官员直接管理的区域称为“行省”（provincia），这个词在罗马的意义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义大不相同。“provincia”最初在某种程度上指一个官员的“任命”或“任务”，因此，意大利境内的一位财务官（quaestor）曾把国库当作自己的“provincia”。在意大利境外，此词原指分配给某个官员的军事活动领域，有时含有地理概念的意味，但有时还可以用来指一场战争、或一种司法职能。到了共和国末期，“provincia”一词的地理含义开始凸显出来，主要指官员于其中行使某种职能的地理范围，此时，“行省”已成为罗马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难看出，"provincia"在词意上的演变是与罗马从城邦国家向世界帝国的演变相协调一致的。到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约有45个行省，它们构成元首制时期罗马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

既然行省是在“任命”官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考察不列颠总督的任命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不列颠乃皇帝行省，这里驻扎着不止一支军团。在没有军团或只有一支军团的行省，总督由当过大法官（praetore）的元老担任；在有两支或两支以上军团的行省，总督由当过执行官的元老出任。从公元43年罗马征服到3世纪早期，不列颠的总督由卸任的执政官担任。3世纪早期不列颠一分为二后，在南部的上不列颠，总督仍由执政官出任；在北部的下不列颠，由于只有一支军团，总督的级别也相应地降至大法官级别。

不列颠的总督由皇帝直接任命，头衔的全称叫“大法官级别的皇帝特使”（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与之对照，按传统抽签方式选出的公共行省的总督叫“代行执政官”（proconsul），这也是执政官级别的官员。但同为执政官级别，为什么皇帝行省的总督在名义上却是低一级的“大法官级别”？因为皇帝才是皇帝行省法律上的总督。事实上，进入元首制后皇帝高高在上，其他人在官职上既不能高于他，也不能与他平起平坐，所以对皇帝行省的总督而言，即使他们实际上属于执政官级别，但在名义上只能是大法官级别。而对公共行省的总督而言，尽管他们名义上是执政官级别的官员、拥有“代行执政官的治权”，但正如第二章所述，皇帝拥有终身“大代行执政官的治权”，在名义上仍然高出一筹。这种出于避讳而造成的名称差异，本身就是罗马庇护制度的生动反映：罗马帝国的所有高官归根结底都是皇帝的被庇护者。

在公元4世纪以前，总督的行政权和军事权尚未分离，行省中的日常工作和行军打仗，即文职和武职皆由总督一人肩负。这就对总督的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而驻军越多，对总督的资历要求也就越高。罗马官员从执政官这个职位上一卸任，就可以担任皇帝行省的总督；但在那些驻有重兵的行省如塔拉戈纳西班牙（Tarraconensis）、叙利亚和不列颠，其总督职位通常只留给那些担任过其他执政官级别行省的总督。因此，要想出任不列颠总督这种高位，必须经过一个错综复杂的晋升过程。

对那些希望从政的元老家族的年轻人而言，第一步是在某个军团中担任宽带军政官（tribunus laticlavius）。在早期帝国，每个军团有6名军政官（tribunus militum），其中只有1名“宽带军政官”，一般由没有军事经验的年轻元老出任，他在所穿托加上佩以紫色宽带（这是元老身份的标志），以区别于另5位具有一定军事经验的、佩带紫色窄带（这是骑士身份的标志）的“窄带军政官”（tribunus angusticlavius）。军政官是军团指挥官的主要参谋官，能获得关于作战技巧和军事管理的一手经验，阿古利可拉任不列颠总督之前就曾在不列颠担任此职，开始他的初次军事见习。

军政官之后往往是一系列不太重要的行政官职；接下来便是主要负责财政管理的财务官（quaestor），任财务官的最低年龄是25岁，一旦荣升财务官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元老院。公共行省和罗马城都设有这个职位，在公共行省，财务官协助总督工作；在罗马，他们协助皇帝或执政官。阿古利可拉曾在亚细亚行省担任此职，而维拉尼乌斯（Q.Veranius）和奈拉提乌斯·马凯路斯（Neratius Marcellus）都是皇帝的财务官。财务官是最低级别的高级官职，其后的晋升需要遵循按部就班的阶梯（cursus honorum）。对贵族（patricius）而言，任过财务官可以直接当选大法官，甚至跳过大法官，直接当执政官，所以有些贵族30出头就当上了执政官。但对平民（plebeius）而言，当大法官之前一般尚需出任平民保民官，阿古利可拉就当过平民保民官。在元首制下，共有18位大法官，大法官的最低年龄是30岁。

统帅一支军团通常是大法官卸任后的工作。现有材料表明，大多数有希望任不列颠总督的人会到上潘诺尼亚统领一支军团，少数人也会得到下莫西亚或下日耳曼的军团，潘诺尼亚和莫西亚位于多瑙河边境，这里军队强悍，军事行动频繁。但至少有两位日后的不列颠总督被派往不列颠：佩提里乌斯·凯里亚里斯（Petillius Cerialis）在波迪卡起义时曾任被起义军重创的第九军团的指挥官（legatus Augusti或legatus legionis），但这似乎没有妨碍他继续高升。公元71年，他回到不列颠出任总督，阿古利可拉正是在他手下成为第二十军团的指挥官。凯里亚里斯曾出征岛上不列刚提斯人的国家，阿古利可拉当时肯定随行，这使他有机会对北部山区土著的作战能力加以评估，从而为日后当总督时的进一步征战积累了经验。军团指挥官之后的官职是大法官级别的行省的总督，阿古利可拉就成了高卢西南部阿奎达尼亚行省（Aquitania）的总督。如果幸运的话，从这个官职卸任的人返回罗马后便可当选执政官。

一旦当上执政官，一系列显要职位即可垂手而得。执政官通常会被授予某种形式的祭司职位，这就把世俗职责和宗教职责合而为一。不列颠是执政官级别的行省，其总督理应担任过执政官，极个别不列颠总督是刚从执政官位置上卸任便被直接派往不列颠的，如阿古利可拉。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来不列颠之前还要去别的行省，一般是下莫西亚或下日耳曼，尤利乌斯·塞维鲁（S.Julius Severus）就去了下莫西亚。不过，虽然从执政官卸任可以立即出任皇帝行省的总督，但要想获得执政官级别的公共行省总督的职位，尚需再等十年。因此，等到这些人最终荣登亚细亚或阿非利加这两个公共行省总督的宝座时，他们早已名声赫赫，这两个职位是罗马政治家事业的顶峰。许多不列颠总督有幸晋升至此，如狄第乌斯·加鲁斯（A.Didius Gallus），维提乌斯·波拉努斯（M.Vettius Bolanus），尤利乌斯·福隆提努斯（S.Julius Frontinus）和罗里乌斯·乌尔比库斯（Q.Lollius Urbicus）。此后，罗马城内的一些职务便会等着他们了：或再任一届执政官，或当选罗马城的城市长官（praefectus urbi），或监督和维修城内最重要的公共工程，或担任某些宗教职务。但并非所有不列颠总督都如此幸运：欧司托里乌斯·斯卡普拉和维拉尼乌斯就死于任上，而对阿古利可拉等人来说，不列颠总督已是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站。

铭文材料有时可帮助了解总督之任命，普拉托里乌斯·奈波斯曾在公元122年出任不列颠总督，负责修建哈德良长城。他还被选为意大利东北部阿奎利亚市（Aquileia）的保护人，当地市议会为他树立雕像，其底座幸存至今，上面详尽刻写了他的生平。由于不列颠总督之任命自公元2世纪起逐渐定型，这块碑铭对于更清楚地认识这套错综复杂的晋升体系价值极高。全文如下：

献给奥鲁斯之子、塞尔吉亚选举部落的奥鲁斯·普拉托里乌斯·奈波斯·阿波罗尼乌斯·意大利库斯·马尼利阿努斯·盖尤斯·李奇尼乌斯·波里奥，执政官，占卜官，大法官级别的不列颠行省的皇帝特使，大法官级别的下日耳曼行省的特使，大法官级别的色雷斯行省的特使，“预备的”第一军团的指挥官，马其顿行省的财务官，卡西阿路、克劳迪阿路、奇米尼阿路和新图拉真路的保佐人，神圣的图拉真荐举的候选人，“尽职尽忠的初生的”第二十二军团的军政官，大法官，平民保民官，死刑裁决三人团成员，保护人。根据市元老们的决议。

铭文胪列之官职一般依其重要性自大至小顺序排列。奈波斯的政治生涯始于在罗马监督死刑执行；接着在上日耳曼的第二十二军团中任军政官；然后被选为财务官，被派往马其顿这个公共行省；之后回罗马任平民保民官；接着任距罗马不远的南埃特鲁尼亚几条道路的保佐人。在罗马担任上述某个（或某几个）职位时，他被皇帝图拉真荐举为候选人，这表明皇帝青睐他，其日后的晋升从此有了保证。随后他在潘诺尼亚指挥一支军团；不久又成为邻近的大法官级别的色雷斯行省的总督；公元119年成为执政官；之后被派往驻扎着两支军团的下日耳曼行省任总督，最后出任当时拥有三支军团的不列颠的总督。皇帝行省总督的任期没有法律限制，但自1世纪末起，任期一般为三年。

遍查传世文献和已知铭文，在公元43年到约214年间，总共有大约54位不列颠总督，其中有名有姓的最多有41位，这41位中有4位不是很确定，另有1位是代理总督。从克劳狄到图拉真时期（43-117年），绝大多数不列颠总督是意大利人；但在2世纪和3世纪早期，多数不列颠总督来自西西里、西班牙、达尔马提亚、阿非利加等行省。

不列颠总督这种高官有很多机会充当庇护人，宽带军政官往往是总督的儿子或女婿。总督还可以任命骑士级别的官员和军队中的百夫长，不列颠的海军统领也直接听命于他。行省总督身边还有一群协助他工作的为数不多的随从，他们可分为几类：一类是总督的亲友团（amici），总督在前往行省任职前会召集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被庇护人充当顾问团；一类是侍从（apparitores），他们属于低等官员，往往由释奴或奴隶充任，负责速记、誊抄、开道、传信、通报之类的工作；另有一类从服常规兵役的士兵中抽调而出，主要充当总督的保镖，并执行总督的命令，如处决犯人、缉拿逃犯等。

考察不列颠总督的任命过程，可以让人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罗马元老的政治生涯具有高度流动性。元老们一生需要担任一系列职务，他们离开罗马，又回到罗马，再离开罗马去担任更显赫的职务。文献记载和阿奎利亚市类似的碑铭表明，他们担任的职务非但性质迥异，在地理分布上亦极为广阔，不少人因此踏遍了帝国的东西南北中，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帝国的精英人物很难成为职业行政官。尽管他们通过不同岗位的锻炼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这些经验是从不同地点获得的，它们与其说能够行之有效地解决某个地区的某个具体问题，毋宁说具备一定的常识，可以进行泛泛的指导。而从主观上看，一套相对稳定的晋升体系又使元老们习惯于把前后担任的每个职务仅仅当作所需肩负的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任务的一部分，当作匆匆政治旅程上的一座驿站，当作加增自己在罗马之威望的一颗砝码。元老职务的业余特色由此更加彰显无遗，即使是不列颠总督这样的高位也不例外。与此同时，高度流动性也是高度竞争性的一种反映，不列颠总督属于元老贵族阶级的一员，他们出任总督职位，亦可把行省作为筹募其选举花费、培植其门客党羽的资源。

在早期帝国，总督集军权与行政权于一身，而领兵打仗对总督更有吸引力，不列颠这类边境骚动不安的行省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晋升机会。不列颠的首任总督普劳提乌斯离任时，只剩下威尔士和苏格兰有待征服，而整个英格兰几乎完全成为罗马人的势力范围——要么处在罗马人的直接统治下，要么由藩属王统治。不过，正如上文所述，他的继任者们发现，对伊凯尼人和不列刚提斯人的控制并不牢固。

罗马征服初期，南威尔士的西路里斯人（Silures）的抵抗运动一直让总督感到棘手。西路里斯人面色黧黑，头发卷曲，所居之处与西班牙隔海相望，所以塔西佗认为他们是从古代西班牙渡海而来的。这些人天生骁勇善战，他们曾在公元48年联手卡拉塔库斯抵抗罗马入侵。第二任总督欧司托里乌斯·斯卡普拉花费了几年时间讨伐他们，但西路里斯人凭借当地的自然屏障，采用了旁敲侧击的游击战，并不正面迎战。斯卡普拉情急之下多次申说：要把西路里斯人尽数消灭或者全部移居到不列颠之外。但这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加顽强的抵抗，并多次歼灭罗马军队，逼迫总督不得不建立一座军团的营地来镇压他们。为了拉拢其他部落加入叛乱，西路里斯人还向它们赠送战利品和罗马战俘。斯卡普拉最终因为劳碌过度而死在不列颠。直到约公元77年，西路里斯人才被总督尤利乌斯·福隆提努斯用武力制服。不过，他们是否从此安心归顺罗马，这并不清楚。塔西佗谈到他们时就说：无论“是严厉还是宽大”，都不能阻止他们继续斗争。

福隆提努斯的继任者阿古利可拉完成了对威尔士的征服。阿古利可拉于公元77年上任时，威尔士中北部的鄂多未色斯人（Ordovices）正在叛乱，当时适合打仗的夏季已经过去，但阿古利可拉还是毅然决定应对这个危局。他领兵乘着鄂多未色斯人尚未下山之际发动突袭，一举剿灭了几乎所有敌军。为了保持军威，他临时决定继续向莫纳岛进发。总督苏埃托尼乌斯·保里努斯曾占领过这个有督伊德僧侣出没的反罗马基地，后因波迪卡起义而不得不撤兵。尽管没有海军之助，他还是凭借足智多谋和坚定的决心让军队渡海到岛上，令岛上土著望而生畏，献岛投降。

来年夏季，阿古利可拉调集兵马，亲自选择安营扎寨的处所，并亲自巡视各个河口和森林。他经常出兵偷袭敌人，致使敌境荒芜，并让敌人疲于奔命。值敌人饱受惊惶之际，他又宽和地引诱他们，启以求和之路。因此，“许多直到此时仍未归附罗马的国家现在都纳质归降而不再与罗马为敌了”。大概就在这年，阿古利可拉已经转战苏格兰南部了，并在第三年抵达苏格兰泰河（Tay），但随后被罗马叫停。到了第四个夏季，阿古利可拉转向苏格兰西南部，把罗马帝国的防线筑到福斯（Bodotria）湾和克莱德（Clota）湾之间，这条防线以南的地方已被全部征服。

公元81年，在出兵的第五年，阿古利可拉越过克莱德湾，直面爱尔兰。在阿古利可拉看来，爱尔兰位于不列颠与西班牙之间，对于环绕着高卢的那片海面来说，其地理位置甚为有利，它可以作为帝国中各强有力的部分彼此联系的桥梁，因而造成互为声援之势。此外，占领爱尔兰也有利于罗马人控制不列颠，因为这样一来，不列颠人四面八方所见到的都是罗马军队了。不过出于不明的原因，阿古利可拉从未出兵爱尔兰。

到了第六年，他越过福斯湾，来到苏格兰东面。这次为了防止边远地区的部落发生大规模骚乱，同时方便军队行进，他出动了海军。不列颠人虽然战败，但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阿古利可拉调度及时，所以丝毫没有气馁，反而加强了内部各部落之间的团结，为次年夏天的战事积极备战。在阿古利可拉任总督的第七年，也是最后一年，他向不列颠抵抗部落占据的格劳庇乌山（Graupius）进发，学界对这座山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多有争论，不过应该在苏格兰北部沿海地区。不列颠人云集在卡尔加库士（Calgacus）周围，奋起反击。罗马人在格劳庇乌山战役中获得完胜，杀敌近万人，自己只损失了360人。这次战役使整个不列颠都处在罗马人的控制下，不过好景不长，大约在公元87年，多瑙河边境出现军事危机，驻扎在不列颠的第二军团和几支辅军被派去增援，阿古利可拉征服的大部分地区随之被放弃。到大约公元105年时，苏格兰南部的罗马军事要塞几乎全部丢掉了，这可能与多瑙河边境发生第二次危机、不列颠军队再次被派去增援有关。

征服的地区越多，如何维持已征服地区的社会秩序就变得越突出，总督的司法权就显得越重要。作为行省中最高的司法权威，总督握有判处死刑的“生杀权”（ius gladii，字面意思为“剑权”），他通过主持巡回审判庭行使司法权。

由于行省中没有常设法庭，总督每年需巡行各地，在几个指定的地点审讯刑事案件。民事纠纷按罗马法的因“群”而异原则交给地方政府的自治法庭处理，但它们无权审理涉及罗马公民的案件，此外，超过一定金额的民事案件也可由总督亲自裁决。不列颠的罗马公民一开始主要聚居在科尔切斯特，因此当时主要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巡回审判庭就设立在这里。但由于不列颠行省辖区总部在公元1世纪末移至伦敦，伦敦的罗马公民人数很快就超过了科尔切斯特，因此这里可能又设立一个巡回审判庭。

在巡回审判庭上，总督会酌情采取不同的诉讼程序。对于非罗马公民或轻罪，往往采取无须正式审讯的简易诉讼；而对于罗马公民或重罪，则采取正式的诉讼程序，诉讼人需要由辩护人做代表，并出具相关的人证物证。总督通常在一个由其亲友和地方权贵组成的咨询机构（consilium）的帮助下审理案件，但这个机构不是陪审团，最终的决定权仍在总督那里。不过，总督的司法权威还是在两个方面受到了限制：一，罗马公民可以像使徒保罗那样直接向皇帝上诉，到2世纪，凡牵涉死刑的案件全部自动转交罗马，由皇帝亲自裁决。二，从哈德良时期起，市元老等当地政治特权等级的法律地位得到提高，一般不能对他们处以死刑，对他们的最高量刑是流放，但这也要提交罗马，由皇帝定夺。事实上，总督可能经常给皇帝写信，向他请示各种问题。这种情况虽然在不列颠难以得到证实，不过仍可以从小普林尼和图拉真的通信中看出来。小普林尼曾担任比提尼亚（Bithynia，今之小亚细亚西北部地区）的总督，他就职期间频频与皇帝图拉真通信，所请示的问题大到前述的如何处置基督徒，小至能否修建浴室，真可谓事无巨细。总督日常工作之繁忙，由此可见一斑。

有时候总督太忙，他会得到一位法律专家，即“委任法官”（legatus iuridicus）的帮助，这个官职是从韦伯芗时期开始出现的。委任法官属于大法官级别的官员，由皇帝任命，但隶属于总督。迄今为止，有7位不列颠委任法官可以被史料证实，其中有5位的姓名留存至今。

最早的是萨尔维乌斯·利贝拉里斯（G.Salvius Liberalis Nonius Bassus），任职时间约在公元78至81年。此时正值阿古利可拉任总督，所以，他是阿古利可拉的法律助手。这并非巧合，阿古利可拉把罗马在不列颠的领土扩充了一倍，首次将北方更原始的民族置于罗马统治之下。版图的迅速扩张产生了许多需要及时解答的问题，例如，如何把北方半游牧的民族纳入罗马的税收体系？南方原有的军事区随着军队不断北上日益变成平民区，当土地再度回到当地人手中时，应赋予这些当地人何种程度的自治权？总督忙于战事时，巡回审判庭的工作该如何维持？这些都需用法律加以明确，需要精通法律的罗马官员全身心地投入。利贝拉里斯显然熟悉法律，并善于辞令，他为一位希腊百万富翁的辩护曾得到皇帝韦伯芗的称赞。

第二位委任法官是雅沃勒努斯·普里斯库斯（L.Javolenus Priscus），他大约在公元84年来到不列颠，在这里待了两年。普里斯库斯是知名法学家，不但写了许多法学著作，后来还成为罗马一个著名法学流派的领袖。作为不列颠最早的委任法官，上述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与后来那些刚刚卸任大法官就出任不列颠委任法官之职的几位官员不同，他们在来到不列颠任职之前就已经是相当资深的大法官，说明这个官职在设立之初很受重视，资深官员能为相关的工作树立榜样，奠定基础。

第三位委任法官维提乌斯·瓦伦斯也是“不列颠行省的保护人”，他的任职期间大约在公元2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不列颠总督此时正忙于修建哈德良长城。盖尤斯·萨布修斯（Gaius Sabucius）约在172至175年担任此职；公元3世纪初的一条碑铭还表明委任法官安提乌斯·克来森斯（M.Antius Crescens Calpurnianus）在不列颠总督缺席时担任过临时总督。除不列颠外，委任法官一职在西班牙、卡帕多西亚等地也有发现，但这种官职并非在罗马帝国的各个行省都有。考虑到不列颠委任法官的人数少以及他们任职的时间，这个官职可能不是永久性的，而只是在总督难以抽出时间亲自处理法律事务时才会任命。此外，不列颠一分为二以后，这个职位似乎也从不列颠消失了。

据3世纪初法学家乌尔比安的评论，总督的任务在于：

确保所辖行省平安无事，此一目标不难达到，只要他能采取细致的措施使行省不受罪犯的侵扰并把他们搜出来。他应当搜出渎神犯、土匪、绑匪和小偷，并对他们酌情量刑；他还应当镇压那些窝藏罪犯之人。

显然，仅凭巡回审判庭上有限的人手不足以胜任所有这些繁重的工作，因此本地官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负责缉拿、拘捕犯人等具体工作，通常还要预审犯人，然后或将犯人押送至总督那里，或将其留监以等候总督前来亲审。总督一般只受理性质严重的刑事案件，譬如谋杀、纵火和大宗盗窃。总督审理抢劫犯时，一般依据本地官员的预审而径直采取简易诉讼程序，当即作出判决。在民事诉讼方面，本地官员也承担了不少行政责任。如前所述，各地自治法庭负责审理所辖臣民的民事案件，直到他们获得罗马公民权为止。行省中的罗马公民按罗马民法组织自己的生活，民法是罗马法的菁华，在财产法、继承法等方面提供了一套包罗万象、近乎完美的规范，由于本地官员中不少人是罗马公民，罗马法便为他们调解日常民事纠纷提供了一套参照体系。正是由于这些本地官员的合作，罗马的法律条文才有效地渗透进不列颠社会。

综上所述，罗马政府通过总督行使的司法权维持不列颠行省内部的社会秩序，而这种司法体系离不开各地政府的合作，这点突出表现在对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本地官员的合作减轻了罗马政府的行政负担，并提高了这些官员在不列颠的政治威望。自哈德良以后，他们法律地位的提高则表明，行省秩序的维持和地方精英阶层政治特权的巩固，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总督虽贵为行省中最高的行政官员，但他唯一不便插手的领域是财政管理。财政管理在公共行省由财务官监督，在不列颠这样的皇帝行省，则由“皇帝的代理官”（procurator Augusti）负责。"procurator"在晚期共和国时还只是一个私法术语，意为私人代理或某人的管家，但自克劳狄皇帝起被广泛作为骑士等级官员的头衔。骑士在罗马社会是仅次于元老的第二等级，共和国时期的官职几乎不对骑士开放，因此，大量任用骑士是帝国时期政治结构的一大变化。

骑士等级的财产资格是40万塞斯特斯，较之元老等级的100万塞斯特斯，门槛不算高，一些富裕的行省自由人和军团退伍的百夫长都有可能获得骑士身份。与元老一样，骑士也有自己的晋升体系，但骑士之晋升更富弹性，因为皇帝的意志于其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承担军事义务是骑士生涯的基础，也是他们进一步出任民政职位的前提。他们通常先要在军队中担任“三种军职”（tres militiae），依次为：500人的辅助部队的营长（praefectus cohortis）；军团的军政官（tribunus militium）或者1000人的辅助部队的指挥官；500人的骑兵团（ala）的长官（praefectus equitum）。个别有望高升之人接下来能当选为1000人的骑兵团的长官，这种千人骑兵团在每个行省只有一支，不列颠的千人骑兵团（Ala Petriana）驻扎在哈德良长城西端。上述职位的任期一般为2到3年；担任完这些军职后，一些低等代理官的职位便向他们开放了。

代理官按年薪之多寡分为6万（sexagenarii）、10万（centenarii）、20万（decenari）和30万（trecenarii）塞斯特斯四等。今天关于不列颠低等代理官（6万和10万年薪的）的材料留存极少，大约有8人。从邻近的高卢等地的情况看，他们之间有分工：或照看皇家财产，或监督矿山，或负责征收某项税收等等。不列颠已知的低等代理官主要负责人口普查和招募角斗士。

再往上就是整个行省的代理官，其职责包括清点税收，发放军饷和俸禄，确保皇帝的财政利益。不列颠代理官的年薪与绝大多数行省代理官一样，为20万（30万是保留给罗马官员而非行省官员的）。这个职位虽然很高，却不是为那些尚有晋升希望的人准备的，今天只知道11位不列颠代理官的名字，其中只有3位日后又见晋升。

从任命方式看，与总督一样，代理官亦由皇帝任命并直接对皇帝负责，因而不受总督司法权的约束。如此一来，行省中便同时出现了两个拥有实权的人物，虽然代理官负责财政，但总督和代理官之间的职权范围往往难以划清。不列颠代理官卡图斯·德奇亚努斯（Catus Decianus）接管伊凯尼人的国王普拉苏塔古斯的财产时曾有百夫长相助，后来王后波迪卡发动起义，他曾应请求派出一小队人员增援罗马军队，这说明皇帝在自己的行省内可能会让总督调拨少许军队协助代理官工作。代理官有时还会插手军事工程的修建，现有的两块碑铭记载了代理官奥克拉提尼乌斯·阿德凡图斯（Oclatinius Adventus）在3世纪初曾协助总督阿尔芬努斯·塞奈奇奥修复哈德良长城。

权限的模糊使总督和代理官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清，在一般情况下，双方的对立似乎多于合作。总督苏埃托尼乌斯·保里努斯在波迪卡起义后疯狂报复不列颠人，手段过于残暴，“好像报私仇一样”。新任代理官尤利乌斯·克拉西奇亚努斯（Julius Classicianus）以为此举致使民不聊生，于征税多有不利，遂向尼禄打报告，要求调走苏埃托尼乌斯，另外任命一位能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总督。尼禄派人前往不列颠调查此事，最后借口苏埃托尼乌斯丢失了一些船只和水手而把他召回罗马，代理官和总督不能和睦相处，其可能的后果由此可见。在塔西佗的相关记述中，总督苏埃托尼乌斯被描绘成一个受到邪恶皇帝藐视和排挤的英雄，体现着罗马人勇武善战的传统美德；而克拉西奇亚努斯表面上爱好和平，实乃萎靡不振、无所事事的懦夫。但是，在伦敦发现了克拉西奇亚努斯的墓志铭，它表明塔西佗的叙述充满了愤懑和偏见。这块墓志铭显示这位代理官的全名是“Julius Alpinus Classicianus”，中间的名字说明他来自克尔特地区，显然是高卢贵族成员。墓碑由他的妻子“Iulia,Indifilia,Pacata”所立，这个名字表明她父亲是高卢的特列维里人（Treveri）尤利乌斯·因度斯（Julius Indus），此人曾在公元21年帮助罗马人镇压了同族的佛洛路斯（Florus）的叛乱。Pacata（意为“平定了的”）意味着她生于叛乱镇压之后不久。显然，克拉西奇亚努斯之所以能够同情不列颠人，是因为他骨子里流淌着克尔特人的血。克拉西奇亚努斯葬在伦敦，说明这里应该是代理官的常驻之地。

阿古利可拉目睹了克拉西奇亚努斯和苏埃托尼乌斯之间的不和，汲取了教训，日后在出任不列颠总督时就“避免和皇帝的代理官争权夺势”。代理官的社会地位虽然比总督低，但换个角度看，这反而使他更依赖皇帝的庇护，更忠心，因而也更能得到皇帝的青睐。皇帝乐于利用代理官充当自己的眼线，以监视总督的一举一动，尼禄曾想杀掉西班牙总督伽尔巴，遂把处死他的命令秘密下达给他在西班牙的代理官。此外，皇帝也乐于接受某种程度的职权重叠和权限不清，以保证行省官员相互监督和彼此牵制，这最终有利于巩固皇权。其实，这正是罗马人惯用的“分而治之”原则在内政中的贯彻和体现。省级官员之间的权限范围难以画出界限，这是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赫梯、马其顿和拜占廷皆不乏此种情况。

与总督一样，代理官的手下同样有许多助手，这些人往往是皇家的释奴和奴隶，故统称为“皇家办事员”（Caesariani），皇帝的庇护体系对行省的渗透在此又一次得到体现。小亚细亚发现的一块碑铭显示，一位高等释奴马库斯·奥里略·马奇奥（Marcus Aurelius Marcio）曾担任过“不列颠的代理官”（procurator provinciae Britanniae）；皇家释奴阿奎利努斯（Aquilinus）曾在伦敦修复一座神庙，他无疑也是代理官的手下；雯都兰达出土的驻军木牍文书中有一封信提到了与一桩金融交易有关的“皇家办事员”。

代理官最重要的日常任务是领导行省的财政部门。在财政管理中，征税最关紧要，源源不断的税收是罗马政府运转的基础，是维持常备军、维护道路、向官员支付俸禄、向罗马城的民众提供“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的保证。在行省中，它与罗马法一起构成罗马征服的象征。但是罗马却没有统一的征税办法，甚至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以后依然如此。其主要原因是罗马在征服后尽可能保留以前的旧制，而关于这些旧制则鲜有文献记载。就不列颠而言，我们只知道凯撒的《高卢战记》曾证实克尔特人有自己的税收体系，至于具体情况如何则无从知晓，所以这里只能对大概的情况加以勾勒。

从征收方式看，行省的税收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直接税是帝国的经济支柱，它有两种：土地税（tributum soli）和人头税（tributum capitis），前者按土地的产量征收，后者按人口和财产征收。直接税的征收建立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由奥古斯都制定的人口普查制度旨在清查帝国资源，通常在一个地区被征服后立即执行，此后，为了跟上不断变化的形势，普查工作会定期进行。皇帝颇重视人口普查，高卢的一次人口普查曾由皇帝亲自监督，但一般由专员执行。从哈德良开始，6万年薪级别的代理官常常协助此项工作，不列颠就知道5位此类官员的名字。雯都兰达木牍文书中有一块残简曾提到2世纪早期不列颠北部的一次人口普查。从乌尔比安的记载看，普查人口属于异常细致的工作，譬如，被调查的土地持有者必须这样上报财产：

农庄的名字，位于哪个城市的哪个区域，以及最毗邻的居民的名字；耕地，在过去十年中有多少犹格播过种；葡萄园，有多少株葡萄藤；橄榄地，有多少犹格和多少树；草地，在过去十年中有多少犹格被割过牧草；牧场，大约有多少犹格；还有林地。上报者必须对一切做出评估。……在其他城市有地之人必须在土地所在的城市上报，因为土地税必须在这块土地所在的那个城市被征收。

由此可见，仅仅靠代理官难以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务，所以直接税的征收同样需要通过熟悉本地区的本地官员协助完成，由他们负责具体工作，如收集相关信息、对当地居民加以登记等等。这样，本地官员在直接税、特别是在土地税的征收中起了中介的作用。行省中的个人只对各城市的地方政府负责，再由地方政府对罗马政府负责。在此过程中，总督和行省代理官的职责是确保每个城市交足份额，审讯那些谎报信息的人，并调解各城市——尤其是毗邻城市之间的纠纷。

间接税有三种重要类型：5%的继承税（vicesima hereditatum）、5%的奴隶释放税（vicesima libertatis）、港口税（portorium）。继承税只对罗马公民征收，它是奥古斯都为维持专门支付军饷的军费财库而设立的；

奴隶释放税由被释奴隶按交纳给主人赎金的5%支付；港口税在间接税中最为重要，它对出入帝国边界和港口的货物进行征收，各地税率不等，一般为货价的2%到2.5%,有的甚至高达25%。间接税的征收和共和时期一样，由骑士阶层的包税人按事先订立的承包合同征收。代理官，无论是行省代理官还是特派代理官，负责总的监督和调解工作。但与直接税的情况不同，征收间接税无须通过地方政府这个中介，因此是罗马政府与广大臣民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的少数形式之一。

元首制时期的税收主要以货币支付，但也有实物税。不列颠的居民就要交纳用来维持军队的税粮（annona）。哈德良长城附近曾发现图密善统治时期（公元81-96年）的一个青铜谷物量器，注明的容量是17.5塞克斯塔里乌斯，这被认为是一个罗马士兵一周的谷物配给量，但实际容量达到20塞克斯塔里乌斯，足足多了15%。类似的对不列颠居民的巧取豪夺在征税中屡见不鲜，塔西佗就提到：

[不列颠的]居民要守候在谷仓旁边购买谷物，但那谷仓却是严封不动的，谷物的买卖也是买空卖空的，而谷价抬高到不能想象的程度，可是他们必须忍受这种滑稽的作法。因为当时规定交纳租赋的地点非常遥远，道路又崎岖不平，以致即使离冬营很近的部落也不得不把谷物运到偏僻的地方去；为了使每个人都方便，才有上面的办法，而那个办法却又变成少数人渔利的手段了。

这段话的拉丁原文过于简洁，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解释是：一些贪婪的官员逼迫不列颠人把谷物运到偏僻的地方，即使军队就在不列颠人的附近，以此迫使不列颠人向这些官员行贿；有时不列颠人还不得不从罗马的谷仓中以高价买回自己交纳的税粮，来完成自己的定额，所以这种买卖是买空卖空的。

应当看到，手段卑鄙不等于税收本身苛重，塔西佗认为只要不凌虐不列颠人，他们就心甘情愿地纳税。现代研究也表明，早期帝国的税收并不重。至于不列颠收入与支出的总体情况，则几乎无法推断。但考虑到不列颠驻有重兵，2世纪前半叶的历史学家阿庇安的判断应该是可靠的，他认为罗马人在不列颠占有土地实属得不偿失：他们在那里付出的多于所取得的。

总起看来，只要政局稳定，这套税收体系对罗马政府来说裨益良多。由于大部分税赋是以货币形式征收的，罗马政府能便捷有效地在帝国全境进行资源配置。人口的定期普查有利于及时了解帝国的财富，以便更宏观、更合理、更有预见性地达成帝国收支的适度平衡。地方政府的参与既能提高罗马政府的工作效率，又能减少行政开支，不必额外维持一群庞大的收税官员。对本地官员而言，与罗马合作使他们有机会把税收往利己的方向操纵，从而谋求个人的经济利益。但是，进入3世纪后，随着内忧外患加剧，政府的财政状况吃紧，这套税收体系不足以大幅度提高税收，而皇帝及其官员对经济运作缺乏长远深刻的理解，他们指望通过贬值货币来渡过危机，结果造成物价飞涨，帝国经济在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中越陷越深，等到3世纪末统一的中央政府再度出现时，罗马帝国的税收已变成以征收实物为主了。

通过考察4世纪以前罗马不列颠地方政府的运作，可以看出一些典型的特征：

首先，罗马官员是非职业性的，无论元老级别的总督还是骑士级别的代理官，都生活在各自相对固定的晋升体系中，他们从罗马来，又回到罗马去，始终在不同的职位上流动。前后担任的每个职位只构成其全部政治生涯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他们并没有为出任某个职位而接受专门的训练，在短暂的任职过程中也不可能发展出多少专业知识。

其次，整个帝国虽然民多土广，但行省中罗马官员的数量极少，据估计，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人口约5000万至6000万之间，而行省中的元老和骑士级别的官员总数只有150人左右，平均下来，每个官员管辖35万——40万人，此时罗马帝国的行政特色堪称“没有官僚的政府”了。由于官僚机构尚未增生，官员的互相牵制和监督就有必要，所以，官员之间职权重叠和权限不清的现象较为普遍。相应地，官员中的等级责任制也不具备发育条件：为数不多的元老和骑士级别的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命，并直接对皇帝负责。

复次，官员的非职业性及数量之稀少为地方自治开辟了空间，有限的官员之所以能成功地维系庞大而异质的帝国的正常运转，其奥秘就在于尽可能将行政负担转嫁给不列颠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某些罗马势力不易渗透的地方，地方自治政府一开始是以藩属国的形式出现的，藩属王们显然比罗马官员能更有效地控制当地错综复杂的局面。但随着罗马在行省中不断建立和发展城市，一旦时机成熟，藩属国作为征服初期的一种权宜之计便渐渐被这些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城市代替了。我们已看到，在维持地方秩序和征税这两大政治目标中，城市里的本地官员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与罗马的合作不仅是巩固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个契机，也是帝国和平稳定的不可或缺的保障。帝国可以把这些地方精英整合到帝国的政治体系中，从而在转嫁行政负担的同时减少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

第四章　军队

尽管罗马官员的数量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公元头两个世纪，罗马军人的数量却有30万之多。如果把当时罗马帝国的总人口设定为5000多万人，那么军人和平民的比例高达1∶150.换言之，军队是保障罗马国家正常运转的最强大的机器，军队就是国家。在不列颠，罗马军队驻扎在一些名义上由总督统辖的军事区，虽说罗马人在传统上高度看重辉煌的军功，但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军事荣耀本身已很少成为一个目的；相反，它为行省的罗马化创造了条件，为行省实现它在帝国中的作用拉开了序幕。

帝国时代的军队由奥古斯都奠基，奥古斯都在公元前31年成为内战的最后胜利者，一下成了约60到70个军团的主人。他理应仿效共和国时期的将军，让军队解甲归田，但他着手改革，完成了由马略肇始的军队从征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化，罗马军队从此迈上常备职业化的道路。到公元前25年，奥古斯都仍保留了28个军团，在随后两百多年内，整个帝国的军团总数一直浮动在这个数字左右。对不列颠行省而言，这支常备职业化的驻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但这一群体的组织成分如何？具有哪些特点？对不列颠产生了什么影响？本章将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

在元首制时期，罗马军队主要分为军团（legiones）和辅助军（auxilia）两种，前者由罗马公民组成，后者往往从行省当地人员中招募以协助前者。军团与辅助军的区分在共和国时期即已出现，但直到奥古斯都改革后才得以统一和定型。到3世纪末4世纪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对军队再次进行改革，军团和辅助军的建制才被取消。

在铭文材料的帮助下，不列颠军团在元首制时期的变动情况目前已基本清楚：公元43年克劳狄入侵时共带来四支军团，分别为“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II Augusta），“西班牙的”第九军团（IX Hispana），“双数的”第十四军团（XIV Gemina）和“英勇而胜利的”第二十军团（XX Valeria Victrix）。其中第九军团的番号“西班牙的”说明它曾在西班牙服役，时间约在公元前30年至公元前19年之间，它在来不列颠之前曾驻守在潘诺尼亚。其步兵在公元61年的波迪卡起义中几乎全军覆没，不过后来又得到增援，此后关于第九军团的各类记载都颇为稀见。约在公元71年，该军团曾在约克建造了一座新的军事要塞。公元108年约克一块献给图拉真的碑铭在已知不列颠铭文中最后一次提到此军团。到120年以后，这支军团便在所有史料中神秘消失了，有学者猜测它是在苏格兰全军覆没的，但也有人认为它因罗马战略调整而被调往东方，最终在那里被除去。无论如何，从公元122年起，“胜利的”第六军团（VI Victrix）来到不列颠，取代了第九军团。

第十四军团的番号“双数的”表明它可能在阿克兴战役后由不同军团合并而成，来不列颠之前曾在莱茵河边境服役（公元9至43年）。它在镇压波迪卡起义中立下大功，获得”Martia Victrix（战神般胜利的）”的番号。第十四军团约在公元67年被尼禄调往东方，维提里乌斯在69年又把它调回不列颠，但次年它又被调回大陆去镇压奇维里斯领导的巴塔维亚人叛乱。第十四军团以后就留在莱茵河边境服役，再未回到不列颠。公元71年，佩提里乌斯·凯里亚里斯被任命为新的不列颠总督，据铭文显示，他带来“预备的”第二军团（II Adiutrix），以填补第十四军团撤退后的空缺。“预备的”第二军团迟至公元69年内战时才由韦伯芗成立，因此到不列颠主要是为了磨炼经验、锻炼队伍。约在公元87年，“预备的”第二军团便被图密善调往莫西亚应付达西亚人的入侵。

这样，总的来看，在公元87年以前，不列颠共有4支军团驻守；而在公元122年以后，则一直有3支固定的军团驻守：“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和第二十军团。其中“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在3世纪末以前驻扎在威尔士南部的卡利恩；驻扎在约克的第六军团曾一度参与修建哈德良长城和安东尼长城；第二十军团也参与修建了哈德良长城和安东尼长城，不过，它在公元4世纪初以前常驻在切斯特附近。这样，在公元3世纪初不列颠被一分为二后，“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和第二十军团便驻守在南部的上不列颠，而第六军团驻扎在北部的下不列颠。

每个军团下分十个营（cohortes），其中第二到第十营的人数约为500人，每个营又分为六个百人队（centuriae），因此虽号称“百人”，实则只有约80人。而第一营的人数在公元1世纪晚期扩大至800人，并由五个各160人左右的百人队组成。此外，每个军团尚有120人的骑兵，充当侦察兵和通信员。这样，一个军团的人数在5500人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目仍属纸上谈兵，现代研究表明，实际数目应该更少，平均在4600至4800人之间。

军团内部等级分明。进入帝制后，每个军团由一名大法官级别的军团指挥官（legatus legionis）领导。克劳狄入侵不列颠时，未来的罗马皇帝韦伯芗就曾担任第二军团的军团指挥官，他有六位军政官（tribunus militium）做助手，其中1名宽带军政官是20岁出头的没有军事经验的年轻元老，他是军团中的二号人物；另5名窄带军政官是30多岁的骑士，他们正处于骑士晋升体系中的“三种军职”中的第二种。军政官主要负责行政工作；军团指挥官和军政官都是流水的官，他们各自处在元老与骑士的晋升体系中，不久便会转往他处另择高枝。而普通士兵是铁打的兵，在其服役的20余年中一般只能呆在一个军团内。这样，日常训练等具体工作须由职业官员，即59名百夫长（centurio）负责，他们基本上从经验丰富的老兵中擢升而来，奥古斯都曾规定，百夫长若擅离驻地，会像普通士兵那样被处以死刑。而考古发掘表明，罗马军队各级单位几乎都有保护神，但目前发现最多的是与百人队保护神（genii centuriae）有关的遗物，这说明士兵对百人队这一级单位有最强的认同感。百夫长亦有高低之分，其中首席百夫长（primus pilus）作为第一营的“第一百人队”队长享有崇高威望，他在退役前会担任营垒长官（praefectus castrorum），在军团指挥官和宽带军政官缺席时掌管整个军团，所以是军团中的第三号人物。

塔西佗认为，辅助军的总人数和军团总人数大体相当，但现在一般认为这可能只是提比略在位之初的情况，事实上辅助军的人数不久就变得更多一些。辅助军被组织为三种：步兵营（cohortes peditatae）、骑兵营（cohortes equitatae）和翼军（alae）。在帝国初期，这三种部队各有500人。步兵营是百分之百的步兵；骑兵营系混合部队，380名步兵之外尚有120人的骑兵；翼军则是百分之百的骑兵。自1世纪晚期（可能是韦伯芗统治时期）始，又渐渐出现了1000人的辅助部队，就叫“千人队”（milliariae），以区别于以前的500人部队，后者从此就叫“五百人队”（quingenariae）。扩大后的千人骑兵营有760名步兵和240名骑兵。步兵营和骑兵营由营长（praefectus cohortis）领导，下分6个80人左右的百人队，其内部等级与军团的百人队类似；而千人营队则分为10个百人队。翼军由翼军长官（praefectus alae，或praefectus equitum）领导，它在三种辅助军中地位最高，下分16个32人左右的连队（turmae），每个连队由连长（decurio）领导；千人翼军则有24个连队或更多，千人翼军的数量较之千人营队的要少得多，在2世纪，帝国全境不足10个。不列颠有一支千人翼军（Ala Petriana），驻扎在哈德良长城西端卡莱尔附近的斯塔尼克斯。

由于辅助军从行省各地就近招募，为便于统率士兵，辅助军军官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一般由当地部落贵族担任。但公元70年尤利乌斯·奇维里斯领导巴塔维亚人作乱之后，罗马断然割裂了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地域联系：辅助军军官从此由罗马官员出任，他们与军团的军官一样，也属于骑士等级，并同样按部就班地在“三种军职”上晋升。至于辅助军士兵，虽然奥古斯都没有明确规定他们的服役年限，但从克劳狄统治时期起至少为25年。上述可见，军团与辅助军在组织上严密而健全，这正是罗马军队往往能够战无不胜的制度保证。

辅助军与军团多有不同，就兵种而言，军团中除步兵外，尚有不少工于某门手艺的技术性士兵，如建筑师、测绘师、石匠、木匠、铁匠、吹号手、军械修护员、医生、马夫、兽医等等（此类职位就目前所知，不下100种），他们是些勤务兵，无须像普通士兵那样接受严格的训练（所以叫immunes）；而辅助军中除步兵、骑兵之外，尚有不少弓箭手、投石手，从事罗马人不擅长的兵种，不列颠就有来自叙利亚的弓箭手营：公元136-138年的一块献给皇帝的碑铭，显示献碑之人的官职是“praef(ectus)coh(ortis)I Hamiorum Sagittar(iorum)”，即“哈米亚弓箭手的第一营的营长”。

就战斗力而言，辅助军应稍逊于军团，因为他们的装备与装束不够精良，日常训练不及军团严格，在作战策略上更多沿袭了原有部落的传统，纪律亦不若军团严明。

就薪饷而言，尽管各军种内部不同的等级意味着不同的薪水，譬如，最低级别的百夫长的薪水是普通军团士兵的近17倍，但从军种之间来看，辅助军步兵和骑兵的薪饷在早期帝国分别是军团士兵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此外，在退役后，军团士兵能得到一笔额外的退役金，或一块土地；而辅助军士兵表现良好的话，也只能得到罗马公民权，而得不到实在的经济利益。概言之，军团与辅助军之间外在、客观的主次之别是显而易见的。

更重要的是，两者在帝国统治者眼中的价值亦有轻重之别。公元84年，阿古利可拉在苏格兰的格劳庇乌山一役中完全使用辅助军，而军团站在营堑前作壁上观，因为阿氏奉行的作战方针是：“如果不用罗马人流血就可以战胜的话，这场胜利更为光荣。”这显然是为了投合罗马人固有的高人一等的势利。军团与辅助军的主次轻重之别自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摩擦甚至斗殴，但一旦面对共同敌人，他们的行动就完全一致了，因为胜利是把他们团聚起来的最佳黏合剂。雯都兰达出土的木牍文书是由当地辅助军留下的，在已出版的文书中只有一处明确提到了不列颠土著，文书作者把这些既不佩剑又不骑在马上投标枪的不列颠骑兵蔑称为“不列颠小崽子”（Brittunculi）。可见，在公元1世纪末，这里的辅助军自视罗马化程度高，所以看不起这个蛮荒岛屿上的居民。

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分是军团与辅助军之间的最重要区别，但如果从兵源募选的角度看，这种区别却日渐淡化。先看军团士兵：在公元1世纪，军团士兵主要为意大利人，入侵不列颠的四个军团的士兵约半数是意大利人，余者往往从西班牙、高卢和阿非利加的意大利人定居点中招募。但即使在这一时期，军旅生涯在意大利人眼中已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奥古斯都时的一名骑士为使两个儿子逃避兵役，不惜砍断他们的拇指。而提比略注意到，自愿当兵者皆为生计所迫的穷人和流浪汉，他还下令在意大利各处搜捕逃避兵役之人。所以到1世纪末，兵源之募选不得不逐步行省化，譬如，从阿非利加招募的士兵便不会去西班牙服役，反之亦然。约从哈德良时期起，新的意大利募兵在军团中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从退役老兵组成的殖民地来的人，尤其是老兵之子。截至2世纪末，每个军团主要从它所在的行省招兵。

再看辅助军士兵：在公元69年的内战以前，辅助军通常驻扎在兵源所在的行省，军内成分单一，部落认同盛行，于推行军令和调兵遣将多有不利。此一弊端在内战中暴露无遗，内战后，这些军队被调往他处，兵源遂不再从原来的行省而是从新行省中招募，同时辅助军军官亦不再由部落贵族而改由罗马人出任，从而彻底瓦解了基于地域观念之上的部落认同。就不列颠而言，番号可以显示辅助军部队组建时的征兵地，从不列颠辅助军的番号判断，这些部队最初来自帝国的各个角落，尤以莱茵河、多瑙河沿岸和西班牙等地居多。但在离开家乡进驻不列颠之后，在驻地就近征召的兵员越来越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辅助军退伍士兵获得了罗马公民权；他们的儿子也取得罗马公民权，但经常加入其父曾经服役的部队，而非加入军团。这样，随着时间推移，大部分辅助军的人员构成已经和番号所示的部落相去甚远，保留番号仅仅是他们珍视部队悠久的传统。辅助军兵源的复杂性，可以从4世纪驻守在雯都兰达的高卢第四大队的士兵留下的一段铭文中得到印证：“高卢公民在不列颠士兵的帮助下立此以献给高卢女神。”可见，这个大队中不仅有高卢出生的士兵，还有不列颠人。另一方面，征入辅助军的不列颠土著士兵一般被分散到各部队中，而成建制的不列颠人则会被派到外省，所以不列颠驻军中没有发现以“不列颠”为番号的部队。

综上所述，在元首制时期，军团日益从意大利以外的社会地位低微的年轻人中征兵，而加入辅助军的罗马公民越来越多，这样，军团与辅助军的兵源日益趋同——主要来自罗马化了的行省居民，尽管两者依然维持着薪饷及地位方面的差异。据研究，不列颠辅助军的本土化始于1世纪80年代，而军团的本土化始于2世纪中叶。

由于辅助军的原有特色逐渐消失，而罗马仍觉得有必要利用不同部落的战斗技能，于是出现了第三种军种，统称为“集群”（numeri，严格讲，其步兵单位叫numeri，而骑兵单位叫cunei）。它与原来的辅助军一样，在帝国边陲的蛮族部落中招募，随后被调往他处。约在安东尼·庇护时期，上日耳曼边境就有铭文证明那里有从不列颠招募的集群。但直到3世纪初才在不列颠北部发现了主要来自日耳曼的集群。集群被认为是没有任何罗马化的军队，这点即使在212年《安东尼谕令》颁行之后仍未改观。从3世纪后半叶起，集群逐渐常见。

不列颠罗马驻军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分布，在展开这点之前，有必要先对军队在整个帝国的分布特点有所理解。除了皇帝的禁卫军，帝国时期的所有军队都驻扎在行省，不仅如此，军队还是按行省组织起来的，意即每个行省的驻军完全独立于其他行省的驻军，如果没有皇帝授权，行省总督不得把一支军团派到另一个行省去，否则以叛逆罪论处。因此，与其说罗马有一支帝国军队，毋宁说它有许多行省军队。但军队在行省中的分布并不平衡，只有那些有防御需要的行省才有军队，而不是每个行省都有。即使在有驻军的行省中，军队也不是散布于行省各处，而是驻扎在需要的地方。这种驻扎方式往往会产生一种后果——行省的一部分是军事区，另一部分是非军事区，两者之间界限分明，这个特点在不列颠就非常典型。

在公元1世纪，或因征服不彻底，或因不列颠人不安于罗马统治，或因时有军团调进调出，各军团常在不同地方扎营。但随着122年第六军团的到来和哈德良长城的建成，军团的驻地就固定下来。不列颠的军事区大体形成了以军团为中心、以长城一线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军团不直接驻扎在边界上：驻扎在约克的第六军团和驻扎在切斯特的第二十军团组成的防线扼守奔宁山脉，它们还可随时开往北部边界；“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驻扎在卡利恩，它与切斯特的第二十军团组成的防线密切监视从爱尔兰海到布里斯托尔海峡的西部海岸，以防止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海上入侵，同时又控制着威尔士山区。辅助军则驻扎在边界上，尤以哈德良长城上的兵力为多。

辅助军在前、军团在后的分布模式体现了两个军种的不同特点，因为军团系重装部队，移动起来不如辅助军便捷。古罗马的兵书上说：“辅助部队总是作为轻装兵配置于军团的战斗队列，在交战时与其说主要起配合作用，不如说是一支快速支援力量。”另一方面，这种分布模式也体现了一种层次分明的战略部署，其整体布局大致如下：

一、瞭望塔和前哨堡垒，其功能是监视边界人口流动，并对大规模入侵发出警报。瞭望塔一般直接建在边界上，哈德良长城上的大小塔楼就是这样的瞭望塔。其中大塔楼（milecastle）每隔1罗马里（等于1481米）有一座，两座大塔楼之间有两个小塔楼（turrets），即每隔三分之一罗马里有一个。前哨堡垒则建在边界之外的交通要道上，目前可以确定的此类堡垒在哈德良时期有三座，分别位于伯伦斯（Birrens），奈特比（Netherby）和本卡斯尔（Bencastle）。

二、视觉通讯体系，功用是燃放烽火，将前哨堡垒与瞭望塔探知的敌情传达给边界上的辅助军堡垒，再传达给后方的军团驻地。约克和切斯特距离哈德良长城各约100和140英里，现已确定有一些排列成纵轴线的烽火台把长城西端卡莱尔地区与约克的第六军团连接起来。

三、军队驻地，即前哨堡垒、辅助军堡垒和军团营垒组成的三层防线。从图密善时期起，两支军团就不能驻扎在同一个营垒中，辅助军也一样，这样，罗马军队中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营地。迄今为止，不列颠发现的由军团留下的营垒共有27个；由辅助军留下的堡垒有254个，其中英格兰152个、威尔士38个、苏格兰64个。军团营垒（castra）与辅助军堡垒（castella）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大后者小，在不列颠，前者一般占地50至60英亩，而后者根据不同的兵种和人数占地2-5英亩不等。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比如弗拉维王朝时期苏格兰的芬多克（Fendoch）堡垒驻守了一个加强大队，十个百人队都有单独的营房，而威尔士北部的彭立斯丁（Pen Llystyn）堡垒和苏格兰南部的艾尔金豪（Elginhaugh）堡垒都是两个大队共用的冬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安东尼长城的许多堡垒显然连容纳一整个大队的空间都没有。

四、道路系统，这是整套部署中的关键因素。每个防御区都有纵横两种道路，在哈德良长城一带，纵向道路成为连接辅助军与军团的通道，方便了军队的战略移动与辎重的运输；横向道路因为与长城平行而利于辅助军的日常巡逻。纵横道路构成的网络越密集，说明这里的战略地位越重要。罗马军队在边境的这套体系被罗马人称为limes，此词初指“道路”，约从哈德良时期起指边境地区——既指地区又指其中的控制体系。总体而言，作为军事区，不列颠北部和西北部的边境地区与英格兰中部和东南部的非军事区分界明显，非军事区在3世纪中叶以前找不到永久的驻军。

这种格局之所以形成，最重要的原因是军事行动日见稀少，军队日益定居化。奥古斯都在晚年遭受军事挫折，遂在遗嘱中规定“帝国的疆土今后不许再加扩充”。其继任者提比略55岁才登基，他虽身经百战，但年少的豪情与锐气，此时已消磨得只剩倦怠，故对奥氏遗训亦步亦趋。帝国头两个统治者的谨小慎微成了一股惯性力量，贯穿在整个元首制时期，其间只有图拉真对此有所偏离。不列颠自然也摆脱不了这股力量，阿古利可拉把罗马在不列颠的领土扩大了一倍，他甚至认为只要一支军团和很少一部分辅助军就可以征服爱尔兰。但图密善不等他实现这个愿望便将他召回罗马，阿氏已经征服的领土随即被放弃了，塔西佗不由慨叹：“不列颠被征服之后很快地又失掉了。”其后，只有塞维鲁皇帝有心征服不列颠全境，但最后又不了了之。帝国军事方面的这些理论与实践使不列颠军队的性质从机动的野战军逐步过渡到卫戍部队：各军队固守一方，其流动性越来越少。

不过，军队仍需要执行任务，因此自1世纪晚期起，从军团或辅助军中抽调人马（罗马人称之为“分队”[vexillationes])去各地执行任务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常见。雯都兰达出土的驻军木牍文书中有一件十分完整的辅助军兵力清查报告，时间约在公元92至97年间，它显示当地某辅助军军营中共752人，其中46人被抽调去充当总督的卫队，还有337人被派到驻地以东约20余公里的另一要塞科布里奇去了。但这种做法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驻军定居化的趋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在3世纪末4世纪初改革军队，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军队的流动性，他们取消了军团和辅助军这两个军种，转而建立固定的边防军（limitanei）和流动的野战军（comitatus，再后来叫comitatenses），但其实这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奈妥协。

驻军定居化是军中无大事的反映，军人们无须担心自己会丧命于刀光剑影之中。据估计，如果忽略公元68-69年内战中的伤亡人数，从公元前31年到公元180年，一个士兵在战争中丧生的几率为千分之一，但那次内战并没有波及不列颠的驻军。其实，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士兵除了操练和执行日常公务以外，连敌人的影子都看不见。北部边境一位翼军军官曾立碑感谢罗马的林地守护神希尔瓦努斯（Silvanus），因为在他的保佑下他成功猎获了一只矫健强壮的野猪，它曾多次逃脱他前任的追捕。这位军官肯定动用了手下的骑兵，而北部边境的士兵显然经常围猎野猪、鹿、狼和狐狸。雯都兰达边境有个商人，负责向军队供应兽皮，在运输途中，他所担心的是路好不好走，而不是会不会遭人打劫。切斯特和卡利恩这两个军团驻地附近还建有圆形剧场，事实上，前者是英国已知的最大的圆形剧场，而后者是保持最完好的。军团附近的圆形剧场主要用来军事演习和操练，同时军人们也在这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不过，切斯特的圆形剧场遗址中发现了一位百夫长献给复仇女神（Nemesis）的献辞，说明这里恐怕也举办过角斗比赛。作为强大的国家机器，罗马军队在元首制的和平环境中找不到用武之地，这正是罗马驻军在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特点。

平静的军旅生涯并不意味着军人的生活同样平静，军队的非军事职能此时显得突出，军人为地方政府的运作提供了人力资源。由于行省没有专门的警察机关，边疆地区的治安一般由当地辅助军负责。军队还会派人协助代理官或皇家奴隶执行任务，护送钱粮。辅助军还会负责邮驿、人口普查和公务接待。而哈德良长城这类耗时耗力、却又发挥不了实质防御功能的工程的出现，正是士兵们把本应用在征服战争上的精力用在他处的产物。铭文已证实，当时在不列颠的三支军团（即“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胜利的”第六军团、“英勇而胜利的”第二十军团）和不列颠海军的一支分队都参与了哈德良长城的修建。辅助军承担清除林地、抽干沼泽、开挖灌溉渠等农业生产任务，使边疆地区有较好的农牧业发展条件。通常，不列颠的矿山由军队负责管理，由奴隶开采，但有时士兵也会亲自开矿，例如铭文记载西班牙老兵第一大队的士兵就曾在附近矿山执行任务。

此外，奥古斯都曾规定，普通士兵服役期间一律不准结婚，这项禁令直到公元197年才被塞维鲁解除。其制定的初衷在于使士兵免受家室之累，以保证强大的战斗力。但对于业已职业化、定居化的帝国军队而言，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法律以外的婚姻普遍存在，只不过得不到法律保障，子女亦无合法继承权。尽管如此，士兵们的生活中多了一份牵挂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利乌斯·马科西穆斯（Julius Maximus）是一名辅助军骑兵，他曾充当总督卫队成员（singularis consularis），可能正是在此期间，他的3位亲人——28岁的妻子、6岁的儿子和50岁的岳母——横遭不测，他将他们葬于一处，墓志铭的后半部分刻着：“立此碑以怀念举世无双之妻、最殷殷爱父之子和最坚贞不渝之岳母。”无尽哀思跃然碑上，其中寄托着对家庭生活的向往与眷恋。相比之下，“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的士兵尤利乌斯·瓦伦斯（Julius Valens）要幸运得多，他退伍后以百岁高龄辞世，由其遗孀和儿子埋葬。

关于婚姻的禁令对百夫长以上的官员并不适用，雯都兰达的木牍中有许多私人信件，其中80多封围绕一个叫凯里阿里斯（Flavius Cerialis）的人展开，此人约在公元97-103年间担任当地巴塔维亚人第九营的营长（属骑士等级），他与另一营的营长艾利乌斯·博库斯（Aelius Bocchus）是好朋友，这种友谊也延伸到两人妻子那里，艾利乌斯之妻就邀请凯里阿里斯之妻参加她的生日聚会：

克劳狄娅·塞维拉（Claudia Severa）向她的莱琵狄娜（Lepidina）问候。我的姐妹，我在9月11日庆祝我的生日，我向你发出热切邀请以确保你能来加入我们，这一天你的光临将使我更加快乐，[你能来吗？]替我问候你的凯里阿里斯。我的艾利乌斯和我的小儿子向[他？]问好。我会等着你，我的姐妹。再见，我的姐妹，我最亲爱的灵魂，恭祝幸福，并致问候。

这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由妇女书写的拉丁文书简，如果说普通士兵的眷属只能住在军营附近的话，这封信是驻军长官与其妻儿子女同住一起的有力证明。此外，雯都兰达在发现士兵们的鞋子的同时，也发现了妇女儿童的鞋子。征服不列颠约60年后，驻军的生活可见一斑。

军人一旦成为丈夫和父亲，就要体验与平民同样的悲欢离合，从而具有平民化倾向。这种倾向又因其他一些因素而更加明显，军营附近除了有士兵们的妻子外，还有许多服侍士兵的奴隶（calones）和随营人员（lixae）。士兵的奴隶一般由战俘构成，他们在行军中替士兵背负行李，有时还帮助收集粮食。在雯都兰达，奴隶操持着长官家内的大小事务，他们留下的账单详细记录了从克尔特啤酒到苹果、从碗碟到铜灯的每一笔花销。不列颠某位普通骑兵曾有一个“摩尔人”释奴，有可能是这位骑兵在不列颠奴隶市场上买的，也有可能是他在北非作战时买的，这个释奴死时只有20岁，他的主人为他立了一块异常精美的墓碑。这么年轻的释奴是很少见到的，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主奴之间可能是同性恋关系。随营人员则形形色色，从演员到巫师到妓女，数量最多的当然是供应各种日用品的商贩。这些人虽属寄生性质，但总人数往往比当地驻军还多。

平民化的倾向连同上文提到的兵源招募本土化，都使驻军蜕变成一种民兵组织。但军队内部的制度化因素却抑制了这种倾向，行会（collegia）在罗马世界是司空见惯的，军队中的行会虽不对最低等的普通士兵开放，但到哈德良时期已遍及帝国全境，其会员以“兄弟”（fratres）相称，会员在交纳会费后无论迁升、退役、去世，都可获得行会资助。因此，行会宛如大家庭，是士兵的互助组织，士兵退役前与退役后皆能从中得到温暖，军队的团队精神由此得到加强。对所有士兵而言，一旦得到资助的金钱，必须拿出一半存到所在部队中，这样，士兵知道军营中有自己的钱，就不会开小差，而会更关心自己的部队，更英勇地作战，人爱财的天性就被用来加强团队的凝聚力。这些制度性因素和朝夕相处中培养出来的生死与共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形成意识上的共同体：士兵们服役期间以“contubernales”（队友）互相称谓，退役后会产生失落感，舍不得离开旧营地，情愿住在附近。一些被安置到其他行省的老兵甚至会偷偷溜回来，士兵死后喜欢在墓志铭上表明自己曾属于某团某营某单位，以此为自豪。由此可见，罗马驻军俨然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这是他们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表现在皇帝与驻军的关系上，元首制时期的行省军队虽仍由总督负责，但皇帝才是真正的主人和直接庇护者。这可以从“imperator”（元帅）一词的演变看出来，此词本意为最高统帅，共和时期凡军队统帅作战得胜、被士兵们自发地欢呼为“imperator”者，可在名字后面加上这一称号，但只能用到卸任或回罗马举行凯旋式时为止。凯撒第一个将其终身占有，奥古斯都则把这个原本放在名字后面的称号用作自己的第一个名字（即用作praenomen），这样，它获得了最高权力的含义。皇帝后来又逐步垄断了这个词，从韦帕芗开始，“元帅”成了皇帝固定的名字。皇帝具有元帅的身份是罗马皇帝的特征之一：除了阿非利加的一支军团，其他军团皆分布在皇帝行省中，也就操纵在皇帝手中。皇帝登基时被欢呼为“imperator”，这成为必要的程序；所有重大的战役皆以皇帝的名义进行，即使他没有御驾亲征，每次胜利的荣誉——即被士兵们欢呼为“imperator”——也归于皇帝本人。克劳狄征服不列颠后曾在罗马城建造凯旋门炫耀武功，门上碑铭刻有“IMPXXII”的字样，意为“[克劳狄被欢呼为]元帅[共]22次”，言下之意是说他取得了21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再加登基时的1次）。

皇帝的元帅身份使他在与士兵交往时非常注意自我形象的塑造，他喜欢用“commilitones”（战友们）称呼军队，此词听起来平等而亲切：

"commilitones"（单数为“commilito”)由前缀“com"(”与……一起”）和“miles"(”最普通的士兵”，前文提到的“milites”是复数）构成。高高在上的皇帝用它称呼军人难免有巴结讨好之意味，奥古斯都就觉得这个称呼“过于逢迎”，故在内战胜利后弃用；但别的皇帝还是使用。塞维鲁行军时与士兵同吃同住，不显露丝毫帝王的奢华；卡拉卡拉在重大战役中也与士兵同甘共苦，既不洗澡又不换衣服。在承平时期，皇帝每到一地，通常会视察行省驻军，整饬军纪。哈德良于公元122年出巡不列颠，在一枚纪念钱币的背面，哈德良端坐马背之上，向一群手举军旗的士兵挥手致敬。

即使皇帝不在军中，他也有办法让驻军时刻想到他。士兵们的薪饷是从皇帝那里来的，他还推行一种实质上是皇帝个人崇拜的官方宗教：2世纪晚期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禁止基督徒参军，因为罗马军营中的宗教在他看来不啻为军旗崇拜，而军旗上饰有皇帝的肖像。帝国时期的军人在入伍、每年的1月3日及新皇帝登基之际，须向皇帝宣誓效忠，有负誓言之举构成“nefas”,即破坏了神圣旨意，会招致人神共愤的惩罚。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皇帝对军队的领导权似乎是天经地义、自不待言的，其实却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连奥古斯都的功德碑中都未提到这一点，故确切而言，皇帝领导军队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其中的奥妙可以从不列颠驻军与皇帝的一次接触中窥知：康茂德耽于逸乐，无心打理政务，遂托付禁卫军长官裴瑞尼斯（Perennis）代为管理；但裴瑞尼斯把原本属元老级别担任的军团指挥官替换为骑士级别的人，致使军队不满。不列颠军队遂于185年派遣一个1500人的代表团开赴罗马向皇帝请愿，这在狄奥·卡修斯看来无异于哗变。康茂德为平息事端，只得将裴瑞尼斯处死，“他没有勇气拒绝这1500人，尽管他手中禁卫军的人数比这多出许多倍”。康茂德深知，皇帝的权力最终有赖于各地军队的忠诚，虽然这句话不便明说。

了解了不列颠罗马驻军的组织成分和特点，就可以探讨军队对不列颠的影响了，但首先需要明确一点：由于史料有限，探讨这个问题有诸多局限，因为，不列颠驻军具有自成一体的特点，由于驻军最终定居，军事区之于非军事区，可谓“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表现为军事区与非军事区之间的交往，在史料方面几近阙如，即使在军事区内部，铭文材料之分布亦有失平衡。一方面，有关平民的铭文屈指可数，据萨尔韦研究，边境地区的铭文中可以肯定与平民相关的，仅112条；哈索尔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约10条，其中能够确切反映与军人交往的几乎没有。另一方面，军团留下的铭文远远多于辅助军留下的铭文，甚至在全由辅助军驻守的哈德良长城一带，多数铭文也是关于军团的，这是不同军种之间的薪饷差异造成的，因为磨刻碑铭价格不菲，薪水多才负担得起。出于同样原因，辅助军留下的铭文中也以骑兵的铭文居多。考虑到这些局限，此处试图从军队与城市、军需之供应及罗马公民权的普及这三个角度来讨论军队的影响。

军队在城市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突出反映为殖民市（colonia）的出现。不列颠首座殖民市科尔切斯特建立于公元49年，用以安置军团中的退役老兵；随后又建立格洛斯特（Glevum）和林肯（Lindum）两个殖民市，分别安置“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和“西班牙的”第九军团老兵。这三个殖民市中至少有两个原为军团营垒所在地，1968年以来在格洛斯特的系列发掘表明，退役老兵们一开始居住的棚屋在设计与规划上亦步亦趋地仿照营垒中的营房，甚至连拥挤程度也尤有过之，营垒中的街区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1972年在科尔切斯特的发掘也揭示出极为类似的情况。殖民市数量虽少，但作为罗马文化的中心，它们是城市生活的样板，有示范作用，这正是罗马军队作用于行省的首要而直接的方式。不过由于数量少，殖民市的辐射能力仍然有限。此外，这种方式作用的时间也不会很长，用退役老兵设置殖民市的做法在哈德良以后就基本消失了，越来越多的军团士兵退役后宁可住在军团驻地附近，约克、切斯特和卡利恩这三处军团驻地都有铭文表明：退役的老兵就住在附近。

军队对城市的影响还以一种无意的方式表现出来。军队在征服初期流动性较强，常常从一个地方驻扎到另一个地方，军队撤离后军营转为民用，由此成为城市的原型。切姆斯福（Caesaromagus）、埃克塞特（Isca Dumnoniorum）、赛伦塞斯特（Corinium Dobunnorum）等城市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罗马军营的选址甚为考究，均出自缜密的军事规划，一般扼守战略要地，尤其是新道路与河道交叉之处。不列颠罗马时期的道路和征服前的道路体系关系不大，主要由罗马军人修建；道路的走向则视战略需要而定，而不是以正常的交通需要为依据。这样，随着军队不断北上，南方原有的军事区逐步转变为平民区，那些建立在原有军营基础之上的城市无意中成了罗马军事部署的产物，这里的平民则大大受惠于连接这些城市的由军人们修建的道路和桥梁。可以这么说，罗马不列颠的城市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马人的战略远见，而非这些城市本身的经济活力，后者即使有也只是前者的副产品罢了。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军队对民用建筑——尤其是城市中的公共建筑——的发展影响很大，军队中一些有专长的勤务兵（immunes）如建筑师、测绘师、石匠等，常被城市借调去提供有关的技术支持。但这一观点近来已受到有力的挑战，有学者认为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并未得到仔细检视。考古材料可以证明，民用与军用的砖石工艺截然不同，此外，在民用建筑中广泛使用军事技术人员的可能性也很小。

军队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设置各类勤务兵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军营里出现部队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发生短缺的现象”。而士兵虽然很难因私人原因获准休假，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奴隶从事商业活动。不过，罗马法律规定，士兵服役期间不可在所服役的行省中拥有土地，并明令禁止使用中介人来规避这一禁令。因此，军队在粮食供应方面无法自给自足。由于长途运输在罗马世界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费用高昂，向军队供应粮食的问题一般在各行省内部予以解决，军队以较合理的价格从当地居民手中强行购买谷物，负担于是再次被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不过在地理的分布上，不列颠居民所受的影响是不平衡的。英国考古学家注意到，近在咫尺的军队并没有刺激北部高地或威尔士的农业发展，这里畜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谷物耕作已被引进。英格兰西南部则不同，格洛斯特方圆约30英里之内的区域显然对当地驻军的粮食供应起了重要作用。总的看来，南方地区负担了不列颠北方大部分军队的粮食供应，从而带动了这一带的农业发展。

军人的收入明显高于普通平民，扣除必须自行负担的衣食及装备开销以外，尚有足够余额，这显然是吸引众多随营人员（lixae）追踪军队的原因。这些人麇集于军营附近，构成一些定居点，其中军团附近的大定居点往往被称为“镇”（canabae），辅助军附近的小定居点叫“村”（vici）。位于切斯特的镇紧挨着第二十军团的营垒，营垒内的引水渠外接到镇上，可见镇上平民与驻军分享同一水源。到1世纪末，此镇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在2世纪前半叶，这里的生活条件又有进一步提高，木制建筑逐步被石制建筑淘汰，有些建筑中甚至有私人浴室。但即便如此，尚无证据表明切斯特的地位后来上升到自治市或殖民市。村镇上的随营人员主要以士兵提供商品，雯都兰达木牍文书中有一份供应军队小麦的单据，它就写在前面提到的向皇帝递交的诉状的反面，两者笔迹相同，显系出自一人之手。这份单据可能是作者写给其合伙人的；在反面那份诉状中，作者自称为“跨海而来的人”，其身份应当是平民。木牍的整理者认为，这位不知名的作者是中介商，他既与小麦的生产者、又与军队中掌管粮食分发的官员（一般而言是百夫长的副手[optiones],他们负责各自单位的粮食供应）联系紧密，并很可能与两者都有契约关系。发现平民参与军队供应，尤其是小麦供应的证据非常重要，因为小麦是军队用品的大宗，在以前，人们只知道可能由军人自己或城市中的官员负责征收。不应忽略的是，此类从事军队大宗生意的商人数量毕竟有限，随营商人中的绝大多数为吸引军人的购买力，需要贩卖较高档的消费品，如优质餐具、上等酒、鱼子酱等军营不会供应的物品。此类贸易活动固然有利可图，但其特征仍然是区域性的，与谷物供应相比仍然是边缘性的。

雯都兰达军营遗址出土了大量罗马钱币，其中还有不少大额货币，这证明军营附近货币交易的规模不小。据估计，2世纪中叶，驻不列颠的辅助军步兵约有2.55万人，骑兵1.16万人，即使把所有人员都算作最低等的士兵，他们每年的薪金总额也达到784.48万第纳里。如果将各级军官、资深士兵和技师等较高军饷收入者考虑进去，辅助军薪金总额要多出很多。军人和退伍老兵拥有诸多免税特权，这增加了他们可支配的财富数量，也促进了他们的消费热情。因此，军人消费对不列颠市场的拉动作用是相当可观的。

军队还是扩大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渠道，这体现在两类人身上。一类是军团士兵的儿子，军团士兵本身虽然是罗马公民，但士兵不准结婚的禁令使他们不享有合法通婚权，所以他们在漫长服役期间与当地女子所生的儿女不具有罗马公民权，其身份只能随母亲。不过，如果儿子愿意继承父业，加入军团，他们就可以在参军之日被授予罗马公民权。

另一类人是辅助军。辅助军从异邦人中招募，服役期间如果表现良好能够“光荣退役”（honesta missio），便可获得罗马公民权。其程序如下：行省总督先把退伍人员的名单上报皇帝，再由皇帝颁行法令加以确认。皇帝的法令刻在大幅青铜板上，在公元89年以前，这些青铜板贴在罗马卡庇托林山上各类公共建筑的墙壁上，89年以后集中贴在帕拉丁山上奥古斯都神殿背后的墙上。铜板后来被重新熔炼，改用他途，所以今天只找到两小块残片。但法令副本由退伍士兵本人收留，故流布较多，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发现约322件。现代学者称副本为“退伍状”（diploma或diplomata），其形制为双折青铜片，每片的规格在15×13厘米左右。目前共发现15件与不列颠有关的退伍状，其中2件是在不列颠以外发现的，下面是一份在不列颠发现的公元103年的退伍状：

皇帝凯撒·涅尔瓦·图拉真·奥古斯都这位日耳曼和达西亚的征服者、神圣的涅尔瓦之子、大祭司，四次被欢呼为元帅，祖国之父，五次担任执政官，在其享有保民官权力的第七年，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如下4个骑兵翼军和11个步兵营中的服役者：色雷斯第一翼军，来自塔姆皮亚纳的潘诺尼亚第一翼军，色伯西乌的高卢人，维托尼的罗马公民的西班牙人，西班牙第一营，范其诺第一千人营，阿尔卑斯第一营，莫瑞尼第一营，库各尼第一营，拜塔西第一营，图各里安第一千人营，色雷斯第二营，布拉卡里奥古斯都第三营，林格奈第四营，达尔马提亚第四营；它们都在不列颠，由卢奇乌斯·奈拉提乌斯·马凯路斯统辖。他们服役了25年或更久，其名字附后。授予他们及其子女和后代以公民权，并自授予公民权之日起授予他们与已有妻子的合法通婚权，或者，如果他们未婚，他们以后的婚姻是合法的，只要他们娶一个妻子的话。

1月19日，值马尼乌斯·拉布瑞乌斯·马克西穆斯和昆图斯·戈里提乌斯·阿提利乌斯·阿古利可拉二度担任执政官期间。

连长热布茹斯的副本，他是塞维鲁斯之子，来自西班牙，在盖尤斯·瓦勒琉斯·凯尔苏斯指挥的来自塔姆皮亚纳的潘诺尼亚第一翼军中服役。

此副本从位于罗马的青铜板上复制而来，并经过对照核实，原板贴在密涅瓦（雕像）附近的神圣奥古斯都神殿背后的墙壁上。

[证人]

昆图斯·庞培乌斯·赫美茹斯 盖尤斯·帕皮乌斯·尤瑟伯斯

提图斯·弗拉维乌斯·塞昆都斯 普布琉斯·考卢斯·维塔利斯

盖尤斯·维提努斯·莫德斯图斯 普布琉斯·阿提琉斯·荷多尼库斯

提比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梅南德

退伍状的内容遵循固定程式，大同小异，一般依次列举皇帝的名字与头衔、相关的辅助军单位、所在的行省、统帅（即总督）的名字、退伍待遇、日期、收执者本人的名字、正本在罗马的所在地和见证人。

退伍状制度可能起源于克劳狄皇帝，现存最早的退伍状发布于公元52年。但在弗拉维王朝时期之前，所有辅助军的“退伍状”都是颁给现役士兵的，此后既颁给现役士兵又颁给退役士兵，直到110年以后才只颁给退役士兵。故严格说来，退伍状并非士兵的退役证书，而是他们具有罗马公民权与合法通婚权的证书。它不仅确认了辅助军具有罗马公民权，还确认了他们服役期间所生的子女在他们退役后也能获得罗马公民权。由此可见，辅助军士兵是普及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渠道。

这对不列颠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因为不列颠偏居帝国边陲，居民中罗马公民的比例很低。但这里的辅助军人数最多，根据现存退伍状列举的单位、并在其他铭文材料的补充下推算，不列颠共有65支辅助军，其中8支是千人辅助军，这样，不列颠辅助军的数量能够占到帝国辅助军总数的七分之一。据估计，一支500人辅助军每年有20人退役，因此从理论上说，不列颠的辅助军每年能产生1460名罗马公民，即使其中一半人活不到退役，其儿女的数量也能抵消这一半人。如此日积月累，辅助军退役士兵显然是最大的新增罗马公民群体。

辅助军士兵在25年的军事生涯中不仅要按罗马的方式练兵、住罗马式的军营、穿罗马人的军装、崇拜罗马的神祇、庆祝罗马的节日，还要用拉丁语听说读写乃至计数。拉丁语是罗马文化的核心，也是帝国软实力扩张的最有力武器。雯都兰达驻军木牍文书全部以拉丁语书写，即使写给故乡亲友的信也不例外。其中不少是职业抄写员的代笔之作，但书信的结尾祝语和签名往往与正文笔迹不同，因此是书信口授者的亲笔，以体现对收信者的尊重。这些祝语往往风格多样：有的平实朴素，如“兄弟再见（ualefrater）"，或“我愿你身体健康，再见主人（opto bene ualere te domine uale）"；有的繁复热情，如“主人，我愿你交上最佳运程，因为你最配得上”（opto domine sis felicissimus quo es dignissimus）；生气时会写“最没良心的人（homo inpientissime）”或“我愿你倒霉（opto tibi male eveniat）"。上述巴塔维亚人的领袖、罗马骑士凯里阿里斯留下了一份写给一位罗马元老的信件的草稿，从木牍的涂改之处看，他曾用心遣词造句，设计文字风格。在这些文书中甚至发现了一行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诗句，而维吉尔的诗作在罗马帝国被广泛用作启蒙教育的读本。这些无不让人想到塔西佗对不列颠贵族的愤怒评语——“这些从来不接受拉丁语的居民现在居然学习罗马人滔滔不绝的辞令来了”。它提醒我们，辅助军军营并非文字和知识的沙漠，罗马语言在当地军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潜移默化的熏陶在军人退役后会自然地流露出来，如气急败坏地与自家兄弟吵架时会夹杂许多拉丁语。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140年以后颁发的退伍状多了一处限制，即罗马公民权不再授予士兵服役期间所生的子女，而只授予退役后所生的子女。这种政策上反复的原因被一些学者解释为政府想使辅助军向军团看齐，一般认为，军团士兵服役期间所生的子女在他们退役后也得不到罗马公民权，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辅助军的待遇竟然超过了军团。与此同时，140年以后的退伍状在措辞上也有变化，即明确了罗马公民权只授予那些尚未获得它的人。这说明加入辅助军的罗马公民的数量越来越多，于是这种反常现象势必越发明显，以至于有必要加以匡正。但这种解释的基础——即军团士兵退役前所生子女得不到罗马公民权——并无有力的证据。而可以肯定的是，新限制鼓励更多军人的儿子参军，因为辅助军士兵退役之前所生的儿子若想获得罗马公民权，必须像军团士兵的儿子那样，步其父亲的后尘。所以，新限制极可能是想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随着兵源本土化趋势增强、驻军逐步定居化，这个问题在不列颠这个驻有重兵的行省变得日益突出，晚期罗马帝国强迫军人之子参军的做法此时已露端倪。

难以想象，将罗马公民权赐予退役辅助军士兵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报答他们20余年忠心的服役，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他们退役后仍不把公民权授予他们的妻子？也难以想象此举仅仅是为了普及罗马公民权和提高行省的罗马化程度，否则为什么一开始授予、后来却取消了他们服役期间所生子女的公民权？所以就本质而言，这依然是转嫁行政负担的方法之一，通过它，罗马旨在确保充足的兵源，以便把帝国边境的防御任务成功地转嫁到边境地区居民身上。

战争是军队存在的最终目的，但进入帝国以后，罗马的扩张活动基本上停止。相应的，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军队经历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兵源招募日益本土化，这使军团和辅助军之间的区别日渐淡化；二是行省驻军日益定居化，这使军队作为自成一体的社会具有隔离于非军事区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不再是战争机器，而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仿佛一台日渐锈死的庞大机器，和平的环境彰显了军队的非军事功能。

在罗马帝国边境上，军队是最突出的罗马制度与组织。随着罗马军队常备职业化特点的形成，军人堪称行省中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他们对行省社会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军队促进了城市化进程，改变了行省的道路体系，带动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军队是罗马帝国行省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罗马帝国庞大而异质，要想在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维系这样一个帝国，必须转嫁行政任务。随着兵源日趋本土化，越来越多的行省本地人加入罗马军队，这些人在军营中消磨掉一生中最年富力强、同时也是最骚动不安和最惹是生非的年华，等到他们退役后，其行为举止多少罗马化了，罗马由此不仅把帝国的防御任务转嫁到行省居民身上，同时又化解了可能存在的动乱因素，可谓一举两得。

军队在影响行省社会的同时也会受到行省社会的影响。随着驻军日益定居化及军队周围依附性人群的出现，军队与行省社会的整合程度日益提高，这必然激发军人对行省社会的认同，使军队产生维护并伸张地方利益的倾向。这一倾向到公元3世纪大规模爆发出来，当时帝国各地军队竞相把自己的领袖推向争夺最高权力的生死舞台，致使皇帝频繁更换，中央政权分崩离析。故确切而言，罗马帝国的军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化为诸多具有离心倾向的、行省化了的罗马军队。简言之，军队是行省中的罗马军队。

军队还是中央权力的组成部分，各地军人的忠诚是皇帝政治地位的最终保证。元首制末期，在公元211年，塞维鲁于不列颠病逝前，向自己两个明争暗斗的儿子进言：“团结一致，让军人富裕起来，其他人都可以不屑一顾。”皇帝很清楚，只有军人才敢对他不屑一顾。元首制时期的罗马皇帝很难界定其身份，他看上去像个万事通，既是“首席公民”（princeps），又集总司令、最高法官和立法者于一身；但3世纪危机结束后，帝国皇帝的身份远没有如此暧昧，他看上去首先是个职业军人，而此时罗马国家的军队、中央政府及行省管理已经面目全非了。

第五章　城市

罗马政府在不列颠的运转离不开地方自治机构，而城市是比藩属国更成熟的自治形式，其发展具有鲜明的罗马特色。城市生活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标志性特征，在希腊、罗马人看来，没有城市作为舞台，文明的生活不可想象。亚里士多德认为，生活在城市中，除了能够实现广泛的经济自给，更能让人向往优良的道德生活，获得善与幸福，摆脱野蛮状态，隔离于城市之外者，非野兽即神祇。“城市”（polis,civitas）一词蕴涵的文化理想主义在希腊罗马社会根深蒂固，连奥古斯丁这位站在古典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交界处的基督教福音的代言人，在发挥其恢弘玄奥的历史哲学时，亦不自觉地取“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作为隐喻。

西方古代的城市（civitas）由两部分组成：“市区”（oppidum）和“周边地区“(territorium）。”市区”指一个城市的中心，围绕市区的是它的“周边地区”，即大小不等的农村地区，其疆域往往和其他城市的周边地区相连，中间隔以“界石”（terminus）。因此，"civitas"意味着城市和农村都统一在一个行政单位下。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很少意味着周边地区受市中心的直接管辖，材料的匮乏使人们对周边地区的治理情况知之甚少。应当指出，罗马帝国的土地只有两类：城市土地和帝国土地。后者包括皇家地产、皇家的矿山和采石场以及主要位于边境地带的军事土地。帝国土地远远少于城市占有的土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罗马帝国仿佛是由众多城市拼合而成的一幅马赛克。

尽管不列颠土著在罗马征服前有社会聚合的趋势，但希腊罗马人意义上的城市生活对不列颠人来说是陌生的。凯撒入侵不列颠时注意到，不列颠所谓的“市区”（oppidum），不过是一些当地土著用来避难的、带有防御工事的森林地区。罗马扩张伴随着罗马价值观的推广，众所周知，在公元头两个世纪，外省中迅速掀起城市化运动，不列颠成为罗马行省后，自然也就要按罗马的方式城市化。在罗马不列颠时期，整个不列颠岛上建立了大约25座城市，它们主要集中在东南部，而非北部或西部的军事区。不列颠城市化步伐之快令人印象深刻：它基本上始于公元69年，止于2世纪中叶，这以后就没有再建立新城市。不少城市至今仍然存在，但罗马时期的遗迹早已深埋地下，无法进行充分的考古发掘，因此也就无法系统而深入地了解每座城市的发展历史。

对罗马人而言，城市首先是一种行政体系，建立城市是在对外扩张过程中为治理新征服地区而采用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是道道地地罗马式的，其鲜明的罗马印记被打在对城市地位的划分上。

罗马城市分为三类，在共和时期按法律地位的高下依次为“殖民市”（colonia，一译“屯市”）、“自治市”（municipium）和“异邦城市”（civitas peregrina）。到帝国时期，殖民市和自治市在帝国西部仍很普遍，但这两者，尤其是自治市，在帝国东部却不常见。

殖民市本质上是罗马城的翻版，它是罗马公民的定居点，其体制与法律完全仿效罗马城。在意大利境外，殖民市主要用来安置退伍老兵。已知的不列颠殖民市共有四座：科尔切斯特、林肯、格洛斯特和约克，前三座最初都由退伍老兵组成。

科尔切斯特是不列颠的第一座罗马城市，在罗马征服前，这里是德里诺旁得斯人的中心，他们是第一个接受罗马人保护的不列颠部落。早在公元43年克劳狄征服不列颠之初，科尔切斯特就有一个罗马军团的营垒；后来，随着罗马边界北移以及第二十军团西迁，这里在公元49年变成了殖民市。"colonia"本意为“农夫（coloni）的团体”，因此，在牺牲原有居民利益的基础上向这些老兵提供土地属于题中之意。在高卢南部的奥朗日（Orange，罗马时期叫Arausio），退伍军人在建立殖民市的同时就从当地部落手中强占了最好的耕地。同样，科尔切斯特的老兵也把当地人赶出家园，仿佛这里“是他们的可以任意处理的礼物一样”。塔西佗还谈到这样做的动机：“这些老兵的任务是准备应付叛乱，并且训练当地的友好居民，使他们习惯于奉公守法的生活”。因此，设立殖民市的首要目的，是确保国家安全，并利用可靠忠实的人控制不受信任的民族。与此同时，又可以解决退役老兵的安置问题，以免他们回意大利会引起日后的政治隐忧。科尔切斯特恐怕容纳了所有在公元60年之前退休的军团老兵，此外，这里也是罗马不列颠最早的省会城市。所以，毫不奇怪，波迪卡在公元61年发动起义时，立即得到德里诺旁得斯人的支持，而起义军首先攻击和摧毁的就是这座殖民市。

林肯和格洛斯特都在公元1世纪末以前成为殖民市：林肯在图密善统治时期，约在公元90年，这里拥有罗马不列颠最好的地下排水系统；格洛斯特则在涅尔瓦时期，约在公元97年。这两处地方也为在废弃不用的军团基地安置退伍老兵提供了便利，可能容纳了几百名士兵及其家人。尽管殖民市居民中不乏当地土著和外来移民，但在最初的殖民者中，祖籍地中海的人可能占据了相当大的一个部分，据估计，意大利人在科尔切斯特占50%、在林肯和格洛斯特占20%-25%，他们很可能成为一个特殊的、排外的社会群体。

随着时间推移，军队日益从当地人中招募，老兵殖民市相应减少，殖民市的头衔渐渐被授予行省中一些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城市，从哈德良统治时期起，这种情况就逐步盛行。在不列颠，约克极有可能是通过这一途径在3世纪初从自治市升为殖民市，它原来是不列刚提斯人的领地，公元71年被第九军团征服之后在这里建立了军营，经过修缮后，这里的军营占地50英亩，可容纳6000士兵。军营东南部逐渐发展成永久的平民聚落，供大量随营人员和以士兵消费为生的商人居住。到2世纪晚期，这里迅速发展，街道和公共建筑都出现了。塞维鲁出巡不列颠时，把约克指定为北部下不列颠的首府，并在此坐镇指挥对苏格兰的军事行动，约克应该就是在这一时期晋升为殖民市的。总之，殖民市是罗马征服者的样板城市，它们仿佛是点点灯塔，星散在非罗马的汪洋大海中，供人们张望和仰慕。

自治市与殖民市不同，它不是在移入罗马公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是直接建立在原有的定居点上。此外，从克劳狄（也可能是从韦伯芗）起，自治市的大多数居民不享有完全的罗马公民权，而只有“拉丁权”（ius Lati或Latium）。拉丁权是罗马人赋予拉丁公民的特权，其中重要的，是与罗马人的贸易权（ius commercii）和通婚权（ius conubii）。在共和末年帝制前期，罗马人把拉丁权赐予行省中的某些城市，使这些外省城市从异邦城市一跃成为“拥有拉丁权的自治市”（municipium Latiniiuris），而自治市的行政长官卸任后即可获得罗马公民权。大约在2世纪哈德良统治时期，又出现了一种“大拉丁权”（Latium maius），在拥有大拉丁权的自治市中，只要成为市议会成员（decuriones），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拉丁权与罗马公民权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拉丁公民既不享有罗马城的选举权，又没有在罗马城的民众会议上表决立法的权利。但这两种权利对外省的罗马公民而言意义不大，因为他们离罗马太远，除了个别财力雄厚、又有政治野心的人以外，外省罗马公民的参政权实际上和罗马本身关系甚微。更何况这两种权利在进入帝制后连表面的意义也丧失了：选举行政官的权利在提比略皇帝当政时已被移交到元老院；而民众会议的立法权在皇帝“威名”（auctoritas）的笼罩下只是一块橡皮图章，到1世纪末2世纪初，民众会议就停止立法了。拉丁权就本质而言是介乎异邦人（peregrinus）和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之间的身份或地位，是上升到罗马公民权的过渡或中介。

罗马把拉丁权授予外省城市的意义，从“拉丁权”一词的词义变化即可看出，“Latium”原为意大利的地名（即“拉丁姆”），这里居住着罗马人最亲密的盟友。但它渐渐被罗马人运用到拉丁姆以外的地方，用来指那些具有拉丁公民地位的人。同盟战争（公元前91-88年）以后，此词的社会、政治内涵（拉丁权）最终与原有的地理、部落概念（拉丁姆）彻底分离。因此，罗马人将拉丁权授予某个行省城市，就等于承认这个在传统上与罗马缺乏联系的城市在地位上与拉丁姆地区同等重要。将拉丁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移植到意大利境外，既可以通过拉近罗马与外省城市之间的心理距离来消解由地理距离造成的离心倾向，又可以把外省精英逐步吸收进罗马的统治集团，以扩大统治基础。因此，拉丁权成为促进帝国西部地区罗马化的重要手段。

在不列颠，目前唯一能够确信为自治市的城市是圣奥尔本斯（St Albans），在罗马征服前，这里是卡图维劳尼人的中心。据塔西佗记载，它在1世纪中叶就获得自治市地位；到公元61年显然已繁华到了让波迪卡发动进攻的程度，并最终被她付之一炬。但之后又渐渐恢复，到3世纪早期，它占地125英亩，在罗马时期是规模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

伦敦在所有罗马不列颠城市中比较特殊，它在克劳狄征服时期发展成外来商人和手工业者云集的贸易中心，是不列颠与欧洲大陆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波迪卡起义后，它取代科尔切斯特成为罗马不列颠行省的行政中心，到1世纪末，它已成为罗马不列颠最大的城市。不过，伦敦的鼎盛期出现在2世纪，尤其在公元122年哈德良皇帝出巡不列颠后，这里拥有了众多的公共建筑，但之后不久便被一场大火焚毁。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一时期大量的烧焦的建筑碎片，尽管那个时代的作家们从未提到这场大火。大火毁掉了大部分城市，却烧不尽伦敦的优越地理位置，它很快恢复生机，到140年时，人口已达到4.5万——6万人，并拥有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会堂（basilica）。然而，进入2世纪后半叶，伦敦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人口上似乎都开始萎缩，其原因不明，有学者认为是受到公元165-190年横扫西欧的瘟疫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与哈德良皇帝放弃帝国扩张的政策有关，因为它使许多伦敦商人失去了价值不菲的订单。尽管伦敦在随后的罗马时期依旧在整个行省中举足轻重，但它似乎一直没有从这次衰落中完全恢复。伦敦的政治经济地位虽然显赫，但它的法律地位却不见于任何史料记载，很多学者相信它可能在1、2世纪之交也成了自治市，有的甚至认为它最终被升格为殖民市，但这些观点得不到确切证据的支持。

如果说殖民市是灯塔，自治市就好比被灯塔照亮的光区，而异邦城市则是落在光影之外的区域。异邦城市是行省中普通的地方行政中心，数量最多，在外观上未必逊色于前两类城市。在不列颠，它们一般是在原有部落中心或藩属国首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不列颠人的地方认同。不过由于相关史料过于缺乏，因此无法确切了解这些城市的发展历史。锡尔切斯特原为阿德来巴得斯人的中心，其北部多布尼人（Dobunni）的领地上先后出现了三座城市：一座就是殖民市格洛斯特，另一座是多布尼人原来的中心巴更顿（Bagendon），但由于附近驻有罗马军队的赛伦塞斯特兴起，它被逐渐放弃了。从规模和建筑来看，赛伦塞斯特在经济上显然比格洛斯特更加繁华。比尔盖人的领土位于阿德来巴得斯人领土的南部，其中心就是今天的温切斯特（Venta Belgarum）。莱斯特（Ratae Coritanorum）是原来土著部落科瑞艾尔陶维人（Corieltauvi）的中心，凯尔文特（Venta Silurum）则是西路里斯人的中心。上世纪60年代在卡马森发现的Moridunum Demetarum，原来是铁器时代住在威尔士的德买提人（Demetae）的中心；奇切斯特曾是藩属王柯基杜姆努斯的首府。坎特伯雷（Durovernum Cantiacorum）是铁器时代住在肯几姆地区的人的中心，不过到公元69年以后，这里才出现城市发展的迹象。诺里奇附近的凯斯托（Venta Icenorum）原为伊凯尼人的领地，伊凯尼人在波迪卡起义失败后遭到罗马的密切监控；意味深长的是，与前面那些异邦城市不同，凯斯托并不是伊凯尼人原来的政治中心，虽说它在图拉真皇帝时期还是获得了城市地位。哈德良皇帝出巡不列颠时，很可能着手处理分布广泛的不列刚提斯人的自治问题，奥尔德伯勒（Isurium Brigantium）可能就在这一时期成为城市。当然，如前一章所述，也有些异邦城市，比如埃克塞特和罗克斯特（Viroconium Cornoviorum），与殖民市一样是在废弃的军团营垒的基础上建造而成的。

与殖民市、自治市这样的特权城市不同，异邦城市的居民既无罗马公民权，亦无拉丁权，所以他们无权向皇帝本人直接提起诉讼，而完全处在总督的司法权之下。另一项重要区别是，殖民市和自治市都与罗马签有“条约”（lex data，意为“给出的法律”，即与城市体制及治理相关的条例），它由一位得到授权的执法官发布，并刻在青铜板上，现存的这类“条约”全都出土于西班牙南部。但异邦城市与罗马之间没有此类条约，这样，它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法律生活。所以从法律角度看，异邦城市更少受到罗马法的约束，反而比殖民市和自治市更自由。但它们向往灯塔，而不是自由，如同自治市要求上升到殖民市，异邦城市也想得到自治市乃至殖民市的地位，从哈德良时期起就是这样。

然而，各类城市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别，却随着3世纪初罗马公民权的普及而失去了意义。不仅如此，它们在其他方面也日益趋同，比如，考古发现表明，在1、2世纪，木质建筑在罗马不列颠城镇中是主流；但从2世纪晚期开始，砖石结构越来越多。此外，主要的城市普遍筑起城墙，这可能表明它们越来越需要进行防御。

各类城市都仿照共和时期罗马城的政治体制，这是罗马不列颠城市的又一个罗马印记。所有城市都由市元老（decuriones）组成的市元老院（ordo，一译“市议院”）进行统治，在约克、林肯和凯尔文特发现的拉丁铭文已证实这个机构的存在。与罗马元老一样，市元老院成员也有一定的财产资格要求，也要像罗马元老那样，在相关城市拥有面积可观的房产。帝国东部的市元老院人数较多，比如小亚细亚以弗所的元老院有450人；但在帝国西部，一般是100人，有时更少，如西班牙南部的伊瑞尼（Irni）只有63人，这反映出帝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比东部地区低。像罗马执政官一样，地方城市的首席行政长官也有两人，名为“双执法官”（duoviri iuridicundo），任期也是一年，此二人不仅负责地方司法事宜，还主持市元老院的会议，并对公共演出和宗教庆典负总体责任。他们又有两位营造官（aedile）当助手，营造官的职责是维修公共建筑、街道和排水系统。在一般情况下还有两位财务官（quaestor）管理地方财政。在一些较早成立的自治市中，前两对行政长官被称为“四人团”（quattuorviri），但到帝国时期，这个头衔渐遭废止，韦伯芗颁行的西班牙自治市“条约”中就找不到“四人团”。每隔五年从地位尊贵的公民中选出首席行政长官，额外担任“duoviri quinquennales”（意为“每隔五年的两人”）一职，此职类似于罗马的监察官（censor），负责补足市元老院的人数（主要从尚未加入元老院的卸任行政长官中甄补）、监督公共财产的租赁、并登记对税收产生影响的产权关系之变更。殖民市和自治市中另有上文提到的维持帝王崇拜的“奥古斯都六人祭司团”（见第二章），他们虽然不承担行政任务，却肩负着维系帝国精神统一的重任。不列颠及帝国西部的异邦城市在体制上除了没有财务官和奥古斯都六人团以外，几乎与殖民市和自治市一样，不过，异邦城市的行政长官不享有罗马公民权，除非他所在的城市被授予拉丁权。

行省在仿制罗马政治体制的同时，也克隆了它的政治理念。在罗马，王政时期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改革使富人操纵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从此确立起一条国家应该永远坚持的原则，即“不让大部分人获得大部分权力”。虽然波利比乌眼中的罗马政体是完美的混合政体，但其实质却是少数富人控制大部分权力。富人统治在以西塞罗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公民义务之大小由他在城邦中的自身地位决定，富人因为能够对社会生活有更多的贡献，所以最有资格管理公共事务。这种寡头政治的理念被罗马人推广到被征服地区，实行起来也很容易，但要奉行两条原则：一是罗马的行政职位没有薪水，这使得只有那些拥有土地并能从中获益的人才有能力把持地方行政；二是市元老院须由卸任的行政长官组成，这样，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就支配了地方事务。罗马征服不列颠后，当地诸多部落被整合进新的城市体系中，但寡头政治的理念并未使原有的克尔特部落贵族丧失政治地位。奇切斯特发现的一块拉丁文碑铭是由“阿米尼乌斯之子卢库鲁斯”（LVCVLLVS AMMINIFIL）树立的，不少学者认为此阿米尼乌斯就是卡图维劳尼人领袖昔偌贝里努斯的儿子阿得米尼乌斯（Adminius），他被其兄弟托哥杜姆努斯和卡拉塔库斯驱逐后，曾逃到皇帝卡里古拉处避难。他的儿子卢库鲁斯在罗马征服后又成为奇切斯特的地方领袖。然而，不少城市仍保留了带有民主气息的全体公民大会，它理论上可以选举城市的行政长官，但从1世纪末2世纪初开始，市元老院的决定权就越来越大，所有重要决议须以市元老院政令的形式予以颁布，违背市元老院政令、或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中不向元老院咨询的行政长官，将受到重罚。

允许乡村和部落建立城市组织并赐予相应的罗马公民权或拉丁公民权，这些都不单单是为了赐予特权和培植亲罗马的地方上层势力，同时也是为了课以义务。上文已述，罗马官员在行省中的人数屈指可数，如果得不到地方官员的协助，便无法完成行政任务，因此无论在行省司法体系的正常运转、还是在征收直接税方面，城市中的地方官员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在征税方面，如果罗马规定的税额没有完成，地方官员必须自掏腰包以补足欠缺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富人比穷人更值得依赖。应当看到，随着地方政府行政开支逐步增加，特别是在3世纪晚期以后，罗马当局越来越难以找到愿意并有能力执行这些任务的当地官员，所以，地方官员的世袭化特征越来越突出。

除了协助执法和征税，城市承担的另一项重要义务也不容忽视，即所谓的“公共弛道”（cursus publicus）。它是奥古斯都创办的一套邮政系统，虽名为“公共”，却不是为公众服务，而是公众（即各城市）为中央政府提供服务。设立这个系统，并不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是便于奥古斯都及时取得手下将军上报的军情。后来政府官员和士兵都使用它，用它运输官方的供应品，尤其是军需。这要求各城市在经过城市（及“周边地区”）的主要道路两旁修建用于过夜的客栈（mansiones）和换马的驿站（mutationes），据4世纪初的史料，客栈之间的间距约为24-30英里，驿站间的间距约为8-12英里。罗马不列颠各城市周围都有不少公共弛道和客栈，各城市必须为旅行的官员和士兵提供食宿、牲畜和车辆。这显然不是一笔小开支，向皇帝抱怨负担过重的传闻不绝于耳。可见，作为治理行省的基础设施，“公共弛道”是罗马向城市转嫁行政负担的又一途径。

综上而言，外省城市在组织形式和政治理念上都被打上罗马的烙印，在罗马人看来，他们的制度经过几个世纪的风吹浪打和摸索探讨，已发展得相当成熟，行省城市沿袭它，便有助于各项行政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总督不必过多地干预地方事务，从而保持罗马国家精简的行政结构。对于各外省城市而言，只要它们能够完成罗马交代的任务，它们的高度自治权是有保障的。这套制度到2世纪一直平稳地发展，以至有学者说：此时的罗马帝国成了“自治城市的联盟和驾凌于这个联盟之上的一个近乎绝对专制的君主政府二者奇妙的混合体”。

城市不光是行政组织，也是文明生活的舞台和支柱，古典作家对此可谓习焉不察：他们很少认真分析城市，甚至没有试着给城市下过正式的定义。但他们无疑对舞台上的道具——即城市的外在形象——有着具体而敏感的认识。希腊人鲍桑尼阿斯在公元2世纪晚期写过一本希腊旅行指南，其中认为希腊中部的一个小城市几乎不能算城市，因为那里“没有政府建筑、没有剧院、没有市政广场、没有从泉源疏导出的水，当地人住在峡谷边上的茅舍中，这些茅舍仿佛是山中小屋”。这几个“没有”反映出希腊、罗马人意念中的城市必须“有”什么：城市不但是人群的集居地，还必须有希腊罗马式的公共建筑。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城市虽然在起源、地位、重要性和美观程度上差别甚大，但在城市棋盘式街道格局和希腊罗马风格的公共建筑物上却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以今天的眼光看，罗马不列颠的城市都很小。伦敦最大，但城墙内的区域只有133.5公顷；赛伦塞斯特97公顷，圣奥尔本斯和罗克斯特各占81公顷。余下的主要城市只有这几座城市的一半大：温切斯特55.8公顷，坎特伯雷52.6公顷，科尔切斯特、奇切斯特、莱斯特、锡尔切斯特和埃克塞特都在40.5公顷左右。林肯起先只有16.6公顷，后来才发展到39.25公顷，格洛斯特18.6公顷，凯尔文特17.8公顷，诺里奇附近的凯斯托14.2公顷。其实，与大陆上的城市比，不列颠的城市不算小：米兰（Mediolanum）不过133公顷，里昂127公顷，科隆97公顷，都灵（Augusta Taurinorum）51.4公顷，而巴黎（Lutetia Parisiorum）在鼎盛期也只有55公顷。面积小正是古典城市的特色所在，亚里士多德把小当作美，甚至当作维持城邦秩序的必要前提。而鲍桑尼阿斯的评价标准也不是面积的大小。

城市虽说小，在规划上却如出一辙。与克尔特世界不同的是，希腊罗马世界有一套独特而严格的城市规划方案，它可能是希腊人从东方（比如巴比伦）借鉴来的，并在马其顿时期得到发展，然后被罗马人所继承。罗马城市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街道与街道成直角交叉，形成棋盘式的街道布局。呈矩形的街区（insulae）中分布着形形色色的希腊罗马风格的公共建筑：既有市政广场（forum）、大会堂（basilica）、引水渠这样的市政建筑，也有神庙等宗教性公共建筑，还有剧院、圆形剧场、澡堂等娱乐休闲场所。

顾名思义，公共建筑是向公众开放的场所，从社会功能角度看，公共空间是公共领域的表现，具有最广泛的公共性。因此，公共建筑不仅是罗马文化的标志，也塑造着城市的生活。

罗马不列颠的每个城市都有市政广场，那是一块面积可观的四方形空地，是城市规划的中心。在所有不列颠城市中，伦敦市政广场的面积最大，有27772平方米，其中大会堂高达28米，无疑是整个罗马不列颠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纪念性建筑物。一般而言，广场位于城市两条笔直的交通要道（其专业术语分别叫cardo maximus和decumanus maximus）的交汇处附近，这种格局既使市政广场位于整个道路系统的空间中心，对城市的使用者或游客而言，也成了他们视觉的中心，他们可以不费周折、通行无碍地找到市政广场。于是，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生活的中心——市政广场有三面环绕着可以挡风遮雨的柱廊，这里店铺林立，人们从四处而来从事买卖。不列颠大多数精细的陶器和玻璃依赖进口，但本地产的日用器皿供应稳定，从2世纪开始，凯斯托开始大量生产高品质的杯子和碗，其销路遍及不列颠，有些甚至出口到欧洲大陆。比较典型的商铺是狭长的房屋，店面紧靠街道一侧，店主本人就是工匠，而商铺同时也是作坊。房屋的业主也住在这里，一般住在楼上，有时也住在里屋。

市政广场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公共空间，还是政治生活的公共空间。广场的另一面是大会堂，大会堂往往是城市中最抢眼的建筑，好比中世纪城市中的大教堂。它是一座长方形的大厅，内设一座主厅、两个侧厅，主厅两边有两列柱子，柱子上方构筑一层顶阁，开两列侧窗取光，使大厅内部显得宽敞明亮。在柱子之外设置了一座半圆形的元老院（curia）。整个大厅供人们举行政治聚会，讨论和交流关于城市事务的信息，其两端还有供人发表意见的论坛，而元老院是市元老们商议本城公务及审理法律诉讼之所在。正因为如此，带有大会堂的市政广场被当作一个标志，表示这个社团有自治权。若知道广场在什么时候建立，往往就能推断出一座城市在什么时候开始拥有地方自治权，譬如，奇切斯特、温切斯特和锡尔切斯特原来都在藩属王柯基杜姆努斯统辖的范围内，而三座城市的市政广场都建于弗拉维王朝后期，这在时间上与柯基杜姆努斯之死相吻合，因此，可以肯定，三座城市在柯基杜姆努斯死后都取得了自治权。

大会堂附近往往有神庙，这里是宗教崇拜的圣地。不列颠神庙在建筑形式上分为古典式和罗马——不列颠式两种，前者为数极少，以科尔切斯特的克劳狄神庙为代表；后者为绝大多数，顾名思义，罗马——不列颠式在风格上受希腊罗马建筑风格的影响，同时又融入了当地的特色。这类神庙很多建于3-4世纪，且很少带有铭文，其供奉的神灵只能根据残存的浮雕和还愿品来推测。此外，许多神庙是通过铭文记载才被人们知道的：奇切斯特有海神尼普顿和密涅瓦的神庙，约克有赫拉克勒斯和埃及冥神塞拉皮斯的神庙，伦敦有埃及女神伊西斯的神庙——显然，这是由外来的商人或水手建造的。不过，无论风格如何，所有神庙都应该是石制（或至少有石制墩座），都带有圆柱、壁柱和三角墙等装饰部分，一如整个地中海世界的那样。

罗马的宗教政策是宽容，但宽容的目标不是宗教自由，而是实用主义。罗马人修建神庙供奉神祇，他们相信这些神祇能保卫罗马国家，个人和群体必须先遵循祭拜的仪式，然后才有信奉各种宗教的自由。与这种理念相冲突的宗教就容易遭到镇压或迫害，譬如犹太教和基督教。在罗马看来，只信仰一个神并否认其他神存在，无异于否认罗马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多神教信仰，因此就破坏了众神与罗马之间的契约，威胁到国家安全。按照这种理念，大大小小的神庙首先是现实政治的投影，它们表达了臣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罗马神庙常常是元老们聚会的场所，也是存放国家档案的地方，在帝国时期，神庙也是皇帝们收藏从各地掠夺来的战利品的地方。

行省中的神庙是对罗马神庙的模仿，因此其政治功能也就被沿袭。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在不列颠发现供奉罗马三主神（朱庇特、朱诺、密涅瓦）的卡庇托林神庙（capitolium），但根据帝国其他地方的通例，每个殖民市和自治市都应该有。卡庇托林神庙以及供奉皇帝的神庙都位于市政广场和大会堂附近，这反映了宗教中心和行政中心之间的关系。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波迪卡及其手下的起义军会把科尔切斯特的克劳狄神庙当作“永久的残暴统治的堡垒”（arx aeternae dominationis），必须焚之而后快。尽管铁器时代的不列颠不将统治者作为神（divus）来崇拜，但这里表现出的敌意显然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是对罗马占领者的反感，而非对外来崇拜的抵制。波迪卡起义发生在罗马征服之初，也是罗马不列颠历史上唯一一次对罗马统治的大规模反抗。随着人们对罗马统治带来的和平安宁有了切身体会，他们对作为罗马统治之象征的神庙便习以为常了。约20年后，阿古利可拉总督把修建神庙和市政广场当作行省发展的必要举措，予以私人的鼓励和公家的协助。值得注意的是，塔西佗的原文把神庙排在市政广场之前，神庙对于统治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维持神庙和举行官方祀典是由城市中的祭司负责的，但这些祭司与罗马征服后被取缔的克尔特人的宗教领袖督伊德僧侣们有着本质的不同。督伊德教僧侣像古代西亚和埃及等地的神职人员一样，是掌握专门知识并拥有特权的祭司阶层，垄断了教义和法律的解释权。而罗马祭司既不扮演循循善诱、助人克服精神危机的道德领袖的角色，也不参加指点迷津、提供忠告的聚会，他们没有与神沟通的专门知识，而只是各城市任命的官员，其中负责帝王崇拜的“奥古斯都六人祭司团”

甚至由释奴组成。由于站在权力的金字塔之内，所以罗马祭司不具备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权力，类似于中世纪教会与国家之间的那种对抗关系也就不可能存在。

城市中用于公共娱乐的建筑有三种：剧院、竞技场和圆形剧场。无论是作为建筑形式的剧院，还是剧院中上演的作为文学体裁的戏剧，都由罗马人引自希腊，但无论剧院还是戏剧都抓不住罗马人的心。《婆母》是罗马戏剧家泰伦提乌斯（公元前2世纪）的名作，但首演之时就无人理会，因为观众赶去看一种流行的集体舞蹈了；再演时仍未成功，因为看到一半，观众听说角斗将开始，就再也坐不住了。此外，剧院常常用于举办希腊罗马的宗教仪式，鉴于纯希腊罗马的宗教建筑在不列颠也极少见，不列颠城市中鲜有罗马剧院就不奇怪了。目前只在坎特伯雷、圣奥尔本斯、科尔切斯特和亨伯河上的布劳（Brough-on-Humber）发现了剧院的遗迹。在圣奥尔本斯，当地剧院的遗址在4世纪时被经常用来倾倒垃圾。

相形之下，竞技场和圆形剧场更受欢迎，那里是举办赛车和斗兽、角斗的场所。但考古学家直到2004年才在科尔切斯特发现了一座竞技场的遗迹，这是迄今为止在不列颠发现的唯一的竞技场。赛车是非常昂贵的娱乐活动，不列颠恐怕没有一座城市能养得起职业赛车队。不过，在林肯郡一所乡村别墅中发现过一幅栩栩如生的赛车场面的马赛克，而林肯市内则发现了一座驾车男孩的雕塑残片，说明这里可能有过业余的赛车手。科尔切斯特发现了一个绘有赛车场景的杯子，上面的一行字表明克莱斯凯斯（Cresces）获得了胜利（“向克莱斯凯斯欢呼！”），而他的三个对手赫尔拉克斯（Hierax）、奥林帕斯（Olympas）和安提娄库斯（Antilochus）被击败了。如果这四个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那么从姓名上判断，克莱斯凯斯来自罗马帝国西部，另外三位职业赛车手则来自帝国东部。因此，有理由相信不列颠人也曾为赛车兴奋过，就像今天没有承办过世界杯的城市也为足球兴奋一样。

圆形剧场到处可见，伦敦、奇切斯特、赛伦塞斯特、多尔切斯特（Durnovaria）、卡马森、凯尔文特、锡尔切斯特等地皆有发现。意大利和高卢南部的剧场是石制的，而不列颠的圆形剧场多系造价低廉的土制或木制剧场，极易日久匿迹。以伦敦为例，这里的圆形剧场可容纳5000余人，初建于公元70年，完全是木制结构，到2世纪早期进行了一次翻修，竞技场内圈围墙和剧场入口被改为砖石构造，但剧场其余部分不变，依然为木制结构。1988年，由于发现了一小段砖石围墙，才发现了这座圆形剧场。因此可以预见，不列颠圆形剧场的实际数目应当更多，那些地位更高的殖民市和自治市就不可能没有。与大陆上富裕的城市相比，不列颠圆形剧场的规模较小，所举办项目之耗资也可能更低，不列颠居民恐怕不能像罗马人那样看到犀牛、狮子或大象，而只能欣赏牛或熊之间的打斗。更多更确切的证据表明，在圆形剧场中，角斗仍然最富有吸引力，手拿三叉戟和网的角斗士与全副武装、手持盾和剑的角斗士之间的打斗是其中最传统的一种。约在公元204年，年薪6万等级的代理官狄迪乌斯·马里努斯（L.Didius Marinus）负责在高卢、不列颠、西班牙、日耳曼和里提亚招募并训练角斗士。1965年，萨福克郡发现了角斗士用的青铜头盔，伦敦等地还出土了角斗士的小雕像。角斗士佩戴的折叠腰布也有发现，一位名叫马提亚里斯（Martialis）的角斗士被其妻葬于伦敦，他或者他的妻子来自东方，因为墓志铭是用希腊文镌刻的。科尔切斯特发现的一个玻璃杯上绘有四对角斗士，并附有他们的名字，毫无疑问，他们就是当时的明星。

不列颠的圆形剧场可容纳几千人，占地面积颇大，一般位于城市郊区，而不少剧场的面积和城市人口颇不相称。这些因素加起来使人相信，演出不仅吸引了市区观众，也让周边的人一起参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娱乐场等级森严，奥古斯都为了制止观看比赛时的混乱无序，曾规定不论何时何地举行公演，第一排座位应留给元老。非但如此，军人和平民、平民中的已婚男人和未成年男孩都被划定在专用座区。社会等级的差异以及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由此反映在剧场的空间布置中，使人们对自身所属的位置、等级和社会群体有所意识。但是，这种等级意识却难以转化为等级冲突，由角斗、赛车激发的热情在古罗马并无等级之分，西塞罗喜欢夸耀自己用公演的时间写书，但他其实却挤在人群中观看了公演，并把看到的东西写信告诉他的朋友。皇帝康茂德对角斗的迷恋，在电影《角斗士》中表露无遗。人们无论贵贱，聚合一处，观看同样的演出、发出同样的呐喊、体验同样的激动，散场后又谈论同样的话题，回味同样的场景。如此相同的经历滋生一种集体意识，使整个城市拥有一种共同的情感，形成一种区别于其他剧场、其他城市的整体意识。更重要的是，这种整体意识与等级意识并不矛盾，前者的强化不意味着后者的弱化，两者更像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两股水流，它们的交融一方面模糊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差别，缩小了等级的鸿沟，另一方面又巩固了人们对现存秩序合理性的认同。

罗马的澡堂是举世闻名的，洗澡是罗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1世纪中叶，若每天不洗一个澡，就被人认为很奇怪。罗马人在各处都留下澡堂，不列颠也不例外，澡堂在不列颠是一种普遍的罗马建筑，一般位于市政广场和大会堂附近，任何够得上文明的城市应至少拥有一座公共澡堂。但迄今为止，不列颠罗马城市中尚未发现提及澡堂的铭文，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只能依靠考古发掘。一般而言，在不列颠，澡堂似乎不及市政广场和大会堂重要，埃克塞特和罗克斯特都是在军团营垒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但军队一离开，这里的澡堂就被改建成市政广场、大会堂了。在圣奥尔本斯，澡堂是由接受罗马文化的部落领袖引进的，但在2世纪中叶被焚毁，以后至少有半个世纪无人问津，原因可能是兴建澡堂耗资极大。

澡堂由巨大的建筑群构成，往往是砖石结构，其厚厚的墙壁能够防止热气外泄。男女混浴有违罗马风俗，不过帝国三番五次颁布敕令禁止男女混浴，说明这种风俗在某些地方得到认可。公共浴场几乎没有男女浴室之分，这意味着在禁令有效的时候，每天有不同的时段分别供男女洗浴。澡堂内不仅有水温各异的浴池，还有健身房、会议厅、甚至图书馆，因此它不仅是净身洁体之处，更是社交中心，澡堂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有后一项功能。与剧院、圆形剧场等娱乐场所不同，任何人，包括奴隶甚至外邦人，都可以花很少的钱进入澡堂，尽情享受里面的各种设施，因此，澡堂是百分之百的公共空间。

但正是在这里，人的身份与地位变得更加敏感。与“中产阶级”这样的现代术语不同，罗马社会中的身份与地位并非抽象模糊的概念，而是由法律所明确界定，并在现实生活中以物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剧场中的座位区分是一种形式，服饰则是另一种形式，罗马法对各等级的正式服饰都有规定，奥古斯都认为罗马公民应在公共场合穿托加，阿提米道鲁斯则在《释梦录》中细致区分了各种服饰对不同阶级的人所具有的不同含义。由于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特定地位的人被规定了相应的行为模式，因此他们在公共场合，就会通过服饰等手段竭力表现自己的地位和威望。但在澡堂中，服饰所承载的身份表现功能却因为人们脱去衣服而无法呈现，于是，人们对服饰的留意就转移到对身体本身的关注上来。1世纪诗人马提亚尔曾经说：“如果你听到澡堂那边传来阵阵喝彩，肯定是马龙巨大的阳具引起的”，相反，身体缺陷则会遭致奚落。奥古斯都的母亲在怀孕时身上长出蛇形彩纹，她不敢去公共澡堂洗澡。赤裸状态对人的社会地位有强大的解构作用，塞涅卡对此有一针见血的评论：“你若想深入了解一个人的真实价值，了解他是哪种人，在他赤裸的时候去看他；将他的地产、他的头衔、和命运赐予他的其他骗人的把戏统统抛置一边。”因此，在等级森严的罗马社会，人在赤裸时仿佛又变成一块白板，有了被重新塑造的可能，也就有了平等的基础。富人对此无疑很敏感，为了抵制这种平等，他们喜欢在众多仆从的前呼后拥下进入澡堂，由此又找到了表达自己身份与地位的新方式。然而，赤裸状态的解构作用却是无法根除的。

澡堂往往和另一种市政建筑连在一起，这就是引水渠。罗马帝国的引水渠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为城市居民提供饮用水，一是为澡堂供水。林肯、伦敦、莱斯特、多尔切斯特、罗克斯特等许多城市发现了罗马时代的引水渠，但现代研究发现，这些水渠比较简单，有些修建得并不成功。林肯引水渠在不列颠是规模最大、工艺最复杂的，但考古学家不能确定它曾经被使用过，甚至怀疑水流是否可以按照正常的方向流动。莱斯特附近没有泉水，在这里修建引水渠，是为了把水引入城里的澡堂，但土地测量员显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水源比澡堂地址低了将近7米，事后虽然采取过一次补救措施，但显然不成功，最后不得不在那里建了一座水塔，从另外一个水源取水引入。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不列颠并不缺水，伦敦发现了100口罗马时期的井，此外还有多处天然泉水，足够供应城市的日常用水。在锡尔切斯特和凯尔文特分别发现了76口和16口井，因此，不列颠的引水渠可能主要用于澡堂或喷泉供水以及冲刷厕所和下水道。并且，在帝国时期，引水渠被视为一座文明城市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行省城市热衷于修建引水渠，与其说是考虑它的实际用途，不如说是为了让城市更加罗马化。

除了公共建筑，所有主要城市从2世纪后半叶起都建了城墙，它们一开始是些土墙，自3世纪中叶起被改造成石墙，因此，城墙可谓罗马不列颠城市发展中最晚出现的公共建筑。这些城墙很少能与城市的实际居住区吻合，在诺里奇附近的凯斯托和锡尔切斯特，城墙圈定的范围小于实际居住区，而赛伦塞斯特城墙内显然有大片土地无人居住。一般认为，修建城墙是用来防御的，但这得不到现有史料的印证。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更重要的功能恐怕是便于城市当局对过往的人流和货物加以检查和征税。林肯北部一座3世纪的石拱门至今仍屹立不倒，成为英国唯一一道仍可穿梭通行的罗马时期城门。

不列颠城市的公共建筑虽然与罗马帝国其他地方有相似性，却仍有自己的特点，这突出表现为与地中海城市相比，不列颠城市的公共建筑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也比较小。绝大多数不列颠城市在2世纪末已有了整套公共建筑，然而每种建筑的数量远不及某些大陆城市，比如欧陆不少城市拥有好几个澡堂，但在不列颠，每个城市一般只有一个。罗马帝国的公共建筑不是由中央政府拨款修建的，而是由各城市的地方贵族出资兴建，因此，公共建筑的多少可以反映地方贵族的攀比心理，在其他行省的城市中，会导致公共建筑过多，超出一个城市的实际需要。在某些行省，庞大的建筑项目迟迟不能竣工，以致行省总督从1世纪晚期开始加大了对地方贵族在这方面花费的干预和控制。然而，这种情况在绝大多数不列颠城市里看不到，除伦敦之外，不列颠城市似乎满足于数量适中的公共设施。这一点也能通过铭文得到印证——许多不列颠建筑的献词表明其捐赠者是集体而不是个人，这可能意味着不列颠社会相对而言不那么具有竞争性。

尽管如此，城市格局与公共建筑的相似性仍体现蓬勃自信的帝国文化，井然有序的棋盘式街道布局与中世纪城市的杂乱无章形成对比，那是没有统一的中央权威的真实写照。中世纪城市游离于封建结构之外，主要是商业中心，而非行政中心，贵族们虽然在城市中拥有房产，却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城市的权力实际上由不同的行会分散掌握，而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倾向于生活在自己行会所在地附近，因此，与罗马城市只有市政广场这一个中心不同，中世纪城市出现了多个中心。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也就没有城市规划可言：各种建筑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间以狭窄而不规则的街道，同时占用道路的情况也相当普遍。相形之下，罗马不列颠城市执行了统一而严格的城市规划，这显然出自罗马当局的精心规划，罗马法律就规定：行省总督“理应造访神庙和公共建筑，视察和查看它们是否被恰当地维持，有无破损，或需不需要维修”。能否遵循城市规划，是皇帝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程度的标准，事实上，帝制区别于共和时期的一个最显著标志，就是行省中各种公共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与共和时期罗马城靠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战利品来装点自己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后，这套城市规划体现了持有土地的地方精英的利益。罗马帝国时期，富人的财富源于土地，而非商业。城市在本质上要满足土地精英的需求，经济活动是次要的，反映在城市布局上，就表现为商业活动的证据匮乏。对赛伦塞斯特的现有发掘表明，这里在罗马时期只有极其有限的商业活动场所，它们集中在两处：一为市政广场，一为城市西门之外。前者虽然位于市中心，却被周围两座高耸的行政和宗教机构——即大会堂和神庙盖住了。从总体上看，不列颠的商业活动集中在乡村；在各行政中心，商业活动可能主要在城市边缘进行。芬利在其影响深远的《古代经济》中认为，在古代城市中，“要不是有这种要求，即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获取那些对于文明设施必不可少的物质财产，经济根本不被考虑”。商业因素在城市规划中的弱势地位正是土地持有者切身利益的反映，也是这些地方精英对城市公共空间加以控制的结果。

在历史上，罗马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整个地中海世界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并将这个大帝国维持了几百年之久。完成这耀眼的功绩，仅靠征服和奴役是不够的，而人力缺乏在帝国最鼎盛时期——元首制时期也很突出。除在埃及，这一时期没有发育出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所以，如果没有行省的忠诚，完成这一功绩是不可能的。罗马不列颠的城市表明，罗马人正是通过城市这个载体找到了他们需要的忠诚。

与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也把城市作为传播罗马文化的堡垒，他们用统一的模式规划城市，用罗马文化的标志性建筑装点城市。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尽可能改善城市生活，使帝国境内的城市在舒适、美观和卫生方面“比之于现代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城镇也毫无逊色”。另一方面，城市设施虽由各地的土地精英出资建造，却是为全体城市人口而建，享用这些设施并不是地方精英们的专利。这就使穿梭游走于公共建筑中的人们生发出共同的记忆，从而催生一种共同的意识。法兰西学院院士保尔·维纳指出，当罗马帝国的臣民提及他的“patria”（祖国）时，这个词总是指他的城市，而不是罗马帝国。事实上，在希腊和罗马人那里，"patria"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能够被生活经验所感知的具体物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行省中的各城市不仅拥有自治权，也拥有自给自足的精神生活。

精神上的自给自足，在希腊和罗马结出了不同的果实：它给希腊世界带来无政府主义，使每个城市都顽强地捍卫自身的独立；在罗马帝国却促成双重的公民意识，4世纪的高卢诗人奥苏尼乌斯唱道：“我热爱波尔多，又崇敬罗马。我是前一城市的公民（civis），同时又担任两个城市的执政官。波尔多是我的摇篮，罗马放着我的执政官席位”（Ordo urbium nobilium 167-168）。显然，诗人既热爱自己的家乡，又醉心于罗马的伟大；双重公民意识使patria（城市）可以隶属于一个更高的政治实体，而不致因此产生矛盾。

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希腊和罗马人对公民权的理解不同，对希腊人而言，城市的独立意识根深蒂固，因此，提洛同盟建立后，雅典公民从同盟中获利越多，就越舍不得把象征特权的雅典公民权分给非雅典人，他们只让非雅典人承担义务，却不让他们享受权利，从而导致雅典帝国的最终解体。与之对照，罗马人在共和国时期虽然对罗马公民权也很吝啬，认为罗马公民权与其他社团的公民权互不相容；但进入帝制后却逐渐放弃了这一想法，而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罗马通过在行省中建立罗马式的城市组织——先通过授予城市拉丁权——而有选择地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地方精英，这既是对他们的犒赏，又是要求他们尽义务的理由。权利与义务由此得到很好的平衡，反过来就激发了地方精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公元1世纪，将罗马公民权或拉丁权授予城市的动力来自皇帝本人；到了2世纪，各城市已越来越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让被征服者争先恐后地转化为罗马公民，这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政治成就，其中介，就是罗马化的城市。

第六章　农村

尽管城市化进程在罗马时期引人瞩目，但罗马不列颠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据粗略推算，不列颠的城市人口在罗马时期可能只有25万，另有约12.5万的军人，相比之下，住在农村的人口则多达360万。如果此说可靠，那么城市人口和军人加起来约占总人口的10%,但正是这1/10的人口，尤其是军人，几乎占据了所有传世文献和碑铭的相关内容。换言之，占不列颠人口多数的农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现有的文字史料中得不到反映。因此，要理解这一时期的农村，只能依靠无文字的考古成果，这就使得历史的复原工作困难重重。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考古证据常常包括三类：军事考古、城市考古、土著聚落考古，前两类因可以反映土著居民的罗马化程度而长期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土著聚落似乎是延续了从铁器时代以来的地方传统，它很少具备“罗马”特征，因此不被视为罗马考古的对象。不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已经展开了，已有的考古材料还是可以让我们对不列颠农村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乡间别墅、小镇和宗教——加以描绘。

在所有考古材料中，那些带有罗马特征的材料最容易辨识和判定年代，因此最受考古学者的重视。在这方面，乡间别墅地位特殊，在任何有关罗马不列颠农村的叙述中都可谓重中之重。

考古学家使用的“乡间别墅”一词源于拉丁语villa，在古典文献中，这个词是指富庶的城市精英的农村住所。在考古学中，它指农村中砖石结构的长方形房子，通常带有古典风格的建筑装饰、地下供暖系统、镶嵌式地面、彩绘墙壁和浴室。这些标准的罗马特征的建筑物，与那些简易、以椭圆形或圆形为主的土著建筑相比，形成鲜明对照，是罗马文化在不列颠农村的集中体现。

从空间分布上看，北方高地和南方低地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乡间别墅有多少。在亨伯河以北很少见到乡间别墅，尽管约克城附近及北至达勒姆的地区仍然有一些；在西部，特别是英格兰中部地区以北，乡间别墅几乎不存在。因此可以说，英格兰东北部就是乡间别墅的极北地区。

英格兰中南部和西南部、东英吉利、林肯郡和英格兰中部地区以东是乡间别墅的密集地带，在这些地区，它可能是农村聚落的主要形式。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带和萨默塞特郡都拥有众多富裕的大规模的乡间别墅，它们通常始建于2世纪中叶，3世纪晚期和4世纪初得到发展，足以与4世纪罗马帝国在欧洲大陆的乡间别墅相媲美。格洛斯特附近大威特康布（Great Witcombe）的乡间别墅堪称其典型，与一般的乡间别墅不同，它坐落在遍布小溪和泉水的山坡上，由于地形复杂，兴建于3世纪早期的主体建筑屹立在四块嵌入山体的平台上。这座别墅起初在19世纪被发掘，当时保存得颇为完好，不仅有1.8米高的围墙，某些墙体上还包着灰浆，但因为当时的文物维护技术落后再加上雨水冲刷，今天已经难以看见了。别墅中有一座大型浴室，有带厕所的更衣室（apodyterium）和铺有马赛克地面的冷水室（frigidarium），马赛克上面的鱼和各种海兽图形拷贝于罗马时期工匠们所用的标准图册。通过一条狭窄的通道，更衣室还与温水室（tepidarium）相连，温水室下的供暖系统至今犹存。温水室又通向热水室（caldarium），它是通过地下供暖系统由位于热水室北边的火炉加热的。大约在公元380年别墅被改作他用，罗马统治结束后不久就遭到废弃。

在英格兰西南部，乡间别墅一般出现在2世纪至4世纪中叶，个别的甚至更早，比如多塞特郡的哈尔斯托克（Halstock），它位于多塞特郡和萨默塞特郡接壤处的伊尔切斯特镇附近，其旧址是公元1世纪中叶遭废弃的铁器时代晚期的聚落。2世纪中叶开始建立简易的乡间别墅，到3世纪被大规模改建，甚至出现了双层建筑的庞大入口和戴戏剧面具的马赛克美杜莎头像。在希腊罗马神话中，美杜莎与海神在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神庙中私会，因此遭到密涅瓦的惩罚，她美丽的头发变成了毒蛇，任何直视美杜莎眼睛的人还会变成石像。由于这个特征，美杜莎头像被看成是强有力的护身符，许多罗马不列颠的马赛克作品都有这个主题。这一地区的乡间别墅一般位于城市附近；而在当时不利于农业耕种的高地、林地和陡坡，比如索尔兹伯里平原等地，乡间别墅就明显不多。

在萨塞克斯郡，可能是因为有藩属国存在，这里的乡间别墅出现得很早，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奇切斯特附近的费施伯恩，可能与藩属王柯基杜姆努斯有关。这座乡间别墅到上世纪60年代才被发现，其规模远远超过普通的乡间别墅，以致有时被称作费施伯恩宫。最早的砖石结构出现在公元60年代，由一组浴室套间和有柱廊环绕的庭院组成，庭院两侧各有一排房子，房子地面铺着马赛克，墙上饰有彩绘，其中一幅著名的马赛克描绘爱神丘比特，他骑在一只海豚身上。海豚也是罗马不列颠马赛克图形中最受欢迎的形象之一，这里存世的50多幅马赛克上共绘有200多只海豚。在希腊罗马的民间传说中，海豚是意大利半岛西面第勒尼安海的海盗变成的，他们曾打劫伪装成普通乘客的酒神，酒神先施神力吓跑他们，再把他们变为海豚，让他们去帮助那些遇到海难的乘客。这样，海豚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人类的帮手：精通音乐的阿里翁（Arion）遇到水手抢劫，被迫跳海，一只海豚为他的歌声所打动，救他上岸；还有一只海豚曾背着一个男童去上学。所以，海豚象征好运，一名男子或男童骑在海豚上的形象，广泛出现在希腊罗马的钱币、印章、陶瓶和马赛克图形上。

费施伯恩柱廊的柱子也采用古典的科林斯柱式，这在当时的不列颠人眼中一定很新奇。这样一种装饰风格表明，它们出自高卢南部熟悉地中海风格的工匠之手。到公元70年代中期，费施伯恩又兴建了在不列颠说起来是无与伦比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建筑群东侧两座宏伟大厅的顶部跨度分别达到21米和25米，因此，建造者必须精通纪念性建筑的技术要求，尤其是与地基和承重材料相关的专业知识。建筑群西侧的会客厅虽然略小，但设计精巧，有着高耸的、涂成天蓝和紫色的拱顶，在风格上与罗马城中图密善皇宫的会客厅十分接近，显然，这种设计是为了突出主人的庄重和威严——他像神一般坐在天上。

事实上，费施伯恩的主人一定是身份尊贵且极其富裕的，除了藩属王柯基杜姆努斯，近来也有人主张他可能是不列颠的总督撒路斯提乌斯·鲁库路斯（Sallustius Lucullus）。无论如何，如此庞大的项目必然会耗时多年才能竣工，而且不可能不对当地民众产生影响。这一地区的帕尔镇（Pulborough）、昂姆林（Angmering）、索斯威克（Southwick）、伊斯特本（Eastbourne）和埃克尔斯（Eccles）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一批乡间别墅，其规划和设计都沿袭费施伯恩的风格，因此，费施伯恩的建造者后来很可能又受雇于其他人。但是，这些沿海的乡间别墅未能维持很久，从3世纪中晚期开始它们就渐渐遭到废弃，很可能在这个时候，附近的海岸防线变得越来越脆弱了。

在西肯特郡的河谷地带，分布着不列颠东南部最富庶和最密集的乡间别墅，譬如，在泰晤士河支流达伦特河（Darent）流域，每隔几公里就有一座乡间别墅，其中以1939年发现的卢林斯顿（Lullingstone）别墅最知名，这也是迄今发掘最充分的乡间别墅。卢林斯顿初建于公元80至90年间，位于罗马时期伦敦东南约27公里处。考古发现表明，其前身有可能是克尔特人的小屋，但地主后来有财力采用罗马式的生活方式。在早期阶段，建筑主体由一排房子组成，房子前后各有一条走廊，走廊可以保护隐私，因为房间与房间之间可以不必打通，住在分开的房间里，有利于家庭内部相互隔离，从而催生等级分化。这种格局很可能是从高卢北部和日耳曼地区引入的。另外，与高卢北部的乡间别墅一样，这里的东北角也有一个半地下的房间（考古学家称之为“深屋”），很可能用来储存谷物。大约过了一个世纪，别墅得到大举扩建，原有建筑主体的南端出现了罗马风格的浴室套间，冷水室、温水室和热水室一字排开，后两者由附近一座火炉通过地暖供热。而北端深屋旁又增加了一个房间，由此组成的套间使深屋部分自成一体。更引人注意的是，深屋内又修建了方形蓄水池，到2世纪晚期，屋内墙壁上饰有红、黄、绿的壁龛，其中一个以纯希腊罗马风格描绘了三位水仙，显然，此屋已变成崇拜当地水神的圣所了。

进入3世纪，卢林斯顿别墅似乎一度衰落，只是到了3世纪晚期才再度获得新生，这可能与别墅转手、更换主人有关。浴室被修缮，北端的房间包括深屋被彻底改建，绘有水仙的壁龛为白色石膏所覆盖，深屋中放了两座男性的半身大理石像，这可能表明原来的水仙崇拜被放弃，而以祖先或家族保护神崇拜取而代之。在4世纪，别墅的中心区也被改建，增加了一座带有半圆形拱顶的餐厅，地面上铺着两幅巨大的马赛克绘画，主题都是希腊罗马世界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其中一幅画着天神朱庇特化身为公牛，抢劫腓尼基国王的女儿欧罗巴。在罗马诗人奥维德笔下，朱庇特为了引诱欧罗巴，化为健美的白色公牛来到海边，当时欧罗巴正和同伴在那儿嬉戏，看见如此完美的公牛不禁又惊又喜。但她开始时还有点害怕，于是朱庇特就和她嬉戏，力图打消她的胆怯：

（他）凸出自己的胸膛让姑娘的手拍打，随她把鲜花编的花环套在自己的犄角上。公主这时胆子大了，居然骑到了牛背上，也不知道自己骑的是什么。朱庇特就一点一点地溜开，离开了陆地，把四只牛蹄只管往浅水里涉，愈走愈远，过不多久就背着这抢到的宝物向大海里飞奔而去。她这时十分害怕，向后一看，陆地愈来愈远，她一手握紧住一只角，一手扶着牛背。她的衣裙在风中飘舞着。

在卢林斯顿乡间别墅的马赛克画上，公牛飞奔于水面上，一双前蹄已凌空而起，两只后蹄仍没在海水中。骑在牛背上的欧罗巴身穿着近乎透明的衣服，手中的面纱因为疾驰之故而在风中鼓起。公牛的前后两侧各有一个背插双翅的丘比特，其中后面的那个双手拉着公牛的尾；前面那个则引颈向后，一手高举，另一手抱着有红色火苗的火炬，似乎在为公牛引路。这幅画的构思与3世纪诗人塔提乌斯（Achilles Tatius）的描绘很接近，他笔下的公牛由化身为小男孩的爱神引领，而爱神手中握着火炬，含笑回望公牛，仿佛因朱庇特为了爱情不惜化身为公牛而忍俊不禁。马赛克画的上方有两行拉丁铭文：

如果嫉妒的朱诺看见公牛在游泳

她更应当去埃俄路斯那里了。

此处影射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在特洛伊战争中，朱庇特之妻朱诺坚定地支持希腊人，所以当她得知特洛伊人的后裔命中注定要成为她所钟爱的迦太基城的毁灭者的祖先时，她便动身前往风神埃俄路斯处，恳请他放出狂飙，吹翻特洛伊人的船只，让他们葬身大海。卢林斯顿这两行铭文表明，在别墅主人看来，朱诺既然去请风神了，那么让她来阻止花心丈夫的偷情，要比消灭罗马人的祖先更恰当。这种俏皮话对于不熟悉维吉尔诗的人来说，根本无法领会。因此可以设想，别墅主人及他的宾客们是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他们在觥筹交错时的闲谈很可能也运用此类典故，以此作为身份的象征。

另一幅马赛克画表现希腊英雄柏勒洛丰（Bellerophon）与怪兽喀迈拉（Chimaera）决斗。喀迈拉前半身是狮子，背上有一个会喷火的山羊头，尾巴末端是蛇头。有这三种动物的力量，它常常毁坏农田、残害牲畜。在这幅马赛克上，柏勒洛丰骑在飞马珀伽索斯（Pegasus）背上，披着红色披风、脚蹬红色靴子，奋力把手中的长矛刺向飞马下方喀迈拉背上喷火的山羊头。飞马的上下左右各有一只海豚，另有一对张开的贝壳。这些背景可能和珀伽索斯有关，这个名字的词根（pegai）在希腊文中是泉水之意，据说飞马用蹄子击打岩石，水便会流出。马赛克的四周还有象征春夏秋冬的半身人像，合起来可能暗含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意。不列颠这些带有人物形象的马赛克完全采用古典神话为题材，而没有其他行省所发现的一些表现农村生活的题材，这很可能意味着，铺设这些马赛克，是想展现主人对古典文化的熟稔度。

大约在公元380-385年间，别墅北端的一些房间被改造成小型家庭教堂，供这里的住家及邻近社区使用。这是基督教传入不列颠的最早证据之一。教堂内壁上绘有基督教的壁画，一队基督徒向上伸出双臂，这个姿势今天仍被面向会众的牧师们所采用，而绚丽、非写实的色彩与生硬的线条，则反映古代晚期典型的艺术风格。

这座别墅在5世纪仍有人住，但不再有新的建筑，而且渐渐显露出荒废的迹象；它最终毁于大火。在所有罗马不列颠的乡间别墅中，卢林斯顿别墅可谓既典型又不典型。说它典型，是因为它代表不列颠行省东南部众多中等别墅的风格：以砂浆涂抹砖石砌就，基本上按长方形规划设计，在鼎盛时包含约12间房屋，取代1世纪晚期的土著农场，并在2世纪晚期和4世纪进入相对繁荣的阶段。但另一方面，它所反映的东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又是非典型的，两尊大理石半身像在不列颠农村的全部文物中绝无仅有，不仅如此，人们还看见别墅的主人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变化，经历了从异教崇拜到祖先崇拜再到基督教信仰的转变，而且至少有一位主人熟悉拉丁文学经典。这些文化因素在不列颠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得不到其他乡间别墅的佐证的。当然，必须看到，得不到印证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就没有，毕竟，它们能够存世，靠的是运气，绝大多数罗马不列颠的农村地区在随后的千年岁月里，因为农耕和建筑工事的发展而面目全非了。

泰晤士河流域的乡间别墅一般并不滨河而建，在北部地势较高的地方反而常见，它们的特点与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带的别墅类似：规模庞大，而且延续的时间长久。其中最重要的是北利（North Leigh）别墅，它在4世纪前半叶鼎盛时拥有60间房子，包括一座罗马浴室和铺有马赛克的餐厅。

罗马不列颠的乡间别墅最早就出现在南部和东部，这里也是铁器时代晚期社会发展最明显的地区。这些早期的别墅往往围绕城市，通常始于弗拉维王朝，即罗马征服后的30年内，规模也比后来的大。一般认为，这些别墅起源于罗马征服后来自欧陆的商人和移民，很多是在以前的贵族住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些别墅就是在某些重要的“奥皮达”（见第一章）的原址上兴建的。乡间别墅和以前的土著贵族在房产方面的密切联系，以及靠近城市的地理位置，有力地支持了这种推论：不列颠本土精英之所以建造乡间别墅，是为了在新的社会秩序下维持自己的身份。这些乡间别墅的主人是谁？是退役军人、商业移民、罗马官员还是不列颠本地的贵族？这个问题是现有的考古资料无法回答的，但不应忘记，在罗马帝国的政治体系中，行省的治安、税赋的征收，依靠大量地方贵族，这个阶级是因为拥有土地而获得地位的，当时，那是维持财富的唯一方法。考虑到别墅多靠近城市，人们更有理由相信，那些在城市中掌握权力的地方贵族才是绝大多数乡间别墅的拥有人。兴建罗马风格的别墅是他们加入罗马庇护体系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维系权力和社会威望的一个办法。因此，乡间别墅在罗马征服后大量出现，与罗马征服后公共建筑在各城市出现本质一致，说到底，两者都是不列颠地方精英为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做的努力。

可以通过其他考古证据印证这一点。已有的研究指出，不列颠的农业新发展主要发生在铁器时代晚期和罗马时代后期，换言之，罗马征服没有给农业生产带来显著的变化。但另一方面，罗马征服又确实给不列颠带来了罗马人的器物，许多土著聚落在弗拉维王朝以前就得到萨摩斯细陶器、罗马式的胸针和餐具，在前罗马时代，那是颇为罕见的。使用这些以前奇缺的物品可以带来声望，是社会地位的体现，敏锐的商人一下抓住了这个商机，进口了大量这类物品，使它们在征服后迅速传播。但数量过多也很快使其社会价值贬值，进入弗拉维王朝以后，这些东西在东南部的农村便不再那么流行了。综合这两点，我们不妨认为，罗马式乡间别墅的功能并不是提高或推动农村的生产力，而是供其主人展示财富和社会地位之用。乡间别墅实质上代表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整合，而这种整合是通过那些需要在城市里掌权的地方贵族在农村拥有土地、并利用它来炫耀财富而实现的。

罗马化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在2世纪和3世纪初得到进一步加强，乡间别墅的数量有了稳步的增长，不过它们的分布渐渐远离城市，规模也不再有早期的那么大。很可能，这表明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地位略逊一筹的人，开始接纳罗马风格，他们放弃了传统的木质住所，转而兴建乡间别墅，当然，这些别墅相对来说也就略逊一筹了。

规模小的乡间别墅虽然在罗马统治后期占据主流，但这不意味着大型乡间别墅就此绝迹；相反，不少宫殿式的乡间别墅恰恰是在罗马不列颠晚期兴建的。伍德切斯特（Woodchester）等地的别墅是单一结构的设计，而比格诺（Bignor）、切德沃斯（Chedworth）和洛克伯恩（Rockbourne）的别墅则在早期帝国时代的基础上渐渐扩建而成。这些大型别墅往往带有精美的马赛克画、内部的装饰和柱廊，其中，伍德切斯特拥有欧洲第二大的有关俄耳甫斯的马赛克画。俄耳甫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音乐家，传说他的琴声能让木石生悲、猛兽驯服，所以他抱琴而为飞禽走兽环绕的形象常常出现在罗马不列颠的马赛克画上。多塞特郡辛顿圣母（Hinton St Mary）的一栋4世纪的别墅里有一幅巨大的马赛克铺地，它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头上饰有希腊字母XP（此为基督标记）的男性，此人可能是耶稣基督本人，也可能是已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另一个是柏勒洛丰和怪兽喀迈拉，将这样一个希腊神话放在基督教的背景下，很可能意味着善对恶的胜利。

大型别墅给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说明在4世纪，有大量财富投入了私人的农村建筑中。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财富的投入？学界对此争论很多。有人认为，高卢北部正遭遇蛮族入侵，那里的富庶之家逃到了不列颠；有人认为这种现象与罗马政治有关，戴克里先改革后，罗马帝国的行政体系日益分化，城市贵族不愿在城市担任职务，宁可长居农村，由此促进乡间别墅的出现。还有人认为，4世纪是罗马不列颠经济发展的高峰，某些地方家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别墅就是这些财富的反映。这些假说和理论各有其支持者，也许，把它们合起来才更有说服力。

大大小小的乡间别墅还代表对铁器时代木制建筑的摒弃，长方形的建筑物通常要使用砂浆和石墙，这与铁器时代的圆形建筑及通常使用的木材、抹灰篱笆和茅草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一般只能持续一代人之久，然后就需要彻底翻新或重建；前者有不少至今尚存。在罗马统治下，土地是可以买卖的，将财富转化成不可搬动的砖石、砂浆、马赛克和浴室，而不是逃生时便于携带的其他物品，本身就是社会心态的一个重要变化，表达出对政权的控制者前所未有的信任。即使只有两、三间小屋，其内部装饰也谈不上古典风格，这些小型的乡间别墅也反映了其主人的认同和志向。

尽管在罗马不列颠的农村视野中，最受关注的是乡间别墅，但铁器时代的圆形建筑物并没有消失，相反，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显示，这两种建筑形式一直并存。引人瞩目的是，圆形建筑未必意味着社会地位低下或贫穷，它们通常由易耗损的材料建造，但其中较大的，内部直径能超过5米，最大的甚至可以达到16米，建造起来难度不小。其宽敞的内部空间定然塑造了传统不列颠的许多仪式，因此，圆形建筑意味着复杂的社会。乡间别墅的周围也会有圆形建筑，但它们主要分布在不列颠的农村大地上，尽管带有地域的特征。据估计，在乡间别墅发展的鼎盛时期4世纪，500座乡间别墅只占农村聚落的不到1%;在铁器时代晚期和罗马时期英格兰的大约10万个农村遗址中，乡间别墅只占2%,即使在不列颠南部，即乡间别墅最密集的地区，它们也只占15%左右。这些数据有力地挑战了一个曾经颇为流行的观点，即罗马征服后，不列颠居民逐步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最终罗马化。现在更明确的是，即使那些不起眼的小型乡间别墅，很可能也是由小贵族拥有，这就让考古学家开始关注农村中其他形式的聚落遗址。

“小镇”（small towns）是目前受关注较多的一种。“小镇”是个模糊的术语，如何为“小镇”分类，学界从来就不一致。“小镇”所指的聚落在形态上差别悬殊，与城市相比，这些聚落不具备行政功能。个别“小镇”，如剑桥郡的沃特牛顿（Water Newton），确实带有行政中心的部分特征，有潜力被提升为罗马式的城市；有些“小镇”紧邻罗马军营，如北约克郡的卡特里克（Catterick），因此实际上是驻军聚落的一个部分。有的“小镇”，尤其是那些分布在交通要道上的“小镇”，显然具有经济功能，应该是采矿工或制陶工的聚落，但它们缺乏希腊罗马式的公共建筑和设施，因而从大陆上来的人不会把它们当做城市。还有的“小镇”是罗马或不列颠宗教崇拜的圣所，如巴思（Aquae Sulis）；但大多数“小镇”与乡村没有区别，所以，“小镇”基本上属于农村地貌。

如何评价小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迄今为止，小镇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其遗迹仍沉睡在现代的居住区之下，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连它有多大也不得而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它们占地5公顷左右，最大的能够超过10公顷。

与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相比，小镇在两个方面有重大区别。首先，尽管它们都是人口相对集中的聚落，但绝大多数小镇缺乏有组织的城市规划，没有棋盘式的街道布局，也没有城墙之类的防御工事，一般只会有不规则的小巷，显然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小镇的发展，大致可以有五种模式。一是在道路交叉口发展起来的，附带着发展出一些小巷和过道（如Brampton,Braintree）。二是沿着一条道路的两侧发展成聚落，聚落只集中在道路两旁，不深入到道路之外（如Wall,Hibaldstow）。第三种是围绕交叉路口或线形聚落发展出来的不规则的街道体系（如Water Newton,Kenchester,Richborough）；有一些不规则的街道体系不是在交叉路口发展的，可能是受罗马军营或其他结构的影响（如Irchester,Kirmington）。最后一种模式，则体现一定的道路规划（如Alchester,Ilchester,Catterick,Corbridge）。当然，缺乏规划是否就等于缺乏组织，这一点仍然无法定论，比如对位于汉普郡的尼坦姆（Neatham）的发掘表明，当地的布局应该经过了精心的规划。小镇中有没有地方长官的治理，这一点也无法确定，也许只会为应急而临时组建地方委员会，其存在和运作是间歇性的。在一些小镇上确实发现了公共建筑，考古学家认为它们是皇家邮政系统即所谓的“公共驰道”上的客栈，故通常不表示当地社团对罗马统治的认可。除此以外，便没有什么大的房屋了，甚至连神庙都很罕见；形制简陋、密度稀疏的房舍显然是用来满足当地农业人口的日常生计的。

关于小镇的起源，学界一向争论很多，但一些基本模式已经比较清楚。约三分之一小镇的建立很可能与军事活动有关，另有三分之一是从铁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发展而来，剩下的小镇中约有一半毗邻道路系统。当然，小镇的地域特征也不能忽视，不列颠南部和东部在罗马征服之前就已经开始罗马化进程了，这里的小镇大多数与铁器时代的聚落有关，但它们在罗马时期能否继续发展，就看它们能否纳入新的行省框架，尤其是能否与罗马的道路体系实行接轨。靠近罗马道路的小镇可以为“公共驰道”提供支持，因而得以持续繁荣；偏离这些道路的小镇，则最终衰落了。相比之下，北部和西部的铁器时代聚落本来就少，小镇的发展受行省框架的影响就更大了，有些是作为罗马军营附近的平民聚落出现的，军队开往新的边疆后，这里就成了独立的聚落。驻军对这些小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理位置的选择上，一般来说，兵营占据战略地形，有罗马道路将它们彼此连接，由此形成的地貌特征，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太大改变。

绝大多数小镇起源于罗马统治早期，但目前有限的考古发掘似乎表明，它们的鼎盛期到罗马帝国晚期才出现。到4世纪时，它们成了繁荣的经济中心，有些还出现了围墙，其中最突出者无疑是沃特牛顿，其围墙内的区域达18公顷之多，而高空拍摄的照片显示，实际居住区可能更大。这些小镇虽然是农业生产和日常贸易的区域中心，但小镇内的建筑显示，其繁荣可能也与手工业制作有关系。有些小镇生产陶器，比如沃特牛顿；门迪普的查特豪斯（Charterhouse）长期以来便以生产铅和银的制品闻名。格洛斯特郡迪恩森林区（Forest of Dean）的Weston-under-Penyard以生产铁制品见长；伍斯特郡北部的德罗威奇（Droitwich）与制盐业相关，这里的矿泉盐含量在世界上仅次于死海。开矿与制盐通常由罗马政府监视或垄断，早在1世纪老普林尼就提到，不列颠的铅矿丰富，以致罗马颁布法令，对其开采量加以限制。不列颠出土的带有铭文的铅块显示，铅的开采在哈德良和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位时期受到皇室的监控，因此，上述产铅和产盐两个小镇的经济活动，应当受到罗马国家的控制。控制的方法也许是向当地派驻低级官员，也许是对承包商进行监视。

市场的需要是生产的动力，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区，市场需求很可能来自军队，比如在西部柴郡的平原上，一些小镇从事多种物品生产，如制盐、陶器、瓦片、玻璃、铁、铜、铅、皮革和纺织品，品种如此之多，只能理解为与驻扎在附近的军队有关。还有些小镇位于较大的乡间别墅附近（比如Great Casterton,Ancaster,Kingscote,Gatcombe），因此可能与这些大的地产有经济联系，小镇上的人，可能就是为乡间别墅的主人工作。不过，客观而论，仅凭已有的考古资料来评估小镇的经济依附情况——无论是对军队还是对乡间别墅的依附，都不足以下结论，目前只能将从事手工制作的小镇和主要务农的小镇区分开，并且，大部分小镇是农业性质的。考古证据说明，小镇的经济活动要比城市活跃得多，这可能表明小镇是罗马不列颠经济生活的晴雨表，公共城市则是政治生活的中心。

小镇和乡村往往也是本地的宗教圣所，有的小镇以其圣所而闻名遐迩（比如Buxton,Frilford,Harlow,Nettleton,Springhead,Wycomb），其中有一些在罗马征服前就已存在。罗马征服对不列颠本地宗教的影响无疑很深远，从罗马对督伊德教的镇压中，已经可以看出来。不过正如上文所述，取缔督伊德僧侣乃是出于政治考虑，并不能说明罗马在宗教方面不宽容。事实上，祭司阶层在后来的神庙中似乎仍然存在，在格洛斯特郡迪恩森林区利德尼（Lydney）的一座神庙里，有一些4世纪的马赛克（现已被毁），其铭文中提到两位监管人，一个是提图斯·弗拉维乌斯·塞尼利斯（Titus Flavius Senilis），他的头衔是“宗教仪式的监管人（pr[aepositus]rel[igionum])"；另一个是维克托里努斯（Victorinus），他的身份是“解释者”（interpres），即释梦或解说神谕者。前者的名字分三节，他应该是这里的罗马长官；后者的名字只有一个，应该是本地人，这两人应该都是专职的祭司。

人们一般认为，罗马人到来后，不列颠的本地宗教就开始与罗马宗教发生混合。在远离军事区的英格兰南部、中部与东部地区，农村中的神庙兼具罗马和克尔特建筑风格，中央内殿通常呈正方形或长方形，周围环以带屋顶的长廊。这些神庙地处专门划出的神圣区，不是供崇拜之用，而是用于容纳神明；神明既可以由神像体现，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比如神圣的树林来表达。宗教庆典通常在区内举行，这些地区往往可以发掘出被埋葬的还愿品。这种模式与地中海的古典世界极为相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地中海的神庙在入口处设有祭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特点也被不列颠神庙采纳了，比如埃塞克斯郡哈洛（Harlow）的一座约公元2世纪的神庙，就有这样一个祭坛。需要注意的是，埋葬还愿品是铁器时代晚期不列颠的典型做法，诺福克郡的斯奈提沙姆（Snettisham）曾发现铁器时代晚期埋葬的大量金银项圈等物件，表明以这种方式储藏财富在不列颠土著社会中非常重要：财宝不仅可以得到神明的保佑，更可以充当还愿贡品。

宗教混合的趋势不仅表现在神庙里，还表现在神的名字上。将本地神明和地中海神明的名字配对互用，在罗马帝国是通例，在不列颠也不例外。比如，军队驻扎区的不少铭文里提到马斯科奇丢斯（Mars-Cocidius）和马斯贝拉图卡督斯（Mars-Belatucadrus），马斯是罗马人的战神，很明显，不列颠本地神祇科奇丢斯和贝拉图卡督斯因其好战本性而分享了马斯的声誉，故能为军中的罗马人和不列颠人共同接受。但实际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在与军队相关的铭文中，共提到246个不列颠神祇，其中有169个是单独出现的，另有12个同时提到本土神明和地中海神明，但没有把它们并置；只有剩下的65个（占总数的26%)把两种神明并置。这意味着，即使在高度罗马化的军队中，宗教混合也不占主流。

从屈指可数的农村铭文中可以看出，宗教混合更不常见。威尔特郡的奈托屯灌木林（Nettleton Shrub）有一个八角形神庙，庙里发现一块祭坛碑铭，是尤图斯之子克罗提卡（Corotica）献给阿波罗库诺马格鲁斯（Apollo Cunomaglus）的；同一地区还发现一块还愿铜板，但上面只有阿波罗的名字，没有库诺马格鲁斯。林肯近郊的乡村，有一位罗马公民向马斯里格内末忒斯（Mars-Rigonemetes）的神庙献了一座拱门，但由于此人是罗马公民，他很可能住在林肯那个殖民市里，而非乡村。在不列颠发现的其他与马斯神并置的神祇包括：位于西库克（West Coker）的马斯里基萨姆斯（Mars-Rigisamus），位于切德沃斯的马斯勒路斯（Mars-Lenus），位于里德内的马斯诺登斯（Mars-Nodens），位于比斯雷（Bisley）的马斯奥卢迪乌斯（Mars-Olludius），位于马托沙姆（Martlesham）的马斯克罗提阿库斯（Mars-Corotiacus），以及位于巴克维（Barkway）的马斯阿拉托尔（Mars-Alator）和马斯托塔提斯（Mars-Toutatis）。与马斯神相提并论的第二位神明不见得都是不列颠神，有些来自高卢，因此这些碑铭的出资人不一定是不列颠人，其中有高卢移民，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应当属于精英阶层。

与铭文相比，图像的材料比较多。考古发掘找到不少神像和浮雕，学者们根据它们的特征，确定其为古典神祇，例如，带有双蛇杖、公羊和公鸡的是墨丘利。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知道，不列颠南部最常见的地中海神是朱庇特、马斯、密涅瓦、墨丘利、阿波罗、赫丘利和维纳斯。但此类雕像绝大多数不带铭文，所以悬而未决的是，当地人崇拜的究竟是一个混合了不列颠或高卢特征的罗马神祇，还是一个具有罗马神祇的外形但仍然保留不列颠名字的本土神？现在有考古发现能够证明：不列颠神明可以采用罗马形式，但不使用罗马名字。赫特福德郡的巴尔多克（Baldock）出土了一堆秘藏器物，其中包括19件还愿板和1个小银像，银像很像密涅瓦，但提到这个神的名字的6块还愿板上把她叫作塞努娜（Senuna），一个前所未知的不列颠女神。

农村的神庙有时容纳多种崇拜，在格洛斯特郡的尤里（Uley），墨丘利是无可争议的主要崇拜对象，但这里也发现大神朱庇特、酒神巴克斯、太阳神索尔（Sol）和丘比特的雕像。牛津东北的伍迪屯（Woodeaton）主要崇拜马斯，但也崇拜维纳斯、赫丘利、密涅瓦和丘比特。在奈托屯，阿波罗之外尚有月神狄安娜、林神希尔瓦努斯（Silvanus）和墨丘利。当然，如上文所说，地中海的神名也可能指不列颠的神明。此外，农村的铭文和图像还有一个特点，即很少见到东方的宗教和密教，这与移民较多的军事区铭文不相同。

上述这些现象对农村地区受罗马文化多大的影响构成挑战，有的学者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解释，认为这种解释过于关注行省的上层显贵而不是下层平民，过于强调文化的模仿而非文化的协商。他们主张行省文化是一个抵制与适应的动态过程，以罗马克尔特宗教中的女马神（Epona）为例，其雕像就是抵制与适应的产物。女马神雕像多见于高卢东部和中部，不列颠也有发现。一方面，女马神雕像被赋予人形，却总是与马和马驹同时出现，从未单独以人的形态出现。在克尔特文化里，神通常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现，所以人形的女马神应该说是罗马征服后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与其他重要的克尔特神祇不同，女马神从未和任何一位罗马男神配对。当克尔特神祇和希腊罗马神明并置时，常见的表现方式是一位本土女神和一位希腊罗马男神配对，比如克尔特的丰产女神（Rosmerta）和墨丘利配对，因此，女马神独自存在，似乎是对罗马文化的抵制。女马神的雕像很少带有铭文，而罗马神祇的雕像则通常有铭文，这似乎也是对罗马文化抵制的表现。由此看来，可以将克尔特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关系总结为协商、抵制和调适，最终目的是满足地方上的需要。

尽管如此，不列颠农村在宗教方面的重要史料仍然带有鲜明的罗马文化印记，这就是所谓的咒符（拉丁文叫defixiones，希腊文叫κατα'δεσμοι）。咒符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由来已久，分布广泛，其用途是祈求神灵伤害敌人。咒语通常刻在很薄的铅板上，再折叠或卷起来，有时还会用针钉住，然后被埋进坟墓、棺材，或投入井水、河水。迄今为止，已出土1700多件这类咒符，其中约2/3用希腊文书写。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国出土的咒符有300多件，占拉丁文书写的咒符的一大半，它们集中在格洛斯特郡塞文河入海口地区，尤其在巴思和尤里两地。巴思共发现130件咒符，当时它是一个小镇，以供奉苏里斯密涅瓦（Sulis-Minerva）的神庙和温泉闻名。神庙建于公元65-75年之间，采用了纯正的古典风格。温泉东北不远处发现了早期罗马军队存在的证据，因此，这座神庙的建造应该和入侵不列颠的罗马军队有关系。尤里是典型的农村地区，有一座献给墨丘利的神庙，现发现80多件咒符。需要说明，这个地区只有一小部分已经被考古发掘了，巴思的温泉就只被发掘了1/6，因此，在这一地区还会找到更多的咒符。咒符在伦敦、肯特郡、汉普郡南部、英格兰中部以东和东英吉利等地也有发现。对字体的研究表明，咒符的使用贯穿于整个罗马不列颠，但公元2世纪和3世纪使用得最多。

英国出土的咒符虽与地中海其他地区的咒符有相似性，却也有一些独到的特征。就材质而言，咒符与护身符虽然本质类似，但前者意在伤害别人，后者用来保护自己，故不难理解，咒符不大会像护身符那样用金银等贵金属或宝石制成，而一般为铅质。铅的沉重、寒冷和灰暗好像与咒语特别般配，仿佛这些属性也能转化到被诅咒者的身上。古代曾有人要求制作咒符的铅皮须从高架引水渠的管道上截取，显然，使用经冷水流过的铅皮在此人看来更有效果。然而，与地中海世界经常使用纯铅板不同，巴思咒符中只有不到2/3用铅板，其余的主要用锡铅合金，而且不同咒符的锡铅比例也不同，这一方面说明咒符的用材并非批量生产，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当地冶金的特色——不列颠在古代是以产铅产锡闻名的。

就祈求对象而言，巴思的神庙是献给苏里斯密涅瓦的，但绝大多数咒符却呈交给不列颠的本地神苏里斯，只有少数呈交给苏里斯密涅瓦、马斯、或墨丘利。这个情况与不列颠农村地区不流行宗教混合主义是完全吻合的，从另一方面说明本土宗教的传统势力依然很强大。

在咒语的内容方面，其他地区有多样种类，有的希望在诉讼案件中击败对手或者阻止证人作证，有的祈求在竞技比赛或者商业竞争中获胜，也有人希望心上人回心转意或者求得情爱的满足。不列颠的咒符却相当单一，几乎全在诅咒盗窃财产的小偷，放在目前所知的全部咒符中看，就显得非常特别，因为，在所有其他地区的咒符中，与盗窃有关的咒语总共只有约20件。在尤里，被窃物品以农用居多，如牲口、马勒、车具、奶牛、羊毛、亚麻布等。在巴思，盗窃案几乎都发生在澡堂里，被盗物品包括戒指、手镯、拖鞋、钱币，还有大量的衣服。在一块7.5×5.8厘米的铅合金板上刻着：

【正面】偷走我青铜容器的人受到彻底的谴责。我将（此人）献给苏里斯神庙，无论是女还是男、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是男童还是女童，只要做了此事，就让他自己的鲜血流入这只容器。

【反面】我要求神找到此人，无论窃取此物之人是女还是男、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是男童还是女童。

这份咒符很典型，其拉丁文字不是按正常顺序从左写到右，而是逆向从右写到左，做成之后又把铅板折叠起来，然后投入温泉。如此处理，可能因为咒语是写给神看的，一旦为外人窥知便失去效力。另有两份巴思咒符，其咒语看上去是拉丁文，但不知其何意，也许是用拉丁文拼写的克尔特语，显然也不想让人看懂它的意思。在尤里还发现一份用希腊文字母拼写的拉丁文咒符，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由于丢失财物的人不知道小偷是谁，为了让符咒生效，写咒语时就使用“无论是……还是……”这种语式，目的是不让任何人漏网。这种语式是典型的罗马法律用语，并非来自本地传统。令人瞩目的是，一般咒符会把失物献给神明，但这里却祈求把小偷本人献给神，属于人祭。罗马征服之后就在不列颠取缔了施行人祭的督伊德教，在公共场合，人祭是为人不齿的，而这个咒符却透露了前罗马时期残存下来的宗教习俗。

在另一块7×10厘米的铅合金板上人们读到：

布鲁克茹斯（Brucerus）[之子]多奇里亚努斯（Docilianus）致最神圣的苏里斯女神。我诅咒任何偷走我带风帽的斗篷的人，无论是男还是女、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请苏里斯女神将死亡施加给……让他不得入睡或让他现在或今后断子绝孙，除非他把这件斗篷还到她的神庙来。

斗篷相当于现在的雨伞，是巴思澡堂乃至全罗马帝国最经常被窃之物。马提亚尔有首诗描写一个参加晚宴的人，其中说他常常穿两件斗篷回家。不过，在澡堂盗窃和破门盗窃在古代人眼中是性质不同的，在希腊，后者是民事犯罪，而前者可被处死。罗马法没有这么严，但澡堂行窃仍可判做矿场苦力。尽管迄今在不列颠还没有发现证据说明有人因为在澡堂盗窃而受罚到门迪普开采银矿和铅矿，但严厉的惩罚仍然是理解这份咒语的重要背景。由于同样的原因，多奇米狄斯（Docimedis）在丢失两只手套后，便恳请女神让小偷“失去健全的心智和双眼”。

澡堂里丢失的物品往往是不太值钱的小东西，此种盗窃，和古代澡堂没有带锁的衣帽柜有关。流传至今的文书表明，去澡堂的人往往会让自己的奴隶脱衣脱鞋并留下来照看衣物；如果没有随从，则可付小费给澡堂里的奴隶，让他代管，戴克里先的《物价敕令》甚至为此规定了代管费。因此，在澡堂里丢东西，可能不仅是因为运气不佳，也可能是因为没有奴隶，或者不能派发小费。换言之，这些人恐怕并不富裕。不过，我们不能认为，不列颠的咒符基本与盗窃有关，便表明这里的人相对而言比较贫穷；咒符能流存至今，完全是靠运气。不过仍可以肯定：这些人不像罗马士兵那样富裕，在不列颠北部的军事区，几乎没有这样的咒符出土，应该不是偶然的事。

再看尤里的一块咒符：

比库斯（Biccus）把他丢失的一切献给墨丘利（条件是让这个窃贼），无论是男还是男性[原文如此],不能小便或大便或说话或入睡或醒来，也得不到安乐或健康，除非他把东西带到墨丘利的这座神庙来，他也想不起这些东西，除非通过我代祷。

把失窃的财物献给神灵，这样一来，小偷所盗窃的东西就不再是人的财富、而是神的财富了。在古希腊罗马世界，在神庙抢劫或偷窃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小偷小摸由此就转化成滔天大罪，对窃贼使用种种诅咒和惩罚，再怎么严厉都不过分。当然，绝大多数咒语并没有把话说得太死，其目的，看来是引诱窃贼把赃物归还到神庙，而失主可以通过付给神庙一点钱赎回物品。从不列颠的咒符看，失主打算付给神庙的赎金，一般不相当于失物的全额，而是像比库斯承诺的那样，为总额之1/10或一半不等。由此看来，神在这里充当一种超自然的“警察”，这可能意味着治安问题在农村始终不容乐观。在罗马官员起不了作用的地方，只有请神来帮忙了。

咒符在祈求公正时频频使用程式化套语，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先请求神明，表达祈求者的愿望，再要求神明施以公正或报复。这种情况说明，抄手在刻写咒语时有蓝本可以参照。巴思一块9.4×5.2厘米的铅合金板上刻着：

【正面】我已把我丢失的六枚银币献给苏里斯女神。让女神从下面所写的名字那里去索取：塞尼奇阿努斯（Senicianus）和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和阿尼奥拉（Anniola）。已从写本中抄写。

【反面】阿尼奥拉

塞尼奇阿努斯

萨图尼努斯

这是不列颠唯一一块提到咒语蓝本的咒符。在原件上，抄手最初刻错了好几处，后来又在刻错的字母上重新刻写，看来是与蓝本进行了核对。在巴思温泉发现的130件咒符中，只有2件笔迹相同，因此都不像由职业抄手所作。但这并不能排除巴思有职业抄手的可能性，因为存世的咒符应当只占实际存在过的咒符的一小部分。另外，多数咒符刻写粗糙，而且还有不少咒符上完全没有刻字，或者刻了一些看似铭文实为无意义的假铭文，可见，咒符应该不仅仅流行于有读写能力的群体之中，文盲也可用这种形式发泄自己的愤怒。

咒符有没有用？能不能帮助失主找回失物？在今天看起来，这样的问题一定很荒谬。自詹姆斯·弗雷泽以来的西方学者把咒符视为巫术，与宗教相对立，而事实上，咒符虽然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分布广泛，但在很长时间内不为学者们所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这些灰暗的小铅板就触及西方文明源头中黑暗的、非理性的一面，与人们根深蒂固的“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的信条格格不入。不过，在古代，那些使用咒符的人显然不认为这种做法不可理喻，不列颠的咒符从公元2世纪延续到公元4世纪，也就是持续了三个世纪，如果它没有一点用处，恐怕难以维持如此之久。古人至少“心里有鬼”，他们害怕被咒语控制；古人也不会真的认为给神的祈求就会得到神的回应，否则那就不是祝祷而是通信了。因此，与其谈论咒符施之于人的效力，不如关注它作用于己的功用，诚如这些咒符的整理者所指出的：“宗教信仰和巫术信仰都是自我开脱的，有相信的愿望和需要对于信仰来说便已经足够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催生它们的种种神秘是任何理性的解释无法企及的。世间的生命如同麻雀飞过灯火通明的厅堂，从黑暗中来，往黑暗中去。一旦萌发出此种愿望，不信仰巫术、占星术或诸如此类，就很困难；即使某个咒语或套话没起作用，这种信仰体系也能灵活地容纳失败，将之解释为漏掉了某处细节、说错了什么话或者被对方用来反驳的咒语推翻了。”不仅如此，订制、刻写这些咒符的过程本身，就如同焚烧模拟像或亲吻相片一样，能转移难以容忍的紧张情绪；把咒符抛进巴思的温泉，也就象征性地把这种情绪抛出身外了。

用拉丁文刻写咒语来自罗马世界，虽然咒符是罗马不列颠最引人瞩目的宗教史料，但考虑到此类史料在不列颠的分布异常集中，很难用它们来概括不列颠农村宗教的全貌。农村铁器时代宗教崇拜的延续性远不如宗教表达形式的新变化来得明显，而这种延续性的性质如今也难以得到充分的理解。把动物小心翼翼地埋葬起来，以及在湿地存放物品，这些仪式依然被奉行，但物品中已包括罗马的武器和雕像。在约克郡东部的希布顿索普（Shiptonthorpe）进行考古发掘，结果显示，路边一个乡村曾有一处供动物饮水的公共水池，水池后来遭废弃，被泥土填平，泥土中同时埋入了精心放置的整套壶罐、一只公牛的头和一对狗的头骨。再后来这里又被用作埋葬幼小动物和人类婴儿的墓地。这些行为尽管应该和某位水神的宗教崇拜有关，但其意义已无从索解。与此类似，在汉普郡的几口井里发现包括小公鸡在内的动物遗迹和整套壶罐。一些罗马晚期的锡铅合金容器也被埋藏在井中，可能充当了某种还愿品。这些例子表明，在使用罗马器物的同时又延续了本地习俗；其分布之广则说明，罗马宗教并未彻底取代本地的宗教，后者仍被本地百姓长期奉行。至于这种奉行究竟反映了罗马文化的影响，还是体现了本地文化的对抗，这就取决于学者们见仁见智的解释了。

第七章　晚期罗马不列颠

进入3世纪以后，有关罗马不列颠的铭文和文献显著减少了。就碑铭而言，罗马帝国的铭文绝大多数集中在元首制时期，即公元头两个世纪，帝国各行省的铭文数量在3世纪之后普遍减少，不列颠的情况也不例外。在罗马征服前，铁器时代的不列颠人虽然善于制作金属制品，但由于文字尚未出现，他们还不能在石头或私人器物上刻字，现有铭文除个别是希腊文之外，其他都是拉丁文铭文。至于铭文数量为什么减少，目前流行的解释是所谓“观感”（sense of audience）变化：行省居民采用罗马的碑铭习惯，表明他们想成为罗马人，并以此为骄傲；但由于罗马公民权在3世纪得到普及，而罗马帝国又日趋衰落，成为罗马人已不是可炫耀的本钱，碑铭的习惯遂遭放弃。换言之，铭文反映着罗马的荣光，荣光不再，铭文也就无光彩。

另一方面，3世纪以后，帝国西部的莱茵河与多瑙河沿线，蛮族对罗马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帝国东方，萨珊波斯取代了安息王国，对罗马的关系日渐紧张。新的发展趋势吸引了古代的历史学家，不列颠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此时，与不列颠有关的文字只是历史学家顺便写出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只言片语。不列颠没有连贯的编年史，连历任的总督是谁，也无法连贯地重构，所以把这些海岛上发生的事精确地重现出来，几乎没有可能。

根据3世纪以后的铭文和考古材料人们可以知道，奔宁山脉和北部边境的许多军营被修复了，某些还得到部分的重建。这些工作在卡拉卡拉皇帝离开不列颠及不列颠被分成两个行省后，依然在持续。被修复和重建的大多数建筑，并不是非有不可的防御工事，也没有证据说明重建工作是由军事行动带来的破坏引起的。因此，不列颠北部这时可能是平静的，虽说那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

5世纪早期，远在伯利恒修行的基督教圣徒哲罗姆曾说不列颠“盛产篡位者”，这是一句常常被后世引用的名言，而它所指的现象，其源流发生在3世纪中叶。当时，罗马帝国受到内战和外忧的打击，元首制趋于崩解，帝国的政治中心上演着一系列篡位的大戏，在公元235-284年之间，有20多位皇帝登基，此外还有一批共治者和谋位者。虽然整个帝国在这所谓的“三世纪危机”中仍能保持相对稳定，但它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皇帝和篡位者终日惶恐，为了自保，他们忙于集结军队和打击对手，并抵御蛮族和波斯的入侵。在255-260年间，日耳曼尼亚和潘诺尼亚出现了从不列颠调来的驻军分队，其人数可能相当之多，他们长期留驻欧陆，有些可能再也没有返回。

253年，瓦勒良（Valerian）及其儿子伽列努斯（Gallienus）登基共治，混乱的状态有所缓解，瓦勒良治理帝国东部，伽列努斯治理帝国西部。但好景不长，日耳曼的阿拉曼人（Alamanni）大举入侵，到258年兵临米兰。东方边境的情况更糟糕，瓦勒良在260年战败，成了萨珊国王沙普尔的阶下囚。伽列努斯自顾不暇，无法尽孝，终使其父客死他乡。就在260年，伽列努斯的一个将军、下日耳曼行省总督珀斯图姆斯（Marcus Cassianus Latinius Postumus）被驻扎在莱茵河的罗马军队拥立为王，建立所谓的“高卢帝国”（Imperium Galliarum），成了该国的第一个皇帝。

新帝国名为“高卢”，却没有恢复罗马征服以前的部落组织，而只是复制罗马的行政体系：政治结构的顶端是一个元老院，两位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年度轮换，一支皇帝左右的禁卫军。军队拥戴珀斯图姆斯，与其说是信任这个人，不如说对罗马的皇帝失去了信心。除高卢之外，这个帝国还赢得上下日耳曼、西班牙和上下不列颠五个行省的支持。铭文显示，珀斯图姆斯也控制了里提亚的大部分，这让他可以轻易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与伽列努斯一争高下。不过，珀斯图姆斯并无此野心，他似乎只满足于分裂状态，割据一方。伽列努斯虽然从未承认高卢帝国，却也对它束手无策。268年伽列努斯遭刺杀，这在罗马帝国西部引发了一系列的叛乱和暗杀，珀斯图姆斯也在自己军队的哗变中丧生。直到公元274年，罗马皇帝奥勒良（Aurelian）才最终镇压了高卢帝国，恢复了帝国的统一。

不列颠被高卢帝国统治了十几年，但后者对不列颠的影响却没有反映在史料中。珀斯图姆斯称帝后，不列颠原有的总督和官员命运如何？珀斯图姆斯有没有进行大规模杀戮？不列颠官员有没有反抗？这些都不得而知。珀斯图姆斯是作为皇帝统治不列颠的，理应会任命行政和军事官员，兰开斯特发现的一块碑铭表明，他曾任命奥克塔维乌斯·萨比努斯（Octavius Sabinus）为总督（Praeses）。萨比努斯属于元老阶层，在当时，任命一位元老当总督已经不是常态。3世纪中叶开始的政治动荡给行省带来许多变化，罗马皇帝对潜在的篡位者戒心日增，他们开始从骑士阶层中任命总督和军事官员，伽列努斯在位时就规定只有骑士才能当军官，这实际上为职业军人在罗马社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3世纪以后的诸多皇帝往往出身低下，通常具有军事背景，并不遵循传统的元老晋升模式（见第三章）；此外，大多数3世纪皇帝的祖籍在巴尔干，而此前的皇帝主要来自地中海的核心行省。由此看来，珀斯图姆斯此举很可能说明，高卢帝国缺乏足够的骑士阶层成员，因此只能任用可以得到的任何人治理行省。

高卢帝国覆灭后，帝国的政治动荡并没有结束。奥勒良在275年成了宫廷政变的牺牲品，当时他正带兵驻扎在色雷斯，为进攻波斯做准备，结果，他成了第一个死后没有葬在罗马城的罗马皇帝。由元老院推举的皇帝塔西佗（Tacitus）统治了大约6个月就死了，死因不明；随后，叙利亚腓尼基埃及行省的总督普罗布斯（Probus）被他的军队推上帝位，他于276年击败塔西佗的兄弟弗洛里安（Florianus），成了罗马帝国的皇帝。

在普罗布斯统治时期，有两起叛乱涉及不列颠。一起是由普罗库鲁斯（Proculus）和伯诺苏斯（Bonosus）在高卢发动的，除高卢外，他们还宣称不列颠和西班牙行省也归他们管辖，普罗布斯在蛮族人的帮助下把这起叛乱镇压下去。另一起是由一个不知名的不列颠总督在不列颠发动，很快也被镇压了。据佐西莫斯说，普罗布斯曾御驾亲征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并且把活捉的俘虏送到不列颠，帮助他对付叛乱分子。

282年，禁卫军长官卡鲁斯（Carus）取代普罗布斯，成了罗马帝国皇帝。他仿效之前的瓦勒良和伽列努斯，也把帝国一分为二，东部由他和他的小儿子努梅里安（Numerianus）治理，西部则由大儿子卡里努斯（Carinus）管理。在这三位皇帝统治期间，与不列颠唯一相关的史料是卡里努斯曾获得“不列塔尼库斯·马克西穆斯”（Britannicus Maximus）的名号，这说明他曾在针对不列颠的军事行动中获胜。然而，此次军事行动起因为何？与谁作战？卡里努斯是御驾亲征还是派遣手下将军前往不列颠？这些都不得而知。从不列颠日后的发展来看，罗马的军事行动也许与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的海盗活动有关，后者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控制了北海、高卢及不列颠沿海地区；罗马不久就派了一位名叫卡劳修斯（Carausius）的将军专门来肃清这些海盗。

留在东部的卡鲁斯和努梅里安承继普罗布斯的未竟之业，打败了波斯，但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之果，两个人就神秘死去了。284年，戴克里先被军队拥戴为皇帝；不久卡里努斯被杀，他的军队转而听命于戴克里先。戴克里先发现罗马帝国太大，靠一个人统治不了，他于是着手进行行政改革，任命马克西米安（Maximianus）为“奥古斯都”，即名义上与他平起平坐的统治者，负责帝国西部的防御，但事实上戴克里先是两人之中的主导者。

马克西米安的第一个任务是在高卢剿匪，在此过程中，比尔盖人卡劳修斯脱颖而出。286年，马克西米安委其以重任，让他集合一支舰队，肃清横行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日耳曼海盗。卡劳修斯年轻时是水手，承担这个任务应该是驾轻就熟，他以布洛涅港（Bononia）为据点，取得了节节胜利。但不久就流言四起，说他没有把从海盗那里剿来的财物统统上交，而是中饱私囊，甚至不惜与海盗勾结。结果马克西米安下令处死卡劳修斯；但后者索性夺取了不列颠，自立为帝。

卡劳修斯去不列颠时带去了他创办的那支舰队；马克西米安手上没有海军，因此只能听之任之。不仅如此，卡劳修斯甚至控制了高卢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英吉利海峡的一些港口，钱币证据表明他麾下还有来自日耳曼、莫西亚甚至意大利的“分队”（vexillationes），其人数之多足以让他防御自己的一方领地，虽说不足以让他与马克西米安和戴克里先一争高下。

现有的罗马文献对卡劳修斯的记载都是负面的，毕竟，历史是胜利者写出来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卡劳修斯只是“海盗”，其军队也以海盗为主。但这类记载也还是勉为其难地承认，他“获取了众多的蛮族武装力量”。卡劳修斯占领不列颠，不仅没有引起当地居民和军队的反抗，反而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原因可能是，卡劳修斯在肃清海盗时已经得到不列颠人的拥护，而不久之前随高卢帝国陷落不列颠重新被置于罗马统治之下，因此再次脱离罗马帝国，对当地军队极有吸引力，激发了他们对独立的记忆和向往。

卡劳修斯发行的钱币更可靠地反映出他的统治，他在钱币上的全名是“Marcus Aurelius Mausaeus Carausius”,前两个词表明他自视为公元2世纪安东尼王朝诸帝的直系，因此比马克西米安或戴克里先的出身更好，当然，这个谱系是编造的。他还自称为“不列颠的复兴者”（Restitutor Britanniae），在他发行的一种银币的反面，不列颠的化身与他握手欢迎，并配有铭文“Expectate Veni”，意思是“来吧，众所期待者”，此语出自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许多钱币的铭文上还有“RSR”三个字母的缩写，近来人们解释为“农神时代的回归”（Redeunt Saturnia Regna），即“黄金时代的回归”，是对维吉尔第四首《牧歌》的引用；在古代，人们认为这首牧歌预言了救世主的来临，因此，卡劳修斯向不列颠居民转达自己是救世者的意图便昭然无疑。值得注意的是，卡劳修斯在传达这些信息时，利用了罗马的古典传统，而不带有激发和唤起不列颠本土部落传统的企图，这与230年前波迪卡在不列颠起义时的情况相比，已成天壤之别。

卡劳修斯的钱币不仅发行于不列颠，而且在高卢广泛流通，这似乎转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不列颠比以前治理得更好。不仅如此，卡劳修斯还以他和马克西米安及戴克里先三人的名义发行钱币，铜币的正面有三人的头像，戴克里先居于正中，铭文则是“卡劳修斯及其兄弟们”（Carausius et Fratres Sui）；反面的铭文是“Pax Auggg”，意思是“三位奥古斯都的和平”，每个“g”代表一位“奥古斯都”（即“皇帝”）。显然，他认为自己与合法的皇帝平起平坐。与2世纪末的不列颠总督阿尔比努斯一样（见第二章），卡劳修斯明白自己是无法分享罗马帝国的政治权力的，但他需要头衔，否则就没有权威来统御军队、治理不列颠。篡权者未必都想问鼎皇位，很多人只想维持自己的割据，卡劳修斯从未表现出进占大陆的更大野心，可是没有某种权威，他就不能让下属听命于己。

293年3月1日，戴克里先开始实行四帝共治，他和马克西米安保留奥古斯都的头衔，再通过收养各选定一名副手，封以凯撒头衔，这相当于皇位继承人。戴克里先选中伽莱里乌斯（Galerius），马克西米安则选择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此后，除掉卡劳修斯的任务就落在君士坦提乌斯肩上。他没有像马克西米安那样由海路进攻，而是发挥强大的陆军的优势，先着手打击卡劳修斯在高卢的势力，并一举夺下布洛涅港，从而断绝了卡劳修斯与他在欧陆势力的联系。这对不列颠政权是一记重创，卡劳修斯开始失势。他的一位名为阿莱克图斯（Allectus）的手下——可能是他的禁卫军长——将他刺杀，夺取了他的政权，在此继续统治了三年。

要夺取不列颠本土，必须要有一支舰队，君士坦提乌斯为此准备了三年，其间还平定了西部边境的其他几起威胁。296年不列颠战事重新开启，君士坦提乌斯兵分两路，他自己带领一支船队从布洛涅港出发，另一支船队则由他的禁卫军长阿斯克勒皮奥多图斯（Asclepiodotus）率领从塞纳河口出发，通过怀特岛开往不列颠南部海岸，他在浓雾掩护下登陆，然后向北进发。突袭战略让阿莱克图斯措手不及，他来不及组织反抗便仓促逃往内地。阿斯克勒皮奥多图斯尾随其后，最终将他杀死。与此同时，君士坦提乌斯沿泰晤士河直奔伦敦，他成了那里“永恒之光的恢复者”（Redditor Lucis Aeternae），一如他在后来发行的钱币上宣称的那样。

击败阿莱克图斯后，君士坦提乌斯在不列颠的统治很快得以巩固，他在297年返回大陆。在随后十年中，除了一些碑铭提到不列颠北部边境的房舍被修缮和重建，这里便没有什么文字史料了。不过，正如前一章所述，乡间别墅的数量在3世纪以后稳定增长，似乎意味着财富在这一次政治动荡时向农村转移。

305年5月戴克里先退位，他逼迫马克西米安与他同时退位，这样，伽莱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升为奥古斯都，他们两人又要选择副手作为凯撒。戴克里先一手缔造的四帝共治制度，是想通过收养方式建立四位皇帝的紧密合作，共同对付帝国内日渐增多的各种问题。但这套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忽略了人的本性：对权力的迷恋让人更倾向于选择血缘继承制而非收养制。最终，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君士坦丁在不列颠军队的拥护下继位，为四帝共治画上了句号。

君士坦提乌斯升为奥古斯都后，便召集远在帝国东部的君士坦丁和他一起去不列颠征讨。305-306年这次战役的动机和过程，今已无从知晓，但应该发生在北部边境，当时，那里不仅有喀利多尼亚人，还有皮克特人，而皮克特人就是在这个时候首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的。“皮克特”（Picti）的意思是“在身上涂颜色的人”，可能指克尔特人一种普遍的风俗，即战斗之前在身上彩绘或文身。有学者认为，那不大可能指某一个部落，而是指一个与罗马为敌的北方部落联盟，其领袖也许正在不断搅扰罗马的边境。君士坦提乌斯可能把约克作为军事行动的基地，就像100年前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所做的那样。与塞维鲁一样，他似乎也曾涉足不列颠岛极北之地，因为文献提到他前往那里凝望大海和极昼，但似乎没有取得值得炫耀的伟大胜利。306年7月他在约克去世，与塞维鲁之死又一次雷同，其军队转而拥立君士坦丁。到312年，君士坦丁在罗马帝国西部的统治已完全确立了，317年，他成了两位奥古斯都中的主导者。324年，罗马帝国再度统一在他一个人的统治下，因此，不列颠是君士坦丁的发迹之地。

君士坦丁堪称是戴克里先改革的完成者，戴克里先具有革新精神，但他的许多政策没有被完整记录下来，其后果只有到君士坦丁时代才能看清楚。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对不列颠的重新划分。

戴克里先对行省的重组也许是这些改革中影响最深远的，他把许多行省划分为比原来小得多的单位，使行省的数量翻了一倍还不止，而行省官员和行政费用也跟着攀升。重新划分后的行省又组成12个大区（diocese），显然，皇帝认为现有的机构不够用，他需要更严厉地监督和更好地执行命令。当不列颠仍处在卡劳修斯统治之下时，戴克里先已在帝国其他地方着手进行此项改革；不列颠何时被划分，迄今并无定论，也许从君士坦提乌斯收复不列颠之后就已开始。划分行省牵涉到土地测量、情报收集，不可能一蹴而就。大约303到314年间编成的《维罗纳目录》（Laterculus Veronensis）开列了所有行省的名单，不列颠原来的上下两个行省现在变成了四个，其具体方位及各自的首府已无法确认。一般认为，“凯撒马克西米安”（Maxima Caesariensis）在英格兰东南部，首府是伦敦，从名字上看，它在四个行省中应该面积最大。“第一不列颠”（Britannia Prima）看来以英格兰西部为中心，首府位于赛伦塞斯特或格洛斯特。“凯撒弗拉维”（Flavia Caesariensis）可能囊括英格兰中部地区以东，以林肯为首府。“第二不列颠”（Britannia Secunda）则在北部，以约克为中心，与以前的下不列颠差不多等同。只有“凯撒马克西米安”行省的总督是执政官级别的（叫consulares），其他行省的总督都叫praeses或rector.这四个行省共同构成所谓的“不列颠大区”（dioecensis Brittaniarum），各省总督要向不列颠大区的代理官（vicarius）负责，这个代理官又要向位于高卢的禁卫军长负责（故他在名义上是这位禁卫军长的大区“代理”）。不列颠大区的代理官最初集民事权和军事权于一身，但在君士坦丁统治期间民事权和军事权开始分离，随着“将军”（duces和comites）一职的出现，这种分离便完成了，如此，代理官不再过问军事权。将军一职何时出现，已不可考，关于不列颠将军（dux）的记载迟至367年才出现。这套行政制度一直维持到罗马统治结束。在4世纪晚期，不列颠可能还出现了第五个行省“瓦伦提亚”（Valentia），但也许只是“凯撒马克西米安”的另一个名字。

在剥夺代理官和行省总督军权的同时，君士坦丁还废除了禁卫军，他们之前在皇位继承中扮演的角色，使他们成了所有在位皇帝的心腹大患。不过禁卫军长一职还是保留的，但只是徒有虚名，完全丧失了兵权。军权这时掌握在两位大将军手中，他们分别统领步兵（头衔为magister militum）和骑兵（头衔为magister equitum）。骑兵中另有一类叫scholae，充当皇帝的贴身卫队，由皇帝直接统领，这一制度可能也源自戴克里先。

3世纪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强化了军队的地位，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顺应形势，改组了军队，军团和辅助军这两种传统的军种尽管名称有时仍在，但其性质已转化为固定的边防军（limitanei和ripenses）和流动的、可供皇帝随时调遣的野战军（comitatenses），这在总体上提高了军队的流动性。根据4世纪末、5世纪初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4世纪不列颠的野战军大概有5000到6000名，边防军不超过12500名。换言之，不列颠驻军的总量已经大大减少，大约只是2世纪时的1/3.不过，考古材料表明，《百官志》提供的信息可能并不全面，但足以解释为什么不列颠铭文的数量在进入4世纪以后急剧减少——毕竟，罗马不列颠时期的铭文绝大多数是军人出资刻写的。

铭文减少的另一个原因与军队的蛮族化有关。在4世纪，西部帝国的蛮族化已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日耳曼部落迁居罗马帝国境内，并在军队中越来越占据数量优势。上文已提到，普罗布斯曾在蛮族人的帮助下镇压过不列颠的叛乱，并把勃艮第和汪达尔俘虏送到不列颠去对付叛乱分子。卡劳修斯军队中的蛮族人也不会少，否则阿莱克图斯的最后战败就不会被罗马作家描绘成是罗马人对法兰克人的胜利。阿拉曼王克罗库斯（Crocus）曾向君士坦提乌提供军事援助，君士坦丁在不列颠称帝，他看来是幕后推手；当然，罗马人的史料对此应该是讳莫如深的。蛮族化趋势越到罗马帝国的晚期，就越加重；相应的，来自日耳曼、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的职业士兵开始取代来自地中海核心地带的人，成为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他们与以前的军官不同，不会再例行公事般地用拉丁文记录他们的建筑项目，也不会为家庭成员树立墓碑以寄托相思之情。约克郡沿海某处有一座信号台，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肯定为军队在4世纪晚期修建的建筑，其题铭几乎不是拉丁文。此外，军饷在4世纪日益以实物的形式发放，军人的平均收入大不如从前，这些也促成了碑铭的习惯不再持续。

君士坦丁时代另一个重大发展是基督教的兴起。在4世纪以前，基督教是罗马帝国境内为数众多的东方密教之一种。与其他东方密教，如军人中盛行的密色拉教相比，基督教对所有人开放，因而具有包容性；但它要求信徒只接受基督教的上帝而拒绝其他任何神祇，因而又有排他性。基督教的密教特点在罗马统治者看来表现为可疑的秘密结社，而它的排他性又与罗马的传统宗教相冲突，与象征帝国政治统一的帝王崇拜尤其不协调。基督徒在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时期遭到严厉迫害，君士坦提乌斯曾接到命令，应消灭高卢和帝国西部的基督教，但他只摧毁了一些教堂，而没有主动、积极地迫害其信徒。君士坦丁在公元313年颁布敕令，宽容一切宗教，事实上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君士坦丁本人是否信仰基督教，向来被历史学家争论不休，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才皈依了基督教，因而在基督教传统中成了“君士坦丁大帝”。他死后，尽管出现了一些恢复原有的罗马宗教的企图，但到4世纪末成为泡影，因为狄奥多西皇帝把基督教奉为国教，并禁止了一切异教崇拜。

314年，即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后的第1年，在高卢境内的阿尔勒召开了教会会议，来自伦敦、约克和林肯的三位不列颠主教出席了这次会议，因此，早在4世纪前半叶，基督教的教阶制度已经在不列颠确立起来。在360年意大利里米尼（Rimini）召开的教会会议上也有三位不列颠主教出席，由于没有私人捐助，他们的旅行费用须由国家承担，他们也不愿接受别人的捐助，理由是欠国家的钱比欠个人的钱更神圣。这或许反映出：不列颠教会相对而言规模较小，也比较贫穷。尽管有这些文献记载，考古的发现却很难确证在不列颠城市中有教会存在。伦敦塔附近发掘出一座长方形廊柱大厅，被当做4世纪晚期伦敦的大教堂，但它用作世俗用途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林肯发现的一座小型木质建筑也被视为教堂。必须指出，由于没有文字佐证，对这些考古发现的断代和性质，都有很大的商榷余地。相比之下，与基督教有关的考古发现在农村地区显得更丰富、更可靠，例如前一章所述乡间别墅中基督教主题的壁画和马赛克画。此外，剑桥郡的沃特牛顿小镇发现了4世纪晚期基督徒使用的一些金银器，属于专门献给一座教堂的供物，上面带有铭文，其中一条提到“主啊，我匍匐在此，敬畏你的圣所”。在另一块异教风格的还愿板上，除了刻有代表基督的XP的醒目字样，还刻有“主的女仆实现了她的誓愿”（Amcilla votum quod promisit conplevit）。这种铭文在异教的还愿板上是经常出现的，现在却用来表达基督教的信念。有限的考古发现似乎表明，在4世纪，城市的基督教化程度不高，在乡村地区反而比较活跃，这可能与这一时期城市的萎缩有关。

君士坦丁在不列颠称帝，且一开始以特里尔为其统治中心，但在宣布基督教合法以后，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开始从帝国西部转往东部，并在324年建造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罗马帝国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对欧洲的古代晚期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如此，君士坦丁似乎没有忘却不列颠，他至少回来过一次，罗马帝国在伦敦的造币厂发行过纪念他回来的钱币。他在315-318年间还接受过“Britannicus Maximus”的名号，这意味着他在这里取得了一次军事胜利，但究竟是镇压了一次叛乱、还是击退了北方的皮克特人或其他外来入侵者，迄今已无法知晓了。

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罗马帝国再次分裂。他的长子君士坦丁二世分到了不列颠、西班牙和高卢，但后来与其弟君士坦斯（Constans）发生争执，于340年入侵意大利，很快被杀。两年后，不列颠的政情显然恶化，君士坦斯不得不在343年仲冬时节出巡不列颠，具体原因并不清楚。皇帝巡视后不久，后来成为皇帝的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的父亲曾以将军（comes）的身份来到不列颠，目的同样不明。350年，君士坦斯死于宫廷政变，他在高卢的一位野战军将领马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篡得王位，统治了西部。据说此人的父亲是不列颠人，母亲是法兰克人。他建立的分裂王国以拥护基督教的正统派自居，公然挑战君士坦丁的另一个儿子、统治帝国东部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所支持的阿里乌教派（Arianism）。君士坦提乌斯二世3年后击败了马格嫩提乌斯，他派了一名素以奸诈闻名的宫廷官员保路斯（Paulus）前往不列颠，此人陷害对手的手段如同链条般周密，故得诨名“链条”（Catena）。他对那里曾经支持篡位者的人疯狂报复，许多无辜者受株连。不列颠大区的代理官马提努斯（Martinus）在绝望之中试图刺杀保路斯，但一刺未中，只得当场自杀。马格嫩提乌斯看来在不列颠有不少追随者。

保路斯的迫害虽然血腥，但涉及面恐怕不会越出社会上层。放眼整个罗马帝国，蛮族的大规模入侵已经开始，对帝国的经济生活造成了广泛破坏。相对而言，偏安一隅的不列颠此时还没有受这股浪潮的波及，正因为如此，这个岛上的原料和谷物等资源日益为帝国所看重。355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任命朱利安为凯撒，派他去高卢管理帝国西北事务。朱利安很快发现那里的官员中饱私囊；更要紧的是，蛮族人阻碍了海路交通，使不列颠无法向驻守莱茵河的军队直接运输粮草，而只能把谷物先运到高卢，再通过陆路运往日耳曼。为了打开沿莱茵河的供应路线，朱利安打了几次大仗，终于在359年将这个难题基本解决。然而，不列颠本地的问题却刚刚开始。

北部边境自哈德良长城建好以来享有的和平正在消逝，据阿米亚努斯记载，360年冬，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撕毁了与罗马帝国签订的和约，而入侵不列颠大区。在阿米亚努斯著作的传世手抄本中，“苏格兰人”一词只剩下后半部，人们一般认为它是“苏格兰人”，但也有人认为是“阿塔科特人”，后者来自爱尔兰，古代作家说他们是食人生番。朱利安派了他的骑兵大将军卢皮奇努斯（Lupicinus）去对付，至于这位将军在不列颠战果如何，史料无记载，但肯定没有获得长久效果。朱利安后来去和波斯人打仗，于363年死在东方。次年，瓦伦提尼安成了帝国西部的皇帝，此时，“战争的号角几乎响彻整个罗马世界，最野蛮的部落纷纷起来肇事，袭击他们附近的边境。在同一时间内，阿拉曼人抢劫了高卢和里提亚……皮克特人、撒克逊人、苏格兰人和阿塔科特人用不间断的灾难骚扰不列颠人”。但从考古材料来看，这些灾难似乎并没有让不列颠那些乡间别墅受到影响，它们仍然发展。

“不间断的灾难”在367年阿米亚努斯所谓的“蛮族人的合谋”（conspiratio barbarica）中达到顶点，当时，众多蛮族共同对罗马帝国发动了进攻。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蹂躏了不列颠，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劫掠了高卢。罗马设在边境地区的侦察兵（areani）看来串通了蛮族，让他们轻易越过了边境，并伏击俘获了不列颠的将军弗洛夫奥德斯（Fullofaudes）、杀死了“滨海统帅”（comes maritimi tractus）尼克塔里杜斯（Nectaridus）。“滨海统帅”也许就是《百官志》中提到的“撒克逊海滨统帅“(comes litoris Saxonici),”撒克逊海滨”是不列颠东南部从3世纪初开始建造的一批海岸防御要塞，它们最终合并在一个体系下，由一位统帅管理。不过，其命名为“撒克逊海滨”，究竟是因为这里的海岸线受到了撒克逊人的袭击，还是因为这里居住着撒克逊人，相关争论在学术界仍然悬而未决。

这次入侵，蛮族可能是在一位首领的协调下发动的，但不大可能结成长久的联盟作战。入侵的动机今天已不可考，只能依靠猜测，大概是为了抢夺财富或通过战事巩固自己在族人中的地位。他们深入到哈德良长城以南地区，杀人、放火、抢劫。瓦伦提尼安先后派了他的宫廷大臣和骑兵大将军前往平定，但都没有效果。最后，他派出“军事统帅”（comes rei militaris）狄奥多西（Theodosius），从头衔上看，“军事统帅”不是常设职位，应该是针对特别行动临时授予的。狄奥多西带了野战军的四支部队约2000人从布洛涅港出发，一抵达伦敦附近就遇到被大量战利品拖累的流寇。在扣留了部分战利品后，他进入伦敦，并在那里过冬。他利用冬季的休整时间扩充军队，对以前的逃兵既往不咎，重新召集回来。次年，他通过海陆两路向蛮族发兵，最终恢复了秩序，并解散了被蛮族买通的侦察兵。阿米亚努斯异常详细地记载了狄奥多西的功绩，在他写作的时候，罗马皇帝叫狄奥多西一世，正是狄奥多西将军的儿子，所以，关于这次“蛮族人的合谋”的记载，就有可能是言过其实。

在罗马帝国晚期，不列颠仍被用来流放政治犯。潘诺尼亚人瓦伦廷（Valentinus）因今人不知的罪名被流放到不列颠，他立即利用这个机会联络不列颠的其他流放者甚至军队，起来反对瓦伦提尼安；这次叛乱也被狄奥多西平定。372年，瓦伦提尼安又把美因茨附近一位阿拉曼人的王派到不列颠当司令，因为当时不列颠军队中已有了一支强大的阿拉曼人组成的分队。

375年瓦伦提尼安死后，其子格拉提安（Gratian）取得对帝国西部的统治权，格拉提安遂任命狄奥多西将军之子狄奥多西一世为帝国东部皇帝。然而，不列颠驻军认为他们的一个统帅比格拉提安更胜任皇帝之位，383年，他们拥戴西班牙人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Magnus Maximus）为他们的皇帝。马克西穆斯立即动身前往欧陆与格拉提安一争高下；格拉提安是被自己手下人杀死的，但到388年，狄奥多西一世击败并杀掉了马克西穆斯。

马克西穆斯离开不列颠时带走了那里能带走的一切驻军，他死后，这些军队再也没有返回不列颠，这样，不列颠就暴露给西北方的苏格兰人和北方的皮克特人，他们得以放肆地袭击和抢劫。到394年，狄奥多西一世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他次年就去世了，罗马帝国由他的两个儿子继承：阿卡迪乌（Arcadius）统治东部，霍诺里乌（Honorius）治理西部。霍诺里乌成了统治不列颠的最后一个合法的罗马皇帝。

此时，整个帝国的真正领导人其实是步兵大将军斯提利科（Stilicho），将军的父亲是汪达尔人，他自己是狄奥多西一世的女婿，又是霍诺里乌的岳父。他大约在388-389年间采取军事行动，取得了对撒克逊人、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胜利，但这件事保存在恭维他的诗歌中，从诗歌文本看不出胜利是出自斯提利科的亲征，还是他派遣手下人在不列颠获得的。大约在398年，也许是斯提利科为不列颠设置了一个新军职——“不列颠统帅”（comes Britanniarum），《百官志》上说此统帅管辖一支野战军，其中一半以上是骑兵，这支军队似乎是专门为不列颠的军事行动征募的。进入5世纪，罗马帝国疲于应付愈演愈烈的蛮族入侵，形势竟至急转直下，不列颠一下成了可以抽调人马去捍卫帝国心脏的根据地了。401年，斯提利科从不列颠调走一些驻军，去对付西哥特人。从379年开始，不列颠发行的罗马钱币已锐减，在不列颠大量发现的、最晚的罗马钱币铸于402年左右，钱币主要用来支付军饷，所以，这可以视为是斯提利科从不列颠撤军的佐证。如果还剩下任何军队，那么也在407年追随篡位者君士坦丁三世，前往高卢争夺帝位去了。

西罗马帝国已经风雨飘摇，帝国首府从米兰迁到意大利东北的拉文纳，这里的偏僻沼泽或许能让霍诺里乌感到一丝安全；他再也无心过问不列颠了。由于君士坦丁三世抽走了军队，不列颠人只能自己组织武装，对抗蛮族的入侵。罗马法禁止行省人民自立武装，但此时不仅不列颠居民这么做，大陆上的一些克尔特人也这样做。在408至409年，不列颠人发动了一次起义，赶走了罗马官员。410年，霍诺里乌写信给不列颠人，授意他们保护自己。至此，那套互惠互利的庇护体系在不列颠停止运转了，不列颠人再也无需纳税供养罗马驻军了，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彻底落幕。

但罗马对不列颠的影响并未戛然而止，如同公元43年以前罗马的影响已经逐渐增强，410年以后罗马影响也是逐渐消失的。要等到两三代人以后，人们对罗马行省的记忆才会终结。生活在6世纪中叶的不列颠北部编年史家吉尔达斯，对罗马以后不列颠的发展做了最直接和最翔实的报道，不过，这位基督徒所写的，与其说是历史，倒更像是宗教说教——他想证明为什么在不列颠发生的事是神对人的惩罚。除了这份文献，只有屈指可数的考古材料来说明这个时期的情况了，故对于罗马之后的不列颠，只能模拟一个模糊的轮廓。

罗马人走后，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再次入侵，最终造成杀戮遍野、城市荒芜。不列颠人无奈之下，于446年最后一次向正在高卢的一位罗马将军写信求援：

野蛮人把我们赶进大海；大海又把我们赶回野蛮人那里。在这两种死法中，我们不是被杀死，就是被淹死。

此信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回应。一些不列颠人继续抵抗，他们藏进山林洞穴之中，最终击败蛮族人，享有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与繁荣。但好景不长，一场瘟疫后，蛮族人再度入侵；不列颠人召开会议，商讨御敌之道，这说明，当时仍有某种形式的政府存在，仍可能按照罗马的行事方式运行。一位领袖采用了前人的先例，把撒克逊人请来对付不列颠的敌人，条件是划出一些土地给撒克逊人定居。撒克逊人获胜后，却反过来攻打不列颠人，并把自己的族人大量引入不列颠。他们似乎逐步控制了不列颠东部；但这些事件的顺序如何，学界有很多争论，恐怕永远也不会有定论。

最后，不列颠人开始重组，听命于安布罗修斯（Ambrosius Aurelianus），他大约于493年在巴顿山（Mount Badonicus）击败了撒克逊人。安布罗修斯很可能是罗马化的不列颠贵族后代，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罗马人。他的胜利将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的均势维持了半个多世纪：不列颠人控制西部和北部，撒克逊人则在南部和东部建立起新的优势。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亚瑟王，恰恰在巴顿山打败了入侵者，但亚瑟王的历史真实性却得不到信史的确认。亚瑟王传说是一个克尔特传统，在中世纪流传；中世纪的亚瑟王是一个颠倒众生的偶像，他被赋予许多中世纪骑士的特征，反倒失去了原来应该具有的罗马不列颠背景。无论如何，在吉尔达斯看来，安布罗修斯象征着罗马不列颠的终结，他是对的。577年，撒克逊人在今天格洛斯特郡的德哈姆（Dyrham）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举夺下格洛斯特、赛伦塞斯特和巴思三座城市。至此，延续某种程度的罗马不列颠的企图，也就彻底破灭了。

罗马不列颠的终结也是整个罗马帝国断裂、沉沦和衰亡的一部分。但任何终点也都是起点，经过一系列的传承、更新和转型，基督教世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不列颠也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罗马官员离开后，不列颠与罗马世界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基督教会来实行的。基督教不再是戴克里先四帝共治时期的受害者，相反，随着君士坦丁将其合法化，它迅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和政治权力，影响一下遍及整个帝国，而它完善的组织结构又使它成了罗马帝国的国中之国。罗马行政体系中的很多术语被基督教采纳了，比如，diocese从“大区”变为“主教区”，vicarius从大区“代理官”转化为“主教代理”，decuriones从“市元老”演变成“助祭”，诸如此类。但统一的组织结构不能保证信徒的信仰一致，从一开始，这个宗教就被教义分歧拉扯得四分五裂，有时甚至达到流血的程度。

不列颠出生的贝拉基（Pelagius）曾在这方面大出风头。他在380年离开动乱的故土前往罗马学习，企图有所建树。他的思想比较自由，对原罪的教义持有异见；他否认奥古斯丁的观点，奥古斯丁认为，人在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后丧失了自由意志，必须通过上帝的恩典才能获救，而上帝的恩典是预定的，取决于上帝的抉择。贝拉基却肯定人的自由意志，主张人可以选择行善，由此决定自己的命运，干预上帝的判决。这个异端见解在教会内引起了极大争议，奥古斯丁神学体系中最有影响的部分就是在与贝拉基的辩论中形成的。贝拉基能被奥古斯丁当做对手，其修养自然不俗；不过，他的论敌常常用针对蛮族人的羞辱性语言对他的不列颠出身大加嘲弄，称他为“大家伙”“山区鄙人”“细脖子的巨人”“灌满了爱尔兰稀粥的愚人”。这些称谓让人想起凯撒当年对不列颠人的叙述，可见，即使到罗马帝国晚期，不列颠仍然受到明显的歧视。离散在外的不列颠人，哪怕拥有贝拉基这样的教养，仍无法逃脱被歧视的命运。

贝拉基虽然不在不列颠生活，但他的学说在故土有极大影响，那里的教会没有能力反驳这种异端，就向高卢主教求助，请他们派人来肃清流毒。429年，即不列颠脱离罗马世界近20年后，高卢主教会议委派欧塞尔（Auxerre）主教圣日耳曼努斯（St Germanus）率领一个主教团访问不列颠，与当地的贝拉基分子进行辩论，辩论地点应当在圣奥尔本斯。

按照圣日耳曼努斯传记作者的说法，贝拉基的拥护者首先陈述自己的观点，他们言辞空洞、漫无目的，而高卢主教一开口便是“滔滔雄辩和来自使徒和福音传道者的隆隆雷鸣”，于是贝拉基分子败下阵去。日耳曼努斯接着治愈了一位盲女，她是当地显贵的女儿，其父有平民官头衔。之后，日耳曼努斯不慎摔跤受伤，“正当他在一间屋里休息时，周围房屋着了火。不过，烈焰虽然吞噬了周围一切，他所在的屋子却完好无损。此后，日耳曼努斯又治愈了许多病人，他自己最终也神奇痊愈了。”这时，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来袭，以前当过兵的日耳曼努斯又率领不列颠人与之作战，此次战役看来发生在北威尔士。这位圣徒打仗之前为军队集体施洗，并教导士兵打仗时跟着他高呼“哈利路亚”（意即“赞美上帝”）。这一招真把蛮族人吓得掉头逃窜，日耳曼努斯由此教导了不列颠人：以正确的信仰崇拜上帝，收效可以立竿见影。最后，他向民众布道，要他们忏悔自己的罪孽。这个故事不仅表明教会组织此时已在不列颠建立起来，更生动地透露出，基督教世界虽说衍生于罗马世界，但它的气质和风格已与旧的世界迥然不同了。

第二篇　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

第一章　七国争霸

自公元5世纪中叶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大规模入居不列颠，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150年之久。盎格鲁-撒克逊人包括古代日耳曼人的三个分支，即朱特人（Jutes）、盎格鲁人（Angles）和撒克逊人（Saxons）。朱特人最初居住在莱茵河（the Rhine）下游地区，他们与罗马文明有一定接触，有着不同于英格兰其他地区的独特文化，其古代的法典制度和耕作制度与法兰克人（Franks）比较接近。5世纪中叶，朱特人入居不列颠，初到不列颠的朱特人主要分布于肯特（Kent）、怀特岛（Isle of Wight）及西撒克逊（West Saxon）地区，他们建立了肯特王国（Kent）。盎格鲁人来自朱特人和撒克逊人祖居地之间的盎格尔恩（Angeln），即今天的石勒苏益格地区（Schleswig），他们迁徙至不列颠岛上后逐渐形成了东盎格鲁人（East Angles）、中盎格鲁人（Middle Angles）、麦西亚人（Mercians）、诺森伯里亚人（Northumbrians）以及其他的盎格鲁人部落，盎格鲁人建立的国家主要有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麦西亚（Mercia）和诺森伯里亚（Northumbria）。撒克逊人来自古撒克逊地区，即今天的荷尔斯泰因（Holstein）地区，他们迁徙至不列颠后逐渐分成三支：南撒克逊人（South Saxons）、西撒克逊人（West Saxons）和东撒克逊人（East Saxons），他们建立的王国主要有苏塞克斯（Sussex）、威塞克斯（Wessex）和埃塞克斯（Essex）。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是日耳曼部落中两个有较强联系的分支，他们远离罗马文明，野蛮好斗。5世纪之前英国被称为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之后才称为英格兰，意为盎格鲁人的土地。

5至6世纪迁居到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处于军事民主制时代，他们在英格兰建立了众多的部落小国，最初似乎有三十多个，其中很多由军事首领控制。这些小国在持续的纷争中或壮大崛起、或衰落毁灭，至6世纪末，亨伯河（the Humber）以南至少存在十几个国家，其中最主要的国家为：肯特、苏塞克斯、埃塞克斯、威塞克斯、麦西亚、诺森伯里亚和东盎格利亚等七国。除以上七国外，还有林赛（Lindesy）、赫威塞（Hwicce）、麦肯赛特（Magonsaete）、中盎格利亚（Middle Anglia）、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和萨里（Surrey）等小国，这些小国的轮廓和历史并不太为人所知，它们最初都是独立的部落王国，有些还曾在混战中崭露头角，如米德尔塞克斯。多数小国成了大国争霸的牺牲品，它们沦为大国的附属国、或被大国兼并，原来的统治者也逐渐变成大国统治者的附属王（subking）、或方伯（ealdorman）。自6世纪末至9世纪后期，这些国家时战时和，轮转起落，谱写了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七国争霸的历史。

肯特是盎格鲁-撒克逊诸国中最早建立的国家。据英格兰史学之父比德（Bede）的记载，5世纪中叶，肯特的不列颠王为了防御皮克特人（Picts）和苏格兰人的入侵，邀请朱特人帮忙，朱特人首领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两兄弟率众部落民乘船前往肯特。在肯特登陆后，这些朱特人先打败了皮克特人，接着又推翻了不列颠王，建立了肯特王国。有人认为肯特这一地名就是朱特人这一族名的变音。有关朱特人入居的历史过于久远，多流于传说，在英国的古诗里，亨吉斯特被描写成朱特人的军事首领。

6世纪后期肯特开始称霸，埃塞尔伯特（Ethelberht,560-616年在位）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s）中第三个被称为“布雷特瓦尔达”（Bretwalda）即“不列颠统治者”的王。在他统治时期，其霸权范围一直扩展至亨伯河以南地域，亨伯河以南诸王国均承认其霸主地位。埃塞尔伯特统治肯特56年，“霸权长达30年之久”。埃塞尔伯特也是早期英国教会史上的著名人物，公元597年，埃塞尔伯特在其首都坎特伯雷（Canterbury）接待了罗马教皇大格雷戈里（Gregory I）派出的传教使节奥古斯丁（Augustine），后来他在奥古斯丁的影响下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埃塞尔伯特是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中第一位接受基督教的王，肯特也是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埃塞尔伯特的霸主地位还表现在对其他王国的影响上，埃塞尔伯特的妹妹嫁给了埃塞克斯国王塞勒德（Sledd），塞勒德家族能够获得东撒克逊的统治权，与埃塞尔伯特的影响分不开。在埃塞尔伯特的影响下，埃塞克斯在塞勒德的儿子萨博特（Sabert,604——?年在位）的统治时期皈依了基督教。埃塞尔伯特也能对东盎格利亚施加影响，该国国王雷德沃尔德（Rædwald,?——627年在位）是他的另一个外甥，埃塞尔伯特也说服雷德沃尔德放弃异教信仰，皈依基督教。埃塞尔伯特还制定了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埃塞尔伯特法典》（The Laws of Ethelberht），这是一部按照罗马方式制定的成文法，西方学者认为该法典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肯特王国已经进入了欧洲较先进的日耳曼王国的行列”。

埃塞尔伯特之后，肯特王国的势力逐渐衰退，不断受到其他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干涉和入侵。最初的威胁来自诺森伯里亚，诺森伯里亚王埃德温（Edwin,616-632年在位）、奥斯瓦尔德（Oswald,634-642年在位）、奥斯维（Oswiu,642-670年在位）相继称霸不列颠达50多年。664年，奥斯维曾试图干涉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

自7世纪后半期始，肯特王国经常遭受麦西亚和威塞克斯的入侵，直至其被瓜分和征服。676年，为了加强自身霸权以及消除肯特在萨里和伦敦的势力，麦西亚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675-704年在位）入侵肯特，劫掠蹂躏了罗切斯特（Rochester）主教区，致使该主教区废弃了很长一段时间。7世纪80年代，来自威塞克斯的入侵致使肯特近乎灭国。686年，威塞克斯王卡德瓦拉（Cædwalla,685-688年在位）和其弟穆尔（Mul）入侵肯特，推翻了肯特王埃德里克（Eadric,685-687年在位）的统治，穆尔成为东肯特王（686-687年在位），肯特王国沦为威塞克斯的附属国。687年，肯特人起来反抗，烧死了穆尔及其十二位随从。卡德瓦拉再次入侵，征服肯特；694年肯特与威塞克斯达成妥协，肯特人为烧死穆尔事件向威塞克斯偿付三万便士。8世纪，肯特的主要威胁来自麦西亚。埃塞尔伯特二世（EthelberhtⅡ,725-767年在位）和埃德伯特（Eadberht,725-762年在位）统治时期，肯特受控于麦西亚王埃塞尔鲍德（Ethelbald,716-757年在位）。埃塞尔鲍德曾干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他让一位麦西亚人做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此外，原属肯特的伦敦也为麦西亚所控制。麦西亚王奥法（Offa,757-796年在位）统治时期，东、西肯特王皆向奥法臣服，遵从其权威，当时肯特王封授土地，需要征得奥法的同意。奥法最初并未直接统治肯特，他让东、西肯特王埃格伯特二世（EgbertⅡ,764-785年在位）和希尔伯特（Heahbert,764-765年在位）做他的附属王共治肯特；至772年，奥法开始直接统治。776年，埃格伯特二世领导肯特人反抗奥法的统治，肯特军在奥特福德（Otford）打败麦西亚军队，778年肯特甚至赢得独立。785年，肯特再次被麦西亚征服。奥法去世后，肯特人爆发了反抗麦西亚的起义，也曾赢得短暂独立，但很快被麦西亚军队镇压。798年，麦西亚王琴伍尔夫（Cenwulf）蹂躏肯特，俘获了肯特王埃德伯特·普兰（Eadberht Praen,796-798年在位），砍其双手，弄瞎其双眼，并带回麦西亚。基内伍尔夫让自己的弟弟卡斯雷德（Cuthret,798-807年在位）作为附属王统治肯特。此后，麦西亚王大都以王族成员充附属王的形式来统治肯特，直至825年。肯特人也曾多次起来反抗麦西亚的统治，823-825年间就发生过较大规模的起义。

825年，威塞克斯王埃格伯特（Egbert,802-839年在位）驱逐了统治肯特的麦西亚附属王贝尔德雷德（Baldred,823-835年在位），肯特被威塞克斯王国征服。接着，肯特与苏塞克斯、萨里、埃塞克斯等皆成为威塞克斯的附属国。858年，肯特最终并入威塞克斯。

东盎格利亚是盎格鲁人于5世纪末建立的一个王国，其领土范围大体相当于现在英国的诺福克郡（Norfolkshire）和萨福克郡（Suffolkshire），该王国大片土地都被沼泽地包围，处于比较有利的防御位置，这可能是东盎格利亚王国在6世纪末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强国之一的重要因素。

有关该王国的早期历史很模糊，第一位出现在教会史上的东盎格利亚著名君主是雷德沃尔德（Rædwald,?——627年在位），他的父亲是泰提（Tytil），祖父是伍法（Wuffa），因为伍法的原因，东盎格利亚诸王也被称为伍芬斯（Wuffingas）。雷德沃尔德是肯特王埃塞尔伯特的外甥，早期他一直在埃塞尔伯特的荫蔽下实施统治，在其舅父的影响下，雷德沃尔德皈依了基督教。埃塞尔伯特去世后，雷德沃尔德成为南英格兰的霸主。雷德沃尔德曾插手诺森伯里亚内政，当时诺森伯里亚的两个小王国贝尼西亚（Bernicia）与德伊勒（Deira）发生战争，贝尼西亚王埃塞尔弗里斯（Ethelfrith）追捕德伊勒王埃德温（Edwin），雷德沃尔德给埃德温保护和支持。雷德沃尔德先是在德伊勒和麦西亚边境的一场战役中打败了埃塞尔弗里斯，接着他又帮助埃德温登上诺森伯里亚王位。7世纪40年代，东盎格利亚与麦西亚因为争夺对东米德兰（East Midlands）的控制权爆发战争，麦西亚王彭达（Penda,626-655年在位）率军入侵东盎格利亚，国难当头之时，因笃信基督教早已逊位并隐居修道院的东盎格利亚王西格伯特（Sigeberht,630——?年在位）从修道院还俗，他与当时的埃格里克王（Ecgric）共率东盎格利亚士兵对抗麦西亚人，最后双双殒命沙场。7世纪50年代以后，来自麦西亚的威胁进一步加剧。麦西亚王彭达再次入侵东盎格利亚，当时正值安纳王（Anna,653-654年在位）统治时期，麦西亚军队蹂躏了东盎格利亚，毁坏了位于诺福克郡伯格堡（Burgh Castle）的修道院。安纳王被驱逐，后返回复位，但麦西亚再次入侵，安纳王被杀。彭达让自己的儿子皮达（Peada）统治东米德兰；安纳的弟弟埃塞尔赫（Ethelhere,653-655年在位）继承东盎格利亚王位，他向彭达称臣。两年后，埃塞尔赫起兵反抗麦西亚，兵败而死。

8世纪90年代，麦西亚王奥法征服东盎格利亚。东盎格利亚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ht,779-794年在位）曾领导反抗奥法的起义，结果兵败，埃塞尔伯特被奥法处死。奥法去世后，东盎格利亚曾获得短暂独立，但最终还是被麦西亚征服，东盎格利亚再次沦为麦西亚的附属国。

825年，在威塞克斯的支持下，东盎格利亚人发动了反抗麦西亚的起义，这次起义虽然使东盎格利亚摆脱了被麦西亚人统治的命运，但又沦为威塞克斯的附属国。东盎格利亚王国的最终命运与维京人（Vikings）入侵密切相关，865-866年冬季，维京人曾入境东盎格利亚过冬，当时正值埃德蒙王（Edmund,855-869年在位）统治时期。869年，维京人再度入侵，他们在东盎格利亚王国大肆蹂躏，摧毁所经之地的修道院，杀死埃德蒙王，征服了整个东盎格利亚。9世纪70年代，根据阿尔弗雷德与丹麦首领古思伦（Guthrum）签订的《韦德莫尔条约》（Wedmore Truce），东盎格利亚成为丹法区（Danelaw）的一部分。917年，“长者”爱德华（Edward the Elder,899-924年在位）收复东盎格利亚，此后东盎格利亚成为英格兰的一个伯爵领。

埃塞克斯（Essex）意为东撒克逊人（East Saxons）居住的地方，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最早的入居地之一，5世纪早期，东撒克逊人就日渐迁居于这里。埃塞克斯王国建立于6世纪，其主要疆域包括埃塞克斯郡（Essexshire）、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shire）、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东南部地区、萨里（Surrey）地区及伦敦。东撒克逊王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塞勒德王（587-604年在位），他是东撒克逊王室谱系表上的第一代王，肯特王埃塞尔伯特的妹妹芮克拉（Ricula）是他的王后。

早期的埃塞克斯王国受制于肯特王埃塞尔伯特，第二代埃塞克斯王萨博特（Sabert,604——?年在位）是肯特王埃塞尔伯特的外甥，当时的伦敦虽属萨博特统辖，但却被埃塞尔伯特控制，埃塞尔伯特还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圣保罗教堂。萨博特一直在其舅父的庇护下实施统治，直至埃塞尔伯特去世。616年，埃塞克斯人起来反对萨博特，主要是因为不满肯特的干涉并且反对基督教信仰，早期的埃塞克斯王国为多神异教信仰，在肯特王埃塞尔伯特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此后，埃塞克斯王国曾一度恢复异教信仰，至653年，在诺森伯里亚王奥斯维（Oswiu）的影响下，埃塞克斯才再度回归基督教。

自第三代王即萨博特的儿子们开始至第八代王，埃塞克斯大多实施多王共治。第三代是三王共治，第四代、第五代是一王统治，第六代、第七代和第八代皆为两王共治。这些共治王的地位并非完全一样，力量强大的王居于相对的主导地位，如第七代王赛比（Sæbbi）是一位强势国王，他与西格希尔（Sigehere）共治埃塞克斯。赛比在位时间约30年，他使自己的两个儿子西格赫尔德（Sigeheard）和斯韦弗里德（Swaefred）承袭王位，成为第八代共治王，还让另一个儿子斯韦夫赫德（Swaefheard）成为肯特王。

多王共治是埃塞克斯政治制度的一个特色，这种制度不仅意味着埃塞克斯的多重王权，同时也意味着持续的冲突和动荡。在赛比与西格希尔共治时期，这两个王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实施不同的政策，如664年赛比统治下的人信奉基督教，而西格希尔统治下的人则坚持异教信仰。内部冲突也为外来干涉提供了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东撒克逊共治王之间的矛盾寻求各自的支持力量。7世纪后半期，共治王赛比和西格希尔就曾深陷麦西亚与威塞克斯争夺肯特的漩涡之中，西格希尔站在威塞克斯王卡德瓦拉（Cædwalla,685-688年在位）一边，在卡德瓦拉的支持下，西格希尔曾征服肯特，做了西肯特王，与卡德瓦拉的弟弟穆尔共治肯特；赛比则站在麦西亚王一边，这是他的一贯立场。686年，穆尔被杀，肯特人造反。688年，在麦西亚王的支持下，赛比的儿子斯韦夫赫德取代西格希尔成为西肯特王。

总体来看，埃塞克斯王国没有像其他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那样出现过强大的霸主，尽管在某一时期，埃塞克斯曾经扩张至中撒克逊地区（Middle-Saxons），甚至在短期内还曾占领过肯特王国的部分地区。

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早期，埃塞克斯屈从于麦西亚霸权，埃塞克斯诸王在赫特福德郡和米德尔塞克斯郡封授土地的时候要承认麦西亚王的领主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16年。在麦西亚王埃塞尔鲍德（Ethelbald,716-757年在位）统治时期，中撒克逊地区已经完全为麦西亚所控制，埃塞尔鲍德及其后的奥法王都能在赫特福德郡和米德尔塞克斯郡地区自由封授土地。埃塞克斯发行的货币也能反映出麦西亚对埃塞克斯的影响：埃塞克斯货币的正面是一只站立的凤凰，这是埃塞克斯自身的特征；货币反面是一个狼头，这个图案来自麦西亚王埃塞尔鲍德。货币虽为埃塞克斯发行，但要经麦西亚王埃塞尔鲍德许可才行。

8世纪时，尽管经常处于麦西亚的霸权之下，埃塞克斯仍能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幸存下来。至奥法去世时，麦西亚周边的几个小国都没有王了，但东撒克逊王却一直存在，当然，有些时候他们已经被削弱到军事首领（dux）的地位。对于埃塞克斯的长期独立，有西方学者认为“可能与东撒克逊诸王及教会人士能够掌控复杂局势的能力有关”。

埃塞克斯王国最终由威塞克斯吞并，825年，埃塞克斯、苏塞克斯、肯特以及萨里皆归附于威塞克斯王埃格伯特，埃塞克斯成为威塞克斯的属国，由埃格伯特的儿子埃塞尔伍尔夫（Ethelwulf,839-855年在位）统治。后根据《韦德莫尔条约》，埃塞克斯沦为丹法区的一部分，至917年由“长者”爱德华收复。

苏塞克斯王国是盎格鲁-撒克逊七国中版图最小的一个，其领土范围约为今天英国东南威尔德地区（Weald）南部。苏塞克斯王国也是盎格鲁-撒克逊诸国中历史记载最少的一个，与该国有关的记叙很贫乏，只能根据其他国家的历史记载来追溯其大致的脉络。

苏塞克斯的立国者是撒克逊人的首领埃尔（Alle,477-514年在位），立国时间为5世纪后半期。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477年，埃尔和他的三个儿子率领三条船来到不列颠，到达今天苏塞克斯南部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杀死了许多不列颠人。485年，埃尔在米尔克雷兹伯纳溪流岸边附近同不列颠人作战。491年，埃尔与另一位首领包围了今苏塞克斯东南沿海佩文西（Pevensey）附近罗马安德里达堡垒所在地的不列颠人，将他们全部杀死。埃尔数次打败不列颠人，曾一度确立起短暂的军事霸权，他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记载的第一位霸主。埃尔去世后，传位于其子斯萨（Sisa,514-589/590年在位），斯萨为王76年。

至7世纪后半叶，苏塞克斯王国还是异教多神信仰，直至约克主教威尔弗里德（Wilfrid）来该国传教，苏塞克斯民众才接受了基督教。685-688年，威塞克斯国王卡德瓦拉征服苏塞克斯，苏塞克斯王阿德尔瓦茨战死沙场，苏塞克斯的两个王子被征服者俘虏后杀害，他们是在临刑前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在卡德瓦拉之后的伊尼王（Ine）统治期间，苏塞克斯继续臣服于威塞克斯。

771年，麦西亚王奥法将包括苏塞克斯王国在内的邻国征服，苏塞克斯的末代国王成了奥法的附属王。自771-825年，苏塞克斯一直处于麦西亚的统治下。825年，苏塞克斯与其他几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皆被威塞克斯王埃格伯特征服。

麦西亚是盎格鲁-撒克逊七国中实力最雄厚，版图最大的王国，它的疆域囊括了今天英格兰中部各郡，国境绵长，与其余六国及威尔士都有交界。麦西亚是盎格鲁人建立的王国，立国时间为585年，立国者是塞奥达（Creoda），他是彭达王（Penda,626-655年在位）的祖父。麦西亚人最初聚居于特伦特河（the Trent）南岸，后不断扩张，655年，彭达曾以特伦特河为界将麦西亚分成北麦西亚和南麦西亚。自669年起，麦西亚的主教坐堂就设在在特伦特河南岸的利奇菲尔德（Lichfield），麦西亚王的活动中心、即王家庄园和雷普顿（Repton）修道院亦在附近。“麦西亚人”（Mercians）意为“边民”或者“居住在边界的人”，自入居不列颠至7世纪早期，麦西亚人一直生活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之间的区域，因为临近不列颠人的边界，所以才有了“麦西亚人”的称谓。

麦西亚的扩张始于赛奥达的孙子彭达（Penda,626-655年在位），彭达极具军事天赋，在他统治时期，麦西亚不断与北面、南面及东面的诺森伯里亚、威塞克斯以及东盎格利亚发生战争。除此之外，麦西亚还不断蚕食它西面的不列颠人王国。7世纪后半期，麦西亚的土地扩张很快，此时的麦西亚边界已不再限于特伦特河南岸，该河流域的广大土地要么为麦西亚所有，要么成为麦西亚的势力范围。如在麦西亚与诺森伯里亚之间至少有皮克赛特（Pecsate）、林赛等20个地方政权属于麦西亚的势力范围，这些政权占地面积较小，约在300-1200海德（hide）之间，统称中盎格利亚（Middle Anglia）；麦西亚与威塞克斯之间的赫威塞（Hwicce）、汉德里克（Hendrica）等小国也依附于麦西亚。对于这些地区，彭达大多派其儿子或其他王室成员实施统治，他的儿子皮达就是其中之一。彭达的影响力可通过他对这些附属国军队的号令权反映出来，如在温沃伊德（Winwaed）战役中就有30位首领（duces）随其作战，此外还有东盎格利亚、诺森伯里亚的德伊勒王国，以及一些不列颠人王国的军队。彭达时期，麦西亚的扩张进展甚大，但诺森伯里亚随后崛起，使彭达无法在扩张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诺森伯里亚王奥斯瓦尔德（Oswald,634-642年在位）及东盎格利亚王安纳（Anna,653-654年在位）遏制了他的称霸野心。655年，诺森伯里亚的奥斯维王入侵麦西亚，彭达死于战场。彭达统治麦西亚达30年之久，他去世时，麦西亚还没有接受基督教，所以彭达是一位“异教”霸主。

彭达的儿子伍尔夫希尔（Wulfhere,658-675年在位）统治时期，麦西亚已经开始基督教化。和其父彭达一样，伍尔夫希尔也为争夺亨伯河以南的霸权经常与周边的盎格鲁-撒克逊诸国发生战争。674年，伍尔夫希尔率兵入侵诺森伯里亚，结果失败，被迫向诺森伯里亚臣服纳贡。

麦西亚在埃塞尔鲍德（Ethelbald,716-757年在位）和奥法（Offa,757-796年在位）统治时期，疆域得到很大的扩展，几乎亨伯河以南的所有王国都向其臣服。741年，从前独立的麦肯赛特（Magonsaete）、米尔德弗里特（Mildfrith）等皆归附于麦西亚，埃塞尔鲍德委派麦西亚贵族进行统治。埃塞克斯将伦敦、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以及赫特福德郡的控制权转给麦西亚。埃塞尔鲍德和奥法经常在赫威塞封授土地和授予爵位，赫威塞统治者向麦西亚王承认其附属地位，中盎格利亚地区成为麦西亚王国的一部分，奥法称赫威塞王为“我的附属王，我的方伯”。

8世纪，麦西亚的扩张遭遇了强劲的对手威塞克斯，双方为争夺伯克郡地区（Berkshire）的库克汉姆修道院（Cookham）曾多次发生冲突。7世纪晚期，伯克郡地区原为威塞克斯所有，8世纪时，该地被埃塞尔鲍德夺得，他将库克汉姆修道院赠与坎特伯雷教会。埃塞尔鲍德去世时，威塞克斯王基内伍尔夫（Cynewulf）又将其夺回。至779年，库克汉姆修道院又回到奥法手中。此时期的麦西亚与威塞克斯旗鼓相当，谁也占不到更多的便宜，所以才有库克汉姆修道院的多次易手。

奥法统治时期，麦西亚霸权达至鼎盛，他被尊为“盎格鲁人之王”，英格兰南部诸王国皆向其臣服。奥法最主要的功绩是征服肯特王国和苏塞克斯王国。764年，奥法征服肯特，肯特王成为他的附属王，“奥法以仆从之礼待之”。此后，除776-778年外，肯特一直处于奥法控制下；785年后，奥法开始直接统治肯特。770-771年间，奥法征服了苏塞克斯。奥法还将麦西亚的势力扩张至东盎格利亚，790年，奥法入侵东盎格利亚，794年，他下令处死东盎格利亚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ht,779-794年在位）。790年，奥法在东盎格利亚的铸币厂铸造货币，至其统治结束时，奥法在坎特伯雷、罗切斯特（Rochchester）、伦敦以及东盎格利亚、伊普斯威奇（Ipswich）等地都铸造了货币，他还是第一个将名字铸在麦西亚货币上的国王。以上史实不仅彰显了奥法的霸权，也能反映出该时期麦西亚贸易繁盛的事实，因为控制伦敦和肯特使得麦西亚与法兰克王国的贸易联系更加便利了。

8世纪后半叶，奥法在麦西亚王国的西部修建了著名的奥法大堤（Offa's Dyke），这是一项庞大的土石方工程，主要是为了抵御威尔士人的侵扰。该大堤从切普斯托（Chepstow）附近的塞文河（the Severn）起，一直延伸至迪河（the Dee）河口湾，全长270公里，从一侧海洋到另一侧海洋，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构成一条连绵不断的壁障。奥法大堤的修建完全表明了“奥法所掌握的巨大资源”。

为确保麦西亚的霸权地位，麦西亚王以的新方式提升麦西亚王权的尊严。埃塞尔鲍德和奥法意识到他们在南英格兰的主导地位，除了让那些附属王遵从他们的权威外，他们还使用了新称谓，如埃塞尔鲍德和奥法都在法律文件中称自己为“不列颠王”（Decus Britanniae）。从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写给奥法的信件中也可表明奥法的独特地位，查理曼称奥法为“最亲的兄弟”，以表明他们处于同等地位。787年，奥法以隆重的基督教仪式册封他的儿子埃格弗里斯（Egfrith,796-796年在位）为麦西亚王。至奥法统治结束时，麦西亚已经囊括了从泰晤士河至亨伯河之间的绝大部分土地。奥法直接控制了东盎格利亚、肯特、苏塞克斯，而且他还迫使威塞克斯和诺森伯里亚对其保持臣服关系。

埃格弗里斯统治时间很短，他死后麦西亚王族因争夺王位而发生内战，当时竞争王位的有三个家族，最终琴伍尔夫（Cenwulf,796-821年在位）胜出。琴伍尔夫不失为一位有作为的国王，他基本上保住了奥法时期的扩张成果，比如肯特和苏塞克斯。至琴伍尔夫统治末期，因为教俗关系恶化，麦西亚发生政治动荡。琴伍尔夫与坎特伯雷大主教伍尔弗雷德（Wulfred）因为麦西亚修道院的所属权问题发生了争执，像奥法一样，琴伍尔夫也声称自己是肯特王国的继承者，并以此为据控制了里卡尔佛（Reculver）和萨尼特（Thanet）的教堂和修道院。而坎特伯雷大主教伍尔弗雷德正急于按照加洛林王朝的方式实施教区改革，他坚决反对世俗国王对教会的所有权，声称所有教区都应该置于他的管辖之下。琴伍尔夫于是停止伍尔弗雷德的教职，伍尔弗雷德大主教转而支持琴伍尔夫的弟弟切奥尔伍尔夫（CeolwulfⅠ,822-823年在位），切奥尔伍尔夫在修道院所属权问题上与大主教达成和解，然后在大主教的支持下登上王位。切奥伍尔夫统治不久，也与坎特伯雷大主教因为麦西亚修道院的所属权问题发生争执，823年，麦西亚再次上演王位争夺战，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支持下，伯恩伍尔夫（Beornwulf,823-826年在位）发动政变，夺得王位。

9世纪，麦西亚由盛转衰，其霸权地位最终为威塞克斯取代。麦西亚的政治动荡给了威塞克斯王国崛起的机会。802年，威塞克斯摆脱了麦西亚的控制。825年，威塞克斯王埃格伯特在威尔特郡（Wiltshire）的埃伦登（Ellendun，现名劳顿）附近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大败麦西亚王伯恩伍尔夫。接着，威塞克斯军入侵肯特，驱逐了统治肯特的麦西亚附属王贝尔德雷德（Baldred,823-825年在位），埃格伯特吞并肯特、萨里、苏塞克斯以及埃塞克斯等地区。826年，东盎格利亚也趁机摆脱了麦西亚的控制权。

威格拉夫（Wiglaf,827-840年在位）统治时期，麦西亚分裂为两部分。829年，威塞克斯王埃格伯特再次入侵麦西亚，麦西亚被迫承认威塞克斯的宗主地位。此后，威塞克斯控制了麦西亚南部地区，威格拉夫及其继承人以附属王的身份统治麦西亚的腹地以及伯克郡泰晤士河以南的地区。伯格雷德时期（Burgred,852-874年在位），麦西亚与威塞克斯的埃塞尔伍尔夫缔结协定，伯克郡（Berkshire）并入威塞克斯，由麦西亚人担任郡长，两个王国发行通用货币，共同对抗威尔士人。

维京入侵是摧垮麦西亚的最后一根稻草。868年，维京大军进入诺丁汉（Nottingham）；872年，维京人进入伦敦；873年，维京人进入林赛；874年，维京大军侵入雷普顿（Repton），雷普顿位于麦西亚的中心，是埋葬麦西亚王以及王储们（Athelings）的地方。是年，伯格雷德（Burgred,852-874年在位）被驱逐，避难于罗马，麦西亚臣服于维京人。后根据威塞克斯和维京人的和约，麦西亚东部地区成为丹法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西部地区则为威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控制，成为威塞克斯王国的一个伯爵领地，至此，麦西亚王国的历史宣告结束。

诺森伯里亚是盎格鲁人建立起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主要由贝尼西亚（Bernicia）和德伊勒（Deira）两个王国组成，又兼并和吸收了周边的克尔特小王国。这两个王国以蒂斯河（the Tees）为界，贝尼西亚的疆域范围包括今天的东苏格兰、英格兰的伯维克（Berwick）、罗克斯堡（Roxburgh）、东诺森伯里亚以及达勒姆（Durham）地区，其核心大致为泰恩河（the Tyne）流域。德伊勒的疆域范围包括今天英格兰约克郡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其核心在约克郡东部。

诺森伯里亚的王族可以溯源至5世纪，据记载，贝尼西亚王族中最先来到不列颠的人叫欧萨（Oessa），他是埃达王（Ida,547-559年在位）的祖父。他的孙子埃达率众征服了当地的不列颠人，在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军事首领的竞争中获胜后，于547年自立为贝尼西亚王。比较准确的贝尼西亚历史开始于埃达的孙子埃塞尔弗里斯（Ethelfrith,592-616年在位），他也是其统治时间能够确切考证的第一位贝尼西亚王。通常认为德伊勒王国建立的时间要早于贝尼西亚，大约在5世纪上半叶，一位叫塞米尔（Sæmil）的盎格鲁-撒克逊首领率众征服了德伊勒的不列颠人，他是德伊勒埃尔王（Alle）的先祖。埃尔是第一位确切知道其名字的德伊勒王，597年，奥古斯丁使团到达不列颠的时候，正值他统治德伊勒。埃尔是埃德温王（Edwin,616-633年在位）的父亲，埃德温是第一位其统治时间能够确切考证的德伊勒王。

7世纪，贝尼西亚与德伊勒曾有过短暂联合，贝尼西亚王埃塞尔弗里斯（Ethelfrith,592-616年在位）是第一位将贝尼西亚和德伊勒联合在一起的王。604年，埃塞尔弗里斯入侵德伊勒，驱逐了埃尔的儿子埃德温，他将两个王国合并为诺森伯里亚王国，并开始向苏格兰扩张。不过，被他驱逐的埃德温来到当时的霸主——东盎格利亚王雷德沃尔德（Rædwald）的王廷避难，这次避难成了埃德温的命运转折点，雷德沃尔德王不仅为埃德温提供保护，而且还帮助他夺回王位。616年，雷德沃尔德在战场上杀死了埃塞尔弗里斯，在雷德沃尔德的支持下，埃德温成为贝尼西亚和德伊勒共同的王。这次流亡经历不仅使埃德温和雷德沃尔德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而且还使他在雷德沃尔德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

埃德温是当时盎格鲁-撒克逊诸王中的佼佼者，以公义治国。据传，埃德温在位期间，王国境内偃然有序，妇孺可以在路上携带黄金，不会有抢劫的危险。雷德沃尔德去世后，埃德温继其后成为霸主。633年，埃德温对抗由威尔士的格温尼德（Gwynedd）王国的卡德瓦隆王（Cadwallon）和麦西亚的彭达王联合组成的大军，被卡德瓦隆杀死在战场上。埃德温死后，贝尼西亚和德伊勒的联合也宣告结束，埃塞尔弗里斯的儿子恩弗里斯（Eanfrith,633-634年在位）统治贝尼西亚，埃德温的堂弟奥斯里克（Osric,633-633年在位）统治德伊勒。这两位国王掌国后，都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后来也都被不列颠王卡德瓦隆所杀。

重新将两个王国联合起来的是奥斯瓦尔德王（Oswald,634-642年在位），他是比德笔下的第六位霸主。奥斯瓦尔德是埃塞尔弗里斯的另一个儿子，他被比德称为“最虔诚的基督教徒”。奥斯瓦尔德早期曾被流放到苏格兰西南的达里亚达王国（Dalriada），他在那里接受了基督教，在收复贝尼西亚王国和德伊勒王国之后，他把基督教引入诺森伯里亚。奥斯瓦尔德与彭达争夺霸权，还曾入侵威尔士。642年8月5日，奥斯瓦尔德被彭达所杀，他死后被尊为圣徒，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教会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因为杀死他的彭达是异教徒，他便被看作是殉道者。奥斯瓦尔德在比德眼里是最理想的君主，比德称他为“虔诚笃信的奥斯瓦尔德王”。

奥斯瓦尔德死后，其弟奥斯维（Oswiu,642-670年在位）即诺森伯里亚王位，他是比德笔下的第七位霸主。德伊勒王国拒不承认奥斯维的统治，由原德伊勒王族的奥斯温（Oswine,644-651年在位）进行统治，诺森伯里亚于是再度分裂。分离出去的德伊勒很快就失去独立地位，屈服于麦西亚的彭达王。贝尼西亚征服德伊勒的道路很曲折，长久以来一直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了赢得德伊勒贵族的承认，贝尼西亚王做出很大努力，奥斯维娶原德伊勒王埃德温的女儿为妻，从而使两个王族的血脉结合在一起，这才使贝尼西亚的王族后裔最终赢得了德伊勒的统治权。679年，奥斯维的儿子埃格弗里斯（Egfrith,670-685年在位）将贝尼西亚和德伊勒两个王国统一起来，通常认为这一年是诺森伯里亚王国真正的开始。两个王国的最终联合还与664年召开的惠特比（W hitby）宗教会议有关，该会议决定整个诺森伯里亚承认坎特伯雷主教的权威，由此结束了贝尼西亚和德伊勒在宗教方面的分裂，这对统一的诺森伯里亚王国的形成极为重要。

7世纪，诺森伯里亚一直与麦西亚争夺亨伯河以南的霸权，达一个世纪之久，那些位于双方边界间的小王国如林赛王国等成了它们争霸的主战场。麦西亚一直想把德伊勒从贝尼西亚分离出来，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德伊勒的赛特沃尔德王（Ce thelwald,651-655年在位）统治时期，德伊勒就一度成为麦西亚的附属国。655年，赛特沃尔德与麦西亚的彭达一起在温沃伊德（Winwaed）战役中对阵贝尼西亚的奥斯维，奥斯维打败了彭达和赛特沃尔德，杀死了彭达，清除了诺森伯里亚霸权的最大竞争者，此后三年，奥斯维作为霸主直接统治麦西亚。

8世纪，诺森伯里亚进入多事之秋，蓬勃扩张的势头一去不返。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王位竞争。7世纪，诺森伯里亚就存在王位竞争问题，但贝尼西亚王埃塞尔弗里斯（Ethelfrith,592-616年在位）的后代经常处于主导地位，因此王位保持相对的稳定。8世纪，该王族衰落，其他王族纷起竞争，但没有哪一个王族能够确立起绝对优势。自716年奥斯雷德王（OsredⅠ,705-716年在位）去世至808年厄德伍尔夫（Eardwulf,796-808年在位）统治结束，诺森伯里亚一共有十四位王，除了琴雷德（Cenred）和奥斯里克（Osric）两位王因为统治时期太短，其历史模糊不清外，有六位王遭到废黜或驱逐，四位王被谋杀，还有两位王退位进了修道院。8世纪的诺森伯里亚王位如篮球一样在不同王族间争来夺去，从而引发了长期的政治动荡。

第二个原因是财政困顿，685年埃格弗里斯在耐克坍摩尔（Nechtansmere）的失败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埃格弗里斯和他的大部分军队被消灭在战场上，结果使诺森伯里亚丧失了在北方的一些土地以及从克尔特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小国收取贡赋的能力，而这些贡赋的丧失对诺森伯里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财政困窘还起源于对教会的馈赠，奥斯维时期，诺森伯里亚赠与教会的土地并不多；惠特比宗教会议引入了一种新的土地法概念——书田（bookland），自此教会获得了更多的馈赠。在主教威尔弗里德（Wilfrid）的敦促下，诺森伯里亚国王赐了几百海德的土地给教会，不过当时他们有大片新征服的土地予以补偿，所以并不觉得有所谓。但自从耐克坍摩尔失败后，土地变得匮乏，而教皇又禁止将教会土地转为世俗所有，因此诺森伯里亚诸王日益感受到财政的困难。

尽管8世纪不再是诺森伯里亚积极向外扩张的时代，但诺森伯里亚王还是征服了一些土地。如埃德伯特（Eadberht,737-758年在位）就被认为是诺森伯里亚的一位强大统治者，在他统治时期，诺森伯里亚不断向北方扩张。这一时期，诺森伯里亚与法兰克之间的交往也非常频繁，而法兰克的影响直接促成了诺森伯里亚后来的文艺复兴。

8世纪末，诺森伯里亚开始面对维京人的入侵。793年，维京人第一次入侵诺森伯里亚，蹂躏了林第斯法恩（Lindisfarne），诺森伯里亚举国惊恐。9世纪，维京人入侵的规模越来越大，844年，在一次抵抗维京人的重要战役中，诺森伯里亚拉德沃夫王（Rædwulf,844-844年在位）和很多大贵族被杀。865年，诺森伯里亚再度成为维京大军入侵的目标；866年的万圣节，维京大军袭击约克，并攻占了这座城市。867年的棕枝主日（Palm Sunday），在对抗蛮族大军的一次战役中，奥斯伯特王（Osberht,848-867年在位）和他的对手埃尔（Alle）联合抗击维京人，双双殒命沙场，另有八名郡长战死。此役之后，维京人占领了诺森伯里亚南部地区，德伊勒屈从于维京人的统治，直至954年。维京人让诺森伯里亚人继续统治贝尼西亚，诺森伯里亚人虽然仍称他们的统治者为王，但诺森伯里亚王的地位实际上相当于居于附属地位的军事首领。奥德雷德（Aldred）是最后一位被称为诺森伯里亚国王的人，927年，他向威塞克斯的埃塞尔斯坦（Athelstan,924-940年在位）臣服。克努特（Cnut）征服整个英格兰后，在诺森伯里亚设置了丹人伯爵，诺森伯里亚成为克努特帝国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英格兰的一部分，直至“长者”爱德华时代。

最终统一六国，肇造新邦的是威塞克斯王国。威塞克斯王国的创立者是彻迪克（Cerdic,538-554年在位）。彻迪克与他的儿子金里克（Cynric,554-581年在位）先征服了汉普郡（Hampshire）以南地区，接着又征服了怀特岛（Isle of Wight），538年，彻迪克始建威塞克斯王国。威塞克斯王国最初的腹地在泰晤士河谷上游，从5世纪早期开始，泰晤士河谷上游就是撒克逊人定居的中心，这里曾发现一些国王墓地遗址，据测定时间约为6世纪末。此外，635年基内吉尔斯王（Cynegils,611-642年在位）皈依基督教后，他选择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作为西撒克逊教区第一个驻扎地。自彻迪克统治时起至7世纪80年代，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被称为“格维莎斯人”（Geuissae）。

6世纪后半期，金里克治下的威塞克斯开始以泰晤士河谷为基地向四周扩张，其扩张目标主要是不列颠人的土地。571年，金里克打败了不列颠王古特沃夫（Cuthwulf），夺取了林伯里（Limbury）、艾尔斯伯里（Aylesbury）、本辛顿（Bensington）、埃文沙姆（Eynsham）等地。577年，金里克杀死不列颠王康梅尔（Conmail）、康迪丹（Condidan）和法林梅尔（Fairnmail），占领了格洛斯特（Gloucester）、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以及巴思（Bath）等地。

查乌林（Ceawlin,581-588年在位）统治时期，威塞克斯迎来了对外扩张的第一个高潮。查乌林是比德笔下的第二位霸主，他与苏塞克斯的埃尔（Alle）以及肯特王国的埃塞尔伯特是同一时代的人。查乌林时期，威塞克斯兼并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不列颠人的地盘，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584年，查乌林“攻占许多（不列颠人的）村庄，虏获无数战利品”。

7世纪，麦西亚成为威塞克斯争霸的主要对手，两个王国为控制威尔特郡（Wiltshire）北部、萨默塞特郡（Somersetshire）北部、以及格洛斯特郡南部等地区经常发生冲突。628年，威塞克斯王基内吉尔斯（Cynegils,611-642年在位）曾与麦西亚王彭达为争夺赛伦塞斯特发生战争。此后，格洛斯特郡东南部的撒克逊人居住地被并入麦西亚属国赫威塞。诺森伯里亚也成为麦西亚扩张的受害者，为了共同反对彭达霸权，威塞克斯与诺森伯里亚结成联盟。635年，在奥斯瓦尔德的倡议下，基内吉尔斯皈依了基督教，奥斯瓦尔德娶基内吉尔斯的女儿。基内吉尔斯的儿子森瓦尔（Cenwaih,642-673年在位）统治时期，来自麦西亚的威胁更为严重，森瓦尔曾被麦西亚的彭达驱逐出威塞克斯，他被迫向彭达的对手东盎格利亚王安纳（Anna）寻求避难，至648年，森瓦尔才再次夺回王位。661年，彭达的儿子伍尔夫希尔（Wulfhere,658-675年在位）劫掠了西撒克逊腹地阿什当（Ashdown）地区。经过浴血征战，森瓦尔把查乌林统治时期的领土又重新聚拢起来，至7世纪60年代，森瓦尔已经控制了威尔特郡（Wiltshire），他还将伯克郡（Berkshire）的3000海德的土地赐给其族人库特雷德（Cuthred），表明他当时是一个拥有广大疆域的统治者。

卡德瓦拉（Cædwalla,685-688年在位）统治时期是威塞克斯扩张的另一个高潮。卡德瓦拉是威塞克斯王族的后裔，7世纪80年代，因王朝政治斗争他曾被流放海外。685年，他废黜西撒克逊王赛特汶（Centwine,676-685年在位），问鼎王位。在短短几年内，卡德瓦拉就几乎控制了泰晤士河以南所有地区，使自己成为南撒克逊、萨里、汉普郡朱特人地区以及怀特岛的统治者。685年，威塞克斯王卡德瓦拉征服苏塞克斯，将其降为自己的藩属。686年，卡德瓦拉和他的弟弟穆尔长驱直入肯特，肯特被征服，穆尔成为肯特王。卡德瓦拉的征服极为残酷，据说怀特岛王族的男子全部被处死，被征服的地区全都遭受蹂躏。但颇具戏剧性的是，这位残酷的征服者仅统治了三年就放弃王位，前往罗马受洗，于689年4月20日逝于罗马。卡德瓦拉的统治虽很短暂，但对威塞克斯的发展却非常重要，在他之前威塞克斯主要向西南部扩张，征服的主要目标是不列颠人的土地；卡德瓦拉推行向东扩张的政策，取得很大成效，让威塞克斯赢得了对苏塞克斯、肯特、萨里等地的控制权。卡德瓦拉的征服让西撒克逊人声威远扬，从卡德瓦拉时代起，这些人被称为“西撒克逊人”（West Saxons），而不是早期的“格维莎斯人”（Geuissae）。称谓的变化，可能反映西撒克逊统治者现在能够控制其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不仅是“格维莎斯人”。

早期威塞克斯也实行多王统治，被称为附属王制度（subking），威塞克斯国王与数位地方附属王共同统治，其中威塞克斯王居主导地位。这些附属王大多是王的近亲属，如王的儿子、兄弟，也有与王关系较远的亲属，如堂兄弟、表兄弟。他们大多因继承而控制某一地区，附属王的地位实际上等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后期的郡长。从588年查乌林被废黜至673年森瓦尔（Cenwaih,642-673年在位）去世，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威塞克斯国王都能居主导地位，王国统治稳定。7世纪70年代后，附属王势力膨胀，割据地方，用温切斯特主教丹尼尔（Daniel）的话说：“附属王开始自己统治这个王国，将其分裂并以此方式统治了十年之久。"673-683年这十年中，三位威塞克斯王塞克斯伯赫（Seaxburh）、埃斯温（Aescwine）、塞特汶（Centwine）都不能对附属王实行有效的控制，王国分裂，政局动荡；至685年，卡德瓦拉即位，附属王才被征服。

卡德瓦拉的继承者伊尼（Ine,688-726年在位）是威塞克斯历史上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王，与其前任相比，伊尼的成就不是扩张，而是维护威塞克斯早期的扩张成果。伊尼成功地维持了对苏塞克斯的统治，他在该地区设立了附属王。伊尼还数次与麦西亚的赛尔雷德（Ceolred,709-716年在位）、都摩尼亚（Dumnonia）的不列颠王杰伦特（Geraint）以及埃塞克斯作战。伊尼统治时期，威塞克斯失去了对肯特的控制，但是却因为穆尔被杀而从肯特获得了丰厚的补偿。伊尼对于威塞克斯王权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制定了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另一部著名的成文法典——《伊尼法典》（The Laws of Ine）。此外，伊尼还可能启动了郡守制度以代替附属王的统治，在《伊尼法典》中，第一次提到郡和郡长；自伊尼之后，郡长开始在国王的法律文件或特许状（charter）上签名联署。其后，威塞克斯的附属王制度就消失了。

伊尼之后，威塞克斯王国开始了一段衰落史，主要是因为威塞克斯碰到了麦西亚王埃塞尔鲍德（Ethelbald）和奥法这两个强大的对手。埃塞尔赫德（Ethelheard,726-740年在位）统治时期，威塞克斯失去了对苏塞克斯的控制权，麦西亚夺取了萨默塞特郡和威尔特郡的部分地区。752年，威塞克斯王库特雷德（Cuthred,740-756年在位）打败麦西亚王埃塞尔鲍德，重新夺回了上述地区。威塞克斯王基内伍尔夫（Cynewulf,757-786年在位）也经常与麦西亚的奥法就威塞克斯与麦西亚的边界地区发生激烈的争夺。最初，基内伍尔夫似乎还能占上风；779年，他被奥法打败，威塞克斯失去了对伯克郡、威尔特郡北部以及巴思等地的统治权。786年，奥法再次攻入威塞克斯王国，基内伍尔夫被杀，布里特里克（Beorhtric,786-802年在位）在奥法的帮助下登上威塞克斯王位，他向奥法臣服纳贡。威塞克斯的衰落还与该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关，8世纪，威塞克斯各王族因王位争夺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斗，威塞克斯诸王虽然都出自金里克世系，但王位继承并无定制，再加上会发生断嗣绝脉、强暴夺位等情况，所以任何一个王都很难把王位严格限制在自己的血缘内，王室宗亲、远近旁支常因王位继承发生内讧。伊尼王设立的郡制虽然是王权强化的一个表现，但很多郡长自身就是王室成员，所以并不能消除王族对王位的争夺，某一个旁支因继承权而控制了一个地区，那它就有了在未来挑战王权的力量基础。在8世纪的威塞克斯王国，为王者都希望长久地确立起其自家对王位的主导权，但总会面临其他宗亲、支系的威胁，所以对任何一个王族来说，要长期保持王位的主导权是非常困难的。为此，8世纪的西撒克逊国王经常被说成是在与王储们（athelings）作战。

总体来看，8世纪威塞克斯王的统治重点是巩固7世纪威塞克斯在汉普郡、怀特岛以及西南部所获得的土地，另一方面就是抵御麦西亚的霸权。尽管8世纪的威塞克斯不得不臣服麦西亚，但它大部分时间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786年的坎特伯雷宗教会议就是在基内伍尔夫和奥法共同主办下召开的。

9世纪初，埃格伯特（Egbert,802-839年在位）开启了威塞克斯历史的新阶段。埃格伯特是伊尼王的侄子，威塞克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但当时威塞克斯的王位被宗室远亲布里特里克（Beorhtric,786-802年在位）夺得，布里特里克深恐埃格伯特会夺其王位，于是将他驱逐出境，埃格伯特流亡麦西亚。789年，布里特里克娶麦西亚王奥法之女为妻，埃格伯特只好到查理曼的法兰克王廷避难。“查理大帝厚待埃格伯特，让他位列公卿，出入行伍。几年之内，埃格伯特就以才略气度闻名于欧洲各国。”威塞克斯王国和法兰克王国的友好关系，就是在他数年避难时期建立起来的。公元802年，布里特里克去世，西撒克逊王国的贤人会议（witenagemot）一致推举埃格伯特为王。

埃格伯特继位时，麦西亚几乎已经成就了英格兰霸业：东盎格利亚被其吞并，肯特和埃塞克斯也沦为其藩属；北方的诺森伯里亚因为君统断绝，正处于内乱动荡之中。所以埃格伯特王的劲敌，就是麦西亚王。823年，麦西亚的伯恩伍尔夫（Beornwulf,823-826年在位）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切奥尔伍尔夫王的统治，这次内乱给威塞克斯提供了再度称霸的机会。825年，埃格伯特在埃伦登大败麦西亚王伯恩伍尔夫，取得了绝对胜利。这次战役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的转折点，麦西亚的霸主地位被摧毁，威塞克斯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最强大的王国。紧接着，埃格伯特又派大军进入肯特，驱逐了肯特的麦西亚附属王贝尔德雷德（Baldred,823-825年在位）。是年底，埃格伯特征服肯特、萨里、苏塞克斯以及埃塞克斯地区。同一年，东盎格利亚也摆脱了麦西亚的控制，随后向埃格伯特称臣，成为威塞克斯的藩属。829年，埃格伯特全面征服麦西亚，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统治，他让麦西亚人威格拉夫作为附属王为他统治麦西亚。同年，埃格伯特乘胜进攻诺森伯里亚王国，当时，诺森伯里亚王国内部为争夺王位萁豆相煎，无力御敌，只好束手称臣，成为威塞克斯的藩属。与对待麦西亚一样，埃格伯特也通过附属王来统治诺森伯里亚。830年，埃格伯特着手征伐威尔士，并取得胜利。埃格伯特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第八位“不列颠统治者”。

综上所述，自6世纪末至9世纪后期近三百年时间里，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历经了干戈，征杀不断。在此期间，先是盎格鲁-撒克逊七国中较小的四国肯特、苏塞克斯、埃塞克斯和东盎格利亚被三个大国诺森伯里亚、麦西亚、威塞克斯兼并管治，以前的部落国家的疆域初步被打破。9世纪30年代开始，再度崛起的威塞克斯征服了霸业垂成的麦西亚以及处于动荡之中的诺森伯里亚，将全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地盘归于其域内，埃格伯特统治的疆域已接近今天的英格兰，基本上完成了地域的统一。在七国争霸的过程中，数位盎格鲁-撒克逊王称雄英格兰，成为“不列颠统治者”，如雷德沃尔德、奥斯瓦尔德、奥法、埃格伯特等。为了维持庞大的疆域，这些“不列颠统治者”不仅要靠军事力量兼并异己、镇压反叛，还要掌握和管理巨大的资源。他们开始征税、制定法律、创设行政体系，以多重方式实施统治，盎格鲁-撒克逊的王权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原来军事首领性质的部落王转变为执行军事、行政、财税、法律统治职能的国王，为未来统一的国家奠定了王权基础。七国争霸的结果，不仅使英格兰完成了地域的统一、君统的归一，而且使英格兰各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突破部落的疆域而交往日益频繁。盎格鲁-撒克逊诸族在语言、习俗、法律、民政等方面日趋融合，为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民族基础。

第二章　基督教的传播

早在罗马时期，基督教就已经传播到不列颠，约公元200年左右，就有基督徒来到不列颠。在戴克里先对基督徒实施迫害的时候，不列颠曾出现过著名的殉道者圣·奥尔本（St.Alban）。313年，罗马皇帝颁布米兰敕令，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不列颠的基督教也因此获得了较大的发展。314年，来自约克、伦敦和林肯的三名不列颠主教参加了在法国南部阿尔勒举行的宗教会议。但在罗马时期的不列颠，基督教仍然是少数人的宗教，大量本土居民拒不信教，基督教徒的数量不多，多神教崇拜的遗迹到处可见，基督教的时代还远未到来。5世纪，罗马势力撤出不列颠，日耳曼人的分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相继入侵，英格兰再次进入原始状态。这些人入侵不列颠之前，“在宗教上都是原始异教徒”，他们焚毁城镇，拆毁基督徒的祭坛，杀戮当地居民，教会人士也不得幸免。为免受日耳曼人的蹂躏和屠戮，不列颠人纷纷逃离，他们或逃往威尔士、苏格兰，或逃到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原来不列颠人的基督教会也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事打击而瓦解了，基督教传统在这块土地上被中断。

同其他入侵的日耳曼人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属于原始多神信仰，他们崇拜各种自然的东西，如河流、山川、森林和石头等。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信奉的众多神祇中，有天神提乌（Tiw）、战神沃登（Woden）、雷神索尔（Thor）及丰收女神福瑞格（Frig）。在某些现代英语的词汇中可找到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多神崇拜的痕迹，如星期二（Tuesday）、星期三（Wednesday）、星期四（Thursday）、星期五（Friday）的词源，直接来自天神提乌、战神沃登、雷神索尔和丰收女神福瑞格，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它们的崇拜。从现代英格兰的地名中也能追寻到古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原始宗教的迹象，如“哈罗”（Harrow）这个地名，就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意为山上的神殿。据考证，在英格兰的东部、南部以及中部地区，至少有50个地方的名字与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仰崇拜有关，这些地名产生的时间为7世纪中期以前。

天神提乌、战神沃登和雷神索尔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崇敬的神明，而战神沃登又最为突出，这可能与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断同不列颠人发生征战有关，而主神的出现，也反映了王权逐渐增强的趋势，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从军事民主制向王制转变相适应。在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社会中，王或部落的首领在宗教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祭祀和祈祷等活动也由部落首领或者王来主持，他们行使着人与神沟通的权力，其住地也是宗教活动的中心。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也存在祭司职业，但没有发展成一个独立、强大的阶层，祭司一般只进行日常的供奉活动。

公元6世纪末，基督教再次传入英格兰，当时主要有三支传教力量：来自罗马教会的传教士、来自爱尔兰的传教士以及来自法兰克的传教士。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传入英格兰的基督教主要有两种不同的风格，分别为罗马风格和爱尔兰风格，它们各自影响着英格兰的东南部和北部地区。

罗马基督教再度传入英格兰，与教皇大格雷戈里（Gregory I）有直接关系。格雷戈里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本人十分仰慕隐修士，曾在罗马建立圣安德烈修道院，并在其中过严格的修士生活。据说有一天他在罗马城中的奴隶市场上见到几位长相俊秀的小男童正在被出售，经询问，他得知这些小男奴来自不列颠，而且是异教徒。当时格雷戈里心生感叹：“他们也有着天使一般的脸，适合于和天使们一道当天堂的继承人。”于是，格雷戈里萌生了向不列颠传教的念头。他曾面见罗马教皇，请求他向不列颠派出传教士，而且表示自己愿从事这项神圣的事业。但教皇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在出任教皇之后的596年，大格雷戈里向英格兰派出一个传教团，以奥古斯丁为首，由40名修士组成。据说这个使团曾因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和漫漫传教行程而动摇了信心，他们在旅途中停下来，推举奥古斯丁为代表，让他回罗马，请求教皇取消这次使命。但是教皇不改初衷，为坚定传教使团的信心，大格雷戈里写信鼓励那些修士：“鉴于与其在开始做某一事件后内心再反悔不做，不如在一开始时就不做，因此我的爱子，你们必须完成你们业已在天主的帮助下开始承担起来的良善事业。”

与此同时，格雷戈里又写信给法兰克教会和世俗贵族，要求他们给予帮助。在教皇的鼓励下，修士们终于坚定了信心，重新踏上前往英格兰的传教之路。597年，传教团在肯特东面的萨尼特岛（Thnaet）登陆，奥古斯丁派使者与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ht,560-616年在位）见面，埃塞尔伯特接见了奥古斯丁一行，并为他们提供了生活必需品，还在他的都城坎特伯雷为这些传教士提供了一处住所，允许他们在他的王国自由传教；但是对于奥古斯丁的皈依请求，埃塞尔伯特并未贸然接受。

早在罗马传教使团到来之前，埃塞尔伯特就已经接触了基督教，因为他娶了法兰克人巴黎王查理伯特（Charibert）的女儿伯莎（Berth）为王后，伯莎是一名基督徒，当她嫁往肯特的时候，就有一位法兰克主教留德哈德（Liudhard）随行。埃塞尔伯特结婚时接受女方的条件，就是允许伯莎与她的主教留德哈德一起保持基督教信仰。不过，尽管埃塞尔伯特娶了一位基督徒妻子，但他并没有接受基督教，可能是为了避免对法兰克人的过度依附。

在奥古斯丁一行人的不懈努力下，部分肯特人接受洗礼，成了基督教徒。大约在601年或更早，埃塞尔伯特和他的一些臣属也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埃塞尔伯特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第一位基督教国王，他受洗后，听布道、受洗的肯特人越来越多，传教事业取得初步成功。除此之外，埃塞尔伯特还在伦敦城建造了圣保罗教堂，作为伦敦主教的座堂；在罗切斯特建造圣安德鲁教堂，作为罗切斯特主教的座堂。他还给两位主教赠送了大量的土地和财产。在埃塞尔伯特的帮助下，奥古斯丁重建了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座教堂，并修建了一座修道院以安置随他而来的修道士。罗马教会对肯特的皈依非常重视，601年，格雷戈里亲自写信给埃塞尔伯特国王，敦促他“不仅要在他的人民中间传播基督教信仰，还要在所有臣服于他的国王和人民中间传播基督教信仰”。

埃塞尔伯特的皈依推动了罗马教会的传教事业，“埃塞尔伯特是当时盎格鲁-撒克逊的霸主，这使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似乎更容易达到更高的目标”。他的皈依带动了臣服于他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的皈依，埃塞尔伯特对东盎格利亚有很大影响，该国国王雷德沃尔德是他的外甥，在埃塞尔伯特的说服下，一直拒绝放弃异教的雷德沃尔德皈依了基督教。接着，埃塞尔伯特又劝说另一个外甥——埃塞克斯王萨博特皈依了基督教。

随着基督徒数量的不断增加，奥古斯丁派使者前往罗马，请求教皇向英格兰派遣更多的传教士。601年，格雷戈里向英格兰派出另一批传教士，其中著名的人物有梅里图斯（Mellitus）、贾斯图斯（Justus）、保里努斯（Paulinus）等。同时，格雷戈里还给奥古斯丁送去了许多书籍、教堂装饰品以及礼拜仪式所需要的物品。格雷戈里任命奥古斯丁为“不列颠主教”，同时授予他任命主教的权力；授予奥古斯丁象征大主教权力的披肩，让他在举行弥撒仪式时穿戴，此举奠定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英国教会的特殊地位。604年，奥古斯丁大主教任命梅里图斯为伦敦主教，贾斯图斯为罗切斯特主教，在英格兰初步建立起教区制。是年，奥古斯丁辞世，由劳伦斯（Laurence）继任大主教。在奥古斯丁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罗马基督教在英格兰初步站稳了脚跟。

但罗马使团在英格兰的传教充满了曲折，616年，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去世，使英格兰的传教事业遭受巨大损失。埃塞尔伯特的儿子伊德鲍尔德（Eadbald,616-640年在位）继任国王后，摒弃基督教信仰，回归异教，他甚至娶自己的继母为妻，这在基督教眼里是乱伦的行为。实际上，在肯特王国，坚持异教的人一直很多，“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去放弃传统信仰”，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7世纪中期。

相似的事也发生在埃塞克斯和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国王萨博特之死也给传教带来巨大的损失。萨博特死后，他的几个儿子重新崇拜异教偶像，并允许东撒克逊人自由地进行偶像崇拜，并且把梅里图斯主教及其随从驱逐出去。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虽然在肯特王埃塞尔伯特的影响下接受基督教，但信仰并不坚定，不能算是真正的基督徒。雷德沃尔德死后，其子厄普沃尔德（Eorpwold）继位，他也崇拜异教神。在这一时期，伦敦主教梅里图斯、罗切斯特主教贾斯图斯等人曾被迫逃往法兰克，罗马教会在英格兰的传教遭受重大损失。有学者认为：“这种反复，是基督教会与盎格鲁-撒克逊异教贵族对封建政治经济权利之争。”

在梅里图斯、贾斯图斯等人逃亡法兰克时，大主教劳伦斯依然留在英格兰，在他的努力下，肯特王伊德鲍尔德放弃异教偶像崇拜，与异教妻子离了婚，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此后，伊德鲍尔德积极推动传教事业，他派人去法兰克召回梅里图斯和贾斯图斯，让他们回到各自的教区自由传教。

诺森伯里亚皈依基督教，与肯特国王伊德鲍尔德分不开。625年，诺森伯里亚王埃德温向肯特国王伊德鲍尔德的妹妹埃塞尔伯赫（Ethelburh）求婚，遭肯特王拒绝，理由是“一位基督徒女子不能跟异教徒结婚，否则天主的信仰和圣事就会因结交这样一个丝毫不懂得敬拜真正天主的国王而受到亵渎。”埃德温遂表示：尊重埃塞尔伯赫的信仰，允许其按基督教方式生活。肯特人于是应允这桩婚事，埃塞尔伯赫嫁往诺森伯里亚。传教士保里努斯被任命为主教，随埃塞尔伯赫前往诺森伯里亚，罗马风格的基督教通过肯特传入诺森伯里亚。时任教皇波尼法斯五世（BonifaceⅤ)也给埃德温写信，督促他放弃异教信仰，做一个基督教国王：“你应该知道伊德鲍尔德土地上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你距离那片土地很近”。同时，教皇也写信给埃塞尔伯赫王后，劝她一定要不停努力，争取让埃德温也和她一样成为基督徒。627年复活节，经贤人会议商讨后，埃德温在约克受洗；接着他的亲属、大臣等也接受了洗礼。埃德温国王下令摧毁原来的偶像和祭坛，并在约克建造了一座石头教堂。

埃德温国王积极推动传教事业，他劝说东盎格利亚王厄普沃尔德放弃异教，回归基督教。但传教事业在东盎格利亚并未持续太久，就再次遭遇挫折。627-628年，东盎格利亚异教势力反攻，厄普沃尔德被信奉异教的里克伯特（Ricbert,627-630年在位）杀害，里克伯特统治东盎格利亚达三年之久。630年，厄普沃尔德的弟弟西格伯特（Sigeberht,630—?年在位）登上了王位，西格伯特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教会的热心庇护人，比德曾赞誉说：“西格伯特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可以说是基督教最虔诚的教徒，学问最渊博。”在其统治晚期，西格伯特曾将东盎格利亚交由其族人埃格里克（Ecgric）统治，而他则完全退出政治生活，到他自己捐建的修道院做修士。7世纪40年代，东盎格利亚与麦西亚为争夺对东米德兰人的控制权爆发战争，麦西亚王彭达率军入侵东盎格利亚，国难当头之时，西格伯特从修道院还俗，率领东盎格利亚士兵对抗麦西亚人，最后他与埃格里克都殒命沙场。

基督教在诺森伯里亚的传播更为曲折。633年，埃德温在对抗不列颠王卡德瓦隆和麦西亚王彭达的联合进攻时丧生；埃德温死后，贝尼西亚和德伊勒彼此分治，诺森伯里亚一分为二，奥斯里克（Osric）统治德伊勒，恩弗里斯（Eanfrith）统治贝尼西亚，两王皆背弃基督信仰，诺森伯里亚回归异教。至奥斯瓦尔德统治时期，诺森伯里亚才重新回归基督教信仰。

最早到威塞克斯传播基督教的是比林纳斯主教（Birnius），他是受教皇派遣前往不列颠的。比林纳斯最先来到当时还被称为“格维莎斯人”的西撒克逊人中间，然后决定留在此地传教。经过比林纳斯主教的努力，635年，威塞克斯国王基内吉尔斯（Cynegils,611-642年在位）接受了基督教。据《英吉利教会史》记载：在基内吉尔斯受洗的时候，他的盟友诺森伯里亚王奥斯瓦尔德亲临见证，奥斯瓦尔德还做了他的教父。基内吉尔斯领洗后，将多尔切斯特城赠予比林纳斯主教，比林纳斯在那里建造了几座教堂，继续推进他的事业。比林纳斯之后，赫迪（Hedde）接任主教，在威塞克斯继续传教。基督教在威塞克斯的传播也经历过反复。基内吉尔斯的儿子森瓦尔（Cenwaih,642-673年在位）继位后，拒绝接受洗礼，西撒克逊人背弃基督教信仰。后来，因为麦西亚王彭达入侵威塞克斯，森瓦尔被逐，避难于东盎格利亚安纳王的王廷，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流亡生涯。在东盎格利亚安纳王的影响下，森瓦尔皈依了基督教。在森瓦尔复国夺回王位后，先后有阿吉尔伯特（Agilbert）主教、威尼（Wine）主教、洛西尔（Leu there）主教在威塞克斯传教，其中以洛西尔最著名。

自奥古斯丁使团到达不列颠至7世纪40年代，来自罗马的传教士已先后使盎格鲁-撒克逊的肯特、埃塞克斯、诺森伯里亚的德伊勒王国、东盎格利亚和威塞克斯皈依基督教。但罗马基督教在英格兰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肯特及其周边地区，而且，其间还几经反复。至于诺森伯里亚的贝尼西亚、麦西亚和埃塞克斯，这些地方的的基督教传教则是由爱尔兰教士完成的。

相对于罗马传教的艰辛和曲折，爱尔兰的传教更加成功。5世纪中期，不列颠人圣帕特里克（St.Patrick）将基督教传入爱尔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大部分爱尔兰人都接受了基督教。与欧洲大陆基督教的组织形式不同，爱尔兰基督教以修道院为主，修道院管理本地区的宗教事务，修道院院长是各地的管理者，掌握教会司法权；主教和修士一样在修道院生活，处于修道院长的管辖之下，而没有正式的主教辖区。此外，同其他地区的传教士相比，爱尔兰修士们更注重神秘的精神和苦修。

565年，爱尔兰传教士柯伦巴（Columba）向苏格兰地区的皮克特人传教，让他们皈依了基督教。柯伦巴在艾奥纳岛（Isle of Inoa）建造修道院，以后，柯伦巴的门徒们又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建造了许多修道院，这些修道院都隶属于艾奥纳岛修道院，奉行爱尔兰教会传统。以这些修道院为基础，爱尔兰基督教在诺森伯里亚、东撒克逊、麦西亚等地逐渐传播，扩大影响。

奥斯瓦尔德统治时期，爱尔兰基督教传入诺森伯里亚。诺森伯里亚王埃德温统治时期，为清除王位竞争者，他将贝尼西亚的王子奥斯瓦尔德以及一些年轻的贵族流放到苏格兰西南的一个小王国。这些被流放的贵族与当地的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生活在一起，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爱尔兰基督教。633年，埃德温被刺身亡，他的死为爱尔兰基督教进入英格兰提供了契机。埃德温死后，诺森伯里亚陷入内乱，奥斯瓦尔德与那些被流放的贵族一起从苏格兰返回诺森伯里亚；634年，奥斯瓦尔德夺取诺森伯里亚王位。

为加强其统治、并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奥斯瓦尔德向他流亡期间曾给予他庇护的艾奥纳岛上的修道院提出请求，希望他们向自己的王国派出一名主教。应其所请，艾奥纳岛修道院院长指派主教艾丹（Aidan）前往诺森伯里亚。635年，艾丹到达诺森伯里亚，奥斯瓦尔德热情地接待了他。奥斯瓦尔德将林第斯法恩岛送给艾丹，让他在此建修道院和教堂，这以后，林第斯法恩就成了英格兰北部基督教的中心地区。艾丹主教秉承爱尔兰传教士严肃、简朴的生活作风，他总是步行传教，而且还常常将自己所得到的捐赠和赏赐作为施舍来救助穷人。艾丹主教的亲民风格很受下层人的欢迎，为爱尔兰式基督教的传播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奥斯瓦尔德非常虔诚，他积极支持艾丹主教。据说艾丹主教不精通英语，所以当他用苏格兰语向大臣和亲兵传教时，经常由奥斯瓦尔德国王亲自担任翻译。因长期流放在苏格兰，奥斯瓦尔德熟练地掌握了苏格兰语。艾丹主教与奥斯瓦尔德一直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在奥斯瓦尔德的支持下，艾丹的传教事业进展顺利。艾丹主教还任命一位诺森伯里亚王室女成员希尔德（Hilde）为女修道院的院长，管理女修院事务。此后，越来越多的爱尔兰传教士被派往诺森伯里亚，奥斯瓦尔德慷慨资助，划出土地建造教堂和修道院。642年，奥斯瓦尔德被异教徒彭达所杀，他被比德称为“最虔诚的基督教徒”。在《英吉利教会史》中，有多处记载奥斯瓦尔德的死亡地点，其遗骸、坟墓，以及治愈病人的神迹。

艾丹在诺森伯里亚任主教达16年之久，经历了奥斯瓦尔德和奥斯维两位国王的统治，对基督教在英格兰北部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651年艾丹去世，葬于林第斯法恩修道院。他的继任者是菲南（Finane），与艾丹一样，菲南也来自艾奥纳岛修道院。

在爱尔兰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及诺森伯里亚的影响下，麦西亚也接受了基督教。653年，麦西亚国王彭达之子——中盎格利亚王皮达向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维的女儿求婚，奥斯维表示不能将女儿嫁给异教徒，于是皮达接受基督教。菲南主教为皮达及其随从施洗礼，回国时，皮达携切德（Cedd）、迪乌马（Diuma）等四位教士同行，为他的国人传教和施洗礼，中盎格利亚人也皈依了基督教。655年，麦西亚王彭达入侵诺森伯里亚，诺森伯里亚王奥斯维在温沃伊德地区击败彭达，皮达登麦西亚王位（655-657年在位），后来他和他的岳父奥斯维一起兴建了米茨汉姆斯特德修道院。基督教在麦西亚迅速传播，主教菲南命迪乌马为麦西亚主教。在彭达的另一个儿子伍尔夫希尔（Wulfhere,658-675年在位）统治时期，麦西亚成为基督教王国。麦西亚历史上也曾有一位虔诚的国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675-704年在位），他早年极其残暴，曾率军入侵肯特，肆意劫掠和践踏那里的教堂和修道院。但是在他皈依基督教后却变得极为虔诚，在统治麦西亚29年之后，埃塞尔雷德在巴德尼修道院成为修士，后任院长，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即使是连年征战、雄霸四方的麦西亚王奥法对教会也表现出极大的虔敬，他将土地馈赠给修道院，还将自己财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自己也曾到罗马朝圣。根据大卫·休谟的《英国史》，奥法还是彼得捐的始创者：“为了逢迎教廷，奥法发愿向罗马年年进贡，向国人增加赋税，凡年收入超过三十便士的业主，计屋加赋一便士。此后，该税遍及整个英格兰，名叫彼得捐。”

埃塞克斯也在诺森伯里亚王奥斯维的影响下重新回归基督教。6世纪初，埃塞克斯曾接受罗马基督教，但后来又背弃信仰，回归异教。653年，也是在奥斯维的阿特沃尔庄园，菲南主教为埃塞克斯王“至善者”西格伯特（Sanctus Sigeberht）及其随从施行洗礼。西格伯特皈依基督教后，菲南将原先派往中盎格利亚的神父切德召回，在诺森伯里亚为其举行主教授职仪式，之后将他派往埃塞克斯任主教。切德来到埃塞克斯后四处奔走，积极传教，许多当地人皈依了基督教。此外，切德主教还在埃塞克斯建造了许多教堂，任命教士和助祭，完善基督教的组织制度。

在爱尔兰传教士的影响下，诺森伯里亚的贝尼西亚、麦西亚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埃塞克斯重新回到基督教怀抱。不过，他们的基督教是与罗马传统截然相异的爱尔兰风格的基督教。

将罗马风格基督教传至英格兰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力量，即法兰克人的传教士。法兰克传教士在更早的时间上进入英格兰，上文曾提到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娶法兰克王的女儿伯莎为妻，当伯莎出嫁时，法兰克主教留德哈德伴随其前往肯特，所以法兰克传教士来到英格兰的时间，应该早于奥古斯丁传教团。但肯特王埃塞尔伯特并没有从法兰克传教士那里接受基督教，奥古斯丁到来后，埃塞尔伯特才接受洗礼，成为第一个受洗入教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显然，埃塞尔伯特不愿意从法兰克人那里接受基督教，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对法兰克教会和法兰克人的依附。

当罗马传教士在英格兰传播基督教时，法兰克传教士也加入其中，不过必须得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许可，并处于大主教的有效管辖之下。

最早到英格兰传教的法兰克传教士是勃艮第人，名叫菲利克斯（Felix），他来到英格兰后，即被坎特伯雷大主教派往东盎格利亚，在该地任主教达17年之久。比林纳斯是另一位著名的法兰克修士，他在热那亚被授予主教之职，曾当教皇之面承诺：一定要把“神圣信仰的种子撒在先前的导师从未去过的遥远的英吉利地区”。比林纳斯主要在威塞克斯王国进行传教，他与当地的王族和上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深受威塞克斯王的欢迎。635年，比林纳斯主教为威塞克斯王基内吉尔斯施洗，基内吉尔斯将多尔切斯特赐给比林纳斯主教，作为主教堂所在地。此外，著名的法兰克传教士还有阿吉尔伯特、威尼等，他们都对基督教在英格兰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在惠特比宗教会议之前，担任西撒克逊主教的大多是法兰克人，法兰克传教士的活动，极大地增强了罗马教会的影响力。

至664年惠特比宗教会议召开前，基督教在英格兰的传播已经相当广泛，除苏塞克斯和怀特岛外，几乎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都接受了基督教。但是，英格兰基督教呈现出两种风格，一是罗马基督教，主要影响肯特、东盎格利亚和西撒克逊。另一种是爱尔兰基督教，主要影响诺森伯里亚、东撒克逊和麦西亚地区。这两种基督教虽然同奉一个耶稣，但是在许多方面又各自不同。在组织形式上，罗马教会以主教及主教辖区为核心；爱尔兰教会则以修道院及修道院院长为核心。在风格上，罗马教会强调纪律，拥有财富和权势；爱尔兰教会则注重神秘的精神，反对纪律约束，主张严格的苦修禁欲生活。在修士外表方面，罗马僧侣将头发剪成一个圆环；爱尔兰僧侣则将头发剪成从左耳到右耳的一条宽带。两种风格的基督教不断发生碰撞，矛盾逐渐增多，“他们不再携手劝化撒克逊偶像崇拜者，反而彼此以异教徒相待”。

在所有的分歧中，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复活节的计算问题上：罗马的复活节是阴历十四日以后的第一个礼拜日，在十五至二十一日之间，以19年为一个周期；爱尔兰的复活节是阴历十四以后的第一天，在阴历十四至二十日之间，以84年为一个周期。早在664年前，诺森伯里亚就出现了一场有关复活节的争论：代表罗马的罗南（Rnona）主教与代表爱尔兰的菲南主教就如何信守复活节发生争执，罗南主张按罗马人的传统信守复活节，菲南则坚持按爱尔兰人的传统信守复活节。

诺森伯里亚是由贝尼西亚和德伊勒两个王国合并而成的，德伊勒信奉罗马基督教，按照罗马传统信守复活节；贝尼西亚信奉爱尔兰基督教，按照爱尔兰传统信守复活节。因此在诺森伯里亚，复活节之争不仅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还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诺森伯里亚的统一，更关系到奥斯维的霸主地位。奥斯维和他的儿子埃格弗里斯（Egfrith,670-685年在位）分别治理贝尼西亚和德伊勒，奥斯维早年曾流亡苏格兰，得到艾奥纳岛修道院中爱尔兰传教士的庇护，他信奉爱尔兰式的基督教，认为爱尔兰的传统完美无缺；埃格弗里斯则信奉罗马式的基督教，坚持按罗马传统行事。当时的诺森伯里亚王国存在一年守两次复活节的状况：当信奉爱尔兰基督教的信徒停止守斋、开始庆祝主的复活节时，信奉罗马式基督教的信徒却仍然在守斋、守棕枝主日。信仰的对立不仅给奥斯维国王的统治造成困扰，而且也给诺森伯里亚人带来不安，人们“唯恐自己现在或以前徒然奔跑，空有基督教徒的虚名”，因此复活节问题成了一个现实和紧迫的问题。

664年，为解决诺森伯里亚王国内部的宗教和政治问题，教俗两界人士在惠特比修道院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复活节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奥斯维王和他的儿子埃格弗里斯王，以科尔曼（Colman）主教为首的爱尔兰教士代表和以阿吉尔伯特主教为首的罗马教士代表。奥斯维国王主持会议，他呼吁与会者讨论出大家都能遵守的正确传统，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案。爱尔兰派和罗马派围绕复活节问题，阐明各自的主张，进行激烈的辩论。罗马的威尔弗里德主教陈述了罗马教会的立场，他将罗马传统追溯到使徒彼得，称上帝将天国之城的钥匙交给了彼得，而彼得开创了罗马教会；罗马又是彼得和保罗生活、传教、殉道和埋葬的地方，因此整个世界都应恪守罗马教会确定的日期。

科尔曼则指出爱尔兰传统遵循圣约翰和圣帕特里克的传统，也有它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于是，奥斯维国王的态度就具有决定的意义了，他选择了罗马基督教，因为“他看到罗马教会体系的权威和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出于维护诺森伯里亚王国统一和国王自身神圣性的需要，他只能选择具有更大权威性、更严格组织结构的罗马基督教。诺森伯里亚贵族们也都随之改变传统，惠特比宗教会议以罗马派的胜利而告终。惠特比宗教会议之后，以科尔曼为首的部分爱尔兰教士离开了诺森伯里亚，返回苏格兰；而诺森伯里亚人则按罗马人的方式一统庆祝复活节。奥斯维的选择很快就得到回报，在惠特比宗教会议结束后不久，罗马教皇写信给奥斯维，高度赞扬他遵从罗马的决定，并以“撒克逊人之王”来称呼他。

惠特比宗教会议在英格兰教会史上十分重要，它“使英格兰避免了因南北基督教教会传统的不同而分裂的可能性，宗教的统一为以后几个世纪中英格兰走向政治统一创造了条件”。惠特比宗教会议之后，英格兰在整体上接受大陆的基督教文化，成为“世界性基督教大家庭”的一个部分。有学者认为惠特比宗教会议“是一个转折点，现在英格兰各王国的教会可以在一个大主教之下联合起来成为一支团结的力量了”。屈勒味林指出：“种族的统一、君权及封建权的增长，秩序井然的行政、立法、及税收，属土政治的荣盛而部落政治的衰退：凡此种种多少俱得力于统一的教权。”

惠特比会议解决了英格兰教会的统一问题，但新生的英格兰教会内部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教会的组织结构不完善，教士匮乏，教职人员授职制度不规范，这些问题长期存在，直到西奥多大主教（Theodore,668-690年）任职期间才得到改善。

西奥多大主教出生于东地中海沿岸的塔尔苏斯，他博学多才，通晓圣经和世俗学问，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是第一位为整个英吉利教会所承认和服从的大主教”。惠特比宗教会议后，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维和肯特国王埃格伯特曾吁请罗马教廷任命威格哈德（Wigheard）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威格哈德赴任前染病身亡。668年，教皇任命西奥多为坎特伯雷大主教，669年他赴英格兰上任。西奥多对英格兰教会的突出贡献是完善了教会的组织结构。在他到达英格兰之时，英格兰教会问题很多，首先，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匮乏，当时英格兰只有三名主教，很多王国的主教职位空缺多年。其次，世俗的国王经常任命主教，如西撒克逊主教威尼就是由威塞克斯王任命的。最后，英格兰还存在买卖主教职位的现象，比如威尼主教被威塞克斯王驱逐出境后，又花钱从麦西亚王伍尔夫希尔那里买到了伦敦主教的职位。

针对这些问题，西奥多着手完善主教授职制度，其主要措施如下：一、对于那些授职虽不规范，但适合其职位的主教予以留任，但重新为其举行主教授职仪式，以示合法；二、对于那些不服从命令、不胜任职务的主教予以革职；三、任命新主教，以填补长期空缺的主教职位。在西奥多的努力下，英格兰地区形成由一个大主教区和五个主教区组成的统一的英格兰教会，即坎特伯雷大主教区、罗切斯特主教区、诺森伯里亚主教区、西撒克逊主教区、麦西亚主教区、肯特主教区，由此对英格兰教会实施有效的管理。

在解决了主教授职和主教匮乏问题后，西奥多开始完善英格兰教会的教区制。早期英格兰教会的主教辖区非常大，往往与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疆域基本一致，而且主教辖区亦随王国疆域的扩大而扩大。但主教辖区过大，不利于向居民传教，受交通和通信情况限制，一位主教很难在一年内巡视自己教区内的所有地方。另一方面，主教辖区经常变化还造成辖区界限模糊，引发主教之间的矛盾。最后，辖区过大使英格兰教会组织松散，不利于管理和控制。西奥多大主教采取措施，把原来过大的主教辖区分解为多个相对小的主教区，如他将东盎格利亚主教区分成两个主教区，分别任命一位主教来管理；将麦西亚主教区也分成两个主教区，诺森伯里亚主教区则拆分为三个。西奥多还按照盎格鲁-撒克逊人传统部落的界限设立新的主教区，这些调整使英格兰教会的组织结构更加完善了，同时也有利于基督教在英格兰地区的进一步传播。

673年，为规范主教行为和修道生活，西奥多在赫特福德主持召开主教会议，英格兰的所有主教都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制定了十条规则，其中有五条是规范主教的行为，如第二条规则规定：“任何一个主教都不得干涉另一个主教辖区的事务，每位主教只能满足于对自己教区里的人履行职责。”第八条规则禁止“任何主教将自己置于其他主教之上，每个主教都要承认自己接受圣职的时间和顺序”。

除了对主教的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做规定之外，该宗教会议还明确了主教对本教区神职人员的管理权限，主要是针对教士在不同主教区随意迁移的现象而制定的，如第五条规则这样规定：“凡离开自己的主教的教士如果没有自己主教的介绍信，任何人都不得接纳；凡已受接纳的教士如果被召回时拒绝回去，那么接纳者和被接纳者都将受到惩罚。”第六条规则也强调了主教对其他神职人员的权力，如“没有辖区主教的允许，行使神父的任何职权都是非法的”。赫特福德主教会议还制定了有关修道院的规定，如针对教区主教侵犯修道院财产的问题，会议为保护修道院的合法权利做出如下规定：“主教干扰修道院，或从修道院中强行拿走任何东西皆属非法。”该会议还加强了修道院院长对本修道院修士的管理权：“未经修道院院长的允许，任何修士不得随意从一座修道院转移到另一座修道院。”

最后，此次会议还将主教会议制度化，规定每年都要举行这种宗教会议，以解决宗教问题。“通过这些方式，年轻的英格兰教会在7世纪的晚期，建立了一个比法兰克王国或伦巴德王国更加有效率和组织更加严密的教阶制度。”

西奥多的改革增强了英格兰教会的实力，主教不仅拥有稳定的教区，而且权力也更加清晰，各个教区的主教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任命，坎特伯雷大主教每年召开全英格兰的宗教会议，以此加强自身的权威。如果说惠特比宗教会议是使英格兰教会在法理上成为统一的教会，那么西奥多的所作所为就使它在组织上真正成为统一的教会。

西奥多时期，英格兰教会开始介入世俗政治。679年，西奥多利用大主教的权威平息了诺森伯里亚和麦西亚王国之间的冲突。当时诺森伯里亚与麦西亚发生战争，麦西亚王埃塞尔雷德杀死了诺森伯里亚王埃格弗里斯（Egfrith,670-685年在位）的兄弟埃尔夫温（Elfwine），战争即将升级。西奥多出面调停，埃塞尔雷德向埃格弗里斯支付一笔偿命金，埃格弗里斯放弃了复仇企图，即将发生的大战终得平息，这件事彰显了教会在英格兰的影响力。

西奥多推进了英格兰的传播事业，在其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期间，苏塞克斯和怀特岛接受了基督教。678-686年间，威尔弗里德主教辗转来到当时还信仰异教的苏塞克斯，向那里的人传教，苏塞克斯成为基督教王国。苏塞克斯王埃塞尔沃尔奇还把87海德的土地赠给威尔弗里德主教，供他建立修道院。686年，西撒克逊国王卡德瓦拉征服怀特岛，他把1/4的土地和战利品送给威尔弗里德主教，怀特岛也接受了基督教。至此，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大体上完成了地域上的基督教化。

西奥多时期是英格兰教会发展的重要阶段，西奥多所建立的英格兰教会体制以及他在宗教领域实施的各项措施，对英格兰教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7世纪晚期英格兰教会的掌舵人”。

邓斯坦（Dunstan,960-988）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时期是英国教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在教俗权威的共同推动下，英格兰兴起了修道院制度改革运动，摒弃了修道院颓废奢靡之风，提升了教会的权威，复兴了英国的道德生活。邓斯坦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隐修士，被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早期圣人之一，他曾担任过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修道院院长、伍斯特（Worcester）主教，伦敦主教等教职。在埃德雷德（Eadred,946-955年在位）、埃德加（Edgar,959-975年在位）、“殉难者”爱德华（Edward the Martyr,975-978年在位）统治时期，他还出任国库长、御前大臣等职。960年邓斯坦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他的推动下，英国兴起了修道院制度改革运动。

英国的修道院始建于奥古斯丁使团时期，使团在抵达英格兰不久后就创建了圣彼得和圣保罗修道院，随后在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伊利（Ely）以及英格兰的其他地方兴建修道院。7世纪后，爱尔兰风格的修道院也在诺森伯里亚、麦西亚、埃塞克斯等地建立起来，比较著名的有惠特比修道院、林第斯法恩修道院等。西奥多大主教时期，英格兰修道院得到发展，673年的赫特福德主教会议将罗马修道生活与爱尔兰修道生活相结合，确立了盎格鲁-撒克逊的修道制度。与基督教的传入一样，修道院的建立使英格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当时进入修道院的不仅有国王、贵族，还有教士和农民，修士在这里过着隐世沉思的生活，将全身心敬奉给上帝。除此之外，修道院还是英格兰的教育中心、学术中心和主教的培训中心，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学校、图书馆以及诺森伯里亚的学术和艺术繁荣都是在修道院里生根发芽的。维京人入侵期间，教会和修道院受到很大破坏，诺森伯里亚、麦西亚等地的修道院遭劫掠焚毁，学术、艺术随之陨落。与那些修道院一同被摧毁的还有英格兰的修道方式，在维京人入侵期间，英格兰早期简朴严谨的修道生活逐渐松懈，世俗化的生活方式逐渐盛行，修士们娶妻生子，享受世俗的乐趣；修道院长和修士中饱私囊，侵吞修道院财产，这类现象也时有发生。阿尔弗雷德大帝曾试图恢复严格的修道院生活，但未能成功。

10世纪的修道院改革运动是在克吕尼（Cluny）修道院的影响下发生的。910年，法国一位公爵威廉在克吕尼建造了一座大修道院，与其他修道院不同，这座修道院不再强调苦修和劳动，而是注重宗教活动；强制教士独身，禁止买卖教职；反对教会世俗化，抵制世俗贵族对教会的控制。在最初几位院长的领导下，克吕尼修道院因严格的禁欲主义而著称，一时成为欧洲各地效仿的典范。为改变英国的宗教生活，尤其是修道院的颓废之风，邓斯坦决定以克吕尼改革为榜样，在英国推行修道院改革。在威塞克斯国王埃德加的支持下，大主教邓斯坦、温切斯特主教埃塞尔沃尔德（Ethelwold）、伍斯特主教——后来的约克大主教奥斯瓦尔德进行了修道院改革。

英国的修道院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重建修道院的宗教生活模式，二是修复与新建修道院。964年复活节，埃德加国王、邓斯坦等人在温切斯特召开有关修道院改革的专门会议，会上制定了有关修道院生活方式的《教规》（Regularis Concordia).《教规》规定：各修道院都要选举一名监督员，从本院修士中产生，其职责是规范监督修士们的生活；修道院的财产受到保护，不可被侵夺和转化为私产；教士不仅要向教区居民传播信仰，还要教授其技艺；教士要为国王、王室乃至整个王国的利益而祈祷。英国修道院改革运动最先在温切斯特教区展开，修道院、教堂中不胜任的修士、神父被驱逐，不胜任的修道院长被撤换；其他的教区和修道院也循其道而行。改革运动在英格兰不断推广，甚至影响到当时的丹法区。至970年，各种传统被编进一部《教规》，《教规》成为所有英格兰修道院必须遵守的规则。修道院改革运动促成了英国宗教生活的复兴，改变了修道院生活的颓废之风，提高了教会的地位，也为英格兰教会准备了主教。至11世纪，英格兰的主教大部分是僧侣，主教和修道院长在贤人会议中与世俗贵族商谈事务，重要的教会人士跻身于盎格鲁-撒克逊末期国王最重要的谋臣之列。

埃德加大力支持修道院改革，他下令贵族要捐钱建造修道院。至10世纪结束时，在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阿宾登（Abingdon）等修道院的带动下，在英格兰修建和重建的修道院有将近50座。由于国王和贵族拿出土地捐献给教会，结果教会得到了英格兰已开垦土地的大约1/3.“此后数世纪的关于宗教的思想及习惯完全萌育于寺院中，而寺院亦占封建英国的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同时，修道院的重建和修道院生活方式的复兴也意味着学术的复兴，10世纪下半叶到11世纪初，英语方言和拉丁文学作品繁荣，著名的修道院长埃尔弗里克（Elfric）和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后期的著名学者。

埃德加国王也从教会方面得到回报，他在位期间，英格兰各地逐渐承认了威塞克斯国王的权威。973年，作为第一位全英格兰的国王，埃德加在巴思接受加冕，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和约克大主教奥斯瓦尔德出席，邓斯坦主持了整个仪式。国王身着王袍、头戴王冠，在两名主教的引领下走入教堂。此时，赞美诗唱起来，国王从头上摘下王冠，拜倒在祭坛前。赞美诗结束后主教们将国王从地上扶起，国王立加冕誓言：他要保证整个王国都奉行真正的和平，禁止抢劫和其他犯罪行为；他将公正而仁慈地对待一切判决。接着，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施行涂油礼，大主教把戒指戴到国王的手上，为其配剑，并为其戴王冠。伴随着弥撒曲，国王在邓斯坦和奥斯瓦尔德的陪伴下登上王位。“经过涂油礼，国王成为由神指定、人民受其约束的基督教国王，负有栽培、教育、保卫和指导教会的职责。”埃德加以后，“殉难者”爱德华和“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登位时，也是由邓斯坦出席他们的加冕典礼的。邓斯坦于988年5月19日去世。

丹法区（Danelaw）的维京人最终也皈依了基督教，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维京人入侵前，基督教已经对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有所渗透，据记载，早在8世纪初就有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到过丹麦；9世纪时，一位名为安斯加尔（Ansgar）的日耳曼传教士也到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进行传教，有些当地人还在他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但这些只是特例，维京人基本上都是异教徒，他们来到英格兰之后，对已经接受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其中有三个王国被毁灭，无数教堂遭劫掠，各主教区也分崩离析。

在抵抗维京人的过程中，英格兰教会和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经常借助战争、外交、联姻等手段促成维京人皈依基督教。878年，阿尔弗雷德和古思伦（Guthrum）签订了《韦德莫尔条约》，其中规定丹麦首领古思伦要接受基督教洗礼；古思伦依约行事，尊阿尔弗雷德为教父，还接受了英国名字埃塞尔斯坦（Athelstan）。926年，统治诺森伯里亚的维京人首领西特里克（Sihtric）也皈依了基督教。994年，英格兰人和挪威国王奥拉夫议和，“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Ethelred the Unready）听从“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吉里克（Sigeric）和温切斯特主教阿尔夫赫（Ehtleha）的建议，认奥拉夫为教子，促成奥拉夫皈依基督教。

维京人皈依基督教，也得益于一些传教士及教会组织的不懈努力，教士科恩瓦尔德（Koenwald）是促使维京人皈依基督教的著名人物。在维京人占领东盎格利亚并肆意劫掠的时候，科恩瓦尔德就在那建立了一个传教点，向信仰异教的人传播福音，终使荷宁森（Horningsen）附近的入侵者皈依了基督教。893年，维京人首领哈斯泰因（Hastein）的妻子和儿子也皈依了基督教。对此，有西方学者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皈依基督教是在丹法区内完成的，并且是通过该地区教士的努力而完成的。”有些维京人不仅成为基督徒，而且成为传教士，丹麦人古思雷德（Guthred）就是一位代表性人物。古思雷德曾是一名奴隶，后来在丹法区成为主教，895年，他被葬于约克的教堂墓地。丹麦人奥达（Oda）的影响更大，他最初随丹麦海盗来到英格兰，909年他成为兰斯伯里（Ransbury）的主教，941-948年还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英国的修道院改革运动也推动了丹法区的基督教化。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广泛推行修道院制度后，约克大主教奥斯瓦尔德还将它推广到丹法区；同时，修道院改革运动还引发了对斯堪的纳维亚的传教活动。

最后，丹法区内盎格鲁-撒克逊人与维京人日常的交往和交流是推动丹法区基督教化更为广泛的力量。尽管维京人在丹法区占据优势地位，但他们毕竟人数较少，当信仰异教的丹麦人与信仰基督教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交往和交流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基督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丹法区的维京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宗教信仰上逐渐合流。

如果说9世纪70-80年代，英格兰多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是好战的异教信仰者，那么到9世纪的最后10年，越来越多的维京人已经接受基督教了。该时期定居在约克和东盎格利亚的丹麦人所使用的货币上的基督教纹饰，可以反映维京人信仰上的变化；从10世纪早期丹法区残留下来的许多没有日期的硬币上，也能发现基督教主题的铭文。通过当时的墓葬，我们也能对丹法区的基督教化管窥一斑：“至10世纪中叶，英格兰的教堂墓地里到处都有受过洗礼的丹麦人的坟墓，上面竖着十字纪念碑。”

基督教化促进了英格兰民族的形成，奠定了英格兰统一的基础。在诺曼征服前，不列颠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维京人共同生活在不列颠，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基督教的传入，不仅为这些源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确立了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意识；在此基础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诸民族日渐融合为具有共同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语言表达的整体。基督教的传入促成了英格兰诸民族在宗教上的合流与统一：盎格鲁-撒克逊诸王曾为土地而争霸，但英格兰的统一在他们靠武力征伐最终完成之前，已经在观念上完成了。教皇格雷戈里一直视英格兰为一个整体，奥古斯丁到达英格兰后，被授予“不列颠主教”之职。奥古斯丁以及后来的西奥多、邓斯坦等人通过传教、建立教会等活动，将这种统一的观念散布于全英格兰，单一王国的观念由此而孕育生成。也许正是在这层意义上，霍莱斯特评论道：“格雷戈里虽从未踏足英格兰，但却是早期英国历史的核心人物之一。”

惠特比宗教会议后，英格兰各王国分散的教会在一个大主教统管之下，逐渐联合成一支统一的力量，而宗教的统一促进了政治的统一。当盎格鲁-撒克逊各国霸主仍在相互征伐之时，英格兰人就已经“在宗教和语言方面意识到了他们种群的统一”，因此，先有宗教的统一，然后才有政治的统一。按历史学家的说法：“早在8世纪上半叶，即统一的英格兰杳无踪影之际，比德就已经看到基督教的作用，看到他的同胞在统一英格兰教会中所分担的共同命运，有着共同的组织，为此，比德设想出一个‘英吉利民族’的术语，从而写下了命名为《英吉利民族的教会史》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

第三章　维京人入侵与英格兰统一

8世纪末9世纪初，维京人开始进攻西欧基督教诸国，这给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带来了长期的动荡。在抵抗维京入侵的过程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加强了，而入侵并定居在英格兰的维京人亦因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碰撞融合，自身演变为英格兰民族的组成部分，共同推动了英格兰的统一进程。

维京人亦称诺曼人，意为“居住在峡湾的人”，指中世纪居住在欧洲北部日德兰半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由于北欧耕地稀少，所处纬度较高，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而其森林茂密，有取之不尽的木材和许多优良的天然港湾。因此，维京人自古以来就善于航海，重视渔猎，是一个以航海为生的民族。维京人入侵是北方日耳曼民族的又一次大迁移，它开始于8世纪，持续了300年之久，历史上称它为“维京时代”（the Age of the Vikings）。维京人长期横行于海上，从事杀人越货的海盗抢劫，故也被称为“北欧海盗”。

维京人入侵是多种原因作用的结果。首先，维京人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日德兰半岛上沼泽遍布，土地贫瘠，农业不发达，居民多以捕鱼或抢劫为生。8-9世纪，由于该地区人口激增，低下原始的农业生产无法维持人口的生存，于是，维京人对外移民已成必然。其次，该时期维京人的社会分化正在加剧，王权强化，许多不满国内政局的人被迫移民海外寻求生路。560年，挪威国王哈罗德（Harold）继位后，进一步加强王权，致使很多不愿归附于他的贵族携家人移民海外。854年，丹麦王朝垮台，留下一个权力真空，没有强大的国王能够团结武士，他们因而结成散兵游勇劫掠海外财富。

再次，维京人之所以从事海盗事业，亦与他们拥有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有关。8世纪，维京人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已经相当发达，他们能够制造出各种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船只，既有沿海航行用的6桨小船，也有庞大壮观的龙船，还有各种用途不同的独桅快船、渡船、二桅小船、大肚子货船、远洋船和大型划桨船等等。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北欧海域称霸一时的长船，这种船是维京人许多世纪以来造船技术不断革新和演变的结果，它精美、坚固、轻便、快速，船的四周用铁条紧箍，以铆钉相衔；船的两侧配有十对至十六对划桨，在高翘的船尾附近有一支大划桨作为船舵，这就是当时常见的海盗船，非常适合航海，一次可乘40-100人，以每小时10海里的速度航行。这种船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船，它结构特别，船身浅阔，吃水浅，可以沿河逆流而上，能在许多溪流和港湾中停泊，可出没于当时大部分欧洲船只不能进入的水域。维京人除了善于制造船舶和武器，长期的海洋生活又使他们富于冒险精神、拥有高超的航海技术，这一优势在8-10世纪诺曼人的扩张中起了重要作用。维京人入侵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的“流动性和袭击的不可预测性”。

最后，维京人入侵也恰逢西欧政局动荡、割据争霸的时期。不列颠之所以不断遭遇维京人的袭击，一是在地理位置上与维京人临近，很容易成为劫掠的目标；二是9世纪初，不列颠自身分裂成许多地域，处于小国割据时代，麦西亚、诺森伯里亚、威塞克斯、埃塞克斯等国彼此争霸、刀兵相向，没有经常的霸主，也没有对亨伯河以北地区实施有效控制的能力，不能抵御维京人的入侵。欧洲大陆的政局也为维京人入侵提供了机会，9世纪20年代开始，加洛林帝国争夺王位的斗争愈演愈烈，843年凡尔登条约三分天下，统一的帝国开始崩溃，西欧无法抵御入侵，使维京人的入侵事业日渐旺盛。

从8世纪末开始，丹麦人就不断袭击和劫掠英格兰的沿海地区，不列颠岛受到严重威胁。丹麦人对法兰西的掠夺比对英国的掠夺更加凶猛，几乎所有法国沿海和沿大河的重要城市都遭到丹麦人的抢劫，其中有的被多次劫掠，如亚眠（Amiens）、鲁昂（Rouen）、巴黎和南特（Nantes），连马赛（Marseille）、波尔多（Bordeaux）和瓦伦斯（Valens）也都几次遭劫，难以幸免。随丹麦海盗而来的，是挪威和瑞典的海盗；丹麦海盗往往以英格兰、法兰西、德国的北部和爱尔兰作为主要目标，其足迹也到过西班牙、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方。挪威海盗的主要目标是苏格兰、冰岛、格陵兰，甚至远及北美。瑞典海盗则穿越波罗的海，溯顿河而上，深入俄罗斯腹地，远达黑海。

792年，针对维京人入侵的威胁，奥法给肯特教会发布特许状，允许其组织力量反击“异教海上人”。793年，维京人劫掠了英格兰东北海岸的林第斯法恩修道院，震惊了整个欧洲。林第斯法恩遭到毁坏，是英国历史上的痛苦回忆：

这些北方来的异教徒乘船来到不列颠，像蜇人的大黄蜂一样，又像可怕的狼群迅速散布到各个角落……他们肮脏的脚印玷污了圣地，他们在神坛下使劲挖掘。他们杀了一些教友，又绑走一些。被他们掠走的教友，往往被迫赤身裸体，受尽屈辱，有一些则淹死在海里。

三个世纪后，英格兰教士西门说起林第斯法恩修道院的劫难与罹难教士时，仍旧充满愤怒和悲怆。

795年，维京人劫掠了诺森伯里亚的多内穆坦（Donemuthan）修道院；同年，又攻击艾奥纳岛（Isle of Inoa）的圣·柯伦巴修道院。维京人的入侵引起了英格兰人的恐慌：“近350年来，我们的先祖和我们一直居住在这块迷人的土地上，在异教的灾难来临之前，不列颠从未有过如此的恐惧。”

8世纪晚期的袭击过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度过了一段较为安稳的日子。9世纪30年代，这种安稳再次被打破，835年，维京人大规模入侵肯特，接下来进攻东盎格利亚和林赛（Lindesy）；842年，维京人进攻伦敦和罗切斯特，851年，进驻泰晤士河口的萨尼特（Thanet）。不过，从9世纪30年代重新发动劫掠起，至865年共30多年时间里，维京人并没有表现出长期殖民的企图，他们大多只关心掠夺财物，专注于进行间歇性袭击，而没有着眼于长期居住。

但是在9世纪6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定居高峰。865年，丹麦首领哈夫丹（Healfdene）和伊瓦尔（Ivar）率领丹麦人在东盎格利亚登陆，在此逗留数月后，他们向北转向诺森伯里亚。866年，他们开始攻击诺森伯里亚，并且还袭击了惠特比修道院。此时正逢诺森伯里亚王室纷争，内战致使国力虚弱，两个相互争斗的国王都死在抵抗维京人的战场上。866年3月2日约克城被攻破，诺森伯里亚沦为丹麦人的附属国，一位有名无实的国王埃格伯特（Egbert）成为傀儡，以便于丹麦人统治诺森伯里亚。随后，丹麦队伍进入麦西亚，因为遇到抵抗，退回约克。869年，丹麦人进攻东盎格利亚，将其击败，还俘虏了国王埃德蒙（Edmund,855-869年在位），并最终将其杀死。曾经强大的诺森伯里亚和东盎格利亚就这样被维京人消灭了，此时，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中只剩下最具实力的威塞克斯王国了，它成了反抗外来侵略势力、实行英格兰国家统一的唯一力量。

780年，维京人以35艘战舰入侵多塞特郡（Dorsetshire），威塞克斯王埃格伯特亲率军队抵抗，丹麦人损失惨重。埃格伯特死后，其子埃塞尔伍尔夫继承王位，他的才能远逊于先王，但是极其虔诚，有学者评价说：“把王国托付给他，还不如把修道院托付给他来的合适。”埃塞尔伍尔夫的主要成就是安排四个儿子的继承顺序，避免了导致王朝毁灭的王室纷争。后来，这四个儿子都是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抗击丹麦人的领袖。

阿尔弗雷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871-899年在位）是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也是把英格兰从维京入侵的厄运中拯救出来的英雄。871年阿尔弗雷德即位，此时正逢维京人大肆进攻。对阿尔弗雷德来说，这一年战事连连，仅一年之中就与维京人交战19次之多。在雷丁（Riding）和威尔顿（Wilton）的失败之后，这位新国王不得不交纳赎金购买和平。但871-878年维京人的入侵进一步深入，他们的势力范围扩展至东盎格利亚腹地及诺森伯里亚和麦西亚的大部。874年，维京人击败了麦西亚国王伯格雷德（Burgred）；876年，丹麦人开始定居。

877-878年，古思伦率领的维京人再次进攻威塞克斯，在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大肆掠夺，占领了威塞克斯的大部分地区。878年复活节，阿尔弗雷德和他的一队随从被迫逃到阿瑟尔尼岛上（Isle of Athelney）的湿地中避难，这里离威尔士很近，在维京人入侵的时候，威尔士人往往与他们合作，共同进攻威塞克斯王国。当时，威塞克斯存亡危旦，仅凭茂密的森林和周围的沼泽地，阿尔弗雷德和他的随从才得以保全性命。在这危难之际，各路忠诚于阿尔弗雷德的塞恩们（thegn，即贵族）组建的军队应召而来；5月，这些军队在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交界处会合后，阿尔弗雷德向驻扎在埃丁顿（Edington）的维京人发起进攻，取得重大胜利。

虽说这次战役并没有瓦解古思伦的军队，但它是战争的转折点，维京人在坚持了两个星期之后，接受了威塞克斯的停战条件，与阿尔弗雷德签订《韦德莫尔条约》，双方依约划地而治，英格兰东北部归丹麦人，西南部仍由英格兰人统治，并且，规定丹麦人皈依基督教。和约也承认了丹麦人占领英格兰大部分土地的既成事实，以伦敦向切斯特（Chester）西北走向划定边界，线北为古思伦的辖地，称丹法区，主要包括莱斯特郡（Leicester）、林肯郡（Lincolnshire）、诺丁汉郡（Nottingham）和约克郡（Yorkshire），莱斯特郡是丹麦军队的中心；线南归阿尔弗雷德大帝，包括英格兰剩下的区域，相当于今天英格兰的西部与西南部。至阿尔弗雷德去世之时，英格兰的政治地图大致如此，古思伦取得对东盎格利亚的统治权，以及877年麦西亚分裂后被维京人占领的地区。麦西亚、东盎格利亚和诺森伯里亚都不存在了，在9世纪中叶原来存在的四个独立王国中，唯有威塞克斯幸存下来。

《韦德莫尔条约》可视为威塞克斯与丹麦人势均力敌的标志，从威塞克斯的角度看，该条约是“一次仁慈的救赎”，因为丹麦人的攻击告一段落，他企图完全征服英格兰的计划也最终落空；从丹麦人的角度看，该条约第一次让他们得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即在业已控制的土地上定居。而《韦德莫尔条约》的签订，还标志着丹法区正式形成。

在抗击维京人的斗争中，阿尔弗雷德进行了英国历史上最早的军事改革，创建了一支军队和一套有效的防御体系。892-896年，丹麦人在肯特登陆，然后入侵威尔特郡和切斯特。阿尔弗雷德看到由农村公社成员组成的民军（fyrd）作战不力，于是实施两项改革，一是把民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家种田，一部分外出作战，这就避免了农忙时无人打仗、都在家忙于农活的危险，保证国王手上随时都有一支军队；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民军”制度的肇始。二是组织常备军，由贵族（thegn）组成，他们是职业军人，被授予土地，而且世袭。至10世纪末，这种军事服役体制发展起来，它规定每5海德（hide）的土地必须提供一个男子服兵役。

在此之前，作战的威塞克斯军队都是临时征召的，但892年之后维京人再次入侵英格兰时，情势发生了变化，“维京人几乎每天，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受到其他小队的搜索，这些队伍来自英军和堡垒两方面”。英格兰军队已经能对逃跑的维京人实施包围，当某支军队服役期满，就会有另一支部队来接替他们；而当英格兰军队受到维京人的围困时，也会有援军来帮助他们。这种变化得益于阿尔弗雷德对军队的改革，它使英格兰常年可以有军队戍卫。

阿尔弗雷德还改进了一种称为“堡”（burhs）的防御体系，该体系在抵抗维京人入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堡的起源目前尚不清楚，可能源于麦西亚或法兰克王国；在维京入侵时期，法兰克和麦西亚均采用过筑堡防御的办法，麦西亚王埃塞尔鲍德时期的法律文件上就经常提到这种要塞。堡的类型多样，有的是罗马时代的旧城市，主要用残存的城墙作为工事；有的是对罗马时代的堡垒进行再利用，也有的是在海角上构筑防御工事。堡与堡之间的距离一般为20英里，相当于一天的行军路程。

据记载，堡海德（Burghal Hidage）是当时最著名的堡垒体系，其中每一个堡都有一定数量的人员驻守。当时的惯例是，每海德（长度单位）配备一名士兵，并由数名士兵戍守一定长度的城墙；每堡所辖海德的数量由该堡卫戍的城墙长度来决定，一般每杆（五又二分之一英尺）配备四名卫戍人员。在威塞克斯所控制的地区内，除堡海德外，还有33个堡，各堡所辖控的海德数量不一样，配备的卫戍人员亦有多少之分，此处是一些较大的堡所辖海德的数量：温切斯特（Winchester）为2400海德，韦勒姆（Wareham）为1600海德，克里克莱德（Cricklade）为1500海德，沃灵福德（Wallingford）为2400海德。经过学者的测算，所有堡的卫戍力量大约为27000人，这些堡构成一个庞大的环状防御网络，成为有效抵御维京人入侵的军事防御体系。有一个实例可以说明堡对于防御维京人入侵的重要性：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892年，维京人再次入侵英格兰时，他们到达东肯特的威尔德（Weald），“在那里猛袭了一座堡垒。堡垒里有几个农民，它只造了一半”。这说明威尔德当时既未建成堡垒，也未按照规定配备卫戍人员。有西方学者对堡的这种防御体系做出评价：“不论阿尔弗雷德的海军和他轮番戍守的部队有多大的重要性，都无法否认893-896年间，堡是驱离维京人离开威塞克斯的关键因素。”堡不仅具有抵抗和防御维京人入侵的功能，而且还可促进居住和商业发展，在盎格鲁-撒克逊后期，很多堡成了永久的居民点，还有一些成了市场和铸币厂。阿尔弗雷德去世后，他的继承者将这种体制不断改进，至埃德加统治时期，堡的防御体系更加完备。

阿尔弗雷德还亲自设计船舰，组建了海军。在抵御维京人入侵方面，军事问题首当其冲。维京人的军队机动性很强，他们驾驶的船能够在海岸的任何地方靠岸，而且能够驶入各条河流。此外他们的骑兵在陆地上也行动快速，根据893年的战役来看：维京入侵者能够到达任何地方，威塞克斯的军队却不能，当阿尔弗雷德的军队刚向西转往埃克塞特（Exeter）时，维京人已经包围了该郡；等他到达该郡时，维京人又已登船离开了。当他再向西迎敌的时候，另外两支丹麦军队已经在埃塞克斯合兵一路，沿着塞纳河前进。这些都说明威塞克斯军队与维京人的军队在机动性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为此，阿尔弗雷德设计建造了一种新型船只，这种船比别的船几乎长一倍，配备60条浆甚至更多，专门用来对付维京人，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896年记载，这些船“既非按弗里西亚船仿造，又非按丹麦船仿造，而是按其本人认为最能起作用的样式造的”。阿尔弗雷德以此为基础组建海军，包括120艘船舰，配备了军事器械和专业水手。有了这支舰队，威塞克斯人就可以巡海防御，追击维京入侵者。出于这样一种首创海军的功绩，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称阿尔弗雷德为“英国海军的缔造者”。

阿尔弗雷德的军事改革效果显著，保障了国家的多年安宁。8世纪70-90年代，维京人曾不断袭扰威塞克斯腹地；至9世纪80年代，入侵者就很难侵入威塞克斯了。

除了军事改革和建立防御体系以外，阿尔弗雷德在内政、司法等方面都有建树。为了加强统治，阿尔弗雷德把英格兰划分为郡，郡又划分成百户区（hundred），百户区再划分成十户组（tithing），十户组彼此联保，由十户长（tithingman）监督，各户家长为自己的家人、奴仆、甚至宾客负责。没有十户长的许可和证明，任何人都不得改变住所；没有编入区、组的人被视为亡命之徒，要受惩罚。十户长负责缉拿辖区内的罪犯，如有失职，要缴纳罚金。通过这样严格的户籍制度，威塞克斯的居民被置于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监管之下。阿尔弗雷德还是一个成功的立法者，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继承盎格鲁-撒克逊先辈法典的基础上，他制定了《阿尔弗雷德法典》（The Laws of Alfred），该法典反映了9世纪下半期英国的依附农制，同时也反映了法制的发展，例如刑罚，已经从以前的支付赔偿金、罚金向判刑和监禁过渡。该法典所确立的典章制度被认为是英国司法制度的起源，为英国的普通法奠定了基础。阿尔弗雷德还将伦敦定为威塞克斯王国的首都，在阿尔弗雷德的统治下，英格兰焕然一新、秩序井然，据说“把金链挂在路边，也没有任何胆大妄为的人敢碰”。

阿尔弗雷德最杰出的贡献是促进了英国文化的发展，他在位期间，从欧洲各地请来最著名的学者，兴办学校，教化塞恩及其子弟，他的宅邸成了为贵族和平民提供教育的学校。即位之初，阿尔弗雷德发现“泰晤士以南没有一个人懂拉丁语，北部也为数寥寥无几”。为了将古典作品译成英语，他不仅自己学习拉丁语，还将麦西亚、威尔士乃至欧洲大陆的许多学者邀至宫中，为他进行翻译工作。878-885年间，他的宫廷里经常是贤者会聚，高朋满座。在阿尔弗雷德的亲自主持及参与下，很多古籍被翻译成盎格鲁-撒克逊英语，罗马帝国时教皇格雷戈里一世所著《教牧关怀》（Pastoral Care），就是由阿尔弗雷德大王亲自翻译成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这是一部有关主教基本职责的手册，后来这部书一直作为主教们的职务指南。此外，格雷戈里的《对话录》（Dialogues）、波爱修斯（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圣奥古斯丁的《独语录》（Soliloquies）等宗教和哲学著作，也都在这个时候被翻译成盎格鲁-撒克逊英语。阿尔弗雷德和他的学者们还翻译了两部历史著作，即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和奥罗修斯（Orosius）的《反异教徒史》（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在阿尔弗雷德的主持下，学者们校订了各地的编年史，将其汇编成一部名著，即《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s）。这是中世纪早期西欧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其记载所涉，包括从公元前60年凯撒（Caesar）进军不列颠至公元891年之间英格兰所发生的事，后来又由修道院修士将其续写到1154年英王斯蒂芬（Stephen,1135-1154年在位）去世。这部编年史着重于世俗事务，材料来源广泛，较多地采用了英国中部、南部的文字记录、口头传说和诗歌。这些工作都有助于增强英格兰的民族意识，为国家统一培育文化根基。有西方学者评论道：“阿尔弗雷德在他的有生之年未能看到威塞克斯王室统一英格兰，但他的法律、翻译作品和由他鼓励写成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都为英格兰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

阿尔弗雷德的个人威望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以前的麦西亚和诺森伯里亚王，他深受英格兰人的爱戴和支持，他的一系列政策，为英格兰的统一国家创造了前提，在英国历史上，他是唯一拥有“大王”之称的英格兰国王。

自9世纪下半叶至11世纪中叶，丹法区与英格兰其他地区并存对峙，时战时和，经过150多年的碰撞和交流，丹法区和英格兰其他地区逐渐融合，成为英格兰统一进程的一部分。维京人入侵英格兰时，斯堪的纳维亚正处于氏族社会瓦解阶段，当时的维京领导人多为海盗头领而非“王”。丹法区形成之后，其内部统治也很松散，与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王国还相距甚远。丹法区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法律上，定居在这里的维京人习惯遵循他们的传统法律，而不轻易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更没有可以通行全国的判例，一些英格兰国王为了取得维京人的支持，也允许他们在法律方面享有一定的特权。如国王埃德加颁行的法典就给予维京人一定程度的法律自治，1008年埃塞尔斯坦的法典也是这样。到克努特（1016-1035年在位）时期，《克努特法典》（The Laws of Cnut）的实行范围不仅包括丹麦本土，还包括英格兰的丹法区。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丹法区的维京人可以完全脱离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的控制，埃德加的法典虽然允许包括丹法区在内的地方习俗的存在，但又坚持“世俗法律适用于每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牢靠确立”。

丹法区维京人的法律习俗和传统为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法律制度增添了新的元素，屈勒味林认为，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由12名法官组成的陪审团制度是由丹麦传至英格兰的，因为丹麦人原来就有由自由人组成委员会的习惯，“即或是陪审制所以能在英国繁盛的一因”。

丹法区是维京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彼此均势的表现，但这种均势远非一纸条约可以保证。从9世纪下半叶至11世纪中叶，这种均势经常被打破，反应在盎格鲁-撒克逊与维京首领对丹法区的争夺上。总体而言，从878年签订《韦德莫尔条约》到阿尔弗雷德辞世，古思伦大体上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虽然这期间并非总是风平浪静，小规模冲突仍有发生。892年9月，维京人在肯特东南部登陆，他们大约拥有250艘船。但由于英格兰人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最终有效地阻挡住了他们的进攻。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893年，阿尔弗雷德军在本弗利特打败了丹麦首领黑斯滕（Hæsten）的军队，丹麦军逃跑，阿尔弗雷德下令将丹麦人的船只烧毁，将丹麦妇女和儿童悉加俘获，一并带往伦敦。后来阿尔弗雷德将黑斯滕的妻子儿女送还黑斯滕，并送以钱财。894年，围攻埃克塞特的丹麦军在返程路过苏塞克斯的一个城市时，“城中居民将其赶跑，杀死好几百人，俘获了一些船只。"896年，丹麦人“连船带人覆灭于南部海岸的船不下于20艘”。

阿尔弗雷德去世后，“长者”爱德华（Edward the Elder,899-924年在位）开始进攻丹法区。爱德华采用阿尔弗雷德的堡垒战术，每进入维京人的一个地界，即就地建筑堡垒，以巩固战果，这些堡垒遍及了切斯特郡（Chester）、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白金汉郡等地。918年，英格兰军队在坦普斯福德（Tempsford）取得胜利，亨伯河以南的丹麦军迅速投降，德比郡重归于英格兰的统治之下。919年，爱德华接管了麦西亚，“随后，苏格兰国王和全体苏格兰人，拉格纳尔德，埃德伍尔夫的诸子，以及诺森伯里亚的全体居民，包括英格兰人、丹麦人、北欧人和其他人，还有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威尔士人的国王和所有斯特拉斯莱德的威尔士人，都选择他为父亲和封君”。899-924年，在爱德华统治时期，东麦西亚和东盎格利亚重新承认了威塞克斯王的权威。“长者”爱德华的继承人埃塞尔斯坦在位期间，英格兰曾一度收复丹法区，威塞克斯的统治扩展到英格兰的北部，包括全部诺森伯里亚。埃塞尔斯坦被认为是王朝统治者中最强有力的一位国王，927年，他轻易地把约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赶了出去，连挪威国王金发哈罗德（Harold the Fair Haired）也承认其统治权威，并送给他一艘战舰作为礼物。埃塞尔斯坦还将哈罗德的小儿子哈康收为养子，留在宫廷抚养，充当人质。

埃塞尔斯坦去世后，丹麦王奥拉夫“通过与约克和坎特伯雷两大主教签订条约，重新夺得对整个丹法区的统治权”。埃德蒙（940-946年在位）在其最初统治期间，被迫将英格兰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让给斯堪的纳维亚王奥拉夫。944年，埃德蒙开始北伐，驱逐了奥拉夫，重建英格兰人的统治。在埃德蒙统治的最后两年，威塞克斯王室重新获取对北方的统治权，控制了丹法区的大片土地。946年埃德蒙被暗杀，维京人趁乱进逼，都柏林的奥拉夫·西特雷克森（Olaf Sihtrieson,919-952年在位）、挪威王埃里克（Eric,952-954年在位）相继统治约克。埃德蒙的继承者埃德雷德（Eadred,946-955年在位）打败了维京人的进攻，维京人再度臣服。为了防备维京人再度反叛，埃德雷德在他们的主要城邑构筑了要塞。954年，威塞克斯再度收复丹法区。至埃德加（Edgar,959-975年在位）继位时，威塞克斯不仅控制了麦西亚、诺森伯里亚、东盎格利亚等地，还基本完成了对丹法区的收复行动。定居在英格兰的维京人也因接受基督教而逐渐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合流，他们把基督教国王埃德加视为他们的统治者，威塞克斯也认同丹法区的法律、风俗和习惯。有学者认为，此为“一个联合的基督教化的英格兰的政治模式的形成”。威塞克斯的行政体制也在丹法区建立起来，例如，郡制扩大到丹法区，并以旧的丹麦城镇为中心。

10世纪后半叶，丹麦成为由数个小王国联合而成的统一的君主国，它不仅国力强盛，而且拥有强大的军队和舰队。980年，丹麦人开始新一轮劫掠，他们以英国南部为主攻方向，在控制了大部分英格兰海岸线之后，又劫掠了汉普顿、萨尼特和切斯特。981年，丹麦人进犯德文（Devon）和康沃尔（Cornwall）；次年，他们又进犯英格兰西南各郡。

991年，丹麦人大举入侵，统帅是丹麦国王斯维恩（Sweyn）和挪威国王奥拉夫·特里格维逊（Olaf Tryggvason）。这一年，丹麦人在马尔登战役大败英国人。当时正逢威塞克斯国王“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Ethelred the Unready,978-1016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位国王统御无方，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他接受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吉里克（Sigeric）的建议，缴纳1万镑贡金换取和平，此为“丹麦金”（Danegeld）的肇始。

此后，丹麦金经常成为换取和平的主要手段，而且其征收量也逐年增加，成为英格兰人的沉重负担。991年首次缴纳10000英镑，994年16000镑，1002年24000镑，1007年36000镑，1009年30000镑，1012年48000镑，1014年21000镑，1018年72000镑；除此之外，丹麦人在1018年还单独向伦敦勒索了10500镑的丹麦金。丹麦金初为临时征收，后来成为固定税项，只有教会土地可以免征。丹麦金的主要负担落在了自由民身上，“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1042-1066年在位）时期曾一度废止。1066年威廉一世（WilliamⅠ,1066-1087年在位）入主英格兰，丹麦金作为财产税被恢复，征收了若干次，但这时它不再是纳贡换取和平的手段，而是诺曼王朝的敛财办法。丹麦金在英国社会史、财政史以及行政史上留下深刻印痕，屈勒味林指出，“直接税即由此可耻之赎金而起”。

10世纪末，维京人的入侵进一步升级。994年，挪威的奥拉夫·特里格维逊与斯维恩率军入侵英格兰，他们在沿海各地以及埃塞克斯、肯特、苏塞克斯和汉普郡烧杀抢掠，其破坏程度非笔墨可述。埃塞尔雷德及其议政大臣决定派人前往，“答应向他们缴纳贡赋，提供粮食，条件是停止骚扰。”是年冬天，在埃塞尔雷德国王的劝导下，奥拉夫皈依了基督教，并且承诺：“他决不再怀着敌意回英国。”但是997年丹麦人又开始新的一轮袭击，他们先是在康沃尔、威尔士和德文郡大肆破坏，接着又烧毁位于塔维斯托克（Tavistock）的奥德伍尔夫修道院，劫掠了许多财物，装满了他们的战船。998年，丹麦军队蹂躏了多塞特、汉普郡、苏塞克斯等郡，还曾有一段时间驻留在怀特岛（Isle of Wight）。999年，丹麦人来到罗切斯特和马恩岛（Isle of Man），遍加蹂躏。1000年夏，丹麦人转到诺曼底，次年再次来袭，通过埃克斯河口进入内地。面对持续不断的攻击，埃塞尔雷德除了付给巨额的丹麦金外，还娶诺曼底公爵的妹妹埃玛（Em ma），试图获得海外支持。由于经年日久的劫掠，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丹麦人之间的仇恨不断升级，1002年，埃塞尔雷德下令在圣布鲁斯节屠杀境内的丹麦人，丹麦领主罗丹（Rodin）也被处以死刑。

1011年复活节，丹麦军再度入侵，他们最先到达东盎格利亚，在那里蹂躏达3个月之久，烧光了塞特福德（Thetford）和剑桥郡后，就进军埃塞克斯、牛津郡、白金汉郡和贝德福德郡。他们一路行进，一路烧杀，破坏了基督教圣地坎特伯雷，坎特伯雷大主教因为不愿支付赎金而被杀害。1012年，英格兰以48000英镑的丹麦金换得和平。1013年夏，丹麦王斯维恩（1013-1014年在位）再次率军入侵英国，他先后攻克诺森伯里亚、麦西亚、威塞克斯、伦敦等地，一路所向披靡。由于无力抵抗，埃塞尔雷德携妻儿出逃诺曼底，斯维恩则入主英国，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丹麦王朝（1013-1042年）。

1014年2月斯维恩去世，英国贵族要求埃塞尔雷德复位，条件是“其统治要比以往改善”，于是埃塞尔雷德重返英格兰。两年后埃塞尔雷德去世，其子埃德蒙（Edmund,1016-1016年在位）即位；斯维恩的儿子克努特（Cnut）入侵英格兰，他与埃德蒙在埃塞克斯境内的阿兴登山激战，埃德蒙军队损失惨重。随后，双方在阿尔尼会晤，立下誓言，并规定了给丹麦人的付款数目。“有了这次和解，他们分头离去，埃德蒙继承威塞克斯，克努特继承麦西亚。"7个月后，埃德蒙遇刺身亡，饱经动荡的英格兰人需要一个强大的国王，英格兰贤人会议遂推举克努特为王（1016-1035年在位），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北方维京人之间历经几百年的冲突与对抗，总算落下了帷幕。

克努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基础，为了维持统治，他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即近卫军（housecarls），他还维持了一支海军。为了维持近卫军和海军，克努特以重税聚敛军费，据休谟说：“英国税额高达七万二千磅，仅伦敦一地就付出一万一千英镑。”巨额赋税给英格兰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自此得到了和平，免遭维京人的入侵。

虽然克努特来自异族，而且是依靠征服而非继承权来统治英国的，但是从一开始，克努特就重视他的统治政策和以前英格兰政策的连续性，推行丹麦人与英格兰人的和解政策，调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他曾说：“我，克努特王是继承埃德蒙（Edmund）为王的”。为表示尊重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传统，1018年他召集丹麦和英格兰的权贵至牛津觐见，让他们发誓在埃德加的法律之下和平相处。克努特为了笼络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以减少他们的敌意，他继续起用埃塞尔雷德国王的亲信，特别是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他娶了埃塞尔雷德国王的遗孀、诺曼底的埃玛为后，并生有一子哈萨克努特（Harthacnut,1040-1042年在位）。通过这个婚姻，克努特既保证了与诺曼底的联盟，又赢得了臣民的信任。作为一位有政治远见的统治者，克努特非常重视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作用，他通过笃信基督，恪守礼拜，严禁新来的丹麦人信仰异教，缴纳什一税，捐助教堂、修道院等方法，取得了英国教会的支持；他还承诺在原有主教的襄助下治理王国。按照12世纪一位编年史学家的话说：克努特将自己“从野蛮之人——变为最基督教化的君主”。克努特的宗教政策非常有效，“他的虔诚像他的公平和审慎一样赢得了臣民的爱戴”。

克努特统治时期，以前的政府和教会人员大部分不变，基本上维持了连贯性和稳定性，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靠教士来运行。但是克努特的统治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斯堪的纳维亚色彩，他将土地分赠给丹麦贵族，扶植支持自己的力量。1017年，克努特把整个王国分成4部分：诺森伯里亚、东盎格利亚、麦西亚以及威塞克斯，前三个部分各交由一位丹麦人或者接近丹麦的英格兰人为其治理，威塞克斯则留给自己直接统治。11世纪20年代，他还在统治方式上做了一个重要决策：即将威塞克斯交由戈德温伯爵（Godwine）代为统治。10世纪时，威塞克斯也曾被分成两或三个伯爵领，但没有哪位威塞克斯国王会把整个威塞克斯交给一个贵族管理。克努特如此行事，可能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与英格兰北方和中部的联系，比与威塞克斯的联系更密切；他还要向斯堪的纳维亚的丹麦、挪威、瑞典用兵，所以无暇经营威塞克斯。“很多时候，克努特对于他的威塞克斯塞恩来说只是一个陌生者。”

克努特在巩固了对英国的统治之后，就出兵斯堪的纳维亚，夺取丹麦。1020年克努特继承丹麦王位，身兼英王和丹麦王。1023年，挪威国王和瑞典国王联合起来反对克努特，但遭失败，克努特赢得了挪威及瑞典的部分地区。1027年，苏格兰国王向克努特宣誓效忠。1028年，克努特率50艘船赴挪威，驱逐了挪威王，征服挪威，他也成了英格兰、苏格兰、丹麦、挪威和部分瑞典的主人，建立起庞大的克努特帝国（1028-1042年），在这个帝国内，英格兰的安全也有了更大的保障。克努特帝国是盎格鲁丹麦王朝的辉煌时期，克努特也成为欧洲强大的的君主之一。

克努特的地位在他赴罗马朝圣时得到承认，早在1027年，当他以“忏悔者”的身份朝圣罗马期间，不仅受到教皇的盛情款待，还得到德皇对他的承认，他被视为是“阿普利亚（Apulia）至北海之间所有人的君主”。克努特罗马之行收获颇丰，为英格兰赢得了重大利益，在他统治之下的克努特帝国在欧洲世界的影响力颇大，他不仅说服德皇削减英格兰朝圣者和经过罗马疆域的英格兰商人的通行税，还劝说教皇降低了英格兰大主教在获职时用于支付法衣的费用。此外，克努特与德国皇帝及阿奎坦的威廉（William of Aquitaine）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还成功地安排了女儿贡希尔德（Gunhild）与德皇之子亨利的婚姻。

尽管来自异族，克努特仍不失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由于得到丹麦人和英格兰人双方的效忠，克努特是第一位真正统一英格兰的国王。在他的统治下，丹麦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杂居各地，双方在语言、法律和习俗上日益趋同，维京人的入侵和劫掠也一去不复返了。克努特时期有助于丹麦人与英格兰人的互融互谅，克努特既将维京时代推向了顶点，也将维京时代推向了终点。

克努特于1035年去世，英国因王位继承陷入纷争，以王后埃玛和威塞克斯伯爵戈德温为首的一派主张推埃玛的儿子哈萨克努特为国王，而克努特当年娶埃玛的时候，就与诺曼底公爵有约，保证埃玛的后裔可以继承英格兰王位。另一派以利奥夫里克（Le ofric）为首，主张立克努特和诺森伯里亚公主的儿子哈罗德（HaroldⅠ,1037-1040年在位）为王。当时哈萨克努特已经是丹麦国王，而哈罗德仍在英格兰境内。1036年，经过一番争斗，两派贵族在牛津达成妥协：由哈罗德继承王位，分地而治，泰晤士河以北连同伦敦归哈罗德，其余各地归哈萨克努特。三年后哈罗德去世，哈萨克努特继任英国国王。哈罗德和哈萨克努特皆为平庸君主，统治能力远逊于先王，因此由克努特建立的横跨北海的丹麦帝国很快就瓦解了，这个帝国本来就没有联合的基础，英格兰、丹麦、挪威之间既没有彼此的地理联系，也没有内在的凝聚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克努特个人的能力维持的，这就决定了该帝国必定是昙花一现。

1043年，“忏悔者”爱德华（1043-1066年在位）继承王位，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最后一位国王。爱德华是“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与诺曼底的埃玛的儿子，1013年丹麦王斯维恩入侵英格兰时，爱德华与其父母避难于诺曼底，后在诺曼底的一个修道院长居达20多年。1041年，哈萨克努特曾邀请这位同母异父的哥哥爱德华返归英格兰，接受其为家族成员。1042年哈萨克努特突然死去，当时只有24岁，而克努特谱系也就绝嗣了，英国贵族于是推具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爱德华继承王位，一时间，他似乎肩负着恢复盎格鲁-撒克逊独立王国的伟大使命。

“忏悔者”爱德华在诺曼底长大，他有强烈的亲诺曼底倾向。爱德华即位后，诺曼底的语言、风俗和习惯在英格兰很快流行，很多诺曼底人被他委以重要职务，尤其是教会职务。1049年，爱德华任命诺曼底的教士伍尔夫（Wolff）为多尔切斯特主教；1051年又任命来自法国瑞米耶日（Jumieges）的罗伯特（Robert）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诺曼底人威廉则成为伦敦主教。此外，爱德华的王廷主教也由诺曼底人担任，苏塞克斯的通商大道和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交给诺曼底人管理。这些诺曼底人利用国王的信任和倚重，左右国家事务，尤其是教会，几乎成了诺曼底人的天下。他们在英格兰的权势，激起了以戈德温伯爵为首英格兰贵族的不满和敌意。

威塞克斯伯爵戈德温位高权重，他不仅任威塞克斯伯爵，还兼领肯特、苏塞克斯等地，他的子侄多为伯爵或郡守，拥有广阔的领地，整个戈德温家族据此而占有了三分之二的英格兰土地。他的长子赛维涅（Sevigne）据守牛津、格洛斯特（Gloucester）和赫里福德郡，次子哈罗德（Harold）是东盎格利亚和埃塞克斯伯爵。爱德华继承英国王位的时候，曾遭到戈德温伯爵的反对，主要原因是戈德温家族根深叶茂，势力强大，在丹麦人统治时期，很多英格兰人尤其是威塞克斯人曾把戈德温视为抗衡丹麦人的希望。另外，戈德温与他的儿子哈罗德曾害死过爱德华的哥哥阿尔弗雷德（Alfred），因此爱德华与戈德温家族有仇。但为了获取支持，爱德华还是在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调停下娶了戈德温的女儿作为王后，双方建立政治联盟，由此维持了一时的平衡。

爱德华即位后，戈德温伯爵位高权重，把持朝政，爱德华想借助诺曼底的势力打压戈德温，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多佛（Dover）事件。1051年，布洛涅（Boulogne）伯爵与他的侍从谒见爱德华后经多佛返国，爱德华命令多佛人接待他们，却遭到反对，多佛人还企图以武力阻止伯爵一行入境，于是伯爵与当地人发生了冲突，双方有20多人殒命。爱德华命戈德温伯爵惩罚多佛，戈德温不肯，并起兵抗命，与他的两个儿子集结人马陈兵在格洛斯特附近。在麦西亚伯爵利奥夫里克和诺森伯里亚伯爵西沃德（Siward）的帮助下，爱德华打败了戈德温，后者携家人逃亡海外。但1052年戈德温和哈罗德率一支舰队打回英格兰，很快就控制了局势。爱德华的亲诺曼底倾向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戈德温的舰队出现时，许多人参加进去，爱德华不得不做出让步，驱逐在英格兰的诺曼底势力，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和多尔切斯特主教伍尔夫等人被逐出海外。戈德温伯爵重新把持朝政，与“忏悔者”爱德华同起同坐。1053年戈德温去世，他的儿子哈罗德继任威塞克斯伯爵，哈罗德的野心和才干比他的父亲更高一筹，爱德华曾试图以麦西亚伯爵和诺森伯兰伯爵的力量制衡他，但未能成功，哈罗德成了英格兰最强大的权臣和英格兰王位的竞争者。

1066年爱德华去世，贤人会议推举哈罗德继任国王。当时英格兰面对着好几个王位的觊觎者，其中包括诺曼底公爵威廉、挪威国王哈德拉达（Hardrada）和诺森伯兰公爵托斯蒂（Tostig）1066年9月，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侵英国；10月，在黑斯廷斯（Hastings）战役中，威廉大败哈罗德，成功入主英格兰。诺曼入侵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终结，而英国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章　政治法律制度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是英格兰国家产生和走向统一的时期，也是政治法律制度奠基和形成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英格兰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和三级地方管理体系，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成文法，并逐渐形成一套固定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方法。当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英格兰已初步确立了自上而下、较为系统的君主统治体系和政治法律制度。

盎格鲁-撒克逊英国的中央政府由王、王廷（court）和贤人会议（witenagemot）组成。王是从日耳曼部落军事首领演变而来的，5-6世纪末，盎格鲁-撒克逊人入居不列颠，部落军事首领率亲兵征战，为部落赢得土地和财富。随着权力和地位的日益强化，他们转变为早期的王，军权成为王权之首。6世纪末至9世纪末的七国争霸成就了一批强权霸主，这些霸主不仅能统御强大的军事力量，还向附属国收取贡赋。为维持霸权、统治域内，除了行使军事统治权外，王还需要行使管理和组织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职能。7世纪后，英格兰的王权日渐出现行政化倾向，这种倾向在奥法、奥斯瓦尔德、阿尔弗雷德、埃格伯特诸王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越来越广泛地行使制定法律、分配土地、征收贡赋、建立行政体系的权力，王在国家行政、司法、财政体系中的特权和地位也日益明确。基督教的传入不仅给王更广泛的统治职能，还使王权神圣化和制度化。10世纪，埃德加的加冕誓词表明，英格兰的王已经不仅是战争统帅，更是和平的维护者、国家的管理者、教会的保卫者。这个誓词有三项内容：“第一，保证上帝的教会以及王国内所有基督徒享有真正的和平；第二，禁止所有等级的人的抢劫等错误行为；第三，保证所有审判的公正和宽容。”后世英王的加冕誓词，基本沿袭了这些内容。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尽管英格兰的王权一直受到来自贤人会议、日耳曼传统习俗以及基督教会的限制，但王始终居于国家统治体系的核心，王权一直向更强和更广泛的方向发展，“其规模之大，是10世纪任何欧洲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王廷是盎格鲁-撒克逊诸王生活的中心，也是他们发布政令的统治机构，王廷由国王的家人、扈从（comitatus）和仆从，以及后来演变出来的王廷小吏构成。早期盎格鲁-撒克逊诸王的王廷，不论其结构还是其统治理念，都与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氏族首领（chieftain）没有什么区别，王廷首先是扈从们聚集的地方，扈从的全部职责就是忠诚和保卫王，他们的衣食、财物则由王提供和加以保护。对王来说，如果扈从比他更英勇，那是一种耻辱；对扈从来说，王战死自己苟活却是一种耻辱。因此国王与扈从，忠诚与背叛，自我牺牲与论功奖赏是那些描写早期王庭生活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可说明这种情况：786年，威塞克斯国王基内伍尔夫在一个晚上突然遭遇袭击被杀，尽管他的扈从们知道国王已经身死，但没有人逃生，所有人都奋战到底，最终全部战死。至少到8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王廷几乎都是军事机构，国王的个性决定他能否建立一个吸引勇士的王廷。王的扈从都以个人的身份陪侍国王，直到阿尔弗雷德统治时期才发生变化。阿尔弗雷德把他的扈从分为三组，每一组在王廷住一个月，三组轮换，这样可以保证扈从的出勤率，有利于王廷的有效运行，扈从以个人身份陪侍国王的做法也逐渐停止了。扈从渐渐变成了土地的所有人，11世纪早期，扈从都拥有5海德（hide）的土地，作为他们为王廷服务的报偿。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王廷是流动的，国王和他的内府成员以及扈从需要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一是为了获取和消费财税，二是为了巡行各地，以利于国王的统治。一般来讲，国王出现在哪里，王廷就跟随在哪里，因此国王的王廷具有家庭意义。至11世纪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因为王廷巡游是一件费力的事，国王及王廷成员越来越愿意在某一个地方连续住上一段时间，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等重要节日，国王及其随行人员多在伦敦、温切斯特或牛津等地驻跸，以度过节日。尽管在11世纪还没有出现固定的首都，但伦敦、温切斯特等地越来越成为国王和其他在王国统治和国家行政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人长期居住的地方。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教士开始进入王廷，传教士的到来不仅使王廷的成分发生变化，也使得王廷的功能向更复杂的方向发展。王廷逐渐分化出几个不同的职能部门，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秘书处（secretariat），这是专门起草和保存文书政令、掌管玺印、拟定法律草案、接受和答复外国政府来函、签发外交文件等事务的地方。

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许多政令都是口头下达的，因此需要证人和誓言来证明其真实性。随着王国的统治日益复杂化，英格兰逐渐停止了以口头传达王命的做法，改用文字书写方式。最初负责为国王起草文件、政令的人多为宫廷教士，因为他们能读会写，是当时的知识阶层，所以除却宗教职责之外，传教士还要负责为国王起草法律、撰写和保管文书，他们是最早的王廷秘书。852年，有一位来自法兰克的教士菲利克斯（Felix），他曾担任过阿尔弗雷德的父亲埃塞尔伍尔夫国王的秘书，承负书写国王书信的重任。从埃德加至诺曼征服前夕，王室秘书一度由坎特伯雷、伊利（Ely）和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三个修道院的院长轮流担任，每人每次任职4个月。“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就有一位叫埃尔夫温（Elfwine）的秘书，984年，国王曾将自己在阿斯顿（Aston）等地的大片土地赐予他。

早期的王室秘书几乎全部是高级教士，所以教会和修道院也成为专门为王廷培养和提供秘书的地方。10世纪中期，温切斯特的本尼迪克修道院设有一个书写室，它规定了多种书写规范和文件撰写法，很多在这里接受过训练的人都在宫廷谋到了职位。此外，格拉斯顿伯里和阿宾登（Abingdon）两个修道院也有专为国王服务的撰写室，但起草文书政令的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王廷，王廷秘书制定的文件格式和书写规范更加标准。

10世纪，国王的秘书班子变得更加固定化和专业化了。这一时期，秘书在制作赐地文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56年的60份赐地文书都非常专业化，显然是由专门的秘书机构制作的，这些赐地文书相关于伯克郡、汉普郡、萨默塞特郡（Somersetshire）以及威尔特郡的地产，它们分别保存在6个修道院中。从前的赐地文书有时候是由个人、修道院或教会制作的，11世纪，绝大多数赐地文书都由王的秘书机构负责写作。11世纪以后，国王的文书制作更加规范了，不仅有固定的格式，而且还要加盖王印（signet），以证明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因此，国王印玺的使用可看作是国王在王国政府中独一无二的象征，从前国王或以口头发布命令，或由可信之人代为传达，一般需要一个能代表国王的信物来证明所传达命令的真实性，往往使用国王的戒指，或能够证明国王身份的其他物件；现在，印玺越来越成为国王政令文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后，不加盖印玺的文件被称为特许状（charter），加盖印玺的文件被称为令状（writ）。

由于王的印玺是证实令状真实性的标志，因此王廷秘书处慢慢出现了专门保管国王印玺的人。盎格鲁-撒克逊后期，令状的制作格式更加规范、内容更精炼，而且也更加难以仿造；特许状则越来越少见了。这一时期的令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加盖王的印玺，以显示王的权威；二是以盎格鲁-撒克逊语书写，因为要在郡法庭上当众宣读，这样可使得王令晓谕地方。当然也并非不存在通过口头传达政令的情况，阿尔弗雷德大王、“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及克努特等就经常先通过口头传达政令，过后再由秘书记录下来，加盖印玺，发至各郡（shire）会议。至“忏悔者”爱德华时代，令状和文书才全部加盖印玺。文书制作的专业化，加盖印玺，用盎格鲁-撒克逊语书写，这些都是王廷秘书处日渐复杂化的证据，要求有一批相当专业的人员长期从事这些工作。

王廷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主理财政。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国家财政和王廷财政尚未分开，也未建立正规的税收制度。王廷的各种主要收益如下：第一，食物税（food-rent），古英语称其为Feorm，即拉丁语中的firma，这是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最重要的一项收入，除享有豁免权的土地之外，王国所有的土地都要征课这项税，通常以啤酒、谷物、家畜、蜂蜜、奶酪等实物形式交付，偶尔也以货币折偿；第二，附属王的供奉，由附属国交纳；第三，王室领地的收益；第四，司法审判收入；第五，贸易税；第六，出让专卖权的费用；第七，各种关税收入等。上述各项收入最初主要集中于国王藏衣室内，由王庭总管（seneschals）负责保管与支出。11世纪初，温切斯特设立国库，出现司库（chamberlain）一职，财政收支遂由王室总管和司库共同负责。盎格鲁-撒克逊后期，每个国王大致有两三个人担任司库职，“忏悔者”爱德华的一个司库就是温切斯特的奥多（Odo）。温切斯特并不是王廷财物的唯一储藏地，因为王廷经常四处巡游，因此不论收取赋税，还是战争费用支出以及日常的支出工作都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而且当时的税收皆以郡为单位，因此大贵族的庄园、王室领地、教堂的塔楼以及本尼迪克修道院（Benedict Monastery）等都曾是国王财物的储藏地。国王埃德雷德（Eadred,946-955年在位）就曾将很多重要的契约、珠宝委托给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邓斯坦（Dunstan）等人负责保管。

有关早期王廷岁入用度情况的资料不多，这里以阿尔弗雷德时期为例。阿尔弗雷德将整个岁入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用于教会，另一部分再分成三份：第一份作为王廷贵族的费用，第二份为王廷工匠们的费用，第三份给那些来访王廷的人花费。这仅仅是用于王廷部分的，除此之外，还有用于军事开支以及付给丹麦人的丹麦金。丹麦金虽非年年征收，但数额巨大，尤其在“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时期，一方面要付给丹麦人大量贡金，另一方面还要筹措同丹麦人作战的军事费用，这就要求一个有相当组织程度的机构来负责财政。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对991至1018年丹麦金的统计：英格兰付出的丹麦金高达240500镑；其中1018年最高，为72000镑，此外伦敦又付了10500镑。巨额税金表明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具有较为完善的税收体系，以及发掘和组织税收的能力，否则很难在短期内多次完成巨额赋税的征收。除了税收和安排管理国王的各种收益之外，国库人员还有其他职能。11世纪，市场上大量流通银币，有关银币重量、成色、辨别真伪的工作也由王廷或者温切斯特国库的人负责。

除王廷秘书和司库之外，王廷中还有专门负责王廷供应的总管（seneschals）、主管国王饮食的司膳（butler）以及负责马匹和国王巡行事宜的司厩（marshal）等。王廷也有一些军事人员如统领国王亲兵的宫廷司令、保卫宫廷安全的侍卫长以及负责供应武器军饷的军需长等。此外，还有一些负责国王的精神生活和信仰的教士。所有这些人常伴国王身边，后来逐渐演变为国家官吏，构成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主体。956年，国王埃德雷德去世，他留下遗嘱，给他内府的各位官员留下了数量不等的钱，这些人有负责食物、衣服和酒的人员，管理王室领地的人员，也有教士等。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王廷中还有一个特殊群体，被称为统治亲族（ruling kins），指那些与国王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王室成员，主要是国王的儿子或兄弟们，他们在王国统治中占有重要地位，常常辅助国王实施统治。

尽管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王廷各部门之间还缺乏明显的区别，但在职能方面已逐渐出现分工，王廷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至10世纪，王廷官员不仅有了职别之分，而且也有职位高低之分，这一点可以通过王廷人员在文件上签名署证的次序反映出来：王的儿子是按长幼次序签署的，如993-1015年间，“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诸子埃塞尔斯坦（Athelstan）、埃格伯特（Egbert）、埃德蒙（Edmund）等都是按照严格的长幼次序署名，几乎没有例外。大贵族也是按照一定的次序签名署证，979-983年，麦西亚的埃赫尔（Efhere）总是在贵族中第一个签名；983-990年，第一个在文件上签名的是东盎格利亚的埃塞尔温（Ethelwine）；993-998年，是贵族埃塞尔沃德（Ethelweard）第一个签名。999-1009年，第一个签名的是汉普郡的埃尔弗里克（Elfric）。与此相应，教士们的署名也是按照一定次序排列的，塞恩也如此，如994-1006年，埃塞尔默（Ethelmær）总是第一个签名。

贤人会议（witenagemot）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中央政府的重要机构，它是由古代盎格鲁-撒克逊的民众大会演变而来的。民众大会最初由全体自由人组成，随着盎格鲁-撒克逊在创建国家过程中地域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的不断增多，召开民众大会已经不再可行，于是由少数有影响的权贵人物组成贤人会议，参与重要决策。贤人会议何时出现，并不能确定，"7世纪的时候，差不多每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里都有某种被称为‘witenagemot’的机构在发挥着作用”。在历史文献中，贤人会议始见于8世纪的麦西亚王国，麦西亚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国家，约8世纪中叶，麦西亚国王埃塞尔鲍德召集大主教、贵族以及近臣、内侍召开大会，共同商讨国家大事。8世纪后半叶，麦西亚的奥法在英格兰南部的亨伯河确立霸主地位，也有一些文献表明他经常召开这种会议，不过却没有任何一次会议记录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根据现有的文件来看，这些会议经常与土地转让有关。

至11世纪，"witenagemot"一词开始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文献中普遍出现，会议的名称来自参加会议的人，他们被称为“贤人”（witan），故而有贤人会议之称。斯坦顿认为，构成贤人会议的主要人员是国王以及“直接向国王效忠的贵族”，这些人包括高级教士、世俗大贵族、重要的塞恩，以及其他王廷成员等。在当时，贤人会议的成员都是有身份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因此“witan”的实际意义应该是国王的顾问（councillors），贤人会议也就是国王顾问们的会议。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高级教士在贤人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他们起草决议、制定法律，在贤人会议的各种文件上签名署证。960-988年间，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就是贤人会议上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和克努特统治时期，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也是贤人会议中的重要角色，经常由他起草贤人会议的各种判决。

早期贤人会议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因为当时诸王国都没有固定的首都，国王四处巡行，宫廷游移不定，因此贤人会议的召开大多取决于国王的方便和现实的需要。贤人会议由国王召集和主持，国王在遇到战争、和平、制定法律、封赐土地等重大事务需要做出决定时，才召集贤人会议。参加贤人会议的人数现在尚不可知，可能规模较小，其中宗教贵族所占的比例比较大。695年，肯特国王威特雷德（Wihtred）为制定《威特雷德法典》而召开贤人会议时，在文件上署证的是国王本人、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罗切斯特主教。781年，奥法在布伦特福德（Brentford）召开贤人会议，以解决他与伍斯特教会之间的土地争端，在这些文件上签署的有奥法、坎特伯雷大主教、来自南部教区的12位主教，以及6位世俗贵族。

盎格鲁-撒克逊后期，贤人会议逐渐向更加正式形态变化，这种变化与王权的增长和国事日益复杂化有关。与8世纪相比，10-11世纪的贤人会议最明显的变化是世俗因素有所增长，世俗贵族的人数增加了。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正常出席贤人会议的教俗贵族大多在60-70人之间，某些大型会议的参加者甚至过百，如931年的卢顿（Luton）贤人会议，参加者共101人，包括坎特伯雷和约克两位大主教，17位主教，5位修道院长，2位威尔士诸侯，15位长老和59名塞恩。934年，参加温切斯特贤人会议的共81人，包括大主教2人，主教17人，修道院长4人，威尔士诸侯4人，长老12人和塞恩52人。若将士兵、扈从、仆从这些人与也算进去，参会人员最多能达到500人。当时，召开贤人会议的时间已基本固定了，多在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等宗教节日时，虽说也有临时召开的情况。

900-1066年，贤人会议曾在50多个城市召开过，这些城市大多位于英格兰南部。在所有这些城市中，伦敦是召开贤人会议次数最多的城市，仅1044-1066年伦敦就召开过9次贤人会议；仅次于伦敦是温切斯特。盎格鲁-撒克逊晚期，有很多会议是在西部乡村召开的，但多数仍选在与王室靠近、方便联系的城市，如阿克明斯特（Axminster）、巴思、卡恩（Calne）、切德（Cheddar）、齐彭纳姆（Chippenham）、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埃丁顿（Edington）、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萨默顿（Somerton）等地，此外还有距离较远的埃克塞特（Exeter）。英格兰北部的某些大城市，如约克、林肯、诺丁汉等有时也会召开贤人会议。更具体地说，适合召开贤人会议的地点多为国王的居所、国王领有的城市、王村以及国王经常狩猎的地方。切德有一栋木制建筑，长60英尺，宽28-30英尺，四周环有教堂、厨房、磨坊、铁匠铺、库房等建筑物，其周围的安全防范使得这个地方在10世纪中期非常适合作为召开大会的场所，941-968年，至少有3次贤人会议是在这个大厅里召开的。尽管我们对此前贤人会议的情况并不清楚，但至少在这个时期，贤人会议通常是在室内召开，且用英语讨论。978年，贤人会议在卡恩召开，期间上层的楼板突然塌陷，多名与会人员受重伤或者遇难，大主教邓斯坦却因为躲在一根大柱子下安然无恙。

当时，出席贤人会议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为防止教俗贵族不听召唤，推诿拒绝参加会议，对那些没有应召来参加贤人会议的人要施以责罚，轻则罚款，重则剥夺某些权益。贤人会议的会期长短也并无定数，有的较长，有的较短，可能与会议内容和会议目的有关。当然，也会根据具体需要临时变更开会地点或延长会期，如980年，贤人会议先是在安多佛（Andover）举行，后来又换到温切斯特，因为要向新的大教堂献祭。997年，贤人会议先是在卡恩召开，接着又迁至旺蒂奇（Wantage）。1051年，“忏悔者”爱德华的军队与戈德温的军队对峙，内战即将爆发，为解决争端，国王先是在格洛斯特召开贤人会议，后因情势有变，会议地点改到伦敦，又继续召开了18天。

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重要的中央机构，贤人会议拥有广泛的职能，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第一，协商和决定土地转让、赐地及税收等事宜。781年，布伦特福德贤人会议就曾解决过奥法与伍斯特主教之间关于地产的纠纷。当时奥法与伍斯特主教对位于巴思以及其他地区的地产所属权发生争议，奥法称伍斯特教会无权占有这些土地，这些土地是他的祖先埃塞尔鲍德的。最后，主教将争议提交给贤人会议，经过协商，贤人会议做出如下决定：伍斯特主教将在巴思的地产交还奥法，而奥法要承认伍斯特教会对另外一些地产的所有权，不论是奥法还是与会的教俗贵族都在文件上签了字，认可了贤人会议的决定。840年，麦西亚国王伯特沃夫（Botwulf）没收了伍斯特主教辖区的部分土地，赐予亲信，伍斯特主教向贤人会议投诉，最后由贤人会议作出判决，国王将土地退还教会。国王封赐土地也都会在贤人会议上协商，盎格鲁-撒克逊后期，英国封建化过程已经开始，国王经常将土地赐封给教会、军事扈从和世俗贵族，封地仪式经常在贤人会议中进行，而且会议参加者要在赐地文书上签名署证。“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的赐地文书，有18份保存下来，其中每一份都有数十名贤人会议的成员签名，以证明其效力。重大的特殊税收，亦得经贤人会议讨论同意后方可执行，那时税收的制度虽未建立，但自10世纪以后就不断征收土地税、丹麦金，每当征收这些税赋时，都必须经过贤人会议的同意。

第二，参与商讨、制定和颁布法律。贤人会议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重要的立法机构，这一时期著名的成文法从《伊尼法典》到《克努特法典》都是通过贤人会议协商制定的，其他重要的法令，诸如有关国王遗嘱的宣布等，也要通过贤人会议。盎格鲁-撒克逊时代长达近五个世纪，其间，英王的法律都是经贤人会议制定认可的，这种长期的司法实践不可避免地促进了贤人会议的权威。

第三，辅助国王统治国家，参与和决定有关王国内外的重大事务。在这方面，诺森伯里亚于627年皈依基督教就是一个例子。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德温最初为异教徒，在罗马传教士保里努斯（Paulinus）的劝说下，他答应皈依基督教，但埃德温提出要先与他的贵族顾问们协商，为此他于627年专门召开贤人会议，经贤人会议讨论和同意后，埃德温才正式领洗，皈依基督教。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发生在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阿尔弗雷德与丹麦首领古思伦签订的《韦德莫尔条约》也是经贤人会议讨论同意的。贤人会议由国王、教俗贵族、国王的附庸、扈从等构成，囊括了全社会最有影响的各种政治势力，因此取得他们的支持是保证政策顺利实施、稳固国王统治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国王在处理重大事务时，总是要与贤人会议协商。

第四，受理讼案，很多时候贤人会议还是一个法庭，享有司法权威，涉及国王利益和达官显贵的大案经常受其审判，这是它的重要职能之一。

第五，选举和废黜国王，决定王位继承人。757年，威塞克斯国王西格伯特（Sigeberht,756-757年在位）就是因为“违反法律习惯”被贤人会议废黜的。774年，诺森伯里亚贤人会议废黜了阿尔雷德（Alhred）国王，将其驱逐出境，推举埃塞尔雷德（Ethelred,774-779年在位）为王。埃塞尔雷德统治五年后，也被贤人会议废黜，阿尔雷德复被召回。9世纪，贤人会议有权举荐国王继承人。871年4月，威塞克斯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Ⅰ,865-871年在位）去世，尽管他自己有儿子可以作为王位继承人，但因为阿尔弗雷德在对抗丹麦人入侵的过程中赢得了贵族的信任和拥戴，他在贤人会议的推举下成为国王。在盎格鲁-撒克逊后期，当国家发生危机时，贤人会议的权力很大，贤人会议不但可以变更继承的次序，还可推举王室之外的人继承王位，如“忏悔者”爱德华之后的哈罗德就是被贤人会议推上王位的。因为贤人会议对盎格鲁-撒克逊王位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些通过征服和武力获得王位的王，则更要小心地去赢得贤人会议的同意和支持”。

总之，由教俗贵族组成的贤人会议是一个拥有司法、立法、征税、决定国家政策等多种职能的综合性机构。学者们说：“这个机构在王国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0、11世纪，若无贤人会议这一重要机构，王国的统治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已初步形成了地方行政体系，主要由郡区（shire）、百户区（hundred）、村镇三级构成。郡区是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在统一王国的形成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郡区出现的确切时间难以判定，但一般认为不会晚于9世纪中叶。如果根据郡区和郡长在《伊尼法典》中出现的时间，以及郡长开始在国王的法律文件和特许状上签名的情况来看，郡区可能在8世纪的威塞克斯就已经出现了。学者们也认为多塞特郡和萨默赛特郡早在阿尔弗雷德统治之前就已存在。按照地域来看，郡区最早出现在威塞克斯，接着是麦西亚，然后是肯特、苏塞克斯、埃塞克斯等东南部地区，最后是除了丹法区北部以外的地方。郡区的起源各异，有的是由原来的部落聚集地形成，以较大的城镇或重要的王家田产为中心设置；有的是被兼并的小王国，如肯特、苏塞克斯、埃塞克斯等，它们被威塞克斯征服后，作为郡区并入了威塞克斯王国；有的是围绕某个军事城堡形成的，如英格兰中北部的哈福德（Harford）、贝德福德等，是在收复丹法区的过程中形成的。

郡区长官为郡长，多由贵族世家担任，有的还是王室血亲，这些人最初可能是因为继承权而成为郡长，但后来由国王任命。郡长权力很大，主管郡内的军事、司法及其他事务、执行国王的政令。他们的酬劳一般是土地，部分是司法或税收收入。后来，郡长的势力日渐增大，成为世袭职位，国王难以统辖，成为分权力量。

郡守原是王廷小吏，地位并不高，主要职责是经营王田。后来除了经营王田，还执行国王命令，逮捕和惩罚罪犯，主持郡区的法庭和维持地方的治安，以至征税和率领军队。郡守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郡中要人。郡守的职务也渐成为世袭，发生尾大不掉的情况，如“忏悔者”爱德华时期的戈德温、哈罗德父子就是这样。但英国的郡守始终受王的控制，与大陆上的伯爵地位不同。

郡区设有郡区会议，同贤人会议一样，郡区会议也是一种具有广泛权利的综合性机构。除传达贯彻中央的政令、分配和征收土地税外，其主要职权是受理各类案件、维护正常秩序，决定修桥筑路等地方性公共事务，因此郡区会议兼有地方行政机构和审判机构的职能。依照传统，凡是自由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出席郡区会议，后来，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建立，郡区会议的出席权与土地所有权联系起来，丧失土地的农民维兰（villein）——农奴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资格，郡区会议也被大大小小的自有土地所有人所控制。郡区会议每年召开两次，一次在春天的复活节前后，另一次在秋天的米迦勒节前后。

郡区下设若干百户区（hundred），关于百户区建制的起源，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说法是：国王为征税之便，以100户居民为一个单位，进行估产和税额分配，所以百户区最初可能是征税单位。第二种说法认为：它起源于古代的军事组织百人团，所以它最初是出100人参军作战之地区，与西欧大陆的情况相似。第三种说法说它是涵盖100海德之地区，古代威塞克斯和其他王国就有以100海德作为区域单位的做法。第四种说法认为，它是一个地区为防止偷盗和暴力行为，保证乡村安宁，通过自身联合而成的设置。

百户区出现的时间并不清楚，可能在7世纪中叶就已经存在，当时的肯特、萨里、威塞克斯、苏塞克斯等地，都有这种行政区划。阿尔弗雷德以及后来的威塞克斯王将这种体制予以改进，至埃德加统治时期（Edgar,959-975年在位），百户区体制更加完备起来。10世纪中叶《埃德加法典》（The Laws of Edgar）颁布时，百户区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已在全国确立。

由于各郡地域大小不等，所辖百户区数目也多少不一，像汉普郡、萨里等大的郡都有120个百户区，康沃尔郡有140个，埃塞克斯只有20个，贝德福德郡只有9个。百户区的名字也多与著名的自然景观联系在一起，比如与一座山、一棵大树或一块巨石有关。

百户区设有百户长（hundredman）和百户区会议，百户长由郡长任命，百户区会议每月召开一次，由百户长主持，出席者有百户区内的地主、教士以及每村4名代表，他们都是殷实的农户。许多自由农民在理论上是可以出席会议的，但实际上大多都不参加，或者虽然参加了也很难起大的作用。百户区会议除征税，处理地区公务外，主要职能就是受理有关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土地转让、地界争端、契约纠纷等民事案件，处理盗窃、抢劫、凶杀等刑事案件。通常，很多地方的百户区会议都是在百户区的中心区域召开的，但也有些是在百户区的边缘召开，这可能与早期组成百户区的传统有关。大多数场合下，百户区会议都是在露天举行。

在丹法区也有类似的百户区组织，经常被称为邑区（wapentake）。它原指在部落时期的群众集会上，与会者挥动武器表示赞成，所以它起源于部落的聚集地。邑区与百户区在机构和功能方面并无区别，只是用词不同而已，wapentake一词源于斯堪的纳维亚语，在英格兰，见于五大重镇以及约克郡的大部分地区。与郡区一样，邑区会议也兼具法庭的功能，“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时期就有专门针对五大重镇邑区治安的法律：在邑区每次召开会议的时候，都要由12个重要的塞恩与国王的郡守一同前往观审，他们要宣誓：秉持公正，既不冤枉无辜，也不放纵罪犯。这种做法同样适用于其他的英伦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及切斯特和约克等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除北部的边界地区之外，百户区和邑区几乎遍及全英格兰，不论从财税、法律还是军事上看，百户区都是一种直接有效的管理机制村镇是在农村公社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基层社会组织，设有由百户长指定或村民推选的村长。村镇设有村镇会议，村镇会议权限很小，只能处理轻微的不端行为，调节居民纠纷，组织协调农田耕种以及缉捕盗贼，重大的事件和重大案件均须提交百户区会议或郡区会议处理。

村镇居民划分为十户组（tithing），设十户长（tithingman）一职。十户组的起源十分模糊，它最初可能是一种自愿组成的乡村互助组织，为维持治安和防范盗窃而组建，后来得到官方的认可而确立下来。埃塞尔斯坦曾发布一部有关十户和百户的条例，作为其正式法典的补充，该条例规定：自由人划分为十户和百户，每十户设一个十户长，负责管理其他九户并征收税务；百户长与10位十户长一起掌管百户区财政。十户组也召开会议，但无固定时间，多是选在人们方便的时候。克努特时期曾颁布过一份法令，该法令规定：如果一个自由人超过12岁还没有纳入到十户组和百户区，那么他的辩解权以及他的偿命金都不被承认；只有入了百户、十户才能获得各项权利，因此，加入百户、十户对自由民而言意味着权利得到了保证。

十户组要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负责，如果一个人犯了法不到百户区法庭受审或者不改过自新，十户组要对此负责，还要在百户区法庭上受罚款，因此十户组的主要功能是对居民进行监督，保证民众遵纪守法。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十户制没有覆盖诺森伯里亚地区，威尔士边界各郡也没有这种组织。至1066年，英格兰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有十户组，通常由治安法官（Justices of the Peace）监管，当时，治安法官还收取一种叫“十户便士”（the tithing pennies）的钱作为其监管十户的薪酬。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尽管英国的地方行政管理还比较粗糙，军事、行政、司法各职能交叠，地方长官作为国王的代表或属下小吏在各地兼职且并无专司，但以郡区、百户区或邑区、村镇所构成的地方组织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的发展和演进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国王统治能力总体增长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各级地域组织中，郡制是最主要也是最持久的，虽说它的建制还不完备，但它为诺曼征服后的英国提供了地方统治的有效模式，郡区会议、郡守和其他郡制传统，都是盎从格鲁撒克逊时代流传下来的珍贵遗产。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的过程中，英格兰的法律和法律制度也随之产生了。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主要是部落的习惯法，它是日耳曼传统习俗与英格兰社会生活相结合的产物，在入侵英格兰的过程中，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习惯法保留了很多氏族部落的残余，如血亲复仇、神明裁判及决斗等，各王国的习惯法甚至相互矛盾，不同地域和部落的民众根据所处地区的实际情况而衍生出不同的习惯制度，呈现出分散和地域的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王国之间的兼并与融合，各地习惯法也渐趋融合，内容也不断丰富，仍旧依照习惯案例去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实施判决已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也不利于王国的统治，因此就有了将从前约定俗成的惯例、规范记录下来以作同类案件参照的需要。6世纪末基督教传教士开始进入英格兰，他们在使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的同时，也把欧洲大陆的教会法观念和立法技术带入英格兰，推动了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的成文发展。

这个过程开始于6世纪末，从这时起到1018年颁布《克努特法典》，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共编纂过11部成文法，分别为：《埃塞尔伯特法典》（The Laws of Ethelberht）、《洛西尔和埃德里克法典》（The Laws of Hlothhere and Eadric）、《威特雷德法典》（The Laws of Wihtred）、《伊尼法典》（The Laws of Ine）、《奥法法典》（The Laws of Offa）、《阿尔弗雷德法典》（The Laws of Alfred）、《长者爱德华法典》（The Laws of Edward the Elder）、《埃塞尔斯坦法典》（The Laws of Athelstan）、《埃德蒙法典》（The Laws of Edmund）、《埃德加法典》（The Laws of Edgar）、《埃塞尔雷德二世法典》（The Laws of EthelredⅡ）。在这些法典中，前3部为肯特王国所制定，《奥法法典》是麦西亚王国颁布的，其他几部都出自威塞克斯王国。

《埃塞尔伯特法典》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为6世纪末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所颁布。该法典主要依据贤人会议的意见汇编而成，几乎全部是刑法条文，关注的是如何制止暴力。面对于弥散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血亲复仇”，该法典以偿命金（wergild）制度对暴力伤害他人和侵害他人财产的行为制定了比较统一的赔偿标准，贵族的偿命金为1200先令，国王亲兵的偿命金为600先令，刻尔（ceorl）的偿命金是200先令，奴隶只有60或50个先令。该法典还规定对破坏“国王的和平”（King's Peace）的行为进行惩罚。法典第3条规定：“当王在某人舍中饮酒时，若有人在那里作恶，则对之处以两倍罚金”；“凡杀害自由人者，须付50先令罚款于国王，因国王失去了臣民而受损”。此外该法典还规定了对偷盗教会、主教或者其他神职人员财产的惩罚和赔偿。可以看出，法典旨在保护国王、教会和公社社员刻尔的私有财产和利益，维护刚刚产生的封建依附制。694年，威塞克斯国王伊尼颁布了《伊尼法典》，这也是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的重要法典。这部法典包括序言和正文两部分，现保存76条。《伊尼法典》借鉴了肯特王国同时期的法律，相比《埃塞尔伯特法典》，则更加详细、更加成熟。《伊尼法典》以法律的形式增强了国王在法制生活中的权威，如该法典第6条规定：假如有人在王室打斗，应受罚使其丧失全部财产，且国王决定是否给予他死刑。第23条规定：假如某人杀害外来人，国王应拥有其赎罪金的三分之二，如果他没有亲属，国王应拥有二分之一。第45条规定：擅自闯入设有防卫的王室及其宅地，应赔偿120先令。该法典也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和维护教会的权威，对履行宗教义务做了相关规定。《伊尼法典》第2条规定：孩子出生后30天内必须受洗，否则监护人应受罚30先令。第4条规定：在圣马丁节，教民应缴纳教堂费用，否则罚款60先令并支付12倍应缴纳的教会税。第6条第1款规定：假如任何人在教堂斗殴，他须支付120先令的赔偿金。此外，该法典还非常详细地规定了封建地租的内容，比如规定“每十海德的食物租为：10大桶蜂蜜，300条面包，麦酒12安蒲，淡啤酒30安蒲，两大条牛或10只阉羊，20只母鹅，10块干酪，1安蒲牛油，5条鲑鱼，20磅饲料和100条鳗鱼”。总体而言，《伊尼法典》是盎格鲁-撒克逊法典的进一步发展，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的英格兰社会风貌。

阿尔弗雷德大帝组织编定了著名的《阿尔弗雷德法典》，该法典是在继承盎格鲁-撒克逊先王诸法的基础上制定的，为此阿尔弗雷德说：“现在，我，国王阿尔弗雷德编纂法典，下令将先王遵奉的且本王赞同的诸法汇编成册。”《阿尔弗雷德法典》的正文由120条构成，其中包括《伊尼法典》以及其他前代国王的法典内容。在所有遗留下来的手稿中，《阿尔弗雷德法典》都把《伊尼法典》作为附录，而阿尔弗雷德添加的部分仅为43条，由此可见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的继承性和延续性。该法典对触犯“国王的和平”的人予以重罚，可以将其处死或交纳罚金，即使逃脱也不能免除。如《阿尔弗雷德法典》的第4条规定：谋害王命者杀，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在王宫战斗中抽出武器，则其生死由王决定。由此可以看出，阿尔弗雷德时期王的权威得到进一步强化。该法典包括与刑事法律程序相关的规范，如专门列出了对作伪证的惩处规定。虽然该法典也有关于土地、节日聚会等民事法律方面的条文，但总体来讲依然是一部刑法典，有关民事方面的条文很少。与《伊尼法典》相比，《阿尔弗雷德法典》编定于英格兰统一国家的形成时期，所以更完整、全面地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向封建制度转变的社会状况。

《埃德加法典》是埃德加国王在位时制订的一部法律，该法典只有9条，主要是关于当时的基层政权——百户区会议的法令。主要内容为：百户区会议每四周召开一次；百户区处理盗窃案件，盗贼不仅要物归原主或等价赔偿，还要将其剩余财产上交百户区和领主；百户区对不参加百户区会议者应处各种惩罚；百户区及十户组在处理无主家畜的归属时如何予以证明等。

除以上诸法典外，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还有一部较为特别的法典，即《克努特法典》。1018年，克努特在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的协助下，制定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克努特法典》，该法典融合了北欧的习惯法和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的特点，对犯罪、侵权、关税及补偿金问题都做了明确规定，集二者法律文化为一体。

但总体而言，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立法水平都比较低，成文法只是对各种习俗、惯例与判例的收集、分类和整理，是具体法律条文的堆砌，缺乏一般的抽象原则，因此这时期的法律编纂工作并不是后世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活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立法技术也很不成熟，法典内容杂乱无章，编排体例也没有逻辑，内容也比较单调，多以调整刑事法律关系为主，缺乏有关民法的规定。尽管如此，盎格鲁-撒克逊成文法典的制定，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习惯法内容的不确定性，加速了各地区法律的融合，缩小了不同地区法律间的差异，为诺曼征服之后出现一部通行于全国的习惯法奠定了基础。因此，盎格鲁-撒克逊成文法的制定是英国法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也形成一系列司法机构，主要由中央司法机构、地方法庭和领主法庭等构成。

中央司法机构是贤人会议，它协助国王制定、颁布法律。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诸成文法的制定都离不开贤人会议，694年，威塞克斯国王伊尼与“所有长老和贤哲协商后”制定了《伊尼法典》。695年，肯特王国《威特雷德法典》的序言称，该法典是由“教俗贵族参加的会议制定并经众人同意的”，序言中提及的人物有威特雷德国王、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罗切斯特主教等。《阿尔弗雷德法典》的前言称：这些法律由国王“出示给贤人会议，他们一致同意应认真遵守”。《埃塞尔雷德二世法典》和《克努特法典》也都是在贤人会议上商讨制定并通过的。

贤人会议的另一个法律职能是受理和审判各种讼案，特别是涉及国王及贵族等级的重大案件。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唯一的中央司法机构，贤人会议在当时的司法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埃德加统治时期，有人因犯盗窃罪被贤人会议处以没收财产惩罚，其妻通过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向国王请求宽恕，埃德加国王却表示爱莫能助，理由是“我的贤人会议已经作出判决”。“忏悔者”爱德华时期，大贵族戈德温反叛一案也是经贤人会议判决的，戈德温是爱德华国王的岳父，其家族权势显赫，5个儿子都是各地伯爵，其家族占有全国土地的2/3.1051年，戈德温辖下的领民与诺曼贵族布洛涅伯爵尤斯塔斯的侍从发生冲突，致多人死亡。爱德华国王命令戈德温严惩肇事领民，戈德温不从命，反而纠合附庸扈从，与国王分庭抗礼。爱德华召开贤人会议，经议席审判，将戈德温褫夺法律保护权，没收其全部财产，流放国外。翌年，戈德温借助外国军队卷土重来，与国王军队对峙于伦敦城下，内战一触即发。为避免内战，贤人会议宣布取消原判，无条件归还戈德温家族的财产，并将一批得宠于国王的诺曼廷臣逐出王廷。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地方法庭包括郡区法庭、百户区法庭和村镇法庭。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各郡区无论大小都设有郡法庭，通常每年开庭2-3次。埃塞尔斯坦之前，郡区法庭由郡长主持；埃塞尔斯坦设立郡守后，郡守逐渐代替郡长掌管一郡的军事、财政与司法，因此郡法庭改由郡守主持。最初，凡是居住在郡内的自由民，都有权利和义务出席郡法庭或参与诉讼审判；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该项权利与封建土地所有制联系在一起，只有自由土地持有人才有权出席法庭。即便这样，理论上出席郡法庭的人数仍然十分庞大，因为大大小小的教俗封建主和自由农民都属于自有土地持有人。但由于出席郡法庭是一种义务，一切费用需自理，加之交通不便，人们总是寻找各种理由逃避出席义务，这种现象在小贵族和自由农民中尤为普遍。因此，实际出席郡法庭的人数往往不过百人。此外，作为一项习惯特权，教俗大贵族往往不亲自出庭，而是委派总管代劳，总管因长期负责大贵族的家务和地产管理，具有组织才能和处事经验，所以在法庭上往往处于主导地位。

各百户区设有百户区法庭，由百户长主持，大约每四周召开一次。百户区法庭是一个开放法庭，经常在古代召开民众大会的地点召开，如10世纪的百户区法庭召开地点经常是一个古代的大坟丘或者大土堆，这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在异教时代召开民众大会的传统地点。

百户区法庭受理有关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土地转让、地界争端、契约纠纷、侵权行为等民事案件，以及盗窃、抢劫、凶杀等刑事案件。为维护地方安宁，打击盗窃是百户区的主要任务，据埃德加国王时期的《百户区法令》（Hundred Ordinance）规定：凡偷窃者除将盗窃财物归还原主外，偷窃者本人的财产也要没收充公；百户区内的居民都有义务追捕盗贼，拒不履行义务者应处以罚款。百户长尤其要严打偷盗行为，懈怠疏忽者要处以巨额罚金，违反百户区法令者也要被施以惩罚。参加百户区法庭的多为区内的塞恩、神父以及每村4名代表。和出席郡法庭一样，百户区法庭的实际出席人数也往往少于理论上出席的人数，在多数情况下，参加者往往只有数十或十几人。

埃塞尔雷德时期，百户区法庭实行观审制度，即由12名塞恩与国王的郡守一同观审，由被称为里长（reeve）的地方小吏主持审判。在作出判决的时候，12位观审者要遵循全体一致的原则，如果判决结果达不到全体一致，则采取多数人同意的原则，即12个人中至少要有8个人一致，但少数派一方每人要付一定数额的钱。这是英国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多数判决的效力，百户长和十户长则负责审查证据。

10世纪后期，国王多次下令加强百户区会议的职权，诉讼当事人必须亲自或派代理人出席百户区会议，包括主教、伯爵等贵族。至10世纪末、11世纪初，大量的地方行政、财政、司法事务是在百户区会议上处理的。克努特时期，为了保证起诉人能够出席法庭，也采取了相关的法律措施，如对不出席法庭者施以重罚，而对于那些来参加法庭的人还要给予特殊的安全保护。

村镇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国的基层社会组织，设有选举产生的村长和村镇会议。村镇会议即为村镇法庭，由全体自由村民组成，不定期召开，负责处理村镇公共事务，也处理轻微的不法行为，调解居民纠纷。这种法庭司法方面的权限很小，大多只处理关于盗窃牲畜以及其他的盗窃案件。在对窃贼的审判中，人口稀疏地区的每十户要选出一个人，人口稠密地区每两个十户选一个人组成法庭。

盎格鲁-撒克逊后期，英格兰出现了封建法庭。自10世纪中叶起，国王在册封土地的时候，常常把封地连同封地上领民的司法管辖权及司法收益权一起授予封臣，英格兰逐渐出现了建立于封建土地保有制基础上，以实施封建法和维护封建法权关系为职能的封建法庭。

凡是接受国王封地的教俗贵族均可在领地上设立领主法庭和庄园法庭，前者由领地上的自有土地持有人组成，采用封建法审理案件，用以调整领主和封臣、封臣和封臣之间有关债务、契约和抵押等方面的民事案件；后者由庄园上的维兰组成，采用庄园习惯法，主要审理涉及维兰封建义务或维兰之间的债务、契约、土地转让等案件，以及与池塘、牧场、林地等使用权相关的民事案件。领主法庭和庄园法庭大约每3周召开一次。11世纪，《克努特法典》规定：国王可以把相关于擅入民宅、伏击、疏忽军役义务等刑事案件的司法审理权赐授给大封建主，把相关于盗窃等民事案件的司法审理权赐授给小封建主。

封建法庭一般不受国王干涉，具有较大的独立性。领主在其所辖的领地上，享有广泛的领主裁判权，每一个领主都有权主持法庭，对他的封臣和佃农实施司法管辖权，在某些领主法庭上，还有对当场被抓获的窃贼的死刑管辖权。

总体来看，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各级司法机构有如下特点：首先，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并未分离，御前会议、郡区会议、村镇会议等既是行政机构，也是司法机构，行政会议与法庭重叠。其次，没有专职和专业的司法人员，国王法庭由贵族组成，各级地方法庭由自由人组成，他们在法庭上既充当公诉人又充当审判官，案件判决遵从出席者一致的原则，作为法庭主持人的郡守、百户长不得参与判决。此外，当时各级法庭并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任何一级法庭做出的判决即为结案，一般不得上诉，不服判决可另行立案重新起诉。最后，地方司法机构的司法管辖与当时的行政管辖一样，都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各类司法机构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诉讼程序，主要包括起诉、应诉、验证、宣判四个程序，各级法院的审判程序都基本类似。

起诉，即由原告向法庭提出自己的权利诉求，法庭受理后通知具体的开庭时间和地点。开庭时，原告须亲自出庭并负责将被告扭送到法庭。在法庭上，原告要首先向法庭宣誓保证自己所说的一切真实可信，然后正式提出控告，并且遵循谁指控谁举证的原则。9世纪后，法庭取消了由原告扭送被告到庭的作法，改由法庭直接传唤被告出庭，违抗法庭传唤者被处以罚款。

应诉，即被告对原告的指控做出自己的陈述，在陈述前也要向法庭宣誓保证自己所说的一切真实可信，若被告在受到严重的刑事犯罪指控时保持沉默，则被判为败诉。

验证，即原告、被告分别陈述后，由法庭负责检验证据的真伪和有效性，以具体的审判方法或验证方法判定罪责。

宣判，即法庭根据验证结果作出判决，并将判决结果公之于众，并保证执行。如果被告被判有罪，处罚多为逐出法外（outlawry，意即不受法律保护）、没收财产、处以罚金等，其中罚款是最常见的惩罚。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规定了不同伤害类别的定价：一英尺的伤口，若在头发下面付1先令罚金，在脸上付2先令；失去耳朵付30先令。若与邻人妻子通奸，其所付罚金需让邻人足以再买一个妻子。除以上处罚外，还有肉刑，包括砍去手脚、鞭刑、宫刑等。当时也有死刑，但不常使用，只适用于重大的犯罪，多为砍头、绞刑、火刑等。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很少判处犯人监禁，因为开办监狱、关押犯人的费用是沉重的负担。

法庭的审判方法包括证人誓证法（witness）、公证昭雪法（compurgation）、神判法（ordeal）和司法决斗法（duel），这些方法应用于验证程序阶段。

证人誓证法，即由诉讼双方分别向法庭提供一定数量的证人，通过证人的证词来证明诉讼当事人的言辞是否真实可信。证人的数量及其社会地位直接决定验证的结果，一般来说，证人越多，证词的效力越大，因此“在某些案件中，被告无罪证人多至三百人。”同样，证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证词也越有效力，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一个贵族的证词等于6个普通自由民证词的价值”。

公证昭雪法广泛应用于各类案件，其做法是由被告面对一定数量的公证人重新陈述自己无罪，若2/3的公证人认为他品行端正，誓言可信，其答辩即为有效，而原告则败诉；否则，被告就有罪。公证人的数目一般为12人，特殊案件可达36人或48人。最初，公证人由被告从自己的邻居中挑选，“忏悔者”爱德华时期，由法庭直接指定公证人。

神判法起初是古代日耳曼人的审判方法，后来与基督教信仰融为一体，该法多用于刑事案件，偶尔也用于民事案件。神判法有热铁法、热水法，冷水法等多种方式，据说热铁适用于贵族，热水适用于平民，在采用这些方法之前，滚水和烙铁都须经过反复的祈祷、斋戒、驱邪。实行神判法时须有神职人员在场，而且也要在固定的地点，一般在教堂，审判应在周六进行。热铁法是由被告手持烧红的铁块前行至一定的距离，然后当众将灼伤的手包裹起来，3天后打开检验伤势，根据手上灼伤溃烂的情况判断其是否有罪。还有一种热铁法是让被告人在炽热的铁犁上行走，然后判断其是否有罪。“忏悔者”爱德华的母亲诺曼底的埃玛因为被控与温切斯特主教有奸情，法庭让她赤脚在烧热的铁犁上行走9步，然后验伤判定她是否清白。热水法与热铁法大致相同，就是以手持石插入滚水达一定深度，然后当众包好伤口，三天后验伤判定是否有罪。冷水法就是将被告捆住一只手和一只脚扔入水中，如果浮上来则被认为有罪，沉入水中则为无辜。神判法一般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的，谈不上公正，但是能对刑事犯罪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司法决斗法是古代大陆欧洲普遍使用的一种解决争端的方法，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引入英国。当原告、被告在法庭上相持不下时，一方提出决斗，另一方表示同意，法官便命令双方以武力决斗，确定决斗的时间、地点和武器种类，经双方保证人到场公证后开始决斗，直至一方战死或投降服输。妇女、教士、病人，老人可以雇佣他人代替自己决斗，因此这种方法更有利于豪勇者。由于教士的反对，决斗法曾被废除，但由于伪证成风，又不得不一再恢复，最终司法决斗法成为审判的一种方法。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诉讼程序不仅简单落后，审判方法也原始、荒谬，充满了神秘主义。由于缺少科学理性的证据核查程序，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要么只看证人的多少，要么求助于神判，因此判决结果很难有什么确定性。

总之，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是英国法律制度的草创时期，存在着机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法律不统一、程序简单、方法原始等弱点。但是与同时期西欧其他国家相比，英格兰已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较为完整的司法体系，对中世纪英国法律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章　中央层面的治理

行政泛指各种管理，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在我们所考察的治理中，因为行政对国家事务具有直接的效力，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处在核心的地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初建的各个小王国中，部落社会的部落大会和亲兵队被保留下来，而全体战士都出席的部落大会则逐渐不再召开，议事会转化为贤人会议（witenagemot）；贤人会议最初由国王、贵族和祭司出席，信奉基督教后，教士取代祭司。贤人会议和亲兵（即塞恩，thegn）在诸国的行政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和英格兰的初步统一，英格兰的行政治理逐渐形成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内府（household）是国王进行直接统治的重要部门。

进入国家阶段后，诸小国的国王在进行国家治理时，自然会利用他们身边的亲兵，形成以国王为中心的内府。德伊勒（Deira）国王奥斯温（Oswine,642-651年在位）曾同他的亲兵们一起打猎，比德即称其亲兵为“朝官”。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634-642年在位）统治时，其内府官员已有职责分工，有一次在复活节，国王和艾丹（Aidan）主教坐在一起准备吃饭，“忽然他的一位分管救济穷人的官员走了进来，告诉国王说，来自各地的许多穷人坐在公共道路上，希望国王施舍”。奥斯瓦尔德立即下令把他面前的食物送给穷人，把盛食物的银盘也敲成碎片分给这些穷人。由此可见，内府中最早的官员应是护卫国王的亲兵，他们进入内府后已有具体的职责分工。

阿尔弗雷德大帝（877-899年在位）统治时期，随着抗击维京人入侵的初步胜利，加上威塞克斯（Wessex）统治区域的扩大，其政府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阿尔弗雷德国王的内府由管事、内廷陪侍人员、司马官、司膳官（饮食供应官）、御衣官（衣柜保管者）等组成，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来补充他的内府，特别是那些有文化的教会人士。他在威塞克斯之外召唤了伍斯特主教沃费斯（Werferth），坎特伯雷大主教普莱格蒙德（Pledmund），司铎兼特遣神父埃塞尔斯坦（Ethelstan）和沃伍尔夫（Werwulf）；他派信使到高卢去，请兰斯（Reims）大主教帮助他寻找有学问的人，并从高卢召来司铎僧侣约翰（John）。约翰和沃伍尔夫的名字，就出现在阿尔弗雷德赐郡长埃塞赫尔姆（Ethelhelm）在北纽纳顿（North Newnton）的10海德（hide）土地的特许状（charter）见证人名单中。特许状见证人的名单上有国王、主教、郡长和王子等要人，都是内府主要成员；约翰和沃伍尔夫出现在见证人名单中，说明这些教会人士参与了内府的工作。此外，当阿瑟（Asser）第一次在萨塞克斯（Sussex）一个叫迪恩（Dean）的王室庄园见到阿尔弗雷德国王时，国王急望他成为内府一员；正是通过阿瑟的《阿尔弗雷德王传》，我们才对阿尔弗雷德国王有了更多的了解。来自不同地区的、有文化的教士对内府的补充，有助于开阔政治视野，提高行政效率。

阿尔弗雷德国王注重王国政府管理。中世纪早期，王国政府的职责几乎包罗万象：组织狩猎，指导金匠、工匠、养鹰人、驯鹰人和养狗人，设计珠宝式样，号令追随者，从事慈善事业，向国人及外邦访问者发放救济金等，这些活动都与国王本人密切相关，“所有这些事情他亲自运用他最大的能力去做”。但是由于抗击维京人的迫切需要，加上威塞克斯控制地区的扩大，单靠国王和内府就远不能满足行政的需要，因此，他对中央政府进行改革，“现在，王室内府按三班轮流的方式被系统地管理：国王的随从被合理地分成三组”。第一组亲兵在王室宫廷生活一个月，日夜履行它的职责；当这个月结束时，第二组亲兵已经到达，第一组则回家两个月，照料自己的私人事务。第二组亲兵在宫廷生活一个月后，第三组亲兵又到达了，一旦第三组亲兵的服役结束，第一组又返回。正是通过这种三班轮换的方式，阿尔弗雷德国王得到一个初具规模、全年运作的政府，提高了政府的行政能力。

针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不存在首都的批评，洛因（Loyn）指出在11世纪，温切斯特（Winchester）和伦敦（London）是理想的中心，那里有宫殿、国库和官员的宅第，这些对国家管理来说是重要的。但洛因也强调，“政府主要的、积极的主流仍是国王，是他的内府和完全家庭意义上的宫廷”。洛因认为，可能有一个时期，国王、他的内府和随从，需要从一个庄园移动到另一个庄园，消耗呈交给他们的贡品，但是这种情况到11世纪已完全消失了。戴尔（Dyer）也认为，“维京时代以前的经济不多产也不先进，大地产用于蒐集食物，供国王、贵族和主教的流动内府消耗，或者送到修道院”。在英格兰的部分地区，如威尔特郡（Wiltshire），有许多给国王提供短期食品的王室庄园，它们的贡赋不以实物、而是以货币形式计算。诺曼征服前，“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1042-1066年在位）拥有奇彭纳姆（Chippenham）庄园，这是一个有100个犁队的大地产，但它不交税，也不按海德估算，它要供应国王及其随从一天一夜的饮食，它呈交的贡赋“总计110镑”。

贤人会议将一群活跃的地方统治者聚集在一起，“为了常规的管理，国王依赖于他的内府”。凯恩斯（Simon Keynes）在《“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的文书：978-1016年》一书中，对“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Ethelred the Unready,978-1016年在位）统治时期的特许状进行了研究，书后附有8个表格，对王子、大主教和主教、修道院院长、郡长及亲兵在特许状中的签名进行了统计；洛因分析后认为：“在特许状的见证人名单中，王国要人之间长期存在证据确凿的等级排序。”

埃塞尔雷德有8个儿子，从993年到1015年，长子埃塞尔斯坦在特许状中总是第一个署名，直到1013年去世。第二个署名的是次子埃格伯特（Ecgbert），直到1005年，他的地位被第三子“刚勇者”埃德蒙（Edmund Ironside,1016年在位）所取代，埃德蒙最后继承了父亲埃塞尔雷德的王位。“其余的儿子，几乎没有例外，无论何时他们出现在见证人名单上，都按资历的恰当顺序署名。”

郡长的签名也有一定顺序，从979年到983年，是麦西亚（Mercia）郡长埃尔夫希尔（Elfhere）在见证人名单中高居首位；从983年到990年，是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郡长埃塞尔温（Ethelwine）；从993年到998年，是西部郡的郡长埃塞尔沃尔德（Ethelwold）；从999年到1009年，是汉普郡（Hampshire）郡长埃尔弗里克（Elfric）；从1012年到1016年，是麦西亚郡长埃德里克（Eadric）。

大主教的署名中，坎特伯雷大主教绝大多数情况下排在第一位，约克（York）大主教排在第二位，只有到1012年，丹麦人索凯尔（Thurkil）的军队杀害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尔夫赫亚（Elfheah）后，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才在大主教的署名中排列第一位。主教和修道院长按照类似的资历顺序。尽管由于人数众多，变化更复杂些。亲兵也有一个先后顺序，从993年到1005年，埃塞尔默（Ethelmær）和奥杜夫（Ordulf）总是在亲兵的署名中名列第一和第二。相对固定的署名顺序表明，这些排位靠前的人在内府中承担更持久和更重要的工作。可见，国王的内府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在核心人物的领导下积极有效地工作的。

955年，埃德雷德（Eadred,946-955年在位）国王去世，他留下的遗嘱有助于了解国王内府的组成。国王给坎特伯雷大主教200曼库斯（mancus）的黄金，每一个教区主教120曼库斯的黄金，每一个郡长120曼库斯的黄金，“每一个被任命的总管、每一个被任命的衣柜保管者、每一个被任命的司膳总管各80曼库斯的黄金”。给每一个照管国王遗体的弥撒司铎50曼库斯的黄金和值5镑的便士，给每一个其他的司铎5镑。给每一个被任命的管事30曼库斯的黄金；给自国王即位以来每一个按司铎等级使用的人，30曼库斯的黄金；给王室内府中每一个国王使用的任何官员，30曼库斯的黄金，除非此人与王室住处很少联系。埃德雷德国王的遗嘱表明，大主教、主教、郡长是内府中的大人物，他们是国王的主要谋臣，国王对他们特别照顾。在特许状中出现的一般意义上的亲兵，被这份遗嘱细化了，他们被委托以不同的官职，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宫廷管理有关的亲兵，即统领宫廷事务的总管，掌管王室内府服装的衣柜保管者，和负责王室内府饮食供应的司膳总管。这些内府官员职责明确，是内府事务的具体管理者，内府工作能力的大小和工作效率的高低与他们有直接关系。除了负责具体事务的世俗官员，内府中还有负责专项事务的教会人士，国王在遗嘱中也考虑到了他们。当然，内府中还有级别更低的教俗人士，他们进入内府，有的是通过任命的方式，有的虽然不是任命，但仍按一定的级别和方式被国王使用，这些人应当是王室内府中每项具体事务的执行者。从埃德雷德国王对级别较低的内府成员的任命和使用来看，内府似乎是不断扩大的，这就导致内府人员和非内府人员之间的界线模糊。界线模糊并不是没有界线，埃德雷德国王在遗嘱中将那些与王室住处很少联系的人排除在外，这也表明王室内府是一群经常聚集在一起的人，尽管它有宽泛的外延，但仍然有一定的界线，这个界线就是一旦加入内府，就要经常与王室住处有联系，与王室内府中的其他人经常聚集。这种由比较熟悉的人组成的内府，有助于消除内府官员间的彼此隔膜，提高内府的工作效率。

内府成员的资格并不是毫无限制的，中世纪早期的世俗贵族，还没有完全摆脱武士和军事首领的身份，极可能好勇斗狠，如果他们犯有杀人罪，是禁止进入内府的。《埃德蒙第二法典》第4条即规定：“我宣布我禁止任何犯有杀人罪的人进入我的内府，直到他承诺做出教会要求的赔偿，已做出——或开始做出——对亲属的赔偿，顺从其主教区主教规定的每一个法律赔偿。”然而禁止杀人犯进入内府的埃德蒙国王（939-946年在位）最终却被人刺杀，这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的国王中是绝无仅有的。

内府成员增多，为具体职责的分工提供了基础，洛因认为，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政府事务的三个主要方面即文档管理、财政管理和司法管理之间的区分渐渐明显，与欧洲大陆进行对比，盎格鲁-撒克逊政府的统治艺术相对领先。

秘书处（文秘监）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留存下来的大量土地特许状、遗嘱、令状（writ）、王室信件和其他外交文书中，可以看出秘书工作与政府事务的联结。在索耶（Sawyer）出版的《盎格鲁-撒克逊特许状：注解目录和书目》中，收录的王室特许状有1163件，尽管其中有些可能是伪造的，“但是，以它们单纯的数量，为书面记录的运用提供了可畏的证明。在同时期的欧洲它们是独一无二的”。

在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修道院，埃德雷德国王将“许多地契和先代国王的古代珍宝，还有他自己获得的许多珍贵的东西”，委托给修道院院长邓斯坦，它们被保存在修道院的安全之处。在埃德雷德国王即将去世时，他希望在临死前分发他的财产，因此，像其他王室珍宝保管人一样，邓斯坦将自己保管的王室珍宝收集装包，用马驮到王室宫廷，但是在到达之前，国王已经去世了。

为了避免在土地所有权、土地之上的权利和习惯方面发生纠纷，特许状被写成2到3份，受益人持有一份，其余的保存在国王、公正的主教或其他值得信赖的人手里。1018年，克努特国王以特许状向康沃尔主教授予土地，为了便于查询，在特许状背面写着简明的内容提要：“这是一份在兰德雷克（Landrake）和廷纳尔（Tinnel）土地的地契，有4海德，由克努特国王用特许状授予伯霍沃尔德（Burhwold）主教永久继承。”值得注意的是，简明提要以古英语写成，特许状是用拉丁语写的，但是为了查询的便利，简明提要使用了与生活更加接近的古英语。

令状体现着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政府领域的最高成就。状通常有固定的开头，向令状所涉及地区的重要人物，通常是主教、当地的伯爵和地方官员致以问候，告知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将要发生什么事，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确认。“忏悔者”爱德华在1053年至1058年间颁布的一份令状即是如此：

爱德华王向埃尔夫沃德（Elfwold）主教、哈罗德（Harold）伯爵和阿尔弗雷德郡守，以及我所有多塞特郡的亲兵致以友好的问候。我告知你们，我的侍卫尤卡（Urk）将拥有他的海岸，所有与他自己土地相对的，从海上到海里和所有冲到他海岸的东西……(Anglo-Saxon Writs,1.)

令状的内容通常是授予令状持有人以各种司法特权和经济特权。“忏悔者”爱德华在1052年至1066年间授予圣玛丽（Mary）修道院院长奥迪克（Ordric）的令状，使他拥有在堡内的司法权、通行费并收取利益，抓捕其中的盗贼，不允许用武力闯入他的土地，不可违反国王的和平及妨碍司法。在1065年8月1日至1066年1月5日间颁布的令状中，“忏悔者”爱德华甚至还授予圣埃德蒙贝里（St.Edmund's Bury）修道院院长鲍德温（Baldwine）铸币权，允许他拥有一个铸币人，这个铸币人拥有像国王在任何城堡中的铸币人一样的自由。

令状除上述的告知功能外，更主要的还是它的管理功能。1051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德西耶（Eadsige）去世后，英格兰的教职进行了调整，伦敦主教罗伯特（Robert）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阿宾登（Abingdon）修道院院长斯帕罗霍克（Sparrowhawk）升任伦敦主教，“忏悔者”爱德华的亲戚罗瑟尔夫（Rothulf）就任阿宾登修道院院长。同年，罗伯特前往罗马接受披肩，回来后就任大主教一职。不久他去见“忏悔者”爱德华国王，途中斯帕罗霍克院长迎面而来，“他携有盖着国王印玺的国王信函，内容是他将由大主教任命为伦敦主教”。此处的令状即被作为教职任命的前奏。在世俗事务管理方面，令状更发挥它的独特作用，成为中央对地方事务进行管理的重要工具：

爱德华国王向埃塞尔默主教、埃尔夫加（Elfgar）伯爵和我在诺福克郡的所有亲兵致以友好的问候。我告知你们我希望的是，柯比（Kirby）的土地和所有合法属于它的东西，应属于圣埃德蒙的神圣修道院，伴以完整的司法权，如同以前任何一个人拥有的，和我母亲将之遗赠给修道院的。我恳求你们所有人，针对非法占有它的塞默（Semer），为我宣告一个判决……(Anglo-Saxon Writs,17.)

这份令状可能颁布于1052年3月至9月间，国王对涉及地方的纠纷，要求地方长官给以判决。而在另一份令状中，国王则是直接要求地方长官在读到令状的时候，就要立即执行：

爱德华国王向埃塞尔默主教、哈罗德伯爵、格思（Gyrth）伯爵，修道院院长利奥夫斯坦（Leofstan）和我在萨福克郡的所有亲兵问候。我告知你们我的意愿是，我合法地、完整地拥有在伊克沃思（Ickworth）的土地，如同被证明的，为了威斯敏斯特的神圣修道院，基督、圣彼得（Peter）和我合法地拥有它。我希望一旦现在这封信被读到，它就转归我的控制，这样事情可以被解决。（Anglo-Saxon Writs,80.)

有学者认为，具有命令性质的令状，“它们的目的是迫切的，向能够在地方上执行命令的人传达准确的书面指导，当它们的目的实现后，它们很可能被销毁”。似乎令状只有暂时的效力，一旦事情解决，令状就失去效力。可是从诺曼征服后的例子来看，情况并不是如此：

1066年以前，哈罗德伯爵从圣玛丽教堂取走这个庄园和斯陶尔（Stour），但是威廉（William）国王使它依法再占有它们，因为爱德华国王一个带印章的令状在教堂里发现了，命令它们应被还回教堂，还有国王依然持有的梅尔科姆（Melcombe）。（Domesday Book,i,78v.)

这是《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中记载的多塞特郡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修道院拥有的第19项土地，诺曼征服前，哈罗德伯爵从圣玛丽修道院取走切舍伯恩（Cheselbourne）庄园等，“忏悔者”爱德华发布令状，要求他把地产归还修道院，而这一要求在诺曼征服以后依然有效，征服者威廉的裁决就是以令状为依据的。因此，对令状效力的问题，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中央政府对财政的管理，可以大致分为国库、税收和铸币三个部分。

国库是王室财富储存的地方，并负责王室的支出，有时需要在多个安全的地方贮藏多余的财富。埃德雷德国王就将他的财富分几个地方保存，在这些贮藏中心中，温切斯特的地位突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了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发生的对克努特国王的遗孀埃玛所进行的两次掠夺，1035年，克努特国王去世，他与前妻所生之子哈罗德被推举为王，哈罗德国王派人到温切斯特他的继母埃玛王后那里，“将最好的珍宝从王后那里取走。这些珍宝曾属于克努特国王，而她无从隐匿”。实施另一次掠夺的人是埃玛王后的亲生子——“忏悔者”爱德华。1042年，“忏悔者”爱德华的同母异父弟弟哈撒克努特（Harthacnut）国王去世，爱德华被推举为国王。刚即王位不久，“忏悔者”爱德华就在别人的建议下，“偕同利奥夫里克伯爵、戈德温伯爵、休厄德伯爵及他们的随从，从格洛斯特骑马前往温切斯特”，他们出其不意地对埃玛王后下手，取走了她拥有的全部金银和难以胜数的财物。“忏悔者”爱德华还强占他母亲拥有的土地。

实行掠夺的国王哈罗德和“忏悔者”爱德华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的王位继承并不顺利，哈罗德与其同父异母弟弟哈撒克努特之间存在王位之争，而“忏悔者”爱德华作为“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先是受斯威恩（Swein）所迫长期流亡诺曼底，后来回到英格兰，寄寓于他同母异父弟弟哈撒克努特的宫廷，而他的母亲埃玛对他却十分冷酷，“在他当国王之前和当国王之后，她为他所做的都比他期望的要少”。

两次掠夺也有很多共同点：首先，地点都在温切斯特；其次，被掠夺的人物是与前任国王有密切关系的人，1035年，哈罗德掠夺的是刚去世国王的妻子，1043年，“忏悔者”爱德华掠夺的是刚去世国王的母亲；第三，时间都在新任国王继位不久；第四，掠夺的财物以金银珍宝为主；第五，采取的方式是突袭式的；最后，进行掠夺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人。这样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推断，温切斯特是王国财富的主要贮藏地，与国王有密切关系的人是财富的主要看管者；王位继承并不顺利的新王，在登基之后需要控制王国的财富，一般采取多人突袭的方式，使以金银珍宝为主的动产不易被转移。因此，将温切斯特视为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格兰王国的国库所在地，是有一定道理的。

阿尔弗雷德国王统治时期，为了更好地使军队、官员和教会人士开展工作，用划分税收的方式，为他们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阿尔弗雷德国王“命令他的亲兵们将任何一年全部税收的收益分成相等的两份”，一份用于世俗事务，这部分再分为三份，其一给战士和在宫廷轮值的亲兵，其二给他从各种族中召集来的工匠，其三给访问他宫廷的外国人。第二份用于宗教事务，这部分再分为四份，其一给各种族的穷人，其二给他创立的男女修道院及其中的修士和修女，其三给贵族或非贵族的学校，其四给威塞克斯、麦西亚之外的修道院。阿尔弗雷德国王的财政支出，在照顾全面的基础上，突出了军事、行政和教会的重点。

到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格兰的税收系统已比较完备，税收额也非常可观。这可以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记载的丹麦金（Danegeld）及其它税收中间接地看出：

表1 991-1051年英格兰支付的丹麦金和其他税款

资料来源：《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第133-183页。

从991年“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第一次征收丹麦金，中间加上1041年哈撒克努特征收的军税、船税，到1051年“忏悔者”爱德华最终取消丹麦金，如果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的数字，50年间，英格兰11次总共支付的丹麦金和其他税额高达27.2647万镑。如果没有较为完善的税收系统、高效的征税能力，不可能在短期内多次完成高额的税款征收。洛因认为巨额丹麦金“是英格兰社会繁荣和效率的标志”，“它们不仅表明英格兰可获得的流动资本的量，也表明开发这种量的能力”。

丹麦金等税款是如何征收的呢？《埃塞尔雷德第七法典》第1条第2款规定：“每一个犁田应交纳1便士或1便士的价值。”第3款规定：“每一个有家庭的人应确保他的每个依附者交1便士。如果任何人没有钱，他的领主应替他交；每一个亲兵应递交他所有东西的什一税。”此外参照《埃塞尔雷德第七法典》的盎格鲁-撒克逊语版，我们会看得更清晰一些盎格鲁-撒克逊语版的序言中指出：“当大军到达这个国家时，制定了这些法令。”第2条第2款规定：“每一个海德应给予1便士或1便士价值作为应缴款。”第3款规定：“它应被带到教堂，之后当着忏悔神父的面被分成三份，村的地方长官作为证人。”第3条则是：“如果任何人不递交这些，他应如法律规定的作出赔偿：家主应支付30便士，奴隶遭受鞭打，亲兵应支付30先令。”综合上述两条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埃塞尔雷德第七法典》规定的征税办法，正是为应付维京人的入侵而支付的丹麦金，税额以犁田、即海德为单位征收，大家庭中的每个人还须交人头税，亲兵等级的人以什一税（tithe）的形式交得更多。税收初步征缴后，按不同的使用目的，被划分为不同的份额。这种以土地税为主，兼顾人头税，不同等级的人税额不同，税款在基层被划分的方法，可能正是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格兰的基本税收体系，这个体系应该是很有效率的。詹姆士·坎贝尔（James Campbell）认为：《末日审判书》中的记载显示：税赋是“依据村庄而非贵族领地来征收的”，“在晚期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英国是一个领土性观念而不是贵族领地的集合，其主要因素是国王和村庄之间的联系，这一直是英国宪政的核心要素”。

税赋在村一级征收后，被上缴到到百户区（hundred），在百户区有国王的征税处。963年，“和平缔造者”埃德加国王（Edgar the Peacemaker,959-975年在位）赐给彼得伯勒（Peterborough）修道院的特许状中说：“我希望下列地区的货物交易税征收权得予献赠：先由惠特尔西塘一路延伸直至诺曼克罗斯诸百户区的国王征税处。”相对于乡村地区的村和百户区，作为城镇的堡（borough），其税收是整体支付的。在《末日审判书》中，萨塞克斯郡的刘易斯（Lewes）堡在诺曼征服前，“从租金和通行费中递交6镑4先令1½便士。”汇集于百户区和堡的税收，向上交纳到郡一级，洛因认为：“管理和收集日常的缴纳和收益是在郡的基础上实施的。坚固的房子、王室庄园、教堂的塔楼，可能在某些地区新复兴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将提供合适的地方中心。”之后，由郡再转到国库。

除了这种由下而上的、从基层到中央的税收模式外，还有一种直接由中央派专员收取的模式。1040年，哈撒克努特到英格兰当国王后，改变其父克努特和兄长哈罗德统治期间对”16艘船按每个桨架收8马克（mark）”的征税办法，将征税船数增为62艘。为了征收这项苛税，他派自己的御卫队员到各郡强制执行。不过，这种税收模式不是主流。

教会税是国家税收体系的组成部分，王室官员被委派追缴拖欠的教会税。《1027年克努特的公告》第16条提及的教会税中，包括犁队救济金、一年内初生牲口的什一税、城乡都需交纳的彼得便士（Peter's Pence）、8月中旬水果的什一税和圣马丁节初产的谷物税。第17条规定，没有支付这些教会税的人，“应被王室官员按照法律严厉地、没有减缓地索取”。《克努特第二法典》第48条及第48条1-3款规定对武力拒交教会税的人处以罚金；如果伤害了其他人，则应赔偿，向领主交罚金，向主教赎回他的手，否则将失去双手；如果在抗税中杀了人，就应处以法外（outlaw）；如果武力抗税者在抗税中自己被杀，一经证明，则无需赔偿。

如果在征税中出现多征的情况，国王是什么态度？《1027年克努特的公告》第12条规定：“所有的贵族和普通人，富人和穷人，应有权拥有公正的财产，其财产不应以任何方式被侵犯，无论是为了获得国王的恩惠，或满足任何有权势的人，还是为我收集钱财；我不需要以任何不公正的索取为我收集的钱财。”这条规定间接地反映了在征税中有多征的现象，但国王的态度很明确，他反对税收中出现的不公正，不管多征者是出于什么目的。

戴尔认为，英格兰的国王们能比他们在大陆的同时代人做得更多，“特别是比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欧洲的任何国家和组织更能控制有效的征税机制”；即使在诺曼征服后，也能将“高效税收体系的财政益处”转交给威廉一世和他的追随者。

5世纪早期罗马军队撤离后，不列颠便不再有货币，最初作为装饰品输入的大陆金币，到6世纪末成为货币流通，大约在此时，出现了最早的盎格鲁-撒克逊硬币，7世纪30年代有更多的硬币铸造出来，这些小金币以同时期墨洛温王朝的（Merovingian）硬币为模型，有一些硬币上刻有肯特国王伊德鲍尔德（Eadbald,616-640年在位）的名字，另一些刻有铸币人或铸币厂的名字，更多的只是复制大陆或罗马货币原型上的文字。虽然在诺森伯里亚和稍后的东盎格利亚，硬币上有国王的名字，但这不意味着不具名的硬币便不具备王室的权威。约在675年，金先令被银便士取代，直到14世纪中期它依然是最主要的货币形式。约760年，奥法可能引入了加洛林（Carolingian）的新型便士，自此硬币上通常刻有统治者和铸造者的名字，王室的权威就公开了。9世纪继续存在政府控制的证据，铸币人的图案变得更加标准化了。阿尔弗雷德统治时期，麦西亚和威塞克斯建立货币联盟，使相同图案的硬币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流通。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的英格兰渐趋统一，统一国家的重要标志是拥有统一的货币。多个国王的法令明确表达了这一观念，《埃塞尔斯坦法典》第14条说：“遍及国王的王国应使用一种货币。”《埃德加第三法典》第8条说：“遍及国王的整个王国，只应流通一种硬币，没有人应予以反对。”《埃塞尔雷德第六法典》第32条第1款说：“遍及全国只有一种货币。”《克努特第二法典》第8条说：“应使一种货币遍及国土。”

城镇是国家规定的铸币地点，这与城镇的经济有联系，也表明国家希望更有效地控制铸币。《埃塞尔斯坦第二法典》第14条第1款规定，如果一个铸币人因为地点的问题犯罪，他的手应该被砍掉。《埃塞尔雷德第三法典》第16条规定：“在树林或其他地方工作的铸币人应丧失他们的生命，除非国王愿意宽恕他们。”此外，国家规定了城镇铸币人的人数，《埃塞尔斯坦第二法典》第14条第2款规定：“在坎特伯雷应有7个铸币人：国王的4人，大主教的2人，修道院院长1人。在罗切斯特，国王的2人，主教的1人。在伦敦8人；在温切斯特6人；在南安普顿2人；在韦勒姆（Wareham）2人；（多尔切斯特1人）；在埃克塞特2人；在沙夫茨伯里2人；其余每个堡1人。”“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执政时期，可能由于维京人再度入侵，国内形势进一步恶化，法典对铸币人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埃塞尔雷德第三法典》第8条第1款规定：“除国王外没有人可拥有铸币人。”《埃塞尔雷德第四法典》第9条规定：“铸币人的数量应比以前减少，在每一个主要的城镇只有3个，在每一个其他城镇只有1个。”

如果说现代国家要防范假币，那么在贵金属货币的时代，则要防范劣币。《埃塞尔斯坦第二法典》第14条第1款规定制造劣币者，其犯罪的手应被砍掉；如果想为自己辩白，则实行热铁神判。《埃塞尔雷德第三法典》规定了更严重的处罚，其中第8条说：“自从被禁止后，任何被控告铸造劣币的人，应进行3倍神判，如果他有罪，则应被处死。”与铸造劣币者相关的还有三类人，一类是不法商人，他们将良币交给铸币人，贿赂他们制造劣币，以次充好，进行牟利；另一类是秘密铸模者，他们在铸模上刻一个无辜的铸币人的名字，将其卖给劣币铸造者，使他放心大胆地进行非法活动。第三类是纵容制造劣币的城镇地方长官，他们可以用誓言为自己辩白，如果证明有罪，惩罚方法与前二类人相同。《埃塞尔雷德第四法典》第8条将劣币铸造和传播者的监视责任交给主教、伯爵、郡长和地方长官，其中既有丹麦人也有英格兰人。

埃德加国王加冕后发行了新硬币，增加了铸币厂的数量，以免“任何人可以声称因得不到硬币而不能交税，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距铸币厂15英里范围之内”。《末日审判书》中保存了铸币人使用压模的程序：在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城，“忏悔者”爱德华有3个铸币人，当需要更换硬币时，他们买来压模，如同王国的其他铸币人一样，“在第15天每人给国王20个先令”。在赫里福德（Herefordshire）郡的赫里福德（Hereford）城，“忏悔者”爱德华时期有7个铸币人，其中6人属于国王，1人属于主教，“当硬币更新时，为获得压模，他们每人支付18先令”；在他们回来后的1个月内，国王的铸币人向国王支付20先令，主教的铸币人向主教支付20先令。

洛因说：“国王，只有国王有权力铸造硬币，不管地位多么高贵，这项权利没有委托给任何一个臣民，而且硬币在欧洲是无与伦比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愿意注意英格兰，不仅因为英格兰是其银和硬币的来源，而且在铸造硬币和管理硬币的艺术上是其指导。它是盎格鲁-撒克逊政府和管理技术的体现，这种体系领先于诺曼底的任何东西，它成功地经历了诺曼征服而保留下来。”

为维护社会治安，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充分利用了法律的手段。部落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没有成文法，他们在不列颠立国、特别是信奉基督教之后，才由国家制定了法律。肯特和威塞克斯的法律保存了下来，麦西亚的奥法王也制定了法律，只是没有保存下来。《埃塞尔伯特法典》、《洛西尔和埃德里克法典》以及《威特雷德法典》是肯特王国保存下来的三部法典，从中可以看出法律所关注的对象。

埃塞尔伯特（Ethelberht,560-616年在位）在法典中特别保护基督教会，其法典的第一条即是：

1.偷盗上帝的财产和教会的财物应付12倍赔偿，主教的财物11倍赔偿，司铎的财物9倍赔偿，助祭的财物6倍赔偿，教士的财物3倍赔偿。如果当众斗殴影响了教堂或会场，应双倍赔偿。

(Ethelberht,1.)

可是根据第4条，抢劫国王只需”9倍”赔偿，比主教的还要少。但法典中还有多条涉及国王，而且国王有权收取罚金，如第2条，国王召见臣仆，如果有人骚扰，付双倍赔偿，并向国王支付50先令。在第9条中，一个自由人抢劫另一个自由人，国王会对犯罪者收取罚金，或拿走他的所有财产。至于国王的铁匠、信使、伙食供应人和磨面女奴等，也都受到保护。除此之外，《埃塞尔伯特法典》也保护社会的其他部分如贵族和刻尔（ceorl），如第13条：在贵族的房屋内杀人，支付12先令的赔偿；第15条：侵犯被刻尔保护的人支付6先令。为了维护社会安宁，法典禁止以暴力闯入他人房屋，禁止给他人提供武器，规定对拦路抢劫和杀人的赔偿，特别值得玩味的是，法典对身体伤害尤为注意，每个伤害部位都有明确的赔偿规定，连指甲、毁容、伤口以及受伤后留下的青瘀都要按价赔偿，而涉及财产的赔偿条款却不多，也不明确。这似乎反映出，刚步入国家阶段不久的肯特人，其私有财产，除房屋、圈地和依附人员外，并不很多。同时也可能反映了在当时斗殴情况频繁发生，因此需要针对伤害程度制定明确的赔偿标准。

《埃塞尔伯特法典》对婚姻和家庭也进行保护，在这方面主要利用宗族力量。第81条规定，一个没有生育的女人，如果丈夫先亡，她父亲的亲属将拥有她的财产和新婚礼物（morning gift）。这种宗族关系还运用到其他刑事犯罪上，第23条规定，如果杀人犯逃离国家，其亲属支付一半偿命金。比宗族关系简单的朋友关系也可以得到利用，第67条规定，如果一个人的腿被打瘸了，可以委托他的朋友解决这个事端。总之，《埃塞尔伯特法典》反映的是一个等级分明、私有财产不多、宗族关系以及亲朋关系浓郁的社会，国家用法律的形式进行规范。

洛西尔（Hlothhere,673-685年在位）和埃德里克（684-686年在位）法典反映的社会状况，比埃塞尔伯特时期有一定的进步。可能随着定居的进展，邻里之间互相熟识，社会稳定发展时，会有一定的诚信存在，因此法典对证人有特殊的要求：

如果一个自由人偷了一个人，假使被偷者回来作为告密者，他应当面指控；如果能做到，贼应证明自己无罪。任何一个被控告的人应有一定数量的自由证人，其中至少一个证人来自他自己所属的村庄。如果他不能这样做，他必须尽其所能进行赔偿。

(Hlothhere and Eadric,5.)

证人之一必须来自被告自己的村庄，这种证人熟悉情况，因此更有说服力。在涉及财物是否赃物的经济纠纷中，财物的拥有者应提出2到3名值得信赖的证人，或让国王在地方上庄园的总管作证人；他可以到国王的住所说明谁将此财物卖给他，如果做不到，就要和一个证人或王室庄园总管在祭坛上宣布：大家都知道他公开购买了属于他的货物。这反映王室庄园总管在纠纷裁决中具有诚信担保、公正仲裁的作用。《洛西尔和埃德里克法典》也暗示了法官、法庭的存在，第15条规定，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家里款待了陌生人3天，而陌生人伤害了其他人，主人要么将陌生人送交法庭审判，或替他赔偿。这种肯特的法庭未必在室内，许多审判是在露天集会上举行的。在地方上，人们交往的场合是共同饮酒的大屋，

如果在人们饮酒的地方，一个人夺去另一个并没有冒犯行为的人的大杯，按照既定的习俗，他应支付1先令给房主，6先令给被夺去大杯的人，12先令给国王。

(Hlothhere and Eadric,12.)

举行饮宴的地方被称为酒屋（winehouse），是村民们聚会的地方，坎贝尔认为，这种酒屋“可能更像是村庄的大厅而不是一个酒馆，它履行着法庭的功能”。

他还说：“各层次的社区和社团通过喝酒的方式建立的密切联系、庄园大厅中的盛宴，以及非常重要的商人协会，可能都为同阶层的人提供了喝酒的机会。从威斯敏斯特大厅到庄园大厅或村庄啤酒馆，英国社会逐步清晰化，人们通过喝酒而彼此联系起来。”他强调在探讨英国宪政的起源时要关注这种交往。

威特雷德（Wihtred,690-725年在位）的法典是在一个贤人会议上公布的，内容主要相关于婚姻、斋戒和教会的内部管理，但也反映了一些社会治理的信息，比如第2条规定，违反教会和平的罚金，同国王的一样，是50先令，可见教会的和平与国王的和平同样重要。第16条规定，主教或国王的言辞，即使没有誓言支持，也被认为毋庸置疑。另外一些规定也很有意思，比如第25条规定，如果一个人杀死正在偷窃的人，他不必偿付罚金；第28条规定，如果一个陌生人从远方来，他远离大路，既不高喊，也不吹喇叭，他应被认为是一个贼，可以被杀死，或者交赎金。

类似于肯特的三部法典，威塞克斯国王伊尼（Ine,688-726年在位）制定的法典也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许多重要的资料。法典第6条，对在上至国王下至纳税人的房屋里打斗的人，做出不同的财产处罚；即使在户外或饮酒时打斗，也要交罚金。其次，法典用大量条文惩罚偷盗和抢劫，比如第7条：如果全家知道男主人外出偷盗，那么全家成为奴隶，10岁的儿童即可被认为是同案犯。第18条、37条：如果一个人经常因偷窃被控告，最后用神判证明，或在偷窃时被抓获，他应该被砍掉手或脚。第16、21、35条：杀死一个盗贼，可以用誓言说明那个盗贼试图逃跑，而被杀者的亲属、伙伴和领主不可接着起誓言，不可索要偿命金，亲属还要发誓不以宿仇反对他。可是对于允许盗贼逃跑的人，第36条第1款规定：即使此人是郡长，也要被剥夺职位，直到国王原谅他。法典第13条第1款还划定：7人以下为“盗贼”，7-35人为“匪帮”，35人以上为“抢劫队”。所有这些规定似乎都反映出：在伊尼统治时期偷盗抢劫成风，国家必须加大对此打击的力度。

引人注意的是，法典中出现了军役的条款：

如果一个拥有土地的贵族疏忽了军役，他应支付120先令，丧失他的土地。不拥有土地的贵族应支付60先令；普通人因忽略军事服役应支付30先令的罚金。

(Ine,51)

肯特的三部法典中没有出现军役的条款，这似乎反映出威塞克斯的军役制度已经更加完备，而且更加重要。

阿尔弗雷德大王的法典强调避免暴力，比如：

一个人若知道他的对手居住在家，在向他索要正义之前，不应诉诸暴力。

如果他有足够的力量包围他的对手，把他围困在房屋内，他应使他在那里停留7天，如果他的对手愿意呆在他的住房里，他不应与他作战。如果7天后，他愿意屈服并交出武器，他可不伤害地控制他30天，将他的状况向他的亲属和朋友发送正式的通知。

然而，如果他逃到教堂，如我们上面已宣布的，教堂的特权应得到尊重。

然而，如果他没足够的力量在房中围困他的对手，他应骑马到郡长那里寻求帮助。如果郡长不愿帮助他，在诉诸暴力之前，他应骑马到国王那里。（Alfred,42,42.1-3.)

关于教堂的特权《阿尔弗雷德法典》是这样规定的：

我们授予每一个由主教祝圣的教堂有庇护权：如果一个被敌人追击的人，步行或骑马到达教堂，如果尽管饥饿他仍能活着，那么7天之内他不应被拖出，除非他自己出来战斗。然而，如果任何人确实试图把他拖出，那是因为他侵犯国王的保护而丧失应得的金额，侵犯教堂的庇护而丧失罚金，——如果在这样的地方他抓住一个以上的人，他应丧失更大的金额。

(Alfred,5.)

《伊尼法典》中关于教堂庇护权的规定是这样的：

如果任何可能遭受死刑的人，他逃到教堂里，他的生命应被赦免，他应支付赔偿，如同法律决定命令他的。

如果任何可能遭受鞭打的人，自己逃到教堂里，他应免于鞭笞。

(Ine,5,5.1.)

比较两部法典关于教堂庇护权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伊尼法典》中的教堂庇护权主要针对可能遭受死刑的人、或可能遭受鞭打的人，他们逃到教堂，可以保住生命或免于鞭笞。《阿尔弗雷德法典》主要针对遭受敌人追击的人，如果他们逃入教堂，任何人不能闯进教堂把他们拖出，违者处以罚金。如果逃到教堂的人自己愿意屈服，向追击他的人交出武器，那么他的敌人可以控制他30天，向他的亲属正式通告他的处境。这样规定是为了将暴力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国王的保护（king's mund）是盎格鲁-撒克逊晚期法典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埃德蒙第二法典》第6条，对违反国王保护和袭击别人房屋的处罚是丧失所有财产，其生命由国王定夺。《克努特第二法典》将侵犯国王的保护和袭击别人的房屋，规定为支付5镑的赔偿，虽然处罚减轻了，仍表明对这两种犯罪的重视。该法典还把侵犯国王的保护扩大到侵犯大主教或王室成员的保护，及侵犯教区主教或郡长的保护，其支付的赔偿分别是3镑和2镑。

关于国王的保护，《埃德蒙第二法典》做了详细的阐述：

当权者必须停止家族仇杀。首先，按照公共法律，凶手应向他的辩护人交保证金，辩护人交给被害人的亲属，凶手应向亲属作出赔偿。

之后，被害人的亲属向凶手的辩护人交保证金，凶手可以在安全的行为下接近（被害人的亲属），承诺支付偿命金。

……

当做完这些时，国王的“保护”应被建立。

可见，国王的保护是一种法律程序，主要适用于有权势者之间的家族仇杀，由凶手的辩护人做中介，在双方都提供保证金之后，国王的保护得以建立，凶手于是向被害人的亲属支付偿命金，从而避免家族仇杀的进一步扩大。在国王的保护中，国王本人并不在场也不直接干预，但国王通过立法确定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与国王的保护相比，国王的和平（king's peace）更有意义。《埃塞尔雷德第三法典》第1条规定：“国王的和平应继续保持，按照在他祖先时代以最高的标准被遵守，因此破坏他亲自建立的和平不能通过支付赔偿而得以赎罪。”该法典还将国王的和平向下延伸，如破坏五堡法庭的和平需赔偿1200银币，破坏堡法庭和百户区法庭的和平赔偿600银币和100银币，破坏啤酒馆的和平，如果有人被杀需赔偿6个半马克，无人被杀赔偿12欧尔（ore）。

与国王的和平相连的是目无法纪。《克努特第二法典》第38条规定：“目无法纪在任何时候都不许可，然而在神圣的季节和神圣的地点，必须采取特别的注意避免它。”该法典对目无法纪制定了罚金，一个人的等级越高，因目无法纪而受到的处罚越严厉。国王的和平还扩展到对前往集会和离开集会途中的保护，《克努特第二法典》第82条规定：“我的愿望是每个人在前往集会和离开集会时应有权被保护，除非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盗贼。”有中国学者指出，国王的和平是不断延展的，“在保护的地域上，先前‘王之和平’仅局限于王宫与王的行宫等少数地方，这时扩大到教堂、圣地、公共会场或法庭，以及往返会场或法庭的道路上”。

除了“国王的保护”及“国王的和平”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国王还会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保证其意志被贯彻。首先，国王会派人出席贤人会议，或派人将自己的意见通告贤人会议的参与者。《埃塞尔斯坦第六法典》第10条反映：内府成员埃尔夫赫亚·斯泰布（Elfeah Stybb）和布里特诺思（Brihtnoth），应国王的要求，出席在桑德斯菲尔德（Thundersfield）举行的贤人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所有成员都承诺：每一个郡的郡长都须从自己的郡得到保证，保证遵守国王及其顾问们通过的法令。其次，国王会运用行政手段，使法律的副本广为传布，如《埃德加第四法典》第15条提到：法律的副本被大量制作，由埃尔夫希尔郡长、埃塞尔温郡长向各个地方发送，使穷人和富人都知晓。第三，国王还会动用武力保证法律的执行，《1020年克努特的公告》第9条命令索凯尔伯爵将作恶者缉拿归案，第10条则说明，如果索凯尔力量不足，则可以联合他自己和国王的力量，将罪犯从国内驱逐或制伏。最后，用罚金做手段，维护社会稳定，比如《埃塞尔雷德第一法典》第1条第14款规定：任何以特许状的形式持有土地的人，如果他们犯罪，应向国王交纳罚金；《克努特第二法典》第12条和第14条规定，在威塞克斯和麦西亚，侵犯国王的保护、袭击他人的房屋以及忽视军事服役，要向国王交纳罚金。

与国王的司法权相连的是私人的审判权，也就是教会和世俗领主拥有的审判权。马克垚认为领主司法权“最早的形态当不是国家权力的分赐，而是社会自然形成的一种职能”，是盎格鲁-撒克逊早期社会中血缘宗族关系和领主——臣属关系的一种混合。洛因承认领主对家臣的管理，但他更强调制度的因素，认为“在10世纪之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一个世俗的领主拥有一个正式的法庭”。10世纪中期，教会和世俗领主从国王那里接受审判权，似已成为习俗，在特许状中，其常用的表达方式是sake and soke,“sake”的意思是争端，"soke"的意思是寻求一个领主或一个集会以解决此项争端，所以这一词汇的意思是给此地的受地者以司法权。到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多数拥有私人审判权的法庭被认为是百户区法庭或一组百户区的法庭，在教会地产上尤其如此。例如，彼得伯勒修道院对剑桥郡（Cambridgeshire）北部和北安普顿郡（Northamptonshire）的广阔地区拥有司法权，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修道院对萨福克郡8½个百户区拥有司法权。但这种私人审判权的授予会不会引生欧洲大陆的所谓“封建革命”（feudalrevolution）呢？洛因认为，这类审判权对于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是必需的，但国王对这些权利十分关注，不会将其轻易授予私人或组织。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司法权被广泛授予，“与其说是蔑视国王的权威，不如说是有效法律管理的来源”。由修道院院长或他的随从轮流主持的法庭，不是由修道院院长自己的人（比如他的封臣举行）参加，而是由从邻近地区抽取的人参加，因此“这种授予背后的原则不是封建的而是地域的”。戴尔将英法两国进行比较，认为“英格兰的权贵不享有海峡对面伯爵和公爵享有的私人司法权，那种司法权允许他们行使一系列王室权力，从死刑到铸币。英格兰人被授予较小的司法权，称之为‘sake and soke’”。总之，学者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晚期是不存在欧洲大陆所谓的“封建革命”。其原因除了授予的司法权较小之外，有的学者还认为，“王权的力量和反对丹麦人政治行动的性质导致英格兰的统一，使私人司法权最坏的滥用得以避免”。“单独的执行力量，通过有财政前提的郡守集中表现，阻止百户区退化为主赐的机构。”戴尔也认为像“封建革命”这样极端的分权形式，“在英格兰由于国王对郡区的持续控制而得以避免”；“英格兰的贵族缺少私人城堡，作为主要的防御工事，堡垒系统牢牢地保留在国王手中”。巴克斯特（Baxter）则强调法律的因素，在诺曼征服前，领主司法权在英格兰缺失，因此没有出现像欧洲大陆那样的封建无政府状态。有中国学者认为：在英格兰，诺曼征服后，“贵族的领地不但数量少，而且分散在各地。这种状况使得英国的贵族很难像法国贵族那样割地自守、称霸一方。这就决定了英国的任何一个贵族都无力单独与国王抗衡。因此，贵族们通常采取联合一起集体与国王斗争的方式。而且，由于贵族无望建立地方独立王国，于是，他们便把争取限制王权，强迫国王按照法律和习惯行事奉为集体斗争目标”，由此导致《大宪章》（Magna Carta）的产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贵族私人司法权的弱小，可能也影响到这个结果。

第六章　地方层面的治理

盎格鲁-撒克逊诸小国建立后已经出现一些行政区划，但这些区划“是为了司法目的和经济剥削而组织起来的”，与10世纪英格兰普遍郡区化以后的郡并不完全等同。掌管地方事务的长官有一定的分工，郡长对他们有管辖权。英格兰初步统一后，郡长一个职务不足以满足地方治理的需要，郡守应运而生；郡是政府的基本管理单位，郡之下还有百户区、十户组（tithing），以后城市兴起，“堡”体现了城市的管理。

郡有法庭，郡法庭“处理广泛的事务：管理的、军事的和经济的”；郡法庭每年召开2次，大区主教和郡长都要出席。按照《埃德加第三法典》的规定：“堡法庭应一年举行3次，郡法庭2次。”《1020年克努特的公告》要求郡守与主教合作，公正地审判，违则丧失国王的友谊，丧失财产甚至生命。

法庭的职责除了惩罚，还有保护。郡法庭保护土地持有人在应召进行的军事远征时，其权益受到保护。《克努特第二法典》第79条规定：“一个人履行土地所有人要求的服役，不论进行海上或陆上远征，在他活着时，应持有他的土地，不受诉讼的打扰，在他死时，应有权处理它，或把它送给任何他喜欢的人。”郡法庭应保护这样的土地不被诉讼。

郡法庭可以受理百户区法庭难以处理的诉讼。《克努特第二法典》规定：任何人在郡内或郡外扣押财产，都需经过百户区法庭的判决，如果他三次在百户区法庭申请失败，“第四次他应到郡法庭”；这时，郡法庭应指定一天审理他的案件。但郡法庭和百户区法庭“并无高低大小之分，彼此之间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形成的郡区制，对英国影响深远。1066年诺曼征服时，英格兰地方政府结构中的郡、百户区、村已完全形成。14世纪时由治安法官（Justices of the Peace）组成的郡法院协助地方长官管理，形成拥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郡管理体系。这种制度延续到19世纪，才被1888年的《地方政府法》所改变，然而，迄至今日，郡依然是英国的基本行政单位。

郡长是地方显赫人物，他们要随同国王作战，率领郡区居民与维京人进行战斗。阿尔弗雷德统治时期，以郡长为首的地方长官的权力得到加强，比如外国商人应在公开的集会上把他们的人带到地方长官面前，避免以后在贸易中发生纠纷。如果有人当着国王和郡长的面打斗，或拔出武器扰乱集会，就要向郡长交纳120先令的罚金；即使此类事情发生在郡长的下级官员面前，也要支付30先令的罚金。在郡长或地方长官的集会上，常常会发生激烈的争执；阿尔弗雷德大王关心判决的公正性，如果发现不公正的判决，他要么亲自、要么派他信任的人，去询问有关的情况。如果发现法官们经验不足、或者愚蠢，他会让法官们选择：“要么立即放弃你们拥有世俗权力的官职，要么更专心地努力学习追求智慧。”这些地方官从童年起就是文盲，他们往往选择学习，而不愿放弃自己的职位。阿尔弗雷德有机会，就会让他的儿子或亲属，日夜为他们朗读英语书，可以这样说：“阿尔弗雷德为了推进其目的，而依赖书写语言的力量。”

在阿尔弗雷德统治时期，地方上的最高长官是郡长，通常他们只负责一个郡的事务。随着英格兰渐趋统一，一群权力更大的人物出现了，尽管他们仍使用郡长的头衔。“半边王”埃塞尔斯坦（Ethelstan Half King）从923到957年是东盎格利亚郡长，他的两个兄弟和儿子也都是郡长；布里特诺思从956年到991年阵亡之前，一直是埃塞克斯郡长；《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拉丁文译者埃塞尔沃德（Ethelweard），本人具有王室血统，973-998年是“西部省区”的郡长。克努特入主英格兰后，进一步加强了显贵的力量，1017年克努特将英格兰分为4部分，威塞克斯由他自己控制，东盎格利亚归索凯尔，麦西亚归埃德里克，诺森伯里亚归埃里克。为巩固王位，他在1017和1020年诛杀和放逐了一部分显贵，之后出现了三个主要的显贵家族，即威塞克斯的戈德温，麦西亚的利奥夫里克和诺森伯里亚的休厄德（Siweard），他们把持着众多的职位，可以调动民军，享有众多收益。

百户区和十户组是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格兰的基层组织，每一个人都被组织在十户组和百户区的建制中。《克努特第二法典》规定，每一个超过12岁的自由人，如果想拥有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和被杀后得到偿命金的权利，他就应该属于某一个百户区和十户组，否则无权拥有这些自由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可靠的生计，不能为另一个人服务。

《埃塞尔斯坦第六法典》规定了十户组和百户区的组织办法及相应职能，十户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计，十户组组长应确保其余的9人交清国家税款。在十户组的基础上，以100人为单位组成百户区，百户区长负责管理10个十户组长，他们11人共同保管百户区的资金和收支项目，违者罚款30便士或一头公牛。《埃塞尔斯坦第六法典》规定，百户区长和十户组长每月集会一次，在大酒桶刚满的时候，或任何其他便利的时刻，通报不同法令被遵守的情况。《埃德加第一法典》规定，百户区应每四周集会一次。

百户区的重要收入是罚金。《埃德蒙第三法典》规定，抓捕盗贼人人有责，拒绝为抓捕盗贼提供帮助的人，向国王支付120先令，向百户区支付30先令。《克努特第二法典》规定，在英格兰地区，拒绝遵守公正的法律和公正判决的人，或者向国王交罚120先令，或者向伯爵交罚60先令，或者向百户区罚款30先令，如果三者的利益全部涉及，要同时向三者支付罚金。《埃德加第一法典》规定，盗贼被处死后，其财产在抵消所偷牲畜的价值后，剩余的财产被分成两半，一半给百户区，另一半给他的领主，领主并接收依附于盗贼的人。《埃德加第三法典》规定，任何人若三次不出席法庭会议，应从会议上选派人，骑马到他那里；如果此人不能找到一个保证人，从法庭上派去的人就应该不管死活将其羁押，取走他的财产，将其中的一半交给领主，另一半交给百户区。《克努特第二法典》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百户区还有军事职能。《埃塞尔斯坦第六法典》规定，如果有百户区内外的强大亲属集团保护盗贼，那么百户区长和十户组长就应动员部队，骑马反对他们；同时，向四方百户区长求援，寻求他们的增援，派更多的人来共同行动，杀死盗贼和那些保护他、为他作战的人。《埃德加第一法典》规定，人们应刻不容缓地追捕盗贼，如果情况紧迫，百户区的主要官员应立即通知十户组的主要官员，率众出发，直到成功缉捕盗贼。

百户区还有两项任务，一是为经济交易提供证人，二是追踪被偷的牛。《埃塞尔斯坦第二法典》禁止在没有证人作证的情况下交换牛，违者罚款30先令，牛由当地领主取走。证人的问题在《埃德加第四法典》中有所规定：

我的愿望是每一个人处于保证人之下，不管他生活在堡中，还是生活在乡下。

每一个堡和每一个百户区应任命一个常设的证人团体。

每一个堡应选择36人作为证人。

每一个小的堡和每一个百户区应选择12个人，除非他们需要更多。

每一个人应在堡中或百户区当着这些证人的面买卖所有的货物。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当他第一次被选为证人时，应发誓，他将决不为了钱财、偏爱或恐惧，否认他已作证的事，或在他的证言中宣说其所见所闻之外的事。

……

(ⅣEdgar,3-6.)

盗窃，尤其盗牛，是百户区的大事。百户区建有偷盗物的赔偿基金，一方面对遭受损失者进行补偿，另一方面也可以调动集体的力量追踪被偷的牛，将损失降到最小。《埃塞尔斯坦第六法典》第2条规定：“我们公布，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为我们共同的利益每年捐献4便士；在我们捐献后为所偷的财物支付赔偿，探寻丢失的财物应由我们全体执行。”第4条规定：每一个人在听到召唤追寻失踪的牛之后，要帮助其余的人，一起跟踪痕迹，踪迹消失后，“从两个十户组中，人口较多的提供2人，人口较少的提供1人”，沿着最可能的方向继续追踪。其他条款要求百户区长官对跨地区的追踪盗牛活动予以支持，否则赔款30便士或1头牛。对盗牛嫌疑人，《埃塞尔雷德第一法典》规定：国王的地方长官应该前往，将嫌疑人置于保护人之下，使其得到公正的对待；如果疑犯找不到保证人，他应被处死；如果有他人介入护卫疑犯，该人应遭受同样惩罚；如果地方长官不愿这样做，他须向国王支付120先令罚金。《克努特第二法典》中也有同样的规定。

由百户区长和十户组长组成的百户区管理机制是一个特殊的团体，类似于教会中的主教团体，具有内部互助的性质。他们不仅定期集会，在集会时共进晚餐，而且当成员之一去世时，会致以哀悼和进行抚恤。《埃塞尔斯坦第六法典》规定：“我们公布，关于所有那些已庄严发誓作为我们团体成员的人，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死了，每个伙伴应为他的灵魂进献一个杰苏韦（gesufel），在30天内唱赞美诗，或找人代唱。”

每个百户区有一个法庭，《埃塞尔雷德第三法典》第3条规定了其组成方式：12个塞恩和地方长官到户外，凭放在手中的圣物起誓，他们将不控告任何无罪的人，也不庇护任何有罪的人。

百户区法庭每4周开庭一次，每一个案子有一天裁决。《爱德华第二法典》第8条明说：“这是我的意愿。”被告应在指定开庭的日子到庭出席。《埃德加第一法典》规定，不在指定时间出庭的人，应付30先令罚金。每一个自由人都有义务参加百户区法庭，《克努特第二法典》规定：“一个人无论何时被法律要求，都应参加百户区法庭，违则处以罚金。”

百户区法庭拥有警察的拘捕功能。《埃塞尔雷德第三法典》规定，12名组成百户区法庭的塞恩，应逮捕正被地方官起诉的有不好名声的人，这些人须支付6个半马克作为保证金，并为获得法律的帮助而支付12欧尔，等等。百户区法庭不仅采用神判法，也采用誓证法，《埃塞尔雷德第一法典》规定，如果领主想为被控告偷盗的下属辩白，他应在百户区选择2名有信誉的塞恩，他们应对被告的誓言进行发誓，称其可信，也不应被宣判为盗贼。该法典还规定，如果诉讼案所涉的物品价值超过30便士，被告可以选择神判受审，也可以在3个百户区寻找“宣誓免责者”（compurgator），用1英镑代价获其誓言。

百户区法庭的裁决奉行多数原则，强调判决一致。《埃塞尔雷德第三法典》规定，如果有人被控告向破坏和平的人提供食品，他应受地方长官推荐的12个宣誓免责者的裁决，裁决中12人意见一致，应被认为有效；如果他们有分歧，其中8个人裁决相同，即为有效，其余少数派每人应支付6个半马克罚款。但这些持少数判决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心平气和地接受多数人的裁决，要么提起诉讼；如果他们选择前者，那么判决如同最初一样，即意见一致。

百户区法庭是维护地方稳定、避免越级申诉的重要机构。阿尔弗雷德国王统治时期，地方上有许多直接向国王吁求的案件，以求从国王那里得到公正，阿尔弗雷德国王似乎乐此不疲，将其作为中央控制地方的手段之一。然而，随着英格兰统一国家的发展，这种“告御状”的方式不利于地方稳定，而且导致效率低下，因此，晚期英格兰国王要求在向国王提出申诉前，应在当地多次审理，尽量将矛盾化解在百户区。《埃塞尔斯坦第二法典》规定：“向国王申请的人，之前他应于当地多次恳求公正，否则应支付同样的罚金。”《埃德加第三法典》规定：“没有人应向国王申请任何案件，除非他不能获得法律的益处，或不能在当地得到公正。”《克努特第二法典》则直接指明百户区：“没有人应向国王上诉，除非他不能在百户区获得公正。”

百户区长官和十户组长也要参加教会的司法活动，满足教会的世俗需要。《埃德加第二法典》规定，任何人拒交什一税，国王的地方长官、主教的地方长官和教堂的司铎应到他那里，不经其同意就取走教会应得的十分之一，给他留下十分之一，剩余的在庄园领主和主教之间分配。《埃塞尔雷德第八法典》规定，每个地区的地方长官都应保证修道院中修士的安全，使他们能够平静地过修道生活。《埃塞尔雷德第七法典》规定，每一个司铎和每一个村庄的地方长官，应对救济金的发放和禁食的执行作证；此外，法庭判处的罚金，也只能在百户区长官面前交付。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格兰地方性的组织发展迅速，国王与地方长官的联系加强了，不再是阿尔弗雷德时期，国王亲自或派人前去询问案件审理状况，而且仅仅用迫使他们接受文化教育的办法救治弊端，这种方法并没有真正地纠正冤假错案。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格兰法律已涉及对违法地方长官的处罚：

表2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法典涉及地方长官处罚表

资料来源：①F.L.Attenborough ed.,The Laws of the Earliest English Kings,pp.102169.②A.J.Robertson ed.,The Laws of the Kings of Englandfrom Edmund to Henry I,pp.6-219.

从表中可以看出，地方长官首先要自觉执行国王的法令，如果三次不执行，就要丧失拥有的一切；其次要公正执法，应按法律索取罚金，向穷人提供食品，保护受领主压迫的无罪之人寻找新的领主；第三不可成为盗贼的同犯。国王可将不执行国王法令的地方长官免职，而以愿意执行国王法令的人取而代之。《克努特第二法典》还禁止地方长官以国王和王族巡游为名勒索民众，规定国王的所需是从国王自己的财产中提取的，如果地方长官以人们不向国王提供所需为由索要罚金，则应向国王支付他的偿命金。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格兰的城镇生活持续发展。关于什么是城镇，以及城镇与“堡”的关系，戴尔在《中世纪的生活：850-1520年的英国人民》中说：城镇“应有人口永久的聚集，至少几百人，他们通过多种非农职业谋生。”他进而指出：在英格兰，有些城镇是在有堡垒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有些城镇是先围绕“前城镇中心”发展起来，之后才有设防的工事。

堡是设防的建筑物，在阿尔弗雷德反抗维京人的战争中发展出来，到其统治末期，威塞克斯已经出现了30多个堡，形成环状护卫。“它们中的一些建立在罗马的防御物上，如在奇切斯特、波切斯特（Porchester）、温切斯特、巴思和埃克塞特；另外一些则不过是铁器时代山寨上的应急堡垒。一些发展成为重要的永久的城市定居点；另一些则逐渐消失直至完全默默无闻。所有的堡都有围墙或土垒，通常围住一大块地域。”戴尔认为，“堡围住的区域在40到300英亩之间，为驻扎的军队提供充足的空间，为该地区的人口提供庇护所”。阿尔弗雷德一直到他的晚年都在修建堡垒；他去世后，他的女儿“麦西亚贵妇”（Lady of the Mercians）埃塞尔弗莱德（Ethelflæd）和他的儿子“长者”爱德华（Edward the Elder,899-924年在位）继续修建堡垒，并攻占了许多丹麦人的堡垒，他们逐步收复丹法区，继续推进英格兰的统一事业。

表3 “麦西亚贵妇”埃塞尔弗莱德和“长者”爱德华修筑、攻占的堡垒

资料来源：《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第100-110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修建这些堡，最初虽出于军事目的，但有些堡后来发展成重要的城市，如赫特福德（Hertford）、斯塔福德（Stafford）、贝德福德（Bedford）、德比（Derby）、莱斯特（Leicester）等。

堡垒需要定期维护，《埃塞尔斯坦第二法典》规定，每一个堡垒在祈祷日后应花费两个星期的时间去修缮。《克努特第二法典》规定，任何人忽视修缮堡垒、维护桥梁和军事服役，在英格兰法律执行范围内，他应向国王支付120先令作为赔偿；在丹法区，金额由现存的法规确定。国王以特许状赐予土地，可免除土地上的一些赋税，但是修缮堡垒、维护桥梁和军事服役这三项义务则不可被免除。934年12月16日，在弗罗姆（Frome）的王室庄园，埃塞尔斯坦国王（924-939年在位）赐予温切斯特老教堂50海德的土地，这些土地可永远免除世俗的义务，“除了军事服役、修建堡垒和桥梁”。

与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地区相比，堡中集聚了更多的人口，商品流通更为频繁，同时也为活跃的交易提供了证人这个群体。《埃塞尔斯坦第二法典》规定，价值超过20先令的货物应在城镇内交易，而且要在一个公众集会上当着地方长官的面进行。《埃德加第四法典》规范了堡的证人体系：每个堡选派36人作为证人，每个小堡选派12人；所有人都应在堡中当着这些证人的面买卖一切商品。

堡中有精确的计量工具，《埃塞尔斯坦第一法典》规定，堡的长官在为国王缴纳什一税时，要“依照最严格的精确，测量、计算、称量它们”。《埃塞尔雷德第六法典》和《克努特第二法典》都规定，要校正计量工具，杜绝不公正行为。《埃德加第三法典》将同一标准的计量工具推及全国，其法典第8条第1款规定：“应采用同一种测量体系，同一种重量标准”，那就是在伦敦和温切斯特使用的计量工具。这种同一标准的计量工具，也与国家在全国推行统一货币的政策紧密相连。使用统一的计量工具是主教的职责，在一份11世纪早期的“主教职责”中规定，“每一个堡的量具和每一个衡器，须按照他的指导精确地调节，以免任何人错误地对待其他人，并对所有人犯更大的过失”。

在堡中，商人要交纳通行费，交易双方要支付交易税。《埃塞尔雷德第四法典》第2条及附属条款是关于各种船只、商人交纳通行费的规定，如一只小船交纳半便士，一只有帆的较大的船交纳1便士，一只三桅帆船交纳4便士。用带盖的大篮子装母鸡或鸡蛋到市场去，要交纳1只母鸡或5枚鸡蛋作为通行费。《末日审判书》中，在萨塞克斯郡的刘易斯堡，“任何在堡中卖马的人，须向地方长官支付1便士，买者支付另一份；卖牛，支付半便士”。《埃塞尔雷德第四法典》规定，城镇地方长官或村庄地方长官或任何其他地方官员都有权控告不缴纳通行费的人；如果被控告者将收税人作为证人，声称向他交付了通行费，而收税人否认，那么被控告者只能通过神判为自己辩白。

“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英格兰与丹麦人维系着脆弱的和平，堡在这种情况下被视为维护停战协定的重要场所。《埃塞尔雷德第二法典》认定8个人被杀即为破坏停战协定，如果发生在城镇，堡中的人应自己前往，无论死活将杀人者抓住，被害人的亲属应实行一命偿一命。如果堡中的人做不到，郡长应行动；如果郡长做不到，国王应行动；如果连国王也做不到，该伯爵领应被排除出和平协定的条款之外。除了与停战协定有关的条款外，也有一般的治安条款，如《埃塞尔雷德第四法典》第4条规定：城镇中的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强行进入另一个人的房屋，否则犯下最严重的破坏和平罪；在国王的大道上不得袭击无辜的人，如果袭击者本人被杀，应掩埋在不荣誉的墓地里，也就是没有获得偿命金的人的墓地里。

堡也有自己的法庭，《埃德加第三法典》规定：“堡法庭应一年举行三次。”《埃塞尔斯坦第二法典》规定，开庭应在7天前宣告。主持堡法庭的是郡长、主教和城镇地方长官；所有人都应该参加法庭集会，如果三次不参加，应处以违抗王命的罚金，如果有人拒交，按照《埃塞尔斯坦第二法典》第20条第1款的规定，堡的全体要人应骑马到他家里，取走他所有的东西，将其置于保证人之下。同样，对于屡犯的盗贼，第4款规定，堡的所有要人应骑马到他那里，取走他所有的东西，其中国王获得一半，骑马逮捕他的人获得另一半，并将其置于保证人之下。堡中要人有权决定犯重罪者的生死，《埃塞尔斯坦第六法典》附录“关于纵火者和谋杀者”的规定中，这两种人的誓言应增加三倍，他们应经由神判，神判中使用的铁应增至3磅；如果被告不能提出誓言并被证明有罪，堡中要人决定是否饶恕他的生命。由于堡的数量众多，在法律的实施上难免会有差异，《克努特第二法典》对此进行规范：“关于证明无罪，不同的堡应该有共同的法律。”

限于资料匮乏，现在对中小堡的管理状况不是很了解，但是其中4个不太著名的堡：剑桥、埃克塞特、贝德温（Bedwyn）和阿伯茨伯里（Abbotsbury）有档案流传下来，这些档案有助于了解行会的活动和管理情况。剑桥的亲兵行会规定，对被杀的成员进行复仇，如果复仇成功，行会成员共同支付偿命金，如果被杀者的偿命金是1200先令，“每一个行会兄弟支付半马克作为帮助”。行会成员去世或生病，都需要其他成员集体出力，“为了纪念死者，行会提供葬礼上一半的饮食”。埃克塞特的行会条例规定，行会一年集会3次，分别是在米迦勒节（Michaelmas）、圣母净献日（Purification）和殉教节（the Feast of All Martyrs）；如果有行会成员到罗马朝圣，“每人捐献5便士”。贝德温的行会条例是一个残篇，但是遵循同样的模式，对去世的行会成员和房屋失火进行救济，对成员纠纷进行调解。阿伯茨伯里的行会条例表明，曾是克努特国王侍卫的尤卡，向阿伯茨伯里行会捐赠会馆，在他和行会达成的协议中有这样的规定：

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60英里的范围内生病了，我们将找到15个人把他接回来——如果他去世了就找30个人——把他带到他一生中渴望的地方；如果他死在邻人家里，管事将被告知尸体应带到什么地方，管事将会通知行会兄弟，他将尽可能多地召集人，骑马到那里去，或派往那里去，他们到那里尊敬地陪同尸体并把它带回大教堂，为其灵魂真诚地祈祷。

从以上4个堡的行会条例可以看出，行会的基本职责是对行会成员进行救济，对生病和去世的成员提供帮助，对外保护成员的利益，对内调解成员的纠纷；为了维持行会的运作，成员应该交纳会费，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行会与国家是什么关系？这可在行会条例中找到答案。剑桥的亲兵行会条例规定行会成员不得与凶手同席宴饮，但是“当着国王的面、教区主教的面或郡长的面”，他可以这样做。这表明行会管理从属于国家管理，行会条例须服从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权威，和以主教为代表的教会权威。当然，4个堡的情况不足以反映各堡的情况，人们只能从中管窥一斑。

第七章　社会经济生活

罗马人撤离不列颠后，不列颠人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在他们的袭击下，不列颠人放弃了城墙和城市，四下逃命，而其内部争斗则加深了外族入侵带来的灾难，不列颠人陷于绝境。按照比德的说法，在经历了战争、混乱和瘟疫之后，不列颠所有的人“都同意向海外的撒克逊人求救”。

449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受不列颠王的邀请，乘3艘巨船到达不列颠，奉命驻扎在岛的东部，同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作战，把他们赶到较远的地方。初战得胜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将捷报以及不列颠富饶而不列颠人胆怯的情况告诉他们的族人，于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组成更大的船队，配备更强的军队来到不列颠。新来者获准在不列颠居住，条件是他们要同不列颠的敌人作战，保卫国家的安全与和平。比德说这些新来的人属于日耳曼三个强大的部落，即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他们大量涌入不列颠，人数剧增，对不列颠人造成威胁。他们甚至同皮克特人勾结起来，以要求更多的补给为借口，寻衅滋事，进而与不列颠人作战，于是“公共和私人住宅被夷为平地；各地神父在祭坛上被活活打死；主教和他们的教徒失去了一切尊严，被惨无人道地用火烧死或用剑刺死”。不列颠人中有一些逃往山区，另一些则逃往海外。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从455年到556年，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断与不列颠人作战。

在频繁的战争中，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两者，谁在人口的变动中占据优势？传统观点认为，在一次次血腥的战争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数量上压倒了不列颠人。另一种观点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征服只是相对少量的军事精英所为，他们将自己的语言和物质生活强加给不列颠人，其总量约在1万至2万人之间。斯奈德基于考古学新发现和对文字资料的最新解读，提出人口变动的新模型，认为在不列颠东部城镇中，人口急剧下降是不列颠人主动放弃的结果，不列颠的主教们领导了这场大迁徙，一部分不列颠人在他们的带领下，乘船前往大陆，定居于从布列塔尼到加利西亚的无人地区；留下来的不列颠基督徒则从城镇撤退到乡村甚至边远的地区。

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在不列颠立足后，逐渐迁往各地，到比德时代，朱特人扩散到肯特、怀特岛（Isle of Wight）以及怀特岛正对面的西撒克逊地区；撒克逊人分化成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盎格鲁人演化出东盎格鲁人、中盎格鲁人、麦西亚人和诺森伯里亚人等。最初进入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驻扎在不列颠岛的东部，稍后成批前来的人开始与不列颠人杂居，他们依照惯例，生活在河边的阶地和其他易于耕种的地势较高处，主要生活在轻质土区。之后，随着重犁的广泛采用，盎格鲁-撒克逊人扩散到河谷的黏土区，特别是支流交汇处，将其开拓成殖民的主要据点。一度被废弃的农庄，也会被再度耕种，比如在埃塞克斯的马克英（Mucking），从5到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此居住约300年，建筑物散布约一公里，然而在任何一个时期，只有相对较小的区域有人居住。从7世纪晚期起，拓殖团体的数量大量增长，并扩展到沼泽地带等新区域。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拓殖的晚期，分散的拓殖模式转变为集中的模式，王权增长，新的地主地产逐渐形成，宗教团体在乡村创建，人口增加，敞田（open fields）制度推广开来，这些都对拓殖过程起了催化作用。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定居之后就从事农耕生产，他们的土地叫“民田”（folkland），是“以习惯法占有的土地”，继承时不可以传到本族之外。7世纪时，随着基督教会在英格兰的立足和发展，由教会引入并为教会持有的“书田”出现。书田以特许状永久赐予，可以自由转让。定居的事实也反映在军事组织上，军队不再是跟随国王四处流动的亲兵，而是征召来的农民军队。679年，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格弗里斯（Ecgfrith,670-685年在位）与麦西亚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674-704年在位）在特伦特河（the Trent）作战，诺森伯里亚一位叫伊马（Imma）的亲兵被俘，当他被带到麦西亚国王的一名家臣那里，被询问身份时，“他不敢承认自己是士兵，只说他是一个穷乡下人，已经结过婚，并且宣称，他这次同乡亲们一道参战是为了给士兵运粮”。

集合民军外出作战需要一定的时间，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Rædwald）曾率一支大军向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塞尔弗里斯（Ethelfrith,592-616年在位）开战，由于埃塞尔弗里斯“来不及召集所有的力量组成大军”，他“率领了一支显然弱小得多的军队前来应战”，结果被雷德沃尔德杀死。农民军队解散起来比较容易，642年，奥斯瓦尔德国王死后，诺森伯里亚的两个组成部分德伊勒和贝尼西亚（Bernicia）闹不和，分别统治两地的奥斯维国王（Oswiu,642-670年在位）和奥斯温国王相互争斗，在一次双方的对阵中，奥斯温看到对方人多势众，不能硬拼，便“遣散了已经招集起来的军队”，命令他们各自回家。

列国征战造成各国间的仇恨日深，在这个时候，盎格鲁-撒克逊人彼此并不认同。642年8月5日，诺森伯里亚和麦西亚在马塞菲尔思（Maserfelth）发生恶战，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被麦西亚国王彭达杀死，奥斯瓦尔德的兄弟奥斯维成为诺森伯里亚国王，而奥斯维的女儿奥斯思里思（Osthryth）后来成为麦西亚新王埃塞尔雷德的王后。后来，奥斯瓦尔德的遗骸被找到了，奥斯思里思希望把他叔叔的遗体安葬在林赛的巴德尼（Bardney）修道院，尽管该修道院深受王后及国王的恩宠与庇护，并接受了他们的大量馈赠，但修道院的修士们说，奥斯瓦尔德“原来是外地人，又作为国王统治过他们，所以尽管他死了，他们对他仍有余怨”，因此拒绝了奥斯思里思的请求；只是由于遗骸上空出现了“神迹”，巴德尼修道院的修士们才同意安葬这位战死的国王。由此可见，盎格鲁-撒克逊各王国都把对方视为“外人”。

与列国的分裂不同，早在英格兰统一之前，基督教会就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惠特比宗教会议之后，在罗马基督教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罗马传统与爱尔兰传统两种基督教逐渐融合，信奉罗马基督教的图达（Tuda）被任命为诺森伯里亚主教；切德（Cedd）放弃爱尔兰式的基督教，接受罗马复活节的方式，从而继续担任东撒克逊人的主教。西奥多（Theodore）于669年5月抵达坎特伯雷，他“是第一位为整个英吉利教会所承认和服从的大主教”，此后他巡视英格兰各地，任命主教，统一实行教会法，对全英格兰教会进行有效的管理。罗切斯特主教达米安（Damian）去世后，主教职位长期空缺，西奥多任命普塔（Putta）为罗切斯特主教。西奥多因为约克主教查德（Chad）没有举行过适当的接受圣职的仪式而责备他，查德主教谦卑地接受了西奥多的批评。这时，麦西亚国王伍尔夫希尔（Wulfhere）在贾路曼（Jaruman）主教去世后，要求西奥多为麦西亚委派一名主教。西奥多并没有将查德免职，而是要诺森伯里亚国王让出查德，担任麦西亚和林赛主教。672年查德主教因病去世，西奥多任命查德的助祭温弗里德（Wynfrith）继任主教。东盎格里亚主教比西（Bisi）身染重病无法行使主教职权，西奥多切分了他的教区，任命阿奇（Acci）为邓尼奇（Dunwich）主教，巴德温（Badwin）为埃尔姆汉（Elmham）主教。675年，西奥多大主教因麦西亚主教温弗里德不服从命令革除了他的圣职，任命塞克斯伍尔夫（Seaxwulf）为麦西亚主教。诺森伯里亚主教威尔弗里德（Wilfrid）与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格弗里斯不和，埃格弗里斯在678年解除了威尔弗里德的主教职务；西奥多大主教趁机重新划分诺森伯里亚的教区，他在约克城任命博萨（Bosa）为约克主教，管辖德伊勒地区，伊塔（Eata）为林第斯法恩（Lindisfarne）主教，管辖贝尼西亚地区。埃格弗里斯打败麦西亚国王伍尔夫希尔后夺取林赛，伊德赫德（Eadhed）被西奥多任命为首任林赛主教。681年，由于麦西亚国王埃塞尔雷德夺回林赛地区，伊德赫德受命撤往里彭（Ripon）。685年，卡思伯特（Cuthbert）被选为林第斯法恩主教，西奥多将原林第斯法恩主教伊塔调任赫克瑟姆（Hexham）主教。这些都说明西奥多在任期间，英格兰教会已完成了统一。

西奥多时期，英格兰宗教会议初步形成。673年西奥多在赫特福德召开主教会议，参加会议的除西奥多外，还有东盎格里亚主教比西、诺森伯里亚主教威尔弗里德的代表、罗切斯特主教普塔、西撒克逊主教洛西尔（Leuthere）和麦西亚主教温弗里德。在这次宗教会议上，确定了教会管理的第一批法规。680年，为排除优迪克主义的影响，西奥多在希思菲尔德（Heathfield）平原召开由主教和神学家参加的宗教会议，重申三位一体，谴责优迪克异端。教皇代表、圣彼得教堂的首席领唱约翰也出席这次会议，并将会议情况汇报给教皇。685年，西奥多在阿尔涅（Alne）河畔的特怀福德（Twyford）召开大型宗教会议，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格弗里斯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卡思伯特被选为林第斯法恩主教。宗教会议使整个英格兰得到一种认同的机制，精神的统一显然有利于政治的统一。

731年，教会组织已分布各地，此时英格兰共有17个主教区，它们是肯特的坎特伯雷和罗切斯特，东撒克逊的伦敦，东盎格里亚的邓尼奇和埃尔姆汉，西撒克逊的温切斯特和舍伯恩（Sherborne），麦西亚的利奇菲尔德（Lichfield）、赫里福德、伍斯特和林赛，南撒克逊的塞尔西（Selsey），诺森伯里亚的约克、林第斯法恩、赫克瑟姆和怀特恩（Whithorn），还有怀特岛主教区。比德将他的著作命名为《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暗示着“早在政治领域之前，人们就在宗教和语言领域意识到他们种群的统一”。比德这部著作之所以在英国历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伟大地位，就是因为它第一个意识到英吉利民族的形成。

最终促使英格兰完成政治统一的是维京人的入侵。《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789年条目下记载：“这年布里特里克国王娶奥法的女儿埃德伯为妻。他在位时，第一次驶来了3条北方人的船，于是管事骑马迎上前去，希望迫使他们前往国王住地，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将他杀死。那些是第一批来到英格兰人土地上的丹麦人的船。”此事发生于威塞克斯国王布里特里克（Beorhtric,786-802年在位）统治时期，由此揭开了维京人入侵的序幕。793年林第斯法恩教堂遭劫，794年贾罗（Jarrow）修道院被抢劫。851年，维京人入侵发生质的变化，如果说以前他们以抢劫为主，那么这一年，他们第一次在萨尼特（Thanet）过冬，表现出长久驻留的迹象。

从865年起，列国纷争的英格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年肯特人与维京人议和，但肯特东部仍遭蹂躏。866年，东盎格利亚人与维京人议和。867年，维京人同当时正严重内讧的诺森伯里亚人作战，两位国王奥斯伯特（Osberht）和埃拉（Ella）阵亡，诺森伯里亚人与维京人议和。868年，维京人进入麦西亚，麦西亚向威塞克斯求援，威塞克斯军队开入麦西亚，与维京人遭遇，双方没有交战；麦西亚与维京人议和。870年，东盎格利亚国王埃德蒙与维京人作战，战败被杀，维京人征服东盎格利亚。这时，整个英格兰只有威塞克斯还可以与维京人抗衡；但在871年，威塞克斯与维京人进行了9次交锋，总体上处于劣势，也不得不与维京人议和。在战乱中继承王位的阿尔弗雷德，担当起救亡的重任。

维京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流动性和袭击的不可预测性”，866年维京人在东盎格利亚配备马匹后，更是强化了他们的作战优势。阿尔弗雷德修筑既可防御又可进攻的堡垒，来抵御维京人的入侵，并制定了供给和防卫堡的办法。《堡海德》（Burghal Hidage）一书介绍了威塞克斯的堡网络，指出分配给堡的土地由堡的城墙长度决定，每杆（pole）(5½码或16½英尺）城墙配备4人防卫，“每海德出1人”。比如黑斯廷斯（Hastings）属地有500海德，意思是黑斯廷斯须防卫2062½英尺的城墙，需要500人驻守，这些人由在堡周围核定的500海德土地提供。阿尔弗雷德督促修建这些堡垒，对那些拖延或懈怠的人会严厉斥责。《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892年记载：当维京人再次入侵英格兰时，他们到达东肯特的威尔德（Weald），“在那里猛袭了一座堡垒。堡垒里有几个农民，它只造了一半”。这些人在遭到维京人的袭击后，才会“大声赞许国王的远见，承诺竭尽全力做他们以前不愿做的事，即，建造堡垒及与整个王国普遍利益相关的其他事”。

阿尔弗雷德改变了以往征召军队的办法，“国王已将他的军队分成两支，因此总是有一半人留在家里，一半人在服役，另外还有守卫堡垒的人”。在此之前，军队是临时征召的，农忙时，国王手中经常没有军队，因为民军都解散各自回家了，面对维京人经久不息的袭击活动，无法解决燃眉之急。实行新的办法后，到892年维京军队再次入侵英格兰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维京人“几乎每天，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受到其他小队的搜索，这些队伍来自英军和堡垒两方面”。英格兰军队已经能对逃亡的丹麦人实施包围战，当一支部队服役期满时，就会有另一支部队赶来接替他们；当英格兰军队在野外或堡垒中受到维京人的围困时，就会有援军赶来帮助他们。这些都得益于阿尔弗雷德对军队征召办法的改革，使英格兰常年有军队守备。

在阿尔弗雷德统治晚期，到东盎格利亚和诺森伯里亚去的维京人组成抢劫团伙，利用多年前建造的战船，骚扰威塞克斯南海岸。阿尔弗雷德下令建造由他自己设计的“长船”，这种船比别的船几乎长一倍，也比别的船高，有60根甚至更多的桨。威塞克斯依靠这支由新船组成的海军有效地平定了海盗的骚扰。

除了用军事手段扼制维京人的袭击，阿尔弗雷德还运用宗教手段劝导维京人，让他们改信基督教。878年阿尔弗雷德在埃丁顿（Edington）率军迫降古思伦（Guthrum），维京人交出重要人质，并承诺接受基督教洗礼。稍后，以古思伦为首的30名最显要的维京人到阿勒尔（Aller）会见阿尔弗雷德，接受了洗礼，古思伦并取教名埃塞尔斯坦，认阿尔弗雷德为教父。893年，英格兰军队攻克维京人首领黑斯滕（Hæsten）修建的本弗利特（Benfleet）堡垒，俘获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阿尔弗雷德成为其中一个孩子的教父，另一个孩子成为“埃塞尔雷德郡长的教子”。

阿尔弗雷德努力使英格兰人和维京人处于相同的地位，在《阿尔弗雷德和古思伦条约》中，第2条规定：“如果一个人被杀，不管他是英格兰人还是丹麦人，我们所有的人应给他的生命以同样的价值——即八个半纯金马克。”丘吉尔在他写的《英语国家史略》中说，古思伦接受这一条款，就意味着他同意在赔款问题上对英格兰人和维京人“一视同仁”，因而证明了阿尔弗雷德的实力。

阿尔弗雷德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在阿瑟尔尼（Athelney）建造一个男修道院，为交通不便的修道院建造堤道，聚集了一批不同国籍的僧侣；在靠近沙夫茨伯里的地方建造一个女修道院，由自己的次女埃塞尔吉夫（Ethelgifu）任女修道院院长，许多贵族修女也生活在其中。阿尔弗雷德向这两个修道院捐赠了土地和各种财富。阿尔弗雷德将伍斯特主教沃费斯、坎特伯雷大主教普莱格蒙德和圣戴维兹主教阿瑟等人召集到身边，在他们的帮助下，国王本人也学会了读写拉丁文，并将一些重要的著作从拉丁文翻译成威塞克斯通行的古英语，其中包括教皇格雷戈里的《牧师职责》（Regula pastoralis）、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圣奥古斯丁的《独语录》和前50篇赞美诗。其他的人翻译了格雷戈里的《对话录》（Dialogi），奥罗修斯的《反异教徒史》和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阿尔弗雷德在《哲学的慰藉》中添加的部分尤其令人感兴趣：

就国王而言，统治的资源和工具是让他的土地配足人手：他必须有祈祷的人、战斗的人和劳作的人。你也知道若没有这些工具，国王就不能使他的才能焕发出名。他的另一个资源是，他须有供养其工具、也就是三个等级的人的方法，这些就是他供养这些工具的方法：居住的土地、礼物、武器、食物、麦芽啤酒、衣服和每个等级必需的其他任何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他就不能维持其工具；没有这些工具，他就不能完成他下令所做的任何事。

这些添加的部分充分反映了阿尔弗雷德的治国理念，如果联系阿尔弗雷德的军事改革，我们发现阿尔弗尔德对英格兰的治理决不是漫无目的、随心所欲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拉丁文译本中，于899年条目下，记载了阿尔弗雷德最后的日子以及当时人们对他的看法：

最后，在同一年，西撒克逊人的国王、宽宏大度的阿尔弗雷德去世，他是西方人坚定不移的中流砥柱，一个充满正义、积极作战、谈吐博学、尤其是被神圣的知识所教导的人。由于他从辞藻华丽的拉丁语中，将不知数目的书籍译成他自己的语言——如此多彩如此丰富，以致他译的波爱修斯的著作，不仅在那些熟悉它的人中，甚至在那些第一次听到它的人中，都催人落泪。

在英格兰人抗击维京人的同时，维京人也逐步在英格兰定居，从劫掠生活转向农耕。《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876年条目下记载：哈夫丹（Healfdene）率领的一支维京人分取了诺森伯里亚人的土地，“他们耕起地来，自谋生计”。877年维京人又瓜分了麦西亚的一些土地，878年在西撒克逊人的土地上定居下来。880年，维京人进入东盎格利亚，在那里定居，并分享土地。《阿尔弗雷德和古思伦条约》划定了英格兰人和维京人之间的边界：“沿着泰晤士河，然后沿着利河（the Lea），直到它的源头，再以直线到贝德福德，然后沿着乌斯河（the Ouse）到华特灵古道Watling Street）。”这条线以北是丹法区，丹法区实行北欧人的法律和权利观念，使用十二进位制以及他们自己的语言。《阿尔弗雷德和古思伦条约》第三条就反映了维京人的影响：“如果任何人控告国王的亲兵为杀人犯，假如被告敢于为自己辩白，他应以十二个国王亲兵的誓言为自己辩白。”《埃塞尔雷德第三法典》第三条第一款被认为是“陪审员制”在丹法区的出现，其中规定：“每个百户区拥有一个法庭，十二名领头的亲兵和地方长官应到户外，凭放在他们手中的圣物起誓：他们将不控告任何无罪的人，也不庇护任何有罪的人。”到20世纪，在英国东部的某些集市上，还能听到“大一百”的说法，即一百二十。

在英语的地名和人名中，保留着许多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影响，在英国东部和北部，带有词尾-by的地名有1400多个；人名中，带词尾-son的姓氏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语。英语中的基本词汇和日常用语直接受斯堪的纳维亚语影响，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Jespersen）在《英语的成长和结构》中写道：“如果没有斯堪的纳维亚词汇，英国人就无法发迹（thrive）、生病（ill）或死去（die），也正是由于斯堪的纳维亚语言，英国才有了面包（bread）和鸡蛋（eggs）这样的日常食物。”

阿尔弗雷德去世后，他的儿子“长者”爱德华继承王位。在平定堂兄弟埃塞尔沃尔德王子的叛乱后，“长者”爱德华“出于需要”，同东盎格利亚和诺森伯里亚的维京人议和。此后不久，英格兰人转而反攻，“长者”爱德华和他的姐姐“麦西亚贵妇”埃塞尔弗莱德及姐夫“麦西亚长官”（Lord of the Mercians）埃塞尔雷德历经多年征战，将亨伯河以南维京人的所有土地夺回，归英格兰人控制。在运用军事手段反击维京人的同时，“长者”爱德华如同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一样，注重运用宗教手段，《爱德华和古思伦法典》第一条规定：“首先，他们公开宣布他们只敬一神，真情地宣布与所有的异教行为决裂。”

到“和平缔造者”埃德加统治时期，国王已被称为“英格兰人之王”，英格兰在一时之间，不受外来人入侵。但是在“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的统治时期，维京人重返英格兰，战乱不息，经过一系列动荡，最终由维京人克努特登上英格兰王位。尽管在征服英国时克努特还是异教徒，但他成为英格兰国王后，便敦促维京人信奉基督教，《1020年克努特的公告》第9条规定：“如果任何人，不管是神职人员还是俗人，丹麦人还是英格兰人，如此放肆以至于违抗上帝的法律和我的王室权威或世俗法律，不愿意按照我的主教们给予的指导，停止违法的行为并进行赔偿，那么我企盼并责令索凯尔伯爵，如果他能够，将作恶者缉拿归案。”《1027年克努特的公告》第16条和第17条则督促人们缴纳各种教会税。

克努特去世后，历经他两个儿子的短暂统治，王位复归威塞克斯王室，“忏悔者”爱德华继位，由于他长期流亡诺曼底，所以在登上英格兰王位后，从诺曼底招来许多朋友。1050年，爱德华拒绝了权臣戈德温为其亲戚说项，索要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职的要求；次年，他又袒护在英格兰为非作歹的法国亲属，引发了戈德温父子的反叛。1052年，戈德温父子率大军自海外归来，许多英格兰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国王的军队“几乎都痛恨与本族人交火，因为除了双方的英国人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有任何价值的东西了，他们也不愿意由于自相残杀，而使国家进一步向外人敞开”。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到这个时候，英吉利民族已大体形成了，曾在上千年时间里分别来到英格兰的克尔特人、罗马-不列颠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还有其他人，在经历了漫长的融合过程后，已经把自己都看成是“英国人”，诺曼人现在是“外人”了；可是不久之后，这些“外人”将缔造一个永恒的英吉利民族。

在诺曼征服前夕，英格兰是欧洲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之一，至少1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里。1065年，伦敦、约克、诺里奇、林肯和温切斯特有1000多所住宅，人口在5000人以上。有26个城镇的居民超过1000人。市场是城镇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为市场生产商品并在市场上出售，是大多数城镇居民的谋生手段。10世纪时，英格兰国王试图将贸易限制在他们控制的市场中，这样做的目的，部分是阻止赃物的非法交易，有助于查明盗贼，同时也能提升王室声望，增进王室的财力。在7世纪和8世纪，贸易的主要商品是重量轻、价值高的奢侈；到11世纪时，重量较大、价值较小的商品贸易明显增长。

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妇女的描述多保存在早期的法典中，她们有与男子同样的法律地位，承担自己的法律责任，可以接受和处置财产。对妇女进行性侵犯，不论她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都将受到严惩。妇女也同男人一样，可以接受因侵犯其保护人而产生的赔偿，可以起誓作证，也可以作为特许状的见证人。在《末日审判书》中，一些主要的地产所有人是女性。女奴从事磨面、烘烤、烹饪、哺乳、编织、裁缝等工作；刻尔及其上等级的妇女负责料理家务。创建于7世纪和8世纪的大型双重修道院（double monasteries），其中既有修士也有修女，但是按性别分开，男女住在各自的修道院中。这种修道院往往由女修道院院长管理，是维京人入侵之前英格兰宗教生活的一个特征——664年著名的惠特比宗教会议，即在女修道院院长希尔德（Hild）管理的惠特比修道院举行。10世纪中后期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后，女修道院院长不再拥有这样的权利，但妇女可通过对修道院的捐赠，以及个人的虔诚，依然在宗教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婚姻由新郎与新娘的亲属采用合约形式形成，未来的新郎要承诺支付一大笔钱，作为对女方的回报。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由妇女本人接受彩礼，她的亲属则保护她的利益。在完婚后的第二天早上，新娘从新郎那里接受新婚礼物，这些是她的个人财产，如果死后无嗣，这份财产转归她自己的亲属。到11世纪，四代表兄妹之间以及教亲（spiritual relatives）之间禁止通婚，对通奸的处罚十分严厉。

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核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父母对养育孩子负有责任，他们通常珍爱自己的孩子，并保护子女。在预期寿命较短的时代，祖父母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扮演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父母的亲属，男人与外甥之间关系密切，兄弟姐妹关系友好。

面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主要的食物，妇女的日常工作是碾磨谷物并制作面包。在上层人士家庭中，奴隶用手工碾碎谷物；到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磨坊的使用更为普及，一些磨坊由牛牵引，而《末日审判书》则记载了6000多座水磨坊，在多佛（Dover）港口，甚至有一座潮水动力磨（tide mill）。盐是重要的调味品，蜂蜜是唯一的甜味剂，它可以制作甜酒、蜂蜜酒，也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药方中。从牛、山羊、绵羊获取的奶，用于制作奶制品，也可以饮用。牛肉、羊肉和猪肉是主要的肉类食品，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是主要的谷类作物；到盎格鲁-撒克逊中期，二粒小麦由于产量低，被其他谷物所取代。

总之，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再次经历从部落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经常遭受严重的摧残；但城市和商业还是被恢复了一点，那是和抵抗维京人的入侵联系在一起的。当英格兰的统一事业正在进展时，维京人的入侵一方面打断了这个过程，一方面又在新的基础上促进了这个过程。诺曼征服发生以后，英格兰步入了中世纪的兴盛时代。

第八章　思想文化

“王权神授”是基督教会的重要政治理论，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之前，他们尚有自己的王权观，即日耳曼王权观。日耳曼人认为他们的国王源于沃登（Woden），即战神，因为“幸运”而成为王族，国王是人民群体神秘力量的化身。钱尼（William Chaney）考察了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日耳曼王权，认为它执行着宗教和政治的功能，国王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介，是部落民众蒙受神恩的体现，国王要确保神对部落的恩惠，为了胜利、丰收以及和平，需要向神献祭。国王不仅是祭司，他还是民众的领袖，国王要正确地行动，这样神就会眷顾他的部落。当国王“幸运”、能够蒙受神恩时，神的恩惠停留于部落；当国王丧失“幸运”、无力确保神的祝福时，部落民众就应该用另一个可以维持这种能力的人取代他。

597年基督教再次传入英格兰，教会对王权产生了双重影响。在部落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者往往将他们的祖先追溯到日耳曼的最高神；皈依基督教后，他们没有抛弃源自异教的沃登祖先，而是将沃登向前追溯，一步步推塑到基督，使其与基督教确定的世系表相吻合。《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本的序言将威塞克斯国王埃塞尔伍尔夫的祖先追溯到彻迪克（Cerdic,519-534年在位）；在552年的记载中，又将彻迪克之子金里克（Cynric,534-560年在位）的祖先追溯到日耳曼人的最高神沃登。855-858年的记载，依次将埃塞尔伍尔夫的宗谱，推到出生在方舟中诺亚（Noah）的儿子，然后推到“第一个人亚当和我们的父，即基督”。盎格鲁-撒克逊人不论在部落时代，还是从部落社会向地域国家过渡的时候，都将其统治者神圣化，虽说多神信仰与一神崇拜都能将统治者神化，但基督教显然比原始的多神信仰更有说服力，耶稣·基督是神之子，而他们的异教祖先让国王的权威直接源自于神。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征服不列颠的过程中，部落首领已是王族与战争领袖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他们既是战争领袖，又是“幸运”的保有者。这种关于神圣、有能力的国王的蛮族观念，不仅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后继续保存，而且被基督教会所强化。教会反对私生子继承王位，通过支持婚姻的神圣性提升王权的神圣性。

基督教国王登基时要行涂油礼。787年，奥法利用麦西亚的霸权地位，从坎特伯雷大主教管区中剥离利奇菲尔德主教管区，将它提升为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管区和约克大主教管区平起平坐的大主教管区，让新上任的大主教为其子涂油，使“埃格弗里斯接受涂油成为国王”，以示其神圣。这是英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国王登基礼，但此时的埃格弗里斯（796年在位）尚未单独统治，而是和他的父王奥法共同治理国家。奥法通过涂油礼，只是加强其子埃格弗里斯的地位，使其更好地与他本人共治国家，确保王位的顺利继承。这种国王登基时的涂油仪式很快被其他王国所模仿，796年厄德伍尔夫继位为诺森伯里亚国王，由约克大主教和3位其他主教“为其涂油，登基为王”。此时期诺森伯里亚政局动荡，确实有必要通过各种手段巩固王位。但涂油礼并不是万能的，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下，还是要看国王掌控局势的能力，因此在806年，厄德伍尔夫还是被驱逐出诺森伯里亚。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典型的涂油仪式出现在埃德加国王的加冕典礼上，973年埃德加国王在巴思举行加冕礼，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和约克大主教奥斯瓦尔德到场，这个典礼在国王30岁那年举行，“因为这个年龄是获得牧师资格的最起码年龄。加冕仪式的高潮不是加冕，而是涂圣油；它给予国王近乎牧师的地位，使之凌驾于人类判决之上”。

在钱尼的研究中，日耳曼王权时常遭受罢免，而基督教则禁止罢免上帝的受膏者，神圣王权取代日耳曼王权。阿瑟在描述阿尔弗雷德的父亲埃塞尔伍尔夫被他的儿子埃塞尔鲍德（Ethelbald,858-860年在位）剥夺王位时，称这个行动“与所有基督教人们的习俗相反”。无名氏于995-1005年间写作的《约克大主教圣奥斯瓦尔德传》，就对谋杀“殉难者”爱德华（Edward the Martyr,975-978年在位）的贵族严厉谴责，说“他们拥有如此受诅咒的思想，如此黑暗邪恶的盲目，不怕向上帝的受膏者下手”。996年，“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将一些土地赐给他的母亲，在发出通常的威吓后，他引用了《圣经》诗篇中的话：“你不能碰我的受膏者。”埃文沙姆（Eynsham）修道院院长埃尔弗里克指出：“无人能自封为王，然而人民愿选最悦己者为王。但是一当他加冕为王，他就拥有统治人民的权力，人民则无法摆脱自己置于脖项之上的枷锁。”

在日耳曼人族群中，盎格鲁-撒克逊的基督教统治者崇拜出现得较早。786年，奥斯蒂亚（Ostia）主教乔治（George）和托迪（Todi）主教西奥菲拉克特（Theophylact）作为教皇阿德里安一世（Adrian I）的使者前往英格兰，他们在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尔夫沃尔德（Elfwald,778-788年在位）召集的会议上制定了一些法令，并得到麦西亚国王奥法的同意，这些法令中有“没有人敢密谋杀害国王，因为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之说。916年，在欧洲大陆阿尔特海姆（Hohenaltheim）召开的宗教会议上，规定若有人亵渎上帝的受膏者，应受到停止教籍（excommunication）的处罚，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受盎格鲁-撒克逊先例的影响。有中国学者指出，涂油加冕礼的形成与完善“推动了英国封建王权的成长，并为诺曼征服后封建王权的确立、巩固和发展，留下了可资依赖的丰厚的神权政治遗产”。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格兰国王在其法典中注重利用基督教给予他们的这种特殊地位，他们常称自己为“基督的代理”“上帝的副手”，为自己的行动提供神学依据。《埃塞尔雷德第八法典》声称：“因为基督徒国王是基督在基督徒人们中的代理，他必须以全力向反对上帝的犯罪复仇。”第42条规定：“将一个受停止教籍处罚的人置于其保护之而超出国王规定的期限，应冒着将其生命和财产丧失给上帝副手的危险，此上帝副手即是基督信仰和王室权威的保护者和促进者，如同上帝许诺的那样长久。”这里的“上帝副手”，就是指国王。

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因接受基督教而推动了王权的成长，那么，另一方面，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又对王权产生贬抑作用，这表现为国王要向教会下跪。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德温接受基督教时，保里努斯（Paulinus）主教将右手放在他头上，提醒埃德温要遵守流亡时的许诺，向主教下跪。德伊勒国王奥斯温给艾丹主教赠送一匹马，主教将其施舍给穷人，国王责怪主教将贵重礼物轻易送人，主教回答道：“陛下，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难道在您的心目中，一匹母马的儿子比天主的儿子更值钱？”醒悟的国王大步走到主教面前跪下，祈求与主教和好。可见，摆脱了多神信仰影响的王权，不得不对基督教会表示崇敬。

盎格鲁-撒克逊早期的国王中，并不乏抛弃王位而成为修士者。参与特伦特河大战的麦西亚国王埃塞尔雷德后来成为巴德尼修道院的院长；他的继任者森雷德（Coenred,704-709年在位）也到罗马当了修士，同去的还有东撒克逊王西格希尔（Sigehere,664-690？年在位）的儿子奥法。威塞克斯国王卡德瓦拉（Cædwalla,685-688年在位）放弃王位，前往罗马成为修士；他的继任者、著名的伊尼国王也让出王位，前往罗马朝圣。据比德记载，这是当时许多英吉利人不论男女贫富都竞相向往的归属。但这种做法对王位继承显然不利，也动摇了王权的基础，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758年记载：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德伯特（Eadberht,737-758年在位）成为修士，其子奥斯伍尔夫（Oswulf,758-759年在位）继位只有一年，就被人杀害；东盎格里亚国王西格伯特（Sigeberht,631——?年在位）在统治一段时间后进入修道院，后来，面对麦西亚国王彭达的入侵，已成为修士的西格伯特被人从修道院中强行拉出，但因其有修道誓言，所以西格伯特手中的武器只是“一小节棍棒”，结果同其继任者埃格里克一起被彭达杀死，而在西格伯特进入修道院之前，他被认为是最勇敢最杰出的国王。

教会法也对国王构成约束，这在盎格鲁-撒克逊早期尤为明显。东撒克逊国王“良善的”西格伯特有一名家臣，因违反教会法结婚，切德主教不予批准，又不能使他翻然悔悟，便将其停止教籍，命令所有的基督徒不得与他一起吃饭，但西格伯特国王无视主教的命令竟应邀到这名家臣家中吃饭，饭后出来时，恰巧碰上切德主教，国王吓得立即跳下马来，栽倒在主教脚下，请求宽恕，主教“在愤怒之中把手里的棍子按在扒倒在地上的国王身上”，严厉地予以训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教会的权威在那个时候有多大的力量。

集会在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地位，这显然与日耳曼族群的部落传统有关。路透（Timothy Reuter）在”8-12世纪西欧的集会政治”中讨论了集会政治的起始，以及集会的频率和参与问题，指出集会对于中世纪早期国家的重要性。所谓“集会政治”，路透的定义是：“它既指通过集会实施的政治，也指在集会上实施的政治。”中世纪早期的政治集会可能有多种名称、多种形式，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贤人会议是最常见的形式。

“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埃塞克斯的埃塞尔里克（Ethelric）去世，他交纳的遗产税是60曼库斯的黄金，他的剑及剑带，此外还有“两匹马、两面圆盾和两支矛”。根据遗产税判断，他可能是一个与国王有密切来往的丹麦人。多年前有人向国王告密，说埃塞尔里克与维京人斯威恩领导的入侵行动有牵连，因此犯有背叛罪。国王曾将此事告知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西格瑞克（Sigeric），但西格瑞克接受了埃塞尔里克赠送的庄园，所以此事不了了之。埃塞尔里克死后，其寡妻要求将他的遗嘱合法化，国王遂召集协商会议，出席的有教会人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温切斯特主教和几个修道院的院长，世俗人士包括以利奥夫西耶（Leofsige）郡长为首的各处亲兵。国王希望在全体会议上提起控告，判定埃塞尔里克的谋反罪。然而在集会上，国王未见得能随心所欲，因为埃塞尔里克在遗嘱中向多个宗教团体赠送土地，且其寡妻向现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尔弗里克等许诺赠送更多的地产，以冀国王能够放弃控告、使死者的遗嘱得以成立。最后，在以埃尔弗里克为首的遗嘱受益人的斡旋调停下，国王同意放弃控告，确认死者的遗嘱有效：“这个声明被直接写下，在国王和协商会议前宣读”。这样的事国王居然不能处理，而必须在一个集会上作出决定，可见“集会政治”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有多么重要。

也是在“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温弗莱德（Wynflæd）与利奥夫温（Leofwine）诉讼案表明，即使是国王的直接命令，也要在集会上才能生效。温弗莱德曾要求国王承认她对伯克郡的哈格伯恩（Hagbourne）和布拉德菲尔德（Bradfield）庄园的所有权，国王直接通过特伯雷大主教西格瑞克和其他证人，向占有上述庄园的利奥夫温下令，告知国王对温弗莱德的支持。但利奥夫温不接受，“除非问题送交郡会议”。在库克姆斯莱（Cuckamsley）举行的郡会议上，“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通过修道院院长埃尔夫希尔将他的印章送到会议上，并向所有参会者表明态度，要他们公正地处理纠纷。按会议的要求，温弗莱德在国王母亲的帮助下，举出证人；然后，集会的议政大臣们宣布：利奥夫温应放弃他拥有庄园的誓言、归还庄园并向国王支付赔偿金和他的偿命金。利奥弗温于是遵照会议的决定执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尽管国王可以向当事人直接下命令，但最终还是要在一个集会上才能将事情完全解决，虽说这次会议是郡会议而不是贤人会议。

集会似乎是一个调和冲突的场合。戈德温曾一度担任罗切斯特主教，他发现利奥夫温霸占了属于修道院的斯诺德兰（Snodland）庄园，于是他要求讨回庄园的所有权，并将此事告知国王。“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于是给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尔弗里克发去一份令状，要求他和东西肯特的塞恩们公正地解决这个纠纷。坎特伯雷大主教召集郡会议，戈德温和郡守利奥夫里克、修道院长埃尔夫亨（Elfhun）、东西肯特的塞恩等应招赴会。在会上，利奥夫里克、埃尔夫亨等人作为协调人在双方之间活动，最终达成妥协，“目的是满足所有在此集会的议政大臣”。根据妥协方案，利奥夫温可以终生保有此庄园，但死后须归还庄园、地契和教堂以西的那个住宅，参加会议的所有在场人对此作证。由此看来，坎特伯雷召开的郡会议为解决冲突提供了平台，在调解人的努力下冲突双方达成妥协，目的是“满足所有集会的议政大臣”。

然而在集会上并不总是能达成妥协。1055年，诺森伯里亚伯爵休厄德去世，“忏悔者”爱德华将伯爵位授予戈德温的儿子托斯蒂（Tosti）。1065年，约克郡的塞恩发动叛乱，杀死托斯蒂的侍卫，抢走他的财宝，指责托斯蒂“先是抢劫天主，继而剥夺势力小于他的那些人的生命和土地”。事后，在北安普顿召开一次大型贤人会议，又在牛津举行另一次会议，托斯蒂和他的兄弟哈罗德到会，希望能够达成妥协，但没有能做到。诺森伯里亚人将托斯蒂及其同伙全都放逐，接纳麦西亚伯爵埃德温的弟弟莫卡（Morcar）为伯爵。这次集会未能达成妥协的原因，除了托斯蒂本人民怨极大外，还与反对他的人数量众多有关，一方力量太大，另一方力量太小，无法求取平衡。可见力量是决定性的因素，虽说会议为协商搭建了平台。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产生了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即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是英格兰历史学诞生的时代。

比德约于673年出生于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Newcastle-upon-Tyne），7岁进芒克威尔茅斯贾罗（Monkwearmouth-Jarrow）修道院，该修道院的院长本尼狄克·比斯科普（Benedict Biscop）曾经是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维的亲兵，他一生多次赴罗马，带回了大量书籍，比德从这些书籍中受益良多。19岁和30岁时，比德接受了助祭和司铎的职务，除为数极少的几次短期旅行外，他一生都在芒克威尔茅斯贾罗修道院中度过，写了很多书，据他自己开列的书目就有30多种，大多数是神学著作。比德的书流传甚广，从8世纪到15世纪，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被大量抄写，其中《英吉利教会史》就有130多个完整的抄本，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按史学史专家J.W.汤普森的说法：“从公元597年到731年，无论就世俗或教会的事件来说，这部书都是唯一的一部可靠的史料，尔后所有作家都是从他这部书中摘取材料的。”

《英吉利教会史》分五卷，第一卷描写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地理位置及古代居民，叙述了凯撒和克劳狄对不列颠的征服，罗马对不列颠的统治，以及罗马人撤出不列颠。在混乱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应邀来到不列颠，却与不列颠人反目成仇，成为不列颠岛的统治者。格雷戈里教皇为使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派出以奥古斯丁为首的传教使团，他们到达肯特，进行传教。第二卷叙述奥古斯丁去世后，英格兰出现短暂的异教复辟，但基督教很快恢复，并向埃德温国王治下的诺森伯里亚传播。第三卷叙述埃德温国王被杀，继位的奥斯瓦尔德国王接受了爱尔兰传统的基督教，为此，在664年召开了对英格兰后来历史影响深远的惠特比宗教会议。第四卷主要叙述西奥多大主教在英格兰的活动。第五卷主要叙述在比德生活的时代，英格兰的宗教、社会状况。比德叙述的重点是自597年奥古斯丁传教团到达英格兰后，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情况，但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也有所述及。

若排除英格兰教会的内容，我们发现《英吉利教会史》里除极个别事件外，全都是比德熟悉的诺森伯里亚事件，显然，比德从诺森伯里亚的“立场出发记录了不列颠和英国教会的事务”。除此以外，“比德的贡献也体现在为西方历史编纂奠定了计算年代的方法，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换言之，比德以基督降生之年为基准来计算年代。比德还是“唯一一个被授予教会博士称号的英国人，也是但丁神曲《天堂篇》中所提到的神学家和教会博士名单中唯一的一个英国人”，他被誉为“英国史学之父”。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源出于英格兰几个地方修道院的年代纪事，从9世纪末开始汇编，其中最早记录的是凯撒征服，这是公元前事件的唯一记录。从公元元年开始，事件虽不是逐年记录，但渐趋丰富，每个年份下虽说只有寥寥数语，但它记载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不列颠的历史，他们通过暴力建立了诸多小国，在父子之间传递王位，将不列颠转化为英格兰。按该书中文译本的译者所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愈后愈细”，自阿尔弗雷德大帝起，对许多重大事件都能较为完整地记载。该书记录的最后一件事是1154年斯蒂芬（Stephen）去世，安茹（Anjou）伯爵亨利（Henry）继位，他是历史上的亨利二世，开启了英国的金雀花（Plantagenet）王朝。正如同《贝奥武甫》（Beowulf）是古英语诗歌中最高的典范，《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古英语散文中首屈一指的楷模”。

盎格鲁-撒克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始于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他“接受了贤人会议的建议，仿效罗马人的做法给他的臣民制定了各种法令。这些以英文写成的法令他们至今仍在遵守和执行。他在这些法令中第一次规定了偷盗教会、主教或其他神职人员财产的人应该怎样赔偿，其用意显然在于保护这些机构和个人——他接受了这些机构和个人，同时也接受了他们的信条”。据阿滕伯勒（Attenborough）编译的《早期英王法令》（The Laws of the Earliest English Kings）和罗伯逊（Robertson）编译的《从埃德蒙到亨利一世的英王法令》（The Laws of the Kings of England from Edmund to Henry I）所说，肯特的法令有三部，即：《埃塞尔伯特法典》、《洛西尔和埃德里克法典》和《威特雷德法典》。其他的为威塞克斯及统一后的英格兰所颁布的法令，其中与丹麦人的条约、国王的公告以及一些法典的附录也被列入法典之中，这些法典是：《伊尼法典》、《阿尔弗雷德法典》、《阿尔弗雷德和古思伦条约》、《爱德华和古思伦法典》、两部《爱德华法典》、六部《埃塞尔斯坦法典》，其中《埃塞尔斯坦第一法典》之后录有《与慈善机构有关的法令》，《埃塞尔斯坦第六法典》附有《关于纵火者和那些秘密谋杀者》和《关于热铁和水法令》，三部《埃德蒙法典》，四部《埃德加法典》，《埃德加法典》之后录有《加冕誓言》，十部《埃塞尔雷德法典》，《1020年克努特的公告》、《1027年克努特的公告》，以及两部《克努特法典》。这些法典多以古英语写成，是了解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社会状况的重要材料。

学校教育是随奥古斯丁传教团的到来而出现的。起初，格雷戈里教皇为了支持奥古斯丁的传教，向英格兰派去“更多的传播福音的助手和人员”，其中包括梅里图斯（Mellitus）、贾斯图斯（Justus）、保里努斯等人，这些人中有一些后来成为主教，推动了基督教在英格兰的传播。但依靠大陆提供传教人员的办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当地建立学校，培养本土教士才是解决之道。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东边离城不远的地方建造了一座修道院，该修道院后来成为历代肯特国王及大多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安息地。奥古斯丁等人的努力逐渐开花结果，东盎格里亚国王西格伯特“回国登上王位后，立即希望仿效他所目睹的在法兰西所实行的良好规程。他在从肯特所带来的主教费利克斯的帮助下，创办起一所男童们能在其中学习文化的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和导师是由费利克斯按照肯特人的方式委派的”。

在英格兰北部，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在艾丹主教的帮助下，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基督教会，他“慷慨地捐出财产，划出土地，用以建造修道院。年幼的英吉利儿童和他们的长辈一道，在苏格兰导师的教导下学习和遵行修道院院规”。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英格兰出现本土的主教和大主教，当644年先后担任约克和罗切斯特主教的保里努斯去世后，伊撒马尔（Ithamar）接任主教，他是第一个担任主教的当地人，“他的阅历和学问都和他的前任相当”。653年坎特伯雷大主教荷诺里乌斯（Honorius）去世后，来自西撒克逊的多斯德迪特（Deusdedit）被选为第六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是第一个担任大主教的当地人。许多学校在修道院和主教堂中建立起来，当英吉利人向欧洲大陆传教时，他们可以派出自己的传教人员。西奥多大主教在陪同其前来英格兰的得力助手哈德良（Hadrian）的协助下，走遍英格兰，各地教会开始学习如何研究《圣经》，“如果有人想学习《圣经》，随时都可以得到名师指导”。一大批学者聚集在西奥多和哈德良周围，一些学者“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精通程度无异于对他们母语的精通程度”。维京人入侵前的英格兰教会培养了像比德、阿尔琴这样的著名学者。阿尔弗雷德大王力图挽回维京人入侵对英格兰文化造成的损失，他本人不仅积极学习读写，还在内府中创办学校，教育贵族子弟等世俗人士。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继承人“长者”爱德华、埃塞尔斯坦继续支持宫廷学校，然而当939年埃塞尔斯坦去世后，英格兰教育的主导权复归修道院。在10世纪英格兰的修道院复兴运动中，宗教领袖邓斯坦、埃塞尔沃尔德等都是饱学之士，后者还积极创办修道院学校，并亲自教授课程。当然，这些修道院学校的数量并不多，学生人数也不多，最好的修道院学校也只有十一二个学生。

从史前到公元11世纪，是不列颠岛上文明的生成期，不列颠岛的文明生成有几个特点，一是它的外来性，文明源于外来的影响，不同的人群在不列颠岛屿上来来往往，使这种外来性尤其明显。二是它的延缓性，不列颠的文明与欧洲大陆相比较，不仅姗姗来迟，而且发展缓慢，显得幼嫩不成熟。三是它的间断性，大陆文明传入不列颠，来回经历了好几次：罗马人进入不列颠时，他带来的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古典文明；但是当他离开时，他又把文明带走了，让不列颠重新回到了蒙昧的黑暗中，要花几个世纪的时间才重新回归文明，当然，到那个时候，出现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罗马文明的新的文明。

这种情况就使得不列颠文明的生成期特别漫长，而它的成熟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等盎格鲁-撒克逊人逐渐走出蒙昧、形成自己的文明时，新的入侵却又开始了，再一次打破了文明的进程。在这多次反反复复的文明生成过程中，英格兰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也慢慢实现了英格兰的统一。就在这时，诺曼入侵发生了，将英格兰再次纳入大陆主流文明的发展框架中，这就是我们在第二卷开场时即将讲述的故事。

不过，从罗马统治时期起，却有一种延续的因素在起作用，使不列颠始终不能脱离欧洲的影响，那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在不列颠文明生成时期的独特作用，使它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文明的承载体，这种作用在罗马人退出不列颠后就体现得更加明显——当然，在罗马人退出不列颠时，他们也已经接受基督教了，因此整个欧洲事实上都在经历一场文明的转型。

附录

一　地图

1.公元100-400年罗马的军事统治

2.罗马统治时期的民生

3.奥发霸权时期的英格兰

4.1000-1034年的丹麦帝国

5.1000-1066年的主教辖区和修道院

二　大事年表

公元前55年凯撒入侵不列颠

公元前54年凯撒再度入侵不列颠

公元43年克劳狄征服不列颠

49年首座殖民市科尔切斯特建立

60年费施伯恩的乡间别墅开始出现

61年波迪卡起义

65-75年巴思的苏里斯密涅瓦神庙建成

77-84年阿古利可拉任不列颠总督

80-90年间卢林斯顿别墅初建

约100年伦敦成为罗马不列颠首府

122年哈德良访问不列颠，哈德良长城开始修建

208年塞维鲁偕同两个儿子出巡不列颠

212年《安东尼谕令》颁行

260-274年高卢帝国

286-296年卡劳修斯叛乱

306年君士坦提乌斯在约克去世，其子君士坦丁在约克称帝

314年伦敦、约克和林肯的三位基督教主教出席了阿尔勒教会会议

343年君士坦斯出巡不列颠

367年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入侵不列颠

384年马克西穆斯抗击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

401年斯提利科从不列颠撤军

410年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结束

429年圣日耳曼努斯访问不列颠，在圣奥尔本斯与贝拉基分子辩论

约450年撒克逊人首领亨吉斯特和霍沙接受不列颠王沃蒂根的邀请，定居肯特

560年埃塞尔伯特成为肯特国王

597年圣奥古斯丁使团到达肯特

616年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扶植爱德文为诺森伯里亚国王

627年爱德文和诺森伯里亚宫廷皈依基督教

633年奥斯瓦尔德成为诺森伯里亚国王

664年惠特比宗教会议

669年西奥多大主教到达英格兰

731年比德完成《英吉利教会史》

757年奥法成为麦西亚国王

793-795年维京人袭击林第斯法恩、贾罗等英格兰人的宗教圣地

825年威塞克斯国王埃格伯特击败麦西亚

871年阿尔弗雷德成为威塞克斯国王

899年阿尔弗雷德去世，“长者”爱德华继任威塞克斯国王

959年 “和平缔造者”埃德加成为国王

960年邓斯坦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979年 “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成为国王

1016年丹麦人克努特成为英格兰国王

1042年 “忏悔者”爱德华成为英格兰国王

1066年 “忏悔者”爱德华去世，哈罗德伯爵被选为国王；诺曼底公爵威廉在黑斯廷斯之战中杀死英格兰国王哈罗德；诺曼征服

三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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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梁治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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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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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V.C.亚历山大：《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诺曼征服、约翰治下及玫瑰战争时期的人物与政治》，林达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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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赵立行：《西方史学通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四　译名对照与索引

A

阿庇安（Appian）

阿宾登（Abingdon）

阿波罗库诺马格鲁斯（Apollo Cunomaglus）

阿伯茨伯里（Abbotsbury）

阿得米尼乌斯（Adminius）

阿德来巴得斯人（Atrebates）

阿德里安一世（Adrian I）

阿尔比努斯（Albinus）

阿尔芬努斯·塞奈奇奥（Alfenus Senecio,Lucius）

阿尔夫赫（Ehtleha）

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

《阿尔弗雷德法典》（The Laws of Alfred）

阿尔勒（Arles）

阿尔雷德（Alhred）

阿尔涅（Alne）

阿尔琴（Alcuin）

阿非利加（Africa）

阿古利可拉（Agricola）

阿吉尔伯特（Agilbert）

阿卡迪乌（Arcadius）

阿克明斯特（Axminster）

阿奎达尼亚（Aquitania）

阿奎利努斯（Aquilinus）

阿奎利亚市（Aquileia）

阿拉曼人（Alamanni）

阿莱克图斯（Allectus）

阿勒尔（Aller）

阿里翁（Arion）

阿里乌教派（Arianism）

阿米亚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

阿普利亚（Apulia）

阿奇（Acci）

阿瑟（Asser）

阿什当（Ashdown）

阿斯顿（Aston）

阿斯克勒皮奥多图斯（Asclepiodotus）

阿塔科特人（Attacotti）

阿滕伯勒（Attenborough）

阿提米道鲁斯（Artemidorus）

阿维努斯（Avienus）

埃达（Ida）

埃德伯特（Eadberht）

埃德伯特·普兰（Eadberht Praen）

埃德加（Edgar）

埃德雷德（Eadred）

埃德里克（Eadric）

埃德蒙（Edmund）

埃德温（Edwin）

埃德西耶（Eadsige）

埃丁顿（Edington）

埃尔（Alle）

埃尔夫赫亚（Elfheah）

埃尔夫赫亚·斯泰布（Elfeah Stybb）

埃尔夫亨（Elfhun）

埃尔夫加（Elfgar）

埃尔夫温（Elfwine）

埃尔夫沃德（Elfwold）

埃尔夫沃尔德（Elfwald）

埃尔夫希尔（Elfhere）

埃尔弗里克（Elfric）

埃尔姆汉（Elmham）

埃格伯特（Ecgbert）

埃格伯特（Egbert）

埃格弗里斯（Ecgfrith）

埃格弗里斯（Egfrith）

埃格里克（Ecgric）

埃赫尔（Efhere）

埃克尔斯（Eccles）

埃克塞特（Exeter/Isca Dumnoniorum）

埃拉（Ella）

埃里克（Eric）

埃伦登（Ellendun）

埃玛（Emma）

埃塞尔鲍德（Ethelbald）

埃塞尔伯赫（Ethelburh）

埃塞尔伯特（Ethelberht）

《埃塞尔伯特法典》（The Laws of）

埃塞尔弗莱德（Ethelflæd）

埃塞尔弗里斯（Ethelfrith）

埃塞尔赫（Ethelhere）

埃塞尔赫德（Ethelheard）

埃塞尔吉夫（Ethelgifu）

埃塞尔雷德（Ethelred）

《埃塞尔雷德二世法典》（The Laws of EthelredⅡ）

埃塞尔里克（Ethelric）

埃塞尔默（Ethelmær）

埃塞尔斯坦（Ethelstan）

埃塞尔斯坦（Athelstan）

《埃塞尔斯坦法典》（The Laws of Athelstan）

埃塞尔温（Ethelwine）

埃塞尔沃德（Ethelweard）

埃塞尔沃尔德（Ethelwold）

埃塞尔伍尔夫（Ethelwulf）

埃塞赫尔姆（Ethelhelm）

埃塞克斯（Essex）

埃斯温（Aescwine）

埃文沙姆（Eynsham）

艾奥纳岛（Isle of Inoa）

艾丹（Aidan）

艾尔金豪（Elginhaugh）

艾尔斯伯里（Aylesbury）

艾利乌斯·博库斯（Aelius Bocchus）

艾姆兹伯里（Amesbury）

艾帕提库斯（Epaticcus）

艾皮鲁斯（Eppillus）

爱尔兰（Ireland）

安布罗修斯（Ambrosius Aurelianus）

安德鲁（Andrew）

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

安多佛（Andover）

安格尔西岛（Anglesey）

安卡利得斯人（Ancalites）

安纳（Anna）

安茹（Anjou）

安斯加尔（Ansgar）

昂姆林（Angmering）

盎格鲁人（Angles）

奥德雷德（Aldred）

奥迪克（Ordic）

奥尔德伯勒（Aldborough/Isurium Brigantium）

《奥法法典》（The Laws of Offa）

奥古斯丁（Augustine）

奥古斯都（Augustus）

奥拉夫·特里格维逊（Olaf Tryggvason）

奥勒良（Aurelian）

奥罗修斯（Orosius）

奥斯雷德（Osred）

奥斯里克（Osric）

奥斯思里思（Osthryth）

奥斯瓦尔德（Oswald）

奥斯维（Oswiu）

奥斯温（Oswine）

奥斯伍尔夫（Oswulf）

奥特福德（Otford）

B

巴德尼（Bardney）

巴顿山（Mount Badonicus）

巴尔多克（Baldock）

巴更顿（Bagendon）

巴克斯特（Baxter）

巴克维（Barkway）

巴思（Bath/Aquae Sulis）

巴塔维亚人（Batavians）

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

柏勒洛丰（Bellerophon）

保路斯（Paulus）

堡（Burhs）

堡（borough）

堡海德（Burghal Hidage）

鲍德温（Baldwine）

碑铭习惯（epigraphic habit）

《贝奥武甫》（Beowulf）

贝德福德（Bedford）

贝德温（Bedwyn）

贝尔德雷德（Baldred）

贝克（Baker）

贝拉基（Pelagius）

贝勒里乌姆（Belerium）

贝尼西亚（Bernicia）

本弗利特（Benfleet）

本尼狄克·比斯科普（Benedict Biscop）

本尼迪克修道院（Benedict Monastery）

比德（Bede）

比格诺（Bignor）

比林纳斯（Birnius）

比斯雷（Bisley）

比提尼亚（Bithynia）

比西（Bisi）

毕提亚斯（Py theas）

别布洛契人（Bibroci）

波爱修斯（Boethius）

波迪卡（Boudicca）

波尔多（Bordeaux）

波尼法斯五世（BonifaceⅤ）

伯恩伍尔夫（Beornwulf）

伯格堡（Burgh Castle）

伯格雷德（Burgred）

伯霍沃尔德（Burhwold）

伯爵（earl）

伯克郡（Berkshire）

伯诺苏斯（Bonosus）

伯莎（Berth）

伯特沃夫（Botwulf）

伯维克（Berwick）

勃艮第人（Burgundians）

博克斯格罗伍（Boxgrove）

博萨（Bosa）

不列颠人（Britons）

“不列颠王”（Decus Britanniae）

不列刚提斯人（Brigantes）

布拉德菲尔德（Bradfield）

布雷特瓦尔达（Bretwalda）

布里特里克（Beorhtric）

布里特诺思（Brihtnoth）

布立吞克尔特语（Brithonic Celtic）

布伦特福德（Brentford）

布洛涅（Boulogne/Bononia）

C

查德（Chad）

查理伯特（Charibert）

查特豪斯（Charterhouse）

查乌林（Ceawlin）

柴郡（Cheshire）

“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

“长者”爱德华（Edward the Elder）

《长者爱德华法典》（The Laws of Edward the Elder）

偿命金（wergild）

潮水动力磨（tide mill）

彻迪克（Cerdic）

达尔马提亚（Dalmatia）

达勒姆（Durham）

达里亚达（Dalriada）

达伦特河（Darent）

达米安（Damian）

D

大格雷戈里（Gregory I）

大会堂（basilica）

大威特康布（Great Witcombe）

戴尔（Dyer）

戴克里先（Diocletian）

丹伯里（Danebury）

丹麦金（Danegeld）

丹尼尔（Daniel）

德比（Derby）

德比郡（Derbyshire）

德哈姆（Dyrham）

德里诺旁得斯（Trinovantes）

德鲁苏斯（Drusus）

德买提人（Demetae）

德文（Devon）

德伊勒（Deira）

邓尼奇（Dunwich）

邓斯坦（Dunstan）

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

狄奥多西（Theodosius）

狄迪乌斯·马里努斯（Didius Marinus）

狄第乌斯·加鲁斯（Didius Gallus,Aulus）

迪恩（Dean）

迪河（the Dee）

迪乌马（Diuma）

帝王崇拜（imperialcult）

蒂斯河（the Tees）

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

东米德兰人（East Midl ands）

东撒克逊人（East Saxons）

都灵（Turin/Augusta Taurinorum）

都摩尼亚（Dumnonia）

督伊德僧侣（Druid）

《独语录》（Soliloquia）

杜姆诺贝劳努斯（Dubnobellaunus）

《对话录》（Dialogues）

多布尼人（Dobunni）

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Durnovaria）

多内穆坦（Donemuthan）

多奇米狄斯（Docimedis）

多塞特（Dorset）

多斯德迪特（Deusdedit）

E

厄德伍尔夫（Eardwulf）

厄普沃尔德（Eorpwold）

鄂多未色斯人（Ordovices）

恩弗里斯（Eanfrith）

F

法兰克人（Franks）

法林梅尔（Fairnmail）

藩属王（client king）

《反异教徒史》（Historiae adversuspaganos）

方伯（ealdorman）

菲利克斯（Felix）

菲南（Finane）

费施伯恩（Fishbourne）

丰收女神福瑞格（Frig）

“封建革命”（feudalrevolution）

佛洛路斯（Florus）

弗罗姆（Frome）

弗洛夫奥德斯（Full ofaudes）

弗洛里安（Florianus）

芙瑞纳（Furrina）

附属王（subking）

复仇女神（Nemesis）

G

伽尔巴（Galba）

伽莱里乌斯（Galerius）

伽列努斯（Gallienus）

盖塔（Geta）

杆（pole）

“刚勇者”埃德蒙（Edmund Ironside）

高卢（Gaul）

戈德温（Godwin）

格德克利夫（Goldcliff）

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

格拉提安（Gratian）

格劳庇乌山（Graupius）

格雷戈里（Gregory）

格洛斯特（Gloucester/Glevum）

格思（Gyrth）

格维莎斯人（Geuissae）

格温尼德（Gwynedd）

公共弛道（cursus publicus）

贡希尔德（Gunhild）

古思雷德（Guthred）

古思伦（Guthrum）

古特沃夫（Cuthwulf）

顾问（councilors）

国王的保护（king's mund）

国王的和平（King's Peace）

H

哈德拉达（Hardrada）

哈德良（Hadrian）

哈尔斯托克（Halstock）

哈尔希塔特文化（Hallstatt）

哈夫丹（Healfdene）

哈福德（Harford）

哈格伯恩（Hagbourne）

哈罗（Harrow）

哈罗德（Harold）

哈洛（Harlow）

哈撒克努特（Harthacnut）

哈斯泰因（Hastein）

海德（hide）

汉德里克（Hendrica）

汉普郡（Hampshire）

“和平缔造者”埃德加（Edgar the Peacemaker）

荷宁森（Horningsen）

荷诺里乌斯（Honorius）

赫迪（Hedde）

赫克瑟姆（Hexham）

赫里福德（Hereford）

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

赫丘利（Hercules）

赫特福德（Hertford）

赫威塞（H wicce）

黑斯滕（Hæsten）

黑斯廷斯（Hastings）

亨伯河（the Humber）

亨吉斯特（Hengist）

亨利（Henry）

扈从（comitatus）

华特灵古道（Watling Street）

怀特岛（Isle of Wight）

怀特恩（Whithorn）

惠特比（Whitby）

霍诺里乌（Honorius）

霍萨（Horsa）

J

基督教（Christianity）

基内吉尔斯（Cynegils）

基内伍尔夫（Cynewulf）

吉尔达斯（Gildas）

加洛林（Carolingian）

贾路曼（Jaruman）

贾罗（Jarrow）

贾斯图斯（Justus）

剑桥（Cambridge）

剑桥郡（Cambridgeshire）

角斗士（gladiator）

《教规》（Regularis Concordia）

《教牧关怀》（Pastoral Care）

教亲（spiritualrelatives）

杰伦特（Geraint）

杰苏韦（gesufel）

金发哈罗德（Harold the Fairhaired）

金里克（Cynric）

金雀花（Plantagenet）

近卫军（housecarls）

酒屋（winehouse）

巨石阵（Stonehenge）

君士坦丁（Constantine）

君士坦斯（Constans）

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Ⅱ）

郡长（ealdorman）

K

卡庇托林神庙（capitolium）

卡德瓦拉（Cædwalla）

卡德瓦隆（Cadwallon）

卡恩（Calne）

卡尔加库士（Calgacus）

卡尔提曼杜娅（Cartimandua）

卡拉卡拉（Caracalla）

卡拉塔库斯（Caratacus）

卡莱尔（Carlisle/Luguvalium）

卡劳修斯（Carausius）

卡里努斯（Carinus）

卡利恩（Caerleon/Isca Silurum）

卡鲁斯（Carus）

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

卡思伯特（Cuthbert）

卡斯雷德（Cuthret）

卡特里克（Catterick）

卡图卢斯（Catullus）

卡图斯·德奇亚努斯（Decianus,Catus）

卡图维劳尼人（Catuvellauni）

卡西人（Cassi）

卡西维隆努斯（Cassivellaunus）

喀利多尼亚人（Caledones）

喀迈拉（Chimaera）

凯恩斯（Keynes）

凯尔文特（Caerwent/Venta Silurum）

凯里阿里斯（Cerialis,Flavius）

凯撒（Caesar,Julius）

凯斯托（Caistor）

坎贝尔（Campbell）

坎布里亚平原（Cumbrian Plain）

坎特伯雷（Canterbury/Durovernum Cantiacorum）

康迪丹（Condidan）

康茂德（Com modus）

康梅尔（Conmail）

康缪斯（Com mius）

康沃尔（Cornwall）

考里奥诺托塔人（Corionototae）

柯比（Kirby）

柯基杜姆努斯（Cogidumnus/Cogidubnus）

柯伦巴（Columba）

科布里奇（Corbridge/Coria）

科茨沃尔德（Cotswolds）

科恩瓦尔德（Koenwald）

科尔曼（Colman）

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Camulodunum）

科隆（Cologne/Oppidum Ubiorum）

科瑞艾尔陶维人（Corieltauvi）

克劳狄（Claudius）

克劳狄娅·塞维拉（Claudia Severa）

克里克莱德（Cricklade）

克吕尼（Cluny）

克吕尼修道院（Cluny Abbey）

克罗库斯（Crocus）

克罗提卡（Corotica）

克努特（Cnut）

《克努特法典》（The Laws of Cnut）

刻尔（ceorl）

肯特（Kent）

库克汉姆（Cookham）

库克姆斯莱（Cuckamsley）

库特雷德（Cuthred）

宽口陶器（beaker）

L

拉丁权（ius Latii）

拉坦诺文化（La Tène）

莱琵狄娜（Lepidina）

莱斯特（Leicester/Ratae Coritanorum）

莱茵河（the Rhine）

兰德雷克（Landrake）

兰开斯特（Lancaster）

兰斯（Reims）

兰斯伯里（Ransbury）

劳伦斯（Laurence）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雷德沃尔德（Rædwald）

雷丁（Riding）

雷普顿（Repton）

里昂（Lyons/Lugdunum）

里长（reeve）

里德内（Lydney）

里卡尔佛（Reculver）

里克伯特（Ricbert）

里米尼（Rimini）

里彭（Ripon）

里奇镇（Richborough）

里提亚（Raetia）

利奥夫里克（Leofric）

利奥夫斯坦（Leofstan）

利奥夫温（Leofwine）

利奥夫西耶（Leofsige）

利河（the Lea）

利奇菲尔德（Lichfield）

林伯里（Limbury）

林道人（Lindow Man）

林第斯法恩（Lindisfarne）

林肯（Lincoln/Lindum）

林赛（Lindesy）

令状（writ）

刘易斯（Lewes）

留德哈德（Liudhard）

龙柏斯（Lambaesis）

卢顿（Luton）

卢林斯顿（Lullingstone）

卢皮奇努斯（Lupicinus）

鲁昂（Rouen）

路透（Reuter）

伦敦（London/Londinium）

罗伯茨（Roberts）

罗伯特（Robert）

罗伯逊（Robertson）

罗丹（Rodin）

罗克斯堡（Roxburgh）

罗克斯特（Wroxeter/Viroconium Cornoviorum）

罗里乌斯·乌尔比库斯（Lollius Urbicus,Quintus）

罗南（Rnona）

罗切斯特（Rochester）

罗瑟尔夫（Rothulf）

洛克伯恩（Rockbourne）

洛西尔（Hlothhere）

洛西尔（Leuthere）

洛因（Loyn）

M

马丁（Martin）

马恩岛（Isle of Man）

马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

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Magnus Maximus）

马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

马克（mark）

马克西米安（Maximianus）

马克英（Mucking）

马库斯·奥里略·马奇奥（Aurelius Marcio,Marcus）

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

马塞菲尔思（Maserfelth）

马赛（Marseille）

马赛克画（Mosaic）

马斯阿拉托尔（Mars-Alator）

马斯奥卢迪乌斯（Mars-Olludius）

马斯贝拉图卡督斯（Mars-Belatucadrus）

马斯科奇丢斯（Mars-Cocidius）

马斯克罗提阿库斯（Mars-Corotiacus）

马斯勒路斯（Mars-Lenus）

马斯里格内末忒斯（Mars-Rigonemetes）

马斯里基萨姆斯（Mars-Rigisamus）

马斯诺登斯（Mars-Nodens）

马斯托塔提斯（Mars-Toutati）

马提努斯（Martinus）

马提亚里斯（Martialis）

玛丽（Mary）

麦肯赛特（Magonsaete）

麦西亚（Mercia）

麦西亚长官（Lord of the Mercians）

麦西亚贵妇（Lady of the Mercians）

麦西亚人（Mercians）

蛮族人的合谋（conspiratio barbarica）

曼库斯（mancus）

芒克威尔茅斯贾罗（Monkwearmouth-Jarrow）

梅尔科姆（Melcombe）

梅里图斯（Mellitus）

美杜莎（Medusa）

门迪普（Mendip）

门杜布拉久斯（Mandubracius）

米阿塔人（Maeatae）

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

米迦勒节（Michaelmas）

米兰（Milan/Mediolanum）

秘书处（secretariat）

密涅瓦（Minerva）

密色拉教（Mithras）

民军（fyrd）

民田（folkl and）

《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

莫尔登（Maldon）

莫卡（Morcar）

莫纳岛（Mona）

莫西亚（Moesia）

墨洛温（Merovingian）

墨丘利（Mercury）

《牧师职责》（Regulapastoralis）

穆尔（Mul）

N

纳沙泰尔湖（Neuchatel,Lake）

纳西苏斯（Narcissus）

奈拉提乌斯·马凯路斯（Neratius Marcellus,Lucius）

耐克坍摩尔（Nechtansmere）

南安普顿（Southampton）

南撒克逊人（South Saxons）

南特（Nantes）

内府（household）

尼格尔（Pescennius Niger）

尼克塔里杜斯（Nectaridus）

尼禄（Nero）

尼坦姆（Neatham）

牛津（Oxford）

努梅里安（Numerianus）

女马神（Epona）

诺丁汉（Nottingham）

诺福克（Norfolk）

诺福克郡（Norfolkshire）

诺里奇（Norwich）

诺里奇附近的凯斯托（Caistorby Norwich/Venta Icenorum）

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

诺森伯里亚（Northumbria）

诺亚（Noah）

O

欧尔（ore）

欧萨（Oessa）

欧塞尔Auxerre）

欧司托里乌斯·斯卡普拉（Ostorius Scapula,Publius）

P

帕尔镇（Pulborough）

潘诺尼亚（Pannonia）

庞培乌斯·法尔科（Pompeius Falco,Quintus）

裴瑞尼斯（Perennis）

佩提里乌斯·凯里亚里斯（Petillius Cerialis,Quintus）

彭达（Penda）

彭立斯丁（Pen Llystyn）

皮达（Peada）

皮克赛特（Pecsate）

皮克特人（Picti）

珀伽索斯（Pegasus）

珀斯图姆斯（Postumus,Marcus Cassianus Latinius）

普拉苏塔古斯（Prasutagus）

普拉托里乌斯·奈波斯（Platorius Nepos,Aulus）

普莱格蒙德（Pledmund）

普劳提乌斯（Plautius,Aulus）

普罗布斯（Probus）

普罗库鲁斯（Proculus）

普洛科皮乌斯（Procopius）

普塔（Putta）

Q

奇彭纳姆（Chippenham）

奇切斯特（Chichester/Noviomagus Regnorum）

前罗马铁器时代晚期（Late Pre-Roman Iron Age）

钱尼（Chaney）

乔治（George）

切德（Cheddar）

切德（Cedd）

切德沃斯（Chedworth）

切姆斯福（Chelmsford/Caesaromagus）

切普斯托（Chepstow）

切舍伯恩（Cheselbourne）

切斯特（Chester/Deva）

钦尼马依人（Cenimagni）

亲族（rulingkins）

琴雷德（Cenred）

琴伍尔夫（Cenwulf）

丘吉尔（Churchill）

屈勒味林（Trevelyan）

R

日耳曼尼亚（Germania）

日耳曼努斯（Germanus）

芮克拉（Ricula of Kent）

瑞米耶日（Jumièges）

S

撒克逊人（Saxons）

萨博特（Sabert）

萨布修斯（Sabucius,Gaius）

萨尔维乌斯·利贝拉里斯（Salvius Liberalis Nonius Bassus）

萨福克郡（Suffolk）

萨摩斯细陶器（Samianware）

萨默顿（Somerton）

萨默塞特郡（Somersetshire）

萨尼特（Thanet）

萨塞克斯（Sussex）

塞奥达（Creoda）

塞尔各维人（Selgovae）

塞尔西（Selsey）

塞恭几亚契人（Segontiaci）

塞克斯伯赫（Seaxburh）

塞克斯伍尔夫（Seaxwulf）

塞勒德（Sledd）

塞米尔（Sæmil）

塞默（Semer）

塞努娜（Senuna）

塞特福德（Thetford）

塞特汶（Centwine）

塞维鲁（Severus,Septimius）

塞文河（the Severn）

赛比（Sæbbi）

赛尔雷德（Ceolred）

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Corinium Dobunnorum）

赛特沃尔德（Ce thelwald）

赛维涅（Sevigne）

桑德斯菲尔德（Thundersfield）

色雷斯（Thracia）

森雷德（Coenred）

森瓦尔（Cenwaih）

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

沙普尔（Shapur）

山寨（hill-fort）

上等人（honestiores）

舍伯恩（Sherborne）

神判法（ordeal）

圣奥尔本斯（St Albans/Verulamium）

圣戴维兹（St David's）

圣帕特里克（St.Patrick）

圣日耳曼努斯（St Germanus）

“十户便士”（thetithing pennies）

十户长（tithingman）

十户组（tithing）

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

什罗普郡（Shropshire）

什一税（ti the）

石勒苏益格（Schlewig）

食物税（food-rent）

氏族首领（chieftain）

市政广场（forum）

首领（dux）

书田（bookl and）

税粮（annona）

司法决斗法（duel）

司厩（marshal）

司库（chamberlain）

司膳（Butler）

斯蒂芬（Stephen）

斯奈德（Snyder）

斯奈提沙姆（Snettisham）

斯诺德兰（Snodl and）

斯帕罗霍克（Sparrowhawk）

斯萨（Sisa）

斯塔福德（Stafford）

斯塔尼克斯（Stanwix）

斯陶尔（Stour）

斯特拉博（Strabo）

斯提利科（Stilicho）

斯威恩（Swein）

斯韦夫赫德（Swaefheard）

斯韦弗里德（Swaefred）

死海（Dead Sea）

苏埃托尼乌斯·保里努斯（Suetonius Paulinus,Gaius）

苏格兰人（Scotti）

苏里斯密涅瓦（Sulis-Minerva）

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

索尔（Thor）

索尔威湾（Solway Firth）

索凯尔（Thurkil）

索斯威克（Southwick）

索耶（Sawyer）

T

塔拉戈纳西班牙（Tarraconensis）

塔提乌斯（Tatius,Achilles）

塔维斯托克（Tavistock）

塔西奥瓦努斯（Tasciovanus）

塔西佗（Tacitus）

太阳神（Sol）

泰恩河（the Tyne）

泰河（Tay）

泰提（Tytil）

泰晤士河（Thames）

坦普斯福德（Tempsford）

特怀福德（Twyford）

特里尔（Trier）

特列维里人（Treveri）

特伦特河（the Trent）

特许状（charter）

提比略（Tiberius）

提图斯·弗拉维乌斯·塞尼利斯（Flavius Senilis,Titus）

提乌（Tiw）

廷克马努斯（Tincomarus）

廷纳尔（Tinnel）

图达（Tuda）

图拉真（Trajan）

图密善（Domitian）

退伍状（diploma）

托迪（Todi）

托哥杜姆努斯（Togodumnus）

托斯蒂（Tosti）

W

瓦勒良（Valerian）

瓦伦斯（Valens）

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

瓦伦提亚（Valentia）

瓦伦廷（Valentinus）

汪达尔人（Vandals）

王储（Athelings）

王廷（court）

王印（signet）

旺蒂奇（Wantage）

威尔德（Weald）

威尔顿（Wilton）

威尔弗里德（Wilfrid）

威尔特郡（Wiltshire）

威格哈德（Wigheard）

威格拉夫（Wiglaf）

威廉（William）

威尼（Wine）

威塞克斯（Wessex）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

威特雷德（Wihtred）

韦伯芗（Vespasian）

韦德莫尔条约（Wedmore Truce）

韦勒姆（Wareham）

维吉尔（Virgil）

维京人（Vikings）

维京时代（the Age of the Vikings）

维克托里努斯（Victorinus）

维拉尼乌斯（Veranius,Quintus）

维兰（villein）

维里乌斯·卢普斯（Virius Lupus）

《维罗纳目录》（Laterculus Veronensis）

维纳斯（Venus）

维努提乌斯（Venutius）

维瑞卡（Verica）

维提乌斯·波拉努斯（Vettius Bolanus,Marcus）

维提乌斯·瓦伦斯（Vettius Valens,Marcus）

委任法官（legatusiuridicus）

温弗莱德（Wynflæd）

温弗里德（Wynfrith）

温切斯特（Winchester/Venta Belgarum）

温沃伊德（Winwaed）

雯都兰达（Vindolanda/Chesterholm）

沃登（Woden）

沃蒂根（Vortigern）

沃费斯（Werferth）

沃里克郡（Warwickshire）

沃灵福德（Wallingford）

沃特牛顿（Water Newton）

沃伍尔夫（Werwulf）

乌斯河（the Ouse）

“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Ethelred the Unready）

伍德切斯特（Woodchester）

伍迪屯（Woodeaton）

伍尔夫（Wolff）

伍尔夫斯坦（Wulfstan）

伍尔夫希尔（Wulfhere）

伍尔弗雷德（Wulfred）

伍法（Wuffa）

伍芬斯（W uffingas）

伍斯特（Worcester）

X

西奥多（Theodore）

西奥菲拉克特（Theophylact）

西哥特人（Visigoth）

西格伯特（Sigeberht）

西格赫尔德（Sigeheard）

西格瑞克（Sigeric）

西格希尔（Sigehere）

西吉里克（Sigeric）

西库克（Coker）

西路里斯人（Silures）

西撒克逊人（West Saxons）

西塞罗（Cicero）

西特里克（Sihtric）

西沃德（Siward）

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

希布顿索普（Shiptonthorpe）

希尔伯特（Heahbert）

希尔德（Hild）

希尔瓦努斯（Silvanus）

希思菲尔德（Heathfield）

昔偌贝里努斯（Cunobelius）

锡尔切斯特（Silchester/Caleva Atrebatum）

下等人（humiliores）

贤人（witan）

贤人会议（witenagemot）

乡间别墅（villa）

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

小塞涅卡（Seneca）

谢神祭（Supplicatio）

辛顿圣母（Hinton St Mary）

新婚礼物（morning gift）

休厄德（Siweard）

休谟（Hume）

叙利亚（Syria）

巡回审判庭（assizes）

“殉难者”爱德华（Edward the Martyr）

Y

雅沃勒努斯·普里斯库斯（Javolenus Priscus,Lucius）

亚眠（Amiens）

亚瑟王（King Arthur）

叶斯柏森（Jespersen）

伊德鲍尔德（Eadbald）

伊德赫德（Eadhed）

伊尔切斯特（Ilchester）

伊凯尼人（Iceni）

伊克沃思（Ickworth）

伊利（Ely）

伊马（Imma）

伊尼（Ine）

《伊尼法典》（The Laws of Ine）

伊普斯威奇（Ipswich）

伊瑞尼（Irni）

伊撒马尔（Ithamar）

伊斯特本（Eastbourne）

伊塔（Eata）

伊瓦尔（Ivar）

异邦城市（civitas peregrine）

异教（paganism）

邑区（wapentake）

引水渠（aqueduct）

《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gentis Anglorum）

优迪克（Eutyches）

尤卡（Urk）

尤里（Uley）

尤利乌斯·阿斯佩尔（Julius Asper,Gaius）

尤利乌斯·福隆提努斯（Julius Frontinus,Sextus）

尤利乌斯·克拉西奇亚努斯（Julius Classicianus）

尤利乌斯·马科西穆斯（Julius Maximus）

尤利乌斯·塞维鲁（Julius Severus）

尤利乌斯·瓦伦斯（Julius Valens）

尤利乌斯·因度斯（Julius Indus）

尤斯塔斯（Eustace）

尤西比乌斯（Eusebius）

圆形剧场（amphi theatre）

约翰（John）

约克（York/Eburacum）

Z

《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证人誓证法（witness）

殖民市（colonia）

“至善者”西格伯特（Sanctus Sigeberht）

治安法官（Justices of the Peace）

中盎格利亚（Middle Anglia）

中盎格鲁人（Middle Angles）

中撒克逊地区（Middle-Saxons）

重犁（heavy plough）

咒符（cursetablets）

朱庇特（Jupiter）

朱利安（Julian）

朱特人（Jutes）

逐出法外（outlawry）

自治市（municipium）

总管（seneschals）

棕枝主日（Palm Sunday）

佐西莫斯（Zosimus）

后记

本卷作者分工如下：宋立宏撰写第一篇“罗马不列颠”；李家莉撰写第二篇“盎格鲁-撒克逊英国”第一至四章，张建辉撰写第二篇“盎格鲁-撒克逊英国”第五至八章。宋立宏统稿并做文字梳理，钱乘旦定稿并对部分内容和文字进行修改。

版权信息

书名：英国通史.第二卷

作者：钱乘旦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年9月

ISBN: 978721415032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出版说明

总序

前言

第一篇 英国封建主义

第一章 封建主义的形成与演变

第二章 封建王权的建立

第三章 封建王权的发展

第二篇 议会君主制统治

第一章 议会君主制的形成

第二章 王国统治机制

第三章 中世纪议会发展

第四章 战争与农民起义

第五章 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

第三篇 乡村与城市

第一章 庄园与村庄、领主与农民

第二章 乡村社会经济变迁

第三章 城市的兴起

第四章 城市的发展

第四篇 社会生活

第一章 宗教生活

第二章 物质生活

第三章 婚姻

第四章 家庭

第五篇 思想、文化与教育

第一章 中世纪政治思想

第二章 学校教育与“异端”思想

第三章 语言与英语文学

附录

一 地图

二 大事年表

三 参考书目

四 译名对照与索引

后记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总序

钱乘旦

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一直是我们的夙愿，这个夙愿已经持续好几代人了。

英国史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19世纪，第一个打开中国国门的是英国，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强烈地想要了解英国，看这个小国是如何成为世界大国的。1839年林则徐组织编写《四洲志》，其中关于英国历史的记载有一两千字，这就是中国人对英国历史最早的系统记叙，算是一篇“简明史”。1841年，魏源将《四洲志》的内容综合于《海国图志》中，中国人关于英国历史的了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以后，到20世纪初，陆陆续续出版了一批翻译书籍，向国人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泰西新史揽要》、《万国通史》、《万国史略》等等，这些著作中英国的内容占很大篇幅，比如《万国通史》30卷中，涉及英国史和英帝国史的有6卷，反映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英国的注意特别强烈。1881年，有一本叫《大英国志》的翻译书在上海出版，其中内容全都相关于英国史，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英国通史”。译者是一位英国传教士，虽说他向中国人介绍英国的历史完全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但客观上，他是第一个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自古代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历史脉络的有心人。

1907年出版了另一本译著《英民史记》，该书英文作者叫葛耺（J.R.Green，今译格林），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英国历史学家，他改变了当时史学界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史的一贯传统，而以普通人民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要对象。《英民史记》在今天可以翻译成《英国人民史》，那是他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那个时代被译成中文，的确有一点超时代的意味。

几乎与此同时，1903年，作新社推出《英国维新史》，此书以英国革命为题材，记叙了查理一世从继位到内战结束被斩首的历史，是一部宣传革命改造国家的作品。1906年，《北洋学报》则连续14期刊登《英国变政小史》，其内容涉及英国的议会、宪法、国王、内阁、地方自治等各个方面，宣传用变革的方式改造国家。尽管这两部作品都不属于通史范畴，却都是中国人撰写的有关“英国史”的最早文字，多多少少算是“断代史”。

民国时期继续出版翻译著作，其中钱端升的《英国史》最为突出。这部书的作者是屈勒味林（亦译为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他是20世上半叶英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辉格史学的创始人马考莱的外甥。这部书本身的价值很高，但译文却半文不白，读起来很费力。钱端升本人是著名学者，他翻译的这部《英国史》，曾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指定为高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几本英国通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1958年英国历史学家莫尔顿撰写的《人民的英国史》在北京出版，莫尔顿是英共党员，其论点受苏联体系影响很大，但书中仍保留着英国历史学家的一些特点，有自己的编写结构。这部书从远古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通史”；但它作为通史又太简单了，所以只能算是英国简史。此外，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太陈旧了，不再被历史学家们所认同。

苏联学者塔塔里诺娃的《英国史纲（1640-1815）》于1962年出版，它的内容仅限于1640-1815年，其实是一部英国近代史。这部书的引进，是当时全盘学习苏联的必然之物，书中典型地体现了那个时代苏联主流学界对英国近代历史的基本观点，其中对一些重大事件及人物的评价（如17世纪英国革命、工业革命、工会运动等），后来都成为我国世界史教科书中的标准说法。即使在今天，这本书对中国的英国史学者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让我们了解苏联体系对英国历史的处理方式，终究，苏联体系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重要历史学体系。

“文革”结束后，翻译作品在各个领域中如泉喷出现，而最早出现的英国通史著作，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丘吉尔是政治名人，但也写过许多历史著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当然，这些著作大多是由他口述而由别人代笔的。《英语国家史略》分上下两卷，第一卷写英国本土及殖民扩张史，第二卷写英帝国白人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历史。丘吉尔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他的历史观也充满保守主义色彩，他的这部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并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以保守主义立场撰写的英国通史，让读者有机会了解保守学派对英国历史的阐释。

另一部保守主义作品是《英国现代史》，作者梅德利科特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主编的《朗曼英国通史》（Longman History of England）共11卷，我们翻译的是其中最后一卷，内容涉及1914-1964年的英国史。由于是多卷本英国通史中的一卷，所以这本书只是一部断代史，而且是一部不完整的20世纪断代史。

有一部真正的“英国通史”被译成中文，即肯尼思·O.摩根主编的《牛津英国通史》。摩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他这本书从公元前55年一直写到1983年，内容涉及英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外交、战争、司法等内容，而且把衣食住行、人口家庭、心态娱乐等这些新鲜的领域也写进去，体现着战后西方的史学观念。但是作为单卷本的英国通史，在有限的篇幅内写这么多内容其实是不可能的，结果，在一般书中要用好几页纸才能说清楚的事，在这本书中往往只剩下一两个小节。对不了解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起不到蒙学的作用；而对于专业的英国史学者来说，这本书又太浅了，学术含量不够。

阿萨·勃里格斯的《英国社会史》也是一本通史性质的书，按照当代西方史学观念，这样的社会史其实是“去政治”的英国史，它的重点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内容很少提及。专门的“社会”通史其实也很重要，它让人们了解那些在政治家眼里不起眼的事，也就是老百姓的琐碎事。《英国社会史》从史前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涉及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内容之丰富、涵盖面之广，很少有单卷本通史书能够超越它。

2013年出版的《英国史》（上、下册）是一部适合普通中国人阅读的书。这部书从古代一直写到20世纪下半叶，它采用传统的历史学叙事方法，以时间为序，铺陈了英国历史的完整过程。它试图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内容都包含进去，对初学以及想一般了解英国历史的人来说，是一本不错的书。只是它叙述平平，虽说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却缺乏思想和思考，可说是一部“专业”书。

在翻译著作接踵而来的同时，中国学者自己编写英国通史的工作也终于起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英国史研究也获得跳跃式发展。按道理说，中国人接触到的第一个外国国家的历史是英国的历史，写英国史包括英国通史应该很早就开始，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的、资源的、历史条件的、学科传统的等等，到林则徐组织《四洲志》的140年以后，中国学者才终于下决心开始这项工作。1981年，程西筠、王璋辉合写的《英国简史》率先出版，虽说该书确实是“简史”，拿今天的眼光看可以有更大的期许，但它终究迈出了第一步，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英国通史。接着又有一些通史出版，其中陶松云、郭太风合著的《英国史话》是一本供青少年阅读的普及性读物，在当时也是一个尝试。王荣堂的《英国近代史纲》是一部断代史，它涉及1640-1914年的英国史，虽说它只是断代史，却也是一部完整的断代史。王觉非主编的《近代英国史》更进了一步，从学术含量方面说，这本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198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分量的英国通史终于问世，标志着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由蒋孟引主编，辜燮高、王觉非、张云鹤、孔令平四位学者参加写作的《英国史》计62万字，从英国远古一直写到20世纪。书中吸收了许多研究新成果，从多个角度再现了英国的历史进程。这本书的出版，改变了中国没有自己的英国通史的局面，为国内大学提供了一部完整的英国史教材。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达了中国学者自己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拿不出自己的观点是不行的，否则它也就成为变相的翻译了。

21世纪初有三部英国通史接踵出版，它们是钱乘旦、许洁明的《英国通史》，阎照祥的《英国史》，高岱的《英国通史纲要》。这三部书都出自新一代学者之手，其观点和知识体系都更加新颖、更能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新发展。它们作为英国史入门书是绰绰有余的，不仅为英国史课堂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教材，也为一般想了解一点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提供了读本。但是，作为对英国历史更精细的阐述，以及中国学者更深入的研究，它们却远远不够；要反映中国学者对英国历史理解的水平、研究的能力，需要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抱持的夙愿。

我们这部英国通史从2008年开始筹划，历经七年终于写成，现在就要出版了。参加写作的，多数属于更年轻一代的英国史学者，其中许多是我的学生。作者们都经受过相当严格的英国历史专业训练，熟悉国际学术界状况，了解研究动态；他们都有国外学习的经历，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接触史料、著述，因此有优厚的学术条件。所有这些和他们的先辈比较起来都是得天独厚的——写一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在20年前几乎是天方夜谭！不过，学术总是一浪推一浪的，没有先辈的努力和积淀，也就没有今天这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

英国这个国家值得人们的特别关注，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特殊的作用。我在《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的卷首语中曾经这样说：

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即使对世界事务不甚了解的人也会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即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在世界历史的长剧中，属于英国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着实不多见。

但正是这个不爱走极端的稳重的民族为现代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奠定了好几块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榜样。英国的发展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渐进道路的可行。英国的科学精神和经典理论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其求实与理性的态度明显地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英国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与其稳重的行为方式一样令世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英国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英国是现代世界的开拓者。

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历史就值得特别注意，人们需要走进英国历史自身之中，来品味它的特征。尽管时至今日，英国的辉煌已经不再，它重新回到静谧的英伦三岛，但英国的历史还是值得回味的，我们写这部英国通史，便旨在和读者们一同去回味这个历史，并沉思它的蕴意。

江苏人民出版社给了我们坚定、热情、长期的支持，王保顶先生为书的写作和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一卷编辑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此，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希望能从读者那里得到回报。

2015年7月8日，于北京

前言

从1066年诺曼征服到1485年“红白玫瑰战争”结束的四百余年间，英王国的疆域处于变动不居状态，最终固定在英格兰。这一变动主要是英、法两国之间的封建关系以及英国王室与大陆封建诸侯乃至王室之间的联姻所致。1066年，作为法国君主之难以羁服之封臣、其父辈曾经与英王有姻亲关系的的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跨海征服使英格兰，即位为威廉一世，并将英格兰和大陆诺曼底公爵领整合为一体，实行跨海而治，与法国王权相抗衡。1154年，作为法国君主另一强大封臣的安茹伯爵之子亨利，在英国内战结束后以其英王亨利一世外孙之资格继承英国王位，是为亨利二世。在此之前，安茹伯爵已经兼并了大陆诸多诸侯的领地，因而亨利二世即位后空前扩大的英王国跨海而治的统治范围，被称之为“安茹帝国”。此后，英、法两国间的领土之争更趋激烈，至1337“百年战争”爆发达到高潮。这场持续至1453年的战争，最终使英国放弃大陆之领地，将其王国疆域最终划定下来，同时也最终去掉了作为法王封臣的旧有名分。另一方面，在这四百余年间，英国时断时续地与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地区进行军事征服，并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实施过政治统治权，但最终仍未能将它们吞并进王国疆域之内。

在这一时期，英王国的封建政治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封建王权到封建议会君主制建构、演进的历史过程。借助于强有力的军事征服，威廉一世将大陆诺曼封建制度与英国本土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公共政治遗产作一有机调适与整合，融封建宗主权与国家君主权为一体，确立了封建君主的政治权威。在此后百余年中，英王借助于基督教“王权神授”的理念与公权力，不断削弱封建贵族的特权而进行政治集权，渐次建构起中央官僚政府机构和地方分郡制，凸显其一国之君的公共政治权威。然而，由于日耳曼原始军事民主制因素的残存和封建习惯的限制，由于国家公共政治体制基础的薄弱，英王与贵族的权力争夺时隐时现。1215年约翰王在与贵族的冲突中失利，被迫签订了旨在恢复封建习惯、限制王权的《大宪章》。此后，国王与贵族冲突不断，并在冲突之中形成政治力量的“平衡”与“均势”，进而将中小贵族与城市市民的势力纳入其中，最终自1295年开始形成“议会君主制”，由君主与教、俗贵族及地方等级代表组成议会协商为政。议会的地位与作用在14世纪逐渐凸显，不仅形成上议院和下议院，而且下议院逐渐产生“议长”，逐渐拥有税收批准权和立法权。这一时期的议会虽对王权形成某种限制，但它从根本上说是从属于王权、支持王权的，而国王的意志对议会有着很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使教、俗贵族成为这一时期英国王权的政治基础。教会贵族虽然因宗教信仰与神权组织的特性而与罗马教廷建立并保持联系，并一度伸张教权自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本国王权仍予以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王国政务。世俗贵族构成了王国中的主要政治势力。他们既支持王权，在王国的政治、军事、司法等要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同时他们又试图限制王权，反对君主集权危害自己的封建特权，因而时常与王权发生冲突。到了14、15世纪，随着“变态封建主义”的兴起，大贵族通过以货币支付为纽带的庇护制而大大拓展实力，由此而对王国政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不仅促成了1327年的王位交替与1399年的王朝鼎革，而且在15世纪中后期酝酿起争夺王位的玫瑰战争。

封建时代城乡经济的发展对英王国的历史发展深有影响。诺曼征服后的一段时期，各级教、俗领主奴役维兰（农奴）以及自由农民的封建庄园经济一度盛行。自12、13世纪开始，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勃发。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随着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乃至“赎买”人身自由的渐次交替，农奴逐渐获得解放，但之后又面临着国家的重税和商人高利贷的盘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可避免。此外，在这一过程中，不少中小贵族通过缴纳免役金（盾牌钱）远离军事，专事经济活动并使用雇工，形成乡绅阶层，而少数自由农民因经营有方而挤身富有的约曼阶层，成为乡绅阶层的重要补充来源。每郡选出的参与议会的“骑士”，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另一方面，城市化也随之展开，城市数量和规模日益扩大。在向王权以及领主争取特权的运动中，相继出现了自由城市，城市市民获得了人身、土地占有、司法、贸易等各种自由特权；有的进而形成自治城市，即获得自主选举市议会和城市长官而实现自主行政管理的自治特权。在议会兴起后，很多城市作为“议会城市”又获得选举代表参与议会的权利。市民和乡绅阶层选出作为地方等级的代表参与议会下议院，推动了议会君主制的建构与发展。

这一时期，英王国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一个不断积淀、流变的过程，而世俗教育摆脱神学枷锁的兴起，尤其是牛津、剑桥等高等学府的形成与发展，更为思想文化嬗变提供了深厚的知识温床。基督教的“王权神授”主张在诺曼征服后广泛传播，到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那里又得到充分的理论阐发，由此而推动了王权的神化与强化。但另一方面，源远流长的“王在法下”的传统虽然难免有些许“神法”光环，但其主要从残存的原始民主观念的习惯出发，聚焦在君权运作的边界与规范上。这一传统有时以限制王权为主旨，有时则以挺立王权为内蕴，它的扩展，在消解“神本”政治观念与规范君权运作上很有意义。几经演绎，它最终酝酿出成福特斯鸠的“有限君权”学说。这一时期，异端思想也萌发传播。罗吉尔·培根等人的“唯名论”对经院哲学的正统观予以反叛。到了14世纪，异端思想逐渐转向对现实政治的不同角度的批判。约翰·保尔借助于阐发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来发动农民反抗封建压迫。威克里夫创造性地抒发市民异端的“神恩”论思想，否定了罗马教会神权的权威，勾画出建构民族教会的未来蓝图，影响深远。

民族语言的形成和与之相应的民族文学创造的勃发，构成了这一时期英王国在文化领域中的另一道亮丽的历史风景线。诺曼征服后，诺曼底的法语为诺曼贵族所用，拉丁语则为教会、征服与学术所通用，本地英国人特别是底层社会仍说本地英语。随着历史的变迁，英语逐渐吸收了法语的诸多词汇，越来越成为各阶层人们共同的口语，并为官方公告、文书所采用，用英语创作文学作品和学校授课陆续出现。与之相应，文学创作逐渐从书写宗教说教转向世俗生活，进而从描绘骑士传奇转向丰富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有关亚瑟王、罗宾汉传说的小说、戏剧与《坎特伯雷故事集》、《农夫皮尔斯》那样的优秀作品。作为民族语言的英语，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日臻成熟。

如果说诺曼征服后的英王国还是一个疆域不确定、统治方式粗陋、庄园经济盛行、文化“空白”而又语言运用混杂的封建政治共同体，那么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到了15世纪末，它已经发展成拥有固定的疆域、共同的民族语言、议会君主制日臻成型、商品经济勃兴、思想文化颇有建树的封建国家。这些都为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基础，为其近代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建构提供了充足的历史源泉。

本卷主持人孟广林

第一篇　英国封建主义

第一章　封建主义的形成与演变

1066年主显节（即1月5日）前夕，英王忏悔者爱德华（the Confessor Edward,1042-1066年在位）去世。此时，有资格继承王位者甚多，有卡努特国王（King Canut,1016-1035年在位）的后代，有原英国国王埃塞尔雷德二世（Ethelrect,978-1016年在位）及其儿子勇敢者埃德蒙（Edmund,1016年在位）的后代埃德加王子，有国王爱德华的姐姐高达的后代，有英国贵族戈德温家族的哈罗德（Harold of Godwin），当然还有诺曼底公爵威廉。爱德华去世后，哈罗德抢占先机，被英国贤人会议（witan）推举为国王。不过，反对者也随之而起。先是哈罗德的弟弟托斯蒂格伯爵带兵进犯，随后有挪威国王哈罗德与托斯蒂格合兵一处来攻约克。1066年9月24日，在斯坦福桥战役中，哈罗德的军队击败了挪威联军。与此同时，威廉公爵所率领的军队已经在英国南部海岸登陆。哈罗德在战胜挪威军队后迅速朝南部行军，在黑斯廷斯与威廉的军队遭遇。1066年10月14日，双方展开激战，最终哈罗德战死，英国军队溃败。随后，威廉公爵乘胜先后征服了德文、坎特伯雷、南沃克等地，迫使伦敦教俗贵族集体献城纳降。1066年圣诞节，威廉公爵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为英国国王。此为著名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英国历史上的诺曼王朝因威廉的胜利而开始。

但威廉的征服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在1066-1071年之间，英国各地持续发生反对威廉的叛乱，威廉则进行残酷的镇压，据史料记载，1070年2月，“威廉的军营绵延一百英里，无数的反叛者倒在他的复仇之剑下，他推到他们的掩体，摧毁农田，焚烧房屋和储备。……亨伯河北部区域被掠夺得片瓦不存。随之而来的严重饥荒降临英格兰，可怕的饥荒落在可怜而无助的人们头上，逾十万的基督民众无论男女老幼皆因饥饿而死亡。”

威廉一世通过征服消灭了许多英国大贵族，大量土地落入国王之手。威廉将没收的土地分给自己的亲属，以及他最信任的朋友和盟友。正因为拥有大量土地，国王能够以土地来换取依附者的军事服役。对此，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一句简单的记载："1067年，……国王回国以后，他封赠出每一块给予部下的土地。”普瓦提埃的威廉的记载较为简略，不过却有所褒贬。“（1067年）威廉把从法国带来的那些有资格的管家们安置在城堡里，随之一起的还有大量的骑兵和步兵，他信任他们的忠诚不下于他们的能力。他在他们中间分封大量的封土，作为回报，他们愿意承担艰难和危险。然而，对于非法国人则没有给予任何不公正地从英国人那里掠夺而来的东西。”维塔里斯的著作中对此的描述则相当细致，将一些重要的人物都一一列出：“正如我所说的，国王威廉挫败了那些大伯爵们——麦西亚伯爵埃德温挫败濒临死亡，默卡尔伯爵深陷囚牢——之后，他在其追随者中间分封英格兰的主要地区，而且从甚至最底层的诺曼依附者中间提拔出最富裕的保民官和百户长……包括威廉·费兹·奥斯本，沃尔特·德·拉奇，阿弗兰齐斯的休格，蒙格默里的罗杰尔，沃尔特·吉法尔德，威廉·德·瓦伦内，休格·德·格朗德默斯尼尔，亨利·德·费瑞尔斯，巴约主教奥多，库唐奇主教乔弗里，等等。布诺尼伯爵优斯塔奇，默尔坦的罗伯特，伊弗罗斯的威廉，厄优的罗伯特，以及蒙塔涅的罗特鲁的儿子乔弗里，与其他伯爵和大量难以名之的显贵们一起从国王威廉那里接受了巨大的财富和在英格兰的封土……威廉还以同样的方式分封土地给骑士，安排他们应付紧急情形。”

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自威廉一世那里获得土地者，既有高级贵族，也有来自底层的国王的依附者；既有世俗贵族，也有教会人士。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洛认为，威廉一世创造了区别很大的两类封土：一是在王国的边疆建立起紧凑的边区伯爵领地圈，他们的目的就是护卫王国使其免于外敌入侵及内部骚乱。一是在环状领地之内，授予给小贵族的封土。这些人的领地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被分散在各个郡。于是，威廉的政策创造了一批外来贵族，他们为大量的依附者所支持。仅有11人得到了非常大的地产，约100人获得了后来被视为男爵的封土地产。到1086年，根据《末日审判书》记载，约有1500名外国人获得分封土地。如果算上妇女孩子，则此时大概有5000-1万的外国人在英国拥有封土。以此时英国总人口约100万——200万，则外国人所占比例为1%-2%。

从国王那里获得封土的人被称为国王的直属封臣（tenant's in chief,tenant in capite，又译为总佃户或者总封臣）。如果从土地保有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就是承租国王土地的佃户。将其译为封臣，既有政治上的考量，更因为获得土地的人同时也是国王的依附者。其中许多人早在诺曼底就已经成为国王的封臣，有些则是在征服之后建立起依附关系。依附关系的结成有一套特定的仪式，例如，史料中提到1051年哈罗德出使诺曼底的时候曾经向威廉宣誓效忠，最后成为威廉的封臣，这一仪式就是以“手和嘴将自己委身于威廉”。它包括最具有象征意味的合掌礼和效忠礼，合掌礼是封臣将双手置于封君手中，意味着“我已经成为你的人”。16世纪英国法学家利特尔顿认为，行臣服礼时通常封君坐着，封臣则要下跪、脱帽、解下所佩带的武器。合掌之后就是宣誓效忠，即效忠礼（Fealty,fidelitas），封臣常常这样说：“我成为你的人了，我自你那里持有该土地，终我一生都将忠诚于你。”这就是指以“嘴”的仪式来臣服。此外，“嘴”的仪式中可能还包括双方的亲吻。仪式是习俗社会中的法律，是公开宣布一种关系的缔结。一旦举行了从合掌到宣誓的礼仪，就表明双方的关系已经公开，为社会所承认和关注。通过此类臣服仪式，大量依附关系结成。最终，形成了人皆有其主的现象。

威廉国王将土地分封给直属封臣，赋予后者以土地上的各种权利，主要是希望后者能够为其提供军事服役。例如，约1072年威廉国王发敕令给伊夫舍姆修道院院长埃塞维格（Ae thelwig Abbot of Evesham），命令院长召集其辖制的所有骑士，让他们在圣灵降临节第八天前去克拉伦敦面见国王。院长本人则带领修道院应该派出的5名全副武装的骑士直接于当天来见国王。据维塔里斯的说法：“威廉还以同样的方式分配土地给骑士，安排他们应付紧急情形，因此，整个英格兰应该总有6万骑士处于预备状态，一旦有必要他们就能立即响应国王的命令。”这一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但至少从中可以看出此时骑士役的集中兴起。

国王直属封臣们又有各自的封臣，后者参与到军事征服和领土的保卫之中，也需要土地和财富。于是直属封臣们以同样的方式将其占有的土地分封下去，以获取下级封臣们提供的军事服役和各种杂费。例如，国王威廉一世的骑士彼得，在得到国王允许及修士的同意后以臣服礼（cevemony homage,manibus junctis）成为伯里圣埃德蒙斯（Bury St.Edmunds）修道院和院长鲍尔德温的封臣（feodalis homo）。为此，彼得免费获得封土（fee,feodum）；作为回报，他要自费带着3名或4名骑士为修道院和院长履行军事服役。该事例可简单表述为，修道院赐予彼得土地，彼得回报以军事服役。此种为了军事服役等条件而从土地赐予者那里获取土地，成为封臣的方式，被称为次分封（subinfeudation）。梅特兰对此的概括是：A可能从B处保有土地，B则从C处保有，C又来自于D，如此直到Z,Z直接自国王那里保有土地，是直属封臣。次分封进程是持续的，是土地分封在国王之外的继续与扩散。它将土地分封模式覆盖到整个英国社会，尤其是统治阶层都参与到了土地分封之中，从而在英国创造了从国王到实际土地占有者之间的辐射状的保有链条。此后，绝对的自主地几乎完全消失，改变成了封土。同时，也在英国建立起骑士役体系。

英国封土最通常的存在，往往表述为骑士领（knight's fee）。一个骑士领为一个标准的服军役单位。一般而言，一个骑士领地的面积约5海德。该封土的保有者应该为其封君提供5名作战骑士，时间一般为每年40天。在此期限之内，封臣的战斗所需的武器人员装备，粮饷草秣都是封臣自己花费。除了本人之外，大的封建主还要带上其所属封臣，所带骑士的数量视该封建主受封土地的大小而定。除了作战，军役还包括守卫城堡、看守庄园、护卫封君出巡等内容。即使是教会领主，一旦他们与世俗领主结成封建关系，也必须履行军事服役，例如，作为威廉一世的直接封臣，彼得伯勒（Peterborough）和格拉斯通伯里（Glastonbury）两修道院各自应该承担60个骑士役的份额，伊利（Ely）和伯里圣埃德蒙斯（Bury St Edmunds）的份额则都是40个骑士役，而阿宾顿（Abingdon）修道院的份额是30个骑士役。数量的变化可能跟地理环境及军事位置有关。在13世纪马休·帕利斯的编年史中，对此也有记载：“在我主1070年，国王威廉也将所有迄今为止都免于世俗服役的主教区和修道院都置于军事服役之下，前述的那些主教区和修道院按照国王的意愿，即他希望每个主教区和修道院在战时应该提供多少骑士，进行了登记。”世俗领主更是如此。亨利二世及其妻子爱莉诺都曾经向马姆斯伯里亚（Malmesburia）修道院发出过令状，要求他们履行其传承自祖先的义务。其习惯性的表达就是“为了臣服及其义务”（pro homagio et serviciosuo），并且，该术语一再出现于英国国王颁发的特许状中。

英国封建主义的兴起，最直观的标志是大量城堡的兴建。在征服之初，威廉一世“建造长方形的石堡宫，以震慑征服的英格兰”。1066年，遵照国王威廉的命令，巴约主教奥多和赫里福德伯爵建造城堡范围遍及全国，“使可怜的百姓深受其苦”。1076年国王威廉在诺丁汉、约克和林肯等地建造城堡。为建筑城堡，在林肯有166座房屋被拆毁，在诺里奇拆毁98座。到1087年威廉去世，国王共建造城堡23座。国王如此行事，其他大小贵族也积极兴建城堡。威廉·菲兹·奥斯本（William Fitz Osbern）是除国王外当时最大的城堡建筑者，他在蒙默斯郡有3座城堡，汉普郡、格洛斯特郡和赫里福郡各有1座城堡。蒙格默里的罗杰尔（Roger of Montgomery）在苏塞克斯海岸的奇切斯特（Chichester）和阿伦德尔（Arundel）建造了雄伟的城堡，其子小罗杰尔则在兰开斯特郡的克里特西洛（Cli theroe）和彭沃瑟姆（Penwortham）建起同样壮观的城堡。默尔坦的罗伯特（Robert of Mortain）伯爵则以蒙特卡特（Montacute）城堡、朗斯顿（Launceston）城堡以及伯克翰姆斯特（Berkhamstead）而闻名。到1100年，英格兰各地约有500座诺曼人的城堡。

土地分封、依附关系、骑士及骑士役，还有城堡在诺曼征服后英国的存在与发展，是有史可证的。从政治法律的视角来看，英国封建主义的兴起是诺曼征服的直接产物。没有诺曼征服，就没有英国的封建主义。

（三）封建主义：社会经济视角

上面的讨论，主要围绕狭义封建主义的有关内容，即封建的土地和人身关系而展开的。这些都属于自由人之列，除了少数属于劳动阶层之外，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上层统治阶级，或者说，封土与封臣所呈现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正如西方学者苏珊·雷诺兹所指出的，它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排除在封建体系之外。有鉴于此，马克·布洛赫将依附农民纳入到封建主义体系之中的努力，就显得特别可贵。遗憾的是，布洛赫并没有将此努力深入，而是有所保留。鉴于此，我们从更宽泛的意义尤其是社会经济的视角来讨论封建主义的建立。

首先，应该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理解封土与封臣制度。封臣关系以及封土制度是英国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形成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大土地所有制才是封建主义的根本所在。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国王、教会以及世俗贵族都属于大土地所有者。其中教会和一些世俗贵族还以书田的方式从国王处获得了具有封土特征的土地，尽管此土地不具有所有权性质，但随着土地逐渐世袭也可以称其为所有权性质的土地。诺曼征服后的土地分封，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分配的体现，但也可以说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反映。正如马克垚和齐思和研究所揭示的，封土制度与封建土地所有制之间是有内在关联的。具体而言，经过土地的层层封赐，形成了名义上具有土地保有权实际上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从最高的国王到地方的领主，身份等级不一，土地规模不一，但都是土地的所有者。尤其是当分封的土地逐渐演变为世袭土地，大土地所有制特征就愈发明显。例如，1086年的牛津郡，国王在此拥有6个巨大的庄园，共有215又1/2架犁耕作。王室庄园上的耕作者有323个维兰、202个边农、78个奴隶，另外还有17个市民和5个骑士。王田年收入为481英镑。国王之下，有林肯主教和巴约主教等六大封建主占据全郡耕地的1/2、犁队的1/2、农户的1/2和奴隶的1/2.其下还有第三等和第四等的封建主。所有92户封建主中，有42户占有全部犁队93%。因此，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来看，封土与封臣制度不仅是其催化剂，而且完成了土地在统治阶级内部的重组。其次，下层民众属于依附者，他们与领主之间存在着依附关系。不过，这种依附属于非自由人的依附。从土地的次分封过程来看，在梯级的依附关系链条末端，是土地保有者与土地实际劳动者之间的依附关系，于是诺曼时期的封建结构建立在最底层的劳动者之上，尽管这一结构的中心是各级教会和世俗的领主。在此，庄园成为连接依附劳动者与领主的经济组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骑士领的军事性质之外，滋长出经济的、司法的以及政治的权利特点。英国的庄园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已经出现，诺曼征服之后，庄园化有所发展，但其程度不宜过高估计。国王及大贵族往往拥有规模巨大的大量庄园，中小贵族则拥有少量庄园。在12世纪，年收入在15-30英镑的小骑士，一般拥有1-2个庄园，到1300年，这类骑士数量只有约1200人。庄园的依附者在中世纪习惯上被称为农奴，英国社会自诺曼征服后更以维兰来称呼。劳动者成为依附者的历程，就是农奴化的过程。大体说来，农奴化有两个路径，自由农民地位降低成为农奴，以及奴隶地位提升成为农奴。在诺曼征服前后的英国，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自由农民沦落为农奴；因为奴隶数量此时已经很少，故从奴隶提升为农奴的现象并不显著。

1086年威廉一世完成的调查材料《末日审判书》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史料，能够很好地反映此时劳动者的情形。依据该文献，学者们对此时各阶层人数给予了各自的估计，因分类标准的不同而未尽一致。不过，总体上来看，自由人（soch,freemen,12%）、维兰阶层（villeins，占比例38%）、边农和茅屋农（bordars and cotters，占比例32%)以及奴隶（servi，占比例9%)是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那么，这几类农业劳动者的身份如何？从上可见，劳动者中既有自由人，也有奴隶（servi），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如果说自由和非自由容易区分的话，那么占人口比例高达70%的维兰以及边农和茅屋农，则其身份特征并不太容易把握，他们既非自由人，也非奴隶。所谓维兰，从字面意义来看，也就是村民。因此，学者们相信，一直到11世纪末期，英国的维兰还不是真正的依附农民，还没有获得农奴的身份。或者说，自诺曼征服到1086年间，英国农奴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13世纪。根据哈耶姆的研究，当普通法开始对劳动者身份进行甄别的时候，才将大批本是自由的农民，或者在自由与非自由两可间的农民都推向了依附农民行列。

然而，无论劳动者是否体现了法律意义上的与领主的依附关系，他们都早已经在经济意义上成为领主的依附者。更准确地说，不能片面地理解封建化，即不能将封建化等同于农奴化。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封建化的范围非常广泛，农奴化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果只强调农奴阶层，则中世纪英国占劳动者近三分之一的自由农民就事实上被排除在封建制度之外了。问题就在于主人对劳动者采取怎样的剥削方式，如果是以奴隶集中生产的方式，则其性质就是奴隶制的；如果是允许劳动者的小生产存在方式，则其性质就是封建的。晚期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正是采取了剥削小生产者劳动的方式。在11世纪初的《人民的权利与等级》的文献中，对于各等级的权利与义务有较为详尽的规定，从中可以看出领主所采取的生产方式的封建特征。例如，“许多地产规定，格尼特必须交纳地租，每年并交纳牧猪一只。自备马匹替领主运送东西，并供应车马。替领主劳动，并且招待他。替领主收割庄稼。收割饲草，修整鹿苑，修建领主的住宅和栅墙，替客人引路，交纳教会税和布施，充当领主的卫士，饲养领主的马匹，……卡特尔必须每周的星期一为领主劳动，终年如此。或在秋收时每周工作三天。……”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领主已经采取了一种非奴隶式的劳动使用方式，这就是封建特征的庄园。

因此，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英国封建主义在诺曼征服以前已有萌发。或者说，英国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部分不是诺曼征服导入的，而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已成长。诺曼征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个进程。

英国封建主义在许多方面与大陆具有相似性，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英国封建主义与欧洲封建主义在许多方面存在共性。从狭义的视角来看，英国封建主义具有封臣和封土相结合的典型特征。封君封臣关系一旦结成，双方就承担相应的义务及享受应得的权利。封臣提供的义务即封君的权利，封君提供的义务即封臣的权利。因此，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12世纪英国法学家格兰维尔说，除了忠诚之外，一个封臣对他的封君并不比封君对他的封臣有更多的义务。11世纪初法国沙尔特尔主教富尔伯特也说：“封君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其忠诚的封臣去做所有这些事情（即上述的义务）。假如他没有做到这些，则可以正当地指责他背信弃义，就象指责封臣一样，假如发现他逃避责任或者想逃避责任，那么他的义务就是背信弃义的和作伪誓的。”不过，从封臣制（vassalage）的字面意义上以及该制度实际实行来看，对封君权利的强调甚于义务，对封臣义务的强调甚于权利。大体上，封君对封臣有保护和维持的义务，即保护封臣不受伤害和维持封臣的日常生活所需，但对封君是否履行其义务并无有效的制约机制。封臣的义务一般分为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前者富尔伯特概括为六件要事，即不伤害身体、不危害安全、不损害名誉、不破坏财产、不妄行刁难、不设置障碍；后者则为三大义务，即履行军事服役、缴纳封建协助金和劝告。封建制度是一种交换，一方以土地换取骑士们为其作战，一方以军役换取土地，于是形成封臣与封土的结合。从理论上来说，封臣没有权利拒绝封君在任何紧急情形下的金钱索取。英国经过封建双方的博弈，最终形成了相对明确且有法律效力的习惯，该习惯最初可能源于诺曼底。在诺曼底，封建协助金主要有三：一是领主长子受封骑士，一是长女出嫁，一是赎回被俘封君的赎金。后来，在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第12条中，又以特别的条款明确：除非经过王国协商同意，或者为赎回封君、加封长子为骑士、长女嫁人，不得再有任何盾牌钱和协助金。具体数额，只能视情况而定。一般协助金相当于封土继承金（relief）的一半，或者封土价值的三分之一。协助义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领主按其权利应该得到的，一类是必须经过请求才能得到的。封臣向封君提出意见和建议，使他能正确处理各种事物。为此，封臣应奉召出席封君的法庭，这是仅次于军役的义务。劝告的义务体现了双方在感情与行为上的一定程度的亲近，也是双方利益休戚相关的体现。这些都是整个欧洲封建主义所共有的特点。

但英国封建主义与大陆还是有相当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导入过程中的变异，也可能是英国本土要素的呈现。根据史学家斯坦顿的研究，有些与封建有关的名词术语，在诺曼底跟在英格兰的使用有很大的不同，Feudum loricae（或者写成fief del haubert）这个术语就是如此。在诺曼底骑士可分为全副武装的骑士和有限装备的骑士，那些有甲胄装备的骑士被称为milesloricatus（甲胄骑士），他们因服役而取得的封土称为feudum loricae（甲胄封土）。但在英格兰，每位给国王服役的骑士都必须全副装备上战场，于是甲胄骑士与普通骑士之间的界限消除了，“甲胄封土”一词也很快就成为“骑士封土”（feudummilitis）的同义词。再如，在早期法国封建文献中，vavassor被看作低于baron的阶层，但他是骑士，在无地的军事阶层之上，因为他拥有封土。但在盎格鲁诺曼人的使用中则有些不同，在1133年巴约调查（Bayeux Inquest of1133）中，指的是负有军事义务的自由佃户，他们持有一定的土地，也要为领主服军役，但其土地显然少于骑士的封土，更多的情形是几个vavassor共同提供一个骑士的服役。

马克思曾经这样论断英国封建主义的特征：“被导入的英国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比之由自然途径而形成的法兰西封建主义较为完备。”英国封建主义有相对清晰且稳定的等级体系，这既是因依附关系而存在，也因土地关系而加固。在理论上，封建体系并没有因为等级梯级的延展而出现权力递减的状况，相反，英国国王的最高权威得到加强。因征服而兴封建，故封建本身带有突出的强制特征。威廉征服英格兰不只是纯粹的武力行为，还有合法性的寻求。当时人甚至威廉自己都可能认识到“他既是合法且成功的王位继承者，也是军事征服者”。当1086年8月征服者威廉到达索尔兹伯里的时候，“他的议政大臣们也来到了那里，全英国所有的占有土地的人，不论身份如何，不论他们是谁的封臣，也都来到了那里。他们都服从于他，成为他的封臣，并且向他宣誓效忠，申明他们将忠于他而抵制所有其他的人。”这就是著名的索尔兹伯里盟（Oath of Salisbury）。这一盟誓与末日审判书联系起来看，都可以看做国王权威的体现。

当然，这种强势并非某次宣誓就可以确立的。事实上，其得益于英国历代君王的不懈努力。在国王亨利一世时期，甚至发展出所谓的封建司法审判的特许权理论。国王对其领土内的所有土地都拥有司法权。他可以从那些土地上拿走庄园，也可以给予封臣以完全的或部分的司法权。他还可以让出庄园但自己保留司法权，因为国王的司法权利并不必然随着庄园的转让而成为赠品或者礼物。安茹王朝的亨利二世所作所为也是如此，1166年在英格兰、1172年在诺曼底，亨利甚至要求其直接封臣提供各自拥有的所有骑士的名字，以便确认他们是否有足够的骑士来满足所求。亨利还坚持所有的骑士都应该向自己宣誓效忠。各地封臣也给国王发去信函，上报骑士数字和名字。英国国王们还设立巡回法庭（circuitjudges），以遏制封建领主的权力滋长。亨利二世时期巡回法庭受理所有刑事案件和许多民事案件，其目的是将司法施加于每一个人。1187年，亨利二世法令中这样规定：“根据王国的习惯，没有国王陛下的令状，任何人都无需理会来自其封土的主人的法庭传唤。”于是，英国出现了人们熟知的谚语：“我的封臣的封臣还是我的封臣”，这与大陆的做法显然不同。

国王的权威与财富也与大陆那些孱弱的君主不同，根据维塔利斯的说法，征服者威廉每天的日常收入是1061英镑10先令1.5便士，这还不包括王室的税收、司法收入以及其他不可计算的收入。比较国王忏悔者爱德华与征服者威廉的财富，就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爱德华只占有34%的土地，大贵族高德温家族所占比例为43%,另外两大家族占比例为23%。威廉则占有64%的土地，而大贵族巴约的奥多（Odo of Bayeux）与默尔坦的罗伯特相加只有21%。可以说，没有贵族能够跟国王相抗衡。即使最大的贵族，国王的同族兄弟奥多也因为被疑心造反而囚禁，直到威廉死后才释放。在威廉二世的时候他真正公开造反，而被没收了土地财产。因此，有学者这样比较英国与法国的封建主义的特点：“最高领主在封建制度中的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也可能仅仅是一个封建主，就像法国最早的卡佩王朝的国王一样。最大的封土的拥有者在理论上应向这些封建主表示敬意，但封土持有者拥有自己的封臣，封建主不能，也不被希望干预其封臣的事务与论争。可是最高领主也可能获取君权（sovereignty），就像威廉一世那样。公元1086年，威廉一世在索尔兹伯里不仅得到其总佃户的宣誓效忠，这些总佃户直接从王国（crown）分封土地；还得到总佃户的封臣的宣誓效忠，由此表明他们承认自己对国王也负有义务。”

诺曼征服之后，英国封建主义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甚至在不同的地区，封建主义都有多重的样态。根据斯坦顿等人的说法，1066-1166年间是英国封建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是封建主义诸要素逐渐生长的时期，土地分封、封君封臣关系、骑士以及城堡等方面都逐渐得以成长，这些要素在刚开始的时候还带有较为明显的诺曼特征，随着时间推移，诺曼封建主义最终终结，英国封建主义逐渐呈现。英国封建主义的第二个阶段（12世纪中期——13世纪末）是其特征充分展示的时期，也可称为鼎盛期，最为突出的是英国封建主义成长为具有主导力量的社会体系，封土与封臣的紧密结合是此体系的两大基石。14、15世纪则是英国封建主义发生变化乃至衰落变态的时期，滋生着众多的新特点。

中世纪晚期发生了诸多变化。首先，封君封臣关系日渐削弱。理论上封君封臣之间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实际上变成了多项对应关系，一臣多主的现象相当普遍。当一个封臣的两个封君发生战争，同时召他服军役，他到底听谁的召唤？当时的习惯有相应的处理方法，如帮助较早向他行臣服礼的封君，或帮助给予最大封土的封君，或帮助被迫进行自卫的封君等，甚至出现了对唯一主君（liege lord）的绝对臣服（liegehomage）。

其次，封土逐渐丧失其军事作用与功能。一方面是骑士阶层的身份在发生变化。曾经的骑士，以战士为其本分，而到了晚期中世纪，成为一个骑士或者贵族，土地财产成为最根本的要素。在社会等级中，土地收入的多少成了区分等级的标准，如年收入10英镑的为绅士（gentleman），20英镑的为从骑士（esquire），40英镑的为骑士。1240年代之后，国王甚至强迫那些年收入15英镑、20英镑和40英镑的自由持有者接受骑士身份。12世纪，英国有许多年收入大概在2英镑的贫穷骑士，他们根本没有封土。13世纪末，英国约有3000名骑士，其中真正有封土者约1250名，其余皆为货币封土骑士。既然骑士已经不等同于战士，则封土就自然不再是军事封土了。事实上，由于持有土地的条件之差异，13世纪英国的封土可分为教会领、军役领（或者骑士领）、杂役领和索克领。除骑士领之外，其他三种封土基本上与军事义务无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骑士领为单位为领主服役的习惯之外，生长出一个具有妥协乃至颠覆性质的制度：以缴纳金钱来代替领兵服军役。按照封建惯例，封臣向封君服骑士役40天。在国王亨利一世时期，鉴于骑士役征调的困难，改征免除服役的费用。约1179年财务署文献中这样记载：为抵抗外敌入侵，亨利二世命令每个骑士领都要缴纳1马克或者1英镑的钱来支付士兵的薪饷和奖励，因为国王主张使用雇佣军而非自己的人民来进行战争，所以要交钱支付雇佣兵的薪饷，又由于钱款是根据士兵盾牌数量来支付的，故名盾牌钱（scutage）。这一文献清楚地表明，国王对于自己的封臣参与战争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宁愿花钱雇佣军队也不愿使用封臣。到13世纪中期，支付盾牌钱以代替骑士军役的做法已经相当普遍。

再次，当军事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削弱的时候，经济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成为显目的存在。从封土的角度来看，封建主义就演变为围绕封土而产生的各种经济利益的关联。一块封土的授予，意味着新的经济关系的结成，封君和封臣对封土所拥有的权利，都可以用经济方式来计算。封臣继承封土，要向封君缴纳继承金（relief），继承人未成年，封君就成为其监护人。同样地，封臣子女的婚姻往往也属于监护人的权利范围。不过，这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最终也转换为经济内容，因为当封君行使亨利二世时期的官方法律文本中，有关于继承金、监护权（wardship）、婚姻费（marriage）等问题的描述与规定：按照王国的习惯，一个骑士领的合理继承金是5英镑，但一个男爵领没有此类规定。假如继承人年幼，他们将受到封君监护直到成年，而女性继承人即使成年也要受监护直到出嫁，但结婚对象必须得到封君同意，否则将丧失其继承财产。为了财政收入，国王约翰甚至于1207年将婚姻监护权加以出卖。约翰王的收入变化，也反映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层面的变化，在即位之初，约翰王的年收入为2.2万英镑，自1204年之后，其收入稳定增长，1208-1212年间平均年收入为3.9万英镑。如果再加上罚没地产的收益、教会职位空缺和地产收回、各种税收、犹太人的缴纳等，约翰在位期间最高年收入达到7万英镑。可见，与封建有关的那些东西都已经被金钱包围。不过，随着经济要素重要性的增加，封臣对封君的依附性可能会逐渐减弱，因为，封臣对封君的义务都可以以金钱或者实物的方式来支付和履行，骑士役可折算为盾牌钱，其他如协助金、继承金等更是无需折算。

最后，封土最本质的变化是自由买卖地产。所谓封土，是封君分封给封臣的土地，国王分封给直属封臣，后者又分封给自己的封臣，如此类推。无条件继承（feesimple）的封土，在分封时的证书上已经说明封给某人及其后嗣，故可以称为自由继承封土。有条件继承（fee conditional）的封土，在分封时说明赐给某人及其本身的后嗣，即直系后嗣亲属，旁支不得继承。此外，还有限嗣继承（feetail）的封土，即土地应该世代相替传给继承人的后代。直到13世纪末，封土主要就在这三类继承方式下转移和运动。随着英国社会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封建领主阶级对货币需求日盛，封土自然就成为举债、抵押甚至买卖的对象。于是，在分封与继承之外，封土逐渐变成可以买卖之物。早在斯蒂芬王统治时期，英国就有出售土地文书记录，12、13世纪则相当普遍。当然，起初此类买卖并不为法律所认可，只是一种既成事实。到了13世纪末，就不只是历史的实际，而且得到了法律的确认。1290年的《买地法令》（Statute of Quia Emptores）如此规定：

鉴于大人物和其他领主的封土上的土地和持有物的购买者，已经从这些大人物的自由持有者那里买到后者的土地和持有物，这些土地和持有物是从封土授予人那里按封土而持有，而不是从该封土的主要领主持有，因而这些购买者迄今多次进入主要领主的封土，使主要领主遭受损失，这些主要领主由此而多次失去属于他们封土的土地和持有物的封土归还权，婚姻支配权以及监护权，上述情况对于那些领主和其他大人物似乎是极端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如果再发生同样情况，就要宣布剥夺继承权。我们的领主国王，在他治下第十八年的复活节以后，也就是圣约翰施洗者节后的两周，在威斯敏斯特的会议上，在王国的大人物的祈求下，兹特准许规定和命令，从今以后，每个自由人按自己的愿望，出卖他的土地和持有物或其中的一部分，都是合法的，条件是封土承受人得按照他的封土授予人以前持有该项土地的那种义务和习惯，从同一封土的主要领主那里持有同一土地或持有物。

概而言之，《买地法令》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了封土可以转让的现实，但土地购买者要代替出卖者承担来自主要领主（即封君）的相关义务。只要封君的利益不受损害，有封臣来承担应该承担的义务，封君并不在乎封土在谁手中。法令的目的是维护主要领主如国王等人的封建权利，但从后果来看，它使自由持有的封建土地的购买和出卖合法化了。不过，该法令并不针对国王的直属封臣的封土，后者的买卖仍然需要征得国王的同意，否则即为非法。但在该法令发挥效用的情形下，直属封臣持有的土地的自由买卖事实上也合法化了，至少是默许的。如果从封建体系来看，该法令的作用与后果在于打断了封建阶梯无限制地扩展的趋势，次分封就此结束；当土地出卖者退出阶梯时，土地购买者随即进入。

英国封建主义演变中最突出也是学界讨论得最为热烈的问题，就是所谓“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1944年历史学家麦克法兰借用19世纪历史学家查尔斯·普卢默（Charles Plum mer）的“变态封建主义”概念，用来描述晚期中世纪英国封建主义的非常态存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学者重提麦克法兰的命题，引起了新一轮的关于变态封建主义的国际大讨论。

随着典型封建主义——以封土来换取军事服役——的衰败，14、15世纪英国封建主义出现了非典型、非常态的封建主义现象。贵族豪强不以封建关系而是以金钱、权力及其他手段控制和支配各类武装人员。在这个以“保护制”、“扈从制”以及亲缘关系为主导的社会中，领主和封臣之间的依附纽带被新的主人和扈从之间的契约纽带所代替。同样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关系，但与封建的连结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从以封土的占有为条件、臣服和军事服役为内容的封君封臣制，向以支付现金工资为条件、亲缘关系和服务为内容的扈从制的转变。简而言之，就是以契约取代封土，以人身契约纽带取代封建臣服关系，以家内服役取代军事服役等。为了应对战争和日常事务，英国大小贵族都逐渐采用了这种扈从合同（indenture of retinue）：乙方为甲方提供包括军事服役在内的各种服务，甲方为乙方提供以金钱为主的报酬。根据史学家贝恩（J.M.W.Bean）的考察，这种扈从合同早在13世纪末已经开始出现，14、15世纪则成为潮流，例如，1319年5月15日，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与拉蒂默领主威廉订立了一个终身合同，即拉蒂默的威廉终身为伯爵服役，平时负责照看伯爵的庄园等事务，战时要带武装人员40人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为伯爵作战。拉蒂默和其中的10人可以从伯爵处得到战袍和马鞍，拉蒂默本人的装备费用由伯爵支付。若有马匹战损，伯爵会给予补偿。为这份终身合同，伯爵每年要向拉蒂默支付1000英镑以便后者能够“维持其家庭”。著名的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实行扈从合同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贝恩细致地分析了1372-1382年间公爵所签订的扈从合同，发现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如合同中骑士和从骑士享受和平时期年费的比例逐渐增加，在1372-1376年间，13%的骑士和17.5%从骑士享受和平时期的年费（annual fee），到了1379-1383年间这两个百分比分别为25%和70%。这一现象反映了扈从合同已经从服役于战争走向服务于日常，也说明了扈从合同在社会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

1372-1382年冈特签订的扈从合同和年金授予的数量

变态封建主义之于英国封建主义的历史而言，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宜夸大变态封建主义的契约特征，事实上，契约关系并非在晚期中世纪才出现。根据美国学者莱昂的研究，从封建关系诞生之日起，契约精神及实践就已经存在。一定程度上，封君封臣关系的结成也是契约的一种。其他诸如钱袋封土、货币封土、职务封土、名誉封土等非实体化的封土类型，同样体现了契约精神的存在。1103年，英王亨利一世与弗兰德尔伯爵之间达成协议，后者向前者效忠，一旦国王有所号令，伯爵应带1000名骑士前去服役。作为回报，国王则给伯爵提供保护，并且每年给予伯爵500英镑作为封土（fief）。这一事例与晚期中世纪的合同并无本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变态封建主义并没有真正改变封建主义的依附关系。甲方与乙方签订的是金钱合同，但乙方仍是甲方的依附者。因此，变态封建主义虽然看似与常态产生了距离，但仍然在封建主义范围之内。当一些学者将变态封建主义前推至英国封建主义的第一个及第二个阶段的时候，至少让我们看到变态封建主义与常态封建主义之间的相似性。

第二章　封建王权的建立

1066年1月英王爱德华去世，哈罗德伯爵被贤人会议“推选”为王。诺曼底公爵威廉要求继承王位，但遭到哈罗德和贤人会议的拒绝。为此，威廉发动军事征服，走上了武力夺取王位的道路。

实际上，威廉公爵早就为军事征服做好了准备。在军事上，他在诺曼底组建了一支精良善战的军队，由尚武斗狠并经过严格训练的封建骑士组成，使用的是锋利的铁制刀剑与长矛，并配备雇佣来的弓箭手与步兵。此外，这支军队不仅善于使用虚假溃退以诱敌深入的战术，而且善于建筑土木结构的城堡进行有效的军事占领。在对外关系上，威廉公爵面临的环境也十分有利。此时法王腓力已死，其幼主由威廉公爵的岳父佛兰德尔伯爵巴尔德温辅佐，诺曼底免除了法国王权的威胁，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征服。此外，威廉公爵还以传播克吕尼运动精神，争取到了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二世（Pope Alex anderⅡ)的支持。在诺曼征服中，威廉曾打着教皇赠予的圣·彼得祈福旗，脖挂一串圣骨，使征服“带有一种宗教色彩”。

哈罗德继位不久，其弟诺森伯里亚伯爵托斯蒂格开始在挪威与苏格兰的支持下与之争夺王位。哈罗德立即率大军北上，于1066年9月28日在约克北部的斯坦福特桥歼灭了挪威国王和托斯蒂格伯爵的军队。乘此良机，威廉公爵即以哈罗德“篡位”和自己是王位合法继承人为由，率领大军渡海入侵不列颠，在英国南部的帕文西（Pevensey）登陆。这支军队大约有7000人，其中包括大约2000-3000名封建骑士，拥有约600-700艘战船。军队中以诺曼人为主，也有一些来自大陆的缅因、勃艮第、布列塔尼等地的封建主。

诺曼底军队的入侵，使英王哈罗德闻之震惊。他立即率领军队经过4天的昼夜行军赶回伦敦迎敌。在未经充分休整和西北部援军没有到达之前，哈罗德又仓促地率领军队前往苏塞克斯的黑斯廷斯（Haskings）附近的圣纳（Senla）山与诺曼军队决战。哈罗德的军队大多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民团，使用的武器也比较落后，甚至有用石制的斧、刀来进行作战。而诺曼军队则使用铁制刀矛，并配有弓箭手掩护。当时的战况异常激烈，威廉公爵一度从战马上跌落，但诺曼军队显示了很大的战争优势。激战中，威廉命左翼诈败后退，哈罗德军立刻追杀上去，离开有利的高地，威廉率军发动反攻。经过一天的血战，诺曼军队彻底击败英军，英王哈罗德中箭身亡。黑斯廷斯一役的胜利，为威廉公爵的征服成功奠定了基础。

接着，诺曼军队向内地挺进，势如破竹，相继攻占丹佛港和坎特伯雷，然后再沿着泰晤士河西上，先征服伦敦西北各地，最终迫使伦敦投降。此后，威廉又率领大军经过约5年的征战，先后平定了麦西亚和诺森伯里亚，将许多村庄摧毁。直至1071年攻克赫里沃德困守的伊利岛，才最终全面征服了英国。

“诺曼征服”以胜利告终，但要巩固诺曼的统治却并非易事。与英国人口相比，征服者数量极少，且与土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语言和文化上存在诸多差异。在征服后，英人的零星反抗仍时有发生。而北方丹麦、挪威诸王亦觊觎英国王位。此外，不少诺曼征服者在大陆拥有庞大地产，经济利益使他们对诺曼底的政治更有兴趣。因此，如何抹去外来征服者的形象以树立起合法的国王权威，如何将强大的军事占领转化成牢固的政治统治秩序，也就成为威廉公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为达到这个目的，威廉自征服战争一开始，就在教、俗封建贵族的支持下，根据形势的需要，将旧英王权的政治遗产和诺曼底的统治方式加以调适与结合，着手构建强大的封建王权。

为了建立合法、神圣的统治权威，威廉完全继承了旧英王的“王权神授”的政治遗产。当征服战争尚在推进时，威廉就着手筹备即位英国国王。1066年圣诞节，他让约克大主教埃塞尔雷德（Ethelred）在西敏寺教堂为他按旧制涂油加冕。虽然典礼中使用的是诺曼底宗教节日中为公爵吟颂的连祷文，但在关键处作了删改。在征服前，因公爵系法国国王名义上的封臣，故其名在此连祷文中被置于法王之后，在颂及其名时音调也要降低，颂辞为：“健康和永久和平属于诺曼人的威廉公爵。”而在此时，文中反映的公爵对法王的臣属关系的内容被删除，不再提及法王，颂辞改为：“世界和胜利属于最尊贵的威廉——权力为上帝所授并带来和平的伟大国王。”威廉加冕时佩戴的王冠与德皇奥托大帝的王冠类似，由一希腊人制作，呈拱型，缀有12颗珍珠。威廉旨在以涂油加冕典礼来向整个王国及他的部众表明，他从一个外来的军事征服转化成一个神命的政治主宰，从一个治于一隅并有封臣身份的公爵，转化成一个王国的权威国王。这一措施有力地树立了新兴诺曼王权的神圣地位，从此，威廉公爵就成为上帝授权的英王威廉一世。因此，史家认为这次典礼“是诺曼底和英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它表明英国的政治“发生了一次革命”。

在神化王权的同时，威廉也强调他作为旧英王爱德华的继承者的“血缘权利”，为其王位找到符合王室血统世袭的合法证据。在加冕典礼上他声称这种权利并许诺要继续爱德华的仁政、德政，不久他又在一份敕令中称：“我，威廉，诺曼底之主，已通过世袭权利，成为统治英吉利祖宗之地的国王。”通过对“王权神授”及王位世袭的政治遗产的继承和改造，诺曼国王的神圣政治权威逐渐确立起来。

鉴于教会在神化和维护王权上的重要功能，威廉对原来的盎格鲁撒克逊教会进行彻底改组，重建效忠于王权的英国教会。

最初，威廉一世为争取教会的支持，仍留用旧英国的主教和修道院长。随着征服的拓展，从1070年起，他就开始进行旨在加强王权的宗教改革。为此，他大力推行高级神职人员的“诺曼化”政策，逐渐让诺曼人充任主教与修道院长。同时，他还任命诺曼底的修道院长兰弗兰克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来协助他管理教会事务。此人无显赫的家世，为人十分忠诚，在推行英国教会“诺曼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至1087年，在整个英格兰的高级教职中，几乎将所有高级教职全部换上来自诺曼底的教士，只有1位主教与3名修道院长由土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担任。至他去世时，原英籍的高级教士只剩下沃切斯特主教沃尔夫斯坦（W ulfstan）及两名修道院长。比外，他还让兰弗兰克（Lanfranc）管辖约克大主教，以消除北方分裂主义者和入侵者在约克加冕的隐患。

为拉拢教会，威廉王还在城镇广建宏大教堂，让高级教士接受土地分封，获得丰厚田产，并让他们参预政务乃至执掌要政，成为国王的显要朝臣和官员。让主教在地方建立宗教法庭审理教案。同时，他对教会也严加控制，掌握了高级教职的任命及授职权，支配着教会的种种事务。通过这些措施，教会贵族成为封建贵族阶层和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也就依附于诺曼王权，成为国王御用的政治工具。

王权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还在城镇兴建规模宏大的教堂，其中有1070年修建的巴特勒（Battle）大教堂，1071年建成的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大教堂，1070-1071年修建的坎特伯雷大教堂，1072-1073年建成的林肯大教堂，1077年建成的圣阿尔班教堂，1078年建成的罗切斯特大教堂，1079年建成的温切斯特大教堂等。由此，英国教会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功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条件。

为感谢教皇对此次征服的支持，威廉一世仍按旧制让坎特伯雷大主教去罗马接受白羊毛披肩，向教廷交纳彼得金年贡。然而，他并没有兑现当初给教皇的承诺按照克吕尼改革精神来改革英国教会，他对克吕尼运动的支持也只限于宗教道德革新的层面，重申禁止教士结婚、腐化，并牢固地控制了英国教会。这一举措很快引起了罗马教廷的愤怒。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Ⅶ)上台后，立即表示反对英王选任教职，要求英国的大主教定期赴罗马朝拜，进而在1080年派代表休伯特携函赴英，以威廉为获支持曾作过许诺为由，要英王向其效忠称臣。对所有这些要求，威廉王均予以拒绝。他在复函中反驳教皇的要求：“我未曾同意过效忠，现在也不会这样做。因我从未作此许诺，我也未发现我的先辈曾向你的前任效忠过。”此后，威廉王加强了对教会的控制，作出严厉的规定：如没有王的批准，教皇的文件、代表不得入英，英国教士也不得赴罗马或其他地方参加教廷的宗教会议及有关活动。威廉王强硬态度给教皇当头一棒，但因此时教廷正在与德意志皇帝展开激烈的“教职授予权”之争，只得暂时对英妥协，等待着有利时机再采取行动。

基督教会神权以及血统世袭权利的庇护，对诺曼王权的奠立确有不可低估的政治意义，但仅仅依赖于此还难以从根本上确保封建王权的长治久安。事实上，早在征服战争之初，由于英人的抵抗和袭扰，连上帝的权威也难以消除征服者在异国所必然怀有的恐慌心理，这可从威廉加冕礼中的骚动事件中得窥一斑。据稍后的诺曼编年史家普瓦提埃的威廉记载，在威廉的涂油加冕典礼中，当所有出席者向新王欢呼以示认可和祝贺时，西敏寺教堂外的诺曼卫士竟神经质地误以为发生了暴乱，当即纵火焚烧四周房屋。诸多的典礼出席者纷纷夺门而逃，仅少数人留在威廉身边，威廉也吓得“剧烈发抖”，直至秩序恢复正常。此事件后，随着征服的扩展，威廉在重要地区大建城堡以作军事据点，严加防范。

严酷的现实使威廉领悟到，要在英国建立强大的王权统治，需要将军事征服者们与土地占有紧密结合起来，为封建王权打下牢固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由此，威廉将死于战乱或流亡异地的大约四五千个旧英国贵族“塞恩”的领地收归国王所有，然后以诺曼底的封建制为模式在征服者中进行分配。接受封地的教、俗贵族就成为威廉王的总封臣或直接封臣，他们须向国王尽诸种封建义务，其中的主要一项，就是根据其封地面积的大小提供数量不等的骑士为国王服军役。为保证军源，这些总封臣大多将一部分封地分封给中等贵族，使之成为王之次级封臣（sub-tenants）。次级封臣一般须提供5-10名骑士，而骑士也从次级封臣那里有小块地产作为服役条件。次级封臣和骑士也须对其封君尽军役以外的各种封建义务。全国的总封臣约向王提供约5000名骑士。这样，以威廉为封建宗主、以土地占有为基础、以封君封臣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等级制度形成。在此制度中，威廉王按照封建的习惯享有最高宗主的许多权力。除让封臣服军役外，还可向其征调封地继承金、协助金；如重要的大封臣死后无后嗣继承，可收回其地产；如封臣反叛不忠，可没收其土地，并以封建法对其审判，重者可处以残肢之刑；封臣死后如其继承人尚未成年，则可对其实施监护权，而监护期间其地产由国王掌管并获取全部收益等等。

威廉一世推行的诺曼封建制肇始于征服战争之中，是借助于强大军事权威和根据建立强大王权的政策取向而逐步推进、调整和完成的。因此，这种封建制是诺曼封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扩展，有利于国王加强集权。

首先，王室拥有的地产超过了任何教俗总封臣，王权由此而拥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根据英国史学家以当时的调查材料所作的统计和分析，其时全英土地年收入约为7.3万镑，其中王室约占17%,约1.26万镑；主教区和宗教团体约占26%,世俗贵族约占54%。而当时收入最多的总封臣年收入也仅2500镑，半数以上的总封臣年收入不到100磅。当时全国的耕地总面积中，约1/5多属于国王，约1/4多属于教会，约1/2多属于世俗贵族，还有一小部分属于支持威廉而继续享有其领地的英国旧贵族及自由农民。王室的地产之大是任何总封臣都望尘莫及的。此外，全国未开垦的荒山森林区亦归王室所有，禁止任何人到王家森林里去砍伐与狩猎，否则就要受罚。

其次，总封臣的封建大地产并不集中在一处，而是分散在各地，这有利于国王集权。在分封土地时，英王既不愿意使其封臣的领地过于庞大集中而形成不听命于王的独立王国，也不愿看到原英国领主过多、地产破碎而致王权孱弱的局面再现。因此，他将以前数千个旧领地合并为若干大地产，分封给以诺曼贵族为主体的总封臣，其中约有180多名总封臣的年收入在100镑以上。这180多名大贵族里，最显赫的10位占有所封领地总面积的一半，他们中有5位属王族成员。这些总封臣的领地虽然庞大，却分散于各地而未相连。其原因既与威廉的集权政策取向有关，也是土地分封与征服战争常同步进行的结果。每征服一地，就没收旧贵族土地进行分配，形成了大地产分散的面貌。如莫尔吞的罗伯特，其大地产散布于20个郡，切斯特伯爵休（Hugh）除伯爵领以外的封地，被分置于19个郡中，约有20个总封臣的领地分散在10个以上的郡里。而国王本人的许多大地产，也星罗棋布地间杂在各地封臣的大地产中。这种相互分割交错的地产占有格局，一方面，由于时间和距离的限制，既使封建贵族难以迅速积聚起对抗王权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难以在其所有的领地上实行有效的私家统治，也使他们能以较开阔的视野关注其在广泛地区的经济利益，由此而渴求王国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无疑有助于遏止封建主义的地方离心倾向。另一方面，为管理分散各地的封建地产，国王常派遣官员、管家奔赴各地。这对于扩大王权对地方的影响和渗透，扼制封建贵族政治和司法特权的扩张，也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作为封建宗主的国王拥有对各级封臣的直接支配权。在推行封建制的过程中，威廉显然意识到，那种将权利义务限定在直接的封君与封臣之间的封建原则，潜蕴着不利于国王集权的因素，与国王直接统治所有臣民的君权原则大相抵牾。为了弥合这一原则上的分歧，他于1086年8月在索尔兹伯里召开誓忠会，要求所有等级的领主参加。大多数封建主到会，向威廉宣誓效忠。这样，在欧洲大陆通行的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封君统辖封臣的原则，在英国却变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也是我的附庸”的原则了。“索尔兹伯里盟”的形式和语言都纯粹是封建的，但它所反映的却是君权至上的实际内容。当威廉在英国引入并确立诺曼式的封建制度时，这个誓约庄严地宣告，威廉既是所有居民的国王，又是可直接控制各级封臣的最高封君，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其权威，“若反对国王就是违背了其誓约，就是叛逆者”。事实上，在“索尔兹伯里盟”之前，威廉已经对各级封臣行使了国王对臣民的直接统治权，所谓的“末日审判”调查即是一例。据时人记载，为取得征调贡税、军役的准确依据，他于1085年在格罗切斯特召开王廷会议，讨论如何统治英格兰。会后，他“派遣其臣属赴英国各郡，让其调查各郡有多少海德的土地，与国王本人在全国有多少土地和牲畜，国王在各郡一年有多少收入。他还要求登录下他的大主教有多少土地，他的主教、修道院长以及伯爵有多少土地。更详细地说，就是在英国占有土地的每个人都有什么以及各有多少，有多少土地以及牲畜，它们的市值如何。调查十分仔细，没有1海德或一码（yard）土地、1头牛或1头猪被遗漏或没人记录。这全部记50.录日后都交给了国王”。此外，还调查每个庄园有多少农奴（维兰，villein）、依附农民（索克曼，sokeman）以及多少奴隶，乃至磨房、池塘、林地的数量等等。这一调查至1086年结束，所有各级封臣及自由人的土地财产、收入数额都受到了详细的核对与查证，并将调查结果载案入册，编纂成所谓的《末日审判书》。这一重大举措对英国封建王权来说具有经济与政治的双重重大意义。它既为英王支配全国的经济资源提供了参考依据，更巩固了英王直接控制各级封臣的最高宗主权，有史家认为，“它是为反对封建主义的分裂力量而采取的一种预防措施”。这一重大措施与“索尔兹伯里盟”表明，威廉逐步将前英王的国家君权与诺曼公爵的封建宗主权结合起来，确立了对王国所有臣民的土地财产乃至人身的政治统治地位。

在军事征服、神化王权和推行封建制的过程中，威廉在诺曼封建贵族的支持下，对旧英王和诺曼公爵领的政治体制作调适与整合，逐步建立起封建王权的政治统治制度。

在中央，威廉王既是英国国王，又兼诺曼底公爵。他以其私家内府为核心组建了王廷，让王的宫廷生活管理中心兼作王国的政治中枢。在王的指导下，王廷要召开一种仍属谘议性质的王廷会议（Curia regis），规定教、俗封建贵族作为国王之封臣的身份出席，以讨论王国大政，进行决策。从有关记载看，一般说来，王廷会议的参加者除了国王、王后、王子以及内府的重要臣吏外，还有与国王关系密切的教、俗总封臣，这些总封臣的出席人数大约在50-75人之间。王廷会议每年召开3次，分别在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灵节期间举行，必要时则可随时举行。与会者除呈建议外，还要署证国王在会上颁发的文书敕令，以示作证和支持。此时，一些与会贵族因系国王之心腹，时常伴王廷巡游，国王与他们及内府臣仆常一起议决国政，作出决策，形成所谓的小会议。小会议实际上是国王的经常性的决策机构，国王同时常让小会议中的贵族督促地方的财政司法事务。与多少带有原始军事民主制遗风的旧英国的“御前会议”相比，此时的王廷会议几乎完全成了王的御用工具，大、小会议总是由国王最后裁决。不过，为争取封建贵族支持，国王不可能完全漠视他们的意见。此时尚无中央官僚政府机构，但为适应王国“跨海而治”的大形势，威廉在承袭旧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摄政”一职系威廉一世首设。其时，国王仍沿袭旧俗，常率王廷跨海巡游，约有近一半的在位时间居住诺曼底，故特设摄政，让其在国王离英期间代表国王统治，主管司法、财政、军事等要政。出身王族的权贵奥多、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兰克都先后就任这一要职。不过摄政系临时设置，国王返英后即取消。为处理国政，威廉仍起用国王之内府的私家臣仆为官，其一是中书令。在征服后的最初几年，国王之公文仍用英语撰写颁发，在1069年后，他才以拉丁语为官方语言。大约在1068年，他任命其宫中神父赫尔法斯特为中书令，负责文件草拟、盖玺和发布，以及对王之玉玺的保管。中书令有一些随员，也兼管一些财务，权力显要，被学者认为是“王国最高的行政官员”。此职设置对发布乃至贯彻王令作用甚大，例如，在1086年对全国的土地、财产进行大调查时，国王就将全国划分为7个区进行，而派往每区的3人中，至少有1名为中书令的随员，负责记录与核对数据，使之得以汇总成册，编成《末日审判书》。在财政上，威廉王仍沿用旧制，让内府中的御库管理，由宫室长和司宫等私臣兼作国家官吏负责财政收支事宜。不过，由于内府与王廷一起常年巡游，所征调的钱物及账本携带不便；而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威廉除继承旧王权的土地税（丹麦金）等征调外，还获得大量的领地收入、铸币收入、司法罚金、封臣支助金等，收入大增，携带就更为困难。为此，王扩建了原英王的温切斯特国库，还修建了鲁昂、法来士等国库，以储存钱物账本，派人前往负责。

为确保封建王权的权威地位，威廉一世仍按照旧制，让王廷兼作王国的最高法庭来行使司法权。根据封建制的原则，王廷是所有王之封臣的最高封君法庭，作为封建宗主的威廉，有权审理其封臣的民事诉讼和案件。王廷在这方面显示了有力的司法权威，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审理大主教兰弗兰克和肯特伯爵奥多之间的土地诉讼案。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威廉接到兰氏的上诉后，当即命令肯特郡法庭开庭审理，将该郡所有诺曼人和熟悉传统土地法律与习惯的英国人传唤到庭，并派人代表王主持审理，结果让依仗王族出身的奥多将其所侵吞的地产归还给原告。另一方面，王廷也是整个王国的最高法庭。威廉一世吸收了旧英王有关“王之和平”的法治观念，将臣民的重大刑事案件乃至封臣的反叛要案，都划归为王的司法权范围，有的案件如奥多伯爵的“谋反”案由王在王廷中主持审理，有的则由王廷分遣法官到当地主持郡法庭审理。为加强王权对各地区的控制，威廉建立起较牢固的地方统治制度。对地方控制的一大举措就是重新设置伯爵领，对伯爵严加约束。基于旧英国伯爵以势干政的教训和诺曼底公爵驾驭伯爵的经验，威廉在征服后将幸存于战火的旧英伯爵予以废除，只保留娶国王之侄女的亨廷顿伯爵瓦尔瑟夫（Wal the of），不久又将诺森伯里亚归其领有，但在1076年瓦尔瑟夫伯爵反叛被处死后，旧的地区性伯爵至此完全消失。同时，威廉又以诺曼公爵领的方式，在沿边重要地区分设伯爵镇守。例如，在沿威尔士边境一带，设了切斯特、施鲁斯伯里、赫里福德三伯爵领；为抵御丹麦人南侵，设诺福克伯爵领；为控制海峡之港口，设肯特和苏塞克斯两伯爵领。此外，设康沃尔伯爵领和保留原东盎格里亚与诺森伯里亚伯爵领亦有同样的军事目的。此时的伯爵领地盘大大缩小，仅是原伯爵领辖区的一小部分，伯爵皆系国王的总封臣，故“一个伯爵领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封地”。伯爵是国王的封疆大吏，为国王负有卫国御敌的重任，不得参预其领以外的地方诸政务。为便于支配，威廉皆任命王族成员或心腹担任伯爵，如任命王族出身的诺曼底巴耶主教奥多任肯特伯爵，任命宫廷总管奥斯本（Osborn）为赫里福德伯爵。而对原诺曼公爵领的伯爵，包括在征服中战功卓著者，却不让他们在英继续担任伯爵。这样，征服前伯爵干预地方政务、扼制王权的局面基本上不复存在。不过，作为封疆重臣，伯爵可以参与王廷政务，且在其领地内大权在握，“拥有一个国王的所有权利”，故对地方政治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消失，有时也难免对抗王权。但由于威廉王的强权，伯爵始终难以张扬权势。

在地方行政上，威廉王仍袭设郡制，但却根据诺曼公爵领任用子爵的经验，将郡守变成由国王任命和直接指挥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让其不受伯爵制约而拥有诺曼底子爵那样的显要权力。这样，郡守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远远超过征服前，成了“纯粹的王之官员”。最初，一些归顺的旧英国郡守，如维尔特郡守、萨默塞特郡守等仍被留用，威廉王初期的一些政令，就是用英语向这些人颁布的。从1070年始，国王逐渐任命其总封臣为郡守，换掉留用之英人。郡守拥有本郡行政、财政、司法、军事诸大权，负责为王传达政令、征调钱物、征发民军、主持郡法庭审判、维持社会治安、守护王家堡垒等等，还要组织完成王廷临时下达的一些重要事务。在英国历史上，威廉一世及二世时期的郡守权力最大，他们在加强国王对地方的统治、遏制贵族封建离心倾向上作用重大。郡守都是忠于王权的朝廷命官，但他们本身是大封建主，不少人为扩展权益，利用职权或肆意掠夺，或损公肥私，其职位亦渐趋世袭。为巩固王的地方统治秩序，威廉王亦严厉制止其不法行为。

征服后，原郡以下的百户区制仍然存在，但情况发生变化。随着土地分封，许多百户区渐落入封建领主私家之手，由此形成了两类百户区共存的局面，公家百户区由郡守直辖，派管家或属员主持行政、财政、司法诸事，而私家百户区则由领主派管家治理，但也要执行郡守颁布的政令，且郡守对区内的司法要案仍保有调查和裁决的权利。不过，随着封建制的推行，百户区原作为基层行政组织的重要性逐渐终止，其行政职能转移到各地的村中，村里行保甲式的十户制，各户互保守法，一人犯罪诸家受罚。村民须为国王和领主承提财政、司法、治安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部分百户区的封建化，使领主通过其庄园法庭和百户区法庭对村民拥有很大的支配权，但威廉王力图通过郡守所保有的权利和派员巡查对其加以控制，如在1086年的“末日审判”调查中，王所派的官员深入各地，从由教士、管家和6个村民组成的誓证团（jury）那里，获得详细可靠的证据。

第三章　封建王权的发展

1187年，威廉一世去世，由其次子鲁弗斯（Rufus）继承王位，是为威廉二世。在他统治期间（1187-1100年），由于大贵族的反叛与教会的抗争，国内政治剧烈动荡，王权统治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鉴于长子罗伯特曾与法王勾结且屡有夺位之意，威廉一世在临终时选定次子鲁弗斯继承王位，并赠之以王冠、宝剑，函告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兰克予以辅佐。对长子罗伯特，国王只让他继承公爵的爵位而坐镇诺曼底。这样，在“跨海而治”的英王国，就出现了两权对峙、政治分裂的局面，由此对王权与贵族的关系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当时，封建大贵族在英格兰和诺曼底两地都拥有大量地产和财富，按照封君封臣关系的习惯，继承其父领地和爵位的罗伯特公爵，自然成为他们须忠诚服务的主人；而按照君主制的原则，他们应当成为听命于国王的臣属。这样，骤然而降的英、诺分治局面，使国王不再可能享有大贵族专一不二的封建效忠。因此，当1088年罗伯特公爵向威廉二世争夺王位时，一些大贵族立即呼应而反叛国王。面对严峻挑战，威廉二世依靠效忠王室的教、俗大贵族与众多的中小贵族，武力平定了叛乱，击溃了罗伯特的海上进攻。事后，威廉二世采用“擢新弃旧”政策，不再让具有显赫家世和军功的诺曼元老大贵族担任朝臣和其他要职，转而起用王廷的内府吏仆和中小贵族参预国政。这一政策引起大贵族的愤恨，终于酝酿出1095年贵族的又一次反叛。这一批反叛者势单力孤，很快被镇压。1096年，罗伯特伯爵因参加十字军东征而急需费用，把诺曼底“典当”给了鲁弗斯。尽管如此，政治动荡的根源并未消失。

这一时期，王权与教会的关系同样出现巨大裂痕。其时，建国初期的不少高级教士纷纷谢世，威廉二世乘机按照封建处理封臣之遗产的方式，肆意采用延长教职空缺期的手段来掠夺教会。据维塔利斯的《宗教史》载，威廉二世根据摄政弗兰巴德的建议，每当主教、修道院长一死，就立即派王廷官吏前往清点其财物，悉数收归国王所有；同时，他还将该主教区或修道院所属的地产划归于王领，派心腹前去监管，这些地产的收入除去教务花费外，全部交归王室。此时，教职空缺期一般都在3年以上，使得教士们不仅难以从事日常的教务，而且大多一贫如洗，度日维艰，有的修道院僧侣更是“缺吃少穿”。据统计，在威廉二世在位的11年中，先后遭此厄运的有坎特伯雷、索尔兹伯里、温切斯特、达勒姆、林肯等主教区，还有圣·爱得蒙德、西米恩等11个富有的修道院，其中坎特伯雷大主教区的教职空缺期延续了5年（1089-1093年）之久。教职长期空缺既使有关地区的教务难以正常进行，更使教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激起了教会人士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为了控制教会，威廉二世还多让王廷的心腹充任主教，如1090年让御医约翰为巴思主教，1099年让摄政弗兰巴德（R.Flambard）为达勒姆主教，这些人在任上不理教务，谋取私利，也引起教士阶层的不满。由此，教会与王权之间的冲突旋即展开。

安瑟伦此前是大陆著名的伯克修道院院长，深受克吕尼精神熏陶，对教廷权威极为推崇。他在1093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开始谴责国王掠夺教会的政策，并呼吁国王归还其没收的属于大主教区的地产，承认新任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Ⅱ），并按惯例让他前往罗马接受白羊毛披肩。威廉二世拒绝了安瑟伦的要求，而且还欲以不忠之罪对他进行审判。1097年，安瑟伦不顾禁令，擅自前往罗马。临行前，他对坎特伯雷教区的教士发表讲话，声称其此行“可以推动教会今后的自由”，要教土们立即“为上帝而战，反对俗权压迫”。他走后，威廉二世将其教区的财产、封地一并罚没。其时，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英国教会的领袖，享有为王举行涂油加冕典礼的特权，也是王的显要朝臣，地位极高，系“王族之外的国王的第一臣民”。因此，安瑟伦出走给王国政治造成了不小震荡。

威廉二世曾经是一名骁勇非凡的骑士，即位后不仅平定了贵族的数次反叛，而且一度以武力迫使苏格兰臣服，并曾经收复诺曼底，攻占曼恩北部地区，甚至力图攻占法国西南部的阿奎丹。但他却是一个性格凶悍而暴烈的赳赳武夫，缺乏与教、俗贵族合作的统治经验。史载他终身未婚无嗣，更无正统的宗教信仰，曾被教会斥为“一个渎神的反叛者”。因此，他在位的13年，政治动荡不已，君主集权体制的构建更无可能。据12世纪初的史家、坎特伯雷的伊德默尔（Eadmer）在其《英吉利近世史》（Historia Novorum in Angia）中记载，威廉二世的王廷巡游时，常就地抢掠酒食，淫人妻女，肆意作歹。喝不完的酒就用来洗马腿或索性倒掉，弄得其所经各处一片狼藉，居民纷纷躲藏。据此有人认为，此时英国的“王廷仍是一个散漫和掠夺性的乌合之众组织”。1100年8月2日，在温切斯特的森林狩猎时，威廉二世被人用暗箭射杀。威廉二世死后，其弟亨利继承王位，是为亨利一世。其时，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在法国君主的支持下，试图利用元老贵族与王权的对立情绪，跨海争夺英国王位。教会对王权仍然不满，双方的合作关系有待恢复。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分化，王国的政务日趋复杂，英王再已不能依靠粗陋的传统政治体制来治理国家。

作为一位雄才大略、志向高远的君主，亨利一世勇于面对形势的严峻挑战。他精通权术，志向高远。他的政治抱负，不仅是要实现王国“跨海而治”的大一统理想，而且要改革先王旧制，确保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

1100年8月5日，亨利一世在西敏寺举行涂油加冕典礼时，为笼络贵族，在其《加冕誓词》中宣称：革除威廉二世之弊政，“废除所有一直不公正地压迫英王国的邪恶习惯”，恢复爱德华王和威廉一世的祖宗良法。同时，作了一些许诺：按照旧制对贵族征收“公正与合法”数额的封地继承金及其他税收，允许贵族的合理婚姻，保护教会财产，等等。

这些承诺绝非权宜之计。亨利一世即位后，立即认真总结诺曼王朝以往的统治经验和教训，首先从培固王权政治基础着手，实行“擢新保旧”、刚柔并济的统治方略。

一方面，亨利注重延揽和重用出身寒微、起于草莽、地位卑下但却识文有术的“新人”。这类人员有的是国王内府中的卑贱仆役，有的是小土地所有者或骑士阶层中的贫寒者，当时的编年史家称他们为“起于尘土之人”。他们既无高贵血统可恃，也无庞大的家族利益可虑；既忠顺于国王，又有相当的文化及专长。由是，国王大力擢用他们为朝臣和各级官吏，赐予其土地财产，培植起一个既能与大贵族分权制衡，又能适应于构建政府官僚机构需要的新贵族阶层。新人朝臣的政治地位有日趋显赫的态势，到了亨利一世统治的中后期，其临朝次数与署证次数上升。从1126年至1135年，他们平均约占临朝者总数的24%多，在王令署证者中占33%多。在“新人”朝臣中，拉尔夫·巴西特（Ralph Basset）、奥布里·得·维尔（Aubrey de Vere）、杰弗里·得·克林顿（Ge offrey de Clinton）等等，都是国王的宠臣，其在王廷中的权势炙手可热。

另一方面，亨利一世注重处理好与大贵族的关系。即位之初，拥护诺曼底公爵罗伯特的大贵族，在蒙哥马利伯爵（Earl Montgomerie）的率领下反叛，亨利一世以武力将其平定。1105年，他又率大军渡海进攻诺曼底，在坦什布雷一役生擒罗伯特，恢复了王国“跨海而治”的大一统局面。不过，事后亨利以世并未对大贵族一概排斥，而仍对之重用和赏赐。不少原来具有显赫家世和军功的大贵族的后裔，此时又获得了朝臣身份。据统计，对现存的亨利一世文件的署证中，博蒙特家族者为165次，克莱尔家族者55次，切斯特阿武兰齐斯巴耶家族者55次，比哥德家族者112次。切斯特伯爵雷纳夫（Earl of Chester,Ranulf）、雷切斯特伯爵罗伯特（Robert,Earl of Leicester）、缪兰伯爵罗伯特（Robert,Earl of Mullan）、亨廷顿伯爵西蒙（Simon,Earl of Huntington）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朝臣。此外，国王还常以各种形式对大贵族赏赐，包括大地产甚至是伯爵领。大贵族中的王族因其特殊地位而最受国王的重用和庇护。亨利一世的私生长子罗伯特封为格罗斯特伯爵，并使之成为拥有大量地产的显赫朝臣。国王还封赏大量地产给其外甥斯蒂芬，约并安排他与布伦伯爵之女继承人结婚，使之一跃成为显赫的大贵族。

努力恢复与教会的合作则是亨利一世的另一重要统治方略。他即位时，因安瑟伦在外，只得由温切斯特、伦敦两主教代替安氏为他施行涂油加冕典礼。为获教权支持，缓和教、俗权的冲突，亨利一世亲自函请安氏回国。安瑟伦回国后，坚持要求国王放弃教职任命、授予权，但仍为亨利一世所拒绝。但为了缓解矛盾，他与教会在1107年达成协议：主教由本教区的教士团体牧师会（Chapter）选举，但选举须经国王同意并在王廷之小教堂中由国王亲自监督举行；国王放弃对新主教的指环和权杖的授予权，但主教在由教会行授职礼之前仍须向国王行效忠礼。这一协议是斗争双方妥协的产物，它为以后教、俗权在处理教职选任、授予问题上提供了基本准则。从表面上看，这一协议似乎很公正，王权在其中作了较大让步，好像都照顾到了教、俗权双方的权益和尊严。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这有利于国王控制候选人的议定和选举场面。其次，有利于国王控制选举时间和地点。此外，国王虽不再拥有授职之权力，但新任教职者在就圣职之前仍要对王行封建的效忠礼，根据此礼，他们仍得服从国王的意志和权威，否则也将被国王按封建法予以惩处。由此可见，国王仍实际掌握对教会的统治权。难怪当时人针对此况说：“国王会少一些尊严，但王权却未受损失。”其实，王权非但未受损失，反而利用其拥有的实际权力继续采取延长教职空缺期的方式来获取教会财富。不过，教会通过斗争毕竟获教职授予权，也得到“自由”选举教职的权利，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将这种名义上的“自由”转化为现实。

在教、俗贵族的支持下，亨利一世推行一系列有力的改革措施，初步构建起国王集权的政治体制。

在中央，亨利一世着力于作为国家统治中心王廷的改造。诺曼征服后，王廷以国王私家内府为核心，兼具王国行政中枢，每年只召开3次会议处理军政要务，并保持着四处巡游的习惯。亨利一世即位后，打破旧制，不断举行“额外”的王廷会议。据史家统计，从1100年至1135年间，国王“额外”召开的王廷会议就达77次之多。这些会议多在伦敦（或西敏寺）举行，由此而减少了王廷巡游的次数与过程。大约在1108年，他还对王廷中的内府进行改革，规定王廷出巡时内府不得随意强征和掠取，必须以固定价格采购王廷所需用品。不久王又建立内府官员的薪金制，使其国家公职的身份近一步凸显。由此，王廷的公共政治功能树立起来，诸多重大国政如法令制定、王位继承、税收征调、要案审理、弊政整顿、对外宣战等，都在王廷会议上议决。中央与地方的具体政务，也由王廷掌控。王廷成为囊括了国家立法、行政的统治中心。

为了有效地处理政务，亨利一世还正式设置宰相一职。诺曼征服后，英王在外出巡游时，总要临时任命教、俗大贵族摄政，主管财政、司法诸要务。1109年，亨利一世任命索尔兹伯里主教罗吉尔（Roger）为大宰相（chiefjusticiar），使之成为一个固定职务。罗吉尔任相后，积极组建财政署制度，加强行政、司法事务管理，权势日重。国王返英时，他则以国王的名义颁布政令，并在令文上签名署证。时人称他为“最高权力拥有者”（summusin regno）、“位于王后者”（secundus a rege），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地位。

随着王国具体政务的增多，王廷的秘撰工作逐渐繁重，原来负责公文草拟、盖玺等事宜的内府要臣中书令日显重要，其余一批较固定的吏属所组建的中书省日渐成型，并开始向国家机构嬗变。在亨利一世后半期，中书省除了有正、副中书令以外，其下还有文书长率4名文书负责公文的拟写。中书令位在宰相之下，统管中书省政务，监督文书的草拟和定稿，执管王之玉玺，为所颁文件加盖玉玺以示王的批准和验证，盖玺有时也由副中书令执行。包括宰相在内的王国各级官员，如果没有国王的加盖玉玺的令文，就不得处理某项政务。中书令也是王廷的重要朝臣，常年随王巡行，署证王令。受国王的指派，他还率领部分属员参加王国一年两次的财政署会议。一般而言，中书令等皆由教会人士担任。

亨利一世时，还尽力拓展王廷的财政收入，组建了王国的中央财政机构——财政署。

亨利一世还致力于加强司法集权。诺曼征服后，随着封建土地等级占有制的推行，土地占有权成为封建司法权的基础，而且“占有权也成为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律概念”。从国王到各级封建贵族都需要建立封建法庭来处理有关地产没收和土地争讼乃至下属违背封建义务等方面的问题，而求诉和出席封君法庭也是封臣的法律权利与义务。这样，作为对王国土地和各级封臣拥有直接支配权的封建宗主，英王理应掌握对各级教俗封建主的最高司法权。由此，王廷成为国王之总封臣乃至各级领主的最高封君法庭，重大的土地诉讼和背叛宗主的案件都归王廷审理。不过，由于领主私家法庭的纷纷建立，特别是由于兼理司法事务的王廷要处理繁多的军国要政且不断跨海巡游，次级封臣的讼案极少在王廷中审断，各级领主事实上行使着对其下属的封君司法权。这种情况，对国王司法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此外，在审案方式上，诺曼王朝初期王国与封建主的法庭，除袭用前英国的神判法外，还引入诺曼人的决斗法。前者以受审人对水、火惩罚的身体承受力来判断，后者则体现了以武力取胜的封建骑士精神。以这两种非理性的方式来断案，常便于教、俗贵族作伪或逃脱罪责，使诉讼难以得到公正审决。由此看来，打破封建司法权力结构及习惯的限制，削弱领主的司法特权，将各级封臣和所有自由人都有效地纳入王廷司法权的范围，就成了英王加强司法集权的唯一选择。

亨利一世时，尽力扩展王廷的司法权，扩大“王座之诉”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对危害“王之和平”与王室之特权的刑事罪案，界定更为明确，所施律条更多，惩处普遍严厉。王统治中期出现的《亨利王的法律》一文件，列举了大约35种罪行。它们大致可归纳为两类。一类为欺君犯上罪，包括谋反、不忠、蔑视王令、违背王法、诽谤国王、在王府中格斗、杀害国王之臣仆、疏忽国王之军役、不满王廷判决等等。另一类是危害王国公共秩序罪，如谋杀、纵火、抢劫、偷盗、伪造货币、窝藏罪犯和被革除教籍者等等。对这些罪行，轻者仍袭用原来的罚款、残身、监禁等惩罚，重者则处死刑。在此文件中，国王仍承认各种领主法庭对其下属的民事案件的审理权，但却强调，“有诉讼知识的人，可拒绝其领主法庭的判决而向王廷求诉”；“无人可以对国王之法庭的判决提出质疑”。按照此文件的律条，有的刑事案件也可包括教、俗贵族的土地争端等民事诉讼，因为不服从王令或王廷审决，也就构成“王座之诉”的案件。另一方面，亨利一世还继承与发展了前朝对罪犯的起诉方式。据《亨利王的法律》记载，当时实行的起诉方式有三类。一是个人的起诉。二是集体的控告，因为地方组织对治安负有责任，如百户区要缉拿任何杀害诺曼人的凶手，或交纳有关凶杀案的司法罚金。三是官方起诉，规定凡是个人与地方组织控告不力的就由国王之官员起诉。通过多样化的起诉，国王的司法权威得到进一步加强。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司法控制，亨利一世还创建巡回法庭。这一王廷派出的司法权力机构，在罗吉尔当政时较普遍推行。从1125年至1130年，巡回法庭的法官巡访各地，所巡郡数多寡不一。这些法官大多以王的宠信朝臣兼任，有的应是财政署法庭的代表，他们除审理地方刑事要案、收取司法罚金外，也裁决土地争讼，调查郡守和贵族的不法行为。而且，此时的巡回办案制度还不完善，既无固定巡回周期，也无固定的巡回区域，法官也不都是专职人员，多系国王临时差遣的宠臣。巡回法庭此时尚未成为定型的司法机构，但它的出现有助于拓展国王的司法权威，更促进了王国司法制度的建立。

对地方郡政的整顿，也是亨利一世政治集权的一项重大举措。他在遏制郡守之权力的同时，废除了郡守职位的世袭制，实行中央任免制，开始将郡政纳入王权牢固支配的权力轨道。即位之初，亨利一世挟平定贵族反叛之余威，将郡守任命权收归王廷，起用身世寒微、忠诚有才的“新人”出任郡守。同时他还打破一守一郡制的旧制，全面推行一守多郡制。到了1110年，不少“新人”已成数郡之守。另据统计，在1100年，约有12个郡守通过世袭制而获得此职位，但到了1123年，讲究只有3位世袭郡守在职了。这些新郡守大多是王的朝臣，不少人还是王廷内府的司宫、警卫长、司赈吏等官员。“新人”本是王之心腹，且又无显赫的家族背景，任命他们为郡守，有利于王权控制。这样，郡政在很大程度上就从地方大贵族那里转移到王的宠臣手中，郡守职务“封建化”的倾向基本受到遏止，国王对地方的政治集权得以加强。

通过亨利以世一系列的努力，国王的政治权威初步树立，土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对之逐渐认同。在三十多年中，英王国大体处于稳定和平的局面，并有效地实现王国的“跨海而治”。

亨利一世后期，王国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显露。由于不时袭用“教职空缺”的手段来占有教产，教会多有不满情绪。宰相罗吉尔专权，引起了国王的不满，因而采取措施将其剪灭。

又由于推行一守多郡制，郡守权力更大，常自恃其朝臣或内府官员的地位，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社会颇为不满。此外，王位继承人的选择，也引发贵族朝臣的指责。亨利一世合法婚姻所生子女只有两人，但因王子1120年遇海难身亡，他只得在1127年举行王廷会议，立女儿马蒂尔达（Matilda）为王储，引起了一些贵族的不满。这是因为马蒂尔达脾气暴躁，原是德皇亨利五世的遗孀，后又与安茹伯爵之子杰弗里（Geoffrey）成婚，很少回国，未能与贵族建立密切联系。鉴于此况，亨利一世转而属意其外甥——布伦伯爵斯蒂芬。斯蒂芬的母亲阿德拉（Adela）是征服者威廉的幼女，也是亨利一世之妹，具有王室血统。斯蒂芬一向都忠诚于亨利一世，深得其舅父的宠爱。为了培植斯蒂芬的势力，亨利一世晚年对其大行土地分封，使得斯蒂芬成为王国排名第二的大封建主，其地产广布于20个郡，权势日显。

1135年12月1日，亨利一世去世，斯蒂芬迅速渡海抵达英国，在王国宰相罗吉尔等大贵族的鼎力相助下，加冕继位为王（King Stephen,1135-1154年）。但亨利一世的私生子格罗斯特伯爵罗伯特（Robert）等公然兴兵反叛，苏格兰人也向南侵略。具有王储身份的马蒂尔达乘机窥探王位，并于1138年纠集势力渡海至英争夺王位，一场空前的封建大内战爆发。

以格罗切斯特伯爵罗伯特为首的“安茹派”及其所属的威尔士雇佣军，是马蒂尔达势力的中坚，来势凶猛。而在内战中，一些大贵族则趁机向争战双方讨价还价，索权求地，导致伯爵领数量激增。由此，王军在内战初期接连失利，马蒂尔达在伦敦宣布自己为王国的“第一夫人”而统治国家。1142年，“安茹派”在林肯战役大败王军，俘斯蒂芬。不过，因基督教“王权神授”的原则，斯蒂芬王的神命君主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此外，不少贵族希望结束内战，重建封建秩序，因此林肯战役后不久，在王后和伊普雷斯的威廉率王军反攻和伦敦市民抗击下，“安茹派”失利，被迫释放国王，马蒂尔达逃出伦敦。随着战争形势向有利于王军的方向转化，大多数贵族逐渐改变观望态度，开始积极支持王权，推动国王对“安茹”派战争的不断取胜。1147年，“安茹派”首领罗伯特伯爵死去，马蒂尔达被迫离开英国。两年后，安茹军队再度侵英亦遭惨败。

斯蒂芬王虽然保住了王位，但王权统治机构运转困难，君主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实际上土崩瓦解。不少大贵族的“天然”的封建政治离心倾向暴露无遗。他们拓展地盘，在其领地中擅专权力，独霸一方。各地私家城堡更与日俱增，内战期间新增私人城堡300多座。在一定程度上和相当多的地区，出现了封建政治割据的混乱状态。此外，由于战乱的冲击，许多地区田园荒芜，罕有人迹，社会经济遭受空前的摧残。

在中央王权孱弱无力的状况下，面对社会混乱和经济萧条局面，也有不少贵族希望结束动荡战乱，重建稳固的封建统治秩序。由此，大贵族之间的弃仇修好乃至政治结盟活动相继出现。内战后期，切斯特伯爵雷纳夫和雷切斯特伯爵罗伯特在林肯主教主持下达成的和平与互保条约。该约旨在消除相互间的敌对战争状态和扩张势力范围的行径，以便有效地遏制其他势力对双方的进逼，恢复和巩固各辖区域的封建统治秩序。为此，该约对双方及其下属的种种行为和义务作了较详细的明确规定，如双方在效忠封君时必须互守忠诚，以尽量减少由于履行封建义务而给对方造成的侵害；相互保护和支援等等。在中央王权的政治权威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这个封建私家盟约的出现，对于结束封建分裂混战的局面，实现大贵族区域性的政治统一，并由此为王权最高政治权威的恢复和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1153年1月，马蒂尔达之子——安茹伯爵亨利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再度率军来到英国，斯蒂芬王采取怀柔政策，收亨利为义子。1154年，斯蒂芬王去世，因其无后嗣，内战双方签订《温切斯特和约》，诺曼王朝终结，由具有王室血统的亨利继承王位，建立了安茹王朝，是为亨利二世（HentyⅡ）。据说亨利二世的父亲安茹伯爵杰弗里经常在帽子上饰以金雀花枝，故又称“金雀花王朝”。

亨利二世统治时期，通过继承、联姻等，将其统治版图空前扩大，除了不列颠的领土外，在大陆还拥有诺曼底、安茹、缅因、布列塔尼、阿奎丹、波瓦图与加斯科尼等，形成了一个北抵北海、南达比利牛斯山的所谓“安茹帝国”。为了消除斯蒂芬王时期内战导致的混乱割据，重建封建王权的统治权威，有效地实现“跨海而治”，亨利二世推行一系列的政治集权措施。

在亨利二世统治期间，他继承了其外祖父对贵族的“擢新保旧”的政策，辅之以“宽猛相济”的手段，实现了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的全面政治合作。即位后不久，他即派员在各地调查，并将内战中被贵族侵蚀的王家地产与特权收归王室，并摧毁贵族私自建立的城堡。同时，他让贵族“复故爵田宅”，对此前内战中的所有伯爵爵位与伯爵领及其特权，一概暂予保留，让中小贵族继续享有其旧宅故地。随着政治集权的展开，亨利二世仍旧注重依赖大贵族特别是王族治政，让他们充任显耀朝臣。例如，在1164年颁布的《克拉伦敦宪章》上署证的，有包括雷切斯特伯爵罗伯特、康沃尔伯爵雷金纳德在内的9名伯爵，还有2人出身于比哥德、沃伦大贵族家族，约占此文件署证者23人中的40%。在1177年伦敦的王廷会议上颁布的《卡斯提尔那瓦尔敕令》上署证的15人中，伯爵占了7名，还有1名伯爵之子。1185年在西敏寺颁布的《巴特利牧师会员土地恩准令》上署证的6人之中，就有4名伯爵。大贵族朝臣对王国政务的广泛参与，对国王的政治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有史家认为，“亨利二世对他们的依赖远远超过了国王应从封臣那里得到的习惯性的建议和咨询”。此外，一些大贵族还担任高官要职，切斯特伯爵罗伯特就被任命为宰相，一些大贵族还担任司宫、法官、使节、郡守、城堡要塞镇守、监守、将军、使节等要职。但另一方面，亨利二世也对大贵族严加防范和扼制。即位之初，他虽让斯蒂芬王时期的伯爵保有爵位、领地并加以擢用，却又采取措施摧毁其私家修建的城堡，不准其继续把持郡政和扩展领地。随着王权的不断巩固，亨利二世渐次剥夺一些大贵族在其领地中的司法和税收特权，而且尽力以自然减员的和平方式来削减伯爵领。王即位后不久，就从苏格兰人那里收回其占的诺森伯兰德伯爵领，但从此不新设伯爵，在伯爵死后，不准人继承而使其领消亡。这样一来，伯爵领数量不断下降，在1154年有24个，1169年减至16个，到王统治末期，则只剩下12个。同时，他还采取强硬措施，剥夺了少数反叛王权的伯爵的封地和朝臣的身份。由此在其统治后期，伯爵在王廷中的政治影响日益式微。在政治集权过程中，亨利二世更是大力培植和提拔“新人”，将次级封臣和骑士等中小贵族与王廷内府中的私家臣仆予以重用。由此，一部分“新人”一跃而成为新兴权贵，或为王廷之朝臣，或为财政署之要员，或为中央法庭之法官，或为地方之郡守。有的甚至成为“出将入相”的显赫大臣，操持国之权柄，如骑士家庭出身的理查德·得·卢西（Richard de Lucy）和格兰维尔（Glanville）都受到重用，官至宰相。

由于与世俗贵族实现了全面的政治合作，亨利二世能够采取一系列构建集权制度的措施。在中央，他不仅扩大王廷会议的政治功能，而且让其中的重要朝臣与自己一起议决诸多重要的军政要务，由此而形成了王廷的“小会议”或御前会议，使之实际上成为国王统领下的王国政务首脑机关和国王的御用工具。吸取前朝宰相罗吉尔专权的教训，亨利二世在置相的同时还“分相权”，任命两位宰相辅政。1168年大贵族出身的宰相罗伯特死后，政局已稳，国王遂以小贵族出身的卢西独揽相权。但在1178年，因深忌相权显赫，亨利二世又迫使卢西离职而退隐修道院。在让相位空缺两年后，他才由格兰维尔担任。同时，亨利二世还扩充中书省的规模，使财政署的运作制度化。鉴于征召骑士服役的某些限制，亨利二世从1159年开始对封臣征收“盾牌钱”以代替其军役，用以招募雇佣军制。同时，还不断强化地方民团，1181年，颁布著名的《武器装备法令》，规定所有臣民都要配备武器装备对，听从国王命令服军役。由此，国王不再单纯地依赖贵族封臣服役，王国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

为了加强财政控制，亨利二世即位后，借鉴以往的经验，将财政署发展成为定型的国家机关，不仅让署中官吏日趋专职化，而且使之有了较为严密的制度，较为固定地在伦敦西敏寺办公。通过财政署的运作，保障了王廷的财政需要。

为克服内战导致的封建离心倾向，亨利二世还大力整顿地方郡政。即位之初，亨利二世即罢黜了内战时期的郡守，废郡守世袭制，行任免制，并恢复一守一郡制，选地方中小贵族充任郡守。此时的郡守在为王权主理地方郡政上业绩不少，但其滥用职权、敲剥一方的劣迹仍时有显现，特别是在1166年王去大陆以后，情况尤为严重。为整顿郡政，王在1170年春返英后即颁布《调查郡守令》，组团分赴各地彻底调查郡守之败政。通过此次调查，大多数郡守因其败政而被国王罢免。这次调查对郡守任职制度的改革作用重大，被认为“是郡守职位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郡守一般由国王在王廷大臣和内府吏员中直接选派，并可兼数郡之职，任期逐渐缩短，调换更为频繁。由于实行中央任免并由王廷官员短期任职和不断换位的制度，地方贵族世袭垄断郡守要职的趋向基本上被遏止，郡守结党营私、擅专大权的现象逐渐消失，郡政处于王权的牢固支配之下。

为了削弱封建领主和教会的司法特权，拓展国王的公共司法权威，从1163年开始，亨利二世致力于司法改革。1164年，他通过王廷会议制定《克拉伦敦宪章》，规定犯罪教士也要经王廷审理，并由王廷实施惩罚。他还于1166年颁布了《克拉伦敦敕令》、1176年颁布了《北安普顿敕令》，将杀人、纵火、抢劫、盗窃及窝藏罪犯等原属“王座之诉”的刑事案件均收归王廷审理，任何城堡、市镇等都不得阻止郡守前往领主的法庭或领地中调查案件和逮捕刑事罪犯。亨利二世的“王座之诉”的重刑律条，更加突出国王的神圣尊严，明确列入“弑君罪”和煽动军队反叛罪等，凡犯者皆处残身或死刑。1179年的《大敕令》更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就可以获准将自己的案件从领主法庭转到王家法庭审理，或直接向王家法庭申诉。由此，在亨利二世时期，整个王国通行由御前会议制定、王家法庭颁布的法律，国王任命的巡回法官在奔赴各地办案时开始按照此法律执行新的法令来审判，此即是英国独有的普通法的起源。因此，亨利二世颁布的“法律令文”被看做是“普通法的一个里程碑”，他也被视为英国普通法（习惯法）的奠基者。

为增加王廷审判案件的可靠程度，防止地方封建领主和郡守作伪，亨利二世还改革司法程序，正式建立陪审制。《克拉伦敦敕令》规定，每百户区选派守法之人12名，与各村选派的4名良民组成陪审团，向国王的法官揭发本地刑事罪犯，提供司法证词，然后再对人犯行神判法，被证明有罪者即处以残身后放逐。这比单纯依靠神判法合理有效，有力地保证了王廷司法权的实施。在民事诉讼上，则全面推行法律令文诉讼制，主要解决地产争端。亨利二世先后颁布5个有关敕令，其中以1179年的《大敕令》最为重要。根据此制，土地争讼不再使用野蛮的决斗法来裁决，而由熟悉情况的12名证人到庭陪审作证来裁决。更重要的是，诉讼者都可向王廷申请一份法律令文，以求案件公正解决。而在感到判决不公时，更可以直接求诉于国王的法庭。这样，王国的土地案件普遍地收归王廷审决。

强化司法机构则是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的又一重要举措。为了处理大量的地方案件，亨利二世即位后即恢复与扩建巡回法庭，尽力使王室法官的巡回办案制度化。1175年，他又将王国分为东、北、西、南4大片区，分遣巡回法官各自督查1区。1176年，则再将全国划分为6个巡回区，派遣18名法官分巡各区。1179年，亨利二世又将全国划为4个巡回区，分派21名法官前往巡查。至于部分国土的巡回，从1176年开始就几乎未中断过。此时，巡回法庭有了较正规的司程法序。在法官出巡前数星期，即发布法律令文给郡守，令其做好预备，如提供有关案件的人犯和罪证，按时在郡法庭召集本郡贵族、骑士和自由人，组织陪审人员等等。由此，巡回法庭工作成效明显提高。

随着“王座之诉”法理的形成和王廷司法权的扩展，各种求诉王廷的案件不断增多，单凭巡回法庭已难以对之及时处理，众多的诉讼急需移交给一个固定的法庭裁决。这样就提出建立常设中央法庭的紧迫问题。因此，在1178年，亨利二世从内府中挑选2名教士和3名俗人，组成永久性法庭，固定在西敏寺代表王廷听讼办案，但特别重大的司法案件仍归王廷审理。这个常设5人法庭似为主要负责审理民事案件的王国普通诉讼法庭的开端。1179年，亨利二世又设立一个中央法庭常年在西敏寺办案，通常由宰相、国库长和数位主教组成，并不断临时增补一些法官，有时补达12名之多，主要审理“王座之诉”的重大案件。这个法庭应是英国王座法庭的肇始。西敏寺的诸中央法庭此时尚未完全定型和健全。诸法庭中的不少人员仍是王廷御前会议成员，还远不是专职化的法官。只有到13世纪中后期，诸法庭才真正与王廷分离，诸法庭之间的相互独立及人员的专职化才完全实现。尽管如此，国王毕竟在西敏寺有了较固定的中央法庭，它们的活动不久又因司法档案的建立而日渐规范和频繁。这样，国王最高司法权威的实施就开始有了制度保证。

通过一系列措施，亨利二世比较成功地实现君主的政治集权，推动了封建王权的进一步发展。然而，亨利二世不可能彻底化解固有的社会矛盾。在他统治时期，王权与教、俗贵族的纷争乃至激烈冲突时常显现。

在斯蒂芬王统治时期，罗马教廷对英国的干涉逐渐增加，英国教会却乘此时封建内战削弱王权的良机，自主“选举”教职，进而寻求教廷庇护，扩展教会司法权。亨利二世即位后力图改变这一状况。1163年10月，亨利二世要将犯罪教士收审于王廷，遭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坚决反对，教、俗司法权之争一触即发。1064年2月，亨利二世召集教、俗贵族出席王廷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克拉伦敦宪章》，规定：有关圣职荐选（Advowson）和教会庇护权利的争诉，皆收归国王法廷审理；教士若犯有属于“王座之诉”的罪行，也要先由国王法廷传唤其到廷受审；没有王的同意，任何教士不得出国；任何教职空缺的主教区或修道院的土地收入，都必须收归国王所有；恢复1107年的协议规定，教职选举应按国王之令在王廷小教堂中举行，获选者在接受圣职之前应向王行臣服效忠礼，等等。接着，亨利二世又于是年10月召开北安普顿会议，要将贝克特作为叛逆封臣来审判。贝氏寻机逃离，奔赴法国，继续对抗王权。在教皇与法国君主的压力下，亨利二世被迫让贝克特回国。返英后，贝克特仍鼓吹教会自由，由此而进一步触怒了国王，被国王之内府骑士杀害。贝克特之死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面对重重压力，亨利二世被迫于1172年在诺曼底的奥维兰齐斯（Avranches）与教皇使节达成协定：英王废除他即位后损害教会的诸种政策，归还贝克特死后其所没收的坎特伯雷主教区之财产。不过，尽管亨利二世对教会作了较大让步，但仍保有对教会实施其政治权威的充分余地。

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虽然对世俗贵族严予控制，但仍然有贵族的反叛事件出现，这集中体现在王子争夺王位上。亨利二世的王后埃利诺（Eleanor）为其生了亨利、理查德、杰弗里、约翰等四个儿子。1173年，受王后怂恿和法王路易七世（LouisⅦ,1137-1180年）的支持，这些王子在诺曼底兴师反叛，得到一些贵族的支持。从1183年开始，诸子之间又开始王位之争，其中的理查德还与新任法王腓力二世结盟。年老多病的亨利二世无力扭转局面，最后战败，在羞辱痛苦中去世。

亨利二世去世后，理查德一世（RichardⅠ,1189-1199年）即位。他性情凶猛，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多有战功，又被称之为“狮心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在其统治时期，理查德一世让其教、俗朝臣维持国内政务，自己却在1190-1194年间率军参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92年12月，理查德一世为处理内乱而回国，在途中被德国君主扣为人质监禁，后由部下回国筹集大量赎金赎回。1194年回国后，他平定了其弟约翰争夺王位的反叛，接着又返回大陆同法王腓力二世（PhilipⅡ,1180-1223年）争战，收回在其被囚禁期间为法王抢占的领土。1199年，理查德在率军进攻诺曼底的一个城堡中箭身亡。他死后，王族内部再次爆发争夺王位的战争，其弟约翰角逐成功，于1199年5月加冕为王。

约翰王（King John,1199-1216年）统治时期，在经济社会变动和英、法的领土战争剧烈的背景下，国王与世俗贵族、教会的矛盾冲突日趋显现和激化，最终酿成英国封建王权严重的统治危机，促成了《大宪章》这一重要文件的出现。

在12、13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的羊毛、粮食等商品出口的激增和白银大量输入，英国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次通货膨胀出现，进而导致了王室实际收入的锐减和费用支出的剧增。另一方面，约翰王统治时期“几乎是一个不断战争的时代”，主要是与法国著名君主腓力二世争夺在大陆的领地。此外，为使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等地真正臣服，约翰王也曾率军前往征讨。当时，英王军队中雇佣军数量比重较大，加之物价上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进步，军费开支迅速增加。

在上述背景下，为了维持王室的奢侈生活，要支付诸多官吏的薪金和庞大的军费，约翰王充分利用亨利二世构建起来的君主集权体制，打破以往的封建习惯和约定，对贵族、教会乃至城市进行超常规的经济攫取。这一时期的盾牌钱征收较繁重。从前述可见，亨利二世和理查德王在45年中共征了11次，一般为每骑士领1马克或1镑。而约翰王在16年中亦征收11次，其中仅两次按以前标准收，其余则按每骑士领2.5马克或3马克或2镑起调。有人计算出约翰王所征调的盾牌钱的年平均数额为4318磅，超过了亨利二世与理查王时年平均数额的总和，约占国王年均收入的10%，大大超过了当时王室约2万余镑的年收入。约翰王还超过原有惯例征取高额的封地继承金，利用其封君的婚姻干涉权，榨取再嫁的贵族遗孀。在其繁重征调和榨取下，贵族负债成为这一时期明显的社会现象。不少贵族为还王债，只得向王控制的犹太人或主教借高利贷，由此而雪上加霜，债台高筑；有的则因此而倾家荡产，甚至将债务传及后代。由此，贵族的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约翰王还广开财源，对整个社会进行经济榨取。出卖王家森林开垦权，变相出卖郡守职位，用“宫市”的形式低价强购宫廷用品，对犹太人的敲剥，都是约翰王敛财的手段。强制征调动产税更是王之重要财源。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207年，征收率为动产与收入的1/13，共得巨款约6万马克，从1202-1207年，约翰王还发明征收所有进出口货物的商税，按价值之1/15征收。这些措施，也激起了贵族和市民乃至教会的强烈反对。

约翰王还将滥征重调的政策直接指向教会，1207年春，约翰王在伦敦两次开会，要征调牧师和有封地之教士的部分收入充公。不久，王又要教士比照俗人交其动产及收入的1/13以资助王室。此外，他还乘高级教职空缺之机，不顾教会反对而大肆掠取教会财产及土地收入。在1207年，坎特伯雷主教区的年收入已达1492镑10先令，在此后6年的教职空缺期中，教区收入悉为王有。其他不少教区、修道院亦难逃厄运，尤以养羊与羊毛致富的西妥派修道院被搜括甚多。据史家不完全的估计，仅载于王室账本上的源于教会的收入，在1209年为400镑，在1210年增至3700镑，1211年则猛增至2.4万镑。据统计，1207-1213年的6年中，王室从教会获得的收入总计约为10万镑。

由于经历了王位之争而又面临紧迫军事形势和财政困境，约翰王不仅十分专断，而且显得偏执、暴虐。1204年他在大陆对法国战争失败后，失去了诺曼底、安茹、曼恩、都兰、普瓦都，政治形象大为受损，在国内背上了“软剑”、”失地王”的辱名，由此而肆意猜忌和排斥贵族大臣，独断国政，委任亲信把持朝廷，甚至委任雇佣军首领为地方郡守。对于不满的臣民，他动辄以扣押人质、罚没地产甚至是酷刑来予以惩罚。

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约翰王并没有采取化解国内冲突的措施。相反，却仍旧醉心于收复大陆失地，一味对抗法国。1209年，他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结盟，1213年，佛兰德尔伯爵、荷兰伯爵与布洛涅伯爵等又加入这一联盟。为了维系这一联盟存在，他付出了巨额资金。另一方面，约翰王没有审时度势，他直接干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选举，由此而与罗马教廷发生激烈冲突，致使国内政局在贵族反叛之前就陷入动荡之中。

1201年，为塞茨（Seez）主教的选任，约翰王曾与该教区的牧师会发生争执，拒绝该会所选定的并由教皇最终裁定的新主教任职，致使教皇曾一度对诺曼底施行“禁教令”。数载后，国王与教会之间又在这一问题上爆发了更激烈的争端。1205年7月，王之重臣坎特伯雷大主教H.瓦尔特（Walter）去世，大主教区诸主教要求获得参加选举大主教的权利，而牧师会则不等王室下达“准选状”，就提前选举了坎特伯雷修道院的执事雷金纳德（Reginald）。约翰王获悉后则拒绝予以承认，并迫使牧师会选举了国王提名的诺里季主教格雷（Gray）。但牧师会亦因此而分裂为年长派和少壮派，后者反对前者听命于国王。为此，数方争讼纷纭、难作定局，最后只得求诉于教廷的决断。但教皇英诺森三世却否决了诸方要求，任命博学多才的英籍人、红衣主教兰顿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王深感其权威受到亵渎，拒绝了教廷的这一任命，致使兰顿（Langton）此后在大陆滞留6年，不能赴英就职。由此双方斗争日趋激烈，教皇于1207年宣布对英实施“禁教令”，责令英国教会停止一切宗教活动，这在社会上引起一遍混乱。1209年又进一步将约翰王开除教籍，致使教、俗权冲突达到顶点。这样一来，约翰王在宗教法上已成为任何人都不能接触的人，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一些主教难以继续留在英国，只好外出流亡，林肯、切斯特、埃克塞特等主教区的主教空缺无人。此时，北方贵族蠢蠢欲图起事，法王在教皇唆使下准备侵英，而德意志皇帝弗烈德里克则又与法王结盟，并与教皇和解。在强大政治压力此时，约翰王只得派使团赴罗马教廷谋求妥协，最终在1213年5月成功地与教皇讲和，应允作为教皇的“封臣”。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英王每年要向教皇交纳1000马克年贡和1000马克的“封地”收入；归还其所掠取的教产，同意让兰顿回英就任大主教圣职；补偿英国教会在这次冲突期间所遭受的损失10万马克。1214年，约翰王颁布政令，承认教会选举自由。教皇也于是年取消对英国的“禁教令”，并函告英国主教，要其维护王权与教会的和平。约翰王的让步缓和了教、俗权的矛盾，使王权获得教皇神权权威的庇护。但这也使他蒙受屈辱，政治形象进一步受损。

早在1212年，北方贵族就开始密谋起事。次年8月，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兰顿在伦敦圣·保罗教堂召集一批贵族和高级教士开会，向他们宣读并解释所谓的《佚名英国特权恩赐状》，要他们以争取此状中的“特权”为抗争目标。这份文件系兰顿匆匆草拟，仿亨利一世的《加冕誓词》写成，其中有12项条款在1215年的贵族请愿书和《大宪章》中得以体现和扩展，它被认为是《大宪章》的一个“粗略的蓝本”。兰顿并非贵族的政治代表，而是约翰王与贵族之间矛盾的调解者，但他却以此在贵族中树立起政治领袖的形象和威信，由此贵族从传统的政治文本中获得反叛王权的理由。1214年，约翰王率军对大陆的普瓦都远征，北方大贵族拒绝参与。是年7月27日，在著名的布汶战役中，约翰王及其部分同盟的军队遭到惨败，在国内引起更大不满。是年9月，约翰王又开征盾牌钱，北方贵族拒绝缴纳。在1215年1月6日主显节，反叛贵族在伦敦开会，向约翰王递交《佚名英国特权恩赐状》，再次要求恢复“古代习惯的自由”。约翰王耍一花招，承诺在4月底予以答复。到了4月中旬，因见约翰王无诚意，贵族即在斯坦福聚集武装，并推首领罗伯特·菲兹·瓦尔特（Robert Fitz Walter）为“上帝和圣教的军队统帅”，公开武装反叛，1215年5月17日，贵族武装在部分市民的支持下控制伦敦，并得到法国国王的支持，各地特别是东盎格里亚的部分贵族与城市居民、教士开始响应。当贵族武装与国王军队在伦敦对峙时，在罗马教廷的支持下，兰顿大主教尽力在双方斡旋、调停。6月15日，双方在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草地上举行正式谈判。6月19日，约翰王和25名贵族代表，在兰顿和伯爵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等人起草的《大宪章》上签字。这样，既肯定王权政治权威和王国的君臣关系、又赫然写入教会和贵族的若干特权的著名政治文件《大宪章》诞生。

作为一份封建性的政治文件，《大宪章》（Magna Carta）共计63条。它力图将国王的权威约束在封建习惯之中，重建维系臣民权利的传统封建秩序。

针对约翰王侵害教会、干预教务的行径，《大宪章》申明要维护教会的特权。其中第一条就规定：“所有人都需遵照上帝的旨意，教会享有所有它应有的权利，且权利将不受侵犯，其自由不受侵犯，英格兰教会视为最重要与最必需的自由选举不受约束。这是得到特许状的证实和英诺森三世认可的，我们子孙后代应该善意遵守，同时还要赋予全王国自由人及其他们的子孙后代的自由。”第二十二条规定，对教士涉及俗世的罚金，必须按照第十九条有关对自由人的罚金方法进行，不能按照教士在教会俸禄的标准课以罚金（注：教会在普通法庭受审受“教士特惠法”的保护）。第六十三条再次重申了教会的自由。

针对约翰王利用封君权力肆意侵害、敲剥贵族乃至随意征税的行为，《大宪章》对国王的权限和贵族的权利作了详尽的阐明。首先是宣示臣民的人身自由权。第三十八、三十九条规定：“没有可靠的可以证明的证据，任何市政官员不能对任何人进行法律审判。”“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的依法裁判，或经领主法庭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其次是强调臣民的财产权。其中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二十八、第三十、三十一、第五十二条都对国王权力做了明确的限制。如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伯爵、男爵或其他因服军役而领有土地的人死后，其继承人已经成年，那么只需根据旧时习惯交纳继承金，便可享有地产，即伯爵继承人只需交纳100英镑便可享有整个伯爵领地，男爵继承人只需交纳100英镑便可享有整个男爵领地，骑士继承人至多交纳100先令便可享有完整的骑士领地。根据习惯，封地面积越小，则所交继承金额越少。如果继承人是受监护的未成年人，那么在其成年之后将可享有地产，且无需交纳继承金。”第四条、第五条对监护权的资质、权利和义务做了明确而细致的说明：“对继承人未达到继承年龄而进行土地监护时，监护人除从该土地上收取适当数量的产品，征收适当的赋税和服务外，不得破坏和浪费人力、物力。监护人对所监护的财产造成浪费和损毁时，应该赔偿。如将该土地的监护权赐予或售予任何人，若监护人使土地遭受浪费与损毁时，即刻丧失监护权。”“监护人在经管土地期间，应保管好该领地上的房屋、园林、池塘、磨坊及其他与土地有关的物品，继承人成年以后，应按照耕种的需要，将土地及与土地有关的农具、相关物品全部归还给继承人。”此外，《大宪章》还竭力限制国王的征税权。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所有的郡、百户区及其他小地方均应按照旧税率征税，不得有任何增加。第十二条作了如下规定：“国王征收兵役免税金（盾牌钱）或协助金需得到全国的一致同意。除了国王被俘的赎金，国王长子被封为骑士、长女出嫁时只能征收合适的协助金。”第十四条规定：“国王要征收兵役免税金（盾牌钱）或协助金，需要获得全国一致同意，即至少要提前四十天将信送到送各大主教、主教、伯爵与男爵，并指明召集会议的时间、地点，并在信中详细说明征税的原因。征税要获得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员的一致同意。”

当时，英国的城市已有相当的发展，市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王权的抗争。针对这一状况，《大宪章》对城市的权利和商业发展也给予了关注。其中第十三条规定：“无论是在水中还是陆地，伦敦城都享有旧时的特权和自由习惯。我们（指教俗贵族）同时决定，所有其他的城市、自治城市、市镇以及港口都享有习惯中特权和自由。”第三十五对淡啤酒、谷物的度量、呢绒布的宽度都作了统一规定，对其他的重量单位也进行了统一。第四十一条则规定：“除了战时与我们敌对的国家外，按照一贯公正的习惯，所有国家的商人都可以安全地通过陆路和水路出入英格兰，在此逗留和经商。如果我们的商人在敌国安然无恙，那么我们也确保他们的商人在我们王国安然无恙。”

此外，《大宪章》的规定还涉及不少问题，如不得对债务人过分地扣押财产和增加利息，法庭须公正审判，限制王室森林范围和森林法官的权力等等。

为了避免战争，履行相关条款，《大宪章》第六十条中提出了和解的原则与相应的措施：“为了王国的和平，为了平息国王和贵族的争端，双方应达成一致的妥协，为了能够相互遵守。要从王国中选出二十五位男爵来监督国王及任何贵族。”如果发现国王和各级贵族官员违背规定的条款，应当要求国王在40天内改正，否则，这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可以号召整个王国的臣民行使武力来迫使国王改正。

对于《大宪章》的评价曾经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在以往，受17世纪“辉格派”宪政思想的影响，《大宪章》一度被看作是透显了自由、人权的宪政主义诉求的经典文献，但这一观点也一直受到质疑。有人就认为，《大宪章》并未提出什么新鲜内容，只不过是复原过去的东西，并以成文法律的形式来规定国王的作为。还有人指出，《大宪章》并非是“辉格派”史学家所谓的“英国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奠基性文件”，“作为建构13世纪的基础，它尚不充分”。也有人模棱两可地指出，《大宪章》“既具有封建性质，也具有立宪性质；既是倒退的文件，也是前进的文件”，而他的制定者“既不是向前看，也不是向后看，而是出于当时对某些问题的论争”。

应该指出，作为一份封建性的政治文件，《大宪章》精神主旨并非要否定王权，实现“宪政”，而是要通过限制王权来维护贵族传统的特权，它从根本上体现了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的共同的根本利益。封建王权不能脱离其政治基础贵族而存在，为换取他们的支持，约翰王作出了相当的让步，故《大宪章》重申贵族享有诸种传统的封建特权，对国王的最高政治权威作了种种限制，并赋予贵族以使用武力迫使国王改正错误的权利。另一方面，贵族也不能没有本阶级的政治权威代表，故《大宪章》仍然肯定封建王权的合法地位和国王人身不可侵犯的尊严，仍将国王视为贵族权益的恩赐者。

必须看到，《大宪章》包蕴着英国封建时代流行的“王在法下”、“法大于王”的观念，即祖宗流传下来的传统旧习惯和封君封臣之间的“约定”是神圣的和不可被任何人所废弃的，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人都应该对之维护和遵守。然而，国王受不受“法律”的限制，最终则是由王权与贵族等阶层的政治实力的对比决定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宪章》才把这一传统的观念宣示出来。但一旦形势转变，国王必定不会敬畏和遵守“法律”。尽管如此，《大宪章》中的征税原则、臣民人身自由原则、财产权利神圣原则虽然主要系为贵族所立，但也在一定层面上覆盖了许多“自由”人。这一遗产对日后英国议会君主制的产生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并为17世纪英国革命提供了可资借用的历史依据。

《大宪章》签定后不久，教皇为维护英国王权的权威而宣布它无效。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内战再起。其时，国王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不仅使用转被良好的雇佣军，而且占有149座坚固的城堡。而贵族的城堡只有60座，且相当简易；大多贵族被教会开除了教籍，其武装力量也很薄弱，故难以坚持，大多数人只得逐渐与国王讲和。1216年10月18日，约翰王病死，以元老重臣威廉·马歇尔为首的贵族，继续拥护约翰王之子亨利为国王，是为亨利三世（HenryⅢ,1216-1272年）。

第二篇　议会君主制统治

第一章　议会君主制的形成

发端于13世纪的英国议会，最初并非是王国政府的重要机构，而只是国王会议的一个种类。在13世纪以前，国王的会议有两种，一种是“大会议”，它在理论上是国王与其总封臣每年数次召开的共同商讨王国军政大事的会议；另一种是“小会议”，即巡游的王廷要员在国王召集下随时召开的会议。

到了13世纪，与社会政治的变动，王廷会议虽然仍沿袭原来的模式，但开始发生某些变化。此时的“小会议”被称为Concilium，逐渐成为“御前会议”，由地位不高的专业吏员组成，负责执行国王的政令。而此时“大会议”被称为Magum Concilium，参与的人员以教士和贵族为主体，但地方的郡和城市的骑士、市民代表也开始参加会议。1236年，王室的有关记录在将“大会议”作为王家法庭的参照时开始使用parliamentum这个词，此后，这个词不断地出现。1239年，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在叙述一次“大会议”时也使用了这个词，在1258年的《牛津条例》中也如此。从1275年开始，该词就常常出现在官方的文献记录上，这就是“议会”。可以说，在13世纪，“议会”还处在萌发时期，常常与王廷的大、小会议混淆在一起。国王为了解决统治问题，时常召开王廷的各种会议，“议会”只是其中的一种。据统计，在1258-1300年之间，共召开各种会议约70次，而其中有郡、城市代表参加可被看作是“议会”的只有9次。此时的“议会”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机构，而仅仅是用来指称王廷大、小会议，用来描述国王与王廷的大、小会议一起讨论王国事务的任何场合。有史家就认为：“此时为解决要政而被正式召集的王廷会议的任何一次会议，都似乎是一次议会。”

不过，在13世纪，王廷会议的确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这就是“代表因素”的注入。城市和郡的代表的参加，必然要促使议会与王廷会议分离开来，最终成为王国政府的新机构。

在中古西欧，包括英格兰在内的诸封建王国，素来就有召集地方人士了解政情、讨论政务的传统。当时西欧的王国远没有建立完整严密的官僚统治制度，权力带有明显的分散性，地方的行政机构远不完备。君主要有效地实施权力，了解舆情，只能通过地方的代表来实现。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就有君主问政于地方人士代表的习惯，领主也可委托管家、教士和4名良善村民为其代表出席其领地所在的百户区法庭处理相关事宜。诺曼征服后，这样的习惯被沿袭下来并有所发展。亨利二世时期的巡回法庭和陪审制度，则直接让郡、百户区和城市派出代表参与开庭审理案件的工作。到了13世纪，英王开始注重召集郡的骑士代表地方来参与王廷政务的讨论与议决。1207、1208年，约翰王先后颁令从指定的城市和港口召集代表，到王廷来讨论货币和海运问题。约翰王还颁令让各地郡守各自选派四位“贤明者”出席在牛津召开的王廷会议。1226年，亨利三世则颁令让各地郡守选派四名骑士到林肯的王廷会议去诉说郡守对大宪章条文解释方式的抱怨。1237年，王廷的一次征税，被称得到了贵族、骑士和自由人的同意，但没有提到市民。不过特沃克斯伯雷（Tewkesbury）的年鉴表明，城市的代表也参与了此事。1254年，为了征募军队和增加新税，中央政府也颁令各地，让郡守在各郡选派两名骑士和自由人为代表，参加在西敏寺举行的王廷会议。同时规定，这些代表须由当地选举产生。1261年，亨利三世公开撕毁《牛津条例》，与贵族的武装冲突爆发。随即，国王和反叛者都分别召开会议，都要求个郡选派骑士参加。这些都说明，在1265年西门·德·孟福尔（Simon de Monfort）的议会召开之前，各郡派骑士为代表参加王廷或中央的会议，已经屡见不鲜。

严格地说，只有当国王、贵族和地方等级的代表坐在一起议决王国政务时，议会才正式形成。也正因为如此，爱德华一世（Edward I）在1295年召开的“模范国会”，被视为中世纪英国议会的开端。到了14世纪，代表因素开始成为王廷会议中的有机部分，那些被称为“议会”的会议由此而渐渐地区别于御前会议（“小会议”）和国王在“大会议”中与他的贵族偶尔召开的会议，议会也就日益定型了。

约翰王1215年签发《大宪章》只是为了应付一时窘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无意真正去付诸实施。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Ⅲ)在训令中批判《大宪章》无视国王的权利和荣誉，宣布解除约翰根据《大宪章》所作誓言的效力，并威胁任何人如果坚持要求约翰遵守上述誓言，将被革除教籍。在得到教皇支持后，约翰宣布《大宪章》无效，立即引发内战。1216年10月，约翰王病逝。其子亨利三世（HenryⅢ)继位。

亨利三世即位时年仅9岁，由王室最高军务官摄政王威廉（William the Marshal）和宰相休伯特·德·伯格（Hubert de Burgh）等辅政。1227年，亨利三世亲政。为了恢复安茹王朝的权威，亨利三世将权力集中在御前会议，御前扩大会议除了在批准征税时以外很少召开，大贵族受到冷落。同时，亨利三世还娶法国王后之妹为妻，擢用法国贵族，让他们参与御前会议，担任重要官职。大贵族在1234年4月发动反叛，遭到朝廷镇压。在5月召开的御前扩大会议上，贵族联合起来提出抗议，迫使亨利三世罢免了御前会议大臣、法国贵族罗杰斯（Rogers），允准贵族进入御前会议。1236年，贵族操纵的御前扩大会议制定了《默顿法规》（Statute of Menon），明文规定立法、司法和维护土地所有权等事项。1242年，亨利三世为赴法作战而筹措军费，要求征收新税，御前扩大会议对此予以否决，并就与法国的关系展开讨论。在1244年举行的御前扩大会议上，大贵族更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主要要求是：由他们推选4名“自由的维护人”参加御前会议，任何决策都须通过他们，国王不得对之随意罢免；他们还有会议召集权，无须经过国王的同意；王国的最高司法长官、掌玺大臣等，应由全体大贵族推举。这些要求遭到了亨利三世的拒绝，王权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

1254年，亨利三世以次子埃德蒙（Edmund）的名义接受教皇赠送的西西里王位，决意为儿子争夺王权而远征。同时，要向罗马教廷呈献14万马克的贡礼。为此，他不顾国内饥荒，加征捐税，引起贵族的抗争。1258年4月，亨利三世在伦敦召开御前扩大会议，要求教、俗贵族缴纳占财产1/3的货物税，作为远征西西里的军费。教、俗贵族纷纷不满，高级教士愤然离开会场，以西蒙·德·孟福尔为首的世俗贵族更是纠集武力冲入王宫，迫使亨利三世驱逐法籍大臣，实行改革和召开御前扩大会议。国王与贵族达成协议：由12名御前会议大臣和12名大贵族代表组成24人委员会，拟定政治改革条例；国王表示将遵守条例，如果违反，愿意领受开除教籍之绝罚；大贵族则保证，如国王信守诺言，他们就批准赋税。6月11日，会议转移到牛津继续举行，被效忠国王的人称为“狂暴议会”（Mad Parliament）。在这次会议上，教、俗贵族指责国王及其臣僚违反《大宪章》的各种非法行为，重申《大宪章》的有关规定。为保障《大宪章》的顺利实施，会议赋予24人委员会很大权力，由他们受理申冤状，任命大臣、大法官、国库长及其他官员。最终，国王接受24人委员会提交的“贵族请愿书”，即《牛津条例》，除了重申《大宪章》的基本原则和条款外，还包括以下四项主要内容：

第一，在中央组建新的统治机构，成立以大贵族为主体的15人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御前会议，参与国政管理，其成员大多在24人委员会中挑选，国王必须依照委员会的意见治理国家，大法官、御前大臣与司库等关键职位均由15人委员会提名人选，任期为一年，在他们任满之前应向该委员会述职。15人委员会名义上辅助国王，实际上是控制国王，因为未经其同意，国王几乎不能作出任何决定。15人委员会又任命常设的12人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每年举行议会3次，取代原先的王廷大会议。同时，再选出另外24人组成援助委员会，主要负责国王因战争而要求的财政支出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几个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是重叠的，往往一人身兼多职，甚至有一身四任的情况，只有少数人是一身一任。

第二，确定议会法规的最高权威，规定一切法律不得与议会法令相抵触；议会每年必须召开3次，分别定于米迦勒节后第8天、圣诞节次日和6月1日开幕，15名谘议大臣和12名大贵族代表必须出席议会；议会负责解决国家所有重大事宜；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任意没收土地、分配土地与监护土地，也不能对外进行战争。。

第三，调整官僚制度。规定恢复大法官（原来的宰相）一职，让其不再是国王的全权代理，而是最高上诉法庭的首席法官，负责审理一切重大上诉案件，包括对国王大臣的起诉。大法官和司库、掌玺大臣等都须对御前会议负责。这些大臣和地方官员的任期都是一年，届满后须向御前会议述职。

第四，加强地方管理。每郡选出4名骑士，负责监督地方政府的工作，调查民情，报告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不法行为。各郡郡守由15人委员会任命。与《大宪章》一样，《牛津条例》仍然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治文件，但在限制王权上有了制度的含义。它首次根据封臣向封君“建议”的原则，把国王的御前会议改造成监督国王的机构，同时以新的“议会”取代原来的王国大会议，并欲图使之拥有作为王国最高立法机构的权威。这些都对日后议会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迫于贵族的压力，亨利三世在1258年8月4日正式批准《牛津条例》。1259年10月，贵族再开“议会”，又迫使国王颁布《威斯敏斯特条例》，宣布保护贵族、骑士和市民的权益，主要涉及一些土地方面的法规，如进一步明确长子继承的原则，禁止修道院在没有征得领主同意的情况下获得土地，领主只有通过法律程序才能扣押租佃者的土地和财产等。

为抵消贵族的压力，亨利三世也不断采取措施。1260年夏，亨利三世与贵族首领孟福尔举行辩论，批驳他的“议会”独立主张，宣称“议会”应是国王任意召开的会议，“议会”权力来自于国王。1261由贵族组成的临时政府召集每郡3名骑士参加在圣奥尔本斯（St.Albans）举行的“议会”，而亨利三世则命令这些骑士前往温莎（Windsor）开会。同年，经过亨利三世的外交努力，教皇亚历山大四世（Alex anderⅣ)先后向亨利三世、坎特伯雷大主教等人发布三项教谕，宣布亨利三世向贵族所立誓约无效，解除了国王与所有教俗人士遵守该誓约的义务，并且号召对坚持维护誓约的人采取行动。1262年，亨利三世下令取消《牛津条例》与《威斯敏斯特条例》。1264年1月23日，法王路易九世（LouisⅨ)对亨利三世与贵族的争端作出裁决，完全偏向亨利三世，否定贵族运动的合法性。许多大贵族开始退缩，但也有不少人以孟福尔为首组织新的武装反叛活动。

1264年5月14日，在刘易斯（Lewes）一役中，贵族武装击败国王军队，俘获亨利三世与太子爱德华。5月25日，战争宣告结束。孟福尔发布了“刘易斯调解书”，一共七款，重申了《牛津条例》，并且任命了一个新的仲裁委员会，负责中央各大臣的任免，扣押王子爱德华作为人质，宣布赦免孟福尔等人。6月，按照《牛津条例》的原则重新任命地方郡守。在孟福尔的压力下，亨利三世被迫效法牛津“议会”的模式，在伦敦召开一次议会，各郡均派遣4名骑士代表出席。会上推举奇切斯特主教、孟福尔、格洛斯特伯爵3人组成了一个“推选团”，“陪同”国王共同处理王国事务。“推选团”负责任命一个九人委员会，国王应根据九人委员会的建议来管理国家事务，推选团有权更换九人委员会的成员，而贵族们则有权更换“推选团”的成员。此后，亨利三世大权旁落，孟福尔建立起了贵族寡头政体。

1265年1月20日——3月17日，孟福尔挟持国王主持召开了扩大的“议会”。国王向议会宣誓要捍卫新的统治方式，遵守《大宪章》和《牛津条例》，然后就人质等问题进行和谈。3月14日，亨利三世发布“时局声明”，签署最后和约。17日，之前曾经宣称解除效忠的人员重新向国王宣誓后，会议遂告结束。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所谓的“西蒙议会”。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约克大主教、12名主教、4名教长、65名修道院院长、35名隐修院院长、5名伯爵与18名男爵。此外，这次议会打破先例，诏令除每个郡选出2名骑士代表外，还要求每座城市也选出2名市民代表出席议会，从而使社会地位比较低下、成分较为复杂的市民开始步入议会。因此，这既是市民代表参加国家政治性会议的肇始，也使“议会”在吸收地方等级代表方便更加完备。然而，这次“议会”并非是国王亲自召开的，而且在一个君权政治观念和君权政治体制上都有深厚积淀的国度，欲图在最高政治决策的过程中排除君主，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这样的“议会”被不少贵族看作是非法，注定难以持续下去。

1265年8月，王子爱德华在伊夫舍姆（Evesham）战役中取胜，孟福尔战败被杀，贵族运动最终失败，王权重新恢复。1269年，亨利三世重申，没有国王的允准和召集，“议会”不得召开。也是在这一年，因国王生病，“议会”只得延期。在1265-1272年亨利三世去世后的7年中，“议会”都没有定期举行。

爱德华王子打败孟福尔后，很快代替其父掌握实权。1272年，他在亨利三世去世后继承王位，称爱德华一世（EdwardⅠ,1272-1307在位）。

爱德华一世即位后，为了恢复王国的封建统治秩序，拓展君主的司法权威，十分注重立法工作。他先后召开了50多次会议进行立法，是中世纪颁布法令最多的英国君主，被称之为英国的“查士丁尼”。

在爱德华一世之前，普通法虽然已在英国逐渐发展，但整个王国的法律与司法体系仍然存在严重的缺陷。其一是不成文的习惯法林林总总，流行于诸多的司法纠纷与审判之中，易受曲解和操纵，不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其二是司法审判机构的多样性，也急需成文法来加以规范。当时，王室法庭、领主法庭、宗教法庭、自治市镇法庭以及形形色色的特许法庭等同时并存，均按照习惯法来作审判。而大贵族控制的领主私家法庭乃至地方法庭，常常因无法律条文的限制而武断乡曲，为所欲为。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王权统治秩序的重建。

早在爱德华一世即位之前，著名的王室法庭大法官约翰·布克莱顿（John Bracton）就撰写了《论英国的法律和习惯》一著，在论述英国的法律体系时强调，王国的所有司法审判权源自于国王。这一法律准则，成为爱德华一世立法的根据，并在即位之初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1274年，他派遣王室法庭法官到各地检查各类特许法庭建立的依据——国王颁发的特许令状，取消了一批擅自建立的特许法庭。1278年，他又颁布《格洛斯特法令》，规定不经国王司法权的允准，各类法庭不能行使司法权。这项法令旨在削弱领主的私家司法权，因而遭到大贵族的抵制。为对其安抚，他在1290年又颁布《特许令状法令》进一步解释说，因各种原因拿不出文字依据的贵族，只要证明自己在此前就拥有司法特权，即可以获得国王特许令状的正式批准。由此，将贵族的领主司法权与私家法庭都纳入国王权威的统一制约之下。

运用立法来整顿紊乱的封建土地关系、确保国家的兵员征调，也是爱德华一世立法的一大目标。自12世纪初期开始，受继承、再分封、没收、强夺、转让等因素的影响，英国的封建土地占有权呈现出分解的趋势，封建骑士领也随之割裂、碎化。此后，取代骑士军役的“盾牌钱”的征调与物价上涨导致军事费用的增加，也使骑士征召更不容易，领主对国王的封建军事义务难以兑现。到爱德华一世即位后，连“盾牌钱”的征调也不能完成。针对这种情况，爱德华一世在统治之初不仅曾派人调查教、俗贵族侵占土地、逃避封建军事义务的状况，而且在1279年颁布《永久管业法》，禁止教会人士、团体私自侵夺世俗封地。1285年，他又颁布《温切斯特法令》，宣布凡是拥有年收入达到15英镑以上的地产者，不论其地产来源如何，都必须为王国提供1名骑士所需的马匹和武器装备。这样就把原来的那种封臣向封君提供的军事义务，转化为拥有一定数量之地产者都必须向君主承担的义务。此外，该法令还力图维护地方社会秩序，规定百户区法庭必须在40日之内将本辖区的刑事罪犯捕获、审判，否则就处以罚金。1290年，他再颁布《威斯敏斯特三号法令》（又称《买地法令》）规定：禁止任何人以分封的方式出卖、转移领地。如果乙从大领主甲处获得地产，并在甲的许可下降地产转赠或卖给了丙，则丙就须直接向甲履行土地出售以前所附带的封建义务和捐税等有关义务。这一法令，既遏止了土地占有关系上的紊乱状态，强化了作为最高封君的国王对大地产的控制，同时也促进了农民的分化，使自由农民的数量迅速增加。由此，国王的财政收入有了保障。

在进行立法活动的同时，爱德华一世借鉴以往的统治教训与经验，着手建构一个以君主为主导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即位不久，他就废除《牛津条例》，但为安抚人心，他重申《大宪章》的条款。鉴于连年战争，经费匮乏，爱德华一世决定借鉴“西蒙议会”，召开由有俗贵族与地方代表参加的议会，以更好地解决征税问题。1295年11月13日，爱德华一世特地按照孟福尔召集会议的方式召开了议会，该议会被19世纪宪政主义史学家斯塔布斯誉为“模范议会”。

共有400多人出席了“模范议会”，包括2位大主教、19位主教、48位修道院院长、7位伯爵、41位男爵，另外每一主教辖区有2位教士代表，每个郡有2位骑士代表（实际一共有63名骑士到会），每座城市有2位市民代表（一共172名市民代表到会）等。其中，各位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男爵由国王特诏赴会，教士代表由主教决定，骑士与市民代表则由郡守主持选举产生。这届议会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召集了教俗贵族与国王臣僚，而且包括骑士、市民与低级教士的代表。

“模范议会”完整地囊括了中世纪英国议会的三个要素，即君主、大贵族、地方等级代表。君主是议会召开是否的决定者和议会的召集者，并且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有史家认定：“没有国王就没有议会”（Noking,no parliament）。此外，地方等级代表的参与也是议会形成的标志。之前国王召集的大会议，固定出席者都是教、俗贵族，出席大会议的人员中没有经过选举产生的地方等级代表，而是由于贵族身份才具备与会资格，是一种典型的封君封臣性质的会议。1265年的西蒙议会尽管已经召集了地方代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1295年模范议会的样板，但当时国王被西蒙控制，所以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议会。

1295年模范议会在教俗贵族之外，将过去尝试的召集地方代表与会的做法确定下来，正式向各地颁发诏书，要求每郡选举2名骑士代表，每座城市选举2名市民代表。这样，从1295年起，封建贵族集体讨论国事的大会议，就因固定地召集选举产生的地方代表与会，便正式转变成具有代议制性质的议会了。国王与出席大会议的教俗贵族之间可以说是领主与附庸的私人关系，而有地方代表出席的议会，则更多的具有国家公共权威的性质了。其实爱德华一世时期的立法也反映了封君封臣性质的大会议向各阶层广泛参与的议会转变的趋势，梅特兰说当时的立法“为反封建的精神所浸淫……力图将所有阶层都与国王和议会直接建立联系”。而“到1295年时，可以确定地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议会，大的轮廓已一劳永逸地划定了”。因此可以说，模范议会的召开，标志着中世纪英国议会君主制的开端，地方代表进入议会后，代议制成分成为后来议会广为接受的标准。所以说，"1295年后，议会的代议制成分变得频繁。正是这频繁与定期使议会赢得广泛的认同与权力。幸运的是，14世纪的政治军事形势使得召集具有代议制因素的议会成为常事。”英国议会开始步入其权力增长的“伟大时代”。

第二章　王国统治机制

议会君主制建立后，尽管王权统治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化，但贵族仍旧是王权的统治支柱。贵族的政治心态与政治行为，对王国的政治格局与走向具有主导性的影响。

这一时期，英国社会严格的等级分层仍然延续，但却又了某些变化。依恃血统的世家贵族仍旧存在，但其兴衰则取决于他们和王室的关系。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批新兴的中小贵族则开始崛起。据史家统计，在12世纪到13世纪末，处于世俗社会顶层的贵族，被统称为“男爵”，大约有200个家族。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议会的兴起，能否参与议会活动也成界定贵族的重要参考指标。威尔森就使用了“议会贵族（Parliamentary Peerage）”这一术语。在14世纪，“议会贵族”构成了一个阶层，有人统计，在14世纪，有将近300个家族的人曾经被征召进议会，但其中只有30个家族自始至终地被征召进议会，包括有爵位的大贵族家族和效忠君主的次一级贵族。在15世纪，组成这个群体的成员来自大约60-70个家族，他们拥有或多或少的接受单个征召的世袭权利，与其他的地主阶级区别开来。威尔森说：“如果一个人被征召到议会，那他就是贵族（peers），任何没有被征召到议会的人都不是贵族。”

贵族阶层的最上层，拥有的财富、身份和政治影响都是其他任何贵族无可比拟的。例如，在14世纪初，兰开斯特伯爵所拥有的地产年收入，高达1.2万镑，而格罗切斯特伯爵的收入约1万英镑，但实际上更富有。伯爵最低的年收入是1000英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至少比这个数多1倍。在政治上，这个让阶层构成了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他们不仅接收国王的召集而参与议会的议政活动，也构成国王“御前会议”和政府机关的主要部分，在议会君主制的统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以前一样，这一时期的贵族的政治心态与行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乡绅、市民阶层的崛起，王国对外战争的日益增多和议会制度的发展，这一阶层更加渴望争夺更多的财富与和权益。因此，他们在拱卫王权的同时，也时常在内政外交上干预朝政。由于创设爵位需要赐予土地，国王时常以罚没贵族的土地来再赐予，这也导致受损贵族的抗争。在此情况下，贵族同国王频频发生冲突。另一方面，随着“变态封建主义”的兴起，大贵族开始利用王国“有偿服役”而以征召骑士从军的方式扩充私家军队，他们在时机成熟时挑战王权，甚至不惜发动军事政变废黜君主、改朝换代，并且利用议会这个政治平台来实现自己的图谋。对大贵族的驾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君权的安稳或动摇。故而君主在爵位设置时，常常提拔宠信的王亲与臣属，并且不惜手段贬抑不纳王命的贵族，武力镇压他们的反叛。也正因为如此，在14、15世纪，贵族与王权的冲突在频次上和激烈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样的冲突中，贵族阶层时常出现新旧交替、贵庶流变的现象，有史家曾统计，在1307-1330和1395-1397年间在王族之外共分封了16位伯爵、侯爵和公爵，而在创设后的5年内，不少于14位被剥夺、流放和处死。由于缺乏子嗣、反叛王权等原因，一些贵族家族难免覆灭，有史家统计，在14和15世纪的每个25年，平均有27%的贵族家族覆没。尽管如此，贵族仍旧是王权的统治支柱，君主对贵族的封赐和重用始终的王国的一项重要国策。

这一时期，国王为巩固政治统治秩序，时常和反叛势力发生冲突，而在外部，则不断对威尔士和爱尔兰发动战争。从爱德华一世开始的对苏格兰的战争，一直贯穿于整个14世纪，此外，对法国的百年战争，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时断时续。因此，有学者强调，“那几乎是一个不断战争的时代”。为了应对这一严峻的形势，英王不仅基本沿袭了诺曼征服后的军事制度，而且根据现实的变动作了诸多调整。

王国的军事首脑机关是所谓的“军事内府”。诺曼征服后，以英王之私家内府为核心的王廷既是王国的行政中枢，也兼理王国的军政事务，是当时王国军事指挥的中心。王国的重大军事行动，有时由王廷大会议议决，但为确保军事秘密和迅速处理军情，一般由王廷小会议决策，而具体的军事指挥中枢，则是王廷中国王的内府。内府本是为国王私家宫廷生活服务的一个综合部门，因其平时也负责王廷的宿卫，战争时自然又负担起指挥王国军队的重任。正是从它的这一特殊职能出发，西方学者新近将战争时期的王廷的内府称之为“军事内府”（Military Household）。在“军事内府”中，国王自然是军事统帅，宰相有时也奉命指挥军事行动，成年且有武艺的王子、王亲常充任将军。此外，内府宠臣（familia）也受令领兵作战，他们有的是内府骑士的首领，有的是作为王廷朝臣并经常随着王廷巡游的地方军事大贵族。

到了14、15世纪，随着议会制的形成和发展，重大军事行动常常需要议会的讨论，因上议院的世俗贵族需要在战时为国王服军役，因而上议院的决定至关重要。只有经过上议院的同意，议会才做出决定。不过，为了迅速处理重大军情，军事行动也时常由国王与御前会议的臣僚议决。而且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从保密的角度出发，也是由国王和御前会议商定，然后由王廷中的“军事内府”付诸行动，由国王和其宠信的充当臣僚的大贵族担任将领指挥作战。“军事内府”也像原来那样保持着一支规模有限的军队，称“内府骑士”（household knight），其中有的是有封地的中小贵族，有的则是通过支付薪金在各地征召而来。在14世纪，“内府骑士”的军事职能空前加强，只要国王亲自到外地征战，他们都要在首领的率领下随王出征。此外，一些王亲及其他封建大贵族的子弟常入内府服务，大封地的继承人因年幼而入内府监护，他们常与“内府骑士”一起军训。由于这一时期传统骑士战法趋于衰落，精良的弓箭手和懂得使用火器的人不断充实到“内府骑士”之中。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能征善战的柴郡的弓箭手构成了“内府骑士“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英王军队的精锐之旅。

诺曼征服后，英王国的军事力量以封建骑士军队为主体，辅之以地方民团和雇佣军。随着社会的变动和战争的增加，这一军事体制虽然仍旧延续，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自威廉一世开始的骑士军役，是受国王土地分封的总封臣根据封建义务向国王提供骑士服军役的军制。在诺曼王朝初期，英王所能征调到的骑士军队数量，一般估算为大约5000人，但也有人认为约7000人。

自12世纪初始，受继承、再分封、没收、强夺、买卖等因素的影响，英国的封建土地占有权呈现出分解的趋势，封土制所形成的封建地产渐渐失去原有状态，骑士军役制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据估计，在1135年，全国的封建领地，10%由女性继承，37%则因种种原因而使继承权中断，此即西方学者所谓的”12世纪早期的占有权危机”或“盎格鲁-诺曼的占有权危机”。与此相应，封建骑士领的占有亦随之日趋割裂乃至碎化。一个骑士领常被分成1/2、1/4、1/5、1/10甚至1/20、1/40或1/100，由数个乃至数十、上百人分别占有使用。这种局面，使骑士军役的征调更为不易。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复苏和市场物价的上涨，军役费用日益增重，由此而加大了骑士服役的难度。当时，买1匹好的战马要花30-100镑，而养1匹战马也要花50多先令，是喂养1头壮牛费用的5倍。若加上兵甲衣粮及随从的费用，则从征的经济负担更重。史家估计，仅最初的装备开支，此时就要花掉1个骑士一年的土地收入。因此，服役者为减轻负担，总是设法寻机逃避军役。由于骑士军役制的衰退，英国每年传统的骑士比武大会在亨利二世时取消，军事训练日渐荒废，尚武斗狠的骑士精神也开始淡化。为维持王国的军力，英王在12世纪时开始尝试征收“盾牌钱”，即让贵族缴纳一定的费用来代替兵役，同时改变传统的骑士服役形式，即征召部分骑士以延长役期，延长期费用由其他未应役的骑士分摊。1157年，亨利二世征讨威尔士，召1/3的骑士服役，未应召者的40天的役期也让应役者承担，以便使应役者能服役4个月，保证远征的持续。1205年，约翰王征召1/10骑士服役，让其他9人提供服役者的装备和每日2先令的费用，役期视王之需要而定。这种措施，既可缓解地产分割给骑士军役制造成的困难，又可突破役期限制，使骑士服役的总役量得以维持而便于远征；还可将骑士中的强壮勇悍者遴选出来，保证服役者的质量。但这一措施并非能经常实施，由于服役者役期越长，其费用承担者的负担就越重，因此不时受到贵族抵制。

14、15世纪，在商品经济发的影响下，封建等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趋于松弛。尽管一些大贵族仍旧占有大地产，甚至地产的占有规模比以前更大，但是传统的封君封臣制已经不可能像原先那样按照土地封授的条件来缔结，而是转向按照货币支付的方式来建构。这一局面，也就是西方史家所说的“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所谓的“变态封建主义”，按照西方史学界的解释，“就是封君在很大的程度通过货币支付的手段来维持骑士、地产管家和其他封建役务的一种惯例”。这一新形式的封建依附关系在14、15世纪的英国在王室和贵族阶层中逐渐流行。这一新的现实变动，加之海外战争需要长期进行，导致了传统封建骑士军役制的嬗变，并且在“畸形”状态中得以发展。

在“变态封建主义”中，封君对履行骑士军役的封臣或下属不再授予地产，而是以支付金钱的方式来征召，双方还要订立履行军役的契约，且骑士每年服役的期限也不再是传统的40天的惯例，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国王既可以通过其大贵族的封臣来征召骑士，也可以直接在中小贵族中征召骑士，维持封建骑士军役制的运转，这样的军队被称为“合同军”（contractarmy).

在当时，国王要征召这种有偿服役的军队，一般要和大贵族签订合同，说明征召武装的数量和支付价格。然后，大贵族要和其下属再签订一个“次级合同”（sub-contract），说明支付薪酬等，对征召到的从军人员，要付给薪酬。不过这一时期并没有统一的薪酬标准，在14世纪时，一个骑马的弓箭手每天为6便士，而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士则是每天1先令，此外，每30人一队的头目每季度还得到100马克的奖金。但也有史家通过分析指出，在百年战争期间，服役的标准薪酬是：一个骑士为2先令，一个候补骑士（esquire）或其他带武器的人为1先令，一个步兵或船工为2或3便士。此外，贵族的酬金更高，伯爵为每天6先令8便士到13先令4便士，一个男爵（baron）或一位掌旗官（banneret）为4先令。

在实施有偿服务的军事服役制过程中，英王还强化传统的地方民团制。民团是一支以防御为主的地方民间军事力量，由郡守负责召集指挥，由本地自由人组成，主要用于维护郡内社会秩序，但有重大战事时也随军出征。11世纪初，每百户区需为本郡民团提供200名成年壮实的民兵及其军需品，役期每年两月。民团的来源有自由农民、市镇居民，甚至还有教区教士，仍主要负责地方治安，但越来越多地被国王征调随军作战，充当步兵、旗手和弓箭手，也搞后勤杂务，以弥补王国军力不足。鉴于骑士军役制的衰退，英王不断强化民团的军事职能。1181年，亨利二世颁布著名的《武器装备法令》，对自由民自备武器以应召军役作了严格详细的规定。按此法令，凡拥有一块骑士封地者，须备有一副锁子甲、一顶头盔、一面盾、一支长矛；所有自由人，凡其动产或收入价值16马克以上者，也必须如此；财产价值达10马克者，须备一副铠甲、一顶头盔、一支长矛。这些武器可以继承，但不得转让和被任何人剥夺。所有这些人都要听从国王命令服军役。爱德华一世即位后不久，更是在1285年颁布了著名的《温切斯特法令》（Statute of Winchester），强调地方对国王必须承担的传统军事义务，并规定凡是16-60岁的人都将根据其土地和牲畜的数量而装备武器，具体要求如下：

土地收入15镑或拥有价值40马克的动产的，装备一副锁子甲、一顶铁头盔、一柄剑、一把刀和一匹马。

土地收入10镑或拥有价值20马克的动产的，装备一副锁子甲、一顶铁头盔、一柄剑、一把刀。

土地收入2至5镑的，装备一柄剑、一把弓和若干箭、一把刀土地收入少于2镑的，装备短剑、长矛、刀和其他较小的武器。

其他所有人，如果他们生活在森林之外，需拥有弓箭，如果生活在森林里面，则需要拥有弓和弩箭。

为了组织实施上述法令，每个百户区和市镇都有治安官（constable）一年两次对此情况加以巡查，巡回法庭法官和稍后的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也被要求关注此事。上述规定的宗旨，实际上是要强化民团的主要职责，维护当地的统治秩序。不过，这一民团主导的地方治安体系，也为在应对入侵、征讨威尔士、苏格兰乃至海外时提供了充足的兵员。可以说，地方民团实际上也是“合同军”的重要后备力量，爱德华一世时曾对之征调。在对威尔士作战时，他曾派员前往一批郡里调遣既定数额的步兵，在百户区和市镇选调那些有装备的壮实之人，然后对之装备，送其到一个集合点或原地待命。这些人每20人为一首领率领的一组，每5个组构成一个百人队，由一骑马的百夫长指挥。有时甚至组成1000人的“郡团”。这些步兵的征调、饮食和必要的武器装备，以及有的郡为之发统一服装的费用，都由本郡负责。他们在本郡内服役没有薪酬，而在本郡之外则由王室负责。在这过程中，常常有花钱让人顶替逃避服役的情况，但总的看来，“这套制度运作十分顺利，在整个这一时期都被使用”。

拥有海上运输和作战的舰队，对一度跨海而治的英国特别重要。诺曼征服后的一段时间，王廷人员、物资与军队的运输，则交由商船负责。随着经济复苏和贸易扩大，商人船队逐渐增多，并渐次卷入军事活动。到了12世纪，英王先是将海上运输的役务让东南沿海的“海角诸港”以封建军役的方式承担，即每年服役40天，超过的期限由王室支付报酬，包括黑斯廷斯、多弗、海斯、罗姆尼、桑威奇五镇，接着又让肯特郡诸港口的“船长”（skippers）负责警卫海岸，防御海盗。约翰王时，因在对法王战争中丢失了诺曼底、布列塔尼等地，迫切需要控制英吉利海峡，在1205年组建一支由51艘舰船组成的王家舰队，分泊于15个港口，而以朴茨茅斯为主要基地，由伦敦商业大贵族雷金纳德督掌，下设3个将军指挥。这些首领除军务外，还为国王监督外贸，征调关税，其中一位叫威廉的将领还带有“港口与船舶掌管”之头衔。士兵实行薪金制，日薪6便士。

为了与法国进行长期的领土战争，中世纪后期的英王更注重王家舰队的军事作用。1294年，爱德华一世下令建造30艘大帆船，每艘配备120名划桨手和附属的小船。新建的舰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法国舰队对英国海岸的攻袭，曾在1295年俘获5艘法舰，并在英王往来大陆的护卫发挥重要作用。1296年，这支舰队在保卫金斯林（King's Lynn）至哈维奇（Hawich）之间地区的战争中，就动用了至少34艘舰船和3578名舰载武装和其他人员。爱德华三世时，与法国展开领土战争需要运送大量的兵马粮草，需要与敌军进行海上的较量，因而极其重视发展王家舰队。百年战争爆发后，王家舰队发挥重要作用。1338年，他动用了361艘船运送其军队到低地国家进驻，船员的数量远多于军队，达到1.25万人。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王家舰队充当了主导力量。1339年6月下旬爱德华三世曾率领他的由150艘船、约2500-4000名武装组成的王家舰队，在英吉利海峡与法国的王家舰队作战，他亲自在旗舰“克里斯多福”（Christopher）号上指挥，打败了由200多艘船、2万多人组成的法国舰队。而在1350年8月底的海战中，英王国的舰队在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的率领下，对迫近温切尔西（Winchelsea）海岸的支持法国的西班牙的卡斯提尔舰队进行血战，获得大胜。到了兰开斯特王朝的亨利五世（HenryⅤ)时，为了准备重新开启对法国的征战以及在海上称霸，建造了30艘战舰，其中包括吃水量1400吨的格雷斯蒂马（Grace Dieu）号，远超出当时200吨左右的船只吨位。他还在南安普顿还设有一个舰队基地。因此，他能够借此发动对大陆征战。不过，在亨利五世死后，因亨利六世（Henry VI,1422-1461年，1470-1471年）目光短浅，在与法国的关系缓和后将王家舰队撤销，而仍由“海角诸港”的商船负责王室的运输。

“变态封建主义”所导致的军役征召的变革，也给君主的政治统治带来了潜在的威胁。通过“合同军”的征召，大贵族能够拥有和维持颇有实力的私家军队。有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一些大贵族，常常在战争结束后继续依靠自己的财力招募私家武装，由此，他们拥有了相当规模的私家军队。有资料记载，在1319年对苏格兰军队占领的伯威克实施包围的军事行动中，兰开斯特伯爵动用的马匹常常超过1000匹，有时超过1200匹，据此推测，他动用的私家骑士至少有1000多名。到了15世纪，拥有私家军队的大贵族常常带领军队出现在重要的政治场合，在1450年5月召开的议会上，德文伯爵带领300人前来出席，而跟随沃里克伯爵到会的则达400人之多。1456年2月召开议会，约克公爵由身披全副盔甲的300名武装护送到会。大贵族拥有大量的私家军队，在这样的“有偿服役”中，封建骑士忠君为主的传统道德被金钱腐蚀，私家军队的剧增使大贵族的个人野心空前膨胀，其与王权的剧烈冲突势不可免。

中世纪后期，随着议会君主制的发展，传统封建王权的统治特征与运作方式逐渐发生了某些变化，形成了以由国王为首的中央政府，其中包括“御前会议”议会、财政署、中书省、锦衣库、宫室、王座法庭等机构。此时的议会主要掌管批准税收和立法等要务，而其他机构则在君主的操控下处理众多的行政及司法事务。

国王仍有主导王国政治的个人权威。一方面，按照当时流行的基督教“王权神授”传统，国王仍旧是“神命之君”，以其上帝的“授职”而超越于所有臣民之上，任何人都必须效忠于国王。尽管要求国王遵循法律，但如果国王违法则不能被控告，也不能被审判，对他的惩罚必须留给上帝去执行。另一方面，国王也是政府的中枢，“是它的心脏和动力”，国家诸类政务都由他或者以他的名义处理。国王掌握了王国的行政、财政、司法大权和军事指挥权乃至立法权，而在议会中，国王仍旧拥有主导性的权威。此外，作为各级贵族的最高封君，国王仍旧保持了制约贵族的封建的宗主权。有史家指出，尽管此时王国官僚体制的运转现实了某种“非个人化”的趋势，尽管贵族为分享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不时与国王发生冲突，但“所有的国家行政部门都依赖于国王的意志”。即便在财政事务上也是如此，因此，“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实践上，国王是上帝之下的整个权威的根本”。

这一时期，“御前会议（king's council）”出现，并逐渐发展成为国王中央政府中的一个定型组织。这个机构既有的特定的咨询职能，也拥有行政部门的显赫权力，在王权运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御前会议是从“小会议”中游离出来的，14、15世纪的“御前会议”，在人员规模上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其运转程序也不甚明朗。此外，它既是国王的一个咨询机关，也是一个执行机构。“御前会议”的成员基本上都由国王钦定，包括国王内府中的各主要行政臣僚如中书令、国库长、小玉玺掌管、王座法庭法官、中书省的主要吏员。此外，“当国王觉得适合召集时，还有一些主教、伯爵和次一级的贵族参加”。出席“御前会议”的人员都要在会议上宣誓履行职责，“从爱德华一世统治开始，会议成员的宣誓成为一个常规性的惯例”。他们与国王一起议决国王提出的王国要政，提出相应的建议，最终由国王作出决定，颁令交由各相关部门付诸实施。

由于国王在“御前会议”中专横独断，宠信一批位卑的吏员，排斥大贵族进入会议议政，引起贵族强烈不满。1308年，贵族迫使国王罢黜了宠臣加维斯通（Gaveston），指责国王被“无用的和邪恶的会议”引入泥潭，要求进行改革。1310年，贵族迫使国王成立一个由5名反对派大贵族组成的“贵族立法团”，负责制定政府改革法令。1311年，“贵族立法团”仿效1258年贵族炮制《牛津条例》的做法，接连制定“六项法令”，提出改革“御前会议”的措施：国王的赐予应经过该委员会的同意，将显要的职位授予合适之人，“御前会议”的重要臣僚之任命，都应在贵族的建议与同意下，在议会中由国王指定等等。同时要求全体“御前会议”成员须宣誓遵守这一法令。然而，这项旨在加强议会权威、限制王权的法令从未得到实施。国王依靠宠信臣僚的支持，在1322年处死发对派首领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宣布1311年法令无效，将其亲信宠臣延揽进“御前会议”，以之作为强化王权的工具。

爱德华三世统治前期，“御前会议”的人员变化不大。1341年，为换取议会对其在大陆与法国作战的支持，爱德华三世承认撤销大臣职务应经议会同意，任命“御前会议”成员也应和大贵族商量，这些规定由议会批准为法律。由此，“御前会议”中的教、俗大贵族较前增多。但此时的大贵族多注重在大陆的战争中获取利益，除了涉及到有关自身利害关系的要政外，并不在意去“御前会议”参与国王的行政事务。不过，贵族从未放弃对“御前会议”的控制。1371年，爱德华三世的第三子、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纠集党羽在议会中攻击“御前会议”无能，迫使国王撤换其中的一些成员，使御前会议沦为自己的工具。1376年，爱德华三世的长子、黑太子爱德华（Edward the Black Prince）发起反击，利用掌握议会的有利形势，攻击冈特的约翰及御前大臣腐化堕落，效率低下，从而启动了对宫廷中兰开斯特派的弹劾，将国王的两个重要的御前大臣处以监禁。但不久冈特的约翰利用黑太子死后的良机，再度控制“御前会议”，将大量亲信安置其中。在理查德二世统治时期，国王采取措施在1380-1386年重新组建了忠于自己的“御前会议”，大贵族反对派曾经于1386年试图在议会中对这一机关进行弹劾，但最终未能成功。1390年，国王通过议会颁布法令，规定“御前会议”每周都应举行会议，处理诸多王国要政。即使国王未在场，也可以处理一些政务。由此，从立法上确立了“御前会议”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的地位。

兰开斯特王朝时期，“御前会议”的功能和运作“进入了一个拥有最高（行政）的权威和主导性的时代，同时继续作为政治冲突的中心而存在”。亨利四世上台后，迫于稳定局势的需要，为了向议会证明自己并非独裁行事，在1406年同意议会宣布的有关国王在选拔“御前会议”成员和该会议运作等问题上不干预的条例。但亨利四世将安茹王朝的“御前会议”进行改造时，仍将其宠信的教、俗大贵族和出身寒微且效忠国王的精明吏员充实其中。此外，为了维持会议运作的稳定性，亨利四世在奔赴大陆时，将“御前会议”的人员一分为二，一部分跟随自己，另一部分留在伦敦，确保要政的及时处理。同时，对“御前会议”人员发放年薪，最高者可达每年200英镑，少的也有数十英镑到100英镑。这样，“御前会议”涉及到的要务更多，而且逐渐明朗化。到了亨利五世时，不少重大政务，如王家对地产的赐予与收回、外交事务的决定、大陆占领地区的军事防务与给养保证、货币的发行与外流、国王贷款的处理、特定司法案件的审判、议会转来的地方上诉陈情的处置等等，都由御前会议处置。不过，“御前会议”对大多数要务的处理，必须得到国王的允准。由此，“御前会议”运作的制度化特征愈益明显，但国王的权威并未削弱。

1422年亨利五世因病去世，年幼的亨利六世即位，由大贵族格洛斯特公爵汉弗里（Humphrey,Duke of Gloucester）摄政。在是年11月的议会上，以大主教博福特（Beaufort）、贝德福公爵约翰为代表的大贵族为了防止格罗斯特公爵专权，筹划构建幼主即位后统治国家的集体负责制：由御前会议实施国家统治权力。为了维持该体制的运行，提高“御前会议”的权威，这次议会还专门制定了5条御前成员的工作章程：财政署的财政总管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国库中的财富秘密，书记员也要每天记录那些出席“御前会议”的贵族名单；在处理一般性的事务时，除中书令、国库长之外，至少还要由4-6名御前大臣参与决定；在决定和处理重大事务时，必须由全体御前成员或大多数“御前会议”成员到场协商决定；关于王国事务的处理和决定，“御前会议”与贝德福公爵或者格洛斯特公爵协商。召集议会权、官员任命权以及原属于国王的监护权、婚姻批准权等皆由御前会议实施。此外，议会要求格洛斯特公爵放弃“摄政”称号，仅授予他“王国保护者和国王的首席御前大臣”的称号。议会还做出明确规定：虽由格洛斯特公爵主持和负责御前会议的工作，但该项权力并非他永久拥有，御前会议也可以撤销。同时，为了制衡格洛斯特公爵的权力，议会上院还决定当贝德福公爵在国内的时候，他也同时具有“保护者”身份，与格洛斯特掌有同样的权力。

格洛斯特公爵对这样的安排非常不满，此后多次向议会上议院要求获得摄政权，都遭到了上议院的拒绝。同时，为了加强御前会议的权力和集体负责制的权能，议会再次制定出更加明确的御前会议工作章程规定：御前会议的任何成员都不能涉及呈递给御前会议与其本人有关的议案，在讨论与其本人有关的案件时，该成员应该回避。当御前会议对有关事务进行讨论或者做出决定的时候，每位御前成员都应该自由发表意见。御前会议在讨论或者决定事务时，除主要官员参加外，至少还要有4-6名御前会议成员到场。御前成员要在指定的地点处理议案，不得在其他地点处理议案。御前会议召开时，在议案宣读完毕后，御前成员要给出个人的意见，然后该议案再交由上院署证。在惩罚御前成员或国王的主要官员时，应该经由国王御前会议所指定的大多数人给出同意或者建议才可以实施。

1429年亨利六世亲政后，进一步利用贝德福公爵改革“御前会议”。一方面，给予“御前会议”成员以丰厚的薪酬，格洛斯特公爵的年薪最高。作为“首席御前会议大臣”和国王离开英格兰时期的“摄政”，他可以以这两个名义领取双份数千英镑或马克的薪酬。1431年，他就分别领取了5000和6000马克。而其他成员的年薪，则是200英镑或200马克。不过，如果缺席会议一次，则将扣除1英镑或1马克；会议成员必须宣誓，给国王广泛适用的建议，并且为国王的要政保密；赋予该会议以自主处理要政的权力，而在大事的处置上也不必和国王的意见一致；涉及到国王赐予、任命、赦免、恩典等方面事务权力，“仍旧为国王保留”。此后，“御前会议”稳定运作，但也出现贵族在其中专权独断并利用这一机关排斥异己的局面。因此，在1450年的杰克·凯德（Jack Cade）起义时参与的贵族就指责国王疏远具有王室血统的贵族，而“将出身较低下之人提拔并任命为其枢密会议的首领”，从而导致为进入“御前会议”而贿赂和司法审判不公的丑行。为此，他们要求“清除邪恶的御前会议议员”，延揽约克公爵等贵族入主其中。在此后，约克公爵为了控制统治大权，与国王就控制御前会议展开反复冲突，最终演化为争夺王位的“玫瑰战争”。

这一时期，负责令状草拟、颁发的中书省则是又一重要的政府机关。中书省发端于11世纪后期。诺曼征服后，王廷中设有秘撰官员中书令，既负责公文草拟、盖玺等事宜，兼任宫廷教堂首领，负责王室的宗教生活。因负责众多秘撰政务，中书令一职渐显重要，以中书令及其一批较固定的吏属所组建的中书省日渐成型，并开始向国家机构嬗变。其时，中书令统管中书省政务，监督文书的草拟和定稿，执管王之玉玺，为所颁文件加盖玉玺以示王的批准和验证。包括宰相在内的王国各级官员，如果没有国王的加盖玉玺的令文，就不得处理某项政务。中书令也是王廷的重要朝臣，常年随王巡行，署证王令。受国王的指派，他还率领部分属员参加王国一年两次的财政署会议，也是财政署的主要成员，主要负责此机构的文秘事务，不能出席时则让副中书令代表其参加。此外，教职空缺的主教区和修道院以及无主继承之封地的财产与收入，一般常由中书令负责保护和管理。由于中书令职位重要，故国王皆选心腹能干之人充任，离任后赐其高级教职。中书令一般都要随王巡游，又系枢密之职，受到王直接的严格控制，故大多任职者皆系王之心腹。不过，也有少数人倚仗权力触犯王威、独断专行，故国王不时也采取措施加以扼制。在理查一世时期，中书令一职多由宰相兼任，由此而出现了朗香（Longchamp）专权的局面，常常用自己的私人印章来处理除了财政署以外的重大政务。

朗香被铲除后，国王开始注重削弱中书令的权力，故在理查后期，在王家令状下端必须标注“朕已确认”（Teste meipso）几字，以防中书令在所颁令文中作伪谋私。到约翰王即位，即将中书令与宰相两职分开，使其重新受到王的直接控制。

到了14、15世纪，由于王国政务日渐增多，加之英国议会不断开会，对外战争频仍，内部也时有纷争，中书省作为国家重要机关的地位十分凸显，负责起草各种令状、文件并将其向各处执行机关颁发，以及文件的保管和登记各种卷档等具体事务。此时中书省仍旧设中书令，由国王任免。在他的掌控下之下，则是多达上百人的官员和小吏。爱德华三世时期，中书省颇有规模。在中书令下，整个机关由12名主事（master）管控，他们都是重要的资深官员，因办公时占据了前台位置，被列为“第一层级”官员。在他们之后，是被列为“第二层级”的官员，人数也是12名。在他们之下，则是一个由24名负责撰写标准化的吏员组成的秘撰班子。此外，还有一大批协助的小吏和仆役。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中书省在处理相关文件上效率很高。有史家统计，仅仅在1324年的一年，中书省草拟颁发的文件就多达2.9万份，平均每天达80份。此时，中书省不再像以往那样随王廷一起外巡与征战，而是固定在西敏寺办公，或在特定时期前往某地办公。如1294-1295年的威尔士战争期间，中书令率领吏员移驻切斯特，而不是陪同国王征讨。而在日后爱德华一世对苏格兰的战争中，他们也未待令于国王身边，而是驻扎在约克办公。1338年，爱德华三世率王廷前往佛兰德尔，并将中书省的一部分人员分流出来随己行动。这一现象的出现，被看作是英国“中央政府机构演进过程中的一个有意义的步骤”。

作为整个国家机构运作的驱动器，中枢省对于维护王权统治秩序的意义日显重要。因此，图谋军事政变的大贵族，十分注重控制这一机关为其服务。1327年1月24日，在王后率贵族推翻爱德华二世的统治后，他们通过武力胁迫，让中书省颁布一项声明，文件称征得高级教士、伯爵、男爵和王国共同体的同意，国王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退出王位，希望他的长子统治王国并被加冕为王，由此而为政变披上了合法的政治外衣。也正因为如此，国王十分注重对这一机关严予掌控，并让效忠自己的宠臣充当中书令。1338年7月12日，爱德华三世在渡海征讨法国之前，就颁布了瓦尔登法令（Walton Ordinance），厘定了中书省的运作制度与权限。其中规定，中书省处理一般的日常行政司法事务，只用国王的大玉玺确认即可。但如果涉及到财政拨款等诸要政的文件，还必须加盖国王的小玉玺。这一定制日后一直沿袭。同时，爱德华三世一直让宠臣执掌这一机关。

这一时期，中书令作为“御前会议”中的主要成员，在处理王国行政、军事、司法事务方面也有着很大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书令甚至逐渐成为“御前会议”的领袖，拥有13世纪被废黜的宰相的权威。此外，中书省也拥有很大的司法审判权，受理来自各地是请愿裁决乃至案件审理。自理查二世开始一直到15世纪末，中书令一直“以御前会议的名义设置自己的法庭，尽管这个法庭的地位位于王座法庭和议会上议院的法庭之下，但其权威仍不可小视。这一法庭可以在任何时间开庭，不受常规条款的限制”。

这一时期，王国原有的财政机关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政治形势而进一步发展，并有所调整。

诺曼征服后，王国财政曾由王之内府中王的御库宫室管理，由宫室长及司宫负责，不久又在温切斯特等地设国库储之，设国库长负责钱物征收和部分支付由其处理。但国库在重大财务上仍听命于宫室，其官吏也由内府派出的司宫兼任。自亨利一世始，形势的发展需要建构新的财政机构，财政署应运而生。此时，国王将王田收入折钱征收，并让各郡守承包其所管王田的收入，称“郡守承包税”，每年征调后上交国库。这样，就需国库改变以往的计算方式和程序。同时，远征诺曼底的军费和官员的薪金负担较重，王国的财政紧张，迫切需要加强对国库的控制和改革，以提高国库财政收支的工作效率和精确程度。为此，国王就委派王廷中一些重要官员如宰相、中书令、警卫长等及其下属一年两次赴温切斯特国库，与国库长及属吏一起审核账目，计算收支，并处理相关的司法事务。此外，还从诺曼底引入流传已广的阿拉伯算盘，用一段棋盘式的格子布铺于桌上计算金额。由是，财务署（exchequer）产生，因用来计算的格子布类似于棋盘，故也被称之为“棋盘署”。斯蒂芬王时期的内战，致使财政署工作几至于中断。在亨利二世即位后，财政署正式定型，署中官吏日趋专职化，运作制度较为严密，多以西敏寺作为固定的办公地点。财政署基本上实行一年两次的财政审计结算制度，分别在复活节和米迦勒节期间进行。除征调郡守承包税外，还有各种税收和罚金。

账政署分为两部。账政署的“上部”是署领导机构，负责署务的商定和指导，解决收支过程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与重要疑难问题，监督和纠正其中的一些违制行为。上部实际上由大多数王廷小会议成员组成，宰相为主持人，其下有在财政署会议期间被统称为“财政署男爵”的中书令、国库长、司宫、司厩、警卫长等官员。宰相统揽财政署全局。财政署“下部”则是署内具体的财政收支执行机构，因此又称“接收部”。负责记录征收数目、项目和保管、支出。

到了14、15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战争的持续进行，财政收支的数额也相应加大。同时，议会的兴起及其税收批准权的获得，也对王国财政事务形成有力掌控。在此情况下，财政署作为中央财政机关的地位开始凸显。这一时期，国库长成为财政署的固定专职长官，在王国大臣中位列于中书令之下。这一职务在14世纪大多由教士担任，而到了15世纪，则多由俗人担任。在国库长之下，则有4名“男爵”了解账目并向“上部”和属于“下部”的两名司宫的代表提出看法。在“男爵”之下，大约有百余名署员办公，其中有任命的官员和处理账目事务职员，也有负责门卫和信使等杂役。由于财政事务的日益专业化和复杂化，财政署时常开设的法庭之权能大为缩小，局限在有关王室财政案件的审理上。

财政署基本上实行一年两次的财政审计结算制度，分别在复活节和米迦勒节期间进行。财政署结算制度十分严密。在结账前，财政署就向各纳款人颁发传唤文令，列举其应交项目、数额与应减免的内容以及结账的时间、地点。结账分两次进行。复活节时，纳款人只交全年应纳总额的一半，并说明应扣除的开支，余下一半以备王廷就地征调。纳款人在上交后得到刻有已征内容的木码之一半为收据，另一半留下为凭以防作伪。到米迦勒节时，则要依文令携本码前来结清欠款，对应扣除的开支提出证明。算账时，纳款人在一长方形账桌与宰相相对而坐，其他上部官员则围坐四周。账桌上的黑底白条方格布，每格宽约1呎，从右向左数的7个格子为上下两栏，分别表示的货币单位为便士、先令、镑、20镑、100镑、1000镑、1万镑。计算时用两种“棋子”，在上栏中摆上应交之数，在下栏摆上收到实数，然后在每格内上下相减，就得出纳款人的所欠之数。

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财政署的收入名目在以往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一类是国王的封建性收入，即作为全国最大的封建主和各级封臣的最高封君而获得的收入，包括各地王田的收入——郡守承包税、国王下属城市提供的款项以及依据封君权利取得的收入，如封建支助金、封地继承金、封土罚没金、对为成年的封臣实施监护时期的封地收入、教职空缺之教区和无主继承之封地的收入等等。第二类是则是国王依据公共权威而借助国家权力机关强权取得的，包括财产税、人头税、关税、部分什一税、法庭罚金、铸币收入、羊毛补助金等等。

在当时，“国王应靠自己的收入来过活”的原则仍旧存在，贵族不时以此来反对国王“超额”征税。但由于由于对外战争频仍，王国财政常常出现危机，国王不可能依靠“正规”收入来维持朝廷开支，必须依靠额外税收。因此，这一时期频繁地征收动产税（movables tax）、关税（customs）与羊毛补助金（woolsubsidy）等，这些税种日益成为国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不过也时常成为议会与国王之间争议最多的税种。同时，贵族与国王对财政控制权的争夺也时而发生。爱德华一世后期，郡守和官员征调的税收，常常有相当大的部分不是送到财政署，而是直接交付锦衣库，而锦衣库的财政支出完全按照过往颁布的令状实施，这两类账本都不送交财政署备案存档，导致财政署在米迦勒节期间收入甚微，出现大的财政亏欠。贵族对此极其不满，他们为了限制国王的财政权，力图将财政署作为王室的唯一收支机构，但收效甚微。因此，在他们通过议会颁布的《1311年法令》中就规定，所有的王室收入要直接由财政署收取。这一要求虽然收效不大，但由于贵族的设法限制，锦衣库沦为一个供应王廷开支的财政机构，不再拥有13世纪操控财政的权势，难以取代财政署的凸显地位。

这一时期作为西敏寺的普通法法庭，王座法庭（King's Bench）和普通诉讼法庭（Common Pleas）已经完全定型并进行制度化的运作，构成了王国的两大中央法庭。

这两大中央法庭的端绪可以追溯到12世纪。诺曼征服后，英国国王具有封建宗主和一国之君的双重身份与地位，国王的司法权中公法与私权不分，其统治机构也带有立法、行政与司法合一的特点。由此，王国尚无专门司法机关和法官，由王廷兼理王国的司法事务，朝臣和行政官员兼为法官来听讼断案。

12世纪特别是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随着国王司法权的拓展，国王根据维护“王之和平”的主张将王国内的主要刑事案视为破坏王国统治秩序的罪行，划归为“王座之诉”的范围，由王廷审理。史家认为，“王座之诉”所包纳的“王之和平”的理想，构成了国王司法集权的“法律基础”。同时，亨利二世还推行陪审制，并将王国土地案件的终审权也归属于王廷。而在司法机关的建构上，亨利二世组建了巡回法庭，并在西敏寺设置了两个法庭，一个主要负责审理民事案件，可谓是王国普通诉讼法庭的前身，另一个则负责审理“王座之诉”的重大案件，王座法庭由此肇始。不过，这些法庭中的不少人员仍是王廷会议成员，还远不是专职化的法官。自13世纪中期开始，王座法庭和普通诉讼法庭日益定型，完全脱离王廷而在西敏寺运作。

王座法庭和普通诉讼法庭拥有各自的专职法官、吏员和审判记录。王座法庭一般有4-6位专职法官，其中一位为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普通诉讼法庭的法官则略多些。这些法官都由大玉玺颁布的令状所任命，一般而言都被看做是专业的职位而很少被罢免。这些法官都领取年薪，首席法官为40镑，而其他的则是40马克。为了杜绝贿赂，法官的年薪在1346年后增加几倍，分别为140马克和110马克。此外，他们每年到地方巡回办案还有20镑的酬金。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两个法庭的审案主要集中在每年4个“法律审判期”（law terms）举行，分别处在圣希拉里节（Hilary）、复活节（Easter）、圣体节（Trinity）和米迦勒节期间。在这些审判期中，他们的办案时间为15-20个星期。在审判期之外，这两个法庭还要派调差团到地方处理司法事务。王座法庭主要审理刑事案件，尤其是那些重大的叛逆案件，并处理任何王家法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出现的错案。而普通诉讼法庭主要审理民事案件，多为土地所有权、占有权、债务方面的纠纷，因此案件最多。同时，普通诉讼法庭还有权监督郡、百户区和私家的法庭，由于这些纠纷常常引起冲突和抱怨，王座法庭也时而介入，认为损害了“王之和平”。

这一时期，还有专门处理王国财政、税收案件的财政署法庭，而国王的“御前会议”也具有司法功能。此外，议会上院拥有审判叛逆的贵族和被弹劾的臣僚、纠正普通法庭错案的权力。由此可以说，多机构的分权制衡构成了此时司法机关运作的一大特征。

在整个中世纪，虽然国王不断地采取集权措施力图强化对地方的控制，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王国并未建构起整齐划一的地方政府体系，其对地方的控制除了通过王家法官、地方大贵族来实施外，主要是通过各郡郡政府以及城市、教会来进行。因此，王权对地方的控制带有复杂和松散的特征。

地方分郡制缘起于11世纪，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遗留下来的遗产。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就充分珍视这一遗产，在各地建立郡政府以控制地方。当时，英王在周边和要地封立伯爵的同时，在王国内就设有约33个郡，各郡的面积大小不一，所辖人口也多少不等。据史家根据《末日审判书》的资料统计，人口最多的为诺福克郡，大约有27087人；林肯郡居于第二，为25301人；而面积很大的德文郡则只有17434人。一般而言，郡长办公的“郡衙”大都设在重要市镇的王家城堡里，郡得名于其“郡衙”所在的市镇，但也有一些并未处在其得名的市镇，如肯特郡“郡衙”在坎特伯雷，德文郡在埃克塞特，威尔特郡在萨勒姆，汉普郡在温切斯特等等。另还有数郡以王之领地中的庄舍为其“郡衙”，如德比郡、康沃尔郡。负责掌管一郡的郡长由国王直接任命，是王权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国王的大部分令文向郡长颁布，国王给其教俗总封臣的令文，也多由郡长负责传达。主持郡政会议是郡长最重要的职责。此会议习惯上一年两次，12世纪时次数增加，有时两月一次，甚至每月一次。郡长在会上宣读王之令文，处理各项政务。在财政方面，郡长负责征调郡内的王廷收入；在司法上，在郡法庭中主持审判，并主持其所辖百户区之法庭的审案；在军事上，负责征调地方民团乃至贵族的服役骑士参与征伐。在整个中世纪，郡政在维护地方秩序、巩固君主统治上作用重大为，因此，史家称“分郡制是西欧君主所设计的最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

由于封建制的影响，诺曼征服后的一段时期，郡长一职常常为封建主所世袭，或者被大贵族所控制。此外，郡长在为政过程中，也常常出现不纳王命、贪赃枉法的现象。因此，自12世纪开始，英王不断采取措施打破世袭制的惯例，将郡长任免权收归中央。同时，不断派出王家法官、法庭巡查地方郡政，惩罚为非作歹的郡长。据1170年的《国库卷档》载，其时，因有亨利二世王家调查团获取的罪证，约有20个郡长被国王撤换。这次调查对郡长任职制度的改革作用重大，被认为“是郡长职位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此，不仅遏制了郡长职务“封建化”的倾向，而且让郡政充分地体现国王的统治意志和政策。在约翰王时期，郡长职位常被国王赐给宠信，同时也出现买官现象，这也成为贵族兵谏国王的一个原因。

到了14、15世纪，由于乡绅阶层的兴起，地方上选任郡长的要求曾经一度被允准。但直到15世纪末期，大多数郡长基本上还是由王廷选任的，只要时机合适，国王都要通过臣僚的会议让其宠信之人担任郡长。理查德二世统治时期和亨利六世统治的15世纪四五十年代，情况基本如此。但在一些诸侯势力很强的边境地区，如康沃尔、切斯特、兰开斯特等地，郡长一职还是由大贵族家族世袭控制。安茹王朝初期为控制郡政而常常由王廷官员赴地方担任郡长，到了14、15世纪，郡长一职基本上是由地方的中小贵族和乡绅担任，以便更熟练地处理地方政务。这一时期，一般是实行一郡一长制，但两郡设一个郡长的情况也时常出现。郡长之下，设一郡长助理辅佐，其下有一批吏员办公，负责处理郡的各项具体政务和文书保管。此外郡政府中还设有百户官（bailiffs）和百户官助理（sub-bailiffs），负责处理公家百户区的事务。

中古行政和司法不分，郡政会议也是郡法庭。在郡法庭中主持审判，是王赋予郡长的权力。一般而言，郡长每4个或6个星期要主持郡法庭一次，审理本地的民事、刑事案件。郡长或其代表还有权主持百户法庭审案，并且每年两次巡视百户区。此外，他们还要为巡回的王家法官作准备，确保程序所需的陪审员与吏员、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到场。同时郡长还是郡里监狱的掌管者，负有拘押罪犯的责任。西敏寺的法庭依赖于郡长等官员处理传唤被告人的法令以及扣押财产和组织陪审团等，才能展开司法审判。

随着议会的兴起，郡长还承担了负责选举地方代表参与议会的重要职责。国王颁发有关选举议会代表的普通令状，要求从郡内选派2名骑士代表。在接到令状后，郡长必须在郡政会议上组织选举。

军事方面，郡长也职责重大。他实际上是地方民团的首领，负责召集、给养、出征诸事宜。贵族的骑士军役，也由郡长据王令前往征召；国王在其郡内的城堡、驿道、桥梁，亦由郡守负责维修和守护。在地方各郡中，王田监守（escheator）是国王在地方的又一重要行政官员，其主要职责是维护国王作为王国土地之最高宗主的权力，对国王之总封臣的地产实行收回、监护等。在13世纪中期，王国以特伦特河为界，分设南、北两位王田监守，1324年，逐渐转变为9位王田监守分别负责管理一批郡的相关事务。大约从1341年开始，在每个郡都设置了这一职官。担任此职的人须是郡中有土地的骑士阶层。1368年的王令规定，土地年收入达到20镑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此职，任期为1年。这一时期，王田监守的职责几乎没有多大变化，但仍然繁多。在国王的总封臣去世后，将其封地封查监管，同时将封地的数量和其继承人的姓名上报中书省。如果该继承人已到成人年龄并对国王举行了效忠仪式，他将得到一份令状去把封地归还给继承人。此外，这块封地在监管时期，所产生的效益也要由他来计算并上交。教职空缺期间教会的土地，也要由他来监管。

这一时期，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是各郡中权威广泛的王家官员。这一职务起源于12世纪末期。1195年，理查一世任命小贵族去动荡的地区维护治安，负责实施法律和维护“王之和平”，他们被称为“和平守护者”（keepers of the peace）；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任命这一官员驻守各郡，称谓也大同小异。爱德华三世时期，议会下议院赋予了这一职官掌管一郡治安的权威，并在1361年正式使用“治安法官”的称谓。

治安法官一般选地方的骑士、乡绅担任，在他之下也有一些随员助理事务，还有郡法庭的验尸官相助。这一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尖锐，治安法官的职责和任务不仅繁重，而且增加了新的内容。他们需按照指令在一年之中至少举行四次会议，每次会议都要召开数日。此外，为了处理日常事务，还要与身边的法官不时召开短会。治安法官的具体职责是，巡查各百户区、镇的治安，接收刑事案件的起诉，逮捕各类刑事罪犯和被怀疑有阴谋反叛行为的人，收取相关的司法罚金。从14世纪中期开始，治安法官更负担起强制推行王国社会政策的任务。随着议会提出的“劳动法令”的颁布，限制雇工工资和商品价格、遏制雇工骚动等，以及禁止乞讨、流浪和宗教异端。1581年首次刊发的《治安法官手册》上，列举了309份涉及到其职责的令状，其中有133份在1485年前实施，125条在1461年实施。

中古后期的城市统治虽然与郡不同，但仍旧是英国王权地方政务的组成部分。

诺曼征服后，由于大多数英国城市兴起于王领之中，因而被纳入封君封臣制的轨道之中，一直受到王权的直接控制。为了摆脱郡长或管家的额外苛重敲剥，城市市民从12世纪起，开始了争取自由与“自治”的斗争，但因势单力薄而屡遭镇压。此后，城市通过向国王交纳一笔费用来赎买特权准许状，以获取一定限度的经济与政治权利。从亨利一世开始，英王就向城市颁布特权准许状，赐予城市各种特权。亨利二世在位时，较普遍地颁发这种特许状，这类文件现存下来的约有50份。到了理查一世与约翰王统治时期，因王国政府的财政紧张，这类特许状颁布更多。英王赐予城市的特权包括建立行会垄断城市工商业活动以及商人的通行税豁免权等等。同时，也有一些城市利用王国的财政危机，通过赎买来争取“自治”，但十分艰难，其中伦敦的斗争屡起屡仆，直到13世纪初，才获得了选举市长、建立城市法庭等“自治”特权。在约翰王时期，伊普斯威奇、北安普顿、格洛斯特、林肯、施鲁斯伯里等城市也通过赎买方式获得了“自治”权。

不过，这类“自治”权并非是永久享用，时而因为支持反叛的贵族、内部骚动、货币混乱等原因而被王权所取消。1239-1259年间，伦敦曾10次被取消“自治”权。爱德华一世对城市的扼制最为凸显，1284-1297年间，以内部混乱为借口派王家官员管理伦敦。1290年，则以货币不全而终止了不少城市的“自治”权，其中有伊普斯威奇、格洛斯特、林肯、约克、诺里季、北安普顿、诺丁汉等。

到了14、15世纪时期，虽说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英国城市有了较快发展，城市与王权的关系也有一定变化，但王权仍旧因袭以往对城市的控制模式。这一时期英国城市规模不大。在14世纪时，有人估计，伦敦大约有4万人左右，约克和布里斯托尔大约为1万人，普利茅斯和考文垂约为7000人。人口超过1000人的城市才有40个。也有人估计，这一时期标准的英国城市，其人口也就4000人左右。大多数的城市，实际上只是人数不多的小市镇。

这一时期，诸多的小城镇被纳入郡政统治范畴，只有规模较大的城市才获得“自治”权，不过城市“自治”要履行国王的各种政令，实际上扮演着王国地方行政机构的角色。在财政方面，它们除了每年向王国财政署交纳一笔“承包”税款外，对王室新开征的任意税、动产税、商品进出口关税乃至人头税等也有负责征调的责任。城市还承担为封建王权管理商务的职责，如监督外贸、规范价格等。城市必须使用王国的货币来进行商品交易，没有一个英国城市能铸造货币流通。在司法上，它们组建自己的城市法庭，在负责审决市民普通案件的同时，既要严守王国的法律，也须协助前来开庭审判大案的王家巡回法庭，在审判的各个程序与收取司法罚金上尽其责任。在军事上，它们要为封建王权服军役，这一义务，既含有封建军役的意义，同时也来自于每个自由人都要为王服役的惯例。1181年亨利二世颁布的《武器装备法令》对全国自由人自备兵甲、马匹服军役的规定，当然也包括市民在内。在大陆与法国为争夺领的战争中，市民服役参军的现象十分普遍。此外，东南部的“海角五港”以及其他沿海城市还必须为国王的海上货物与军事运输服务。

这一时期，市民代表参与议会议政决策，反映了城市与王权关系的新变化。有资格选派市民代表的都是规模较大的城市，被称为“议会城市”。并非所有城市都在每届议会选派代表，有的只是断断续续地选派，有的则始终选派。爱德华一世时期，出席单届议会的城市最多为116座，有大约80座城市连续派遣代表。到了15世纪爱德华四世时期，“议会城市”大约有112座。一般每座城市都派遣2名代表，唯有伦敦可派遣4名。另据统计，“议会城市”的平均数：爱德华一世时期平均86座；爱德华二世时期降为70座，爱德华三世时上升为75座；理查二世时期为83座。城市参与议会表明市民利益诉求的日益增强，同时也反映了王权开始把对城市的掌控纳入到王国统治的共同轨道。

第三章　中世纪议会发展

在“模范议会”召开后的近两个世纪中，英国议会发生许多变化，机制不断完善，逐渐发展成以君主为核心、多等级参与的政治协商体。

14、15世纪，尽管议会的建构还很粗陋，但议会的政治职能明显增强，为了讨论税收、立法等重大政务，国王每年召集议会，同时，议会的会期也大大延长，短的约两到三周，长的甚至多达几个月。召开较为固定在伦敦的西敏寺，召开的频次也日益增多。《1311年法令》第29条规定：“国王每年必须在合适的地方至少召开一届议会，如有需要，还可召开两届。”此后，议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直到百年战争结束以后，议会召开频次才明显减少。

这一时期，国王的臣僚集团保留在议会中，最终将成员限定在部分高官之内。教会人员中，高级教士一直留在议会，低级教士与会频次越来越低，终究脱离了议会。世俗贵族和地方代表成为议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王的贵族臣僚集团主要包括御前大臣、中书令、国库长、司宫（Chamberlain）、内府总管（Steward of the Household）与其他吏员及首席法官等，他们人数不多，数量也不固定，但影响颇大，堪称“议会的核心”。他们掌握了组织会议与安排议程的权力，有时能够主导议会。在特殊情况下，中书令担当议会会议主持人，首席法官出任议会的发言人（Spokesman），史家称他们“是议会运转的发起者与参与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对议会的影响日渐式微。1341年，世俗贵族提出抗议，宣称只有真正的贵族才享有议会出席权，王室及政府官员大多不是贵族，因而无权出席议会。由此，以内府总管为首的一批官僚随即退出议会。此后，中书令等少数高级大臣继续留在议会内，其他官员大多转为幕后活动。

随着臣僚集团中不少人退出议会，教、俗贵族占据了议会。教会贵族包括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Abbot）与隐修院院长（Prior）等。议会开幕时，教会贵族依次坐在国王右边，而世俗贵族则坐在国王左边。教会贵族博学多才，历练丰富，“他们对政治讨论的贡献绝不能被忽略”。由于国王控制了国内圣职的授予权，一般都容易控制这类人。

世俗贵族除了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外，还有少数享有王号如威尔士亲王的贵族，当然，受封王衔之前，他们一般都已经拥有其他爵位，而且一般也是以该爵位的身份参加议会的。贵族自认为出席议会乃缘于固有权力，而不仅是仰赖国王的私人恩宠。贵族的儿子可以随父应诏出席，有时也可代父出席，这是其享有的世袭权利。贵族去世后如无男嗣，其女性继承人不能出席议会，习惯上可以由其丈夫受诏出席。贵族应诏出席议会主要由于他们的财富、领地的影响，但能否出席往往由国王决定。

地方等级代表构成了议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梅特兰认为这类代表就是普通人，即“那些不享有任何特权，也不像贵族或教士那样拥有任何特殊身份的人”。事实上，只有到了爱德华二世统治后期，议会中地方等级代表经常缺失的情况才逐渐消失。1311年以后，爱德华二世一共召开了19届议会，只有3届没有召集地方代表。有史家就指出，1325年后“无地方代表即可召开议会的时代最终结束了”，地方等级代表参与议会成为一项定制。地方代表由各郡骑士与城市代表组成，骑士的地位比市民高。骑士代表的数量比较稳定，当时总共有37个郡，每郡选派2名骑士代表。在大约160个城市中，参与议会的城市在爱德华一世时期86座，爱德华二世时期为70座，爱德华三世时期75座，理查二世时期83座。每座城市一般都派遣2名代表，除了伦敦可以派出4名外。地方等级代表的参与，构成了议会制度的显著特征。

随着议会制度的发展，议会的工作程序渐趋成熟。这一时期，每届议会都必须由国王召集，议会召开日期与地点确定后，中书省就得草拟好召集令状。所有令状都必须经国王亲自验证，并加盖大御玺（Great Seal）后颁布。召集令状上注明议会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及国王想要讨论的事项。为了留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召开议会，这一时期的国王都会提前一段时间颁布令状予以公告，由此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公告制度与令状制度。召集令状分为个人令状（Individual Writ）与普通令状（General Writ）两种。个人令状直接送达教、俗贵族与国王臣僚，普通令状则颁发给各郡的郡守和城市市政长官。在14世纪，公告期的时间长短不一，后来在正常情况下逐渐定在40天内，兰开斯特王朝建立后，大体沿袭这一惯例，不过在大多数时候，公告时间一般都多于40天。

教、俗贵族凭个人召集令状参与议会，而地方等级代表则需要当地选举。骑士代表由郡长主持的郡法庭选举产生，规定所选代表必须居住在本郡内，必须拥有相当数额的财产，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与经验等。当选后，郡长会颁发令状，连带委任状，作为其在议会中有全权代表权的凭据。市民代表由城市选举，但比较复杂。在自由城市中，可以派代表的城市资格由郡长定夺。城市代表一般也在郡法庭上选举产生，郡长同样拥有较大的掌控权威。拥有城市政府的自治市选举程序更为复杂，各市都不相同。城市选举人的资格参差不齐，有的局限于极小范围的市政寡头集团，有的要求保有自由地产，有的只有纳税人才拥有选举权。

最初，因为地方代表在议会中人微言轻，加上出席议会花销不菲，郡与城市都不愿意选派代表，很多人也极不情愿当选。但随着下议院的出现和议会征税功能的强化，地方通过议会反应利益诉求的需要日益强烈，各郡和城市的参选态度渐趋踊跃。获选的议会代表一般都是郡内经济与政治上最为显要最具威信的人物，这些人意识到参加议会的重要性与荣誉感，因此纷纷竞逐这个机会。在此情况下，选举中权贵豪强之间的派系相争与徇私舞弊也就逐渐显现，以至于国王多次发布敕令，要求选举各方公正行事。兰开斯特王朝建立后，徇私舞弊的事件更是增多。1406年，议会出台了第一部选举法，就地方代表的选举程序制定了一些规范，对防止郡守的任意干预与徇私舞弊行为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1429年，对选举人的财产资格进行限制，规定年收入40先令以上者才具有投票资格，这一规定持续了400年。

经过多年发展，到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议会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会议程序，包括开幕、陈情、议决与归档等流程。

议会通常在彩厅（也称壁画大厅）举行开幕式，偶尔也在白厅举行。国王端坐于大厅上边正中央，教会贵族依次坐在国王右边，世俗贵族按等级陪侍国王左边，地方代表则站立于大厅下边。御座前面安放几个羊毛包，供法官就座。还有一张办公桌，供议会书记官（Clerk of the Parliament）与其他官员使用。国王一般会亲自出席开幕式，也会委派代表出席。摄政王、中书令、坎特伯雷大主教或首席法官等重要官员应国王要求致开幕辞，申明开会目的，宣布议程安排，布置具体任务。开幕辞一般开篇即背诵《圣经》篇章或发表演讲者自己的论点，多少带有训诫的性质，最后以正式声明作结，通常会陈述国王面临的难处，提出财政需求，希望提供资助，还有就是承诺纠正冤屈。国王有时也作即席发言，表达体恤臣民之意。下议院议员经常就国王传达的信息表示谢意。

接着是所谓的“陈情”，即接收地方的请愿。由议会书记官宣读请愿书接收员（Receiver）与审理员（Trier）名单。请愿书接收人由中书省吏员或主事官担任，之后由审查委员会审查来自各地的请愿书。审理者浏览请愿书后，按其合适的方式决定接受或拒绝。议会请愿书分为个人请愿书（Private Petition）与公共请愿书（General Petition）。个人请愿书大多仅仅涉及私人利益，由个人提交。公共请愿书因攸关公众福祉，以下议院集体的名义提出。由专门的委员会对个人请愿书实行否决，对公共请愿书进行修改，但最终均须呈报国王裁断。

在议会工作程序中，分组讨论是最重要的步骤，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提交各个讨论组。为了确保如期完成议程，议会明确规定了议员的到会时间。

议会一般讨论紧急的政策事务，议题由中书令、首席法官、内府司宫或坎特伯雷大主教提出，对该事项具有特殊专长的人可以担任国王的官方发言人。这些发言有时向上、下议院全体会议传达，有时向其中一院单独传达。议长出现后，经常由议长向下议院宣布讨论事项。当下议院达成协商结果后，由议长禀报给国王；下议院也可能与上议院贵族进行协商，或者向上议院汇报；下议院有时则犹疑不决，等上议院结果出台后，他们再草拟与之保持一致或针锋相对的方案。

经过分组讨论，在全体会议上形成决议后，议会便告解散。但有关议会的工作并未结束，还须完成“归档”。爱德华一世时，议会书记官开始把议会处理的诉讼案、请愿书与辩论结果，以备忘录的形式记录在羊皮纸上，以供国王和御前大臣决策之用。但记录很不规范，内容也残缺不全。在1316年的林肯议会上，来自林肯的议会书记官威廉·埃尔明（William Ayremin）首次完整而详细地记录下了整个议会的内容，并于会后编辑成册，永久存档，称《议会卷档》，议会文献保存走向正规。1332年后，私人请愿书不再收入《议会卷档》。爱德华三世时，议会书记官开始逐日记载议会（上议院）的活动内容，形成议会日志制度，留下了有关议会开会情况的正式记录，议会记录步入规范化轨道，内容除了议会开幕、闭幕、选举议长与任命请愿书接收员外，主要涉及国王与贵族个人的争讼与判决，也包括下议院提出的一些请愿及国王的答复。

随着议会出席人员逐渐稳定，两院制的组织形式逐渐确定下来。

所谓“两院”，指的是上院（House of Lords）和下院（House of Commons）。两院制产生的标志是贵族与地方代表分别开会，并形成惯例。两院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缓慢演变的过程，到14世纪中叶才固定成型。在议会确立之初，各等级的代表有分开聚会讨论的惯例。随着时间推移，骑士和市民的代表逐渐联合起来共同提出请愿书，反应地方的利益诉求。到爱德华三世时期，这种联合行动已经司空见惯，表明他们已在考量攸关相互利益的问题。1340年元月，为了应付百年战争爆发后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爱德华三世召开议会，会期近一个月。这届议会对于两院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正式使用了“上院”与“下院”两个词语。另一方面，议会两院尤其下院的作用得到了明显体现。在征税等问题上，下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领受者，而是开始利用批税权争取自身利益了。1341年堪称两院分立的关键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国王臣僚集团因贵族抗议而退出议会，低级教士则获得爱德华三世的正式特许，可以免除出席议会的义务。这样，英国议会的成分就基本固定下来了，这对于两院制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1343年4月的议会档案首次明确记载了两院分开议事以及下院代表前往白厅向国王及贵族汇报本院讨论结果的经过。至此，两院制的轮廓可谓泾渭分明。两院的代表性质不同，在召集令状中也明显地反映出来了。教俗贵族即上议院议员通过个人令状召集，而地方代表即下议院议员则由普通令状召集，因为他们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代表全国各地方基层行政司法单位和各种组织团体出席议会的。两院分立后，议会仍是一个整体，作为沟通上下两院的管道，两院联席委员会应运而生。

在两院制形成后，上院在议会中仍旧占有重要地位。参加上院的教、俗贵族，一直被认为是国王的天然“建议者”和辅佐者，有权在上院中讨论王国的重要政务。上院同时也是王国的最高法庭，负责审理下级法庭的错误判决，并对同等级贵族的叛国等大罪进行审判。此外，他们也承担着向国王纳税的义务，因此也有权议决是否同意国王所拟征的税目，并回复国王的要求。

随着下院的形成及其地位的日益凸显，下院议长（Speaker）出现。议长最初缘于下议院的代理人（Procurator），为了使代理人固定下来，1376年4月30日，下院选举拉梅尔爵士为议长，负责与上院进行沟通及向国王汇报事务。由于骑士占据下院的主导地位，也就长期垄断下院的议长职位。在兰开斯特王朝早期，议长的权能开始扩大，可以代表下院对国王提出合理的要求与建议，甚至可以代表下院抨击国王之臣僚的奢靡渎职以及国王滥施封赠的行为等等。为了维护议长的发言权，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还确立了“议长声明制”（protestanion），即议长在每次发言之前都要事先发表声明，请求国王和上院不予追究他在发言中的冒犯行为，也就是要国王认可议长有直言不讳表达出下院批评和不满的权力。不过要看到，这一时期的下院尚不具备真正自由选举议长的实力，虽然多由骑士中的富有精明者担任，但他们一般都是让国王或贵族中意的人，议长的选举也常常受到国王、贵族的操控或干扰。

在14、15世纪，议会的职能最终明确下来并且不断扩大。财政审批权是议会是基本职权。有史家就指出：“正是在税收领域，议会最先确立了对国王的权力。”在当时的英国，按照封建的原则，“国王必须靠自己过活”，即依靠王领的收入和封建宗主对封臣的权利收入来维持王室的生活及国王政府的正常运转。到了14、15世纪，对外战争给国王的统治造成巨大的财政困难，而封建制的衰落，也使得国王的封建性收入大大减少。由是，国王只得开辟新的税源来弥补不足，而动产税、关税与羊毛补助金就成为议会与国王之间争议最多的税种。

动产税是国王对全国俗人的财产征收的直接税，由于它的征收要经过议会同意，所以又被称为“议会税”。当时的关税名目繁多，主要有对出口羊毛、羊皮与皮革征收的古关税（也称大关税）与新关税（也称小关税）、对出口呢绒征收的关税、对进口酒征收的桶税、对其他进出口商品征收的磅税。羊毛补助金是国王以应付紧急需要而征收的，它与古关税、新关税虽然名目各异，但征税对象大体相同，主要是羊毛、毛皮和皮革。1332年的税制改革，议会最终固定了动产税的征税率：城市为十分之一，乡村为十五分之一。1334年确定全国总税额为3.8万英镑，成为之后议会征纳与分派的标准。在1340-1341年后，这些税收只有获得议会同意后才能征纳。关税与羊毛补助金的斗争更为曲折，都经过了议会与国王的反复争夺。1336年，爱德华三世召集羊毛商代表开会，会议以“王国商人”的名义，同意给国王特别的补助金，在原来正常税率每袋羊毛6先令8便士的基础上，每袋加征20先令；此外，每袋羊毛多交20先令。这一举措引发商人的不满，议会借机提出征收关税也需获得议会同意的要求，国王只好对此予以认可。1340年3月，教、俗贵族与各郡骑士在议会上同意国王对谷物、羊毛与羊皮征收关税，条件是国王必须接受地方代表提交的请愿书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开支账目及法律草案。根据下议院的请愿书，委员会起草了四项法令，其中第二项法令规定未经高级教士、伯爵、男爵、其他重要人员以及地方代表等的共同同意，此后不得征收任何赋税或协助金；废除国王征收摊派税的权力。1343年，议会明确宣称间接税必须征得地方代表的同意。此外，议会在同意税收时，特别附加了前提条件，1340年与1348年的议会上，地方代表采取了同样的手段来争取利益。他们先是提出请愿，要求纠正冤屈，并以此作为批准税收的前提，由此，逐渐形成了“先改正后给予”的原则。可以说，议会控制税收的基本原则初步确立。不过在14世纪时，议会基本上还未赢得税收动议权。1395年的有关法案还使用这样的惯用语：“由下议院制定，上议院建议和同意。”兰开斯特王朝建立后，议会才在这方面取得重要进展，1407年确定了税收的动议权，即“由下院制定，上院同意”，最终报国王批准，从而形成了税收法案的完整流程。同时，下院继续以推迟税款批准为手段，再次提出“先改正后给予”的原则，要求在国王要先将他们所呈递上的对民间冤情以及对不法、不当统治行为的陈情予以答复或处理后，再行批准税案。值得注意的是，议会还争取监督国王财政的权力。不仅任命专门委员会监督国王的财政支出，审查国王的账目，还尽力明确规定税款的使用范围，保证所征税款用在特定项目上。

尽管如此，议会实际上还是扮演了王国的税收工具，“在大多数情况下，议会所做的被认为是它的责任，他们至少要批准国王声明所需的大部分税款”。事实上，羊毛税、桶税、磅税一直被国王视为专利而设法加以控制，正因为如此，亨利五世、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都被议会批准终身享有这些税收的专利，而不必经过议会议决后征收。

议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一些立法权，主要体现在制定、维护、修改乃至废除法律等方面。

爱德华一世时，国王就常常通过议会来颁布法令，借此增强了国王的立法权威。爱德华二世加冕时，在誓词中承诺要维护王国共同体选择的法律和习惯，这一承诺表达了对原有“集体立法传统”的尊重。正是在这一传统的作用下，参加议会的地方等级代表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逐渐要求获得立法权。议会介入立法领域的主要方式就是递交请愿书。但14世纪地方等级代表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以致借用“共同提案”（Common Petition）来表达诉求。1309年，地方等级代表在议会讨论征税案时，陈述冤情，表达不满。爱德华二世迫于压力，以下议院一份请愿书的第11条款为基础制定了一项法令，这是地方代表首次取得立法动议权。有史家认为尽管这只是尝试性地提出建议，但却是地方代表立法创制权发展的里程碑。1310年，因爱德华二世对苏格兰战争失败，以国王堂弟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为首的反对派贵族迫使国王同意成立由21人组成的“贵族立法团”，负责制定政府改革法令。1311年，“贵族立法团”正式成立，立即抛开议会，仿效1258年贵族炮制《牛津条例》的做法，接连制定“六项法令”，大多为限制王权的内容，其中部分条款是贵族与地方代表协商后拟定的。1315年的议会提出，“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制定新的法律”。1322年5月，约克议会废除“贵族立法团”颁布的所有法令，制定《约克法令》，规定：“凡是关系到国王及其嗣王财产、王国和人民财产的任何法令，应当在议会中经高级教士、伯爵、男爵和地方代表的同意，由国王处理、恩准和制定。”这是第一次正式在法律上承认议会享有参与立法的权力，从而确立了立法必须得到教、俗贵族与地方代表同意的原则。1327年，议会宣称：“除非征得国王与高级教士、伯爵与男爵及王国其他民众的同意，不得进行法律的变更；如有变更，必须在议会中进行。”爱德华三世统治初期，御前会议建议，修改法律必须经国王、高级教士、伯爵、男爵与其他要人的同意，并且必须在议会中进行。国王如未得到支持就废除一部重要法律，必将受到强烈质疑。

爱德华三世时期，地方代表成为议会的固定成分，按照“先纠正，后供给”的原则表决税收议案。迫使国王妥协，议会由此逐步扩大立法权。在1327年爱德华三世继位后的首届议会中，地方代表首次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公共议案（Public Bill），涉及王国民众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代表个人或地区的利益。该议案总共包括41条建议，其中有16条建议被吸纳进了2部法令，22条不太重要的建议则以条例或特殊命令的形式处理。此后，地方代表递交的请愿书或议案也更具规范性，立法以地方代表的议案为基础，是自下产生的。自1352年后根据下议院请愿书制定的法律日益增多。到14世纪末，几乎所有议会法律都源于下议院的请愿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下议院的请愿才能够启动立法程序，国王也可以行使提案权。

到兰开斯特王朝时期，下议院在议会立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此时，陈情书越来越普遍地写给下院，通过下院呈递国王或者上院，由下院动议立法成了议会立法的正常程序，越来越多的法律都是通过下院公共陈情来的。尤其在亨利五世时期，他的11次议会上有150份公共陈情，而且它们变为立法的比例很高。为此，有位西方学者曾言称：“在兰开斯特王朝时期，所有的法律都是在议会陈情书的基础上订立的。”这些都的确说明了议会在立法方面重要性的增长。但此时下院还不能完全控制立法权，因为官方议案也是立法的根据，并且比议会陈情书重要。不过，下院争取立法权的意识也有了很大进步，在1414年议会上，下院明确提出：他们是民众的代表，既是法律的陈情者又是法律的同意者，这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除非经他们的同意，否则不能制定法律、法令。请求国王不要对他们的议案作更正和修改，只是给予拒绝或者接受。最后，亨利五世同意了下院的要求。这是下院第一次要求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权，因为此前上院常常不经下院的同意就擅自改动下院陈情，然后再形成法律，所以制定出的法律常常有违下院的初衷。有了这样的规定，可以保证下院陈情所形成的法律与它的陈情书一致。当然，国王始终没有放弃对立法权的最后控制，如亨利五世国王就要求即使他在海外也要由他来回答陈情，如他不在英国时，法案也只有等他归来的下一次议会方可执行。而且，国王也时常提出立法动议通过议会立法，如1413年《王室内府优惠法》、1414年莱斯特议会通过的《休战法》、1415年议会《镇压罗拉德派法》、1421年的《钱币法》等。此外，国王通过在御前会议颁布条例更是习以为常，这无疑威胁到议会的立法权。国王还可以采取“豁免权”（Dispensing Power）与“搁置权”（Suspending Power）等特权武器，使议会法令丧失效力。

除了在财政、立法上的职权外，在14、15世纪的英国议会在司法、行政乃至外交上也履行着部分职权，这既反应了当时议会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其中世纪的历史属性。

作为议会的前身，王国大会议同时扮演王国最高法庭的角色。议会形成后，仍旧承接了王国大会议的司法职权，正如当时人所称，“议会是国王的法庭并且是国王的最高法庭”，它位于其他所有法庭之上，对其他次级法庭具有监督权。在议会中，上议院可充当最初的听审法庭，包括国王交付的刑事与民事案件。上议院司法方面的显赫地位主要在于它是最高上诉法庭，享有司法纠错权，可以纠正低级法庭所作的错误判决，尽管从理论上和名义上来说，这一司法权属于国王与议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某一案件非得诉之于此。由于某些法律很难分清是国王经议会还是经御前会议而制定的。因此对于司法来说，下级法庭的错误可以提交议会或御前会议予以修正。

在当时，上院具有国王审判封臣之封建法庭的功能。14世纪时，不是上院成员的普通男爵只具有在普通法庭中进行审判的资格，但贵族（Peers）则拥有在上院进行审判的权力。贵族也只能被同侪审判，这一深嵌于封建法中的习俗尽管由来已久，但也是经过斗争后才与国王达成了某种妥协：贵族如犯轻罪，继续由王室法官审理；贵族如犯叛逆罪与重罪，则只能由贵族在议会中审理。判案时，如果议会正在开会，那么与会的贵族不仅审理案件的事实问题，而且审理法律问题；如果议会不在开会，则由国王任命的王室总管（Lord High Steward）遴选一些贵族审理（通常由23个贵族组成），王室总管法庭（Court of the Lord High Steward）应运而生。庭长早期由莱斯特家族世袭，到兰开斯特王朝时，又融入到王室职位之中。是否属于叛逆罪则由专门的法律进行界定，这就是1352年的《叛逆法》，明确规定了叛逆与重罪的内容及范围，最后部分特别规定：法官在推断该法未提及的行为属于叛逆前，必须先获得议会的同意。

议会当时还设置了由1位高级教士、2位伯爵与2位男爵组成的常设委员会，审理那些抱怨国王法庭拖延司法的议案。这些成员必须接受王室官员的建议，履行职责直至下一届议会召开为止，遇有难以定夺的问题时就休会再议。

1341年，议会明确要求国王必须在议会中任免大臣与法官；大臣要宣誓遵守《大宪章》及其他法令，定期向议会述职；如有渎职行为应当接受议会上院的审判。1376年，在弹劾国王大臣的案件中，下议院担当提起控告的公诉人，上院则作为法庭，扮演法官的角色。1377年，地方代表向国王与贵族提出建议，要求严格遵守普通法和本国法令，不能因国王的奇思异想而将他们废除。这一建议得到上院贵族的赞同。

14世纪中期，记录案件辩护要点的《年鉴》（Year Book）问世，表明案件判决可以确定为法律原则，供以后法官处理同类案件时参照之用，这也是英国普通法“法官造法”的特色。议会还对司法过程中使用的语言进行了干预。1364年，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指出并不是所有民众都了解国家的法律、习俗及法案，原因就在于阐述它们的语言是法语，上诉和审判也都使用法语，而法语在本国远未普及，在法庭中进行诉讼的人们全然不知庭吏所说的话是否对自己有利。基于此，该法案规定，一切在国王的法庭和别的法庭中的诉讼，都要“用英语进行起诉、解释、辩护、回答问题、辩论和裁决”。

当然，尽管上议院设立了最高法庭，但把议会主要视为司法机构则是错误的。莱昂则提醒人们“不应当高估贵族的司法角色，而低估他们的其他职责，或忽视每一位贵族即使是法官，也是强有力的政治家这一事实”。随着上院的司法工作逐渐变得减少，许多司法功能被普通法庭、御前会议或大法官法庭抽离。"14世纪，司法只是上院诸多功能之一。”当司法职能减少后，政治功能占用了议会更多的时间。

在上院中，国王设法对司法权进行控制。议会对此进行了多次斗争，但效果并不明显。议会曾要求国王不能私自对凶杀犯颁布特赦状，多次遭到国王和御前会议的拒绝。国王本人是不能接受审判的，包括议会在内的任何机构都没有审判国王的权力。另外，教、俗贵族在议会法庭中占支配地位，他们作为直属封臣，一般都要听命于国王。地方等级的代表在司法方面只担当过起诉者的角色，他们自己也承认“议会的司法事务只与国王及贵族有关”。

议会的行政权主要体现在提供建议、参与决策与实行监督等方面。议会召集令状上，通常都含有要求议员前来“协商与合作”处理某些国事的措辞。议会贵族也经常就任命官员、战争、和平等问题向国王提供建议，而地方代表实际上被忽视。议会有时也行使提名、任命、监督政府官员的职权。在外交关系上，议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百年战争期间英国对法国的开战、媾和以及条约的签订，大多都经过议会的讨论与批准。尽管如此，议会的行政权范围十分有限，是国王直接控制的御前会议而非议会才是王国的行政中枢机构。

在14、15世纪，随着运作的日渐规范和职权的不断拓展，英国议会在王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愈益重要。国王征税也须经过议会的批准，一些要政如王国税收的花费、弹劾要臣、对外媾和等大事，也常常受到议会的干预。此外，立法权的获得，召集、议政程序的制度化，上、下院的分设和下院议长的产生，都使议会在王国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在中世纪的英国，议会并非是独立于国王的政治机构，它在本质上是“国王的议会”。正如有史家指出，“正是国王去召集议会，如果没有他颁布的令状，议会就不能召开。而且，他能够使议会休会，中止它的讨论和解散议会。议会制度在不小的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意志，正是他来安排上院的议员，主教们实际上是由他提名，他拥有权力来赐予城市选派代表的权利，关于选举竞争的争议要到他和他的大会议面前来受裁决。他的同意对每一项法令都绝对是必须的；此外，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制定和终止法令的权力”。因此可以说，“没有国王，就没有议会”，国王也由此被视为“议会君主”。

作为国王下属的统治机构，议会的主要职责乃是辅佐和拱卫王权。当时并没有近代的那种分权制衡的观念，议会远未彰显国家的最高主权权威，议会的运作从根本上依赖并取决于国王的权威。正因为如此，有史家指出，如果仅凭议会对国王的某些限制就建构一个“议会主权”的神话，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当时的议会实际上是从属于君主之权威的，是“国王的议会”。也正因为如此，议会运作虽然对君主权威形成了某种限制，但其举措始终是以有利于国王统治为鹄的的。有史家在分析议会的税收批准权时就指出，“议会的基本态度并非是抵制，而是合理的合作。必须记住，议会是以给予赞成而不是对之拒绝来获得它的对税收的同意权利的，赞成是反复给予的，而拒绝是鲜有的”。正是在议会的支持下，人力物力较为资源短缺的英国，才能在对西欧大国法国的百年战争中长期处于攻势。可以说，议会在支持君主的政治统治与对外战争上功不可没，议会与君主之间是共生的关系。

议会的上述属性，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议会常常为征税、立法与君主进行讨价还价的争论，并不时让君主妥协，对君权形成了某种限制。而在非常时期，大贵族势力更是借助议会与君主进行公开较量。

1327年，王后伊莎贝尔在法王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俘获爱德华二世，并挟持太子，让太子破例以“监国”名义发布召集议会的令状，并让国王交出玉玺加盖在令状上。而在这次议会上，为了怕引起议员的反对，没有让国王出席，同时在议会中胁迫支持国王的人。在乱糟糟的局面中，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议会上宣布废除国王，然后又威逼国王退位。这一议会从召集到召开都避开国王，成为为贵族阴谋篡权披上合法外衣的一个工具。

贵族利用议会与国王争夺权力的较量，到了理查二世时期更是白热化。在1388年的“无情议会”（Merciless Parliament）中，贵族反对派弹劾、起诉国王宠臣M.波勒等人，对之进行严惩。这一举措遭到理查二世的报复，因为这位国王始终坚信其意志就是法律。数年后他不仅撤换了反对派贵族大臣职务，而且在1397年的议会上取消了1388年限制王权的有关条款，将反对派首领处以监禁或斩首。在这里议会不仅没有限制王权，反倒成为君主专制独裁的政治机构。但贵族反对派势力很快在兰开斯特家族博林布鲁克的亨利（Henry of Bolingbroke）的率领下卷土重来。1399年，贵族军队战胜王军并俘获了国王。接着亨利通过策划，定于9月30日在西敏寺召开议会，为自己登位寻找合法依据。在此前一天，亨利派教、俗贵族代表团到伦敦塔见理查，迫使他发表退位申明，解除臣民对他的忠诚。在次日西敏寺举行的议会上，亨利又命人宣读理查的退位声明，然后又宣布其独裁贪暴。在议会上，曾经有主教极力反对，要求国王亲临现场表达是否退位的意愿，但遭到了亨利的拘捕。接着，在亨利的武力威慑下，众人一致同意亨利继承王位，建立起兰开斯特王朝。

但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显示，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各政治力量都注意以议会作为政治平台，谋取各自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随着程序的完善和职权的增长，议会已发展成国王不能抛开的与王国各个等级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舞台，越来越多地反映各阶层特别是地方等级的政治诉求和期望。

第四章　战争与农民起义

“百年战争”是自诺曼征服以来英、法两国领土战争的继续与发展。自13世纪初开始，英国在大陆的许多领地被法国夺取，但法国西南部的加斯科尼（原阿奎丹公爵领）仍被英国占据，这一地区濒临比斯开湾，包括从比利牛斯山到波亚图的辽阔地域，成为法国领土与政治统一的最大障碍。此外，这一地区工商业繁荣，其盛产的葡萄酒多输入英国，也是英国的纺织品和谷物出口的必经之地。爱德华一世时，加强对该地区的经营，获利丰厚。仅1306-1307年，英王就从这一地区获取收入1.7万镑，其中大部分来自酒类的关税。即便到了1324年，英王的这一笔收入仍然有1.3万镑。因此，自亨利三世开始，英、法双方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时断时续。到1294-1303年期间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法王腓力四世（PhilipⅣ)仍旧继续争战。

英、法两国对佛兰德尔的争夺，更加剧了双方的尖锐冲突。佛兰德尔原是法王的伯爵领，名义上属于法王。在12世纪以前，由于法国王权孱弱，佛兰德尔伯爵实际上处于政治独立的地位。1285年，法王腓力四世即位后，曾试图吞并工商业发达的佛兰德尔地区，但未能得逞。佛兰德尔的呢绒业发达，但毛纺织业原料羊毛却依赖于从英国进口。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佛兰德尔的市民在政治上倾向于英国，承认英王爱德华三世为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以及佛兰德尔的最高宗主。但另一方面，佛兰德尔伯爵路易（Louis）为了压制和搜括城市，倾向于支持其名义上的宗主法王，并借助于法国军队来镇压市民的不满。1336年，路易逮捕英国商人，禁止佛兰德尔与英国通商。爱德华三世也随之禁止羊毛输往佛兰德尔，佛兰德尔市民遂向英王求援。英、法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

战争也与苏格兰问题密切关联。在英国与苏格兰的长期对立中，法国素来支持后者。1332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发兵北上，并于次年在哈里顿山击溃苏格兰人，而法国则大力支持苏格兰人，对一些逃亡过来的人予以援助。因此，英王把矛头转向法国。

法国王位的继承问题则成为两国战争的导火线。由于两国王室之间长期存在联姻关系，使双方的王位继承问题复杂化。腓力四世去世后，三个儿子曾相继继承王位。1328年，查理四世（CharlesⅣ)死，加佩王朝绝嗣。查理无子无兄，其妹是英国王太后即爱德华三世之母，后者即以法王外甥的资格要求继承法国王位。法国的三级会议以王位应为男系后嗣继承为由，拒绝了爱德华三世的继位要求，转而推举查理的堂兄弟瓦洛亚伯爵之子为王，称腓力六世（PhilipⅥ），开始了瓦洛亚王朝（1328-1589年）的统治。由此，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

为了对法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英王作了充分的准备，利用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征集战争资源。1337年7月，通过协商，爱德华三世让一批富有的商人垄断羊毛的收购与出口，作为回报，获得了20万英镑的借款。9月，国王又通过议会下达征收未来三年的十分之一、十五分之一的动产税。同时，爱德华三世下令通过大贵族和郡长用货币支付薪酬的方式，在全国征调骑士、弓箭手、民团参战，在各个主要港口搜索船只组建舰队，并命郡长、商人在各地购买大量的后勤用品。1337年5月24日，腓力六世派兵攻占英王在法国的领地吉约那。11月，爱德华三世进攻法国，“百年战争”爆发。整个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1337-1360年的“英胜法败”阶段。战争初期，英国舰队在佛兰德尔同盟者的支持下，在英吉利海峡顺利推进，并在1340年6月的斯勒伊斯海战中击败法国水师，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士兵、装备和给养由此得以运送到大陆。随后，爱德华三率领军登陆进攻图尔，但遇到法军的顽强抵抗，双方处于僵持状态。1341年，战场南移至布列塔尼。1342年，经过教皇出面调停，双方一度停战。

1346年初，法国军队进攻加斯科尼，为英军阻止。7月，爱德华率军在法国北部登陆。这支军队由约3000名骑士（重装骑兵），以及大约1万名多由自耕农组成的英国弓箭手以及4000名威尔士轻步兵（其中有一半是弓箭手）组成，另外还有3000多名骑士随从辅助作战。登陆后，英军一路势如破竹，抵达鲁昂和巴黎郊区。法王腓力六世急调军队围堵。英军渡过索姆河，在8月26日与双方会战于克雷西。法国投入的军队是英军的三倍，其中的法兰西骑士号称“骑士之花”，凶悍善战。但英军的弓箭手在是役中大显神威，凭借有利地形运用长弓射击，一时箭雨密密麻麻射向敌方阵地，重创法军。是役中，法军损失大约1万多人，其中包括约4000名骑士，法王仅率残部逃脱。克雷西之战标志着封建骑士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逐渐消失。这一战役后，爱德华三世乘胜北上，包围了加莱港，经过近一年的围攻，夺取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此后，英国就可以不经过佛兰德尔而是从加莱进攻法国。

1356年，黑太子爱德华指挥的6000名英军，又在普瓦提埃以较小的代价击败约2万名法军，致使其伤亡4000多人，法王及其幼子以及大批法国贵族被俘。1360年，法国被迫签订布勒丁尼和约：英王放弃对法国王位的要求，但加莱和阿奎丹等地重归英国，法国以相当于英王5年收入的50万镑巨款赎回国王。战争的第二阶段为1369-1380年的法国反攻。这一时期，英军骁勇善战的黑太子染病在1376年病故，而年迈老衰的英王爱德华三世则在三年后又去世，年幼的理查二世（RichardⅡ)即位。同时，英国朝廷内部党争激烈，社会矛盾的尖锐更导致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在此情况下，英国难以组织有效的对法军事行动。另一方面，颇有胆略的法王查理五世（CharlesⅤ)即位后，推行一系列旨在抵御英军的改革。他建立税收制度以增加财政收入，组建和整顿军队，起用优秀将领。在此基础上，于1369年开始向英军发起反攻，并宣布废除布勒丁尼和约。最终迫使英军于1380年停战，英国除保存加莱等几个沿海城市外，将其余领地归还法国。此后，法国政局不稳，1388年，年幼的查理六世（CharlesⅥ)虽然宣布亲政，但却遭到精神病的折磨，最终在1392年被其叔父垄断朝政。而英王理查二世统治时，王权与贵族冲突不断。由此，双方都未能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理查二世与法国公主伊莎贝拉（Isabella）的联姻，也使两国的敌对状况得到缓和。

1415-1422年的英军卷土重来则是战争的第三阶段。英国兰开斯特王朝（1399-1461年）建立后不久，即开始筹划对法国的新一轮战争。但在亨利四世（HenryⅣ)统治的13年中，由于其统治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贵族的挑战，君权较弱，要征调人力物力发动战争十分困难。到了1413年亨利五世（HenryⅤ)上台后，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趋于稳定。亨利五世身体强健、雄心勃勃，渴望重新对法开战，夺回失去的地盘。他通过联姻的方式与法国的勃艮第公爵结成同盟，同时通过封赐爵位的方式获取大贵族对战争的支持。经过充分准备，亨利五世于1415年8月率大军在塞纳河口登陆，10月在阿让库尔一战中大获全胜。法军伤亡近万人，另有约千人被俘。英国的约克公爵和苏福克公爵阵亡，但损失也仅为三四百人。11月，当亨利五世凯旋时，整个伦敦城的街道被装扮一新，以宗教色彩很浓的歌舞欢迎这位君主的归来。亨利五世并赢得“伟大的征服者”的誉称。这次战役后，英军继续推进，不久就占领了巴黎和法国北部。接着，在1419年，英军收复了整个诺曼底，1421年法国被迫签订屈辱的《特鲁瓦和约》，这一和约规定法国除割让大片领土外，还同意英王亨利五世与法王查理六世之公主凯瑟琳（Ca therine）结婚。如果法王去世，由亨利五世作为其王位继承人。由此，该和约被认为“毫无疑问地是英国人对法国之统治权威的明显标记”。

1422-1453年法国的反败为胜是战争的最终阶段。英王亨利五世病死后，其幼子即位为亨利六世（HenryⅥ），双方的战争一度平息。不过，1428年英军又发动攻势，围攻通往法国南部的要塞奥尔良，法国的瓦洛亚王朝仅剩下卢瓦尔河流域及以南地区，面临全部沦陷的危机。在这个关键时刻，法国民众的爱国激情迅速高涨，出身于农家的少女贞德（Jeanne d'Arc）挺身而出，声称上帝授意她去解救奥尔良，并规劝太子查理坚持抗战。在查理的委派下，1428年4月底，贞德率援军进抵奥尔良。在其爱国热诚的感召下，法军英勇奋战，终于在1429年6月初解除了奥尔良的围困，并乘胜追击，收复巴黎东北的兰斯城。1429年6月17日，太子查理按照法国传统在兰斯大教堂举行了涂油加冕典礼，成为法王查理七世（CharlesⅦ），但贞德却落入敌人之手，1431年被英军处以火刑。1435年勃艮第公爵抛弃了其英国盟友并且拥戴查理七世为王，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在这一年，肩负摄政重任并负责指挥大陆战争的英国贝德福公爵病死，使得英国在法国的统治开始面临崩溃的危机。1436年巴黎失陷，其后英国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1453年，英、法两国签约，英国军队除保留加莱港以外，全部撤出法国。

英法“百年战争”是在双方实力对比不均衡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英国是一个物力资源比较匮乏的岛国，人口大约有450万人。法国的地域相对辽阔，资源丰富，农业发达，且有大约2000万人口，是西欧最富庶强大的王国。英王国要跨海对法国作战，非举全国之力而不可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中世纪后期英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这场战争在客观上推动了英国议会君主制的进一步成长。为了应对长期的跨海作战，英王需要丰厚的财源来征调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虽然战争获得大量赎金、战利品以及所占有地区的收入，但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仍不断凸显。正如史家指出的那样，“那场战争为英国政府带来了立即在议会事务中感知到的财政问题”，在议会需要解决的事务中，“没有一个问题‘焦点’像税收那样不断地或持续地出现”。为了维持征战，英王必须更多地依赖议会来征调赋税，由此，在不断的协商甚至是争执的过程中，议会的税收批准权、立法权得到奠立和扩展，下院的政治地位得以提升。

其次，这场战争加深与激化了英国的社会矛盾，造成了诸多的政治动荡。旷日持久的战争给英国造成巨大损失，为了应付战争，英国君主加重了对民众的税收，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酝酿出1381年农民起义。同时，战争提升了区域性大贵族的政治地位，促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积累。

值得强调的是，百年战争也成为民族国家形成的驱动器。在此之前，英国、法国之间由于封建制和频繁的王室联姻的影响，还只是中世纪传统的“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双方之间只有大致划分的占有地域，而无严格的国土观念和疆界划分，统治阶层和普通大众还未形成明显的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百年战争不仅结束了英王自“诺曼征服”以来“跨海而治”的政治格局，而且也终结了英王对法王的封臣身份及对法国王位的觊觎，转而注重对英格兰乃至不列颠内部的经营。同时，这也使英国的封建贵族和大众逐渐培养起浓厚的“本土”意识和民族观念，在语言、文化上日益显示出自身的独特性。所有这些，都为日后英国民族国家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在议会君主制统治时期，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逐渐酝酿出规模较大的民众武装起义。1381年爆发的瓦特·泰勒（Wat Tyle）起义，是英国中世纪规模最大、程度最激烈的农民武装斗争，对英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般都把征收高额人头税看作是这次农民起义的根源。实际上，正如一位史家所言，“需要探讨的是远比人头税复杂和根基深厚的原因”，因为“对现存制度的不满一直十分强烈，而导致了一次广泛而又分散的起义”。这一现存的制度，当然是那种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封建制度。

自诺曼征服以来，封建的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以及诸多的封建役务，一直是羁勒广大农奴的枷锁。自14世纪开始，封建领主开始让农奴交纳货币地租，有的进而要农奴交纳一笔钱来赎买人身自由，由此开启了“农奴解放”的端绪。但这一过程十分艰难，为了获得自由，农奴常常要将多年积聚的钱拿出。又因为他在理论上不拥有财产，因此他不得不找第三者当担保人来与领主交涉，由此受到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无情勒索。此外，教会领地中的农奴一般难以获得自由，因为主教、修道院长本身是教会的神职人员，没有权利出卖或放弃教会的包括土地与农奴在内的任何财产。在当时，农奴制在相当的程度上仍然延续，农奴人数仍占据人口的一半。他们被固定在领主土地上劳动，深受沉重的敲剥，他们甚至不能赶跑来吃庄稼的兔子和鸟，因为这些都是主人的财产。农奴结婚也要领主批准，不得与其他领主庄园的人结婚，因为这将带来对其妻子及其子女之领主权的纷争。“农奴的生活水准最低，几乎就与动物差不多”。正因为其人身属于领主，当一个男性农奴去世时，主人就拿走他的最好的牲畜和衣物，如果其没有儿子，还要拿走他的最好的劳动工具。而在女性农奴去世时，如果其没有婚生之女儿，则要拿走她的最好的衣物和床。此外，教会征收的什一税也加重了农奴的负担，教会封建主集领主权和神权于一身，对农民进行双重压迫。

1348年的黑死病更使得农民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这次瘟疫使英国的人口几乎减少一半，在肯特、埃塞克斯、赫特福德和苏福克这四个郡，由于劳动力缺乏，一些领主力图将已经获得自由的农民套上农奴制的锁链，出现了“第二次农奴化（Second serfdom）”的现象。一些自由农民被强迫在领主的庄园领受一小块地，为领主终身劳动。而一些农奴要离开庄园，必须与领主达成协议，在农忙时回来为领主劳动。

农民生存状态的恶化，也与庄园法庭的衰落有关。长期以来，农村中的庄园法庭盛行着日尔曼原始马尔克公社的习惯法，农奴可以利用它来抵制领主过分敲剥。但到了14世纪，随着“农奴解放”与农村人口的逐渐流动，庄园法庭被大大削弱。而且，在国王司法权力扩张和领主司法权的扼制下，庄园法庭更处于消解状态。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教、俗大贵族的领主法庭有所强化。这类法庭一般都有熟悉教会法或罗马法的专业人士参加，国王的官员或法官则出席其最终的判决。作为具有巡游特征的领主“议事会（council）”的一部分，这类法庭常常用曲解教会法和罗马法之原理的办法来诋毁、取代流行的习惯法，作出有利于领主的解释。著名的圣·阿尔班斯（St.Albans）修道院的领主法庭正是引用罗马法来压迫依附农民，确保了领主圈占公共草场以及独享渔猎的权利。正因为如此，1381年的农民起义常常将法官和法律档案作为其攻击的目标。

农奴是这次起义的主力，但参加者绝不限于农奴。不少已经获得自由并且开始经营致富的“农民精英”也投身于其中，期盼通过斗争获得更多的权益。据史家统计，在肯特、埃塞克斯、赫特福德和苏福克这4个郡中的180名起义者中，有100名拥有1-5镑的财产，其中甚至有15名超过了5镑。在他们之中的36人里，有15人拥有14英亩或更多的土地，2人达到了32英亩，9人为7-12英亩，12人在5英亩或之下。有的人还拥有牲畜，饲养数十只羊。这些“农民精英”此时不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还担任了庄园、村和百户区的基层头目。另据史家对这4个郡的70名起义者身份的鉴别，其中有53人曾经担任过庄园管家、犁队队长、百户长、法庭陪审员、治安员等。这次起义后王家派出的有关土地无人继承者的调查，更显示出这方面的现象。托玛斯·萨普森（Thomas Sampson）曾经是苏福克郡中发动和组织了5个百户区起义的一个首领，他其实是一位经营成功的富裕农民（“约曼”），在克瑟、哈克斯德和福热斯顿这三个村庄拥有137英亩土地、300只羊和近100头大牲畜，并与别人合伙在哈维奇经营一条船的运输，仅农牧产品的年收入就达到65镑。剑桥郡的起义骨干约翰·汉查彻（John Hanchache），拥有巴伦五分之一的庄园财产和其他6个村庄的庄园财产，被认为“或许是一个正在演变为小乡绅的约曼”。另一位剑桥郡的起义者汶普勒的杰佛里·科柏（Ge offrey Cobbe）在6个村庄里也拥有地产，年收入24镑。埃塞克斯的最初起义爆发中心福宾的起义者威廉·杰尔德波勒（William Gildeborne），拥有价值49镑的财产，其中有70只羊，此外，从地租上看，他在这个地区还拥有100英亩的地产。这些较富裕的自由农民，对封建领主权的蛮横和王室日益增长的税收极其不满，因而也起来参与斗争。

一些城市、城镇的下层民众参与这次起义，他们多系工匠、小贩、低级教士，处于底层社会，不享有任何权利，深受操控了市政和行会的富商、行东的压迫和剥削，同时要承受国家的苛重税收，因此希望通过斗争来来改变现状。也有一些市镇居民反对修道院领主的管辖，要求获得永久自治权，在农民起义中卷入进去。

封建王权的苛暴政策，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在“农奴解放”的过程中，不少农奴走出庄园到各地当雇工，成为工资劳动者，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但“黑死病”使人口数量骤减，导致了劳动力的极度缺乏和物价上涨。从保护领主、行会的利益出发，英王通过议会颁布强制性法令。1349年，爱德华三世颁布劳工法令，规定12-60岁的男女，凡没有土地和其他生活资料来源者，都必须按黑死病流行前的工资受雇。1351年的法令规定，凡拒绝受雇者，要戴枷下狱。1361年又颁布新的劳工法，凡擅自离开雇主者，不但要坐牢，而且还要在身上烙印。在此情况下，外出打工的农民和工匠，被迫接受苛刻的条件而受雇，生活十分贫困。而接踵而来的苛重税收，则将下层民众逼上了绝境。

1369年再度爆发了“百年战争”，为了筹措战争费，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理查二世于1377年、1379年和1381年3次征收人头税，规定14岁以上男女，不论贫富，都要交纳。最初每人4便士，1380年增加到1先令，总额分别为22586镑、19304镑和44843镑，其中1381年的税额比第一次约多一倍。在此期间，议会还先后以支援战争为名，两次批准征收动产税，分别为75629镑和56721镑。王权的这些举措受到民众的抵制，据统计，1377年第一次征收此税时，全国有关档案注册人数为1355201人，而在1381年的第三次征收时，此注册人数降为896841人，比第一次少了约三分之一。在封建国家的直接沉重压榨下，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开始酝酿反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原始基督教的“千年王国”的蓝图，成为发动农民起义的旗帜。被看做是宗教异端的“罗拉德”派的领袖——有“肯特的疯修士”之称的约翰·保尔（John Ball），带领一批下层教士，在田间地头、城镇乡村到处布道，尖锐地抨击封建制度，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和财产差别，实行社会各阶层的平等。保尔在布道时指出，上帝造人之初大家都是平等的，正是邪恶使人的暴政无视上帝的法律而导致了奴役的产生。封建农奴制违背神意，是造成贫富不均的罪恶渊薮。“领主衣着天鹅绒和上乘的呢绒，饰以貂皮和其他皮毛，而我们则不得不穿粗布”；“领主享有酒、香料和好面包，而我们则只有黑麦和麦秸渣充饥，以清水解渴”；“领主拥有漂亮的邸宅和庄园，而我们则必须在田野中顶风冒雨干活”。此外，“如果我们不履行劳役，就将挨打”。保尔号召大家去找国王论理，寻求公证，“如果不行，我们必须自己去改变我们的处境”。当农民起义爆发后，保尔又引用社会上流行的名言鼓动农民说“亚当耕田、夏娃织布，那时有谁是贵族”？他号召起义者像除掉农田里的“有害杂草”那样去消灭领主和法官，最终让自己“享有同样的平等、同样的高贵、同样的尊严、同样的权力”。以保尔为首的“罗拉德派”以上帝的权威来否定封建制度，伸张农民的平等权利与反抗要求，为这次农民大起义提供了思想基础。

1381年农民大起义首先于出现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英国东南部地区。5月底，埃塞克斯郡的农民反对征收人头税，首举起义大旗。6月初，肯特郡的农民、工匠也揭竿而起，展开武装斗争。这两郡的起义者纷纷起来杀死税官和领主，捣毁修道院、法庭与监狱，烧毁司法档案。据《西敏寺编年史》记载，“在肯特，他们像疯狗中的最疯狂的一群行事，狂暴地奔逐该郡大多地区，将许多地主的庄园、房屋夷为平地，将一些人斩首，强迫其所遇见的不是他们同伙的每个人发誓与他们一道保卫国王理查，因为他们宣称自己是国王和王国福祉的斗士，反对那些正在对之叛卖的人”。起义者进而摧毁了大主教与王国中书令在拉姆伯斯的庄园，放火烧掉其中的书籍、衣服和亚麻布织品，并将酒室中的酒取出来痛饮，剩下的则倒掉，将厨房洗劫一空。这些反抗，迅速得到各地农民、工匠乃至城市下层民众的普遍呼应，迅速波及英国的25个郡。

肯特郡起义者在占领了达特福德和梅德斯通两地后，推举了泥瓦匠瓦特·泰勒（Wat Tyler）为领袖。6月10日农军进抵坎特伯雷，从监狱中救出被捕的约翰·保尔。6月12日，以肯特和埃塞克斯两郡起义者为主体的农民武装约10万余人进军伦敦，会合于布莱克希思。6月13日，起义者在伦敦平民的帮助下进入城内。据当时的编年史记载，在13日进入伦敦后，6万肯特起义者捣毁了位于南沃克的马歇尔希监狱的所有建筑，“释放了所有因债务和重罪而被监禁的人”。而埃塞克斯起义者则在伦敦北部的克勒克维尔杀死所有抵抗的人，将房屋烧毁，接着又攻打福尼特监狱，释放罪犯，攻击“圣殿（Temple）法学院”，烧毁书籍和档案。此外，他们还攻进兰加斯特公爵冈特的豪华府第，将所有的家具、物品焚之一炬，并将金银财宝搜出来用斧子砸坏，扔进泰晤士河。

6月14日，在起义风潮的冲击下，理查二世被迫与瓦特·泰勒进行谈判，并对起义者作出承诺：在全国废除农奴制，农奴成为自由佃农，每亩地每年只交4便士给领主；取消市场垄断，准许自由交易；对起义者实行大赦，赐给在场起义者的各郡代表一面王家旗帜作为他们受国王保护的标志。同时，理查二世还当场让30名吏员草拟让起义地区民众获得自由的“解放敕令”。

这一举措有效地抑制了起义的发展，许多起义者轻信了国王的承诺，纷纷离城返家。但仍有大约2万家境极其贫苦的起义者不满足这些条件，坚决留下跟随泰勒继续坚持斗争。他们冲入伦敦塔，将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苏德伯雷（Simon Sudbury）和财政大臣海尔斯（Robert Hales）及数名臭名昭著的官员拖到塔山上斩首，并将其首级绑到木杆上游街后烧毁，而后又将其遗骨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另一部分起义者也在伦敦城及其郊区追杀官吏、贵族。一些前来开设毛纺业作坊及经商的伦巴德人特别是佛莱明人（Flemings）也成为攻击对象。

在地方，武装起义也蓬勃展开。如在苏福克，教士拉维（John Wrawe）率领民众攻击王廷财政官员的奥维尔霍尔庄园，袭击教堂。并在6月13日晚抵达圣·爱德蒙滋伯雷修道院，将院长约翰·坎布里奇（John Cambridge）斩首示众。另一些苏福克的起义者还把矛头指向剑桥大学的校长约翰·卡文迪希（John Cavendish）爵士，此人原是王廷的大法官、东盎格里亚地区的大贵族，他在雷肯希思被义军抓住斩首。6月14日，在牧师约翰·巴蒂斯福德（John Battisford）和佃农萨普森（Thomas Sampson）的率领下，一些起义者又从南面攻击伊普斯威奇镇，将苏福克主教区副主教和王室税收官的住所夷为平地。此外，贵族的默丁汉城堡也遭到袭击。而受苏福克形势的影响，剑桥郡东部的农民也在格雷斯顿（John Greyston）的带领下起义，并把目标对准剑桥大学，因为它的一些学院拥有大量财产，并以此来剥削当地的镇民。富有的圣体学院受到攻击，大量家具、书籍和门窗被毁。此外，储有大学之档案的圣·玛丽教堂也遭到破坏，大学的财库以及图书馆的书籍、文件被烧毁。就连大学附近的伯恩维尔修道院也不能幸免，甚至剑桥大学的一些攻读法律的学生也遇害。在其他发生起义的郡和市镇，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在严峻的形势下，王室开始密谋布置镇压。6月15日，瓦特·泰勒率众与国王在斯密茨菲尔德再次谈判，提出了更激进的要求，如废除王国法律、领主权和主教区，没收教会地产，在俗人中分配，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自由与法律身份等。在谈判中理查二世对起义者的要求不作正面回答，含混敷衍，由此引起了瓦特·泰勒不满。同时，王室内府的吏员通过辱骂来激怒瓦特·泰勒，泰勒受到刺激，策马向前呵斥国王，而伦敦市长沃尔沃思（William Walworth）和国王的随从则发动突然袭击，杀死毫无提防的瓦特·泰勒，起义者群龙无首而相继溃散。接着，伦敦市长召集贵族、市民武装清剿伦敦及周围的起义者，将相当一批人逮捕斩首。随之，国王声称仍旧维护农奴制，并下令军队与各地贵族官员追杀起义者。在埃塞克斯的大巴豆和雷特腾登等地，王军击败抵抗的起义者，杀死约500人，缴获800匹马。而在圣·阿尔班斯，起义的发动者约翰·保尔遭到审判被吊死并被分尸。在其他地区，遇害的起义民众也不在少数，据当时的编年史家估计，约有1500名起义者被吊死或斩首，总共约有7000名起义者丧身。此外，还有诸多的起义者被处以监禁和高额罚金。至6月底7月初，各地的起义相继被镇压。

这次农民起义对英国历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首先，起义给没落的封建农奴制以沉重打击，促使它走向灭亡。在起义失败后，理查二世抛弃了让农奴获得人身解放的承诺，宣称凡是在起义中获得自由的农民必须归附领主，“他们是农奴，他们必须仍然保留农奴身份”。议会也宣布“解放敕令”无效。在不少地区，参与起义的农奴不仅被处以相当数量的罚金，而且被迫重新为领主服役。但应当看到，在这次起义的有力冲击下，不少庄园和法庭的档案被烧毁，封建领主的权势被严重削弱。而且，在1381年后，社会动荡并未完全立即平息，不少地区仍然有农奴与工匠的暴动。有史家认为，“乡村农民放弃对地方领主的服役，或毁掉他的庄园记录的具体行动，是1381后社会状况的一个共同特征”。在此情况下，封建领主越来越多地抛弃了陈旧的奴役方式，让农奴赎买人身自由，恢复其在庄园法庭和郡法庭中的申诉权利，并将土地出租，以货币地租取代劳役地租。当然，农奴制向自耕农制的转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关联，但这次农民起义无疑是促进这一转化的重要因素。

起义还加深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促使安茹王朝走向衰亡。在镇压起义后，总结经验教训并由此而引发的权力斗争在统治集团中渐次展开。1381年11月的议会上，曾经是埃塞克斯起义调查委员会成员的下院发言人苏福克的骑士瓦尔德格拉维（Sir Richard Waldegrave）就坦言，朝廷和内府的奢侈、沉重的税收、孱弱的行政权力和国家防守的缺失，致使“残酷的压迫遍及国家，正义和法律几乎没有对任何人实施”，导致了起义爆发。1383年10月的议会上，新任命的中书令波勒（Pole）更是指出，国王的郡守、税官、法官的为非作歹，是民众“举行阴谋反叛的主要原因”。因此，1381年11月的议会上，下议院开始转而攻击王室内府，抱怨“内府中过多的臣仆数量”及其导致的巨大耗费。由此，国王只得同意组建委员会来“考察国王个人的财产和统治，去安排一个有效的整治”。下院还要求这个委员会任命“忠耿有为之人”来辅佐君主，确保国王的内府规模合理而让国王能够“忠实地依靠他的收入过活”。因此，这次议会以及接下来的1382年5月和1383年2月的议会，都不管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而拒绝批准征税。人头税等税收的废止，使王权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王权与贵族的冲突也随之加剧，最终理查二世在1399年被贵族反叛所废黜，安茹王朝也就被兰加斯特王朝所取代。

15世纪中期，英国爆发了持续约30年的两大贵族集团的大内战。以红玫瑰为族徽的兰开斯特家族和以白玫瑰为族徽的约克家族为了争夺王位而展开战争，名为“玫瑰战争”（the Wars of the Roses）。这两个集团的首领都是安茹王朝爱德华三世的后裔，都具有登上王位的王室血统；玫瑰战争是英国中世纪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程度最激烈的贵族内战，对日后英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玫瑰战争从根本上说是英国封建王权与大贵族之间的权力争夺。14世纪至15世纪前期，由于王室不断地进行土地、爵位封赐，遂产生了一批公爵和侯爵，他们与伯爵一起构成了显赫的大贵族阶层。来自王室宗亲的“区域性”大贵族不仅拥有庞大的封建地产和附庸臣属，而且利用“变态封建主义”扩展实力，由此而组建起相当规模的私家军队。他们在参与朝政中拉帮结党，争权夺利，为争夺王位的大内战埋下祸根。非王室宗亲的贵族为了以攫取更多的权益，则选择政治靠山来追随，由此形成了两大派别。一般说来，兰开斯特家族以北方贵族为后盾，而约克家族则得到南方贵族、骑士的支持。不过，两方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也都有不少敌对者，这使得斗争十分复杂。

贵族势力的坐大与朝廷中的党争之所以在15世纪中期日益凸显，与兰开斯特君权的衰弱密切相关。有史家就指出，当时的政治混乱，是“因为缺乏王室权威，缺乏有效的政府统治，缺乏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约克家族势力坐大并与王权公开对峙的原因，除了自恃王族的血统外，还在于兰开斯特君主亨利六世的软弱无能与腐败。亨利六世幼年即位，直到1436年才得以亲政，他生性软弱，也缺乏精明的驭臣之术，且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疾病，因此，他在位期间，多受王亲和来自法国的王后玛格丽特（Margaret）的支配，在政务处理上进退失据。

这一时期王国所面临的财政困难，也使兰开斯特王朝面临深重的统治危机。时断时续的对法作战，使军费开支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早在1433年，王室财政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由于百年战争导致商业的萧条，海关税收急剧减少，王室财政入不敷出，欠债高达16万英镑，王室的消费赤字达2万英镑。可是，亨利六世仍旧奢靡浪费，在15世纪40年代，他花巨资创立了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向这两所学校分别捐赠了岁入3400英镑的地产。此外，宫廷人员的数量也不断增长，据统计，在1436年前，宫廷人员一般在250-300人之间，每年消耗约1万英镑。而到了1450年，宫廷人员的总数已经超过800人，花费提高到1.7万英镑，而当时王室每年的收入不过5万英镑。由此，王室的债务已经多达37.3万英镑。可以说，财政危机严重削弱了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力量，为约克家族的反叛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法百年战争的失败成为这次大内战的催化剂。本来，亨利五世运用军事声威和策略，在1420年迫使法国签订《特鲁瓦和约》，使英王有了继承法国王位的资格。但在亨利六世幼年时，形势对英国不利。败局激化了英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纷争，严重挫败了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并促使其对兰开斯特家族的统治产生了怀疑。正是在在这样的形势下，1450年春，在肯特郡发生了由约克派骑士杰克·凯德（Jack Cade）发起的武装起义。

起义参加者有乡绅、商人、雇工和农民，他们在百年战争中饱受苛捐杂税的盘剥，对兰开斯特王朝的腐败统治十分痛恨，有着明确的政治斗争目标。在发动起义时，凯德发表了宣言，指责“法律失去了效力，成为行贿和恐惧的保护伞，从道义上来说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国王应对在法国的失败负责，惩处在大陆战争中指挥无能且腐败的宠臣，同时要求国王启用被萨福克公爵排斥在继承范围之外的血统高贵的约克公爵。随后，凯德率领大约5000人于6月18日击败政府军，7月初进入伦敦，处决了王国的财政大臣等官员，迫使亨利六世逃至沃里克郡避难。但以市长为首的伦敦城市贵族，借助驻军帮助将起义者赶出城外，并于7月5日关闭伦敦桥，凯德试图夺取大桥未能成功。政府又采取欺骗手段，答应赦罪并考虑起义者的要求来分化瓦解起义队伍。7月中旬，在政府的血腥镇压下，这次起义失败，凯德和许多起义者被处死。与此同时，在英国南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骚乱，国王的宠臣索尔兹伯里主教威廉·艾期库（William Ayscough）在威尔特郡布道时被炸死。在汉普郡、格洛斯特郡以及埃塞克斯，许多萨福克公爵的追随者遭到了攻击。这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动摇了兰开斯特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为约克家族发动内战提供了历史契机。

1450年8月，英国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失去诺曼底。负责大陆军事指挥的萨默塞特公爵不仅未被问责，反而被任命为王室总管。约克公爵理查对此极其不满，予以抨击。次年夏天，借口英国在法再遭惨败，约克公爵联合德文伯爵等集结兵马，以声讨萨默塞特公爵为名，对亨利六世施以兵谏，但遭到拘捕。1453年3月，约克与亨利六世在达特福特会晤。约克向国王面陈了自己的忠诚，声明起兵只是为了让国王惩治萨默塞特公爵。在贵族的斡旋下双方达成协议；约克解散军队，国王则追究萨默塞特对战争失败所负的责任。但事后国王并未履行协议，反而命令约克公爵只能在自己的领地内活动。

在1453年3月于雷丁召开的议会上，兰开斯特派与约克派又开始了新的较量。萨默塞特公爵的扈从托马斯·索普（Sir Thomas Thorpe）被推选为下院议长，指使下院提出陈情：要求惩治约克派达特福特兵谏的罪责，抄没他们的地产，并判处约克公爵扈从叛逆罪。但到了7月，英国对法再遭惨败，国内政治斗争再度爆发。受此刺激，亨利六世的精神病开始恶化，这就将谁执掌王国摄政大权的问题凸显出来。根据1422年的先例，王国摄政应该由血统高贵的王子出任，但因国王此时尚无男性子嗣，萨默塞特公爵和约克公爵则都与亨利六世有血缘关系，两者为竞争摄政以及王位继承人资格而开始恶斗。在斗争中，萨默塞特公爵试图离间约克公爵和国王的关系从而取代约克成为王位继承人，致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渐趋激化。在议会休会期间，约克公爵乘机与势力显赫的尼维尔家族结成同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是年11月议会继续召开，实力大增的约克派在议会上指控萨默塞特公爵犯叛逆罪，并要其对战争失败负责，导致萨默塞特被关进伦敦塔。同时，为避免国王久病引发政治混乱，上院决定依循传统，推选摄政大臣，约克公爵即刻谋求此位。而刚刚产下一子的王后玛格丽特也向贵族提出由她出任摄政，以确保其子爱德华的继承权。王后的要求反而把一些贵族推到了约克公爵一边，对于正在体味战争失败的大多数英国贵族们来说，一个来自法国的王后是很难得人心的。最后，贵族推举约克公爵出任摄政，议会同时确认了爱德华王子为王位继承人，但王后并不甘心，纠集势力与约克派进行斗争。1454年12月，亨利六世恢复了神智，约克摄政期也告结束。很快，萨默塞特公爵被宣布无罪开释，他在国王和王后的支持下又恢复了往日的权势，国王再次任命他为加莱的驻戍长官。同时，萨默塞特公爵唆使国王于1455年5月召集御前会议，准备彻底清算约克派的势力。而约克公爵则不甘受制于人，调集兵马准备武力夺权。这样，一场争夺王国统治权的内战，也就逐渐拉开了序幕。

从1455年圣·阿尔班斯之战到1461年陶顿战役，是玫瑰战争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双方军队展开拉锯战，但约克派渐显优势，建立了约克王朝。

1455年夏，在兰开斯特王朝欲图全面清剿约克派势力时，约克公爵嗅到了危险气息，为拔胜筹而决定先发制人。5月22日，约克派集结军队在圣·阿尔班斯与王军对阵，要求惩处萨默塞特公爵。约克派的军队由约克公爵及其子率领，此外，诺福克公爵、索尔兹伯里伯爵、施鲁斯伯里伯爵等大贵族也率众前来协助，兵力远远超过国王的军队。经过半天的搏杀，王军伤亡惨重，萨默塞特公爵、诺森伯兰伯爵、克利福特伯爵被杀，白金汉公爵被俘，萨默塞特公爵的儿子多塞特伯爵负伤。亨利六世被箭擦伤后，约克公爵前去下跪，表示效忠，但实际上控制了国王。

1455年9月，亨利六世再次发病，约克公爵再次出任摄政。1456年2月，随着国王病情的好转，约克公爵的摄政统治结束，但武力冲突的形势日益凸显。王后将小萨默塞特公爵、威尔特郡伯爵、博蒙特子爵、埃克塞特公爵等人都集结在她的麾下，决心除去约克公爵及其追随者。1459年春，约克派再做战争动员。1459年9月，小萨默塞特公爵率领王军迎击约克派的军队，10月12日，两军在伍斯特的卢德福桥展开激战。由于约克军的两位将领在阵前倒戈，致使约克派遭到惨败，纷纷逃往爱尔兰、加莱等地。11月20日，议会在考文垂召开，完全由兰开斯特派操控。议会召开期间，以策划叛乱、图谋篡位等指控判决约克公爵理查及其诸子死罪。罚没约克公爵、沃里克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等人的地产，并且剥夺其子嗣的继承权。此次议会后来被约克派称为“邪恶议会”，它所作出的判决和惩罚能否实施，还得由两派的战场较量来决定。

约克派败逃之后，很快以爱尔兰和加莱为基地恢复了元气。沃里克伯爵在加莱有自己的军队，约克派的附庸也纷纷从肯特和附近各郡汇集加莱，回到爱尔兰的约克公爵也极力积聚力量。1460年春，约克派再次召集兵马回国，1460年7月10日，双方军队在北安普顿展开恶战。兰开斯特派遭到惨败，国王亨利六世落入约克派手中，被迫承诺其死后由约克公爵继承王位。

不过玛格丽特王后不甘心失败，和爱德华王子逃往苏格兰寻求庇护。

不甘心于失败的兰开斯特派积极谋划反击，内战很快再度爆发。1460年11月，兰开斯特派在北英格兰、威尔士集结军队，准备向南进攻。约克公爵则与其追随者率领约7000人的武装北征。12月31日，兰开斯特派的军队约1.5万人在维克菲尔德与对手激战，以伤亡200人的代价杀死约克派2500人。约克公爵及其次子阵亡，其头颅被割下，戴上纸王冠，悬挂在城墙上示众。但在1461年2月，约克公爵的长子爱德华纠集武装在莫蒂玛尔克罗斯重创由彭布罗克伯爵率领的兰开斯特部队，并进入伦敦。与此同时，玛格丽特王后与王子从苏格兰南下，汇合兰开斯特军队，在第二次圣·阿尔班斯战役中再次打败约克派军队，夺回国王，并准备进军伦敦。由于兰开斯特军以劫掠供养军队，不得民心，也因为约克派在伦敦的势力很大，伦敦市民紧闭城门拒绝王后入城，兰开斯特军队被迫北撤。

在十分有利的形势下，约克公爵的长子爱德华在伦敦公开以亨利国王违反议会协定为名，要求继承王位，获得由约克派贵族诺福克伯爵、沃里克伯爵、中书令埃克塞特主教乔治·尼维尔（George Neville）等组成的御前会议的批准。1461年3月4日，在约克派贵族的拥戴下，爱德华登基加冕，称爱德华四世（EdwardⅣ,1461-1483年），大批不满兰开斯特王朝统治的中小贵族也逐渐归附约克新王。3月29日，爱德华四世率领的大军在蓬特弗雷克附近的陶顿村旁与兰开斯特派展开决战，造成双方数万人伤亡。最后，约克派军队以惨重代价获胜，玛格丽特王后率领残部（包括神智不清的亨利六世和王子）逃往苏格兰。

陶顿战役后，新兴的约克王朝采取措施力图使其统治合法化。1461年11月，约克王朝召开第一次议会。以议会下院名义提交的一些陈情，谴责兰开斯特家族僭越王权，使英国饱受“蹂躏、背叛、苦难”，同时声称爱德华四世根据神法和自然法成为国王的权利。最后下议院宣布：亨利六世的国王身份从来就不被承认，兰开斯特王朝是僭越者，约克家族与亨利六世达成的保证他终身统治国家的《让与法案》无效。由此，议会为武力建立的约克王朝披上了合法外衣，成为强权者夺权的工具。

从1461年约克王朝建立到1485年亨利·都铎建立都铎王朝为止，是玫瑰战争的第二阶段。

约克王朝建立后，英格兰的政局并未稳定下来。在北方，兰开斯特派的残余势力仍旧存在，并且得到苏格兰王室和法国国王的支持，随时有复辟的可能。同时，追随约克新王的贵族势力也因战功而飞扬跋扈，迷恋权力和财富，有着潜在的政治离心倾向。

比起前朝的亨利六世来，爱德华四世年轻有为，精力旺盛，对臣属有着相当的亲和力，更有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巨大声威。但是，追随他的大贵族如尼维尔家族贪婪于权力和财富，很难对付。这个家族的沃里克伯爵理查因战功被授予大量的封赏，成为英格兰北部最有势力的领主，其叔父被封为肯特伯爵，其弟被授予帕西的大片土地以及诺森伯兰伯爵的头衔。但沃里克伯爵对于南威尔士的领地怀有野心，因爱德华四世将南威尔士的统治权授予宠臣赫尔伯特而受阻，因此对王极度不满。为了稳定新朝统治，爱德华四世宽恕了兰开斯特派的一些归顺者，在其表示效忠后不仅归还其原有的领地，而且还让他们中的一些人担任军政要职，如让善于谋划和征战的拉尔夫·珀西爵士（Sir Ralph Percy）防守两座城堡。对沃里克伯爵等，爱德华四世则注意予以限制。经过多年的内战，封建的效忠原则与君权至尊原则已经受到极大的摧残，部分大贵族桀骜不驯和朝秦暮楚的性格得到充分暴露。因此，一旦出现新的政治动荡，他们势必会重新反叛王权。正是在内外夹击的形势下，爱德华四世的统治面临着难以稳固的窘境。

1461年夏天，爱德华四世组织军队征讨，经过艰苦征战，收复了兰开斯特派仍旧盘踞的威尔士和英格兰东北部地区的十多座城堡，但流亡的兰开斯特王室在苏格兰王室的支持下加紧了复辟活动。1462年4月，玛格丽特王后带着王子前往大陆，以低廉的价格把加来港抵押给法国为条件，获取了法王路易十一世的支持，由法国为其提供52条船和1000名骑兵，同时王后还获得勃艮第公爵的赞助。是年10月，玛格丽特王后率领军队渡海登陆英格兰北部，降服了班尼克、阿尼克和邓斯顿伯格三座城池，然后返回苏格兰以图获取支持。11月，爱德华四世派沃里克伯爵率大军北上，收复了这些失地。

1463年夏天，玛格丽特王后又率领部众和苏格兰、法国的军队南下，爱德华四世派军北征，苏格兰军队退回边界一侧，玛格丽特王后和王子等逃往法国，亨利六世则在几名奴仆、教士的陪伴下，颠沛流离于英格兰北部的乡间，次年被约克王朝的军队拘捕遣送到首都，游街示众后囚禁在伦敦塔。法王路易十一世和苏格兰国王看到兰开斯特派复辟无望，就与爱德华四世缔结了和约。这使得玛格丽特王后及其随从在大陆的境遇十分尴尬，只得寄人篱下，在洛林的科厄尔拉珀蒂特城堡苟延残喘。而爱德华四世则乘有利之机，扫荡英格兰东北部的兰开斯特派残余势力。至1468年，基本统一了这一地区。

在大内战的动荡中，武力成为获取权力的唯一手段，贵族依靠武力获取权力和财产的欲望空前增强。在内战中战功卓著的沃里克伯爵欲图操控统治大权，正因为如此，爱德华四世对他存有戒心，双方势如水火。1469年，沃里克伯爵及其表弟克拉伦斯公爵在北方公开反叛，7月26日在埃季科特通过激战打败王军，一周后在肯尼沃斯附近俘获爱德华四世，送押至约克郡的米德尔汉城堡（Middleham Castle）。此后几个星期，沃里克伯爵一度试图通过掌控政府来统治英国，但由于约克派贵族的反对，也由于兰开斯特派乘机在北部发动叛乱，其阴谋并未得逞。在严峻的形势下，国内要求爱德华四世掌权的呼声不断。9月中旬爱德华四世恢复自由，回驾伦敦而重新掌权。在宽恕了沃里克伯爵后大力镇压叛军，任用近亲和宠臣来辅佐统治。1470年春夏之交，沃里克伯爵再次反叛，失败之后逃亡法国。在路易十一的调解下，他和流亡的玛格丽特王后和解并结成姻亲，与法王支持下的兰开斯特派结成复辟联盟。1470年9月，沃里克伯爵率领部众和法国的2000名弓箭手渡海进入英格兰，他们以恢复亨利六世的正统统治为号召，得到了国内兰开斯特派的纷纷响应。爱德华四世因臣下的叛变而无力迎战，于9月30日夜乘船流亡荷兰。沃里克伯爵到达伦敦后，在10月13日举行仪式，将被囚禁的亨利六世再度推上了王位的宝座。然而，无论是亨利六世还是沃里克伯爵都缺乏广泛的政治基础，注定是要失败的。

爱德华四世通过游说获得了勃艮第公爵、汉萨同盟以及布列塔尼伯爵的支持，很快组建一支军队在1471年3月渡海抵达英国的诺福克，并于4月12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伦敦，控制了亨利六世以及一批敌对派首领。次日，在伦敦北部的巴内特与追击过来的沃里克伯爵之军队展开决战，重创敌军，沃里克伯爵等兰开斯特派的一批首领阵亡。也正是在这天，王后玛格丽特及其爱德华王子也率众在威茅斯登陆，期盼乘沃里克伯爵取胜而重新建立对英格兰的统治。在得知约克派获胜后为逃避险境，玛格丽特率众向北退却。爱德华四世为了彻底消灭对手，挥师直追。5月3日，双方在维尔特郡特维克斯伯里修道院附近展开决战。兰开斯特派的军队全军覆灭，爱德华王子等一批贵族阵亡，玛格丽特王后被俘囚禁在伦敦塔，后由法王重金赎回法国，在凄凉晚景中死去。是役后，爱德华四世深深地感到，亨利六世虽然年迈多病，但其存在毕竟是兰开斯特派不断进行复辟活动的一面旗帜，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彻底除掉这一祸根。因此，他在5月21日返回伦敦后，立即下令在伦敦塔处死亨利六世。至此，兰开斯特派的复辟活动完全失败，爱德华四世稳坐王位。从沃里克伯爵到亨利六世被处决的两年多时间中，由于约克派内部的分裂所激起的战乱，使英国陷入空前未有的政治动荡，被史家称为“自1066年以来英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政治不稳定时期”。

爱德华四世稳固权力后，在其第二次统治期内的十多年里，他积极采取措施来重塑君主权威。在政治上，他扩大国王的御前会议的权能，并吸收不少中小贵族进入该会议辅佐，使之与旧贵族和议会抗衡。在财政上，他罚没了内战中敌对贵族的地产，扩大王室的领地来增加收入。同时，他还通过让贵族、官员和商人以“自愿捐赠”的方式，拿出不少收入充实国库。由此，朝廷的财政危机逐渐缓解，到了1478年，王室的年收入达到了8万英镑，财政收支十年来首次达到平衡。在司法上，爱德华四世强化了君主的影响。他先后多次列席在西敏寺的王座法庭的审判会议，并在该法庭法官的陪同下出巡各地，出席地方的司法审判，并赋予法官以更多的权威，以消除陪审团过多干预司法的局面。1480年他还建立了新的诉愿法庭，满足收入较低的阶层以较少的诉讼费打官司。所有这些，都使一度风雨飘摇的约克王朝开始恢复君主的权威。

1483年4月，年仅41岁的爱德华四世病死，遗嘱由其子爱德华继位，称爱德华五世。叔父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大肆清除拥戴新王的贵族势力，阴谋害死了年幼的新王及其弟，操控了王国的统治大权。10月，理查代侄而立，称理查三世（RichardⅢ）。这一举措立即在国内引发巨大的政治动荡。理查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但仍然垂死挣扎，他处死了期望拥戴亨利·都铎（Henry Tudor）的白金汉公爵，并宣布流亡在大陆布列塔尼的亨利·都铎是叛国者。在剧烈的政治冲突中，亨利·都铎被看作是最具备登基王位的贵族。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是爱德华三世的后裔，具有兰开斯特王室血统，由于对王位有潜在的威胁，爱德华四世掌权后派党羽对之四处追杀，亨利·都铎1471年随其叔父流亡至法国，在不列塔尼公爵的宫廷中生活了13年。

英王理查三世执政后，大批人为逃避迫害纷纷逃往布列塔尼，其中有善于军事指挥的牛津伯爵约翰·德维尔（John de Vere），他们聚集在亨利·都铎的周围谋求反攻。为了消除国内对任何派别的新王即位都会导致动荡的忧虑，亨利·都铎在1483年的平安夜发表演说，结束后又在朗纳斯大教堂举行弥撒。接着向众人承诺，如果他一旦享有英国王位，就将与爱德华四世的长女伊丽莎白结婚，以此消除派系之争。这一承诺很快传到英格兰及威尔士的广大地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与支持。

1485年8月6日，亨利率领3000多人渡海抵达英格兰，占领了戴尔城堡（Dale Castle）。理查三世早在半年前就着手准备抗击亨利·都铎的武力进犯，在是年6月亲自进驻诺丁汉城堡以图四面出击。其时，王军约有1.4万人，而亨利的军队则约有7500人，8月22日，两军在博斯沃斯荒原进行决战。在战争的紧要关头，理查军中的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率部3000人倒戈，王军遭到惨败，理查三世战死。战斗结束后，斯坦利勋爵将理查三世遗落的王冠戴在亨利头上，并呼之为亨利七世。这一战役标志着玫瑰战争的结束。事后，亨利都铎派兵四处肃清残敌，并于9月中旬宣布大赦，同时吸纳爱德华四世的大批臣属参政，很快稳定了政局。1485年10月30日，亨利·都铎在西敏寺正式加冕为英王，是为亨利七世（HenryⅦ），英国历史上的都铎王朝就此诞生。

这场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时断时续的战争，导致了国王与贵族之间政治实力的明显变化，推动了英国王权的进一步强化。在相互厮杀中，封建贵族势力遭到空前的打击，旧贵族宗室绝大多数不仅遭到覆灭，而且数万贵族的私家军队也为战火吞噬。据史家统计，1450-1500年间，除了王室家族外的76个贵族世家覆没，其中有12个直接被战争摧毁，另外的不少贵族家族因为战争而无暇结婚或无正常的家庭生活，最终因缺乏子嗣而消亡。由此，大贵族家族或派别操控王国政治、相互征战的局面一去不复返，都铎王朝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亦即“新君主制”（New Monarchy）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总之，玫瑰战争有力地冲击了英国封建旧秩序，为君主中央集权扫清了道路，是英国从中世纪封建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的开端。

第五章　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

中世纪时期，不列颠群岛上长期存在各地区相互交往与纷争的格局，除了英格兰外，还有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这些地区各自建立过封建政权，但英格兰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将这些地区纳入英王的统治轨道，英格兰不断地对之进行武力征服，但也不断遭到有力抵抗。英格兰的军事扩张，不仅促使这些地区的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反过来又影响到其内部君主政治的发展。

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王国大约形成于公元9世纪上半叶，但其政局并不稳定，争夺王位的反叛时常发生。在1066年入侵英格兰后，征服者威廉借助军事声威挥戈北上，于1072年入侵苏格兰，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三世（MalcolmⅢ)被迫投降，承认威廉一世的宗主地位，并送儿子邓肯（Duncan）到英格兰为人质。1098年，马尔科姆三世死后，其弟继位，而英国却支持其所支持的人质邓肯继承王位。邓肯夺权后仅几个月就被谋杀，此后，苏格兰陷入混乱割据。英王亨利一世时，曾娶苏格兰的公主玛格丽特为王后，试图用联姻的方式加强对苏格兰的控制，但并未改变苏格兰的动荡局面，直到戴维一世（DavidⅠ)上台后，苏格兰的形势才转向稳定。

戴维一世的母亲有威塞克斯王室的血统，童年时因国内内乱被流放到英国，寄生于其姐夫英王亨利一世的宫廷之中，深受宫中盎格鲁诺曼文化的影响。他在亨利一世的支持下登基王位，之后平定国内叛乱，拓展领土。同时，戴维一世推行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强化权威，他建立了中央初步集权的王国政府，铸造第一批统一的苏格兰货币促进商品流通，构筑诸多城堡加强内部的防御，在这些城堡周围逐渐形成了爱丁堡、斯特林、贝里克等城市。同时，他还招募法国和英国的骑士移民，把封君封臣制引进苏格兰，建立起国王伯爵塞恩的封建等级制。此外，他还改革教会，设置主教区，并按照大陆的模式建立修道院。

英王斯蒂芬上台后，戴维一世支持自己的外甥女、亨利一世的女儿马蒂尔达与他争夺王位，率军侵占英格兰北部，但在达勒姆遭到英军的遏制。不久，他再度率军南下，尽管在1138年的斯坦达德战役中失败，但还是利用此时英国的内战侵占了库伯兰德和诺森伯里亚大部分地区。

1153年戴维一世去世，英王亨利二世对继任的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四世（MalcolmⅣ)施加压力，并以亨廷顿伯爵领地为交换条件，让苏格兰退出了库伯兰德和诺森伯里亚。但此后，苏格兰与英王的冲突绵延不断。1214年，亚历山大二世（Alex anderⅡ)上台，他对内强化权威，对外则尽力和英国保持和平。不过，在1215年英格兰贵族联合反叛约翰王时，他却支持反叛者，欲图乘机获得对英格兰北部的统治权。在英王亨利三世统治期间，亚历山大二世不仅主动向英王效忠，还主动采取联姻政策，娶亨利三世之妹琼（Joan）为王后。由此，双方的紧张关系日益缓和。1237年，他与亨利三世签订《约克和约》，放弃了对英格兰北部的领土要求。此后，苏格兰的边界就大致稳定下来。

在英王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英国与苏格兰的关系出现了一个大的历史转折，从和睦相处走向全面战争。

本来，苏格兰和英国的王室联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和了两国原有的敌对关系。爱德华一世上台后，亚历山大三世（Alex anderⅢ)仍旧仿效其父的做法，娶英王之妹马格丽特为王后，双方关系融洽。而苏格兰的大贵族在苏、英边界两端占有大量地产，并未引起英王的反感。然而，这并未彻底消除双方的战争根源。因为英王始终以苏格兰的最高封君自称，并未放弃其对苏格兰的宗主权。这一主张很快就由于两国联姻断裂而被强化，由此激起两国的战事。

1275年，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在其王后、英国公主玛格丽特（Margaret）去世后，即娶法国贵族之女约兰德（Yol ande）为妻，其对英国的态度急转直下，甚至侍奉前王后的内臣也因是英国人而被剥夺了地产。这一态势引发了英王的强烈不满。1286年，亚历山大因坐骑坠岩死亡而无嗣，留下的6岁孙女玛格丽特也在4年后夭亡，一些大贵族为选立王位继承人而开始纷争。1292年，爱德华一世支持年轻的约翰·巴利奥尔（John Balliol）继承王位，并通过巴利奥尔实施英王的宗主权。苏格兰的大贵族不满，1295年，12人组成的“贵族会议”剥夺了巴利奥尔的权力，与英王的宿敌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签约结盟，史称“老同盟”（Auld Alliance），双方终于爆发战争。

1296年，爱德华一世调动大军进攻苏格兰，3月攻陷并洗劫伯威克，诸多居民如“秋叶坠落般地”在兵锋中丧生，4月在邓巴打败苏格兰军队，王公贵族纷纷投降。此外，英国军队还从斯康尼教堂把苏格兰的镇国之宝“命运之石”运回到西敏寺储藏，这表明爱德华一世决心直接统治苏格兰。

面对英国的征服，苏格兰人坚决抵抗。大贵族威廉·华莱士（Sir William Wallace）1297年组织苏格兰人与英军作战，在斯特林桥一役重创英军。爱德华一世见情况紧急，立即和法王腓力四世谈判达成协议，以英国放弃与佛兰德尔的联盟为交换，而让法国解除与苏格兰的交好关系，由此为攻打苏格兰创造了有利条件。1298年，爱德华一世组织大军进攻，其中有骑兵2400人，包括威尔士的弓弩手在内的步兵2.75万人。英军势如破竹，在7月的福尔科克之战中击溃苏格兰军队。在接下来的数年中，英军采取城堡封锁战术步步挺进，而苏格兰人也不断反抗。1304年，在英军的强大压力下，一些反抗的苏格兰贵族与爱德华一世和谈。1305年，华莱士被英军俘虏并处以绞刑，肢解其尸。不过，苏格兰人的反抗并未停止。像一位编年史家所说的那样，苏格兰战争“冬去春来，周而复始”。1306年，曾经与英言和的贵族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自称苏格兰王，而1307年，号称“苏格兰铁锤”的爱德华一世亲率大军再次深入苏格兰征讨，因其年迈生病而死在征途中，留下遗言要儿子带着自己的骨灰冲锋，直到最后一个苏格兰人投降。

然而，爱德华二世即位后，并未采取强固措施维持对苏格兰的控制，布鲁斯则趁机组织反扑，攻克英军占据的堡垒和城市。1309年3月罗伯特第一次召开自己的议会，1310年苏格兰教士阶层决定承认其为苏格兰国王，1313年罗伯特也派下属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进入英格兰北部攻击对方本土。1314年，布鲁斯与英格兰军队在班诺克本进行会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此战成为苏格兰独立运动的重大转折点，此后双方虽然仍有交手，但基本胜利已倾向于苏格兰人一边。1320年，教皇开始承认罗伯特的苏格兰国王地位。由于形势不利，加之英国与法国争夺大陆领地的矛盾开始激化，1328年，即位不久的英王爱德华三世与布鲁斯签订协定，承认苏格兰是独立国家，并许诺让其妹与罗伯特·布鲁斯的4岁幼子联姻。由此，苏格兰的第一次独立战争结束。

1329年，罗伯特·布鲁斯去世，年仅5岁的戴维二世（DavidⅡ)继位。英国又以继承权纠纷为由，支持试图夺取王权的傀儡人物巴利奥尔，于1332年再次进攻苏格兰，苏格兰历史上的第二次独立战争爆发。英国军队攻占领苏格兰许多城镇，并将其中的8个郡通过新拥立的傀儡国王的名义正式转让给英格兰。1334年，年幼的苏格兰王到法国避难，苏格兰又一次处在被彻底征服的边缘。然而，苏格兰当地贵族始终没有放弃抵抗，1337年，英国与法国的百年战争爆发，迫使爱德华三世不得不从苏格兰调回主力军队，放松了对于苏格兰的控制。1341年，17岁的戴维二世返回苏格兰，正式领导独立战争，国内士气大振，兼之苏格兰与法国同盟，取得了不小战果。1346年，戴维二世率大军进入英格兰北部，在英国后方声援法国的军事行动。不过苏格兰军队在内维尔的克罗斯之战中遭遇惨败，戴维二世被俘后押送到英格兰。尽管如此，苏格兰人的反抗斗志并未熄灭，难怪有史家认为，对于英国来说，“苏格兰成为其挥之不去和代价高昂的一根肉中刺”。不过，由于百年战争的持续，英格兰再也无力大举入侵苏格兰，其拥立的傀儡王巴利奥尔因面临巨大压力，不久宣布放弃王位继承权，到英格兰隐居。1357年双方签订和约，戴维二世被放回苏格兰，但是苏格兰必须向英格兰支付高额赎金，分期偿还。1371年，戴维二世去世，无子嗣，其父罗伯特·布鲁斯的外孙罗伯特·斯图亚特（Robert Stewart）继位，称罗伯特二世（RobertⅡ,1371-1390年在位），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

斯图亚特各任君主在位期间试图巩固王权，削弱过去百余年间经常垄断朝政的贵族权力。这个王朝奠定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王室家族，之后几代君主都是父子直系传承，基本改变了苏格兰之前数百年争夺王位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此后的一段时期里英国国内政局动荡，英国和法国的百年战争仍然持续，英国无力对苏格兰发动军事征服，使苏格兰处于实际独立的状况。1482年，苏格兰国王的弟弟、阿尔班尼公爵亚历山大曾一度与英王爱德华四世的公主联姻，并向英王效忠，将伯里克等诸要塞交给英王，但在国内贵族的反对下，最终只得到英国避难。苏格兰的民族独立情绪始终浓厚地存在。

15世纪，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长期遭到战火摧残的苏格兰经济逐步复苏，格拉斯哥等城市也日趋兴盛。文化教育也有大的发展，先后建立了圣安德鲁斯大学（1413年）、格拉斯哥大学（1450年）、阿伯丁大学（1495年）。苏格兰还从从丹麦手里获得了奥克尼和设德兰群岛的主权，最终确立了迄今为止的疆界。

爱尔兰原来的土著居民是克尔特人。与大多数西欧国家不同，爱尔兰从未经历过中世纪早期的蛮族入侵，其社会仍处于原始的军事民主制度中。公元5世纪，基督教开始传入爱尔兰。在6世纪和7世纪，以寺院为中心的爱尔兰艺术、学术和文化得到了明显发展，并将基督教传播到西北欧的不少地区。

自8世纪末开始，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曼人（维京人）在占据了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后，开始入侵爱尔兰，掠夺土地并建立殖民点，都柏林、韦克斯福德等城镇就是在这些据点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但诺曼人并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而是长期处于军事首领相互割据乃至混战的局面中，这使得爱尔兰内部的一些部落显贵家族开始崛起。1001年，南部的部落首领布莱恩·博茹（Brian Boru）通过武力扩张占领了爱尔兰大部，成为爱尔兰国王。1014年，他率军在都柏林附近的克隆塔夫与诺曼人血战，与其子等战死。此后，爱尔兰又陷于长期的割据动荡之中。

到了12世纪，爱尔兰分裂成好几个小王国，相互展开混战。1166年，伦斯特的国王迪亚米德（Diarmaid Mac Murchadha）被反叛者和敌国联合势力驱除，流放到诺曼底。他以臣服英王亨利二世为条件，换取了英国支持其恢复爱尔兰王位的要求。1169年，在亨利二世的指令下，英国驻守威尔士边界的大贵族、绰号为“强弓”的彭布洛克伯爵、罗伯特·德·克莱尔（Richard de Clare）组织一支包括威尔士和大陆雇佣军在内的大军，在迪亚米德的带领下返回爱尔兰，很快夺取了伦斯特、都柏林等地，恢复了迪亚米德的王位。不久，彭布洛克伯爵还成为迪亚米德的女婿，并被指定为伦斯特王国的王位继承人。1171年，迪亚米德去世，王位争夺再起。亨利二世决定亲率大军征服爱尔兰。此时，罗马教皇哈德良四世为了在爱尔兰推行克吕尼式的宗教改革，也支持亨利二世的军事行动。亨利二世调集王家舰队运载500名骑士和4000名弓弩手登陆爱尔兰，凭借先进的骑兵和长弓、链甲等武器大肆掠夺爱尔兰的土地，将其一部分划为王领，由王子约翰掌管，另一部分分封跟随的贵族。同时，亨利二世还宣布沃特福德、都柏林等为王家直辖城市。到了12世纪末期，英国人已经统治着三分之二的爱尔兰领土。

到约翰王上台后，爱尔兰被正式纳入英格兰王权的统治之下，英王拥有了对爱尔兰的宗主权。这次征服对爱尔兰的社会结构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英国人在爱尔兰大力推行封建制度，爱尔兰的自由农民也随之农奴化。另一方面，英国人的教堂与城堡建筑、航海贸易、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也随之传过来，促使爱尔兰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而在生活习惯和语言上，英国文化和爱尔兰文化产生了明显的交融，英国贵族开始使用爱尔兰语言、习俗和衣饰。

到了14世纪，尽管英国加强了对爱尔兰的控制，但爱尔兰人时有反抗，同时，英国对爱尔兰的关系逐渐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爱德华一世统治后期，他不仅为偿还债务让意大利的大商人垄断爱尔兰的羊毛贸易，而且让其亲信、大法官约翰·沃甘爵士（sir Jhon vaughan）负责统领爱尔兰事务。沃甘在爱尔兰建立了一支雇佣军，由阿尔斯特的“红伯爵”理查德指挥。不过，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也遭到了苏格兰人的威胁。1315年，苏格兰国王布鲁斯率领一支约6000人的武装入侵爱尔兰，到处攻打城堡，烧杀掳掠，但最终在1318年被击败。在反抗苏格兰的入侵中，一些爱尔兰的土著王公也滋长起民族独立情绪而反叛英国人。他们求助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谴责英国人剥夺了他们祖先的法律，强调英国人在语言、习惯和行为上都与爱尔兰人不同。但教皇对这些反叛者不予支持，并且把支持他们的教士开除教籍。

1318年以后，爱尔兰的岁入只相当爱德华一世时期的三分之一，远不足以维持英格兰人在当地的统治。爱尔兰不仅没有提供财政资源，反而成为财政负担。间歇性的远征未能重振英王在当地的权威，英格兰直接控制的区域也缩减为都柏林周围的“栅栏”（the Pale）区。到英王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爱尔兰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在一个已经爱尔兰化的英国贵族阶层的兴起及其对英国统治的抵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变迁，这些人对爱尔兰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有了强烈的认同，而且对英国社会甚感陌生。这批人被英国人视为“堕落者”、“叛徒”。不过，他们并非是想要建立独立于英国的政权，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控制英国在当地的政府。

为了加强控制，爱德华三世于1361年任命其第三个王子莱昂内尔（Lionel）作为国王的副手前往爱尔兰统治，因其与厄尔斯特之女联姻，故获得“厄尔斯特伯爵”、“康纳切特之封君”的头衔。他率领一支约1500人的军队前往，然后四处武力征讨，期望将各地不服从的贵族纳入有效统治的轨道，但因人力物力匮乏而无多少建树。在他1366年回英时，爱尔兰各地割据乃自反叛的情况依然如故。不过，他在回英之前所颁布的《基尔肯尼法令》（Statutes of Kilkenny）对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深有影响。这一实施种族迫害和文化隔绝政策的法令有35条条款，是针对“比爱尔兰人更爱尔兰”的英国人拟订的，目的是在英国人聚居的地区和服从英国人统治的郡巩固英国的控制，其中如：禁止英国人和爱尔兰人通婚；禁止英国人过继和抚养爱尔兰儿童；禁止英国人采用爱尔兰人的姓名和服装；规定这些地区的不懂英语的英国人必须学习英国的语言和习惯，否则要被罚没地产和财产；禁止爱尔兰人进入英国人聚居地区的教堂；禁止爱尔兰的僧侣和说书者进入英国人聚居的地区活动等等。这项法令实际上是放弃了英国将整个爱尔兰殖民化的企图，因此，有史学家认为，尽管它看起来“会被解读成对爱尔兰的战争宣言，但相反，却将被解读成一个失败的自白”。必须指出，这项法令最终是承认了爱尔兰人聚居地区非英国化的现实。尽管这项法令难以阻止逐渐爱尔兰化的英国人对爱尔兰民族性的认同，但它还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日后不断被颁布，最终造成了此后三个世纪中在爱尔兰“两个种族”并存对立的格局。

在1366年后，爱德华三世对爱尔兰的统治无多大起色，他之所以未能对爱尔兰大规模的用兵，乃在于此时英、法百年战争战事正酣，英国无力于此。到了英王理查二世统治时，英、法百年战争正处于休战期，英王对爱尔兰的控制开始趋强，但却始终受制于国内政局的动荡。1379年，理查二世派遣莫提梅尔伯爵埃德蒙德（Edmund）作为副手前往爱尔兰掌控，此人采取严厉措施让不少爱尔兰王公服从。但好景不长，1381年埃德蒙德在科克渡口不幸溺水身亡，其在爱尔兰的大片地产由其7岁大的幼子罗吉尔继承。但由于国内政治派别纷争，英王并未委派一个强有力的诸侯前往爱尔兰镇守。另一方面，理查二世的叔父格洛斯特公爵阿伦德尔（Arundel）是国王反对派的首领，此时乘机插手爱尔兰事务，并于1390年与莫提梅尔伯爵罗杰尔（Roger）的妹妹联姻。由于国王权威的缺失，爱尔兰人在伦斯特王公马克·姆拉夫（Mac Murrough）的率领下开始攻城略地。面对如此严峻形势，理查二世在1394年秋率领一支7000人的大军前往爱尔兰征讨，一直持续到次年5月。在这期间，通过武力慑服，马克·姆拉夫等爱尔兰王公纷纷归附。理查二世在离开时，留下其亲信威廉·斯科普作为大法官，帮助国王的副手莫提梅尔伯爵掌控爱尔兰。但不久，马克·姆拉夫再次反叛，并宣称自己是爱尔兰国王，理查二世不顾此时国内统治空虚，于5月率军再次远征爱尔兰。但在6月抵达后，英国国内谣言四起，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带党羽返回英国，受到贵族的拥护，理查二世被迫离开爱尔兰回国，不久就被罢黜。

15世纪在兰开斯特王朝统治下，英法百年战争再起，以后又爆发玫瑰战争，英国对控制爱尔兰的兴趣逐渐减弱。但同时，英国在爱尔兰仍然任命国王副手来维持原有的统治格局，直到都铎王朝建立后英格兰才有时间来顾及爱尔兰。1494年亨利七世公布了一项法律，规定爱尔兰议会的决定只有在英格兰国王批准后才可以生效，而此时的英格兰，实际上只能对爱尔兰的东部部分地区才能实行有效的统治。

威尔士位于不列颠岛的西南部，这里地形起伏，沟壑交错，加之威尔士人剽悍好战，尤其擅长利用地形开展骚扰袭击，这使得那些进入不列颠群岛的外来入侵者很难对之征服。在11世纪，威尔士人尚未建立统一的王国，诸克尔特王公占地割据，势力范围拓展到与英格兰交界的地区。

诺曼征服之后，英王威廉一世也试图将威尔士纳入英王国的版图，他布置军队驻守南部威尔士边境，分封诸侯占据边界地区，诺曼封建主于是在那里修筑城堡，彼此呼应，不断向威尔士腹地推进，蚕食其大片领土，役使当地的威尔士人，遭到了威尔士人的不断反抗。威廉一世还曾经派军占领威尔士北部，但因后勤补给不便，英军被迫在1094年撤离。不过，经过多年的蚕食和推进，南部威尔士在英王亨利一世在位末期实际上被纳入英王的统治之下，由英王分封的“边地侯”（又称“边疆贵族”）镇守。从1135年起，北部威尔士人乘英国王位交替、内战爆发之机，在王公欧文·格威尼德（Owain Gwynedd）的率领下起兵反叛，驱除英国人并收复大部分北部领土，将东部边界大大推进。英王亨利二世即位后，立即亲率军队前往征讨，占据东格威尼德地区，迫使欧文讲和，交出其占领的威尔士东部地区，南部的贵族格鲁菲德则完全向英王臣服，但不久又反水。1165年，亨利二世再派大军征讨，但因天气恶劣，阴雨连绵，英军只好带着包括欧文的两个儿子在内的人马撤退，欧文则将领土再次扩展到东部的迪河一线。1172年，欧文的孙子卢埃林·阿普·罗尔威斯继位（Llywelyn ap Lorwerth），被称为“大卢埃林”，到了1200年建立了对威尔士大部分地区的个人统治。为巩固权力，是年他与英王约翰订立和约，并在1205年娶约翰王之女为妻。1208年，在约翰王的支持下，他翦除了南部的贵族割据势力。然而，两方关系并不稳固。1211年，约翰王派军侵入格威尼德，大卢埃林在威尔士贵族的支持下与英军对抗。

在1215年以前，威尔士的反抗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但到了这一年，英国国内的动荡为威尔士贵族带来了良机，他们着手夺回自己的土地和财产。1215年，大卢埃林与反叛约翰王的英国贵族建立联盟，巩固他对威尔士的统治。约翰王死后不久，年仅11岁的英王亨利三世因政局不稳，被迫与大卢埃林于1218年签订了《伍斯特条约》，承认大卢埃林是统治威尔士的唯一权威，大卢埃林则承诺威尔士从属于英国。不过，在接下来的15年中，大卢埃林与威尔士的英国“边地侯”贵族乃至英王的战事仍然不断，但有时也与这些贵族结盟，直到1234年以后，双方才处于休战与和平状态。1240年大卢埃林去世后，其子孙继续统治威尔士。以后，英国国内政局动荡，无力解决威尔士的问题。相反，英国贵族在与国王冲突的过程中求助于威尔士的统治者，1264年，西蒙率领的英国贵族武装在刘易斯之战中击败和俘虏英王后，即与威尔士统治者小卢埃林（Llywelyn ap Gruffydd）订约，以承认威尔士统治者的“威尔士亲王”头衔，来换取后者2万英镑的资助。西蒙失败后，小卢埃林在1267年与英王签订《蒙哥马利协定》，承认英王的宗主地位，每年缴纳1.6万英镑的贡金。亨利三世则确认他为“威尔士亲王”和斯诺登勋爵，成为所有威尔士酋长的君主。

《蒙哥马利协定》签订后，威尔士在小卢埃林的统治下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小卢埃林生不逢时，自大而好战。英王爱德华一世即位后，小卢埃林开始转而对抗，拒绝向英王效忠和缴纳贡金，同时乘爱德华一世参加十字军东征之际，率军进犯英国的边界地区。爱德华一世回国后决定对威尔士采取进攻行动。1277年春，爱德华一世组织王家和诸侯的军队攻打威尔士中部和南部，迫使诸多威尔士贵族投降，小卢埃林失去了斯诺登和安格尔以外的大片土地。是年8月，他又调动大约1.5万人进攻威尔士北部地区，迫使小卢埃林求和，最后签订《康威条约》，卢埃林向爱德华一世行臣服礼，让出其所侵占的自切斯特至康威一线的大片地区。

在英王强权压制下，威尔士保持了短暂的和平与稳定，但在5年后，小卢埃林的胞弟戴维在其兄的支持下再次领导反叛，爱德华一世决定对之采取大规模的军事征讨，调动了约1万人的大军，其中包括骑兵、步兵和弓弩手等。这次征讨花费巨大，达到15万英镑，是第一次征讨费用的6倍。这次战争持续了约一年，在比尔思附近的战役中，英军最终取得胜利，小卢埃林阵亡，戴维被俘处死，威尔士绝大部分地区被纳入英王的统治版图。

为了实现有效统治，爱德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他在威尔士修建了诸多城堡，其中以位于小卢埃林以前的统治腹地的四座巨大的城堡最为著名，即康威城堡、卡那封城堡、哈勒赫城堡、博马里斯城堡。这些城堡宏大坚固，成大圆圈形状，对威尔士产生了巨大震慑作用。1284年，爱德华一世颁布了《罗德兰法令》（Statute of Rhuddlan），在威尔士西部和北部实行英国的分郡制，设置卡那封郡、麦里昂斯郡、盎格勒塞郡和拂林特郡，由王室直接派郡守前往治理。威尔士的其他地区，仍旧由边地侯贵族统治。同时，爱德华一世还在威尔士推行英国的法律和税收制度，引起了南部威尔士人在1294年再次反叛。爱德华一世在沃里克伯爵的支持下，彻底平息了这次反叛。1301年12月7日，爱德华一世又封其子即日后的爱德华二世为威尔士亲王，从此，威尔士直接处于英国王室的统治之下，被称作威尔士公国。这以后，英国王储都照例享有“威尔士亲王”的称号。1287年、1294-1295年与1316年威尔士又发生叛乱，尽管都被平定下去，但英方代价惊人，如镇压1294-1295年的叛乱就花费了大约5.5万英镑。另外，兴建城堡也耗资不菲，仅1277-1301年间建造城堡就花费至少7.5万英镑。

1284-1536年之间，英国君主对威尔士公国一直享有直接控制权。只是到了1536年都铎王朝颁布的《联合法案》将威尔士划分为13个郡，才进一步完成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在政治和行政上的统一。

第三篇　乡村与城市

第一章　庄园与村庄、领主与农民

中世纪英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一直到中世纪晚期，占英国人口90%以上的人都居住在农村。英国农村社会具有一般农业社会的基本表征，更具有其历史独特性。庄园是其典型存在，但也不能忽视村庄。领主和农民两大阶层之间的对立冲突及合作共生是当时不变的主题。

中世纪英国乡村世界以自然聚落的村庄及社会经济组织的庄园为主要存在。比较自然村庄，庄园是后起之物。可以说，没有村庄，遑论庄园。

庄园是领主经营土地生产的单位。庄园的土地也因此而分为三部分，一是领主自营地，一是自由农民份地，一是农奴的份地。自营地是领主直接经营耕种的那部分土地，包括耕地、草地、牧场、林地等。农民份地则是农民从领主处承租的土地，同样包括耕地、草地、牧场等；其中，以自由条件承租的土地为自由份地，以奴役条件承租的土地为农奴份地。此外，领主和农民所共同占有和使用的土地，如林地、沼泽、荒地等，被称为公地。领主经营庄园，自营地是其主体，而自营地上需要的劳动则来自承租份地的农民。因此，三类土地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科斯敏斯基将13世纪英国庄园分为三类，拥有土地在1000英亩以上的为大庄园，500-1000英亩的为中等庄园，500英亩以下为小庄园。他统计得出，一般大庄园的领主自营地平均为416英亩，中等庄园平均为232英亩，小庄园平均为92英亩。他进而给出了自营地各自所占庄园土地的比例，大庄园自营地比例为20%,中等庄园的比例为35%,小庄园的比例为41%。从中可以看出，庄园越大，自营地所占比例越低；庄园越小，自营地所占比例越高。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农业经营对农奴劳役的依赖程度有关。领主经营其土地，以农奴的无偿劳役为主，有每周三天的周工，还有农忙时期的献工。一般而言，庄园越大，对农奴劳役的使用越多；庄园越小，则对农奴劳役的使用越少。根据科斯敏斯基的统计，农奴份地所占比例在大庄园为51%,在中等庄园为39%,在小庄园为32%。

从庄园的兴衰历程来看，自营地的经营规模与程度往往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当经营有利可图时，领主往往扩大自营地规模；反之，则缩减之。11、12世纪英国各地流行出租庄园土地。例如，前文中的奥多主教的184个庄园只有7个是作为直接经营的，并且这7个庄园中的6个都出租给他人了。1086-1200年间，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地产的30多个庄园都承包给他人。庄园出租之所以流行，是因为经营庄园难以获利。而13世纪开始，因社会经济变迁，经营庄园又变得有利可图。于是，领主直接经营庄园成为当时的主流。各大小领主开始收回出租的土地，还有的通过购买等方式扩大直接经营土地的规模，如温切斯特主教的利普顿庄园，在1209-1245年间自营地面积从230英亩到420英亩，此后一直稳定400英亩自营地的水平到14世纪20年代。因此，13世纪也被称为领主耕作经济的盛期。庄园的经营离不开具体负责的管理人员。总管，负责领主所有庄园的事务；管家，具体负责一个庄园的事务；庄头，庄园中的本地农业生产的管理者。总管与管家多是领主委派的外来人，而庄头则由本地有威望和能力的农民担任。庄头的身份很多时候是非自由的农奴。因此，在英国有些地方的法庭反过来以是否担任过庄头这一职务来判断农民的身份。庄头之下，还有许多人具体负责各种事情。他们通常自庄园内部选拔而出，其职务往往是因事而设，例如，犁耕土地的犁田汉、看护丛林的看林人、饲养马匹的马夫、放牧牛羊的牛倌和羊倌、看管仓库的保管员，等等。除了庄头，这些人很难归于管理人员之列。事实上，他们是领主的长期雇工，甚至是仆役（famulus）。

庄园法庭是庄园管理中的法律机构。从封建原则出发，庄园法庭权力源自上级领主尤其是国王的授予。当一块封土被分封给封臣的时候，该封土上的经济、行政以及司法等权力也随之赐予。不过，也有些此类权力是地方领主私自攫取，最后成为习惯。庄园司法属于领主特权，其司法权力或者是合法的，或者是篡夺的。不管权力的来源是否正当，庄园法庭事实上成为英国各庄园中最为凸显的存在。庄园法庭管理的对象为庄园上的居民，以不自由的农民为主。它是最底层的司法机构，与百户区法庭、郡法庭以及王室法庭共同构成英国司法体系。到晚期中世纪，英国普通法也逐渐关注庄园法庭的诉讼。例如，在有关公簿地产的诉讼中，农民就可以到国王的普通法法庭提出申诉。

庄园法庭不是常设的机构，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开庭都很常见，如有的法庭每三周一次，有的则一年一次，或一年两次，有的甚至多年关闭。

亨利二世进行的司法改革，将陪审团制度引入到王室司法审判中。庄园法庭虽不在王室司法之列，却也采用了陪审团制度，即从村民中选出12人为陪审员参与到案件的审理。从功能上可以将陪审团分为两类，指控陪审团（jury of presentment）提起指控诉讼，调查陪审团（jury of inquisition）调查审理案件。从提起诉讼到案件调查再到做出判决，陪审团都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陪审团制度在中世纪英国庄园司法审判中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不过对其司法理性及功能不宜夸大。陪审团成员往往由领主指定和选择，一般由庄园中较为富裕的村民担任。虽不能认定这是领主分化瓦解农民团体的手段，但一定程度上陪审团为领主控制是可以想见的。

尽管庄园法庭事实上也处理了农民之间的诸多纠纷，缓解了矛盾，减少了摩擦；不过，在本质上庄园法庭受领主的控制，是领主施行统治的工具，是领主行使其权力的机构，是领主权的外化。农民尤其是不自由的维兰被强制要求必须到本地领主所属法庭诉讼，违反者将受到处罚。例如，伯克郡的大霍尔伍德庄园领主就规定：“无论何事，只要领主法庭能够解决，佃农就不得到外边的法庭起诉其他佃农，否则缴纳13先令4便士罚金。”农民因违反此类规定而被罚款的情形也时有发生。一般法庭审理案件，依据的是两大原则，一是领主的意愿，一是庄园的习惯。二者之间，到底何为主导，并无一定之规，更多地要看当时的情势。事实上，在常见的文献表达中，当二者同时出现的时候，领主的意愿一定置于庄园的习惯之前。甚至在许多时候，庄园的习惯等同于领主的意愿。正因为如此，我们所读到的有关庄园法庭档卷中，领主及其所代表的利益总是主体。例如，在英国贝克特修道院的庄园法庭，1246-1249年间受理诉讼共122件，其中，涉及领主经济利益和司法权利的有92件（占总数的75.5%），涉及佃户之间的暴力冲突和侵权诉讼的只有30件（占总数的24.5%）。在英国阿尔里瓦庄园，1259-1261年受理诉讼169件，其中涉及领主权益的有104件（比例为61.5%），涉及佃户之间纠纷的有65件（比例为38.5%）。从中不难看出庄园法庭为领主服务的本质。再从经济角度来看，庄园法庭上的收益是领主收入的重要构成。庄园法庭档卷中经常会提到各种各样的罚款，而那些罚款的最终归宿是领主。文献中经常提到罚金的一半归某教堂，一半归领主，正如俗语所云“司法中有大钱”。村庄是人们用以指称乡野定居点或者聚落的用语之一。在它之外，尚有settlement,hamlet,farmstead,township等词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达相同或者类似的意思。然而，无论是以规模还是以功能来区分，都未必能够将它们清晰地隔离。例如，传统上学者们主张城镇的最小人口规模为5000人，在此之下即为村庄。晚近学者则将此规模降低至2000人，于是原本属于村庄范围的聚落就变为了城镇。并且，在许多学者们的实际操作中，一些小城镇因其不可避免的村庄特色而被归入村庄之列。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village与township可以互换。至于hamlet如何从规模和功能上与village加以区分，更是无一定的标准。此外，带有现代语言特征的village等用语与中世纪的vill也并不等同。前者主要强调的是自然地理的特征，即人们共同定居在一个与其他居民点在空间上间隔的聚落，一定的自然规模是village一词中的应有之义；后者则属于中世纪英国的一个最基础的纳税单位。即使在聚落之外的乡民居住的独栋房屋，或者小居民点，都在vill这一单位之中。

英国民众对于自然的开发与利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整个中世纪，尚有诸多作用于村庄变迁的力量。战争、灾害、疾病以及人口的增减，甚至领主或者农民个人的意愿和行为等都会发挥作用。在中世纪晚期黑死病以及战争等因素的作用下，英国人口剧减，造成了诸多村庄被废弃。黑死病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口减少了约150万，随后的一个世纪中人口并没有恢复。与之相伴随，是废弃村庄的现象非常普遍。据学者估计，“英格兰有1300多个被废弃的村庄，其中大部分都位于米德兰地区和英格兰东半部的低地地区（Lowl and Zone）。在约克郡东赖丁已知约有一百个废弃地点，林肯郡有近150个，诺福克郡130个。在米德兰后方的瓦威克、莱斯特和北安普顿三郡共有约250多个荒废村庄点。”其他地区也有程度不一的废弃村庄的现象。另外，15世纪末农民圈地养羊也造成了不少村庄的毁弃。当然，有废弃也有新建。社会经济的变迁，也会带来新的推动。例如，西南部德文郡等地锡矿的开发刺激了人们搜寻挖掘矿产的热情，也随之改变了生存与居住的状况。约克郡及东盎格利亚等地水力磨坊的兴起刺激了毛纺织业向水力资源丰富地区的转移，进而也促使更多的人在那些地区建村定居。同样地，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也不缺乏开垦土地的意愿和行动，一些新的村落也继续诞生。并且，在村庄旧址上重建新村庄的情形也经常发生。考古发现，一些村庄地层呈现多样，有些可以看出村庄老与新的交替与重叠，有些则反映出选址的变迁。

村庄的位置、规模、外观等自然不尽相同，不过也有某些共性特征。例如，从外观上来看，一般核心村庄有领主的住宅和基督教教堂及牧师的住所等显眼的建筑。围绕村庄，还有谷仓、磨房等附属建筑物。农民的房屋则是村庄最主体的构成。一般房屋有大小不一的宅院围绕，宅院与宅院之间比邻而居。村庄的房屋因结构支撑以及原材料等因素的影响，往往持续不到一代人就不得不废弃或者重建，中世纪早期尤其如此。晚期中世纪砖木结构以及石料使用增加之后，房屋才较为坚固持久。因此，现代英国各地村庄的外观，绝大多数是16世纪都铎王朝乃至更晚近的样态。

除了房屋建筑，村庄的重要构成是其周围的土地。大体上，一个村庄有耕地、草地、牧场、林地、荒地以及池塘沼泽等类型。这种分布，反映的是中世纪英国农牧混合的耕作特征。耕地种粮食谷物，以养活村民。草地牧场种牧草，以饲养家畜。林地荒地则既可放牧牲口，也可提供野生果实、泥炭等村民所需之物。耕地、草地等或为领主所有或为村民所租种，林地和荒地等则是为村民共同所有的公地。

自然村落也有其社会属性。人们认识和理解中世纪的村庄，往往是从其社会特性出发。学界曾有过将村庄与农村公社对应的学术传统，强调在村庄内部形成了一种无形甚至有形的组织，以管理村庄。该模式更侧重于农村公社的原始遗留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尤其是强调其公共的特征，如土地的分配、公田的职能等。晚近西方学者从共同体视角来描述中世纪村庄。他们认为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农民共同体，强调村庄共同体之于农民社会的功能与作用。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点：一是村民在共同体中的身份认同，有助于熟人社会中个体情感的寄托；一是共同体对于村民的培养、教育、保护、赡养、监督、约束等等行为，事实上完成了个人乃至小社会行为模式和道德规范的建构；一是共同体能够作为法人单位在对外部事务处理上发挥作用；一是共同体所表现出来的自治特征。

共同体有村庄会议这样的机构或组织，还有被称为村规（by-laws）的习惯法。村规往往在古老记忆中形成，并得到村民大会的同意，被用来管理村民的生产与生活，保护村民的共同利益。村规作为习惯法律，具有较为明显的法律特征。村规具有形式上的公平特征。言其公平，就是大家遵守同样的规则，并无例外。凡是违反规定者，都将受到经济上的处罚。当然，公平并不意味着平等或者平均。

现存村规中涉及较多的是农业生产方面。英格兰村庄中最为典型的土地使用方式是敞田制度（open-field system）。敞田制度有几个重要构成，如条田、土地轮作、共同耕种等。在英格兰土质粘重的地区，耕地一般为长条形状，是为条田。条田的形成与土质及犁队耕作的方式有关。因地势地貌等特征，多块条田共同构成大田。不同的大田会安排种植不同的谷物，因养田蓄土壤肥力的需要，耕地往往会不时休耕。土地的轮作制度因时间和地区之差别而形成了二田制、三田制乃至四田制等制度。在耕地面积不变的情形下，二田制是一田耕种，一田休耕。三田制是二田耕种，一田休耕。与敞田制度相关的轮作制度，要点在于减少劳动付出，提高土地的产出。从二田制到三田制再到四田制的转变，可以看出农业技术上的进步。尤其是三田制取代二田制被认为是农业革命的表现。13世纪英国亨莱的沃尔特，在其著作中认识到了这种技术改进的好处，如减少了土地犁耕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村庄的习惯法就是试图对这样的耕作进行管理和规范。因为，大田中往往由各家各户以条田的形式插花占有，故大田耕种必须于统一时间播种和收获应季作物，不能自行其是。如东部大田是春播地，则所有农户都必须种春季作物；西部为冬播地，则必须播种冬季作物；南部为休耕地，则大家都要休耕。播种之后，该大田就以篱笆或壕沟围起来，一直到收获时统一撤除篱笆进行收获。收获后，牲口进入该大田放牧。这就是敞田制度下的共耕制度和强制轮作制度。

公共放牧权是共耕制度的自然延伸。收割后的耕地和草地，闲置的休耕地，以及牧场、林地、荒地，都是村社成员放牧牲畜的地方。为此，村规习惯对放牧权利给予规定。例如，限制进入草地、牧场和敞开耕地放牧的时间。在莱斯特郡的凯伯沃斯庄园，10月至次年5月，家畜是圈养的。5月的第一个星期让牛进入草地（cowCommon）吃嫩草，然后才让马进入。这之后，牛和马又都回到栏里，草地也用篱笆圈围起来，好让牧草很好地生长。6月24日，牛和马可拴于地角田头啃吃青草，直到8月1日。羊进入草地的时间是6月18日，一直放牧到8月1日。9月，耕地收获之后敞开，允许有耕地者在敞田上放牧家畜。休耕地上的放牧从开始休耕直到秋天犁耕以备播种。15世纪，英国莱斯特郡的威姆斯沃德（Wimeswold）的村规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小麦全部收割运走之前，既不允许公共放牧人，也不允许茅舍农到小麦田里放牧；在豆类田里也要遵循同样的规定。而且，公共放牧人和茅舍放牧人可以如他们所应该做的那样，一起到田地里放牧。若有违反，每一只大牲畜罚款一便士，交给教堂。”公共放牧权中还对放牧牲口的数量给予限制，村民所持有的土地面积大，所能够放牧的牲口就多；反之，则少。而且，对于不同种类家畜的放牧，也根据土地面积做出规定。例如，在莱斯特郡的霍斯（Hose），拥有1码地（yardl and，又译为雅兰地）者有权放牧4头公牛、2匹马、30尾羊、1口公猪和2口母猪及猪崽。在纽顿郎威尔（Newton Longville），1426年，一个维尔格特者（有地约30英亩）养羊不准超过100只，1509年这一数字为30只，1698年这一数字为20只。在凯伯沃斯，全额份地者（yardlander）可养羊24只、牛4头；而茅舍农（cottar）仅有权饲养一头公猪和6头小猪。在北安普顿郡的赫敏顿（Hemington）庄园，1510年半雅兰地（或者码地）允许放牧2头奶牛和20头绵羊，即1雅兰地可放牧4头奶牛和40只绵羊。到1556年，则有所减少，每1雅兰地可以放牧4大牲口和30只绵羊。

村民的日常生活更是受到习惯法的约束。其中，对村民拾穗行为的规定，在许多地方村规中都有体现。例如，1376年亨廷顿郡拉姆塞修道院所属的某村规定：庄稼收割完毕三天之后才允许村民放牧，“这样做是为了穷人们，无论男女都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拾穗。”“在开始享受放牧权利之前，穷人有三天的时间去拾取落穗。”不过，拾穗者的资格有年龄、身体及收入等方面的限制，不符合条件者不得拾穗。1290年贝克福德郡某村规规定：“今后任何人，如果有人想雇佣他，而他每天能挣一便士且有食物或者两便士不包食物，则不允许其拾穗。且任何陌生人不得拾穗，除非担保人愿意为其负责。"1329年伯克郡哈尔顿村规也如此说：“凡每日做工可获得一便士及饮食者不得拾穗。拾穗者应符合年龄允许，老老实实进行。任何人不得让外来人或品行不端者前来拾穗。”此类规定各地大同小异，大体上能自食其力者、外来者都不在拾穗人之列。无论限制拾穗人的字根，还是给穷人们拾穗留下较为充足的时间，都体现了村社的道义经济特征。

关于中世纪英国村规问题，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村规属于习惯法范畴。它们多存在于不同的司法例之中，并不能将其理解为因人因事而特别制定之法律。因此，村规其实是一种具有选择性的撷取和创造。或者说，现代学者赋予了村规以系统性与整体性。其次，村规被记录于领主庄园法庭的档卷中，并不以村庄法律的形式而独立存在。更准确地说，村规依赖于庄园法庭而存在。在13世纪庄园法庭审判留下书面记录之前，所谓的村庄习惯法到底如何，我们了解甚少。村规中的常用表达方式“经领主和村民一致同意”，反映的是有书面记录以来的领主和村民共同认可的习惯。这一表达反映了村民与领主的利益也会有某些程度的一致性，或者说，双方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正如英国学者戴尔说：“村庄共同体既是一个具有某种强制力量的行政管理单位，也是一个社会合作的焦点。”但我们更要认识到领主意愿的强势。只强调村民一方而无视领主一方，进而认为村规反映了村民的意愿和行为，并不是客观的看法。至少，要从村规中自然地推导出村庄共同体的自治特征，并不太充分。我们以为，无论是从主观目的还是客观效果来看，绝大多数村规都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细究村规的目的，无外乎维持本村的和谐安宁，预防和杜绝各种危险要素和行为，调解邻里之间的矛盾，帮助穷人和弱者等方面，其中领主的意愿自然是绝对的主导。即使是各种罚款收入，往往是“一半归教堂，一半归领主”，与村民并无多少干系。当然，村规在施行过程中也会对村民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实际影响，但这类后果往往与是村民的斗争相伴随。一定程度上，农民会将村庄共同体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和武器。

在自然的村落中，尤其是在社会经济组织特征的庄园中，居住着领主与农民这两大对立的阶层。农民人口数量居绝大多数，却受到人数极少的领主的支配和统治。领主拥有土地财富和权力，却靠剥削农民的劳动来生存。

中世纪英国的统治阶级，习惯上被称为领主。领主阶层的构成颇为复杂，各级教俗贵族乃至地方乡绅都属于领主之列。从封建等级的金字塔体系来看，似乎只有最下级的封臣才与土地发生关系。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拥有土地的领主，无论他们处于封建体系的哪一级，都与土地产生了直接的联系。或者说，一个领主背后，必有土地作为其支撑。因此，无论他们是在乡还是离土，只要他们拥有土地，就成为对土地上的劳动者行使其权利的领主。这些土地贵族是中世纪最具权威的人。

土地为领主所有，领地内居民要获取土地必须得到领主的认可，并缴纳租金。租种领主土地的农民终身享有权利，一旦其人亡故，土地将为领主收回；即使领主允许该土地在农民家庭继承，也要缴纳一笔费用。丈夫亡故，寡妇的改嫁也由领主支配，其他村民赖以生存的林地、荒地、沼泽、水源等公共资源也为领主所掌控。不经领主同意，村民无权到林地、荒地猎取野物、捡拾柴火、果实及放牧牲口，也不能到沼泽地挖掘泥炭。而所谓的获得许可，其实就是领主征收相关费用。村民被强制要求到领主的水力磨坊加工谷物，为此，领主的官员常常收缴并毁坏村民的手工磨石。村民使用磨坊及面包房自然不是免费的，而是要向领主交纳使用费。据估计村民缴纳的费用是谷物的二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四分之一，或者十六分之一。领主甚至能够使用并不纯粹的经济手段来左右村民的生产与消费。例如，当领主对农民的地租征收从劳役或者实物方式折算为货币方式，农民就不得不为了货币而将农产品拿到市场销售。当供过于求市场价格较低时，领主就多收货币地租，于是农民就必须贱卖谷物；而一旦供给不足，领主又主张以实物方式征收。领主甚至还控制着劳动者本身。村民尤其是非自由的农民，未经领主同意不能自本领地迁徙而出；而迁出的村民，则要向领主交纳迁徙费。村民的女儿出嫁，还需要交纳结婚费。甚至一些领主还巧立名目肆意征收各种任意税和罚金，如村民未婚有孕要缴纳私生子费。凡此种种，都体现了领主权的无处不在。

领主的权力可分为政治、司法及经济等方面，但前现代社会中这些范畴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故而领主的权力表现为整体的混合特征，即政治、司法、经济、社会等权力范畴相互嵌入。其中，领主的权力在经济范畴更为显明，甚至可以说领主的权力最终表现为经济收入。领主的权力实现往往被量化为一定的货币。从领主经济收入的构成来看，各种权力收益占很大比例。大体上，抓捕窃贼、维持十户联保组织、管理酿酒和烤面包、主持百户区法庭和庄园法庭、行使对农奴的人身控制权力、垄断磨坊面包坊和酿酒坊等经营等等权力，都可以为领主带来客观的收益。教会领主还有什一税、宗教服务费等以增加收入。例如，在许多领主的地产中，从13世纪开始磨坊收入一般占总收入的5%。在北部地区，该项收入甚至占到近1/10.1212年，切斯特某地产的自营地收入为346英镑，法庭收入达到158英镑。1214年，达勒姆主教庄园自营地收入为1255英镑，法庭收入为600英镑。1298-1299年，伊利主教从佃户处征收的地租和法庭罚金等收入共计2100英镑，而纯粹的农业经营收入只有1400英镑。下面的表格是13世纪冯塞特（Forncett）庄园经营的具体呈现，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收入来源。其中领主各种权力收益来源比例相当高，1272-1273年占总收入比例的32%,1274-1275年更达到49%。

13世纪冯塞特庄园经营

对于中世纪英国领主及其权力的观察，还可以从更感性的角度进行。中世纪英国的领主既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以个体的方式来存在与表达。或者说，领主权存在于村民对于领主的印象和观感之中，其中不乏残酷冷血的领主，也有不少善良的领主。例如，在英国某地，某村民因为妻子病重而偷了领主池塘中的鱼，领主非常冷酷地对其提起诉讼。另一个例子则是，在英国某庄园，女主人非常好客，经常邀请客人到家吃饭，哪怕是普通村民也在受邀之列。当某佃户去世，其子来到庄园申请继承租佃，女主人认为该佃户一直为庄园服务几十年应该同意续约，而且请其子吃饭，很富有人情味。

领主权支配下的主体人群是农民。现代农民学关于农民定义的理论，重点在于以农业作为职业的特点。从中世纪历史来看，职业特点远没有社会关系特点突出。要理解中世纪英国农民，必须将其置于领主权的语境之下。因此，中世纪学者往往从身份来看待农民，正是在领主权下，中世纪英国农民有了自由与非自由之分。

英国的非自由农民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即维兰（villein）。英国的维兰制（villeinage）也因此成为大陆的农奴制（serfdom）的同义语。然而，最初维兰并不是农奴的代名词。在末日审判书时代，英国的“维兰”一词主要是指持有一定数量的土地的农民，并不指身份上的不自由。尽管他们也承担相当沉重的劳役和其他义务，但在身份上还是相当自由的。真正的不自由的、依附特征的劳动者是那些奴隶，或者家生的奴仆（nativi）。然而，到了12世纪末，villanus一词的语义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不再意指持有中等或者大份地的村民，而是不自由的佃户。“这是清晰界定的农奴制度首次在英格兰诞生，据此可能成百万民众被划入非自由人之列。”

这一转变如何实现的呢？从经济角度来看，12世纪末、13世纪初，物价飞涨刺激了领主的农业经营欲望，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则导致领主迫使农民处于依附状态。从法律角度来看，许多词汇的社会语义上的模糊乃至混乱使法律学者认为，王室法庭有必要在自由人与非自由人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前者有资格得到王室保护，后者则只能根据习惯法在领主法庭接受审判。于是法律学者设计出一些用以确认农奴身份的标准，比如从事每周的劳役，缴纳结婚罚金，或者在出售牛马之时缴纳费用。可见，在英国维兰制形成过程中，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法律人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既是英国普通法推行的结果，也是英国王权扩展的结果。当然，并不能认定它是国家权力的巨大胜利，更准确地说它是国家王权的一次让步：国家将自由农民纳入王室法庭的保护之下，而将维兰置于地方领主权力的控制之下。因此，可以说英国维兰制是地方领主权力与国家王权之间博弈的产品，或者说，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总之，学者们相信，12、13世纪英国有一个农奴化的历史进程。自12世纪开始，在各种力量尤其是英国王室司法体系改革的作用下，维兰阶层逐渐丧失其自由，沦落为农奴。王室法律对自由与非自由之间的界线做出了相对明晰的区分，其后果是将自由人纳入到王室司法体系保护之下，同时也将其他阶层归之于非自由之列。英国农奴制最终形成。

13世纪是英国维兰制的鼎盛时期。但即使在盛期，维兰也不占英国农民的绝对多数。11世纪末末日审判调查时英国维兰人数为10.9万人，占统计人口的41%,根据哈切尔的估计，到13世纪维兰占农村户数的3/5，或全国户数的1/3.这一数字在一定程度上有地区文献资料作为支持。例如，希尔顿对莱斯特郡的研究表明，该郡1086年维兰占《末日审判书》调查人口的46%,1279年维兰的比例则为53%。科斯敏斯基通过对1279年百户区档卷的研究，得出剑桥等六郡的维兰土地的比例为40%。科氏的估计数字要比其他人低，但最近戴尔认为整个英格兰的维兰比例不会高于40%。因此，维兰人数或者土地比例为乡村人口的40%-60%,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农奴的本质特征就是其依附于领主。不过，农奴的依附不同于奴隶。从封建法律层面来看，农奴不是领主之物，而是领主之人。领主不能随意伤害农奴，甚至不能随意买卖农奴。而从事实层面来看，农奴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占有一定的土地，可以进行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但是，农奴对于领主的依附并没有改变，这种依附的基础就是土地。农奴就是被领主固着在土地上的依附劳动者。根据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的研究，中世纪欧洲农奴的身份有几个外在的标志，即继承费、迁徙费、婚姻费以及任意费。因为从属于主人，故农奴的财产在家内继承时要向领主缴纳相关费用，此为继承费。一些地方农奴的继承费要缴纳一头最好的有角兽（即牛）、全部的马匹、车辆、锅、全部的羊毛衣服、所有的咸肉、全部的猪（只能留下一头）、全部的蜂群等。同样地，农奴的子女（主要是女儿）结婚必须向领主缴纳费用，此为婚姻费（Merchet）。婚姻费数目不大，英国的习惯是几个先令。所纳费用虽然不多，却使使农奴感到屈辱和痛恨。被领主固着在土地上，农奴若要离开领地必须向领主缴纳费用，此为迁徙费。此外，领主还可能随时无理地收取各种费用，此为任意费。英国的维兰在总体上分享了欧洲农奴的那些基本特性，也呈现出自己的特征。例如，法国农奴制度的形成，大体在9世纪；13世纪开始，农奴制度在法国各地已经走向衰落。而英国维兰出现于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它呈现出鲜明的依附特征的时间更是要到12世纪之后，12、13世纪是英国维兰制鼎盛时期。

维兰的依附特征体现在他们以非自由的条件租种领主的土地。英国普通法称呼此类土地为维兰保有地或者奴役保有地，它与自由保有地相对称。在法律上，农奴保有地不受普通法的保护，即相关诉讼只能在领主的庄园法庭进行。维兰的土地在法理上属于短期或者终身保有，一旦维兰故去，土地即为领主收回。在实践中，如果经领主同意并缴纳一定费用后，维兰土地往往可以传承给子女。这些实践经历过长时间的沉淀后，就成为习惯。维兰土地尽管不受普通法的保护，但受到地方习惯法的保护。它们往往被描述为“依据领主意愿和庄园习惯”而保有的土地。因此，个体维兰事实上为领主的终身佃户，而在维兰家族的视角上则又具有世袭佃户的特点。

所谓的维兰保有地，就是维兰租种领主的土地，即租地（holding，又译为份地）。为了租种土地，维兰先要缴纳一笔入地费（进入费）。一般入地费多为1-2年地租之和。中世纪晚期英国各地入地费剧增，往往为多年乃至数十年地租之和。租种土地，每年要缴纳地租。地租的形式有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等。劳役地租是指以为领主服劳役的方式缴纳地租。一般而言，英国维兰的劳役地租是每周在领主的自营地上进行耕作、播种、除草之类的劳动三天，是为周工。周工属于无偿的劳动，维兰不仅要出劳力，而且要自备牲畜、农具、种子等。在农忙时节，维兰还要帮助领主收割谷物、晒干草，是为献工。献工有一定的报酬，主要为提供劳动期间的饮食，额外还有一些小奖赏，如可以获得一定的谷物或者绵羊等。在13世纪威尔特郡的某一庄园中对农奴的义务有如下规定：他应履行的秋收劳役，除了周六外，从圣彼得节一直到米迦勒节，每天都要服劳役，要完成各项工作。如果他从事收割工作，那么每天要收割半英亩，而且他有权利从他收割的谷物中用皮带取走一捆谷物，第一天收割的谷物除外。而且当半英亩谷物运走后，他还可以在此地拾取一把谷物，这被称为“别空手离开”。实物地租则是以谷物、牲畜、果蔬等作为租金缴纳。货币地租则是缴纳货币作为土地租金。大体上，三类地租以更替的形式而在历史中存在。早期以劳役地租为主导，随后是实物地租，最后是货币地租。货币地租取代劳役地租，往往被看作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与阶段。13世纪英国领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因劳役地租征收困难，出现了将其折算为货币的流行方式。不过，我们要看到，在实际的历史中，三类地租并非总以先后次序而出现，许多时候为并存状态。货币地租在中世纪早期英国就已经出现，13世纪成为主导形式，而劳役地租直到中世纪晚期仍然在许多地方残存。1348年黑死病之后，英国各地出现了领主加大劳役的反常现象，被称为“领主的反动”。地租以何种形式缴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主的意愿和地方习惯，更有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对其产生作用。

简而言之，维兰的经济活动受到了领主的支配。领主甚至将这种强制覆盖到维兰的日常生活。例如，领主禁止维兰私人手工磨制谷物，要求他们到领主的磨坊加工。领主还禁止维兰在家烤制面包，烤面包必须到领主的面包坊。维兰必须出现领主的法庭，接受不定期的劳役要求等。这些都是超经济强制的体现。无论是经济关系还是超经济关系，都揭示了领主对维兰的剥削。在封建领主制度下，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并不能否认剥削的存在。根据一些学者的估计，领主的剥削量一般占到维兰收入总量的50%还多。

直到14、15世纪，维兰都是英国农民的主体，他们的数量占英国农民的三分之二有余。14世纪开始，英国维兰制度开始走向衰落。这一过程也是维兰得到解放，成为自由农民的历程。

自由农民的基本特征就是以自由的条件从领主处保有土地。从封建法律的角度来看，此类农民与那些按照自由条件保有土地的各类人群（如大小贵族、骑士等）并无不同，都是自由土地保有者。不过，前者为土地上的直接劳动者，后者则是土地上的食地租者。也正是在封建法律上，自由农民的自由得以体现。首先，依据英国普通法的原则，普通法法庭只受理自由保有土地的诉讼。换言之，自由农民的土地得到了普通法法庭的保护。因此，自由农民是王室法律体系保护下的农民。其次，即使自由农民从属于某个领主权，他们也有相当的自由权利，例如，自由迁徙、自由处分财产、自由择偶、不为领主服劳役等。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自由农民的自由程度是相对的，其土地并非绝对的自主地，领主有收回的权利。他们也要向领主交纳诸如玫瑰花之类的象征性地租。在许多地方，领主还强迫自由农民出席庄园法庭，担任陪审员，在本地诉讼等。因此，自由农民仍然是领主的依附农民，尽管依附程度要比农奴低。

自由问题的复杂性，还体现在自由与非自由之间存在诸多的中间状态，许多历史文献中常用模棱两可的词语来描述村民，关于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其实从法律上都难以断定。其中的许多人处于自由佃户和维兰佃户之间。例如，英国王室庄园上的有一类佃户，名为维兰索克曼（villein sokemen），他们的身份是奴役性义务与自由权利非同寻常的结合。他们一身而兼有维兰和自由人二者的特征，他们负担一些维兰义务，却享有一些自由人的权利。在瓦威克郡的斯通雷（Stoneleigh），维兰索克曼负担一些季节性劳役和其他有维兰特征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们的继承人享有无可争议的继承家庭份地的权利。他们交纳的继承费用也是固定的。再如肯特郡有一类完全特殊的名为gavelkind tenant的佃户。他们全是自由人，不必得到领主的许可就可以赠送和出卖其土地和不动产，每个人都有权在法庭上进行起诉或者为自己的权利进行辩护。如果他犯重罪，国王只没收其动产，其土地和不动产由其继承人平均分割继承，即所谓“父亲绞死，儿子犁地”。但是，他们又如维兰一样负担有一定的劳役和义务。还有康沃尔郡的conventionarii，其身份界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他们是租地农民。租期一般为七年，以自由协商租金的方式领有土地，负有很轻的劳役。而在西米德兰地区，radknights是指自由人与习惯佃户之间的一个阶层。总之，此类半自由农民的存在，使英国农民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特征。

维兰与自由农民并存是英国乡村中显目的现象。不过，仅从法律身份的角度来理解此时的英国农民，显得不够全面。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律上的身份都不是其人生活的全部。至少，在中世纪英国很多时候农民的身份与财富地位并不等同。农民之间的分化，除了法律身份之外，还体现在经济状况、人口状况等方面。波斯坦著名的观点就是如此：即使在农奴制度下，法律或者社会身份对于农奴的影响与作用也远不如经济环境本身。他试图以丰富的材料和雄辩的逻辑证明，在村社中自由并不与财富画等号，奴役也不意味着贫穷；富裕的多是农奴，真正贫穷的则是自由农民。波斯坦强调经济而弱化法律的观点，在几代学者中都有回响。在1279年百户区档卷的调查中显示，拥有土地在1个维尔格特的自由农民约占比例8%,而农奴的比例只有2%。这似乎说明自由与财富的一致性。但另一方面，拥有1/4维尔格特土地的农民中，59%属于自由农民，却只有27%是农奴佃户。那些拥有土地在5英亩或者不足5英亩的自由农民占47%,3英亩或者少于3英亩土地的自由农民占比例为37%。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自由农民并不一定是村庄中最好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构成了村庄中最为贫穷的人群。因此，从经济的视角来理解农民的生存状况更为直观。在此视角下，农民因拥有土地财富的多少而形成不同的阶层。这种划分与法律身份意义上的区分显然不同。（见下表）

第二章　乡村社会经济变迁

因为黑死病、战争等因素的作用，晚期中世纪英国人口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与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庄园制度开始解体，农奴制度走向衰落。农业生产乃至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4世纪中后期开始，英国各类庄园自营地出租成为经济史上极其突出的一个现象。从整个英格兰来看，几乎所有为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所观察的地产与庄园，或先或后或大或小，都发生过庄园自营地出租的情况。自营地出租的原因，自然要从其经营的成败中去找寻。14世纪初期的气候变迁所导致的歉收，1348年的黑死病所导致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以及农奴的逃亡与反抗，这些都是当时各个自营地所要共同面对的社会经济环境。从经济本身考虑，则市场整体情形不利于自营地的经营，即各种物价尤其是谷物价格下降，而劳动力工资则飞快上升。14世纪中期开始，农业工人工资迅速上涨，以至于国家要颁布法令来禁止。1349年和1350年的劳工法令规定了农业工人（还有其他工人）的最高工资标准，违背此法令的雇主将受到惩罚。与此同时，物价则呈现下降的趋势。

总体价格指数来看，设定1450/1-1459/60=100，则1350-1360年为125,1360-1370年为145,1370-1380年为118,1380-1390年为93,1390-1400年为97,1400-1410年为115,1410-1420年为107,1420-1430年为99,1430年-1440年为130,1440-1450年为88,1460-1470年为99,1470-1480年为102,1480-1490年为122,1490-1500年为96.可以说，谷物价格从未恢复到14世纪初期的水平。这是造成自营地放弃直接经营的主要原因，也是租地农场经营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家畜及畜产品的价格相对稳定中有所上扬，但此时的许多自营地牧场及家畜饲养仍然在领主手中。与农产品价格下降相对的是，雇佣劳动工资却在上涨。以农业雇工中的脱粒及扬谷为例，若1330/1-1346/7的工资指数为100，则1350-1351年为148,1360-1361年为113,1370-1371年为121,1380-1381年为177,1390-1391年为136,1400-1401年为149,1410-1411年为142,1420-1421年为157,1430-1431年为148,1440-1441年为150,1450-1451年为212,1460-1461年为203,1470-1471年为203.

对此困境，领主自然要寻求解决的方法。谷物价格下降，使一些自营地试图缩减谷物种植而增加养羊来代替，但对于大多数自营地而言，这不太现实，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此外，在一些地方，领主试图强制农民附着于土地之上，从而出现了“领主的反动”或者“封建反动”。这样的情形，也被称为“新农奴制”。然而，领主的反动或者新农奴制并不成功。最终，出租逐渐成为一种为各类自营地所采取的流行方式。

自营地出租的时间表，各地自然不同。事实上，14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庄园自营地出租并非什么新鲜事物。早在12世纪，英国就有出租庄园的现象，且相当普遍。即使是13世纪自营地经营繁荣的时期，英国也不断有出租的现象发生。但是，14世纪的自营地出租远比12世纪的更加引人注目；而且，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其中行动较早者，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当然也有行动迟缓者，则可能维持其直接经营到16世纪。但学者们多认为，到15世纪后期，英国各类地产中的自营地已经大多出租，甚至最为保守的教会地产也是如此。

14世纪后期开始，自营地出租相当普遍。让领主加快出租步伐的，仍然是经济因素。在14世纪后20年，谷物价格下降更加明显。或许是领主们已经放弃了以后还要收回以直接经营的希望，此时的出租多以分割的方式进行，即自营地以小块土地出租给小承租者。在温切斯特主教地产上，承租土地绝大多数都是“庄头和农奴”这样的农民。农民承租者占主导的情形，一直到16世纪才有所改变。不过，有时候领主没有跟承租者一个个打交道，而是将土地以集体的名义租给某一村社或者群体，再由后者去分配。1368年6月11日，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的总管和其他人一起做出了出租庄园自营地的决定，包括耕地、草地和牧场共1000英亩和半鲁德（rood），还包括所有渔业。这些都整体性地租给庄园的不自由佃户，而那些奴役佃户每年要支付162英镑4先令6便士。这些佃户以自己及其继承人的效忠和租金来承租该自营地，然后在他们中间分配。由于采取分割出租方式，普通农民也能够获得承租的机会。

降低土地租金和延长土地的租期是吸引佃户的常用手段。诺福克郡冯塞特庄园自营地出租自14世纪后期开始：出租租金在逐渐下降。每英亩土地租金的情形如下：1376-1378年，10 便士；1401-1410年，9便士；1422-1430年，7 便士；1431-1440年，8便士；1441-1450年，7 便士；1451-1460年，6 便士；1461-1470年，7 便士；1471-1480年，6 便士；1481-1490年，8便士；1491-1500,7 便士。在土地租金下降的同时，冯塞特庄园的自营地出租的租期却在逐渐延长，以至于发展出了一种永久租期（fee-farms）模式（见下表）。

土地租期长度变化及所占比例（%）

冯塞特庄园的情况不只是个案，而是此时英国各地普遍现象，有些地方的租期甚至达到5000年的夸张程度。出租年限的变化，从领主方面来看，是其面对当时地多而人少的比例关系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宁可长期出租以保持土地不被闲置。而从承租者来看，则是其争取最大利益的一种体现，因为长期承租不仅租金固定，不会因地租市场波动而波动，而且长期承租所带来的土地性质以及承租者身份的变化也是其所期待的。

英国农奴制形成于12世纪末，13世纪是其鼎盛期，而14、15世纪就走向衰落。一如其兴起，英国农奴制度的衰落问题仍然有诸多难明了之处。首先，英国农奴制度消亡的具体或者精确的时间，并不能够确定。许多学者认为，14世纪英国农奴制度已经走向衰落，16世纪已经消亡或者死亡，但17、18世纪仍然可以看到农奴制的残余。希尔顿曾经认为，“那些农奴制度维持得最长的地方，通常是建立最早和建立最牢固的地方。”但诺福克郡的情形并不支持希尔顿的观点。因此，不能夸大农奴解放的程度与范围。由于庄园之存在时间长，故与之伴随的农奴制度一直存在。

农奴制度衰落肇始于作为农奴制核心的劳役的废除。早在13世纪英国各地就已经流行将劳役折算。1389年9月29日至1390年9月28日的克劳雷村庄头账本中习惯劳役工作完成情况的记录特别详尽，可以看出某些重要的变化。

应履行劳役，已完成与未完成的劳役表

说明：秋天，从8月1日到9月28日，共计8周又2天（减去节日）；冬天，从9月29日到1月31日。共计43周又6天（减去3个宗教周）。

在1242个已经完成的工作中，庄头的、铁匠的、3个羊倌和3个犁田人总共完成836个劳役，另外406个则为临时的折算。假如我们将已经完成的劳役加上那些实际以货币付清的工作，则发现在总共应履行3398个工作中，领主实际上只收到2246个工作。就是说，此时真正直接履行劳役的农民已经少于以货币或者其他方式折算的农民了。在拉姆塞的霍利威尔（Holywell）庄园，从13世纪中期开始到1370年间，习惯土地被分为两类：服劳役的份地和纳货币的份地（holdings ad opus and ad censum），前者的佃户要到自营地上服劳役，后者则可以将其劳役的全部或者部分折算为货币。在1370-1371年，该庄园的总劳役为3179工，其中有16%的劳役被折算。1391-1392年，在总共2977工中，有965工被售卖，占比例为32%。1399-1340年，占比例为30%;1400-1401，占比例为32%。1401-1402年，比例为39%;1403-1404，比例为42%;1404-1405年，比例为42%。而在1362-1363年则只有1%被折算。到15世纪头10年，拉姆塞地产上，有些庄园的自营地已经放弃耕种，改为出租，有些则继续保留。总之，到晚期中世纪劳役制在各地都已减轻甚至消失，或者只存其名而未有其实。

劳役的废除不是农奴解放的全部，农奴解放另一重要方面是自由权利的获得。希尔顿说：“自由身份与自由领有的核心不是劳役形式地租的终止。在农民社会中，基本的自由是农民的权利。”维兰佃户在晚期中世纪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权利，如自由迁徙权、自由婚嫁权、自由继承权等。埃塞克斯郡的农民只有少数能在其乡村共同体中度过一生，大多数人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时喜欢迁移。在1320年代——1330年代，埃塞克斯乡村人口更新率（turn-over）几乎等同于300年以后的英国该郡。这种自由迁徙是农奴自由权利的一大进步。如在1380年代，伦敦布商巴黎的西蒙（Simon of Paris）就是迁入伦敦市成为自由市民并且致富的维兰。西蒙回到其出生地时因不愿担任庄头（reeve）而被拘禁。地租和各种税费负担的下降显示出农民在土地的保有、土地的继承和转让等方面已有了相当的权利，有些地方的佃户甚至自己选择管事和地租收取人。农奴的自由权利还表现在司法上。农民诉讼其领主，拒绝出席法庭和拒绝担任陪审员的事情并不少见。并且一些担任陪审员的农民还在某些案例的审判上拒绝与领主合作，有的甚至公然对抗。15世纪中期，亨伯雷（Henbury）陪审团对于领主管事所发出的命令两次都不予理睬。在自由嫁娶、自由担任圣职、自由转让土地等方面，英国维兰农民也获得了一定的权利。这些自由权利的获得，是依附农民挣脱各种政治依附的开始。

关于英国农奴制度消亡的原因，现有的解释多从经济角度来展开。例如，农奴制度的衰落往往被置于1348年黑死病之后。潜在的论证就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尤其是人口的剧减（如新马尔萨斯论者所主张的）导致农奴制度解体。农奴的存在是为了领主庄园自营地的经营，为生产劳动提供劳动力。一旦经营有利，领主就会加强对农奴的控制，以保障土地上劳动力的供给；反之，则放弃经营，也就放松了对农奴的控制。在12世纪的大陆及英国等地，因为经营不利，领主将庄园承包出去，虽然庄园的性质没有根本的改变，但对农奴的控制不是很严。13世纪是所谓的耕作经营盛期，于是许多领主尤其是大领主又开始恢复自己经营庄园，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迫使他们以强制的方式将农奴固着于土地之上，于是出现了所谓的领主的反动。而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大萧条，人口剧减，领主又不能进行自己经营了。于是庄园又被出租，农奴也就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农奴制也在14、15世纪开始走向衰落。然而，如果法律身份真不那么重要，则如布拉克顿这样的法学家进行的法理乃至法律实践上的努力，意义又何在？此外，对经济要素的鼓吹隐含了一个推论：奴役是可以忍受的，只要经济条件可以接受。更进一步的推论则是：自由在中世纪并不令人向往。

果真如此吗？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进行的研究提出了反证。中世纪英国大大小小的农民反抗，证明农奴并没有默默忍受其奴役状态。从小规模的聚众反抗与破坏到大规模的起义，农民的反抗从日常走向了非常。例如，在威尔特郡的格拉斯通修道院的白德伯里（Badbury of the Abbey of Glastonbury）庄园，1348年一群维兰佃户试图冲进庄园法庭以证明他们的庄园是古老自营地地位。尽管他们失败了，但1377年他们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另外，来自理查二世五年（即1381年）6月20日的伊莱岛（Isle of Ely）的诉讼（Pleas）中说，亚当·克莱密（Adam Clym me）及其他叛乱分子，闯入了托马斯·索姆奴尔（Thomas Somenour）的私人领地，掠走档卷和绿蜡，加以焚毁。他们携带武器闲逛，还发布命令，任何人无论其身份是自由人还是农奴，都毋需再服从领主的指令去服劳役或者其他惯例义务。后来，亚当被陪审团判有罪。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农民的反抗中经常出现焚烧庄园记录的情形。在此，农民对于庄园文字记录以及其背后的庄园法庭的态度值得我们关注。在我们已有的印象中，似乎是那些拥有了庄园法庭档卷副本的农民如何珍惜其文书。换言之，他们十分看重法庭档卷的权威性。但同时，在权威的背后可能意味着强势带来的压迫，故憎恨往往就在权威威严的外表背后隐藏。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缘于政府征收人头税。起义者所提出的一些主张是不成体系的，或者说没有特别的政治自觉。不过，其中的经济条款还是反映了此时农民的处境：“他们要求将来没有任何人处于农奴制之下，没有任何人向任何领主行任何方式的臣服礼或向他服役，每人为他的土地只付每英亩4便士的地租。他们还要求，除掉出于自己的善良愿望，并且依照正规的契约规定外，任何人将不再服役于任何人。”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农奴制和维兰制度的痛恨和对自由的向往，也可以看出他们期望得到法律保护的愿望是多么强烈。

无论是作为个体的逃亡，还是以村社共同体为单位的集体对抗，甚至是跨地域的大规模起义，都在叙说着农民对奴役的态度，也就是对自由的态度。中世纪英国农民或许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完全意识，也或许其内部的冲突比之于跟领主的斗争更为经常与繁多，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农民之间的争端还要寻求领主的解决，但是，农民对于自由和奴役的态度，并不是完全可以忽视的。从这一意义来说，农奴制度的衰落与消亡乃是农奴斗争的结果。

庄园与农奴制度的衰落，意味着领主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减弱。这种削弱可能是全方位的。在土地的租赁、继承等方面，领主不再是强势的支配者。例如，瓦威克的托马斯伯爵在赫特福德郡有一个弗莱姆斯特德（Flamstead）庄园曾经租给一个市民，年租为40马克。1374年，其人退租。伯爵的委员会寻求替代者，一个名叫托马斯·佩恩（Thomas Payn）的伯爵佃户同意以一定年限承租，但有一个条件，头两年免除他6英镑，这样他才支付每年40马克（合26英镑13先令4便士）的租金。这是一个农奴作为平等的一方与领主的委员们（councillors）谈判的例子。领主提倡长子继承或幼子继承的一子继承制，但如瑟斯克所言，长子继承制在农民中间从来就不流行，只有土地贵族和那些想上升到这一行列中的人才实行之。在幼子继承土地时，那些年长的儿子事实上已从父亲手中获得了一部分土地。农民中间分割继承的逐渐发展和加强，也就是农民自由处分土地的权利在加强。按1540年的《遗嘱条例》（Statue of Wills），所有自由土地（socagel and），包括公簿地，都能自由按遗嘱来处置。事实上，在此法令颁布前一个世纪即已有遗嘱自由处理土地的情形，法令的颁行只是确证了这早已存在的事实。

当然，领主权力的削弱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地退出。事实上，在庄园解体之后，许多地方的领主仍然保留着庄园法庭，以行使其权力。15世纪末南牛顿（South Newton）的公簿租地农仍要给领主运输建造房屋的木材。在牛津的库克斯汉姆（Cuxham），领主仍有权从公簿租地农手中获得秋收时所需要的28个献工。

农民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依附性的维兰逐渐演变为契约性的公簿租地农（copyholder）。约当14世纪早期，维兰习惯佃户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即一些佃户在承租土地的时候能够获得庄园法庭档卷的副本作为凭证，他们也因此被称为“依庄园法庭档卷副本而租地的佃户”。习惯佃户承租土地的义务和条件等内容不仅被记录在法庭档卷中，而且给佃户一份档卷副本作为承租土地的凭证。副本上记录了租地要承担的各种义务及租地的相关条件，如进入费、地租、租地的年限、劳役等。它是档卷副本，也是农民租地的凭证。一旦发生纠纷，农民可以以此作为维护其权利的依据。从法律意义上看，公簿租地农自维兰演变而来，其核心在于公簿租地保有权（copyhold tenure）自维兰土地保有权发展而来。二者前后相继，正体现了英国农民土地保有权发展的轨迹。在维兰制度下，农民承租土地是依据其身份，而在公簿租地农那里，承租土地是以具有契约性质的公簿。对于农民来说，在庄园法庭上取得一件文书记录，就意味该土地不仅有成文公簿作为凭证，而且为习惯法所确认，也就有了契约的性质。例如，在约克郡的默斯雷（Methley）庄园，1364年10月29日的档卷记载着这样的情形。罗伯特·马切尔以违约诉讼控告约翰·埃蒙森及其妻子希赛莉。罗伯特说，他将1牛冈（Oxgang）土地转让给约翰夫妻二人，条件是在合约期间后者不能再次出租或者转让土地，但约翰二人将土地转租和转让给了不同的佃户。这违反了双方的协议，也直接造成罗伯特的损失达40便士，故提起诉讼。约翰二人到庭，申辩说自己只是获得了土地，但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他们还请求法庭呈现档卷记录，一天后拿出副本（copiam），于是法庭给予约翰夫妻一天的时间来展示其档卷副本（copiam rotulorum）。在此类诉讼中，法庭以及被告都确信副本的作用与功效。

公簿租地农最为典型的表达是“凭借法庭档卷副本”而租地；不过，在这一短语背后经常附加有“遵从领主意愿依庄园习惯”的表述。与维兰租地比较，公簿租地的表达方式并无不同。领主的意愿和庄园习惯是二者共同强调的内涵。在此，人们不得不回到了梅特兰曾经极感迷惑的问题：领主的意愿到底有多少受到庄园习惯的调适或者控制？换言之，公簿租地农的租约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控制，只是依据习惯吗？在法庭记录中以“依庄园习惯”租地的情形可能更为普遍。例如，在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庄园，1349年12月召开了一次法庭会议。在总共17起涉及土地承租的法庭档卷记录中，就有10起承租土地都是“依据庄园习惯”进行的，且都附有一定的义务；只有1起是遵从领主意愿而承租，同样伴随有一定的义务。另外，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古老自营地上的佃户就经常自称是“依据庄园习惯”，而非“依据领主意愿”而租地。那么，这是否说明，转变的关键在于摆脱了维兰制下的领主意愿而走向了庄园习惯呢？而根据郝威尔的研究，在莱斯特郡的凯伯沃斯庄园，14世纪中期之后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从“以奴役形式”（in bondagio）租地向“遵从领主意愿”（ad voluntatem domini）租地的转变。表现在庄园法庭的记录中，就是“以奴役形式”租地的案件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遵从领主意愿”承租土地的情形在快速增加。一者减少，一者增加，此消彼长，作者认为，这种转变就是从维兰租地向公簿租地的转变。这是否又说明，转变的关键从“以农奴形式”的习惯租地走向“遵从领主意愿”而租地呢？此外，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更具有地方特色的表达。在普斯等人所选编的庄园法庭档卷中，我们读到不少诸如“遵从领主意愿凭借树枝“(per virgam ad voluntatem dominorum),”遵从领主意愿依据劳役和习惯凭借树枝”（per virgam ad vountatem domini per servica et consuetudines）之类的表达。1347年，剑桥郡的维奇翰（Witcham Rectory）庄园，某佃户承租土地的情形如此表达：“遵从领主意愿承租土地给自己及其后代，依据庄园习惯履行惯例行为和劳役。”（tenedas sibiet sue sequele ad voluntatem domini faciendo consuetudines et servicia secundum consuetudinem manerii.)在该庄园这样的表达不只一次出现。这里，将领主意愿与庄园习惯的功能分开了：遵从领主意愿来承租土地，依据庄园习惯来履行劳役等义务。这些难道只是文字记录上的变化？或者说用语上的变化难道没有反映某些历史实际？

总之，从庄园法庭记录或者说庄园法庭的实践来看，关于领主意愿和庄园习惯，公簿租地与维兰租地的表达并无绝对的不同，只有地方的差异。那么从维兰租地走向公簿租地，转变的核心到底在哪里？有一些法律学者认为转变的关键是领主的意愿。利特尔顿认为，在行使其意愿之时，领主不能破坏庄园的合理习惯法。显然，利氏解释的中心还是在于领主意愿，即意愿在习惯之先。不过，领主对于庄园习惯也应该尊重。布莱克斯通在其著作中就将公簿租地直接表述为依据领主意愿而承租的地产。此类学者们也承认，领主的意愿并不能摆脱庄园习惯的制约，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转变的关键在于庄园习惯。不过，这一习惯融合了领主意愿，成为新习惯。例如，密尔松这样说：“这种习惯是为了使领主接纳那位继承人，该继承人的被接纳要在法院的案卷上注册，这是他的权利。注册文件即权利文书。这是我们在考察自由保有土地的可继承性时应当记住的关键之点。对领主法庭而言，至于这种接纳是一种对现存权利的宣示，还是领主所作的一种新的授予，这很久以来一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但在现在的情况下，其意义就很大了。对王室法庭而言，其既不是宣示，也不是创新任何权利：土地租佃人是根据领主的意愿占有土地的。”法律史家普拉克内特认为，尽管人们总在讨论所谓的不可记忆的习惯之类的话语，但事实上，“中世纪的习惯能够被制造、被改变、被购买和被出售，它发展迅速，因为它为人所推动，表达他们的法律思想，规范他们的民事、商业及家庭生活。”因此，他发明了一个词语：新习惯（new custom）。在庄园中，当环境发生改变时，那些曾经影响了农民生活的习惯受到了攻击。改变先是让部分农奴脱离奴役地位，发生改变的可能部分是庄园的习惯，部分是习惯的普通法，新的习惯也就生长而成。

从历史演变的过程来看，公簿租地农身份地位的转变，关键在于公簿持有地得到了王室普通法的认可与保护。公簿持有地的诉讼，不再限于领主的庄园法庭，而是可以到王室的衡平法法庭甚至普通法法庭。在这个意义上，公簿持有地就与自由保有地性质相同了。普通法法庭对公簿租地农案件的受理，标志着普通法保护公簿租地农，将习惯法纳入普通法体系之中。1467年，大法官丹比（Danby,C.J.)说：“假如领主驱逐其公簿租地佃户，他所作所为就错了。因为，其佃户是依据庄园习惯法占有土地给自己及其后嗣的继承人，一如在普通法下拥有土地的任何人。"1481年，当某辩护人辩论说假如领主驱逐佃户而佃户没有得到救济，因为他是依据领主意愿而承租土地。对此，大法官布莱恩（Brian,C.J.)说：“这从来不是我的观点，而且我也确信将来也绝不会。因为，在英格兰被驱逐的每个公簿租地农，我理解只要他总是支付其习惯和劳役，则领主驱逐他，他就可以以非法侵入土地对领主提起诉讼。”

公簿租地农在土地持有权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反映了土地的自由持有正成为英国农民发展的方向。马克思对这一发展是持肯定态度的，他甚至提到农民所有权的存在：“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英国学者罗伯特·阿伦甚至认为：“公簿租地农和竞争租地者法律权利的获得，反映了英国土地所有权的巨大的民主化。”事实上，无论以公簿租地农（copyholder），还是自由农（freeholder）和契约租地农（leaseholder），他们在所获得的权利，都证明个体农民在土地持有权上的进步与发展。

第三章　城市的兴起

城市只占英国社会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其重要性甚至远超农村。中世纪英国城市与现代城市之间的亲缘关系，让人们不由自主地对其历史产生向往。然而，要书写中世纪英国城市历史，还需抛弃现代城市带来的知识和价值之障碍。

中文的“城市”，对应的现代英语术语主要有三个，一是city，一是town，一是borough.它们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区别，但似乎又所指同一。大体而言，city与civitas之间对应，强调的是其远超乡村的人口规模、高大的城墙等特征。town意指那些人口规模有限、地理范围有限的城镇，即从规模乃至特征上都是次于city和urban的存在。不过，根据雷诺兹的说法，英式英文town就有美语中的city和urban的意思。即是说，town是所有城市的总称。至于borough一词，本来特指在法律、政治等方面享有特许权的城市，但实际上，使用者常常将其视为几乎所有城市的泛指。

不过，城市这一概念并非不言自明。什么是城市？中世纪英国的城市所指又是什么？学界对此的认识和理解是言人人殊。许多英国学者习惯于以人口规模这一标准来定义城市。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规模至少在5000以上才可称为城市。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人口2000以上即可为城市。甚至有学者将人口2000以下的居民点也纳入到城市研究之中，称之为小镇（smalltown）。根据戴尔的研究，1270-1540年间英格兰小镇的数量为667个，小镇的定义则是人口少于2000人的居民点，且绝大多数居民点的人口在300以上。还有学者试图从居民的职业构成来定义城市。大多数学者认为，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居民从事非农业职业，是为城市区分于乡村的重要标准。例如，帕里萨主要是从功能和社会性上来界定，认为中世纪城镇和城市是一个“永久和集中的人类聚居地，其中相当多的人口从事非农职业”，并且“城镇居民自己和别人通常认为他们是不同的人”。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即使农业职业占据主导的居民点，只要总人口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可以称为城市。为此，有学者甚至将农业城市划为单独的一个城市类型。

20世纪初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重提城市兴起的问题。他颠覆了传统的关于中世纪早期欧洲城市的认识，认为古典西方城市的衰落大概要到8世纪末9世纪初，而随后又在11世纪兴起。皮雷纳否认加洛林帝国解体后欧洲有城市的存在，但他同时又以一章来讨论此时的“城镇和城堡”。显然，在作者看来，这类带有军事或者行政特征的城堡和城镇不能算城市，因为城市的首要特征是工商业的存在。当皮雷纳视野落到英国的时候，认为同一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borough就是城堡，而非城市。因此，皮雷纳的城市兴起问题，核心是工商业城市的兴起。事实上，与皮雷纳同时代的梅特兰及斯蒂芬森等人，也是以这样的视角来认识英国城市的。梅特兰开先河意义的关于英国borough起源的研究中，所进行的工作就是考察具有行政和军事特征的古代的borough如何演变为有法律保障的工商业的中世纪borough.斯特芬森也认为，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作为军事和行政中心的borough不是town，只有当作为商业中心的borough出现，才可以称为town.“中世纪英国的城市被称为borough，其名称是古老的，内容却是全新的。”因此，关于城市兴起问题，与学者们对城市特征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从不同学科出发来讨论中世纪城市兴起，本身就有各自的侧重。在考古学或者地理学范畴，城市的兴起就是城市在外形或者功能等方面如何变为城市。在历史学范畴，关注的是城市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到盛的历史过程。一定程度上这就是中世纪的“城市化”（urbanization）问题，即中世纪城市增长与发展的过程。因此，所谓城市的兴起，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工商业城市的兴起。

事实上，关于英国城市历史的研究，学者们更多地说从宽泛意义上的表达，即城市的起源来展开。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不列颠之后，曾经的罗马帝国的城市遭到了毁坏，但是此时城市衰落的程度在学界仍然有很大的争议。至少，一些重要的罗马城市保留下来，如伦敦、约克等。在罗马统治时期，不列颠形成了约75个左右的可以称为城镇的定居点，包括伦敦、坎特伯雷、约克、林肯、温切斯特等著名的城市。5世纪日耳曼人进入之后，有些城市遭到了破坏，但是将城市的衰落归于日耳曼人可能未必公允。晚近有学者认为，到5世纪中期主要的罗马不列颠城市已经抛弃，而且这一现象一直持续一个多世纪。大体说来，罗马不列颠城市的衰落不是日耳曼人入侵的直接后果，但入侵加剧了这一进程。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注重乡村而非城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英国城市在蛮族入侵后经历了一段衰落的时期。这一时间大体上从6世纪要延续到9、10世纪。9世纪末、10世纪初则是英国城市走向兴起的开始。英国学者戴尔认为，600-850年是城市化的最早阶段，其特征是断断续续；880-1080年为城市化稳定发展的阶段。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在10世纪后期之前，英国城市化的历史证据并不充分。

在诺曼征服之前，英国城市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wic定居点发展而来。它们是海岸或者河滨的居民点，同时也是物品交易的场所。如伦敦、哈姆威克（Ham wic）、约克和伊普斯威奇（Ipswich）等，它们的发展得益于港口便利条件，并且王室为了控制此类贸易港口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此类城市属于王室支持的管理贸易的场所。到9世纪早期，大多数wic定居点被放弃，只有少数残存。另一类是从burh发展而来的城市。burh本是防御性的堡垒，不过其中许多不仅适宜军事防卫，而且逐渐成为政治、宗教以及经济的中心。例如，阿尔弗雷德国王在温切斯特、埃克塞特（Exeter）、牛津和格洛斯特（Gloucester）等地方创造了新的铸币点，从而促进这几个防御中心的发展。而诸如韦勒姆（Wareham）、克里克拉德（Cricklade）、瓦灵福德（Wallingford）和克赖斯特切奇（Christchurch）等预警堡垒（emergency burhs），则正因其军事要塞的功能而吸引居民得以发展。以至诺曼征服之前，大多数burh与那些可称为城市（town）的中心在经济上已经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或者说，burh已经体现了城市化定居点的一些基本特征，如临街的密集建筑物、稠密的居住人口、大量的教堂、种类繁多的手工业等等。根据阿兰·戴尔的统计，在973-1066年间，每个铸币点拥有残留货币在100枚以上的城市共有46座，最少的瓦特切特（Watchet）城有103枚，最多的伦敦和南瓦尔克（Southwark）有10758枚。。另根据末日审判书记载，1086年，人口2000以上的城市有百余座，城市总人口占全英格兰总人口的比例至少为10%。从中可以看出诺曼征服之前英国城市的基本数量。

诺曼征服之后，城市化发展较为迅速。首先，征服者威廉及其后代以及其他大小贵族在英国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城堡。从城堡发展为城市，是较为常见的路径。有的是以城堡为中心，逐渐吸引居民，形成城市。有的则是城堡建造在城市内外，最后成为城市本身的构成。例如，伦敦城里著名的伦敦塔就是威廉建立的城堡，国王还在城市西部建立了两个小城堡，在约克城也建造了两个城堡。此外，威廉国王建造的其他31个王室城堡中，22个都位于郡城之内。1086年左右，斯塔福德郡的图特伯里（Tutbury）就是围绕诺曼人的城堡成长起来的城市（borough）。在威尔士边境地区的小城市也与诺曼人城堡有关。到了安茹王朝，王室政策是牺牲贵族利益，发展王室城堡。有学者统计，1154-1216年间，可以确定有城堡327座。1154年有贵族城堡225座，王室城堡49座；到1214年，贵族城堡179座，王室城堡93座。尽管并不清楚有多少城堡最终成为城市的部分或者城市本身，但是军事城堡之于城市化的作用是明显的。

其次，以国王为首的各级领主还有意识地创建了大量城市。最直接的方式是，国王及其他领主颁发特许状（charters），授予某人在某地建立城市。学者巴拉尔德在其英国特许状汇编中，专门列出条目“特许城市的形成”，其下有“创建特许城市的许可状”、“特许城市的创建”、“颁给特许城市的自由”等细目。他唯一列出的王室建立城市的特许状，出自1189年理查一世之手。理查国王给巴斯主教雷吉纳尔德颁发特许状，准许他在其雷德克里夫地产上建立城市，并且主教本人及其继承者享有在城市及市场的自由习惯和特权。比这更早的例子来自1124-1153年间的苏格兰的爱丁堡和1175年的格拉斯哥。更多的特许状是并不是直接准许新的权利，而是承认旧权利以建立城市。例如，1121-1138年间诺福克郡的伯里圣埃德蒙兹市（Bury St Edmunds）的一份特许状提到，该市的习惯早在国王爱德华、威廉一世、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时期已经存在，并且由修道院的先辈加以确认过，现在由院长本人再次确认。1129-1135年间，威尔顿市的特许状中特别提到，该市的市民将完全享有一如伦敦和温切斯特市民那样的自由。这些特许状提及的习惯或者来自本城市，或者来自其他城市，其目的都是确认承认先王或者先主们过去的习惯可以用来创建新城市。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总的来说，这类特许状的习惯表达是，同意某人在某地建立城市（borough,burgum）。有时还会许以某些权利，如建立市场、享有自由权利等。据学者们的考证，国王常以ad quod damnum为名（意思是“关于有何损害”），即在颁发特许状之前做一番调查，以了解此状是否会对现有的市场造成损害，如果没有，就颁发特许状。获得特许状的地方就以此为指导来建立城市。这一类城市往往会申明自己得到了国王或者其他上级领主的特许状才建立。例如，1296年科尔克庄园（manor of Kirkham）宣称自己得到国王爱德华的许可，在其庄园内建立自由城市，如此方将此城市建成。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特许状所认可的或者准许建立的多是borough，尽管我们将其翻译为“城市”，但实际上在中世纪这一词语有特别的内涵，它没有涵盖所有城市。因此，特许状下兴起的城市，只是特权城市（borough），梅特兰、斯蒂芬森等人研究的正是此类特权城市（borough）的起源。此外，从诺曼时期开始的王室所颁发的特许状，大多数是关于特许市场的建立。根据学者们统计，1198-1483年，获得英国王室特许状的市场就有2800多个。在一些建立城市的特许状中，往往伴随着市场的存在。许多城市也围绕市场而兴起，故而有学者将此类特许状看作城市兴建的前身。但市场与城市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从市场兴衰的历程来看，许多市场最终消亡，更不用说发展城市。

教会也是城市兴起的推动力量。诺曼征服之后，教会借机发展力量。教会城市的兴起是相当突出的现象。例如，1066年黑斯汀斯战役后，国王威廉在战场旧址建起一座修道院，即巴特尔（Battle）修道院。此后，该修道院获得一个特许状并建立市场。于是，围绕着此修道院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商人及手工业者，最后成为一个小城市。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城最早的核心名为老撒若姆城，建有城堡及大教堂，位于山丘之上。据说，主教及教士们对山上城堡的环境不满意，一望无际的白垩崖地刺痛了他们的眼睛。而山下近水的草地有六条河流在此交汇，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某一天，城堡内的教士们外出收割谷物，返回时城门已经关闭。守城士兵拒绝开门，教士们只好在城外露宿一晚，这一经历坚定了他们将大教堂迁出老城的决心。在遣使征得教皇的同意后，1219年新城建设开始了。新城是按主教理查·普尔的规划而建立的。教堂、房屋、市场、街道、城墙等慢慢建立起来，周围的人们也开始请求主教允许进城居住。这座出现于布尔勒河、埃伯尔河、纳德尔河、亚芬河、梯尔河、威里河等六河交汇之处的新城，就是索尔兹伯里。

城市就在上述不同的力量推动下兴起。从中不难看出，各级领主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相当主动的作用，甚至有些城市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非常鲜明的规划特征。1919年陶特就认为：12、13世纪“建造城市的热潮”已然标志着中世纪城市规划黄金时代的开始。学者们关注到的中世纪英国有规划特征的城市不少，如金斯顿（Kingston-upon-Hull）、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温切尔西（Winchelsea）、斯塔特福德（Stratford-upon-Avon）和里奇费尔德（Lichfield）等。这些规划城市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规划”二字上。首先，有关的测量人员或者设计人员自己脑海中有关于城市的理想几何图案。其次，他们能够将理想图形与实际的地形地貌结合，从而完成设计。在有计划的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长方形网格状设计。米德兰地区的斯塔特福德就是典型的规划城市。首先，该城是在老城北面沿阿文河重新设计的。其次，在外观上，该城街道交叉成网格状；有4条东西向、3条南北向的主街道贯穿；每一个街区又细分为诸多的整齐规范的地基以建筑房屋。并且，该城的设计中心突出，如布里奇大街上的交易市场，伍德大街上的家畜市场，还有教堂大街上的行会大厅都是中心所在。莱斯特城，1086年约2000人，有民房378间，教堂6座。13世纪中期，则有9大教区，人口过万。城市布局为长方形，城墙沿罗马旧城外修筑，有城门4座，城市由东西向和南北向主干道2条，城内有教堂、医院、市场、市政厅、学校、旅店等。除了方形网格状规划外，还有发散类型、同心圆类型等规划类型，它们较为突出地体现了中世纪城市规划的特征。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开始，出现了一批关于英国城市的地图，这些地图可以帮助我们较为详尽地了解那些城市的布局结构。

总之，诺曼征服之后的12、13世纪更是英国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是英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不仅城市数量有较为明显的增加，而且城市居住人口数量也有增加。根据1086年完成的《末日审判书》学者们得出了一些较为具体的数字，当时的特权城市（borough）约有112个（或者111个），此外还有44个交易市场。上述城市还没有包括伦敦、布里斯托尔、温切斯特等大城市。这些城市中人口达到2000以上的有17个或者更多，伦敦等城市人口更达到1万人以上。因此晚近学者估计，1050年，英国总人口约160万，城市人口约占10%。1100年，总人口约600万，城市人口约90万，占比例为15%。2500人以上的城市总共约620座，其中，伦敦人口约8万，2万人以上的城市有2座，1万——2万人之间的城市约8座，5000-9999人之间的城市约12座，2500-4999人之间的城市约100座。

城市是乡村汪洋中的岛屿。这些岛屿的浮现和兴起，自有其因由。城市的兴起是农村发展的结果，尤其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如果没有农业产品剩余的支持，城市人口的生存是不可能的。因此，城市的兴起就是手工业和商业跟农业劳动分离的结果。城市的增长与发展，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的变迁。农业技术发展使农业有剩余，可以进入市场，而城市化导致城市的需求增加。城市的兴起也是英国社会整体的需求所致。或者说，社会各阶层因各自的利益诉求，从而在城市兴起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业。从手工业者和商人来看，城市是更为集中的生产和交易场所。城市的直接领主则能够从中获取到各种经济利益，如征收商业税、行业税等。至于颁发特许状的领主或者国王同样能够从中获得收益，也正因为如此，这些领主们才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城市的兴起中。如对城市建设进行规划，当然不是普通人能够参与的事情，地方当局、教会高层乃至国王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看，不能忽视统治阶级在城市兴起中的积极作用。甚至只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看，城市兴起的最大力量就是各级僧俗领主，似乎只有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可证明城市兴起的特许状。然而，特许状城市的建立许多时候并非国王或者其他领主有意识地创建，而是本已经在该城生活的居民，尤其是那些工商业者向国王或者领主赎买特许状，从而逐渐成为得到认可并享有一定特权的城市。在后一意义上，城市尤其是特权城市的建立，其主导性在于普通市民。

第四章　城市的发展

12、13世纪是英国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不仅体现在城市数量的增加上，更为突出的是城市发展出较为鲜明的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城市的自由与自治。

自由，在中世纪语境下，主要是特权的体现。在封建原则之下，一切土地都有其主人，城市也不例外。从属于某一主人的城市，从原则看，城市上的一切事务及相关权利都属于领主所有。从城市行政事务的管理，到市场税费的征收，再到市民行为的规范，都由城市领主及其代理人负责。随着城市日益繁荣，这些习惯或者方式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此，城市市民及其团体组织以各种方式向领主争取管理和控制城市事务的各类权利。法国城市公社运动，就是争取城市权利的市民运动。有学者认为，英国也有类似于法国的公社存在。领主如果同意，就会颁布特别的许可令，即特许状。

从颁发的主体来看，特许状大体有三类，一是国王颁发的特许状，因为英国城市绝大多数为国王所有；一是教会颁发的特许状，教会是除了王室之外在英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因此许多城市特许状是由教会颁发的，如埃克塞特主教颁发给彭任城市的特许状就属于此类；一是世俗领主给自己所辖城市颁发的特许状。特许状的获得最通常的方式是以钱财来购买，或者说是以金钱来交换领主对某一权利的让渡。亨利一世时伦敦市民因持有特许状而必须向亨利及其继承者交纳年租金300英镑。自然还有领主慷慨大度的权利赐予，不过甚少发生。更激烈的方式则可能是带有武力或者暴力特征的请愿和博弈，最后双方达成妥协而完成权利的转让。

城市特许状首先承认某城市整体上的自由权利。例如，我们读到许多特许状这样表达：“顿维奇将永远是一个自由城市”（1200年），“布里奇沃特将是一个自由城市”（1200年），“赫尔斯顿市将是一个自由城市”（1201年），“索姆斯特的威尔斯将是一个自由城市”（1201年），“林恩将永远是一个自由城市”（1204年），“斯塔福德将永远是一个自由城市”（1206年）。

在特许状赐予的城市整体自由权利之外，更多的是具体的特权赐予，或者是人身受保护的权利，或者是土地财产受保护的权利，或者是工作受保护的权利，或者是免除法庭传唤的权利，或者是免除某种赋税的权利，等等。学者们将这些权利进行了分类，大体上包括市民特权、市民土地保有特权、司法特权、贸易特权、财政特权、行政管理特权等重要方面。一个城市争取到的特权越多，其自由度就越高。然而，只要该城市还是属于领主所有，任何一个城市都不会也没有获得绝对意义上的权利自由。

关于城市居民的人身特权，中世纪英国城市中的居民，可能会因财富地位等而形成不同的等级；但各种特许状中被称为市民（burgensis,civis）的人们都是自由人，既受到国王法律的保护，更受到城市习惯法律的保护。例如，1200年布里德里奇沃特的特许状中说：“该城市所有的市民都是自由市民。"1201年哈特勒普尔市的特许状中说：“我们准予该市的人民都将是自由市民。"1201年的威尔斯WELLS特许状也说：“该城市所有人及其后代都将是自由人。”不仅承认特权城市市民为自由人，而且在许多特许状中接纳非自由人，并给予他们以同样自由的权利。例如，亨利一世授予纽卡斯尔的特许状中规定：“假如一个维兰来到城市定居，则在一年零一天之后，他将成为一个市民，他将可以永远住居在那里。”（译文是刘启戈的。见刘启戈、李雅书选译《中世纪中期的西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14-115页。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4-135页。)这一特许权得到了后世国王的一再重申。亨利二世在颁发给林肯城、诺丁汉城的特许状，理查一世颁发给哈费尔福德威斯特（Haverfordwest）和北安普顿（Northampton）的特许状，以及约翰王颁发给埃格瑞蒙特（Egremont）、顿维奇（Dunwich）和赫里福德（Hereford）的特许状，都有同样的表达，即：一个非自由人，只要在该城市中住满一年零一天，就成为自由人。当然，这一著名的习惯和法律是否为所有城市适用尚有疑问，但在拥有特许状的城市中，这一法律原则的适用应该极其普遍。正因为享有人身自由，市民在城市中的生活享有许多的特权。例如，市民的儿子享有父亲同等的自由。亨利一世时期的纽卡斯尔特许状规定：“假如市民有一个儿子跟其在家中同桌吃饭，那么儿子将享有跟父亲一样的自由。”他们有资格携带武器，免除各种劳役和赋税义务，在法律上不受神命裁判或者决斗裁判的裁决，可以自由选择和掌握其职业，等等。这些都是作为自由人的市民享有的权利。关于城市土地保有的特权，1155-1158年，亨利二世时期授予温切斯特、林肯、诺丁汉以及牛津等城市的特许状中都一再强调，市民在各自城市中以购买、抵押等方式保有的土地，都受到城市习惯法律的保护，除了国王无人可以反对。例如，授予林肯城的特许状这样规定：“此外，任何人在林肯城城内按土地保有权购买土地，保有之达一年零一日，无人反对，而购买土地之人又能证明在此期间内，有申请权之人确在英格兰境内，但未提出异议，则予将准许此人在将来安然保有此项土地，一如其过去，不受任何干扰与迫害。"burgage一词本是指市民租用的城市土地，主要是用来建造房屋的宅基地，在一些城市其大小相对固定。后来，它逐渐与其他土地保有类型相区分，被称为城市土地保有权（burgagetenure），因为租用此类土地的条件是自由的，除了向原领主缴纳货币地租，不再承担劳役和其他义务。在城市中拥有土地的市民还具有自由转让土地的权利，甚至城市土地的承租人也能获得同样的自由权利。1147-1183年，卡尔迪夫的特许状中规定：任何人即使拥有领主伯爵的半份伯格吉（burgage），也可以享有整份伯格吉土地的权利。如果市民拥有两份伯格吉，且希望出租其中一份的话，则只要他愿意可以将该伯格吉上的权利转让给承租人，承租人将享有此土地上的权利。其他城市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如1194年彭特弗拉克特（Pontefract）的特许状规定，购买半份宅地（t oftum）可以享有整份的权利，一个人在宅地上的房屋不只一间，也可以出租，等等。甚至1194-1242年间的奥克汉普顿城（Okehampton）的特许状规定：任何人想要获得城市的权利，可以缴纳费用来实现，第一年交纳领主4便士，交纳城市4便士，第二年只交纳领主4便士，第三年他将获得城市租地伯格吉或者交纳名为gablum的费用，然后就可以安然离开了。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市民享有城市租地上的特权。

关于司法特权，即城市有自己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权利，首先，城市设有自己的法庭，专门处理相关的法律诉讼。市民之间的任何纠纷，都必须在本法庭进行诉讼，不得到城市之外的其他法庭。例如1130年，英王亨利一世给伦敦颁发的特许状规定：“伦敦市民享有充分的权力任命他们所愿的伦敦市民为市长，并任命任何一人或他们所愿的伦敦市民为法官，负责处理按照国王的法令而提出的申诉，遇有讼案即审理；此外无论何人均不得对伦敦人民行使司法权力。凡属市民均不得因任何纠纷而到城墙之外进行起诉；……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人等不得强迫施行。任何市民若因依国王法令而提出申诉而受到控告，得立誓表明其伦敦市民身份，这样就可以在市内进行审理。”这种规定在几乎所有城市的特许状中都得到体现。所谓城墙之外的法庭，其所指既有其他城市的法庭，更有百户区法庭和郡法庭。即使市民去往百户区法庭或者郡法庭诉讼，也与本城市利益冲突，因此一些城市的特许状中提到该城市免于郡法庭之义务。当然，若有上诉，可以到王室上诉法庭。

其次，城市法庭的司法审判，依据城市习惯法而形成了一定的审判模式，在开庭的时间和地点的确定，以及审法官和陪审员的选任上都有一定之规。法庭处理的诉讼案件包括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邻里纠纷，有财产侵犯，有人身伤害，有违反法律，等等。法庭受理诉讼，经陪审团裁决之后做出判决。在诸多处罚中，罚金是重要的措施。因此，城市法律独具特色。

关于贸易特权，即城市享有自由贸易的特权：首先，城市享有举行市场或者集市贸易的权利。在这里，排除外来人在本地的经商贸易之权，强调只有本地人员在本城范围内举行才是允许的。1188-1219年，埃尔费特城（Elvet）的特许状中说，如果得到领主主教的许可，“我们就能够在城市获得一个市场或集市（forum vel nundinas），附属于市场和集市的所有权利也将归我们所有。"1199-1214年英费尔尼斯（Inverness）的特许状中说：“我已经在我的城市英费尔尼斯建起一个市场，时间是每周周六。"1154-1189年（亨利二世时期）彭布罗克（Pembroke）的特许状，准许该城市市民在使徒彼得和保罗节日期间举行8天的集市（nundinas）。1194年，朴茨茅斯（Portsmouth）市的特许状，准许该城市在圣彼得节期间举办一年一次为期15天的集市。其他地方集市举行的时间一般也在圣徒节日，持续时间3天或4天，各有不同。其次，城市有组织自己的行业行会的权利，如商人行会、手工业行会等。1130年贝弗雷（Beverley）的特许状，准许市民遵照约克城的习惯建立汉萨屋（hans-hus），一种类似于行业大厅的存在。1154年该城另一份特许状，则准许他们建立商人行会（gildammarc andam），汉萨屋与商人行会都属于城市商业的建筑，有时候可以相互替代，有时候是并列的存在。例如在1200年的伊普斯维奇和顿维奇两城市的特许状中就把二者并列，称为gildam mercatoriam et hansamsuam，或者hansam et gildam mercatoriam.

手工业行会的建立也得到特许状的认可。如1155-1158年间特许状，准许伦敦纺织工行会（London Weavers）建立，确认他们享有所有的自由和权利，禁止任何人损害行会的利益。1175年亨利二世还颁发给牛津的皮革制造者建立自己的行会，享有其应有的权利。这类行会的建立并不是免费的，他们需要向国王缴纳费用，伦敦的纺织业行会每年要缴纳10马克给国王。1202年，约翰国王颁布新的特许状，废除了伦敦城中的纺织业行会，为此，国王还要求这些市民每年要缴纳20马克。再次，在经商贸易中享有免税、保护安全等权利。当然，所有这些权利几乎都来自领主的让渡。

关于财政特权，即城市拥有自己征收各种赋税的权利，这种权利来自领主的转让或者出租。在英国国王颁发给伦敦、林肯、剑桥等诸多城市的特许状中都表达为某城市以一定的租金出让。有时候出租的就是特权城市本身，有时候则是把其他地方出租给该城市以收取租金。例如，1189年的伍斯特特许状确认，将该城市以每年24英镑出租给全体市民，由后者向财政署缴纳租金。1131年颁发给伦敦的特许状中则确认，将米德尔塞克斯转让给伦敦，后者要向国王缴纳300英亩租金。1137-1145年间里奇蒙德的特许状中，领主布列塔尼伯爵则将该城市和冯特莱斯的土地永远地转让给里城市民。在此情形下，城市其实就成了包税人，尤其是当城市直接向财政署缴纳租金的时候。于是城市就取代了领主成为城市中各种赋税的合法征收者，包括市场税、法庭罚金、地租以及各种关税等。要注意的是这些权利并非都包括在城市出租之中，而是城市以一个一个的权利特许状分别获得。例如，某一块空地，某地的磨坊，或者遇难船只的收益等，都有相应的特许状赐予给城市。

关于自由城市的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其行政管理特权，这也是自由城市走向自治城市的关键所在，即城市有权选举自己的市政官员管理城市事务。1131年，伦敦可以选举自己的行政长官（sheriffs,vicecomitem），他负责与国王的法官和财政官交涉，应对与城市有关的各种事情。1199年的特许状又重申了伦敦市民有选举行政长官的权利。1131年特许状中确认，伦敦还可以选举政法官（justiciar）的权利，法官要负责有关诉讼事务。1215年伦敦的特许状中则准许该城每年要选举自己的市长（majorem），以负责管理全城的事务，一年期限一到就要改选。此外，还有城守（prepositi,reeves）、市政官（ballivi,bailiffs）以及法警（Coroners）等，各有其职责所在。

并非所有城市享有上述全部的自由权利。事实上，哪怕获得一个特许状的任何城市都可以称为自由城市。但如此理解显然削弱了对城市自由的强调程度，因此，自由城市主要是指那些获得了主要特许权利（如人身自由、土地自由、司法自由、财政自由、行政管理自由等权利）的城市。从这个意义来看，对自由城市的强调是与自治联系的一起的，即有鲜明自治特征的城市，才可以称为自由城市。

英国城市的自治可以看作争取自由的逻辑必然。伊普斯维奇、墨尔顿、林恩等城市在不同时期所进行的类似性质的自治实践，很鲜明地展现了英国自治城市的面貌。伊普斯威奇于1200年5月25日从约翰王手中取得特权证书，规定市民可选举2名市政官（bailiffs）、4名法警（coroner，或者验尸官）。6月29日全城市民集会于圣玛丽教堂广场，开始选举。此后一直到10月，伊普斯威奇市民经过多次选举，选出市政各级官员，有2名正直守法者为市政长官，为城市最高行政长官；4名法警，负责城市治安；12名市政议员（capital portmen），代表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献计献策；2名小吏（beadles），协助长官等处理相关事宜。此外还有城市商会会长、城市印玺保管员、城市习惯法收集员、监狱看守等。总之，由这些新任命的官员集体宣誓负责管理城市，维持城市的自由和特权，以及负责征收捐税以交纳城市租金，负责逮捕和扣押财物，监督监禁的执行等日常事务。从中可以看出，参与城市自治管理的官员还是相当全面的。

当然，各城市官员的种类和称呼未尽一致。例如，在墨尔顿市，有最高的市镇长官，也有执行命令维持治安的警长（constables）、征收赋税掌管钱粮的司库（chamberlain），还有收取罚款的警吏（sergeants at mace）。其他自治城市的情形也大体类似。概括而言，自治城市表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有自己的行政机构管理城市。各城市的官职多少，自然各地不一。自治城市一般有市长，其下则有财政官、司法官、税吏、警吏等。他们负责城市各项事务的管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治城市的特点。其二，行政机构由市民选举产生。其三，行政机构颁行法律条文管理城市。因此，所谓的自治有两个层面，一是相对于领主而言，城市有自己治理的权利；一是相对于权力的集中而言，城市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市民的授予。

相比较于自由城市，绝对意义上的自治城市属于少数。有学者估计所谓的特权城市（borough）在1509年有660座，不过其中124座早在1270年就已经衰败了，其中能够成为自治城市的自然更少。事实上，英文中的borough所指只是获得特许状的城市，其中绝大多数为有自由权利的城市，只有少数可能为自治城市。因此，borough应该理解为享有程度不等自由权利的城市，即自由特权城市而非自治城市。英国王权较为强大，城市的自治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从自由到自治，可能并不存在一种必然。

对于中世纪英国城市的自由与自治，必须更历史地加以认识。对于所谓的城市自由也要一分为二地看。自由，在本质上并非意味着无约束，而是获得了上层领主特许的权利。一座城市，在本质上与其他封建土地并无不同，同样属于某一位或几位领主，这是中世纪封建土地原则的体现。城市要想获取某种自由，其实就是向领主请求某种恩赏。自由与特权，都是他人的赐予。如果领主同意，城市就可以获得某种权利。反之，如果领主不同意，就意味着你无法享有某种权利。即使是自治城市，也只是从国王或者其他领主那里获取了特许状可以自行管理的权利，但是城市仍然在国王的统治之下。无论城市的自由程度如何，在本质上，它都是一个封土。作为封土，这些城市仍然要履行一些义务，无论是实际上的还是名义上的。在英国，国王对于城市财富的渴望从未停止，以封建协助金等形式征收的赋税也一直没有间断。所谓的自由或自治虽有特许状的许可，却并非安全和可靠。国王或者其他领主会以各种理由撕毁协议，重提各种义务。主动权在国王或者领主之手，尤其是当领主身份更迭，新领主往往会期望签署更有利于自己的新特许状。例如亨利二世时期，曾经许可伦敦建立纺织工行会，到了约翰王时期却不遵前王之令，以新的特许状废除了伦敦的纺织工行会，且将行会原先应缴纳的18英镑的费用提高到20英镑。此类撕毁协定之现象，并不少见。从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来看，即使统治者改换了对象，被统治者的身份地位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英国城市的发展不仅在于城市的自由与自治，也在于经济本身的发展。正如皮雷纳等人所说的中世纪城市就是工商业中心。自由与自治最终是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尽管工商业一起并称，但在中世纪英国城市中，商人和商业的地位远比手工业者高。可以说，商人阶层的兴起与城市的兴起相始终。在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是由商人组成的商人行会（gild merchant）管理着包括商业和手工业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商人行会的章程就是经济活动的准则。商人行会兴起于诺曼征服之后，从亨利一世时期开始，商人行会的建立就相当普遍了。在1103-1118年间莱斯特城市获得了建立商人行会的特许状。在特许状中，亨利一世说商人的行会可以享有自威廉一世以来的那些习惯。1118-1168年间，莱斯特城的特许状又重新提及商人行会的建立。大约在此时期，还有贝弗雷（1130、1154年）、刘易斯（Lewes,1148年）、伯尔福德（1147-1173年）、约克（1154-1158年）、奇切斯特（Chichester,1155年）、牛津（1156年）、瓦灵福德（Wallingford,1156年）、林肯（1157年）、贝德福（Bedford,1189年）等等城市，都建立起商人行会。可以说，在12世纪末之前，英国大多数城市都有一个商人行会。

商人行会首先是所有商人的公会，一个城市中的商人必须加入到行会中。1154-1189年即亨利二世时期，彭布鲁克的特许状中特别强调，经该市市民的决定，所有商人要加入他们的商人行会。进入商人行会就成为行会人，获得了行会权（gildship）。进入行会者要缴纳一笔入会费，各地名称和数额自有不同。新人入会必须有人担保，新入会者要向同行的兄弟表达忠诚，还要宣誓服从行会法规、服从行会领导等等。城市市民并不总是有资格成为行会会员，至少妇女被排除在外。商人行会是各个城市实际上的掌控者，它从国王等上级领主那里获取特许状，以此来管理城市。城市争取自由与自治的运动，其带有法人意义的主体就是此类商人行会。或者说，就是那些富裕的商人在为代表自己利益的城市争取特权。因此，在一些城市，商人行会往往就是城市行政机构的代名词，行会的首领也就是城市的市政官。行会事务由商人自己负责，不受外人干预。在瓦灵福德1156的特许状中，亨利二世还强调除了行会自己的首脑和官员之外，无论是国王的地方官还是司法官都不能干预行会事务。

商人行会的行规也在许多时候成为城市的法规，一些城市还形成了商人法。这一点在南安普顿城的商人行会规章中有很清晰的反映。例如第27条，“本城首席会长（chief alderman）或行政官与十二宣誓之执事，应按照规定与需要经常注意商人、生人与私人，务使彼等所负之债务能有充分而切实可靠之担保，且向债权人出立借据。”第29条，“首席会长，十二宣誓执事，或行政官应每月一次，或至少一年四次，审核面包与浓麦酒之售价，务使其定价在各方面依谷价为准则。”这样的条文，要么是说商人行会能够约束城市最高行政官和执事，要么是说这些官员其实就来自于行会。无论哪种情形，都证明了商人行会权力之大。商人行会之权重，自然是因为商业之于城市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城市发展的相当长的时期里，手工业受到商人行会的支配，或者说此时的手工业在城市中还没有相对独立地位。例如，波尔斯（Perth）1165-1214间的特许状中这样说：“我准许波尔斯市民拥有自己的商人行会，除了漂洗工和纺织工。”虽然从中不难读出对此两类人群的歧视，但商人行会并没有真正将手工业者排除。事实上，随着城市的发展，商人行会的构成越来越复杂，也许从未出现过纯粹意义上的商人行会。例如，12世纪末莱斯特城市的商人行会的成员，除了少数商人，更有纺织工、染布工、羊毛梳理工、剪绒工、裁缝、内衣商、鞣皮匠、皮革匠、鞋匠、马鞍匠、羊皮纸制造工、肥皂匠、医生、传道士、丝绸商、金匠、面包师、厨师等等。并且随着城市手工业越来越细化，逐渐分化出诸多手工业行业的行会，这就打破了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商人行会的惯例，也直接导致商人行会逐渐走向衰落。但即使如此，城市中的大商人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许多城市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出自商人阶层。

商人的存在以及商人行会的发展必然以商业的繁荣为其不二的前提。中世纪英国商业化是学界相当热门的前沿问题，所涉及的问题大概有两个层面，一是商业本身发展的高度，一是整体社会的商业化，即社会如何日渐为商业力量所影响和支配，从而体现出更多的商业性特征。尽管商业并不限于城市，农村也有其商业贸易，但是商业化与城市的联系更为紧密。具体而言，能够反映商业化程度的历史现象大体有如下几点。

一是，作为商品交换场所的市场在数量上的增加，而且呈现越来越突出的专业化倾向。有学者估计，中世纪晚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800多个市镇中，专业化市镇占300多个；其中，133个市镇从事小麦贸易，26个蔬菜集市，6个以上水果集市，牛市92个，羊市32个，马市13个，猪市14个，鱼市30个以上，21个野味和家禽市场，12个奶酪和黄油市场，30多个羊毛和毛线市场，27个以上呢绒市场，革制品市场11个，麻市场8个。

二是，作为商品流通手段的货币在质和量上都有提升。根据历史学家布瑞特里尔等人的研究，英格兰流通中的货币随着时间变化呈快速增长的趋势：973-1059年为2.5万英镑，1086年为3.75万英镑，1205年为25万英镑，1218年为30万英镑，1247年为40万英镑，1278年为67.4万英镑，1298年为60万英镑，1311年为110万英镑。比较来看，13世纪末的货币是11世纪的36倍。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可见流通货币增加的速度。此外，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现象，一方面大城市货币商人越来越多而小城市的在减少，另一方面是铸币厂数量锐减。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有铸币厂至少60个，到亨利二世时期只有30个，到1279年为爱德华一世重新铸币的时候只有11个。

三是，商品在种类和数量上都相当丰富，或者说因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加强促使产品商品化加强。商品种类的变化在于突破奢侈品的限制而增加了各类生活用品。食品贸易是英国海外贸易的持久商品，在整个中世纪早期尤其是13世纪，英格兰都是食物包括谷物的出口国。1300年左右，英国奶产品的出口开始增加。羊毛及毛纺织品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13世纪后半叶，英格兰平均年出口羊毛达到3万袋，价值约1100万英镑；最多时达到3.5万——4万袋，价值1500万英镑。随着呢布业的发展，14、15世纪英格兰年出口呢布达5万匹。这一点从国王商业税收的增加中也能够得到反映。在中世纪英国，国王征收的与商业有关的税包括羊毛出口关税、呢绒出口关税、葡萄酒进口吨税及其他商品进出口的镑税。英国国王年均关税收入分别是，爱德华一世（1272-1307）时，15870英镑；爱德华二世（1307-1327）时，12650英镑；爱德华三世（1327-1377）时，78456英镑；理查二世（1377-1399）时，47734英镑；亨利四世（1399-1413）时，3万英镑；亨利五世（1413-1422）时，3万英镑；亨利六世（1422-1461）时，2.5万英镑；爱德华四世（1461-1483）时，3万英镑。

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商业贸易经常形成以城市为节点的体系。大体上有围绕地方市场而形成的地方交易网络，围绕一个中心城市的诸多城市交易网络，以大都市尤其是港口为中心的对外交易网络，更有海外交易中心和联盟。例如，在米德兰，考文垂在14世纪早期作为整个地区的首府而兴起，东西两边的波士顿港和布里斯托尔港则为其提供服务。而排在考文垂之后的莱斯特城和沃切斯特，则有100个以上的小城市作为其依附者。当然，每一个城市又有自己相应的乡村腹地，大体上包括半径6英里范围内的所有村庄。这样的城市体系既是商业的网络，也是文化的网络。

市场辐射范围：人们到市场的距离

城市与商业贸易的关系更可以从城市在商业中所占比重得到反映。从海外贸易可以看出，各类港口城市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表可以反映各港口在不同时期于海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

英国主要港口城市（headports）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性，1203-1204年，1478-1482年

手工业与商业互为表里。没有手工业的存在，商业是不可想象的，正是手工业的分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同样，商业的发展也会推动手工业的繁荣。值得注意的是，商人与手工业者的身份有许多时候是不分的。一个制鞋匠，当其在制作鞋子的时候，他是个手工匠人；当其当街售卖其产品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小商人。手工业自然不限于城市，农村也存在手工业，但在城市中手工业有更为集中的体现。

大体而言，中世纪盛期英国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手工业门类日渐齐全。它们与城市社会生活有直接的关联。除了涉及市民日常生活的那些大众行业，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还有一些专门为少数人服务的手工行业，如奢侈品制造、书籍制造、教堂用品制造、武器设备制造等。从城市人口的职业构成，大体上可以了解城市手工业的一般状况。例如，13世纪的索尔兹伯里城，有以下可知的行业：杂货商、布匹商、酒商、酒店老板、外科医生、裁缝、屠夫、理发师、面包师、厨师、酿酒师、金匠、铁匠、木匠、制弓匠、制瓦匠、锡蜡匠、制鞋匠、漂洗工、马鞍工、制革工、染色工、油漆工、装订工、制羊皮纸工、手套工、建筑工、织布工、制箭工等等。在门类众多的行业中，最具影响力的还是毛纺织业、建筑业和采矿业等行业。毛纺织业，后来发展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一般而言，从羊毛原料到呢布成品，中间包括羊毛清洗去尘去油、梳毛、纺线、织呢、漂洗、染色、绷晒、修整等工序，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梳毛工、织布工、漂洗工、染色工等工种。建筑业也形成了采石、打磨、雕刻、木材加工、模型铸造、玻璃制造、玻璃彩绘等等工种。

二是手工业技术的提高。以毛纺织业为例。13世纪出现了水力漂洗磨坊这一重大技术革新，即利用水力带动木棰代替人力清洗，效率提高了数倍，故被学者称为13世纪的工业革命。不仅如此，在英国一些水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围绕水力漂洗坊而诞生了一个个毛纺织业中心，如英国北部约克郡和西部山区及东盎格利亚等地区正是如此，甚至可以看作手工业促成新城市诞生的典型。此外，在毛纺织业中还形成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生产制度。最典型的是外派制度，或者家内制，即商人资本控制毛纺织业的生产。商人将所购买的羊毛分给纺线工人，由后者纺成毛线，随后商人再回收毛线，再依次由织工将毛线织成呢布，漂洗工人漂洗呢布，染色工人印染呢布，直到最后由承包商人将修整后的呢布投向市场。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环节都由商人控制，各个工种的工人只是负责具体的手工劳动。

三是手工业者形成了自己的行会组织。手工业者多是个体作坊经营。从原材料的购买、产品的制作到最后的销售，都是独立完成。这种前店后坊的方式，属于典型的小生产模式。不过，在城市中的小生产者，并非绝对自由。事实上，他们的生产经营受到城市手工业者的组织——行会的管理和监督。一般较大的手工行业都有各自的行会组织。早在1155-1158年伦敦的纺织工就获得了特许状，可以建立自己的同业行会。特许状还要求行会每年向国王缴纳2个金马克，并禁止任何人损害该行会，否则将处以10英镑的罚款。1175年牛津的特许状，准许成立鞋匠行会（Cordwainers Guild），除非是行会成员否则不允许做生意。外来的鞋匠们也要入此行会，享有同样的权利。1175年，牛津另有关于建立纺织工行会的特许状。不过，该特许状透露出来的信息值得关注，早年该市的纺织工行会每年向国王缴纳60马克的款项，而现在只能缴纳15马克了。为此国王对其贫穷深表悲悯，将该行会每年的费用降低到42先令。此后，各城市中手工业行会逐渐增加，到13世纪几乎所有城市中都有大大小小的行会。制革者有制革行会，制刀者有制刀行会，制鞋者有制鞋行会，制马刺者有马刺行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有时候，同一大行业内部的小工种也有各自行会，如英国呢布行业中的纺织、漂洗、染色及修整等工种都有各自的行会。后来，由呢布修整工行会发展出了呢布商公会，控制了整个呢布的生产。

行会是同业者的组织。行会一般由行业师傅组成，师傅手下还有学徒和帮工。要成为行业师傅，一般需要经历七年左右的学徒生涯，还要在学徒期满后为他人帮工多年，最后以成品送将行会成员审核，通过后方可成为师傅而从业。这一模式，对于技术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师傅与学徒、帮工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时有发生。尤其是当行会只保护师傅们的利益的时候，以致出现了游离在行会之外的帮工组织。

行会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在行会，成员的经济活动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主旨是排斥竞争，使小手工业者能够在简单的条件下维持生产和生活。对内是消除同业者的竞争，对外是维持本行业的垄断地位，不允许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插足本行业。为此，一般行会都制定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则和制度，这就是行会的章程。虽然各行会章程因行业的差异而有很大的不同，但一般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对从事本行业人员的加以限定，如限制招收学徒、限制外国人及非本行业人员从事本行业等。1227年的赫里福德（Hereford）特许状中规定：“任何非本行会之人，除非本城市民同意，不得在城里或者郊区从事任何行业。"1226年的斯特尔灵市的特许状规定：“我们绝对禁止任何外来商人在我们斯特尔灵城里切割呢布出售，除非是在基督升天节和圣彼得受缚节日（thefeast of St Peter ad Vincula）之间。"1202-1210年间的基尔肯尼市（Kilkenny）的特许状中规定：“不允许外来商人在本城出售呢布或者拥有卖就的小酒馆，除非他在本城侨居40天，假如他想侨居更长的时间，必须得到市民的共同同意，并缴纳给城市的费用，如此他方能逗留。"1294年的切斯特费尔德市（Chestefield）特许状规定：除非是本城市民，或者愿意满足本人及本人的继承人和全体市民的意愿，否则无人将成染色工人或者皮革工人或者鞣皮切割工人。除了市民，在本城无人可以切割肉食和鱼类出售。其次，对生产中具体各环节的给予细致的规定，如对生产条件、生产规模、生产过程、原材料的数量与质量、产品质量、产品价格、劳动者工资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原则上是要求手工业者讲诚信、守道德、不以次充好、不哄抬价格、不恶意竞争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有相应的处罚。

从城市共同体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商人行会还是手工业者行会都带有共同体的特征。他们在经济世界中主张道义，在道义原则下经营经济。因此，很多时候，行会在城市中代行了市政机构的职能。行会所颁行的章程就是城市的法规，行会还是直接的执法机构。例如，英国曾经颁发过《面包和啤酒法令》以规范此二类行业的生产与经营。法令非常细致，对于违反者第一次、第二次及第三次都是处以罚款，此后则直接承受肉体的惩罚。面包师傅将被处以戴手枷之刑，啤酒师傅则处以背粪车之刑。在城市中监督执行此法令的不仅有城市的各类官员，更有行会的参与。

行会规章所反映和揭示的是行会为维持小生产者的简单再生产所进行的种种努力。行会规章表现出几个鲜明的倾向，一是行业垄断，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反对竞争。这些特点，在当时有其合理性。对于小商品生产的延续，城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然而，行会的分化和不平等终究不可避免。或者行会与行会之间贫富相差悬殊，或者同一行会内部，师傅与师傅之间有贫富差别，或者师傅与帮工学徒之间的不平等。在中世纪晚期，这样的分化和不平等激起了社会的巨大动荡。

晚期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大变迁同样也在城市上得到反映。不过，对城市变迁的认识，学者们有很大的争议。曾经占据主导的观点是，城市在晚期中世纪走向了衰落。晚近有学者认为，关于城市的衰落的认识可能源于研究者以及历史的记载者的夸大，其实城市是否衰落尚有疑问。

所谓的衰落大体上是从经济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一般包括城市人口数量下降、经济困境及城市规模的缩减。当然，从时间上来看，即使是衰落，也并非骤然发生。有些城市还维持了一定的惯性。衰落可分为两个时期，14世纪中期到15世纪前期，为缓慢走向衰落的时期；15世纪开始方有显著的衰落。而从空间来看，因各种因素的作用，在衰落的大环境中仍然有一些城市维持其规模与财富，一些还有所扩展，甚至有一些城市属于新兴的。

城市的衰落可以从城市人口的减少得到反映。首先是大多数城市的总人口减少，或者说城市变得比过去小。例如，依据1377年的人头税和1524-1525年的世俗协助税可以看出，波士顿的人口从5700降至2000-2500，其排名也从全国第10名落到第51名。1390年代，波士顿年出口羊毛3000袋和呢布3000匹，而到了1540年代分别只有200袋和100匹。1377至1524-1525年间，林肯城在全国的排名从第6名掉到第12名，人口可能减少了三分之一。1428年，该城的17个教区报告其居民少于10户；1515年，该城大量房屋毁弃，以至于治安法国被当局警告不能任其继续如此。斯坦福城，1300年有人口约5000,1377年只有3000,16世纪早期更是只有不足2000.

其次，城市从业人口的减少。城市的衰落可以从城市职业种类及从业人口得到反映。1400年的时候，约克仍然是英格兰首屈一指的郡城。1377年约克的财富仅次于伦敦，有人口约1.1万人，15世纪早期约有1.2万人，到了1548年只有约8000人。1400年，约克城羊毛纺织工行会有成员50名，到1561年时，只有织工约10人（另有14人之说）。1395年，约克出口呢绒3200匹，而到了15世纪70年代，年出口呢布仅有922匹。1440年，考文垂城人口逾万；1500年，约在8500-9000人之间；1520年，约为7500人；1523年，约6000人；16世纪中期，约为4000-5000人。1450年考文垂有织工57人，1522年只有37人；到16世纪晚期已经基本没有漂洗作坊了。此类事例很多，大体上可以反映城市因人口减少而产生的行业衰落。

下表可以看出从业人员的数量及各行业比重的变化。

说明：N为从业人员的数量。

一些重要港口在呢布出口中的重要性发生的根本变化。以1352-1430年为第一个阶段，1430-1510年为第二个阶段。各个港口城市在这两个时期的变化分别如下：纽卡斯尔，正86和负140；霍尔，正89和负18；波士顿，正76和负1803；林恩，无数据和负88；雅尔茅斯，正89和负251；伊普斯威奇，无数据和负109；伦敦，正95和正64；桑德威奇，正89和负388；奇切斯特，正27和正58；南安普顿，正84和正20；布里斯托尔，无数据和负4.从这些变化不难看出，在第一个阶段这些城市仍然在呢布出口页上占据重要地位，而到了第二个阶段它们的地位就急剧下降了，甚至达到负增长的境地。如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即使还维持着一定的增长，但也有下降的趋势。这一情形同样反映在其他如酒类的进口贸易商。

这种衰落不只是后来者的统计和分析，事实上，当时的诸多城市市民对此有切实的体会和感受。例如，1487年约克城的市政官员就直接向国王亨利七世抱怨，城里善良的居民不及曾经的一半。1530年代，马斯特·鲁普斯特（Master Lupset）感叹，那些城市和小镇过去拥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口。

另外，有一个现象可以反映晚期中世纪城市变化的情形，即1350年后新增城市数量很少，几乎所有幸存下来的城市都是此前建立的，甚至是1300年之前建立的。1350年之前，英国约有2000个居民点可称为市镇，其中600个是自由和自治市。而到伊丽莎白统治初年，市镇不及750个，许多自治城市也逐渐衰落。。这从下表更能够得到清晰的反映。

英国市场的变迁：16世纪存留的数量及百分比（%)

还可以从税收或者城市财富的变化得到反映，相当多的城市在社会经济大变迁中从富有变得贫困。15世纪20年代，林肯城因为贫困而被部分免去税收，在40年代被全部免去税收。1445年，林肯城又免交以后40年所有的什一税和什伍一税。

城市的新发展也有一些迹象。例如，虽然晚期中世纪总人口减少了，但城市人口比例却在增加。学者们估计到15世纪末16世纪早期，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近20%。此外，各种具有新功能和新结构的城市有所发展，如呢布漂洗及制造业中心、船舶制造中心、矿业开采中心等，甚至还有因旅游娱乐而形成的城市。新的发展，还可以从城市体系的变化得到反映。曾经的围绕某个中心城市而形成的体系，如今有不少因中心城市的衰败而消散，新的体系则因新中心城市的兴起而形成。

下表的排名依据的是城市的财富，可以较为直接地反映城市的变迁。尽管像曾经排名第3的约克、第7的雅茅斯，分别下降到第11位和第20位，并且曾经排名第5和第8、第9的城市则完全下榜；但更多的是曾经排名落后的城市上升到前列，如诺里奇从第6升到第2，考文垂从第10升到第5，埃克斯特从第28升到第6.诺里奇的人口，1377年为3952位纳税人，即有约5000人；1524年的人口则可能达到1万人。

英国城市财富排名变化

1337-1381至1524-1525年小市镇人口变化

城市的新发展或者转型不仅体现在此类相对直观的数据中，更反映在城市内在结构的变化中。其一，诞生了新的生产方式。主要为家内制的出现，这是商人及其资本控制生产的表现，带有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其二，城市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城市市民或者中产阶级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阶层。其三，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管理组织也发生了变化。赫里福德15世纪末有行会20个。伦敦1422年有行会111个，15世纪中期以后行会数量只有70多个。在竞争中合并重组，形成了在各自行业更具影响力的组织，并且以公会名之。如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的伦敦皮革公会，是整合了皮革商、手套匠、鞣皮匠、钱袋匠、皮囊匠等行会后的产物。而14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呢布商公会则将是整个呢布行业的龙头，因为只有该公会拥有国王特许的“唯一制造呢布的权利”。15世纪的伦敦，此类公会有12个之多，其他的小公会则更多。要特别注意的是，此类大公会并非只限于对其名下行业的管理，而是跨越界限涉及几个或者多个行业。更重要的是，公会逐渐参与城市事务的管理，成为城市中实际权力的掌握者。从这一点来看，公会与城市早期的商人行会有类似的特点。

晚期中世纪英国城市的变迁，可观察到的衰落和发展的现象共同存在。对这一矛盾的理解，体现了学者们的不同学术路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20世纪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讨论，强调的是旧的封建结构中成长出新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希尔顿关于小城镇在社会过渡或者转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理论，得到了晚近学者的支持和进一步阐发。不过这种衰落与转型的较量，一直持续了数个世纪。

第四篇　社会生活

第一章　宗教生活

社会生活史将视角从宏大叙事转向微末叙事，从政治中心转向社会，从事件转向日常，从官方转向民间。人是生活的主体，人不仅是自然的人，人更是处在社会之中。人首先分性别，有男女之分。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过自然人的一生。但同时，无论男女，人都是社会的存在，其或漫长或短促的一生也受到社会的支配。社会中的人受到社会习惯、道德、法律、宗教等多种要素的作用与影响，故其生活往往凸显了这些要素与力量的特点。中世纪英国社会的人们，受到社会力量的作用是多样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大要素，一是社会有其等级和阶层之分，一是社会的宗教信仰。前者可理解为社会的世俗权力，后者可理解为神圣权力。借用中世纪的双剑理论，我们以为中世纪大众的生活就是在两把剑作用之下的复杂呈现。

基督教化在英国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尽管其中有反复，但中世纪英国的正统信仰就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这个社会的人们自然受到天主教的教义影响，尽管其程度不一。我们看到，天主教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已经与整个社会结合在一起。在最底层的村庄，一般都有教区的存在，教区神父负责信徒们的信仰生活。教堂是教区生活的中心。在教区之上有主教区，再上就是大主教区。中世纪英国有坎特伯雷和约克两大主教区，另外各个郡都有数量不等的主教区。他们作为罗马教会在英国的代表，负责英国基督徒的信仰乃至世俗生活。当诺曼征服之后，分封给教会的主教和修道院长全部地产的26%,此后教会一直占全国地产的比例约在三分之一。这些地产的管理、耕种，产品的销售甚至教会商业的经营等，都离不开普通信徒，教会以此来影响以及支配大众就成为一种必然。在实际的生活中，教会对于信徒的支配是灵魂与世俗交互作用。例如，对信徒的日常信仰活动，往往与经济挂钩。洗礼不是免费的，主持结婚也要收费，死后葬礼及墓地都要收费。

除了教会的教义，世俗社会还有其自身的统治方式。中世纪欧洲有社会三等级理论，在英国的一些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如9世纪的阿尔弗雷德、12世纪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对此都有论述。中世纪的人群被此理论分为三类：祈祷者、作战者和劳作者。约1130-1140年的沃切斯特的约翰的编年史中，记载了国王亨利一世所做之梦，梦中国王看见王国的三个等级，教士、骑士和农民抗议征收高额赋税。且每一个等级都有属于自己的象征之物，农民随身带着农具，骑士身披锁子甲头戴铁盔携带不同武器，教士则手执牧杖。一定程度上，三等级理论只是教会人士对于建构基督教理想社会的一种期望。落到历史实际，则是教会试图以基督教道德伦理来约束好战的骑士、接受最底层的农民，从而能够实现以教会为首的基督教这一躯体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如果只批评基督教会以意识形态愚弄大众，自然是不公允的。即使是从教会对于劳动者之于社会作用和贡献的肯定，就不能抹杀这一理论的价值。11世纪初法国拉昂主教阿德尔伯罗（Adalbero of Laon）这样说：“信徒的共同体是单一的躯体，但社会的状况按照等级来看则是三重的。……另一个阶级是农奴，这一不幸的种类除了牺牲自己的劳动外一无所有。拿一个算盘算一算，谁能够统计得出他们所遭受的愁苦、步行的旅程、他们的艰苦劳动？农奴为其他人提供了钱财、衣物和食物。没有农奴，就没有自由人的存在。没有他们，有一件事情能够被完成吗？除了他们，有谁愿意挺身而出？我们看见国王和高级教士使自己成为各自农奴的农奴：宣称养活农奴的主人，其实是由农奴养活的，而农奴从未看见停止流泪和叹息。因此，上帝所创造的居所——我们认为是一个——被分为三：一些祈祷，一些战斗，一些劳动。这三个团体共存，不能被分开。”

当然，以三等级理论来区分英国社会的等级只是一种理论的概括，它可能会使英国社会的实际简单化了。至少有几点区分值得注意。教士等级中，在俗世的教士和修行的修士就是两大类别。世俗统治者中，骑士只是到晚期才成为贵族的标志，此前贵族与骑士之间是有很大鸿沟的。更不用说，晚期中世纪还滋生了众多贵族，如商人贵族、官僚贵族以及地方小贵族乡绅等。劳动者中，先有乡村与城市的两大劳动者类别，前者多为农民，后者多为手工业者。在农村劳动者中，有自由和非自由之分，在自由与非自由之间还有许多中间状态的劳动者。此外，在城市和一些地方还有商人的存在。英国中世纪的法律文献对社会等级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区分。例如，14、15世纪英国的反奢侈法令中将人群分为骑士以上的贵族等级，从骑士属于一个等级，从骑士以下则有商人、市民、手艺人等构成的城市等级，农夫、羊倌、牛倌、雇工等构成的农村等级。总之，英国中世纪属于一个等级构成复杂的社会。尽管三等级理论以社会和谐来作为等级存在的理由，但这个社会的本质其实是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即使中世纪英国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但各级领主对大众的支配是不争的事实。

在三等级理论中，教士是祈祷者。有只为自己祈祷的，是修士；有既为自己更为信徒祈祷的，是神职员。中世纪英国神职员可分为大品和小品。前者指担任执事（又称助祭）以上职务的人员，包括执事、大执事、神父、主教、大主教等；后者则指担任助祭以下职务的人员，包括司门员、襄礼员、驱魔员等。担任神职员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如成年男性、合法婚生、身份自由、身体健全、无不良记录等。最重要的是，须得到教会或者世俗权威的支持。成为神职人员往往享有一些特权，如人身得到保护、不受世俗法庭的审判、免除各项社会服役（包括军役）。担任教会神职，也有相关的仪式，如剪发礼、宣誓礼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带神秘特征的神启仪式，即负责主持仪式的教会人士让接受神职的教士显示其当选本职位是上帝的选择和启示。在七圣礼仪中，只有此神职授予礼仪是关于平信徒变成教士的仪式。

神职员主要负责以教堂为中心开展教会事务。这些事务包括本教区信徒的洗礼、坚信礼、忏悔礼、婚礼、圣餐礼、终敷礼几大圣礼，也包括本教区内部的邻里关系的处理、维持社区的平安稳定、反对和杜绝异端邪说的出现等，还有处理与外部的宗教以及社会事务等等。当然，作为神职人员，自我的约束与规范也是其日常生活的构成部分。教会对他们也有具体的乃至硬性的要求和规定。守贞是第一法则，即神职人员不能有世俗的婚姻。其次是清贫，要求他们摒弃世俗物质诱惑，谨守使徒一般的美德。

神职人员主持的是教会的宗教礼拜仪式，乃是为信徒而祈祷，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媒介，其职能颇似原始宗教时期的祭司。只有通过他们，信徒才能阅读和理解圣经以及上帝的语言，才能理解各种教义和教规，才能理解礼拜仪式的内涵。正是这一独特的位置造成了他们在信徒的宗教生活中无与伦比的地位。因为，“指导灵魂是最高的艺术”，为正确地、完美地以及神圣地履行，教会对于神职人员的任职资格、道德品行、个人能力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与考察，对于在职人员的履行职责的态度、方法和效果等方面也往往会做出较为细致的规定。例如，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颁布的第14、15、16条款对教士的各种违背教规的行为，如拥有世俗婚姻、贪吃、酗酒、狩猎、豢鹰、观看哑剧娱乐、赌博掷色子、衣着不得体等等，都主张严加惩处。不仅对于小教士如此，对高级教士的放荡行为也严加禁止。会议第21条款还规定，听取忏悔的神父必须为忏悔者保守隐私，如若泄露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免除其职务，甚至将其终身禁闭在修道院。

尽管如此，神职人员违反教会规定、渎职、腐败、道德败坏等情形仍然不能避免。对此，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决议中进行的批评已经透露出了许多信息，例如，拒不放弃世俗婚姻生活，暴饮暴食，走狗驱鹰，呼朋唤友，聚赌掷色，狎妓玩伶，如此这般不一而足。至于实际生活的事例则更是不胜枚举。有人违背教士守贞的原则与教民发生性关系，有人买卖圣职，有人持有大量私产，有人甚至杀人越货。

与在俗世的教士不同，修士在本质上属于远离尘世的人群。修道院是修士集体修行的场所。虽然同称为中文的修道院，但中世纪英国的修道院名称并不统一。我们所知道的名称有monastery,abbey,priory,houses,nunnery,convent等，每个名词都有特定的含义。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monastery是修士团体或者修士居住的场所，而abbey则是给修士团体居住的复杂的建筑群；不过，有时候Abbey也用来指小修道院。priory的本义是由修道院中的长老或者资深修士负责的一个修行小组。从性别来看，nunnery、convent属于修女院，此外女院长管理的abbey也叫修女院；其他属于男修道院。从规模来看，abbey是一系列建筑物的总称，它要比monastery大，最小的是priory.所以，重要的区别可能在于Abbey很少用来指修行的团体，而monastery则既可指团体也可指居所。现代研究者习惯用宗教修行团体（religious houses）来称呼所有这些修道机构或者组织，诺尔斯等人将其分为四类：自主的修道院（autonomousabbey）、自主的小修院（autonomous priory）、依附的小修院（the dependent priory）、小修行团体（small houses,priories or cells）。

修道院的结构是，院长为最高管理人员，其下有老修士、新修士、见习修士等成员。当然，也有修道院没有院长。修道院有自己的修行规章来规范修士的生活。因理念及规章的不同，英国形成了不同的修道体系。12世纪是英国修道院迅速发展的时期，诸如本尼迪克特修会、克吕尼修会、西多会、加尔都西修会、奥古斯丁修会、普雷蒙斯特拉特修会、吉尔伯特修会等大修会都建立了诸多修道院。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特性明显的小修会，如布克法斯特（Buckfast）、布伊尔德法斯（Buildwas）、拜兰（Byl and）、弗坦斯（Foutains）、福尔纳斯（Furness）、吉尔弗科斯（Jervaux）、克尔克斯托尔（Kirkstall）、好人修会（monasteries of bonhommes）、里弗勒克斯（Rievaulx）、罗歇（Roche）、萨维尼（Savigny）、丁特恩（Tintern）、三一修会（trinitarian houses）、瓦勒·克鲁克斯（Valle Crucis）等，诸多修会也建立了不少修道院。还有骑士修道团体，如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等。根据诺尔斯的估计，1066年爱德华去世的时候，英国有修道院50座，约850名修士；1150年，有修道院290座，修士5500人；1216年，有修道院700座，修士1.3万人；1348年前，有修道院780座，修士1.75万人。另有人认为，最多的时候，英国修道人士在1.65万——1.7万人。（见刘城《英国中世纪教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3-76页。)根据学者的估计，在1200年前后英国有医院团体585个，其中1080-1200间建立了259个（占比例为44%).1215年召开的拉特兰宗教会议，参加的主教有412人，修道院院长有近1000人。可见整个基督教世界（包括英国）修道院发展的程度。修会及修道院如此繁多，相互之间的竞争乃至冲突不可避免。

诺曼征服后进入英国的修士对于本土修士缺乏尊敬甚至充满敌意。圣阿尔班斯的保罗蔑视英国前辈的坟墓，称呼他们为无知的傻瓜。阿宾顿的阿斯勒姆拒绝为英国圣徒设立节日，因为英国人就是莽汉。有些地方还对所谓的英国圣徒遗物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是否神圣。伟大的圣贝尔纳与可尊敬者彼得之间的争论可能不仅限于文字，也会反映到西多修会与克吕尼修会的实际修行生活中。13世纪的托钵僧修会的兴起则在根本上打破了基督教世界的格局。古老而顽固的本笃会甚至都不得不承认世界已经改变了。1230年有一个英国本笃会小修院院长改换门庭，投入到加尔都西修会，他也因此受到惩罚。造成的此类混乱，甚至引起罗马教会的警惕。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第13条款反对此种乱象：“我们严厉禁止任何人成立新的宗教修会。”随着社会变迁，尤其是黑死病等灾难的降临，晚期中世纪英国修士数量大减。14世纪中期到15世纪初约有修士8000人，到15世纪末有1.2万人。也有学者估计1348年后有6500人，1422年有9500人，1500年有1万人，其中3000人是托钵僧。修士总人数的减少体现在修道院的规模的缩减上。12世纪，有修士50人以上的本笃会修道院约50座，有的达到150人。到了晚期中世纪，这些修道院的规模都大为缩减。1500年，坎特伯雷的基督教教堂修道院从150减少到只有70人，圣奥尔本斯修道院从百人减少到57人，格罗斯特修道院50人，雷丁修道院40人，伯里圣埃德蒙修道院60人，威斯敏斯特修道院46人，伊利修道院42人。

修道院的兴盛与衰落，与整个社会发展变迁相始终。或者说，中世纪的修道院与世俗社会存在密切的关系。几乎所有修道院的建立都离不开世俗力量的支持，从财富到政治方面都是如此，甚至许多修道院直接属于某一个领主。或者说，许多修道院往往为世家大族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往往出自大家族。同时，修道院与世俗教会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许多小修会的修道院往往从属于地方主教。有时候，一些主教座堂也建立修道院。因此当世俗力量大力支持，修道院就发展迅速，反之就陷入衰落。例如，耶路撒冷的圣拉扎鲁斯修会（The Order of St Lazarus of Jerusalem）在12世纪于英国建立的时候，就受到世俗力量的保护和馈赠。约1146年，诺福克郡的威廉·德奥比尼，阿伦戴尔伯爵给该修会在威孟德翰赐予土地，此人是威孟德翰修道院的建立者，还建立了一个麻风病医院。1150年代，奥比尼的表亲罗吉尔·德·莫布雷赐给2卡鲁卡特土地、1座房屋和1个磨房。这些土地财产位于莱斯特郡，且留下了赐予文书。因为罗吉尔的贡献，他被看做该修会在英国的创始人。他们家族也一直为该修会提供保护和支持。国王亨利二世曾经给林肯郡的医院团体颁布了特许状，不仅赠予了土地财物，还有特权。1176年1月25日，亨利二世下令国库每年赐予该修会40马克（合26英镑13先令4便士）。这一赐予得到理查一世、约翰王以及亨利三世等国王的确认。不过，实际赐予的数字有变化。

给捐赠、赋予特权，这些世俗领主的举措行为除了宗教虔诚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利益诉求。前文提及的罗吉尔及其后代的利益已经与该修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经常会参与到管理中。英国王室同样如此。据学者考证，早在亨利三世的时候就有此类干预发生。当时伊弗沙姆修道院欠债，1236年国王颁布敕令要求所有与债务相关的骑士、自由人、市民以及佃户，免除该修道院的债务。此后，还有不少因债务问题而请求国王帮助的事情。一般是国王发表命令减免债务，另外还委托几位官员去处理债务，直到问题解决。虽然实际上国王队这些修道院有保护和控制的权利，但此时的这类行为类似于王室帮助修道院渡过难关。然而，1293年国王任命斯坦利修道院院长去监管阿美斯伯里小修道院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王室的直接管理和干预了。到爱德华三世的时候，这些保护敕令变成了常规行为。在爱德华三世颁发过委任状的36个修道院中，有32个被描述为王室修道院（royal foundation），2个类似于王室修道院，剩下的2个则受直属封臣保护，但后者属国王保护的对象。

一个修会或者修道院的发展，取决于某些关键人物，正如西多会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圣贝尔纳的个人魅力和才干。从圣贝尔纳建立修会开始到他1153年去世，40年间就在欧洲建立起343所西多会修道院，其中68所由明谷修士直接建立。到1500年，欧洲共有西多会男修道院738所，女修道院644所。托钵僧起初不立修道院，受圣方济各等人的影响，13世纪英国有托钵僧数千，即使经历黑死病也有2000人。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恢复，修道院及修士人数又有增加。然而，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则宣告了团体修道在英国的终结。

修士生活有本质上的共性，即他们属于禁欲的团体。本笃会规章中的三大原则，服从、守贞和清贫是后世修会共同遵守的圭臬。本笃会规章成为后来诸多规章的基石。诸修会规章的要义大体在于如何克制欲望，以求灵魂为上帝所接纳。修士要克制的欲望包括作为人的口腹之欲、男女之欲、声名之欲、权力之欲等。因此，他们日夜祈祷，念诵经文，不修边幅，不贪钱财，不喜美食，远离异性的诱惑，保持缄默，辛勤抄写经文，甚至在田地中如农夫一般劳作，希望通过此类日常行为来求得灵魂拯救的机会，更有人甚至能够以沉思冥想的方式与沟通上帝。

修士的日常生活体现在其每天的时间安排上。一般修道院将一年按三个季节来安排，即冬季时间表、四旬斋时间表和夏季时间表。冬季时间开始于9月13日，直到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大斋首日），一般只在下午2点吃一餐；四旬斋时间（Lent horarium）就是复活节前的四十天斋戒期的时间安排，一天也是一餐，不过是在晚祷后的5点半或6点；夏季时间则从复活节直到9月，一天可以吃两餐，一餐在中午，一餐在晚上6点。午餐后可以有午睡的时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修道院的每一天从早上2点开始到晚上6点半休息。在冬季时间，所谓的“上午”，会从早上2点到午后2点，长达12个小时。夏季时间，上午也长达10个小时。

一天的时间大体上是这样安排的：2点起床后是唱诗班的祈祷，要吟诵15首赞美诗。5点有一次对于圣徒等进行赞美的祈祷。天亮后是晨祷（Prime），约6点开始直到7点左右结束。此后到8点是在回廊读书的时间，8点修士回到宿舍开始洗漱，然后再回到唱诗班参加早上的弥撒。弥撒结束世纪可能在9点。随后是修士的会议，在会上大家进行精神交流，犯错者忏悔并接受处罚。10点左右，会议以赞美诗结束。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劳动，有手工劳动、知识劳动等。劳动一直持续到12点半。然后，第6次的祷告开始，接着吟唱最高弥撒。此时侍者和食堂朗诵人员准备食物。下午2点左右，修士们都来到食堂用餐。3点到5点是第二次阅读时间。随后是晚祷。之后穿上夜鞋，完成濯足。接着有一个短小的公共朗诵，以及夜祷告（Compline）。7点之前回宿舍休息。

从上可以看出，修士每天的日常生活主要有祈祷、阅读和劳动。本笃会章程对此三点都有明确的规定，后来的诸多修会也一再强调和实践。宗教礼拜仪式，大体包括祈祷、朗诵和唱赞美诗等上帝的工作（opusdei）。修道院被当时的教会史学家称为“祈祷的堡垒”（fortresses of prayer）。祈祷是修士每天的必修课。每天礼拜仪式性的祈祷（liturgical prayer）所占时间约4小时。教堂的钟声会提醒祈祷的时间。读书被称为精神阅读（lectio divina），对于修士提高精神境界和修养大有益处。如果某人懒惰或者不识字，那么就给他找点其他的活计，以免让他闲得无聊。一般修会阅读的时间大概也有4小时。阅读作品自然是以圣经及教父作品等宗教书籍。修道院藏书是古老的传统。1247年格拉斯通伯里修道院有400册藏书。伯里修道院到16世纪解散之前有藏书2000册。坎特伯雷基督教堂修道院，1170年有600册书，1300年达到1850册，解散之前有近4000册。而实际的著作数量可能要在此数字上乘以4，因为当时往往将几个作品放到一册书中。管理图书的人叫馆员（armarius）。许多修道院都有一个称为书写室（scriptorium）的地方，它是修士读书或者抄书的房间。房间内有桌子，桌上有书，地上可能铺设有干草等保暖物。在这里修士们阅读尤其是抄写制作图书。绘制彩色插图，包括开头第一字母都需要花很大功夫来完成。有些艺术品中还有刺绣。本笃会达勒姆修道院的修士很重视圣经的研究，有许多版本的圣经。大学兴起之后，修士与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或去任教，或去学习。1290年本笃会大宪章规定，修士20岁以后必须上大学。四分之三到牛津，四分之一到剑桥。西多会起初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修会，后来也不得不重视知识。

本笃会章程中就规定修士应该从事手工劳动（opus manuum）（第48章）。劳动所占时间约6个小时。后来西多会创始人圣贝尔纳甚至认为修士每日应该轮流犁田。是故，西多会修士都是种田和养羊的好手。当然，不能设想修道团体的人每天都在地里劳动。事实上，随着修道院制度的发展，农田中的那些重活计都是依附农民来做的。修士们的手工劳动主要集中在修道院里面。早年，可能修道院都是修士自己动手建造。不过，越到后来修士亲自劳动的情形越少，多是雇人来完成工作。

祈祷、阅读和劳动，都是为了让修士的修行更为有效，避免因懒惰、懈怠而失去了目标。事实上，修士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上都要力戒享乐奢华，崇尚节俭清苦。修士的衣着很简单，有上衣、无袖短袍、长袍、帽子、鞋子等；修士的衣着很正规庄重，在祈祷、唱诗、做弥撒等场合所穿戴的长袍、帽子、鞋子都要体现此点。普雷蒙斯特拉特修会的规章禁止不穿长袍、不戴僧帽的行为。修士的饮食要遵循修会的章程所做的规定。故而，各修会修士的饮食大体一致，又不尽相同。所谓一致，是说修士饮食强调节俭，反对贪食，吃饭不是因为享受美食而是身体的需要。修士的食物也很简单，一般只有面包、豆类、奶酪或者蛋类，差别则在于修会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在本笃会修道院内，冬天修士只吃一餐饭，夏天才吃两餐，斋戒期间更要节食。本笃会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除非生病，修士不允许吃四足动物的肉。本笃会还强调，每餐只有两盘烹制的食物（称为pulmentum），有时候会有新鲜水果蔬菜，此外还有一磅重的面包。不过12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中的修士已经享受着3-4盘食物了。西多会恢复本笃会的严厉规章，同样禁止吃肉食。奥古斯丁修会则在饮食上与世俗上层更为接近。1377-1378年博尔顿修道院的肉食消费表情况显示，在餐柜中储藏的肉类，包括3头公牛、32头母牛、16头小母牛、38头阉牛、88头猪、20头绵羊。此外，还有其他数量难以确知的肉食和大量的鱼。

修士还要特别在意自己的日常的行为。本笃会的规章中禁止高谈阔论，主张沉默少言。这一点成为后世各修院中的沉默原则。在克吕尼修道院中的沉默修行到了极致，需要以手势语言（sign language）来进行日常的交流。10世纪早期，沉默修行开始在克吕尼修道院中实行和推广。其神学意味，大概是说在天堂是永恒的静寂。从修行的角度来看，它所进行的仍然是对欲望的克制，克制人喋喋不休的说话的欲望。有些极端的例子被该修会拿来劝诫修士保持沉默少言。有贼夜半来偷马，宁愿失去马匹也不能因高声示警而破了禁言的戒律。因此，该修会的修士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不许说话。例如，圣灵降临节的下午，四旬斋节的周一、周三、周五，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整个节期，修士不许讲话。在教堂、宿舍、食堂和厨房禁止讲话。夜晚也严格禁止讲话。在做圣事的重要场合，不许讲话。修士布仑丹（Brendan）这样警告同伴：“管住你的嘴别说话，以免你愚蠢的语言玷污了那些弟兄。”

自然，因为不能说话，交流就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最突出的就是手势语言。为了达到准确交流的目的，手势语言也需要训练和学习。手指可以表达数字，例如，"30"在罗马人那里就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指尖相连接，并且被杰罗姆表述为婚姻状态；"60"就是左手食指将拇指压倒，这是寡居状态；"100"则是右手食指指尖与拇指正中连接，象征着处女的王冠。手指可以形象地表示物体。例如，面包以食指和拇指成圆形来表示，因为面包是圆的。在克吕尼修道院中有118个手语词汇，分类来看有食物（victus）、衣物（vestitus）以及神圣的事物（divinum obsequium），还有关于人、行为、性质以及抽象概念之类的手语。性质或者特征之类的事物用手势语言来表达显得较为抽象，如舔手指表示甜的蜂蜜，以手指按压喉咙表示酸的醋。

当然，每个修会、每个修道院乃至每个个体的修士，都可能展现各具特点的修行方式。加尔都西会强调严肃、静默和沉思，也主张修道院之间的自由流动。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修会的托钵僧则在清贫之外更注重对俗世大众的传道，是在教会体系之外的布道团体。这些人到教徒中间宣传信仰传播教义，以教徒的馈赠为生活来源，严格说来，对于以教堂为中心的布道体系是一种冲击。其中既有教众的听取布道的分流，也有物质财富的分流。矛盾不可避免，为此教皇不断颁布敕令来调节和规范托钵僧与地方教会的关系。其中涉及托钵僧讲经布道、听取忏悔、主持葬礼、收取相关费用等多方面的内容，结果是托钵僧与地方教会达成妥协，后者认可前者的布道等权利，但要经过地方教会的同意；各主教区分出一定比例的人口由托钵僧主持忏悔；托钵僧可以主持葬礼，但有关收入也由双方分享。个体修士的行为，往往淹没在集体之中。

然而，修行中易于获取的声名、财富以及美色美食容易让修士及其团体迷失，忘记自己修行的道路，甚至忘记了修行的终极目的。一代代的修道院似乎都在先清贫后富裕、先自律后堕落的怪圈中打转。克吕尼修会以反对拥有财富为主张，却最终被西多会当作腐败堕落的批判对象，而西多会又沦为托钵僧讨伐的靶子。一些本应隐世的修士成为当世名流，一些本应清贫的修士成为财富的占有者，一些堕落的修士的道德底线甚至都不及普通信徒。12、13世纪已经有一些对于修士的批评声音出现，著名的威尔士的吉纳尔德、沃尔特·马普和一些讽刺作家。吉纳尔德对黑、白修士进行了对比。他谴责黑衣修士（克吕尼修士）聚敛财富，却为富不仁。他们宁愿穷人在门前饿死也不愿意放弃所吃的13道食物。他赞扬白衣修士（西多会修士）不靠地租和赋税而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他们宁愿舍弃那并不丰富的食物来拯救任何一个穷人。吉纳尔德还对那些组织不全、纪律松散的乡村小修道院大加谴责。吉纳尔德对一些修道院院长之类的人物的贪婪进行了文学性的刻画与批评。沃尔特·马普是英国宫廷的教士，其作品《宫廷轶事》（de nugis curialium）对于后人了解亨利二世的宫廷很有价值。与吉纳尔德不同，马普的批评对象是西多会。他批评西多会贪婪地掠夺土地和财富，摧毁村庄和教堂；尽管西多会也行善，但与他们所掠夺的财富相比，那些善行不值得一提。他甚至称西多会修士放弃穿裤子为下流。上述两位作者各自的偏向性可能影响到他们观察和批评的客观性，如果将二人合起来看，还是能够反映中世纪修会修士的一些生活缺点。在他们二人之外，一些讽刺作家对于修士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加以嘲讽。周五吃肉、穿昂贵的衣服、午夜礼拜、让人筋疲力尽的唱诗等等都是黑衣修士被批评的内容；只吃两盘食物、艰苦的劳动、缺少休息、不吃肉却吃鸟、贪得无厌等等则是白衣修士被批评的缺点。

如果说上述行为多是小节，那么诸如伤害、死亡等就属于严重的罪行了。1221年沃切斯特的巡回法庭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波德斯里（Bordesly）的院长带着修士来到斯通教堂，带走了威廉·布拉塞；威廉因哈芬顿的菲利普的死亡而被指控，但他受到波德斯里一个修士的庇护。修士犯错，可以公开忏悔，有时候是相互揭发。对于犯错的修士，修道院也会进行相应的惩处。犯小错者，要从公共桌子隔开，吃饭必须晚3小时，只能在低矮的地方呆着，禁止参加弥撒，禁止在公开场合阅读，禁止领受圣体。犯下严重过错者，则处以在静室（quire）长时间缄默的处罚，每周只供应两天的面包和水；最羞辱的是让其匍匐在静室门口，每个要进房间的人都踏着那个罪人的身体而入。此外还有对肉体的惩罚，以树枝或棍棒抽打是常见的。有时候还会监禁。修女则是修士中因性别差异而独立出来的群体，她们拥有修士共有的特性，也有独自的特点。在男权社会中，男人们歧视妇女甚至无视妇女，但他们又认可、肯定乃至推崇修女。女性修士，不仅是中世纪修道生活中的重要构成，更是一类独特的存在。

妇女进修道院修行的原因多种多样，也因此造成了修女构成的多样。有人因家境贫困而入修道院，但实际上贫困的修女并不多，甚至极少。修女的真正主体构成是相对高贵的家族。有时候，为逃避婚姻的束缚，有些贵族女孩会选择成为修女；有些寡妇也会如此选择。还有女性可能因为生活中的挫折而修行。除了此类消极的原因，更有诸多女性是主动进入修道院，即远离尘世的纷扰，在灵性生活中寻求灵魂的拯救。例如12世纪英国高德斯托修女院（Godstow Nunnery）的建立就是一个世俗女子因上帝的感召而发起建立的，此女名埃迪娃（Dame Ediva），本是温切斯特地方的一个富家独生女。她后来嫁给了一个骑士，且生育了一子二女。在丈夫去世后，埃迪娃女士梦见上帝召唤她前往牛津附件建立一个为上帝服务的场所，她来到靠近牛津的宾塞，晚上有声音对她说：“埃迪娃，埃迪娃，起来！去吧，不要迟疑！从苍穹而来的天上之光照射的地方，就是服务上帝的修女们所在地，你会找到24位最好的女士。”此后，埃迪娃在当地建立起修女院，她还向国王亨利一世汇报了有关情形。该修女院也由埃迪娃担任院长，有24名修女一起修行，其中就有她的两个女儿。

早期修女修行多与男修士一起，后来则出现为众修女集中修行的独立的修女院。盎格鲁撒克逊前期有40多座修女院，而871-1066年间的史料只提到9-10所修女院。据沙龙·埃尔肯斯（Sharon Elkins）估计，1275年英国约有142座修女院，其中至少有120座建于12世纪，而且大部分建于1130年之后。根据诺尔斯等人的研究，940-1216年间英国能够找出负责人姓名的修女院共计80座，另有50座没有负责人姓名。新版后来又补充了12个修女院的名字。即是说，这时候的修女院总数约142座。又根据史密斯等人的研究，1216-1237年间有负责人的修女院共计140座，并没有提及无负责人的修道院。13世纪后期修建的修女院就很少了。根据大卫·贝尔的研究，晚期中世纪英国有手抄本或印刷书籍的修女院约144座。比较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中世纪英国修女院在鼎盛的时候大约在140座。1175年枢机主教代表修格给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写信，称此时英国有修女1500人。

晚期中世纪修女院发展基本停滞，只是保持了原来的状态。并且由于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修女院遭受了规模缩减、财产减少、修女人数减少等等情形。根据1535年的税收评估报告，当时平均财产在5英镑以下的修女院所占比例50%以上，没有一个修女院的财产超过30英镑。而同一时期大多数男子修道院的财产值在10-25英镑之间，有些更达到50-70英镑。学者们对修道院布局进行研究后还发现，修女院的空间格局和建筑质量都明显低于男子修道院。但这一比较并不是说男修道院有多么富裕，而只是说明了女性即使在修行中其地位也不及男性。如我们所知，教会对女性一直持歧视的态度。虽然修行女性因克己而受到男性赞美，但对修行妇女的警惕与歧视并没有真正消失。

从组织结构上来看，修女院与男修院并无根本的不同。一般有院长负责管理，不过多为女修担任。还有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人员，如仓库管理员、宿舍管理员、器物管理员等。修女中也有等级的区分，如新修女、高级修女等。修女院的规章制度，因修会的不同而各异，不过，大体上都源自本笃会的规章。一般而言，守贞、清贫和服从是所有修士要遵守的三大原则。修女的日常生活包括祈祷、劳动和读书等内容。大卫·贝尔曾经对修女们的阅读做过研究，揭示她们所阅读的书籍和相关问题。在144座修女院中，有48座修女院拥有图书或者图书记录，占比例为40%。作者找到了141份手抄本，还有17部印刷书籍，其中10部来自西翁（Syon）修女院。另外，这些书籍中的60%出自1400年之后。再来看看这些书籍的内容：礼拜仪式类（liturgical），超过50%;非礼拜书籍由拉丁文、法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写成。其中，拉丁文书籍16卷（23%），法语书籍7卷（10%），英语书籍48卷（67%）。拉丁文书籍主要包括圣经、圣徒传记（vitae sanctorum），安布罗西的著作，波伊提乌斯的《哲学的慰藉》，本笃会章程，彼得·科摩斯特的《经院哲学史》（Peter Comestor's History Scholastica）等等。法语书籍包括圣经、教父传记、圣徒传记、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的《爱的城堡》（Chateau d'amour of Robert Grosseteste）、吉约姆的《动物寓言集》（Bestiary of Guillaume Le Clerc）、佩克翰的彼得的《光明之诗》（Peter of Peckham's Lumiere as Lais）。至于英语书籍则有如下作者的作品，约翰·卡普格拉夫（John Capgrave）、乔弗里·乔叟（Ge offrey Chaucer）、沃尔特·希尔顿（Walter Hilton）、托马斯·霍克勒夫（Thomas Hoccleve）、彼得·埃德里（Peter Idly）、尼科拉斯·乐福（Nicholas Love）、约翰·李德盖特（John Lydgate）、纳斯幸顿的威廉（William of Nassington）、理查德·罗勒（Richard Rolle），理查德·惠特福德（Richard W hitford）等。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看出修女们阅读的兴趣所在，至于如何评价修女们的阅读能力还需谨慎。

另外，关于阅读不是没有限制的，阅读的时间、地点、对象都有规定。例如，奥古斯丁修会规章中涉及阅读的规定有两条，一个是说在食堂的诵读，从开始吃饭到结束都要听这种习惯诵读；一个是说每天只有在特定的一小时能够阅读，其具体所指是什么学者们没有给出确定的解释。而本笃会章程关于阅读有几点规定，如在食堂由朗诵员进行的诵读（规章第38条）；在修士会议室的先于晚祷的晚读（第42条）；每天私人阅读的时间（第48条）在工作之前和午餐之后，以及休息的时候。因此，所谓阅读多是公开的集体听诵读者朗诵，私人阅读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限制。禁止修女个人拥有书籍，她们少有可能私人阅读书籍。只是到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用玛丽·埃勒尔的话说，公共阅读的概念向近代阅读观念的转变才发生。

英国历史上能够留下名声的妇女有许多是教会女性，尤其是修女。例如，诺里奇的朱莉安（Julian of Norwich，约1343-1416）这样的修女写下了许多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文字。朱莉安是诺里奇一个教堂中与世隔绝的隐修女，其著作《神圣爱情的显现》（The 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披露了她在1373年5月的神秘幻觉体验，她经历了让她几乎死亡的疾病之后，她看见了基督受难的形象，从此对上帝无限的虔诚。而灵修生活的重要，甚至将修女提高到普通男性地位之上。在修女中也偶有违反规章的失足者，她们或钟情于美食华服，或沉溺于情欲，甚至发生有悖于世俗伦常的同性爱恋。在英国有些修女院的修女表现得非常世俗（worldly），她们的服装与俗世并无不同，具有流行时尚的特征。乔叟对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女尼（修女）的描写很有意味：“我还注意到她的外衣十分整洁。臂膀上套着一串珊瑚念珠，夹着绿色的大颗珠子，串珠上挂有一只金质的饰针；针上刻的是第一个字母，后面接着一句拉丁成语，意思是‘爱情战胜一切’。”

无论性别，正是这些男女修士成为中世纪英国文化的创造与推动者。一般的历史著作，如编年史、年代记、传记等大都由修士们创作于修道院。各种神学哲学的著作，尤其是修道院的神秘主义作品也来自于修士，至于在修道院里抄写书籍传播文化更是修士体力劳动的直接产物。

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基督教徒，普通信徒（即平信徒）又占基督徒的大多数。一个平信徒的每天、每周乃至一生都受到教会的影响乃至支配。基督徒的每一天可以说都受到教会的影响，在每天的时时刻刻都有教会的影子。在有教堂或者修道院的村庄和城镇，每天的时间节奏是由教堂的钟声来安排的。清晨6点，敲响的是晨祷钟，也是唤醒信徒们起床的钟声，虔诚的基督徒还会在梳洗后做一番晨祷。上午9点，敲响的是劳作钟，此时修士等人开始白天的功课，普通手工业者和农民则开始白天的劳动。中午12点，敲响的午祷钟，也是吃午饭的时间。下午6点，敲响的是晚祷钟，也是劳作者收工的钟声。当夜幕降临，几乎所有的劳动和活动都将停止。

一天如是，一年如是。基督徒的每一年的时间节奏和生活安排都受到教会的左右。基督教世界一年中的重要节日几乎都与教会有关。基督教的新年其实开始于基督降临节（Advent），时间是圣诞节前的四个星期，约开始于11月底，直到圣诞节。它事实上是为圣诞节做准备。12月25日为圣诞节，3天之后是圣婴节，随后的圣诞节节期还有包括1月1日的公历新年以及1月6日的主显节在内。2月2日是圣烛节（Candlemas），庆祝圣母的贞洁，也是治疗仪式的一部分。为此节日，教民要向教堂奉献蜡烛。在达勒姆教区教民因为拒绝缴纳蜡烛而受到谴责。神父甚至威胁若不在规定期限内补齐，就将采取绝罚的措施。2月14日为圣瓦伦丁节，是纪念殉道圣徒瓦伦丁的节日。3月有圣大卫节和圣帕特里克节。3月25日天使报喜节（Annuciation）。3月里最大的节日是四旬斋节（Lent），复活节前40天人们要克制欲望、禁食和节食，不能有肉欲的享乐。在这一节日中，神父在一次次的布道中让信徒反省自身的罪并做出忏悔。达勒姆的神父瑞彭（Ripon）认为，罪就是疾病，“基督作为你的医生，并且神父代替基督作为你的医生”能够为你治病，而悔罪就是良药。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是纪念耶稣复活的复活节，往前延伸还有星期五的耶稣受难日、星期六的圣星期六日，往后延伸还有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对于经历了四旬斋节的信徒来说，整个复活节期最重要的就是接受圣餐（com munion），因为它意味着你的罪被宽恕了，你又可以领受圣餐了。复活节后40天是耶稣升天节。复活节后的第7个星期日（Whit Sunday）为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复活节后第8个星期日为三一主日（trinity sunday），即三位一体日。1311年教皇克雷芒五世规定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为三一主日后的星期四。这些都与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联。4月23日纪念英国守护神的圣乔治日。6月24日为施洗者约翰节，6月29日是圣彼得和圣保罗节。7月2日为圣母往见节。8月15是圣母升天节。9月有圣米迦勒节。10月31日为万圣节夜。11月1日为万圣节，11月2日为万灵节。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宗教节日，一般多为当地教会保护圣徒，如达勒姆有圣奥斯瓦尔德节（8月5日）、圣巴特罗缪节（8月24日）。另有些节日可能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如在英国各地有犁耕节（Ploughday），一般多在圣婴节后的星期一，标志着一年中犁耕的开始。5月1日的五朔节祈求农业生产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一年如是，年年如是。基督徒的人生节奏就是教会的节奏。从出生到死亡，都有基督教的色彩。所谓七圣事，正是对信徒从摇篮到墓地的支配。从13世纪起，七圣事、七宗罪、七善行之类的说法已经在英国社会中广泛流传。

孩子一出生，等待着他的就是洗礼。根据教义，婴儿若不受洗就夭折，其灵魂进不了天堂，因此尽快给孩子洗礼成为常态。1-3天是婴儿洗礼的最佳时间。洗礼基本上都是在教堂由神父来主持的。如果来不及到教堂，则可以由接生婆来完成。未及施洗就死去的婴儿的灵魂被放置到了地狱外围或者边缘（limbo）。婴儿被教父抱到教堂，神父问孩子是否信仰三位一体的宗教，教父代替孩子回答“我信仰”。孩子脱掉衣服后被浸入洗礼池中三次（象征三位一体），然后抱出，并在其前额涂上神圣的膏油。神父说：“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为你洗礼。”最后，教父从神父手中接过孩子，以象征纯洁无罪的白布包裹住孩子，完成洗礼。有些地方以洒水或泼水来代替浸入水中。1485年，伦敦曾经审理过两件关于洗礼的案子。一件指控是，一个教徒其孩子出生已经两天了还没有受洗。另一件指控是，一个教士为已经被接生婆洗礼过的孩子进行了再洗礼。洗礼，本是皈依者接受信仰的仪式，是受洗者接受信仰在先，受洗在后。这在蛮族诸王国的基督教化过程中有很多著名的事例。然而，在一个成型的基督教社会，洗礼的对象几乎都是婴儿，洗礼也就成为一个由成人选择、婴儿接受的洒水受洗过程。教会的解释是圣水可以洗涤原罪。无论这一仪式多么神圣，都不能否认洗礼已经在信仰之先的实际。因此，此类洗礼可看做教会对未来信徒的预定。摇篮中的孩子已经在教会的支配之下：在其家人纳了一笔购买洗礼用的圣水之后，他或者她已经被打上了基督徒的烙印，有了一个教名。

坚信礼是给年轻孩子的信仰确认。它与圣灵的降临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个仪式往往被描述为接受圣灵赐予的礼物（“圣灵的七件礼物”是中世纪神父经常阐述的主题）。主教巡视其辖区，给年轻的孩子以祝福，并在其前额涂抹圣油，一边如此说：“我以十字架符号为你留下印迹，且以救赎的圣油为你确认信仰，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不过，早期中世纪的坚信礼的管理很松散，可能的理由是粗心的主教未必愿意下马为那些孩子祝福，另外孩子们四处乱跑难以管理。到13世纪的时候，主教开始在教堂或者庄园的祷告室为孩子们主持坚信礼，即程序变成父母带着孩子到教堂找主教，而不再是从前的主教到辖区找孩子。与洗礼相比较，坚信礼很不正规，也没有做记录。教区信徒接受坚信礼的人数、年龄等信息并无确切的史料。并且，整个教会只有数百位主教，不足以为全体教民完成坚信礼。因此，许多信徒一生都没有接受过坚信礼。从教会的视角来看，坚信礼是以圣灵的名义对信仰的加强。从个体来看，它是年轻人自主的信仰选择，是对他人加之于身的信仰的确认。但是，这种个体信仰的确认观念是现代的产物，中世纪的坚信礼更多是教会或者父母确认孩子信仰的行为。即使个体真的可能经历过无数的怀疑、质疑、否认等等痛苦历程，教会神职人员也会以各种方式来引导年轻人走向上帝。

每天都进教堂当然只有最虔诚的基督徒才能做到，他们还会在教堂的单独的小房间内为自己每日所做的错事乃至罪孽向神父坦白，请求主的谅解，这就是忏悔礼。忏悔礼的实行与爱尔兰僧侣传教有关，到8、9世纪基督教世界已经逐渐推广。13世纪，私人忏悔成为圣事之一。忏悔的内容多与教会的那些禁令和限定有关，如信仰上的动摇、接触或者认同异端分子、日常行为中违背教规等。教会所设定的忏悔分为三步，内心的痛悔为第一步，强调的是发自内心对罪过的悔恨与认识；口头坦白罪恶为第二步，是指以语言将罪恶呈现；悔罪补偿（satisfaction）为第三步，指神父对忏悔者的罪恶做出祈祷、斋戒、禁欲、施舍等处罚，以期达到悔罪和补偿的目的。一般有40天只吃面包和水的斋戒处罚，还有长时间的祈祷、长途的朝圣以及鞭笞肉体的惩罚。忏悔的处罚分私下和公开两种。例如，国王亨利二世为其属下杀死托马斯·贝克特而不得不接受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门前公开忏悔的惩罚。1299年，约克大主教下令西赛里亚（Cecilia de Stanton）女士因犯通奸罪而进行公开忏悔。她必须在6个星期日绕着斯坦顿教堂步行，且接受鞭打；她还要到诺丁汉和宾汉的市场接受6天的鞭打。如果她拒绝，就会被开除出教会。犯下罪过的人，意味着失去了上帝的恩典，故需要忏悔来挽救。为此，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规定，信徒每年必须忏悔一次。14世纪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萨德伯里对此有所强化，他规定每年圣灵降临节、圣诞节和复活节的三大节期是举行忏悔礼的日子。如果一年中教徒没有进行过忏悔，就要受到教会法庭的处罚，情节严重者不得进入教堂，死后不得按照天主教仪式举行葬礼。忏悔仪式是基督教诸多仪式中真正能够触及信徒内心世界的一种。敞开心扉，坦诚地将内心最柔软或者最脆弱、最阴暗的部分揭示给上帝以及神父和教会。这种行为，在忏悔者那里是求得内心的安宁，在教会则未尝不是一种支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忏悔并非总是自愿和自主的，许多时候是神父提问加以诱导。事实上，在掌控了他人内心隐秘的信息之后引发社会道德伦理乃至政治危机的事情并不少见。

弥撒礼（Eucharist）是所有圣礼中最为宏大、庄严、神圣的仪式。主日那天信徒们聚集在教堂，聆听神父的布道，宣读信经，领用带有宗教神圣特征的酒和饼。这一布道仪式就是弥撒。弥撒礼的核心就是领用圣餐。耶稣曾经说过：“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因此，信徒们相信所领用的酒和饼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和肉所化，此为化体说。到底酒和饼中基督的血和肉如何存在、为何存在等问题，在神学家那里争论不休。不过，争论并没有阻止信徒的信仰。在中世纪，教会规定，年满12岁的信徒一年中至少一次在复活节期间领受圣餐。圣餐只对经历过悔罪的信徒开放，是对他们忏悔行为的认可，是对他们的又一次接纳。弥撒是基督徒的团契生活，具有增进信徒之间的感情交流，分享信仰经验，以及了解和帮助信徒解决实际生活困难等作用与功能。当然，它也是基督徒归属感的最为具体的对象。

基督徒男女的婚姻是由教会在理论上加以规范的，在实践中也往往由教会主持。从订婚的通告到结婚的仪式，都在教会的主导下完成。婚礼多在教堂门廊下举行（在英国直到宗教改革后才将婚礼放到教堂内部来举行），以公开的仪式来彰显教会婚姻的原则。随后，还要给一对新人以婚姻的祝福和弥撒。教会对于婚姻的控制自不限于婚礼这样的神圣仪式。事实上，教会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控制着从婚姻的结成到婚后的生活整个过程。违反了教义，就是结婚的障碍，在婚礼之前就已经加以阻止。如果某些人违背教规而强行结婚，教会就采取谴责、攻击乃至绝罚等方式来反对。婚后，若夫妻双方有违背婚姻道德的行为，教会也会加以处罚。

终敷礼（Rite of Extreme Unction）是信徒临终的告解和涂油仪式。对于基督徒而言，灵魂的救赎是生命的意义所在。死亡的恐怖不在于肉体的消亡，而在于灵魂不能进天堂。教会被赋予了赦免信徒灵魂罪孽的权利，故教士对信徒临终的告解和涂油就具有绝对的神圣与威能。正常的、好的死亡就是由教士主导终敷礼仪之后的平静离世。信徒临终忏悔自身的罪，祈求教会的帮助与上帝的宽恕，点燃的蜡烛握在信徒手中，周围的人们为其诵经祈祷，神父以膏油涂抹其面部，直到最后时刻的来临。不好的死亡就是没有得到教会的宽宥而抱憾死去。罪犯的灵魂得不到救赎；有些因特殊原因而得不到教士主持死亡仪式的人群，教会以特别的方式事先赦免他们的罪孽，例如，教会认为一些意外死亡的人其灵魂应该事先就与上帝有所沟通。11世纪末的十字军将士就明确得到了教会的赦免，其他人群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这种赦免的凭证，这就是后来赎罪券的由来。12、13世纪的欧洲兴起了炼狱观念，认为灵魂不升天堂也不下地狱者，只能前往中间状态的炼狱，在那里等待最终审判的来临。灵魂在炼狱中所待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信徒自身，也可以求助于亲朋。赎罪券的功效正在于它可以缩减灵魂在炼狱的刑期。

死者的埋葬和身后的财产处理等事务，也少不了教会的参与。死者的遗体被清洗干净后以布匹包裹，送到教堂埋葬。早年只有神父可以葬在教堂里，到13世纪一些贵族也可以。至于普通人只能葬在教堂庭院里，没有棺木或者坟墓标志。富裕家庭则会有石棺来装殓死者。教堂庭院埋葬死者可以看作是教会在公共空间的宗教活动，无论是表达对死者的思念还是对生者的激励，都具有强烈的宗教功能。死者葬入墓地并不意味着万事的终结，丧葬费、墓地费、神父服务费等费用都随之而来。在英国希尔地区的圣玛利亚教堂，在葬礼时为死者敲响最大的钟一下，收费6先令8便士；连续敲响次大的钟一小时，收费12便士，敲响半日，收费3先令4便士；依次递减。15世纪末该教堂还明文规定，办事人员可向葬在教堂内的死者家人收取2先令，如果葬在教堂庭院，成年人收8便士，儿童收4便士。此外，还要向教堂缴纳13先令4便士（葬在教堂内），或者2先令（葬在教堂庭院）。因此，在英国的许多地方，死者往往在生前留下遗嘱对土地财产做出安排，好请教会人士来为自己做祷告、主持葬礼、引导灵魂去往天国。于是，大量土地财产流入教会手中。这种财产被称为死手权，即土地到了教会手中再也不会流动，成为死手。封建土地法律对于此种情形是非常警惕和反对。

除了这些与信徒生死相关的礼仪，教会还有常态和非常态的手段来处理与信徒有关的事情。在经济上，教会对所有信徒征收其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奉献，是为什一税。有一封13世纪的书信，是某教区大执事写给乡村神父（dean）的，告知后者要征收教会税，同时要改正他所辖教区神父（chaplains）的不良行为。那些人经常去酒馆与俗人一起厮混，弄得自己不像一个教士。因此，神父有改正之责。撇开大执事对乡村神父渎职行为的批评不论，单看他以书信的方式敦促小神父收税，就可以了解教会对于经济收入的关注程度。而对于农民来说，什一税包括各种收入，有其田地里所收获的粮食谷物，还包括菜园果园里蔬菜水果，也包括牧场上的新生家畜和奶产品，还有现金收入等。因此，教会的存在就不只是一个精神上的符号，而是与广大信徒的日常生活时刻相伴。

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教会就是以精神权威及世俗权威支配劳动者的领主。如众所周知，英国教会占有近三分之一的全国土地财富。在大小不一的教会地产上，众多自由和非自由的农民直接为教会领主所控制，进行生产和劳动。英国许多城市的领主也是教会的主教或者修道院院长之流，他们同样支配着城市各个阶层的生产和生活。更重要的是，教会与世俗统治力量在许多时候共同对信徒加以控制以维护基督教世界的稳定。前文所述的七大圣事，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精神的控制。同时，也反映了教会对于普通大众的信仰及日常生活的高度警惕，严防巫术、迷信乃至异端行为的发生。1236年英国地方法令中规定“施洗盆必须保存在安全的地方以防巫术”。这一法令是对罗马教会颁布法令的回应，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中规定，要将圣餐礼和终敷礼所用的器具保管在安全的地方。

中世纪英国发生过不少违背基督教教义和教规的传道者，其中有些被教会权威定性为异端。对这些异端分子，教会的宗教裁判所会进行法律上的审讯，一旦定罪就会实施惩罚，从监禁到流放甚至火刑都是处罚的手段。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中的精神领袖约翰·保尔宣传反天主教的教义，主张人人平等，他被称为疯子神父，起义失败后也遭到镇压。晚期中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异端是罗拉德教派，其领袖人物威克里夫也遭到教会的迫害。因此，要理解中世纪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应该理解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个体的信仰其实寄生于信仰的共同体之中。

从摇篮到墓地，似乎人人平等。但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在宗教生活上，人与人因社会地位的差别而大有不同。在接受教会的宗教性服务上，上层阶级要远比普通大众更受优待，或者说前者比后者更具有特权。我们看到国王或者世俗贵族家庭都有自己的小教堂（chapel），有专职的神父（chaplain），甚至有专门的机构来为他们服务。没有一定的地位和财富，没有主教的许可，此类家庭小教堂不可能建立起来。教会所许可的家庭小教堂只可以进行祈祷和做弥撒，洗礼、婚礼葬礼等牧民服务需要特别的许可。征服者威廉的家庭神父甚至还为国王家族的诺曼底公爵们撰写传记。给贵族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也体现了特权，如专门的忏悔室和忏悔牧师，特别的弥撒、特别的临终仪式、特别的祈祷仪式等等。此外，有地位或者有钱的教徒死后可以安葬在教堂里面，其他人只能葬在教堂的庭院。1087年9月征服者威廉去世，遗体被运回圣埃蒂安修道院（foundation of St Etiennein Caen）安葬，前来参加葬礼的有僧俗两界众多名流。编年史家奥德维克·维塔利斯称其为僧侣、教士和俗人大聚会的场合。即使是违反了教义教规，贵族的处罚要比普通教徒更注意方式方法，能不公开就尽量不公开，能减免就减免。可见，即使是宗教生活也不免打上世俗的烙印。

第二章　物质生活

在宗教的层面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兄弟姊妹，人人都经历着从生到死的那些过程。在世俗社会中，在生与死的过程中，人的历程因社会等级地位的差别而相距甚远。从人们所必须的衣食住行等日常需求中，最能反映这种社会差别。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是基督徒的日常物质生活，也受到教会伦理道德以及教义的作用和影响。

住宅是建筑的一种。中世纪的住宅自有属于建筑学上的那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包括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建筑风格等。尽管这些内容各有其特殊性，但学者们仍然会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概况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共性特征。考古学、建筑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证明中世纪建筑技术在逐渐改进和提高。从建筑材料来看，中世纪英国住宅与宗教建筑一样经历了从土木向石材的转变。土木建筑流行了很长的时间。以土筑墙的技术相当普遍，一般是以夹板做成需要的空间模型，然后往里填充土壤，再一层层夯实，撤去夹板后就成为土墙。木料一般作为房屋的框架而使用，尤其是整体性框架中的立柱、横梁、檩子等材料多使用木材。有的也用木头做墙壁。

而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住宅建筑共性的形成不是因为地理环境或者人口密度，而是因为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地位。换言之，这些变化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深刻地理解。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住宅，这是可见的情形。地位越高，房屋越好。富裕者，房屋好；贫穷者，房屋差。不同的住宅究竟反映或者揭示了这些阶层怎样的不同，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更进一步的讨论则是，不同住宅背后的不同，也许还隐含着某些共同。

贵族阶级的住宅是城堡，从技术风格来看，中世纪城堡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诺曼征服时期，最典型的是被称为“高丘和堡院”（motte and bailey）的城堡。高丘是人工堆砌的土丘，堡院则是土丘下以壕沟和木墙圈围的居住和生活的地区，里面有数量不等的住房、仓库、马厩、厨房等建筑。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城堡具有较强的防御功能，只要将吊桥拉起，堡门一关，它就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安全的所在。诺曼人将这种城堡形式在英国确定且推行了开来，威廉一世本人曾经建立此类城堡约50座，以巩固其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堡垒或被毁坏或被改造，只有少数被保留下来。高丘和堡院城堡，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土木城堡。尽管后来也有将石头用于此种城堡类型的建筑实践，但最终因为石料的出现而改变了城堡建造的风格。人工高丘因不足以承载石质塔楼而被放弃，代之以完全用石料建成的城堡主塔。主塔高3-4层，内设大厅、卧室、储藏室、祈祷室等。堡院仍然构成城堡的前区，不过防御木墙为石墙所替代，且石墙上建有防御垛口，堡门两侧还建有防御高塔。11世纪末、12世纪初英国开始兴建此类石头城堡。英国罗切斯特城堡经历征服者威廉、罗切斯特主教甘道尔弗以及12世纪初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科尔贝尔几代人的修建，该城堡主塔高115英尺，还有四角的10英尺高角楼。它是英国幸存的诺曼城堡中最高的主塔。

不论风格如何变化，城堡都是贵族地位、权力和生活方式的象征。城堡的功用，除了保护主人的生命财产，更彰显主人的身份地位。或者说，当城堡的军事功能逐渐削弱，其政治的和社会的功能就得以凸显。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建造和拥有城堡，只有那些获得国王特许并拥有身份地位的贵族才有资格。即使同为男爵贵族，在各郡中也分有城堡和无城堡两类。有学者研究显示，1327年之前，英国有文献记载的男爵132人，其他可推定的男爵72人，共计204人。其中有男爵头衔又在分封地有城堡者，只占总人数的35%。其他男爵在该封地只有庄园建筑。正因为如此，作为贵族阶层居所的城堡，就成为所在地区的显耀存在。城堡往往是地方权力的中心，是周围村庄在其控制之下。领主的城堡往往与暴力是同义词，它也被看做暴力的体现。事实上，领主建造城堡要花费大量的钱财和人工，这些自然要落到劳动者身上。穷人因造城堡而服劳役遭受的苦楚，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多有记载。1066年，巴约主教奥多和赫里福德伯爵建造城堡范围遍及全国，使可怜的百姓深受其苦。1076年国王威廉在诺丁汉、约克和林肯等地建造城堡。为建筑城堡，在林肯有166座房屋被拆毁，在诺里奇有98座房屋被拆毁。1137年，国王斯蒂芬逮捕了一些权贵，强迫他们交出城堡。但是“有势力的人个个都在筑城堡，他们据守城堡与他（国王）抗衡，弄得国内城堡充斥。他们因建造城堡而使这个国家不幸的人民深受压迫”。

一座城堡，如果成为贵族集中生活的所在，或者说权力与文化方式的所在，就是宫廷。最初的城堡具有突出的军事功能特点，后来的城堡逐渐演变为居住的场所，其功能也逐渐多样化，具有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乃至文化中心等功能。所谓宫廷，不限于王室所有，一般大小贵族都有自己的宫廷。宫廷是一个聚集了贵族直系亲属、依附人群以及仆役的所在。领主很少直接管理宫廷事务，多由管家负责。管家手下是一帮管理具体生活的管事，如负责饮食的膳食长，负责衣着和起居的起居长，负责马匹交通的马厩长，负责维持宫廷安全的警卫长，负责处理文书的秘书长。这些人员，若属于王室内府就是国家官员了，而在一般贵族领地也有类似的官员职责和功能。宫廷更是文化生活的中心。一般宫廷都聚集了教士、游吟诗人、杂耍艺人等人士。在宫廷中，有不定期的文化集会，诗人吟唱诗歌，乐师演奏乐器，侍女舞蹈，这些都是常见的情形。至于骑士与贵妇人之间的隐秘爱恋，不是能够宣之于众的文化形式；但是一种宫廷文学问答，名为爱情法庭的游戏，倒有些文化的意味。

宫廷文化突出体现在各种盛会之中。在那里，美食华服、歌舞杂技等等都得到集中的展示和表演。盛会的理由有不少，如一场战争的胜利、一次重要的婚礼，尤其是骑士的比武。除了战争，贵族所能够做的事情并不多。因此，他们经常进行各类聚会、游猎甚至比武等娱乐活动。贵族的骑士比武分为集体比武和个人比武。集体比武是两方各由一个大贵族带领一帮骑士比武较量。从规模来看，有数人到几百人不等。有时候，贵族们会把现实中的恩怨带到比武中，于是比武就演变为一场真正的厮杀。

没有城堡的贵族只能居住在庄园房屋中，典型的庄园房屋习惯上被称为府宅（hall）。考古学揭示中世纪早期庄园府宅大体可分为一层和两层两种类型。一层府宅（ground-floor hall），由开放的大厅、两头的辅助房间等构成。两层府宅，每层3间。底层中间为客厅，是吃饭起居的房间。左边为厨房，是为家人准备饮食的房间。右边为酒窖或者储藏室，储藏物品所用。楼上有卧室、起居室（solar，位于储藏室上方）及其他房间。晚期中世纪的庄园府宅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庄园府宅在许多时候兼有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的双重特征，私人是指其作为领主家庭的住所，公共是指庄园大厅就是领主举行法庭诉讼或者其他集会的所在。

中世纪晚期，英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传统贵族受到冲击，新的权势阶层兴起，尤其是乡绅阶层成为地方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例如，到了14世纪，格罗斯特郡一半左右的庄园都在乡绅之手。这一群体包括骑士和从骑士（esquires），1340年代约有50人，另外还有30人享有骑士身份（knighthood status），1400年他们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作为新崛起非传统贵族的外在标志的庄园府宅，尚不能与城堡相提并论。这些拥有了权力和地位的新人，缺少像城堡这样能够代表和反映这些优势的东西，于是建造象征提升身份地位的城堡，成为这些人的一种时尚。小领主无力建造完整的城堡，只好加固其住宅，最终形成具有一定防御能力的住房，有时候也被赋予“城堡”的头衔。例如，1290年鲁德罗的劳伦斯（Laurence of Ludlow）继承了一座庄园，并且从爱德华一世处获得了“建造城堡许可证”，于是他给已有的庄园府宅添加了幕墙、护城河以及带角楼的主塔。一座新城堡就这样诞生了。

中世纪英国农民的住宅，也经历了一些变化。诺曼征服前后，大量农民居住在茅屋内。所谓茅屋，就是以黏土、秸秆、树条等材料搭建的房屋。这种房屋没有任何功能区分，所有人与物都在一个屋顶之下。茅屋容易搭建也容易朽坏，不属于持久的住房。考虑到占人口比例38%的维兰中应该有许多穷困者，故可以相信此时的农民中大多数还居住在存续时间较为短暂的茅屋内。12世纪开始，大多数农民居住在一种被称为长屋（long house）的住房里。长屋一般分为二间和三间两种类型。二间式，就是一间为生活起居的所在，另一间圈养牲口（byre）。三间式，就是中间一间为厅堂，有火塘可烧煮饭菜；两头各一间，一为家庭成员的卧室，一为圈养牲口的所在。中世纪晚期，长屋逐渐减少。富裕农民开始建造两层住宅，是有些类似领主的庄园府宅。普通的一层住宅也不再是人畜共住的结构，而是人和牲口分开安置。两层的房屋在该地区有15世纪末的三个例子，这大概说明在15世纪末农村地区房屋有朝着两层房屋发展的趋势。

学界还特别关注农民住宅的质量。20世纪70年代起，学界大都认为整个中世纪英国农民家庭的房屋大概都只能维持一代人的时间。晚近的研究则强调农民住宅的质量在不断的改进。从13世纪开始，许多农民逐渐采用了全木架构的房屋建筑方式，尤其是著名的曲木架构。有些地方的农民还采用了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例如，林肯郡的戈尔多（Goltho）村庄，13世纪之前的农民房屋属于的是简单的草墙建筑（cobwalled building），13世纪之后全木结构取代了早期的不耐久的结构。

对农民房屋的研究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农民属于领主，或者至少在领主权力的控制之下。故而，理解农民房屋的存在特点，不能忽视领主权的支配作用。农民的房屋往往与其份地相伴随，领主将土地给农民租种，其中就包含着土地的附属建筑。在一般租种协议中，往往有要求农民维护房屋、维修房屋的内容。1306年，在拉姆赛修道院地产的埃尔顿村，农民埃尔德萨必须找人担保她维护住宅的居住条件，直到下一次法庭开庭之前。1308年，该村的农民威廉同样要维持住宅的良好状况，到交还的时候必须跟接受的时候一样。1331年，该村有三个村民因为没有维护好住房每人被罚款12便士。从这一点来看，农民的房屋在理论上属于领主所有。但在历史的实际中，房屋已经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为了居住，农民愿意且事实上也再进行房屋建筑的投资。因此，农民住房在中世纪一直在改进中。有研究表明，农民的房屋规模似乎与农民家庭的规模相伴随。扩大的家庭，房屋规模就较大；核心的家庭，房屋规模就小。这也是农民财富与房屋规模成正比的表现。有学者认为，不只是因为财富的增加农民才改善住房条件，还有生活方式或者文化心态的作用。正如乡绅模仿贵族一样，农民也模仿领主。

市民住宅在漫长的中世纪一直在逐渐变化和发展。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反映当时的城市约1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不到10%。戴尔研究认为，在此时，有一些边农和茅屋农事实上居住在城市中，一些贫困的市民居住在茅屋（cottages）之中。12、13世纪，英国市民住宅类型以曲木架构的木头房屋为主导。其建造一般是以石头作为地基，再以曲木搭接成房屋构架，墙壁则以枝条编织，上面涂有石膏。城市曲木住宅一般临街开门，门面狭窄，因不能顺街道铺开故房屋往往向后延伸，形成功能不一的空间。房屋临街部分为商铺，渐次有厨房、工作间、储物间、卧室、庭院等。这就是典型的前店后场格局，临街的部分作为出售产品的店铺，后面则是制造生产产品的作坊。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同为曲木住宅，因主人的财富等因素的作用，也有不小的差异。既有平房，也有二层楼房，还有三层以上的楼房。14、15世纪，英国市民住宅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石料等耐久性材料在住宅建造中使用较为普遍，二是住宅建筑中出现了新的盒式结构。所谓盒式结构，就是房屋的壁骨从第一层一直连到屋顶，避免了突堤式的悬挂。总之，市民住宅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呈现出自己的特色。有学者将其描述为从乡村建筑传统在城市的采纳和延续（rusin urbe），最终走向城市自身风格的历程。

城市市民住宅的多样性是城市市民等级地位以及财富的表现。除了居住在城市中的教会和世俗贵族，市民中也存在等级差别。商人行会的首领和手工业行会的首领等都是城市的市民贵族，一些富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城市中的富裕阶层，普通手工业者是最大的城市平民阶层，在他们之下则有学徒、帮工以及其他贫穷的城市工资劳动者。15世纪约克的一个富裕工匠，其遗产价值30英镑。根据1524-1525年城市税收估算资料，萨福克郡的拉文翰（Lavenham）市要缴纳180英镑的纺织税，而该城市一个富裕的寡妇就缴纳了50英镑。13世纪晚期石匠年收入约3-5英镑，15世纪增加到5-7英镑。扣除付给仆人的生活费等，15世纪一般工匠年利润约3-5英镑。约克城一个贫穷的上弦工人（stringer），1436年死后留下财物价值总共6英镑；地位不同财富不同，住宅也随之不同。有权势的市民贵族甚至可以拥有带防御性的住宅。富裕市民往往拥有多排、多层住宅。底层两排临街门面作为店铺。向后延伸的空间，一排包括私室、作坊、储藏室、牲口棚等，一排包括起居室（parlor）、大厅、厨房等。两排房屋之间是露天庭院。第二、三层住其家人，仆人居住在阁楼。二楼有客厅或者索拉屋（solar）作为起居室。房间内有壁炉以及排烟的烟囱。至于普通手工业者的住房一般为平房，临街门面作为店面，后屋中有作坊、生活起居、卧室、储藏室等房间。即使不考虑住宅中的家具装饰，仅就住宅本身而论，差别也是明显的。除了少数富裕的商人和手工业行会首脑，大多数手工业劳动者的居住条件都很一般，甚至很糟糕。作坊跟生活区的混杂，牲口与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没有取暖设备、缺少卫生设施等情形都很普遍。

了解中世纪英国大众的饮食，存在着不同的角度。

首先，可以从相对静态的视角来了解饮食的构成、制作等。从总体上来看，中世纪英国的食物构成相当广泛，包括谷类、豆类、蔬菜、瓜果、肉类、鱼类、贝类等。调味品则有食盐、蜂蜜、糖、醋、酸果汁、玫瑰水、橄榄油等。奶产品有牛奶、黄油、奶酪（芝士）；饮料有啤酒、麦酒、葡萄酒、红酒、蜂蜜酒、苹果酒、梨酒、火酒（aqua vitae）、蒸馏酒等。

食物的制作方法有煮、炖、烤、焙等几种。《坎特伯雷故事》中提到行会商人们带的厨师会各种烹调方法：“他们带了一个厨师同路，为他们烧鸡和髓骨、酸粉馒头和莎草根。他对于伦敦酒最内行。他能煨、煎、焙、炖，能做精美的羹，又善于烤饼。”大铁锅（cauldron）之类的厨具是炖、煮食物的基本工具，一般或悬挂、或三足立地架于火上，将食物置于锅中或煮或炖。烤炉则是焙烤面包等食物的工具。上层阶级家庭一般都有厨房，有炉灶、烤箱、操作台等设备，还有专门的厨师烹制食物。一般家庭则多在屋里架起一只锅，进行简单的食物炖煮。在农村，农民烤制面包必须到领主的专门烤炉，城市中则有专门作坊出售面包。厨师是中世纪手工行业的一种，师傅靠手艺吃饭，受同业行会的管辖。随着实践和社会需求的增加，烹制食物的技艺也在不断进步中。厨艺对于食物色彩及色彩的搭配非常重视，白色、绿色、黄色、红色、蓝色等色彩都是盘中常见的颜色，因为他们明白色是提升食物水准、增加食客食欲的最关键的环节。对食物香味的重视，直接反映在对各种香料的发掘和使用，为此上层阶级不惜高价从外国乃至遥远的阿拉伯等地进口香料。根据学者们的估计，欧洲每年进口胡椒1000吨，生姜、肉桂、丁香等合计1000吨。即便如此，一个家庭一年能够用到的胡椒也只在20-25克。因为食物容易变质，故多以食盐腌制来保存。胡椒、香料等属于奢侈的调味品，普通人家只有使用本土产的香料。15世纪帕斯顿家族的玛格丽特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提到了一些相关信息：“我给你寄去5先令，用来买糖和海枣的。我要三到四磅糖，其余的是海枣。写信告诉我伦敦的物价，包括胡椒、丁香、肉豆蔻种衣、生姜、桂皮、杏仁、大米、科林斯葡萄干、良姜、干藏红花柱头、谷物和蜜饯的价格。”从中不难看出，作为一个乡绅家庭主妇，玛格丽特对于各种香料非常熟悉，也很关心它们的价格。

在中世纪英国，手抓食物一直是大众进餐的主要方式。《坎特伯雷故事》对于一位女尼（修女）的进餐有非常细腻的描写：“她学了一套道地的餐桌礼节，不容许小块的食物由唇边漏下，她手捏食物蘸汁的时候，不让指头浸入汤汁；然后她又把食物轻送口中，不让碎屑落在胸前。她最爱讲礼貌。她的上唇擦得干净，不使杯边留下任何薄层的油渍；她进食时一举一动都极细腻。……她养育了几只小狗，喂的是烩肉、牛乳和最佳美的面包。”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信息，如至少到乔叟生活的年代，英国中上层阶级中仍然在以手抓食物的方式进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4世纪开始，英国跟大陆一样出现了一类关于食物天堂的描写，即食物王国（l and of cockaygne）。在那个梦幻的世界，人们不用工作，女人美丽，睡觉到自然醒，各类供应充足。那里，城墙以香肠建造，门窗以鲑鱼、鲟鱼和鳕鱼建造，房梁以黄油建造，椽子以烤鳗鱼建造，阁楼以姜饼建造，屋顶则铺满馅饼；纺线杆和转轴以脆饼制成，桌面以煎饼制成，板凳和椅子以肉派制成。那里的河流流淌着葡萄酒、波尔多红酒、雪莉酒、麝香葡萄酒、啤酒。人们免费享受各种美食。那里一年中没有四季，都是5月；100年中有4次宗教节日，且只有1次持续半日的禁食。约旦河流经此地，河水让人们永远年轻。这真是懒人的理想国、吃货的天堂。

然而，以这样的观念来看饮食，大概只能存在于梦想之中。现实中人们的饮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教会对于信徒的饮食有宗教道德上的限制和要求。作为信徒并不能肆无忌惮地暴饮暴食。一方面，教会经典中承认饮食是自然的也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圣经等经典又教导人们，饮食只是为维持生命的目的，不可超越此本分而求口腹之乐。正如圣经所说：“你们的心不要沉湎于酒食。”（路加：21:34）又说：“我们吃也无损，不吃也无益。”奥古斯丁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前者并不使我富裕，后者并不使我匮乏。”“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林前8:13）追求口腹之乐是教会所极力反对和谴责的，贪吃甚至是七宗罪之一。在修道院系统中，食物往往与灵魂拯救之间建立起联系，节食是拯救之路，贪食则是自毁之路。

中世纪英国，有权有势的贵族阶层的饮食属于其奢侈生活方式的体现。这种奢侈既体现在其日常状态的饮食中，更体现在非日常状态的饮食中。贵族阶级日常的饮食大体遵循中世纪大众的食谱，如面包、各种肉类、鱼类、蔬菜水果、甜点和饮品等。区别更多地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以及珍稀之物，即贵族家庭消费的食物数量远比普通家庭多，烹调的菜肴也更为精致。贵族们特别钟爱各种珍稀菜肴，如野猪肉、野牛肉、熊肉、野兔肉（家兔1176年才引入英国）、大雁、天鹅、野鸡、孔雀、海豹、鲸鱼等野生之物。即使是家养的牲口，也择其优质的食用，如牛肉、羊肉、猪肉等常见的肉食中，他们偏爱小牛肉、小羊肉和小猪肉之类的小且嫩的肉食。

西蒙·德·孟福特的妻子埃莉诺是国王亨利三世的妹妹，曾留下家族账簿。据载不仅食用大量面包，而且辅以大量的肉食、各种家禽肉、鱼，还有梭鱼、松鸡一类的美味佳肴。稻米是稀罕之物，香料价格昂贵，一磅胡椒价格从10便士到2先令4便士不等，一磅生姜的价格从10便士到1先令6便士不等。一年中糖的消费量略微多于胡椒的消费量。菜肴味道重，色泽鲜艳，往往以橘黄色番红花或深红色果汁染色。烤制的点心是主食。加斯科尼葡萄酒是主要饮料。用酒花酿造啤酒的历史不早于13世纪。

根据现代学者的估计，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取2000千卡热量。下表是索尔兹伯里的米特福德主教家每餐所食用鱼类的热量。显然，该家庭每餐只是鱼类的热量就已经很高了，若加上其他肉类、奶制品类和主食，热量大大过剩了。

以现代饮食营养的角度来看，中世纪贵族每天的食物所含热量显然是过剩的。以中世纪教会观点，中世纪贵族日常饮食中每日所消耗的食物也远超维持身体所必须的质量。

可见，即使是日常的饮食消费，贵族家庭的奢侈也展现无疑，至于非日常的饮食就更是奢侈无比了。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时候，食物不是为了果腹，而是为了炫耀。1387年9月23日理查二世和兰开斯特公爵的宴会。第一道菜，以鹿肉饼和牛奶麦片粥开席，随后是被称为旺达布鲁斯（Viaundbruse）的肉汤。紧接着是烤野猪头、烤腰腿肉、烤天鹅、烤家猪肉，自然少不了各种调味汁。第一道菜以伦巴第的蛋糕和索特提（sotelty）结束。第二道菜开始以浓汤，称为格里（Gele），然后是来自叙利亚的白盘（White Dish），再继之以烤家猪、烤鹤鹳、烤野鸡、烤苍鹭、烤家鸡、烤欧鳊，接着又是馅饼、切肉和烤两岁大的兔肉（conies）。第二道菜也以索特提结束。第三道菜以杏仁粥开始，随之以伦巴第式的炖菜，然后是烤鹿肉、鸡肉、兔肉、山鹑、鹌鹑、百灵鸟，接着是被称为“Payne puff”（bread puff）的油炸馅饼、果冻、甜乳酪和被称为Longe Fritours的蛋饼，最后以必不可少的索特提结束。在这样的宴会中，菜肴不限于英国本土，还有意大利菜、法国菜甚至更为遥远的叙利亚菜，其奢华之风几乎让人忘记那是中世纪的英国。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非日常的筵宴就是一场主人及其食物的表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聚众饮食是社会交流的方式和习惯，对于贵族而言更是如此。宴席上食物的种类和数量的多少，跟主人的财富及慷慨程度有关。当然，对贵族而言，食物尤其是宴会还有权力交际的功能。向来宾显示自身的实力，同时也借此来拉拢关系。在此，宴会就是博弈的场所，食物就是博弈的棋子。当甲方和乙方相遇于宴会之中，吃与不吃，吃多或者吃少，都是权力的表现。一个好厨师、一种好食材都是主人的力量所在。有学者将宴会描述为“看食物”的表演。此外，仪式让食物和宴会充满了别样的趣味，例如，宴会开始要吹号角，饮酒要吹号角，敲响王室的钟声。酒之于贵族的重要性，体现于此种场合的媒介作用。如果从两性关系来看，食物在这种场合也是媒介，正如中国哲人饮食与男女并提一样。贵族将食物吃成了奢侈，在暴饮暴食之中，在大肆炫耀之中，食物已经变成了符号。有音乐家们演奏和演唱，可能还有杂耍、摔跤、马戏等各种表演。在这样的宴会表演中，基督教的那些节食的教义早已经被贵族抛诸脑后。

农民的饮食情况可以从不同的史料中得到反映。在中世纪英国农村，农民之间存在一种赡养协议，即土地财产的继承人有赡养前任的义务和责任，为此双方达成协议。协议中列出了提供给被赡养者的食物。英国学者戴尔根据此类协议试图还原中世纪英国农民的饮食状况。

1240-1458年赡养协议中的谷物构成比例（%)

说明：1.贝郡指贝德福郡，有协议书6份。剑桥，有协议书11份。埃塞克斯郡，有18份。汉普郡，有35份。亨廷顿郡，有7份。诺福克郡，有5份。索姆塞特郡，有8份。萨福克郡，有11份。萨里郡，有6份。沃切斯特郡，有13份。

2.杂粮1，指小麦和黑麦混合；杂粮2，指大麦和燕麦混合；杂粮3，指小麦、大麦和黑麦混合。

从表中我们可以了解农民的饮食构成。其中，小麦的平均百分比为45.6%,大麦平均百分比为29.4%,燕麦平均百分比为8.7%,豆类平均百分比为9.1%,黑麦平均百分比为4%,杂粮1平均百分比为1.5%,杂粮2平均百分比为1.6%,杂粮3平均百分比为0.1%。据此，可以知晓农民的主食来自小麦、大麦、燕麦、豆类及杂粮。但这一谷物构成比重并不等于食物构成比重，尤其是最高比例的小麦在农民的食物构成中可能非常小。理由很简单，小麦被称为现金作物，是用于出售以换取货币的谷物。用小麦做面包，那是少数富裕农民家庭的福利，贫穷人家极少能吃到白面包。相反，以黑麦和小麦混合的杂粮，或者大麦、小麦和黑麦混合的杂粮等所做的黑面包才是农民的主食。此外，要注意到农民的食物也随着季节而发生较大变动。例如，8-12月份的收获季节和屠宰季节，食物相对丰富。最艰难的时刻则是每年的早夏时节，储藏的东西消耗殆尽，谷物价格上涨，而新一年的谷物还未成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为此，有些村庄的村规说，贫穷的农民可以到地头摘点青豌豆和蚕豆以度时日。

农民饮食最大的差异则缘于各自家庭经济状况。什么样经济状况的家庭才能够满足家庭成员的日常消费所需呢？在三田制下，农民每亩收成为13蒲式耳。有30英亩土地的农民家庭，其粮食总量为260蒲式耳，扣除什一税后为234蒲式耳，则家庭成员食物消费所占比例为30.7%。15英亩的农民家庭，其粮食总量130蒲式耳，扣除什一税后为117蒲式耳，则家庭食物消费所占比例为61.5%。土地规模在10英亩的家庭，其粮食总量为91蒲式耳，扣除什一税后为81.9蒲式耳，则食物消费所占比例为87.9%。至于5英亩的农民家庭，其粮食总产量为39蒲式耳，扣除什一税后只有35.1蒲式耳，根本不能满足家庭所需要的粮食消费。在凯伯沃斯庄园的农民家庭食物消费，占30维尔格特者总收成的比重为20%-30%,占半维尔格特者总收成的比重为47%-70%。学者们估算的数字虽然有差异，但都清晰地说明，小持有者不仅消耗掉几乎全部的粮食谷物作为食物，而且还有很大的缺口。10-15英亩的农民家庭在消耗掉大量的谷物总量之后，方能够满足热量的需要。30英亩土地以上的富裕农民才有相当比例的余粮。因此，一个持有30英亩土地，且能够有公共放牧权的富裕农民，能够为其5-7口人的家庭提供足够的面包、粥和麦酒。他们也可以比较经常地吃到奶产品和咸肉。如果年成好，他们也可以拿现金买点鱼和肉，或者做好的布丁、派等。他们维持每天2000千卡热量的需求没有困难。15英亩土地持有者，则难以给一个5口之家经常吃上肉或者喝麦酒。15英亩以下的小土地持有者，由于产出的粮食不足以让家人吃饱，则需要购买谷物来补充。

上述概括也得到其他文献的支持。例如，14世纪后期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一书中提到，贫穷的皮尔斯的茅屋中有“两份绿毛奶酪，一些酥乳和奶油，一块燕麦糕，两条麸糠面包和蚕豆。他还有欧芹、韭葱和卷心菜。他没有鸡蛋和腌肉”。对穷人而言，每天的饮食大概只能是粗粮面包、蔬菜，加上杂粮粥等。那些养羊和牛的农民能有牛奶和奶制品等偶尔改善一下伙食，肉类只有在特别的日子里才会端上饭桌。“每日饮食最多不超过5磅用大麦或者杂麦（小麦与黑麦或者豆类混杂）粗粉制作的粗糙而富有营养的面包，以及肉、干酪、牛奶或奶油、蔬菜和大量淡啤酒。”

在《农夫皮尔斯》一书中，一个富裕约曼农的饮食情况就要好得多。他有培根、鸡蛋、奶酪、黄油、牛奶、奶油、洋葱、大蒜和酿酒的麦芽。在乔叟的书中提到一个自由农的饮食情况：“他早餐时最爱吃酒泡面包。……他的家总是公开的，在乡间他简直是个款待宾客的圣徒，象圣求列恩一样。他的面包和酒都是最上等的；谁也没有他藏酒丰富。家中进餐时总有大盘的鱼面糊；酒肴在他家里象雪一样纷飞，凡是人所能想到的美味他都吃尽了。他的饮食跟着时季变换。他在笼里喂了许多肥鹧鸪，鱼塘里养了很多周鲈之类。他的厨师如果烧出的汤不够辛辣，不够浓烈，或是器皿不整齐，这个厨师就倒了霉。”

除了赡养协议，学界还从中世纪农业雇佣工人的饮食记录中了解到一些信息，如他们的伙食结构、摄入热量等。下表是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人群的饮食状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农场工人每日摄入热量比一般农民来要高许多。

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农场工人伙食的特殊性有关。一般来说，他们的饮食由雇主提供，但有时其费用又计入到工人的工资中。因此，雇主会提供面包等主食，也可能提供一定的肉食或者鱼类，还有饮料。显然，农场工人的饮食不能与农民日常的饮食等同起来。

城市市民的饮食，与普通农民相比，大体上并无本质的不同。但如果从食物来源上看，城市无法自给，要靠乡村来供养。一些市民可以从自己的土地中获取食物供应，许多市民可能有庭院种菜或者饲养牲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能自己生产食物，而必须到市场购买。普通家庭不能也没有能力自己焙烤面包，只有到面包店购买。酒虽然不是每日的必需品，也少不了好杯中物的人。根据学者的研究，中世纪英国城市中已经有一种可称为快餐（fastfood）的食物，即已经做好的可以即食的食物。11、12世纪的英国城市中，此类快餐需求记录逐渐增多，尤其是那些重要的朝圣地。有意思的是，在英国伦敦等地，这些快餐店主要卖的是热气腾腾的食物，如热蔬菜、热面包、热派、热排骨、热羊腿、热烤肉、热烤鸡、热糕饼、热脆饼、热烙饼等等。

这些行业的存在既为市民提供各类食物，同时也以行会的方式对对各个行业的生产和经营进行管理。例如，在贝弗里城的《面包法令》（deassisa panis）中这样规定，每年由城市的12位管理人员和6位市民一起来负责这一年的面包和啤酒法令的落实。无论何时只要认为有必要，他们都可以取走面包，然后由城市市长在6位市民面前来称面包的重量，辨识面包的质量。违反法令的人将受到罚款和其他处罚，类似面包法令的城市食物法令，还有《啤酒法令》、《屠户条例》、《反对渔夫和垄断者的条例》等，这些法令中的规定都与市民的日常生活相关。

要注意的是，城市中的法令和条例，许多是城市管理机构自行颁布或者通过法庭审判裁决后公布的；也有许多属于王室颁布的法令，在王国城市中通行。例如，《面包法令》就是英国国王颁布的，贝弗里城的官员和市民只不过是保障法令的落实。1202年，英王约翰政府就颁布了《面包法令》。亨利三世时期（1216-1272），《面包法令》又作了修订，规定当每夸特小麦的价格为12便士至12先令时，一法寻白面包的价格按固定比率波动。面包师如有违犯，课以罚款，严重者受枷刑。1321年，伦敦一家面包作坊因为面包重量低于法定标准而被指控，后法庭判决业主游街示众。

城市的这些法令体现了管理者维持城市食物供给稳定，抑制价格上涨，保障大众饮食质量和身体健康的目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一旦市场产生，那些法令所能产生的效果到底如何，大有疑问。

更重要的是，各种法令可以规范城市食物市场，也可以平抑物价，但法令并不能左右城市不同阶层的饮食。面包再便宜，对于穷人来说总是不可承受的昂贵；香料、美酒再贵，对于城市富裕家庭来说，仍然是日常饮食中的不可缺少之物。富裕的市民可以吃最白的“瓦斯特尔”（wastel）面包，喝来自法国的葡萄酒；而穷人只能吃黑面包（brown bread）、洋葱、葱韭、凝乳和浓汤，或者一年到头的食谱都是大麦面包或者燕麦面包和水。14世纪早期，伦敦制作白面包的师傅仅21人，而制作黑面包的师傅有32人。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大众尤其是穷人对于黑面包需求的情况。

关于服饰的史料，有些来源于书面文献，有些是流传下来的文物，有些则来自于雕刻和绘画等可视材料。服装为人体而制作。中世纪衣服主要有上衣（tunic）、内衣（undertunic）、外袍或者罩衣（gown）、下裤（breeches，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裤子trousers）、长筒袜（hose）、鞋子等。服装的材料主要以亚麻、呢布为主；丝绸是舶来品，只有少数人能够穿戴。

中世纪英国服饰的变化，只是服饰历史的一个方面。其实，服饰的演化变迁与英国社会的诸多领域的发展变迁有直接的内在关联。甚至可以说，服饰反映了英国社会的历史。在中世纪，穿衣打扮不只是个人的喜好，其中有众多力量和要素影响到人们的选择。简单来说，教会认为衣服从其功能意义上来看重在遮羞，进而有保暖之效。圣经中记载，“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女人在蛇的诱惑下，与亚当一起吃了神禁止他们吃的善恶树上结的果子，于是“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这说明服装起源于羞耻，衣服的功用是遮羞。教会同时也强调服饰的圣洁特征，这些原则在圣经中有不同的表达。例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妆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你上我的坛，不可以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要给他们作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妆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因此，教会极力反对将衣服穿成对肉体的炫耀和诱惑。并且在实际的规范中演化为对服饰制作和穿戴的一些基本规定，如反对暴露、淫荡、不体面的衣着，反对奢华的衣着；主张衣服的简朴、得体和圣洁。

如果从服饰美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文化追求神圣感、抑制尘世欲望等审美标准及伦理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世纪服饰在审美上的发展。例如，在色彩上崇尚黑、白、灰等暗色，在式样上反对繁复，崇尚简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审美原则下同样滋生了造型夸张、装饰华丽、色彩艳丽的服装，尤其是表现在贵族和教会高层的服饰上。这种情形，应该反映了宗教信仰或者宗教情感在服装上的体现。例如，男子的尖头鞋和女子的圆锥形帽，以及女子的Esc offion头饰，在外形上体现了对哥特式教堂风格的模仿。因此，夸张的服饰外形背后有令人动容的神圣韵律。甚至可以这样说，中世纪服饰中的任何一种颜色，任何一种形状，或者任何一种符号，其背后都有意味无穷的基督教象征内涵。例如，羊是基督的象征，鹈鹕是基督受难的象征，十字架是受难与拯救的象征。鸽子是天使的化身，象征幸福、和平、神圣。白色，纯洁；蓝色，神圣；紫色，威严；绿色，青春；金色，善良；红色，牺牲。拿我们熟知的结婚礼服来看，白色的圣洁与黑色的肃穆庄重相交汇，黑白二色是天地间最为原初的色彩。外形上，十字，与十字架联系在一起；圆形，与无穷宇宙联系在一起，象征永恒与完整。条形或者锥形，象征着对无尽上苍的崇拜。这正是其矛盾之处，在对人体美的外在限制的同时，又极力凸显服装的华美与繁复，后者甚至被拔高到赞美上帝的程度。从这一意义来看，中世纪的服饰无处不在地体现着基督教的精神。

而在实际生活中，中世纪人们的穿衣打扮呈现出与教会精神紧紧跟随、若离若即，乃至直接违背等多种状态。早期妇女的服装以遵从教会主张为主流，女子的内衣、外衣以及头饰等都以包裹遮盖身体为目的，不得显露女性身体的特征。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背离教会精神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贵族的服饰历史来看，所展现的恰恰是教会所要限制的，一方面男女身体的特征渐渐凸现，另一方面是奢华特征的展示。因此，贵族服饰的风格总体上处于一种文化矛盾之中。男女服饰一方面要表现男人的强壮和女人的柔美，另一方面又要遵守教会的节欲原则，所以服饰体现出既保守含蓄又不乏奔放的特点。例如，男人往往穿着紧身的上衣和紧身的绑腿，为的是凸显作为武士的力量；女人的紧身上衣凸现的是突出高耸的胸部和纤细的腰身。据说，女性腰身完美的尺寸是10-13英寸，真正能够达到标准腰身者，其实极少。但在紧身束带的勒束之下，女性的胸部隆起，对男性产生更强烈的性的吸引力。一如人类历史上的其他自虐或者他虐的行为，紧身衣对于女性的身体和心理产生了巨大的伤害，如胸腔及脊椎骨的畸形。

服饰跟教会观念的冲突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服饰更体现了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在社会习惯和法律中都表现出了不同的衣着特征。首先，服饰反映了社会的等级特征。服饰是生活方式的表现，也是群体认同的外在标志。以衣取人，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服饰差别，是各自社会地位的直接体现。甚至可以说，社会等级比土地所有权有着更为明显的外在表现。从材料来看，贵族的衣服用的是精致的亚麻、天鹅绒、呢布、动物毛皮，乃至从大陆过来的丝绸和缎子。帕斯顿家族的约翰三世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要买呢布做紧身上衣。“请派人送给我两厄尔做紧身上衣的精纺毛线，以供我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穿着，就是那种差不多像丝一样的……即使比别的要贵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想把我的紧身上衣做成全毛的，以纪念诺福克，而不要做成冈纳式样。”从中不难看出他对衣服料子的看重。有些样式的衣服只有贵族能够穿戴，平民禁止涉及。贵族可以穿长袖外衣，可以穿大氅披风，可以穿尖头鞋，可以戴金银珠宝，平民则被禁止。尖头鞋的鞋尖长度甚至代表穿者的地位，一般规定为6英寸，绅士12英寸，贵族14英寸，王族不限制。甚至衣服的颜色也贵贱有别，贵族可以穿鲜亮的颜色如红色、蓝色、绿色等，而平民则只能穿灰暗的颜色如黑色、灰色等。即使是同样的上衣、头巾、帽子等，贵族也往往能够以特别的装饰来展现其品位和地位。14世纪开始一直到16世纪都铎王朝都在不断重申的限制服饰法令，与其说是反对英国大众在服饰上的奢侈，毋宁说是对各等级服饰特征的确认和固化。

英国最早的服装立法（act of apparel）是1363年，1604年所有此类法令都被废除。在两个半世纪中，颁布了10个主要此种服装法令。1363年的《反奢侈服装法令》（Asumptuary lawagainst excessiveapparel）开宗明义地说：“因为一些人群不道德和奢侈的服饰违背了他们各自的等级地位，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贫困。”这句话所反对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奢侈，而是基于等级身份做出的评估。符合等级身份，就不是奢侈；反之，就是奢侈。因此，法令开始按社会等级来逐一设定服装的标准。领主的仆人、马夫之流，只能穿改阶层的衣服或者长筒袜，服装总价格不能超过2马克。他们不能穿戴金、银、刺绣、搪瓷亮色的服装，也不能穿丝绸。他们的妻子所戴的面巾不能超过12便士。手艺人和约曼，也只能穿自己阶层的衣服和裤子。他们不能佩戴宝石，不能穿戴丝绸衣服、白银衣物，不能佩腰带、刀、纽扣、指环、袜带，不能穿戴珠宝、丝带、链子，不能穿带刺绣的、亮色的衣服，不能穿带毛皮衣服，羔羊皮、家兔皮、猫皮和狐狸皮除外。从骑士和所有位于骑士以下的土地或者租金收入少于100英镑的绅士阶层，不能穿着超出他们等级的衣服或者裤子。但是，如果从骑士年收入达到200马克，则他们可以穿价值5马克的衣服，可以穿银质衣服或者丝绸，可以穿戴丝带、腰带及其他饰物。他们的家人可以穿戴白鼬毛皮的衣服，貂皮衣服除外，且可以在头上戴宝石饰品。

此外，商人、市民、手艺人，无论在伦敦还是其他城市，只要收入达到500英镑，他们及其家人就可以如同年收入100英镑的从骑士阶层穿戴衣服。如果商人等年收入达到1000英镑，则他们及其家人就可以跟年收入200英镑的从骑士阶层一样穿戴衣服。其他如马夫、约曼或者商人的仆人等不能越过关于约曼的规定。骑士阶层及教士阶层可以穿戴他们阶层的衣服。最后是农夫、牛倌、羊倌等阶层，除了价值不超过12便士的毯子或者手工织造的衣物，不能穿其他的。任何人违背此法令将被没收其不适合其等级的穿戴的衣物。在随后的时间内，此法令一再被英国国王及其政府重申，虽然内容上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主旨并没有改变，即大众的服饰要符合各自的等级身份，不能僭越。

贵族属于社会上层的存在，其服饰也就具有特权。最高的王室，更是在服饰上尊荣独享。黄金服饰以及紫色丝绸是国王及其家族的独享的服装的颜色。紫色是特别的颜色，只有帝王才能穿着。根据1463的限制服饰法规定，如果违反此限制将被罚款20英镑。英国王室锦衣库账簿记载（great wardrobe account），1333-1334年，从兰斯购买的特拉布（tela）长度为1080厄尔（ell），从巴黎购买的特拉布长度为13993/4厄尔，而来自英国本土的特拉布有1513厄尔。而1334-1335年，兰斯的特拉布的价格是每厄尔24-30便士，则购买兰斯布料花费约200英镑；同一时期，巴黎的布料价格是每厄尔8-12便士，则购买巴黎布料花费约56英镑；同一时期，英国本土布料价格是每厄尔4-5便士，则购买英国本土布料花费约32英镑。三地布料花费，合计约288英镑。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

王室以下的贵族，因其等级身份可着丝绒和锦缎衣饰。贵族的上衣斗篷往往装饰有精美的刺绣，腰间还有闪亮的配饰，头发上的装饰更是可以凸显贵族追求的极致。贵族女性的头上，或金或银，或皮或革，或锥形或方形，以变化多端的方式来等彰显头发和装饰背后的存在。1345-1346年的男爵托马斯·德·伯克利，一年各种消费支出为1308英镑，其中与服饰有关的支出是，服装（clothing），142英镑，占比例为11%;家庭服饰（household cloth and silver），45英镑，占比例为3%;合计187英镑，占比例14%。这还没有算上包括在其他类中的如靴子、鞋子的费用。

上层社会的穿衣打扮留下文献资料相对丰富一些，至于农民穿着衣服的问题，并不特别清楚。赡养协议、农民的遗嘱、死后财产清单等文献会反映相关信息。一般而言，男人的衣服包括短外衣、内衣、短裤子、长袜子或者绑腿等，女人的衣物则有长外衣、长袜子等；他们脚上穿的是木屐或者皮做的鞋子或者长靴子，头上戴的是无沿或者小沿帽子；冬天或者有厚的羊皮或者羊毛披风。这些衣物大都是由粗羊毛或者亚麻纺织而成。（这意味着农民要自用一部分羊毛或者亚麻以做衣服）富裕农民中偶尔有一些特别的服饰，比如一件精致的羊毛大衣等。尽管如此，农民在衣服上的仍然有不小的花费。根据戴尔的估计，14世纪较富裕的退休农民每年所收到的衣物价值一般为4先令6便士（外衣3先令、鞋6便士、内衣1先令），要是外衣隔一年更新一次则其衣物价值为每年3先令。还有学者估计，在黑死病之前，一个拥有18英亩土地的农民家庭全家的衣服消费约为9先令，占现金购物消费总额（12先令10便士）的70.1%。而该家庭来自谷物和畜产品的现金收入总额为37先令6便士，衣服消费所占比重为24%。这与罗杰斯的估计大体类似。至于衣服的更新折旧的周期，肯定是相当长的，但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

在农民的赡养协议中，会提到每年提供一套衣服之类的说法，这并不说明接受者的衣服折旧是一年一次。许多农民或者只有一套衣服，从遗嘱中读到的信息也一再提到把衣物遗赠给儿子和女儿。有许多时候，农民也从领主或者雇主那里得到一些旧衣物。因此，衣物破旧、式样传统等词语用来形容农民的衣着并不为过。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我们提到的农民家庭经济状况，也有农村劳动工作环境，还有国家社会力量的束缚与限制。如我们看到的，1363年的反奢侈服饰的法令对于农民的衣着有特别的规定：农夫、牛倌、羊倌等阶层，除了价值不超过12便士的毯子或者手工织造的衣物，不能穿其他的。1483年的反奢侈服饰法令中规定农业雇工和仆人及其家人不能穿戴价格超过20便士的服装，他们还不能穿超过18便士的长筒袜。他们的妻子不能戴方巾。因此，农民及其他劳动者只能穿黑色、灰色、灰褐色之类的衣服，他们的衣物只能是粗麻、粗毛织物。无论男女，上衣都很短小。男子上衣及膝，衣袖短小；夏天甚至上身裸露，只穿宽敞麻裤，冬天穿短外衣和无袖套头衣。劳动妇女穿无袖或短袖上衣（jerkin），衣身及腰。妇女也穿中间开缝的长袍，可便于劳动。农民的鞋子以木鞋及其他制作简便的鞋子为主。

城市市民的服饰也有其等级区分。制作服装是中世纪城市中的重要行业。与此有关的行会众多，有织工行会、漂洗工行会、拉绒工行会、羊毛工行会、呢布染色工行会，最后是成衣的裁缝。坎特伯雷故事中提到某位商人的穿戴：“还有一个商人，留的是八字胡须，穿的是花色衣服。高高骑在马上，头戴一顶法兰德斯的獭皮帽，一双整洁的鞋子用华贵的扣子扣起。”如我们看到的，英国的反奢侈服装法令甚至承认城市富裕商人可以按照贵族等级来穿衣打扮。1363年的法令规定，商人、市民、手艺人，无论在伦敦还是其他城市，只要收入达到500英镑，他们及其家人就可以如同年收入100英镑的从骑士阶层穿戴衣服。如果商人等年收入达到1000英镑，则他们及其家人就可以跟年收入200英镑的从骑士阶层一样穿戴衣服。可见，不同经济状况的市民，服装上的消费差别很大。理查德家存有羊毛线和亚麻线，可以理解该家庭会自己纺线织布，并制作衣服。这是所有穷人穿衣的主要来源。此外，给富人做仆人者可能从主人那里获得一些赏赐的衣物。穷人还会从市场买些二手衣服，甚至穿那些被绞死的罪犯的衣服。

无论是在国家法令还是社会实践中，中世纪英国大众的服饰与其社会地位及经济水平有直接的关联。地位越高，衣着越华丽昂贵。反之，亦然。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一些非贵族等级的人们试图突破界限，甚至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财富到了一定程度可以与身份等级相若。于是就出现了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政府以法律的方式突出高贵者的衣着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则是不少平民闯入贵族服饰的禁区。我们知道，平民中从不缺乏对贵族生活方式的模仿者，尤其是富裕农民和富有的市民。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有几个讲故事的人物，都属于平民阶层，但衣着却很有些讲究。著名的巴斯妇的服装是这样的：“她的巾帕是细料的；我敢发誓，她在礼拜天所戴的头帕称起来倒有十磅重呢；她脚上的袜子是鲜红色，绑得很紧，鞋子又软又新。”又说她：“头上缠好围巾，戴着一顶帽儿，倒有盾牌那样大。穿着一条短骑裙，臀部很宽，脚上一双尖头马刺。”她的这身打扮总的来说与其身份并不完全吻合。至少作为一个戴温帕尔头巾的寡妇，衣着鲜红色的袜子显得有些抢眼，短骑裙也有些过分。而那个医生，“他自己的饮食是有节制的，决不过度，但有营养，且易于消化。……穿的衣裳是红色和淡蓝色，绫绸做里子。”可以看出医生的不凡。那个修道僧，“他一切的娱乐都寄托在骑、猎两件大事上，也不怕为此挥霍。我看他拿衣袖口所镶的细软黑皮是国内最讲究的货色，一颗金铸的饰针扣住兜颈；宽的一端还有一个情人结。……一切肉食中他最爱的是红烧肥天鹅。”那个游乞僧，“他的半边法衣是用双料毛丝布所制，从鼓起象一座钟的衣柜内取出。”乔叟对这两个僧侣的衣着的描述不无嘲讽，所针对的既有他们的不守戒律，似乎也有他们的僭越。甚至那个自耕农也穿了一件斗篷，“他按照农作物和田产而付什一税。穿的是一件农民的斗篷，骑的是一匹牝马。”这可能揭示一种模仿和变化。

中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基督教信仰为主导的世界，因此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受到教会教义及伦理的影响。基督教会对于世俗大众饮食、服装乃至住房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主张，世俗大众的日常生活也不同程度地实践教会的教导。当然，大众因各自的世俗理由，也会呈现出与教会主张相背的情形。例如，在饮食方面，无论是为食物而挣扎的农民，还是以食物而展现的贵族，似乎都与教会的教义有不少距离。前者是想达到以饮食来维持生存的底线，却似乎总也不能到达；后者则在追求口腹之乐的过程中离此底线越来越远。然而，饥饿与贪吃，到底谁的罪更大呢？在服饰方面，贫穷的人们无力以衣服遮蔽自己的身体，富贵的人们努力不用服装遮蔽自己的身体，都与教会的主张背离。更有甚者，世俗大众的日常生活往往以宗教的神圣面目而呈现。当耶稣的肉体和鲜血与世俗的食物之间产生了关联的时候，大众的日常饮食直接在这样的比喻、联想和神圣的观照之下。一个基督徒的日常饮食就带有不可揣测的神秘与神圣。食物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食物是世俗的，也是神圣的。为了身体的健康，人要吃好的食物。为了灵魂的健康，人要吃来自天国的食物。

同样地，中世纪服饰以世俗与神圣共存的形式呈现。男女的服饰既为了各自的身体，同样也要体现教会的教义乃至对上帝的赞美。刺绣服装上的宗教图案和故事，让世俗的衣服提升到了神圣的层面。教皇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 IV）就很羡慕英国制作（opus anglicanum）的华美与精致。它们通常以亚麻或者丝绸为面料，也有使用天鹅绒面料，再使用贵金属线刺绣出诸多不可复制的基督教的图像，尤其是圣徒的画面最为突出，且以宝石（gemstones）点缀，这些图像讲述了许多故事。如耶稣的生平，使徒们的事迹：怀抱圣婴的玛丽亚，天使报喜，施洗者约翰，持有天国钥匙的彼得，持有双剑的保罗，扛着十字架的安德鲁，朝圣的詹姆斯。这些长袍和无袖短袍（chasuble）主要是教会人士所穿。在诺里奇的朱利安那里，穿衣是一个具有神圣色彩的词汇。她经常说，上帝以他的爱来覆盖（穿衣）我们。我们的灵魂和肉体从头到脚都在上帝的善的覆盖之下。

另一方面，中世纪英国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其身份地位密不可分。少数人奢华的生活与绝大多数人的贫困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同样是穿衣吃饭，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差异是惊人的。与上层阶级相比，食物对于穷人的意义有本质的不同。穷人的饮食方式首要的是果腹，是生存，一切能够用来填饱肚子的都是食物的构成。贵族用以喂养牲口的燕麦是农民的主食，小麦的麦麸是农民的食物构成，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界斗争，开垦土地种植雇佣饲养家畜，猎获森林中的动物，在江河湖海中捕鱼。对于贵族而言，饮食是一种炫耀的生活方式，无论是食物构成的稀奇古怪，还是惊人的数量，或者饮宴时的歌舞表演，都是贵族生活方式的体现。对于贵族来说，服饰与个人及家族的面子有关。仔细说来，服饰就是无声的语言，叙说着穿着者的家境、身份、地位、品位等内涵。没有合适的首饰，丢的不仅是自己的更是家族的面子，这一点可以清晰地反映在将族徽绣在衣服上的习惯。大概自十字军东征之后，族徽渐渐成为贵族家庭的象征符号。13、14世纪之后，在衣服上绣家族族徽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有些已婚妇女还把婆家娘家的家徽分别绣在衣服左右。这些所反映的正是服饰与家族身份地位之间的紧密关联。贵族统治者能够过着富足乃至奢靡的生活，源于他们对劳动者的剥削。这一点其实已经在中世纪三等级理论中得到了阐释。1020年左右法国拉昂主教阿德尔伯罗这样写道：“农奴为其他人提供了钱财、衣物和食物；无农奴，则无自由人的存在。没有他们，有哪一件事情能够被完成呢？我们看见，国王和高级教士们使自己成为他们农奴的农奴；宣称养活其农奴的主人，是由其农奴养活的。而农奴从未看见停止过流泪和叹息。”尽管主教大人的目的是让教会和世俗贵族接受和承认农奴在三等级中的地位，却在不经意间直指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本质。事实上，如果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统治阶级不可能过上奢华的生活。例如，正是英国呢布制造技术的进步，贵族们穿高级精美的呢布才有可能。从技术上来看，正是1300年之后英国呢布最后工序水平的提升，提高了英国羊毛纺织业的档次，也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至少将英国呢布从只知道粗纺毛呢（worsteds）提升到了精纺毛呢（woollens）的水平。建筑业的技术进步，才使贵族们能够居住上高大宽敞的房屋。

中世纪英国大众的日常生活所呈现的宗教社会及世俗等级社会的两大特征，不可割裂开来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教会与世俗并不是分离的存在，相反二者在许多时候以共生的面目出现。从等级社会的角度来看，教会与世俗统治者之间的契合程度要远大于与普通信徒间的契合程度。可以说，凡贵族支持的，教会也支持，反之亦然。

第三章　婚姻

婚姻是组建家庭的前提之一。家庭是社会存在的细胞。在基督教文化的大背景下，英国婚姻和家庭的形成与发展自然受其影响。当然，在基督教之外还有诸如日耳曼的文化传统、古代罗马的法律与习惯以及封建制度、领主权制度等不可忽视的要素也发挥着作用。

对于婚姻的观察，有自然的、宗教的、社会的等不同的视角。理解中世纪婚姻，宗教的视角当为首选。从圣经传统到早期中世纪的奥古斯丁等教父神学家，都对婚姻有所论述。在圣经中，关于婚姻的思想很难称得上一致。《创世记》所表达的是婚姻为一种注定、一种必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为此人应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但在新约中，婚姻的结成是一种被动、一种不得已。使徒保罗说：“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这是鼓励独身。但婚姻并没有被禁止，它一如轻度的恶，是被允许的。对于那些不能自我克制的人，婚姻可以避免淫乱。“与其欲火中烧，倒不如嫁娶为妙。”

从中世纪英国的婚姻发展历程来看，婚姻的基督教化是相当清晰可见的。在6世纪末圣奥古斯丁到英国传教的时候，他曾经就如何对待和处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婚姻实践而与教皇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进行过讨论。虽然教会尽力推行其婚姻的主张，但面对日耳曼社会中的同居及其他婚姻乱象，教会也不得不采取妥协的态度。9世纪丹麦人入侵以后，他们的婚姻状况也属于非基督教的。男人多妻，男人与女人多以姘居的方式结合，对于血缘的限制也不严格，这些都是当时社会的常态特征。当时有历史学家将其表述为丹麦婚。“（征服者威廉）的母亲以‘丹麦式’（more danico）嫁给了诺曼底伯爵罗伯特。”“丹麦婚配偶在法律上不过是享有荣耀的情妇，与之结婚的贵族男子将在决定基于政治、经济理由缔结‘合适的婚姻’后，断绝与前者的关系。自然，因丹麦婚而出生的子女法律地位弱于因教会婚而出生的子女。”可以说，直到晚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贵族男性事实上都实行着姘居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形式。这种日耳曼社会的婚姻，强调的是一种社会事实，而非法律地位。即使在日耳曼法律中，合法的婚姻也可以经由抢劫、购买以及双方同意而结成。不过，到了11世纪早期卡努特王（King Cnut）统治的时候，关于婚姻的立法已经以基督教精神为支撑。妻子或者丈夫通奸，都将交给主教裁决加以惩处。卡努特的法律既可以理解为基督教婚姻对丹麦婚姻的宣战，也可以看做丹麦婚习惯强大到必须以法律的方式来加以限制和禁止。诺曼征服之后，才真正开始对丹麦婚的打击。威廉一世利用权力极力摧毁丹麦婚习俗，其中有本人因丹麦婚而出生并得名“私生子威廉”的原因，更有教会与威廉相互利用而达到各自目标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正是在威廉统治时期，教会法庭或者精神法庭开始与世俗法庭分离开来。从此，婚姻法律的职权都属于教会了。当然，教会在婚姻法律中的权威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亨利一世曾经主张依据古老的习惯法，通奸的男人的罚金应该归国王，而通奸女人的罚金归主教。12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学家格兰威尔也承认国王的法庭没有权利和能力去审理婚姻案件，此类案件要由主教来裁决。因此，梅特兰说：“英国的婚姻法就是教会法。”

经过持续、漫长且不无痛苦的调试，到12、13世纪英国逐渐接受和实践着基督教的婚姻原则。英国教会是主动采用还是被动接受罗马教会的婚姻主张，学界不无争论。梅特兰曾经这样说：“若说英国教会接纳或者采用了天主教婚姻法，那是不真实的。没有人做过此类事情。英国教会的统治者从未意识到他们有挑拣或者选择自己法律的自由。”不过，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从12世纪中期往后婚姻的原则在英国教会的立法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1215年到14世纪末，英国宗教会议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婚姻的法令。这些法令中规定，必须遵守正确的婚姻结成形式，包括牧师要在结婚之日询问双方是否相互同意，是否受到武力或者恐惧的威胁而被迫同意，是否存在结成婚姻的障碍，等等。此外，对于主持婚姻仪式的牧师的责任有细致的要求，例如，牧师不能为尚未三次在教堂公开通告结婚的人主持仪式；如果某人身份不明，牧师在未能证明该人身份之前，不能为其主持婚姻。最后，男人要说，我接纳你为我的妻子；女人则同样说，我接纳你为我的丈夫。这就是英国法令所一再强调的婚姻的同意原则。这一原则的采用被有的学者强调为个人对婚姻的自主，使个人在婚姻伴侣的选择上摆脱了家庭、封建领主甚至国王的控制。

英国法令所处理的秘密婚姻主要有四类：交换同意誓言的时候证人不足或者没有证人；婚姻的结成没有三次公开通告；婚姻的仪式是在秘密的地方进行的；结婚仪式上，结婚对象身份不明。在各地的法令中都有谴责和禁止秘密婚姻的表达。例如，索尔兹伯里关于秘密婚姻的法令（85号）中规定：“我们同样禁止秘密婚姻，命令婚姻应该在教堂前公开举行，且为此目的应该有牧师在场。”牧师如果主持了秘密婚姻，将受到停职3年的处罚。对秘密婚姻或者不正确婚姻的禁止，在法令颁布者看来，不仅事关法律的权威，而且与婚姻的崇高有关。因此，下面的一则索尔兹伯里法令“关于婚姻的尊严”（De reverentia matrimonii），有郑重劝诫的意味在其中：“我们命令，婚姻应该荣耀且尊严地举行，而非在旅馆聚众饮食、可笑且下流地举行。任何人不得为了更便利地与其发生性关系而以芦苇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套索——无论其贵贱——来绑缚妇女的手。任何人不得因为害怕自己沦为笑柄而强迫自己举行结合仪式。从现在起，如果没有牧师在场或者三四个善良守信的人为了此目的而被召集在一起，任何人不能被给予婚姻的承诺。”在这里，法令对于两性关系的严肃与荣誉有特别的强调。

基督教会在英国的组织和人员也对基督徒的婚姻生活进行实际的指导和引领。作为圣事的婚姻必须有教会教士在场主持，这意味着教会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主持婚礼，英国教士同样关注到信徒的日常婚姻生活。通过信徒的忏悔，他们深入到信徒婚姻中的最细微之处。为达到此目的，教会不只颁布法律而且有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人员来处理各种违犯法律的婚姻状况。甚至有教会各种手册指导教士如何了解教徒的内心和私密行为，从而对其加以控制。因此，在地方牧师的忏悔室里，教会的触角可以触及信徒的私密行为。12、13世纪英国有弗莱姆伯若的罗伯特（Robert of Flameborough）、乔布翰的托马斯（Thomas de Chobham）等人的《忏悔手册》，指导神父如何询问忏悔者。罗伯特的手册中这样提问：你犯下淫荡之罪吗？你曾经因淫荡而玷污吗？曾经有过反自然的性交吗？曾与男人有过吗？与教士还是俗人？（两者。)已婚的俗人还是单身的？（两者。)与多少已婚的人？你与他们多长时间了？你与女性表亲有过性关系吗？你与怀孕妇女有过性关系吗？你曾经在神圣的地方和神圣的时间与人私通吗？如果有，是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身份下与什么人进行什么情形的私通？你找过妓女吗？等等。从中不难看出教会对于教民婚姻生活细节的关心，更可以看出教会婚姻原则已经对最隐秘的婚姻生活都在发挥作用。

如果说教会法关注婚姻的神圣性，那么英国世俗的普通法关注的则是婚姻的民事特征。正如法律史家布莱克斯通所言：“英国法律仅将婚姻关系看成一种民事契约。婚姻关系的神圣性完全属于宗教法的管辖范围，因此世俗法院并不拥有将不合法的婚姻判定为一种罪行的裁判权，而只能视之为一种民事上的不便。”但实际上，世俗法律不可能完全无视婚姻问题，尤其是涉及财产权利的时候。在诸如寡妇产、孩子继承权等问题上，普通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且在寡妇财产等问题上，英国普通法法学家找到了婚姻的民事契约与神圣性相结合的方法。根据13世纪英国法学家布拉克顿的原则，除非在教堂门口接受馈赠，没有妇女能够主张寡妇财产。这一原则可能无害于婚姻的有效性，却影响到了新娘的寡妇财产能否获得。在这里，它要求的不是宗教的仪式，似乎也不是神职人员的在场，而是一种公开性。在教堂门口将嫁妆公开地交到新郎的手中，就是向世人宣布将来新娘继承寡妇财产正源于此刻的馈赠。

赠送并展示嫁妆是婚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父母通常会以实物性的财产送给女儿作为嫁妆。新娘本人则亲手将嫁妆交给新郎，以此作为对她守寡期间获得寡妇产权的交换。而约克地区更是由女方的男性亲属将嫁妆交给新郎，似乎有特别强调和见证的意味。换言之，一个寡妇只有按照教会仪式的要求在教堂入口处举行的婚礼上被正式授予她丈夫的土地时，才可以依法享有继承其亡夫遗产的权利；教会法和普通法都认为，临终时的婚姻并不能使寡妇获得亡夫的遗产继承权，甚至如果该婚礼没有按照教会的礼仪举行，连孩子也不能享有继承权。在孩子继承权问题上，普通法和教会法一样面临着诸多难题。即使没有真实婚姻，但有一种被称为“推定的婚姻”的情况，即婚姻因不同原因而无效，但孩子已经出生，那么孩子是否合法就成为法学家们争论的问题。大体上，普通法法学家承认孩子的合法性可以继承财产。不过，梅特兰认为，普通法法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听从教会法的裁决。教会说，这个孩子是合法婚生；国家就说，他可以有继承权。反之，他就没有。

总之，普通法参与到教会法的婚姻事务中，主要是体现在财产方面。对于婚姻的建立、婚姻的解除以及婚姻的有效性等问题，普通法基本不做任何主张，甚至普通法在婚姻中对于财产权利的有效性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教会法的支持。事实上，只有通过教会法才能确认寡妇财产正好说明它在财产事务上缺乏效力。从另一角度来看，世俗的普通法支持了教会的婚姻法及其实践。所以，我们看到，民事与神圣在教堂门口的婚礼上得到了共同的展示。这是普通法能够参与神圣婚姻的理由，也是教会婚姻法律接纳或者妥协世俗事务的表现，更是普通法支持教会法的体现。

当然，英国社会适应和采用教会的那些主张和原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教会事实上在不断向世俗妥协。起初，教会对于血缘亲等要求很严格，七等亲之内结合即为非法。而这对于婚姻范围或者婚姻地理非常狭小的中世纪英国而言，是几乎难以推行的。于是，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将此限制放宽到四等亲。至于贵族社会纳妾姘居现象，教会也采取了通融的方法，即没有正式婚姻之前男人可以如此行事。具体到那些大人物们的婚姻选择上，教会尤其是教皇还可以对所谓的婚姻障碍给予特别的宽宥，在理论与实践中教会也在逐渐变得宽松。但总的来看，诺曼王朝时期，所谓丹麦婚在贵族世界一直相当普遍。威廉二世（1087-1100年在位）更是“纳妾姘居，因此去世时没有留下继承人”，他就没有过教会意义上的婚姻。亨利一世虽有教会婚姻的妻子，却以纳妾姘居的方式而生有20多个私生子。安茹王朝推行教会婚姻也并不得力，在上层社会也多有与教会婚姻模式相悖的情形。可见，推行教会婚姻非常艰难。

许多时候，在婚姻的圣洁性上，英国社会就采用了上帝赐福方为神圣的理论。在英国有关教会礼仪的著作特别指出，结婚之时华盖高举过新郎和新娘的头顶，更能向参加婚礼的教民说明圣事婚礼拜仪式中祈求上帝赐福的重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普通大众习惯将婚礼放到教堂门口举行，以此向世人宣告婚姻的合法有效，这也是强调合法婚姻实质在于双方的同意。对于中世纪英国大众而言，婚礼在教堂门口举行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就是婚礼的世俗性，尤其是其背后的经济特征。事实上，教堂门口婚礼完成后，往往还有世俗婚礼，或者可称为结婚宴会。在1500年前后的胡贝尔霍姆（Hubberholme），世俗宴会之后，新娘要回娘家住一个月，等新郎接回后再进行有亲朋好友参加的婚礼典礼，这是真正的世俗婚礼，典礼包括喜酒、午宴、晚宴和第二天的早餐等。在这里，结婚仪式其实表现为两个部分，一是教会的，一是世俗的，尽管它们看起来合二为一，但在仪式和内涵上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英国的婚姻实践中一直是两种模式的共存，往往是先有教会婚姻仪式，再有世俗婚姻仪式。

观察中世纪英国的婚姻，除了宗教的视角，还应该有社会的视角。从中世纪英国文化习俗的构成来看，除了基督教这一宗教性力量，还有诸多习惯、制度或者文化力量。日耳曼人接受了基督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原有文化习俗消失，罗马文化传统也以不同的形式存留下来，英国最古老的凯尔特文化传统不仅在边区也在社会的最深层次中存在，加之后来丹麦人和诺曼人入侵带入的新的蛮族文化要素，这些都成为基督教推行其婚姻模式的阻碍。世俗社会制度或者权力与教会婚姻模式之间存在张力。如果从组织或者制度来看，在教会之外，中世纪英国还有封建制度、家族亲属制度、领主制度、村社制度、行会制度等。关于婚姻，这些制度都有自己的习惯和原则。当宗教意义上的婚姻规范遭遇世俗力量的时候，碰撞乃至矛盾不可避免。

封建制度与教会婚姻模式之间存在张力。从封建国家制度层面来看，尽管制度性的国家在婚姻中缺位，但作为国家象征的国王及王室其实从未真正远离对其臣民婚姻的干预。这里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国王对封建制度下直接封臣的婚姻干预，一是对间接封臣及臣民的婚姻干预。按照封建原则，作为最高封君或者领主的国王享有对其封臣的婚姻监护权。所谓婚姻监护权，就是封臣的婚姻要经过国王的同意，正如学者佩因特所说，“如果国王不同意，没有一个直接封臣能够将其女儿出嫁；如果一个直接封臣死后留有未婚的女儿，国王能够将其许配给他所满意的人；没有国王的同意，一个直接封臣的遗孀不能再婚。”亨利一世（1100-1130年在位）将费兹·哈蒙斯（Fitz Hamons）的女继承人嫁给了他最年长的私生子罗伯特。亨利的另一个私生子小罗伯特则接受了奥克汉普顿（Okehampton）伯爵领地。斯蒂芬王将沃伦大地产的女继承人嫁给他的第二个儿子威廉，后来，这个女继承人又被亨利二世嫁给了他的私生子哈墨林。亨利二世还将布列塔尼女公爵和里奇蒙德女伯爵康斯坦茨嫁给他的三子杰弗里，将格罗斯特伯爵之女伊莎贝尔赐予其四子威廉。理查一世则给其私生子兄弟长剑威廉娶了索尔兹伯里伯爵的女继承人。亨利二世的臣子杰弗里·费兹·彼得娶了曼德维尔伯爵领地的女继承人，威廉·马歇尔也因国王的赐予而得到了克莱尔家族的伊莎贝尔，她先后为斯特里贵尔（Striguil）、彭布罗克（Pembroke）和莱恩斯特（Leinster）伯爵的遗孀。在这样的情形下，教会的那些原则和主张显得特别苍白无力。

国王坚持婚姻监护权力，有其政治以及经济等方面的理由，如通过婚姻削弱某些贵族的势力打击敌对的力量，也可以通过婚姻来增强某些势力培植支持自己的力量。封臣的婚姻就成为国王纵横捭阖的手段。当然，还有直接的经济收入。1130年的《国库卷档》（The Pipe Roll）是最早的王室账簿，记载有因监护权或者婚姻权而获得的收入：杰弗里·德·曼德威尔欠继承金866英镑13先令4便士；杰弗里·德·克林顿为某位未成年人的监护权而支付了80马克（合53英镑6先令8便士）；切斯特伯爵拉努尔弗二世为继承已故父亲的地产欠下1000英镑的债务。亨利二世的时候，曾经对各地被监护人的土地财产等情况进行调查，1185年汇编成册《十二郡妇女、男孩和女孩卷档》（Rotuli de Dominabus et Pueris et Puellis de XIIComitatibus）。该卷档列出了林肯、北安普顿等12郡128个家庭，既有较大的直接封臣家庭（占31.3%比重），也有骑士家庭（占56.3%的比重），还有侍从家庭（占12.5%比重）。这样的调查对于国王左右寡妇或者未婚的女孩的婚姻自然有很大的帮助。苏珊·约翰斯依据卷档所做的研究表明，此时贵族妇女再婚率至少在1/6，最高可能会达到1/3.这一数字未必就是妇女愿意再嫁的证据，也可能是领主对寡妇婚姻操控的结果。

国王还经常将一些婚姻以法令或者特许状的方式颁布，从而对大众的婚姻产生事实上的影响。亨利一世的加冕誓言中有专门的几条涉及婚姻监护权利，如除非嫁给国王的敌对势力，国王不强迫寡妇改嫁、不强行干预封臣女儿及其他女性亲属的婚姻选择等。约翰王时期的大宪章有类似的表达：“监护人不能强迫被监护人与社会身份低的人结婚”；“只要封臣的遗孀愿意寡居，就不得强迫她改嫁。但如果她保有国王的封土，就必须提供保证，未获得国王的同意不得改嫁；如保有其他领主的土地，也要获得该领主的同意方可改嫁。”虽然从内容上看，这些法令是对直接封臣的让步，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在世俗法律的形式上国王对于臣民婚姻享有的权利。许多关于婚姻的法令更可能是双方合作的结果，例如，皮特斯特别指出，最初的1215年大宪章并没有规定寡妇继承权的比重，而1217年经过修订的大宪章明确规定只有经过教会婚姻仪式的寡妇才享有其亡夫三分之一土地财产的继承权。这表明封建的大宪章与教会婚姻仪式之间所产生的联系。

至于具体到国王本人的婚姻，各种利益的考量往往与教会婚姻模式之间存在张力。考察自威廉一世开始的国王的婚姻或者与国王有关联的婚姻，就会发现教会婚姻模式的影响相当有限，或者说矛盾冲突随处可见。1174年年仅7岁约翰就由父亲亨利二世为其定下了格罗斯特伯爵的女儿伊莎贝尔为妻，1189年才真正完婚。在这期间，约翰另跟其他女性已经生下5个子女。1200年，约翰跟伊莎贝尔离婚，给出的是教会式的理由：双方为表亲结婚，且未能就此获得教皇的特许。结婚时不曾提及，离婚时方才想起。随后约翰准备娶葡萄牙国王的女儿，却不想在途中看上了昂古莱伯爵12岁的女儿伊莎贝尔，并于1200年8月24日结婚，而此女早已许配给法国贵族吕西南的修格。可见约翰王的婚姻史中几乎没有符合教会婚姻原则的地方：近亲结婚、已婚拥有侍妾、强娶他人之妻，件件都是罪过。是否因为约翰王这个另类才有此类极端情形呢？显然不是。英国其他国王的婚姻也是大同小异。这种情况可能反映了最高世俗权力世界的婚姻现实，即他们并不依赖教会而完成婚姻，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教会。

其他贵族的婚姻情形，也一如国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王享有对直接封臣的婚姻支配权，在封建制度下所有领主都享有同样的权利。乔治·杜比曾经指出，中世纪欧洲存在两类对立的婚姻模式，即基督教会模式和贵族模式。二者的冲突同样存在于英国。从传统的家族战略来看，教会的行为其实是在破坏贵族的亲属网络，体现了家族亲属制度与教会婚姻模式直接的矛盾。为了家族繁衍，从王室到普通贵族，都会采取措施来规避教会的禁令。这是不同于教会同意原则的婚姻联盟观念，它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晚期。在此原则下，婚姻有其目的，如家族之间的战略合作、达成和平的协议、土地财产的转让等。英国教会法学家威廉·林伍德在其著作《职权》（Provinciae）中认为，应该禁止未成年人的婚姻，但又说如果它能够达成建立和平的目的，则可以例外。贵族们其实都在很好地实践着这位法学家的主张：亨利一世即位后不久，为了寻求政治联盟，他将10岁的女儿玛蒂尔达嫁给30多岁的德国皇帝亨利五世（1105-1125在位）；1125年皇帝去世，1128年亨利一世又将玛蒂尔达嫁给了不足14岁的安茹的杰弗里，目的是结盟以对抗亨利的侄子佛兰德尔伯爵威廉·克利托。约翰王将其总管的女儿玛格丽特许配于一个雇佣军首领，掌控武力的意图明显，女方的意愿自然不在考虑之列。当时的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如此评价这桩婚姻：“这是高贵者对卑贱者的婚姻，是虔诚者对邪恶者的婚姻，是美丽可爱者对丑恶可憎者的婚姻，是一方的意愿被违背而一方使用暴力的婚姻。"1348年，英国两位领主霍尔内（Hoerne）和阿尔克尔（Arkel）向教皇请求，特许霍尔内能够娶阿尔克尔的11岁的女儿，以结束二者之间的冲突。该请求得到批准。

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血缘亲等之类的婚姻禁忌与障碍也会显得无足轻重。为了达成婚姻或者解除婚姻，贵族往往试图越过教会设定的障碍，例如，在1374-1382年伊莱主教区122件婚姻案中，有12件涉及违背了教会条款，其中5个违反了近亲婚姻障碍，1个违反了血亲婚姻障碍。1349年兰开斯特伯爵向教皇请求特许有四等亲血缘关系的两位领主的孩子结婚婚姻，以达成和平。不仅如此，教会也会对贵族的战略联盟或者利益诉求给予妥协。1354年，教会给不列塔尼公爵的信中这样写道，公爵的长子约翰娶英国国王爱德华的女儿玛格丽特，尽管存在血缘上三等和四等亲的障碍。教皇还如此安排：若玛格丽特死亡，就娶另一个女儿玛丽，若约翰死亡，就由公爵的次子娶玛丽。可见，贵族甚至教会本身对于违背教会婚姻原则是何等的坦然。

普通大众的婚姻则受到各级领主权的支配。农奴的婚姻受到领主的控制，这是领主制度的体现。从理论上来看，农奴的一切包括他本人都归领主所有，婚姻自然也包括在内，归领主控制。领主首先力图将农奴的婚姻控制在领主的庄园内，即农奴的婚姻对象只能在庄园内找。庄园内的婚姻较少受控制，但当农奴要与外庄园之人结婚，领主就要行使其权力。即使同意，也要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严格意义上的结婚金是指农奴的女儿出嫁在庄园之内所缴纳的费用，后来扩大到无论庄园内外婚姻，也无论是嫁女还是娶妻都要缴纳结婚金，且必须缴纳结婚金。在1066年的舍鲁兹伯里，当找丈夫的时候，处女要交10先令，寡妇交20先令。13世纪，在萨默塞特郡（Somerset）的阿施科特（Ashcot）庄园，农民根据其持有土地的大小来交纳结婚金。半维尔格特土地（约15英亩）持有者，如果结婚要交纳1便士炉灶金（hearthpeny）和2蒲式耳谷物，如果不结婚就减半。5英亩土地持有者，如果结婚交纳1便士炉灶金和5只母鸡，如果不结婚就减半。同在该郡的巴特赖特（Butleight），1维尔格特土地（约30英亩）持有者，若娶妻，交纳2蒲式耳谷物，若不娶就减半。半维尔格特土地（约15英亩）持有者，娶妻交纳1蒲式耳谷物，若鳏居则交一半。比缴纳罚金更严重的是，只要对自己有利，领主有时候会强迫农奴结婚。在1335年的布赖特沃尔瑟姆，至少有6个寡妇在继承丈夫的份地后，无力承担相应的劳役，于是领主命令，要想保住份地，“就得给自己找个丈夫”。总之，正如贝内特所言，“领主把婚姻控制在庄园内的做法，无疑严重限制了年轻人择偶的范围，尤其严重的是，使得他们与教会的关系陷入僵局。”

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下层阶级的婚姻模式并不固定，有最常见的教堂门前公开结成的婚姻，有并不打算结婚的同居男女，有在证人面前相互誓约的秘密婚姻。

教会在婚姻上的“移风易俗”并非易事，英国普通大众的婚姻实践有长久且多样的习惯传统。在英国这个尊奉习惯的国家，教会的主张必然遭遇到重重阻碍。以双方同意原则来看，其实行并非易事，至少在逻辑上人们会产生疑问：一旦同意是否真的意味着要立刻接受对方为妻子或者丈夫？或者双方同意就能够产生符合条件的婚姻吗？实际生活中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例如，12世纪，威廉与女子奥布里相互同意结为夫妻，不过并没有立刻完婚，而是将女子送回家中等待婚礼的来临。然而，威廉却另娶了郡长的女儿爱利丝，且生下了几个孩子。显然，威廉违背了与奥布里的誓约。再有，如果当事人双方有一人否认曾经的誓言，婚姻如何成立呢？例如，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经判决过这样一个案子。牛津的一个侯爵奥布里为其弟弟杰弗里与埃塞克斯伯爵的3岁女儿安妮订婚，11岁时杰弗里本人又与安妮订婚。但不久安妮的父亲失宠，家道败落，于是侯爵想摆脱这个没有婚姻价值的12岁女孩。安妮没有放弃，而是不断上诉，最终将案件上达教皇法庭。教皇判决安妮胜诉，侯爵要领回其妻子。双方的同意最终演化为一人的同意和外力的强制。至此，同意原则已经从内在情感退让给权力。正如豪布鲁克所言：“这一原则容易阐述，却极难应用于实践。”

遵守教会婚姻规范，故有合法的婚姻生活，反之，若没有合法的婚姻生活，非法的婚姻就不可避免。事实上，存在着教会不得不接受的秘密婚姻，所谓秘密婚姻，就是以不正确的非公开的方式结成的婚姻。在1374年3月至1382年3月的伊莱教区，122件诉讼案中，有89件是有关秘密婚姻的；在坎特伯雷主教区，1411-1420年间41件以同意誓言结成的婚姻中，有38件属于秘密婚姻。而关于近亲结婚的禁忌，似乎所有的阶层都能够找到突破此禁忌的理由。贵族有自己的婚姻对象，甚至形成了内婚制。这自然限制了贵族择偶的范围，也自然形成了对教会原则的违反。农民因其生活地理狭窄，婚姻市场同样狭窄，违反教会原则也就成为必然。在一个规模有限的庄园或者村庄中，农民几乎不可能遵守禁止近亲结婚的教规。

关于婚姻中的夫妻关系，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从理论上对夫妻生活给予指导，直到在实践中给予法律上的限制，都是教会婚姻规范的题中之义。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宣布每个基督徒每年至少应忏悔自己的罪孽一次，目的是在道德上对基督徒加以约束。然而，人的自然的欲望在许多时候会冲破道德的藩篱。在中世纪的骑士传奇文学中，因为情爱而违背道德准则的特里斯当和伊瑟，就是如此。在英国本土的骑士文学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的系列故事中，此种骑士爱情在实际上表现为一个男人对已婚妇女的爱恋与占有。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巴斯妇也属于敢做敢为的另类，至于在身体上纹上爱情字眼的修女则大概表达了自己隐秘的欲求。在各阶层中婚前性行为以各种方式而存在，在15世纪的约克郡，约翰沃卡尔与阿莉丝已经订婚，但在婚前发生了性关系，结果可能因约翰否认有婚约，阿莉丝因通奸而被处罚。贵族男女的姘居是常态的存在。13世纪末，坎特伯雷教区有一个骑士犯通奸罪，因其骑士身份不宜公开惩罚，最后以罚款代替。而女方尽管已经有孕在身，却因为身份地位低下而被绕着教堂鞭打5次。农村中偶合式的露水夫妻，则是平民的同居式婚姻。在外地为人做奴仆的男女之间，或者仆人与主人之间的性关系，都是合法的婚姻之外的存在。这类情形甚至在教会人士中也有。

在实际生活中，离婚或者解除婚姻比结婚更难。一般而言，一桩不能继续维系的婚姻，必有诸多不能继续的理由，但最为关键的理由未必就是教会所认可的理由。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贵族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等利益，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结成婚姻，也会因此而解除婚姻。亨利二世晚年囚禁其妻子埃莉诺，似乎也可认为是一种变相的离婚，或者说不能离婚的变相处理方式。约翰王与前妻伊莎贝尔的离婚则是为了另一桩与葡萄牙公主的联姻。根据赫尔姆兹和多纳胡埃等人的研究，1372-1375年坎特伯雷主教法庭的98件婚姻诉讼案中，有10件是与离婚有关；约克主教法庭，14世纪的离婚案所占比例为19%,15世纪为13%。可见，即使是教会法庭也不能阻止婚姻的解除或者无效发生。

总而言之，婚姻的建立与解除，以及婚姻中的夫妻关系，受到更为具体的历史语境的作用，并不会因教义和法律的规定而变得空泛。前文所描述的那些碰撞、矛盾或者冲突现象，都是在承认基督教婚姻模式为主导的前提下来展开叙述的，换言之，更多的、常见的是婚姻所呈现出的基督教特征。不过，这并不能也没有根除其他婚姻要素，教会的干预是其一，主人的干预是其二，团体的干预是其三，家庭的干预是其四，风俗习惯的干预是其五。如果从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世俗婚姻的观点来看，它所突破的不仅有教会婚姻中的某些原则，更有世俗社会中的习惯与伦理。例如，在择偶标准上，爱情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项，这可能既与教会原则又与世俗伦理都有着距离，另外，父母及家族的意见正在逐渐为当事人的意见所取代。因此，对于结婚的男女及其家族来说，婚姻除了情感、宗教等之外，更涉及具体真实的人、土地、钱财。一桩婚姻的结成就是在社会各种力量作用下的结果，在这诸多力量中，教会看似掌控一切，却又不得不对其他力量妥协，这或许才是中世纪英国婚姻的真实状态。

第四章　家庭

关于家庭结构，学界形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扩大的家庭（extended family），即所有直系亲属共同构成的多代家庭；一是主干家庭（stem family），即单一直系亲属家庭，由父母及已经结婚的孩子共同组成的家庭；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即父母与未婚的孩子组成的家庭。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英国以扩大的家庭以及主干家庭为主导，核心家庭是近现代的产物。20世纪中期以来的家庭史研究修正了此观点，认为在中世纪英国核心家庭已经成为主导了。许多学者认为中世纪英国的家庭以核心家庭为主导，即一对夫妻及其孩子组成的家庭，故又称为夫妻家庭（conjugal family）。这一结论既来自诸多地方个案的研究成果，也有全域性研究成果的支持。占人口比例1%-3%的贵族家庭暂且不论，广大农民家庭以核心家庭为主要模式是得到历史证明的。从考古材料来看，农民家庭的房屋直到15世纪都并不宽敞，其面积大体上只能容纳核心家庭生活，因此结婚的孩子就必须出去重建家庭。因为建筑房屋昂贵，通常的做法是结婚的孩子为父母建造房子供其退休生活。这也是养老协议的一种。另外，各种书面文献也都显示核心家庭是主导。如在末日审判书和国家人头税的税收表册中，简单家庭都是征税的单位。14世纪英国人头税（poll tax）记录了所有年满14岁（1377年）和15岁（1379年和1380年）的纳税人的名字，学者们对此的研究揭示绝大多数英国家庭属于核心的夫妻家庭。在一些验尸官留下的调查中，围绕一个炉灶或者一个房屋形成的家庭也是简单的父母孩子家庭。至于学者们通过庄园档卷重建的农民家庭，同样是核心家庭为主导。因此，扩大的家庭不用说，即使是主干家庭在农村社会也很少，或者存留的时间很短。不过，这里只有推理，很难加以证明。结婚的孩子会另立门户，但他们结婚后多久会出去，并无定规。如果停留的时间长，则这样的家庭就具有突出的主干家庭特征。

不过，在强调核心家庭的主导性的同时，不能忘记英国家庭结构的复杂性。因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还存在着扩大家庭，也存在着主干家庭，上层阶级的大家庭结构是常见的存在。农民社会中退休父母与已婚子女一起居住的情形也不少见。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霍曼斯就认为，在英格兰中部种植区域之外，黑死病之前的农民家庭以共同家庭（joint household）为主导。

家庭结构与家庭生命周期这一概念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按照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来理解，任何一个微观的家庭都有其自然的生命周期，即家庭都要经历其诞生、成长与发展以及最后的衰老等不可避免的过程。其起点是一对新婚夫妻开始独立组织家庭，中间经历若干年的发展，终点则是孩子们另组家庭。家庭生命周期受到初婚年龄、生育年龄和生育年限、婴儿死亡率、孩子成活率、身体的生理状况、老年问题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因此，考察这些要素的变迁来建立微观的家庭生命周期，就显得至关重要。

初婚年龄，是家庭生命周期这一理想类型中的起始要因。初婚年龄晚意味着初育年龄晚，也意味着家庭生命周期的长度随着减少，更意味着成年孩子的婚姻起步较晚。依据现代尤其是20世纪的情形，人口学家哈吉纳尔概括出了因初婚年龄不同而形成的两种婚姻模式，一是西北欧婚姻模式，一是东南欧婚姻模式。前者属于晚婚，男子结婚多在25岁之后，女子多在20-24岁之间；后者属于早婚模式，男子多在20左右，女子多在少女后期（17-19岁）。但能否用晚婚或者早婚来概述中世纪英国的婚姻情况，不能作绝对观。从理论上看，教会的合法初婚年龄是男14岁，女12岁。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中世纪婚姻属于早婚的结论，哈吉纳尔也认为中世纪欧洲婚姻属于东南欧的早婚模式。然而，哈吉纳尔提出的模式是学界一直在讨论乃至激烈争论的问题：中世纪英国的婚姻到底是晚婚还是早婚？早在20世纪40年代，霍曼斯就提出13世纪英国村民实行的是晚婚模式。更多地方个案性质的研究也支持霍曼斯的晚婚模式说。

贵族的婚龄与农民相比更呈现早婚特征。林肯的圣修格的传记讲述了一个事例。一个大地产的女继承人，4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大贵族，两年后男人死了，它立刻再嫁。第二个男人后来也死了，大概11岁的女孩又嫁给第三个男人。这种幼儿婚姻（child marriage）虽然不是中世纪贵族结婚的常态年龄，但在当时已经引起了道德家们的谴责。在1185年对部分英国贵族妇女的调查统计（Rotuli de dominabus）中，列举了寡妇及其子女年龄，其中14位未满30岁的寡妇初次生育年龄平均为18.4岁，由此推算，她们的初婚年龄最多不超过17岁。若男性大于女性23岁结婚，则此一时期的男性初婚年龄在20岁左右。可见，这一史料所反映的贵族群体大体上属于早婚。罗赛尔研究英国王室封臣的继承人登记册，得出结论如下：爱德华一世时期（13世纪末），贵族男子平均婚龄是24岁；爱德华二世时期（14世纪初），婚龄降为22岁；到爱德华三世的时期，婚龄为20岁。就是说，到14世纪中后期，贵族男子的婚龄是呈下降趋势的。

早婚还是晚婚看似影响初育年龄，但一落到具体的人与事上就显得苍白无力。例如，13世纪，伯克利的第三位勋爵莫里斯（Maurice Berkeley）娶祖希勋爵之女伊娃为妻，二人都是8岁。这对夫妇14岁之前已经生育，子女也是8岁结婚。赫尔里希推算出的部分贵族妇女初育年龄为18.4岁，虽然可以看做早婚模式下妇女的初育年龄的参考，但不能将这些数字等同于历史本身。同样地，晚婚模式下的初育年龄在20岁左右的说法也只是一种推理。有学者对一些教区孩子受洗登记记录进行研究，发现在晚期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已婚夫妇中有三分之一在婚后一年内生头一个孩子，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的夫妇在两年内生第一个孩子。这些材料说明，在婚后1-2年内生第一胎是可信的。当然，那些不要孩子的夫妇例外。更晚一些（1550-1849年）的英国教区登记材料证明，20-24岁结婚的妇女中，有5%的妇女在婚后5年中没有怀孕；如果是25-29岁结婚的妇女，这一比例上升到9%;35-39岁结婚，该比例上升到24%;40-44岁结婚，比例上升到44%。此外，在1575-1700年间，英国有13%-27%的人口没有结婚。

从初育年龄开始，就进入妇女的生育期，自然也是家庭的发展期。学者们认为，20-45岁期间，都属于妇女的生育期。因为有哺乳期的间隔，两年一个孩子是正常的。因此，从理论上而言，生育期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孩子共13胎。根据普斯的研究，15世纪埃塞克斯的Walden教区，每1000人口的出生率接近30，这在中世纪不能称为高出生率，大约接近现代中等出生率的水平。更常见的情形是妇女经常怀孕，但也经常经历流产和婴儿的死亡。从生理角度考虑，妇女怀孕生产时存在的诸多危险，肯定会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妇女年龄小，生孩子很危险；妇女年纪越大，生孩子危险同样越大。加之中世纪对妇女生产的医学知识不足，高产妇死亡率和高婴儿死亡率是不足为奇的。因此，在自然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中世纪妇女生育孩子的实际数量肯定与理论上的有很大的差距。有学者估计，1550-1599年间，年龄在20-44岁的已婚妇女的所生孩子的数量平均为6.53.很明显，孩子多家庭规模就大，反之亦然。那么，中世纪英国的核心家庭的规模为多大呢？对此问题，学界也有争论。20世纪前期，罗赛尔根据1377年人头税估计，每个家庭13岁以上人口平均为2.3人，平均家庭规模为3.5人。他的这一结论遭到后来不少学者的反对。哈勒姆利用斯帕丁农奴名单及其他统计资料，估计13世纪末韦斯顿、墨尔顿和斯帕丁庄园的农民家庭规模分别为4.37人、4.72人和4.81人。斯密斯利用庄园档案估计伯里郡和萨福克郡的两个庄园农民家庭规模分别为4.7人和4.9人。拉兹估计中部英格兰的海尔斯欧文的农民家庭规模为4.7人。郝威尔认为莱斯特郡的凯伯沃斯庄园农民家庭人口13世纪末为4.84人，1379年则降为3.72人，15世纪则为3.96人。早年戴尔认为西米德兰地区每个农民家庭有孩子1.92个，最近计算农民家庭生活水平时也持一家五口说。这些估计或者依托地方庄园档案材料，或者依据相对大范围的调查材料，或者以全国性材料为基础，差异在所难免。对于此类估计，我们也要注意到各自的不足。例如，庄园法庭档案中由于女性和12岁以下的孩子出现的机会甚少，故显然存在缺陷。即使那些遗嘱文献也存在缺陷，因为不是所有活着的孩子的名字都会出现在遗嘱中，至于人头税也对13岁以下孩子没有提及。材料虽有不足，但某些总趋势的估计还是可以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做出来。哈纳瓦尔特认为，14世纪黑死病之前英国农民家庭人口平均为5人，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期则可能降为4人，而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则又为平均5人。综合生育率、死亡率等因素，中世纪英国一个成熟期的农民家庭为5口之家，还是比较可取的估计。

如果设定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家庭都是核心家庭，那么贵族家庭的规模当如农民家庭的规模相去不远。罗赛尔曾经对诺曼征服后英国18位国王的合法子女数量进行过考察，从威廉一世到亨利七世，22桩婚姻共生育了94个孩子，平均每对夫妻生育4.3个孩子。若将其中6桩没有孩子的婚姻不计算在内，则平均每对夫妻生育5.9个孩子。根据12世纪的文献，苏珊·M.约翰斯对盎格鲁诺曼英格兰贵族家庭寡妇的孩子问题进行研究，如下表。

苏珊的研究显然能够反映更大范围的贵族家庭的情形。结合上述几个研究，我们可以做如下推算：当孩子数分别为3.25个、3.4个、4.1个、4.3个和5.9个的时候，加上夫妻2人，一个贵族核心家庭的规模就分别为5.25人、5.4人、6.1人、6.3人和7.9人，确实与农民核心家庭规模基本相同。

核心家庭最大规模之时就是家庭生命周期成熟的时期。成熟也往往意味着衰落的开始。父母不可能一直与所有孩子共同生活在一起。当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或娶妻或出嫁另立家庭，核心家庭的生命周期走向结束。从建立到衰落，现代学者设定的家庭生命周期长度为25年。根据斯通等人对近代社会家庭的研究显示，在整个近代早期可能只有不足50%的夫妻能够维持到孩子长大离开家庭之后。在中世纪英国，家庭生命周期可能更短。有数据表明：只有2.9%的家庭婚姻长度能够达到26年以上，8.8%的婚姻长度为21-25年，却有23.5%的家庭的婚姻长度在0-5年。这应该是中世纪家庭生命周期的实际状态。

人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既然如此就更应该将这一细胞放到社会这一机体之中。事实上，人们言及家庭时总与该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故有贵族家庭、骑士家庭、乡绅家庭、农民家庭、市民家庭等称呼。下面我们就从这一角度来讨论社会中的家庭。

贵族家庭的结构不能简单地以核心家庭来表述。如果从夫妻为家庭核心来看，贵族家庭自然可以称为核心家庭。因为无论生养多少孩子，都是夫妻血缘的延续。不过，家庭的血缘成员可能并不会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因婚姻而出现细胞分蘖。许多时候，孩子即使已经长大甚至结婚，却仍然与父母居住在一起。如此，就形成了扩大式的家庭存在：第一代的夫妻及其孩子、第二代夫妻及其孩子，也许还有第三代的夫妻或者孩子。这样的扩大极限取决于个体生命的生物极限。学者达弗雷对亲等的计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的家庭状况：假如一个女性16岁怀孕生子，则在她64岁的时候成为家庭中的高祖母，膝下有子辈、孙辈、曾孙辈和玄孙辈。等她80岁的时候，家庭已经是至少6代同堂。贵族家庭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其封土，而封土是履行骑士义务的单位。在封建制度形成之初，上层领主鼓励甚至强迫封臣维持封土的完整，以便其更好地履行骑士义务。如此一来，不能分割土地结婚的孩子们就只能停留在家庭内。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土地的转让分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之势，贵族家庭的孩子也可以因此而获得土地结婚以建立家庭。大体上，长子会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即使结婚了，如果没有另建房屋，也不会搬出去。其他的孩子则可能会随着结婚而离开。因此，家庭的纵向发展可以形成四代同堂，而横向发展则受到限制。在此情形下，家庭也就逐渐走向夫妻式的核心模式。因此，受土地财产的作用和影响，贵族家庭的结构大体上经历了从扩大式向核心式演变的历程。

然而，贵族家庭也并没有因为血缘亲属的分离而成为简单的夫妻核心家庭。贵族家庭的结构往往因非血缘的成员的加入而产生变化。为了管理家庭事务，贵族家庭往往雇佣管家、仆役。这些人并非只是受雇于主人，而是与主人家庭一起生活，有些人甚至耗尽一生。当此之时，他们就都是家庭的成员，主人及直系亲属也将他们视为一家人。此外，一些依附者也往往被看做家庭的构成部分。这一点在中世纪晚期表现得极其突出。随着封建依附关系逐渐转向货币化，许多有势力的贵族家庭豢养了大量武装扈从。扈从不只是为获取钱物而为贵族打仗，而且往往在行为方式上以其主人家族成员自居。这些非血缘成员的加入自然意味着贵族家庭结构的改变和规模的扩大，约成书于1471-1472年的《爱德华四世的家庭黑皮书》（Black Book of Edward IV's household）认为，在家庭规模上，一个公爵应该为240人，一个侯爵为200人，一个伯爵为140人，一个子爵为80人，一个男爵为40人，一个骑士首领（banneret）为24人，一个骑士为16人，一个从骑士为10人。我们还可以从近代早期的英国找到旁证。根据17世纪格里高利·金的统计，一般乡绅家庭平均规模为8人，骑士为13人，高等贵族40人。

总之，贵族家庭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核心小家庭，而是由夫妻、管家、奴仆以及其他依附扈从组成。

无论家庭类型如何，在父家长制度下，父亲和家长的权威至上。一般父亲即为家长，偶尔有推举的非父的男性担任家长的情形。妻子和孩子都要服从于父家长的权威。具体体现在，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子女的监护和教育权、财物的支配权、财产的处理权等都在父家长之手。

夫妻关系中，丈夫是绝对强势的一方。妻子地位的低下，既与基督教世界对女性的贬低和谴责有关，又与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分工有关。圣经中最著名的说法是：“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在英国教会法令中，即使是转向贞洁婚姻，妻子也必须征得丈夫的同意。英国索尔兹伯里法令（89号）中规定，若已婚人士拟转向宗教生活，除非通过教会官方的允许，不得接纳。牧师要教导妇女不要轻易发誓，除非与丈夫仔细商议或者听取了牧师的建议。奇切斯特法令（30）同样规定：除非经丈夫同意或者牧师的建议，已婚妇女不得发誓。没有主教的允许，夫妻中的一方不能过宗教生活。在英国世俗习惯和法律中，妻子谋杀丈夫，其罪等同于封臣杀害封君、仆人杀害主人、教徒杀害主教。甚至，丈夫殴打妻子被法律和习惯所认可。实际生活中也不时有殴打甚至杀死妻子的情况发生。妇女，无论是妻子还是女儿，在家庭中的地位都很低。

在实际生活中妻子的地位取决于诸多具体的要素。例如，一些贵族妇女，往往在丈夫出门在外的时候承担起管理家庭的责任。此时，一个王后就是国家的摄政者，一个公爵或者伯爵夫人就是领地的执政官。帕斯顿家族的玛格丽特在丈夫约翰在外任职时，家内大小事情，甚至包括法律诉讼和外人的武装侵犯等都是由她亲自主持。为此，丈夫对此也不得不表示感谢。1465年7月13日约翰·帕斯顿一世写给妻子玛格丽特的信中这样说：“我向你致意，且要感谢你，因为你的辛苦以及在上一个过去的周一你与前来的那个无法无天的家伙（unruly felechep）交涉。我已经听约翰·霍布斯说了这件事。真心地说，你表现得很得体和适度，尽情地维护了你我的尊严，并使你的对手蒙羞。”

夫妻关系中最直接的体现是财产关系。在评价妇女地位的时候，妇女能够继承财产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不过，这一问题要仔细斟酌。最重要的是习惯和法律都强调，女子在婚姻中其实无法控制或者支配自己的嫁妆，只有成为寡妇，才有所谓的寡妇产为妇女所支配。这一点在梅特兰的法律史关于“丈夫与妻子”部分有详细的阐述，大体归之于如下几条法律表述：“法律裁定，丈夫在世时，妻子一无所有，不能用自己的钱购买任何东西。”“只要丈夫还活着，她就不能拥有她的财物。”“凡妻子所拥有的，都是丈夫的；反之，却不成立。”可见，妻子在婚姻中其实是没有财产处分权，只有名义上的属于她的那份寡妇产在那里。甚至许多时候，丈夫可以以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让渡妻子的财产，尤其是如果生育了后代。只有当丈夫去世，妻子才可继承丈夫三分之一的财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妻子不是在共享在世丈夫的财产权利，而是在跟其他继承人一起分享继承权，且此继承权的很大部分由其婚前嫁妆构成。

贵族家庭中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作为家长的父亲跟孩子的关系。现代人往往以亲情来理解家庭的和睦与否，照此标准中世纪贵族家庭可能都是缺乏亲情的存在。贵族家庭的父亲是不会试图理解孩子们的感受的。1497年，有意大利游客记录下了访问英国的印象。“英国人有几种恶劣的法律和习惯，其中一个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我们认为是最严重的。该法律规定，一个男人去世后必须把所有的财产留给妻子，完全将孩子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对孩子没有任何感情，只是慷慨地爱他们的妻子。因为妻子同样不喜欢孩子，所以最后她们往往从仆人中挑选丈夫而无视孩子。”此意大利游客的印象是否正确，尚有疑问，但也有文献证明父母对孩子并非放任自流，而是进行主动教育。15世纪英国上流社会为人父母者可能读过当时较为流行的抚养孩子的诗歌，诗歌名为《好妻子如何教育女儿》、《智慧的男人如何教育儿子》。好妻子对女儿的教育是全方位的。在宗教信仰和道德上，教导女儿要热爱上帝和教会，要尽可能进教堂，要缴纳什一税，要接济穷人，不要轻视任何人；在为人处事或者待人接物上，教导女儿要言行得体，说话要轻柔，不要大笑，走路不要太快，不要与陌生人交谈，要远离罪恶，不要去酒馆，不要去斗鸡场。其他还有如何面对追求自己的男人，一旦结婚如何对待丈夫，等等。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大体类似：敬畏上帝，虔诚祈祷，谨言慎行，远离酗酒、赌博以及淫荡等罪恶，娶妻不是娶她的钱而是她的温顺谦和、谨慎善良，对妻子不要颐指气使，不要无礼地对待妻子，等等。这种对子女的教育似乎可以看做一种父母之爱。

父亲行事只以自己的意愿以及家庭的利益为重，父亲权威就体现在安排孩子的婚姻、前程以及财产继承等事情上。父亲对子女婚姻的安排并不考虑孩子的意愿，但是，也不能据此认为父子或者父女关系就是冷漠，按照现代人的物质原则来看，中世纪贵族家庭的家长似乎很少无视子女的物质生活基础。无论是为儿子娶妻子还是为女儿出嫁，都会准备彩礼或者嫁妆。库珀尔依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对贵族婚姻嫁妆（marriage portion）问题进行过汇总。资料显示，1300-1350年间，11个贵族家庭嫁妆平均为1200英镑。1351-1400年15个贵族家庭嫁妆平均为950英镑，1401-1450年16个家庭平均为1100英镑，1451-1500年28个家庭平均为700英镑，1475-1524年34个家庭平均为750英镑。

在土地财产的继承问题上，父亲同样不会询问和照顾孩子的意愿。从英国封建法律来看，所有的封建土地都是不可继承的，封土的保有者只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而在封土的实际层面，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是可转让和继承的。因此，自由土地的继承是社会习惯。概括来说，英国社会存在多种土地财产继承习惯。一是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一是幼子继承制（Borough English,Ultimogeniture），一是诸子分割继承制度（partible inheritance）。大体上，上层社会以长子继承制为主，但是长子继承制也非绝对地排除对其他诸子的安排。事实上，贵族家庭给年幼的孩子准备财产及继承的情形俯拾皆是。试举数例。1360年，牛津伯爵约翰·德·维尔，给他的第二个儿子6个庄园的继承权（in reversion）；1377年去世的德文伯爵修格·柯尔特雷给他存活的4个年幼的儿子每人7-10个庄园作为继承权。这一类材料还有不少，大体所能反映的情形就是，贵族家庭尽管实行长子继承制度，但不会听任其他孩子处于窘困的境地。

从晚辈对长辈的态度来看，中世纪的父子关系强调的是孩子要顺从父亲。圣经中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有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要注意的是，尽管此处的honora被翻译为中文的“孝敬”，但其本意更在于“敬”而非“孝”。法国学者阿里埃斯认为中世纪不存在童年概念，它是近代的产物。因此，情感交流的缺乏是一种常态。孩子对父母缺少亲近，只有敬畏。

如前文所述，学界大体上认同英国农民家庭的结构是夫妻式的核心家庭占主导，但核心家庭存在的情况也是复杂的。夫妻成立家庭，有了孩子，这是核心家庭的起始状态，一旦孩子成年，就意味着他们要结婚成家，而成家后的孩子是否离开家庭，何时离开以及如何离开家庭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核心家庭有开始，但父母及孩子未必愿意让其终结，更常见的方式是延续父母所建立的家庭。即是说，即使孩子们要成家离开，也必有一个孩子来守住父母家的房屋炉灶，也就是守住家庭。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就是主干家庭的形成。当父母还能够主持家庭事务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父母——儿子——孙子的逻辑关系；可是一旦父母年老，家庭事务事实上由儿子负责，家庭的逻辑关系是儿子为中心，父母和孙子为辅助。此时的家庭与以夫妻为中心的核心家庭是类似的存在，换言之，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在不知不觉间进行了转换。

同样地，如果几个孩子共同维持父母留下的家庭，就有联合家庭的出现。这种情况不只是出现在假设中，实际上英国农村的一些习惯和社会经济的变迁会促使其形成。从农民土地持有情形来看，土地的规模其实是与家庭结构和规模相互对应。120英亩大小的海德犁田往往对应着一个扩大的家庭，四分之一海德如果从继承习惯来分析，长子继承制度往往会驱使其他诸子离开家庭，于是离开的孩子另组家庭，成为小家庭；分割继承则可能导致诸子共同维系家庭的土地财产。当然，情况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行进。

此外，家庭结构与规模之间并不总是一致。即使作为核心家庭，其规模不一定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经济实力。家庭越富裕，孩子往往也越多。并且，不同的时代社会经济环境也会形成不同的家庭规模。例如，在英国凯伯沃思庄园，黑死病之前农民家庭平均规模为5，黑死病之后下降为3.96.其他地区也大体类似，估计黑死病后平均家庭规模在3-4人。

此外，有两个为人忽视的现象要特别讨论，它们都在事实上影响到了家庭的规模。其一，接纳前任佃户为家庭成员。在中世纪英国农村，农民从领主手中租种土地，并达成相应的租佃契约。一旦佃户去世或者其他原因，租佃契约就结束，土地重新回到领主手中。其他人再从领主手中租种此块土地，又开始新一轮的租佃。在这种情况下，前后两位租地的农民并没有直接的交集。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是农民之间进行交涉，最后报领主同意，即前任佃户把土地转让给后来的佃户，后者要承担某些责任和义务，其中或许就有负责前任佃户的生活起居。于是，后者的家庭中就有了一位或者多位没有亲属关系却吃住在一起的成员。其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晚期中世纪许多农民家庭往往雇有仆人，例如，在格洛斯特郡的坎普斯福德（Kempsford），第一次评估的118个纳税人中有仆人30人，第二次调查又挖出隐瞒的仆人39人，其中19个妇女。希尔顿还估计，英国科茨沃兹地区，每8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雇佣仆人。在该地区的巴克兰（Buckland），有30个种地家庭，其中一半的家庭有成年的儿子或女儿，5个家庭有长住仆人（living-in servant）。仆人往往居住在雇主家中，成为家庭（household）中的一员。农民家庭结构和规模是复杂的，希尔顿下面这一段话很具有概括性：“在其最大程度上，家庭可能包括祖父母，或者如我们将看到的，甚至包括自前一个家庭的租佃中存留下来的没有亲戚关系的老一辈。家庭可能有下一辈已婚的夫妇，即儿子及其妻子或者女儿和女婿。家庭可能有一个或者多个未婚的男性或者女性成员，有同辈的，也有祖父母的子女。家庭有已婚夫妇的孩子。最后家庭可能有1到2个同住的仆人。而在其最小程度上，家庭可能只有一个寡妇或者一个鳏夫，或者一个未婚的男性或女性。最后这些人可能会因社会和领主的压力而被迅速结婚；寡妇和鳏夫如果年轻也会如此。一个核心家庭将开始又一个可能导致三代家庭的周期。”

农民家庭同样是父权制家庭。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或者丈夫在家中享有绝对的权威。家庭的土地是由男人从领主那里持有，有了他才有土地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关事务。因此，男人是家庭的顶梁柱，没有他们往往意味着土地丧失和家庭的瓦解。1412年亚当·亚当斯（Adam Adams）与其儿子理查德离开了格洛斯特修道院地产的阿普利顿（Upleadon）庄园，去格洛斯特工作，他的女儿们也随之到其他村庄居住，家庭已经不再。1423年奥克斯希尔（Oxhill）的农奴约翰·库普尔死亡，他的女儿也随之外嫁到斯瓦克利弗（Swalcliffe），他的遗孀则带着12岁的儿子和8岁的小女儿离开再嫁。只有长子兼继承人还继续居住在该村庄，又一个家庭解体。

农民家庭的夫妻关系并不太容易确切了解。一些庄园法庭的诉讼中以及教会法庭的诉讼中透露出某些信息。正如史学家埃琳·鲍尔所指出的，农民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阅读教会或者世俗知识阶层对妇女及婚姻权利的那些论述，但是下层识字的牧师或者流浪的艺人会有所宣传，所以农民家庭中丈夫的权威与整个社会是一致的。但是，丈夫在家庭中的权威更可能来自地方习惯。在诸多庄园法庭的记录中，常有丈夫殴打妻子的情形。而地方法律对于此类家庭暴力往往并不重视，只有当出现真正的伤害如以刀具等致使妻子流产等，才会对当事人处以罚款。

当然，夫妻关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幸福的夫妻关系，也有不幸的。一个能干的会操持家务、抚养教育孩子的妻子，就是农民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有些家庭的妻子还是重要的手艺人，能够纺织、制衣、酿酒。这样的妻子，甚至受到当时诗人的赞美。在文学作品中，常有女性在家庭中表现得很强势。乔叟书中的巴斯妇，其地位应该属于劳动者阶层（如果巴斯是职业，则说明其家庭属于手工业者），在她的5次婚姻中似乎一直都是占据主导地位，几任丈夫被其握于股掌之间。

正如在贵族家庭所看到的，农民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也体现在财产关系上。妻子将嫁妆带入夫家，就有了可以继承寡妇产的权利。当然，丈夫在世一日，妻子就无权处理自己的财产，更不要说丈夫的财产。一旦丈夫去世，妻子可继承丈夫三分之一的财产。1276年，海尔斯欧文的庄园法庭记载这样的案例：威廉·勒·特宁将其一半的持有地赠与威廉·勒·阿切尔，条件是后者跟自己的女儿茱莉亚娜结合；只要他们一直结合并赡养他，等自己及妻子去世后，老威廉愿意将所有的持有地都给他们。假如他们不能结合，他们将只能拥有一半土地。1279年，萨里郡（Surrey）的妇女玛蒂尔达拥有12英亩土地及一个宅院，她跟菲利普的婚姻的前提条件是，将自己的土地交给那个男人前妻的孩子。婚后，土地给了孩子们。后来菲利普死亡，玛蒂尔达成为寡妇。两个星期之后玛蒂尔达试图重新获得自己的土地，并改嫁他人。最后她虽然改嫁了，却失去了土地。这个事件中，玛蒂尔达并没有获得自己的寡妇产。不过，总体上，寡妇产还是受到习惯保护的。

家庭关系中，亲情关系远不及财产关系。或者说，更可观察的是财产关系。这一点在家庭财产继承方面有更清晰的体现。在农民社会，继承制度也是多样的。造成不同继承习俗的原因，肯定是多样的，且与各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关。长子继承制倾向于长子一个人继承土地，而排除其他孩子的继承权。该制度实行的地区是英国农业种植的核心地区，即中部米德兰以敞田制度为主导的地区。西北部多森林地区，较少依附份地，多分散的农场和圈围的土地，其习俗则倾向于分割继承。东南部沼泽地区乃幼子继承制，将继承权交给幼子，体现了父母以及兄弟对于幼小孩子的一种特别关照。至于男子均分制（Gavelkind）则是肯特地区古代习惯的某种遗留。虽然继承制度差异存在，但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一类制度（何况这些最多只能称为习俗）都不是绝对的。例如，在林肯郡就实行的是诸子析产制度，这与米德兰模式颇为不同。在实行幼子继承制的地区，也在发生着改变。例如，在萨里郡东部（East Surrey）的布克翰（Bookham），1339年有两个维兰佃户请求修道院院长改变幼子继承为长子继承，其理由是幼子继承“对所有的效忠者和佃户都是严重的摧残和损害”。院长同意在一年内改为长子继承制，其他村民也同意。为此他们花费了40先令，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实行比较严格的一子（unigeniture，长子或者幼子）继承的地方，也同样会为其他孩子提供土地和财产，虽然没有继承之名，但有继承之实。即使女子也会以嫁妆的形式获得财产与土地。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遗产继承习俗，家庭成员基本上都拥有依赖土地以求生存的权利。或者说，农民事实上总能够在维持家庭土地的完整与提供家庭成员以生存基本保障之间寻求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因此，我们在许多地方看到的史实是，与主流的继承习俗相伴随的是许多变通的手段。例如，1268年10月诺福克郡的霍沙姆（Horsham STFaith）庄园，尼科拉·海恩持有6英亩不可分割的土地，但是在当地依据习惯持有土地的人应该依据其能力来维持兄弟们的生活。因此，尼科拉应该维持其兄弟罗伯特的生活，每年给4先令费用，分两次付清。

家庭关系中，并非只是父母对子女的单向关系，同样也存在子女对父母的反馈。在中世纪英国农村社会，孩子赡养父母确实为当时的习惯和实践。中世纪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的是儿子不愿意赡养父亲，老人有意让儿子得知其藏有不少钱财，于是儿子将父亲接到家中养老送终。当然，所谓钱财是根本没有的。这则带有劝喻性质的故事谴责了儿子的不道德。在晚期中世纪英国农村，有一种赡养协议，即孩子为年老退休的父母每年提供生活物资，从粮食、蔬菜水果到衣着都在其中。

从上可见，农民家庭中的关系有突出的经济利益色彩，即使是亲人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也都必须以契约的方式得到体现。土地在家庭内部的转让是一种，寡妇产的确认是一种，父子赡养协议是一种。或者说，情感也许体现在物质之中。从这个意义来看，继承制度、遗嘱制度、领主权制度等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当然，我们要认识到，因为资料的缺乏以及研究者视野所限，现有的关于农民家庭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的认识都是片面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人类社会任何时间任何地区的家庭关系的判断，超出研究者可感知和认知的范围就属于臆断了。

中世纪英国是一个阶级社会，少数人统治着多数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虽然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之中，却各有自己的世界。表现在婚姻家庭上，作为统治者贵族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劳动者阶级也许会有某些共性，但更多地凸显了各自阶级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人们的婚姻受到他们各自身份地位的影响。从基督教的统一性来看，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姐妹，但是贵族阶层从未向非贵族的基督徒敞开婚姻的大门。贵族男性可以拥有非贵族的女性甚至农奴的女儿，但她们只能是以非婚姻的方式存在；贵族女性不能嫁给非贵族的男人为妻子，若女方一意孤行就意味着放弃自身的身份等级。当然，即使男人在理论上优越于女人，但一个贵族女性远比低等级的男性更具有婚姻的选择权。中世纪晚期，大约430个出席上院法庭的贵族中，64%娶贵族女子为妻；而那些贵族所娶的平民妻子中，36%是父家的遗产继承人。在家庭同样如此，当时的英国政府甚至都以阶级或者等级地位来规定家庭规模的大小，以法令来规范不同地位的人们的衣着，禁止下等阶层的人们僭越穿上等阶层人的衣服，等等。

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也无论父母还是孩子，他们各自身份地位的变化或者所谓的解放，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变迁。从这一意义来看，理解婚姻家庭变化和发展，根本在于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整体变迁，而非表象的某些主张、政策或者制度。晚期中世纪的英国家庭比较于早期中世纪所发生那些明显的变化，正是社会经济大变迁的结果。在农民家庭中，农奴的解放让他们获得了相当的自由，于是领主对农民婚姻的控制逐渐削弱乃至消失。在人口总数下降的情形下，各个家庭的规模并没有因为疾病等因素而剧减，相反因为富裕程度的提高，家庭规模是有所上升的。贵族家庭同样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在血缘家庭之外，更大规模的家户式家庭成为一种突出的现象。家户式家庭的组成，体现了家长的权威还有经济力量的威能。尤其是乡绅，他们不具有贵族的血统、法律特权以及文化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们以其财富以及伴随财富而来的地方权力，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到晚期中世纪甚至影响到了英国议会的选举。乡绅家庭也属于家户式家庭。最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发展，教会本身对世俗社会的控制也在削弱，晚期中世纪是一个逐渐从宗教神圣走向世俗的时期，这是世俗撼动神圣的过程。为此，我们看到英国婚姻家庭中的许多方面已经与教会产生了距离，早期中世纪所主张的结婚的四大前提已经不再是教会的前提，而且婚姻的世俗特征成为人们认可的一种存在，或者说婚姻的神圣性逐渐削弱。

总之，要深入理解中世纪英国的婚姻与家庭，还需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之中。

第五篇　思想、文化与教育

第一章　中世纪政治思想

在中古西欧社会，基督教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将国家与教会都看作是神的统治机构，教会负责拯救人类的“灵魂”，而国家则负责统治人类的“肉体”。从“灵魂得救”高于“肉体生活”的信条出发，又主张教权高于俗权，包纳着教、俗权“二元相分、对立”的意向，但在中古前期，由于教权弱小并依附于王权，这样的意向尚处于沉潜状态，而其中神权国家观的轴心——“王权神授”的理念则得以张扬。基督教的这一神权政治理念可谓源远流长，《旧约全书·申命记》的第十七章，已载有摩西要求以色列人让耶和华神为其选立国王的告诫，《新约全书·罗马人书》第十三章则对信徒宣称，任何权柄皆为神所命定，故应对世俗权威恭敬服从，否则就是违抗神命而受到惩罚。在《旧约全书》的“撒母耳记”、“列王记”等不少章节中，还载有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犹太人选立国王的传说。

朗格兰的作品《皮埃尔的农人》，正是在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普遍的不满情绪中问世的。

威廉·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出生在赫里福特郡的勒德伯雷，关于他的生平材料很少。他的父亲可能是农夫，而他自己是受过教育但没有圣职的教堂助理人员，曾经在伦敦待了很长时间，生活贫苦。《皮埃尔的农人》是一首头韵体的长诗，这首诗有几个版本，以1377-1379年的版本最为完整，约有7500行。在这首诗中，作者采用了中世纪文学通用的手法，以梦境开始：夏日的早晨，诗人在马尔文山上入睡。他梦见一片平原，东边有真理城堡，西边是灰暗的塔楼，里面居住着罪恶。平原上聚集着各种身份、阶层和职业的人：国王、骑士、僧侣、商人、手艺人、农夫、乞丐、小丑等等，他们是奔走于真理与罪恶之间的人类的代表。上流社会充满着欺诈、傲慢、奢侈、嫉妒、愤怒、贪婪等，其中很多人开始忏悔，寻求真理但又找不到路。这时，农夫皮埃尔出现了，他已为真理服务50年，来为人们指路，但他先要耕完自己的土地。一些香客前来帮助，有人提议让他们来祷告，皮埃尔以饥饿来吓唬他们。乞丐和劳动者抱怨工资低，暗示当时国家的强制劳动立法。“真理”带信给彼尔斯，发放免罪符，在与牧师关于免罪符的争论中，皮埃尔声言要放弃劳作改做祈祷苦行生涯。诗人在皮埃尔的谈话里，展示农民和雇工的贫困景象和深重灾难，诗中生动描写道：“劳动者没有土地维生，只能靠双手活命”；“因无钱就餐，只能以过时的蔬菜充饥”；“在匆匆行走中饥肠辘辘，抓些废弃之物来充饥；如此受肚子折磨，以至于他双眼泪涌。”诗人还梦到皮埃尔去找寻“良善”、“甚善”和“至善”，以许多寓意形象来体现自己寻找社会公正、进步的心境。

到了公元4-5世纪时，“王权神授”的理念又被早期教父们所弘扬。其时，深受罗马帝国君主政治熏陶而又被罗马帝国的严重统治危机所震撼的早期教父为了拯救时世，在议定教义时着力阐发《圣经》中的“微言大义”，将其中朦胧零散的“王权神授”观念转化为系统的神权政治理想。按照他们的解释，人类因“原罪”而堕落，需要神命的统治权威加以拯救，这个权威只能由上帝所设。与教会一样，国家也是一个神权统治机构，世俗政府的权威是神批准的；上帝为了统治人间，就命定一个国王作为他在尘世的政治代表。上帝为国王设立了“职位”（Office），并“授权”给国王使其就职。国王有“上帝的影像（Image）和映象（Reflection）"，是上帝的代表（Vicar of God），是“承蒙上帝的恩典”（by the grace of God）来进行统治的“神命”的君主。苛暴的国王代表上帝惩罚人类的罪恶，仁慈的国王代表上帝施惠于民众，任何人都须绝对服从王权的权威。同时，教会也要求国王尊重和服从“神法”，维护教会权益和社会秩序，仁慈、公正地进行统治。“王权神授”的理想在教会和君主的倡导下，在中古前期绵延不断，并在英国深深植入社会土壤。

“诺曼征服”后，随着封建王权的发展和强化，也随着罗马教廷神权的崛起，教、俗权之争显现，“王权神授”的观念因“王权派”教士的宣传而在社会上迅速传播。

11纪末、12世纪初，当罗马教廷否认世俗国王的“神命君主”的身份与地位、鼓吹王权服从教权的新神权主义的“教权至上”论时，英国的“王权派”教士继续崇奉“王权神授”的政治理想，对教廷的理论与要求予以反驳。亨利一世时，教士弗琉里的休（Hugh de Fleury）曾经向国王宣读了一篇论文抗议教皇格里哥利七世有关国王权威起源于人的罪过与王权必须服从教权的言论，声称这些观点荒谬至极，与所有的权威都来自上帝之使徒的教义大相悖逆，认定王权是上帝安排的神权，因为在世俗的世界与宗教的天国中，都有神的权威及相应的神权统治制度。也正是在此时，由所谓的“鲁昂的匿名者”所著的政论小册子问世，进一步鼓吹“神命”的王权有权统治教权。据史家估计，这本小册子是一位鲁昂牧师会成员所作，在其中的《论高级教士和国王的圣职就任》一文里，作者宣称，通过世界上唯一最隆重崇高的涂油加冕典礼，国王不仅是俗人，而且是“神授之王”，是上帝在尘世的影像，上帝授权使国王成为教会和臣民的统治者、保卫者和指导者，“值得所有人作为主要的大主教和最高主宰来加以崇拜”。而主教享有的涂油加冕典礼远不如国王的隆重，主教为王施行此礼也说明其地位在王之下，因此就须受王统治。在其中的《论罗马教皇》一文中，作者批驳了教权高于王权的论调，声称教权只可为人治疗灵魂、赎除罪过，而王权则负有保护教会、统治国家的责任，是上帝对王的“授职”；“谁力图剥夺王的这种‘授职’,谁就是力图行动来抗拒上帝的安排和命令”。

这本小册子产生在教皇加强干涉英国政治之际，其论断多指向教廷。当然这并非是偶然现象，在12世纪初，社会上就流传着一句诗文：“狂暴的大海水势汹涌，却不能冲洗掉一个涂油国王的芳香。”亨利二世时，“王权神授”的政治理想在臣民中更为扎根，在《财政署对话集》前言中，国王的国库长、主教理查德·菲兹·尼尔（Richard Fitz Neal）指出，必须敬畏和服务于上帝命定的王权，“因为整个权力是吾主上帝的权力”。即便国王贪婪独断，臣民也不应议论或惩罚，国王的存亡兴衰只是“根据上帝而不是人的判决”。在当时的宫廷中，为获权势而向国王阿谀献媚的风气极盛，王之御用文人布罗依斯（Brois）素为刚直不阿之士，对此相当反感，但他结合当时的情况仍这样论证国王的权威：“我必须承认，辅佐吾主国王乃神圣职责，因为他是一圣者和上帝之基督，他所受的国王涂油之礼并非徒然。如谁未意识到或极为怀疑他的权力，腹股沟瘟疫和淋巴结核病的消除便确可对此作证。”可以说，通过象征着“王权神授”的涂油加冕典礼及国王对此礼效应的宣扬，英王作为神命的最高政治权威的形象，逐步在王国中树立起来。

斯蒂芬王统治时期，英国爆发争夺王位的大内战（1139-1154年），严重冲击了封建王权的统治秩序，一度导致地方分裂割据的严重局面，从而促使人们对王权的神圣性与权威性进行思考。而在12世纪中期，教皇权威进一步拓展，英国教会对教廷的政治向心力开始加强，如何区分教、俗权的权力边界也引起众多关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酝酿出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的“王权神授”的政治学说。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社会阅历十分丰富，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提奥波德（Theobald）的秘书，也是国王亨利二世的朋友，并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教皇犹金三世（EugeneⅢ)与哈德良四世（AdrianⅣ)等教会高层人士关系密切。他晚年在法国的夏尔特定居，1176年成为夏尔特教区主教，于1180年在当地去世。约翰才华横溢、学识广博，是当时西欧的一位著名学者，对基督教的《圣经》与早期拉丁教父的神学颇为精通。同时，受英国、法国初期城市文化复苏的熏陶，他谙熟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曾经研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西塞罗的《共和国》和《法律篇》、维吉尔的民族史诗《伊利亚特》、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及6世纪拜占庭的《查士丁尼法典》等著名的文献。这些使他能够立足于基督教的神学传统而广泛吸收古典文化的思想营养，在反思与探讨社会现实时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

约翰的著述十分丰厚，有历史著作《教皇本纪》、政治讽刺诗《恩拉替卡斯》（En theticus）、哲学论文《逻辑论》等。他在1159年撰成《论政府原理》（Policraticus）一书，则是12世纪以前中古西欧唯一的一部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其中包含着当时最为集中的“王权神授”学说。

与以往的神学家不同，约翰在阐发“王权神授”的政治理想时，借鉴了古代的国家观和自然法。约翰认为。在政治中实行国王一人统治的政体，是绝对合理的，自然界常出现的“单一”治理方式即可佐证。古代哲人柏拉图和西塞罗都强调，人的共同体（Commonwealth）应效法自然，这种古训应当遵守。他指出，自然是国家政体的最佳模式，是人的“最好的生活指南”，蜜蜂的群体组织即是一例。在蜂群中，既有采蜜者、储蜜者，也有驱赶寄生虫的保卫者。尤为重要的是，蜂王负责指挥整个蜂群，否则，蜂群就难以安全生存和有序劳作。由此约翰推理道，同样，人的社会共同体也须如此，需要由一个首领来统治。不然，其成员的生存和工作就无保障，就会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也就无公正和幸福可言。因此，国家由国王来统治才是合理的。那么，国王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约翰认为是由上帝所安排的，因为上帝是最伟大的造物主，是一切权力和恩泽的源头。他指出，在基督教社会，上帝为统治尘世，就命定国王为最高统治者，让他代表自己行使部分神的统治权力，“国王权力来自上帝，王权是神权的一部分”。约翰解释说，王权之所以是神权，还在于上帝的授权并非是永久性的分权，而是临时的赐予且常予之监督，不让它与自己完全分离。他强调，王权统治表明的是“上帝仅通过一支下属的手来行使这种权力”。因此，上帝对王的权力可以授予和加强，也可将之撤回或削弱。在这里，约翰似认为血统和“选择”原则都不能有力证明王权的合理性，只有寓王权的合理性于自然法特别是神性之中，赋予了王权以神权的内涵，才能证明国王的天然而神圣的权威。

既然王权是上帝神权之一部分，国王拥有的权力就是一种神圣的公共权力，与“私人仅仅对其私家事务负责”不同，君主承担的是对整个共同体的责任，他高踞于共同体之上，享有尊严与权威，这是合理与合法的。对此他解释道：“因为没有什么比君主的需要应当被满足而对人民更有利了，因为他的意志被发现与正义对立是不可能的。由是，根据通常的定义，君主就是公共权威，是上帝的最高权力在人间的一种影像。”正因为如此，君主就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而行使统治权力。在这方面，约翰颇受罗马法的影响。他提出，“王的意志将具有一种决断力量，最恰当的是，在他满意的地方就拥有法律的力量”。对王的这种权威，人人都须尊崇和服从，不得轻视与违抗。因为“谁抵抗统治权力，谁就是抵抗上帝的命定”，就要受到严惩；此外，“国王为惩恶扬善，维护法律尊严，可以使用刀剑”。由此，约翰将叛逆国君罪（Lese Majeste）定为十恶不赦之首罪，并对此种罪行的表现作了种种界定，如欲谋害国王及其行政官员，武装反抗国王的统治秩序，临战逃脱而抛弃国王，煽动民众暴乱，向外敌提供兵甲钱谷，劝阻外国人归顺国王，有意让囚犯越狱等等。约翰主张，对于这些罪行，应根据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法律处以死刑，罚没财产。约翰甚至认为，碰撞国王雕像也应视为如此，“无论在任何时候擅自在任何程度碰撞了君主的无生命的雕像，也应受到最残酷的死刑的惩罚，正如古人所认为的那样”。由此他还主张实行株连法，将此类罪犯之子一同处死，以警示民众；剥夺其后裔对其家族、亲戚的财产、职位、爵位的继承权乃至享有荣誉和誓证的权利，使之成为赤贫如洗的乞丐，并让其永负先辈的辱名。对同谋犯和教唆者及其侍从和他们的后代，一应按此方式严惩。对其中的告密者，则予以宽免和恩赐。

在证明王权政体合理和神圣的同时，约翰竭力将王权的运作纳入基督教传统神学伦理政治的轨道，提出了“王道”说与“暴君”论，从而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王权神授”的政治学说。在他看来，王权虽系神权的一部分，但由于各个国王的品质，好恶有所不同，其实施权力时也就会有仁慈与暴虐之分，为此就应倡导“王道”政治，反对“暴君”政治。“行王道者则被视为王”，这是约翰“王道”说的一大政治命题。约翰认为，“王道”就是贤明君主治理王国的善道，而国王要行此道，就必须尊重法律，并以法律来统治国家。他指出，“在暴君和国王之间有这样一个唯一的主要区别，即后者服从法律并按法律的命令来统治人民”。什么是他所指的“法律”呢？约翰指出，“法律是神的赠礼，平等的模式，正义的标准，神意的反映，福祉的卫士，人民联合与团结的纽带，限定责任的准则，因此是抗击恶行与破坏者的堡垒，是对暴力与所有邪事的惩罚”。这种“法律”极为抽象和宽泛，显然是当时人所认定的那种以上帝为轴心的涵盖万象的自然法的真理，其中蕴含的则是教会传统神学的伦理政治准则。据此准则，约翰认为，所谓“王道”，就是国王按照上帝旨意来保卫国家和教会，公正、仁慈地对待臣民。因此，他指出，一个贤明的君主，能捍卫共同体利益，就像蜂王那样将劫掠蜂房的寄生虫驱除出去；能尊重和支持教会，“广泛地扩展宗教崇拜”；能惩恶扬善，主持正义，“贬抑高傲者而擢用谦卑者”，“对贫苦者慷慨，对富有者吝啬”，公平地“酬报美德，惩罚恶行”。国王若行“王道”，就会像恩泽万物的旭日受臣民景仰。他声称，“我相信君主是另一个太阳”。约翰认为，国王要成为一个遵循法律而行“王道”的贤明君主，既要进行自我意志的磨炼，也要博学政术，更要敬畏和诚爱上帝，听从神的法律。为树立一个理想的“王道”模式，约翰还竭力在古典时代的政治史中去寻找证据。他列举了古希腊、罗马政坛中的贤明精干的伟人如亚历山大、凯撒等，以其“仁慈”、“节俭”等作为国王效法的楷模。他还以其时的英王亨利二世作为贤明君主的现实典范，赞誉其勇敢贤明的国王品格。

在颂扬贤明君主时，约翰对“暴君”统治也作了尖锐的抨击。在他看来，只有依法律来行使权力的人才是国王。相反，“暴君就是依靠武力统治来压迫人民的人”，就是“使法律化为乌有和将人民沦为奴隶”的统治者。由此约翰提出了“诛暴君”的又一重大政治命题。他声称，暴君滥施苛政，压迫人民，使正常的社会秩序难以维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此外，异教国家的君主也是暴君。约翰指出，暴君是人民公敌，诛灭暴君也就是正义合法之举，“诛杀一个暴君也是合法的”。

然而，约翰并没有公开申张臣民“诛暴君”的权利，他所说的“诛暴君”主张也未能进一步演绎下去，因为这与他所阐发的“王权神授”的理论基调毕竟大相悖逆。受根深蒂固的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制约，他没有也不可能放弃“王权神授”这一固有的神权政治信仰。因此他认为，对暴君的惩罚只能由上帝的权威来行使，人不能惩处行使一部分神权的国王。也正因为如此，约翰不仅在惩处暴君的问题上，而且在对暴君本身的解释上都陷入难以自拔的理论矛盾。故他指出：“暴君是上帝的大臣”，上帝让他们去惩罚邪恶者，去考验与磨炼善良者。在约翰看来，由于上帝授予国王权力时也有惩罚臣民罪过的目的，暴君仍然是“上帝的神命之君”，是“上帝的大臣”。王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也不会由于出现了暴君而不存在，况且暴君也不是多数，只是在上帝让某个国王惩罚臣民的罪恶时，王权实施才显示出暴政的特征。对此，他又强调，“事实上，因源于上帝，整个权力是好的”。个别的暴君并不会使整个“神授”王权的形象得以改变，“这正如在一张画中，一种黑色或其他某种画面本身显得很难看。然而，作为整个作品的一部分，它又是可爱的”。

这样一来，对约翰来说，国王之暴政的根源反倒不是由王的品格决定的，而是臣民行邪作恶所招致的结果，故暴君的存在也是合理的，“虽没有什么东西比暴政坏，但即便是一个暴君的统治也是好的”。因此，约翰强调，臣民也应该服从暴君，国王的封臣更必须履行“神圣的效忠义务”，无论有何理由，“谁都不应诛杀与他以誓约或效忠义务相联系的暴君”。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所谓的“暴君”概念涵盖范围十分宽泛。在他看来，除了苛暴的国王外，滥用职权的官员、教士和专横的贵族乃至民众中的邪恶者，也都属于“暴君”之列，故他指出，“在私人之中，也有一大群暴君”。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约翰“诛暴君”主张的主旨其实聚焦在如何树立国王合法而神圣的政治权威、避免王国政治动荡之上。

在中古前期的西欧，约翰的《论政府原理》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重要的政治专著，其中所阐发的系统的“王权神授”的政治学说，被史家誉为“未中断的教父文化中最成熟的理论形式的高峰”。为了满足国王政治集权及妥当处理教俗关系的需要，约翰的学说表达了规范王权的目的，同时反映了巩固国王的神圣权威的政治意向。

在中古英国，还有一种“法治”传统，主要由三种观念或习惯组成。其一是日耳曼人的“法律”观念。中古之初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蛮族王国从日尔曼部落脱胎而来，要依据先有的部落习俗即“法律”来统治，这种“法律”通过记忆而世代传承，因此，“法律是被发现的、公布的、‘找到的’,而不是被制定的”。国王在制定“新法”时，要派人去各地搜集已有“法律”，在贵族会议上加以讨论、整理与增减，然后颁布。国王不能单独立法，“法律”是“找到”的与共同议定的，这样，“法律”的权威当然就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理应遵守“法律”，“王在法下”、“法大于王”的观念也就普遍流行。

其二则是“封建法”的观念。在中古英国，随着封建化进程发展，所谓“封建法”即封建习惯也逐渐形成。在以土地分授与占有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中，有关占有、继承、支助、服军役、监护、婚姻的一整套封建习惯也逐渐约定俗成，被视为古已有之的永恒的习惯。同时，“日尔曼法”关于法律为共同体所共有、任何统治者都不能改变法律的观念，在调节封建等级关系时仍然发生影响，“日尔曼的习惯法概念也就被轻易地吸收进那些制约作封君与封臣之间的联系的原则之中。”“封建法”是建立在封君与封臣之间个人“约定”之基础上的，双方都应按照“约定”的规则来行事，否则“约定”就会自动解除。所有这些特性，都使“封建法”也被看作是被“找到的”古已有之的“良法”，也使它被贵族用作抵制国王“暴政”的依据。这同样可被看作是“王在法下”或“法大于王”的反映。

其三是“神法”观念。在中世纪的英国，涵盖了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教义与伦理准则的所谓“神法”，也浸润在社会政治观念之中。基与“神法”高于并制约着“人法”的神圣信条，基督教将国家看作是神的机构，鼓吹“王权神授”；同时也依据“灵魂得救”高于“肉体生活”的信条，主张教权高于俗权。在教会看来，上帝神命的国王当然须服从“神法”来实行公正、仁慈的统治，否则就是违背神意的“不合法”的专制暴君。

上述三种观念在积淀与流传过程中逐渐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朦胧的“法治”传统，它并没有作自然法和实体法、神法和人法的具体区分，而是将“法律”看作是古已有之的、体现了“神意”与“正义”、“公平”的普遍法则，既对社会成员也对君主有着至高无上的制约力。在中古之初，“日尔曼法”的确曾借助于残存的部落体制约束了王权，贵族会议的“集体立法”习惯及其拥有的对国王的选举权与废黜权，都限制了王权的发展。不过，随着社会的变化，基督教的“王权神授”理想与封建法的效忠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日尔曼法”对王权的制约。同时，由于不存在成文法，没有文字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尔曼的记忆就消失越多”，社会受“旧的蛮族传统”的影响就日益减小。

罗马法的传播为英国本土的法治传统注入了新的因素。1149年，罗马法学家、意大利学者威卡利亚（Vacarius），应坎特伯雷大主教提奥伯利特的邀请到英国牛津开罗马法讲座，在英国开启了罗马法的风气。12世纪的格兰维尔和13世纪的布拉克顿等法学家，都程度不同地吸收了罗马法的政治原理。罗马法强调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宣扬“君权至上”的法理原则，这对日耳曼“王在法下”的法律传统和封建法的习惯构成了有力的挑战，使得法学家们在审视君权的地位时常常作出前后抵牾的表述。此外，罗马法中一些弹性的原则也给当时与日后英国的君主政治带来相当的影响，例如，罗马法主张，凡向所有人征取税物应该征得所有人的同意，但如果君主说明了此举的必要性，那臣民就必须支持。这一原则为日后君主通过议会征税提供了有利的法理依据。

基督教“神法”中的“王权神授”主张，实际上也多有利于王权发展而为君主所援用。依照这种主张，国王是“承蒙上帝的恩典”来统治的、终身在职的“神命”之君，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即使国王是昏君暴君，也仍然是“神命”君主，惩罚君主只能由上帝实施。不过，随着社会变化，“王权神授”的观念逐渐弱化，“法治”传统的世俗色彩日趋浓烈，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法学家以及相应的法律和政治学说。

其中格兰维尔（Ranulf de Glanvill）是12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学家，在亨利二世时期步入政坛。1163-1175年间，他先后任约克、沃里克、莱斯特、兰开郡等地的郡守，并曾作为王室调查团成员赴地方惩处官员腐败，也曾率军攻打苏格兰。1176年被任命为王家法官巡查北部巡视区办案，1180年升任王国宰相。正是在他的策划和支持下，亨利二世顺利完成了司法改革。1189年亨利二世去世后，格氏被新王理查一世剥夺职位而受监禁，在缴纳1.5万镑巨额罚金获得自由后不久去世。

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国内政治一度动荡，国王权力迅速强化，司法权拓展，这些都促使格兰维尔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英王国的法律及习惯》一书，提出了巩固王国统治秩序的“法治”主张。

在《英王国的法律及习惯》一书中，格兰维尔极力用法律为国王的政治权威辩护。在他看来。法律无外乎是“正义”、“公平”的象征，是除邪扶正、稳定社会秩序的强大武器。他指出，国王不仅应以武力镇压反叛者，“也应当配置法律和平地统治其臣属和他的百姓”。他声称，通过这样的统治，“我们的最杰出的国王就可以在和平与战争时期，用他正义之手的力量，粉碎暴烈的与失控的横蛮举动；用他的公平的权杖，为恭顺者和服从者主持正义”。格兰维尔还强调，“我们的最杰出的国王”通过他对敌对暴行的武力平定向世人昭示，“他的声望现在已经传遍全世界，他的壮举甚至抵及大地的边缘”；在和平时期，他对臣民的统治也十分公正，“因为他的高贵的法庭被如此严格的公正考虑所调控”，没有一个法官草率定案或违背公正。格兰维尔在书中也谈到了英王国的“习惯”对国王立法的影响，指出“国王也听从那些在法律和习惯上精熟、聪慧之人、对法律事务有才干之人的建议”。不过，他还是把“习惯”摆在“王国法律”之后，认为“每一个决定都为王国的法律和那些习惯所支配”。在这里，格兰维尔试图将罗马法的原理融入到王国的法律之中，建构起一个既符合英国的习惯法又伸张君主权威的法律体系。由此他指出，“英国的法律虽然未写下来，但无疑应该被称为法律（因为君主所喜好者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本身就是法律）。我的意思是说，那些法律可能都是通过君主的法律，在贵族们的建议下，遇到疑难时在他们的会议上作出决定，然后公布的”。显然，对于君权与法律之关系的问题上，格兰维尔虽然肯定本土习惯法的权威，但最终仍把国王视为法律的制定者，将法律看作是王权政治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

布拉克顿（Henry De Bracton）是13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官与法学家，他的政治法律学说在中世纪英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布拉克顿最初是大法官威廉·雷利（William Raleigh）的助手，1245年担任亨利三世巡回法庭的法官，1248-1257年成为王座法庭的法官。同时，他还是一位神职人员，从1259年起，相继担任了数个重要的教职，并一度担任埃克塞特大教堂的法官。布拉克顿在1257年从王座法庭退职时，英国正经历以西蒙·得·孟福尔为首的贵族对英王的武装反叛，这一剧烈的政治动荡对他的晚年生活深有影响。1264年，他被责令将他拥有的大量诉讼卷档归整到王国财库之中备查，而在去世前的一年，他又被任命为一个由教、俗贵族和法官组成的委员会的成员，去听取那些曾经支持孟福尔的贵族的上告。

剧烈的政治冲突与君权旁落，对布拉克顿深有刺激，而司法审判的丰富实践，又使他熟谙王国的习惯法和正在形成的普通法及教会法、罗马法。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对如何用法律建构王国稳固的统治秩序作深层思考进而对英国的法律制度进行系统整理和探究，从中提炼出解决当时政治现实的“法治”思想。由此，他撰写了《论英国法律与习惯》一书，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这部重要的政治法律文献，被后世誉为“英国中世纪法学的王冠和鲜花”。

在《论英国法律与习惯》一书中，布拉克顿将传统的“王在法下”观念与基督教的“王权神授”观念有机地整合起来，提出了借“法治”理想演绎的一大命题：“国王在任何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在他看来，王权的合法性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神授”，王权源于上帝的授予，是神权的一部分，“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因此，国王必须代表上帝公正地统治，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惟有如此，臣民方能服从君主，和谐生活。二是基于法律，“法律使国王成其为国王，如国王不依法律而统治，国王必须将法律赋予的权力归还法律。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国王”。在这里，布氏力图将王权合法性的两个基础连接为一体，因此他强调，上帝是正义之源，法律基于上帝的意志而产生，它规范人和万物各得其所，从而实现持续而永恒的正义。

出于两方面的合法性，布拉克顿阐述国王的政治权威。他指出，国王拥有固有司法权（ordinary jurisdiction），诸法官只拥有委任司法权（delegated jurisdiction），其权力必须由国王授权方具合法性。具有委任司法权的法官无权审理所有案件，只能有选择地审理某一部分案件。同时，他还主张国王以武力来维护法律秩序，他说：“善治其国者需要法律和武力，二者兼具，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皆可达于秩序。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如果武力不足以对抗敌人，王国则失去防卫；如果国王不能有效地实施法律，正义将不复存在，将没有人可以给予公正的判决。”显然，布拉克顿认为王权必须善用武力并依法而治，以维护王国的秩序和正义。

从王权的合法性出发，布拉克顿还尽力阐发“王在法下”的理念。他指出，既然是法律造就了国王，国王就处于法律之下，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没有广泛的同意，国王不能变更或订立法律：“尽管国王的意志具有法律效力，但并非任何事情都依国王意志轻率而行。国王必须咨询贵族，经过商讨之后才能订立新法。”而在为政过程中，“国王除依法行事之外，不得做任何事”。

依法行事也是秉承上帝的意志来统治。如果不守“神法”，就将成为“暴君”而失去合法性，因为“暴君不再是上帝的臣子和代理人，而是魔鬼的代理人”。不过，布拉克顿并不认为臣民有约束国王、惩处违法国王的权利。在他看来，国王的行为不受任何人约束，对王权判断的权力属于上帝，如果国王一意孤行，只能等待上帝的审判。

与亨利二世时期相比，布拉克顿所处时代已经有了大的变化，一方面，此时的英国虽然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普通法司法体系，传统而分散的司法审判让位于王室法庭，有利于王权对王国实现较为有效的统治。然而，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仍旧强大，并利用以往的“法治”传统来限制乃至反叛王权，打断了国王集权的进程。在此情况下，布拉克顿的“法治”理想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现实，表达了既限制王权、又挺立王权的矛盾立场。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将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王权神授”学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英国议会君主制的形成和运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政治现实的变动特别是议会君主制的形成和发展，基督教“王权神授”的政治观念不断弱化，“王在法下”的政治主张开始从观念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这样的思想发展趋势在15世纪酝酿出福特斯鸠的“有限君权”学说。

约翰·福特斯鸠爵士（Sir.John Fortescue）是中世纪后期英国最著名的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被誉为“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以来的第一位天才的政治理论家”。

福特斯鸠生活在英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其时，王权与大贵族的利益冲突日益激化，“百年战争”也时断时续，国内外矛盾相互交织，对封建秩序形成有力冲击。14世纪末，因转嫁战争带来的财政负担而多次征收人头税，导致了1381年瓦特·泰勒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接着，贵族结帮拉派，与王权进行多次较量，最终于1399年废黜了安茹王朝的理查二世而建立兰开斯特王朝。但这个王朝并不稳固，在其开国君主亨利四世统治时期（1399-1413年），由于其不具有严格的合法性，贵族以其“非法继承王位”不断反叛。亨利六世在位期间，教、俗贵族利用“变态封建主义”盛行的局面结党营私，结成不同的政治集团互相争夺，进而威胁王权。对法战争的沉重财政负担，战争失败和在大陆领地的丢失，也引起国内普遍不满，1450年的春夏肯特爆发了小贵族凯德率领的起义，波及南部许多郡和城镇，一度威胁到伦敦。尤其严重的是，约克家族乘此动荡争夺王位，于1461年推翻兰开斯特王朝，亨利六世虽然一度复辟，但仍然无力回天，1469-1471年被史家称为是“自1066年以来英国历史上政治最动荡的时期”。在动荡纷争的局势中，教、俗贵族和正在兴起的市民和乡绅（gentry）阶层却越来越多地参政议政，议会君主制得到明显发展。议会不仅获得了制定法令、批准税收乃至某种程度的司法审判权，而且卷入对君主废立的活动，在1399年和1461年的王朝更替中，大贵族就利用议会来废黜君主和对新王的确认，尽管议会成员的意见并非一致和自愿，但这至少表明议会已在王国政治中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

福特斯鸠不仅参与了这一时期议会君主制的运作，而且直接卷入了王朝变革的政治动荡，这些亲身体验构成了其政治学说的源头活水，因而被看作是“事实上是以观察和实践为其政治理论的第一个中世纪作家”。福特斯鸠出生在德文郡的军功贵族家庭，据传他曾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学习。1420年，他进入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并在1424-1430年间担任院长。该院是一个培养世俗法律人士的专业团体，从事法律问题的研究与教学。由于熟悉法理和审判，加之十分忠诚，福氏不久就受命参与王国的政务，从1430年开始，他在诸多郡担任过王家法官，1442年被任命为王座法庭的主审法官，不久更因成绩卓著而被封为爵士。福氏调查审判的不仅有包括大贵族谋反在内的刑事案件，也有涉及到国王宗主权的民事案件。在这期间，福特斯鸠还8次被选入议会参与议政。在接下来的“玫瑰战争”中，他站在兰开斯特家族一边参加战争。1461年兰开斯特军队被彻底击溃，他被约克派剥夺财产和爵位。此后他随亨利六世逃到苏格兰的爱丁堡，被任命为中书令，负责反对约克家族的宣传工作，两年中他撰写了包括《论自然法的本质》（De Natura Legis Nature）在内的诸多作品。1463年夏，他和王后、王子等流亡到法国，期间撰写了《英国法律颂》（De Laudibus Legun Anglie）一书。1470年，他访问巴黎游说法王出兵英国以恢复亨利六世的王位，同时，他促成了沃里克伯爵与王后玛格利特之间的联盟协定。1471年4月，他与王后、王子返英从事复辟活动，最终失败被俘，但得到新王朝的宽恕，成为约克家族的爱德华四世之王廷会议的成员而重新议政参政，直至1479年去世。大约从他归顺新朝时开始，他着手撰写《英国的统治方式》，并将此书呈献给爱德华四世，陈述安邦治国之道。可以说，福特斯鸠的后半生亲自卷入了英国历史上空前持久、异常剧烈的大内战，目睹了两个王朝在腥风血雨中的交替。空前的政治震荡给福氏以巨大的思想震撼，促使他对王朝的兴衰更替进行深刻的反思，构建起“有限君权”的政治学说。

福特斯鸠的“有限君权”学说是基于对君权的属性和地位的界定而阐述的。在中世纪前期，国王是根据封建习惯来统御私家臣属的各级封臣的最高宗主，公共君权与私家宗主权融为一体，因此流行的政治观念把王权看作是公私不分、教俗混合的个人权威。从14世纪开始，这种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王权作为“公共”权威的色彩日益鲜明。随着以阿奎那为首的“托马斯主义”政治理论开始探讨王权的公共属性，英国的政治观念也开始将国王和王位区分开来，逐渐滋长出“君权（Crown）”这一政治概念，福特斯鸠对君权属性的审视和界定正是以这一观念为参照的。

在福特斯鸠的政治视野中，可以根据其统治的方式将君主制国家划分为两类：“王家统治”（dominium regale）和“政治的和君主的统治”（dominium political et regale）。在前一类王国中，君主根据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不经过民众同意而随意征调税物。而在后一类王国中，君主以反映民意的法律来统治，只有民众同意才能抽税。在他看来，“王家统治”的君主制实行暴政，民众受害；而“政治的和君主的统治”的君主则是依据举国一致赞同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对民众和君主都有利，确保民众获得君主的公正统治。福特斯鸠举例说，当下的法国是“王家统治”的典型，不听取三级会议的意见滥征税物，且为避免激怒贵族而只向民众征调，搞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国王只有依靠贵族和招募外籍人来从征戍卫，“这就是他的‘王家法律’的后果”。法国的司法审判没有正规的程序，且常常在君主私人宫室中进行审问。这些都说明，在法国，“君主所喜好者就有法律的力量”，君主实行的是暴政。而在英国则不同。由于法律的力量，英国不会出现削夺他人财产、强买他人货物的情况。“如果没有在他的议会中所表达出的他的整个王国的承认或同意”，君主不能随意对臣民征调税物，“也不能改变他们的法律或制订新法律”。因此，在英国，民众食物丰足，财产殷实，英国还有正规的司法程序，不经审理就不得逮捕任何人和罚没其财产。也正是因为有了“更好的法律的统治”，英国富裕和强大，能够打败那些敌对的王国。所有这些，都是“政治的和王家的法律的结果”。

在两类王国的划分的基础上，福特斯鸠演绎出自己的“有限君权”主张。

在福特斯鸠看来，王国是民众的政治共同体，而君权则是置于这个共同体之上的最高公共权威而非私家权力，对国家和民众负有抗击外敌、保卫王国、清除内部奸邪、保卫民众的职能。履行这些职能，才是理想的、为民的君主。

君主如果仅仅实行“王家”的统治，那就会为一己私利而盘剥天下，这样的暴政会危及君主本身和王国的福祉。福特斯鸠进而指出，只有建立“有限君权”的体制，即建立“政治的和君主的统治”，才能消除这样的暴政，确保民众的生命财产和王国的长治久安。“有限君权”的根本，是将君主置于法律的限制下，因为法律体现了民众意愿，应当为君主尊重与遵守。君主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当成法律，“不能够任意改变他的王国的法律”。尽管此前罗马法的“凡君主喜好者即有法律效力”的信条传播进来，但“英国的法律不认可这样的准则，因为英国的君主对民众实行的不仅是王家的统治，而且是政治的统治。因此，他为他在加冕典礼上所做的遵守法律的誓约所约束”

但福特斯鸠对两类王国的划分和“王在法下”的主张，并非是要否定君权。相反，在其“有限君权”的学说中，他提出巩固君权的财政和政治行动，以消除英国动荡纷争的乱象。

在财政上，福特斯鸠抨击君主随意征取税物，但从维护君权的地位和尊严出发，他仍然伸张君主征调税物的天然权利。在中古英国，按照封建法的原则，国王“靠自己的收入来生活”。不过，君主毕竟不是私家领主，他承担着维护王国和平与安宁的公共职责，难以仅靠王领的收入去履行。为了有效处理国政和对外战争，英国君主也征收国税，并利用宗主权来征调封地继承金等扩大财源。这样做常常导致王权与贵族之间的纷争，议会形成后，君主的征税权更受到制度的限制。福特斯鸠深感财源对于巩固君权的关键作用，他指出，由于用法律来统治，英王的税物征调有限，缺乏牢固的物质基础，因此，应该从确保王国的稳定和安宁着想，在“必需品上”让君主“拥有充裕的收入”。因为如果君主贫穷，就要借贷而付利息，其收入必然减少，进而更多地去借贷，形成恶性循环，最终财力远在臣属之下，效忠贵族日益减少，其荣耀、地位必然被贬低，自身安全也就无法保障。并且，如果不富有，君主将用极端手段去获取财物，公正、正义就会被践踏，王国的和平与安宁也将随之消失。

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福特斯鸠还进一步论证，君主所需费用有三类：第一类是“君主的日常费用”，包括王室生活费，国王卫队和臣仆的费用，支付朝臣高官的薪酬，维护苏格兰交界地区安全和对大陆加来港占领的费用，维持君主为政的费用等。第二类是君主维持海上安全与优势的花费。第三类则是“君主的特别费用”，包括外交费用、新建宫室费、地方治安费、对外防务费等。他强调，必须保证这几类费用充足，才能消除封建割据和篡夺君权的隐患，有效地对抗外敌，维系王国的平安。

基于上述考量，福特斯鸠提出了一些君主开源节流、增加财力的具体措施。首先是收回某些封地，让所有接收土地恩赐的臣属，在受封人死后归还给“君权”（crown）。其次是民众资助，如果收回封地还解决不了问题，民众就应“乐意资助君主”，让他以“合法理由”在盐、酒、牲畜等商品的买卖上征税。再次是审慎赐予臣下官员，不让臣属以此敛富。

在政治层面上，福特斯鸠提出重组“御前会议”（King's council），由其辅政以巩固君权。

作为英王的议政决策机构，“御前会议”在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参加人员上常常与议会叠合。随着议会发展，这一会议逐渐与议会分开。虽然议会有了立法与批准税收的功能，但“御前会议”（特别是王廷随时召集的“小会议”）的仍具有重要的咨询决策功能。为了巩固君权，福特斯鸠将目光投射到这一机构上。

在福特斯鸠看来，君主要安邦治国，必须消除“御前会议”紊乱、松散的状态，使之成为一个高效而保密的统治中枢机构。为此，君主应按新的方式进行组建，在各地挑选最忠诚、明智的教俗贵族各12人参加，辅佐君王。同时，还需从他们中挑选出教俗贵族各4人，负责每年的“会议”。由国王再从这8人中挑选1人作为“首席朝臣（Capitalisconsiliarius）"，让他“根据国王的喜好”来履行职责。重组后的“御前会议”在诸多要政上需向君主承担咨议任务，更要参与议会的立法过程并在其中提出建议。另一方面，君主需加强控制，因此应由中书令、国库长等要臣负责召集会议，君主则作为主席，“拥有对整个会议的至高无上的支配权”。

福特斯鸠的“有限君权”学说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时，福氏突破了基督教神权政治传统的禁锢，摈弃了“王权神授”的陈旧信条，而以世俗的“人”的眼光来考量王权的属性与功能，将君主统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寄寓在君权的运作中。此外，福特斯鸠将君主制划分为“唯有王家的统治”和“政治的与君主的统治”这两类，以代表公共权益的“君权”来突显后者的公共政治权威，在此基础上不仅强调法律对君主的观念限制，而且提出了议会对君主的制度限制。这些主张，为17世纪近代宪政思想的酝酿提供了思想营养。

但总的来说，15世纪的英国君主政治，并没有告别传统的统治模式，这决定了福特斯鸠不可能用新的思维与话语方式来进行思考。作为一个正统的中世纪政治思想家，福特斯鸠一方面对“王在法下”、“法大于王”之传统十分向往，因此他强调法律对君主的限制，并将其引申为议会对君主的限制。另一方面，作为亲身经历了血腥内战和王朝变革的王国大臣，福特斯鸠也深刻体会君权孱弱所引发的动荡纷争与严重后果，这使他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同时，也看到了维护君主权威的必要性。他提出在经济上开源节流，以削弱大贵族的实力，巩固君权的物质基础，对此有史家认定，福氏在这里阐述了一个“基本的原理”，即“财政上的优势是国王权力的基础”。大贵族的财政实力大于国王将会让“他们拥有反叛的欲望和手段”，而福氏这一主张就是“告诉国王怎样去做”。在政治层面，福特斯鸠力倡重组“御前会议”，希望通过君主对这一中枢机构的控制来有效地处理要政，并为议会准备议案，以削弱议会的立法权。对此，也有史家作出这样的分析，“如果被实施的话，福特斯鸠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将使英国的宪政发展陷入衰退”。这样看来，他所描绘的“有限君权”的政治图景，其主旨其实并不在于限制君权，而是聚焦在这个目的上，那就是，促使君权走出内战困境，确保王国的长治久安。

第二章　学校教育与“异端”思想

诺曼征服后的数个世纪中，基督教在英国教育领域处于支配地位，学校教育包括修道院学校、大教堂学校和堂区学校。修道院学校的学生多系贵族子弟，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充当僧侣的儿童，称为“自愿献身者”，一律住校，故又称“内学”或“内舍生”；另一类是不准备当僧侣的，称为“外来者”，他们都是走读，所以又称“外学”或“外舍生”。学生入学年龄为10岁左右，学习期限约8-10年，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服从、贞洁、安贫”的品质。“服从”指虔敬上帝，尊崇院长；“贞洁”指终生不婚；“安贫”指安于贫穷的生活。教育内容是读、写、算、音乐和宗教常识，有些学校除此之外还教“三艺”（文法、修辞、逻辑），少数学校教“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不过神学是最重要的学科。大教堂学校设在各主教管区的教堂之中，由主教直接管理，威廉一世时，著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兰克就是其教区学校的校长（master）。这类学校在学生来源、组织形式与课程设置上与修道院学校相似，不过学校条件较好，目的是培养较高级别的教士。堂区学校设在村落教堂的门房或者神父的家中，设备简陋，以一般居民的子弟为对象，用拉丁语教授读书、识字和初步宗教知识，以及唱赞美诗等，不重视算术。所有这些学校皆由神职人员担任教师，施行严酷的纪律，盛行体罚。

到了12世纪，随着王国事务日益复杂，对官员文化素质要求增加，市民阶层对新知识产生渴望，英国的教育出现新变化。由于文化水平成为从政、经商和担任教职的重要条件，世俗贵族与城市市民开始重视知识的学习，于是在英国出现了所谓的”12世纪的文艺复兴”，公共学校在城市出现。这些学校有的依附于显赫的大臣，有的依附于宗教团体，在伦敦就有三所著名的学校，分别隶属于圣·保罗、圣·玛利勒波、圣马丁勒格兰德三个教堂。城市学校除了要学习语法、修辞外，还要学习数学、几何、法律、天文、音乐等。在重要节日，这类学校高年级学生还要举行公共辩论与武术、舞蹈等比赛。此外，一些人不满足在本国学习，而将目光转向文化比较发达的大陆，赴法国、意大利等地学习甚至任教。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还将古希腊和阿拉伯的哲学、数学、天文学、医学著作翻译过来，促进了英国世俗教育的兴起。不过，在当时，学校教育不可能完全世俗化，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为神权所控制，或为神学所覆盖。

12世纪，中世纪两所著名的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英国诞生，并得到发展。

牛津大学建校时间并不确定，它经历了一个酝酿的过程。牛津本是一个小镇。诺曼征服后，王室会议常在这里举行。安茹王朝建立之初，亨利二世在这里修建国王的行宫，为求得国王保护，不少学者和学生来到牛津，学校由此勃兴。1096-1102年或更晚一些，提奥波德在牛津讲学时，曾自称为“牛津学士”。1129年在牛津建立了奥古斯丁教派的圣弗里德斯怀德修道院和奥尼修道院，这些修道院成了做学问的地方。1133年神学家罗伯特（Robert）在牛津做了一系列关于《圣经》的演讲。1149年一位意大利学者在此讲授罗马法。1167年，大主教贝克特与国王冲突流亡大陆，获得英国的宿敌法国的庇护，英王亨利二世于是下令禁止英国人赴巴黎等地求学，牛津遂成为英国人聚集求学的地方。1188年，威尔士的历史学者杰拉尔德（Gerald）在牛津举办了一个公共阅读课，颇受欢迎。两年后，牛津接受了来自海外的第一个学生。1209年，因学生和镇民发生械斗，冲突剧烈，一些学者深感恐慌，逃离了牛津，迁往巴黎、雷丁和剑桥。为抗议国王处死动乱中的两名学生，牛津学者罢教五年，但这引起了教会的不满，教会迫使约翰王屈服，牛津才得以重启学门，并于1213年从罗马教皇的使节那里得到了第一张拥有合法地位的特许状。1214年，牛津已经有了一个教育社团。1231年，管理人被认可为牛津的大学校长。至此，牛津大学已呈雏形。

从13世纪中期开始，牛津大学迅速发展。此时，由于镇民与学生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在学生的居住地兴起了学院，以便于授课和学习。1249-1264年之间，牛津大学最古老的两所学院——巴利奥尔和默顿学院相继成立。学院最初是为那些贫穷学生提供免费食宿的场所，之后发展成师生共同生活和学习的地方，后来又成为自治或半自治的学术团体，设有图书馆、食堂和宿舍等。同时，一些博学的修士，如圣方济各会修士罗杰·培根等，来到大学任教，强化了师资力量，教学内容也扩及文科、罗马法和教会法、神学和医学等。到14世纪时，牛津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名闻遐迩的高等学府，曾获得爱德华三世的高度赞扬。

但学生和镇民的冲突也始终困扰着牛津大学，城镇里骤然涌进数量众多、桀骜难驯的年轻人，而且他们享有国王给予的某种特权，其中的富家子弟更是时常酗酒滋事，由此而与镇民的关系十分紧张。在1228年、1236年、1248年、1272年、1298年都发生过暴力冲突，而在1355年，这种冲突则达到高峰，持续数日，有60多名学生被乱箭射杀，学堂也被劫掠一空。此次冲突后，王家法庭进行调查，给牛津大学以更多的保护，并判定牛津镇民需连续500年缴付大学罚金。

冲突导致部分牛津师生外流，促成了英国另一个著名大学剑桥大学的兴起。剑桥镇靠近河流，依剑河（River Cam，也译作“康河”）而建，水路和陆路畅通。在中世纪早期，剑桥就已经有诺曼人、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定居。12世纪时，剑桥城里设有语法学校，在其周围是伊利大教堂和克娄兰修道院、巴恩威尔修道院。12世纪90年代，这里开始有教授神学、法学和医学等高级科目的教学机构出现，不时有学者、教士到这里讲学，其中可能包括一个叫约翰·格林（John Green）的学者在1201年执掌了这些学习机构的领导权。随着牛津大学外流师生的到来，剑桥的教学得到明显发展，并逐渐取得了法人社团的地位，大学开始呈现雏形。大约在1225年前后，剑桥的教师就从他们当中选出了一位校长，其权力得到了英王亨利三世的认可，大学有了自主管理权。1233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Pope GregoryⅨ)发布特许令，给予剑桥“校长及大学学者”以特别豁免权。建校之初，剑桥更多地模仿巴黎大学，开设的课程主要是语法、修辞、逻辑以及一些数学、几何、天文和音乐课程。在此基础上，也加设了文科、法科、神学和医学。1284年，伊利主教巴尔沙姆（Hugh Balsham）仿牛津大学的办学模式，创建了剑桥大学的第一所学院——彼得豪斯学院。1318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n XXⅡ)正式颁布令状，承认该校为大学。此后，学院不断创立，到了1370年前后，剑桥共有8所学院。1381年，剑桥大学受到起义农民的攻击，财产损失严重，学校的档案也被毁灭。经过这次大劫，它过了好长时间才恢复元气。

刚刚兴起的英国中世纪大学，最初由教皇承认，随后得到国王的某些特权恩赐。大学有着相当大的自治权，不过教会仍操控大学事务，一般而言，最初的大学教师主要是教士，教会授予教师以执教的权力以及一些特别的豁免权。大学的主要管理权在具有教士身份的教师手中，教师管理课程、收费等事务。以剑桥大学为例，13世纪早期，校长由授课的大学教师推举，但校长的选举必须由主教认定，同时校长需宣誓效忠教会。从13世纪中期开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各自校长的带领下对伊利主教、林肯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进行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大学校长的任命权以及主教对学校的司法干预权。在斗争中，两所大学最终求助于罗马教皇而获胜，1401年，剑桥大学得到了卜尼法斯九世（Pope BonifaceⅨ)的授权，从此校长不必再经主教认可。1433年，剑桥大学又获得教皇犹金四世（Pope EugneⅣ)的训谕而完全摆脱了伊利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管辖。牛津大学则在1479年因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Ⅳ)的训谕获得同样的权利。

在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之兴起的影响下，一些教会团体也创建规模较小的宗教学院，教授神法、语法、修辞等。著名的格拉斯尼（Glasney）学院就在1266年的约克郡的豪顿设立，不久又在康沃尔郡、切斯特等地建立，这类学院完全受控于教会。随着教育的发展，一些为社会各阶层开设且独立于教会的学院也逐渐出现，如1382年建立的温切斯特学院，1440年建立的伊顿公学等，这类学院主要从事于适应于世俗各阶层求知兴趣的教学，获得国王批准而享有完全的“自我管理”的权利，学校气氛也比较活泼。当时还兴起了具有学校和社会团体双重特征的法学院（Inn），专事民法教学，其中以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中寺法学院（Middle Temple）、内寺法学院（Inner Temple）和格雷法学院（Gray's Inn）最为有名。这类法学院是世俗法律人士的专业团体，从事法律问题的研究与教学，有自己的管理机构，教师多为法律学者，还有王家法官，他们既从事教学，也担任律师参与司法案件的审理。入学者要学习法律文书、案例分析与相关的审判程序，毕业后再从政府那里获得从业证书而成为律师，有的还担任王家各类法庭的法官。15世纪著名的法学家和政治家福特斯鸠，就曾经在1420年进入林肯法学院学习和任教，并在1424-1430年间担任院长。

在中古西欧，罗马教会的神学思想将教、俗统治秩序神圣化，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异端”思潮在大约10世纪后期开始出现，受巴尔干半岛鲍格米勒派主张的影响，英国在13世纪也开始酝酿。

英国的宗教“异端”思想有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从哲学层面逐渐向政治层面发展，最终从哲理的争辩走向对教会神权的批判，从对经验性真理的捍卫演变为建构民族的、廉价的教会的诉求，这样的流变是从经院哲学内部开始的。在11世纪，英国曾经产生一位著名神学家安瑟伦（Anselm,1033-1109年），他是经院哲学正统派别“唯实论”的主要代表之一，有“最后一位教父和第一位经院哲学家”之称。他26岁进入本笃会，先后任法国柏克隐修院副院长、院长，又曾为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任内曾因主教续任权与英王亨利一世争执，两次遭驱逐。安氏撰有《论信仰》、《独白》、《神何以成人》等著，他认为信仰高于理性，是理性的基础，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即上帝是最完美者，而不存在者不是最完美者，故上帝必然存在。到了13世纪，对经院哲学“唯实”论的质疑和批判逐渐兴起，“唯名”论应运而生，而以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年）为代表。培根曾经在牛津大学学习，是方济名派僧侣，后到巴黎留学，回国后到牛津任教，撰写有《著作主集》等著作。罗杰·培根对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和自然科学都有精深的探讨，具有强烈的独立思考精神。他冲破经院哲学的樊篱，反对盲从权威，提出知识必从对事物的感觉经验中产生，只有特殊性才是个体的真实性，周密观察客观事物才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途径。培根的学说在当时被教会看做是异端邪说而加以禁止，但对后世却产生很大影响，他是英国经验哲学和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

在培根之后，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是又一位具有反叛精神的学者。威廉是方济各会修士，曾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求学，能言善辩，被人称为“驳不倒的博士”，著有《逻辑大全》、《辩论集七篇》等。他曾在《箴言书注》2卷15题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人们就把这句话称为“奥卡姆剃刀”（Occam'srazor）。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既反对神学干预知识领域，也反对教权高于王权，主张政、教分离。这一思想被教皇判为异端而将他投入监狱。威廉的思想后来发生变化，即突破哲理论证的壁垒，向社会政治领域发展。这一趋势到了稍后的威克里夫那里，形成了市民阶级的异端政治思想。

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生活的时代，是整个西欧社会都急剧变动的时代。此时，罗马教廷被日益崛起的法国王权所扼制，经历了屈辱的“阿维农之囚”，其神权权威一落千丈，接踵而来的是三个教皇鼎立的局面，教廷权威面临着空前的大分裂和大危机。但另一方面，罗马教廷又十分腐败，教皇和神职人员生活腐化，其在广大信众中的尊严形象日益消失，反教廷的“异端”思想层出不穷。就英国而言，威克里夫的出现表明反对正统教会的“异端”思潮逐渐在英国酝酿。

威克里夫出生于约克郡的小贵族家庭，大约在1345年，进入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就读，后来短时间任该大学巴略勒学院院长，1371年还获得神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还先后供职于林肯主教区菲林汉（Fillingham）堂区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区。70年代以后，威克里夫开始涉足政界，曾为王室内府官员，也曾参与议会议政。1374年他被国王爱德华三世任命为卢特沃斯的教区长，同年夏，他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前往布鲁日同教皇代表谈判有关教皇在英的征税和英国教职的任命权问题。这一时期，威克里夫撰写了《教会》、《论教皇》等论文，开始倡导反教皇的宗教改革学说，这些学说得到国王的支持，也为觊觎教会财富的兰开斯特公爵冈特所利用。1376年威克里夫支持冈特发动的没收教会财产的运动，并同一些保守的主教们展开斗争。为此，1377年他被教会传召到伦敦的圣保罗教堂进行审讯，但由于冈特等人的保护而安然无恙。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对此颇为震怒，连续发五道教谕命英国教会对威克里夫采取行动。但这些教谕在六个月之后才到达伦敦，并未产生效果。威克里夫此时已经名闻遐迩，虽然在1378年又一次被教会传讯受审，但因王室、贵族保护和市民的支持而再次免受惩罚。

“阿维农之囚”后罗马教会大分裂出现三个教皇，促使威克里夫公开抨击教皇职位和教皇制度。1380年他发表反对“化体”说的理论，否定面饼和酒变成基督的肉和血，提出基督是一个精神体，并不是以肉体的形式存在于经过祝圣的面饼和酒之中。这一学说马上遭到教会的谴责和禁止，但威克里夫仍然坚持己见，宣称“长官以及任何他的同伴都不能驳倒他的看法”，并拒绝了冈特要求他保持沉默的命令。1381年的农民大起义改变了威克里夫的命运，国王和教会为镇压起义而联合，原来迫害过他的伦敦主教考特尼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并于1382年5月在伦敦黑衣修士法庭召开宗教会议，传讯威克里夫，判定威克里夫的主张是异端。之后，考特尼又取得一个议会的法令，授予长官们权力，可以应一个教士的要求发布命令给郡守或者王国的其他官员，监禁任何一个鼓吹威克里夫错误学说的传教士。应考特尼的要求，国王发出了一个专令，让主教有权监禁任何一个未经许可的传教士或者一个异端思想者，直到他屈服或政府另有决定为止。在政府和教会的双重压力下，牛津大学也对威克里夫的著作发布禁令。威克里夫于1381年离开牛津，此后他一直在卢特沃斯隐居，期间他把圣经译成英文，并完成神学著作《三人对话录》，直到1384年12月去世。后来，威克里夫的学说一直受到教会打压，1415年5月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不但谴责他的“异端”罪行，而且下令将他在卢特沃斯的骸骨挖出，抛在教会墓园之外。

威克里夫是一位学识深厚的神学家，他不仅精通神学，而且也熟悉古典时代亚里士多德等大师的思想，对同时代的经院哲学更是多有研究。不过，他的思想主要来自基督教的神学传统，他对古代教父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上帝“本体”说十分推崇，信奉上帝万能和灵魂得救，同时他也反对奥卡姆主义的唯名论和正统教会的唯实论，认为它们都以孤立的方式来对待神。他通过对神学的深层体悟，建构起在当时颇具异端色彩的宗教理论。

首先，威克里夫认为，自称是基督之代表的罗马教皇，其实悖逆了基督的榜样。基督从降临到受难都远离世俗的富裕，终身贫穷，而教皇则贪求财富，设法敛财；基督素来逆来顺受，并要信徒也这样，而教皇则为世界上最骄傲的人，甚至让国王吻他的脚；基督忙于传播福音，为了让大众超脱苦难，而教皇却制定法律，以便让信徒崇拜和敬畏自己；基督有博爱之心，甚至为他的敌人祈祷，并教育使徒不要报复，而教皇则通过恐怖措施和诅咒，来对所有人加害报复。此外，红衣主教也是一拨奢华和懒惰的人，他们甚至从事肮脏的圣职买卖，并通过欺骗手段诱骗人们。威克里夫进而指责教会为榨取财富而征收什一税，并猛烈抨击教皇的所谓“赦罪”权；他指出，尘世上赦免罪恶的任何事都应在天堂里进行，而且这种赦免“仅仅限于彼得和那些追随彼得的人”；教皇并不符合上帝的意愿，伪装和基督一致，因此他的赦免是无用的。

在批判罗马教皇神权的基础上，威克里夫阐发了统治权皆由上帝“恩典”的思想，他批驳教权高于王权的说教，为世俗王权作辩护。

“没有上帝的恩典，就没有真正的统治权。”依据这一命题，威克里夫认为，所有的权力来自上帝的“恩典”，只有被上帝“恩典”的人，才真正拥有统治权。在他看来，统治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神的统治权、天使的统治权和人的统治权。后者又细分为教会统治权和世俗统治权，教会统治权是指基于福音来统治教士，世俗统治权是指基于强制性的世俗方式来统治俗人。威克里夫进而强调，上帝是所有统治权的终极源头，世俗统治权同其他权力一样来自于上帝的恩赐，君主是上帝授权“管理者”。国王有上帝的影像，他代表上帝统治王国。不过，他又强调，上帝的恩典只给予公正的人，只有“公正”的君主才真正行使“神授”的统治权。为此，君主必须使法律与神法一致，公正地治理国家。不过，威克里夫并不主张抵抗暴君，而要求人们对暴政忍耐服从。

在论证世俗王权的合法与神圣时，威克里夫还大力主张王权高于教权，期以通过改革来组建从属于世俗君主的民族教会。在他看来，不管罗马教皇拥有多高的神权，其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坐落在特定地理方位中的单独的教会，是众多教会中的一个，罗马教会被称为罗马，恰恰因为它是一个意大利的教会。因此，它没有理由凌驾于其他教会之上，对英格兰也是如此，因此，教皇也要同其他的外国主教一样臣服于英格兰的法律。世俗君主则不同，他拥有自己的领土、臣民与教会，对王国的教士拥有统治权。为了对此作出有力论证，威克里夫对“君士坦丁赠礼”这一文献作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古罗马的君士坦丁通过独断的赠予，使罗马教会不仅占有帝国地产，而且让教皇错误地认为他们的神权可以统治帝国。正因为如此，教士迄今还占有三分之一的英格兰土地，并将其转换为财产所有权。

他声称，这一状况不合理，因为按照《圣经》精神，财产所有权属于世俗君主，教会只有在世俗君主许可下方可使用，而君主可以剥夺。

基于上述理念，威克里夫认为，应该进行一次大改革，使英国教会回到它的质朴条件下，恢复它的最初的、真实的身份，成为听命并服务于国王的教会。他强调，“依圣经之言，英王国应是一个整体，教士、领主和平民都是它的成员”。因此，君主有权任命主教，有权向教士征税，有权要求教士向他誓忠，有权对犯罪教士进行审判，有权收回他对教士财产的赠予。

威克里夫的政治学说在英国乃至西欧的政治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他对《圣经》有独到解读，对基督教的“王权神授”做了创造性的解释。他有力批判了教会高于王权的“教皇权威”论，否定了教皇作为基督教世界的大一统神权权威，同时着力阐发了君主权威的神圣性和至尊性，提出了建构由君主控制的民族教会或国家教会的政治构想。这些思想反映了英国市民阶层乃至整个民族的愿望，威克里夫是欧洲第一个有理论深度、能反映民族国家需要的市民思想家，他被誉为中世纪后期的“大异端”（great heresiarch）。更有史家认定威克里夫“向所有建构进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改革力量打开了世俗的秩序”，由此而有益于促成“一次意识形态上的革命”。正因为如此，他的学说对16世纪西欧宗教改革思想的酝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　语言与英语文学

中世纪既是中古英语形成的时期，也是英国文学创作走向多元化的时期，这一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英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状况。

1066年诺曼征服，不仅对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深远，而且使英国语言发生重要变化。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英国有三种语言并存：本地英语、诺曼底的法语和拉丁语。最初，本地英语在底层社会通用，绝大多数英国人特别是农民和城镇商人、手艺人都讲英语，而在外来的诺曼贵族社会中则使用法语。拉丁语为教会使用，也是政府的官方语言，同时用于学术领域。在此情况下，英国丧失了它的文学语言，但并没有丧失它的民族语言，英国人在外族统治下仍说英语，作为口语的英语不仅没有消失，而且生气勃勃地继续发展。随着诺曼人与英国人的融合加强和王室统治的需要，语言之间的交流也日趋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土英语开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张力，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人们已很难通过语言而辨别诺曼出身和英吉利出身的人，上流社会都能听懂英语，而且用英语交谈，虽然他们同时也说法语。在12世纪末，英语已成为英国各阶层人们共同的口语。从13世纪开始，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各地区陆续出现，而英语也部分地恢复了它作为行政语言的地位。亨利三世在1258年10月颁布的王室公告，是诺曼征服后国王首次用英语发布的公告，虽然这个公告同时也使用拉丁语和法语。但这时的英语已与古英语完全不同，繁复的词形变化开始消失，英语由综合性语言渐渐变为分析性语言，吸收了数千法国词汇，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到14世纪后期，真正的英国语文即中古英语正式形成，“成为大多数人口头表达和写作的语言”。

英语地位的提升反映了英国民族性的增长，1300前后，英语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英格兰民族”的词汇，1336年，官方文书中首次使用“英格兰民族”。百年战争爆发后，法语被视为敌国语言，上层阶级不再以操持法语为身份标志。1376年，出现了第一份用英语书写的财产契约，14世纪70年代，英国主教会议的记录更多用英语书写。1387年出现最早的英语遗嘱。从诺曼征服到黑死病之前，上层人士从小学习法语，到1385年，全国所有文法学校都使用英语授课了。13世纪末，英语在官方场合已普遍使用，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英格兰民族的象征。亨利三世曾用英语和法语发表声明，这是诺曼征服以来第一份用这两种语言发表的正式文件。1295年，爱德华一世在模范议会上用语言来煽动反法情绪，指责法王“试图要将英语从地球上清除掉”。14世纪中期，议会讨论已经使用英语。1362年，爱德华三世破天荒使用英语在议会上发言。同年，议会通过法令，宣告法语为“本国所不习知的语言”，要求法院的辩护与宣判一律使用英语，而记录文本则使用拉丁语。就司法而言，伦敦郡法庭政府在1356年开始使用英语，而王家法庭则自1362年开始就一直使用英语。

伴随着中古英语的形成，中世纪英国文学创作也呈现出多元化走向。在诺曼征服后的一段时期，教会神学支配着思想文化领域，竭力宣扬神学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因此，文学创作成为神学的婢女，一些作品如宗教诗歌《道德颂》、宗教箴言《论赎罪》、《良心的责备》等，都劝诫人们忏悔，抛弃尘世幸福，以现世的忍耐、受苦、修行，来换取来世的极乐。到了12、13世纪，文学上也出现了新风尚，盛行用韵文写作的骑士传奇，它们歌颂对领主的忠诚和对高贵妇人的爱，其中艺术性高的有《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它用头韵体诗写成，内容是古代亚瑟王属下一个“圆桌骑士”的奇遇，有关亚瑟王的故事到13世纪首次在英语写的诗歌中出现。14世纪后半叶，中古英语文学达到了高峰，这一时期，既产生了著名诗人乔叟及其传世之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也产生了像《农夫皮尔斯》那样的盛行于民间的优秀作品。到了15世纪，有关罗宾汉的传说，更是借助于英语文学的想象和描绘，流传于千家万户。

中世纪前期，骑士传奇是英国文学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它的出现与诺曼征服密切关联。诺曼征服引入了大陆的封君封臣制，按照封建的习惯，封臣需效忠封君，要为之服骑士军役。而当时的教会，也要求封建骑士纯正信仰、扶助孤寡，不得恃强凌弱。由此，忠君、护教、行侠就成为封建贵族的精神准则与道德规范，并逐渐在文学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自12世纪开始，由于买卖、继承和转赠等原因，封建地产呈现割裂与碎化的现象，面积狭小的骑士领迅速增多，封建等级制中最低一级的骑士阶层日益成型。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王以钱代役征收“盾牌钱”，一些军功贵族开始转向实业经营。这两个阶层受文化复苏的影响，开始注重温雅和情感，这样又为原有的骑士精神注入了崇尚爱情的内涵。此外，当时的十字军东侵不仅提高了骑士的社会地位，而且也激发其冒险、骁勇的气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描写骑士爱情和冒险故事、宣传骑士精神的骑士文学应运而生。

骑士文学可分为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在当时的英国，最流行的是骑士传奇。骑士传奇中通行的诗体是法国古诗体中常见的形式：每行八个音节或四个重读音节的两联韵体。盎格鲁撒克逊诗歌的头韵体逐渐让位给韵律复杂的模式，在长约1000-6000行的叙事诗里，诗人描写了骑士为荣誉或宗教信仰，尤其是为爱情而冒险游侠的故事。能取得冒险的胜利，能赢得贵妇人的欢心，就是骑士最大的荣誉。

亚瑟王的传奇是围绕传说中的古代克尔特王亚瑟的故事发展起来的，主要写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据传亚瑟是6世纪不列颠岛上威尔士和康沃尔一带克尔特人的领袖，曾英勇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诺曼人占领诺曼底后，吸收并发展了邻近的布列塔尼克尔特人关于亚瑟的传说，在征服英国后，又把这些传说带回英国。1137年威尔士主教杰弗里（Ge offrey）在拉丁文的《不列颠君主史》里提到了亚瑟王，不久以后教士瓦斯（Wace）用诺曼法语转译杰弗里的《君主史》，为亚瑟王增添了骑士传奇的色彩，他还创造了“圆桌”聚会的情节，解决了十二骑士座次排列、尊卑高下的问题。到13世纪，亚瑟的故事首次在英语写的诗歌中出现，英国僧侣莱雅蒙（Layamon）在他的韵文编年史《布鲁特》的最后1/3部分，记载亚瑟王的故事。这以后，亚瑟故事在法国盛行，在英国则直到14世纪才又出现，大部分是传奇的改写。

问世于14世纪的《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是英语韵文浪漫诗的杰出代表，全诗共2529行，作者不详。这部作品记录了一位“圆桌骑士”高文的奇遇：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正在欢庆圣诞，一位高大魁梧的绿衣骑士闯入挑战，声言谁敢用斧头砍下他的头，明年此日就要到绿教堂接受他的同样回报。高文爵士挺身应战，砍下了绿衣骑士的头。绿衣骑士提头驰马而去。次年冬天，高文前去践约，他登山涉水，遇到蛇、狼、野人、熊等各种危险，于圣诞前夕投宿于绿教堂附近的古堡中。高文与热情的主人商定在他逗留期间每晚相互交换白日得到的物品，主人外出狩猎时，女主人便来诱惑高文。高文夜晚只能以吻与主人的猎物交换。第三天主妇赠给高文一条据说有刀枪不入之魔力的绿腰带，夜晚交换时，高文隐匿了腰带。新年日高文冒着暴风雪去与绿衣骑士决斗，决斗后他才明白绿衣骑士就是古堡主人，整个计划是由亚瑟王的敌人女妖安排的，想使亚瑟及其宫廷蒙羞。高文由于暗自接受了主人的腰带，受到了脖颈被擦伤的惩罚。这部传奇故事完整，有悬念，有跌宕，有叙事，具备了传奇的各种成分——宫廷生活、游历冒险、风流韵事、离奇想象。对狩猎场景和高文受诱惑的场景的描写，富有人情味。

在14世纪下半叶的英国，阶级矛盾的加剧和社会的动荡不安，酝酿了反映下层疾苦和诉求的民间文学作品。《皮埃尔的农人》中有很多道德说教，利用了寓言手法，但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图景。正如学者所指出：这“这首诗作为社会史的资料的价值，或许比它的诗意更丰厚”。它不仅揭露了贵族的懒惰腐败、神职人员的贪婪堕落、商人的寄生恶习，而且也寄寓了对下层穷苦大众悲惨生活的同情。这首长诗还充分肯定劳动的价值，认定正直、勤劳的农夫最接近真理，劳动才是通往真理和正义的路。这首诗对1381年农民起义有推动作用，对日后乔叟乃至16世纪的文学创作都有深刻影响。

14世纪后半叶，英国本土文化日臻成熟，产生了伟大的作家杰弗里·乔叟（Ge offrey Chaucer），乔叟的时代常常被称为“乔叟时代”。

乔叟的人生阅历比较复杂，这使他能够以广阔的视野来审视与描述丰富的社会生活。乔叟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富裕酒商家庭，1357年，受其父安排到王室充任宫廷侍僮。两年后他从军到法国参加百年战争，被俘后不久被国王爱德华三世重金赎回。1366年，乔叟与王后的侍女菲力帕（Philippa）结婚。1367年后的十年，乔叟多次出使欧洲，并曾走访佛罗伦萨等地，接触到了文艺复兴萌发之初的新思想。从1373年起，乔叟开始活跃于王国政坛，1374年被任命为伦敦羊毛、皮革和酒类的税务督察，1385年升任为肯特郡的治安法官，次年又成为该郡的下院议员，出席议会议政。不久因其所依附的兰开斯特公爵在宫廷斗争中失势，乔叟失去了督察一职，经济上也趋于拮据。在1389年兰开斯特公爵重新得势后，乔叟又得到任命，负责修缮王室建筑，1391年他改任萨默塞特郡王室猎场的管理官员。不过在后来的几年中，兰开斯特家族在王室争斗中再度失势，乔叟深受影响，被剥夺了年金。1399，安茹王朝被推翻，在兰开斯特王朝新君主亨利四世的加冕日，乔叟写了《致空囊》的短诗献给他，诉说自己穷困，得到恩赐，除恢复旧有年金外，还获得新的年金。但在次年，乔叟就与世长辞。他被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一角，后来其他的名诗人或者葬于此，或者立碑在这里，人们把这里称为“诗人角”。

乔叟一生经历丰富，对伦敦的社会从王室家族、宫廷贵族到市民阶层、平民大众都有广泛接触和深入了解，由此而养成了特别敏锐的观察和解剖人性的能力。此外，因担任过多种公职，屡次出使国外，他视野开阔，受域外各种思想文化的熏陶。所有这些，都为他的诗歌创作铺垫了深厚的社会与文化土壤。

乔叟的创作大致上分为三个时期：1373年前为第一时期。此时他有相当长的时间往来于法国和意大利，曾经和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彼得拉克（Petrarch）、薄伽丘（Boccaccio）有接触，但主要还是在法国文学影响下写作，首先用英文翻译出《玫瑰传奇》，在这一基础上，他用《玫瑰传奇》所使用的梦境手法创作出《公爵夫人书》、《声誉之宫》、《百鸟议会》等作品。第二时期（1373-1385年）乔叟创作了三部长诗：《荣誉之宫》、《特洛伊勒斯和克丽西达》、《好妇人的故事》，在继续模仿法国作品的同时，汲取了来自意大利的新文化营养。1385年以后为乔叟创作的第三个时期，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乔叟摆脱了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撰写出真正的英国题材的作品，创造了个人的独特风格，留下了取材于英国社会的写实名著《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

《坎特伯雷故事集》大约撰写在1393-1400年之间，讲述了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叫纹章战袍的小旅馆里，有31个英国人要去坎特伯雷朝圣，在朝圣的途中，为了减少寂寞，旅馆老板建议每个人讲故事，一共讲了24个故事，但其中有两三个故事没有讲完。这些故事，加上序言和后语等，共有2.65万行，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书中的朝圣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骑士、修士、修女、修道院长、托钵僧、商人、海员、律师、医生、地主、磨坊主、管家、店铺老板、伙房采购、农夫、厨师、差役、卖赎罪卷的教士等等，除了王室成员和高等贵族及奴隶之外，可以说囊括了当时英国所有阶层和主要行业，构成了英国社会的全面缩影。该书中最精彩的故事有：骑士讲的爱情悲剧故事、巴斯妇讲的骑士的故事、卖赎罪券者讲的劝世寓言故事、教士讲的动物寓言故事、商人讲的家庭纠纷的故事、农民讲的感人的爱情和慷慨义气故事。

揭露教会的腐败和堕落，是《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一个鲜明主题。在该书中，除了一个穷教士是廉洁、助人外，其他的神职人员都被以讥刺的笔调来描写：长满吓人疮疹的教会法庭差役专门送传票召人到宗教法庭应审，让孩子们望而生畏；教士们携带宗教性物品到处招摇撞骗，以赦罪为名连诱带吓地敛取金钱；修道士寻欢作乐，拈花惹草；监管寺院田产的僧侣喜欢打猎，讲究穿着，酷爱吃烤肥鸭；女修道院长衣着华丽，金扣针上刻着拉丁文：“爱征服一切”，一副贵妇人派头。对商品经济中其他阶层的利己行为也不乏讥讽色彩：医生熟谙占星术，在疫疠中赚大钱；为了获利，律师把法律文牍记得烂熟，磨坊主精于克扣粮食，管家中饱私囊，商人债务缠身也装成财大气粗等等。同时，该书通过反讽，也透现出富裕起来的市民中所增长的自尊意识：5个伦敦来的人随身带着厨师，他们收入丰厚，妻子们喜欢别人喊她们“夫人”。贩卖呢料的巴斯妇在教区活动中总抢在前头。该书颂扬了信仰坚定、充满荣誉感和美德的骑士，家产丰厚、用钱慷慨的地主，虔敬、诚实、热爱劳动和邻人的农夫。而在讲述有关爱情婚姻方面的故事时，该书也反映了对妇女地位和自由爱情之肯定：已经5次嫁人、还怀着第6次结婚念头的巴斯妇，认为只有妇人掌权的家中才有安宁幸福；磨坊主和商人的故事都讲到年轻的妻子背叛年老的丈夫，寻求婚外爱情。这些都表明作者蔑视禁欲主义，向往世俗爱情的心境。

《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叙事手法十分丰富，几乎借鉴了中古文学的各种体裁：骑士传奇、教会圣徒传、劝善的布道书、动物寓言、寓言、传说、歌谣、故事诗等。作品始终立足于现实生活，将幽默和讽刺相结合，人物个性突出、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喜剧色彩浓厚，这对于英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发展方向深有影响。这一作品使用的语言是伦敦通用的东区中部方言，稍微掺入了一点肯特方言成分，奠定了以后英国文学以伦敦方言为标准语的基础。在表达中，他首创的英雄双韵体为以后的英国诗人所广泛采用，因而乔叟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书中大多数故事用双韵诗体写成，为后来的英国文学创作所效法。乔叟被后世看做是第一位伟大的英国诗人、“英国文学之父”，对此，史家这样评论道：“比起他的时代的其他作家来，他的语言更多地是整个时代的语言，他为理解一个消失的世界开辟了一道大门。”

在中世纪英国流行着不少民间传说，罗宾汉（Robin Hood）是其中一个家喻户晓的“侠盗”式英雄。最早的罗宾汉传说以民谣的形式出现，大约在13世纪左右，但有关的故事应形成于14世纪，记载于一些民歌和叙述体著作中。真正构筑传说雏形的是15世纪的三部民歌集，分别是1450年前后的《罗宾汉和修士》（Robin Hood and the Monk）、《罗宾汉和陶瓦匠》（Robin Hood and the Poter），以及被认为年代稍晚一点的《罗宾汉诗一则》（AGeste of Robyn Hode）。这些诗集间接或非间接地来自同一种材料，由于时间久远且源于民间，其编辑者已无从知晓。

在民间传说中罗宾汉是一个绿林好汉式人物，他保持着对宗教信仰的绝对忠诚，痛恨腐化堕落的主教、修道院长、地方官员，他带领同伴们占林为王、劫富济贫，为底层人民所拥戴。

早期诗歌反映出的罗宾汉还只是一个有一些传奇经历的普通人，唯一的特殊性在于他的“强盗”身份。作为一个森里“强盗”的首领，罗宾汉理应有不少同伙，《罗宾汉和修士》中提到“有12个身手最好的跟随了罗宾汉”，《罗宾汉诗一则》中说罗宾汉的同伙“超过140人”，后者远超出了史料关于中世纪强盗团伙规模的记载。尽管如此，这些人当中能叫出姓名的寥寥无几，除了出现率极高的小约翰（Little John）之外，只有威尔·斯卡利特（Will Scarlett）和米勒之子马齐（Much）。

在有关罗宾汉的诗歌中，《罗宾汉诗一则》虽然不是年代最早的，却是最重要的，它是在四部民歌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它们分别是：《罗宾汉与骑士》、《罗宾汉、小约翰和郡守》、《罗宾汉与国王》以及《罗宾汉之死》。四个故事既相对独立，又有一些关联。全书的开头，罗宾汉就向随从们申明他的“森林法则”：不伤害农夫、手工业者等平民阶层，对待主教、修道院长、郡守这类为富不仁者却要毫不留情。行动的方式是将人拦下后请到森林里“做客”，然后由他来决定如何处置。被修道院霸占了土地和所有家产的落魄骑士理查在路过巴恩斯戴尔（Barnesdale）森林时与罗宾汉相识，并在其帮助下赢回了自己的财产，从此成为罗宾汉的盟友。后来，始终抓不到罗宾汉的郡守迁怒于理查并将其逮捕，尽管被随后赶到的罗宾汉成功营救，但其家产再一次被没收。罗宾汉的行径甚至惊动了国王爱德华，假扮成修道院院长的国王在森林里见到了罗宾汉，本打算将之抓捕归案，却不想被罗宾汉及其手下的精湛箭术所折服，当即决定赦免罗宾汉，条件是罗宾汉团伙必须离开森林，前往王宫为国王服务。惊喜之下的罗宾汉答应了国王的要求，跟随国王回到了王宫。在《罗宾汉诗一则》里，王宫并不是罗宾汉终老之地，短暂的停留之后，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巴恩斯戴尔森林，重新干起了老本行，直到22年后死去。

其他几部诗歌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罗宾汉的打斗和奇遇，而故事主题以解救强盗同伙最为普遍。《罗宾汉与陶瓦匠》讲的是陶瓦匠如何联手将郡守引诱入森林，逼迫他释放一名强盗。成文于1475年前后的《吉斯伯恩的团伙》（Guys of Gisborne）讲的是罗宾汉如何战胜了老对手吉斯伯恩的团伙，并伪装成后者的样子让郡守误以为罗宾汉被这一团伙所杀，并最终杀死了郡守，解救了被其抓获的小约翰。《罗宾汉与修士》的故事与前两者大同小异，略有不同的是这次被郡守抓去的是罗宾汉本人，而小约翰和马齐设计把他救了出来。解救的行动一旦完成，故事也就结束了，留给读者众多疑问。

有关罗宾汉的民间传说通过颂扬一个虔诚正直、除暴安良的武侠英雄，反应了穷苦民众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抗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乡绅和骑士的利益诉求。这些传说在15世纪甚至被编成剧本上演，为民间喜闻乐见。有资料显示，1427年在埃克塞特郡的一场有关罗宾汉的喜剧表演中，参与的演员每人得到20便士作为报酬。1470年左右，诺福克郡的男爵约翰·帕斯顿（Sir John Paston）在写给兄长的家书中哀叹他的一个十分信任的家仆威廉·伍德（William Wood）离开了他，他提到伍德这三年都参与表演罗宾汉与诺丁汉郡守的故事，而这次是要“回巴恩斯戴尔（的森林）去了”。

从诺曼征服到玫瑰战争结束，是英国的封建时期，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土地的分封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政治上，国家权力因土地分封而被分解，分散到诸多庄园和领主手中，封君——封臣关系编织出一张复杂的政治权力之网。尽管英国的王权比西欧其他地区如法国、德国都更强大，但封建制度却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分散，贵族与王权、教权与俗权之间冲突频发，战争与动乱是政治的特点。在社会方面，贵族与平民、自由人与不自由人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土地的归属权在社会等级分界方面起关键的作用。农奴制是封建社会的特征，但农奴制的解体又预示着封建社会的终结；城市与商业的壮大，慢慢腐蚀了封建社会，不过在封建时期，它们基本上依附于封建权利。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都受制于等级制度，衣食住行依身份区别，财产与等级大体上是相当的。这样一个基于领地而又以等级为区分的社会本质上也是分裂的，与政治领域一样，社会、文化领域呈现出更多的非同一性。到封建社会晚期，同一性逐步增加，一个民族共同体缓慢形成，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提上日程了。不过，这个过程属于下一个历史时期，也是在下一卷书中需要讲述的故事。

附录

一　地图

1.1066-1087年的诺曼统治

2.1068-1200年诺曼人对威尔士的征服

3.1189年的英法两国

4.1400-1500年的英格兰

5.1429-1453年英格兰在法国统治的瓦解

6.玫瑰战争：1450年的领土划分

二　大事年表

911年 《埃彼特河畔的圣克莱条约》，诺曼底公爵领建立

1003年 丹麦入侵不列颠

1016年 卡纽特成为整个英格兰的国王

1028-1035年 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一世在位

1041-1066年 英王忏悔者爱德华在位

1047年 瓦埃·迪内斯战役

1053年 莫特梅尔战役

1066-1071年 诺曼征服

1066-1087年 英王威廉一世在位；诺曼王朝开始

1066年 1-10月英王哈罗德在位

1066年 9月斯坦福特桥战役

1066年 10月黑斯廷斯战役

1070-1071年 坎特伯雷大教堂修建

1076年 瓦尔索夫伯爵被处死

1086 年“索尔兹伯里誓约”；《末日审判书》编纂

1087-1100年 英王威廉二世在位

1088年 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叛乱

1089-1093年 坎特伯雷大主教区教职空缺

1093年 安瑟伦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097年 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出走罗马

1100-1135年 英王亨利一世在位

1105年 坦什布雷战役，英国恢复统一

1107年 亨利一世和教会达成教职任授权协议

1120年 白船失事

1125年 巡回法庭制度肇始

1135-1154年 斯蒂芬王在位；英格兰内战时期

1141年 林肯战役，斯蒂芬王被俘

1154-1189年 英王亨利二世在位；安茹王朝开始

1154年 《温切斯特和约》;亨利二世即位

1159年 亨利二世开始征收“盾牌钱”；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撰成《论政府原理》

1162年 贝克特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164年2月 《克拉伦敦宪章》

1167年 牛津大学初立

1169-1172年 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征服开始

1170年 贝克特被杀

1178年 普通法诉讼法庭肇始

1179年 王座法庭肇始

1181年 《武器装备法令》颁布

1189-1199年 英王理查德一世在位

1190-1194年 理查德一世率军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199-1216年 约翰王在位

1200年 大卢埃林建立对威尔士的统治

1207年 教皇英诺森三世对英实施“禁教令”

1209年 约翰王被开除教籍；剑桥大学初立

1213年 约翰王向教皇妥协，成为教皇“封臣”

1214年 7月布汶战役

1215年 英国贵族反叛

1215年6月19日 《大宪章》签署

1216-1272年 英王亨利三世在位

1218年 亨利三世与大卢埃林签订《沃切斯特条约》

1236年 《默顿法规》

1237年 《约克和约》

1240年 大卢埃林去世

1254年 亨利三世接受教皇赠送的西西里王位

1258年 《牛津条例》

1259年 《威斯敏斯特条例》

1264年 刘易斯战役；亨利三世被俘；西蒙·德·孟福尔主政

1265年 1-3月“西蒙议会”；市民代表参加国家政治性会议的肇始

1265年 8月伊夫舍姆战役；孟福尔被杀

1267年 亨利三世与小卢埃林签订《蒙哥马利协定》

1272-1307年 英王爱德华一世在位

1277年 爱德华一世征讨威尔士；《康韦条约》

1282-1283年 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士

1284年 《罗德兰法令》颁布

1285年 《温切斯特法令》颁布

1294-1295年 威尔士叛乱

1295年 苏格兰和法国结盟；“模范议会”；议会君主制的开端

1296年 爱德华一世入侵苏格兰

1301年 爱德华一世封王储为威尔士亲王

1306年 苏格兰贵族罗伯特·布鲁斯起义并自立为王

1307-1327年 英王爱德华二世在位

1314年 班诺克本战役

1322年 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被处死

1327-1377年 英王爱德华三世在位

1328年 爱德华三世宣称法国王位

1337-1453年 英法百年战争

1337年 百年战争开始；康沃尔公爵领创立

1338年 《瓦尔登法令》颁布

1340年 斯勒伊斯海战，英格兰控制英吉利海峡

1346年8月 克勒西战役

1347年 英军占领加莱

1348年 黑死病开始袭击英国

1349年 《劳工法令》颁布

1356年 普瓦提埃战役；法王约翰二世被俘

1360年 《布勒丁尼和约》

1361年 黑死病再次袭击英国

1377-1399年 英王理查德二世在位

1381年 瓦特·泰勒起义

1382年 威克里夫的神学主张被判为异端

1386年 “无情议会”

1394-1395年 理查德二世征讨爱尔兰

1399-1413年 英王亨利四世在位；兰开斯特王朝开始

1413-1422年 英王亨利五世在位

1415年10月 阿让库尔战役

1419-1420年 英军征服诺曼底

1420年 《特鲁瓦和约》

1422-1461年 英王亨利六世在位

1428年 英军围攻奥尔良

1431年 贞德被处以火刑

1435年 勃艮第公爵转而拥戴法王查理七世

1450年 杰克·凯德起义

1453年 英法停战，百年战争结束

1455-1485年 玫瑰战争

1455年5月 圣·阿班斯战役，约克派取胜；玫瑰战争开始

1461-1483年 英王爱德华四世在位；约克王朝开始

1461年 爱德华四世登基；陶顿战役；亨利六世被废黜

1465年 亨利六世被俘，囚于伦敦塔

1469年 沃威克伯爵理查和克拉伦斯公爵乔治的叛乱；爱德华四世被俘

1470年 亨利六世复位

1471年 爱德华四世复位；沃威克伯爵阵亡；亨利六世被处死

1475年 《皮克奎格尼协定》

1483年 英王爱德华五世继位，随即被废黜和去世；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德继位，称理查德三世

1485年8月 博斯沃斯荒原战役；理查德三世战死；玫瑰战争结束

1485年10月 亨利七世加冕；都铎王朝开始

三　参考书目

詹姆斯·C.霍尔特：《大宪章》，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迈克尔·V.C.亚历山大：《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诺曼征服、约翰治下及玫瑰战争时期的人物与政治》，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约翰·吉林厄姆、拉尔夫·A.格里菲斯：《中世纪英国：征服与同化》，中译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

奥古斯丁：《道德论集》，石敏敏译，三联书店，2009年。

菲利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主编：《私人生活史》，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寿纪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现代化的冲击》，袁树仁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

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张绪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龙秀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J.H.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350-1450年》（上、下卷），程志敏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

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欧洲经济史：中世纪的农业生活》，（第一卷），郎立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M.M.波斯坦、爱德华·米勒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钟和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克里斯托弗·戴尔：《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莫玉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乔治·杜比：《骑士、妇女与教士》，周嫄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保罗·M.霍恩伯格林恩·霍伦·利斯：《都市欧洲的形成》，阮岳湘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

约翰·吉林厄姆、拉尔夫·A.格里菲思：《中世纪英国：征服与同化》，沈弘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彼得·克拉克、保罗·斯莱克：《过渡期的英国城市：1500-1700年》，薛国中译，中国劳动出版社，1992年。

兰格伦：《农夫皮尔斯》，沈弘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

里斯贝罗：《西方建筑：从远古到现代》，陈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陈海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

罗素：《婚姻的革命》，靳建国译，东方出版社，1988.

密尔松：《普通法的历史基础》，李显冬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奈特编：《帕斯顿信札：一个望族的兴衰》，田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方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萨哈：《第四等级：中世纪妇女史》，林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特洛依茨基：《基督教的婚姻哲学》，吴安迪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E.A.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三卷），李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迈克尔·亚历山大：《英国早起历史中的三次危机》，林达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薄洁萍：《上帝作证：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学林出版社，2005年。

冯泽民：《服装发展史教程》，中国纺织出版社，1998年。

冯泽民、刘海清：《中西服装发展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年版。

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金志霖：《英国行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李云飞：《中古英国庄园制度与乡村社会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李增洪：《13-15世纪伦敦社会阶层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刘城：《英国中世纪教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刘启戈、李雅书选译：《中世纪中期的西欧》，三联书店，1957年。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

齐思和：《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

施诚：《中世纪英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

张云鹤：《1290年买地法令研究》，《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刘城：《中世纪天主教信仰的仪式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刘城：《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化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四　译名对照与索引

A

阿宾顿(Abingdon）

阿德尔伯罗（Adalbero of Laon）

阿德拉（Adela）

阿伦德尔（Arundel）

埃德蒙（Edmund）

埃克塞特（Exeter）

埃塞尔雷德（Ethelred）

埃塞克斯（Essex）

《爱德华四世的家庭黑皮书》（Black Book of Edward IV's Household）

爱德华一世（EdwardⅠ）

安茹（Anjou）

安瑟伦（Anselm）

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

奥克汉普顿（Okehampton）

奥维兰齐斯（Avranches）

B

巴恩斯戴尔（Barnesdale）

巴思（Bath）

《巴特利牧师会员土地恩准令》（Confirmation of lands of the Canons of Butley）

巴约（Bayeux）

白金汉（Buckingham）

百户长（hundredman）

百户官助理（sub-bailiff）

百户区（hundred）

拜兰（Byland）

镑（pound）

《北安普顿敕令》（The Assize of Northampton）

贝德福（Bedford）

彼得伯勒（Peterborough）

彼得金（Peter's pence）

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

便士（pence）

伯克翰姆斯特（Berkhamstead）

伯克郡（Berkshire）

伯里圣埃德蒙斯（Bury St Edmunds）

博蒙特（Beaumont）

布克法斯特（Buckfast）

布拉克顿（Henry De Bracton）

布里斯托尔（Bristol）

布列塔尼（Brittany）

布伦（Boulogne）

布伊尔德法斯（Buildwas）

C

财政署（exchequer）

《财政署对话集》（Dialogue of the Exchequer）

财政署法庭（court in the treasury）

财政署男爵（exchequer barons）

柴郡（Cheshire）

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

敞田制度（open field system）

朝臣（curiales,counrtier）

臣服礼（ceremony of homage）

承蒙上帝的恩典（by the grace of God）

城市法庭（borough court）

城市土地保有权（burgagetenure）

城守（prepositi,reeves）

船长（skippers）

次分封（subinfeudation）

次级封臣（subtenants）

次级合同（sub-contract）

从骑士（esquire）

村规（bylaws）

D

达勒姆（Durham）

大法官布莱恩（Brian,C.J.）

大法官丹比（Danby,C.J.）

大贵族（magnate）

大宪章（Magna Carta）

大异端（great heresiarch）

大御玺（Great Seal）

大主教区（province）

戴尔城堡（Dale Castle）

丹麦金（Danegeld）

德比（Derby）

德文（Devon）

第二次农奴化（second serfdom）

《调查郡守令》（inquest of sheriff）

调查陪审团（jury of inquisition）

丁特恩（Tintern）

动产税（movables tax）

盾牌钱（scutage）

E

《恩拉替卡斯》（En theticus）

F

法警（coroners）

法律审判期（law terms）

法人（legalcorporation）

《反奢侈服装法令》（Sumptuary Law）

菲林汉（Fillingham）

封臣制（vassalage）

封建主义（feudalism）

冯塞特（Forncett）

佛莱明人（Flemings）

弗兰巴德（Flambard）

弗坦斯（Foutains）

福尔科克（Falkirk）

福尔纳斯（Furness）

复活节（Easter）

G

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

高丘和堡院（motte and bailey）

戈德温家族的哈罗德（Harold of Godwin）

搁置权（suspending power）

格拉斯尼（Glasney）

格拉斯通伯里（Glastonbury）

格雷法学院（Gray's Inn）

格雷斯蒂马（Grace Dieu）

格洛斯特（Gloucester）

个人令状（individual writ）

个人请愿书（private petition）

公簿租地保有权（copyhold tenure）

公簿租地农（copyholder）

公共请愿书（generalpetition）

公共议案（public bill）

宫室（chamber）

宫室长（masterchamberlain）

共同家庭（joint household）

共同提案（common petition）

国库（treasury）

国库长（treasurer）

国库卷档（pipe roll）

国王内府（royalhousehold）

H

哈费尔福德威斯特（Haverfordwest）

哈罗德（Halord）

哈墨林（Hamelin）

哈姆威克（Hamwic）

哈维奇（Hawich）

海德（Hide）

海角诸港（cinque ports）

汉普郡（Hampshire）

好人修会（monasteries of bonhommes）

合理的合作（reasonable cooperation）

合同军（contractarmy）

和平守护者（keepers of the peace）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

赫里福德（Hereford）

赫特福德（Hertford）

黑斯廷斯（Hastings）

黑太子（Black Prince）

亨利二世（Henry II）

亨利三世（HenryⅢ）

亨利一世（Henry I）

亨廷顿（Huntingdon）

候补骑士（esquire）

扈从合同（indenture of retinue）

豁免权（dispensing power）

J

基督降临节（Advent）

《基尔肯尼法令》（Statutes of Kilkenny）

吉尔伯特（Gilbert）

吉尔弗科斯（Jervaux）

《吉斯伯恩的团伙》（Guys of Gisborne）

继承金（relief）

《加冕誓词》（Coronation Charter）

加维斯通（Gaveston）

甲胄封土（feudum loricae）

甲胄骑士（milesloricatus）

监护权（wardship）

监守（castellan）

剑桥（Cambridge）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the Great）

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 ander III）

教皇亚历山大四世（Alex anderⅣ）

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

教皇犹金三世（Pope Eugenius III）

教会法庭（Consistory(Court）

教区（parish）

金斯林（King's Lynn）

锦衣库（wardrobe）

警吏（sergeants at mace）

决斗法（trial by battle）

绝对臣服（liege homage）

军事内府（Military Household）

君权（crown）

郡长（sheriff）

郡长助理（under sheriff）

郡政会议（county court）

K

卡努特国王（King Canute）

坎特伯雷（Canterbury）

《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

康斯坦茨（Constance）

康沃尔（Cornwall）

考特尼（Hugh Courtenay）

考文垂（Coventry）

克尔克斯托尔（Kirkstall）

克拉伦敦（Clarendon）

《克拉伦敦宪章》（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

克赖斯特切奇（Christchurch）

克里克拉德（Cricklade）

克里特西洛（Clitheroe）

克林顿（Clinton）

狂暴议会（Mad Parliament）

扩大的家庭（extended family）

L

拉昂（Laon）

拉特兰（Rutland）

莱斯特（Leicester）

兰顿（Langton）

兰弗兰克（Lanfranc）

兰开郡（Lancashire）

朗斯顿（Launceston）

雷金纳德（Reginald）

雷利，威廉（William Raleigh）

雷纳夫（Ranulf）

里弗勒克斯（Rievaulx）

里奇费尔德（Lichfield）

理查德（Richard）

连祷文（Laudes Regiae）

林肯（Lincoln）

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

刘易斯（Lewes）

炉灶金（hearthpeny）

鲁昂（Rouen）

鲁弗斯（Rufus）

路易九世（Louis IX）

伦敦（London）

《论政府原理》（Policraticus）

《论自然法的本质》（De Natura Legis Nature）

罗宾汉（Robin Hood）

《罗宾汉和陶瓦匠》（Robin Hood and the Potter）

《罗宾汉和修士》（Robin Hood and the Monk）

《罗宾汉诗一则》（A Geste of Robyn Hode）

罗伯特（Robert）

《罗德兰法令》（Statute of Rhuddlan）

罗姆尼（Romney）

罗切斯特（Rochester）

罗歇（Roche）

M

马蒂尔达（Matilda）

马克（mark）

马姆斯伯里亚（Malmesburia）

马齐（Much）

《买地法令》（1290年）

麦克法兰（K.B.Mcfarlane）

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

梅特兰（F.W.Maitl and）

蒙特卡特（Montacute）

米迦勒节（Michaelmas）

秘密婚姻（clandestine marriage）

《面包和啤酒法令》（Assize of Bread and Beer,de assisa panis）

民军（fyrd）

《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

莫特梅尔（Mortemer）

默顿法规（Statute of Menon）

默尔坦的罗伯特（Robert of Mortain）

牧师会（chapter）

幕墙（curtain wall）

N

男爵（baron）

男爵领（barony）

男子均分制（gavelkind）

南安普顿（Southampton）

内府（king's household）

内府宠臣（familia）

内府骑士（household knight）

内府司宫（chamberlain）

内府总管（steward of the household）

内寺法学院（Inner Temple）

《年鉴》（Year Book）

牛津（Oxford）

诺丁汉（Nottingham）

诺福克（Norfolk）

诺里奇（Norwich）

诺里奇的朱莉安（Julian of Norwich）

诺曼底（Normandy）

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

诺森伯里亚（Northumbria）

P

帕斯顿，约翰爵士（Sir John Paston）

叛逆国君罪（Lese Majeste）

陪审团、誓证团（jury）

培根，罗杰（Roger Bacon）

佩恩，托马斯（Thomas Payn）

彭布罗克（Pembroke）

彭特弗拉克特（Pontefract）

彭沃瑟姆（Penwortham）

普卢默，查尔斯（Charles Plummer）

普通令状（general writ）

普通诉讼法庭（common pleas）

普瓦提埃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

Q

奇切斯特（Chichester）

骑士（knight）

骑士领（knight'sfee）

乔布翰的托马斯（Thomas de Chobham）

乔叟，杰弗里（Ge offrey Chaucer）

切斯特（Chester）

S

萨里（Surrey）

萨默塞特（Somerset）

萨维尼（Savigny）

三一修会（Trinitarian Houses）

桑威奇（Sandwick）

膳食长（master bulter）

商人行会（gildammarc andam）

上帝的代表（vicar of the God）

上议院（House of Lords）

摄政（vice regent）

摄政王（regent）

神判法（trialby ordeal）

圣奥尔本斯（St.Albans）

圣拉扎鲁斯修会（The Order of St Lazarus of Jerusalem）

圣灵降临节（St.Pentecost）

圣体节（St.Trinity）

圣希拉里节（St.Hilary）

《十二郡妇女、男孩和女孩卷档》（Rotulide Dominabus et Pueris et Puellis de XII Comitatibus）

食物王国（land of cockaygne）

市长（majorem）

市场或集市（forum velnundinas）

市政官（bailiffs,ballivi）

市政议员（capitalportmen）

弑君罪（crime of Laese Majesty）

首席朝臣（capitalis consiliarius）

署证（attestation）

司法罚金（fines）

司法权（ordinary jurisdiction）

司库（chamberlain）

斯蒂芬（Stephen）

斯蒂芬森，卡尔（Carl Stephenson）

斯卡利特，威尔（Will Scarlett）

斯塔特福德（Stratford-upon-Avon）

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

四旬斋节（Lent）

苏格兰（Scotl and）

苏塞克斯（Sussex）

索尔兹伯里（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盟（Oath of Salisbury）

索姆奴尔，托马斯（Thomas Somenour）

T

特权城市，选邑（borough）

特沃克斯伯雷（Tewkesbury）

特许状（charter）

提奥波德（Theobald）

天使（angelic）

涂油加冕典礼（coronation）

土地税（carurage）

托斯蒂格（Tostig）

W

瓦尔登法令（Walton Ordinance）

瓦尔瑟夫（Wal the of）

瓦尔特，休伯特（Hubert Walter）

瓦灵福德（Wallingford）

王家统治（dominium regale）

王室总管（lord high steward）

王室总管法庭（court of the lord highsteward）

王田监守（escheator）

王廷大会议（magna curia）

王廷会议（curia regis）

王廷小会议（lesser curia）

“王之和平”（the king's peace）

王族（royalfamily）

王座法庭（King's Bench）

王座之诉（plea of the crown）

威尔特郡（Wiltshire）

威卡利亚（Vacarius）

威克里夫，约翰（John Wycliffe）

威廉二世（Williamll）

威廉一世（William1）

威姆斯沃德（Wimeswold）

威塞克斯（Wessex）

韦勒姆（Wareham）

维尔格特（virgate）

维兰（villeins）

维兰制（villeinage）

维塔利斯，奥德里克（Ordericus Vitalis）

委任司法权（delegatedjurisdiction）

温切尔西（Winchelsea）

温切斯特法令（Statute of Winchester）

温莎（Windsor）

文书长（master of writing of fice）

沃里克（Warwick）

无情议会（Merciless Parliament）

伍斯特（Worcester）

《武器装备法令》（Assize of Arms）

X

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

西妥派（Cistercian order）

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

下议院的代理人（procurator）

下院议长（speaker）

贤人会议（witan）

小关税（nova custuma）

小吏（beadles）

效忠礼（fealty）

鞋匠行会（Cordwainers Guild）

行政长官（sheriffs vicecomitem）

休（Hugh）

巡回法官（itinerantjusticiar）

巡回法庭（circuit judges）

巡回区（circuits）

Y

验尸官（coroners）

羊毛补助金（woolsubsidy）

伊德默尔（Eadmer）

伊夫舍姆（Evesham）

伊利（Ely）

伊普斯威奇（Ipswich）

伊莎贝尔（Isabel）

议长声明制（protestanion）

议会贵族（parliamentary peerage）

议会书记官（clerk of the parliament）

《佚名英国特权恩赐状》（Unknown Charter of English Liberties）

《英国法律颂》（De Laudibus Legun Anglie）

永久租期（feefarms）

幼子继承制（Borough English,Ultimogeniture）

御前会议（king's council）

约翰二世（John II）

Z

宰相（chief justiciar）

掌旗官（banneret）

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

朕已确认（Teste me ipso）

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

政法官（justiciar）

政治的和君主的统治（dominium political et regale）

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

支助金（aids）

执事（archdeacon）

直属封臣，总封臣（tenant in chief,tenant in capite）

指控陪审团（jury of presentment）

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

中书令（chancellor）

中书省（chancery）

中寺法学院（Middle Temple）

诸子分割继承制度（partible inheritance）

主干家庭（stem family）

主教区（diocese）

主君（liegelord）

主事（master）

庄头（reeve）

子爵（viscount）

宗主（suzerain）

后记

本卷作者分工如下：孟广林撰写第一篇“英国封建主义”中第2-3章，及第二篇“议会君主制统治”、第五篇“思想，文化和教育”；黄春高撰写第一篇“英国封建主义”中的第1章，及第三篇“乡村与城市”、第四篇“社会生活”。钱乘旦做了统稿工作，并对结构作了部分调整。

版权信息

书名：英国通史.第三卷

作者：钱乘旦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年9月

ISBN: 978721415033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出版说明

总序

前言

第一篇 都铎时期

第一章 国王与政府

第二章 议会与法

第三章 宗教改革

第四章 伊丽莎白时代

第二篇 革命年代

第一章 斯图亚特早期统治

第二章 17世纪英国革命

第三章 共和国与护国政治

第四章 从复辟到光荣革命

第三篇 农业社会

第一章 城市与乡村

第二章 济贫法与农业改良

第三章 社会分层

第四章 地方治理和风俗文化

第四篇 英国与欧洲

第一章 小荷初露

第二章 羽翼渐丰

第三章 挺进大海

第五篇 帝国初起

第一章 英帝国的肇始

第二章 殖民扩张加速

第三章 第一帝国形成

第六篇 思想和文化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

第二章 文学和戏剧

第三章 艺术与科学

第四章 学问与思想

附录

一 地图

二 大事年表

三 参考书目

四 译名对照与索引

后记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总序

钱乘旦

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一直是我们的夙愿，这个夙愿已经持续好几代人了。

英国史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19世纪，第一个打开中国国门的是英国，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强烈地想要了解英国，看这个小国是如何成为世界大国的。1839年林则徐组织编写《四洲志》，其中关于英国历史的记载有一两千字，这就是中国人对英国历史最早的系统记叙，算是一篇“简明史”。1841年，魏源将《四洲志》的内容综合于《海国图志》中，中国人关于英国历史的了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以后，到20世纪初，陆陆续续出版了一批翻译书籍，向国人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泰西新史揽要》、《万国通史》、《万国史略》等等，这些著作中英国的内容占很大篇幅，比如《万国通史》30卷中，涉及英国史和英帝国史的有6卷，反映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英国的注意特别强烈。1881年，有一本叫《大英国志》的翻译书在上海出版，其中内容全都相关于英国史，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英国通史”。译者是一位英国传教士，虽说他向中国人介绍英国的历史完全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但客观上，他是第一个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自古代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历史脉络的有心人。

1907年出版了另一本译著《英民史记》，该书英文作者叫葛耺（J.R.Green，今译格林），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英国历史学家，他改变了当时史学界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史的一贯传统，而以普通人民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要对象。《英民史记》在今天可以翻译成《英国人民史》，那是他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那个时代被译成中文，的确有一点超时代的意味。

几乎与此同时，1903年，作新社推出《英国维新史》，此书以英国革命为题材，记叙了查理一世从继位到内战结束被斩首的历史，是一部宣传革命改造国家的作品。1906年，《北洋学报》则连续14期刊登《英国变政小史》，其内容涉及英国的议会、宪法、国王、内阁、地方自治等各个方面，宣传用变革的方式改造国家。尽管这两部作品都不属于通史范畴，却都是中国人撰写的有关“英国史”的最早文字，多多少少算是“断代史”。

民国时期继续出版翻译著作，其中钱端升的《英国史》最为突出。这部书的作者是屈勒味林（亦译为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他是20世上半叶英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辉格史学的创始人马考莱的外甥。这部书本身的价值很高，但译文却半文不白，读起来很费力。钱端升本人是著名学者，他翻译的这部《英国史》，曾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指定为高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几本英国通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1958年英国历史学家莫尔顿撰写的《人民的英国史》在北京出版，莫尔顿是英共党员，其论点受苏联体系影响很大，但书中仍保留着英国历史学家的一些特点，有自己的编写结构。这部书从远古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通史”；但它作为通史又太简单了，所以只能算是英国简史。此外，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太陈旧了，不再被历史学家们所认同。

苏联学者塔塔里诺娃的《英国史纲（1640-1815）》于1962年出版，它的内容仅限于1640-1815年，其实是一部英国近代史。这部书的引进，是当时全盘学习苏联的必然之物，书中典型地体现了那个时代苏联主流学界对英国近代历史的基本观点，其中对一些重大事件及人物的评价（如17世纪英国革命、工业革命、工会运动等），后来都成为我国世界史教科书中的标准说法。即使在今天，这本书对中国的英国史学者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让我们了解苏联体系对英国历史的处理方式，终究，苏联体系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重要历史学体系。

“文革”结束后，翻译作品在各个领域中如泉喷出现，而最早出现的英国通史著作，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丘吉尔是政治名人，但也写过许多历史著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当然，这些著作大多是由他口述而由别人代笔的。《英语国家史略》分上下两卷，第一卷写英国本土及殖民扩张史，第二卷写英帝国白人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历史。丘吉尔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他的历史观也充满保守主义色彩，他的这部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并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以保守主义立场撰写的英国通史，让读者有机会了解保守学派对英国历史的阐释。

另一部保守主义作品是《英国现代史》，作者梅德利科特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主编的《朗曼英国通史》（Longman History of England）共11卷，我们翻译的是其中最后一卷，内容涉及1914-1964年的英国史。由于是多卷本英国通史中的一卷，所以这本书只是一部断代史，而且是一部不完整的20世纪断代史。

有一部真正的“英国通史”被译成中文，即肯尼思·O.摩根主编的《牛津英国通史》。摩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他这本书从公元前55年一直写到1983年，内容涉及英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外交、战争、司法等内容，而且把衣食住行、人口家庭、心态娱乐等这些新鲜的领域也写进去，体现着战后西方的史学观念。但是作为单卷本的英国通史，在有限的篇幅内写这么多内容其实是不可能的，结果，在一般书中要用好几页纸才能说清楚的事，在这本书中往往只剩下一两个小节。对不了解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起不到蒙学的作用；而对于专业的英国史学者来说，这本书又太浅了，学术含量不够。

阿萨·勃里格斯的《英国社会史》也是一本通史性质的书，按照当代西方史学观念，这样的社会史其实是“去政治”的英国史，它的重点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内容很少提及。专门的“社会”通史其实也很重要，它让人们了解那些在政治家眼里不起眼的事，也就是老百姓的琐碎事。《英国社会史》从史前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涉及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内容之丰富、涵盖面之广，很少有单卷本通史书能够超越它。

2013年出版的《英国史》（上、下册）是一部适合普通中国人阅读的书。这部书从古代一直写到20世纪下半叶，它采用传统的历史学叙事方法，以时间为序，铺陈了英国历史的完整过程。它试图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内容都包含进去，对初学以及想一般了解英国历史的人来说，是一本不错的书。只是它叙述平平，虽说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却缺乏思想和思考，可说是一部“专业”书。

在翻译著作接踵而来的同时，中国学者自己编写英国通史的工作也终于起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英国史研究也获得跳跃式发展。按道理说，中国人接触到的第一个外国国家的历史是英国的历史，写英国史包括英国通史应该很早就开始，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的、资源的、历史条件的、学科传统的等等，到林则徐组织《四洲志》的140年以后，中国学者才终于下决心开始这项工作。1981年，程西筠、王璋辉合写的《英国简史》率先出版，虽说该书确实是“简史”，拿今天的眼光看可以有更大的期许，但它终究迈出了第一步，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英国通史。接着又有一些通史出版，其中陶松云、郭太风合著的《英国史话》是一本供青少年阅读的普及性读物，在当时也是一个尝试。王荣堂的《英国近代史纲》是一部断代史，它涉及1640-1914年的英国史，虽说它只是断代史，却也是一部完整的断代史。王觉非主编的《近代英国史》更进了一步，从学术含量方面说，这本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198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分量的英国通史终于问世，标志着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由蒋孟引主编，辜燮高、王觉非、张云鹤、孔令平四位学者参加写作的《英国史》计62万字，从英国远古一直写到20世纪。书中吸收了许多研究新成果，从多个角度再现了英国的历史进程。这本书的出版，改变了中国没有自己的英国通史的局面，为国内大学提供了一部完整的英国史教材。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达了中国学者自己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拿不出自己的观点是不行的，否则它也就成为变相的翻译了。

21世纪初有三部英国通史接踵出版，它们是钱乘旦、许洁明的《英国通史》，阎照祥的《英国史》，高岱的《英国通史纲要》。这三部书都出自新一代学者之手，其观点和知识体系都更加新颖、更能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新发展。它们作为英国史入门书是绰绰有余的，不仅为英国史课堂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教材，也为一般想了解一点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提供了读本。但是，作为对英国历史更精细的阐述，以及中国学者更深入的研究，它们却远远不够；要反映中国学者对英国历史理解的水平、研究的能力，需要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抱持的夙愿。

我们这部英国通史从2008年开始筹划，历经七年终于写成，现在就要出版了。参加写作的，多数属于更年轻一代的英国史学者，其中许多是我的学生。作者们都经受过相当严格的英国历史专业训练，熟悉国际学术界状况，了解研究动态；他们都有国外学习的经历，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接触史料、著述，因此有优厚的学术条件。所有这些和他们的先辈比较起来都是得天独厚的——写一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在20年前几乎是天方夜谭！不过，学术总是一浪推一浪的，没有先辈的努力和积淀，也就没有今天这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

英国这个国家值得人们的特别关注，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特殊的作用。我在《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的卷首语中曾经这样说：

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即使对世界事务不甚了解的人也会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即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在世界历史的长剧中，属于英国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着实不多见。

但正是这个不爱走极端的稳重的民族为现代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奠定了好几块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榜样。英国的发展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渐进道路的可行。英国的科学精神和经典理论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其求实与理性的态度明显地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英国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与其稳重的行为方式一样令世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英国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英国是现代世界的开拓者。

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历史就值得特别注意，人们需要走进英国历史自身之中，来品味它的特征。尽管时至今日，英国的辉煌已经不再，它重新回到静谧的英伦三岛，但英国的历史还是值得回味的，我们写这部英国通史，便旨在和读者们一同去回味这个历史，并沉思它的蕴意。

江苏人民出版社给了我们坚定、热情、长期的支持，王保顶先生为书的写作和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一卷编辑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此，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希望能从读者那里得到回报。

2015年7月8日，于北京

前言

16-17世纪英国历史进入发展的重要转型期。16世纪以前，英国史大致分为罗马不列颠和中世纪两个阶段。

中世纪英国的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11世纪中叶，伴随威廉一世征服，来自大陆的诺曼因素与不列颠本土的盎格鲁——撒克逊因素相结合，形成了不列颠的封建时代。由于威廉是以武力方式取得统治权的，早期的英国王权远比欧洲强大；哈斯丁斯溃败后，英国的本土精英根本无法阻止来自诺曼王朝的强势统治。然而自13世纪起，英国政治格局的天平开始向贵族一方倾斜，主要原因在于约翰王违背了所谓的封建习俗，以及其内政与外交的大挫败，而他的儿子亨利三世既刚愎自用，又治国无方。此时，英国政体发生了重大转折，从早期的强势君主制转向等级君主制，实行国王和贵族精英的联合统治。1215年的《大宪章》、1258年的《牛津条例》和1265年及1295年召集的议会，是实现这种转折的几个标志性事件。它们被看作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先导，而1688年“光荣革命”仅仅是对这种宪政传统的复归。

从14世纪起相继发生的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逐渐培育出英国的民族意识。百年战争初期，虽然英军连连得胜，但英国人最终还是输掉了这场久拖不决的侵略战争。不过，英国人也从中获得了教训，就是法国不属于英国，英国无法彻底战胜法国，他们和法国人本来就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对于这场战争的属性，由于它起因于两个王室间的利益纠葛，其封建性早有定论。战争后期，随着英、法两个民族越来越深的介入，民族战争的性质日益明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法的民族意识是百年战争的伴随物。当然，从民族意识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还有一段距离要跨越，而就英国来看，随后发生的玫瑰战争和宗教改革，是实现这一跨越的重要途径。虽然玫瑰战争依然是一场封建性的王位争夺战，但其结果不仅使英国克服了无政府状态，而且贵族阶级在战争中遭到了自威廉征服以来的第一次重创，从而为都铎时代新君主制（专制君主制）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扫清了国内政治障碍。

16-17世纪，英国开始向现代转型，主要表现为从等级君主制到新君主制的政治转型，从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到商品交换的经济转型，从贵族与僧侣意识形态到新贵族和市民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转型，此外还有从内敛式的均势到主动出击的外交转型，而它们都是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内战与革命、护国摄政、复辟与光荣革命、殖民扩张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相伴随的，也是以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和思想上的人文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其核心是建构和巩固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就是现代主权国家，既是相对于中世纪以地方分权主义为特征的封建王国而言，又是相对于基督教大世界体系下主权不完整或不充分的王朝国家而言，民族一体性与国家主权是两个基本要素。在英国，这两个要素是都铎时代英吉利民族在同罗马天主教势力和国内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15世纪末，英国的民族国家开始起步。都铎王朝建立后，英国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多世纪中发生了最深刻、最具影响力的变化，实现了王权的现代转型：由等级君主制向新君主制的转型。首先是亨利七世，在终结封建内讧的同时，用新君主制代替了无政府主义。他利用国人普遍渴望和平、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情绪，巧妙而果断地翦灭了王位觊觎者的政治图谋，巩固了都铎王权。然后是亨利八世，借助离婚案发动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不但如愿娶了具有新思想的安妮·博林，而且取代教皇登上了英格兰民族教会至尊领袖的地位。但是，政治色彩鲜明的英国宗教改革，丝毫没能改变亨利八世内心深处对天主教信仰的执着，反而，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改革，助长了其专制统治的个人野心。所以他去世后，英国出现了新旧势力间的激烈较量，这丝毫不奇怪。爱德华六世幼年执政时，国家事务被交给一个摄政会，朝政先后为萨默塞特公爵和诺森伯兰公爵所把持。在政治上，他们是相互攻讦的对手；可在宗教上，他们又都成为新教改革的推动者。正是这一时期，安立甘宗（英国国教会）基本定型。当然，他们之间也是有明显差别的，就是前者稳健而后者激进。客观地讲，诺森伯兰的激进主义是与其政治野心相联系的，他操纵幼主来左右都铎王位继承，或许是为了建立一个达德利王朝，但他的美梦很快被玛丽女王粉碎了。玛丽取代“九日女王”格雷郡主成为新君主，不是因为她更得民心，而是由于她的血统比后者更纯正。玛丽继位后，其反攻倒算相当恐怖。她把诺森伯兰送上断头台，将格雷郡主和她的丈夫，也就是诺森伯兰的儿媳和儿子，一并关进伦敦塔；她还因憎恨她父亲和新教，在国际天主教势力的鼓噪下，几乎全部废除了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改革措施，使英格兰教会重新投入罗马教廷的怀抱。甚至，她宁愿嫁给一个外国人，也不肯下嫁自己的臣民。加之，她在国内恢复天主教后，对新教徒大开杀戒。所有这一切，都注定了她的失败。玛丽背离了都铎初期以来英国人一直在追求的民族主义，相比之下，她的异母妹妹恰恰在这一点上赢得了民心。在肉体上，伊丽莎白一世始终保持一个“光荣女王”的神圣性，人们尊其为“处女王”；在精神上，她把自己“嫁”给了英吉利民族，获得了“仙后”的美誉。总之，伊丽莎白像其祖辈一样，作为意志坚定的统治者，将都铎新君主制推向高峰。

都铎时期，英国是以专制君主为核心、以民族共同体为特征的现代主权国家。这个时期，英王是都铎国家的化身和英吉利民族国家主权的体现者，并具有最高统治者所具备的一切特权和统治权，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只是都铎王权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国王根据上帝的意志进行统治，并通过行使其特权来保持政府机器的运转。英王是都铎国家统治的源头，所有的官员由他们任命，所有的外交事务均以他们的名义、并在他们的指导下运作。尽管议会被看作是全国公意的基础，议会法令被视为民族共同体必须服从的决定，但议会作为代议机关，其全国公意范围是有限的，它并不具有民主政治条件下那种更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必须依据国王的意志来召集、休会或延期，因而是都铎绝对主义王权的工具。都铎国家的司法也不例外，也必须以国王的名义行使职能，并因王室的利益和愿望而受影响。这样，都铎君主就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渗透到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但体现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属性，也使英国凝聚成一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进而站到了走向富强之路的现代化起点上。

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首要条件和客观载体，没有民族国家就没有现代化。关于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宗教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根本无法回避。表面上，亨利八世因王位传承的需要而与教廷分道扬镳；实际上，他本不是一个自觉的改革家，是时代把他推向了改革前台。所以他在统治后期乏善可陈，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在这些偶然因素的背后，是民族的力量推动了都铎宗教改革的发展，这一原动力的关键作用不可低估。英国的民族共同性萌芽于百年战争之中和约翰·威克里夫倡导宗教改革时期，在都铎时代成为了一面旗帜。14世纪后期，威克里夫最早提出建立独立民族教会的主张，其直接目的是反对教权主义和维护王权利益；大约一个半世纪后，这种主张受到都铎宗教改革家的追捧。由于有了国内民众的响应和支持，亨利八世才敢于去挑战罗马教廷的最高宗教权威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强势地位；同样，由于伊丽莎白把自己“嫁”给了英吉利民族，她才完全可以不把教皇和皇帝的权威以及国际天主教集团的威胁放在眼里。反之，悲剧君主玛丽一世的失败，不在于她的一半西班牙血统，而在于她从骨子里就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十足的英格兰女王，这才是她终被国人所弃的根本原因。

经过几代都铎君主的推动，英国冲破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的束缚，独树一帜，转变成为一个新教国家。就是说，英国新教民族国家是宗教改革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结果。但是，除了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激进和玛丽一世极端反复外，都铎改革走的基本上是一条温和中庸的渐进式道路，没能消除因宗教转向而产生的新旧教之间、清教与国教之间的矛盾，复杂的宗教矛盾又因新君主制而滋生了对抗专制统治、要求回归自由传统的政治冲突，这就埋下了日后英国较长一段时期内动荡不安的种子。

17世纪的内战与革命，是15世纪末以来英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政治与武力的对抗。伊丽莎白死后无嗣和苏格兰国王詹姆士的隐忍，为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英格兰创造了机遇。由于这个外来王朝的君主水土不服和强化专制主义，英国的各种矛盾积重难返，并在外部因素（苏格兰起义）的诱发下，一并爆发出来。专制国王和议会反对派互不相让，双方围绕谁是最高主权的问题，展开了政治与武力的对垒，意在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就是内战，这就是革命。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场革命是社会转型时期英国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它既符合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规律，又符合英国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伊丽莎白后期累积起来的诸多矛盾，之所以在17世纪中叶像火山喷发一样爆发出来，主要原因是斯图亚特君主从理论到实践都顽固地坚持绝对主义统治，结果是一发不可收。建构民族国家是16世纪英国的主要任务，英国人把都铎君主制看作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王权，它对内可以统一国家、对外可以抗拒外来威胁，因而当时是一种合理的专制主义；但到17世纪，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却是克服绝对主义的专制统治，巩固民族国家和促进现代政治发展；然而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不是顽冥不灵，就是顽固不化，不能不遭到历史的无情嘲讽。换句话说，专制权力在都铎时期与民族意愿相通，而斯图亚特的专制统治恰恰违背了民族意愿，成为民族国家发展的阻力，革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认识常为17世纪英国史的许多吊诡之处所困惑，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英国革命中战争的挑起者，既不是议会反对派，也不是广大下层群众，而是竭力挑战自由传统、阻碍英国民族国家巩固的专制国王。另一方面，由于议会反对派试图运用“王在法下”和“王在议会”的传统去约束越轨的国王，挑起冲突的查理一世自然就成了革命的对象。革命既已发动起来，就好像是脱缰的野马一样，根本无法停止下来，直到查理一世接受审判，革命的能量得到完全释放。斯图亚特君主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他们既无法调和专制主义理念与英吉利自由传统的矛盾，也无法解决混乱的宗教政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其二，奥利弗·克伦威尔是英国内战与革命的产儿，他身披政治共和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的双重外衣，是“利维坦”的绝妙化身。作为清教独立派领袖，他是17世纪英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也是这场革命的坚定引导者，他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后，自己却转变成为一个不称王而行使君主权威的军人独裁者。革命的结局常常是这样，英国革命只是这种经历的第一次展现。

17世纪革命年代的英国，几乎都处于政治上的试验期，从王位虚悬到共和，再到护国摄政，一直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大震荡，即使革命本身并不是英国史的常态。当共和国、护国摄政的政治实验证明都不成功，都不能真正地解决十五六世纪以来一直困扰英国的宗教与政治问题时，又不得不再回归历史，英国人再到自己的传统中去寻找答案，于是王朝复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然而，王朝复辟的实现表明，革命的尝试在英国失败了，英国人希望结束革命带来的社会乱象，他们期待在传统的混合君主制下一切照旧，恢复昔日的社会秩序。英国在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冲突、复杂的宗教斗争和生死攸关的民族战争后，已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此时，英国社会需要安定，需要休养生息，而不是看不到尽头的厮杀与流血。克伦威尔的清教极端主义没有能拯救国家，革命没有使国家变得更好；走极端不是英国人的民族性格，他们期待着向传统与秩序的温和回归。正因为如此，他们默许了斯图亚特君主的复辟。可是他们的期望再一次落空，一如当初他们默认詹姆士一世承继伊丽莎白王位，复辟的查理二世从专制主义立场出发，追求君主个人的三个偏好——喜欢天主教、喜欢法国和喜欢独裁。这些与国人的三个忧虑——惧怕天主教、惧怕法国和惧怕暴政，发生了无解的冲突；更不可理喻的是，他竟然在临终前接受天主教弥撒，公开了传闻许久的其天主教徒身份，也就是公开了他与其臣民间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

革命时期，国家的最高权力，即国家主权的归属问题，并没解决好；护国主时期，克伦威尔成了真正的无冕之王；现在查理二世当政，不免勾起人们对斯图亚特早期君主专制的苦痛记忆。从专制到革命、从革命到复辟，历史又回到了原点；不仅如此，查理二世还把王位传给了一个不加掩饰的天主教徒，即詹姆士二世，官方的宗教似乎要走回到了亨利八世改革前的状态。这真是对17世纪英国革命的绝妙嘲讽。

詹姆士二世上台后，无意去化解40年代共和革命、50年代护国摄政和六七十年代王朝复辟以来形成的社会对抗，反而变本加厉地走专制主义的老路，英国人再次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一次，他们做出了极富智慧的选择，即以武力胁迫为形式，悄悄地发动了一场旨在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宫廷政变。在这场“不流血的”的光荣革命中，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携手反抗专制体制，实现了国家政权的平稳转换，最终解决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1688年光荣革命后，议会确立了自己的主权地位；虽然君主制度得到了保留，但此后，国王必须按照“王在法下”和“王在议会”的原则进行统治。随着君主立宪制的重新确立，英国的主权不再属于君主，而属于整个英吉利民族。至此，真正意义上的英国民族国家总算建立起来了。伴随民族国家的成长，英国从一个漂浮于大洋的蕞尔小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堪与西班牙、法国等大国比肩的欧洲强国。

16-17世纪，英国进入了传统社会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英国在乡村与城市、思想与文化诸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首先是城市经济与生活的繁盛。在重商主义指导下，以伦敦为代表的城市，商业、金融业活跃，人口规模庞大。17世纪40年代，伦敦城容纳了十分之一的英国人口。1640-1660年，伦敦人口超过50万，超过英格兰其他50个城镇人口的总和。如此众多的人口汇集在一起，也造成了“恶劣、野蛮和贫穷”的生活环境，这些问题到“工业革命”时期更加突出。尽管城市生活兴旺，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小城镇和屈指可数的“城市”，星星点点地散落于广袤的英国乡村社会。

其次是农业文明的鼎盛。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村庄与庄园、牧场与农场构成了英格兰乡村社会的基础，由数千个村庄、城镇、教区、郡县等形成的乡村共同体，点缀着英国自给自足而又等级分明的地方社会画面。同时，英国还经历了持续的农业改良过程，包括生产力的提高，净产量的增加，粮食短缺问题的减缓，以及社会总人口的增长。但是，这些进步的取得是以大量的穷人涌入街头为代价的，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便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正像圈地狂潮的诱因是多种多样的，圈地运动带来的结果，除了提高农牧业产量、加速社会流动、促进封建生产关系解体，和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工业原料外，还包括大量的穷人因失地而被推向社会。针对穷人增多和游民涌现的问题，都铎政府采取了包括颁布济贫法在内的各种措施，以阻止社会矛盾的激化，但失地农民和无业游民的反抗现象依然无法消除。17世纪英国革命后，圈地运动因议会法案而走向了合法化。

再次是新兴阶层的兴起。此时的英国，形成等级制的农业社会：第一等级包括贵族、骑士、准骑士及乡绅在内，总称为“绅士”；第二等级为城市自由民和享有公民权的市民；第三等级指年收入达40先令的自由持有农、地产承包人等，统称为“约曼农”；第四等级是社会的最底层，包括工资劳动者、穷苦农夫、手艺人和仆役。转型时期的英国，社会等级并不固化，流动而不否定分层，其中绅士和约曼农的流动性最强。都铎后期和斯图亚特早期，约曼农是英格兰乡村社会的一个显著阶层，但是到17世纪末，他们似乎已经消失得毫无踪迹。乡绅是借助于宗教改革和农业改良而发迹的新兴阶层，主要指土地阶级中地位低于贵族的小地主，也就是社会地位在贵族之下、约曼农之上的特定阶层。“乡绅的兴起”影响了社会的攀比风气，也见证了十六七世纪的改革和革命。

复次是乡绅自治的发展。在都铎与斯图亚特两朝，由于不存在庞大的官僚机构，虽然绝对主义盛行，但中央政府对地方上的管理较为松散，那些不取俸禄的绅士就成为中央政府主要的依赖对象。英国社会治理的特色，主要在于中央政府与郡县地方政府的关系，体现为以地方主义为中心、以传统文化和习俗为纽带、以乡绅自愿担任公职进行管理和中央政府发挥着协商与监督的作用。具体来说，从教区和村庄，从郡县到王国，社会治理大多由治安法官和巡回法庭来实现，处处体现着乡绅的社会责任，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精英的高度依赖。

最后是风俗文化的变迁。15世纪以来，英格兰的大众文化日益丰富；但是经过持续数十年的宗教改革，地方政府和新教牧师越来越多地去干涉民间盛行的各种风俗、礼仪、活动与庆典等“大众文化”。尤其是17世纪20年代和共和国时期，由于清教极端主义的影响，统治当局加强了对社会风俗的监督和改造，形成了两个改革高潮，中心内容是严守安息日和禁止民间娱乐活动，意在把教会活动与大众节庆相分离，强化中央政府的社会控制职能。

英国的现代转型，是整个欧洲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地理探险与发现的不断推进，西方文明的重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以此为起点，不列颠岛从世界文明的边缘走到了中心。都铎国家建立后，英国在政治、经济、宗教与外交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的基本前提是民族国家地位的确立和巩固，而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不仅促进了英国的经济起飞和社会进步，而且为其介入欧洲事务提供了着力点。16-17世纪，英国的对外关系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中，以适应国际竞争、加强王权、巩固国家统一和提升英国国际地位的需要。

随着民族意识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建立，英国也具备了制定和实施独立外交政策的基本条件。都铎初期，亨利七世在对外关系上首先确立了均势外交的基调，一方面通过王室联姻的办法，谋求欧洲大国的外交承认，力求避免卷入欧洲国家间的纷争；另一方面实行重商主义，积极推动商业发展与贸易扩张，逐步提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与亨利七世有所不同，亨利八世继位后，张扬个性，好大喜功，将谨守均势的父训丢在一边，极力推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主动介入大陆事务，不过也未能有所收获。宗教改革启动后，他的主要精力已经由外而内，转向了加强绝对主义统治，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伊丽莎白是一位工于心计、能抓住民心的女王，她一改爱德华六世时期王权旁落、玛丽一世时期倒向罗马的局面，将自己的婚姻作为外交筹码，巧妙地周旋于许多强势的外国追求者之间，将亨利七世的均势策略发挥到极致；同时，她在反对汉萨商人、教皇、皇帝、法王、西王等强敌的斗争中，纵横捭阖，不卑不亢，打败了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将一个二流小国带入了欧洲列强之中，创造了英国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大英帝国的基础。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因内政不稳，其对外政策处于摇摆多变的状态。“三十年战争”爆发后，英国人强烈要求詹姆士一世放弃亲西政策，选择站在新教的腓特烈五世一边，反对西班牙侵占巴拉丁选侯领地。查理一世继位后，更是促成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携手，共同遏制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的扩张。不过由于深陷内战泥潭，英国并未能从三十年战争中获益。“王位空悬”时期，特别是“护国摄政”时代，英国重振伊丽莎白时期的进取精神，在重商主义原则指导下，把争夺海洋霸权、扩大对外贸易和强占殖民地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也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克伦威尔一边扩大和改造海军，一边实施《航海条例》，公开挑战新兴的荷兰商业帝国。从克伦威尔摄政到“王朝复辟”，英国经过连续三次对荷战争，彻底击败荷兰和西班牙，获得了海洋和贸易的控制权。

重商主义外交的巨大成功，必将进一步刺激英国人推进海外扩张，进而称霸世界的欲望。在殖民扩张方面，虽然他们的起步不算晚，早在1497年，意大利航海家约翰·卡伯特就获得都铎王室授权，为英国人到北美新大陆从事殖民探险，但在整个都铎后期，英王政府对殖民扩张缺乏热情，基本上持一种放任态度，而将主要精力用于巩固民族国家。因而这一时期，英国殖民活动的最大特点体现为私人性和民间性的探险发现，并且成效极为有限。随着国内政权转换的实现和欧洲国家间竞争的加剧，英国开始推行积极的殖民政策，并取得了巨大成果。克伦威尔时期，英国在加强对现有殖民地控制的同时，主动出击，发展新的殖民地。复辟时期，北美是英国开拓新殖民地的重点，由于得到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英国人明显加快了殖民扩张步伐。到17世纪末，以美洲为主体、殖民与贸易结为一体的大英帝国已经建立起来。

思想和文化领域的转型，是16-17世纪英国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文艺复兴的意义不在于发现西方古典的文本，而在于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受人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既与文艺复兴运动相契合，又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相关联。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或民族认同发展的结果，反映在文学上，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即英语作为民族语言的形成、对英国历史传统及其独特性的想象，以及对君主作为上帝和英吉利民族代言人的颂扬。如果说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中得到了张扬，那么，教权主义和普世主义在宗教改革中就受到了挑战。在英国，宗教改革作为文艺复兴在思想上的延续和深化的结果，使英吉利民族摆脱了来自罗马的宗教束缚，英国得以形成为以统一的世俗王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

不论是人文主义者，还是宗教改革家，都充满着对新时代的向往与期盼。英国的文艺复兴文学，可以区分为三个时期：（1）1550年以前，以托马斯·莫尔爵士和托马斯·怀亚特爵士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散文和抒情诗初现端倪。（2）1550-1630年，诗歌和戏剧创作进入全盛时期，出现了当代最杰出的诗人埃德蒙·斯宾塞和菲利普·西德尼、最杰出的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和克里斯托弗·马洛。（3）1630-1690年，戏剧延续着莎士比亚时代的繁荣，但约翰·弥尔顿的诗歌终结了英国的文艺复兴文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像意大利、法兰西、尼德兰一样，其活动的思想与文化反映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音乐作为抽象的艺术形式，开始从取悦神明转向娱乐世人，它的性质随着人文主义的传播而变化。同时，赞美歌取代圣歌，礼拜乐取代弥撒曲，圣公会音乐获得繁荣。在形象艺术领域，哥特式的建筑与装饰风格，在这一时期臻于鼎盛，而且乡村建筑和公共建筑取代宗教建筑，形成了混合着英国中古传统和大陆特征的都铎风格。雕塑和绘画作品也像音乐一样，浸透着欧陆影响。

在科学和政治思想领域，英国取得了许多令人赞叹的伟大成就，如下这些伟人，像威廉·吉尔伯特、威廉·哈维、弗朗西斯·培根、罗伯特·波义耳、罗伯特·胡克、艾萨克·牛顿在探索自然方面所做的贡献，像威廉·格罗辛、休·拉蒂默、约翰·科利特、乔治·布坎南、爱德华·柯克在政治思想领域所作的思考，无不为18世纪工业革命，或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16-17世纪英国的思想和文化，不仅折射着英国的现状，也预示着它的未来。

总括16-17世纪的英国历史，我们可以使用两个主题词来描述：一是民族国家，二是重商主义，这两个词规范着英国约两个世纪的发展进程。民族国家是这两个世纪的政治理想，围绕它，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也看到意识形态的变迁、民族心理的转变、文化艺术的定位；围绕重商主义，我们看到了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英国内外政策的确定，看到了商业的繁荣、英帝国的初始、工农业的走向。所有这些，都为英国在下个世纪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国奠定了基础，因此16-17世纪对英国来说，既是结局，也是起点。

本卷主持人姜守明

2014年7月1日

第一篇　都铎时期

第一章　国王与政府

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是英国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英格兰政治体制中发生的最深刻、最具影响力的变化是王权转型，王权从等级君主制转变成专制君主制，即所谓的“新君主制”（New Monarchy），都铎君主也从贵族领主第一人转变成现代国家的主权所有者了。与此相对应，中世纪等级状的权力与义务的关系，转变成由上而下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制并且垄断武力，都铎王朝的政治权力渗透到每一个人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铎因此而建立了一个现代性质的国家，并与之等同为一体，其权力也走向前所未有的顶峰。

应该指出，早在1471年，当约克（York）家族的爱德华四世（Edward Ⅳ of England,1442-1483）取得巴尼特战役（Battle of Barnet）胜利时，英国已进入政治上相对稳定的时代，爱德华的某些措施也为都铎王朝的政策奠定了基础，例如，他利用中等阶层渴望王权强大、消除动乱和不安的社会心理，推行一系列加强王权的措施，目的是通过提升王室的经济独立地位，来避免贵族（Grandee）与议会的掣肘。首先，他没收敌对的兰开斯特派贵族的领地，扩大王室领地。第二，他说服议会授予其终身享用关税权，包括对羊毛、皮革、呢布的出口税和对一般商品征收“吨税”（tonnage tax）和“磅税”（poundage tax）的权利，使关税成为君主收入的主要来源。他还亲自向富商平民游说，让他们“自由捐赠”，获得临时性捐款；作为回报，他吸收骑士、法官、律师等平民进入御前会议，以此与贵族抗衡。第三，他着力保护并亲自参与商业活动，通过代理人将上等的羊毛、呢布和锡等商品运到意大利和希腊，获取厚利，被时人称为“商人国王”（merchant king）。第四，他规避大陆战争，节约王室开支，例如与法王路易十一（Louis XI of France,1423-1483）签订《皮基尼条约》（Treaty of Picquigny），暂停了对法战争。由于上述几个原因，爱德华四世能够做到“自己养活自己”：他在位22年，仅召集六届议会，无疑，这些措施都为都铎王朝提供了经验，英国也因此而开始走向政治稳定。

1483年爱德华四世去世后，年幼的爱德华五世（Edward Ⅴ of England,1470-1483）以长子的身份继承王位，但是爱德华四世的弟弟理查篡夺其侄儿的王位，自立为理查三世（Richard Ⅲ of England,1452-1485），引起约克家族内部的叛离，从而为都铎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两年后，亨利·都铎（Henry Tudor）在博斯沃斯战役（Battle of Bosworth）中击杀理查，英格兰王位转给了都铎家族，亨利·都铎是兰开斯特（Lancaster）家族的远亲，于是这位来自威尔士的小贵族就成了都铎王朝的开国之君。都铎统治确立后，亨利七世（Henry Ⅶ of England,1457-1509）能够顺应历史大势，抓住机遇，在结束英国中世纪的封建分裂的基础上，接受了爱德华四世的政治遗产，推动英国王权从等级君主制向专制君主制的转变，带领英吉利民族走上了现代主权国家建设的新时代。为此，他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首先，他铲除王位争夺人，争取欧洲君主对都铎王室的承认。在经历了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War）和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的动荡之后，英国人普遍渴望和平，希望国家统一，亨利七世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绪，在英吉利民族主义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成功地消灭了王位的觊觎者。1486年，他迎娶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York,1466-1503）公主，而他作为兰开斯特家族的代表，以此婚姻就将两个曾经敌对的家族联合为一体了，消除了约克家族叛乱的借口。同年，他还镇压了由约克派贵族林肯伯爵（Earl of Lincoln）、罗弗尔勋爵（Lord Rovel）和爱德华四世的妹妹、勃艮第公爵夫人玛格丽特（Margaret of York,Duchess of Burgundy）支持的假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1492-1496年，他又击败由法王查理八世（Charles Ⅷ of France,1470-1498）、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James Ⅳ of Scotland,1473-1513）和玛格丽特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Holy Roman Emperor,1459-1519）共同支持的假称爱德华四世次子约克公爵的珀金·沃贝克（Perkin Warbeck,Duke of York）。当亨利七世取得王位时，法国、尼德兰（Netherlands）和苏格兰的统治者都相对虚弱，比如查理八世继位时年仅13岁，尼德兰的统治者也未成年，詹姆士四世继位时也仅15岁，这些都是亨利巩固其王位的有利条件，于是他通过联姻、合约等多种方式，尽可能争取西欧国家的承认。1489年，年仅三岁的亚瑟王子（Arthur Tudor of England）和西班牙公主凯瑟琳（Katherine of Aragon）订婚，并于1501年举行婚礼。五个月后亚瑟王子却去世了，为了维持英国和西班牙的联姻关系，亨利七世又安排其次子亨利和长他六岁的寡嫂成婚，这种王室联姻使都铎王朝从1489年起就得到了大陆强国西班牙的外交认可。

亨利七世的和平外交思想，也影响到法兰西和苏格兰的传统盟友关系。15世纪末，逐渐统一起来的法兰西幅员辽阔，它的地域从英吉利海峡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在人口数量和财富方面都三倍于英国。英王精明地认识到，战争威胁比战争本身获利更多，因此当1491年法王查理八世吞并布列塔尼（Brittany）时，亨利七世经议会批准率英军渡海，包围了法国北部港市布洛涅（Boulogne）。法王无力同时对付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英国的攻击，也担心引起布列塔尼贵族的反抗，于是于1492年和英王达成《埃塔普勒条约》（Treaty of Etaples）。根据该条约，英国终止了对法国王位和领土的要求，彼此保证不支持对方的敌人，允许两国臣民平等通商，法王偿付英王在布列塔尼的债务，并在未来15年中每年向英王支付五千镑年金。这样，亨利七世一举两得，他不仅将议会给他的税金储存起来，而且得到了法国缴纳的大量贡金。《埃塔普勒条约》签订后，亨利很快在1502年又和苏格兰签订了永久和平条约，并在第二年把他的长女玛格丽特嫁给苏格兰王詹姆士四世。通过这一联姻，中世纪以来苏格兰和法兰西结盟对付英格兰的消极影响受到了遏制，从而为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实现和解、并最终实现合并埋下了伏笔。

其次，他力求做到经济自立，摆脱贵族对国王的约束。都铎君主能否实现英格兰的和平与安全，并获得其臣民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可，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结束中世纪盛行的贵族动乱。为此，亨利七世采取了严厉的遏制政策以对付企图叛乱的贵族。他在位时期，有九个贵族被剥夺爵位，其中三个是永久性的；五分之四的贵族被置于交纳财产保证金的处境下。然而出于友谊、血统以及政治的需要，都铎君主也封授新贵族，但在这方面亨利七世的态度非常谨慎，除了将其叔叔贾斯珀·都铎（Jasper Tudor）封为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将自己的两个儿子亚瑟和亨利分别封为康沃尔公爵（Duke of Cornwall）和约克公爵外，亨利仅仅封授了三个伯爵。结果，亨利继位之初，英国尚有20个公爵、侯爵和伯爵，而到他去世时仅剩下一个公爵和九个伯爵，高级爵位人数减少了一半。爵位减少的原因之一在于男性继承人的缺失，但是，亨利无意遏制这种贵族的自然减员现象，反而对这种现象的扩展起了推动作用。1489年，他同意晋封诺丁汉伯爵（Earl of Nottingham）为伯克利侯爵（Marquess of Berkeley），但有个附加条件，就是不能将伯克利侯爵爵位传给他的兄弟。结果，诺丁汉死后，伯爵和侯爵两爵位同时后继无人。除了剥夺爵位和财产、严厉镇压叛乱的贵族外，亨利还限制贵族豢养家兵，限制家仆穿着号衣，禁止贵族兴建新城堡、储存新武器，以防贵族地方势力坐大。亨利七世之后，都铎君主继续遏制贵族势力，如亨利八世（Henry Ⅷ of England,1491-1547）时期有12个、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of England,1533-1603）时期有6个贵族被褫夺爵位，1572年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被杀，到都铎王朝终结，英国竟然没有一个公爵。

在经历了玫瑰战争时期贵族间的自相残杀之后，都铎君主更倾向于“收编”而不是消灭贵族势力，其办法就是大棒加胡萝卜。在君主专制的权力框架中，只要服从君主的权威，贵族就仍然能成为都铎专制的受益者。在政治上，贵族可以出入宫廷，出任官职，领导军队，参加议会，其政治角色日益多样化，获得众多的好处。在经济上，他们或者得到特许权，可以直接参与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等经营活动，或者从君主那里得到官职后，可以管理国家经济，而不仅仅局限于土地之上。虽然贵族可以影响君主，却不像以前那样能够左右君主；虽然都铎需要贵族服从，但是不怕贵族不服从。虽说在都铎国家的权力框架中，贵族是中央和地方的重要联结点，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地方治理和军事指挥职能，但在王权和社会的双重作用下，都铎时期贵族的权力性质与以前不同，他们只代表国家的权威，行使都铎君主赋予或者许可的权力，由此，英格兰贵族迈上了向现代统治阶级转变的漫长之路。

在遏制贵族势力的同时，亨利七世还试图在财政方面摆脱议会的制约，走出中世纪贵族政治的窠臼。一方面，他通过继承权得到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约克公爵领地和里奇蒙伯爵（Earl of Richmond）领地的收益，使王室仅从领地和封建监护权得到的收入就从每年2.9万镑上升到4.2万镑，增加45%;另一方面，都铎王朝初期，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英王终身享用的关税就从每年3.3万镑上升到4万镑，增加20%,此外，王室法庭收缴的罚金、国王个人的经商收益和出租王家舰队的获利，加上议会拨款和教士税，总收入超过了13.3万镑。根据学者统计，1485-1490年，亨利七世的平均岁入约为5.2万镑，为了支付开支和偿付债务，他不得不向主教、伦敦和意大利的商人借款。1492年他实现收支平衡并开始有结余，在其统治的最后五年他的年收入达到14.2万镑。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认为，亨利去世时拥有价值180万镑的现金珠宝。亨利七世在位的24年间，只开过七次议会，共持续210天，相当于平均每年9天，其中1497-1509年只召集过两次议会。通过财政自立，他既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也摆脱了中世纪等级君主的角色。

最后，亨利七世扶持中等阶层，满足社会需求，开始了向民族君主的转变。都铎王朝是以城市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从一开始就重视和依靠中等阶层，它不仅结束了封建混战，而且恢复了秩序和法律。城市需要君主出面对抗封建领主，保护市民的经济利益和市政管理权利。亨利七世还通过和西班牙、尼德兰、丹麦、佛罗伦萨等订立商约，促进英国的海外贸易。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英国的呢绒出口上升了60%。亨利七世自己也从事海外贸易，比如在1505-1506年，单是明矾（制造肥皂的重要原料）进口一项，就为王室增加了1.5万镑的收入。

15和16世纪，乡绅（gentry）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所占有的土地远远超出贵族，占全国土地的一半，另一半则由王室、教会、大土地所有者和约曼农（Yeoman）占有。出于乡绅的重要性，他们被都铎王室重用，担任地方治安法官（Justices of the peace），不领薪，自愿为当地服务。亨利七世时期通过的法令中，超过10%涉及地方治安法官的职责。治安法官在得到授权后，可以在没有陪审团（jury）裁决的情况下听审和裁定除重罪之外的司法案件。他们还可以监督郡县的行政管理，其势力渗透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他们有权质询地方官员，包括郡守（chief）和市长。曾经由庄园法庭（Manor Court）、地方法庭管理的地方经济事务也交由治安法官来管理。在都铎的国家权力结构中，尽管乡绅官职卑微，不领薪金，但他们却从国家公权力中获得诸多好处，包括声望、名誉和地位。他们不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扩大自己在地方政治中的作用，还能优先得到很多的地方闲职，如王室行苑、猎场、庄园或城堡的管理职务等。他们是都铎王权在地方上的代表，对于希望在地方事务中有所展露的人来说，获取治安法官一职成为公认的先决条件。由此，治安法官就成为地方上争相追逐和竞争的职位，乡绅向宫廷宠臣、咨议大臣、法官等有权有势者要求关照，甚至不惜向文吏、小官僚请求说项，以期获得大法官（Lord Chancellor）的任命。

都铎时期，中世纪造成社会动荡和战乱的两股最大的分裂势力即贵族和教会受到遏制，这就打破了英国一直存在的多元权力结构，而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体制——君主制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本质上，这种国家是以新君主制为核心、以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为特征的现代主权国家。都铎君主成为英吉利国家的化身和主权体现者，换句话说，16世纪英国的国家主权表现为都铎王权，都铎君主作为英国的国王，具有最高统治者所具备的一切特权（privilege）和统治权。亨利七世在玫瑰战争的废墟上登上王位，他由此而摆脱了任何贵族或者贵族群体的制衡，贵族原先享有的封建权力由于失去了支点，便不再构成对王权的约束或威胁。都铎君主的特权不再源于贵族的同意，而是依据君主的身份。在立法方面，都铎君主借助议会，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决定或解决任何问题；在司法方面，他作为司法的最终裁决者，可以左右法庭的判决。中世纪后期，议会法令曾经是唯一被认可的立法，但一旦脱离了封建权力的束缚，这种立法对于都铎王权来说，反而成为君主进行统治的便利工具。简言之，都铎王权从封建状态的多元权威之一升华为社会的终极权力，而君主也成为真正的统治者，立法、司法和行政权都只是都铎特权的不同表现形式，君主可以任意选择为自己服务。总之，君主根据上帝的意志统治，他是统治的源头，并拥有统治的特权，他通过这种特权的行使，保持政府机器的运作。他是政府权力的指导者和控制者，所有的官员由他任命，高级官员由他挑选和指定；所有的外交事务以他的名义、并在他的指导下进行；议会根据他的意志而召集、休会或延期；司法以他的名义运作。根据他的利益和愿望而受到影响。亨廷顿指出：“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进步也是必要的……权力的集中对于铲除旧秩序、摧毁封建特权和封建束缚，并为新社会集团的崛起和新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是必要的。”都铎诸王切实履行了他们作为君主维护王国安全和司法秩序的职责，同时又顺应了16世纪变动的局势，对经济、社会、宗教、外交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干预。借助于都铎王权，英格兰凝聚成一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迅速站在了走向强盛之路的现代化起点上。

都铎君主不仅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中，而且对权力的合法性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它将王权建立在君权神圣和民族主义这两个合法性基础上，从而赋予王权新的政治意义。自中世纪以来，君主就被看作是“最高统治者”，负有免遭外敌入侵、维护社会公正和国内和平的职责，而且这一地位被基督教赋予了神圣的色彩。君主自己可能经受磨难，但君主的地位从来没有被怀疑，马克·布洛赫曾经说：“尽管在封建社会，王权的实际有效行动变的无足轻重，但是王权至少掌握两种重要的潜在力量，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这些力量都会扩展，这就是王权享有的古老威望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遗产，以及它所拥有的通过适应新的社会制度而获得的新生力量。”都铎君主直接将王权追溯到上帝，并将王权神圣的传统和都铎新权威结合为一体，“王权神圣”（Sacred Kingship）是都铎王权的理论出发点，成为“建设强盛的民族国家的流行理论”。从这一点出发，都铎将自己说成是国家的无可置疑的化身，由此为自己确定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亨廷顿从现代化的角度看问题，他认为“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理论是一种新的权威概念，它打破了传统社会的风俗和法律，是实行现代化的必要准备；君权神授“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性的理论，在那个意义上是用传统的形式为现代的目标服务。”

“全国公意”（common counsel of the kingdom）是都铎王权的第二个合法性基础。在中世纪后期，王权在保护私人财产、抑制封建割据、为社会提供安全保障的需要中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并最终从混乱的社会纷争中脱颖而出。“国家将提供公正和保护的主要职能从庄园和地方男爵那里承接过来”，王权代表和平和秩序，“国王被绝大部分人坚定地支持，因为强有力的君主是免于私战复发的保证，而私战干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英吉利民族厌倦了王朝纷争，急于实现国内的和平。”有学者说：“民族国家为了发展，首先是利用与国土没有联系的集体表象：它利用君主制神话使自己凌驾于日益失势的封建领主之上……国王的神话粉碎了领土割据，建立了适应经济需要的辽阔的民族共同体，所有居民都被忠君思想连接在一起。”

都铎王权重视新生政权的民族性质。都铎王朝建立在玫瑰战争的废墟上，从一开始就以民族的需要作为合法性基础。由于血统方面的欠缺，亨利七世直接求助于号称是全民代表的议会，强调“既成事实”，而不是传统的血统原则。议会也“根据现任议会的权威”，宣布亨利和他的继承人为英吉利国王，从这个时候起，都铎王权就和议会结为同盟。议会抛开血统原则而迅速承认都铎的地位，反映了经过激烈动荡的英吉利民族对于稳定的渴望，他们希望新君主能够引领国家走向和平。这样，议会就不仅充当了国王和臣民之间的中介，它还将自身锻造成新王权的合法性基础，换句话说，只有议会的认可才能使王权合法，这就为英国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正是通过议会“公意”的认可，都铎君主才顺利完成了从贵族第一人到英吉利民族代表的转型。

都铎时期，新君主不但摆脱了中世纪以来封建社会的等级框架，而且摆脱了国王作为贵族第一人的角色，成为一个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铎君主不仅是英吉利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而且通过合法性变革，将其自身权力奠定在神意和公意的坚实基础上，以一种上帝代理人的面目和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英吉利民族的象征和代表。没有君主，就没有因君主才有的共同王国和国家权威，更没有国家的权力和管理。君主就是国家，他们的健康、在位时间、子嗣多少都和王国及人民的福祉相连，他们的私人利益和王国利益之间高度吻合。英吉利民族在都铎王权的庇护下，走进了统一和强盛的新时代。

随着都铎诸王登上了英国君主梦寐以求的权力顶峰，都铎王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能力考验。他们必须解决专制王权的效能问题，如果不能创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机制，使公权力得以正常运行，那么国王的权力就仍然是虚幻和不切实际的。实际上，强大的政治能力不仅是国家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区别于封建国家的优越性所在。出于巩固王权的需要，都铎君主对传统的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建立了一套以王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机构，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所说的“都铎政府革命”（Tudor Revolutionin Government).

中世纪时期，公权力的分散造成统一的行政权力的缺失。事实上，封建王权甚至可以不需要政府，“巡幸君主”（itinerant kings）曾经广泛存在于欧洲中世纪早期，像安茹（Anjou）帝国的建立者亨利二世（HenryⅡof England,1133-1189）就不知疲倦地巡游各地。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包括王权在内的各种封建势力，纷纷通过建立自己的机构来巩固统治权，这使得中世纪的权力机构如王廷、市镇当局、地方官以及多种司法机构、教会机构等都各有所属，或处于彼此的较量之中，相互间的关系是分离或对抗的，不成为统一的权威或国家体系，这是欧洲封建制度的根本特征。作为封建国家名义上的统治者，国王其实是封建贵族中的第一人，他必须尊重封建规范，受到各种封建制度的牵制，并且和贵族在协商中进行竞争，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虽然王国尊奉国王为统治者，然而一旦王权式微，封建贵族立刻坐大，各种封建权利也成为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管辖多元化是造成中世纪权力分散、社会混乱的重要因素，如有学者评论说，13世纪的英国已经是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国家，然而“以任何现代的标准看，都是令人震惊的无序、混乱、犯罪盛行和腐败”。在一个公权力私有的体制中，政治机构为私人所有，无法发挥国家的功能。

都铎王权克服了无政府状态，建立了政治秩序，由此获得统治的特权。都铎君主挑选和任命官员、指导外交事务、召集和解散议会、行使司法权，一切法令都以他的名义发布，也就是说，任何权力都来源于君主。君主代表国家，政治运作开始了从封建机制向现代职业官僚体制的革命性转变，从而为政治合理化提供了平台。转变主要体现在财务署（Exchequer）、枢密院（Privy Council）和地方政府三个方面。

财务署是中世纪沿袭下来的财政部门，其主持者财务大臣（Lord High Treasurer）虽然是由国王任命的，但他和大法官等四位贵族一起被称为“财务署男爵”（Barons of the Exchequer）。国王接受他们的监督和制约，这样就制约了国王在财政方面的独断专行。在财政管理上，沿用中世纪旧例，采用符契（tally）和拨款的方式，一旦有钱币收入，就需要在钱袋上加盖封印，登记数额、名目和缴纳者姓名。只有在符契的绘制者和刻画者共同在场时，才可以发放符契，因而手续繁杂，速度缓慢，债权人持符契到地方郡长（High Sheriff）处取钱，郡长则持符契到财务署结算。财务署只是一个结算部门，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财政收支机构，它本身很少有现金往来。为了强化王室对财政的管理，爱德华一世（Edward I of England,1239-1307）重用锦衣库（Wardrobe），爱德华二世（EdwardⅡof England,1284-1327）和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 of England,1312-1377）则利用内廷（chamber）管理财政，财务署的功能形同虚设。爱德华四世提高了“外稽查员”（foreign auditor）的地位，“许多王室地产不再由财务署管理，而由一些专门任命的、不向财务署负责的‘外稽查员’管理，这种分权的后果是专管王室岁入并审理有关案件的税务法庭（Upper Exchequer）成为这样一个部门：稽查员们会对它说，账目已经在其他地方处理过了。”都铎时期，亨利七世继续加强英王对财政的管理，重用内廷官员，确立王室地产收益，并加强对监护、继承、司法讼金等封建收入的控制。国王将内廷成员的任命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内廷成员的任职也没有定制和制度保障，完全依照国王的个人意愿。内廷收益由每年大约5.2万镑增至14.3万镑，远远超过了财务署收入。1515年，内廷作为“王室领地总稽查”（General Surveys of Crown Lands）的地位由议会法案确定下来，它不但有权接管财务署的收入，而且在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之前成为和财务署、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会（Council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并列的三个王室财政机构之一。尽管英王在财政机制方面的权力仍然不够集中，但是，亨利七世通过立法方式，明确了国王特权及机构的运作形式。

宗教改革为财政机构改革提供了最佳契机。宗教改革中，亨利八世没收了教会财产，增加了王室收入，1530年王室固定收入约为10万镑，十年后就增加到每年22万镑。面对激增的王室收入，无论是手续繁琐效率低下的财务署，还是完全依凭国王特权、运作无序的王室领地总稽查，都难以适应新的变化。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以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Cromwel,c.1485-1540）为助手，通过议会设立了一系列税收法庭，目的是有效保证宗教改革的经济收益。1536年，他通过议会法令成立增收法庭（Court of Augmentations），这是第一个专门设立的法庭，目的是管理被没收的修道院财产，该法庭有权就修道院地产的出让、租赁进行裁定，并决定收取骑士捐和什一税。根据法令规定，该法庭设庭长一名、司库一名、法务官一名、书记员一名、律师一名、门房一名、信差一名、征税员17名、稽查员10名。增收法庭的建立实现了对教会财产的整顿和变革，满足了宗教改革初期王权掠夺教产的需要。与不掌握现金、只能通过符契和拨款进行调拨的中世纪财务署不同，同时也与完全依赖君主意志的内廷不同，增收法庭成为第一个既服从中央集权、又有着系统规章制度的财政机构，使英国的财政机构走上了合理化、制度化的发展道路。

以增收法庭的改革方式为样板，都铎王朝迅速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的、制度化的财政法庭机构：1540年建立首年俸与什一税法庭（Court of First Fruit and Tenths）和监护法庭（Court of Wards），1542年明确王室领地总稽查专门管理王室在亨利七世时期和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专权时期获得的土地财产，并将监护法庭和其他管理国王捐税的财政机构合并为监护继承法庭。议会法令对上述四个法庭的管理权限、结账时限、专职人员及其职责、在中央和地方的征收机制都作了规定，于是，它们和财务署、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会一起，组成起一套既服从王权管辖，又有明确分工的财政机构体系。通过这些法庭的运作，都铎王权克服了财政多元管理的混乱，结束了中世纪王权对现金控制软弱的局面。

在财政机构变革的过程中，都铎王朝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1540年，积极倡导宗教改革和政府改革的克伦威尔因失宠被杀；几年以后，难以捉摸、反复无常的亨利八世去世。从1547年起，英国又经历了爱德华六世（Edward Ⅵ of England,1537-1553）幼年执政、萨默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和诺森伯兰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 and）的专权与倒台，随后是玛丽一世（Mary Tudor,1516-1558）复辟天主教（Catholicism），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在逆境中继承王位。但是，由王权统一领导和控制财政已成为都铎统治的共识，因此1547年议会通过法案将国王总稽查法庭并入增收法庭，1554年又将增收法庭和首年俸与什一税法庭并入财务署法庭（Court of the Exchequer）。此后只有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会和监护继承法庭单独存在，它们分别管理兰开斯特公爵领地收支和临时性的来自监护权、继承权的收支，而财务署法庭则管理国家总体财政收支。这种财政机构框架一直沿袭到19世纪初才发生根本的变化。

为了应对现代国家前所未有的行政管理需求，不但要对政府的财政机构作出相应的变革，还要对整个中央政府机构做出根本性调整。中世纪时期，政府机构具有分散性特点，为了克服这一倾向，都铎把中世纪的领主会议，即咨议会（Council）改造成以咨议为中心的枢密院，确立了它的核心行政地位，开始建立统一和制度化的现代国家机构。中世纪的咨议会由大贵族组成，是封建性的协商机构，贵族通过这个机构和君主协商，帮助君主进行统治。作为君主身边最重要的商议和决策平台，咨议会一直负有重要的司法权和立法权。大贵族和高级教士始终是咨议会的主要成分，他们把与君主协商看作是天然的权利，并把咨议会当作控制和影响王权的场所。为强化君权，中世纪英王相继使用国玺（Great Seal）、王玺（Privy Seal）乃至御玺（Signet）以代表自己，并设立相对固定的掌管人员即大法官和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然而多种印玺及机制的产生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确立君主的权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令出多门的现象，如在15世纪，英王可通过由国王自己使用的御玺、大法官掌握的国玺和掌玺大臣掌握的王玺三种玺印中的任何一个签署文件，咨议会则借助于掌玺大臣合盖王玺发布命令。玫瑰战争期间，咨议会完全沦为封建贵族争权夺利、控制王权的政治工具，表明只有统一集中的政治权力才能发展出有执行能力的行政机构。

16世纪初，国务秘书（Secretary of State）掌管国王御玺成为国王的近臣，但他仍然不是咨议会的当然成员。克伦威尔担任首席国务秘书（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后，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咨议会改革。1534年4月，在离婚案中获得亨利八世信任的克伦威尔出任国务秘书，他以议会法令的方式，终结了中世纪的二元权力架构。随着各项宗教改革政策的推行，国务秘书成为政令所出之处和王室政府行政的核心，改革内容涉及教俗关系、财政管理，以及司法、外交、宫廷地方叛乱等各方面事务。各个政府部门向克伦威尔请示，或者通过他向国王汇报，他以国王或他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所以国务秘书就成为王室和各行政机构、王室和议会、王室和民众的中介。为了应对大量的行政工作，克伦威尔招募有才干的年轻人出任秘书，将国务秘书发展成为既能处理例行公务，又能应对紧急任务的行政官员。他还让国务秘书的书记兼办王玺处事务，将王玺处变为从属于国务秘书例行公事的机构。1536年的法令确认了国务秘书向各部门发布命令的权力，并规定掌握御玺和王玺的书记可以领有常规收入，国务秘书官署这个行政中心就成为一种制度化机构。克伦威尔对于国务秘书的集权，理顺了王权和行政管理的关系。

国务秘书成为行政核心后，咨议会不再具有决策功能，而转变为王权的咨议和行政管理机构枢密院。在1534-1536年宗教改革的关键时刻，为提高工作效率，国王和克伦威尔身边出现一个近20人的会议核心，包括教会、财政、司法等各方面要人，如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温切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Bishop of Winchester）、诺福克公爵、萨福克公爵（Duke of Suffolk）以及爱德华·西摩（Edward Seymour）等。他们和克伦威尔一样，就宗教、外交、军事、行政和司法等各方面向国王提出建议，由亨利八世定夺。终都铎一朝，虽然枢密院渐呈缩小趋势，但其工作量倍增，而且枢密院成员的工作非常努力。在16世纪20年代，以及40-60年代，枢密院通常一周开三到四次会，到1590年则通常每天碰面，有时早晨和下午都开会。枢密院不仅是咨议机构，也是行政管理机构。无论君主做什么决定，枢密院都必须忠实地执行。尽管枢密院在咨议功能上是被动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拥有完全的主动性。枢密院的行政管理工作极其繁杂，涉及战争与和平、外交、军队、财政收支、宗教、社会治安、地方政府、私人事务、发放特许权等具体问题，已经表现出现代国家权力的“全能”特点。它经常给治安法官发布命令，包括调查骚乱和犯罪、逮捕和惩罚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s）、执行法令反对流民（vagabonds）和非法游戏，保护耕地拆除非法圈地、规范酒馆、收集中央政府需要的信息等。在经济与社会立法方面，枢密院以君主的名义发布敕令，涉及工资和物价、谷物供给、监督济贫、反对商品投机等。这些敕令由财务署和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执行。枢密院也会派出巡回法官（circuit judge），检查、评估地方官员尤其是治安法官的工作；它还经常向地方发送由七八个枢密大臣（Privy Councillor）签署的政府信件，指导地方工作。除了发布正规命令或非正式的信件外，枢密大臣还会亲自到地方督促政策的执行，处理有关犯罪、防御、宗教、军训、海防、港口修护、税收、食物分发、济贫等问题。1585年以后，因英西战争临近，郡守作为地方军事长官同枢密院保持直接联系，或直接由枢密大臣充任。比起治安法官，他们对于中央动议的反应更为迅速，他们及时从地方向中央发送信息，构成上通下达的双向交流渠道。

纵观都铎一朝，君主掌控着国家的根本决策，枢密院只是行政机构，以这个机构为依托，都铎君主形成了“王在枢密院”（King in the Privy Council）的统治方式。枢密院同时也是半司法机构，发挥着查询煽动暴乱、叛逆和重大经济犯罪的职能。枢密大臣由国王指定，并且只向国王负责。“如果说中世纪的咨议会对国王起到牵制作用，有时甚至指导国王如何行动，那么都铎时期的枢密院则是国王的奴仆”。尽管枢密大臣可以就相关问题向国王提出建议，但是，这是枢密大臣对君主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天生的权利。枢密院和君主之间，前者是建议者，后者是决策者，是否采纳，甚至是否考虑前者的建议，完全由君主个人定夺。都铎君主固然还保留着中世纪那种与贵族商议的传统，但商议不再是被商议者的权利，而仅仅是君主开明的美德。由谁提供建议也由君主说了算，这是都铎诸王独有的权力。

亨利七世时期枢密院规模最大，多达227人，但被指定为枢密院成员并不意味着国王就一定召集这个人开会，更不意味着他有权不经召集参加会议。在上述227名枢密院成员中，有44人从未参加过任何会议；在183个参加过枢密院会议的人中间，经常出席会议的有20人，活跃的大约只有12人。亨利七世对枢密大臣的选择有全权，“忠诚和能力成为亨利枢密院成员资格的根本标准，强势的贵族、主教、民法或者宗教法的学者全都包括，但是只在国王的意志之下”。亨利八世时期相继出现了两位能干的枢密大臣，从1515年担任大法官起，托马斯·沃尔西就深得英王信任，因而被某些观察家评价为“ipserex”（真正的国王）。当然，亨利是终极的决策者，沃尔西只承担执行职能，而且他因为不能跟上宗教改革的步伐，后来被亨利抛弃了。16世纪30年代，担任国务秘书的克伦威尔成为枢密院的领导者，并对枢密院进行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并未改变国王和枢密院的关系，也未影响政府决策的过程，他“改变的是管理活动的层面，曾经由沃尔西个人承担、克伦威尔监督管理的焦点，现在集中于一个机构中，其做出的决定和个别大臣的来去无关”。有学者评论道：“为了庇护和好处，亨利的大臣和廷臣投身于持续的政治投机和竞争，但是，国王保有根本的权力源泉”。伊丽莎白一世和枢密院的关系在都铎时期最为典型，女王不欢迎、也不期待枢密院达成一致的建议，以免使自己为难，可能正因为如此，她允许枢密院内部派别对立，如1560年代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和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Lord Burghley）之间、1590年代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Earl of Essex）和罗伯特·塞西尔爵士（Sir Robert Cecil）之间的不和。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s）指出：“她（女王）通过他们（枢密大臣）看和听，但是判断和选择全在自己”。在继位、婚姻、苏格兰的玛丽等敏感问题上，大臣们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试图左右女王，但是极少成功，而她拒绝或者不理会枢密院建议的情况则屡见不鲜。像亨利八世一样，伊丽莎白相信她的权力是由上帝授予的，她的行政权不受其顾问们的影响。她把自己视为国家政治体制的首脑——一个不受身体指挥的头脑。罗伯特·诺顿爵士（Sir Robert Norton）评价说，“尽管（女王）经常和大臣商议，在做决定方面她是绝对的，这一点在其晚年时尤为明显”。

地方行政机构改革也是“都铎政府革命”的重要方面。都铎时期，亨利八世首先加强对西南和北部边区的管理。威尔士在15世纪时盛行“边区习惯”，贵族分裂势力猖獗，国王的命令难以推行。1534年和1536年的法令正式以英格兰的普通法（Common Law）体系取代威尔士的习惯法（customary law），废除了威尔士边区（Welsh Marches）的自治特权。在与苏格兰接壤的北部边区，珀西（Percy）、内维尔（Neville）等大家族一直拥有司法和军事特权，1536年北部发生都铎史上规模最大的宗教暴动，即所谓的“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亨利八世在镇压暴动后，于1537年设立北方事务会（Council of the North），它直接受制于国王和枢密院，拥有统辖北方各郡的全权。通过宗教改革，都铎王朝彻底根除了旧贵族割据的状态，巩固了不列颠统一的基础。

在地方管理体制上，都铎政府保留了中世纪形成的多种地方权力机构，如郡法庭（County Court）、百户区法庭（Hundred Court）、城市法庭（City Court）、庄园法庭等，随着专制王权的加强，它们成为现代国家体制下的自治机构，服从于至高无上的王权。为了强化地方管理，都铎政府保留了教区（parish）体制，并将其改造成为基层行政单位，通过使用不付薪金的地方乡绅和灵活运用各种委员会，形成了教区和委员会结合的地方治理模式。委员会是为完成特定的职责由中央授权组成的组织，有些委员会是调查性的，如1552年的补助金委员会、1570年以后许多郡的不从国教者调查委员会、1548年成立的圈地调查委员会、1549年教会法（Canon Law）起草委员会等都属于临时的性质。它们将调查结果上报国王或大法官，通常是枢密院，自身没有实际执行的权力，其报告也未必为政府所采纳，如教会法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就在1553年被拒绝，该委员会也在爱德华六世时被解散了。与调查委员会不同的是行政性或者司法性的委员会，如直接税委员会、征兵委员会、采购委员会、水利委员会等。它们不仅有权收集证据，同时还有强制执行的权力，如征兵委员会可以惩罚犯过错者，水利委员会能够发布命令，要求对水利设施作必要的修理，司法性质的委员会最能体现国王的权威，它们以国王的名义管理普通法，惩罚罪犯。有的司法委员会由高级官员组成，有的则由地方上有相应能力的人组成，形式灵活，弹性较大。委员会弥补了官僚制度的不足，大大增强了都铎时期的国家整合能力。一方面，国王得到地方集团的认可和合作，将地方权威整合进国家权威之中；另一方面，地方贵族、乡绅和律师经王室的信任而提高了自身的威望，将君主的意志贯彻下去，实现了郡、城镇和乡村的自理。因此，委员会是都铎整合整个国家的关键机制，并被誉为都铎“有效统治的真正秘密”。

在都铎委员会体制中，治安委员会（Commissions of the Peace）的应用最为广泛。治安法官起源于14世纪初的治安维护官（Wardens of the Peace），其职责是维护公共安全。治安法官没有薪金付给，只领取出席季法庭（Quarter Session）时每日4先令的补贴。法令规定，每年拥有20镑地产收入者方可担任治安法官，因面乡绅是地方治安法官的主要充任者。爱德华三世时期，他们获得了逮捕犯罪嫌疑人、审判除叛逆罪（treason）外的大部分案件的司法权。14世纪中叶黑死病（Black Death）暴发后，他们又被授予监督和规范地方市场、固定物价和工资等社会管理的职能，实际上拥有了对地方事务的部分治理权。都铎时期，治安法官具有的经济和社会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施济贫。1531年法令授权治安法官甄别流浪者，惩罚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强迫他们进行劳动；对无劳动能力者，在予以登记后准许行乞。1547年的议会法案进一步授权治安法官加强对流浪者的管理和处罚，可以采取火烙、定期奴役、终身奴役，直至处死等手段。1552年的法令授权他们负责监督教区的济贫工作，各教区指定两名济贫员，由他们向教区居民征收济贫说。第二，管理贸易。治安法官有权规定和管制物价，颁发地方性工商业条例，规范度量衡器具，监督粮食的生产、仓储与买卖，监督呢绒和酒类的生产质量，并防止囤积和垄断。第三，维护宗教安全。负责向枢密院报告任何从罗马偷运十字架、宗教绘画，或其他“迷信物什”的人及住址，对不参加国教圣事的人进行罚款，搜查教皇书籍，将不从国教者驱离教区等。第四，社会管理。1563年的《技工法令》（Statute of Artificers）授权治安法官每年规定一次当地技术工人的工资，并对劳工与雇主之间的纷争作司法裁决，由此，治安法官操控了对教区居民的控制管理权，成为王室政府在地方上的主要代理人。都铎时期，治安法官被称为都铎的“女佣”（charwoman）；在1582年首次出版的治安法官引导手册中，威廉·伦巴德（William Lambard）抱怨太多的法令需要执行，腰都被压弯了。

都铎政府不仅将地方乡绅纳入了国家的权力框架，而且加强了对他们的监管和教育。在纪律监督方面，巡回法官负有监督并向枢密院汇报治安委员会工作的职责，治安法官会被问责，或被责令在地方上公开认错或者道歉，甚至被撤职。与清洗和惩罚相比，都铎政府更多采用宣传和教育手段，加强乡绅的法律意识，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从沃尔西开始，一直到1530年，都铎政府都要求郡守和治安法官每年进行宣誓，宣誓内容包括不能反抗王室命令、不能接受贿赂和组织腐败的陪审团、严格管束副手和文书等。治安法官的宣誓在星室法庭举行，要求治安法官尽可能参加，缺席者要在本郡由巡回法官引导宣誓，并需要听取关于治安法官职责的布道。伊丽莎白时期，布道演说由大法官向巡回法官发表，再由他们向各郡的治安法官传达。

在都铎王权的推动下，以财政、枢密院、地方政府体制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结束了中世纪政出多元的状况，实现了政治权力所有权和执行权的分离，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以行政执行为己任的政府，将王国行政推进到现代政府状态。这就是“都铎政府革命”的实质。随着“都铎政府革命”的推行和现代政府的确立，都铎时期的国王私仆和国家官员合二为一，都铎政府迈进了现代官僚制度的门槛。这是都铎王权对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贡献，也是“都铎政府革命”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第二章　议会与法

都铎时期的议会被看作全国公意的基础，议会法令被看作全国共同体必须服从的决定。1365年，首席法官罗伯特·索普爵士（Sir Robert Thorpe,Chief Justice）在解释法律时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议会的法案或法令，因为“议会代表王国”（body of all therealm），无论法案是否在当地被公布过。从14世纪末起，议会作为一个整体，被认为具备一种权威，即不同于“国王权威”（King's authority）的“议会权威”（authority of parliament）。15世纪中叶以后，“议会的权威”一词经常出现在法令中，比如“法令在三个等级的同意下被国王制定，并根据议会的权威”。对此，埃尔顿（G.R.Elton）评论说，“都铎前夕，英国议会已经在政治上代表着民族”。

都铎时期，议会和君主紧密合作，形成了“王在议会”（King in the Parliament）的传统，原本由上院（House of Lords）和下院（House of Commons）构成的议会，现在变成由国王、上院和下院共同组成的议会，国王成了议会的组成部分。在专制主义（absolutism）时期，英国议会没被废止或流于形式，相反与专制君主一起成为专制制度的基础，这在欧洲是一个特例。玫瑰战争中，英国的封建贵族“集体自杀”，此后英王和议会的关系也发生转变，贵族们没有能力对抗王权，议会也就失去了原先贵族用以限制王权的作用。相反，由于获得议会的支持，王权统治的合法性大大增强了，这是理解都铎王权和议会关系的根本所在。“16世纪幸存的（议会）是分担统治的（机构），而不是视自己为政府对手的机构”。议会以民族的代言人自居，成为被英王利用的工具，也就和王权一起走出了中世纪。

“王在议会”是英吉利民族国家诞生时英国统治者对于自身权力合法性的体现。宗教改革时期，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重要法案，不仅顺利处理了亨利八世提出的棘手的离婚案，而且宣布“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确立了国家和教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议会通过和都铎君主的合作，强调了英王作为现代国家主权的象征，使都铎君主在议会的支持下登上了专制主义的巅峰。亨利八世在1543年说：“我们被法官告知，我们从未像在议会中一样站得高，在这里，我们是头颅，你们作为身体和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都铎君主而言，他们依托与议会的关系实现了向现代国家元首的转变；对于英国议会而言，它们凭借对新君主制的支持，获得了在专制主义时代延续传统的机遇。可以说，“王在议会”既遵循了议会传统，又突破了王和议会二者分立的现实，本质上是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的变革。当然，“王在议会”并没有否定都铎王权的至尊地位，而是强化了都铎的君主权威，表现在立法方面，就是尽管议会立法是唯一的立法，但立法最终的决定权却在国王，并且议会立法不是都铎君主唯一的统治形式，他可以从议会获得立法，也可以绕开议会发布敕令。秉承中世纪的政治原则，君主是“正义的源泉和法的给予者”，这意味着君主在实施统治时，可以通过议会进行立法，也可以通过枢密院下达指令，“王在议会”和“王在枢密院”并行不悖。在具体执行中，通过何种机构进行统治，全由都铎君主自由决定。唯一不同的是，经过议会讨论而通过的立法给都铎统治罩上一层合法的面纱，而枢密院令则是更加直接的国王命令。为了强化合法性，都铎君主甚至把议会外的敕令同法令联系起来，使其获得全国公意的效果。1539年议会通过《敕令法》（Act of Proclamation），使敕令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它强调国王敕令具有议会法的权威，如此而使都铎政府获得了“执行敕令和法令的权威”。总之，对王权而言，立法不过是一种统治的形式，但是通过这种形式，政府可获得更多的公意支持。

都铎君主不仅和议会合作，而且对议会进行改造。作为从中世纪封建土壤中孕育和继承下来的协商机构，议会虽具备全国公意性，但立法功能却远远落后于司法功能。在16世纪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如何能做到既强化议会的公意性，又使之获得立法功能，转化成都铎政权得心应手的立法工具，这是都铎君主对于议会改革的双重目标。为此，都铎对上院、下院和议会立法程序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首先，将上院定性为贵族的立法机构，取消了法官和司法官员在上院的投票权。法官和司法官员出席议会，接受的是既不适用于下院选举又不适合于贵族之用的辅助令状（writs），使其逐渐失去在议会争论中的发言和投票权，转化成国王的立法助手。换言之，他们不再和高级僧侣及世俗贵族平起平坐，到16世纪时，已转变成专业性功能人物了。

其次，贵族与议会贵族合一，贵族议会化，上院贵族化。中世纪时，英格兰的贵族参加议会是他们的天然权利，君主的征召仅仅是王者发出召集议会的通知，贵族既可以放弃，也可以出席议会会议，决定权在贵族自己，而不在王；并且参加议会的贵族，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获得参加议会的征召令状，只是经过了君主口头邀请的程序。15世纪以后，拥有贵族身份的人越来越经常受到征召，如果没有收到征召令状，可能是他们的年龄、疾病、贫穷、在海外、被拘禁等原因所造成。16世纪，当贵族等同于议会贵族以后，被召集参加议会就成为贵族的重要标志。

第三，上院贵族世俗化。自议会两院形成以来，高级僧侣即大主教、主教、部分修道院长和高级教士等，就一直是上院的重要成员。宗教改革取消和解散了修道院，由此根本改变了上院中的僧俗贵族比例。14世纪时僧侣还经常占据上院的多数，亨利五世（HenryⅤof England,1386-1422）时，收到征召令的世俗贵族的数量一度降到50人以下；亨利七世时期，有48个僧侣收到召集令状，而发给世俗贵族的令状从来没有超过43人；宗教改革期间，有49个僧侣贵族收到召集令状，同期被征召的世俗贵族则是51个；到伊丽莎白统治末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上院仅剩下26个主教即僧侣贵族，世俗贵族达到52人。显然，上院的世俗化程度大大加强了。

都铎时期，上院的变化取决于议会自身和社会的发展，这一时期王权上升，立法权超越了司法权，法律官员及其助手所体现的司法职能弱化了，降低成为立法过程中的辅助者。贵族议会化可以看作是贵族国家化在议会的表现，贵族已被为王权驯服，他们不但依附于都铎君主，而且认可专制政体，并且在这个体制内寻找自己的地位。在权力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贵族极为珍视自己出席议会的权利，而都铎君主也不想打击其参加议会的热情，于是贵族就顺利地转变成“议会贵族”了。这种变化使上院的活动指向立法，体现出立法机构的合理化。都铎专制主义大规模地利用了议会立法，这种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且也有利于议会的发展。在都铎王权的推动下，贵族发挥了日益重要的立法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首先，上院有动议权，在亨利八世后期有时甚至超过下院，比如1547年通过的所有宗教改革议案中，除一项之外全部由上院动议。第二，上院在程序和效率上更有优势。下院曾经在动议的数量上大大超过上院，宗教改革期间，下院动议了193个法案中的103个，包括大多数政府措施。但由于议案众多，且相对粗糙，遭遇反对时又会引起长时间争论，所以下院动议的效率和质量就受到质疑。到亨利八世后期，议会法案中有183个是上院动议的，下院只有127个，上院的优势已经很清楚了。第三，上院贵族对下院议员有无形的影响，因而更便于与君主合作，成为君主对议会进行管理的纽带。在16世纪英国，世俗贵族和主教是社会中的庇护者，这种庇护关系也渗透在议会的选举和立法中，因此上院更有权威，从而有利于政府对议会的管理。

都铎时期，下院的膨胀和“乡绅入侵”（Gentry Invasion）是英国下院发生的两个重大变化。16世纪，英国下院人数从世纪初的296人急剧上升到世纪末的462人，增加166人，增幅达56%。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到1832年议会改革，两个多世纪中下院只增加了51个席位，其中45个增设于詹姆士一世（James I of England,1566-1625）和查理一世（Charles I of England,1600-1649）在位时期。“很明显，这种令人吃惊的增长是从都铎持续到斯图亚特早期的独特的现象”。在上述增加的166席中，既有郡议席，也有城市议席，都铎时期总共增设了135个城市议席，其中亨利八世增设7个，共14名议员；爱德华六世增设17个，共34名议员；玛丽一世增设14个，共25名议员（其中3个是单议席选邑）。伊丽莎白增设的选邑最多，计31个，共62名议员。但由于伊丽莎白在位45年，所以她相对于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还是更加谨慎的。

选邑的增加没有造成城市议员增多，相反大量乡绅以市民的身份进入议会，占据了城市议席。1442年议会中，有23%的城市议员是乡绅，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乡绅议员的比例平均高达66%。综览都铎朝，下院中乡绅与市民的比例是4∶1，可见乡绅通过侵占城市议席进入下院，构成了都铎议会史上令人关注的乡绅入侵现象。对于这一现象，国内外学界多有研究，并在乡绅入侵的主动性上达成共识。但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学者的解释又各有侧重，如宪政史学家约翰·尼尔爵士（Sir John E.Neale）认为议会是政治斗争的舞台，强调乡绅入侵是乡绅壮大的社会需求；以埃尔顿为代表的修正史学派则坚持“政府成因说”，认为乡绅入侵是政府提高立法效率、贯彻政府意志的结果。我们认为，乡绅入侵的基本原因是乡绅对国家权力的认同，或者说，是乡绅这一支新近崛起的庞大、拥有众多地产、据有地方实力的阶层和都铎国家相互整合的结果。

都铎议会是都铎王朝和英吉利民族之间最重要的“连接点”，议会作为最高的立法机关，使乡绅们很快意识到进入议会、参与立法过程是维护和扩大自身力量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私议案”（private bill）激增，下院的很多时间花在涉及地方或个人的问题上，这就是乡绅“入侵”议会的原因和结果。现代国家权力的出现向乡绅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他们急迫地与新国家认同。因此，都铎统治者不会对这种向自身靠拢的行动加以拒斥，而采取宽容和尊重的态度。

都铎时期下院的另一个变化是它的宪政地位和权利得到了保障。15世纪下院已获得和上院同等的宪政地位：两院议案不仅要在本院获得通过，而且必须得到另一院的赞同，只有这样才能提交国王批准。下院也获有特权，包括自由言论权、议员豁免权（parliamentary immunity）和自行处分议员权。由于对大多数的骑士和市民来说，下院是唯一可以利用的公共平台，所以下院议员对其特权尤其重视。在1512年议会上，普林敦（Plimpton）市民理查德·斯特劳德（Richard Stroud）因引入一项锡产品的议案遭到锡矿法庭官员的拘禁，下院坚持将其释放，并通过一项法案，宣布所有针对议员在议会中发言及行为的诉讼都无效，以此而规定了议员自由发言和免于被逮捕的特权。1523年，时任下院议长（Speaker）的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向英王请求：“鉴于陛下召集议会所讨论的都是帝业王祚、江山社稷之计，事关重大，是以应让诚惶诚恐的下议员们知无不言。陛下应使他们相信言者无罪，否则于君于国必有大弊。因此，恳请至尊至圣的陛下、最最仁慈的国王，慨允在场每一位议员自由而无惧触犯圣怒地就其所见一切问题直抒己见。我等恳请最高贵的陛下以无上之仁慈海涵我等一切言论。无论其表达何等拙劣，敬请陛下明鉴，其每一句话都发自对国家利益、对陛下及陛下荣誉的无比珍重和至爱。”亨利八世接受了莫尔的请求。后来，下院议长在就职演说中提出言论自由的请求并被国王接受，这就成为了议会仪式中的惯例，言论自由也被视为议员的特权。

豁免权是指议会会期前后的40天内，任何议员不得因民事纠纷而被起诉，以免因其被拘押而无法完成议会议程。15世纪时豁免权的概念已获认可，1454年法官在处理议长托马斯·索普爵士（Sir Thomas Thorpe）案件时指出，除非因叛逆罪或其他严重罪行，议员应免于被捕。1542年，乔治·弗勒斯（George Ferrers）因债务被捕，下院坚持将其释放，在这个经典案例中亨利八世支持了下院，他说：“不仅你们本人，还包括你们必需的仆人，甚至你们的厨师和马夫都享有这项权利。”

需要指出的是，议员特权由君主来保证，也由君主来决定。都铎时期议员的言论自由并非绝对，所谓自由是指自由讨论交给他们讨论的议案，而不是自由动议自己想做的事。国王是统治者，政策由政府制定，这仍然是基本的原则，君主坚持这种原则，议员们一般也会遵守。下院议员皮特·温特沃思（Pitt Wentworth）在1576年、1587年和1593年因违反“自由讨论”原则而被捕，因为他代表了少数派的观点。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事，无论属国内还是国际，除非经国王特许，并以议案的方式提交议会，议会才可以讨论、批评、否决或通过。这些事是专属国王的“国家事务”（national affairs）而不是“国民事务”（civil affairs）。总之，都铎时期建立了自由讨论的原则，但讨论的范围和程度取决于君主，虽然议会可以修正或否决他的建议，但君主始终掌握主动权。这种做法在伊丽莎白时代受到挑战，但遭到女王拒绝。

尽管如此，下院却发挥独特的立法作用。首先，下院独享征税权。只有下院才有权动议财政议案，国王和上院都没有这个权利，并且在赋税数额上，国王和上院只能减少不能增多。这些都是中世纪就已确定的原则，都铎时期并没有突破。其次，下院动议多数私议案。下院由选举产生，地方精英借以表达他们的诉求，个人和地方共同体通过选举代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510年，所有议案中三分之二源于下院，其内容包括限制经费使用、普通法改革、与丹麦的贸易、呢布工业等。流产议案中包括更广泛的经济活动和地方利益，涉及织工、工匠、商业等等。最后，下院促成立法机构和传统司法部门的接轨。都铎时期立法超过司法成为政府管理的主要法律手段，但如何做到合理立法，并在实践中能够执行，则是立法者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来自各地的乡绅和市民是地方自治的基层管理者，他们进入立法机构，就实现了立法和执行的衔接，从而能够有意识地推动立法，不仅维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且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比上院贵族发挥更加重要的立法作用。

随着立法成为主要任务以及立法数量的增多，两院的程序也逐渐规范化，并趋于一致，到都铎后期，三读成为固定程序，两院都予以接受。亨利八世时期议案还有过四读、五读，甚至八读的情况，爱德华六世时期也出现过六读议案，但三读渐成为规范程序，下院非三读程序的议案，从1547-1558年的平均30%-40%,降到1581年的21%,其中还包括恩赐议案、教士补助金议案、宽恕案、剥夺公权和恢复公权等御批议案，这些议案只是走形式，一读就可通过。就三读而言，一读告知议案内容，二读允许展开辩论，三读进行细节修改，保证文本贴切和整洁。这以后，程序就不再由任何人所随意决定，包括君主在内。

议会由上院、下院和君主共同组成，其中君主的作用是其他两者无法替代的。君主可以通过议长或文书、两院联席会议，甚至亲临议院等方式，恩威并重地干预议会议程。议案在两院通过后，还须经君主的同意与签字才能成为法律。都铎君主对议案可行使否决权，1584-1585年间，伊丽莎白曾否决9个议案；1597年否决了12个议案。虽然君主无需向任何人说明为什么否决议案，但亨利八世通常会批示：“国王会考虑”，伊丽莎白也曾在1571年向两院说明某些议案被否决的缘由。尼尔曾说：“伊丽莎白女王在每一次议会中都否决议案，但没有证据表明作为一项制度它引起（议员的）评论或者不满”。君主的否决权表明君主是立法的本体，他可以接受两院的议案，也可以不接受，而没有君主的批准，任何议案都不能成为法律。

都铎时期议会的变化，反映了民族国家形成早期的基本特征：专制统治和国家机构的合理性并存，或许，正是专制统治才孕育了现代国家的合理性。都铎君主对议会的组成、程序和决议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由于对操控议会有完全的自信，都铎王权给议会很多宽容，议会因此才能站在现代合理化的起点上。在都铎王权的专制统治下，议会越来越活跃、越来越规范，其立法功能也越来越大；同时，都铎君主通过议会统治，也达到了强化王权的目的。都铎王权和议会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王在议会”对现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制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都铎君主利用议会维护其专制地位，但恰恰在都铎和议会“合作”的一个世纪，议会一方面服从专制主义，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验。从都铎之初急于寻求保护，到伊丽莎白后期私下表示不满，议会的变化折射出英吉利民族整合能力的加强和政治远见的拓展，随着议会日益成熟，国家主权终将回归英吉利民族之手，不论采用改革的手段还是革命的手段，结果必定如此。

“王在法下”（King under the Law）是都铎时期又一个政治传统，这个曾经回荡于整个中世纪的宪政理念和都铎专制主义并行不悖，成为英国专制王权的重要特色。按照中世纪的观念，上帝是世界的主宰，他不仅创造万物，而且给世界立法，上帝就是法律本身。除了神法（Divine Law）之外，中世纪还有来自上帝的自然法（Natural Law），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法律条文，而是昭示绝对公理和终极价值的正义理念，仅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自然法可以被发现，却不能被创造，它保存于古老的习俗中。君主可以宣布它，必须保护和遵守它。自然法观念长期存在于基督教欧洲，封建体系就是自然法的出色体现。中世纪时期，多元的权力结构造成了多元的法律架构，每一种管辖权就其自身而言是合法的，但同时也受其他管辖权的法律的约束。任何一种权力只有通过对法律的承认，即承认法律高于他们所有各方，彼此才能和平共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主权国家，却仍然存在着社会调控的工具，即约束社会各集团、个人、等级、组织的“法”，这种法的观念体现并维护着权力的多元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作为中世纪根本大法的自然法，因此法是永恒的，只能被发现、被宣布，而不能被创造和被制定。或者，任何法的制定都不能超过自然法，人和人的权力都在自然法之下，这样就形成了“王在法下”的观念。

宗教改革以后，上帝和神法不再有现实的优越性，“王在法下”的自然法观念却被继承下来，“王在议会”制定的宗教法令不需要再经过宗教会议，而宗教法如果没有被人所制定的法律接受，它就没有合法性。事实上法官承认这一点，1534年，托马斯·莫尔爵士反对宗教改革，认为亨利八世的教会“领袖”头衔根本无效，因为它依据“一个与上帝的法律和宗教法规相悖的议会法案”。然而莫尔没有想到，正是根据议会法案，他被送上了断头台。16世纪30年代有许多天主教徒私下赞成莫尔的观点，坚信《至尊法》（Act of Supremacy）违背了神圣的教会法，如求恩巡礼领导者罗伯特·艾斯克（Robert Aske）就坚持“宗教事务总应提交给宗教会议而不是议会去讨论”。然而，当叛乱参加者和莫尔爵士等少数人为宗教的虔诚而被送上刑场时，多数人不愿意步他们的后尘，冒着生命危险去证明这一看法。当大法官托马斯·奥德利（Thomas Audley）询问法官们对莫尔的判决是否正当时，首席法官约翰·菲兹詹姆斯爵士（Sir John Fitzjames）含混地回答：“如果议会的法案不是不合法的，在我的良心上就不是不充分的。”正如学者罗兹（David Loades）所说：“以法令侵犯了根本的神法而对其进行挑战在理论上仍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已经变得不现实。”

在都铎立法实践中，君主是立法者，议会是建议者，双方不具备同等地位。根据都铎宪政观念，君主拥有统治国家的特权，他是“正义的源泉和法的给予者”，议会法体现君主的权威和命令。在国事问题上君主可以同议会或枢密院商议，也可以行使独立的决定权。立法问题上除涉及臣民的私产和征税，议会均无动议权。并且，君主既可以通过议会立法，也可以通过枢密院立法。中世纪后期，尽管议会法是王国内唯一受承认的立法形式，但这没有消除君主的立法特权。作为法的给予者，君主可以制定敕令，颁行全国，要求臣民服从。英国法律史学家威廉·霍兹沃斯（William Holdsworth）指出：“中世纪国王所拥有的大量模糊的立法权从来没有被清楚地确定或限制过，事实上，议会变成了国王在行使立法权威时的伙伴和工具。从13世纪末开始有一个情况就很清楚了：根据议会权威制定的法律只能被同样的权威所更改，而改变普通法的古老原则也需要动用议会权威，这在实际上造成对国王立法权的限制，但这是一种间接的并因此是模糊的限制。”伊丽莎白时代的律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ice）认为，在议会中，国王是事实上的立法者，因为尽管他需要两院的同意和建议，但除非获得国王同意，这些建议不会成为法律；而且，尽管国王受到议会法的约束，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依然具有“发布法律的效力和权威”，他可以特赦和特许，并在“涉及公共利益和王国财富”的问题上具有“超出于法律的优势”。都铎时代，这样的宪政观念被人们广为接受。都铎后期，虽说有激进议员试图将自由言论的特权扩展到其他领域，但这只是极其个别现象，并没有获得多数的支持。

为了突破中世纪的多元权力格局，都铎君主大力借助君权神授的理论，有学者在比较东西方的法观念时评论说：“国王只要受神的恩宠而在王位上，自然要对神负责，而且必须是为国家而存在。国王应为公而活、为公而死、为公而生。正因为如此，这里虽然具有绝对主义的色彩，但对于同时代人来说并没有意味着专制。而且，国王虽然被从法律中解放了出来，但还是要受神法、自然法、基本法、继位宣誓等的约束。只是由于神法的要求，即王的意思和国家福利一致的要求，允许国王无限制的活动。”在西方，绝对王权不等于为所欲为和不受限制，而仅仅指不受监督。法国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国家主权学说的人，他认为主权是“在臣民之上，不受法律节制的最高权力”，是国家的主要标志；主权是绝对的，是无限制和无条件的授权。但这种概念上的主权在被统治者运用时又不能打破自然法的限制，不能侵犯财产权。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J.Berman）认为，一个“绝对的”君主是他的王国里的最高立法者，他同时在所有方面都获得了豁免，包括豁免于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尽管没有制度手段来保证他履行这种义务，他却有道德上的义务去遵守神法和自然法。

依法统治（rule bylaw）是都铎专制主义的特征之一，也是它同欧洲大陆专制主义的重要区别。都铎君主对自然法、对上帝之法的尊重，没有仅仅停留在主观和道德的层面上，而是表现为尊重普通法、尊重议会，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法治特点。一方面，在现代民族国家草创伊始、英吉利民族需要团结的背景下，专制君主大力推动法的统一，建立专门的司法和立法机构，体现主权者的意志，使法律成为专制君主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在都铎时期，国家机构尚不完备，专制君主的统治权与司法权、立法权交混，立法与行政没有完全分开，于是在这个官僚体制和军事力量都相对薄弱的国家，都铎君主转向与议会合作。都铎议会的运作极大地提高了都铎王权统治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都铎转向议会就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总之，都铎法律不仅是都铎专制的产物，而且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广泛整合、王权实行更有效的统治的结果。

都铎依法统治的特点不仅表现在立法上，也表现在司法上。都铎时期司法和特权并举，传统的普通法庭和一系列特权法庭共存，扫荡了中世纪法出多元的现象。中世纪时，英国发展出一套覆盖全国的中央普通法机构，主要包括三大法庭：王座法庭（Court of King's Bench）、财务署法庭、民事诉讼高等法院（Court of Common Pleas）和定期巡回各郡的巡回法庭（Court of Assizes）。尽管在13和14世纪英格兰就出现以普通法为业的职业阶层，并进一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普通法职业精神，但法官却是君主的臣仆，他们完全由君主任命，并领取君主的薪金。都铎王权建立后不放弃普通法和普通法法庭这些现成的司法机制，但同时也设立多个特权法庭，将其对社会的治理规范化、法律化，给都铎专制披上法治的外衣。除了创建北方事务委员会和威尔士边区事务会（Council of Wales and the Marches）这两个地区性特权法庭外，都铎还建立了一个刑事特权法庭即星室法庭、一个民事特权法庭即恳请法庭（Court of Request）、四个财政特权法庭和两个宗教特权法庭。这里着重介绍星室法庭和恳请法庭，以及中世纪延续下来的衡平法庭（Court of Chancery）。

星室法庭主要受理普通法管辖范围以外或者危及国家安全的重要刑事案件，如非法集会、骚乱、暴动、诽谤、干扰陪审团裁决等，这些案件难以在普通法体系内得到解决，因此交给星室法庭处理。托马斯·沃尔西担任大法官的十多年间，在星室法庭审判的821件诉讼中，以叛乱罪起诉的有572件。从理论上说，星室法庭以审理刑事案件为主，但只要某些案件与国家安全及政治稳定有联系，它就有权审理。在审理方式上它采用大陆的审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m），而不是普通法的陪审制（jury system），就是由法官对被告进行盘问，进而做出判决。它力求程序简便，从严、从重、从快，经常使用刑讯逼供，处罚也极其严酷。“它可以罚重金、逮捕入狱、鞭笞和断肢，或者在必要时使用侮辱性的方法，如戴枷示众等”，在巩固都铎专制主义和重建法律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恳请法庭是1493年从咨议会中独立出来的，针对贵族和基层官员操纵陪审团、干扰司法现象而设，主要受理穷人或者涉及君主的民事案件，如圈地、公地使用等，偶尔也受理伪证、叛乱等刑事案件。恳请法庭开庭时也不用陪审团，仅由恳请主事官（Masters of Request）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农民可以向恳请法庭控告自己的领主，雇工可以控告雇主，所以恳请法庭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

建立衡平法庭，是因为普通法常有僵化。14世纪时，由于越来越注重程序问题，普通法逐渐失去早期的灵活性，律师宁肯做出有悖于正义原则的错判，也不愿改变或者违反既定的法律原则和诉讼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比如命案中受害者的家属）直接向“正义之源”——君主请愿，久而久之，为国王收发文件的大法官就承担起灵活判决的任务，发展出解决特别司法问题的法庭。都铎时期，隶属于大法官的衡平法庭管辖信托、合同欺诈、违约、债务抵押等案件，有效弥补了普通法的不足。沃尔西任大法官时期，衡平法庭每年受理案件500件以上。衡平法庭不使用普通法程序中的初始令状（original writs），而使用起诉书；庭审采用庭讯制，双方发誓如实回答问题，审判不使用陪审团。

在整个都铎时期，普通法庭和各特权法庭的法官之间关系密切，配合默契，经常聚会共同讨论疑难案件，“两类法庭还经常相互邀请对方法官参与帮助自己法庭的审判活动”。和谐共处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它们都隶属于王权，服从于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双方并存满足了社会的需求。16世纪，为从根本上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君主大力推动法的统一，建立以司法和立法为核心的法律统治渠道。同时也应该看到，法律只是专制君主的一种统治方式，他可以直接以行政方式解决各种问题，也可以通过司法方式处理。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统一的权力和集中的权威，至于是否通过法庭，完全取决于君主的选择。16世纪独特的政治结构和社会需要，使多种法庭的存在不造成司法权之争，形成了所谓的法律和特权和谐共荣的特殊局面。

都铎初期，还遗留有大贵族凭借国王授权在自己领地内开设的特许法庭，包括德拉姆主教领地事务会（Council of Palatinate of Durham）、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会、切斯特伯爵领地事务会（Council of Earldom of Chester）和威尔士边区事务会等，它们独立行使司法权，国王的令状也不能进入。1536年特许法案收回德拉姆主教领地司法权，将其置于北方事务委员会的控制下，同期纳入北方事务委员会管理之下的还有威尔士的各领主法庭。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会和切斯特伯爵领地事务会曾经有完全独立的司法权，但都铎时期其司法功能萎缩，只接受辖区佃户的请愿。兰开斯特公爵领地是英王的直属领地，因此该法庭还负责征收和管理辖区内的税收，成为政府管理机构的一部分。都铎时期，领主的庄园法庭和领主法庭仍然存在，它们使用地方习惯法而不是普通法，是唯一不以国王名义运行的法庭，但它们仅处理日常事务，如地产边界争执、牲畜伤害及损失等，并且习惯法不能违反普通法，当事人如对法庭判决不满，可以向衡平法庭上诉。这表明尽管王室不干预领主法庭或庄园法庭的判决，然而后者却需要服从国王的权威。

都铎时期，王权还实现了对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s）的管辖。虽然从12世纪起，英国贵族就逐渐失去对自由民的司法权，但庄园法庭对维兰（villein）及后来的公薄持有农拥有完全的管辖权，英国法律史学家普拉克内特（T.F.T.Plucknett）指出：“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中世纪人口的一大部分被排除在普通法保护和管辖之外这一事实，我们就不会真正理解普通法。”随着公薄持有制的发展和王权的加强，到16世纪50年代，普通法正式确认了公薄持有农对土地的占有权，从而将公簿持有农纳入到王室法院的管辖之下。这是亨利二世司法改革后王权取得的又一次胜利，标志着王国适用的普通法第一次实现了对全体英格兰人的管辖。

宗教改革时期，英国通过议会立法，完成了宗教司法权民族化的任务。1532年，在“蔑视王权罪”（Praemunire）的威胁下，教士们接受了君主对宗教立法的处决权，现存宗教法必须接受王室的审查，未来则须由王室同意。教士们放弃了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一向坚持的基本原则，即宗教法属于教皇的司法权。1533年《禁止向罗马上诉法》（Actin Restraint of Appealsto Rome，简称《上诉法》）规定英王在国内一切事务中拥有完全的司法权，并禁止就宗教事务向教廷上诉，这就切断了英国和罗马的司法联系。1534年《至尊法》宣布英王而不是教皇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任何否定王权至尊者，都将受到叛逆罪的惩处。为加强对宗教司法的管理，都铎君主新建了高等代理法庭（High Court of Delegates）和高等宗教事务法庭（Court of High Commission），前者由亨利八世建立，主要受理来自两个大主教区法院的上诉案件；后者虽然是初审法庭，却可以受理教会法庭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案件。它们在促进宗教改革和镇压天主教势力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威力。

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专制王权倚仗议会和法律为自己披上了合法性外衣，这种统治方式看似使王权受到了限制，其实却提升了王权的合法性，并降低了统治成本。通过议会和法律，都铎君主可以用薄弱的官僚制度将中央的意志贯彻到地方，不仅弥补了都铎国家专制能力的不足，而且大大强化了政权的基础。这是都铎专制主义的一大特色。它不仅继承传统，也顺应潮流，从而显示出英国人卓越的政治智慧。正是在都铎王权的扶持下，英国的法律离开了上帝，仅仅单纯地体现国家的意志和命令。与法一同迈进现代世界的，还有英国的法治传统，在“王在法下”和“王在议会”的架构中，英国的国家权力与法的关系得到了规范。当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都不能遏制王权的无限膨胀时，“王在法下”和“王在议会”就成为英国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思想武器和动力之源。

第三章　宗教改革

都铎英国的宗教改革是16世纪整个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结束了中世纪英国二元权威并立的政治、社会结构，实现了英吉利教会的民族化和国家化。在英国宗教改革中，君主始终起主导作用，其宗教信仰与政治取向，决定了其臣民的信仰和宗教改革的方向。

英国的宗教改革有深刻的政治与文化渊源。15、16世纪之交，英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相当强，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干预和控制十分不满，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教会占有大量土地，苛税繁重，谋取暴利。教会地产占全英国的三分之一，年收入达到2.7万镑，而同一时期王室的收入只有1000镑。圣奥尔本斯（St.Albans）的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等大修道院以及温切斯特（Winchester）和德拉姆主教区的收入，都超过最大的世俗贵族的收入。第二，教会法庭滥用司法权，引起社会的普遍反感。中世纪以来，教会法和普通法并存，教会法庭不仅管辖教士，也管辖平信徒的婚姻、财产乃至生死问题，而政府则无权过问。在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形成的16世纪，教会司法权已成为英国国家构建的巨大障碍。第三，教会腐败加剧了人们的不满。上层教士往往占据多个教职，然后低薪聘人代为管理，自己获取厚利。在林肯主教区，1514年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俸禄是由多职务人员领取的；与上层教士相反，下层教士生活贫苦，他们缺乏教育，甚至不能用拉丁文做弥撒（Mass），因而难以履行职责，也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总之，英国在宗教改革前夕弥漫着强烈的反教皇、反教会的情绪，这种情绪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5世纪以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Christian humanists）逐渐挣脱了经院哲学的束缚，新教（Protestantism）改革家借助于《圣经》的翻译和研究，动摇了天主教的神学基础。16世纪20、30年代，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faith）学说在英国南部和东部迅速传播，以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托马斯·克兰默、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和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为代表，形成了新的神学理论群体。由于英王及其宠臣沃尔西对新教持一种敌视态度，所以在罗马教会看来，英国依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然而，亨利八世的离婚案打破了英国和罗马教会之间的稳定关系，将英国推向了新教改革。

按照《圣经》的说法，亨利八世娶寡嫂凯瑟琳，这种结合违背了婚姻禁忌，也就是违背了神意，因而无子，这似乎应验了。在长达25年的婚姻中，亨利和凯瑟琳共生育五个孩子，但只有玛丽活下来，而且到1525年时，凯瑟琳已40岁，有七年未曾怀孕。对于从贵族纷争和王室战乱中走出来的都铎王室来说，让一个女性继承人承袭王位是不可想象的。为了确保都铎血统的延续，且不致再发生王位继承纠纷，亨利迫切需要一个合法的男性子嗣。正值此时，他结识了年仅24岁的宫女安妮·博林（Anne Boleyn），并开始追求她。安妮是凯瑟琳的侍女，她不愿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接受亨利的求爱，因此从1527年开始，亨利正式开始了与凯瑟琳离婚的程序。不过，由于他们的婚姻曾得到教皇的恩准，他的离婚申请也需要获得教皇的同意。但是，在位教皇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Ⅶ,1478-1534）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Ⅴ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1500-1558）的控制下，而查理又是凯瑟琳的姨侄儿，克莱门特怕得罪这个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也就不敢轻易批准亨利的离婚请求。面对克莱门特的拖延，性急的英王亨利就在新教改革家的支持下，试图寻找绕开教皇批准的离婚方案，终于启动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接下来，亨利便以议会为工具，借助于法律程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同时也使宗教改革具有了深厚的政治色彩。从1529年11月到1536年4月，亨利共召集七届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在第一届“宗教改革议会”（Reformation Parliament）上，他“提请与会者注意，教会法庭如何利用收取丧葬税和遗嘱验迄税对可怜的国民，特别是伦敦市民进行违背人道的敲诈勒索。”在亨利的压力下，议会通过三项法令，涉及限制神甫收取葬礼费用、规定中等数目的遗嘱查验费和禁止兼任有俸圣职等内容。1530年12月，英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检察总长在亨利的授意下，以蔑视王权罪起诉全体英格兰教士，控告他们非法行使宗教司法权，向其收缴近12万镑的罚款。在1531年1-3月召开的第二届改革议会上，亨利允许对宗教会议施以宽恕。但1532年1月开始的第三届改革议会，开始全面攻击天主教在英国的教会，并通过了《有条件限制首年俸法》（Actin Conditional Restraint of Annates），规定除非得到国王的许可，英国的主教不得向罗马教廷上缴上任的首年俸禄。在英王政府的授意下，议会还攻击英国教会的司法权，指控教会制定的法律没有得到俗界同意，并历数宗教司法的种种弊端。针对教士会议的抗议，亨利向下议员煽动说：教士根本不是“对朕忠贞不贰的臣民，所有高级僧侣在接受圣职时都曾向教皇宣誓，将这个誓词和他们向朕宣誓的誓词作比较，就会发现他们对教皇比对朕更加忠诚，由此看来，他们似乎是教皇的子民，而不是朕的子民。”在国王和下院的巨大压力面前，宗教会议被迫提出一份名为“教士的服从”的文件，事实上拆除了教会的立法功能，承认了英王的最高立法地位。

1533年2-3月，第四届改革议会通过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上诉法》，将全部教会司法权转移到英王手中，英国由此摆脱了外来势力对其主权的干预。《上诉法》宣布：“英吉利是一个帝国，它已被全世界所承认……由一个至高无上的国王统治。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对包括僧侣和俗界在内的所有人的一切行为进行审判……不受任何来自帝国之外势力的干涉。”《上诉法》还规定，英王是英国教会与俗界的最高领袖，由教会法庭判决而引起的纠纷不得向罗马上诉，只能向英国法庭上诉，并由其处理。据此，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亨利与凯瑟琳公主的婚姻无效，并承认他与安妮·博林的婚姻。

第五届改革议会于1534年初召开，它通过了新的《绝对限制首年俸法》（Act in Absolute Restraint of Annates）、《教士服从法》（Act of Submission of the Clergy）、《第一王位继承法》（Act of the First Succession）等法案。相较于1532年的《有条件限制首年俸法》，《绝对限制首年俸法》不仅无条件地禁止教士将第一年圣俸上缴罗马，而且禁止英国人接受教皇关于主教授职的训令。《教士服从法》则以法令的方式确认了“教士服从”的具体内容，如规定未经国王许可，教士不得擅自指定与公布新的教规；由国王指派委员会负责审查新颁布的教规，否则不准施行。《第一王位继承法》确认了亨利新婚的合法性及其后嗣的继承权，并要求所有臣民宣誓承认该法案全部条款，违者将以叛逆罪论处。

1534年9-12月，第六届改革议会通过了著名的《至尊法》和《叛逆法》（Treasons Act).《至尊法》规定：“国王陛下，他的后嗣和继承者，这个王国的诸国王应取得、接受、被称为英吉利教会在尘世中唯一的至尊领袖”，由此将都铎君主推上了英吉利民族国家主权者的地位。根据《叛逆法》的规定，自1535年2月1日起，蓄意侵犯国王的尊严和称号，否认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认为国王是异教徒、教会分裂者或暴君者，均属叛逆，将处以极刑。《乌托邦》（Utopia）的撰写者、接替沃尔西担任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因拒不承认英王的至尊地位被处死。

1536年春召开第七届改革议会，通过了《解散修道院法》（Act of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这部法律对英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该法，年收入低于200镑的小修道院被解散。1539年春，议会又通过了解散所有修道院的法案。解散修道院的借口是修道院效忠于教皇，违反了《上诉法》和《至尊法》，其实是为了摆脱王室的财政危机。1536-1547年，王室因没收修道院财产获得年均13万镑的收益，然而由于战争开支等因素，到亨利八世统治末年，只有大约三分之一还留在英王手中，大量被没收的修道院土地流入乡绅和约曼农手中，改变了英国农村的阶级结构。解散修道院还造成修道院院长在上院消失，使上院中世俗贵族居多，宗教势力就大大弱化了。在地方上，官员的举荐也越来越垄断在俗人手中；而在文化上，解散修道院对传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通过议会立法，亨利八世不仅解决了个人的离婚问题，而且完全控制了长期游离于王权之外的英国教会，结束了中世纪形成的政教分离的局面，英国也完成了从封建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亨利登上英吉利民族国家君主至尊的地位。在英国宗教改革中，亨利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515年，他就倾向于王权至尊，他曾说：“根据上帝的意志和恩赐，朕乃英格兰君主。英格兰的君主在过去除了上帝没有更高者。朕故应保持君主在世俗司法及在所有其他方面的权利”。不仅如此，这种思想还反映在离婚案前夕他的诸多行为中。1529年10月，他在和新任神圣罗马帝国大使埃斯塔科·查伯斯（Eustace Chapuys）谈话中强调了教会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皇帝有责任提出改革，“而在他自己的领土上做同样的事是亨利的责任”。1530年5月，亨利召开由大主教、主教和大学代表参加的会议，听取与会者对英译《圣经》走私入境的看法。就在这个场合，他禁绝了七种图书和圣经的翻译本，并补充说他将让圣经“被博学多识之人虔诚、完整地翻译为英语，以便他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交给臣民。”一个月后，他发布敕令，重申这一许诺：“如果他的臣民抛开不洁的书籍，他将转而交给他们真理的清泉”。可见，亨利已经把为其臣民提供圣经译本视为己任。1530年夏末，他开始发表反教皇言论，9月乃命令派往罗马的特使威廉·贝尼特（William Benet）告诉教皇：王权“坐落于荣耀的顶点，世上没有更高者”。他坚持王权至尊，“因为他是王国的最高主人，他规定（禁止或剥夺）下属的权力就是应该的”。亨利还告诉查伯斯大使，如果教皇不同意将离婚案交给英国法官审理，那么他也不会把它送交给任何的教皇法官，他将“履行其对上帝和自身良心的义务……提请议会作出决定”。显然，英国自治和帝国荣耀的观念在亨利的心中已经成型，他甚至相信原始的教会和教皇无关，国家事务应该由君主处理。

亨利对教皇的不满，与英国普遍存在的反教会主义相吻合。在他的默许下，反教士情绪在1529年底召集的议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下院一开始就提出请愿，恳请国王要求上院中的僧侣贵族就教会的不当行为作出判定。由于政府未加阻拦，请愿迅速转变成议案。时人注意到，下院议员们谈论“以前根本不会触及或谈论的事，除非他们是异端或者（不怕）丢失财产，……但现在情形不同了，因为‘上帝擦亮了国王的眼睛’”。1531年，亨利默许议会通过针对教士的蔑视王权罪指控，对此，斯卡里斯布里克（J.J.Scarisbrick）评论说：“根据这一法案，中世纪教会最为珍视的司法独立在根本上被宣布为非法”。

在宗教改革过程中，亨利选择托马斯·克伦威尔担任国务秘书，直接推动了改革的成功。亨利早期重用托马斯·沃尔西长达14年之久，后者在司法、财政、行政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在司法上，沃尔西不但主持大法官法庭（Court of Chancery），还将星室法庭转变成为遵循固定程序的国家机构。他鼓励诉讼，加快司法程序改革，强调对弱者的保护，以强硬手段惩罚越位的贵族，“教导他们学习星室法庭的法律”。在经济上，沃尔西是英王征税的得力助手，1513-1527年间，政府收税41.3万镑，强行借款25万镑；相比之下，1485-1497年间只收税款25.8万镑。为了使税务公平，他还于1522年重新评估国家的财富和军事资源，以此作为借款和征税的依据。在社会问题上，沃尔西亲自在大法官法庭惩处了260起不法圈地，后代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都铎政府最为有效的反圈地行为。可见，沃尔西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强化王权的趋势，为亨利推行专制主义作出了莫大贡献。但沃尔西的成功，并未脱离中世纪政教分离的二元结构，当英国宗教改革的引火线——离婚问题暴露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他虽然一直设法让教皇同意英王的离婚，但未能如愿，终为亨利所抛弃。正如沃尔西在1529年6月所言：“教皇拒绝了我曾经许诺给国王的所有让步，这就注定了我的毁灭”。尽管沃尔西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相当程度地适应了社会转型时期强化王权的时代潮流，但在这最关键的一点上，他没能跟上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君主，最终功亏一篑，付出生命的代价。

16世纪30年代，克伦威尔成为亨利首选的重臣，他身兼枢密大臣、机要大臣（Clerk of the Hanaper）、掌管王室领地大臣（Master of the King's Wards）、财务大臣和掌玺大臣等要职，全面主持王室政府。他不但促成了英王的离婚，而且精心策划，借助议会之手颁布一系列改革法案，使亨利主张的至尊王权变成现实。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克伦威尔主持了议会立法，推进了英国教会的民族化，确立了王权至尊的地位。他主持实施修道院的解散，创建了增收法庭与首年俸法庭。在政策出台后，他重视政策的执行效果，并发动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按照宗教改革的新观念塑造公共舆论。可以说，克伦威尔洞察了英王专制统治的需要，是宗教改革的重要执行者。经过宗教改革，英国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新教，即安立甘宗（Anglicanism,Anglican Church），也称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

但是，英国国教的保守性从一开始就被宗教改革的发动者决定了。对天主教教义和礼仪，亨利是怀有真诚感情的，他无法全面否定自己早已信奉的天主教。早在1521年，他就在剑桥大学校长圣约翰·费希尔（St.John Fisher）主教和莫尔爵士的帮助下，撰写了《捍卫七圣事》（Defens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的小册子，公开回应马丁·路德的论文《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斥责路德为“毒蛇”和“地狱中的狼”，因而被教皇授予“信仰捍卫者”（Fidei Defensor）称号。16世纪30年代初，亨利指示当时是约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的沃尔西驱散路德派团体。即使在英国与罗马教会决裂时，亨利对于天主教的感情也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按照他的指令，1533年有两名宣传新教圣餐礼的教徒被送上火刑柱；两年以后，又有14名新教再洗礼派（Anabaptists）被处以火刑。1540年，三位坚持“因信称义”的人也成为新教殉难者。在打击新教的同时，亨利竭力维护天主教传统。可以说，通过议会法令维护天主教精神，是亨利利用议会解决宗教问题的唯一办法，所以天主教的教义、礼仪和制度几乎完好无缺地被保留下来。1536年颁布的《国王陛下为基督教安定制定的条款》，即《十信条》（Ten Articles），是亨利时期最重要的宗教文件，其中心内容是确认和肯定天主教的教义和礼仪。在这十项条款中，论述教义和礼仪的各占五条，而真正涉及改革的内容微乎其微，连在欧洲大陆已成为新教主要攻击对象的“炼狱”（Purgatory）说和教堂偶像也未被否定。议会秉持亨利的意志，于1539年又通过《六信条法》（Act of Six Articles），以法令形式维护天主教的正统地位。它宣布：凡忽视圣事，或否认圣餐、否定“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的人，都属于异端（heresy），均应没收财产，并处以火刑。该法案颁布仅两周，在伦敦一地就逮捕了500人。人们把这项严酷的法令，称为“六根带刺的血腥之鞭”。

改革初期的英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天主教传统国家，只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要求教士服从并服务于作为“英国国教会至尊领袖”（Supreme Head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的英王。此时，新教在英国只是“没有教皇的天主教”而已。在1539年“对宗教仪式的规定”中，亨利禁止宗教争论，谴责异类宗教仪式，警告误读圣经的行为。他把自己看成是英国教徒的管理者，不容他人的染指。继1539年4月发布“限制对圣经的解释和阅读”敕令之后，他又于11月公布了“经审核的圣经新译本”。英译圣经一经确定，英王就发布敕令，命令这种得到他认可的圣经要公开放在每一个教堂，否则将受到惩罚。在确定新版圣经的基础上，他在1546年又发布“禁止异端书籍，要求印刷者标注自己、作者的名字及出版日期”的教令，在被禁的书中，包括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的英译圣经，连阅读禁书的人也将受到“监禁和君主的任意体罚”。

离婚案是亨利发动宗教改革的触发剂，安妮·博林则是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但安妮只在王后的位子上坐了三年（1533-1536），她给亨利生了个女儿，即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亨利对此很不满意，因为他希望有一个儿子，以传续都铎的香火。显然，安妮没能拴住亨利的心。1536年5月，亨利遂以叛逆、乱伦和通奸的罪名处死安妮，并随即迎娶个性温和的简·西摩（Jane Seymour）。简给亨利生了一个王子，即未来的爱德华六世，但不到两周，她自己死于产后并发症。此后，亨利又结过三次婚，都没有产生新的子女；并且，只有最后一任妻子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陪伴亨利去世。

亨利曾立下遗嘱，规定他的三个子女都可以继承王位，次序是男嗣优先，女儿以长幼为序。因此1547年亨利离世时，王位就由年仅九岁的小王子继承。临终前，他为爱德华指定了一个辅佐班子，其中既有保守派，又有革新派，规定所有的辅佐大臣地位一律平等。但不久，爱德华的舅父赫特福德伯爵（Earl of Hertford）爱德华·西摩就破坏亨利的遗嘱，让自己成为“护国主”（Lord Protector），接受了萨默塞特公爵的称号。萨默塞特公爵是一个激进的新教徒，他认为英国的宗教改革不彻底，信奉的是一种“没有教皇的天主教”，因而希望按照大陆模式，把宗教改革推向一个新阶段。在克兰默大主教的帮助下，萨默塞特操纵幼主爱德华六世推动改革，首先于1547年1月经由议会法案取消天主教色彩浓厚的《叛逆法》、《异端法》（Act of Heresy）和《六信条法》，扫除了推进改革的障碍。同年7月，议会又接连通过《反对辱骂圣礼者法》（Act of Against the Revilers of the Sacrament）和《圣餐礼规程法》（Act of Order of Com munion），模仿大陆的新教，规定了新的礼拜仪式，同时要求在圣餐礼中使用英语。

1549年1月，在萨默塞特主持下，议会通过《信仰划一法》（Act of Uniformity），就是俗称的爱德华六世《第一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该法案第一次将英国的礼拜仪式统一起来，并责成神职人员在做礼拜时宣读钦定的布道书。在推进宗教仪式方面，爱德华时期还颁布了《关于宗教改革的禁令》《停止关于圣礼的争论》《禁止非法布道，尤其是关于重婚和离婚》等敕令；并印发官方下达的《圣经讲道集》（Homilies），命令各教堂照样宣读，否则布道者将受到监禁。这些规定都很严格，违反者会受到严厉处罚。

1547年解散小礼拜堂是政府推行教产世俗化的重要措施，像亨利解散修道院一样，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许多天主教团体、医院和慈善组织被解散，与天主教礼仪相关的绘画、雕塑、工艺品和刺绣品被毁或出售，王室从中获利丰厚。与亨利八世时期不同，这一阶段的改革更多依赖新教徒的合作，虽说新教在伦敦等地的势力较大，但从来没有渗透到伦敦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不过，没收教产的重要举措，得到了很多利益相关的乡绅和贵族的支持，他们也许不喜欢宗教改革，也不在意改革教义或者礼仪，但是出于世俗利益的考虑，还是对新教改革给予了支持。

1547-1549年萨默塞特控制着朝政，他虽然野心很大，却是个不高明的政治家。他派兵入侵苏格兰，结果竟使苏格兰与法国结盟，给英国惹出了很多麻烦；他对农民的反圈地暴动表示同情，又得罪了许多大土地贵族，这些人群起反对他，致使局势不稳。1549年10月他被控犯有叛逆罪，于1552年1月被斩首。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顶替了萨默塞特的位置，很快升为诺森伯兰公爵。此后，新教的改革加速进行。

在诺森伯兰推动下，1552年6月颁布了新教色彩更浓的《第二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其中对各种宗教仪式，如圣餐礼、临终涂油礼、忏悔，甚至圣坛的位置和牧师的祭服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使之更接近大陆的新教，例如采用会众参与的礼拜仪式即公众集体祈祷，以便于牧师公开宣教；把繁琐的弥撒仪式改造成简单的圣餐礼，摒弃天主教“变体论”，采用耶稣受难（Crucifixion）的象征性意义。1552年11月1日，全国教堂正式使用新公祷书。至此，英国教会的礼仪改革基本完成了。1551年，爱德华六世任命一个由32人组成的皇家委员会，在克兰默大主教的领导下负责教会法和牧师纪律（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文本的起草工作。1553年4月，文本草案被提交议会后作了一些修改，但由于爱德华早逝，没能颁布施行。同年6月，英国宗教会议以英王的名义颁布《四十二信条》（Forty-Two Articles），全面规范了英国国教的信仰原则。

《第一公祷书》《第二公祷书》和《四十二信条》的颁布，标志着安立甘宗即英国国教的基本成型。爱德华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教义方面，对主教制度完全没有触及，而主教的权力其实就是王权在英国国教会的延伸。可以说，这是由宗教和政治问题紧密结合的特定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也是自上而下都铎英国宗教改革的特点之一。亨利八世时，主教制已成为英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主教由国王指派，并维护王权的利益。当王权和罗马教廷发生冲突时，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宗教会议和约克的宗教会议均宣布支持英王，并宣称“在圣经中，上帝并未给罗马教皇较之其他国家主教更大的权力”。英国教会的这一立场，使王权在宗教改革中没有理由改革主教制，同时主教制作为维护王权的工具，理所当然地会受到保护。

英国宗教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政治权力决定着宗教信仰，亨利和爱德华时期的改革，都反映了当权者的宗教倾向，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意愿。因此，当玛丽女王登上王位后试图恢复天主教，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

1552年爱德华患病，次年春天濒临死亡。根据亨利八世的遗嘱，凯瑟琳的女儿玛丽应继承王位。但玛丽像她母亲凯瑟琳一样笃信天主教，她继位就意味着宗教改革会翻车，也意味着诺森伯兰公爵有可能垮台、甚至性命难保。为了拯救新教事业，更重要的是拯救自己的地位和性命，诺森伯兰再次操纵爱德华，在爱德华临终前将王位传给简·格雷夫人（Grey,Lady Jane,1536-1554），并剥夺他两个异母同父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的继承权。简·格雷是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Mary Tudor）的外孙女，也是诺森伯兰的儿媳妇，这个特别的身份引发了众多贵族的不满。为了不让诺森伯兰独享大权，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乡绅起而反叛，而爱德华的姐姐玛丽则举兵南下，并顺利进入伦敦。枢密院立即宣布，废黜在位仅九天的格雷夫人，都铎王位由玛丽继承。诺森伯兰被送上断头台，格雷夫人被关进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后被处死。

作为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玛丽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登基后就把恢复天主教当作施政的首要目标。1553年8月，她发布《关于信仰自由，禁止宗教争论、非法演出和印刷》的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就争议性的议题布道、写书，或未经君主允许擅自解释教义或圣经。她授权斯蒂芬·加德纳大主教实施这项敕令，不久，就有人因违反敕令被投进监狱。虽说玛丽以恢复天主教为己任，但她仍然要按照其父亲、兄弟的做法，利用议会来达到目的。她通过议会制定法令，废除了几乎所有的宗教改革律法；她剥夺新教神职人员的职位，逐渐恢复了天主教仪式。这样，自亨利八世以来的宗教改革成果几乎荡然无存。在短短四年中（1555-1558），约有300多名新教徒被烧死，这些殉道者中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伦敦主教里德利和伍斯主教拉蒂默。虽然相较于大陆欧洲，玛丽的宗教迫害也许算不上严酷，但如此之多的新教徒遭受迫害，不仅造成英国民众对天主教的深切痛恨，也使她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腥者”（The Bloody）的恶名。

但从总体上看，玛丽恢复天主教的努力并不成功，欧文·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说：“英格兰宗教改革遭受到血的洗礼，将一切有识之士扔进了天主教的绞肉机……五年前，新教改革被许多人视为对教会的掠夺、破坏、不敬和混乱，现在却被视为是美德和对国家的忠诚，因为新教徒反对一个由外国君主和教皇操纵的傀儡政权”；"1553年的英国肯定不是新教国家，但天主教徒玛丽女王的残酷统治却使英国距离新教越来越近了。”这是玛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玛丽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 of Spain,1527-1598）结婚。玛丽的母亲是来自西班牙的公主，在英国宗教改革中不仅丢掉王后的名号与身份，也因被休而丢尽颜面。同时，她的女儿玛丽也因此而饱受创伤。为此，玛丽愤愤不平。继位伊始，她就不顾枢密院和议会的劝谏，与西班牙展开婚姻谈判。1554年7月，玛丽与菲利普二世举行婚礼，菲利普与她共同治理英国，英国因此沦为西班牙的附庸。1557年6月，英国应西班牙要求向法国宣战；次年1月，法军仅用一周时间就攻陷了英国在大陆的最后据点。加莱（Calais）失守，英国举国沮丧，民情大为不满，同时也摧毁了玛丽作为都铎女王的威望。1558年11月玛丽去世，伦敦响起欢庆的钟声。但是，玛丽始终没有弄懂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她进入伦敦时受到臣民的拥戴，而她的统治却遭到他们的唾弃？其实道理很简单，玛丽把宗教信仰或个人好恶置于政治需要或民族利益之上，就注定了她的失败。虽然都铎是英王国的象征和英吉利民族国家的首脑，但是，都铎君主对英吉利民族利益服从，是他们获得其臣民拥戴的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那一切就都不存在了。玛丽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民意，尤其是将英国置于西班牙控制下，背离了英吉利民族利益，必将受到其臣民的反对。

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十年的统治，使英国在宗教问题上来回摇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造成国内政局严重动荡，宗教情绪高度亢奋，天主教和新教两股力量势不两立，随时都有爆发内战的危险。玛丽去世时，自亨利七世以来锻造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努力几乎前功尽弃：天主教势力在英国复辟了，英国的内政外交受到了西班牙和罗马教廷的左右。当时，西欧各地都在为宗教问题流血厮杀，英国也逃避不了这一宿命，只不过战场上的血腥冲突要迟至17世纪四五十年代才发生。如后人所说：“玛丽悲剧的根源在于：她属意西班牙与天主教，但她的臣民属意英国与新教”。玛丽忘记了都铎君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善于将自己的抱负、愿望、恐惧、嗜好以及偏见与臣民们共享”。此时的英国，已经站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等待着一位新君主的来临。

第四章　伊丽莎白时代

1558年11月17日，即玛丽去世的当日，25岁的伊丽莎白公主登上都铎王位，史称伊丽莎白一世。面对她姐姐留下的内外困局，伊丽莎白殚精竭虑，试图恢复她父亲创造的辉煌。为了消除内乱的引火线，她颁布了一系列宗教法令和文件，史称“伊丽莎白宗教决定”（Settlement of Elizabeth）。她借助于宗教决定，试图实现国内的政治和解，进而走上民族国家强盛之路。但是，这条和解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在她继位之初，不得不同时应付来自新教和天主教的压力。一方面，天主教已被多数英国人所抛弃，玛丽的失败表明英国人投下了民族主义的一票，而曾经受玛丽迫害的新教徒正渴望得到公正的对待。但另一方面，英国的外部环境又十分险恶，它仍然处于与西班牙结盟、与法国交战的状态，如果贸然转变立场，就可能同时面对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强敌。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就认为，伊丽莎白只有像玛丽一样依靠他，才能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可见，内外两方面的压力正考验着这位年轻女王的政治智慧，也决定了宗教问题的解决不能太冒进、太激进。

伊丽莎白宗教决定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国家法令《至尊法》和《信仰划一法》，还有两个宗教文件《第三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和《三十九信条》（Thirty-Nine Articles），其中《至尊法》废除了玛丽用以镇压新教徒的《异端法》，恢复了亨利八世的《十信条法》（Act of Ten Articles）、《绝对限制首年俸法》、《上诉法》;同时宣布，由亨利八世制定的、后来得到爱德华六世承认的《至尊法》依然有效，只是把其中英王的“英国国教会至尊领袖”称号改为“英国国教会至尊管理者”（Supreme Governo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它还规定，一切担任教职和公职的人均须以自己的良心宣誓：“女王陛下乃本国唯一最高长官……不论在宗教及教会事务方面，或者世俗事务方面，莫不如此；在本王国境内，任何外国君主、个人、主教、国家或统治者，在教会或者宗教方面均不得享有，也不应享有任何管理权、统治权、领导权或权威”。由此，教会的司法裁判权复归于英王，英王将监督英国国教会，并更正宗教的异端、陋习及过失。凡拒绝向英王宣誓效忠者，将失去薪俸和职务；坚持教皇权威者，将被剥夺财产；如不改变立场，将按蔑视王权罪严惩；若最终仍不改变立场，将以叛逆罪处以极刑。这样，伊丽莎白通过立法的形式，再次确认了英国的民族国家性质和都铎王权的至尊地位。根据《信仰划一法》，全国教堂都应以《第三公祷书》的规定作为唯一的祈祷仪式，任何违反规定、或怂恿他人这样做、或蓄意损坏《第三公祷书》者，将被剥夺教职或公职；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至尊法》和《信仰划一法》的颁布，对伊丽莎白渡过难关、阻止英国分裂、巩固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地位都非常重要，但两个法案的通过却相当困难。《至尊法》议案在通过下院后立即被上院否决，主教们向宗教会议提出抗议，以捍卫传统的教皇权威。经历了玛丽时期宗教动荡的主教们，甚至考虑将伊丽莎白革出教门。伊丽莎白则对上院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将最顽固的温切斯特主教约翰·怀特（John White）和林肯主教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送进伦敦塔，削弱了反对派在上院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对议案的内容作适当修改，充分考虑主教们的意见。在制定《信仰划一法》时，也有两点与诺森伯兰时期的《第二公祷书》不同之处：一是吸收了《第一公祷书》中亨利关于教堂装饰与布道礼仪的规定，即教士在主持礼拜时，要站在天主教仪式传统的位置上，这被激进改革家认为是天主教的性质；二是对圣餐礼的用词作了折中处理，将瑞士新教改革家乌利希·慈温利（Ulrich Zwingli）的纪念说（memorial）与天主教的“变体论”予以结合。对这种带有妥协色彩的做法，激进改革派表示强烈不满，而传统力量却予以支持，修改后的议案最终以三票微弱多数在上院获得通过。

由伊丽莎白宗教决定确定下来的教义与礼拜规程，主要体现在1559年的《第三公祷书》和《三十九信条》中。安立甘宗虽然属新教，但在制度上却保留了天主教的主教制，并由《至尊法》予以明确。在礼仪方面，《信仰划一法》保留了大量的天主教残余，也采用了部分新教礼仪。《三十九信条》确立了英国国教的教义，它依据的是宗教会议的权威，而不是国家立法；在政治层面上，都铎王朝重视的是主教制度，所以对礼仪和教义方面它采取了支持甚至放任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安立甘宗表现出相当的保守性，在许多方面有强烈的天主教色彩。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是主教制度国家化的体现，英国国教的大一统不是宗教本身的专制，而是主教制度掩盖的王权专制。伊丽莎白宗教决定再一次体现了亨利八世以来英国宗教改革中凸显的“政治优先”原则：

第一，国家控制宗教，确定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伊丽莎白宗教决定重新树立了都铎君主的至尊地位，并和亨利八世时期一样采取至尊宣誓制度和叛逆立法等强硬措施，以确保女王的至尊地位。这些举措不仅树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而且强行树立了现代英吉利人的国家公民身份。在16世纪动荡的国际竞争中，英国的安全寄托于君主的安全和国内宗教形势的稳定，伊丽莎白宗教决定正是从这两个方面保障了英国安全，从而为英吉利民族国家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第二，国家包容宗教，容忍多元信仰。伊丽莎白宗教决定的实施，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得到了确立，但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他宗教派别的包容。从此以后，多种教派只要不触及国家利益与民族认同的问题，通常不会受到追究；相反，它们可以非正式地获得政府的宽容。“确实，由于伊丽莎白的折中方案，今天英国的教会开明到包括像‘高教会派’（High Churchmen)和‘低教会派’（Low Churchmen)这样各种各样的成分，其中前者与罗马的天主教不同之处仅仅是抵制教皇的最高权威，后者则在新教习惯上和大多数其他近代新教派别成员一样彻底。”著名基督教史学家查德威克教授明确评论道：“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幕僚们的目的是达成某种妥协，在那些可能分裂国家的宗教派别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明亮的折中’——就像大主教马修·帕克所说，适度的修正是明智的；或是‘晦暗的折中’——瑞士的一些改革宗信徒宁愿这样称呼它，就是‘杂乱的混合主义’。”宗教折中不仅换来统一宗教的法律地位，还赢得天主教徒的有限忠诚，这些对都铎政治都有好处。关于这一点，如果放在欧洲当时的大环境下来审视，就看得非常清楚了。16世纪的欧洲，由于空前惨烈的宗教战争而分崩离析：1562-1598年的36年间，法国发生了八次内战；而1618-1648年涉及全欧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War），几乎消灭了中欧地区将近一半的人口。由于充斥着残暴的杀戮，16世纪的欧洲即被称为“严酷的世纪”，其间世俗君主试图控制教会，为构建民族国家创造条件，但在多数地区演变成了政治与社会的动乱。英王伊丽莎白则秉承亨利八世的模式，将政治稳定放在第一位，置于信仰之上。她又与亨利八世的无意之举不同，完全是有意而为之，足见女王的英明睿智。

第三，国家整合社会，充分利用宗教资源。虽然女王的和解政策促进了英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转型，但仍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从国家的角度看，实现教会国家化是否意味着同传统教会完全决裂？如果不是，那么怎样实行对传统教会的改造，使之适应于国家的需要？从社会的角度看，多元信仰是否会引起思想混乱，进而导致社会的动荡？面对这两个问题，伊丽莎白宗教决定没有将国家和社会分而治之的理念绝对化，而是通过保留主教制，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对都铎来说，主教制有这样一些好处：其一，主教制隐含着君权神授的意念，这有利于弘扬都铎的合法性；其二，主教制代表一种等级制度，这与现代早期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相协调，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其三，保留了主教制，没有破坏原有的教会结构，就可以把多数教士吸收到政府一边，使他们成为宗教改革的支持者甚至推动者，从而减少了社会崩裂的危险。

但恰恰由于和解政策的含糊性，伊丽莎白宗教决定从推行之日起，就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国内外天主教势力敌视英国国教的和解方案，将矛头直接指向伊丽莎白的人身安全；新教内部也出现了所谓的“清教”（Puritanism），他们希望清除国教保留的天主教残余，将目标指向主教制度，从而威胁到专制王权；国教徒则担心宽容会影响宗教的纯洁性，生怕动摇国教自身的地位。因此有学者甚至说：在几经动荡后确定的伊丽莎白宗教决定，只有女王一个人想保持它。不过，她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始终坚持和解的基本方向，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伊丽莎白对宗教问题坚持国家化原则，就是保证都铎国家对宗教的控制权。在这方面，她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首先，利用《叛逆法》打击天主教，维护君主的至尊地位。《叛逆法》是中世纪以来英国保护君主地位的国家立法，其中轻叛逆罪指向针对上司的叛逆行为，重叛逆罪专门指向针对君主个人及其权力的叛逆行为。在都铎王权和民族国家权力合二为一的情况下，君主的安全变成了国家的安全。因此自亨利八世起，历代都铎君主都大力推动关于叛逆罪的立法，叛逆法就成了都铎王室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的有力武器。伊丽莎白时期，国内天主教势力始终是不稳定的因素，他们和罗马教廷及西班牙等国际天主教力量合谋，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活动，企图推翻女王的统治。伊丽莎白自登位之日起直到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被击溃，始终处于国内外政治漩涡的中心，随时都有可能被推翻。对于英吉利民族而言，没有女王的平安就没有国家的安全，因此女王的安全及其婚姻和王位问题，遂成为政府和议会关注的焦点。根据1559年《叛逆法》的规定，第一次以言辞、祈祷、言论或讨论的方式反对王权至尊的，构成蔑视王权罪，将被终身监禁和没收财产，第二次则构成重叛逆罪；以书面方式攻击王权至尊的，第一次即构成重叛逆罪。1563年的法案，扩大了王权至尊宣誓的范围，将其涵盖所有的大学教师、学生、律师、法庭职员，以及所有下院议员；这些人第一次拒绝，被将终身监禁和没收财产；第二次违反者，将以叛逆罪论处。

英王的地位逐渐巩固后，伊丽莎白的新教倾向也日益表露出现，尽管她的和解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容忍了天主教，但天主教阵营却不能容忍她的新教倾向。在那个宗教疯狂的时代，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Pope Pius V,1504-1572）发布教谕，将伊丽莎白逐出教会，并号召天主教徒推翻她的统治。为了严防教谕传入英国，防范教皇的反英阴谋，1571年英国议会创制了“非法持有或接受教皇训令罪”，规定非法持有、接受和承认教皇训令的行为均构成叛逆罪。1580年，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Pope Gregory XⅢ,1502-1585）明令暗杀伊丽莎白，鼓励耶稣会士（Jesuits）潜入英国。为对抗耶稣会士的渗透，英国议会于同年规定了“放弃效忠罪”，据此，耶稣会士和神学院教士游说英国民众加入天主教会、不服从女王，即构成叛逆罪。1581年法案又规定，企图将女王臣民转变成天主教徒，或接受此游说者，构成叛逆罪。1583年，天主教徒弗朗西斯·思罗克莫顿爵士（Sir Francis Throckmorton）从欧洲大陆返回英国图谋刺杀伊丽莎白，因阴谋败露被处死；第二年，荷兰的新教领袖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1533-1584）被天主教势力所刺杀。这些事件激起了英国民众的恐慌，1584年底英国议会颁发“天主教信徒非法留居罪”和“海外臣民拒绝效忠罪”，规定所有的天主教神父在1585年议会结束之后，若继续待在英国40天以上者，将要受到叛逆罪的严惩。这意味着到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如果一个天主教神父出现在英国，都被视为犯有重叛逆罪！

其次，不让议会对属于宗教性质的问题立法，维护安立甘宗的国家化。16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国内外形势异常尖锐，国家控制宗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1566年12月下院提出要给《三十九信条》立法，以授予其议会的权威，但在上院经过一读后，女王即明令予以停止；这时，15位主教和两位大主教联名请求通过该议案，他们认为根据女王权威制定的《三十九信条》关系到国人的灵魂救赎问题，将其制定为议会法令有助于加强宗教统一性。女王严厉谴责了主教的行为，指出她认可议案的内容，但坚持英王对教会的权威，而不是议会的权威。1571年的一个议案涉及国教会的权力和结构，它将国教的礼仪、圣事、教义置于法律的规定之上，并将其执行权给予主教。该议案有利于提升国教的政治地位，如果通过，那么其他宗教将处于非法地位，因此虽然它顺利通过了下院和上院，但依然遭到女王的否决。可以看出，女王在宗教问题上坚持君主的最高决定权。

最后，维护主教制度，拒绝清教徒提出的以立法形式改革国教的要求。随着天主教势力日益被打压，从1580年代后期开始，清教势力渐有抬头，并在议会中有所表现。1584年，下议员彼得·特纳博士（Dr.Peter Turner）提出动议，要求以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崇拜指南”（Directory of Worship）取代国教公祷书，建立一个全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组织系统，其实就废除了主教制。该议案受到其他一些议员的反对，议会最终“未对动议的支持者作出回答”，使该议题不了了之。在1587年的议会上，牛津郡（Oxfordshire）议员安东尼·科普爵士（Sir Anthony Cope）又提出取消现有教会体制，对此议长则提醒说女王禁止议员讨论与教会有关的事务，并敦促议员不审议这项议案。但是，皮特·温特沃思提出了议会自由的问题，结果他和四位支持者一同被关进伦敦塔，多名政府大臣公开表示，主教制度不可动、教会体制不可动、女王的至尊地位不可动。这样，清教倾向就被压制下去了。

伊丽莎白一向坚持宗教问题是国家的问题，属于英王统治的特权，这一理念在都铎时期是被认可的。在都铎时期，议会是“都铎王朝谦卑的侍女”，王权依赖议会实行专制统治，议会则在王权保护下逐渐成熟，王权和议会是互生互荣的关系，彼此形成良好的合作。1572年，一位匿名作者在日记中曾对女王干预议会做过评论，他说女王“似乎损害了议会的自由”，而议会“对此并无异议”。对于国家问题，臣民只有请愿的权利，而没有动议的资格。伊丽莎白时期，议会内部尚未形成尖锐且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国教徒和清教徒之间的分歧仍停留在宗教的层面上，他们对女王的领袖地位并没有异议。研究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教士会议史的作者米切尔（Alex ander F.Mitchell）曾指出：“伊丽莎白时期，很多主教最初都赞同清教徒的主张，如果女王同意的话，他们非常愿意改革那些令人不快的仪式。”但按照都铎宗教改革的原则，英王是英国国教会的首脑，主教应由英王任命，这就决定了主教对英王的顺从。伊丽莎白很乐意利用教士会议去分散来自议会的压力，把它从宗教改革的对象改变成解决宗教问题的助手。教士会议就宗教问题展开讨论，既可维护国教的地位，又可对议会形成牵制。可以说，正是在既与议会合作，又对教士会议加以利用的过程中，都铎君主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把宗教问题纳入到政府管理的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宗教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埃尔顿认为，伊丽莎白“坚定地维护教会和国家的分离，通过不同的管理渠道统治两者。”

尽管如此，在那个时代，宗教和政治仍然纠缠在一起，君主的婚姻与王位的继承都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它们都和宗教问题牵扯不清，威胁到伊丽莎白的安全与都铎王统的延续。女王的婚姻问题非常复杂，它不仅关系到都铎王统的延续，更关系到英国未来的命运。玛丽一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与菲利普二世的婚姻造成的，由于菲利普既象征着强大的西班牙——英国在欧洲潜在的对手，又象征着天主教在欧洲的势力——宗教改革的强大敌人，所以在大多数英国人眼里，玛丽体现着双重的背弃：既背弃英格兰民族，又背弃宗教改革。她的天主教复辟导致国内教派对抗加剧，她的对外政策又导致国际安全形势恶化。所有这些，都是伊丽莎白必须尽力避免的，而这就涉及她的婚姻问题。

伊丽莎白登位之初，菲利普一度希望续弦这位小姨子，由此可以继续控制英国，以维护西班牙的欧洲霸主地位。对此伊丽莎白心知肚明，但玛丽的前车之鉴表明她不能这么做，而且作为具有新教倾向的安妮·博林的女儿，她也不可能这么做。不过，西班牙作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却是英国所不可不认真对付的，菲利普的求婚对伊丽莎白构成重大的挑战。她采取的基本对策就是“拖”，既不说是，也不说不：她让菲利普抱有希望，却不给他明确的答复。她用“拖”的办法为自己，也为英国赢得最宝贵的时间，使其得以集中精力先解决最棘手的国内问题，尤其是宗教对抗。伊丽莎白王位稳定后，又有多国的君主、王位继承人或贵族显要向她求婚，其中包括瑞典的王储、法王的御弟、德意志的皇子等，但鉴于欧洲的宗教纷争激烈，战事频繁，伊丽莎白一一拒绝了这些请求，以避免英国卷入战争。事实上，在那个宗教纷争频仍、战火纷飞的时代，她与任何外国王室联姻都会给英国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将国家推向无穷无尽的战争深渊。

当然，伊丽莎白也没有在英国的贵族中选择配偶，她与任何贵族的婚姻，也都可能造成国家的分裂。一方面，她的女王身份让她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夫婿，她作为专制君主，凌驾于一切国人之上；另一方面，在英国的贵族集团中，又没有任何人具有无可比拟的威望，既可被女王选中，又不会引起其他人的嫉恨。在这种情况下，伊丽莎白最终选择了独身，由此来维持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平衡，也保护自己的王位。在那个还非常传统的时代，女性君主的婚姻实际上没有自由可言，她的姐姐玛丽一世和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1542-1587）的最终失败，与她们的婚姻问题也脱不了干系。这是伊丽莎白必须吸取的教训。相比之下，她父亲亨利八世一生结过六次婚，这就是男性和女性在那个时代的差距。伊丽莎白因此而终身未婚，后被称为“童贞女王”。

但伊丽莎白不婚，即意味着都铎谱系的中断，因此王位继承又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玛丽女王成为英国王位的最强大挑战者，但同时也是伊丽莎白人身安全的最大隐患。玛丽是詹姆士五世（JamesⅤof Scotland,1512-1542）的女儿，而詹姆士的母亲就是英王亨利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她嫁给苏格兰的詹姆士四世。这样算起来，苏格兰女王玛丽是亨利七世的外重孙女。由于英国女王一直没有结婚，也就没有子嗣，因此都铎家族不再有直系王位继承人，按照西欧的继承法则，伊丽莎白死后王位应传给苏格兰的玛丽，她是都铎家最亲近的旁系亲属。但玛丽作为苏格兰女王，却遭遇了一系列麻烦。她早年嫁给法国皇太子，即后来的法王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Ⅱ of France,1544-1560），这是萨默塞特公爵入侵苏格兰的后果，为了抗拒英格兰，苏格兰王室将玛丽嫁到法国，加强苏法同盟关系。但因弗朗西斯早逝，玛丽不得已在1561年回国，正式履行她作为苏格兰君主的职责。恰在此时，苏格兰已转变成一个新教国家，激进的新教徒约翰·诺克斯（John Knox）领导了苏格兰宗教改革运动，他属长老会派（Presbyterians），在教义方面倾向于加尔文学说。长老会派遭到苏格兰政府的镇压，他们向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求助；在伊丽莎白的帮助下，苏格兰改革运动取得成功，苏格兰将长老会派确立为国教。尽管玛丽是个天主教徒，但她回国后聪明地承认了新教改革以及长老会派的主导地位，由此获得臣民好感，似乎为她的统治生涯开了好头。

可是，玛丽女王最终没有能保住自己的王位。她在婚姻问题上一再犯错，终于毁掉了自己的统治。她先嫁给苏格兰的贵族、自己的表弟达恩利勋爵（Lord Darnley），不过很快就发现花花公子达恩利既无才又无德，于是就将大量的国事委托给大卫·里奇奥（David Rizzio）。此人是一个意大利出身的宫廷秘书，玛丽与他来往过密，这引起达恩利的猜疑与嫉妒。1566年，达恩利当着玛丽的面在宫中刺杀了里奇奥。可是第二年，达恩利自己也被人杀害了。玛丽作为丧夫之妻，旋即与博斯韦尔伯爵詹姆士·赫伯恩（James Hepburn,Earl of Bothwell）结婚，而这个贵族却参与了达恩利谋杀案，于是人们认为，玛丽也与谋杀亲夫的事件有牵连。据传，玛丽还以天主教仪式与博斯韦尔结婚。这样，双重的背叛，谋杀亲夫和背弃新教，使玛丽为人所不齿，苏格兰贵族群起反叛，打败并监禁她，迫使她退位，将苏格兰王位交给她一岁的儿子詹姆士，称詹姆士六世（James Ⅵ of Scotland,1566-1625）。

1568年，玛丽从贵族们的监禁下逃出来，逃往英格兰，第二年被伊丽莎白囚禁。玛丽的到来，一方面让伊丽莎白得以控制这位王位最危险的挑战者，但另一方面也对伊丽莎白的人身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天主教世界一直不承认伊丽莎白，理由是她母亲安妮·博林与亨利八世的婚姻不合法，因此她没有王位继承权。而真正的原因是国内外的天主教势力始终想把英国再转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他们寄望于玛丽·斯图亚特，如果她能继承英国王位，那就可以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当然，玛丽从未承认伊丽莎白的合法性，她自从成为法国太子妃时起，就没有承认这一点。在18年的囚禁生涯中，她成为各种推翻和谋杀伊丽莎白的阴谋的中心，一直被卷入各种各样的阴谋活动。法国、西班牙和教皇都参与了这些阴谋，他们不厌其烦地从事这项“在英国的冒险事业”，就是为了推翻伊丽莎白，为此不惜采用暗杀手段。为了确保伊丽莎白的人身安全，同时也为保证英国不受伤害，议会于1571和1572年分别通过法案，其中，“危害王位继承罪”规定，伊丽莎白可以通过敕令宣布王位继承人，否认者即构成叛逆罪，这就使玛丽有可能丧失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因此这是对玛丽的警告。“非法释放在押候审人员罪”则规定，非法释放在押的叛国者，即构成叛逆罪，此法可以防范天主教分子营救或释放玛丽，有力地震慑了阴谋参与者。在这些阴谋中，英国当时唯一的公爵诺福克因两度参与并卷入，终被处以死刑。

阴谋始终不止，玛丽也决不松手，她一直在编织各种阴谋的玛丽。只是因为伊丽莎白不愿意背上处死一位女王的恶名，她才能够在英国生存了18年。但是直到1586年，当安全首脑沃尔辛厄姆（Sir Francis Walsingham）再一次破获刺杀伊丽莎白的阴谋，并缴获了玛丽直接参与的证据时，玛丽的末日才到来。在议会及民间的强大压力下，伊丽莎白几经犹豫，最后签署了处决玛丽的命令。这样，以刺杀伊丽莎白为主旨的阴谋活动基本告一段落。此后，对英吉利国家的颠覆危险便主要来自于国外，来自于西班牙。

伊丽莎白拒绝菲利普的婚姻请求后，英西关系就日益紧张，许多因素不断加剧两国的矛盾，其中包括海外殖民扩张、英国对西班牙的海盗式抢劫、英西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宗教对抗等等；但根本的原因是一个现有的霸权国家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有不可抑制的打压欲望。多种矛盾的汇集终于把两国推向战争，1588年，西班牙派出由200多艘战舰组成的“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最终被英国打败，这标志着西班牙的没落，同时也标志着英国的崛起。英国开始走到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伊丽莎白时代也走到它最辉煌的顶点。英吉利民族团结在女王周围，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终于锻造成熟了，它将在以后几百年中发挥重要的世界性作用。在英国历史上，伊丽莎白也因此具有独特的地位。她是一位专制君主，但她标志着英吉利民族国家的成熟，并受到民众的喜爱。诗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在他的诗作《仙后》（The Faerie Queene,1590）中写道：

随他们以俱来，啊光明的女神，

你是仁爱的影像，威严的象征，

这最伟大海岛之伟大的女性，你的光明像太阳神的灯，普照大地。

这里，“仙后”就是指伊丽莎白女王。但在女王统治后期，新的危险出现了，这个危险不来自天主教，而来自于清教，清教徒始终认为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不彻底的，时时想将国教中的天主教因素加以“清除”。清教特别反对国教中的主教制，希望按照自己的理念，建立更加平等的教会制度，这就威胁到王权的合理性了。在这种情况下，女王加强了对清教的压制，她将一些反对主教制、主张长老制（presbyterianism）的教士解除职务，并且解散了清教徒的许多活动。一个叫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的传教士在诺威奇（Norwich）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教派组织，这些人被称为“独立派”（Separatists）。但伊丽莎白很快就把他们驱逐到国外；他们中有一些人后来去了美洲，建立了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殖民地。

1603年，女王以70岁的高龄去世，“好像一轮光辉灿烂的太阳最后落入西方的一朵云里”。随她而去的不仅是都铎王朝，也是一个时代。英国将迎来一个新王朝，也跨进一个新时代。这个王朝将无比的动荡，但也把英国推上了欧洲历史的最前列。

第二篇　革命年代

第一章　斯图亚特早期统治

斯图亚特时期，内战和革命给英国造成了空前剧烈的大震荡，差不多整个17世纪的英国都是在这种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中度过的。固然，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革命，是都铎末期以来英国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但它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从长时段来看英国的宪政史，革命不是它的常态，而在很大程度上，17世纪革命可以说是由许多偶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斯图亚特君主没有继承都铎王位，如果詹姆士一世能像伊丽莎白女王那样把英吉利民族作为自己的依靠，或者，如果查理一世不那么固执地效法大陆欧洲推行绝对主义，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进程中，英国或许不会出现这个多事之秋。然而，历史往往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有其发展的规律，因而总是会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思索的东西，令人回味不止。都铎王朝终结后，斯图亚特王朝在英格兰确立其统治地位，看上去顺理成章，好像英国的一切还是那么传统。其实不然，此时，英国的政治生态、经济与社会状况，以及它的国际环境，与先前相比，都呈现出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民族国家的趋势似澎湃的巨浪，汹涌向前，锐不可当。然而在历史大势面前，斯图亚特早期的君主却逆流而动，站在英吉利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就激化了都铎时期被掩盖起来的专制王权与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通过议会）之间的矛盾。到17世纪中叶，这种矛盾才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这就是英国的内战与革命。

斯图亚特王朝始于1603年3月24日。是日凌晨，在泰晤士河（Thames）畔的皇家官邸里奇蒙宫（Palace of Richmond），最后一位都铎君主，年届七旬的伊丽莎白溘然长逝。由于没有子嗣，女王身后留下的王位交给了她的姑母玛格丽特的重孙，来自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士。在国务大臣（Minister of State）罗伯特·塞西尔爵士的精心安排下，英国政府于几个小时后发布公告，宣布英格兰王位由“最被英格兰人看好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承。在英国，这位新国王被称为詹姆士一世。这不但开启了英国史上的斯图亚特王朝，使40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都铎王位继承问题告一段落，而且也为1707年英苏两国合并埋下了伏笔。

斯图亚特家族的最早祖先，可以追溯到11世纪法国布列塔尼的地方贵族。这个家族原姓“斯图尔特”（Stewart），始于1371年，当时第七代苏格兰王室大管家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 Stewart）继承其舅父大卫二世（David Ⅱ of Scotland,1324-1371）的王位，史称罗伯特二世（Robert Ⅱ of Scotland,1316-1390）。法国化的“斯图亚特”这一名称，是由詹姆士六世的母亲、苏格兰玛丽女王从法国宫廷带回的。玛丽被推翻后，詹姆士六世继承苏格兰王位，遂将“斯图尔特”改称“斯图亚特”。这就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由来。

都铎王朝后期，伊丽莎白为了稳定政局，不惜隐藏其根深蒂固的新教信仰，通过实施相对温和的宗教决定和谨慎的外交政策，成功塑造了都铎王权的尊严与威严，有效维护了英国的统一与独立，促进了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全面繁荣。与都铎王朝民族利益至上的统治方略不同，虽然斯图亚特家族是第一个正式统治大不列颠全岛的王朝，他们还同时支配着英格兰和苏格兰两王国，但斯图亚特君主的专制主义伤害了英吉利的民族情感。他们既脱离实际又一意孤行，不是主张君权神授，就是侵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freeborn Englishman）的权利，伤害了包括国教和清教在内的新教信仰，激化了都铎时期积累并蛰伏下来的种种矛盾，与英国人期待的国富民强的愿望渐行渐远。这是英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1566年，詹姆士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不久在斯特灵堡（Stirling Castle）接受天主教洗礼。他的教母是他信奉新教的表姑祖母，就是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詹姆士童年时期，苏格兰国内处于政治上的极端混乱状态，他出生还不到六个月，他父亲达恩利勋爵就成了一桩谋杀案的牺牲品，而他母亲玛丽竟是重大嫌疑人。苏格兰贵族群起推翻玛丽后，王位就由年仅一岁的詹姆士继承。不过年幼的詹姆士受到新教贵族的控制，一度遭软禁，时间近一年。1583年获得自由，17岁亲政后，逐渐加强了在摄政时期失控的王权，实现了对苏格兰的贵族和长老会派的控制，因而被称为“苏格兰有史以来最称职、最能干的国王”。詹姆士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时刻想要继承英格兰王位。他有资格这样做，并且在玛丽被处死之后，他在理论上成为英格兰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可是有一个不确定因素是他所不能控制的，就是根据1571年的议会法案，伊丽莎白可以指定王位继承人，当时是针对玛丽·斯图亚特的，现在却成为詹姆士顺利继位的潜在障碍。为了扫除这个障碍，1586年他与伊丽莎白一世签订《贝里克条约》（Treaty of Berwick），就两国间协同防务问题达成一致，其矛头直指西班牙。几乎就在同时，玛丽参与谋杀伊丽莎白案件被披露，尽管詹姆士口头上抗议伊丽莎白处死他母亲，但这却使他向英格兰王位又靠近了一步。所以，当他从英国政府那里拿到每年4000英镑抚恤金时，就默不作声了。

伊丽莎白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将詹姆士指定为继承人。1603年4月5日，詹姆士离开爱丁堡前往伦敦，如愿以偿地登上英格兰王位，称詹姆士一世；他同时依旧还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客观地说，詹姆士从伊丽莎白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一个王位，同时还有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各个方面：

第一，王室入不敷出，国王无法“靠自己生活”。都铎君主，除崇尚俭朴的亨利七世外，大多处于财政拮据状态，例如亨利八世在位最初十几年间，英国经常深陷战争泥潭，再加上生活奢华，挥霍无度，他很快就耗尽了他父亲留给他的125万英镑（约等于今天的3.75亿镑）。此后，他想尽各种办法搜刮钱财，如拍卖教产、贬值货币、举借国债、卖官鬻爵等，却仍旧无法平衡收支。直到都铎时代终结，前任英王留给后任的往往是一大笔债务，而不是充盈的国库。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律：玛丽把6.5万镑的债务留给伊丽莎白，伊丽莎白的债务又累积到36.5万镑，这个数字超过了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詹姆士一世因讲究排场，后宫开支巨大，再加上对西班牙战争的负担，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到1606年时，王室负债额累计已达到60万镑之巨。斯图亚特的王室府库入不敷出，财政状况极其糟糕。

第二，宗教矛盾复杂，教派众多，清教徒构成最大的挑战。清教是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盛行的一种宗教运动，派生于英国国教，他们希望把罗马天主教（Popery,Roman Catholic）残余从英国国教中清除出去，将宗教改革引向深入。但伊丽莎白却坚定地维护安立甘宗即英国国教的权威，她在当政前期，主要打击天主教，因为天主教构成了对国家的威胁；而后期主要是打压清教徒，因为清教反对主教制，对君主的专制权力构成了威胁。她拒绝清教徒提出的改革要求，并利用最高法院和星室法庭迫害极端的清教分子。在政府的高压下，清教徒暂时中止了对国教的反抗；但是当一个从新教的苏格兰来的国王登上英格兰王位时，他们的期待被重新唤醒了。不想詹姆士并不支持他们的要求，他们与詹姆士的矛盾日益激化。

第三，在都铎时期逐渐成熟的议会，不再盲从专制统治。伊丽莎白晚期，议会已经敢于挑战女王的权威，1601年当她召开治下最后一次议会时，议会对政府提出的专卖品清单大为不满，会场上一片嘘声。仅是因为女王及时做出重大让步，把专卖品砍去一半之多，才避免了冲突的爆发。

詹姆士来自苏格兰，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虽然英格兰与苏格兰同为英伦三岛的新教国家，而且两个王室间还有血缘关系，但在历史上，它们却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属而又长期敌对的独立王国，都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司法系统，并且保留着自己的教会组织。詹姆士了解苏格兰的现实，却“不了解英国人，而且不能适应英国的法律和传统。”由于文化传统和生活环境的差异，詹姆士入主英格兰后，从来没有像他在苏格兰那样受人爱戴，反而常常与英格兰议会发生冲突。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只在表面上接受詹姆士，实际上不会轻易受他左右，这本就不是英格兰的传统。

詹姆士继位时面临着都铎时代遗留的许多问题，可是他既不了解英国，也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更重要的是他严重脱离实际，去加强虚幻的专制主义，结果招致英国人的普遍不满。虽然他是在严格的加尔文派（Calvinists）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但“他并不十分喜欢这个教派”，他统治苏格兰的过程，其实是他不断与长老会贵族斗争的过程。他相信自己是神权国王，这就势必与坚持新教的长老会派关于国家治理的理念发生矛盾。事实上，长老会主张由信徒推选长老共同管理教会，把这种主张运用于国家，就与他追求的专制主义目标决不相容了。由于迷恋君权神授，詹姆士曾“以一种神学家的自傲和一个国王的自命不凡”，相信上帝的赐予是他得以登临君位的基本因素。早在1598年，他在《自由君主之正确的法律》（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一文中就极力兜售君权神授论，并以使徒时代的主教神权承袭说，来斥责由苏格兰历史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1506-1582）倡导的社会契约论。第二年，詹姆士在另一篇关于政府的论文中，从基督徒的职责、行政管理的责任和日常行为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一个专制君主必备的特质。

詹姆士登上英格兰王位后，经常把“君权神授”挂在嘴边，每当英国议会开幕时，他都要重复这样的话：“君主为可见之上帝，上帝为不可见之君主。”对此，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评论说：“当他被承认为国王以后，他就认为他的君权是神授的。凭这个理由，他以‘神圣的国王陛下’自居。”除了论证其王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外，他还有更深的含义：他想通过神化王权来强化王权。他一再坚持君权神授，这就在他的专制主义诉求与英格兰人的自由传统之间，划出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扩张专制权力是导致17世纪英国革命的根本原因。詹姆士登上英格兰王位后，既没有替他母亲玛丽雪耻，也没有继承伊丽莎白温和的统治政策，而是一味效法大陆欧洲，追求绝对的君主专制。由于错误估计形势，他的施政一错再错，便恶化了与议会的关系，虽然没有导致议会反对派与王权的武力对抗，但双方的激烈冲突却为日后的革命埋下了伏笔。冲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詹姆士利用国教为工具，扩大他的专制权力，引起清教不满。前面已经说过，清教徒一直要求清除英国国教中保留的天主教残余，在伊丽莎白时期，清教遭到女王压制，但并没有消亡。詹姆士上台后，清教徒重新点燃了改革的希望。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提交了一份《千人请愿书》（Millenary Petition），要求扫除国教中保留的天主教成分，比如洗礼中不用十字架、婚礼中不用指环、谨守安息日（Sabbath）、减少教士兼职等，从而使国教回归到原始基督教状态。但是清教徒并不了解詹姆士，就像詹姆士不了解英格兰一样。起初，詹姆士的确对清教徒抱有几分同情，所以他在收到请愿书后，于1604年1月在泰晤士河畔的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 Palace）召集御前会议，邀请清教领袖和国教领袖共同与会，试图调解双方的矛盾。但他最终还是采取了偏袒国教和维护主教制的态度，以便强化专制统治。在这次会议上，他首次向臣民们阐述了自己的主张：第一，国教的基本内容不容讨论，全国都应该坚持一种宗教和一种仪式；第二，“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应该维护主教制；第三，“长老会就像上帝与恶魔不能相容一样，与国王势不两立”；第四，反对取消现行教阶制，捍卫实行主教制的英国国教会。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詹姆士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他认为无论是从神学还是从礼仪上看，清教的要求都与苏格兰的长老会派更接近，而与国教会有明显的差异；但由于国教会保留着与天主教一样的主教制度，并支持君主在教会中的领袖地位，所以他还是选择了国教会，让主教们成为他在政治上的盟友。经过一番较量，詹姆士除了同意出版钦定本《圣经》（Authorized Version，或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之外，没有答应清教徒提出的任何改革要求；而国教会则秉持他的旨意，通过新的教会法，要求全体教士承认君主的最高宗教权威，并接受《三十九信条》和经过修订的《第三公祷书》。伊丽莎白的政策导致国教会内部一个反对派即清教的产生，詹姆士则制造了一个宪政反对派即不从国教者，而到查理一世时期，“两者联合了起来，从这种联合之中终于产生了内战”。

其次，詹姆士干涉下院选举，执意扩大国王的权力和限制议会的权利，因而与议会发生直接冲突。1604年发生了“古德温当选下院议员案”，詹姆士指认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议员弗朗西斯·古德温爵士（Sir Francis Goodwin）是个罪犯，并命令大法官法庭宣布古德温的当选无效，他与议会争夺的焦点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导致了严重的宪法危机。在他看来，议会在本质上只是一个低级法院，由议会制定的法律或建议，必须从属于君主的意志。他宣称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议会的权力则来自国王，因此英国范围内的一切法律，均来自他作为君主的特权。但国王干涉下院选举，涉及特权的性质和议会法案的效力问题，对詹姆士不顾“王在法下”和“王在议会”的宪政传统的做法，下院议员发出了强烈抗议。他们草拟了一份《道歉与补偿文件》（The Form of Apology and Satisfaction），称下院因正当的权利而非君主的赐予享有特权，基于这种权利，下院有权决定选举的结果，而不由隶属于大法官的衡平法庭裁定。面对下院的强烈反弹，詹姆士被迫作出让步，同意由下院决定其选举结果，从而避免了更激烈的冲突。经过这次冲突，议会积累了处理宪政问题的经验，使他们能够在日后反对王权专制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权。这里有两个因素促成了詹姆士的让步，一是他缺乏与英国议会打交道的政治经验，二是他性格上的弱点，他虽说博学多识、能言善辩，却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正如伏尔泰所说，“他在每次讲话中炫耀他的威严，但又不能用行动来维护”。詹姆士和议会之间的第一次冲突涉及“神授君权”和“天赋人权”这个根本问题，争执虽然暂时平息了，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就埋下了彼此的敌意，直至酿成内战。

复次，詹姆士偏袒宠臣、滥用宠臣，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引发民众的反感。斯图亚特早期君主，不论是詹姆士一世还是他的继承人查理一世，都不能像都铎君主那样依靠民族、维护国家利益，他们凭个人的喜好行事，完全不顾人民的意愿。1612年之前，詹姆士宠幸罗伯特·塞西尔，罗伯特是伊丽莎白的重臣威廉·塞西尔的儿子，他在詹姆士南下继位的过程中为他尽心作安排，使其能顺利进入伦敦。此后在1603-1605年的短短两三年时间内，罗伯特便接二连三地获得晋阶，先后得到男爵、子爵和伯爵的头衔。他还从国王那里领到大量赏赐，在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营建辉煌的宅邸。他曾怂恿国王增收关税以增加王室收入，这在客观上加剧了詹姆士与议会的对抗。

詹姆士最大的弱点不在智力上，而在道德和私生活上。他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平时深居简出，常常外出狩猎，疏于国务政事，“最使英国人反感的是他对宠臣们的言听计从”。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形成同性恋癖好，喜欢漂亮英俊的青年男子。23岁那年，他迎娶小他8岁的路德派新教徒，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 of Denmark,1534-1588）的次女安妮公主（Anne of Denmark），但婚姻似乎没能改变他的同性恋倾向。1606年一次马上长枪比武时，有一位叫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的青年不慎落马，摔伤了腿。卡尔看上去英俊美貌，气度不凡，据说詹姆士立刻就喜欢上他，赏赐他罗彻斯特子爵（Viscount Rochester）、萨默塞特伯爵等爵位，还有官职与土地。不久，卡尔和他的妻子卷入一桩投毒案，被控毒死了詹姆士宠信的诗人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Sir Thomas Overbury），此人知道卡尔与詹姆士之间不寻常的亲昵行为。虽然卡尔夫妇被判有罪，但是并未受到应有的严惩。

罗伯特·卡尔失宠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年轻人，他就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Alex andre Dumas）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所描绘的那个白金汉公爵，名叫乔治·维利尔斯（Villiers,Sir George,Duke of Buckingham）。乔治出生于小贵族之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擅长击剑，舞跳得很好，还会讲一点法语。他长得很帅气，仪表堂堂，被人视为“整个英国最英俊的男子”。1614年，当他首次被引荐入宫时，詹姆士对他一见钟情，竟亲昵地称他为“甜点孩子和夫人”。由于受到詹姆士的宠爱，维利尔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从英王手中接过了骑士、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和公爵的头衔，甚至还做过剑桥大学校长，首开英国贵族发迹史之先河。

詹姆士上台之初，即对少数近臣形成依赖。他随意赏赐宠臣和阿谀奉承者，造成腐败贿赂之风盛行。他听信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的建议，大大增设枢密大臣，由1610年的19个猛增到1620年的35个，造成枢密机构的臃肿、笨重与无效。另一方面，到1621年，他还把大约700项专卖权赏赐给宠臣，白金汉公爵也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结帮拉派、网罗门人，其中包括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尼古拉·培根爵士（Sir Nicholas Bacon）是伊丽莎白的掌玺大臣。小培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2岁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受到人文主义熏陶。在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的看法上，他与詹姆士不谋而合，因而大受赞赏，并平步青云，当上枢密大臣、掌玺大臣和大法官，先后晋升男爵和子爵。但1621年他受到议会弹劾，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Justice）以贪污、受贿罪判处他四万镑罚金。后来，虽然罚金和监禁皆得豁免，他却被逐出宫去，不得再担任议员和官职。对于培根来说，政治上的失意或身败名裂却让他因祸得福，从此他不问政事、转向学术，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和文学家，而他完成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 Scientiarum,1620）和《散文集》是近代哲学和文学的奠基之作。下院对培根的弹劾，首开议会以不信任案对抗国王的先例，在以后20年中，议会用同样手段弹劾了白金汉公爵、威廉·劳德（William Laud）大主教、斯特拉福伯爵（Earl of Strafford），直至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这种方法有效地抗拒了专制主义，体现着英国议会力量的成长。

再次，詹姆士重申伊丽莎白时期的反天主教法令，压制天主教，激化了天主教徒的对抗情绪。也许由于他母亲笃信天主教的缘故，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对詹姆士寄予厚望，但他却力主国教，对天主教徒无疑是一种当头棒喝。由希望变成了失望，有些极端分子铤而走险，于1605年策划了震动全国的“火药阴谋案”（Gunpowder Plot）。一群来自英格兰乡下的天主教徒租用议会大厦下面的一间地下室，从那里挖一条通道直通上院地下，暗中堆放了约2.5吨的火药，准备在议会开幕时引爆，刺杀国王和整个议会。阴谋的策划者是罗伯特·卡特斯比爵士（Sir Robert Catesby），协助他的是爆破专家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密谋分子试图将詹姆士的长女、年幼的伊丽莎白公主（Elizabeth of Bohemia）扶上王位，恢复天主教在英国的统治。但密谋者中有一人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担心他的亲戚也可能被炸死，就写信给蒙梯格尔男爵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Baron of Monteagle），信中说道：“您如果爱自己的生命，请不要参加议会开幕式……危险将在像您焚毁此信那么短的时间内消逝”。罗伯特·塞西尔得知消息后，派人搜查议会地下室，挫败了这桩可怕的阴谋案。政府旋即实行了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对天主教徒的罚金更加沉重”，1606年5月，议会通过《不从国教的天主教徒之法》（Popish Recusants Act），要求所有臣民都必须宣誓效忠王权。由此案引发的反天主教情绪迅速蔓延，从此天主教势力一蹶不振。以后，人们都会在每一年11月5日这一天举行庆祝活动，这就是著名的“盖伊·福克斯日”（Guy Fawkes Day）的由来。火药阴谋案一方面激化了英国民众对天主教的仇恨，另一方面又暂时缓解了国王与议会的矛盾；但詹姆士却是个获益者，他从议会那里获得三笔小额补助金。不过这对于亏空硕大的王室来说，只能算是杯水车薪。

最后，詹姆士在对外关系上犯了许多错误，给英吉利民族国家造成损害。他上台伊始，就想将苏格兰和英格兰这两个王国结为一体，统一在一个君主、一个议会、一种法律之下。他的想法被有些学者说成是“疯狂的幻想”；也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大胆的计划，目的是“倡导不列颠民族国家的建立”。但詹姆士的英苏合并计划脱离当时的实际，因此是难以实现的；而且，他想依照“苏格兰习惯”行事，好像封建领主对待他的采邑，所以又违背英国人追求民族国家的愿望。三十年战争爆发后，他的外交政策更受非议。这是一场欧洲国家间争夺利益、谋求霸权的斗争，战争的一方是新教，另一方则是天主教，詹姆士作为新教英国的君主，理应支持新教事业，况且新教领袖和波希米亚国王、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Ⅴ of Bohemia,Prince Elector of Palatium,1596-1632）还是他的女婿。然而，詹姆士却以和事佬自居，公开宣称要做一个促进欧洲和平的国王。于是，英国下院批评他无能，怀疑他事实上想与国际天主教势力妥协，违背新教英国的民族利益。进而，他有意接近支持他的和平政策的阿米尼乌派教徒（Arminians），以对抗清教反对派。在清教徒看来，阿米尼乌派宣扬的教义和仪式，阉割了新教的基础，颠覆了宗教改革的成果，是在为回归天主教铺平道路。

西班牙作为天主教力量的主心骨，当时仍然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它在得到罗马教皇支持的情况下，根本不理会英国所作的调停，而是径自出兵波希米亚（捷克），并于1620年击败腓特烈五世，占领了巴拉丁选侯领地。英国议会要求詹姆士发动一场针对传统的天主教宿敌西班牙的战争，以拯救大陆的新教徒。但他不愿对西班牙宣战，反而让太子查理向西班牙公主求婚，希望通过联姻方式去感化西班牙人，“使他的女婿至少可以恢复其世袭土地。”为了讨好西班牙人，当他听说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袭击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时，便立即下令逮捕雷利，宣布维持对雷利的死刑判决。所有这些，都受到了英国新教徒和议会下院的猛烈抨击，因为他伤害了英国人的民族情感。

当时，下院是英国新兴力量的堡垒，其中云集了乡绅、工商业者，以及律师等专业人士，他们不但热衷于对外扩张与战争，而且还希望强迫国王依赖议会，使詹姆士回归宪政传统。在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的领导下，下院草拟一份请愿书，提出要与西班牙开战、太子与新教徒联姻和严厉实施反天主教法等要求。詹姆士气极败坏，宣称下院议员无权过问专属君主的外交事务，否则将会招致惩罚。议会的反应则异常激烈，他们迅速草拟了一份抗议书，指出外交政策和宗教事务都是下院讨论的重要议题。议员不但宣布国王依靠封建特权认可的专利为非法，而且在宗教与外交权限上激怒国王；在白金汉公爵和西班牙大使的怂恿下，詹姆士于1622年1月亲自跑到下院，撕碎抗议书，解散了让他头痛不已的议会。

在财政方面，詹姆士挥霍浪费，开支巨大，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为了增加收入，1608年，罗伯特·塞西尔依据1606年贝茨案件的判决结果，提交了一份关税新税率书，英国政府将1400种商品的税率提高10个百分点，即由30%提高到40%,据此，政府一年可以增加7万镑收入，但议会中的清教徒强烈谴责当局的征税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詹姆士任意妄为，依靠专制权力来平衡财政收支，违背了自《大宪章》（Magna Carta）以来、未经“全国公意许可”不得征税的传统，而历代英国君主都不敢轻易如此这般。都铎时期，英国的政府机构和国家事务不断扩大，而王室领地和海关的收入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尽管如此，没有哪一位都铎君主敢突破传统，用非常手段来平衡政府收支。詹姆士面临的财政拮据，在一定程度上是都铎诸君主留下的难题。为了应付财政危机，他想方设法，运用各种手段聚敛财富，包括卖官鬻爵、征收骑士捐、出售专卖权、开征新税等。不过这些做法却导致他与议会的直接对抗，使原本单纯的财政问题演变成复杂的宪政问题，由此，“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必须引起对宪法的严重挑战。"1610年，塞西尔提交了一份名为《大合约》（Great Contract）的计划，其中提议国王放弃监护权、食物购买权以及其他七项君主特权，以换取每年20万镑的永久性拨款。但在具体的拨款数额问题上，国王与议会互不让步，该计划终未通过。为此，詹姆士于1610年和1614年两度解散议会，并在其后的七年间不再召集议会。这就造成了国王与议会的更大冲突。

中世纪以来，由国王和议会两院组成的政府架构就具有连续性，三者之间体现为既依存、又牵制的固定关系，而不是完全的排斥或相互对立。都铎君主一般都懂得如何谨慎地运用自己的特权，他们即使在实践中表现出强势，也没有刻意去寻求理论的依据，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把整个民族视为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詹姆士则不然，他不仅脱离英国的现实，还喜欢夸夸其谈，试图从理论上证明神授君权的合法性。事实上，不论是干涉下院选举，还是越过议会任意征税，涉及的都是国王与议会的关系，或王权的限度、特权的范围等等带有根本性的宪政问题。在这种宪政之争中我们看到了詹姆士的矛盾所在：他在观念上认为君权来自上帝，只有上帝才能解除君权；而在实践上又郑重承诺：须“按照本王国的法律和习俗的来统治英格兰”。每当他的专制主义主张与英国人的自由传统发生冲撞时，他的理论总是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以致他不得不对议会作出退让。就是说，他一方面坚持君权神授，另一方面又不敢完全无视议会、实行绝对的君主专制。这也难怪他为何能接受柯克爵士的看法，同意由法官充当国王和议会之间的仲裁人。

柯克是17世纪著名的法学家和清教理论家，他早在青年时期就扬名律师界；进入议会三年后，即当选为下院议长，1594年担任伊丽莎白时期的总检察长（Attorney General），后任民事诉讼高等法院首席法官，1613年出任王座法庭首席法官。柯克“最关心的是正当的法律程序和下院的自由”，为此他提出“司法独立”的主张。他认为，人们只能循例去发现和肯定法律，而不能随意杜撰或更改法律；当国王特权与议会立法权发生冲突时，法官可以做出裁决。詹姆士认为法官应倾向于国王，因为他们是国王任命的，所以应该像其他官员那样服从国王而不是议会。但柯克说服了詹姆士；不过，他在表示从此不再亲自充当法官去决断案子的同时，还想对法官施加必要的影响，这说明其专制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关于这一点，从皮奇姆案（Peacham's Case）中可以窥见一斑。1615年1月，萨默塞特清教传教士埃德蒙·皮奇姆（Edmund Peacham）被关进伦敦塔，案由是他反对巴斯主教詹姆斯·蒙塔古（James Montagu）。但是由于总检察长培根的介入，案件发生重大转折。培根是国王的红人，他与柯克不和，彼此间长期争斗不止。就皮奇姆一案，培根的查证行动非常迅速，他发现皮奇姆家中有一篇未宣读过的讲道稿，并认定其中含有诅咒国王暴死等叛逆罪内容，于是简单的案件被复杂化了。詹姆士让高等法院的四个法官共同决定案件的性质，并要求他们分别向他报告审议结果；他还让培根去做其他三位法官的工作，可柯克拒绝国王的笼络，并坚称未经发表的材料不可能构成叛逆罪。但是，柯克无法改变此案的结果，因为詹姆士已经干预了。第二年，皮奇姆死于狱中。

在同时代的欧洲君主中，詹姆士算得上是一个巧于辞令、能言善辩的学者型君主。围绕着君权神授理论，他写了不少著述，在神学、君主制和王权的性质等问题上都发表自己的看法。许多学者认为詹姆士是一个“外表可笑、笨拙、懦弱、矫饰且愚蠢的学究”，实际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专制主义者。1621年当第三届议会召开时，詹姆士在致辞中说议员的特权来自于君主的赐予，随即引起了一场关于“特权来源”的争论。“正是这种不懂策略和在错误的时刻提出正确论点的本领，使他从法国的亨利四世（Henry Ⅳ of France,1553-1610）那里得到‘基督教王国中最聪明的傻瓜’的绰号。”在推行专制统治方面，詹姆士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许正是这种鲜明而矛盾的性格，决定了他从来不会过分地激怒议会，“并时刻准备撤回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牛津大学历史教授约翰·莫里尔（John Morrill）指出：“不论怎样，在詹姆斯统治时期，英国政治上逐渐稳定，宗教狂热有所缓和，国内安定，并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

晚年的詹姆士疾病缠身，加之其优柔寡断的性格，使朝政为太子查理和白金汉所操纵。1623年，他们二人前往马德里推动与西班牙王室的联姻，却遭到西班牙人的冷遇。当时西班牙国王提出要求：查理在婚后应该生活在西班牙，并在一年之内皈依天主教；此外，英国还必须停止与西属殖民地间的贸易。这般太苛刻的条件，即使查理愿意接受，英国人民也不会允许。玛丽·都铎与菲利普的联姻、英国与西班牙结盟所带来的教训，英国人仍然记忆犹新，更何况他们还担心婚约中包含着令人反感的天主教条款。联姻谈判失败后，英王宫中弥漫着反西班牙、反天主教的情绪，被激怒的查理和白金汉对西班牙人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向，要求国王采取谈不成就打的政策，以挽回他们在西班牙丢失的面子。出于无奈，詹姆士只得答应重启已经中止20年之久的对西班牙战争。

1625年，詹姆士在内外混乱中病逝，王位由他的第四个孩子即查理继承，史称查理一世。相较于詹姆士的机敏、随和、不拘小节和平易近人，查理则完全是另外一个类型，他既孤僻、诡诈，又意志薄弱，而且反复无常。1612年查理的长兄威尔士王子亨利（Henry,Prince of Wales）病逝，查理成为王位继承人。西班牙联姻碰壁后，查理设想构建一个英法联盟，以对付统治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Dynasty），为此他娶了法王亨利四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亚·德·美第奇（Marie de Médici）的最小女儿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 of France）。由于亨利埃塔是天主教徒，英国许多人担心这会危害到国教的一统地位。为了取得议会对其婚姻的认可，查理保证说他不会取消对不从国教者的限制。但事实恰好相反，他在白金汉的鼓动下与法国签订一项密约，承诺在英国停止实施反天主教法，并帮助路易十三（LouisⅧof France,1601-1643）对付法国的新教胡格诺教徒（Huguenots）。白金汉遵循查理的旨意答应向法国提供舰船，帮助围攻由胡格诺派占据的法国港口拉罗谢尔（La Rochelle），以此换取法国帮助收复巴拉丁的领地。但是由于白金汉态度暧昧，况且英国舆论普遍支持胡格诺派，法国首相黎塞留（Cardinal-Duc de Richelieu）不信任白金汉，也无意帮助收复巴拉丁。结果，英法这一对传统宿敌不仅没有结盟，反而重新回到了交战状态（1626-1629）。

如果说詹姆士是理论上的专制主义者，那么查理就是实践上的专制主义者。查理既骄横自负，又狂妄固执，在外交事务处理、偏袒宠臣等方面与议会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关于外交问题，查理根本不与议会商量，他认为这纯属君主的职权范围，不需要议会插手。可是如果议会不拨款，他如何维持在欧洲的战事？于是在冒犯了议会之后，他还是要求助于议会，希望议会批准他的战争拨款。他虽然频繁召集议会，却从来就不想召集，议员们正是利用他的这一弱点，乘机提出一些议案来反制国王的独断专行。查理上台后，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但相较于詹姆士，他受到的牵制较多。一方面，他过于宽容国内的天主教徒，而对遍布朝野的清教徒的迫害更为强烈。另一方面，他对英法结盟心存幻想，将主要精力投入了旷日持久的英西战争。1625年查理的宠臣白金汉派遣雇佣军前去收复巴拉丁，却在尼德兰境内败下阵。议会本来就对白金汉操纵朝政非常不满，现在正好找到了攻击他的机会。除此之外，议会还动用财政审批权，只批准了一项14万镑的拨款用于海外战争，这个数字离国王的要求相差甚远。作为一种安慰，下院仅授予查理为期一年的关税征收权，却拒绝了他提出的终身享有关税征收权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愤怒的查理于8月解散了议会。

平心而论，查理面临的财政拮据不完全是由他个人造成的，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正如法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基佐（F.Guizot,1787-1874）所指出的那样：“帝王们继承了他们的先辈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他们先辈的过错。”但查理的问题在于他加剧了与议会的冲突。此时，白金汉意识到除非在外交或军事上取得某种成功，否则他便在劫难逃。于是，他又冒险派出一支远征队前往西班牙的加的斯港（Cadiz），试图偷袭西班牙舰船。然而，那支远征队因装备不良，缺乏训练，纪律松懈，结果以惨败而告终。在1626年召开的新一届议会上，下院以远征失败为借口，开启弹劾白金汉的法律程序；查理为保护自己的宠幸，反而将白金汉放到牛津大学校长的位置上。这样一来，议员们愈加不满，遂于6月12日发出抗议，反对国王把议会拨款滥用到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上，并要求白金汉停止对于国家大事的干预。为保护白金汉，查理再次解散议会。第二年，法国首相黎塞留派遣军队围困拉罗谢尔的胡格诺教徒，白金汉再次孤注一掷，率领一支由7艘舰船、7000人组成的海上远征军，驰援拉罗谢尔的新教市民。然而，这种两面出击、同时与西法两国交战的做法，完全背离了都铎均势外交传统，结果还是事与愿违，英军远征又遭败绩，在损兵折将4000人后，不得不狼狈撤退。这对英国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国内不满情绪也因此达到了高潮。

新一届议会召开时，议员们还像上次那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拒绝了国王的征税要求。为了表达对战争的不满，下院再次弹劾白金汉，控告他玩忽职守、指挥失当，致使战事连连失利。但是查理继续偏袒自己的宠臣，不仅声称一切过失由国王本人负责，而且又一次解散议会。不仅如此，他还采取两项反制措施，一是他不需经过议会的同意，擅自向商人征收新税和向乡绅强制性贷款，规定凡拒绝借贷者，即可惩处；二是他指使士兵进驻民房，不需支付费用即可白吃白喝，扰民现象极其严重。由于议会被解散了，白金汉也暂时逃脱了弹劾，但他却在1628年夏死于一名刺客之手，一个叫做约翰·费尔顿（John Felton）的海军中尉在一家酒吧刺死了他。尽管刺客的所为只是出于私人原因，但对于英国民众来说，却不啻为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为了继续筹措战争经费，查理决定强行贷款。上诉法官兰德尔·克鲁爵士（Sir Randal Crew）因拒绝宣布贷款的合法性，遭到解除职务。查理还下达特别令状，逮捕了76个拒绝借贷者；其中，托马斯·达内尔爵士（Sir Thomas Darnel）、约翰·科贝特爵士（Sir John Corbet）、沃尔特·厄尔爵士（Sir Walter Earl）、埃德蒙·汉普顿爵士（Sir Edmund Hampden）和约翰·赫维林汉（Sir John Heveringham）五位乡绅向高等法院提出获释的人身保护令状（Writ of Habeas Corpus），要求政府就他们被监禁的缘由做出解释，但是总检察长答复说他们是依据“国王陛下的特别要求”而被拘押的。1627年11月，高等法院在审理这起“五爵士案”（Five Knights'Case）时偏袒查理，说国王有权逮捕任何人而毋庸说明理由。对此，汉普顿爵士的辩护律师、博学的古代法与宪法学者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议员称国王和总检察长干扰了本案的裁决，与专制王权的对抗明显在加剧。

查理靠强行贷款获得23.6万镑，这笔款项仍然无法满足他对外战争的庞大需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1628年3月17日他召开第三届议会，与会议员中包括先前因拒绝贷款而被囚禁的27人。议会固然支持英王反对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可就是不愿意提供拨款，意欲让查理去做无米之炊。议会开幕后，下院没有像以前那样纠缠于弹劾案，而是通过了一份《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以此作为考虑国王征收新税的交换条件。他们表示愿意为国王筹集军费，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查理必须承认议会具备批准征税的传统权力。这份由柯克爵士等草拟的《权利请愿书》彰显了《大宪章》的精神，在历数查理滥用君权的同时，重申、明确和重新解读了《大宪章》中有关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的相关内容，其要点如下：第一，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收贡金、贷款、献金和租税；第二，未经法律程序，不得拘捕、监禁、放逐或损伤任何自由人；第三，未经当事人许可，军队不得驻扎民房；第四，和平时期不得实行戒严法。像《大宪章》一样，《权利请愿书》是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献，是英国人自由与权利的奠基之作；它不仅体现着英国议会捍卫自由的宪政成果的强烈愿望，还拉开了议会与查理，也就是英国人民与专制王权之间激烈斗争的序幕。

查理因急等钱用，不得不在1628年6月签署了这份文件，以换取议会同意征税。下院认为这份文件意义重大，坚持将它公之于众，“连同国王最后的答复刊印出来，散发全国。不仅在上下两院备案，还在威斯敏斯特诸法庭备案。”接下来议会通过拨款法案，支付给查理一世35万镑补助金。实际上，查理无意接受《权利请愿书》，更不会去执行它的条文，所以到第二年就开始反悔。他否认自己接受了《权利请愿书》，并试图绕开议会开征新税。为此，他还囚禁了三个拒绝付税的商人，有个下院议员因拒绝交付吨税和磅锐，其货物被悉数没收。

议会制是英国的政治传统，白芝浩在《英国宪法》一书曾深刻地揭示了16-17世纪议会与英王的关系。他指出，议会对亨利八世是盲从的，在伊丽莎白时期是窃窃私语的，到詹姆士一世时已有反意，再到查理一世时则开始反抗了。在约翰·埃利奥特爵士（Sir John Eliot）和约翰·皮姆（John Pym）的领导下，下院开始发难，批评国王出尔反尔、不经过议会擅自征税。查理把这看作是议会对王权的挑战，于是拘捕了10名议员。1629年3月2日，议会正在讨论应对措施，查理派传令兵去下院宣布停止会议，一群议员匆忙反锁大门，六个议员冲向议长席，把议长约翰·芬奇爵士（Sir John Finch）按在座位上，延缓散会的动议。这样，下院就以半强制方式宣读了几个并未走完全部法定程序的决议案，并声称：任何企图改变国家的宗教信仰，征收、建议征收或帮助征收未经议会批准的纳税金者，都是对英格兰自由的背离。“这些决议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对国王的挑战，而且还在于把它们所指出的那些在宗教上和政治上不满的分子全部联合了起来。"3月10日查理解散了议会；次日，埃利奥特等反对派议员遭到拘禁。查理在文告中声称：“国王屡次与人民相见，这就表示国王喜欢应用议会办事；尽管如此，近因在召开议会的过程中，议会权力的滥用，暴露了几个不良目的，最近的这种权力滥用，已逼使国王不得不解散议会，因此无论什么人胆敢限国王以召集日期，就将以擅权论处。”从此以后，查理一世便不再召集议会。这样，他抛弃都铎时期“王在议会”的既有传统，漠视英国人的自由权利，在专制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抛开议会之后，查理采用各种手段增加自己的收入：第一，激活了1279年公布的、早被遗忘的“骑士身份扣押”法，向那些年收入达到40镑而未申请骑士身份的人征收罚款，由此取得15万镑罚金。第二，恢复早已被废弃的涉及监护权、森林法等等的封建捐税，并制定新的税率。第三，行使君主特权，将明矾、肥皂、煤炭、食盐、砖块、玻璃、皮革、淀粉、火药、麻布、染料、钮扣、酒、啤酒、油脂、针和别针等差不多所有的日常用品的专卖权出售给朝臣、亲信等，由此获得大笔款项。第四，从1635年起开征“船税”（Ship Money），以后三年又连年征收，大有把这种历史上存在过的临时性征款转变成固定性征款的倾向。到30年代末，随着王室预算获得基本平衡，查理的统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

查理绕开议会擅自开征新税，遭到国人的强烈抵制，引发了著名的汉普顿诉讼案。乡绅约翰·汉普顿（John Hampden）来自白金汉郡，他家业丰裕，自己曾两度当选议员，此时却拒绝交纳船税。虽然按照规定他只需要交纳20先令税款，完全微不足道，但他援引《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的内容，认为未经议会批准的船税毫无法律依据。他不但不肯交纳税款，还领头递交联名抗税书，招致国王起诉。1637年6月12日法庭就此案进行表决，结果只有四位法官同情汉普顿，法院裁定汉普顿有罪，下令羁押其财产，监禁其人身。国王对这个判决感到满意，认为是他的重要胜利。但事实并非如此，判决结果在全国上下产生了巨大反响：“人民虽然失去了希望，却赢得了勇气。……人人嘴里都讲汉普顿，一提起他的名字，人民都表示爱戴与骄傲”。由汉普顿抗税案引发了“王在法下”的宪政问题，这是查理所始料未及的。汉普顿抗税的行动受到广泛的同情，人们普遍认为任何捐税都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哪怕是专制君主，也要受法律的约束。至此，“王在议会”和“王在法下”两大都铎传统都被查理破坏了。

在宗教问题上，查理试图像詹姆士那样借助阿米尼乌派的力量强化国教统治，他一方面任命像理查德·蒙塔古（Richard Montagu）这样的阿米尼乌派人士出任高级教职；另一方面又在“十一年暴政期”（Eleven Years'Tyranny）重用劳德大主教和斯特拉福伯爵，激化了社会冲突。威廉·劳德（William Lard）是个布商的儿子，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lege,Oxford），1601年开始担任教职，由于奉行荷兰新教神学家阿米尼乌的神学思想，深得国王和白金汉的青睐，于1633年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职，开始推行所谓的“宗教革新”。他试图通过重新确定礼拜规程和统一教士服饰，把国教逐步引导到罗马天主教的方向。他奉行教权主义，强化教士的权力，压制清教，同时又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禁止一切不满政府的言论。著名的清教评论家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宣传鼓动家约翰·李尔本（John Lilbourne）、医生兼作家约翰·巴斯特威克（John Bastwick）和神学家亨利·伯顿（Henry Burton）均曾因“诽谤罪”而被移交星室法庭审判，被定罪、受惩处。为躲避劳德的宗教迫害，1620-1640年间大约有两万名清教徒逃往海外，寻找信仰自由的新天地。劳德那种带有强烈天主教色彩的所谓革新，使那些对查理抱有幻想的国教徒极为失望，许多人被迫脱离国教会，转向了清教阵营。

在外交问题上，查理也表现出疏离新教国家而接近天主教国家的倾向，他的动机不免让国人生疑。欧洲三十年战争爆发后，英国人本希望查理能站在新教一边打击天主教，但他于1629年和1630年分别同法国和西班牙休战，退出了战争，这让他们颇感失望；查理不仅没有帮助在战争中支持新教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 of Sweden,1594-1632）和出兵反抗入侵荷兰的哈布斯堡王朝，反而允许西班牙经由英国转运金银到尼德兰，以维持当地的一支准备围剿荷兰的天主教军队。加之，由于玛丽亚王后是个天主教徒，于是无论清教徒还是国教徒，都对查理的宗教信仰表示怀疑，他们害怕他把英国重新拉进罗马的怀抱；因此在宗教上，同时也在外交上，查理失去了国人的信任。

查理在苏格兰的统治也遭遇巨大的失败，直接威胁到他的统治权威。苏格兰在16世纪下半叶进行宗教改革，实行长老会统治，成为一个新教国家。出于维护君主制的需要，查理的父亲詹姆士一世曾于1584年将主教制度重新引入苏格兰教会，他认为长老制与君主制不相容，并提出了“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的主张。1603年詹姆士入主英格兰后，增加了国教会的主教人数，并希望通过实施一个野心勃勃的“大不列颠联盟”（Union of Great Britain）计划，加速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合并。但苏格兰人将其视为民族的灾难，因而极力加以抵制。虽然他一度以“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王”自居，可由于不得人心，他最后还是悄悄地放弃幻想，大不列颠联盟也无果而终。而查理尽管生在苏格兰，长在苏格兰，但从1604年离开苏格兰后，直到1633年才重返故国，还是为了举行苏格兰式的加冕礼。就是说，他在这近30年间，从没有造访过苏格兰。可以看出，他与苏格兰的感情是疏远的。不仅如此，他的宗教政策还伤害了苏格兰的民族感情，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查理的授意下，劳德大主教向苏格兰引进英格兰圣公会的礼拜仪式，以新版《教规手册》（Book of Canons）取代约翰·诺克斯制订的《纪律手册》（Book of Discipline），还将圣公会修订版《第三公祷书》引入苏格兰。这些带有强烈英格兰高教会派色彩的所谓“宗教革新”，背离了苏格兰人的宗教倾向，得不到根基深厚的苏格兰长老会的认同。究其目的，是为了满足查理扩大专制权力的欲望，却酿成查理时期最严重的过失之一，诱发了苏格兰的民族大起义。

1637年7月23日，星期天，汉普顿抗税案宣判一个月后，牧师约翰·汉纳（John Hannah）在爱丁堡的圣贾尔斯教堂（St.Giles'Cathedral）首次诵读新版公祷书，信众的怒吼声、谩骂声淹没了他的诵读声，宗教仪式很快演变成抗议活动。有一个女商贩名叫詹尼·格迪斯（Jenny Geddes），她大声谴责牧师的诵读，并顺手操起一只踏脚凳向会堂前方掷去，正好击中了汉纳的头部。这件事迅速演变成苏格兰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各地的贵族、地主、农民、市民、工匠等不同阶层的人，包围了爱丁堡城内的枢密院大厅、地方自治当局等政府机构。第二年2月28日，苏格兰的贵族、乡绅、教士和许多市民在爱丁堡举行集会，缔结了一份内容激进的文件，即1581年《国民圣约》（National Covenant）的修订本。据此，苏格兰人要求一个自由的议会和一个自由的教会，并反对在苏格兰复活天主教。圣约一经提出，就成为绝大多数人聚集的旗帜，六个星期之内，圣约副本已传向四面八方。11月下旬格拉斯哥宗教大会（Glasgow Assembly）召开，肯定了圣约的权威，同时谴责查理所颁布的全部新法。查理迅速做出反应，他说：“只要这个盟约生效一天，我在苏格兰就无法获得比威尼斯公爵更大的权利，这是我宁死也无法容忍的。”他要求苏格兰圣约派（Covenanters）放弃他们的主张，否则后果自负。

谈判失败之后，查理决定以武力解决问题。1639和1640年双方进行了两次短兵相接的“主教战争”（Bishops'War），圣约派组成了全国联合会（General Assembly），作为苏格兰长老会的最高权力机构，该联合会宣布废除新版公祷书，恢复《纪律手册》，废黜主教制，代之以长老制。此外，他们还组建了一支1.2万人的军队，并号召举行全国起义。主教战争打破了自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格兰以来英、苏之间30多年的和平局面。由于缺少经费、缺乏训练和没有信心，加上英格兰清教徒大多同情苏格兰人，查理只好再次与圣约派举行谈判，并签署了《贝里克条约》（Treaty of Berwick,1639）。根据该条约，双方同意各自遣散军队，苏格兰人归还他们夺取的国王城堡，国王则承认格拉斯宗教大会通过的所有决议。这意味着苏格兰人有权召集自己的议会和宗教大会，由议会解决苏格兰的国务问题，由全国联合会解决苏格兰的宗教问题。第一次主教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查尔斯·弗思（Sir Charles H.Firth）评论说，这是“一个莫大的喜剧”。

但矛盾并未得到真正解决，甚至连缓和的迹象也未出现。一方面，苏格兰人没有解散其武装力量，反而迅速补充兵源。他们进而在格拉斯哥再次召开宗教会议，通过了否认查理统治权的决议，同时还在爱丁堡召开苏格兰议会，选出了事实上的苏格兰政府——享有全权的代表委员会。另一方面，查理高调作出的让步也只是缓兵之计，他签订《贝里克条约》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一个月后，他从爱尔兰召回托马斯·温特沃思（Thomas Wentworth），问计于这位爱尔兰总督（Lord Lieutenant of Ireland）。早年的温特沃思，曾作为约克郡（Yorkshire）代表入选下院，他站在查理和白金汉的对立面，一再反对与西班牙开战，并竭力维护下院的权利；后来，他转而坚决反对国王强行摊派借款的措施，成为《权利请愿书》的有力支持者。国王在实行无议会统治前夕，开始拉拢部分议会领袖，温特沃思则成为他拉拢的对象。对温特沃思来说，这是个天赐良机，他希望借着查理的恩宠获得政治升迁。就这样，温特沃思从一个议会反对派，转变成一个忠心耿耿的王党分子（Royalists）。此后，他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1628年7月晋升为男爵，12月再加封子爵称号，并升任北方事务委员会主席，进入政府核心机构枢密院。在政治变节之初，温特沃思说他既要维护君主的特权，又要维护臣民的自由，这种两面讨好的动机，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结果造成了他自我毁灭。

很快，温特沃思成为查理实行个人统治的得力助手。他在出任爱尔兰总督期间（1632-1640），把爱尔兰当作实验场，因手段专横而获得了“黑汤姆暴君”（Black Tom Tyrant）的绰号。1640年1月他晋升为斯特拉福伯爵，查理将他召回伦敦，让他为解决苏格兰问题出谋划策。斯特拉福认为，在苏格兰甚至爱尔兰发生叛乱的危急关头，英国议会是不会拒绝战争拨款的，因而建议查理召集议会，通过议会来筹措军费。于是，被中断11年之久的议会于当年4月13日重新召开。但是斯特拉福和查理都失算了，议会并不合作，议员拒不批准查理的拨款请求，以约翰·皮姆为首的反对派还重新提出1628年议会中的问题。查理认为这些要求不能接受，于是在5月5日解散议会。由于这届议会只存在了三个星期，故称“短期议会”（Short Parliament），短期议会的召开，标志着“无议会统治”的结束，并预示着一个革命时代的到来。

第二章　17世纪英国革命

长期以来，英国君主以贵族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而贵族则把国王视为他们的代言人，等级君主制的格局形成于13世纪初期，一直维系到15世纪末。由于旧的军事领地贵族在红白玫瑰战争中被消灭殆尽，因此都铎王朝得以从社会中间等级中提拔出一批新的贵族，让他们成为新建立的官僚机制的中坚力量，这些人作为英国历史上所谓的新贵族，构成了都铎专制统治重要的阶级基础。无论都铎之前还是都铎之后，议会传统一直是不可背离的：等级君主制时期，议会是贵族们抗衡国王的场所；都铎君主专制时期，议会被看作是民族的象征、“公议”的代表，专制君主利用议会，议会在专制统治的框架内逐渐成熟，慢慢地以为自己就是人民的代言人。斯图亚特入主英格兰之后，继任国王开始破坏都铎传统，挑战议会在英格兰根深蒂固的权利，从内部撕裂了统治集团。期间，议会成为反对国王的中心，贵族则一分两半，整个国家濒临内战的边缘，最后只有诉诸内战或革命来解决宪法危机。

在1640年4-5月召开的短期议会上，查理一世由于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军费，便轻率地解散了议会，这一粗暴行径却使他在随后出现的宪政危机中彻底丧失了获取议会支持的希望。此时，苏格兰军队已越过苏英边界，击败英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英格兰北部的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 and）、德拉姆郡（County Durham）等，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直抵港口城市纽卡斯尔（Newcastle）。查理在“贵族大议事会”（Great Council of Peers）的敦促下与苏格兰人签订《里彭条约》（Treaty of Ripon），承诺英王政府向苏格兰支付两笔战争赔款，一是苏格兰军队占领诺森伯兰、德拉姆和纽卡斯尔的开支，每天850镑，直到在伦敦召开新一届议会最终批准该条约为止；二是在苏军撤出英格兰之前，向他们支付作战费用。为了筹集战争赔款，同时也是为了缓解来自各方的压力，查理不得不下令召集新的议会。由于选举是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进行的，王党候选人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落选了，而原参加短期议会的439名议员中有294名再次当选，其中包括皮姆、汉普顿等反对派领袖。1640年11月，新议会召开了。由于这届议会会期漫长，一直延续到1653年，遂成为英国历史上有名的“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

长期议会召开后，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决议：首先，它否决了查理征收军费的诏令，宣布造船税、强制封爵、恢复古代森林法的行为均属非法。其次，它一方面通过《三年法》（Triennial Act），规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议会，会期至少50天；另一方面，又规定本届议会若不经过该议会自身的同意，永远不得解散。这些规定当然是自相矛盾的，但从法律上阻止了查理任意解散议会、实行无议会统治的可能性。再次，它取消了象征着君主暴政的国王特权法庭，如星室法庭、上诉法庭（Court of Appeal）、北方事务委员会、威尔士边区事务委员会等，确认了1628年《权利请愿书》中提出的未经法庭判决任何人不得被任意逮捕的权利，并释放了被查理逮捕的人，包括激进派领导人约翰·李尔本、威廉·普林等。最后，它迫使查理逮捕那些曾经积极帮助他推行个人统治的人，如劳德大主教、斯特拉福伯爵、掌玺大臣约翰·芬奇爵士、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温德班克爵士（Sir Francis Windebank），以及六个主教、几名神学家，还有六个法官。后来，这些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劳德和斯特拉福先后被处死。

弹劾斯特拉福的议案是由皮姆提议、下院立案、上院受理的。下院以一项在英国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罪名“累积叛国罪”（Cumulative Treason）起诉，斯特拉福则以“没有法律就无所谓犯罪”为辩词，反驳来自下院的指控。他说：“议员先生们……如果你们的敌人出来作证，如果敌人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事情的后果和罗织的罪名把你们的言论、意图和所处的环境定为叛国的罪状，那么你们本人、你们的财产和后代就会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请先生们考虑一下，这些危险的做法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由于弹劾缺乏足够的证据，而且没有适当的法律可以援引，由80位上院贵族充当法官的案件审理无法作出人们期待的裁决。值此之际，成千上万的伦敦市民竟然一连两天包围议会，他们高声喊叫，表示支持议会，并强烈要求处死斯特拉福。在这种情况下，下院以《剥夺公权法》（Bill of Atainder）取代“累积叛国罪”提出诉告；一位经验丰富的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议员亚瑟·哈斯勒利格爵士（Sir Arthur Haselrig）提议：议会可以用决议的形式判定被告有罪，因为在他身上体现出专制暴政的意图。此后，形势果然发生逆转，下院以204票对59票的绝对优势通过该案，判处斯特拉福死刑；但上院却质疑下院滥用立法权，指责承审官不依法办事。可是大众的政治热情已被激发出来，如同冲出闸门的洪水不可阻挡。在各方的压力下，上院最终以26票对19票的表决结果，通过禠夺斯特拉福公权案。曾经在约翰·汉普顿拒绝交纳船税案中担任辩护律师的奥利弗·圣约翰爵士（Sir Oliver St.John），从法律与革命的关系的角度提出议会判决的正当性。他说：议会的唯一出发点是人民的利益；作为从国王到乞丐的所有英国人的代表，议会可以不受现有法律的束缚，有权根据形势的需要制定新法律。他还生动地比喻说：“打碎狐狸和狼的脑袋从来就不算是残忍或者不合理的行为，因为它们是猛兽。”查理虽然有心拯救自己的宠臣，但他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最终不得不在议会法案上签字。

随后，下院激进议员把关注点从世俗领域转移到宗教领域，他们希望通过废除主教制，进一步限制王权，并扩大议会权力。在皮姆的鼓动和指使下，由15000名伦敦市民签名的《根枝请愿书》（Root and Branch Petition）送达议会，它构成了《根枝法案》（Root and Branch Bill）的基础。1641年5月，由奥利弗·圣约翰起草的《根枝法案》被引入议会，其中提出将主教制度“连根带枝”地予以废除。可是议会在讨论该议案时却发生了意见分歧，虽然很少有人捍卫主教制度，但是很多人愿意保留礼拜仪式。议会中出现了以卢修斯·卡里（Lucius Cary）和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为首的王党。王党又称“骑士党”（Cavaliers），因他们仿效中世纪骑士戴假发、佩长剑的式样而得名。他们的对手议会党被称为“圆颅党”（Roundheads），这个名称与一些清教徒把自己的头发剪得很短有关。激进的议会派（Parliamentarians）谴责主教制堕落，企图回归罗马的统辖；他们强烈要求彻底改革英国教会，“连根带枝”地拔除主教、主牧、教士大会等天主教色彩浓厚的制度。经过激烈的辩论，《主教排除法》（Bishops Exclusion Act）于12月获通过，并于次年2月生效，主教因此被逐出议会上院。几年以后，即1646年10月，议会又通过条例废除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主教和主教，并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转归革命中形成的新政权使用，从而达到了《根枝法案》的主要目标。

1641年8-11月，在皮姆的提议下，议会草拟204条《大抗议书》（Grand Remonstrance），其中列举了查理统治以来国家遭受的一切灾难，涉及外交、财政、法律与宗教等各个方面，但它并没有把种种诟病都归咎于查理，而是强调了主教、天主教徒、王党、廷臣和顾问们所起的消极作用。尽管如此，抗议书还是浸透着反教权主义、反专制主义的精神，如要求政府对议会负责，国王只能从议会所信任的人中选择官员；废除封建特权，自由发展工商业；废除主教制，改革礼拜仪式，建立长老会制等。值得注意的是，它第一次提出了君主立宪的主张，以取代现有的君主制。由于议会派和王党严重对立，到11月22日夜，下院才以11票的微弱多数（159:148）通过《大抗议书》。对此，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豪情激扬地说：“如果大抗议书被否决的话，我将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掉，并永远不再见到英国。”

12月1日《大抗议书》送交国王，查理采取拖延的办法不予回应。一个多月后，他接受宠臣乔治·迪格比（George Digby）的建议，于1642年元月4日率领亲兵卫士等三四百人，去议会所在地抓捕皮姆、汉普顿等五名反对派议员。这个做法是前所未有的，且被认为非法。五名议员得到报信，便事先逃脱，躲进了伦敦商业区。几天以后，他们在民团的护送下像英雄一般回到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这件事使查理的威望受到严重打击，他失去了政治上的公信力。对于议会的步步紧逼，查理根本无力抗拒，皮姆等清教领袖则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国王的名义发号施令。查理感到既无权、又无势，甚至他和他的家人以及随从的安全都失去了保障，于是准备离开伦敦，去组织一支军队，用武力镇压不听话的议会派。元月10日查理退出伦敦，然后慢慢朝北方退去。随他而去的是议会中将近一半的议员，他们组成王党中的中坚力量。8月22日，查理在诺丁汉城堡岩石（Castle Rock）上举起皇家的旗帜，宣布议会叛乱，正式向人民宣战。就这样，英王亲手引发了英国现代史上的暴力革命——英国内战或革命。

英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争夺国家最高主权——主权属于国王，还是属于议会？这是一场由政治对立引发的内战，也是自玫瑰战争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武力冲突。战争爆发时，议会和王党的地域分界和宗教分野都非常清楚。从地理上看，王党力量主要分布在北部、西部地区，议会力量则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部地区。一般来说，东部和南部地区经济更加发达，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好，商业、手工业也更加集中；而北部和西部地区则恰好相反。但这种情况并不绝对，北部、西部也有很富裕的工商业市镇，南部、东部也有贫穷的农村。一个地区究竟归附议会还是追随国王，往往取决于当地士绅（gentry）的政治倾向。当时，贵族和乡绅对地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的意愿决定一个地方的政治态度。进而，有些地方既不支持议会也不支持国王，对双方的争斗持中立态度，这也取决于当地士绅的选择。从宗教上看，凡支持国教的人都站在国王及王党一边，不从国教的清教徒则站在议会反对派一边。这种信仰上的划分，使英国革命形成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宗教热情与各自的政治主张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有人把这场革命说成是“清教革命”（Puritan Revolution）。但议会阵营其实又有不同的宗教态度，长老会派在教义和组织结构方面都接近大陆的加尔文派，他们要求废除主教制，主张由选举出来的“长老”（Presbyter）来管理教会；在政治上，他们比较倾向于寡头治国，精英政治更符合他们的政治理想。

“独立派”无论在宗教倾向还是在政治倾向方面都更加激进，他们认为各地的教众都可以自由组成独立的宗教团体，不承认全国性的宗教权威，由此而被称为独立派。相应地，在政治制度上，他们倾向于主张废除君主制，甚至不承认贵族统治的合理性。在宗教上，由于提倡各自独立的组织形式和礼拜活动，所以独立派内部分成很多宗派，有些派别相对温和，比如浸礼派（Baptists）、公理派（Congregationalists）、教友派（Quakers）等，他们有相对安静、理性的宗教仪式；有些派别则异常激进，比如“第五王国派”（Fifth Monarchists）和“震颤派”（Shakers），这些派别相信上帝将派遣救世主来拯救每一个人，世界也将在毁灭中得到再生。他们在政治上也很激烈，希望彻底摧毁现有的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秩序。这样又出现一个比独立派更加激进的派别“平等派”（Levellers），他们的理想是建立民主政治，人人都参加国家的治理。事实上，政治理想和宗教倾向相对应的特点看起来很奇特，有点令人费解，不过这种现象其实又不难理解，因为在英国革命中，宗教倾向对各政治派别而言扮演了意识形态的角色。

这种情况又造成英国革命的另一个特点，即政治分裂并不显示阶级的分野，两个阵营在社会结构方面没有太大区别，即双方队伍中都有贵族，有乡绅，也有富商和小商人，还有小土地所有者和手工工匠，又有佃农。进而，各社会集团在两个阵营中所占的比例也大体相当，并且与整个英国的社会结构基本吻合，这种情况使内战中阶级的分野十分模糊，很难用阶级的概念来判断双方的属性。有一种说法认为17世纪英国革命一场是“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史学界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长期的讨论。这种看法的最大缺点就在于，根本说不出谁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如果不存在资产阶级，那么“资产阶级革命”一说又如何成立呢？现在一般认为，资产阶级在当时还没有出现，因此资产阶级革命说当然就受到了挑战。

内战爆发不久，议会就集结了大量武装力量，包括5000名骑兵和25000名步兵，并控制了海军、重要港口和贸易航线。议会军由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将军出任总司令，他曾参加三十年战争中保卫巴拉丁的英军远征行动。查理在对议会宣战时，只有800名骑兵和300名步兵，但到1642年9月底，已分别增加到2000人和6000人，再过几星期，其数量又激增一倍多。1643-1645年间，英格兰十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参加了军队。

1642年10月23日两军在沃里克郡（Warwickshire）南部边山（Edge Hill）附近发生第一场激战，虽然不分胜负，但双方共有约5000名士兵战死沙场。边山战役后，查理进入泰晤士河谷地区的主要城市牛津（Oxford），从此这里就成为他的大本营。11月，王军解除议会军对约克的威胁，并占领英格兰北部五郡。1643年5月，王军又在康沃尔郡（Cornwall）的斯特拉顿（Stratton,Cornwall）战斗中击败议会军，并向威尔士进军。到秋天，拉尔夫·霍普顿爵士（Sir Ralph Hopton）从西部、卡文迪什（William Cavendish）从北部、查理本人从牛津三个不同的方向全面进军伦敦，造成议会控制下的东南部形势趋紧。幸亏首都市民奋起抵抗，议会军的险恶处境才得以缓和。这时，王军已控制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国王眼看成功在即。而议会虽坐拥许多有利条件，却在战争初期遭到一连串败绩，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战争是由查理挑起的，议会仓促应战，拼凑起来的队伍战斗力不强，整体实力不如王军。虽说议会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装备方面也比王军强得多，但他们缺乏训练，没有作战经验。王军的主要优势在骑兵，骑兵指挥官是查理的外甥、莱茵选侯之子鲁珀特亲王（Prince Rupert of the Rhine）。这是一位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将军，他曾参加大陆反西班牙的尼德兰战争和反哈布斯堡家族的三十年战争。另一方面，议会军内部混乱，战略目标模糊，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相反，查理作为一国之君，拥有天然的统帅权。君主的至上地位是议会军强大的心理障碍，他们对拿起武器对抗国王的正当性心存怀疑，以至于东部联军指挥官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Earl of Manchester）就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打败国王99次，他仍然是国王，他的后代也都是国王；但如果国王只打败我们一次，那么我们就统统都要被绞死。在这种心理障碍的影响下，议会军放不开手脚，也不敢打败国王。

为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议会尝试与苏格兰结盟反对查理。其实，英国革命是以苏格兰反抗为导火线的，现在他们与苏格兰结盟也符合逻辑。1643年8月双方签订了长老会色彩十分浓厚的《神圣同盟与誓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据此，苏格兰人答应出兵英格兰，以武力帮助英国议会；英方则承诺向苏方提供每月3万镑军费，并在苏格兰、英格兰与爱尔兰组建统一的教会——长老会。为了执行盟约，双方建立“两王国委员会”，以便在战争中协同行动。对于这个同盟，英苏各有所需，正如苏格兰牧师罗伯特·贝利（Robert Baillie）所说：“英格兰人追求的是建立一个世俗的同盟，我们的目的却是建立一个宗教同盟。”当议会与苏格兰结盟时，查理则把目光投向了爱尔兰的天主教。当时天主教徒发动叛乱，尽管性质是反对英国统治的，但由于查理的阿米尼乌式国教高教派理念与天主教之间存在着某种互通关系，这就给双方的结盟提供了基础。9月15日，爱尔兰总督奥蒙德伯爵（Earl of Ormonde）奉查理之命与爱尔兰天主教联盟（Catholic Confederation）签署协定，双方实行停火。由此，查理从爱尔兰前线抽回10个团的兵力投入战斗，“不仅原来在爱尔兰服役的许多英国兵为他效劳，而且大批爱尔兰人也参加了他的军队。”

尽管如此，王军却逐渐失去战场上的主动权。1644年初，苏格兰2.1万名士兵渡过特威德河（Tweed）赴英参战，有效地牵制了英格兰北方的王党军队。7月2日，英苏联军与王军之间展开马斯顿荒原战役（Battle of Marston Moor），这是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也是第一次内战的转折点。从晚上7点到10点，在约克郡西部广阔无垠的马斯顿荒野上，双方经过三个小时的鏖战，联军战胜了由鲁珀特王子和纽卡斯尔侯爵（Marquess of Newcastle）指挥的王军，缴获16尊大炮、100面旗帜、6000支毛瑟枪，歼敌3000人，俘获1600人。此后，议会控制了战争的走向。

在马斯顿荒原大战中奥利弗·克伦威尔脱颖而出。克伦威尔是亨廷顿郡（Huntingdonshire）一个新教乡绅，亨利八世的重臣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他的舅太公。按奥利弗自己的说法，他“是个绅士，虽生活并不格外好，但也不是卑微之辈。"18岁那年进入剑桥大学，他在清教思想影响下成为坚定的清教徒。1628年他开始进入下院，先后参加过“短期议会”和“长期议会”。战争爆发后，他回家乡组建了一支80人的骑兵队，这些人都是宗教信仰虔诚的普通农民，后来竟成为赫赫有名的“铁骑军”（Ironsides）的核心。克伦威尔具有非常清晰的军事理念，他曾说过：宁愿要一个有坚定宗教信仰、懂得为上帝而战的普通人担任军官，也不要没有信仰、不懂为谁而战的贵族来指挥军队。他治军极严，要求士兵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为上帝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不仅清教是他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且他的军队也有极高的思想觉悟，都自觉地为“自由”的事业冲锋陷阵，由此凝聚了极强的战斗力。在与王军的交战中，克伦威尔“显露出在那些勇敢的骑士和‘跃马扬威前进’的乡绅中极为罕见的指挥骑兵队的本领”。后来，王军统帅鲁珀特送给他一个“老铁骑”（Old Ironsides）的绰号，“铁骑军”的名称也由此而来。1644年1月，他被任命为东部联军的副帅。

马斯顿战役后，议会军未能乘胜追击，致使王军摆脱了覆没的危险。同时，议会军自身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指挥不力、协同无方等。为把这支其实是地方民团性质的武装，改造成一支有统一领导、服从共同指挥的正规军，议会采纳克伦威尔的建议，组建“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这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发布《自抑法》（Self-denying Ordinance），规定两院议员在战争中再不担任军职。该法案旨在排除在军队中担任高级军官的贵族，他们作战不力，不愿与国王彻底决裂。1645年4月《自抑法》获通过，其后40天内两院议员退出军队，包括埃塞克斯伯爵、曼彻斯特伯爵等军队前领导人。其二，授权克伦威尔组建新军，以“铁骑军”为模板建设正规军，司令官由第二代费尔法克斯男爵斐迪南多·费尔法克斯（Ferdin ando Fairfax,Baron of Fairfax）出任，步兵由菲利普·斯基朋（Philip Skippon）少将指挥；克伦威尔以中将军衔统领骑兵并任全军副司令，地位仅次于费尔法克斯。《自抑法》通过前，克伦威尔正在战场上追击敌人，此后又战事不断。由于他战功卓著、指挥出色，深得下院信赖，所以尽管他也是议员，照理应该退出军队，但他的指挥权却一再获得延长，并在事实上控制了议会军的统帅权。这样，克伦威尔成为议会阵营中唯一一个既担任议员、又指挥军队的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为他成为真正的革命领袖创造了条件。

“新模范军”由11个骑兵团（每团600人）、12个步兵团（每团1200人）、1000名龙骑兵（Dragoon）和一小队炮兵组成，总共约2.2万人。步兵中约有一半是现有军人，另一半则由各郡行政长官强行征召；骑兵的一半是从原来的东部联军中抽调来的，克伦威尔原来的团也被一分为二。这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支常备军，也是英国创建现代陆军的起点。士兵都是职业军人，不是以往那种兼职民团，他们主要来源于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军官也是专业军官，依战功而不是出身或地位获得擢升。按照克伦威尔的军事理念改造的新军，摆脱了地区性、非专业性和派系性的缺点，军人多是虔诚、严肃的清教徒，“不是为了钱，而是把公共幸福当作他们的目标，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得更为勇敢。”这样，克伦威尔就“实现了他对汉普顿许下的诺言，即征召绝对不在敌人面前后退的人入伍，培养他们遵守纪律，使他们成为不论在营地还是在战场上的楷模。”

为了适应战场形势，王军也进行相应的整编，包括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和牛津分别设立独立的统帅部。1644年11月，鲁珀特出任王军总司令，这样却造成了他与查理的顾问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次年年初，查理的多数谋臣建议向西进攻尚处在整编中的新模范军，鲁珀特则倾向于朝北行进，收复英格兰北部，与蒙特罗斯侯爵（Marquess of Montrose）领导的苏格兰王军会师。查理将部队一分为二，虽然弥合了王军内部分歧，却分散了兵力。同时，整编后的新模范军放弃救援萨默塞特郡的汤顿（Taunton,Somersetshire）小镇，转而围困王军的指挥中心牛津。在这种情况下，查理一世不得不离开大本营向东突围，途中又与追击而来的新模范军发生遭遇。6月14日，王军与议会军在纳斯比（Naseby）附近发生激战。这是一次决定性战役，王军由国王和鲁珀特王子亲自率领，投入约7500人；议会军由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指挥，其人数达到1.35万人，几乎是王军的两倍。也可以说，新军的建立对这次战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战斗结束时王军伤亡惨重，有5000人被俘，几乎是全军覆灭。溃败之后，查理由两三千名骑兵作护卫，几乎是马不停蹄地逃跑，最后在8月29日退回牛津。

1646年春议会军已胜利在望，王军则完全失去了反击的能力。查理走投无路，于4月27日午夜经过一番化装后，带着几个近臣逃出受困的牛津城。在极度绝望中，他于5月5日进入英格兰中部纽瓦克镇（Newark）苏格兰军营，寻求苏格兰人庇护。6月24日，牛津投降，第一次内战结束。

接下来，苏格兰人、英国议会与国王三方进行谈判，时间过去几个月。苏格兰人曾向英国议会提供帮助，共同打败了国王，但这些帮助都是有条件的，他们除了要求将长老会立为英国的国教外，还要求补偿战争经费。为了战胜国王，英国议会接受苏格兰人的条件，承认苏格兰的《神圣同盟与誓约》，据此苏格兰的长老会就成了英国国教。苏格兰人控制查理后，也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同样的承诺，毕竟查理仍旧是苏格兰国王，并且斯图亚特家族起源于苏格兰。于是，苏格兰人向查理提出赴苏格兰避难的条件：接受苏格兰的长老会盟约，并答应在英国推行长老制。但是，查理并没有兴趣，他只想在苏格兰人那里找个临时落脚点而已。事实上，他不但与法国人暗中往来，还寄希望于爱尔兰人能向他提供军事援助。正因为这样，苏格兰人在与他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谈判后便决心放弃他，1647年2月9日，在一个骑兵队的监护下，查理被转交给英国议会。于是，议会又与国王进行谈判。

内战刚刚结束时，议会曾答应恢复查理的王权，但必须满足《纽卡斯尔建议》（Newcastle Propositions）所开列的条件：第一，废除主教制，建立长老会；第二，议会掌握军事力量，包括海军、陆军和民团；第三，由议会任命国家的主要行政官员和法官；第四，向爱尔兰开战，由议会控制指挥权；第五，惩罚内战中的王党分子；第六，严格实施反天主教法。查理无法接受这些条件，因而就尽可能地拖延答复，而且还希望利用长老派和独立派的矛盾，谋取利益。

查理在逃出牛津的前几天，就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我要诱致长老会派和独立派与我联合，以借此叫两派互相消灭，我是决不放弃这样干的机会的，那样一来，不久我又是国王了。”自内战爆发以来，议会阵营中的长老派和独立派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前者的源头主要是苏格兰长老会，后者的信仰则来自于逃亡到荷兰的清教徒。后者反对长老制，就如同反对主教制一样，其立场十分坚定。他们认为真正的教会应当是信徒们的自愿组合，因而反对长老派组建全国性教会的主张。相应地，在政治上，他们既反对国王专制，也反对贵族擅权，更希望看到在各地乡绅主导下的地方自治。当查理向议会宣战、宣布议会叛乱时，英国议会是被迫应战的，虽然独立派和长老派的政治态度相左，宗教信仰不一，但他们只能通过联合的行动来迫使国王就范，否则就意味着在英国已经存在了近四百年的议会传统的完全中断。

但问题在于，长老派和独立派的合作并非出于长久的考虑，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当胜利的曙光初现时，双方在对待国王以及苏格兰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独立派特别担心长老派与国王结盟，也害怕苏格兰与英格兰的长老派真的联起手来，他们深知英格兰议会中的长老派与国王、与苏格兰人之间的共性，远大于彼此间的分歧，甚至完全可能相互妥协。如果长老派与国王以及苏格兰人最终达成一致，那么，独立派在战场上的一切努力就都化为乌有——不可忘记，议会军实行重组后，军队事实上控制在独立派手里。由于战争主要是由独立派打赢的，他们当然要维护胜利的成果。相反，《自抑法》通过后一度失势的长老派却重新得势，还占据了下院多数，于是独立派和长老派的斗争就表现为军队和议会的斗争，双方在新模范军的去留问题上矛盾十分尖锐。许多议员提出：战争既然结束，军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1647年3月议会通过一项决定，规定除向爱尔兰派出一支军队并保留部分军队维持治安外，其余军队全部解散。关于军饷问题，下院表示可以支付6周欠款，但步兵已经18周、骑兵已经43周没有领取军饷了。

然而，军队不能接受议会的决定，它自己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高级军官和每团两个军官、两名士兵组成，负责与议会谈判。该委员会向议会呈交请愿书，要求补足军队的欠饷。议会不仅宣布军队的请愿为非法，甚至打算派人去苏格兰，请查理率领一支苏格兰军队入侵英格兰。这样，军队被激怒了。6月3日，在克伦威尔授意下，四百名铁骑军将查理从霍尔登比城堡（Holdenby House）押解到纽马克特（New market），置于军队的控制下。8月，新模范军开进伦敦，武力占领议会大厦，力量的天平开始向军队倾斜。但是此刻，军队内部独立派和平等派的矛盾却凸显出来。在内战中，平等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深受陆军中校约翰·李尔本的影响。李尔本拒不承认《神圣同盟与誓约》，坚持宗教自由，主张扩大选举权，人人享有充分的政治平等，因而获得了“生而自由的约翰”（Freeborn John）之称。他的政治宣传赢得普通百姓和士兵的支持，却遭到对手的攻击，屡次被捕。他认为自己是为“生而自由的权利”（freeborn rights）而呐喊。平等派与独立派的矛盾发生后，李尔本成为平等派的旗手。

查理被押解回王宫后，却受到了不一般的礼遇。克伦威尔和高级军官们对他寄予希望，他们公布了一份与国王谈判的《建议要点》（Heads of Proposals），其基本精神是建立有限君主制，实现军队、议会和国王三者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分享。在宗教方面，它主张对所有新教派别实行宽容，国教和清教都能够合法存在，不得强制阅读公祷书，不得强迫参加长老会的祈祷活动。它还主张可以保留国教会的主教制度，但必须限制主教的权威。在议会制度方面，它要求解散长期议会，重新划分选区，扩大选举权，两年召开一次议会，会期限定在120-240天之间；议会控制国家官吏和高级军官的任命权，为期十年。查理不接受《建议要点》中关于限制王权的条款，他指望继续利用议会与军队的分歧；但高级军官的态度激化了军队内部独立派和平等派之间的矛盾，平等派指责独立派向国王妥协。为缓解分歧，1647年秋，军队在伦敦西南部的普特尼（Putney）召开全军会议，围绕战后重建尤其是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独立派坚持《建议要点》，主张保留君主制和上院，平等派则提出激进的政治纲领《人民公约》（An Agreement of the People），提出废除君主制和上院、建立一院制议会的要求。辩论的焦点集中在选举权问题上，高级军官认为选举资格只能给予有财产的人，只有财产才能保证对国家的忠诚，才能创造负责任的选民。平等派则反驳说：生活在英国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包括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都应当享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应该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他们甚至提出：即便最穷的人也有他的财产，那就是他的劳动。辩论从10月28日持续到11月中旬，最终未能达成妥协。克伦威尔认为继续辩论会非常危险，便决定强行终止辩论。11月15日，他命令全军在鲁易斯利普荒野（Ruislip Heath）、金斯顿（Kingston）和魏尔（Ware）三个地点接受检阅，并签署声明效忠最高司令官和军队委员会（Army Council）。平等派的三个团擅自前往魏尔，不仅赶走了大部分军官，还在自己的军帽上别上《人民公约》，上面写着“英吉利的自由，士兵们的权利”（England's Freedom,Soldiers'Rights）。克伦威尔亲自去魏尔压阵，逮捕那些同情平等派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还当众枪决了带头滋事的二等兵理查德·阿诺德（Richard Arnold）。平等派被压制下去了，高级军官控制了全军。

恰在此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剧变。11月11日查理逃离汉普顿宫，逃往距汉普郡（Hampshire）南部海岸几英里之外的怀特岛（Isle of Wight）。在那里，他仍然与各派周旋，试图挑拨议会与军队的矛盾。但他的出逃，却使议会和军队都失去对他的信任，并促成军队独立派与平等派的重新联合。议会也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他提出四项条件，包括由议会控制陆、海军事力量20年，及自行决定休会时间和开会地点等。对于这样的苛严条件，查理予以拒绝，并很快转向苏格兰人，于12月26日与之签订《密约》（Engagement），承诺将在三年内强行推广长老会教派，镇压独立派和其他异端团体。苏格兰人则同意派遣一支军队帮助他与英军作战，并恢复他的王权。

1648年1月，内战再起。王党在多地发动暴乱，包括南威尔士、北威尔士、北安普顿郡（Northamptonshire）、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肯特郡（Kent）、诺森伯兰郡、埃塞克斯郡（Essex）、坎伯兰郡（Cumberland）等。议会军中有叛变，海军也有舰船参加。参与暴乱的力量很庞杂，包括议员、地主、商人、伦敦市民和乡民、主教和长老派，以及苏格兰人、威尔士人，这是第一次内战时不曾有的情形。面对严峻的形势，军中独立派和平等派迅速恢复团结，克伦威尔向平等派作出让步，表示愿意考虑他们的要求，在战争结束后取消上院、审判国王、释放魏尔事件中被捕的军官。平等派接受了克伦威尔的让步，双方重新合作，并很快平息了各地的暴乱。8月17-19日，克伦威尔率8600人的议会军，在兰开郡普雷斯顿（Preston,Lancashire）附近与苏格兰——查理联军进行决战，尽管联军有2万人，数量上远远超出议会军，但议会军纪律严明，指挥统一，装备先进，作战英勇，最终消灭联军2000人，俘获9000人，他们自己仅仅损失约100人，可谓大获全胜。至此，第二次内战基本结束。

在战争中议会长老派与苏格兰人及王党暗中勾结，军队和议会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战争结束后，为阻止议会同查理往来，军队再次开进首都，并将司令部设在王室的白厅宫（Palace of Whitehall）内的国王官邸；同时，将查理从怀特岛押解到英格兰南部海岸一个荒凉海角，囚禁在一间黑屋里。军队要求议会停止与查理谈判，并将他作为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交付审判。但议会继续与国王来往，于是就发生了著名的“普赖德清洗”（Pride's Purge）事件。12月6-7日，奉军队委员会之命，托马斯·普莱德（Thomas Pride）上校率军占领威斯敏斯特宫，将140名长老派议员驱逐出议会。至此，英国议会原有的近500名议员中，已经有一半在内战爆发时加入王党，剩下的一半现在又有二分之一被清洗，余下者受独立派主导，于是就获得了“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的称呼。军队对议会的清洗，反映了在权力斗争的天平上，暴力更有力量。在凡是发生革命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相当正常，因为革命就是暴力的权威，服从暴力则是革命的逻辑。

几天以后，查理被转移到伦敦附近的温莎堡（Windsor Castle），准备接受审判。为此，下院设立一个特别法庭，由3名法官和150名陪审员组成。本来，叛逆罪是指臣民危害国王的人身安全及其统治权的行为，但残缺议会现在宣称国王犯了叛逆罪，因为他“发动战争反对议会和英格兰王国”。准确地说，由于查理的行为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犯了叛国罪。上院否决了下院设立特别法庭的决议，理由是国王是英国法院的最高长官，不可能对他进行审判。于是下院就成立一个仅以下院名义设立的法庭，其成员减少到135名。1649年1月20日审判开始，由法官约翰·布雷德肖（John Bradshaw）主持。查理认为法庭非法因而拒绝辩护，但法庭仍然判他有罪。1月30日，查理被处决，罪名是“暴君、叛徒、杀人犯及国家的敌人”。

查理的悲剧在于，他自始至终都坚信君权神授，而不明白他的权力的终极来源是英吉利民族。英国议会正是以英吉利民族的代表自居，举起了反抗专制王权的大旗。议会相信自己是人民的代言人，在1649年1月彻底战胜国王之时，它通过决议说：“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在议会里集会的英国下议院是人民选出并代表人民的，在本国有最高的权力……”。尽管查理的死，后来引起许多同情，但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无法不被历史所抛弃。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第三章　共和国与护国政治

随着战争硝烟的消散和查理一世被处死，残缺议会在独立派的主导下行使权力。根据下院的决议，人民是上帝之下一切权力的源泉，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代表人民的下院，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个决议是独立派对平等派让步的结果。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下院的代表性最无法令人信服：1640年11月长期议会召开时，共有490名议员；普莱德清洗后，剩下的议员总数不到90人。尽管形式上已经不具合法性，这个残缺议会还是于1649年2月通过决议，取消了只剩下16名贵族的上院，同时废除了徒有虚名的君主制。5月19日，它正式宣布建立“英吉利共和国”（Commonwealth of England），称其为一个“联邦和自由的国家”（Commonwealth and Free State），自称议会代表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统治这个国家，并以人民的名义，指定和组成隶属于自己的军政长官。它把国家行政权交给一个由41人组成的国务会议（Council of State），大部分成员为独立派领袖人物，其中10人同时也是议会成员，包括克伦威尔在内。这样，英国改变了它自身的外在形式，由王国变成了共和国，英国革命也由此达到了顶点。

英吉利共和国，有学者认为属于英国的宪政实验。这个时期可以划分为共和国（1649-1653）和护国政治（1653-1660）前后两个阶段。但无论在哪个阶段，军队都是真正的掌权者，因为军队战胜了国王，议会遭到了清洗，长老派已被驱逐，独立派掌握着革命的领导权，而以军队为基础的独立派是用枪杆子进行统治的。人们从英国内战或革命中看到，革命就是使用暴力，革命的成功必须有赖于战争的胜利，既然军队在战场上打了胜仗，自然也就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由于军队作为“枪杆子”，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它要让自己走上政治的前台来进行合法的统治，这对于素有议会传统或宪政传统的英国来说，显然是困难重重的。于是就发生了有趣的一幕：军队并不喜欢议会，却又离不开议会，因为议会的存在可以使军队的统治合法化，而不管这种议会本身是否合法。无论是处死查理还是撤销上院，抑或是废除君主制，还有取消安立甘宗教的国教地位，这些非同寻常的政治实践都需要借助议会这种所谓的“合法”形式来进行。在理论上，残缺议会在伸张人民主权的同时，将立法、行政、执法三项权力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它第一次公开宣布了议会的最高权力，并将其诉诸文字，从而对后来西方的宪政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从实质上看，英吉利共和国是军人统治的共和国，这种政体形式后来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都出现过，发生革命的国家似乎都要出现军人政权，这好像成了铁律，而英国是其中的第一个。英吉利共和国成立后，克伦威尔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圣经，与残缺议会共同构建了一个军人统治的清教共和国。其中，剑是统治的物质武器，圣经是统治的精神工具。

英吉利共和国自建立之日起就面临着许多危险，受到国内外敌人的围剿。这些危险既有王党叛乱，又有长老派和平等派的反抗，还有与查理一世有亲戚关系的欧洲各宫廷的敌视。在国内，王党已被击垮，正处于极端惶恐的状态之中，但仍有不少王党分子甘愿冒险，准备与共和国再作一搏。同时，长老派和平等派不满独立派对政府的操纵，他们与王党分子一起，构成了反对共和政府的力量。“作为一个集团，英国的长老派几乎没有明确的政治理论。他们的观点主要是主张贵族政治，因而是保守的，也肯定是保王派的……他们主要希望在议会里推行长老会教义，一般来说，他们希望通过国王而不是反对国王来实现这一点。”虽说长老派与独立派在战争时期走向联合，并共同推翻了君主制，但共和制度作为革命的成果，仅仅体现了独立派的政治诉求，与长老派的主张无涉，因而长老派试图与王党联合起来反对新政府。当然，长老派和王党的分歧也十分明显。王党分子主张恢复在革命前就已存在的君主制，长老派则无法接受这一点，所以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就相当有限。平等派与长老派联合的可能性也不大，平等派比长老派更激进，他们要求通过改革来实现绝对的民主，比如成年男子普选权、每年召开一次议会、实行宗教自由等。因此，虽然共和国面临的困境极其巨大，但由于独立派不仅掌握着一支4.4万人的军队，还控制着所有的政府部门，加上反对他们的力量并不团结，他们就能以充沛的精力与高昂的斗志去应对各种危险，保卫革命成果。

当时，欧洲大陆对不列颠岛上的事态深感震惊，不论是新教国家，如荷兰、瑞典、丹麦等，还是天主教国家，如法国等，都与英国的关系迅速恶化了，这就使新生的英吉利共和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倒给了爱尔兰人创造了机会，他们一方面试图摆脱英国的控制，另一方面又打起维护天主教的旗帜，公开对抗英吉利共和国。这样，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民族矛盾，就与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冲突纠缠到一起，爱尔兰人宣布无条件拥立查理一世的儿子小查理为新国王，称其为“查理二世”（CharlesⅡof England），他们支持斯图亚特王室的统治，不承认共和国。为了消除来自爱尔兰的威胁，残缺议会任命克伦威尔出任爱尔兰远征军总司令，并由他率领一支由万余人组成的精锐部队，于1649年8月踏上了爱尔兰的土地。

这场战争打得非常残酷，爱尔兰人在很多地方进行激烈抵抗，英国军队则残暴地屠杀当地人，德罗赫达（Drogheda）屠城行动就是典型例子：英军破城之后，克伦威尔下令处死城内所有男子，甚至连教士和修士也不能幸免。1652年5月，当新模范军击败爱尔兰天主教徒和王党分子，实现对爱尔兰的重新征服时，英国开始全面实施爱尔兰殖民计划。议会颁布法令，对5种人，计8万多人，处以死刑或没收财产，其他参与反抗的人三分之二的失去土地，剩下三分之一者必须到离家乡很远的地方去才能得到补偿。1653年，爱尔兰已变成英格兰的一块殖民地，许多跟随克伦威尔去爱尔兰打仗的士兵，在当地获得土地，成了爱尔兰的地主。有学者评论说，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滥杀行为亵渎了上帝，他个人的军事才华也因此失去了应有的光辉。英国前首相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这样评论说：“克伦威尔在爱尔兰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他以卑鄙的手段残忍地运用这些力量，践踏了人类的行为准则，有意对人类的历程投下阴影。”

当爱尔兰尚未完全被征服时，苏格兰问题又被提上日程。虽然苏格兰人也反对查理一世的专制统治，但他们却不能接受英格兰人处死国王，就在查理死后的第六天，苏格兰议会便宣布他的儿子为新国王。1650年英苏战争爆发，查理二世从荷兰来到苏格兰，不久就亲自指挥苏格兰军队。当然，苏格兰人拥立查理二世并不是无条件的，他们就曾向查理一世提出过这些条件，即不但要改宗长老派，而且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苏格兰，都要奉行圣约派和长老派的制度。虽说圣约派是查理一世的敌人，也是查理二世的敌人，但为了恢复两个王国的王位，查理二世便接受了圣约派条件，这样英苏对抗就变得不可调和了。

1650年6月克伦威尔奉英国议会之命率军平定苏格兰。他曾公开指责苏格兰圣约派支持斯图亚特君主，现在则希望他们“虔诚信服上帝”。7月底，他率领1.05万名步兵、5500名骑兵向苏格兰进军。当时，苏军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步兵和骑兵分别达到1.8万人和8000人；苏军统帅纽瓦克勋爵大卫·莱斯利（David Leslie,Lord Newark）采取坚壁清野战略，不与英军直接对阵。由于粮食匮乏和疾病流行，到了秋天，英军已减少了约5000人。尽管如此，克伦威尔还是凭借多年的战争经验，利用苏军的战术错误，以1.1万名士兵迎战2.1万人之敌，在距离爱丁堡45公里的邓巴（Dunbar）大败苏军，杀敌3000人、俘虏1万人，取得了英苏战争的决定性胜利。邓巴战役之后，克伦威尔又巧妙地利用苏格兰内部政治和宗教上的分歧，持续用兵，最终占领爱丁堡，以及苏格兰低地的整个东部地区。

1651年7月，查理二世亲自率领一支1.6万人的军队向英格兰发起进攻。他特别希望英格兰的王党分子能闻风而动，投奔他来；但王党分子由于受到共和政府的打击，不是心有余悸就是噤若寒蝉，响应者寥寥无几。9月3日，查理与克伦威尔正面交锋，克伦威尔利用英军数量上的优势，将2.8万名英军分兵两路，夹击查理所在的伍斯特（Worcester），结果彻底击溃苏军。战斗结束后，查理冒险逃出陈尸遍野的战场，经过六个星期的颠沛流离，化妆成难民，才最终逃到法国，此后就一直流亡在欧洲大陆。对苏格兰而言，伍斯特战役（Battle of Worcester）的失利意味着苏格兰独立的停止，1654年它被强行并入英国，议会也被取消，虽然“苏格兰人是反对这种联合的……就像一只可怜的小鸟落入老鹰之口而被吞食一样。”

苏格兰战争结束后，军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化。革命时期，双方曾协同合作，完成了推翻王权的任务。但是，独立派和长老派之间的矛盾致使1648年普莱德清洗的发生，此后只剩下一个“残缺议会”。尽管其中都是军队所中意的人，军队还是嫌它碍手碍脚，不让议员们放开手脚做事。说实话，此时的残缺议会，已经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坐在其中的大约90名议员，有些是极端的共和派（Republicans），他们坚守共和国理想，倡导信仰自由，而实际上，他们也知道多数英国人并不赞成共和制度，如果举行议会选举，他们会被赶出议会。所以这些共和派议员宁愿维持议会的残缺局面，使自己可以永久坐在里面。不过，这就违背了他们所倡导的“自由”原则。另一部分人则是纯粹的投机派，他们希望永远坐在议会中，舒舒服服地吃一辈子议会饭，因而最不愿意看到重新选举，也就最希望残缺议会永远存在。但一个议会永远地存在，就违背了议会的本意，如此一来，残缺议会越来越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军队也变成为利益集团，它在爱尔兰战争中变了质，军队烧杀掳掠，抢夺战利品，许多士兵得到了土地，政治理想逐渐淡漠，职业利益日益增强。垄断政治权力成为军队维护自身职业利益的重要保障，而残缺议会的存在，又使它感到束手束脚。军队需要解散议会，残缺议会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1653年4月20日克伦威尔带一队士兵进入议会大厦，命令议员离开会议大厅：“你们不再是议会，我说了，你们不再是议会，我要停止你们的会议。把他们叫进来，把他们叫进来。”士兵们应声走进大厅，将议员们逐出会场。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政变，军队用武力驱散了所谓的人民代表。克伦威尔说话的语气，仿佛他就是一个国王，不免让人联想起当年的查理一世。虽然政变没有引发政治风波，人民已对残缺议会不抱好感，但是，由军队和议会共同拱卫起来的共和体制却遭到了无情的嘲弄。后来很多国家都发生过类似事件，当革命遭遇到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克服的政治危机时，它经常会使用军事政变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钱乘旦教授深刻地指出：“自此后，英国革命就迷失了方向：革命是以维护议会的自由权利开始的，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但现在国王被处死了，议会却也失去了权利，起而代之的是一个强制的力量，它完全以武力为后盾。革命背离了出发点，相反却走向了反面。这以后革命就走下坡路了，一直走到它的失败。”

残缺议会被解散后，一部分军官主张将权力交给一个由十多人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得到了由选举产生的议会的协助，这两者的权限均须一部成文宪法予以规定；另一部分军官则受第五王国派的影响，主张将权力交给一个由70人组成的委员会，在这个方案中却没有议会的地位。克伦威尔采纳折中的办法，他规定经由军官委员会（Council of Officers）从各地独立派教团提出的建议名单中选出140名“忠于上帝事业的人”，由这些人组成一个“小议会”（Little Parliament），其中包括英格兰议员129人、苏格兰议员5人、爱尔兰议员6人。克伦威尔作为军队总司令，向每位议员颁发了经他签署的委任状。由这个方案产生的新制度，已经出现克伦威尔个人独裁的端倪。

“小议会”是一个清教徒的寡头集团，由清一色的清教徒构成。其中有一个皮革商，名叫“赞美上帝·拜尔朋”（Praise-God Barbon）；这是个革命的姓名，这届议会也因此被称为“拜尔朋议会”（Barebone's Parliament).7月4日，小议会在伦敦开幕，议员们不断提出激进的变革主张，涉及政教分离、取消教会什一税、撤销大法官法庭、通过公证结婚、废止庇护制等，极端者甚至要求以犹太先知摩西（Mose）的法律取代英国习惯法，这些都背离了克伦威尔提出的实行温和统治的劝告。此外，小议会在给养问题上损害军队利益，引起了军队的极端不满。于是，在温和派议员和军队将领的导演下，这个既没有威信又缺乏能力的小议会，在维持了五个多月后，不得不以“自动退职”的形式，于12月12日宣告解散。同一天，克伦威尔从军队手中接受了英国史上绝无仅有的成文宪法《政府约法》（Instrument of Government），这份文件是由军官委员会起草的，源于1647年独立派高级军官制定的《建议要点》。该文件提出建立护国主制（Protectorate），规定由克伦威尔出任护国主，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行使立法权；护国主被赋予行政权，他通过国务会议进行统治；议会可以驳回护国主否决的法案，使某项法律生效，除非该法案与宪法相抵触。它还承诺宗教宽容（religious tolerance），但罗马天主教不在被宽容之列，这反映了独立派的宗教主张。为防止议会或护国主独裁，国务会议委员实行终身制，其权力比1649年的国务会议大得多，其中包括选择护国主的继承人。通过这种安排，可以使护国主、议会和国务会议三者之间达到权力平衡。

12月16日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这是一个终身职务。随着护国政治的建立，英吉利共和国事实上已寿终正寝。1654年9月，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护国制议会（Protectorate Parliament），尽管军队操纵了选举，但议会召开后，立即暴露出更加强硬的共和派倾向。大约有100名议员不肯宣誓效忠克伦威尔政府，并且以咄咄逼人的姿态攻击《政府约法》和宗教宽容，攻击庞大的常备军。军队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当议会正忙于起草一部新宪法试图取代《政府约法》时，克伦威尔于1655年1月解散了它。紧接着，他陆续镇压了一些王党分子的叛乱，遣散了1000-1200名新模范军士兵，还减少了军饷。约翰·兰伯特（John Lambert）和约翰·德斯巴勒（John Desborough）等将领建议，将整个英国划分成11个区，每区派一名陆军少将进行管理。少将既有军权又有民权，既有宗教权又有司法权。这样，从指挥民兵、维持治安、逮人判案，到整肃市镇、摊派征税，再到推行宗教宽容，监督社会道德，禁止斗鸡、赛马，一切事务都由少将决定。在军事管制下，军政府对地方上的一切进行监管，包括道德生活、文化生活、宗教生活。他们还对教士的活动严加管束，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某种形式的宗教统一”，而是为纯洁教会、提高神职人员的传教水平，以防止谋反的发生。少将们要求严格执行清规戒律，沿街巡逻的士兵个个都是荷枪实弹，令人望而生畏。

赤裸裸的军事独裁激起了民众的反感，也遭到第二届护国制议会的反弹。虽然议员仍旧是在军队控制下产生的，但他们一旦开会，就不服从将军们的意愿，抗拒政府，像第一届护国制议会一样要求修改宪法。在此背景下，前伦敦市长克里斯托弗·帕克爵士（Sir Christopher Packe）代表一些共和派议员草拟了一份《谦恭请愿与建议》（Humble Petition and Advice），于1657年2月发布，其中劝谏克伦威尔接受国王称号，建立世袭君主制。其他条款则提议设立议会“另一院”（'Other House'of Parliament）即上院、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征税权归议会、设置国王咨询委员会、削减军队规模等。究其实质，这份文件并不是要加强克伦威尔的权力，而是想通过建立君主制来限制护国主。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在英国人看来，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护国主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人们宁要一个可以受约束的君主，也不要一个在军队支持下不受约束的军事独裁者。由于克伦威尔必须依靠军队才能进行统治，他在犹豫了两个多月后，明确拒绝了王冠的诱惑，然而却得到了护国主职务可以世袭的保证。到1658年夏，这种制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伏尔泰评论说：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他虽然不称国王，但比任何一位国王享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荣华富贵”。在护国主身上，人们看到了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影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革命从反抗君主的个人统治开始，转了一圈之后，又以护国主的个人统治结束。这样，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假如克伦威尔满足于别人对他的政策的默认和政治上的最低限度的顺从的话，他可能已建立一个稳定而持久的政权。但是他信仰强烈，充满激情，渴望建立一个更能领悟上帝事业、更愿服从上帝旨意的国家。”作为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他为了上帝的事业殚精竭虑，不懈奋斗了一生。但是，他只是从形式上“把自己与建立在过去基础上的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决裂开来”，并将宗教上的激进主义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样看来，克伦威尔是一个十足的矛盾体，他既反对个人专制，又实行个人集权，既追求变革，又崇尚传统。当他认可《政府约法》，并在威斯敏斯特接受“护国主”称号时，另一种形式的个人统治——护国政治似乎获得了合法性。但是如此回归原点，也许这正是英国革命的必然逻辑：克伦威尔的经历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民族的历程。当英国人用革命的暴力来推翻君主专制时，军队接管政权就已经确定：军队推翻了君主，接管政权的当然应该是军队。

1658年1月，议会在半年休会后复会，克伦威尔把他的亲信塞进了“另一院”。但下院的共和主义者拒不承认“另一院”，对他们来说，“另一院”等于否定他们在内战中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坚持的人民主权。激烈的争论立即开始了。2月4日，克伦威尔解散了这个喋喋不休的议会，他说：“我认为这是结束你们的会议的最好时刻，我宣布解散这个议会。让上帝在你们和我之间作出裁决。”他原本准备再召开新的议会，但9月3日却因患热症去世。随后，他的儿子理查德（Richard Cromwell）继任护国主。

新护国主一开始就面对两个难题：一是他既涉世不多又无战功资历，军队将领都是他的长辈，根本不买他的账。二是政府财政拮据，到1659年春已累积175万镑的债务，超过政府一年的可支配经费。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枢密院决定召开新的议会，即第三届护国制议会，它由温和的长老派、秘密的王党分子和少量的共和派组成。1659年4月18日，议会投票通过决议，规定军官委员会开会必须经过护国主和议会的同意，所有军官必须宣誓不得以武力解散议会。但五天以后，军官们便迫使理查德解散了议会；又过一个月，他们就把理查德·克伦威尔赶下台。这样，存在了五年多的护国政治寿终正寝。

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后，英国已尝试过多种政治制度，包括共和国、护国政治、议会政治、军事管制等等，但无一成功。至此，一切政治实验都走投无路了。英国革命出现的问题，是它没有能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取代被推翻的君主专制制度，所以尽管革命本身是胜利的，因为国王已被处死，但革命却因为不能创造新的政治制度而走进了死胡同。克伦威尔凭借自己的威望控制住局面，可是他的统治只是君主个人统治的翻版，传统的惯性并未使英国跳出旧的运行轨道；相反，英国只是在革命的狂风巨浪中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

接下来就是军官们的天下了。为了掩饰军人专政的本色，他们恢复了残缺议会，但残缺议会不仅没有表现出顺从的意愿，反而试图夺权，以煽动请愿为借口，解除约翰·兰伯特和其他几位军官的职务。于是，兰伯特就在10月干脆解散了议会。军官之间开始争权，谁都想顶替克伦威尔的空缺。兰伯特和军队总司令、理查德·克伦威尔的妹夫查尔斯·弗利特伍德（Charles Fleetwood）尖锐对立，而苏格兰驻军司令乔治·蒙克（George Monck）则以保卫残缺议会为借口，率领6000名军人南下，在未遇到任何真正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伦敦。蒙克感到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局面，于是就召回了1648年普莱德清洗中被驱逐的长老会派议员，恢复了长期议会。接着，他又让长期议会自行解散，并通过召开“非常议会”（Convention Parliament）的决议。一个英国代表团被派往荷兰，与流亡的查理二世进行谈判，就斯图亚特复辟问题达成了妥协。特别有趣的是，率领代表团的正是当年新模范军的主帅费尔法克斯。这样，在当年的革命军队的力主之下，斯图亚特王朝名正言顺地复辟了。

第四章　从复辟到光荣革命

1660年4月4日，查理二世在荷兰发布《布列达宣言》（Declaration of Breda），这是由他的主要谋臣克拉伦登伯爵（Earl of Clarendon）等人起草的，承诺对以前的革命者予以赦免，实行宗教宽容，维持革命中土地的变更局面，并支付拖欠的军饷。《布列达宣言》为王朝复辟扫清了障碍。5月5日，查理在多佛港（Dover）登陆回到英国，5月29日进入了阔别已久的首都伦敦。这一天，恰好是他的30岁生日。

复位后，查理承认非常议会的合法性，并宣布他的统治始于1649年1月30日，即查理一世处死的日子。由此，革命期间的王位虚悬（Interregnum,1649-1660）从官方文件中被一笔抹去，好像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克伦威尔。可是同时，1640年开始的长期议会及其制定的律法条文也获得了合法地位，所以像星室法庭、高级专员委员会这一类专制统治的工具就不能再恢复，被取消的封建关系，如封建义务、土地监护权等，也不可复返了。革命时期被没收的土地应归还原主，但因出售而转手的除外；解散军队，却保留了一支5000人的常备军。查理二世同意放弃许多捐税，作为补偿，议会同意提供一笔年金，每年120万英镑，查理可以享用终生。但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该款项不足以维持国王的花销。尽管《布列达宣言》称：“广大臣民在长期的悲惨生活之后，要求我们通过和平的手段取得权力，尽量少流血，少给臣民带来危害”，但查理二世没有完全信守承诺，他对“弑君者”加以惩处。当年有57人在查理一世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其中三分之一已经离开人世，另有三分之一逃往国外，在剩下的人中，最后有11人被处死，奥利弗·克伦威尔、他的女婿亨利·艾尔顿（Henry Ireton）和审判查理一世的特别法庭庭长约翰·布雷德肖则被掘棺鞭尸，以示泄愤。至此，非常议会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1661年4月23日，查理的加冕礼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Cathedral）举行，新的议会也随即召开。这是英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久的一届议会，一直延续了18年。由于以前的王党分子和坚定的国教徒在其中占据多数，故有“骑士议会”（Cavalier Parliament）之称。它迅速废除《神圣同盟与誓约》，恢复国教的地位，恢复主教的职务及其在上院的席位，使安立甘宗重新成为英格兰的官方宗教。为了削弱独立派和长老派的势力，它还于1661-1665年连续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合称《克拉伦登法典》（Clarendon Code）。其中，1661年的《市政法》（Corporation Act）规定，所有市政公职人员均须宣誓效忠国王，保证不以武力反对国王，并根据国教仪式做礼拜。该法旨在清除不从国教者，将市政机关控制在政府手中。1662年的《信仰划一法》要求在礼拜仪式中使用国教《第三公祷书》，所有神职人员，还有大学教师和中学校长，都必须遵照执行。由此，约2000名教士因拒绝宣誓而离开国教会，国教会内部的同一性就被破坏了。1664年的《宗教集会法》（Conventicle Act）禁止非来自同一家庭的五人以上的非国教徒进行非国教的宗教活动，违者严惩。由此，宗教宽容政策已不复存在。1665年的《五哩法》（Five Mile Act）规定，不接受《信仰划一法》的神职人员，都须宣誓不反对国王，不企图改变国教会或国家的统治；凡拒绝宣誓者不得进入其传教或生活的市镇五英里范围之内。该法之目的在于斩断反对派牧师与拥护者之间的联系，杜绝清教传播的途径。《克拉伦登法典》试图通过严格限制宗教上的反对派来防范革命的再次发生，因为在英国革命中，革命者正是以清教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但是，随着一个不从国教者群体的出现，从都铎朝开始试图将所有新教徒结合在同一个统一的英格兰教会中的努力宣告失败。

复辟初期，外交事务是查理二世面临的又一个棘手问题，当时克拉伦登伯爵是他处理内外政策的主要谋臣。克拉伦登本名爱德华·海德，曾参加短期议会和长期议会，并对专制王权有过温和的批评，但后来转向王党，追随查理一世与议会党人对抗。他还随查理二世流亡海外，是查理二世的主要幕僚。复辟后，他连续获得晋升，并因女儿安妮·海德（Anne Hyde）与御弟、王位继承人约克公爵詹姆士·斯图亚特（James Stuart,1633-1701）的婚姻关系，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由于他的穿梭努力，1662年5月，查理二世与布拉甘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结婚，实现了英格兰与葡萄牙两个王室间的政治联姻。这样，英王收获了80万镑嫁妆费，英国也获得了非洲北部港口丹吉尔（Tangier）和印度的孟买（Bombay），英国势力从此进入了东方。为了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反对海上劲敌荷兰人，克拉伦登还以37.5万万镑的价格，把克伦威尔时期夺取的欧洲战略要地敦刻尔克（Dunkirk）卖给了法国人，但他的动机遭到了国人的怀疑。

克伦威尔时期执行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政策，把争夺海外贸易和殖民地作为主要的外交目标，其间爆发了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以缔结《威斯敏斯特条约》（Treaty of Westminster）而结束。战后，荷兰被迫承认英国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其海上霸主地位受到了削弱。1664年，英国占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即后来的纽约，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爆发。英军在法国、丹麦、挪威、荷兰四国联盟的打击下遭到重创，并根据1667年的《布列达条约》（Treaty of Breda），在贸易权问题上向荷兰作出让步，承认荷兰占领南美洲的苏里南（Surinam），即荷属圭亚那（Dutch Guiana）。这件事直接导致了克拉伦登的倒台。敦刻尔克转手后，还发生了1664-1666年伦敦大瘟疫（Great Plague of London）、1666年9月伦敦大火灾（Great Fire of London），人们把这一连串的挫折联系起来，认为都是克拉伦登的过错。甚至于，人们还怀疑克拉伦登的国教信仰，说他是个天主教徒，因为他曾劝说查理二世为实现国内的政治和解而放弃国教。查理为了安抚民怨，不得不把克拉伦登当作替罪羊。还有议员在下院提出弹劾案，控告他曾违反人身保护令状，将没有经过审判的囚犯直接发配到英吉利海峡中的泽西岛（Jersey Island）。也许因为害怕，克拉伦登于1667年11月逃往法国，在流亡中度过余生。在身后，他留下了一部史学著作《英格兰叛乱与内战史》，即著名的《大叛乱史》（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in England），对于后人研究那段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克拉伦登倒台后，英国形成了五位大臣先后掌控行政权的局面。由于他们的姓名首字母放在一起，恰好拼成“Cabal”这个词，意为“阴谋集团”，就获得了“卡巴尔内阁”（Cabal Ministry）的称号，他们是克利福德男爵托马斯·克利福德（Clifford,Thomas,Baron of Clifford）、阿灵顿伯爵亨利·贝内特（Bennet,Henry,Earl of Arlington）、第二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Sir George Villiers）、第一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Earl of Shaftesbury）和第一代劳德代尔公爵约翰·梅特兰（John Maitland,Duke of Lauderdale）。此时，查理的外交政策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1668年他与瑞典及先前的敌手荷兰结成新教三国同盟；另一方面，1670年他又与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Ⅳof France,1638-1715）签订《多佛条约》（Treaty of Dover），其公开的说法是获取法国资助、摆脱英国的财政危机，但其中包含查理会在适当时候宣布自己是天主教徒的秘密条款。对此，除了克拉伦登和查理本人外，还有阿灵顿和克利福德两人知道。根据这份密约，英国将派遣60艘军舰进攻荷兰，法王则允诺向英军提供每年25万镑的战费，向英王提供16.7万镑的补助金，并在需要时派遣军队前去镇压那些反对查理转变信仰的英国人。条约细节虽然一直没有公布，但已引起很多人怀疑，并引发了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

法国的路易十四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天主教国王，竭力谋求欧洲霸权。在得到英国的保证后，他于1772年4月向荷兰宣战，英国随即跟进，新的英荷战争爆发。开战前，查理二世公布了一个《信仰自由宣言》（Royal 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表示对一切非国教徒，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实行宗教自由。但是，查理有“三个倾向”：一是倾向天主教，二是倾向法国，三是倾向法国式的专制统治。这与英国人的“三怕”相冲突：一怕天主教复辟，二怕天主教法国，三怕专制制度重新回来。可见，《多佛条约》和《信仰自由宣言》恰恰揭露了英王与其臣民之间的对立，于是议会与查理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下院把查理的举动看作是对议会立法权的挑战，声称国王无权中止议会法律，并要求撤回《信仰自由宣言》，否则不批准荷兰战争拨款。查理被迫让步，撤销《信仰自由宣言》，还批准议会通过的《宣誓法》（Test Act），从而避免了与议会的直接对抗。《宣誓法》规定：一切公职人员都必须宣誓效忠作为国教会的至尊管理者的英国君主，必须服从国教礼仪领取圣餐，并斥责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说。《宣誓法》获得批准后，查理的弟弟约克公爵不但拒绝宣誓，还公开了自己的天主教身份，因而不得不辞去海军大臣（Lord High Admiral）职务；克利福德辞去财务大臣职务，阿灵顿和白金汉则被免职。卡巴尔集团受重创后，沙夫茨伯里则转变成为议会中坚定的反对派领袖。政府受到了《宣誓法》的巨大冲击，随后四分五裂。议会批准了查理的124万镑军费，英荷战争得以继续。但战事不如预期顺利，法国连遭四次海战挫败，于1673年8月退出战争。查理也是一无所获，议会以此为借口，拒绝提供追加拨款。查理无奈，只能在1674年2月与荷兰再次签订《威斯敏斯特条约》，结束第三次英荷战争。克利福德去职后，托马斯·奥斯本（Thomas Osborne）接任财务大臣，他不久晋升为丹比伯爵（Earl of Danby）。这样，就出现了以丹比为首的宫廷派和沙夫茨伯里为首的反对派之间的长期对峙。

荷兰战争结束后，丹比想与信奉加尔文教的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 Prince of Orange,1650-1702），即未来的英王威廉三世（William Ⅲ of England），保持友好关系，旨在建立新教联盟，共同对抗天主教法国。他提议将约克公爵詹姆士的长女，即未来的英国女王玛丽二世（MaryⅡof England,1662-1694）嫁给威廉，当时荷、法对抗，威廉是路易十四的死对头。查理二世同意了这桩婚姻，暂时平息了议会的怨气，但同时也埋下了1688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和1701年《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lement）的伏笔。但是丹比无法阻止查理与路易十四因《多佛条约》而建立的联盟关系，民众中的反天主教情绪在各地蔓延，这样就衍生出了一个“天主教阴谋案”（Popish Plot）。1678年夏，一个叫做泰特斯·奥茨（Titus Oates）的人报信说，天主教耶稣会士制定了行刺国王计划；如果事情败露，凯瑟琳王后的私人医生将会把国王毒死。根据奥茨的说法，约克公爵夫人的私人秘书爱德华·科尔曼（Edward Colman）也参与了这一暗杀计划，因此这件事就牵涉到查理的弟弟詹姆士。出于对天主教、对法国以及对专制王权的恐惧，英国人宁愿相信奥茨的说法，既然詹姆士已经公开了他的天主教身份，他们就特别担心詹姆士继承王位的可能成为现实。尽管后来议会的调查证明奥茨作了伪证，所说不实，但天主教阴谋案带来的影响一直在发酵，引发出了一连串政治事件，包括复辟政体的动摇、骑士议会的解散和丹比伯爵的下台。议会反对派利用拉尔夫·蒙塔古（Ralph Montagu）对丹比的指控，说他促成了英法秘密谈判，签订对法国有利的条约，继而罗列出多种罪名，包括侵吞国库、阻挠议会议程、隐瞒天主教阴谋案、擅自组建常备军等，并以叛国罪对他提出弹劾。为了拯救丹比，查理于1679年1月解散了骑士议会，可是就在此前，第二部《宣誓法》在议会获得通过，它规定只有国教徒或接受国教仪式的人才有资格担任公职或接受国王的任命，矛头直接指向了詹姆士。

天主教阴谋案激起了国内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人们对詹姆士继承王位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查理二世有多个私生子，却没有合法的嫡出子嗣可以继承王位，詹姆士按照继承法则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但他的天主教身份却引起国人的恐惧。于是，议会反对派就着手准备剥夺詹姆士的王位继承资格。1679年3月新的议会召开，反对派随即提出《排斥法案》（Exclusion Bill），准备把詹姆士排斥在王位继承者之外。7月12日，查理将议会解散，反对派则抢先一步通过了一部《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规定由国王、枢密院等下令而遭监禁的任何人，都可向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状，要求说明被监禁的理由；并重申，不经法庭出示拘捕证，任何人不得被逮捕，不经法庭调查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监禁。虽然这些条文都只是重复过去的传统说法，但对反对派来说，他们的活动却受到了法律的保护。1679、1680和1681年，《排斥法案》连续三次被提出，但终未成功。围绕着这一法案，议会分成了以沙夫茨伯里为首的排斥派和由丹比的门徒组成的反排斥派。两派互相讥讽，并给对方扣上难听的名称，沙夫茨伯里派被称为“辉格”（Whig，在苏格兰指“反叛者”），丹比派则被称为“托利”（Tory，爱尔兰语中“匪帮”的意思）。这样发展下去，两个政治派别后来竟成了议会中的两个党派。但在当时，查理利用这种局面去拉托利打辉格，将托利变成宫廷党，辉格就成了在野党。在他的统治结束之前，混乱局面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1681年3月他解散了只存在一个星期的第三届议会，从此便不再召集，就像他父亲查理一世曾经所做的那样，实行无议会统治。沙夫茨伯里及一部分辉格派反击后，遭到查理的起诉，沙夫茨伯里企图发动武装反抗，也没成功，他只得出走国外，后于1683年死于荷兰。至此，辉格派近乎解体。

辉格派由于内部分裂，沙夫茨伯里出走，以及同一年发生“黑麦仓阴谋案”（Rye House Plot）的影响，其对抗王权的力量大为削弱。这样，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英国居然又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制政体。从复辟到现在，历史似乎转了个圈，革命留下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复辟这种解决方案也明显失败了。不过，对于专制王权的再次回归，英国人很难接受。临终前，查理接受了天主教弥撒，人们直到这时才知道他是一个秘密的天主教徒。1685年2月，约克公爵继位，称詹姆士二世（James Ⅱ of England,1633-1701）。詹姆士在登基典礼上表示要以查理为榜样，“继续维持依法创建起来的现存的国教会和政府的统治”，但人们对这位公开的天主教徒的诺言心存疑虑。很快，苏格兰发生叛乱，第九代阿盖尔伯爵（Earl of Argyll）阿奇博尔德·坎贝尔（Archibald Campbell）声称詹姆士是篡位者，查理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Duke of Monmouth）才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阿盖尔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这样的口号：“反对教皇，反对暴君，反对专制政府和国家至上主义，为上帝和宗教而战”。起义失败了，阿盖尔被处死。6月11日，蒙默思公爵打着新教的旗帜，在英格兰西部多塞特郡（Dorsetshire）登陆后，发动了推翻詹姆士统治的暴动，卷入暴动的是一批追随他的辉格派人士。由于王权的力量已经强大，暴动就被轻而易举镇压了，蒙默思被处死，辉格反对派则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在詹姆士的授意下，第一代杰弗里斯男爵（Baron of Jeffreys）在暴动地区开始了有名的“血腥审判”（Bloody Assizes），将大约300名暴动参加者处以绞刑，另有八九百人被流放海外。杰弗里斯的杀戮受到詹姆士的赏识，他旋即被提拔到大法官的位置上，但是却被民众称为“绞刑法官”（hangingjudge）。

詹姆士自认为自己的地位已得到巩固，就加速强化专制统治，主要表现如下：第一，扩充常备军。英国本没有建立常备军的传统，革命时期建立的新模范军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支常备军；查理二世时期常备军控制在5000人左右。詹姆士登位后，伦敦周围驻扎了一支1.6万人的正规军，"1688年10月人数据说可能达4万”，这让人怀疑他要用军队进行统治。第二，恢复天主教的合法地位。自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来，天主教就被看作是国家的敌人。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处理不好，而复辟王朝时期，恢复天主教的步伐越来越大。如果说查理二世到临终前才宣布他已皈依天主教，那么，詹姆士二世本身则是个顽固的天主教徒。在上台之前，他的天主教身份已经公开，他甚至确信：“一旦取消对罗马天主教的禁令并废除对天主教徒的公民权和宗教权的禁令，千万人必然会恢复对天主教的宗教信仰。”所以，他在继位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就高调参加天主教弥撒，后来又在宫中公然接待罗马教廷的公使、耶稣会士以及其他天主教人士。他还擢拔重用天主教徒，任命他们担任文职和军队官员。到他统治后期，军中的天主教徒已达到1200多人。约翰·莫里尔对此评论道：詹姆士“一直想为他的同教派的教徒们争取宗教的和公民的平等权。这意味着不仅使他们摆脱刑事法（处罚那些不出席英国国教礼拜仪式的人）和宣誓法（禁止他们担任国王统治下的所有官职和支付薪俸的职位）所规定的处罚和无权状态，而且允许天主教把教堂建立在英国国教教堂旁边。”第三，发布《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詹姆士打着给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s）以信仰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旗号，于1687年发布《信仰自由宣言》，承诺让所有基督教徒都能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可以在自己的教堂，甚至在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做礼拜。他本以为这种做法很巧妙，可以得到不从国教者各派的拥护，不想此举一出，即遭到强烈抵制，长老会领袖甚至说，他们“宁愿继续被迫害而不愿意接受一个非宪法的宽容”。1688年4月，詹姆士在重新发布《信仰自由宣言》后命令所有教堂连续两个礼拜日宣读这份宣言，结果引发了著名的“七主教案”（Seven Bishops）。5月18日，以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William Sancr oft）为首的七名主教联名呈递请愿书，“谦卑而诚挚地”恳请国王收回成命，并重新审查其宗教政策。詹姆士气愤至极，把他们全部关进了伦敦塔。6月末，高等法院经过九个小时审判，裁定主教们无罪，并予以当庭释放。消息迅速传遍全伦敦，“群众大声叫喊、教堂钟声齐鸣、人们鸣枪并点燃烽火以为庆祝”。

七主教案是通向“光荣革命”的重要转折点，它表明詹姆士的宗教政策彻底破产。国教会本是专制制度的支柱，主教们则是王权的坚定支持者。当主教们也起来反抗詹姆士时，便形成了新的革命形势。的确，“詹姆士二世由于某种不可思议和顽固的蠢举不仅激怒了那些一直与他父亲为敌的阶级，而且惹怒了曾经与他父亲为伍的那些人。”恰在这时，出现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小王子出生了。本来，多数英国人尽管心怀不满，他们却愿意等待，因为詹姆士的两个女儿都是新教徒，等詹姆士去世后，新的王位继承人都能够保卫英国国教，并可以改变詹姆士的专制主义做法。然而，小王子的出生却使这种期待落空了：他母亲是意大利人，他自己将在天主教的环境中长大。对天主教和专制制度的恐惧，使议会中的两个政治派别暂时撂下分歧，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就在七主教案宣判的同一天晚上，海军少将托灵顿伯爵亚瑟·赫伯特（Arthur Herbert,Earl of Torrington）受七名密谋者的委派，化装成一名普通水手，秘密离开伦敦前往海牙（Hague），将一封由他们共同署名的信件交给荷兰政府，内容是邀请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要他率军前来帮助英国人，捍卫他们自古就有的自由和财产权利。在七位密谋者中，有三位是托利派人，三位是辉格派人，另外一位是伦敦主教。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邀请威廉来英国，既想改变现状，又想避免再发生几十年前那样的暴力革命。威廉是查理一世的外孙，他的妻子玛丽正是詹姆士二世的长女，威廉和玛丽是表兄妹关系。如果不是小王子的突然降临，玛丽原本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现在由她和威廉出面驱逐詹姆士，既能够维护斯图亚特王朝的延续性，又能够中止愈演愈烈的天主教回潮，将“王位的正统原则和新教原则最充分地结合在一起”。

1688年11月，威廉在49艘战舰的护卫下，率领步兵1.1万人、骑兵4000人，分乘200艘运输舰在英国登陆。起初很少有人愿意投奔威廉，原因是他登陆的地点，正是詹姆士二世继位时“蒙默思起义”（Monmouth Rebellion）的发生地，人们对杰弗里斯的血腥镇压还记忆犹新。但不久之后，越来越多的头面人物开始背弃詹姆士，投奔威廉，其中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的变节对国王的打击最大。丘吉尔男爵是詹姆士的宠臣，他作战骁勇，又因其夫人萨拉·詹宁斯（Sarah Jennings）侍奉安妮公主（Anne of Great Britain,1665-1714），而与宫廷关系密切。镇压蒙默思叛乱时，他率领皇家龙骑兵立下战功，但在与威廉对阵时竟率领400名军官投向威廉，拱手交出了英军指挥权。威廉三世（奥兰治的威廉）和安妮女王当政时，他一再获得升迁，直至成为马尔博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

天主教复辟和专制统治的梦魇太可怕了，英国人决定抛弃他们的国王。詹姆士已经众叛亲离，不仅军队离他而去，连他二女儿安妮也背叛了他。1649年的变故让詹姆士记忆犹新，“由于害怕像他父亲一样上断头台”，他选择了逃跑，便轻而易举地丢掉了自己的王位。结果路易十四收留了他，他靠着法王提供的养老金过活，在法国度过余生。

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一场“不流血的”的宫廷政变。无论克伦威尔时代还是王朝复辟时期，议会经常成为“宫廷集团玩弄手段争权夺利的场所”，但随着光荣革命的发生，议会战胜国王，确立了自己的主权地位，解决了长期困扰英国人的国家最高权力归属的问题。据此，辉格派史学家认为，“光荣革命是詹姆士一世继位以来开始的这出戏剧的最后一幕”。1689年1月新议会在伦敦召开，它宣布詹姆士“废弃国王与人民之间订立的原初契约，……离开了王国，退出了政府，因而王位虚悬”。有鉴于此，议会将王位授予他的女婿和女儿——威廉和玛丽；但在登上王位之前，他们需要签署一份“权利宣言”，后来又改称《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其中谴责了詹姆士二世滥用王权的种种表现，如迫害七主教、建立常备军等，同时又重申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与自由。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国王无权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第二，征税权属于议会；第三，臣民可以自由请愿；第四，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政见；第五，反对酷刑和重税；第六，议会须定期召开。此外，它还规定今后不允许天主教徒登临英国王位，也不允许英国君主嫁、娶天主教配偶。通过这些规定，消除了在英国产生专制政体和出现天主教君主的可能性。

《权利法案》是伊丽莎白统治结束后、斯图亚特王朝以来英国一系列宪政冲突的最终结果。它颠倒了国王与议会的关系，君主不能再凌驾于议会之上，而必须受制于议会和法律。此后，君主不再享有传统特权，而议会则成为最高主权。事实上，新的国王是由议会确立的，议会打破王位继承顺序，将詹姆士及其男性后裔排除于继承权之外，这成为一种新的定制，也即形成了一种新的宪政传统。“通过‘光荣革命’,英国完成了从绝对君主专制向多元寡头政制的转化，克服专制的任务，在这场不流血的‘革命’中成功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此后，议会又陆续通过几个文件：1689年颁布《兵变法》（Mutiny Act），议会由此控制了军权；同年颁布《宽容法》（Toleration Act），规定宗教宽容；1694年颁布《三年法》，规定每届议会最多为时三年，且每三年必须改选议会；1695年颁布《叛国法》（Treason Act），为反对派提供法律保护；1701年颁布《王位继承法》，规定威廉、玛丽若无子女，由安妮公主继位，安妮若无子女，王位转给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索非亚（Sophia of Hanover）及其后代，这就是后来汉诺威王朝（House of Hanover）统治英国的法律依据。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议会的地位已经确定了，英国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制。“随着君主立宪制的建立，英国作为一个整体，它不再属于君主个人，而是属于整个民族。这样，真正意义上的英国民族国家终于确立了起来。”

第三篇　农业社会

第一章　城市与乡村

就16-17世纪而言，人们普遍认为都铎时期是传统社会的黄金时代，而彼得·拉斯勒特（Peter Laslett）则把17世纪称为“传统社会正在逝去的时代”。其实，16-17世纪的英国既是农业社会的巅峰，也是工业文明孕育的开启。16世纪，都铎王朝国力鼎盛、群星璀璨，同时却伴随着贫苦流民的声声哀号与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都铎君主为应对贫困而不断出台济贫法，有识之士为应对人口爆炸而鼓吹进行农业改革。17世纪，当1603年詹姆士一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即位时，人们曾祈祷他能像伊丽莎白女王一样和平奋进、民族至上。尽管都铎君主辜负了国人对他们的期待，把英国变成一个动荡的国家；但英国的17世纪辉煌并不亚于16世纪，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它的乡村是一派农业改良的气象，社会流动生生不息，社会呈现高度的分层，城市和手工业正在发展，风俗改革与大众文化蓬勃变化。

伦敦是英国民族国家的中心。6-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时期，伦敦只有1万——1.2万人口。9世纪它惨遭维京人（Vikings）的劫掠。11世纪，伦敦作为正在统一的英格兰的最大城市、最重要的商贸中心和政治中心，得到再度发展的机会，尽管此时它面临着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首都、威塞克斯王国的中心城市温切斯特的竞争。“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1002-1066）重建威斯敏斯特修道院（Westminster Abbey）和特别行政区，使之成为离伦敦老城十分靠近的王室居住地。1066年圣诞节，威廉一世（Wiliam the Conqueror,c.1028-1087）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加冕，此后他用石材建立了伦敦塔，这是英格兰第一座诺曼底城堡。1097年，威廉二世（William II of England,c.1056-1100）开始兴建威斯敏斯特大厅，使之成为新王宫。12世纪时，英格兰国王把国库从温切斯特搬到威斯敏斯特，一直在王国各地游走的王堂（Curia Regis,King's Court），也开始以威斯敏斯特为据点，形成了稳定的政府机构雏形。随着威斯敏斯特作为政治中心的发展，伦敦作为英格兰独一无二的首都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从1100年到1300年，伦敦人口从1.8万人发展到10万人，但在14世纪中叶横扫欧洲的黑死病的侵袭下，这里的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一，并在1381年又受到沃特·泰勒（Wat Tyler）起义的冲击。

伦敦的发展，与英格兰羊毛业和纺织工业的兴起密不可分。都铎王朝早期，走私船从伦敦出发，把英国纯色羊毛布运往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然后通过安特卫普（Antwerp），转运到富裕的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和阿尔卑斯山周边的富裕国家。亨利八世时期，伦敦人口是诺威奇的5倍，1600年时则是诺威奇的12-14倍。1565年，尼德兰重新对英国船只开放，促进了伦敦商业活动的大发展，伦敦交易所（Royal Exchange）正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此后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随着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Trading Company）等垄断机构的建立、对新世界商业贸易的蓬勃开展，伦敦变成大西洋沿岸和北海的重要港口，其人口规模已从1530年时5万人，发展到1605年时22.5万人。然而从占地面积看，伦敦城直到都铎王朝结束时，其结构仍然紧凑、小巧。

1665-1666年伦敦受到大瘟疫的洗劫，丧失了10万人，占伦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1666年，从布丁巷（Pudding Lane）燃起的伦敦大火在全城蔓延，烧毁了其中绝大多数木质建筑，重建工作至少花费了十多年。其中，由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M.Wren）设计的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直到1708年才竣工。尽管如此，伦敦仍然是英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1600-1650年间，英国的人口没有太大增长，但是伦敦人口却增长一倍，总数达到了40万之众。伊丽莎白统治初期，伦敦只是英格兰的时尚和政治中心，但一个世纪后，它已发展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和全球金融的枢纽。毫无疑问，经过16-17世纪的发展，伦敦已是欧洲的第一大都市，而同一时期英格兰的其他城市的发展却受到阻碍。

费希尔（Frederick Jack Fisher）教授指出，17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对外贸易，从出口导向转变为进口导向，主要是再度出口方面的商业贸易。在这种对外贸易的模式中，英国转口贸易的对象即欧洲国家起了消费导向的作用，而伦敦就是这种转口贸易的中转站。当时，沿着泰晤士河谷，以及在其他地区，出现了与伦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市场，如纽卡斯尔向伦敦提供燃料，谢菲尔德（Sheffield）的刀片是伦敦刃具业的基础，遥远的兰开郡也为伦敦钟表业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条件。同时，由于伦敦附近食品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上扬，以及伦敦附近的燃料和材料耗尽，原来分布在伦敦附近的对劳动力附加值和原材料要求较高的冶铁等工业，开始向英格兰北部和西部转移。这样伦敦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受到地区发展专业化的推动，反过来也推动英国民族国家经济的一体化。另一方面，在整个17世纪，不断膨胀的伦敦既是英国财富的中心，也是拥挤不堪、混乱肮脏和充满危险的地方。1603、1625和1636年，这里先后三次发生流行病，并且发生过火药阴谋案、大瘟疫和大火灾这样一些天灾人祸。根据同时代人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记载，由于大瘟疫的缘故，伦敦城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死亡，喧嚣之声犹如海涛；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记载说，瘟疫和火灾加在一起，使这个城市陷入贫困交加、愤懑起伏、饱受磨难和濒于崩溃的境地。然而，火灾后很快就进行了重建，在大火烧毁的86座教堂中，有51座是由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雷恩爵士负责重建的。新建的圣保罗大教堂，以雄伟庄严的气势震慑世人，而现代伦敦城的轮廓，就是在火灾后废墟上形成的。

这一时期，尤其是17世纪，伦敦人生活在喧嚣吵闹、熙熙攘攘的快速发展中。1650年，英国第一家咖啡馆在伦敦开业，它取代英格兰传统的交际场所教堂与酒吧，成为伦敦人社交会晤的新型空间，不久后，其他市镇也相继模仿。1660年，皇家学会在查理二世的祝福下成立，把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这一类杰出人物吸引到首都，欧洲大陆国家也纷纷仿效。1694年，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在借鉴荷兰人经验的基础上在伦敦成立，它使英国的公共借贷经常化成为可能，并为政府的财政活动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后来亚当·斯密（Adam Smith）写道：英格兰银行不是作为一个普通银行，而是作为国家的大蒸汽机在起作用。

尽管如此，16-17世纪伦敦的大发展却是在牺牲其他城镇的利益并以乡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那时，“大伦敦、小城镇、广阔的乡村”成为英格兰经济与人文地理的特征。之所以说伦敦是庞然大物，就在于它吞噬了其他大大小小的城镇，尤其是那些港口城市。17世纪初，刚刚登上英格兰王位的詹姆士一世抱怨说，“不久的将来，伦敦就会成为整个英格兰”。事实证明，詹姆士的说法并非言过其实。到17世纪中叶，巴黎拥有35万居民，是法国、也是欧洲大陆最大的城市，鲁昂（Rouen）和里昂（Lyon）是法国的第二、第三大城市，分别有10万和8万人。在欧洲大陆，人口超过25万的城市有5个，超过5万的城镇有100多个，这样的比例相对平衡。而在1640-1660年，伦敦人口超过50万，相比之下，英格兰的第二“大城市”纽卡斯尔、布里斯托尔和诺威奇却只有2.5万人，伦敦的人口比英格兰其他50个城镇的人口总和还要多。16世纪，英国出口贸易的很大部分必须取道于伦敦；17世纪，英国新兴的转口贸易也集中到伦敦，它把殖民地进口的原料如糖和烟草等，经过加工运往欧洲大陆。17世纪初，每20个英格兰人中有一人住在伦敦；17世纪40年代，每10个英格兰人中就有一人居住在伦敦，每6个英格兰人中会有一人部分时间居住在伦敦；而到1690年，在英国最富有的人中，有一百个是最有钱的伦敦人。在海外贸易及随之兴起的早期银行业的发展方面，伦敦对其他城市的发展所产生的钳制作用，在漫长岁月中才渐渐得到缓解。

那么，为什么伦敦在都铎和斯图亚特两朝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呢？这与英国人口在16-17世纪的变化密切相关。“如果说这个时期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主要是因为从1500年到伊丽莎白去世英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并没有超过资源所能容忍的程度，尤其是没有超过粮食的供给限度，因此没有导致马尔萨斯理论中的人口危机。饥荒和疾病无疑严重破坏和影响了都铎王朝的经济发展，但是并没有像14世纪那样彻底地摧毁都铎王朝的经济基础。更有积极意义的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和社会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过程，促进了城市和贸易的复兴和发展，……使得英国人尤其是伦敦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

前工业社会经济的复兴过程，基本上是人口重新增长的过程。在亨利七世开启都铎王朝之前的一个世纪中，与其他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相比，英国不但人口稀少、发展缓慢、交通闭塞、社会落后，而且在治愈14世纪黑死病创伤的速度上，较之于法国、德国、瑞典和意大利，也都要缓慢。从黑死病发生到亨利八世在位，英国人口增长基本上停滞不前。1525年之后，其人口增长的曲线走出低谷，从1525年的226万增长到1601年的410万。此间，甚至出现了1525-1541年的“人口爆炸”和1551-1561年小幅回荡。同时，威尔士人口从1500年的21万，上升到1603年的38万；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口，到1603年也达到150万；而到17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口将近530万，又一次达到新的高峰。整个不列颠的人口，从1600年的600万，增长到17世纪中叶的770万。此后，英国的人口增长基本上稳定下来。当然，由于1700年以前英国的人口是通过后来的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推测得来的，并不确定；所以，表1从不同的资料整理出来的人口增长情况，只能供参考。尽管如此，“大伦敦和广阔的乡村”这种现象在社会结构与人口结构上仍然彰显无余。

表1 1300-1665年大不列颠人口统计（单位：万人）

作者整理，资料来源：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40-241页、第307页；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Great Plague of London"(last modified on21March2013at11:21);"London"(last modified on21March2013at19:33).

历史是人类创造的，而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客观上受到山脉、沼泽、荒地、河川、海岸、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制约，人们正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和外部环境中发挥自身的潜力而创造历史的。英国著名诗人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写道：“上帝创造了乡村，而人类创造了城镇”。不过在农业文明的末期，16-17世纪，绝大多数英格兰人尚未完全脱离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1588-1679）所说的“恶劣、野蛮和贫穷”的生活环境。16世纪下半叶，曾经作为王国政治重心和国库重地的温切斯特城，已经有好几个世纪在走下坡路，而宗教改革后一度没落的林肯（Lincoln）、约克和诺威奇又获得了新的职能：约克是北方事务委员会所在地，诺威奇是新式呢绒业生产中心，林肯作为大主教驻地仍然不可小视。另外，纽卡斯尔、曼彻斯特（Manchester）等新兴城市正在发展，前者是煤炭交易港口，后者则是发展最快、人口最多的“外省城市”。尽管如此，除了庞大的伦敦，英国的城市无论是郡县首府还是地方经济中心，其生活方式和城市景观都大同小异：一方面，城市中心人口稠密，“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毗邻而居，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在教堂与市场、住宅与货栈、商店与妓院之间进行着”；另一方面，这里仍然具有浓郁的乡村气息，菜圃果园比比皆是，牛羊猪鸡沿街游荡。都铎王朝时期各种各样的职业、行业、个体经营、家庭手工业已在乡村兴起；除了伦敦市区外，大多数城镇居民还种菜养禽、酿造啤酒。

当时，英国社会主要由数千个小小的农村共同体组成，小城镇和屈指可数的“城市”只是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广袤的乡村社会中。英国社会的人文地理，虽然由村庄、城镇、教区、郡县共同构成，它们作为各级社会单元，都有各自的完备性；但乡村与教区始终是为数最多，也是最为基层的社会组织。村庄与庄园、牧场与农场，不仅是地理学和行政学的单位，而且也是地方社会的基础。在乡村，人们分享着共同的关系，关注着共同的事物，使用着共同的方言，有着共同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法权义务，这些都对地方意识的产生起着作用。地方意识不仅是民众认同的向心力，而且是英国社会中强烈的地方忠诚性的成因。在16-17世纪的英国，地方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经验，也是一种思维模式。当然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在不同的具体目的下，地方主义的意义又各不相同。同时，各个层次、形形色色的地方社会，终究被包裹在民族国家这个统一体的框架内。这种状况在广袤的乡村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正如地方史专家阿兰·艾维里特（Alan Everitt）所指出的那样，即便全国性的精英，即那些在议会有席位的绅士（gentility），也在乡间邻居中择偶婚配。直到1640年，约克郡绅士中只有20户在伦敦有住宅。当然，乡村的地域差异也很大，1640年，肯特郡的绅士家庭有90%来自于本郡中世纪的自由持有农（freeholders），或都铎时代的约曼农；汉普顿郡只有50%的绅士家庭起源于本郡；而白金汉郡和拉特兰郡（Rutl andshire），1522年每10个村庄中只有一个乡居绅士，1680年三分之二的村庄有一个以上的乡居绅士。在盛行敞田制（Open Field System）和以谷物种植为主的村庄，乡居绅士的庄园大院是社会治理的中心，在庄园作用弱小的畜牧地区，存在着大量的约曼农场主，却很难找到乡居绅士。

若以农业经济模式进行观察，16-17世纪的英格兰可以分为下列两种类型：（1）农田区或者纯粹农业种植区，如英格兰东南部，农业生产中已部分出现了向资本主义农场过渡的迹象，其社会共同体主要是以教堂和庄园为中心的村落或者村落群，社会结构由互惠的邻里关系、稳定的传统习俗、自治的乡绅管理紧密地束缚着。（2）畜牧奶肉生产区，主要分布在草原和森林地带，在这类地区，每个教区在地理上覆盖着更大的地域，居民居住在分散的、孤零零的茅舍中，远离绅士和教区牧师的监督，民众在行为和观念上都更为自由，村社也无力阻止外来移民的迁入，农牧产品商品化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对牧区居民和外来居民都有强烈的吸引力。

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格兰乡村社会的生活景观，基本上是一幅自给自足的画面：农民饲养家畜、拥有宅边地，一方面为自己提供食物，另一方面也把小量剩余产品拿到市镇，去交换自己无法生产但必不可少的物品。牲畜把粪便排泄于自家的耕地或休耕地，使土地肥力自然增长，冬天圈养时则形成畜粪堆肥，春天开犁前把这些自然发酵的农家肥运往田地。在大西洋暖流的影响下，英格兰的天气多是连绵细雨，而无酷暑寒冬，这既有利于谷物的种植，又有利于牧草的生长，更有利于牛、羊、猪、鸡的繁殖。那时，宅边种菜植果、家里养猪喂鸡的现象十分普遍，奶蛋菜蔬自给自足是寻常事，养羊取毛则是赚钱的经济作业。家庭毛纺织业在工业革命前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大、产出少，以至于普通农民一生只穿两三件羊毛衣裤。而且，只有大地主才有财力和人力去喂养大批的羊群和马匹。为了保持土地的肥力，不仅需要在土地上放牧牲口和喂养家禽，把人畜粪便和植物肥料铺洒在土壤上，还需要在同一块土地上轮换种植小麦、燕麦、黑麦、大麦以及其他作物，以便让土壤经常保持适合植物生长的养分。那时，人们对于细菌和水处理一无所知，由于饮水本身不安全，啤酒就成为通常的饮料，男女老少都大量饮用啤酒。种植大麦主要为了酿造啤酒，有时用来制作粥类食品；燕麦、黑麦和小麦主要用于制作面包和其他食品，有时也用其颗粒制作浓汤，而这种由时令蔬菜、大量麦粒和些许肉末烹制的浓汤却是穷人的主食。

在农场和村庄，居民大都有自家园地以种植蔬菜，农民大都用自己种植的饲料或制作奶酪剩下的奶渣、碎屑等养猪，到秋天用橡树果实催肥，然后宰杀。农户也喂养鸡鸭，为自己提供禽蛋、禽肉。夏天家禽在广阔天地自觅食物，冬季则需要人工喂食。饲养奶牛能提供牛奶与牛肉、畜皮与畜力，养羊则主要为获取羊皮、羊肉、羊奶及羊毛。在英国，饲养家畜家禽的主要困难在于冬季缺乏足够的饲料，在中世纪晚期，寒冬是压力重重、危机四伏的季节，地里寸草不生，屋里则储粮不多，一家人和各种家养动物不得不靠少量的粮草来维持生命。初冬，人们要把家畜、家禽宰杀或出售，以应付冬季粮食和饲料的短缺。为了熬过漫长的冬日，人们要腌制肉类、储存干菜，用畜皮制造各种御寒衣物。整个冬季人们都依靠谷类、薯类、腌肉和咸鱼为生，以及少得可怜的蔬菜，如洋葱和卷心菜，鲜奶和奶酪则十分稀少。冬季享用新鲜蔬菜是一种奢侈，奶和肉的产量与其他季节无法相比。早春时节，人们仍然要依靠单调乏味、十分有限的食品来度日；如果遇到天灾人祸、收成减产，冬天就更加难挨了。为了尽可能填饱肚子，农民很少有足够的种子储备以满足来年春天种植的需要。

尽管如此，乡村生活中的等级差异仍然十分明显：绅士用小麦制作面包，穷苦的邻居则食用黑麦或大麦制成的面包，饥荒岁月甚至用燕麦或豆类制作面包。在穿着方面，上等人穿戴呢绒、优质亚麻，而下等人则穿戴粗革便帽和褴褛衣衫、鞋袜。对于乡绅而言，他们“人人都是自己的建筑师”，大兴土木、自建豪宅、造园设景；对普通劳动者而言，他们居住在以木材与泥土营造的陋室蔽屋内。悠然自得的贵族与乡绅们少食多餐，进餐时间要早于忙忙碌碌的商人；农人到正午时分才得空正正经经地进餐，晚上七八点因劳累和饥饿而狼吞虎咽。当然，更穷的人也许谈不上何时进餐，他们大多数时间饥肠辘辘，有餐可进时也是忙中偷闲草草了事。不过，这样的景观也在变化，到亨利七世时期，英国经济进入农业和手工业并行发展的时代，农民兼作手工业已较为普遍，在沃尔特郡（Wiltshire）和萨福克郡（Suffolk）的高地，他们纺织羊毛，在康沃尔郡和德文郡（Devonshire）则开采锡矿，在英格兰北部，他们掘地挖煤，在米德兰（Midland）西部则制造铁钉。当然，在农村手工业中，最主要、最普遍的还是家庭羊毛纺织业的兴起。

17世纪30年代，英国农业改革的效果开始表现出来。此后，实际工资的上升、国内交通的改善、海外市场的扩大等因素，都增加了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带来了工业就业人数的增长。然而，这些进步是以大量穷人的出现为代价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Enclosure）便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何为“圈地”？它意味着教区居民对土地的公共权利的消失，以及以“敞田”为特征的分散的土地持有方式的废除。圈地者将原本分散在许多地块上的小块持有地集中在一起，连成大块，再用树篱、栅栏、石块、土埂等圈围起来，这就为大土地所有者排他性地使用土地创造条件。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时，带来了日耳曼人古老的土地公共使用权，直到18世纪，这种制度仍然在英国有所遗存。总体而言，公共权利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庄稼收割后所有土地可以用作牧场，一切教区居民都可以在其上放牧；二是森林、草地等对教区居民开放，他们可以采摘野果、斫取柴火，以及饲养猪羊等等；其三，居民可以利用村庄周边的沙石地、沼泽、泥潭、荒山和陡坡，进行放牧、采集、掘炭、采石等活动。在“圈地”过程中，这些公共权利全都消失了，受伤害的主要是贫苦的小农。

圈地运动有两部法律规定作为基础，揭开了圈地运动的序幕：其一，1235年的《默顿条例》（Statute of Merton）宣布：“鼓励庄园领主在荒地上为佃户留下足够牧场的前提下，对剩余的荒地进行围圈，但领主必须证明佃户们有足量的牧场可兹利用”。其二，1285年的《威斯敏斯特条例》（Statute of Westminster）规定：“在没有颁布特别的公共放牧权的前提下，鼓励那些庄园荒地被邻近庄园用作牧场的领主们进行圈占，以对抗邻近庄园的侵入”。此后，在整个中世纪晚期，零星的圈地时有发生，庄园主、大地主和小地主们把相邻的条地围圈起来，使之与公地分离，而大规模的圈地活动则是王室和贵族为了建立鹿苑而兴起的。到都铎时期，圈地运动迅速展开，多数是由领主或大地主单方面进行，无须事前协议。在很多地区，圈地的主要目的是将农用土地转变为牧用土地，用于发展养羊业，由此而出现了所谓“羊吃人”的现象。此时的圈地，往往伴随着普通农民公地使用权的丧失，以及一个个村庄的完全毁灭。都铎时期圈地运动迅猛发展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14世纪中叶黑死病横扫欧洲，使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锐减，有些庄园的土地因缺乏租地农和农工而不得不长年抛荒。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农用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以及农业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大幅度上涨，圈占农用土地改之为牧场可以盈利更多。第二，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新航线的开通和新大陆的发现，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刺激了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致使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圈地养羊便成为获利丰厚的行当。第三，在都铎朝和斯图亚特朝早期，英国仍存在大量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等公共土地，没有明确的主人，一些贵族地主希望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将其变为私有土地，故而使圈地行径随即发生。第四，贵族地主同时看到，把土地租给新兴的农业资本家（即农场主）比租给个体小农更有利可图，所以，圈地成为增加财富的重要途径。

圈地运动的起落与羊毛价格的涨跌有密切关联，因为羊毛开始成为最有利可图的商品。羊毛价格的上涨引起16世纪初一二十年代牧羊业的大发展，也带来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第一次圈地运动的高潮。1520年有一首民谣唱道，“如今大人物青云直上，竟在教堂里筑起了羊栏”。那时候，“在所有的家畜中，只有养羊获利最为丰厚”——1579年费策贝特在《家政书》中曾这样说道。尽管罗马天主教会公开指责，且反圈地的政府法令也屡屡颁布，但圈地运动却屡禁不止，到16世纪50年代又出现一次高潮，可以听到民众这样的控诉：“他们夺走我们头顶上的房屋，强买我们手里的地产，提高租金，滥征高额罚金，圈占我们的公地。任何习俗、任何法律、任何规章都不能抑制他们对我们的欺压。”由于公共权利丧失殆尽，贵族地主贪婪之心已经超越了改良土地的愿望。

就都铎和斯图亚特两朝而言，圈地运动开始于工商业发达的英格兰东南部，贵族地主最初圈占公有土地，进而圈占小农的租用地和公簿持有农的份地。宗教改革时期，亨利八世把没收的教会领地赐给亲信宠臣，卖给乡绅、土地投机家、市民、商人和工场主，这些人变成新贵族后，也迅速加入了圈占农民土地的行列。根据1630年和1631年的调查报告，莱斯特郡在两年内有10万英亩土地被圈占，约占该郡土地总数的2%,其中大部分变成了牧场。乡绅是主要的圈占土地者，1485-1550年，他们在莱斯特郡圈占的土地占该郡圈地总面积的60%。在这种形势下，大批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失地农民陷入极端悲惨的境地。莫尔爵士认为，该时代英格兰的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偷盗倍出，与圈地运动密切相关。在《乌托邦》中，他以自己与红衣主教对话的形式，描述了“羊吃人”的残酷现实：羊群“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因此，佃农从地上被撵走，为的是一种确是为害本国的贪食无厌者，可以用一条栏栅把成千上万亩地圈上。有些佃农则是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亨利八世颁布过反圈地法令，但只是徒有形式而已，因为实际上相关的法规并没有得到执行。

随圈地运动而来的，不仅是对农业劳动力的损害，还伤及诸如磨坊主之类的以初级农产品加工为生的人群。17世纪初，英格兰的著名旅行家法因斯·莫里森（Fynes Moryson）在他1617出版的《旅行日记》（An Itinerary）中指出：

英国盛产玉米、小麦和其他可以运输的谷物，当一夸脱谷物以20先令或不足20先令的价格出售时，这些粮食不仅提供给普通英国人，也提供给在爱尔兰作战的英格兰人。人们还将大量谷物出口国外。然而，上帝怜悯吧！近十年来英格兰粮食短缺，使之不得不进口国外玉米。……必须承认，大量玉米日复一日地减少，是因为自私自利的人们发现放牧羊群、喂养牛群比需要众多人手的耕田犁地、种植粮食更有商品价值，对于将谷物田地转变为围圈的牧场并没有法律进行约束，特别是因为那些大人物正是带头破坏法规的人。

圈地运动的结果之一，是使大批丧失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虽然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让圈占的公地变成为从事养殖业的牧场，以及接踵而来的村民被驱离家园、失去生计，就造成了都铎时期最突出的社会问题。1489和1516年，都铎政府曾两度颁布反圈地法令，客观地反映了王室对待圈地的态度，其目的在于阻止结构性的农田荒芜，以及随之而来的王室税收减少、军队征召困难、下层人民反叛等问题。16世纪，没有稳定收入的人会成为贫民，而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变成流民——这两者与犯罪都只有一步之遥。因此，都铎政府十分紧张，尤其是早期都铎君主，他们眼看着土地被圈占和村庄被灭绝的结果是流民和盗贼大量增加，从亨利七世朝起，议会就出台相关法案，如1489年的《禁止圈占农田和拆毁村庄的法令》，下令停止圈地，但圈地现象仍然不可遏制。1485-1500年，在北安普顿、沃里克、牛津、白金汉和伯克（Berkshire）等郡，共圈占了1.6万英亩土地，其中1.3万英亩被用作牧场。在1489年后的150年间，涉及反圈地运动，英国至少出台了11个议会法案和8份委员会调查报告。最初，王室政府并不把圈地本身算作犯罪，但它一旦伴随着毁坏房屋，圈地的收益就应该有一半要上缴王室，直到被毁坏的房屋得到重建。1536年通过的《反圈地法令》规定，所有持有20英亩以上土地并在过去三年内从事农耕的人，必须保留耕地；如果领主对变耕地为牧场的人不进行起诉，则允许将圈地所得收益的一半上缴王室，直至实行退牧还耕时为止。这类法案对阻止圈地运动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在1517年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通过调查而决定哪些圈地行为属于犯罪，并有权确保圈地所得收益的一半为王室所有。

亨利八世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通货膨胀又成为圈地运动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由于亨利七世的勤勉和节俭，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时，都铎王室财政状况运转良好。但是，亨利八世花费巨资对苏格兰和法国进行战争，很快使王室的开支翻了一番。为了敛财，他还在1544年将新币的含银量减少50%,同时又从美洲弄来大量的贵金属，增加英格兰的货币供应量，导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严重地威胁到贵族地主对财富的实际占有。他们感到只有借助于圈地，才能有效地抵销财富的流失。直到爱德华六世时期，萨默塞特公爵才认识到圈地运动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意识到货币贬值是通货膨胀之因，因而也是圈地运动之因；直到伊丽莎白时期，财务大臣威廉·塞西尔才对货币贬值采取行动，以图扼制圈地运动的发展，但为时已晚。在英格兰的苍茫大地上，正酝酿着反圈地的农民运动，似箭在弦上。

16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英格兰土地租金上扬很快，该时代的诗人罗伯特·克劳利（Robert Crowley）在其创作中发出了关于“苛刻地租”的抱怨。当时，自发拆除圈地围栏的做法很普遍，愤怒的佃农不能容忍地主开辟新的牧场，感到无法无天的圈地运动正在毁坏他们的耕地。人们十分怀念往昔的公地制度，散布在全国的暴力活动就表达了这种意愿。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区域性骚乱屡屡发生，间或发生大规模的起义。1536-1537年间，以林肯郡叛乱为开端的求恩巡礼运动，一时间使英格兰北部的贵族、乡绅、自耕农、自由小农和呢绒商联合在一起，而且很快使约克郡发展成这一活动的中心。1549年，同时存在着两股互不相属的起义大军，其中一股位于英格兰西部，他们是德文与康沃尔的起义民众，叫做“祈祷书叛乱”（Prayer Book Rebellion）另一股则是东盎格利亚的罗伯特·凯特（Robert Kett）领导的起义大军，他们敦请政府赈济“贫困的平民百姓”。五年以后，当官方宣布玛丽女王与菲利普二世的婚姻时，托马斯·怀亚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the Younger）举起义旗，率领义军从肯特出发，在金斯敦（Kingston）渡过泰晤士河之后，抵达伦敦城。"1596年，在伦敦城学徒工匠起而反对市政当局的同时，牛津郡又爆发了反对圈地的乡村暴动。”在这种周期性起义中，起义者强调英国人民尤其是自由约曼农的传统权利，而这种对权利的强调是现代人权观念的先声。

在16和17世纪初反圈地暴力行动中，规模最大的是发生在诺福克郡“凯特起义”（Kett's Rebellion).1549年6月8日，温德汉姆镇（Wyndham）的一群公簿持有农和租地农，挺身拆毁富裕地主约翰·弗劳尔杜爵士（Sir John Flowerdew）建造的篱笆围墙。这个由律师转变为乡绅的圈地者在当地十分不得人心，他与罗伯特·凯特一向不和而凯特是当地一个很有影响的富裕农场主，弗劳尔杜向骚乱者许诺给每人支付40便士，让他们去反对已经57岁的凯特。凯特听完了人们对圈地的抱怨后，不仅同意拆毁他自己的圈地藩篱，还支持那些造反者。与罗伯特·凯特一起参加起义的还有其长兄威廉·凯特（Wiliam Kett），起义军在凯特兄弟的领导下，从乡村公簿持有农和租地农中征召兵源，最多时达到1.6万人。他们在诺威奇城东北部的穆斯霍尔德荒野（Mousehold Heath）安营扎寨，并由凯特和其他百户区代表一起签署了呈交爱德华国王的《陈情书》（29条），内容大致如下：第一，不允许地主过多占用公地来放牧他们的牛羊，或圈占公地作为己用；第二，对于圈围土地用于农耕，起义军抱怨不大，但是如果圈围土地用于建设牧场或放牧羊群，并因此减少了普通农民放牧的机会，却是不能容忍的；第三，降低地租，并把侵占田地和毁坏房屋的罚款保持在1485年的水平；第四，降低教士的俸禄，以现金而不是实物支付什一税，每个教区必须有一个定居的牧师为大家服务，让大众参与至今仍然只有乡绅才能参与的地方政府的管理。在失业居民的支持下，6月21日，起义军攻占了英格兰第二大城市诺威奇。8月1日，他们打败了由北安普顿侯爵威廉·帕尔（William Parr）率领的1500名政府军。8月27日，在杜辛代尔战役（Battle of Dussindale）中，起义军被约翰·达德利率领的1.4万人政府军击败。在这次战斗中，达德利仅损失250人，而被杀害的起义战士约有3000人。凯特兄弟被俘并囚入伦敦塔，后于12月7日以叛逆罪遭处死。四百年后，即1949年凯特兄弟起义纪念日，诺威奇人修复了城堡，以纪念这两位为普通大众的自由、公平、生存而斗争的领袖。

1607年5月，在英格兰中部的北安普顿郡哈兹尔比奇（Haselbech）又发生“米德兰起义”（Midland Revolt），同样是由圈占公地而引起，并迅速席卷沃里克郡和莱斯特郡。起义领导者是德斯巴勒的补锅匠约翰·雷诺兹（John Reynolds of Desborough），他说自己得到国王与天主的授权，要用自己的布袋——其实是补锅匠的工具包，来摧毁圈地运动，由此，时人称之为“布袋头”（Captain Pouch）。起义得到周边民众的响应，沃里克郡的希尔默顿（Hillmorton）有3000人参加，莱斯特郡的科茨巴赫（Cotesbach）有5000人加入抗议者队伍。如此一来，莱斯特市政当局不得不实行宵禁，以防止市民出城响应，同时还竖起绞刑架，准备杀鸡儆猴。米德兰起义达到高峰时，演变成所谓的“牛顿起义”（Newton Rebellion）。1607年6月初，当詹姆士一世颁布镇压米德兰起义的公告，并命令北安普顿郡守平定起义时，上千人聚集在凯特林（Kettering）附近的牛顿，连妇女儿童都出动了，人们拆毁树篱，填埋沟豁，抗议特雷瑟姆（Tresham）家族在牛顿城及其附近的拉什顿（Rushton）地区肆意圈占公地。郡守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几年前曾在议会反对圈地，现在却站在特雷瑟姆一边。当地武装和民兵拒绝镇压起义军，贵族只好使用家丁，经过一番酣战，起义者最终失败，其首领要么处绞刑、要么遭监禁，但特雷瑟姆家族也元气大伤，很快陨落。

上述两次规模较大的反圈地起义，主要是反对上层阶级对公共土地的圈占，试图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对公地的使用权；另一些原因包括通货膨胀、失业、地租上涨、工资下降等，这些因素都加重了民众生活的艰辛程度。当然，每一次起义都会有一些地方因素。例如，凯特起义除了受到附近的阿特尔伯勒（Attleborough）前些时候发生的拆毁圈地栅栏的骚乱影响之外，也与温德汉姆镇每年6月6日举办的纪念圣托马斯·贝克特（St.Thomas Becket）的节庆活动有关。1538年亨利八世下令把贝克特从教会历法中除名。1549年6月6日，小镇居民在举行纪念活动后，拆毁了约翰·弗劳尔杜爵士的树篱和栅栏。他们反对弗劳尔杜，不仅因为他疯狂圈地，还因为他在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时，一度充当政府监察，拆毁了温德汉姆修道院，非常不得人心。

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圈地运动一度有所收敛。都铎与斯图亚特早期，王室政府出于对兵源、财政和社会治安诸因素的考虑，基本上采取了反圈地政策。1515年，亨利八世限令在一年之内对已圈占并改建为牧场的土地实行退牧还耕，使农耕土地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这类法令的实际效果有限，1601年的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The Elizabethan Poor Law）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它规定在各教区开征济贫税，并对在本教区居住一定年限、曾从事体力劳动的失业者提供救济，其目的之一是把失地的农民束缚在教区内，不让他们四处流荡。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工场手工业发展很快，市场对谷物、肉类的需求大大增加，一度陷入低谷的圈地运动又重新抬头。1593年，英格兰议会废除反圈地法令，直接引起圈地狂潮，数年之间有大量耕地被改为牧场，当然在1597年因连续四年的农业歉收，议会又被迫恢复了反圈地法令。1601年都铎时期的最后一次议会中，议员们却倾向于彻底废除反圈地法令。此后，圈地运动逐渐得到王室的支持和议会的认可。1640年革命爆发后，议会不再通过反对圈地的法令。光荣革命以后，政府改变政策，公开支持圈地运动。随着廉价的美洲小麦进入英国，英国人开始认为英格兰凉爽潮湿的气候条件更适合种植牧草，本土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日益降低。这时，贵族地主改变经营方式，纷纷用积土、石堆等方式筑起矮墙，将自己的地产加以圈围。到18世纪初，尽管英格兰仍有五分之三的耕地未被圈围，但旧有的共耕制农村公社已被彻底摧毁。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得到发展，城镇人口急剧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更加迫切，贵族地主为生产肉类和粮食以满足市场需要和谋取利润，扩大了对农牧业的投资，并设法改善土地肥力，同时也加速围田圈地，以便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革。这时，政府通过各种议会立法，使圈地运动合法化。贵族地主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强迫农民服从一个一个圈地法案。尽管那些地方性的圈地申请都得到相关土地持有者的认同，但其实只是当地大土地所有者的意志的体现，小农民因无力负担圈地的费用，或因失去公地使用权而难于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技术革新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圈地运动的发展，具体来说，新农业器械的出现、新耕作方法的推广，都要求农用土地连成大片，中世纪一直存在的敞田制成了制约农业发展的障碍，于是到1801年圈地运动终于彻底合法化了。

从客观上说，圈地运动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创造了条件，它提高了农牧业生产的产量，同时又为获得充足的劳动力和工业原料提供了机会。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不得不投入工商业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英国人的就业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圈地运动最早从工商业相对发达的英格兰东南部开始，也在这片区域达到顶峰。乡绅是圈地运动的主力军。以莱斯特郡为例，1485至1550年间，乡绅圈占的土地占圈地总面积的60%;1630和1631年的调查报告表明，莱斯特郡有10万英亩土地被圈围，占该郡土地的2%,其中大部分变成了牧场，主要的圈占者是乡绅。但圈地运动又不是一下子就触及整个英格兰，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地一地、一庄一庄出现的。肯特郡很早就不再有敞田制，苏塞克斯郡（Sussex）和萨福克郡则早已遍布养牛场和养猪场，这些地方都不需要圈地运动。托马斯·莫尔所说的“羊吃人”，主要发生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即从莱斯特郡到沃里克郡南部，然后穿过北安普顿和牛津，到达伯克郡这一地带。其中最典型的是莱斯特郡，它是历史上实行敞田制的中心，其土地有95%是农耕地，在该郡被圈围的土地中，48%发生在1485年之前，43%发生在1485-1530年之间，9%发生在1530年之后。可见，1510年前后是该郡圈地的高峰期。在整个圈地过程中，仅有十分之一的农耕地被转用为牧场；370个村庄中，有140个受到圈地的影响，其中有40个村庄的良田全部荒芜，牧草茵茵而生。尽管圈地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但它伴随着失地农民的累累白骨与声声哀鸣。经济转型使一些村庄湮没、社区解体，使一些农民流落他乡、无家可归，所以，圈地运动构成了16-17世纪英国流民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二章　济贫法与农业改良

在人们的想象中，流民是“外来人”，含有“他者”的意思，是被不屑一顾、不予信任的对象，当然，也可以是需要施以救援和爱心的被动接受者。在中世纪欧洲的童话故事中，乞丐有诅咒对其出言不逊且吝啬小气的人的神奇能力。但究竟何谓流民？牛津辞典给出的定义是：“无家可归且通常没有工作的人，他们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并通常以乞讨为生”。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流民一词除了上述含义外，还含有犯罪或潜在罪犯的意思。当然，也有人把流民看作为亡命之徒、不法分子，认为这些人通过偷盗、威胁和恐吓而维持生存。在英国历史上，都铎王朝是农业社会的巅峰时期，但同时也是历史上流民最多、社会问题最大的时期。当时，许多人沿着大街小巷或者村村寨寨，挨门挨户地乞讨，这些人也容易被认为是“巫“（witch).”有充分证据表明，16世纪的乞丐和流浪汉在英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此前此后都要大”。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圈地运动外，还与价格革命（Price Revolution）、人口增长、修道院解散、封建家臣流散、瘟疫肆掠和农业歉收等因素有关联。当然，圈地运动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原因，1517-1519年都铎政府圈地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就提供了若干实例：多塞特侯爵（Marquis of Dorset）在莱斯特郡圈地500英亩，在沃里克郡圈占200英亩，有60个被剥夺土地的农民无家可归；在北安普顿郡，罗伯特·马洛里（Robert Malory）一次圈占耕地494英亩用作牧场，又圈占324英亩牧场和草地，使62个农民被驱离家园；白金汉郡的托马斯·彼戈特（Thomas Pigott）在多德希尔教区圈地960英亩，破坏了24个庄园宅院，赶走了120个农民，又在其他两个教区圈占1141英亩土地，将149个农民逐出庄园；柴郡（Cheshire）利斯科米乡村教区1506年有20个农民因圈地而成为“游手好闲”的人。

都铎时期，英国流民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首先，圈地使农民与土地相分离，而纺织业和其他工业以及新式农牧业又不足以吸收那些与土地发生分离的人口，“失去土地又不能转化为雇工的农民就成为流民”。其次，1511-1550年，粮食价格大约上涨60%,此后十年内又上涨55%;而工资上涨幅度在1550年只是大麦上涨幅度的15%,1550-1560年则是30%,所以工资的上涨低于粮食的上涨几乎50%。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莫尔说：“粮食腾贵的结果，家家尽量减少雇佣。请问，这些被解雇的人不去乞讨，或不去抢劫……还有什么办法呢？”贯穿一个多世纪的价格革命，造成劳动者贫困化，这与流民问题的产生及其严重性密切相关。又次，1450到1640年英国人口大约增加一倍半，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是其高峰期。这个时期，英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婴幼儿占38%,而养活这些无劳动能力的人，就给无地少地的贫困家庭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许多家庭因此而离乡背井、四处乞讨，成为流民。复次，1536-1539年间共计有608个修道院被解散，修道院每年的年收入总计13.7万英镑，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救济贫民，修道院不存在后，传统上依靠救济的贫民也加入了乞讨和流民大军。再次，亨利七世于1504年颁布《取缔家臣法》（Statute of Liveries），通过褫夺兵权的办法来削弱贵族，而一部分以前的家臣和私家武士也同样沦为流民。最后，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国平均每四年发生一次农业灾害和粮食歉收，饥荒与瘟疫这对孪生子也成为制造贫困和流浪的帮凶。这样，以乞讨为主的流民，就成为16和17世纪上半叶下层民众贫困化加剧的必然结果，年轻人、妇女、儿童都可以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民大多由农业社区，或者就业不足的小城镇，向森林、荒野和沼泽地流亡，在漫无目的地四处迁徙后，又不得不向较为富裕的城镇和农业区回流。流民队伍的扩大成为都铎政府无法消除的心头之患，“在16世纪以前，乞丐只是偶尔让人闹心，现在他们却成为慢性的瘟疫。他们中既有四处流浪的‘游丐’,也有在本教区坐等施舍的‘坐丐’;既有身体残疾或有疾病的‘病丐’,也有身体强壮或装病或巧取豪夺的‘恶丐’;既有暂时为生活所迫而临时乞讨的‘陌生丐’,也有以乞讨为业的‘职业丐’。”詹姆士·克罗夫特爵士（Sir James Cr oft）在1569年的信中写道，英国有1.3万人无家可归。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在《英格兰叙事》（Description of England）中说，英格兰有1万人流落在外。另据16世纪末萨默塞特郡治安法官爱德华·赫克斯特爵士（Sir Edward Hext）估计，每个郡的流浪者，加上吉普赛人，大约有三四百人，“因此，A.L.贝耶尔估计此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流浪汉在1.5万——2万人之间。”历史学家托尼（R.H.Tawney）说，"16世纪的人们是生活在对流浪汉的恐惧中的”，流民的艰辛使他们很容易加入偷盗、抢劫的行列，他们不一定是行为失范的主体，却很容易成为某些犯罪的嫌疑者，如果得不到救济和善待，就极可能成为男盗女娼的行为不轨者。16世纪60年代，在伦敦的布赖德韦尔拘留所（Bridewell Prison）逮捕的不正当性行为者中，流浪者占16%;到1601-1602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2%。

与城镇发生联系的流民，也不可忽视。尤其在经济低迷、物价蓦然飙升的时刻，失去劳动机会的城镇穷苦人更容易走上流浪的道路。虽说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但也更容易使人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旱涝、瘟疫等灾害发生时，乡村穷人依靠土地的恩赐，好歹也能应付一下，而在寸草不生的城市，穷人要想度日就愈加困难。同时，16世纪是一些古老小城镇衰败的时期，昔日的工匠、手艺人、工资劳动者因失去工作而沦为乞丐。根据亨利·阿星顿的记载，1597年牛津城及其郊区有很多穷人，他们在街上无所事事地游来荡去，四处乞讨，甚至破门闯户、偷盗扒窃。埃塞克斯的城市财务总管在1575年说，成群结队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他们和成年人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游荡。宗教改革后，城镇兴起啤酒馆，其取代教堂成为普通民众尤其是劳苦大众的公共空间，却也是流民惯常去乞讨或滋事的地方。当时，孤儿几乎占未成年人口的五分之一，特别是那些居无定所的流浪孤儿，已成为英国最大的社会问题。1576年对诺威奇的调查表明，在总数2342名穷人中，成年男女为1335人，儿童就有1007人。根据约翰·豪斯的统计，16世纪50年代，在伦敦需要救济的2160人中，有300个孤儿，还有350个需要负担众多孩子的穷苦父母。一部分孤儿能够被亲戚领养，更多的则被抛向社会成为少年流民。伦敦的情况更是如此。虽然早在1518年伦敦就出台了镇压流民和控制慈善的法令，但随着16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的人口大爆炸，伦敦的流民数量大幅增长。伦敦的城市感化院（City Bridewell）负责惩处流民，1560-1561年该院惩处的流民为69人，1578-1579年上升为209人，1600-1601年又增加到555人。其间伦敦人口增长不到3倍，而城市感化院收容的流民增加了7倍。

17世纪初，人口增长使英格兰的失业现象极为普遍。农业仍然是主要的就业部门，但由于田间劳作的季节性，在农闲时节，帮工面临失业危险。纺织业是最大的制造业，但长期存在着半失业现象。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就业的不足，迫使人们流入城市，伦敦是他们的首选地。可是城市的就业机会更加变幻莫测，短工、零工、季节工随处可见，结果许多的家庭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保持收支平衡，贫困问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例如，在赫特福德郡的奥登汉姆（Aldenham），十分之一的家庭经常需要救助，还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家庭也时有需要救济物资以渡过难关。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救济成为16、17世纪王国政府不可回避的问题。

英国的济贫法制度，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那些应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法规。但是直到16世纪，济贫法才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都铎早期，修道院和其他宗教团体仍然是实施济贫行为的主体。宗教改革时期，修道院被解散，慈善事业的主体发生变更，济贫不得不从一种自愿性、民间性和以教会为核心的旧体系，走向一种世俗性、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国家行为。虽然这时的慈善事业仍然以教区为单位，但国家出面制定法规，以教区为单位强征济贫税，这已经形成为新的制度体系。这是都铎制度建设的一大成就。

亨利七世时期，议会于1495年通过《反流民与乞丐法》（Vagabonds and Beggars Act），授权地方官员抓捕懒惰无业和形迹可疑的流浪者，先将其拘留三天三夜，其间，只供应面包和饮用水，释放前责令其离开流浪的市镇或乡村，回到出生地。实际上，这个法规并不能解决贫困和流民问题，它没有发展出救济和防范的功能，只是迫使流民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且该法规没有区分流浪者和失业者，而是简单地把他们归为一类人而加以惩罚。在亨利八世统治下，政府于1530年发布公告，把懒惰描述为“所有恶习的根源”，并责令用鞭打取代临时收容来惩罚流浪者；第二年政府又在无劳动能力者和顽固的乞丐之间做出区分，允许老人、病人和残疾人乞讨，但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这就是1531年的《处罚乞丐与流民条例》（Statute Punishment of Beggars and Vagabonds).1535年议会提出法案，主张创建公共工程系统来解决失业问题，并通过征税来资助该项工程。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对于身体健全的贫困人口来说，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了，1547年通过的《合法安置条例》（Statute of Legal Setlement）对流浪者作出了更加严厉的刑法处置办法：第一次因流浪而获罪，要接受两年的劳役，并由治安法官烙上“V”字作为标志；第二次流浪获罪要烙上“S”字，并处以终身奴役；第三次再获罪则被处以死刑。1549年在对该法进行修订时，废黜了关于将流浪者罚为奴隶的规定，但关于少年流浪者要被强制性地变为学徒的规定仍继续有效。玛丽一世时期，政府已经开启了救济与惩罚并重的济贫发展方向。例如，1555年法令规定：对于体弱的乞丐，倘若本教区无法充分供养，那么在认真核实后，可发给带有明显标记的衣服，如此穿着者即被允许出外进行乞讨；对于拒绝承担贫困捐助的人，若劝说之后仍不愿履行义务，则可以处以罚款。

伊丽莎白时代是济贫制度最终形成的时期。1563年政府颁布的《济贫法》（Poor Law）规定，对无视济贫责任的官员和教区济贫专员及牧师等实行罚款。1572年《济贫法》（Vagrancy and Poor Relief Act）规定对乞讨初犯者穿耳为记，对屡教不改的乞丐处以绞刑。该法还首次区分“职业乞丐”和迫不得已的失业者，除了强调征收济贫税以补助贫困家庭、尽可能给他们安排工作之外，还规定具有良好职业的人可经过向议会提出申请，把贫困的儿童带去工作。1576年的《安置穷人工作法》（Act For Seting the Poor on Work）则明确要求，各郡均需设立感化院，对有工作机会而不事劳作的人实行强制劳动。1597年《济贫法》（Act for the Relief of the Poor）是女王政府制定的第一个较为完备的济贫法，其中对哪些人属于“值得帮助的穷人”以及如何向穷人提供工作机会，做出了详细的法律规定；法案还规定设立贫民监督办公室，以征收济贫税的方法为健康的穷人提供工作。这些条款最终在1601年《济贫法》（Poor Relief Act）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对那些因生病或年老而不能工作的人，即所谓“无劳动能力的穷人”，要么通过提供“教区面包”和衣物等救援物资给予户外救济，要么把他们安置到教区，或通常是私人设立的布施院（Charity of Hospital）；对那些身体健全的乞丐，如果他们拒绝参加工作，则要被强行安置到感化院，甚至遭受鞭打。该法还创造了一种由地方税支撑、基于教区管理的济贫体系，它对英格兰的济贫制度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首先它明确要求对穷人提供救助，发放济贫金；其次它要求以教区为单位强化社会治理，管理好穷人；再次它扩展了教区作为社会单元的济贫责任，负责征收济贫税；最后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又确保社会的等级差距。

直接促使伊丽莎白济贫法出台的催化剂是16世纪下半叶英格兰经济环境的日趋恶化。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中，尽管又颁布过不少济贫法，但1601年《济贫法》的基本原则一直沿用了下来。当然，1601年《济贫法》也有许多不足。第一，它要求家长和孩子要互相承担责任，年迈的父母必须和子女住在一起。这样，只要某个家庭或因父母年迈而丧失劳动力，或因孩子太多而生存无继，就不得不全家住进济贫院，结果既使年幼的孩子心灵遭受创伤，又让成年的父母倍感侮辱。第二，以教区为基础的治理系统无法防止济贫法执行者和监督员的专横无理，它要求执行者和监督员熟知其社区内的穷人，能够区分“值得救助”与“不值得救助”的人，并且判定他们应该接受院内救济还是院外救济，这就使执法者的主观性变得很强。第三，这个法案的主要目标是制止流民，维护社会秩序。在那个时代，人们把“好逸恶劳”看作是贫困的原因，认为厌恶劳动的人才会贫穷，所以把惩罚流浪作为手段，强迫所有的人都去劳动。但失业经常是结构性的，人们还不知道失业是一种社会现象。然而，在人口不多、人人都彼此认识的一个个小小的农村社区，伊丽莎白《济贫法》是能够运作的，那时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法案在操作中难度并不大。直到1750年之前，这一制度对维护社会稳定都起了良好作用，但那以后它就需要不断地调整，以适应工业社会的兴起。

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格兰每个郡都设立了感化院。这种制度不等同于济贫制度，它的基础是将“定居”穷人与“流浪者”作了严格的区分。执行1601年《济贫法》时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让最贫穷的人迁往富裕教区，通常迁往城镇教区，结果导致了《安置和迁移法》（Setlement and Removal Act）的出台。该法也称1662年《济贫法》（Poor Relief Act），它规定只能对通过出生、婚姻和学徒的途径在教区内定居的居民施与救济；它不鼓励穷人离开家乡寻找工作，而是鼓励工商业雇主与受雇者签订短期合同解决就业问题，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据此，乞丐要申请救济，就必须证明自己是“安居乐业”的人，否则就必须迁徙到与自己出生地点最近的教区，或者能够证明与自己有联系的地方。这样，有些贫民被迫远途迁徙，而途中经过的教区对他们不负有责任，只向他们提供食物、饮料和歇息一夜的住所。1697年通过《克雷迪顿济贫院法》（Crediton Workhouse Act）要求乞丐在右肩佩戴由自己所在教区提供的红黄两色“P”字标记，不过这种做法很快就被废弃了。

16世纪末期的济贫法制度，不仅推动了慈善院的设立，也促进了富裕教区对穷困教区的援助。1578年，剑桥郡（Cambridgeshire）成立了第一所政府创办的慈善院。1596年，在伦敦的102个教区中，有70个富裕教区对21个贫困教区提供了济贫资金支持。17世纪末普遍开展的建立济贫院运动，是追随布里斯托尔穷人协作所（Bristol Corporation of the Poor）的成立而开始的济贫活动，其法律基础是1696年的一项议会法案。布里斯托尔穷人协作所建立的济贫劳动院，由一个小小的劳动教养所以及相应的住房和设施组成。以布里斯托尔为例，在此后的20年间，大约有12个城市建立了类似的机构。这些机构一般都需要地方性的立法给予支撑，小城镇和教区就不适合建立这类机构。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国总共通过了61部济贫法，这种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父权制庇护主义的产物，却成为20世纪现代福利国家的先导。

从15世纪起，英国经历了持续的农业改良过程，包括生产力的提高、净产量的增加、粮食短缺问题的减缓，以及随着农业资源增长而带来的人口增长。农业改良的关键是保持和改进耕地质量，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垦耕地，种植更多、收益更大的农作物，并且设法减少劳动力的投放量，使用富有成效的劳动工具和农业器械，来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农业改良需要科学技术的普及，到18世纪又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从长时段看，农业改良、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这三者之间呈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农业方面的大量增长，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同样，若没有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知识和新发明，以及与工业革命相关的大量资本、金属工具、新兴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农业改良也不可能持续。从新大陆引进的新品种，如马铃薯等，也提高了农用土地的产出率，尽管这看起来只是一个偶然因素。

农业改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限君主制的政治发展。1535年前后，亨利八世使英格兰教会脱离教皇，造成英国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所有权转手，从而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乡村士绅阶层。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中，克伦威尔带领新模范军击败查理一世，取缔了大约700项王室垄断的专利权（patent）。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同意废除剩余的王室垄断权，并签署了1689年的《权利法案》，规定在未履行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权没收他人的财产和土地。政府还取消了炉灶税，开始征收统一的地产税。加之，英国的议会和君主在新的政治框架下分享权力，发展出了地地道道的君主立宪制。这些变革虽然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但它们导致了对财产和自由的尊重，创造了一种宽松的环境，让发明家、改革家和投资人能够安全地建立新型农业，成为鼓励人们推动农业改良的政治与社会因素。

同时，宗教改革提高了英格兰人的识读阅读能力，印刷术的引进则成为16-17世纪农业改良的文化推动力。到17世纪30年代，至少有30%的男性已具备识读能力，1700年至少有10%的女性可以读书认字。活字印刷使“农业指南”一类的通用书籍因售价低而得到广泛的传播，而报纸杂志的出现，又为初具识读能力的人获取诸多信息，如新技术、新方法、市场盈亏、价格涨落之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这些是英国农业改良主要的科学技术因素。

英国在农业改良方面走在欧洲前列，与其岛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不无关系。马克思说，“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产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运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明初期，第一类的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作为一个岛国，“海”在英国人的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海对英国的气候、植被与农业生产，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这个高纬度的国家还受到北大西洋暖流的惠顾，因而成为欧洲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那时，英格兰的年平均降雨量为1000毫米，雨天的正常数值是每年204天。在地理上，英国与16-17世纪农业生产技术发达的佛兰德斯（Fl anders）靠近，也是它汲取农业先进技术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佛兰德斯的商业经济十分发达，人口密度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这使得土地的价格十分昂贵，从而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集约化农业经济。由于受到天主教西班牙的残暴统治，佛兰德斯大批新教徒流亡英国，这也让先进的农业技术随之而来。

农业改良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把两圃制（two field system）变为三圃制（three field system）。为保持地力以增加产量，16-17世纪成为轮作制（Rotation System）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轮作制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实行了很长时间的农业种植方式，它指在同一块土地上在不同时期种植不同类型的作物，这样通过连续性的轮换耕作，不同作物对土壤产生不同效应，使之达到保持地力和改革肥力的效果，尽可能地提高产量和有效利用土地。轮作还能够打断病虫害的繁殖链，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此外，通过浅根系作物和深根系作物的轮换种植，还能使各种作物在同一块土地的不同土壤层充分吸收天然肥料，改善土壤结构，并使土地肥力不断得到恢复。

中世纪的英格兰主要使用两圃制，土地通常被分为两部分，总是有一半土地在休耕，或转用为牧场，第二年轮换，以恢复地力。而三圃制则将土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在秋天种冬小麦或黑麦，另一部分来年春天种植其他作物，如豌豆、扁豆、大豆，第三部分休耕。三个部分轮流转换，每三年一个轮回，每块土地都可以得到休养生息。两圃制与三圃制的区别在于前者使一半土地处于休耕状态，而后者的休耕土地仅占三分之一，这样，就能在同一块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农产品，并种植出更多的品种。两圃制改为三圃制以后，人们在以前是休耕的土地上种植豆科植物，这些植物有固氮作用，氮又随土壤中的空气上升到土壤表层，这样就达到了恢复地力的目的。在三圃制下，英格兰农民主要种植燕麦、黑麦、小麦、大麦和豆科植物，16世纪以后的农业产量增长很明显（参见表2）。

表2 13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英格兰农业净产量（普式耳/英亩）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Alex ander Apostolides,"English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Labor Productivity,1250-1850:Some Preliminary Estimates"，26November2008,File:Agric Long Run4.doc；表中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是以每个农业劳动者计算的结果。

农业改良的又一个内容是排干沼泽，开垦新的可耕地，并且进行相关的水利建设。科尼利尔斯·费尔默伊登爵士（Sir Cornelius Vermuyden）是尼德兰的一位工程师，他把这种开垦荒地的方法介绍到英格兰。1621-1623年，他在泰晤士河上完成了来到英国后的第一批工程，即在伦敦东部修筑了达格南墙（Dagenham Wall）用以阻挡海浪，并在苏塞克斯的肯维岛（Canvey Island）上开垦荒地。后来，他在温莎（Windsor）的工作引起了英王的注意，1626年，查理一世委任他负责对阿克斯霍姆岛（Isle of Axholme）的哈特菲尔德（Hatfield）皇家猎苑进行疏浚和排沼工作。这项工作工程巨大且耗资不菲。为了筹集资金，费尔默伊登把自己应得的那片“未来的可耕地”以股票形式出售给其他投资者，最终完成了工程。费尔默伊登因功勋卓著，于1629年受封为骑士，1633年被授予英格兰公民身份。

17世纪30-50年代，剑桥郡和诺福克郡也实施了排涝工程，力图使“大沼泽”（Great Fen）变成“大平地”（Great Level）。费尔默伊登参加了该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宗教改革时期修道院被解散，这里的沼泽地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人们希望疏浚其上密布的河流沟渠，来达到排干沼泽的目的。最初的排干计划是约翰·亨特（John Hunt）在1604-1605年提出的，该计划要求修建一条21英里（约34公里）长的河道，从伊里斯通往丹佛，以大大缩短大乌斯河（The Great Ouse）的长度。这项工程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在第四代贝德福德伯爵弗朗西斯·罗素（Francis Russell,Earl of Bedford）的参与下，河道修建工作于1637年基本完成，同时还改造了8条渠道。后来，人们用伯爵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地区，称其为“贝德福德平地”（Bedford Level）。但是，人工河与改进的渠道只达到了有限的目标，工程效果十分有限，形成了“夏日干地”与“冬季汪洋”的局面。国王为酬谢参与工程的贵族、商人和冒险家，曾答应给他们9.5万英亩（约38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这个决定受到了干扰，一方面，不间断的反圈地运动阻碍了这个决定的执行；另一方面，国王也撤销了他与贝德福德签署的协定，声称自己才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因此强行占去5.2万英亩（约210平方公里）土地，只留下4万英亩（约160平方公里）的土地给其他的工程参与者。

至此，科尼利尔斯·费尔默伊登爵士才应英王招募，去参与大平地工程建设。对于排干沼泽，他提出了两项创新方案，一是使用洼地把气候恶劣时无法排入大海的多余之水加以蓄取，二是在沼泽东部边缘修建一条截水沟。这样，洼地建设成为大平地工程第二阶段的一部分，但截水沟的兴建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被执行。1639年，英王任命费尔默伊登为大平地工程的总代理人，但不久国王与议会的冲突爆发，查理一世的王位岌岌可危。尽管如此，费尔默伊登仍然坚持到1642年5月。内战期间，排水工程停顿下来，原来聚集在弗朗西斯·罗素旗下的一批金融家，开始寻求议会的支持，希望讨回查理于1630年许诺给他们的土地。1649年5月，议会颁布后来被称为“伪法案”（The Pretended Act）的法律，恢复了他们排干大沼泽的圈地活动。排干沼泽和清除森林的活动侵犯了公地的使用权，侵犯了下层人民的利益，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农用土地的增加，构成了英国农业改良的一个部分。

农业改良的第三个内容是新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改进。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铃薯、三叶草、蛇麻草（Common Hop）、芜菁等新作物的引入，以及条播机、除草机、铁马掌等新器具的使用。新作物中最重要的是芜菁，在休耕地种植芜菁可以大大减少闲置的土地。据统计，1700年，英格兰休耕地达到20%,到1871年就只有4%了。有证据表明，早在1638年，萨福克郡巴勒（Borough）城堡乡绅波普已经发现，芜菁可以用作动物饲料，只是他的发现没有得到推广。后来到18世纪20-30年代，唐森德（Charles Townshend）才把芜菁的种植推广开来。17世纪时，英国农民开始种植三叶草，而在此之前，已经种植牧地香豌豆之类的山黧豆属植物，这些都成为非常重要的牲畜饲料。

早在伊丽莎白时代，由于粮价上涨幅度超过了羊毛，圈地养羊的速度放慢了，人们开始热衷于改进耕作技术，越来越多的农民大量使用泥灰土等肥料，加快了休耕地与农作地的轮换频率。还有人把土地圈围起来精耕细作，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据当时地产测算员约翰·诺登（John Norden）的估计，有围栅的农地与敞田相比，前者产量是后者的1.5倍。由于农业技术受到重视，农业家图塞（Thomas Tusser）的押韵长诗《务农五百要诀》（Five Hundred Points of Good Husb andry）在1557-1580年间印刷了五版。这一时期，农作物产量普遍提高，13世纪时，小麦产量是每英亩6-12浦式耳，到伊丽莎白时代产量达到了16-20浦式耳。据威尔士王室地产统计资料显示，1500年平均一只羊重28磅，一头牛重320磅，1610年分别达到46磅和600磅。如果没有农业技术的改进，人口增长一定会使都铎时期的英格兰出现后来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所说的资源危机。

斯图亚特时期，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长，造成了某些地方的粮食短缺，这推动了物价的普遍上涨，并使农业种植尤其是粮食生产变得有利可图。由此也带动了农业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新工具的使用。即便在17世纪中叶的革命时期，战争也没有破坏农业生产，相反，政府一直在注意农业发展。在政府的鼓励下，森林被砍伐，土地被围圈，沼泽被排干，耕作面积增加了，但这些成就都是由大土地所有者完成的，因为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一时期，新的轮耕制也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很有趣的是，东南部的军事胜利反而造成西北部的经济繁荣。到复辟时代，地主用改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办法来弥补其损失，新的租佃方法与新的耕作方法被广泛采用，缩短租期、不断提高租金成了一种流行的做法。为市场而生产成为农业经营的目标，为此引进了新的作物和新的品种，使用了新的农业技术，人们砍伐森林、排干沼泽，农业生产明显发展。为增加土地收入，贵族和乡绅的议会禁止谷物的进口，并且给小麦等出口提供价格补贴。议会还制定狩猎法（Gamelaws），禁止少地无地农民打猎，连在自己的土地上打野兔山鸡都不可以，违者严惩。

17世纪，在早期农业机械化方面，条播机是英格兰人的重大发明，它的发明者是伯克郡的杰斯罗·塔尔（Jethro Tull）。他曾因病赴欧洲大陆治疗，回国后带回了许多先进的农业耕作知识，经过长期的试验，他于1701年发明了由马牵引的条播机，使过去那种广种薄收的撒播，变成了可以控制行距、深度和速度的条播，大大提高了种籽和土地的利用率。后来，他又发明了用马拉的除草机和骅犁，使耕地速度提高了50%。根据30多年的使用经验，塔尔于1733年出版《马耕作业》（Horse Hoeing Husb andry）。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出生于约曼农家庭的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发现可以使用鼓风炉和焦炭生产生铁，从而降低了生铁、熟铁和钢的价格，为广泛使用金属农具创造了条件。尽管全面的农业机械化是18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但不能不说17世纪下半叶的农具改良是农业机械化的先导。

第三章　社会分层

16、17世纪的英国人，以及研究英国近代早期的历史学家，都认为那时的英格兰是一个高度分层的农业社会。1577年，威廉·哈里森把英格兰人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总称“绅士”，包括贵族、骑士、准骑士及乡绅，其总体标志是血统世系和人品素养，显得高贵，且众望所归。第二等级为城市自由民和享有公民权的市民，凭职业地位和身份地位而身列其中。第三等级为乡村的约曼农，他们是年收入达40先令的自由持有农、地产承包人和普通人心中的孚众望者。第四等级包括工资劳动者、穷苦农夫、手艺人和仆役，他们是默默无闻的被统治者。社会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指出，16世纪和17世纪初，绅士和非绅士是英格兰社会的最基本分层，普通家庭要进入绅士行列，须经三代“血统整肃”，比如商人购买土地后，必须等到孙辈才会进入绅士阶层，并得到纹章局（Heralds'College）的认可。斯通进而把英格兰人分为六个等级：第一级是公、侯、伯、子、男有爵衔贵族，第二级是包括从男爵（baronet）、骑士和准骑士（paladin）的郡县社会上流，第三级是教区小乡绅，第四级为小康人家的约曼农、工匠、小商和农夫，第五级是以体力换取工资的人，第六级是依靠救济和施舍为生的人，包括寡妇、孤独老人、失业者、学徒和仆役。斯通认为，17世纪初，四、五、六三个等级合计占人口总数的90%-95%,是绝大多数；可见在16-17世纪，90%以上的英格兰人以体力劳动为生，且大多居住在农村。表3提供的数据基本上印证了斯通的估计。

表3 1600-1801年英格兰人口城乡分布表（%)

资料来源：E.A.Wrigley,People,Cities 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Oxford:Blackwell,1987,p.170.

耶鲁大学基思·赖特森（Keith Wrightson）教授指出，斯图亚特时代，英格兰社会是一个由各种等级地位之人组成的职业身份集团堆积的等级体系，人的地位取决于几个变量，比如出身、头衔、财富、职业、生活方式和权势占有等。这些变量相互影响，其中财富是取得优越地位的必要、但并非充分的条件。他指出大的分层体系下还可划分出亚分层，并勾勒了17世纪英格兰社会分层的结构图：贵族和乡绅统称为绅士，以代表两者社会地位的同质性和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并且有别于其他人。在绅士内部，又可自上而下地划分为有爵位继承权、可以进入上院的公、侯、伯、子、男诸等“爵爷”。詹姆士一世时期开始加封的从男爵，位于爵爷之下、骑士之上，其年收入须在1000英镑以上。为王室服务有功者，可获骑士称号。但事实上，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被封骑士的，大多出于居郡县领导地位的家族。无封号的准骑士包括贵族长子外的男性继承人及其后裔、骑士的男性继承人、治安法官等；绅士包括准骑士的非长子、兄弟及其继承人。

紧跟绅士的社会阶层，包括一切准备或可能取得绅士资格的人，即乡村中的约曼农、城镇的富商和专业人士。约曼农是辛勤耕作并受人尊敬的富裕农民，除自由持有农外，还包括某些租地农和公簿持有农，他们的土地持有量一般在50英亩以上，年收入最低在40-50英镑，能维持较好的生活水平，有剩余资金可供扩大生产。约曼农之下是农夫，其耕种的土地在5-50英亩之间，年均农业纯收入为14-15英镑，能维持正常生活，并稍有节余。农夫之下，是为他人做工换取工资来维持生活的茅舍农和农业工人，英格兰三分之二的茅舍农有茅舍和宅旁园地，幸运者还有一二英亩土地，并能从使用公地中获得一些收益。绝大多数的农业工人，其年均收入在9-10英镑。

当时，乡村工匠和小商人之间缺乏明确的区分。在莱斯特郡的大威格斯顿（Wigston Magna），磨坊主、面包师、肉店老板、木匠、铁匠和造车匠同时又是小农。17世纪初，约曼农和手艺人、农夫和工匠都可以一身兼任多职。被称为“穷人”的无产者处于社会最低层，贫困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穷人若居有定所还能勉强度日，他们依靠伊丽莎白济贫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教区的救助；但流浪者情况则很不妙，他们从英格兰西北部向东南部、从乡村向城镇，或在城镇之间流动，尽管某些流民偶尔也能找到季节性零工做，但经常是衣不掩体、食不果腹。

讨论16-17世纪英格兰的社会分层时，最好把贵族与绅士分开。英格兰1600年前后有61个“爵爷”，1642年有136个，这些人与他们的亲属门客、上层管家一起构成贵族等级，于是“构成了一个无形而有力的、能够延续下去的社会集团”。根据统计学和谱系学家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的统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680年这个集团总人数为6920人，他们在政治权力、生活方式、婚姻范围、亲属关系、庇护网络方面都具有“全英格兰”的性质。17世纪下半叶，绅士上层与贵族逐渐融合起来，而此前两者间的区别很明显。17世纪的英格兰仍然是农业社会，而贵族→绅士→约曼农→农夫→农业工人/茅舍农→靠他人赡养者这样的等级顺序很正常；但随着伦敦和其他城镇的大发展，大量人口流入城镇，就形成了商人、律师、牧师和官吏这样四个具有半独立等级身份的职业集团。在其下是小店主、小商人和工匠，他们中有些人兼具农工双重身份，所以还不是独立的职业集团。再往下是人口众多的市镇穷人，他们构成社会的底层（参见图1）。

图1 自上而下的农业社会分层系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社会分层并不存在法定的意义，它只是一种分析体系而已。尽管有这种明显的分层结构，但16-17世纪英格兰社会的流动性却很大。由于各阶层间存在着婚姻、亲戚、友邻、庇护等关系，以及职业间的互动交流，社会的纵向流动较为常见。总之，此时的英格兰是一个“开放的等级社会”。威廉·哈里森注意到，一个人可因其血统和出身而成为先天的绅士，也可因其品质和财富而成为后天的绅士；绅士身份既可以通过继承获得，也可以通过接受大学教育、担任重要公职、增加财富收入，而被人承认是绅士。时人哈里森和托马斯·威尔逊爵士（Sir Thomas Wilson）都认为英格兰社会流动不息，斯通把英国的上流社会称为“开放的精英”。可见，社会流动是英格兰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但是，流动并不否定社会等级分层的重要性，相反却凸显了社会的差别，只是这种差别并不固化，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约曼农的消失就提供了典型例子。

伊丽莎白时代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约曼农是英格兰乡村中一个显著的阶层。按古谚说：“宁为约曼之首，不做乡绅之尾”。文学作品在描写这个“半绅士半农夫”的阶层时说：“约曼的马儿忙得团团转，工作时间拉犁耕田，闲暇时候载主人游玩。”也就是说，约曼农既能躬耕田亩，又能享受闲适。斯图亚特初期，法学家爱德华·柯克爵士认为，约曼农必须是拥有年收入40先令以上的自由持有农。当代历史学家米尔德里德·坎贝尔（Mildred Campbel）指出，柯克爵士基于先他一个世纪的作者莱特顿的论文《论土地所有权》，为约曼农提出了一个16世纪的界定。但托马斯·盖斯福特于1618年写的《英格兰的荣光》和托马斯·韦斯科特的《1630年德文郡见闻》，都认为约曼农应包括公簿持有农在内。这两种提法有明显的差异，说明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初的100年中，社会流动已经使一部分租佃农进入了约曼农行列。到斯图亚特早期，有一部分约曼农甚至没有土地，他们从大地主手中租借土地，因而在身份上只是佃户，但由于他们的租佃量大且经营得当，其实际收入和生活状况与富裕的自由持有农不相上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伊丽莎白时代还心满意足、斯图亚特早期还不断扩大的阶层，到1688年格雷戈里·金统计英格兰与威尔士人口与财富时，却已不存在（参见表4）。

表4 格雷戈里·金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和财富统计（1688年）

注：（1）本表取自Peter Mathias,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1700-1914,London:Methuen and Co.,1983,p.24.（2）国民总收入为44735800英镑；国民总支出为43150600英镑；能够增加国民收入的人口为2675520人；减少国民收入的人口，即表中用楷体标出的5类人口，也是格雷戈里·金认为的贫困线以下人口，为2825000人。

那么，约曼农是如何消失的呢？部分约曼农向小店主、手艺人等新兴职业集团作水平流动，是约曼农消失的第一个原因。约曼农以农耕为生，从土地获取利益，但他们又常常兼顾小商业和手工业，一旦其工商业收入在维持生计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人们就不再认为他们是约曼农，而认为他们是面包师、呢绒商、工匠等等。约曼农消失的第二个原因是内部分化以及被社会其他阶层吸纳。约曼农本来就有“大”、“小”之分，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比如据米尔德里德·坎贝尔估计，小约曼农年收入为40-50英镑，大约曼农年收入达到100-200英镑，肯特郡个别约曼农年收入甚至有1000-1500英镑。而兰开郡彭德尔林区（Pendle Forest）17世纪财产目录分析表明，有45%的农夫财产清单总值超过50英镑，而14%的约曼农低于50英镑，有一半约曼农的财产清单总值超过100英镑，农夫最高者也达到了87英镑。这样，富裕的约曼农向乡绅流动，较穷的约曼农则流动到地位相对低的层次上去，于是在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的共同作用下，17世纪初仍然是英格兰社会一大阶层的约曼农群体逐渐消失了，到世纪之末它已经不存在。第三个原因是农业商品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口增长和物价上涨，市场经济带来各种机遇也带来许多压力，由于约曼农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的命运与商品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不同的人对这些变化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于是就造成不同的结果。在英格兰，发财快的约曼农一般是经营大块土地的自由持有农，他们不会因地租上涨而受太大的影响，对市场价格的变化也有比较强的应对能力，这些人最终变成充满进取心的小农业资本家，有些人甚至变成了小乡绅。经营土地较小的约曼农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可能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向下流动，沦落为农夫、茅舍农和工资劳动者。

从16世纪宗教改革，到17世纪革命，这一个世纪见证了“乡绅的兴起”。这里所谓的乡绅，主要指土地阶级中地位低于贵族的小地主，也就是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社会地位在贵族之下、约曼农之上的那个特定阶层，尤其指借助于宗教改革和农业改良而发迹的那些人。在牛津郡斯温布鲁克（Swinbrook）的埃德蒙·福特普莱斯爵士（Sir Edmund Fettiplace）的墓志铭上，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铭文：“埃德蒙无愧于他的身份地位和家族荣耀。他为公私事务呕心沥血，他热爱上帝、严谨朴素、克己奉公、公平正义。他善待上下，忠诚笃信”。上述铭文反映了乡绅的人生观，也表现了时人对乡绅的素质要求。斯图亚特时代法学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说过，在其他国家，缙绅以特权著称，而在英格兰，乡绅是受到尊敬并在王室花名册上有名的人。另有同时代评论家认为，乡绅并非贵族，但有司法权。英国逻辑学家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说“权力随土地产生”，威廉·哈里森则认为“无须从事劳动而悠闲地以土地为生”是乡绅的标志。上述诸看法表明，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乡绅是占有地产、具有司法权又有舒适生活条件的人，他们在王室纹章局登记备案，被绅士群体所认同。

16世纪以来，国家管理机能的扩大、修道院的解散和土地市场的活跃为乡绅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绅家庭数量的增加，超过了同期人口增长的速度。在约克郡，1558年有乡绅家庭557户，1603年上升为641户，1642年为679户；在萨默塞特郡，1502-1623年乡绅的家庭增加了三倍；在沃里克郡，1500年有乡绅家庭155户，1642年为288户。当然也有乡绅家庭数量减少的地区，如在16、17世纪之交，兰开郡乡绅家庭从763户减少到662户；亨廷顿郡小乡绅家庭，从1613年的60户减少到1684年的53户。但总趋势是乡绅家庭数量在增长，据威尔逊爵士统计，1600年英格兰有500家骑士、1.6万家准骑士和乡绅；格雷戈里·金在17世纪末的统计为780家从男爵、620家骑士、3000-3500家准骑士和1.2万——2万家乡绅。赖特森说，1611年詹姆士一世首次册封200家从男爵，1641年出于财政需要扩大到400多家；而1688年金的统计为800家左右。

乡绅的兴起，不仅表现为数量的扩大，在土地为中心的财富占有方面也更加突出。根据1436年的国家税收评估登记表以及1688年的统计表，1436-1688年间，乡绅占有土地的面积从占全国的25%上升到接近一半。阿兰·艾维里特对1640年肯特郡的研究表明，从男爵、骑士和乡绅占有该郡财富总量的32%,而贵族只占有5%的财富。从实际收入看，1642年约克郡共有679家乡绅，其中362家（占总户数53.3%)年收入低于250英镑，244家（占总户数为35.9%)在250-999英镑之间，73家（占总户数10.8%)超过1000英镑。同一时期，肯特郡教区乡绅的年收入为200英镑左右，最富裕的上层家庭则达到1万英镑。

时人认为，根据财产占有和社会地位，士绅阶层可以区分为骑士、准骑士和乡绅三个类别。在权势方面，上层乡绅构成郡级统治集团，其经济利益并不限于一个地区；下层乡绅很少担任官职，但积极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其经济利益限制在一个村庄或一个教区内。尽管如此，三个亚群体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同不可忽视，虽然教区乡绅和郡县乡绅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但他们在家庭与亲属、邻里与门客、庇护与服从等价值观念方面，以及自愿担任公职、热衷公共事务方面的特点，则没有很大区别。共同的文化特征使人们感觉到，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的确存在一种“地主”的共同观念，由于追求土地财富和社会地位，乡绅在政治方面产生了共同的信念，这就是英格兰社会以地产作为身份地位的重要标识，因而热情地参与各级政治管理。同时，乡绅共同性又因为共同的道德标准和文化习俗而得到加强，这些与乡绅家庭的教育背景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查理一世时期的诗人布莱斯维特（Richard Brathwait）认为，德行和教养因出身高贵和悠闲生活而获得，“绅士凭着对天国的希望，为王国和公共社会服务的热忱，虔诚的宗教行为和优雅的生活方式，坚定地立足于自己的土地上。”

16-17世纪，乡绅在英格兰兴起了大建乡村豪宅的热潮。从历史上看，11-15世纪时，贵族建造厅堂组合式宅邸和古城堡；到16世纪，他们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发生变化：在功能上，从以军事防御为主，转变为以居家生活为主；在心理上，从相互模仿到别具一格；在风格上，从追求高耸，到喜欢广袤。都铎时期，随着乡绅的兴起，乡村出现大量的豪宅，取代中世纪城堡，成为大兴土木的新成果。这些庄严、美丽、宜居的新式建筑，是都铎时代与斯图亚特早期社会宁静的产物，更是乡绅的尊严与威仪的外在标志。16世纪下半叶，乡绅建造一种不设防的私人府邸，占地面积大，加上花园可达上千公顷。乡绅大兴土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1538-1553年，都铎君主为筹集军费和争取支持，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出售教会土地，使英格兰大约四分之一的土地所有权发生转移，有些归属于都铎新贵，有些落到了发迹乡绅的手里，地主们因此获得了大建豪宅的地产资源。其二，16世纪英国经历了一场建筑材料的革命，以前所需要的砖块要从荷兰进口，现在本土已能制造；同时，玻璃制造业和制铁业也在英国兴起，大面积的铁框玻璃窗墙，取代阴暗厚重的古堡墙壁，带来了建筑风格的重大革新。那些修筑于16-17世纪的乡绅豪宅，已经成为这个岛国的特色之一，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一方面，豪宅是经济和社会管理中心，豪宅的主人往往管理着成百上千顷土地，依靠土地租金维持豪宅的存在。宅邸内大都设有财务室以收取租金、保管账册；档案室用来珍藏地产契约、法律文件和家谱文书。17世纪后半期，乡村宅邸大都建有毗连的作坊，生产食物和饮料，供家人、亲属、仆役们消费。另一方面，小贵族的乡村宅邸成为他们显示权威的展台，这些建筑的规模和风格，尤其是内部装潢与外部设施，足以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英国贵族的奢华排场在乡村而不在伦敦，这与巴黎王宫的灯红酒绿不一样，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指出，法国的贵族在城市挥霍财富，英国的贵族在乡间展示权威。法国人德·索尔热也说：“奇怪的现象是许多英国贵族拥有巨大财富，在城市的生活却十分俭朴。他们宣称在乡下花掉更多金钱，大宴宾客、豢养犬马、培植花卉、尽享安逸，奢华的生活像一个小小的国王”。

17世纪英国建筑业的辉煌，以古典主义（Classicism）建筑师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为代表。他曾两度前往意大利学习，带回了帕拉迪奥式建筑风格（Palladianism），今天仍然矗立在英伦大地的赫特福德宅邸（Hertford Mansion）、格林威治宫（Greenwich Palace）、伦敦白厅等，就是琼斯的传世杰作。在建筑学上，琼斯爱好简单的块状结构，喜欢各向度间简单的比例关系。他认为房屋在高度与宽度相等、长度是宽度的两倍时，最能给人愉悦感。在威尔特郡（Wiltshire）的威尔顿宫（Wilton Palace），琼斯按照这个理念设计出单立方间和双立方间，使其扬名英伦。

乡村贵族出于政治目的而建造大型豪宅，主要集中在两个高潮期：一是1570-1615年间，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的重臣为接待国王巡访，而建筑豪宅；二是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30年代，建筑豪宅的主要是辉格党人。在政党政治起步阶段，私宅宴客是政客们营造政治势力的常见手段。因此，德文郡伯爵（Earl of Devonshire）建造了查兹沃斯宅邸（Chatsworth Mansion）和霍顿庄园（Houghton Hall），18世纪的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曾在这里大宴宾客，举国上下的政坛盟友云集于此，郡内乡绅也来凑热闹，霍顿庄园甚至被戏称为小“议会”。即使没有政治需要，新发家的中小贵族也要建造漂亮的私人宅邸，传记作家罗杰·诺思（Roger North）说，凡拥有自己事业的英国绅士，都渴望有一座宽敞明亮的私人宅邸。

乡绅建筑豪宅时，首先要关心外观壮丽，从16世纪起，贵族宅邸大都建在小山包上，从远处看去蔚为壮观，从里往外看，也是将山下美景尽收眼底。都铎时代的塔楼式大门，取代了中世纪城堡的防御性大门；进入门内，逶迤而上的楼梯，把人带到由高大立柱装饰的古典式门廊，从而大大提升了造访者的敬畏感。随后，高大的门厅映入眼帘，这是宅邸的主体，它像剧院舞台那样，能够举行大型社交活动，承载着主人的盛情和客人的敬意。主人寝室的两侧是阁楼、地下室，然后是仆人的住房和工作坊，体现着等级意识。除此之外，辅助性的建筑设施，如畜棚、酿酒坊、奶品房、鸽舍、谷仓等，也必不可少。这样看来，豪宅就是一个小社会。17世纪后期，英国社会攀比之风盛行，豪宅既是贵族、乡绅炫耀尊荣的场所，也是社会分层的集中体现。

第四章　地方治理和风俗文化

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教区、村庄和庄园是三个不同概念：教区是由牧师管理、传播信仰和救济慈善的教会基层单位；村庄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是农民居住的基本聚落；庄园则是以贵族或乡绅为核心的领地管理中心。一个教区可以包含数个村庄，一个村庄有时并非属于同一教区；同样，庄园和村庄也不一定拥有相同的地理边界，“一个村落可能分属于两个或更多的庄园，一个领主的庄园也可能分散在几个村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中世纪时，庄园是领主的保有产业，领主对其庄园实行统一的经营管理，而庄园通常都是包括若干甚至许多的村庄。在社会生活方面，教区与庄园都对民众起控制作用。16-17世纪，教区在管理居民精神生活和救济事务方面起的作用更大。并且，教堂是教徒参加宗教仪式的场所，能够起到团结村民、巩固等级秩序的作用。

16-17世纪的英格兰，没有常设的地方政府，只有常驻的乡绅，他们提供的是自愿服务。乡绅自治与伦敦中央政府的联系比较松散，而且更多地依赖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说，这是一种以地方主义为中心、以传统文化和习俗为纽带、由乡绅自愿担任公职进行管理的社会治理方式。从教区和村庄，到郡县，甚至到王国，社会治理大多由治安法官和巡回法庭来实现，处处体现着乡绅的社会责任，以及王国政府对地方精英的高度依赖。

在基层社会管理体系中，教区小乡绅和约曼农担任治安法官、教区高级巡捕和巡回法庭陪审员等职务，并参与议会的选举；即便财产不多、社会地位不高的农夫和手工业者，也有可能担任低级巡捕、教堂执事、济贫干事等，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管理。高级巡捕由治安法官和巡回法庭指定，任职3-10年，而充足的空余时间及殷实的家底是充当高级巡捕的基本条件。这一职位通常由富裕的约曼农和小乡绅充任，其主要职责是：收集情报提交各种委员会，调查偷窃、通奸、打架等不良行为，监督教区管理人员的工作，出席巡回法庭，并向治安法官报告道路维修、酒店管理、不从国教者的活动和流民乞丐等问题，有时还负责征收税款并上缴郡长。低级巡捕基本上是一年一选，没有薪酬，他们直接面对普通民众，负责监督乡亲邻里的社会行为。巡捕不是执法者，而是人际关系的协调人。在与居民的关系中，他们首先是亲属邻里，其次才是某种意义上的管理者，这种亲属、邻里、朋友的多重身份，强烈影响着他们在协助治安法官执法时的方式，执法带有较强的人情味。

教区牧师在基层的作用与巡捕相似，但是巡捕侧重俗务，而牧师重在教化，他们还负责结婚登记、洗礼丧葬、宗教教育、道德教化等事务。牧师们也协助巡捕维护地方治安，诸如处理私生子养育、偷窃者赔偿、人身伤害补偿等杂务。无论巡捕还是牧师，都必须既执行王国政府的法律，又维护乡邻关系的和谐，当然他们经常会处于这两者矛盾之中。

在郡县一级的管理与控制中，治安法官组成的治安委员会及其运作机制巡回法庭起重要作用。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梅特兰（Frederic W.Maitland）说：“治安委员会是纯粹英国式的，也是英国政府结构中最具特色、最杰出的部分。”现代英国史学家埃丝特·莫伊尔指出：“在英国历史上，这个由乡绅自愿担任公职的机构，从14到19世纪，共存在六个世纪之久，其价值观念深深地根植于英国历史之中，至今仍有深刻的影响。”她还总结道：“对绝大多数英格兰人而言，治安法官才是英国政府的真实体现，伦敦政府与他们没有关系。17世纪中叶的历史教训是地方社会必须由郡县绅士管理。……治安法官的力量来自其自然产生的基础，这不是纯粹和一般的政治和行政术语可以表达清楚的”。（参见表5）

表5 17世纪特林村各阶层居民担任教区公职情况统计

注：（1）本表出自Keith Wrightson and David Levine,Poverty and Piety in an English Vilage:Terling1525-1700,New York&London:Academic Press,1979,p.105;（2）职务中最重要的是教堂执事、大陪审团成员、教区委员会委员和济贫干事，他们大多由约曼农和富裕小商人担任；（3）担任巡捕比例最高的是农夫和手艺人；（4）17世纪庄园法庭很少举行会议，只负责对土地交易进行登记。

在英格兰地方社会治理中，治安法官逐渐成为行为主体。1590年，都铎王朝制定治安委员会职责，要求各地治安法官定期举行会议，与陪审团一起，对各种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审讯和处理。1603年，英格兰已有309条法律涉及治安法官的职责，其中除司法工作外，还包括许多地方性事务，诸如保证市场供应、推动教堂礼拜、取缔混乱酒店、平息民众骚乱、惩治强盗抢劫、处置流民乞丐，以及路桥维修、济贫赈灾等。1600年英格兰、威尔士有1200名治安法官，英格兰各郡县都设有治安委员会。各地的治安委员会经大法官授权，由荣誉治安法官和执行治安法官组成，前者是指参加巡回法庭活动的枢密院法官，一般是大贵族，在伦敦政府与郡县政府之间起媒介作用，极少参与郡县的实际管理；后者指在地方上承担具体工作的治安法官，他们自愿承担大量繁重的管理工作，以乡绅为主。

在地方治理工作中，绅士集团的内部合作十分重要。由于历史传统不同，各郡治安法官间的社会纽带也不尽相同。斯图亚特早期，埃塞克斯郡治安法官在巴宁顿（Barrington）家族的带领下，由梅纳德勋爵（Lord Maynard）、哈博特·格里姆斯顿爵士（Sir Harbottle Grimston）等六人起重要作用。在东苏塞克斯郡（East Sussex），朋友关系和亲属纽带把托马斯·佩勒姆爵士（Sir Thomas Pelham）、安东尼·斯特普利（Anthony Stapley）、亨利·谢利（Henry Shelley）和托马斯·帕克爵士（Sir Thomas Parker）联系起来，使郡治安委员会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开展工作。在格拉摩根郡（Glamorganshire）的26个治安法官中，有11人出自曼塞（Manser）、刘易斯（Lewis）和卡恩（Calne）三大家族。萨默塞特郡的35个治安法官，由其父辈、祖父辈的婚姻关系联系在一起。肯特郡治安委员会中，一个由20多家小乡绅组成的集团起主导作用，他们都是从13、14世纪起就开始经营农业的。但是，在更多的郡县治安委员会由一个家族起支配作用，如兰开郡的德比家族（Derby Family），萨福克郡的纳撒尼尔·巴纳迪斯顿爵士（Sir Nathaniel Barnardiston）一家等。

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支配郡治安委员会的主要是郡一级绅士，即全郡知名的望族大家。与这些家族的继承人结婚，或购买大量地产成为乡绅者，有时也能担任治安法官。在各郡治安委员会中，还有一些是主教区法官、主教大教堂牧师、副主教，以及某些有影响的教区牧师。1626年肯特郡和北安普顿郡各有五名神职人员担任郡治安法官，1636年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治安法官中有18%是教职人员。1625-1640年，在苏塞克斯郡治安法官中，35%是有爵衔者，而兰开郡有爵衔者仅占20%。家族集团和相交甚笃的乡绅共同担任地方公职，自然存在着一种协调一致和努力进取的意识，他们以经验丰富、任职长久和富有智慧取胜。

郡县治安委员会的功能在巡回法庭开庭期间表现得最淋漓尽致。巡回法庭定期到某些地方巡回开庭，处理该地事务。休庭期间出现的行政和司法方面的问题，由不定期的治安会议处理。17世纪上半叶，由于行政、司法事务不断增多，即决法庭（Petty Sessions）在各郡兴起，分担巡回法庭的日常工作。但巡回法庭仍然最重要，其出庭者包括治安法官、郡长、副郡长、验尸官、高级巡捕、低级巡捕、大陪审团成员，以及被告和原告等。开庭时，巡回法庭对各地的司法、治安等问题进行集中处理，同时也体现了乡绅的地方自治倾向。“作为个人在司法方面占统治地位的标志，绅士出席巡回法庭比出席伦敦议会更重要”。巡回法庭会期一般为两三天，这通常是郡县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巡回法庭会议上，司法与行政工作并没有严格区分，一些日常事务，如确定工资定额和啤酒的价格，也属于巡回法庭处理的范畴，并且治安法官在修桥铺路方面的过失，也会引起巡回法庭的注意。巡回法庭开庭后，先处理犯罪案件，然后处理民事问题，其中包括济贫救灾、非婚生养、酒店管理、地方税收、修桥铺路、监狱感化院、流民乞丐等。

在都铎与斯图亚特两朝，不存在庞大的官僚机构，君主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依赖不取俸禄的绅士，中央政府对郡县地方政府，主要起协商、监督作用。郡县政府受到一批在历史上形成的、在地方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大家族控制，他们对伦敦政府下达的指令执行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双方达成共识的程度，并践行协商的原则。直到17世纪上半叶，王国政府仍然没有强制性的武装力量，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警察，甚至连国王的护卫队也是到复辟时期才最终创建。遇有急事，地方政府临时征集民兵来维护公共秩序，但民兵只在每年夏季接受一两次军事训练，平时则是一盘散沙，而且一般不会被派到县外去执行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社会就要由不支薪的自愿“官员”来管理。17世纪初，英格兰和威尔士的50多个郡掌握在3000个“杰出”的乡绅手中；到世纪末，主要掌握在5000个乡绅手中。当时，社会管理机构由王室政府、郡县政府和教区三个层次构成，以中间一层最为重要。在松散而没有现代国家机器的情况下，郡县治安法官既是王室政府代理人，也是地方社会代言人，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在英格兰的社会管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文化传统是形成乡绅自治的基础。在英格兰社会中，绅士阶层自古以来就踊跃担任公职，他们认为对自己负责就要努力成为有权参与行政管理和司法裁决的人，同时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又因其宗教热忱而受到鼓舞。当然，乡绅热衷公共事务也与个人前途常常纠结在一起，因为治安法官等职位的确可以给个人带来荣耀和权力。地方社会的管理，既是乡绅对权位的占有形式，也是其生活方式，更是地方社会复合性角色的体现。担任治安法官，使一个人同时具有小地主、好主人、行善者的多重社会角色，又具有行政长官、刑事法官、治安委员等复合性的政治角色，而绅士的个人声望则是担任地方长官的基础。

地方自治与英格兰农业社会的分散性有关，乡绅就体现着这种分散性。17世纪上半叶，各郡绅士阶层中只有少数人具有在伦敦长期居住的经济基础，准骑士中只有四分之一到过伦敦。1640年，与伦敦紧邻的肯特郡有800多个绅士，其中只有20来人在伦敦有住房，20人是议员，30-40人是王室骑士。也就是说，充其量只有十分之一的绅士与伦敦有密切的联系。在以伦敦为圆心的15英里范围内，自耕农和其他劳动者仍然是彻头彻尾的乡下佬，他们的生活、劳作、嫁娶和买卖，基本上都在本村或本地进行，伦敦似乎与他们无关。在更广袤的农村，弥漫着不同于伦敦文化的郡县乡土情。斯通说："17世纪英格兰基本上是个地方观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当人们说‘My Country’时，通常是指自己居住的郡县”。阿兰·艾维里特指出：“尽管有一个古老的中央政府，但在1640年的英国，许多方面仍然像一个半独立的郡国联合体，这些郡国都有各自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自我信念”。彼得·拉斯勒特认为，那时的英国是一个“由郡县社会中心形成的、围绕欧洲第一大城市伦敦的偏远乡村的社会网”，乡绅自治正是“大伦敦与广阔乡村”在政治上的反映。

对“巫”的迫害，是与治安有关的社会现象。在西方文化中，巫与宗教不同，宗教是人与神的关系，巫术（witchcraft）则强调魔力，这在教会看来是忌讳的事情。教士的服务对象是信众，巫师的服务对象是嘱托人。尽管16世纪发生了宗教改革，新教一般来说更具有理性精神，但民众中仍然流行巫术和魔法，它们作为非主流文化，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阿兰·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的巫术》（Witchcraftin the Ages of Tudor and Stuart）一文中指出，在英格兰，1560-1680年是对“巫”进行迫害的活跃期。基思·赖特森指出，1584年仍有报告说三分之一的民众还和“旧迷信”有紧密联系。所谓的旧迷信，是指老百姓到宗教之外去寻求精神解脱，或者去解释一些无法理解的现象。这不仅是习俗的延续，也是对宗教缺乏足够信心的表现。在使用1560-1680年间各种法庭留下的档案对埃塞克斯郡进行研究后，麦克法兰指出，当时英国人把全国性的灾难理解为上帝的惩罚，而用巫术去解释个人的不幸。比如，1616年，金斯利恩的玛丽·史密斯（Mary Smith）被邻居伊丽莎白·班库克（Elizabeth Bancorke）指为偷鸡，玛丽遂诅咒伊丽莎白会得天花，几小时后伊丽莎白真的就病倒了，并卧床数周。其父向智者请教，智者说他的女儿被施了巫术；给伊丽莎白解法之后，她果真恢复了健康。但是，后来玛丽又与伊丽莎白的丈夫争吵，而伊丽莎白又旧病复发，于是就向法庭指控玛丽施用妖术。玛丽在邻居中名声本不好，1617年，她被作为巫受到绞刑。被指为女巫（Sorceress）的人，通常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中老年妇女，多为已婚者和丧偶者，在因为社会经济压力而产生人际摩擦时，她们很容易受到灭巫浪潮的迫害。大众一般不把风暴、沉船、瘟疫和歉收等归咎于巫的作祟，而把人际麻烦、意外灾难、邻里事端等归咎于巫。在乡野大众中，还存在“白巫”（White Witch）的说法，说他们在民间行医，帮助人们找回失物，为人算命预测未来，还能提供驱逐妖魔鬼怪的办法。

指人为巫，常常与富裕村民不肯向穷苦邻人提供帮助有关。穷苦之人一旦被拒绝，便恶言相向，出言诅咒，而又确实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就容易被人指为行巫。当时，英国正处于人口爆炸、穷人激增的时代，富裕的农民经历着良心的转换。传统的互助习俗正在消失，制度化的济贫体系正在形成，富人不愿再向邻人施与恩惠，但在道德上又面临困惑：一方面为没有尽到传统的义务而感到负疚，另一方面又要为自己寻找开脱。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把愤懑的邻人指认为巫，由此而规避良心的谴责。因此，对巫的迫害与更加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变化相关。在这种文化结构中，“白巫”成了济世英雄，“黑巫”（Black Witch）则成了魔鬼代言人。麦克法兰指出，在1560-1680年，埃塞克斯郡发生过473起灭巫事件，肯特郡132起，赫特福德郡81起，苏里郡（Surry County）71起，苏塞克斯郡33起，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63起。他还指出，埃塞克斯巡回法庭的样本表明，此阶段被指控为巫的女性比例高达92%,巫的受害者和见证人也以女性居多。1560-1680年，在埃塞克斯因“巫害”致死的321人中，有男性148人和女性173人。女性之所以容易被人指为巫和指他人为巫，是因为她们对社会经济变化的感受更加强烈，而低下的社会地位又使她们处于更容易被迫害的地位；女性身份使她们与邻里有更多的接触，并且更多地承担着借钱讨债的角色，加上她们善于感情用事、喜欢闲聊，这一切均容易造成女性间的争吵频繁，社会对其不稳定的情绪也倍感焦虑。从年龄结构看，被指为“巫”者，大多在50-70岁；而指人为巫者，则相对年轻。这表明16-17世纪普遍存在歧视丧失了生育能力的老年妇女的现象，她们被置于更加凶险的生存环境。

自宗教改革以来，原有的社会下层的文化习俗受到地方政府和新教牧师的干涉，这种干涉本是西欧的普遍现象，不论在天主教国家还是在新教国家都是如此。在民间流传的各种风俗、礼仪、活动与庆典等“大众文化”，是一种无形的人间纽带，能把社会联系在一起。15世纪，英格兰已形成十分丰富的大众文化，切斯特（Chester）、考文垂（Coventry）、约克等城都有自己的宗教节日，如圣乔治节（Saint George's Day）、仲夏夜游行（Midsum mer Night's Parade）；在乡村，同样也有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如开犁节、复活节（Easter Sunday），还有祈祷丰收的巡回游行，它们可以缓解人们劳作的辛苦，使乡邻间在共同的欢庆中加强认同与和谐相处。康沃尔的魔术表演十分盛行，即便在小村庄也有一年一度的狂欢活动。1578年，马尔博罗镇（Marlborough）拨出13镑8先令作为庆典活动中放烟花的费用；1590年，诺福克郡举办过假面舞会和哑剧演出；17世纪初，布尔弗德（Bulford）的居民在仲夏之夜舞龙戏凤、狂欢街头；1603年，萨福克的丰收对唱回荡在夏夜长空中。1605年，普利茅斯（Plymouth）举办欢快的五朔节莫里斯化装舞会（Mayflower Morris Dance）；1604年主显节（Epiphany）后的星期日，沃尔特郡的青年人餐后在教区牧师的住所聚会，使教堂变成了欢快之地。在德文郡布劳恩镇（Braun），教区居民甚至到1614年还对公共娱乐时的教堂钟声念念不忘；17世纪30年代，诺威奇市民仍然为种花节的来临而充满喜悦。乡村的传统节日，如狂欢盛宴、圣诞唱诗、仲夏篝火、收获节庆等都与农事活动紧密相连；而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竹马舞会、音乐相亲、奔牛狂欢等活动，一直延续到王权空位期。直到内战爆发前，教会举办的淡啤酒节和宗教巡游都在延续，即便在清教主义盛行的东盎格利亚，民间的俗事也不时浮出水面。

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也出现了风俗改革运动。20年代和共和国时期形成了17世纪风俗改革的两个高潮，其中心内容是严守安息日和禁止民间娱乐活动，如五月花舞蹈、球类和节日庆典等。新教法庭限制“天主教的迷信残余”，参与迫害巫术和魔法，并尽量把教会活动与大众节庆相分离。1626年，在兰开郡埃克莱斯顿（Eccleston）教区，新教法庭迫害那些居民，指控他们礼拜日玩保龄球、以“迷信”方式点燃蜡烛、给小孩施再洗礼、拒绝接受圣餐。1640年代清教革命胜利后，又开始了新一轮风俗改革。与1620年代不同，共和国时期则更多使用了政治力量，长期议会曾出台一系列法律，打击通奸、乱伦、酗酒、诅咒和亵渎。1647年又颁布法令，指责戏剧活动有害无益，甚至将圣诞节等宗教节日斥责为迷信，并下令取缔。1653年革命政府否定了教会在缔结婚姻中的作用，并禁止斗鸡、赌博、决斗和赛马，还关闭了一部分酒馆。这些严厉的极端措施，严重伤害了英国民众的风俗习惯与传统文化，后来成为清教衰落的因素之一。

当然，风俗改革在各地的进展并不一样，东盎格利亚的清教教区成为虔信的楷模；埃塞克斯特林村的布道牧师由于取缔周末舞会和酒吧闹事，提高了教会礼拜的出席率。相反，在沃尔特郡克威尔（Keevil），1624年星期天祷告后，人们仍然围着凉亭跳舞。在新森林区（New Forest），1634年人们去酒吧的次数十倍于去教堂祷告。从表面上看，宗教改革的虔诚理想和风俗改革的各种运动受到社会各阶层欢迎，但实际上，只有乡绅、约曼农、手工业者、城市商人和少数工匠构成风俗改革的支持者，其核心则是中等阶层中虔诚的清教徒。他们进行家庭祈祷，签名反对不敬上帝的种种活动，支持对不敬上帝者的迫害，但是他们在多数场合下都是少数。

革命时期，风俗改革推动了清教在地方上的发展，并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皈依者。但清教徒把英国变成上帝圣城的期待却没有实现，原因是清教并没有把自己与普通民众的传统文化进行对接，大众在文化的深层次上，仍然缺乏宗教信仰的支撑作用。虔诚的清教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认为，布道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教育水平低下，劳苦大众不能阅读圣经，即便通过宣讲，他们也很难弄懂抽象的概念，而只能依据传统的习俗生存。在巴克斯特的影响下，自17世纪50年代后期起，英格兰一些地区开始进行教义问答活动，即在布道中通过对宗教问题的一问一答来传播福音知识。但这种做法的效果有限，革命时期人们看到英国并没有成为“圣徒之国、世界圣地”，相反，清教分裂为许多不同派别，相互竞争，削弱了对抗世俗社会的力量。埃塞克斯郡艾尔斯·科尔尼（Earls Colne）教区牧师拉尔夫·乔斯林（Ralph Josselin）在日记（1641-1683）中提到：17世纪50年代其教众可区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教区富有居民，他们笃信宗教，常常聚会演讲和讨论宗教原则，他称之为“我们的团体”；第二类是占教会活动参加者多数的信众，他们被称作“打瞌睡的听众”；第三类是所谓的“很少听讲布道的家庭”，但他们的人数也不少。可见，牧师的布道只对少数人有效，民众多数并不受益。同时，1656年在兰开郡的奥尔瑟姆（Altham），在每20个居民中，只有一人参加教堂的主日礼拜活动，其余人则都留在自己家中。

随着王朝复辟的到来，激进的风俗改革结束了。当时不少牧师一觉睡醒却发现草地上又竖起五朔节花柱（Maypole）。复辟时期，人们重建了国教会权威，恢复了国教仪式，再次出现安立甘派一教独尊的局面。在诺丁汉郡的克莱沃斯（Clayworth），公开的不从国教者似乎不存在了，教堂又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在1676年复活节，236个居民中有200人参加了圣餐礼，而结婚、洗礼和葬礼也都到教堂办理。不过，正式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量仍旧有限，1680年有人向肯特郡的苏通（Sutton）教长报告说：不算不从国教者，下层民众中仍有许多人不参加礼拜活动。

总之，17世纪是大众文化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如果说16世纪末大多数民众尚无识读能力，但到17世纪末，只有穷苦阶层不识字；16世纪末，英国大众文化以酒吧豪饮、五朔节（May Day）跳舞和乡野庆典为特征，而到17世纪末，这种文化的残存已为上流社会所不容，沦为了“乡巴佬”和“粗人”的遗产。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发展，已改变了普通民众的文化倾向，同时也加深了上层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就社会学层面而言，穷人不仅是物质的匮乏者，也成了精神上的“文化异类”。与大众文化形成对照的是，上层社会文化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6世纪英国进入文艺复兴（Renaissance）高峰期，到17世纪末已发展到全盛时代。例如绘画风格发生的变化：16世纪贵族的画像表现得道貌岸然、威严傲慢，仿佛是“圣像”，安东尼·范·戴克爵士（Sir Antony van Dyck）的作品就反映了这种心态；而17世纪下半叶贵族的画像，一方面显得高贵骄傲，另一方面则充溢着自鸣得意。同时，散文风格也在变化：17世纪初，宫廷推崇的散文风格以情趣横溢、玄奥抽象而著称，如主教兰斯洛特·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和大教长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作品那样；17世纪后期，大主教约翰·蒂洛森（John Tilotson）则使用一种清教布道和皇家学会式的平实流利、亲密直率的笔风。同时，人们对社会秩序的看法也变化了：17世纪初，詹姆士一世把国王定性为“天国力量在人间的象征”，世间等级井然有序；到17世纪末，威廉·配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1623-1687）则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算术的样本，我希望用数字、质量和重量的术语表达自己”。如果数字、质量和重量的新哲学摧毁了旧的世界观，它就为另一个更加简单、更少人世色彩的世界，即牛顿爵士的世界开启了道路。

总之，16-17世纪的英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等级制农业社会，到18世纪时仍然如此，但它已经走到了农业社会的尽头，其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孕育着现代工业社会的胚芽。宗教和风俗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点：文盲总数减少了，虽说只在社会顶层才得以根本清除；清教加强了风俗的改造，虽说到17世纪80年代，新观念对大众百姓的影响仍然很有限。新的风俗和宗教观念能否在村社占据统治地位，主要取决于教区的“上等人”，即小乡绅和大约曼农转变的程度。当传统大众文化受到教区与村社上层的排斥而有所变化时，这个体系的根基并没有发生变化。虽然革命和清教主义留下了平等的烙印，但从主体上看，英格兰仍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这就是16与17世纪的英国社会。

第四篇　英国与欧洲

第一章　小荷初露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英国必须具备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即国家主权与民族一体性。英国的国家主权是在同罗马天主教势力和国内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中逐渐确立的。在中世纪漫长的岁月里，英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封建割据势力十分强大，教廷的影响无孔不入，以教皇为中心的罗马教会作为国际性的宗教和权力组织，其权力超越一切世俗权力，时常干涉各国的内政。英王爱德华三世就曾抱怨教皇：“耶稣十二使徒的后继者，应受托引导主的羊群走向草原，而非剪取其毛。”中世纪后期，英国的经济获得长足进步，农业变革，城镇扩展，人口增加，这一切都加强了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推动着经济统一的过程。随着经济发展，英国市民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与王权形成了紧密的联合，共同反对封建割据势力和罗马教皇势力。从14世纪中叶起，英国议会就连续颁布相关法案，对教皇干涉英国教会的权力进行限制。在反对封建割据势力和罗马教皇的过程中，英国王权得到扩充并形成专制体制。就当时的英国现实来看，专制王权的确立是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历史的进步，因为强大的王权成为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的象征，正如美国学者萨拜因所指出的，在封建领主制下，国家权力的概念含糊不清，并且权力本身从来不曾完全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当国王变得专制的时候，现代国家就开始出现。

由于王权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以王权为中心，英格兰人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并拥有了共同的民族语言——现代英语。14世纪时，英语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已得到了普遍使用。到15世纪，英国的语言、文学、艺术及思想习俗，已在英格兰人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共同的语言促进了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发展，而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荣辱和共同的利益将英吉利民族紧紧地维系在一起。都铎王朝建立后，英国人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人们普遍感到，英格兰已不再是一个分裂动荡的地理区域，而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外来人均被同化在英吉利民族之中，英语是他们的共同语言。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一个统一的英语民族，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随之而生。亨利七世时期，一位前来英格兰的威尼斯使节这样描述道：“他们认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以外就没有别的世界，而当他们见到一位漂亮的外国人时，他们便说‘他长得像个英格兰人’”，并为他不是英国人而深感惋惜。

这种民族认同最强烈地反映在英国人的帝国意识上。进入16世纪以后，他们的帝国思想开始萌发。在一些重要的外交场合，特别是那些英国的上层人士，时常会有意无意地宣称英国是一个帝国。据说，英国诺福克公爵曾专门向法国大使出示所谓的“亚瑟王大印”，以表明“亚瑟王曾经是不列颠、高卢、日耳曼和丹麦的皇帝”。这意味着，亨利八世作为亚瑟王的后裔，完全有权继承其先辈的遗产，重建帝国。实际上，此时英国人所谓的帝国，主要指的就是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它反映出英国人对长期以来英吉利民族受制于罗马教皇，并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其他强大君主欺辱的不满与愤怒。当然，它也隐隐约约透露出英国人对外扩张的野心，尽管这种野心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在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的驱使下，都铎君主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

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实质，在于确立英国完全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地位，而要达成这一点，其关键是摆脱教皇对英国的控制和掠夺，与罗马教廷彻底决裂。自14世纪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倡导民族教会主张和罗拉德派（Lollards）运动以来，英国人从未停止过反对教皇的斗争。长期的斗争尽管使教皇在英国的权力有所缩小，但罗马天主教会对英国的影响依然存在，许多权力依然得以保留。亨利七世创建都铎王朝时，英国仍然属于二元政治模式，即世俗的最高权力归英王，而宗教的最高权力归教皇，这不能不表明国际天主教势力在英国仍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宗教上，英国高级教职的推荐权虽然归属英王，但最终仍需教皇以敕书的形式加以批准，所以英国主教所行使的一切权力，在理论上仍然来源于教皇；在经济上，受辖于罗马教廷的英国寺院拥有大片土地，教产是英王国境内最大的财产之一；在政治上，高级教职人员是英国封建特权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拥有许多特权，对王国的利益构成严重危害，特别是教皇经常通过教会干预英国朝政，甚至是国王的私事。在这种极为复杂的背景下，要想最终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英国人就必须首先彻底打破国内教权的独立性，确立英国宗教的自主性，从而完全摆脱教皇对英国事务的干预和控制。

亨利八世当政后，开始对天主教势力进行打击，推行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导火索是亨利个人的婚姻问题。1527年起，亨利担忧凯瑟琳王后无男嗣而以后有可能发生王位继承纠纷，以他们的婚姻有违上帝的意志为由，向教皇提出要解除其与王后婚姻的要求。凯瑟琳是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姨母，在查理的压力下，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拖延批准亨利的请求。于是，英王决定摆脱教皇的控制以达到离婚的目的。为此，他搜集了一些史料来证明：在英国史上，把自由和财产赋予英国教会的是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不列颠王卢修斯（Lucius of Britain）。公元2世纪，当卢修斯写信给教皇埃留提利乌斯（Pope Eleuterus）请他到英格兰传授罗马法（Roman Law）时，教皇回信说卢修斯不需要罗马法，因为他已经有了不列颠法律。亨利八世据此宣称，教皇在英国不存在最高权威，英王才是英国教会的统治者。在英国议会的支持下，1529-1536年，亨利走上与教皇彻底决裂的宗教改革之路。从表面上看，宗教改革只是亨利摆脱教皇控制、解决凯瑟琳离婚案的一种手段，但16世纪英国乃至欧洲风云变幻的历史，却赋予了这个改革以特殊的时代精神，使其“不再是一种从属于国王个人意志的孤立现象，而成为一种国家的行为、一个体现了这个民族集体意志的行动。”亨利“以其坚强的个性，展现了一个年轻的民族国家正在上升的强有力的自信；他坚持和维护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政治权力”。

一方面，宗教改革打破了教皇对英吉利王国的控制，建立了国家对外的主权。1529年亨利亲自主持召开议会，免去罗马教廷在英国的代表、约克大主教兼大法官托马斯·沃尔西的职务，剥夺其公民权，没收其财产，由此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同年颁布的法令规定，罗马教廷关于教士兼领圣俸和不居住教区的特许无效；若有教士继续接受教廷的特许，将被处以罚款。1533年制定并颁布著名的《禁止向罗马上诉法》，宣称：“本英格兰是一个帝国，并一向为世界所承认，受一最高首脑国王之统治”，“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对包括僧侣和俗界在内的所有人的一切行为进行审判”，“在国王之下的僧侣和世俗人组成政治社会，各自在宗教领域和世俗领域享有司法行政权，不受任何来自帝国之外势力的干涉。”该法还明确规定，有关遗产继承及婚姻方面的案件，不得从坎特伯雷大主教法庭或约克大主教法庭呈送教皇法庭。这样，英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指出主权国家及主权在王的概念。这里的“帝国”，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不隶属于任何外来权威、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后来那样超越于民族之上的殖民帝国。显然，亨利提出“英格兰是一个帝国”的主张，鲜明地表达了英国人捍卫国家利益、追求民族独立和平等发展的强烈愿望。据此法令，“主权在王”构成了专制王权的基本特征，教会的地位被废除，罗马教皇对英国教会行使的一切司法审判权被否定。因此，此项法令是英国摆脱教皇权力、寻求民族独立的决定性和革命性的措施。1534年，英国又颁布停止向教廷交纳岁贡的法令，从而否定了教皇向英国教职界征收岁贡的权力，并否定了与此征收有关的发放教士任职敕书的权力。1536年英国通过相关法令，彻底清除了教皇在英国的各种权力，包括解释《圣经》的权力。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重新确立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新关系。1534年议会通过《至尊法》规定，“国王陛下以及他的后嗣与继承者，应取得、接受名为安立甘教会的英格兰教会在世间唯一的至尊领袖”之称号，享有纠正异端、革除流弊等全权。实际上，《至尊法》是英国的世俗君主和世俗国家的“独立宣言”。通过此法，英国比法国和西班牙更明确地否定了教皇在基督教世界的至尊权威，完全打破了昔日在二元政治体制下国王与教会各有其主、在权力与财富等方面激烈争斗的局面，使得英王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英国教会的民族属性得以确认，从而使教会转而成为专制君主的工具。此后，英王又依据宗教改革议会陆续通过的相关法案，没收大批教会土地及其他财产，从根本上打击了宗教贵族，使英吉利国家真正建立在坚实的民族基础上。

如果说宗教改革确立了国家的外部主权地位和对国内教会的权威的话，那么，亨利八世时期由托马斯·克伦威尔所实施的“都铎政府革命”，则是确立起国王的最高统治权和强化国内统一的重要举措。都铎朝之初，由于旧贵族锐减，亨利七世抓住时机，通过加强中央集权以扩展王权。宗教改革后，英国的政府机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事务日益增多，也日趋复杂。在克伦威尔的精心策划下，英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行政改革，涉及内容相当丰富，主要包括：将原来咨议会中的核心组织改组为枢密院，使其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核心机构，其成员包括教会、司法、财政、军事、王室等机构的要员，且多数由非贵族出身的人担任；将原来只为国王管理信札文书等事务的国务秘书提升为首席国务大臣（Chief Minister of State），使其成为政府机构的首脑。作为枢密院的主要人物，首席国务大臣不但是枢密院的总督导，而且监管外交、外贸、地方政府等事务；改革财政，将原属内廷的一部分财政管理权划分出来，设置六个平行课税的法庭或部作为政府部门，分别管理各种财政收入，这样就健全和完善了财政机构与财政体系。经过行政改革，原作为政府主体的内廷，此后成为主要为国王个人服务的机构，就完全改变了过去分散重叠的旧国家机构，形成了以国王、首席国务大臣、政府各部门首脑参与的枢密院为主体的政治架构，从而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提高办事效率。埃尔顿认为，克伦威尔推行“都铎政府革命”的1530-1540年是一个真正变化的时期，此间产生了英国现代主权国家。他说：“都铎建立的是一个民族君主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英格兰是新出现的。在表面上强调君权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强调了民族国家的性质。”

在中央行政改革的同时，亨利八世明显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对于某些地方出现的离心倾向，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打击和消除。1536年，克伦威尔起草了一项关于特许地和自由区的法令，明确规定只有国王拥有签发对叛逆罪和谋反罪免于追究的权力，王国内任何地方的司法裁判权只能由国王授予，郡和自治领的伯爵，必须以国王的名义行事。此法令的颁布实施，取消了几乎所有特许地的封建特权。1537年，英国专门设立了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常设机构北方事务委员会，对北方实施强有力的管控，使之真正成为英格兰王国的有机组成部分。154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在威尔士实行英格兰的行政、司法制度，并让威尔士选派议员出席下院，由此正式完成了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合并。至此，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才得到重新确定，中世纪英王的宗主权最终变成了统一的政治权力，英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体。这样，都铎国家获得了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完全独立权，成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民族意识的发展，英国具备了制定和实施独立外交政策的基本条件。在与欧洲其他强国的争斗中，英国进行了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此时，由于加强王权、统一国家是英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所以英国的外交活动完全是为王权的巩固服务的，外交活动成为巩固国家统一和提升英国的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亨利七世时期，英国在欧洲的地位相当低下，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使其元气大伤，与法国、西班牙等国相比，它在国际舞台上势单力孤，只是一个二流国家。在经济上，它甚至不如意大利、荷兰。“在16世纪上半叶，西欧列强的势力均衡发生了彻底改变。前一时代英国侵略的对象——西班牙、法国均成为充满活力、咄咄逼人的王权国家——突然之间，英国被它们抛在后面。”面对严峻的局势，英王开始全面调整内外政策。鉴于英国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消灭王位觊觎者，加强和巩固王权，建立国内统一秩序，亨利七世确定了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通过外交活动为英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统一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进而逐步提升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为此，他确定了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非常关注自己的国际声望的同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战争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英国对于欧洲大陆的事务不过多介入，除非它的利益受到了直接威胁。

亨利七世从现实主义出发，积极推行“和平外交”，尽量避免卷入国际纷争特别是欧洲纷争，努力改善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以提升英国的国际地位。都铎初创期，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整个西欧的国际格局，自然成为西欧外交的枢纽，英国等国的对外政策均须以此为转移。因此，如何处理与法国、西班牙的关系是英国能否打开外交新局面的关键，而能否赢得法、西两强的承认则是英国在欧洲立足的关键。就英法关系而言，亨利七世即位之初，英法保持着相对平静的状态，但不久，这一状态就被布列塔尼公国问题打破。位于法国西北部而又独立于法国的布列塔尼，与英国隔海相望，不仅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与英国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查理八世当政后，法国开始谋求吞并布列塔尼，借以实现自身的完全统一。经过充分准备，查理八世于1486年开始进攻布列塔尼。一旦布列塔尼被法王收入囊中，法国的实力就可大大增强，而且对英国的利益构成直接威胁。显然，这是英国不愿看到的。为了避免与法国的直接对抗，亨利七世曾试图通过和平调解的方式，使法国放弃对布列塔尼的吞并，但没有成功。1488年，英王派兵进攻法国，以阻止其对布列塔尼的吞并。不过英国用兵失败后，法国遂正式合并布列塔尼。此后，英王虽然在国内反法势力的推动下不得不继续大规模派兵，并包围了法国的布洛涅，但考虑到和平更利于英国王权的稳定，且法国的综合实力又远在英国之上，于是亨利七世与查理八世签订《埃塔普勒条约》，约定英国终止对法国王位和领土的要求，彼此保证不支持对方的敌人；允许两国臣民平等通商，法王为英王偿付对布列塔尼的债务，并在未来15年中每年支付英王5000英镑年金。此条约虽然默认了法国对布列塔尼的合并，但都铎王朝的合法性也得到了法王的认可。

为了有效遏制法国这一主要对手，亨利七世对欧洲大陆另一强国西班牙采取结盟政策，并将王室联姻作为密切英西关系的重要手段。1488年3月，英西就亨利七世之子亚瑟与斐迪南二世（King Ferdin and II of Aragon,1452-1516）和伊莎贝拉一世（Queen Isabella I of Castile,1451-1504）之女凯瑟琳的婚姻问题，举行专门谈判。1489年3月，英国与西班牙签订同盟条约，规定两国人民的交往不受任何限制；两国之间互为盟友，共同反对法国，并对法作战，任何一方不得与法国言和、结盟或签订和约；两国君主共同承诺互不支持对方的叛乱分子；亚瑟与凯瑟琳订立婚约等。但是婚后不到半年，年仅15岁的亚瑟因病去世了。为了维持英国与西班牙的联盟，亨利七世在西班牙君主的同意和教皇的默认下，让亚瑟的弟弟亨利续娶凯瑟琳。与西班牙王室的联姻，不仅使英国人获得了在西班牙经商的优惠条件，而且使都铎王朝首次得到了欧洲强国的承认。

此外，亨利七世又于1502年与苏格兰签订永久和平条约，希望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他还让长女玛格丽特同苏格兰王詹姆士四世订婚，以此制约苏格兰与法国的传统联盟关系，且为日后的不列颠统一创造了条件。1507年，亨利再施婚姻外交，安排自己最小的女儿玛丽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长孙，即后来的查理一世订婚。此外，他还适当调整了对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政策，采取和缓谨慎的策略，尽量满足当地人诉求，避免矛盾激化，以图实现两地的稳定。总之，亨利的“和平外交”使英国逐渐摆脱了国际孤立环境，大大提高了都铎王室在欧洲的地位。

亨利七世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积极推动英国的商业发展与贸易扩张。自中世纪后期以来，商业活动已经成为英国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然而，由于长期的战争与内乱，英国的商业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英国商人在英国及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以致像汉萨同盟（Hanse）等外部商业势力在英国境内拥有特权，并挤占了英国本国商人的市场份额。在亨利看来，发展英国的商业和贸易不仅是巩固王权、稳定政局的需要，而且是提升英国国家地位的前提。贸易与海权是英国未来发展的根本依赖。为此，他当权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英国的商业与贸易发展。一方面，他通过颁布相关法令限制外来竞争，保护英国的商业发展，比如1486年颁布、1489年修订《航海条例》，对外国商人在英国的经营活动及货物的装运进行限制；另一方面，他积极主动地推动本国商人的对外贸易，通过与西班牙、丹麦、尼德兰及佛罗伦萨等政府缔结商约，为英国商人在这些地区的经商活动创造便利条件。

对于英国商人和冒险家的海外市场拓展和探险活动，亨利七世予以积极支持。1496年他向威尼斯航海家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c.1450-1499）颁发探险特许状，授权其将发现的新土地纳入英王的领地并以英王的名义进行统治。此后，卡伯特进行了两次北美航行，抵达新大陆的拉布拉多（Labrador）等地，此举为英国向北美扩张的开端。卡伯特返英后，亨利将海军将领称号授予这位效力于英国王室的外国探险家，并赐予奖励。1505年英国政府颁发特许状，改组英国“商人冒险家公司”（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rs），使它的权力及特权得到加强与扩大，这不但推动了它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使之成为后来英国所有新贸易公司的典范。亨利还通过对新造船只发放补贴等方式，积极支持航运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英国的对外贸易与殖民探险创造条件。他的重商主义政策使英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明显发展，在他统治时期，进口税收入由32000镑增加到42000镑。

作为都铎王朝的开创者，亨利七世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民族国家尚未最终成形时英国的实际情况，其作用非常明显。它一方面使英国获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得到发展、王权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又使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地位得到承认和提高。到亨利七世去世时，英国不仅经济开始繁荣，而且成为欧洲政治秩序最好的国家之一，从而为英国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以及未来英国参与欧洲和国际竞争，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亨利八世18岁那年即位，这位新君主的个性极为张扬。他不但得益于其父的丰厚遗产，而且在任期间对其父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和改变。一方面，他通过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加强都铎初期开始确立的专制王权，同时树立英国在欧洲的大国形象和独立自主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实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积极主动地卷入欧洲纷争，以攫取更多的民族利益。如果说亨利八世在其统治中期热衷于宗教改革，那么他在统治的初期和晚期，则主要致力于对外战争。当政之初，他因与西班牙王室存在的联姻关系，所以继续维系着英西同盟。当时，德、法为争夺意大利在欧洲闹得不可开交，导致教皇及许多国家纷纷卷入这种争夺。作为西班牙国王的女婿，亨利八世于1511年加入了由教皇、西班牙、威尼斯及瑞士人组成的反法联盟，共同对法作战，旨在将法国赶出意大利。1513年，英王以保护教皇的名义，联合西班牙进攻法国，并亲自指挥、占领了法国北部的两个小镇，同时还在北部打败了作为法国盟友的苏格兰军队。对外战争的小胜使亨利更加雄心勃勃，并萌生出要左右欧洲大局的念头。1518年，他在伦敦主持召开了旨在调解欧洲列强关系的国际会议，签订了维护欧洲和平的《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尽管该和约只是一纸空文，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亨利的虚荣心。1520年，他又两度与当时既是西班牙国王又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五世举行会晤，旨在谋求共同对付并征服法国。1521年，亨利在加莱主持会议，调解法国与西班牙的关系。随后，他两次推荐国务大臣沃尔西出任罗马教皇，由此，亨利的野心昭然若揭。1522年，他再次与查理五世结盟对法作战，1523年甚至逼近巴黎，但结果却因英军缺乏斗志和查理五世未能及时救援而失败。巨额的军费开支和民众的强烈反对，终于迫使英王违心地停止了对法战争；而查理五世则捷报频传，他先是在意大利战争中大败法军，后又控制了教皇，乘机掌控了欧洲事务的主动权，反而将英国孤立起来。

此后，亨利八世利用欧洲相对和平的机会，在国内推行宗教改革。通过改革，他基本上消除了教皇对英国国内事务的干涉，促进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完全形成，从而大大提升了英国的国际地位。宗教改革基本完成后，随着王权的逐步稳固，亨利重新把注意力集中于对外战争。由于改革导致教皇与英国的关系破裂，教皇不仅宣布革除英王的教籍，而且鼓动法国等大陆国家对英国采取联合行动。为了稳固后方、避免两线作战，亨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营造有利于同法国作战的周边环境，以解除后顾之忧。其政策的重点是加速对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吞并与征服，以实现不列颠的空间整合，壮大英国的整体实力。相对而言，威尔士问题的解决比较顺利。1536和1543年，英国议会先后制定新法案，废除威尔士旧法律，在威尔士实行英格兰的法律及郡县制，并在英国议会中为威尔士的代表分配了24个席位，基本实现了对威尔士的合并。

爱尔兰“一直是反对新兴都铎王朝的舞台”。为了防止外来势力利用爱尔兰进攻英格兰，亨利八世政策的基调是加强对爱尔兰的政治控制并推进同化政策。1541年6月，受英国操纵的爱尔兰议会宣布亨利八世为爱尔兰国王，并规定“爱尔兰与属于英王的英格兰领土永远联合、合并且联结在一起。”从此，在爱尔兰政府中的爱尔兰人的地位更加微不足道，爱尔兰议会为英国所遥控，一切大权都掌握在来自英国的总督手中，英格兰法律也成为爱尔兰的法律。随后，使爱尔兰“英国化”的政策相继出台，其内容主要包括：（1）按照英国模式改革爱尔兰议会，在宗教信仰上保持天主教教义，在管理制度上则全归英王统辖。（2）英王的意志至高无上，由英王代表取代当地领主统治爱尔兰。（3）以条约的形式确定英王同爱尔兰贵族和诺曼贵族的关系，英王在降服这些贵族的条件下，保留他们的领主权和土地。（4）提倡英国语言和“礼教”，禁止使用爱尔兰语言和文化，严惩违禁者，努力将爱尔兰改造成第二个英格兰。亨利推行的“英国化”政策，初步割断了爱尔兰对罗马教廷的从属关系，建立了英国对爱尔兰的新宗主国地位。亨利统治时期，爱尔兰有40个最大的首领和领主归顺英王，英国将其统治权扩展到爱尔兰东部的伦斯特（Leinster），并逐步逼近南部的芒斯特（Munster），英、爱一体化取得了重要进展。

英格兰与苏格兰作为两个分治的王国，曾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513年9月，亨利八世北征苏格兰，引发了一场自爱德华一世以来最为残酷的英苏大战。不断的敌对与战争状态，为外来势力，特别是法国势力插手英苏矛盾提供了机会。詹姆士五世成为苏格兰国王后，先后娶法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 of France,1494-1547）的女儿马德琳（Madeleine of Valois）、吉斯公爵（Duke of Guise）的女儿玛丽（Mary of Guise），进一步拉近了与法国的关系。1542年詹姆士五世去世，出生仅六天的公主玛丽·斯图亚特继位，成为苏格兰最年幼的君主。为了确保对法战争胜利，亨利八世乘机于1543年强迫苏格兰人签订《格林威治条约》（Treaty of Greenwich），企图通过爱德华六世王子与玛丽女王联姻的方式，实现英苏两王国的联合。一切准备就绪后，英王与西班牙约定在1544年春共同发动对法战争。不料，西班牙却与法国签订和约，迫使英国不得不硬着头皮单独对法作战。1546年，由于法国作出让步，承认《格林威治条约》，英法战争宣告结束。但是，亨利在苏格兰问题上至死都未能降服苏格兰人。因此，丘吉尔曾作出这样的评论：“亨利在苏格兰一无所获，他不愿意宽宏大量地同苏格兰人和解，又没有力量强迫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在以后的50年里，他们给亨利身后的几代国王增添了许多烦恼。”

出于对外战争与殖民争夺的需要，也为了真正实施《航海条例》，亨利八世开始大规模发展海军。他不仅将亨利七世开辟的朴茨茅斯（Portsmouth）船坞加以扩建，而且在泰晤士河开辟海军基地，兴建船厂，大力建造新型舰船。此时，英国的战舰设计走在世界的前列。“亨利八世是第一个有力量能够建造一些专门供作战使用的国有舰船的英国君主。从他开始，造舰同研制装前式舰炮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亨利八世统治的几十年间，英国共建造了47艘军舰，其中排水量最大的达到1200吨。为了提升海军战斗力，亨利对海军的行政管理进行改革，设立了海军事务委员会等机构，使海军官员在海军大臣的领导下各司其职，海军建设逐渐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另外，他还通过颁布和实施航海条例，发展英国的航运业，为英国海军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亨利八世对海军发展的重视，奠定了未来英国海军力量发展的基础，因而获得了“英国海军之父”的美誉。

亨利八世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他的战争政策备受质疑。连续不断的对外战争，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就，反而劳民伤财，致使英国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据统计，1511-1547年间，亨利在同法国、苏格兰战争中的花费达到了2134784英镑，引起了国内的强烈不满，甚至出现地方性叛乱。对英王卷入欧战的外交政策，就连他的重要谋臣克伦威尔也提出了批评。这表明，民族国家刚刚形成的英国，尚不具备参与欧洲争霸的条件。然而客观地说，亨利采取的对外政策，绝非是他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吉利民族意识发展的反映，表明民族国家刚一形成，英国就将欧洲乃至世界作为自己活动的舞台，而这种强烈的独立自主、称霸扩张的意识对日后英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有人这样评价亨利八世：“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统治者在他所处的时代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以及激情做事的程度和长期遭受的争议。”

第二章　羽翼渐丰

亨利八世的宗教与内政改革，使英国确立了统一正常的社会秩序，并作为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出现于欧洲和世界的舞台。但是，都铎前期的这一成果在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软弱甚至错误的统治中，几乎丧失殆尽，这表明英国民族国家形成之初不稳固，专制王权尚未强大。

爱德华六世时期，幼主统治，王权旁落。当时，一系列错误的内外政策的推行，导致社会稳定遭到破坏。对外关系方面，法国不但插手苏格兰事务，而且和苏格兰联合向英国发动战争。英国陷入长期战争后，爱德华六世时期国家海上力量的发展被忽视，海军发展滞后，甚至连皇家海军的给养都得不到保证。英国还实施战略收缩，撤回驻守苏格兰的军队，同意法国赎回布洛涅，不向加莱港提供援兵。而这一切退让的结果，致使英军受到严重削弱，大大降低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玛丽一世时期，英国的情况更糟。玛丽缺乏政治远见和魄力，她为了加强统治，不是注重加强英国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而是采取亲近罗马的政策，全面地在英国恢复天主教，放弃了英王作为本国教会最高首脑的地位，重新承认教皇的宗教权威。她还不顾国人的反对，极力投靠西班牙，竟然同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结婚，将英国置于西班牙的附属地位，并把英国拖入了一场无意义的西班牙对法国的战争，结果使英国丢掉了在大陆欧洲的最后堡垒加莱。在完全丧失了先王开创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局面后，英国的宗教矛盾与民族矛盾日渐加深，国内政局不稳，诺福克郡和西部地区先后发生骚乱，中央权威难以发挥作用。由于连年应付欧战，王室财政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到玛丽去世时，王室债务已高达20万镑。

能否再度排除罗马教皇的权威，以及能否重建专制主义的政府体制，关系到英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能否真正确立与巩固、英国在对外关系中能否恢复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这一历史的使命落到了玛丽的妹妹身上。1558年伊丽莎白继位后，面对内战分裂、外战严峻的形势，励精图治，承继父业。她首先实施“宗教决定”，其实质是恢复被玛丽中断的宗教改革，在英国重建至尊王权。1559年加冕后不久，她命令议会重新通过《至尊法》，在法律上再次确认君主在宗教与世俗事务上的最高权威。根据伊丽莎白时期的《至尊法》，英王在宗教和世俗方面都是英王国唯一至尊领袖，在英国境内，“任何外国君主、个人、主教、国家或统治者在教会或宗教方面均不得享有、也不应当享有管理权、统治权、领导权等。”《至尊法》规定，“女王陛下及后裔和继承人，即英国未来的君主和女王们，也将拥有全权和最高权威”。1559年，女王又令议会通过《信仰划一法》，统一全国的宗教事务。1563年，她指令召集神学家会议，依据先前的《四十二信条》，制定出《三十九信条》，作为英国国教的教义与教规。至此，她完成了从亨利八世开始的都铎宗教改革，英国的国家体制恢复到亨利八世时期的状态。针对有人对宗教改革不满的状况，女王采取严厉措施予以镇压，比如她强令英国的天主教徒一律改宗英国国教，违者驱逐出境或处死。对于那些不愿意承认她的英国教会最高首脑地位的人，也一概加以驱逐或处死，甚至对庇护上述人员者也以死罪论处。据不完全统计，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先后约有123名教士和60名俗人因宗教问题被处死，另有约200余人死于狱中。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伊丽莎白为什么没有像玛丽那样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解释：伊丽莎白之所以积极主动地推进宗教改革，是因为她把宗教这种精神力量视为对内确立绝对王权、对外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从根本上维护了英吉利民族利益。在她看来，作为外来强权代表的罗马天主教的存在，不仅严重削弱了英国人在思想上对本国君主的崇拜和忠诚，而且直接威胁到英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她通过采取立法和镇压并用的手段，坚决废除罗马天主教在英国的特权地位，代之以具有独立性和英吉利民族特色的安立甘宗，同时确立英王作为英国国教之首的至尊地位，最终确立和巩固了对内的专制体制和对外的独立主权地位。

要确保对外的独立主权地位，强化王权在国内的权威是必要的。为此，伊丽莎白在政治上继续实施改革和调整，并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央一级，她广泛吸收新兴的精英人物为其效劳，逐步抛弃旧贵族，整顿枢密院和议会。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女王政府扩大各地治安法官的人数和权力，建立郡守制并赋予其实权，发挥其在抗击外敌中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相比，此时的英国虽然没有庞大的常备军和严密的官僚机构，但女王凭借手中控制的议会、枢密院、地方治安法官和皇室法庭等权力机构，顺利地实现了在立法、行政、司法诸方面的专制统治，使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和集权。至此，英国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地位最终得到巩固。

当然，现代主权国家的巩固和王权的加强，离不开雄厚的国家实力。为此，伊丽莎白一世采取一系列措施，使都铎国家的整体经济与军事实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归纳起来，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发展国内经济与对外贸易，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重商主义强调金银货币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志，而财富的积累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少买多卖是进行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要实现这一点，加强国内生产和拓展外部市场是最基本的途径。为此，伊丽莎白特别重视发展工业，培育和提升英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了进一步促进传统毛纺织业的发展，她采取措施严格限制国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初级产品的出口并鼓励羊毛、大麻、亚麻等工业原料的进口；同时利用优惠待遇等办法，大力引进国外特别是尼德兰和法国的拥有先进技术的工匠，以改进英国的生产工艺。据估计，在西班牙实施宗教迫害之前，约有三万名佛兰德斯织工进入英格兰，“他们受到伊丽莎白的竭诚欢迎。伊丽莎白允许他们在桑威奇（Sandwich）和诺威奇定居，并由法律规定每个佛兰德斯人都有义务雇佣至少一名英格兰学徒。这样，英格兰人就学得了制造呢绒、制造丝织品和染色的精湛技艺，不再输出为佛兰德斯制造呢绒所需要的羊毛。”在发展新呢绒业的同时，伊丽莎白还积极扶持丝织业、皮革业、金属业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呢绒等工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王室财政收入，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农牧业的发展与变革，有利于提高英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伊丽莎白限制外国商人的特权，积极支持和推动本国商人向外拓展。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英国的贸易一直受到外国人特别是汉萨商人的控制，封建割据、王权软弱以及本国经济特别是商业的相对落后，无不使以北德城市为主组建起来的汉萨同盟商人有可乘之机。为了促进英国商业的发展，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Richard I of England,1157-1199）在1157-1194年间先后颁令，授予汉萨商人在伦敦极其优惠的经营特权。在英国王室的支持下，汉萨商人于1320年在泰晤士河畔设立了汉萨同盟四大贸易商站之一的伦敦商站，即著名的斯蒂尔亚德（Steelyard）。它成为汉萨商人在伦敦及英国从事商业活动的大本营，并享有较大的自治权。此后，汉萨商人在英国的影响不断扩大。根据1474年爱德华四世与汉萨商人签订的《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汉萨商人在英国除了继续享受爱德华四世及前辈英王所授予的各种特权外，还不受英国海事法庭和其他法庭的司法管辖，他们在英国若发生涉及民事、刑事纠纷时，由英王任命两个以上的法官单独予以处理。该条约还使他们在英国享受比英国商人更为优惠的出口关税。因此，汉萨商人控制了英国相当大份额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的商船队在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和波罗的海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来回穿梭，生意十分繁忙。

汉萨商人对英国进出口贸易的控制，以及对英国商人利益的损害，激起了英国人的不满和反抗，结果汉萨商人的特权在都铎王朝前期受到了某些限制，但问题并未解决。伊丽莎白执政后，当权的威廉·塞西尔力主废除汉萨特权。1559年7月，女王专门写信给吕贝克（Lübeck）的议会，宣称汉萨特权因诸多弊端而在爱德华六世时期已被废除。不过，女王此时因地位未稳，并没有立即将汉萨商人全部赶走，而是采取了一定的妥协态度。1560年，英国与汉萨商人签订条约，允许他们重返伦敦，但他们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而且他们在北海和尼德兰贸易中的传统优势地位也开始被打破。1579年，英国采取进一步措施，消除汉萨特权。1598年，汉萨同盟在伦敦的斯蒂尔亚德（Steelyard）的使命彻底完结，汉萨商人最后被逐出英国，从而充分保障了英商对国内市场的占领。伊丽莎白政府还通过外交谈判、签订商约等方式，确保英商在国外活动的有利条件；同时还授权英国驻外使节向驻在国政府提出英商诉求，制止外国商人和外国政府对英商的排斥、迫害。1579、1580和1581年，伊丽莎白分别致函丹麦国王、波兰国王及土耳其苏丹（Sultan），要求对方为英国公司和商人在当地的活动提供方便，并给予优惠待遇。在女王的支持下，英国商人在波罗的海、地中海等地区贸易的拓展获得了有利条件。

此外，伊丽莎白还大力支持本国商人的贸易特许公司开拓海外市场。鉴于英国的对外贸易曾经长期主要依赖安特卫普，而商路单一、市场狭小，以及贸易特许公司能有效地增加英国商人商业资本在国际贸易中的力量和地位，女王通过投资或授予特许权等方式，把支持贸易公司作为促进英国海外贸易发展的最好方式。1579年8月，她批准成立“东方公司”（Eastl and Company），并向公司颁发特许状，该公司获得了英国对北欧及波兰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垄断权；经过她的授权特许，1581年组建的“土耳其公司”（Turkey Company），垄断了对土耳其的贸易；1583年特许组建的“威尼斯公司”（Venice Company），旨在恢复和发展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1592年该公司与土耳其公司合并后，发展成为了规模和影响更大的“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此外，女王还通过颁发特许状等方式，鼓励与支持探险家和商人组建开拓非洲及远东市场的各类公司。

同时，伊丽莎白支持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拓展英国对外贸易的空间，这典型地体现在女王及其政府对开辟西北航线的大力支持上。王室积极鼓励英商闯入西班牙、葡萄牙所垄断的航路和殖民地去从事贸易活动。对于约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从事的葡属非洲与西属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之间的奴隶贸易、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的海盗活动及环球航行，女王更是以入股等方式加以赞助。因此，霍金斯和德雷克的行为，并不是单纯个人的冒险、寻求黄金的活动，而是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打击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贸易霸权，争取分享世界市场份额的一种特殊方式。英国早期的殖民探险活动，尽管在建立殖民地方面成果甚少，但它毕竟拉开了英国海外殖民扩张和创建大英帝国的序幕。

加强海上力量，积极准备与欧洲强敌争霸并进军世界海洋，这是伊丽莎白时期政府支持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的重要手段。亨利八世时期初步建立了英国海军，奠定了英国海上正规武装力量未来发展的基础。伊丽莎白继位后，立即将制定海上政策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如国务大臣塞西尔在女王加冕典礼的备忘录中就明确将“谋划海上事务”作为新政权必须“立即实行”的一大要务。从此，海上政策在女王政府的决策中占有突出地位。1569年，她邀请霍金斯爵士出任海上事务委员会顾问，霍金斯则根据自己丰富的航海经验，大力新建适合远洋运输和作战的舰船，并为这些船只配备了发射快、射程远、反冲力小的新型火炮，使海军获得了突破性发展。1570-1587年间，英国共建成这种类型的战舰25艘。英国皇家海军总吨位到1588年已达12590吨，1603年为17050吨，有42艘军舰，配备水手和作战人员8346名；同时，舰船的质量、远航能力和武器性能等方面均比原来有较大的提高。霍金斯还对海军的战略战术进行一系列改革。在战术的运用上，他推行以远距离炮战为主的新型打法，改变了长期沿用的登船交战的传统战术，大大提升了战斗力。塞西尔声称，英国海上实力“现在无论在数量上、实力上，还是在船长、水手的能力上，都比人们记忆所及的任何时候强大。”王室政府还积极鼓励民间造船。英国的商船总吨位在1572年大约是5万吨，1582年则为6.7万吨。大量用于远洋贸易的商船，实际上成为英国海军的重要预备力量。在1588年英西大海战中，英国舰队中的私人船只占到四分之三，成为英国最终取胜的主要力量。强大的海上力量，不仅有利于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为以后英国海军称霸海洋奠定了基础。

伊丽莎白强固民族国家的政策和努力，为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与列强的争夺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英国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女王即位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当时，西班牙和法国都对英国虎视眈眈，英国甚至成为“两条狗争夺的一块骨头”。因此，如何处理与西、法两国的关系，就成为摆在伊丽莎白面前首要的、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她一改亨利八世和玛丽一世时期把宗教信仰是否一致作为英国外交基点的做法，而是承袭亨利七世的办法，将维持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均势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不希望西班牙和法国有任何一方变得过分强大。这种均势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使弱小的英国尽量避免过多卷入欧洲大陆列强的军事纷争，创设和维护英国的和平环境，为其政治经济发展服务。

16世纪60年代末以前，都铎政府对外政策的基调是利用西法矛盾，联合西班牙对抗法国。这样做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此时的法国对英国的威胁最大。自诺曼征服以来，英法两国大多处于敌对、争斗的状态。法国收复加莱以后，完全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南侧的交通要道，这不仅挤压了英国在大陆的活动空间，而且直接威胁到英国本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法国还利用与苏格兰的盟友关系，插手苏格兰事务，并利用苏格兰反对英格兰，支持苏格兰玛丽与伊丽莎白争夺英国王位。其二，为了实现联西抗法的目标，伊丽莎白利用宗教外交，以缓和和修补与西班牙的关系。英西之间曾经保持着友好关系，双方在经济上结成亲密的贸易伙伴；在国际政治斗争中，西班牙曾是英国的国际支柱，也是在欧洲大陆与法国抗衡的重要力量。对此，塞西尔在1565年底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位英国君主在没有得到勃艮第家族的友好的情况下得以存在，没有任何一位君主比英国女王的盟友更少，没有任何一位君主比女王更需要朋友和强国的支持。”女王即位时，出于国家统一和团结的考虑，她必须面对宗教改革问题，而宗教问题在英国不仅是内政，而且直接牵涉到英国与其他欧洲大国以及罗马教皇的关系。她深知，维持并巩固英西联盟的重要前提是与教皇改善关系，而改善与后者的关系又需要获得西班牙的支持，因为菲利普二世保持着与教皇非同寻常的关系，所以通过菲利普就可以对教皇施加影响。为此，伊丽莎白采取了温和折中的宗教政策，避免任何过激的行为，以防止来自大陆天主教势力的威胁。一方面，她故意掩饰与模糊自己的新教立场，以致一些天主教徒在呈送给教皇的报告中普遍存在这样的错觉：英国人势不可挡地忠于他们的古老信仰，宗教改革只不过是少数贪婪贵族、叛徒神父和冒险家的所为，是这些人把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国家，而伊丽莎白本人并不仇恨教会，如果能够让她摆脱顾问们的邪恶劝谏，也许可以引导她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另一方面，伊丽莎白在其颁布的重要法令和公告中，尽量使用体现“宗教决定”的语言，竭力避免天主教世界的反感。“在她统治前期所发布的第一个官方文件里，在她的一些称号的末尾，她用‘等等’字眼代替她的父王和兄弟统治时期曾采用的‘教会至尊领袖’这个称号”。1563年教士会议通过的《三十九信条》，实际上是爱德华六世颁布的《四十二信条》的修订本，其中修正了最激进的新教规定。即使这样的教规，伊丽莎白也是直到1571年被罗马教皇开除教籍后才予以批准的。在女王颁布的文告中，她仍然宣布禁止任意改动罗马天主教的祈祷仪式。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不仅维护了国内的教派团结，也保持了英国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维护了英国的政治利益。正是由于西班牙的支持，英国才在结束对法战争的谈判中获得有利地位，并迅速于1559年4月与法、西等国签订《卡托——康布雷奇和约》（Peace of Cateau-Cambrésis），从而使英国摆脱战争的缠绕，也使新教女王得到两大天主教国家的承认。菲利普二世还多次阻止了教廷试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行动，并一再力劝教皇不要急于开除伊丽莎白的教籍。

伊丽莎白的大陆均势政策，在其婚姻外交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女王即位时只有25岁，其婚姻问题备受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王公贵族都期望通过“征服”年轻的女王而征服这个海岛国家。这不免使女王意识到，其婚姻问题绝非是个人的私事，而与王室的安危，乃至与欧洲的国际关系，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假如“同欧洲的某个国王结婚将会使她卷入这个国家的欧洲政策，也会使她被丈夫的敌人所仇恨。”为了国家利益，伊丽莎白遂将其婚姻问题作为英国实现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因而她施展婚姻外交，巧妙地利用法西之间的矛盾。这两国都有与伊丽莎白联姻的愿望，早在女王即位之前，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即派使臣前往英国，提出与女王联姻的问题。不过，此时的女王心里非常清楚，她与菲利普的婚姻谈判注定是不可能的，正是女王的姐姐玛丽一世与菲利普的婚姻把英国拖入了对法战争，并导致英国丢掉了战略要地加莱，况且，女王和菲利普在宗教信仰上也难以调和。但是面对菲利普的求婚，她并未立即予以拒绝，而是采取拖延战略，使他一直存有希望，以便保持与英国的友好关系。起初，她对菲利普的求婚持欢迎态度，还盛情款待西班牙使臣，可是总找各种借口，对西班牙的联姻提议迟迟不予答复。当实在无法搪塞时，她就干脆表示不想结婚。在伊丽莎白看来，“两国君主联姻中得到的好处，也同样可以从他们之间保持的良好友谊中得到。她用一种恶作剧幽默的口吻问菲利普二世，她怎么可能和她的姐姐的丈夫结婚而不使她的父亲蒙受耻辱呢？”此外，为了谋求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她从1562年起就积极主动地与神圣罗马帝国就其与查理大公（Charles II,Archduke of Austria,1540-1590）的婚姻问题进行谈判，谈判虽然同样以失败告终，但女王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通过与西班牙的密切关系来发展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总体上，伊丽莎白的婚姻外交是成功的，女王在当政的前十年，英西间基本保持了友好关系，为联西抗法奠定了基础。

当国内统治地位基本巩固、英西友好关系基本确立后，伊丽莎白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法国，它是英国的主要威胁。她的基本策略是利用苏格兰问题，打击和削弱法国的势力和影响。苏格兰地处英格兰北邻，对英国的利益与安全至关重要。长时期的兵戎相见，不仅使两国人民互相为敌，而且使苏格兰落入法国的势力范围。苏格兰女王玛丽当政期间，法国在苏格兰的势力迅速发展，苏格兰俨然成为法国的一个省。1559年7月，法王亨利二世（Henry II of France,1519-1559）去世，玛丽的丈夫弗朗西斯二世继承王位，当时他只有16岁，年幼无知，法国的统治权实为笃信天主教的吉斯（Guise）家族所操纵。无论是从宗教立场上，还是从帮助玛丽争夺英格兰王位的角度，法国都会利用苏格兰威胁英国。两年以后，弗朗西斯因病夭折，玛丽不得已回国，但她的宗教压迫政策却激起了国内新教徒起义。伊丽莎白深知，若苏格兰起义被镇压，法国军队将会全面控制苏格兰，随后而来的将是入侵英国，把自己赶下王位，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法、苏、英三边联盟。因此，伊丽莎白决定介入苏格兰内战，希望借助苏格兰新教力量驱赶法国势力。

起初，英国只是暗中资助苏格兰义军。1560年2月，面对苏格兰人在战场上的糟糕表现，女王授权与苏格兰签订《贝里克条约》（Tready of Berwick）。该条约规定，苏格兰保证在将来的英法冲突中支持英国，英国则接受苏格兰人的请求，答应保护苏格兰的自由、独立，使其免遭法国征服。与此同时，英国一方面通过外交策略利用法西矛盾，阻止西班牙对苏格兰进行武装干涉的打算；另一方面又积极备战，不惜与法国一战。同年3月，英国直接出兵苏格兰，英苏联合围困法军，迫使内忧外患的法国进行和谈。7月6日，法、苏、英签订《爱丁堡条约》（Treaty of Edinburgh），规定英格兰与法国均从苏格兰撤军，苏格兰由贵族议会统治，各方均承认伊丽莎白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权利。这样，《爱丁堡条约》基本解决了苏格兰问题，消除了法苏同盟对英国构成的威胁，据此英格兰则与苏格兰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的外交政策从此发生重大转变，它放弃了争夺大陆欧洲领土的传统，转而专注于维持不列颠岛内和平，进而谋求对外的经济扩张。

伊丽莎白在其执政的前十年，通过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建立并维持了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能持久，双方始终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必然会损害彼此间的关系。16世纪70年代以后，女王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调整，联法抗西成为英国大陆均势政策的基本主线。她对外政策的调整源于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

一方面，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这是英国对外政策调整的推动力。伊丽莎白统治前期，极力维护英国的稳定并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宗教改革、结束对法战争、解决苏格兰问题、囚禁并处死苏格兰女王玛丽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英国的政治稳定；通过货币改革、扶植农业发展、规划呢绒生产、奖励造船业、鼓励技术进口与外来移民、实行重商主义以扩大海外贸易等政策，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复兴与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一切努力，不仅直接强化了英国的独立自主意识，而且为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英西矛盾的发展，西班牙已成为英国的首要敌人。就经济利益而言，由于对外贸易迅速扩张，英国迫切需要扩大外贸市场和建立海外殖民地，这就势必要与当时的殖民大国西班牙发生正面冲突。1494年划定的“教皇子午线”（Papal Meridian）使西班牙获得了垄断该线以西发现非基督教土地的特权，对此英国一直不予承认。1561年，塞西尔曾直接告诉西班牙大使：“教皇无权瓜分世界，也无权把土地给予他所喜欢的任何人。"168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合并后，西班牙实际上独占了全世界的海上贸易，大大增加了海外属地，进一步增强其经济与军事势力。同时，它对尼德兰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与宗教迫害，也严重损害了英国与尼德兰的传统贸易关系。显然，它越来越成为英国对外贸易扩张的主要障碍。

就政治关系而言，英西之间的矛盾因苏格兰女王玛丽而不可调和。1560年玛丽亲政后，曾图谋在教皇和西班牙的支持下，借助英国和欧洲的天主教势力，推翻伊丽莎白的统治。1568年，当她在苏格兰内战中失败、逃到英格兰又被软禁后，教皇竟发布训令，将伊丽莎白逐出教门、废黜王位，并号召和筹划天主教世界对英国采取行动。1586年，菲利普二世密谋勾结英国的天主教势力谋杀伊丽莎白，意欲以玛丽取代之。该计划败露后，伊丽莎白采取果断措施，将玛丽送上断头台，使西班牙借助玛丽插手甚至控制英国的图谋完全破产。正在这个时候，法国由于内战不断而实力遭到削弱，与英国为敌的吉斯家族也不再执掌法国政权。此时，法国已不再是英国的主要敌人了，相反，法国出于对西班牙的担心，也愿意与英国联合。

为了实现联法抗西的目标，伊丽莎白的婚姻问题再次成为女王可资利用的重要筹码。1569年8月，她向法国大使明确表示愿意商谈与法国王位继承人安茹公爵即后来的亨利三世（Henry III of France,Duke of Anjou,1551-1589）的联姻问题；次年，英法王室间的联姻谈判就开始了。对于伊丽莎白来说，她只是企图利用联姻谈判化解英法的敌对关系，根本没有与安茹公爵结婚的打算，因此在随后的谈判中，女王态度强硬，在宗教分歧上大做文章。这场婚姻谈判虽然注定不会有结果，但它推动了英法关系的改善。1572年4月，英法签订《布卢瓦条约》（Treaty of Blois），英法之间的联盟关系由此确立。根据该条约，英法有一方受到他国进攻时，另一方有义务进行适当的军事援助；法国为英国设立呢绒和羊毛贸易中心。同时，条约还就苏格兰问题达成共识，双方同意联合调解苏格兰冲突，并将全力阻止任何外国军队进入苏格兰。显然，此条约主要是针对西班牙的。当然，出于维持大陆均势的考虑，英国并没有深陷在英法联盟关系中，1575年3月，英西达成协议，恢复了双方的友好关系。

安茹公爵与伊丽莎白的婚姻谈判破裂后，法国又推出另一位求婚者、亨利三世的弟弟安茹和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François,Duke of Anjou and Alençon）。1578年，女王与法国均表示愿意进行联姻谈判。此时，弗朗索瓦正准备实施干涉尼德兰的计划，女王的意图是通过联姻谈判，利用弗朗索瓦在尼德兰打击西班牙势力，甚至把法国拖入与西班牙的战争，并且在法国形成有利于英国的局面。这次婚姻谈判历时十年之久，其间女王利用各种手段显示她的诚意，目的是使法国对英国心存希望，也使西班牙对英法联盟心存畏惧而不敢轻举妄动。对英国来说，维持英法联盟关系，意在反对当时主要威胁的西班牙。为了增强对付西班牙的力量，女王甚至主动与奥斯曼帝国接触，寻求外交结盟。1578年，她通过伦敦商人捎信给土耳其苏丹，希望开拓英国在土耳其的贸易活动。不久，她又致信苏丹，陈说西班牙的威胁和英国的强大，表示愿意与土耳其建立反西联盟。尽管英国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女王的外交目标十分明确。

16世纪70-80年代，英西对抗主要围绕着尼德兰的独立而全面展开。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次年，西班牙派大军前往镇压，并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反对英国统治。如果西班牙实现了对尼德兰的完全控制，将对英国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英国一方面通过与法国的联姻谈判，试图利用法国的力量在尼德兰打击西班牙的势力；另一方面则直接帮助尼德兰革命者反对西班牙。1572年4月，在英国的支持下，尼德兰北方革命出现高潮。同年7月，英国的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率领一支志愿部队登陆尼德兰的法拉盛。1585年8月，伊丽莎白与尼德兰缔结条约，约定尼德兰将法拉盛和布里尔转让给英国，作为偿还军事开支的抵押。由此女王向尼德兰起义军提供5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组成援军，并负担军费，联合省则帮助英国共同抵御进入英吉利海峡的敌国舰队。同年12月，伊丽莎白派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率军占据法拉盛，以防止尼德兰被敌国占领，同时保护英荷之间的传统贸易联系。英国对尼德兰革命的支持，不仅消耗了西班牙的大量财力，而且使菲利普二世企图在完全占领尼德兰后进攻英国的计划无法实现，英西矛盾进一步激化。

“英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出兵尼德兰，实际上开始了对西班牙的战争。”面对英国的挑战，不可一世的菲利普二世决心组织军队进攻英国，教训一下伊丽莎白“这个老是邪里邪气的、哈哈大笑的、无法形容的女人”及其统治下的国家。一方面，在西班牙人看来，经过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英国已成为一个新教国家，而西班牙作为欧洲天主教的重要堡垒，有责任为维护宗教的正统性而战；另一方面，英国对尼德兰的支持破坏了西班牙欧洲政策的实施，阻碍了西班牙在欧洲的势力扩张，而伊丽莎白对大西洋海盗的支持与庇护，不仅给西班牙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而且直接挑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西班牙的殖民和海上霸权。1587年2月苏格兰女王玛丽被处决后，菲利普立即提出对英国王位的要求。他宣称，作为异教徒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无权继承英国王位，他自己既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后裔，又曾是英国女王玛丽·都铎的丈夫，因而有资格要求英国的王位继承权。于是，他迅速在加的斯港集结舰队，意图派遣一支舰队前往英吉利海峡，将西班牙驻尼德兰总督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利思（Alex ander Farnese,Duke of Parma）的三万士兵运往英国，共同发动对英作战。针对西班牙的武装举动，英国方面则立即采取反制措施。1587年4月，德雷克爵士率领23艘战舰突袭加的斯港，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西班牙战船约30艘。在随后的近两个月内，德雷克舰队在西班牙沿海一带继续烧船劫物，给西班牙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次被德雷克称为“烧焦西班牙国王的胡子”（singeing of the King of Spain's beard）的行动，打乱了西班牙的战略计划，使西班牙舰队推迟出动，为英国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一场大战在即，英国海军大臣、诺丁汉伯爵查尔斯·霍华德（Charles Howard）和德雷克爵士分别被任命为皇家海军舰队正副司令，海上冒险家霍金斯爵士、马丁·弗罗比歇爵士（Sir Martin Frobisher）等充当助手。为了鼓舞士气，伊丽莎白亲自检阅英国部队，并发表演说，进行战前动员。

1588年5月，菲利普派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Sidonia）率领重新集结的西班牙舰队离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Lisbon）。这支所谓的“无敌舰队”的战略计划，依然是前往英吉利海峡，与帕尔马公爵指挥的西班牙远征军会师，然后共同进攻英国。7月19日，该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英国舰队从港口普利茅斯迎击。最初几天，英舰运用尾随战术，伺机而动。此时，如果西舰趁英舰出港之际就从上风处发起攻击，那么肯定会给英舰造成致命打击。但是，由于西多尼亚公爵严格遵照菲利普的命令行事，他率领西舰沿英吉利海峡北上，前往与帕尔马会师，这样就把上风处的优势让给了英国人。7月27日，西舰到达加莱港附近海面，因为要与帕尔马会合，加上没有深水港，西多尼亚便下令舰队在公海上抛锚。28日夜，英军派出6艘满载着炸药的火攻船，朝敌船驶去。西舰见状后，队形大乱，争相砍断缆绳，并在相互碰撞中往远海方向四处逃散。接着，英舰的远程大炮充分发挥了威力。在英军的追击下，西军毫无还手之力，死伤惨重。溃散的西舰只能随风向朝北逃窜，而英舰穷追不舍，将敌舰逼进北海海域。在这里的周围是苏格兰的北端、奥克尼群岛、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和北爱尔兰。由于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的恶劣天气，还有大西洋的飓风，西舰遭到重创，其中许多舰船及5000多名士兵葬身大海。9月23日，西多尼亚率领约50艘残余舰船和相当于派出兵力一半的队伍逃回了西班牙。

大海战以西班牙的惨败而告终，一位当时的英国人这样自豪地写道：西班牙人“没有击沉或者俘获一艘我们的三桅船、小帆船、驳船或补给船，甚至连一个英国羊圈也没能毁掉。”不过，无敌舰队的失败不意味着英西战争的结束，此后英西之间的战争仍时断时续。为了进一步削弱西班牙的海上实力、建立起自己的海上优势，伊丽莎白采取积极的进攻战略，分别于1589、1595、1596和1597年连续四次发动大规模的远征行动，攻打西班牙；而菲利普也三番两次地组织远征队，企图进攻英国。双方的战略目标均未能实现。不过对英国来说，战胜无敌舰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英国人借此打破了西班牙不可战胜的神话，动摇了西班牙的海上优势和世界霸权。通过对大西洋航线的初步控制，他们为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发展海外贸易，扫除了最重要的障碍。因此，作为“跨越海洋的商业战争中第一次重大的海战”，它“是西班牙优势地位的终结，是英国在国际政治中走向强盛的开端”。

通过这场海战，英国的海军实力得到了检验。此后，优先发展海上力量成为英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而“英国的海上力量为其赢得的主要好处可能是殖民地和商业。”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英国人获得了从未有的自信心，民族情绪十分高涨，要求继续海外扩张的舆论甚嚣尘上，甚至形成了以伊丽莎白为偶像的民族狂热和帝国情绪。文人墨客们对英吉利民族精神大加颂扬，不但对女王歌功颂德，而且公开宣称：我们作战是为了“保护神圣的上帝，尊贵的女王和天生的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子女、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所拥有的——切。”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其剧本中更是充满自信地写道：“尽管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向我们三面进攻，我们也可以击退他们。只要英格兰对它自己尽忠，天大的灾祸都不能震撼我们的心胸。”伊丽莎白后期，英吉利民族意识极度膨胀，并一直延续到17世纪，形成一股强大的谋求海外殖民帝国的社会思潮。

成功的外交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辉煌的重要支柱。女王审时度势，以国家利益为依归，灵活巧妙地展开外交活动，形成了以均势外交为核心的英国外交政策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为英国赢得了当下的利益，而且对日后几百年英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虽说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在欧洲的争夺卓有成效，但在欧洲之外的竞争成效要逊色得多，在海外殖民和商业争夺方面，就远远地落在了其他欧洲列强的后面。在整个都铎统治时期，出于战略和自身安全的考虑，英国统治者对爱尔兰这块特殊殖民地的开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采取了积极政策。但对于其他地区的商业扩张和殖民拓殖活动，王国政府就显得相当消极。相反，由商人、投资者、宗教领袖、贵族及冒险家组成的民间力量，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发起和推动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1600年12月31日东印度公司获准成立，它作为这一时期英国商人对外拓殖加速的标志，是英国商人向亚洲进行贸易扩张的主要机构。到17世纪为止，西欧与远东（包括中国）以及印度已有相当多的经济和贸易联系。西欧生产的农产品及高档手工业品、奢侈品由于不能满足本地区的需要，它必须获得来自东方的产品，包括香料和胡椒等。据统计，15世纪末，亚洲通过威尼斯供应给欧洲的香料和胡椒估计每年有350万磅，对东方的贸易遂成为西欧商业的生命线。为了确保这条生命线的安全和稳定，同时为了寻找通往东方的新捷径，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走上了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的道路，并在亚洲确立了自己的优势。

与早期殖民帝国相比，英国很晚才进入亚洲，这不是因为英国对东方贸易不感兴趣，其实它很早就开始寻找东方的原料和丝绸市场。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始终把直接与印度、南洋（Southeast Asia）和中国建立商业联系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目标，为此而进行探险活动。由女王支持的探险家兼海盗首领德雷克在1577年横渡大西洋后进入太平洋，并于1579年11月到达马鲁古群岛（Maluku Islands），然后向西航行，绕过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回到英国。德雷克是最早到达东南亚的英国人，他在回国后呈交女王的报告中称，他已同马鲁古群岛与盛产丁香的德那地（Ternate）苏丹签订了贸易协定，德那地希望在反对葡萄牙人的斗争中得到英国人的支持。德雷克的成功航行，激发了英国贵族和商人对东南亚的兴趣，激起了商人的贪婪欲望，随后前往东方的英国商船络绎不绝。当英国人受到葡萄牙人的阻挠时，他们不惜采用海盗方式，袭击并抢劫葡萄牙的船只。1587年，德雷克在亚速尔群岛（Azores Islands）海面上俘获葡船“圣菲利普”号（San Felipe），掠走了价值10.8万英镑的香料。1592年，英国人又捕获一艘葡萄牙船，获得了许多关于东南亚的航海情报和商业机密。但一直到17世纪开始，英国在东方的贸易进展依然相当有限。在早期访问东南亚的英国人中，拉尔夫·菲奇（Ralph Fitch）取得的成就最大，他在1591年回国时，还带回了令人十分沮丧的消息，他声称英国人在这一地区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前景暗淡。

英国早期在东方的活动举步维艰，与其面临的困境密不可分。当时的英国，一方面缺少资金和船只，无法装载与经营与亚洲进行贸易的商品货物；另一方面可供大量出口的商品只有呢绒，而这些东西只能在气候寒冷的地区有销路，对印度和东南亚人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更为严重的是，葡萄牙人控制着通往东方的航道，英国人难以进入东方，就连有关这一地区的信息都很难得到。随着17世纪的来临，这种情况终于得以改变。击溃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不仅标志着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衰落，同时也意味着英国海上势力的崛起；此外，荷兰人东扩成功，并在欧洲市场上抬高香料价格，给英国商人以极大的刺激。当时，南洋香料运到欧洲均以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为销售集散地，荷兰商人一般到这里向葡萄牙商人购买香料，然后转运到欧洲北部去贩卖。荷兰人从中获利颇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也成为北欧商品集散的一大中心。然而，当西班牙兼并葡萄牙后，西班牙针对尼德兰的反抗采取禁运措施，荷兰人的转口贸易受到限制，不能从伊比利亚港口得到货物。这种压力促使他们下决心直接到东印度群岛去谋取香料。为了打通到香料群岛的航道，他们多次派遣人员刺探前往印度的情报，绘制航海地图，并于1595年4月派出249名水手和4艘配备大炮的武装船组成的远航队，向香料群岛进发。尽管在1597年返回时损失了一条船和100多名船员，但船队所带回的香料仍然使那些生还的冒险家发了大财。此后，荷兰殖民者纷纷涌向东南亚。1598-1601年，荷兰向东印度群岛派遣船队近20次，其中1601年就有14只船队离开荷兰。这个时期不加选择地乱航，被称为荷兰史上的“航海狂”时期。就东南亚而言，几乎所有重要港口都有荷兰人的船只。1600年，荷兰人因帮助马鲁古群岛上的班达人反对葡萄牙而获得经营该岛香料的特许权。同年，荷兰人和安汶岛（A mboina）的统治者缔结了第一个重要条约，除了允许荷兰人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远方人的城堡”外，还将当地生产的所有丁香全部交给荷兰人经销。实际上，该条约预示着荷兰人不仅将取代葡萄牙人，而且试图对所有欧洲商人实行垄断贸易。香料贸易给商人带来了巨大利润，经营香料的各种公司纷纷成立。为了消除各公司之间的无序竞争，结束“航海狂”时期，并共同对付葡萄牙人，荷兰政府于1602年将各公司联合成一个大公司，取名“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lndische Compagnie）。根据荷兰国会颁发的特许状，该公司被授予21年的贸易垄断权，准许经营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Strait of Magellan）之间的商品贸易，它拥有订立条约、修筑城堡、建立武装力量和设置法官的权力，俨然成为一个国中之国。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既是荷兰在东方扩张的表现，又使其在亚洲的争夺中获得新的动力。这样，荷兰人逐渐取代葡萄牙人，在东印度群岛获得优势，控制了这里的香料贸易。他们还利用垄断地位，将欧洲的胡椒价格猛提三、四倍，通过转口贸易获取高额利润。

荷兰人的成就使英国人感到振奋，但荷兰人对香料市场和香料贸易的垄断做法却使英国商人感到愤怒。因此，英国人下决心到东方直接进行贸易竞争。但亚洲的情况难以预测，台风、疾病、战争和饥饿都对商人的财产和生命构成严重威胁，因而东方远洋贸易的风险极大。由此，英国人意识到“只有政府或者商人们联合在一起，才能使这种具有冒险性的海运所需的资源顺利流通，也才能担得起蕴涵其中的风险。"1599年9月24日，伦敦大商人举行集会，决定集资3万镑，成立一个对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公司，并向女王提出申请，希望得到支持。此时，英国正与西班牙进行和平谈判，出于外交的考虑，伊丽莎白未予立即批准。1600年谈判破裂后，枢密院同意建立东印度公司，参加的有215名商人、贵族和市议员。该公司全称为“伦敦商人对东印度贸易的总裁和公司”（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a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并选出一名总裁和24名董事。根据女王的授权，这家主要由伦敦富商投资组建的公司，获得从麦哲伦海峡到好望角之间进行贸易的垄断权，为期15年；其他英国商人未经批准，不得经营该地区贸易，违者严惩。公司成立之初，其基本活动是与东方进行商业贸易，特别是经营香料贸易。由于“香料群岛是英国商人走出欧洲之外后的基本活动目标”，盛产香料的苏门答腊（Sumatra）、爪哇（Java）及马鲁古群岛就成为公司最初的目的地。公司成立后，立即准备向东印度地区派出船队，为此东印度公司募集资本6.8万镑，其中的4.1万英镑购置四条船，还准备了6860英镑货物和用于购买回程货物的硬币21742英镑。1602年2月，詹姆斯·兰开斯特（James Lancaster）率领东印度公司船队离开英国，到达苏门答腊的亚齐（Achin），而后驶抵爪哇的万丹（Bantam），并在此设立商馆，该商馆以后成为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商业贸易总部。1603年9月，兰开斯特带着一百万磅的胡椒和香料回到英国，给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因此，英国人乐观地认为东印度贸易大有可为。从1601年到1617年期间，公司共组织13次航行，运回了大量的香料等贵重物品，经营所得纯利润共达1028281镑。与此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还在印度、日本的长崎（Nagasaki）、平户（Hirado）等地建立商馆，并与中国进行直接海外贸易，或派船只在海面拦截商船，抢掠中国货物。

16世纪末，英国人对非洲的渗入也主要在贸易方面。非洲曾经是一块硕大无比的“贫瘠之地”，但自从欧洲人在这里发现黄金、钻石、黑奴等有利可图的东西后，它一下子就成为欧洲列强竞相角逐的舞台。尽管与葡萄牙相比，英国对非洲的涉足时间较晚，成果有限，但英商的探险和殖民活动却从未停止。早在16世纪上半期，布里斯托尔商人就派出船只把英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呢绒装运到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的圣克鲁兹（Santa Cruz）；在此前后，英国探险家和商人又不断出现在西非几内亚湾（Gulf of Guinea）地区。伊丽莎白上台之后，英国在非洲的活动更加频繁，范围也更加扩大了，许多英国商人涌入摩洛哥（Morocco）从事商业活动，销售了大量的呢绒。女王公开支持在非洲的扩张活动，她鼓励商人到几内亚湾地区进行贸易。1585年7月5日，她颁发特许状，授予莱斯特伯爵和其他伦敦商人在马格里布（Maghrebi）地区享有12年的独立贸易权。这是女王批准的英国在非洲的第一个商业贸易公司。1588年5月，她还向伦敦及德文郡的一些商人颁发特许状，授予他们在塞内加尔河（Senegal）和冈比亚河（Gambia）之间的沿海地区进行垄断贸易，为期十年。1592年，女王又把去塞拉利昂（Sierra Leone）进行贸易的特许权赐予萨默塞特郡汤顿镇的商人。政府的支持激发了英国商人对非洲、特别是西非地区进行商业扩张的兴趣，并为日后英国在非洲的殖民活动指明了方向。

总的来说，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在亚非地区的活动仍限于商业扩张。由于没有政府的直接参与，在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竞争中，英国处于下风。因此，商人的活动仅限于在沿海地区建立商馆，其活动质量也不高，并未给更多的英国人带来更深刻的实际影响。但是，英国在这些地区活动本身就已经为英国后来的进一步扩张打下了基础；同时，他们也在考虑改变殖民方式和活动区域，以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第三章　挺进大海

17世纪以来，英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就欧洲而言，昔日控制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在欧洲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哈布斯堡王室，此时，虽然仍保持着强大的政治与宗教影响力，但其实际控制力正在下降，其统治的离心倾向已经非常明显，而天主教与新教的激烈斗争遍及欧洲。随着欧洲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对比的变化，列强之间出于国家利益和宗教分歧的考虑，展开的争夺十分激烈，欧洲局势一直动荡不定。在不断的冲突中，欧洲逐渐形成了两个相互敌对的政治与军事联盟，就是哈布斯堡联盟和反哈布斯堡联盟，它们彼此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

三十年战争爆发后，虽然欧洲各国的态度与策略不尽相同，但为了争夺领土和霸权，它们几乎全都卷入其中，使这场战争演变成一场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国际战争。面对战争，英国的政策始终左右摇摆。战争前的1603年，英国加入了反哈布斯堡联盟，同法国、德意志新教诸侯、瑞典和丹麦一道，共同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两个堡垒？?奥地利和西班牙。这一政策显然是伊丽莎白时代反西班牙政策的延续，但是不久这一政策就被抛弃了。詹姆士一世刚继位，就不顾当时英国国内强烈的反西班牙情绪，推行亲西班牙政策。1604年英国与自己的昔日对手握手言和，以和约的形式结束了英西间延续19年的战争状态。为了进一步密切同盟关系，从1614年起，詹姆士一直在努力促成自己的儿子查理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公主的联姻。但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爆发，英吉利民族情绪持续高涨，国人反对西班牙侵占巴拉丁选侯腓特烈的领地，强烈要求与西班牙开战。腓特烈五世既是新教徒又是詹姆士的女婿，詹姆士幻想通过英西王室联姻，促使西班牙放弃腓特烈的领地。只是后来由于查理王子前往马德里向西班牙公主求婚时在西班牙宫廷受到侮辱，加上议会中反对派施加压力，他才不得不改变亲西班牙政策。1624年3月，英国议会就西班牙问题专门进行辩论，多数议员力主与西班牙开战；同时，英国也中止了同西班牙的谈判。

1625年查理一世继位后，推行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携手、共同反对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即英国一方面联合荷兰、丹麦、瑞典等新教国家，另一方面又联合天主教法国，企图全面遏制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的扩张。为此，查理同法国联姻，与荷兰结盟，参加对西班牙的战争。但是，法国毕竟是天主教国家，而且它的欧陆称霸战略直接威胁到英国的实际利益。1627年，英国以支援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为名，对法宣战，形成了同时与对法、西两国开战的局面。但这两场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英国不得不分别在1629年和1630年与法国和西班牙终战媾和。至此，英国实际上就退出了三十年战争。17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法国的直接参战和三十年战争的扩大，英国奉行等距离的外交政策，谋求既不参战，又能获得实惠的目标。当时，英国虽然还没有完全形成关于保持欧洲均势以利自身安全的明确概念，但英国已意识到，对于欧洲事务既不能置身度外、又不能涉足太深，所以查理同时向三十年战争的交战双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派出使节，同他们分别进行结盟谈判。由于皇帝和法王对英国的诚意均表示怀疑，他们的态度都很谨慎，致使英国的企图并未实现。1638年，由于法国和荷兰支持英国国内的反国王力量，查理再次改变外交方向，转而支持西班牙，并于次年宣布与之结盟，共同反对法国。

17世纪上半期英国对外政策的多变和摇摆与其国内政局直接相关。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国内频频出现政治危机，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斗争使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从1604年起，詹姆士的内外政策不断受到各方指责，作为一个君权神授论者，詹姆士认为君主对他的臣民享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因而无论是在国内税收问题上，还是在宗教和外交政策上，都表现出专断和固执。这不仅与英国人自古就有的自由传统相违背，而且为英国的现实环境所不容。在强化专制统治时，詹姆士并“未估计到英国的现实利益以及当时英国多数民众的反西班牙情绪”，他“作为一位英国国王，相对而言是失败的。”查理一世时期，英国的政治分裂日益明显，国王与议会在赋税问题上的矛盾异常尖锐。他时常不经议会同意，径自直接征税；当他的要求遭到议会拒绝时，他就索性解散议会。1629-1640年，他干脆撇开议会进行独裁统治，为使议会为其宫廷消费和对外战争支付账单，他又不得不召开被中止了11年之久的议会。查理对待议会的态度及专制行为，引发了国内的普遍不满。这种长期的政治斗争分散了英国政府的精力，使其无暇过多地关注欧洲事务。因此，英国对三十年战争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但是，内战爆发是17世纪英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界标之一。如果说内战发生前英国忙于内部事务而在欧洲外交舞台上基本奉行守势的话，那么，随着内战的深入，特别是政权发生转换，英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呈现新的态势。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克伦威尔时代，英国重振伊丽莎白时期的海上扩张和进取精神。克伦威尔不仅充分利用国家力量，强化对现有殖民地的控制并推进贸易扩张，而且寻求打破欧洲列强对英国的优势，争取英国的海上霸权。这一时期，重商主义成为英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争夺海洋、贸易和殖民地成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英国之所以坚定地奉行重商主义外交，主要有以下两个基本动因：

一方面，英国急欲摆脱国内经济特别是贸易发展严重受阻的困局。17世纪上半叶，英国经济受政局动荡和战乱的严重影响，其中对外贸易受到的影响最大。三十年战争爆发后，欧洲大陆市场严重萎缩，英国呢布的主要销售区德意志成为主战场，这对英国呢绒业发展造成的影响是致命的，其产品的出口量锐减。作为英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商品，呢绒出口的下降必然影响到全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为此，政府专门成立了呢绒贸易委员会，会同商人冒险家公司，彻底调查贸易萧条之原因。通过调查，该委员会认为战争是造成萧条的主因，由于战争造成的政局动荡，致使对外贸易，特别是与殖民地的贸易举步维艰。从17世纪40年代晚期起，以荷兰为首的外国船只纷纷介入英国与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英国的贸易活动受到排挤。1649-1651年间，由于缺乏本国政府的有力保护，从事波罗的海地区贸易的英国船只数目锐减，它们在与波罗的海贸易的全部商船中所占比例，从三分之二降为三分之一。内战爆发前，英国严令禁止荷兰商人和商船从事英属殖民地贸易；但到1642年时，殖民地贸易几乎完全向荷兰商人开放，致使1643-1650年间荷兰大规模参与英属殖民地的贸易，从而排挤了它们与英国宗主国的贸易。对外贸易的受阻和萎缩直接影响到英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以至于这一时期，英国出现了工商业和农业的普遍衰退现象。如何摆脱国内经济发展的困境、促进对外贸易的新发展，是英国新政府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另一方面，英国急欲应对由欧洲列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长期的政局动荡，不仅影响了经济发展，也严重抑制了英国在欧洲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共和国宣布成立时，英国的国际处境是相当困难的。内战期间，英国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双方为了争夺权力兵戎相见。欧洲各国尽管没有直接进行干涉英国内战，但是由于两个权力中心分立，进一步削弱了英国自身的力量。整个内战期间，英国外交具有二元性，即国王和议会执行各自的外交政策，以争取外国对自己的支持。就英国议会而言，当它宣布接管英国最高权力后，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持与改善英国同欧洲大国间的友好关系，避免外部势力对英国内部事务的介入，以及对英国王党的支持。同时，不甘心失败的查理一世及王后，则不遗余力动用一切涉外关系，在主要欧洲大国的宫廷中展开穿梭外交，以寻求对斯图亚特王室的支持。面对双重的外交攻势，欧洲主要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基本上都选择了支持英王。从外交结果看，英国议会明显处于劣势。所幸欧洲诸国当时正为三十年战争和国内政局的动荡所困扰，而无暇顾及英国内战，从而使英国议会面临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这也是它能最终取得内战胜利并建立共和国的重要条件之一。三十年战争后，欧洲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哈布斯堡王室一时也难以缓过气来，而法国、荷兰和瑞典则乘机扩大势力，在欧洲的政治事务中赢得了更多的发言权。其中，法国实现了欧洲大陆的霸权，路易十四拥有20-30万人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匹敌。荷兰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它成为新兴世界最大的商业帝国，不仅在美洲、非洲、亚洲占有许多殖民地、拥有商业霸权，而且还掌握了制海权。英国则毫无所获，它在面对欧洲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新一轮的竞争时，必须采取积极有为的对外政策，奋起直追，方能取得竞争优势，争取海上霸权。

从重商主义角度考量，当时英国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显然是荷兰。自16世纪后半叶脱离西班牙统治后，荷兰的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象征”。荷兰的商业和海外贸易比工业及国内贸易发达，其国际转口贸易尤为发达，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这是其经济结构的显著特征。与海外贸易发展相适应的，是负有盛名的造船业，仅阿姆斯特丹一处就有几十家造船厂，且全国可以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船。因造船技术先进、船只造价低廉，荷兰很快就成为整个欧洲的造船中心。到17世纪中叶，荷兰不仅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商船队，其商船吨位数是英国的三倍，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的吨位数之总和，而且它利用庞大的商船队和军事力量，抢占了从非洲到东印度群岛的多个殖民据点，控制了欧洲、北美和远东的大部分贸易。

荷兰在航运及殖民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在海上贸易的垄断权，对英国的贸易和殖民扩张构成了严重威胁。17世纪上半期，双方围绕着纺织品市场、捕鱼权、贸易与航运业等问题展开激烈竞争，但总是英国处于劣势。在东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由于受荷兰的排挤，其活动受到限制，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在西方，荷兰船只对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通道实行控制与封锁，使英国造船业严重缺乏其所必需的原材料。此外，在北美殖民地，在地中海和西非海岸，荷兰人到处排挤英国势力。荷兰人甚至在英国附近水域肆意捕捞鱼虾等水产品，并把这些产品高价销往英国市场，牟取暴利，直接冲击英国的捕鱼业。英荷之间的诸多矛盾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虽然从1610年开始，双方就争执问题不断进行外交磋商，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这说明了双方争端的不可调和性。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打破荷兰的垄断地位，但主要依赖技术和法律手段，难以消除荷兰构成的严重威胁。英国内战期间，荷兰人不仅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而且支持查理一世和爱尔兰人，试图阻止英国的统一和强大。这使英国意识到，只有打击荷兰的海上势力，才能获得充分的贸易自由，并最终实现国强民富。正如一位英国商人以帝国主义的口吻说，世界贸易对我们两国而言是太少了，因此必须有一方被打倒。一位英国海军将领更为直截了当，他说“荷兰人把持的贸易太多了，英国人决心从他们手中把贸易权夺过来。”

1649年以后，鉴于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奥利弗·克伦威尔着手调整英国的对荷政策。此时，英国的舆论普遍主张对荷兰采取最坚决的手段，“或者是两个海上强国结成牢固的同盟，几乎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否则便作殊死斗争，以迫使荷兰承认英国在海上和海上贸易方面的霸权。”显然，英国已决心用武力摧毁荷兰的海上商业帝国，这也是克伦威尔所追求的目标。英国对荷攻势外交的确立，是以一支强大的海军为支撑的。1649年，共和国新政府刚成立，就不顾财政困难，制定了扩大和改造海军的计划。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年，英国所建造的船舰超过整个斯图亚特早期，船队规模增加了两倍，使英国舰队成为大西洋上的一支劲旅。根据统计，1640年时，英国具有当代水平的标准军舰43艘，1650年已扩展到72艘；1651年末有20艘新战舰下水，另有25艘新购进及缴获的战舰编入海军。1655年，英国的标准舰只达到133艘。共和国末年，英国有131艘标准军舰，超过了当时荷兰的水平。英舰增加了火器，战斗力大大提高。在与荷兰海军第一次交锋前，英国海军装备了88艘战舰，其中装备火炮的至少有14艘，相当于或大于荷兰旗舰“布雷德拉德”号（Brederade）的水平。为进一步增强海军战斗力，克伦威尔改组并加强海军机构的各个部门，成立专门的海军委员会，加强海军训练及军纪，提高水兵的薪水和伙食标准，实行俘获和击沉敌船的奖励制度，基本上解决了海军食物供应和后勤保障等问题。此外英国海军还采用新的战略战术，并形成正规战术思想体系。到1651年时，英国新政府将皇家旧海军的军舰全部收编或整肃完毕。英国人对海军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在思想上开始把安全和经济增长与海军联系在一起，确立了军舰与商船分离的意识，认为海军是国家拥有并维持的常备武装力量。

海军力量的长足发展，为英国实施新的外交政策和争夺海上霸权奠定了基础，以此为后盾，英国对荷兰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1650年10月3日，英国议会颁布条例，以西印度群岛和弗吉尼亚（Virginia）的保王党人起义反抗英吉利共和国为名，禁止外国商人在这两个英国殖民地上进行贸易活动。由于荷兰在这两地的贸易最为活跃，英国的矛头显然指向荷兰。次年2月，英国议会派两位特命大使率团前往海牙，与荷兰政府就两国缔结同盟问题举行谈判。针对荷兰代表提出愿与英国恢复并保持两国间业已存在的良好关系、缔结互惠条约的建议，英国代表立即提出反建议，声称“英国和联省之间过去存在过的友谊和良好关系，不仅应予恢复并维护，使之不遭破坏，而且，这个民族和联省还应该结成更紧密、更真挚的同盟，也就是说，为了双方的幸福，它们之间应该有更重大、更强烈的相互利益。”英国的建议尽管比较委婉，但明显包含着对荷兰的野心，因此遭到荷兰舆论的一致反对，荷兰的三级会议也迟迟不予答复。于是，英国又进一步向荷兰提出七条建议，其意图是使荷兰与英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采取统一行动，形同一国，如在某些场合包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荷兰三级会议应服从英国议会的决定等。英国谈判大使还补充说：“如果这些建议被接受，还有更重要的、对两个共和国的幸福具有更重大后果的条文要提出来。”英国的建议遭到拒绝是自然的事情，因为在荷兰看来，克伦威尔是想利用英国已成为共和国这一事实，“缔结一个几乎把两国联合在一起的盟约。”最终，谈判不欢而散。

此后，英国立即开始实施严厉的经济措施，排挤荷兰的贸易和航运，增加英国的份额，同时加强对英属殖民地的经济控制。1651年8月5日，克伦威尔向议会提交《航海条例》，该条例于10月9日获得通过。根据此条例，自1651年12月1日起，亚洲、非洲和美洲，该三洲的任何部分，或属于该三洲的岛屿，或该三洲通用地图，或图片所载明，或记述的岛屿，无论为英国或别国的殖民地，所生长、出产或制造的任何货物或商品，如由非属于英国人所有的任何种类船舶载运，皆不准运往或带进英吉利共和国、爱尔兰，或属英吉利国家及受其管辖的任何地方、岛屿、种植园和领土。属于英吉利共和国人民的船舶，仅指其业主或合法所有人系本共和国人民，或住在殖民地的本共和国人民，其船长及船员大多数又为英国人。违者，其全部进口货物，应予没收，运载该货物或商品入口的船舶，连同其全部船具、枪炮和附属物件，亦应一并没收。自1651年12月1日起，凡在欧洲或欧洲任何地方所生长、出产或制造的任何产品或商品，如果由外国商船装运，则不得进入英国、爱尔兰，或属英国及受其管辖的任何地方、岛屿、殖民地和领土，但出产、制造、加工上述商品的国家或地方的公民私人所有的商船，则属于例外。违者，货物和船只也将面临被没收的危险。从字面上看，这个《航海条例》原文中并没有提到荷兰，但矛头所指一目了然。它对运入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物及中介贸易的严格规定，对于拥有庞大船队、主要为各国包括英国及其殖民地运送货物的荷兰来说，将是致命的。同时，它为彻底消除英国商人与荷兰商人在英属殖民地的竞争奠定了法律基础。该条例“可说是大英殖民帝国赖以建立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中的第一项。”它的颁布不仅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内英国将实施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而且表明内战之后英国的基本国策是维护和扩大海洋利益，建立强大的贸易帝国，谋求世界霸权。

面对英国的公开挑战和致命打击，荷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屈服，要么战争。无论哪种选择，对于荷兰都是难以接受的。荷兰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它不需要战争，尤其是与英国的战争，“在所有的情况中，战争尤其是海上战争是最不利的，和平对荷兰大有好处。”正因如此，荷兰一方面表示拒绝接受《航海条例》，另一方面并未放弃与英国谋求妥协的努力。1651年12月底，荷兰派外交使团前往伦敦，恢复原先中断的谈判。但此时，英国已将使用武力视为解决问题的首选。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国际贸易的总量是固定的，一方所得必为另一方所失。英国人认为，处于优势地位的荷兰，必定是一切谋求商业霸权国家的头号敌人，“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致力于用武力消除荷兰的某些优势，并且以自己的优势取而代之。”当谈判进行时，英荷的军事冲突已经发生。从1650年到1651年，两国间的海上冲突逐渐增多，英国海军甚至强迫在海上与英国船只相遇的荷兰船只降旗向英舰致敬。1652年3月15日，英国向荷兰谈判代表提出了对荷兰来说显然是做不到的、极具挑衅性的建议草案，其内容包括：（1）将香料群岛交给英国人；（2）惩办1623年在安汶岛上杀害英国商人的罪犯；（3）拒不给荷兰人在英国殖民地进行贸易的自由；（4）不承认英国和荷兰在北美洲属地之间的现有边界，等等。和谈大门既已关闭，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荷兰人既不愿让英国人在北海搜查船只，也不愿停止与北美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其结果只能是战争。”

1652年春，海军司令马丁·范·特罗普（Martin van Tromp）率领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护航的42艘荷兰舰船驶入英吉利海峡，并于5月29日在多佛海面与海军司令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统帅的英国舰队相遇。英军要求荷军向英国国旗致敬，在遭到拒绝后，双方展开了四小时的激烈炮战，第一次英荷战争由此拉开序幕，战斗在两国海域、地中海、松德海峡（Sound）和印度洋同时展开。英国深知，海上贸易和渔业生产是荷兰人的生存之本。因此，布莱克便指挥英军大肆洗劫荷兰商船，甚至远离军港到北海袭击荷兰的捕鱼船队，在苏格兰北方拦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运宝船，并进入波罗的海破坏荷兰与北欧的贸易。英军的战术十分奏效，迫使成千上万只满载货物的荷兰商船停泊在港内而不敢擅自行动。

战争初始阶段，荷兰拥有一定优势，但战局很快就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为了战争，英国人加紧建造军舰，使海军数量及火力配置完全优于对手。他们改进战术，提高了舰队协同作战、相互保护的能力；相反，荷兰的商船运输是其经济发展的命脉，所以每日大量商船队经过英吉利海峡时，都必须依靠海军战舰护航，使其海军力量大受牵制，战斗力明显削弱。荷兰的战术是当遭遇敌船时，采取抢占上风方向朝敌舰逼近，然后登舰展开肉搏。舰队行动时分成小队，依次向敌船逼近，以避免战舰相互碰撞。这种陈旧的战术缺乏灵活性，容易导致指挥混乱，难以实现战略目标。

战争使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战争的两年间中，英军俘获1700艘荷兰商船，毙伤其海军水手不计其数。特别是由于英国实施海上封锁，荷兰的粮食等物资供应中断，社会矛盾激化，因而不得不提出谈判的要求。此时，英国经济尚未从内战中恢复过来，沉重的战争费用导致国家财政和经济更趋紧张。一年内的英国军费开支，陆军花去150万镑，海军花费近100万镑，政府财政赤字近50万镑。英国议会打算拍卖流亡王党的家产和天主教会的教产来支付战费，加上国内政局不明朗，克伦威尔希望尽快与荷兰缔结和约。从1653年6月起，英荷间的谈判已在伦敦秘密进行，谈判过程历时一年。此时，商业集团的势力在新的英国议会中十分强大，在他们的推动下，英国的谈判态度越发强硬，坚持英方先前提出的条件，要求荷兰人承认战争罪责，将其舰队统帅撤职查办；此外，在任何情况下荷兰船只必须首先向英国军舰行礼致敬，赔偿自17世纪初以来英荷在印度贸易及殖民争夺中，包括英荷战争期间英国的全部损失，总计近200万英镑，并同意与英国合并。以此为基础，克伦威尔向荷兰提出一份关于两国建立紧密联系、共同分割世界殖民地的草案，内容包括：在欧洲和非洲，除非洲少量荷兰占有的据点以外，两国居民维持现状，互不干涉；在亚洲的贸易由荷兰专营，但亚洲濒临地中海的一些地区除外，在那里两国可以自由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支付一笔赔款，此后英国公司及其他机构从那里撤离；美洲大陆的贸易归属英国，巴西及其附近地方除外，荷兰须向英国提供援助，帮助英国占领这些地区；南美已被荷兰占有的地区，即巴西从南回归线至马尼翁岛的地区，归荷兰所有，而巴西的其余地区则归英国所有，委内瑞拉的阿拉兹盐场属两国共有。

克伦威尔的建议是以英荷两国在商业和海军方面所具优势为基础的，几乎是当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世界殖民地协议的翻版。但同荷兰共同瓜分世界，并非是英国的真正目的，实际上，英国的建议对荷兰只是一种诱饵，其终极目的是英国取代荷兰，甚至是合并荷兰，从而成为世界贸易和殖民扩张的真正霸主。1653年6月30日在给荷兰政府一位要员的信中，克伦威尔明确表达了他的外交意图和战略计划。他提出，英荷两国的联合可以采用由荷兰选派两到三名代表参加英国的国务会议的形式，同时，英国派出相同数量的代表参加荷兰的国务会议或议会。如此一来，荷兰可以获得诸如在英国海域中的捕鱼权和与西印度群岛自由贸易权。克伦威尔进一步暗示，英国可以放弃《航海条例》，但前提是英荷实现合并。他还宣称，反对荷兰是上帝的旨意，失败后的荷兰唯一的出路是“同你们强大的邻国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基督世界并解救被压迫的人民。”为了使英荷联合披上神圣的外衣，他还在宗教中寻找合法依据。在7月的一次谈话中，克伦威尔就明确表示：在英荷之间，“最重要也是首先应予考虑的关键是保护自由和扩张基督教世界”。如果说克伦威尔的建议多少有点委婉，并给予荷兰适当台阶的话，那么，英国国务会议的决定则充分体现了英国的强硬态度，也更为直接地反映了英国的本意。7月25日，英国国务会议正式通知荷兰谈判代表，“两国必须在一最高权力之下合并，”别无其他商量余地。荷兰看清了英国的真实意图，因而拒绝了克伦威尔的建议。荷兰的关注点在“贸易和航海的利益”上，它重新提及在英荷战争爆发前向英国提出的方案，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1653年11月，克伦威尔两次亲自主持谈判，意在促进进展。最终，他放弃使两国合并的主张，提出一个在英荷之间建立“和平、同盟和联盟”的新方案作为谈判的基础，谈判出现了重大转机。他希望能够与荷兰建立攻守同盟，将荷兰完全纳入英国对外政策的轨道。因而新方案闭口不谈贸易及谈判双方在海外各国的相互关系，而是着重强调保持《航海条例》的有效力。但这一点也遭到荷兰的婉言拒绝。在荷兰看来，对外贸易是支柱，一旦被绑在英国的战车上，荷兰将失去贸易自由，进而失去国家的部分主权。对此，克伦威尔深感失望，但也并未采取进一步措施。这反映出当时的荷兰，虽然遭到沉重打击，但并未元气大伤；同时，克伦威尔的英国，在经过长期的内外战争之后，不仅不具备完全击垮荷兰的实力，而且也需要利用和平来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和进行殖民扩张。1654年4月15日，英荷双方签订《威斯敏斯特条约》，规定：（1）双方实现和平，荷兰人不得同欧洲以外的英国岛屿和殖民地通商，英国也不得同欧洲以外的荷兰岛屿和殖民地通商；（2）荷兰须惩办在安汶岛杀害英国人的罪犯；（3）成立两国代表组成的混合仲裁委员会，以确定1611-1652年5月18日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相互造成的损失，并限期作出裁决；（4）领有证书的私掠船具有合法性。在该条约附加的秘密条款中，荷兰承诺不选举奥兰治亲王为荷兰执政。根据该条约，英国尽管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对外战略目标，但已从总体上使英、荷在殖民地方面的相互关系发生改变。由于荷兰不得不接受英国的《航海条例》，这对靠转口贸易为生的荷兰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从此，荷兰开始丧失商业霸权地位，英国则大大加强了自己的航运和贸易优势。战后，英国先是通过同北欧强国瑞典、丹麦缔结对自己有利的条约，取得了通过松德海峡的权利，使波罗的海的商业大门向英国敞开；接着又利用瑞典与波兰、丹麦与瑞典的战争，获得了自由通过松德海峡的权利，并得到了国际保障。英国还通过1654年与葡萄牙缔结的条约，从葡萄牙手里取得在海上、陆地及内河自由贸易的特权和优惠待遇，为英国势力向东印度群岛、巴西及非洲西海岸等地的扩展，提供了机会与条件。

第一次英荷战争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政府有意识地主动用它的海权去促进商业”。以此为起点，英国开始全面走上了争夺海洋霸权和建立世界贸易帝国的道路。战胜荷兰之后，克伦威尔将殖民地问题视为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决定对日趋没落的西班牙殖民帝国采取行动。早在都铎时期，西班牙就是英国的主要对手，是英国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意识形成的主要障碍，可以说是英国的宿敌。斯图亚特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奉行亲西班牙政策，极大地损害了英国的利益，招致国内商人的普遍反对。克伦威尔上台伊始，发誓要重振伊丽莎白时代的民族精神，将西班牙视为首要敌人。他的认识主要基于英、西之间存在的两个尖锐矛盾：其一，克伦威尔的内外政策具有浓厚的新教色彩，其内心深处蕴藏着浓烈的宗教情结，这使他的对外战略颇具宗教的神圣性。他公开宣称，上帝在世上的利益要远远高过英国全体民众的利益，因此精心策划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工作，是完全符合上帝的旨意的。他认为，西班牙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宗教政策，使其成为天主教的顽固堡垒和新教力量的共同敌人；英国与西班牙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敌人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其二，英西双方在殖民地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对克伦威尔来说，这也是更重要的，因为他把对外政策世俗化了。宗教问题只是对外扩张和争夺的一种托词。当时，西班牙控制着欧洲和美洲的庞大地域，这一点既让英国妒羡，也使英国不满。虽然英国曾长期与西班牙在殖民地方面进行争夺，但直到17世纪中叶，英国人是负多胜少，所获寥寥。但英国人并不甘心，况且，当时西班牙的地位正日趋衰落，这给英国夺取西班牙的殖民地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从1654年春天开始，英国就与西班牙进行了一系列外交谈判，讨论的焦点是殖民地，特别是西印度群岛问题。由于分歧很大，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克伦威尔便提出：英国应享有美洲沿岸的航海和贸易自由，同时要求在西班牙经商的英国商人不受宗教裁判所管辖。对此，西班牙明确表示：“要求解除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和开放西印度群岛的航行自由，这等于要挖掉我国君主的两只眼睛。”英国的过分要求遭到西班牙拒绝后，双方关系更加紧张。1654年，英国国务会议就英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西班牙的政策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讨论的主题还是殖民地问题。主战派认为，当时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西印度群岛不仅可能，而且会带来增加移民、确保欧洲和平与贸易等诸多好处，因而坚持与西班牙开战。对此，克伦威尔坚决支持，并表示“至少要在西印度群岛作战”。在克伦威尔的影响下，护国主时期英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针是准备对西班牙进行战争，特别是要争夺西印度群岛。

为了解除对西战争的后顾之忧，克伦威尔主动与法国改善关系。本来英、法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1651年11月，英国舰队曾到达诺曼底沿岸，引起了法国的不满与恐慌。英国还同法国的投石党（Fronde）运动暗中联系，私下支持它，又于1654年夏侵占了法属加拿大沿岸阿卡迪亚（Acadia）的部分要塞。由于国内政局的需要，法国淡化处理了英国的挑衅行为，并在共同反对西班牙的斗争中，又希望与英国结盟，推动英国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1655年11月英法缔约，宣布停止从1649年起开始的海上敌对状态。此后，双方的合作不断深入。

克伦威尔对西印度群岛进行远征的准备工作，几乎与英国施展的外交活动同时进行。1654年8月18日，他向专门成立的西印度群岛远征筹备委员会发出书面指令，决定尽速派遣一支海军舰队前往美洲与西班牙人作战。同年10月，他任命海军上将老威廉·佩恩爵士（Sir Wiliam Penn）为舰队司令；12月又任命罗伯特·维纳布尔斯（Robert Venables）为远征军陆军司令兼美洲英属殖民地行政机构首脑。12月18日，先头部队出发，随后主力部队也动身前往美洲。1655年1月，远征军主力抵达西印度群岛的英属殖民地巴巴多斯（Barbados），并决定在此进行人员补充。5月，远征军占领牙买加（Jamaica）。英国专门成立了“牙买加委员会”，负责处理牙买加殖民地问题。

克伦威尔的西印度群岛远征行动，引发了英、西间的正式战争。其实，早在1654年10月，英国海军主帅罗伯特·布莱克率领的一支舰队就已前往地中海待命，施压西班牙。1655年4月，布莱克率领的舰队到达西班牙南部近海加的斯湾，此时的英西关系非常危急。6月，克伦威尔下令布莱克采取一切手段截击或消灭任何一艘西班牙军舰，甚至不放过向西印度群岛运送兵员给养的西班牙船只，这表明英、西实际上已处于战争状态。10月24日西班牙作出强烈反应，撤回驻英大使；25日，英国对西班牙宣战，战争立即从西印度群岛转向欧洲。由于英国海军对西班牙实行了严厉的封锁，切断了西班牙通往佛兰德斯的海上通道以及同西印度群岛的商业往来，西班牙遭受巨大损失。1657年4月，由布莱克率领的英军舰队重挫西班牙舰队，摧毁16艘战舰，截获5艘货船。同时，法国军队在佛兰德斯与西班牙军队展开了陆战，后来英军也加入战斗，迅速扭转了不利于法军的战局。到1657年9月，佛兰德斯沿海一带的阵地为英法军队所攻占，欧洲大陆的战略要地敦刻尔克也完全为英法军队所包围，驻守在附近的西班牙军队被迫投降。1658年6月4日，6000名英军在敦刻尔克附近一处沙丘地带与西班牙人决战，西班牙守军弃城投降，英军大获全胜，占领并接管了敦刻尔克。随后，克伦威尔将战略要地直布罗陀（Gibraltar）列为攻击目标，并制定了具体的攻占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1659年，处于守势的西班牙与英国媾和。继英荷战争之后，英国又一次取胜。英国不仅占领了西印度群岛的战略要地牙买加，而且获取欧洲大陆的战略据点敦刻尔克，这大大有利于英国有效地限制荷兰，确保英国的贸易运输安全和对外贸易的扩展。更有意义的是，英国的海军力量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并获得进一步发展，英国的对外扩张有了坚强后盾。同时代的英国诗人埃德蒙·沃勒（Edmund Waller）这样写道：“英舰千艘霸海天，夷艇垂篷表恭谦；军威远震如风吼，四海扬帆漫无边。”另一位诗人兼剧作家约翰·德赖登（John Dryden）也称赞道：“他使我们在大陆上行动自由，而我们以前则受制如囚；他送英国雄狮去保卫更崇高的目标，教它首先在布鲁塞尔发出怒吼。”

克伦威尔重商主义外交政策的实施，为英国的未来扩张和建立帝国奠定了政策基础，并指明了方向。因此，重商主义外交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不仅没有被抛弃，反而得到全面推进，这主要体现为继续强化《航海条例》，并不惜与荷兰进行新的战争。第一次英荷战争后，荷兰默认了英国的《航海条例》，但该条例对荷兰贸易和航运业的危害是逐步显现出来的，荷兰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下降，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革命时期，英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缺乏足够的船只来取代荷兰，加上荷兰想方设法逃避《航海条例》的限制，因此1651年的《航海条例》未产生预期的效果，甚至根本就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条例旨在削弱荷兰的商业霸权，建立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垄断制度，但其效果十分有限。

一方面，英荷战争后荷兰贸易并未立即出现萎缩，相反却仍在发展。商业是荷兰的立国之本，而荷兰商业的发展得益于其海军力量的支撑。第一次英荷战争后，荷兰人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们认识到英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其有一支高质量的、正规的职业海军。因此荷兰也必须建立一支先进的、拥有战斗力的海军，必须建造像英国一样的、拥有40-60门大炮的军舰，并且改变武器的安装系统。1652-1653年，荷兰联合议会在英荷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多次作出增造军舰的决定，由此奠定了荷兰新海军政策的基础。在此后20年间，荷兰的海军力量获得快速发展，1655-1675年，荷兰的战舰总数一直保持在世界领先水平，舰船的设计和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战斗力也大为提升。经过改建后，荷兰海军拥有64艘战舰，每艘战舰配备40-60门大炮；另有80-90艘护卫舰，为确保商船安全执行巡航任务。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此时的荷兰依然是英国商业和殖民扩张的主要障碍。“东印度群岛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到阿姆斯特丹，西印度群岛的货物不断流入弗利辛恩，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商品则通过荷兰的多德雷赫特和鹿特丹不断转运欧洲大陆”，荷兰在印度、西非等地的殖民地和贸易点也不断扩大，此外，“他们还挤入新英格兰，在哈德逊河畔开辟一块殖民地”。荷兰咄咄逼人的态势让英国倍感挑战，英国国内的反荷情绪非常浓烈。为了排挤甚至取代荷兰这个最强大的对手，复辟君主和议会在削弱和取代荷兰海上霸权这一点上形成共识：“我们需要的是超过荷兰现有的贸易”，这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

另一方面，《航海条例》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执行困难重重，效果不大。由于英国管理制度松散，与殖民地距离遥远，各殖民地仍旧我行我素，不理会宗主国的贸易控制。比如，弗吉尼亚和马里兰（Maryl and）等殖民地的种植园主，可以把烟草、砂糖、棉花、靛青等主要农产品出售给欧洲任何愿意出高价收买的商人，包括荷兰人，同时从欧洲运回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当时，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每年大约输出七百多万磅烟草，其中大部分没有从英国转运。新英格兰（New England）地区的各殖民地则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自己的造船业，既有利于殖民地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贸易，也沟通了南北殖民地以及北美与加勒比海（Caribbean）地区的交通往来。发达的造船业加强了殖民地的海运事业和远途商业活动，新英格兰港口成为大批商船的停泊点，其中不乏运送大量商品的外国商船。由于新英格兰距离遥远，英国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英国商人一直对殖民地的贸易活动感到不满。为防止贸易优势落入外国竞争者之手，他们一再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不仅排斥外国船只进入英属殖民地，而且要把殖民地贸易完全纳入到对宗主国有利的范围中来。

可见，复辟王朝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落实贯彻《航海条例》，进一步打击荷兰人，用政府的力量扶持本国航运业及殖民地贸易。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复辟政府采取了亲法政策，在政治和财政上对法国形成很强的依附性。1660年7月4日，由查理二世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对1651年《航海条例》的内容及执行情况进行评估。该委员会最终认为此《航海条例》有益于英国的航运业和贸易发展，但在欧洲和殖民地贸易中未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因此，英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立法，以取代过去的行政条例。新立法应当体现这样三个原则：一是重申1651年《航海条例》的基本内容，确保英国航运业及航海技术的发展，保证英国能完全控制本国的贸易运输；二是把殖民地当作英国的原材料供给地，为英国提供消费品，如果有可能，应改变英国与欧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不平衡；三是维护英国商人的利益，增加关税，并确保英国成为各种商品进入殖民地的必经之地。按照委员会的建议，英国议会于1660年通过新的《航海条例》，它与1651年条例相比，不仅更加系统和全面，而且也更为严厉和苛刻。这部新条例规定：第一，从1660年12月1日起，凡由英属殖民地进口的商品或这些殖民地出口的商品，只能用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或英属殖民地的船只装运，且上述船只的船长及至少四分之三的船员应当是英国人；违者，货物及船只（包括船上设备及武器）一律予以没收，所得收入三分之一归国王，三分之二归当地官员及有功人员。第二，殖民地生产的烟草、糖、原棉、靛青、染料等“列举品”（即指定的物品），从1661年4月1日起，不得出口到英格兰、爱尔兰或英属殖民地之外的其他任何地区，只能运往英国及其领地；违者，货物和船只全部予以没收。第三，对于地中海、波罗的海及俄国、土耳其等地的产品，若要出口到英格兰、爱尔兰或威尔士，则必须使用英国船只或上述产品生产国的船只，且船长和四分之三的船员应是英国人。第四，英国船只可以从西班牙、葡萄牙把西、葡殖民地的货物运往国内，也可以从利凡特（Levant）把非洲和利凡特的货物运往国内，沿海贸易完全由英船经营，等等。

不难看出，1660年的《航海条例》是英国政府为贯彻重商主义而采取的进一步措施。根据这些规定，英国一方面可以推动本国的造船和航运业发展，独占海上运输业；另一方面又能独占殖民地市场，使英国成为殖民地物产的集散地，从而垄断殖民地的商品价格，增加税收，并反过来大量销售英国产品，获取高额利润。要实现这两方面的目的，关键在于限制和打击荷兰在转口贸易方面的优势，新的条例一旦生效，荷兰不仅不能再把欧洲的主要产品运往英国，也不能从事英属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间的转口贸易。这样，英国不仅控制了英国与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运输，而且成为英属殖民地出产商品的集散地。以后几年，英国议会又相继颁布补充法令，使新《航海条例》更加系统和完善。其中，1663年颁布的《主要物产法》（Staple Act）进一步规定，凡在欧洲出产或制造的物品，都必须运输到英国，再用英国船从英国海港启程，才可以转运到美洲殖民地。英国企图以此控制整个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将荷兰的商业贸易完全排挤出英国殖民地。

新《航海条例》不仅严重损害了荷兰商人的利益，而且也使荷兰的国际地位受到沉重打击，于是英荷间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就迅速展开。为贯彻新《航海条例》，并打破荷兰人的奴隶贸易垄断，1663-1664年，一支由罗伯特·霍姆斯爵士（Sir Robert Holmes）率领的英国海军分遣队到达西非海岸，支援英国“皇家对非贸易冒险家公司”（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rs Trading into Africa），并占领冈比亚河北边的戈雷岛（Goree Island）和几内亚湾的沿海地区。为了将荷兰人从北美殖民地贸易中彻底排挤出去，查理二世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s）作为礼物，赠送给他的兄弟约克公爵詹姆士，即后来的詹姆士二世。1664年，英王派遣的船队到达北美荷属殖民地，荷兰人不战而降，英国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马里兰和康涅狄格（Connecticut）之间的整个地区。英国人的积极进攻使荷兰人感到忍无可忍，且英国武装民船大量进入西印度群岛、英国舰队在直布罗陀附近袭击荷兰船队等一系列事件，都使荷兰人感到无比愤怒，他们遂将1663年英王派军远征西非的行动视作公然挑衅和不宣而战。双方的矛盾不断发展，终于导致战争。1665年3月14日，英国向荷兰宣战，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

为此次战争双方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英国人认为，通过战争击败荷兰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为在第一次英荷战争后，英国就因为打败荷兰而增加了一倍的商船吨位。所以，英国议会专门拨款600万英镑，伦敦商人也提供了20万英镑贷款。经过第一次英荷战争，荷兰吸取了教训，并通过完善组织结构，大大加强海军建设。第二次英荷战争主要在海上和殖民地展开，初期荷兰损失惨重。1665年6月13日，由约克公爵指挥的英国舰队在英国东海岸的洛斯托夫特（Lowest oft）海面与荷兰舰队展开大战，荷兰损失战船17艘、海军上将3名和其他人员4000名，英国仅损失战船2艘、海军将官2名和其他人员800名。荷兰人认为败局已定，便请求媾和；英王也认为胜券在握，就下令大部分舰只退役，水手复员，并未抓住时机乘胜追击。

第二次英荷战争之前，荷兰与法国曾达成协议，双方结成反英同盟，1666年1月，法国根据该协议对英宣战。面对法荷联合作战的不利局面，英王施展外交手段，谋求与法国结盟。实际上，法国在战争中同英荷双方都保持着联系，它既不愿荷兰被击溃，也不愿英国遭受重大损失。经过秘密谈判，英法最终达成秘密谅解：法国撤回对荷兰人的援助，作为回报，英国不反对法国入侵尼德兰。于是英荷战事再起。同年6月11-14日，经过整顿的荷兰海军与英国海军进行了“四日海战”，地点在英吉利海峡。结果，英国皇家海军有17艘战舰被击沉，5000多人战死，3000余人被俘；而荷兰仅损失战舰6艘，战死2000人。这次惨败对英国人来说是奇耻大辱。8月双方再战，互有胜负。8月8日这一天，霍姆斯率领一支英国舰队偷袭荷兰的特塞尔岛（Texel Island），将150艘商船悉数烧毁，给荷兰造成重大经济损失。1667年6月，荷兰舰队则偷袭伦敦，并封锁泰晤士河口长达数月，致使英国经济损失近20万镑。而英国人则夺取了北美一些荷属殖民地，实现了英国在北美北方和北美南方殖民地的连接。

英荷战争劳民伤财，加重了双方的财政困难。英国虽然有彻底击垮荷兰的强烈愿望，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1665年春伦敦大瘟疫爆发，1666年9月又发生伦敦大火，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和平民伤亡，英国已是内伤外患，无力再战。荷兰也不堪战争重负，并且又面对法国入侵的威胁。于是，英荷双方于1667年1月开始和谈，并于7月31日签订《布列达条约》。根据该条约，英国《航海条例》的限制条件有所放宽，荷兰有权将本国和德意志的商品输入英国；英国放弃了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权益，而荷兰人则承认西印度群岛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荷兰把哈得孙河（Hudson）河谷和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转让给英国，英国把南洋摩鹿加群岛（Molucca Islands）和南美洲苏里南转让给荷兰。这样，第二次英荷战争落下帷幕。

与第一次英荷战争相比，第二次双方基本打成平手。从和约内容看，这个和约实际上意味着两国在殖民角逐中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但战争的结果对双方的影响却有所区别，荷兰人虽然从英国那里取得了某些让步，可是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即失去在北美的重要基地新阿姆斯特丹，这标志着荷兰从北美的全面退出，以及在整个世界的战略收缩。对于英国而言，获得新阿姆斯特丹不仅有利于它实现对北美殖民地的全面控制，而且有利于它全面贯彻以重商主义为宗旨的《航海条例》，为下一步争夺创造了新的条件。所以，《布列达条约》作为第二次英荷战争的基本结果，被认为是“英荷关系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或“荷兰共和国繁荣的下滑”。正如沃勒斯坦所强调的：“这难道不正说明仇视荷兰人的英国人已经把他们对‘荷兰人经济技巧不情愿的钦佩’与‘赶上他们的愿望’协调起来了吗？这难道不也说明英国的农业？工业效益中所产生的重大变化，能够使布列达条约的挫折变得对他们无足轻重，并能够把荷兰变成英国的小伙伴吗？”第二次英荷战争是以妥协告终的，它加速了英荷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移，同时也说明双方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实际上，对世界贸易垄断权的争夺，使英荷双方的分歧根本无法消除，这也就决定了《布列达条约》所维系的和平不可能长久。此后，英荷的争斗由于法国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复杂。

自17世纪以来，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强国，三十年战争之后，法国的强国地位日益巩固。在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法国不仅与英国有矛盾，而且一直企图削弱和打击荷兰的经济实力。1667年，法国路易十四为了兼并西班牙属地南尼德兰而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这不仅威胁到荷兰的安全，也破坏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均势政策。面对法国的攻势，1668年，英国、荷兰和瑞典结成反法同盟，迫使法国停止实施原准备向西班牙本土和德意志进军的计划。对于新的欧洲局势，法国开始改变策略。在法国人看来，“成功地征服西属尼德兰的唯一方法是挫败荷兰人，可能的话消灭他们。”为此，法国主动与英国修好，法王向英王许诺：法英双方联合将荷兰击败后，把荷兰的瓦尔赫伦岛（Walcheren Island）、布里尔城（Brill）和卡赞德城（Cadzand）并入英国；法国还答应给英国以财政补助，并帮助英王镇压在英国可能发生的“骚乱”。法国的条件对英国颇具诱惑力，此时，英国一方面面临着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仍将荷兰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而法国要到让巴普蒂斯特·科尔伯（Jean-Baptiste Colbert）经济改革（1661-1671）之后，才日益发展成英国对外贸易的强有力对手。1670年英法签订《多佛密约》（或《多佛条约》）(Secret Treaty of Dover），双方根据此条约共同发动对荷战争。

1672年3月，在法国向荷兰宣战的同时，英王未经议会同意也向荷兰宣战，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英法集中了98艘军舰，配备了6000门大炮和3.4万人；而荷兰只有75艘军舰，船上有2万人和4500门大炮，因此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而且，英法海军从海上进攻、法国陆军从南面进攻，科隆（Cologne）和明斯特（Münster）两个德意志公国从东面进攻，荷兰同时三面受敌。在陆上，法军连连得胜，荷兰南部和东部的部分领土被占领，但荷兰仍控制自己的海岸线。英法海军虽多次组织进攻，均未打破荷兰海军防线。6月7日，在海军统帅米基尔·德·鲁伊特尔（Michie de Ruyter）的指挥下，荷兰海军偷袭英法联军，虽然付出了极大代价，其旗舰被焚，却成功地粉碎了约克公爵企图与法舰会合的计划，损失惨重的英军被迫放弃突破荷兰海岸防线、入侵荷兰本土的想法。不过形势仍然对荷兰不利，到1673年，荷兰已完全转入守势，在强大的敌军面前，荷兰海军再也无力主动出击。8月21日，荷兰利用有限的军力在特塞尔岛附近，与企图登陆的英法联军展开激战，英法联军遭到重创，英国海军被迫退出战斗，荷兰暂时解除了海上威胁，并取得了制海权。与此同时，两支荷兰分舰队在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汇合，从英国人手中夺回纽芬兰（Newfoundland）和新阿姆斯特丹，再重创西印度洋上的英法军舰和其他船只。

特塞尔海战的失利，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强烈不满。一直怀疑国王与法国勾结的英国议会，对查理二世施加压力，强烈抨击他支持法国对荷作战的做法，认为日益强大的法国已对英国构成威胁，因而拒绝批准他对荷兰作战的补助金。由于军费开支告罄，英国已无力再封锁或入侵荷兰，查理不得不与荷兰议和。为了表示英国愿意联荷反法，查理将自己的侄女，詹姆士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许配给奥兰治的亲王威廉。1674年2月，英国单独与荷兰签订第二个《威斯敏斯特和约》，规定先前签订的《布列达条约》继续有效；同时，查理二世放弃与法国的联盟，并保证英国在荷、法战争中保持中立。荷兰则将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和纽芬兰归还英国，并赔偿战费50万枚银币；荷兰船舶在挪威至菲尼斯泰尔（Finistère）海角之间的海域，须向英国国旗致敬。至此，荷兰与英国的敌对状态结束了，陷于孤立的法国也于1678年同荷兰签订《奈梅根和约》（Treaties of Peace of Nijmegen），法荷战争宣告结束。在法荷条约中，英国与荷兰单独达成的协议得到确认。

从克伦威尔时代到复辟王朝时期，英国连续三次对荷战争，尽管每次战争的重点不尽相同，但根本目标完全一致，就是摧毁荷兰的商业垄断，形成英国的海上和商业霸权。如果说“克伦威尔希望为保护自身而反对荷兰，那么查理二世希望自己成为他们的主人”。从战争结局看，三次英荷战争似乎各有胜负，谁也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英国是事实上的操胜券者。

其一，战争中逐步确立了英国对海上贸易的控制权，英国的《航海条例》逐步得到实施，并获得荷兰的承认。1674年英荷和约签订后，英国接替了大部分荷兰的海运贸易。1678-1679年，在《奈梅根和约》签订之际，英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商业和海军强国。从航运业的发展来看，复辟初期，英国的商船吨位仅为20万吨左右，远不能满足航运的需求。战争中，英国通过俘获荷兰船只、大量制造船舶的办法增加商船吨位。据统计，1654-1675年，在英国的商船总吨位中，外国船只所占比例一般不低于三分之一，而1675年已达到二分之一。1674年以后，英国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国内造船业，商船的年增长率达到2%-3%。在迅速增长的商船中，国内制造的船只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复辟晚期已占到五分之四。1686-1687年，英国政府给1532艘商船颁发了通行证，其中外国船只仅131艘。经过如此的迅速发展，到1688年，英国的商船总吨位上升到34万吨。造船业及航运业的发展推动了英国对外贸易的扩张，其中对殖民地和对北欧的贸易尤为显著。据统计，1663-1686年间，在英国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船总吨位中，五分之四来往于殖民地和北欧之间。比较而言，此时期英国与荷兰、德意志等传统贸易区的商船吨位仅增长5%左右，与南欧、地中海的航运业增长三分之一，从事东南亚贸易的商船吨位增长一半，而美洲、西印度群岛的航运业吨位增长几乎达到100%,对北欧贸易的商船吨位增长幅度甚至超过100%。与殖民地贸易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殖民地越来越成为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在英国原材料贸易中，再出口贸易十分活跃，这表明英国正在或已经取代荷兰在世界转运贸易中的主导地位。1663-1669年，英国再出口总值达到90万镑，占全国出口总值的近25%。再出口的主要物品是来自于英属殖民地的烟草、蔗糖等，英国的对外贸易，以及由此带动的迅速发展的工业，使英国在17世纪末的经济实力已远远超过了荷兰。英国后来居上，显然与《航海条例》的实施以及英荷战争分不开。东印度公司著名商人、担任过议员的晚期重商主义者乔赛亚·蔡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就直言不讳地承认：“假如没有《航海条例》，在我们的殖民地，荷兰商船与英国商船的比例可能就是40:1”。三次英荷战争最终“确立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可逆转的优势地位”。

其二，英荷战争彻底改变了英荷之间的政治关系，荷兰的国际地位大大下降。长期的战争破坏了荷兰的经济，动摇了它的政治军事基础。战后，为了扼制法国的扩张和法国对荷兰的图谋，奥兰治的威廉采取了亲英政策，积极靠拢英国。然而，他在与英国联姻以及在1688年入主英国后，并没有取消《航海条例》，相反，荷兰丧失了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开始从属于英国。1688年威廉率领庞大的荷兰舰队来到英国，1689年4月英荷双方达成协议，组成联合舰队，英荷参与的军舰比例为5∶3，舰队指挥权也由英方控制。此后，荷兰彻底丧失了海上强国地位。沃勒斯坦认为："1672年的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从1659年至1672年这段时期，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把荷兰看作是最大的对手，现在，他们主要攻击对方，而且，尽管荷兰仍具有经济实力，但荷兰人突然成了次要的因素。”

总而言之，英国通过几次战争彻底击败了西班牙和荷兰，获得了世界海洋和贸易的控制权。但是争霸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相反，重商主义外交的巨大成功，进一步增添了英国对外扩张的野心，刺激了英国称争霸世界的欲望。光荣革命后，由于政局稳定，经济实力增强，英国具备了大力扩张的条件。如果说英荷战争的最初目标是打击荷兰的贸易垄断，那么，战争进程却促使英国逐渐致力于掌握大西洋、波罗的海、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制海权。到17世纪末，英国的这一海洋战略更加明确了，不过在实施过程中，却遭到如日中天的欧陆霸主法国的正面挑战。威廉入主英国后，立即调整英国对外政策的重心。他一改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亲法路线，将法国视为自己的首要对手，由此拉开了英法争霸的序幕。早在1686年，还是荷兰执政的威廉为了反对法国，就策划建立了奥格斯堡同盟（Augsburg League），参加者有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一些德意志、意大利诸侯国。现在英国也加入其中，并成为重要首领。为了与奥格斯堡同盟对抗，法国先发制人，于1688年向巴拉丁选候领地发起进攻，挑起了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8-1697）。

作为17世纪英国参与的最后一次大战，奥格斯堡战争持续了八年，先后在爱尔兰海域、英吉利海峡、西属尼德兰、地中海、萨伏依（Savoy）及西班牙北部边境展开。法军在陆战中取得一些胜利，但在海上，它却一再遭到英军的重创。不过双方各有胜负，形成了拉锯状态。到1697年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于是签订了《里斯维克条约》（Treaty of Ryswick）。根据此条约，法国将前几次侵略中夺得的土地归还原主，承认光荣革命的合法性，并承认威廉三世为英王。法国还在贸易方面对荷兰与英国做出让步。显而易见，战争严重削弱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同时强化了英国的地位，当然也进一步加剧了英法的对立。此后，英法争霸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主线，并贯穿于整个18世纪。

第五篇　帝国初起

第一章　英帝国的肇始

严格地说，爱尔兰是英国第一块殖民地。早在1155年，历史上唯一英国籍的罗马教皇哈德良四世（Pope Hadrian IV,c.1100-1159）发布训令，将爱尔兰的统治权授予英格兰国王。1169年，英国开始入侵爱尔兰，并于次年占领都柏林城堡（Dublin Castle）。1171年，英王亨利二世获得了对爱尔兰的宗主权。然而直到15世纪初，英国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却也限于都柏林（Dublin）及其近畿，就连在都柏林，人们也只讲爱尔兰语，而不讲英语。都铎时期，英国社会发生巨变，爱尔兰对英国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英国控制爱尔兰的欲望日渐强烈，便加紧了对爱尔兰的征服。英国统治者认为，爱尔兰的不稳定和长期的反英运动，很容易使其成为国内外反英势力加以利用的重要基地，从而严重危及英国的安全，尤其是爱尔兰与西班牙的密切关系，更加让英国人感到不安。特别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正处于帝国扩张的前夜，对西班牙、葡萄牙的嫉妒，以及向海外进行扩张的欲望，都促使英国将其身边的岛屿视为向外拓展的跳板，而爱尔兰的特殊位置更使其成为英国殖民扩张的首选目标。16世纪初，在爱尔兰拥有重大影响的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s）家族的垮台和贵族地方自治的结束，也为英国实施爱尔兰扩张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都铎时期的爱尔兰政策强调加强政治控制，并推进同化。1494-1496年，亨利七世为打破当地贵族议会的自主权，派遣爱德华·波宁斯爵士（Sir Edward Poynings）出任爱尔兰代总督。波宁斯通过爱尔兰议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确立了英王在爱尔兰的最高权威地位，旨在重申英国对爱尔兰的主权控制。不过此时，由于英国对爱尔兰的直接控制仅限于直辖区，英国司法所达的范围非常有限，爱尔兰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了改变现状，1534年，亨利八世宣布将所有爱尔兰土地收归英王所有并再行颁授。1541年6月，受英国操纵的爱尔兰议会宣布，亨利兼任爱尔兰国王，并规定爱尔兰和英格兰实现永久性的联合与合并。由此，英国总督在爱尔兰掌握了一切大权，英国的法律也成为爱尔兰的法律。随后，英国在爱尔兰推行了一系列促使爱尔兰“英国化”的政策措施，这不仅初步割断了爱尔兰对罗马天主教会的从属关系，而且建立了爱尔兰对英国的新从属关系，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范围和控制力均取得重要进展。

亨利八世对爱尔兰的某种成功的控制鼓励了英国政府，此后的都铎君主，尽管面临不同的形势，基本上都沿着亨利八世的对爱政策不断深化。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由于英国与西班牙及教皇之间的斗争日益激化，爱尔兰变成了直接关系到英国稳定和发展的问题，从而成为女王格外重视的一个问题。女王相信“天主教爱尔兰会危及新教英国的安全”，遂指使苏塞克斯伯爵（Earl of Sussex）召开爱尔兰宗教改革会议，通过《至尊法》和《信仰划一法》，真正树立英王在爱尔兰的至尊地位，使英王成为爱尔兰教会在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在爱尔兰全岛强制执行宗教改宗，禁止弥撒，关闭天主教修道院，使爱尔兰的宗教信仰完全纳入英格兰的宗教体系。伊丽莎白还要求驻爱总督想尽办法扩展英国的统治范围，用英格兰风尚取代爱尔兰习俗，用货币地租取代领主的横征暴敛。女王还赋予总督极大的权力，包括任命除大主教和主教之外的各级教士，以及除大法官、财务大臣和最高司法官之外的所有文官。伊丽莎白的目的是“使女王陛下的法律在爱尔兰全境畅通无阻”，并剥夺那些拥有绝对权威的“一切领主和巨头们的首脑头衔和课税权力”。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坚决镇压敢于反抗的人，推行移民垦殖政策，如人所言，“没有拓殖就不存在有效的征服，如果土地未被征服，就总也改变不了人的信仰。因此，征服者的格言就必须是去拓殖。”

女王的政策促使大批英国冒险家前往爱尔兰进行投机，如雷利爵士、吉尔伯特爵士等纷纷涌入爱尔兰，直接威胁到在爱尔兰拥有土地的英国人的土地所有权，爱尔兰本地贵族也更是时常遭到侵犯，宗教问题也使爱尔兰人感到愤怒，结果不断引起当地的叛乱，英王派兵予以镇压。为了防止反抗一再发生，女王依靠垦殖政策加速爱尔兰殖民化。起初，英国的殖民计划主要是在芒斯特实施，战胜无敌舰队，并将西班牙势力赶出爱尔兰后，英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最后一个未被征服的省份厄尔斯特（Ulster）。伊丽莎白的爱尔兰政策，特别是宗教和殖民政策遭到爱尔兰人的强烈抵制，使爱尔兰的政治秩序一直不稳，叛乱不断，而且常有国际势力介入其中。1594年，爱尔兰的北方首领们在蒂龙伯爵休·奥尼尔（Hugh O'neill,Earl of Tyrone）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女王命令蒙乔伊伯爵查尔斯·布朗特（Charles Blount,Earl of Mountjoy）前往平叛。1603年3月，在布朗特的强大压力下，爱尔兰叛军终于投降。奥尼尔发誓不再投靠任何外国，放弃他先前所有的权威和称号，退回一切土地和领地，只保留英王可能赐予他的那一部分。这样，最后一个未被征服的地区厄尔斯特门户洞开，都铎王朝基本上完成了对爱尔兰的征服。

在大规模殖民爱尔兰的同时，英国开始把目光投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早在都铎前期，英国人就开始海外探险，有历史记载的、以寻找金银矿产为目的的英国首次探险，发生在1480年7月。当时，英国航海家从布里斯托尔港口出发，去爱尔兰以西寻找传说中的“布拉希尔岛”（Isle of Brasil），据说该岛盛产红木，那是一种英国呢绒业所需要的、十分珍贵的染料。此次探险虽说是无功而返，却拉开了布里斯托尔商人航海探险的序幕，布里斯托尔也成为英国航海家的摇篮和探险活动的重要基地。15世纪80-90年代，布里斯托尔航海家的探险在持续，但均以失败告终。相反，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这个时期收获颇丰，如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西班牙人穿越大西洋，发现了美洲，这些消息在西欧各地引起巨大反响。此时，英国人也是跃跃欲试，但他们尚无力染指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只得另辟蹊径去探航。开辟前往东方的航线、发展与东方的直接贸易，一直是英国商人的梦想。在英国人看来，从大西洋出发，无论是向东北方向还是向西北方向航行，都可以到达他们向往已久的亚洲。1496年，威尼斯商人冒险家约翰·卡伯特觐见英王，提出了一项从西北方向前往东方的探险计划，希望能为英王占领一些尚未被发现的土地，就如同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已经做过的那样。亨利七世将特许状授予卡伯特父子，赐给他们到海外去探险的特权，还要求所有英国人为卡伯特父子的航行提供帮助。于是，卡伯特决定以英王的名义，打着英国的旗帜，按照英王的授权，“乘船开赴太平洋东岸、西岸和北岸（南岸就不去了，以免与西班牙利益相冲突）的所有地区……以开发和探索那些对基督徒来说是未知的、野蛮人和异教徒聚居的任何岛屿、国家、地区或者省份，无论它位于世界的哪个位置……从而攻克、占领和占据他们发现的任何有能力统治的城镇、城堡、城市和岛屿”。这也是英国在以后殖民扩张中一贯坚持的“有效占领”原则的第一次明确表述，表明都铎初期英国就追随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主张自己的海外殖民权。

1497年5月，卡伯特率领的船队从布里斯托尔港口起航，向北大西洋西北方航行，并于6月到达北美的纽芬兰。登陆后，卡伯特在此地插上标有英王标识的旗帜，表明这块土地已经归英国所有。这是英国在新大陆设下的第一个权益标志。经过考察，他们发现纽芬兰周围海洋盛产鳕鱼等鱼类，这些都是在欧洲市场上畅销的重要商品。随后卡伯特继续向南航行，可能到达了北美大陆沿岸某处。尽管这次探险没能到达东方，但其成就不仅得到了英王的肯定与嘉奖，而且受到普通英国人的热捧。不过由于缺乏史料，人们无从知晓1498年5月卡伯特开始的第二次北美探险活动的具体过程。据说，他的船队先后到过格陵兰岛（Greenland）、巴芬岛（Baffin）、圣劳伦斯湾（Gulf of Saint Lawrence）及马里兰等地，卡伯特本人也在此次探险中不知所终。在亨利七世的支持下，卡伯特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于16世纪初也进行了类似的北美探险，并抵达哈得孙湾（Hudson Bay）。卡伯特父子的北美之行，虽然没有给英国带来像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成就，但是已经揭开了英国人北美大陆探险与发现的序幕，大大丰富了英国人的航海知识和经验，并使他们意识到美洲是一片独立的土地，并非东方“大汗的国度”（中国）。此后，英国的探险活动不仅增加频率，而且范围更加广泛。由于卡伯特向欧洲披露了纽芬兰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信息，16世纪初，英、法等国的渔民纷纷前往开发渔业。纽芬兰渔场的发现，对英国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也有利于英国航运人才的培养和航海能力的提高。“纽芬兰渔场培育了接连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后来探察北极区、寻找一条东北或西北航道的船队，开始拓居北美洲的远征队，与西、葡两国的舰队作战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配置了由纽芬兰浅滩渔场这所严格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海员。”

寻找西北航路的失败使英国人把注意力转向东北方向。在17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欧洲与远东（包括中国）以及印度有着相当多的经济贸易关系，西欧从东方获得产品，尤其是香料等奢侈品。据统计，15世纪末，亚洲通过威尼斯商人转手到欧洲的香料，估计每年有350万磅。为了确保东方贸易的安全和稳定，同时也是为了绕开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传统商道，以寻找到达东方的便捷航路，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踏上了海外探险和殖民的道路，并确立起自己的海洋优势。与早期的殖民帝国相比，英国起步较迟，并不是因为英国人对东方贸易不感兴趣，其实英国人一直在寻找东方的原料和丝绸市场，并试图打破葡萄牙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只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无能为力而已。1548年，伦敦商人企图寻找一条从北极区向东航行到达东方的“东北通道”，但未成功。1553年，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和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在商业冒险公司的资助下，率领探险队离开英国，取道东北航线，前往寻找到达中国的航路。威洛比专门携带英王爱德华六世用拉丁语、希腊语等几种语言写给沿途诸国君主的信函，其中表明英国人只为发现和贸易而来，请求各国予以保护，并表达了与诸国进行贸易的愿望。绕过挪威北海岸后，船队被大风吹散，威洛比向东沿俄罗斯海岸航行，抵达巴伦支海（Barents Sea）后，在那里全体船员被冻死；幸运的钱塞勒向南到达白海，后经陆路抵达莫斯科，开辟了英国与俄国之间的直接贸易航线。1555年，英国商人创办了“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并获得玛丽女王颁发的特许状，垄断对俄国的贸易。英俄贸易关系的建立，不仅使英国得以获得俄国的蜡、牛羊油脂、木材、绳索、兽皮等重要商品，也为英国的毛绒产品开拓了新的国际市场，还为英国人继续寻找前往亚洲的通道创造了条件。

英国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一开始就受到西班牙、葡萄牙的严重挑战。伊丽莎白时代，随着英吉利民族国家地位的巩固，英国人开始向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海外殖民垄断权发起冲击。面对强大的西班牙、葡萄牙势力，他们以海上劫掠和私掠巡航的海盗方式，大肆拦截商船，掠夺财物。由于得到都铎王室的支持，英国的海盗活动十分猖獗，参与者不仅有海员、船主和商人冒险者，也包括一部分乡绅，其中以普利茅斯的约翰·霍金斯和他的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最为有名。16世纪50-70年代，霍金斯先后三次从事英国、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三角贸易”（Triangular Trade），参与奴隶买卖，打破了西班牙对美洲的垄断殖民霸权。1568年霍金斯和德雷克租借女王的战舰，进行第三次奴隶贸易远征，他们的船只在墨西哥湾的圣胡安·德乌略亚港（San Juan de Ulua）停靠时，遭到了西班牙军队的袭击，幸存者狼狈逃回英国。为了实施报复，女王下令没收停靠在英国港内的西班牙运输白银的船只。1572年，德雷克获得皇家特许，率领73名船员前往西印度群岛地区，劫掠西班牙的运宝船。次年春天，他在巴拿马地峡几次伏击西班牙的骡马运输队，收获甚丰。正是在巴拿马地峡的一个山上，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由此，德雷克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他能“驾驶一艘英国船只到这里的海域中航行”，打破西班牙人的海上垄断权，分享世界发现和殖民掠夺的成果。他的愿望反映了英国人的普遍心理。1577年12月，他在女王的支持下向美洲最南端进发，最终绕过美洲南部，抢劫了太平洋沿岸西属殖民地的多个港口，劫取了大量赃物。当1580年他完成环球航行回到英国时，受到了英国人英雄般的欢迎。女王亲自前往迎接，并登上德雷克的“金鹿”（Golden Hind）号旗舰，授予他骑士称号，以示对他的支持。

德雷克的环球航行是对长期以来坚持殖民贸易垄断权的西班牙的沉重打击，极大地提高了英国人在欧洲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信心。此后，有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沿着德雷克的足迹，到浩瀚的太平洋上进行探险，英国的海外探险特别是在美洲的探险和殖民活动进入高潮。1576-1578年，马丁·弗罗比歇爵士为了继续找寻通往中国的西北航路，曾三次前往北美进行探察活动，到达了巴芬岛及哈得孙湾。虽然弗罗比歇既没发现黄金，也没找到西北通道，却在英国掀起了海外冒险活动的热潮。1578年，吉尔伯特爵士获得女王颁发的特许状，拥有在北美尚无人占领和居住的地方建立定居点的特权。1583年他率船队到达纽芬兰一带，并以女王名义宣布对该地区的占领。不久，吉尔伯特葬身大海，其异父兄弟雷利爵士吸取教训，继续前行。1584年7月，雷利派遣的探察船抵达北美南部的罗阿诺克岛（Roanoke），为了颂扬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他将此地命名为“弗吉尼亚”，即“童贞女之地”。此后，他陆续派出船只及殖民者前往罗阿诺克等地，试图建立稳固的殖民定居点，但雷利的努力失败了，罗阿诺克岛后来完全被废弃。他至死都相信，“圣多美方圆4.8公里之内……肯定有金矿”。他在临死前还宣称：“我全心全意地寻找黄金，为的就是国王陛下的利益，以及那些追随我的人，和我所有同胞的利益。"1585-1587年，另一位英国探险家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又多次前往格陵兰岛、拉布拉多和巴芬岛等地考察，使英国人对北美这些地方的认识更为明晰。他还发现了几条西航的路线，但由于冰雪的缘故，这些路线也难以成行。尽管伊丽莎白时期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初步尝试没有成功，但英国人并未丧失信心。

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为英国大规模的殖民扩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吸引更多国人参与海外殖民扩张，探险家们在从事殖民实践的同时，纷纷撰文写书，进行鼓动宣传，成为大英殖民帝国的早期设计者。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建立及其展示出的诱人前景，使英国的殖民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殖民目标指向了地广人稀的新大陆。其实，西班牙等早期殖民国家在新大陆的捷足先登及强大的实力，也迫使英国人只能关注其势力尚未波及的北美大西洋沿岸地区。吉尔伯特爵士是第一个对北美殖民地前途拥有模糊设想的英国人，也可能是拥有这一设想的第一个欧洲人。早年，吉尔伯特被派往爱尔兰镇压当地人的反抗，并维持英国的殖民秩序，因贡献突出而获得爵士称号。爱尔兰的经历使其对殖民地建立问题有了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他曾提出在爱尔兰大量安置英格兰移民，并通过建立移民殖民地实现对爱尔兰的统治。但是，爱尔兰长期的宗教冲突和当地人的持续反抗，使英国付出了沉重代价，不少英国人对爱尔兰感到失望，加上其他国家在美洲殖民的巨大成功，这些都使吉尔伯特的兴趣和注意力发生转移，从而成为殖民北美的代表人物和最坚定的早期鼓吹者。他为英国人指明了殖民扩张的目标，其殖民扩张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小册子《论经过西北航线到达中国和东印度之通道》（Discourseto Prove a Passage by the North Westto Cathay and the East Indies）和《论到达中国新通道之发现》（Discourse of a Discovery for a New Passageto Cataia）中。他认为北美是更大的爱尔兰，在北美安身的英国人，既可像在爱尔兰一样剥削土著人，也可以抢先一步阻止西班牙人建立定居地，捕捞鳕鱼，还可以寻找通往太平洋的航道，因而比爱尔兰更有价值和吸引力。假如成功发现这条航道，那么安置在北美的英国人就可以支援过往的船只。更具有吸引力的是，可以把北美殖民地作为基地，让英国海盗从这里出发，去劫掠每年由加勒比海驶往欧洲的满载财宝的西班牙船队。他还认为，殖民地的建立将会给英国的产品，诸如纺织品等，提供巨大的销售市场；同时可以在那里安置国内的剩余人口，特别是穷人。有人认为，吉尔伯特是第一个提出为解决国内问题而建立殖民地的英国人。虽说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莫尔爵士在《乌托邦》一书中也有过类似设想，不过吉尔伯特的想法也许更为具体。1582年之后，他就认为应由国家出面，通过移民开发，在美洲建立稳定和巩固的殖民地，并在殖民地设立政府、教会、学校等机构。为了将这种设想转变成可以操作的现实，他获得了伊丽莎白颁发的特许状，并两次组织前往北美建立殖民地的尝试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最后也不免失败，甚至连他自己也葬身鱼腹，但他的帝国理想和探险精神对英国人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作为早期殖民思想的代表人物，他那充满想象和诱惑力的殖民设想和计划，体现着民族国家形成后英国人谋求对外扩张的强烈愿望，对英国变动社会中无论是贵族和商人，还是冒险家与穷人，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而，他的著作也成为后来许多英国人向北美进行殖民的重要宣传材料。据说在一次北美探险中突遇狂风暴雨，他面对生死考验时，仍然无所畏惧，竟独自安然坐在小帆船的后甲板上读书。

吉尔伯特关于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设想激发了英国人的想象力，他所开创的殖民事业首先得到了其异父兄弟雷利爵士的继承和推进。雷利同样是一位具有爱尔兰经历的军人，也是一位深得女王宠幸的朝臣，但他更是“英国殖民命运的第一位建筑师”。“他一心考虑重大的冒险事业，思考各国的命运”，甚至“在梦想中看到了由他祖国人民征服的美洲荒原”。对英国建立殖民地，雷利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虽然与吉尔伯特一样，他也希望殖民地成为袭击和抢劫西班牙的重要基地，可他一开始就想把殖民地建成为英国人的永久定居地。根据自己的考察与设想，雷利认为应当在西班牙美洲帝国范围内建立英国人自己的热带殖民地，在那里，英国将会得到如同西班牙已得到的那么多的金银财富。所以，他把关注点投到了位于亚马孙河（Amazon）和奥利诺科河（Orinoco）之间的地区。另外，他还认为应当在圭亚那（Guiana）建立殖民地，因为他相信，遭受西班牙人残酷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土著人，会非常乐意接受英国人的统治，并联手反对共同的敌人西班牙。可见，雷利更关注殖民地的经济功能，并希望拓展建立殖民地的视野。正因为这样，他还将英国殖民扩张与西班牙帝国的竞争紧密联系起来，这表明他已经估计到英国在建立海外殖民帝国方面与西班牙的斗争不可避免，西班牙将是英国建立殖民帝国的主要障碍。为了充分论证热带美洲对英国的重要性，并宣传鼓动更多的人前往美洲殖民，他在名为《广阔、富饶和美丽的圭亚那帝国之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Rich 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的游记中，全面地再现了南美大陆迷人的风光和丰富的物产。他将圭亚那描述成一个尚未开垦和尚未触及的地方，那里到处是欧洲人尚不知道的各类物产，像东方生产的那种香料，还有英国人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的产品。透过优美的描写，他表明英国在圭亚那建立热带殖民地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他在游记中强调的丝绸、棉花、香料、糖及其他热带产品，也为日后的英国殖民者经常不断地反复提及。他认为圭亚那时刻等待着英国人的占领，夺取圭亚那，不仅能使英国获得黄金和热带产品，也能为英国士兵提供工作机会。尽管他关于建立“广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的梦想没能实现，其本人在北美的殖民尝试也无果而终，但由于笔调优美、描绘逼真，加上渲染和夸张的风格，他的游记作品广受国人欢迎，并对欧洲大陆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推进殖民事业，雷利曾要求他的朋友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the Younger）帮他撰写宣传材料，规劝国人移居美洲，并争取社会赞助。哈克卢伊特既是虔诚的牧师，又是个热衷于推动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的思想家。通过对北美相关资料的大量收集和整理，哈克卢伊特发表了诸如《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贸易和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Traffig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向西殖民论》（A Discourse on Western Planting）等著作。他不仅提出了向西建立英国殖民地的问题，还较详细地提出了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各种理由，意在鼓励英国人移居新大陆。在他看来，在北美建立殖民帝国对英国来说是一件十分迫切的事情，因为它在企图发现东北和西北航线方面已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尽快地在各种合适的地方扎根对于地理大发现的后来者来说是最必要的，否则将面临其他拥有相同企图的国家的抑制。”

哈克卢伊特对建立殖民地的必要性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针对早期英国人费尽周折找遍加拿大、弗吉尼亚、圭亚那及冈比亚等地而并未发现大量黄金白银的事实，他以更长远的眼光，提出开发殖民地的多方面价值。在他看来，殖民美洲，即使不能像西班牙征服南美那样直接获得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但殖民地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其他利益将肯定使英国人受益匪浅。首先，通过建立殖民地，英国可以获取优质的桅杆原木、造船和建设舰队所需要的上好木材、沥青、焦油、大麻、松香、制皂材料等大量原材料，由此既可以节省英国从其他国家购买这些商品的金银货币，又可以将多余的物品出售给它国，获得更多的金银，同时还可以推动英国航运业和海军的发展。“只要我们愿意西航，最终将使我们能够得到欧洲、非洲和亚洲所能生产的一切，并且满足我们目前业已萧条的贸易的各种需求。”其次，大量的移民进入殖民地，可以使殖民地成为英国商品的巨大销售市场，从而大大推动英国国内工业的发展，为英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为解决流民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有了殖民地、解决了人口失业等社会问题，到处流浪的乞丐就能安定下来，并为国家的发展效力。同时，随着宗主国与殖民地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通过向来往商品征税又可增加皇室的财政收入。再次，通过向殖民地大量移民，可以扩大上帝的荣耀，移植虔诚的宗教及其信徒并使美洲的土著人得以“教化”。既然教皇能授权西班牙和葡萄牙占领基督教世界之外已经发现或即将发现的土地和岛屿，那么，英王也有责任代表新教国家去扩大和推动基督福音。最后，殖民地还可作为英国与西班牙帝国作斗争的重要基地，只有在新大陆特别是在西班牙美洲权力的心脏地区建立殖民地，英国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最强大的对手西班牙，直至取而代之。总之，前往大西洋彼岸进行殖民活动可以为英国带来说不尽的好处。殖民地为王公贵族提供新的领地或庄园，为商人提供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和殖民地商品的来源，为新教徒提供教化和解救异教徒的场所，为普通人提供改变处境或发财致富的机遇。哈克卢伊特还认为，殖民美洲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有可能。他骄傲地宣称，英国“在搜寻世界的天涯海角和……环球航行”方面，“胜过了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

很清楚，哈克卢伊特殖民思想的内容极其深刻而又相当广泛，它是对英国殖民活动及先前殖民思想的总结，是对英国殖民扩张美洲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完整和系统的理论探讨，集中表达了民族国家形成后英国人的共同心声。因此，他在英帝国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他的发展生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列颠帝国理性发展史的开端”，而且，“他的一生完全是与一个庞大的英格兰民族兴起相伴随的。”哈克卢伊特曾经直接将其《向西殖民论》呈交给伊丽莎白，虽然女王是否完全赞同他的看法，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后来女王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资助英国的海外探险及殖民尝试中不难看出，其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他对美洲殖民地巨大的经济和商业价值的揭示，对许多商人，特别是伦敦大商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1606年一批商人联合谋求英王授予他们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权利，并组建最早的殖民公司，这绝非偶然。哈克卢伊特是英帝国最早的设计家之一，他以其理论树立了英国人建立殖民帝国的信心。

吉尔伯特、雷利和哈克卢伊特的殖民活动和理论，发生和出现在英国全面实施殖民扩张的前夜，他们对帝国蓝图的规划直接决定了17世纪英国海外扩张的运行轨迹，“直到美国革命之时，英国人在美洲的帝国只不过是实现哈克卢伊特、吉尔伯特、雷利和伊丽莎白王朝其他一些倡导者所制订的各种计划而已。"17世纪伊始，英国人就表现出肆意扩张的姿态，詹姆士一世时期与西班牙形成的相对和平状态，给英国商人以极大的鼓励，以往积累起来的资本也使伦敦商人有了进一步扩张的可能，因而其“商业活动和海外扩张的兴趣迅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殖民扩张逐渐进入全面出击期。

对爱尔兰的征服及经营，直接影响到英国17世纪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英国在大西洋的扩张遵循从东方到西方、从英国到美洲的路径，其中爱尔兰是整个西方殖民计划的中心环节。随着都铎时期英国社会的巨大变革，爱尔兰对英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英国加紧了对爱尔兰的征服和控制。长期的战争不仅使爱尔兰呈现出一片破败残景，同时也加重了英国自身的财政危机，如何在爱尔兰迅速恢复秩序，重新确立英国的权威，使之能够持久并减轻负担，就成为斯图亚特王室面临的重要问题。1609年2月詹姆士一世颁令，赦免爱尔兰叛乱者，并宣布全体爱尔兰人均处于英王的直接保护之下；在爱尔兰实行郡县制，废除古老的爱尔兰法律，代之以英国法律，并相继建立起郡长、巡回法庭陪审官、陪审团、地方行政机构等一系列英国制度；在旧制度下拥有地产和有权要求地产的爱尔兰人必须重新登记，再由英爱政府颁发承认其权利的皇家敕令。詹姆士一世还采取措施，打击爱尔兰的天主教势力。在恢复统治秩序的同时，斯图亚特王朝着手对爱尔兰北部厄尔斯特等地进行有计划的移民，从1610年到查理一世统治初期，爱尔兰各地纷纷出现了英格兰人的殖民地。对此，格林夫人这样写道：“巨大利润落在种植园之手，他们凶猛地开发该岛天然的富源，剥削廉价的没有法律保障的劳动力，结果，他们可以从爱尔兰一份地产上取得三倍于英国地产的利润。他们为了赚取暴利，急忙毁灭森林，为了冶铁，砍伐森林，烧成木炭。他们用精巧的爱尔兰船载铁沿河下驶，把工钱和运费共计10镑的东西在伦敦卖17镑……英国投机家经过的地方，都被弄成赤地，好像遭过一场森林火灾一样。”为了使上述殖民地得到承认，同时使英国的法律在爱尔兰合法化，并有效地加强对爱尔兰的政治统治，1613-1615年，爱尔兰代总督亚瑟·奇切斯特爵士（Sir Arthur Chichester）在都柏林主持召开爱尔兰议会，英国人提名的约翰·戴维斯当选为下院议长。议会对英王的土地所有权予以确认，并声明英王的全体臣民和当地居民不分贵贱，一律处于同一习惯法的约束之下。

1632年，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出任爱尔兰代总督后，继续加强殖民统治和推进英国的同化政策，使英国在爱尔兰的拓殖得到发展，并给英国带来了实惠。他建立了一支爱尔兰的军队，并筹集一大笔保护金，为英王效劳。“他在历史上的名望与他在爱尔兰的统治是分不开的。经过7年的努力，他平定了爱尔兰，搜刮了它的财富，他没有采取明显的激烈措施，也没有诉诸流血手段，而爱尔兰却成为他手中驯服的工具。"17世纪初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对于推动大英帝国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在当地推行的“文明开化”、宗教限制、移民垦殖等政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殖民地战略地位的认识，为17世纪英国在美洲的殖民积累了经验，而许多移民爱尔兰的英国人，后来成了在其他地区殖民的开拓者和冒险家。《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分析道：“被殖民地本身的好处所吸引而在美洲开拓殖民地的新的兴趣，首先在那些从爱尔兰获得了有关经验的英国人中间萌芽出来。爱尔兰位于去美洲的路上，许多想在美洲建立定居点的英国西部人，如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理查德·格伦维尔爵士（Sir Richard Grenville）、沃尔特·雷利爵士等，都是曾在爱尔兰建立定居点的重要人物，他们自然会想到把自己的经验在大有前途的环境和更容易控制的民族中间加以应用。”毫不夸张地说，爱尔兰就是英国大规模殖民扩张及开创大英帝国的“试验场”，在这里英国人学到了统治属地人民的方法和技巧。

与殖民爱尔兰相比，17世纪初期，英国统治者对于在其他地区的商业扩张和殖民活动则表现得相当消极。英国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主要是由商人、投资者、宗教领袖、贵族及冒险家组成的民间力量发起和推动的，私人拓殖在大英帝国初创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亚洲而言，英国虽然进入较晚，且处处遭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早期帝国的挤压，但它并未因此放弃自己在亚洲的扩张企图，东方的原料和丝绸市场一直对英国的商人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早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就把直接与印度、南洋以及中国建立商业联系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目标，为此而进行的探险活动从未停止。1579年11月，著名海盗德雷克曾到达东南亚的马鲁古群岛，此后英国人在东南亚的探险、抢劫及商业活动十分频繁。这些活动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却为此后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而葡萄牙等国对东方航道和商路的控制和垄断，又进一步激发了英国人向亚洲扩张的欲望。16世纪末，英国击溃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荷兰人在东方殖民扩张的成功，以及在欧洲市场上抬高香料价格的做法，则促使英国商人下定决心，直接到东方去进行竞争和贸易。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即获得从麦哲伦海峡到好望角之间为期15年的贸易垄断权。1609年，詹姆士一世继续给东印度公司特许权，使它的贸易垄断权永久化。此后，为适应扩张的需要，东印度公司被授予的权利越来越多，除贸易特权外，还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与舰队，建立要塞，对外宣战或媾和，以及缔结条约等。因此，东印度公司虽名为商业贸易公司，实际上已具有政府功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推进了英国向东方的商业扩展和殖民贸易，此后，它不仅与荷兰人争夺香料贸易，而且在印度东、西海岸甚至内陆地区大量设立商馆，成为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地的前奏。

16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在非洲的活动逐渐频繁，日益扩大。17世纪初，英国在非洲的贸易活动取得重要进展。1604年在与西班牙进行和平谈判时，英国政府就提出了与西班牙海外领地及几内亚（Guinea）进行自由贸易的要求，此后随着英西之间相对和平时期的到来，英国在非洲的贸易得到发展。英国的商业利益主要集中在从塞内加尔河到塞拉利昂之间的西部海岸，1618年，罗伯特·里奇（Robert Rich）等30名商人获得英王的授权，组建“伦敦冒险家对非洲港口贸易公司”（The Company of Adventurers of London Trading to Parts of Africa），又称“几内亚公司”（Guinea company）。皇家特许状授予该公司从几内亚到贝宁（Benin）之间的贸易权，垄断那里的奴隶贸易。1618-1621年，公司为了寻找黄金，曾三度派人考察冈比亚河，以便打通通向沿海的冈比亚盆地。此次行动虽然失败了，公司亏了本，但它在河流入海处的詹姆士岛上建立了第一个英国商馆，并带回了许多其他非洲产品。从此，几内亚贸易就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尼古拉斯·克里斯普爵士（Sir Nicholas Crisp）组建另一个“商人几内亚开发公司”（Company of Merchants Trading to Guinea），它名义上是个新公司，实际上只是对几内亚公司的改组。根据1631年英王颁布的特许状，该公司享有从布兰科角（Cape Blanco）到好望角之间31年的贸易垄断权。显然，英商的活动范围得到扩展，又得到政府的承诺，即支持反对外国竞争者，主要是荷兰人的斗争。17世纪30-40年代，公司在黄金海岸的一些地方陆续设立了商站。

但由于没有政府的直接参与，英国人早期在亚洲、非洲的殖民活动总体上举步维艰。为了寻找新的扩张机会，英国人不得不考虑改变殖民的方式和地区，于是美洲就成了殖民扩张的重点。

就美洲的扩张而言，在整个16世纪，英国人只是“有节制地”参与，他们一直在寻求北美的立足点，但是直到17世纪初，尚无一块殖民地。失败的经历和欧洲其他强国在美洲的成功，促使“英国商人自然觊觎美洲，把它看作进一步扩张经济的地区。西半球的财富，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并为之神往。英国的商人们，为增殖金银和扩大工商业活动所驱使，乐意和渴望开发新世界的财富。”同时英国人也认识到，“成功的殖民事业至少在起始阶段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和资财所能胜任的”。基于这种认识，当英国把殖民扩张的矛头指向北美时，英国的乡绅、商人纷纷集资成立合股公司，由国家赋予权力，从事商业殖民活动。这样就形成了英国殖民开拓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民间力量特别是民间商业公司成为开辟殖民地的主导力量，而政府退居二线。

17世纪初，英国社会各阶层前往美洲建立殖民地和进行贸易的愿望都十分强烈。根据1604年的英、西和约，西班牙默认了英国在北美所建的各个渔业根据地，同时又承认了英国对未占领地区的航海权。这既给英国向美洲扩张提供了合法依据，也极大地唤起了英国人前往北美的热情，一些实力雄厚的民间商业团体尤为热衷，并积极筹划赴美拓殖事宜。1606年，来自伦敦和普利茅斯的贵族、商人联合提出申请，希望英王特许他们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为了分担风险，并聚集更多的资金，他们决定建立股份公司，参加者依据其购买的股份，按比例分担盈亏。伦敦集团的拓殖兴趣主要在北美的切萨皮克（Chesapeake），而普利茅斯集团则钟情于新英格兰北部。1606年4月10日，“伦敦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和“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Plymouth）获得皇家特许状，据此可以在美洲弗吉尼亚及美洲的其他地方建立定居点，并进行拓殖活动。该特许状授权伦敦公司的殖民范围在北纬34°到41°,即现在的菲尔角（Cape Fear）到纽约市之间；普利茅斯公司的殖民范围在北纬38°到45°,即大致从波托马克河（Potomac）至缅因的班戈（Bangor,Maine）之间。

根据特许状规定，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的活动受双重领导：一是设在伦敦的公司委员会，它掌管公司事务，由它指派一名总督和一个13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或称参事会）负责殖民地具体事务；二是皇家委员会。它代表英国政府对公司行使监管权，管理与政府有关的事务，而英王对殖民地拥有最高裁判权，保证殖民地与宗主国在司法上的一致性。该特许状还特许，在最初移民的7年间，公司可以免税从英国输入各种生活必需品，但移民需向政府交纳殖民地收益租金，即交纳所开采金银的五分之一和铜的十五分之一。在此前提下，公司可以在英国招募移民，在殖民地获得土地，独占殖民地的贸易权和金矿开采权，并有锻造货币之特权。实际上，特许状提出了英国在北美殖民政策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为日后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活动订立了规范。1606年12月，该公司组织第一批移民144人前往弗吉尼亚。1607年5月，他们在北美沿海的詹姆士河口附近的一个小岛登陆，在此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居民点，取名詹姆士敦（Jamestown），以纪念英王詹姆士一世。由此，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历史开始起步。

英国人殖民北美的根本目的，是获取丰厚的利润回报，但弗吉尼亚建立之初，移民们却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陌生恶劣的环境、公司和定居地混乱的管理、流行的疾病等，使大批移民很快死亡，给殖民地造成巨大威胁。最后，烟草种植的成功构成了早期移民生存的一个关键因素。到1617年，移民们已经能将两万磅烟草运往英国，1618年，弗吉尼亚的烟草出口达到五万磅，而到1620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了6倍多。于是，“烟草殖民地”（Tobacco Colony）就成为弗吉尼亚的标签。为了实施有效的管理，公司决定将部分管理权下放给移民自己，由种植园主选举代表组成议事会（Council），议事会与总督任命的参事会共同拥有殖民地的立法权。1619年7月30日，新总督乔治·耶德利爵士（Sir George Yeardley）根据公司指示，召集了英属弗吉尼亚第一届代议制议事会。这是北美殖民地历史上的创举，尽管它不能与现代意义上的议会相提并论，但为殖民地居民参与管理殖民地事务开创了先例，并为其他英属殖民地提供了先例。此外，为鼓励移民、发展生产，弗吉尼亚公司还改革土地制度，主要是推行土地个体化和授地制度。但公司的活动并未取得预想的回报，并且几乎是一无所获，债台高筑，招致股东、移民等各方面的不满。1624年，英王以殖民地管理不善为由，决定解散伦敦公司，任命皇家总督接管弗吉尼亚，使其变成英国的第一个“王室直辖殖民地”（Royal Colony）。

弗吉尼亚创建不久后，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弗特（George Calvert,Lord Baltimore）和他的儿子塞西利厄斯·卡弗特（Cecilius Calvert）在弗吉尼亚以北创建了马里兰殖民地。该殖民地的出现，与英国国内的宗教问题直接相关。宗教改革后，受排挤的天主教徒一直希望离开英国，而地广人稀的北美遂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理想之地。天主教徒巴尔的摩勋爵既是议员和皇家官员，也是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东，他有意在北美的切萨皮克为天主教徒建立一块定居地。1632年，他获得国王颁授的特许状，成为马里兰的业主，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和波托马克河南岸之间1000万英亩的土地上，拥有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权在内的全部管辖权。他可以代表英王指派总督，建立法庭，建立具有咨询性质的议事会；未经他的签署，一切法律文件不得生效，而殖民地法庭的判决为终审判决；他有权将土地分封给他人，有权征税，有权指派牧师。从特许状的内容不难看出，卡弗特拥有广泛而至高的权力，其在殖民地的权威甚至超过英王在英国的权威。不过，卡弗特在特许状颁布前几个月就去世了，特许状遂由其儿子继承。1634年，塞西利厄斯·卡弗特组织两艘共载有200人的船只到达波托马克河口，并在此建立殖民地。为了纪念查理一世的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将它命名为马里兰。由于马里兰是英王赐予的一块封建领地，卡弗特一开始就分封了60个封建庄园主，另把1000到3000英亩不等的土地分授给自己的亲属和天主教徒，并收取代役租（Quitrent）。虽然马里兰未经过弗吉尼亚那样的饥荒年代，但这里的移民和开拓工作进展缓慢。与弗吉尼亚一样，烟草也是马里兰的主要经济作物。因此，这两块殖民地几乎拥有相同的经济活动和利益诉求。由于马里兰推行较为宽容的宗教政策，特别是容许天主教进行宗教活动，就吸引了大批的天主教徒前往，也有不少新教徒投奔而来。到1640年，马里兰的人口已达到2000人左右。此后，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中，只有马里兰允许天主教合法存在，并担任高官要职。

在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的同时，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活动也陆续展开。早在1606年夏，普利茅斯公司就根据特许状授权，派出探险队前往北美。第二年，探险队来到今缅因州境内的萨加达霍克河（Sagadahoc）河口，并建立殖民据点。一年之后，由于冬季酷寒，特别是经费短缺，以及与当地印第安人的冲突，多数移民被迫渡海回国，在新英格兰建立殖民地的努力宣告失败。1616年，一批留居荷兰的英国清教徒，决定到北美荒野上去寻找信仰自由。为了解决合法性和资金问题，他们派人到伦敦，同当时对殖民活动感兴趣的伦敦公司商谈，获准前往伦敦公司的美洲属地弗吉尼亚，并得到了伦敦商人的资助。1620年9月，102名英国人搭乘“五月花”号（Mayflower）船离开英国的普利茅斯港，向弗吉尼亚进发。在经历了狂风巨浪的考验后，他们在11月抵达北美马萨诸塞湾东岸北端的科德角（Cape Cod,Massachusetts Bay），没有抵达原定目的地弗吉尼亚。其中一部分人在此登岸，另有16人乘小船沿马萨诸塞湾继续航行，12月中旬在马萨诸塞湾西岸中北部登陆。几天以后，“五月花”号船也抵达这里。他们登陆后，便决定在此定居，并开辟殖民地。为了纪念他们出国时离开的港口，这里就被命名为“新普利茅斯”（New Plymouth）。为了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并最终实现殖民者的宗教理想，在“五月花”号靠岸科德角的普罗温斯敦（Provincetown）之前，以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为首的清教徒就在船舱里开会，共同签订了一个有关建立殖民地，并在其内部维持团结与权威的协议，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公约》（Mayflower Compact）。由于普利茅斯殖民地没有得到像弗吉尼亚那样的特许状，该公约实际上就起了正式特许状的作用。

《五月花公约》是一个契约式的宪章，它首开按照多数人的意志管理政府的先例，其原则成为普利茅斯殖民地政府的基础，也是新英格兰殖民地共同模式的基础。这批被称为“移民始祖”（Pilgrimage Fathers）的人们，在普利茅斯定居下来后，便按照《五月花公约》的内容进行社会治理，成立了由全体居民参加的市镇大会，由市镇大会选出负责市镇管理的总督和助理。虽然普利茅斯殖民地发展十分缓慢，但是很稳固。20年后，普利茅斯不仅移民人口增加，而且殖民地范围越来越大，新的市镇不断建立，定居下来的移民们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此时，由于交通困难，自由民难以直接出席全体大会了，1639年公司实施重大的政治改革，全体自由民出席的市镇大会改成了由自由民选举的代表出席，于是，全民政治改成了代议制。

作为第一个清教徒殖民地，普利茅斯的开创对英国日后的宗教移民产生了示范作用。正如西蒙斯所说：“移民始祖抵达普利茅斯可以被看成是英国殖民地史上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标志着宗教上心怀不满而自愿迁往美洲的一切运动的开端。”其直接的昭示作用，就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建立。1628年，一部分公理会清教徒在伦敦成立“新英格兰公司”（New England Company），目的是前往北美从事贸易活动。1629年，以新英格兰公司为基础的“马萨诸塞湾公司”（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组建起来，并获得了国王颁发的特许状。据此，该公司在美洲北纬40°至48°之间拥有殖民特权，在“不违背英国法律”的前提下，对在此区域内所建的定居地享有统治与管理权。特许状还设定了殖民地的政治框架与主要官职。同年8月26日，清教绅士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和其他11位有影响的东部圣公会清教徒一起，在伦敦北面的剑桥（Cambridge）签订了一份《剑桥协议》（Cambridge Agreement），他们保证前往马萨诸塞湾公司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将公司管理机构和成员都转移至马萨诸塞。1630年3月，公司总督温思罗普率领第一批700名移民越过大西洋，前往马萨诸塞，完成了公司从英国向北美的转移。这一转移，使公司的特许状变为殖民地的特许状，事实上就结束了商业公司的殖民历史，完成了公司与殖民地的合二为一。同时，它也拉开了一直持续到1642年的清教徒北美“大迁徙”的序幕。在随后的10年间，每年赴马萨诸塞的英国移民都超过1000人。到1647年，马萨诸塞的村镇已发展到33个，其中包括波士顿（Boston）、伍斯特、罗克斯伯里（Roxbury）、沃特敦（Watertown）和剑桥、查尔斯顿（Charleston）等居民点。1640年，马萨诸塞已经有3万人居住，人口规模超过切萨皮克湾。在30年中，波士顿人口增长到原来的3倍。

根据特许状，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权由“自由民”选举的总督、副总督及助理会议（Council of Assistants）行使。由于清教徒是殖民地的主导力量，宗教理想是他们的目标，所以马萨诸塞殖民地实行“政教合一”，以维系清教的“纯洁性”。这种排斥甚至驱逐异教的做法，引起了部分教徒的不满。1635年，独立派年轻教士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因不满殖民地当局的专制统治，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带领部分追随者离开马萨诸塞，来到罗德岛（Rhode Island）的纳拉甘西特湾（Narragansett Bay），并建立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等村镇，这是罗德岛殖民地的起步。随后又有其他不满者从马萨诸塞来到这里，建立新的定居点，罗德岛殖民地不断扩大，并于1644年获得英国议会的特许。1663年，罗德岛获得英王查理二世授予的特许状，成为“自治殖民地”（Self-Governing Colony）。

与罗德岛一样，康涅狄格也是马萨诸塞的分支。起先，荷兰人曾宣称对该地拥有主权，但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的英国皮货商是先于荷兰人进入康涅狄格河谷的。1635年，马萨诸塞的部分居民得到马萨诸塞殖民当局的批准，在康涅狄格河谷地带开辟定居点，并吸引了其他人一同前往。1639年，清教少数派牧师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联合温莎等三个定居点共同制定《康涅狄格基本法》（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根据此法，康涅狄格成为完全的自治殖民地，并设立拥有较大权力的大议事会（Great Council）。1662年，康涅狄格取得英王特许状。除康涅狄格外，新英格兰殖民地中的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和缅因也与马萨诸塞有关，前者起源于1635年罗伯特·梅森爵士（Sir Robert Mason）在马萨诸塞北部的所有地，1641年以后从属于马萨诸塞，1679年成为王室直辖殖民地；后者始建于1639年，以后为马萨诸塞所控制，并入马萨诸塞。

纽黑文（New Haven）是新英格兰最后建立、也是较早消失的殖民地。这是一个教会统治的村镇，1638年由伦敦富商西奥菲勒斯·伊顿（Theophilus Eaton）及教区牧师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建立。1662年，纽黑文与康涅狄格合并。

当英国在北美打下殖民地基础的同时，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争夺中，英国人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而民间力量同样成为这一地区殖民争夺的主体。16世纪时，英国人一直企图在西印度群岛夺取立足点，但未获成功。17世纪初，随着英西战争结束及英国取得胜利，英国人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活动得到了新的契机。早在1595年，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来到圭亚那，他经过探查后确信，位于西班牙控制区北部和葡萄牙所占巴西南部的这块无人居住区，应当成为英国的第一块热带殖民地。1596和1597年，他派出两支探险队陆续进行探险，1604年，查尔斯·利（Charles Leigh）来到维阿波科河（Wiapoco）岸边，并建立了一个小殖民据点。1609年，罗伯特·哈考特（Robert Harcout）又试图在维阿波科及其附近河口建立几处贸易据点，但都未成功。1612年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对百慕大殖民成功，这是英国人染指西印度群岛的关键一步。从地理上看，百慕大远离西印度群岛，但它是西印度群岛和北美大陆殖民地之间航运和贸易的连结点和中继站。此后，北美殖民地不断有人来到百慕大，进而向西印度群岛进发。1613年，哈考特和另外几位绅士获得了亚马孙和埃塞奎波河（Essequibo）之间土地的专有权。1610年，托马斯·罗伊（Thomas Roe）勘测了亚马孙河地区，并于1612年在亚马孙河上游大约300英里处建立一个定居点。不久，他从爱尔兰引入一批定居者，以巩固这个定居点，该定居点共存在了八年时间。尽管雷利、哈考特等人的尝试失败了，但在随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英国人仍一如既往地前往圭亚那和西印度群岛的其他地区进行贸易与殖民活动。罗杰·诺思（Roger North）曾参与雷利的南美探险，1619年他向王室提出特许状申请，创立和组织“亚马孙公司”，旨在开拓维阿波科河和亚马孙三角洲之间的殖民地。后来，他在亚马孙三角洲设立了一个百人哨所，开始种植烟草，并与印第安人做生意。几年之后，由于遭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强烈反对，英国人基本停止了在这一地区的活动。

在亚马孙的殖民活动，使英国人发现了通往小安的列斯群岛（Lesser Antilles）的道路，并开始了占领这些地方的殖民进程。1624年，曾参与早期在圭亚那和亚马孙殖民探险的托马斯·沃纳（Thomas Warner）带领一批人来到位于小安的列斯岛的圣克里斯托弗（Saint Christopher），开创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第一个永久殖民地。该殖民地建立三年后，更大、更重要的巴巴多斯殖民地也开始建立。

对大英帝国的发展来说，17世纪初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此期间，英国追求的帝国设想不仅得以付诸实施，而且取得初步成效，切萨皮克湾殖民地、新英格兰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建立，标志着殖民扩张第一阶段的结束。英国不仅在亚洲获得了贸易立足点，更重要的是在美洲取得了初步成功，为以后的帝国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美国的历程》一书所评论的那样：“到17世纪中叶，英国人已经布满北美各殖民地。更多的移民还要从英国或别的地方来到这里。但在新英格兰沿岸和切萨皮克湾，已经可以看见未来的景象。英国人已经移入，而且，无论他们赞成像马里兰和罗德岛那样的信仰自由，还是赞成马萨诸塞那样的不容异端，无论他们是捕鱼还是种植烟草，这个大陆已经是实实在在地属于他们的了”。

第二章　殖民扩张加速

17世纪初，英国的殖民扩张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总体上说，除了爱尔兰外，英国殖民活动的最大特点仍然是私人性、民间性的行为。英国政府对殖民扩张基本上持一种放任的态度，“英国为建立第一批美洲殖民地，在生命和金钱方面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英国政府却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从1607年到1640年，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特别是北美殖民地尚无明晰确定的政策，也未设立专门的机构。从殖民初期直到内战，这个时期的英国议会，也没有制定过一项与殖民地直接有关的法律，所以有人埋怨说，大英帝国根本就不是政府精心策划的结果。在殖民扩张初期阶段，国家行为相对软弱，这使得大英帝国的构建步履艰难。

17世纪中期英国发生急剧的变动。当时，它不仅在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呈现巨变和调整，而且在殖民扩张和对外战略方面也发生了重大转换。内战初期，直接的海外活动基本中断，先前强大的移民浪潮放慢了速度；但随着内战的深入，特别是政权的转移，以及欧洲各国竞争的加剧，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发生变化。护国主时期，克伦威尔重振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海上扩张精神，不仅充分利用国家的力量，强化对现有殖民地的控制，形成有力的帝国关系；而且竭力打破西班牙对南美贸易的垄断权、削弱荷兰的商业霸权，努力树立英国自己的海洋霸权。“克伦威尔是英国第一位在国内地位巩固、可以认真考虑使殖民地和总的帝国规划相适应的统治者。”在重商主义旗帜下，先前民间性的殖民开拓逐渐转化为政府的政策行为，建立商业帝国也成了国家的重要目标。为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长期议会最初的政策主要是授予殖民地以商业优惠，英国立法机构的殖民政策开始起步。1643年10月长期议会通过法令，任命沃里克伯爵罗伯特·里奇（Robert Rich,Earl of Warwick）出任所谓“所有现在或未来由英王陛下臣民定居、开发或领有的美洲境内剩余岛屿以及其他殖民地的总督和海军最高长官”，由此组成一个管理殖民地及其贸易活动的机构，即由里奇领导的“外国拓殖委员会”（Commissionfor Foreign Plantations），尽管该委员会与当年查理一世时期组建的、以劳德大主教为首的殖民地管理委员会相似，其管理权限及范围都很有限，但长期议会对殖民地进行集中统一管理的意图显露无遗。根据长期议会的指令，该委员会一方面通过对殖民地实施进口关税优惠制度，以获得殖民地对议会的支持；另一方面，对与议会作对，或在议会与国王的斗争保持中立的殖民地，则打击和取缔其贸易。对殖民地内部的事务及相互之间的矛盾，如殖民地的政治体制和边界问题等，长期议会基本不干涉，或尽量回避，这种做法蕴涵了英国重商主义殖民政策的基本因素。可是，由于此时议会关注的重点是国内事务，所以根本无力执行相关法令。

英吉利共和国成立之后，长期议会的殖民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变得更为积极、主动和强硬，真正的殖民政策开始形成。1649年2月13日成立的国务会议取代了外国拓殖委员会，掌握了处理殖民地问题的全权。议会责成国务会议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和措施，强化对爱尔兰、泽西岛等殖民地的控制，加速殖民地归顺于共和国，并保护和发展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和航运。此外，英国对由英国船只装运的殖民地种植园生产的烟草、蔗糖等产品，实施优惠税率。共和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殖民地的重要性及其与宗主国的紧密关系，因而格外关注殖民地的经济发展。1650年1月下院通过法令，责成新成立的“贸易协调委员会”不仅要注意发展“英格兰、爱尔兰沿岸的渔业，而且也要注意发展冰岛（Icel and）、格陵兰、纽芬兰岛以及新英格兰”和“任何其他地方”的渔业；还要“注意美洲和其他地方的英国殖民地，使之给共和国带来最大的利益，如何使殖民地增加产品，提高质量，以使（如果可能的话）仅从这些殖民地就能向英吉利共和国提供满足其需要的一切必需品。”由此不难看出，共和国政府从英国的经济利益出发，正在试图依照帝国内分工的原则来确立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并构建大英帝国。根据这一原则，针对一些殖民地不承认共和国的现状，下院于1650年10月颁布命令，严禁与这些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同时又规定：未经议会或国务会议事先批准，一切外国船只不得造访英属美洲殖民地；国务会议有权派任何船只前往殖民地，有权向任何殖民地派驻总督和其他官员，而不受过去任何证书或法律文件的约束。为了执行共和国的法令，英国政府派乔治·艾斯丘爵士（Sir George Ayscue）率领一个强有力的海军分舰队前往美洲。显然，共和国政府一反过去对殖民地放任自流的态度，开始实施新的政策，那就是按照经济原则加强对已有殖民地的控制，并进一步实行扩张。护国主时期，这一政策得到凸显与强化。

共和国首先对爱尔兰进行军事征服。从表面上看，镇压王党叛乱和防止外来干涉是议会政府派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的直接动因，但更深层、也是最基本的动因，则是进一步推行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不允许爱尔兰脱离英国而独立。1649年3月5日，克伦威尔出任爱尔兰远征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8月15日率远征军进入都柏林，到1652年5月，英军已攻克爱尔兰的一切城市和要塞，控制爱尔兰全境。征服大功告成后，英国立即实施全面的殖民掠夺，以没收土地和重新分配为手段，强化对爱尔兰的殖民控制。在英国殖民史上，克伦威尔通过军事手段第一次实现对爱尔兰的全面征服，不仅彻底摧毁了爱尔兰的氏族制度和公用土地制度，而且极大地削弱了爱尔兰的天主教势力。此后，信奉新教的英格兰人在爱尔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优势。1653年，护国政府宣布爱尔兰是英国领土的一部分，实行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王国的联合。此后，英国不仅把爱尔兰视作自己的农业附属国和低廉商品及原料的供应地，而且将爱尔兰问题纳入英国殖民扩张和大英帝国发展的轨道，使之为英国整个的海外殖民事业服务。

自都铎时期以来，发展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一直是英国经济生活的主题。在重商主义者看来，无论是开拓殖民地还是严格控制殖民地，其根本目的就是发展贸易，实现英国的商业霸权。共和国政府，特别是克伦威尔时期，强烈地执行重商主义政策，当然地把争夺海洋、争夺贸易和殖民地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为加强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英国于1651年颁布了针对荷兰的《航海条例》，后来又在争夺贸易和殖民地的竞争中对荷兰取得优势，从此也就走上全面争夺海洋霸权和建立世界贸易帝国之路。从这个方面看，《航海条例》是英国殖民政策形成的标志。第一次英荷战争后，克伦威尔政府在海外扩张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其目标直指西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一直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1654年底，克伦威尔发动“西印度群岛远征”，英西战争爆发。英国通过此战，不仅获得了西印度群岛的战略要地牙买加，而且占领了欧洲大陆的战略据点敦刻尔克，为英国以后的殖民扩张和商业争霸创造了条件。这次行动开创了由国家直接干预殖民事务的新方式，使《航海条例》所规定的、以重商主义为指向的殖民政策得到贯彻和发展。所以，克伦威尔是“第一位系统地行使政府的权力以扩展英国殖民范围的英国统治者”。他通过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手段，不仅使英国取得了贸易、航运、殖民地等方面的实质性利益和战略优势，而且确立了英国政府在殖民扩张和建立帝国方面的基本原则，开始了创建大英帝国的重要历史阶段。

在重商主义者看来，殖民地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和发展新的殖民地，就成为英国的必然选择。英国学者西蒙斯正确地指出：17世纪50年代克伦威尔展开的一系列对外扩张活动和实施的政策，尽管对殖民地特别是美洲殖民地“很少或没有立即产生什么结果，但它们却开创了一个英国商业和英国市场都大为加强的时代。复辟的政治家们废除了克伦威尔的大部分国内改革措施，但他们却推进并扩大了克伦威尔的商业和殖民政策。”因此，克伦威尔时代的殖民扩张政策为日后大英帝国的整体发展奠定了基础。

复辟时期，随着殖民政策的定型和帝国观念的明确，英国殖民开拓继续取得重大进展，英帝国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北美是英国开拓新殖民地的重点。18世纪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中，有7个是在这个阶段“取得合法证件或通过交涉成立起来的”。与17世纪初不同的是，殖民地业主成了殖民扩张的主导者，他们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其一是需要新的地区来从事贸易和开发的商人和船主，其二是试图利用殖民地来弥补个人家产损失、并得到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支持的朝臣和贵族，其三是希望为同一教派的教友建立庇护所的宗教分离主义者。这一时期王室颁发的殖民特许状，除纽约外，都要比内战前的细致和详尽得多，也更具针对性。

卡罗莱纳（Carolina）是复辟后英国建立的第一块殖民地。它位于弗吉尼亚以南至西属佛罗里达之间，与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联系紧密。1663年3月，查理二世为报答一些贵族对王朝复辟的支持，将卡罗莱纳的广大地区以业主殖民地（Proprietary Colony）的方式，集体赐封给约翰·科利顿爵士（Sir John Colleton）等八位贵族，由他们建立拓殖地。根据英王颁发的特许状，他们作为业主，除了获得包括北纬31°到36°、两大洋之间的全部领土外，还享有一切传统的特权，其中包括对所辖土地及土地上的一切资源的所有权和开发权；有权制定和颁布一切法令，并任命一切官吏；有权采取一切行动维护社会治安和殖民地的安全。与先前的特许状有所不同，王室在此次颁布的特许状中对业主们提出了一些额外的要求，主要包括：业主须永远效忠于英王室，对英国官员须保持尊重，不得有不敬和蔑视之举；业主应尊重去往殖民地的英国人的权利；业主应将所发现的金银的四分之一交给英王；此外，还要求业主积极鼓励英国臣民前往卡罗莱纳。可以看出，该特许状不仅内容具体，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统治者和政府的殖民意图。它不仅要求殖民地要服从并遵循英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接受宗主国的严格控制，还要求殖民地为宗主国的商业贸易服务，为英国提供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

在这个阶段，尽管殖民地的开拓是由业主们负责实施的，但已被纳入到英国政府的殖民战略体系之中。1665年6月，英王颁布第二个特许状，将这块土地的北疆移到北纬36°30'。起初，卡罗莱纳的发展并不顺利，业主们只期望通过土地投机发财，而不愿意增加投资。1669年，卡罗莱纳制订《卡罗莱纳基本法》（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 of Carolina），旨在建立租佃制和农奴制，但此法并未完全实施。卡罗莱纳相对宽松的宗教氛围及广袤的土地，对移居者颇具吸引力，到17世纪后期，这里已形成阿尔比马尔（Albemarle）和查尔斯顿两个中心，后来发展成北卡罗莱纳（North Carolina）和南卡罗莱纳（South Carolina）。卡罗莱纳殖民地承前启后，将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地联成一体。它一经建立起来，就使一再染指此地的西班牙人的图谋受挫。可以说，创建卡罗莱纳殖民地，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对大英帝国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纽约是复辟时期英国建立的另一个殖民地。它位于新英格兰与弗吉尼亚之间，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英国同其他列强争夺控制北美的斗争中，成为英国殖民政策关注的焦点，因而具有更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纽约的前身是荷属北美殖民地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s），其政府所在地叫新阿姆斯特丹。荷兰人在17世纪早期来到北美中部地区，陆续建立了定居和贸易据点，并在哈得孙河谷形成了新尼德兰殖民地。对于英国人来说，新尼德兰的存在是一块心病。英国的《航海条例》主要就是针对荷兰的，只要北美沿海的部分领土为荷兰人所控制，《航海条例》在北美的执行就很难取得实际效果。因此，夺取新尼德兰对于奉行重商主义的英国来说尤为重要。英国坚持北纬34°至48°之间的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荷兰人的殖民地就在其中。1664年3月，查理二世将新尼德兰作为业主殖民地，封赐了给自己的兄弟约克公爵，其中包括康涅狄格河和特拉华河（Delaware）之间的全部土地，再加上长岛（Long Ialand）、楠塔基特岛（Nantucket）、玛塔葡萄园岛（Marta's vineyard）和肯尼贝克河（Kennebec）以东的缅因地区。此次封赐被认为是17世纪英国最大的一次领地赐赠。根据特许状，约克公爵有权任命所有官员，并制定各种法律法规，甚至还可以自行采取他认为必需的一切行动和措施。1664年4月，约克公爵派遣一支英国舰队，顺利地攻占了新尼德兰，并将新阿姆斯特丹改称纽约。1685年约克公爵继王位，称詹姆士二世，纽约殖民地也从业主殖民地转变为王室直辖殖民地。1664年，约克公爵曾将其领地内哈得孙河西岸的一片土地赠予卡罗莱纳业主乔治·卡特雷特爵士（Sir George Cartere）和约翰·伯克利（John Berkeley），卡特雷特将其命名为“新泽西”（New Jersey）。1676年，新泽西分成相对独立的东、西两部分。1702年，它们又合并成王室直辖殖民地。

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建于17世纪后期，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中很有特色。它也像马里兰一样，与宗教相关。宾夕法尼亚位于纽约和马里兰之间，1680年，贵格派领袖之一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向查理二世申请，获得特拉华河对岸的土地，用以抵偿国王所欠他同名父亲威廉·佩恩爵士（Sir William Penn）的债务。1681年3月，国王同意将北美大陆一块位于北纬40°至43°之间、面积约和英格兰一般大小的土地册封给佩恩，并将其改称为宾夕法尼亚。英王特许状明确提出，该殖民地的基本目标是“扩大帝国的疆域”、“获得有利的商品”，以及通过“文明”和基督教教化当地的“野蛮人”。此时，王室已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建立殖民地。虽然佩恩被赋予了殖民地业主的全部权力，但他必须执行《航海条例》，其行为由约克公爵来监管。殖民地政府须建立殖民者代表大会，殖民地制定的法律须与英国相吻合；法律应当提交给国王批准，不能滥用或任意扩大授予的权力；殖民地不能剥夺殖民者作为英国人享有的权利，必须允许从宾夕法尼亚法庭向国王上诉。从这些内容来看，佩恩获得的权利比先前那些美洲殖民地业主要少，而受到的限制反而多，这反映出英国政府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控制，削弱了殖民地自治的权力。1681年，佩恩为宾夕法尼亚拟定了一份宪章式文件《政府纲要》（Frame of Government），经多次修改后，于1683年由大议事会通过。佩恩希望根据这部宪章，在宾夕法尼亚建立起混合型的政府模式。肥沃的土地、宽松的政治和宗教环境，使宾夕法尼亚成为移民的天堂，它不但吸引了大批英国贵格会教徒，而且还引来了许多非贵格会教徒以及外国公民。1685年底，到达这里的移民已有8000人之多，1690年为1.1万多人。17世纪末，宾夕法尼亚总人口达到了1.8万人。1682年，佩恩从约克公爵处获得特拉华河下游部分地区，并允许居民实行自治，以后形成了英属特拉华殖民地。

在加紧建立北美殖民地的同时，英国也加快了对亚非地区的渗透和商业扩张。17世纪后期，英国在亚洲的活动主要在印度。尽管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上半叶已被授予某些特权，但它还仅仅是一个商业公司，其商业活动必须遵守商业规则，有些活动虽然超出了商业范围，但极其有限。由于印度社会的特点以及英国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前景并不被看好，英国的东方贸易一直处于入超状态。17世纪下半叶，由于英国政府改变政策及英国竞争对手先后败下阵来，公司获得了发展良机。复辟时期，公司的贸易特权虽然受到了一些冲击，但由于得益于政府支持，公司不仅保留了贸易特权，而且获得了一些新的权利。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法令及特许状，授予东印度公司越来越多的政治特权，使其性质发生重大变化，逐渐变成了一个经商、侵略、统治三位一体的实体集团。1661年查理二世颁布特许状，准许公司设立武装防卫，规定公司有权任命官员，在经商地区进行行政管理。1667年特许状无视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政府的存在，授权公司在马德拉斯（Madras）和孟买建立铸币厂，铸造印度货币在印度使用。1669年特许状准许英国的军官、士兵为公司服务，实际上赋予公司建立军队的权力，这已超出了保卫商业贸易的范畴。1683年特许状准予公司对“异教”国家宣战、媾和、招募军队，即授权它可以发动侵略战争。1687年，公司又获英国政府授权，在租借地马德拉斯建立市政府和法院。公司职权范围的扩大和性质的变化，决定了其对印度的政策的明显转变，并忠实地体现了英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即通过殖民地全面推动对东方贸易的持久发展。东印度公司在追逐商业扩张和贸易发展的同时，为在印度建立殖民地创造了条件。到17世纪末，英国已在印度建立了四个据点，它们是东海岸的加尔各答（Kolkata）和马德拉斯，西海岸的苏拉特（Surat）和孟买。

1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奴隶贸易的兴盛，非洲的经济地位日显重要。为了推动黑奴贸易，英国政府支持成立了皇家对非贸易冒险家公司，王室的几位成员都是它的股东。1663年修改后的特许状规定，公司每年可向西印度运送3000名奴隶，正式把黑奴贸易定为该公司合法的活动，开启了英国经常性的奴隶贸易。为谋取暴利，该公司不仅向英属西印度贩卖黑奴，而且向其他国家的美洲殖民地贩运奴隶。1672年，该公司根据查理二世颁发的特许状，更名为“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经改组后，由约克公爵出任主席。该公司是英国重商主义时期最大、也是最后一个对非贸易的合股垄断公司，拥有最多的特权和专利。根据其特许状，公司有权在非洲建立和管理要塞、商站和种植园，决定对“异教”国家的战与和，征集军队，实施戒严令；公司对从布朗角（Brown Angle）到好望角之间的土地和贸易拥有“垄断权”，期限直至2672年；公司的活动包括从事黄金、白银和黑人买卖等。在政府支持下，皇家非洲公司在非洲西海岸击退荷兰人的进攻，建立了17个商业据点，在奴隶贸易中站稳了脚跟。17世纪后期，英国取代荷兰成为奴隶贸易的垄断者。

对英国来说，奴隶贸易是连结英国、英属美洲殖民地和非洲的重要纽带，它不仅使英国商人获得巨额利润，同时也标志着英国已经形成掠夺美洲和非洲的完整计划。该计划的基本逻辑是：在非洲贩卖奴隶，在美洲使用奴隶，在此二者的基础上，形成非洲和美洲市场。其中，美洲开发是中心，奴隶贸易是基石，正如《商业和贸易通用词典》（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的作者马拉奇·波斯尔思韦特（Malachy Postlethwayt）所指出的：黑奴是英属殖民地的支柱和桥梁，“他们为英国提供种植园的一切产品。英帝国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厦，其地面部分是美洲贸易和海军威力，下面的基石则是非洲黑人的劳动。”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发展，带动了西非贸易，主要是奴隶贸易的发展，使非洲对英国的重要价值充分体现出来，而“英属非洲帝国的基础是在17世纪奠定的”，这一帝国的主线就是奴隶贸易。

无论是东印度公司的扩张，还是非洲奴隶贸易的兴起，都体现着英国重商主义的殖民政策，以及英国人对商业扩张与商业霸权的不断追求。复辟时期，政府对殖民活动积极关注、充分参与，英国在亚非地区的贸易活动由此取得重大进展；同时，英国在亚非地区的活动又与它在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活动联系起来了。由此可知，17世纪中期后英国殖民政策的调整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其最终目标是构建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与贸易结为一体的大英帝国。

第三章　第一帝国形成

复辟时期的英国殖民开拓，因得到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明显加快了步伐。随着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形成，英国基本上完成了它在北美沿岸建立殖民地的过程。这些殖民地，加上18世纪建立的佐治亚（Georgia），连同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在内，共同构成了大英“第一帝国”的主体。到17世纪末，英国人已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地带，即从北部的萨科湾（Saco Bay）一直延伸到南部的查尔斯顿，在这片广大的地区站稳了脚跟，形成了南、中、北三块各具特色的殖民区。此时，法国和西班牙也在北美保有力量，其势力范围并不亚于英国，但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却不能与英国相比。1660年，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人口总数达到7.5万人，而加拿大的法国移民仅为3000人，佛罗里达的西班牙人口则极少。1700年，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人口总数达到25万人，而同一时期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加在一起，大约只有1.5万人。可见，英国人在北美已占绝对优势。

与17世纪初不同，尽管私人在殖民地创建方面的作用仍然明显，但政府大大增强了介入力度，这不仅体现为英王颁布的特许状内容更详细，因而极大限制了殖民地当地的权力，使殖民地更加依附于宗主国，而且体现为特许状的内容更有针对性，突出了政府的意图，重商主义原则得到了更加切实的贯彻。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的行政和经济控制，1660年英国设立了咨询性质的“贸易委员会”（Council of Trade）和“对外拓殖委员会”（Council of Foreign Plantation），它们需要定期向国王报告情况和提供建议。1672年，这两个机构合并成“贸易和拓殖联合委员会”（Joint Councilfor Trade and Plantation），其职能是向国王提供有关殖民地及贸易方面的建议，但不久之后又被撤销。1675年，枢密院设立“贵族贸易和拓殖促进会”（Lords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由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组成，其主要职能是向政府提供殖民地执行关税法的有关情况，推动殖民政策的贯彻执行，强化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服务功能。这些机构的设立表明，复辟政府试图统一管理殖民地问题，重点是维护英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宗主国，英国认为建立殖民地并使其为宗主国服务，是重商主义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的；执行《航海条例》，既是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竞争的需要，也是各个殖民地的义务，还是宗主国对殖民地提供的实质性保护。但在殖民地看来，《航海条例》毋宁是英国强化对殖民地管理的基本措施，因为它剥夺了殖民地的自主权，限制了殖民地的经济自由，提高了殖民地对外贸易的成本。所以，殖民地的不满和抵制使《航海条例》难以顺畅执行，英国并未达到预期目标。英国强化对殖民地的管理，伴随着殖民地加强抵制和斗争，这样的博弈与英国国内政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在已建立的殖民地中，新英格兰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与英国本土相似，所以不大能向英国提供稀缺的原料及产品，所以新英格兰利用其自身优势，比如便利的港湾条件，发展出与商品销售有关的行业，比如造船业和航运业。1635年，新英格兰至少有6家造船厂。5年之后，其所造船舶几乎包办了英国与马萨诸塞之间的航运。17世纪中后期英国颁布的《航海条例》，虽然对新英格兰的转口贸易有所限制，但也给新英格兰的产业升级和航运业发展提供了新契机。1663年的《主要物产法》，虽然禁止把商品直接从欧洲运入北美殖民地，以保护英国在北美的市场，但仍有一些商品不在列举之列，如奴隶、马匹、盐和苏格兰食品等，可以直接输入北美殖民地。英国政府并未明令禁止新英格兰同西印度群岛和北美其他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活动，这类贸易仍十分活跃，各地之间形成了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关系，而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几乎就成了新英格兰经济的生命线。第二次和第三次英荷战争的爆发和新《航海条例》的贯彻实施，进一步打击了荷兰的贸易，新英格兰商人趁机用走私贸易填补荷兰的空缺，这不仅使其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继续发展，而且与欧洲国家的商业往来也迅速扩大。到17世纪80年代，新英格兰商人基本控制了西印度群岛的运输业，他们将本地和西印度群岛的产品，如谷物、糖类、鱼类、木材等，运往欧洲等国，然后不经英国，径自直航美洲，携带回来大量的欧洲产品。有记载说，1675年时波士顿的市场上充斥着法国商品，新英格兰商船往返于英国和欧洲的一些港口，从17世纪下半叶起，“他们已经开始渗入到英格兰和爱尔兰，侵入英国商品的边缘”，“新英格兰为此在伦敦臭名昭著。”新英格兰商人还加入了连接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以贩卖黑奴为其主要内容。走私贸易和三角贸易推动了新英格兰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航运业和造船业，但是也加深了它与宗主国之间的经济矛盾，这种矛盾因宗教问题而变得更加复杂了。

新英格兰多数移民是清教徒，他们到北美来的初衷，是为了摆脱宗教束缚，享受自由的宗教生活。他们对不属于清教的查理二世一直存有戒心，并时刻关注着王室的态度。查理二世即位时，新英格兰虽然仍然“完整地保持着马萨诸塞特许状，并且毫不含糊地提醒新国王，他们享有他父亲所赐得的特权，”但私下里，他们又秘密窝藏那些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的人。针对新英格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不端，查理二世于1662年颁发特许状，把康涅狄格划为王室直辖殖民地；同年，英王致信马萨诸塞，要求其对现有的一些不完全符合特许状内容的法律进行修改，重申殖民地的法律应当与英国法律一致。该要求遭到马萨诸塞议事会的拒绝，1664年国王令人前往调查，特别是调查新英格兰执行《航海条例》的情况。调查人员报称，马萨诸塞执行《航海条例》不力，建议国王将先前颁发的特许状予以撤销。针对新英格兰商人的违法行为，1673年英国议会制定的殖民地贸易法，即“殖民地关税法”中专门列出条文，规定从英属某个殖民地转运到另一个殖民地的货物也应交纳关税；新英格兰商人需向当局出具一份保证书，承诺将货物运往英国。1676年，英国政府开始向北美各殖民地派遣税吏，他们应就殖民地的关税及贸易问题向英王及政府经常作汇报。

英国的强力措施，激起了殖民地商人和种植园主的不满。1677年，马萨诸塞议事会致函伦敦枢密院，称“根据法律学者通常的言论，我们恭顺地认为，英国的法律仅限于四海之内，不施及美洲……我们在议会里没有代表，故考虑，我们不该在自己的贸易中受到英国法律的妨碍。”这种公开的离心行为，恰是英国政府所担心的，也是它不能容忍的。1681年，英国又在各殖民地建立海事征税站，负责征收殖民地因违背《航海条例》而应补缴的税款。不久，枢密院所属的贵族贸易和拓殖促进会派帝国税务官爱德华·伦道夫（Edward Randolph）前往马萨诸塞，但马萨诸塞议事会置之不理，不仅不承认伦道夫的权力，并且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还关押了伦道夫任命的助手，英国与马萨诸塞殖民地当局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1684年，英国政府宣布取消马萨诸塞和其他几个殖民地的特许状，使之成为王室直辖殖民地。英王还直接任命总督和参事会，解散殖民地的代议政府，削弱殖民地市政会的权力。针对英国政府的强行压制，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采用许多政治手段，甚至一度控制殖民政府，打算以武力相抗争，但终归没有成功。

詹姆士二世继位后，为进一步加强对新英格兰的控制，建立了更为有效的管理制度，他将新泽西、纽约、康涅狄格、罗德岛、普利茅斯、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和缅因集中于一个行政当局的管理之下，合并成单一的“新英格兰领地”（Dominion of New England），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在内的一切领地事务，皆由王室指派的总督和国王任命的参事处理，取消议事会，剥夺殖民地对税务和土地分配的发言权，还派皇家军队协助总督执行命令。1686年，前纽约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Sir Edmund Andros）出任领地总督，他到达新英格兰后，忠实地执行英王的旨意，并按照贵族贸易和拓殖促进会的要求，“废除久已确立的权利和特权，并且在没有军队、警察和政党支持的情况下，对五十多年来一直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人民实行专制统治”。他将殖民地议事会抛在一边，不经其同意就肆意征税，取消陪审团制度，废除原先殖民地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建立一套新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在宗教方面，作为忠实的安立甘教徒，他蔑视清教信仰，取消各殖民地早先制定的宗教政策，把波士顿的清教礼拜堂改成安立甘教堂，支持安立甘教徒在那里进行宗教活动。到1688年时，他已将其统治权扩展到罗德岛、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等殖民地。至此，英国对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控制达到顶点。依照《航海条例》，新英格兰的皮革、木材、渔产品等被输往英国，消费品则依赖于英国和欧洲的输入，导致贸易严重入超，到1700年，新英格兰与宗主国的贸易逆差达到每年18万英镑。安德罗斯的独断专行，践踏了殖民地早已形成的议事会管理传统，也侵犯了新英格兰人的自由，因而遭到殖民地居民的普遍反对，这为殖民地后来的反抗斗争埋下了伏笔。

就英国化程度而言，弗吉尼亚在早期殖民地中最为明显。在殖民地建立后最初的半个世纪，弗吉尼亚基本上维持着清教传统，但随着时间推移，烟草种植带来了财富，清教色彩也逐渐消退。起初，弗吉尼亚人以自己是英国人而自豪，他们希望在北美发财致富，然后能衣锦还乡。因此，殖民地的地方政府大多是模仿英国模式而建立，各县均有王室总督委派的法官。弗吉尼亚旁边的殖民地马里兰，在土壤、气候、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都与弗吉尼亚相类似，其特殊的自然条件为发展种植园经济提供了适宜条件。而移入该地的移民，大多为拥护斯图亚特王朝的贵族和地主，他们积极投身于种植园经济，使之成为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经济的主要特征。种植园以烟草为主，主要出口到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烟草出售之后，又从英国换回自己所必需的日常消费品及其他商品，这就形成了对宗主国的从属与依赖关系。

英国内战爆发后，弗吉尼亚曾一度表示站在国王一边，拒绝服从革命政府。但复辟时期，弗吉尼亚的经济受到严重伤害，尤其是新《航海条例》严重地打击了殖民地的农业，使之遭受毁灭性损失。1660年以前，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种植园主可以将烟草、砂糖等农产品出售给欧洲任何国家的商人，谋取高额利润，并以低价换回自己的所需品，而根据新《航海条例》的要求，殖民地的商品必须先运到英国，这显然有利于英国商人，他们可以利用对航海的垄断权，提高运输费，压低烟草价格。因此对殖民地来说，新条例无疑缩小了农产品特别是烟草的销路，提高了输入品的价格，加强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烟草贸易受阻后，殖民地的烟草价格急剧下跌，物价却不断上涨，种植园主债台高筑。不仅如此，为了强化对经济控制，英国还加强了对弗吉尼亚的政治控制。查理二世曾打算将整个弗吉尼亚赐给他的两位宠臣，只是由于遭到强烈反对，最后才将赐地缩小到波托马克河和拉帕汉诺克河（Rappahannock）之间的一块地方。英国还无视殖民地议事会的存在，肆意剥夺殖民地居民的传统权利。威廉·伯克利爵士（Sir William Berkeley）受命出任弗吉尼亚总督后，实行严厉的寡头统治，殖民地虽然选举了议事会，但自1661年起，有五年之久未曾召开，形同虚设。1671年，伯克利干脆取消自由民的选举权。这些措施终于引发了北美历史上第一次严重骚乱，即“培根叛乱”，尽管叛乱被镇压下去了，但一般种植园主与总督、参事会以及控制地方政治的大种植园主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

对英国来说，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是热带物产的主要供给地，复辟王朝时期该地发生了重要变化。17世纪初期几十年间，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活动虽然十分频繁，但成效有限，第一批英国移民来到巴巴多斯，主要种植烟草、棉花、蓝靛等作物，很难与其他殖民地竞争。自1641年引种甘蔗并掌握制糖技术后，巴巴多斯成了“西印度糖岛之母”，此后甘蔗种植迅速推广到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牙买加、安提瓜（Antigua）等岛屿。1650年以后，蔗糖成为西印度群岛唯一重要的产品，经过20年时间，竟超过了烟草，占伦敦从殖民地种植园进口总值的近一半。甘蔗种植导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昔日的小业主纷纷破产，只好另寻他途。同时，甘蔗种植园又需要大量劳动力，种植园主最终找到了解决劳动力紧缺的办法，就是大量购买非洲黑奴。从17世纪后期开始，加勒比殖民地取代巴西成为新大陆的蔗糖中心，大量的蔗糖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英国。17世纪末，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提供了英国进口贸易的9%,出口贸易的4%,而同一时期美洲大陆提供的比例只是8%和4%。英国全部贸易带来的利润为200万英镑，其中种植园贸易占60万英镑，种植园商品再出口占18万英镑。有人认为，如果将大英帝国比作一座大厦，那么加勒比种植园的奴隶劳动，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

西印度群岛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日益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但复辟时期的英国，对该地区殖民地的控制主要体现在经济和贸易方面，《航海条例》的实施只是为了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完全纳入宗主国的轨道。1660年，有五六个利益集团要求获得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的特权，以继承1627年卡莱尔伯爵詹姆斯·海（James Hay,Earl of Carlisle）的特许状，而卡莱尔特许状于1663年得以延期，其代价是两地同意缴纳4.5%的出口税。虽然英王也试图对此加强政治上的控制，但收效不大，代议制传统已根深蒂固，轻易难以改变。虽说由英王任命总督和殖民地高级官员，但每个岛都有自己的议事会，议事会由拥有自由产权的种植园主选举产生，它有权决定税收、制定不与英国法律相抵触的法律。1678年，英王曾打算取消牙买加议会的自治权，但遭到强烈反对。牙买加获准建立与巴巴多斯相类似的代议制度，“法律由总督、参事会和议事会共同制定。”

与克伦威尔时期相比，复辟王朝对爱尔兰的统治虽有所缓和，但经济控制却加强了。查理二世曾颁令确认新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承诺修改克伦威尔的组织法，适当照顾天主教徒，恢复一些贵族和小地主原有的地位和土地。但由于克伦威尔党人在爱尔兰十分强大，英王的法令难以得到执行，结果新教徒仍然占据着大部分爱尔兰土地，并控制议会、政府、市镇和贸易。据配第统计，1672年爱尔兰共有农田1200万英亩，随克伦威尔而来的新殖民者占据了450万英亩，天主教徒占有350万英亩，其余则为早期新教殖民者所拥有。但按照宗教划分，总人口中天主教徒占80万，新教徒只有30万，且多数在厄尔斯特省。英国学者弗里曼指出：17世纪，“一个新的地主阶级安置在爱尔兰了，旧的天主教地主的权力终于被摧毁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安立甘宗成为爱尔兰的官方宗教，爱尔兰议会得以恢复，但完全受制于英国。英王兼任爱尔兰王，爱尔兰被视为殖民地，它在经济与贸易方面受到严厉限制。1666年，英国议会通过《爱尔兰牲畜令》（The Irish Catle Bill），禁止爱尔兰牲畜输入英国，以免损害英国地主的利益。由于爱尔兰几乎没有工业，肉类、粮食出口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该法令沉重地打击了爱尔兰的经济。1663年和1670年颁布的新的《航海条例》，修改了爱尔兰属于英国范围的内容，而把爱尔兰视作与北美殖民地一样，必须经过英国才能输出自己的产品，获得英属殖民地的物产，并规定爱尔兰不能建立自己的船队。英国的殖民政策，使爱尔兰人在政治上缺乏权利，经济上陷入困境，此后爱尔兰人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

总之，17世纪后期，英国对殖民地加强控制的政策执行得并不顺利，但英国的目的却相当明确，就是严格按照《航海条例》来规划和管理殖民地，形成重商主义的帝国体系。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复辟王朝在殖民地的统治具有明显的专制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到17世纪80年代臻于高峰。詹姆士二世时期，甚至“设法在北美的北部、中部和南部设立三个也许是没有代议制的总政府，以利于从伦敦进行有效的官僚主义控制，更好地实施贸易法令，增加殖民关税收入以及建立更合理的防卫体系。”专断的政策不仅违背英国人坚称的自由传统，也破坏了殖民地自主管理其内部事务的基本制度安排，既引发了国内新兴力量的不满，又受到了殖民地人民的反对。1688-1689年，当复辟王朝被推翻、玛丽和威廉登位的消息传来时，英属殖民地立即爆发了一连串革命，推翻复辟时期的统治者，使光荣革命发展成一种“跨洋现象”。尽管各殖民地斗争的方式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反对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过度控制，反对西班牙式的帝国统治。当时没有人要完全脱离英国的统治，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英国。1690年5月，马萨诸塞、普利茅斯和纽约等殖民地的代表集会，一致同意向法属加拿大发动武装进攻，以表现对威廉玛丽新政权的效忠之意。在加勒比海地区，英法争斗从未停止，英属殖民地不断受到法国人的攻掠，急需宗主国给予支持和帮助。在殖民者看来，光荣革命的成果令人鼓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殖民地政治体制的合理性的认同。根据1689年的《权利法案》，许多“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得到恢复，王室的权力受到限制，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得以确认，君主立宪成为英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国王、贵族和平民都有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并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殖民地把光荣革命看成是“分享革命”，认为英国议会反对的是英王的专制独裁，捍卫的是全体英国人的权利，殖民者作为英国人的一个部分，自然也应分享革命的成果。1689-1692年，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代表经常去伦敦，频繁出入于英国的议会及政府机构，表达殖民地的诉求，进行疏通活动。

但对英国来说，殖民地的要求又过分了。在英国议会看来，殖民地虽然是王室的海外领地，甚至在国王颁发的特许状中，也规定殖民地居民与本土国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可是这些权利与真正的英国人的权利不能相提并论，殖民地作为宗主国的附属部分，必须为宗主国服务。正如一位侯爵在英国议会上院讲话时所说：“要是他们（移民）劳动的收益不回到他们在这里的主人手里，那么，许可他们到北美这个地方究竟目的何在呢？我认为，假如殖民政策的好处没有增加英国的利益，那么这项政策就连一分钱也不值”。此时的新君主威廉三世，尽管忙于其他事务，尤其是与法国路易十四的战争，无暇顾及美洲殖民地，但他的殖民政策还是很明确，就是坚持自克伦威尔以来的重商主义，严格实行《航海条例》，对殖民地实行有效的整顿和控制，使其服务于英国。当然，他作为加尔文派的宗教信徒，对殖民地抱有同情心，反对詹姆士二世将英国国教强加于新英格兰，或者企图恢复天主教。他也不赞成詹姆士的总督管理制度，以及专断的统治方式。“从根本上说，新国王的原则是：在美洲的英国人应享有如同英国一样的代表自治权利，但是代表立法机关应处处受到在英属美洲的王室代表的制约。”所以对美洲而言，光荣革命虽带来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是殖民地所期望的。

1691年，马萨诸塞重新得到了英王颁发的特许状，并成为王室直辖殖民地，但它恢复“公司特许殖民地”（Charter Colony）地位的愿望没有实现。特许状规定：马萨诸塞实行地方自治和宗教宽容，但英王任命的总督有权否决议事会法案，使其受到明显限制；殖民地成立两院制议会，上议院议员由议事会推选，下议院议员根据财产而非宗教条件选举产生，因此削弱了清教专制的色彩。英国对殖民地制定的法律拥有最后决定权，这就保证了母国对殖民地的宗主权。普利茅斯和缅因划归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保持独立。康涅狄格和罗德岛依据查理二世特许状的规定，保留自治殖民地地位。纽约局势稳定后，英国恢复了殖民地议事会，议事会由中产阶层选举产生，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需呈报英王批准。同一年，马里兰的业主统治权被取消，变成王室直辖殖民地，实行宗教自由。国王任命殖民地的总督和参事会，土地所有者和农民选出的代表组成议事会，殖民地事务由总督、参事会和议事会共同管理。东泽西（East Jersey）和西泽西（West Jersey）回归其业主，宾夕法尼亚仍属于威廉·佩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没有发动起义，反而得到新国王的特别关照。英国政府不仅取消了皇家非洲公司的黑奴贸易垄断权，使进入西印度群岛种植园的奴隶人数大为增加，而且于1690年帮助殖民地从法国手中夺回了圣克里斯托弗。英王还任命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反对者和大种植园主担任背风群岛和牙买加的总督。1693年，英国废除了1685年詹姆士二世定下的蔗糖税。英国新政府推行的殖民地政策，“几乎等于恢复到15年或30年前的自由派殖民政策，可能还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辉格主义内涵及其对财产和自治权利的尊重。”

从重商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新政府的基本政策并无改变，但它允许殖民地建立或恢复代议机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光荣革命后英国与殖民地之间通过一种“典型英国式的妥协”，重新确立了双方的关系，重建了殖民地的统治秩序。随着国内政局的稳定、后顾之忧的解除，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逐步定型。到17世纪末，英国不仅建立了以美洲为主的庞大殖民帝国，而且基本形成英国特色的殖民统治体制，大英第一帝国初步成型。

按照这种体制，英国通过贯彻实行重商主义来达到管理殖民地的目的，因而第一帝国是一个“不依赖军队而依靠船队支撑的海外贸易及殖民帝国。”在英国看来，建立和发展殖民地的基本目标是为英国的经济服务，政府对殖民地的管理应当侧重于殖民地的贸易政策，政治方面的控制就相对薄弱。与其他殖民帝国相比，英第一帝国的基本特征就是经济上的重商主义。从理论上说，英国殖民地是作为英王的海外领地而存在的，英王颁布的特许状是殖民地合法存在的依据，所以英王对各殖民地拥有至高无上的管辖权。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议会成为英国的最高权力所在，商业资本作为英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力图利用议会来保护他们在世界贸易中的利益，因此议会日益关注英国的殖民事务。在商业阶层的推动下，议会于1696年颁布了最后一个《航海条例》，即“防止欺诈行为和整顿殖民地贸易中种种弊端的法令”。据此，只有用英国或爱尔兰制造的、英国人所有的，且至少有四分之三的船员为英国人的船只运输的商品，才能出入英国殖民地，否则一律禁止。为了辨认船只身份，条例规定所有英国船只都必须到海关登记验证。为此，每个殖民地都建立了由英国财政部管辖的正规海关，配备正式的海关工作人员。海关人员的执法权很大，他们可以从法官或海军司法处领取“缉私令状”，凭此令状，就可以进入任何船只或仓库搜查走私物品，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并有权启动法律诉讼。该条例还要求所有殖民地，其总督都必须宣誓，保证实施《航海条例》，否则应被撤职，殖民地议会自行颁布的法令，不可与《航海条例》相抵触。为了贯彻《航海条例》，枢密院命令各殖民地设立海事法庭，其法官由英王任命，无须陪审团参加，法庭即可进行审判；它还命令各殖民地总督恪尽职守，协助并配合英国委派的相关官员，执行该条例。1696年的《航海条例》是对过去所有的《航海条例》的一次总结、清理和补充，它旨在整顿和强化“执行机构”。

为掌握控制殖民地事务的主动权，英国议会曾打算建立一个贸易与拓殖委员会，负责制定实施与殖民地相关的各种政策。议会认为，先前的贵族贸易和拓殖促进会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不能满足现实中特别是战争时期的要求，它“已经变为一个负责整个贸易的委员会”，无力执行殖民地政策。但议会的计划未能实现。此时英王也意识到，为了强化殖民地的贸易及军事防卫，应当对殖民地管理机构进行必要的调整。1696年4月30日，威廉三世授权成立了管理殖民地事务的“贸易会”（Board of Trade），这个机构隶属于枢密院，其成员由国王任命，最初包括枢密院成员和殖民地事务专家。由贸易会来管辖殖民地，本身就反映了英国殖民政策的本质，即在帝国范围内奉行重商主义，维护和促进贸易发展。根据授权，贸易会的任务是监督英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接收殖民地总督报送的信件及官方文件，据此提出建议或信息，送交有关部门予以处理。它还负责起草涉及殖民地事务的法律文件，交由议会通过。贸易会本身不是一个行政单位，它没有人事权，也没有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无权发布命令，只是枢密院下属的咨询机构。不过，由于它是专门思考殖民地事务的顾问机构，所以提出的建议多半被采纳，其作用不可小觑。贸易会忠实地执行重商主义政策，提出了许多维护英国经济利益的建议和报告。它曾建议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殖民地发展工业，防止与宗主国形成竞争；它还促使枢密院反对殖民地发展船运，并鼓励殖民地生产英国需要的工业原料。1698年，它向政府提交一份调查报告，称英国要关注北美殖民地的家庭羊毛手工业，称其极大地威胁了英国的羊毛纺织业。根据这份报告，英国议会于1699年通过《羊毛纺织品法》（Woolen Act），禁止从殖民地向英国本土及其他国家出口羊毛及纺织品，殖民地之间的这类出口也属非法。为了降低英国毛织品在北美的销售价格，英国政府在1700年取消了英国运往北美的毛织品出口税。贸易会还提出废除殖民地特许状的建议，不过未被采纳。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与管理，总体上比以前更有效，贸易会在这段时间的作用较为明显，它的成立标志着英国殖民地管理走上了正常化轨道。

但因为英国对待殖民地，主要看重其经济价值，加上英国政府在多数殖民地建立的过程中并未发挥多少作用，所以相对而言，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政治管理一直比较松懈，事实上可以说是十分随意，又相当不规范，主要表现为管理机构众多、部门职权重叠、缺乏相互协调。除了贸易会外，英国的议会、枢密院、海军部、陆军部和财政部等部门，都有管理殖民地的部分权力。议会可以制订、颁布和修改有关殖民地的法律，它在光荣革命后逐渐取代英王，成为殖民地政策的制订者，在殖民地问题上拥有绝对发言权；枢密院设有上诉和申诉机构，可以受理与殖民地有关的申诉案件，18世纪之前还代表英王委任殖民地总督；殖民地的财政包括税收在内，由英国财政部负责，海关和铸币也为财政部控制；此外，陆军部和海军部分别负责殖民地的防卫安全、打击走私及驻军等事项。从表面上看，上述机构分工具体，各司其职，但实际上则是各自为政，缺乏统一集中的管理。虽然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目标一致，但它们在实际工作中，却以自己的利益来衡量、处理殖民地事务，没有哪个部门试图协调与其他部门的行动。议会也从未为殖民地制订宪法，很少干涉殖民地内部事务，正如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说：“这些殖民地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似乎是由一种趋势或个人的倾向所造成的，在规划我们的殖民地方面明显缺少立法精神。”很明显，这种管理体制必定累赘而缺乏效率。

政治控制的松散性给殖民地当局扩张自己的权力提供了空间。英国各殖民地的政府体制是在殖民地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一般由总督、参事会和议事会组成，与英国的国王、上院和下院相类似，因此基本上是对英国政制的模仿和移植。不过，由于殖民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同，在实际运作中各殖民地又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一般来说，总督的权力比较大，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殖民地统治的核心。总督产生的办法因地而异，在王室直辖殖民地由英王委派，是英王的代理人，并根据特许状及有关命令行使职权；业主殖民地的总督由业主指定，但需英王批准；在自治殖民地，总督由有产者选举产生。在各殖民地，总督是英国权力的体现者，他们在前往殖民地以前，须立约效忠英王，并宣誓执行英国的相关法律。在殖民地，总督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监督《航海条例》的实施，并定期向宗主国汇报。总督有权任命下级官员、建立法院，并随时任命或替换法官，有权召集或解散殖民地议会，有权否决殖民地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其中包括损害英王特权、违反英国管制贸易、与英国法律相抵触、干涉奴隶输送及契约佣仆、使用纸币等法律。此外，总督还是殖民地的军事领导人，有权任命军官、指挥军队。

殖民地参事会有一定的行政、立法和司法职能，有权接受和审理下级法院移交的上诉案件，并在许多方面充当总督的顾问。参事会成员通常由总督任命（马萨诸塞等少数殖民地由选举产生），并经英国贸易会批准。作为一个荣誉和特权机构，参事会通常由殖民地总督指定人选，所以在重大问题上往往与总督保持一致，因而就成为总督控制之下的一个政策咨询机构。后来，它发展成殖民地议会的上院。

殖民地议事会（下院）是殖民地政治体制中代表殖民者利益的机构。尤其在公司和业主殖民地，议事会起初权力都很小，但经过不断斗争，又逐渐成为独立的立法机构。光荣革命后，议事会的合法性在理论上得到承认。代议制在英国的确立、《权利法案》的通过，以及约翰·洛克（John Locke）政治思想的传播，都对殖民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殖民地居民看来，他们作为英王管辖之下的臣民，理应获得英国人所拥有的一切权利，殖民地议事会也应享有与英国议会同等的权利。为了这种权利，殖民地居民同总督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其目标是力争殖民地议会能像英国议会控制英王一样，制约甚至控制总督。到17世纪后期，尽管总督的权力依然很大，议事会并没有获得英国议会那样的权力，但它可以利用征税权和控制总督薪水的权力，迫使总督作出让步，以此来影响和控制殖民地事务。新泽西议事会的一名议员就曾公开宣称：“我们可以使这些总督经常陷入窘境，这样我们就可以迫使他们做我们喜欢的事。”英王和英国议会是通过加强总督和其他皇家官员的权力，来维护英国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而殖民地的种植园主、农场主及工厂主，则竭力通过议事会来抵制英国的政策。于是，“英国能否控制殖民地，主要取决于皇家总督与殖民地议会的合作是否成功。由于每一项立法都须经总督和议会同意，如果这两方面拒绝合作，宗主国和殖民地的需要都不可能得到满足。”为了使殖民地的管理富有成效，总督与议事会在斗争的同时，也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妥协。这样，议事会就逐渐演变为维护殖民地利益的政治机构，代表殖民地居民行使权力。不过直到18世纪初，议事会对英国议会的法令基本上都是服从的，当时在英王直辖殖民地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殖民地法律没有提到的地方，英国法律必须被遵奉着。”即便在自治倾向更强的自治殖民地，英国法律一般也能得到遵守。在母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中，英国因殖民地的存在和发展而获利，并走向强盛，美洲殖民地则因得到英国的保护而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就是说，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彼此需要，构成了第一帝国的殖民地体系得以维系并正常运作的根本需求。不论在王室直辖殖民地，还是在业主殖民地，或是在自治殖民地，代议制及议事会的权力的扩大，都体现着殖民地自治倾向的加强，这既是英国重商主义实施的结果，也是大英第一帝国政治体制中一个基本的特色。

第六篇　思想和文化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

16-17世纪的英国文学，即英国现代早期文学或文艺复兴文学，一般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1550年以前）是莫尔怀亚特时代，在这个时代人文主义散文和抒情诗初现端倪。15世纪末百年战争结束，英格兰统一，社会趋于安定，围绕着宗教改革的争论和新人文主义生活态度的萌芽，散文得到迅猛发展。在戏剧方面，取材于圣经故事的神秘剧和奇迹剧，以及以抽象概念作为剧中任务的道德剧，在15世纪英国舞台上占有主导地位。第二阶段（1550-1630）是伊丽莎白时代，这是英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此时，宗教改革的冲突逐渐平息了，在古典文学的挖掘和研究方面出现了巨大的热情，诗歌和戏剧创作进入全盛时期，当时最杰出的诗人是埃德蒙·斯宾塞和菲利普·西德尼（Sir Phillip Sidney），最杰出的戏剧家是威廉·莎士比亚和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第三阶段（1630-1690年）前期是弥尔顿——多恩时期，后期是德雷顿时期。与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豪放、雄伟的风格并存的，有以约翰·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那些被称为“骑士派”（Cavaliers）的贵族青年所写的爱情诗，它们构成了文艺复兴文学的尾声。复辟时期也称德雷顿时期，受法国文学影响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开始盛行，并在下一时代达到顶峰。

文艺复兴时代是宇宙的发现（科学革命）和人的发现（宗教改革和艺术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知识与美的发现是其显著特点，人文主义者充满着对新时代的向往与期盼，似乎获得了新生的感觉。文艺复兴不仅仅是对古典时代或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而且是利用过去的经验构筑新时代的文明，古典理想可以成为重塑现代生活的典范。所以，文艺复兴不是在发现旧文明，而是在探索新世界，正如保罗·亨利·朗所言：“重要艺术家如今忙于系统检查古典文明的残余，测算掂量其分量，以便用于生产。”确切地说，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口号和一场运动，而是一个具有巨大的复杂性、并充满各种理想和观念碰撞的文化现象。通常而论，文艺复兴的总体方向是为世俗化、人性觉醒、权利话语、个体幸福以及情感——甚至是卑劣情感——寻找合理性，不过这些概念都是19-20世纪的历史学家概括出来的，而事实上，文艺复兴可以说体现了总体方向感的丧失。从这个时候起，统一的理想与方向没有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向，整个社会处于异质化的相互冲突状态。宗教改革无疑是文艺复兴对于人的发现的一部分，是一种发现新方向的尝试，而在教会内部，改革的呼声可追溯到中世纪。准确地说，宗教改革只是基督教内部关于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信徒、什么是正当的生活与思考等问题的冲突及爆发。在艺术风格方面，文艺复兴继哥特风格（Gothic）而起，主张感受自然与生命的活力，并把古典艺术推崇为最高理想。绘画上的透视法，根据解剖原理勾画人体，音乐上的和声原理等等，都与这个时代的科学态度有关。

知识和思想的迅速传播得益于印刷术的引进和发展。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英国首次印刷书籍。到16世纪上半叶，印刷术已经普及，但多数作品仍然以手抄形式流传与搜集，其中以诗歌文本最典型。抒情诗一般是应景之作，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只有被作者特别是读者认为特别有价值的诗作才会被保存下来，并在亲友中进一步分享。这种情况常见于大学教师、学生、文人、贵族与中等阶级家庭和熟人之间，菲利普·西德尼是这个时代最知名的手稿作家，他的《阿卡迪亚》（Arcadia,1590-1600）、诗集、《爱星者和星星》（Astrophel and Stela,c.1582）皆以手稿方式在文人圈子中流通，而印刷本是在手抄本流行多年以后才出现的。都铎时期，托马斯·怀亚特爵士的诗集抄本最多，有若干版本。《哈林顿家族手稿集》（Arundel Harington Manuscript）收录了1540-1600年间当时最著名诗人的诗作300篇。伊丽莎白时代，有四个手稿文集对后世的文学史研究很有帮助。从16世纪中期开始，印刷业发展加快，印制了大量书籍，从珍本图书到廉价读物，从文学作品到神学著述等等都有。1557年，理查德·托特尔（Richard Tottel）搜集和印刷的怀亚特爵士《诗歌集》，还有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Henry Howard,Earl of Surrey）的韵文，在很长时间内是最流行的选集。从那以后，各种文集不断出现。和现代的情况一样，文集一般加上编者导言，对作品进行介绍。除了本土作品外，希腊与拉丁原作与译本以及双语本，也是印刷品的重要组成部分。16世纪晚期，至少有3000种不同的文集在流通，涉及各种文体与内容，特别是配有插图的劝谕性传奇故事，其中不乏被批评家称作淫秽的内容。因为廉价书籍大量出现，小册子常常是半个便士一本，大众阅读习惯和读者市场发展起来了。1660年代，英格兰年销售40万册书籍。早期进入英国的印刷书籍大多在境外印行，如威廉·廷代尔的圣经译本在10年内进口6万册。

这一时期，知识产权的概念诞生，这是出版业得以蓬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7世纪前，由于版权属于出版者，而不是作者，未经作者许可印书的情况较为普遍。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英国出台《垄断法规》（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1623）和《安娜法令》（Statute of Anne,1709）等一系列法律，授予作者和出版商作品专有复制权，旨在鼓励创作，出版商必须依法向作者支付版税。

庇护制度是作品生产中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经历了16世纪30年代的解散修道院和教会混乱后，王室和贵族都认为需要鼓励学术。当时，作品要刊登保护人的名字才能出版，还要有献词来表达谢意，因此寻求庇护人，把贵族的名字列为致谢的对象，是对书籍价值的承认，并且也能保证作品不涉及有害的政治与宗教内容。在那个时代，写作可以是私人的事，但流通却是危险的，因为会面对各种可能的指控；阅读是私人的，但收藏图书又是冒险的，因为收藏者可能背负不忠、诽谤和离经叛道的罪名。有大人物的名字出现在书上，对著者和读者都是一种保障。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在《给亨利八世的献词》（Book Named the Governor）中就称自己处于恶意的包围中，请求国王保护自己，免遭无端攻击之伤害。宗教改革时期的庇护制多与安全有关；到了伊丽莎白时期，庇护者兼具学术促进与支持者的角色，像威廉·塞西尔和罗伯特·达德利就是如此。菲利普·西德尼的文人圈子，既是人文研究的圈子，也是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圈子，他甚至愿意向意大利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提供保护。到斯图亚特朝，弗朗西斯·培根的例子表明情况有所变化：寻找保护的成分变小了，说服赞助人支持自己学术的成分加多了，1605年培根把《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and Proficience of Learning Divine and Human）献给英王，他把詹姆士一世比作宙斯使者赫耳墨斯（Hermes），赞扬他拥有国王的财富与权力、神父的知识与启示、哲学家的博学与深刻，希望国王把促进学术发展作为自己永久的纪念。1620年，当他把《新工具》再次献给国王时，他又把詹姆士称颂为当代的所罗门（Solomon），期望他推动以观察与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研究。

文艺复兴的重要内容是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文学上有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一是作为民族语言英语的形成，二是对英国历史传统特别是它的独特性的想象，三是认同政治权威，把君主特别是伊丽莎白描述为上帝的代言人，具有非凡的美德。从历史的角度看，詹姆士一世的专制诉求和君权神授的主张，与英国历史甚至欧洲历史的发展有逻辑关系，而英国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把从君主认同中折射出来的民族认同转变为直接的民族认同，但由此造成了分裂和内战。

现代英语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拉丁文与英语同时成为写作语言。英语受到拉丁文和法语、意大利语的影响，向严格的语法与丰富的词汇方向发展。其二，文学语言和科学语言产生，英语的表达能力增强。1100-1660年是欧洲的拉丁语时代，其影响在1550-1660年间达到高峰，但它同时也进入晚期。不仅双语化成为后面这个时代的标志，而且从托马斯·莫尔到约翰·弥尔顿，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是双语作家。莫尔的《乌托邦》用拉丁文撰写，而《理查三世本纪》（History of King RichardⅢ)用英文写成。弥尔顿的重要诗篇是拉丁文的，但他大量的政论作品与历史作品则是英语的。文艺复兴是对古典文化的再发现与再解释，其中既包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西塞罗（Marcus Tulius Cicero），也包含圣经。在学术层面，人文主义努力恢复被中世纪曲解了的宗教经典，于是产生再翻译：从拉丁文经典回到希腊文经典，回到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圣经。所以16世纪时，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是翻译家。在实践层面，人文主义者力图用古典世界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生活理想重塑时代，改善这个在各方面都突然变得极端复杂的世界；他们教育或劝导阅读而不单单聆听，包括教育与劝导统治者。这样，口语化的民族语言写作就变成了文学实践。

16和17世纪，大量新作品都是用拉丁语写的。“直到17世纪中期，人文主义者都认为拉丁文在美学、精神和社会上都优于民族语言，这是共识。拉丁语被看作是修辞与语法的典范，是走向神圣真理的路途，也是有文化、有教育、有社会地位的标志。”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经历了重要变形。像在西欧其他地区一样，英国大量印行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原著，英译本也不断涌现，双语对照本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实践。翻译大大扩展了英语的词汇，也塑造了英语的句法。从希腊文本来重译《圣经》是从16世纪初开始，这项工作持续了一个世纪，许多人文主义者都参与进来。这不仅是个宗教现象，也是个文学与语言现象。1611年出版了以廷代尔译本为依据的詹姆士钦定本英文《圣经》，推动了现代英语与英语文学的形成。

16世纪以前，拉丁语是有教养的标志；随着宗教改革的进展，到16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全社会都表现出对天主教的恐惧，拉丁语开始受冷落，甚至被看作是罗马天主教的象征。17世纪时，拉丁语被认为是保守和迷信的，受到各方蔑视。培根认为，真理与语言无关，只与实验与观察有关，他反对任何权威，不管是希腊语权威，还是拉丁语权威。在内战和共和时代，虽然诞生了像弥尔顿这样用拉丁文写作的文学巨匠，但在激进的清教徒眼中，拉丁语与罗马教廷有关，所以是“兽的语言”。不过在有关日常生活、历史与道德领域的讨论中，本国语言虽然日益得宠，但那时标准的医学语言仍然使用的是拉丁语。

16-17世纪，英语的表现力得到提高。由于大量吸收古典文化，英语语法和写作风格受到了古代语言的深刻影响。文艺复兴时期，散文作家都精通拉丁语，受古典诗人西塞罗和塞涅卡（Ucius Annaeus Seneca,c.4BC-AD65）的影响最甚，前者的铺陈、缜密与文雅，后者的明快、和谐与深刻，二者都留下深刻影响。不管是用英语还是用拉丁文写作，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都在表达的多样性方面作过许多尝试，他们既能写得庄重、典雅，富有诗意，又能充分利用通俗语言，对日常生活津津乐道，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1529-1532年莫尔与廷代尔的论战是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廷代尔的散文平实，不故作文雅，不避讳日常口语，也不避讳粗俗，但他也可以使用庄重之笔。刘易斯说廷代尔轻快，不讲究修饰，但节奏感好，文章尖锐有力；而“在莫尔的所有玩笑后面，我总感到有一点忧郁；在廷代尔的所有严厉话语的后面，却有一种欢笑，一种他自己说来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欢笑。”剑桥学者休·拉蒂默、托马斯·威尔逊爵士等都是口语派写作高手。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的著作《论教会政策的法则》（Of the Lawe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ie）是那个时代的散文杰作，它平实而典雅，充满着西塞罗式的圆周句，影响了18世纪英语论文的写作风格。在这部顺次讨论圣经、教会、教职人员的八卷本巨著中，作者称整个作品要表达的是温和与说理的精神，而不是煽动仇恨，目的是安定良心，追求健康与诚挚的理性。

16-17世纪，英国文学的重要主题是民族认同，它与排外、排斥生人分不开。1500年，一位意大利观察家看到英格兰人反感外国人，他们认为外国人到英国来是想控制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自视极高，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在英格兰。总体上，都铎英国是个排外的社会，爱国主义是亨利八世时代文学作品的一个主题。这些作品歌颂国王的荣耀和上帝对英格兰的偏爱，企图以此唤起对国王和国家的忠诚。宗教改革时期，由于英国从罗马教廷脱离，在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中就频频出现对自称是帝国的英国的歌颂，以及对英国国王、英国宪法和英国议会的辩护。16世纪的英国，出现许多描述都铎成就的编年史著作，记录战役的胜利或探险的成功。

16世纪后半期，表达民族认同的写作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有历史著作、布道文、诗歌、戏剧，其语言形式有的是挽歌，有的是喜剧，有的像天启。“民族国家是这个时代一种创新的政治形式，其作者用不同的资源对其进行描述。”宗教改革时代，苏格兰的民族认同语言强调苏格兰对英格兰的独立性以及苏格兰历史的独特性，而同时代的英格兰历史叙事则强调苏格兰在起源上只是不列颠的一个地方单位。

16世纪的英格兰文学培育这样一种意识：都铎君主是古代不列颠统治者的继承人，不列颠教会先于罗马教会存在，比它更纯洁。文学作品表现出对教皇、天主教国家的憎恶，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通过《西班牙蚊子》（The Spanish Masquerado,1589）描写无敌舰队的失败，而英国人民和议会、法律同国王的关系，则是相互支持和宽容的。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的插图本《行为与典范》（Actes and Monuments,1563）是伊丽莎白时代最著名的爱国主义作品，它将历史、法律、风土人情与信件、官方文件、见闻等内容，熔为一炉，记载不同等级的英国人捍卫信仰和反对教皇的故事；它美化女王，称她与人民团结一致，将英格兰从教皇的专制下解放出来。在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里都有对女王的赞颂，而伊丽莎白终其一生也刻意保持其亲善的形象。这位终生未嫁的女王称国家就是其夫君，所有的臣民都是其孩子。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的《多福之邦》（Poly-Olbion,1612）写作于斯图亚特的冲突时期，它将不同地理特征的对峙与互补拟人化，赞颂民族的地方性忠诚。在《约翰王》中，莎士比亚把天主教神职人员刻画成恶毒成性、专事挑拨的人。斯宾塞的《仙后》，则在特洛伊人（Trojans）的历史中发现不列颠的起源，女骑士不列托玛特（Britomart）是高贵的不列吞人的后代，她起源于特洛伊人，其名字与不列颠的联系一目了然。在斯宾塞看来，民族认同中包含着英国历史的知识，也包含融入这个历史中的意识。在《仙后》第二卷中，勇敢的居央（Guyon，节制的化身）在《不列吞界标》（Briton Moniments）的古书里发现了可以追溯至5世纪的格罗丽亚娜（Gloriana，即仙后）的王室史，并发出这样的感叹：

亲爱的祖国啊，回忆你的往事

以及那永久和纽带，对你的养子来说

该是多么亲切。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体现着16世纪后期英国文学对英国民族性的认识，因而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表达。当然，他的历史剧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冲突与历史的复杂性，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找到对王权的辩护，也有对古典共和理想的捍卫。在《亨利六世》和《理查三世》（1595-1596）中，莎士比亚描述了亨利·都铎如何使英格兰从内战走向安宁。在《亨利四世》（1596-1597）中，他着墨于君主的欲望与责任，塑造了一个复杂而英明的君主形象。《亨利五世》则将场景从国内转向国外，表现了在与法国的战争中英格兰内部的团结。英国在打败无敌舰队后出现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约翰·迪博士（Dr.John Dee）称赞女王对新世界的征服，认为这是不列颠的发现和帝国的复兴。

17世纪以后，英国的民族主义围绕三个特征展开：英语、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议会与法律传统。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他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的政治目标，要把两国联合成“统一的不列颠民族”。苏格兰人罗伯特·庞特（Robert Pont）在1604年称：过去这两个民族相互仇恨，是因为上帝对其天主教偶像崇拜进行惩罚的结果，现在它们将“在一个国王、一个法律、一个信仰下”，带着爱与和平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在1610年认为，每个民族都最爱护自己的国家，而英格兰是世上最快乐的家园，与西班牙等国相比，英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更加美好。然而，不列颠话语在文学中却遭受争议，国王与一部分学者赞成联合，另一部分学者强调两个民族在法律与风俗上的差异，因而建议按不同的习惯分别统治。

在17世纪早期，人们看到了两种倾向并存的现象。1605年，本·琼森（Ben Jonson,c.1572-1637）为国王詹姆士上演的第一部剧《黑色假面舞》（The Masque of Blackness），是王公贵族参加演出的综合艺术，它将风景画、音乐、诗歌、舞蹈与华丽服饰集于一体，歌颂了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在国王统治下的统一，称这个天佑的岛国赢得了古老的尊严与风范。1620年1月，琼森在宫廷上演假面剧《来自月球新大陆的消息》（News from the New World Discovered in the Moon），其中人形的月球生物注视着国王的美德与伟大，表现了英国的天下升平的景象。17世纪30年代后期，查理一世参加演出了几部假面剧，如《不列颠的天空》《不列颠的胜利》等，都将不列颠的古代英雄业绩与今日的君王结合起来，由此掩饰日渐增长的不安定因素。

革命年代，文学中的民族认同叙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弥尔顿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民族主义情怀。弥尔顿的民族主义有时扎根于对英语的热爱，称英语是自由事业中伟大人物的语言；有时洋溢着宗教热情，说英国是上帝选择的新教国家，将在人类历史上起重要作用，英吉利民族将通过上帝的“恩宠与荣耀”来恢复真理，并成为所有基督教王国的得救之光。革命时期，阵营之争成为认同的争夺，两派都互相诽谤和谩骂对方，试图将对方从民族共同体中排除出去。论战的重要内容是宗教认同，弥尔顿就说清教英国是第二个以色列。关于英国的范式是罗马还是以色列，也充满争论。至于英格兰从何而来、何时而来，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和弥尔顿表达了对立的观点。弥尔顿一生都说自己是英国人、爱国者，他的民族主义有时是族群的，源于本土的语言意识。

总之，16-17世纪英国的文学和艺术都表现出文艺复兴的典型特征，与其他领域一样，是英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起始期。

第二章　文学和戏剧

在散文或政论文方面，鹿特丹的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von Rotterdam,1466-1536）与托马斯·莫尔是16世纪上半叶最知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生于荷兰的鹿特丹，他又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作为文艺复兴北欧派的重要代表，数次来往于欧陆与英格兰之间，在剑桥大学教授希腊文，曾同莫尔讨论古典著作与圣经翻译。与莫尔投身政治相反，伊拉斯谟认为，写作、教育与学术交流是为上帝服务和改良世风的最好办法。莫尔既官运亨通又喜欢隐居，既主张教派宽容也迫害过异端。1516年，他在比利时出版拉丁文本的《乌托邦》，而英文本直到1551年才在国内出版。《乌托邦》是问答体作品，其动机是向君主提出有益的建议，内容则折射出希腊、罗马的制度影响。乌托邦实行间接选举制，30户人选小官，300户人选大官，小官在4个候选人中用秘密投票选举市长，市长在伟人与善人委员会的同意下进行管理，终生任职。所有的重要决定都需要经过三天的讨论方可成为法令，本次会议的动议须得等到下次会议时方可进行表决。官员离开会场后，不许再议论政治。54个城市各派3名长老，代表本城到首都组成议事会。因这种治理方式，乌托邦人被莫尔称为公民。

《乌托邦》的对话体明显受柏拉图的影响，与后世采用的第三人称叙事不同，参加对话的人有一个是红衣主教、一个是律师、一个是清谈者，还有一个是少年人。谈话虽然随和风趣，但讨论的都是时代迫切关注的问题，如圈地运动、严刑峻法、君王教育等。在第一卷中，主要谈话者希斯拉德谈他的旅途见闻，谈他对英国社会的观察与批评；第二卷从地理环境、首都、官员，谈到职业、民居、旅行、婚姻、战争、宗教等不同方面，全方位地描绘了“乌托邦”这个理想社会。作品的成功不仅在于思想，而且在优雅、轻松的表述方式。莫尔善于用口语化的语言表现日常生活，特别是表现欲望与罪恶。作品富有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这种关怀常常因为人性的软弱而成为讽刺。钱伯斯说，莫尔是“第一个发展出有表现力的散文的英国人，这种散文适合他的时代的一切用途：有雄辩的力量，有戏剧性，多样化。莫尔的散文既善辩论又善叙述，能够构筑出有持续说服力的段落，又能迅速地开展对话。时而活泼，口语化，时而精雕细刻，甚至近乎绮丽。”不过刘易斯认为，莫尔的文风可能太过追求文雅而显得拖沓，“句子太长，形容词太多，几乎完全缺乏节奏上的活力。……没有闪电式的一击，没有大片思想与感情的涌现，风格是笨重的，像一块生面团。”

都铎早期，重要的人文主义散文作家还有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约翰·费希尔、托马斯·林纳克（Thomas Linacre）、威廉·格罗辛（William Grocyn）、威廉·廷代尔、托马斯·埃利奥特、休·拉蒂默、罗杰·阿夏姆（Roger Ascham）等，他们提供古典知识，参加宗教改革的辩论。其中，留学于意大利的科利特，探索用古典人文思想使英国社会或基督教社会变得更加文明，影响了伊拉斯谟。莫尔一度倡导基督教范围内的宽容，反对教会腐败，但在马丁·路德发表他的改革思想，特别是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时，他又转而反对改革，与约翰·费希尔一样成为天主教的殉道者。埃利奥特的作品注重品德教育与艺术教育，体现了上层人士的兴趣。他在《统治者必读》（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1531）中探讨上层人物应该具有的品质，证明国家的强大取决于上层的教育。他以古代希腊、罗马的经验为例，说明在君主之下掌权的人应该是高尚之士，接受过公职训练，并有能力为公众服务。他认为统治者，除了道德以外，也应该兼通艺术。他推荐的贵族教育科目，除语言、修辞、自然、历史、哲学外，还有绘画、雕塑、骑马、音乐、舞蹈等。廷代尔是路德的信徒，他猛烈攻击教会的腐败，主张每个人都能通过阅读圣经而与上帝交流。他的主要工作是用口语文体翻译《新约》全书和《旧约》前五卷及《约拿书》。阿夏姆的英语著作《爱箭者》（Toxophilus,1545）和《教师》（The Scholemaster,1563）关注社会教育，前者讲述弓箭的作用，赞颂百年战争时阿让库尔战役（Bataille d'Azincourt）中使用弓箭的英格兰勇士，表达了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后者以例证、轶闻和评论的方式，阐明古典教育与成功的关联，以及他与其他上层人物阅读古典著作的经历。

16世纪早期是英国诗歌的成长期，抒情诗——主要是十四行诗（sonnet），基本上从意大利的新诗移植而来，受到“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co）的影响。这种诗体分为三节，每行都是抑扬格五音步，常见的主题是爱情、生命、死亡和感情。亨利八世的宫廷诗人托马斯·怀亚特和亨利·霍华德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开创了现代英国的抒情诗。《托特尔杂诗集》（Tottel's Miscelany,1557）中多数诗作出自他们之手，该诗集由出版商托特尔负责出版，总共收录271首诗，其中怀亚特有91首，霍华德占40首，多是抒情性质，也包括警句诗、墓志铭诗、讽刺诗、挽歌、叙事诗、牧歌（pastoral）等。在诗体方面，诗集包括十四行诗、早期无韵诗、三节诗押韵体、八行体和回旋曲等。

怀亚特将意大利十四行诗译为英语，开辟了以后几个世纪的诗风，后来几乎所有英国诗人都创作过这种诗体。怀亚特也写哀婉动听的抒情诗，通常表现的题材是爱情与权力场中的冲动情绪。他的讽刺诗和格言诗也很有影响，著名的诗歌有《他们躲着我》、《我的诗琴，醒来吧》、《在永恒中》等。霍华德的诗作惯以第一人称出现，极富表达力，代表作有《春之歌》。与怀亚特相比，霍华德的十四行诗更加工整流畅，被视为古典主义的起点。他还是《埃涅阿斯纪》的译者，在翻译和创作过程中，他发明了白体无韵诗，并将意大利十四行诗成功地改造成英国式，即不押韵的五音步抑扬格诗行，后来被称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体。

经过16世纪60-70年代短暂的停顿，从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初，英国文学臻于辉煌。埃德蒙·斯宾塞、菲利普·西德尼、约翰·李利（John Lyly）、理查德·胡克、托马斯·洛奇（Thomas Lodge）、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均生于16世纪50年代；迈克尔·德雷顿、威廉·莎士比亚、克里斯托弗·马洛、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则生于16世纪60年代；约翰·多恩和本·琼森生于16世纪70年代。16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陆续进入创作高峰期，由此而迎来了诗歌的繁荣。

斯宾塞早年求学于剑桥，他是彼特拉克的译者，并立志成为荷马（Homer）、维吉尔（Vergilius Maro）式人物。他对中世纪的传奇、古典历史了如指掌，被视为莫尔那一代人文主义者的门徒。他虽然是宫廷诗人，却对市井生活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的早期作品《牧人日历》（The Shepheardes Calender,1579）共12首，每个月份写一首，大多采取牧人对话形式，叙事与抒情结合，涉及爱情、宗教、诗歌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既有牧歌，也有讽刺教会和赞美女王的政治诗。如《五月》进行宗教推理，讨论一个人的生活是否应该像另外一个人；《六月牧歌》表达失恋时的怨言，整篇作品既工整贴切，又清新活泼。由88首十四行诗组成的《爱情小诗》（1590）描写爱情与婚礼，情感坦诚，把纯洁、奉献与情欲奇妙地混合在一起。斯宾塞的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仙后》，最初的计划是写12卷，后来只完成了前六卷的3.3万行，其中描述“格罗丽亚娜节”12天中12位骑士或贵妇的冒险故事，12位人物对应于12种美德。前三卷出现的骑士或贵妇与圣洁、节制、贞洁相对应，后三卷对应的是友谊、公正和谦恭。代表女王伊丽莎白的“仙后”格罗丽亚娜，在六卷的每一卷中都有出现，她是仙国中最伟大、最光辉的女皇，是骑士精神的源泉，是美德与贞洁之华。12个英雄都秉承她的旨意，从她的宫殿出发，然后踏上各自的冒险旅程，并在旅程中逐渐拥有那些美德。在题材上，斯宾塞吸收和借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诗人卢多维柯·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和托尔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关于中世纪骑士传说中的人物、事件与情节，在语言运用与细节描写方面受杰弗里·乔叟（Geoffery Chaucer）的影响。诗中关于打斗场面的描写，足以与《伊利亚特》（Iliad）相比；对巨兽、荒野、森林及宫廷典礼和狂欢的描写，则反映了当时的绘画风格。斯宾塞的诗极富音乐感，他首创了著名的斯宾塞诗体，九行为一节，前八行五步十音节，第九行六步十二音节，声韵节奏统一。“他意识到英语成为一种完美的语言的愿望；这个语言充满极其优美的词语，根植于较古老的和大众的本民族传统。”《仙后》“把新与旧、异教与基督教、复兴的罗马传统与遗留的哥特传统、田园诗与宫廷诗等诸多成分融合在一起，又使之相互对照。”在作品中，古典主义哲学、圣经故事、神学理论的激进阐释、轻薄的玩笑和卖弄学问融合在一起，将日常语言和拉丁语、古英语、生造的语言结合在一起，产生出复杂无比、极端晦暗的意象。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风格，体现英语在格律、题材与声音方面的表达能力。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他不仅是在完善一种语言，而且是在思想表达、清晰论证、诗歌悦耳方面进行语言实验。

菲利普·西德尼出身贵族，其本来志向是担任公职，而不是写作，32岁时死于一次战役。1580-1584年他写了一本诗集、一部传奇故事《阿卡迪亚》和一部理论著作《诗辩》（An Apology for Poetry），这三本书各从三个方面影响了英国文学的发展。他和他的妹妹玛丽·西德尼（Mary Sidney）是“威尔顿沙龙”（Wilton Circle）文人小团体的核心人物，这个小团体进行创作实验，并为作家提供庇护。菲利普的著名诗作《爱星者和星星》是长篇叙事诗，由108首十四行诗组成，讲述的是阿斯特罗菲（Astrophel，爱星者）单恋斯苔拉（Stella，星星）的故事。一个男人带着崇拜之情迷恋一个女人，终至悲剧结局。这种题材很容易在但丁（Dante Alighieri）特别是彼特拉克那里发现其原型。这首诗带有自传的性质：菲利普第一次见到星星的原型佩内洛普·德弗罗（Penelope Devereux）时她只有12岁，后来她嫁了别人，作者对她的爱慕却与日俱增。作品注重韵律与节奏，色彩浓郁，语言华丽，其中有对人生与爱情的一系列思考，展示德性与爱情的冲突，如第71首如是说：

当美貌吸引着心的爱慕

德性以等速迫使爱情顺从德行

但情欲仍在呼喊：给我食物。

星星（第4首）：

把你带给我，把我带给你

不，不，不，不，亲爱的，不能如此。

克里斯托弗·马洛是杰出的抒情诗人，被称为“大学才子”（University Wits）中最才华横溢的人。他的诗风雄伟而艳丽，在爱情诗中将性欲表现得非常大胆，《多情牧童致爱人》（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是那个时代最脍炙人口的诗作，诗一开头就写道：

与我同居吧，做我爱人，

我们将品尝一切欢欣，

凡河谷、平原、森林所能奉献

或高山大川所能馈赠。

第一句在全诗中反复出现，显示文艺复兴时代人的世俗、大胆的一面。他的未完成叙事诗《希罗和利安德》（Hero and Leander,1598）出自古希腊传说：两位恋人各居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两边，利安德每夜游海与希罗相会，后来利安德溺水，希罗殉情。诗歌用明亮的色彩和视觉意象描写细节，成为的典范。马洛对于无韵诗体的贡献极大，“之前的剧作家萨克维尔与诺顿合著的诗剧《戈尔伯德克的悲剧》中采用了无韵体，但……这种无韵诗过于死板，而且造出一种奇怪的异国调调”而马洛借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以诗歌来表现诗歌，使无韵诗体成为英语诗剧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威廉·莎士比亚也是诗人，他的诗作包括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1593）、《卢克丽丝受辱记》（The Rape of Lucrece,1594）以及《十四行诗》（Sonnets,1609），在他的诗歌中读者可以领会到文艺复兴精神。莎士比亚自学成才，没有上过大学，但他的作品里满是希腊、罗马掌故；与他的对手马洛一样，他是人文主义的饱学之士。《维纳斯和与阿多尼斯》充满色情意像，描述一个情欲热烈的女神对青年男子的追求，她不顾对方的意愿，把他拖到自己身上。《卢克丽丝受辱记》取材于罗马历史，高傲的塔克文（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是个暴君，他强奸了罗马贵妇卢克丽丝，遭到了人民的反抗。这件事导致罗马王政的颠覆，共和国开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爱情组诗，共154首，讨论了爱情、生命、死亡等主题。

16、17世纪也是小说发端的时代。16世纪后半叶，用民族语言写成的民间故事开始流传，印刷术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市井化，现代小说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主要的小说家包括菲利普·西德尼、约翰·李利、托马斯·纳什、托马斯·德洛尼（Thomas Deloney）、托马斯·洛奇。

西德尼的《阿卡迪亚》有新、旧两个版本，各有不同的叙述结构和情节。阿卡迪亚的形象被描写得激动人心，书中人物刻画得很细腻，希腊的故事和骑士的理想被放在都铎时代背景下：老国王为逃避诅咒，全家搬到阿卡迪亚山，之后便引发一连串的阴谋，经过多种变故，他最后赢得了胜利。小说表现了作者的道德思考，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作品一样，它也带有鲜明的说教成分。约翰·李利的小说《尤弗依斯》（Euphues）以对话见长，通过构造交谈来展开情节，表现三角恋爱关系。小说的第一部《尤弗依斯：剖析真理》出版于1578年，描述一个希腊青年游历意大利，为了爱情而与好友决裂，之后却遭到情人背叛，复又与友人和好。小说第二部《尤弗依斯和他的英格兰》于两年后发表，讲述尤弗依斯和朋友在英格兰旅游的故事。由这部小说派生出一个新词：“尤弗依斯体”（Euphuistic style），又称绮丽体，指的是矫揉造作、过分的文雅，以头韵、对句和明喻为其特点。“《尤弗伊斯》讲究对仗、用典和音韵上的和谐，则雕琢更过于西塞罗风，创立了类似中国骈文的‘尤弗伊斯’”。同样通过对话展示情节的还有纳什，他的语言特色是轻松诙谐。托马斯·纳什著有《穷光蛋皮尔斯》（Pierce Penniless,1592）、《纳什的素食》（Nashe’s Lenten Stufe,1599）等，其中对恐怖的描写，对伦敦街头的罪恶和流浪汉生活的描写，甚至对强奸、死刑等的描写，都细致到令人厌恶的地步。

1596年至1600年，德洛尼写过三部小说：《纽伯里的杰克》（Jack of Newbury）描写一个织布工人白手起家的故事；《雷丁的托马斯》（Thomas of Reading）写的是布商，《高贵的行业》（The Gentle Craft）记录了鞋匠学徒西蒙·艾尔（Simon Eyre）成长致富并当选为伦敦市长的经历。作者大力渲染乐观的气氛，体现下层人的勤劳与自立。作品文风朴素，含有大量的口语，叙述平实直白，与人文主义者追求文雅卖弄学问的风格不同。故事中掺杂着诗歌，对手工作坊的工作情景做了逼真的描写。格林尼写作各种风格的小说，既有西德尼的田园式传奇，也有李利式的对罪恶、犯罪、灾难的描写。洛奇的主要作品有《罗莎林德》（Rosalynde,or Euphues'Golden Legacie），这是一部传奇故事，描写很细腻，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就是从这部小说衍生而来的。故事中，罗莎林德和她的追求者罗萨德（Rosader）来到避难国王隐居的地方，美丽的田园风光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恢复了他们的精神意志，最后他们协助国王收复了王国。小说平和宁静，使用了许多独白来刻画人物的感情与内心冲突。作品结构工整，还穿插了许多歌曲和十四行诗，丰富了文体。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诗歌不仅注重准确的描写，还凸显了诗人的创造力。西德尼在他的著作《诗辩》中将这种创造力称为道德的力量，因为其他的艺术都受制于堕落的、不完美的自然，唯有诗人能“在自己智慧的宇宙里漫游，然后创造第二个自然，这个自然好过比我们因受罚而居住的世界。”人类的原罪让生命腐坏，但诗歌能为更美好、更充实的生活指引方向。

当然，这个时期更辉煌的文学形式是戏剧，尽管桑德斯说：“戏剧并不是伊丽莎白及詹姆士一世时代主宰性的文学，莎士比亚在当时不过是戏剧天才中的一个，且他发明的戏剧是消遣而不是高雅的艺术。”的确，戏剧属于民间文学，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早期的戏剧情节很短，没有固定的结构，演员是业余的。1602年牛津大学成立图书馆时，曾拒绝收藏剧本这样的消遣读物。但16世纪下半叶戏剧迅速发展，演出场地也从教堂搬到剧场，并且出现了职业演员。此后，剧场成为伦敦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走向辉煌。众多的剧院吸引着国内外的观众，历史剧和爱情剧取代圣经故事，成为戏剧的主要题材。从1587年《帖木耳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的上演，到1642年克伦威尔下令关闭所有剧场，这段时间是英国戏剧的黄金时代。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本作家，群星灿烂，上千个剧目被搬上舞台。这种艺术形式竟然可以如此大放异彩，可说是真正的奇迹。

在莎士比亚时代，戏剧首先属于商业行为，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其次才是一种艺术形式。与当时伟大的诗人不同，伟大的剧作家在当时只是生产者，其初衷只是取悦于观众。在这个时代众多的剧作家中，托马斯·基德算是先驱者，他的《西班牙悲剧，或希罗姆又疯了》（The Spanish Tragedy,or Hieronimois Mad Again,1592）是英国复仇剧的先行之作，讲述了一个父亲为儿子报仇的故事。剧中有大量的独白来表现冲突与紧张，发表主人公对世界的评论。剧本中夸张的语言与行动，激烈的对白，还有大量的韵律及修辞，都是那个时代戏剧的典型特征。

马洛是另一位伟大的剧作家，其代表作《帖木耳大帝》讲述牧羊人成为君王的故事。帖木耳虽是牧羊人，但胸怀大志，要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可又否定权力欲望与野心。在获得王位后，他被问及是否愿意当国王，他却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马洛在剧中塑造了英雄又化解了英雄，故事有悲剧色彩：帖木耳大帝可以征服世界，但拜倒在泽诺克瑞特（Zenocrate）的石榴裙下，并且为“时间”与“死神”所击败，因此成功也带有空幻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代表了文艺复兴价值观的复杂性。1592年上演的《马耳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塑造了一个贪婪无比、又足智多谋的犹太人巴拉巴斯（Barabas）的形象，他用各种卑劣的手段挑拨离间，使一方反对另一方，最后却被另一个更邪恶的土耳其奴隶伊撒莫尔（Ithamore）所击败。《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叙述一个中世纪欧洲广为流传的故事：浮士德有着旺盛的求知欲，掌握各种知识，精通魔术。为了追求知识和权力，他向魔鬼梅靡斯特（Mephisto）出卖灵魂，经历了爱欲、欢乐、痛苦、神游等各阶段的变化。在他的事业中，成功与恶行难以区分；他自以为无所不能，嘲弄世间所有人，可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无法得到救赎，将要受到永恒的惩罚。直到此时，他才真正领悟了人生的目的。

莎士比亚、基德、马洛是同时代人，他们的剧作在剧情和修辞等方面既竞争又互相借鉴。总的来看，莎士比亚对基德和马洛的借鉴更多一些，只是到历史剧时期，他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风格。纵然如此，《亨利六世》（1588-1591年上演）、《理查二世》（1595年上演）也还是借鉴了马洛。桑德斯认为，历史剧，特别是莎士比亚的10部历史剧，虽然说的几乎都是谋杀、篡权、内战和分裂的故事，但充满着英吉利的国家意识，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其中，政治与历史，悲伤与死亡，坟墓与墓碑，历史剧似乎离不开这些——国王及权贵从权力与荣誉的高峰跌落下来，产生了悲剧的下场或毁灭，由此唤醒了观众的恐惧情绪，也引导出文艺复兴时代复杂的生活观念。莎士比亚的作品渗透着作者的想象力：他对历史的理解，对人性的洞见，以及对那个时代的道德、理智与情感的观察。

莎士比亚的父亲是个小商人，他本人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不大懂拉丁文，更不懂希腊文，但他的确是一个天才，从一个特殊的渠道运用了文艺复兴的成果。他的历史研究与对人的研究有关，而在对时代的描述方面，更是无与伦比。历史剧是他最突出的成就，其中再现了英国三个世纪的历史。《亨利六世》主要受历史事件的影响，《理查二世》和《理查三世》则受马洛的影响比较大。《亨利四世》有其自己的特点：这部作品视野广阔，人物复杂多样，各阶层和各种场景交替变换，悲剧和喜剧场面轮番出现。剧中的约翰·法尔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作品中著名的人物造型，亨利王子与法尔斯塔夫则代表着人物的多样性。“霹雳火”亨利·珀西爵士（Sir Henry Percy,Hotspur）起着哲学家的作用：他看穿人生，使人冷静，与亨利王子对事业的追求形成对照。剧本表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性的复杂，即一方面追求荣誉与权力，另一方面又觉得它们虚幻而不真实。爱国主义是《亨利五世》的主题，但不是唯一的主题。它告诉人们：忠诚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对于重要人物尤其如此；混乱毁灭一切，忠诚才带来秩序和统治，混乱若取代秩序，一切都将毁灭。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从来就没有明确说过这样的话，但它却始终是戏剧的主题，不管是喜剧、悲剧，还是历史剧，莫不如此。

在喜剧作品中，《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反映宫廷生活；《错中错》（The Comedy of Errors）和《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讲述市井故事；《仲夏夜之梦》（AMidsum mer Night's Dream）构思完美，别出心裁，浪漫神秘又绮丽，其中的疯子、情人和诗人在作者的笔下却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都沉湎于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幻想中。在以柔情和美妙为特色的喜剧佳作中，如《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皆大欢喜》（All's Well That Ends Well）、《第十二夜》（T welfth Night），浪漫与现实交错在一起，情感被置于道德的框架内，突破了这个框架，想象就变成幻觉，浪漫就转为痛苦，并导致毁灭。《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虽以喜剧收场，却塑造了夏洛克（Shylock）这个冷酷无情的悲剧形象，这既反映了当时对犹太人的偏见，也表达了犹太人的不满与愤怒。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Hamlet）、《奥赛罗》（Othello）、《麦克白》（Macbeth）和《李尔王》（King Lear），以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和《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都是在17世纪最初六年间上演的，它们是前期历史剧的延续，只是把视野延伸到英国历史之外，把秩序与人物的冲突转向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冲突。这个时期，“他的想象似乎更加深沉，他的诗句力量和戏剧天才都处于巅峰状态。”悲剧的下场与人物的性格有关，在极端环境中性格的缺陷，如偏见、多疑，或英雄的弱点，会导致自己乃至群体的毁灭。《哈姆雷特》的故事源于中世纪丹麦的王子复仇，其中人物的独白，独特而深刻的心理分析，均显示了作者对人性的认识。在这部剧作中，莎士比亚对丹麦宫廷阴郁气氛的烘托，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学识丰富、感受到自己复仇与复国的责任，却又深感力量不足的王子，其内在的紧张与焦虑，被表现得非常充分。“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的悖论，自那以后成为审问人生的格言。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在虚构的场景下对命运的拷问，戏剧的表达力尤其表现为对场景的烘托。丹麦与外国、家族内与外、生界与死界、政治与艺术，不同场面中不同的人物进行不同的对话。哈姆雷特是个人与环境间的悲剧，与环境相比，个人无能为力。他因抗争而毁灭，但正义也同时得到了伸张。

《奥赛罗》的情节简单，但结构紧凑，它也是描写人格悲剧的作品。奥赛罗中小人奸计，杀死了忠诚于自己的妻子，最后自杀。《李尔王》则气势宏大，最富有哲理性。这部作品取材于16世纪90年代在伦敦上演的一出戏《李尔王和他的三个女儿的真实编年史》（The True History King Lear and His Three Daughters），在16世纪的一些叙事诗里也可以发现相似的内容。李尔王退位封疆，因听信谗言而赶走了对自己诚实的小女儿考狄利娅（Cordelia）。在大女儿和二女儿的冷遇中他被驱逐，之后流落荒野，才幡然悔悟。后来考狄利娅死了，他也郁郁而终。不过，几个薄情的子女也终于受到惩罚。李尔王的遭遇不仅反映了亲子关系的扭曲，也反映了国家秩序的混乱，甚至可以理解为是宇宙秩序的反常。“这种主题的普遍性使《李尔王》超越了个人悲剧的局限性，剧中反映出来的思想之一就是伊丽莎白时期的‘秩序观’”。在四大悲剧的最后一部《麦克白》中，麦克白因女巫的诱惑无法摆脱私欲，从而犯下罪行，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对于人的认知能力的质疑，是贯穿莎翁四大悲剧的主题。悲剧人物坚信感觉，因此就偏离了真实，反而是在丧失了正常的视听能力后，他们才做出准确的判断。哈姆雷特的装疯和李尔王的失明，都说明表象和实质是不对等的，“人，到底能不能认识身外的世界？他所赖以认识世界的方式手段到底是否可靠？莎士比亚的这几出悲剧给了悲观否定的答案，但它们……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对人及其能力的严肃思考。”莎士比亚以人文主义的精神，探索人的能力界限，将基德和马洛的悲剧艺术发展到几乎完美的程度。他“对语言的内涵、联想和象征力量作了特别深入的发掘，因此达到了超越历史真实性与时事性而与人的利益休戚相关的高度。”

继悲剧之后，莎士比亚又创作了四部悲喜剧：《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Pericles,Prince of Tyre）、《辛白林》（Cymbeline）、《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和《暴风雨》（The Tempest）。其中，《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是一出改编剧，莎士比亚保留了原剧的前两幕，后三幕则由自己完成。故事讲述了佩里克利斯因向安提欧克（Antiochus）国王的女儿求婚失败，被迫流亡海上，后同潘塔波利斯城王妃塞萨（Thaisa,Princess of Pentapolis）结婚。虽然在回家途中他受尽艰苦，但最终还是一家团聚。莎士比亚没有彻底改动原剧的结构，且因创作中前后间隔了十几年，情节设计显得较为松散。《辛白林》的一部分内容取材于拉斐尔·何林设德（Raphael Holinshed）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另外的内容来自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谈》（Decameron）。剧中女主角伊莫金（Imogen）是英王辛白林的独生女，她因与青梅竹马的恋人私订终身而遭流放，经历一连串陷害和坎坷，甚至卷入与罗马的纷争，但最后仍得全家团聚。创作这部戏剧时，作者跳出了原材料的框架，倚重剧情发展，所以虽然颇多插曲，但情节紧凑。《冬天的故事》是一部典型的传奇剧，讲述了波西米亚国王波利克希尼斯（Polixenes）怀疑妻子不忠，导致了一系列悲欢离合的故事。“这部戏最吸引人的，是它极富音乐色彩的结构，它的五幕十五场篇幅，几乎可以完美地分为交响曲的四个乐章，剧中人物命运的起落……大致对应着自然界的秋冬春夏四季”。《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完整的悲喜剧，被废黜的米兰公爵普洛斯派罗（Prospero,Duke of Milan）和女儿米兰达（Miranda）居住在一个热带小岛上，公爵昔日醉心魔法，被篡夺了爵位，又借助魔法恢复头衔，并且为女儿觅得良缘。这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剧作，观众可从中感受到作者的心声，特别是普洛斯派罗决定最后一次使用魔法时，他说道：

……但是，我现在要放弃

这种狂暴的魔法；当我再得到

一点天堂的音乐——现在就需要——

来唤醒他们的感官，以达到魔术所设的目标时，我就会折断我的魔杖，

把它深深地埋入地下，

并把我的魔法书沉到深不可测的海底。

琼森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另一位重要剧作家，但他不具备莎士比亚对历史与人性的洞察力，以及对语言的表现力量。不过，琼森受过学院教育，有精湛的戏剧技巧，也注重戏剧理论，因而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他比莎士比亚更有成就。琼森擅长喜剧，他的题材往往是日常事件与小人物。《狐坡尼》（Volpone,1606）是围绕财产继承问题展开的讽刺喜剧，剧中描写了各种人：老狐狸狐坡尼一生追求财富，无嗣而贪婪；苍蝇莫斯卡（Mosca）是他的食客，和其他食客一样整天围着他转，讨他欢心；渡鸦沃尔特尔（Voltore）是律师，为争当遗产继承人在法庭上做低级伪证；乌鸦科尔巴休（Corbaccio）、秃鹫科维诺（Corvino）都想独占狐坡尼的遗产，商人科维诺为此竟然献出爱妻。狐坡尼让莫斯卡设计圈套，让他们都感觉自己有可能成为继承人而向他献媚。本剧剧情曲折，但皆大欢喜。《安静的女人》（The Silent Woman,1609）讲述老光棍和他刚娶的妻子、侄子、理发师4个人的故事，老光棍想娶一个安静的女人，却发现这个人特别唠叨，于是坚决要求解除婚约，后来他发现自己娶的竟然是个男孩，而且这场闹剧一直是觊觎他的财产的侄子设计的。《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1610）也是描写欺骗与财产继承。点石成金的骗子提供一种万能药，可以给任何人带来荣誉、爱情、敬意、长寿、安全和勇气，管家受老房东委托照管房子，他把房子租给炼金术士和一名妓女。于是，三人在这栋出租屋里施展了一幕幕骗局，上当者各行各业，有职员、烟草商、教士等等，因愚蠢与贪欲而上当，后来受骗者纷纷找上门来，骗子受到了惩罚，房主得到了他们的所有财富。《巴托罗缪集市》（Bartholomew Fayre）的出场人物众多，是城市节日的缩影，剧中对清教徒的无知、无礼与狂热的抨击给人印象深刻。

除了市井剧外，琼森也创作历史剧，如以罗马史为题材的《西亚努斯的毁灭》（Seianus His Fall）和《喀提林阴谋》（Catiline His Conspiracy）就是如此。西亚努斯（Seianus）是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的宠臣，一个颇具野心的军人，戏剧再现了他地位上升、直至被处死的过程。《喀提林阴谋》对情节的设计独具匠心，作者站在西塞罗共和派的立场上，对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进行丑化，前者代表秩序与自由，后者则代表混乱与野心。该剧把同名历史书中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的演说词大量搬进剧中，借此表达琼森的理念：“戏剧里只是常人的一举一动，用以展现时代的缩影，鞭挞人的愚昧而不是罪恶”。琼森的戏剧语言异常丰富，在刻画人物、烘托气氛时，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生活各领域的语言，比如俚语、行业术语等，都运用得非常巧妙。琼森是古典“三一律”（Three Unities）的倡导者，这是17世纪欧洲古典主义戏剧的典型特征。他革新了16世纪开始的贵族假面剧，使其成为壮观的艺术形式，这种戏剧融诗歌、风景画、音乐、歌曲、舞蹈、舞台艺术和服饰为一体，由王室和贵族担任演员，观众仅限于上流人物，外表的华丽与心地的纯洁在国王与英雄身上得到统一。《喀提林阴谋》是真正的宫廷艺术，其他戏剧则只是市井的消费品。

在1642年剧院因内战而被关闭之前，戏剧仍然延续着莎士比亚时代的繁荣。有十多位剧作家活跃于伦敦剧场，其剧本也处于不断的修改与失散之中。托马斯·海伍德创作过200多部剧本，菲利普·马辛格（Philip Massinger）创作过50多部。喜剧仍然是商业市井剧，用夸张手段嘲笑日常生活中的愚蠢与荒唐。悲剧仍然充斥着历史与虚构的内容，题材是暴力、凶杀或复仇。

革命的爆发，中断了自都铎以来的戏剧繁荣，也中断了文学中的乐观与奢华风气。1620-1700年是英国政治史上最激烈动荡的时期，从对抗到革命、从革命到复辟、再从复辟到光荣革命，英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化。相应地，这一时期的文学，与1520-1600年的文学也完全不同，同样反映了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变化：从理想转为冲突，冲突激发起政治行动，经过短暂的理想主义高歌（如弥尔顿）之后，双方都产生严重的挫折感，悲观的情绪油然而生。“建立政治秩序与宗教秩序的理想与充满异议和混乱的现实之间的差异，极大地破坏了平民的生活，同时又极有效地创造出一种富有表现力而且常带派别色彩的文学，这种情况在英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17世纪前半叶最知名的诗人是约翰·多恩，他是“玄学诗”（metaphysical poetry）的创始人。所谓“玄学诗”，是18世纪批评家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对多恩及受他影响的诗人们的蔑称。玄学派诗歌充满哲理和奇思妙想，“他们的诗歌口语性强，节奏轻快、具有新生的散文形式，探讨个体、上帝与宇宙的关系。”多恩以爱情诗与宗教诗见长，年青时代多写爱情诗、挽歌与讽刺诗。不同于彼特拉克，他的爱情诗并不把爱情神圣化，而多少是年轻时期生活放荡的写照，其中不少诗作，他到晚年自称其亵渎神灵、使人堕落，如《幽灵》、《遗嘱》、《葬礼》、《日出》等，1633年出版的《歌与短诗》辑录了这些早年的作品。经历了一段放荡的生活之后，多恩成为教士，他的布道散文和宗教诗篇表现了文艺复兴的另一面：对死亡的冥想，对罪与罚的思索，对殉道的渴求。死亡的丧钟与布道，时时在提醒人们，人生走向死亡。1631年的布道《死亡决斗》中说：“我们从母腹带来一块裹尸布，它伴随我们成长；我们裹在那块布来到世上，来此是为了寻找我们的坟墓。”他的诗歌在语言风格上是口语体，许多爱情诗就是恋人们的日常对话，但诗歌意境奇特，比喻生动，表现大胆。

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是多恩的好友、同行和崇拜者，并深受多恩的宗教诗影响。赫伯特出生名门，但终身以乡村教区长为职。他的诗歌注重韵律，有的诗歌类似中文的格律诗，诗风平静优雅，理性节制，体现了真诚与谦卑。1633年出版的诗歌集《圣殿》，按照进入教堂的时间顺序和宗教体验编排，表现了赫伯特作为牧师与信徒的志向与成功。序诗“门厅”是准备祈祷，也是开始进入宗教活动。诗歌主体名为“教堂”，篇目包括教堂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圣坛、纪念碑、锁钥、地板，也包括仪式与概念，如受难日、复活节、洗礼、圣餐、圣诞等。第三部分“圣事”体现作者的宗教思考，比如《亚伦》，表明祭司和信徒只有真正体验到“主的神圣”时，卑微感才会消失；《痛苦》《爱》描述罪、罚及经由爱而获救，全诗平静的主调显示上帝之爱无限包容。

迈克尔·德雷顿是第三位著名的诗人。他写过各种形式的诗作，如《爱迪亚》（Idea,1619）反映了许多政治事件，代表着作者对诗歌表现力的探索。在情诗中，诗人也会表露出对时世的不满。《多福之邦》是历史叙事诗，共三万行，分为两部，用诗歌描写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理与历史。和德雷顿一样用韵文思考、记事的，还有富尔克·格雷维尔爵士（Sir Fulke Greville），格雷维尔虽然也以情诗擅长，但诗中表现出沮丧以至于末世的情调。在组诗《西莉卡》（Caelica）中，他发现自己沉湎于人类的堕落，只有靠上帝的宽恕，方可从“这罪孽的深渊，这地狱般的坟墓中”得救，他希望上帝会惩罚教会的“肉欲的、贪得无厌的胃”。

约翰·弥尔顿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和那时英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莎士比亚，表现出强烈的差异。莎士比亚是个世俗的艺人，其创作仅仅是满足市场的需要，并没有同时代人文主义者们那种名垂青史的远大抱负，因此其剧本到他去世以后才陆续出版。弥尔顿则不同，他有着强烈的救世情怀，在追求实现共和的理想时，也使自己成为不朽。他认为自己可以与古典与现代的最伟大的人物相提并论，宏大与崇高的题材则贯穿于他的作品。弥尔顿生于伦敦，父亲为银行家，他从小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17岁进剑桥大学。1638年他访问意大利，拜会了许多知名学者，包括近代科学革命的奠基人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1642），英国内战爆发后他回到国内。这是他生活的第一阶段，《欢乐颂》（Song of Joy）、《沉思颂》（Meditation Praise）、《利西达斯》（Lycidas）就是这一阶段的作品。第二阶段他投身革命，成为小册子作家，是共和派的知名代言人。1649年他担任克伦威尔的国务秘书，1652年双目失明。王朝复辟时期弥尔顿遭短期监禁，后专门从事创作，写作《失乐园》（Paradise Lost,1667）、《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1671年）和《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1671).

他的早期作品抒情性强，富有音乐感和乡村乐趣。假面剧《科摩斯》（Comus,1634）讨论贞洁问题，改变了有关贵族生活的说教与奢华特征。题材虽然一般，但语言华丽优美，其中禁欲主义与自然本性间的辩论给人深刻印象。弥尔顿的十四行诗，主要评论时事、抒发自己的政治与道德情怀，在韵律上回到意大利形式，情感上属于激越豪迈型。作者对自己双目失明的身体状况的描写，也是充满力量与向上的气息，没有半点怨天尤人的情绪。他对政治事件的描述，将现实与历史相结合，表达出强烈的悲愤感。《失乐园》中的撒旦（Satan）被上帝击败后，为了报复而引诱人类的始祖偷食禁果，导致上帝震怒，亚当与夏娃被逐，遂有失去乐园。弥尔顿对主题的升华很有力量：第一篇讲撒旦败北，被打入地狱，但他没有丧失信心，反而充满战斗的豪情：

打败了又有什么？

并不一切都完了！不屈的意志，

复仇的决心，永恒的仇恨，

绝不低头认输的骨气，

都没被压倒，此外还有什么？

他发火也好，动武也好，永难从我身上

夺得胜利的光荣。前不久我这里

壮臂高举，震撼了他的帝座，

难道现在我却要低声下气，

屈膝求饶，把他的权力奉为神圣，

那才是卑鄙，才是比打败仗更丢人的耻辱。

我永远是我，永远是本来的面目，宁在地狱为王，也不在天中称臣；撒旦于是集合旧部，召开会议……撒旦的不屈加上上帝对人类的不公，使人觉得失乐园有点像撒旦诗篇的味道。

第二篇是会议辩论，有人建议用计谋，有人建议用力量，前者占了上风，撒旦于是引诱造物主。第三篇写天堂，写上帝的仁慈与远见、光与亮。第四篇写伊甸园（Garden of Eden），写人类的故事和爱情的故事，与前几篇的风格不同，洋溢着浪漫的色彩，柔情欢乐、露水芬芳、花香四放。第五篇写过错，虽然有情绪低落与埋怨，但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奇怪的重负——不是悔改，而是担当责任，离开天堂去人间，留下的是希望。人不仅是失去了乐园，而且是获得了人性：“生命有限，忍辱负重，追求主恩和自由。”《失乐园》是无韵诗，用“英雄双行体”（Heroic couplet）书写，简洁、齐整、准确、匀称。弥尔顿认为，韵脚在诗歌上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的乐感不产生于韵脚，而产生于句子的节律。

与弥尔顿齐名的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他是商人之子，共和军战士，也是一个传教士。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熟悉的只是《圣经》。1647年班扬加入清教，开始传教生涯。复辟以后，国教再次成为唯一的合法信仰。班扬的传教不为国教会所容，因而被捕入狱，而他又不愿意放弃传教工作，所以就被囚禁了12年。作为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从日常体验中感受到“罪”，同时也感受到希望。他的代表作是《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这部宗教寓言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出版于1678年，其中把生命比喻为旅程，将世俗生活与神启结合在一起。作品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基督徒”的朝觐者，他从圣经中得知家乡有灾难降临，于是远走他乡去寻求拯救。在旅程中，“基督徒”遭遇种种坎坷和考验，但他严格遵循教义，不断与外来的邪恶势力和自身的弱点作斗争，最终到达天国，永享福音。第二部分于1684年出版，讲述“基督徒”的妻子“女基督徒”前往天堂朝圣的故事。与第一部中“基督徒”孤独的旅程不同，在第二部中，朝圣的队伍一直在壮大，并且一路上互相帮助，彼此支持，终归正果。除《天路历程》外，班扬还有《罪人头目的赦免》（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1666），《拜得门先生生死录》（The Life and Death of Mr Badman,1680),《圣战》（The Holy War,1682）等作品。

与弥尔顿用诗歌表达信念一样，班扬借写作宣扬宗教信仰，讽刺迫害新教的罪恶势力。但他一味劝导人们忍受现世的痛苦，争取进入天国，这就削弱了讽刺的力度。“他的作品更多是作为宗教书籍而不是针砭时弊的书籍来阅读。”班扬的写作风格受圣经的影响，但语言纯朴，情节可信，书中描述的是人的经历，场面的设置富有英国特色。他以讲故事的口吻阐释基督教教义，让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可以阅读他的作品，从中得到启示。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合在小说里，虽然采用寓言的形式，但叙事逼真，是18世纪写实小说的先驱性作品。

第三章　艺术与科学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文主义日益传播，音乐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取悦神明转向娱乐世人；世俗化倾向造成了国王或贵族小教堂唱诗班（choir）的音乐繁盛；无名的吟游诗人（Troubadour）也加入其中，而所有这些都推动了乐器的改革，打破了宗教音乐中不使用器乐的局面。

“英国人习惯于直率地歌唱”，声乐是英格兰民族乐派的基调。1485年前后，吉尔伯特·巴内斯特（Gilbert Banester）创作了五声部经文歌，纪念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的和好。在16世纪的最初几年，理查德·戴维（Richard Davy）创作四声部主日受难曲，风格生动，且具有戏剧性。1520年6月，英王亨利八世在织金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和法王弗朗西斯一世会面时，小威廉·科尼希（William Cornysh,the Younger）担任了盛大典礼的音乐指导。亨利八世时期，最重要的音乐家罗伯特·费尔法克斯（Robert Fairfax）曾获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的音乐博士学位，他的作品以旋律优美见长，体裁则以弥撒曲（Musical Settings of Mass）、经文歌和圣母新尊主颂为主。以前各修道院都有唱诗班和风琴师，但宗教改革关闭了修道院，这种音乐一度受到冲击。自宫廷成为音乐活动的主要场所后，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的音乐家频繁出入英国宫廷，将复调音乐（polyphonic music）与英国本土音乐相结合，在明快的合唱音乐音响上，增加了复杂的结构，如动机技巧和连续模仿技巧，而教堂唱诗班和私人唱诗班也在大教堂与贵族城堡中流行。

文艺复兴时代，西方音乐的中心在意大利，但欧洲各地在受其影响的同时，也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16世纪，英格兰自然质朴的合唱音乐与大陆的器乐音乐结合起来，推动了基督教圣歌（motet）的发展。牧歌大多是复调，人文主义者用歌词表现歌曲，突出了方言歌词在牧歌中的重要地位。16世纪“尚松”（Chamson）即是法国的牧歌，它就是以法文世俗诗歌谱写的复调歌曲，变得十分流行。

都铎初期，音乐在英国十分盛行，宫廷和贵族都对音乐有浓厚的需求，人文主义者开始创作大量乐曲。“人们希望礼拜仪式的歌词被大众理解，大众也应当参加歌唱”，于是世俗音乐与宗教音乐携起手来。16世纪是英国音乐的多产期，主调合唱曲正逢鼎盛，同时出现了大量的意大利音乐仿制品，使芭蕾舞曲和键盘音乐都受到影响。《伊顿合唱曲集》（Eton Choirbook），或称《伊顿手稿》，表现了对意大利乐曲的模仿，旋律优美，“他们墨守已定旋律的陈规，并偶尔做一些不成系统的模仿，但他们也发展了自己极为华丽的风格。他们很少创作少于五至六个声部的作品，并采用错综复杂的节奏对位法，这与英国建筑的垂直式风格十分相似。两者都以各自的形式表现了哥特风格的最后阶段，显示出中世纪后期人们用最精细和最富有装饰性的艺术形式表示信仰之虔诚的倾向。”

亨利八世本人也是个音乐家，他既作曲，又演奏，还能歌唱，他创作的曲子，流传下来的有30首。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小威廉·科尼希、罗伯特·费尔法克斯都是宫廷乐队成员。约翰·雷德福德（John Redford）是圣保罗大教堂管风琴师兼唱诗班长，他和他的后继者菲利普·阿普·里斯（Philip ap Rhys）都是著名的管风琴作曲家和演奏家。管风琴作品多为弥撒曲，以华丽与庄重为特征。亨利八世和玛丽时期，重要的教堂音乐包括圣母颂、弥撒曲，虽然有些曲子用原来的曲调填英语歌词，但仍属于拉丁文教堂音乐的范围之内。这个时期，英国作品技巧高超，音响美妙，与大陆音乐没有共同之处，即所谓的“孤岛音乐”。

到下一代人（1550年以后出生），用拉丁文作曲的音乐家少了，教堂音乐多半用英文。1575年，伊丽莎白女王给托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和威廉·伯德（William Byrd）垄断并出版复调音乐的专利，他们为公祷文配乐，简化了弥撒曲和素歌。在歌唱与管风琴的配合方面，伯德的《大礼拜乐》（Great Service）达到很高技巧。器乐表现和声，唱诗班唱出歌词，他的两百多首经文歌被看作是那个时代教堂音乐的顶峰。伯德还对诗、曲和圣经的关系做过系统的研究，有作品出版。在那个时代，赞美歌（an them）取代了圣歌，礼拜乐取代了弥撒曲。赞美歌把圣公会音乐推向繁荣，因此显得更加重要，其中《当大卫听见的时候》、《圣上的荣耀：唱吧，我的灵魂》是17世纪初复调音乐的杰作。

16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牧歌。1588年，圣保罗大教堂唱诗班歌手尼古拉斯·扬（Nicolas Yonge）编辑了一部牧歌集，其中包括57首无名氏作的英文歌曲，此后牧歌进入兴盛时期。托马斯·莫利（Thomas Morley）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重要作曲家，他创作了《三声部小歌曲》（1593）、《四声部牧歌集》(1594）、《五声部芭蕾歌集》（1595）等，在歌词与音乐两方面模仿意大利作品，也加进了自己的风格。托马斯·威尔克斯（Thomas Weelkes）也是这个时代重要的作曲家，他的创作范围很广。在意大利音乐的基础上，他们把英国牧歌创作推到了新的高度。宫廷歌曲也经历了英语化过程，琴师约翰·道兰德（John Dowland）的作品《埃尔曲第一集》、《朝圣者的安慰》都展现了新的风格。

1610-1660年间牧歌衰落了，英国歌曲继之兴起，产生了宣叙调（Recitative）。查理一世时的宫廷音乐没有什么发展，而歌剧（Opera）的前身假面剧是宫廷娱乐，到内战结束才转移到娱乐场所，走进百姓日常生活。内战和共和时期不存在圣公会唱诗班，所以17世纪的宗教音乐发展几乎止步不前，复辟之后才重新发展。1660-1725年欧洲流行歌剧，但它对英国人来说却是新事物，英国歌剧产生在17世纪70年代。公共音乐会在伦敦出现，为王朝唱颂歌。

和音乐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艺术深受欧洲大陆的影响。到16世纪，哥特式的建筑与装饰风格已经达到顶峰，它的特征是垂直线条、棱角分明。从这时起，大型的宗教建筑逐渐停止了，乡村建筑和公共建筑继之而起，形成了将英国中古传统和大陆特征相混合的都铎风格（Tudor Style）。它主要用于新贵族的民居建设，其特点是布局整齐、房间众多，室内装饰趋于精细，讲究安逸，墙壁用木板装饰，配以精致浮雕图案，墙上还挂有武器、鹿角等装饰品。16世纪后半叶是庄园府邸建筑的巅峰期，这些建筑追求豪华舒适，大窗户采光，使建筑带有开朗的特征，生活气息浓厚，其典型的代表包括哈德威克府邸、兰利特府邸等。17世纪初，由伊尼戈·琼斯和约翰·韦布（John Webb）设计的白厅、格林威治女王厅和格林威治宫是公共建筑的代表，虽然不像凡尔赛宫那样豪华，但其比例均衡，精雕细琢，力图表现气派与威严。

16世纪的雕塑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装饰与中世纪肖像的混合物，艺术家也是石匠，作品主要是墓志，而材料多用彩绘石膏。人物雕像是在17世纪发展起来的，其艺术性增强，风格也受欧洲大陆影响。爱德华·皮尔斯（Edward Pearce）为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做的巴洛克风格的半身像，是那个时代最好的雕塑作品之一。雷恩爵士是英国当时最著名的巴洛克建筑师，1663年他为伦敦主教设计建造了坐落在牛津的谢尔顿戏院（Sheldon Theatre），他的代表作是1666年伦敦大火后重建的圣保罗大教堂。这种艺术形式“承继了文艺复兴的风流余韵，更进一步寻求巧妙的技术表现，直接感奋观众的神经。”

16-17世纪，英国绘画是外国艺术家进入英国，从事艺术活动、引领绘画实践的结果，最早对英国的影响是德国肖像画派。1533年，当时最知名的肖像画家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the Younger）到达都铎宫廷，为亨利八世及其廷臣、贵妇们画了许多肖像，奠定了英国的细密画（miniature painting）画派的基础。细密画经常是肖像画，放在金属小盒中，贴身携带很方便。伊丽莎白时代最知名的英国肖像画家，是受霍尔拜因影响很深的尼古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他的作品大多是细密画，显示出特殊的精细和优美。女王会把自己的细密画赠送给外国王公作为礼物，使之赋有政治色彩。

1549年前后，佛兰德斯画家汉斯·埃沃思（Hans Eworth）来到英国，带来了安特卫普风格主义传统，他的作品如《达克雷夫人肖像》（Portrait of Lady Dacre）和《玛丽一世》（1554）都过于强调服装，冲淡了人物特征。但他作为庆典装饰和假面舞会的画家，又是16世纪中叶英国绘画中的关键人物。安东尼·范·戴克爵士（Sir Anthony van Dyck）是另一位佛兰德斯画家，他对17世纪英国绘画的影响最深。1620年和1621年，他两次访英，并从1632年起成为宫廷画家，直至逝世。他给英国人带来了巴洛克风格，其完成的查理一世肖像画，表现得十分雍容华贵。英国画家威廉·多布森（William Dobson）虽受威尼斯画派的影响，但对人物性格的感受却是英国式的，英国巴洛克美术的代表作《第一代拜伦勋爵》（John Byron,1st Lord Byron）和《威尔士王子查理》（CharlesⅡwhen Prince of Wales），都出自多布森之手。

继范·戴克之后领导英国绘画潮流的是荷兰人彼得·莱利爵士（Sir Peter Lely）和德国人戈弗雷·克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莱利大约于1641年来伦敦，1660年成为国王首席画家，他的肖像画作品如同镜子，准确地反映查理二世的宫廷生活。他特别善于运用色彩，这一点可以从他装饰汉普顿宫的组画《温莎美女》（Windsor Beauties）中看到。克内勒的许多肖像画都是在助手的帮助下完成的，虽然给人以沉闷之感，但人物性格鲜明，如《马修·普里奥尔》（Matthew Prior），不仅构图新颖，人物也富有男子气。

16世纪下半叶，很多外国画家来到英国。法国的影响表现为大规模的宫廷装饰画，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维里奥（Antonio Verrio）给英国室内装饰带来域外风情，其代表作是伯利庄园（Burghley House）的天顶装饰。1629年鲁本斯（Sir Peter Paul Rubens）作为外交使节访问英国，并在这里住了九个月。他的白厅宴会宫天顶画代表查理朝英国绘画的最高水平，对英国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组画既是鲁本斯中年时期的代表作品，也是巴洛克绘画的代表作品。整组作品呈现出鲁本斯的一贯风格，场面宏大、线条流畅，富有情节感与运动感；色彩艳丽饱满、对比强烈，充满肉感与力量；是那个时代激情恋情拥抱世俗生活理想的表达。鲁本斯是这样来形容英国的：“……这个国家的魅力，不单是外在文化的光辉……而且亦是这个宫廷中所能发现的杰出绘画、雕塑和古代铭刻的难以置信的数量。”

文艺复兴时期，现代科学开始起步，1543年发表的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和安德烈亚斯·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的著作是其标志。现代科学思想是逐步形成的，在16世纪科学中，中世纪的成分还很多，比如古罗马医学家盖伦（Claudius Galenus of Pergamum）的四体液说在生理学和医学上居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统治着物质世界，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的天体圆周运动论主导着天文学。在物理学说中，运动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力引起的运动，一类是自然运动。科学革命继承了中世纪的知识，比如：物质变化的理论源于炼金术，运动的概念产生于分类，生理学与医学的发展在思维方式上与盖伦的没有太大区别，它们属于同一学科传统的内部变化。16世纪知识的来源不是观察和实验，而是古代经典著作，对古代作品的翻译、教学、评述与分析，占据着科学活动的核心。

但16世纪的技术，特别是航海技术的进展，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罗盘、磁力现象、光学镜片、印刷术等方面的发现和发展，为科学知识的积累与传播提供了帮助，也为下一个世纪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16世纪前期，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正在兴起，但中世纪的世界观没有发生变化，实验科学家们也不赞成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学说。直到1710年，科学只是数学、医学和巫术，数学用于理论天文学、航海学、制图学、力学、弹道学、城防、测量和占星术，医学包括植物学、解剖学、生理学、外科学、药物学和后来的化学。巫术则无处不在，它分为白巫、黑巫和自然法术，电、磁等实验科学是自然法术。著名数学家约翰·迪博士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御医，也是占星术士。牛顿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关于第一推动力的假说和力学三大定律，在神学信仰方面与中世纪保持一致性。不过从1590年代起，以天文学和力学为标志的现代科学革命逐渐展开，并在1710年代汇合了成一股潮流。

在科学革命中，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的《磁学》（Magnetism,1600）是英国人做出的第一个贡献。吉尔伯特把自然法术与实验结合起来，按《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说法，他“对于地球磁灵所做的近乎抒情的描述，以及他对于磁力是一种赋予生命的并且无处不在的力量深信不疑，都使他的潜在的哲学思想与自然法术非常接近。同时这篇论文又是自13世纪以来第一篇开创性的磁学论文，第一次对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使吉尔伯特成为第一位明确区分电与磁的学者。他论证了地球的磁性，证明了罗盘指示的是地极而不是天极。他宣称天然磁石不可能引起永恒运动。他还论证了如何制造人造磁铁（锤打一根沿南北方向放置的铁条），他认为天然磁石与被地球磁力磁化的铁矿石同属一类东西而且还讨论了磁学在航海和天文学方面的用途。”后世学者发现《磁学》是一篇科学杰作，但时人只视其为自然法术的佳作。他仅仅满足于描述现象，指出种种现象之间的关联，这与16世纪科学的整体状况相符。当时，科学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他们尚未能找到一种方式来帮助人们以理性的和简单的术语来理解自然界的作用，也未能勾勒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是科学革命中第二位英国人，1628年他发现了血液循环规律，奠定了现代生理学的基础。哈维15岁进剑桥大学，学了一些与医学有关的知识。1602年他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ova）从事静脉血管解剖和“静脉瓣”研究，奠定了他后来的心血管运动理论基础。在哈维时代，盖伦理论仍占统治地位，盖伦认为：人体中有两种不同的血液，静脉血从右心室倒流到静脉，动脉血从动脉回到左心室。16世纪的安德烈亚斯·维萨留斯和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都发现了盖伦的错误。意大利解剖学家希罗尼穆斯·法布里克斯（Hieronymus Fabricius）是哈维的老师，他发现静脉血管中有瓣膜，但他不理解瓣膜的真正意义，仍然认为血液离开心脏后可在静脉中往返流动。上述这些发现都给哈维很大的启发，比如：假设静脉血与动脉血是同一的，无疑就为发现血液循环铺平了道路。哈维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形成了血液循环概念：他估计心脏每次跳动的排血量大约是两盎司，由于心脏每分钟跳动72次，所以用简单的乘法运算就得出结论，每小时大约有540磅血液从心脏排入主动脉。而这个重量远远超过五个人的正常体重，哈维于是认识到血液往复不停地通过心脏。这一假说提出后，他花了九年时间进行实验，“达到这个重要的观念，不是靠思辨，也不是靠先验的推理，而是靠一系列步骤，每一步骤又都是根据利用解剖方法对于心脏所进行的观察，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根据‘反复的活体解剖’。”哈维不再依赖一些中世纪概念，像天然元气、生命元气、血气等，而是通过生理机制来解释心脏运动。

弗朗西斯·培根是科学革命中第三位英国人，并且是第一位科学革命的理论奠基者。他和托马斯·霍布斯一道，被看作是17世纪英国经验论的代表人物，并与欧洲大陆的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莱布尼茨（Gottfreid Wilhelm Leibnitz）的唯理论相对立，形成了现代哲学的两大传统。40岁以后的培根，一直是詹姆士一世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他的《随笔》讨论政治和人生的方方面面，是17世纪英国文学的重要作品。他在《新大西岛》（New Atlantis,1627）中描写了一个虚构的岛国“本色列”，令人想起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但培根的理想王国很特别，科学主宰着在那里的一切，充分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培根最重要的作品《伟大的复兴》（Great Instauration）是一部未完成的巨著，论述的对象是知识。按计划，这部书应分为五部分，第一、二部分勾画当时的知识现状，描述新的科学调查方法；余下的部分汇集实验数据，解释科学程序，重新划分知识领域。这项宏伟的计划只完成了第一部分《学术的进展》和第二部分《新工具》，而在《新工具》中，培根批评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发展出一种新的逻辑方法——归纳法。作者认为，要认识世界必须先观察世界，要先收集事实，然后用归纳方法从事实中得出结论。

科学革命中第四位英国人是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他于1627年出生于爱尔兰，当时培根刚刚去世。波义耳早年游历意大利，阅读过伽利略的名著《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英国革命爆发时，其父亲兄弟相继加入王党一派，而波义耳的兴趣在科学实验，他于1646年参加了由教授、医生和神学家组成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也就是皇家学会的前身。1650年代他迁居牛津，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1660-1666这六年间，他撰写了10本书，并在《皇家学会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上发表20篇论文，成为当时科学界公认的领袖。在物理学方面，他通过实验认识到，真空所产生的吸力乃是空气的压力，借助于一系列实验来考察空气的压力和体积的关系，并推导出空气压力和它所占体积之间的数学公式，这便是波义耳定律。在化学领域，他的《怀疑派化学家》（The Sceptical Chymist,1661）综合了那个时代的化学成就，并指出化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实验方法认识物体本性，“元素”这个概念则是波义耳对化学的贡献。按波义耳的说法，元素是那些不能用化学方法再分解的简单物质，他推测元素应该有很多种。

科学革命的第五位英国人是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实验科学家。胡克家境贫穷，但他从小在机械制造和绘画方面表现出天赋。1655年波义耳在牛津建立实验室，胡克成了他的助手，而波义耳定律实际上就是由胡克和波义耳共同发现的。1662年，胡克任皇家学会的实验主管，负责维护仪器，验证和演示实验，因此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发现都有胡克的份，特别有他的实验支持。1665年，他根据资料设计了复合显微镜，观察到植物细胞，并以cellua命名；同年发表《显微术》（Micrographia）一书，展示了一些他用显微镜或望远镜进行的重要观察结果。这些工作后来被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加以改进，促进了微生物观察学的发展。1673年，胡克制造出反射望远镜，并首次观测到火星的旋转和木星的大红斑，以及月球环形山和双星系统。此外，人们经常把锚型擒纵机、摆轮游丝、万向接头、风向仪、水平仪等装置的发明权也归之于他。1676年，他对弹簧的弹性进行研究，提出应力与伸长量成正比，此为胡克定律。他还是光的波动说的重要支持者。胡克和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三位科学家关系密切，他们是罗伯特·波义耳、艾萨克·牛顿和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波义耳对胡克有知遇之恩，后两位却与他有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他和牛顿的争执是谁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他和惠更斯争执的则是摆轮游丝，这些争执早已成为科学史公案。

牛顿是科学革命中第六位英国人，当然也是最重要的英国人。1661年牛顿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667年当选为该学院研究员，1669年任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直到两年以后，1701年他出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牛顿的求学时代，古典研究和经院哲学仍然是剑桥大学的核心课程，但亨利·卢卡斯（Henry Lucas）、艾萨克·巴罗（Isaac Barrow）在物理、天文和数学方面都非常有名。牛顿受数学家巴罗的影响，研究开普勒（John Kepler）、笛卡尔和伽利略的著作，17世纪60年代进入黄金创新期：1665年发现二项式定理和正流数法（微分），1666年发现光谱分析、反流数法（积分）和万有引力定律。在力学领域，物体运动学的三个定律都是以牛顿命名的，第一运动定律（惯性定律）指：如果物体静止或作恒速直线运动，那么只要没有外力的作用，它就将保持静止状态或持续作匀速直线运动。第二运动定律（力的瞬时作用定律）指出力能使物体的运动产生变化，证明速度的时间变化率与力成正比、与物体的质量成反比，也就是说：力越大，加速度也越大；质量越大，加速度就越小。第三运动定律（作用与反作用定律）指出：当两个物体相互作用时，总是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1687年，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这本最重要的著作，奠定了经典力学即牛顿物理学的基础。他从力学的基本概念（质量、动量、惯性、力）和基本定律（运动三定律）出发，以微积分为数学工具，论证了万有引力定律，统一了天体力学和运动力学，将其发展成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完成了现代物理学史上第一次大综合。它标志着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顶点，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第四章　学问与思想

按照现代学者的研究，15世纪末至17世纪末的英国政治思想，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很深，是这种思想在不同地域、不同政治环境中的表现。意大利北方的文艺复兴，在时间上与都铎王朝几乎同时。大体说来，英国人文主义者继承古典作家对公益与美德的强调，思考如何影响本国君主，建立道德与公正的社会秩序。由此出现了许多作品，形成了当代学者所说的现代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思想的黄金时代。16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教廷与英国的关系、教皇权与王权的关系成为思想家另一个思考方向，宗教改革造成思想史的某种分裂，而罗马法和教会法研究则得到发展。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后，国王与议会的关系成为讨论的焦点，议会支持普通法和英国自由传统，王权则利用罗马法及前一个时期欧洲大陆对主权的讨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革命时期，思想界发生另一个变化，即关于公民美德、公共利益与社会和谐的共和思想话语与积极反抗的思想合流，发展成废除君主制的政治主张，奠定了现代共和思想的基础。人文主义对古代经典、罗马史与罗马法的研究，对圣经的评注，对教会史与教会法的研究，对英国史与普通法的研究，在不同时期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从而对现实起到了思想支撑的作用。

15世纪晚期，英国的学术与教育仍处于中世纪状态，而文艺复兴之后，意大利重视拉丁文文法、公共演说和书信写作技巧的趋势开始影响英国知识界。早在1436年，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和历史学家、书信写作技巧讲师梯托·李维欧·弗鲁洛维西（Tito Livio Frulovisi）就到英国，除了带来古典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李维（Titus Livius Patavinus）的著作外，还带来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如彼特拉克、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等人的著作和手稿。15世纪70-90年代，一批意大利学者到牛津、剑桥来执教，其中斯特凡诺·苏里哥尼（Stefano Surigoni）在牛津大学讲授文法与修辞，科尔内略·维泰利（Cornelio Vitelli）在牛津讲授希腊文。不久以后，许多留学大陆的英国学者回到英国，在英国大学任教，这些学者中包括威廉·格罗辛、休·拉蒂默和约翰·科利特，格罗辛成为牛津大学首任希腊文讲师，拉蒂默出任牛津大学文科导师，科利特则在牛津大学主持使徒保罗（Paul the Apostle）书信讲座。得助于印刷术的产生，古典拉丁文著作的英译本也开始流行。

人文主义者把歌颂国王的诗歌、书信、散文作品带到英国宫廷，宫廷就成为人文主义传播的起点，“宫廷人文主义主要是讲修辞，只限于歌功颂德、正式演说以及写辞藻华丽的书信。”大学里的人文研究一开始也注重修辞术，在15世纪末，修辞术成为牛津、剑桥等学校的最重要课程。在教会，许多主教也成为古典学专家，如坎特伯雷基督教修道院副院长路易·塞林（Louis Servin）、约克主教罗伯特·内维尔（Robert Neville）、德拉姆主教约翰·舍伍德（John Sherwood），这些人都是古典学者。1500年左右出现古典著作评注高潮，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约翰·多格特（John Doggett）就写过柏拉图《斐多篇》（Phaedo）的注释。科利特、费希尔、约翰·福克斯等人把古典学研究与基督教神学研究结合起来，费希尔在剑桥建立基督学院（Christ College,Cambridge）和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lege,Cambridge），把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作为三种选修语言，同时又设立了神学讲座。

学以致用、关照现世、试图施展自身抱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人文主义者以谋士自居，他们往来于大学与宫廷之间，既是学者，又是廷臣。1515年托马斯·沃尔西升任大法官，1524年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担任王室高级秘书，1523年托马斯·莫尔当选为下议院议长，1529年又取代沃尔西成为大法官。莫尔倒台后，托马斯·克伦威尔继任大法官职，1548-1550年罗杰·阿夏姆担任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1562年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出任英国驻法大使。第一批现代政治思想作品是他们为主人出谋划策的成果，书信、手册、君主宝鉴等这些形式，则是学者们在严格的教学与著述之外展示其社会见解的文字载体。阿夏姆写过《教师》手册，讨论统治者的教育理想与行为规范，以及良好政府的原则。埃利奥特爵士1531年写《统治者必读》这本书，50年内印行了七次，它继承古典理想，强调统治者公正、勤勉、节制与智慧这四大美德，君主实践美德可以获得荣誉和爱戴，而后代的怀念是对统治者最好的回报。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在《对话集》（1535）中证明，文明的生活存在于良好的秩序中，人人都应该准备做对他人有益的事，在增进美德方面通力合作。伊拉斯谟虽然不是英国人，但体现着欧洲的思想倾向，他的《基督教君主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1516）据说是对所有君主的“忠告”，其中重要的忠告之一，就是在公共事务中提防“小人”，启用优秀大臣。纪若姆·巴德（Guillaume Budé)在《君主的教育》中认为，统治者应该认识到只有体面的事才能带来荣誉，在秩序良好的国家中，“人民受益，善行受到尊重，邪恶将消失”。

古典研究导致美德伦理学的复兴，人文主义的美德伦理学是在对社会的道德评论中形成的。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对道德风气的重视，对古典作家所研究的那些“基本美德”（cardinal virtues）的再阐述，以及对当时社会腐败状况的抨击，成了这些沉浸于基督教与古代经典、从事学院派研究的学者热衷的话题。古典作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对社会本质的理解，是他们思考的出发点。按照这种理解，人是社会的动物，人融于城邦才能得到幸福，政治生活的目标是追求公共利益，美德是公共概念，只能在公共生活中展现出来，这些就是学者们思考的课题。在讨论现世生活时，他们不再把来世、永生、得救这些观念与之相联，而是把它理解为自足和自立，成就与幸福应该和追求美德相联系，政治的成功也是为了增进美德。因此，与其说这是制度的改革，不如说是人的精神和道德的改变。

所以对人文主义者而言，道德思考的重要课题是私利与公益之间的关系，人文主义者坚持公益，公众幸福应该得到维护；好的、和谐的、秩序良好的社会，体现为美德得以实现、公共利益得到维护。公共利益是评判社会的标准，而人文主义的道德学家兼社会批评家们发现，他们所处的社会离美德太远，比如托马斯·莫尔认为，君主应该为国家而非为一己欲望而生，公民不应追求个人收获，而应追求国家利益。他同时发现，在英国，富人以国家的名义谋求私利，君主和贵族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漠视公共利益，追求私利因此是腐败贪污和党派斗争的根源。托马斯·埃利奥特说：私利导致党争和骚乱，国家因此处于危险状态。莫尔、斯塔基等还对正在进行的圈地运动进行批判，认为侵占公地显示着贵族的自私与自负，是“羊吃人”。宗教改革的支持者与天主教的支持者其实有共同的主题，也就是不满于社会的风气，抨击贵族和神职人员的腐败现象，这是拉蒂默、托马斯·贝根（Thomas Becon）、托马斯·利弗（Thomas Lever）等人和莫尔、费希尔等人的共同之处。在价值取向方面，大家都认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对立的、此消彼长的，维护公益就必须压制私利。17世纪强调道德，与18世纪的思想模式不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道德要求，承认人性本恶，认为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可以建构公共利益。对个体而言，美德是核心；对群体而言，秩序是核心。与自由或权利相比，良好的秩序、和谐与安定最重要，斯塔基在《对话录》中论证，法律与政治的目的是促进公德，保持和谐与团结，使人民过一种有德性的、符合尊严的生活。莫尔认为立法的最高宗旨是良好的秩序。埃利奥特在《统治者必读》中指出，高贵是对美德的赞颂，是美德的另一种称呼，绅士的美德包括耐心、和蔼与宽厚，美德在高贵的人身上是统一和谐的。共和政体是一种有秩序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中人的等级按美德的多少来排列，财产和血统并不是标准，因此首脑、统治者、行政长官应该按照人的美德来任命。“高贵”一词尽管与“贵族”同源，但人文主义者认为：真正的高贵是指美德，而不是地位。美德的社会有赖于美德的统治者，他们比一般公民负有更大的责任。

由“美德”进行统治，是苏格拉底西塞罗的政治理想，也是健全的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与古典甚至东方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现代西方的思维方式，它把政治包含在道德之中。虽然当时那些英国思想家中有人主张政治应保证个人自由，如斯塔基认为在威尼斯共和国，自由与和谐融为一体，但是在道德的框架内，自由并非追求的目标，不是道德思考的关键，相反，片面强调个人自由只会破坏社会和谐，增加社会冲突。

人文主义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教育，所有关于美德的著作都与教育有关，各类手册、君主必读、宝鉴之类也都是教育作品。美德通过教育而获得，这是常识，也是古典哲学和苏格拉底（Socrates）传统的重要内容，很早就为智者们所主张。人文主义者因而反复主张用教育灌输美德，认为那是培育美德的途径。最激进的改革派与最热心的现存秩序辩护者都认为，应该通过人文主义教育培养全社会的公益意识，通过节制以至于牺牲个人利益建构公共利益，应该在统治者中培养公正、节制、审慎、智慧等品质，最终建设良好的社会。像莫尔、伊拉斯谟这些文人雅士，与路德、加尔文、诺克斯那些激烈的改革派人士，在阐述美德与良好社会秩序以及抨击世风不正方面，几乎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但一旦涉及权力的冲突，简单地说，涉及世俗权威与教廷权威之间的关系时，双方的激烈争论就出现了。与人文主义的美德话语几乎同时出现的，是都铎朝政治话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教权与王权之争，正是这场争论构成了都铎英国宗教改革的重要内容。

英国宗教改革主要源于世俗原因，而且带有很强的偶然性。站在今天看宗教改革，人们似乎可以说，与罗马天主教廷的决裂是必然的，如果都铎朝不完成，斯图亚特朝也会完成；17世纪不完成，18世纪也一定完成。但是，如果教皇同意了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如果亨利娶的不是他哥哥的遗孀凯瑟琳，那么英国的宗教状况会如何、英国历史又会如何呢？这就难以预料了。亨利八世本不是个改革派，在路德派改革在欧洲大陆如火如荼时，他假借他人之手，毫不犹豫地写下《捍卫七圣事》一文，深得教皇称赞，路德派刚刚在英国大学有所抬头，他便施予迫害。此外，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中，多数支持教皇，支持基督教的世界秩序和价值体系，莫尔、费希尔是这样，沃尔西也是这样，在他们那里，导致冲突的不是原则，而是细节，但细节是致命的。费希尔和莫尔根本不赞成国王离婚，因为那不符合基督教人文主义。沃尔西赞成离婚，并为此而努力，但他的努力却失败了。尽管有这些不同，他们都希望在基督教世界秩序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将离婚问题看作是宗教问题或道德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遭到王权的镇压，在王权面前被碾得粉碎。

托马斯·克伦威尔把离婚放到另一个框架下，终于达到了国王的目的。在克伦威尔看来，只要证明一件事就可以解决问题：英格兰是主权国家，英王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离婚无须教皇批准，教皇对英格兰没有权利。这在当时很难被接受，于是，他引用罗马法中的“统治权”（imperium）概念：统治权，即至高的权力，也就是国家主权；英格兰是一个“帝国”（imperium），是自足的、不需要上诉、也不存在上诉机构的政治单元。“帝国”概念保证了国王的至尊地位，至尊和统治权都不需要解释：国王的至尊来自上帝，亨利八世因其国王的身份而在世俗王国的范围内，是上帝在人间的牧羊人。王权的合法性和国王的至尊地位，不源于教会，而源自君主地位本身。这不是说要取消教会，而只是说，英国教会是英国的教会，不隶属于罗马教廷。因此，国王是世俗的，或属世的最高权威，也是教会的，或属灵的最高权威。英国有议会与普通法，这就够了，议会可以就宗教问题制定法案，可以按普通法的程序推行法案，但这不能改变国王高于议会的事实和传统，对于国王，议会只能效忠而已。这一点，后来成为斯图亚特时期政治争论的焦点，中心问题是国王与议会之间，究竟谁的权力最高的问题。克伦威尔的说法，在罗马和整个天主教世界看来当然是离经叛道；不过，这正是都铎宗教改革的核心所在。因此人们看到，改革是被偶发事件激起的，后果却巨大无比，英王的离婚引发了天主教世界秩序的根本性颠覆。与路德要解决的信仰危机、加尔文要解决的教会纪律松弛问题相比，英国改革的初衷似乎并不重要，但它们的历史结果却一致，那就是加速基督教世界大分裂，由此促进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

1533年，英国议会通过《禁止向罗马上诉法》，该法案的导言概括了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世俗国家理论。同年，亨利与安妮·博林举行秘密婚礼，国王任命的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宣布亨利的第一次婚姻无效。1534年，英国议会把罗马教廷的全部权力转交给英王，包括主教任命权、豁免权、自由征税权等等；同年，《至尊法》获通过。在英国的宗教改革中，理论的争执发生在英王的廷臣们之间，结果有利于世俗政权：克伦威尔和天主教徒争论的是教权与王权的关系，天主教世界秩序的捍卫者被迫要在王权与教权之间划清界限。但这场争论尚未结束，另一场争论又出现了，因为宗教改革中出现了另一个思潮。

新的争论事关反抗，发生在苏格兰，根子在法国，延续到16世纪中后期，对17世纪的英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像其他宗教改革一样，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一开始便带有异端的性质，它既不见容于教廷，也不见容于王廷。约翰·诺克斯是苏格兰宗教改革领袖，他作为加尔文信徒，也是那个时代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他一生多在法国度过，目睹了法国16世纪60年代开始的宗教战争。和加尔文一样，诺克斯坚持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和传播信仰的义务，教会对异端应该进行积极制裁。他在苏格兰的语境中提出积极反抗的概念，起初只是由教义出发进行的推论。他认为：无论罗马教皇还是世俗统治者，只有在他们违反上帝的旨意，进行偶像崇拜、亵渎上帝，陷入种种恶行时，基督徒才有义务予以纠正。因此反抗是一种宗教义务，而不是权利，更不是为了追求完美的政治理想，如共同福利、公共利益等。但不久之后，他就发展出这样的想法：只要统治者做了坏事，人们就有义务起而反抗，而不管自己是否处于受压迫的状态。这就是积极反抗的学说。

在中世纪，主流思想家不持反抗立场。持不反抗立场的思想家认为，惩罚坏统治者属于末日审判的范畴，那是上帝的事、而不是人间的事。使徒保罗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百姓必须服从掌权者。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 of Hippo）指出，即便统治者没有履行职责，他们仍然是统治者。这就是早期的君权神授理论。到宗教改革时代，反抗是被刻意回避的：如果一个不称职的统治者被赶下台，那么合理性的解释，则是这个统治者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才出现这样逆神的情况，他因放弃统治权，统治权就暂时出现空位。路德和加尔文都持不反抗立场，昆廷·斯金纳认为，加尔文在这方面体现出思想的矛盾：一方面，他从私法原则出发，显得非常极端，反抗应该是他的理论推论；另一方面，眼见着现实中的恶，他又坚持容忍。加尔文反复提醒人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平民都不应该拿起武器。

诺克斯的学说被温切斯特主教约翰·庞内特（John Ponet）、牛津大学神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古德曼（Christopher Goodman）所继承。庞内特在其主要作品《政治权力简论》（A Shorte Treatise of Politike Power,1556）中认为，一切合法的掌权者都是神的佣人，神授命国王与贵族来维护他人的利益，他们要保护神托付而需要看管的兄弟，惩恶扬善，恪尽职守。和诺克斯一样，庞内特不用世俗语言，而用宗教语言讨论问题。古德曼的《最高掌权者如何服从他们的臣民》一书于1558年在日内瓦（Geneva）出版，书中认为，统治者受命于神，但神命令他们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如果长官“公然反抗神和神的律法”，“成了亵渎神明者，成了压迫者刽子手”，那么反抗就合理。这是用神法理论论证反抗学说。反抗学说还有私法理论，它主张：君主和其他行政长官一样也是公职人，如果君主贪赃枉法，成为暴君，那他就不再是公职人员。“由于他们使用公职赋予他们的权力来侵犯法律，”他们便“已经宣告放弃他们的公职权力”，因而应该被看作是个体，而不是行政长官。庞内特援引罗马法中的防卫理论为反抗辩护：根据私法，维护生命或财产安全杀人，属于正当防卫。

反抗理论的最激进人物是乔治·布坎南。他曾在法国任拉丁文教授，是大师级古典学家，被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reuil）称为当时最好的诗人。他和加尔文一样，是马克安托万·梅尔（Marc-Antoine Muret）的学生。与庞内特和古德曼不同，布坎南站在世俗的立场上讨论问题，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其思想渊源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在他的思想中，可以看到贯穿整个西方思想史，也是政治争论史的那种典型的概念，即关于自然状态、政治体、统治的性质、契约等。关于自然状态，他持斯多噶派（Stocism）理论，特别是西塞罗在《论开题》（De Inventione）中的说法，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孤独、流浪，没有理性，与禽兽无异，力量决定一切。人自己创造社会，使人的生活更便利、更公正，因此更符合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社会并非神创。国家依人民的同意而产生，由人民投票产生统治者。统治者是全体人民通过选举而产生、处理共同事务的那些人。合法的统治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契约，而选举就是定期订立契约的行为。既然权力由契约而产生，是委托的结果，那么，统治者的权力就应该小于委托人的权力，契约是委托的契约，而不是让渡的契约，等等。后来的契约论者认为，既然是委托，那么，权力或统治权本身就仍然被保留在委托人之中；选举既是定期的委托，也就意味着定期的收回。更进一步，他们认为，契约对受托者是一种约束，一旦受托者违反条约，民众便有权反对他们。布坎南甚至说，统治者的治理失误和行为失当，都违反统治条款，构成暴政，在这种情况下，最卑微的人也有权利将统治者杀死。最后，布坎南坚称政治学与神学无关，也与宗教无关。可见，布坎南的思想来源于古典政治共同体理论、罗马法中的契约观念和权利特征观念，其中的“异端”性质，不在于他吸收了新观念，而在于他挑战了以往的陈述方式，用古典的政治法律思想取代教会的政治法律思想。

布坎南的《苏格兰王国的权利》（De Jure Regni apud Scotos,1579）与让·博丹的重要著作《国家六论》（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1576）几乎同时出版，他们的思想与使徒保罗不反抗的观念相左，也与路德、加尔文的观点相逆。布坎南的著作引发了尼尼安·温塞特（Ninian Winzet）、亚当·布莱克伍德（Adam Blackwood）和威廉·巴克莱（William Barclay）的长期辩论，这是都铎后期英国乃至欧洲思想界的重要事件。巴克莱曾以“反暴君论”来指代布坎南理论，认为它对君主制度甚至欧洲的君主专制政府都造成了严重威胁。

温塞特是布坎南的同时代人，他反对约翰·诺克斯，称其为“煽动暴乱的牧师”。布坎南的《苏格兰王国史》（1582）出版后，时任修道院院长的温塞特就与他展开辩论，出版作品《新教抨击》，以“布坎南论辩”作为附录。温塞特说：教会权力涵盖精神与世俗两个方面，既维护君主统治的神圣性，又反对用亵渎与煽动抨击君权。他认为一切权力来自上帝，上帝给王权以神圣性；教会通过涂圣油礼等仪式，授权君王进行统治。因此，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也只对上帝负责。既然宗教给国王统治以终极的合法性，那么在政治领域，一切权力就源于国王。温塞特认为，弑君者比任何一个暴君都更残暴，更不可接受，这个立场在苏格兰的詹姆士三世（JamesⅢof Scotland,1452-1488）被杀事件上反映出来。他认为詹姆士的确有错，既包括政策失当，也包括行为失检，但他并不认为那是暴政，詹姆士的错误不能证明谋杀者在法律上具有合法性，弑君在道义上可能合理，但不可能合法。

如果说温塞特在神学领域讨论问题，亚当·布莱克伍德就是在法学领域进行还击。布莱克伍德也在法国接受教育，他以《对乔治·布坎南的反对》（Adversus Georgi Buchanani dialogum,de iure regni apud Scotos pro regibus apologia,1581）回击布坎南，认为加尔文异端对教权也对王权都造成威胁。他从民法与教会法入手，认为布坎南对君主政体的论述是对历史的误读。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认为古典的政治秩序与基督教的政治秩序不是一回事，用古典政治法律学说来解释苏格兰显然无效。他说，布坎南所说的历史是罗马帝国史，在那里元老院与人民对皇帝拥有某种权力；但苏格兰的上院和人民对君主不具有同样的权力，苏格兰的最高统治权是纯粹的、绝对的，这是王权的特征。罗马皇帝的最高统治权需要得到人民的同意，而教会法告诉人们，王权无需先决条件，继承法也是这么说的，国王继承的是王国，而不是前任的国王。因此，即使国王本人，也无权改变王位的继承权。

巴克莱的《论统治》（De Regno et Regali Potestate）写于1580年代，1600年出版时做了修改。作者也曾在法国研究法律，他花了40年的时间学习和讲授民法。巴克莱反驳布坎南的自然法观念，认为布坎南否定社会组织的实践性、历史性和有用性。他指出，有用性是社会的基础，若要理解社会组织，史学比自然法更重要。社会组织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成文法因这些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条件的复杂，使国王得到最高统治权，这就是有用性，成文法的基础是王权。虽说国王应该听取大臣的意见，但他没有义务必须如此。他还认为，君主专制是以宗教为基础的，王权无所不在，是神力渗透的结果。国王一旦登基，便有权得到臣民的服从，享有尊荣。因此，反叛国王也是反叛上帝。那么，如何解释反抗这种历史事实？巴克莱认为，人有自卫的权利，受压迫的人民有抵抗的正当性，但自卫不能使下属取得惩罚上级的权利；并且，合法的抵抗不像诺克斯和布坎南所说，是个人的行为，而只能是团体的行为，臣民个人不能抵抗。当一个人不再是国王、自我剥夺了君主的尊严与不可侵犯性，成为一个普通人时，他就可以受到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可以使用暴力。

由上可知，反抗的义务与权利问题，在15-17世纪的英国受到热烈的讨论，学者们调动不同的思想资源，从宗教领域到法学，再到政治领域参与争论。到了革命年代，反抗成为革命学说的支柱，经过约翰·洛克和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反抗或起义的权利，成为现代政治权利学说的重要内容。但在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一世用自己的著作来论证王权的合法性，所以我们要从英国背景来理解这场争论。

英国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说君主的权力来自神授，那是奥古斯丁阿奎那意义上的神授，使徒彼得（Peter the Apostle）因耶稣的授权而开创教会，教会将权力授予法兰克或英格兰国王，因此他们的统治是神亲自授予的，国王代表上帝实施统治，地上之城只是上帝之城的影子。教皇从彼得那里承袭了执掌天国钥匙的权力，他既给予统治的合法性，也代表上帝考察和监督国王，对犯错误的国王，如误入异端、虐待人民、贪婪残暴等情形，实施开除教籍的处罚。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法律上，这种处罚本身都表示一种权力的运用，因此表明了教会的至高地位。

但是，宗教改革使最顽固的天主教徒也必须承认，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教会是精神领域的最终权威，国王是世俗领域的最终权威。耶稣确实让彼得掌管教会，但彼得不是上帝，他只是上帝的仆人。教皇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只是彼得的继承人，充其量也只能当一个上帝的好仆人。马丁·路德让人明白，信仰只是个人的体验，教会只是衣裳，国王任命大臣、发布命令、实行封赏，因此从法理和事实的角度看，国王事实上实施统治。如果援引古代的经验，说国王和其他官吏一样，只是一个职位，是官职，应该执行人民的意志，甚至由人民选举产生，那只是受错误意志或错误愿望的左右而错误解释历史的结果，却无法从法律与历史角度进行认真检视。宗教改革既确认了国王是上帝在世间的代理人，是最高的主教，那么君权神授就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君权神授论证教权高于王权，现在则论证王权的至高无上，作为最高的统治权力，王权是所有世俗权力的源泉，议会也由国王设立。国王既是上帝的代表，那么他就只对上帝负责，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但不可置疑，而且对他的具体政策也不可以评断。

争论到这一步，问题就没有答案了，历史只是处于争论状态而已。但从世俗的角度进行观察，争论又发生了：国王进行治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历史却显示另一个事实，即国王仍然需要通过议会、按照契约进行统治，从而就开创了一系列对国王、对臣民都有约束力的“惯例”。如果说国王可以依据历史事实证明自己的权力至上，那么，议会也可以找出足够的事实证明国王的统治需要经过同意。因此，这不是一个谁最高、谁最后的问题，而是一个“平衡”问题。但是，“平衡”的观点就是削弱王权，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于1565年完成、1583年出版的《论盎格鲁共和国》（De Republica Anglorum），就表达了这种平衡观点。他认为，虽说国王是政府的权威，议会却是王国内最高、最绝对的权威，在一些事情上，譬如任命家臣或大臣，国王不需要经过议会就可以决定；但在那些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比如征税，甚至更重要的宗教改革，国王都需要借助于议会的权威，通过“王在议会”这种方式来执行。何种情况国王直接决定，何种情况需要借助议会，完全取决于惯例，也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宪法是法律问题，议会是最高的法庭。“平衡”论仍然持合作的观点，直到詹姆士一世时，主张对抗的似乎只有平衡说，而没有分权说。

詹姆士一世和柯克爵士、培根爵士的争论涉及君权问题，特别是国王与议会的关系问题，讨论的关键词不是谁“高”、谁“低”，谁更“绝对”，而是平衡，“王在议会”就是一个平衡问题。培根相信君权，科克主张限制君权，但也不主张议会主权，他们都使用“惯例”来解决问题。培根认为，在王权和议会这两种权力间选出一种，说一方出自于另一方，并不明智，他说法官类似于狮子，但应该是国王宝座下的狮子。由此可见，若以为绝对主义是在为君主的为所欲为作辩护，那不符合历史事实，而16-17世纪的绝对王权主义者只是这样进行论证的：国王比俗界的任何人都更负有责任，神法和自然法对他都有约束力，国王可以认为在本王国范围内他的权力高于教皇，但不是说他可以违背神法，他仍然要遵守上帝的法律，而不敢认为自己可以与上帝平起平坐。尊重法律也是国王的责任，但那是对上帝的责任，而不是对臣民的责任。国王只能被上帝所审判，而不能被世人所审判。不过，相反的一方则指责说：在这样一种君臣根本不对等的状态下，国王是不可能负责任的。

1598年詹姆士还在苏格兰，当时他撰写了《自由君主之正确的法律》，其中所谓的自由君主，指的是独立、不受国内外任何势力威胁的王国政府。在自由君主制度中，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力，目的是统治臣民。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形象，他之于社会，如父亲之于儿女、头颅之于躯干，这是文明的基础。法律来自国王，他是人民的立法者，人民要么服从国王，要么处于无政府状态。詹姆士追溯历史，他认为就苏格兰而言，国王先于等级身份、先于议会、先于法律而存在，是国王制定了法律，而不是法律设立了国王。他还说，王权一旦建立便可传给后代，继承王位就好似继承财产。他反对共和主义之说，王位只是个官职，他承认自己负有高度的责任，但那是对上帝的责任，而不是对人民的责任。他对法律的服从，与臣民对法律的服从不一样：他是自愿的，并随时可以改变法律；臣民服从法律，则是出于必须。

爱德华·柯克爵士、威廉·海克威尔（William Hakewill）和罗杰·欧文爵士（Sir Roger Owen）等不同意这种推理。柯克是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大法官，1616年因限制王权的言论而得罪国王，数度被免职、遭关押，也数度入选议会。1616年以前，他出版《判例汇编》前11卷，查理一世曾查封他的《法律总论》2-4篇。柯克的全部理论基于普通法，他认为法律是理性的表达，普通法是积累于历史之中的理性，蕴涵着经验与智慧，其中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由习俗确立起来的。他承认国王应该受到尊敬，司法检查也可以宣布议会法案无效；但下面这段记述却表明柯克和詹姆士之间的分歧，他说：国王的判断不等于法律，“对于涉及陛下臣民的生命、继承权、货物或其他财物的案件并不是按照天赋理性来决断的，而是按照特定的推理和法律判决的。人们要懂得法律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并具有实践经验。……对此国王勃然大怒，并说，如此说来他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了。他（国王）说，这种说法构成叛国罪。对此，我说，勃拉克顿说过：‘国王不应该服从任何人，但应该服从上帝和法律。’”按柯克的说法，习惯法把权力授给国王，把审理权授给法庭，把符合其身份的权利和特权授给英国人民。因此，习惯法包含宪法的全部内容，它规定了政府的结构，也规定了臣民的权利。柯克坚决反对詹姆士一世将涉及国王自己的案件从普通法庭撤出而另组特别委员会来审理。因为即使是议会，也不能改变习惯法所体现的正义原则。议会法令若与习惯法相抵触，便无法执行，因而归于无效。英国政府是由法庭组成的，议会是最主要的法庭，法律是在王国境内土生土长的，它对国王与臣民有同样的约束力。在国家内部并不存在最高的权力，国王、议会和习惯法法庭在不同场合都具有不能废除的权力，其中一种不可以取代另一种。柯克推崇《大宪章》，认为它是英国法律的根本，其核心是各种自由权。柯克的这个思想特别重要，它改变了《大宪章》在都铎时期不被重视的状况。

威廉·海克威尔也研究普通法，1610年他在议会发表著名的演讲，挑战了国王的征税权。他以柯克关于“惯例”的观点为讨论基础，指出历史上关于征税的先例，要么非法，要么经过议会的批准。他研究了爱德华一世时期的议会记录，说明征税如何得到议会批准。支持国王的人认为，征税源于国王的绝对权力，而海克威尔则认为，不能因记录缺失就断定为国王的权力。这不意味着否定王权，而是说国王的权力经过议会，“由国王与人民的有默契的同意”而产生。罗杰·欧文也从历史的比较入手研究先例，他发现征税要么是非法的，要么经过议会批准。他的长篇论文《论英国普通法的古风与长处》追溯了英国的领主法院制度，证明宪法涵盖方方面面。

按照昆廷·斯金纳的说法，争论的更深层次是自由的性质，看起来与争端没有直接的关联。詹姆士一世时期，自由意指国王恩赐的特权，那首先是历史实况，而不是哲学范畴。无论教会的自由，还是城市公社的自由，都是由法律做出的特别规定，而其源头则是国王或领主的特别契约。因此，按照自由的这个意义，即自由就是特权和特许，臣民们就只是因为国王给以恩赐才得享有财产与自由。1607年约翰·考埃尔（John Cowell）编纂了一部法律词典，其中对自由予以定义：那是一种“由于同意或命令而拥有的特权，人们依靠这个特权享有普通臣民无法享有的某些利益或恩惠。”

议会主权论者认为，如果自由是国王的恩赐，那么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意味着自由依赖于国王的意志，而依赖就是奴隶状态。这种说法源于中世纪的普通法概念，亨利·德·布莱克顿（Henry de Bracton）和托马斯·德·利特尔顿爵士（Sir Thomas de Littleton）对它进行过论证，科克则是在詹姆士一世的背景下重新进行论证。早在1260年布莱克顿就宣称：奴隶的特征是依赖别人的意志。15世纪时利特尔顿也说：奴隶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罗马法之《法学汇纂》（Digesta）定义说：人要么是自由的，要么处于奴隶状态，奴隶制是一种一个人屈从于另一人意志的制度。基于这种罗马法自由观，议会主权派与王权论者进行辩论，由此才会在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中对关押臣民与专断征税进行批评。

王权论者主张，只要国王从公共利益出发，为了公共利益，他就有权征税，或监禁和处死臣民。这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道德学家可以接受的。反对方则说，这仍是一种支配关系，自由依旧不存在，因此仍然是奴隶状态；奴隶就指望主人发善心，主动为自己考虑问题。仁慈专制或家长制统治可能也有合理性，但不能掩盖在这种制度下臣民不自由、不自主、不自治，因此处于依赖地位。查理一世用仁慈专制或家长制方式进行统治，仍然是在侵犯自由。而关于征税权问题的漫长辩论，其实质即在于此。1610年，托马斯·赫德利爵士（Sir Thomas Hedley）在议会的演讲中说：“国王特权”意味着把臣民的财产权“置于绝对权力和指挥之下”，为了某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剥夺臣民的财产和人身自由。不管怎么说，这样做都混淆了自由人与奴隶的界限：一旦查理一世得到了这种权力，我们就会被奴役。1642年查理就控制军队问题动用最后否决权，议会方面认为这样做是对议会立法权的剥夺，目的仍然是把全体人民置于被奴役状态。国王对议会立法的否定，把议会降低至依赖于国王意志的状态。亨利·帕克（Henry Parker）在《评论》中说，1642年议会组建军队，原因是他们发现国王要发动内战，摧毁议会与人民，使他们永久处在奴隶制枷锁下。审判国王时对他的中心指控，是他企图“设立、维持一种无限的君主专制的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可见，君主政体“对人民的自由、安全和公共利益构成了危险”。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早期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了。霍布斯在牛津受教育，他对当时的经院式讨论没有兴趣，而研究科学，并在17世纪40-50年代写出了《自然法和国家法之要素》（Elements of Law,Natural and Politic）、《论公民》（De Cive）、《利维坦》（Leviathan）等著作。当时正值内战，针对英国的状况，他指出冲突激起的仇恨使人们丢失了法律意识，国家陷于混乱，因此需要一个最高权力来恢复社会秩序；为此，必须建立一种“政治科学”，匡正社会，使大家都回到理性状态。他认为知识是关于物体的科学，“物体”分成自然物体和人造物体，自然物体存在于自然界，人造物体即是国家。人既是自然物体，也是人造物体，因此既受自然法则支配，又受人创造出来的习惯、规则等的支配。作为自然物体，人受自我保护、趋利避害这些自然本性的支配，在自然状态下，人的第一要务是自保自护；但自保造成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斗，因此需要在共同利益、共同同意下建立某种共同的权力。这就是政治社会的起源。在霍布斯之前，自然法主要与宗教相关，是对社会施加道德的束缚；霍布斯则将它与人的心理，或文明社会人的存在关联起来，用心理学，也就是人性的法则来阐释自然法。

霍布斯认为他的理论可以解释他那个时代王权与议会之间的争论。在《利维坦》中，他猛烈攻击议会派，认为他们完全从历史的、习惯的角度理解自由，这就误解了自由的本性。霍布斯对自由作出另一种解释，他说自由与“独立”或“依赖”无关，自由只是不存在外在的阻碍，也就是不存在对行动的干涉。在霍布斯看来，压制或违反意志不一定就是压制自由，例如服从法律并不一定是不自由；自由仅仅与法律相对：法律禁止得越少，自由的领域就越大。同样，国家不是一个宪法结构，而是一种人格存在；国家不是简单的契约，而是为了保证人们彼此之间的安全和生命，而订立的一种契约。因此，国家是一种权利或自由的让渡——把政治社会中最困难、个人完全无力承担的任务交给一个最强者、一个利维坦。这样，霍布斯就把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专制主义都纳入到他自己的体系中。

霍布斯的思想非常特殊，他对自由主义的解释以及对利维坦的呼唤，都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他思考的又正是他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利维坦》发表时，英国革命正如火如荼，国王已被处死，国家开始陷入混乱，对立的情绪愈演愈烈。在这样一个时代，霍布斯思考“自由”问题，其实是在反思革命的理论依据，即“自由”会不会造成混乱？他呼唤利维坦，其实是在呼唤秩序的回归。他回国后归附革命政府，恰恰表现了他在克伦威尔身上看到了利维坦的影子。

在革命中，共和主义大行其道，其代表人物包括马查蒙特·尼德汉姆（Marchamont Nedham）、亨利·内维尔（Henry Neville）、约翰·弥尔顿和菲利普·西德尼等等，这些人都与议会有关，主张议会的权力。但“自由”仍然是共和主义的关键词，自1600年以来，自由和权利一直是理论争论的焦点，所不同的是对自由的理解。1650年尼德汉姆编辑《政治信使》，讨论“居住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1656年6月他的《一个自由国家之崇高》（The Excellencie of a Free-State）再版；同年底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的《大洋国》（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出版。1660年，弥尔顿发表《建立一个自由共和国之捷径》（The Ready and Easy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1680年，内维尔发表政治对话《柏拉图再现》（Plato Redivivus).

弥尔顿论证古典自由的观念，说人生而自由，自由是人的自然状态，政府的重要目的是保证自由这种天赋权利。尼德汉姆认为，政府的目的是确保人民的利益与安宁，确保其享有权利而不受统治者和其他同胞的侵害。西德尼坚称法律应该保护人民的土地、自由、商品和生命；内维尔把生命、自由和财产视为文明的基石，这些就是后来洛克的政治学公式。与18世纪的思想家不同，革命时代，思想家不倡导个体自由，而是捍卫共同体自由，他们所捍卫的是弥尔顿的“公共自由”和“自由政府”。他们认为，共同体可以比喻为身体，自由国家相当于机体健康的人。哈林顿说自由是共和国的自由，西德尼称其为自由的民族，即自己制定法律来统治的民族；尼德汉姆则认为，罗马人之所以是自由的，就在于他们的法律得到了人民的同意，没有人民的同意，法律就无法制定，也无法实施。哈林顿说，人民拆散时只是许多私人的利益，集合起来才形成公共利益。所谓的人民的意志，是大多数人的意志。

与自由对立的是受奴役状态。在弥尔顿看来，公共奴役有两种，一种是被征服，另一种是国王或任何一种权力高于议会立法权。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1642年查理一世抓捕五位议员，弥尔顿说那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因为国王带着士兵闯入下院，等于是阻止“整个民族的身体去行使其处理国家事务的基本职责”；“如果我们的最高机构和法律意志受到国王的意志限制的话，那么将是一个人的意志成为我们的法律，议会就不能进行丝毫的辩论，整个民族将成为奴隶。”他还说，把军权交给国王，无异于把全部法律和自由都交给他，“如果不能强有力地抵抗一个拥有武装的暴君，那么我们就要绝对地受奴役。”西德尼说过，奴隶是这样一个人，“他既不能支配他自己，也不能支配其财产，只有在他的主人的意志支配下，才能享有这一切。如果，除了国王的恩赐就不拥有任何权利，而国王随心所欲又能取消这些权利，那么这些人和这些民族若还不是奴隶的话，从本质上说也就没有什么奴隶不奴隶了。”

除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平等派理论是革命时期的第三种政治思想，出现于1647年平等派领袖与军队上层之间的普特尼辩论（Putney Debates）中。平等派领袖宣称，最贫穷的人与最高贵的人一样都生活在英国，既然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同意，那么，每一个人在政府的形成中都应该有发言权；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的人便对政府没有义务。1645至1649年，平等派多次发动请愿、签名和游行，其领袖是约翰·李尔本、理查德·奥弗顿（Richard Overton）、威廉·沃尔温（William Walwyn）、约翰·怀尔德曼（John Wildman）等人。“平等派”是一个丑化的名称，是王党强加给他们的，意思是取消等级与财产，绅士与普通人没有区别。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主张，哈林顿就不认同他们，把这一主张视为侵犯财产。平等派所呼吁的、以普选为基础的民主制，也不被时代所理解，因为按照当时的观念，民主就是暴民的统治。共和派思想家可以赞成混合制，但也反对民主制。平等派的宗教宽容主张也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他们主张宽容新教各派、天主教、异教甚至无神论。在1648年的白厅辩论中，怀尔德曼认为地方长官不可以为臣民选择宗教，因为没有人能够判断教派的正确性，因此信仰应该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平等派还颠覆了英国的历史传统，他们派认为诺曼征服是奴役的开始，《大宪章》是束缚，而不是自由。因此，不应该回到《大宪章》或普通法传统，而应该建立一种一般的正义法则；不应该诉诸历史，而应该对法律进行重新审视与讨论，使其成为伸张“普遍平等”与“正当理性”的国民契约。总之，“平等派是第一次围绕着人民主权思想组织起来的现代政治运动。他们是第一批不去思考城邦内的参与政府而是思考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民主主义者。”

总之，16-17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折射着英国的现状，也预示着英国的未来，未来的英国将在这个基础上呈现出新的特色。当英国经历了都铎的熔炼、斯图亚特内战与革命的考验，已经完成了民族国家的铸造任务后，新的历史将在下一个世纪开始，把英国推进新的历史时代。

附录

一　地图

1.1467-1696年的英国贸易公司

2.1500-1600年的英格兰

3.1588年的无敌舰队

4.1644-1646年的内战

5.1660年的大西洋

6.1660年的印度洋

7.1688年光荣革命

二　大事年表

1485-1509年 英王亨利七世在位

1485年 博斯沃斯荒原战役；亨利·都铎建立都铎王朝

1489年 英国与西班牙签订《梅迪纳·德尔·坎波条约》

1492年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英国与法国签订《埃塔普勒条约》

1494年 划定“教皇子午线”

1495年 《反流民与乞丐法》

1496年 威尼斯航海家约翰·卡伯特获英王颁发的探险特许状

1497年 约翰·卡伯特北美探险，发现纽芬兰岛

1499年 英格兰王位觊觎者沃贝克被处死

1500-1505年 编制《伊顿合唱曲集》

1502年 英格兰与苏格兰签订《永久和平条约》

1504年 《取缔家臣法》

1509-1547年 英王亨利八世在位

1511年 亨利八世与教皇、西班牙、威尼斯及瑞士组成反法联盟

1515年 托马斯·沃尔西出任大法官

1516年 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伊拉斯谟发表《基督教君主教育》

1517年 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

1518年 欧洲诸国签订《伦敦和约》

1521年 亨利八世获教皇利奥十世授予的“信仰捍卫者”称号

1527年 亨利八世与阿拉冈的凯瑟琳的婚姻出现危机

1529年 托马斯·莫尔出任大法官

1529-1536年 英国宗教改革议会

1530-1540年 托马斯·克伦威尔推行“都铎政府革命”

1531年 《处罚乞丐与流民条例》

1532年 《有条件限制首年俸法》

1533年 《禁止向罗马上诉法》;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结婚；《第一王位继承法》亨利八世被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开除教籍；德国肖像画家汉斯·荷尔拜因开始效力于都铎王室

1534年 第一《至尊法》;《绝对限制首年俸法》

1535年 托马斯·莫尔被处死

1536年 “求恩巡礼”叛乱；安妮·博林被处死

1536-1540年 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

1539年 《六信条法》

1540年 托马斯·克伦威尔被处死

1540-1550年 英国国教（新教安立甘宗）初步形成

1541年 爱尔兰议会宣布亨利八世为爱尔兰国王

1542-1587年 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在位

1543年 英格兰和苏格兰签订《格林威治条约》

1547-1553年 英王爱德华六世在位

1547年 《合法安置条例》

1549年 第一《信仰划一法》;《第一公祷书》

1552年 《第二公祷书》;萨默塞特公爵被处死

1553年《四十二信条》;诺森伯兰公爵被处死

1553年7月10-19日 “九日女王”简·格雷夫人僭位

1553-1558年 英王玛丽一世在位

1553-1558年 休·威洛比爵士和理查德·钱塞勒探险东北航路

1554年 托玛斯·怀亚特爵士发动反玛丽一世起义；玛丽女王和西班牙王子菲利普举行婚礼；英格兰教会重新归顺罗马教廷

1554-1558年 英国恢复天主教信仰，玛丽女王迫害新教徒

1555年 英国莫斯科公司组建

1556年 托马斯·克兰默被处死；约翰·庞内特写作《政治权力简论》;红衣主教雷吉诺德·波尔出任末代坎特伯雷大主教

1558年 英国失去在大陆的最后据点加莱；约翰·诺克斯发表《吹响反抗丑恶女性统治的第一声号角》

1558-1603年 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

1559年 第二《至尊法》;第二《信仰划一法》;英国与法国等签订《卡托——康布雷奇和约》

1550-1560年 清教运动出现

1560年 英格兰与苏格兰签订《贝里克条约》（1560年）；英格兰、苏格兰与法国签订《爱丁堡条约》

1560-1570年 约翰·霍金斯爵士从事英国、非洲和西印度之间的“三角贸易”

1562年 《安置和迁移法》

1563年 《三十九信条》;约翰·福克斯《行为与典范》

1567年 苏格兰议会批准《信仰声明》（Confesion of Faith)

1570年 伊丽莎白女王被教皇庇护五世开除教籍

1572年 英国与法国签订《布卢瓦条约》

1576-1578年 马丁·弗罗比歇爵士三次前往北美探险

1576年 《安置穷人工作法》

1577-1580年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环球航行

1579年 英国东方公司组建；乔治·布坎南发表《苏格兰王国的权利》

1580年 西班牙吞并葡萄牙，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形成

1581年 英国土耳其公司组建

1583年 英国威尼斯公司组建；托马斯·史密斯发表《论盎格鲁共和国》

1584年 沃尔特·雷利爵士派遣探险队抵达北美南部的罗阿诺克岛

1586年 英格兰与苏格兰签订《贝里克条约》（1586年）

1587年 玛丽·斯图亚特被处死；克里斯托弗·马洛《帖木儿大帝》

1588年 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理查德·哈克卢伊特发表《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贸易和发现》

1590年 埃德蒙·斯宾塞《仙后》

1590-1596年 威廉·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

1592年 威尼斯公司与土耳其公司合并，组建利凡特公司

1593年 威廉·莎士比亚《维纳斯与阿多尼斯》

1594年 蒂龙伯爵领导爱尔兰北方反英起义

1594-1603年 英国通过“九年战争”（Nine Years'War），实现对爱尔兰的再征服

1598年 汉萨商人被迫关闭在伦敦的贸易商站；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撰写《自由君主之正确的法律》

1600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组建；威廉·吉尔伯特《磁学》

1600-1601年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1601年 《济贫法》（1601年）

1602年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组建

1603-1625年 英王詹姆士一世在位

1604年 古德温当选下院议员案；英国和西班牙签订《伦敦条约》

1605年 天主教徒策划“火药阴谋案”；本·琼森《黑色假面舞》

1606年 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和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获皇家特许状

1607年 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在北美建立第一个永久居民点詹姆士敦

1611年 英王詹姆士钦定本英文《圣经》出版；本·琼森《喀提林阴谋》

1612年 迈克尔·德雷顿发表《多福之邦》

1612年 爱德华·柯克爵士出任王座法庭（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1615年 皮查姆案件

1618年 英国伦敦冒险家对非洲贸易公司组建

1618-1648年 三十年战争

1620年 《五月花公约》签订，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波希米亚国王腓特烈五世败于白山战役；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新工具》

1621年 议会弹劾弗朗西斯·培根爵士

1624年 英国第一个王室直辖殖民地弗吉尼亚建立

1625-1649年 英王查理一世在位

1625年 查理一世和亨利埃塔·玛丽亚举行婚礼

1627年 五爵士案；弗朗西斯·培根《新大西岛》

1628年 白金汉公爵在朴茨茅斯一家名为“灰狗”的酒吧遇刺身亡；《权利请愿书》;威廉·哈维发现血液循环规律

1628-1633年 英国在尼维斯、安提瓜、蒙特塞拉特建立殖民地

1629年 英国马萨诸塞湾公司建立

1629-1640年 查理一世“十一年暴政期”

1631年 英国商人开发几内亚公司建立

1632年 佛兰德斯画家安东尼·范·戴克给英国带来巴洛克画风

1633年 查理一世重返故乡，举行苏格兰式加冕礼

1639年 第一次“主教战争”；《康涅狄格基本法》

1639-1651年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之间“三王国之战”

1640年 “短期议会”召开；《人身保护法》;第二次“主教战争”；查理一世与苏格兰、爱尔兰共同签订《里彭条约》

1640-1653年 长期议会

1641年 《大抗议书》;斯特拉福伯爵被处死；爱尔兰天主教徒起义

1641-1653年 爱尔兰同盟战争

1642年 爱尔兰天主教联盟成立；《主教排除法》;查理一世在卡斯尔山向议会派宣战，英国内战爆发

1642-1646年 英国第一次内战

1643年 苏格兰《神圣同盟与誓约》

1644年 马斯顿荒原战役；《自抑法》

1645年 《新模范军法令》（New Model Army Ordinance）；劳德大主教被处死

1646年 查理一世躲进纽瓦克的苏格兰长老会军营

1647年 平等派《人民公约》;普特尼辩论；魏尔兵变1648-1649年英国第二次内战

1648年 普莱德清洗

1648-1653年 “残阙议会”（或“残缺议会”）

1649年 查理一世在白厅前广场被处死

1649-1650年 奥利弗·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

1649-1653年 英吉利共和国

1649-1660年 英国王位虚悬期

1650-1651年 英国第三次内战

1651年 《航海条例》;查理二世在苏格兰的斯科尼宫（Scone Palace）加冕；托马斯·霍布斯发表《利维坦》

1652-1654年 第一次英荷战争

1653-1659年 克伦威尔父子护国摄政

1653年 “小议会”或“拜尔朋议会”召开；《政府约法》;克伦威尔被宣布为护国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王国实行联合

1654年 英国和荷兰签订《威斯敏斯特和约》

1654-1655年 第一届护国制议会；克伦威尔实施西印度群岛远征计划

1656-1658年 第二届护国制议会

1658年 英军占领并接管敦刻尔克

1659年 第三届护国制议会

1659-1660年 英吉利第二共和国

1660-1685年 英王查理二世在位

1660-1688年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

1660年 “自由议会”（或“非常议会”）召开；《布列达宣言》;《航海条例》;皇家对非贸易冒险家公司组建

1661年 罗伯特·波义耳发表《怀疑派化学家》

1661-1665年 《克拉伦登法典》

1661-1679年 “骑士议会”或“领取养老金者议会”

1662年 大驱逐（Great Ejection）

1663年 《主要物产法》

1664年 英王将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改称纽约

1664-1666年 伦敦大瘟疫

1665年 罗伯特·胡克发表《显微术》

1665-1667年 第二次英荷战争

1666年 伦敦大火灾

1667年 英国和荷兰签订《布列达条约》;克拉伦登伯爵逃亡法国；约翰·弥尔顿发表《失乐园》

1669年 巴洛克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设计重建圣保罗大教堂

1670年 代英国歌剧产生

1670年 英法签订《多佛条约》（或《多佛密约》）

1672-1674年 第三次英荷战争

1672年 查理二世发布《信仰自由宣言》;皇家对非贸易冒险家公司更名为“皇家非洲公司”

1674年 英国与荷兰签订第二个《威斯敏斯特和约》

1675年 枢密院设立贵族贸易和拓殖促进会

1678年 天主教阴谋案；法国和荷兰签订《奈梅根和约》;约翰·班扬发表《天路历程》

1679年 《人身保护法》;新罕布什尔成为王室直辖殖民地

1679-1681年 排斥危机（Exclusion Crisis）

1681年 威廉·佩恩从英王处获得宾夕法尼亚的特许状

1683年 黑麦仓阴谋案

1684年 马萨诸塞和其他几个殖民地成为王室直辖殖民地

1685年 蒙默思叛乱案

1685-1688年 英王詹姆士二世在位

1686年 新英格兰领地建立

1687年 詹姆士二世发布《信仰自由宣言》;艾萨克·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1688年 詹姆士二世再发布《信仰自由宣言》;七主教案

1688年 光荣革命；奥兰治的威廉登陆英国

1688-1694年 英王玛丽二世在位

1688-1702年 英王威廉三世在位

1688-1697年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

1689年 非常议会召开；《宽容法》;《权利法案》

1696年 《航海条例》

1697年 英国和法国签订《里斯维克条约》

1699年 《羊毛纺织品法》

1701年 《王位继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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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译名对照与索引

A

阿道夫，古斯塔夫（Adolphus,Gustavus,of Sweden,1611-1632，瑞典国王）

阿尔比马尔（Albemarle）

阿盖尔伯爵（Earl of Argyll）

《阿卡迪亚》（Arcadia）

阿卡迪亚（Arcadia）

阿克斯霍姆岛（Isle of Axholme）

阿朗松公爵（Duke of Alençon）

阿里奥斯托，卢多维柯（Ariosto,Ludovico,1474-1533）

阿灵顿伯爵（Earl of Arlington）

阿米尼乌派教徒（Arminians）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阿诺德，理查德（Arnold,Richard,?—1647）

阿普·里斯，菲利普（ap Rhys,Philip,fl.1545-1560）

阿让库尔战役（Bataille d'Azincourt）

阿斯特罗菲（Astrophel）

阿特尔伯勒（Attleborough）

阿夏姆，罗杰（Ascham,Roger,1515-1568）

埃尔顿（Elton,G.R.）

埃利奥特，托马斯爵士（Elyot,Sir Thomas,c.1490-1546）

埃利奥特，约翰爵士（Eliot,Sir John,1592-1632）

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

埃塞克斯郡（Essex）

埃塞奎波河（Essequibo）

《埃塔普勒条约》（Treaty of Etaples）

埃沃思，汉斯（Eworth,Hans,c.1520-1574）

艾尔顿，亨利（Ireton,Henry,1611-1651）

艾尔，西蒙（Eyre,Simon）

艾斯克，罗伯特（Aske,Robert,1500-1537）

艾斯丘，乔治爵士（Ayscue,Sir George,c.1616-1671）

艾维里特，阿兰（Everitt,Alan,1926-2008）

爱德华，忏悔者（Edward the Confessor,1042-1066，英格兰国王）

爱德华二世（EdwardⅡof England,1307-1327，英格兰国王）

爱德华六世（EdwardⅥof England,1547-1553，英格兰国王）

爱德华三世（EdwardⅢof England,1327-1377，英格兰国王）

爱德华四世（EdwardⅣof England,1461-1483，英格兰国王）

爱德华五世（EdwardⅤof England,1483，英格兰国王）

爱德华一世（EdwardⅠof England,1272-1307，英格兰国王）

《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

《爱迪亚》（Idea）

《爱丁堡条约》（Treaty of Edinburgh）

《爱尔兰牲畜令》（The Irish Catle Bil）

爱尔兰同盟战争（Irish Confederate Wars,1641-1653）

爱尔兰总督（Lord Lieutenant of Ireland）

《爱箭者》（Toxophilus）

《爱星者和星星》（Astrophel and Stela）

安德鲁斯，兰斯洛特（Andrewes,Lancelot,1555-1626）

安德罗斯，埃德蒙爵士（Andros,Sir Edmund,1637-1714）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

《安静的女人》（The Silent Woman）

安立甘宗（Anglicanism,Anglican Church）

《安娜法令》（Statute of Anne,1709）

安妮（Anne of Denmark,1574-1619，丹麦公主）

安妮（Anne of Great Britain,1702-1714，英国女王）

安茹（Anjou）

安茹公爵（Duke of Anjou）

安特卫普（Antwerp）

安提瓜（Antigua）

安提欧克（Antiochus）

安汶岛（A mboina）

安息日（Sabbath）

《安置和迁移法》（Setlement and Removal Act）

《安置穷人工作法》（Act For Seting the Poor on Work）

盎格鲁撒克逊（Anglo Saxon）

奥茨，泰特斯（Oates,Titus,1649-1705）

奥德利，托马斯（Audley,Thomas,c.1488-1544）

奥登汉姆（Aldenham）

奥尔瑟姆（Altham）

奥弗伯里，托马斯爵士（Overbury,Sir Thomas,1581-1613）

奥弗顿，理查德（Overton,Richard,fl.1640-1663）

奥格斯堡同盟（Augsburg League）

奥克尼群岛（Orkney Islands）

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the Silent of Orange,1533-1584）

奥利诺科河（Orinoco）

奥蒙德伯爵（Earl of Ormonde）

奥尼尔，休（O'neill,Hugh,c.1550-1616）

《奥赛罗》（Othelo）

奥斯本，托马斯（Osborne,Thomas,1632-1712）

B

巴巴多斯（Barbados）

巴德，纪若姆（BudéGuillaume,1467-1540）

巴恩斯，罗伯特（Barnes,Robert,c.1495-1540）

巴尔的摩勋爵（Lord of Baltimore）

巴芬岛（Baffin）

巴克莱，威廉（Barclay,William,1546-1608）

巴克斯特，理查德（Baxter,Richard,1615-1691）

巴拉巴斯（Barabas）

巴拉丁选侯（Prince Elector of Palatine）

巴勒（Borough）

巴伦支海（Barents Sea）

巴罗，艾萨克（Barrow,Isaac,1630-1677）

巴洛克式，巴洛克风格（Baroque）

巴纳迪斯顿，纳撒尼尔爵士（Barnardiston,Sir Nathaniel,1588-1653）

巴内斯特，吉尔伯特（Banester,Gilbert,c.1445-1487）

巴尼特战役（Battle of Barnet）

巴宁顿（Barrington Family）

巴斯（Bath）

巴斯特威克，约翰（Bastwick,John,1593-1654）

《巴托罗缪集市》（Bartholomew Fayre）

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

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

白山战役（Battle of White Mountain）

白厅宫（Palace of Whitehall）

百户区法庭（Hundred Court）

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War,1337-1453）

柏拉图（Plato,c.428-348BC）

《柏拉图再现》（Plato Redivivus）

《拜得门先生生死录》（The Life and Death of Mr Badman）

拜尔朋议会（Barebone's Parliament,1653.412）

班达人（Banda）

班戈（Bangor）

班库克，伊丽莎白（Bancorke,Elizabeth）

班扬，约翰（Bunyan,John,1628-1688）

磅税（poundagetax）

保罗，使徒（Paul the Apostle,c.567）

《暴风雨》（The Tempest）

北安普顿（North Hampton）

北安普顿侯爵（Marquess of Northampton）

北安普顿郡（Northamptonshire）

北方事务会（Council of the North）

北卡罗莱纳（North Carolina）

贝茨案件（Bates'Case）

贝茨，约翰（Bates,John）

贝德福德伯爵（Earl of Bedford）

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

贝德福德平地（Bedford Level）

贝根，托马斯（Becon,Thomas,1512-1567）

贝克特，圣托马斯（Becket,St.Thomas,c.1118-1170）

《贝里克条约》（Treaty of Berwick）

贝利，罗伯特（Baillie,Robert,1602-1662）

贝内特，亨利（Bennet,Henry,1618-1685）

贝尼特，威廉（Benet,William,?——1533）

贝宁（Benin）

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

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

彼得，使徒（Peter the Apostle,?64）

彼戈特，托马斯（Pigott,Thomas）

彼特拉克，弗朗西斯科（Petracco,Francesco,1304-1374）

庇护五世（Pope Pius V,1566-1572，罗马教皇）

边山（Edge Hill）

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

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冰岛（Icel and）

《兵变法》（Mutiny Act）

波尔，雷吉诺德（Pole,Reginald Pole,1500-1558）

波利克希尼斯（Polixenes）

波宁斯，爱德华爵士（Poynings,Sir Edward,1459-1521）

波士顿（Boston）

波斯尔思韦特，马拉奇（Postlethwayt,Malachy,c.1707-1767）

波托马克河（Potomac）

波西米亚（Bohemia）

波义耳，罗伯特（Boyle,Robert,1627-1691）

《剥夺公权法》（Bill of Atainder）

伯德，威廉（Byrd,William,c.1540-1623）

伯顿，亨利（Burton,Henry,1578-1648）

伯尔曼，哈罗德·J.(Berman,Harold J.,1918-2007）

伯克，埃德蒙（Burke,Edmund,1729-1797）

伯克郡（Berkshire）

伯克利侯爵（Marquess of Berkeley）

伯克利，威廉爵士（Berkeley,Sir William,1605-1677）

伯克利，约翰（Berkeley,John,1602-1678）

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

伯利庄园（Burghley House）

博丹，让（Bodin,Jean,1530-1596）

博林，安妮（Boleyn,Anne,of England,1501-1536，英格兰王后）

博斯韦尔伯爵（Earl of Bothwell）

博斯沃斯战役（Battle of Bosworth）

薄伽丘，乔万尼（Boccaccio,Giovanni,1313-1375）

《不从国教的天主教徒之法》（Popish Recusants Act）

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s）

不列颠人（British）

《不列吞界标》（Briton Moniments）

不列吞人（Briton）

不列托玛特（Britomart）

布袋头（Captain Pouch）

布丁巷（Pudding Lane）

布尔弗德（Bulford）

布坎南，乔治（Buchanan,George,1506-1582）

布拉乔利尼，波焦（Bracciolini,Poggio,1380-1459）

布拉希尔岛（Isle of Brasil）

布莱克，罗伯特（Blake,Robert,1598-1657）

布莱克伍德，亚当（Blackwood,Adam,1539-1613）

布莱斯维特，理查德（Brathwait,Richard,1588-1673）

布赖德韦尔拘留所（Bridewell Prison）

布兰科角（Cape Blanco）

布朗角（Brown Angle）

布朗，罗伯特（Browne,Robert,c.1550-1633）

布朗特，查尔斯（Blount,Charles,1563-1606）

布劳恩（Braun）

布雷德福，威廉（Bradford,William,c.1590-1657）

“布雷德拉德”号（Brederade）

布雷德肖，约翰（Bradshaw,John,1602-1659）

布里尔（Brill）

布里斯托尔（Bristol）

布里斯托尔穷人协作所（Bristol Corporation of the Poor）

《布列达条约》（Treaty of Breda）

《布列达宣言》（Declaration of Breda）

布列塔尼（Brittany）

《布卢瓦条约》（Treaty of Blois）

布鲁尼，列奥纳多（Bruni,Leonardo,c.1370-1444）

布鲁诺，乔尔丹诺（Bruno,Giordano,1548-1600）

布洛涅（Boulogne）

布施院，慈善院（Charity Hospital）

C

财务大臣（Lord High Treasurer）

财务署（Exchequer）

财务署法庭（Court of the Exchequer）

财务署男爵（Barons of the Exchequer）

蔡尔德，乔赛亚爵士（Child,Sir Josiah,1630-1699）

残阙议会，或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1648-1653）

查伯斯，埃斯塔科（Chapuys,Eustace,1494-1556）

查德威克，欧文（1916-2015）

查尔斯顿（Charleston）

查理八世（CharlesⅧof France,1483-1498，法兰西国王）

查理大公（CharlesⅡ,Archduke of Austria,1540-1590）

查理二世（CharlesⅡof England,1660-1685，英格兰国王）

查理五世（Charles Vof the Holy Roman Empire,1519-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一世（Charles Iof England,1625-1649，英格兰国王）

查兹沃斯宅邸（Chatsworth Mansion）

柴郡（Cheshire）

长岛（Long Ial and）

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1640-1660）

长崎（Nagasaki）

敞田制（Open Field System）

唱诗班（choir）

《沉思颂》（Meditation Praise）

城堡岩（Castle Rock）

城市法庭（City Court）

城市感化院（City Bridewell,Bridewell Hospital）

《敕令法》（Act of Proclamation）

崇拜指南（Directory of Worship）

初始令状（original writs）

《处罚乞丐与流民条例》（Statute Punishment of Beggars and Vagabonds）

船税（Ship Money）

慈温利，乌利希（Zwingli,Ulrich,1484-1531）

《磁学》（Magnetism）

从男爵，准男爵（baronet）

《错中错》（The Comedy of Errors）

D

达比，亚伯拉罕（Darby,Abraham,1678-1717）

达德利，罗伯特（Dudley,Robert,1532-1588）

达德利，约翰（Dudley,John,1504-1553）

达恩利勋爵（Lord Darnley）

达格南墙（Dagenham Wall）

《达克雷夫人肖像》（Portrait of Lady Dacre）

达内尔，托马斯爵士（Darnel,Sir Thomas,?——c.1638）

达文波特，约翰（Davenport,John,1597-1670）

大不列颠联盟（Union of Great Britain）

大法官（Lord Chancellor）

大法官法庭（Court of Chancery）

《大合约》（Great Contract）

《大抗议书》（Grand Remonstrance）

《大礼拜乐》（Great Service）

《大叛乱史》（History of the Rebelion and Civil Warsin England）

大平地（Great Level）

大驱逐（Great Ejection）

大威格斯顿（Wigston Magna）

大卫二世（DavidⅡof Scotland,1329-1371，苏格兰国王）

大乌斯河（The Great Ouse）

《大宪章》（Magna Carta）

大学才子（University Wits）

《大洋国》（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大议事会（Great Council）

大沼泽（Great Fen）

大仲马（Dumas,Alex andre,1824-1895）

代役租（Quitrent）

戴安娜（Diana,Princess of Wales,1961-1997）

戴维，理查德（Davy,Richard,c.1465-1507）

戴维斯，约翰（Davis,John,c.1550-1605）

戴维斯，约翰爵士（Davis,Sir John,1569-1626）

丹比伯爵（Earl of Danby）

丹吉尔（Tangier）

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

道兰德，约翰（Dowl and,John,1563-1626）

《道歉与补偿文件》（The Form of Apology and Satisfaction）

德比家族（Derby Family）

德·布莱克顿，亨利（de Bracton,Henry,c.1210-1268）

德弗罗，罗伯特（Devereux,Robert,1591-1646）

德弗罗，佩内洛普（Devereux,Penelope,1563-1607）

德拉姆郡（County Durham）

德拉姆主教领地事务会（Council of Palatinate of Durham）

德赖登，约翰（Dryden,John,1631-1700）

德雷顿，迈克尔（Drayton,Michael,1563-1631）

德雷克，弗朗西斯爵士（Drake,Sir Francis,1545-1596）

德·利特尔顿，托马斯爵士（de Littleton,Sir Thomas,c.1422-1481）

德·鲁伊特尔，米基尔（de Ruyter,Michie,1607-1676）

德罗赫达（Drogheda）

德洛尼，托马斯（Deloney,Thomas,1569-1600）

德·美第奇，玛丽亚（de Médici,Marie,1575-1642）

德·蒙田，米歇尔（de Montaigne,Michel,1533-1592）

德那地（Ternate）

德斯巴勒，约翰（Desborough,John,1608-1680）

德文郡（Devonshire）

德文郡伯爵（Earl of Devonshire）

邓巴（Dunbar）

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

低教会派（Low Churchmen）

迪格比，乔治（Digby,George,1612-1677）

笛卡尔，雷内（Descartes,René,1596-1650）

《第二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1552）

《第三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1559）

《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

第五王国派（Fifth Monarchists）

《第一代拜伦勋爵》（John Byron,1st Lord Byron）

《第一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1549）

《第一王位继承法》（Act of the First Succession）

蒂龙伯爵（Earl of Tyrone）

蒂洛森，约翰（Tillotson,John,1630-1694）

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

东方公司（Eastl and Company）

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Trading Company）

东泽西（East Jersey）

《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

都柏林（Dublin）

都柏林城堡（Dublin Castle）

都铎风格（Tudor Style）

《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的巫术》（Witchcraft in the Ages of Tudor and Stuart）

都铎，亨利（Tudor,Henry,of England,1457-1509，即英王亨利七世）

都铎，贾斯珀（Tudor,Jasper,of England,c.1431-1495）

都铎，玛丽（Tudor,Mary,of England,1516-1558，即英国女王玛丽一世）

都铎，玛丽（Tudor,Mary,of England,1496-1533，英格兰公主）

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

都铎，亚瑟（Tudor,Arthur,of England,1486-1502，英格兰王子）

都铎政府革命（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独立派（Separatists）

杜辛代尔战役（Battle of Dussindale）

短期议会（Short Parliament,1640.35）

《对乔治·布坎南的反对》（Adversus Georgii Buchanani dialogum,deiure regni apud Scotos pro regibusapologia,1581）

对外拓殖委员会（Council of Foreign Plantation）

吨税（tonnagetax）

敦刻尔克（Dunkirk）

多布森，威廉（Dobson,William,1611-1646）

多恩，约翰（Donne,John,1572-1631）

多佛（Dover）

《多佛密约》（Secret Treaty of Dover）

《多佛条约》（Treaty of Dover）

《多福之邦》（Poly-Olbion）

多格特，约翰（Doggett,John,1425-1501）

《多情牧童致爱人》（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

E

厄尔斯特（Ulster）

厄尔，沃尔特爵士（Earl,Sir Walter,1586-1665）

F

法布里克斯，希罗尼穆斯（Fabricius,Hieronymus,1537-1619）

法尔斯塔夫，约翰爵士（Falstaff,Sir John）

法拉盛（Flushing）

法兰克（Frank）

法利思，亚历山大（Farnese,Alex ander,1545-1592）

《法学汇纂》（Digesta）

《反对辱骂圣礼者法》（Act of Against the Revilers of the Sacrament）

《反流民与乞丐法》（Vagabonds and Beggars Act1495）

范·戴克，安东尼爵士（van Dyck,Sir Antony,1599-1641）

范·列文虎克，安东尼（van Leeuwenhoek,Antonie,1632-1723）

范·特罗普，马丁（van Tromp,Martin,1598-1653）

非常议会，自由会议（Convention Parliament）

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s）

菲尔角（Cape Fear）

菲尔默，罗伯特爵士（Filmer,Sir Robert,c.1588-1653）

菲利普二世（PhilipⅡof Spain,1556-1598，西班牙国王）

菲尼斯泰尔（Finistère）

菲奇，拉尔夫（Fitch,Ralph,c.1550-1611）

菲兹詹姆斯，约翰爵士（Fitzjames,Sir John,c.1465-1542）

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of Denmark,1559-1588，丹麦国王）

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V of Bohemia,1619-1620，波希米亚国王）

斐迪南二世（King Ferdin andⅡof Aragon,1479-1516，西班牙国王）

《斐多篇》（Phaedo）

费尔顿，约翰（Felton,John,c.1595-1628）

费尔法克斯，斐迪南多（Fairfax,Ferdin ando,1584-1648）

费尔法克斯，罗伯特（Fairfax,Robert,?——1529）

费尔法克斯男爵（Baron of Fairfax）

费尔默伊登，科尼利尔斯爵士（Vermuyden,Sir Cornelius,1595-1677）

费希尔，弗雷德里克·杰克（Fisher,Frederick Jack,1908-1988）

费希尔，圣约翰（Fisher,St.John,c.1469-1535）

芬奇，约翰爵士（Finch,Sir John,1584-1660）

佛兰德斯（Flanders）

佛罗里达（Florida）

弗吉尼亚（Virginia）

弗朗索瓦（François of France,1554-1584，法兰西王子）

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Ⅱof France,1559-1560，法兰西国王）

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 of France,1515-1547，法兰西国王）

弗劳尔杜，约翰爵士（Flowerdew,Sir John）

弗勒斯，乔治（Ferrers,George,c.1500-1579）

弗利特伍德，查尔斯（Fleetwood,Charles,c.1618-1692）

弗鲁洛维西，梯托·李维欧（Frulovisi,Tito Livio,fl.c.1419-1466）

弗罗比歇，马丁爵士（Frobisher,Martin Sir,c.1535-1594）

弗思，查尔斯·H.爵士（Firth,Sir Charles H.,1857-1936）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

《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

符契（tally）

福克斯，盖伊（Fawkes,Guy,1570-1606）

福克斯，约翰（Foxe,John,c.1516-1587）

福特普莱斯，埃德蒙爵士（Fettiplace,Sir Edmund,1554-1613）

复调音乐（polyphonic music）

复活节（Easter Sunday）

《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

G

伽利雷，伽利略（Galilei,Galileo,1564-1642）

盖伦（Claudius Galenus of Pergamum,129199）

盖伊·福克斯日（Guy Fawkes Day）

感化院（reformatory）

冈比亚河（Gambia）

高等代理法庭（High Court of Delegates）

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Justice）

高等宗教事务法庭（Court of High Commission）

《高贵的行业》（The Gentle Craft）

高教会派（High Churchmen）

戈雷岛（Goree Island）

哥白尼，尼古拉斯（Copernicus,Nicolas,1473-1543）

哥特式，哥特风格（Gothic）

歌剧（Opera）

格迪斯，詹尼（Geddes,Jenny,c.1600-1660）

格拉摩根郡（Glamorganshire）

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

格拉斯哥宗教大会（Glasgow Assembly）

格雷戈里十三世（Pope Gregory XⅢ,1572-1585，罗马教皇）

格雷，简夫人（Grey,Lady Jane,1536-1554）

格雷维尔，富尔克爵士（Greville,Sir Fulke,1554-1628）

格里姆斯顿，哈博特爵士（Grimston,Sir Harbottle,c.1569-1648）

格林，罗伯特（Greene,Robert,c.1558-1592）

格林威治宫（Greenwich Palace）

《格林威治条约》（Treaty of Greenwich）

格陵兰岛（Greenland）

格伦维尔，理查德爵士（Grenville,Sir Richard,1542-1591）

格罗丽亚娜（Gloriana）

格罗辛，威廉（Grocyn,William,c.1446-1519）

《给亨利八世的献词》（Book Named the Governor）

《根枝法案》（Root and Branch Bil）

《根枝请愿书》（Root and Branch Petition）

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s）

公祷书（Prayer Book）

公理会，公理派（Congregationalists）

公司特许殖民地（Charter Colony）

共和派（Republicans）

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

古德曼，克里斯托弗（Goodman,Christopher,1520-1603）

古德温，弗朗西斯爵士（Goodwin,Sir Francis,1564-1634）

古典主义（Classicism）

《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

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广阔、富饶和美丽的圭亚那帝国之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Rich 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

圭亚那（Guiana）

贵族（Grandee）

贵族大议事会（Great Council of Peers）

贵族贸易和拓殖促进会（Lords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

《国家六论》（Les Sixlivresde la République）

国家事务（nationalaffairs）

《国民圣约》（National Covenant）

国民事务（civilaffairs）

国王权威（King's authority）

国务大臣（Minister of State）

国务会议（Council of State）

国务秘书（Secretary of State）

国玺（Great Seal）

H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Dynasty）

哈得孙河（Hudson）

哈得孙湾（Hudson Bay）

哈德良四世（Pope HadrianⅣ,c.1154-1159，罗马教皇）

哈考特，罗伯特（Harcout,Robert,c.1574-1631）

哈克卢伊特，理查德（Hakluyt,Richard,the Younger,c.1552-1616）

哈里森，威廉（Harrison,William,1534-1593）

《哈林顿家族手稿集》（Arundel Harington Manuscript）

哈林顿，詹姆斯（Harrington,James,1611-1677）

《哈姆雷特》（Hamlet）

哈斯勒利格，亚瑟爵士（Haselrig,Sir Arthur,1601-1661）

哈特菲尔德（Hatfield）

哈维，威廉（Harvey,William,1578-1657）

哈兹尔比奇（Haselbech）

海德，爱德华（Hyde,Edward,1609-1674）

海德，安妮（Hyde,Anne,1638-1671）

海军大臣（Lord High Admiral）

海克威尔，威廉（Hakewill,William,1574-1655）

海伍德，托马斯（Heywood,Thomas,c.1574-1641）

海牙（Hague）

海，詹姆斯（Hay,James,c.1580-1636）

汉纳，约翰（Hannah,John）

汉诺威王朝（House of Hanover,1714-1901）

汉普顿，埃德蒙爵士（Hampden,Sir Edmund）

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 Palace）

汉普顿，约翰（Hampden,John,c.1595-1643）

汉普郡（Hampshire）

汉萨同盟（Hanse,Hanseatic League）

《捍卫七圣事》（Defens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

《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

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合法安置条例》（Statute of Legal Setlement）

何林设德，拉斐尔（Holinshed,Raphael,1529-1580）

和平的国王（rex pacificus）

荷马（Homer,fl.98th century B.C.）

赫伯特，乔治（Herbert,George,1593-1633）

赫伯特，亚瑟（Herbert,Arthur,c.1648-1716）

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

赫德利，托马斯爵士（Hedley,Sir Thomas,c.1569-1637）

赫耳墨斯（Hermes）

赫克斯特，爱德华爵士（Hext,Sir Edward,c.1550-1624）

赫勒斯滂（Hellespont）

赫特福德伯爵（Earl of Hertford）

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

赫特福德宅邸（Hertford Mansion）

赫维林汉，约翰爵士（Heveringham,Sir John）

黑麦仓阴谋案（Rye House Plot）

《黑色假面舞》（The Masque of Blacknes）

黑死病（Black Death）

黑汤姆暴君（Black Tom Tyrant）

黑巫（Black Witch）

亨利（Henry,Prince of Wales,1594-1612，威尔士王子）

亨利八世（HenryⅧof England,1509-1547，英格兰国王）

亨利二世（HenryⅡof England,1154-1189，英格兰国王）

亨利二世（HenryⅡof France,1547-1559，法兰西国王）

亨利七世（HenryⅦof England,1485-1509，英格兰国王）

亨利三世（HenryⅢof France,1574-1589，法兰西国王）

亨利四世（HenryⅣof France,1589-1610，法兰西国王）

亨利五世（Henry V of England,1413-1422，英格兰国王）

亨特，约翰（Hunt,John）

亨廷顿郡（Huntingdonshire）

衡平法庭（Court of Chancery）

《狐坡尼》（Volpone）

胡格诺教徒（Huguenots）

胡克，理查德（Hooker,Richard,1554-1600）

胡克，罗伯特（Hooke,Robert,1635-1703）

胡克，托马斯（Hooker,Thomas,1586-1647）

护国制议会（Prolectorate Parliament）

护国主制（Protectorate）

怀尔德曼，约翰（Wildman,John,c.162393）

怀特岛（Isle of Wight）

怀特，约翰（White,John,1510-1560）

怀亚特，托马斯爵士（Wyatt,Sir Thomas,the Younger,1521-1554）

怀亚特，托马斯爵士（Wyatt,Sir Thomas,the Elder,1503-1542）

《怀疑派化学家》（The Sceptical Chymist）

《欢乐颂》（Song of Joy）

皇家对非贸易冒险家公司（Company of the Royal Adventurersinto Africa）

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

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皇家学会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辉格党（Whig）

惠更斯，克里斯蒂安（Huygens,Christiaan,1629-1695）

火药阴谋案（Gunpowder Plot）

霍布斯，托马斯（Hobbs,Thomas,1588-1679）

霍顿庄园（Houghton Hall）

霍尔拜因，汉斯（Holbein,Hans,theyounger,c.1497-1543）

霍尔登比城堡（Holdenby House）

霍华德，查尔斯（Howard,Charles,1536-1624）

霍华德，亨利（Howard,Henry,c.1517-1547）

霍金斯，约翰爵士（Hawkins,Sir John,1532-1595）

霍姆斯，罗伯特爵士（Holmes,Sir Robert,c.1622-1692）

霍普顿，拉尔夫爵士（Hopton,Sir Ralph,1598-1652）

霍兹沃斯，威廉（William Holdsworth,1871-1944）

J

机要大臣（Clerk of the Hanaper）

基本美德（cardinalvirtues）

基德，托马斯（Kyd,Thomas,1558-1594）

《基督教君主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Christian Humanists）

基督学院（Christ College）

基佐，F.(Guizot,F.,1787-1874）

吉本，爱德华（Gibbon,Edward,1737-1794）

吉尔伯特，汉弗莱爵士（Gilbert,Sir Humphrey,c.1539-1583）

吉尔伯特，威廉（Gilbert,William,1544-1603）

吉斯（Guise）

吉斯公爵（Duke of Guise）

即决法庭（Petty Sessions）

几内亚（Guinea）

几内亚公司（Guinea company）

几内亚湾（Gulf of Guinea）

《纪律手册》（Book of Discipline）

纪念说（memorial）

《技工法令》（Statute of Artificers）

季法庭（Quarter Session）

《济贫法》（Act for the Relief of the Poor）

《济贫法》（Poor Law）

《济贫法》（Poor Relief Act）

《济贫法》（Vagrancy and Poor Relief Act）

加德纳，斯蒂芬（Gardiner,Stephen,c.1483-1555）

加的斯（Cadiz）

加尔各答（Kolkata）

加尔文派（Calvinists）

加尔文，约翰（Calvin,John,1509-1564）

加莱（Calais）

加勒比海（Caribbean）

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

价格革命（Price Revolution）

监护法庭（Court of Wards）

《建立一个自由共和国之捷径》（The Ready and Easy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

《建议要点》（Heads of Proposals）

剑桥（Cambridge）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剑桥郡（Cambridgeshire）

《剑桥协议》（Cambridge Agreement）

绞刑法官（hangingjudge）

《教规手册》（Book of Canons）

教皇子午线（Papal Meridian）

教会法（Canon Law）

教区（parish）

《教师》（The Scholemaster）

《教士服从法》（Act of Submision of the Clergy）

教友派，贵格派（Quakers）

《皆大欢喜》（All's Wel That Ends Wel）

杰弗里斯男爵（Baron of Jeffreys）

《解散修道院法》（Act of Di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金，格雷戈里（King,Gregory,1648-1712）

金斯敦（Kingston）

锦衣库（Wardrobe）

浸礼派（Baptists）

《禁止向罗马上诉法》（Actin Restraint of Appeals to Rome）

九年战争（Nine Years'War,1594-1603）

居央（Guyon）

《绝对限制首年俸法》（Act in Absolute Restraint of Annates）

军队委员会（Army Council）

军官委员会（Council of Officers）

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

郡长（High Sheriff）

郡法庭（County Court）

郡守（chief）

K

卡巴尔内阁（Cabal Ministry）

卡伯特，塞巴斯蒂安（Cabot,Sebastian,c.1474-1557）

卡伯特，约翰（Cabot,John,c.1450-1498）

卡恩（Calne,Kahn）

卡尔，罗伯特（Carr,Robert,c.1587-1645）

卡弗特，乔治（Calvert,George,c.1580-1632）

卡弗特，塞西利厄斯（Calvert,Cecilius,1605-1675）

卡克斯顿，威廉（Caxton,William,c.1415-1492）

卡莱尔伯爵（Earl of Carlisle）

卡里，卢修斯（Cary,Lucius,c.1610-1643）

卡罗莱纳（Carolina）

《卡罗莱纳基本法》（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 of Carolina）

卡斯尔山（Castle Hill）

卡特雷特，乔治爵士（Carteret,Sir George,c.1610-1680）

卡特斯比，罗伯特爵士（Catesby,Sir Robert,1573-1605）

《卡托——康布雷奇和约》（Peace of Cateau-Cambrésis）

卡文迪什，威廉（Cavendish,William,1593-1676）

卡赞德（Cadzand）

喀提林，卢修斯·塞尔吉乌斯（Catilina,Lucius Sergius,10862BC）

《喀提林阴谋》（Catiline His Conspiracy）

开普勒，约翰（Kepler,John,1571-1630）

凯瑟琳，阿拉贡的（Catherine of Aragon,1485-1536，英格兰王后）

凯瑟琳，布拉甘萨的（Catherine of Braganza,1638-1705，英格兰王后）

凯特林（Kettering）

凯特，罗伯特（Kett,Robert,c.1492-1549）

凯特起义（Kett's Rebellion）

凯特，威廉（Kett,William）

坎贝尔，阿奇博尔德（Campbell,Archibald,1629-1685）

坎伯兰郡（Cumberland）

坎特伯雷（Canterbury）

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康涅狄格（Connecticut）

《康涅狄格基本法》（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

康沃尔公爵（Duke of Cornwall）

康沃尔郡（Cornwall）

考埃尔，约翰（Cowell,John,1554-1611）

考狄利娅（Cordelia）

考珀，威廉（Cowper,William,1731-1800）

考文垂（Coventry）

柯克，爱德华爵士（Coke,Sir Edward,1552-1634）

科贝特，约翰爵士（Corbet,Sir John,1594-1662）

科茨巴赫（Cotesbach）

科德角（Cape Cod）

科尔巴休（Corbaccio）

科尔伯，让巴普蒂斯特（Colbert,Jean-Baptiste,1619-1683）

科尔曼，爱德华（Colman,Edward,1636-1678）

科尔尼，艾尔斯（Colne,Earls）

《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

科利顿，约翰爵士（Colleton,Sir John,1608-1666）

科利特，约翰（Colet,John,1467-1519）

科隆（Cologne）

《科摩斯》（Comus）

科尼希，威廉（Cornysh,William,the Younger,1465-1523）

科普，安东尼爵士（Cope,Sir Anthony,c.1548-1614）

科维诺（Corvino）

克拉伦登伯爵（Earl of Clarendon）

《克拉伦登法典》（Clarendon Code）

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Ⅶ,1523-1534，罗马教皇）

克莱沃斯（Clayworth）

克兰默，托马斯（Cranmer,Thomas,1489-1556）

克劳利，罗伯特（Crowley,Robert,c.1517-1588）

《克雷迪顿济贫院法》（Crediton Workhouse Act）

克里斯普，尼古拉斯爵士（Crisp,Sir Nicholas,c.1598-1666）

克利福德男爵（Baron of Clifford）

克利福德，托马斯（Clifford,Thomas,1630-1673）

克鲁，兰德尔爵士（Crew,Sir Randal,1604-1653）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Oliver,1599-1658）

克伦威尔，理查德（Cromwell,Richard,1626-1712）

克伦威尔，托马斯（Cromwell,Thomas,c.1485-1540）

克罗夫特，詹姆斯爵士（Cr oft,Sir James,c.1518-1590）

克内勒，戈弗雷爵士（Kneller,Sir Godfrey,1646-1723）

克威尔（Keevil）

肯尼贝克河（Kennebec）

肯特郡（Kent）

肯维岛（Canvey Island）

恳请法庭（Court of Request）

恳请主事官（Masters of Request）

库珀，安东尼·阿什利（Cooper,Anthony Ashley,1621-1683）

《宽容法》（Toleration Act）

L

拉布拉多（Labrador）

拉罗谢尔（La Rochelle）

拉帕汉诺克河（Rappahannock）

拉什顿（Rushton）

拉斯勒特，彼得（Laslett,Peter,1915-2001）

拉特兰郡（Rutlandshire）

《来自月球新大陆的消息》（News from the New World Discovered in the Moon）

莱布尼茨，戈特弗里德·威廉（Leibnitz,Gottfreid Wilhelm,1646-1716）

莱利，彼得爵士（Lely,Sir Peter,1618-1680）

莱斯利，大卫（Leslie,David,c.1600-1682）

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

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

赖特森，基思（Wrightson,Keith）

兰伯特，约翰（Lambert,John,1619-1684）

兰开郡（Lancashire）

兰开斯特（Lancaster）

兰开斯特公爵（Duke of Lancaster）

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会（Council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

兰开斯特，詹姆斯（Lancaster,James,1555-1618）

劳埃德，约翰（Lloyd,John,c.1475-1523）

劳德代尔公爵（Duke of Lauderdale）

劳德，威廉（Laud,William,1573-1645）

老铁骑（Old Ironsides）

雷德福德，约翰（Redford,John,?——1547）

《雷丁的托马斯》（Thomas of Reading）

雷恩，克里斯托弗·M.爵士（Wren,Sir Christopher M.,1632-1723）

雷利，沃尔特爵士（Raleigh,Sir Walter,c.1552-1618）

雷诺兹，约翰（Reynolds,John,of Desborough）

累积叛国罪（Cumulative Treason）

黎塞留（Cardinal-Ducde Richelieu,1585-1642）

礼拜（service）

李尔本，约翰（Lilbourne,John,1614-1657）

《李尔王》（King Lear）

《李尔王和他的三个女儿的真实编年史》（The True History King Lear and His Three Daughters）

李利，约翰（Lyly,John,c.1553-1606）

李维（Titus Livius Patavinus,59BCAD17）

里昂（Lyon）

《里彭条约》（Treaty of Ripon）

里奇奥，大卫（Rizzio,David,1533-1566）

里奇，罗伯特（Rich,Robert,1587-1658）

里奇蒙伯爵（Earl of Richmond）

里奇蒙宫（Palace of Richmond）

里斯本（Lisbon）

《里斯维克条约》（Treaty of Ryswick）

理查三世（RichardⅢof England,1483-1485，英格兰国王）

《理查三世本纪》（History of King RichardⅢ）

理查一世（Richard Iof England,1189-1199，英格兰国王）

《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

利凡特（Levant）

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

利弗，托马斯（Lever,Thomas,1521-1577）

《利维坦》（Leviathan）

《利西达斯》（Lycidas）

联邦和自由的国家（Commonwealth and Free State）

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lndische Compagnie）

《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

炼狱（Purgatory）

两圃制（two-field system）

林肯（Lincoln）

林肯伯爵（Earl of Lincoln）

林纳克，托马斯（Linacre,Thomas,c.1460-1524）

另一院（'Other House'of Parliament）

令状（writs）

刘易斯（Lewis）

流民（vagabonds）

《六信条法》（Act of Six Articles）

龙骑兵（Dragoon）

《垄断法规》（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1623）

卢卡斯，亨利（Lucas,Henry,c.1610-1663）

《卢克丽丝受辱记》（The Rape of Lucrece）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1712-1778）

卢修斯（Lucius of Britain，传说中的公元2世纪不列颠王）

鲁昂（Rouen）

鲁本斯，彼得·保罗爵士（Rubens,Sir Peter Paul）

鲁珀特（Prince Rupert of the Rhine,1619-1682，波希米亚王子）

鲁易斯利普荒原（Ruislip Heath）

路德，马丁（Luther,Martin,1483-1546）

路易十三（Louis XⅢof France,1610-1643，法兰西国王）

路易十四（Louis XⅣof France,1643-1715，法兰西国王）

路易十一（Louis XI of France,1461-1483，法兰西国王）

吕贝克（Lübeck）

《旅行日记》（An Itinerary）

伦巴德，威廉（Lambard,William,1536-1601）

伦道夫，爱德华（Randolph,Edward,1632-1703）

伦敦大火灾（Great Fire of London）

伦敦大瘟疫（Great Plague of London）

伦敦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

伦敦交易所，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

伦敦冒险家对非洲港口贸易公司（The Company of Adventurers of London Trading to Parts of Africa）

伦敦商人对东印度贸易的总裁和公司（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

伦敦塔（Tower of London）

《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

伦斯特（Leinster）

轮作制（Rotation System）

《论盎格鲁共和国》（De Republica Anglorum）

《论到达中国新通道之发现》（Discourse of a Discovery for a New Passageto Cataia）

《论公民》（De Cive）

《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论教会政策的法则》（Of the Lawe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ie）

《论经过西北航线到达中国和东印度之通道》（Discourseto Prove a Passageby the North Westto Cathay and the East Indies）

《论开题》（De Inventione）

《论统治》（De Regnoet Regali Potestate）

罗阿诺克岛（Roanoke）

罗伯特二世（RobertⅡof Scotland,1371-1390，苏格兰国王）

罗彻斯特子爵（Viscount Rochester）

罗德岛（Rhode Island）

罗弗尔勋爵（Lord Rovel）

罗克斯伯里（Roxbury）

罗拉德派（Lollards）

罗马法（Roman Law）

罗马天主教（Popery,Roman Catholic）

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萨德（Rosader）

《罗莎林德》（Rosalynde,or Euphues'Golden Legacie）

罗素，弗朗西斯（Russell,Francis,1593-1641）

罗伊，托马斯（Roe,Thomas,c.1581-1644）

罗兹，大卫（Loades,David）

洛克，约翰（Locke,John,1632-1704）

洛奇，托马斯（Lodge,Thomas,c.1558-1625）

洛斯托夫特（Lowest oft）

M

马德拉斯（Madras）

马德琳（Madeleine of Valois,1520-1537，苏格兰王后）

马尔博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

马尔博罗镇（Marlborough）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Thomas Robert,1766-1834）

《马耳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

马格里布（Maghrebi）

《马耕作业》（Horse Hoeing Husb andry）

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 of Holy Roman Empire,1493-151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马里兰（Maryl and）

马鲁古群岛（Maluku Islands）

马洛，克里斯托弗（Marlowe,Christopher,1564-1593）

马洛里，罗伯特（Malory,Robert）

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湾（Massachusetts Bay）

马萨诸塞湾公司（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

马斯顿荒原大战（Battle of Marston Moor）

马辛格，菲利普（Massinger,Philip,1583-1640）

《马修·普里奥尔》（Ma thew Prior）

玛格丽特（Margaret of York,Duchess of Burgundy,1446-1503）

玛丽（Mary of Guise,1515-1560）

玛丽二世（MaryⅡof England,1688-1694，英格兰女王）

玛丽亚，亨利埃塔（Maria,Henrietta of France,1609-1669，英格兰王后）

玛丽一世（Mary I of England,or Mary Tudor,1553-1558，英格兰女王）

玛塔葡萄园岛（Marta's vineyard）

《麦克白》（Macbeth）

麦克法兰，阿兰（Macfarlane,Alan）

麦哲伦海峡（Strait of Magellan）

曼彻斯特（Manchester）

曼彻斯特伯爵（Earl of Manchester）

曼塞（Manser）

芒斯特（Munster）

贸易和拓殖联合委员会（Joint Councilfor Trade and Plantation）

贸易会（Board of Trade）

贸易委员会（Council of Trade）

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1455-1485）

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Sidonia）

梅尔，马克安托万（Muret,Marc-Antoine,1526-1585）

梅靡斯特（Mephisto）

梅纳德勋爵（Lord Maynard）

梅森，罗伯特爵士（Mason,Sir Robert,?——1669）

梅特兰，弗雷德里克·W.(Maitland,Frederic W.,1850-1906）

梅特兰，约翰（Maitland,John,1616-1682）

蒙克，乔治（Monck,George,1608-1670）

蒙默思（Monmouth）

蒙默思公爵（Duke of Monmouth）

蒙默思起义（Monmouth Rebellion）

蒙乔伊伯爵（Earl of Mountjoy）

蒙塔古，爱德华（Montagu,Edward,1602-1671）

蒙塔古，爱德华（Montagu,Edward,1563-1644）

蒙塔古，拉尔夫（Montagu,Ralph,1638-1709）

蒙塔古，理查德（Montagu,Richard,1577-1641）

蒙塔古，詹姆斯（Montagu,James,c.1568-1618）

蒙特罗斯侯爵（Marquess of Montrose）

蒙梯格尔男爵（Baron Monteagle）

孟买（Bombay）

弥尔顿，约翰（Milton,John,1608-1674）

弥撒（Mass）

弥撒曲（Musical Settings of Mass）

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

米德兰（Midl and）

米德兰起义（Midland Revolt）

米兰达（Miranda）

米兰公爵（Duke of Milan）

米切尔，亚历山大·F.(Mitchell,Alexander F.,1822-1899）

《密约》（Engagement）

缅因（Maine）

蔑视王权罪（Praemunire）

民事诉讼高等法院（Court of Common Pleas）

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

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明斯特（Münster）

摩鹿加群岛（Molucca Islands）

摩洛哥（Morocco）

摩西（Mose）

莫尔，托马斯爵士（More,Sir Thomas,1478-1535）

莫里尔，约翰（Morrill,John）

莫里森，法因斯（Moryson,Fynes,1566-1630）

莫里斯，詹姆斯（Morice,James）

莫利，托马斯（Morley,Thomas）

莫斯卡（Mosca）

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

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

《默顿条例》（Statute of Merton）

牧歌（pastoral）

《牧人日历》（The Shepheardes Calender）

牧师纪律（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

穆斯霍尔德荒野（Mousehold Heath）

N

纳拉甘西特湾（Narragansett Bay）

《纳什的素食》（Nashe's Lenten Stufe）

纳什，托马斯（Nashe,Thomas,1567-1601）

纳斯比（Naseby）

《奈梅根和约》（Treaties of Peace of Nijmegen）

南卡罗莱纳（South Carolina）

南洋（Southeast Asia）

楠塔基特岛（Nantucket）

内廷（chamber）

内维尔（Neville）

内维尔，亨利（Neville,Henry,1620-1694）

内维尔，罗伯特（Neville,Robert,1404-1457）

尼德汉姆，马查蒙特（Nedham,Marchamont,1620-1678）

尼德兰（Netherlands）

尼尔，约翰·E.爵士（Neale,Sir John E.,1890-1975）

《1601年济贫法》（Poor Relief Act1601）

牛顿，艾萨克爵士（Newton,Sir Isaac,1643-1727）

牛顿起义（Newton Rebellion）

牛津（Orford）

牛津郡（Oxfordshire）

《纽伯里的杰克》（Jack of Newbury）

纽芬兰（Newfoundland）

纽黑文（New Haven）

纽卡斯尔（Newcastle）

纽卡斯尔侯爵（Marquess of Newcastle）

《纽卡斯尔建议》（Newcastle Propositions）

纽马克特（New market）

纽瓦克（Newark）

纽瓦克勋爵（Lord Newark）

女巫（sorceress）

女佣（charwoman）

诺登，约翰（Norden,John,c.1547-1625）

诺丁汉伯爵（Earl of Nottingham）

诺丁汉城堡（Nottingham Castle）

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

诺顿，罗伯特爵士（Norton,Sir Robert,1615-1691）

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

诺克斯，约翰（Knox,John,c.1505-1572）

诺森伯兰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 and）

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 and）

诺思，罗杰（North,Roger,1651-1734）

诺威奇（Norwich）

O

欧文，罗杰爵士（Owen,Sir Roger,c.1573-1617）

P

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ova）

帕尔，凯瑟琳（Parr,Catherine,1512-1548，英格兰王后）

帕尔马公爵（Duke of Parma）

帕尔，威廉（Parr,William,1513-1571）

帕克，亨利（Parker,Henry,1604-1652）

帕克，克里斯托弗爵士（Packe,Sir Christopher,1593-1682）

帕克，马修（Parker,Matthew,1504-1575）

帕克，托马斯爵士（Parker,Sir Thomas）

帕克，威廉（Parker,William,1575-1622）

帕拉迪奥式建筑风格（Palladianism）

《排斥法案》（Exclusion Bil）

排斥危机（Exclusion Crisis）

潘塔波利斯（Pentapolis）

《叛逆法》，《叛国法》（Treasons Act）

叛逆罪，叛国罪（treason）

庞内特，约翰（Ponet,John,c.1514-1556）

庞特，罗伯特（Pont,Robert,1524-1606）

陪审团（jury）

陪审制（jury system）

培根，弗朗西斯爵士（Bacon,Sir Francis,1561-1626）

培根，纳撒尼尔（Bacon,Nathaniel,1647-1676）

培根，尼古拉爵士（Bacon,Sir Nicholas,1510-1579）

佩恩，威廉（Penn,William,1644-1718）

佩恩，威廉爵士（Penn,Sir William,1621-1670）

佩勒姆，托马斯爵士（Pelham,Sir Thomas,1597-1654）

佩皮斯，塞缪尔（Pepys,Samuel）

配第，威廉爵士（Petty,Sir William,1623-1687）

彭德尔林区（Pendle Forest）

霹雳火（Hotspur）

皮尔斯，爱德华（Pearce,Edward）

《皮基尼条约》（Treaty of Picquigny）

皮姆，约翰（Pym,John,1584-1643）

皮奇姆，埃德蒙（Peacham,Edmund,c.1553-1616）

皮奇姆案（Peacham's Case）

平等派（Levellers）

平户（Hirado）

珀西（Percy）

珀西，亨利爵士（Percy,Sir Henry,Hotspur,1364-1403）

珀西，托马斯（Percy,Thomas,c.1560-1605）

朴茨茅斯（Portsmouth）

普拉克内特，西奥多·F.T.(Plucknett,T.F.T.,1897-1965）

普莱德清洗（Pride's Purge）

普莱德，托马斯（Pride,Thomas,?——1658）

普雷斯顿（Preston）

普利茅斯（Plymouth）

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Plymouth）

普林敦（Plimpton）

普林，威廉（Prynne,William,1600-1669）

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

普罗温斯敦（Provincetown）

普洛斯派罗（Prospero）

普特尼（Putney）

普特尼辩论（Putney Debates）

普通法（Common Law）

Q

七主教案（Seven Bishops）

奇切斯特，亚瑟爵士（Chichester,Sir Arthur,1563-1625）

祈祷书叛乱（Prayer Book Rebellion）

骑士党（Cavaliers）

骑士派（Cavaliers）

骑士议会，领取养老金者议会（Cavalier Parliament,1661-1679）

《千人请愿书》（Milenary Petition）

《谦恭请愿与建议》（Humble Petition and Advice）

钱塞勒，理查德（Chancellor,Richard）

乔斯林，拉尔夫（Josselin,Ralph,1617-1683）

乔叟，杰弗里（Chaucer,Geoffery,c.1340-1400）

切萨皮克（Chesapeake）

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

切斯特（Chester）

切斯特伯爵领地事务会（Council of Earldom of Chester）

钦定本《圣经》（Authorized Version，或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

清教革命（Puritan Revolution）

清教，清教主义（Puritanism）

《穷光蛋皮尔斯》（Pierce Penniless）

琼森，本（Jonson,Ben,c.1572-1637）

琼斯，伊尼戈（Jones,Inigo,1573-1652）

丘吉尔，温斯顿爵士（Churchill,Sir Winston,1874-1965）

丘吉尔，约翰（Churchill,John,1650-1722）

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

《取缔家臣法》（Statute of Liveries of1504）

圈地运动（Enclosure or Inclosure）

《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

全国公意（common counsel of the kingdom）

全国联合会（General Assembly）

R

《人民公约》（An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

人身保护令状（Writ of Habeas Corpus）

日内瓦（Geneva）

S

撒旦（Satan）

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8634BC）

萨伏依（Savoy）

萨福克公爵（Duke of Suffolk）

萨福克郡（Suffolk）

萨加达霍克河（Sagadahoc）

萨科湾（Saco Bay）

萨里伯爵（Earl of Surry）

萨默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

萨默塞特郡（Somersetshire）

塞尔登，约翰（Selden,John,1584-1654）

塞尔维特，迈克尔（Servetus,Michael,1511-1553）

塞拉利昂（Sierra Leone）

塞林，路易（Servin,Louis）

塞内加尔河（Senegal）

塞涅卡，乌切乌斯·阿奈乌斯（Seneca,Ucius Annaeus,c.4BCAD65）

塞萨（Thaisa）

塞西尔，罗伯特爵士（Cecil,Sir Robert,1563-1612）

塞西尔，威廉（Cecil,William,1520-1598）

三角贸易（Triangular Trade,or Triangle Trade）

《三年法》（Triennial Act）

三圃制（three-field system）

《三十九信条》（Thirty-Nine Articles）

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War,1618-1648）

三王国之战（Wars of the Three Kingdoms）

三一律（Three Unities）

桑克罗夫特，威廉（Sancr oft,William,1617-1693）

桑威奇（Sandwich）

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1564-1616）

商人国王（merchant king）

商人几内亚开发公司（Company of Merchants Trading to Guinea）

商人冒险家公司（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rs）

《商业和贸易通用词典》（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

上诉法庭（Court of Appeal）

上院（House of Lords）

尚松（Chamson）

烧焦西班牙国王的胡子（singeing of the King of Spain's beard）

蛇麻草，啤酒花（Common Hop）

舍伍德，约翰（Sherwood,John,?——1494）

绅士（gentility）

神法（Divine Law）

《神圣同盟与誓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审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m）

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

生而自由的权利（freeborn rights）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freeborn Englishman）

生而自由的约翰（Freeborn John）

圣奥尔本斯（St.Albans）

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 of Hippo,354430）

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

《圣餐礼规程法》（Act of Order of Communion）

“圣菲利普”号（San Felipe）

圣歌（motet）

圣胡安·德乌略亚港（San Juan de Ulua）

圣贾尔斯大教堂（St.Giles'Cathedral）

《圣经讲道集》（Homilies）

圣克里斯托弗（Saint Christopher）

圣克鲁兹（Santa Cruz）

圣劳伦斯湾（Gulf of Saint Lawrence）

圣乔治节（St.George's Day）

圣约翰，奥利弗爵士（St.John,Sir Oliver,c.1598-1673）

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ege,Cambridge）

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lege,Oxford）

圣约派（Covenanters）

《圣战》（The Holy War）

《失乐园》（Paradise Lost）

《诗辩》（An Apology for Poetry）

《十日谈》（Decameron）

十四行诗（sonnet）

《十四行诗》（Sonnets）

《十信条》（Ten Articles）

《十信条法》（Act of Ten Articles）

十一年暴政期，无议会统治期（Eleven-years'Tyranny,1629-1640）

史密斯，玛丽（Smith,Mary）

史密斯，托马斯爵士（Smith,Sir Thomas,1513-1577）

《市政法》（Corporation Act）

首年俸与什一税法庭（Court of First Fruit and Tenths）

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

首席国务大臣（Chief Minister of State）

首席国务秘书（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狩猎法（Gamelaws）

枢密大臣（Privy Council）

枢密院（Privy Council）

税务法庭（Upper Exchequer）

私议案（private bill）

思罗克莫顿，弗朗西斯爵士（Throckmorton,Sir Francis,1554-1584）

斯宾塞，埃德蒙（Spenser,Edmund,c.1552-1599）

斯蒂尔亚德（Steelyard）

斯多噶派（Stocism）

斯基朋，菲利普（Skippon,Philip,c.1600-1660）

斯卡里斯布里克，J.J.(Scarisbrick,J.J.,1928——）

斯科尼宫（Scone Palace）

斯密，亚当（Smith,Adam,1723-1790）

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

斯塔基，托马斯（Starkey,Thomas,c.1495-1538）

斯苔拉（Stella）

斯特拉福伯爵（Earl of Strafford）

斯特劳德，理查德（Stroud,Richard）

斯特灵堡（Stirling Castle）

斯特普利，安东尼（Stapley,Anthony,1590-1655）

斯通，劳伦斯（Stone,Lawrence,1919-1999）

斯图尔特（Stewart）

斯图尔特，罗伯特（Stewart,Robert,1371-1390，即苏格兰国王）

斯图亚特（Stuart）

斯图亚特，玛丽（Mary I of Scotland,or Mary Stuart,1542-1567，苏格兰女王）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Restoration）

斯图亚特，詹姆士（Stuart,James,1633-1701，即英王詹姆士二世）

斯温布鲁克（Swinbrook）

《四十二信条》（Forty-Two Articles）

松德海峡（Sound）

苏丹（Sultan）

苏格拉底（Socrates,469399BC）

《苏格兰王国的权利》（De Jure Regniapud Scotos）

苏拉特（Surat）

苏里哥尼，斯特凡诺（Surigoni,Stefano）

苏里郡（Surry County）

苏里南（Surinam）

苏门答腊（Sumatra）

苏塞克斯伯爵（Earl of Sussex）

苏塞克斯郡（Sussex）

苏通（Sutton）

所罗门（Solomon,fl.c.970931BC，古代以色列王）

索普，罗伯特爵士（Thorpe,Sir Robert,?——1372）

索普，托马斯爵士（Thorpe,Sir Thomas,?——1461）

T

塔尔，杰斯罗（Tull,Jethro,1674-1741）

塔克文（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534510BC，古罗马王政时代末王）

塔利斯，托马斯（Tallis,Thomas,c.1505-1585）

塔索，托尔夸托（Tasso,Torquato,1544-1595）

《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Pericles,Prince of Tyre）

泰勒，沃特（Tyler,Wat,?——1381）

泰晤士河（Thames）

坦普尔，威廉爵士（Temple,Sir Wiliam,1555-1627）

汤顿（Taunton）

唐森德，查尔斯（Townshend,Charles,1674-1738）

特拉华（Delaware）

特拉华河（Delaware）

特雷瑟姆（Tresham）

特洛伊人（Trojans）

特纳，彼得博士（Turner,Dr.Peter,1542-1614）

特权（privilege）

特塞尔岛（Texel Island）

特威德河（Tweed）

提比略（Tiberius,1437，古罗马皇帝）

《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天主教（Catholicism）

天主教联盟（Catholic Confederation）

天主教阴谋案（Popish Plot）

铁骑军（Ironsides）

《帖木耳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

廷代尔，威廉（Tyndale,William,c.1494-1536）

《统治者必读》（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

投石党（Fronde）

图塞，托马斯（Tusser,Thomas,1524-1580）

土耳其公司（Turkey Company）

托勒密，克劳狄乌斯（Ptolemaeus,Claudius,c.90168）

托利党（Tory）

托灵顿伯爵（Earl of Torrington）

托尼，R.H.(Tawney,R.H.,1880-1962）

托特尔，理查德（Tottel,Richard,c.1530-1594）

《托特尔杂诗集》（Totel's Miscelany）

W

瓦尔赫伦岛（Walcheren Island）

外国拓殖委员会（Commission for Foreign Plantations）

外稽查员（foreign auditor）

万丹（Bantam）

王党分子（Royalists）

王权神圣（Sacred Kingship）

王室领地总稽查（General Surveys of Crown Lands）

王室直辖殖民地（Royal Colony,Crown Colony）

王堂，王庭（Curia Regis,King's Court）

《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lement）

王位虚悬期（Interregnum,1649-1660）

王玺（Privy Seal）

王在法下（King under the Law）

王在枢密院（King in the Privy Council）

王在议会（King in the Parliament）

王座法庭（Court of King's Bench）

威尔顿宫（Wilton Palace）

威尔顿沙龙（Wilton Circle）

威尔克斯，托马斯（Weelkes,Thomas,1576-1623）

威尔士边区（Welsh Marches）

威尔士边区事务会（Council of Wales and the Marches）

《威尔士王子查理》（CharlesⅡwhen Prince of Wales）

威尔特郡（Wiltshire）

威尔逊，托马斯爵士（Wilson,Sir Thomas,c.1560-1629）

威克里夫，约翰（Wycliffe,John,c.1320-1384）

威廉（William Prince of Orange,1650-1702，即英王威廉三世）

威廉二世（WilliamⅡof England,1087-1100，英格兰国王）

威廉三世（WiliamⅢof England,1688-1702，英格兰国王）

威廉斯，罗杰（Williams,Roger,c.1603-1683）

威廉一世（William the Conqueror,1066-1087，英格兰国王）

威洛比，休爵士（Willoughby,Sir Hugh,?——1554）

威尼斯公司（Venice Company）

《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Cathedral）

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条例》（Statute of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条约》（Treaty of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Westminster Abbey）

韦布，约翰（Webb,John,1611-1672）

《为英国人民声辩》（Defensio pro Populo Anglicano）

维阿波科河（Wiapoco）

维吉尔（Vergilius Maro,7019BC）

维京人（Vikings）

维兰（villein）

维里奥，安东尼奥（Verrio,Antonio,c.1636-1707）

维利尔斯，乔治（Villiers,Sir George,1628-1687）

维纳布尔斯，罗伯特（Venables,Robert,c.1613-1687）

《维纳斯与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

维萨留斯，安德烈亚斯（Vesalius,Andreas）

维泰利，科尔内略（Vitelli,Cornelio,?——c.1525）

《伟大的复兴》（Great Instauration）

伪法案（The Pretended Act）

魏尔（Ware）

魏尔兵变（Ware Mutiny）

温德班克，弗朗西斯爵士（Windebank,Sir Francis,1582-1646）

温德汉姆（Wyndham）

温切斯特（Winchester）

温塞特，尼尼安（Winzet,Ninian,1518-1592）

温莎（Windsor）

温莎堡（Windsor Castle）

《温莎美女》（Windsor Beauties）

温思罗普，约翰（Winthrop,John,c.1587-1649）

温特沃思，皮特（Wentwort,Pitt,c.1524-1596）

温特沃思，托马斯（Wentworth,Thomas,1593-1641）

文艺复兴（Renaissance）

纹章局（Heralds'College）

沃贝克，珀金（Warbeck,Perkin,1474-1499）

沃尔波尔，罗伯特爵士（Walpole,Sir Robert,1676-1745）

沃尔特尔（Voltore）

沃尔特郡（Wiltshire）

沃尔温，威廉（Walwyn,William,c.1600-1681）

沃尔西，托马斯（Wolsey,Thomas,c.1470-1530）

沃尔辛厄姆，弗朗西斯爵士（Walsingham,Sir Francis,c.1532-1590）

沃勒，埃德蒙（Waller,Edmund,1606-1687）

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

沃里克郡（Warwickshire）

沃纳，托马斯（Warner,Thomas,1580-1649）

沃森，托马斯（Watson,Thomas,1515-1584）

沃特敦（Watertown）

《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

《乌托邦》（Utopia）

巫（witch）

巫术（witchcraft）

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

《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

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

五爵士案（Five Knights'Case）

《五哩法》（Five Mile Act）

五朔节（May Day）

五朔节花柱（Maypole）

五朔节莫里斯化装舞会（Mayflower Morris Dance）

《五月花公约》（Mayflower Compact）

“五月花”号（Mayflower）

伍德，安东尼（Wood,Anthony,1632-1695）

伍斯特（Worcester）

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

伍斯特战役（Battle of Worcester）

《务农五百要诀》（Five Hundred Points of Good Husbandry）

X

《西班牙悲剧，或希罗姆又疯了》（The Spanish Tragedy,or Hieronimo is Mad Again）

《西班牙蚊子》（The Spanish Masquerado）

西德尼，菲利普爵士（Sidney,Sir Phillip,1554-1586）

西德尼，玛丽（Sidney,Mary,1561-1621）

《西莉卡》（Caelica）

西摩，爱德华（Seymour,Edward,c.1506-1552）

西摩，简（Seymour,Jane,c.1508-1537）

西塞罗，马库斯·图利乌斯（Cicero,Marcus Tullius,10643BC）

《西亚努斯的毁灭》（Sejanus His Fall）

西亚努斯，卢修斯·埃利乌斯（Seianus,Lucius Aelius,20BC-AD31）

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

西泽西（West Jersey）

希尔默顿（Hillmorton）

希利亚德，尼古拉斯（Hilliard,Nicholas,c.1547-1619）

《希罗和利安德》（Hero and Leander）

习惯法（customary law）

细密画（miniature painting）

下院（House of Commons）

夏洛克（Shylock）

《仙后》（The Faerie Queene）

《显微术》（Micrographia）

乡绅入侵（Gentry Invasion）

乡绅，士绅，新贵族（gentry）

《向西殖民论》（A Discourse on Western Planting）

小安的列斯群岛（Lesser Antilles）

小议会（Little Parliament）

谢尔顿戏院（Sheldon Theatre）

谢菲尔德（Sheffield）

谢利，亨利（Shelley,Henry,1582-1644）

《辛白林》（Cymbeline）

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

《新大西岛》（New Atlantis）

《新工具》（Novum Organum Scientiarum）

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

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

新教（Protestantism）

新君主制（New Monarchy）

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

《新模范军法令》（New Model Army Ordinance）

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s）

新普利茅斯（New Plymouth）

新森林区（New Forest）

新英格兰（New England）

新英格兰公司（New England Company）

新英格兰领地（Dominion of New England）

新泽西（New Jersey）

信仰捍卫者（Fidei Defensor）

《信仰划一法》（Act of Uniformity）

《信仰声明》（Confesion of Faith）

《信仰自由宣言》（Royal 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

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

《行为与典范》（Actes and Monuments）

《宣誓法》（Test Act）

宣叙调（Recitative）

玄学诗（metaphysical poetry）

《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and Proficience of Learning Divine and Human）

血腥审判（Bloody Assizes）

血腥者（The Bloody）

《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

巡回法官（circuitjudge）

巡回法庭（Court of Assizes）

巡幸君主（itinerant kings）

Y

牙买加（Jamaica）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

亚马孙河（Amazon）

亚齐（Achin）

亚速尔群岛（Azores Islands）

烟草殖民地（Tobacco Colony）

扬，尼古拉斯（Yonge,Nicolas,c.1560-1619）

《羊毛纺织品法》（Woolen Act）

耶德利，乔治爵士（Yeardley,Sir George,1587-1627）

耶稣会士（Jesuits）

耶稣受难，十字架（Crucifixion）

业主殖民地（Proprietary Colony）

《一个自由国家之崇高》（The Excelencie of a Free-State）

伊甸园（Garden of Eden）

《伊顿合唱曲集》（Eton Choirbook）

伊顿，西奥菲勒斯（Eaton,Theophilus,c.1590-1658）

伊拉斯谟，德西迪里厄斯，鹿特丹的（Erasmus,Desiderius,von Rotterdam,1466-1536）

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Bohemia,1596-1662，波希米亚王后）

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York,1466-1503，英格兰王后）

《伊丽莎白济贫法》（The Elizabethan Poor Law）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of England,or Elizabeth Tudor,1558-1603，英格兰女王）

伊丽莎白宗教决定（Settlement of Elizabeth）

伊莫金（Imogen）

伊撒莫尔（Ithamore）

伊莎贝拉一世（Queen Isabella I of Castile,1479-1504，西班牙女王）

依法统治（rule bylaw）

移民始祖（Pilgrimage Fa thers）

议长（Speaker）

议会代表王国（body of all the realm）

议会派（Parliamentarians）

议会权威（authority of parliament）

议事会（Council）

议员豁免权（parliamentary immunity）

异端（heresy）

《异端法》（Act of Heresy）

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吟游诗人（Troubadour）

《英格兰叛乱与内战史》（History of the Rebe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

《英格兰叙事》（Description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

英格利希人，英格兰人（English）

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国教会至尊管理者（Supreme Governo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国教会至尊领袖（Supreme Head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英吉利的自由，士兵们的权利（England's Freedom,Soldiers'Rights）

英吉利共和国（Commonwealth of England）

《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贸易和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Traffig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英雄双行体（Heroic couplet）

《尤弗依斯》（Euphues）

尤弗依斯体（Euphuistic style）

《有条件限制首年俸法》（Actin Conditional Restraint of Annates）

御玺（Signet）

圆颅党（Roundheads）

约翰逊，塞缪尔（Johnson,Samuel,1709-1784）

约克（York）

约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

约克公爵（Duke of York）

约克郡（Yorkshire）

约曼农（Yeoman）

Z

再洗礼派（Anabaptists,Anabaptism）

赞美歌（an them）

赞美上帝·拜尔朋（Praise-God Barebone,c.1598-1679）

泽诺克瑞特（Zenocrate）

泽西岛（Jersey Island）

增收法庭（Court of Augmentations）

詹姆士敦（Jamestown）

詹姆士二世（JamesⅡof England,1685-1688，英格兰国王）

詹姆士六世（JamesⅥof Scotland,1567-1625，苏格兰国王，即英王詹姆士一世）

詹姆士三世（JamesⅢof Scotland,1460-1488，苏格兰国王）

詹姆士四世（JamesⅣof Scotland,1488-1513，苏格兰国王）

詹姆士五世（James Vof Scotland,1513-1542，苏格兰国王）

詹姆士一世（James Iof England,1603-1625，英格兰国王）

詹宁斯，萨拉（Jennings,Sarah,1660-1744）

掌管王室领地大臣（Master of the King's Wards）

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

长老（Presbyter）

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长老会派（Presbyterians）

长老制（presbyterianism）

震颤派（Shakers）

《政府纲要》（Frame of Government）

《政府约法》（Instrument of Government）

《政治权力简论》（A Shorte Treatise of Politike Power）

织金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

直布罗陀（Gibraltar）

《至尊法》（Act of Supremacy）

治安法官（Justices of the peace）

治安维护官（Wardens of the Peace）

治安委员会（Commissions of the Peace）

仲夏夜游行（Midsummer Night's Parade）

《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主教排除法》（Bishops Exclusion Act）

主教战争（Bishops'War）

主显节（Epiphany）

《主要物产法》（Staple Act）

助理会议（Council of Assistants）

爪哇（Java）

专利权（patent）

专制主义（absolutism）

庄园法庭（Manor Court）

准骑士（paladin）

咨议会（Council）

自然法（Natural Law）

《自然法和国家法之要素》（Elements of Law,Natural and Politic）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æ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自抑法》（Self-denying Ordinance）

自由持有农（Freeholders）

《自由君主之正确的法律》（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

自由主义（liberalism）

自治殖民地（Self-Governing Colony）

宗教改革（Reformation）

宗教改革议会（Reformation Parliament）

《宗教集会法》（Conventicle Act）

宗教宽容（religious tolerance）

总检察长（Attorney General）

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罪人头目的赦免》（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

佐治亚（Georgia）

后记

本卷作者分工如下：蔡蕾撰写第一篇，姜守明撰写第二篇，许洁明撰写第三篇，黄光耀撰写第四篇、第五篇，胡传胜撰写第六篇；姜守明统稿，钱乘旦对内容和文字进行了修改。

版权信息

书名：英国通史.第四卷

作者：钱乘旦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年9月

ISBN: 978721415034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出版说明

总序

前言

第一篇 政治

第一章 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第二章 辉格党的优势

第三章 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

第四章 托利党的保守时期

第五章 “旧制度”与议会改革运动

第二篇 经济

第一章 经济理论的演变

第二章 农业领域的变革

第三章 工业革命的兴起

第四章 资本、银行与贸易

第三篇 社会

第一章 社会分层

第二章 日常生活

第三章 社会冲突

第四章 宗教与教育

第四篇 外交

第一章 连横欧陆

第二章 英法角逐

第三章 结盟反法

第五篇 帝国

第一章 七年战争前的殖民扩张

第二章 第一帝国盛极而衰

第三章 从旧帝国到新帝国

第六篇 思想文化

第一章 文学

第二章 思想与学术

第三章 艺术与科学

附录

一 地图

二 大事年表

三 参考书目

四 译名对照与索引

后记

凤凰文库书目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二、政治学前沿系列

三、纯粹哲学系列

四、宗教研究系列

五、人文与社会系列

六、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七、历史研究系列

八、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九、教育理论研究系列

十、艺术理论研究系列

十一、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系列

十二、艺术与社会系列

十三、公共管理系列

十四、智库系列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总序

钱乘旦

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一直是我们的夙愿，这个夙愿已经持续好几代人了。

英国史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19世纪，第一个打开中国国门的是英国，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强烈地想要了解英国，看这个小国是如何成为世界大国的。1839年林则徐组织编写《四洲志》，其中关于英国历史的记载有一两千字，这就是中国人对英国历史最早的系统记叙，算是一篇“简明史”。1841年，魏源将《四洲志》的内容综合于《海国图志》中，中国人关于英国历史的了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以后，到20世纪初，陆陆续续出版了一批翻译书籍，向国人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泰西新史揽要》、《万国通史》、《万国史略》等等，这些著作中英国的内容占很大篇幅，比如《万国通史》30卷中，涉及英国史和英帝国史的有6卷，反映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英国的注意特别强烈。1881年，有一本叫《大英国志》的翻译书在上海出版，其中内容全都相关于英国史，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英国通史”。译者是一位英国传教士，虽说他向中国人介绍英国的历史完全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但客观上，他是第一个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自古代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历史脉络的有心人。

1907年出版了另一本译著《英民史记》，该书英文作者叫葛（J.R.Green，今译格林），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英国历史学家，他改变了当时史学界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史的一贯传统，而以普通人民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要对象。《英民史记》在今天可以翻译成《英国人民史》，那是他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那个时代被译成中文，的确有一点超时代的意味。

几乎与此同时，1903年，作新社推出《英国维新史》，此书以英国革命为题材，记叙了查理一世从继位到内战结束被斩首的历史，是一部宣传革命改造国家的作品。1906年，《北洋学报》则连续14期刊登《英国变政小史》，其内容涉及英国的议会、宪法、国王、内阁、地方自治等各个方面，宣传用变革的方式改造国家。尽管这两部作品都不属于通史范畴，却都是中国人撰写的有关“英国史”的最早文字，多多少少算是“断代史”。

民国时期继续出版翻译著作，其中钱端升的《英国史》最为突出。这部书的作者是屈勒味林（亦译为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他是20世上半叶英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辉格史学的创始人马考莱的外甥。这部书本身的价值很高，但译文却半文不白，读起来很费力。钱端升本人是著名学者，他翻译的这部《英国史》，曾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指定为高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几本英国通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1958年英国历史学家莫尔顿撰写的《人民的英国史》在北京出版，莫尔顿是英共党员，其论点受苏联体系影响很大，但书中仍保留着英国历史学家的一些特点，有自己的编写结构。这部书从远古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通史”；但它作为通史又太简单了，所以只能算是英国简史。此外，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太陈旧了，不再被历史学家们所认同。

苏联学者塔塔里诺娃的《英国史纲（1640-1815）》于1962年出版，它的内容仅限于1640-1815年，其实是一部英国近代史。这部书的引进，是当时全盘学习苏联的必然之物，书中典型地体现了那个时代苏联主流学界对英国近代历史的基本观点，其中对一些重大事件及人物的评价（如17世纪英国革命、工业革命、工会运动等），后来都成为我国世界史教科书中的标准说法。即使在今天，这本书对中国的英国史学者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让我们了解苏联体系对英国历史的处理方式，终究，苏联体系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重要历史学体系。

“文革”结束后，翻译作品在各个领域中如泉喷出现，而最早出现的英国通史著作，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丘吉尔是政治名人，但也写过许多历史著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当然，这些著作大多是由他口述而由别人代笔的。《英语国家史略》分上下两卷，第一卷写英国本土及殖民扩张史，第二卷写英帝国白人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历史。丘吉尔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他的历史观也充满保守主义色彩，他的这部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并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以保守主义立场撰写的英国通史，让读者有机会了解保守学派对英国历史的阐释。

另一部保守主义作品是《英国现代史》，作者梅德利科特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主编的《朗曼英国通史》（Longman History of England）共11卷，我们翻译的是其中最后一卷，内容涉及1914-1964年的英国史。由于是多卷本英国通史中的一卷，所以这本书只是一部断代史，而且是一部不完整的20世纪断代史。

有一部真正的“英国通史”被译成中文，即肯尼思·O.摩根主编的《牛津英国通史》。摩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他这本书从公元前55年一直写到1983年，内容涉及英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外交、战争、司法等内容，而且把衣食住行、人口家庭、心态娱乐等这些新鲜的领域也写进去，体现着战后西方的史学观念。但是作为单卷本的英国通史，在有限的篇幅内写这么多内容其实是不可能的，结果，在一般书中要用好几页纸才能说清楚的事，在这本书中往往只剩下一两个小节。对不了解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起不到蒙学的作用；而对于专业的英国史学者来说，这本书又太浅了，学术含量不够。

阿萨·勃里格斯的《英国社会史》也是一本通史性质的书，按照当代西方史学观念，这样的社会史其实是“去政治”的英国史，它的重点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内容很少提及。专门的“社会”通史其实也很重要，它让人们了解那些在政治家眼里不起眼的事，也就是老百姓的琐碎事。《英国社会史》从史前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涉及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内容之丰富、涵盖面之广，很少有单卷本通史书能够超越它。

2013年出版的《英国史》（上、下册）是一部适合普通中国人阅读的书。这部书从古代一直写到20世纪下半叶，它采用传统的历史学叙事方法，以时间为序，铺陈了英国历史的完整过程。它试图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内容都包含进去，对初学以及想一般了解英国历史的人来说，是一本不错的书。只是它叙述平平，虽说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却缺乏思想和思考，可说是一部“专业”书。

在翻译著作接踵而来的同时，中国学者自己编写英国通史的工作也终于起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英国史研究也获得跳跃式发展。按道理说，中国人接触到的第一个外国国家的历史是英国的历史，写英国史包括英国通史应该很早就开始，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的、资源的、历史条件的、学科传统的等等，到林则徐组织《四洲志》的140年以后，中国学者才终于下决心开始这项工作。1981年，程西筠、王璋辉合写的《英国简史》率先出版，虽说该书确实是“简史”，拿今天的眼光看可以有更大的期许，但它终究迈出了第一步，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英国通史。接着又有一些通史出版，其中陶松云、郭太风合著的《英国史话》是一本供青少年阅读的普及性读物，在当时也是一个尝试。王荣堂的《英国近代史纲》是一部断代史，它涉及1640-1914年的英国史，虽说它只是断代史，却也是一部完整的断代史。王觉非主编的《近代英国史》更进了一步，从学术含量方面说，这本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198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分量的英国通史终于问世，标志着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由蒋孟引主编，辜燮高、王觉非、张云鹤、孔令平四位学者参加写作的《英国史》计62万字，从英国远古一直写到20世纪。书中吸收了许多研究新成果，从多个角度再现了英国的历史进程。这本书的出版，改变了中国没有自己的英国通史的局面，为国内大学提供了一部完整的英国史教材。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达了中国学者自己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拿不出自己的观点是不行的，否则它也就成为变相的翻译了。

21世纪初有三部英国通史接踵出版，它们是钱乘旦、许洁明的《英国通史》，阎照祥的《英国史》，高岱的《英国通史纲要》。这三部书都出自新一代学者之手，其观点和知识体系都更加新颖、更能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新发展。它们作为英国史入门书是绰绰有余的，不仅为英国史课堂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教材，也为一般想了解一点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提供了读本。但是，作为对英国历史更精细的阐述，以及中国学者更深入的研究，它们却远远不够；要反映中国学者对英国历史理解的水平、研究的能力，需要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抱持的夙愿。

我们这部英国通史从2008年开始筹划，历经七年终于写成，现在就要出版了。参加写作的，多数属于更年轻一代的英国史学者，其中许多是我的学生。作者们都经受过相当严格的英国历史专业训练，熟悉国际学术界状况，了解研究动态；他们都有国外学习的经历，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接触史料、著述，因此有优厚的学术条件。所有这些和他们的先辈比较起来都是得天独厚的——写一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在20年前几乎是天方夜谭！不过，学术总是一浪推一浪的，没有先辈的努力和积淀，也就没有今天这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

英国这个国家值得人们的特别关注，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特殊的作用。我在《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的卷首语中曾经这样说：

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即使对世界事务不甚了解的人也会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即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在世界历史的长剧中，属于英国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着实不多见。

但正是这个不爱走极端的稳重的民族为现代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奠定了好几块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榜样。英国的发展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渐进道路的可行。英国的科学精神和经典理论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其求实与理性的态度明显地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英国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与其稳重的行为方式一样令世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英国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英国是现代世界的开拓者。

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历史就值得特别注意，人们需要走进英国历史自身之中，来品味它的特征。尽管时至今日，英国的辉煌已经不再，它重新回到静谧的英伦三岛，但英国的历史还是值得回味的，我们写这部英国通史，便旨在和读者们一同去回味这个历史，并沉思它的蕴意。

江苏人民出版社给了我们坚定、热情、长期的支持，王保顶先生为书的写作和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一卷编辑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此，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希望能从读者那里得到回报。

2015年7月8日，于北京

前言

就英国历史而言，"18世纪”通常指1689-1815年这一百多年时间，1688年“光荣革命”被认为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而1815年反法战争的结束可算作是这个时代的终结，英法两国一百多年的殖民争霸告一段落，“日不落帝国”初见雏形。

从历史上看，英国是世界上唯一建立起单一霸权的国家，其霸权地位维持了整整一个世纪。一般认为，大约在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大国崛起的历程，建立起世界霸权，成为全球霸主。英国霸权的建立，不仅是依靠武力扩张的过程，更主要的是依据“制度创新”而引领世界潮流的过程。在“漫长的18世纪”，英国经历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体现出它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殖民及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化。

在政治领域，18世纪的英国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宽松的政治制度，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前期的君主专制已被克服，君主立宪制度日渐稳固，君主的权力日益衰落，议会的主权地位则不可动摇。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当时的政党仍然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但以议会为活动空间的政党政治开始形成，政府掌握在政党手中，政党领袖成为政府首脑。内阁制度出现，因政党政治的影响，内阁的独立性逐渐增长，并在18世纪完成了从君主控制下的内阁向议会控制下的内阁的转变。同时，18世纪又是“贵族的世纪”，贵族对政权的垄断在整个18世纪几乎没有改变：政党是贵族的政党，政府是贵族的政府，议会选举制度被称为“旧制度”，它确保土地贵族牢牢控制着议会和政府。但贵族的特殊地位在18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开始之后面临新兴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挑战，要求改革议会选举制度、参与国家政治的激进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这严重地冲击了“旧制度”的根基，并为19世纪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先导。

在经济领域，18世纪更多的体现为制度转型。晚期重商主义理论盛极而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开始萌生，并对英国的经济政策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力。在实践层面上，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18世纪，农业中的圈地运动及耕作方式和生产技术的变革推动了资本主义农场制的勃兴，促进了英国农业商品化，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工业方面，英国完成了从原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过渡，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急剧变化推动了工厂制的出现，纺织、煤炭、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发展带动了各行业的生产增长和整个经济的快速“起飞”。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兴起，银行业日渐重要，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这些都是18世纪英国经济领域内发生的重大变化。尽管到18世纪末，英国仍然是个农业社会，但工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英国也步入了工业社会的门槛。

在社会领域，此时期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分化加剧。整体而言，18世纪的英国社会呈现出一种三层式架构，处于社会顶层的是贵族集团，居于社会底层的是下层民众，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不断壮大，成为18世纪社会结构变化的显著特点。社会领域的变化也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18世纪，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也在不断上升；不过在家庭规模方面的变化却相对较小，并没有出现从扩展型大家庭向小规模核心家庭转变的情形。就宗教而言，如果说18世纪可以被称作“理性的时代”，那么它同时也是宗教的时代：在18世纪的英国，宗教仍然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因素，它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承担着诸多重要的社会职责。18世纪的英国教育停留在较为落后的传统阶段，虽然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均已存在，但既缺乏完善的体制，也缺少相互之间的衔接，教育的对象和教学的内容更是亟待更新。18世纪的英国社会始终面临着一些令人困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诸如贫困、犯罪、劳资冲突等等。尽管这些问题大多并非始自18世纪，但随着该世纪英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18世纪后期的加速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化的加剧，这些问题也显得越来越突出。

在外交领域，18世纪的英国也面临着转向。威廉入主英国使英荷特殊关系得以形成，同时也开启了英荷联合对抗法国的新局面，英法之间的冲突经常表现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这些战争从1689年开始，断断续续地延续到1815年，结果是法国的地位下降，英国一跃成为欧洲头等强国。与此相关的是英帝国的变化，对法战争的胜利使英国不断获得新的殖民地，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把英帝国铸造成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但北美独立战争又摧毁了这个帝国，使其经历了从“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的转变。第一帝国以北美殖民地为基石，第二帝国则以印度为“帝国皇冠上的明珠”；第一帝国是重商主义帝国，第二帝国则转向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把“自由贸易”作为帝国所追求的目标。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随着宿敌法国被彻底击败，英国确立起海上霸权，一个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的轮廓开始出现。

在思想文化领域，同西方其他国家一样，18世纪的英国也受到科学革命、政治革命的影响。大体说来，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关于英国革命以及英国传统的讨论，关于信仰的性质、宗教宽容问题的讨论比较热烈，这是洛克、莎夫茨伯里、托兰德、柯林斯、贝克莱活跃的时期；中间半个世纪，思想相对平静，但体系化时代开始了，现代社会科学的那些经典处于写作或酝酿阶段。哈奇逊的影响到达顶峰，休谟、斯密、弗格森、里德进入盛期，苏格兰启蒙运动进入高潮。18世纪70年代以后，受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刺激，世俗的与宗教的激进主义兴起，思想的争论变得激烈起来，边沁与布莱克斯通关于法的争论，潘恩与伯克关于传统与革命的争论，标志着贯穿于此后两百年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与保守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的开始。在18世纪，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变得密切了，测量和实验成为英国科学的特征，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热、电、光、磁成为实验的热点，天文学表现为天体测量技术的进展。

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看，18世纪的英国是通过制度创新引领世界潮流的。在18世纪，英国已克服了君主专制，由此引领了欧洲政治变革的潮流；工业革命悄然发生，引领了全世界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不过，尽管英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引领潮流，但仍难以掩盖国内“旧制度”的危机以及各种社会冲突，于是，为清除时弊而进行改革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18世纪又是英国迅速崛起而迈向世界霸主地位的世纪，相对稳定的国内政局以及工业化带来的强大力量，使英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一场又一场殖民战争，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如果说18世纪初英国还只是一个欧洲强国，那么，到“漫长的18世纪”结束的时候——1815年，英国已基本完成大国崛起的历程，为19世纪的全球性霸权奠定了基础。

总之，对英国而言，18世纪是一个转型的时代。所谓转型是指现代性的转型。在18世纪刚开始时，英国更多的表现出传统社会的特征，它的经济是农业的，制造业并不发达，而且组织在以手工制作为特点的传统结构中。虽说在重商主义指导下英国的商业贸易已经有很大发展，尤其是海外贸易发展迅速，但这只是一种初级的资本主义，为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创造起点而已。由于“光荣革命”，英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本质的变化，君主立宪制已经建立，议会取得最高主权，但这种主权并不牢固，王权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不明确，需要用日后的发展来确定。政府仍然以旧日的方式在运作，现代政府并未出现，立法和司法都沿袭传统，一切都与过去没有太大差别。社会是家长制主义的，贵族乡绅是天然的家长，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恍若隔世——一个传统的社会，已经不是今天的人所能想象的。

但到18世纪结束的时候，人们看到的那个社会已经与今天的社会十分相像了：农业经济正在明显地向工业经济转型，“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重商主义仍旧是强大的思想力量，但新的学说正在传播。自由主义表现在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方面面，帝国的理论也受到冲击，殖民统治也被加上“自由”的光环。新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形成了，商业资本主义正在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包括社会生活、人口结构、城乡分布等等，全都表现出“现代”的特色。18世纪一百年的变化不仅改变了国家的面貌，而且改变了它的性质，英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社会初步转变成现代社会，这在整个世界是第一个起步的，于是就为它在19世纪的全面领先以及全球称霸创造了前提。

18世纪是一个“长世纪”，人们一般说它的起点在1688年，终点在1815年。这个世纪的“长”不仅是指时间长，也是指它的历史影响深长久远：在这个世纪中，英国从欧洲一隅迈向世界中心，通过连续不断的战争，攫取了一个帝国。英国18世纪的转型是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是向世界霸权的转型。我们在观察18世纪的英国历史时，既看到它的引领与率先，也看到它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中的贪婪与过错。

本卷主持人刘金源

2015年4月10日

第一篇　政治

第一章　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及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确立了“英国式君主立宪制”，这成为英国宪政制度的一个新起点。斯图亚特王朝（Stuart Dynasty）最后25年间，是英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初创时期。伴随着王权的衰落及议会主权地位的上升，内阁制和政党政治开始兴起，王位继承问题也通过立法形式逐步解决，这不仅促使了君主立宪制的发展，而且给英国带来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

1689年的《权利法案》是英国宪政史上的纲领性文件，它对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做了初步规定，尤其是对王权进行了一系列限制，但君主并未因此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这是因为：一方面，“接受哪怕是被阉割的《权利法案》并不是威廉三世（WilliamⅢ,1689-1702年在位）和玛丽（Mary）接受王位的先决条件，尽管在接受王冠之前，《权利法案》确实向他们正式宣读过，但无论是威廉还是玛丽，都没有明确表态将受这些条款的约束”。另一方面，《权利法案》只是对王权加以限制，并没有剥夺王权，国王的权力依然很大。例如，定期召开议会非常含糊，多久召开议会并没有明确，国王仍然拥有随意召开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国王还拥有制定内外政策的权力，拥有任免各部大臣及官吏的权力，后者很大程度上使国王能实现对议会的控制。为此，可以这样认为，《权利法案》充其量只是确立了国王与议会共享政治权力的机制，而哪一方在权力的行使方面处于主导地位，取决于二者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从“光荣革命”后二十多年间的情况来看，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国王力图维护并行使传统的特权，而议会则通过财政权和立法权来逐步来削弱王权，并确立自己的主权地位。

自中世纪议会诞生以来，英国就形成了“国王征税必须经议会同意”的传统，这表明议会已初步掌握财政大权。《权利法案》中的相关条款对议会的征税权进一步加以确认，此后议会通过种种手段，进一步强化手中的财政大权。1689年3月，议会通过一项拨款法案，授予国王每年120万镑的税款，其中60万镑用于宫廷和非军事开支，其余用作海陆军开支。1693年，议会还成立专门的财政委员会来编制财政预算，预算案实行专款专用，即便国王也不得挪用。为保证预算案的严格执行，“杜绝17世纪公共行政中的浪费、低效及腐败行为”，议会还专门设立财政审查委员会，对财政收支状况进行检查，这样，“国王的政府被迫处于相继数个议会委员会监督之下”。

不仅如此，议会还极力限制国王的军事权力。1689年，议会通过《兵变法案》（Mutiny Act）。法案名义上是为“惩罚那些发动兵变或不愿服从国王管束的军官或士兵”，实际上却是议会为国王行使军事大权设置门槛。法案规定，“除非经过议会认可，否则，在国家处于和平时期，（国王）召集和维持常备军的行为将被视为非法”。不过，“当国家面临危险而君主和议会都觉得有必要召集军队来维护国家安全时”，经过议会授权，国王可以召集军队，但这支军队只能维持一年；如确系需要继续维持军队，则需经议会每年重审该法案。由此一来，国王要想征召并维系军队“就需要每年都要召开议会”，议会由此成为国王行使军事权力的监督者。

为避免出现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无议会”或“长期议会”的局面，防止国王独断专行，定期召开议会成为下一个斗争的焦点。从1689年起，议会就不断提出并通过《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要求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威廉三世担心频繁召开的议会对于王权构成威胁，因此多次动用否决权。1694年，议会以拒绝通过战争拨款法案来对抗，最终迫使国王签署该法案。法案宣称：“从今以后，议会至少每三年召开一次……每届议会维持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年。”法案的通过，意味着议会作为一个常设性机构建立起来。议会地位的稳固，不仅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王权，而且为内阁制及政党政治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宫廷官吏、政府官员的任免一直是国王的特权，接受任命的官员一般由王室提供薪俸或年金，因而大多听命于国王。“光荣革命”后，国王及其宠幸不仅试图控制政府，而且试图控制议会两院，这对议会的独立性及其权威构成了挑战。为抵制及消除王权在议会下院的扩张，从1692年起，下院多次提出《任职法案》（Place Act），力图将那些由国王任命并接受俸禄的官员排挤出下院，但结果几乎都是被听命于国王的上院所否决。1701年，当议会讨论通过《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时，特意将《任职法案》的相关条款夹带其中，从而得以顺利通过。该法案规定，“任何人一旦接受国王任命的官职，或接受王室年金，将丧失议会下院议员资格”。不过，该条款实际上一直未能推行，这是因为：只要是政府官员，就必须接受国王任命并接受王室俸禄，如果将政府官员完全排挤出议会下院，那么必将造成“议会下院与政治生活的实际中心严重脱离”，尤其会导致政府与议会之间的不一致，从而引发政治危机。虽说如此，议会仍未善罢甘休。安妮女王（Queen Anne,1702-1714年在位）继位后，议会与国王之间就《任职法案》条款的推行又进行了多次交锋，最终双方实现了妥协。1707年，议会通过《任职法案》，规定“凡从王室新近获得官职或领取薪俸者，均不得当选下院议员”；凡已当选的下院议员在任职期间接受国王官职或俸禄的，也将被取消议员资格，若其在随后的补选中继续当选，则可不受法案的限制。可见，法案为政府官员进入下院设置了新门槛，因此可被视为“一个相当成功的宪政设计，它限制了王室影响力在议会下院的增长”。

在限制王权的诸多法案中，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尤为重要。虽说这是一部规定王位继承顺序的法律，但其中很多条款涉及限制王权问题。根据法案，法官保有职务的前提是良好的品行，而不再是国王的喜好，而国王任免法官要“经过议会两院的认可”。“有关王国治理的任何事务，均须依据王国法律和习惯在枢密院中讨论并做出决定”，而国王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由讨论并同意该决定且身为枢密院成员的政府大臣签署”。“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离开英伦三岛”；“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为保护其私人领地或属地而将整个王国拖入战争之中”。这些条款大大限制了国王在司法、行政、外交等方面的权力。

否决权实际上的丧失，是王权遭到削弱的重要表现。威廉三世曾五次行使否决权，阻止议会通过限制王权的法案，如《三年法案》《任职法案》等。但出于对外战争的需要，在其统治后期，为得到议会对战争的支持，威廉也几乎不再行使否决权了。安妮女王当政后，也曾将否决权作为手中的法宝来对抗议会。但自1707年否决苏格兰议会通过的民兵法案后，她再也没有行使过这一权力，安妮女王因此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行使否决权的君主。自1707年起至今，英国国王的否决权实际上已丧失了。否决权事实上的丧失是王权衰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意味着，立法权事实上控制在议会手中。对于国王来说，只要法案在议会上下两院获得通过，签署法案这一环节就变成象征性举动，而不再意味着权力的行使了。

议会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财政权和立法权，一次次地冲击王权，造成了王权的衰落及议会主权的上升。到18世纪初，国王手中的特权越来越少，议会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并逐渐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随着专制王权的被克服以及议会地位的提升，一个相对民主、自由的社会在英国建立起来。正是在这样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内阁制在英国开始兴起。

“作为国王与议会之间联系纽带的内阁制度”，最先是从枢密院（Privy Council）中派生出来的。枢密院是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时期形成的中央政府机构，主要由地位显赫的政府大臣、王室官员、国王私人顾问等组成。枢密院负责为国王出谋划策，实际上还具有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的职能。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后，为更有效率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务，在枢密院之下又成立了诸多常设性或临时性的委员会。尤其是在复辟王朝时期，枢密院委员会急剧增加。据统计，1660-1667年间就出现过72个不同的枢密院委员会。枢密院委员会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分割了枢密院原有的职权，造成了枢密院本身的衰落。

1617年，为处理与西班牙的联姻问题，在枢密院之下，外交委员会（Committee of Diplomacy）在国王的授意下成立。不过，外交委员会并不是公开的、正式的机构，而是一个完全依附于国王、辅佐国王处理对外事务的秘密委员会，它演变成后来的内阁会议。在查理二世（CharlesⅡ,1660-1685年在位）复辟时期，外交委员会的活动趋于正常化，其职权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除传统的外交事务，如结盟、停战、媾和、审议条约等以外，还具备召集议会、收征财税、征召军队、管理宗教事务和国内治安、殖民探险等职能。这样，枢密院原有的决策职能，渐渐地被外交委员会所取代。

由于外交委员会是国王以秘密方式召集的，且通常于国王内室秘密开会，因此，时人又将其贬称为“密室会议”或“内阁会议”。渐渐地，“内阁”或“内阁会议”取代了原来的称号“外交委员会”。大法官弗朗西斯·诺斯（Francis North）指出：“起初只是私下谈话性质的内阁会议，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正式会议，并对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大多数事务起到指导作用。”

不过，“光荣革命”前，内阁会议虽然在内外政策方面有决策权，但离现代意义上的内阁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内阁作为一个秘密机构，其合法性遭到人们的质疑；内阁完全依附于国王，而不与议会发生关联，难以受到议会信任。“光荣革命”后，王权衰落、议会主权地位上升，致使内阁会议不再是国王的御用工具，而逐渐发展成国王与议会共同行使权力的核心机构。

威廉三世身兼英国国王与荷兰执政之职，因忙于荷兰国内事务以及欧洲大陆战争，他不得不经常离开英国，于是便委托玛丽女王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要求“所有的政务无一例外地在女王出席的内阁会议上讨论”。1694年底玛丽女王去世后，尽管威廉三世要求“在其出国时不要召开内阁会议”，但内阁会议依然依据惯例正常召开，而召集者往往是大法官。内阁由十多名成员组成，包括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Exchequer）、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掌玺大臣（Lord Keeper）、枢密院长（Lord President of the Privy Council）等。内阁会议召开地点一般选择在王宫，召开时间一般选择在周日。内阁会议上讨论的国务，涵盖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如征召军队、建造商船、殖民探险、组织防务、消除民愤、控制收支平衡、对外贸易、铸造钱币、食品供应，以及战时经济等诸方面。由于会议经常召开，且参与成员相对固定，因此，内阁会议逐渐由此前的秘密机构演变成公开机构，笼罩于其上的神秘面纱慢慢揭去，“内阁”一词的贬义也开始消退。在此过程中，一个新术语即“政府”开始出现并与内阁通用，这样，枢密院时代开始向内阁政府时代过渡。在史学家艾伯特·劳伦斯·罗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看来，这一变化是过去两百年来“文明世界所发生的行政机构的重大改革之一”。

就内阁的地位而言，在威廉三世时期，它“既没有完全沦为国王的私物，也没有获得高度的独立性”。这表现在：内阁成员的遴选权属于国王，作为当然的内阁首脑，国王享有完全的行政大权；国王将内阁成员看成自己的仆从，内阁大臣直接受国王领导，只需对国王负责；内阁大臣彼此不存在横向联系，也不需要协商一致；内阁与议会之间没有建立起必然联系，因此议会对内阁没有控制权。

到安妮女王时期，由于她生性犹豫，体弱多病，对于国务的操持远比不上威廉，这些因素促进了内阁制的进一步发展。从内阁构成看，尽管安妮女王从心里讨厌辉格党人，认为辉格党是她“所决心捍卫的国教会（Established Church,Church of England）和王室的敌人”，但对内阁成员的选择还是充分考虑到议会多数。最明显的例子是，从1705起，辉格党在议会两院中势力不断增强，而内阁却被托利党人所掌控，辉格党因此要求女王在内阁中增加辉格党人，女王也顺应形势做出了让步。1705-1710年间，辉格党几位要员，如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托马斯·沃顿（Thomas Wharton）等人相继入阁。到1708年后，辉格党逐渐实现了对内阁的控制，内阁与议会实现一致，政府运转效率大为提高，这就开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

随着内阁制的发展，国王的权力越发受到议会限制。当时，议会出台一项规定，规定只有两种身份的人才能出任内阁大臣：其一是拥有贵族头衔并且是上院议员，其二是下院议员。这使得那些拥有闲职的国王顾问无法进入内阁，实际上也就削弱了国王在内阁中的力量。与此同时，“议会与政府的有机联系，就建立起来了，政府成员必须同时是议会议员”。

安妮女王时期，内阁发展成为“公认的常设性机构”，内阁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常态化，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安妮女王往往亲自召集并主持内阁会议，与内阁大臣们共商国务。不过，女性往往优柔寡断，遇事很难做出决断，大臣们很难与她打交道。这样一来，内阁大臣逐渐采取这样的对策，即遇事之时，主要大臣在女王召集之前先聚会商讨，等初步形成一致看法后再在女王召集的内阁会议上作为共同意见提出来，提交女王批准。这类私下聚议的召集者往往是财政大臣——起初是西尼·戈多尔芬（Sidney Godolphin），到后来是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于是，财政大臣渐渐在内阁中浮出于其他人之上。慢慢地，女王很少参加内阁会议了。于是，财政大臣取而代之成为内阁会议的召集者与主持人，并负责将内阁会议磋商及决策结果向女王报告，女王一般都表示认可。这样，内阁开始逐渐摆脱国王的控制，朝独立化方向发展。

随着内阁独立性的增强以及内阁与议会下院之间的有机联系逐步建立，以争夺内阁控制权为目标的政党活动也开始勃兴。复辟时期，围绕《排斥法案》（Exclusion Bill）问题就出现了英国近代的两大政党——辉格党（Whig）与托利党（Tory），但在王权至上、议会处于依附地位的情况下政党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也无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光荣革命”后国王权力受到限制，议会地位上升，议会定期召开，内阁初步运作，这些就为政党发挥政治作用创造了前提。“光荣革命”完成后不久，多数时间内建立的都是两党以及非党人士所组成的混合政府，除了1694-1697年间辉格党的一党政府、1710-1714年间托利党的一党政府以外，二十多年时间内掌权的都是混合政府，其中某一政党可能处于主导地位，但政府中一定包括其他政党以及非党成员。政府成员来源的复杂性决定了内阁在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这就为国王掌握最后的决策权提供了方便。

在政府成员的组成上，国王的喜好至关重要。威廉三世当政时期，为更好地推行对外战争，他所建立的政府中辉格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1694-1697年间甚至还建立起清一色的辉格党政府。安妮女王在个人感情上倾向于托利党，其统治期间托利党的地位开始上升，长期主宰政府，在1710-1714年间建立起托利党的一党政府。尽管这段时间中议会选举频繁，竞选活动激烈，但选举结果并不立即造成政府的变更，因为当时还没有议会多数党组阁的先例。1694年威廉三世任命辉格党人组成一党内阁时，议会下院中的多数派是托利党及其支持者。1695年大选后，执政的辉格党才在议会下院获得多数席位，从而确保了其执政地位。安妮女王在位时期，1702年大选中托利党以绝对优势获胜，但安妮仍然延续了从威廉三世那里继承下来的混合政府，辉格党人依然在政府中担任要职。1708年大选后组成了“自光荣革命以后辉格党势力最强的一届议会”，但安妮女王并没有“任命组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辉格党政府”，而是对戈多尔芬领导的托利党政府实施改组，任命部分辉格党贵族进入政权。这充分说明，当时的政府构成与议会下院经常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很容易引发政治危机，因为当控制政府的政党在议会下院不能获得多数时，政府的施政方针经常不被下院通过，因而也不能成为法律加以推行，反而，在反对派控制下，议会下院时常抛出一些反政府的议案，给政府制造麻烦。1705年大选辉格党在议会中得到多数，而此时政府则掌握在托利党手中。面对辉格党的压力，安妮女王起初不愿让步。财政大臣戈多尔芬规劝她：为使政府正常运转，必须接受辉格党进入政府。安妮女王权衡再三，终于做出妥协，不久便任命两名温和的辉格党贵族进入政府，分别担任掌玺大臣和大法官之职。这一事例说明，尽管内阁官员的任免大权仍然掌握在国王手中，但国王不顾议会各派力量的变化，完全根据个人意愿任命内阁成员的做法已经越来越难了。国王必须抛弃个人喜好，依据下院中政治力量变化的情况及时调整政府成员，甚至任命多数党组阁。

18世纪初，尽管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广泛的裙带关系和庇护特权，尽管政党在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界限方面并不十分明晰，但两大政党之间在主要问题上的分歧依然明显，这主要体现在：

一、对待不从国教者的态度不同。托利党主张强化国教地位，严厉限制不从国教者的权利，在其当政期间，先后通过了1711年《偶尔遵奉国教法》（Occasional Conformity Act）和1714年《教会分裂法》（Schism Act），旨在打击不服从国教的势力。辉格党则把自己标榜为不服从国教者的坚定捍卫者，强调信仰自由，主张对所有新教徒实施“宗教宽容”，主张接纳在其他国家受到宗教迫害的新教徒。在其主政时期，曾两度通过《归化法》（Naturalization Act），广泛接纳在他国受到迫害的新教徒。

二、对待王位继承的态度不同。辉格党全心全意支持威廉和玛丽出任国王，并反对“詹姆士党人”策动的复辟图谋。托利党则坚守王位继承的正统原则，在内心里不愿承认威廉是“合法合理的国王”，其中部分托利党贵族还直接卷入了詹姆士二世（JamesⅡ,1685-1688年在位）及其后代的复辟活动。

三、对待欧洲战争的态度不同。威廉三世登上王位，英国先后卷入了奥格斯堡同盟（League of Augsburg）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与法国争夺霸权。辉格党基本支持战争，认为是英国争夺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必要行动。托利党在总体上反对战争，因为托利党人多数是土地贵族，战争对他们的利益没有帮助。英国卷入战争后，两党在战争目标上也出现分歧：辉格党支持“陆战策略”，主张在大陆上打击法国；托利党推崇“蓝海政策”，主张以海战为主。

可见，两党之间的政治分歧相当明显，以致普拉姆（J.H.Plumb）说：1689-1714年间“是英国历史上党派纷争最剧烈的时期，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分庭抗礼，成为政治史的一个基本事实”。

但尽管在议会中两党分歧明显，两党在政治舞台上则既有对抗、又有合作，这使得在两党之外又出现了所谓的“在野”与“在朝”之分。政府中有两党的共同参与，议会选举不决定哪一党执政或不执政，因此议会中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实际上都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参加政府，积极从政，是所谓的“宫廷党”；另一部分不担任官职，置身于权力核心之外，他们散居乡间领地，政治上相对消极，但时常揭露时弊，充当政府的反对派，因此又称“乡村党”。因为有这种“在野”“在朝”的政治格局，所以在那个时代，辉格党与托利党、宫廷党与乡村党之间就出现交叉重叠现象，从而使政党政治变得十分复杂。不过，在1689-1714年间，辉格党与托利党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仍属主流，宫廷党与乡村党之间的纷争则属次要。无论如何，“宫廷党”与“乡村党”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它们仅仅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暂时性的政治联合，一旦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这种联合便不复存在。宫廷党与乡村党之分表明早期的政党政治并不成熟，到汉诺威王室入主英国后，宫廷党与乡村党之间的对立逐渐消失，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的斗争愈加明显，政党政治也开始成熟了。

“光荣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王位继承问题一直困扰着英国的政治生活。按照传统的王位继承原则，“光荣革命”造成了一次非正常的王位更替，对这次变更采取何种政治态度，就成为政治正确与否的试金石。为维护英国的社会秩序，接受威廉和玛丽成为两党贵族唯一的现实选择。辉格党人对于接受变革并未感到任何良心上的不安，他们认为詹姆士二世推行暴政，破坏其与人民签订的“原始契约”，因此人民起来推翻他并拥立新君并无不妥。但对于持有正统王位继承观念的托利党人来说，接受新君主并非出于心甘情愿，而是迫不得已的选择。面对“光荣革命”的既成事实，一些托利党贵族只承认威廉是“事实上的”国王，而继续从内心将詹姆士二世奉为“法理上的”国王。托利党人内心对新君的排斥，不仅使王位继承问题变得悬而未决，而且也对其未来政治命运产生消极影响。

根据《权利法案》，如果威廉和玛丽去世后未留下子女，那么王位继承者将是玛丽的妹妹安妮及其子嗣。法案还规定，天主教徒或与天主教徒通婚者，均不得继承英国王位，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詹姆士二世及其后代复辟的可能性。虽说如此，英国的天主教徒以及部分托利党贵族，依旧同情与支持流亡在外的詹姆士二世及其复辟势力，这“成为斯图亚特王朝末期英国政治生活中一种持续的不安定因素”。

1700年，安妮11岁的独子夭折，这使继承问题更趋复杂：因为玛丽在1694年去世时并未留下子嗣，而威廉一旦去世王位虽将由安妮继承，但安妮现在也没有子嗣了，因此王位将复归流亡在外的詹姆士二世及其后代，若出现这种情况，“光荣革命”的成果当然就付诸东流。受此鼓舞，国内外的詹姆士党人蠢蠢欲动，准备在法国支持下实行复辟。

为解决这个问题，议会在1701年通过《王位继承法》，规定安妮女王去世后，王位将传给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信奉新教的汉诺威王室的索菲亚公主及其后裔；该法案重申，英国王位不能传给天主教徒，从此以后的英国国王都必须是英国国教徒。这样，议会以立法方式确保王位掌握在新教徒手中，从法律上根除了詹姆士二世及其后代复辟的可能。《王位继承法》又一次体现了君主立宪制的本质，即国家主权已经掌握在议会手中，议会用立法形式确定王位的继承方式，反映出议会已凌驾于王权之上。

王位继承不仅是英国的内政问题，也是对法外交关系的焦点。出于英法战争的需要，法国支持詹姆士二世及其后代拥有合法的英国王位，由此多次策动英国的詹姆士党人进行复辟。1701年詹姆士二世去世后，法王路易十四承认詹姆士二世之子、所谓的“老僭位者”（Old Pretender）詹姆士·爱德华（James Edward）为“詹姆士三世”（JamesⅢ），此举引起英国朝野极大不满。为避免国内政治势力卷入詹姆士党人的复辟阴谋，辉格党控制的议会于1702年以绝对多数通过《弃绝法》（Abjuration Act），要求所有议员、官员、教士、律师等，均要宣誓效忠于现任英国国王，同时反对詹姆士三世的王位继承权。1702年，出于对法国干涉英国王位问题的不满，英国对法宣战。

但《王位继承法》及英法开战又触发了苏格兰合并问题。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格兰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共戴一君，但各自保持独立地位。英格兰颁布《王位继承法》以及对法宣战，事先并未征得苏格兰同意，因此引发苏格兰不满。苏格兰认为：“英格兰议会通过的法案只适用于英格兰，苏格兰有权自己做出不同安排。"1703年，苏格兰议会通过《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法案》（Act Anent Peace and War），声称苏格兰的任何外交决定均须经本国议会批准，实际上是对英格兰将对法宣战强加于自己头上而表示不满。1704年，苏格兰议会又通过《安全法》（Act of Security），声称安妮女王去世后，苏格兰将拒绝接受汉诺威王室继承苏格兰王位，“除非能组建一个能确保本王室和本王国荣耀、主权的政府，以及一个能享有自由、权力及定期召开的议会，以确保本国宗教、自由及贸易免受英格兰及外国势力的影响”。这两项法案几乎就是苏格兰发出的“独立宣言”，对英格兰而言，如果不采取有效举措，那么在安妮女王去世后，他们将面临一个始终谋求独立、具有詹姆士党人情结以及亲法的苏格兰，这不仅对英国王位、而且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与苏格兰合并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1667年、1670年、1689年，英格兰议会曾三次提出与苏格兰合并，但未获两国支持。随后英格兰采取双管齐下的政策：一方面，英格兰议会于1705年通过《异己法》（Alien Act），宣布如苏格兰拒绝合并，英格兰将停止进口所有苏格兰商品，并将生活在英格兰的苏格兰人视为异己，其财产不再受到保障；另一方面，英格兰表示，如果苏格兰同意合并，它就可以不受《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的限制而同英格兰殖民地开展贸易，分享英国殖民扩张的成果，改变苏格兰的贫穷状况。

经过艰难的谈判及游说，《合并法案》（Act of Union）最终于1707年在两国议会获得通过。根据法案，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为一个王国，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格兰议会宣告解散，但向英国议会下院和上院分别选送45和16个议员；苏格兰接受《王位继承法》，拥立汉诺威王室的索菲亚公主及其后裔继承王位；苏格兰保留长老会教为国教，可以保留自己的地方政府、法律和银行系统；苏格兰可以同英格兰及其殖民地开展贸易；鉴于合并后将分担英格兰的国债，苏格兰将一次性获得约39.8万镑的补偿。英、苏合并意味着两国共同接受汉诺威新教君主，这对于“老僭位者”詹姆士三世及其党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詹姆士党人并不死心，他们决定孤注一掷。1708年，法国出动3艘战船、一支6000人的远征军，在年仅19岁的詹姆士三世率领下从敦刻尔克（Dunkirk）出发，向苏格兰挺进。但恶劣的天气，特别是风暴骤起，使詹姆士三世损兵折将，这支军队最终未能在预定地点登陆，远征行动也以失败告终。

1714年8月安妮女王去世。詹姆士三世闻讯后试图说服路易十四出兵，帮助其入主英国夺取王位，但路易十四拒绝了这个请求。10月20日，汉诺威王室索菲亚公主的儿子乔治·路易斯（George Lewis）加冕为英国国王，称乔治一世（GeorgeⅠ,1714-1727年在位）。随着汉诺威王朝（Hanover Dynasty）的建立，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第二章　辉格党的优势

1714-1760年汉诺威王朝初创时期，英国政治有这样几条主线：（1）通过镇压詹姆士党人的叛乱活动而巩固了汉诺威王朝的合法地位；（2）辉格党人长期把持政权，托利党人则退居乡间；（3）内阁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大臣对首相负责、内阁对议会下院负责的责任政府制度。

汉诺威王室入主英国之初地位并不稳固，流亡法国的詹姆士三世及其后代一直觊觎英国王位，在法国人的支持下，英法两国的詹姆士党人不断制造复辟阴谋，并策动军事叛乱，对新生的汉诺威王朝造成极大威胁。1714年10月20日，就在乔治一世举行加冕典礼的那一天，英格兰不少地方爆发了反对新王朝的示威活动。伯明翰（Birmingham）、布里斯托尔（Bristol）、诺里奇（Norwich）、雷丁（Reading）等城市均出现规模不等的群众性示威。1715年是大选年，国内的詹姆士党人借机搅局，使不少地方的选举充满了暴力和紧张的气氛，莱斯特（Leicster）的郡守甚至认为自己生命受到威胁，因而将投票延期进行。5月29日是查理二世复辟的日子，在伦敦的香榭里大街（Chancery Lane）甚至有詹姆士党人燃起篝火表示纪念。6月和7月，反对新王朝的活动更是达到高潮。

为了稳定国内秩序，7月初，议会通过了《骚乱法》（Riot Act）。法案规定，12人及以上的群众集会，接到当局命令后须在一小时内解散，拒不执行者将被判处死刑。《骚乱法》的直接目标是打击詹姆士党人，但其后牛津等地反对新王朝的集会仍不时出现，于是议会宣布终止《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授权政府可以在不经过任何程序的情况下拘捕任何反对王室和政府的人。一些与复辟活动有牵连或图谋发动叛乱的贵族被捕入狱，财产也被没收。但高压政策仍不足以平息国内局势，一场更大的叛乱还是在苏格兰爆发了。

在英格兰，同情詹姆士三世的人只是少数，而苏格兰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詹姆士党人主要集中于苏格兰，有相当一部分苏格兰贵族敌视新王朝，希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这种强烈的“詹姆士党人情结”（Jacobitism）不仅与斯图亚特王朝源自苏格兰有关，而且与合并后苏格兰人的不满有关。由政治精英所推动的合并并未给苏格兰民众带来多大利益，英格兰政治家对苏格兰人的利益更加漠不关心。1712年，托利党政府颁布《宽容法》（Toleration Act），对苏格兰长老会所排斥的其他教会实施保护，这被苏格兰人看作干预其宗教自由；同时，托利党政府宣布在苏格兰开征麦芽税，这被看成英格兰的经济剥削。不满情绪与对斯图亚特王朝的留恋交织在一起，就酿成了反对新王朝的叛乱。

1715年9月6日，苏格兰贵族马尔伯爵（Earl of Mar）在布雷玛（Braemar）树起詹姆士党人的大旗，发动反对汉诺威王朝的叛乱。马尔伯爵曾在乔治一世内阁中担任负责苏格兰事务的第三国务大臣之职，但一些托利党人诽谤他与复辟王朝有勾结，因此被乔治一世解职。仕途终结的马尔于是发起了叛乱，并打出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旗号，希望老僭位者詹姆士三世能给苏格兰带来“古已有之的自由和独立的宪政”。

马尔叛乱在苏格兰高地部落中支持者众多，18位贵族带着共5000名叛军加入马尔阵营中。虽然英国政府派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率军平叛，但收效甚微。马尔叛军先后攻占了苏格兰的珀斯（Perth）、阿伯丁（Aberdeen）、邓迪（Dundee）等城市，其人数也增加到约1万人。叛军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南进军，以呼应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发动叛乱的詹姆士党人，但在普雷斯顿（Preston）遭到政府军的阻击，200多名贵族军官和1250名士兵被俘。另一路在马尔伯爵率领下向爱丁堡（Edingburg）挺进，但在谢里夫穆尔（Sheriffmuir）遭到阿盖尔公爵的阻击，双方陷入僵持局面，但僵持对詹姆士党人来说就意味着失败，阿盖尔公爵“成功地阻止了马尔伯爵深入苏格兰低地，这对于乔治（一世）来说就是胜利”。

马尔叛乱给詹姆士三世造成一个复辟良机，但1715年9月路易十四（LouisⅩⅣ,1661-1715年在位）去世，法国政府被亲汉诺威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eans）所掌控，这使得由法国出兵帮助复辟的希望落空，因此在马尔叛乱的三个多月中，詹姆士三世及其势力只能隔岸观火，无法给叛军以实际支持。到12月詹姆士三世的机会来了，22日，他在法国私掠船的协助下，带着一批随从由敦刻尔克出发渡过北海在苏格兰彼得黑德（Peterhead）登陆，随后在珀斯与马尔叛军会合。

此时马尔叛军只剩下4000多人了。当叛军看到詹姆士三世只带着几名随从，而并没有传说中的大批军队和补给时，失望的情绪迅速蔓延，其士气迅速涣散；而阿盖尔的政府军却得到5000名荷兰军队的支援。1716年初，经过珀斯和蒙特罗斯（Montrose）战役后，詹姆士党人的叛乱被镇压下去，大势已去的詹姆士三世及马尔伯爵等叛乱贵族仓皇逃往法国，1715年叛乱由此告终。

詹姆士三世等逃往法国后被奥尔良公爵驱逐，他于是先投靠罗马教廷，后来又投靠英国的老对手西班牙。1718年，英国为阻止西班牙争夺地中海霸权而对西班牙开战，作为报复，西班牙决定资助詹姆士党人的复辟活动。1719年6月，詹姆士三世指派贵族奥蒙德公爵（Duke of Ormonde）率领一支5000人的军队渡海向苏格兰进发，由于天气恶劣，结果只有300人在苏格兰登陆。由于响应者寥寥，这支远征军很快在格兰谢尔（Glenshiel）遭英军围歼，詹姆士党人的复辟活动也暂告一段落。

18世纪40年代英法两国因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而相互交战，流亡的斯图亚特政权似乎又有了新的希望。法王路易十五决定扶植詹姆士党人，让其在英国本土制造混乱。于是，年迈的詹姆士三世及其长子“小僭位者”（Young Pretender）查理·爱德华（Charles Edward）又成为法国的座上宾。1745年7月23日，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查理王子乘坐私掠船在苏格兰莫达特（Moidart）登陆，随行者仅7名贵族，没有法国军队。但查理王子仍带去了法国提供的军械，包括1500支步枪、20门加农炮以及1800把大砍刀。查理王子一踏上苏格兰的土地，立即赢得高地部落的支持，许多贵族率众投奔查理王子，很快就汇集成一支由苏格兰各部落组成的1000多人的军队，并得到许多苏格兰民众的支持。在查理王子的追随者中有许多天主教徒，也有一贯反对苏格兰合并的人，其他加入者则纯粹是为了军事冒险和投机。

查理王子的叛军在苏格兰势如破竹，先后占领了珀斯、福科尔克（Falkirk）以及首府爱丁堡等城市。到9月底，苏格兰大部分已处于查理王子的控制下，英格兰陷入恐慌之中。查理在苏格兰的成功促使法国改变态度，10月15日，法国宣布与流亡的斯图亚特王室结盟，拒绝承认乔治二世（GeorgeⅡ)为英国国王而拥护詹姆士三世，同时许诺在合适时机派军援助詹姆士党人的复辟事业。

法国的态度令叛军士气大振，11月，查理王子率领5000名叛军南下进入英格兰境内，先后攻占了卡莱尔（Carlisle）、兰开斯特（Lancaster）、普雷斯顿、曼彻斯特（Manchester），并最终驻扎在距伦敦仅127英里之遥的德比（Derby）。不过，与苏格兰情况不同，叛军进入英格兰后，呼应者和加入者寥寥无几，因为“自1715年叛乱后的30年来，英格兰的詹姆士党人情结几乎消逝殆尽，英格兰人已习惯于乔治国王的统治了”。

陷入恐慌的伦敦城组织起一支3000人的军队构建防御工事，由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率领的1万名援军也火速赶往德比。对叛军来说，法国许诺的援军一直未到，一些原本支持查理王子的英格兰贵族也犹豫观望，水土不服的苏格兰高地士兵开始叛逃，而仅仅依靠几千人的军队要想攻占伦敦城则希望渺茫。在政府军的前后夹击威胁之下，查理决定放弃进攻伦敦，准备尽快撤回苏格兰。

但撤退就意味着失败。从12月5日起，查理王子领导的叛军节节败退，坎伯兰公爵率领的政府军则一路追击。1746年，近万名政府军与约5000名叛军在库洛登（Culloden）荒原进行决战，力量的悬殊和装备补给差异决定了战斗的结局，叛军被强大的政府军分割围歼，约2000名高地士兵战死，其余叛军或沦为俘虏，或四散逃命。查理王子逃离战场后，在当地部族的掩护下，潜伏约五个月之久，后来总算逃回了法国。

苏格兰是斯图亚特王朝的诞生地，也是历次詹姆士党人叛乱的根据地。1745年叛乱被平定后，英国政府决定采取严厉政策，旨在“清除在这个王国里散播的坏种子，使其再也无法发芽”。政府对于叛乱贵族实施严惩，120名为首者被处死，另有数百人被判监禁或流放。政府还颁布一系列严酷法令：《褫夺法》（Act of Attainder）规定没收被处死以及叛逃贵族的财产；《缴械法》（Disarming Act）禁止苏格兰人携带武器，甚至不准穿着苏格兰传统的花格呢短裙。议会还剥夺了苏格兰沿袭已久的司法裁判权；对于在叛乱中表现活跃的天主教徒，政府颁布禁令，限制他们担任公职。这些措施破坏了苏格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在客观上加速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融合。

“詹姆士党人叛乱是英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745年库洛登荒原战役的失败以及1788年斯图亚特末代继承人的辞世，标志着詹姆士党人复辟事业的彻底失败，至此，“光荣革命”后困扰英国政局的王位继承问题终于得到解决。随着汉诺威王室继承权的稳固，英国迎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定，这种政治局面为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及责任内阁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后，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辉格党独占政权的时代，史称“辉格党的优势”。在此期间，内阁、上院、下院几乎被辉格党所掌握，这种局面与18世纪英国特殊的政治格局有关。

首先，部分托利党贵族卷入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阴谋，因此失去了汉诺威君主的信任。在安妮女王病危期间，执政的托利党贵族中，博林布鲁克子爵（Viscount of Bolingbroke）、奥蒙德公爵等曾秘密与流亡的詹姆士三世接触，敦促其放弃天主教信仰，图谋复辟活动。乔治一世继位后，有些托利党贵族逃往法国，在詹姆士三世的流亡政府中任职，这种不明智的做法对托利党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消极影响。早在1714年，汉诺威王朝的特使就曾说：“如果老僭位者在法国军队支持下回国复辟，那么15个托利党人中应该有14个不会反对。”马尔叛乱中有少数托利党贵族卷入其中，这让辉格党人获得“一张致命王牌——托利党人与詹姆士党人几乎成为同义语”。由于直接或间接卷入詹姆士党人的叛乱，彻底断送了托利党的政治前途。1715年大选后，乔治一世任命了清一色的辉格党政府，托利党由于失去国王的信任而长期居于在野地位。

其次，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后，辉格党利用国王的信任与支持，对中央政府中的托利党进行大清洗，促使“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权力从托利党向辉格党的转移”。博林布鲁克和奥蒙德的财产被没收，牛津公爵（Duke of Oxford）和斯特拉福德公爵（Duke of Strafford）因与法国媾和而以叛国罪论处。枢密院成员由80人缩减至32人，被裁减的大多为托利党贵族。在政府各部门中，对新教王位继承权态度含糊或同情僭位者詹姆士三世的托利党人大多被解职；在地方政府中，各郡地方长官职位也纷纷易手：汉普郡（Hampshire）、兰开郡（Lancashire）和朴次茅斯（Portsmouth）的地方长官，由于与詹姆士党人有牵连而被解职，取而代之的是拥护新教王位继承权的辉格党贵族。由此，辉格党实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控制。

再次，辉格党优势的形成也与汉诺威君主的坚定支持有关。18世纪初君主立宪制仍处于发展之中，国王仍保有许多特权。一个政党能否执政，与其说有赖于民众支持，倒不如说更多地来自于王权的青睐。在当时，国王往往先任命政府成员，再由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取议会下院的支持，因此，“只要一个政党团结一致，与王室保持亲密关系，并且不犯致命错误，就可以一直当政”。辉格党对汉诺威王室的坚定捍卫使前两任汉诺威君主将辉格党看成天然盟友，这成为辉格党优势确立的重要前提。

1714-1761年英国在两任汉诺威君主的统治下：乔治一世及乔治二世。此间，政权一直控制在辉格党手中，国王利用政府大臣的任命权组建了多届清一色的辉格党政府，辉格党人则利用对政府的控制，通过封官晋爵、金钱收买等方式来控制议会，进而长期主宰英国政坛。此间，遭遇排挤的托利党居于在野地位，其在议会下院的席位呈逐年下降趋势。1715年，托利党在下院尚占据220席，1734年减少到150席，1761年更跌落到112席。但尽管辉格党基本控制了中央政权，托利党却仍可在地方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早期，辉格党内部并没有出现统领全党并操控政府的公认领袖，首届辉格党政府分为两派，詹姆士·斯坦霍普（James Stanhope）、查尔斯·斯宾塞·桑德兰（Charles Spencer Sunderland）等是主流派，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等居于次要地位。这两派在对外政策上有明显分歧：在欧洲政策上，斯坦霍普派支持汉诺威君主在欧洲发动的战争，沃尔波尔等则反对君主为了私利而让英国卷入欧洲战争。不过，在打击托利党势力、实施宗教宽容等内政问题上，两派又有基本的一致。1719年，辉格党政府废除了托利党当政时期通过的《偶尔尊奉国教法》和《宗教一致法》（Act of Uniformity），给新教各派以相对平等的地位。

1720年的“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为沃尔波尔派的崛起提供了良机。18世纪初，政府为应对战争支出而向商业公司举债，南海公司就是政府的债主之一。1719年，南海公司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债转股计划，即把政府的3000万镑国债转换为公司股票，公司则负责偿还债务。为使计划获得通过，南海公司对官员和议员大肆行贿，1720年该议案在议会两院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随后，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购买公司股票，南海公司操纵舆论工具，称南海公司的信誉是由国家担保的，而公司在南美的贸易扩张将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收益。于是，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一时间急剧攀升，其原始股票价格为100镑，4月份涨到130镑，6月初达到745镑，6月中则达到1045镑的最高值。价格的攀升带来严重的泡沫，从6月底开始，大规模的股票抛售开始出现，致使公司股价暴跌。到12月，南海公司股票跌至128镑，历时8个多月的南海泡沫破灭了。南海泡沫事件波及所有的社会阶层，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倾刻间倾家荡产，议会大厦外挤满了几近疯狂的破产者，他们要求惩办责任人。议会委员会的调查表明，许多政府要员甚至王室成员都接受过南海公司的贿赂，有462名下议员和122名上议员也卷入南海公司骗局。南海泡沫的破灭还引发了政治危机，收受贿赂的辉格党官员身败名裂，竞相辞职，政局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沃尔波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沃尔波尔当初曾坚决反对南海公司的计划，现在当国家需要时，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重任”。1721年3月，一批没有受到南海泡沫事件牵连的辉格党成员组成新政府，沃尔波尔成为新的政府首脑。此后二十余年，英国进入所谓的“沃尔波尔时代”。

沃尔波尔重新分配国债，大力整顿南海公司的股票，将公司大部分资产转换成英格兰银行股票，逐步遏制了南海公司股票暴跌的趋势，国家财政状况趋于平稳。作为财政大臣，沃尔波尔还较为成功地化解了国债问题。早在1717年，沃尔波尔就主持成立偿债基金，即从每年财政收入中提取一部分款项用以清偿国债，以逐步减少国债总量。1727年，沃尔波尔成功地将部分国债利息从6%-7%减少到4%。1737年，沃尔波尔提出按照三厘利率来偿还国债利息，未获议会通过，但三厘国债此后成为政府追求的目标。到18世纪40年代末，政府成功地将所有国债利率都降至三厘，由此产生了英国最早的“统一国债”，即三厘国债。

沃尔波尔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尤其是推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为了刺激工农业产品的出口，政府取消了几乎所有的出口关税，降低了英国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的关税，同时还大幅度降低土地税率。与此同时，沃尔波尔政府还开征消费税，其目的“不仅在于打击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而且在于鼓励商业和贸易的发展”。消费税征收的对象，起初为肥皂、皮革、纸张、蜡烛、盐等；1723年扩大到茶叶、咖啡、可可等。1733年，政府提出新的消费税议案，准备对烟酒征税，但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在狂怒的公众舆论之下，许多辉格党人开始摇摆不定并撤回对沃尔波尔的支持。”面对舆情，沃尔波尔果断撤回消费税议案，避免了一场政治危机。

在外交方面，沃尔波尔政府积极推行和平均势外交政策，尽量避免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1733年，欧洲列强因波兰王位继承问题而相互交战，沃尔波尔则顶住各方压力不愿参战。不过，18世纪30年代，英国与西班牙之间在北美殖民地贸易问题上的冲突越来越激烈，1713-1731年间西班牙共查获180艘英国走私船，英国商人及公众对西班牙的愤恨情绪开始蔓延。此时，沃尔波尔仍推行和谈方针，1739年与西班牙签订《帕多公约》（Convention of Pardo），英国政府保证不再向美洲殖民地进行走私贸易，西班牙则承诺保留英国原先获得的贸易特权。沃尔波尔的外交政策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议会中都遭遇到强烈反对，一种主战情绪在整个英国蔓延，正如当时一家报纸所称：“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候像现在这样，几乎整个民族或国家是如此迫切地希望投入一场战争。”在强大的压力下沃尔波尔终于屈服了，1739年10月英国正式对西班牙宣战。面对主战的纽卡斯尔公爵，沃尔波尔有点沮丧地说：“这是你们的战争，我希望你们为此而喜悦。”不过，战争虽然在进行，但辉格党政府及议会在战争政策上却存在着巨大分歧，政府很快陷入危机之中。1742年2月，不堪战争压力的沃尔波尔宣布辞去首相职务。

沃尔波尔的辞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政权依然掌握在辉格党手中。此后，曾担任爱尔兰总督的卡特莱特、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纽卡斯尔公爵、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等先后组阁，他们的政府都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为第一要务，而英国也在对外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先后卷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法七年战争等。英国的参战，一则是为了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二则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辉格党政府所推行的战争政策不仅奠定了英国在欧洲乃至在全世界的霸权，而且扩大了英国的海外市场，为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后来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

辉格党优势的时期也是内阁制确立的时期。内阁在斯图亚特王朝末期已开始萌芽，但当时的内阁处于君主的控制之下，自己没有独立地位。汉诺威王朝继位后的半个世纪中，不谙英国事务的德意志君主登上王位，这为内阁摆脱君主的控制而获得独立地位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内阁制因此而逐渐确立。

君主退出内阁会议并淡出国务是内阁制确立的重要前提，由于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出生在德意志，继承英国王位后仍迷恋于汉诺威领地事务，对英国的政务并不热心，两位君主经常离开英国前往汉诺威，少则十天半月，多则长达半年。君主不在期间，国务依然要处理，政府会议也要按期召开，于是在没有君主主持和参与的情况下，大臣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国务成为常态。

汉诺威君主退出国务还有着语言方面的因素。无论乔治一世还是乔治二世，其母语都是德语，英语水平很差，无法与内阁大臣们正常交谈。这样，在少有的几次由君主主持的内阁会议上，君主与大臣之间由于语言不通，交流存在障碍，参加这样的会议对汉诺威君主而言纯粹是浪费时间。于是，自1717年起，除了1721年和1733年仅有的两次例外，乔治一世几乎不再出席内阁会议。这一惯例在乔治二世时期得以延续。据记载，乔治二世仅在1745年、1756年和1758年参加过三次内阁会议，于是，“君主亲自参加内阁商议变得越来越不常见了”。由于君主退出内阁会议，这就使得君主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及执行几乎都是由内阁进行的，内阁独立性不断增强。

君主缺席内阁会议导致了“首相”（Prime Minister）职位的出现，这是内阁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君主缺席，内阁中必须有一位大臣出面来召集及主持会议，这位大臣还必须将会议经过及所做决定写成报告，会后呈献给君主。在内阁中执行这一任务的往往是位高权重的财政大臣，因为在政府各项工作中，经济事务最重要。于是，首席财政大臣便充当起内阁与君主之间的“传话人”，这就是后人所称的“首相”。起初，财政大臣与其他各部大臣之间地位平等，当阁僚们称呼他为“首相”时，多少带有讽刺的意味。但后来，人们习惯于“首相”这一称谓了，“首相”的地位也逐渐高出了其他大臣。

1720年南海泡沫事件后，沃尔波尔担任首席财政大臣达20年之久。一般认为，沃尔波尔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也是第一位入住唐宁街10号的政府首脑。沃尔波尔之所以能长期占据首相职务，与此间辉格党的政治优势相关。18世纪上半叶，托利党长期在野，辉格党则始终保持着议会多数党地位，这样，谁成为辉格党领袖，谁就能控制议会下院，从而也就能担任首相之职。沃尔波尔以及其后四任首相均由辉格党领袖出任，这使得一种新的惯例逐步形成，即议会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首相，由此而使下院多数党领袖与内阁首脑合二为一，从而保证了内阁与议会下院的一致。

沃尔波尔利用首相的职务来强化自身地位，使首相真正成为内阁首脑。在当时，确保君主的信任和支持必不可少，由于在南海泡沫事件中沃尔波尔以卓越的能力化解了危机，并保护不慎卷入南海骗局的王室成员，由此赢得了乔治一世的青睐。到乔治二世时期，沃尔波尔又利用财政大权讨好王室，为自己的地位铺路。例如，1727年继位的乔治二世曾视沃尔波尔为异己分子，但沃尔波尔却主动对其示好，在议会讨论王室年金时慷慨建议将国王和王后的年金提高到80万镑和10万镑。此举备受王室欢喜，乔治二世感激地说：“沃尔波尔爵士，予人方便即予己方便，你在这件事情上的所作所为将改善我的处境，而你自己也将会受益良多。”由此，他大力支持沃尔波尔，确保了沃氏的首相地位。

沃尔波尔利用各种机会排斥异己，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为保持同下院的联系并控制下院，沃尔波尔以平民身份担任下院议员，多次谢绝册封其为贵族的提议，直到1742年他辞职之后，才接受奥福德伯爵（Earl of Orford）封号进入上院。沃尔波尔认识到下院的支持是内阁得以立足的关键，为此，他一方面表现得平易近人，与下院议员打成一片，对议员许以特权、官职、荣誉等各方面承诺，使议会下院牢牢地处于自己控制下；另一方面又利用财政权划拨秘密活动经费，专门用于操控选举、收买议员。在当时的议会选举过程中，买卖选票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某些选区居然将议员席位公开标价，比如乔治一世时期为1500镑，乔治二世时期涨到2000镑。要操控选举就必须花费巨资，所以在1734年大选时，沃尔波尔花费近12万镑使326名辉格党人当选，确保了辉格党在议会的优势。沃尔波尔曾经说：议员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价码”。议会选举中的腐败遭到人们的诟病，但客观上却强化了内阁与议会下院的联系，为内阁摆脱王权控制并对下院负责提供了可行性。

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阁中之阁”的先例开始出现了。斯图亚特王朝末期，从枢密院委员会脱离出来的内阁，其成员数目一般维持在10-20人左右。由于阁员数量多，因此在讨论国家政务时，各成员之间难免出现分歧，内阁时常陷入激烈的争论之中，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为避免内阁的分歧与争论，强化对内阁的控制，沃尔波尔在几乎每次内阁会议正式召开前，总是邀请几位最有实权的大臣举行私下会议，会议一般在首相官邸召开，与会者一般为5-8人，主要包括国务大臣、掌玺大臣、枢密大臣、大法官等。如需讨论某一专门性问题，该部门长官也会被邀请参加。这种由首相主持、内阁主要成员参加的私人会议被称为“小内阁”，而真正的内阁则被称为“大内阁”。有学者统计，1729-1741年有记载的178次内阁会议中，有9名及以上阁员参加的占93次，有8名及以下阁员参加的占85次。还有学者对1739-1758年间70次内阁会议参加者进行统计，发现有9名及以上阁员参加的占17次，6-8名阁员参加的占36次，5名及以下阁员参加的占17次。上述材料表明，“小内阁”的召开已经变得与“大内阁”一样普遍了。

这种大小内阁并存的体制又被称为“双内阁制”。“小内阁”的成员全部来自“大内阁”，而且是大内阁中的要员。“小内阁”出现之初表现出预备会议的性质，即在会上，首相和要员对重大问题提出初步意见，供正式内阁会议决策时参考。渐渐地，其权限越来越大，凡正式内阁会议需要讨论的国务均由“小内阁”讨论并做出决定，这些决定有时交正式内阁表决，有时则不通知其他内阁成员而直接付诸实施。这表明国家的行政大权渐渐由“大内阁”转移到“小内阁”手中。坦普里（H.W.V.Temperley）指出：“正如在沃尔波尔时代所看到的，毫无疑问小内阁权力更大，而只有关于批准条约、宣战或媾和等重大事件，才在大内阁进行商讨。”沃尔波尔当政之初所开创的“小内阁”发展迅速，到其下台之时，“小内阁”几乎包揽了所有日常政务及辅助性事务，由此成为国家的行政权力核心。在沃尔波尔之后，“小内阁”继续保留下来，其权力得到进一步扩展，而此前的大内阁权力几乎丧失殆尽。国家权力从“大内阁”向“小内阁”转移，与此前从枢密院向内阁转移如出一辙，这种转移及权力的集中化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同时也有利于作为政府首脑的首相控制并领导内阁。

也正是从沃尔波尔当政之时起首相的个人权力不断膨胀，并逐渐超越其他内阁成员而成为真正的政府首脑。作为内阁会议的主持人，在阁员讨论政务时，首相的意见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沃尔波尔当政之时，内阁一致性原则已初见雏形，这一原则的核心是：内阁成员的政见必须保持一致，即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保留，否则其政治生命就不保。正如史学家所言：“人们很快意识到，小内阁圈子中的大臣，如果在重大问题上与同僚们意见相左，除辞职以外别无选择。”作为这一原则的首创者，沃尔波尔经常采取铁腕手段，无情打击政见不同者。1724年，国务大臣约翰·卡特里特（John Carteret）因为在外交政策上与沃尔波尔意见相左，结果被沃尔波尔罢免职务；1730年，国务大臣汤森德也因为不赞成沃尔波尔的意见而被驱逐。沃尔波尔开创的内阁一致性原则被后来者所继承，这不仅确立了首相在内阁中的至尊地位，而且还提升了内阁议案获得君主批准的成功率。这是因为，君主在面临内阁一致通过的议案后，就不可能再反对了，所以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国家大政已经从君主转移到内阁手中。

内阁一致性原则的初步确立，还为后来“内阁集体负责制”奠定了基础。由于重大决策是经内阁会议讨论并一致做出的，那么，与会的大臣就必须为这一决策负集体责任，一旦内阁决议被议会或君主否决，就将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内阁的总辞职也就会发生。

议会下院的支持是内阁存在的基石，一旦失去下院这座靠山，内阁的垮台就在所难免。在沃尔波尔当政的20年间，辉格党内争夺权力的斗争非常激烈，但沃尔波尔总是借助其对下院的领导地位而化险为夷。不过，当1739年英国卷入与西班牙的战争后，沃尔波尔仍坚持和平外交政策，这最终造成内阁与下院之间的对立。1742年，由于内阁议案在下院遭到否决，沃尔波尔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下院的支持，遂宣布辞职。沃尔波尔的辞职开创了英国政治史上一个宪政先例，即内阁首相在失去议会下院多数支持的情况下应辞去职务。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沃尔波尔的辞职仅仅是首相个人的辞职，而非政府的集体辞职，沃尔波尔的下台只是其个人的失败，“是一名政治家的下台，而非辉格党的倒台”。当时的辉格党依然成功地控制着议会下院，接替沃尔波尔担任首相的依然是辉格党贵族，因此，那只是政权在辉格党内的一次更替而已。

在内阁制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内阁首脑的首相在大臣的人选问题上开始有了发言权，有时甚至起决定作用。君主在任命大臣时往往要与首相协商，得到首相的认可。沃尔波尔当政时期，君主所任命的内阁大臣均是支持沃尔波尔的辉格党人，一旦这些大臣与沃尔波尔意见不同，君主便会依据首相的意见对其进行罢免。这说明，君主对于大臣的任命权已经大打折扣，首相对内阁成员的控制力在迅速增强。在辉格党的优势时期，君主与首相在内阁大臣任命问题上还出现过严重对立，由此引发宪政危机。1746年，英国国内詹姆士党人的叛乱仍在继续，在欧洲又卷入与法国的战争之中，内外交困之时，首相佩勒姆请求乔治二世任命威廉·皮特担任内阁大臣。由于皮特此前多次发表言论抨击汉诺威君主，因此乔治二世严词拒绝，结果佩勒姆内阁集体辞职，使政府陷入瘫痪状态。在僵持了两天之后乔治二世做出让步，邀请佩勒姆重新组阁，但佩勒姆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除任命皮特为内阁大臣之外，还要求君主不得干预内阁事务，不得听信幕后人指使。乔治二世只得一一首肯，皮特由此入阁，并担任主计大臣之职。这一事件“有着重大的宪政意义”，在大臣任命权的较量中，以首相的胜利而告终，君主的人事权力遭到极大削弱，首相在内阁成员的任命方面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这就为18世纪末形成的大臣对首相负责的做法提供了先例。

皮特进入内阁后其政治生涯的沉浮也反映出君主权力的衰落，而这恰恰是内阁制得以发展的前提。1746-1757年皮特在内阁中先后担任主计大臣（Paymaster General）和国务大臣之职，在对外战争中为英国争得了荣耀，也为自己赢得了广泛支持。但在1757年，一直对皮特心怀不满的乔治二世趁内阁转换之机，罢免了皮特的国务大臣之职，并准备成立一个排斥皮特的新政府。乔治二世的做法遭到不少内阁大臣的反对，他们以辞职要挟，议会下院和公众舆论也站在皮特一边，乔治二世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他费时三个月也未能组织起一个排斥皮特的内阁。当乔治二世最终说服纽卡斯尔公爵组阁时，对方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让皮特继续担任国务大臣。无计可施的乔治二世只得屈服，在纽卡斯尔内阁中担任国务大臣的皮特事实上行使了首相的职权。尽管1757-1761年间皮特从未获得过首相的称号，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此间的内阁事实上是一个皮特内阁。皮特的罢免及其再次入阁反映了王权的进一步衰落，同时也表明，一位政治家政治生命的起落越来越有赖于议会的支持，这就为内阁对议会负责提供了先导。

第三章　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

“光荣革命”以后君主的权力日渐衰落，尤其是汉诺威王朝早期君主几乎不理朝政，王权更加旁落。但1760年乔治三世（GeorgeⅢ,1760-1820年在位）继位后，衰落的王权回光返照，君主利用封官晋爵的手段以及王室恩宠，组建“国王之友”（King's Friends）政府，希图实行君主的个人统治。乔治三世的做法逆转了“光荣革命”以来的政治发展潮流，而在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战场上的失败引发了国内危机，“国王之友”政府垮台，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也宣告结束。

乔治三世在英国本土出生，亲眼目睹了王权的旁落。在他看来，祖父乔治二世麾下的大臣都是“毫不领情的、背信弃义的、腐败透顶的”，因此，在1751年被确定为法定的王位继承人后，他便决心将“净化政治作为自己的特殊使命”。乔治三世的母亲是来自德意志小邦萨克斯戈萨（Saxe-Gotha）的奥古斯塔公主（Princess Augusta），她对辉格党把持政务表示不满，希望儿子长大后改变现状，恢复君主的权威。她曾说：“乔治，做一个真正的国王！”然而乔治三世的私人教师、苏格兰贵族约翰·布特（John Bute）对他的影响更大，乔治三世视其为“最亲密的朋友”、“行为的楷模”及“钟爱的导师”。在布特的教导及熏陶下，乔治三世认为祖父乔治二世“遇事推诿”、“不配做一位英国君主”，对日益腐化的辉格党寡头非常痛恨，而将如日中天的威廉·皮特视作“心肠最黑的人”及“草丛中真正的毒蛇”。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来乔治三世对辉格党的清洗。同时，布特还不断向乔治三世灌输这样的理念，即他是英国人，应以英国本土利益为重。乔治三世声称：“我在这个国家出生并长大成人，我为自己的不列颠人名分而感到自豪。”不像前两个乔治国王，乔治三世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而不是德意志人，因此他关注英国政治、涉足英国国务就成为必然。

为了强化王权，超越政党政治，首先就要有根据自己意愿任命大臣的权力，乔治三世认为：“首相不应该成为权力的源泉，而仅仅是一个下属集团的领头者；首相应成为君主的代言人，而非像沃尔波尔和皮特那样成为国家政策的独裁者。”正因为有这种想法，乔治三世继位后迅速摧毁辉格党力量，试图建立个人的统治。18世纪上半叶的王政复兴思潮也为乔治三世复兴王权提供了话语基础。当时，一些失势的保王党和托利党贵族发表言论或著书立说，对辉格党专权表示不满，希望借助君主的力量来改变这种局面。比如在40年代，大卫·休谟（David Hume）就为“光荣革命”后君权的旁落表示担忧，认为议会权力的上升会造成英国宪政的失衡，他认为必须限制议会权力：“议会下院不要去扩张自己的权力，因为这种权力的篡夺与大多数人的利益背道而驰。君主手中掌握着任命官职的大权，而在忠诚的、对此无兴趣的议会两院的支持下，君主可以从总体上发号施令，这样至少能够避免古老宪政处于危险之中。”托利党贵族博林布鲁克的“爱国君主论”与休谟遥相呼应，在博林布鲁克看来，“不依赖任何党派、而是作为万民之父来进行统治”，是“爱国君主”的重要特征；他说“党派是一种政治罪恶，派系斗争是所有党派最坏的特征”。因此，“为捍卫宪政，君主不应该组建或扶持政党”，“君主不能为了统治臣民而使得自己成为某一党派的首领，而是应该为了统治，更确切地说为了征服所有党派，而成为所有臣民的首脑”。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则从“宪政平衡”角度阐述王权的重要性，他强调：“君主是议会的一部分，这也是其正当地享有立法权的理由。我国宪法所赋予君主的‘否决权’绝不能遭到侵蚀，而应得到充分尊重”；他还指出：“‘享有部分立法权的君主’,在议会两院间充当着‘唯一的行政执法者’角色，这有利于维护英国宪政的稳定，推动英国宪政朝促进英国公众自由和福祉的正确路径迈进”。这些言论显然为乔治三世复兴王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理依据。

继位之初，年轻的乔治三世雄心勃勃，在净化政治、复兴王权思想的驱使下，他一心想摧毁辉格党的统治，在超越党派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效忠于君主的“国王之友”政府。此时，乔治所面临的是辉格党两大派——皮特派与纽卡斯尔派联合控制的内阁，当时英国正卷入与法国争霸的七年战争，政局稳定尤为重要。乔治三世为此并没有贸然换阁，而是采取步步为营、各个击破的政策来摧毁辉格党的优势局面。1761年3月，乔治三世任命布特为国务大臣，与皮特在内阁中共同处理外交事务。此时，内阁中的辉格党在战争政策上出现了分裂：财政大臣纽卡斯尔继承沃尔波尔的衣钵，主张推行和平外交；国务大臣皮特则致力于通过战争来开拓英国的海外市场。布特入阁后，明确宣布自己的反战立场，认为战争是“血腥的、靡费的”，应该尽快结束战争。这样，由于在反战问题上布特与纽卡斯尔联合，致使皮特的战争政策在内阁中失败，孤立无援的皮特最终于10月5日辞职。

布特势力急剧增强，纽卡斯尔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尽管二人都主张结束战争，但在结束战争的时机问题上两人分歧明显。乔治三世站在布特一边，内阁中多数成员为讨好君主于是也支持布特。1762年5月，受到排挤的纽卡斯尔辞去财政大臣之职，布特接替他成为内阁首相。这标志着辉格党的优势开始终结，从表面上看，“皮特与纽卡斯尔的辞职并非因君主解除其职务，而是因为他们与内阁同僚之间的分歧所致”，但事实上，乔治三世对于布特的支持以及对内阁事务的干预是辉格党两巨头政治命运陨落的原因。

布特内阁的建立是乔治三世确立个人统治的第一步，随后，乔治三世和布特利用权势大力清洗政府中的辉格党人，同时用册封贵族、任命官职等手段来控制议会。皮特、纽卡斯尔辞职后，内阁中的辉格党贵族罗金汉侯爵（Marquis of Rockingham）、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不久后也被解除了职务。内阁中仅存的少数辉格党人多属见风使舵者，他们“在思想上朝着‘国王之友’派转化”。改组后的内阁中多为忠于君主且无党派身份的贵族，还有一些是主张强化王权的托利党贵族。由此，辉格党控制内阁的局面宣告结束，乔治三世对辉格党势力的打击被后人讥讽为“对佩勒姆派无辜者的屠杀”（Massacre of Pelhamite Innocents）。通过改变内阁大臣，乔治三世成功地控制了内阁事务。

为了控制议会两院，乔治三世将贵族册封权和官职任命权用至极致。1760年时英国上院有174名贵族，乔治三世继位后不断将自己的亲信册封为贵族，在60年代册封42名贵族，70年代又册封33名贵族。这些贵族进入上院后造成上院人数剧增，辉格党控制上院的局面也被打破了。官职任命是君主的特权之一，在辉格党占优势的年代，这一特权实际上被首相所利用，君主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乔治三世则将官职任命权收归己有，根据个人喜好来任命官员，并以此收买议员，在下院培植忠君势力。这样，通过对政府及议会两院的控制，乔治三世成功地复兴了王权，初步确立起个人统治。

在与法国的停战谈判及和约签订的过程中，布特展现出一定的外交才能，但在内政问题上则明显缺乏政治才干。长期的战争使国家不堪重负，为弥补财政亏空，布特不断开征新税，由此引发各界不满。当布特开征“苹果酒税”（Cider Tax）时，全国性抗议浪潮达到顶峰，不满的群众“攻击他的马车，将其雕像送上绞架，砸碎其府邸窗户，并将其编入色情歌曲四处吟唱”。议会中的辉格党也开始反击，抨击政府的税收政策。1763年4月布特被迫辞去首相职务，但仍在幕后发挥作用。

布特政府的垮台是乔治三世确立个人统治的一次挫败，其垮台的根本原因在于遭遇来自议会内外的辉格党集团的强大压力。这使乔治三世认识到，内阁首相必须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要得到议会的支持，因此，必须到辉格党各派中去寻找盟友。在首相人选问题上，乔治三世表示将抛弃党派偏见，支持那些愿意根据君主意愿行事的人出任首相。在1763-1766年间，乔治三世先后遴选辉格党贵族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和罗金汉担任首相。格伦维尔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在布特内阁中担任国务大臣，并支持布特的税收政策，尽管被皮特冠之以“温柔的牧羊人”（Gentle shepherd）的绰号，却赢得了乔治三世的信任。格伦维尔组阁后也向乔治三世表示忠诚：“为捍卫我国的宪法，为使王权免遭任何不适当的、不被认可的力量之侵袭”，他将衷心履行“陛下所赋予的使命”。不过，格伦维尔内阁同样面临内外交困局面。内政方面，1763年，激进派议员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借助《苏格兰人报》（North Briton）攻击王权及“国王之友”政府，其后有辉格党人推波助澜，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外交方面，为应对战争带来的财政亏空及国债增长，政府准备向北美殖民地征税，先后出台1763年的《糖税法》（Sugar Act）与1764年的《印花税法》（Stamp Act），由此引发了殖民地的抗议浪潮。议会中的皮特、纽卡斯尔、罗金汉等反对派迅速活跃起来，最终促成了格伦维尔政府垮台。1765年7月，辉格党内最大派别——纽卡斯尔派的新领导人罗金汉奉命组阁。

为扩大政权基础，罗金汉邀请皮特入阁，但皮特因不愿在内阁中处于从属地位而拒绝入阁。罗金汉对北美殖民地采取怀柔政策，废除了《印花税法》，但这一举措引起政府分裂：国务大臣格拉夫顿等辞职，下院有超过50名议员投反对票。乔治三世意识到罗金汉派力量薄弱，“无法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政府”，于是被迫与皮特派进行“组建新一届政府的谈判”。1766年7月，他与皮特达成组阁协议，随即解散罗金汉政府。

激烈的党派纷争造成内阁的频繁更替，人们开始对国家的政治前景表示忧虑，许多人希望看到一个强有力的稳定政府。议会中的后座议员以及政府中的低级官员对政局进行热烈讨论，认为组建稳定而有效政府的关键，在于君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君主应该享有自由选择内阁成员的权力，并且不应将国务的处理权无条件交到某一党派领导人手中”。显然，与乔治三世一样，他们对党派充满厌恶，认为党派将集团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是制造分裂或混乱的源泉。因此，他们支持任何能够带来持久性和稳定性的政府。由于这些人反对政党政治、拥护君主权威，以“忠君”作为投票或处事的原则，因此被历史学家称为“国王之友”。

“国王之友”包括议会下院的一些后座议员，他们是“彼此独立、互无关联”的地方乡绅，他们不依附于某一领袖或集团。用20世纪历史学家纳米尔（Namier）的话来说：“他们所持有的关于议会责任的概念与我们截然不同：这些人并不认为组建政府是议会的职责——对他们而言，政府是属于君主的。”“国王之友”还包括政府中一些低级事务性官员，他们在政治取向上往往不偏向任何政党，希望借助王权的支持确保自己的稳定职位。“乔治三世也非常欣赏这些勤恳而忠诚的官员，因为在党派领导者进行激烈争辩时，恰恰是这些下层官吏在实实在在地操持政府事务。”

客观而言，“国王之友”派无疑被后来的史学家夸大了，事实上，“国王之友”只是一批与“党人”相对的“忠君爱国者”或“非党派人士”，他们从来就未能组织成一股政治势力，更没有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公认领导人。因此，尽管在乔治三世统治前期的历届政府中都不乏“国王之友”的身影，但单纯的“国王之友”政府却一直到18世纪70年代才建立。

乔治三世请皮特组阁，想结束内阁分裂的局面。皮特的党派观念比较淡薄，他希望建立一个“‘超党’政府，以拯救国家于内部溃烂引起的危难之中”。在组阁时，皮特不依据政治原则，不考虑党派背景，而仅看个人能力以及是否忠于君主。这样，皮特内阁事实上变成了涵盖不同政治观点者的奇怪的混合体，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将其描述为“一个大拼盘，就像一条用不同花色石块镶嵌而又未黏合起来的路——爱国者和溜须拍马者，国王之友和共和主义，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什么人都有”。这种大杂烩的内部分裂可想而知。由于无法弥合分裂，加之健康状况恶化，皮特从1767年3月起就回到巴斯的寓所休养，很少参加内阁会议，几乎退出了政治舞台。此时，国库大臣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end）未与皮特及内阁同僚协商，就向议会提出《进口税法》（Import Duties Act），要对进入北美殖民地的商品征收进口税，导致了内阁的公开分裂。约翰·罗素·贝德福德（John Russell Bedford）派坚决支持法案，认为对殖民地征税合情合理；格拉夫顿派及谢尔本（Shelburne）派同情殖民地，坚决反对征税。政府内部的分裂促使皮特于1768年10月辞职，格拉夫顿奉命上台组阁。

格拉夫顿内阁只是一个过渡政府。此时威尔克斯事件持续发酵，在1768年大选中威尔克斯又活跃起来，他多次当选议员，但因其反君主及反政府的言论而多次被逐出下院，并被判处罚款和监禁。公众大力声援威尔克斯，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席卷全国。在如何处理威尔克斯的问题上政府陷于严重的内部分裂，并由于皮特的插手而加剧了分裂。皮特在上院的演说中大力支持威尔克斯，指责政府滥用权力，侵害公民自由。皮特指出：“根据大宪章及权利法案，任何公民的自由权都不得被随意剥夺”，“无限制的权力易于腐蚀当权者”，“法律终止之处，亦即专制开始之时”。不愿身背恶名的格拉夫顿于1770年1月辞职。

这样，在乔治三世统治的前十年间，他虽然一直追求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忠君政府，但其目标无从实现，每一届政府都是“短命政府”，直到18世纪70年代初，才最终建立了以诺斯勋爵（Lord North）为首的“国王之友”政府。

诺斯勋爵出身于贵族世家，1759年起进入政府。他有很强的个人亲和力，有处理经济事务的才能，并且有杰出的辩驳能力，其政治对手埃德蒙·伯克都称他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人，知识渊博，领悟能力强，善于处理各种政务”。尽管诺斯在政治上倾向于托利党，但他事实上是“国王之友”派。诺斯脾性温和，尊重王权，强调王权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因此得到“国王之友”的支持。正是因为这一点使诺斯赢得了乔治三世的信任，并奉命组阁。有史家指出：“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始于诺斯勋爵被任命为首相”，而诺斯内阁也被看作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王之友”政府。

乔治三世给予诺斯政府以最大支持，他甚至将君主的官职任命权交给诺斯支配，官员的任命多数是他与诺斯商议的结果。诺斯也清楚其政权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君主才是真正的首相”。于是，在诺斯当政的十余年间，乔治三世与诺斯结成了坚实的同盟，其中，君主利用个人影响力和王室特权力挺首相，而首相及其领导的内阁也以贯彻君主意志为己任。1771年的《王室婚姻法》（Royal Marriage Act）就体现了这一点。当时，王室成员格拉斯特公爵（Duke of Glouster）和坎伯兰公爵与平民通婚，引起君主震怒。乔治遂授意诺斯向下院提交一份议案，强调王室成员的婚姻必须得到君主的同意。尽管议案在下院及内阁遭到激烈反对，但诺斯仍利用其影响力而操纵议会通过了该议案。这一事件成为反对派打击内阁的活靶子。

诺斯领导的“国王之友”政府维持了12年之久，在最初的五年中它推行缓和政策，因此地位比较稳固。在政治方面，政府释放监禁中的威尔克斯；1774年威尔克斯再次当选议员进入下院，平息了一些激进派的不满。在经济方面，政府推行财政平衡政策，贵族乡绅所关心的土地税保持不变，而对奢侈品开征新税，以逐步缩减高额的国债。在外交方面，执行对欧洲的不干涉政策，并缓和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废除《进口税法》，仅保留象征性的茶税，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北美局势。于是，一直到1774年，“无论在内阁还是在议会下院，诺斯勋爵都确立起无可动摇的地位”。

但18世纪70年代中后期，北美独立浪潮汹涌澎湃，其引发的战争造成国内政治危机，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诺斯勋爵无力应对这种困局，“他甚至懒于自己做决断，而是一味依据君主的旨意行事，结果酿成了悲剧”。诺斯政府的垮台标志着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终结，事实上，乔治三世加强君权、控制政府和削弱议会的做法违背了“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历史潮流，因此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反对，各种力量最终汇合起来，借美国独立之助，在18世纪80年代摧毁了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

早在18世纪60年代，以威尔克斯事件为标志，一场反对布特政府、挑战专制王权、倡导人民自由的群众运动就拉开了序幕。1763年4月，乔治三世在议会开幕演说中称颂布特政府签署的结束七年战争的和平条约是“王室的荣耀，人民的福音”。议员威尔克斯则在《苏格兰人报》第45期上发表文章，批评乔治三世的演讲，其中说：“君主一贯具有诚信、荣耀及清白之美德，一位如此伟大且和蔼可亲的君主，居然以其神圣庄严的名誉，认可这最令人厌恶的政策以及最不合理的公共宣言，我们国家每个人都会为此感到悲痛。”威尔克斯进一步说，这篇演讲是违心的“谎言”，是“厚颜无耻的内阁最为寡廉鲜耻的实例”。乔治三世大为震怒，指使国务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直接签发不标姓名的“通用逮捕令”，查封《苏格兰人报》，拘捕相关人员，并将威尔克斯囚禁于伦敦塔。

威尔克斯得到辉格党的支持，激进主义者将其奉为“自由的捍卫者”，发动游行加以声援。在法庭审判时，主审法官查尔斯·普拉特（Charles Pratt）强调议员的豁免权，认定逮捕令“违宪、非法和绝对无效”，监禁威尔克斯是对“自由的侵犯”，并宣布立即释放威尔克斯。这一判决令激进派欢欣鼓舞，他们打出“威尔克斯与自由”的旗号，反对乔治三世的专权统治。

乔治三世并未善罢甘休，他说“威尔克斯的放肆无礼依然持续，这令人诧异”。乔治三世向政府及议会施加压力，要求严惩威尔克斯。11月底，议会下院认为《苏格兰人报》第45期“是对国王陛下前所未有的傲慢无礼和侮辱谩骂，是对议会两院最为严重的诽谤中伤，是对整个立法机构极为放肆的蔑视”。因此，议会通过议案，认定威尔克斯事件是一起“虚假的、煽动性的诽谤案件”，而议员豁免权“并不适用于撰写和发表煽动性的言论”。议案要求立即焚毁《苏格兰人报》，逮捕并重审威尔克斯。威尔克斯迅速逃往法国，但仍被缺席判处1000镑罚金以及22个月的监禁。

威尔克斯事件暴露了君主对国家政务的个人影响，是王权复兴的重要标志。乔治三世操纵议会、逮捕议员并剥夺其资格的做法显然违背1689年的《权利法案》，为在野的辉格党反对派攻击王权提供了契机。以纽卡斯尔、皮特等为首的反对派借威尔克斯事件掀起一股反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运动。他们指出，在英国这样一个自由传统深厚的国家，王权向议会及政府施压迫其就范的行为很不正常，必须予以改变。

1768年，由于北美局势恶化，英国国内改革运动蓬勃高涨，格拉夫顿和皮特等辉格党人先后组阁，威尔克斯感到条件有利，遂在流亡四年后选择回国。随即，作为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象征的威尔克斯在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当选为议员，伦敦民众为此举行为期两天的庆祝活动，很多建筑物上都写下“威尔克斯与自由”、“第45期”等声援性标语。恼羞成怒的乔治三世再次下达指令：“把威尔克斯赶出议会非常重要，必须实现。”在王权的强大压力下，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再次被取消，其本人也被判刑入狱，受监禁达两年之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入狱后威尔克斯的声望反而大增，1769年米德尔塞克斯举行下院议员补选，身陷囹圄的威尔克斯竟第三次当选，但乔治三世操纵下的议会第三次将威尔克斯拒之门外，这显示王权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

但事件促使许多人对英国宪政进行反思，即君主所控制的议会，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事件中，尽管君主通过政府暂时剥夺了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并将其投入监狱，但这种“胜利”无法压制在社会各界、尤其政治家中蔓延的不满情绪。英国驻印度殖民官员沃伦·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威尔克斯事件中，乔治三世及其大臣的做法是在与人民作对，他还警告乔治三世：“当他为自己王冠的安全而自鸣得意时，他应该记得，这顶王冠取之于一场革命，但也会失之于一场革命。”皮特也在上院发表演说，认为“国王的专制权力”不断膨胀，这与“我们的祖辈”留下来的惯例背道而驰。威尔克斯事件充分暴露了王权对政治机制的渗透，也引发了人民的反抗，群众性集会示威和激进主义的质疑声讨都动摇了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并且开始了激进主义运动的新时代。

在威尔克斯事件接近尾声时，辉格党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声音尤为值得关注。作为辉格党新秀罗金汉的私人秘书，伯克曾两度进入政府任职。伯克亲眼目睹了乔治三世时期的王权复兴，也见证了内阁和议会受到王权操控。身怀抱负的伯克对此深为不满，并在各种场合袒露其对政治时局的反感。

1770年，在威尔克斯事件引发的民众骚动中，伯克撰文做出解读。在伯克看来，骚动的根本原因是国王权力过度扩张，议会主权遭到侵蚀：“国王的权力，作为几乎已经死亡和腐烂的君主的特权，已经以影响力的名义重新生长……这种影响力将十足的反对者变成了权力的工具，……它使国家的不幸和繁荣同时日益增长；这种影响力是君主特权奇妙的替代物，而这个特权，由于不过是陈旧过时的偏见的产物，已经在它原有的耐力之中形成了不可抗拒的腐败和瓦解的因素。”伯克认为，王权扩张严重侵蚀到议会主权，损害了议会的独立性，破坏了英国的宪政平衡，这是极其危险的。

如何抵御王权扩张以及维护议会的独立性？伯克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方面推行“节俭改革”，主张由议会控制王室费用与开支，防止君主用金钱贿赂议员，裁减冗官闲职，削弱君主对官员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推行政治改革，清除“国王之友”，依靠政党管理国家。在伯克看来，“国王之友”是为私利而聚集起来的小群体或小集团，“目的只是以更高的价格兜售他们相互串通好的邪恶”，“与人民的情感和意愿毫无关系”；一个稳定的政府必须努力谋取“公共福利”，而政府之形成不能来自宗派，必须来源于“政党”，因为“政党是联合组织的团体，旨在根据每个成员都同意的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的利益”。因此，伯克希望通过强化政党的作用来抵制王权的扩张，这一观点得到温斯坦莱（Winstanley）的赞同：“如果没有政党制度所带来的组织化，未经改革的议会下院就会处于君主的操控之下。”伯克的思想主张促进了政党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冲击了王权及国王个人的影响力。

不过，最终导致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走向结束的还是北美独立及由此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从1764年起，为缓解财政危机，英国政府在北美先后开征糖税和印花税，殖民地则宣称“无代表，不纳税”，并以暴力手段相对抗。在英国，皮特、罗金汉、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伯克等辉格党政治家也反对向北美征税，最终促使议会于1766年废除了针对北美的征税法案。但1767年后，英国政府又通过《汤森德法》（Townshend Act），对北美的玻璃、茶叶、纸张、颜料等征税，引发北美新一轮的抗议浪潮，英军在波士顿附近遭遇袭击。乔治三世主张采取强硬政策，认为北美“这些人都是反叛的臣民，对于他们的思想决不能简单听从，而必须彻底摧毁”。但由于政府和议会内部都存在严重的分歧，诺斯只好采取怀柔政策，废除了《汤森德法》，仅保留茶税一项，以此作为“英国权威的象征”。北美的抗议风暴暂时平息下来，但更大的风暴却在酝酿中。

1773年底发生波士顿倾茶案（The Boston Tea Party），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迅即激化。乔治三世力促诺斯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认为“事情已成定局，殖民地或者臣服于我们或者战胜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或者是征服他们，或者是完全放任他们，把他们当外国人看待”。最终，诺斯政府不顾辉格党的反对，对北美采取高压政策，派出军队镇压“茶党”，由此引发了面对面的武装冲突。随着大陆会议的召开及《独立宣言》的发布，北美走向了与母国对抗并谋求独立的道路。

北美时局在议会内部引起分歧，多数人与乔治三世一致，认为一旦英国诉诸武力，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运动很快就会土崩瓦解。但罗金汉、皮特等辉格党人反对对北美的高压政策，认为征服行动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1775年，面对议会内外的战争倾向，罗金汉批判道：“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正在极力促成自身的毁灭，在我看来，除了一定程度的不幸经历以外，恐怕没有什么能让公众普遍地做出正确判断了。”正因为如此，当1777年英军在萨拉托加遭遇惨败后，罗金汉有点幸灾乐祸，他说：“这下我可以放心了。”伯克则坚决捍卫殖民地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并大力抨击政治生活中权力的垄断及滥用。伯克指出：“为什么国家陷入目前的危机之中？因为我们没有权力。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力？因为过于强大的行政当局已经腐化了宪政中自我调节的力量。”皮特也是战争政策的坚决反对者。1777年战火纷飞的年代，皮特在下院宣称：“我是一个英国人，但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的话，当外国军队踏上国土之时，我绝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绝不会，绝不会，绝不会！”辉格党政治家攻击政府、反对战争的言论极大地侵蚀了诺斯政府的根基，随着北美战局失利，国内政治危机更为加剧。

1777年10月英军在萨拉托加（Saratoga）遭遇惨败，内阁及议会下院中反政府的力量开始抬头，不少独立派议员放弃了对政府的支持，诺斯于是在1778年提出辞职，但被乔治三世拒绝。此时，除了让诺斯留任以外，很难再找到合适的人选可以继续推行战争政策；而让辉格党组阁，又是乔治三世绝不能接受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乔治三世的政治行动更加强化了反对派的意识，即他正在将个人统治强加于这个国家之上。”于是，在君主的支持下，尽管遭遇各方挑战，但诺斯政权仍摇摇欲坠地延续了几年时间。

北美战争的失利造成英国国内一系列政治危机，首当其冲的是18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反对乔治三世及“国王之友”政府的乡绅请愿运动。1779年年底，约克郡乡绅、地主、教士、自由持有农等各阶层向议会提交一份请愿书，有9000多人签名。请愿书要求限制王权，反对王权过度扩张，“清除国王身边无用的冗官闲职，而正是他们应为战局恶化负责”。请愿书反对苛捐杂税，要求限制政府开支，要求在议会增加100名乡绅议员，支持“能够导致恢复议会自由的任何值得称颂的改革以及类似的其他举措”，使议会摆脱对王权及政府的依附。可见请愿运动的目标依然是抵制王权扩张、消除王权对于政府及议会的影响力。约克郡的请愿运动在1780年波及全国，另有24个郡举行了类似的请愿运动。这场以乡绅为主体的请愿运动表明国家的政治危机已非常严重，以至于乡绅这支传统上支持王权的力量，此时也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从而大大地动摇了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

议会外的乡绅请愿运动在议会内得到政府反对派的响应，以罗金汉、谢尔本、福克斯为首的新一代辉格党政治家开始联合起来向王权和政府发难。他们指责诺斯政府的错误决策造成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同时又抨击强大的王权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从表面上看，反对派是在攻击政府，但背后隐藏的意思是，乔治三世应该对北美危机负责，这就颠覆了英国长期以来“国王不犯错”的定见，王权合法性遭遇空前危机。

1780年，伯克在下院提出五项议案，“以确保议会的独立性，推动王室及其他机构的节俭改革”。这些议案包括：裁撤商务部等冗余机构；清除如第三国务大臣、宫廷财政总管等冗官闲职；推行政府财政改革，压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对各种经费开支确立一项固定的分类制度”；对王室薪俸及王权加以限制，避免君主利用特权及恩惠来控制政府和议会。伯克的议案体现了辉格党的改革主张，得到很多独立议员的支持，结果在下院以微弱差距被否决。

北美战争一再扭转国内政局，反政府力量空前壮大。1780年年初，除了最保守的“国王之友”以外，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站到了君主及其政府的对立面。4月6日议会下院在紧张气氛中讨论各地呈交的请愿书，辉格党议员约翰·唐宁（John Dunning）趁机提出一项动议，其中说：“王权的影响已经增长，并正在增长，必须予以限制。”该动议在下院引发激烈辩论，最终以233∶215票获得通过。唐宁接着又提出一项动议：政府应公布其成员从王室处获取津贴的数目，宫廷低级官员不能担任下院议员；这项动议以215∶213的微弱多数也获得通过。唐宁的动议获得通过，乡绅议员功不可没，这些人多为托利党人或独立议员，曾经是乔治三世及“国王之友”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如今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开始倒戈，与辉格党联手反对政府，这成为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瓦解的转折点。

两个月后诺斯政府再次面临新的考验，伦敦发生了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领导的暴乱。1778年，议会通过《罗马天主教解放法》（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规定天主教徒只须简单向国王宣誓效忠即可参军，意在解决北美战争中的兵源枯竭问题。这项法案引起新教徒的不满，各地成立了多个以废除该法为目标的“新教联合会”（Protestant Association），戈登成为伦敦地区联合会的领导人。1780年6月2日，戈登在伦敦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约6万名支持者在圣乔治广场集结，浩浩荡荡地向威斯敏斯特宫挺进。议会在是否接受请愿书的问题上拖延不决，于是请愿很快演变成一场社会下层参加的暴乱。在一周时间内，伦敦被暴力袭击所笼罩：一些教堂被捣毁，大臣的住宅受袭击，许多富人的房屋及工厂被焚毁，几座监狱的大门也被砸开，连英格兰银行也受到袭击的威胁。暴乱使伦敦处于全面失控状态，政府和议会暂时弥合了彼此的分歧，政府调遣军队进入伦敦平定了暴乱，恢复了正常秩序。据统计，这场暴乱造成458人死伤，其后有59名参与者被判死刑，而戈登也被关入伦敦塔。暴乱反映了伦敦下层民众对于政府政策的不满，民心的丧失促进了诺斯政府的垮台。

北美战争的失败给诺斯政府最后一击。1781年11月英军主力在约克镇败降的消息传到国内，社会各阶层极为震惊，连诺斯也惊呼：“啊，我的上帝，一切都完了。”事实也正是如此，诺斯的命运与北美战争联系在一起，北美战败必定引起内阁垮台。此时，尽管多派政治力量要求停止战争，但乔治三世仍拒绝和谈，终致英军全面溃败。1782年3月，辉格党在下院提出弹劾政府的动议，认为现政府继续执政“将导致国家的毁灭”，要求诺斯立即下台。这项动议在表决时以10票之差被否决，不少托利党人及乡绅议员也投赞成票，“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失去了社会基础，倒台之日屈指可数了”。

3月18日，诺斯向乔治三世递交辞职信，信中写道：“本届政府将难以为继了”；下院“希望更换政府，这股激流太强大，无法抵御。陛下完全清楚：在这个国家，王座上的君主不能轻易反对下院深思熟虑的决定。……如果陛下能仿效您那些最有声望和荣耀的前任君主们，最终顺从下院的意见和愿望，您将不会丧失任何名誉。”乔治三世从心底里不想接受诺斯的辞职，他很清楚，诺斯的辞职意味着北美战争政策的失败，同时意味着他个人统治的终结。不过，形势已使诺斯政府不可能留任，议会反对派力量的滋长，只会给诺斯内阁带来被弹劾的命运。为避免这种不体面的结局，乔治三世不情愿地接受了诺斯的辞职。在新首相的人选上，乔治三世仍希望扶植一个“国王之友”出面组阁，他向大法官瑟洛勋爵（Lord Thurlow）伸出橄榄枝，但瑟洛说：目前只有“罗金汉、谢尔本及其党羽有能力并且愿意组阁”。由于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乔治三世只能极不情愿地任命罗金汉上台组阁。至此，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宣告结束。

乔治三世的失败说明了什么？“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君主和议会共享权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君主仍是权力的中心，他“不仅是立法机构的一部分，而且是唯一的行政首脑”。但此后一系列变故却使王权不断削弱，议会力量不断加强，终致议会主权逐步形成。这一变化体现出英国从君主政治向贵族政治即寡头政治的转变，而权力重心向下转移，推动了英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乔治三世试图恢复君主的个人统治，逆转了权力中心向下转移的趋势，从而也就违背了“光荣革命”后英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辉格党反对派、激进主义势力以及下层民众的联合打击下，以北美独立战争为契机，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图谋终究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由此，“光荣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君主立宪制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在经历了乔治三世的回光返照后，英国的王权不断衰落，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及责任内阁制的完善，君主“统而不治”的时代渐渐拉开了序幕。

第四章　托利党的保守时期

从1782年诺斯内阁垮台到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的约30年时间，是英国国内政治转向的时期。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发迹于辉格党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摆脱了君主对于国务的干涉，在内政外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开辟了“小皮特时代”。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其后英法关系恶化，促使以小皮特为首的一批政治家从辉格党转向托利党，改革的进程也戛然而止。此后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托利党长期把持政权，小皮特及其追随者日益保守和僵化，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变革，变成了“旧制度”的坚定捍卫者。法国大革命造成英国政治向保守方向转变，这是此时期英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特征。

诺斯政府垮台后，任命辉格党人组阁成为乔治三世的唯一选择。不过，辉格党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其中两个主要派别是查塔姆派和罗金汉派。老威廉·皮特领导的查塔姆派是“亲君派”，把忠君、爱国置于首要地位，他们鼓吹“非党主义”，强调政府应超越党派界限，1766年，该派受乔治三世拉拢而组阁。罗金汉派自认为是发动“光荣革命”的老辉格党人的继承人，他们反对王权扩张，要求抵制王室影响，强调政党作用，主张建立单一政党的政府，因为“这既符合英国宪政传统，又符合国民利益要求”。该派著名政论家埃德蒙·伯克提出政党政府的思想。他认为在组建政府前，党人应该团结一致保卫宪政，抵制违背宪政的政府制度；为达此目标，党人须占据政府重要职位，并将其政策建立在议会赞同以及公众认可的基础之上。伯克的政治学说为处于反对派地位的罗金汉派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促使该派逐渐转变为议会中首个“有组织的反对党”。

罗金汉派起初在议会只有五六十人，18世纪80年代后增长到八九十人。罗金汉派在国内主张削弱王权、限制王室年金，建立高效廉洁政府；对外他们反对在北美实施高压政策，主张通过谈判结束冲突。罗金汉派的纲领得到一些较小派别的支持，一些独立议员支持罗金汉派，使其势力大增。另一方面，1778年老皮特去世后，查塔姆派受谢尔本和小皮特的领导，称谢尔本派，但势力大为削弱。1782年3月，乔治三世任命罗金汉及谢尔本组建联合内阁，由罗金汉派占主导地位。

两派为争夺内阁控制权而激烈斗争。几个月后罗金汉去世，年轻的查尔斯·福克斯成为该派领袖，改称福克斯派。乔治三世命谢尔本出任首相，福克斯不满，与伯克等人宣布退出内阁，结盟诺斯领导下的“国王之友”派，成为下院中强大的反对派。1783年2月24日，就在下院辩论有关英美停战的《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时，福克斯派与诺斯派联合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击败政府，造成谢尔本内阁垮台。随后乔治三世任命波特兰公爵（Duke of Portland）组阁，但实权掌握在福克斯和诺斯手中。

几届政府在削弱王权、净化政府方面还是做了一些事。罗金汉虽然仅当政三个多月，但在伯克的倡导下推行了多项有效改革，包括：剥夺数千名由王室任命的税务官及征税官的选举权，废除40多个闲散官职，削减王室年金及其他费用；此外，议会剥夺10多名政府承包商的议员资格，重创了王室的影响力。政府还规定：主计大臣的个人财产应该与政府收入截然分开，而政府收入则存放于英格兰银行的官方账户。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强化了议会对公共财政的控制，提升了议会及政府的影响力。

谢尔本在内政外交方面也有一些作为。在内政方面，政府推行以提高政府效率及减轻国家负担为目标的行政改革，内容包括：降低国债利息，建立减债基金以赎回国债，重振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简化税收种类，降低税收额度。为刺激对外贸易，政府还降低了关税，推动贸易自由化。在外交方面，“追求和平成为政府最紧迫的任务”，通过谈判英美缔结了《巴黎和约》，但在英国下院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造成谢尔本内阁垮台。福克斯诺斯内阁之组成纯粹是为了执政，因为两派在政治纲领上几乎完全对立，只是因为反对谢尔本而走到了一起。不过，由于在下院拥有多数，《巴黎和约》一字不动地在议会获得通过，英国承认北美独立，以此换取和平。为限制东印度公司的权力，1783年12月政府提出《印度法》（Indian Bil），将公司属地的管治权以及殖民地官员的任命权，由东印度公司转移到英国政府任命的委员会手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个委员会中多数是福克斯派和诺斯派成员，其中还有诺斯的儿子。任人唯亲的行为引起公司董事会及伦敦工商业巨头的不满，但法案依旧在政府控制下的下院获得通过。当法案提交上院表决时，乔治三世公开反对，他甚至说支持《印度法》的人不仅不是他的朋友，而且会被看作是他的敌人。在君主的强硬表态下《印度法》被上院否决；12月18日，在福克斯、诺斯还未及做出反应时，乔治三世宣布解散内阁，并在几天后任命小皮特组阁。

24岁的小皮特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他发迹于辉格党政治世家，是老皮特的儿子；小皮特对政党政治态度冷淡，提倡在公众及议会的支持下建立代表国民利益而非政党利益的包容政府，这种“爱国者”的形象使他获得了乔治三世的青睐。不过，由于难以控制议会下院，小皮特的政治基础并不稳固，对政府构成强大压力和挑战的，依然是以福克斯为首的反对派。福克斯不仅质疑君主不顾下院多数解散政府的合法性，而且在下院多次提出反对小皮特内阁的动议。在小皮特与福克斯反对派的斗争中，1784年”3月25日解散议会成为这出戏的最后一幕”。接下来的新的大选，用乔治三世的话来说，其结果“比原先最为乐观的预期还要好”。小皮特的支持者获取多数，超过福克斯派200个席位以上。随后，在小皮特的操纵下，一批在工商业发家的巨富被乔治三世册封为贵族，从而控制了上院。由此，小皮特的根基终于稳固了。

一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小皮特始终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企图实现“国家的复兴”。

在各项改革中经济改革最有成效。1784年英国国债达到2.43亿镑，年利息就达900万镑，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政府每年财政赤字高达200万镑。为此，政府设立专门的偿债基金，每年从政府收入中划出100万镑用于还债。这项改革成效显著，1786-1793年间，英国国债减少了1000万镑，极大地恢复了公众对政府财政的信心。为增加政府收入，政府出台严厉的法律来打击走私，并大幅度削减商品进口税，如茶税从119%骤降至25%,葡萄酒、白酒以及烟草税也大幅度降低，从而使走私无利可图。同时，政府对各类奢侈品开征新税，涉及马匹、雇佣仆人、出租马车、窗户、帽子、缎带、蜡烛、钟表等。1792年小皮特宣称，新税给政府增加约100万镑的年收入。作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信奉者，小皮特政府在推动自由贸易方面也做出了努力。1786年，英法签订商约，将关税降至10%-15%之间。法国的葡萄酒、白兰地，英国的纺织品、陶器、金属制品等均在关税调整范围之内。关税的降低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1783-1790年间，英国商品进口额翻了一番，达2000万镑，而出口额也从1250万镑增加到2000万镑。

在政府改革方面，小皮特将冗官闲职的薪俸由王室支出改为政府开支，进一步削弱了王室的影响力；对于那些因人而设的冗官，政府采取延缓策略，即一旦在任的官员去世，其职位也随之去除。为节约开支，政府在强化税收征管体制的同时，也大大削减了税务官的规模，1784-1793年间，约400个税务官的职位被削减。1787年政府还设立了隶属于财政部的“联合基金”（Consolidated Fund），一切关税和消费税等直接进入联合基金账户；政府各部门的开销，以及各类官员的薪俸，均须由财政部审批并发放。

小皮特甚至提出议会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选举权将扩大到年收入40先令的公簿持有农及租地农（以前是40先令自由持有农）；取消36个衰败选邑，将其席位分配给伦敦及各郡，政府为此向拥有这些选邑的贵族支付100万镑。这个提案受到君主、内阁部分成员和下院保守派的反对，因此以248∶174票被否决。从此后，小皮特就不再提议会改革了。1788乔治三世突发疯癫病，福克斯等提出《摄政法》（Regency Act），获下院通过。由于福克斯与王储有亲密的私人关系，人们普遍猜测小皮特内阁必将垮台。但1789年2月乔治三世突然康复了，所以在法案提交上院表决的最后关头，摄政危机瞬间化解。随后，小皮特借机解除了不少在摄政危机中倒戈的阁员职务，又排挤内阁中的异己者，从而强化了首相的控制权。此后乔治三世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疯癫病间歇发作，君主对政事的干预越来越少了。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内阁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小皮特手中，有学者为此指出：小皮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首相，在某种意义上，他可能也是近代责任制政府的始作俑者。

法国大革命刚爆发时，英国各界都为之鼓舞。福克斯指出：“巴士底狱的陷落是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而法国新宪法草案则是任何时代或国家建立在人类整体基础之上的最宏伟、最壮丽的自由大厦。”牧师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认为，英国“光荣革命的事业还未完成”，而法国革命“将成为这场跨越世界的变革的先导”。小皮特公开宣称：法国动荡的局势终将平息下去，法国人“将享受到的那种自由正是我所崇敬的”。对绝大多数英国人而言，“法国人在仿效英国的光荣革命，试图建立一种有限君主制，为其争取那些基本的自由”，因此他们支持法国大革命。但随着君主制的覆灭及共和国的建立，平等、自由等理念迅速传播，威胁到英国的政治体制，英国思想界也因此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辩论双方是以埃德蒙·伯克为首的保守派和以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为首的激进派，有学者认为：“这是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论争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场论战”，其结果对英国的政党政治及政府决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790年伯克发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译《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on the French Revolution），公开表达对革命前景的担忧。伯克认为，法国革命与英国的“光荣革命”有本质的区别：“光荣革命”捍卫的是传统和秩序，而法国大革命却是以残暴的方式摧毁传统。伯克指出：“法国革命乃是世界上迄今所曾发生过的最为惊人的事件。……在这场轻率而又残暴的奇异的混乱中，一切事物似乎都脱离了自然，各式各样的罪行和各式各样的愚蠢都搅在了一起。”伯克预言：法国革命中抽象的表面的平等以及对旧制度的彻底摧毁，将不会造就一个和平、安宁、有保障的新秩序，只会造成“流血、战争、暴政以及对人权的篡夺”。在伯克看来，法国革命乃“哲学式的革命”，他不掩饰对革命的反感：“我对革命——它那信号往往都是从布道坛上发出的——感到厌恶。”伯克的言论造成辉格党内部的分裂，也推动了18世纪90年代后英国政治的保守化。

针对伯克的言论，激进主义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1791-1792年间发表《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对伯克做出全面回应。潘恩认为，依据自然法则，“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并且具有平等的天赋权利”。但“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宪政只维护世袭的君主和贵族，捍卫不平等和非正义，而公然压制人的自然权利。英国君主制由世袭产生，它侵犯了后人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其最大的荒谬性在于：“它把君主变成一个任何儿童或白痴都能担任的职位。”与之形成对照，法国大革命建立的“代议制民主”，即共和制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这不仅在于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宗旨，而且它“唯一真正的基础，是平等的权利。人人都有权投一票……富人的权利并不比穷人多”。为此，潘恩大力弘扬法国大革命，讴歌法国的民主制度；他倡导英国以法国为榜样，终结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人权论》出版后一周之内卖出5万册，1791年再版6次，到1793年时发行量已超过20万册，创造了英国出版史上的记录。《人权论》成为英国民众激进主义的“圣经”，推动了议会改革运动的发展。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论战，造成辉格党内部的分裂及其长时期的衰微。在小皮特的领导下，保守力量在保守主义的旗帜下集结起来，完成了托利党的重建与复兴，并把持政权达40年之久。辉格党则不断分裂，最终形成两大派：以福克斯和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ay）为代表的激进派，以伯克和波特兰公爵为代表的保守派。前者始终支持法国革命，反对英国参与反法战争，并在国内倡导议会改革；后者敌视法国革命，支持参与反法战争，镇压国内民众运动，反对进行议会改革。随着法国革命中流血、暴力事件的增加，辉格党的分裂公开化了。1792年4月，激进派在格雷的领导下建立“人民之友社”（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并提出议会改革的具体方案。福克斯相信乔治三世和小皮特对英国宪政及自由的威胁，要远远大于法国革命所带来的威胁，因此对改革方案表示赞成。伯克、波特兰公爵对党内的激进化倾向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应该把维护英国宪政及秩序放在首位，“任何善意的改革都将导致革命和骚乱”。

1793年5月，在英法交战的状态下，格雷又提出议会改革方案，造成辉格党的直接分裂。福克斯公开表示反对小皮特的战争政策，支持格雷改革；伯克、波特兰公爵则支持政府对法开战，反对任何改革。在下院表决中，由于辉格党保守派投反对票，改革方案以282∶41的大比差票数被否决。两个月后两派正式分裂：波特兰公爵带领近百名辉格党议员投靠小皮特，其中4人、包括波特兰进入政府；福克斯领导的辉格党残余在下院仅拥有约60个席位，一直到19世纪初才增加到80-90个席位。这次分裂使辉格党势力大衰，但正如福克斯所指出的，这对辉格党来说是个新的开端，辉格党变得更加纯洁、在重大问题上更能保持行动一致了。

此后二十余年间，福克斯领导的辉格党成为议会中坚定的反对派，对政府的内政外交进行猛烈的抨击。1793年英法交战后，小皮特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出台一系列高压政策，打击以议会改革为目标的各类改革运动，进而剥夺和平时期民众所享有的自由权利。辉格党则自称是英国宪政的捍卫者，支持改革派的政治活动，反对政府的高压措施。1795-1796年间辉格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请愿活动，有13万人在94份请愿书上签名，反对政府的高压政策。1797年5月，格雷在下院再次提出议会改革动议，内容包括取消衰败选邑，在各郡设立单一选区，实行户主选举权，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提案再次以256∶91的大比差票数被否决，尽管如此，辉格党却一直在为其政治理念斗争，而处于逆境中的民众激进主义，也因辉格党对议会改革的坚守而看到了希望。

19世纪初，托利党内部出现分化，格伦维尔派成为下院中的“新反对派”，并与福克斯领导的“老反对派”实行暂时的联合。联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福克斯派在战争问题上转变态度引起的。1803年5月，当法国撕毁《亚眠和约》（Treaty of Amiens）、导致战争再起时，福克斯改变态度，宣布支持对法战争。此外，两派都指责小皮特和阿丁顿（Addington）内阁屈从于乔治三世的压力、终止天主教解放事业。1805年4月8日，两派联合弹劾了涉嫌腐败的海军大臣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给小皮特政府很大打击。1806年小皮特去世，乔治三世不得已接受反对派上台，组建“全人才内阁”。

1806-1807年的“全人才内阁”是福克斯派和格伦维尔派的联合内阁。辉格党结束了十多年来的长期在野，极大地振奋了党内士气。外交大臣福克斯曾力推与法国和解，但他的突然去世使这一努力无果而终，而查尔斯·格雷则成为辉格党新一代领导人。1807年，在向天主教徒征兵的问题上政府与君主意见分歧，乔治三世趁机解散了“全人才内阁”；辉格党的执政如昙花一现，此后辉格党又有二十余年处于在野地位。

与辉格党的衰落相对照，法国大革命给托利党重建带来了契机。在乔治三世继位之初，尽管有学者认为“托利党几乎不存在了”，但在议会下院，托利党依然控制着100多个席位。乔治三世个人统治期间，由于君主排斥政党，所以尽管有个别托利党贵族以“国王之友”的身份进入内阁，但总体上看，托利党内部派别混杂、组织涣散，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几乎不存在统一的组织机构，更缺乏有权威的领导人。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由于政局变化，托利党迅速完成复兴与重建，伯克和小皮特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重建的指导思想是伯克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伯克渐趋保守并投入托利党阵营，眼见大革命时期英国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对英国宪政造成冲击，伯克发表了《法国革命感想录》，对激进主义做出回应，为英国的制度做辩护。伯克的思想核心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是对传统的尊重。伯克认为，传统是由祖先留下的，“我们祖先的智慧是一份值得敬仰的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遗产，它不应随着世代传递而轻易改变”，因此，应“尊敬你们的前人，你们也就学会了尊重你们自己”。其次是对自由与秩序的看法。在伯克看来，秩序是自由的条件，有秩序才有自由，没有秩序谈不上自由，只会有暴力和混乱。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秩序有助于自由，自由有赖于秩序。第三是对于权利的认识。伯克认为，人的权利并非来自任何空洞或抽象的契约，而是来自于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权利不由天赋，而是人所赋予的，是历代人们智慧的结晶所赋予的，是由传统所形成的。因此，“对于政治权利的讨论离不开这些权利的历史以及人们在社会中的活动”。第四是坚决反对革命。伯克认为，“一场革命都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们的最后不得已的办法”，由于小小的过失就动辄发动革命，会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伯克认为法国革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法国旧制度虽非完美无缺，却远远没有沦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法国彻底抛弃旧制度，“是在做无本生意”。最后是对“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宪政的态度。伯克认为，“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体是完美的，没有必要再做改变；伯克不反对变革，但在他看来，只有到迫不得已时才可对现存制度进行变革，并且“也只能局限于有毛病的部分，局限于有必要做出改动的部分……目标是从原有的社会因素中创建新的国家秩序”。伯克对于法国革命、自由与秩序、“光荣革命”及英国宪政等问题的看法，构成了一整套保守主义的政治观，从而为托利党的重建提供了理论指导。

《法国革命感想录》出版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第一周售出7000册，以后又屡屡再版。该书不仅被托利党人奉为圭臬，而且对英国执政者影响很大。乔治三世称这是“一本好书，每个绅士都应该读一读”。小皮特也逐渐接受他的观点，形成个人政治观念的转变，并成为新的托利党领导者。小皮特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位充满矛盾的政治家。从政治取向上看，尽管不少学者将小皮特奉为“托利党的重建者”，但他出身于辉格党世家，更愿将自己看作是捍卫“光荣革命”传统的独立辉格党人，也许他想向世人表明自己不是像“国王之友”那样的托利党人。但与辉格党人不同的是，小皮特坚称国家利益高于政党，讨厌党派活动，力图将政府建立在非党基础上；同时他认为君主是英国宪政的一个组成部分，维持与君主的良好关系是政府得以平稳运转的重要条件。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小皮特政权转向保守：在内政方面，18世纪80年代以来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随即终止，政府出台一系列高压法令，对国内改革运动实行镇压；在外交方面，小皮特政府对法国大革命取敌视态度，最终领导了对法战争。小皮特的内外政策在议会内外赢得多数人支持，这样，当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波及英国时，几乎所有托利党人都投入政府支持者的行列中，并将小皮特奉为该党领袖。辉格党内的保守派，即波特兰公爵、伯克等领导的辉格党人也加入小皮特阵营，从而强化了保守党政权的基础。这样，到18世纪90年代初，小皮特派、原托利党人、辉格党保守派实现了融合，这支重组的政治力量成为新托利党的主体，一度涣散的托利党也由此而实现了重建与复兴。

英国学者弗兰克·奥格尔曼（Frank O'Gorman）曾说：“只要小皮特一息尚存，新托利党就不可能产生。”但事实上小皮特领导的政治力量完全具备政党的特征，之所以将其称为“新托利党”，是因为在当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上，他们与在野的福克斯派辉格党人几乎完全对立，这些问题包括：议会改革问题、英国宪政问题、法国革命问题、反法战争问题等；这种对立恰恰是两党制的重要表征。

然而在1801年，小皮特在天主教解放问题上与乔治三世严重对立，导致了小皮特政府的垮台，被称为“新托利党”的政治势力在下院开始分裂。这种“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却也说明小皮特及其支持者确实还没有组建成真正的政党。下院托利党分为这样几派：对党派政治相对淡漠的小皮特派，约60人；阿丁顿派，约30-40人；格伦维尔派，约20-30人；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派，约10-15人。这些派别在不少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一个根本问题上立场一致，即反对议会改革，维护现存法律和秩序。后来经过十多年的整合，到1812年，四派中的三派在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的领导下联合起来（格伦维尔派到1821年才加入政府），由此标志新托利党正式形成。

小皮特下台后，1801-1804年阿丁顿继任。这只是一个过渡政府，虽然有君主的支持，但一直得不到下院多数席位。1804年，由于遭到格伦维尔派、小皮特派、坎宁派及辉格党福克斯派的一致反对，阿丁顿辞职，小皮特再次执政。小皮特在组阁问题上依然坚持非党原则，试图组建一个基础广泛、包含所有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小皮特甚至提议让福克斯担任外交大臣，但由于乔治三世的反对而未果。由于福克斯派和格伦维尔派被排除在外，这届政府的基础极为狭窄，被讽称为“比利”内阁。在两年执政期间，小皮特未能将托利党势力联合起来，而福克斯领导下的反对派却由于23名格伦维尔派议员的加入而力量大增，占了议会中大约150个席位。这使得下院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成为反对派上台组阁的基础。

1806年小皮特因病去世，波特兰公爵成为该派领袖，但其支持者逐渐抛弃对领袖个人的忠诚，而开始了从派别向政党的转变。在1806-1807年的“全人才内阁”时期，小皮特派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保持联合一致行动的重要性。1807年波特兰组阁，意味着小皮特派重新执政；此后直到1830年议会改革前夕，托利党内的各派别轮流执政。1807年，波特兰公爵为巩固新政权而举行大选，到这时，人们不再用首相或领袖的名字来称呼政治派别了，“托利”与“辉格”的称谓又流行起来，体现着“政党制度的变化正在发生”。格雷领导下的福克斯派及其支持者被称为“辉格党”，与之相对的各派政治势力被统称为“托利党”。在格伦维尔派的支持下，处于在野地位的辉格党于19世纪初先后提出过天主教解放法案以及议会改革法案，但均被压倒优势所否决，改革的事业屡屡受挫。

为了对抗辉格党的改革诉求，托利各派逐渐联合。斯宾塞·珀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当政时期，开始将托利各派别纳入政府，实现了党内的初步联合。1810年珀西瓦尔宣称：本届政府将以小皮特为榜样，但皮特先生不再是“我们的唯一代表了，这个名字的魔力已大大消失。我们得以依赖的原则是对公众的忠诚以及对君主的拥戴，正是这一原则促使我们团结起来，并给我们以力量支持”。这些言论体现出托利党的政党意识日益清楚；1812年利物浦勋爵担任首相后，托利党各派别最终联合成一体，完成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托利党重建的过程。

托利党的意识形态核心是这样一些原则：忠于教会与王权，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法律与秩序。到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时，这些原则转化为托利党各派所共同拥戴的政党纲领，即“托利主义”。18、19世纪交接时，“托利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体现是：反对议会改革，反对天主教解放，反对废除奴隶贸易。“这种政治上的反动与其自称的维护国家制度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成为所谓“托利精神”的核心。即便在和平时代来临后，托利党依然抗拒各种变革，成为“旧制度”的坚定捍卫者。

纵观法国大革命后几十年间两党的起落沉浮便不难发现：首先，托利党的重建与复兴、辉格党的分裂与失势，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国大革命这种外在因素有关。其次，在现代政党政治完全成形前，尽管政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但王权有时也会对政党的命运产生影响。由于两党对王权的态度有差异，乔治三世青睐托利党而厌倦辉格党。法国大革命期间，乔治三世通过行使内阁遴选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托利党的长期主政以及辉格党的长期在野。最后，托利党与辉格党在政治上的分野逐渐明晰。总体上看，托利党反对法国大革命，支持并推动反法战争，尊重“国王与教会”，反对天主教解放，维护传统的宪政，反对议会改革；与之相反，辉格党同情法国大革命，谋求英法和平，反对王权和王室的秘密影响力，倡导天主教解放，支持议会改革。正因为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两党分歧，所以联合执政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政党政治的排他性显露出来了，到19世纪30年代议会改革后，现代政党政治终成定局。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二十余年时间，也是英国政治全面保守的时代。此间，托利党长期控制政坛。在外交方面，从对法国大革命的观望态度转向干涉，最终卷入反法战争；在内政方面，面对风起云涌的改革运动，颁布一系列高压法令，实施严厉镇压，把英国推到历史上最为保守的时代。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小皮特政府作为一个旁观者冷静地观望海峡对岸发生的一切。1790年10月小皮特还说：“本国将继续坚持中立政策，这也是迄今为止在关于法国内部纷争方面我们所一直小心翼翼地遵循的政策。"179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对法宣战，英国政府依然不为所动，小皮特甚至认为：“从欧洲形势来看，……目前这个时刻使得我们更有理由期待15年的和平局面。"1793年初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法国占领奥属尼德兰和荷兰，自18世纪以来一直维持的欧洲大陆均势被打破，这促使英国最终卷入反法战争。1793-1814年间，英国先后组织起七次反法联盟，联合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荷兰、西班牙等国共同对付法国。从根本上说，反法战争“是17世纪末以来，英国和法国争夺商业和殖民霸权的继续”；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场英法意识形态之战，正如伯克所说：“我们与之作战的是一则武装起来的信条”，“法国大革命旨在摧毁所有古老的政权”，自由、平等是这个信条的政治武器。反法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随后确立的维也纳体系恢复了革命之前欧洲各国的疆界，英国维系的均势局面也恢复了。

战争破坏了英国国内各项改革所需要的和平环境，正如内阁大臣亨利·邓达斯所说：“在风暴来临的季节里，没有人会去修补房子。”于是，小皮特政府不仅中断了此前的各项改革进程，而且为维护既定秩序而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打压国内改革运动。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是改革运动的指导思想，小皮特政府对此实施严厉打击。1792年，政府颁布两项反煽动性著作的王室敕令，要求民众自觉抵制煽动性著作，并授权法官对其作者及印刷者实施追踪调查，可采取直接行动。《人权论》被定性为煽动性著作，各地不仅将查获的《人权论》公开销毁，而且严惩该书的发行者和传播者；法庭以煽动叛乱为名，对逃亡在外的潘恩实施起诉，判其“煽动罪”成立。随后，诸多改革派人士因传播潘恩的思想而受审，包括潘恩著作的发行人乔丹和蒙丝。1793年，苏格兰“国民大会”改革派领袖托马斯·米尔（Thomas Muir）和托马斯·帕尔默（Thomas Palmer）因传播潘恩的思想而受到审判，两人均被流放到澳大利亚。1794年后，下院一个专门委员会甚至把“传播潘恩原则”作为改革运动的罪名，从而为打压激进主义提供了依据。

法国大革命期间，英国各阶层的改革派人士非常活跃，他们成立各种激进组织，着力进行宣传鼓动。在贵族阶层里，格雷领导辉格党改革派于1792年成立“人民之友社”，其目标是“使辉格党在改革的争论中占据主动，对于那些极端激进分子做到以智取胜，并由此而控制改革舆论的主流”。该组织多次在下院提出议会改革的动议，虽然均被否决，但显然对整个改革运动有很大鼓舞作用。中等阶级在大革命前后也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激进组织，影响较大的有“革命社”（Revolution Society）、“宪法知识会”（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宪政会”（Constitutional Society）等。1788年成立的“光荣革命社”以非国教徒为主体，该组织要求废除阻碍非国教徒参政的《市政团体法》（Corporation Act）与《宣誓法》（Test Act），提倡人民主权，主张英法两国改革派“共同行动”，保障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1780年由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成立的“宪法知识会”在大革命期间非常活跃，它以向民众普及宪政知识、倡导议会改革、废除奴隶贸易为目标，在《人权论》的出版与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1791年起，“宪政会”在英国不少城镇建立起来，其目标是推动议会改革、扩大公民权利。在“宪政会”看来，“每一个人生而具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非经人民的多数同意并参与制定，所有的法律和条令都不公平”。苏格兰改革派也在18世纪90年代初行动起来。他们先后召开两次“国民大会”，不仅提出了议会改革的方案，而且倡导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并致力于与英格兰下层激进组织、特别是“伦敦通讯会”（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联合行动。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英国工人阶级也行动起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792年1月由托马斯·哈迪（Thomas Hardy）牵头成立的“伦敦通讯会”。该组织倡导议会改革，认为“一旦恢复每年大选，一旦议会由一切人公正地推选出来，人民就将重新分享国家的治理”，而所有的“疾苦统统将随之而去”。伦敦通讯会以年度议会选举及成年男子普选权为主张，反映了社会下层的诉求，在工人阶级中引起广泛共鸣。

面对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改革运动，保守派认为威胁到了英国的宪政与秩序，于是展开针锋相对的行动，试图阻止激进的潮流。这首先体现在民间出现的保守组织身上，它们反对法国大革命，支持英国君主制宪政。1792年11月，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在“皇冠与锚”酒店成立“保卫自由与财产、反对共和派与平等派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Liberty and Property and Against Republicans and Levellers），亦称“里夫斯协会”（Reeves Society）。很快，该组织在全国建立起100多个分会，至1793年，各地里夫斯协会多达2000多个。该协会的宗旨是支持君主和政府，维护宪政与秩序，反对改革派的变革努力。协会的成员，在农村主要是地主、乡绅和约曼农，在城镇主要是商人、企业主、专业人士，此外还有国教会教士。由于他们是各地的社会精英，因此很自然地成为“旧制度”的维护者。

从1794年起，政府方面就授权内政部以任何方式瓦解激进组织，包括私拆信件、派遣奸细渗透等。当年就有41名改革派领袖被捕受审，其中包括伦敦通讯会领袖哈迪和约翰·霍恩·图克（John Horne Tooke），他们被控以叛逆罪，但由于证据不足和民众的压力而被释放。为加大打击力度，在小皮特政府的操纵下，议会以“无政府主义的危险威胁着英国”为由，两度中止《人身保护法》（1794年5月——1795年7月；1798年4月——1801年3月）。在该法停止实施期间，任何被指控犯有叛逆罪者，经一位国务大臣或六位枢密院成员签署逮捕令，即可立即逮捕并提交审判。在《人身保护法》第一阶段暂停期间，英格兰有20多名激进分子因叛逆罪而受审，一些人被处死，另一些人被判流放，还有一些人被判监禁。《人身保护法》的暂时中止在英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侵害了英国人自古以来引以为豪的人身权利。

1795年，为反对政府的高压政策，改革派在伦敦组织10多万人的大游行，并袭击了乔治三世乘坐的马车，这反而给政府提升镇压级别提供了借口。于是政府先后颁布两项法案，其一是《叛逆行为法》（Treasonable Practices Act）。法案规定，任何人如企图刺杀、伤害、侮辱、诅咒、辱骂、蔑视君主及其继承者，将被视为重大叛逆罪，可不经司法程序而直接处死；任何人如果鼓动民众憎恨君主及其继承者、反对王国政府和宪法，将被视为重大不良行为，可判处七年流放。其二是《煽动集会法》（Seditious Meetings Act）。法案规定，凡举行50人以上集会，须提前在报刊上公告其时间、地点及目的，并得到治安法官批准，否则将被视为“非法集会”，治安法官有权驱散，拒不解散者将受到法律严惩，包括处以罚金、监禁、流放乃至处死。这两项法案将英国人享有的言论及集会自由完全取消；进而在1799年，议会通过《反对非法结社及团体法》（Act Against Unlawful Combinations and Confederacies），明确禁止各种民众组织包括伦敦通讯会、宪法知识会在内的公开活动，不久议会又通过《结社法》（Combination Act），完全取缔了各类工人组织。

1797年4月，停泊在斯皮特黑德（Spithead）和诺尔（Nore）港口军舰上的水兵发动起义。起义者要求改善水兵待遇，还要求政府进行议会改革，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政府严酷镇压了起义，36名水兵被处死，另有300多名被判鞭笞，或发配到海外殖民地终身服役。随后，议会又通过针对秘密组织的《非法宣誓法》（Act Against Unlawful Oath），对拒绝效忠当局、进行非法宣誓的人加大打击力度。1798年政府镇压了“联合爱尔兰人”（United Irishmen）发动的反英大起义，并将领导者以叛国罪予以审判，领导人之一科伊利（Coigley）被处决。为加强对爱尔兰的控制，180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与爱尔兰合并的法案，规定自1801年1月1日起取消爱尔兰议会，爱尔兰可以向英国议会派遣100名下议员和32名贵族上议员。经由这项法案，英国强行兼并了爱尔兰。

在一系列严酷立法的打击下，改革运动逐渐衰落下去：来自贵族阶层和中等阶级的改革派开始退缩了，而来自社会下层，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改革派虽然一直在抗争，但最终被无情地摧垮。1794-1800年间，小皮特政府成功地将法国大革命引起的英国激进政治边缘化了。

继小皮特之后，托利党不同派别长期执政，并全面继承小皮特的衣钵，推行保守主义政治。战争带来了经济萧条，引发农村中的农民暴动和城镇中以破坏机器为目的的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政府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对这些活动进行严厉的镇压。辉格党政治家在1809-1810年间提出议会改革方案，尽管相对于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改革要求其言辞已非常温和，但托利党人依然联合起来加以反对，致使改革提案一再被否决。这个时候的托利党政府，“对内抵制变革、对外反对革命的立场没有丝毫的变化。小皮特的追随者已经把托利党带上一条危险的路，这就是不愿对现状作任何改变，哪怕变化非常小，而且有利于维护秩序也罢”。

总之，从18世纪90年代起，到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政权长期处于托利党的控制之下，而小皮特开创的保守主义政治因而也延续下来。其核心原则是：对外反对法国革命，对内抵制任何变革，这一原则被后来的托利党人所继承，并得到进一步强化。政治保守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外战争的影响。在英法交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打败传播革命理念的法国，抵制和镇压国内要求改革的反政府势力，这一政府政策在英国社会上层、中层以及部分下层中具有深厚的基础，这反过来也是托利党人长期执政的根源所在。不过，反法战争结束后、英国不再面临外来威胁之时，托利党政府却出于惯性而继续推行保守主义政策，抵制任何变革的要求，这就有点不合时宜了。在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以议会改革为目标的激进主义运动的冲击下，托利党政权的根基正逐步受到侵蚀，其最终垮台也在所难免。

第五章　“旧制度”与议会改革运动

“光荣革命”以后出现的英国政治制度被称作“旧制度”（Old Regime）。在这个制度下，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贵族手中，因此18世纪也被称作是“贵族的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两个新兴阶级即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壮大，日益挑战着不断僵化的“旧制度”，一场打破“旧制度”的议会改革运动由此兴起，并推动英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进展。

“旧制度”是相对于19-20世纪逐步形成的民主制度而言的，它相对于“光荣革命”以前的专制王权而言，其实是一种“新制度”。可见“新”与“旧”并不绝对，也没有哪一种制度永远正确，或可以永恒。

“光荣革命”后王权衰落，议会逐渐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其中尤其以上院为主。上院又称贵族院，主要由世袭贵族组成，是英国政体的重要支柱。18世纪的上院是事实上的国家权力核心，不仅因为一切议案在下院三读通过后，必须由上院表决通过，送国王签署才能成为法律；更因为上院实际上控制和操纵着下院，贵族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地表现出来。

“光荣革命”后上院贵族约160名。此后，经历了一些变化，到1714年上升到180名；加上新进入的16名苏格兰贵族、2名大主教和24名主教，上院共有222名贵族议员。18世纪末，为改变辉格党在上院的优势，在托利党推动下加快了贵族册封的步伐，到1800年上院贵族增加到267名。1801年英爱合并后，又有32名爱尔兰贵族进入上院。这样，到19世纪初，上院贵族达到300名左右。上院与王权的关系一直密切，据史学家对1714年安妮女王时期上院贵族的统计，有50名贵族接受王室的薪金，19名贵族接受国王封赐的官职；1762年，上院接受王室薪金及官职的贵族有90名之多。不过，随着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结束，上院的独立性则逐步增强。

议会下院由选举产生，因此从理论上说它代表民意；随着内阁制、政党制的发展，下院中政治力量的消长开始决定内阁沉浮——谁掌握下院多数，谁就能上台组阁，而政府也须与下院保持一致。但下院的这种“中心”地位在“光荣革命”后的一百多年中事实上是虚假的，因为下院受上院控制。正因为如此，这一百多年的英国政治制度被称为“旧制度”，以示其与“民主”制度的不同；也因为如此，从17世纪末一直延伸到19世纪初的“旧制度”跨越了18世纪，把18世纪变成了“漫长的18世纪”。

“旧制度”的实质是贵族寡头制，其运作机制是贵族操控下院议员的选举。18世纪，议会下院有500多名议员，他们是全国各选区通过选举产生出来的。表面上看，选举决定下院的组成，但事实上，可以参加选举的人数（即选民）很少；议席分配不合理，基本上控制在各地贵族手里；选举过程中营私舞弊，贿赂公行；选举程序不符合现代标准。所有这些都使表面上的选民选举变成了事实上的贵族操纵，议会这种“民主”的外壳，变成了现实中贵族寡头制的工具。

在18世纪早期的农业社会中，这种制度未必就不合理，因为贵族是国家财富的体现，他们手中有无数的土地，而土地就是那个时代的财产，依据财产来分配权力，也是一种分配的方法。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来源于他们对财富的垄断，正如同到19世纪末资产阶级对财富的垄断决定了他们对权力的垄断一样。但由于工业革命倏然爆发并彻底改变了英国社会，“旧制度”就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议席分配不合理。1801年英爱合并前下院共有558个议席，由314个选区选举产生，其中489个属于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各有24和45个。英格兰议席分为三类，一是郡选区，即农村选区，40个郡中，除约克郡产生4名议员外，其余39个各选举2名议员，共82席。第二是大学选区，牛津、剑桥各选出2名议员，两校一共拥有4个议席。第三是选邑，即城镇选区，英格兰共有202个选邑，其中195个选邑可各选举2名议员，伦敦和韦茅思（Weymouth）各有4个议席，另有5个选邑只能各自产生1名议员，因此202个选邑共选举产生403名议员。地理位置上的分布不均是显而易见的，如苏格兰、威尔士的议席偏少，农村议席偏少；就英格兰一地而言，西南部议席集中，伦敦和东北部议席偏少：西南部五郡占下院总议席的1/4，康沃尔（Cornwall）一郡就拥有44个议席。比这种明显的不合理更严重的是：议席分布是几百年前形成的，世事沧桑，形势早已变化了，选区分布却一直不变，因此完全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城镇选区即选邑在成为选邑之时，可能是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市镇，但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可能已经衰败了，不仅人口稀少，而且经济萧条，毫无重要性可言，尤其当工业革命爆发后，一些新兴工业城市成为人口集中地，经济地位不断上升，政治上却毫无权利，它们被看作是所属郡的一部分，只能参加农村选举，它们不是“选邑”，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不是城市，此类工业中心包括设菲尔德、伯明翰、曼彻斯特等，相比之下，几百年前被确定为“选邑”的地方大部分已经衰落了，比如英格兰的202个选邑中，选民人数在50人以下的有56个，51-100人的有21个，101-300人的36个，三者相加占选邑总数一半以上，占据着英格兰议席总数的约1/2.认真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如果有人能够控制这些议席，那就几乎能控制英国的整个议会，因为按照英国议会运行的规则，过半数的议员就可以决定国家的政策走向；而在“旧制度”时期，确实有人能够控制“选邑”的选举，那就是贵族：选邑由于其人口少，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一般都处在当地贵族的势力影响下，听命于贵族，一批贵族联合起来，就能够控制住相当一批选邑的选举，从而在议会下院纠集起足够的力量，掌控国家政权。所以，议席分配不公是贵族寡头制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选举权的极度狭小。18世纪英国的选民资格十分混乱，就农村而言，选举权的标准相对统一：根据1429年的法令，年收入40先令以上的自由持有农就享有选举权，当初亨利六世（Henry VI）确立这一标准之时，旨在将选举权赋予土地贵族。但随着经济发展及货币贬值，符合条件的人越来越多，到18世纪已达到10多万；由于40先令到这个时候已经微不足道，所以从财产方面说不算什么，困难在于“自由持有农”，这是一个身份标准，农民中很少有人符合这项标准。

选邑的选举权纷繁复杂，没有统一标准，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自由民选举权，即具有“自由民”身份、不对他人尽封建义务的人有该城镇选举权，伦敦就是这种类型的选邑，1761年其选民约6000人；二是市镇团选举权，这种选举权只给予在市镇管理机构中任职的成员，即城镇自治官员，因此人数很少；三是济贫税（scot and lot）选举权，即缴纳济贫税的户主享有选举权，这类选邑有大有小，最大的是威斯敏斯特，1761年有选民9000人，最小的则可能只有10-20人；四是自立户选举权，这种标准很难确定，通常是在该选邑居住一定时期、单独成家立户的人具有选举权，这类选邑在英格兰数量不多，规模也不会太大；五是房地产选举权，即将选举权附着于某个地产或房产上，拥有者获选举权，这种选举权往往很狭小，一个选邑也许只有几个附着选举权的房地产。

在英格兰的202个选邑中，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选举权规定，尽管如此它们却有共同的特点，即“选举权既不以财产也不以人为基础，而是根据人的身份，只要具有某种身份，一个人就具备了选民的资格。这与中世纪的等级结构十分相称，却完全不符合工业化形成的社会结构”。其中最为荒谬的莫过于房地产选举权，谁拥有一个或数个附着选举权的房地产，他就有一票或数票选举权，萨里郡的加顿（Gatton）在被确定为选邑时曾经很繁华，但19世纪初加顿只剩下135个居民、6处附着选举权的房地产，却可以向下院选派1名议员。荒唐的选举权资格造成选民比例极低，1715年，英国选民尚占总人口的4.7%,到1813年就只剩下2.5%。1793年一份报告指出，英格兰总共400多个下院议席中，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举出来的，已超过英国议会下院总席位的半数。因此，只要能控制这一万多个选民，就能控制英国议会下院，而对贵族来说，这并非难事。

奥秘就在于选举过程中的营私舞弊、贿赂公行。18世纪议会下院选举采用公开投票制，这使选民的投票在光天化日下进行，谁都知道谁选了谁。选举时买卖选票是正常现象，而且就在投票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选举期间竞争各方大摆筵席，招徕选民，杯盘狼藉、丑态百出。能够收买选票的当然是控制选邑的地方豪绅，对他们来说，花钱收买几张不多的选票并非难事，特别是当选民中有不少家境不宽裕的穷人时情况更是如此。这样，选民人数少就很重要了，因为选民人数越少、人越穷，就越容易收买；相反，在选民人数多、经济独立程度较高的选区，就不容易被收买。

在很多情况下，贵族甚至不需要收买就能控制选举，因为一个选邑有可能是某贵族家族的私产，该贵族只需要下达旨意，就可以把某个中意的人选出来成为议员，在下院为其代言。以皮特家族为例：1735年，老皮特的祖父于1691年买下老萨勒姆（Old Sarum）的地产，因而控制了两个议席，老皮特和小皮特都是从这个选邑“当选”为议员的。但老萨勒姆是英格兰最衰败的选邑之一，因为它很久以来根本就没有人居住，它的选举权附着于地产之上。许多选区的选举经常不出现竞争，甚至像郡这样的选区，由于受当地大贵族操控，都可以不经选举而产生议员，比如1722-1832年的诺丁汉郡、1727-1806年的多塞特郡、1734-1832年的柴郡、1747-1820年的兰开郡、1747-1832年的斯特拉福德郡等等，都是贵族指定的候选人在毫无对手的情况下顺利当选。市镇选邑的情况也大抵类似，比如丹威奇（Dunwich）在整个18世纪，除1708-1727年之外，都没有出现过竞争选举。在有可能出现竞争的地方，也可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两位贵族各指定一个候选人，双方讲定不作竞选，就双双当选。由此可见，在“旧制度”的制度安排下，贵族操纵议会下院选举、进而控制下院，是何等容易。

不合理的议会选举制度造成的结果是，贵族实现了对议会下院的控制。史学家杰弗雷·霍尔姆斯（Geoffrey Holmes）曾对18世纪初的下院议员情况进行统计：1702年，英格兰20个选邑的31名议员处于贵族控制下；到1713年，贵族控制的选邑增加到28个，产生45名议员，显示出贵族在下院影响力的增强。约翰·坎农（John Cannon）对1715-1790年间下院议员的情况进行研究：1715年，英格兰48个选邑处于贵族控制下，产生68名议员，与霍尔姆斯的统计作对比，增长幅度惊人；18世纪上半叶，贵族完全控制的下院席位为105个，相当于下院总议席的1/5以上，到1747年增加到167个，1784年207个，1785年210个。因此1715-1785年间贵族控制的议席翻了一倍，与18世纪初相比则翻了两番。另据统计，1796年，下院有120名议员为贵族或贵族子裔，占下院总数的21%,另有数百人与贵族有亲戚关系，或是在贵族庇护下当选的，二者加在一起超过下院总席位的70%。对此，18世纪末议会改革派亨利·弗德勒痛斥道：“下院不是一个大众代议机构，而是一个二流的贵族机构。”可见，在18世纪，土地贵族借助不合理的选举制度，依靠手中的政治、经济权力，牢牢地控制议会，从而长期把持政权，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国家官僚机构中，贵族的优势也非常明显。以1744年底的佩勒姆内阁为例，内阁15名成员中有7人是公爵，再加上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内阁荣誉成员，公爵的比例就占到一半以上。继任者纽卡斯尔内阁中，“小内阁”6名成员中有5名是贵族，“大内阁”14名成员中12名是贵族。18世纪60年代格伦维尔任首相时，内阁9名成员中只有他自己没有贵族头衔。这些数据都表明18世纪的中央政府由贵族牢牢控制，到工业革命开始后，这种局面依然没有改变。据约翰·坎农的统计：1782-1820年间65名内阁成员中43名是贵族，剩下的22人中14人是贵族之子，其他8人也与贵族有亲戚关系。以内阁首相为例，1721-1832年的22位首相中，13人是上院贵族，6人是贵族之子，1人为贵族之孙。

地方政府也在贵族的控制下。各郡最高长官是郡守，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该职位基本上被贵族把持。有学者对18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294名郡守的身份做了统计，其中255人为贵族之子，其余的39人中，2人为主教，25人来自贵族势力弱小的威尔士和蒙默思（Monmouth），剩下的12人中有5人后来成为贵族，7人是贵族的亲戚。贵族在地方上的权势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在18世纪，贵族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权力，其基础是庞大的土地财产。但这种局面自工业革命开始后就越来越不合理了：工业革命造就了新的财富即工业财富，工业资本家阶级随之崛起；工业革命也创造了新的工人阶级，他们在工业社会中失去立身之所，而在人数上又占绝对优势。这两个新阶级的出现改变了英国的力量对比，贵族控制国家政权的局面不可能再继续维持，一场轰轰烈烈的以议会改革为核心的政治运动勃然而起，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

早在17世纪革命时，就有人倡导穷人选举权。1640年，议员西蒙兹·迪尤斯（Sim monds D'Ewes）在下院指出：“最穷困者也应有自己的声音，这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18世纪，贵族中有人提出改革。1711年，辉格党贵族莫尔斯沃思（Molesworth）在一本小册子中提出：议会召开要更加频繁，最好每年一次；从王室那里获取头衔、年金和商业合同的人应该被清除出议会下院；议席应分配给拥有物质财富、尤其是有地产者，而不能仅给有钱人。汉诺威王朝建立之初，伦敦城部分辉格党人成立“汉诺威社”（Hanover Society），该组织要求将选举权赋予那些有财产的非自由民。1734年，沃特金斯·维恩爵士（Sir Watkins Wynn）提出每年举行议会选举，认为这样能有效避免通过贿赂来控制选民的现象。18世纪30年代各地出现了一些倡导改革的政治组织，如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坚定者协会”（Steadfast Society）和“联合会”（Union Society）、科切斯特的“宪章俱乐部”（Charter Club）、威斯敏斯特与考文垂（Coventry）的“独立选民协会”（Independent Electors Society）等。不过，贵族倡导的议会改革只是为消除议会选举中的弊端，不是真正的议会改革。

18世纪60年代爆发了威尔克斯事件，威尔克斯多次被推选为议员，但又多次被君主控制的下院剥夺议员资格。这件事让中等阶级的某些人意识到：现存议会制度是被歪曲的，并不体现民意，王权之所以能够用种种方法控制住议会，就在于新兴社会力量缺乏代表权，因此，改革议会，让真正的人民代表进入议会，是纠正时弊的唯一出路。于是，1769年，伦敦改革派在约翰·霍恩·图克（John Horne Tooke）的领导下成立了“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Society of the Supporters of the Bill of Rights）。这是中等阶级的首个政治组织，成立之初仅为声援威尔克斯，但很快就将目标转向议会改革，协会纲领明确提出要“寻求更加公正与平等的人民代表权”，也就是争取新兴集团尤其是商业、制造业阶层的议会代表权。协会的要求包括：进行议会改革，通过立法手段将官吏清除出下院；提倡无记名投票，缩短议会任期，杜绝选举舞弊。为宣传其纲领主张，协会大量印制小册子、传单和宣传海报。1769年，协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请愿运动。就威尔克斯在米德尔塞克斯当选议员而又被剥夺资格一事，协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联络和动员，全国有18个郡、8个激进组织、10多个选邑向议会提交请愿书，共6万多人签名。可见，在启发民众意识、发动民众参与方面，协会起了引领作用。

北美独立运动时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开始高涨，北美提出的“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使英国改革派认为：既然所有英国人都纳税，那么所有人也应该有选举权。约翰·卡特赖特在小册子《抉择》（Take Your Choice）中首次提出成年男子选举权，这是当时最激进的改革目标，五十多年后宪章派还在为之奋斗。激进派并且用自然权利说来挑战“旧制度”，詹姆士·伯格（James Burgh）在《政治研究》（Political Disquisitions）中指出：国家最高权力并不在于政府，而在于人民，人民仅次于也仅对上帝负责。伯格主张将选举权赋予所有纳税人，还号召一切有产者、自由之友和军官联合起来，建立“恢复宪政全国大联合会”（Grand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tore the Constitution），以推动议会改革。

1779-1880年间北美危机日益加剧，中等阶级改革组织相继建立。1779年，克里斯托弗·怀威尔（Christopher Wyvill）领导的“约克郡联合会”（Yorkshire Association）宣告成立。这是一个以乡绅为主体的激进组织，致力于经济改革与温和的议会改革。此后不到一年时间内，全国至少有16个郡及多个城市成立了类似的联合会，其中“威斯敏斯特联合会”（Westminster Association）甚至提出更激进的改革目标，即成年男子选举权、年度选举议会、平均划分选区、无记名投票、废除议员财产资格、议员领取薪酬等。1780年，各地联合会代表在伦敦举行大会，大会提出：对公共财政实施监督，下院至少增加100名郡议员，实行年度议会，通过立法手段削减选举费用，并杜绝贿选行为。联合会运动的目标虽然未能实现，但其倡导的议会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1780年，约翰·卡特赖特等人在伦敦成立了“宪法知识会”，这是一个以城市中等阶级为主体的激进组织，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在民众中普及宪政知识，以此来推动议会改革。该组织的斗争纲领比较激进，提出了平等代表权问题。卡特赖特指出：“穷人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在议会下院，穷人也应该享有与富人一样的代表权。”为宣传民众，1780-1783年，宪法知识会共出版33种不同的小册子，累计印数8.8万份，希望把这些小册子“传播到整个联合王国的每一个村落”。18世纪80年代中期，宪法知识会在全国27个城市建立起分支机构，成为法国大革命前最有影响的民众组织。正是在联合会运动以及宪法知识会的冲击下，小皮特政府曾两度提出温和的改革方案，尤其是在1785年方案中提出用100万镑重金“赎买”36个衰败选区的代表权，而将这些代表权移交给伦敦等大城市。但以诺斯为首的保守派势力强烈反对，该议案在下院以248∶174票被否决，议会改革运动一时沉寂下去。

1788年是“光荣革命”一百周年纪念，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这些都给英国的改革运动带来新的动力。潘恩的激进思想迅速传播，议会改革运动进入第一个高潮期。

1788年11月4日，为纪念“光荣革命”一百周年，各地激进分子举行纪念活动，理查德·普莱斯在伦敦纪念会上指出：“光荣革命”宣布了人民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却未能将其保住，人民应该重新争取这些权利，为此他要求对造成“政府腐败”的议会选举制度进行改革。普莱斯领导的“革命协会”（Revolution Society）对议会改革旧事重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改革运动提供了先导。

潘恩的《人权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潘恩指出："1688年或任何别的时期的人民议会无权处置今天的人民，或者以任何形式约束和控制他们，正如今天的议会或人民无权处置、约束或控制百年或千年以后的人民一样。每一代人都符合而且必须符合那个时代所要求的一切目的。”在潘恩看来，“光荣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当今时代的人完全有理由根据时代变迁对其进行改变。《人权论》给低迷的议会改革运动注入了活力，使其进入一个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宪法知识会”恢复活动，它大量出版宣传小册子，协助并鼓励各地建立类似的组织，并同“英格兰、苏格兰甚至法国的所有通讯宪法协会保持联系”。在知识会的影响下，18世纪90年代初，英国全国各地成立了多个中等阶级激进组织，包括：托马斯·沃克（Thomas Walker）组建的“曼彻斯特宪法会”（Manchester Constitutional Society），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组建的“沃里克宪法会”（Warwick Constitutional Society），约翰·奥德利（John Audley）组建的“剑桥宪法会”（Cambridge Constitutional Society）等。

中等阶级在唤醒民众政治意识、推动议会改革运动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他们利用手中资源大量发行改革宣传品，普莱斯的《对公民自由性质的认识》（Observation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共出版14版，发行了6万册；潘恩的《人权论》发行量达到20万册，读者可能超过40万。改革派还以举办辩论会、发表政治演说等方式宣传改革主张，从而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热情。改革派还发起各种请愿运动，以各地宪法知识会的请愿活动为例，设菲尔德的请愿书获得8000人签名，伦敦的请愿书获得6000人签名，诺里奇的请愿书获得3700人签名。尽管这些请愿活动基本上无果而终，但其在动员民众方面确实发挥了极大作用。

就在中等阶级宣传改革思想、组织改革活动时，工人阶级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不仅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而且掀起更为激进的议会改革运动。潘恩在发动工人卷入改革运动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潘恩在《人权论》中极力倡导天赋人权，他说：“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具有平等的天赋权利。”潘恩特别强调，对于劳动人民来说，“选举议会代表的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得以保障的基本权利，取消这个权利就相当于把人变为奴隶”。潘恩还把议会改革与改变劳动人民的经济地位联系起来，他说只要能够改变议会的组成，把劳动人民的代表选进议会，议会就会为劳动人民说话，通过立法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动人民成为选民的多数，从而选出劳动人民自己的代表。潘恩的理论为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组织指出了方向，后来“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Sheffield Constitutional Society）就宣称：“我们从托马斯·潘恩先生的著作中所汲取的知识，比起其他任何作者或任何领域的都要多。”

正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及国内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伦敦、设菲尔德（Sheffield）、诺里奇、爱丁堡等城市，在手工工人中形成了一些以议会改革为目标的政治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和“伦敦通讯会”。

“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在约瑟夫·盖尔斯（Joseph Gales）的领导下于1791年年底成立，以机械工及其他手工工人为主体。由于会费低廉，它很快就吸引到大批下层民众参加，成立后第一个月就从20多人猛增到200人，第二个月增加到600人，1792年3月增加到2000人，该年夏季达到2500人。随着会员的增长，该会开始建立分会，1792年1月就建立8个分会，2月份达到13个。“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是英国最早的工人阶级激进组织，为开启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做出了贡献。

“伦敦通讯会”是更重要的工人组织，1792年初以托马斯·哈迪为首在伦敦商业区建立，起初只包括9名工匠。为广泛吸纳会员，哈迪提出了“让我们成员无数”的口号，并确定每周一便士的低廉会费。通讯会定期在报刊上做广告，让更多的人了解该组织的目标。1795年夏通讯会的规模达到顶峰，在全国有70个分会，每周有2000人实际上出席例会。历史学家迪金森的研究进一步表明：1795年夏季，通讯会活动高峰时期，积极会员达到3576人；后来在政府的高压下，1797年积极会员的数量缩减到600人，1798年更减少到400人左右。从成员的职业构成上看，通讯会以手工工匠为主体，在知道其职业的347个会员中，鞋匠有43人，手织工有27人，裁缝和皮裤工有24人，这三个行业占了347个会员的1/4以上。

工人激进组织对中等阶级保持着明显的独立性，这可从其斗争纲领中看出来。在1793年发表的宣言中，通讯会提出了议会改革的目标：“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公众视线转移到我们不幸的根源上来，唤醒国民沉睡的理性，寻求唯一的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补救方式，即彻底的议会改革，通过年度议会和普选权的方式，实现平等代表权。……没有什么能比公平的、充分的以及每年推选议会代表能确保这个国家的自由。我们完全相信，彻底的议会改革将消除所有的苦难，我们绝不会放弃这种议会改革的追求。”通讯会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追求改革，1792年4月的一份宣言中明确写道：“本协会坚决反对动乱和暴力，本会目的是改革而不是无政府状态，在反抗政府的时候，理智、坚定和团结就是本会采取的唯一手段，也是本会希望我国同胞采取的唯一行动方法。”确实，和平斗争一直是通讯会的主流，只是到18世纪末，当通讯会人数骤减并受到暴力派控制的时候，它才走上密谋与暴力的道路。

工人激进组织成立后开展各种政治活动，主要是通过宣传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并将其组织到议会改革的斗争中来。伦敦通讯会有1400多名会员订购潘恩的《人权论》，他们在“许多工场里如饥似渴地读”；根据通讯会后期领导人普雷斯回忆：在每周一次固定的政治学习日上，“主席从书中读一章或一章中的一段，然后，凡是认得字的人就把书带回家去传着看”，下次开会时“请在座的发表评论，想发言的都可以谈”，“然后大家自由讨论”。

工人组织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世纪末，除了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以及伦敦通讯会外，英国还出现一批类似组织，如“曼彻斯特爱国社”（Manchester Patriotic Society）、“曼彻斯特宪法与改革协会”（Manchester Constitution and Reformation Society）、诺里奇的“革命协会”等。这些组织通过书信来往、互派代表等方式，逐步建立起日常的联系，而伦敦通讯会由于地处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而在同类组织中有崇高的声望，对各地组织起着指导与引领作用。各地组织纷纷写信向伦敦通讯会求教，要求指导，希望得到支持和帮助，伦敦通讯会也总是给予热情答复，并根据需要派出代表，协助各地方开展活动。在伦敦通讯会生存的六年间，它与全国各地的组织交换了成千上万封信件，在全国工人组织的信息交流中起到了枢纽作用。

1793年初，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致信全国激进组织，建议采取三项行动，一是向国王请愿，二是向议会请愿，三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建议受到广泛响应：1793年各地共提交36份请愿书，其中24份来自苏格兰，设菲尔德的请愿书征集到近1万人签名，伦敦通讯会征集到6000人，诺里奇征集到3700人。从结果来看，有些请愿书被下院“收下，宣读，然后备案待议”，有些则因为“语言粗鄙，不合议会体例”或者“以印刷本形式呈送，不合要求”等原因而被下院拒收。在这样强大的请愿压力下，下院讨论并表决格雷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但立即被否决。

18世纪90年代初，托马斯·潘恩及伦敦通讯会领导人之一约瑟夫·杰拉尔德（Joseph Gerrald）建议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制定统一的议会改革方案，呈交给议会。提议未能在英格兰实行，但苏格兰改革派受到鼓舞，向前迈出了这一步。

1792年12月，苏格兰260多名代表在爱丁堡举行第一次“国民大会”，大会同意制定一项温和的议会改革方案。在“联合爱尔兰人”代表托马斯·米尔的倡议下，代表们模仿法国国民公会的方式，做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宣誓。1793年4月30日“国民大会”再度召开，大会提出召开一个更大规模的会议，并邀请英格兰代表共同参加。

1793年11月19日，全英激进组织代表齐聚爱丁堡，召开新的“国民大会”。伦敦通讯会派莫里斯·马格罗特（Maurice Margarot）和约瑟夫·杰拉尔德与会，并在会上提出改革方案，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基本的目标和原则，即用合理的合法的手段去争取年度议会和普选权”。会议一致决定改名为“联合起来争取普选权和年度议会的全英国民代表大会”。大会召开过程中，在很多细节上都模仿法国国民公会的方式：将大会划分为不同的“区”，草案和决议交各区讨论，代表彼此以“公民”互称，一些报告以“公民万岁”开头，有些地方还标明“全英国民代表大会”的日期等。12月初，当大会正在讨论议会改革的请愿书时，苏格兰当局出动军警，强行驱散大会，并逮捕大会的主要领导人。威廉·斯克文（William Skirving）、莫里斯·马格罗特和约瑟夫·杰拉尔德三人被控煽动叛乱罪，结果被定罪，然后流放澳大利亚。全英改革派联合斗争的努力，在政府的严酷镇压下失败了。

在当局看来，苏格兰“国民大会”的召开，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蔓延，王室写信给下院说：“国民公会……旨在将法国蔓延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引入到我国。”从1794年开始，小皮特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对改革运动严酷镇压，其中包括：暂停《人身保护法》，使政府可以随时逮捕和审判改革派；颁布《叛逆行为法》和《煽动集会法》，取消民众的活动自由。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中等阶级改革运动迅速沉寂，工人阶级改革运动尽管受到重创，但依然在艰难中奋战。

1794年4月，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在城堡山（Castle Hill）召开万人群众大会，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它开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方式，一方面能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另一方面又能以浩大的声势给政府造成压力。随后，伦敦通讯会在白垩农场也举行集会，参加者约两三千人。大会严厉谴责苏格兰当局对马格罗特等人的审判，并做出决议：任何破坏那些尚存法律的行为，都应被视为解除英吉利民族与统治者之间社会契约之举，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有权去追求永恒的正义。哈利法克斯、利兹、韦克菲尔德、哈德斯菲尔德、布拉德福德等地的改革派也举行了规模不等的群众集会，反对政府的高压政策。

由于政府的高压政策，到1795年，运动大部分被压制下去，只有伦敦通讯会仍在坚持。6月29日，通讯会在圣乔治草地（St.George's Field）召开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每年选举议会等。10月26日，通讯会又在哥本哈根大厦（Copenhagen House）附近召开万人群众大会，领导人之一约翰·瑟尔沃尔（John Thelwall）在会上对民众说：“如果你们获得在立法及代议机构中应有的地位，如果实现了年度议会及普选权”，所有的苦难都将消除。普选是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基本目标，工人希望通过行使普选权而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议会，进而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

面对伦敦通讯会等激进组织的集会活动，政府实施更严厉的镇压。1795年后，政府不仅袭击伦敦通讯会及伦敦宪法知识会的总部，搜缴了大量的文件、书信，而且还将这两个组织十余名领导人逮捕入狱并提交审判。在政府的打压下，中等阶级的宪法知识会一蹶不振，伦敦通讯会等工人组织也遭受重创。1796年以后伦敦通讯会陷入分裂，其领导权渐渐落入主张采用革命暴力的人手中，这为政府进一步打击通讯会提供了借口。1799年，议会通过《结社法》，点名取缔伦敦通讯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工人改革运动至此瓦解了。尽管如此，议会改革运动的激流并未中断，工人运动的地下斗争一直延续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并为战后改革运动的复兴以及1832年改革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工人激进运动最大的特点是要求实行普选权，希望通过普选而控制议会，让议会制定符合工人利益的立法，进而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正是在这一点上，工人阶级的改革运动与其他阶级的改革运动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第二篇　经济

第一章　经济理论的演变

1689-1815年是广义的18世纪，此间英国在经济领域内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英国在经济方面的转型，从根本上说，受到一定时期经济理论的影响。从主流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18世纪的英国经历了从晚期重商主义向古典自由主义转变的过程，理论的转变为经济的转轨提供了前提。

18世纪前期英国主流经济思想表现为晚期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晚期重商主义诞生于17世纪中叶，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叶。为理解18世纪英国经济思想转变的过程，首先要从托马斯·孟（Thomas Mun）的学说谈起。

17世纪开始后，“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进入竞争的关系，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17世纪的英国，商业和贸易迅速扩张，母国与殖民地的贸易尤为活跃，早期重商主义所推崇的货币至上的理论不利于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因此突破这一理论的束缚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621年，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孟发表《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A Discoured of Tradefrom England unto the East Indies）一书，首次突破了货币至上理论，标志着“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己原来体系的自觉地自我脱离”。经过不断改写和完善，1664年，这部书稿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by Foreign Trade）为名正式出版，成为英国晚期重商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并对此后一个多世纪中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一著作……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出版后“一百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跨时代的著作，作为‘某种入门牌号’,那末这就是托马斯·孟的著作”。

在这部后人给予高度评价的书中，托马斯·孟不仅在批判早期重商主义的货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贸易均衡思想，而且在实际政策层面上提出英国扩展海外贸易的具体方法，为制定18世纪的英国经济政策提供了指导思想。托马斯·孟的晚期重商主义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批驳早期重商主义的货币至上理论，指出对外贸易是增加社会财富的手段，因此要求取消货币输出的禁令，发展对外贸易。

早期重商主义将货币视为财富的唯一形态，把货币的多寡作为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因此提倡货币积累，反对货币输出。但东印度公司的对外贸易却造成货币外流，因此遭到早期重商主义者们的严厉批评。托马斯·孟对此做出回应，他不反对将金银（即货币）视为财富的唯一形态，但他同时指出：“输出我们的货币借以换回商品乃是增加我们财富的一种手段。”他认为货币过多会使本国商品价格上涨，主张让国内货币存量保持在适度规模上，减少国内货币，将多余的货币输出国外换回商品。在他看来，增加财富即货币的手段有两种：一是保持贸易的出超地位，通过贸易盈余来增加本国货币储备；二是输出商品同时也输出货币，即先输出货币购买商品，等到时机成熟时，再将这些商品加价卖出，转口贸易因此就成为增加货币财富的重要手段。

在此基础上，托马斯·孟要求国家取消货币输出禁令，倡导将货币投入贸易之中。由此看来，他已经认识到货币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即“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加货币”。托马斯·孟极力反对早期重商主义抵制进口、反对输出金银的主张，认为这样会大大限制国家致富的能力。在他看来，国家应鼓励进出口贸易并允许货币出口，只有发挥货币的流动功能，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国家才能富强。因此，在关于货币和贸易的作用方面，托马斯·孟的思想比早期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

第二，指出对外贸易是国家致富之道，在此基础上创立贸易平衡论。

托马斯·孟认为：“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记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只有这样，对外贸易中的出超才会带来本国货币储备的增加。可见，托马斯·孟也和早期重商主义者一样，提倡少买多卖。但在具体操作中，他又提出不同的主张。在他看来，对外贸易不一定要追求同每一个国家的贸易出超，在一个年度中，只要实现总体上的贸易出超即可。在发展贸易的手段上，托马斯·孟强调货币流通能增加财富，要求国家允许将货币输往国外，尤其是投入转运贸易，目的依然是实现贸易出超。由于这些分歧，早期重商主义因强调货币积累被称为货币平衡论，而托马斯·孟的晚期重商主义因强调贸易致富而被称为贸易平衡论。

为实现贸易平衡论，托马斯·孟强调货币的稳定性：“货币不但是衡量国内其他一切东西的准确的尺度，而且也是我们与其他各国的人在国际贸易上所用的尺度，所以应该保持它的公正和稳定，以免发生必定随着它的变化而来的那种混乱现象。”保持货币稳定由此成为贸易平衡论的重要内容。

第三，阐述贸易致富的具体手段，为晚期重商主义理论演变为实践层面的政府政策奠定基础。

贸易致富论的核心是减少对外国商品的消费，增加对外国的商品输出。如何减少对外国商品的消费呢？托马斯·孟只简单提到两条：一是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借以生产以前需要从外国进口的苎麻、亚麻、绳索、烟叶等；二是厉行节约，实施严厉的法律来制止奢侈浪费。对于如何增加对外国的商品输出，托马斯·孟则详尽地论证了两种手段：首先，扩大商品生产，大力发展手工业或制造业。在托马斯·孟看来，为了扩大贸易出口，必须扩大国内的商品生产，而生产必须为对外贸易服务。在出口商品的构成上，不仅应包括国内富余的产品，还应该考虑邻国所需要的物品。托马斯·孟还提出用关税保护政策来发展制造业，免除用外国原料制作的商品的出口税，借以发展生产、增加就业。托马斯·孟已经把发展生产看作促进贸易的必要条件，因此他特别强调手工业或制造业的重要性，因此可见他的思想已经从重金转到重工了，比早期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大步。正因为如此，晚期重商主义又被称为“重工主义”，它对17、18世纪英国工场手工业及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其次，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增加国家的财富积累。托马斯·孟认为，国家应该取消货币输出的禁令，尤其要将货币投入转口贸易中。具体方法是：国家输出货币，从亚洲国家购买货物，然后在合适的时机以高价卖给欧洲国家，由此获得的货币差额就是增加的财富。扶植转口贸易的具体表现是：一、“专为来自外国的谷物、靛蓝、香料、生丝、棉花或一切其他商品设立一种贸易场所或货栈，使这些货物由此再行出口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去，便可以增加航运、贸易、现金和国王的关税收入。”二、对以再出口为目标的转口货物采取关税减免政策：“尤其是输入的外国货物，凡是又要再运出去的，就应该予以照顾，否则这样的贸易，非但不能繁荣起来，而且还难以立足。”所谓“照顾”主要就是指减免关税，但如果这些货物是在本国消费的，那么就应该“征课得重一些”。通过提倡转口贸易，托马斯·孟大大丰富了晚期重商主义的贸易致富理论。

第四，重视与发展航运业，为推行“航海条例”提供理论依据。

早期重商主义虽然也强调对外贸易，但对与贸易直接相关的航运业却几乎未提及。托马斯·孟从增加国家货币财富的视角出发，不但提出货币流通致富、贸易致富的理论，而且还强调发展航运业。在他看来，从英国出口的货物，如果是用英国自己的船运送，可以大大提高其价值，因为英国人不但会得到货物的售价，还可以加上商人的利润、保险费以及将货物运往海外的费用。通过发展航运业来扩大对外贸易，进而增加国家财富，这在英国可说是首创。这个结论是根据英国岛国的独特地理位置得出的。事实上，斯图亚特王朝及汉诺威王朝基本上都采取了发展航运业的措施，用国家的力量扶植和投资造船业，英国在18世纪成为世界上商船总吨位最大的国家，其工商业霸权由此推及整个世界。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的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型，历任君主及政治家都自觉采用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放松对货币的控制，实行保护关税，推进对外贸易，由此实现英国国力的增长。但是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下半叶，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及制造业中资本的扩张，社会关注点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开始了从晚期重商主义向古典自由主义过渡的过程。

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英国工场手工业进入高潮期，“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再表现为单纯的货币积累，而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增长，表现为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扩大”；而“纺织手工业和基于纺织业的贸易在经济史中一直占有中心地位”。人们对财富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1737年一位主教写道：“我们所有的措施应该鼓励我们的毛纺织业，这该视作是我们财富的基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贸易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将资本投入工业、农业或者其他产业，同样能够发财致富。一些人于是开始从理论上阐述生产如何增加财富，以贸易为中心的重商主义理论就被逐渐突破并修正了，由此形成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其开创者是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配第是17世纪末的科学家、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配第生活的年代是家庭手工业及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的时代，资本流向也开始发生变化，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与此相对应，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商业与对外贸易不再是经济学家们唯一关注的目标，而与生产相关的税收、财政、货币、人口等问题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在17世纪后半叶，配第先后发表了《赋税论》（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1662）、《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1690）、《献给英明人士》（Verbum Sapienti)(1691）、《爱尔兰的政治解剖》（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 and)(1691）、《货币略论》（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1695）等著作，其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都作了最初的探讨。他是在马克思之前最早从生产角度观察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并提出劳动价值论等许多重要观点的经济学家，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因此，马克思称之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是“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

配第论及的问题很多，但他的经济学理论有这样几个核心内容：

第一，提出劳动创造了价值，这是经济学中的第一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他为“政治经济学之父”。

在《赋税论》一书中配第指出：“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从秘鲁的银矿采出来的白银运到伦敦来，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这里的“自然价格”指的就是商品的价值。既然谷物能与银作比较，二者间必定有相同的质，这一相同的质，配第认为就是劳动时间。配第进一步指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这种商品所花费的劳动，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减少生产单位产品的劳动量，因而造成商品价格的相应变化。配第的这个观点是对重商主义的重大修改，重商主义认为贵金属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货币的价值是绝对的。配第的天才发现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马克思因此说：“配第在他的《赋税论》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和正确的分析。”

在配第眼中，财富形态是多元化的，即人类创造的一切东西都可视作财富；关于财富的源泉，配第说：“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意思是所有财富都是由土地以及投身于土地上的劳动创造出来的，离开了土地和劳动，就没有财富。既然土地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那么，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可以用土地和劳动去衡量，这就使得土地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等价和等式的关系，因此“单独用土地或单独用劳动即可表示任何一种东西的价值”。配第的论断说明劳动和自然物质都是形成财富的源泉，阐明了劳动在形成物质财富的各种要素中是一种能动的要素。

第二，在地租、利息、工资等问题上提出新的主张。

在地租理论方面，他提出关于级差地租的概念，并对造成地租变化的因素做了深入探讨。配第指出，地租的高低既取决于土地上产品的价格，也取决于土地投入的变化。对土地连续追加投资会提高土地的产出，进而提高租金水平。地租是依据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利润，而地租的价格大致等同于祖、父、孙三代可同时生存的年数，即21年的地租量。由此可知，配第已认识到土地价格就是资本化的地租，是一定年数的年租总额。

关于利息，配第常称之为“货币的租金”，是依附于货币而产生的剩余价值，这显然是从“土地的租金”中引申而来的。配第将利息看成是在一定期限内放弃货币使用权而产生的收益，但他没有看出货币是资本的表现形态，因而也未能指出利息是资本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报酬。

配第的工资理论是从劳动价值论引申出来的，既然劳动能创造价值、增进财富，就意味着劳动本身具有价值，“劳动的价值”表现为工资。在配第看来，工资是由工人“为了生存、劳动和传种接代”而需要的生活资料决定的，工人为了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必须提供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在工资即“劳动的价值”的计算及统计方面，配第强调这样两点：一、必要的生活资料因人而异，但这里是指其平均数，是“一百个各种各样的、体格不同的人为了生存、劳动和传种接代而吃的东西的一百分之一”。二、必要的生活资料不包括消费品，只包括“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最容易得到的食物”。配第支持政府授权治安法官来厘定工资，认为这样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

第三，对货币的概念、本质、职能等提出了新观点。

在配第看来，“货币被认为是衡量所有商品价值的一致的尺度”。这是因为，充当货币的贵金属与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价值，而价值的多少完全取决于生产贵金属所耗费的劳动量。作为“一般的财富”的货币，具有不易损坏、不易变质的属性，因而可以成为衡量其他财富价值的重要尺度，“凡是货币都是一切商品的同一的、不变的、一致的、正当的尺度”。货币还具有流通职能，在配第看来，一国中流通的货币总量应当与商品总量保持一致。在货币与财富的关系上，配第的看法是，人为地提高或贬低货币的价值，并不能改变一国的财富量，反而会造成经济混乱，“是一种对人民很坏而且很不公平的课税方法；它也是国家趋于衰弱的象征”。一国持有货币的标准应当这样来衡量，即能够“应付产业周转和流通的需要”，“足以应付管理完善的国家执行各种任务的需要”。显然，配第的货币理论已基本摆脱重商主义的影响，其对于货币本质、职能等问题的认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提供了先导。

第四，在解决国家财政和经济问题方面提出了合理的主张。

17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而不断征税，配第认为征税“符合自然的正义”，但又强调征税额度必须合理。配第尤其强调征税的公平原则，按人们的能力、地位、收入不同，纳税额也应该不同。政府应以合理比例对每个人征税，避免出现“越穷的人，课税越重”。配第将政府财政支出分为六类，即国防、行政与司法、宗教、教育、社会经济和公共事业开支。配第主张削减前四项、加强后两项开支，这反映了新兴资产者的利益和诉求，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潮流。

关于国家的经济职能，配第也提出一些新的思想，其中包括：重视商业与对外贸易，尤其发展海外运输；解除对爱尔兰的贸易限制，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税等措施促进爱尔兰的工商业发展。这表明配第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受重商主义影响，支持国家的经济干预，反对削减关税及开辟自由港；但另一方面，配第又强调经济运行是“自然的运动”，具有“自然的规律”，由此反对“政府用猛烈药方来反抗自然的运动”。在配第看来，经济运动有其自身规律，这种自然规律并非人力所能违反，因此，国家的经济政策必须顺其自然，“违反了自然的规律”的法律注定行不通。配第提出的“自然的规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规律，他反对国家对经济领域的过多干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又摆脱了重商主义的束缚。

总之，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配第的思想体现出过渡时期的模糊性：一方面，他的货币理论、财富理论、国家经济职能理论中依然保留重商主义的痕迹，比如把贵金属看作财富的一般形态，重视国家的适度干预；另一方面，他又向自由主义理论迈出了一大步，例如反对施行禁止货币出口和禁止商品进口的法令，要求国家干预不能违背“自然的规律”等，从而体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萌芽。

在从晚期重商主义向古典自由主义的过渡中，马修·德克尔（Matthew Decker）是另一个重要人物。德克尔出生于商人家庭，曾担任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并作为托利党议员进入下院，1749年去世时留下约10万镑的财产。德克尔也是一名经济学家。17世纪上半叶，在荷兰、法国等国的竞争和挤压下，英国对外贸易的扩张势头受到遏制，引发了国内的各种经济问题，比如：毛纺织业衰落，贫困率上升和下层生活状况恶化，货币尤其是银币流通量减少，土地贬值导致大量地产被抛售，政府的高税收政策引发民众的不满。针对上述状况，德克尔先后发表《关于英国外贸衰落、土地贬值的原因及其恢复手段的分析》（Essqyon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the Foreign Trade,Consequently of the Value of the Landsin Britain,and on the Means to Restore Both）、《对国家普遍征收的几种重税的慎重考虑》（Serious Considerations on the Several High Duties which the Nation in General）两本小册子，对英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做了分析与思考。

关于外贸衰落的原因，德克尔认为有四点：（1）政府税收种类太多，关税率太高，致使英国不能成为贸易中转站，从而阻碍了航海业的发展，削减了商人的资本，危害了制造业尤其是毛纺织业的正常运作，造成国内金银货币外流。（2）商业与贸易中的垄断及特许状制度。这是一种为少数人谋利而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德克尔对此极力反对，认为“推行垄断制的任何国家必然导致贸易的衰落”。（3）一些有欠考虑的法律。在德克尔看来，政府颁布的诸多关于谷物、鱼类、肉类出口的法律，削弱了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导致贸易的衰退。（4）大量发行国债。国债的发行虽然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但同时对商业贸易构成危害，即鼓励了游手好闲和奢侈品消费。可以看出，德克尔在分析对外贸易衰落的原因时，并没有从贸易本身出发，而是从与贸易相关的国内因素入手，分析因此更加深刻。

关于对外贸易的衰落与国内土地价值贬值之间的关系，德克尔认为体现在四个方面：（1）国内市场的萎缩对于土地上出产的农产品价格打击很大，土地经营的获利相对减少，于是，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推向市场出售，由此导致土地贬值。（2）对外贸易的衰落增加了穷人的数量，土地阶层的负担由此加重，经营土地的利润越来越少。（3）就业机会的削减促使一些劳动力逃到其他国家谋生，由此造成土地富余而租金下降，从而导致地价下滑。（4）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能出口的商品数量减少，制造业因此衰落，外国商品进口增加，由此造成货币流失。通过以上四方面的分析，德克尔将土地价值与贸易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他由此指出：“如果地产乡绅有意提高或降低土地的价值，鼓励或抑制对外贸易是唯一的方式，这样土地与贸易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德克尔从具体政策层面对如何重振英国对外贸易、提升土地价值做了分析。他认为，英国具有多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只要政府采取适当的举措，完全可以解决目前贸易衰减、土地贬值的问题，而这些措施包括：（1）取消所有不公平税种及压榨性的消费税，只对奢侈品的消费者征税。（2）取消关税，让所有的港口成为自由港。（3）废除贸易垄断制度，鼓励所有的个人和公司用最有利可图的方式来从事各种贸易；兼并爱尔兰，实现三个王国之间商品贸易的一体化。（4）取消国家对于谷物出口的补贴，在每个郡建立一个谷物公司，由该公司来自由经营谷物的进出口贸易。（5）由政府出面对穷人实施统一管理，通过法律严惩来消除游手好闲和不务正业。（6）让白银成为国家唯一的法定货币，实行固定利率，让黄金回归其本来价值。（7）在主要城市设立专门的商业法庭，为商人提供快捷、迅速、低价的服务。（8）发行国债以偿付政府所欠债务，减轻国家债务负担。（9）鼓励种植园经济，允许殖民地的农产品直接出口到欧洲各国。（10）尽最大努力改善河流航运条件，由此降低原料及商品的运输费用，刺激农业的发展。

从以上十种措施看，德克尔已接近自由主义理论了。德克尔特别强调说：“如果我们的贸易非常自由，如果我们正在‘沉睡’的资金以国债形式运转起来，我们将会建立起世界上最广泛的贸易以及为我们提供保护的航运业，增加我国的人口，为所有的穷人提供就业，年复一年地增加财富；而所有这些，如果没有土地的增值就将无从实现。”德克尔坚信：只要英国像他所建议的那样，放松贸易限制、鼓励贸易发展，那么英国的自然优势就会充分发挥出来，国家的财富及权势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从德克尔的思想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晚期重商主义的影子，又可以看到自由主义思想的萌芽。一方面，同晚期重商主义者一样，德克尔关注英国的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与国内的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晚期重商主义者所推崇的贸易垄断或专卖制度却遭到德克尔的严厉批判，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德克尔这里萌生。德克尔思想的双重性恰恰源于其生活的时代，此时，重商主义政策广为推行，但其弊端也日益凸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学者面对的难题。德克尔在分析了问题的根源后，提出了背离重商主义、发展自由贸易的解决方案，从而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亚当·斯密于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后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斯密一生埋头书斋，著述丰富，但出版的很少，其代表作，一是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二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马克思曾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也曾说：“《国富论》一书不仅是最为成功的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或许除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外迄今出版的最为成功的科学著作。”

《国富论》敲响了重商主义的丧钟，一种全新的经济理论体系，即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从此诞生。斯密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系统提出了劳动分工、交换与货币的理论。《国富论》开篇就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这就揭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源泉：财富的性质并非如重商主义者所强调的那样是金银与货币，而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和便利品；财富的源泉也并非如重商主义者所推崇的那样是土地产出与贸易盈余，而是国民每年所付出的劳动，换言之，劳动构成了国家财富的源泉。斯密关于财富的观点，无疑是“对重商主义财富的观点的一次革命”。

在劳动是财富源泉的基础上，斯密指出分工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社会总财富。斯密指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分工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但分工是如何产生的呢？基于对该问题的思考，斯密提出了交换理论。在斯密看来，“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交易”的倾向，决定了交换的产生。每个人为了得到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就必须生产别人所需要的产品，用以交换自己的必需品，分工由此产生了。斯密进一步提出，“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在这里，斯密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的繁荣与交换及分工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分工已经确立、交换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交换的尺度如何确定？出于对该问题的思考，斯密提出了货币理论。重商主义者将货币看成是唯一的财富，斯密对此进行批驳，认为货币是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指出货币的数量并不能用来衡量一国财富的多寡，因为它只是交易的媒介和价值的尺度，我们“使用各种商品所能换得的货币量，来估计其他商品的价值”。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问题，斯密认为，每个国家的铸币数量，都要受到国内借铸币而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的支配，铸币数量的过多或过少，都会对国家经济造成危害。显然，斯密对于货币本质及其流通量的认识，是对重商主义的彻底颠覆，由此对工业化开始后英国的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阐述了商品的价值理论与资本理论。价值理论是斯密经济学说的基础，也是其精华所在。在斯密看来，价值有两方面涵义：一是“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称为“使用价值”；二是“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称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比关系。在对商品的价值做了明确区分后，斯密认定：“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因为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创造的。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这是斯密对劳动决定价值的经典论述。

在对价值的涵义及其尺度做了分析之后，斯密进一步探讨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在斯密看来，商品的价格分为两种，一是自然价格，即出售这些商品的人实际上所花费的费用，这相当于其本来的价值；二是市场价格，即在市场上出售时高于或低于自然价格的实际价格。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市场上的有效需求，如果市场上商品供应量与有效需求恰好相等，则商品的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就大致相同。由此可见，斯密已清晰地揭示出价值、价格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

斯密还首次提出了资本理论。他写道：资本一旦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其中某些人就利用它去驱使别人劳动，向他们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并从其劳动所得中得到相应的利润。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密已认识到资本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劳动与劳动条件相分离的产物，资本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它以利润的形式为资产者所占有。随后，斯密从劳动分工的视角，分析了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斯密的看法是，分工能提高生产力，而影响分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资本，资本越丰裕，分工就越细密，因此，产业的发展有赖于资本的充分积累。在资本构成方面，斯密将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两大类，这为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如何实现资本积累？斯密认为，资本的增加，不是靠勤劳，而是靠节俭，“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在资本用途方面，斯密特别强调：“一切资本，虽都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但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随用途的不同而极不相同，从而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亦极不相同。”由此斯密列出了资本应优先投入的行业，即农业、制造业、批发商业（国内外贸易）、零售商业；这种序列反映了斯密受重农学派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工业化之初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以工资、利润和地租为核心，提出了财富的阶级分配理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斯密说：“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在斯密看来，工资是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及其价值的一部分，是扣除了利润或地租之后的那部分。关于工资水平，斯密指出，劳动市场价格取决于劳资双方所签订的契约，其最低标准是：“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不过，工资水平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长远来看，对工资水平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有：一、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状况；二、劳资之间就工资问题而展开的斗争；三、资本的增加；四、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上四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一定时期的工资水平。

关于利润，斯密的看法是：“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利润是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超过工资的余额，事实上也就是后来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为此，马克思评述道：“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这一评价非常中肯，因为斯密已认识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生产利润即剩余价值的前提，资本家正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权而获得利润。尽管利润和工资一样来源于劳动创造物，但其支配原则截然不同。斯密指出：利润和工资“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的支配，而且资本的利润同所谓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不成比例。利润完全受所投资本的价值的支配，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

关于地租，斯密指出：劳动者要使用土地，就“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就构成“土地的地租”。显然，斯密也已认识到，地租也和利润一样，是地主对农民或农业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无偿占有。不仅如此，斯密还研究了级差地租问题。在他看来，地租的高低，因土地的肥沃程度以及土地的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斯密依据土地的产出对地租做出新的分类：第一类是经营畜牧业（分为未改良和改良这两类牧场），第二类是经营一般生产物（粮食作物），第三类是经营特殊生产物（经济作物），以上三类地租之间的关系是：前两类土地的地租支配第三类土地的地租，第一类土地地租受第二类土地地租的支配，未改良牧场的地租受已改良牧场地租的支配。斯密的见解，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斯密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说明了，用于生产其他农产品和经营独立畜牧业等等的资本的地租，是怎样由投在主要食物生产上的资本所提供的地租决定的。在斯密以后，这方面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进步。”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他开创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为英国工业化提供了理论指导。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斯密的学说则倡导自由主义。斯密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利己之心在增加个人财富的同时，也相应增加了社会财富，二者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在此基础上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理论，他说：将资本投入产业，“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因此，“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在自然状态下所形成的市场经济秩序，斯密对此极为推崇，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基于此，斯密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在他看来，在自然的制度下，国家职能只限定在三个方面：抵制外来侵略，维护国内治安，兴办公共工程。国家因其性质而“不适宜于行使管理经济的职能”，因此斯密主张一切听其自然，允许资本家自由开展经济活动，实现自由生产、自由竞争、自由经营，因为在哪些产业可以产生最大价值的问题上，资本家“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国家的盲目干预，往往会使经济发展会受到阻碍。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是对重商主义的彻底否定，这可从他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中看出来。斯密认为金银只是交易的媒介，“要一个国家输入或保留多于它所需要的金银，以增加国富，是荒谬的”，这“必然会减少用于衣食住和用于维持人民生计的财富”。针对重商主义所倡导的进口限制政策，斯密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国际分工以及国内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批驳，他指出限制进口不可能真正使国家富裕，而只能有利于具有垄断能力的少数商人。针对重商主义所倡导的出口鼓励政策，斯密认为作用有限，因为它会“给国家收入加上了一个极大的耗费，给人民大众加上了一个极大的赋税，但他们自己的商品，却没因此显著地增加其真实价值”。

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自由贸易的原则。斯密指出：由于商品在各国的生产成本不同，每个国家都不必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一个国家应该出口本国生产效率最高的商品，进口别国生产效率最高的商品，交易的结果是使双方都获益，因此，应该解除国家对贸易的管制，废除关税，停止贸易补贴，倡导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为贸易各方带来产业发展与经济繁荣。

自由贸易理论是斯密学说的核心，对英国、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产生巨大影响。斯密彻底突破了重商主义的束缚，在阐释与商品生产相关的分工理论、价值理论、资本理论及分配理论的过程中，构建起一套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为工业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章　农业领域的变革

18世纪的英国农业仍然占主导地位，“到18世纪末，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依然直接来源于农业，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依然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史称“农业革命”。正如罗斯托（W.W.Rostow）所说：“农业生产的革命性变化成为（英国）成功‘起飞’的基本要素。”

农业革命指的是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向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包括圈地运动及大农场兴起等制度性变革，同时也包括农业生产与技术领域内的各项变革。尽管学界对农业革命的时间点仍然有不同看法，但农业革命自18世纪上半叶开始，以后一直延续大半个世纪，这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

农业革命首先表现为议会圈地及其带来的土地产权变动。一直到18世纪，英国基本上延续了中世纪的土地制度和耕作方法。据格里高利·金（Gregory King）估算：在18世纪初，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可耕地面积，包括森林、果园、花园在内，约为2500万英亩，这些土地上放养着1200万头羊、450万头牛和200万头猪，价值约1500万镑；此外还种植着价值约900万镑的谷物。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未开发或使用率甚低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1/4，其之所以未开垦，主要是因为当时英国人口增长率低，对粮食生产并未构成明显压力。

就土地制度而言，“英国传统的土地关系的特征为封建庄园主的土地所有制与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相结合”。在18世纪，土地大体掌握在两个社会阶层手中：一是贵族、大地主，他们占据了全国土地的多数，靠出租土地收取租金获益；二是中小土地所有者，包括三类人：（1）自由持有农（freeholder），他们拥有土地，土地权受到国王法庭的保护，人身相对自由，只需缴纳少量地租，不承担封建义务。（2）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他们“根据庄园习惯法，依法庭公簿证书而持有土地占有权”，需缴纳与土地占有数量相当的地租；虽然他们被法律史专家称为“占有维兰土地的自由人”，但与自由持有农不同的是，他们不具有土地所有权。（3）契约持有农，即通过与领主签订契约而占有土地，占地多的可能成为农场主，占地少的则是普通小农。

从耕作方式看，英国依然延续中世纪以来的敞田制（open-fields），即一种以粮食种植为主而将作物种植与牲畜喂养结合起来的耕作方式。在敞田制度下，整个村庄的土地依据距离的远近、土地的肥瘦、干湿状况等分为若干条块，每一个有权利得到土地的农户在好坏不同的地块上都得到土地，使土地的分配比较公平；但每一农户的田地都不连在一起，而是与其他农户犬牙交错，各户田地之间也没有分界线；每一个地块都连成一片，耕作时共同劳动，共同收割，收割后又成为公共牧场。土地的使用采用轮作制，以三年轮作较为普遍，即第一年种小麦或黑麦，第二年种大麦、燕麦、大豆和豌豆，第三年休耕、作为牧场。全村所有土地分头轮作，每一个地块大体都按此顺序轮流使用。

除了耕作的土地，18世纪的英国乡村还存在着大量森林、沼泽地、荒地等，这些地通常被称为“公地”。公地从法律上说属于领主，但事实上延续着中世纪的“共有权”。用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话来说，共有权就是“一个人或若干人得以使用或取得另一些人的土地产品的某些部分的权利；换言之，共有权是一个人在他人的土地上享有放养牲畜、捕鱼、挖泥煤、砍伐树木之类的权利”。公地的存在对乡村穷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无土地者可以在公地上放猪养牛，维持生活；少土地者也可在公地上拾柴火、摘野果，获取辅助收入。

这种制度对发展农业生产有阻碍作用，因为它要求全村的土地种植相同的植物，共同使用，因此为引进新品种设置了障碍；农户土地分散，虽然保持了相对的公正，却不利于土地改良和技术进步，因为任何单个的农民都没有办法从事这些工作，也不愿意投资；此外，没有人愿意投入比邻人更多的精力和劳动，因此就阻碍了劳动效率的提高。休耕和公共放牧的习俗，使人们不尝试畜牧方法的改变；轮作制也不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率。18世纪中叶，由于人口增长、粮食需求增加，敞田制受到挑战，圈地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大规模兴起的。

18世纪的特点是议会圈地。前此，早在15世纪，圈地就开始了，但基本上属于协议圈地，即有土地使用权的人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来圈占森林、沼泽等公地，或圈围农田，实行农场式经营。这时的圈地进程比较缓慢，被圈围的范围不算大。有资料显示，1455-1607年间，英格兰被圈占的土地大约有50万英亩，还不到可耕地面积的3%,因此，“庄园制下的荒地或公地依然是英国乡村的通常特征”。历代王朝对圈地一般持反对态度，因为圈地会减少朝廷收入，并且引起社会不稳定。

“光荣革命”后，议会控制国家主权，而土地贵族又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大土地所有者开始呼吁政府和议会支持圈地，议会的态度遂从此前的限制圈地转为支持圈地，开始以立法形式对私人提出的圈地申请予以批准，将圈地变成了国家行为。这样，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开始了，议会圈地的时代也随之而来。

起先，议会圈地的速度并不快，以每十年通过的圈地法案为例，18世纪头十年仅为1项，第二个十年为8项，第三个十年为33项，第四个十年为35项，第五个十年为38项。在这半个世纪中，议会总共通过的圈地法案只有100多项。此后，在贵族、大地主的推动下圈地法案迅速增长：18世纪50年代为156项，60年代为424项，70年代为642项，80年代为287项，90年代为506项，19世纪前十年达到了空前的906项。下图更是清晰地反映出18世纪圈地法案的增长态势。

按钱伯斯（J.D.Chambers）和明格（G.E.Mingay）的说法，18世纪中叶以后约一个世纪时间内，议会通过的4000多项圈地法案中，约3/4是在18世纪60-70年代以及世纪之交的20余年间颁布的。

关于18世纪议会圈地的面积问题，沃迪尔（J.R.Wordie）的估算是，1700年，英格兰29%的耕地属于敞田或公地，经过18、19世纪的议会圈地，到191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根据斯拉特·吉尔伯特（Slater Gilbert）的研究，1727-1760年圈地面积不到7.5万英亩，1761-1792年飙升至47.8万英亩，1793-1815年竟超过100万英亩；此后回落，1816-1845年约20万英亩。

1719-1835年间英格兰及威尔士圈地法案数量

议会圈地的流程大致如下：大土地所有者在向议会提交圈地申请之前，往往先召集本地区全体土地所有者开会，以达成同意圈地的协议。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只需要得到占土地总面积4/5以上的所有者的认可，协议就算有效。这就使小土地所有者，如公簿持有农、短期租约农等几乎没有发言权。协议达成后会被张贴在教堂门口公示，不过这只是形式而已。之后，就可向议会提交了，议会一般不会拒绝，讨论后便立案成法。随后，议会将任命一个圈地委员会，由当地的大土地所有者、什一税所有人、各类农户代表组成，负责土地的重新分配。这一过程往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其中包括土地的丈量、重新划分、估价、赔偿、筑篱笆、排沼泽、挖沟渠、建农场等。

以前曾认为圈地过程中充满暴力和掠夺，但后来的研究表明，圈地后会对小农做出某些补偿，以弥补他们的损失。但圈地对小农造成的损害依然是巨大的。首先，圈地的费用很高，据农业协会估算，18世纪下半叶，议会圈地费用大约为每英亩28先令。在诺丁汉郡，1760-1799年间，圈地面积为4498英亩，总费用为12528镑，平均每英亩圈地成本为2.79镑。这笔费用对小农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往往使他们陷入窘境。其次，土地圈围后，大土地所有者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对圈围的土地进行改良，引进新作物品种、使用新工具和新技术，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小农无力进行这些改良，被逐渐驱逐出市场，慢慢地破产了，最后被迫将土地出售，从而沦为农业工人或城镇劳工。此外，圈地也侵害了小农依据习俗所拥有的权益，公地、森林、牧场、沼泽等被圈占了，小农的放牧权、砍伐柴火权等等全都丧失了，因此，“圈地成了打击小农户的一场大灾变，使他们失去部分维生的手段”。

议会圈地造成土地产权的大转变，使土地高度集中于贵族等大土地所有者手中。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拥有数千英亩及以上土地的大土地所有者——主要是贵族，其占有土地面积的比例，从15%-20%上升为20%-25%;乡绅拥有的土地一般在三四百英亩至一两千英亩，其所拥有的土地所占比例相对稳定，保持在50%左右；自由持有农拥有的土地一般不超过三四百英亩，他们占有的土地比例从1/3骤降至1/5.这表明，圈地运动使此前所有权相对分散的土地，集中于大地主手中。土地圈围后出现了诸多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场，农场规模在18世纪呈扩大趋势。有材料表明，1714-1832年间斯塔福德郡和希罗普郡的勒文森古威地产上，农场平均规模从20英亩上升为83-147英亩；在拉克斯教区，100英亩以上的农场在1635年只占32%,1736年为44%,1789年为51%,到1820年达到了60%。大农场建立后，贵族地主及农场主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实施农业改良，大大提高了土地使用率，从而增加了土地产出。阿瑟·扬（Arthur Young）认为：“与小土地占有者相比，拥有更多财富的大农场主，能够在其地产上从事更大的农业改良。……他也能够饲养品种更为优良的牲畜，使用更好的农具。他购买更多的肥料，接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艾顿勋爵（Lord Ashton）也指出：“引人注目的是，几乎所有有据可查的农业技术进步都是在已圈围的土地或正在圈围的土地上获得的。”农场化经营大大提高了农业产出：1700-1760年，英国农业产出每十年的增长率约6%,1760-1800年约5%;1800-1831年则达到12%。马克·欧弗顿（Mark Overton）也发现，英国农业产出的增长与议会圈地高潮大致同时出现。可见，大规模的圈地也大幅度地提高了英国的农业生产水平。

农业领域内的变革不仅表现为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同时也表现为土地经营方式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大土地所有者为了提高土地收益、增加他们的财富，推行了一系列农业改良，而贵族在其中起引领作用。1772年，设菲尔德勋爵（Lord Sheffield）在苏塞克斯的刘易斯（Lewes）成立“农业、制造业及工业促进协会”（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griculture,Manufacture and Industry），对从事农业改良的人给予补贴和奖励。1730年，辉格党政治家汤森德勋爵退出政坛回到诺福克郡，此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农业改良，在推广四茬轮作制、芜青种植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农业史专家厄恩利勋爵（Lord Ernle）因此写道：“由于汤森德热心宣传种植芜青，提倡农业改良，人们给他取了‘芜青汤森德’的绰号。"18世纪中叶以后有更多贵族加入到农业革命中，其中包括莱斯特伯爵、贝德福德公爵、阿索普勋爵（Lord Althorp）、诺福克的托马斯·科克（Thomas Coke）等；连国王乔治三世都在温莎开辟了模范农场，饲养了一群美利奴绵羊，并不断尝试畜牧繁殖实验。社会上层人士推动的农业改革，在全社会起到一种表率作用。

四茬轮作制在18世纪广为推行。在敞田时期的三年轮作制度下，第三年要让土地休耕，以恢复土壤肥力。大约从16世纪后期开始，英格兰东南部一些农场开始探索利用休耕地的方法，即种植三叶草、驴喜豆、紫苜蓿等豆科作物，或种植芜青。17世纪末期，以诺福克郡为中心，一种较为成熟的四茬轮作制逐渐成形：第一年种植小麦，第二年种植芜青，第三年种植大麦，第四年种植三叶草和黑麦等饲料作物。新的轮作制不仅避免了土地的休耕，同时也解决了土壤肥力积蓄及冬春季的牧草问题。厄恩利等历史学家曾一度认为四茬轮作制是汤森德勋爵在18世纪发明的，但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在1787年就说过：诺福克东北部的农场，“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相对稳定地采取下列轮作制：小麦、大麦、芜青、驴喜豆、三叶草”。这表明诺福克轮作制并非始于18世纪，只是到18世纪中叶以后，在贵族改良家的大力倡导下，四茬轮作制被迅速推广。

引进新品种是18世纪农业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英国传统农作物品种有限，以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等谷物以及豌豆、菜豆等豆类作物为主。从16世纪开始，甜菜、马铃薯、油菜、萝卜、甘蓝、苜蓿等作物陆续引入英国，但受到敞田制的限制，推广较为缓慢。作为块根作物的代表，马铃薯在16世纪末从美洲引入，它不仅增加了猪的饲养量，而且部分取代谷物成为人们的主食。大约在17世纪中后叶，芜青开始在英格兰东南部各郡种植。1720年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游历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时写道：“英格兰这个地区是最先种植芜青的一个地方，由于芜青种植，土壤的肥力增强了，农民收益也增加了。”诺福克、萨福克是引进新作物较早的两个郡，有人估算，1587-1596年间两郡种植块根作物的农场只占总数的0.8%,17世纪80年代上升到10%,18世纪20年代上升到50%。

除块根作物外，豆类作物也广泛引入英国，最为典型的是三叶草。三叶草等豆类作物能使土壤含氮量增加60%,这就为来年种植谷物提供了更肥沃的土壤，有利于增加谷物收成。从英格兰南部各郡三叶草种植面积占可耕地面积的比例来看，18世纪初为14%,19世纪初为25%,19世纪30年代则超过30%。总之，无论是马铃薯、芜青等块根作物，还是三叶草等豆类作物，这些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不仅解决了传统的土地抛荒问题，增强了土地肥力，而且化解了冬春季节牲畜饲料短缺的问题，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

农具的改进、发明和推广也是农业革命的重要内容。一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农民仍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传统农具进行耕作。18世纪中叶农场制兴起，由于土地的使用相对固定，一些农场主开始推广与使用新农具，农业机械化也因工业化的兴起而缓缓拉开帷幕。1730年前后，荷兰的罗德哈姆铁犁（Rotherham plough）传入英格兰，被东部和北部的农场主广为使用。1780年左右，伊普斯维奇公司（Ipswich Firm）的创立者罗伯特·兰塞姆（Robert Ransome）对罗德哈姆铁犁加以改进，发明了一种由铸铁做成、犁头更硬且犁口可自磨的新铁犁。到1808年，配件易于更换的标准化铁犁开始投入使用，铁犁全面取代木犁的进程由此加速。1731年，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发明了代替人力撒播的马拉播种机，由于这种机械主要适用于易于耕种、排水良好的土地，因此直到18世纪80年代后才逐步推广。塔尔还模仿马拉犁而发明了马拉锄，但由于马匹喂养比较昂贵，所以18世纪用公牛锄地的情况仍较为多见。1786年，安德鲁·迈克尔（Andrew Mikle）发明了脱粒机，这种机器可使用蒸汽、水力、马力或人力作为动力，后来人们把它和扬谷机配合在一起使用，将脱粒与扬谷同时进行，大大节省了时间和劳动力。但由于价格昂贵，脱粒机的广泛使用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事。不过，在18世纪末，一些帮工带着脱粒机走南闯北，一家一户地招揽农活，以日计酬，出租其技术和脱粒机，这种做法广受欢迎，一般的小农也有能力雇佣他们。

但新型农具的推广及农业机械化进程极为缓慢，直到19世纪50年代，在布莱顿附近，农民仍用木犁耕地、用手工来收割谷物。新型农具倾向于剥夺小农的就业机会，这也是它推广缓慢的原因之一。有学者指出：“脱粒机在英格兰南部的推广使用，剥夺了许多劳工的就业机会，由此成为1830年暴动的因素之一。”另外，英国人天性保守、农场规模较小、耕作条件差异大、农业劳动力廉价，这些都是农业机械化进展缓慢的原因。

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随着块根作物及豆类作物的引进及推广，长期困扰农场主的牲畜饲料问题迎刃而解，这促使一些农场主把注意力从牲畜的育肥转移到培育良种上，由此而推动了畜牧品种的改良和推广。从1745年起，莱斯特郡的罗伯特·贝克韦尔（Robert Bakewell）开始进行培养绵羊良种的实验。通过人工选择法，在数年之后，贝克韦尔终于培育出良种绵羊，被命名为“莱斯特绵羊”。这种无角绵羊具有生长快、体格壮、产肉多、产毛多而消耗饲料少等特点，在当地及附近各郡农场迅速推广。贝克韦尔在培育良种绵羊方面的实践，为英国长毛羊的品种改良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除贝克韦尔之外，不少同时代人在改良畜种方面做出了努力。在绵羊育种方面，考文垂的韦布斯特·坎利成功地改良了兰开斯特长角羊；苏塞克斯的约翰·埃尔曼（John Ellman）培育出一种适合于坡地牧场的短毛羊，毛和肉的产量都较高，在诺福克等郡推广迅速。达林顿的科林兄弟（Colings brothers）对于“新长角”奶牛进行改良，成功培育出产肉和产奶量都很高的短角奶牛，并迅速占领市场。科林兄弟所培育的优质公牛和母牛，尽管售价高达1000几尼和500几尼，但农场主仍愿意高价购买。

早在1884年，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nold Toynbee）就曾指出：现代世界是以英国近代的两场革命开始的，其一是众所周知的工业革命，其二是农业革命。对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关联，学界已做过一些探讨，在此基础上，我们从粮食、原料、资本、市场这四个方面来讨论农业革命对工业革命及社会转型所起的作用。

农业革命最为直观的后果是增加了农作物、尤其是粮食的产量，缓解了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问题，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基本保障。

菲利斯·迪恩（Phyllis Deane）和科尔（W.A.Cole）对于18世纪英国的人口数量及谷物产量做了估算，参看下表：

18世纪英格兰及威尔士人口及谷物产量表

从上表数据可测算出，18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口增长幅度不大，涨幅仅为5.39%;而谷物产量增幅达到11.5%,约相当于人口涨幅的一倍。这样，在18世纪前半叶人口缓慢增长的情况下，谷物产量的增加不仅保证了粮食的充足供应，同时还可以有少量出口。英国始终保持谷物出口国地位，这给国家带来了外汇收入，有利于工业化之初的资本积累。

进入18世纪后半叶，情况开始发生转变。此间，英国人口数量激增，50年间涨幅达到46.97%。谷物产量在这50年间也有了增长，但涨幅只有28.14%。可见，英国人口增速已大大超过谷物产量的增速，由此造成国内谷物供应紧张，英国也由一个谷物出口国逐渐变成了谷物进口国。1750年，英国还出口谷物100.6万夸特，1760年骤减到48.5万夸特；此后，英国停止谷物出口：1770年进口谷物25万夸特，1780年为23.8万夸特，1790年为67.2万夸特，1800年为131.3万夸特，英国开始转变为谷物进口国。

不过，尽管18世纪后半叶英国完成了从谷物出口国向进口国的转变，但英国粮食自给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例如，1770年，英国谷物产量为1561.7万夸特，进口谷物仅为25万夸特，粮食自给率达98.4%;1800年英国谷物产量为1899.1万夸特，进口谷物为131.3万夸特，粮食自给率也达到93.5%。谷物的基本自给保证了人口稳定增长，从而为工业化提供了足够劳动力。正如农业史专家琼斯（E.L.Jones）所说：“很显然，如果没有食物供应的增加，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人口持续增长便不可能实现。”

除了保障工业革命时期的粮食供应以外，农业部门还为工业化提供生产原料。在整个18世纪，农业通过向工业部门提供羊毛、皮革、兽脂等原料而与工业建立起密切联系，这些原料与农业革命中畜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此处不妨以养羊业为例：根据格里高利·金的估算，17世纪末英国绵羊总数为1100万头，1741年增长到1660万头，19世纪初增长到2600万头。羊毛是毛纺织业的主要原料，绵羊数量的增长带来了羊毛产量的增长：1695年英国的羊毛产量为4000万吨，1741年增长到5700万吨，1805年达到了9400万吨。充足的原料供应促进了毛纺织业的发展，推动着毛织品出口的增长。以1709年价格计算，1699-1701年间英国毛织品年均出口价值为250万镑，1738-1742年增长到350万镑，增幅达到40%以上；与此同时，羊毛进口量则从700万镑下降到200万镑，直到1760年工业革命爆发前羊毛的进口量一直呈下降态势。但是，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随着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发展，国内羊毛已供不应求，羊毛进口转而上升，到19世纪初达到800万镑。由此可见，养羊业的发展为毛纺织业提供了必需的原料，从而成为工业化的一个因素。

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其方式之一是地主、贵族对交通运输以及工矿企业的投资。18世纪，运河的开凿吸引大量资本，沃德（J.R.Ward）对18世纪50家运河投资公司的资本来源做研究后发现，在总投资的约500万镑中，来自土地利益阶层[贵族、乡绅、约曼农（yeomanry）、牧场主、租佃农场主等]的资本达到24.3%。钱伯斯和明格的研究表明，1758-1802年间，各运河公司筹集的1300万镑资本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大地产者，这些人抱着促进地方发展而非投机的目标来投资。在18世纪，地主贵族在经营或出租地产的同时，开发矿山、创办工厂的情况并不少见。1739年，诺丁汉郡至少有4个大地主在开采煤矿；在沃尔河畔的17个煤矿中，有11个属于大地产者。18世纪60年代，地主艾施伯恩勋爵将他在苏塞克斯郡一块地产上的冶铁场出租出去，在威尔士的一块地产上办起了铅矿，在铅矿附近又办起了纺纱厂。贵族地主对于交通运输业及工矿企业的投资，部分解决了工业化的资本问题，对推动工业革命做出了贡献。

18世纪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齐头并进的时代，而农业的发展无疑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琼斯认为：在18世纪的英国，“农业在国内市场的扩张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不妨以农具的改进为例：铁犁、收割机、脱粒机等机械的发明对冶铁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比如铁犁，17世纪末人们用铸铁替代木材制造耕犁，但还只是在犁铧部分用铁；到18世纪，铁犁不断得到改进，用铁的部分也越来越多，到19世纪中叶犁的所有部分均由铁制造。铁犁的改进促使专业制犁厂的出现，1783年英格兰建立第一家制犁厂，到18世纪末铁犁已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1840年兰萨姆工厂能生产86种不同类型的铁犁来满足市场的需要。而铁犁的批量生产又刺激了铁的需求量，据估算，18世纪农业部门对铁的需求占总需求的30%-50%。铁的需求又刺激了冶铁业，从而推动了冶铁业中的技术革新。

农业革命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由此提高了对工业品的购买力。A.H.约翰（A.H.John）的研究表明，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农村，粮食在农民的消费中占主要地位；后来，由于农业产量的增加及粮食价格的下降，农民花在粮食上的钱少了，收入盈余增加了，因此就开始购买工业品，扩大了国内的工业品市场。这种情况“促使制造商不断地发明创造，以使商品价格更加低廉，于是时尚也不再成为富人的特权”。进入18世纪中叶后，由于战争及歉收等致使粮食价格持续攀升，这虽然降低了社会下层对工业品的需求，但国内工业品消费并未出现萎缩局面，其原因是，18世纪中叶以后农村中兴起了一个庞大的中等阶级消费群体，他们的存在促使对工业品的需求持续上升，而粮价波动对他们来说并未造成多大影响。

18世纪的农业革命不仅使农业本身越来越市场化，而且使农业部门及农业人口对工业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指出：“估量农业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忘记，英国农村很早就与岛国的民族市场结为一体了。英国农村被纳入到市场网络之中。直到19世纪初为止，它成功地养活城市与工业居民点……英国农村形成国内市场的主体，而国内市场是正在起步的英国工业首先与天然的销售场所。”

综上所述，18世纪的英国农业通过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原料、资本和市场等，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互动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对此琼斯教授曾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农业变革，没有农业产出的增长，工业化与经济发展便不可能实现。”

第三章　工业革命的兴起

工业文明起步于英国，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一般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率先起步，与“光荣革命”后相对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岛国的独特地理位置、殖民扩张带来的资本积累、庞大的海外市场、圈地运动等因素有直接关系。但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制造业”，因此在讨论英国工业革命时，首先要了解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制造业”。

大约在17世纪或者更早，英国进入“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时期，这个术语是美国学者富兰克林·孟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在1972年首次使用的。在孟德尔斯看来，“原工业化”是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是先于现代工业的“前工业化时代的工业”，它为工业化做好了铺垫。“原工业化”的实质是商业资本控制手工业生产，生产本身是小规模的、分散的，但它服从市场的需要，经常在商业资本的组织下为大规模的海外市场服务。

大工业出现之前，所谓“工业”包含这样一些部门：纺织业（以毛纺织业为主，此外还有丝织业、编织业等）；工具、器具制造业（刀具、家具、器皿、制陶、车辆、首饰等行业）；初级产品加工业（酿酒、舂米、食品加工等）；其他部门，如采矿、冶金、建筑、造船、修理业等。其中毛纺织业是英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也是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所有这些“工业”都是依靠人力或畜力来运作的，此外还可能利用风力、水力等非生物动力。

就生产组织形式而言，原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是作坊，一直到18世纪，英国仍有不少行业流行作坊制，其中包括木器、铁器、成衣、靴鞋、制帽、皮革等。作坊的规模依据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少则两三人，多则十余人。作坊由师傅、学徒、帮工三种人组成，师傅既是生产者，也是主人和经营者。师傅与帮工、学徒同吃同住，亲如一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劳资关系。

作坊劳动一般没有严格的分工。在通常情况下，作坊里的每个劳动者都会把每件产品从头到尾做一遍，对自己的产品负责。比如在制帽作坊里面，一顶帽子的生产，包括编织、定型等工序全部由一人完成，而不会有他人参与。只有在某些特殊行业，当一个人无法完成全部工序时，才会实行简单分工。比如在铁器业，铁制品的生产需要经过多道工序，需要打铁、执砧等多种工匠的合作。作坊劳动一般要求较高的手工技巧，手艺的传播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来完成的。学习技艺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所以一个手工业劳动者要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摸索，一般是七年的学徒期，才能学会某一种谋生的手段。进入17、18世纪，由于劳动力更自由地流动，行会渐趋消失，作坊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在不少行业，由于技术的发展以及分工的进一步加强，由师傅带领的作坊有的走向解体，有的向工场制转变；到19世纪上半叶，作坊这种形式在英国近乎消失。

手工工场或大型工作场地是原工业化时代的另一种生产组织形式，这些行业生产规模较大，需要进行多人之间的分工合作，正如有学者所说：“当生产过程需要专有的知识和技术能力时，企业家便有可能将生产的各个不同环节集中在一个屋檐下来进行。”工场制在采矿、冶金、造船、建筑等大型生产行业盛行，比如苏塞克斯的炼铁业较为发达，因此“若干大家族，如霍华德、内维尔、佩西、阿什伯纳姆等家族，在苏塞克斯郡都有炼铁厂”。笛福在环游英国时，还特别提到该郡的“许多大炼铁厂”，人们“在那里制造锅釜、壁炉里的铁板以及大炮等器材”。煤炭业也是一种需要许多人参与的集中生产行业，煤矿开发需要不同工种的互相配合，比如采煤、运煤等，因此工场制生产成为必然。比如在英格兰东北的威克姆（Whickham）庄园，从15世纪起就开采煤炭，到18世纪初其采煤量已达到顶峰。1716年这里一共建有48个矿井，煤炭产量超过6.6万吨，从业人数在当地各行业中位居第一。

尽管如此，即便在16-18世纪中叶手工工场集中发展的时期，手工工场仍未发展成主要的工业生产组织形式，其原因是：建立工场需要较大的投资，有这种能力的一般是大地主、贵族，而他们一般在与土地有关联的炼铁、煤炭等行业投资；相反，“在毛纺织业中——旧英国最重要的工业中，真正的手工工场的存在，即处在资本家实际管理下的大作坊的存在，直到18世纪仍然是十分例外的”。正因为如此，如弗里德里希·吕特格所说：“手工工场虽然经常被人提到，它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比人们设想的要小。”

但工场制生产中资本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表现在工场主提供场地、设备和原料，雇佣工人进行生产，自己不参加劳动；工人则以出卖劳动为生，成为纯粹的工资劳动者，雇主与劳工在生产中分离并且对立。

原工业化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家庭工业制，它表现为一家老小协同劳动，全家动手、分工合作完成一项工作。家庭工业制主要在农村地区盛行，并集中在纺织、编织等相关行业，其中尤以毛纺织业最典型。按英国学者的说法，“起初，产品只在当地市场销售，生产也主要由家庭作坊来组织。但当农村制造业开始商品化以后，农村劳动力便被那些提供原料并将产品卖到远方市场的商人所雇佣。在1500年以前，这种形式的生产在东昂格里亚和西英格兰的毛纺织业中已存在，1500年后才扩张到其他工业部门，如冶铁和手套行业中。”

家庭工业制的兴起造成了16-18世纪英国乡村工业的勃兴，有学者指出：“直至1800年，大多数从事制造业的手工业者是在自己家里，在家人之间劳动的。……在从事家庭工业的地区，几乎每座房子都有手工纺纱杆，生产单线的手纺车以及随后而来的骡机和珍妮纺纱机，组成了家具的一部分，而各个小屋子里都回响着手纺机的咔嗒声。”丹尼尔·笛福在18世纪上半叶巡游英国时，也见证了各地乡村毛纺织业的发展状况。据笛福估计，仅诺里奇就雇佣了12万人来纺纱线，由此可见纺织业的发展盛况。到18世纪后半叶，由于水力机械和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工厂制的建立，家庭工业制渐呈衰势；到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消失了。

家庭工业制最典型地体现出商业资本对生产领域的渗透，也反映出原工业化时期的重商主义本质。经济史学家里奇说：“为了购买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原料并出售自己的产成品，手工业者需要一个广阔的市场。这样，他将离不开商人的服务，因为商人控制着进行商品交换的庞大的市场体系。商人们提供了粗纺羊毛、棉花、丝绸和金属，另一方面又将成品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销售。”由于商人“有资本、商业联系和专业知识，能和市场条件相协调”，因此成为家庭工业制的实际操控者。在家庭工业制生产制度下，商人根据市场需求确定生产项目，根据项目购买原料，将原料分发给散布在乡村的手工劳动者，这些人一般以家庭为单位，将自己的住所作为工作间，依靠自己的机具（也可以租借机具）进行生产，当生产完成后将产品交给商人，商人给生产者支付相应的报酬。由此可见，尽管在家庭工业制中劳动者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性，他们在工作时间、劳动投入等方面都可以自行安排，但事实上商人控制了生产和流通的各个环节，是事实上的资本家，劳动者只因为劳动而获得工资，依赖商业资本维持生存。

原工业化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即“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本，培养第一代企业家和熟练劳动力，开发了国内市场以及促进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发展等”。具体来看，在原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雇佣关系建立起来，商人和工场主是资本家，劳动者是受雇佣者，这成为后来工业革命中的劳资关系模式。原工业化时期的技术积累也为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变革提供了先导。例如在16世纪，铁匠就已认识到用煤炭来熔铁更方便，后来更发明了焦炭炼铁法，在工业革命中广为运用。原工业化还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正如有学者所说：“原工业化与地方市场、地区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组成的市场网络有密切的联系，它不仅以这样的市场网络及其产生的需求为其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且反过来保证了这个市场网络的存在，这无疑为工业化准备了市场条件。”原工业化提供的市场网络是所有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正是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将英国从重商主义推进到工业化。

在原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从18世纪下半叶起，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

工业革命首先表现为生产工具的改进，纺织业是最早进行技术变革的。到18世纪，由于殖民扩张及海外市场的开拓，英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由此刺激了生产领域。“需求是发明之母”，持续的市场需求推动着新技术的诞生。1733年，织工出身的约翰·凯伊（John Kay）发明飞梭，使织梭可以自动来回工作，不必用手工抛掷，由此大大加快了织布速度。飞梭的出现造成纺纱工序严重滞后，由此促成纺纱领域的技术变革。1738年，路易斯·保尔（Lewis Paul）发明一种装置，用纺纱滚轴来代替手工抽线，并将滚轴技术与纺机的纱锭结合起来，用水力来驱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纺纱速度。1764年，木匠出身的詹姆士·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一种多锭纺纱机，以其女儿的名字命名——“珍妮机”。这种机器可安装多达8个纱锭，一名纺工可同时纺出8支棉纱。经多次改良后，1784年，多锭纺纱机可以带动80个纱锭，而到18世纪末，大型的“珍妮机”甚至可以安装100-120个纱锭。多锭纺纱机推广速度很快，但其使用人力作为动力，局限性很明显。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水力纺纱机，这种机器利用水力纺纱，纺出的纱线结实耐用，使完全以棉为原料的布匹生产成为可能。1779年，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结合多锭纺纱机与水力纺纱机的优点，发明走锭精纺机，又名“骡机”，意指它是一种混合的产物。“骡机”可同时带动上百个纱锭，不仅使纺纱量大大增加，而且纺出的纱柔软、精细而又结实，因而备受欢迎。纺纱技术的进步改变了纺与织之间的关系，织布技术又大大落后。1785年，埃德蒙·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发明自动织布机，这种机器可使用马匹、水力或蒸汽机作为动力，大大提升了织布的速度。自动织布机的工作效率是手织机的40倍，很快得到普及推广，使纺与织之间的有效平衡终于建立起来。

“从棉纺工业中发出的那种决定性的刺激，在不几年内就普及到整个纺织工业。”传统的毛纺业也逐渐走上了由新技术引发的机械化道路，珍妮机和精纺机逐步得以推广，使用机器的毛纺织厂也逐渐增多。以后，毛纺织业也尝试使用自动织布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棉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支柱产业，以下数据可以看出该行业的迅速发展状况。据统计，1760年，英国原棉进口量为340万磅，1772-1774年平均进口420万磅，1781-1783年平均进口870万磅，1784-1786年平均进口1610万磅，1787-1789年平均进口2470万磅，1795-1797年平均进口2650万磅，1798-1800年平均进口4180万磅，1801-1803年平均进口5430万磅，1811-1813年平均进口6500万磅。原棉进口量是英国棉纺织业发展的晴雨表。大量的原棉从北美、印度等地输入英国，在英国纺成纱、织成布以后，再推向海外市场，由此给国家带来大量外汇收入。据统计，1770年，棉纺织业的出口创汇还不到国民总收入的0.5%,1802年已猛增到4%-5%,1812年甚至高达7%-8%。

尽管工具改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动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使用水力作为驱动是一个进步，但水力具有地理分布上的局限性和季节上的易变性。因此，寻找一种不受地理和季节限制的新型动力成为技术变革的迫切要求，蒸汽机的发明解决了这一难题。

在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之前，英国已有人关注蒸汽动力并制造出相关机械。1698年，托马斯·萨弗里（Thomas Savery）为解决矿井排水问题发明了蒸汽泵，用气压来吸水，并用蒸汽张力把水压出去。但这种泵只能将水提升100英尺左右，而且由于气压无法调控而存在爆炸的危险，因此“似乎没有产生人们所期望的那种效用”。1705年，托马斯·纽康门（Thomas Newcomen）对萨弗里的蒸汽机进行了改造，制造出一种新式蒸汽机，这种机器依靠蒸汽冷凝产生的筒身内部真空所形成的大气压力来运转，从而克服了蒸汽抽水机易爆的危险，但耗煤量比较大。18世纪上半叶，纽康门蒸汽机很快普及开来。即便在1769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后，由于价格低廉，纽康门蒸汽机在煤矿中仍广为使用。

18世纪60年代中期，格拉斯哥的修理工詹姆士·瓦特开始了蒸汽机的改良与发明工作。经过多年的潜心试验，于1769年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并获得专利权。这种机器的冷凝器与汽缸分离开来，同时使用蒸汽的压力作为动力，以驱动机器的运转。单动式蒸汽机的发明，“实现了变蒸汽动力为机械动力的第一步”。从1773年起，在工厂主马修·波尔顿（Mathew Boulton）的资助下，瓦特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又于1782年发明了复动式蒸汽机。这种蒸汽机把活塞紧紧地装在汽缸里，并装有联动装置，蒸汽依次由一个气缸进入另一个气缸，活塞的上下运动通过传动机变成了圆周运动，将它与纺纱机、织布机连接以后，可用来驱动机器的运转。复动式蒸汽机具有安全可靠、耗煤量低等优点，它克服了水力动力的不足，可以用在任何地方，对工厂制的普及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蒸汽机还“摧毁了乡村工业的优势，使人口有可能向工业城镇逐渐聚集”。

蒸汽机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它彻底改变了英国社会。由于蒸汽动力的使用不受地理和季节的限制，因此蒸汽机的推广非常迅速。继纺织业之后，冶金、煤炭、造船等行业也纷纷引入蒸汽机。1783年，全国有66台蒸汽机投入使用，其中2/3用于铸造业和采矿业。1795年，英国的煤炭、运河、棉纺、酿酒业四个行业中，一共安装了约150台瓦特蒸汽机。至1826年，英国共拥有1500台蒸汽机，蒸汽时代的序幕开启了。在这个时代，人类用一种人造的动力来驱动机器，再用机器来生产其他产品，这意味着人力的彻底解放，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工业革命时期，在冶铁、煤炭等行业也出现一系列技术革新。冶铁业在工业化之前就是英国的重要工业，此时它使用木炭做燃料。但由于森林资源日渐短缺，技术条件有限，冶铁业的发展较为缓慢，直到18世纪20年代，英国生铁产量每年只有2万——2.5万吨，其绝大部分用来生产铸铁产品，而熟铁和钢主要依赖从瑞典进口的条铁。从17世纪起人们就在不断尝试用煤炭作炼铁燃料。1709年，亚拉伯罕·达比（Abraham Darby）在科尔布鲁克戴尔（Coalbrookdale）铁厂试用焦炭炼铁，并获得成功。不过，早期焦炭冶铁法炼出的铁含硫黄等杂质太多，质地也很脆，不能大规模使用。1735年，达比之子改进了焦炭冶铁法，在冶铁时加大鼓风机的风力，以提高熔炉温度，同时将生石灰等催化剂与铁矿石相混合，避免金属在融化时变质。焦炭冶铁法的发明和改进是冶金行业的一次重大革命，但由于焦炭冶铁的成本较高，因此推广速度很缓慢，直到176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17座焦炭炉，而苏格兰则根本没有。当时，冶铁中心希罗普郡（Shropshire）和中西部各郡的铁厂仍大量使用木炭作燃料，木炭炉在全国居于主导地位。

18世纪60年代后，随着鼓风机的改进及生铁需求量的增长，焦炭冶铁法加快了传播速度。1761年以后约翰·斯米顿（John Smeaton）发明了带有汽筒的鼓风机，大大提高了炼铁的效率及产量，此前每星期只能生产10或12吨生铁的高炉，现在增长到40多吨。1775年，在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的炼铁厂中，首次引入了瓦特蒸汽机，这样铁厂的选址不再受制于森林及水力资源的限制，而可以设在煤矿和铁矿资源丰富的地方，冶铁业开始获得现代工业的规模效益。蒸汽鼓风机加上稍后发明的搅拌法，使焦炭冶铁法的优势进一步彰显。1774年，英国只有31座焦炭炉，1788年增长到53座，1790年增长到81座，而当年的木炭炉则降为25座。到1806年，焦炭炉增长到162座，木炭炉减少到11座，焦炭冶铁法已在全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冶铁行业的技术变革推动了产量的增长：1720年，英国生铁产量约为2.5万吨，1788年增长到68300吨，1796年为125080吨，1806年为243851吨。由此可见，18世纪80年代以后的约20年时间里，英国生铁产量几乎翻了两番，增幅非常惊人。

生铁冶炼的技术革新也促进了熟铁和炼钢技术的变革。1750年左右，林肯郡的钟表制造商本杰明·亨茨曼（Benjamin Huntsman）发明熔炉精炼优质钢的方法，即在炼钢过程中，“把供反应之用的小量木炭和碎玻璃屑放在密封的耐火泥坩埚里，用非常高的热度来熔化它”，从而获得了坩埚钢。1784年，亨利·科特（Henry Cort）发明了新的炼钢法，即在生铁熔化成半流体状态时加以搅拌，以除掉其中的碳元素，由此炼出熟铁；然后再用碾压机将熟铁碾压成钢。科特的发明不仅使钢的纯度大大增加，而且提高了炼钢的效率，促成英国由钢铁进口国向出口国转变。参看下表：

英国钢铁的进口与出口量，1700-1799年

单位：万吨

从上表可知，在整个18世纪，英国生铁进口量呈现逐年增加态势，从1700年的约1.6万吨增加到1799年的5.3万吨。大量的生铁进口，不仅满足了国内工业生产的日常需要；而且，随着炼钢技术的成熟，英国将生铁加工成熟铁或者钢以后大量出口：1750年，英国熟铁或钢出口还不到1万吨，到1799年则达到了2.72万吨。这表明：到18世纪末，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钢铁出口国。

煤炭业也经历了突飞猛进的过程。18世纪之前，在冶金业、金属加工业、酿造业、砖窑业等行业中，使用煤作为燃料已十分普遍，在家庭中的应用也较为常见。不过，尽管在技术上已经解决了排水和运送问题，但煤炭行业远未达到机械化程度。"18世纪煤炭主要采掘中心在中部及北方，在泰恩河谷和威尔，那里仍采用艰难的人力劳动，以后也采用一些畜力和机械。……马匹在地下得到广泛使用。”从18世纪中叶开始，由于蒸汽机的使用、焦炭冶铁技术的推广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煤炭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由此推动了采煤业的技术革新，带来了煤炭行业的机械化革命。

煤炭行业的技术革命主要体现在蒸汽动力的应用上。在18世纪前期，纽康门蒸汽机在各大煤矿中广为应用。1775年后，博尔顿瓦特式蒸汽机开始进入采煤业，因其安全可靠而得到迅速推广。随后，威尔金森公司的铁质气缸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功率，这也使得矿井采煤越采越深。18世纪90年代，一些大型煤矿采用蒸汽机带动的升降机，以取代此前的马拉提升滚筒，从而大大提高了煤炭的开采效率，促进了煤炭产量的提高。1700年，英国煤炭产量为300万吨，1760年为500万吨，1800年为1100万吨。煤炭产量的增加不仅满足了国内日益增长的工业及家庭用煤的需要，而且还大量出口。17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煤炭出口仅7.5万吨，1731年为12万吨，1761年为18.9万吨，1791年为63.2万吨。英国已成为主要的煤炭出口国。

煤炭行业的发展解决了工业技术转变中最为关键的燃料问题，因而对工业化时期几乎所有行业的发展都起到推动作用。有学者曾说：“将如此之多的行业从依赖生物原料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决定性技术变革，莫过于煤炭使用方式的发明，而此前木材则是不可或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工业化时期流行的“煤炭为王”的说法。

工业革命不仅表现为各行业的技术变革及生产增长，同时也表现为交通运输业的进步。直到18世纪初，英国内陆交通条件依然很糟糕。所谓的道路在夏季尘土飞扬，不见天日；冬季则遍布车辙，泥泞不堪。道路的通行能力很差，而陆路运输主要靠马匹驮运或马车载运。1670年，尽管伦敦到牛津只有40英里，但马车通行需12小时。与陆路相比，因英国是岛国，境内又有多条河流可以通航，因此水运是当时物流运输的主要方式。不过水路运输必须依靠原有河道，内河航线未能贯通，不能将各经济区连为一体。直到1724年，英国通航水路的总长度为1000多英里，尽管与上个世纪相比翻了一番，但仍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进入18世纪，随着商品流通量的迅速增长，严重滞后的交通运输条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由此政府开始出台诱导性政策，鼓励私人资本投入交通运输业，由此促进了交通革命。

为改善公路运输状况，从17世纪90年代起，英国议会颁布一系列法令，确立收费公路信托制度。根据规定，获得议会授权的土地贵族、乡绅等等可以成立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募集资本修筑或维护一条公路，而公司则享有在一定年限内收取道路通行费的权利。政策鼓励促使大量民间资本涌入交通运输业，至1750年，全国有143家收费公路信托公司，修筑公路3000英里。不过，当时修建的收费公路主要以伦敦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1750年以后收费公路快速增长，1770年全国有500家信托公司，修筑公路近1.5万英里；至高峰时期的1836年，全国有1000家信托公司，修筑公路约2.2万英里。收费公路信托制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英国的公路交通状况，以首都伦敦为中心，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辐射到大小城镇。公路网的建立加快了运输速度，1754年从伦敦到布里斯托尔马车行走需48小时，1784年已缩减到16小时。同时，运输费也降低了，以每吨货物每英里计算，18世纪初的运费为16先令4便士，18世纪50年代为13先令3便士，18世纪90年代为12先令4便士。

但公路运输存在着无以避免的局限性，一些笨重物品如煤炭、钢铁、木材、矿石、陶瓷器皿等很难用马车或马匹来运送，公路也不能满足大批量货物运输的需要，因此疏浚河道和开凿运河成为工业革命中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重点。这些工程也是以议会法案的形式进行的：18世纪60年代，议会通过的相关法案为29项，70年代为36项，80年代由于受北美战争的影响减少到22项，90年代则猛增到126项，19世纪最初十年为91项。

早在1754-1757年间，连接圣海伦（St.Helen）附近的煤炭区与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的桑基运河（Sankey Brook）建成。1761年，为方便在自己领地上运输煤炭，布里奇沃特公爵（Duke of Bridgewater）出资修建了沃斯利（Worsley）煤矿与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之间的运河，由此掀起了修建运河热。18世纪60年代末，考文垂与牛津之间的运河开始修建。1770年，连接利兹（Leeds）与利物浦（Liverpool）的运河开始修建。1772年，将伯明翰与斯特拉福德郡（Staffordshire）、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连接起来的运河建成通航。1777年，连接特伦特（Trent）河与梅西（Mersey）河的大干线运河（Grand Trunk）建成通航，使两地之间的距离缩短了93英里。在苏格兰，1768-1784年间，福斯与克莱德运河（Forth and Clyder Canal）历时十余年建成，1770年开建的孟克兰运河（Monkl and Canal）也花了十余年才建成，这两条运河大大改善了工业城市格拉斯哥（Glasgow）的运输条件。18世纪末建造的运河还包括：1788-1792年间建造的希罗普郡运河（Shropshire Canal）、1789-1795年间建造的克朗福德运河（Cromford Canal）、1790-1799年间建造的尼斯与斯旺西运河（Neath and Swansea Canal）等。据估算，到18世纪末，英格兰内河通航里程达到2000英里，遍布全国的水路运输网已经建立起来，其中约1/3为1760-1800年间开凿的运河，1/3为自然条件本来就适合通航的河道，剩下的1/3，则主要为1600-1760年间经疏浚后可通航的河道。

运河修建对工业革命及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运河的通航为煤炭、钢铁等大宗商品的运输提供了便利，在促进商品流通的也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了商品价格，如布里奇沃特运河通航后，曼彻斯特市场上的煤炭价格下降了一半。运河的开凿还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大量民间资本涌入运河开凿。据估算，至1790年，有200-300万镑资本投入运河建设，而至1820年，各大运河公司所拥有的资本更是高达1300万镑。运河开凿的初衷虽然仅是满足地方上商品流通的需要，但它促成了全国水路交通网络的贯通，由此而促进地方性市场向全国性市场的转变，对工业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除了技术变革之外，工业革命还意味着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即工厂制的建立。"18世纪的技术变革通常与工厂制的来临联系在一起”，它同样起到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变革的作用。一般认为，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阿克莱特是“近代大工业的真正创始人”，被公认为是工厂制的建立者。1771年12月，阿克莱特在德比郡（Derbyshire）水力资源丰富的克朗福德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工厂”，这家纺纱厂利用水力，里面安装着多台多轴纺纱机，一台水轮机可同时带动多部纺纱机，300多名工人完全按照机器的步调、跟随机器的节奏进行生产。从这以后，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就在英国出现了。在工厂中，工人必须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按时上下班，按机器的节律进行劳动，每一件产品都必须经过许多工人的手。

阿克莱特的创造引发了建立工厂的热潮。1784年，兰开郡已经有41家水力纺纱厂，德比郡为22家，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为17家；到1800年，使用水力纺纱机的棉纺厂达到300家。织布行业也紧跟着走上工厂化道路。1785年卡特莱特发明动力织布机，到1791年在曼彻斯特开办了英国第一家织布厂，随后又有几家棉织厂建成投产。不过，直到19世纪后机器织布才能同手工织布进行有效的竞争，而工厂制也随之在织布行业推广开来。

18世纪后半叶使用水力机和蒸汽机的工厂逐渐增加，但使用手纺机、手织机、珍妮机等老式机械的工厂似乎更为常见。有学者指出：“直到18世纪末，使用珍妮机和手织机的工厂同使用动力机的工厂一样普遍。”这意味着，动力机的推广在18世纪还非常缓慢。以织布行业为例，到1812年，全国棉织厂中共有动力织机（包括水力机和蒸汽机）2400台，而手工织机则超过20万架。直到工业革命中期以后这种局面才得到改变。但蒸汽机取代水力机的步伐更加缓慢，原因是动力机价格高昂。18世纪末，一台16马力的纽康门蒸汽机价格为200镑，而博尔顿瓦特蒸汽机的价格更高，16马力价值800镑，30马力价值高达1500镑。高昂的价格是制约蒸汽机推广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纺织行业，直到1815年，水力机仍占主导地位。

尽管在工业革命中机器生产是大势所趋，但有不少行业却不得不依靠手工操作，无法使用机械，如制陶业、制鞋业、裁衣业、钟表业等。在这些行业中进行工业革命，其手段就是工厂化。具体来说，就是采用工厂制的生产组织形式，对生产流程进行重新安排，实行更合理、更精细的劳动分工，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

以制陶业为例，在手工作坊时代，陶器制作的所有工序，如选泥、制胚、烧窑、上彩等，几乎由一名制陶工从头到尾加以完成，但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制陶业经历了一个“工厂化”过程。1769年，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在埃特鲁利亚（Etruria）开办了一家陶瓷工厂，在这家工厂中，陶器制作工序被分割开来，如拌土、制胚、上釉、烧窑、上彩等，每个工人只负责其中一道工序——以前的制陶工匠不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挖泥工、运泥工、拌土工、制胚工、上釉工、装窑工、烧窑工、上彩工等。韦奇伍德还根据每道工序需要的平均工作量，计算出每道工序上需要多少人，据此给每个工人规定工作量，并按年龄、性别来分配工种。1790年，韦奇伍德的工厂共雇佣278名工人，除5名勤杂工以外，所有工人均依据其从事工种的不同而分配在不同的车间里。

为训练工人的守时习惯，韦奇伍德在制陶厂中首创计时系统，即用打铃来召集工人。按照规定，早晨5:45打铃起床，准备上班；8:30打铃吃早餐；9:00打铃上班；如此循环，直到天黑看不见干活才打铃下班。为监督工人守时，韦奇伍德还专门雇佣一名监工。监工必须第一个到工厂，“工人进厂后为他们分配任务，对那些准时上班者给予鼓励，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守时已得到关注；……对于那些超过预定时间的迟到者则予以提醒，如果屡次迟到并累计到一定次数，将停发工资”。近代工厂中精细的劳动分工、严格的劳动纪律，不仅加快了生产速度，而且提高了产品质量。通过“工厂化”，韦奇伍德将英国制陶业改造成欧洲最优秀的陶瓷工业，“韦奇伍德”至今仍是世界陶瓷业的著名品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是英国向工业社会迈进的时期，据克拉夫茨（Crafts）估算，1700-1760年间英国工商业年均增长率为0.70%,1760-1780年为1.05%,1780-1801年为1.81%。在18世纪，英国工商业呈平稳发展趋势，而最后20年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尽管如此，农业社会的本质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参看下表：

1688-1801年各部门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单位：%)

从表格数据可知，1688-1770年间，在农业革命推动下，农业产值所占比重从40%增长到45%,工业产值也略有上升，服务业产值则下降了8%;而到到1801年，即工业化高潮时期，农业产值下降到32%,工业产值维持在23%,服务业产值增长到45%。这反映出，一方面，18世纪英国农业产值在后半叶呈现下降趋势，这跟服务业产值比例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18世纪下半叶工业化还未完全展开，工业产值在18世纪虽有增长，但一直保持在20%-25%左右的比例，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高。就此而言，18世纪的英国，尽管工业化已兴起，但从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看，英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转型到19世纪中叶才最终完成。

第四章　资本、银行与贸易

18世纪英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各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与生产增长上，而且还体现在资本市场的形成、银行业的兴起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张上，资本、银行与贸易是18世纪英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

保尔·芒图（Paul Mantoux）指出：18世纪，“资本或者是单纯积蓄的产物，或者是剥削土地以及直接与间接交换的产物。那时仅有地产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据经济史学家悉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的估算，1770年，英国固定资本总额为720万镑，其中农业资本为270万镑，交通运输业资本为130万镑，建筑业资本为230万镑，制造业、贸易等资本仅为90万镑；1790-1793年间，固定资本总额为1330万镑，其中农业资本为360万镑，交通运输业资本为240万镑，建筑业资本为510万镑，制造业、贸易等资本为220万镑；1815年，固定资本总额为2190万镑，其中农业资本为530万镑，交通运输业资本为390万镑，建筑业资本为850万镑，制造业、贸易等资本为420万镑。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制造业、贸易等资本占固定总资本的比例，在1770年约为12.5%,在1790-1793年约为16.5%,在1815年约为19.2%。在固定资本的基本构成中，制造业、贸易等所占比例最低。如果剔除其中的贸易资本，纯粹的工业资本所占比例当然更小。这也意味着，即便到18世纪末，英国工业资本依然未占主导地位。从波拉德所提供的数据可看出，农业资本在18世纪后半叶占社会总资本的1/4左右。但更多学者认为，与土地相关的资本所占比例实际上要高得多。据帕特里克·柯克洪（Patrick Colquhoun）估算，1812年，英国土地资本所占比例约为54%。菲利斯·迪恩认为，17世纪末投入农业的资本所占比例为64%,到19世纪初仍有54%-55%左右。不同学者的估算虽然有所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即便工业革命开始后，土地或农业资本依然占重要地位，这也说明18世纪英国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土地社会。

各类资本集中在哪些人手里？总体来看，当时资本拥有者主要分四类：第一类是世俗的或教会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分布在英国乡村，既包括各类大小土地贵族及乡绅，也包括少数公薄持有农及富裕佃农。土地所有者是当时国内势力最大、人数众多的阶级，其经济实力由于世代积累的特权而不断巩固，在18世纪中叶以前，他们的“富裕程度超过商人和中等阶级中的其他人”。第二类为商业及金融业寡头，他们依靠工商业及贸易而致富，主要居住在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布里斯托尔等地。第三类被统称为企业主，其范围较广泛，既包括铁匠、马具制造匠、裁缝、磨坊主、酿酒商等普通小作坊主，也包括工业化时期出现的工厂主或矿主等。第四类为城市中的各类专业人士，如教士、律师、医生等，他们有着稳定而丰厚的收入。不过，作为资本的主要拥有者，以上四类群体在18世纪总人口中只占很小比例，其收入的多寡也存在较大差异。但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而言，这些群体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除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的基本开销外，还会出现程度不等的收入盈余，而这些盈余往往会投入各类市场，以实现资本的增值。

在18世纪，与资本来源的多样化相对应，资本市场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政府为缓解财政危机而发行的国债，为社会闲散资本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投资渠道。为缓解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英国政府以发行国债的方式从民间筹集资本。据统计，1738年政府筹集资本0.46亿镑，到1793年增加到2.44亿镑；反法战争爆发后，1793-1815年间，政府通过征税及发行国债方式从民间获得资本约10亿镑。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民间资本的支撑，政府财政可能陷入崩溃。七年战争、北美独立战争、反法战争期间国债的发行都出现高潮，大批社会资本进入国债市场。1783年，英国国债达到空前的2.73亿镑。1793-1815年反法战争期间，政府开支急剧增长，战争初财政支出为0.21亿镑，1796-1804年间平均为0.55亿镑，1806-1809年间平均0.75亿镑，1815年战争结束时达到1.15亿镑，这也使得当年国债总额骤然攀升至9.02亿镑，其中需要偿付的短期国债竟达到0.86亿镑。如此严重的财政收支失衡及国债压力却没有压垮英国政府，这是因为庞大的民间资本通过制度化的运作得以进入国债市场，从而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危机。

圈地运动是吸纳民间资本的又一渠道。有材料显示，1760年，英国投入农业的总资本高达6亿镑，占资本总量的74%,这表明在前工业化时代资本最主要的投资领域依然与土地相关。在农业社会中，地产是富翁或有钱人进行永久性或半永久性投资的最有利场所。除非发生内乱，土地是一种安全的投资，能获得较高的利益回报。18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增长造成粮食需求的增长，地产投资的获益也水涨船高，这使贵族地主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的高潮。据估算，在整个18世纪及19世纪初，英国共有200万英亩土地被圈围，其中以18世纪60-70年代以及1793-1815年这两个时段最集中。为圈地，地主付出高昂的代价。据统计，18世纪60年代圈地的单位成本是每英亩0.66镑，70年代为0.96镑，80年代为0.96镑，90年代为1.55镑，19世纪头十年涨到了2.27镑。圈地成本虽然较高，但回报也很丰厚。北安普敦郡及亨廷顿的菲兹威廉（Fitzwilliam）在1790-1815年间圈围土地12块，一共投入37658镑，作为回报，他在7块地产上的平均收益率达到了16%。另有材料表明，18世纪贵族用于圈地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5%-20%。正因为有如此高额的利益回报，所以直到18世纪末，投入土地和农业的资本依然占绝对主导地位。

18世纪中叶以后运河开凿和公路修建使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到交通运输业。运河开凿经历过两个高潮，18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个高潮，18世纪最后十年则是狂潮。1789-1797年议会共授权开凿55条运河，授权资本额（即运河发行股票的额度）总计约为788万镑。1755-1815年间，英国用于运河建设及河流改善方面的投资总额共约1700万镑。在收费公路方面，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就推行收费公路信托制度，但高潮的来临始于18世纪中叶。1748-1770年间，英国收费公路信托项目从150项增加到530项，到19世纪30年代铁路时代来临时，议会批准的收费公路信托项目共计1110多项，里程达到2.2万英里。收费公路投资者一般都是当地的地主、贵族和富农，他们希望借此改善交通状况，便于农矿产品的流通。此外还有当地的企业主，他们希望缓解商品流通中的运输困难。据统计，截至1809年，全国用于收费公路信托的资本约为200万镑。

18世纪后半叶，纺织、煤炭、钢铁等部门的发展刺激了资本需求，从而为社会资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不过，在18世纪，工业部门吸纳的资本在社会资本构成中所占比例仍较小。如1760年左右，英国投入工商业的资本为6000万镑，约占农业投资的1/10，仅占资本总量的7%。又如，1783-1802年间，棉纺织业的固定资本投入仅为800万镑；1806年，投入钢铁业的固定资本为1100万镑。与投入国债、土地及交通运输业的资本相比，工业部门的投资比重明显偏低。这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工业部门对资本的需求并不大”，工业资本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增加的，它主要是靠自身的积累来实现的”。

工业资本构成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用于厂房、机器等方面的长期资本或固定资本，二是用于原料、工资等方面的短期资本或流动资本。在18世纪，固定资本在总资本构成中所占比例较小，流动资本则一直占很大比例。有学者估算，在工业化早期，各工业部门中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之比平均为6∶1，但具体到各行业又有所不同。在钢铁、煤炭行业，固定资本占总资本比例高达一半以上，但这种资本密集型行业在18世纪毕竟只是少数，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18世纪处于主流，其中用于支付工资、原料的流动资本处于主导地位。以伦敦杜鲁门、汉伯里和巴克斯敦联合酿酒厂为例，1760年工厂总资产达13万镑，但固定资本只有3万镑，其比例不到1/4.

18世纪工业资本来源呈现多元化特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形式：首先是企业主的自有资金，早期企业大多为两三个人合办，每个人凑出一部分资金，这些资金或者是来自家庭的遗产或继承，或者是个人收入，或者是企业生产的利润，它们直接以投资形式投入扩大再生产中。18世纪中叶罗瑟汉姆的塞缪尔·沃克（Samuel Walker）兄弟创办的炼铁厂就是将利润转化为资本，再投入扩大再生产中的成功案例。18世纪40年代，沃克兄弟投资500镑创办一家炼铁厂，1757年企业资产达到7500镑，沃克兄弟也仅从中拿出140镑作为分红，而绝大部分利润作为回流资本投入生产中。1774年企业资产为62500镑，1782年为128000镑，到1812年达到299015镑。尽管如此，企业主的分红依然相对较低，利润作为储备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此外，工业化之初，拥有财富的贵族地主自己投资办厂的情况也较为多见，当地主独资或合资经营企业时，土地资本很自然地实现了向工业资本的转变。

其次是从遍布各地的地方银行获得短期或长期贷款。18世纪，英国有大大小小几百家银行，它们发挥着资金集散中心的作用，各行业的人将闲散资金存入银行以获取利息，银行又以短期贷款形式提供资金给需要的企业主，从而一方面获取利润差价，同时也解决了工业化之初企业家的融资问题。在18世纪末，本杰明·哥特（Benjamin Gott）制造厂在筹建过程中，除了自身的2万镑资本外，向亲戚友朋借款17.4万镑，又向银行贷款17.2万镑；到1796年，该企业仍欠私人贷款14.6万镑，欠银行贷款12万镑。有学者指出：“银行家们为18世纪的经济生活填平了许多鸿沟。他们缓和了正在发展工业的地区历来出现的资金短缺问题。银行家们也终于成为向工农业提供短期贷款的主要贷方。”

第三是民间借贷。如南威尔士炼铁业发展初期，就有伦敦、布里斯托尔以及格拉斯哥等地的商业资本涌入。企业主为获得借款，往往以自己的财产或企业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如欧德诺（Oldknow）为了扩建工厂，就以自己的地产作为抵押，从阿克莱特那里贷款1.2万镑，年利率为5%。这种民间的非正式资本市场使企业主能更加便捷地获取资本，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流通与工业的发展。

17世纪末18世纪初，为应对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危机，同时也为满足经济部门的资本需求，以提供信贷、促进资本流转为宗旨的银行业在英国迅速兴起，并在18世纪英国经济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是英国最早创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的创建与17世纪末政府财政赤字直接相关。“光荣革命”后英国卷入一系列对外战争，至1693年已使政府欠下约600万镑债务，整个财政几乎瘫痪。为解决这个问题，以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为首的一批伦敦金融家与政府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这些金融家承诺向政府提供120万镑贷款，年利率为8%;作为回报，贷款人成立一家银行，该银行从政府那里获得授权，发行银行券，但发行总额不得超过其总资本，即120万镑。这样，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宣告成立。

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本来只是政府为应对债务危机的临时之举，很少有人想到它会发展成为一个常设性机构。但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持续卷入对外战争，巨大的军事开支促使政府不断从民间借款，而作为向社会筹款者的英格兰银行，也就演变成一个永久性机构。从1715年起英格兰银行接管政府国债，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它与国家的财政关系：一方面，“英格兰银行在伦敦市场上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确保了它发行的钞票，一步一步稳定地支配了伦敦的市场”；另一方面，国债利率的降低以及国债的常态化，为英国打赢一场又一场战争提供了保障。

从17世纪末开始，英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法案，巩固英格兰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除了赋予英格兰银行经营国债的财政功能外，18世纪初的英格兰银行还被授予买卖金银和汇票、借款、发行可流通期票的权利。1697年，政府颁发新特许状，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不须背书即可流通的银行券，并给予独占的特权。1708年、1742年、1764年、1781年经过多次确认，英格兰银行的特许权不断得到强化，并发展成英格兰唯一的股份制银行。在英格兰银行所获得的特许权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发行银行券的垄断权，银行券实际上就是人们俗称的钱、钞票。英格兰银行最早发行的银行券是20镑面额，1759年开始发行10镑面额，1793年发行5镑面额，1797年才开始发行1镑和2镑小面额银行券。

由于实行金本位制，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可随时兑换成黄金。由此，在商业与贸易中，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实际上就等同于市场上流通的金币，这就满足了“商人或船东对纸币的需要，他们可以利用纸币结账，而不需支出或收进过多的金币。伦敦或其他地方的银行家在与客户进行业务交往的时候也使用英格兰银行的钞票或支票；他们不再发行本行的钞票”。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及支票得到金融业的广泛认同，“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和支票——用支票作巨额支付在18世纪的伦敦就已经成为通例——已足敷他们的一切需要”。由于有政府作后盾，英格兰银行的信誉很高，它所发行的“钞票在全国成了金币的代用品”。到18世纪中叶，英格兰银行完成了从私人性质的股份制银行向英格兰中央银行的转变，开始发挥政府银行的职能，这包括：在民间筹集资金以向政府贷款，发行政府债券，发售短期国债，兑现政府的债券，收购金银货币并行使铸币权，为海外商业贸易提供结算等。在向中央银行转变的过程中，其资产总额由最初的120万镑，发展到1742年的1078万镑，1797年的1759万镑。英格兰银行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银行。

除英格兰银行之外，各地也涌现出一批地方银行（Country Bank），地方银行的兴起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产物。

18世纪初，英国一些城镇中有些商人也开始从事金融业务，主要是为顾客提供存贷款业务和贴现票据，渐渐地，由商人开办的地方银行也就出现了。1716年，格洛斯特（Gloucester）的呢绒商兼服装商詹姆士·伍德（James Wood）创办第一家地方银行。但至1750年，伦敦以外的地方银行还寥寥无几，大概只有12家左右。18世纪后半叶，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地方银行纷纷建立，1784年为120家，1797年为290家，1800年为370家，1810年至少有650家。在农村地区，一些谷物商和农场主也开始涉足银行业务，如威尔士的畜牧商就建立起“黑公牛银行”“黑绵羊银行”等。工业化开始后，一批企业家，如阿克莱特、威尔金森、沃克斯、瓦特等也建立自己的银行。这些企业家之所以热衷金融业，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他们可通过自己的银行获取现金，以发放工资及从事支票兑现业务；另一方面，为其日益增长的资本找到投资渠道。

地方银行还在促进资本的跨区域流转方面发挥作用。例如，在东盎格利亚及西部农村地区，每年秋冬季节，这里的地主和农民手上富余的钱很多，储蓄额较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英格兰中部几个郡、兰开郡以及约克郡西区等工业区，这里的企业家在年底因支付工资或扩大再生产而急需用钱，他们愿意为贷款而支付利息。这样一来，地方银行就充当起桥梁，它们把农业区的储蓄吸收过来，再通过伦敦的中间媒介，“以银行托收的形式把钱随时借给另一个需要钱的地区”。历史学家艾什顿（T.S.Ashton）指出：“银行业对于工业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汇集短期资本，并将其从资本需求很少的地区转移到急需资本的其他地区。”这句话是对地方银行在促进资本地区性流通方面所起作用的高度概括。

除从事简单的存贷业务外，地方银行还发行纸币。由于“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并不是到处受欢迎的。在更北的各郡，人们但有办法，就不愿接受一张英格兰银行纸币”。这就为地方银行发行纸币提供了空间。但由于地域限制，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一般只可本银行兑换金币，其流通范围仅限于本地，超出本地域范围，其接受程度就大大降低。

根据1708年议会颁布的法律，除英格兰银行外，任何银行的合伙人不得超过6个。这一规定大大限制了地方银行的资本规模，也决定了地方银行在业务方面无法同英格兰银行展开竞争。地方银行从事的借贷业务中，短期借贷成为主流，以确保其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提现要求。当遇上地方性的经济不景气或挤兑风潮时，地方银行只好向英格兰银行或伦敦的私人银行寻求帮助；一旦遇到全国性经济危机，地方银行则难免倒闭。例如，在1772年、1783年、1793年、1814-1816年和1825年经济危机中，“大多数地方银行倒闭了，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通常的情况是，一家银行倒闭，带动若干家其他银行倒闭，即便在经济繁荣的年份，也会有地方银行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情况。

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还活跃着一批私人银行（Private Bank），私人银行的历史比英格兰银行还更悠久。17世纪中叶在伦敦伦巴德大街上，一些金匠、珠宝店就经营资金托管业务，商人或市民将资金存入金匠店铺，既得到安全保障，也可以获得一定利息。比如在查理二世时代，一些金匠店铺给出的利息甚至高达6%。18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流转的加速，一些金匠店铺开始向私人银行转变，金匠摇身一变成为私人银行家。"1700年之后，私人银行发展迅速。"1725年，私人银行数目为24家，1750年为30家，1770年为50家，1800年达到了70家。

私人银行一般聚集于伦敦，依据地理位置及业务范围，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伦敦西区的银行，这些银行靠近议会，也就是靠近绅士和贵族的住宅区，如17世纪创办的“霍尔与切尔德联合银行”就是这样。这类银行几乎不同商人打交道，甚至认为与商业挂钩有损于其地位，因此不涉足商业汇票的贴现，也不充当地方银行的代理人。这类银行的主要客户是贵族、乡绅及富裕的绅士，为他们从事抵押或透支放款。在每年5月和11月季节交替时，银行将租金从乡下汇到伦敦西区的贵族住宅区，为贵族提供在欧洲旅游的旅行支票。有些土地所有者在银行贷款，用于修建乡村宅邸、圈围土地、开挖沟渠、修筑公路和水渠。还有许多人借款是为了消费，包括为即将婚配的子女准备彩礼或嫁妆。

另一类在伦敦城，位于伦敦金融中心。这类银行在私人银行中占主导地位，其主要业务包括经营政府债券和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的股票，为工业家及商人的汇票或支票贴现，向股票经纪人提供短期贷款，以及向各类工业家及商人提供短期贷款，最长时限不超过一年。由于不涉及长期贷款，私人银行一直保持着较好的金币储备以及较高的清偿能力，这有利于应对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工业革命开始后，伦敦城的私人银行迅速扩张了一项业务，就是为地方银行充当代理人，主要的是进行地方银行之间的票据结算以及贴现，这使得私人银行与地方银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当地方银行因地方经济衰退而面临挤兑危机时，伦敦城的私人银行往往及时提供现金支持，使地方银行不致倒闭。私人银行与“诸多地方银行建立起联系，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银行网络”。

18世纪不仅是资本市场和银行业兴起的时期，也是对外贸易迅速扩张的阶段。“光荣革命”后英国海外贸易发展势头迅猛，又卷入多场对外殖民争霸战争。短期来看，战争对英国的海外贸易，尤其是对欧洲的贸易造成负面影响，但总体而言，英国海外贸易依然呈现平稳发展的势头。殖民帝国的扩大以及工业革命的兴起，推动了英国的贸易转型，即从重商主义贸易向自由贸易转变。不过，尽管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18世纪下半叶就推出了，但其影响并未立刻表现出来，因此，1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在重商主义体制下进行的，18世纪可看作是重商主义贸易的极盛期。

18世纪的英国政府依然推行重商主义，主要的表现就是保护国内工业发展。工业革命发生前，毛纺织业是英国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出口也主要以毛纺织品为主。为保护毛纺织业，政府出台相关法令，禁止羊毛出口，1719-1825年间又禁止工匠和技术工人移居国外，甚至直到1843年，都一直禁止纺织机械及其他设备出口。为了避免外来竞争，1700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丝绸及印染棉布进口，这对于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贸易造成重大打击，但却促进了国内丝绸业和棉纺织业的发展。重商主义还体现为一系列关税保护法令，1692年法令规定，对法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从1723年起又对茶叶、咖啡、可可等征收消费税，以限制这些物品在国内的销售，促进贸易平衡。与进口商品的高关税相对应，英国政府又实施出口补贴政策，以推动对外出口。1722年，英国对丝绸商品实施出口补贴，1732年对帆布出口实施补贴，1742年对输往外国和殖民地的亚麻布实施补贴。关税保护政策是重商主义在国家政策层面的反映，它的实施推动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使英国在进出口贸易中处于出超地位。

重商主义还体现为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力图将殖民地变成原料来源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有可能形成与宗主国竞争的产业，都被禁止发展。18世纪初英国就阻止殖民地发展毛纺织业，限制爱尔兰羊毛制品进入英国，同时还禁止殖民地之间的毛织品贸易。1750年英国颁布法令，禁止北美殖民地发展冶铁业、炼钢业，更不允许其生产钢铁制成品。与此同时，英国却采取关税减免政策，鼓励北美殖民地开采铁矿，并将生铁输往宗主国。在重商主义政策引导下，殖民地成为英国的原料产地，蔗糖、烟草、大米、原棉、生丝、茶叶、木材等大量出口到英国，解决了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原料供给问题。

在贸易政策方面最能体现重商主义的是《航海条例》。为对抗荷兰的贸易优势，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政府于1651年颁布《航海条例》，规定所有运往英国本土、爱尔兰或殖民地的货物，都必须由英国或殖民地的船只运送；殖民地用于出口的产品，如蔗糖、烟草、棉布、靛蓝、生姜、木材等，只能出口到英国本土。这个条例以后经过多次修改，其核心内容却并无改变。条例的实施使英国成功地排挤了荷兰、法国等贸易竞争对手，实现了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与控制权。

但18世纪末重商主义受到挑战，英国政府开始尝试自由贸易方针。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后，对重商主义批判或质疑的声音开始高涨，重商主义所构筑的贸易壁垒受到冲击。18世纪80年代，在小皮特推动下，英国与宿敌法国签订了一份自由主义的商业协定，即《艾登条约》（Eden Treaty）。该条约有40余项条款，赋予两国在欧洲商业和贸易中的完全自由。根据协定，英国进口法国葡萄酒以不高于其优惠国葡萄牙的进口税为准，双方同意下降多种商品的关税；金属制品征税10%,棉花、羊毛、细布、麻纱、瓷器、玻璃等不高于12%。该协定在1793年反法战争爆发后被废除，但表明英国对外贸易的根基——重商主义已被动摇。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后，重商主义所倡导的贸易保护政策被逐渐抛弃，英国开始走上自由贸易道路。

18世纪的英国海外贸易总体上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可见下图：

1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走势

注：纯进口贸易与国内出口贸易，以每三年平均数计算。

从图中可以看出，1700-1740年间，英国进出口贸易缓慢增长，年增幅约为0.8%;1740-1770年间进出口贸易则明显增速，增幅达到1.7%;1770-1800年间进出口贸易出现井喷状态，年增长率约为2.6%。1780年以后的20年进出口贸易几乎呈直线上升态势，这反映出工业化对于外贸的重大影响。

再看进出口贸易额的变化情况：

18世纪英国进出口贸易额

（年平均数，单位：万镑）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8世纪英国的进口贸易增长387%,出口贸易增长615%,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377%。18世纪前60年，英国进口贸易增长85.85%,出口贸易增长174.36%,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22.3%,这段时间中出口贸易的增长幅度超过进口贸易一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晚期重商主义对贸易的影响。但此后约40年时间中，英国进口贸易增长136.7%,出口贸易增长118.4%,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23.6%,可见进口贸易增幅已超过出口贸易，原因是大量原材料从海外进口，供工业发展之用。

从以上数据还可看出，在18世纪的一百多年间，除了40-60年代，英国每年的进口贸易额始终超过出口贸易额，这意味着英国在贸易上的入超。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英国的进口贸易中有不少属转口贸易，许多商品进入英国之后再出口到第三方；其次是因为工业发展增大了对原料的需求量，原棉、生铁等原料的进口量大大增加，从而造成英国长期的贸易入超，直至19世纪上半叶为止。

18世纪是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社会转型同样可以从进出口贸易的商品构成中得以体现。请看下表：

18世纪英格兰与威尔士进出口商品构成

（单位：%)

从进口商品来看，食品在18世纪排行第一，所占比重居高不下，从1700年的16.9%增长到1800年的34.9%,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刺激了粮食需求，当国内农业部门无法满足这个需求时，只能加大对粮食的进口。不过，粮食只是食品的一个构成部分，属于食品类的商品还有蔗糖、烟草、香料、茶叶等，这些进口食品并非全都用于满足国内市场，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再出口。仅次于食品，与纺织业相关的各种原料据主导地位，如原棉、亚麻、生丝、羊毛、纱线等，其中原棉进口在18世纪增长约十倍，到1800年达到商品进口总量的6%;亚麻制品的进口在18世纪持续下跌，到1800年下跌到原来的大约1/3，原因是工业化发展了英国国内亚麻业，削减了对国外亚麻制品的需求。

在出口商品方面，各类纺织品在出口商品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毛纺织品的出口始终位居第一，这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出口贸易几乎全由羊毛或毛纺织品所构成，直到19世纪初，毛纺织品依然是英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但18世纪毛纺织品的出口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百年降幅超过一半，这是棉纺织业兴起造成的直接后果。18世纪70年代后棉纺织业迅速发展，原棉进口及棉纺织品的出口骤然增加。1772年棉纺织品出口所占比例仅为2.3%,1800年已扩大10倍，达到24.2%,约占外贸总出口的1/4.其他纺织品的出口比例变化不大，在18世纪前半叶呈增长趋势，后半叶呈下降趋势。谷物出口的变化反映了英国从粮食出口国向进口国的转变：1750年以前谷物出口持续上升，1750年后则逐年下滑，到18世纪末，英国已不再出口谷物，成为粮食进口国。至于钢铁出口，1772年以前英国的钢铁出口逐年上升，以后则逐年下降。这是因为，动力机器及蒸汽机刺激了国内市场对钢铁的需求，英国钢铁更主要地用于满足国内需要，因此出口所占比例呈下降态势。

在考察了英国对外贸易的商品构成后，不妨再看看18世纪英国商品贸易的地理分布状况。请见下表：

1700-1797年英国商品贸易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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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见，欧洲大陆在整个18世纪都是英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对欧洲大陆的贸易依存度最高。18世纪初，英国留存进口贸易的62%、出口贸易的82%以及转口贸易的77%都是同欧洲国家进行的。到18世纪末，欧洲依然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留存进口贸易的29%、转口贸易的78%依然同欧洲国家进行，这与其他地区相比仍处于第一位。不过，英国对欧洲的出口贸易则快速下降，从18世纪初的82%骤降至21%,排在了北美和西印度群岛之后而居于第三位。转口贸易格局在18世纪几乎未有任何变化，欧洲大陆、爱尔兰是英国转口贸易的主要输出地，对欧洲大陆的转口贸易一直保持在3/4以上。

具体来说，18世纪初，英国每年从欧洲进口商品价值高达390万镑，这些商品包括亚麻、酒类、海军补给品、条形铁等，从欧洲的进口贸易占总量的2/3左右。与此同时，英国向欧洲的出口贸易额为380万镑，主要商品是毛纺织品及部分工业制成品；转口贸易额为180万镑，这类商品主要来自英国殖民地，其中包括烟草、蔗糖、茶叶、丝绸、染料等。欧洲市场是英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但是到18世纪末，英国对欧洲大陆的贸易依存度大大下降了，体现在：留存进口贸易所占比例从62%降至29%,下降幅度超过一半；国内出口贸易所占比例从82%降至21%,下降超过七成。随着欧洲地位下降，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大西洋殖民地在英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例不断上升：1700年，英国与北美殖民地及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贸易占英国进口贸易的20%、转口贸易的11%及出口贸易的11%;经过一个世纪的扩张，英国与北美及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之间的进口贸易额所占比例上升到32%,出口贸易额上升到57%,显示出到18世纪末，美国及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已经成为英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在英国对外贸易中，转口贸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英国的转口贸易主要是从殖民地进口蔗糖、茶叶、烟草、咖啡、可可、香料、丝绸、亚麻等，经过一段时期的储存或简单加工，再以高价转卖到欧洲及英帝国的亚非市场，由此让英国商人获利。这种转口贸易有赖于英国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17世纪后半叶英国政府就出台法令，规定殖民地商品不能直接出口到第三国，而是要通过母国的转口贸易来进行，比如《航海条例》就明确规定殖民地商品必须首先运到英格兰或苏格兰港口，然后再转运到欧洲市场予以出售。

由上表还可以看出转口贸易在18世纪的发展状况。18世纪初，转口贸易占外贸总出口额的32.4%,到18世纪末这一比例上升到39.2%。有学者统计，18世纪英国转口贸易额在1700年为109.6万镑，1720年为230万镑，1740年为308.6万镑，1760年为371.4万镑，1780年为456.4万镑，1800年为1884.8万镑。因此，18世纪前60年英国的转口贸易增长3倍多，而18世纪后40年间转口贸易额增长了4倍以上，可见工业化对转口贸易有巨大推动作用。

18世纪的英国是工业化的领头羊，而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格局也处于形成之中。进入19世纪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以及英国商品竞争力的增强，英国在对外贸易中最终摆脱重商主义的影响，而逐渐走上了自由贸易道路。

第三篇　社会

第一章　社会分层

18世纪是英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其突出特点之一是社会分化加剧。18世纪英国社会呈现出三层式结构，处于社会顶层的是贵族集团，居于社会底层的是下层民众，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一个日益壮大的中间阶层。

早在17世纪末，英国人口学家格里高利·金就把当时的英国社会划分为“最贫穷者……中间阶层……生活状况较佳者”三个部分。随后的丹尼尔·笛福同样采取了三分法，他把英国人分成“乡绅”、“商人”和“单纯劳动者”。再后来，大卫·休谟指出，英国存在着一个“生活处于中等水平的阶层”，这些人有别于“贵族大人”与“穷人”。可见，这种三层式社会结构在当时就已经被一些人所认识。不过，三层式社会结构模型并不能充分解释当时所有的社会分层问题。由于社会结构本身具有复杂性，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化又十分迅速，因此任何静态的分层模型都只具有相对有效性，不可将其看得太绝对、太笼统。

18世纪英国是典型的家长制社会，贵族被视为家长。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18世纪的英国，尽管其中有若干重要的民主因素，但它实质上是一个贵族国家，因为它的法制和习惯向来是按照贵族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和依照自己的意志去指导公共事务。”政治上的贵族寡头制与经济上的大地产制，使贵族阶层成为英国这艘政治航船的主人，18世纪也因此被称为“贵族的世纪”。

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贵族的人数一向很少。据格里高利·金的估计，1688年“光荣革命”时，英国世俗贵族的人数为160人，以每个家庭40人计算，此时的贵族连同其家庭成员约有6400人。在18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英国贵族的人数没有太大变化，1720年至1780年间大致稳定在190人左右，只是到最后20年才出现明显增加——当时，乔治三世和小皮特为进一步打击辉格党势力，改变上院的党派力量对比，自1784年起加快册封贵族，导致贵族人数迅速上升。英国贵族人数较少且保持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一是贵族为保持其特权及政治优势，反对君主和内阁随意加封贵族；二是贵族爵位受长子继承制的约束，如若某贵族无嗣而终，其爵号即失去，通常不转让给同族旁支或亲友，亦不得赠送或出售给他人。一些贵族终身不婚及贵族间相互的通婚也对贵族人数产生影响。五级贵族中，公爵、侯爵和子爵较少，伯爵和男爵居多，其中尤以男爵为最多。

贵族阶层主要依靠地产为生，拥有大量土地财富，既是获得和维持贵族身份所必需的条件，更是贵族高居于其他阶层之上的坚实基础。“土地财产是18世纪英国社会的基础”，地产与贵族家庭的命运息息相关。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继承法以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国家，地产总是代代相传而不加分割。结果，家庭的声望几乎完全以土地体现。家庭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家庭。家庭的姓氏、起源、荣誉、势力和德行，依靠土地永久流传下去。土地既是证明家庭的过去的不朽证明，又是维持未来的存在的确实保证。"1701年上院提出动议，规定子爵每年起码要有4000镑的收入，男爵的年收入不应低于3000镑。1710年议会制定相关法案，把拥有地产作为进入政治上层的必要条件。而1711年的《财产资格法》（Property Qualification Act）则规定，各郡选出的议员，其土地收入须达到每年600镑，市镇选出的议员须拥有年收入300镑以上的不动产。有资料表明，1700年，英国贵族占有全国土地财富的15%-20%,到1800年，这一比例提高到约为20%-25%,全国有大约20名贵族每人占有1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依托大地产制，英国贵族阶层的收入也达到可观的程度。据格里高利·金的估计，1688年，160家世俗贵族的总收入为44.8万镑，每户年平均收入为2800镑，约占当年英国国民总收入的1%;到1790年，400家土地贵族每户的年平均收入则更是达到1万镑。

与经济上的大地产制相对应，贵族寡头制是18世纪英国政治生活的最大特色。贵族的政治特权首先表现为控制立法权，贵族是议会上院的当然成员，上院也因此成为贵族权力集中体现之所。尽管“光荣革命”后下院权力呈上升趋势，但上院在立法方面的权力仍不容小觑——上院不仅享有立法创制权，且任何法案不经上院通过，都不能最终成为法律。贵族控制立法权也表现在他们对下院的影响和控制上。1701年，在下院513名议员中，代表或部分代表贵族利益的有400多人。1760年，56名上院贵族赞助了111名下院议员；1786年，受贵族赞助的下院议员达210名，占下院议席的37.6%。贵族对议会下院的控制在19世纪初达到顶点：1802年有226人靠贵族的赞助进入下院，五年后，这个数字更是达到236人，占议席总数的42.3%。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的英国议会下院本身也带有浓厚的贵族气息，许多议员或来自贵族家庭，或与贵族沾亲带故。例如，在1754年的议会下院，有113人系上院贵族之子或爱尔兰贵族，45人是贵族之孙，33人是贵族的女婿，22人是贵族的侄、甥，14人是贵族之兄弟或姻兄弟，总数达227人。下院与贵族之间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大便利了贵族对议会的控制。

贵族的特权还延伸到行政、司法、军事及地方管理部门。据统计，1721-1832年的22位内阁首脑中，13人为上院贵族，6人为贵族之子，1人为贵族之孙；余下的2人中，沃尔波尔在1742年辞职时受封为奥福德伯爵，仅乔治·坎宁一人因在职病故而无缘爵位。此外，内阁其他职位也被贵族所占据，通常，一些荣誉职位如大法官、掌玺大臣、枢密大臣等须由贵族担任，而像殖民事务大臣、印度事务大臣、苏格兰事务大臣等职位习惯上也由贵族出任。18世纪还形成了外交大臣须由贵族担任的惯例。据统计，18世纪负责英国外交事务的44人中，28人为大贵族，10人为贵族后裔，另有6位虽出身平民，但获封为贵族；仅5人未曾进入上院。另据统计，1782-1820年共有65人出任过内阁职务，其中43人为贵族，其余22人中14人系贵族之子，余下8人，2人出自贵族之家，仅6人出身平民，这6人中又有3人最终跻身上院。

上院贵族还掌握着英国的司法权。早在14、15世纪上院就拥有部分司法权，其后几经反复，至英国革命爆发，上院始取代王室法庭审理重大案件，负责印刷品的检查，其司法权有所提升。复辟时期，上下两院围绕最高司法权展开激烈较量。1675年，在上下两院就一个案件而发生激烈争吵时，上院郑重声明其在司法方面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利”，并对下院的某些“越轨行为”表示抗议，而下院也终于做出让步，默认上院在司法方面享有较多特权。

贵族的势力也体现在对军队的控制上。18世纪的20名陆军元帅中，有14人是贵族，占70%。海军军官中贵族所占比例通常更高，18世纪先后有23人出任海军大臣，其中16人为上院贵族，1人来自王室，2人为贵族之子。1769年一份登记册列举了102名步兵上校的名单，其中43人是贵族或贵族之子，7人为贵族之孙，4人是贵族的女婿，可见半数以上与贵族有直接联系；登记册还提到10%的少将、16%的中将和27%的上将是贵族。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英国军队长期存在军职买卖的情况，这就为贵族及贵族子弟通过花钱跻身军队高层提供了便利。据载，18世纪末，一个骑兵中校的售价超过5000镑，如此高价使贵族之外的其他人多半只能望洋兴叹。

由于掌握大量地产，贵族借助其财力优势及在地方上广泛的荫庇关系而对地方行政管理施加影响。地方上最重要的官职是郡督（Lord Lieutenant），18世纪出任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郡督者共计294人，其中255人系贵族或贵族之子，余下39人中有2名主教，5人后来成为贵族，2人系贵族的姻兄，1人系贵族的堂（表）兄弟，1人为贵族之孙，1人被册封为爱尔兰贵族，1人为贵族之婿，25人来自贵族较少的威尔士和蒙默斯；仅1人例外。贵族还通过掌握郡督一职而操纵各地治安法官的提名权，因为郡督是唯一有权向大法官推荐治安法官人选的官员，贵族在地方管理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18世纪，贵族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尽管从理论上说中间阶层可以凭财力或其他途径跻身贵族行列，但这种情形并不多见；贵族群体的“开放”属“单向开放”，即贵族成员可以向下流动，其他人向上流动则不容易。然而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贵族享有的特权要少得多。英国从未为贵族单独制定法律，在审判方面，贵族与普通人等同，虽说只有上院才可以开审贵族。英国贵族也不享有免税权，土地税和消费税是英国革命的产物，前者主要由土地贵族承担，后者主要由普通民众承担。此外，18世纪的英国贵族在经济上表现出开放性，他们不仅在“农业革命”中发挥带头作用，还支持并积极投身于工商领域。对此，哈孟德夫妇指出：“英国在18世纪是受一个强有力的商业化的贵族统治的；……英国的大人物们并不以经商为耻；本世纪中的首要大臣……虽然对于商业成就的原则意见分歧；却一致看到商业的重要性，把商业当做政治的最高目标。”

伴随着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尤其是世纪末的工业化浪潮，“中间阶层”的人数不断增加，影响也日益上升。中间阶层是沟通社会上层与下层的桥梁，其开放性既为18世纪的英国社会增添了流动性，更为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不过，正因为如此，中间阶层的内涵及人数也总是处于变动之中，难以被精确判定。事实上英国中间阶层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内部在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及社会意识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大商人、大银行家、某些大地主和政府高官，其财富和影响力有可能超过贵族中的一些人；而处在中间阶层另一端的各类店主、小商小贩、小业主、独立手工业者以及占地不多的农场主，他们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没有相似性，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不是贵族。因此，18世纪的中间阶层不具备明确的身份认同，当出现一些重要问题需要做阵营的选择时，中间阶层通常是以“他们-我们”（Them and Us）、“内外”（Ins and Outs）来确定自己的归属的。

商人是中间阶层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18世纪，英国取代荷兰成为头号商业大国，而早在世纪之初，“商业革命”就已先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来到了这个国家。保尔·芒图指出：“英国在变为典型的工业国，即变为拥有矿山、制铁厂和纺纱厂的国家以前五十年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大商业国，正如一句名言所云：是个商人的国家。在那里，商业发达走在工业变化的前头，而且，它也许决定着工业的变化。”在时人眼中，商人范围广泛，其中既包括从事海外贸易的少数大商人和银行家，也包括许许多多的店主、小商小贩和独立手工业者。伴随着殖民地的扩张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大商人、大银行家积聚起大量财富，成为富可敌国的巨富，而活跃于英国各地的无数中小商人则完全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由于城市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消费增长，从事商品批发的中间商在人数上大量增加，壮大了商人队伍；在批发商之外，则存在大量的零售商人，他们经营着遍布城乡的各类商店和小制造厂，成为18世纪英国的一大特色。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把英格兰称为“店主之邦”（a nation of shopkeepers）。据统计，迄18世纪末，英国经营各类商品买卖的店主超过17万人。

农村也存在一个中间阶层。作为五级贵族之外的土地所有者，“乡绅”是农村中间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18世纪的英国，从男爵以下都是乡绅，拥有土地多寡不等，其总数约为1.5万家，彼此之间在收入方面差距很大。1700年时，从男爵的土地收入约为1500多镑，到1800年大约为4000镑，而普通乡绅的收入则只有300镑。至1790年时，英国的土地占有情况是：400家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主要是贵族）拥有英格兰和威尔士20%-25%的耕地，自由持有农拥有15%-20%,乡绅拥有50%-60%。乡绅在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的乡间邸宅往往成为当地社会生活的中心。

在乡绅之下是自由持有农、公簿持有农以及租地农场主。据格里高利·金的估计，17、18世纪之交，英国的自由持有农大约有10万户，年收入平均为50-100镑，这个收入要比租地农场主高。但一个世纪之后，迄18世纪末，帕特里克·柯克洪（Patrick Colquhoun）做出了与格里高利·金相反的判断：他认为在整个18世纪，尽管有许多约曼农上升为乡绅，但租地农场主在财富方面已经超过了自由持有农。格里高利·金和柯克洪的说法反映了18世纪英国农村社会分化的一个侧面。通常认为，小农的衰落是该世纪的一个突出现象，在不少地方，占地21-100英亩的小农数量减少了一半，而租地100英亩以上的农场则相应增加。屈维廉（G.M.Trevelyan）指出：“在英国革命时期，自由持有农加上他们的家人共约占全国人口的1/8，大租地农场主的数量稍微少些，自由持有农一般也比租地农场主富裕。一百年后，情况正好相反，甚至自由持有农几乎不再存在。”说小农已几乎不存在似乎有些夸张，但租地农场主尤其是较大的租地农场主越来越成为农业经济的主角，也的确是事实。

专业人员即教士、律师、医生、作家、艺术家等等是中间阶层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国教会的教士人数，据格里高利·金1688年统计，当时中上层教士家庭总数为2000家，下层教士8000家；前者连同他们的家庭成员总计为1.2万人，后者算上他们的家庭成员共计约4万人，两者相加总共5.2万人。半个多世纪后，在约瑟夫·马西（Joseph Massie）关于1759-1760年的统计中，中上层教士仍然维持在2000家，下层教士家庭增加到9000家，比1688年时的数字增加了1000家。但由于马西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统计的，并未列出其家庭成员数，因此这一时期教士及其家庭成员共有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再过约半个世纪，柯克洪关于1801年的普查数据中，中上层教士下降为1000家，下层教士上升为1万家；但他认为前者平均每家有6人，后者平均每家有5人，因此教士及其家庭成员总数是5.6万人，这个数字与一个世纪前格里高利·金得出的数字相差无几，表明整个18世纪英国国教会的教士队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国教会教士的收入差别却很大，像温莎、牛津教堂以及坎特伯雷、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教士，其年收入分别达到450镑、400镑、350镑和300镑，个别教区甚至高达1200镑；可是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超过半数的教区教士年收入不足50镑，12%的教区低于20镑，其中一些甚至仅有5镑。

关于法律界的从业人数，格里高利·金的估计是1万人（1688年），马西的估计是1.2万人（1760年），柯克洪的估计是1.1万人（1801年）。有人认为前两个数据估计偏高，因为迟至1800年，全英国的初级律师（solicitors）总数仅5300人。但18世纪初英国人已普遍认为国内从事与法律有关职业的人员已经太多了，并相信是这些人造成了国家争讼不断。几位统计学家也对这个行业在18世纪的收入情况做出估计，格里高利·金认为其年平均收入是154镑，马西认为只有100镑，但马西时代的法律界从业人员已分化成高级法庭律师（barristers）和低级法庭律师（attorneys）两部分，二者在收入上的差距也已经拉开。到19世纪初，在帕特里克·柯克洪编制的统计表中，法律界从业人员已被分成四个职级：法官、高级律师、初级律师及办事员。依照1729年颁布的一项法令，每个希望成为律师的人首先必须以学徒身份作为最低级的办事员跟随初级律师学习业务，为期五年。这期间他们除了要向初级律师交纳学费（在伦敦通常不少于100镑），还得为“师傅”及其家庭干家务活。

医生在18世纪的英国人眼里声望要低于律师业，虽说听起来有些奇怪，但这确实是医药界在18世纪公众心目中的职业形象。医疗行业本身就是一个等级分明的行业，内科医生被视为医疗行业中的“绅士”，其地位居于药剂师和外科医生之上；外科医生直到1745年才与理发行业脱离干系，至1800年，外科医生专业学会才取得皇室特许。内科医生的收入往往很可观，一位成功的伦敦内科大夫一年收入可以高达12000镑。根据规定，只有获得“皇家内科医师协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颁发的许可，才能在伦敦及其附近地区开业行医，而“皇家内科医师协会”的会员必须是牛津、剑桥或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毕业生。这种明显的封闭性使该协会到1745年仅有会员45人。同样，外科医生也必须取得有关许可后方能从事外科手术，而药剂师只能配发药物。18世纪初，内科医师曾极力反对药剂师为病人开处方，但后来他们逐渐接受了药剂师为穷人看病的做法，有些想成为内科医师的人甚至先是跟药剂师当学徒，然后再转到内科专业。

在18世纪，军官也被视为职业人士。格里高利·金只将军官分为陆军和海军两大类，他说陆军军官有4000人，海军军官为5000人，但没有区分高级军官与下级军官。他给出的陆军军官年薪是60镑，海军军官为80镑，但事实上海军将官的年收入达到1325镑，陆军高级军官的收入也达到1000镑，因此，格里高利·金的数字只能是下级军官的收入。在马西的统计表中，海军军官人数上升到了6000人，年收入80镑；陆军军官人数则下降到2000人，年收入100镑。与教士、律师、医务人员相比，军人在公众中的形象似乎还不错，至少不像前三类人那样广受指责。

自由职业者包括画家、音乐家、诗人、剧作家等等，其中有些人会有其他职业，不单靠当艺术家为生。也有一些上流社会人士有业余的创作爱好，但许多人则几乎完全以写作或演艺谋生，其中一些人还成为享有盛誉的名流大家，如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作曲家乔治·弗雷德里克·韩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诗人蒲柏、文学家和词典编纂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博士等。18世纪成为一些人可以依靠写作为生的第一个时代，知识分子也开始具备一定的自我意识与独立精神。期刊出现，出版业日益兴盛，在伦敦的“格拉布街”（Grub Street）聚集起一批专门以卖文为生的穷文人，他们听命于出版商和书商，为市场而写作。“格拉布街”成为落魄文人或低级作品的代名词。

格里高利·金将政府官员分为高级官员和低级官员两类，二者各为5000人。马西估计，1760年英国的文职官员约为1.6万人；帕特里克·柯克洪则估计，在他的时代，高级文官有2000人，低级文官1.05万人，合计为1.25万人。就数量而言，文官的增幅并不明显，这或许与英国一直保留着地方自治的传统有关，地方自治减少了对文官的依赖。文官队伍主要集中于中央各部门；随着社会事务日益繁杂，文官队伍也发生了一些结构性变化，如邮政、国内税收、海关等新的政府部门设立起来，出现了专管军需或征收盐税、皮革税的文职人员。文官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比如，负责军械供应的人年薪达到1500镑，普通办事人员则仅有40镑。官员的名义薪金与实际收入往往存在一定差异，例如，邮政部大臣和法律顾问的薪金都是200镑，但前者的实际收入可达1000镑，后者各项收入累计也可达到550镑。

“制造业主”也许是工业革命发生后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群体，因为它体现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当格里高利·金在编制他的社会统计表时，尚不把这个群体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群体加以考虑；但马西和柯克洪却都把这个群体纳入各自的统计中。马西称他们为“制造业师傅”，按他的估计，这个群体的年平均收入仅有200镑，表明此时制造业的实力还很有限。在柯克洪的统计表里，其数量为2.5万人，家庭平均年收入上升到800镑，不仅如此，“制造业主”这一术语也开始摆脱“手艺人”的传统含义，而用来专指雇佣工人从事大规模生产的雇主了。到19世纪，这个阶层终于变成了“工厂主”，他们是那个世纪的真正主人。

同“中间阶层”一样，“下层民众”也不是一个同质体，其意义也同样模糊。所幸的是，由于格里高利·金等统计学家用分类列举的方法为我们大致确认何谓“下层民众”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相关统计信息，从而使我们可以对这一群体做一些具体考察。

手艺人、工匠处于“下层民众”的上层，他们与中间阶层中的某些群体，比如小店主或零售商颇有类似之处，有时很难区分开；但很多人还是认为，应将他们作为一个亚群体归入下层社会，而不是中间阶层。手艺人和工匠是那些凭借专门技术或手艺谋生的人，笛福在谈到他们与店主和零售商之间的区别时指出，店主和零售商是那些售卖其他地方生产的物品的人，而手艺人和工匠则是“出售自己生产的物品，但却并不拥有出售这些物品的商店的人……诸如铁匠、鞋匠、铸工、细木工、木匠、雕刻匠、车工等等”。这些人又可分为两类，其中一些人是师傅，拥有自己的手工作坊且雇佣若干工人，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建筑工日子通常会“过得相当不错”；普通工人或帮工属第二类，其收入低得多，比如砖匠每周最多能挣21先令，女衣制作工最低工资仅有每周7先令。有些行业能在正常工资之外得到实惠，如船夫有小费收入，铁匠会得到淡啤酒招待，面包师会得到主顾们在膳宿方面提供的方便。据估计，1754年时，一名工人在伦敦租房的开支为每周1先令，用于食物方面的开支是每周5先令。伦敦以外其他地方的食宿费用要便宜一些，但工资也比伦敦低。帮工中的不少人都期望能当上师傅，并且也确实有可能成为师傅。

工业化之前，英国的行业划分已经非常细了。1747年，由《伦敦手艺人》（London Tradesman）开列的清单显示，当时已经有超过350种不同的行业。不过对手工业者来说，18世纪不是个福音世纪，该世纪上半叶，由于劳动力短缺，他们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但随后的处境则每况愈下。在手工时代，工人的地位会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一些人从少年时期起学手艺，到二十几岁，一部分成为帮工并结婚成家，另一部分变成独立的小作坊主。然而，随着工业发展、投资额增大，独立的工匠变得越来越少，资本与劳动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有统计说，到18世纪中期，约有40%-50%的家庭成为靠工资为生的家庭。行会保护制度的取消更加速了这一过程，工人越来越成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

水手不仅包括在皇家海军中服役的水兵，还包括“所有受雇于海上航行，或与航行有关的工作的人”。这些人在格里高利·金和马西的统计中，总数分别是5万人和6万人。水手不仅在英国对外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国内各港口间的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相比之下，在陆军服役的普通士兵境况要差很多，在格里高利·金的统计表上他们被排在“穷人”之后。英国陆军的规模一向很小，因此这个群体的人数不算多，和平时期一般在8000-1.7万人之间，战争时期可能增长到3.5万——7.4万人。据估计，陆军士兵的最低工资大概为每周3先令6便士，经过各项扣除往往只剩下6便士，并且还经常遭到拖欠，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窘困。士兵在退役后经常找不到工作，许多人因此走上犯罪道路。

格里高利·金和马西的统计都未列出家内仆佣一栏，但斯佩克（W.A.Speck）认为，根据这个群体在伦敦及其他各地人口中所占的大致比例，可以粗略地计算出其人数。他推算格里高利·金时期的仆佣数量约为71.5万人，而到马西时代，这个数字应该明显扩大。无论斯佩克的推算是否准确，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一群体的人数很多，人们一般认为18世纪全英国应该有60万——70万之多。一些贵族雇佣六七十名甚至上百名仆人，许多中等人家也有雇佣仆人的习惯。有人认为，当时英国有近一半的农民家庭和1/4的工匠、商人家庭雇有仆佣或学徒。

在格里高利·金的统计表上，劳工和户外仆役的人数也不少，达到了36.4万人。有人认为至少应将这个庞杂的群体分为城市劳工与农村劳工两类，马西将专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农夫）与其他劳工区别开。当时的情况是，“大多数城镇居民都已不再直接耕种土地”，像苏塞克斯的佩特沃斯镇（Petworth），1700年时就仅有5%的工匠还需要依靠土地收入来贴补生活。城镇发展产生了对城市劳工的需求，一些粗活只需要非熟练工人如搬运工、运输工来做；妇女常常从事卖牛奶、卖鱼、拾垃圾等工作，甚至儿童也被雇来清扫烟囱。这些人的工资都很低，通常在每周1-5先令之间。户外仆役大概指的是一些在户外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帮手或仆佣，斯佩克说，格里高利·金之所以会把户外仆役与劳工放在一起，无非表明了城市居民尤其是像伦敦这类大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各种服务来加以满足。

在格里高利·金的统计表中，茅舍农和贫民的数量最多，其家庭数达到40万户，按每户3.75人计算，总人数达到130万。但在马西的统计表里并没有贫民一栏，茅舍农也与小啤酒店老板放在一起，其家庭数合计为4万户。柯克洪的统计中也没有提到茅舍农和贫民，当然这并不表明18世纪没有贫民，也不表明其数量在减少，事实上，当时的穷人不仅存在，而且数量还在增加。据统计，至1800年，英国有28%的人接受救济；1680年英国每年用于救济的资金为53.2万镑，到1780年几乎达到200万镑。

与贫民处境类似但又有一定区别的一个特殊群体是边缘人群，包括乞丐、小偷、吉普赛人、流浪汉、妓女等等。这个群体很复杂，格里高利·金在统计时以“流浪汉，诸如吉普赛人、小偷、乞丐等等”来笼统称呼他们，并估计其人数在3万左右。马西和柯克洪都没有统计这个人群，不过依据当时人的看法，流浪汉与贫民一样人数都呈增长趋势。英国有很多法律针对流浪人群，1744年更是出台一项严格的法案，法案将流浪人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懒人和妨害治安的人”，包括离家出走的人、不顾家的醉汉酒鬼、不肯工作的人以及乞丐；第二类是“无业游民和流浪者”（rogues and vagabonds），包括剑术师（fencers）、四处游荡的演员、游吟诗人、算命先生、赌徒、无证经营的小贩以及冒牌的学者；第三类是“无可救药的歹徒”（incorrigible rogues），指的是一些在逃犯或再次犯罪者。

贫困问题始终是威胁英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令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感到头疼的难题，虽然济贫法是全国性的，但根据1662年的《定居与遣送法》（Law of Setlement and Removal），救济责任实际上落在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教区头上。该法规定，每个人都在某个教区且仅在这个教区有“居留权”，任何要求救济的人都有权在享有“居留权”的教区获得救济，但也只能在该教区要求救济。所有领取教区救济的人都须在衣服上佩戴P字徽章，任何要离开其所在教区外出的人，都必须持有证明方可成行。这些规定限制了穷人的流动，不仅如此，因为任何教区都不愿意承担不属于它的额外负担，一些教区为了避免增加负担，还会想各种办法把穷人、老弱病残甚至临产的孕妇赶出教区。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官员及教区贫民监察员愿意帮助穷人，并利用教区的济贫资金为他们提供补贴。

第二章　日常生活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变化”是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生活的基调。诚然，作为率先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这一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变化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在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方面留下明显的印记。但与此同时，一些人却并不赞成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尽管这一时期英国的变化涉及面很广，但却不宜一概而论，人们不仅应了解变了什么，还需要留意那些变化不大或者未曾有变的情形。一定程度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学术界关于变与不变、“变迁或延续”问题的讨论，正是这两种视角的一次交锋。也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一向备受冷落的社会生活细节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转型期英国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也日渐增多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家庭对许多人来说不仅是栖身之所，也是生活的中心。阿兰·艾维里特（Alan Everitt）说：“地方社区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是被政治生活所支配，而是被购物、销售、做爱、结婚、养家糊口以及各种各样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小事情所占据。”自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勒普莱（Frédéric Le Play）提出三种家庭模式依序递嬗的观点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认为工业化与核心家庭的出现存在着必然联系，“渐进核心化”理论因此大行其道，其倡导者们强调，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家庭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从扩展型家庭（即由几代人共同组成的家庭）向核心家庭（即由父母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的转变。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传统观点才受到以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为首的“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Cambridge Group for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的有力挑战。剑桥小组通过发掘整理教区登记簿、人口调查记录或人口普查记录等材料，力求历史地再现16-19世纪英国家庭情况及其变化的图景。在拉斯莱特的领导下，剑桥小组选取1574-1821年间英国100个教区作为样本，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650年前、1651-1749年、1750-1821年）和四个地区（东部、北部和中部、南部和西部、伦敦）进行系统分析，结果显示：自16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头10年的300余年间，生活在这些区域中的家庭之平均规模大致稳定在4.75人或略低于此。这就意味着，大体而言，英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家庭规模都相对较小，变化始终不大。由此不难推断，那种认为对应于社会转型而必然出现的从扩展型大家庭向小规模核心家庭转变的观点，实则不过是一种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想当然的产物。因此拉斯莱特指出：“事实上，在英国，大的联合或扩展家庭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普遍的形式存在过。”

在对前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家庭进行系统研究后，拉斯莱特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就是一个核心家庭占优势的国家。对1821年之前有可靠数据来源的61个教区所做的研究表明，仅有10%的住户包括了婚姻之外的亲族成员，占总人口的3%;由两代人构成的住户占70%,一代人构成的住户为24%,三代以上共处一寓的家庭只占总数的6%,其中四代同堂的还不到1%。由此可见，工业化开始前及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家庭是以简单的核心家庭为主，扩展家庭为数不多。有意思的是，资料显示，工业化不仅没有直接导致核心家庭的普遍出现，相反却在一些地区如纺织中心兰开郡导致扩展家庭增加。这不啻从反面构成了对“渐进核心化”理论的致命一击。历史人口学的研究成果拓宽了家庭史的研究视阈，同时也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家庭问题的认识。此后，“渐进核心化”理论尽管余音犹在，但显然已呈式微之势，正如当代英国学者斯佩克（W.A.Speck）所言：“那种认为扩展型家庭是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家庭标准模式的观念——这一观念仍被一些社会学家所顽固坚持，已被人口学家当成一个神话而戳穿了。”

当然，从总体上否定转型时期英国家庭形式存在着一种由扩展型大家庭向核心家庭演变的基本趋势，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此类现象在实际生活中的少量或局部存在；同样，当历史人口学家们强调同一时期家庭平均规模较小且变化不大时，也只是就一种历史发展的总体情形及其基本趋向所作的整体判断，并不排除这一时期不同家庭之间存在规模上的大小差异。事实上，就18世纪的情形而言，不同阶层之间在家庭规模上的差异往往会表现得相当明显。通常，社会中上层家庭的规模较大，例如，在格里高利·金为1688年英国社会各阶层编制的统计表中，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家庭规模的大小与社会阶层的高低有某种明显的一致性。排在统计表第一栏的是英国的世俗贵族，当时的人数为160人，其平均家庭规模达到每户40人，位居所有阶层之首。排在第二至第六栏的依次为宗教贵族、从男爵、骑士、乡绅、绅士，其家庭规模依次为20人、16人、13人、10人、8人，恰与其社会等级形成对应。这种情形到19世纪初帕特里克·柯克洪根据1801年英国人口普查数据编制英国社会结构统计表时，仍未见多少变化。从柯克洪提供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到，排在前六位的依次是世俗贵族（含王室成员）、主教、从男爵、骑士、乡绅、绅士及有收入的女士，其人口规模依序为25人、15人、15人、10人、10人、8人，可见，贯穿整个18世纪，社会中上层一直保持着其平均家庭规模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优势。对此，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人指出：“家庭规模并不是人口生命力的指数，而是社会地位高低的指数。正是因为富有，上层阶级才能在家中供养大批奴仆并收留无依无靠的亲属”，一语道出了社会中上层家庭规模偏大的个中原委。这里有两点需要略加说明：其一，尽管中上层家庭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与扩展家庭的存在相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其家中收养了大批奴仆并收留了一些亲属。研究表明，1650-1749年间，各类仆佣占当时总人口的14%,1750-1821年间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占到10.7%。值得一提的是，自18世纪初期起，英国的家庭仆佣人数一直呈增长趋势。据认为，18世纪中期，全英国大概有60-70万家庭仆佣；一些贵族往往雇佣六七十名甚至上百名仆人，连一些平常人家也有雇佣仆人的习惯。正所谓家庭的规模“主要不是由子女的多少，而是由住在家中作为仆人和同居者的数量所决定”。安德烈·比尔基埃同样认为：“使家庭规模大小发生变化的，并不是夫妻这个核心的生殖能力，而是这个家庭有多大能力将他们所生子女以外的人聚集在同一屋顶下。”

其二，在讨论家庭规模时，必须理解“家庭”一词的含义。其实，无论是格里高利·金，还是帕特里克·柯克洪，他们使用的家庭一词与当代意义上的家庭差异很大。在18世纪，家庭包括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所有成员，仆佣和寄居的亲戚甚至租住房屋的房客都会被当成这个家庭的成员。换言之，当时的家庭实际是当代的“户”[如拉斯莱特主编的一部著作就是以《历史上的户与家》（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作为书名的]。“户”与“家（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居住空间概念，它包括了共居于某一特定住所内的所有人，而后者则更多地与成员之间的血缘或婚姻关系相关，指的是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且相互间存在亲属关系的人们。比较起来，在统计家庭人口时，以“户”为单位比较方便也更加准确，而“家”则由于其社会含义复杂而难以精确估量，因此，人口学家通常仍采用“户”进行历史人口的统计。

严格说来，血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婚姻关系，足见婚姻之于家庭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婚姻不仅是家庭的起点，而且对家庭关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同样至为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有关家庭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对婚姻问题的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16-19世纪英国婚姻模式有两个特点：其一为晚婚，其二是存在相当数量的终身不婚者。尽管英国婚姻模式的这些特点从总体上说不成问题，但具体到18世纪，人们对社会转型与婚姻状况之间的互动关系却持有不同看法。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工业化是否导致英国人婚龄上升：社会学的主流观点是英国年轻人的婚龄随工业化而上升，历史学家对此质疑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拉斯莱特等人的研究显示：1750年以前，英国女子的平均婚龄为26岁，男子为27.5-28岁；18世纪起女子结婚年龄开始下降，为24.9岁，1800年以后更降至23.4岁，同期男子婚龄分别为26.4岁和25.3岁。与此同时，终身不婚的比例在17世纪80-90年代达到最高，为27%,而在工业转型时期则降至6.8%的最低点。

另一项研究同样显示，在1675-1699年与1800-1824年这两个时间段里，男子的平均初婚年龄从前一时期的27.7岁下降到25.5岁，女子则从26.6岁降至23.7岁，分别下降了2.2岁和2.9岁。可见，工业化的确带来了18世纪下半叶英国婚姻模式的变化，但其变化的方向却并非如一些社会学家所料想，而是正好相反。至于何以会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婚龄下降和独身者减少的现象，其原因或许不止一端，但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这样认为：随着工业发展，经济状况好转，经济机遇增多，人们有信心也有可能改变对婚姻的态度，放弃原有的婚姻模式，更早地开始婚姻生活。

婚姻的第一步是择偶。关于择偶标准及择偶自主权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随着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年轻人在择偶时越来越不受父母长辈意志的左右，自主权越来越大；同时，在选择配偶时，不再以物质利益为优先考虑的因素，而是更多地从情感角度来做选择。而另一种观点则强调，社会转型并未带来择偶自主权及择偶标准的明显变化，自16-19世纪，英国人在这两个方面更多地表现出延续性。应该说，两种观点都能在历史上找出有利于各自立场的证据，但这恰恰说明择偶标准及择偶自主权问题十分复杂，而复杂性本身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这个问题所具有的延续性。因此，坚持某种排他性立场似为不宜，相反，采取具体分析和适度概括的做法或许更为可取。

由于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私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不同性别、年龄及不同社会地位的年轻男女在选择自己的配偶时，其动机又往往不同，因此人们择偶的具体标准也会表现得千差万别。从18世纪英国的具体情况看，通常只要条件允许，人们在择偶时较为普遍也较为合乎常理的做法是尽量兼顾社会经济因素与个人情感因素；当然，不同社会阶层以及同一阶层的不同群体在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说，18世纪英国人在择偶标准上仍然很看重社会经济因素，对此，《欧洲风化史》一书作者关于稍后一个时期的叙述可看做是对这种延续性的一个有力佐证，他指出：“贵族要让两个门第结合，以便扩大家族的权势，或者（当然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扩充人丁和产业。富有的资产阶级用完全相同的办法把两家的产业合在一起，或者（为了产业获得最大的效益）弄个爵位。中小市民是为了把两家的收入或者男女双方的劳动力合在一起，让女人担起管家的责任，让她最合理地使用微薄的进项。至于无产阶级，结婚大多是因为‘两人过日子要省些’;也就是说，分开过的话，谁也挣不够生活费。”；但另一方面，人们在择偶时注重个人情感的情形也并不鲜见，有时也的确能让人隐约感受到社会风尚的一定变化。

贵族阶层作为18世纪享有特权的群体，其择偶时的突出特点是强调门第相当或门当户对。顺便指出，主张门当户对几乎在每一个阶层都有大量的支持者，正如一位家庭史学家所言：“在广大的社会中，缔结婚姻关系的两个家庭在社会分层制度中都处于或高或低的层次，而且双方都乐意保持或改善原有的地位。人们确实可以相信，两个家庭所接受的联姻条件，往往是双方在经济上或社会上门当户对。”但就贵族而言，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及特殊的社会影响力，其择偶时的门当户对会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加引人注目。据统计，在18世纪英国，81位公爵累计发生102次婚姻，其中有53次是与贵族之女结婚，占52%;另有28%的伯爵和19%的子爵成为贵族家的女婿。

贵族们的眼光紧盯同属于社会上层的这个小圈子，不外乎是因为这种联姻方式能够有效地确保这个阶层在财富和地位方面的优势。如同坎农在专门论及18世纪英国贵族婚姻时所言：“在婚姻上谨慎从事，对于巩固或增加（贵族们的）家庭财富意义重大。”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甚至这样写道：“我们的婚姻有如其他一些常见的交易和买卖一样，其形成只考虑利益或收益，而毫无爱情或尊重可言。”为了增加家庭财富，贵族们甚至打起了商人的主意，保尔·芒图指出：“英国贵族，自革命以来即被发财欲所迷住。他们怀着嫉妒的心情看着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在他们下面壮大起来。他们以一种奇特的、由骄傲与贪婪二者结合的心情来恨那些‘有钱人’,并力图通过婚姻去同他们结成姻亲，借以利用他们的财富。”

然而，贵族们也并非一味看重财富，而置其他条件于不顾。事实上，除了关注财富与地位，他们当中不少人对于未来配偶的德行、容貌、性情以及信仰状况等等也甚为关注。当然也不乏无视家庭利益、罔顾财富地位而追求爱情的例子，譬如，简·奥斯丁（Jane Austen）《傲慢与偏见》（成书于1796年）一书中的费茨威廉·达西，尽管一度表现出贵族阶层特有的“傲慢”与“偏见”，但却并未因为家庭财富和地位的缘故而与其贵族出身的姨表妹德·包尔小姐结合，相反毅然选择了自己倾心爱慕但出身低微的伊丽莎白·班纳特。真实的例子在18世纪的贵族当中时有发生，像钱多斯公爵（Duke of Chandos）娶了一家小酒馆的女仆，梅尔库姆勋爵（Lord Melcombe）和卡特里特勋爵（Lord Carteret of Hawnes）与家庭女教师结婚，坦克维尔勋爵（Lord Tankerville）在18岁那年与一位屠夫的女儿私奔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私奔及其他一些非正式婚姻形式的存在，才导致英国议会于1753年通过《哈德威克婚姻法》（Lord Hardwick's Marriage Act），以此对婚姻关系形成约束。该法规定：首先，自1754年开始，只有教堂婚礼而非口头婚约才具有法律效力，口头婚约不能成为取消教会婚姻的理由；其次，所有教会婚姻都必须在教区登记簿上登记，且双方都须签名；第三，承认1604年教规认定为非法婚姻的时间和地点，在这些时间和地点缔结的婚姻无效；第四，未满21岁的男女，未经父母或监护人同意而缔结的婚姻均为无效；第五，相关法律的执行权由教会法庭转归世俗法庭，对违反该法而主持秘密婚礼的教士处以14年流放。

中间阶层的择偶情形如何呢？来看1735年登在报纸上的两则结婚通告："1735年3月25日，约翰·帕里（John Parry），一位来自卡马森郡（Carmar thenshire）的士绅，与拥有财产8000镑的同郡士绅沃尔特·劳埃德（Walter Lloyd）之女结为连理。”同时刊载的另一则通告则显得不同寻常，因为两位新人在年龄上相差悬殊：“罗杰·温德（Roger Wind）牧师，年约26，与林肯郡一位年逾八旬的女士成婚，婚后，牧师将拥有资产8000镑，外加300镑年金，且可终生享有四轮马车一辆。”前面的那则通告没有忘记把嫁女儿的士绅所拥有的财产公之于众，而后面这则告示中的新郎则显然是重财胜于重情，可见，中间阶层同样有不少人很在意对方的财产。

一项对伦敦工匠和商人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不低于25%的受调查者在初婚时选择与寡妇结婚，其所以这样做，当然是想让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有一个好起点。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论及下层中等阶级时也提到：“就婚姻而言，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一名下层中等阶级的女子较少被看做是伴侣或性对象，而更多地被视为财产，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地位对象。”不过，中间阶层也有不少追求浪漫之爱的例子，从亚当·斯密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可以读到这样一段故事：“……就我所知，约翰·霍姆曾向您推荐一位叫约翰·柯里的先生，他是我的老同学，是一位学力在一般水平之上的好牧师，他出于爱情，贸然与一位姑娘结婚，这个姑娘是我的表妹，人品很好，我一直表示尊敬，可是没有一点点财产。他的老父只赖他独立赡养，而他的家庭人口则在增多，因此您可以相信他们的家计十分困难。有个叫普雷斯顿的是曼金奇地方的牧师，于10天前故世；新任命是国王的权利。您能否通过合适的方法为这个有才学的人申请这个职位？……”这是一封举荐信，撇开举荐一事不谈，斯密不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视爱情胜于重视财富的生动实例。有关18世纪中间阶层择偶的标准及取舍，在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有生动的描述。在奥斯丁笔下，既有靠工业发财致富，遗产超过10万镑，年收入四五千镑的上层中间阶级，如彬格莱先生；也有靠少量地产生活，家境还算殷实的小乡绅，如班纳特先生一家；还有靠他人荫庇在军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或在英格兰教会担任教职的中下层人士，如韦翰和柯林斯牧师；同时也有生活在这群中间阶层人们周围的各色女子，如班纳特家的五个女儿、咖罗琳·彬格莱小姐等。这些人对婚姻的态度各不相同，择偶的标准也互有差异：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夫妇将婚姻视为纯粹的利益结合，完全置情感于不顾；咖罗琳·彬格莱小姐追求财富与地位，她自己拥有2万镑嫁妆，仍一心盯着年收入1万镑的年轻贵族达西先生；彬格莱先生与吉英·班纳特小姐把个人感情放在首位，视其为婚姻的基础；丽迪雅·班纳特为激情驱使，贸然与情人韦翰大胆私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丽迪雅·班纳特及其两个妹妹与她们的两个姐姐吉英·班纳特和伊丽莎白·班纳特在性格气质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班纳特先生的这五个女儿的择偶态度，似乎都以个人情感为重——这一点与她们的母亲班纳特太太恰成对比，显示出某种渐露苗头的新变化。罗伊·波特（Roy Porter）指出，随着18世纪向前推移，爱情婚姻受到尊重，他同样引用简·奥斯丁的建议作为证言，奥斯丁指出：“除了选择无爱的婚姻，人们可以做其他任何选择或忍受一切情形，没有什么比缺少爱而强扭在一起的婚姻更痛苦了。”

至于社会下层的择偶行为，他们考虑结婚，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找一个共同的劳动伙伴组成家庭，而感情的因素也是他们择偶时常常考虑的条件。丹尼尔·笛福和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就曾提到，劳动阶层的男子常常更愿意选择体格强健、形象标致的姑娘做妻子，而不愿选择举止轻浮的女子为伴。这个阶层的年轻男女显得比较实际，多从婚后生计着想，因此很在意对方是否有劳动技能、是否善于持家。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下层没有财产和地位方面的顾虑和拖累，因此在选择配偶时往往有很大的自由度，这也使得他们只要个人心甘情愿，就可以依凭自己的感情选择中意的配偶。

在择偶自主权方面，值得一提的有两点。一是英国年轻人比欧洲大陆年轻人享有更大的自由，原因是尽管英格兰教会制定了相关的婚姻法规，但它同时也承认各种形式的私下婚姻或非法婚姻，由此造成秘密婚姻及非法婚姻在一定程度上盛行。为了堵塞秘密结婚的漏洞，才会出现1753年的《哈德威克婚姻法》。但该法仍未能阻止如“扫帚婚”（besom wedding）之类的婚姻习俗；而由于该法对苏格兰及英国海外领地不具约束力，这就为希望摆脱各种羁绊而彼此结合的年轻人提供了机遇。当时，苏格兰法律规定，一对情侣只需向证人表白他们希望以丈夫或妻子的身份共同生活，即可被视为合法夫妻；位于苏格兰边界的“格莱特纳·格林村”也因此成为私奔的代名词。总之，种种情形给英国年轻人带来相对宽松的自由择偶权。

二是各阶层的择偶自主权并不相同。出身上层家庭的年轻人会更多地受到来自父母及其他方面的约束，其原因在于社会上层十分注重通过婚姻保护家庭的财产及地位，所谓“社会因素越重要，父母对子女择偶施加的压力就越大”。借助控制财产继承权，父母可以对子女的婚姻施加重大影响，其中，因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及嫁妆制，上层家庭中的长子和女儿们受到的影响最甚；长子之外的其他男孩受到的制约相对较小。从中间阶层往下，择偶的自由度相对较大；比较起来，社会下层因不受财富地位之累，在配偶选择方面自我做主的情况往往更多，如同劳伦斯·斯通所言：“与有产阶层婚姻的不自由相反，没有财产的穷人们的婚姻则自由得多。孩子们在7-14岁之间就离家去做家仆或农业仆佣，或外出当学徒（也住在师傅家里），因此他们很早便远离父母，而当他们在离家10到15年之后再准备结婚成家时，毫无疑问都由他们自己自由地选择配偶。在任何条件下，穷人的婚姻不大为家庭和亲戚所关注，由于没有钱财与土地易手，故此干涉的动机也不甚强烈。由此则我们可以认为，穷人们的婚姻更多的是其个人的事，而非家庭或亲戚的事。”

择偶的最终结果是建立夫妻关系，但在讨论夫妻关系之前，我们先就离婚问题略做考察。在18世纪，离婚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每批准一桩离婚案，议会就需要进行一次专门的讨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57年颁布“离婚法”。据统计，自1715年至1825年，仅有244对婚姻是按这种方式解除的，每年大约两宗。难怪卡罗琳·诺顿（Caroline Norton）会愤愤然地说：“贫苦阶层没有自己的离婚形式。富人在议会与妻子离婚后再婚，他的再婚合法，所生的孩子合法……穷人没有能力在议会离婚，他的再婚无效，所生的孩子是私生子，他自己将会因重婚而受审。”正因为如此，作为离婚之一种特殊形式的“卖妻”才会存在于英国社会下层当中，E.P.汤普森对此有过专门论述。

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核心的关系，而丈夫与妻子在家庭中的角色分工及相互的地位则是夫妻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18世纪，夫妻分工基本延续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1747年一份叫《统治妻子的艺术》的小册子对男女职责做了这样的划分：男子的主要职责是获取、外出并谋生、与人打交道、处理外部世界的所有事务；女人的职责则包括储藏并贮存、照看家庭、不与别人说话、处理内部事务。这种男女职责分工的依据是两性的生理差异，其中浸透着夫权意识。当然，在不少家庭中，尤其是中下层家庭，我们能够看到夫妻以一种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出现——这种情形即便在一些中上层家庭也并不少见。然而，双方的相对地位显然是不平等的，基思·赖特森指出：“虽然就个人而言，妇女有地位上的差别，但作为集体，她们是按性别，即社会的两性关系来划分的。妇女在其地位和作用方面主要被视为男人的附属品，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她们得恪守妇道。”而18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1723-1780）在解释已婚妇女在普通法中的地位时则更加明确地说：“通过结婚，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就成了一个人：即，一进入婚姻，这位女人的存在，或她在法律上的存在，立即就被中止了，或至少已被合并和强化进她丈夫的存在中去了……尽管我们的法律通常将丈夫和妻子视为一个人，但在某些情况下仍将被分离出来加以考虑，如女人低劣于男人，女人必须在男人的强制下行事等。”服从丈夫是妻子的天职，妻子本身也成为丈夫的财产，因此，打骂、虐待甚至卖掉妻子都是丈夫的权利。

但同时夫妻关系中温情的一面也同样引人关注。一位来自法国的贵族在亲眼目睹18世纪80年代英国上流社会夫妻关系的现状后，曾不无感叹地评论道：“（在当时的英国）丈夫和妻子总是形影相随，共同出现在同一个社交场合……他们一同参加一切拜访活动。在英格兰，如果（有关的社交活动）不是夫妻出双入对的话，那就如同在巴黎丈夫带着妻子出入一切场合一样让人觉得荒唐可笑。”类似的情形同样也存在于其他阶层包括下层民众中。

家庭关系还涉及另一个重要方面：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即亲子关系。16-19世纪，英国的道德说教文献对婚姻的目的一直灌输这样三个方面：首先是生儿育女；其次是防止罪恶，避免私通；第三是为了相互帮助、彼此慰藉。生儿育女自然是婚姻的重要目的，也是婚姻的必然结果。由于18世纪结婚年龄下降，生育率上升，到40年代以后英国的人口迅速增加。18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口总体呈上升态势，其中1690-1720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较为迅速，但随后的1720-1740年间，人口增长迟缓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此后又再度增长，至18世纪60年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1801年英国首次人口调查表明，当年英格兰人口总数达到前所未有的870万人。

1701-1801年英格兰人口统计

就亲子关系而言，一些学者强调，近代早期并没有那种把童年当作一个特定的成长阶段的观念，现代儿童观念亦即孩子成为家庭之核心的观念直到18世纪才得以形成。另一些人则认为情况并非如此，16-19世纪一直存着以孩子为家庭中心的观念。事实上，一方面，应该看到，无论处于哪个时代，也不论属于哪个阶层，父母之于孩子总是会本能地体现出关爱和呵护，这种基本的人伦之情也是人类得以延续的保证；另一方面，也的确存在一些父母对孩子的感情较为淡漠、对孩子的管教太严、对其实施惩戒甚至虐待孩子的情形。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亲子关系方面发生的变化。例如，在中上阶层家庭中，随着女性日益摆脱家庭琐事的牵绊，她们除了用更多的时间来修饰自己，培养自己的优雅气质，同时也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她们会越来越多地用母乳喂养孩子，而不是雇请奶妈；她们会越来越少地让孩子使用襁褓，这样就可以从“抚爱、逗弄以及为孩子打扮”中得到乐趣；她们中的一些人还愿意自己直接带孩子，因为她们觉得如果一直让仆人带孩子，孩子就会沾染上仆人身上的“农民气”……

新社会史的兴起，让一些学者把目光从一味地关注政治领域，转移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居家过日子之类的平凡琐事上，历史叙述也因此而变得丰富多彩，更具有生活气息。日常生活同样与家庭相关，一定程度上也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的，在对与家庭的形成及其延续相关的问题进行过梳理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先来看人们的饮食情况。罗伊·波特提到，穷人的开支中食物占了大部分，他们要将2/3的收入用于购买吃喝用品。即便如此，整个18世纪下层民众的食谱仍然显得“贫乏”、“单调”，“面包和干酪”成为他们的主食品。普通民众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肉类食品，而偶尔能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的大多是一些“肥肉培根”。18世纪，在家里酿酒日益困难，并且有条件饲养奶牛的农户也越来越少，因此自制啤酒和家产牛奶变得越来越难得，茶叶则成为普通人甚至下层民众常用的饮品，“劣质茶”（adulterated tea）取代牛奶和啤酒，被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饮用。对于普通人来说，土豆及其广泛传播是件很重要的事，它改善了人们的日常营养。饮食方面的改善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人们更倾向于食用白面包而不是黑面包，阿瑟·扬在1767年就提到，“用黑麦和大麦制成的面包被人们当成很可怕的东西，即使是那些贫穷的茅舍农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相对而言，社会层级越高，其生活水平也越高，肉类食品的消费量——尤其是英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烤牛肉”，通常与社会层级成正比，这就应了一句老话“食肉动物统治食草动物”。

这一时期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例如，人们对水果和蔬菜的偏见有所缓和，豆类植物和绿色蔬菜被越来越多地食用，水果品种也得到改进。一些外来食品如咖啡、茶叶、糖不再被视为奢侈品，香料、外来的水果及鱼类也大量出现在人们的食谱中。有意思的是，18世纪的英国人似乎不太讲究烹饪技术，这一点与讲究饮食的法国人截然不同，为此一位来自瑞典的到访者曾经调侃说：“大多数英国人的烹饪手艺只不过就会做点烤牛肉和葡萄干布丁罢了。”

饮酒之风遍及18世纪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酒精制品的消费量很大。有关资料显示，该世纪初期，伦敦一地的酒类消费量为一年1120万加仑，约合每个成人年平均饮酒7加仑，这些酒由散布在伦敦各处的207家旅店、447家小酒馆、5875家啤酒馆、8659家白兰地酒店销售，可见，当时的伦敦酒肆遍布、饮酒成风。不仅伦敦如此，中小城镇也不逊色。比如，北安普顿（Northampton）在18世纪中叶人口大约有5000，却有60家旅店和100家啤酒馆，而此时整个英国的旅店和小酒馆加在一起则应该有5万家。由于当时的酒类制品价格低廉，因此，即便是在下层社会，酒精饮品也一样受青睐。18世纪20年代的“杜松子酒热”（Gin Craze）就主要在贫困阶层中盛行。在杜松子酒风行时期，伦敦地区许多穷苦人往往会被“一便士让你喝醉，两便士让你烂醉如泥，吸管免费”之类的广告所吸引，并为此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上流社会更是有不少人热衷于此道，像当时的一些名人如博林布鲁克、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以及埃尔登勋爵（Lord Eldon）等也同时以嗜酒闻名。

衣着方面，18世纪的英国人相当讲究。早在1699年就有人写道：“现在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都认为，如果穿的衣服不是用白棉布制作的，就算不得穿上了好衣服。男人需要穿白棉布衬衫，戴领饰、袖口，口袋里还得掖上一块手绢，妇女的穿戴包括头巾、兜帽、裙子、长袍、衬裙等等。印度长袜则是男女都穿的一种袜子。”英国人的穿着给来自欧洲大陆的旅行者留下很深印象，一位到访的德国牧师在看到牛津郡村民的衣着后评论道：“与我们德国同胞们所穿的粗制工装不同，他们穿着相当精美的衣服，显示出一定的品味。这些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区别与其说是他们的衣着，还不如说是他们行为上表现出的更多的单纯朴实与谨慎。”另一位来自法国的迪·博卡热（du Bocage）夫人对英国农民也有同样感受：“他们把自家的房子装饰得漂漂亮亮，自己的穿着很考究，吃得也不错；就连最穷的乡下姑娘也喝茶，穿着用印花棉布做成的紧身胸衣，头上戴着草帽，肩上围着猩红的斗篷。”

在居住方面，首先，中上层与下层的差别十分明显，城市贫民住在简陋的棚屋和地下室里，农村贫民住在用枝条、草皮和碎土胡乱拼凑成的小木屋中。相形之下，中上层家庭的住屋，正面修饰整洁，砌有砖块台阶，拥有漂亮的房门，古典风格的装饰线条和装修式样十分优雅，并装有框格窗。但同时，居住条件的改善也不应被忽视，例如，在工匠阶层中，用石头或砖建成的房子越来越多，取代了原先用草泥、板条和灰泥砌成的房子。18世纪80年代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注意到，塞尔伯恩（Selborne）地方的所有村民都住在用砖和石头砌成的农舍里。成千上万幢标准化的、上下各两间、装有框格窗的房子被建造起来，其花费约150镑。建筑协会得到支持，以帮助境况不佳的人建房或买房。室内装潢变得更讲究了，建筑师约翰·伍德（John Wood）认为，那种老式的厚重、阴沉、坚固型的内部装饰正遭到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地上铺优质松木板或荷兰栎木板，房间漆得奢华而美观。大理石板甚至壁炉架变得很普遍，大门通常很厚实，门上配着最好的黄铜锁。椅子是用胡桃木做的，有些椅子还加装了皮革，另一些则饰以锦缎或在底座上加藤条或灯心草。市场上出售栎木桌和五斗橱，前者有时是用红木做的，后者则用红木或胡桃木制成。（女士的）梳妆台上装有漂亮的玻璃镜，而一些房屋的烟囱往往也会加装很大的带框的镜子……”

在日常用品方面，变化也越来越明显。伯克利主教（Bishop Berkeley）就认为，一些家庭开始购买比较昂贵的家用商品，比如，陶瓷餐具取代了白蜡制成的杯子和盘子，金属刀叉取代了先前的木质刀叉，此外还有铁制的火炉架和炉子、带垫的座椅、阿克斯明斯特（Axminster）和威尔顿（Wilton）的地毯、成套的厨房用具、墙纸、最新款式的谢拉顿（Sheraton）家具，以及各类黄铜装饰品等等。普通人家中也看到各种日常器具，比如夹钳、风箱、大衣箱、时钟、火炉围栏、平底锅、铜制水壶、鞍具、火炉栏、各种精美的小饰物、玩具等。

尽管各社会等级的生活状况差异明显，但从整体上说人们的生活条件还是改善了。18世纪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也在不断上升。尤其是18世纪上半叶，由于当时物价较低，人们的实际工资较高，普通人除生活必需品之外，还可以购买其他物品。据统计，1700-1750年间物价下降了约10%-15%,糖的消费量从1690年的20万磅上升到1760年的500万磅；同一时期茶叶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当时一个家庭为维持生存每周约需要10先令开销，而一些熟练工匠的收入可能达到每周2-3镑，如果家庭其他成员也有收入，那就更可观了。索姆·杰宁斯（Soame Jenyns）在18世纪中期这样说过：“由于伦敦地区以及事实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财富增加，人们对所有东西的消费也就惊人地增加；这个国家的所有阶层及各种生活条件的人，其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惊人的改变。”来看一个具体例子：18世纪末，一位生活在牛津郡乡村的工人和他的三个孩子，每年花在买面包上的钱共13镑13先令；茶叶和糖2镑10先令；啤酒和牛奶1镑；咸肉及其他肉类1镑10先令；肥皂、蜡烛等约15先令；房租3镑；外套2镑10先令；鞋和衬衫3镑；其他衣物2镑——全年总开支31镑8先令。这个家庭应该属于下层社会中家境还算过得去的，开支中所列“茶叶和糖、啤酒和牛奶”等项，原本仅限于中上层社会消费，现在也出现在平常人家的生活之中了。不过，这个工人每星期只能挣到8-9先令，算起来，他的家庭年开支已超出其年收入5镑多，这意味着一年下来，他要欠下5镑左右的债务。

随着生活改善，人们的闲暇活动也渐趋丰富。旅行成为有钱和有闲阶层热衷的新时尚，除了游学欧陆的“大旅行”外，英格兰北部的湖区、威尔士山区以及英国各地的海滨都成为中上层人士的旅游目的地，位于布里斯托尔港东南面的温泉疗养地巴思（Bath）更受这些人的青睐。与此同时，文化生活也日益多样化，一些原本仅供上流社会享用、鉴赏的高雅艺术，在市场作用的推动下，也开始走近普通大众。1759年大英博物馆开始免费对公众开放；私营博物馆也在伦敦及其他地方建立并开放。剧场成为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伦敦就有许多供普通人观看戏剧的商业演出剧场，特鲁里街（Drury Lane）剧场能容纳3600多名观众，各地也纷纷建立供当地人娱乐的剧场，到该世纪末，甚至一些小镇也建起宽大的剧场。音乐会、音乐节及其他娱乐形式，也为普通人所欣赏或参与。

报纸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成为普通人的读物。到1790年，伦敦有14家早报；1788年第一家晚报问世，1799年第一家星期日发行的报纸问世。1700年之前，所有报纸均需在伦敦印刷，然后通过马车送往各地，这种现象很快被改变，各地开始发行自己的报纸，地方性报纸纷纷涌现，《诺里奇邮报》（Norwich Post）和《布里斯托尔邮报》（Bristol Postboy）分别于1701、1702年开始发行，到18世纪结束时，几乎每个地区都有自己出版的报纸。据统计，1700年，伦敦以外的报纸销售量为每周5万份，1760年达到20万份，1800年再度翻番。一份报纸的阅读面往往是其销售量的5-10倍，若加上间接读者、包括从别人那里听说报纸内容的人，这一数字就更大。在当时，人们把报纸与文明程度联系在一起，约翰逊博士甚至说：“凡是没有出版物的地方，知识便得不到广泛传播，那里的民众也必定是野蛮或不开化的。在我们国家，知识通过报纸而在人们中间广泛传播。”

除报纸外，杂志也纷纷出现。18世纪初《旁观者》（Spectator）杂志的发行量约为3000份，而《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zine）自18世纪30年代起就达到1万份。18世纪后期杂志种类越来越多，迄1800年达到250种。报纸和杂志售价都不高，报纸每份约1.5便士，杂志（多为月刊）每份约6便士。书籍相对较贵，一本长篇小说至少售价7先令6便士，历史著作或文学著作可以高达1几尼（1镑1先令）。为方便读者购买，有些出版商将一本书拆开分成几个系列出版，再以每本约6便士的价格销售，通过这种方式，斯莫利特（Smollett）的《英国史》就售出1.3万册。流通图书馆所起的作用更大，用每年1-2几尼的订费，人们可以从流通图书馆得到自己想看的书：1800年，伦敦有122家流通图书馆，其他地区总共有268家。

运动方面，除传统项目如弹子游戏，一些新运动形式开始吸引观众。板球深受民众欢迎，1722年，一场肯特对汉普郡的板球赛吸引了观众2万人。拳击在18世纪初尚未职业化，但到世纪后期，已经涌现出一批明星拳手，其中最著名的有丹尼尔·门多萨（Daniel Mendoza），他还开办了一家拳击学校，甚至著有《拳击术》一书。赛马起初属于王室和贵族，但汉诺威时代以后开始成为大众运动，许多城镇都举办自己的赛马会，比如，诺里奇和沃里克（Warwick）就分别自1710和1711年起定期举办赛马会；像德比大赛（始于1780年）这样的重要赛事，开始成为全国性事件。

在观赏板球、拳击和赛马比赛的同时，18世纪的英国人也没有忘记乘此机会赌一把，事实上，赌博之风相当盛行。上流社会以赌牌为乐，辉格党政治家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在25岁时就已因赌博输掉了14万镑；中下层民众赌球、赌马的兴趣也绝不亚于其他人。

第三章　社会冲突

在经济不断发展、政治相对稳定、生活日趋改善的同时，18世纪的英国也始终面临一些令人困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诸如贫困、犯罪、劳资冲突以及随工业化而来的环境问题等。尽管这些问题大多并非始自18世纪，但从18世纪尤其是后期开始，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其中一些甚至变得很严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针对这些问题，不同阶层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法——而这些方法及相伴而行的观点、态度等等，其实又是另一种冲突。社会问题、社会冲突及其应对的方案，于是成为18世纪英国社会生活中一些不可分割的方面。

贫困问题由来已久，现在仍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不过，与当代复杂的贫穷问题不同，早期所谓“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匮乏，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源。陷于贫困或赤贫境地的人被称为“穷人”或“贫民”。在18世纪，一方面人们看到物质财富正在积累，富人变多了；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却在遭受贫穷的折磨，痛苦地挣扎在贫困的边缘。

先看18世纪初的情形，关于这一时期有两份材料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其一是1700年英国的济贫税开支数据。资料表明，当年英国的济贫开支为60万——70万镑，这一数字在当时人眼中已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因为当年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是430万镑，更糟的是，在如此巨额开支背后，却是无数民众缺衣少食、贫困潦倒的残酷现实，这让不少当时人为此感到脸上无光。

另一份数据是格里高利·金关于1688年英国人收入和支出方面的统计表，尽管相关数据与18世纪初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出入。正是根据格里高利·金的数据，一些学者对17世纪末英国的贫困状况进行推断，罗伊·波特认为，按金的说法，1688年时，一个普通家庭（比方说，丈夫、妻子及他们的三个孩子）要想维持正常生活而不欠债、不接受救济和捐助，每年的开支至少是40镑。但是在金所开列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到有36.4万个“劳工及仆役”家庭，其年平均收入为15镑；40万个“茅舍农和穷人”家庭，其家庭年收入仅为6镑10先令；另有5万个海员家庭，其年收入为20镑；3.5万个普通士兵家庭，其年收入为14镑；此外尚有人数达3万的流民（如吉普赛人、小偷和乞丐等等），这些人的收入均低于或远低于40镑。以上所有这些家庭加在一起，超过了当时全英家庭总数的一半。这样看来，当时的英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处于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开支的贫困状态。罗伊·波特的这一结论看上去让人不可思议，但一些学者如斯佩克还是认为，其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去不会太远。

退一步说，即便将格里高利·金估算的原有贫困家庭数减除一半，仍然还有超过1/4的家庭处于贫困之中。据此，加上前面提到的1700年济贫税征收总数，人们就可对18世纪初英国的贫困状况有大致的了解。

资料显示，1800年，接受贫困救济的人数达到英国总人口的28%,这个比例与18世纪初的情形大致相当，但由于英国人口已从500多百万增至1801年的近900万，因此，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远远超过18世纪初。E.P.汤普森的看法是："18世纪时可能有1/5或1/4的英国人是在刚刚能维持生存的边缘上挣扎过来的，处在一当价格上涨就跌入生存线以下的危险中。”他还援引一位权威人士的研究结果为证：“近来一份权威的研究表明：在困难年月，可能有20%的居民即使已能消除所有其他开支，也无法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买到足够的面包；而且……在很艰难的年月，全部居民中有45%会被抛进这种赤贫之中。”考虑到18世纪的人们缺少对下层民众的关注，更鲜有相关的系统资料保存下来，因此当时人的态度以及当局对贫困问题进行的救济工作就成了了解18世纪贫困问题不可或缺的参照。

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济贫税纳税人对穷人的态度比较严苛，在他们看来，贫困人口之所以增多，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无能”，也是因为天性懒惰；穷人们除了勉强糊口之外绝不愿意更多地工作，而一旦手头有钱，便会拿去喝酒，纵情酒色甚至干违法犯罪的勾当。笛福抱怨说：“当工资收入还不错时，他们除了挣得仅能糊口的那点钱而外就再也不愿多做一点工作了，这时候，即便他们还在干活，他们也会把多挣的钱胡乱挥霍掉，结果仍然是一无所剩。而一旦生意不景气情况又会如何呢？这时他们会变得吵吵嚷嚷，鲁莽好斗，同时会抛弃妻儿，把自己的家人留给教区照看，自己过流浪乞讨的悲惨生活。”总之，穷人的窘困应归咎于自己，而不应该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从这种态度出发，富有阶层中不少人得出的结论是“让穷人变得勤快的唯一途径是使他们感到，为获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除了休息和睡眠之外他们必须不停地劳作”。阿瑟·扬的说法甚至更绝对：“除了傻子，任何人都知道，下层阶级必须被置于贫困状态，否则他们绝不会变得勤快。”

为了让穷人变得勤快，一些济贫税纳税人想起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济贫院（workhouse）——18世纪上半叶，济贫院一直被人们视为迫使穷人工作的“唯一方法”。不过早期的济贫院主要是为了安置那些因年老、残疾或患病等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带有家长制的人道色彩。18世纪的济贫院全然不同，它主要针对“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此时的济贫院不再有温情与人道的一面，而更像是“监狱”。用边沁的话来说，济贫院是“强使流氓无赖变得诚实、懒汉变得勤快的研磨”。建立济贫院的尝试始自布里斯托尔，随后扩大到其他地区。1723年的一项法令进一步规定，地方当局负有建立济贫院的职责，对于凡不愿进入济贫院的贫民，不准给予任何救济。据称，到1776年已经有近2000所济贫院；这些济贫院看似为了救济穷人，实则是以惩贫而达到让人不敢成为穷人的目的，“人们依靠它所引起的恐怖，使那些尚未降到最贫程度的人不敢接近”。

除了济贫院，18世纪英国还沿袭自都铎王朝以来形成的其他法律规定及有关做法。自伊丽莎白以来英国济贫工作的做法是：政府颁布法令、给出指导原则，教区承担和落实具体的济贫职责，举凡济贫税的征收、济贫对象的认定以及济贫资金的管理、发放等等，都由教区依当地的情形做出决定，由教区任命的一名济贫监督员具体负责。虽说由教区实施救济的做法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但其狭隘的地方性则使济贫工作弊端重重。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各教区从自身利益出发，只救济本教区的人，同时尽量排斥那些可能成为本教区负担的外来者；有时，一些教区甚至会不择手段地将某些济贫对象赶到其他教区。为解决这一问题，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于1662年颁布《定居及遣送法》，其中规定，任何（穷人）都必须在某一教区且仅能在一个教区拥有属于自己的“居住权”，因而只能在拥有居住权的教区得到救济；居住权决定人们获取救助的权利，领受救济的贫民需在衣服上佩戴标有P字的徽章。对于那些自行变更其住所者可依法将其遣送至法定居住地，驱逐令由济贫税监督人提出请求，然后由两名治安法官宣布。只要某一外来者被认为有可能成为其所到教区的负担，该教区即可对其采取驱逐行为。倘若某人想到另一教区求职或谋生，则他必须提交一份由其所在教区的教区委员会委员及济贫税监督员签署、且有两名治安法官联署的证明书，方可在此地落住。资料表明，为避免使外来者成为教区的负担，许多地区的农场主在雇佣农工时，常常将雇佣期限定为51周，以免受雇者因住满一年而在当地取得居住权。

这种严格的以教区为单位、以居住权为前提的救济原则并未能解决贫困问题，济贫税纳税人的负担也没有因此而减轻，有些人开始对此产生怀疑，并重新思考贫困问题及其解决之道。事实上，自18世纪50年代起，一些小册子的作者就开始对济贫院的实际效用提出质疑并要求加以改进，而他们表达的种种质疑和不满则隐约显示出在对待穷人的态度上出现变化。同时，自18世纪下半叶起，经济与社会变化加速进行，贫困问题也随之变得更为严重。比较而言，1750年以前，由于食物价格低廉，人口增长相对缓慢，人们的实际收入相对较高，因此普通人的生活还算“舒适”，甚至连穷人的日子也还勉强过得去。到了18世纪下半叶，人们明显感觉到物价上升，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升。以小麦为例，据说在1710年至18世纪60年代之间，其价格很少超过每夸特45先令，并且好几次降到25先令以下；但以后由于连年歉收，到1773年夏天，伦敦市场上的小麦价格竟涨到了66先令一夸特。英法战争开始后，粮价更是出现大幅度波动，1795年8月小麦涨到108先令一夸特，1800年为127先令，1801年达到128.5先令。同时，自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人口加速增长。1801年英国首次正式的人口调查表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总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70万人，几十年间即增加了200余万。物价上涨、人口激增，再加上就业不稳定，雇主还尽可能把工人（尤其是农业工人）的工资压得很低——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普通工资劳动者常常面临着贫困的威胁。

正当诸多因素让下层民众随时有可能遭受贫穷的打击时，一些有良知的人也开始从社会因素出发寻找贫困的根源，而不再将其归咎于穷人的懒惰、无知与堕落等。新的认识把济贫法改革问题逐渐推上议事日程，1782年由吉尔伯特（T.Gilbert）提出的济贫法案（通称“吉尔伯特法”）获议会通过，该法案重在打破教区救济的狭隘性，纠正教区救济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的多种弊端，同时对济贫院体制进行改造，并再次肯定了户外救济原则。该法是对18世纪英国济贫工作的一次重大调整，体现了对贫困和贫民问题的深刻同情。不过，由于该法案授权各教区自行选择是否接受该法，这就使法案的有效范围相对有限；同时，从法案的执行情况看，联合济贫工作的效果也不佳。尽管如此，法案还是为后来以“斯品汉姆兰制”闻名的大规模户外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1795年，伯克郡的地方官在斯品汉姆兰举行会议，商讨如何应对高粮价和贫困问题引发的危机，与会者最后决定，依照小麦市价来估算贫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并据此提高或降低救济金。这个做法很快被许多地方所采用，它一方面保证了贫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受粮食价格变动的直接影响，但同时也使全国的济贫税总量迅速攀升。

斯品汉姆兰制的初衷是善良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却被一些雇主利用来谋取私利。有些雇主蓄意压低工人工资，将这部分差额人为地转嫁到济贫税上去，用救济金来填补工资的不足。于是，这样一个充满人道关怀的制度设计被扭曲了，雇主的利润增加了，工人的工资被压低了，纳税人的负担加重了，济贫税居高不下，真正的受益者是谁一目了然。此外，部分劳工因为知道会有工资补贴而故意少干或不干活，使偷懒的人比勤快的人更讨巧，一些勤劳肯干者在缴纳济贫税后，其实际收入反而低于受救济者。这一情形使贫困与贫民再次成为人们指责的对象，并为19世纪新济贫法的出台铺平了道路。

18世纪，官方认为用威慑的办法可以解决犯罪问题，这一点从该世纪英国刑法中新增死刑罪的数量看得出来。有资料显示，1689年英国刑法中的死刑罪为50种，到1800年达到200种，增加了4倍。虽说从一个角度看，这体现了人们用法律来规范社会行为的倾向大为加强，法治的意识成为管理国家的主流意识，不过通常法律是站在当权者一边、为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辩护的，正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所说：“法律折磨穷人，而富人则掌控着法律。”一位绅士在1753年写道：“在一家低级酒肆中酗酒可能会受到惩罚，但当你是在一家正式酒馆中狂饮时则不会如此；妓院可能会遭到搜查但（那些干着同样勾当的）澡堂则不会被查；在所有其他场合，法律都会维护我们对穷人的专制。”

加强控制的一种常见做法是用法律、法规来取代习惯，有些习惯在许多行业中流行已久，比如工人在完成雇主所交付的任务后，可将原料的零头或剩余品如碎木头之类带回家甚至出售，但在雇主的鼓动和要求下，议会一再颁布关于侵占或偷盗财产的相关法律，使长期以来的习惯做法变成了犯罪，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一点点额外收入。1740年一项法律规定，雇工偷窃雇主的原材料属于犯罪，1773年规定对此处以三个月监禁。法律甚至规定雇主可以要求搜查雇工的住处，而雇工抗辩，则要提供并非故意侵占财产的证明。据统计，1726-1800年间，共颁布11项有关侵占雇主财产的新法令，涉及毛纺织业、棉麻混织业、精纺毛织业等行业。农村的一些习惯做法也因圈地而被剥夺，比如茅舍农长期以来可以在村庄公地或荒地上饲养家禽、砍柴拾草，但土地圈围之后这些权利就丧失了，人们甚至不可以在被圈围土地上穿行。

18世纪英国法制构建中，一个显著特色是制定有关财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据此，有些以前只是民事过错的违约行为，现在变成了刑事犯罪。1760-1788年在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担任英国王座法庭（King‘s Bench）法官期间，就形成了一大批关于商业信用、契约、票据债务、汇票以及其他重大商业问题的判案先例，而财产更成为18世纪英国社会的“灵魂”，各种形式的财产都能在法律中找到它们的支持者。在18世纪，财产包括“从纯粹的物品到某些权利（一张选票或学徒身份）以及人身（所有权）”，其范围相当之广。在有产者看来，财产常受到社会下层的威胁，因此以立法保护财产就显得十分紧迫，如汤普森所言：“18世纪的法律较少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较多关心财产关系或对财产的要求，或是布莱克斯通称为‘物权’的东西。”因此1736年法律规定，窃取主人财物的仆佣应处绞刑；1741年法令规定，偷盗别人的羊处以死刑。一些微不足道的侵财行为，如扒窃物品价值超过1先令，偷窃商店物品价值超过5先令，都可处以死刑。甚至于毁坏他人鱼塘、偷割他人蛇麻草（hop-binds）、毁坏织机上的丝线等，也被纳入死刑之列。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18世纪的法庭对盗窃罪的处理比对杀人罪还要严厉，一些杀人犯常被轻判了事，例如著名演员查尔斯·麦克林（Charles Macklin）因杀死自己的同事而被判过失杀人，判决结果是“在他的手上打上烙印，然后将其释放”。1749-1771年间，在伦敦和米德尔萨克斯两地被处以死刑的678人中，仅有72人是因谋杀罪而被执行死刑的，而被认定犯有重罪（felony）的盗窃犯则通常被处以绞刑，其中多数只是因为偷盗。

法律还以其他方式为资本效劳。自18世纪20年代起相继颁布了一批限制工人结社的法律，这类法令包括1721年和1767年针对裁缝、1777年针对制帽工、1797年针对造纸工人的法令。到1799年颁布一项总的《结社法》，已经颁布了超过40项的类似法令。

法律也没有忘记服务于贵族阶层，“狩猎法”是明显的例子。狩猎法行之已久，1671年就有法律规定，凡地产年产值未达100镑者，任何人不得享有捕杀猎物的权利，即便某一地产属其所有，亦不得享有对该地的狩猎权。大约自18世纪中期起，随着狩猎保护区大量建立，偷猎者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危险。1770年法令规定夜间盗猎者判处6个月监禁，1803年法令规定凡持械拒捕的偷猎者以死刑论处，1816年法令更是规定使用捕网即可判处流放。各地绅士从18世纪中期就纷纷成立“狩猎协会”，以针对偷猎者提起诉讼。到1827年，偷猎犯罪占整个英格兰犯罪判决的1/7.

法律方面的变化从一个侧面为我们了解18世纪的犯罪情形提供了间接依据，但18世纪的实际犯罪情况究竟如何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世纪英国的犯罪情形相当严重，伦敦尤其如此。保罗·兰福德在谈及18世纪的犯罪情况时写道：“公开的犯罪与隐蔽的犯罪都十分猖獗。犯罪行为是社会的一面扭曲的镜子。但现在犯罪似乎变得更有组织，更商业化，更具有愤世嫉俗的性质。”为证实这种判断，人们常会提起18世纪20年代著名的犯罪团伙头目乔纳森·怀尔德（Jonathan Wild）及伯克郡和汉普郡一些地方的“沃尔瑟姆黑面人”（Waltham Blacks）。从英国官方的记录来看，它们确实很嚣张也很可怕，且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1723年，议会通过《沃尔瑟姆黑面人法》（Waltham Black Act），官方的解释是：“最近，有几个心怀不轨（ill-designing）、目无法纪的人，他们以‘黑面人’的名义纠集在一起，结成团伙、相互支持，以从事偷猎或杀死野鹿、抢劫养兔场或鱼塘、砍伐林木以及其他一些非法活动，这些人同时还在一些属于皇室的森林以及属于普通臣民的几家公园里从事大量的非法盗猎活动。”至于乔纳森·怀尔德及其团伙，依据1725年起诉书，对其指控的罪名为：通过“与一大批强盗、扒手、入室抢劫者、从商店偷窃物品者以及其他类型的窃贼结成团伙，”然后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由窃贼组成的公司”。怀尔德还被指控“将城镇和乡村划分为许许多多的地区，然后再授意不同的帮派控制每一个地区”，并且，他本人还“掌控着几个仓库，专门用来接收和藏匿偷来的物品，他还拥有一艘用于将珠宝、手表以及其他贵重物品装运至荷兰的船舶”。

官方的说法显然产生很大影响，也让后来的历史学家印象深刻。但W.A.斯佩克却认为这些说法与事实不符。斯佩克援引E.P.汤普森对黑面人的研究来证实自己的看法，汤普森说，那些人远非官方认定的职业罪犯，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一些人甚至有“受人尊重”的体面职业，汤普森特别强调这两个郡涉案受审的人当中，有犯罪前科的“仅有一人”。至于乔纳森·怀尔德及其团伙，斯佩克指出所谓拥有“大量成员”的“团伙”、“帮派”，其实只是由少量职业犯罪分子组成的小团体；在怀尔德活动期间（Wild's lifetime），伦敦至多存在10个“帮派”，其总人数不过大约150人而已。

其实，在整个18世纪，职业罪犯并不普遍，罗伊·波特指出：多数从事偷窃者并非以此为业，往往是在无法找到其他生路时才去偷窃。经济萧条时通常也是犯罪率上升的时期，这时候，工人们为了生计而对雇主的财物顺手牵羊，甚至冒险盗窃。战争结束时大批士兵复员，一些复员军人由于无法找到工作而寻衅滋事或从事其他违法行当。一些儿童在大人的唆使下扒窃，有些女孩因被抛弃而沦为妓女。1741年，一位叫伊丽莎白·哈迪（Elizabeth Hardy）的19岁女孩因偷窃13先令6便士被判处绞刑，她之所以行窃，是由于遭到丈夫遗弃，而她在伦敦又举目无亲；哈迪在最后时刻得到缓刑，由绞刑改判为流放。

贫困与偷窃犯罪之间的某种关联还可以从“流民”身上得到印证，比如，格里高利·金在其统计列表中给出的流民数目为3万人，而所谓“流民”则包括“吉普赛人、小偷、乞丐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18世纪的英国法律主张重刑，死刑犯罪的名目成倍增长，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比较宽松，甚至如柯克洪所说，存在着“宽宥制度之被滥用”的情形，因此，“尽管这时在法令全书上已列有将近100种死罪，但每年被绞死的人实际上不超过200人”。

在18世纪，偷猎行为经常发生，这一方面与普通民众关于猎捕野生动物是天然权利的看法有关，他们认为打猎不是贵族的特权，人人可以为之。当然同时也与有些偷猎者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而从事偷猎活动，以谋取暴利有关。

走私活动在有些地方也很活跃，比如南部和东部沿海的走私者往往根据市场来调节他们的行动，并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合作。“对走私者来说，政府越镇压，他们人越多，走私越猖獗，在18世纪30年代他们最活跃的时期，曾与乔治二世的龙骑兵发生激烈的战斗。他们的走私活动迎合了社会消费者的需要。”

此外还有债务犯罪，在商业化大潮中，成千上万的债务人在债权人的要求下，不经审判就被关进监狱，在18世纪70年代几乎占所有囚犯的半数。有意思的是，债务人在押期间的费用要由债权人承担，而许多债务人也并不介意被判入狱，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定，他们白天可以离开监狱，所以照样可以经营他们的生意，且在其入狱期间他们的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因此就更不存在后顾之忧。

除经济犯罪外，其他类型的犯罪也不在少数，诸如杀人、纵火、拦路抢劫，各种形式的民众骚动，摧毁收费公路站等等。18世纪的犯罪活动表现出一些与以前不同的特点：一方面，由于社会流动性加强了，各种形式的罪犯很容易隐匿于人群之中而难以被发现，正因为如此，伦敦成为犯罪活动最为集中的地方，18世纪伦敦的人口始终占英国总人口的1/10，这为各种形式的犯罪分子找到了藏身之地；另一方面，由于报纸、印刷品广为传播，犯罪活动经常被报道，罪犯及赃品常被公布，这就为有些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方便，对罪犯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正是由于书刊报纸的报道，才使一些同时代人产生犯罪问题日益严重的印象。例如，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撰写的《乔纳森·怀尔德大王传》（The Life of Mr Jonathan Wild the Great）就曾激起不少同时代人对大规模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想象。由于18世纪的犯罪情况并没有确实可靠的统计数字，因此其情况究竟如何很难判断，不过总体而言，尽管犯罪活动为数不少且形式复杂，但并没有达到失控并威胁到整个社会秩序的地步。

在一些人眼里，18世纪是一个充满和平与顺从的时代，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个世纪却充满动乱和无序，是一个不安分的世纪。自20世纪社会史兴起以来，当代社会史学家更倾向于后一种看法，细心的社会史学家描述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另类图景：政治、经济及宗教不满在英国民间随时发酵，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形式的宣泄——罢工、暴动、粮食骚乱、捣毁公路收费站、“威尔克斯和自由”、攻击和威胁政治人物等等。如历史学家所说："18世纪对社会问题似乎比其他时期要敏感些，虽然这些问题的原因还不容易全面阐述清楚。穷人们仍旧主要用传统的武器进行反击，以保卫原来的有保障的经济秩序。他们反对饥荒和物价的上涨，企图诉诸古代法律来限制中间商人和垄断制。他们反对削减工资和使用机器；组织联合会对抗主人，组织俱乐部使之具有社会保险作用。有时他们走极端，铤而走险，进行反叛或骚动。虽然他们有时也取得一些胜利，但整个说来他们在这些战斗中失败了。”

早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很久，劳资矛盾即已存在。但在18世纪，随着社会和经济结构不断变化，劳资冲突不仅比以前发生得更多、更普遍，而且影响也更大。按罗伊·波特的说法，整个这一世纪，有记载的劳资纠纷事件超过400起。多布森（C.R.Dobson）在对1717-1800年间劳资冲突进行统计后也得出结论，同意关于劳资冲突有400起的说法。但弗雷泽（Hamish Fraser）强调说，多布森的统计结果只是劳资冲突中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劳资冲突构成了”18世纪城镇生活的重要特征”。此外，多布森的统计数据还表明，与工业化开始前的18世纪上半叶相比，下半叶的劳资冲突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741-1760年间劳资冲突发生了57起，1761-1780年间发生的次数几乎翻番，达到113起，1781-1800年更多达153起。

在日趋激烈的劳资冲突中，手工工人是工人方面的主力。从18世纪初至50年代，毛纺织业中的梳毛工和手织工、裁缝业中的裁缝帮工等，都曾在劳资冲突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8世纪后期，尽管工业革命已经开启，但手工工人仍然是劳资冲突中劳方的主导力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机器和工厂组织形式持续取代传统的手工劳动和手工作坊，使手工工人经历了被消灭的灭顶之灾：机器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工厂毁掉了他们的生产独立性，原先相对舒适的经济地位付之东流，他们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地位，手工工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无望的抗争。据统计，1761-1800年间共发生266起劳资冲突，其中，由纺织、造船、鞋帽、成衣等传统行业手工工人参与的为152起，占总数约六成，其中又以纺织行业的冲突为最多，达到55起。众所周知，纺织业恰恰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处，手工工人曾经大量集中在这个行业，但工业革命发生后，他们也是最早被消灭的一个工人群体；劳资冲突与手工工人的密切相关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工人开始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最先建立组织的是梳毛工人，这是毛纺织业中一个具有特殊技能的群体，他们人数不多，但流动性大，独立性强，这些因素促成他们较早形成某种组织，在切身利益受到呢绒商的威胁时，与后者进行斗争。据记载，早于1700年，蒂弗顿的梳毛工人就组成互助会，不久，其分支机构随梳毛工人四处流动而在各地建立起来。该会提出：“任何人都不得接受一定工资以下的工作；任何雇主都不得雇佣非该会成员的梳毛匠，如他雇佣这种人，那末，所有其余工人就一致拒绝为他工作；假定他雇佣了二十个工人，这二十个人就会同时走开，而且，有时还不以停工为满足，他们还侮辱留在作坊不走的老好人，殴打他并将其工具打碎。"1720年，呢绒商从爱尔兰输入梳好的羊毛供应哔叽织造，伤害了梳毛工人的利益，蒂弗顿的梳毛工人于是用暴力手段攻击呢绒商店铺，直到当局派出警察才被平息。1749年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梳毛工进行罢工，后来罢工基金告罄，工人们又一次发动暴力袭击，直到当局出动军队进行干涉。

不久织工也仿效梳毛工建立自己的协会。最早的协会大概出现在西南诸郡，1717年和1718年曾出现过几份向议会告发德文郡和萨默塞特郡织工建立永久性同盟的请愿书。由于织工协会对呢绒商构成威胁，1725年，议会应呢绒商的请求通过一项法令，禁止织工“为控制这项工业或抬高工资而组成”任何同盟。1726年，官方发布一项劳工法令，从其中的文字就可以看出此类协会为数不少，且有一定影响力。法令说：“在我们王国的许多市镇和教区大量的织工以及毛纺织业的劳工，最近组成了很多的俱乐部和社团，并且违法擅自结社或制定议事规章，仿佛他们能够管理行业和商品价格，并且不合理地增加工资，或做其他类似目的的事情；上述非法结社已经对国王陛下的臣民造成了巨大的暴力和暴行，劳工通过暴力来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同伙，对抗法律和正义；针对这种非法结社，制定更多有效的条款非常有必要。”法令规定对罢工行动严加镇压，但织工们并未退缩，织工协会仍旧存在。

大工业造成工人的大量集中，工人队伍越来越壮大。到18世纪80年代，在兰开郡和格拉斯哥这样的大工业生产地区，棉纺织工人也开始成立自己的协会，标志着工厂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有些工人协会还超出地方界限，走向更大范围的联合，例如，1799年兰开郡就出现一个棉织工协会，该会的影响遍及全郡，甚至超出这一范围。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向议会提出有关工资方面的诉求，同时寻求与工厂主协商解决问题。在约克郡西区，毛纺织业中也出现一些小团体。大约在1796年，呢绒工人建立协会，不久，该协会的分支就扩展到整个英格兰北部。此外，在18世纪80-90年代，其他一些行业中也出现工人同盟或协会，如设菲尔德的刀剪工人同盟，1795年肯特郡的造纸工人同盟等。农业工人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同盟，但为了请求议会保护其工资收入，他们召开了一些会议，其中一次大会在诺福克郡的一个村庄教堂里举行，希望能够把全郡的农业工人都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会议还邀请其他郡的农业工人一起参加。

工业革命开始后，机器和工厂取代手工作坊，劳资关系出现一些新的因素。与工业革命之前相比，工厂主拥有更多的资本，他们拥有机械设备，建立起严苛的劳动纪律；另一方面，工人在工厂主面前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软弱，他们无法在工资和工作环境问题上发表意见，作为出卖劳动力的一方，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接受资方给出的任何条件。面对剥削，工人本能地进行反抗，许多人认为是机器剥夺了他们的生计，便把所有的不满集中发泄到机器上，破坏和捣毁机器也成为工人早期的斗争形式。

反对机器的骚乱迫使当局在1769年出台了第一个制止此类骚乱的法律，规定任何单独或合伙将安装机器的建筑物故意毁坏者，都将被判处死刑。但严峻的法令未能阻止骚乱一再出现，据统计，1768-1800年间发生过23起因机器而引起的劳资冲突，其中，1768-1780年发生了8起，1781-1800年发生了15起。1779年，在兰开郡这个使用机器最多的地方，发生大批工人攻击工厂和捣毁机器的事件，当局派出军队才将骚乱平息下去。毛纺织业中工人对机器的敌视行为持续得更久。在约克郡西部和西南部，就不止一次发生过类似兰开郡的骚乱；1796年，约克郡一些纱厂不得不由军队驻守；1802年，在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因引进起毛机也触发了严重的骚乱。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革命的激励下，英国工人也参与到政治改革运动之中，并形成相应的群众性组织，其中，1792年成立的“伦敦通讯会”最具影响。该会的纲领相当明确，即通过议会改革，实现普选和每年选举议会。伦敦通讯会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其纲领、活动及其组织形式，却为此后几十年的工人改革运动树立了榜样。

工人组织的不断涌现以及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深入发展，使雇主和政府深感不安，法国革命及随之而来的英法战争，加重了统治阶层的不安全感。1799年，英国议会通过“结社法”，禁止任何工人结社，违者处以三个月的监禁或两个月的苦役。该法在1800年7月修订，但主要条款不变。此后，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里受到较大影响，但一些工人组织仍得以保存，工人的斗争也没有完全停止。

除劳资纠纷及冲突外，18世纪英国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民众抗争，"18世纪英国的暴乱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某种程度上大众自发的直接行动；二是群众之‘上’或之外的人故意利用群众作为一种压力工具”。就第一种形式而言，最常见的例子是粮食暴动，也叫抢粮风潮，每当年成不好、饥荒逼近而粮价上涨时，粮食暴动就会发生，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人涌向市场，打开粮商们的粮仓，将粮食抛到市场上，按他们所认为合理的价格出售。据统计，在1693-1695年、1709-1710年、1727-1729年、1739-1740年、1756-1757年、1766-1768年，以及1783年、1788年、1795年这些年份，粮食骚乱都曾不同程度地发生于英国各地。粮食骚乱的特点是“它很少只是以打开谷仓或抢劫商店为高潮的暴乱，它得到更古老的道德经济学的支持而合法化，这种准则告诫人们：任何哄抬食品价格、靠人们日常必需品来牟取暴利的不公正手段都是不道德的”。汤普森提醒人们注意：这类行动虽然有一些属于“放纵和无节制”，但更多的是“有胆识、谨慎、正当”的行动。例如，1776年在英格兰西部普遍发生的骚乱中，格罗斯特郡的郡守，就特别表示出他本人对于骚动者的敬意。在一份报告中这位郡守写道：骚动者“走访了农场主、磨坊主、面包师傅和行商的商店，按照他们自己的价格出售谷物、面粉、奶酪、黄油和咸肉。他们把一般产品（即货币）归还给所有者，或者当他们不在场时，把钱留给他们；他们充满义愤和暴烈，但行为极有规矩和节制，他们在那里没有遭到反对；但是，由于他们加以防范，没有出现小偷小摸，现在他们将不允许妇女和孩子与他们一道行动”。

关于第二种形式，即利用群众作为压力工具的暴乱，比较知名的有18世纪60年代的“威尔克斯与自由”事件、1780年的戈登暴动、1791年的伯明翰暴乱等。圈地运动及收费公路建设也会引发民众抗议。例如，1767年兰开郡发生了农民反对排干沼泽、圈围土地的大规模骚乱；1771年，林肯郡也发生因圈地而引起的骚动。这些活动就其性质而言比较复杂，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受人操纵的暴民和革命群众的混合体”。汤普森特别注意到，18世纪存在一种与贵族乡绅的上流文化相对应的“平民文化”：它“不是一种革命文化，甚至连原革命文化也不是；但是，人们也不应当把它描述成一种恭谦的文化。它引起了骚动，但不是反叛：它引起了直接行动而不是民主派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存在着贵族与平民间的“社会关系均势”，直到世纪结束前平民文化与家长制传统最终发生决裂时，民众的直接行动经常受到统治阶层的容忍甚至默许：“下层阶级不满的最极端的表现在某种情况下是最受到容忍的，这无疑是因为用家长式的统治者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需的保险阀。对骚乱的镇压很少采取过分的措施，处罚也只限于一小部分参与者，以儆效尤。即便那时，即使挑衅似乎很严重，但牵涉不深时，处罚也轻得惊人。”

整个18世纪，各种形式的民众抗争从未停息，平民文化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上层文化，有时甚至相当激烈。不过，正如汤普森所说：“如果说穷人无纪律、蛮不讲理、有暴动和骚乱倾向的抱怨贯穿了这个世纪始终的话，那么，在法国革命之前，人们还没有感觉到英国统治者已想到他们整个社会秩序可能已处在威胁之中。穷人反抗是一件麻烦事，这还不构成威胁。政治和建筑的风格，乡绅使用的华丽文辞和他们的装饰艺术，所有这一切看来都显示了稳定、自信、惯于控制所有对其霸权的威胁。”就此而言，18世纪是一个相对平静的世纪。

第四章　宗教与教育

18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的“启蒙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尽管启蒙运动最初曾发端于此，但在运动的声势及影响方面却略逊于启蒙运动的后来者法国。与法国启蒙运动展示的激进色彩不同，英国启蒙运动呈现出保守和温和的形式，如同波科克（J.G.A.Pocock）等当代学者所说，英国启蒙运动属于“保守的启蒙”。依波科克等人之见，所谓“保守的启蒙”，其核心特征是它决心保卫17世纪人们经过巨大努力而艰难取得的诸多成就，这些成就中最突出者不仅包括混合宪政、法律至上、财产安全等原则，同时也包括有限的宗教宽容以及英国国教会的地位。可见，英国启蒙运动在高扬理性的同时，却并未走向彻底的反教会立场，理性与信仰之间也没有呈现对立关系，相反却显示出一种共存与互动的关系。如果说18世纪可以被称作是英国的“理性时代”，那么，它同样是宗教时代。18世纪的英国，宗教仍然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因素，它渗透于社会生活之中，并承担着诸多重要的社会职责。

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产物，虽历经英国革命、王朝复辟及“光荣革命”等政治动荡，国教会的地位却终得保存，在18世纪享有政治、经济特权。政治上，国教会与国王、议会一同被视为英国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教会的主教和大主教是议会上院的当然成员；经济上，国教会独享国家捐赠，它还可以征收什一税，并拥有大量世俗财产。按罗伊·波特的说法，整个18世纪，国教会是英格兰“最大且最富有”的国家机构，居于其顶层的是26位主教（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主教们收入丰厚，据称到该世纪中期，一些主教的年俸超过5000镑。每位主教都领有一个主教堂，在主教堂任职的其他教职人员总计约1000人左右；主教及主教堂的教士属高级教士，他们构成国教会的上层。其下是分布于全英格兰的约1万个教区（又译堂区），它们由教区长和教区牧师负责管理，由于不少牧师是非驻在牧师，其日常教务就交给助理牧师处理，助理牧师收入微薄，地位低下，属于教士中的底层。

关于18世纪英格兰教会履行宗教职责的情形，在很长时间里人们的看法是，教会及教士的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甚至相当糟糕。比如，在谈到18世纪英国的主教时，19世纪著名福音派人士、曾任利物浦主教的莱尔（J.C.Ryle）说，主教中无疑有“学识渊博、生活作风无可指责的仁人志士”，但“……说实话，大部分主教都是俗世之人，并不称职”。另外一位作者写道："18世纪的主教们似乎与大多数民众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大多数主教甚至包括那些平民出身的主教，都生活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除了偶尔到下面进行一些多属象征性的巡视外，主教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上流社会的交际上，他们常与高级教士和文人墨客待在一起。他们很少在大的民众集会上布道，对公共集会知之甚少。他们很少费心去思考如何改进民众精神状态，如何组织新的信仰推进方式。在主教群体中，那些轻随者忙于联络关系，拉帮结派，那些严谨者投身于神学思辨和教义争论，而更多的则退居于自己舒适的别墅中过着自娱自乐的生活。”

当代学者不完全认同这些说法，如斯佩克就认为，主教中的确存在玩忽职守、趋炎附势、甚至追名逐利者，如18世纪初的班戈主教本杰明·霍德利（Benjamin Hoadly）以及1724-1743年出任约克大主教的兰西罗特·布莱克本（Lancelot Blackburne）等，但其他一些主教，如索尔兹伯里主教伯内特（Burnet）、卡莱尔主教尼科尔森（Nicolson），以及先后出任林肯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韦克（Wake）等人，则是勤勉努力、恪尽职守的典范。

不仅18世纪的主教备受同时代人及后来人的指责，其他教士也饱受诟病，人们指责他们贪图享乐、罔顾教职。例如莱尔主教就说，教区神职人员“大部分人沉湎于世俗，对他们自称所信的既不了解，也不过问。他们自己不行善，也不要别人替他们行善。他们打猎、射击、种地，他们发誓、醉酒、赌博。他们似乎已经定意，除了主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别的都想知道。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般是为‘教会和国王’干杯。在世俗观念、偏见、无知和各种俗套上互相吹捧。他们回到自己的教区中，尽可能少做事、少讲道。如果真要讲，他们的讲章常常使听者不知所云，糟糕得难以形容。但是想想他们总是对着空凳子讲道，倒也给人一丝安慰”。对于类似的观点，当代学者也有异议。如斯佩克就认为，不宜只看那些只重享乐而不负责任的教士，也应看到兢兢业业、履职尽责的很多教士；斯佩克甚至说，两类截然不同的教士形象哪一种更能反映当时的情况，尚属难以确定。戴维·亨普顿（David Hempton）则认为，大体上18世纪的国教会教士既非虔诚奉献，也非玩忽职守，他们在事业方面没有雄心壮志，但通常都还算尽职。

晚近的一些研究表明，至18世纪70年代新的社会变化发生之前，英格兰教会在适应环境方面总体表现不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教会从未遇到过麻烦，事实上，早在威廉三世时期，一些国教会人士就曾针对“光荣革命”后国教会所面临的形势，发出了“教会在危机中”的呼吁。这些人对“光荣革命”后《宽容法》的颁布（1689年）及《出版许可证法》的废止（1695年），国教会特权受损甚至地位动摇的局面感到担忧，希望维护国教会的特权。在18世纪，国教会面对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新教非国教派或天主教，而是来自自然神论和自由思考者（freethinkers）。《出版许可证法》废除后不久，约翰·洛克的《基督教的合理性》（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1695年）和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的《基督教并不神秘》（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1696年）相继问世，尤其是《基督教并不神秘》一著的出版更是被视为“英国自然神论繁盛时期”到来的标志。

面对自然神论的强大攻势，国教会动员各种力量予以回应。1736年，达勒姆主教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发表《宗教类比》一书，将自然神论推崇的自然宗教与启示性质的基督教进行对比，巴特勒以有力的前后一致性证明：“自然宗教绝不因为完全合理而拥有比基督教启示优越的特权地位。比起圣经启示的完善性来，自然的完善性绝不更明显。信仰作为自然创造者的上帝，也就要求把种种或然性或可能性集中起来，作为对基督教启示上帝的信仰。”在18世纪初国教会与自然神论的激烈论战中，巴特勒帮助国教会占了上风。此后，自然神论声势减退，但其影响仍然存在。

到18世纪下半叶，面对快速变动的英国社会，国教会就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所适从了。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及人口分布的巨大调整。大约从1750年开始，人口向北、向西移动，原先人口稀疏的西部、北部地区，日益成为人口集中的新兴工业区。这种变化使英国原有的教区划分不能应对新的形势，比如西北部的兰开郡和柴郡总共只有156个国教堂区；而东、南部的埃塞克斯、萨福克和诺福克三郡共有1634个。1750年曼彻斯特的人口已达到2万，却只有一座国教教堂；1800年马里波尼（Marylebone）计有人口4万之多，却仅有一座200个座位的国教教堂。由于增设教区及增加教士会相应减少现有教区和教士的收益，并需要专门立法，因此这一问题直至19世纪才逐渐解决。这样，18世纪晚期基层教区的非驻在教士问题严重，据伊恩·克里斯蒂（Ian Christie）说，1809年，在总数11194名领圣俸的教士中，至少有7358人系非驻在教士，一些地方性研究表明非驻在牧师的数字可能更高。教士兼职现象成为18世纪后期的严重问题，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士们的工作成效。

国教会除面临人口激增及人口重心转移带来的困境外，还面临来自其他方面的冲击，如卫斯理宗和罗马天主教徒显著增加，城乡各地不断出现不满情绪，以及由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观念及宗教无神论思想的威胁。面对危机，国教会需要改革才能应对，不过，正如戴维·亨普顿所说，这种改革要到19世纪才会出现。

与国教会相对的是新教“不服从国教派”（dissenters）。尽管不遵从国教教义和教会礼仪在查理二世复辟之前即已存在，但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不服从国教者”却是1662年《宗教一致法》颁布后才正式出现的，所有拒绝接受该法案的新教教士就被称为“不服从国教者”。据估计，17世纪60-80年代“不服从国教者”占人口总数约5%,在威尔士占2%。自《宗教一致法》至1689年《宽容法》颁布的这段时期，新教“不服从国教者”遭遇国家的强力逼害，被视为对国家和社会构成威胁的异己力量。“光荣革命”后，《宽容法》承认新教非国教徒（不包括天主教徒）拥有信仰自由，容许新教其他教派的存在，由此结束了对新教“不服从国教者”的镇压。但“不服从国教者”仍然受《宣誓与市政团法》的约束，政治上受到歧视。171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偶尔遵奉国教法》，规定不信奉国教者以“偶尔”参加国教仪式如领取圣餐而获担任公职资格的行为属于非法，从而阻断了新教非国教徒参与市政机构的机会。1714年政府又颁布《教会分裂法》，宣布新教非国教教派独自兴办的教育机构非法，从而剥夺了非国教徒受教育的权利。此外，“不服从国教者”还必须向国家交纳教会税，为他们并不信奉的国教提供财力支持。不过，尽管各新教“不服从国教派”在宽容体制下遭受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属于“二等”公民，但“宽容法”终究承认了英国宗教的多元化，新教非国教派的宗教信仰获得法律认可。此外，随着《偶尔遵奉国教法》和《教会分裂法》于1719年被废除，新教非国教派再次取得了用“偶尔”尊奉国教仪式的方式参与政治的权利。据估计，18世纪有近40名新教非国教徒因“偶或”尊奉国教而当选议员，另有许多新教非国教徒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地方政府，如诺丁汉市市长一职就曾由非国教徒把持达60年之久。

大致说来，新教非国教派包括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教友会（又称贵格会，Quakers）等，17世纪革命失败后，这些派别的斗争热情及宗教激情明显减退，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成为单纯的甚至有些排外的信众团体，对国教会的特权也采取默认态度。正如E.P.汤普森所说：“它们在光荣革命后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趋势，随着迫害日益减轻，宽容日益扩大，教徒们的热情日益减少，财富逐渐增加。”按照斯佩克的说法，1715年时，浸礼会、公理会和长老会三大派别的成年教徒总数约为30万人，贵格会教徒在5万人之内；到1760年时，三大主要新教非国教派人数至多维持原状，甚至可能下降到25万人。斯佩克还提到18世纪新教非国教派在社会成分上的重要变化。在非国教派出现之初，少数有爵位的贵族及大量乡绅是其中有影响的组成部分，但到1760年，“小生意人”已成为其中最主要的成分，非国教派逐渐失去了乡绅的支持。这一结果使得“不服从国教派”的力量和影响基本集中于城镇，而在乡村地区，除少数例外，新教非国教派已基本没有多少影响。

新教“不服从国教派”在政治和宗教方面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到18世纪后期才有所改变。一方面，各种老的非国教派受社会政治变动和新宗教运动的影响，开始在宗教和政治方面有所行动，其中，长老会受索齐尼主义（Socinianism）影响较大，部分成员愈来愈倾向于追随理性，反对三位一体，成为一位论者。到1800年，长老会信徒及一位论者合在一起，占新教非国教派各派总人数的1/20.浸礼会和公理会受国教内外福音主义的影响，而公理会所受影响尤甚。福音主义不仅为这两个教派提供了一些热心的信徒，同时也使其加尔文主义的色彩逐渐淡化。两派人数开始增加，但具体数字难以确认。据称，迄1811年，新教非国教派和卫斯理宗加在一起，其信徒大约占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总数的1/10.随着教徒人数增加，三大派开始寻求在政治上采取行动，以图解除加之于他们身上的法律限制。18世纪70年代初，他们要求官方解除有关非国教牧师须签署承认国教“三十九条款”的规定；1779年，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同意非国教徒以声明接受《圣经》为基础，取代此前签署“三十九条款”的规定。到80年代后期，新教非国教派又发起取消《宣誓与市政团法》的行动，但此举未能成功。两次运动均由受索奇尼主义影响的长老会领导，此后，随着90年代整个社会趋于反动，新教非国教信徒不仅不再得到让步，相反，其传教活动重新受到限制，一些被中止的旧式法令如《宗教集会法》（Conventicle Act）和《五哩法》（Five Miles Act）重新恢复，直至1811年和1812年才终于废除。

另一方面，18世纪出现新的非国教派别。先是公开否认三位一体、强调上帝单一位格的一位论派（Unitarians）声势渐壮。18世纪初，一位论思想只在少数教士中存在，到世纪末，一位论已成为一个公开的少数派了，特别在科学家、出版商、作家、改革派人士、教育界中拥有大量信徒。1773年，西奥费鲁斯·林西（Theophilus Lindsey）脱离国教会，在伦敦建一位论教堂，并修改《公祷书》;1813年，一位论派得到议会承认，成为合法的新教非国教派别。至18世纪末，由卫斯理领导的福音运动则在卫斯理去世（1791年）后不久，他的追随者于1795年脱离国教会形成了独立的循道宗。一位论派的影响增加和循道宗的形成为新教不服从国教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

18世纪前期，由于国教会只注重形式而忽视对民众的心灵关怀，非国教派别渐次失去宗教热情，英国人的信仰生活普遍衰落，宗教麻木与淡漠状况遍及社会。这时，以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约翰·卫斯理为代表的一些人在英国掀起一场规模宏大的宗教复兴运动——福音运动，旨在恢复国人的信仰。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年出生于林肯郡埃普沃斯（Epworth）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1720年考入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1724年毕业，1725年被按立为执事；1726年经过激烈竞争，当选为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研究员，1728年受牧师职。在牛津大学这段时间，他开始接触著名神学家威廉·洛（William Law）的著作，受到深刻影响，他尤其赞赏威廉·洛关于“名义上的”基督徒与“真正的”基督徒之间的区分，决心要“通过神的恩典，完全献身于上帝”。另一方面，他在教学之余参加到由他弟弟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等人组织的一个宗教小团体——“圣社”（Holy Club）的活动中去，并很快成为这个团体的领袖。“圣社”定期举行宗教聚会，他们拟订了一套学习计划及生活准则，强调要按《圣经》的规定过循规蹈矩的生活。因此，他们很快被人戏称为“循规蹈矩者“(Methodists），”循道宗”由此得名。

在神学观点上，卫斯理倾向于阿明尼乌主义（Arminianism），反对加尔文的预定论，认为该信条使神变成独裁者；他认为上帝之爱是普遍的，神决意要拯救所有的人。出于这种信念，他要向所有人布道，让所有人感受到上帝的恩宠；尤其要向被国教会和其他非国教派别忽略的劳苦大众布道，让他们体会上帝的温暖。正因为如此，卫斯理“时刻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传道——无论是早晨还是深夜，无论在大教堂还是在小礼拜堂或房间里，无论在街道上、野地里还是在公共场合或草坪上”。他与怀特菲尔德并列，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传教士；但与怀特菲尔德不同，他不仅是一位传教士，也是优秀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四处布道的过程中，卫斯理发现仅靠一两次布道不足以维持人的信仰，唯有建立健全的组织，才能巩固人们的信念。为此他建立了“会社”（Society），并为会社成员制定了严格的行为准则，他要求会员避免恶行与“不义之事”，“尽其所能”地向“所有人行一切可能之善事”。

随着传教事业的不断发展，“会社”在各地建立起来，“会社”所具有的开放性使之对广大下层民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卫斯理强调：循道派“不强加……任何观点于人，他们……可以是国教徒，也可以是非国教徒；可以是长老派，也可以是独立派，这些都不是问题”。通过建立会社、班组和年会等等，卫斯理使户外布道变成有组织的传教活动，从而使零星的传道活动发展成一场席卷全英的宗教复兴运动。1746年循道宗大会第一次划分了巡回布道区（circuits），传道士可以在不同的布道区巡回讲道，从而打破了固定教区的限制。卫斯理还打破了由教士进行布道的教会传统，任用平信徒（俗人）作为传道人，这些人被卫斯理称作“助手”（helpers）。他甚至还任命妇女承担布道工作，这些在那个时代都是革命性的变革。

卫斯理宗吸引了来自不同阶层的信徒，但主要还是由社会中较为贫困者组成。按伊恩·克里斯蒂的说法，卫斯理宗的吸引力源于其教义的“极其简朴”及其具有的“乐观主义”精神。卫斯理相信所有人均可获救，他对于深奥的神学毫不在意，基督教教义的绝大部分也被他弃之不顾，留下的只是“耶稣救世论”。在卫斯理看来，上层阶级的宗教至多只是一系列关于良好行为的规范，连“名义上的”宗教都算不上；在国教诉诸人们的理智时，循道宗诉诸人们的情感。总之，卫斯理宗教的个人色彩及他向情感发出呼吁，使他远离上层阶级，而在下层阶级中得到强烈反响——这些人恰恰是国教会长期所忽视的。

如果说卫斯理的组织和管理能力是卫斯理运动成功的主观因素，那么，18世纪中期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则是推动卫斯理运动迅速发展的最有利的客观因素。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经济地理布局，人口重心也由东、南部向北方转移。而面对这些变化，国教会没有做出有效反应，其高高在上的态度，也使它与广大民众严重脱节。相反，“卫斯理兄弟把传道活动面向城市和大市镇的群众，以及矿区，因为这些人一向为教会所忽视，不关心宗教，往往还道德败坏，酗酒习以为常并成为越来越严重的恶习”。处于社会边缘、一向被国教会忽视的穷苦工人们热情欢迎卫斯理及他差派的布道士，诚如汤普森所言：“循道派打开教堂的大门，为工业革命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某种团体，以取代正在瓦解的旧社团模式。"1767年循道宗首次公布其会员人数，当时总计为25911人，其中约克郡一郡就占大约1/4；由此可见，卫斯理信徒集中的地区，正是工业革命最早发生的地区。

卫斯理运动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多重的，它既为屡受挫折的工人们提供了精神慰藉，也以强调服从和循规蹈矩而为工业革命培养了第一批遵守纪律的工厂工人，它并且还以宗派内部各种形式的民主参与为工人们培育起最初的政治觉悟，同时为工人们提供了学习场所，并为其积累组织工作经验创造了条件。汤普森认为18世纪的卫斯理运动是重大的社会事件，其意义远远超出于纯宗教事务之外。

相对于新教不服从国教派信徒，18世纪居于英国境内的天主教徒受到更大的压制。在詹姆士二世逃离伦敦、威廉三世于1688年12月抵达伦敦之前，“临时政府”曾命令所有的天主教徒离开伦敦，并下令逮捕苏塞克斯和肯特境内所有港口的耶稣会士。“光荣革命”后，当其他新教不服从国教者得到自由时，天主教徒却被排除在《宽容法》之外，失去了信仰自由。不仅如此，从1692年开始，天主教徒需交纳双重赋税；1700年天主教学校被宣布为非法，天主教教士一旦被发现在履行其宗教职责，将被处以终身监禁。18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徒一再因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企图而受牵连，处境艰难。天主教徒的财产也遭到剥夺，根据阿瑟·扬的说法，到1775年，仅有5%的爱尔兰土地仍然掌握在天主教徒手中。直到18世纪后期天主教徒的处境才有所改善，其在苏格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数从1700年大约8万人上升到1778年的大约11万人。1778年，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取消天主教徒拥有和继承土地的限制。1793年的另一项法案将选举权扩大到拥有40先令收入的信奉天主教的自由持有农。

英国是世界上最先步入现代化的国家，但其在教育方面却一直进展迟缓，长时间落在其他西方国家之后。总体上说，18世纪的英国既缺少全国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也没有形成涉及各门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学科的现代教育体制；政府不过问教育，在教育问题上承担主要责任的是各宗教教派尤其是国教会。

宗教改革后，由国教各教区负责的教区学校逐渐发展起来，这类学校接纳穷人子弟入学，以《圣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教学时多采用英语，这可以说是英国初等教育的最初形式。1662年《宗教一致法》规定，教师必须宣誓效忠国教，初等学校的开办权一律归国教会，从而加强了国教会对初等教育的控制。18世纪上半叶，初等教育的主要形式是由国教会主办的慈善学校。1699年，英国国教会成立“基督教知识促进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701年又成立“国外福音宣传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为在国内外广泛开展传教活动，这两个团体开办了许多招收贫苦儿童的慈善学校。此后，各地纷纷仿效，出现了“乞儿学校”（Ragged School）、“劳动学校”（Industrial School）、“贫民日校”（Charity Day School），以及收容犯罪儿童的“劳动感化学校”（Reformation School）等各种形式的学校，总称为“慈善学校”（Charity School）。这类学校大多条件简陋、规模不大、教学水平低，在其中就读的贫苦儿童大都不能进入中等学校继续学习。

18世纪后期，英国的初等教育仍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但随着社会对初等教育需求的增加，一些新形式的初等教育开始出现。一是“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的开设。1781年，传教士罗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首创一种让贫苦儿童尤其是童工在星期日学习宗教条文及简单读写知识的班级，称作“主日学校”，很快被推广，迄1795年，全英“主日学校”已达1012所。二是私立学校的出现。这类学校由私人创办，收取学费，其中以“妇女学校”（Dame School）和“普通私立学校”（Common Private School）最具代表性。前者系由老年妇女在自己家中开办，学生中女生比例较大，除教授基本读写知识外，也教缝纫。有些“女学”还兼有托儿所性质，招收5岁以下的幼儿。而“普通私立学校”中男生比例较大，教授读写算及文法等。这些私立学校为数不少，收费较低，但通常规模都很小，且存在的时间不长；其教学内容大多比较实用，适合中产家庭孩子们的就业需要。它们与新教非国教学校的区别在于，这些学校一般没有宗教背景。

第三是慈善学校有了新发展，出现两种新的慈善学校：“导生制学校”（Monitorial System of School）和“幼儿学校“(Infant School).”导生制”也称“相互教学制度”，1798年，非国教传教士约瑟夫·兰卡斯特（Joseph Lancaster）在伦敦创办一所学校，因经费短缺，无法多聘教师，于是采取从学生中选取一些年龄较大、成绩优秀者作为“导生”（Monitor），对他们先行施教，然后再让他们转授其他学生的做法，由此形成“导生制”教学制度。差不多同时，另一位国教会牧师贝尔（Andrew Bell）在英属印度殖民地采取类似做法，并自1796年回国后宣传其办学经验，故“导生制”又被称作“兰卡斯特贝尔制”。这种方法简便易行，花费很少，因此颇受欢迎，在英国盛行近30年，对欧美一些国家也有一定影响。

第一所“幼儿学校”系由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创办。自1800年起，他在自己经营的新拉纳克纺织厂内为工人子女设立包括托儿所、幼儿园等在内的“幼儿学校”，规定，凡工人子女满2岁即可入学，同时规定，10岁以下儿童不得为童工，并从6岁起进“幼儿学校”学习文化知识。欧文首创的“幼儿学校”经过他的宣传，一时形成了“幼儿学校”运动。

18世纪英国的中等教育仍然延续传统，教学模式陈旧，覆盖面窄。当时的中等学校主要有两类：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和公学（Public School）。英国的文法学校历史悠久，其名称的确定可上溯至1387年。文法学校强调学习古典语言和文法，使用拉丁语教学，其毕业生一般可以进入牛津和剑桥继续学习，或成为普通官吏、医师、法官等。由于文法学校需交纳学费，因此只有贵族和有财产家庭的子弟才能就读。“公学”其实也是一种文法学校，主要进行古典文科教学，但由于受教会支持，因此在教学中重视宗教课程及开展集体宗教活动。其所以称为“公学”，是因为这类学校最初系由公众团体集资兴办，其目的在于提高公共教育水平及培养一般的公职人员。实际上，公学是一种寄宿制的私立学校，需交纳学费且学费昂贵，只有贵族和富家子弟才能进入公学。由于公学办学条件优越，师资力量强，教学水平高，教学质量优秀，因此其地位一直在文法学校之上。英国著名的九所公学是：温切斯特（Winchester,1384）、伊顿（Eton,1440）、圣保罗（St.Paul's,1510）、施鲁斯伯格（Shrewsburg,1552）、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1560）、泰勒（Merchant Taylor's,1561）、拉格比（Rugby,1567）、哈罗（Harrow,1571）、查特豪斯（Charter-house,1612）。

18世纪英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始建于中世纪的古典大学，即分别创建于1168年和1209年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当时，所谓大学并非近代学制中继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之后的高等教育阶段，并且在入学时有严格的宗教限制，仅对国教徒开放。两所大学以教授古典文科和神学为主，但从18世纪初开始设立自然科学讲座。两校各有约20所学院，教学方面采用导师制。在18世纪，两校入学人数均呈下降趋势，1733年，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仅有3名新生入学；牛津大学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据称，到该世纪中期，其新生人数已降至每年不足200人。两所大学学费高昂，贫民出身的子弟，除少数可获奖学金者外，大多被排除在校门之外。不仅如此，当时人们对其教学水平及学校管理也颇有微词。例如，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就对牛津大学教师的总体表现相当不满，在他看来，这些人除了喝酒闲聊，在教学上几乎乏善可陈。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如法律改革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亨利·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等均未在这两所大学任教。

受宗教条件限制，新教非国教徒子弟既不能进公学，也几乎没有机会进牛津、剑桥；为解决这一问题，新教非国教各派创建属于他们自己的教育机构——“学院”（一译“学园”）(Dissenting Academy）。许多学院由当时的杰出学者如菲利普·多德里奇（Philip Doddridge）、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担任校长，知名度很高，一些国教徒甚至也慕名把自己的子弟送去就读。学院的教学内容及其课程设置与文法学校及牛津、剑桥不同，其中既有当时流行的古典学科，也有应用性科目，如地理、速记、算术及科学等。与文法学校及两所大学的管理模式不同，学院通常由校长个人负责，没有其他外在的规范及约束，显得比较自由。但正因为如此，盛行于学院里的自由探讨之风最终使它变成倡导理性和怀疑精神、进而颠覆新教非国教正统神学的摇篮，其中，哈克尼学院（Hackney Academy）和霍克斯顿学院（Hoxton Academy）尤为著名，在这两所学校里，加尔文主义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理性色彩的索齐尼主义。埃德蒙·伯克把哈克尼学院称为“一座制造颠覆性教义和观点的新兵工厂”。到18世纪末，一些以异端著称的学院如哈克尼学院、沃林顿学院（Warrington）以及霍克斯顿学院被强制关闭，但新教非国教学院的校长及其所培养的学生们，却继续朝着抛弃正统、追求思想自由的方向发展。

整体而言，18世纪英国的教育事业尚停留在比较落后的阶段，虽然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形式均已存在，但既缺乏完整的体制，也缺少相互衔接，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更是亟待扩展和更新，英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呼唤着教育改革时代的到来。

第四篇　外交

第一章　连横欧陆

1688年6月30日，六位英格兰贵族和一位英国主教秘密致信詹姆士二世长女玛丽的丈夫、时任荷兰执政的奥兰治的威廉，请他率军到英国，帮助他们保护英国的自由。10月30日，一直在关注英国事态发展的威廉，率领一支由1.5万人组成的军队，分乘275艘战船启程开赴英国。11月5日，威廉一行打着保护“英格兰新教与自由”的旗帜，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随后缓缓向伦敦开进。不久，詹姆士二世众叛亲离，仓皇逃往法国。1689年2月，威廉召开特别会议，与会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经过多方权衡之后，决定接受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的主张，由威廉和玛丽共同出任英国君主；威廉和玛丽在接受议会提出的“权利宣言”后，正式即位为英国国王和女王。

“光荣革命”不仅是一次王权更替，它还开启了英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英国实现了政体转换，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并由此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光荣革命”不仅影响了英国内政，它还意味着英国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向。保罗·兰福德（Paul Langford）指出："1688年之前，从克伦威尔到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他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亲法反荷的。1688年之后，法国多多少少地成为英国永久的敌人，与英国一直不断地争夺海上霸权。冲突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九年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使英国既再次卷入了大陆上的战争，又卷入了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这是自伊丽莎白与西班牙斗争以来所从来没有的。”

1689年2月威廉正式即位为英国国王，称威廉三世，与此同时他仍是荷兰共和国执政，由于此前一年荷兰已正式对法开战，“始于1688年11月的法荷之战因此也就成了法英之战”。对当时的威廉而言，阻止法国扩张，“利用一切能够获取的权力——无论是从荷兰还是从英格兰，去履行由上帝赋予他的角色——打败‘太阳王’统治下的天主教的法国”，是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可见，威廉入主英国，在使英荷特殊关系得以形成的同时，也开启了英荷联合对抗法国的新局面，英国由此卷入了反对法国的大规模欧洲战争。从1689年开始，除短暂中断外（1697.9-1702.4），战争一直持续到1713年，几乎贯穿着威廉和安妮女王两朝。正因为如此，战争的前一阶段（1689-1697年）有时也被称为“威廉王之战”（King William's War），也就是欧洲历史上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后一阶段（1701-1714年）被称为“安妮女王之战”（Queen Anne's War），即通常所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威廉三世反对法国，首先是由于荷兰面临着法国入侵的威胁。威廉出生于1650年，他的政治生涯从一开始就与反抗法国侵略联系在一起。1672年3月路易十四发动对荷战争，法军很快进入荷兰内地，阿姆斯特丹形势危急，荷兰当局在法国的入侵面前领导战争不力，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迫于压力，荷兰议长约翰·德·维特任命威廉为军事统帅和执政，就这样，年仅22岁的威廉临危受命，成为荷兰共和国执政，开始了他与法国持续斗争的政治人生。丘吉尔写道：“威廉冷漠而不残暴。他无暇顾及小仇，而是集中精力同路易十四斗争。他英勇无畏，年轻时已成为大军统帅，然而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对战斗的预见性是军事天才的标志，而他缺乏这种预见能力，他只是一个比较理智而意志坚定的人，凭着天生的条件得到了指挥军队的机会。他的天才是在外交领域，他十分精明、耐心和谨慎。他结成的同盟，克服的困难，对时间因素或他人弱点的巧妙利用，掌握分寸和区分轻重缓急的能力——这一切使他享有极高的威望。”的确，如丘吉尔所说，威廉在外交方面能力出众，而这一点，在他成为荷兰共和国执政不久即有所表现。

针对当时荷兰所处的不利国际环境，威廉展开了有力的外交攻势。他先是利用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之间的矛盾，与同属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西班牙结成军事同盟，以分散法军的兵力，减轻对荷兰的压力。继而他利用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因议会拒绝拨款而面临的财政困难，以及《多佛密约》泄密而遭遇的窘境，提出与英国单独议和，让英国退出战争，瓦解了法国拼凑起来的反荷同盟，使国际形势向有利于荷兰方面转变，并最终使路易十四同意与荷兰和谈。

17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突出特点是法国逐步确立对欧洲大陆的霸权，“如果说，十六世纪时，在西欧国际关系中起首要作用的是西班牙，那么，可以说十七世纪是法国真正称霸时期，至少在大陆上是如此”。法国自亨利四世（HenryⅣ,1589-1610年在位）起就制定了称霸欧洲的宏大计划，至路易十四（LouisⅩⅣ,1638-1715年在位）亲政（1661年）后，更是“把法国的霸权政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路易十四野心勃勃，亲政不久即四处寻找机会，不断对外扩张。继1667-1668年发动对西班牙的“遗产战争”之后，1672年又把战争的矛头对准荷兰。1678年，法国与荷兰签订《奈梅根和约》（Treaties of Nijmegen），尽管该约并未完全实现法国的目标，但它造成的国际形势却大大推进了法国的霸权战略，因此被视为“法国在欧洲最强盛时期的标志”。随后，路易十四又展开一系列扩张行动，迫使欧洲诸国屈服，法国成为称雄一时的欧洲霸主。

法国的扩张使整个欧洲惊恐不已，而作为法国的近邻，荷兰尤其深感不安。就在《奈梅根和约》签订后不久，奥兰治的威廉便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期形成一个针对法国的新同盟。威廉充分利用不同国家与法国之间的矛盾及不同的利益追求，一方面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勃兰登堡选帝侯阐述共同抗法的思想，另一方面抓住时机分化法国的旧盟友，1681年，一度曾是法国盟友的瑞典与荷兰结成反法同盟；由于威廉的“外交艺术”，一个对抗法国的秘密同盟逐渐形成。

1685年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Edit de Fontainebleau），取消“南特敕令”（Edit de Nantes），这为威廉缔结大同盟的努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南特敕令”取消后，“几十万胡格诺教徒拼命逃走，散到整个西欧各地。……不久以后，就有个一般的信念传播开来，以为全欧洲都在酝酿着一个共同毁灭新教的阴谋”。欧洲一些新教国家很快做出反应，荷兰、瑞典、勃兰登堡三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法国的政策。不仅如此，因取消“南特敕令”而引起的反法浪潮，甚至将正在与土耳其作战的奥地利也卷入其中，同样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此时却成了反法联盟的倡导者。在这些国家的带动下，欧洲新教势力及受法国扩张之害而仇视法国的天主教王公纷纷加入到反法阵营中。1686年，各种反法势力在德意志南部城市奥格斯堡集会，正式形成了“奥格斯堡同盟”，参加该同盟的有荷兰、瑞典、勃兰登堡、奥地利、西班牙、萨伏依以及德意志的一些邦国，甚至连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一世也加入了同盟。

不过，正当威廉不遗余力地筹建反法同盟时，英国却置身事外，与法国保持着密切关系，甚至一度与法国结盟，反对荷兰。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企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进而恢复专制统治，为此他们把目光投向欧洲大陆最强大的专制国家法国，希望从路易十四那里得到支持。1670年，查理二世与路易签订《多佛密约》（Treaty of Dover），根据密约，查理二世同意与法国联合对荷兰作战，法国则支持英国恢复天主教，并给查理二世200万利维尔和6000名步兵的援助。路易十四还答应在战争期间每年向查理二世提供300万利维尔的补助，以帮助后者摆脱议会的约束；英国答应对荷兰作战时提供6000名步兵和50艘战舰。1676年，查理二世以不经法国国王同意不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为条件，换取法国每年提供10万镑的补助金。1681年，查理二世再次从法国方面获得每年500万利维尔的巨额补助金，从而使他能够在1681年3月至1685年2月去世这段时间里，得以摆脱议会干扰，实行个人统治。

詹姆士二世上台后一意孤行地想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因此同样采取对法友好的态度。詹姆士继位时，正是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的时候，然而，正当欧洲新教国家纷纷站到联合反法的立场上时，作为新教国家君主的詹姆士二世，却由于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及恢复天主教的企图而与法国站到了一起。

由于英国置身反法阵营之外，威廉的反法包围圈深受损害。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为数不少，但多数是小国或弱国；而作为主力成员的奥地利，则身陷与土耳其的战争之中，难以集中力量对付法国。在如此情况下，反法同盟若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从海上对法国构成威胁，就能大大增强同盟的实力。出于这种考虑，奥兰治的威廉始终关注英国动向，随时准备抓住机遇，把英国拉入反法同盟。如戴维·海敦（David Hayton）所说：威廉最终选择直接干预英国国内政治，“其动机之一便是让英国成为大同盟（Grand Alliance）的一员，以此增强‘大同盟’的实力，共同反对路易十四”。

威廉在反法问题上明显存在荷兰情结，但英荷联手共同对抗法国，显然不仅有利于荷兰，同时有利于英国。一方面，法国的欧洲霸权改变了原有的国际格局，随着奥地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哈布斯堡家族的衰落，17世纪以来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对峙的局面不复存在，欧洲大陆均势有被打破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兰治的威廉促成“奥格斯堡同盟”的形成，尽管其初衷是维护荷兰的安全，但就其结果而言无疑有利于维系欧洲大陆的力量均衡，这一点对英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一旦法国独霸欧洲大陆，就既可能对英国本土造成威胁，也有损于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商业利益；并且，由于法国的大陆霸权有助于法国的殖民扩张，因此还会大大损害英国的海外利益，这是英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早在1672-1678年的法荷战争期间，英国议会就曾因反对与法国一起进攻荷兰而拒绝向查理二世拨款，迫使查理在1674年退出战争，可见在当时的英国统治阶层中，不少人“已开始看出法国是他们最强大的对手”；此外，大多数普通英国人也对政府推行与法国这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维持友好关系的政策深表不满。

其实，在“光荣革命”发生时，对威廉的邀请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对其反法立场的认可；而议会接受威廉担任英国国王，事实上就意味着选择对法战争。当然，议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迫不得已：路易十四很快承认詹姆士二世仍旧是英国国王，这一立场让法国的入侵迫在眉睫。英国议会清醒地认识到：离开威廉及其军队的支持，法国的威胁立刻会变成现实。果然，1689年3月，路易十四决定由法国提供船只和军队，帮助詹姆士二世入侵爱尔兰。至此，威廉和英国在对法战争中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共同点，那就是，共同捍卫“光荣革命”的结果，共同捍卫“光荣革命”造成的王位更替。。

在威廉全力投入对法战争之前，他需要首先解决詹姆士二世及其支持者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发动的叛乱，而这也就成了双方在欧洲范围内展开军事较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詹姆士二世在爱尔兰登陆后，得到当地天主教徒响应，也得到时任爱尔兰总督的泰康内尔伯爵（Earl of Tyrconnel）的军事支持。1690年6月，威廉亲率大军赶赴爱尔兰；7月12日，威廉在都柏林以北的博因（Boyne）一战中打败詹姆士二世，并夺取都柏林。深感绝望的詹姆士二世逃回法国，从此未能重返爱尔兰。1691年10月，威廉与爱尔兰签订《利默里克条约》（Treaty of Limerick），结束了对爱战争。苏格兰的情形与爱尔兰不同，在这里，多数人支持威廉和玛丽，而支持詹姆士二世的主要是来自苏格兰高地的天主教徒及忠于斯图亚特旧王的人，他们在邓迪子爵（Viscount Dundee）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领导下，起兵反对威廉，但不久邓迪战死，叛军随之瓦解。这样，到1692年，英伦全境已无人反抗威廉的统治，他现在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带领“大同盟”打败法国的问题上了。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开始后，在欧洲大陆出现了三个战场，分别是南尼德兰、莱茵区和意大利。陆上作战的主力是奥地利军队，莱茵区是主战场；在海上，英荷联合舰队与法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进行战斗。此外，英法还在欧洲以外地区如西印度群岛、纽芬兰、阿卡迪亚、本地治理展开争夺。双方在陆上的行动主要表现为争夺一些重要城镇，如蒙斯（Mons）、那慕尔（Namur）等，其中威廉领导的英国军队在尼德兰打了七场战役，这些战役为久未打仗的英国军队提供了锻炼。直到1694年，同盟军才挡住法军的凌厉攻势；1695年那慕尔城向威廉投降，至此法军的气势得到遏制。

在海上，决定性的战斗发生在1692年。当时，法国集结了大量陆军准备入侵英格兰；5月，詹姆士二世也赶到驻扎在阿格角（Cape la Hogue）附近的营地，与其支持者会合。在入侵英国的大军起航之前，法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开始行动，旨在扫清海上障碍。但不久这支舰队遭到爱德华·罗素（Edward Russell）率领的英荷联合舰队的拦截，联合舰队不仅在数量上超过法国舰队，同时还将后者压缩在法国海岸附近，使之失去机动性。经过六天激战，双方在阿格角展开会战，法国舰队损失惨重，15艘战舰被击毁，路易十四入侵英国的计划也随即停止。阿格角海战使英国赢得海上优势，丘吉尔则将其称作是17世纪的“特拉法加之战”。

阿格角海战大大挫伤了法军的士气，1693年，法国开始试探与同盟国家进行和谈。1695年，威廉率军攻克那慕尔，持续了七年的战争便在1696年不了了之。随着战争的拖延，参战各方都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厌战情绪日渐蔓延。路易十四尤其急于摆脱战争，因为当时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重病缠身，随时可能毙命，如果法国与西班牙维持战争状态，显然不利于早已垂涎西班牙遗产的法国从中获利。因此，他采取分化大同盟的策略。他首先选择萨伏依公爵，通过让出法国占领的卡萨莱（Casale）等地，换取与后者在1696年签订《都灵条约》。随后，萨克森又与法国单独媾和。在此形势下，各国纷纷展开外交行动，英法之间的和谈也颇有成效，于是在海牙附近的里斯维克（Ryswick）召开和会，经过彼此妥协，与会各方最终达成协议。1697年9月，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外，其余各国均在《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yswick）上签字；10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法国签约。至此，历时九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告一段落。

尽管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并未分出胜负，和约对签约国来说也是各有得失，但英国却获益良多，达到甚至超过了它的预期目标。首先，法国的欧洲霸权受到打击，其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其次，与法国形成对照的是，英国的国际地位大大增强。在打败法国海军舰队后，英国不仅取得了海上优势，同时还获得了进入地中海的权利，并具备了干预欧洲大陆事务的能力。从此，英国已不再是欧洲二流国家，它跻身于大国行列，成为争雄欧陆的后起之秀。

威廉还有其他收获，根据条约，法国承认威廉为英国国王，并不再给詹姆士二世及其后裔以任何支持，英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的这一承诺至少表明路易十四暂时放弃支持詹姆士二世，威廉三世的合法性得到了承认。与此同时，荷兰则获得在西属尼德兰一些要塞驻军的权利，同时获得法国在关税及商业方面的较大让步。经过这场战争，由威廉代表的英荷联盟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实力得以大大提升，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力量，而作为英荷联盟主导力量的英国，则更是由此活跃于欧洲舞台，并将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角逐中发挥更大作用。

《外交史》一书的作者指出：“从路易十四当政的后半期起，开始了欧洲外交史的新时期，其标志为英国国际作用的逐渐加强和英法两国在掠夺殖民地上争雄的斗争。”而“这一斗争中最重要的阶段，便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里斯维克和约》结束了迁延已久的战争，为欧洲带来了和平，不过在威廉三世看来，和约并未解决欧洲的持久和平问题，因为它未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做出实质性安排。事实上，在路易十四急切地关注西班牙的同时，威廉三世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同样对西班牙问题高度关切。早在1689年“大同盟条约”签订时，荷兰就与神圣罗马帝国有过一项关于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秘密条款，其中约定，一旦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无嗣而终，英国和荷兰将动用全部力量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室，反对法国在西班牙的任何图谋。

西班牙问题在1665年即引起关注，当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FelipⅣ,1605-1665年在位）去世，年仅4岁的查理二世登位，这位年幼的国王体弱多病，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只能活上几个月，王位空缺的情形随时可能出现。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国王却在众人的担心或期待中活到了39岁，直到1700年11月才撒手人寰。由于查理二世始终没有子嗣，因此，根据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王位继承法，享有继承权的各方如法国、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等，就一直在各怀心机，明争暗斗。

西班牙是个老牌的大国，至17世纪末，除西班牙本土，它还拥有意大利的大片领土、尼德兰南部地区，南美、中美和北美广大地区，非洲西海岸一些重要据点，此外还有菲律宾、加罗林、安的列斯、加那利群岛等。但这个大国自16世纪末开始就步步衰落，到17世纪，更是内外交困。昔日不可战胜的西班牙已完全无力自保，这就为法国等觊觎其遗产的国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根据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法，若现任国王死后无男嗣，则三人享有继承权，他们是：路易十四之孙安茹的菲利普（Philip of Anjou）、巴伐利亚选帝侯（Electoral Prince of Bavaria）之子约瑟夫·斐迪南（Joseph Ferdin and）、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次子奥地利的查理大公（Archduke Charles）。在这三人背后，首先是欧洲的两大王朝即法国的波旁王朝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斗争，而英国及其盟友荷兰也希望从中获益，至少不丢失什么。围绕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相关国家各有盘算，由此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所有这些国家中法国野心最大，也表现得最积极。在法国的主动之下英法秘密协商，于1698年10月签订了瓜分西班牙的“第一个瓜分条约”（first Partition Treaty）。双方商定，西班牙王位将由巴伐利亚选帝侯之子约瑟夫·斐迪南继承，他将领有西班牙本土、西印度群岛和尼德兰；奥地利的查理大公将得到米兰和卢森堡；安茹的菲利普将得到那不勒斯、西西里等地；英国和荷兰则获得商业和殖民地方面的利益。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条约表示不满，拒绝履约；西班牙的查理二世在得知英法竟然撇开自己秘密瓜分其遗产，更是震怒不已，并愤而决定将整个西班牙遗产全部交由约瑟夫·斐迪南继承。“第一个瓜分条约”遂告流产。

1699年2月，查理二世指定的继承人突然去世，威廉三世及荷兰议长安托尼·海因秀斯（Antonie Heinsius）与路易十四再度谈判，不久后达成第二个“瓜分条约”，条约规定：西班牙王位由奥地利的查理大公继承，并领有西班牙本土、西印度群岛及尼德兰地区；安茹的菲利普将获得那不勒斯、西西里和米兰；英国和荷兰则享有在西班牙领地通商等权利。这次条约再次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拒绝，并为查理二世所痛恨。1700年10月查理二世签署遗嘱，将王位传给路易十四之孙即安茹公爵菲利普，条件是西班牙与法国永远不合并。11月1日查理二世去世；路易十四随即违反密约，决定接受西班牙王位。1701年初，安茹公爵被宣布为菲利普五世（FelipⅤ,1700-1746年在位），波旁王朝取代哈布斯堡王朝，成为西班牙的统治王朝。

此时，威廉三世领导下的英国和荷兰并不想与法国开战，原因在于，自《里斯维克和约》签订后，英国的国内舆论“决定性地并且一致地”反对战争、反对英国介入大陆事务。但不久，野心膨胀的路易十四采取一系列挑衅行动，终于再度激起英国民众的反法情绪：他先是违背已故西班牙国王关于西、法永远不得合并的遗嘱，于1701年初发布敕令，公开宣布菲利普五世有权在其兄长去世后继承法国王位；接着于1701年2月派兵进入西属尼德兰，占领原属荷兰的一些要塞，俨然将南尼德兰视为法国的属地。而令英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是，1701年9月，詹姆士二世去世，路易十四竟违背《里斯维克和约》，公开承认其子詹姆士·爱德华，即后来的“老僭位者”为英王。路易十四还企图将英荷两国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中排挤出去。这样，到1701年6月，不仅英国舆论再度转向支持战争，辉格、托利两派也放弃分歧，投票赞成大笔战争拨款。9月7日，在威廉三世的努力下，英、荷、奥等组成新的“大同盟”；不巧的是，威廉于1702年2月骑马摔伤，引起并发症，随后于3月19日去世。玛丽女王之妹安妮随即继位，称安妮女王。

安妮女王在马尔博罗伯爵（Earl of Marlborough）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的辅佐下继续执行反法政策，1702年5月4日，英、荷、奥正式对法宣战。马尔博罗出任英国军队总司令，在女王执政初期，他不仅是女王的主要顾问，“而且可以说是唯一的顾问”。马尔博罗还被荷兰方面任命为荷军代理总司令，从而成为两个强国的最高军事统帅。从此，马尔博罗“在敌人的绝对优势面前开始了连连取胜的十年征程”，成为威廉三世反法政策的忠实的继承人和有力的执行者。

1702年，路易十四乘威廉三世去世、英荷关系出现微妙变化之际，派军大举进攻荷兰，企图以此达到击败荷兰、吓退英国的目的。面对强敌，联军内部士气低落，将领们相互嫉妒。马尔博罗充分展示出领导才能，将进占荷兰的法军赶至戴尔（Dyle）河一线，取得对法战争的首场胜利。这次胜利大大提振了联军的士气，也确立起马尔博罗本人的名声。1704年马尔博罗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当时，路易十四与巴伐利亚选帝侯共同发起对维也纳的攻击，维也纳城岌岌可危。英荷联军在马尔博罗率领下从北海出发向多瑙河进军，横穿整个欧洲。6月，当英荷联军突然出现在巴伐利亚时，整个欧洲都为之而震惊。在与普鲁士及德意志其他军队会合后，6月11日又与奥军会合；8月13日，由马尔博罗和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指挥的同盟军向法国及巴伐利亚联军发起攻击，在布伦海姆之战（Battle of Blenheim）中大获全胜，法军阵亡1.4万人，另有1.1万人被俘，巴伐利亚倒向同盟一方，维也纳得救。布伦海姆大捷使同盟力量得到巩固，马尔博罗也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军事家。

1706年5月，马尔博罗又取得拉米伊（Ramillies）之役的巨大胜利，在温斯顿·丘吉尔看来，“拉米伊战斗的影响比布伦海姆战斗的影响还要大，如果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布伦海姆大捷挽救了维也纳，那么可以说，拉米伊大捷征服了比利时”。1708年7月，同盟军与法军在奥德纳德（Oudenarde）再次激战，重创法军，此役使同盟军包围并占领里尔（Lille）。至此，马尔博罗向巴黎进军的一切障碍均不存在了，不过，如丘吉尔所言，马尔博罗作为联军统帅征战欧陆的“黄金时期”也就此宣告结束。

在不断取得陆上胜利的同时，英军在海上也取得重大进展。1704年，英军占领了通往地中海的咽喉直布罗陀；1708年占领梅诺卡（Minorca），为英国海军在地中海提供了巩固的基地。由于占领了这两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点，英国海军实际上控制了地中海。

路易十四开始求和。早在拉米伊战斗之后，路易十四即向同盟方面提出停战条件，但未为同盟方面接受。1709年路易十四再次向同盟求和，这一次，由于法军屡遭败绩，加之国内财政枯竭，1708年冬又出现可怕的饥荒，路易十四准备接受一切条件以结束战争。但法国的和平条款再次为同盟方面拒绝，原因是1708年英国政局发生变化，主战的辉格党完全控制政府，辉格党担心和平可能会让托利党重新得势，因此从党派利益出发，辉格党政府提出了法国完全不能接受的条件：要路易十四派军队将其孙菲利普从西班牙王位上赶下台。谈判终于破裂，路易十四答复道：“倘若我必须战斗，我也将选择同我的敌人一决雌雄，而决不会与我的子孙自相残杀。”

1709年6月战端再起，但战争的性质却发生了改变，同盟一方由反侵略转向“公然进行入侵活动”，而法国则“形成了反对外国侵略和压迫的民族阵线，西班牙也形成了较弱的民族阵线。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迸发出惊人的爱国热情”。一时间，双方求战的情绪激增。9月，马尔博罗和欧根亲王率领联军在马尔布拉凯（Malplaquet）与法军激战，双方均损失惨重；法军败退，死亡1.2万人，同盟一方虽然获胜，但也付出了2万人阵亡的巨大代价。此役是马尔博罗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大战，同时也是英军在欧陆战场的最后一次决战。1711年底马尔博罗被解职，1712年英军从大陆撤出。

导致马尔博罗去职的不是他在军事方面的失误，而更多的是因为主和的托利党重新掌权。1710年秋英国议会大选，托利党获胜，该派反对辉格党将波旁王朝赶出西班牙的战争目标，其领袖哈利和圣约翰（St.John，即后来的博林布鲁克子爵）不断抱怨战争所带来的负担，并且不忘提醒女王，说马尔博罗想当军事独裁者，成为克伦威尔第二。女王听其所言，为使托利党在上院也能获得多数，还特意加封12名新贵族，以确立托利党在上院的优势。托利党通过秘密渠道与法方建立联系，并派圣约翰与他们谈判；谈判在1711年进行了一整年，而英国议会居然毫不知情，同盟的其他国家更是被蒙在鼓里。丘吉尔对此评论说：“哈利等人在这方面采取卑鄙的手段，但他们追求着正确的目标。”

1712年英法和谈公开化，双方之间的军事行动也停止了。1713年3月21日至4月11日，在荷兰的乌得勒支召开了由各国代表参加的和谈会议，以英、荷、普鲁士、萨伏依、葡萄牙为一方，以法国和西班牙为另一方，正式签订《乌得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其后，法、奥于1714年3月签订《拉什塔特和约》（Treaty of Rastadt），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宣告结束。《乌得勒支和约》、《拉什塔特和约》以及1713-1715年间英、荷、奥签订的《界防条约》均属《乌得勒支和约》体系，统称为《乌得勒支和约》。其主要内容有：一、大同盟各国承认菲利普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及西班牙海外领地，但菲利普五世需放弃法国王位继承权，其继承人也永远不得享有此项权利；二、将南尼德兰、米兰、曼图亚、托斯卡纳、那不勒斯的大陆部分和撒丁岛划归奥地利，作为查理大公放弃西班牙王位的补偿；此外，荷兰得到南尼德兰的某些要塞作为屏障，勃兰登堡、萨伏依公国及葡萄牙也各有所获。

英国成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根据条约，英国获得了法国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属地，包括哈德逊湾、纽芬兰、圣克里斯托弗岛及新斯科舍，并占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梅诺卡岛和直布罗陀；英国还获得对西班牙港口、特别是加的斯以及西属南美殖民地进行贸易的权利，并通过与西班牙签订《阿先托条约》（Asiento Treaty）而获得向西属美洲出售黑奴的垄断权。此外，法国须承认安妮女王的合法性，承认信奉新教的汉诺威家族有继承英国王位的权利，并答应将“老僭位者”驱逐出法国。

总之，经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法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其实力历经了很长一段时期的衰落；荷兰虽获得了相应的国防安全，却也与法国一样变得筋疲力尽，此后再也未能恢复其大国地位。相形之下，英国不仅从法国、西班牙手中夺得了陆上、海上以及殖民地方面的许多特权，而且其国际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上升为欧洲头等强国。

第二章　英法角逐

1714年8月1日安妮女王去世，斯图亚特王朝就此告终。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王位由信奉新教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路易斯（George Lewis）继承。1714年9月18日乔治一行在格林威治登陆，随后继任英国国王，称乔治一世，开始了汉诺威王朝在英国的统治。随着汉诺威王朝的建立，辉格党进入一个长期执政的时期，自1714-1761年该派一直执掌大权，在政治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托利党则“为一种不热心的詹姆士主义所牵累，他们不愿为这种信条而奋斗或牺牲，却被它阻住而不能成为汉诺威政权的行政人员”。1715年“老僭位者”的叛乱和1745年“小僭位者”的叛乱使托利党的政治影响大为受挫，托利党乡绅被迫退居乡间。在辉格党当政的几十年间，尽管托利党当中仍有少数人作为各郡代表出席议会，却“从来没有成为有力的反对党”，未能对辉格党的优势构成挑战。

辉格党长期执政，英国国内政局总体稳定，但对外政策经历了明显变化。大致说来，1714-1739年为第一个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用和平方式追求英国政府的对外目标，和平本身甚至也成为英国的目标；后一阶段始自1740年，至1763年左右结束，此时，英法争夺再次展开，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与“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为标志，战争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

汉诺威王朝继位之初，英国面临的外部形势并不乐观，与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时期的“大同盟”阵营相比，此时的英国几乎没有朋友，处境较为孤立，昔日的盟友奥地利和荷兰因当年托利党背着他们单独与法国媾和而心存不满；西班牙则由于英国占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并插手西班牙美洲帝国的贸易而怀恨在心；法国继续支持詹姆士党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威胁依然存在。为恢复与荷兰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结盟关系，1716年2月和5月，辉格党政府先后与荷兰及奥地利签订协定，重修旧好。此外，因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英国在其传统的对外目标——保护英国贸易与维持欧洲均势——之外，又面对一项新任务：维护汉诺威选帝侯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后面这个因素影响了乔治一世统治初期的英国外交取向。

乔治一世继位时，始自1700年的“北方大战”仍在持续，以俄国为首的“北方同盟”在战争中日益占有优势，同盟阵营也在扩大。1715年，普鲁士和汉诺威加入同盟，当时，乔治加入北方同盟对瑞典作战，其直接目的是为汉诺威夺取原属瑞典、后为丹麦兼并的不莱梅（Bremen）和费尔登（Verden）。不难看出，乔治一世此举显然是借助英国的资源为汉诺威服务，而俄国等“北方同盟”国家之所以愿意与区区汉诺威结盟，也无非是看中了乔治身兼英国国王，同盟可以利用英国的海上力量而取得对瑞典的优势而已。

事实上，汉诺威王朝的前两任国王都曾因动用英国军队为汉诺威利益服务而遭到许多英国人的诟病。汉诺威对瑞典开战后，1715-1718年间，英国先后四次向北欧地区派遣舰队，表面上是保护受瑞典威胁的英俄贸易，实则每次都参加了与丹麦海军联合展开的针对瑞典的军事行动。在乔治一世的首届政府中，负责外交事务的两位国务大臣是分别担任南方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Southern Department）的詹姆士·斯坦霍普和担任北方事务大臣的汤森德，其中，被贺拉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称为“外交事务天才”的斯坦霍普因熟悉欧洲大陆事务且外交经验丰富，很快得到乔治一世的信任，成为英国外交的核心人物。

本来，辉格党曾有意重新回到反法立场上，但由于乔治一世将关注重点放在与汉诺威有关的波罗的海事务上，因此愿意与法国维持和好局面，以便腾出手来专心应付北方事务。恰巧，1715年9月路易十四去世，路易十五继位，由奥尔良公爵出任法国摄政。而曾在《乌得勒支和约》中宣布放弃法国王位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此时却不顾自己的承诺，觊觎法国摄政一职。奥尔良公爵对此十分警惕，同时也为了避免再次卷入战争，他认为应该与英国达成和解。这种情况让乔治一世颇为得意，他认为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就既可以消除来自法国方面的对英国王位的威胁，又能使西欧国家保持中立，让他本人放心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北方事务。斯坦霍普也被局势的变化所吸引，他想借此施展自己的外交才能，他甚至以“欧洲仲裁者”的角色自诩，力图在英国与其他大国间建立友好关系，由此构筑一个和平体系，确保英国新教王权世系的安全。

1716年夏，斯坦霍普随乔治一世前往汉诺威，其间与法国的迪布瓦（AbbéDubois）秘密会谈；1716年11月英法签订条约，承诺双方共同保证《乌得勒支和约》的条款不受破坏，从而达成和解。在斯坦霍普的劝说下，荷兰于1717年1月加入该条约，由此形成所谓“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同盟的宗旨是确保《乌得勒支和约》各项解决办法的有效性，在此后14年里，该同盟成为“英国外交的支柱”。

“三国同盟”是英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一次重大转向，为稳固汉诺威王朝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斯坦霍普的做法及乔治一世的北方政策在英国政府内部引起严重的分歧，最终导致政府成员发生重大调整。在当时英国政府中，除斯坦霍普和汤森德外，还有两位重要成员即桑德兰和罗伯特·沃尔波尔，其中，沃尔波尔和汤森德是姻亲关系，政治见解也一致，他们对派遣英国海军到波罗的海执行任务十分反感，而斯坦霍普的和解条约，在他们看来则太过仓促。于是二人采取拖延战术阻止条约批准，此举令乔治一世十分不满。加之桑德兰利用国王与王储之间的不和挑拨离间，诱使斯坦霍普和他一起在国王面前攻击汤森德和沃尔波尔。1716年12月乔治一世解除汤森德的国务大臣之职，改授其爱尔兰总督一职，1717年4月9日又解除其爱尔兰总督一职；次日，财政大臣罗伯特·沃尔波尔主动请辞，以示与汤森德共进退。汤森德和沃尔波尔去职后，桑德兰接替汤森德出任国务大臣，斯坦霍普出任首席财政大臣。在对外政策方面，斯坦霍普终于可以放手实现自己的目标了，他仍希望以英法条约为基础构筑一个外交体系，为此把下一个劝说的目标对准奥地利。1718年8月，英、法、奥签订条约，三国同盟变成了“四国同盟”（Quadruple Alliance).

斯坦霍普的同盟体系很快遭到西班牙的挑战。1717年夏，菲利普五世派军队入侵奥地利控制的意大利萨丁地区，次年又对西西里展开行动，从而构成了对《乌得勒支和约》体系的威胁。英法迅速做出反应，1718年11月，一支英国舰队在帕萨罗角（Cape Passaro）附近摧毁西班牙舰队；随后英法及奥地利等国在伊比利亚、地中海对抗西军，西军屡遭败绩。1719年，英国还挫败了西班牙企图支持“老僭位者”复辟的行动。1720年菲利普五世被迫同意加入“四国同盟”。1721年，交战各方与西班牙签订《马德里条约》（Treaties of Madrid），条约重新肯定了《乌得勒支和约》体系，唯一的变动是将西西里从萨伏依家族手中转归奥地利，奥地利则把萨丁交由萨伏依统治。欧洲的和平暂时得以维持，斯坦霍普针对西欧地区的外交努力也终于获得成功。

在北方波罗的海地区，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于1718年阵亡，其妹乌利里·埃利奥诺拉（Ulrica Eleanor）继位，瑞典的对外政策转向亲英。1719年斯坦霍普派遣卡特里特爵士赴斯德哥尔摩开展外交活动，同时派一支英国舰队到波罗的海，意在遏制俄方的扩张。经卡特里特的努力，1720年2月英国与瑞典签订联合防御条约，其中规定，在战争中英方派军舰帮助瑞典并提供津贴，但同时又强调“给予帮助，并不意味着英国对俄直接宣战”，从而为英方行动留下余地。

但不久，随着“南海泡沫”事件的发生，危机很快降临到斯坦霍普政府头上。南海公司表面上是一家贸易垄断公司，实际却是一家金融公司。1720年，南海公司提出承包国债计划，被政府接受，公司于是大量发行股票并使用各种方法引诱人们购买。为获取巨利，公众纷纷抢购该公司股票，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路攀升，到1720年7月，票面价值为100镑的股票已飙升至1000多镑的交易价；随后，一些大投资者开始抛售股票以兑取现利，股市风暴随之来临，许多人倾家荡产，南海公司制造的“南海泡沫”终于破灭。南海事件的发生，政府作为公司的支持者难逃其咎，而当人们得知包括桑德兰在内的政府大臣曾接受南海公司的贿赂时，斯坦霍普-桑德兰政府更是威信扫地。此时，以理财见长的罗伯特·沃尔波尔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1720年秋，沃尔波尔受命收拾残局，很快取得成效。次年4月沃尔波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开始了长达20年的执政历程。在任期间，沃尔波尔充分发挥财政方面的卓越才能，通过运用适当的财政政策如减征土地税、建立偿债基金、改革关税、鼓励出口等，使英国的经济得以稳步增长。据统计，1720-1740年间，英国的国内经济总水平提高了6.5%。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成为沃尔波尔执政时期的突出特点。

在对外事务方面，沃尔波尔起初并未直接介入，而是交由国务大臣们（主要是其姻兄汤森德）负责。但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基点是很明确的，他在执政之初就说：“没有什么比战争状态对英国更致命，只要战争持续，它就只会给我们带来损失，而战争结束时，我们也不会有所得。”可见，沃尔波尔的对外政策是尽可能避免战争，维持和平的外部环境，如他所宣称：“我过去一直是今后还将是和平的拥护者，我以这样的观点而自豪。”

沃尔波尔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对内政策紧密联系，他要使对外政策服从于对内政策。在沃尔波尔看来，英国的王位问题需要它与法国和西班牙实行和解，没有这些国家承认，汉诺威王朝就不可能站稳。在国内政治方面，他力图争取托利党对汉诺威王朝的忠诚，而这也需要尽力避免对外战争，以安抚托利党。作为乡绅家庭出身的政治家，沃尔波尔对战争带给土地阶级的沉重负担印象深刻，对托利党的和平政策深表理解，从稳定国内政治的需要出发，沃尔波尔感到应尽量避免战争，以降低乃至取消土地税。如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所说：“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决心使英国在和平环境中繁荣起来。作为一名乡绅，作为曾在‘土地税’下呻吟，并通过发泄不满而帮助打倒马尔博罗的那些人之一，他并非徒具其名。如果英国处于和平环境中，他就能把那些有势力的人从托利党方面争取到辉格党方面来；其实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必须谋求同法国和西班牙建立友好的关系。”除此之外，沃尔波尔还希望和平能够为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机遇，由此为英国经济带来真正的繁荣。

1725年以后沃尔波尔开始关注对外事务，是年，西班牙与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Treaty of Vienna）。根据条约，西班牙答应给奥地利的“奥斯坦德东印度公司”（Ostend East India Company）在南美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奥地利则答应帮助西班牙收复被英国占领的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英国的利益因此而受到直接挑战。负责外交事务的汤森德于是着手建立相应的同盟体系，通过同年签订的《汉诺威条约》（Treaty of Hanover），将英国、汉诺威、法国、普鲁士等组成一个同盟，荷兰、瑞典和丹麦也随后加入。汤森德组织的同盟矛头直指奥地利，显然加剧了欧洲的紧张局势，这是沃尔波尔所不愿看到的；此外，《汉诺威条约》中的一些条款也让沃尔波尔感到不满；1727年2月西班牙军队包围直布罗陀，一场欧洲战争似乎不可避免。这些都让沃尔波尔感到自己有必要直接干预外交事务，而不让汤森德全权处理。面对奥、西同盟，沃尔波尔采取了收买西班牙的做法，而不是孤立奥地利。1729年，他背着汤森德与西班牙签订《塞维利亚条约》（Treaty of Seville）；汤森德深为不满，于1730年5月辞去国务大臣之职，由纽卡斯尔公爵接替，沃尔波尔遂成为外交政策的实际掌控者。随后，沃尔波尔一反汤森德的做法，通过与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1731年），恢复英奥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根据该约，查理六世同意限制奥斯坦德公司的活动，作为回报，英国承诺在查理六世去世之后，支持其女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继承哈布斯堡王朝的全部遗产。至此，由奥西同盟带来的战争威胁被解除，英国与西班牙、奥地利实现了和解。

在对法关系方面，沃尔波尔本想维持同法国的同盟关系，但随着路易十五成年、王位得到巩固，法国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1730年，法国违反《乌得勒支和约》，在敦刻尔克构筑防御工事，而奥英之间的《维也纳和约》也被法国视为助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野心。更让沃尔波尔不安的是，1733年，法国和西班牙结束了自1715年以来因王位之争而形成的对立，签订了“第一个家族协定”（First Family Compact），随后双方联合参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年），波旁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再次形成对立，欧洲又一次被拖进一场列强争霸的战争。

根据1731年《维也纳和约》，英国有义务对奥地利提供支持，但沃尔波尔对此却全然不顾，他希望尽力避免英国卷入战争。乔治二世和卡罗琳王后（Queen Caroline）曾表示希望看到英国参战，但沃尔波尔不为所动。他后来对卡罗琳王后夸口说：“夫人，这一年欧洲有五万人遭杀戮，而其中没有一个英国人。”

但沃尔波尔的和平政策很快受阻：一方面，一批没有经历过战争磨难的新一代人已经长成，这些人把战争视为一种荣耀；另一方面，在有关西班牙殖民地贸易的问题上，沃尔波尔的妥协政策受到各方面力量的指责。早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根据《乌得勒支和约》规定，西班牙允许英国向西属西印度群岛出售奴隶，具体做法是英国每年可以运送一船奴隶去贩卖。不过，由于奴隶买卖的利润可观，英国商人大量从事走私活动。据统计，1713-1731年间，西班牙殖民当局截获英国走私船达180艘；此后西班牙的拦截行动一度停止，但从1737年起又恢复，英国商人与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矛盾迅速激化。1738年3月，一位叫詹金斯的船长出现在英国议会下院，声称他的船在1731年遭西班牙抢劫，他本人还被绑在桅杆上，并被割去一只耳朵。詹金斯的说法在英国引起强烈的反西情绪，愤怒的火焰越烧越旺。

而沃尔波尔却在考虑如何与西班牙达成和解，以平息事态。1739年初，英西两国签订《帕多公约》，但公约条款遭南海公司抵制，而西班牙则以暂停英国对西属殖民地贩运黑奴的权利作为回应。与此同时，英国国内反对派大肆煽动公众情绪，攻击《帕多公约》;沃尔波尔的妥协政策走到了尽头。如丘吉尔所说：“整个国家对他厌烦了，不重视这种缺乏生机、平静的繁荣。商业财富迅速增加，贸易数字急剧上升，但全国仍不满意。国内似乎缺少些东西……。英国民族的刚强性格和冒险精神在拖沓而缺乏生气的政府统治下受到压抑，寻找着发泄口。”不久，沃尔波尔被迫向国内的战争情绪让步，1739年10月19日英国向西班牙宣战，“詹金斯耳朵之战”由此开始。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说：沃尔波尔“使英国处于和平环境中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最后他还是失败了”。

沃尔波尔政府对战争局面准备不足，战争连连失利。让沃尔波尔更加伤脑筋的是，英西战争开始后不久，1740年，欧洲围绕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的战争序幕又拉开了，英西战争也由此汇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至此，以和平为基调的沃尔波尔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皮特时代”。新的时代自1740年起至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为止，其间，除1748年之后若干年的短暂间歇外，英国相继在欧洲大陆和亚、非、美洲与法国展开争夺，战争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极度厌恶战争”的沃尔波尔在首相位置上又支撑了一年多，1742年2月他辞职而去。在短暂执政的威尔明顿伯爵（Earl of Wilmington）政府中执掌实权并具体负责外交事务的是约翰·卡特里特，他在斯坦霍普桑德兰时期就崭露头角。卡特里特上任伊始就迅速采取措施，一方面，他增加了对奥地利的资金补助，另一方面又派遣一支联合部队赴欧洲大陆，这支军队在1743年的代廷根（Dettingen）之战中战胜了法国。大致说来，卡特里特的对外政策有如下特点：首先，他认识到法国是英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这使他的外交路线与沃尔波尔力主与法国和解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其次，作为乔治二世的亲信，卡特里特深知在国王的心目中，汉诺威选侯国比不列颠王国更重要，因此，维护国王在德意志的利益，遂成为卡特里特对外政策的一大重点。顺便指出，卡特里特尽管才华出众，但他对于议会政治的看法却停留在传统的认识框架内，且素来抱轻蔑态度。在他看来，国王的信任最重要，议会的态度可以不顾，他有一句名言：“只要有国王站在某人这一边，他便可以无视一切。”卡特里特的对外政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海外殖民地不感兴趣，其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欧洲大陆，他专注于通过构建联盟体系对抗法国，维系大陆的势力均衡，并尽力维护汉诺威的利益。

不久，议会出现了反卡特里特的势力，为首的是威廉·皮特。皮特于1708年出生于伦敦一个富商家庭，1735年通过著名的衰败选区“老萨勒姆”进入议会，不久即以反沃尔波尔立场闻名，在他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政界人物，被称为“小爱国者”。卡特里特掌权后，皮特再次成为反对派并且扮演同样角色，这一次，反对派主要攻击政府的欧洲战争政策，在他们看来，“这是可耻而不负责任地屈从汉诺威王朝的权势”。皮特抨击政府为汉诺威王国拨款建立军队，引起乔治二世对他的极度反感。皮特认为，英国的国家利益不在欧洲大陆，而在海外的商业利益和殖民地方面，他认为英国应该放弃在大陆的军事行动，将战争完全集中于海上和殖民地。但他后来意识到这一主张与卡特里特那种完全将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大陆的主张同样有失偏颇，这是因为，“如果不在新大陆、东方和欧洲同时打垮法国”，它势必会东山再起。因此，英国要想在与法国的竞争中赢得彻底胜利，唯有在新大陆、东方和欧洲同时打垮法国。

1743年夏，威尔明顿去世，纽卡斯尔公爵的弟弟亨利·佩勒姆继任首席财政大臣之职。1744年10月，实力雄厚的佩勒姆兄弟以辞职相要挟，迫使乔治二世将卡特里特解职。此后，除1756年11月至1757年7月短短的几个月由德文郡公爵出掌政府外，佩勒姆兄弟相继出任首相，兄弟二人把持英国政府近20年。亨利·佩勒姆掌权后的最初几年，国内外形势同样不乐观。首先是国王不高兴，因此得不到国王支持。其次，1744年，法国相继对英国、汉诺威和奥地利宣战，欧洲大陆的战争形势非常不利。更糟的是，1745年7月“小僭位者”查理·爱德华在苏格兰登陆，一度率军打到英格兰中部，只是到了次年的4月，才被坎伯兰公爵统率的政府军击溃。然而利用这次危机，1746年2月，佩勒姆兄弟又一次向国王摊牌，他们要求让皮特出任战争大臣，否则就辞职。出于对皮特的不满，乔治二世不肯让皮特出任战争大臣，而只给了他主计大臣一职。经过这次较量，乔治二世不得不承认佩勒姆的政治实力，佩勒姆政权总算稳定下来。

一旦地位稳固，佩勒姆就开始考虑如何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摆脱出来。佩勒姆受沃尔波尔的影响很深，他关注战争给国家带来的财政负担。据统计，1739年英国的国债总额约为4700万镑，到1748年已上升到7600多万镑，从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出发，佩勒姆希望能尽快结束战争。但皮特等人则主张减少在大陆的军事行动，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到北美和西印度群岛，与法国展开殖民争夺。他们力促政府派军进攻加拿大的魁北克，但遭到佩勒姆拒绝；佩勒姆甚至认为英军夺取路易斯堡（Louisbourg）是和谈的绊脚石，公开表示不满。

和谈在1746年即已开始，到1748年1月，英、荷与法国缔结《亚琛和约》（Treaty of Aachen），战争其他各方也先后加入。根据条约，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继承权得到承认，但奥地利被迫将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并将意大利领地中的若干地区割让给西班牙和撒丁；法国归还在尼德兰占领的地区，并将印度的马德拉斯和美洲的某些地区交给英国，同时承认汉诺威王朝的合法性。英国则将路易斯堡等地归还法国，但从西班牙获得允许，将向西属美洲贩卖黑奴的权利延长至1750年。显然，和约没有解决问题，法、西、英三国相互对立的局面依然存在，而普、奥之间的争夺则埋藏着未来激烈争夺的祸种。从这个意义上说，和约只带来暂时的和平，它只是一个停战协定而已。

在随之而来的和平时期，英法在殖民地的冲突几乎未曾停息，但佩勒姆兄弟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清。佩勒姆因急于摆脱财政困难，便竭力推行财政紧缩政策，为此将陆军从战时的5万人裁减至不足1.9万人，水手从5.1万人裁减至1万人，政府的年度开支也从1200万镑降至700万镑。纽卡斯尔公爵虽然对法国存有戒心，但他更多地还是把欧洲大陆视为英法争夺的重心，为此他力图维系英国与奥地利的传统结盟关系。1754年3月佩勒姆去世，纽卡斯尔公爵继任首相，此时英法公开冲突已迫在眉睫，对此，纽卡斯尔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护汉诺威王国的安全问题，继而则忙乱地在欧洲寻找合适的盟友。

佩勒姆和纽卡斯尔的做法屡受威廉·皮特指责，皮特自1746年进入政府，但作为其中的次要角色，无法影响政府决策。对此，他的策略是攻击政府，尽管他自己也是政府的成员。他反对佩勒姆缩减海军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与英法海外殖民争夺的形势相悖。1754年，英法在北美的争夺已日趋激烈，而纽卡斯尔则对此处置不力，皮特于是抓住时机猛批政府；1755年，英法在北美等地已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双方在欧洲的较量眼看着也难以避免，纽卡斯尔的反应竟然是首先考虑汉诺威的安全，这引起皮特的极度不满。针对纽卡斯尔通过资金补贴为汉诺威王国在德意志诸邦中寻找同盟的做法，皮特予以严厉指责。这一次皮特不仅得罪了纽卡斯尔，同时也再次激怒乔治二世。1755年11月皮特被解除职务，离开了政府。

皮特离开政府后，变得更加无拘无束，他对政府的攻击也更加肆无忌惮，当时的形势变化也在不断为他提供口实。1756年1月，纽卡斯尔政府在屡次寻求与奥地利结盟遇挫后，转而与普鲁士签订《威斯敏斯特协定》（Convention of Westminster），英普之间结成同盟。而法奥则于1756年5月订立协定，基本确立了同盟关系。至此，欧洲大国的传统结盟关系发生彻底的变化，国际关系呈现新的格局，此即所谓的“外交革命”。皮特对英普联盟予以谴责，尽管他当初在职时曾提醒纽卡斯尔不可轻视普鲁士，并且强调：“如果没有持久的和平，那么英国和欧洲则势难生存，而如果没有普鲁士的介入，那么目前的联盟则无力保持和平”；但他却指责纽卡斯尔联合普鲁士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保护汉诺威的安全，而不是出于英国的国家利益考虑。皮特认为，可以任由汉诺威被对手占领，英国则应该集中力量在海外夺取法国的殖民地，待战争结束后，再以欧洲之外的收获换取汉诺威的复国。

1756年5月，法军攻占地中海上的梅诺卡岛，引起英国震动；同时，英军攻打北美尼亚加拉堡的行动失败，而8月奥斯威戈堡则被法军占领。战局不利迫使纽卡斯尔公爵在11月辞职，而皮特则等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乔治二世的阻挠，皮特未能成为首相，而是在德文郡公爵为名义首脑的政府中出任国务大臣，成为实际上的政府首脑。据说，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在得知皮特出任国务大臣时说道：“英国经过长时间的阵痛，终于产生了一个男子汉。”不过，由于得不到下院多数以及国王的支持，皮特-德文郡公爵政府仅仅维持了五个月之久。1757年4月皮特再次被解职，德文郡公爵政府随即倒台。

然而，早已闻名全国的皮特却得到英国民众的普遍欢迎，“英格兰的城镇和和市政机关向他表示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支持”。1757年6月，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政府空缺之后，皮特与纽卡斯尔公爵达成协议，由纽卡斯尔出任名义上的政府首脑，皮特则以国务大臣的身份，全权负责战争指导，“挑选所有的重要人物——海军将领、陆军将领、驻外大使——并支配战争战略”。对此，约翰逊博士写道“沃尔波尔是国王强加给人民的大臣，而皮特则是人民强加给国王的大臣”。

与此前的战争不同，七年战争是一次超越欧洲范围的较量，如丘吉尔所说，这是“第一次世界性战争”。在战争中，皮特表现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气度和才干，也表现出卓越的世界性眼光。此时的皮特并未放弃对欧洲大陆的关注，他通过大力资助普鲁士，达到牵制法国、分散其注意力的目的。丘吉尔指出：“皮特曾经猛烈地攻击卡特里特的欧洲作战方案，而此时他认识到，如果像他在40年代所主张的那样，单纯在海上和殖民地进行战争，就不会取得彻底胜利。如果不在新大陆、东方和欧洲同时打垮法国，她就会东山再起。”皮特为他的政策转变辩护，他说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因此政策也应该做相应调整，在一场与法国展开较量的重大战争中，采取任何方法都是合理的。因此此时英国援助普鲁士，便不再是为汉诺威效劳，而是从英国自身利益出发采取的必要之举。

英法殖民争夺主要在三个地区展开：北美、西印度群岛和印度。皮特的“政策极其简单：消灭作为大国的法国；剪除它在海外的属地，尤其是加勒比海的那些盛产食糖的岛屿；把它赶出印度；在加拿大取而代之。这是个十分庞大的计划，只有天才人物……才能想到”。在北美，英国的主要目标是征服加拿大，皮特用海军阻止法国从国内派出增援部队，陆军则一边在路易斯堡牵制法军，一边兵分两路，夺取魁北克和攻打法军在大湖区及俄亥俄河等处的要塞。同时，又不断派出海陆军攻打法国占有的岛屿，从法国手中夺取其西印度群岛属地。在印度，皮特通过增援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让其放手行动，以摧毁法国在印度的势力。

1759年是胜利的一年：7月，英军攻占西印度的产糖岛屿瓜德罗普；8月，英普联军在明登（Minden）大败法军；9月，詹姆士·沃尔夫（James Wolfe）率领的英军夺取魁北克，而法国在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的两支舰队也先后被英国海军击溃。1760年，英军攻占蒙特利尔，法国在加拿大的势力被彻底清除；次年，英军攻占马提尼克岛，至此，“英国在北美和西印度战场取得全面胜利”。同年，英军夺取本地治理，英法在印度的较量也以英国的胜利告终。

人们对皮特在战争中的作用有很多争论，据说，皮特自己曾声称：“我确信，我可以拯救这个国家，别人谁也拯救不了。”丘吉尔对皮特的评价是：“自马尔博罗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保罗·兰福德则认为：“皮特的崇拜者所编造的关于战争的完美无瑕的记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斯佩克也提到，近来出现了一种贬低皮特其人及其成就的倾向。尽管对皮特在七年战争中的作用存在争议，但有一点却无可否认，那就是他指导英国打赢了这场战争，因此无愧于“伟大的战争大臣”这一称号。

有意思的是，战争的胜利反倒加速了皮特的垮台。正当皮特盘算着如何彻底挫败法国，为英国赢得更多属地之际，一股强大的反战浪潮也迅速兴起，一些人开始怀疑继续战争是否明智，“因为英国已经夺取了超过自己的保卫能力的领土”；而且，战争带来的消耗也必然加重人们的负担，等等。皮特反驳说，若在法国被彻底打败之前与之言和，英国就会重蹈当年《乌得勒支和约》的覆辙。但反对者不为所动。更糟的是，1760年乔治二世去世，其孙乔治三世继位，新国王素来不喜欢皮特，并将皮特的战争称为“血腥与昂贵的战争”，他和他的老师布特希望尽快与法国讲和，以此摆脱皮特，并清除辉格党的政治势力。1761年10月，皮特在预见到西班牙终将参战，并建议英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时遭到拒绝后，他立即辞职，皮特的时代结束了。

皮特去职不久，英国被迫向西班牙宣战。很快，英军便攻占了古巴的哈瓦那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并将西班牙海军从这些海域赶走。尽管英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获胜，但失去了皮特的纽卡斯尔政府却未能维持多久，乔治三世一心要让他的老师布特执政。1762年5月纽卡斯尔辞职，布特当上了首相。

布特主张对法采取绥靖政策，1762年11月，英国与法国、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随后，普鲁士与奥地利、萨克森签订《胡贝图斯堡和约》，结束了欧洲战事，“七年战争”至此落幕。根据《巴黎和约》，英国从法国方面得到加拿大和塞内加尔，但同时将西印度的瓜德罗普岛、圣卢西亚岛、马提尼克岛和玛丽加朗特岛（Marie Galante），及西非的戈里（Goree）归还给法国；法国收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同时保留在纽芬兰沿海捕鱼的权利。在印度，法国的势力被摧毁，只留下五个禁止设防的贸易站。从西班牙方面，英国得到了佛罗里达和地中海上的梅诺卡岛，同时将古巴的哈瓦那港以及菲律宾的马尼拉交还给西班牙。皮特对和约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认为英国让出了很多已经到手的东西；另一方面，和约无视英国对普鲁士做出的承诺，是一种背叛行为。皮特因此感叹道：“这次和平并不保险，因为敌人又恢复了以前的强大地位。这次和平也并不理想，因为我们得到的土地少于让出的土地。”尽管受到皮特的指责，但就《巴黎和约》本身来看，英国仍旧是最大的赢家。沃勒斯坦指出，《巴黎和约》“标志着英国在同法国一百年的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优势”，而与此同时，等待法国的则是“类似于西班牙的一个漫长的衰落时期”；正是由于英国“赢得了这场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从而使它得以在18世纪中叶“最终继承了荷兰的霸权”。

第三章　结盟反法

1760年10月，乔治三世继位为英王。他是第一位生长在英格兰的汉诺威国王，也是安妮女王之后首位能说一口纯正英语的君主。在位期间，乔治三世从未到过汉诺威，不仅如此，英格兰的政治教育甚至使他存有强烈的反汉诺威情绪，在其尚未登上王位之前，即已表现出这一倾向，“那个讨厌的选侯区总是处于这个可怜国家至关重要的位置上”。乔治的忠诚对象已变成英国，在向议会作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宣称：我“出生并在这个国家接受教育，我以英国人的身份而自豪”。新国王的这种情感归属将对英国外交产生重大影响，汉诺威因素将不再对英国外交产生决定性影响。同时，新国王又是一个喜欢自行其是的国王，这个特点也将在未来的外交中体现出来。年轻时常和乔治一起玩耍的有后来的诺斯勋爵，乔治母亲的好友中有布特伯爵，这两人也将在未来对英国外交产生重要影响。

乔治三世继位时七年战争仍在进行。乔治三世认为这场“德国的战争”代价高昂，又徒劳无益，决意尽快结束战争。英国民众认为“汉诺威原则”已经过去，他们现在有了一位英国国王而不是德国的选帝侯。时任首相老皮特以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难以避免为由，提出对西班牙宣战的要求，但遭到议会否决。皮特去职后，乔治三世让布特伯爵出任首相，由他贯彻乔治三世终结战争的意图。

布特同法国和谈的政策一开始并不成功，法国乘英国内阁变动之机，与西班牙、那不勒斯及奥地利结成同盟，希图重新恢复对北美大陆的统治。布特政府被迫向西班牙宣战，结果英国舰队不仅夺取了古巴的哈瓦那港，而且攻占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恢复了和谈，双方签订《巴黎和约》。虽然布特政府试图对法、西加以抚慰，但由于英国在战争中占有绝对优势，整个条约仍然有利于英国。

但战争结果也并非全都对英国有利。战后，英法间的竞争更趋激烈。1758年开始担任路易十五首席大臣的舒瓦瑟尔公爵（Duc de Choiseul）开始主导法国外交，他是坚定的反英主义者。为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与英国的争夺上，他尽力安抚欧洲其他国家，法国的欧洲利益开始服从于英法的海外争夺，也就是说，在欧洲尽力孤立英国。1761年，舒瓦瑟尔公爵从外交部调任海军与陆军部，致力于重建法国军队。继任外交大臣的是其堂兄，但舒瓦瑟尔继续掌握实际权力。1766年，他再次调任外交部，其堂兄则转任海军部大臣。

布特试图缓和英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在法国积极备战的情况下，此一目标难以实现。在与法国谈判的过程中，布特遭到辉格党的广泛批评，反对派甚至散布流言，说他是王太后的情夫。布特缓和英法关系的努力未能实现，他本人也在与法国缔结和约不久后辞职。随后，辉格党在乔治·格伦维尔的带领下重新掌握政权。

辉格党视法国为英国的天然对手，因此主张英国应最大限度地孤立法国，在欧洲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当法国积极备战时，格伦维尔政府把争取盟友作为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但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连英国的最后一位盟友普鲁士也离开了英国——在巴黎和谈中，英国撇开普鲁士单独与法国媾和，和约也未顾及普鲁士的利益，这让腓特烈二世（FriedrichⅡ,1740-1786年在位）非常生气，他对布特伯爵十分痛恨，还长期指责乔治三世。腓特烈将普鲁士的外交目标确定为避免战争，特别是避免卷入英法冲突，于是英国与普鲁士联盟的企图不再有可能了。

补助金问题可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七年战争中，英国向普鲁士提供补助金，该做法一直延续到1761年。之前的四年中，英国每年向普鲁士提供67万镑钱款，而战后英国的国债高达1.4亿镑；1762年的财政支出也达到2400万镑。巨大的财政负担影响了政府的政策，英国一方面加紧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另一方面则不再在和平时期向其他欧洲国家提供补助金。俾斯麦后来说：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在欧洲寻找肯用自己的身躯维护英国利益的傻瓜——他说的就是英国雇佣某些国家，并唆使它们与英国的主要敌人为敌。当欧洲广泛存在雇佣军时，英国人从来不愁找不到盟友；但是当英国放弃补助金政策时，它又如何争取盟友？可以说，放弃补助金是英国在寻找盟友方面连连碰壁的重要原因。

乔治三世曾希望与奥地利重新合作，多数英国政治家也认为奥地利才是英国最理想的盟友。但奥地利现在是法国的盟友了，它在七年战争中与法国并肩作战，英国想恢复昔日的盟友关系似乎并不乐观。而且，作为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三世也反对奥地利皇帝扩大在德意志权力的努力，为此还与其他德意志邦国共同抵制奥地利，这当然使奥地利非常不满。奥地利首席大臣考尼茨（Wenzel Anton Furst Von Kaunitz-Reitberg）就曾质问英国外交官：当乔治三世持反奥立场时，英奥联盟怎么有可能？更何况，英国在未来的战争中对奥地利没有太大价值。奥地利一位官员曾说：英国的国内事务使它在大陆战争中很难发挥作用。

辉格党领袖罗金汉侯爵担任首相后，又出现了英普同盟的想法。罗金汉希望缓和与腓特烈的关系，提议建立英、普、俄三方同盟。1766年老皮特出任首相，他提出要想在反法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英国必须在欧洲北部寻找盟友：“北方强国林立，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他争取的对象依然是普鲁士，认为英普战时同盟关系可以恢复。尽管乔治三世勉强接受了皮特的意见，但英国的尝试还是无果而终。老皮特认为仅凭自己的名字就可以解决问题，但英国派驻普鲁士的外交官却没有如此乐观，他早就预料到此项使命难以成功。果然，腓特烈作出否定性回答，他对卷入英法冲突没有兴趣；由于老皮特的好战名声，他上台就有可能使英法冲突再次发生。腓特烈并且对英国在和约中的背叛耿耿于怀，英国外交官在向伦敦报告时说，腓特烈不断暗示：“他在上次和谈中遭受我方的（不公平）待遇，他谈论我们的政策不稳定，我国政府突然变更，这使与我国进行交易时得不到任何安全感。”皮特不死心，但第二次尝试仍无结果；英国政府终于认识到：英普同盟难以成立。

老皮特的北方同盟设想中还包括俄国。实际上，七年战争之后，争取与俄国建立同盟关系一直是英国政府考虑的方案，但英国在和平时期不提供补助金，却使英俄联盟很难成功。在七年战争中，双方虽然是对立面，但彼此并未正面交手；英国几次拒绝普鲁士的要求，不肯把舰队派到波罗的海，其主要考虑就是避免冒犯俄国。在战争中，英俄的外交关系也维持下来，贸易关系更是达到新的高峰——英俄的贸易是互补的，双方都从贸易中获益良多。问题在于，先前的英俄关系中，英国处于优势，英国只要提供补助金即可；现在，随着战后俄国政治地位上升，其要求却也提高了：俄国答应在英国遭到攻击时自己提供援助，但俄国也要求在发生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时，英国也提供援助。在波兰王位继承问题上，俄国女皇要求英国支持其对波兰王位的立场，而英国大臣却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任何国家都想与英国做交易，于是就在1763年9月拒绝了俄国提出的条件。波兰的奥古斯都三世（AugustⅢ,1734-1763年在位）去世后，俄国担心法国和土耳其的威胁，就降低了与英国结盟的条件：俄国外交大臣潘宁（Nikita Panin）不再坚持土耳其条款，只要求英国在波兰问题上支持俄国，但要求英国提供50万卢布的补助金。在英普联盟基本上行不通的背景下，满足俄国的要求似乎很明智，然而，英国有关补助金的规定却使英俄联盟最终还是泡了汤。

1770年1月，诺斯勋爵领导的“国王之友”执掌英国政权，诺斯是乔治三世的幼时玩友，是在乔治三世的直接支持下出任首相的，由此就使国王对外交政策的干预更加有可能。但诺斯控制不了议会下院，许多人担心他的政府会很快垮台。为稳固自己的地位，诺斯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特别是改善英国的金融状况上，因此就很少涉足外交事务，宣称自己在这个领域是门外汉。法国人很快就看出来：诺斯政府的存在有赖于维持和平，因此英国政府并不想与法国开战。因而，诺斯不过问外交问题的前提是英法之间不出现战争危险，一旦出现战争的兆头，诺斯将不得不介入外交领域，并且国王一定会支持他。

1770年爆发了福克兰群岛（Falkl and Islands）危机，有学者认为这是在七年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之间英法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冲突的起源是英国与西班牙的争执——英国在福克兰西部殖民，西班牙则控制福克兰东部。1767年，西班牙外交大臣发出命令，要求拔除英国在埃格蒙特港的圆木堡垒，驱除英国殖民者。在将这些命令送交南美时，他与法国政府进行沟通，得到路易十五的默许，但舒瓦瑟尔公爵不愿贸然行事。按照舒瓦瑟尔的计划，法国在1767年可以完成重整军备特别是重建海军的任务，然后就可以发动复仇战争。但实际上，直到1770年，舒瓦瑟尔仍认为法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因此要求西班牙把战争计划推迟两年。到了1769年，福克兰的局势更加恶化了。长期以来，在福克兰的英国殖民者与西班牙殖民者是不相来往的，1769年12月，两个基地的船只第一次遭遇并交换公文，英国在福克兰的海军指挥官亨特上校（Captain Hunt）不仅拒绝西班牙的主权要求，而且宣称英国对这一地区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他进而威胁西班牙人，让他们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撤离，否则就以武力将其驱逐出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总督也态度强硬。1770年2月，西班牙的两艘战舰登陆埃格蒙特港，要求英国殖民者撤离，亨特上校坚决拒绝并辩称英国对福克兰群岛拥有主权。西班牙总督于是派出第二支军队，拔除了英国的这个小型要塞。事件传到欧洲，马上引起英国与法西之间的严重对抗。

英国负责此事的是南部事务大臣韦茅斯子爵（Viscount of Weymouth），他认为法西海军根本无力发动战争，英国在海军的支持下，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迫使西班牙接受英国的所有要求，即不仅否认西班牙政府与美洲总督的行为有关，而且重建英国在埃格蒙特港的定居点。按照韦茅斯的思路，英西甚至英法之间都可能爆发战争，而战争会打乱诺斯恢复金融的工作，甚至危及其领导的政府。诺斯于是被迫介入外交事务，他迅速接受了法国的要求，开始私下谈判。在随后的秘密谈判中，诺斯对舒瓦瑟尔公爵的方案做出修正，提出：西班牙为驱逐英国人进行道歉，并恢复英国在福克兰西部的地位；作为回报，英国将在以后放弃埃格蒙特港。为了防止英国议会的攻击，诺斯坚持以口头而不是书面的形式达成协议。

法国很快答应了诺斯的要求，而诺斯则得到乔治三世的坚定支持。乔治三世发现韦茅斯子爵的目的是诱使诺斯政府垮台，因而拒绝了其增兵的要求。在诺斯和乔治三世的联手运作下，内阁接受了诺斯的方案。韦茅斯子爵随后就辞职了，理由是内阁“在五件重要的事情上”反对他，而这五件事本来是他“直接负责的”。在英国的主战派去职后，法国那位以好战名声而不是实际行动著名的外交大臣舒瓦瑟尔公爵也被路易十五罢黜，路易十五对自己在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亲戚说法国需要和平，从而暗示在英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得不到法国的支持。西班牙于是只好妥协，况且诺斯的建议也为西班牙人留了面子。西班牙国王于是拒绝了主战派的要求，接受由诺斯和舒瓦瑟尔商定的和平条款。

福克兰事件是诺斯干预外交事务的起点，也成为他巩固其内阁地位的良机。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诺斯与乔治三世联手，这也成为诺斯执政时期的特色。

表面上，福克兰事件加强了英国的外交地位，外界普遍认为两个波旁家族是在英国显示实力之后被迫妥协的，而舒瓦瑟尔也是在英国的强硬政策逼迫下被罢黜的。但英国的这一次胜利却导致它的傲慢与自负，这一点很快就在丹麦事件中表现出来。

1766年，乔治三世年仅15岁的妹妹玛蒂尔达（Caroline Mathilda）嫁给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Ⅶ,1766-1808年在位），玛蒂尔达的婚姻生活不幸福，国王对她冷漠，也很不屑。由于国王软弱，丹麦的实权逐渐落到宫廷医生施特林泽（Johann Friedrich Struensee）手中，而他很快成为玛蒂尔达的情夫。英国皇室知晓此事后，曾规劝玛蒂尔达改邪归正，但不成功。施特林泽的统治最终被推翻，玛蒂尔达也沦为阶下囚。仅就利益而言，英国在丹麦没有重大利益，但英国皇室的名声却受到损害。英国外交官基斯上校（Colonel Keith）要求丹麦新政府尊重玛蒂尔达，宣称如果碰她一根头发，就会造成英国对丹麦的战争。在随后的谈判中，英国甚至反对让玛蒂尔达与前国王离婚，为压服丹麦，英国出动了11艘战舰、2艘炮艇、1艘火船。在强大的压力下，玛蒂尔达既没有公开离婚，也没有被废黜王后称号，乔治三世甚至拒绝了丹麦的要求，不肯保证让玛蒂尔达不再回丹麦。更让丹麦难堪的是，丹麦政府还要向护送玛蒂尔达撤出的船只行礼，并退还嫁妆。英国的枪炮外交在处理与小国的关系中占尽风头。

虽然英国可以在与丹麦，甚至与西班牙、法国的关系中恣意妄为，但英国外交在此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实现：英国未能在欧洲找到盟友。实际上，正如瓜分波兰的过程所表明的那样，英国在中东欧的外交进程中被边缘化。长期以来，英法之间的冲突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在英法冲突中，中东欧国家要么站在法国一边，要么站在英国一边。但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俄、普、奥逐渐成为欧洲外交的主力。这三个国家背着英法瓜分波兰，英法两国被摈弃于密谈之外。在最终的结果出来后，虽然埃德蒙·伯克大声疾呼“不能把波兰看作是处在月球上”，但没有起什么效果。英国除了接受，并无其他选择，因为英国舰队不可能开进华沙。

当腓特烈二世吞并对英国来说具有重要贸易利益的波罗的海但泽时，英国同样无能为力。北部事务大臣萨福克（Henry Howard Suffolk）就坦言，海军封锁不可能影响普鲁士。从长远的角度看，因普、奥、俄外交地位上升而导致的欧洲国际关系的变化，甚至超过了1757年的外交革命。不久以后，英国将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充分体会到：没有中、东欧的支持，将是什么结果。

18世纪60年代美洲殖民地局势恶化，英国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美洲，负责外交的南北大臣们都注意着美洲局势的发展，北部事务大臣萨福克是使用军事手段重新收复殖民地的主要倡导者，南部事务大臣威廉·亨利·罗克福德（William Henry Rochford）也经常需要向上院介绍英国政府的政策。当时许多大臣都认为，解决殖民地问题是提升英国外交地位的重要方面，乔治三世也说：“我们必须让殖民地回到正常的秩序中来，然后才可以与邻国交涉。”

美洲危机为欧洲国家提供了介入的机会，法国和西班牙认为这是他们报复英国的好机会，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Charles Gravier Vergennes）说，法国应抓住机会羞辱英国。他认为即使英国能够成功，结果也是严重地削弱英国，而法国则可借机恢复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他建议法国秘密援助美洲殖民地，最终则直接介入殖民地的冲突。路易十六支持韦尔热纳，于是向美洲秘密提供了100万里弗尔援助。在法国的敦促下，西班牙也提供了相同的援助额。英国一方面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又派皇家海军抓捕法国军火船，英法关系急剧恶化。1778年，在美洲人赢取萨拉托加大捷后，法国为防止英国与殖民地讲和，正式与美国建立了关系，英法进入战争状态。西班牙起初不愿支持美洲人造反，它自己在美洲拥有庞大的殖民地，因此担心英国殖民地独立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但西班牙同样想要报复英国，它一方面答应法国的要求，向美洲提供秘密军火援助，另一方面则试图利用北美革命，促使英国让出直布罗陀。英国拒绝了西班牙的要求，结果西班牙也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

法西联合舰队的活动逐渐削弱了英国海军的优势，而英国的不谨慎又影响了荷兰的立场。为镇压殖民地，英国试图阻断殖民地与欧洲的贸易，特别是军火贸易。但欧洲不少国家却发现美洲革命为自己提供了大量机会，对荷兰而言，情况尤为真实。荷兰是靠贸易立国的，让它放弃商业活动显然不现实。荷兰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圣乌斯托西阿斯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利用同美国做军火生意大发其财。英国采取了强硬政策，用武力驱散荷兰的商船队，劫掠有嫌疑的船只。在发现了荷兰同北美殖民地有秘密条约时，英国对荷兰宣战。

由于法、西、荷加入战争，英国的作战能力大大减弱，而没有盟友，终使英国大吃其亏。情急之下，英国再次在欧洲寻找盟友，目标是俄国。早在1778年，英国驻彼得堡大使詹姆士·哈里斯（James Harris）就建议订立英俄攻守同盟，促使俄国对法宣战。但叶卡捷琳娜二世不愿同英国结盟，乔治三世于是直接向俄国女皇求助，他在给女皇的信中说：“我的姐姐！……如果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陛下仍然冷眼旁观，他们的计划就会实现。使用海军力量，甚至显示一部分海军力量，都足以恢复和巩固欧洲的安宁，驱散反对我的同盟，并确立该同盟企图消灭的均势体系……”

这完全是病急乱投医，结果只招来更大的羞辱。俄国女皇拒绝了乔治三世；1779年末，哈里斯再次向俄国外交大臣提出建立英俄同盟，并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条件，但俄国再次否决。实际上，俄国更愿意落井下石，由于英国海军在搜捕与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的船只时触犯了俄国的利益，叶卡捷琳娜发表《武装中立宣言》，宣布中立国船只可以自由地从一个港口驶往另一个港口，并在交战国沿岸航行。为此俄国派出了强大的海军护航队，其后，丹麦、瑞典、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相继加入武装中立，使英国的封锁行动受到有力的打击。1781年，康沃利斯（Cornwallis）将军在约克镇向美法联军投降，消息传到伦敦，尽管乔治三世希望继续作战，但强大的压力已使诺斯政府难以维持。

诺斯辞职后，辉格党领袖罗金汉侯爵组建新的政府，辉格党反法的传统在随后的谈判中又一次发挥影响。由于南部事务大臣谢尔本开始专管国内事务，北部事务大臣查尔斯·福克斯接管了所有的外交事务。自此，南方事务部演变为内政部，北方事务部则成为外交部，福克斯也成为英国的首位外交大臣。

作为辉格党人，福克斯强烈反对国王扩大权力，他甚至为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而感到欣慰，认为这是反对国王的极好机会。福克斯打算对法、西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尽力满足美国的要求，并且用贿赂美国的方法，拆散现有的美法联盟。美国的态度十分有利，富兰克林及其同事不相信法、西会真的维护美国利益，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富兰克林首先需要的是美国独立。他于是抛开法、西，单独与英国谈判。在福克斯的推动下，英国给了美国非常宽厚的条件。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英国产生三届政府。1783年12月，以小威廉·皮特为首的托利党开始主导英国外交，而该党缓和英法关系的传统则又一次浮出水面。摆在小皮特面前的外交形势非常严峻，英国现在完全孤立，克里斯蒂在书中写道：“英国丧失了美洲帝国，因而降到了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地位。战争失利，使英国作为一个盟国失去了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连乔治三世也悲观地预测：英国在三十年内要扮演欧洲的领导角色和获得海上绝对支配权，是不可想象的。”没有欧洲大陆的盟友，英国就不可能与法国作战。

像诺斯一样，小皮特起初也主要关注内政，在外交领域保持低调，但他的目标却相当明确：尽可能避免新的战争，让英国获得长期的和平。而为了和平，就要与法国维持相对友好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与外交大臣利兹公爵（Duke of Leeds）产生了分歧。利兹在1783-1791年间担任外交大臣，他虽然是托利党人，却认为法国是“我们天然与根深蒂固的敌人”，他愿意与任何有反法意图的国家建立联盟关系，而不管这些国家的其他政策是否会损害英国的利益。他千方百计地与俄、西、奥、丹麦等国讨论建立联盟的计划，但都无果而终。普鲁士倒是有一点兴趣，但要求英国支持它在东欧的政策。利兹公爵准备答应这个条件，但小皮特担心会引发战争——在他看来，现阶段英国不与其他国家结盟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利兹公爵与普鲁士结盟的方案也就无果而终。

更深刻影响了小皮特外交政策的也许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外交的目的：外交应服从于经济的发展，服从于对外贸易的需要。小皮特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他认为英法之间的许多战争，都是因损人利己的关税政策引起的，相互减免关税，就可以减少战争；英法之间的一衣带水意味着两国间的贸易比遥远的殖民地更加实惠，因此小皮特主张签订英法商约。

托利党的和平传统和工业革命于是改变了英国外交的走向：不是寻求反法盟友，而是与法国改善关系。反对的声音可以想见，前外交大臣福克斯是反对派的代表，福克斯在发言中诘难小皮特，强调英、法是天然敌人。但小皮特是从政治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在他看来，认为一个民族是另一个民族永恒的敌人这种观点幼稚可笑，现实的情况总是在变化；一旦外交的格局发生变化，英国外交的手段也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说，英国外交的目标是保卫英国的安全，那么法国不一定是威胁英国的唯一来源。换言之，小皮特认为英国应在特定的情形下采取特定的外交政策，而非感情用事——根据均势思想、采取灵活的政策，这是小皮特外交政策的最大特征；同时，这也体现了小皮特对欧洲外交变化的深刻理解。

当时，东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欧洲均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法国已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中，英国一些敏锐的政治家已意识到这一点，预见法国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是英国的主要敌人。小皮特告诫国人：英国的外交目标是均势，而不是永久不变的“天然敌人”，当法国在某一特定时刻不是英国的主要敌人时，与法国缓和就是可能的；而且英法商约对两个国家都有益，英国获益甚至更大。事实证明小皮特是正确的，商约签订前，英法之间的贸易总量微不足道，条约签约后，贸易量迅速增加。后来当英法之间再次开战时，连英国商人都觉得非常惋惜。

小皮特尽量安抚法国，在荷兰事件中也有所体现。1784年奥、荷发生冲突，法国应邀调停。利兹公爵认为韦尔热纳正在扩大法国的影响，荷兰的外交政策有可能被法国操纵，如果考虑到法、奥之间有同盟关系，就可能出现法国主导低地国家的危险。他主张对法采取强硬外交政策。英国驻海牙代表哈里斯也主张积极应对：“我们若失去荷兰，法国将达到它梦寐以求的力量顶峰。”哈里斯于是在荷兰努力扶植亲英势力，小皮特却写信劝他要有所节制，换句话说，小皮特不愿意与法国产生激烈冲突。但韦尔热纳却向荷兰威胁说法国可以成为奥地利的朋友；奥伦治家族的威廉五世（William V,Prince of Orange,1751-1795年在位）被推翻，荷兰新政权与法国签订了防务条约。

这表明法国正在威胁均势体系，小皮特于是放弃了英法关系缓和的政策，而开始寻求反法的盟友，普鲁士成为英国争取的对象。1786年，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Ⅱ,1786-1797年在位）继位，他是威廉五世的姻兄，腓特烈·威廉对他的妹妹、威廉的妻子在荷兰的遭遇甚感不平，于是企图帮助威廉五世恢复其地位。小皮特决定站在普鲁士一边，称维持英、普联盟关系，是维护欧洲和平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大陆体系的关键”。1787年9月，腓特烈·威廉入侵荷兰，英国海军也出现在荷兰水域，英、普的联合干预取得成功，奥伦治家族重返海牙。1788年6月，英、普与奥伦治统治的荷兰签订同盟条约，通过荷兰事件，英国重新寻找盟友的目标实现了，英国的影响力也开始恢复。

海外问题很容易造成英国与其他殖民国家之间的矛盾。1789年夏，西班牙扣押了几艘进入西属美洲卢德卡松德（Nootka Sound）的英国船只，英国决定采取强硬政策。议会拨出100万镑军费，英国的盟友荷兰也派出军舰介入纠纷，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西班牙起初比较强硬，但由于得不到法国的支持，最终被迫退让。不过在与俄国的斗争中英国却没有占上风。俄国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兼并了奥佐可夫要塞，小皮特担心俄国会通过黑海进入南欧和地中海，因此决定遏制俄国。但英国的努力并未成功，一部分原因是，英国在东欧没有实力强大的反俄盟友，普鲁士的政策千变万化，奥地利的态度摇摆不定，而瑞典刚刚结束了与俄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英国的力量主要依靠海军，但在针对陆上强国的斗争中，海军没有太大价值。并且，小皮特得不到国内的支持，“整个国家的人都在告诉皮特先生说他们不愿意进行战争”。小皮特于是放弃了对俄强硬的外交政策。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注意力越来越被法国所吸引。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均势体系受到威胁，英国政治家认为革命将沉重地打击法国，因此在短时期内法国不再是危险的国家。但是英国政府没有意识到，一个共和的法兰西比贵族的法兰西威胁更大，而英国舆论又普遍认为，法国革命是进步的，应该予以同情。在这种氛围下，英国政府决定执行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当路易十六与王后逃跑的事件发生时，奥皇希望乔治三世与其他君王一起，共同解救法王，但被乔治三世拒绝。其实，在英国人眼里，维持欧洲均势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而现在的威胁来自俄、奥、普瓜分波兰，以及俄国侵略土耳其。换句话说，威胁欧洲均势的主要是俄国，而不是正处于内乱之中的法国，所以，俄国才是干涉的对象。

英国果真是这样做的，它尽力弥合奥、普矛盾，以免有一方倒向俄国。自奥地利王位战争以来，普、奥就一直进行激烈斗争。1790年，普鲁士提出要求，要奥地利停止对土耳其的战争，并将加利西亚割让给波兰。奥皇不愿退让，便开始做战争准备。普鲁士则期望得到英国的帮助，压奥地利接受要求，并且一旦需要，也打算同奥地利开战。英国则企图维持普、奥和平关系，在莱亨巴赫会议上，英国表示不会在军事上援助普鲁士，但要求奥地利放弃它所占领的土耳其领土，并退出对土战争；只有在此条件下，英、荷、普才愿意帮助奥地利恢复它在比利时的统治。协商的结果是奥、土停战，英、普表示协助奥地利恢复对比利时的统治。《莱亨巴赫协定》是小皮特重要的外交成就，它制止了普、奥争斗，促使这两个国家接近，通过维持中欧两个强国的和解共存，保持了欧洲的均势。

但法国大革命开始冲击欧洲均势体系。路易十六出逃失败后，法国革命政府要求奥地利停止支持法王的活动，不再敌视法国革命。奥地利拒绝，法国于是在1792年4月对奥宣战。瓦尔密大捷后，法军节节推进，占领了萨瓦、莱茵河左岸、奥属尼德兰等地。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国民公会逐渐突破了早先的谨慎政策，宣布“向一切要求恢复自由的民族提供兄弟般的援助，并责成政府命令所有将军援助这些民族和保护那些为自由事业而受到或可能受到迫害的公民”，随即将萨瓦、比利时、莱茵地区等并入法国。法国的扩张打破了欧洲的均势，英国从不干涉转入反对。英国外交部不给革命政府委派的外交官以正式地位，小皮特在会见法国外交官时警告说：法国对荷兰的侵略意味着战争。小皮特其实对法国革命十分反感，他在一份文件中发出这样的指示：“在所有时刻，你都要谨慎地宣称英国政府确信世袭君主制应该得到承认，路易十七应该是合法的统治者。"1792年12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给法国外交大臣发出信件，对法国侵犯奥属尼德兰提出抗议。法国的回信态度强硬；1793年2月1日法国向英国宣战，英法两国再次进入战争。

英法开战后，小皮特的首要目标是争取足够的盟友。由于早先在《莱亨巴赫协定》中已促成普、奥和解，二者均成为英国的盟友。小皮特还同俄国、撒丁、那不勒斯等缔结共同行动条约，答应给这些国家巨额补助金。但补助金不能买到真正的团结，参与同盟的各国都心怀鬼胎。中东欧国家想从波兰得到好处，俄国在反法战争中立场最温和，普、奥虽竭力与法国作战，但两国都对波兰存有野心，并且因此而互相猜疑。撒丁在拿到补助金后却不肯履约。各国都希望其他国家多做贡献，而自己尽可能少尽义务。结果在法国的进攻面前，小盟国渐次退出，大国则缺少团结而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比如普鲁士一面镇压波兰的反抗，一面积极要求英国的补助，暗示如果拿不到补助金，普鲁士将召回在莱茵地区的所有军队。英国希望盟国能分担财政负担，要求荷、奥各分担对普鲁士援助的1/5，甚至俄国也分担1/5.但由于法军挺进荷兰，英国被迫答应了普鲁士的要求，普鲁士则答应提供6.24万人参加作战。

此举开了一个坏先例：英国起初只向小国提供补助金，现在却要为像普鲁士这样的大国提供补助金，而这些国家有可能像撒丁那样，拿了补助金却不履行承诺。而实际情况又恰恰如此，普鲁士在拿到补助金后，借口波兰发生暴乱而不肯在莱茵地区行动，英国于是停止向其提供后期补助。作为回应，普鲁士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在奥地利方面，英国答应提供补助金，奥地利则承诺在德意志维持12万人的军队。和普鲁士一样，奥地利要求得到更多的援助，但回报却微不足道，奥地利担心俄国对波兰心怀不轨，因此在对法国的军事行动上作战不力，结果奥属尼德兰被并入法国，荷兰也与法国签订了同盟条约。在俄国方面，英国给俄国送了厚礼，俄国则答应支援英国皇家海军，但俄国不肯向欧洲西部派出军队，英国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关于反法战争失败，英国认为中东欧国家鼠目寸光，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俄、普、奥指责英国在战争中半心半意，它只愿意出钱，而不愿牺牲英国的士兵。约克公爵率领的远征军人数很少，在奥地利答应派出12万军士后，英国远征军却撤回英国了。外交大臣格伦维尔曾说，“向外国军队支付金钱比让我们的年轻人离开耕犁与织布机更为便宜，也更具有策略。（否则）不仅我们的工业会陷入停滞，还会抽干我们这个岛国的人力，降低我们的天然力量。”在工业革命快速进展的背景下，英国政府不愿意战争干扰经济的发展。所以，包括英国在内的同盟国相互之间钩心斗角，第一次反法联盟失败了。

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英国又组织了六次反法联盟，但同盟国的钩心斗角并无改变，英国试图抑制法国，恢复欧洲均势的目标很难实现。但托利党的海外殖民政策却取得很大进展：1794年，英国从法国手里夺取马提尼克岛、圣卢西亚和多巴哥，1795年又从法国占领下的荷兰手中夺取锡兰和好望角，1797年从西班牙那里夺取特立尼达。

拿破仑掌权后，英法争夺更为激烈。虽然拿破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但法国的人力物力损耗很大，而远征莫斯科的行动则拉开了拿破仑失败的序幕。1813年，号称“民族之战”的莱比锡战役将拿破仑打回莱茵河西岸，此后战火烧向法国本土。而当反法战争转变成瓜分拿破仑帝国的遗产时，同盟内部的斗争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实际上，拿破仑在战争中的成就，一方面与他的军事天才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同盟国内部的不团结造成的，如果同盟国齐心协力地进行战争，拿破仑拿不到那么多的胜利。在反法战争中，每个盟友都担心自己是在为别人火中取栗，无穷的猜疑让各国都缩手缩脚、谨慎观望，自然就难以对付拿破仑的凌厉攻势。而同盟国打进法国后，分歧立刻又出现了，俄、普希望彻底推翻波拿巴王朝，而对奥地利来说，由于奥国公主是拿破仑的皇后，拿破仑之子因此是奥皇的外孙，奥国于是希望建立由皇后路易莎为首的摄政政权。同时，俄、普在波兰和萨克森问题上矛盾重重，彻底打败拿破仑的军事决策再次显得摇摆不定。

此时，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of Castlereagh）是英国的外交大臣，他是小皮特去世后英国政治的中心人物。在首相珀西瓦尔遇刺身亡后，卡斯尔雷同时兼任下院领袖一职，这使他能够更加自由地处理外交事务。卡斯尔雷外交的首要目的是将小皮特的联盟变得有效率，也就是说，英国不仅需要有足够多的盟友，更重要的是盟友之间应该团结。在拿破仑的败局已定时，卡斯尔雷前往欧洲大陆参加和谈，当时他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保证英国的绝对海洋优势，二是重新建立欧洲均势。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支持下，英国的海洋地位获列强承认。至于第二个目标，卡斯尔雷的思路是加强中欧（普、奥）、抵制两极（法、俄）。就当前局面而言，法国不再是威胁的来源，因此卡斯尔雷提出：如果法国退回到波旁统治时期的边界之内，拿破仑便可继续统治法国。这就形成了对法国宽宏大量的解决方案：1814年的第一次《巴黎和约》为法国保留了1792年1月1日以前的疆界，法国不用赔款、也不用割地，甚至可以不被军事占领。普鲁士和其他一些国家要求肢解法国，英国则一一否决。但法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有威胁欧洲均势的可能性，因此卡斯尔雷的方案中也有限制法国的内容：他设想构建一个有效期长达20年的欧洲同盟，用来监督法国，并由英国提供财政援助。他主张在法国边境上建立一些缓冲国或看守国，每一个缓冲国后面都有一个欧洲强国作后盾，例如莱茵河流域各公国统一起来，接受普鲁士领导，热那亚并入皮埃蒙特，奥地利取得对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统治，从而阻断法军由沿海进入意大利的线路。英国对低地国家的安排，更是英国外交的重大胜利，卡斯尔雷曾说，“把这个地区留在法国人手中，就等于在不列颠的头上永久架设一座战争机器”。经过谈判，先前的奥属尼德兰与荷兰统一，并处在英国的影响下，这样，法国通往北方的路线就被堵塞了。

卡斯尔雷将限制俄国作为主要目标。拿破仑失败后，俄国取代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军事强国，其扩张意图也开始膨胀，沙皇希望兼并华沙大公国，进一步扩大俄国版图。卡斯尔雷不同意俄国的要求，他主张加强普、奥两国的力量，认为一个强大的中欧不仅可以抵御法国，也是阻挡俄国扩张的屏障。但普鲁士要求得到整个萨克森，奥地利则对此疑心重重。卡斯尔雷做了大量工作，奥地利最终同意普鲁士得到萨克森五分之二的土地。由于普、奥矛盾太大，卡斯尔雷企图让两国联手对抗俄国的设想失败了，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卡斯尔雷在英国外交史上的形象长期以来是负面的，基辛格曾经说：“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也没有任何一位英国政治家把卡斯尔雷当作可资借鉴的典范。”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体制，他经常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这与19世纪追求“进步”的潮流、与欧洲民族主义高涨的潮流背道而驰。尽管他参与构建的维也纳体系让英国得到最大的利益，许多人却把他看作是反动力量的代表。在外交方面，他给英国留下的遗产是通过“会议体系”（Congress System）解决问题，这种思想对19世纪甚至其后的英国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战争结束后，他认为英国应该继续与盟国维持密切关系，联盟的团结就是英国的最大利益。《维也纳和约》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在19世纪新的时代里，英国将在全世界外交舞台上扮演主角。

第五篇　帝国

第一章　七年战争前的殖民扩张

“光荣革命”前，在殖民扩张方面英国的主要对手是荷兰，英国连续颁布针对荷兰的《航海条例》，最终引发英荷战争。经过三次英荷战争后，英国开始建立海上霸权，同时取得不少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主要集中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大陆，所以文森特·哈罗（Vicent Harlow）说：英帝国是一个大西洋帝国。

“光荣革命”后，荷兰执政成为英国国王，英国在海外扩张的主要对手也变成了法国，英法争夺海上霸权、争夺海外殖民地，成为下一个时期的显著特点。

17世纪开始英国已经在北美陆续建立起一批殖民地，包括弗吉尼亚（1607）、马萨诸塞（1630）、马里兰（1632）、罗德岛（1636）、康涅狄格（1638）、北卡罗来纳（1663）、纽约（1664）、新泽西（1664）、南卡罗来纳（1670）、新罕布什尔（1679）、宾夕法尼亚（1688）等。但与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相比，英国殖民地范围并不大，而且，因为新教各派之间的冲突有时甚至比基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所以英属各殖民地之间并不团结。这种情形使英国在与法国争夺北美的斗争中处于劣势。

在威廉三世登位之前，英法在北美的争夺虽然激烈，但冲突是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托马斯·唐根（Thomas Dongan）上校从1683年开始担任纽约总督——他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后来得到当时的约克公爵一位好友的支持，于1683年到纽约任总督。为应对法国的威胁，他加强了与易洛魁人（Iroquois）之间的联盟。由于他到纽约之前英属殖民地已经与易洛魁人签订了联盟条约，英国人就认为易洛魁人是英国的臣民，甚至宣称易洛魁地区是纽约的附属区。法国商人与易洛魁人在皮货贸易方面竞争激烈，法国人往往竞争不过易洛魁人。1684年，法国驻魁北克总督拉巴赫（De La Barre）要易洛魁人屈服，但并未奏效。1687年，新总督德农维尔（De Denonville）侯爵率1600名正规军、400名印第安人、400名加拿大民兵发动战争，易洛魁人的村庄被烧毁，农作物被毁坏，牲畜被屠杀。易洛魁人于是要求英国人根据条约给予帮助，唐根遂警告法国人，说易洛魁人是英国臣民，英国不能允许法国的侵略。他随后派正规军和民兵到奥尔巴尼地区实行威慑，但他的军队人数少，行动又不及时，并且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因此效果不明显。

1688年埃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爵士出任新英格兰总督，英法矛盾更为尖锐。安德罗斯爵士想要稳住新英格兰的边界，但法国殖民者已在此拓殖；加强《航海条例》的措施使法国人的贸易情况恶化，英法在捕鱼权问题上的争吵则加深了双方的分歧。在此背景下，一位叫卡斯坦（Castine）的法国商人与印第安人建立联盟，共同对付英国人，此后随即发生冲突，法国军队攻占了英国哈德逊湾公司的三个堡垒，虽然有英国专员提议“国王陛下政府支持哈德逊湾公司恢复并维持它的权利”，但詹姆士二世不愿与法国正面冲突。

“光荣革命”后，英法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争夺趋于激烈，伴随着英法在欧洲的战争爆发，美洲也时常发生冲突。1689年7月，1500名易洛魁人攻击了法国在拉欣（Lachine）的殖民地，法国伤亡约200人。但法国很快反攻并收复了拉欣；易洛魁人要求英国援助，但英国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欧洲，殖民地问题没有引起威廉的太多注意。1689年9月，法国的弗龙特纳克伯爵（Comte de Frontenac）再次出任新法兰西总督，他率领由法国与印第安人组成的军队三次袭击新英格兰，捣毁了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等地，1690年5月份又占领洛亚尔堡，杀害了已经投降的英国留守者。这些活动引起英国殖民者的高度恐慌。

为解除法国人对新英格兰的威胁，英国殖民者打算攻打加拿大并拔除法国人的根据地。这一行动要求各殖民地之间通力合作，但弗吉尼亚认为自己无力提供兵员，马里兰也仅仅派出100人装点门面。最后，主要来自纽约和康涅狄格的500名白人以及1500名印第安人对法国人进行攻击，但到1690年8月中旬这次行动就已经失败了。当时，英荷联合舰队在比奇角（Beachy Head）附近失败，法国支持的詹姆士二世党人有可能入侵英国，威廉三世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欧洲，所以无暇顾及美洲事态。

英国皇家海军派出一些护卫舰在新英格兰沿海地区巡航，保护英国的商业贸易。1690年英法船舰在海上交锋，法国军队最终避让，但英军一位护卫舰舰长在冲突中丧生。1692-1693年冬，英国派一支海军中队到西印度群岛，以惠勒爵士（Sir Francis Wheler）为指挥官，他的任务是在1693年6月北上新英格兰，与刚刚升任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的菲普斯爵士（Sir William Phips）会合，然后共同攻击魁北克。但英国海军来得太晚——天气限制了舰队的行进；菲普斯也没有征集到足够的军队，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一计划。惠勒爵士指挥的船队继续北上，企图攻击在纽芬兰的法国军队，他最终洗劫了圣皮埃尔，但是风暴打散了他的舰队。法国方面，从1694年起，新法兰西就很难从法国获得海军的支持了，由此限制了法军的攻势，英法在北美的战事陷于僵持。

在西印度群岛，法国在马提尼克岛建立海军基地，这对英国来说十分不利。1692年，牙买加的贸易中心罗约尔港发生地震，2000多人丧生，两年之后牙买加又受到法国海军的攻击，英国损失惨重。但英法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母国的支持力度，1697年以后英国开始重视西印度群岛，因为威廉三世发现这里的种植园经济对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贡献很大。从1698年开始，英国派出海军和陆军增援此地，而更重要的是科德林顿（Christopher Codrington）在1689-1698年间获得下风群岛的指挥权——他是一位富有的种植园主，可以用自己的财力实施军事行动。1690年他收复圣基茨岛，1691年派兵登陆瓜德罗普，只是因为英国海军的支持不力而功败垂成。1693年他进攻马提尼克岛，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失败。

为巩固在西印度群岛的优势，威廉三世加强了对西班牙盟友的支持，如英国商业部给威廉三世的一份信件中说的那样：“保护西班牙在该地的殖民地与他们的船队及船只，对陛下政府至关重要。”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都未能对西班牙与加勒比的贸易往来造成严重威胁，西班牙船队在1688年、1689年、1692年、1695年、1696年和1698年都成功地航行到韦拉克鲁斯，西班牙大帆船也于1690年和1695年成功到达卡塔赫纳。

然而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法国却在北美殖民地逐渐取得优势。1696年，皮埃尔·拉·莫内·蒂贝维尔（Pierre Le Moyne d'Iberville）领导的军队攻陷威廉·亨利堡（Fort William Henry），并几乎摧毁英国在纽芬兰的渔业据点。1697年夏天，路易十四派出“迄那时为止到哈德逊湾的最可怕的舰队”，这使法国可以夺取哈德逊湾公司在纳尔逊河的工厂，英国的缅因前线地区也面临险境，但英国舰队随后在纽芬兰扭转了局面。在北美西部，法国的优势更加明显。英国人对抗法国的一个重要支柱是易洛魁人，但他们对英国的表现十分不满。1690年英国进攻魁北克败北，已经让易洛魁人丧失信心；而英国人的援助往往不到位，这更让易洛魁人感到不解，一位易洛魁酋长曾经质问纽约总督：“为什么没有一位（英国）兄弟与我们站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国王参加了反对法国的这一全面战争，而他们（英国人）却不助一臂之力？……你总是告诉我们，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是同一位伟大国王的臣民，难道我们的国王抛弃了他们？还是他们没有服从命令？”事实上，英国各殖民地之间总是互相推诿，这是法国人取得优势的重要原因。康涅狄格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它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所以它的如意算盘是：让易洛魁人打仗，自己回避战争的责任。1693年2月，法国人对易洛魁人大举进攻，康涅狄格只派出150人的步兵，对易洛魁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侮辱。他们发现英国人靠不住，于是决定与法国人谈判，并达成和解。易洛魁人的离弃使英国在北美的局面极为不利，而英国政府也意识到北美殖民地的不和极其危险。1695年，英国派贝雷蒙特伯爵（Earl of Bellomont）出任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和纽约总督，希望能整合殖民地，但最终效果并不明显。

除了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英法在亚洲也激烈争夺。1690年，英国人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建立第一块殖民地，其后又与法国争夺本地治理。

长期的战争耗尽了各国的财力，“到1696年，英国托利党的农村贵族和阿姆斯特丹的市民都抱怨征税过重，而法国又遇到饥荒，因此，威廉和路易有足够的理由决定妥协”。1697年，交战双方在海牙附近的里斯维克进行和谈，最终签订《里斯维克和约》，主要内容包括：荷兰获得有利的荷法贸易协定以及在西属尼德兰若干城镇驻兵的权利；英国舰队可以进入地中海，法国承认1688年“光荣革命”，英法建立外交关系，英国则退还在美洲占领的法属殖民地。

从条约本身来说，各方似乎都有所得，但法国的欧洲霸权受到削弱，海上力量严重受挫，英国舰队可以进入地中海，并取得了对法国舰队的优势。在过去，英国已经打败了称雄一时的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荷兰，这时又挫败了法国舰队，英国的海上力量已无人能抗衡，从此之后，英国就可以放手扩展海上贸易和殖民地了。但威廉更加关心欧洲的格局，殖民地只是欧洲战争的附属品，所以他对北美战争兴趣索然，战后条约表明了这一点。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再次为英法争夺提供了战场。西班牙曾经是欧洲的霸主，在西欧和北美拥有大片领地，它还占有各大洋的不少岛屿，如菲律宾、加罗林、安的列斯、加那利群岛等。随着西班牙的衰落，这笔庞大的遗产及其商业利益就成为欧洲列强垂涎的目标。《里斯维克条约》签订后不久，法国就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打进了自己的楔子，试图攫取整个西班牙帝国。英国则力图巩固自己的地位，特别是维持欧洲均势，不让任何大国取得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要求英国努力开拓海外市场、扩张殖民势力，因此这场战争对英法两国而言都至关重要。

战争起初在南尼德兰、莱茵区和意大利三个战场进行，后奥地利的查理大公在英舰护送下率军到达葡萄牙，进军西班牙，与菲利普五世作战，形成第四个战场。在陆战方面，马尔博罗公爵领导的联军取得很大胜利，在西班牙王位战争中他指挥过十场战役，其中四次是大战，包围过30多座城池，在所有这些战斗中都取得了胜利。1704年巴伐利亚加入法国阵营参战，对英国的盟友奥地利造成重大威胁。马尔博罗决定援奥，他指挥军队从尼德兰挺进到巴伐利亚，在击退巴伐利亚军后立即转而对付法国追兵。虽然法军在数量上超越英军，但马尔博罗却在布伦海姆大败对手，并生擒敌军主将。布伦海姆战役结束了法军40多年不败的神话，拯救了维也纳，维持了联盟。其后，盟军协同作战连战连捷，在欧洲大陆掌握了主动权。

英荷联军还与法西联军争夺制海权和殖民地。起初，由英国海军上将乔治·鲁克（George Rooke）率领的英荷舰队未能完成狙击法国舰队的任务，地中海处在法西的控制中。经过半年多交锋，鲁克在1705年3月打败法国舰队，牢牢控制了直布罗陀。都灵大捷后，英国派肖维尔率舰队与欧根亲王的陆军配合，海陆夹攻土伦，意图夺取法国在地中海的贸易权。虽然这次战斗没有达到目标，但1708年盟军已经先后占领了撒丁岛和梅诺卡岛，马翁港（Port Mahon）也落入英国手中。英国舰队还于1708年在西印度群岛的卡塔赫纳（Cartagena）歼灭了西班牙运送白银的舰队。盟军在海战方面也取得优势。

在殖民地争夺方面，路易十四希望利用法属美洲来牵制英国军力，他试图夺取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英国殖民地，为此他从两个方面加强法国在北美的势力。首先，他在伊利湖（Erie Lake）与休伦湖（Huron Lake）之间的峡谷建立了底特律堡垒，目的是把英国人赶出北美的西北地区。其次，他在密西西比河口建立了路易斯安那殖民地，目的是防止英国的卡罗来纳殖民地向西扩张。这样，法国就沿着密西西比河、大湖区、圣劳伦斯河建立了一条内陆防线，在这条防线以东，亲法的印第安人成为英法之间的缓冲器。但建立路易斯安那殖民地是危险之举，法属加拿大的商业集团不支持这一举动，他们担心会影响法国人在北美的皮货贸易，而这是法国殖民者在北美的最大经济利益。此外，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警告说，法国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政策将招致英国殖民者的激烈反对，最终威胁到新法兰西的存在。但路易十四一意孤行。1699年，蒂贝维尔已经在比洛克西（Biloxi）湾的浅滩建立了路易斯安那殖民地；1702年，为了方便联络印第安部落，他把殖民地总部转移到莫比尔（Mobile）湾。蒂贝维尔随后就向与英国维持密切关系的奇克索人（Chickasaws）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驱逐其所在范围之内的英国人，否则就将发动进攻。在法国采取攻势之前，卡罗来纳的奴隶贩子及其印第安人盟友袭击了从阿巴拉契亚（Apalache）去往提米团（Timicuans）的西班牙传教团。1702年西班牙人试图报复，但被这一联盟挫败了。

1702年，南卡罗来纳的总督穆尔（James Moore）进攻佛罗里达，给西班牙殖民者造成很大破坏；但他占领圣奥古斯丁的行动却失败了。西班牙援军从哈瓦那赶到，穆尔被迫撤退。1705年，卡罗来纳与克里克印第安人重修旧好，使西班牙人控制的佛罗里达北部的印第安防线难以维持。1706年，西班牙与法国联合攻击查尔斯顿，但完全失败了。1707年，西班牙的重要堡垒彭萨科拉（Pensacola）被付之一炬，而英国人攻击莫比尔据点的行动也失败了。尽管如此，到1710年，南卡罗来纳的优势已牢牢建立起来，它甚至可以派兵增援北卡罗来纳，以镇压起义的印第安人。

像在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中一样，英国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欧洲，因此影响了殖民地的斗争。战争爆发前，法国已经在西印度地区的马提尼克岛集结了42艘战舰、1200多人的军队，而英国在美洲殖民地几乎没有兵力。马尔博罗公爵是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他反对分散兵力，他说“我当然不敢反对把军队派到西印度地区的计划，因为内阁认为它合情合理；但我将坦率地告诉你，我认为除了代价高昂并毁灭这些军队之外，这种行动无益于战事……”西印度群岛只好自力更生，在总督科德林顿的领导下与法国周旋。马尔博罗反对向该地派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疾病肆虐，疟疾和黄热病大规模传播，许多军士因此丧生。法国的蒂贝维尔将军于1706年攻掠了尼维斯，后来也因为感染黄热病而去世。在尼维斯被破坏后，丹尼尔·帕克（Daniel Parke）出任下风群岛总督，他向伦敦政府求援说：“给我10000名苏格兰人，以及3到4个月的燕麦维持生存”，就能摧毁法国的统治中心——马提尼克岛，但伦敦政府拒绝了这个请求。在这种情况下，西印度群岛的局势不可能改变。

但海盗活动帮了英国人的忙。在西班牙王位战争期间私掠活动非常盛行，英美海盗盛行于海上，在巴哈马地区尤其猖獗。西班牙的战争行动摧毁了该地区的正常秩序，西印度群岛很快成为海盗的天堂，到1713年左右，巴哈马地区至少有1000多名活跃的海盗。而西班牙的防守力量又很薄弱，因此海盗对西班牙帝国的冲击，不亚于英国的战争行动。

在新英格兰北部地区，抵抗法国人的重任也落在当地殖民者身上，当法国总督沃德勒伊（De Vaudreuil）率领加拿大民兵、法国正规军和印第安人组成的军队，袭击缅因前线时，殖民地动员了大量英国殖民者。马萨诸塞建立了一支快速巡逻部队，他们采用印第安人伏击、奇袭的方法，摧毁了法国的边缘定居点。1707年，英国殖民者攻击阿卡迪亚殖民地和罗约尔港，由于得不到其他殖民地及伦敦政府的支持，两次袭击都以失败告终。英国殖民者再次策划进攻加拿大的核心地区，殖民地军队也在波士顿与张伯伦湖南部集结，可是英国政府承诺的舰船没有到位，于是该计划无果而终。

1710年英国政府换届，局势开始改观。托利党政府更加关心英国的海外利益，改变了辉格党的欧洲第一的政策。1711年，托利党政府派出15艘战舰，护送46艘运输船到达美洲，而英国远征队则从海路进攻魁北克。但英军行动的时间太晚了，而且也没有找到在圣劳伦斯河航行的向导，结果英军损失了8艘运输船、1艘单桅帆船、800名军士，于是被迫放弃原先的计划。尽管如此，马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的总督约瑟夫·达德利（Joseph Dudley）还是使天平向英国倾斜了，在他任职的13年内，英属殖民地的前线防卫工作大大加强。他还征召了两支志愿军进驻牙买加，并对敌国海盗采取强硬措施，为伦敦收缴了800盎司黄金。

欧洲的战争终于打不下去了，各国开始谈判。1713年交战各方签订《乌得勒支和约》，英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它获得了在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商业利益，按照路易十四的说法，这是西印度地区最大的油水。在缔结条约的过程中，路易十四为确保在欧洲的利益，不得已在海外商业利益方面做出牺牲，于是这块肥肉就落入英国之手。就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罗伯特·哈利，也就是后来的牛津伯爵，就设计了扩大英国海外贸易的方案。1711年成立南海公司，即由哈利担任首脑，这个公司后来得到除巴西和苏里南之外其他南美地区的贸易垄断特权，并获准向西班牙殖民地输送30年奴隶。在领土问题上，条约规定英国是圣基茨与纽芬兰地区的唯一拥有者，法国还把新斯科舍、阿卡迪亚等地割让给英国。英国也获得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这样，英国在北美、地中海、欧洲的势力大大增强，英国在海上的霸主地位已经很明显了，它开始成为唯一拥有制海权的国家。

早期英国民众对海外利益没有什么概念，南海公司改变了这种局面。根据《乌得勒支和约》，英国可以向西班牙殖民地每年输送4800名奴隶，根据正常利润，每个奴隶可以赚4英镑，一年差不多就是2万镑。除此之外，英国还可以在西班牙殖民地进行其他贸易。南海公司成立后，以支付国债为代价获得贸易特许权，又允许持有政府债券的人用国债券换取南海公司股票，从而引发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投机狂潮。南海公司的所作所为使英国民众与对外贸易建立了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开始成为英国海外殖民的狂热支持者。

在建立南美贸易特权的同时，西印度群岛的蔗糖贸易和奴隶贸易也使英国人更多地介入海外活动。威廉三世时期，英国统治者就发现西印度群岛是英国的重要财源，蔗糖是打开西印度群岛财富宝库的钥匙。从17世纪开始，英国人就喜欢甜食，其口味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欧洲各国纷纷效仿，到18世纪70年代，糖已经成为欧洲贵族、中等阶级，甚至是平民不可或缺的食品。这股潮流使大西洋的糖业贸易快速发展，对促进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经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糖业贸易的发展，英国要求在西印度生产的食糖必须首先运往英国，然后再出口到欧洲其他地方。18世纪，英国的食糖消费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推动了英国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炼糖工业的发展，在伦敦建立了大约80座炼糖厂，而1780年左右，都柏林就建有22座精炼厂。

种植园需要大量劳动力，为此，英国政府大力推动贩奴商人在西非地区建立奴隶贸易据点。在取代荷兰成为新的“海上马车夫”之后，英国主宰了18世纪的奴隶贸易。到18世纪中期，每年运往美洲的奴隶约为7万人，其中约半数由英国船只运送，有一半左右的奴隶流向英国殖民地。18世纪末，运往美洲的奴隶每年达到10万人，而英国占有的份额更大。可以说，甘蔗种植园与奴隶贸易已成为英国在海外的首要利益，英国海外战争基本上是为保护这些利益而进行的。

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继承英国王位。乔治一世刚刚登位，就指责托利党与法国签订的条约有悖于汉诺威及其德意志盟友的利益，缔结和约的哈利等人被控犯有叛国罪，哈利被送进伦敦塔。乔治一世及乔治二世对英国事务不感兴趣，而专注于汉诺威的事态发展。乔治国王总是想把英国拉入欧洲大陆的战争，而议会与内阁则更加注意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在这双重压力作用下，沃尔波尔上台后就不得不在二者之间走钢丝，于是他选择了和平政策，而这意味着不开征新税、不进行战争、不抢占新的殖民地、尽量少采取扩张行动。对那些在海外有重要商业利益的人来说，沃尔波尔的政策不合时宜，他们希望英国采取积极的行动，扩大英国在海外的利益。威廉·皮特就是这些人的代表，其家族一直与英国的对印度贸易有联系。皮特这些人千方百计要把沃尔波尔赶下台，而法西两国的秘密协定为他们提供了机会。

根据《乌得勒支和约》，英国取得对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贸易的权利，但和约的规定满足不了英国商人的野心，在西班牙的压制与巨大的贩奴利益的驱动下，英国商人不顾和约中对贩奴数量的限制，而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西班牙殖民地政府激烈反对英国的走私活动，造成英国商人与西班牙殖民当局间冲突不断。1718年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但战争没有解决问题；1727年战争再次爆发，为解除英国海军对西班牙的封锁，西班牙政府向英国交还了被没收的英国船只和财产。但此后，西班牙反而加强了在美洲的缉查力度，规定只要在被搜查的船上发现西班牙银币，就可判定其为走私。由于西班牙银币在世界各地通行，这一规定自然引发更多的冲突。随着英西关系恶化，法国开始拉拢西班牙共同对付英国，1733年法西两国签订“家族协定”，同意以英国为目标，共同保护两国在殖民地的商业利益。法国答应帮助西班牙夺回直布罗陀，默许西班牙征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西班牙则承诺取消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的商业特权，将其转交给法国。

得到法国的支持后，西班牙加强了在南美洲的缉私活动，大规模地拦截和抓捕英国走私船。1737年，西班牙总督调动民船组织武装缉私，抓捕了十多条英国船。英国船主不断向英国议会抱怨，说他们受到了虐待。1738年3月，一位名叫詹金斯（Robert Jenkins）的走私船长出现在议会，以亲身经历诉说西班牙缉私队对英国船员的暴行。下院做出决议，称“英国臣民无疑有权在美洲海上任何地方航行”，并指派海军上将哈多克率领舰队到地中海作威胁性巡航。沃尔波尔不赞成对西班牙开战，希望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1739年1月，英西双方签订《帕多公约》，西班牙同意向英国支付9.5万镑赔偿金。公约签订后，英国又称赔偿金额太少，进而开出了34万镑的赔偿总额，公约于是无法执行。最终，沃尔波尔顶不住压力向西班牙宣战，“詹金斯耳战”随之爆发，很快又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融为一体。

在战争中英国的成果并不明显。1739年，爱德华·弗农（Edward Vernon）率领舰队夺取贝洛港，但1741年他攻击西班牙在美洲最坚固的基地卡塔赫纳时却遭遇重挫。到1742年，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英国无法取得预期成果，西班牙的要塞十分坚固、难以攻破，西班牙的军队也表现良好，并且在数量上超过英军。法国也派出两支海军中队抵达加勒比地区，帮助西班牙打击英军。在西班牙与法国联合舰队的威胁下，弗农放弃了对卡塔赫纳的攻击，只是因为西印度地区的疾病和飓风，才使法国海军难以继续采取行动。

在北美大陆，佐治亚殖民地是法西两国的眼中钉。对法国来说，这是英国沿着阿巴拉契亚南端进行扩张的兆头，从路易斯安那到加拿大的防线受到了威胁。对西班牙人来说，佐治亚侵蚀了佛罗里达的边界，早在1736年它就与奇克索印第安部落联手攻击过西班牙人。现在，佐治亚十分担心法西两国联合起来共同发动攻击。由于其他殖民地很难提供援助，英国就派出皇家海军以及600人的正规军保卫佐治亚，并为此花费了大约9.2万英镑。再往北，新英格兰人本来准备与法国殖民者和平相处，但他们在新斯科舍的渔业总是受到侵犯，新英格兰人于是打算回击。马萨诸塞总督威廉·舍利（William Shirley）组织军队进攻路易斯堡（Louisbourg），那是一个法国重镇，法国人为此投入过巨资。尽管如此，路易斯堡的防务其实并不坚固，英国人很快就夺取了该地。但英国人在加拿大的攻势却连遭惨败，尽管他们打算继续采取行动，可是欧洲战场的形势却打消了他们的计划。

在海上，英国由起初的不利局面转入主动。到1747年，在西班牙菲尼斯特雷海角的两次战斗中，英国舰队大败法国舰队，俘获了法国所有的军舰和商船。在1748年的哈瓦那近海战斗中，英国舰队重创西班牙舰队，迫使西班牙舰队投降。在海战方面，英国是彻底的胜利者。战争中，英法首次在印度展开了激烈争夺。早在1690年，英国就在印度建立了加尔各答殖民地，该殖民地是由东印度公司建立的，主要追求商业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印度公司逐渐发展成拥有行政、财政、军事等权力的特殊机构，以每年1.3万卢比的代价，从英国政府手中获得该地区的治理权。英国的竞争者主要来自法国，法国人的业务量虽然不及英国人的一半，但其资本回报率却高于英国。随着莫卧儿王朝没落，法国人与地方封建势力结盟，强化了自己的地位。战争爆发后，英法海军在印度洋交战，而英法殖民者也在印度次大陆展开争夺。法属本地治理总督约瑟夫-弗朗西斯·杜布雷（Joseph-Francois Dupleix）派出一支海军摧毁了英国海军在孟加拉湾的优势；746年，英国一支海军中队撤退到加尔各答进行整修，法国人抓住这一机会，夺取了英国在南印度地区最重要的据点马德拉斯。虽然在1748年的和约中英国以美洲的路易斯堡换回了马德拉斯，但法国的优势却毋庸置疑了。

战争末期，双方都无力再战，遂于1748年签订《亚琛和约》。根据该约，法国归还在尼德兰占领的地区，拆毁在敦刻尔克的防御工事，把印度的马德拉斯和美洲的某些地区归还给英国，英国则归还路易斯堡，它在美洲贩奴的权利延长四年。但《亚琛和约》只是一个临时性妥协，英法争夺殖民霸权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同时又使普奥矛盾凸显出来，玛丽亚·特蕾西亚痛感丢失西里西亚，声称为收复该地不惜“卖掉最后一条裙子”。和约使欧洲外交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法国怨恨普鲁士没有履行法普瓜分奥国领地的诺言，开始与普鲁士交恶；而法奥由于共同面对普鲁士，长期的敌对关系开始缓解，并逐渐走向结盟。

英国的战争目标是西属美洲贸易的巨额利润，但战争结束后，英国与西属美洲的贸易并没有得到发展；战争也没有解决英法在西印度群岛的争执，双方的属地没有变化。向风群岛有争议的四个岛屿多米尼加、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多巴哥成为中立地区，英法都撤出了这些岛屿，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条约签订后，两国在印度和北美大陆的争夺反而更加激烈了——在印度，以马德拉斯为中心发生了多次冲突；在北美，俄亥俄河流域成为争夺的焦点。因此，“《亚琛和约》的性质更多是停战，而非持久解决的办法”。对英国而言，殖民地争夺即将成为下一场战争的主题曲，一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个主题都没有变。

第二章　第一帝国盛极而衰

从1689年开始，英法为争夺政治优势、商业和殖民霸权而展开了长期的斗争，但无论是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还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都没有决出最终的结果。18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步展开，英国对市场、原料的需求与日俱增，对殖民地的渴望也变得更为迫切；而法国也仍旧将追求欧洲霸权、维护海外贸易及殖民地统治作为主要目标，因此英法争夺殖民霸权的战争不可避免，鹿死谁手，将由一场大战来决定，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正是双方海外利益争夺战的总爆发。

到18世纪中期，英帝国已形成相当规模。表面上看，英帝国是由一些商人和定居者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在英帝国扩张的背后，是一个重商主义的民族国家在支撑。当英国殖民者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法国威胁时，他们竭力驱逐法国人，为此总是要向英国政府寻求援助，而政府也总是如其所愿。

在印度，英法殖民者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亚琛和约》签订后，法国对归还马德拉斯一直耿耿于怀，杜布雷为了维护法国在印度的地位，开始介入印度政治。他很快与海德拉巴的统治者建立联盟，并帮助昌达·萨希卜（Chanda Sahib）成为卡尔纳迪克的行政长官，从而阻断英国从马德拉斯向内陆发展的通道。英国东印度公司不甘示弱，与法国展开激烈争夺，但1749年英国只有3000人在印度，势力并不强，所以当东印度公司把自己的人选安插到卡尔纳迪克后，法国人迅速把他驱逐了出去。东印度公司于是派出年仅25岁的克莱武带领500人的军队到卡尔纳迪克的都城阿尔科特，克莱武不仅成功地奇袭了阿尔科特，而且率军驻守50天之久。第二年，英国人获得了卡尔纳迪克的统治权。

在西印度群岛，英法角逐主要表现在商业上。《亚琛和约》签订后，加勒比地区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法国加强了与西班牙的合作，在和约宣布中立的四个岛中，法国实际上占了优势。1750年的英西商约解决了海上争端，但没有解决贸易问题。老牌殖民者西班牙在这个地区有传统优势，法西合作之后，英国的形势更加不利。

直到18世纪中叶，北美的英国殖民者还很少向内陆地区推进，但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很快发现，获取西部土地并销售给未来的定居者，将大有利可图，这一发现引起了殖民者的广泛兴趣。但向西部殖民，将不可避免地与印第安人及法国人发生冲突，1749年弗吉尼亚殖民当局成立“俄亥俄公司”（Ohio Company），向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俄亥俄河流域进行殖民，而同一时期法国的加拿大殖民当局也向俄亥俄河流域渗透，占领了许多土地，阻挡英国殖民者向西发展。1753年，加拿大殖民总督杜肯（Duquesne）宣布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为法国所有，并在俄亥俄河上游以自己的名字建立杜肯堡（即现在的匹兹堡）。对此，英国弗吉尼亚殖民当局令俄亥俄公司派人抵挡，强占了俄亥俄河以南和摩农加希拉河、堪那华河之间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由是双方在俄亥俄河流域形成尖锐对抗。在1754年召开的奥尔巴尼会议上，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在英属殖民地建立政治联盟的想法，但由于费用问题该提议未获成功。

法国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君主直接支持的，魁北克、尚布利（Chambly）、圣吉恩（St Jean）、蒙特利尔、弗龙特纳克、尼亚加拉（Niagara）等堡垒都由法国王室出资帮助，新法兰西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法国。许多英国人认为新法兰西对英国的威胁非常真实，他们希望英国政府认真处理来自法国的威胁。

这样就出现了新斯科舍问题。《亚琛和约》议定把被英国占领的新斯科舍退还给法国，但英国在其后的时间里一直想重新占领它。1749年，英国殖民当局不顾法国人反对，向新斯科舍地区殖民，这些殖民者到新斯科舍后，与原先的法国殖民者产生尖锐冲突。法国殖民者以路易斯堡为据点，英国殖民者则建立哈利法克斯堡进行对抗。英国殖民政府还迫使受其统治的阿卡迪亚人向英王宣誓效忠，否则就把他们驱逐到路易斯安那。1754年，英国更是设立了北美总指挥一职，由爱德华·布雷多克（Edward Braddock）出任指挥官。布雷多克迅速集结一支军队向杜肯堡方向挺进，但他的军队遭到法国人与印第安人联盟的伏击，他本人也在冲突中丧命。在欧洲，英国开始封锁法国的布雷斯特港，英法战争已难以避免，剩下的问题只是各自寻找自己的盟友。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欧洲外交出现戏剧性变化，法国与奥地利本是世仇，但普鲁士夺取西里西亚后，奥普矛盾上升，法奥开始走近。英国一直是支持奥地利的，因为奥地利对保护乔治国王的汉诺威领地很有帮助，对遏制法国霸权也有重要意义。1754年，当英法争夺北美殖民地的冲突上升为战争时，英国根据英奥盟约，要求奥地利在欧洲进攻法国。但奥地利认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是普鲁士，不愿意破坏正在改善的法奥关系，因而拒绝了英国的要求，英奥联盟实际上解体了。老皮特认为可以选择与普鲁士结盟：“如果没有持久的和平，那么，英国和欧洲则势难生存；而如果没有普鲁士的介入，那么，目前的联盟则无力保持和平。”而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为推进其德意志政策，也决定向英国靠拢。1756年1月16日普鲁士与英国签订《威斯敏斯特协定》，确定：双方共同维持德意志境内的和平，以武力反对任何破坏德国领土完整的国家。法国本来就对普鲁士不满，当奥地利把普英秘密缔约、背弃法普盟约的情况告知法国后，法国决定放弃普鲁士而与奥地利结盟。1756年，法奥订立互助条约，第二年，法奥又签订法奥同盟条约，俄国、波兰、萨克森也加入法奥阵营。

七年战争刚刚爆发时，英国人对自己的海军寄予厚望。但英国的准备不充分，很快就丢掉了地中海的海军基地梅诺卡，而且似乎也无力组织有效的反击。在其他战场英国也处于不利局面。在北美，1756年夏，法军攻占奥威斯哥要塞，解除了英军对安大略湖一带的威胁；在印度，“黑洞事件”（Black Hole）发生，让英国人感到群情激愤：1756年，孟加拉的行政长官西拉杰·乌德·达乌拉（Siraj-Ud Daula）在法国人的鼓动下攻击加尔各答，取胜后把146名英国俘虏关在一个狭小的监狱里，而这个监狱在设计时只是为6个人准备的，结果123名英国俘虏窒息而死。

老皮特在这个时候走到了前台，英国的作战方针也发生了转向。皮特代表积极向海外扩张的商业利益集团，反对把英国的利益与欧洲大陆国家纠缠在一起。他力主扩大殖民地，主张建立海外帝国，他认为这场战争是全球性的战争，获取海外殖民地才是战争的主要目的。乔治二世却把主要精力放在欧洲，全力保护汉诺威在欧洲的地位，因此，皮特也不能忽视在欧洲的战争。这时普鲁士在战争中几乎处于绝望境地，皮特决定帮助普鲁士。他一方面派军队保卫汉诺威以及德意志的西部，另一方面以金钱支持普鲁士，每年资助67万镑，连续支持四年。普鲁士的军队再次展现出活力，法国则被牵制在欧洲地区。

皮特关注的第一个目标是北美，他首先鼓励殖民地人民与英国军队紧密合作，并承诺为殖民地军队提供经费。受此鼓舞，殖民地进行了大量的军事准备。1758年，皮特任命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ery Amherst）为北美英军司令，命令英军从三个方向进攻加拿大。这个计划失败后，皮特又命令阿默斯特采取新的作战方案，使用海陆军配合作战，从新斯科舍到俄亥俄河对法军展开全面进攻。英国人很快夺取了杜肯堡，并将其命名为匹兹堡（Pittsburgh，也就是皮特堡）。路易斯堡也再次落入英国人手中。到1759年初，詹姆士·沃尔夫率领的远征军已沿着圣劳伦斯河挺进到法国人的统治中心魁北克，并将其从三个方面包围起来，最终将其夺取。可以说，魁北克之战是英法在北美争夺的转折点，英国的优势已不容置疑了。其后，英国军队步步为营，法国的势力一点点消退。

法国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英国海军封锁造成的。如上所述，新法兰西在许多方面都依靠法国本土的支持，但在激烈的北美争夺战中，法国的补给很难进入美洲。从1692年到1747年，英国人已经在海上多次击败法国人，但法国舰队还是可以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出港并攻击英属殖民地甚至英伦三岛。1759年法国人准备进攻苏格兰，并煽动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予以响应。英国在布雷斯特封锁了法国的主力舰队，整个夏天，由霍克（Edward Hawke）率领的海峡舰队在海上等待法国舰队出港并与之决战。法国舰队出港时，英军迫使其沿布列塔尼的东南海岸行驶，当法国舰队航行到基伯龙（Quiberon）海湾时，英国舰队已经追上它们并发动攻击，法国舰队最终损失九艘战舰，而英国仅损失两艘。同年，霍克率领的英国舰队又在魁北克海湾大败法国舰队，英法海战以法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由于英国切断了法国本土对殖民地的援助，法国在北美的失败已不可避免。法国不仅丢掉了加拿大，西印度群岛也相继落入英国手中。1759年5月，英军攻占瓜德罗普，这是最肥沃的甘蔗种植岛之一。7月，英国又夺取提康德罗和尼亚拉加要塞；1760年英军攻占蒙特利尔，摧毁了法国在加拿大的最后据点。1761年，英军攻占马提尼克岛，至此，英国在北美和加勒比战场取得了全面胜利。

皮特对印度的政策是放手让东印度公司自行作战，政府只为公司提供海军保护，并切断法国的援助。“黑洞事件”发生后，东印度公司派出由克莱武领导的英军去收复加尔各答，西拉杰被迫撤退并向英国赔偿损失。克莱武的下一个目标是法国在孟加拉的殖民据点昌德纳果尔，西拉杰保持中立。克莱武很快发现支持西拉杰的印度巨商和银行家已经对西拉杰失去了信心，控制孟加拉军队的穆斯林官员也如此。克莱武因而采取大胆策略，他策动了反对西拉杰的阴谋，带领不足3000人的军队与孟加拉的6万军队对垒。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中，克莱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孟加拉全部落入英国手中。在英国人的支持下，米尔·伽法（Mir Jafar）成为新的行政长官。新任法国总督杜布雷率军到达本地治理，准备反攻，而英军则在马德拉斯屯兵备战。1760年，英法在本地治理与马德拉斯之间的温德瓦西展开激战，结果法军大败。1761年，东印度公司军队夺取本地治理，法国最后战败，法国在印度的影响也不复存在。此时正逢莫卧儿王朝衰落之际，因此不得不坐视英国人坐大。

乔治三世继任国王后，很快与皮特发生分歧。乔治三世打算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在议会演讲中用“血腥而代价高昂的战争”描述英法争夺。当时西班牙正准备加入法国一边对英国作战，皮特发现后，就提议派出两支远征军，一支攻击古巴的哈瓦那，另一支攻击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地菲律宾。乔治三世不喜欢皮特的战争政策，内阁也否定了他的主张，皮特于1761年辞职。在乔治三世的支持下，布特成为内阁首脑，他打算抛开盟友与法国单独和谈，就如同西班牙王位战争末期出现的情况那样。但是法国并不准备和谈，它认为当时的形势对法国有利。布特被迫向西班牙宣战，英国舰队很快战胜西班牙舰队，不仅夺取了哈瓦那，也攻占了马尼拉。迫于形势，法国被迫接受和谈的建议；1763年，英法签订《巴黎和约》。

七年战争是英法争夺海外殖民地的高潮，英法的地位因此次战争而基本确立。战争使法国损失惨重，它不仅丧失了海外的众多殖民地和商业据点，而且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大获全胜，获利最多。在北美，英国已得到绝对的主导权，它“可利用的陆地，其范围和潜在财富远远超出洛林、西里西亚以及欧洲大陆上激战的其他地区”。在印度，英国成为大部分土地的统治者，尽管法国还保留了几个据点，但仅可用于通商，在危机出现时，法国的权利难以保证。在西印度群岛，英国新获得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和多巴哥岛。在非洲，英国也获得了塞内加尔据点。一个重商主义的、世界范围的英帝国已初具雏形，而英国也拥有保卫这个帝国的强大海军。

如果说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在全球的争夺是英帝国发展的主线，那么这种争夺最终形成了以北美殖民地为核心的第一英帝国。第一英帝国是在重商主义指导下的殖民统治，英国争夺殖民地，目的绝不是发展殖民地，而是从殖民地攫取商业利益，这种唯利是图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与殖民地发生矛盾，从而深刻地影响到帝国的命运。

到1733年，英国已经在大西洋沿岸与阿巴拉契亚山之间建立了13块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由殖民者组成的地方机构管理，英国政府在政治上的控制并不十分严厉。尽管一般来说，英国会向殖民地派驻总督，但总督要与殖民地议事会进行协商，共同处理当地事务。英国关心的其实是商业利益，它要求殖民地提供市场和原料，为英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换句话说，殖民地是英国经济的附属物，殖民地的利益要服从英国的利益。这种重商主义政策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政策，最终将暴露出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七年战争之后，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分歧渐渐明显，二者的关系急剧恶化。

由于连年战争，英国的债务迅速增加。据估计，到1762年年底，英国国债达到了1.4亿镑，国家财政支出也由1757年的1600万镑上升到1762年的2400万镑，即使在1763年实现和平之后，国家支出仍有1400万镑，其中有50多万是税收所不能提供的。七年战争之后上台的格伦维尔政府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税收与经济问题上。针对英国的债台高筑，格伦维尔认为从殖民地抽取某些收入是必要的，因为英国的战争事实上有利于殖民地，因此他把英国部分税收扩展到殖民地。1764年格伦维尔向下院提出动议，要求向美洲课税，以维持帝国的必要开销，这就是美洲《税收法》（Revenue Act），也就是著名的《糖税法》，英国准备对美洲的食糖贸易征税。

但是在英国，征税须由议会决定，议会是国民的代表，是选举产生的；美洲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不享有代表权，故从理论上说，英国议会无权决定向美洲征税，这就是所谓“无代表权不纳税”的原则。从殖民地的建立到1764年的一百余年时间中，英国和美洲都没有想到过税权问题，英国通过对美洲商业的管制和垄断，使英国商业获得最大利益。如果说英国确实有从美洲课税，它抽取的是关税，是一种间接税，征收地点也在英国，不是在美洲。1764年之前，直接税（亦即美国人所说的国内税）几乎不存在；所有关于美洲的法案都只与管制贸易相关，从来没有以直接获取税收为目的。除商业管制外，其他的问题英国都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各殖民地的内部事务几乎完全由美洲人自己控制；政权也带有很强的自主色彩，即使英国的官吏，也由于薪俸由殖民地议事会决定，而不得不接受殖民地的管制。因此，虽然在商业方面殖民地受英国奴役，但至少在表面上美洲人的自治权没有受到侵犯。现在，殖民地人认为糖税违反了“无代表权不纳税”的精神，因此是暴政的前奏。

但英国不作退让，在税收法通过后的第二年，格伦维尔内阁又通过了《驻军法》，准备向北美派驻1.2万人的正规军，以防备法国的报复和印度安人的威胁，为此要求殖民地人民为英国驻军提供给养、营房等必需品。派驻军队需要经费，《印花税法》因此而起，该法规定北美殖民地的一切印刷品，包括商业票据、法律文件乃至报纸、年历、扑克、大学文凭等都要交付半便士至20先令的印花票，并规定违者将接受不设陪审团的海军法庭审判。在英国政府看来，这种税收是完全合理的：英国维持北美驻军大约需要35万镑，印花税每年可得约6万镑，平摊于北美殖民地，人均约为1先令，相当于一天收入的1/3.

关于《印花税法》的消息传到美洲，弗吉尼亚的市议员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就发表了攻击性的讲演：“凯撒被布鲁图斯刺杀，查理一世被克伦威尔处决，乔治三世可能走历史的老路。”在《印花税法》生效后的一个月内，九个殖民地派出代表共议此事，他们一致否认英国议会有向美洲征税的权利，他们还决定联合抵制英国商品，直到该法撤销。到这一年11月，英国政府发现印花税不可行，因为装有印花税票的船只无法在美洲靠岸，被指派分发税票的人也因为担心安全问题而纷纷辞职。此时，格伦维尔内阁倒台，新任首相是罗金汉勋爵，而埃德蒙·伯克是其重要的智囊。伯克主张撤销这一法案，罗金汉表示赞同，但又担心会留下一个危险的先例。几经考虑后，他决定在撤销《印花税法》的同时通过一项《权利申明法案》，以申明议会对美洲享有全面主权。他解释说：撤销《印花税法》不意味着放弃主权，而是如何行使主权。罗金汉的动议得到包括皮特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皮特认为，在任何意义上，美洲在下院都没有代表权，故议会对美洲的立法权中，不可以包括征税权，美洲人的抗税是自由精神的体现，如果在这一事情上压服美洲，英国的宪政自由精神也将随之破灭。撤销《印花税法》的动议在议会一读时就以超过半数的多数获通过，《印花税法》被废除了。

此后不久罗金汉内阁倒台，老皮特接任首相，汤森德出任财政大臣。此人外号“香槟查理”，因为几杯酒落肚后，其口舌即变得异常伶俐，甚至大放厥词。皮特病倒后，汤森德在下院夸口说，他能从殖民地这头肥鹅身上拔下几根毛却又不会让它疼得呱呱叫。他开始对美洲的玻璃、纸张、铅、茶等征收进口税，而英国上下两院也通过了他的提案，即《汤森德法》。但《汤森德法》再次遭到美洲的反抗，各殖民地一致抵制英国产品，代表殖民地的议事会与代表英国政府的总督之间矛盾不断。虽然汤森德估计这几项税收可以为英国增加43万镑收入，但《汤森德法》执行两年多来，每年的收入不足300镑，而英国维持美洲驻军，每年的费用却高达17万镑。殖民地对英国商品的联合抵制，也使英国的工商业蒙受重大损失。

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深层矛盾是重商主义思想无法解决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一英帝国是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连续颁布的《航海条例》就是明显例证。在重商主义思想指导下，英国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殖民地的政策和法令，以保证其对殖民地的掠夺和控制，限制殖民地工业的发展。英国的商人已经把手深深插入美洲人的钱袋，但是，他们仍然希望独占“我们殖民地拥有的所有钱财”。但是，由于英国长期以来忙于对外战争，其对美洲的控制并不是非常严格，到七年战争结束时，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其木材业、酿酒业、制铁业、纺织业已经可以与英国一比高下，纽约、波士顿、费城渐成为殖民地的工业中心，美洲殖民地也成为英国对外贸易中仅次于欧洲的重要贸易对象。经济发展使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的限制措施越来越不满，强烈要求英国放松限制，但英国却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加强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双方的矛盾因此愈演愈烈。

1760年即位的乔治三世在母亲的引导下，决定做一位“真正的”国王。实际上，与其说他反对战争，不如说他是在向英国人表明：不是皮特而是他说了算。在对待殖民地的问题上，他把采取高压政策视为扩张王权的表现。1770年，“国王之友”派的诺斯政府在种种压力下被迫修改《汤森德法》，主张撤销其中的五个税种，但保留每磅三便士的茶叶进口税，以作为英国主权的象征。保留茶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177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破产危险，但其仓库里的茶叶却堆积如山，茶叶又在北美有广阔的市场。为拯救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给了它向美洲输送茶叶的垄断权；公司通过代理商出售茶叶，并以低价推销，从而使殖民地的茶商们被排挤。1773年年底，殖民地的一群青年潜入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船，把船上的茶叶抛入大海，这就是“波士顿倾茶案”。

伯克认为应该把茶税一并取消，因为茶税的收入很少，继续征税只能使英国与美洲的矛盾更加尖锐，一旦走到那一步，英国的统治将不复存在。但在国王的支持下，英国议会否决了伯克的动议，决定对美洲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1774年，英国颁布了五项惩罚性的“强制法令”，这些法律剥夺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和司法权利，无视他们西进的要求，因而被视为“不可容忍的法令”。各殖民地纷纷建立地方会议，以摆脱英国总督的控制。为统一各地的抗英运动，1774年9月，美洲殖民地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帕特里克·亨利在会议上宣称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新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不再存在，“我不是弗吉尼亚人，而是一个美国人”。这是殖民地迈向独立的重要一步，但由于许多代表并没有下定决心与英国分裂，大陆会议最终通过的是较为温和的《请愿书》和《告不列颠人民书》等妥协性的文件，陈述了北美殖民地的抗议和不满，要求国王取消这些压迫性措施，同时宣布一旦殖民地的权利得到满足，他们就会放下武器。

一心要伸张王权的乔治三世决意用战争的方法解决问题：“必须狠狠痛击，从而断定他们是臣服我国，还是独立。”英国多数民众似乎也愿意采取强硬措施，老皮特和伯克的忠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1775年2月27日，英国议会通过诺斯的和解建议，但和解建议其实并无和解之意，因为它规定殖民地承认英国的统治权，在征税问题上也未作实质性让步，更没有涉及“强制法令”。3月，英国议会通过新的法令，禁止新英格兰在北海岸捕鱼，断绝它与不列颠、爱尔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业联系。4月，英国又将法令的范围扩展到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正如乔治三世所言，现在，美洲殖民地的前途只能用战斗来决定了。

1775年4月，英国政府让盖奇将军镇压北美的“叛乱”，随后，莱克星敦的枪声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把汇集在波士顿附近的民兵改编为大陆军，并招募兵员，从国外购买军火，乔治·华盛顿被选举为大陆军总司令。但是妥协的声音仍然在殖民地广泛存在，中部殖民地代表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早先是一个保卫殖民地权利的斗士，现在却是大陆会议中的保守派，他也要求维护美洲的权利，但认为应采用政治与经济手段而不是暴力的手段抗议。他起草了《橄榄枝请愿书》（Olive Branch Petition），请求国王处理好殖民地的不满情绪并恢复英帝国的和平，这一请愿书表明在大陆会议和美国民众中确实存在着保守势力，同时也表明，大陆会议只把独立作为最后的手段。乔治国王再次拒绝了请愿书，宣布北美处于叛乱状态，英国议会随即派2.5万名军士到北美镇压起义。

在北美，各殖民地的地方主义意识限制了独立斗争的进展，而潘恩的《常识》有效地整合了人们的思想。托马斯·潘恩是一位共和主义者，在《常识》中，他号召人们与宗主国断绝关系，把权力转交到人民以及他们选出的代表的手里。《常识》发行十多万册，广为传播，在动员殖民地人民与英国彻底决裂方面，起了巨大作用。1776年7月，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它以“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主权”等思想为理论基础，阐明了争取独立是北美人民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

但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双方的实力差距悬殊，英国在北美有4000人的正规军、36艘战舰，英国不仅完全控制海洋，而且也牢牢把持着纽约、哈利法克斯等据点；英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而北美殖民地既无正规军，经济力量又十分脆弱，因此争取外援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潘恩在《常识》中已经提出北美殖民地应该利用法国、西班牙与英国的矛盾，争取建立反英同盟。由于法国在七年战争中被英国打败，所以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复仇的时机。1777年10月殖民地军队在萨拉托加打败英军，法国决定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条约规定美国将获得美洲大陆上的英国领地，法国将获得在墨西哥湾附近的英属岛屿。法国随后与英国在北美和印度展开激战，法国舰队也在大西洋的交通线和英国领海上袭击英国舰队。西班牙打算利用英国与殖民地的矛盾捞取利益，重新获取直布罗陀。1779年它也与法国签订《阿兰惠斯条约》，根据此约，西班牙参战，届时将收复直布罗陀、梅诺卡、牙买加、佛罗里达等地，将英国人从洪都拉斯赶出去，分享在纽芬兰的捕鱼权；法国则恢复在印度的统治，并把英国人从纽芬兰赶走，分享洪都拉斯的伐木场，收回塞内加尔与多米尼加岛。双方约定任何一方不得单独与英国媾和，在西班牙收复直布罗陀前，两国不可退出战争。很显然，法西密约并非意在无私帮助殖民地独立，而是受到英国伤害的两个老牌殖民帝国力图恢复殖民统治的一次尝试。实际上，西班牙参战后，其军事行动仅限于包围直布罗陀、占领西佛罗里达的英军据点，其关心所在十分明显。荷兰起初不打算参与战争，而是想通过同交战国贸易获取利润。但阿姆斯特丹的亲法派不时施加压力要求对英国宣战，荷兰人也想夺取英国在佛罗里达角的商业特权；当战争局势逐渐明朗时，荷兰开始与美国代表谈判加入战争事宜，不久加入了武装中立同盟。在英国对荷兰宣战后，荷兰正式加入战争。

就这样，北美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很快演变为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商业利益的混战。英国在对北美殖民地作战的同时，还要派舰队和兵力到大西洋、北海、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去抵御法、西、荷三国的进攻。英国的作战能力被大大削弱，不仅丧失了海上优势，在陆上的军事行动也被局限在北美殖民地的南部。对英国来说更为糟糕的是，整个欧洲逐渐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为了限制北美殖民地的军需供应和打击法西同盟，英国实行海上封锁政策，经常拦截、搜查中立国船只，直接触犯了俄国等中立国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叶卡捷琳娜女皇派舰队驶往北海，保护俄国的贸易，并建议瑞典和丹麦采取同样行动。1780年女皇发表《武装中立宣言》，宣布中立国船只可以在交战国各口岸之间和交战国沿海自由航行，俄国派出强大舰队来保证宣言的执行。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两西西里王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相继加入“武装中立同盟”，这使英国在外交上陷于更孤立的境地，也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英国在海上的垄断地位。

1781年10月，康沃利斯率7000名英军在约克镇向美法联军投降；尽管乔治三世坚持战争，但遭到英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国内舆论纷纷指责乔治三世的个人干预是英国在北美失利的主要原因，乔治三世扩张王权的努力失败了。在这种压力下，英国下院于1782年通过了停火决议，首相诺斯被迫辞职，罗金汉勋爵主持英国政务，交战双方开始了和谈进程。

1782年4月，美、英、法、西代表在巴黎开会，盟国内部矛盾开始浮现。美国要求保护胜利果实，获得完全独立和广袤的国土；法国和西班牙都不想使美国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以防止美国成为它们自己的竞争者，为此它们不惜牺牲美国的利益。英国的策略是离间分化美法同盟，使美国不关心法西的利益，并力图同交战国单独议和。同时美国也力争摆脱法国的控制，直接与英国谈判，1783年9月，美英正式签订《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

虽然法、西、荷等国对参与北美战争抱有很多幻想，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英国在海上扭转了局势，约克镇战役后，各国在海上继续作战，虽然西班牙占领了梅诺卡，但英军在海军上将豪（Admiral Howe）的支援下，保住了直布罗陀。1782年4月海军上将罗德尼（Admiral Rodney）率领英军在多米尼加附近的桑特群岛摧毁了法国舰队，俘获了包括敌方旗舰在内的五艘军舰，罗德尼手下的部队还另外俘获两艘军舰，因此英国的制海权仍得以保留。另一方面，英国同美国单独签约而拆散了美法同盟，在相当程度上减缓了其战败的损失，除丢失13块殖民地这一沉重打击外，英国的总体实力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削弱了英国，增强了自己对北美的影响，但它对英国的胜利只是短暂的，英法和约在很大程度上是1763年《巴黎和约》的延续，英国在美洲保留了加拿大、纽芬兰和西印度群岛的一部分。如果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看法，即战争是检验一个国家国力的标准，那么法国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了，法国既没有在北美获得所期望的领土，也因为参与战争而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战争使它深陷于国内政治危机之中，六年之后，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

英国对西班牙做了一些让步，但它在西属洪都拉斯取得了居留地，为日后向拉美扩张提供了便利。英国保住了直布罗陀，使地中海不久成为其通向东方的走廊。在英荷条约中，荷兰丢掉了在印度的港口城市讷加帕塔姆，承认了英国在摩鹿加群岛的自由航行权。

由于英国处置不当、缺乏妥协与容忍精神，以北美为核心的第一英帝国瓦解了，英国承受了沉重的打击。但英国并不准备放弃英帝国，事实上，就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属印度殖民地的范围却大大扩展了，而加拿大也保留在英国手中。美国提出英国自愿将加拿大、新斯科舍交给美国，英国坚决不同意。但如果要继续维持英帝国，英国就必须对帝国政策进行调整，从而使帝国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北美独立是对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打击，正是重商主义政策，招致了北美13块殖民地的不满。在其他地区，情况也是这样。例如，在西印度群岛，英国为了垄断蔗糖出口，就强迫西印度群岛先将蔗糖运送到英国，在英国缴纳赋税后再输往其他地区，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当然极为不满。重商主义已经不能再维持英帝国了。因此，为了维护英国作为全球第一海军大国的地位，英国的帝国政策必须进行修改。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迅猛进展，新的帝国也势必建立在新的基础上，第二帝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第三章　从旧帝国到新帝国

第一英帝国解体后，英国国内笼罩着一种悲观气氛，乔治三世认为英国很难从这一失败中恢复元气，新任首相谢尔本说：“我们政府同意美洲独立的时刻，就是大英帝国夕阳西下的时刻，我们将不再是一个强大并受人尊重的民族。”当时的国外评论也认为英国正在衰落，1783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fⅡ,1765-1790年在位）断言，“英国已降为二流强国”。那些在本国及殖民地仍继续推行重商主义的欧洲国家颇为得意，它们觉得随着英帝国解体，就可以在以前的美洲殖民地进行商业活动了，英国的出口将减少，英国即将破产。但悲观气氛并未在英国持续很长时间，国外观察家也很快发现自己的判断不正确，事实上，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很快就以印度为基石，建立起一个新帝国。

在美国独立前，欧洲殖民地一直是封闭体系，一些学者把殖民地称为“外省”，意即殖民地是宗主国国家权力的延伸，而宗主国之外的国家要进入这些排他性质的势力范围之内是非常困难的。英国一再颁布《航海条例》，即是一种明证。不过，封闭的殖民体系在18世纪晚期出现重大调整，而调整的原因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可供出口的产品也大幅提升。1780-1783年，英国的棉纺织品出口只有区区数十万镑，到1820年左右已达到1600万镑。英国的羊毛制品、钢铁制品、亚麻制品、精炼食糖等都形成出口繁荣，而世界工厂既需要广大的销售市场，也需要不断增长的原料。尽管殖民地可以为工业革命提供一定的原料和市场，但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的出口并不限于英帝国内部，不属于英帝国的欧洲、新独立的美国以及南美等地区也是英国出口的主要场所。原料也是这样，巴西和美国南部的棉花对工业革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需要这些地区。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唯利是图，当殖民地的原料价格高于外部市场时，资本家没有理由在殖民地范围内寻找原料；当制造品可以在外部市场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时，资本家也不再钟情于殖民地。在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英国资本家很快发现：英国的市场主要在欧洲和美国，而这些地方都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如果继续绑在重商主义的封闭体系中，英国工业发展的原料和市场都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变化的现实呼唤新的理论，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应运而生，英国的殖民思想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亚当·斯密批判以封闭的殖民体系为代表的重商主义政策。在重商主义思想指导下，欧洲各国都对本国殖民地实行贸易垄断，其他欧洲国家运往该国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经过宗主国商人之手。斯密严厉抨击这种垄断：“……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像重商主义其他卑劣有害的方案一样，阻抑其他一切国家的产业。但主要是殖民地的产业，不但没有一点增加，反而减少那为着本国利益而设立的产业。”虽然斯密打着为殖民地谋利的招牌，但其落脚点仍然是英国的制造业：“这种专营贸易使殖民地产物在一切其他国家腾贵起来，这样就减少殖民地生产物的消费……妨碍了一切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与产业……”斯密认为，对殖民地的垄断贸易不能促进宗主国贸易发展：“英国吞并了几乎所有殖民地国外贸易的全部，而其资本，却没和殖民地国外贸易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所以如不能不断地从其他贸易部门吸取一部分原先投在那里的资本，并吸取比原先投在那里的更大的资本，就将无法经营。因此，自从航海条例订立以来，殖民地贸易不断增加，而其他许多国外贸易部门，尤其是对欧洲其他各国的国外贸易，却不断凋落。”

斯密认为，殖民地的防卫问题是重商主义者未曾认真考虑的问题，一旦发生战事，“它们的兵力，不足以保卫它们自己，在母国加入战争时，它们不但不能助以兵力，而且往往使母国要大大分散其兵力，来保护所属殖民地。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切欧属殖民地，与其说使母国强大，毋宁说使母国削弱，一切都如此，没有一个例外”。对英国而言，这一点在七年战争后变得尤其严重，战后英国每年用于北美殖民地防务的开支高达35万镑，虽然从殖民地的专营贸易中可以获得部分收益，但它远远小于英国的花费。殖民地巨额的防卫及行政管理费用成了英国沉重的负担，“……英国从统治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损失”。

既然垄断性的殖民地贸易并无益处，斯密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他认为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能同时促进母邦和殖民地的利益，为此，应解除一切贸易限制，让经济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运行。尽管如此，他也主张在英国殖民地逐渐推行自由贸易，“唯一的方案，似乎就是适度地、逐渐地放宽那给英国以殖民地贸易独占权的法律，一直到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为止”。在他看来，迅速开放殖民地贸易就会使得一切国家都能参与其中，“那不仅会引起一些暂时性困难，而且将使现今以劳动与资本经营这种贸易的人，有大部分蒙受大的永久的损失。”

可以说，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是英国作为工业革命旗手而形成的一国独霸的思想表现。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而重商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开始动摇，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扩大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但其他欧洲国家对殖民地实行的贸易垄断，限制了英国的工业与贸易。亚当·斯密提倡自由贸易，其目的是打破各殖民国家对本国殖民地的贸易垄断，让英国不仅在自己的殖民地寻找贸易机会，也可以要求其他国家及其殖民地向英国开放产品市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亚当·斯密关于帝国理论的真谛了。他并不主张放弃英帝国，只是否定重商主义的殖民理论，以一种新的理论取而代之，认为在自由贸易的氛围下母国与殖民地合作，就可以继续维持英帝国。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理论主要从经济角度讨论问题，那么埃德蒙·伯克的帝国思想则否定殖民地的经济意义，而强调英国对殖民地的义务。他提出的托管理论不仅为英帝国的存在提供合理性，而且把英帝国建立在道德高尚的基础上。

在伯克之前，帝国理论的根基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认为：财富的体现是贵金属，金银才是真正的财富；一个国家若想富裕，就必须积累更多的金银，贵金属越多，国家就越富强。积累财富有两种方法：一是经商，二是掠夺。经商的目的是赚取货币（也就是金银），但只有少买多卖才能赚取货币，而不让金银流往外国；掠夺则是更便捷的方法，可以把别国的财富抢劫到手。无论经商还是掠夺，其对象都必须是外国，因为国内商业活动不可能增加本国的金银总量。这种想法很容易引发海外冒险活动，于是，大规模的海外经商及扩张活动就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但隐藏在早期殖民扩张背后的极端残酷性也非常明显，殖民地民众的鲜血与枯骨正是殖民扩张的直接后果，早期殖民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所作所为是明显的例证，它们的殖民扩张，无不渗透着被侵占土地上土著居民的泪和血。英国早期扩张也刻下此种烙印，第一英帝国基本上是由私人冒险公司建立的，英国政府对冒险公司在海外的活动很少过问，而这些公司为了获取利益，常常进行赤裸裸的掠夺，抢掠财富，给殖民地带来深重的灾难。工业革命发生后，把对外贸易建立在更高尚的道德基础上已经变得非常迫切，此外，英国理论家很难处理残暴的殖民统治与国内自由诉求之间的矛盾，在解决这一理论困境时，英国理论家试图把英国的殖民扩张与葡萄牙、西班牙等赤裸裸的殖民掠夺区别开来，这就是伯克的帝国思想的历史背景。

伯克批判唯经济利益是图的“旧”殖民活动，他认为以利润为唯一目标的殖民地政策忽视了母邦的义务，英国的形象因此种物质主义追求而受到损害，所以就影响了英国的长远利益。在1786-1795年如此之长的时间内，他把大量精力放在弹劾英国前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活动上。客观地说，黑斯廷斯任总督时期，与以前的东印度公司相比，已经有了不少进步，但正如伯克所言，他攻击黑斯廷斯并非出于个人情感，而是为帝国的臣民谋福祉：“我们呼吁平等的精神，正义的精神，保护的精神，仁慈的精神，这应该成为英国治下每一位臣民的特色。”但最核心的是伯克想重建英国形象，把英帝国建立在高尚的道德基础上：“这个决定不仅关系到现在占大英帝国最大部分的印度的利益，而且将决定英国本身的信誉，我们要通过这一审判决定个人犯罪是否会被转变成公共的罪行和民族的耻辱，或者这个国家是否将把给其政府投上短暂阴影的这类罪犯改造成反映这个王国的荣誉、正义和人道的永恒光辉的东西。”

以黑斯廷斯为代表的印度政府之所以遭到伯克诟病，是因为它仅知索取而不事建设：“英国没有建教堂、医院、宫殿、学校；英国没有修建桥梁、公路、灌渠、水库……假如我们今天被赶出印度，那么我们留在印度的东西将说明，在我们统治的这一不光彩的时期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亚于一只猩猩或老虎。”伯克认为，重商主义鼠目寸光的利益观念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看来是得不偿失的。他提出托管理论，认为殖民地是对母国的责任委托，他强调宗主国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认为那些拥有帝国的国家应对其统治的臣民负责，给殖民地一个好政府，统治应该公正、永不出现暴政，这是大不列颠对其殖民地的道德承诺。在殖民地实行法治是伯克的殖民地思想的逻辑结果，为杜绝贪污腐败、保证人道和正义原则，伯克为东印度公司设计了一套行政制度，使无法无天的东印度公司要接受伦敦的约束。他起草了好几个“印度法”，目的是把东印度公司改造为并非政府但应受章程约束的公务管理机构。

伯克的帝国理论带有自由精神，但他的自由精神不是从工业革命中得来，而是从反对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的斗争中取得。乔治三世登位之后，改变了他的两位先王不问国事的惯例，开始直接干预政治：他在政府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收买下院议员，扩张国王的权力。随着君权急剧扩大，英国政治发生混乱，君主在政体中的角色再度成为政治话题。辉格党人罗金汉是乔治三世的主要障碍之一，而伯克则是罗金汉勋爵的私人秘书。伯克的帝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反对国王个人专制的特点，在1775年题为《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中，他反对使用武力，认为随意的镇压措施只能造成恶果：“……最轻率的做法，我看莫过于是帝国的首脑坚持认为，任何违逆它的意愿和行为而申明的特权，都是对它整个权威的否定；于是立即宣布这是暴乱，于是击鼓其镗，踊跃用兵，把激怒他的政区逐出于家门。”伯克认为，整个帝国的纽带是自由，即便是英国殖民地，也比地球上任何其他民族拥有更强烈的自由精神。

伯克的殖民地托管理论是对重商主义利润至上观点的否定，他试图以正义、责任等来改造旧式的英帝国，为英帝国寻找道德制高点。伯克想让英国人明白，英国应该关注其声望和名誉，而不应该只关心利益和权力，因为利益和权力都只是暂时的。伯克主张良好的殖民统治，其最终目的是缓和英国与殖民地的矛盾，从而使英帝国的统治更加长久。无论亚当·斯密还是埃德蒙·伯克，其实都并不准备放弃英帝国，他们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批评，只是为了把英帝国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保持英帝国的更大活力。他们的殖民思想对英国政治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包括谢尔本、小皮特在内的许多政治家都说自己是亚当·斯密的信徒，而在长达十年之久的黑斯廷斯弹劾案中，伯克也逐渐让英国人意识到，关心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是大有必要的，英国统治者也开始在印度等地修建铁路、兴办学校。

最能体现帝国新思想的是英国转变了它对奴隶贸易的态度。随着美洲的“发现”，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开始兴盛。西班牙从1501年开始就向殖民商人和奴隶贩子出售贩卖奴隶的特许证，鼓励他们在西非沿岸掳掠黑人，再贩卖到美洲。葡萄牙也在西非沿岸设立堡垒，进行贩奴活动。以后，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等纷纷卷入奴隶贸易，从摩洛哥西南部到安哥拉的沿海地区，尤其是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湾，几乎全由各国奴隶贩子和殖民公司控制，因此，包括今天加纳、多哥和贝宁等国在内的沿海地区以及尼日利亚西海岸被称为“奴隶海岸”。随着英国确立海洋霸权，它也确立了在奴隶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是英国奴隶贸易的主要基地，1743-1747年间，利物浦运载的奴隶已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美国独立后更控制了2/3以上的奴隶贸易，可见下表：

1783-1807年利物浦的航海与奴隶贩运

美洲种植园为奴隶贸易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与保障，正如彭森（L.M.Penson）所观察的：西印度群岛在英国政府的印象中具有超比例的重要性。小皮特在1798年曾说，在包括爱尔兰在内的英国所有殖民地中，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财政收入占4/5以上。于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出现了：西印度群岛的繁荣对英国而言至关重要，而维持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则是西印度繁荣的根基，“如果没有奴隶，西印度地区将一无所用”。出于这种信念，英国政府为奴隶贸易大开方便之门，而那些宣称白人道德至上、在海外殖民就是传播文明的论调，其实并无说服力。

反对奴隶制度的声音在17世纪末就出现了，但真正具有全国性规模的废奴运动则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也就是发生在工业革命开始的时期。1783年之后，信奉亚当·斯密学说的小皮特开始长期执政，而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奴隶劳动并无多少经济利益可言，“征之一切时代和一切国民的经验，我相信，由自由人做成的作品，归根到底比由奴隶做成的作品低廉”。1787年，全国性的反奴隶制委员会在伦敦建立，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小皮特将其影响扩大到议会。经过多年努力，英国于1807年禁止了奴隶贸易，然后用它的海上力量在全世界打击奴隶贸易。

也就在这个时候，工业革命正迅猛展开，英国的产品销向全球，英国对原料更加依赖，于是，保护英国的海外贸易成为英国政府的头等大事，夺取并占领那些对保护贸易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据点在英国政府内部达成了共识。可是，这又是亚当·斯密提倡自由贸易、反对拥有殖民地的时代，政府要员都宣称自己是亚当·斯密的学生。于是，一个在精神上强调自由而在实质上实行殖民统治的“奇妙”帝国就出现了，小皮特是它的奠基者。

1783年，年仅24岁的小皮特出任英国首相，在20多年的时间内执掌英国权柄。他在执政期间，对英国的帝国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变了重商主义殖民政策，使英帝国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在帝国范围内，他实施伯克倡导的托管理论，加拿大和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1791年加拿大宪政法》（Canada Constitutional Act of 1791）和1784年《印度法》就是帝国政策调整的重要体现。

美国独立后，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开始以加拿大为中心。加拿大本是法国殖民地，七年战争中落入英国之手，英国对它本无多少兴趣，许多政治家认为加拿大对英国的税收无所助益，而他们更希望得到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蔗糖殖民地。出于这种原因，英国在得到加拿大后没有采取激烈措施。1774年英国颁布《魁北克法》（Quebec Act），允许当地的法国移民保留天主教信仰，并继续执行法国法律。这个开明的措施保证了法国移民在美国革命中仍旧对英国表示忠诚，而美国独立后，加拿大也继续留在英帝国内。

不过美国独立运动使加拿大的局面变得复杂了，因为许多“效忠派”来到加拿大。美国的《独立宣言》发表后，那些希望通过渐进方式解决英帝国体制问题的人，同主张用革命方式解决帝国问题的人发生冲突，革命派将保守的美洲人称作“托利党”，认为他们头在英国，身在美国，脖子应该被拧断。乔治三世授予这些人“帝国效忠派”的称号。在独立战争中，“效忠派”既包括持中立态度的人，也包括那些不支持独立，甚至参加英军、进行亲英宣传的人。效忠派因此在战争期间遭到革命派的围攻和迫害，其财产被没收，政治权利被剥夺，有的人甚至被涂上柏油，沾上羽毛游街示众。

英国政府尽力保护效忠派，在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中，英国要求美国政府阻止对效忠派的迫害活动，并劝说各州发还他们在战争中被没收的财产。但美国独立初期实行邦联体制，中央权力有限，各州不受中央政府的约束，效忠派仍然受到迫害。为躲避迫害，大约7万名效忠派向北方迁移，其中大多数人去了加拿大。由于效忠派迁入，加拿大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英裔人占了多数，而1774年的《魁北克法》基本上是一部适合于法国人的法律。英裔居民于是要求在加拿大实行英国法律，复制英国的政治结构。1784年，他们向英国国王请愿，呼吁建立代议制政府，选举产生议会，并让议会有征税权。法裔居民起先对《魁北克法》并无好感，但随着英裔居民的增多及提出新的诉求，法裔居民变成了这一法案的主要捍卫者。

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是一道难题，支持英裔居民就会得罪法裔居民，支持法裔居民也会得罪英裔居民，不管是什么结果，英国在加拿大的统治都将受到挑战。一时间，英国在加拿大的统治似乎也朝不保夕了，如果继续以重商主义为圭臬，把英国的商业利益凌驾于殖民地之上，那么英国在加拿大的统治就有可能终结。但英国的帝国政策已经发生变化，加拿大问题有可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1786年，小皮特任命盖伊·卡尔顿（Guy Carleton）为加拿大总督，做出这一任命，是因为其曾经出任魁北克总督，对北美事务比较熟悉。鉴于殖民地的微妙局面，小皮特还是叮嘱卡尔顿在递交殖民地形势报告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这样，英国放弃了旧帝国时期动辄就采取的高压手段，根据卡尔顿的报告，认真听取殖民地的不同诉求。在进行慎重考虑后，英国政府拿出了一个方案，也就是《1791年加拿大宪政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一、魁北克省划分为英裔居民为主的上加拿大和法裔居民为主的下加拿大，两省大致以渥太华河为界。二、两省各建代议制政府，殖民地最高行政长官为总督（在上加拿大为副总督），总督是英王的代表，总督之下设行政委员参事会和立法委员参事会，两个参事会的成员均由英王指定，另外再设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法案对选民资格、议会人数、议员宣誓等作了具体规定，为法裔居民当选提供了可能性。三、各省实行何种法律，可自行选定。四、除魁北克省可以保留庄园制度外，其他省建立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五、重申《魁北克法》中天主教会的权力，但同时鼓励传播英国国教，增加英国国教的权力，现有的共有土地中大部分不许授予私人，只能授予新教教士。

《1791年加拿大宪政法》是英国政府在英裔居民与法裔居民之间采取的妥协行为，魁北克省一分为二，既可以满足英裔居民对代议制政府、英国法律等的要求，又保证了法裔居民的权利和天主教会的地位。按小皮特的说法，除非法裔居民要求改变原有的法律，否则法裔省份的司法体制可以不变。宪法支持民选议会，使其成为民意表达的机构，相比过去英国漠视殖民地利益的态度，现在已经有很大不同了。

尽管如此，加拿大在英国政治家与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仍然不及西印度群岛，因为加拿大人口稀少，气候寒冷，并不适于居住，对英国的经济没有什么帮助。但印度的情况就大不相同，它地广人多，物产丰富，在英帝国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最终以它为中心，形成了第二英帝国。

印度殖民地是东印度公司根据英王的授权建立的，由东印度公司进行管理。18世纪初，在印度的英国人不过1500人，他们势单力薄，主要住在贸易货栈中，印度的王公们时常袭击和抢掠他们。18世纪50年代，东印度公司征服了孟加拉；七年战争结束时，法国人被赶出印度。至1765年，东印度公司已经驱逐了所有的竞争对手。是年8月，克莱武得到莫卧儿王朝皇帝的命令：东印度公司成为孟加拉、比哈尔、奥利萨的“第瓦尼”（Diwani），即财政管理者，而地方行政长官“纳瓦布”（Nawab）则成为领取年金的人。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公司在印度建立了强大的组织机构，拥有上百万镑的资金，设在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是印度的最高权力机构，从方针政策的制定到殖民官员的任命，都由其决定，印度政府只是董事会的执行机构；换言之，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公司管理。

但公司管理带来很多问题。东印度公司奉行重商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旦大权在握，公司就进行大规模的掠夺活动，每征服一地，公司就抢掠当地的国库。例如，1757年普拉西战役胜利后，英国人把米尔·伽法扶上孟加拉的纳瓦布位置，迫其交付150万镑战争赔款，并对公司职员献礼123万多镑。东印度公司以各种理由索取钱财，1757-1766年间，伽法除给克莱武巨大好处外，还给其他军官每人5000-11.7万镑，可是最后却因为不能及时付钱而被废黜。凡是从印度回到英国的人，每个人都腰缠万贯，很快成为上流人物，克莱武就是典型例子。他小时候读书不用功，学业无成，但在印度的冒险活动却使其成为英国的明星式人物。征服阿尔科特后他就获得大量钱财，然后到英国花销一空，随后再到印度敛财。普拉西战役后，新纳瓦布给克莱武现金23.4万镑，此外每年还有2.7万镑的租金收入，这些收益使他的财富堪与英国的纽卡斯尔公爵媲美。凭借大量财富，他在1762年成为爱尔兰贵族，即普拉西的克莱武男爵；其后，他又靠贿选当上议员。

丰厚的利益刺激许多英国人到印度求富，在这种动机驱动下显然不可能治理好印度，那些靠掠夺印度而发财的“纳博布”（nabob）们从印度回来后就靠贿赂进入议会，也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改革派指责东印度公司腐败，克莱武回到英国后，财产受到议会调查，克莱武花尽了钱财才摆脱牢狱之灾，但他还是由于焦虑等原因而自杀。

虽然东印度公司的员工都获得了巨额财富，但其财务状况却并不好，管理也不善。1759年克莱武曾提议由英王接管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领地，却未引起时人的重视。1771年，公司债务已高达150万镑，只有通过借贷才能履行契约。1772年6月，伦敦发生信用危机，东印度公司也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它向英国政府求助。政府担心东印度公司破产会影响到孟加拉向英国的财富转移，便答应给东印度公司140万镑贷款，并授予它在北美殖民地倾销茶叶的垄断权。由此，由政府取代公司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议会下院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对东印度公司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评估，其中一个委员会审查了英国人在印度的不当行为，有人说：“东印度公司的恶行与邪恶的职员应该被了结……”由政府领导的秘密委员会编纂了九份关于东印度公司的报告，这些报告对调整英国与印度的关系起到了关键作用。诺斯首相试图干预公司在印度的统治，他建议新设立孟加拉高级法院，由英王任命法官，从而使英国政府对公司属地具有“完全与决定性的权力”。但议会中的“孟加拉派”反对该建议，诺斯于是变得更加激烈，他试图把东印度公司的管理权全部移交到政府手中，因为政府的管理会比较完善。

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诺斯提出的《调整法》（Regulating Act），该法案规定：公司董事会此后要向财政部提交与印度税收有关的一切信件，并向国务大臣提交有关民政或军政的一切信函。公司原有的三个管区，即孟加拉、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置于同一人管辖之下，由加尔各答省督任总督，总督由英国议会任命，其权限覆盖英国占领下的全部印度领土。总督之下设一个四人参事会，协助其统治。《调整法》还规定在孟加拉设立一个最高法院，由一名首席法官和三名法官组成，都由国王任命，负责审理东印度公司职员和英国臣民与印度有关的案件。

《调整法》是英国政府对待印度殖民地态度的一次重大转折，英国首次准备将东印度公司置于议会控制之下，印度事务也逐渐从公司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由议会任命的总督具有辖区内行政、宣战、媾和和批准条约的权力，最高法院法官也都由国王任命。但诺斯的设想并未全部实现，英国政府没有取得管理公司事务的权力，因此最终做到的是：英国政府实行监督而不是控制。《调整法》本身也有问题，比如总督与参事会的关系不明确，二者很容易发生冲突。按照法案规定，总督与参事会的分歧由投票决定，如果出现赞同票与反对票相当的情况，总督可以多投一票。然而按照多数票决定的原则，总督唯参事会马首是瞻。

法案通过后，沃伦·黑斯廷斯成为首任印度总督。到任后，他试图采取积极措施稳定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但其政策频频受到以菲利普·弗兰克为首的参事会多数票的反对，黑斯廷斯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与参事会进行斗争。东印度公司的腐败行为未能被消除，因此继续对东印度公司进行改革，仍然是英国政府的重要议题。

1783年，政府以公司借债为契机，通过两项新法案，一是“将东印度公司的事务控制在一个委员会手中”，二是“在印度占领区及其附属地区建立良善政府”。英国政府打算建立一个“七人委员会”，由它控制东印度公司的事务，甚至可以解散公司董事会，并任免在印度的官员。该方案由福克斯制定，因此被称为“福克斯法案”。法案试图完全取消东印度公司的特权，遭到反对派的激烈抵制。结果，“福克斯法案”虽然在下院获得通过，但被上院否决，福克斯-诺斯联合政府也因此倒台。

继任的小皮特是“福克斯法案”的支持者，他决定全力打击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重商主义政策。为了使法案能够顺利通过，他调整了原先的法案，但其核心内容仍旧保留。小皮特的法案最终被议会通过，史称《印度法》，又称“皮特法案”，主要内容包括：一、由国王任命一个监督局来监督、指导、控制所有涉及印度的民政与军政事务，监督局由财政大臣、一名国务大臣、四名由国王指定的枢密顾问组成。二、公司董事会下达的信件、指示、命令都必须首先向监督局报告，如果得不到监督局的同意，就不得下发。监督局接到文件后14天内必须将他们的意见反馈给公司董事会，监督局有权提出意见，要求董事会修改，也可以就宣战与媾和问题直接下达指令。三、惩处公司雇员在印度的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行为；英属印度总督、省督及各级参事会由议会任命，公司则保有任命其他官员的权利，但一切雇员都必须由董事会造册呈报，由下院批准。四、加强总督的权力，规定总督有权在涉及战争、军务、税务的问题上监督其他两个管区，而其他两个管区在外交、战争、赋税等方面都必须服从孟加拉政府。五、反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扩张，“从事征服和扩大统治权的计划是违反这个国家的意愿、名誉和政策的”。

与夭折的“福克斯法案”相比，“皮特法案”以“监督局”取代了早先的“七人委员会”，但监督局既非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也没有官职任命权，不能任命或解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职员，因此公司董事会和议会中的“孟加拉派”接受了这一法案。

《印度法》是继《调整法》之后，英国政府加强控制印度的又一个措施，它建立了英国在印度的双重权力中心——监督局制定政策方针，东印度公司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并任命官员。表面上看，统治印度的各种政策由东印度公司提出，但实际上有关军事、政治的最高决策权已转移到英国议会手中。在政府监督下，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行为受到遏制，对改善印度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运作中，国务大臣邓达斯很快排挤了监督局中的其他成员，完全控制了这一机构，成为事实上的印度事务大臣，印度事务至此就成为英国内阁的事。1786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一个《补充法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授予印度总督更大的权力，在紧急情况下，总督可以凌驾于参事会之上，可以出任军队总司令，这就避免出现当初黑斯廷斯与参事会之间权力不清的问题，英国政府对印度的统治一步一步牢固地确立起来。

《调整法》和《印度法》奠定了英国统治印度的新基础，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重商主义逐渐走向没落，为巩固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伯克提倡的“良善政府”主张开始登场。

在《第二帝国的形成》一书中，哈罗认为，第一帝国的基础是大西洋帝国，其特征是以《航海条例》为代表的重商主义政策；他认为从1763年左右开始，英国商人和政治家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导致其“利益与事业从西方世界向亚非的潜在地区调整”。如果说哈罗关于帝国东移的观点在学者中颇有共鸣，那么关于1763年这个时间点却存在很大争议。在经济层面上，亚洲在18世纪并没有取代美洲在英国商贸中的地位。数据显示，亚洲虽然是英国一个主要的进口来源地，但其份额甚至还不如西印度群岛，而作为出口地区，它又远落在北美之后，而且二者的距离到18世纪末还在拉大。

事实上，英帝国东移可能发生在18世纪末，尤其是美国独立以后。美国独立以后，重商主义的殖民帝国难以为继，亚当·斯密把握住时代的潮流，主张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重塑英帝国。工业革命需要工业原料和销售市场，在这两项要求下，大西洋帝国不再有太大的吸引力。如上文所言，加拿大虽然国土广阔，但人烟稀少，既没有英国所需要的原料，也不能为英国制造品提供广阔市场。同时，英国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也逐步走向没落，因为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完全建立在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基础上，随着废奴运动步步深入，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也难以维持。人口众多但贫穷的黑人奴隶对英国工业品没有多少购买力，因此，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新帝国不可能继续在大西洋地区繁荣昌盛。

这时，东方成为新帝国的重心。整个17世纪，荷兰人在亚太地区独居独占，英国被排斥在外，但英国人对中国财富的觊觎心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急迫。根据哈罗的看法，自18世纪后期开始，为获取新的市场和原料，英国的目光越来越转向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而最重要的是中国，与中国通商成为英国“国家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一点对英国来说非常重要。当时茶叶已经成为英国大众的消费品，可以与一度风行的食糖进行竞争。18世纪90年代，英国大约从中国进口了2000万磅茶叶，1800-1810年上升为2500万磅。茶叶贸易成了东印度公司最赚钱的行业，茶税大概占到印度殖民政府6%-7%的收入。但是，英国与中国的贸易现状却难以满足英国的欲望，因为英国人的贸易被限制在中国的广州港，英国商人的活动必须借助享有垄断地位的当地商业公会（行商）才能开展，且需受中国司法体系的管束。由于进口大量茶叶，英国必须以白银进行结算；为了方便在中国销售产品，英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由英国完全控制的港口。1792年，英国派马嘎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率使团出使中国，请求清政府给英国一个可以自己控制的港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次一级目标是改善广州的贸易情况。英国政府和民众对马嘎尔尼寄予厚望，但使团却失望而归。

在获取贸易港的同时，从1760年左右开始，英国人就尝试在印度与中国之间建立海路据点，而马六甲海峡就是其中的关键点。早在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之间的商路就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尽管当时这两大帝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贸易关系。1511年，葡萄牙攻占了马六甲海峡上的马六甲城，在此之后的一百年中，葡萄牙人凭借果阿、澳门、马六甲等商业据点，控制了东方贸易，特别是香料贸易。后来，荷兰人于1641年从葡萄牙手中夺取马六甲，取代了葡萄牙的地位，通过海峡的船舶都必须在马六甲停靠，荷兰借征税对其进行搜刮。英国人取得海洋霸权后，取代荷兰掌握通往中国的航路，就成为英国人的重要考虑。但荷兰是英国对抗拿破仑的盟友，而在欧洲，结盟的需要处于第一位。荷兰本土被法国侵占，成为英国夺取荷兰海外殖民地的绝佳机会。1795年，荷兰刚被法国人占领，英国就夺取了马六甲。虽然，基于结盟的需要，英国又把马六甲归还给荷兰，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想法太诱人了，英国人于是在1819年控制新加坡，并派驻341名军士及10门大炮。荷兰后来以英国承认自己在爪哇、苏门答腊、香料群岛的权利为代价，将马六甲割让给英国。至此，英国人控制了与中国通商的主要航道。

不过，哈罗好像忽视了印度，实际上，英国东方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印度，印度也成为第二英帝国的核心。虽然就商业而言，18世纪末的印度对英国的进出口并不占居首要地位，但随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建立商贸联系，印度的战略地位日见重要。自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向那里派出大量船舰和兵士，在外交方面也更加重视这一地区。东印度公司统治着大约4000万人口，其征收的赋税每年达1800万镑，它可以为6000多名英国人找到饭碗，对不少英国家庭来说，印度是英帝国之内收益最高的就业地点。初级产品、生丝和棉花、靛青、食糖取代棉布，成为印度向英国出口的主要产品，而印度也开始大量进口英国的制造品。印度对英国太重要了，因此对任何政治家或思想家而言，放弃印度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放弃这些地区，我们将会冒损害国家自由与独立的风险。一旦它们被其他欧洲列强攫取，将使反对我们的天平严重倾斜。”

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曾经说：“我们更喜欢贸易而不喜欢统治”，这句话很容易欺骗不了解情况的人。实际上，工业革命固然需要将贸易的触角伸向全世界，但这不影响英国夺取殖民地。谢尔本在1782年说的那句话，当时，工业革命还没有完全展开，工业资产者也没有多少理由反对重商主义，他们其实喜欢受保护的市场，因为殖民地提供原材料，给他们以扩大再生产的坚实保障，其他欧洲强国都将自己的殖民地封闭起来，英国的工业资产者无法插足。从17世纪开始，英国政府就一直将保护殖民地市场和原料供应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工业革命实际上把这一政策推到了高峰。例如，棉花是棉纺织业的瓶颈，从1780年代开始，英国就需要进口大量棉花。在殖民地行政当局的鼓励下，西印度群岛的棉花生产有很大发展，纺织染料也在帝国内部大量生产。由此可见，重商主义仍然是英国政府的主要政策。美国独立之前，西印度殖民地的食品主要通过美洲船只进口，而1783年以后，美国的船只就被排除出西印度群岛，《航海条例》的精神仍然在延续。1786年和1805年英国两次更新《航海条例》，比早先的条例规定更严格。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独立后的英国不仅喜欢贸易，也同样喜欢“统治”，二者新旧杂陈并肩而行。

因此，即使在英国政府取代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权之后，英国在印度的扩张活动也没有停止，实际上反而变本加厉。在七年战争中失败后，法国将本地治理等五个据点让给东印度公司，即便如此，英国的地位也并不稳固，它所控制的地区仍非常有限。在莫卧儿王朝崩溃的过程中，帝国领土上形成许多封建割据政权，这些拥兵自立、各自为政的封建主成为英国进一步征服印度的障碍，其中反对英国最为坚决的是印度西南部的迈索尔（Mysore）苏丹政权，而军事力量最强大、控制地域最广阔的则是印度中部的马拉塔（Maratha）联盟。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就有计划地发动征服印度各地封建政权的战争，其中，侵略迈索尔的战争共有四次，历时32年。1767-1769年英国发动第一次迈索尔战争，但以失败告终，双方缔结和约，结成防御同盟。但迈索尔苏丹海达尔·阿里（Hyder Ali）清楚英国的侵略野心，因此联络马拉塔联盟和海德拉巴的王公，结成反英同盟，并争取到法国和荷兰的援助。1779年，英国第二次进犯迈索尔，阿里再次打败英军，法国舰队也在印度洋上与英国舰队作战，并打败英国舰队，一度控制印度洋的制海权，并派出一支2000人的陆战队在本地治理登陆，支援阿里。阿里去世后，其子提普苏丹（Tipu Sultan）继续进行反英斗争。由于英法在美国独立后签订和约，法国退出印度洋。提普在1784年3月与英国马德拉斯殖民当局签订和约，双方互相退还被占领的领土。英国要求在迈索尔享有专属贸易权，为提普苏丹所拒绝。英国殖民当局遂拉拢马拉塔和海德拉巴王公建立三角同盟，然后发动第三次迈索尔战争。此时迈索尔四面受敌，最终失败，1792年2月被迫签订《锡林加帕塔姆条约》（Treaty of Seringapatam），同意割让一半领土，赔款300万英镑。1799年2月，英国发动第四次迈索尔战争，英方收买了迈索尔的帕什瓦（Peshwa，相当于首相）和轻骑兵司令，不久，英军进逼迈索尔首都锡林加帕塔姆，提普战死。通过四次战争，英国终于完全征服迈索尔，控制了印度南部。

还在迈索尔战争期间，英国已经把矛头对准了马拉塔联盟。1772年，英国政府支持帕什瓦（Peshwa）（马拉塔的世袭统治者）的竞争对手，由此引发战争。1779年，一支英国军队被打败，黑斯廷斯此前并没有批准孟买政府的冒险行动，但他听到战斗失利的消息时，为挽回英国人的面子，就派出一支6000人的军队向孟买进军，最终取得胜利。次年，一支小规模的英国军队也取得胜利。在第二次迈索尔战争中，为集中力量对付迈索尔，东印度公司与马拉塔人签订《萨尔拜条约》（Treaty of Salbai），孟买政府承诺不支持帕什瓦的觊觎者，马拉塔人则承认英国占有萨尔塞特岛（Salsette）。迈索尔战争结束后，英国把矛头再次对准马拉塔。1800年马拉塔内乱，帕什瓦逃到英国管辖区巴赛因，英国人就趁机迫使他签订《巴赛因条约》（Treaty of Bassein）。条约规定：帕什瓦要为六个营的英国军队提供给养，并让其驻扎在帕什瓦的领地内；帕什瓦驱逐任何敌视英国的欧洲人，取消他们在苏拉特的权益；英国人将管控帕什瓦同马拉塔联盟各邦及海德拉巴的关系。1803年，马拉塔各邦王公、瓜略尔（Gwalior）王公决定联合抗英，但在战斗打响时各邦之间仍互相猜忌，致使英国人获胜，并占领德里和阿格拉，莫卧儿皇帝成为英国人的傀儡。英国人还从那格浦尔（Nagpur）王公手中夺取奥里萨（Orissa），切断了马拉塔人与海洋之间的联系。瓜略尔王公和那格浦尔王公被迫与英国殖民当局签订“资助同盟”。1804年有其他印度王公继续对英作战，1805年也最终失败。1817年，英国殖民当局镇压了浦那的印度起义，吞并帕什瓦的领地，废除了象征马拉塔民族统一的帕什瓦，完成了对马拉塔的征服。

在使用战争手段侵占印度大片领土的同时，英国人还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与印度王公签订“资助条约”，将其领土置于间接统治下。1757年，东印度公司与孟加拉的纳瓦布签订的条约即是一种“资助条约”。1765年，印度北部的奥德（Oudh）王公与孟加拉结盟抗英失败，东印度公司没有将其纳入直接统治下，而是让奥德维持表面独立，变成公司的附属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征服迈索尔和马拉塔的过程中，更多土邦变成公司的附属国，这些土邦在名义上独立于东印度公司，但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它们都不是独立的政治体，按照尼赫鲁的说法：“当他们被扶植复位之后，‘这些王公’就变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比较任何政权都要来得完全无依无靠和被人遗弃的政权了。如果英国人不加以干涉的话，摆在这些拉其普特土邦面前的，除开灭亡以外没有别的道路，而摆在这些马拉塔人面前的就只有崩溃而已……”

在征服迈索尔和马拉塔人以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土地便连成一片，英国又通过间接统治控制了大量土邦，于是，在东自孟加拉，西到阿拉伯海、北起印度河和萨特累季河，南至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的整个印度次大陆，英国人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剩下还没有被征服的信德和旁遮普，也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荷兰和法国被驱逐出印度，在维也纳会议和《巴黎和约》中，它们承认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权。凭着它在拿破仑战争中完成的海上霸业，英国控制了印度洋的战略要冲，稳固地保证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由于伯克的贡献，印度帝国也找到了道德制高点，废奴运动的重要人物威尔伯福斯认为，领导印度殖民地进行改革的英国总督查尔斯·康沃利斯（1786-1793年任印度总督）已经让“英国的名字被印度人民爱戴与尊敬”，尽管这同一个康沃利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在约克镇向美洲大陆军投降。

印度的重要性已经确认了，保卫印度的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英国政府从两个方面完成这一任务：一是确保印度不受近邻的威胁，二是保证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海路畅通。为达成这两个目的，当某一地区被认定对保卫印度有重要意义时，英国人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征服。

印度的近邻缅甸是守护印度的前哨站，英国伺机向缅甸扩张。早在1627年，东印度公司已在缅甸设立分公司；其后又在沙廉设立商馆，与法国一起控制了缅甸的对外贸易。18世纪中叶英法在印度进行争夺时，也在缅甸展开了角逐。1740年缅甸孟族发动起义，法国人支持孟族，英国人则暗中向双方提供武器。1752年，缅族人雍籍牙建立贡榜王朝，东印度公司与雍籍牙签订条约，规定英国每年向缅甸提供火药和大炮，缅甸则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尼格莱斯岛和勃生租让给英国人。1795年以后，东印度公司两次派特使前往缅甸，试图诱使缅甸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没有成功。1824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缅战争，以后逐渐吞并了缅甸的南部领土。

锡兰是印度的另一个近邻，葡萄牙在地理大发现时占领，1658年落入荷兰手中。英国在确立印度洋的霸权地位后，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军基地，于是当法国在1795年占领荷兰本土后，英国就毫不犹豫地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锡兰。

法国在七年战争后失去大片殖民地，为了弥补损失，法国希望在南方找到新的殖民地，多次派考察队到太平洋地区活动。为保卫英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利益，英国也加紧了在南部地区的探险活动。1767年，英国海军部和皇家学会选定詹姆士·库克（James Cook）到南太平洋寻找新的陆地；1768年，库克带领由海军、水手和科学家组成的探险队从普利茅斯港出发，1770年到达澳大利亚的东南海岸。之后，库克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宣布英国占有从南纬38°到南纬10°之间的全部陆地，并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

但库克的发现没有引起英国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人愿意到澳大利亚殖民。可是后来英国人发现，澳大利亚似乎是放逐罪犯的天赐之地——在那个时候，随着英国工业革命逐渐深入，社会矛盾愈演愈烈，犯罪现象日益频发，而监狱牢房则人满为患。曾随库克航行的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79年向英国下院提议，将库克发现的植物湾辟为流放地，由于它距离欧洲非常遥远，“罪犯逃跑将十分困难”。1785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杨格（George Young）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在新南威尔士建立由效忠派和罪犯组成的移民殖民地的详细方案，英国政府遂决定在东澳大利亚建立流放地。1786年8月，英国国务大臣悉尼勋爵宣布把植物湾定为罪犯流放地，指示海军部把750名罪犯连同必需物品运往植物湾。1787年乔治三世颁布特许状，阿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被任命为新南威尔士第一任总督及该地的司令官，澳大利亚也就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作为总督，菲利普拥有很多权力，他既是军队首长，又是行政、立法、司法首脑，他不对居民负责，而是对英国政府负责。菲利普不信任罪犯，他主张自由拓殖者移民澳大利亚，参加到开发中来。为吸引移民，他给从母国到来的自由殖民者大量土地，并提供犯人作为劳动力。同时，殖民者也开始深入内陆进行探险，塔斯马尼亚和西澳大利亚也很快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对羊毛的需求急剧增加。1797年，曾任新南威尔士保安团上尉的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引进了西班牙种的美利奴羊，总督给他5000英亩土地作牧场，结果他的牧羊业发展得非常成功，在澳大利亚出现了许多牧羊公司和牧场，澳大利亚也开始大规模出口羊毛，被称为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此外，英国还在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岛、夏威夷、爪哇等太平洋诸岛开拓殖民地。

非洲的塞拉利昂殖民地的建立，既是新帝国思想的体现，也是确保海上通道畅通的结果。塞拉利昂位于尼日尔河上游，是奴隶贸易的重要据点。为打击奴隶贸易，英国的废奴主义者认为应鼓励当地人努力劳动，生产商品向欧洲销售，由此发家致富，这样就可以逐渐消除贩卖奴隶的现象。这些废奴主义者决定深入塞拉利昂的内陆地区，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这就为英国政府介入提供了契机。1787年，英国将340名黑人和一些白人工匠、牧师、官员送到塞拉利昂，以不到60镑的代价从当地酋长手里购得一块长9-10英里、宽20英里的土地，建立了格兰维尔镇（后改名弗里敦，Freetown）。1791年，政府批准成立塞拉利昂公司，负责对这一地区进行管理。由于英法冲突激化，英国政府决定接管这块殖民地，1808年把塞拉利昂改建为皇家殖民地，规定凡被英国海军捕获的贩奴船都将被带到弗里敦，船上黑奴成为“自由的”非洲人。

在拿破仑战争中，拿破仑对七年战争中法国战败、丢失殖民地一直耿耿于怀，他特别想收复印度。1798年拿破仑率远征军在埃及登陆，想在这里建立据点，从这里出发，实现对印度的包抄。与此同时，法国还向印度洋派出军舰，与印度一些土邦结成联盟，企图恢复法国在印度的统治。英国则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海上霸主地位，一旦发现某个地方对英国的海洋战略大有裨益，就寻找机会予以夺取，而法国占领荷兰、西班牙等国，就为英国提供了夺取战略要地的极好机会。1795年，英国夺取原属荷兰的开普殖民地，1796年夺取荷属几内亚和西属特立尼达。1802年，英国根据《亚眠条约》获得特立尼达、锡兰海岸；1810年又夺取法属毛里求斯岛。

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中，英国政府主要考虑如何维护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海路畅通，对那些在战争期间夺取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英国政府决定实行永久占领。这些殖民地主要包括非洲的开普敦，南美的埃塞奎博（Essequibo）、德梅拉拉（Demerara）、伯比斯（Berbice），西印度群岛中的特立尼达、多巴哥、圣卢西亚，北海的赫尔果兰岛，地中海的马耳他、爱奥尼亚群岛，印度洋的塞舌尔群岛、毛里求斯岛和锡兰殖民地。

到这个时候，一个以工业革命为依托，以印度为核心的日不落帝国开始出现了，这个帝国远远大于第一英帝国，它以一种新的思想为指导，追求工业产品在全世界的自由扩张，要把所有殖民地全都变成工业生产的附属品。到下个世纪，这个工业帝国就要向全世界伸出它的触角了。

第六篇　思想文化

第一章　文学

18世纪早期，英国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扩展到中等阶级与女性。如果说，16-17世纪英国文学建立在贵族庇护的基础上，现在则让位于出版商对文学的培育，这是现代文学的真正开始。通过图书贸易、期刊、沙龙、图书馆等手段，文学消费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虽然此时多数人尚不能阅读，但文学不再仅仅是教会、专家和乡绅的事。18世纪是新古典主义时期，这个世纪中期以后，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乔纳森·斯威夫特（Johnathan Swift）、塞缪尔·约翰逊等人作品中的“理智”主题，开始受到托马斯·格雷、约翰·沃尔波尔等人作品中“情感”因素的补充，浪漫主义因素开始出现。18世纪是小说兴起的世纪，从世纪中期开始，塞缪尔·理查逊、亨利·菲尔丁和劳伦斯·斯特恩带来了小说的繁荣。不过在这个世纪后期，英国文学中的非小说体裁仍旧繁荣，散文被塞缪尔·约翰逊、爱德华·吉本、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推向新的高度，戏剧在理查德·布林斯莱·谢立丹那里得到发展，诗歌的特点是回到个人生活。

与17世纪的冲突和动荡相比，18世纪的英国文学充满乐观，表现出相信进步和相信人的完善的特色，这与启蒙运动的总趋势相一致。许多人觉得他们生活在类似罗马帝国奥古斯都时期的黄金时代，因而在英国文学史上，18世纪前期又称奥古斯都文学时期，古希腊、罗马作品是文学家们模仿的榜样。这个时期也称为新古典主义时期，因为在欧洲大陆，温克尔曼等人的古典文化研究再次形成了热潮。

18世纪是一个阅读的世纪，至少从世纪中期起，各个阶层的读者和各种读物都很丰富。男人和女人，乡绅和商贾，专业人士和城市文员都在阅读各式读物。从科学论文、历史书籍到旅游指南，从笑话、戏剧、广告到小说和诗集，人们为知识、消遣、获利，同时也为道德的进步而阅读，阅读成为美德。“在18世纪，印刷商、出版商、书商、作家、读者和批评家们一道将文学从符合精英阶层和赋闲乡绅口味的享受，变成无所不在的消费产品。”在世纪之初，文学是一种风格与技巧，到了世纪之末，文学成为生产品，是文化人的活动或职业。在16-17世纪，艺术家是一群被庇护的人，除了创作属于通俗文学的戏剧，艺术家是为庇护者服务的。18世纪，文学家第一次成为靠“卖文”为生的人，笛福和蒲柏是两个例子。笛福一生写作560本书（其中260本是政论），为20多家杂志撰稿。蒲柏是《荷马史诗》的译者，30岁以后，他光凭两部诗的稿酬便可衣食无忧。

与宫廷文化的衰落同步而行的，是俱乐部、咖啡馆、尤其是报刊的兴起。商业社会的出现、书报审查的取消、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和出版业的繁荣都推动了报刊文学的发展。《旁观者》（The Spectator）每期有6万读者，文章许多出自虚构的作者“旁观者先生”，他的文章优雅而充满常识，对政治、道德、文化、礼仪、金融、国际事务等等都有涉及。这份报刊的宗旨是提升公众的文明程度，用创办人艾狄生的话来说，就是“要使教育有趣，消遣有用”，“用才智活跃道德，用道德陶冶才智”。其他主要的报刊，有1692年创办的《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伦敦杂志》（The London Magazine),1703年笛福创办的《评论》（Review),1710年斯威夫特创办的《考察者》（The Examiner),1739-1740年期间菲尔丁的《战士》（The Guard),1756-1763年斯摩莱特的《批评》（The Critical Review),1750-1752年约翰逊的《漫游者》（The Rambler）以及未名作者1658-1760年的《环球纪事》（The Universal Chronicle).18世纪的许多报刊深深卷入社会与文化辩论中，许多作家把杂志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报刊本身也带上强烈的党派特性，不少作家为此还官司缠身，如笛福在成为小说家之前做过几家杂志的编辑，不止一次因为诽谤罪入狱。

18世纪文学的关键词是启蒙、讽刺及新古典主义。从哲学倾向看，英国启蒙运动只属于怀疑论而非无神论，但以理性为指导改善人类的生活，这种理性仍旧存在于英国文化中。在18世纪的英国，“理智”作为理性的对等物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它包括实用理性、辨识好坏的能力与常识感。从托马斯·理德的《常识》，到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再到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等，对理性的赞颂贯穿于不同种类的作品中。

启蒙运动的工具是写作，散文是其核心的表现方式。马修·阿诺德称18世纪为“散文的时代”：“小说家比诗人的风头更盛，中世纪的作家里面没人能比理查逊和菲尔丁更受欢迎和爱戴。”笛福描绘了18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为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既务实又充满张力的散文语言。笛福之后，叙事散文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亨利·菲尔丁力求语言准确并加强对修辞的使用。到18世纪后半叶，散文体裁变得多种多样，除报刊文学之外，日常作品，像书信、日记或游记等，以亲切熟稔的口吻博得读者青睐。也有思想性极强的论文，涉及经济、政治和美学等领域，休谟和贝克莱是哲学类的代表，亚当·斯密则代表着政治经济学的成熟。其他的散文样式包括人物传记（包括自传）和历史著作，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都是代表性作品。约翰逊的《英国诗人传》以熟练运用对仗句和圆周句把英国散文推至一个新的高峰。虽然18世纪末期这种风格变得生硬、刻板、充满书卷气，但英国散文的发展趋势说明，“整个社会日渐文明化，……人们学会了坐下来讲道理，用理性的精神来对待不同的意见”。

讽刺文学兴盛，与启蒙运动的理想有关联，也与贺拉斯、尤文纳里斯等古罗马文学家的作品被广泛阅读有关。“新古典主义认为诗人是人类行为和整个世界各种代表性意象的制造者，而他制造生命意象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读者。为了有效地教育，他必须以他技艺所达的一切语言、韵律和修辞来修饰文章以飨读者。这个对诗人本质的认识决定了新古典主义的说教性、讽刺性、仿效性和有序性。"18世纪的主要作家都是讽刺大师，政治现实、日常生活和人类本性中的邪恶、愚蠢和弱点等等，都是讽刺的对象。在讽刺文学中，反语、挖苦是主要工具，夸张、取笑、对比、双关也是常用的工具。18世纪前半期又是新古典主义在欧洲兴盛的时期，它与托马斯·莫尔那一代的古典主义有区别。按照新古典主义，希腊和罗马的技巧与精神是文学的最高理想，荷马、维吉尔、奥维德和贺拉斯的作品因此重新流行，而同时期法国的经典作品也被认为是模仿的范本。艺术家崇尚秩序、理性、逻辑与精确，避免情绪；文学是提升人性、改善社会生活的工具。文学家为文学创作设立了规矩，比如散文要追求准确、直接、平实，诗歌要追求抑扬格五音步、押韵、史诗风格与教化，戏剧要遵守三一律，即时间、地点、行为，要符合英雄体，努力发展悦人耳目的表现形式，并借此教育和规范读者。

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主流是新古典主义，它是与蒲柏、斯威夫特、艾狄生、约翰逊联系在一起的，这四个人几乎跨越整个18世纪，是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文化领域影响很大，属于文坛领袖。

亚历山大·蒲柏是18世纪前期最知名的诗人，也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的天主教背景和身体残疾影响了他的学习机会，他便通过自学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学术成就。蒲柏与同时代作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不卷入政治派别，与辉格党和托利党作家都有联系。1714年他与朋友创立一个文学俱乐部，着力推广真诚灵活的文字风格。蒲柏的作品继承了古典传统，他早期受弥尔顿和德莱顿的影响，追求崇高的意境、诗的意象、语言的纯洁及词句优美。他凭借英雄双行体（heroic couplet）、荷马史诗翻译以及讽刺散文，成为18世纪前期最知名的英国作家。他通过自己的诗作和文学批评来建立英语的诗歌规范，提倡精确，强调格律。《温莎森林》（Windsor Forest,1713），将英国的过去与未来、风景与贸易写在诗歌中；长诗《论批评》（An Essay on Criticism,1711匿名发表）用英雄双行体写成，强调常识与文雅，是对那个时代关于诗歌的讨论的一个回应。在这部说教性质的诗作中，诗人概括了文学评论的完整历史，批评当时学界的文风，呼吁作家学习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以简朴的文字表达深刻的思想。艾狄生称这部作品“集合了关于文学和批评主题最深刻和最受肯定的观察”，“蒲柏在此诗中没有刻意求新，而只希望以最为读者喜闻乐见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达方式给现代诗人揭示被普遍认可的道理”。蒲柏的结论是：古典作家的诗歌规则是符合诗歌本性的，诗的规则和宗教道德规则一样，是自然规律的反映，他认为理想的批评家因其作品中的道德意味，而成为理想本身。在阐述作者道德理想的《论人》（An Essay on Man,1733-1734）中，他仍然用英雄双行体写作，其核心内容是18世纪的天意观念。蒲柏辩称：不管宇宙看起来多么不完善、不可预测，但它按照自然法起作用，因为有自然法存在，宇宙成为上帝的作品；自然中充满偶然因素，但它是被事先安排好的，上帝是这些安排的创造者；在自然中，人不可能是中心，上帝才是，人通过信仰体会宇宙秩序，也满足于这种秩序，这就是得救。

《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1712年初版）是采用英雄体写成的滑稽剧，蒲柏用史诗的笔法叙述两个家庭因为偷剪头发而展开大战，闺房、梳妆台、咖啡桌之间的战斗被写得像伊利亚特的战场。这部诗体现了诗人的讽刺技巧。他的后期作品《致奥古斯都》（To Augustus,1737）模仿贺拉斯的笔法，对乔叟以后直到他那个时代的英国诗人特别是当代文人逐一评点，再次表现了他的讽刺天赋。在《群愚史诗》中（The Dunciad,1728-1743），他对各种人物的讥讽、攻击发挥到淋漓尽致，他对世风，对压迫与自大，对市侩和自己的竞争对手，都极尽讽刺之能事。

在19世纪，蒲柏的作品受到了不少批评，有些评论家认为他是散文家而不是诗人，因为他的诗歌饱含智慧，结构规范，是一板一眼的散文体，唯独缺少想象力。布莱克用“典雅的形式主义”来概括他。不过蒲柏的文坛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在他笔下，英雄双行体被发挥到极致。到20世纪，由于反浪漫主义兴起，不少评论家把蒲柏誉为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家，18世纪初被称为“蒲柏时代”。

18世纪早期的第二位讽刺大师是斯威夫特。他出生于都柏林，父母是来自英格兰的移民，在爱尔兰接受教育。他对英国的统治不满，向往爱尔兰的独立。生活的坎坷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所处国家和社会洞察入微。他对个人与民族的挫折都很敏感，“他的著作具有模棱两可的特征，对于对抗怀有苦涩的喜爱，对不同观点、形象和前景给予调侃，而且紧扣着当时不列颠和爱尔兰极富争议的政治、宗教和民族问题”。观念的冲突在他身上反映强烈。这似乎是典型的现代问题——更多体现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没有答案的感受使他对所有的答案都持有距离且抱有适当的讽刺态度。例如，他既是“光荣革命”的自由原则的倡导者，又赞成国教会的至上地位；既受那个时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也对爱尔兰的独立持民族主义的立场。他对于人性的理解很透彻，承认人性中无可避免的瑕疵。由于与许多著名的政治家结交，斯威夫特批判政治界的阴谋、罪恶和腐败，而在爱尔兰的牧师工作又帮助他了解了学术界的腐败。他甚至号召爱尔兰人民抵制英国新币的发行，因为这一政策导致爱尔兰急剧的货币贬值。

斯威夫特的作品机智而幽默，滑稽是其主调。《书之战》（Battle of the Books,1704）全名是《关于上星期五发生在圣詹姆士图书馆中古代书与现代书之间战斗的真实记述》（A Full and True Account of the Battle Fought Last Friday,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Books in St James's Library），以嘲笑的口吻再现当时沙龙和学院派关于古典文学与本国文学的争论。各派混战产生了喜剧效果：亚里士多德瞄准培根，却射中了笛卡儿，这种带有荒诞特征的讽刺文学体现了拉伯雷的影响。《关于使爱尔兰的穷人孩子如何避免成为父母或国家的负担并使他们对公众有益的一个小小建议》（A Modest Proposal,1729）中，这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把爱尔兰孩子做成食品吃掉，而整个作品是对这个建议的类似于实验报告的论证，不时运用逻辑论证和数学公式。当时的爱尔兰已经成为英国的属国，政治上受控制，经济上受盘剥，在此背景下斯威夫特写出此文，表面上是冷静献策，还要引用科学分析和数字考证，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尖刻的讥讽，文中许多词句令人毛骨悚然，而语气却异常平静。比如他说：“一个孩子够做两个菜，用来招待朋友。当家人自己吃饭时，前腿或后臀就够吃一顿了。如果抹了点胡椒和盐，第四天煮了吃，是冬天的美味。”

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是《格利佛游记》（Guliver's Travels,1726），将讽刺与叙述结合在一起。主人公格利佛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做过医生和船长，他平庸但自我感觉良好。小说在形式上继承游历小说的特征，分四卷叙述主人公的所见所闻。通过小人国，他想体现“小人”们的卑微与欧洲人相似；在巨人国，他借国王之口抨击英国现状。在第三卷，格利佛目睹了斯特人的痛苦，随后便对永生失去了兴趣，这一卷叙述的是精神变态，正如前两卷叙述的是身体变态。第四卷讲述人形动物的贤马国，贤马人是有理性、有道德的生物，像18世纪的英国人那样文雅但没有激情；格利佛想做一个名誉贤马人，但没有成功，结果回到英格兰后就神经错乱了——他喜欢呆在马厩里，只觉得马能理解他。这部小说揭露了当时英国制度的种种弊端，是斯威夫特对英国政界腐败、学界虚无荒谬的控诉和攻击。作品更通过格列佛这个人物直接讽刺了人性本身，“这本书在18世纪初期的英国文坛上，上至学者下至学生，风靡一时。不夸张的说，一个人在接受教育时没有读过这本书，那将是一个重大的缺憾”。

斯威夫特是讽刺大师，但他的讽刺隐藏在平静严肃的面具下。18世纪是理性主义时代，蒲柏说“存在即合理”，但斯威夫特也看到不合理的存在，并对这种不合理深表愤慨。他的语言简练无华，没有复杂的句式，永远能用准确的字词来表达思想。他自己说：他能“在合适的地方用合适的词”，难得的是，他的散文“一方面谁也不能比他写得更文雅；另一方面，字里行间又有一份道德感……文雅是他同时的许多散文作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炽热的感情和奔放的想象力却是他独有的，正是这一点使他更加靠近我们后来人”。

艾狄生（Joseph Addison）是英国18世纪前期第三个重要作家，他是报刊小品文（periodical journalism）的写作大师。艾狄生的父亲是一位博学的牧师，他本人曾在著名的私立中学查特豪斯（Charterhouse School）就读，后进入牛津大学。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他游历欧洲，于1704年发表诗歌《阵营》（The Campaign），歌颂英国在布伦海姆的胜利。这首诗风靡全国，从那时开始艾狄生就在政界站稳了脚跟，一度担任国务大臣。艾狄生与斯威夫特、斯梯尔等作家都有交往，1709-1711年他主持发行《闲谈者》，1711-1712年他与斯梯尔合作出版了《旁观者》。

报刊文学始于英国内战前后，复辟时期一度因出版审查法而陷于停顿，1695年随出版审查制度被取消而再度复兴，并成为18世纪最重要的文体之一。蒲柏和斯威夫特都是上述两个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两份杂志都以揭露生活中的丑恶、虚伪为己任，提倡文雅、真诚与简洁的文风，主要作者是化名为“闲谈者”和“旁观者俱乐部”的人，内容是叙述见闻、评论时事。“旁观者俱乐部”包括假想中的商人、军人、市民、乡绅等等，其叙述和评论的事大多发生在想象中的咖啡馆。《旁观者》刊登的文章包括社论和作品评论，受到中等阶级的欢迎，它不仅在伦敦流行，名声甚至远播至苏格兰和美洲殖民地。艾狄生在《旁观者》第10期中写道：“据说是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堂带到人间；如果以后人们说是我把哲学从学院图书馆带到俱乐部和集会场，带到茶桌上和咖啡馆，我就满足了。”报刊文学作家用日常谈话的语气表达他们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将道理寓于日常评论中，对现代散文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自复辟以来，文字风格多为简朴凝练，艾狄生的散文也推动了这种风气的传播，他的《加图》（Cato,1713）是古典派悲剧作品，刻画加图的高贵品质和对共和原则的支持。作为艺术批评家，他发表于《旁观者》的18篇论《失乐园》的文章从人物、情节、风格、结构等多方面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分析。

如果说18世纪上半叶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蒲柏，那么下半叶最重要的人物则是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约翰逊生于里奇菲尔德一个书商之家，自幼身体多病，养成了敏感、忧郁的气质。1728年他进牛津大学学习，因家道中衰辍学，年轻时做过一些不成功的家教工作。1737年他到伦敦，在《绅士杂志》中找到一份工作，开始了以文为生的生活。怀才不遇与生活艰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形成了讽刺文风，英雄双行体诗《伦敦》（London:a Poem in Imitation of the Third Satire of Juvenal,1738）使他首次斩获文坛名声，诗中描写了伦敦的犯罪、腐败与贫困。《徒劳的愿望》（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1749）表达了他对人生、道德与宗教的看法，宣扬禁欲、忍耐、勇气与坚韧等道德品质。

18世纪50年代约翰逊开始撰写议会演说辞和辩论报道，闲暇时写作杂文、随笔和人物传记。1755年，两卷本的《英语辞典》（Dictionary）问世，为编写这部词典他花费了七年时间。辞典以规范语言、提升英语品味为己任，从名著中选出大量例句校订单词读音、细心撰写其释义。这是一项启蒙工作，使人联想起同时代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约翰逊为讽刺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而创作的散文《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Leterto Lord Chesterfield,1755）成为英文散文的经典，其中除了它的文学价值外，还映射出英国文化人反抗贵族的意图，这与上个世纪文人寻求贵族的庇护大不相同。1750-1752年约翰逊编辑《漫游者》（The Rambler），意在与《旁观者》抗衡，培养高品位的文学语言，探讨人生与社会。约翰逊坚持好作品须提倡美德，比如在《漫游者》第185期（1751年12月24日），约翰逊深思了“我们的救赎者这个话题，借此指出宽容是最大的美德”。1758-1760年间，他在《环球纪事》中开了一个名为《闲人》（The Idler）的专栏，主要是人物记述，也体现了约翰逊的励志目的。《闲人》的文章不作刻意加工，所以语言更为明白通畅。

1756年约翰逊开始编写《莎士比亚全集》，因为健康状况和其他事情牵扯，这部全集直到1765年才完工。他为该书撰写的前言“《莎士比亚剧集》序言”（The Preface to The Plays of Wiliam Shakespeare）是英国文学评论的经典之作，其中文情并茂地赞扬莎士比亚：“……突来的奇妙感会迅速消失，只有真理的稳固才能让思想满足。莎士比亚与别的作家相比，至少与现代作家相比是一个自然诗人，这个诗人为他的读者描写真实的生活。"779-1781年，约翰逊为英国诗人的一些选集所做的序言被整理出版，名为《英国最重要的诗人的传记和评论性序言》（Prefaces,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to the Most Eminent of the English Poets），后来简称《英国诗人评传》（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这是他的才华与文学理想的再度表达，也是英国文学史中的重要资料。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比前四位作家都年长，但不属于他们的圈子。他出生于伦敦的中等阶级之家，其父是屠户和蜡烛商人，属于长老派，反对国教。早年，笛福因宗教问题无法进大学，后来继承其父的政治与宗教见解，拥护威廉三世和玛丽女王，参加过威廉三世的军队并受到嘉奖。随后他经商，失败后就靠办杂志写文章谋生。作为18世纪的知识人而不是学者的典型，笛福自学成才，博览群书，游历过欧洲，而他观察的对象和写作的题材包括制造业、生活习惯、旅游、道德、宗教等等。从《贸易通史》、《商绅大全》和《英国商业方略》、《彼得大帝》、《环球游记》、《骑马走英伦》、《家庭指南》这些书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兴趣有多广泛。

1704年起笛福创办《评论》，历时十年。从政治上看该杂志属于温和派，把传播知识与生活文明作为宗旨。但笛福的政治见解颇为奇特，他既为托利党辩护，也为辉格党辩护。笛福未像艾狄生、斯梯尔那样自觉地促进英国散文和培养时代趣味，但通过大量平实、朴素的写作在形成英国散文风格方面还是起到了作用。他的作品表达普通中等阶级的心愿，阐述他们的伦理观念，也代表他们的思想。他的作品表明小商贩也可以营造体面生活，他对日常琐事的描写，使文学的贵族气少了许多。笛福是商业时代畅销书作家的先驱，蒲柏、约翰逊的古典理想在他的身上显现无几，但他的作品却开风气之先，这就是小说的诞生。

《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1719）是笛福的第一部小说，加上同年和次年发表的《续集》（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和《鲁滨逊深思集》（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一共三部。小说描述漂流到荒岛上的鲁滨逊·克洛索的经历，重在显示商人的道德情感。克洛索出身良家，受过良好教育，但未得一技之长，他于是去当海员。他的航海生活是探险，也是赎罪，他在荒岛上开发土地、建造房屋以及改造星期五，对荒岛实行“绝对统治”，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再现了欧洲殖民占领的历程。《摩尔·弗兰德斯》（Mol Fl anders,1722）和《罗克萨娜》[The Fortunate Mistress(Roxana),1724]都以女性为主人公，前者叙述摩尔从堕落、盗窃、入狱、流放到灵魂净化的过程，虽然作者声称写作是为道德教化服务的，但书中充斥着诸如私通、引诱等不道德细节的描写；后者以回忆录的形式探索对自我的刻画。

《瘟疫年纪事》（The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1722）以第一人称描述1655年（那年笛福5岁）伦敦瘟疫发生时的惨状，逼真地描绘了鼠疫横行的情况和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众生百态，其中将恐怖场面描写得绘声绘色。这部小说的细节多数采自别人的口述或记载，瘟疫期间主人公没有逃离伦敦，而是几次穿行于伦敦街头，成为劫难的见证人。小说中的“我”富有同情心，见到来自己商铺偷东西的人没有多加责骂，见到不幸者也多施以援手。《骑马走英伦》（A tour thro'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1724-1726）是游记，书中介绍了英格兰各地的名胜古迹、实业物产、风土人情，是那个时代英国社会的百科全书，颇具史料价值，其中对商业繁荣作了直观的描述：剑桥郡商号繁忙，汉普敦森林毁坏，伦敦大都会兴起，富人们的豪华宅第相继落成。笛福没有说过自己描写的内容都准确无误，但这本书对了解伊丽莎白时期至工业革命开始这段时间的英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小说是笛福的主要成就，他试图通过小说和其他作品表达人性本善，但会受到社会的影响，社会是罪恶之源。笛福把虚构作为艺术理想，认为虚构更能反映社会真实，他希望读者把小说看成真实的故事。他使用第一人称、撰写回忆录、描写历史，这些都使人产生真实感。

从18世纪40年代起，小说突破了笛福式的自传形式，向新型散文虚构体转变，这种新小说“用简单的方法表现自然事件，引人入胜却不依赖奇迹”。在这个方面，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和亨利·菲尔丁进行了很好的尝试，他们在私人关系和艺术理想上恰好对立，但在创作方法上又相互补充。

理查逊是书信体小说的巨匠，他生活在宗教热情比较平静的世纪，但清教道德观对他仍有很大影响，在这一点上他与斯威夫特和笛福很不同。理查逊是典型的清教徒，生活刻苦，工作勤奋，闲暇时尝试写作，而书信体小说在18世纪中叶兴起，就与他有关。这种小说直接剖白人物的内心世界，是浪漫主义作家常用的方法。它将一封封书信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叙述，各封信件彼此补充情节，共同表达感情，这种叙述方式没有第三人称在场，可以满足读者的猎奇和窥视心理。

1740年理查逊出版第一部小说《帕美勒，又名美德有报》（Pamela,or Virtue Rewarded）。这部小说讲述品行端庄的姑娘帕美勒的故事，用她给父母写信、写日记的形式讨论日常生活与婚姻道德。作者称他的目的是教育年轻人，告诫他们要远离当时的流行小说，不受小说中的不良影响。理查逊运用独特的“写至现时”（write to the moment）的方法，用书信在某个时间点上中断的特点制造悬念，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理查逊的第二部小说《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小姐的历史》（Clariss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分八卷，包括537封信，但结构整齐精致。四位主要写信者（克拉丽莎、安娜·豪、洛夫莱斯和贝尔福德）分别对事件进行叙述与评价，但整体情节的发展和紧凑性却不受影响。克拉丽莎出生在乡村贵族哈洛家族，为了与伦敦上层建立联系，她被嫁给了暴发户索姆斯。她自己反抗这桩婚事，但受到家庭的排挤和迫害，她耐心忍受这种状况。不料她自己所心仪的洛夫莱斯却是个花花公子，他用各种手段折磨克拉丽莎，而他的强暴又对她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克拉丽莎自杀。小说是一种道德劝诫，告诫家长不要在子女的婚姻方面滥用权力。克拉丽莎被强暴后写的书信语无伦次，使用了大量的破折号、星号等等，体现出作者在情感描写方面所做的重要探索。通过对主人公死亡过程的描述，其中夹带许多不连贯和空白段落，小说烘托了紧张与焦虑的情绪。

理查逊将书信体小说推向鼎盛，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和丰富的内涵，他通过多元叙述和细致勾勒成功塑造了令人难忘的文学形象。他的书信体小说影响了一批欧洲作家，“狄德罗竟把理查逊比作荷马；卢梭（Rousseau）和歌德等欧洲文豪对《克拉丽莎》也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们接过了理查逊的伤感情调，并模仿他的书信体裁，创作了各自的不朽之作：卢梭于1761年发表《朱丽，又名新爱洛绮丝》，歌德则在1774年创作了《少年维特之烦恼》”。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是喜剧作家，他继承了斯威夫特讽刺文学的传统。菲尔丁出生于一个旧贵族家庭，在著名的伊顿公学接受过教育。1737年以前他编导过多部喜剧，还改编过莫里哀的《吝啬鬼》。他的《1736年历史纪事》（The Historical Register for1736）因尖锐的政治批评而导致戏剧审查制度恢复。菲尔丁被迫离职，但没有放弃写作，而且冷嘲热讽的风格也保存下来。1741年他发表《莎美勒·安德鲁斯生平的辩护》（An Apology for the Life of Mrs.Shamela Andrews），声明是用讽刺手段颠覆理查逊的《帕美勒》，通过假正经的女人莎美勒，取笑理查逊的道德说教。除了本职做律师之外，菲尔丁还创办过《真爱国者》杂志（The Ture Patriot）和《花园杂志》（The Covent-Garden Journal），通过杂志发表政论。菲尔丁是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把史诗与喜剧结合在一起，主张继承史诗中的人物、事件、语言和典故，用以表现世界以及作者本人的看法；但他同时又主张用喜剧调侃的原则来改造这些材料，这不免会造成对古典主义和史诗的偏离。

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与亚拉伯罕·亚当斯历险记》（The History of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and of His Friend Mr.Abraham Adams）又一次嘲讽《帕美勒》的道德感伤色彩。这部小说有两个主要人物——天真纯朴的约瑟夫和他的保护人——也同样天真的亚当斯。亚当斯知识渊博，但像婴儿那样不谙世事。他们俩沦落为流浪汉，开始旅行世界，结果到处遇到自私、邪恶和腐败，反而是下层人表现出的纯朴善良，是他们旅途中的光明面。伟大和善良不是一回事，伟人可能是坏人，自己偷、又能抓住别人偷。菲尔丁在这部小说中创造了新的文体，称为“喜剧散文叙事诗”（Comic Epicin Prose），他自己为它下了定义：“一部滑稽传奇如今就是一部散文体的滑稽叙事诗，它和喜剧的差别就像是严肃史诗和悲剧的区别，它在情节上更广泛更复杂，也包括了更大范围的事件，牵涉进了更多不同的角色。它在情节和行动上……时而严肃庄重，时而轻松幽默；在角色的区别上，是通过描写社会下层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实现的。”这种新的小说体裁用嘲讽甚至荒诞的手法来处理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菲尔丁强调，他的小说‘不写人，而写言行举止；不写个人，而写群类’”。

菲尔丁最重要的作品是《汤姆·琼斯》（The History of Tom Jones,a Foundling），这部作品是典型的喜剧散文叙事诗。小说共18卷，每一卷第一章都是文论，交代作者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看法。前六卷叙述汤姆出生、受教育、被逐出家门的原因；中间六卷叙述汤姆发现心上人索菲出逃，便追随她去了伦敦；最后六卷写伦敦万象，汤姆在城市里接受了道德的考验，不仅要克服生活困窘，更要提防外界的诱惑和自身的冲动。汤姆出生乡绅家庭，本性善良，但要获取幸福，还得学会谨慎和虔诚，让善良的本性在现实中磨炼——这就是小说的主题。只要本性善良，哪怕遭受不幸，美德仍将获胜，所谓善有善报。小说中，随着主人公的旅程，巨大的社会生活场景展开在读者眼前，而作者又随时穿插各种评论。从创作方式上看，它是对种种文学形式的滑稽模仿，也是对文学与哲学的刻意评论。这部小说为菲尔丁赢得了“散文荷马”的称号，但喜剧散文叙事诗“决不是菲尔丁为哗众取宠才提出的重要主张，它的主要作用是表明一种文学成就的高级标准”。

菲尔丁还创作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The Life and Death of Jonathan Wild the Great），这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影射英国两党斗争和议会政治。他还有一部《阿米丽亚》（Amelia），是菲尔丁尝试以女主角为中心写作的小说。按照一位中国学者的说法：“菲尔丁的小说……开创了全景小说（panoramic novel）传统，……菲尔丁和理查逊的碰撞和结合奠定了英国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西方的现代小说的基础。”

托拜厄斯·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和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是18世纪50-70年代的小说家。斯摩莱特出生于苏格兰，后来进入海军行医，随军出海见识了不少外国的风土人情。1748-1752年间他创作了三部重要小说：《罗德里克·兰登传》（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佩瑞格林·皮克尔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Peregrine Pickle）和《法索姆伯爵费迪南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Ferdin and Count of Fathom）。此外他还进行过很多方面的写作，比如编写和校阅四卷本《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和《世界各国现状》（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Nations）等。斯摩莱特也是一位重要的小说理论家，他认为小说是现实的大图景，所有事件和人物都围绕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展开，显示现代人所说的人物、情节与结构的统一。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新小说与以往源于“无知、自负与迷信”的传奇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从《兰登传》可以看出这种区别：主人公兰登出生在苏格兰，从小受过良好教育，但因好斗和贪色被剥夺继承权，走上了流浪的道路，在经受了人间的自私、嫉妒、恶意和冷漠后，他靠个人奋斗重新获得地位与财富。从表面上看，这部小说只是传奇的继续，但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场景完全被放在当代生活、甚至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之中，而人物则具有道德的复杂性。

《皮克尔历险记》的主人公同样鲁莽好斗、戏弄女人、冷酷傲慢，先后被囚禁于巴黎和伦敦的监狱。和兰登一样，他最后自我悔改，归隐乡村，过着远离都市喧嚣和诱惑的生活。斯摩莱特的小说多为写实，但是讽刺尖刻，言辞激烈，作者通过对暴力和丑恶现象的描写宣泄自己的感情，遭到评论家们的冷遇。斯摩莱特的作品长期被压制，导致他后来心绪恶劣，更直白地揭露社会的虚伪，虽然勇气可嘉，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小说在深度和艺术手法上的发展。真正把斯摩莱特推向写作高峰的是书信体小说《汉弗莱·克林克》（The Expedition of Humphry Clinker），其中用82封书信描写布兰勃尔一家从威尔士经英格兰最终到达苏格兰的经历。克林克是他们在旅行中收留的一位男仆，后来却发现他是布兰勃尔的私生子。创作这部小说时，作者的心绪平定，逐渐与世无争，所以在喜剧里融入了更多的人情味，幽默色彩加重。他有意识地学习菲尔丁在组织情节和人物方面的优点，采用理查逊的书信体，多角度、多风格地叙述故事。

詹姆士·汤姆逊（James Thomson）是18世纪最受欢迎的自然诗人。汤姆逊在苏格兰乡间长大，在爱丁堡研习神学，1725年来到伦敦，写出了他最早的无韵诗《冬》（Winter）。这首诗于次年出版，广受好评。1727年他发表《夏》（Summer），1728年发表《春》（Spring）、《秋》（Autumn),1730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四季》（Seasons），在结尾加上了“四季颂”（Hymn to the Seasons）。之后的16年里，由于不断的修改和添加，“四季颂”变成了一首5541行的长诗。这首诗不仅表现季节变化，也表现包罗万象的自然秩序，显示诗人对不同传统与理想的继承。诗人将风光与教化结合在一起，也有对光学、地理和气候的观察：“物质优雅丰富，心情舒畅怡然/归隐安谧乡间，友情图书为伴/休闲劳动兼顾，生活有益人间/还有文明美德，再加上苍护佑。”四季之中，《夏》的篇幅最长，其中描写了亚洲和俄国的恶劣环境，暗示上帝对西方的眷顾。“《四季》让描写自然的诗歌成为潮流。”汤姆逊对自然的观察细致入微，“将各种细节组成大块缤纷的色彩，光和暗对比鲜明”。汤姆逊另一首重要诗歌是《懒散城堡》（The Castle of Indolence），其中分两个诗章，以寓言手法描写骑士“艺术和勤奋”如何打败恶魔“懒散”并攻下其城堡的故事，诗中的浪漫情调付诸笔端。

爱德华·扬（Edward Young）和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受宗教观念影响，注重生活的另一面，他们是18世纪中期“墓园诗”的代表人物。扬的《夜思》（The Complaint,or Night Thoughts on Life,Death and Immortality）是一首万行无韵诗，从标题就可以把握它的主题。“夜思”意在突出只有在黑暗中才显现出来的信仰启示之光，以区别启蒙主义的理性“日光”。“当时的诗人们对新古典主义的造作和对思想的禁锢感到疲惫，他们力求思想和语言上的自然流露。在诗里，一直被压抑的情绪和感伤成为主题。……对自然的兴趣，对自然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兴趣再次被唤醒。”

格雷生于伦敦一个股票商家庭，在伊顿公学读书，结识了后来的哥特式小说家荷莱斯·沃尔波。1734年格雷进入剑桥大学，肄业后与沃尔波周游欧洲，1768年被聘为剑桥大学历史学及现代英语教授。格雷精通古希腊的文学作品和哲学理论，擅长诗歌创作，闻名欧洲。1757年格雷婉拒了授予他的桂冠诗人荣誉，终身淡泊宁静。格雷生性内向，伤感忧郁，但诗歌无论在体裁还是在风格上都很多样化，显示出对历史与传统的关注。《伊顿远眺》（Ode on a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ege）是优秀抒情诗，为失去的童心而惋惜，显示情感的真挚。《诗歌的进程》（The Progress of Poesy）带有叙事性质，追溯古希腊至他那个时代的英语诗歌。

他最著名的诗歌是《墓园哀歌》（Elegy Wri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这首诗奠定了他作为感伤主义诗歌创始人的地位，他也成为“墓园派诗歌”的代表。诗歌分为32节，每一节由四行五步抑扬格构成，以abab为韵律。作品叙述一个孤独的诗人在教堂面对无名者墓园时的感想：这些人并不乏汉普顿、克伦威尔式的才华，他们虽然没有成功的机会，但远离尘嚣中不光彩的争斗，享受泥土下的宁静与平安，因此与大人物一样值得尊敬。格雷的作品量少但力求精美，他长于用典，风格细腻，被看作是英国诗坛上在蒲柏与华兹华斯之间承上启下的人。

18世纪也产生了许多剧作家。18世纪上半叶的戏剧反映那个时代中等阶级的价值观，呼吁艺术在改良社会风气方面发挥作用。与文学其他门类一样，戏剧发展有两个倾向：第一个倾向是17世纪弥尔顿理想的继续，作家借用历史事件、英雄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第二个倾向是沉溺于日常生活，发现它的虚伪之处，用喜剧的手法对它进行嘲弄。两种倾向形成两个传统：悲剧传统与喜剧传统，也可称为弥尔顿传统与斯威夫特传统。约翰·盖伊（John Gay）是18世纪上半叶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他的滑稽剧受斯威夫特影响，体现对社会风气、传统艺术形式和古典规则的讽刺态度。《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借用大量民歌曲调，在“监狱的田园诗”中把上流社会与下层人民的生活表现出来，审察它们的相似之处。

这一时期其他重要的剧作家有：考利西伯（Colley Cibber），他认为戏剧可以推动道德的改善，而放荡的戏剧会腐蚀民族的心灵。他发表了《爱情的最后一次转移》（Love's Last Shift）、《她愿意和不愿意》（She Wou'd and She Wou'd Not）、《双面豪侠》（The Double Gallant）、《拒绝》（The Refusal）等剧作。约瑟夫·艾狄生的伪古典主义剧作《加图》描写主人公加图宁愿冒险刺杀凯撒也不屈从于独裁统治、为共和事业献身的故事，这是18世纪社会教化旨趣的一个部分。理查德·斯梯尔（Sir Richard Steel）将伤感喜剧发展为成熟剧种，他的四部喜剧分别为：《葬礼》（The Funeral）、《撒谎的情人》（The Lying Lover）、《温柔的丈夫》（The Tender Husband）和《有良心的恋人》（The Conscious Lovers）。理查德·坎伯兰（Richard Cumberland）的《兄弟》（The Bro ther）和《犹太人》（The Jew）则是伤感喜剧发展的顶峰。

英国18世纪中后期重要的剧作家是理查德·谢里登（Richard Sheridan），他出生于爱尔兰，童年时离开家乡，以后一直没有回去过。谢里登的祖父与斯威夫特相交甚密，其父是演员。11岁时谢里登进入哈罗公学，但毕业后就没有再升学，而是随父亲到社会上发展，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讽刺性散文。1776年他成为特鲁里街剧院股东和经理，其后的五年时间是他戏剧创作的顶峰。他的作品主要有1775年的《情敌》（The Rivals）和《少女监护人》（The Duenna），1777年的《造谣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1779年的《批评家》（The Critic).《情敌》是喜剧，讲述两对恋人的故事。第一对恋人的女主角莉迪娅沉迷于当时的浪漫小说和伤感故事，宁愿嫁给掌旗官也不嫁给贵族，甚至认为只有私奔才算浪漫。可是，如果私奔，她就要失去三分之二的财产；几经周折，她才与爱他的杰克成婚。第二对恋人的男主角因猜忌自己的女友而不停对她进行考验，表现得非常愚蠢，可是两人最后还是成了眷属。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新奇，它至多表现了作者对伤感文学的反感；其成就在于谢里登善于让不同阶层的人说不同风格的语言，其间大量的风趣对话反映着日常生活，对人物性格有很强的塑造力。

三幕轻喜剧《少女监护人》讲了三对恋人的故事，情节本身不复杂，主题也没有什么深度，它只是一种大众时代的文化消费品，但它细致的人物刻画和音乐创作是它的成功之处；而《造谣学校》则表现了作者的讽刺才能。剧情也是从爱情开始的：斯尼威尔夫人爱上了查尔斯·塞菲斯，而查尔斯则爱上了玛丽亚，玛丽亚的监护人是彼得。查尔斯的哥哥约瑟夫因看上玛丽亚的财产也想得到她，斯尼威尔夫人于是一方面促成约瑟夫与玛丽亚的婚姻，一方面又阻止查尔斯与玛丽亚发展关系。她用造谣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模仿笔迹等方式，散播查尔斯与彼得太太有暧昧关系。通过彼得太太之嘴，戏剧讽刺了上流社会的恶习：他们无所事事、无事生非、赶时髦、高消费；又通过伪君子约瑟夫的形象，讽刺了上流社会的虚伪、贪婪与吝啬。作为喜剧，故事当然以造谣生事者的名声扫地收场，但谢里登对约瑟夫和斯尼威尔夫人的刻画，却使他们在受人憎恨之余也得到些许同情。桑德斯说，剧本“表现了他对复杂情节的把握，这是他语言最隽永、结构最严谨的剧作，剧情自然发展，全无雕琢痕迹”。

18世纪后期伤感小说和哥特式小说流行，表现在注重秩序和理性的新古典主义向强调情感和想象的方向转变。伤感（sentimental）是18世纪的一个流行词，自18世纪70年代以后，浪漫主义就是18世纪文学的一道潜流。18世纪的伦理学是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的，在那个时代，亚当·斯密作为道德学家，比他作为经济学家更有名，因为他曾写过《道德情操论》（Moral Sentiment）。伤感主义与浪漫主义有相同的起源，在宗教领域，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求助于信徒的情感喷发，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伤感小说的第一位重要作者是劳伦斯·斯特恩，他出生在军人家庭，自小随军迁移，生活很不安定。1759年他出版《商第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Gentlman）前两卷，获得好评。斯特恩的这部作品没有英国18世纪前期文学作品中通常那种生硬的说教色彩，而表现出感染人的特征。他的幽默和讽刺也不同于斯摩莱特的那种尖刻，而是带有伤感情调。他对小说中的各种人物都抱有宽容怜悯的态度，“在斯特恩笔下感伤小说发展成熟并推向欧洲，形成了欧洲的感伤主义文学潮流”。《商第传》分九卷，它“远离线性叙述原则”，彻底摆脱了“史诗和史书建立的叙述模式”。商第的世界既不遵守传统，也不是牛顿那种有规则的世界，它由一系列滑稽、偶然、出人意料的事件组成，小说中充满离题话语、漏字、空白、破折号、星号、大理石花纹页等等，突显世界“文雅、荒谬和幽默”的特征。他试图体现斯多噶派格言：不是事情而是关于事情的看法折磨着人们。亨利·麦肯济（Henry Mackzie）的《有情人》也是伤感小说的重要作品。主人公哈雷多愁善感，见到不幸事件，总要伤心落泪。伤感主义并不想与理性主义相对抗，它只是反对哲学理论中的功利成分，对人性中的善抱有希望。

英国18世纪女性小说家中的重要人物有萨拉·菲尔丁（Sarah Fielding）和弗朗西丝·伯尼（Frances Burney）。萨拉·菲尔丁是亨利·菲尔丁的妹妹，被时人视为才女，她写过文学评论，在她哥哥主办的《花园杂志》（The Covent-Garden Journal）上发表过文章。她精通希腊语，曾翻译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除了创作八部小说外，她还是多家杂志评论栏的作者。萨拉一生艰辛，她的小说《大卫辛普尔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David Simple）带有自传色彩，寄托着作者的道德理想，是流行的劝喻小说之一。主人公大卫心地善良，却总是处于坏人的包围之中，第一个坏人就是自己的弟弟丹尼尔，他伪造遗嘱，将大卫应得的遗产占为己有；大卫爱上珠宝商的女儿南妮，后者对他施展娇媚，想的却是他的钱，当一个有钱人出现的时候，尽管那个人又老又丑，她就离他而去了。以后，这位天性率真的年轻人不断遇到坏人，但大卫本性不改，一直寻找着自己的理想。小说女主角辛西娅同样过着无依无靠的悲惨生活，她从小爱读书，但父母不赞同，“因为读书不能帮助她找到丈夫”，而她的婚事只是父亲和一位老年绅士“谈好的生意”。不肯就范的辛西娅被剥夺财产继承权，无家可归，有一位贵夫人收留了她，可是收留的理由不是同情，而是找一个人可以折磨。与大卫、辛西娅相同命运的还有卡米拉和瓦伦丁兄妹。最后大卫和辛西娅在卡米拉和瓦伦丁那里既找到了爱情，又找到了善良。小说旨在表达这样一个主题：在不幸的人和下层百姓中间可以找到美德，而在上等人和文人那里只能见到虚伪——这在当时的浪漫主义思想中，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萨拉·菲尔丁后来又出版《大卫辛普尔历险记》续集，继续表达原有的主题，不过其基调更加暗淡。比起原作，续集的结构更为紧凑，人物形象也更为鲜明。

弗朗西丝·伯尼出生在中等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音乐家和音乐史专家，曾编著《音乐史》（The History of Music），与当时的文化名流有许多往来。得益于这样的环境，伯尼很早就对写作产生兴趣，她出版过四部小说：《伊芙莱娜：少女涉世录》（Evelina,or,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s Entranceinto the World),《塞西莉娅：女继承人的回忆录》（Cecilia,or,Memoirs of an Heiress),《卡米拉：青春画像》（Camila,or,a Picture of Youth),《流浪者：女人的苦难》（The Wanderer,or,Female Dificulties），此外伯尼还创作过四部喜剧和四部素体诗悲剧。伯尼的小说都与少女进入社交界有关。以伊芙莱娜为例，她进入社交界后碰到种种困难，不仅缘于她涉世不深，没有社交经验，更因为在一个讲究家世和出身的圈子里，一个身份不被亲生父亲所承认的女孩是不会被人关注的。伊芙莱娜最终以她的高尚品格和智慧为自己赢得了美好婚姻。伊芙莱娜与那些被动的女人不同，她有独立见解，代表着中等阶级的道德标准。伯尼在这部小说中明确指出女性在父权社会里身处边缘位置，没有独立自由；她试图探索女性如何寻找自己的出路。

哥特式小说表达一种“令人快乐的惊恐”，它在18世纪中后期出现，以贺拉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的《奥特朗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克拉拉·里夫（Clara Reeve）的《英格兰老男爵》（The Old English Baron）、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的《瓦特克》（Va thek）为代表。“哥特式”本意指中世纪的一种建筑风格，其特征是高耸的尖顶、狭窄的彩色窗户、阴森神秘的内部设计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曾斥之为野蛮和落后。哥特式小说作为新的小说体裁，通常以黑暗的古堡或荒野为背景，讲述中世纪的神秘故事，情节恐怖刺激，充满了暴力、凶杀和复仇，以及强奸和乱伦等犯罪行为。这种小说气氛阴森，悬念迭起，很有现代恐怖文学的特点。哥特式小说在18世纪出现有着种种原因：人们对中世纪的黑暗充满好奇，对东方文化开始着迷，墓园派诗歌引起了对死亡和恐怖的想象，而伤感主义又推动作家去细心探讨人的内心世界。它那种耸人听闻的写作方法和对恐怖氛围的精心营造，一直到19世纪都在狄更斯、勃朗特这一类作家中得到回响。

这就是18世纪的英国文学：在大众阅读的社会里，文学成为消费品；在启蒙的时代里，文学承载着劝谕的功能。通过形象的塑造和对广义的社会或人类现象的评论，作品表达着作者的道德关怀。因此小说和散文代替诗和戏剧，在18世纪最为兴盛。总体而言，18世纪是一个文学体现“理智”的时代，与哲学对“理性”的追求相一致。但是在18世纪中期以后，被理智压制的“情感”开始反叛，表达被压抑的伤感与恐惧，并将文学乃至社会的整体思潮带到现代世界的第二个时代即浪漫主义时代。

第二章　思想与学术

18世纪的英国思想受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影响，政治革命包括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大体说来，从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人们热衷于讨论英国革命与英国传统、宗教信仰与宗教宽容的问题。此后半个世纪思想界相对平静，但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那些经典著作正处于写作或酝酿之中，苏格兰启蒙运动逐渐步入高潮。18世纪70年代以后受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刺激，世俗与宗教的激进主义波涛汹涌，思想争论也变得激烈起来。

18世纪思想界的中心起初在伦敦，这与“光荣革命”有关，也与洛克那一代人回到英国有关。中期重心转移到格拉斯哥和爱丁堡，那里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在18世纪一直处于思想前沿，其力量和范围堪与巴黎相比。1770年以后伦敦再次成为英国思想界中心，激进主义、功利主义与保守主义在伦敦的报纸、咖啡馆和议会相互论战。激进主义的理论和运动也与伦敦相关联。以上这些简单的勾勒并不是十分精确的，比如说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就不是在18世纪末结束的。此外，在讨论18世纪思想时，还应该注意爱尔兰的一个伟大人物——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他的哲学在一段时间内被人们认为荒谬不堪，甚至近乎愚蠢，但这位主教对他的哲学与对他的传道事业一样执着，作为爱尔兰人，他对英国思想的贡献，也许可以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萧伯纳、乔伊斯等人相比拟。

18世纪，宗教仍然是思维的框架，但那是一个自然神论的世纪。自然神论相信上帝的意图贯穿于自然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相信人通过观察与体验可以把握到永恒的神意。在自然神论看来，基督教不是神秘宗教，通过科学可以发现自然中存在的神的秩序；耶稣的教诲是有效的，可以被还原为道德真理，道德真理不需要靠神的奇迹来支持；永生与得救仍旧是生活的目的，信念靠自愿而受到启发，因此，证明信仰和表达信仰都是个人的事。

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了18世纪的英国思想。第一是启蒙运动及其写作方式。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启蒙运动被看作是宗教改革以后的第二个思想高峰，既然启蒙的本意是用“理性之光”照亮世界，那么，用本民族语言向大众说话，就应该是18世纪思想家的惯常写作方式。16-17世纪也用本民族语言写作，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对诸如公正、自由的讨论，都与古典和教会传统相联系。到18世纪，人们把古典和教会的拐杖抛弃了，思想家更多地从日常生活或者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来发现话题，而这又与社会的不断世俗化和商业化有关。在休谟那样的思想家看来，18世纪文雅、宽松的生活，比16、17世纪的狂热和战争要好。人们不再用拉丁文表达思想，对事件的描述和评价都取自日常生活。

第二个因素是各国思想的相互影响。18世纪西方思想呈现出跨越国界的特征，洛克的思想影响法国，法国思想家又反过来影响英国。18世纪后期英国的激进与保守的争论，多少与法国的思想界、与法国的历史事件有关。

启蒙运动并非一个整体，它包含许多不同的思想，但启蒙运动确确实实存在某些共享的“信条”，比如相信宇宙受永恒的统一法则的支配，人通过理性能认识与支配这些法则；相信进步，相信科学与基督教的精神相一致。但是，人们又往往会忽略这个时代中那些与这些信条格格不入的思想家，对思想史做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并不准确，也受到了近30年来学术研究的根本修正。因此，我们需要对启蒙思想做更准切的勾画。

在18世纪，经验主义仍然是英国哲学的标志，上承17世纪的培根、霍布斯，下启19世纪的密尔、维威尔。哲学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相对应，它首先是关于知识的起源与性质的理解。广义的经验主义遍及18世纪英国几乎所有的思想领域，从政治、法律、经济学至道德、历史和语言学。从经验主义出发，所有自然秩序，无论是日常生活中体现的道德秩序或经济秩序，还是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秩序，都可以通过观察而建构出来，所谓“思想”或“社会科学”，都是对这些秩序或规则的概括。洛克、贝克莱和休谟是18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经验主义者。

洛克（John Locke）出生于萨默塞特的一个清教家庭，20岁入牛津大学，此后一直到1667年他都在那里学习哲学和医学，他对笛卡儿的哲学以及牛顿、波义耳、胡克的自然科学尤感兴趣，这些研究为他几年后开始写作、历时近20年几易其稿的《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打下了基础。1667年以后，他担任莎夫茨伯里伯爵的私人医生，以后又成为他的政治顾问，并于1671年由其推荐出任贸易与殖民委员会秘书（莎夫茨伯里是该委员会主席），直至1674年这个机构解散。约1680年，洛克开始写作《政府论二篇》（Second Treatise of Gouernment）并于1691年出版，现在学者都认为这部作品与莎夫茨伯里的党派事业有关，而不是为“光荣革命”做辩护。1682年辉格党失势，莎夫茨伯里流亡荷兰；次年洛克也去荷兰，他在那里专心著述，修改《人类理解论》，写作《论宽容》（即关于宽容的三封信，分别于1689年、1690年、1692年匿名发表）。1688年洛克随未来的玛丽女王回英国，在余下的岁月里，他除了忙于贸易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写作《论教育》（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1693）和《基督教理性》（The Reasonableness of Charistianity）(1695).

《人类理解论》在哲学史上有一席之地。这本书从物体的形状、密度、颜色一直说到上帝观念，其主题就是经验感觉。书的副标题是“人类的知识：它的范围与限度”，从这个副标题就可以看出，书的主旨是讨论知识的起源、知识是否确定以及知识的范围这一类问题。按照洛克的意见，知识是组织在一起的观念，于是知识问题就转变成观念起源的问题。在讨论观念的起源之前，洛克先对天赋观念予以否定，他说婴儿在出生时并没有带来观念，而一切观念都是后天的，由经验而获得的，这就是著名的心灵白板说。观念是知识的材料，观念来源于经验，来源于感觉和反省。感觉向我们报道外部世界的性质和过程，反省表达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些观念直接起源于感觉，有些观念则起源于反省，有些起源于二者。就内容而言，心灵是白板，由感觉和反省提供材料，复杂的知识就是由这些材料构成的。复杂观念起源于简单观念的组合，也可以再解析为简单观念，比如“雪球”这个观念，可以解析为“白色”“圆形”“硬度”等等。复杂观念分为两种：实体与样式；实体如树、人类、植物等，样式如数学、道德与宗教、政治与文化语言等。心灵具有形成观念间的联系的能力，也具有抽象的能力，即从个别事物中概括出一般的特征。

关于复杂观念，如坚固性、数量、空间、时间、能力、人格同一、灵魂不朽等，如何来自感觉与反省呢？洛克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第一性的质是独立于感知的性质，第二性的质则依赖于我们的感觉器官；一个人有了一种观念，就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种观念，这是联想的作用。词语表达某人的观念或想法，通过语言某人才能向别人表达属于他私人的想法。洛克认为只存在个体或个别的事物，因此抽象事物并不存在：只有“好的苹果”“红的墨水”“红的树叶”等等，而没有一般的“红”——那是语言现象而不是物理现象。因此，知识是什么呢？是观念的联系，是观念间的一致与不一致，是矛盾的“知觉”。我明天想干什么，什么东西会不会发生，这些不是知识；白不是黑，物体以何种速度下落，何物由何物组成，这些才是知识。但是另一方面，道德和数学一样是可以证明的，上帝的存在也是可以证明的。

在《人类理解论》中，感觉（经验）居于中心位置：往前，它叙述世界的特性，指向物质；往后，它产生观念、词语和句子。用现代人的说法，科学知识是实验的结果，因此洛克的知识模型是物理学的而不是几何学的。笛卡儿的知识模型是几何学的，建立在几条不需证明的所谓“公理”之上，经推理而产生，它不依赖于任何感性材料。但洛克的所谓知识是牛顿式的物理知识，而不是无法判定其真伪的哲学（他称之为“形而上学”）和神学。尽管经验的知识可以追溯到培根，但自洛克以后，对科学的赞扬和对哲学的贬低便成为经验主义的一个方面，从休谟提议将形而上学和神学付之一炬，到逻辑经验主义理论，都认为哲学的语句毫无意义，是“胡说”的判断。

洛克是俗界人士，他是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讨论政府与宗教问题的；贝克莱则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带着护教者的眼光来讨论宗教问题。18世纪的世界是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俗人的世界观取得了优势，神学家不再单纯地护教，那也是一种世俗职业。乔治·贝克莱出生在爱尔兰，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接受教育，然后在该校任教直至1724年。贝克莱最著名的著作都发表于他在三一学院的这段时间里，包括1709年的《视觉新论》（An Essay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Vision）、1710年的《人类知识原理》（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1710年的《论消极服从》（Passive obedience or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not Resisting the Supreme Power）、1713年的《海拉斯和弗罗缪斯三次对话》（Three Dialogues between Hylas and Philonous）和1721年的《论运动》（De Motu).1710年贝克莱受圣职为牧师。虽为神职人员，但他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多有接触，交游广泛，在伦敦入蒲伯、斯威夫特的文人圈子，在法国与马尔伯朗士等人交往。1722-1728年，贝克莱在北慕大建立为欧洲移民和土著服务的神学院。1728-1732年在美洲传教，然后回伦敦。

身为主教，贝克莱却参与那个时代关于知识的讨论，他对哲学的影响多源于此。贝克莱的知识论是洛克的颠倒，他认为可见的世界依赖于人类的心灵，即知觉结构和语言，整个物理世界都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中。存在就是被感知，这是贝克莱哲学的核心观念。从常识的角度看，人们会觉得贝克莱的判断明显荒谬，甚至几乎不值一驳。但贝克莱坚持说，人真正感知到的，只能是他的神经状态。在逻辑推论方面，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与洛克哲学并无不同，二者的区别在于，作为“俗人”，洛克用他的知识理论为近代物理理解提供视角；而贝克莱作为当时最知名的护教者之一，则通过他的知识论，对他所说的宗教的敌人进行回击。

《视觉新论》隐含着神学意义，但它的观察和解释却是严格的生理物理学的。贝克莱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生来失明的人在复明后第一次看视物体时，能否通过视觉分辨他以前只能靠触觉知道的物体的形状？心灵怎样判断距离、大小和位置？触觉、视觉和听觉是不同的感觉，一个人可能对另一个人的声音很熟悉，但见不到他便不可能辨认那个说话的人，听觉无法产生形状；把诸种感觉复合成一个物体，是经验长时间的结果。《人类知识原理》和《海拉斯和弗罗缪斯三次对话》是他对非唯物主义所做的论证，他接受洛克关于词语代表观念的看法，但认为一般的词（如“颜色”“三角形”）只是类名，而不是事物共有特征的概括，因为自然界只有单个的物体，而没有一般的颜色或形状。洛克认为形状、广延、硬度是物质的固有特性，颜色、气味则是物质作用于感觉器官的结果。因此物质或物理的世界是无色无味的。但贝克莱认为，就像气味是感觉材料一样，形状、坚硬性也是感觉材料，只是所作用的感觉器官不同而已。严格地说，我们只知道感觉，世界只是由感觉材料构成的，因此物质的概念被取消了。沿着洛克的思路，无声无味的物理世界遵从物理法则，人的感觉世界则五彩缤纷；沿着贝克莱的思路，物理世界虽是主观的，却也是有彩的，多彩的世界是上帝的造物。

经验主义的第三位人物是休谟，他追随洛克，试图用实验的方法建立关于人性的科学。他的人性科学分为知识、情感和道德三个部分。《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在1739-1740年发表后受到冷遇，但是在1748发表的《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ing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 anding）和1751年发表的《道德原则研究》（An Enquiring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Morals）中，休谟对他的观点做进一步阐释，这是休谟学术生涯的第一阶段。在后期的学术生涯中，休谟关注历史和宗教问题，写作《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1754-1762年出版）、《宗教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1757出版）和《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1779年出版）。

休谟继承洛克和贝克莱的观念论，他认为感觉是印象，印象是即时的，人类心灵对此是完全被动的；观念是印象的微弱意象，闭上眼睛或转过身、或过了很久之后，关于某事或某人的印象仍然深刻，这就是观念。观念虽然微弱，但是心灵可以通过联想或创造使各种观念发生联结，这就与印象或感觉阶段不再相同。看到一只白狗，就可能联想到黄狗；看到一个人瞪眼睛，就联想到另外一个人生气，这就是观念的创造力。一切复杂观念都是由简单观念构成的，一切简单观念都源于印象，这是对经验论的简单表述。经验是“看”或当下感受，思考则是反省经验、产生观念并将其联结。

如果说贝克莱取消了物质的独立性，那么休谟就撤销了知识论的另一个基石：因果性，这似乎与洛克开始的重建知识的计划背道而驰。因果性是指：（1）有一事则有另一事；（2）这种先后序列如此常见，以至我们会认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恒常联系”；（3）因果性不存在于感觉观念以外，而存在于感觉观念本身，外在于感觉观念的事物，要么不存在，要么存在，却是我们不知道或无法知道的，因为我们所能知道或认识的，只是感觉及其联结而已。

这样，由洛克开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似乎进入了怪圈。在洛克看来，物理学理论是对外在于我们、且不依赖于我们感觉的实在世界的描述和报道，而在休谟那里，凡是可以知道或被报道的，只是我们的感觉世界。从常识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目瞻星辰，穷极浩瀚宇宙，但严格说来，我们无法离开感觉一步，因此所有关于必然性、因果性和外在世界的观念都无法得到证明，因而是形而上学的信念，应该被消除。

经验主义也衍射到政治理论。如果说思想讨论的中心在16世纪是宗教问题，在17世纪是政治问题，那么在18世纪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方式就发生了变化。霍布斯虽然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不受宗教影响，但《利维坦》的半数篇幅讨论君权和圣权；洛克则除了讨论过宗教宽容之外，完全置君权和圣权于不顾，而专注于人权。经验、理性与自由是洛克思想的基石，也是18世纪思想的基石，因此无论是古代的权威还是中世纪的权威，都不能作为社会理论的依据，依据只能是自己的判断力（即理性）和常识。

洛克在与菲尔默的论战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他撇开菲尔默的系统进行阐述，形成了作为启蒙运动旗帜的《政府论》。菲尔默认为一切政府都是专制的，人没有自由，国王从亚当那里获得权力。洛克的思想刚好相反，他说政府是人民同意的产物，人生来自由，他的《论宗教宽容》讨论宗教自由，《政府论》讨论政治自由，《有关降低利息和提高币值的诸后果的一些考虑》则讨论经济自由。

《政府论》讨论了政府的起源、内涵与目的。与17世纪的同类著作相比，《政府论》用识字的人都可以读懂的日常用语写作，更多地与日常生活而不是古典学联系在一起。在洛克看来，政治权力应追求公众或人民的利益，这集中体现在制定法律与抵御外敌方面。讨论社会秩序就要追溯它的起源，即自然状态，但洛克的自然状态不是政治社会发生之前的历史状态，而只是理论构造。他说：不管何时，只要人与人相遇又没有公认的权威或者不承认彼此的权威，人们就处于自然状态下，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并不是相互战争，而是按照理性生活在一起。自然状态的反面是民约社会（civilsociety），有共同的法律、审判制度，有权威，有大家同意的长官。民约社会只是对自然状态之不足的补救，相应地，自然法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每个人都有义务保存自己，自我保存居于自然法的中心。自然法与民法的关系在于：民法只有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才是正当的，它们是由自然法来解释和调节的。洛克认为，民约社会之重要，不需要用灵魂得救、美德、高贵、牺牲等概念去证明，只需要沿着自己的利益，甚至自私的利益去思考。

洛克所谓的“利益”是人的生命和财产。生命是上天赋予的，可以说这是最初始的所有权；财产即合法的占有，是劳动所得，因此也是人身体的延伸，只有劳动才可建立所有权。这种由劳动占有财产的理论，为政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因为当人们结合起来进入社会时，其首要目的是保护生命和财产。民约社会是契约的结果，而契约之所以需要，是为了给数之不尽的种种争端建立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仲裁权威。所以，政治社会是人类的发明，但这个“人造物”一经产生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存在——国家一经产生，个人就不再享有自然状态下的那种自由，而成为社会的一个成员。在洛克看来，政府是人民间，即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的契约，这叫第一契约；将立法权委托于他人，就形成第二契约，第二契约产生政府形式。政府形式的差异在于立法权：多数人立法权产生民主制，少数人立法权产生寡头制，立法权委托于一个人就产生君主制。

公权力主要是指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只是其延伸。政府形式确立后，人民的立法权处于隐蔽状态，但它始终存在。有时候，为了共同体的利益，拥有执行权的人可以短暂地置法律于不顾。但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对于公共利益、对于搁置法律的限度总有直接的判断。人民有权反抗暴政，因为暴君本人在反抗社会，因此实施暴政的君主是叛乱分子，而人民则是社会的保卫者。关于人民反抗的学说，上承加尔文和诺克斯，在17世纪革命时期一度复兴，“光荣革命”中得到重申，但洛克以后它就在英国思想界沉寂下去，只是到18世纪末才在激进主义那里再次回响。

从很多方面说，休谟是对洛克的颠覆，在哲学认识论方面，他摧毁了洛克的唯物主义，在政治与历史学说中，他摧毁了洛克的自然法。休谟认为自然状态是虚构的，只是用来说明问题而已。休谟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是野蛮而孤立的，比任何动物都软弱；但社会可以提供帮助：通过与其他人的联合，他就能完成自己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此外，性欲是组成社会的动力之一，先是男女，后是家庭，最终产生出社会，这就是社会的起源。休谟也主张政治自由，他认为政治社会的出发点是保护人的安全与利益，当政府变得暴虐不再提供这种保护时，反抗便不是罪恶。好政府不压制私人利益，相反它指导和调节私人利益，并由此产生公共利益。但一切政府都不是因为人们的同意才形成的，政府形成于侵犯。人性本身与契约论并不相容：被统治者通常认为自己生来就应该服从某个权威，反对权威不是本性，而是煽动的结果。所谓自由的政府，其实只是权力得到合理分配的政府，权力在君主（国王）、贵族（上院）和平民（下院）之间合理分割，防止了任何一方独占。

休谟认为，通过改革而产生自由政府，这只是一种幻想，它过高估计了理性的能力。社会是一个连续体，它需要秩序与和平，也需要稳定的政府，即便像专制政府这样的政体，如经验已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也会有它的合法性。习惯是人生最伟大的指南，理论家应该研究他们已经习惯了的政府形式，探讨它何以有权威。剧烈的改变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人们应该在利益、见解和习惯而不是从理性中寻找政治的基础。明智的政治家对历经长久而保存下来的东西总是心存敬意，变革应融入传统的框架，才不会使社会陷入动乱。政策的后果往往无法预料，而经验才能提供指导。在政治领域，与其追求理想，不如规避教训。从这些思想里，我们看到了休谟的保守主义特征。

18世纪英国思想的另一个特征是情感主义，但情感主义也属于经验主义范畴，在情感主义视野下，“善”与“美”只是一些情感状态，或是别人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令人感激和敬畏的行动，换句话说，是一种体验。“善”与“美”的根源在心，其研究方法是内省。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向前，避苦趋乐就是人的本性，它只是经验的总结，并不需要到日常体验之外去寻找证明。再往前跨一步，所谓政治与法律的好坏、社会的变革等等，都应该以此为标准进行评判，经验向人们提供了标准；就连伯克，当他讨论“崇高”时，也摆脱不了情感主义的框架。

情感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莎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他是复辟时期重要政治家莎夫茨伯里一世的孙子，思想方面师承洛克，而洛克恰恰在政治上是受莎夫茨伯里一世庇护的。莎夫茨伯里的主要作品有《德性或功德探究》（Inquiry Concerning Virtue and Merit）和《论特性》（Characteristics of Men,Manners,Opinion,Times），在其中，自然情感是核心概念。按莎夫茨伯里的说法，人有三种情感：第一种对公共利益有促进，第二种对自我利益有促进，第三种则对前两种情感起阻碍作用。一个完美的德性，应该消除第三种情感，又使前两种处于平衡之中。自私是一种常见的恶，它是由第一种情感太弱而第二种情感太强引起的；高尚存在于爱、感激、慷慨、宽厚、慈悲这些伟大的情感中，高尚者分享别人的快乐，同时思考自己的生活。仁爱（benevolence）是最高程度的善，仁爱给人以完美的安宁和平静，善良的人有丰富的情感，有友谊、善意和宽厚。

在沙夫茨伯里看来，宇宙巧妙而和谐，人应该在宇宙中过有德性的生活。宇宙本性就确定了对与错的标准，人应该通过对宇宙本性的认识来寻找自己的行为准则。如果能实现宇宙大系统所规定的使命，那就是“德性”或“善”。善是一种增加公益的倾向，一个人只要有这种倾向，即使没有表现出来，他也是善的。对待世界有坏的态度和好的态度，前者把事物看成是不完美的、罪恶的，后者则接受和乐见所发生的一切。虽然不幸会时时发生，但一个人，如果能分辨哪些东西依赖于自己而哪些不是，哪些东西可以被控制而哪些不可以，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幸福的，他会平静地面对所有那些东西并只做自己可以控制的那部分，由此而保护着自己心灵的完整、平安和纯洁。一个能正确理解自己的人，他的情感会超越家庭和环境，而达到对人类的无私的爱。可见，与霍布斯的是人皆自私的理论相反，莎夫茨伯里的伦理学理念是仁爱与和谐，这种理念对巴特勒、哈奇逊以及18世纪的法国和德国思想都有着重要影响。

巴特勒在牛津受教育，后来出任布里斯托尔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他的主要著作包括1726年的《十五篇布道》（Fifteen Sermons Preached at the Rolls Chapel）和1736的《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的类比》（Analogy of Religion,Natural and Revealed）。作为基督教的辩护士，巴特勒认为圣经的原则与自然进程所体现的原则其实是同一的，而上帝是这两种原则的创造者。可见在神学方面，巴特勒是18世纪的自然神论者。在伦理学方面，巴特勒认为德性服从于人的本性，而人性遵从自爱和良心这两个原则：自爱追求自己的利益，良心则判断孰是孰非。人的行动有低级动机与高级动机、低级原则与高级原则之分。在有德人那里，动机与原则摆正了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良心决定什么样的行动是正义的、公正的和善的，什么样的行为是邪恶的、错误的、非正义的”；“如果我们懂得了我们的真正幸福，那么良心和自爱就使我们殊途同归。”

弗朗西斯·哈奇逊（Francis Hucheson）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情感主义的重要代表。哈奇逊出生于爱尔兰，在格拉斯哥接受教育后于1719年返回爱尔兰，建立都柏林研究院。1729年哈奇逊出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讲座教授，对斯密和休谟都有过很大影响。他的《我们关于美和德性观念的起源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1725年）和《论激情与感情的本性与行为，论及对道德感的阐释》（Essay on the Nature and Conduct of the Passions)(1742年）是两部代表作。其中他继承莎夫茨伯里的观念，认为道德是内在的，其根源是仁慈；道德感是在个体经验中逐渐产生的，它使人更加仁慈，而尊重和关心他人则会使人们更加幸福。他认为宇宙是上帝的设计，设计本身就是为了善和幸福，“自然秩序向我们指出我们真正的幸福和完美，它们自然地引导我们，就像土壤、阳光和空气这几种自然力让植物生长并达到其物种的完美一样”。他还说：“适度的情感和爱是无害的，它们中的许多简直是可亲的，是道德上的善：我们具有感觉和情感，引导我们走向公共的善，也朝着个人的善，走向德性、走向其他种类的快乐。”他认为激情和贪欲不是自然情感，它造成伤害、憎恨和恶意，因而是恶毒的情感；同情、怜悯和祝福则是美好的情感，这些是人身上的善，我们应理解并寻找这些情感，并将其释放。在哈奇逊思想中有一些基本概念，那就是公共利益、自然法、自然权利、契约、公权力等。

作为18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休谟也讨论道德本性问题。在1740年出版的《人性论》第二卷中休谟指出：说某种行为是好的、正当的、理性的或合理的，并不是因为这种行为符合理性原则，而只是因为它表达了人类的某种“倾向”和“癖好”，总之，只表现人的一种好恶而已。说一个行为好，是因为想到了这个行为人就觉得愉快，反之就觉得痛苦，归根结底，事情仅此而已。伦理学和政治学不同于逻辑学和数学，也不同于实践科学，它们属于第三种情况，即价值判断，其中包含许多无法证明的因素。在这两个领域，起关键作用的是“习俗”；习俗分为两种，一是主持公道的习俗，二是判定正当性的习俗。这样，休谟就把政治和道德的分析指向日常生活和历史，即个人的日常体验和群体的生活。休谟否认自然法学说，同时又怀疑上帝的存在，他说宗教的真理属于情感领域，在道德和政治领域，只存在欲望、癖好和习惯。他认为功利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的情感和癖好就不是功利的，人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都是追求快乐，不能把同情和仁爱完全归于快乐。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也包含情感主义色彩，其中说任何行为都出于情感，全部的善恶都属于情感，个人会有感激、憎恨、愉快、痛苦这些感受，而正常人体会的同样的情感就是“共感”，共感是我们的道德基础。但这样来理解人类还不够，只有更高的自爱与自尊，而不单单是同情心或对惩罚的恐惧，才是人类道德行为的核心。因此，在斯密看来，道德情操不意味着基督教的邻里之爱或人类之爱，而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扎根于公民生活之中的对荣誉、崇高和尊严的爱。

经验主义在18世纪英国思想的不同领域都有表现。在萨维尔、博林布鲁克和布莱克斯通以及伯克那里，我们看到不同于洛克的另一种经验主义。乔治·萨维尔认为：在政治问题上很少有所谓普遍原则，人们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制定什么样的政策都是出于权宜考虑，“原则”只是党派利益的表达而已——它像钉子，用来挂自己中意的事物。机构与原则一样，也时时处于变动之中；法律与政府之好坏，取决于指导它的人所具有的智慧。好的政治家能在自由与权力之间谋取平衡，他能扩大权力以应付变化，也能有足够的力量维持秩序。

在人民、国王与国家的关系上，萨维尔的想法十分有趣，他说：没有国王，国家仍能存在，但没有人民，国家就不存在。但这不等于说人民就是至上的，虽然从理论上讲国家的统治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但在关键时刻必须给领导人以至上的权力，才能保证国家免于毁灭。合格的政治家就像是在汹涌大海中航行的船只的压舱人，他不让航船向任何一方倾斜。萨维尔的主要著作是《压舱者的特性》（Characteristics of Trinmer），他认为政府必须顺应内在的压力，做不到这一点，宪法和强制都没有用。20世纪美国政治学家萨拜因说：萨维尔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任何其他英国政治家。……诚然，他几乎并未创立什么政治理论，也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政治理论，在17世纪喜欢搞黑白分明、以讲绝对权利与义务为特点的那个时代背景之下，要创立政治理论和主张搞一套政治理论，对他来说是办不到的。然而他那有节制的性格，愿意妥协的态度，随时审时度势地判断是非，则为18世纪定下了调子。他对‘根本原则’的猛烈攻击，同洛克对天赋观念的抨击一道，成为休谟自然权利学说中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前提”。

博林布鲁克子爵和布莱克斯通从另一个角度讨论英国宪政传统中的中和与平衡特征，而且认为这是自由的基石。在博林布鲁克看来，英国宪政仅仅因为它同时含有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才成为自由的宪法。他认为自由要求每一个公民服从宪法，以使私人利益从属于公共利益。布莱克斯通是法学家，研究英国的普通法，在他的《英国法评论》（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权利，二是侵权。他认为权利只指个人权利，公共权利并不存在；虽说政治或公民自由是宪法的目的，但自由作为权利是由法律赋予的，因此只存在法律范围内的权利，并且只有议会才拥有统治权，而议会是由国王、贵族和平民共同组成的。布莱克斯通认为英国立法权被委托给议会中的三个互相独立的机制，即国王、上院和下院。英国政府的特色在于政权各部分可以相互审查，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都包含在宪法内，由此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个人的自由。这是一种完美的组合，它防止对社会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布莱克斯通反对洛克学说，反对那种把人类拉回到自然状态、用暴力瓦解现有政制而恢复到原始状况的设想。他对英国宪政的这种看法，得到伏尔泰（Voltaire）和休谟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共鸣。

伯克不是讲坛学者，而是政治家，在这一点上和哈利法克斯、博林布鲁克一样。伯克长期从政，曾任下议员30年。他的写作基本上是时政性的，并无体系，但他反对用哲学家的药方来改造社会，从而颠倒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他认为理论是学者自己的事，政治行动是现实环境的产物。伯克从实践的后果方面斥责理论，在他看来，法国革命最大的恶是走极端，体现了理论对无限多变而不可预测的现实环境的傲慢与蔑视。

伯克认为指导政治的最高原则是审慎，当实践与理论发生争执时，前者应替代后者。环境与习惯决定政府的形式，环境改变了，形式也应该改。维持国家，须遵循一种“成长的原则”，温和的改革也为进一步改革留有余地。社会是人造的产物，却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社会沿习俗而行进，它是适应的结果。社会之产生，并非为了保护权利，道德、宗教、文明这些东西都远远高出于个人权利；权利本身只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上天所赋。由此推断，英国政体是最好的，因为它永远为“成长”留有空间。英国政治制度体现着国王、贵族和平民间的平衡，它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慢慢形成的；英国政体是一种约定俗成，习惯比财产、政府和权利都更具权威性。

关于政治制度，伯克认为它不是由理论家发明出来的，而是在不断地总结政治活动的经验教训中逐渐产生出来的，人们对这个过程应该抱一种崇敬的态度。制度是需要改变的，而且也确实在改变，但它的变化是缓慢的，而且必须与习俗也就是传统相一致，符合本国的历史精神。在伯克看来，习惯与传统不是负担，而是通向自由的大门；社会是契约，也是一种合伙关系，“由于这种合伙关系的目标不经过许多代就不能达到，这就不仅是活着的之间的合伙，而是生者、死者和将出生者之间的合伙关系。每一个特定国家的每项契约不过是永恒社会的伟大原始契约的一个条款，依照由神圣誓言批准的固定盟约把低级的自然状态同高级的自然状态联结起来，把有形世界同无形世界联结起来，这一神圣誓言支撑着一切肉体的和道义的本性，使它们各就其位”。伯克对国家、对社会持这种传统主义的、渐进主义的态度，在他的政治理念中，稳定和秩序是核心因素。正因为如此，他对法国大革命十分厌恶，认为它破坏了世代之间的合伙关系。这种经验主义的政治理念在英国有很大的市场，与法国那种追求完美和追求理想的政治态度截然相反。

经济学在17世纪还是关于节俭的技巧，到18世纪成了如何增加财富、改善个人和国家物质状况的理论。配第把政治经济学说成是“政治算术”，提出一种与古代和中世纪道德理论不同的生活见解。财富问题成了18世纪经济学说的关键词，国家力量的大小、国民生活水平的高低都取决于财富的多少。增加财富应该是政府政策的目标，为此应该扩大殖民地，促进海外贸易。学医出身的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对此做了个有趣的阐释，1705年他匿名发表《蜜蜂寓言》（Fable of Bees），借用蜜蜂讨论财富积累的问题。在他虚构的蜜蜂社会中，每个人都追求私利、贪图享受和挥霍，结果，社会处于繁华状态，人人都有工作做。后来人们不去追逐利益而去追求美德，却导致商业萧条、国家羸弱，无力抵御外敌。制造业、工艺和技能都荒废了，可见，追求享受导致繁荣，节约和俭朴导致衰退。

曼德维尔的看法受到莎夫茨伯里、哈奇逊和贝克莱等人的猛烈批评，但18世纪下半叶却在休谟、弗格森和斯密的著作中得到回响。休谟从1754开始出版六卷本的《英国史》，其中对17世纪英国革命做出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英国革命的历史不是争取自由的历史，而是在迷信和宗教狂热的支配下发生的狂暴行为，由于双方不能达成妥协，结果使一个国王成为牺牲品。他认为英国历史上充满宗教狂热，由清教思想支撑的革命，看起来诚实，其实是对美德的破坏。按照他的说法，在革命爆发时，社会已进入商业时代，但宫廷和议会还控制在宗教狂热分子手中，于是社会矛盾加剧了，导致战争发生。

休谟认为从历史中可以得到教训，即政治的秘诀存在于平衡妥协之中，但平衡和妥协不是想象出来的理想状态，而是起源于商业。商业社会催生了文雅社会，改变了社会风俗；商人们进行谈判，对自己的立场留有余地，同时又愿意倾听别人，这些东西比什么都更重要。休谟评判历史，用商业、审慎、平衡和文雅做尺度，凯利评论说：“他的文章充斥着对人类特性和民族特性的反思，对政治的兴衰和对艺术、科学的反思。”

弗格森（Adam Fergusson）也对历史进行解释，他通过《市民社会史》（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试图对文明进程做总体勾画。他将人类历史看作自然史与社会史的统一：自然史是上帝创造的，社会史是人创造的，上帝为人类设计了总体的进步目标，但因为人性的弱点，社会史进步体现出波折起伏。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道德理想，不过由追求自我利益而推动的商业社会的成长，能促进人类在自我保存方面的进步。当然，商业既可以促进社会繁荣，也可以瓦解社会风尚，而终极的天意秩序则能够解决这种明显的矛盾。显然，弗格森的思想自身也是矛盾的，他带有启蒙运动所特有的复杂的进步观。

爱德华·吉本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他的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Fall of Roman Empire）第一卷出版于1776年，最后一卷出版于1787年，前四卷记述500年的历史，后五卷则记述约1000年的历史。他的作品旨在探讨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在他看来，帝国的持续扩张带来了巨大的异质文化，销蚀了罗马的独特精神，财富和东方的生活方式带来腐败，这些是罗马衰亡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基督教给罗马带来了偶像崇拜，也带来了东方的隐修制度，人们变得轻信、迷信而蒙昧，这些都加快了罗马的衰落。

亚当·斯密是把曼德维尔的“蜜蜂国”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从道德的角度倡导人类德行，但他认为人性天生自私，自由的市场竞争利用人的这种自利本性，可以在经济学层面上降低商品价格，提供更多产品，从而造福于整个社会。他说：“我们不能藉著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诸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的我们会诉诸于他们的利益。”

“因此，由于每个个人都会尽力把他的资本用以支持并管理国内的产业，这些产业的生产于是便能达到最大的价值；每个个人也必然竭力的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扩大。确实，他通常并没有打算要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促进了这种利益至何种程度。由于宁愿支持国内的产业而非国外的产业，他只是盘算着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产业的方式在于使其生产的价值能够最大化，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常见的情况下，经过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也同时促进了他原先无意达成的目标。不出自本意并不意味着会对社会有害。借由追求他个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为有效地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斯密在这里说的是：利用人的私利心可以最大化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样一种“道德情操”逐渐成为18世纪思想的主流。与16、17世纪的宗教道德相比，追求个体幸福代表着思想史上的一大转向，而这也意味着功利主义时代的来临。

就在斯密出版《国富论》的同一年，1776年，杰里米·边沁发表《政府片论》（Fragment on Government），功利主义正式诞生了。当然，如果把“快乐”理解为“功利”，那么功利思想在古希腊就有了，不过直到18世纪，随着世俗化的发展，功利主义才成为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功利主义在思想方法上是个人主义的，所谓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是一种推论。在18世纪，连神学也带上了功利主义的色彩，例如神学家、圣经学家约翰·盖伊（John Gay）就认为，生活幸福是人类的义务，否则如何能解释得救和永生？上帝希望人类幸福，给予它美德的标准。

边沁关注法律与社会，他认为许多法律和政府政策是腐败而无用的，应该予以改变。但衡量其无用、腐败的标准是什么？是功用（utility），它们不能带来普遍的社会福祉，甚至造成不幸。边沁认为人类受两种情绪支配：苦与乐，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促进人类幸福的行为和制度是好的行为和制度，因为它们带来快乐；妨碍人类幸福的行为和制度是坏的行为和制度，因为它们带来痛苦。在边沁看来，政府的原则不是契约，而只是需要。契约的用途是什么？是保护权利，为什么要保护权利？因为权利保障幸福。行为的对错取决于其后果的好坏——好坏即乐苦。苦乐是可以通过科学或理性的方法衡量或计算的。1789年，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Introduction to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的法文版在法国出版，但30年后才在英国出版英译本。在这本书中，他认为英国的法律只是不同时代的东西堆积起来的大杂烩，应该按照功利原则进行改变：“功利原则指的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进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我说任何一种行为，因此不只是说个人的每一个行为，而且是说政府的每一个措施。”生活环境与卫生、教育与就业机会，是这些构成了人的幸福，因此应该用国家立法来制定政策，使人们容易获得这些东西。边沁说制度好坏只与个人体验有关，与历史或传统无关，他主张用功利原理对社会进行改造；通过对功利原理的阐释，边沁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造计划，其中包括对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改造。

激进主义同样也致力于改造英国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激进主义产生于18世纪60年代，它继承了17世纪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思想，又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要求进行议会改革甚至实行普选制。一般认为，威尔克斯与《苏格兰人》报事件是英国激进主义运动的起点，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是英国激进主义理论的集大成；在二者之间，有几位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

理查德·普莱斯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位复杂的思想家。他身兼教士、非国教徒、改革派、共和派于一身，虽然主要身份是宗教人士，却热心世俗事业，支持美国革命，支持改革运动；他也是一位道德哲学家，还写过统计学著作。在宗教方面，他与普里斯特利同属一神论派。1776年，他发表《公民自由、正义以及美洲政策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al of civil Liberty,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and the Justice and the policy of the War with America），反对原罪说和道德惩罚论，相信人性是可以完善的，这本书受到了卫斯里、伯克等人的批判。1784年的《美国革命的重要性及其对世界利益的提升》（Observ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Means of Rendering it a Benefit to the world）以及1789年的布道演说《国家之爱》（A Discourses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点燃了他与伯克围绕法国革命的论战，这位开明的宗教人士既支持法国革命又支持美国革命。他的伦理学著作包括1757出版的《道德主要问题评论》（Review of the Principal Questions in Morals），其中赞成巴特勒和康德的义务伦理学说法，反对哈奇逊的理论，他不承认情感的重要性，认为在有道德的行动中，理性是唯一的指导。他的《英国人口论》（Essay on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对马尔萨斯有直接影响。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是又一位重要的激进主义者，他和普莱斯一样以神职为业，但也是启蒙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一生写了150多部书，是一个著名的化学家。他将科学与启蒙、有神论与唯物论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与那个时代其他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他认为理解自然能够推进人类进步，同时又有助于基督教的千年福音。他相信言论自由和宗教宽容，主张不同信仰的平等权利。他支持法国革命，是密尔和斯宾塞的先驱。他相信宗教和伦理能够被科学证明；在《公民教育论》（Essay on a Course of Liberal Education for Civil and Active Life）和《历史与一般政策讲座》（Lectures on History and General Policy）等著作中，他主张教育要满足实践的需要，倡导课程改革。

普里斯特利的宗教思想集中体现在1772-1774年出版的三卷本《自然与启示宗教原理》中（Institute of Natural and Revealed Religion），这本书后来成为一神论教派的标准读物。按照他的说法，上帝是按照自然规律创造世界的，真理必定与人对自然的经验相契合。他对宗教的理解与对自然的理解是一致的，上帝与“上帝的设计”（即自然）由此而结合在一起。与18世纪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他否认奇迹、否认耶稣的神性，主张回到原始基督教，改造当前这个腐败的社会。

普里斯特利大量介入政治和宗教论战，在《论政府的第一原则》（Essay o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1768）中，他为现代自由主义争取权利。他把政治自由与公民自由区分开，赞成扩展公民权利；他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认为教育和宗教属于私人良心问题，不在政府的管辖范围内。作为科学家，他认为科学可以提升人类的幸福与安全，而他理想中的科学家则是富兰克林。1770-1780年代普里斯特利写作了多本哲学著作，他不承认身心二元论，认为世界都是由物质组成的，灵魂不可被研究，因为它由神圣物质组成。他向法国的无神论和休谟的怀疑论开战，坚称物质与上帝可以共存。他承认因果律，但因果律是由仁慈的上帝创造的。普里斯特利支持法国革命，引起皮特和伯克的不满，皮特称激进派企图颠覆政府，伯克则说自然科学家（包括普里斯特利）与法国革命有联系，他们对待人类社会的态度与对待试管中的老鼠无异。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现象：作为世俗政治家的伯克，他反对科学、坚信宗教是社会的基础；而作为非国教牧师的普里斯特利则说宗教不是社会的基础，它只是一个私人的领域！

托马斯·潘恩是激进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也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最坚定的拥护者。潘恩并不主张无神论，他虽然认为《旧约》讲述的都是一些猥亵和残忍的故事，《新约》则无法验证，但他承认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是道德真理的象征。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是为支持美国革命而写的《常识》（Common Sense），为倡导英国改革而写的《人权论》（Rights of Man），为宣传自然神论而写的《理性时代》（The Time of Reason）。他在《常识》中大声疾呼美国独立，为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他在《人权论》中批驳伯克的保守主义，抨击英国政治制度，主张激进的政治改革。《理性时代》是他逃亡法国以后发表的作品，其中对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进行无情的攻击，引致许多基督教卫护士的强烈反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潘恩的政治立场在英国是属于最激进的，但在法国他却赶不上形势的激变，雅各宾派将其视为反革命，投入监狱，几乎被处决。确实，英国的激进主义到法国就显得不激进了，连潘恩这样的英国激进派都无法适应法国的政治文化。

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出生在不服从国教者家庭，和许多社会评论家一样选择记者和小册子作家作为职业。他的《政治正义论》（Enquirg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1793）和潘恩的《人权论》一样，是对伯克两年前发表的《法国革命随想录》的反驳。受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的影响，葛德文相信人的自我完善的能力，相信人类将在理性的指导下走向进步。他的思想几乎是由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支撑的：一方面，他认为政府或政治社会的目的是促进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政治正义的根本原则）；另一方面，他又发现人的不幸是环境造成的，特别是由坏风俗和坏政治造成的。这就需要根据理性的原则和进步的标准，对习惯和政治生活进行重组，而法国革命是这种重组的最重要尝试。作为重组的结果，现行的法律、财产制度，政府乃至婚姻制度都应该被废除。这样他就与洛克和伯克完全不同了——他认为政府是一种恶，最终会被消灭；私有财产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应被废除。在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元素。

考察整个18世纪的英国学术，就会发现“知识”、“习惯”、“道德”和“商业”是关键词。知识理论受上个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试图为我们认识自然提供基础，这是对科学革命的“再思”。但在这个世纪，关于知识的最主要进展却在于：人可以像研究自然一样研究社会，和自然科学一样，也存在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科学的观察方法一样可以用于人与社会；而人性和习惯像感觉和推理一样，可以为人的科学及社会的科学提供研究基础。从同情、怜悯这些日常的感受中，可以建构关于道德的知识；从人类趋乐避苦的本能和追求有用的愿望中，可以建构出关于法律和经济的知识；从对风俗的研究中，大体可以建构出关于政府与社会的知识。迄至此时，西方主流思想一直认为商业会瓦解美德，但是在18世纪的和平环境下，日常生活的改善使一部分思想家觉得商业的出发点虽然是追求利益，却对文雅、平和与相互宽容的市民生活有促进作用，也可以说是商业促进了美德。这个思想，与经济学的发展相关。

第三章　艺术与科学

在艺术与科学方面，18世纪英国呈现出古典主义、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色彩。古典主义将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视为最高的艺术理想，在美术中强调平衡与对称，在音乐中强调和声与对位。启蒙运动以人性、平等、自由这些观念批评当时的社会，其批判传统从18世纪一直流传到19和20世纪。科学和工业革命也影响到英国的艺术创造，热、电、光等科学实验及工业革命的场面进入英国艺术。

在16-17世纪，英国建筑设计主要从古罗马建筑中吸取灵感，其中意大利建筑师安德烈·帕拉迪齐奥（Andrea Palladio）的影响最大。18世纪初，英国化的古典风格强调柔和、高雅、平衡，与大陆欧洲开始流行的巴洛克式的浮华、雕琢形成强烈对比。英国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在18世纪早期安妮女王时代发展起来的，它注重居住的舒适感，在外观设计上也偏向含蓄稳重：木质的屋顶、人字形山墙、暖色的外墙材质、白色的木质装饰条纹、为抵御寒冷而设计的三层墙体等，都将英式建筑的庄重、古朴以及对居住质量的要求发挥到极致。古典主义特征被称为“古典复兴”，以大英博物馆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的古典式建筑为英国近代建筑艺术奠定了基础。

在雕塑方面，一些知名的佛兰德斯雕塑家为躲避战乱而迁居英国，给英国雕塑带来一些新变化。约翰·米切尔·赖斯布拉克（John Michael Rysbrack）为肯辛顿宫创作的《罗马的婚礼》高浮雕，其墓碑雕塑人物虽然身着古罗马服装，站在金字塔的背景下，但这些人物的姿态却具有巴洛克风味。赖斯布拉克的代表作是哈博罗勋爵墓碑，他在上面刻画了动人的母子形象，继承了鲁本斯的风格。尽管在18世纪，英国雕塑发展不及法国或意大利，特别是在后期走向呆板枯燥，但官方政策却给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比如建立皇家美术学院，设置多种奖学金，在严格的训练中培养新古典主义审美观，等等。

从1706-1840年，英国绘画受到新古典主义的强烈影响，庞贝城的发掘激发了画家对古典作品的兴趣，古代作品中的人物和姿态给他们以灵感。在18世纪画家中，最重要的有贺加斯、雷诺兹、斯塔布斯和庚斯博罗等。

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可谓漫画家的先驱，他的作品关注社会与道德问题。他吸取荷兰风俗画的传统，用绘画讲故事，表达对社会的看法。贺加斯出身贫寒，自小学徒，熟悉都市下层生活，对社会的不公正有深切体会。他曾经画过一幅讽刺画《南海泡沫》，讥讽那场灾难性的投机悲剧。他还创作了许多讥讽时事的作品，如《英国剧场》《化装舞会》等。在18世纪30年代他创作了不少油画作品，其中《墨西哥征服》是杰作。1731年他创作系列道德画《一个妓女的历程》（六幅）和《汤姆·莱克威尔历程》（八幅），由此获得巨大声誉。前一作品叙述妓女莫尔的悲惨一生，后一作品叙述莱克威尔从富裕到潦倒的变化。系列油画《风俗婚姻》反映中等阶级金钱婚姻的悲剧，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12幅油画系列《勤劳与懒惰》讲述了两个学徒一个勤奋一个懒惰而终致命运不同的故事。这些作品都体现了贺加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他的中等阶级的价值观。

贺加斯笔触粗放，对色彩的表现力有苛刻要求。他擅长用色块来表达人物，喜欢把很多人物组合在一幅画里，为他们设立不同的背景。这是一种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绘画方法，同时也有利于表现戏剧性的心理描写。他的作品经常被印制成数百上千张版画，这种传播风格适应工业时代的变化，能够满足大众消费的要求。但“他的艺术没有被同胞直接继承下去，主要原因在于，他扮演的是英国贵族异己分子的角色，是贵族艺术的叛逆”。

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是18世纪最有影响的英国画家，通过追求完美而提升“伟大风格”。他的作品追求崇高与完美，使其成为那个世纪最重要的美学理念。雷诺兹在求学时代就涉猎各学科知识，1749-1752年游历意大利，研究古典艺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此后他一生居住于伦敦，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知名人物交好。他是出色的肖像画家，一生画过3000多幅肖像，其中知名的有《俱乐部》《克佩尔勋爵》《赫特福尔德勋爵》等，伯克称其在品味、天赋、色彩和创意诸方面都位列于大师的行列。雷诺兹还是那个时代重要的美术与美学理论家，他在《论艺术》中表现出他对艺术的敏锐感知，认为寻找美和表达美是艺术的最高宗旨。雷诺兹的肖像画人物都精力充沛，男子有气概而不做作，女子显优雅却不艳丽。

雷诺兹是艺术界的领袖人物，他不仅是画家，也为报纸撰文，广交各界之士，受到皇室的器重。他在18世纪的知名度，堪比当年的鲁本斯。1760年他参与组织了英国艺术家协会，这个协会每两年举办一次画展，对促进英国的艺术发展起很大的推动作用。1768年雷诺兹创办了国家画院，次年又协助建立皇家美术学院并出任院长。他曾对艺术追求做过这样的评论：“我们所从事的艺术以美为目标……它是寄寓于艺术家心中的观念，艺术家总是在竭力将它分离出来，但至死都做不到这一点；不过艺术家却可以将这种观念传导出去，引起观众的思考，扩展观众的视野。”

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和当时其他艺术家一样也曾游学意大利，在意大利时他产生了这样的信念：自然高于任何艺术家。回国后他成为肖像画家和风景画家，最拿手的是动物画，他曾研究动物解剖学，在画马、画狗和画狮子方面独树一帜。

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是18世纪英国最负盛名的风景画家，也作肖像画，与雷诺兹同时代。他自幼就表现出惊人的绘画天赋，年轻时曾在伦敦求学，追求浪漫主义，强调自然和个人风格，敢于创新，不拘一格，从而与雷诺兹的新古典主义形成对比。庚斯博罗的名作是《蓝衣少年》，他画这幅画，就是针对雷诺兹所说“光的部分当永远敷用热色……反之，蓝，灰，绿永不能当做光明”。两人毕生都是劲敌，但都深受当时社会上层的推崇，英国画坛也因他们而产生了派别之争。庚斯博罗的画风将法国洛可可画家华托的风景画与荷兰肖像画结合在一起，但在总体上仍是一种洛可可风格。在《安德列夫妇》（1748-1749）这幅画中，丈夫站立在一棵巨大的橡树下，妻子端坐，英国乡村风景从他们这里延伸而出，远方是乌云密布的天空。作者将肖像画与风景画结合起来，不仅表现风景，也表现人物的性格、地位和权力。《蓝衣少年》（1770）以蓝色为主调，光与色都用来突出男孩的身体和脸庞，“凭着对人性的直观同情，他画出有血有肉的人，并赋予他们以法国先辈的那种优雅与智慧”，表现出他对乡村生活的真诚感受和对洛可可艺术的深切热爱。

庚斯博罗与雷诺兹一生争斗，但雷诺兹在那个时代却尽占上风，他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更因为他的主张，即艺术表现平衡的美的主张，更能够表达18世纪统治集团即贵族们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应该说，在艺术造诣上，庚斯博罗要高于雷诺兹，因为他努力突破传统的束缚，在欧洲美术史上占有更高的地位。

约翰·佐范尼（Johann Zoffany）的代表作是《乌飞齐美术馆画坛》，是奉王后夏洛特之命而创作的。画中将一群想象的艺术爱好者和社会名流放在佛罗伦萨著名的乌飞齐美术馆大厅里，“借此机会讴歌了一种最有教养的消遣方式：欣赏艺术。……他们聚集在一起，表现着风雅的争执和求知的渴望与自豪，其聪慧颖悟表达出18世纪文化的广阔兴趣和自由意向，他们的社会教养使得争执平和淡泊，把风度看得比争论更重”。这幅画体现着雷诺兹所倡导的艺术追求，雷诺兹曾大力提倡高雅艺术，追求平衡、对称，隐喻着那个时代对和谐的景仰。

英国18世纪音乐也以平衡与和谐为特征，体现在奏鸣曲的形式规则中。17世纪的宗教政治纠纷、清教戒律对所谓“享乐”的压抑，都造成18世纪前半期英国音乐创作几乎空白无物的局面。安妮女王时期，德国音乐家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应女王之邀来到英国，为英国人创作了许多歌剧和清唱剧，比如圣经故事《扫罗》，根据弥尔顿史诗改编的《力士参孙》，以及《犹大·马加比》《弥赛亚》等。亨德尔运用娴熟的复调音乐技巧，搭配英国圣咏的传统，把清唱剧从一般的教堂音乐提升到气势恢弘而带有浓厚抒情色彩的大型音乐作品。他把反抗暴政和反对外族侵略的内容与牧歌、赞美诗的合唱传统及意大利歌剧的曲调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感人的英雄纪事，受到英国人的欢迎。虽然从内容方面说，这些作品是宗教题材或古代历史，但亨德尔将其与英国民族国家兴起的背景联系起来，反映了英雄人物建功立业的热情渴望。约翰·盖伊写的《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采用流行曲调，对沉闷的意大利歌剧和迂腐的英国上层社会进行讽刺。这部作品广受欢迎，为英国民谣歌剧开启了先河。在音乐理论方面18世纪也有名作。1776年，查尔斯·伯尼（Charles Burney）编写《音乐通史》（History of Music），霍金斯（Sir John Hawkins）出版《音乐的科学与实践的历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Music），这些都对英国的音乐发展有所贡献。

在18世纪，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变得密切了，技术发明得到皇家学会的帮助，正如在17世纪，科学发现得到皇家学会帮助一样。但是皇家学会过分注重理论，这造成许多人的不满，于是就成立了新学会。曼彻斯特学会致力于推动化学、纺织业的发展，爱丁堡学会于1732年成立，网罗了像哲学家休谟、经济学家斯密、医学教授布莱克、地质学家詹姆士·赫顿等这样一批人。威廉·希普利（William Shipley）在1753年倡导成立了皇家艺术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旨在推动大不列颠的艺术、制造和商业。这个学会的活动，不是宣读和发表论文，而是鼓励发明、提倡技术改良。在成立的那一年，希普利就建议给钴的发明和茜草染料的生产颁发奖金；后来受它奖励的还有机械、精密仪器、化学品、农业耕作方法及新农具等方面的发明。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于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初该台已经在国家的资助下精确制订了地球经度表、月球运行表和恒星方位表，有利于远洋航海。1727-1728年，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制造出五台航海计时器，它可以配合海上经度测定，是对17世纪航海技术的继续发展。

农业方面广泛推行了四区轮作法，犁、锄以及脱谷机、切蒿机等器械不断得到改进，畜力条播机取代了手工撒播，马拉收割机在大农场中取代了镰刀。在纺织业中，约翰·斯图亚特和刘易斯·保尔（Lewis Paul）于1738年获得辊纺法专利；1765年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以后一个工人可以照看80个纱锭。1771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这一发明除改变了纺纱机的动力外，也改进了纺纱技术，使生产全棉织物成为可能。克朗普顿在1774年把珍妮机与水力纺纱机结合起来，发明了“骡机”。1785年，卡特莱特发明动力织布机，使织布业也走上机械化发展道路。

18世纪中期以前，漂白工艺非常复杂，要经过浸渍、煮练、喷水、酸化等多道工序，还需要有庞大的晾晒场。经过弗朗西斯·霍姆（Francis Home）、克劳德·路易斯·贝尔托莱（Claude Louis Berthollet）和查尔斯·坦南特（Charles Tennant）等人持续半个世纪的改进，漂白过程广泛使用了稀硫酸、氯、石灰乳等化学物质，节省了工序和成本，改善了效果。

蒸汽机的发明与完善是18世纪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一方面是采矿业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肥皂、玻璃制造、冶金、造船这些高能源消耗行业的迅速发展，都使得煤取代木材作燃料成燃眉之需。17世纪末S.莫兰和托马斯·萨弗里发明蒸汽泵，将热力转换成机械；托马斯·纽康门在18世纪10年代发明空气蒸汽机，是对蒸汽泵技术的改进，到20年代这种蒸汽机已被广泛运用到英国采煤和金属采矿中。18世纪，工程学家自觉运用科学原理，将工程学与科学进一步结合。1769年斯米顿改进了纽康门蒸汽机；而瓦特则完成了这个改进过程。随着瓦特蒸汽机的出现并迅速运用于采矿、纺织、冶金等行业，工业革命也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18世纪是牛顿理论广为传播的世纪。牛顿在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基础》，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牛顿理论在欧洲大陆的传播比较慢，它受到法国的笛卡儿学派和德国的莱布尼兹学派的质疑。从18世纪30年代起，伏尔泰竭力传播牛顿学说，而洛克和牛顿也成为法国思想界所知晓的名人。18世纪50年代以后，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大陆的巴塞尔派也成为热心的牛顿理论传播者，微积分和欧氏几何则成为科学研究的工具。人们详细探讨牛顿提出的问题，如地球、太阳和月球三者间的引力作用，太阳系的自行调节结构等等。

同时，微积分和几何学成为测量和运算的重要工具。数学的重点从17世纪的几何学转变为分析学（代数和方程），而在整个18世纪，分析方法一直被用来解决力学问题，如陀螺运动、管道中的水流运动、振动现象及由杆绳联结的复杂系统运动等，“所有这些复杂的运动都被分析法所征服，因为分析法只需要笔和纸，理性力学唯一需要的器械是大脑而已”。

在18世纪，人们普遍认为牛顿关于引力是距离平方的反比的结论，是宇宙中的普遍规律；光、热辐射的强度与热源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同样公式也适用于磁与电力的吸引与排斥。牛顿力学运用于测定天体位置，而18世纪的观测手段也越来越精确，对火星、月球的天体定位，观测误差只有几弧秒。布拉德雷在1728年发现光行差，这可以解释在观测恒星位置时发生的误差，布拉德雷认为它与地球的绕日运动、光到达望远镜的时间等因素有关。他在1748年还提出章动概念，即地轴的旋转摆动与岁差摆动共同产生了恒星方位上的视变化。18世纪，天文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是太阳系的组成和运动，托马斯·赖特在1750年左右提出假说，认为太阳和银河系恒星共同组成巨大的恒星体系，康德则进一步提出宇宙发展的星云假说，这些假说都影响到天文观测。英国天文学家的其他重要发现是由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和卡罗琳·赫歇尔（Caroline Herschel）兄妹做出的。威廉制作了反射式望远镜，他把可被观测的半边天空划分成若干区，记下每一区的恒星数目和特点，由此制订出巡天表。他在1781年发现了天王星，又在1783年观测到星云状星系；他预言多数恒星都带有行星，多数星云都是像银河系一样或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恒星系。卡罗琳则绘制了星空分布图，对宇宙形状进行研究。总体说来，18世纪英国天文学在观测方面的成果较大，在理论构造方面不及拉格朗热和拉普拉斯。

热、电、光、磁这些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现象成为研究的热点，与此相关的各种实验也取得进展。在莱顿瓶被发明以后，电成为物理学的实验中心，在18世纪的物理实验中占总数一半。电学实验有一定的娱乐性，因此也吸引业余爱好者进行研究。弗朗西斯·汉克斯比（Francis Hanksbee）研究了高压状态下气体的放电现象，通过摩擦一根长长的玻璃管来产生电火花，由此也就成为这个世纪实验室发电的标准方法。1729年斯蒂芬·格雷（Stephen Gray）进行电的传导实验，他用一根玻璃管作为发电机，用塞子塞住两端以防灰尘入内，将羽毛放入管内，他发现羽毛被吸向其中的一端。他还试图将电传送出去，用鱼线和鱼竿把电送到了52英尺之外。他认为电是一种没有重量的流体，能够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另外他还指出了导体与非导体的区分。

1769年，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测量了电荷间的排斥力，库伦（Charles-Augustin de Coulomb）和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则重复和完善了他的实验。库伦发现了库伦定律，即电力与荷电物体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卡文迪什则发展出测量导体的相对电容和相对电阻的方法。

在化学方面，虽然波义耳在17世纪中叶以后建立了英国医学化学学派，但德国医疗化学学派提出的燃素说影响了整个18世纪。燃素说认为一切可燃物体都含有可以燃烧的硫性物质，在燃烧过程中这种物质从物体中逃逸，从而发生燃烧。燃素说影响很大，直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化学家如布莱克、卡文迪什和普里斯特利等仍旧接受这种学说。但是他们的实验工作却推翻了这种学说。1754年，布莱克将碳酸镁浸入酸液，结果产生大量气体，他认为这是一种“固定气体”，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二氧化碳，他发现这种气体具有重量并且可以分离，后来又发现在石灰中加入水、将木炭燃烧、某些物体发酵等，都可以释放固定气体。1776年卡文迪什将金属浸入酸液，产生一种可燃空气或“硝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氢，他用集气槽收集了这种气体。普里斯特利发现了好几种气体，如氨、氯化氢、一氧化二氮、一氧化氮、二氧化氮、氧、氮、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1774年他从氧化汞中提取出一种气体，老鼠在这种气体中会活得更长，他自己在这种空气中也会感到呼吸畅快，他预言这种气体会有很大的医学价值。1781年，卡文迪什对大气的组成进行精确测量；普里斯特利则进行氢氧混合产生爆炸的实验，爆炸后只剩下一点露水，从而证明了水是由氢氧两种物质构成的。

随着多种气体被相继发现，空气中含有多种物质的观念也就形成了。1789年，拉瓦锡在《化学纲要》中对这些成果进行概括，认为“元素”而非“燃素”是化学分析的基本单位；他列举了23种不同的元素。但奇怪的是，英国科学家几乎都不承认拉瓦锡的理论概括，卡文迪什和普里斯特利仍旧坚持燃素说。

关于热的研究，热质说和运动说是18世纪的两种理论。热质说认为热就像气味、颜色一样，属于物体的第二性，虽然有程度差别，但难以测量。17世纪的自然研究者，从培根到牛顿，都持热的运动说，认为热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他们称其为火粒子。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提出比热与潜热的概念：如果给不同的物质加温，其热的程度不同，因此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比热容（改变单位物体温度时吸收或释放的能量）。他还发明了测量蒸汽潜热的方法。按照布莱克的定义，潜热是水在相变过程中吸收或释放的热量，主要指水汽凝结成水或水凝结成冰时所释放的热量。1798年，本杰明·汤普森通过炮筒钻孔实验，论证了热的运动说：钻孔没有使物质减少，却产生了大量的热，因此热不可能是具体的物质，而只能是物质运动的结果。1799年，英国化学家戴维用两块冰摩擦生热，从而证实了热的运动说。

在地质学或地球理论方面，18世纪的自然研究者开始在《圣经·创世纪》之外考虑地球的形成。18世纪中期以前，法国人德梅勒和布封的学说十分流行，前者坚持水成说，说洪水曾一度淹没整个地球，逐渐退去后形成了现在的地貌。布封在《自然史》和《创世的时代》中提出地球是好多亿年前彗星撞击太阳的结果，从地球产生到现在共经历了七个时代。爱丁堡的詹姆士·赫顿（James Hutton）在1785年发表《地球学说，或对陆地组成、瓦解和复原规律的研究》，提出火成论和地质循环的概念；1795年他发表《地球理论》，认为各种地质现象乃是地球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河谷是河流冲刷而成的，泥沙是岩石风化的结果，平原则是河流夹带泥沙形成的积淀，岩石是火山岩浆的凝结。

在生理学方面，18世纪中后期英国科学家在消化研究和生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爱德华·史蒂文森（Edward Stevenson）对动物和人的胃液进行实验，分析其消化特征。1743年，亨利·贝克（Henry Baker）发表《珊瑚虫自然史》，其中报道了他和特朗布莱分别在英国和海牙进行的著名的水螅生殖观察：他把水螅切成若干段，发现每一段都能生长成完整的水螅。约翰·尼达姆（John Needham）通过肉汤实验试图证明微生物是在液体中产生的，而不是卵生的，但后来证明他的实验不严密，因为他的密封做得不好。在解剖学方面，约翰·亨特（John Hunter）解剖了大约500种不同的动物，积累了丰富的标本，他研究了鱼的发电现象、鸟的气囊和鲸的结构等。在18世纪，人体解剖的目的不再是获得准确的人体知识，而是了解病理结构。英国重要的病理解剖学家是马修·贝利（Mat thew Baillie），1793年他发表《人体某些最重要部分的病理解剖学》，其中综合欧洲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意大利人莫尔加尼的研究成果，用以解释疾病对人体结构的影响。约翰·亨特也是病理解剖学家，他坚称解剖学是一切医学的基础，在1794年发表的《论血液、发炎、枪伤》中，他认为发炎不仅是身体的病变，也是一种身体复原的方式。他还发现了动脉的补偿机制，即对病变的动脉进行包扎后，血液可以从动脉流动。

总之，18世纪的英国艺术与科学体现出古典主义、启蒙主义、工业革命、艺术与科学相互渗透的特征。古典主义体现在艺术从总体上追求平衡、对称、和谐、高雅和形式的完美，追求宏大的风格和主题。启蒙主义使艺术家关注社会生活，试图在作品中体现道德理想：改善社会环境，提升精神面貌和改变生活状况。工业与科学的交互作用，其直接的后果便是现代技术或工艺的产生。从此以后“科技”便强烈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人类对世界的看法。解决技术难题成为科学的动力，技术的发展则极大改善了观测世界的工具。除数学、天文、力学外，17世纪别的学科几乎乏善可陈；到了18世纪末，学科的门类几乎呈爆炸的状态。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热、电、光、磁这些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现象成为研究的热点，日用化工、建筑、玻璃制造和运输业的发展都与人们追求舒适、体面和美的生活相关。实用性也体现在艺术当中，如解剖学和对色彩的研究被运用于美术创作。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即“技术”的进展，成为18世纪及以后的英国社会，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塑造力量。

附录

一　地图

1.1715年、1745年詹姆斯党人叛乱

2.1763年的大英帝国

3.1700-1800年英国的农业

4.1715-1815年的英国工业

5.1760-1830年的交通

6.1775-1858年英国在印度势力的扩张

7.1805-1812年对拿破仑的战争

二　大事年表

1689年威廉和玛丽继位；《权利法案》;《宽容法》;《兵变法》

1690年博因战役；洛克《人类理解论》与《政府论》出版

1692年阿格角海战

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玛丽女王去世；《三年法案》

1695年《出版许可证法》废止；约翰·洛克《基督教的合理性》出版

1696年约翰·托兰德《基督教并不神秘》出版

1697年《里斯维克和约》签订，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结束

1698年托马斯·萨弗里发明蒸汽泵

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王位继承法》

1702年威廉去世，安妮继位

1704年布伦海姆战役；斯威夫特《书籍之战》出版

1705年孟德维尔《蜜蜂寓言》出版；纽康门蒸汽机问世

1706年拉米伊战役

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任职法案

1709年《闲话者》发行；贝克莱《视觉新论》出版

1710年《偶尔遵奉国教法》;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出版

1711年蒲柏《论批评》出版；莎夫茨伯里《特性》出版；《旁观者》发行；南海公司成立

1712年《宽容法》

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签订

1714年安妮去世，乔治一世继位；《教会分裂法》

1715年詹姆士党人叛乱

1716年《七年法案》;享德尔《水音乐》在伦敦演出

1717年东印度公司获统治印度授权

1719年《偶尔遵奉国教法》《教会分裂法》废止；笛福《鲁滨逊漂流记》出版

1720年南海泡沫事件

1721年沃尔波尔上台

1722年农业、制造业及工业促进协会成立

1726年斯威夫特《格利佛游记》出版；巴特勒《训诫》出版

1727年乔治一世去世，乔治二世继位

1728年蒲柏《夺发记》出版；哈奇逊《论激情与爱情的本性与行为》出版

1731年杰思罗·塔尔发明马拉播种机

1732年佐治亚殖民地建立

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

1735年卫斯里《航海日记》出版；小达比改进焦炭冶铁法

1736年约瑟夫·巴特勒《宗教类比》出版

1738年卫斯理经历皈依体验，福音运动兴起

1739年詹金斯耳朵之战

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休谟《人性论》出版

1742年沃尔波尔辞职

1743年亨利·佩勒姆组阁

1745年詹姆斯党人再起叛乱；罗伯特·贝克韦尔进行培养绵羊良种实验

1746年卡洛登战役，坎伯兰公爵打败叛军

1748年《亚琛和约》签订，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出版

1751年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出版；菲尔丁《阿米莉亚》出版

1754年纽卡斯尔组阁

1755年哈奇逊《道德哲学体系》出版；约翰逊《词典》出版

1756年七年战争开始；外交革命；《威斯敏斯特协定》

1757年普拉西战役；柏克《崇高与美的观念的起源》出版

1759年英军占领魁北克；大英博物馆免费开放；斯密《道德情操论》出版

1760年乔治二世去世，乔治三世继位

1761年布里奇沃特公爵修建运河；约翰·斯米顿发明汽筒鼓风机

1762年布特内阁建立

1763年《巴黎和约》签订，七年战争结束；格伦维尔组阁；威尔克斯事件爆发

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机；英国对北美征税

1765年罗金汉组阁；印花税在北美推行

1766年皮特组阁；卡文迪什发现氢；弗格森《市民社会史》出版

1767年《汤森德法》

1768年格拉夫顿组阁

1769年瓦特蒸汽机获得专利；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成立；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韦奇伍德开办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厂

1770年诺斯组建“国王之友”内阁；福克兰群岛危机；库克船队到达澳大利亚东南岸

1771年阿克莱特在德比郡建立第一家工厂；《王室婚姻法》

1772年普里斯特利《自然和启示宗教制度》出版

1773年林西创立一位论派教堂；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4年《魁北克法》

1775年莱克星敦枪声

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普莱斯《公民自由的本质》出版；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出版；边沁《政体片论》出版

1777年萨拉托加战役

1779年怀威尔领导乡绅请愿运动；克朗普顿发明骡机

1780年戈登暴动；卡特赖特创立宪法知识会

1781年约克敦英军向美军投降；罗伯特·雷克斯首创主日学校

1782年吉尔伯特《济贫法》获得通过；诺斯内阁垮台；复动式蒸气机问世

1783年谢尔本组阁；小皮特组阁；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

1784年《印度法》

1785年卡特莱特发明自动织布机

1786年英法签订《伊登商约》;安德鲁·迈克尔发明脱粒机

1787年全国反奴隶制委员会建立；英国从塞拉利昂酋长手中购得土地，建立格兰维尔镇

1788年英国、普鲁士与荷兰政府签订同盟条约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卢德卡松德危机；边沁《道德和立法原理》出版

1790年埃德蒙·伯克《法国大革命感想录》出版

1791年托马斯·潘恩《人权》出版；卫斯理去世；奥佐可夫危机；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成立

1792年伦敦通讯会成立；人民之友社成立；保卫自由与财产、反对共和派与平等派成立；苏格兰第一届国民大会

1793年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出版；全英国民代表大会召开；英国加入反法战争

1794年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在城堡山召开万人群众大会

1795年《斯品汉姆兰法》;《叛逆行为法》;《煽动集会法》;圣乔治草地数万人群众大会；英国夺取马六甲与开普敦

1797年斯皮特黑德和诺尔水兵起义

1798年联合爱尔兰人起义遭到镇压

1799年《结社法》颁布，伦敦通讯会被取缔；英国完成对迈索尔的征服，控制印度南部

1801年与爱尔兰合并；第一个工厂法

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役，英国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舰队

1806年小皮特去世

1811年卢德运动；威尔士亲王任摄政

1813年废除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

1815年滑铁卢战役；维也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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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阎照祥：《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杨杰：《从下往上看——英国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杨松涛：《近代早期英国犯罪史学述评》，载《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

杨豫：《欧洲原工业化的起源与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叶秀山等：《西方哲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于俊文：《亚当·斯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袁锐锷：《外国教育史新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张卫良：《现代工业的起源——英国原工业化与工业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张卫良：《英国社会的商业化进程》，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张亚东：《重商帝国：1689-1783年的英帝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邹柏松：《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四　译名对照与索引

A

阿伯丁（Aberdeen）

阿丁顿（Addington）

阿盖尔公爵（Argyll,Duke of）

阿格角（Capela Hogue）

阿克莱特，理查德（Arkwright,Richard）

阿克斯明斯特（Axminster）

阿里，海达尔（Ali,Hyder）

阿明尼乌主义（Arminianism）

阿默斯特，杰弗里（Amherst,Jeffery）

阿索普勋爵（Lord Althorp）

《阿先托条约》（Asiento Treaty）

埃尔登勋爵（Lord Eldon）

埃尔曼，约翰（Ellman,John）

埃利奥诺拉，乌利里（Eleanor,Ulrica）

埃塞奎博（Essequibo）

埃特鲁利亚（Etruria）

《艾登条约》（Eden Treaty）

艾狄生，约瑟夫（Addison,Joseph）

艾维里特，阿兰（Everitt,Alan）

爱丁堡（Edingburg）

安妮女王（Queen Anne）

安妮女王之战（Queen Anne's War）

《安全法》（Act of Security）

安茹的菲利普（Philip of Anjou）

奥德（Oudh）

奥德纳德（Oudenarde）

奥尔良公爵（Orleans,Duke of）

奥福德伯爵（Orford,Earl of）

奥格斯堡同盟（League of Augsburg）

奥古斯塔公主（Augusta,Princess of）

奥里萨（Orissa）

奥蒙德公爵（Ormonde,Duke of）

奥斯坦德东印度公司（Ostend East India Company）

B

《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

贝雷蒙特伯爵（Bellomont,Earl of）

比奇角（Beachy Head）

彼得黑德（Peterhead）

《兵变法案》（Mutiny Act）

波科克（Pocock,J.G.A.）

波士顿倾茶案（The Boston Tea Party）

波特兰公爵（Portl and,Duke of）

伯比斯（Berbice）

伯明翰（Birmingham）

伯内特（Burnet）

博林布鲁克子爵（Bolingbroke,Vis-count of）

博因（Boyne）

不服从国教派（dissenters）

不莱梅（Bremen）

布雷玛（Braemar）

布里奇沃特公爵（Bridgewater,Duke of）

布里斯托尔（Bristol）

《布里斯托尔邮报》（Bristol Postboy）

布伦海姆之战（Battle of Blenheim）

C

《财产资格法》（Property Qualification Act）

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Exchequer）

查理大公（Charles,Archduke）

查理二世（Charles II）

敞田制（open-fields）

城堡山（Castle Hill）

《褫夺法》（Act of Attainder）

慈善学校（Charity School）

D

大法官（Lord Chancellor）

大干线运河（Grand Trunk）

大同盟（Grand Alliance）

代廷根（Dettingen）

丹威奇（Dunwich）

导生制学校（Monitorial System of School）

德比（Derby）

德梅拉拉（Demerara）

德农维尔（Denonville,De）

邓迪（Dundee）

地方银行（Country Bank）

《定居与遣送法》（Law of Settlement and Removal）

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

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

独立选民协会（Independent Electors Society）

杜肯（Duquesne）

对佩勒姆派无辜者的屠杀（Massacre of Pelhamite Innocents）

敦刻尔克（Dunkirk）

E

俄亥俄公司（Ohio Company）

厄恩利勋爵（Lord Ernle）

F

《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

《反对非法结社及团体法》（Act Against Unlawful Combinations and Confed-eracies）

《非法宣誓法》（Act Against Unlawful Oath）

菲利普四世（Felip IV）

菲利普五世（Felip V）

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费尔登（Verden）

弗龙特纳克（Frontenac,Comte de）

伏尔泰（Voltaire）

福科尔克（Falkirk）

福克兰群岛（Falkl and Islands）

福斯与克莱德运河（Forth and Clyder Canal）

妇女学校（Dame School）

G

《橄榄枝请愿书》（Olive Branch Petition）

戈德史密斯（Goldsmith）

戈里（Goree）

哥本哈根大厦（Copenhagen House）

革命协会（Revolution Society）

格拉布街（Grub Street）

格拉夫顿公爵（Grafton,Duke of）

格拉斯哥（Glasgow）

格拉斯特公爵（Glouster,Duke of）

格兰谢尔（Glenshiel）

格洛斯特（Gloucester）

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

公学（Public School）

瓜略尔（Gwalior）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法案》（Act Anent Peace and War）

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归化法》（Naturalization Act）

贵格会（Quakers）

国教会（Established Church,Church of England）

国外福音宣传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in Foreign Parts）

国王之友（King's Friends）

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H

《哈德威克婚姻法》（Lord Hardwick's Marriage Act）

哈克尼学院（Hackney Academy）

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

汉诺威社（Hanover Society）

《汉诺威条约》（Treaty of Hanover）

汉诺威王朝（Hanover Dynasty）

汉普郡（Hampshire）

《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

《合并法案》（Act of Union）

亨利六世（Henry VI）

亨利四世（Henry IV）

皇家内科医师协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皇家艺术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

恢复宪政全国大联合会（Grand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tore the Constitu-tion）

辉格党（Whig）

惠勒爵士（Wheler,Sir Francis）

霍克斯顿学院（Hoxton Academy）

J

基伯龙（Quiberon）

基督教知识促进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基斯上校（Keith,Colonel）

吉尔伯特（Gilbert,T.）

济贫院（workhouse）

加顿（Gatton）

坚定者协会（Steadfast Society）

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Cam-bridge Group for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剑桥宪法会（Cambridge Constitutional Society）

《缴械法》（Disarming Act）

教区贫民监察员（overseers of the poor）

《结社法》（Combination Act）

《进口税法》（Import Duties Act）

旧制度（Old Regime）

抉择（Take Your Choice）

郡督（Lord Lieutenant）

K

卡莱尔（Carlisle）

卡罗琳王后（Caroline,Queen of）

卡马森郡（Carmarthenshire）

卡斯尔雷子爵（Castlereagh,Viscount of）

卡塔赫纳（Cartagena）

坎伯兰公爵（Cumberland,Duke of）

科德林顿（Codrington,Christopher）

科尔（Cole,W.A.）

科尔贝（Colbert,Jean-Baptiste）

科尔布鲁克戴尔（Coalbrookdale）

科林兄弟（Collings brothers）

科伊利（Coigley）

克朗福德运河（Cromford Canal）

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 VII）

库伦（Coulomb,Charles-Augustin de）

库洛登（Culloden）

《宽容法》（Toleration Act）

《魁北克法》（Quebec Act）

L

拉巴赫（La Barre,De）

拉米伊（Ramillies）

莱尔（Ryle,J.C.）

莱斯特（Leicester）

兰开郡（Lancashire）

兰开斯特（Lancaster）

劳动感化学校（Reformation School）

劳动学校（Industrial School）

老萨勒姆（Old Sarum）

雷丁（Reading）

里夫斯协会（Reeves Society）

里斯维克（Ryswick）

《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yswick）

理查逊，塞缪尔（Richardson,Samuel）

《利默里克条约》（Treaty of Limerick）

利物浦（Liverpool）

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

利兹（Leeds）

联合爱尔兰人（United Irishmen）

联合会（Union Society）

联合基金（Consolidated Fund）

林西·西奥费鲁斯（Lindsey,Theophi-lus）

刘易斯（Lewes）

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

卢梭（Rousseau）

鲁克，乔治（Rooke,George）

路易十四（Louis XIV）

路易斯堡（Louisbourg）

路易斯，乔治（Lewis,George）

《伦敦手艺人》（London Tradesman）

伦敦通讯会（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罗宾逊，约翰（Robinson,John）

罗德哈姆铁犁（Ro therham plough）

罗德尼将军（Rodney,Admiral）

罗金汉侯爵（Rockingham,Marquis of）

罗克福德，威廉·亨利（Rochford,Wil-liam Henry）

《罗马天主教解放法》（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

罗斯托（Rostow,W.W.）

罗素，爱德华（Russell,Edward）

罗威尔，艾伯特·劳伦斯（Lowell,Ab-bott Lawrence）

洛克，约翰（Locke,John）

洛，威廉（Law,William）

M

《马德里条约》（Treaties of Madrid）

马尔伯爵（Mar,Earl of）

马尔博罗伯爵（Malborough,Earl of）

马尔布拉凯（Malplaquet）

马嘎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

马格罗特·莫里斯（Margarot,Mau-rice）

马拉塔（Maratha）

马翁港（Port Mahon）

马西，约瑟夫（Massie,Joseph）

马歇尔，威廉（Marshall,William）

玛蒂尔达（Mathilda,Caroline）

玛丽加朗特岛（Marie Galante）

迈克尔，安德鲁（Mikle,Andrew）

迈索尔（Mysore）

麦克阿瑟，约翰（Macarthur,John）

麦克林，查尔斯（Macklin,Charles）

曼彻斯特（Manchester）

曼彻斯特爱国社（Manchester Patriotic Society）

曼彻斯特宪法会（Manchester Constitu-tional Society）

曼彻斯特宪法与改革协会（Manchester Constitution and Reformation Socie-ty）

曼德维尔，伯纳德（Mandeville,Ber-nard）

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

芒图，保尔（Mantoux,Paul）

梅尔库姆勋爵（Lord Melcombe）

梅诺卡（Minorca）

梅西（Mersey）

门多萨，丹尼尔（Mendoza,Daniel）

蒙默斯（Monmouth）

蒙斯（Mons）

蒙特罗斯（Montrose）

孟德尔斯，富兰克林（Mendels,Frank-lin）

孟克兰运河（Monkl and Canal）

孟，托马斯（Mun,Thomas）

米尔，托马斯（Muir,Thomas）

明登（Minden）

明格（G.E.Mingay）

莫比尔（Mobile）

莫达特（Moidart）

莫尔斯沃思（Molesworth）

穆尔，詹姆士（Moore,James）

N

那格浦尔（Nagpur）

那慕尔（Namur）

纳米尔（Namier）

纳瓦布（Nawab）

《奈梅根和约》（Treaties of Nijmegen）

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

《南特敕令》（Edit de Nantes）

尼达姆，约翰（Needham,John）

尼科尔森（Nicolson）

尼斯与斯旺西运河（Neath and Swansea Canal）

尼亚加拉（Niagara）

牛津公爵（Oxford,Duke of）

纽卡斯尔公爵（Newcastle,Duke of）

纽康门，托马斯（Newcomen,Thomas）

农业、制造业及工业促进协会（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gricul-ture,Manufacture and Industry）

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

诺尔（Nore）

诺里奇（Norwich）

《诺里奇邮报》（Norwich Post）

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 and）

诺斯，弗朗西斯（North,Francis）

诺斯勋爵（Lord North）

O

欧德诺（Oldknow）

欧根亲王（Eugene,Prince）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

《偶尔遵奉国教法》（Occasional Con-formity Act）

P

《帕多公约》（Convention of Pardo）

帕尔默，托马斯（Palmer,Thomas）

帕克，丹尼尔（Parke,Daniel）

帕拉迪齐奥，安德烈（Palladio,Andrea）

帕里，约翰（Parry,John）

帕萨罗角（Cape Passaro）

帕什瓦（Peshwa）

帕特森，威廉（Paterson,William）

《排斥法案》（Exclusion Bill）

潘恩，托马斯（Paine,Thomas）

《叛逆行为法》（Treasonable Practices Act）

《旁观者》（Spectator）

佩勒姆，亨利（Pelham,Henry）

佩特沃斯镇（Petworth）

配第，威廉（Petty,William）

彭萨科拉（Pensacola）

彭森（Penson,L.M.）

皮特，威廉（Pitt,William）

贫民日校（Charity Day School）

苹果酒税（Cider Tax）

珀斯（Perth）

珀西瓦尔，斯宾塞（Perceval,Spencer）

蒲柏，亚历山大（Pope,Alex ander）

朴次茅斯（Portsmouth）

普拉姆（Plumb,J.H.）

普拉特，查尔斯（Pratt,Charles）

普莱斯，理查德（Price,Richard）

普雷斯顿（Preston）

普里斯特利（Priestley）

普里斯特利，约瑟夫（Priestley,Joseph）

普通私立学校（Common Private School）

Q

奇克索人（Chickasaws）

乞儿学校（Ragged School）

《弃绝法》（Abjuration Act）

钱伯斯（Chambers,J.D.）

钱多斯公爵（Ch andos,Duke of）

乔治二世（George II）

乔治三世（George III）

乔治一世（George I）

琼斯（Jones,E.L.）

丘吉尔，约翰（Churchill,John）

屈维廉（Trevelyan,G.M.）

《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Society of the Supporters of the Bill of Rights）

R

人民之友社（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

《任职法案》（Place Act）

S

《萨尔拜条约》（Treaty of Salbai）

萨尔塞特岛（Salsette）

萨弗里，托马斯（Savery,Thomas）

萨福克（Suffolk,Henry Howard）

萨克斯-戈萨（Saxe-Gotha）

萨拉托加（Saratoga）

萨维尔，乔治（Savile,George）

萨希卜，昌达（Sahib,Chanda）

塞尔伯恩（Selborne）

《塞维利亚条约》（Treaty of Seville）

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

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

桑德兰，查尔斯·斯宾塞（Sunderl and,Charles Spencer）

桑基运河（Sankey Brook）

《骚乱法》（Riot Act）

扫帚婚（besom wedding）

瑟尔沃尔，约翰（Thelwall,John）

瑟洛勋爵（Thurlow,Lord of）

莎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Earl of）

《煽动集会法》（Seditious Meetings Act）

尚布利（Chambly）

舍利，威廉（Shirley,William）

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Sheffield Consti-tutional Society）

《摄政法》（Regency Act）

《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zine）

圣海伦（St.Helen）

圣吉恩（St.Jean）

圣乔治草地（St.George's Field）

施特林泽（Struensee,Johann Friedrich）

史蒂文森，爱德华（Stevenson,Edward）

《市镇团体法》（Corporation Act）

首相（Prime Minister）

枢密院（Privy Council）

舒瓦瑟尔公爵（Choiseul,Duc de）

私人银行（Private Bank）

斯克文，威廉（Skirving,William）

斯米顿，约翰（Smeaton,John）

斯密，亚当（Smith,Adam）

斯摩莱特，托拜厄斯（Smollett,Tobias George）

斯莫利特（Smollett）

斯佩克（Speck,W.A.）

斯皮特黑德（Spithead）

斯塔布斯，乔治（Stubbs,George）

斯坦霍普，詹姆士（Stanhope,James）

斯特恩，劳伦斯（Sterne,Laurence）

斯特拉福德公爵（Strafford,Duke of）

斯特拉福德郡（Staffordshire）

斯通，劳伦斯（Stone,Lawrence）

斯图亚特王朝（Stuart Dynasty）

斯威夫特，乔纳森（Swift,Johnathan）

四国同盟（Quadruple Alliance）

松德，卢德卡（Sound,Nootka）

《苏格兰人报》（North Briton）

索齐尼主义（Socinianism）

T

塔尔，杰思罗（Tull,Jethro）

泰康内尔伯爵（Tyrconnel,Earl of）

坦克维尔勋爵（Lord Tankerville）

坦南特，查尔斯（Tennant,Charles）

坦普尔，威廉（Temple,William）

坦普里（Temperley,H.W.V.）

汤姆逊，詹姆士（Thomson,James）

汤森德，查尔斯（Townshend,Charles）

《汤森德法》（Townshend Act）

汤因比，阿诺德（Toynbee,Anold）

唐根，托马斯（Dongan,Thomas）

唐宁，约翰（Dunning,John）

《糖税法》（Sugar Act）

特蕾西亚，玛丽亚（Theresa,Maria）

特鲁里街（Drury Lane）

特伦特（Trent）

《调整法》（Regulating Act）

图克，约翰·霍恩（Tooke,John Horne）

托克维尔（Tocqueville,Alexisde）

托兰德，约翰（Tol and,John）

托利党（Tory）

W

瓦特，詹姆士（Watt,James）

外交委员会（Committee of Diplomacy）

《王室婚姻法》（Royal Marriage Act）

《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

王座法庭（King's Bench）

威尔伯福斯，威廉（Wilberforce,Wil-liam）

威尔顿（Wilton）

威尔金森，约翰（Wilkinson,John）

威尔克斯，约翰（Wilkes,John）

威尔明顿伯爵（Earl of Wilmington）

威克姆（Whickham）

威廉三世（WiliamⅢ）

威廉王之战（King William's War）

威斯敏斯特联合会（Westminster Asso-ciation）

《威斯敏斯特协定》（Convention of Westminster）

韦尔热纳（Vergennes,Charles Gravier）

韦克（Wake）

韦茅思（Weymouth）

韦茅斯子爵（Weymouth,Viscount of）

韦奇伍德，乔赛亚（Wedgwood,Josiah）

维恩，沃特金斯（Wynn,Watkins）

《维也纳和约》（Treaty of Vienna）

卫斯理，查理（Wesley,Charles）

卫斯理，约翰（Wesley,John）

温德，罗杰（Wind,Roger）

温柔的牧羊人（Gentle Shepherd）

温斯坦莱（Winstanley）

沃德勒伊（Vaudreuil）

沃迪尔（Wordie,J.R.）

沃顿·托马斯（W harton,Thomas）

沃尔波尔，贺拉斯（Walpole,Horace）

沃尔波尔，罗伯特（Walpole,Robert）

沃尔夫，詹姆士（Wolfe,James）

沃尔瑟姆（Waltham）

《沃尔瑟姆黑面人法》（Waltham Black Act）

沃克，塞缪尔（Walker,Samuel）

沃克，托马斯（Walker,Thomas）

沃里克（Warwick）

沃里克宪法会（Warwick Constitutional Society）

沃斯利（Worsley）

《乌得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

《五哩法》（Five Miles Act）

伍德，约翰（Wood,John）

伍德，詹姆士（Wood,James）

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

X

希罗普郡（Shropshire）

希罗普郡运河（Shropshire Canal）

希普利，威廉（Shipley,William）

《锡林加帕塔姆条约》（Treaty of Serin-gapatam）

宪法知识会（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

宪章俱乐部（Charter Club）

宪政会（Constitutional Society）

乡绅（gentry）

香榭里大街（Chancery Lane）

小皮特，威廉（Pitt,William,the Youn-ger）

谢尔本伯爵（Shelburne,Earl of）

谢里登，理查德（Sheridan,Richard）

谢里夫穆尔（Sheriffmuir）

新不服从国教派（New Dissent）

新教联合会（Protestant Association）

休谟，大卫（Hume,David）

《宣誓法》（Test Act）

Y

《亚琛和约》（Treaty of Aachen）

《亚眠和约》（Treaty of Amiens）

扬，阿瑟（Young,Arthur）

扬，爱德华（Young,Edward）

杨格，乔治（Young,George）

一神论派（Unitarians）

伊利湖（Erie Lake）

伊普斯维奇公司（Ipswich Firm）

异己法（Alien Act）

易洛魁人（Iroquois）

《印度法》（Indian Bill）

《印花税法》（Stamp Act）

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

幼儿学校（Infant School）

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

约翰逊，塞缪尔（Johnson,Samuel）

约克郡联合会（Yorkshire Society）

约曼农（yeoman）

Z

詹金斯（Jenkins,Robert）

詹姆士党人情结（Jacobitism）

詹姆士二世（JamesⅡ）

詹姆士三世（JamesⅢ）

掌玺大臣（Lord Keeper）

政治研究（Political Disquisitions）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主计大臣（Paymaster General）

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

自然神论者（deists）

自由持有农（freeholder）

自由民（freeman）

《宗教集会法》（Conventicle Act）

《宗教一致法》（Act of Uniformity）

《宗教——致法》（Act of Uniformity）

佐范尼，约翰（Zoffany,Johann）

后记

本卷作者分工如下：刘金源撰写第一篇、第二篇；李义中撰写第三篇及第四篇第一章、第二章；刘明周撰写第四篇第三章及第五篇；胡传胜撰写第六篇；刘金源负责统稿工作。

凤凰文库书目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走进马克思》孙伯张一兵主编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张一兵著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任平著

《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张一兵著

《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胡大平著

《国外毛泽东学研究》尚庆飞著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段忠桥著

《资本主义理解史》（6卷）张一兵主编

《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张亮著

《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谢永康著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李景源主编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李景源吴元梁主编

《科学发展观：现代性与哲学视域》姜建成著

《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周穗明王玫等著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张文喜著

《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孙伟平著

《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唐正东著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哲学阐释》欧阳英著

《正义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王广著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英]斯图亚特·西姆著吕增奎陈红译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理论、政治与介入》[英]保罗·鲍曼著黄晓武译

《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王浩斌著

《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陈新夏著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荷]马歇尔·范·林登著周穗明译翁寒松校

《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刘森林著

《拜物教的幽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隐性逻辑》夏莹著

《新中国社会形态研究》吴波著

《“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张亮著

《“超越政治”还是“回归政治”：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白刚张荣艳著

《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张一兵著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及其哲学效应研究》孙乐强著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英]雷蒙·威廉斯著祁阿红吴晓妹译

《后工业乌托邦》[澳]鲍里斯·弗兰克尔著李元来译

《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著吴静译

二、政治学前沿系列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孔繁斌著

《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王海洲著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曾纪茂译

《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英]斯蒂芬·卢克斯著彭斌译

《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美]迈克尔·沃尔泽著任辉献译

《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英]理查德·贝拉米著毛兴贵等译

《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意]诺贝托·博比奥著陈高华译

《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美]布鲁斯·阿克曼等著应奇编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英]T.H.马歇尔等著郭忠华刘训练编

《当代社会契约论》[美]约翰·罗尔斯等著包利民编

《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英]G.A.柯亨等著吕增奎编

《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英]欧若拉·奥尼尔等著徐向东编

《宪政与民主》[英]约瑟夫·拉兹等著佟德志编

《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美]威廉·盖尔斯敦著佟德志苏宝俊译

《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美]赫尔曼·M.施瓦茨著徐佳译

《税收政治学：一种比较的视角》[美]盖伊·彼得斯著郭为桂黄宁莺译

《控制国家：从古雅典至今的宪政史》[美]斯科特·戈登著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

《社会正义原则》[英]戴维·米勒著应奇译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澳]安德鲁·文森特著袁久红译

《新社会主义》[加拿大]艾伦·伍德著尚庆飞译

《政治的回归》[英]尚塔尔·墨菲著王恒臧佩洪译

《自由多元主义》[美]威廉·盖尔斯敦著佟德志庞金友译

《政治哲学导论》[英]亚当·斯威夫特著佘江涛译

《重新思考自由主义》[英]理查德·贝拉米著王萍傅广生周春鹏译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英]约翰·格雷著顾爱彬李瑞华译

《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英]乔治·克劳德著应奇译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

《反对自由主义》[美]约翰·凯克斯著应奇译

《政治思想导读》[英]彼得·斯特克大卫·韦戈尔著舒小昀李霞赵勇译

《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英]桑德拉·哈尔珀琳著唐皇凤武小凯译

《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美]约翰·西蒙斯著郭为桂李艳丽译

《政治经济学理论》[美]詹姆斯·卡波拉索戴维·莱文著刘骥等译

《民主国家的自主性》[英]埃里克·A.诺德林格著孙荣飞等译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英]乔·米格德尔著张长东译

《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美]彼得·霍尔著刘骥刘娟凤叶静译

《社会契约论》[英]迈克尔·莱斯诺夫著刘训练等译

《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澳]菲利普·佩蒂特著刘训练译

《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冯克利译

《原则问题》[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张国清译

《社会正义论》[英]布莱恩·巴利著曹海军译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美]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

《作为公道的正义》[英]布莱恩·巴利著曹海军允春喜译

《古今自由主义》[美]列奥·施特劳斯著马志娟译

《公平原则与政治义务》[美]乔治·格劳斯科著毛兴贵译

《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美]罗伯特·A.达尔著范春辉等译

《论伦理精神》张康之著

《人权与帝国：世界主义的政治哲学》[英]科斯塔斯·杜兹纳著辛亨复译

《阐释和社会批判》[美]迈克尔·沃尔泽著任辉献段鸣玉译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郭忠华编

《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应奇主编

《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美]安娜·M.史密斯著付琼译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张亮编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英]迈克尔·肯尼著李永新陈剑译

《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美]珍妮弗·皮茨著金毅许鸿艳译

《论战争》[美]迈克尔·沃尔泽著任辉献段鸣玉译

《现代性的谱系》张凤阳著

《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闾小波著

《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美]塞瑞娜·潘琳著张云龙译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郭为桂林娜译

《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美]乔尔·S.米格代尔著李杨郭一聪译张长东校

《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张亮熊婴编

《仪式、政治与权力》[美]大卫·科泽著王海洲译

《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王海洲著

《论政治的本性》[英]尚塔尔·墨菲著周凡译

三、纯粹哲学系列

《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叶秀山西方哲学论集（1998-2002）》叶秀山著

《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黄裕生著

《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谢地坤著

《从胡塞尔到德里达》尚杰著

《海德格尔与存在论历史的解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引论》宋继杰著

《康德的信仰：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赵广明著

《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黄裕生著

《理念与神：柏拉图的理念思想及其神学意义》赵广明著

《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王恒著

《意志及其解脱之路：叔本华哲学思想研究》黄文前著

《真理之光：费希特与海德格尔论SEIN》李文堂著

《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尚杰著

《胡塞尔直观概念的起源：以意向性为线索的早期文本研究》陈志远著

《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方向红著

《形而上学与社会希望：罗蒂哲学研究》陈亚军著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刘永谋著

《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叶秀山著

《学与思的轮回：叶秀山2003-2007年最新论文集》叶秀山著

《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户晓辉著

《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倪梁康著

《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王齐著

《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黄裕生著

《道路之思：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张柯著

《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叶秀山著

《自由、心灵与时间：奥古斯丁心灵转向问题的文本学研究》张荣著

《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王树人著

《从语言到心灵：一种生活整体主义的研究》蒉益民著

《身体、空间与科学：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研究》刘胜利著

《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叙事的当代转换及效应》陈亚军著

四、宗教研究系列

《汉译佛教经典哲学研究》（上下卷）杜继文著

《中国佛教通史》（15卷）赖永海主编

《中国禅宗通史》杜继文魏道儒著

《佛教史》杜继文主编

《道教史》卿希泰唐大潮著

《基督教史》王美秀段琦等著

《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

《中国律宗通史》王建光著

《中国唯识宗通史》杨维中著

《中国净土宗通史》陈扬炯著

《中国天台宗通史》潘桂明吴忠伟著

《中国三论宗通史》董群著

《中国华严宗通史》魏道儒著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3卷）潘桂明著

《禅与老庄》徐小跃著

《中国佛性论》赖永海著

《禅宗早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洪修平著

《基督教思想史》[美]胡斯都·L.冈察雷斯著陈泽民孙汉书司徒桐莫如喜陆俊杰译

《圣经历史哲学》（上下卷）赵敦华著

《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杨维中著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洪修平主编

《基督教神学发展史》（一）、（二）、（三）林荣洪著

五、人文与社会系列

《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美]威廉·贝纳特彼得·科茨著包茂红译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刘北成刘小鸥译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德]于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美]A.麦金太尔著宋继杰译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美]R.M.昂格尔著吴玉章周汉华译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英]约翰·凯里著吴庆宏译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

《社会行动的结构》[美]塔尔科特·帕森斯著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

《文化的解释》[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

《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1）》[美]埃里克·沃格林著霍伟岸叶颖译

《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2）》[美]埃里克·沃格林著陈周旺译

《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美]理查德·塔克著罗炯等译

《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英]基思·托马斯著宋丽丽译

《男性气概》[美]哈维·C.曼斯菲尔德著刘玮译

《黑格尔》[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著张国清朱进东译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美]罗伯特·K.默顿著唐少杰齐心等译

《个体的社会》[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翟三江陆兴华译

《象征交换与死亡》[法]让·波德里亚著车槿山译

《实践感》[法]皮埃尔·布迪厄著蒋梓骅译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美]利奥·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美]迈克尔·沃尔泽著褚松燕译

《传统的发明》[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著顾杭庞冠群译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

《卢梭问题》[德]恩斯特·卡西勒著王春华译

《自足语义学：为语义最简论和言语行为多元论辩护》[挪威]赫尔曼·开普兰

[美]厄尼·利珀尔著周允程译

《历史主义的兴起》[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陆月宏译

《权威的概念》[法]亚历山大·科耶夫著姜志辉译

《无国界移民》[瑞士]安托万·佩库[荷兰]保罗·德·古赫特奈尔编武云译

《语言的未来》[法]皮埃尔·朱代·德·拉孔布海因茨·维斯曼著梁爽译

《全球化的关键概念》[挪]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著周云水等译

《房地产阶级社会》[韩]孙洛龟著芦恒译

《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美]特伦斯·鲍尔詹姆斯·法尔拉塞尔·L.汉森编朱进东译

《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著刘玮译

《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美]埃娃·汤普逊著杨德友译

《留恋人世：长生不老的奇妙科学》[美]乔纳森·韦纳著杨朗卢文超译

六、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英]王斯福著赵旭东译

《王弼〈老子注〉研究》[德]瓦格纳著杨立华译

《章学诚思想与生平研究》[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

《中国与达尔文》[美]詹姆斯·里夫著钟永强译

《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美]韩书瑞著陈仲丹译

《中华帝国后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黄卫总著张蕴爽译

《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词中的园林与玩好》[美]王晓山著文韬译

《六朝精神史研究》[日]吉川忠夫著王启发译

《中国社会史》[法]谢和耐著黄建华黄迅余译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日]佐藤慎一著刘岳兵译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日]岛田虔次著甘万萍译

《为权力祈祷》[加拿大]卜正民著张华译

《洪业：清朝开国史》[美]魏斐德著陈苏镇薄小莹译

《儒教与道教》[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

《中华帝国的法律》[美]D.布朗等著朱勇译

《文化、权力与国家》[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美]史华兹著程钢译刘东校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明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日]滨下武志著高淑娟孙彬译

《中国美学问题》[美]苏源熙著卞东波译张强强朱霞欢校

《翻译的传说：构建中国新女性形象》胡缨著龙瑜宬彭珊珊译

《〈诗经〉原意研究》[日]家井真著陆越译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美]高彦颐著苗延威译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美]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美]韩森著鲁西奇译

《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荷]安国风著纪志刚郑诚郑方磊译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王贤知贾维译

《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美]李丹著张天虹张胜波译

《18世纪的中国社会》[美]韩书瑞罗有枝著陈仲丹译

《开放的帝国：1600年的中国历史》[美]韩森著梁侃邹劲风译

《中国人的幸福观》[德]鲍吾刚著严蓓雯韩雪临伍德祖译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日]中岛乐章著郭万平高飞译

《朱熹的思维世界》[美]田浩著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建构》杨美慧著赵旭东孙珉译张跃宏校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美]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著姜智芹译

《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日]松浦章著董科译

《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日]顾琳著王玉茹张玮李进霞译

《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日]松浦章著郑洁西译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科大卫著卜永坚译

《中国善书研究》[日]酒井忠夫著刘岳兵何英莺孙雪梅译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日]城山智子著孟凡礼尚国敏译

《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美]马立博著王玉茹译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美]卢苇菁著秦立彦译

《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美]韩书瑞著刘平唐雁超译

《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美]易明著姜智芹译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美]林郁沁著陈湘静译

《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美]戴维·艾伦·佩兹著姜智芹译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日]增田涉著周启乾译

《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美]艾志端著曹曦译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

《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德]狄德满著崔华杰译

《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的妇女问题》[美]季家珍著杨可译

《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美]艾米莉·洪尼格著韩慈译

《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林满红著詹庆华林满红译

《寻求中国民主》[澳]冯兆基著刘悦斌徐译

《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江西省的冲突与适应》[美]史维东著吴薇译

《认知变异：反思人类心智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英]G.E.R.劳埃德著池志培译

《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美]韩瑞著袁剑译

《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澳]雷金庆著[澳]刘婷译

《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伍跃著

《文书行政的汉帝国》[日]富谷至著刘恒武孔李波译

《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美]张骊著袁长庚译

《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游鉴明胡缨季家珍主编

《跨太平洋位移：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民族志、翻译和文本间旅行》黄运特著陈倩译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日]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

《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澳]李木兰著方小平译

《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眼中的威海卫与中国文化》[英]庄士敦著刘本森译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美]武雅士著彭泽安邵铁峰译郭潇威校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英]伊懋可著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

《自贡商人：早期近代中国的企业家》[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

《人物、角色与心灵：〈牡丹亭〉与〈桃花扇〉中的身份认同》[美]吕立亭著白华山译

《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日]森正夫著伍跃张学锋等译范金民夏维中审校

《儒学与女性》[美]罗莎莉著丁佳伟曹秀娟译

《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美]柏文莉著刘云军译

《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美]韩德林著吴士勇王桐史桢豪译

《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美]穆盛博著胡文亮译

《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德]薛凤著吴秀杰白岚玲译

《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美]魏定熙著张蒙译

《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英]史怀梅著曹流译

《两访中国茶乡》[英]罗伯特·福琼著敖雪岗译

《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英]胡司德著蓝旭译

《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美]傅佛果著陶德民何英莺译

七、历史研究系列

《中国近代通史》（10卷）张海鹏主编

《极端的年代》[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马凡等译

《漫长的20世纪》[意]杰奥瓦尼·阿瑞基著姚乃强译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钱乘旦陈晓律著

《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钱乘旦主编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6卷）杨栋梁主编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卢勋杨保隆等著

《明治维新》[英]威廉·G.比斯利著张光汤金旭译

《在垂死皇帝的王国：世纪末的日本》[美]诺玛·菲尔德著曾霞译

《美国的艺伎盟友》[美]涩泽尚子著油小丽牟学苑译

《戊戌政变的台前幕后》马勇著

《战后东北亚主要国家间领土纠纷与国际关系研究》李凡著

《战后西亚国家领土纠纷与国际关系》黄民兴谢立忱著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董佳著

《战后日本史》王新生著

《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范金民著

八、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世纪末的维也纳》[美]卡尔·休斯克著李锋译

《莎士比亚的政治》[美]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著潘望译

《邪恶》[英]玛丽·米奇利著陆月宏译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英]弗兰克·富里迪著戴从容译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丹尼尔·贝尔著严蓓雯译

《流动的恐惧》[英]齐格蒙特·鲍曼著谷蕾杨超等译

《流动的生活》[英]齐格蒙特·鲍曼著徐朝友译

《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英]齐格蒙特·鲍曼著谷蕾武媛媛译

《未来的形而上学》[美]爱莲心著余日昌译

《感受与形式》[美]苏珊·朗格著高艳萍译

《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一种批判的历史》[美]道格拉斯·多德著熊婴译刘思云校

《异端人物》[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刘超陈叶译

《哲学俱乐部：美国观念的故事》[美]路易斯·梅南德著肖凡鲁帆译

《文化理论关键词》[英]丹尼·卡瓦拉罗著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预言家》[英]丹尼斯·史密斯著佘江涛译

《公共领域中的伦理学》[英]约瑟夫·拉兹著葛四友主译

《文化模式批判》崔平著

《谁是罗兰·巴特》汪民安著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民安著

《时间、空间与伦理学基础》[美]爱莲心著高永旺李孟国译

九、教育理论研究系列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美]梅雷迪斯·D.高尔等著许庆豫等译

《教育基础》[美]阿伦·奥恩斯坦著杨树兵等译

《教育伦理学》贾馥茗著

《认知心理学》[美]罗伯特·L.索尔索著何华等译

《现代心理学史》[美]杜安·P.舒尔茨著叶浩生等译

《学校法学》[美]米歇尔·W.拉莫特著许庆豫等译

十、艺术理论研究系列

《弗莱艺术批评文选》[英]罗杰·弗莱著沈语冰译

《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美]列奥·施坦伯格著沈语冰刘凡谷光曙译

《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艺术》[美]简·罗伯森克雷格·迈克丹尼尔著匡骁译

《艺术与物性：论文与评论集》[美]迈克尔·弗雷德著张晓剑沈语冰译

《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英]T.J.克拉克著沈语冰诸葛沂译

《自我与图像》[英]艾美利亚·琼斯著刘凡谷光曙译

《博物馆怀疑论：公共美术馆中的艺术展览史》[美][大卫·卡里尔著丁宁译

《艺术社会学》[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著章浩沈杨译

《云的理论：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绘画史》[法]于贝尔·达米施著董强译

《杜尚之后的康德》[比]蒂埃利·德·迪弗著沈语冰张晓剑陶铮译

《蒂耶波洛的图画智力》[美]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迈克尔·巴克森德尔著王玉冬译

《伦勃朗的企业：工作室与艺术市场》[美]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著冯白帆译

《新前卫与文化工业》[美]本雅明·布赫洛著何卫华史岩林桂宏军钱纪芳译

《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美]迈耶·夏皮罗著沈语冰何海译

《重构抽象表现主义：20世纪40年代的主体性与绘画》[美]迈克尔·莱雅著毛秋月译

《神经元艺术史》[英]约翰·奥尼恩斯著梅娜芳译

《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美]哈尔·福斯特著杨娟娟译

《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椴木雕刻家》[德]巴克森德尔著殷树喜译

《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美]迈耶·夏皮罗著沈语冰王玉冬译

十一、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系列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制度变革与结构转型》肖耿著

《世界经济复苏与中国的作用》[英]傅晓岚编蔡悦等译

《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之路》《比较》研究室编

《大失衡：贸易、冲突和世界经济的危险前路》[美]迈克尔·佩蒂斯著王璟译

《中国经济新转型》[日]青木昌彦吴敬琏编姚志敏等译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发展》刘志彪著

十二、艺术与社会系列

《艺术界》[美]霍华德·S.贝克尔著卢文超译

《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00》[英]马尔科姆·安德鲁斯著张箭飞韦照周译

十三、公共管理系列

《更快更好更省？》[美]达尔·W.福赛斯著范春辉译

《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张康之著

《美国能源政策：变革中的政治、挑战与前景》[美]劳任斯·R.格里戴维·E.麦克纳布著付满译

十四、智库系列

《经营智库：成熟组织的实务指南》[美]雷蒙德·J.斯特鲁伊克著李刚等译陆扬校

版权信息

书名：英国通史.第五卷

作者：钱乘旦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年9月

ISBN: 978721415035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出版说明

总序

前言

第一篇 经济

第一章 经济政策

第二章 工业与交通

第三章 银行与金融

第四章 对外贸易

第五章 农业

第二篇 政治

第一章 议会制度改革

第二章 社会民众运动

第三章 政治体制沿革

第四章 行政制度变化

第三篇 社会

第一章 阶级对抗

第二章 城市化与城市病

第三章 财富与贫困

第四章 人口、婚姻与家庭

第五章 宗教与教育

第四篇 外交

第一章 均势外交

第二章 炮舰外交

第三章 帝国主义外交

第四章 大战前外交

第五篇 帝国

第一章 第二帝国的发展

第二章 巩固帝国的努力

第三章 第二帝国的危机

第六篇 思想与文化

第一章 文学

第二章 社会思想

第三章 艺术与科学

附录

一 地图

二 大事年表

三 参考书目

四 译名对照与索引

后记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总序

钱乘旦

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一直是我们的夙愿，这个夙愿已经持续好几代人了。

英国史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19世纪，第一个打开中国国门的是英国，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强烈地想要了解英国，看这个小国是如何成为世界大国的。1839年林则徐组织编写《四洲志》，其中关于英国历史的记载有一两千字，这就是中国人对英国历史最早的系统记叙，算是一篇“简明史”。1841年，魏源将《四洲志》的内容综合于《海国图志》中，中国人关于英国历史的了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以后，到20世纪初，陆陆续续出版了一批翻译书籍，向国人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泰西新史揽要》、《万国通史》、《万国史略》等等，这些著作中英国的内容占很大篇幅，比如《万国通史》30卷中，涉及英国史和英帝国史的有6卷，反映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英国的注意特别强烈。1881年，有一本叫《大英国志》的翻译书在上海出版，其中内容全都相关于英国史，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英国通史”。译者是一位英国传教士，虽说他向中国人介绍英国的历史完全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但客观上，他是第一个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自古代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历史脉络的有心人。

1907年出版了另一本译著《英民史记》，该书英文作者叫葛耺（J.R.Green，今译格林），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英国历史学家，他改变了当时史学界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史的一贯传统，而以普通人民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要对象。《英民史记》在今天可以翻译成《英国人民史》，那是他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那个时代被译成中文，的确有一点超时代的意味。

几乎与此同时，1903年，作新社推出《英国维新史》，此书以英国革命为题材，记叙了查理一世从继位到内战结束被斩首的历史，是一部宣传革命改造国家的作品。1906年，《北洋学报》则连续14期刊登《英国变政小史》，其内容涉及英国的议会、宪法、国王、内阁、地方自治等各个方面，宣传用变革的方式改造国家。尽管这两部作品都不属于通史范畴，却都是中国人撰写的有关“英国史”的最早文字，多多少少算是“断代史”。

民国时期继续出版翻译著作，其中钱端升的《英国史》最为突出。这部书的作者是屈勒味林（亦译为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他是20世上半叶英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辉格史学的创始人马考莱的外甥。这部书本身的价值很高，但译文却半文不白，读起来很费力。钱端升本人是著名学者，他翻译的这部《英国史》，曾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指定为高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几本英国通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1958年英国历史学家莫尔顿撰写的《人民的英国史》在北京出版，莫尔顿是英共党员，其论点受苏联体系影响很大，但书中仍保留着英国历史学家的一些特点，有自己的编写结构。这部书从远古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通史”；但它作为通史又太简单了，所以只能算是英国简史。此外，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太陈旧了，不再被历史学家们所认同。

苏联学者塔塔里诺娃的《英国史纲（1640-1815）》于1962年出版，它的内容仅限于1640-1815年，其实是一部英国近代史。这部书的引进，是当时全盘学习苏联的必然之物，书中典型地体现了那个时代苏联主流学界对英国近代历史的基本观点，其中对一些重大事件及人物的评价（如17世纪英国革命、工业革命、工会运动等），后来都成为我国世界史教科书中的标准说法。即使在今天，这本书对中国的英国史学者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让我们了解苏联体系对英国历史的处理方式，终究，苏联体系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重要历史学体系。

“文革”结束后，翻译作品在各个领域中如泉喷出现，而最早出现的英国通史著作，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丘吉尔是政治名人，但也写过许多历史著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当然，这些著作大多是由他口述而由别人代笔的。《英语国家史略》分上下两卷，第一卷写英国本土及殖民扩张史，第二卷写英帝国白人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历史。丘吉尔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他的历史观也充满保守主义色彩，他的这部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并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以保守主义立场撰写的英国通史，让读者有机会了解保守学派对英国历史的阐释。

另一部保守主义作品是《英国现代史》，作者梅德利科特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主编的《朗曼英国通史》（Longman History of England）共11卷，我们翻译的是其中最后一卷，内容涉及1914-1964年的英国史。由于是多卷本英国通史中的一卷，所以这本书只是一部断代史，而且是一部不完整的20世纪断代史。

有一部真正的“英国通史”被译成中文，即肯尼思·O.摩根主编的《牛津英国通史》。摩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他这本书从公元前55年一直写到1983年，内容涉及英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外交、战争、司法等内容，而且把衣食住行、人口家庭、心态娱乐等这些新鲜的领域也写进去，体现着战后西方的史学观念。但是作为单卷本的英国通史，在有限的篇幅内写这么多内容其实是不可能的，结果，在一般书中要用好几页纸才能说清楚的事，在这本书中往往只剩下一两个小节。对不了解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起不到蒙学的作用；而对于专业的英国史学者来说，这本书又太浅了，学术含量不够。

阿萨·勃里格斯的《英国社会史》也是一本通史性质的书，按照当代西方史学观念，这样的社会史其实是“去政治”的英国史，它的重点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内容很少提及。专门的“社会”通史其实也很重要，它让人们了解那些在政治家眼里不起眼的事，也就是老百姓的琐碎事。《英国社会史》从史前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涉及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内容之丰富、涵盖面之广，很少有单卷本通史书能够超越它。

2013年出版的《英国史》（上、下册）是一部适合普通中国人阅读的书。这部书从古代一直写到20世纪下半叶，它采用传统的历史学叙事方法，以时间为序，铺陈了英国历史的完整过程。它试图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内容都包含进去，对初学以及想一般了解英国历史的人来说，是一本不错的书。只是它叙述平平，虽说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却缺乏思想和思考，可说是一部“专业”书。

在翻译著作接踵而来的同时，中国学者自己编写英国通史的工作也终于起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英国史研究也获得跳跃式发展。按道理说，中国人接触到的第一个外国国家的历史是英国的历史，写英国史包括英国通史应该很早就开始，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的、资源的、历史条件的、学科传统的等等，到林则徐组织《四洲志》的140年以后，中国学者才终于下决心开始这项工作。1981年，程西筠、王璋辉合写的《英国简史》率先出版，虽说该书确实是“简史”，拿今天的眼光看可以有更大的期许，但它终究迈出了第一步，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英国通史。接着又有一些通史出版，其中陶松云、郭太风合著的《英国史话》是一本供青少年阅读的普及性读物，在当时也是一个尝试。王荣堂的《英国近代史纲》是一部断代史，它涉及1640-1914年的英国史，虽说它只是断代史，却也是一部完整的断代史。王觉非主编的《近代英国史》更进了一步，从学术含量方面说，这本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198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分量的英国通史终于问世，标志着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由蒋孟引主编，辜燮高、王觉非、张云鹤、孔令平四位学者参加写作的《英国史》计62万字，从英国远古一直写到20世纪。书中吸收了许多研究新成果，从多个角度再现了英国的历史进程。这本书的出版，改变了中国没有自己的英国通史的局面，为国内大学提供了一部完整的英国史教材。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达了中国学者自己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拿不出自己的观点是不行的，否则它也就成为变相的翻译了。

21世纪初有三部英国通史接踵出版，它们是钱乘旦、许洁明的《英国通史》，阎照祥的《英国史》，高岱的《英国通史纲要》。这三部书都出自新一代学者之手，其观点和知识体系都更加新颖、更能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新发展。它们作为英国史入门书是绰绰有余的，不仅为英国史课堂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教材，也为一般想了解一点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提供了读本。但是，作为对英国历史更精细的阐述，以及中国学者更深入的研究，它们却远远不够；要反映中国学者对英国历史理解的水平、研究的能力，需要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抱持的夙愿。

我们这部英国通史从2008年开始筹划，历经七年终于写成，现在就要出版了。参加写作的，多数属于更年轻一代的英国史学者，其中许多是我的学生。作者们都经受过相当严格的英国历史专业训练，熟悉国际学术界状况，了解研究动态；他们都有国外学习的经历，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接触史料、著述，因此有优厚的学术条件。所有这些和他们的先辈比较起来都是得天独厚的——写一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在20年前几乎是天方夜谭！不过，学术总是一浪推一浪的，没有先辈的努力和积淀，也就没有今天这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

英国这个国家值得人们的特别关注，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特殊的作用。我在《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的卷首语中曾经这样说：

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即使对世界事务不甚了解的人也会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即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在世界历史的长剧中，属于英国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着实不多见。

但正是这个不爱走极端的稳重的民族为现代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奠定了好几块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榜样。英国的发展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渐进道路的可行。英国的科学精神和经典理论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其求实与理性的态度明显地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英国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与其稳重的行为方式一样令世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英国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英国是现代世界的开拓者。

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历史就值得特别注意，人们需要走进英国历史自身之中，来品味它的特征。尽管时至今日，英国的辉煌已经不再，它重新回到静谧的英伦三岛，但英国的历史还是值得回味的，我们写这部英国通史，便旨在和读者们一同去回味这个历史，并沉思它的蕴意。

江苏人民出版社给了我们坚定、热情、长期的支持，王保顶先生为书的写作和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一卷编辑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此，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希望能从读者那里得到回报。

2015年7月8日，于北京

前言

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在英国全盛发展的时期。英国在19世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开始引领世界潮流。经过19世纪社会各方面的变革，英国最终完成了构建现代国家的任务，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

19世纪英国的经济发展受经济理论的指导，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英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突飞猛进，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英国建立了强大的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煤炭工业、机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自由贸易政策的确立，使英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竞争优势，为大宗工业品的输出和大宗原料、粮食的输入准备了前提。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的中心。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它不仅是世界范围内资本流通的中心，而且是世界各地短期资本投资的主要目标，一个全球性的证券市场在伦敦形成。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外投资快速增长，起先主要流向欧洲大陆，后来逐渐转向殖民地、南美以及美国。在工业经济突飞猛进的时候，英国也步入“高效农业”的时代，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高效农业提供了制度保障。1846年废除谷物法之后，英国农业加速了改良和结构调整，走上集约化道路。到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农业进入最繁荣的时期。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逐步丧失，英国农业也进入困难之中，其普遍萧条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过，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和金融强国，在航运、国际银行业和金融业、海外贸易服务业方面仍占优势。煤炭、钢铁、机械工业仍在发展，造船业仍居世界首位。1870-1914年的经济衰落是相对而言的，英国仍在发展，其工业产量、世界贸易量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居于世界的前列。

19世纪的变化触动着所有人的利益，各个阶层都被卷入不同性质和内容的民众运动之中。激进主义者包括议会改革者、共和主义者、社会改良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这些不同的激进团体可能独立行动，也可能采纳或支持另一个激进团体的政治纲领或社会目标，其共同点是要求对现存制度作根本改革。议会改革是19世纪英国政治变革的一条主线，其根本目标是突破寡头政治制度，向大众民主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英国采用了和平变革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的平稳过渡。到19世纪下半叶，自由党和保守党竞相改革，主要是想从改革中为本党争取更多选民。

在19世纪，政党的力量凸显，为了组织全国范围的选举工作，操控本党选民，党必须加强领导力度，突出党魁个人的影响，同时着力进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工党是工人运动的产儿，出于各自的需要，工党和工会这两股新的力量联合起来，携手走上了英国的政治舞台。

司法行政改革也是大势所趋，通过持续的司法改革，英国建立起统一的现代司法体制；警察的组建降低了治安法官的作用，乡绅对农村的统治随之削弱。到19世纪末，英国确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现代政府管理机制建立起来，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主宰了社会意识形态，他们的生活方式主导了英国社会。土地贵族在财产方面仍占极大的优势，但是到19世纪晚期，他们在政治、军事领域里逐渐失去优势。工业化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也创造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日益扩大的两极社会。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渐成主流，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世纪缔造了第一个城市化社会，也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城市化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方便，但也恶化了环境，从拥挤到疾病到犯罪猖獗，揭示了城市化这把历史大锤的正负效应。19世纪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宗教国家，从凡夫俗子到科学家、甚至进化论的支持者都是宗教的信仰者。工业化没有削弱宗教意识，宗教的影响反而加大了；然而，怀疑论甚至无神论也在悄悄地增长。在教育方面，牛津、剑桥仍然是贵族精英教育的堡垒，但中等阶级教育也得到发展，到19世纪晚期，大众教育和职业教育也有所进展。

19世纪的英国外交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捍卫英国的国际地位，二是保障英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贸易。在整个19世纪，各党派的外交政策有共同的原则，即保卫英帝国，维护强大的海军力量，保持欧洲均势。拿破仑战争让英国深刻地认识到，维持均势才能捍卫英国的安全，才能实现全球自由贸易，因此战后英国政府执行和平外交路线。然而19世纪中叶炮舰政策成为英国外交的主导，它凭借海军的绝对优势控制世界海洋，强制推行“自由贸易”，迫使全世界为英国的商品打开大门。该政策的始作俑者帕默斯顿并不主张四处出击，认为在不严重涉及英国利益的情况下，英国应尽量袖手旁观；英国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英国外交必须信守英国的永恒利益。

尽管如此，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外交影响力已不能与其经济地位相比。此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正迅速进展，英国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它必须依靠外部的资源来支撑自己，一旦其他国家进入工业化，英国就受到威胁。于是英国不再将国家关系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因素，而是全力保护帝国利益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孤立主义外交在英国单强独大时是一种明智的政策，一旦其他大国赶超上来，结盟外交就是英国的唯一选择。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成为无可匹敌的海上霸主，拥有巨大的殖民帝国，这以后它执行无形帝国政策，不以扩大版图为目标，而以贸易为第一要旨。“炮舰政策”就是以此为目标的。70年代以后，随着其他国家工业化迅速进展，英国商品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英国于是开始改行有形帝国政策，投入争夺殖民地的激烈斗争之中。在这个争夺中，英国成为最大的赢家，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到19世纪结束时，从版图方面看，大英帝国覆盖世界，英帝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但帝国解体的过程也开始了，白人移民殖民地离心倾向日益明显，最终转变成“自治领”；非白人殖民地的自我意识也在形成，到20世纪就转变成独立的要求。英布战争暴露了英帝国的虚弱，在帝国辉煌的外表下，不祥的阴影悄然聚集。

19世纪，英国的“软实力”十分强大，科学、文化、艺术都发展到历史的最高点，各种理论和学说纷纷出现，借助它的商品和炮舰传播到世界上许多地方。英国对世界历史的突出贡献集中表现在19世纪，正是在这个时代，英国走上了光辉的顶点，无论其成功还是失误，都为世界展示了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模板。

本卷主持人刘成

2015年1月，于南京

第一篇　经济

第一章　经济政策

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集中反映了同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和经济利益，并被用来为巩固和加强统治阶级的地位服务，19世纪英国经济政策的演变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从自由放任到国家适度干预，都受到经济理论的影响和指导。

19世纪英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自由放任时代以前，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是重商主义，它主张国家干预，执行垄断政策。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曾帮助英国成为欧洲强国，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重商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于是，突破重商主义的束缚，建立新的理论，就成为新时代的需要。

完成这一任务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主张政府退出经济领域，让经济完全“自由”地发展。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工业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它的指导下，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由于英国是第一个成功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因此亚当·斯密的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人们都把英国的成功归因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英国的模式是标准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历史证明，英国的模式不是唯一的模式，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就开始摆脱英国理论和英国模式，英国模式只是一种适合英国发展的工业革命方式，它帮助英国顺利完成了工业化。

在斯密之前，已有不少人为摆脱中世纪的道德枷锁、建立适合新的社会变化的经济道德标准作出种种努力，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亚当·斯密则以他庞大的理论体系为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提出新的道德标准，斯密认为，人类行为是由六种基本动机推动的：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及交换，以此出发，他认为一切人的行为动机都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判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有按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自由。在这样的假设下，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即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富人虽然贪得无厌，雇用了千百人来为其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所做的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当神把土地分给少数地主时，他既没有忘记也没有遗弃那些在这种分配中似乎被忽略了的人。后者也享用着他们在全部土地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依据此种理论，斯密甚至怀疑那些不是出自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的行为能否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他说：“我从来未见过那些假借为公众谋利之名的人们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被誉为“第一部伟大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这部经典著作中，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系统提出了全新的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该书的中心思想，是把看起来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看成是一个具有自行调整机制的体系，商品供求和价格都按照自由竞争的内在规律运行，若是自由竞争受到阻碍，那么自动调节就会受影响。因此他反对高关税，反对政府对商业和市场的干涉。亚当·斯密指出：“垄断乃是良好经营的大敌，只有依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能使良好经营普遍确立起来。自由和普遍的竞争势必驱使各个人，为了自卫而采用良好的经营方法。”《国富论》把市场的完全自由抬高到不可逾越的地位，认为自由市场中的“经济人”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斯密认为人性是天生自私的，追逐个人利益是人的本能，在经济活动中，资本的“唯一目的”在于“牟取暴利”，当资本家使用资本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事后才达成一致的，利他是利己的产物。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最终就客观地获得了增进，因此社会利益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而“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指“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这种机制要求经济在“自然”状态下发展，生产在“自由”中竞争。这就是他所设想的理想的“自然秩序”，在其中，个人与社会完成了利益的最大统一。因此，政府应该创造一种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保障个人的经济活动，而国家对经济领域的任何干预都会对国家整体造成妨碍作用。

这就是“自由放任”理论。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因此，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延福于全社会，他是不必为追求这种利益而感到羞愧的，因此，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放手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吧，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他会对公众利益作出最大的贡献！

“自由放任”理论为人们发财致富的动机提供了最好的辩词，当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工业资产者急于在一切领域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论依据，斯密学说为此种需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因此它一经出现，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他的学说很快为工业资产者所接受，成为其正统的经济指导思想。经济自由主义表达了他们埋藏已久的强烈愿望，他们高兴地发现，在斯密那里，追求利润变成了正常的伦理，自私的动机被说成是可以造福于社会的崇高目标，千百年来基督教教义中经商可耻甚至有罪的观念被打碎了，柏拉图式的或贵族式的高雅姿态也被清除干净。那种对财富强烈追求的欲望，现在被公开释放出来，这被哈佛大学一位经济史学家叫做“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在欲望的刺激下，人们急切地扩大生产，大大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斯密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学“古典”时期的开始，这个时期大致是从1776年《国富论》出版，延续到1873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之死。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其所持的原理即自由放任理论却成为那一时期人们坚守的信条。

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发展了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代表者，他把劳动价值论和地租理论发展到高峰，其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它的中心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李嘉图赞成斯密对国家职能的看法，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认为：经济本身具有自行调节的功能，因此应实行自由竞争。他认为国家的干预有害无益，因为“在没有政府的干预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最为繁荣”。如果一切国家都取消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各国就都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各民族的利益就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增进。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而且，“最能保障整体利益的莫过于把总资本作最有利的分配，也就是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他说的“整体利益”指的是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换句话说，李嘉图极力主张在全世界实行自由贸易。

为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或相对优势的国际分工论。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国际分工原则是，各个国家应当只生产自身的自然条件比较有利的、成本比较低的商品，并用这种商品去与其他国家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其他商品。这种国家利益的追求很好地与全世界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生产总额增加，各方都得到好处，并且因为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连接在一起，因此文明世界中的各个民族就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在李嘉图看来，即使效率最低、成本最高的国家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因而也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学说反映了当时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反映了机器大工业的需求，它既为当时英国扩大国际市场的要求服务，也为其他国家提出了一种贸易方面的理论依据。比起亚当·斯密，李嘉图更彻底地否定政府的作用，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彻底鼓吹者。

如果经济自由主义是古典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那么人口原理便是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块基石。1798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出版了《人口原理》，反对戈德温（William Godwin）和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的极端乐观主义。这两位哲学家在法国大革命的鼓舞下觉得社会邪恶即将被消除，因而描述了一个没有战争、痛苦和悲伤的世界。马尔萨斯认为戈德温——孔多塞幻想简单到令人生笑，他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例增加”。“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因此应该控制人口，节制生育，才能保证人类的整体生存。这个思想本来是十分有见地的，提出了人类生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但马尔萨斯赋予它极强的阶级色彩，他认为对富人来说，不存在生活资料紧缺的问题，因此富人不必节制生育，而对生活资料造成巨大压力的是穷人，穷人既懒惰又贪欲，以惊人的繁衍速度造成他们自己的贫困，因此，穷人不仅应该不生育，而且应该不结婚，只有这样才能把穷人从地球上消灭掉。“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很残酷。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似乎是绝对必需的……如果某些人根本没有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的施舍，便结婚成家，那这些人就是受了不正当的诱惑，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生活不能自立，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损害同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教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因此，马尔萨斯认为现存济贫法的弊害特别大。建议“完全废除所有现行的教区法，从而使英国农民享有行动自由”，“尽力削弱和废除所有那些与同业公会、学徒有关的制度”，“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有产阶级对马尔萨斯理论十分欣赏，1834年，英国议会制定济贫法修正案，其思想基础就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关于他在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地位，不仅仅拿骚·西尼尔（Nassau Senior）欢呼他为“与亚当·斯密并列的人类的恩人”，在20世纪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盛赞他为“英国人文科学传统”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卓越自由主义者之一。

从18世纪末开始，工业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渐被英国统治集团所接受，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就自称是亚当·斯密的学生，并在他的某些经济政策中予以体现。不过在19世纪初，放任主义——特别是自由贸易尚不被多数人所接受，需要经过抗争才能实现。1840年代，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领导下的“反谷物法同盟”（The Anti-Corn Law League）通过发动议会外的群众运动，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从理论推向实践，迫使英国政府废除了谷物法，并最终承诺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从而使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变成了国家的正统学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正式走上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顺利完成了工业化。

但这个趋势并没有能维持很长时间，到19世纪下半叶，自由资本主义走向终结。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在《自由主义》一书中这样说："19世纪可被称为自由主义时代，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这项伟大运动却大大地衰落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些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它正在对自己失去信心。它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自由放任信条逐渐被抛弃了，并且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具有挑战性的新的经济学说，而是因为经济生活本身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自由放任有很大的问题。1873年伯明翰市长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策划领导市政改革，由市政府出面拆除贫民窟、改善居住条件、救助贫苦居民、兴办公共学校等，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连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得不接受政府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多重功能，比如对工业领域的控制，在教育问题上、住宅问题上、老弱病残照顾、保证正常就业等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现实教育了人们，使人们意识到自由放任政策的实际局限性，加上19世纪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产生了高效且控制力强的政府，大众对之充满信心。这些都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连坚持自由主义传统的格拉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自由党人都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自由贸易虽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并没有使大厦落成。”

同时，英国的经济地位已经下降了，德国等新兴国家依靠国家力量迅速发展经济的客观事实，也使自由放任理论的至尊地位受到动摇，1880年代，一种新的诠释体系——“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英国出现，其特点是接过自由主义旗帜，在引用进化论和伦理学观点时论证集体主义原则，对国家的职能做了新的阐释。

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消极的，根据这种观点，国家被看作是被动的东西，它的职能就是“警察”或“守夜人”，除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国家安全外，国家不要管得太多。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尤其反对干预经济生活。但这种自由放任的国家观在实践中把自由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垄断成了社会的主宰，面对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贫富不均、环境污染等工业化负面问题的加重，古典自由主义受到置疑，许多有责任感的学者对经济学界长期流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和功利主义加以批判，创造了新自由主义学说。新自由主义主张扩大国家干预，抑制贫富差距，通过改良摆脱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建设“积极性”国家，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主义，它成为一种新的国家理论。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最先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提出质疑，启动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1848年密尔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很快就成为《国富论》出版后读者最多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他又出版《论自由》，由此获得了英国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的声誉。在这些书中，密尔指责功利主义将最大数人的利益等同于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其实这个“最大多数”应该包括英国的每一个男性和女性；他还倡导包括女性在内的普选权，主张用国家的干预，来提高每一个人的利益。密尔认为，所有公民都享有三大自由：思想和感情的自由、追求个人志趣的自由、人与人交往和联合的自由。政府负有保障这些自由的责任，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实现这些自由，它就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中，密尔还提出这样的观点：他说个人主义、自我尊重、自力更生以及自愿组织的合作协会，这些就是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因此在经济问题上，无论是消费方还是生产方，每个人都应该自由进行选择。他认为政府职能增加就意味着权力的增加，结果不仅增加了整体的负担，而且事情也做不好。他认为政府的职能应该限制在：（1）保护不能照顾自身利益的儿童和其他人；（2）当个人对他遥远的利益作出不可补救的决定时，政府应当干预；（3）像联合股份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一类事务，国家应该比个人干得好；（4）对一些需要进行法律干预的事情，比如减少工厂的劳动时间等，政府应当干预。因此尽管从出发点看，密尔提出要限制政府职能，但是他其实扩大了政府干预的领域，为政府活动开辟了更广泛的空间，因此有学者认为，“古典派经济学可以说是在约翰·密尔手中臻于完善的，也可以说是在他手中开始衰微的。”

不过，人们一般将牛津大学教授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看成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1880年格林发表论文“论契约自由”，攻击英国社会的诸多弊病。格林逝世后，他的讲义在1883-1888年间以《伦理学引论》和《论政治义务原则》发表，当即被誉为新自由主义的先驱性著作。格林最早提出“积极的”自由观和“积极的国家观”，弥补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弱点。他强调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认为个人权利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任何人不可能带着某种非社会的权利进入社会，“没有对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意识就没有权利。”自由和法律不是对立的，任何人的自由都不应以破坏他人的自由为代价。格林主张用政府干预的自由代替放任自流的自由，他认为，既然国家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那么，国家就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用强制手段制止损害“共同善”的不道德行为。

国家干预的实质是：国家以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的身份，对违背共同利益的个人行为予以修正和调节，这也是国家统治的一种形式。为了促进道德的发展，消除愚昧、酗酒和贫穷，国家必须进行干预。格林从国家干预的原则出发，阐述了国家对土地买卖、教育、婚姻、劳动、保健等事务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并且认为国家应该通过立法保护工人的健康福利。格林认为，在资本主义竞争体系中，国家不只是裁判员，它还应该帮助能力和身体较差的运动员，使他们在竞赛中有较好的机会。格林说，这种干预不会削弱人的自由，相反，它能更好地促进人类道德。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伦纳德·霍布豪斯。霍布豪斯从国家与个人互为权责关系的理论出发，认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是国家责任命题中的应有之事，这种干预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1911年霍布豪斯发表了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自由主义》，勾勒自由主义的演变历史，书中涉及自由观、国家观和财产观三个方面，着重阐述了三个关系，即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霍布豪斯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恶性竞争无助于社会文明和进步，“经济个人主义为巨大的物质进步奠定了基础，但却以人民大众失去幸福为巨大代价。”他认为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社会条件和公共福利的改进，将使个人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因此也就增加了自由。国家应该采取积极的干涉措施，通过有效的改革为自由提供基本条件。

关于经济领域，霍布豪斯认为“国家一般说来对财产拥有某种太上皇的权力，对工业拥有监督权，而这种经济主权原则可与经济公正原则并驾齐驱，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因为这里就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由意味着控制”。这种“经济主权原则”使国家有权把社会财富的剩余部分，根据社会的公共需要服务于社会。为此霍布豪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的具体措施，主要有：国家掌握对土地、矿山、河流等重要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把私人占有的土地、矿山、河流收归国有；采用征收高额累进税的办法以限制私有财产的无限膨胀，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废除财产继承制，以避免多数人生来一无所有、少数人生来腰缠万贯的不平等观象，使社会财富从“死人之手”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转为社会财富；通过国家立法来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由国家承担工人的伤残、疾病、失业、老年等保险，以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等等。

经济思想的转变直接表现在经济政策的转变中，在工业革命时期，重商主义受到冲击，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自由贸易理论逐渐抬头，并成为指导帝国重建的核心思想。一般认为，1783-1815年是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过渡的时期，而1815-1849年是自由贸易理论全面推广并彻底取代重商主义的时期，在此期间，自由贸易的理论与实践高歌猛进，英国进入全面的“自由贸易”时代。

众所周知，早在17世纪中叶英国就开始实施垄断性的商业与贸易政策，并因此与当时的强国荷兰在几十年时间里三次开战。在重商主义指导下，英国先后与西班牙、荷兰、法国在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方面展开长期争夺，用战争手段赢得了海上霸权，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但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重商主义受到亚当·斯密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批判，但传统的商业政策却未在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崩溃。以自由贸易为导向的最初的一些步骤，是在法国革命爆发以前，由谢尔本勋爵（William Petty,2nd Earl of Shelburne）和小皮特采取的，1786年，小皮特政府与法国签署英法通商条约（即《伊顿条约》Eden Treaty），在两国贸易中插入了自由贸易的因素，但法国革命爆发后，自由贸易就没有取得进展，特别是从1806年起英法互相封锁，反而强化了贸易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倾向。由战争引起的农业状况导致重商主义在战后抬头，表现为1815年的谷物法（Corn Laws）。拿破仑战争时期，由于通货膨胀，谷物价格直线上升，小麦的价格有时可以达到每夸脱100先令以上，这使农业经营大有利可图，于是，土地所有者投入大量资金，开发贫瘠的土地，即所谓“边际土地”，以扩大粮食生产，赚取更大的利润。战争结束后，粮食价格开始回落，不仅贫瘠土地的投资收不回来，就连一般的农业利润都维持不下去了，土地所有者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于是在1815年，由地主阶级控制的议会通过了谷物法，规定在小麦价格未达到每夸脱80先令时，不准进口外国粮食。这是一种人为抬高粮价的做法，社会各阶层都会受到损害，而只有土地所有者从中获利。谷物法深受时人的痛恨，因而被视为“阶级的立法”。

谷物法受到工厂主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谷物法维持了高粮价，使英国工业品不能与欧洲大陆竞争，因此在和平到来之后，他们将不得不关闭工厂，只有废除了谷物法，英国制造商才能降低生产成本，使其有能力与欧洲竞争。他们还认为，英国市场必须向美洲和欧洲开放，并且允许欧洲人和美洲人将小麦出售到英格兰，否则这些地方都不会购买英国商品，并在保护关税下发展出自己的制造业。1820年代，美国、俄罗斯、德意志很多邦都在实行高额保护性关税，许多地方还效仿英国实行《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而英国的工业已高度发展，根本不需要保护，因此英国工厂主要求自由贸易，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声称只有改变英国的贸易体制，为其他国家做榜样，才能改变对英国不利的局面。

英国政府逐渐改变了重商主义政策。1821年，商业部减少了对木材的关税，为满足造船主的要求而准备从加拿大而不是波罗的海国家进口木材。1822年，受重农学派影响的威廉·哈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出任贸易大臣，他放松了对贸易的限制，引入一系列自由主义措施，其中包括降低原材料和工业品的关税，取消进口禁令，更重要的是改革了从17世纪中叶起就执行的航海条例，将其条款变得简单而宽松。1825年，英国政府废除了1100多项关税条例，其中有一些可以追溯到13世纪；同年，又取消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对近东贸易的垄断权，这些措施为英国向自由贸易转换做好了准备。

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完成了这个转变。还在1840年议会就成立进口关税委会员，委会员报告明确提出反对保护性关税体系。1841年皮尔上台，开始实施更大程度的关税改革。1842年他把海关税率降为5%-20%之间不等，其中包括小麦进口税，并废除羊毛出口税；他同时推行所得税，以取代损失的关税。他还完全废除了自1774年来就一直执行的机器出口禁令，把半制成品的进口税减少到10%,制成品的进口税减少到20%。通过降低关税刺激了进口量，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这一年，皮尔还恢复了1828年的浮动汇率，新的计算方法用来防止谷物商抬高粮价以牟取暴利。

1842年的改革降低了关税，但仍然维持着帝国特惠制，在1845年的预算中，特惠制也受到打击。政府取消了原棉和原毛进口税，帝国以外进口的木材其税率由每担55先令削减到10先令，咖啡税从每磅1先令3便士削减到2便士，糖税从每英担63先令下降到34先令。同时取消或降低了对牛肉、猪肉、鱼、黄油、脂肪和奶酪的征税率，但对谷物进口仍收取较高的进口税，以使国内谷价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这些措施除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之外，还有助于降低劳动阶层的生活费用。

到1846年，谷物法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后一个堡垒了，尽管在1828年该法已经过修改，比原来的法案要温和许多，但工业家并不满意，他们要求废除谷物法，实行完全的经济自由主义。曼彻斯特学派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1839年3月曼彻斯特一批工厂主成立“反谷物法同盟”（the Anti-Corn Law League），领导者有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等，这两人都是白手起家，靠个人奋斗办厂发财，他们坚信自由贸易信条，是地地道道的亚当·斯密的信徒。在他们的领导下，反谷物法的宣传鼓动发展成一个涉及广泛的群众运动，主要参加者既包括工厂主，也包括大批工人。反谷物法同盟利用群众斗争的方式制造政治压力，其常用的手段是：出版书刊小册子、散发传单、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演说，还组织议会竞选活动，把支持自由贸易的人选进议会。到1844年，反谷物法同盟可支配的资金约有9万英镑。同盟雇用了800多名宣传员，在全国各地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对谷物法运动，由于其资金雄厚，活动常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同盟的宣传工作很巧妙，它对工人说：谷物法限制粮食进口，因此抬高了面包的价格，打压了工人的实际收入；它对佃农说：谷物法让粮食涨价，但对农民没有好处，因为地主用高地租拿走了全部超额利润；它对工厂主说：谷物法限制工业的发展，因为别的国家只能用粮食来交换英国工业品，谷物法限制了这种交换，也就限制了工业品出口。不少报刊也加入自由贸易大合唱，最著名的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该杂志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成为自由贸易的吹鼓手。反谷物法同盟最令人惊叹的政治行动是“制造选民”，它筹集大笔资金归到本不具备选民资格的人名下，把他们制造成“选民”，从而夺取某些选区的选民多数，选出事先商定的候选人。在反谷物法斗争中，曼彻斯特学派通过不懈的宣传，扭转了社会舆论，把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普及为社会理念，并最终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

1841年科布登当选为议员，使反谷物法运动在议会内得到了领导人。同盟的活动最终影响了许多当权者，让他们也接受了自由贸易学说，罗伯特·皮尔就是其中一人。皮尔出身于富裕的棉厂主家庭，父亲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工厂主；他后来加入托利党，却秉持着自由主义观点。1841年他担任首相，开始领导保守党向自由贸易方向转化。1845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上百万人受饿而死，更多的人出走他乡。皮尔决定放开粮价，让外国粮食自由进入英国，这是解救饥荒的唯一办法。1846年6月，在辉格党和反谷物法同盟的支持下，皮尔在下院成功通过了废除谷物法议案，其后上院也以多数票通过。废除谷物法标志着英国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重商主义大坝彻底瓦解了，经济自由主义时代终究来临，有历史学家说："1846年谷物法废除，就其政治和经济影响而言，比19世纪英国的其他任何重大事件，在许多方面都要深远得多”；马克思也说：“谷物法的废除是自由贸易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保守党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接下来的14年中，残余的关税被一一去除；1849年，新上任的辉格党政府以173:163的微弱多数废除了臭名昭著的《航海条例》，而保护主义和旧殖民体系的最后痕迹即对英国殖民地的糖、咖啡和木材等施以“帝国特惠制”也在其后几年中被废止。1853年的预算清除了对殖民地产品的大部分旧关税优惠制度。到19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英国政治中正统观念的核心，几乎像新教国王取得了继承权一样拥有牢固的地位。”

19世纪60年代，英国与欧洲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商约。当时担任贸易部长的科布登在1860年与法国签订双边商约，史称《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Cobden-Chevalier Treaty），有效期10年，这是第一个自由化双边贸易协定。1863-1866年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签订类似条约，从而使大多数欧洲国家加入到自由贸易的网络中。此时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期，它也是自由主义的鼎盛期。

但是到了70年代风向急速逆转，欧洲大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引起贸易政策调整，有些国家恢复了贸易保护政策，德国是其中第一个，它于1879年7月制定了新的税法，标志着欧洲大陆自由贸易时期结束，并逐渐恢复到保护主义。1892年法国采纳“梅林税则”（Meline Tariff），成为关税改革的分水岭。1892-1914年期间，欧洲大陆几乎一致强化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也在1890年实行麦金莱关税法（Mc Kinley Tariff Act），澳大利亚则于1906年采取类似措施，阿根廷（Argentina）在1891年实行新的关税。但英国继续实行贸易自由主义，从而与风向逆转背道而驰，英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出口总价值下降，制造品进口则快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工商界开始怀疑自由贸易的正当性，1880年代发起了反对自由贸易的运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1881年创建公平贸易联盟（Fair Trade Federation），该联盟要求调整商业政策，以征收报复性进口关税作为互惠谈判的前提。但这些要求遭到自由主义阵营的有力阻挠，直到20世纪初才产生一个新的压力集团，即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领导的关税改革运动。

张伯伦从维护帝国完整性出发，提出了建立保护性关税的理论，他的言行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造成巨大冲击。张伯伦是一个工业家，1873年出任伯明翰市长，他对市政管理进行改革，最大的创建是建立“市属企业”，即由市政府出资，发展城市公共事业，如供水、照明、道路、交通等。在自由主义理论盛行时，这几乎就是一场地震，因为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任何经济事务，“无所作为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张伯伦的市政改革冲击了这种思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关税改革方面，张伯伦认为英帝国是一个共同体，只有在经济上紧密联系，才能保证帝国的永世长存，因此，需要建立共同对外的帝国关税，以保护帝国不受到外来危害。张伯伦的思想反映了世界变化的现实，即英国已经不能垄断世界市场了，它正面对着后起之国的激烈竞争，因此，建立关税制是大势所趋。但这个思想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由贸易的原则，而自由贸易已经成了英国的立国之本，受到两大党的共同维护。1903年张伯伦公开宣布他主张建立保护性关税，并且辞去他在政府的职务。同年7月他建立“关税改革同盟”（Tariff Reform League），宣传关税改革思想，要求关税改革。张伯伦的辞职分裂了保守党和帝国统一派的联合政府，导致该政府在1905年下台。

此后自由党政府上台。自由党已经有10年不在台上了，它面临着一些深层的危机。在意识形态方面，新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如托马斯·格林和伦纳德·霍布豪斯等开始强调国家的积极作用，认为在创造一个真正“自由”——即公正、平等的社会方面，国家应起主要作用。这就给自由党提出一个问题：它应坚持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还是接受新的、强调国家作用的自由主义？在政治操作方面自由党也面对困境，它原先的自由主义立场已经被保守党接受，而且保守党比自由党更坚定地执行自由放任政策。这就迫使自由党作出决策：它是否应该在新的方向上迈出一步，以显示与保守党有所不同？世界格局的变化已经使自由贸易理论很难维持了，英国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其他国家已抢占国际市场，并构筑了关税壁垒，英国是否仍应独善其身，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总之，自由党上台时，它感到必须作出一些新姿态。由于自由党上台是因为保守党在自由贸易问题上跌了跤，因此新姿态只能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于是它选择了国家干预的方向，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方向。从政治的现实考虑，这也是可行的：上世纪末工人阶级已获得选举权，自由党希望以新的姿态争取工人选民，因此，它在组阁后不久就开始制定社会立法，包括工会立法、工伤保险立法、学校供应午餐的立法等等，而这些就意味着政府介入经济领域，如1905年的失业工人法授权地方当局采取措施创造就业机会，1907年劳合·乔治支持了第一次生产普查。

1908年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首相加快了社会立法的步伐，在这一年制定了“养老金法”，这是英国第一个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法律；此后，政府还打算建立更广泛的社会保险体系，以解决日益尖锐的贫穷问题。但保守党坚决反对国家进行干预，用它所掌握的上院多数否决了自由党的多项法案。

由此可知，随着19世纪的展开，国家的干预主义角色经历了如果说不平坦却也稳步的增长过程；使经济生活遵循其“自然”过程的普遍规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例外。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仍然没有形成前后一贯的干预哲学。同时，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在许多人的心中成为根深蒂固的教条，无论这样坚持会产生什么样令人沮丧的结果。尽管张伯伦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但也不可能推翻自由贸易政策，直到一战爆发之时，自由贸易并未受到影响且充满活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战争期间英国实行了关税保护政策。为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和增加国库收入，政府在1915年对汽车、摩托车、轮胎、钟表、影片和乐器征收33.3%的进口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保护关税方面又有所进展；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英国在各国之间的关税战中情况不妙，自由贸易对英国失去了吸引力。1932年2月29日，英国政府通过《进口关税法》，规定除小麦、肉类和英国不生产或短缺的原材料外，对所有进口商品都征收进口税。该法案标志着英国正式放弃自由贸易原则，实行近一个世纪的基本国策就此结束。时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私下说：只有《进口关税法》这样的政策才能拯救帝国，连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都说，自由放任已经走到头，就如同奴隶贸易一样。自由贸易是英国经济政策的基石，也是英国在19世纪称霸世界的经济哲学，自由贸易政策的终止标志着英国的衰落，属于不列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章　工业与交通

工业革命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1856年，英国将近1/3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到19世纪末，全国3/4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农业的地位已经无足轻重。工业以现代的机器大生产为主体，稠密的铁路网遍及全国，国民财富的很大一部分由海外投资组成。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和贸易国，控制海上霸权，是一个殖民帝国，伦敦（London）是世界金融的中心。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霸权国家，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19世纪的英国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815-1850年是工业革命的结束阶段，工业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扩展，机械化和工厂制度深入到新的部门，运输系统则由于铁路的迅速发展而得到改变。到1830年代，工厂制已占主流地位，英国成为工业化国家。1851年的伦敦大博览会开启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延续到1873年，这是维多利亚大繁荣时代，经济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都达到19世纪的最高水平。农业再度繁荣，服务部门发展迅速。从1873年开始，英国经济进入第三个也是较为不利的阶段，它持续到19世纪末，被称为“大萧条”时期。与19世纪前75年相比，英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工业霸权受到新兴工业国家快速增长的挑战。从英国工业产值增长的情况可以看出19世纪的这三个阶段。

表1 英国工业产值增长（单位：%)

在技术改进和创新方面，英国的领导地位一直保持到19世纪中叶。据估计，在1800-1839年的78个重要发明中，42个发生在英国，36个出现在欧洲大陆和美国。1830年，詹姆斯·尼尔森（James Beaumont Neilson）发明了用鼓风炉把热空气吹进熔铁炉的新方法，使冶炼每吨生铁的用煤量节省近3吨。在纺纱厂，自动骡机取代熟练的纺纱工人，每台织机可以使用更多的纱锭，速度也大大提高；织布方面的动力织机也代替了手工织机。最重要的突破发生于炼钢厂，1851年贝西默酸性转炉炼钢法（Bessemer process）获得专利，60年代平炉炼钢法（open-hearthprocess）又不断完善，这就使便宜的钢材可以大量生产，开始了从铁时代向钢时代的转变。

机器制造获得发展并成为主要的工业部门。1810年前后，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ay）应用滑动原理发明了滑动刀架，使切削机得到重大改进，解决了制造精密圆柱体和螺丝的技术难题。后来，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在改造凿穴机的基础上制成了钻孔机和切削机。1821年，几位工程师制造出一部金属刨，又经罗伯茨进行改进，使其基本定型。1830年前后，罗伯茨首次制造标准型板用以复制机器零件。1835年，约瑟夫·惠特沃斯（Joseph W hitworth）发明了可量出万分之一英寸误差的螺纹规，改进了计量工作，使工程能达到相当高的精确程度。1839年，詹姆斯·内史密斯（James Nasmyth）发明蒸汽锤，促进了锻造技术的改革。另外，工程师们还制造出结构复杂的锻造机，用以锻造纺纱机上的纱锭、螺栓、锉刀等以及金属工具。1848年，理查德·罗伯茨又发明镗床。随着一系列工作母机的发明和应用，各种形状的金属加工不仅日益精确和标准化，而且能进行配套生产。于是，到19世纪40年代，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工业部门——机器制造业就发展起来了。19世纪中叶，机器制造业成为英国重要的工业部门，英国制造的蒸汽机、工作母机、火车头、农业机器等，质量优良，远销世界各地，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并直接推动了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工作母机制造。在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英国的工作母机技术显示出很高的精确性，正是在机器制造业的基础上，工业革命得以最终完成。

工厂制在18世纪形成并在19世纪广为传播，纺织、冶炼、机器制造、造纸、玻璃、制鞋和整个消费品工业都基本上完成工厂化。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机器大工厂仍旧不是主要的就业场所：1831年，只有10%的男性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制造业部门工作，32%的男性就业于手工业和零售业。迟至1851年，也只有27%的男女劳动力就业于以技术和工厂为主导的工业中，当然在注意到这些数字时，不能忘记农业劳动力仍旧是英国主要的劳动群体。到70年代，工厂设施已相当完整了，英国工业呈现出现代特征。在19世纪前半期，大部分工业——棉纺织业除外——仍然是小规模的，但到19世纪晚期，企业的规模迅速增长，不仅体现在雇佣工人的数量上，也体现在公司的规模和资本的数额上。到1871年，联合王国有23346家工厂，雇用200万工人，家庭手工业渐被淘汰，不过大规模的企业和工厂仍然较少，直到1914年，工厂规模都是中等甚至偏小的。

工业化完成后，英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由传统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各行业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过程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民收入中工业比重增长，农业的地位急剧下降。1801-1907年间，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34%下降到6%,而工业所占比重则由28%上升到1881年的43%;如果加上与工业生产关系更为密切的贸易、交通和房屋建筑，这一比重就上升到77%。二是工业劳动力比重增加，农业劳动力明显下降：1801年农业劳动力占所有劳动力总数的35.9%,到1901年下降为8.7%;同期，工业劳动力则由29.7%上升到46.3%。（见表2）1870-1900年约有30万农业劳动力离开农村，1881-1911年英格兰、威尔士的农业人口减少6%,苏格兰减少17%,农业工资劳动者减少25%。棉纺、煤炭、钢铁业的从业人口则明显增加。棉纺织业从业人口从1880年的52万人增长到1911年的64.6万人，采煤业从业人数从1881年的43.7万人增到1901年的75.2万人，钢铁工业从业人数从1870年的3.9万人增到1907年的10万人。（见表3）

表2 1801-1911年英国劳动力分布的估算比例（占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单位：%)

表3 联合王国就业人口的分布状态（单位：百万）

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英国建立了强大的纺织、钢铁、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到19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世界工业和贸易的垄断地位。

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主要产业，1820-1840年间，纺织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达到顶点，其重要性居于其他工业部门之上。它吸收了30%的工业劳动力和整个不列颠人口的14%;1830年，纺织业占到了英国国民收入的10%和出口总值的72%,到1850年仍然占有出口总值的63%。纺织业成为英国经济活动的主导部门，也是英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这种情况直到1840年代由于铁路建设速度加快才被钢铁工业所取代。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棉纺业历来受到历史学家的特别关注，罗斯托（W.W.Rostow）甚至认为它是18世纪英国经济起飞的主导部门。迪恩和科尔（Phyllis Deane&W.A.Cole）认为到1805年时，棉纺工业的净值或附加值大约占不列颠国民收入的4%-5%,十年之后，这一比例上升到7%-8%,而19世纪前半期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上。1787年，英国棉纺工业的原棉消费量为2200万磅，半个世纪以后增加到3.66亿磅，棉纱的价格已经下降到以前价格的1/20左右。拿破仑战争后，棉纺织业的增长速度达到最高峰，在1820年代、1830年代、1840年代，其净产出达到整个英国总产出的5%还要多。

棉纺织业主要以出口为导向，到19世纪末，出口价值占到其成品总价值的79%。到19世纪中期，棉纺织工业部门中的自动织机已经获得胜利，手工织机逐渐淘汰，到1856年只有“数千架”手工织机在运作，而最后一批手工织机在19世纪60-70年代消失。

毛纺和精纺业也是19世纪初期的主要制造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和棉纺织业差不多。1820年代，毛纺业的纯产值占英国国民收入的4%-5%,19世纪中叶以后机器梳毛机被采用，也使毛纺织业在1860-1870年代早期发展到顶峰，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拥有的毛纺纱锭总数从1850年的80.475万枚增加到1867年的208.7万枚，其中85%在约克郡。1907年毛纺织业总产值超过7000万英镑。亚麻纺业也在不断发展，其中尤以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发展较为突出，据估计，整个联合王国的亚麻产品的总价值1856年是1510万英镑，1859-1861年为1560万英镑，1863年为1170万英镑，1864-1867年为2000-2500万英镑，1880-1882年为1800万英镑，到1907年却只有1230万英镑了。

虽然19世纪末时欧洲大陆的技术进步相当突出，但英国的纺织工业仍然远远领先于其竞争对手。它的支配地位在棉纺织工业部门尤为惊人，到1873年时，英国在这个领域中拥有世界纺锭总数的3/5，比欧洲国家在1913年时所占的比例还要高出一半以上。虽然英国在毛纺织领域中的领先程度较之在棉纺织中要小一些，但仍然是非常巨大的：在1867年时它拥有208.7万枚精纺纺锭，而法国只有大约175万枚；同年英国拥有7.15万台精纺动力织机，而法国只有2万——2.5万台。

钢铁工业也是工业革命的领头羊，到19世纪成为英国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1788年，不列颠的生铁总产量约6.8万吨，在1806年大约生产25.8万吨，1830年大约67.8万吨。到19世纪中叶，技术得到进一步完善，高炉增高到15-20米，搅炼技术也得到改进。1839年内史密斯发明的蒸汽锤能够锻造大块铁，而最重要的发明是1829年詹姆斯·尼尔森的热鼓风法（hot-blast process），这种方法可以把苏格兰的煤直接用于鼓风炉，燃料消耗量下降了60%。19世纪中叶时，制铁业主要生产搅炼的熟铁，钢的产量比较小，在1854年还不到10万吨，但克里米亚战争刺激对了钢的需求，新的发明也不断出现，亨利·贝西默（Henry Bessemer）在1856年发明了新的冶炼法，威廉·西门子（William Siemens）在1861年发明了一种能更精确控制温度的高温气炉；从1879年开始，西德尼·托马斯（Sidney Gilchrist Thomas）和珀西·吉尔克里斯特（Percy Gilchrist）致力于发现降低磷含量的方法，后来获得成功。上述三种方法使钢得以大量廉价生产，从而取代了搅炼铁。

生铁和钢的出口量大大增加，从1815年的4.9万吨增加到1837年的19.4万吨，到1850年为78.3万吨，1852年超过100万吨，而1872年达到了338.3万吨。金属和金属制品出口总值在1814-1846年间年均增长3%,1846-1873年达到5%,金属工业在英国出口中的比例明显上升，从1815年的9%上升到1830-1839年的11%,1850-1859年的18%。19世纪中叶，英国的制铁业达到其增长率的顶点，在1830/1834-1850/1854年间，年均生产量翻了四倍，到1870年代，其直接收入占不列颠国民收入的10%。1850-1880年，英国人主宰着世界钢铁生产，占其产量的半数左右以及世界出口的近四分之三。表4是不列颠钢铁工业的增长情况：

表4 1805-1907年间钢铁工业的增长

从事钢铁制造业的人口也急剧增加。1851-1901年，英国钢铁工业就业人口从57.2万增加到156.9万，占英国全部就业人口的9.6%。与钢铁工业有关的采矿、运输以及其他部门也因钢铁业的繁荣而兴旺。1882年，英国生铁产量达到19世纪的顶点，之后开始下降，而它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则跌落得更明显：1870年它占到全世界供应量的一半以上，到1901年只剩下20%了；同期英国钢的供应量也从43%下降到16%,钢铁产品即使在国内市场也让位给国外竞争者。

采矿业在英国有很长的历史，在工业化早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19世纪中叶以后，尤以煤炭工业更为突出。19世纪初采煤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只占不到1%,19世纪中叶不到2%,但到19世纪末上升到6%。英国煤炭产量在1800-1830年间增长缓慢，1830-1845年间的15年里则发展最为迅速，煤产量至少翻了一番。1841年采矿业雇用了20万人，1851年时雇用了30万，到20世纪初雇用了约50万。到1907年，所有矿产加在一起占联合王国总收入的5.5%,其中90%归功于煤；反观1858年，矿产收入占到全国总收入的3.5%,煤矿开采只占其中的60%。煤炭出口量也不断增长，1830年煤炭出口为50万吨，占煤炭总产量的2%多一点，之后的30年以年均9%的速度快速增长，在1837年出口超过100万吨，1854年达到400万吨。1860年，煤炭出口量占其产量的10%;1913年出口近980万吨，占煤炭总产量的1/3，占英国出口总值的1/10.

随着生产的增长和国内市场的扩大，交通运输业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从解决煤炭运输问题开始的。起初，解决煤炭运输问题的最佳办法是开凿运河，运河开凿是由私人投资的，1801-1835年间约耗资1100万英镑。在1760-1830年间，英国建成了大规模的运河系统，此后数年间又兴起一个小高潮，到19世纪开始时，整个奔宁山脉（Pennine Range）已经在多处被打通，1805年，大汇运河（Brand Tunclion）将英格兰中部与伦敦连接起来。运河是利润丰厚的经营，不过随着铁路建设热潮的出现，很多运河感到了生存压力，在1845-1847年间，有948英里的运河为铁路公司所收购或租借，比如1846年伯明翰运河就成了伦敦——西北铁路的下属产业。不过不列颠依然有大约2750英里的独立运河和航道，英国运河仍然是欧洲各国的典范。

英国海运业发展较早，到19世纪，海运业中船舶的大小、速度和马力以及船舶的建造等都有了明显进步。汽船从1807年开始出现，但在1860年以前海洋运输业主要仍旧用帆船。到1851年，英国只有18.5万吨位的蒸汽船，其中大多数是木质船，却有366万吨位的木帆船。经过半个世纪的实验，汽船在1869年以后逐步取得支配地位，1875年英国有190万吨位的汽船和420万吨位的木帆船，十年以后汽船吨位增加到400万吨，而帆船吨位下降到340万吨，同时汽船的货运量是帆船的6倍以上。在1885年左右，钢制汽船取得重要进步，1890年英国所拥有的500万吨位汽船中，钢制汽船为绝大多数。

在19世纪初，每年用于新航运的投资额不会超过联合王国国民收入的0.5%,可是从1840年代起航运业的投资率和新船的建造都开始加速，在1845-1864这几十年时间里，新造船的总资产翻了一番，航运纯利润在50和60年代也发展到最高峰；在1875-1884这十年中，航运纯利润超过联合王国国民收入的5%。伦敦港在19世纪第一个25年里大规模重建。对码头和港口的建设费用在1799-1815年间达到540万英镑，而在19世纪前半期，英国用于港口和船坞建设的总资本额超过800万英镑。到1890年为止，英国商船运输业居世界第一，1895年英国拥有全球远洋运输船只总吨位的73%,并支配着世界船舶市场。1900年，60%的新下水船只是由英国建造的。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许多国家采取保护措施，使英国海洋运输在世界上所占份额从1890年的63%下降到1902年的53%,外国运输市场对英国商船关上了大门。尽管如此，英国仍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地位，1902年英国的轮船总吨位比德、美、挪、法、意、荷兰加在一起还要多1/3.

陆路交通革命表现为公路和铁路建设并很快形成公路、铁路网。18世纪末已经形成公路网，1809年仅收费公路信托公司（Turnpike Trusts）就支出200多万英镑用于公路维修；1812和18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支出130万和145.4万英镑用于公路建设与维护。在19世纪第一个25年，联合王国用于公路和桥梁的各项支出平均每年在300万——350万英镑之间，超过国民收入的1%。大约在1820年，英格兰已有近21000英里的税道，19世纪30年代则是收费公路的鼎盛期。

铁路的兴起更加重要。1814年，乔治·史蒂文森（George Stephenson）制造第一部蒸汽机车，不过运行速度很慢，经过改进，到1821年，机车性能就比较完备了。该年史蒂文森担任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Stockton-Darlington Railroad）工程师，在他的主持下，筑路工程在1825年顺利建成。9月27日，世界上第一条行驶蒸汽机车的永久性公用铁路正式通车，标志近代铁路运输业的开启。1830年9月15日，长48公里的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Liverpool-Manchester Railroad）通车，这是客货两用的铁路线，成为兰开郡（Lancashire）棉纺工业的交通动脉。该铁路采用史蒂文森设计的“火箭”式机车，速度达到每小时29公里。铁路运输的优越性很快就得到公认，英国进入“铁路时代”。

19世纪30年代是修筑铁路的第一个高潮。据统计，1825-1835年，议会通过54项铁路修筑案，其中最重要的是1838年开通的伦敦——伯明翰（London-Birmingham）铁路，1840年开通的伦敦——布里斯托尔（London-Bristol）和伦敦——南安普顿（London-Southampton）铁路；1836-1837年两年时间里又有39条铁路获准修建，爱尔兰不在其数。表5表明1833-1840年铁路的修建情况：

表5 1833-1840铁路法案及其实施情况

至1840年，已经有约1500英里铁道投入使用。19世纪40年代铁路公司开始合并，铁路建设进入第二个高潮，被称为“狂潮时代”。起初，一些主要的铁路干线收购辅助线路形成统一的铁路网；到1846年，议会开会期间每天至少有一条新铁路获批修建，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英国新增铁路近6000英里，1850-1870年又有1.35万英里的铁路投入营运（见表6）。

铁路建设吸收的资金和劳动力是空前的。据估计至19世纪30年代后期，铁路建设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2%,1835-1839年平均每年达562万英镑。19世纪40年代铁路投资比例更高，1847年7%,1845-1849年平均每年4.5%,币值为每年2518万英镑。

表6 英国铁路营运里程

表7 1800-1846年联合王国的铁路投资

在1838-1840年间，用于铁路建设和铁路设备的资本额平均每年超过900万英镑，在1844-1846年间又上升到1650万英镑，占国民总收入的3%和贸易出口额的28%。1847年是铁路建设的最高潮年份，支出总额超过5200万英镑，占国民收入总量的十分之一。1847-1849年，每年平均开通近1000英里的新铁路，而50年代是铁路重要性不断上升的十年。

铁路就业人数从1847年的5万人增加到1873年的27.5万人，在1860年代的繁荣期，将近1/4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用于铁路，1870年代仍然超过10%。表8是19世纪末铁路产业的发展情况：

表8 19世纪后半叶铁路产业发展情况（每十年的年均值）

在整个19世纪，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不但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而且它对于促进经济的高度专业化和降低生产成本与物价水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通过不断降低运输成本而使人们流动起来，因而建立了一个真正民主的文明。

到19世纪中叶，英国以发达的纺织、采矿、炼铁、机器制造和海上运输业为支柱，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1850年英国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28%,包括煤的60%、铁的50%、钢的70%、棉纺织品的50%。1860年代英国控制了世界贸易的25%,在工业品的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例更大。以后，它的比重虽然由于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而有所降低，但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仍占据优势。在19世纪前70年时间里，仅占世界人口2%左右的英国，把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和世界贸易的1/5-1/4控制在自己手中，英国国民收入暴增，1835-1841年平均为5.15亿英镑，到1851年增加到6.46亿英镑，1867年达到9.61亿英镑；其财富总值，从1845年的40亿英镑或人均143英镑，增长到1885年的100亿英镑或人均270英镑。不列颠的实际国民产值在一个世纪中增加了14倍，在维多利亚统治时期增加了5倍，1801-1901年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2.7%:

表9 19世纪不列颠国民产值（单位：百万）

总之，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集权势、繁荣和财富于一身，伦敦成了世界首都，英镑成为国际通用货币。工业的发展，海上的优势，强大的海军力量，使英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在世界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英国资本从这个地位中汲取了无数的利益。

但英国的工业优势并没有维持太久，工业革命完成后，新的对手很快就出现了，英国则开始衰退，可看煤和钢演变的情况：在1871甚至1880年，英国煤的产量还高于美国和德国的总和，但到1913年只略多于美国煤产量的一半。钢的生产也很快落到美国后面，到1900年又被德国超过。不仅煤、钢如此，从更大的范围看，新兴的德、美两国生气蓬勃，明显胜过了“老牌的”英、法，英国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份额从1870年的32%下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4%,又降至1930年经济危机前的9%;而在同一时期，美国所占份额则分别从23%上升到38%,又升至42%。

1870年以后，英国工业仍在发展，但呈现以下特点：（1）化学、电子、汽车等新兴部门没有取代传统产业；（2）传统工业部门没有创新，也没有投入新的资本进行改造；（3）工业发展速度整体放缓。英国从1820年开始，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超过3%,但1880年之后下降到2%以下。1873-1913年主要工业部门的年均产值下降情况如下：采矿业从3.6%下降到1.9%,制造业从2.6%下降到2.0%,建筑业从3.1%下降到1.1%,煤气、电力业从5.5%下降到5.1%,运输业从2.9%下降到2.7%,商业从2.4%下降到2%,国内生产总值从2%下降到1.8%。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英国的发展速度下降更快，1873-1913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从1.2%下降到0.5%,美国从1.9%下降到1.3%,德国则稳定在1.5%;甚至连法国、意大利、瑞典等国的增长速度也超过英国。1870年，英、德、美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例分别是32%、13%和23%;1913年为9%、16%和42%。

表10 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

从根本上说，英国经济霸权的削弱是因为与它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相比，英国的生产基础削弱了，管理和组织上的四项创新加强了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基础：（1）管理的职业化，（2）工业的卡特尔化，（3）生产的电气化，（4）生产流程的“泰勒化”（taylorization）即科学管理化。美国和德国从这些创新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英国却动作迟缓，跟不上创新步伐，致使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化学、电气工业上升时期严重落伍。1890-1907年，美国单位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2%,而英国只提高0.1%;到1909年，美国的生产率是15个英国主要产业平均数的两倍半。1870-191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4.9%,德国每年增长3.9%,英国只增长2.6%。到1914年美国已登上世界第一制造业国家的宝座，德国为第二，英国则迅速下降。英国由工业发展带来的巨额利润并没有用于国内工业的更新换代，而是大量投资殖民地以获取巨额利润，1870年以后这种情况尤为严重，1875年英国的国外资产超过10亿英镑，1900年超过了20亿英镑。

19世纪中期英国的工业领先地位也带来心理上的自负，当外国企业家积极创新以求迎头赶上时，英国实业家们却将过去的成功视为老本，不愿打破在管理、销售、劳资关系等方面的习惯做法。新兴工业所需要的新原料、新动力、新设施，如汽油、电力、电气设备等，都没有被英国人所重视；而电报、电话、收音机、铝制品、人造纤维、塑料等新材料方面，英国也远远落后。英国的管理水平比美国和德国落后，英国的制造业仍然采用家族制管理或合伙经营模式，企业家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丢掉了企业家精神，而向往土地贵族的生活方式，工厂企业利润有许多没有用于企业再投资，而是用于置办地产或购买股票。工厂主不愿意废弃陈旧的工厂设备，而只愿意修修补补。

墨守成规和习惯的重负阻碍了科学的传播，尽管英国在科学研究方面为全世界之首，但在科学运用和劳动力培训方面，英国落后于德国和美国。英国不重视教育，不重视应用科学。1890年，第一个由国家支持科学教育的公共开支项目在英国获批准，但直到1901年仍然只有每年2.5万英镑的经费从财政部投放到大学——在自由放任政策指导下，政府把教育看成是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只向少数人开放，并且专注于人文、神学和数学等传统学科，轻视技术和工程，现代大学体系在英国发展缓慢。总之，英国的衰落有很多因素，很难用单一原因来解释。

尽管英国的经济增长放慢速度，但它的贸易和工业并没有崩溃，1914年，英国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有着第二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和金融强国，在航运、银行和金融、海外贸易服务方面，它仍然占优势。也就是说，英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其经济仍然在发展，比如煤炭工业，尽管从19世纪末开始英国煤炭业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主要是德国，但它在1909-1913年间仍然占世界总量的50%,并支配这利润丰厚的市场。1870年英国煤产量为1.1亿吨，1890年代增加到1.8亿吨，1913年为2.87亿吨；煤炭出口量，从1890年的3600万吨增加到1913年的1亿吨，在英国对外贸易以及世界贸易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机械工业也显示出活力与竞争力。在纺织机械领域，英国的技术和商业优势一直保持到1914年，最大的纺织机械公司普拉茨（Platts）的生产量与整个美国产量相当，1913年英国出口的纺织机械是德国的三倍，几乎是英国总产量的一半。机车生产是机械工业的另一个重要分支，1898年出口量为600台，1908年超过了900台，与法国的总生产量差不多，而且英国机车在质量上保有优势。英国制造的蒸汽机在世界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地位一直维持到1914年，特别是在复合船用发动机、汽轮机、锅炉、小型便携式蒸汽机和农用蒸汽机等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英国造船业仍然保有世界霸权，技术上的领先也没有受到挑战。到1860年代，联合王国每年建造和注册的船只价值超过国民收入的1%,而且从1868年开始，铁制的新帆船吨位数超过木制帆船吨位数。1870年代英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蒸汽动力船队，20年之后，汽船吨位在海洋上占主导。英国还投入大量资金兴建航运业配套设施，包括修建灯塔、灯船，扩建港口、船坞、堤岸、堆栈，置备起重机和其他装卸设备等。造船业的发展速度在1860和1870年代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1873-1900年其增长率甚至比之前还要高，达到3.5%。到1890年，英国船舶吨位数是世界其他各国的总和，可见表11:

表11 联合王国在世界造船业中的份额（年均）

据估算，1902年，世界船舶的70%都是由英国建造的；1910年，世界船运的40%由英国来承担。1870年以后，航运业是英国唯一保持世界垄断地位的经济部门。

英国汽车制造业虽然没有赶上时代的步伐，但到19世纪末也开始起步并获得快速发展。1896年英国有了自己的制造汽车，到1900年有53家汽车厂，尽管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戴姆勒（Daimler）在1899年仅仅生产了150辆汽车。1901-1905年建立了221家汽车公司，1907年生产了1.17万辆车，1913年生产3.4万辆，已部分赶上法国，领先于德国和意大利。汽车工业中从业人员近10万，其中有四家公司雇员超过2500人。摩托车生产也发展得不错，从1899年开始到1908年已获得很大成功。巴克（T.C.Barker）认为到一战前夕，英国汽车工业已赶上法国，到1910年汽车的出口已超过进口。此外，到1910年，英国出口15万辆自行车，完全占据了世界市场。

在轻工业和食品生产行业，英国也有良好的记录。比切姆（Beecham）和利华（Lever）的肥皂，吉百利（Gadbury）和弗莱（Fry）的巧克力，健力士（Guinness）和巴斯（Bass）的酿酒等品牌都是这几十年的成果，其实力家喻户晓。在此阶段，销售业也获得很大发展，托马斯·立顿（Thomas Lipton）、塞恩斯伯里（J.J.Sainsbury）和屈臣氏兄弟（the Waston bro thers）将大规模零售业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英国企业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第一个措施是生产者之间的联合，即建立同业公会（trade associations）；第二个措施是建立卡特尔（Cartel）。从1890年代开始，英国许多行业开始组建卡特尔，比如1900年成立的“漂白剂协会”（Bleachers'Association）将53个公司联合为卡特尔，而1899年成立的布拉德福德染色商协会（Bradford Dyers）和花布印染商协会（Calico Printers Association）也都是典型事例。第三种措施是在1880年之后发展起来的，它将完全独立的公司合并成联合企业，如1888年由64个公司组成的食盐联盟（Salt Union），1891年由48家漂白剂和重化工生产企业组成的联合碱业公司（United Alkali Company），1897年由14家相互竞争的公司结成的英国缝纫棉线公司（English Sewing Cotton Company）等。在烟草行业，联合运动更激动人心，1901年成立的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mpany），联合了13家主要企业，拥有1200万英镑资产；这反过来使2万个烟草零售商结成经销联盟——联合王国烟草经销商同盟（UKTobacco Dealers'Alliance）。这些“横向一体化”是在一个简单的原则基础上建立的，即“如果你不能打败他，就加入他”。这种联合有很多优点：首先可以裁减他们之间的竞争性广告，其次可以集中研究力量，并将研究成果用于所有公司的生产，最后还可以进行有关专利权和财产方面的集中谈判。

如果说“横向一体化”是经济不景气的产物，那么另一种形式即“纵向结合”却是大发展的产物，当在原料、物价、运费、销售渠道和利润分配等方面发生激烈竞争时，这种联合就此起彼伏。在1888年高峰期，有101家公司合并成一个大公司；1880-1909年，1635个公司通过合并失去独立身份，总资本达1.07亿英镑。1909年，最大的100家公司生产了制造业净产值的15%。

表12 1880-1918年间发生的企业大并购：按类型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合并大多出现在纺织部门和生活消费品部门，而不是在生产资料或重工业部门。在纺织行业，合作的表现相当成功，很好地应对了国外的竞争。但在碱性金属、化工以及机械之类的生产资料行业，合作的尝试显得力有未逮，到1912年，美国的通用电气、西屋电气和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控制了英国三分之二的电气设备生产。英国在采用新型组织形式上的缓慢滞后导致在时代的关键产品之一——钢铁生产上表现出明显距离。

第三章　银行与金融

英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由于19世纪初至70年代，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最大份额，加之从20年代起英国就确立了金本位制，英镑币值稳定，伦敦遂成为国际短期和长期信贷的中心，一些大银行都经营对外贸易的放款业务，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资金来源。到19世纪中叶，伦敦正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英镑成为各国贸易结算的主要支付手段和外汇储备，英国银行家通过资本输出起着世界银行家的作用，并使自己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人。到这个时候，英国既是“世界工厂”，又是“世界贸易中心”和“世界金融中心”。

英国的银行体系是从17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初，这个体系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先进、更完善。全国性的贴现、支付网，可以使资本缺乏的地区从资本丰富的农村吸引大量资本，而这种贴现与支付体系是在18世纪最后25年中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20-30年代，银行信用成为支持工业大厦的支柱。在整个19世纪，英国的银行业在不断发展，银行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9世纪初，英国的银行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也可将其看作一个三层的金字塔，位于顶端的是历史悠久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是英格兰唯一的股份制银行，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成立之日始，英格兰银行首先是政府的银行，政府大量的流动资金特别是税收都存放在这里，它同时还给政府发放贷款。早在18世纪，英格兰银行就发展出票据贴现业务，并且以透支形式给伦敦商人、制造商和店主等提供短期贷款。18世纪中叶，英格兰银行凭借其资源优势及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开始取得中央银行地位，这个地位直到19世纪初仍未受到挑战。不过两类私人银行逐步发展起来——伦敦的私人银行（private banks）和地方的乡村银行（country banks）。

伦敦的私人银行是金字塔的第二层，1807年时英格兰有73家私人银行，到1830年代约有100家，它们都是合伙企业并且主要是家庭企业，但他们大都富有、可靠，有很高声望。银行发行私人纸币在英格兰并未被禁止，但在18世纪私人放弃了纸币发行，开始向多样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如西区银行（West End banks）常常以抵押贷款的形式借钱给贵族和乡绅，更多的城市银行（City banks）则通过贴现票据、短期贷款方式进行短期金融和商业交易，有一些私人银行专门资助对外贸易或海外投资，成为后来商业银行的先驱。还有一些则充当乡村银行在伦敦的代理人，为乡村银行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有机的银行系统，而英格兰银行是这个系统的核心，是可以“最后依靠”的贷款人。

乡村银行在金字塔的最底层，其崛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18世纪中叶，外省银行的数量并不多，但在对法战争期间增长相当迅速，1809-1810年是鼎盛期，有900家乡村银行繁荣兴旺。尽管乡村银行规模不大，业务也只局限于本地，但它们大部分是乡村中唯一的信贷机构，在地方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吸收存款，提供短期贷款，发行银行券，这些银行券是货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1800年左右出现票据经纪人（Bill brokers），乡村银行家通过票据经纪人将他们的剩余资金对工业区的票据进行贴现，而票据经纪人成为区域间资金转移的主要中间人，伦敦则是资金流动的“大枢纽”。这种体系弥补了英格兰银行没有地方分支机构的不足，使资金可以在全国顺利流通。1825年以后，从票据经纪人发展而来的贴现行（discount houses）开始接收从伦敦银行发来的短期资金，这使票据经纪人可以增强对风险的防范，如果他们缺乏现金，可向英格兰银行申请。

但此时期的银行体系存在着两个基本缺陷，首先，为了保证英格兰银行的垄断权，禁止其他银行有6个以上的合作者，这限制了资本保有量，使它们在危机时期没有充足的货币储备来抵抗突然出现的现金提取。第二个缺陷是对银行券的发行没有规范，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们都不知道怎样的钞票发行原则是正确的，但他们开始意识到将钞票发行权交给几百个独立的银行自由处理有潜在危险，不能克服经济体系的周期性动荡。

苏格兰银行早在18世纪就享受到股份制的好处，苏格兰有三家老牌股份制银行——苏格兰银行（Bank of Scotl and）、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 and）和英格兰麻业公司（British Company），19世纪初又有4家股份银行创办起来。1820年以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银行免遭英格兰银行的困境，因为它们不像在英格兰，只受一家股份制垄断银行来支配。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银行都可以有6个以上的合伙人，而且往往有支行，从而增加了每个银行的资源，更容易应对危机。

1825年7月英国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造成信用关系破坏，银行纷纷倒闭。1825年12月，在一个星期内，3家伦敦银行和63家乡村银行倒闭，英格兰银行也面临挤兑危险，在法兰西银行（Bank of France）和德国银行家罗思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的帮助下，英格兰银行才躲过了被迫关门的命运。

金融危机暴露了英格兰银行体系的弱点，人们认为乡村银行发行纸币，是导致信用过度扩张的主要原因。于是在1826年颁布了第一个银行法案，其中禁止发行5英镑以下的纸钞，并授权英格兰银行在地方建立支行，增加其纸钞流通量，以限制乡村银行钞票的流通。它还允许在伦敦65英里以外的地方开办股份制银行（Joint-Stock bank），规定所有的入伙者都须对银行的损失负责。这项法律参照了苏格兰的股份制银行体系，既能促进股份制银行发展，又能保证英格兰银行的垄断地位。但1833年的第二个银行法案却打破了英格兰银行的垄断权，它允许在伦敦建立股份制银行，但禁止地方银行发行纸钞，体现了将纸币发行权集中于英格兰银行的趋势。

股份制银行在英格兰出现，改变了英国银行业的格局，并有利于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1826年法案颁布后，十年中建立了100多个股份制银行，到1841年英格兰已经有115家股份制银行，它们开始接管小型乡村银行并建立了自己的支行，地方上的私人银行不断减少，股份制银行支行的数量稳步增加。1834年，伦敦成立了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伦敦和威斯敏斯特银行（London and Westminster Bank），但由于阻力太大，到1844年时，伦敦仅存在5家股份制银行。

股份制银行不仅扩大了英国银行的总容量，而且使银行体系更具活力，它结束了地方垄断，并将太小或管理不善的银行淘汰出局。和小规模乡村银行相比，股份制银行可以有更多的合伙人，聚集更多的资金，发展成更大的规模，因而生存能力更强。同时，它们的利息率也比较高，有时甚至以现金账户支付，更能满足客户的需要。

但股份制银行并不能阻止经济危机的出现，1836年和1839年英国遭遇两次经济危机，后一次延续到1843年。这两次危机引发了19世纪最著名的银行立法，人们普遍认为，不断的金融动荡是英格兰银行发行过多的纸币造成的，因此须限制它的发行，使纸币发行与黄金储备成比例。在首相罗伯特·皮尔的主持下，议会于1844年制定“英格兰银行条例”（Bank Charter Act1844），即皮尔法案。条例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英格兰银行独占货币发行权的地位，奠定了现代中央银行的基础。自1844年8月31日起，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两个部分：发行部和银行部，使金融业务与发行业务分开；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发行限额为1400万英镑，这个部分无需提供黄金储备，但超过这一限额必须有充足的金银做保证，且白银比例不得超过1/4.法令限制了货币供应量，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钞成为和黄金一样的货币。到19世纪末，大部分乡村纸币都消失了，最后一个发行纸币的乡村银行是萨默塞特郡（Somerset）惠灵顿的福克斯·福勒有限公司（Fox Fowler and Co.of Wellington,Somerset）。

1844年条例确定了英格兰银行的新地位。长期以来，英格兰银行的地位特殊，功能很多，拥有特权，但直到19世纪20-30年代，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才最终意识到，作为中央银行，其首要职责是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确保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在危机到来时充当最后的贷款人。1844年“英格兰银行条例”使这一功能得到强化，在1866年的奥弗伦德——古尔内危机（Overend&Gurney crisis）中，英格兰银行首次扮演了最后的贷款人。奥弗伦德——古尔内银行创办于1805年，和伦敦其他清算所一样，负责评估和贴现汇票，处理国内外银行的贷款请求。1866年5月它倒闭，引发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恐慌，1866年5月11日是“黑色星期五”，这一天英格兰银行贷出400万英镑，以维持现金流通；英格兰银行的储备金也下降到300万英镑。

1844年条例也引起诸多批评，批评者指出它在发行货币方面不够灵活，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批评是正确的，英格兰银行条例过于僵硬，在后来的三次货币危机中（1847、1857、1866年），条例都不得不暂停执行，议会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超过条例所允许的纸币。

但“英格兰银行条例”对苏格兰没有影响，苏格兰银行仍保留着自己的纸钞发行权，但这种发行后来也融入英格兰银行的发行信用中。

1826年的银行法没有意识到股份制本身存在的弱点，它没有规定新银行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也没有明确股份的额度、审计的频率及性质、银行的法律地位等，因此，和其他股份公司一样，股份制银行也处于风雨摇摆之中，很容易受到货币整体波动的影响，在运行过程中有很多就失败了。1844-1868年成立的291家股份制银行中，到1868年只剩下49家。但股份制银行的数目仍在增加，到1850年，英格兰有99家股份制银行，设有575个营业处；1863-1866年又创办了108家股份制银行，这部分归功于1858和1862年的议会立法，使股份制银行获得了有限责任的资格。伦敦的私人银行和许多地方银行在19世纪60年代都转化为有限责任公司，如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在1862年，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在1865年，等等。同时，私人银行大大缩减，小型乡村银行不得不与股份制银行合并；再往后，小规模股份制银行也被大银行兼并，结果使股份制银行的数量反而减少了。

尽管数量萎缩，但股份制银行的存款额却增加了，达到了银行存款总额的一半以上，私人银行受到挤压，到1870年代，私人银行的存款额尚不足全国总量的1/3.银行的合并运动确保了银行业的稳定，它起于1830年代的苏格兰，1880-1890年代在英格兰臻于高潮。在合并过程中，独立的银行数量减少，但支行的数目增加，苏格兰银行数目从1830年的66家减少到1850年的17家，英格兰则从1825年的600家减少到1913年的70家。1891-1902年，有114个银行合并案发生；1891-1914年，独立银行从168家下降到66家。此时，所谓五大银行——巴克莱银行、劳埃德银行、米德兰银行（Midl and Bank）、区间（District）、马丁斯银行（Martins Bank）在全国设立了分行网络，将私营银行纳入其中。到1914年，66家银行中的20家各有100多个分行，其中米德兰、劳埃德和巴克莱各有500多。最大的银行在全国各地、即使在最小的城镇里都有分行，而较大的地方银行也发现需要在伦敦开设分行，以便更高效地利用它们的存款。劳埃德于1884年接管了两家伦敦银行，并在伦敦设立办事处，只是到1910年才将总部迁移到伦敦。米德兰也在1891年来到伦敦；1833年建立的国民外省银行（National Provincial）也于1864年在伦敦开建，并拥有122家分支机构。通过接管伦敦银行，地方银行获得了全国性地位。到19世纪末，非股份制银行几乎绝迹了，股份制银行成了金融市场的主力。

与此同时，银行的专业化、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1879年成立了英国银行家公会（Institute of Bankers），负责对银行雇员进行严格的专业培训，并给考生发放证书，到1900年，公会成员超过了4000人。苏格兰在1875年、爱尔兰在1898年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英国的银行都是专业化的银行，不同种类的银行开展不同的金融业务，不存在其他国家那种各种业务同时进行的混合银行。但到19世纪末，这类银行也开始建立了，即被称作“承兑商行”（accepting houses）的商业银行。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作用就是以商业银行为中心展开的，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承兑汇票。让人惊讶的是，许多商业银行有国外背景，如罗思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巴林家族（Barings）、汉布罗家族（Hambros）、摩根家族（Morgans）等，它们被伦敦的世界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所吸引，在英国安营扎寨。伦巴底大街（Lombard Street）是伦敦金融服务中心，它不仅为英国贸易提供服务，而且为没有金融机构的海外国家提供服务。

银行与海外的联系日趋密切，它们通过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替本国或外国发行证券，这给英格兰银行造成压力，因为在危急时刻规范货币市场变得困难了，现在市场的范围不仅是英国，也是整个英镑区，英格兰银行力不从心。于是，贴现银行（Discounthouses）出现了。贴现行中最大的是奥弗伦德——古尔内银行（Overend&Gurney），拥有600万英镑的存款，另外还有30多家小型贴现行，也都繁荣兴盛。

1820年以后，随着英国国外投资的增长，有一些就专门发行外国证券，"1860-1866年期间平均每年为3300万英镑，到1870-1874年间年平均数则超过了6000万英镑。仅在1867-1876的十年内，英国投放到外国有价证券上的资本，就有5亿英镑左右。1872年英国在国外的投资为11亿镑。”大量的海外投资和贷款所得的利息收入，成为英国重要的收入来源。

从拿破仑战争开始，伦敦便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其地位超过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汉堡（Hamburg）和巴黎（Paris），国际贸易在这里融资和结算，外国人可以自由地贷款。1850年以后，伦敦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愈加凸现，伦敦不仅是世界范围内汇票流通的中心，而且是世界各地短期资本寻求投资的主要对象。除已经安营扎寨的外国银行外，其他许多外国银行或殖民地银行也在伦敦开设支行。1858和1862年立法之后，“英外合资”银行也出现了，它们在伦敦注册，总部设在伦敦，资金和业务也大部分属于英国，却在海外运营。最早开设的是1842年的英印银行（Anglo-Indian banks），1850年以后又建立其他类似的银行，其活动范围扩展到中国。1860年代又出现一批“融资公司”，即投资银行，其中有一些以银行作后盾，有的则完全是投机。

英格兰银行的作用格外重要，它从国家银行转变为金本位制（goldstandard system）的守护者，而金本位是伦敦世界金融中心的基石。英格兰银行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只发挥间接作用，通过调整伦敦的货币市场，来影响全国的货币政策，此外对国家的黄金储备进行监管，充当货币受到冲击时的缓冲地带。

伦敦在18世纪就是与阿姆斯特丹、巴黎齐名的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到19世纪，成为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中心。其他的金融中心由于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失去了它们的领先地位，如德国的柏林、加拿大的蒙特利尔（Montreal）、俄罗斯的圣彼得堡（St.Petersburg）、中国的上海等。伦敦保持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原因，一是英国的富裕，二是英国的稳定，三是伦敦自身的吸引力。早在18世纪中期，荷兰一批银行家和经纪人就在伦敦形成一个小圈子，而欧美其他地方的动荡，也使法国的胡格诺教徒（Les Huguenots）、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德意志的罗斯柴尔德和施罗德（Schroeder）家族、美国的皮博迪（Peabody）和摩根等来到伦敦。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又有很多外国银行在伦敦开设分行，如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意大利信贷银行（Credito Italiano）等，其他金融机构也模仿他们，特别是纽约的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1860年，只有3家外国银行在伦敦开设支行，到1913年增加到71家，此外还有25家以伦敦为基础的银行，其业务在英伦三岛以外，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拉美和远东。保险领域也出现类似情形，很多外国公司到伦敦来开业，从而取得进入国际市场的准入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伦敦是全世界金融活动的枢纽和交换中心。

与此同时，一个全球性的证券市场也在伦敦形成，用黄金作为贸易交付手段的做法已经过时了，欧洲商业网络中的所有各方都在英国证券市场上寻找投资机会。1801年3月3日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张，与伦敦开放但不规范的市场相比，封闭的证券交易所却按规章行事，它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起初，证券交易所的规模与国债增长有直接关联，1815年证券交易所只有541名股票经纪人，当时国债达到74499万英镑；1819年国债达到84430万英镑时，经纪人增加到737个。那以后国债就不持续增长了，但股票经纪人仍在增加，1851年达到906个，1883年超过了2500名。这个时期人数增长的原因是从1811年开始，伦敦证券市场将业务扩展到国债之外，第一支工业股票在这一年开盘；1823年开始兼营国外证券业务。第二年，估计有624家股份公司加入到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国内外业务范围中来，经营内容从国内运河、铁路到外国金属矿产都有，包括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墨西哥和巴西等国的贷款。尽管都柏林（Dublin）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等地也有证券交易市场，但“证券交易所”这个称谓，慢慢地用来专指伦敦证券交易所。

1825年，投资泡沫崩溃，证券市场突然停顿，这是19世纪第一次金融危机，外国证券业务枯竭，现金短缺，被吓坏了的市民挤在证券交易所和英格兰银行门口。19世纪反复发生这样的银行危机——1825-1826、1837、1839、1847、1857、1866、1878年。1825-1826年的危机揭示了金融大厦的脆弱，在这一年冬天有93家银行倒闭。但对伦敦证券交易所而言，却产生一个建设性后果：以前分离在外的外国资金市场并入交易所，外国资金风险较大，但投资者的兴趣却在30年代恢复，于是又进入19世纪的周期性变化。

同时，股份公司的交易成倍增长，尤其是1844年新公司法颁布后，股份公司在英国金融活动中越来越重要。1844年以前只有少数公司，包括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和英格兰银行有这种地位，而普通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承担公司倒闭的一切损失，因此一般来说公司合伙人应该彼此熟悉，或者是亲朋好友，人数不会多。而股份公司的投资者通常却没有特殊关系，甚至彼此不认识，数量上可以达到几百上千人，有利于形成大型企业。1844年议会颁布“股份公司登记、注册、管理法”，简化了公司申请手续但要求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这个法案不涵盖银行，也不适用于铁路公司；1856年通过一个新的法案，进一步简化手续，一个公司只需要向注册处（Registry Office）提交一份七位股东签署的章程便可成立。1862年通过了一个合并法案，将1856年公司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到银行和保险业。这两项法律给了公司和股份制银行有限责任的权利，于是一些人赶紧成立新的公司，1844-1856年有966家公司登记注册，1856-1862年大约有2500家，1862-1868年则有4000家，到19世纪末，差不多每年都有5000家公司成立。

大量新的股份公司成立，给伦敦证券交易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公司股票在这里买进卖出，1843年时，有将近2亿英镑通过伦敦证券交易所投向900家上市公司，到1897年，2.4万家股份公司实收资本达到13亿英镑，是法、德两国总数的两倍，股票支数在1853-1913年间从不足500上升到5000多。这些发展得益于低面额股票的发行和19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1840年代股票面额一般是50-60英镑，到1880年代有1英镑的股票存在；同时，电报的发明将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联系起来，到1890年代，伦敦经纪人与格拉斯哥（Glasgow）经纪人可在两分半钟的时间里互通股票价格。海底电缆则把国际电报从伦敦发送到巴黎，然后再送到其他欧洲城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伦敦与纽约（New York）之间的信息传送只需要30秒，当伦敦与墨尔本（Melbourne）之间的电报联系建立起来后，一个全球性证券市场就形成了。

科布登说，全世界的商业活动都为伦敦汇票所左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伦敦来融资，英国的信贷向全世界提供资本。1803年巴林银行（Barings Bank）曾帮助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Louisiana），1817-1819年则向法国提供1000万英镑贷款，来解决法国的战争赔款问题。另一方面，罗斯柴尔德银行曾向普鲁士提供500万英镑贷款，给奥地利提供100万英镑贷款，尽管它的国内投资额却不断下降。根据1827年一项估计，英国有9300万英镑现款和一年600万英镑的息金投资于外国公债，包括美国的银行和运河股票。有一些法国和比利时公司一半的权益属于英国，在巴黎——卢昂铁路上，有一半工程是由英国人进行的。

1830年代的十年中，美国是英资投资的主要对象。到1830年，英国大约有600万英镑（约合250万美元）的资本在美国，主要投向美国的交通和州政府公债。1834年，英国持有6600万美元的股份，1837年持有1.75亿美元。许多美国股票不是通过股票交易所而是通过巴林银行和私人渠道发行的，1828-1831年巴林家族给路易斯安那州诸家银行贷款850万美元，这些贷款一般都由州政府出面认购，答应用税收来支付股息。这些贷款也会有风险，比如到1841年，美国有9个州拖欠还款。

海外投资迅速增长，既刺激了英国商品出口，也限制了国内投资。投资起初流向欧洲大陆，后来又转向殖民地和南美，尤其是美国。英国的钱还流入其他形式的商业企业，比如地产公司、银行、航运公司等。据估计，到1875年时，英国在国外的投资至少有12亿英镑，这些钱既能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足够的影响，也给英国经济的繁荣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到1870年，英国海外投资累计达10亿英镑；到1914年，这个数字达到40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年均国民收入的两倍。在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公民投资资金的1/3都在海外。1873-1914年间，英国平均每年投资海外的资本占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在一战爆发前达到10%的高峰。到1913年，英国投资者在海外经济中的投资等于他们在本国经济中投放金额的一半。

1870年以后，英镑成为国际货币，英镑等同黄金，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黄金更好，因为它更方便，主宰着世界贸易的英国进出口商宁愿使用英镑进行收付，而不用黄金。外国金融机构和商人相信英国有能力维持英镑对黄金的兑换，很多人认为英镑几乎没有贬值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黄金在国际债务结算中只扮演次要角色。英镑票面的汇票不仅用于英国的进出口业务，也用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进出口业务，整个世界都以英镑作为国际支付的手段。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国际物流的主要承运者、外国资本的最大来源；英镑在1821-1914年间坚持金本位，英国兑换和保险机构声誉卓越——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把伦敦变成了世界金融中心，而且把英镑变成了国际普遍接受的世界货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货币秩序是金字塔形，弱小国家在塔底，发达工业国家在上层，英国在塔顶。但19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逐步丧失工业垄断地位，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垄断地位也受到挑战，到世纪交接之时，这个地位让给了美国。

第四章　对外贸易

从19世纪起，国际贸易额迅速增加，并且出现逐渐加快的趋势，世界连接成一个完整的国际贸易体系，在其中，英国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18世纪，英国就在殖民地贸易和航海方面确立了霸权地位。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对外贸易显著扩大了，17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进口额为579万英镑，到1751年增加到794万英镑，同期出口额由624万英镑增加到1242万英镑，分别增长了37%和99%;到1791年，进口额增加到1769万英镑，出口额增加到2143万英镑，分别比1751年增长了122%和73%。加上苏格兰，1772年进口额为1451万英镑，出口额为1772万英镑。1802年分别增加到3144万英镑和4612万英镑，分别增长了117%和160%。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完成了，机器大工业普遍建立，英国以其发达的纺织、采煤、炼铁、机器制造和海运行业确立了它的“世界工厂”地位，也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1801-1850年，官方估价的出口额从2490万英镑增加到1.754亿英镑，增加了600%。1801-1870年英国商品的进出口额分别从3180万英镑和3490万英镑增加到2.588亿英镑和1.996亿英镑，均增长了7倍多。在19世纪的前70年里，仅占世界人口2%左右的英国，把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和世界贸易的1/5-1/4掌握在自己手中。（见表13）

表13 1820-1870年英国占世界工业和贸易的比重（单位：%)

进出口经济从18世纪以来就一直占重要地位。1821-1873年，英国人均工业产品出口年增长率是4.4%,几乎是同期人均收入增长率的4倍。同期，进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比18世纪60年代翻了一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5%-30%。在出口构成方面，棉、毛和麻织品在19世纪初占出口总值的3/4左右，到19世纪末仍占40%,工业革命的象征性产品——棉纺织品仍占出口总值的25%,铁和钢占15%,机械占7%,煤占10%,仍旧体现“世界工厂”的往日雄姿。外国人消费英国棉纺织品总量的80%,钢和铁的50%。至于服务业出口：1913年占英国总出口值5.3亿英镑的将近80%。可见，英国产品中出口国外的要比国内消费的多得多，英国如此依赖世界贸易，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贸易大国，尤其在1876-1885年这十年中，英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量的大约38%,即使到1899年有所下降时，仍占世界工业国家总出口的33%,是西欧、加拿大、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总和。到1860年代为止，出口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徘徊在15%至19%;之后贡献就越来越大，到70年代占国民收入的25%,1914年达到30%。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曾把英国争夺工业垄断地位的历史作过如下描述：“约在上一世纪中叶，英国是棉纺织工业的主要中心，由于对棉纺织品的需要急剧增长，那里自然就成了发明机器的地方，这些机器借助于蒸汽发动机，首先完成了棉纺织业的革命，接着完成了其他纺织工业的革命。大不列颠大片的容易开采的煤田，由于采用了蒸汽，现在已成为本国繁荣的基础。伸延很广的铁矿紧挨着煤田，便于制铁业的发展，而对发动机和其他机器的需要，更使制铁业获得了一种新的刺激。以后，在整个工业体系的这场革命中，发生了反雅各宾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约有25年，战争几乎把所有竞争国家的船只都从海上赶出去了，从而使英国的工业品在大西洋彼岸的所有市场和欧洲某些市场上获得了实际的垄断地位。当1815年和平恢复时，拥有使用蒸汽的工厂的英国，已经能够供应全世界，而其他国家当时还几乎不知道蒸汽机。在工业生产方面，英国已远远走在它们前面了。”

工业革命使英国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大幅度上升，在棉纺织工业中，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拥有的纱锭数比法国多3-4倍，比德国多10倍以上。在冶金工业中更是遥遥领先，1825年英国的生铁产量为59万吨，而同年法国、俄国、美国和德国4国生铁产量加在一起只有48万吨；1850年英国生铁产量又猛增到229万吨，超过同年法、美、德三国总量的1倍。在煤炭生产和蒸汽机应用方面也占有巨大优势，1850年英国煤的产量超过5000万吨，同年法、美、德三国总产量只有英国的1/3多一点；1825年英国已有1.5万台蒸汽机，总功率37.5万马力，法国仅有328台蒸汽机，总功率0.5万马力，相当于英国的1/75，而在德国，1837年仅使用423台蒸汽机，总功率不超过7500马力。19世纪头25年，蒸汽机在美国只是凤毛麟角，水力是主要的动力。1820年，英国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一半，把其他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以后，这个比重虽然有所降低，但到1850年仍占39%。

巨大的生产能力使产品远远超出了国内的需要，而技术进步又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产品价格也大幅度降低。1786年英国每磅棉纱的价格为38先令，1800年为9.5先令，1830年只是3先令，这就使英国廉价产品很容易输向国外，对外贸易也随之得到迅猛发展。当时英国几乎遇不到像样的竞争对手，它垄断着世界航运，贸易输出与输入都迅速增长，1854年英国第一次有准确的对外贸易记录，该年英国的净输入为1.33亿英镑，到1873年增加到3.15亿英镑，这以后，由于物价下跌，虽然其商品输入量仍急剧增加，但货币价值却徘徊在1873年水平达15年之久，以后才稳步上升，1907年达到5.53亿英镑，接着又有所下降，随后上升到1913年的6.93亿英镑。

输出值比较不规则，1840年是5100万英镑，1873年急速增加到2.56亿英镑，其后由于物价下跌而下降，直到1900年又达到了1873年的水平。1900年以后输出价值迅速上升，1907年达到4.26亿英镑的最高额，接着又有所下降，后来又大幅上升。因此，有学者说，大概除了通过引进人口而不是输出商品来扩大其市场的美国以外，几乎没有哪个工业国家不是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其初始动力的。185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达到22%,这就意味着世界将近一半的商品交换是英国同世界各国的双边贸易。这样，19世纪中叶，在欧美各国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大大落后于英国的情况下，英国成了世界贸易的中心。

英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幅度比工业增长还要快。1821-1873年英国人均商品出口额年增长率为4.3%,是同期人均收入增长率的3倍左右，对外贸易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1850-1870年，棉纺织品的出口价值从2826万英镑增加到7142万英镑，铁和钢的出口价值从540万英镑增加到2350万英镑，煤和焦炭的出口价值从130万英镑增加到560万英镑，各种机器的出口价值从100万英镑增加到530万英镑，分别增长了1.5倍、3.4倍和4.3倍。187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25%,几乎相当于法、德、美三国的总和。

表14 1820-1870年主要工业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单位：%)

从表15可以看出，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进口产品中原材料占很大比例，并且增加的幅度十分明显，基本保持在5%以上。这反映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速度和规模，也说明工业经济的巨大优势：

表15 英国进口贸易总额及百分比（1784-1856）

（单位：1000英镑）

表16表现英国各工业部门在出口构成中所占的比例：

表16 不列颠出口构成占出口总额百分比（单位：%)

在18世纪初，羊毛制品占据英国出口总额的2/3;1770年，棉织品的出口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到1815年，棉纺纺织品——工业革命的主要产物的出口总值是羊毛制品的2倍，占英国出口总额的40%,1830年占它的一半。工业革命开始后纺织品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在1816年的出口总值中棉织品占40%,毛织品占22%;在1835-1840年，棉纱、棉布、棉袜和花边的年出口值约为2400万英镑，毛织品为600万英镑，其他商品一共约为2000万英镑——到那时，不列颠每年花在三项主要进口原料——棉花、羊毛和木材上的费用为2000万英镑，其中棉花居首要地位。表17的统计表明，棉织品在出口商品类别中从工业化开始直到19世纪60年代，一直显现增长态势，1784-1786年它仅占出口总额的6.0%,但到19世纪初就占到了42.3%,这一方面反映了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也说明海外贸易的巨大需求，是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

表17 英国出口贸易总额及百分比统计表（1784-1856）

（单位：1000英镑）

纺织品产量的增加，使商品出口的地理方向发生明显变化，18世纪的英国产品主要向欧美出口，到19世纪中叶，欧美以外的地区吸收了英国出口的43%。棉制品的出口方向变化更大，1804-1846年，欧美吸收了其中的92%,到1854-1856年却只吸收45.7%,其余有50.1%出口到亚洲、近东和拉美，其中最大的单一市场是印度。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说，英国占据世界贸易的很高份额，是因为控制了纺织品特别是棉制品出口的垄断权上，而没有建立制造业各部门的相对优势。1880年，全世界的纺织和服装出口占工业制造品出口贸易的55.7%,而英国占其中的46.3%,在棉制品项目中占80%。

另一方面，铁的出口增长速度特别快，尤以19世纪40年代为甚，其出口量从1829年的7.3万吨增加到1839年的19.1万吨、1849年的55.4万吨，最主要卖到美国。联合王国输出的机器和工厂制造品价值在1831年只不过10万英镑，1837年将近50万英镑；但到40年代后期还远不到100万英镑。1825和1833年的海关条例中都开列禁止出口的机器项目表，这样做并不利于英国工业发展，所以在上院委员会建议下，1843年将其废止。

19世纪上半期，英国有一半以上的工业品要靠在国外市场上销售，而国内消费的大部分原料又靠国外进口，英国对外贸易主要是用制造品换取谷物和肉类，这是工业国与农业国的贸易，是一种世界性的贸易，贸易的一方渴望得到廉价原料和市场，贸易的另一方则想利用这种需求来牟利，当然，利益的天平总是向英国倾斜的，因为工业国一定压倒农业国，这就是英国的霸权。在这个时候，英国出口商品的93%是制成品，进口的初级、未加工产品也是93%。相比较，只有7%的进口是制成品。英国垄断了世界的经济，占到整个世界在国内生产的贸易制成品的40%,1/4的国际贸易经过英国港口。

因此，英国的制造业严重依赖出口，尤其是主要工业部门，如纺织、钢铁等部门更加如此。根据统计数字，在50年代初，棉纺织品总产值为61.4%,1899-1901年上升到78.8%;1850-1854年毛纺织品中用于出口的产品占整个行业总产值的25%,到1870-1873年上升到43%。从下表可以看出，在整个19世纪，纺织行业在英国出口经济中所占的极重大地位：

表18 英国主要出口商品的构成（1815-1900年）

（单位：100万英镑）

在钢铁工业中，1850-1854年用于出口的产品占总产值的38.75%,到1905-1907年上升到50%,如下表所示：

表19 英国钢铁和机器出口增长情况（单位：英镑）

从下面这张表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随着世纪的进展，纺织品、服饰等轻工产品在英国出口经济中的比例下降，钢铁、机械等重工产品的比例上升，明显变化发生在1870年以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工业的转型，也反映了1870年以后整个欧洲工业结构的变化及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不过到这个时候，英国工业品在世界上曾经具有的重要地位已经不在了：

表20 英国商品出口的变化模式（1830-1910）

（单位：%)

另一方面，就进口而言，原料、食品和半成品是进口的主要成分，可见下表：

表21 1840-1910年联合王国进口模式

从表21中可以看出：在整个19世纪，食品的进口都维持在全国进口总值的40%上下，没有太大变化。但在原料和半成品方面，工业革命完成以前（1860年代）这是英国进口的最大一头，几乎占到60%;工业革命完成后却骤然下降，到20世纪初都维持在不到40%的水平上。相比之下，制成品的进口却发生截然相反的戏剧性变化：工业革命期间这个部门的进口几乎微不足道，但是到工业革命结束以后，这方面进口却悄然上升，到世纪末差不多占到全部进口总值的1/4了。原料和制成品进口一下一上，反映了英国工业地位的变化：19世纪前2/3英国控制着工业霸权，它的工业生产在疯狂增长，因此对原材料的需求极其巨大；但是从70年代起这个霸权被丢掉了，英国也进入平静发展的时期，同时消费的欲望也不断增加，表现在进口方面，就是制成品比例加大。

英国确立“世界工厂”的地位以后，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延续下来的保护关税政策，就越来越成为英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扩张的障碍，因为对外国工业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会引起这些国家的报复，结果是阻碍英国工业品的出口，而对国外原料和粮食征收高额进口税，又会引发英国国内的原料和粮食涨价，导致工业产品成本增加。这样，从19世纪初开始，在工业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工业资产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和大垄断商人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斗争，最终废除了贸易保护主义，取得了自由贸易政策的胜利。这个胜利使价格低廉的英国工业品可以充分发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为大宗工业品的输出和大量原料、粮食的输入打开了世界大门。在1860年的进口商品中，棉花居于首位，其次是谷物，再次为食糖、羊毛、生丝、木材、茶叶、油料、酒和黄油，这些就是位列前10的进口商品；第二个10位也全都是原料或食品，它们是牛脂、亚麻、铜、皮革、丝织品、咖啡、烈酒、烟草、大米和铁锭。可以这么说：取消贸易保护措施、建立自由贸易制度，看来就是鼓励食品和原料的进口，当然也是推动工业品的出口。到1870年，英国的贸易总额竟达到近5.5亿英镑，由此可见当时的英国贸易有多么大的能量，英国进入“黄金时代”。恩格斯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无论如何，紧接着自由贸易在英国获胜以后的那些年代，看来是证实了对于随着这个胜利而来的繁荣所抱的最大希望。不列颠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

自由贸易政策的全面推行，大大增强了英国对外经济扩张的能力，使工业生产在50-60年代出现新的高涨。1850-1870年间，英国的煤产量从5000万吨增加到1.12亿吨，生铁产量从230万吨增加到600万吨，棉花消费量从5.9亿英镑增加到10.8亿英镑，都增长了1倍左右。这个时期正是美、德等国工业迅猛发展的时期，但一直到70年代，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仍占首位，在主要工业产品生产方面还保持着垄断地位，此时英国采煤量占世界的51.5%,生铁产量占50%,棉花消费量占49.2%,都是世界总量的一半左右。

在自由贸易的刺激下，外贸呈现巨大飞跃，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1875年，这时的出口额达到2.4亿英镑，进口额达到3亿英镑，具有技术领先地位的英国面对着一个极其庞大的市场，但这个市场基本上都在欧洲之外，而大部分在亚洲和大洋洲。1839-1841年至1859-1861年，联合王国对欧洲的出口价值每年上升4.5%,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价值则上升5.1%,其中对亚洲出口每年增长6.1%,对大洋洲出口每年增长9.9%,对北美增长4.2%,对南美增长2.0%,对非洲增长4.8%。这些贸易大部分是帝国内的贸易，它降低了欧洲的重要性，1830年，英国对欧洲的出口还占其销售收入的48%,到1860年只剩下34%了。成千上万的英国轮船，满载着英国工业品漂洋过海，远销其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从那里再攫取大量原料和粮食运回本国，英国就是这样来构建“世界工厂”的。

据统计，在1850年左右，英国控制了世界贸易量的20%,在工业品贸易中控制了40%;在1860年左右，英国控制了欧洲对外贸易量的30%,在欧洲工业品贸易中控制了43%。1854年英国分享了世界制成品出口的40%,到1880年超过38%。1800年，进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1850年为27%,1875年为51%,这时，不列颠成为“出口经济”国。这种“出口经济”一直持续到1914年，外贸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至1870-1880年代达到最高峰，之后出现下降。

与世界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相适应的是，英国从18世纪起就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基础，即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商船队。早在1815年，英国商船吨位就已达到220万吨。1850年接近360万吨，占世界商船总吨位的47%;1870年上升到569万吨，超过美、德、荷、法、俄等国商船吨位的总和。英国以其强大的海运业，从世界各地运回廉价的原材料，再把加工好的制成品送往世界各地，由此而取得巨额的“无形收入”。到1870年代为止，无形收入主要来自于航运贸易，但这以后，投资于帝国和其他各地的资本收益成为无形收入的主要来源。

英国是自由贸易的最早倡导者，也是最早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但随着维多利亚盛世消逝，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自由贸易体制不能维护英国的利益了，“出口经济”也开始瓦解。19世纪后期开始，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增长特别迅速，并建立关税壁垒来保护它们的工业；欧洲其他国家紧随其后，到19世纪70-80年代，主要的西欧国家都建立了关税保护制度，迫使英国将外贸市场主要转向自己的殖民地，销往帝国市场的额度从1868-1872年占外贸总量的25%,上升到1878-1882年占34%。制造业的变化最为显著，例如纺织品在帝国内的销售额从1870的27%上升到1880年的37%,生铁和半成品的铁制品从22%上升到31%。与这种变化相对应，到世纪之交，英国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28%;与此同时，英国出口年均增长率在1860年为5.3%,1870年为4.4%,1890年为2.1%,1910年仅为0.7%。1895-1907年英国对欧洲市场的出口仅增长44%,而同期德国增长125%,美国增长500%;英国对英帝国的出口增长91%,德国对英帝国的出口增长129%,美国增长359%。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在19世纪中叶的鼎盛时期约占30%,到1913年降至14.1%,而美国的份额从8.8%上升为11.1%,德国的份额从9.7%增加到12.2%;到1929年，英国的份额更跌至13.3%。

出口下降的同时，进口却在增长，见表22:

表22 不列颠进口构成占进口总额的百分比（单位：%)

从上表可以看出，进口粮食和牲畜的比例稳步上升，到1913年，英国市场进口了所需谷物的55%,所需肉类的40%;英国食品供应的一半以上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中，禽蛋的35%、牛油的60%、奶酪的80%、猪肉的44%、牛奶的95%、羊肉的54%、牛肉的61%、豌豆的56%、菜豆的72%、燕麦的79%、大麦的58%、小麦的21%依靠进口。工业品进口也在增加，机械进口值1897年为237.1万英镑，1902年增加到476.1万英镑，1907年又增加到531.2万英镑。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英国的商品进口多于其商品出口，英国之所以仍能保持贸易顺差，主要靠“无形贸易”——它的船运、国际银行保险业务、工程承包和管理技能。这些服务是世界很多地区所急需的，给英国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收入，并最终保住了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加强了英国的这个地位，因此控制苏伊士运河对英国来说就显得尤其重要。

英国还拥有任何其他国家无力与之抗衡的强大的商船队，19世纪中期，占有世界商船吨位的一半左右，到1910年仍拥有40%左右，英国仍然是“世界摆渡人”。英镑是绝大多数国际贸易的结算手段，伦敦是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各国的国际贸易多少都要通过英国的银行来结算。英国的资本输出极其巨大，1886年的资本输出收入为4450万英镑，1907年为7956万英镑。所有这些都使英国保住了它在世界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因此无形贸易收入所得在平衡英国国际收支中起了重要作用：1870年英国有形贸易收支差额为5750万英镑，无形贸易收入为1.121亿英镑，两者平衡后盈余为5460万英镑；而在1914年，这三个数字分别为8200万英镑、3.17亿英镑和2.35亿英镑。19世纪50年代起贸易总额的平均顺差额如下表：

表23 英国贸易总额的顺差额（单位：百万英镑）

尽管到19世纪末，英国对外贸易的整体能力正在下滑，但在整个世界上它仍然占据首位，在1876-1885年这十年中，英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数的大约38%,即使到1899年，仍占世界工业国家出口总数的33%,是当时西欧、加拿大、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总和。在贸易方面，进口增加了，出口也在增加，出口年均增长率在1873-1893年为1.75%,1893-1913年为3.15%,30年中年平均2.14%;出口总值，从1875年的2.3亿英镑增加到1910年的4.3亿英镑。英国依然是当时世界的经济强国，无论在各种工业品的产量上，还是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以及经济发展的水平上，英国都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第五章　农业

在工业化之前，农业就是英国最大的经济部门。而在英国工业经济突飞猛进之时，也正是英国农业的“黄金时代”，农业经济一片繁荣。19世纪初，不列颠的农业和其他领域一样远远走在其他国家前面，此时，农业是英国最大的就业领域，它比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对国民生产作出的贡献都要大。1801年，农业雇用了全国大约36%的劳动力，提供了大约1/3的国民收入。1820年前后，不管是从产值或从就业来看，农业都被工业超过了，但是与工业部门相比，农业仍然是全国第一大产业，直到19世纪中叶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才相对下降，减少到20%。可是要到19世纪末英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才萎缩到微不足道的地步，1901年时，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只有6%-7%。但农业的衰落仍然是相对的，其产量仍在增长，从纯经济角度看，农业在19世纪一直很重要，结果是大地主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仍然很大。

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期间，农业繁荣，粮价高涨，地主和农场主得到很大好处，1812年英国小麦平均价格为每夸脱127先令，地主租金上扬，农场主利润很高，这些都刺激了圈地和投资，所以农业是很兴盛的产业。不过，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830年代，农业出现了短暂的萧条，1814年初小麦价格跌到每夸脱74先令，使农场主陷入危境，农业变得无利可图。为拯救危局，大地主迫使议会通过1815年谷物法，规定只有当国内粮价达到每夸脱80先令时，才允许进口外国小麦，从而保护了英国的农场主免受外国竞争。这一体制在1828年因威廉·哈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的改革而变得稍微温和一点，他引入了浮动税率，规定当国内小麦价格达到每夸脱73先令时，就允许外国小麦进口但征收1先令关税，当国内粮价更低时，税率则更高，当国内粮价低于52先令时则完全停止进口。这种保护主义的政策也运用于其他农产品。

尽管有谷物法的保护和人口增加的需求，英国生产足够粮食的能力仍在下降。拿破仑战争时期小麦的生产能力过剩，到30年代中期都没有被消化，因此谷物法也没有拉动价格上升。1830年，地租从战时的最高点下降了1/3-1/2，农业工人的工资也从平均每周18先令下降到10先令。1815年小麦价格下降到64先令一夸脱，到1822年只有43先令，是1792年以来的最低点，许多农场主和租户都受到沉重打击。

战争时期因农业繁荣就开垦了许多新土地，如坡地和沼泽地，现在则被抛荒或重新种草。但牲畜和肉类、黄油和奶酪的价格没有下降如此厉害，因而奶制业和畜养业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于是莱斯特（Leicester）等中部地区的土地利用又回归传统的放牧、制奶业，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南部白垩山丘和高地牧场；受到爱尔兰进口燕麦的影响，区域专业化程度提高了。

在粮价下跌的压力下，地主们一方面被迫降低土地租金，另一方面寻求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的方法，希望生产性投资能够提高租金。农场主一方面通过降低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则使用新技术，如推广和完善轮作制、培育良种、改进种畜，使用铁制的轻型犁、施用粪便等农家肥。这些措施使农业产量大大增加，小麦产量从1801-1811年间的平均每年1100万夸脱上升到1831-1841年间的1600万夸脱，以及1841-1851年间的1800-2000万夸脱，尽管粮价下跌了，但农业的赢利能力却恢复了。因此有学者认为，英国农业的现代化是在粮价波动中产生的。1838年之后的几年里小麦价格恢复到60先令一夸脱，资本开始不断注入，粮价上升揭开了投资复兴的又一个序幕。

生产工具不断改进，这是农业发展的首要标志。无论是传统农业，还是近代农业，耕犁始终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工具，所以耕犁的改进就成了农具革新的首要项目。18世纪以后，由于冶铁工业进步，犁的制作大大发展，到19世纪，全铁的耕犁得到广泛应用，而且犁的制型趋于多样化和标准化。19世纪中后期，犁头渐为钢取代，为了配合动力的需要，出现了蒸汽犁及大型多犁头、双铧犁等新型耕具，其他如整地、播种、田间管理和收获等中心农具，也得到改造或更新。在诺福克（Norfolk）的松土（lightl ands）地带，轮作制得到扩展，轻型铁制农具降低了耕作成本，但并不适用于黏土地带。从1830年开始，在沼泽地使用蒸汽排水代替风车排水，土地因此干得更快，可以种小麦和马铃薯而不是燕麦。这是一种高效廉价的排水手段，排水税每英亩只征收2先令6便士，而一台动力机可以管控6000-7000英亩。不过这种动力机只能用于沼泽地和肥沃黑土地带的排水，而不能用于黏土地。另一种新工具即挖沟犁（mole-ploughs）能够深挖沟渠，这种技术在1830年代开始使用。1843年，埃塞克斯（Essex）出现一种制砖机（tilemaking machinery），使沟渠的铺设可以高效廉价。1846年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政府给地主贷款用于排水，于是在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n）的黏土（heavy l ands）地带，砖制排水系统蔚然成风。詹姆士·凯尔德爵士（Sir James Caird）认为，这个法案比谷物法更有利于农场主。从1846年到1870年，改造烂泥地的排水工程全面铺开，据克拉潘统计，管道排水工程的总投资达到2400万英镑，其中政府投入400万，私营公司投资800万，其他1200万由农场主自付。

1835-1845年间排水技术取得重要进展，当时发明了圆柱形的排水瓦，迅速得到广泛运用。1840年代又普遍使用人造化肥，英国农业进入一个较长稳定的繁荣期。收割机的发明开启了农产品收割机械化的趋势，但由于英国农场主过于保守、劳动力成本低，并且英国土地大部分分散且不规整，加上沟渠纵横不适合采用收割机，因此收割机的推广很慢，到1874年英国只有47%的谷物收割使用它。

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英国农业面对外国廉价农产品的激烈竞争，迫使大量效率低下的生产者要么停业，要么改进生产方式来增加产量、降低价格。这就使英国加快了农业改良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农场主采用更多的新技术，农业进入“高效农业”（high farming）。在高效时期，人们普遍推广新的耕作制度，采用农家肥和化肥，革新排水技术，改造黏土地，改革农具，实行农业机械化，加大农业投入，调整农业结构，农业出现了科学化趋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业需要的劳动力则下降了，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部门。

圈地是一种结构调整，使农业创新成为可能。1760-1815年议会颁布法案圈围土地，其间1760-1800年议会颁布1000个圈地法案，1800-1815年再颁布800个法案，圈地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此后，在1815-1824年间颁布368个，1825-1834年间颁布177个。1801年政府通过第一个《圈地总法案》（General Enclosure Act），将圈地程序予以简化，公地、荒野和沼泽地也更易于圈围，于是到1801年以后，大量未耕种土地被圈占。到1836年，与英格兰有关的议会圈地法案总计5226个，覆盖了近700万英亩的土地，占整个英国总耕地面积的1/4.到1865-1875年，历时几百年的圈地时代终于结束了，英国土地基本被圈围。

圈地使大农场的经济优势日益显著，根据1851年调查，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的平均规模只有100英亩，超过2/3的农场都在100英亩以下。到19世纪下半叶，平均规模并没有变化，但1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占农业经营土地总面积的78.2%。英格兰和威尔士2470万英亩耕地之中，规模在100-200英亩的农场占地1/4强（655.6万英亩），200-500英亩的农场占地1/3以上（882.1万英亩），5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地约1/6（395.4万英亩），剩下142358个100英亩以下的农场，所占土地只有总面积的1/4，即534.5万英亩，大农场的优势十分明显。马克思曾经引用过这样的材料：1851-1871年，英格兰2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减少了900多个，50-75英亩的租地农场由8253个减到6370个，100英亩以下的其他各类租地农场的情况基本相同；相反，在这20年间，大租地农场的数目增加了，300-500英亩的租地农场由7771个增加到8410个，5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2755个增加到3914个，10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492个增加到582个。在整个19世纪英国的农业经营中，大农场占据了70%-80%以上的农业经营地，而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只占20%-30%。

农场规模的扩大有助于进一步实行土地改良，采用农业机械代替劳动力，即有助于资本的投入，实行资本集约式经营。农业耕种部门中那些陈旧的、劳动密集型的耕种方法被新工具、新方法所取代，其中有两项特别重要的发展与“高效农业”密不可分。首先是化肥的使用，人造肥料在1830年代开始发展，维多利亚时代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方面的应用》一书在英国传播，奠定了农用化肥的理论基础。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约翰·劳斯（John Lawes）在他的实验基地发明了农用化肥——过磷酸盐，1842年投入批量生产。此后，各类化肥在英国迅速投产，19世纪中期的大多数英格兰农场主“像专业化学家一样，大谈氮肥和磷肥”，英国每年进口的氮肥达30万吨，足够200万英亩施肥之用。1802年，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秘鲁旅行时发现那里有大量鸟粪，1839年英国开始以商业规模从秘鲁进口此种粪肥，到19世纪50年代每年的进口量高达上万吨。但鸟粪的存量仅维持了几十年，1870年前后已经枯竭了，于是又转而由其他产品顶替粪肥，大量人造肥料涌向市场。

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机械化收割，脱粒机从1850年代开始传播，收割机和捆束机在1850年以后被广泛使用。化肥和机械化帮助启动了“第二次农业革命”，它所带来的新的生产力，远远高于17、18世纪的古典“农业革命”。在1851-1871年之间，英国的肉类和谷物产量迅速增加，农业劳动力却减少了30万人。

工业化技术运用于沼泽地排水和贫瘠荒地开垦等，使农业耕地总面积大幅增加。1846-1865年耕地面积增加了464119英亩，1870年英格兰的可耕地达到1364.6万英亩的空前绝后水平，小麦播种面积在1869年也创下341.7万英亩的最高纪录。到187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可耕地面积从三四十年代的1200万英亩增加到1500万英亩。

农业的繁荣更深刻地体现在农业经营观念和方法的更新上。19世纪之前，农业经营一直处于“封闭循环”状态，各种植物的种子都是农场自己预留的，肥料也以自家的粪肥为主。但到维多利亚时代情况就变了，种子和肥料都能从种子公司、市场上购得。与此同时，尽管大部分农场都是一年一租赁，但租约通常续订，租户享有相对的安全，有些农场甚至父子相传，由此就造成一种有利于试验、创新和发明的制度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地主和农场主都愿为更高的利润而进行投资。

农业投资在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50年代之间增长了大约70%;农业固定资本在1811-1820年间每年增加445万英镑，1851-1860年间则每年增加690万英镑。农业投入推动了农业机械化，像单铧犁、双铧犁、松土机、除草机、播种机、收割机、脱粒机、割捆机等都被普遍采用，从19世纪50年代起，由约翰·富勒（John Fowler）发明的蒸汽拖拉机也被推广，而1880年以后，自动割捆机（包括干草收割、脱粒和其他收割程序）开始运用。在1860年代，英格兰的1500万英亩可耕地中，只有约20万英亩是用蒸汽犁耕作的，但到维多利亚时代末期，英国已经是欧洲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了。

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英国农业的全面改革开始了，农业进入“精耕时代”，除广泛施肥、普遍采用收割机、切草机、打夯机等等之外，还实行排水，把沼泽地和湿土地带的积水排除，以利于耕作和提高产量。生产技术的革新带来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例如，1855年英国每公顷小麦产量为1840公斤，到1870年增加到2020公斤。以蒲式耳计算：据估计，1650年每英亩小麦产量大约是11蒲式耳，1800年约19.5蒲式耳，再过半个世纪提高到34.5蒲式耳；在1650-1800年的150年间每英亩小麦产量增加77%,而仅在19世纪上半叶就提高了79%。当时，英国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和畜牧业的平均产量在世界上都独占鳌头，19世纪50年代，英国每公顷土地的小麦和裸麦产量平均为25公担，比法国多一倍；英国屠宰牲畜每头净得250公斤肉，这是法国的1.5倍。农、林、渔业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从1801年的7550万英镑增至1861年的1.188亿英镑。

维多利亚中期是英国农业最繁荣的时期，而“农业的繁荣为维多利亚时代带来了稳定的社会生活，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征”。但1870年代末英国农业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进入到长期的困难甚至是危机之中，而且，这“不是缓慢的衰退而是突然的灾变，它卷走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许多显然巩固而可靠的要素”。农业进入一个惨淡的时代：利润大幅下降，农场破产，乡村败落，最坏的情况发生在1875-1884和1891-1899年间；尽管到世纪之交，农业某些部门出现了不小的进步，但农业作为一个整体，其萧条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农业衰退主要表现为：第一，粮食价格急剧下跌，其中小麦价格最为显著。1870年代后期英国农业连年歉收，每英亩小麦产量由原先的34蒲式耳降到19蒲式耳，但粮食价格却下降了，1877年小麦平均售价是每夸脱56先令9便士，1878年降到46先令5便士，1879年是整个19世纪收成最糟的一年，但小麦价格却下跌到43先令，1883年又跌至31先令，1889年再跌至26先令4便士；1893年英国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但1894年的粮价竟然只有22先令10便士。之后略有恢复，但到1915年的高峰期也只有37先令。见下表：

表24 联合王国年均小麦价格（单位：每夸脱先令）

虽然粮食区比其他地区的萧条程度更甚，尤其是那些气候不适宜、劳动力价格高和不肥沃的沙土地区受影响最严重，但“在英国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受到萧条的影响，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农业衰退的第二个方面是耕地面积缩减，可耕地显著减少，1871-1901年英国的耕地面积减少了230万英亩，小麦和谷物的种植面积不断减少，1874年两者分别为363万英亩和943万英亩，1887年则为231万英亩与814万英亩，到1904年再降至137万英亩和695万英亩，缩减幅度极大。麦和谷物的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比也明显下降了，70年代在德文郡（Devon shire）曾经占30%,在康沃尔郡（Cornwall）占31%,到90年代分别降至17%和19%。这导致英国国内粮食生产减少，进口依赖增加，在1811-1830年，进口小麦只占英国消费量的3%,1831-1850年上升到13%,1851-1860年增加到30%,1891-1895年竟达到79%。在1870-1874年，英国国内生产的小麦年均产量为5230万公担，到1890-1894年已降至3460万公担。同一时期，英国进口小麦则从4600万公担增加到9160万公担，国内小麦消费靠本国生产来满足的比例由53.4%下降至27.4%。到1900年，超过1/3的英国肉类消费来自国外。

第三，农业就业人数锐减，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在农业衰退过程中，英国许多农场主破产，大批农业工人失业，1871-19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各类农业雇佣劳动力人数从96.2万人降到62.1万人，减少了1/3.1851年，10岁以上男子中有1/6是农业劳动者，到1881年仍有近1/10，但是到1911年进行人口普查时，农业劳动者的比例是20人中不到1人，有职业的人口中只有8%从事农业活动。大量佃农没有熬过这场危机，到1900年许多租约化为一纸空文，有34万农业工人离开他们生活的农村迁移到城市或者海外。

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而农业大萧条加快了这一过程。英国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1856年为22.5%,1873年为14.7%,1913年仅为6.1%。1867-1874年，农业在国民净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15.7%,1875-1884年是11.9%,1885-1894年是8.7%,1895-1904年是6.8%,到1925-1934年只剩下3.9%了。19世纪下半叶的农业萧条剧烈地改变了土地阶级的经济地位，将农业由原来的相对衰落变成了绝对衰落。

表25 1867-1934年农业在联合王国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农业纯收入占国民纯总收入百分比，以10年平均值计算）（单位：%)

英国农业危机的客观原因是恶劣的天气。1875年秋天异常潮湿，1876和1877年冬天降雨量又特别多，从1878年春天开始连续出现两年半的阴冷天气，使农业歉收。在英国东南部，1879年降雨量比常年多50%。长期不断的坏天气不仅使庄稼歉收，而且使谷物的质量低劣，1879年来自英格兰所有的郡和威尔士10个郡的435名记者提供的报道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所有各区的报道中，没有一个区的小麦和豌豆生产能超过平均的年产量。

但“农业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粮食进口不断增加，给农业造成巨大冲击，在高效农业的最后几年中，英国的粮食几乎可以自给自足，本国农业满足了国内需求的4/5还要多。1860年代后，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的粮食大量进入英国，这些地方的农业是粗放型、机械化的，生产成本低，加上19世纪70年代以后航海技术大发展，运输成本降低，运输时间缩短，为大量运输谷物创造了条件，结果国外进口的小麦十分便宜，这对粮食价格和农业利润率带来了灾难性影响：1873-1895年间，英国小麦价格减半，牲畜价格下降1/3，羊毛价格下降了1/4.

另一方面，废除谷物法使英国粮食市场完全不受关税保护，1870年以后，大量价格低廉的外国小麦进入英国，1870-1879年平均每年进口5040万夸脱，1880-1889年是7030万夸脱，1890-1899年是8590万夸脱，1900-1909年居然达到平均每年进口1.026亿夸脱。在1870-1890年间，英国消费的进口小麦从总消费量的50%上升到接近80%;到1900年，英国小麦价格下跌了50%。

表26 英国小麦和面粉纯进口量（单位：百万英担）

1871-1900年间，单从美国进口的小麦和面粉就增加了90%,肉类增加300%,黄油和奶酪增加了110%。这些都证明了贸易保护主义者在皮尔废除谷物法时的悲观预见，就是英国粮食价格会下跌。在廉价农产品的冲击下，农民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普遍减少，种地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亏损，许多农民破产，成千上万的劳动者离开土地去城镇或到大洋彼岸寻找工作。结果造成部分土地荒芜，有的土地被弃耕还牧，致耕地面积减少，粮食生产量下降，引发1873年以后的农业危机和农业衰落。

不过各郡、各地区萧条的程度是不同的，受损最严重的是英格兰中部和东部，特别是埃塞克斯、萨福克（Suffolk）、剑桥（Cambridgeshire）和赫特福德（Hertfordshire）诸郡，这些地方以黏土和重土壤为主，种植小麦。在高效农业时代，这里的谷农都十分富裕，但1874年粮价下跌后，最先受损的也是他们。在英格兰北部和西部，以牧区和高地为主的坎伯兰（Cumberl and）、威斯特摩兰（Westmorl and）和约克郡（York shire）的北赖丁（North Riding），以及以奶酪业、混合农业为主的柴郡（Cheshire）、德文郡和萨默塞特郡，农业破产情况就不那么普遍了。

种植其他谷物相对要好一些，随着啤酒消费的增长，大麦的种植也能获得较高回报。1872-1913年间，不列颠的种植面积减少了24%,从占总土地的44%下降到31%;而牧场和草地面积增长了26%,从占总土地的56%上升为69%。1867-1869年间，蔬菜产品占英国农业产量总价值的45%,畜产品占55%;到1894-1903年，畜产品占农业总产值的70%,作物产品只占30%。谷物生产不管从产量还是产值来看都呈绝对的下降趋势，比如小麦，1867-1871年间，英格兰小麦产值占所有谷物总值的43%,占农业总产量的22%;到1894-1898年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8%和7%。英格兰耕地产出在这两个时间段中减少了5%-9%,而畜产量增加了18%-20%。不列颠牛的数量在1872-1913年间增长了24%,从560多万头上升到近700万头，而羊则从近2800万头下降到2400万头左右。

表27 不列颠牲畜数量（单位：千头）

与此相对应，北部和西部以及部分中部地区很早就形成畜牧业专业化，由于畜牧产品价格稳定而且牲畜饲养成本低，所以这些地区遇到的困难比较少。受益最大是乳业品地区，牛奶的进口尚不可行，而牛奶的消费量却很大，由于铁路冷藏运输的便利，牛奶易于流向大城市，牛奶价格升高。1870年后，奶酪因受外国产品竞争而价格下跌，许多农场主改行液态牛奶生产。这样，英国存栏的奶牛数在1866-1870和1906-1910年间增加了43%,牛奶产量增加了61%,牛奶生产成为英国最大的农业部门，其占农业总产量的比例从1867-1871年的12%,上升到1894-1898年的18%,同时黄油和奶酪的比例下降了。

另一部门也保持了繁荣，那就是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园艺和水果种植。为了抵消谷物种植业的衰落，同时又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需要，农民转向水果、蔬菜、鲜花种植，使这些部门也向地区专业化方向发展。园艺业几乎不受海外竞争的影响，它的许多分支可以在不适于种植谷物的黏土和砂土上进行，因此英格兰的某些地区在被遗弃的小麦和大麦田里开辟果园，种植蔬菜、瓜果和花卉，特别是那些资金短缺、只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更是如此。1867-1913年，这个部门的种植面积从6.4万英亩增加到36.5万英亩；从1860年代到1890年代，全国水果、蔬菜的总收入增加了21%。

园艺业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如肯特郡（Kent）北部，但也在远离主要城市的新区域出现，其中最知名的是伊夫舍姆河谷地区（Vale of Evesham）。19世纪末，由于伊夫舍姆郡和伍斯特郡（W orcester）之间开通了铁路，伊夫舍姆河谷地区成为领先的蔬果生产市场之一，其蔬菜种植面积从19世纪初的300-400百英亩增至20世纪初的1500英亩。林肯郡（Lincolnshire）和剑桥郡的沼泽地也成为重要的园艺生产市场，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Birmingham）等大城市都出现了专门的蔬菜和鲜花供应基地。19世纪中叶，英国果园的面积不断增加，1873-1904年，大果园的土地占有量从15万英亩增加到25万英亩，小果园从1881年的3.7万英亩增加到1897年的7万英亩。

所以，小麦价格崩溃的结果之一，是英格兰农业结构重新调整，谷物种植转向混合农业，用于水果和园艺种植的土地面积增加，畜牧业逐渐占据优势。1830和1840年代畜牧业只是种植业的副业，到1870年代成为主业，1871-1900年小麦种植面积减半，而畜牧业面积增加了400万亩，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到1913年，英格兰用于畜牧业的土地是所有谷物种植面积的三倍多。1866-1911年，有600万英亩的土地被用作永久牧场；在1911年，有1600万英亩的土地用于种草，只有550万英亩种谷物，225万英亩种植绿色作物。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牛增加了一倍，从380万头增加到590万头；羊和猪的数目也增加了。

在1870-1876年，小麦、大麦和燕麦的产量占英国农业总产量的18.1%,到1911-1913年降至8.4%;与此相对应，家畜产量在1870-1876年占农业总产量的66%,1911-1913年则达到75%。1866-1875年，耕地面积占45.5%,1906-1915年只占32.5%;同期，永久性牧场的用地面积则从40.9%增加到54.4%。牲畜数量增长极快，1870-1914年，马从126.7万匹增加到160.9万匹，牛从540.3万头增加到709.3万头，猪从217.1万只增加到263.4万只，只有羊的数量下降了，从2839.8万只下降为2428.6万只。

家庭饲养也是结构调整的一个方面，1890-19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家禽饲养量翻了一番。由于家禽产品难以运输，特别是难以通过铁路来运输，因此这一农业部门扎根于城市周边，以城市市场为中心。家禽饲养最集中的地区是兰开郡西部离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不远的地方，以及棉纺织业发展迅速的小镇周围和海滨度假胜地。

1870年代是英格兰乡村经济史的转折点，19世纪初，农业几乎占到国民经济产出的一半；从1870年代起农业产出开始落后于工业产出，到1880年农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雇用全体劳动人口的1/8，而且，随着进口粮食稳步增加，英国农田不再是粮食供应的主要来源。但英国农业的衰落只是相对的，是同19世纪中期以前的情况比较而言的，从整体上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农业总产量还是在提高，有资料表明：1871-1914年，农业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仍然保持在0.3%;据英国学者安东尼·伍德计算：“在这几十年中，农业总产量增长了8%。”进入20世纪，英国农业又得到缓慢恢复并有所发展。

从英国经济整体而言，1870-1914年出现了衰落趋势，但这种衰落确实是相对的。事实上，1870-1914年英国经济仍在发展，它一方面体现在经济指数总体增长上，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的变化上：国民经济中农业相对于工业来说发展缓慢，农业中种植业相对于畜牧业来说发展缓慢，工业中传统工业部门相对于新兴工业部门来说发展缓慢，外贸中出口增长相对于进口增长来说发展缓慢；另一方面，1870-1914年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于19世纪中期来说发展缓慢，英国经济相对于德、美等国来说发展缓慢。但所有这些都是相对的，在相对衰落的背景下，英国经济仍在增长。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受到了挑战，但英国依然是当时世界的经济强国，无论在工业品产量、还是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上，英国都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第二篇　政治

第一章　议会制度改革

议会改革（parliamentary reform）是19世纪英国政治的一条主线，其目标是实现从寡头政治制度向大众民主制度的转变。改革前的议会选举和运作机制被称为“旧制度”（the old system），它是英国贵族寡头统治的基础。这个制度在确立之初，即光荣革命发生以后，是当时的世界上最开放和最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君主一个人的统治转变成贵族集体掌握国家政权，因而克服了专制的王权。当时，英国主要的财产形式是土地，土地贵族是英国最强大的社会力量，由贵族集体掌握政权，显然是一种巧妙的安排，具有某种合理性。

“旧制度”的基石是议会选举制度。光荣革命后专制王权被克服，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谁控制议会谁就控制了国家的权力，因此争夺议会就是争夺国家的权力。贵族集团作为一个特殊的阶级群体，恰恰是通过控制议会而控制了国家权力，做到这一点的奥秘就在“旧制度”。

一直到1832年第一次改革之前，议会选举制度基本上没有变化，保持着中世纪的许多特征。制度之“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选区划分和议席分配不合理，造成大量的“衰败选邑”（Rotten Boroughs）。英国选区分郡选区和城镇选区两种，后者被称为“选邑”。1800年爱尔兰合并之后，英国下院有658名议员，1830年的分配比例为：英格兰489名，威尔士24名，苏格兰45名，爱尔兰100名。就郡选区而言，英格兰有40个郡，除约克郡比较大，选送4名议员外，其余39个郡不论人口多寡、面积大小，一律选出2名议员。城镇选区比较复杂，当时英格兰共有202个选邑，其中195个选出2名议员，5个选出1名议员，伦敦城（City of London）和威默斯（Weymouth）各选派4名议员；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各选2名议员。

议席如此分配，是沿用中世纪的遗传，从13世纪起，历代君主给某些特定的城镇颁发特许状，让他们取得向议会选送议员的特权。当时那些城镇也许是比较繁荣的，但经过几个世纪的世态变迁，有许多已经衰落了，其中20多个甚至成了“衰败选邑”。比如从17世纪开始，老萨勒姆（Old Sarum）就没有人居住，只是一片田地，但它的产权所有者保留着投票的权力，在1831年选举中，它有11张选票，可以选出两名议员！与此相对照，在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大城市，比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Leeds）等，因为历史上不是选邑，不能独立地选举自己的议员，而需要参加郡的选举，属于农村选区的一个部分，它们在1831年的人口分别是18.2万、14.4万、12.3万。19世纪初，在英国49个大城镇中有21个不是选邑。

此外，就不列颠整体而言，英格兰议席过多，其他地区相对太少；就英格兰而言，南部和西部议席集中，伦敦和北部议席太少，并且郡选区的比重太小，选邑议席高度集中，大郡和小郡都只能选送两名议员，与人口不成比例。

第二是选民资格陈旧而不合理。郡的选民资格依据1430年一项规定：凡年收入40先令以上的自由持有农（freeholder）拥有选举权。在当时，40先令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可是到18世纪以后就不值钱了，但“自由持有农”的身份规定却排除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因为在持续一二百年的圈地运动中，自由持有农大量减少，在19世纪初，符合这一规定的只有18万人左右，在1831年占农村人口的4%。在苏格兰，郡选举资格更高，拥有价值100英镑资产的人才有选举权，因此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

城镇选民资格千奇百怪，每一个选邑都有自己的选举权标准，大体上可以归为六大类：（1）自由民（Freeman）选举权，所有具有“自由民”身份的人都有选举权。“自由民”的身份因继承或做学徒而获得，也有市镇授予的荣誉，但实际标准因地而异。（2）济贫税（Scot and Lot）选举权，缴纳济贫税的人都可以是选民。（3）房地产（Burgage）选举权，某些选邑的选举权附着在房产或地产上，谁拥有这些不动产，谁就获得相应的选举权。（4）市镇团（Corporation）选举权，只有当地市镇团的成员才能选举议员，但市镇团不是选举产生的，往往由地方寡头组成。（5）自立户（Potwalloper）选举权，凡成家立业、自立门户的人都有选举权。（6）在有些地方还有自由持有农选举权，类似于郡的自由持有农标准。

在六类选邑中，实行自由民选举权的选邑中选民最多，其人数加在一起，可以占英格兰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一个选邑可以有几种不同种类的选民资格，一个人也可能在几个选区内拥有投票资格，这就是“多重选举权”（pluralvotes）。选举方式是公开计票，而不是无记名投票。

各郡的选民数会有很大变化，比如1774年约克郡选民数是2万，萨默塞特郡是8000;1807年前者增加到2.3万，后者减少到6300.但总体上看，郡选民的人数在增加，英格兰40个郡的选民，在1715年有15.87万人，1754年有17.73万人，19世纪初达到18.825万人。由于有“自由持有农”这项标准，所以农村选民比例很小，很少超过成年男子的10%。

各选邑选民数一般很少，在英格兰202个选邑中，有一半以上选邑的选民少于300人，50多个选邑的选民数不到50人；超过1000名选民的选邑有43个，只有7个超过5000人。在1754年，布里斯托尔（Bristol）有选民5000人，占成年男子人口的33%,而临近的巴斯只有30名选民，占成年男子人口的1%。按照职业划分，选民中的40%是工匠，20%是零售商，6%是商人和工厂主，14%是绅士和专业人士，14%是半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因此，工业化之前的城镇选民，个体生产者和店主是绝大多数。

改革前的议会选举权制度排除了所有的女性，男性中只有11%-16%的成年人有选举权。尽管这个制度通过选举产生议员，但由于选举权极其狭小，因此时时散发着寡头政治的气息。

第三方面是选举方法腐败。首先，在每一次大选中，有很多选区其实是不经过竞选的，候选人的提名权掌握在当地贵族手中，如果贵族们之间没有分歧，选民的投票就只是走形式了。在1832年之前的历次大选中，最多只有1/3的选区有竞争选举，比如在1761年大选中，英格兰只有40个郡中的4个郡、202个选邑中的42个选邑有竞争选举。有时候，竞争的家族会达成协议，双方各拿1个席位，避免开销太多的竞选费。无竞争的选举在衰败选邑中频频发生，因为这类选邑基本上就控制在一些重要人物的手中。

在需要竞争的选区，贿选就是成功的关键，竞选双方都要付出巨额的选举费用。在1780年大选中，查尔斯·巴罗（Charles Barrow）从伦敦把150名选民运送到格洛斯特（Gloucester）投票，支付的旅行费高达1500个几尼（1几尼=1英镑1先令）。到18世纪末，有议员抱怨说：“现在很少有人能够支付一场选举中的竞选费用。"1807年大选中，约克郡的竞选费用达到了25万英镑。按照惯例，候选人要承担选民的旅行和住宿费，还要“款待”选民吃喝；一张选票值多少钱明码标价，投票时一手交钱，一手交票。特别是在选邑，投票时的场面一片狼藉，竞争的双方都以酒肉争夺选民，弄得醉汉满街皆是。

选举方法也造成选举制度的种种弊病，当时实行公开投票制，选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选票投向哪一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拿了别人的钱，自然要把选票投给买票的一方；如果选民是竞争一方的佃户或商业客户，那就不可能有任何选择。此外，暴力和胁迫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候选人雇人袭击竞争对手的支持者，有时还出现绑架选民、冒充死去的或缺席的选民进行投票的事件。

综上所述，19世纪初的英国议会制度有三个方面问题：选举权狭小、议席分布不合理、选举方式腐败。三方面问题综合到一起，就使得这个时候的英国议会不是一个民主机构，而是贵族寡头制的工具。

按照当时的规定，议员有财产资格限制，郡选区要求年收入600英镑以上，选邑是300英镑。议员不领取薪金，只有贵族家庭出身、或者很有钱的人才会想去当议员。在这样一种议会制度下，贵族控制了选举，选出贵族子弟或贵族的亲信出任议员，达到贵族控制下院的目的。确实，在19世纪的前30年里，下院约200个议席是由贵族控制的；贵族通过自己的人控制下院，而贵族自己则组成上院，再由上下两院组成政府。总之，贵族控制着改革前的英国政治，这是一种贵族寡头政治，离现代民主制度相距甚远。

这种格局符合当时的财产分布情况，在农业社会，土地是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土地贵族掌握着国家财富的最主要部分，由他们控制国家政权，体现了财产与权力的高度结合。客观地说，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很适合光荣革命后英国农业社会的状况，当然也符合土地贵族的利益。贵族通过“旧制度”中的不合理方面来控制议会，以保证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

然而，工业化改变了社会格局，新的有产者阶级出现了，他们的财富赶上甚至超过了土地贵族，这些人要求改变权力的格局，“有产”者也应该“有权”。他们要求改革议会，主要是要求扩大选举权，通过扩大选举权，把自己也变成“有权”的阶级。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加、工业城市崛起，人口在城市集中，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严重恶化，他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通过改变议会制度，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于是，“旧制度”又面对一支强大的反对力量，他们就是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尤其是工业劳动者。工人阶级的改革运动以普选权为标志，希望通过普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在议会中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存权利。总之，工业化使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意识到“旧制度”的不合理，他们希望改变这个制度，由此而引发了议会改革运动。

议会改革运动在18世纪60年代以“威尔克斯和自由”为触发点，形成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新兴力量。法国革命爆发后，这个运动迅速发展成中下层民众联手推进的政治大动员，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威胁到英国现存的政治秩序。面对威胁，控制国家政权的土地贵族于1799年经由议会颁布《结社法》（Combination Act），禁止民众结社，对一切以改革为主旨的组织和活动实行严厉镇压，改革运动暴露在赤裸裸的高压之下，一时间曾经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当19世纪开始时，议会改革运动似乎已经消失了，但它其实并没有被扑灭，而是转入地下，呈现出忽隐忽现的状态。早在世纪之初，在约克郡的荒山野岭里就流传着关于“黑灯照”（The Black Lantern）的传说，一些人在黑天野地里秘密集会，讨论“取消一切赋税，享受全部权利”，而且声称“某一天晚上他们会在各个地方同时举事”。1802年政府逮捕德斯帕德上校（Colonel Despard），说他在伦敦的下等酒吧中煽动工人，试图组织革命军队推翻政府，最终以谋反罪名将他处死。在1811-1812年卢德运动（Luddism）的高潮中，人们依稀可见议会改革运动的影子，比如1812年兰开郡（Lancashire）波尔顿（Bolton）的手织工曾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其中说“依请愿者之见，假如下院只由人民的代表组成，它就不会只顾盟国的可疑利益，而同意把人民带进由连绵的战争所造成的苦难与饥荒中去了”。工人的请愿毫无结果，卢德运动很快就在这个地区迅猛爆发了。

如果说从世纪之初到拿破仑战争结束，运动只呈现星星点点的特征，并且基本上处于蛰伏状态，很少被人们清楚看见，那么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情况就不同了。战后粮价高涨，时世艰辛，失业率攀升，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普通民众再一次意识到痛苦的生活是由不合理的政治制度造成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理论重新苏醒，大规模的群众性议会改革运动又一次爆发了。

领导这次运动的是汉普登俱乐部（Hampden Club），虽说在运动的发动阶段中等阶级改革派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科贝特和卡特莱特少校就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但运动参加者基本上是工人，工人阶级改革运动再次高涨。相比之下，除少数几个坚定的改革派，中等阶级基本上是沉默的。

中等阶级改革派中，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是宣传鼓动家，它的宣传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科贝特出身于小自耕农家庭，他对往昔“快乐的英格兰”充满怀念，在他的想象中，“快乐的英格兰”存在于农业社会，那时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家长制纽带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统治者履行自己的职责，好好地照看自己的臣民；对统治者恪守自己的义务，同时也安享平和宁静的小康生活。但工业社会打破了这一切，社会的上下纽带被拧断了，工人失去保护，被放在无情的资本主义的压榨下。他认为这是个罪恶的社会，而所有的罪恶都是由不合理的议会制度造成的，因此他号召进行议会改革。在他创办的售价两便士的大众版《政治纪事》（Political Register）第一期上，他发表《告英国工人大众书》，其中说：工人的苦难是由沉重的赋税造成的，而赋税是由议会征课的，因此改变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改革议会下院，让每一个直接交税的人都有选举权，并每年改选一次。科贝特主张和平改革，当1816年人民的不满达到极点、火药正点燃北方工业区时，“科贝特文章的影响很快就看出来了，科贝特给读者指出受苦的真实原因——劣政，指出适当的纠正方法——议会改革，骚乱很快就很少见了。”

约翰·卡特莱特（John Cartwright）是激进派的元老人物，1780年他参与发起组织“宪法知识会”（Society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这个组织在英国早期激进主义运动中发挥过鼎足作用，卡特莱特就一直是这个组织中的活跃分子；他发表的《抉择》（Take Your Choice）一文，可被看作是议会改革的第一声号角。90年代“宪法知识会”“伦敦通讯会”（the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等被镇压后，卡特莱特沉寂了很长时间，但拿破仑年战争结束后他再度站出来，以80岁的高龄行走于英格兰北方工业区，一个月内行程数百英里，几乎每天发表演讲，并且每到一地就协助组织汉普顿俱乐部，参加者几乎全都是工人阶级。

汉普登俱乐部是和平的改革运动，从米德尔顿镇（Middleton）的活动中可以看出来。米德尔顿俱乐部每周召开两次会议，会议地点设在一个小礼拜堂内，会员每周交1便士会费。据俱乐部书记萨缪尔班福德（Samuel Bamford）说，类似的组织在北、中部地区很多：“过去30年中，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已培养出那么多工人，能够在村镇的改革会议上阅读书写，或者讲演。有些还粗通诗韵，这使得他们的谈吐大受欢迎，增加了聚会的风采。通过这种种方法，起先是那些急切的听众，然后是一大批新来的热心人，就从那偏远安静的溪边茅舍中应召而来，来参加汉普登俱乐部每周的朗读和讨论会”。除了召开讨论会之外，各地俱乐部还散发宣传小册子，组织向议会请愿，以及彼此之间互通声气。

此时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协会”（Society of Spencean Philanthropists）走上舞台，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核心人物几乎全是伦敦通讯会被镇压后残留下来的暴力翼。伦敦通讯会被镇压后，他们以托马斯·斯彭斯（Thomas Spence）为中心，接受了他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土地公有计划。1814年斯彭斯去世后这些人正式组成“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协会”，相信用暴力手段才能改变英国的政治制度。1816年12月2日他们借召开群众大会之机发动骚乱，冲击了好几个枪械铺，夺取大量武器，并沿街鸣枪以壮声势。到达伦敦塔时，好几个人爬上墙头，挥舞三色旗，号召士兵投降。这时王家卫队赶来，驱散了群众。当晚，起事的主要领袖被捕。出庭受审时，由于政府方面只拿出一个奸细做证人，伦敦陪审团认定这是政府的圈套，因此将斯彭斯派全部释放。

但政府决定以这件事为借口对席卷全国的改革运动加以镇压。1817年3月，议会中止《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接着又颁布《反煽动性集会法》（Seditious Meeting Act），不仅点名取缔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协会，而且禁止一切改革集会。许多改革派被捕，像班福德这样的和平改革派也多数入狱，汉普登俱乐部运动很快就失败了。

6月9日在彭特里奇村（Pentridge）爆发了一次手工工人武装起义，有人把它叫作“英格兰的最后一次革命”。彭特里奇是诺丁汉（Nottingham）附近的一个手工织袜业村镇，曾经是卢德运动的中心之一。1817年4、5月间，北、中部工业区一些激进派秘密串联，策划发动武装起义，来改变英国的政治制度。但真正付诸行动的却只有彭特里奇和邻近几个村镇的三四百人，他们携带枪支向诺丁汉进军，但次日清晨遇到骑兵巡逻队，一枪未发就瓦解了。不久，起义的主要领袖全都被捕，3人被处死刑，11人被判终生流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彭特里奇工人起义，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应该是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尝试。

政府的高压加上1817年的风调雨顺，使改革运动暂时消沉下去。但1818年经济情况再度恶化，人身保护法又按期恢复，这使得议会改革运动再次掀起高潮。1819年夏天，曼彻斯特、伯明翰、斯托克波特（Stockport）、利兹、设菲尔德（Sheffield）等大工业城市成了群众运动的中心，很多地方召开群众性集会，要求议会改革。7月12日，伯明翰召开了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会上除提出“普选、年度议会、无记名投票”等改革基本要求外，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选出该市的“立法代理人”即人民代表，要议会承认他的合法资格，接纳他出席议会会议。伯明翰的行动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斯托克波特等城市紧跟模仿。曼彻斯特的工人改革派决定召开一次大型集会，选出曼彻斯特的“立法代理人”。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周边工业村镇的6至8万名工人整齐列队，前往市中心圣彼得广场参加大会，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各种口号，包括“年度议会”，“普选与无记名投票”，“宁要作人死，不当奴隶卖”等等。这是一次和平的集会，参会者秩序井然，热情洋溢，希望议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地方官已下定决心武装镇压，随着一声令下，地方义勇队和正规军蜂拥而上，10分钟内，“整个广场变成一片空旷，……广场上到处扔着鞋帽、披肩，还有踩坏和撕碎的男女衣物，沾满血迹。……一些倒下的人……永远停止了呼吸。”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彼得卢事件（Peterloo Massacre）。

彼得卢事件为政府全面镇压提供了借口，托利党当局不仅以摄政王的名义对曼彻斯特市政府大加褒赏，而且立刻通过“六项法案”（the Six Acts），中止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一切自由。彼得卢事件后，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发誓讨还血债，决心刺杀全体内阁大臣，成立临时政府。1820年2月23日晚正当他们准备起事时，伦敦警察忽然闯进他们的集合地点，将其多数抓捕。这一次斯彭斯博爱主义者付出了血的代价，领头者西斯尔伍德（Arthur Thistlewood）等5人被判死刑，6人被判终生流放。这事件叫作“卡图街密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参与起事的都是手工工人。

总之，从1799年议会颁布《反结社法》到这时，议会改革运动基本上是工人的运动，而且是手工工人的运动，拿破仑战争对英国的改革事业造成破坏性影响，小皮特及其门徒将改革视为国家的最大威胁，把英国政治带进了光荣革命以后最保守的一个时期。很多人不再对改革抱有希望，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Earl Grey）曾在1821年对其女婿说：改革不大可能在“我身前甚至你们这代人时期内发生”。辉格党贵族多数都退回到他们各自的领地上去，不过问政治；1824-1829年之间，议会也不再收到有关改革的请愿书。托利党一直反对议会改革，自小皮特出任首相起，该党几乎不间断掌权，他们以高压手段镇压改革运动，反对一切形式的变革。中等阶级在19世纪最初的20年间几乎无所作为，他们只在1807年组织过威斯敏斯特大选，把两位支持改革的候选人送进了议会。这样，在19世纪最初20年中，改革的战场上就只剩下工人激进派了。

但托利党的分裂使事态出现转机，20年代托利党内出现一个自由派，领头的是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罗伯特·皮尔、威廉·哈斯基森等，他们先后在政府任职，进行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的改革。1827年2月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因病辞职，坎宁接任首相，托利党公开分裂成两派，以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为首的保守派人多势众，坎宁等“自由托利党人”只是少数派。坎宁和皮尔等人已预感到改革只是个时间问题，旧制度已经失去生命力，早在1820年皮尔就曾预言对改革的抵制坚持不了7年，1822年坎宁私下说：“改革不可避免。”但坎宁上任后没有几个月就去世了，由威灵顿继任首相，坎宁的几位同僚如哈斯基森等退出政府，托利党公开分裂了。

《天主教解放法》（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1829）又进一步分裂了托利党。1828年爱尔兰的天主教领袖丹尼尔·奥康内尔（Daniel O'Connell）在议会补缺选举中获胜，作为天主教徒，他不符合当选议员的资格，但排除他又可能引发爱尔兰内战。威灵顿清楚地意识到政府必须在解放天主教徒和引发爱尔兰内战中两者择一，为避免内战，威灵顿公爵政府在1829年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使天主教徒获得了和其他基督教派别大致相等的政治权利。但这项法案激怒了托利党中的国教右翼分子，这些人从捍卫国教的立场出发，反对解放天主教徒，反对触动英国的现有制度，在他们看来，《天主教解放法》既背叛了国教，又背叛了英国的制度，因此大逆不道；他们是“极端托利派”（Ultra-Tories）。这些人也成为政府的反对派，于是就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些坚决反对议会改革的极端托利党人，一下子变成了改革派，他们认为《天主教解放法》之所以获得通过，是议会制度腐败的结果，威灵顿用腐败手段收买了议会，才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因此，议会必须改革。于是反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就被扫除了，托利党反改革的力量被大大削弱。对改革阵营来说，《天主教解放法》重新唤起了他们的期待：既然自宗教改革以来就确定的国教原则可以被修正，那么其他的英国制度为什么不可以改变？受这种期待的鼓舞，改革派重整旗鼓，格雷伯爵也从他在北方的领地回到阔别已久的伦敦。

1830年6月，国王乔治四世（George IV）去世，他的弟弟威廉四世（William IV）继位；乔治四世偏爱托利党、厌恶辉格党，新国王登位给议会改革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间点。

正在此时，英格兰南部农村发生了“斯温上尉”（Captain Swing）的暴动，被称为“英格兰最后一次农人暴动”。穷苦绝望的农场工人以“斯温上尉”的名义发布命令，放火焚烧粮仓、捣毁脱谷机，认为那些机器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大批大批的农业工人四处游荡，有些农场主的庄园也被烧毁了。骚动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他们对政治其实并不关心，其行动是自发的，缺乏组织性，很容易被镇压下去。但他们的行动震惊了统治阶级，因为农业工人一直被认为是最温顺的英国人。

社会动荡让辉格党焦虑不安，也让他们看到了击败托利党的机会。在辉格党政治家中，格雷伯爵具有很高的威望，他在法国革命时期就赞成改革，此后一直持改革立场。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除非立即进行改革，否则骚动将蔓延，还可能酿成一场革命。

1830年11月格雷向威灵顿发难，在激进派、自由托利党人和极端托利派的共同支持下，辉格党击败威灵顿政府，结束了托利党近半个世纪的统治。

格雷随即组建政府，他上台后首先考虑的就是议会改革，为此他成立了一个四人委员会，由他的女婿达勒姆勋爵（Lord Durham）担任主席，负责起草议会改革方案。按他的指示，改革法必须剔除旧制度中最主要的弊病，一是废除衰败选区，二是给大城市设立议席，三是建立统一的选邑选举权标准，四是扩大选举权。1830年12月1日委员会开始起草改革法案，1831年1月14日将草案提交给格雷。辉格党之所以愿意改革，是希望通过改革废弃旧制度中最突出的弊端，而保持现有的政治制度，他们坚持选举权应该建立在财产的基础上，并非“天赋人权”（naturalright）。通过有限度的改革以平息中等阶级的不满，满足他们的部分要求，孤立并弱化工人阶级，建立贵族和中等阶级之间的政治联盟，防止法国式革命的发生。因此，委员会起草的应该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当然，这里面也有党派利益，据估算，新选民必然会把选票投给辉格党人。

1831年3月1日，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勋爵向下院陈述了法案内容，主要包括：1）调整议席分布，取消一批衰败选邑，削减另一批选邑的议席数，把这些议席分配给大城市或郡；2)改革选举资格限制，郡选举权不变，城镇选邑统一为10英镑财产资格。

法案比人们想象的要激进，传记作家查尔斯·格雷维尔（Charles Greville）称它“确实是一个彻底的措施”。但托利党坚持反改革立场拒绝妥协，罗伯特·英格利斯（Robert Harry Inglis）勋爵在当天的辩论发言中说：“人口从来就不是我们代表权的基础，财产从来就不是我们代表权的基础。英格兰的宪政是在光荣革命时期固定下来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国王就没有提出新建选邑的权力，可能也没有被建议使用那种权力。……我们的宪政是与时俱进的，它超越了人们的设计和计算，它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棵树……它最全面地代表了人们的利益……它包含：地主、商业、专业人士的权利，王室特权、贵族特权、低等阶层利益、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东印度、西印度、殖民地，海外公司、商业利益的权利……可以在本院找到它们的真正支持。”

议会之外，工人激进派指责它是一个自私的法案，目的是争取中等阶级支持，而工人阶级得不到好处。中等阶级则认为：尽管法案有缺点，但它是一个良好开端，终将导致进一步的改革，因此最终也会对工人阶级有利。大多数议员都支持法案，他们的支持对于法案的通过至关重要。经过激烈辩论，法案通过一读并在3月21日进行二读。3月23日下院以302∶301票通过法案，由于只是一票多数，就很难进入委员会阶段逐条审议，于是格雷政府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

在大选中反改革的议员多数都落选了，辉格党赢得134票多数，可见人心向背。同一法案略经修改就在下院再次获得通过，并于9月22日提交上院。然而，上院托利党贵族在威灵顿领导下于10月8日否决法案，理由是法案“结束了贵族的统治”。这样，改革法就进入白炽化斗争了。

10月8日上院否决法案的当晚，德比（Derby）群众就开始闹事，与当局一连对峙了三天；随即诺丁汉、莱斯特、伍斯特（Wooster）、埃塞克斯（Essex）等地也发生骚乱，但最严重的骚乱发生在布里斯托尔，那里的军队被迫撤到郊外，群众则捣毁了市议会、市政厅、监狱、税所、海关、主教官邸等，在三天之内控制着城市。这种局面使许多有产者感到害怕，他们担心时局失控，于是就开始谈论组织“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以保护财产；工人激进组织认为有产者拿起枪无非是对付无产者的，于是就设想建立“人民自卫军”。面对这种局面，辉格党政府一方面下决心继续推进改革，以争取中等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严加防范，避免法国式革命的发生。

1832年4月辉格党政府第三次提交法案并又一次获下院通过，但托利党继续扬言要否决法案。于是，格雷在5月7日觐见国王，要求册封足够多的改革派人士成为贵族，以确保法案在上院通过。威廉四世拒绝了这个要求，格雷政府立即宣布辞职；威灵顿则在全国的抗议声中受命组建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改革派终于放下分歧，协同行动，全力抵抗威灵顿的组阁企图。在5月9-19日的10天中，全国各地共召开200多次群众大会，规模最大的有10万人参加；成千上万的人报名参加各地的改革协会，向议会递交了300多份请愿书，要求完成改革。一些激进派领袖开始在私下里讨论发动武装起义的可能性；中等阶级温和派则号召有产者去银行取款挤兑黄金，得到了热烈的响应：10天之间，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被取走一半。

罗伯特·皮尔表示不加入威灵顿政府，这是对威灵顿组阁的最后一个打击。5月15日，威灵顿被迫交回组阁委任书；5月18日国王作出书面保证：如果上院再次否决法案，他将册封足够的新贵族来确保法案的通过。当晚，格雷恢复首相职务，表示继续进行改革。面对这种局面，威灵顿公爵和托利党多数识时务地退却了，他们在上院表决时退出会场，让法案顺利获得通过。托利党在最关键的时刻让步以求平安，避免了一次可能的革命。1832年6月7日，改革法经国王签署后正式生效。同年，类似的改革也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各自获得通过。

1832年改革法主要包括选举权和议席分配两个主要内容，它由三份相对独立又类似的文件组成，分别对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作出相关规定：

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法案规定：（1）扩大选举权，增加选民人数。郡选区保留年收入40先令以上的自由持有农的选举资格，增加年收入50英镑以上的租地农和10英镑以上的公薄持有农（copyholders）。城镇选区确立年值10英镑房产资格选举权，凡拥有年值10英镑的房屋、仓库、钱庄、店铺或其他建筑物并缴纳济贫税（poor rate）和估价税的人，无论是否拥有土地，都具有选民资格。1832年以前具有城镇选民资格的，依然保留选民资格。（2）调整议席分布，英格兰议席数从过去的489个减少到471个，取消56个“衰败选邑”，并将30个选邑从双议席降为单议席，把这些席位分给伦敦和北部工业区的大中城市，并增加郡选区议席，视该郡居民的多少确定其议席数，不一定都是每郡2席。威尔士的议席数从过去的24个增加到29个，新增2个选邑，并调整各郡议席数。

关于苏格兰：（1）在郡选区有选举权的是年收入10英镑以上的地主，年收入10英镑以上或租期在57年以上的租地农，或年收入为50英镑以上租期在19年以上的租地农和年收入50英镑的佃农。1832年以前的选民仍保留选民资格。在城镇选区，所有房产年值为10英镑以上的人，无论其用途是经营、租赁、共同占有或继承，都有选举权。（2）苏格兰议席总数从过去的45个增加到53个，郡议席维持30个不变，城镇议席从原来的15个增加到23个，其中爱丁堡（Edinburgh）和格拉斯哥（Glasgow）各获2席，其他城市各1席。

关于爱尔兰：（1）郡选区是年值10英镑以上的土地所有者，或年收入10英镑租期在20年以上、及年收入20英镑租期在14年以上的租地农。城镇选举权授予所有年值为10英镑的房产所有者或承租人，或年收入10英镑的自由持有农及租地农。1832年以前的选民保留选举资格。天主教神甫无权投票，除非他符合本法案的不动产资格。（2）爱尔兰议席总数从过去的100个增加到105个，32郡每个郡2席；城镇增加4个席位，都柏林大学从1个议席增加为2个议席。

1832年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英国从贵族制向民主制迈出第一步，并且“确定了一个现代的工业国家坚定地走在一条渐进和非暴力的道路上”。改革法增加了下院的权力和声望，使其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改革法消灭了衰败选邑，贵族在下院的影响力减小。更重要的是，它继承了光荣革命以来和平变革的传统，用和平、渐进的方式完成了改革。这以后，改革就在不断进行，直至20世纪完全确立现代民主制度。

尽管有这些变化，改革法与未改革的制度依然有很多连续性，它是一次改良而不是突变，贵族依然维持了他们的统治权，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削弱。很多选邑依然由贵族控制，1832年以后，大约有50%的“口袋选邑”（Pocket boroughs，装在贵族口袋里的选邑）保留下来；在新法案下诞生的第一届下院中，70%-80%的议员仍旧代表地主的利益，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是贵族子弟，只有不到100名议员是银行家、商人或工厂主。所以，“新制度”下的议会与“旧制度”下的议会在人员结构上基本相同。

10英镑房产选举资格使中等阶级成为选民的主体，店主代替工匠成为城镇选民的最大职业团体。中等阶级当选议员的机会增大了，特别是新城镇和工业选区的中等阶级。然而，中等阶级事实上并没有获得政治上的控制权，只是分享了政治权力，成为“有权的”阶级。

工人阶级没有获得选举权，他们被排除在选民之外。新增城市选区的房产价格很低，很少有人能达到10英镑房产资格，比如在伯明翰，选民人数还不到人口的总数的5%,他们主要是中等阶级。而且，在那些被取消选邑资格的地方，下层民众反而失去选举权。1832年以后，工人选民由于工作迁徙和自然死亡等原因而不断缩减，工人阶级感到他们被“出卖了”，这种怨愤后来形成了宪章运动（The Chartism）的主要推动力。

从统治者制定和通过改革法的意图以及法案内容看，1832年改革或许谈不上是“伟大的改革”。辉格党认为改革是“捍卫和保存英国贵族的政治天职”的手段；格雷本人认为，中等阶级的影响力已不可等闲视之，如果不对中等阶级作出“一些让步”，那么“将很快导致共和主义和现有制度的毁灭”。他在1830年11月明确说道：“我改革的原则是防止革命”。从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经验看，“革命”带来了“民主”或“共和主义”，这是英国贵族绝对不想要的。

改革的最大意义是它用和平手段完成了自我更新，到这个时候，英国就算成熟了，它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不必再盲目摸索，也无须处处担忧，可以随时用改革的方式调整自己，变革已经过时的制度。这一条和平变革发展的道路是英国的特色，是在英国历史发展中稳步形成的。

1832年改革不是一次激进的改革，激进派因此大失所望，他们要求继续改革。但在以后20多年时间里，英国没有形成新的改革氛围，尽管有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在十多年时间里声势浩大，但改革的时机一直没有到来。其实就“改革”这种社会变革的形式而言，只有当社会大多数人都有变革的愿望、并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时，“改革”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1832年改革过程正说明这一点。宪章运动是一次纯粹的工人阶级改革运动，它主动与社会其他阶层划清界限，尽管它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它的的确确孤军奋战，拒绝寻找同盟军，得不到社会其他阶层的同情，它自己也因为内部的意见不一而不断分裂，最终终于萎缩而消失了，没能完成进一步推动改革的使命。

但是到19世纪中期，新的改革氛围慢慢形成了，那是维多利亚的全盛期，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社会的富裕和国家的强大已达到顶点，整个世界似乎都已经控制在英国的手里。但英国自身的问题却逐渐暴露出来，宪章运动所映射的工人阶级的反叛情绪、中等阶级激进派对国家政权继续掌握在贵族手中的厌恶，以及工业化所造成的种种问题，都严肃地呈现在每一个英国人眼前，统治集团中也有人渐渐看出这一点，并日益明白：需要进行新的改革。

罗素勋爵是辉格党集团中的佼佼者，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罗素出身于辉格党世家，祖辈中不乏英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比如在复辟时期的蒙默思起义（Monmouth Rebellion）中，罗素家族就有为“自由”事业献身的蒙难者。罗素自己是1832年改革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格雷内阁中担任要职。1832年改革之后，他认为新的改革不可避免，于是在1846年出任首相后就试图提出新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放宽选民财产资格等。但在这个时候提出改革却是不合时宜，辉格党认为1832年改革是“最后的解决方案”，其党内保守派甚至说任何新的改革都会触发国家动乱。1848年欧洲发生革命，英国宪章运动进入最后一个、也是最强烈的一次高潮，在这个时候进行改革，很难被统治阶级的多数所接受，因此罗素在议会多次提出议案，都被议会拒绝了。

但是保守党中也有人开始主张改革，最重要的人物是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迪斯雷利出身于中等阶级家庭，他父亲是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他年轻时曾经做过作家，对社会的不公正进行激烈的批判，小说《西比尔》曾经风靡一时。从政后他渐渐步入保守党的核心圈，成为新托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社会不公正已经根深蒂固，正在吞噬英国的灵魂；他认为托利党人作为国家的天然守护者，应该充分承担起社会大家长的职责，保护社会的弱小。托利党只有这样——承担社会责任，才能继续维持自己作为一个重要党派的地位，从1832年改革的打击下振作起来，摆脱长期的在野命运。迪斯雷利主张新的改革，相信新的改革符合保守党的党派利益。

1859年2月，短期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提出改革方案，政府首相是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迪斯雷利是事实上的领袖。这个方案提出在保持选邑议席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增加郡的议席数量。但由于这个政府是少数派政府，地位极其不稳，所以改革其实是无法进行的。

进入60年代，新的改革氛围出现了，中下层改革力量再次行动，民众中的改革热情逐渐升温，他们建立了一些要求改革的群众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全国改革同盟”（National Reform Union）和“全国改革联盟”（National Reform League).

“全国改革同盟”成立于1864年，它是一个中等阶级组织，主要成员是曼彻斯特的商人、工厂主和激进派议员，其中有一些是反谷物法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如约翰·布莱特。联盟的分支机构很快扩展到全国，尤其是工业城镇，它试图实现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政治合作，达到扩大选举权、实行无记名投票和平均分配议席的目的。

“全国改革联盟”于次年成立，主要成员是工人阶级和激进派左翼，得到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等左翼组织的支持。该组织要求将选举权扩大到工人阶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一直不愿意卷入政治活动的工会运动这一次也公开表态支持改革，总部设在伦敦的五大工会纷纷发表声明，要求进行新的改革。工会态度的变化起因于工会发现在劳资发生冲突时，议会总是为有产者说话，而工会开始卷入政治活动，则标志着工会运动的新的转向。

从1866年开始，改革同盟和改革联盟经常协同行动，共同组织群众运动，到这个时候，有组织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又形成了，中下层之间的联合行动也再次出现，改革的条件逐渐成熟。

1865年11月，被称为“改革制动器”的自由党首相帕默斯顿（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去世，罗素勋爵接任首相，政府的实际领导人是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和下院领袖格拉斯顿，他决心实行改革。格拉斯顿起初属于托利党皮尔派（Peelite），曾在皮尔政府任职，后来和皮尔派中许多人一样投奔辉格党，在帕默斯顿行政时期地位不断上升，终于在帕默斯顿去世后成为辉格（自由）党的实际领导人。

格拉斯顿日渐意识到扩大选举权的重要性，在工业革命已经完成的历史背景下，人数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却没有代表权。1864年3月11日他在议会指出：政府不能“等待工人阶级发起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不是像以前一样去制造议会运动的条件，这不是正确的态度。与此相反，如果可能，我们应该对此进行预测并用明智而富有远见的措施予以防范”。格拉斯顿相信，“工人阶级没有被授予选举权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也没有任何理由假定，如果选举权得到温和与公平的扩大之后，他们会采取这样的集体行动。”格拉斯顿认为，“只有考虑到社会所有阶级的感觉才能消除各地的混乱现象，这样的一个阶级联盟对共同体福祉而言，将产生无法比拟的贡献。”换句话说，他认为社会各阶级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权，为此，他赢得了“人民威廉”（The People's William）的称号，得到民众的支持。

但格拉斯顿只赞成谨慎的改革，他愿意让体面的技术工人得到选举权，但排除普通劳工及所谓的“社会残渣”。格拉斯顿从选举记录中发现，有投票权的工人多数将选票投给自由党人，因此认定技术工人和其他体面工人也会这样做。1866年3月格拉斯顿提出《人民代表权法》，打算扩大选举权，把成年男子选民数从其人口的1/5提高到1/4.在19世纪中叶，很多人有了新房子，但这些房子达不到年值10英镑的选举权资格，而且许多工业城镇的房屋售价低于10英镑，19世纪的房价走势趋于下降而不是上涨。于是，格拉斯顿在议会提出7英镑房产选举权的标准，他强调：“此类房产持有人的周薪一般接近26先令（1.3英镑），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农民和一般的体力工人根本拿不到这么多的钱，但是工匠和技术工人通常都可以挣到。如果将投票权给年租金6英镑的房产持有人，选邑的政治权力杠杆就将向工人阶级倾斜。我们不应将它看作是增加了工人阶级选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好像这种选民的增加只是带来危险；我们不能将它看作是特洛伊木马，里面装满了爱好破坏、抢劫和放火的士兵。我相信，我们提出的新选民是值得你们欢迎的”。

格拉斯顿的改革方案引起不同的反响。改革同盟认为法案太狭窄，不能满足工人阶级要求；布莱特等中等阶级激进派虽然愿意支持该法案，但也认为它不够充分。自由党中的“亚杜兰洞派”（Adullamites）却认为法案会增加太多的工人选民，他们中最有影响的代表罗伯特·洛（Robert Lowe）说：工人阶级新选民是腐败和没有道德的，法案将导致现存政治体制的结束：“我们迟早将看到选民的大部分是工人阶级”，其结果是“增加腐败、胁迫和混乱”。洛的说法激怒了工人阶级，如果说在此之前工人中许多人对改革问题还不关心，那么洛的演说刺激了他们，让他们走上了斗争的舞台。

最后，自由党内很多议员，无论是反对议会改革，还是认为改革力度不够，或者出于对罗素和格拉斯顿个人的不满，都站在了亚杜兰洞派一边。1866年6月，托利党与自由党中的亚杜兰洞派合作挫败了格拉斯顿的改革议案，自由党政府辞职；保守党领袖德比勋爵组成新政府，迪斯雷利担任财政大臣。

人民于是走上前台，改革联盟和改革同盟联合起来，组织了一系列群众会议和示威游行，支持议会改革。1866年7月23日，改革联盟在海德公园组织和平集会，警察封锁公园不让民众进入，结果演化成暴力冲突，持续了三天，最后不得不使用军队。在外省，各地出现许多改革派集会，据说参加人数总计超过了百万人。这些情况表明改革已不可退却，不改革就不能稳定社会秩序。

保守党组建的是少数派政府，它只有在反对党的支持下才能运作。自1832年以来保守党长期在野，只有过三次短期执政。在这种情况下，迪斯雷利决定采用冒险策略，在议会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法案，其主要内容是：英格兰城镇选区的选举资格降为缴纳20先令直接税并交付济贫税的房产所有人，郡选区的选举资格从50英镑降到15英镑。迪斯雷利认为这个法案可以给保守党带来政治利益，第一它会造成自由党的分裂，第二新选民出于感激会投保守党的票，第三它可以保护各郡的贵族权力，第四可以稳定社会秩序。1867年3月18日迪斯雷利在下院演说，明确否认该法案将引致民主，他只希望把选举权扩大到一部分工人，这种有限的扩大，还会被同时增加的中等阶级选民所抵消。

保守党一部分议员不欢迎这个法案，法案提出后立即有三位阁员表示辞职，因此必须在一部分自由党人的帮助下才可能通过该议案。格拉斯顿决定利用这个局面，他一方面不否决这个议案，另一方面却逐条逐句地对法案提出修改意见，试图在迪斯雷利的外壳中加进自由党的灵魂。议会辩论进行得异常激烈，几乎对每一项条款都要进行拉锯战，提出修改与反修改。最后，迪斯雷利的议案被彻底修改了，确定的文本比原来的方案要激进得多。于是出现了一种似乎不符合逻辑的现象：保守党把自由党赶下台，原因是自由党的改革方案太激进；可是经过修改的迪斯雷利改革法比格拉斯顿的方案更激进，格拉斯顿骑着保守党这匹马，跑到了1867年议会改革的终点。1867年8月迪斯雷利改革法案最终获得通过，经国王批准后成为法律。

新法案扩大了选民范围并重新分配议席。在城镇选区，所有男性房产持有人都获得选举权，前提是持有该房产已满12个月；他说，年租金10英镑以上并在此地住满12个月的房客也得到选举权。郡选举权包括：除1832年改革法规定的选民以外，增加年值5英镑以上的土地持有人和租约农，及交纳12英镑以上地租并付清济贫税的土地租佃人。这些规定使选民人数从110万增加到200万，成年男子中有三分之一得到选举权，其中包括大量的工人阶级选民。改革使城镇选民增加135%,工业区的选民比例尤其高，比如伯明翰选民从8000人增加到4.3万人，工人阶级选民占据多数；但郡选民只增长了45%,很多郡依然受贵族的控制。

在议席分配方面：取消1万人口以下小选邑的议席共45个，7个选邑被取消资格；上述52个议席中，25个分配给各郡，20个给新设选邑，另外有6个选邑各增加1个议席，伦敦大学得到1个议席。1868年，苏格兰和爱尔兰也通过了类似法案。

改革第一次使工人阶级的多数成为选民，这在英国民主化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但选举资格仍然是以财产为依据的，选民仍然只占人口中的少数；选区分布仍然不合理，没有按照人口比例的原则来划定。农业区仍然比工业区有更大的代表性，英格兰南部和西部比其他地区有更大的代表性，比如，英格兰西南地区有45个议席，东北地区只有32个议席，但人口要比西南地区多出三倍。

改革对政党的影响很难估计，两党在选民支持率上都有得有失。自由党赢得了1868年大选，但从长远看，保守党可能得到更多。为了适应大量新选民的出现，两党被迫加强组织建设，以争取选民，特别是城镇选民。1867年，保守党成立“保守党全国联盟”（The 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Associations);1877年，自由党也成立了“自由党全国同盟”（The 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

第二次议会改革没有解决无记名投票（secret ballot）问题，这意味着公开的腐败仍然盛行。尽管保守党基本上反对这个改革，自由党内部也意见不一，但“无记名投票法”（The Ballot Act1872）最后还是在格拉斯顿第一任首相期内（1868-1874年）获得通过。1868年大选时出现了严重的舞弊现象，媒体大肆渲染加以曝光，政府不得已成立了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1870年委员会公布了调查报告，证实在大选中发生了针对人身和财产的暴力事件，很多选举是在醉酒和混乱中进行的，郡选举中存在着诸多不适当行为，地主对选民施加了太多的影响。

这个报告推动了选举方法的改革。1871年政府提出第一个“无记名投票法”议案，但被下院否决。1872年第二个议案获下院通过，但在上院又遭批评，罗素伯爵认为无记名投票将增加舞弊行为，包括行贿和假扮选民；还有人声称“地主对佃农的压力是合理的”，但反对者终究只是少数，无记名投票法被接受了。

无记名投票法并没有消除选举舞弊现象，在农村的效果更加有限，即便在城镇选区，工厂主对雇工也有很大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它还是减少了地主和雇主的控制力，至少在理论上，选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其他人的命令来选择候选人，议会选举的方法变得更加民主了。

然而大选中仍然存在着普遍的宴请和贿赂事件，很多选民如果得不到物质上的好处就不投票，有人甚至公开要价，谁出价高就把选票卖给谁。像萨德伯里（Sudbury）、雅茅斯（Yarmouth）这些地方由于腐败现象太严重了，结果被取消了选邑资格。在1880年之前，至少在部分选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选票卖钱。

激进派一直希望采取措施清除贿选，自由党特别希望制定反贿赂法，他们认为保守党更加富有，更愿意出高价收买选票，因此清除贿选就能降低保守党的成功机遇。确实有资料表明富有的选民愿意投保守党的票，虽然这些选民在数量上无足轻重，但是他们的经济支持却很重要。另一方面，保守党也认为贿选行为过分了，不希望在这方面花费钱财。因此，在格拉斯顿第二个首相任期，《选举舞弊和非法行为禁令》（The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Prevention Act,1883）通过。

法案规定了每个候选人选举费用的限额和聘用工作人员的数量，其标准根据选区的类型和选民的多少而不同。法案还禁止候选人动用交通工具运送选民，违反禁令规定者将给予罚款、拘留等处罚。候选人采取非法行为获得议席的，一经发现即取消议员资格。

1883年的《选举舞弊和非法行为禁令》被认为是“议会改革的里程碑”，它最大程度地减少了选举中的贿赂、胁迫和冒名顶替行为。并且，任何候选人都要小心谨慎遵守法规，否则其对手将利用他们的违规击败他们。

此后，人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向选举权问题。1867年以后，政治精英作为整体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选举权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事，因此任何一个政党都要思考新的议会改革，以便能确保自己党派的利益。

1867年改革依然把多数男人和全部妇女排除在选举权之外，郡选区的选民资格限制要比选邑大得多。激进派过去之所以接受郡选区有限的选举权规定，是因为他们觉得农村选民会按照雇主或地主的指令投票。但1872年的无记名投票法颁布后，所有选民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自由投票，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自由党就发现实行了无记名投票法后，很多过去不支持自己的选民也开始投本党的票，特别是郡选区的矿工。1867年改革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工会实力增强，在1874年大选中矿工领袖托马斯·伯特（Thomas Burt）被选为议员，其原因就是矿工有了选举权。这种现象之出现，无疑归因于选举权的扩大，因此自由党和激进派都希望进一步扩大选举权。

政府内的激进派代表是伯明翰的前市长约瑟夫·张伯伦，他在格拉斯顿第二届政府（1880-1885）内担任贸易部大臣（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张伯伦和他的激进派同僚想要控制自由党，清除老式的辉格党贵族。他们认为，格拉斯顿年事已高，不再能长期担任党的领袖。议会改革是张伯伦政治战略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他认为选民的增加有利于自己改革自由党的政治目标。

经过张伯伦等人的劝说，格拉斯顿同意进行温和的议会改革。1884年自由党提出改革方案，扩大郡选民范围。该方案在下院获通过并移交上院讨论，此时，由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为领袖的保守党在上院占据多数席位，而索尔兹伯里本人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其主要的政治目标就是维持贵族的统治权、保护国教；他不信任工人选民。但他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反改革派，他觉得议会改革对保守党来说不是灾难，扩大郡选举权可能有利于自由党，但重新分配议席则对保守党有利。

张伯伦和激进派主张削减上院权力，为此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废除上院的民主委员会，作为群众运动的基础。但民众的反应冷淡，格拉斯顿也不希望废除上院，于是，自由党与保守党进行秘密会谈，这是前所未有的，即两大党通过事先协商，再将决定提交议会。索尔兹伯里在会谈中处于强势，因为他握有上院的否决权，他主要关心议席的再分配，很多城镇选区由工人或中等阶级选民占多数，而保守党在这些选区的支持率比较低。为此，索尔兹伯里提出取消双议席选区（two-member constituencies）制度，将它们改为较小的单议席选区。通过这样的调整，就可以产生更多的中等阶级选区，保守党可以得到更多的胜选机会，从而改变保守党在选举中的不利地位。老选区的少数派地位就可能变成在新选区的多数派地位。通过协商，两党签订了“阿林顿街协定”（Arlington Street Compact），第三次议会改革的框架也基本确定了，自由党得以扩大选举权，保守党则得以重新分配议席。

第三次议会改革法由两个独立的法案组成，一是1884年的《选举权法》（The Franchise Act,1884），二是1885年的《议席重新分配法》（The Redistribution Act,1885）。两个法规均适用于整个联合王国，前者将1867年的选邑选举权资格扩展到郡选区，即无论城市选区还是农村选区，凡持有年值10英镑以上的房产、土地或财产的人，都有选举权。经过这项改革，选民人数从300万增加到500万。

后者重新分配了138个议席，在19世纪，这是最彻底的一次调整。英格兰和威尔士79个居民人数在1.5万以下的选邑各失去1个议席，伦敦诸选区的议席从22个增加到55个，其他一些城市和郡也增加了议席。老的郡选区被分成单议席选区，此后，英国多数选区只有1个议席了，英国选区基本上不再是历史所形成的选举单位，而是人为划定的、选民数相仿的区域范围。

这次改革之后，全国大约有2/3的成年男子已经是选民，而之前只有1/3.郡选民中，农业工人和矿工也有了选举权；议席的重新分配改变了选区设置，议席与人口之间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城市和工业区得到更多的议席，而郡范围内的选邑的席位却减少了。

这次改革还加强了“自由劳工联盟“(Liberal-Labour).”自由劳工联盟”是在19世纪70年代形成的，按照约定，自由党支持劳工候选人在自由党不占优势的选区出面竞选，劳工则在其他所有选区支持自由党候选人。第三次议会改革后，由于工人阶级多数成为选民，工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就成了由工人选票控制的选区，工人的投票决定竞选胜负，工会领导人很容易当选为议员。自由党为了避免和工会领导人直接交锋，就愿意把这些选区让给工会去竞选，而同时要求工会在其他选区支持自由党。这显然是一笔赚钱的买卖，因为一方面，自由党把工人选民占多数的选区让给工会，其实并没有失去什么，相反还卖了一个乖；另一方面，这笔交易能保证大量工人选票投给自由党，在与保守党的对抗中可以占据优势。这个联盟在1874年把2位工会领袖推进议会，而改革之后，到1885年，就增加到13位。

由于减少了农村的议席，并增加了郡选区的选民数，第三次议会改革还削弱了地主的影响力。1885年以后，当地豪门在12个郡选区还有影响力，但作用大不如当年。政府中，贵族出身的大臣和议员人数也减少了，中等阶级的地位显著提高。改革后首次大选，工厂主和商人出身的议员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地主议员。尽管贵族和中等阶级依然是政治伙伴，但后者成了支配力量。

但英国仍然没有走进民主时代：所有的妇女都没有投票权，相当一部分成年男子也不是选民，很多工人仍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他们因为工作地点经常变动，而不能成为选民。选民登记是一个特别繁琐而冗长的手续，很多人因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而造成很多有资格的人没有登记。根据詹姆士·康福德教授（James Cornford）的计算，实际拥有选举权的人数大致为：

表28 选民人数统计表（单元：人）

表29 选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此外，很多人有多重投票权，比如第一次是房产持有人，第二次是地主。张伯伦有6次投票权，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有9次；1910年大约有50万选民可以多次投票，结果，中等阶级的人数占成年男子总人口的20%,但却是总选民数的40%。工人阶级一般只能投一次票，这种制度对工人不利。

部分郡选区的代表性很低，人口与议席之比高于其他选区，比如苏格兰的选区、英格兰北部和大部分城市；另一些选区议员比例过高，比如爱尔兰及英格兰的南部农村地区。工业选区选民数量大，结果就在制度上压低了工人阶级议员的比例；其实工人阶级很难承受选举的费用，他们无力推出很多候选人，一直到20世纪工党（Labour Party）建立，工人候选人都是很少的。由于选举的费用很高，大选中无竞争对手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在1880-1910年历次大选中，无竞争选举平均每年有136起；当选议员中，约20%在大选中无竞争对手。并且，英国议员不取薪金，号称是自愿为公众服务，但这样就使为生计所迫的人不可能参与竞选，对他们来说，从政是一件奢侈的事。1911年自由党提出议员年薪为400英镑，相当于一个殷实的中等阶级的收入，但议会依然控制在富人手中。

男子选举权对妇女来说尤为不公正，一些妇女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却没有选举权。从19世纪下半叶起，有些妇女在地方选举中有了投票权，甚至还可以担任地方公职，但她们被排除在国家层面的政治活动之外，因此，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开始高涨。1897年，在米利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Fawcett）夫人领导下，成立了“全国妇女选举权联合会”（The 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190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 meline Pankhurst）夫人等牵头成立“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后者是一个激进组织，采取很多激烈行动，包括破坏设施、放火、袭击政府大臣等，这些活动造成很大的公众影响力，妇女选举权问题也成为当时英国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相对而言，自由党比较愿意支持妇女的选举权，但如果要保守党接受，则必须按保守党的标准制定选举资格，从而对保守党有利。于是这件事就拖延下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总之，在19世纪，经过三次议会改革，英国的议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与“旧制度”已不可同日而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民主制度，但有趣的是，至少到19世纪80年代，政治家都不愿承认这一点，“民主”到那个时候都不是一个褒义的概念，至少在英国的政治语汇中是这样。英国政治发展中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对政治家而言，起先进行议会改革是解决政治动荡问题——为避免激烈的群众抗争彻底粉碎英国的政治制度，统治者愿意作出某些让步，让变革的冲击波限制在最小。后来，两党更从党派的利益来考虑问题，议会改革也成了两党政治博弈的竞技场。从三次改革的过程来看，第一次是民众的抗争迫使统治者让步，改革的动力是从这里开始的。到第二次议会改革，民众的抗争与两党的利益考虑开始交织起来，统治集团已经习惯了有限度的改革，认识到改革也可能对自己有利，于是尽量让改革的结果对本集团有利。到第三次议会改革时，整个国家都习惯于改革了，改革已成为常态，到这个时候，统治集团都在考虑如何让改革对本党最有利，英国已经完全学会了缓慢而及时的改革方式；世纪之末，只剩下妇女选举权问题有待处理了，下个世纪开始之后，这个问题终于被解决，英国也完成了民主化改造。

英国式道路是和平、渐进、改革的路，这是一条由历史形成的路。英国以和平、渐进、改革的方式走进现代社会，这是最值得世界各国深刻思考的。

第二章　社会民众运动

19世纪是社会运动高涨的时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化造成社会的分化，各种利益剧烈冲突，各种诉求也不断涌现，整个社会呈现出动荡不稳的现象。由于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尚在形成之中，因此各种运动经常在社会表层爆发，变成浩大的群众运动，给社会带来裂痕。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随着各方面改革措施的深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整体改进，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行动才渐趋平息，诉求的表达也规范化、体制化了。可以说，到这个时候，社会整合的过程才初见成效。

19世纪初英国正处在拿破仑战争中，托利党政府采用高压政策控制民众，迫使许多民众运动转入半地下状态，1811-1812年在北方几个郡爆发的卢德运动就是其中震动最大的一次。该运动以虚构的人物卢德将军（Ned Ludd）为号召，参加运动的人因而被称为卢德派（Luddites）。卢德派经常趁夜色在乡间聚集，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然后对使用机器的工厂发动攻击，破坏其机器。卢德派在行动时给每人一个代号，不暴露其真实姓名，运动的某些领导人可能是以前议会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但由于运动的组织纪律非常严格，透露机密的人会受到严惩，因此它的内部情况基本不为人知。

运动起于诺丁汉郡，该郡制袜商使用一种生产长筒袜的机器，压低了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因此对使用传统工艺的织袜工匠造成强烈的竞争威胁。1811年3月11日，诺丁汉市的织袜工召开会议，当晚一批自称是“卢德将军麾下”的人就捣毁一个织袜商人的60架织袜机。此后运动迅速扩展，几乎每天都发生捣毁织袜机的行动，到第二年2月共捣毁近千架织袜机。诺丁汉郡当局动用了400多名巡捕来保护袜厂，并悬赏50英镑试图获取卢德派的行动情报，然而运动却蔓延到莱斯特郡和德比郡，只是在多数织袜商接受了工人的条件，而当局又制定严厉的镇压条例后，运动才突然停止。

兰开郡的卢德运动反对的是动力织布机，当地手织工受动力织布机的影响，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812年3月当地一家大工厂被砸毁，标志着卢德运动的开始。4月20日，一批卢德派袭击米德尔顿的伯顿工厂，厂主进行武装反抗，有5名卢德派被打死，十多人受伤；第二天，上千名卢德派围攻厂主伊曼纽尔·伯顿（Emanuel Burton）的住宅并将其放火烧掉，军队赶来镇压，又造成新的死伤。正因为兰开郡的卢德运动冲突极其激烈，所以史学家哈孟德夫妇在其著作中写道：“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像是一部内战史。”至夏天，政府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有8人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约克郡是毛纺织业的中心，该郡卢德运动反对一种新出现的剪毛机，呢绒剪毛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工序，一向用手工操作，但剪毛机替代了剪毛工人的工作，夺走了他们的饭碗，因此受到强烈抵制。1812年2月，卢德运动在多地爆发，赫德斯菲尔德（Hartsfield）、哈利法克斯（Halifax）、韦克菲尔德（Wakefield）、利兹都发生捣毁剪毛机的行动。4月11日，卢德派围攻威廉·卡特赖特（William Cartwright）的工厂，有2人被厂方开枪击伤、后又被折磨致死。4月18日卡特赖特遇刺但未被击中，10天后另一名工厂主霍斯福尔（William Horsfall）回家途中被杀。这个案件在半年之后才被侦破，主谋就是当地的卢德派领袖乔治·梅勒（George Mellor）。由于叛徒告密，梅勒及100多名卢德派被捕，1813年1月，约克郡巡回法庭（circuitjudge）开庭，64人被判刑，其中17人被处死，另有7人被流放。在此期间，英国议会通过了《惩治捣毁机器法》（the Frame Breaking Act），规定对破坏机器的人判处死刑。运动期间，英国政府曾派遣1.2万名士兵到北方地区巡回镇压，这样才把卢德运动压制下去。

卢德运动是手工工人反抗工业化、反对使用机器的斗争，他们与工厂主的对立难以化解，最终爆发剧烈的冲突。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政府执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劳动者的利益完全不被考虑，这是酿成严重的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1812年2月27日，拜伦勋爵（Lord Byron）在上院指出：卢德运动的原因是无与伦比的贫困状态，运动的参加者曾经是诚实而勤奋的工匠，现在却被迫参加了对自己、对家人和社区都极度危险的团体。卢德运动主要表现为经济斗争的性质，但它与工人激进主义者有一定的关联，并为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激进主义的再次兴起培养了干部和群众。1816-1817年间运动曾短暂复兴，但规模已没有那么大了。

20年代，工人阶级的活动几乎都停止了，然而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工人阶级的思想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意识”慢慢形成了，各种理论归结到一点，即工人是一个“阶级”，它有独特的阶级利益。阶级意识的形成加速了议会改革运动内部的对抗与分裂，工人激进派与中等阶级激进派之间的区别更加清楚了，从“工人阶级全国同盟”（National Un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的创建中，可以看出工人激进主义和中等阶级激进主义决裂的过程。

20年代末争取天主教解放的过程中，伦敦以中等阶级为主组成“不列颠天主教同盟”（British Catholic Association),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颁布后，该组织改名为“激进改革同盟”（Radical Reform Association）。后来，有一批工人激进派参加进来，工人成了同盟的多数。在1830年争取改革成功的岁月里，由于新成立的伯明翰政治联盟（Birmingham Political Union）只提出房产资格选举权纲领，伦敦的工人大为不满，激进改革同盟中的工人和同情工人的亨特派中等阶级决定扩大组织，联合一切激进派，反对温和改革。3月8日，他们在伦敦召开了“首都政治同盟”（Metropolitan Political Union）的成立大会，由刚刚表示支持普选的爱尔兰天主教领袖奥康内尔（Daniel O'Connell）担任会议主席。这个组织宣布自己是“中等阶级和劳动阶级的政治总同盟”，要对一切“有关勤劳阶级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加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它宣称要争取“真正激进的改革”，却没有提改革的具体要求，回避了选举权这个关键问题，所以从一开始就隐伏着两个阶级的重大分歧。

法国七月革命使这种分歧表面化了。1831年4月，伦敦成立了改革时期最主要的工人政治组织“工人阶级全国同盟”，这时“合作知识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Cooperative Knowledge）正好解散，相当一批骨干力量并入“工盟”，壮大了工盟力量。工盟公开宣布要对一切“有关工人阶级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加以探讨”，摒弃了首都同盟关于“勤劳阶级的权利和自由”的含糊提法。工盟的目标是“为每个工人取得劳动的全部价值，以及自由支配他的劳动产品的权利”。为此，它将支持“各工人团体发动的一切公平合理的斗争，反对雇主和制造商的联合和专制”。工盟的改革纲领是“社会上从事生产的有用阶级中的聪明才智者有权占领下院的议席”，为此它提出四条要求，即“年度议会，成年男子选举权，无记名投票和取消议员财产资格”。工盟的组织原则是“彻底的群众性”，规定任何只要服从工盟章程的人都可以入会。它设立总委员会，管理日常事务，总委员会代表由各分会选举产生，所有会员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它规定交纳会费，不少于每月1便士，不多于每周1便士。

工盟成立时，辉格党政府已公布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受到大多数改革派的欢迎。工会（Trade Unions）虽然规定不准讨论政治问题，不过也不反对提案。但工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贫民卫报》（Poor Man‘s Guardian）有一篇文章这样说：“改革法对工人一无好处，除非你们承认‘中等人’——那些小老板们，会比地位优越的贵族们更喜欢牺牲自己，去改善地位不如自己的人的处境——除非他们喜欢抬高别人而拉平自己。朋友兄弟们，千万别这样想，你们当惯了猛禽的活食，现在竟还是这样：贵族之鹰和神学之鹫一直在拿你们当点心，把你们当作腐尸烂肉，但他们至少还不屑于靠你们来养活自己。……现在，他们无力独霸自己的猎物了，于是就腾出位子来，让乌鸦也来啄你们……这些贪吃的乌鸦不是你们的‘中等人’又是谁呢？他们早就在觊觎那些国家之鹰和教会之鹫了。”其中反对中等阶级之意跃然纸上。

辉格党感到工人阶级的威胁更可怕，因此想拉拢中等阶级，这是他们提出改革法的基本出发点；中等阶级害怕温和的提案失败后会导致更激烈的变动，使工人阶级占据优势，因此也就更积极地支持法案。这样一来，工盟反对辉格党提案，反倒增加了提案成功的可能性，1831年10月上院否决提案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势。中等阶级决心要完成提案，以防止出现更激进的改革；工盟决心要毁掉提案，以促进一个更激烈的变动。于是，双方为争夺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激烈斗争，这主要表现在“全国政治同盟”（National Political Union）的成立上。

全国政治同盟是中等阶级在提案被否决后发起成立的组织，它的宗旨中除了“支持国王及其大臣……完成议会改革的伟大方案”外，还写上“关注勤劳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改善他们的状况”，团结一切人，“不分贫富”等内容。在选举权这个关键问题上，全国政治同盟坚持中等阶级立场，反对普选权，说实行普选的时机未到。

工盟很清楚全国同盟的意图，从一开始就十分警惕。工盟的影响力在上院否决改革法案后增大起来，许多地区受它的影响起而效尤，大工业城镇尤其如此。工盟的决议及活动都刊登在《贫民卫报》上，这份报纸有很大的发行量，使工盟在外地工人中获得影响。许多地方建立工人组织，有些人还对全国同盟的领导人普莱斯说：“在几个月内全体工人将同时起义，这时就会给那些压迫他们、剥夺他们权利的暴君们一点颜色看看了，这种教训将会是前所未有的。”

1832年议会改革后，激进派内部的工人阶级与中等阶级彻底决裂，两者间的同盟关系宣告结束。中等阶级成了“有权的阶级”，工人阶级因一无所获而感到愤怒。为改变这种无权状态，工人们决意要发动独立的群众运动，1836年6月，以威廉·洛维特（William Lovett）为首的伦敦工匠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the London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起初，伦敦工人协会与中等阶级领导的伯明翰政治联盟协力合作，迅速发动起新的改革运动，1837年2月伦敦工人协会提出6条要求，不久就在激进派议员的帮助下，将6条要求改写成纲领性文件，称为《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1838年5月8日伦敦工协公布《人民宪章》;5月21日在格拉斯哥召开的20万人的群众大会上，宪章被接受为全国请愿活动的共同纲领，震惊世界的宪章运动拉开了序幕。

《人民宪章》的6项要求是：（1）成年男子普选权，（2）每年举行一次大选，（3）平均选区，保证选民人数相等，（4）取消议员财产资格，（5）议员带薪，（6）无记名投票。6条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成年男子普选权，而所有6条的基本目标，是保证选出工人议员，因此这个纲领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其实，在此前的改革运动中，这6条都曾被明确提出过，但没有被放在一起作为纲领提出，并且只有工人改革派一直坚持普选要求，因此普选是工人激进主义的明显标志。

宪章运动是全国性的工人运动，有学者说宪章运动有四个来源，一是工人激进主义，二是北部工业区的反对新济贫法的运动，三是工厂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的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四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反印花税运动”，这是工人阶级争取报刊自由的一场文化运动。

宪章运动的基本力量是手工工人，与几十年来工人激进主义的成分一样。我们从宪章派主要报纸《北极星报》上可以找到证明材料：宪章运动各级领导人和群众积极分子中，占绝对多数的是手工工人；工厂工人相当少。而且，在工业革命中受冲击越大的行业、手工工人越多的地区，宪章派力量就越大。其中最突出的是三个纺织业地区：兰开郡、约克郡西区、中英格兰东部。这些地区曾经是卢德运动和汉普顿俱乐部的中心，大机器取代了那里的大量手工工人，这些人是工业革命最大的受害者。因此，宪章运动是以手工工人为主导的工人激进运动，它与工厂工人的工会运动有明显区别。

1838年5月21日的格拉斯哥大会是宪章运动开始的标志，有20万人参加了大会。此后，全国各地都出现宪章派组织。1839年2月4日，宪章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大会号召采取请愿方式，要求议会接受《人民宪章》。在大会召开的同时，请愿活动在全国开展起来，第一次请愿书有128万人签名，请愿书全长达三英里。

第一次请愿失败后，各地组织损失惨重，许多人认识到建立全国统一机构的必要性。1840年7月20日，23名宪章派代表在曼彻斯特聚会，通过了新的组织方案。这次代表会是在全国性领袖几乎全部被捕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地方一级宪章派的自发性行动。根据这个方案，各地宪章派组织将统一在一个协会中，即“全国宪章派协会”（National Charter Association）。协会成立时在全国约有70个分会；1841年改组后发展得很快，到1842年6月协会已宣称有400多个地方分会，5万名会员。全国宪章派协会被称为是“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团体”，费格斯·奥康诺（Feargus O'Connor）是它最重要的领导人，有人说：如果“将他的名字和报纸除掉的话，英国1838-1848年的激进主义运动必将是碎片化的、地方化的，并将失去其连续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宪章派代表了整个工人阶级，很多工人热衷于工会活动，而宪章派从来就没有与工会合作过，相反，工会地方组织与宪章派地方组织常常发生直接冲突。当时工人还有一些其他的运动，比如合作社（Co-operative Society）运动。

全国宪章派协会组织了第二次全国大请愿，比第一次规模更大，有331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但和平请愿再次失败，1842年5月2日议会又一次否决请愿书，不仅如此，由于受1842年8月北方工业区罢工的牵连，1843年3月前后许多宪章派领袖被捕。此后，宪章派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奥康诺提出的土地计划上，这是一个具有乌托邦性质的计划，它主张集资购买土地，帮助宪章派移居农村，建立不受资本剥削的小农社会。当然，该计划不仅不能实现，反而加大了宪章派内部的分裂。

1848年4月4日宪章派再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发动第三次全国大请愿。这次请愿书据说征集到570万人签名，但议会说实际的签名只有197万人，而且许多是冒名假造。即便如此，197万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反映了人民对宪章的热烈支持，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此时适逢革命风暴席卷欧洲，辉格党罗素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将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送往怀特岛，任命威灵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负责伦敦的保卫工作。

威灵顿将大炮架在伦敦桥上严阵以待，还新征了8万多人的军警。4月10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15万人的群众大会，准备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把请愿书直接送往议会。然而当宪章派发现政府已布置军队准备进行弹压时，就按照政府的要求取消了游行计划。参加大会的群众安静地散去，请愿书也被议会否决。宪章派历史上最可能发生暴力冲突的这一天，就在极度平静中过去了。1848年请愿失败后，大规模群众运动基本上结束了。

第三次请愿失败后，宪章运动中出现了新老纲领之争。奥康诺为代表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坚守旧纲领，提出“简单纯粹的宪章”的口号。1850年1月，以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为首的新纲领派在伦敦代表会议上，选出了哈尼派占多数的新领导，哈尼认为：“光有普选权还不足以解放工人阶级，政治革命必须和社会变革同时并举。……从现在起，若不转到争取宪章以及更多的方向上来，宣传就不能在群众中取得成功”。这样，他就提出了“宪章以及更多”的口号。7月，原来支持奥康诺的琼斯（Ernest Charles Jones）也站到哈尼这一边。1851年3月，新中央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代表会，通过了著名的1851年新纲领。新纲领重申了宪章派历来的主张和方针策略，同时提出包括土地国有化、国家福利制度等社会性要求，使其带有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不过从本质上说，它仍然是个激进主义纲领。

1852年底，琼斯与哈尼在是否应与工会合作、是否应争取中等阶级支持等问题上发生分歧，最后琼斯从哈尼手中夺取领导权。1854年琼斯提出建立“工人议会”的主张，它有制定法律、规定工作时间、限制女工童工、禁止无理减薪或裁减人员等权力。根据琼斯的设想，这样一个“群众运动”最终将接管整个社会。

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对与中等阶级进行合作。1842年以后，由于中产阶级急于废除《谷物法》，反谷物法同盟中有些人认为应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并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支持普选权原则，以向工人示好。洛维特等宪章派领袖被吸引，表示愿意与中等阶级合作，但受到奥康诺的反对，奥康诺夺取了运动的领导权。1848年以后奥康诺也开始鼓吹和中等阶级合作；琼斯一开始支持奥康诺，但哈尼坚决反对。不久，哈尼夺取了全国宪章派协会的领导权，继续执行不合作路线，从而结束了奥康诺对宪章运动的长期领导。但是到1852年哈尼也对合作路线表示同情，结果被琼斯夺取领导权。但最后琼斯也在1858年开始与中等阶级合作了，他和伯明翰谷物商斯特奇（Joseph Sturge）组织了“政治改革联盟”（Political Reform League），后来又在第二次议会改革中与中等阶级结成同盟。到这个时候，作为独立的工人政治运动的宪章运动也就结束了。此后，工人运动的主流转为工会运动。

宪章运动以如此浩大的声势震惊世界，最后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其目标一项也没有实现。运动失败的基本原因是作为改革运动，它不愿意联合其他力量，共同争取改革的成功。它不愿意和中等阶级合作，又对工会运动怀有敌意；它不打算采用武力夺取政权，可是又自我封闭，回避同盟军，因此无法成功地运用和平手段、仅依靠少数人的政治压力达到目的。宪章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它的社会基础是手工工人，当工业革命最终把手工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消灭之后，宪章运动也就不存在了。

在宪章运动后期，工人运动中出现另一个分支即合作社运动。1844年“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正式创立，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消费合作社，最初由罗奇代尔的30名工匠创办，其中10人为纺织工。它标志着现代合作社运动的开端，后来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为“罗奇代尔原则”（Rochdale Principles).

在工人阶级拉开宪章运动大幕的同时，中产阶级也发动了反《谷物法》运动。《谷物法》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制定的，目的是人为地保持国内粮食的高价，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政策在英国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的背景下显得很不合时宜，因此受到工商业资产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实行完全彻底的自由贸易，追求“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于是，《谷物法》问题凸显了两个阶级的激烈交锋，是工业资产阶级对贵族地主阶级的进攻。

1815年，托利党政府颁布《谷物法》，该法案规定：当国产谷物低于每夸脱80先令时，禁止进口国外谷物。中等阶级对此强烈不满，1820年，由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起草的请愿书提交下院，提出实行自由贸易、废除保护性关税的要求。1821年，主张自由贸易的议员威廉·哈斯基森向下院提交一份报告，提出回归1815年前的粮食贸易政策。1822年《进口法》（Importation Act1822）规定，当国内谷物价格达到每夸脱80先令时，可以允许谷物进口；但谷物低于每夸脱70先令时，则禁止谷物进口。该法案颁布后一直到1828年，英国的谷物价格从未达到每夸脱80先令。1828年，担任贸易大臣的哈斯基森在新首相威灵顿公爵的支持下修改了《谷物法》，确定新的浮动关税：当国内谷物不高于每夸脱52先令时，关税为34先令8便士；当谷物价格升至73先令时，关税下降至1先令。

这些变动没有消除城市工厂主的怨气，1832年改革以后他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要求彻底废除《谷物法》。1836年，伦敦激进派议员成立“反谷物法同盟”，表示要用和平的手段废除《谷物法》。1838年10月，曼彻斯特的工业家成立“反谷物法协会”（Anti-Corn Law Association），该协会将反谷物法运动与废奴运动相提并论，指出《谷物法》与蓄奴一样不道德，必须进行改革。1839年春，在理查德·科布登的建议下，曼彻斯特“反谷物法协会”改名为“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此后反谷物法运动就蓬勃发展起来，变成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运动的核心人物是科布登和布莱特，他们都是白手起家的工厂主，靠个人奋斗发财致富，坚信自由贸易信条。在两人的通力合作和领导下，反谷物法运动成为一个涉及面广泛的群众运动，主要参加者是英国工厂主，也有相当一部分英国工人参与其中。

“反谷物法同盟”总部设在伦敦，全国各地都有分会，各分会都有正常的活动，也有完整的组织结构。许多人认为：“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压力集团，希望用群众斗争的手段造成院外压力，用政治斗争的方法达到经济目的。

为能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运动领导人深知争取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他们采用各种方式向工人阶级做宣传，说《谷物法》抬高了粮食价格，但压低了工人的实际收入，因为工人要把更多的钱用于买面包。因此，反对《谷物法》是雇主和雇工的共同事业，两个阶级应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谷物法》。1841-1842年，英国政治气氛高涨，宪章派发动了第二次全国大请愿，工人阶级被充分发动起来了。这时，许多地区的自由贸易者极力拉拢宪章派，试图获取他们对“反谷物法同盟”的支持。就总体而言，宪章派对自由贸易理论是认同的，宪章派的多数领导人希望废除贸易限制，反对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品）征税；但他们又相信，如果废除贸易保护规定，可能不利于城市工人，因为一旦食品价格便宜后，工人的工资就会下降。此外，宪章运动从来就对中等阶级抱有深刻的不信任感，1832年的经历让他们始终牢记自己被中等阶级所出卖，作为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不愿与中等阶级结盟。总之，宪章派对废除《谷物法》并不热心，没有将它纳入自己的目标之中；宪章派还时时警惕反谷物法运动对自己的渗透，生怕宪章运动的目标会被反谷物法运动所扭转，从而再次“为他人做了嫁衣裳”，变成为工厂主利益服务的工具。因此，宪章运动对反谷物法运动采取敌视的态度，坚决不允许宪章派群众参与反谷物法同盟组织的活动，在很多地方，经常出现群众集会时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运动争夺工人群众的场面，甚至不惜大打出手。一般来说，宪章运动总会占上风，因为“工人”毕竟比“中等阶级”人数多。所以在这一时期，“选举权问题”或“废除《谷物法》”是英格兰各地集会的主题。

尽管如此，反谷物法运动还是形成浩大的声势，工厂主毕竟有钱，可以调动各种资源，形成强大的宣传攻势；他们可以组织各种集会，招徕各色人物出席；他们可以办报、出小册子、散发传单、会见议员和政界其他头面人物；还可以“制造选民”，就是花钱让某些人达到选举所要求的财产资格、再帮助他们登记为选民。更重要的是，科布登和布莱特先后在1841和1843年当选为议员，使反谷物法运动在议会安插了自己的喉舌，而废除《谷物法》也就会经常成为议会议事的话题，甚至成为议案在议会提出。1841年8月24日，在维多利亚女王对议会发表的训词中出现了这样的词句：“女王陛下希望你们考虑《谷物法》问题。你们要确定这些《谷物法》是否没有加剧粮食供给的自然波动，它们是否没有给贸易造成困境，扰乱市场，而且，它们是否没有降低（民众的）满意度，增加了社会民众的（粮食）匮乏”。女王训词其实是政府政策的表示；在第二天的议会辩论中，刚当选议员的科布登抓住机会发表了著名的反谷物法演讲，他说：

“什么是面包税，它难道是针对食品和小麦的税？它是针对人民的税！（英国）有2000万人口依靠工资生活，而依赖公共救济生存的人约有100万。请下院注意，面包税使工人阶级多支付40%,这是与谷物自由贸易比较而得出的。……我必须说，那些主张废除《谷物法》的人已经再三承认他们的目标，他们有权用他们的工业产品与所有其他国家的产品进行交换。与此同时，他们愿意并渴望看到取消所有的保护关税，与所有国家的所有商品进行自由交换。”

1843年9月，在反谷物法同盟的帮助下，制帽商出身的经济学家詹姆士·威尔逊（James Wilson）出版发行《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成为鼓吹反《谷物法》的宣传喉舌，其主要报道内容包括：关于商业、农业和自由贸易问题的议会动向，关于民众自由贸易运动的报道等。

为了与“反谷物法同盟”对抗，1844年2月里奇蒙公爵（Duke of Richmond）成立了“中央农业保护会”（Central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Society），目的是维护《谷物法》。里奇蒙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曾因反对威灵顿公爵的天主教解放法，而在1832年率托利党极端派加入格林的改革派政府。以里奇蒙公爵为代表的土地贵族认为，像科布登这样的工厂主，希望得到便宜的粮食，这样就可以降低工资、提高资本利润。

1845年末，由于农业歉收和爱尔兰马铃薯受灾，英国粮食严重匮乏，尤其在爱尔兰发生了大饥荒，有上百万人被饿死，同样多的人流落他乡，两者相加占爱尔兰人口总数的1/4.当时，解救饥荒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开粮价，让外国粮食自由进入英国。“反谷物法同盟”乘机加强了活动力度，在很多地区有一定土地的自由持有农发动强大的抗议活动，在有些郡，反谷物法同盟的地方分会实际上替代了地方保守党协会的作用。工人中也有一些反谷物法运动的支持者，1845年1月15日科布登引用一位名叫约瑟夫·肖（Joseph Shaw）的工人的话：“我希望你（科布登）能向罗伯特·皮尔先生转达一位工人对关于《谷物法》主题的话。我的观点是，《谷物法》严重伤害了工人阶级。我观察到，当食品价格高的时候，工资就低，……谷物价格低，工资就高。”可见，经过反谷物法同盟多年的活动，要求废除《谷物法》的群众基础基本具备了。

面对各种压力，尤其是爱尔兰大饥荒，首相皮尔决定采取行动，将废除《谷物法》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846年1月27日皮尔在下院发表了三个小时的演讲，详细阐述了废除《谷物法》的必要性。为了不招致强烈反对，他提出三年的缓冲期，逐步降低粮食进口税。但保守党多数反对自己首相的意见，本杰明·迪斯雷利和乔治·本廷克勋爵（Lord George Bentinck）等提出：废除《谷物法》会削弱土地所有者的传统权利，商业利益将摧毁英国的“领土构成”（territorial constitution）。在同一天的上院辩论中，里奇蒙公爵提交一份来自罗斯（Ross）的请愿书，该请愿书“反对对现行《谷物法》做任何修改”。

辉格党的罗素勋爵支持废除《谷物法》，他说：在英国历史上，天主教等旧制度存在了几百年，但是“我们都承认我们是这些制度消亡后的受益者；我希望现在是到了摧毁另一个制度的时候了”；《谷物法》是“本世纪最有害”的一项制度，“我们所有的人今后都会为参与制定一个新的更好的（贸易）规则而感到自豪。”经过几个月的激烈辩论，1846年5月15日夜晚，《谷物法》以329∶231的优势票决被废除。在废除《谷物法》问题上，两大党领袖居然站在一起，罗素勋爵代表辉格党阐明立场，对废除法案表示“真诚而衷心的支持”。

废除《谷物法》议案在辉格党议员的支持下获通过，保守党的斯坦利勋爵（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Stanley）退出内阁以示抗议，此举得到包括迪斯雷利在内的保守党多数议员的支持。6月25日，在威灵顿公爵劝说下，上院也通过了废除法案；但同一天皮尔一项关于爱尔兰的法案却被下院否决，这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对皮尔的报复，他们联合辉格党和激进派议员共同否决了该议案。6月29日，皮尔辞职，罗素组建辉格党政府。

保守党因《谷物法》问题而分裂，皮尔派议员，包括阿伯丁伯爵和格拉斯顿，支持继任的罗素勋爵，使辉格党的一党优势又维持了20年；在此期间，保守党执政只有26个月。由此看来，皮尔既是把托利党转变成保守党的缔造者，同时又分裂了保守党。皮尔派加入辉格党后，辉格党也开始向自由党转变。

迪斯雷利在1868年成为保守党领袖，此后就不再提出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了。1868-1870年，反谷物法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布莱特出任英国贸易大臣；至此，两党均认可了自由贸易政策，土地贵族接受了已经变化的现实。作为直接后果，到1886年，谷物价格降到了31先令。19世纪英国进口食品的比重在30年代只有2%,到60年代上升为24%,80年代更上升到45%,其中谷物高达65%。英国谷物进口量在废除《谷物法》之后增速极大，如下表所示：

表30 1830-1909年英国进口小麦、大麦和燕麦的重量（单位：千夸脱/年均）

与此同时，英国铁与钢的出口量迅速上升，从1800-1809年的27.2万吨，上升到1850-1859年的122.5万吨。受谷物种植面积和价格等因素影响，很多农业人口移居到城镇，根据1881年的人口普查，农业人口比1871年减少了92250人，城镇人口则增加了53496人，因此废除《谷物法》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城镇化进程。

1852年，英国议会发表一项原则声明，称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策，曼彻斯特学派的理念终于被整个国家所接受。维多利亚时代是自由贸易的全盛期，“自由放任”发展到顶峰，而英国的国力也臻于极致。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

另一方面，宪章运动衰落后，工会运动越来越成为工人活动的主要形式，最终取代了激进主义运动。工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和激进主义不同，其宗旨是经济目标，而不是政治目的。1818年组成的曼彻斯特各业联合会“博爱会”（Philanthropic Society）的章程里明确写道：“为维护本会或代表会议的严肃起见，任何人不得在会内提出政治、宗教问题，违者罚款”，这表明它只从事单纯的经济斗争，并禁止参与政治活动。尽管参加工会的人有可能也参与激进运动，但是在工会内部，却不可以讨论政治、宗教问题，其实这很好理解：因为工会最注重的就是内部团结，这是他们与资方斗争的唯一手段，而政治与宗教问题是当时英国社会纷争最激烈的两个方面，工会不愿卷入其中而造成内部分裂。

按照韦伯夫妇的说法，工会是一种特殊的工人结社，是“工人一种继续存在之团体，为维持或改善其劳动生活状况而设”。工会同中世纪行会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并非由行会发展而来。最早的工会组织出现于17世纪末，而它的发展壮大却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

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工厂制带来工业结构上的变化，工厂中一些技术工人组织工会，目的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工业环境中保持自己的合法地位和生活水平”，确保自己的工作机会不受其他工人竞争。因此，早期工会是少数技术工排斥一般劳动者的组织。早期工会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关心自己的工资收入、工作条件以及工作机会不受竞争，具有很多中世纪互助会的特点，因而对政府不造成威胁，也没有引起雇主的强烈反弹。但是在18世纪末，面对日益高涨的激进主义运动，托利党政府于1799年颁布《结社法》，禁止一切工人结社，工会也包括在内。不过正因为工会所具有的互助会性质，在此后20年时间里，许多地方当局认为其存在有助于解决工人群众所面临的生老病死问题，因此对它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824年，激进派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在议员约瑟夫·休谟（Joseph Hume）的帮助下，说服议会废除了《结社法》，当时提出的理由是：一旦禁果不禁，就失去了神秘色彩，结社解禁后人们就不会再对它感兴趣了。但没有料到的是，《结社法》一经废除，全国立即出现了组建工会的浪潮，并且罢工四起。政府立即在1825年制定新的《结社法》，虽不像1799年《结社法》那样严厉，却也大大地限制了工会的行动。不过，工会却因此而获得了合法的生存地位。

纺纱工人组织的工会很值得关注，1829年成立的“联合王国工厂纺纱工总工会”（Gr and General Union of Operative Spinners of the United Kingdom）是英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1831年解散，这是工厂工人组建工会的最早尝试，不仅清楚地显示了工会的阶级属性，即工厂工人的群众组织；而且一成立就声势浩大，立刻具有全国性特点。后来，它还试图建立跨行业工会“全国各业劳工保护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for the Protection of Labour），但因为缺乏资金，于1831年成立，到1832年就解体了。

相比之下，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领导成立的“全国大团结工会联合会”（Gr 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更加重要。欧文出身贫寒，年轻时只是学徒工，后来通过自我奋斗开办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纺织厂，成为工厂主。但他始终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为工人说话，不仅在自己的工厂里为工人开设各种福利事业，包括修建宿舍、开办学校；而且构想出一套社会主义理论，试图以此来解脱工人的苦难。

欧文认为，工人苦难的根源是不合理的竞争，工厂主为追求利润，不惜用机器去和工人的劳动竞争，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因此，要消除苦难就要消灭竞争，而要消灭竞争，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只有在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之后才能彻底清除竞争的土壤，让工人摆脱无穷的苦难。他主张将工人组织在一个全国性的大团体中，社会的原则应该是互助，而不是竞争。

1834年，由欧文出面组织了“全国大团结工会联合会”，这个组织号称有百万会员，但正常缴纳会费的活跃分子只有约1.6万人。尽管如此，大团结工会成立后立刻引发新一轮罢工浪潮，它支持各地的罢工活动，给罢工工人发放生活补贴，由此就更加刺激了罢工的热情，一时间罢工活动遍及全国。但它终究不可能长期资助这些罢工，罢工基金有限，一旦资金耗尽，罢工就停止了，这一波工会高潮也就过去了。“全国大团结工会联合会”只存在了10个月。

宪章运动衰落后，工会成了主要的工人运动形式。1851年，威廉·阿伦（William Allan）和威廉·牛顿（William Newton）将一些地方性的机械工会整合起来，建立了“技师、机械工、锻工、磨轮机工和制模工混合工会”，简称“机械工人混合工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工会，被韦伯夫妇称为“新模范工会”（New Model Trade Unions），在英国工会运动史上，它是一块里程碑。这种工会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结构，成员须交纳很高的会费，只有收入高的技术工人才能入会。工会设有带薪的全职干部，主要通过与雇主谈判、而不是罢工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机械工人混合工会”成立后，很快为其他行业所模仿，出现了一批这样的工会，比如“木工细木工混合工会”、“锅炉与铁船制造工联合会”、“棉纺纱工混合工会”、“成衣工混合工会”等。大工会在伦敦设有总部，各总部间保持经常的联系，遇有重大问题采取一致立场。由于这种工会是由技术工人组成的，控制着各行业的关键生产部门，所以不容易被雇主破坏，加上它经费充足，又不轻易发动决战式的罢工，所以能长时间地存在下去，在工人激进主义日益消沉的年代里，它成了唯一的工人斗争形式。当然，它不轻易发动罢工，再加上它以高收入的技术工人为主体力量，因此被有些人称为“工人贵族”，他们应该对50年代以后工人阶级丢失战斗精神负责。但无论如何，“新模式工会”标志着英国近代工会的形成，工会运动也成为英国劳工运动的主流。

地方性小工会也在工会运动中起很大作用。1848年以后，各大城市内的小工会联合起来，它们以城市为单位形成“行业协商会”，到1875年，这种“行业协商会”遍及全国各地的城市，它突破了“新模式工会”的行业意识，而变成跨行业的工会组织。矿工也组建了几个地方性工会以及一个“全国矿工协会”，1863年，在矿工协会的基础上又成立“全国矿工联合会”（The National Union of Miners）。矿工工会受“新模式工会”的影响，但其成员是矿工，不是技术工种，可是矿工人数众多，采矿业在英国又特别重要，因此矿工联合会特别强大，在英国工会运动史上地位非常突出。

工会运动兴起，本主张避开政治领域，专注于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但工会提出的要求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冲突，必然涉及法律问题，同时工会的地位也需要法律界定。可是法律是由议会制定的，工人阶级在议会内没有代表，法律就很难体现工人阶级的意志。现实证明了这一点，1867年，蒸汽机制造工协会下属的一个地方分会因会费问题寻求法院保护，被驳回，理由是工会不是法人团体，因此不受法律保护。当时规范劳资关系的法律《主仆法》（Master and Servant Act）偏袒雇主，若工人违反雇佣合同将面临刑事审判，而雇主违约只需按民法处理。事实让工人阶级意识到经济利益需要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法律的保护；同时，在第二次议会改革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得到选举权，这就有可能用它来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这样，工会开始卷入政治活动。

“工会代表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它成为劳工运动的正式发言人。1868年在曼彻斯特召开了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以后形成制度，每年召开一次。参加工会代表大会的多数是“新模式工会”，各工会在代表大会上协调立场，交换观点，使它成了工会运动的一个全国性论坛。工会也已经介入政治活动，早在第二次议会改革期间，总部设在伦敦的五大工会领导人经常在一起协商，制定共同的立场观点，在改革斗争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改革的成功作出了贡献。70年代，工会与自由党签订“自由劳工联盟”，工会开始派代表参加议会竞选，并且选出了工人议员。可以说，保守党的“新托利主义”和自由党的“新自由主义”都是对工会运动的一种应对，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政治力量了。

面对这支力量，两党相继对劳工立法进行改革，以争取工人阶级选票。根据1871年《工会法》（Trade Union Act1871），工会得到了收取会费的合法权利；1875年的《密谋与财产保护法》（Conspiracy an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Act1875）规定，工会罢工时采取的和平纠察（picket）行为属于合法，同年以《雇主与工人法》（Employers and Workmen Act1875）替代《主仆法》，将劳资关系界定为“雇佣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在后来人眼中，1875年这两项立法是“工会运动大宪章”，它使从来就处于法律边缘上的工会运动取得了几乎完全合法的地位。这以后，工会就成为一支体制内的力量了，英国统治集团用这样一种方式，把一支原本具有很强离心力的力量，从体制外拉到了体制内。

19世纪最后15年，工会运动又出现新的变化，以前的“新模式工会”，因其主要由技术工人组成，越来越不能体现大多数工人的愿望，于是在英国出现一种新的工会，称“新工联主义”（New Unionism）。这种工会主要由非技术工人或半技术工人组成，它收取很低的会费，面向工人阶级底层群众，比如码头工人、运输工人、工厂女工等，它们能提供的福利待遇比较低，但人数众多，战斗力强，经常采用激烈对抗的方式，争取更高的工资或更好的工作条件，很多新工会领袖还赞同社会主义思想。“新工会”一般按产业原则组建工会，与“新模式工会”的行业组建模式基本不同。

新工会的出现，是英国工会运动史上一个重大转折，它把大多数工人都组织到工会中。19世纪80年代相继出现了一批新工会，如“码头工人工会”（Dockers'Union）、“煤气工人工会”（Gasworkers Union）等。在新工会领导下，罢工活动进入新的高潮期，各种罢工此起彼伏，其中以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影响最大。

码头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把每小时工资提高到6便士，但遭到雇主的拒绝。于是在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汤姆·曼（Tom Mann）和本·蒂利特（Ben Tillett）的领导下，码头工会决定罢工。罢工工人采用游行示威、散发宣传品等方式制造声势，向雇主施加压力；罢工得到国内外工会运动的经济支援，也得到英国公众的广泛同情。最终雇主们作出让步，满足了码头工人的复工条件。大罢工再次引起英国人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贫穷问题的关注，被视为英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与此同时，工会进一步卷入政治活动，1868年，在“工会代表大会”诞生的当年就任命一个议会委员会，目的是选送工会代表进入下院。1874年大选，两位工人候选人在自由党的帮助下竞选成功，成为英国最早的工人议员。这以后，工会在大选中一般都支持自由党，“自由劳工联盟”逐步形成。可是从80年代起，自由党因爱尔兰自治问题发生分裂，工会开始反思是否还应该继续与开始衰落的自由党保持联盟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商人、资本家的政党的自由党，不可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双方的联盟关系并不牢固，在“自由劳工”的框架下，大选中仍然会发生分歧。这样，工人独立参加竞选活动的尝试就开始了。

基尔·哈迪（Keir Hardie）是矿工领袖，早期也是自由党的支持者，但格拉斯顿政府的经济政策让哈迪认识到，自由党不可能充分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1888年4月，哈迪以独立劳工候选人身份参加议员选举，但未获成功，不久后就出现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目的是帮助工人代表参加议会选举。8月25日“苏格兰工党”（Scottish Labour Party）在格拉斯哥宣布成立，哈迪当选为第一书记。1892年，哈迪再次参加大选并竞选成功，而自由党拒绝提供帮助。哈迪牢记自己是一名工人议员，第一次进入议会大厅时，他身着夹克进入会场。1893年，在哈迪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并宣布其目标是保障“一切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制”。独立工党以苏格兰矿工为基础，代表了英国最贫穷阶层的利益，这个纲领没有得到工会代表大会的支持；在1895年大选中，独立工党提出的28名候选人全部落选，包括哈迪在内。

让人意外的是，此时事态发展让工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地位非常不稳，从法律方面来看，工会的存在是有问题的，在1899年的里昂斯对维尔金斯案（Lyons vs Wilkins）和次年的塔夫谷案件（the Taff Vale case）中，这种情况充分暴露出来了。1900年6月，南威尔士的塔夫谷铁路公司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罢工在未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下宣告失败，但铁路公司却向法院提起诉讼，将“铁路员工联合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Railway Servants）告上法庭。1901年7月，在经历了长达12个月的审理后，上院作出终审判决：铁路员工联合会须支付塔夫谷公司2.3万英镑赔款及诉讼费，铁路公司全面胜利了。

工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因为审判结果对工会活动造成重大威胁，判决实际上取消了工会的罢工权和纠察权，而工会离开了罢工，就什么也做不了，工会的生存权利其实就不存在了。工会意识到这种威胁不是通过司法手段可以解除的，它必须进一步进入政治领域，直到这个时候，工会才决定支持工人阶级竞选议员，而在此之前它一直反对这样做。1899年工会代表大会批准一项动议，同意召开一次特别代表会议，讨论组建工人阶级政党。1900年2月会议在伦敦召开，出席会议的除全国各工会外，还有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的代表。会议决定在议会建立独立的工人党团，在议会中采取独立的政治立场，为此，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竞选组织，称“劳工代表权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任务是帮助和组织工人阶级候选人参加大选。在这次会议上，组建了“劳工代表权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由独立工党的12名代表、工会方面的7名代表、社会民主联盟的2名代表和费边社的1名代表组成。

1906年，在“劳工代表权委员会”的帮助下，29名工人当选为议员，另有25名工人以自由党的名义进入议会。同一年，该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工党”（Labour Party），由此而更具备政党的性质。工党最初只吸收集体党员，其中工会会员占绝大部分，1906年建党时，工党中的工会会员约有90万人，1914年超过150万人。工党的经费主要来自工会捐款，这使工党与工会之间具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是工党吸引选民、赢得选举和最终取代自由党的关键因素；许多工会领袖因此认为，工会是工党的“父亲”。但工会当初参与建党，其目标只是在议会中制定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立法，以解决工人的赔偿金、失业保险、退休金、妇女与儿童的津贴等问题，因此工党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政治纲领，它只局限于关注一些具体问题，直到1918年，工党才制定了一部党章，这时才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目标。

在工党建党及明确其斗争方向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团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的社会主义分成很多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费边主义、道德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市政社会主义、合作社社会主义等等，其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共同特点是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以渐进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所有这些社会主义的流派中，费边社对工党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最大。

费边社（Fabian Society）得名于古罗马将军费边的迂回军事战术，它主张一点一滴地改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费边社总共只有一二百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没有严格的组织机构和纪律约束，但这些人却成为工党的主要思想库和精英阶层的主要来源，比如，1918年工党党章的主要起草人韦伯是当时费边社的负责人，而三次担任工党领袖的阿瑟·韩德逊（Arthur Henderson）也是费边社的主要成员。费边社的目标是：“通过把土地和工业资本从个人和阶级所有中解放出来以改组社会，并为了全民的利益将其收为社会所有。”

另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团体是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81年，亨利·海因德曼（Henry M.Hyndman）组建了“民主联盟”，并于1884年改称“社会民主联盟”，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其成员最多时只有1000人左右，大多数是中等阶级出身，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也曾参与其中。这个组织对工会采取敌视态度，称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它内部又纷争不断，矛盾重重，得不到工人群众支持。1901年，社会民主同盟因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拒绝接受“阶级斗争”概念而退出该委员会，很快萎缩成一个小宗派团体。

由于得到工会的支持，工党建党后发展很快，其地方组织从1906年的73个发展到1914年的179个，当1916年自由党陷入分裂时，工党已经具备了接替自由党并成为两大政党之一的实力。

第三章　政治体制沿革

英国政党政治在19世纪逐步成熟；国王权力的式微、责任内阁制的形成、现代政党的成型、党魁地位逐渐突出等，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议会改革对现代政党政治的形成至关重要，经过格拉斯顿与迪斯雷利之间的轮流执政，两党政治制度得以最终确立。

国王权力衰微是现代政治的显著特征。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制建立起来，国王虽然成为立宪的君主，但仍然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力。国王的权力主要表现在操控议员、任命税官和其他官员的能力上，贵族院的贵族从理论上说都是国王任命的，而通过自己控制的“口袋选区”，国王还可以挑选下院候选人并使其当选议员。1782年，在辉格党的主导下，下院通过了三个限制王权的法案：《伯克法》（Burke's Act）废除了政府和王室对闲职的任命，更加严密地监督王室使用经费（Civil List）；《克鲁法》（Crewel's Act）禁止由王室提名的财政官员担任议员；《克拉克法》（Clerk's Act）禁止政府承包商担任议员。这些立法剥夺了国王通过恩惠拉拢议员及政府官员的手段，政治性的朝廷任命几乎成为过去，王权受到极大的削弱。

国王的私生活也受到政府的干预。乔治四世还是威尔士亲王的时候，于1785年与菲茨赫伯特夫人（Maria Anne Fitzherbert）结婚，由于菲茨赫伯特夫人是罗马天主教徒，因此根据1772年的皇家婚姻法（The Royal Marriages Act1772），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无效。在家庭的安排和压力之下，乔治与表妹卡洛琳（Caroline of Brunswick）在1795年结婚，但两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愉快，据说在结婚第二天他们就分居了，卡洛琳后来多半时间在意大利生活。1820年乔治三世去世，乔治四世应继英国王位，卡洛琳回英国要求成为王后，却被乔治四世拒绝。这件事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伦敦到处贴满标语：“王后永远是王后！把国王扔下河去！”公众拥簇着卡洛琳的敞篷马车在伦敦的繁华大街上招摇过市，使乔治四世十分难堪。愤怒之余，他要求政府制定法律剥夺卡洛琳的王后头衔，但未能成功；乔治四世以解散内阁相威胁，却也不能奏效。后来，在乔治四世加冕后不久卡洛琳去世了，这场风波才算平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后事件”。

1830年乔治四世逝世，海军出身的新国王威廉四世继位，他让威灵顿公爵出任首相，但已无法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其获得下院多数支持。1834年，他又不顾辉格党在下院拥有的多数席位而动用国王特权解散了墨尔本政府（First Melbourne Ministry），执意让托利党组建少数派政府。然而在1835年大选中，多数选民没有站在国王这一边，辉格党获得了113个议席多数，托利党的皮尔政府被迫辞职。在英国历史上，这是国王第一次无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组建政府，墨尔本政府也成为最后一个被君主解散的政府。这以后，英国君主不再解散拥有下院多数席位的内阁了，政府得以建立在稳定的议会多数的基础上。

威廉四世于1837年去世，他的侄女、乔治三世的孙女维多利亚成为女王，当时刚满18岁。维多利亚统治时期一直延续到1901年1月22日她逝世为止，历时63年零7个月，是迄今在位时间最长的英国君主。在此期间，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彻底巩固了，国王成为完全的“虚君”。

加冕之初，由于缺乏政治经验，维多利亚几乎完全听从辉格党首相墨尔本的摆布，并受到辉格党的强烈影响。但因为墨尔本政府未能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在1839年的《牙买加政府法案》（The Jamaica Act of 1839）上遭受挫败，被迫辞职；维多利亚虽然从心底里讨厌保守党，却只好请该党党魁皮尔出面组阁。皮尔希望进一步打击辉格党，于是要求维多利亚解聘自己身边的几位辉格党侍女，遭女王拒绝，造成所谓的“寝宫危机”（Bedchamber crisis）。在这次危机中，皮尔最终未接受女王的组阁邀请，墨尔本重新回到首相位置，但墨尔本的谆谆开导使女王逐渐意识到作为英国国王，她不能感情用事，而必须履行立宪君主的职责。

1840年2月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 of Saxe-Coburg and Gotha）结婚。阿尔伯特是维多利亚的表兄，婚后，阿尔伯特实际成了女王的私人秘书。阿尔伯特经常告诫妻子，身为女王，她在公开场合一定要表现出超党派姿态。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有9个子女，他们的家庭生活被视为19世纪中等阶级家庭的楷模。1861年阿尔伯特去世，这给维多利亚带来巨大打击，在以后近10年时间里她非常悲伤，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她后半段君主生涯中，她不再是“辉格党女王”了，她支持谨慎的改革和帝国政策，不喜欢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而更偏爱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和索尔兹伯里侯爵，但无论她个人倾向如何，却再也没有重复“寝宫危机”的错误。她作为立宪的君主超脱于党派政治之外，因其严谨的生活、友善的态度和恪尽职守的公务精神而深受人民喜爱。她在位期间，英国进入国富民强的鼎盛时代，维多利亚在位时期也因此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而她之所以身载盛誉，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她没有做什么，到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国王成了完全的“虚君”。

与王权式微的趋势相反，英国现代政党组织在19世纪走向成熟。托利党和辉格党是19世纪英国最大的两个党，它们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议会，从本质上说都赞成混合君主制，即通过国王、国教和议会来管理国家，托利党更倾向于王权的不可侵犯性，辉格党更张扬议会的权力；托利党更加保守，比辉格党更加抗拒社会的变化。

光荣革命后辉格党长期执政，托利党退守乡间，始终是在野党。小皮特执政改变了这种态势，他恢复了托利党的活力，形成所谓的“第二托利党”。尽管小皮特本人声称他不主张政党制度，但在19世纪最初30年中以皮特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托利党和以格雷（Charles Grey）和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为首的辉格党双方，却在天主教解放、议会改革、经济改革、王室特权、内阁制、公共秩序等重大问题上，观点趋于两极化。托利党长期执政扩大了党派分歧，促进了政党意识的发展，党的目标、手段等等逐步形成。

第一次议会改革以后，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向保守党和自由党转变，标志着英国现代政党正式出现。1834年11月，威廉四世解散墨尔本内阁并召唤威灵顿公爵组阁，威灵顿不愿应招，遂推荐罗伯特·皮尔出任首相，于是，皮尔组建了一个托利党少数派政府。12月18日，皮尔在塔姆沃思选区发表演讲，这次演讲被看作是保守党的宣言书，《塔姆沃思宣言》（Tamworth Manifesto）也成了托利党向保守党转变的标志。从表面上看，皮尔是在为自己的竞选拉票，但其实皮尔是想借此机会向公众表明，他所理解的保守主义与他的前任、“旧托利党人”威灵顿有本质差异。在这次演讲中，皮尔承认1832年改革“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是“所有爱好和平和幸福的英国人都不能采取直接或隐蔽的手段来诋毁的”；他承诺保守党将“仔细审视国家的和宗教的制度……纠正弊病，处置不公”。皮尔在宣言中明确了一项基本信条：只有通过改革，保守党才能生存，这就是新保守主义的基础。当然，皮尔的改革是温和的改革，其前提是“坚决维护现有的权力”。皮尔深深知道，他的政府能否站住，关键看紧接而至的大选结果，正如他在演讲结束时所说：“英国人民迄今保留了国王任命首相的特权，但这不是让人民盲目相信，而是要接受人民的公正评判。”

受“皮特时代”长达40年的保守政策特别是19世纪最初20年“反动统治”的负面影响，皮尔领导的保守党没有在1835年大选中获胜，但从保守党的立场看，19世纪30年代是一个复兴时代，在以后三次大选中（1835年、1837年和1841年），保守党渐渐削弱了辉格党的优势，最终在1841年大选中胜出，以367∶271的绝对多数获胜。这次胜利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民意的突变，而在于保守党自身的改变。

从皮尔1846年6月辞职一直到1850年去世，他在议会的影响力依然令人难以望其项背，他的政治观点不仅被那些追随他的“皮尔派”所继承和延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未来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发展走向。

随着议会改革的深入，选民人数不断增多，选民的自主意识也不断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政党的组织工作比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因此在1832年议会改革以后地方党派俱乐部和政治媒体的数量和影响骤然增加，到1841年大选时，全国已经有数百个保守党俱乐部或协会，保守党在此次大选中获胜，主要归功于地方党组织的有效工作。如果说1832年议会改革刺激了党的地方组织的形成，那么1867年议会改革则是英国近代政党组织发展的里程碑，在选民人数大量增加的现实面前，政党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从而使两大党加大了组织建设的力度，向成熟的政党制度迈进。

迪斯雷利是皮尔之后推动托利党转变的关键人物，在他主导下完成了“新托利主义”的构建。迪斯雷利认为，保守党不应抵制选举权的扩大和社会改革的要求，而应该想办法获得新选民的支持，以此争取执政。他主张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他说：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就不安全，通过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可以把保守党的社会基础扩大到工人选民。他公开承认：“人民应该获得选举权，这种让步是为了让他们投提高他们利益的人的票。”在1867年改革法三读的议会发言时他说：“国家制度只承认少部分人的政治权力而不顾广大人民的心声是危险的”；工人阶级应该获得选举权，“如果出现了这种宪政的巨变，它将增加人民对国家的爱国心和民族感。”到迪斯雷利时代，托利党完成了向保守党的转变。

同时，辉格党也在向自由党转变，格拉斯顿的出现是其标志。1835年3月，议会中的辉格党、激进派和爱尔兰议员中的奥康内尔派签订《里奇菲尔德协议》（Lichfield House Compact），目的是联合起来反对皮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并且推动爱尔兰改革，这项协议被有些人说成是自由党的起始，因为它扩大了辉格党的基础。不过在当时，土地贵族仍然是辉格党的主导力量。

1865年罗素勋爵第二次组阁，皮尔派的格拉斯顿加入进来，成为辉格党下院领袖，这以后，辉格党完成了向自由党的转变。格拉斯顿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他的领导下，自由党逐步明确了自己的理念：放任自由的经济，支持社会改革，主张个人的自由，削减国王和教会权力，扩大选举权。对此，威廉·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在1873年概括说：“自由不是让其他人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自由政府与非自由政府的主要区别是，一个非自由政府是竭尽所能进行干涉，而一个自由政府则除非必须就不干涉。一个专制的政府试图使所有的人遵循自己的意愿，一个自由政府只要认为符合社会安全，就允许所有人实现自己的意愿。自由党的任务就是保持这样的个人自由。”格拉斯顿是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的坚定维护者，他曾四次出任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年2-7月，1892-1894），在他执政期间，英国自由资本主义进入黄金时代。

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一种“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国家的积极干涉，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助、自强与行动自由。到这个时候，那种认为不干涉是国家对内、对外最高原则的自由放任学说已经过时了。

20世纪初，自由党转向“新自由主义”立场，这种立场认为不加限制的资本主义阻碍了真正的自由，主张用“积极自由”代替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即个人可以在健康、教育和福利方面得到公共方面的帮助。新自由主义也被一些人称为“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赫伯特·阿斯奎斯政府在20世纪早期践行这一理念，为后来的福利国家开启了先导。或许正如霍布森所言：英国自由党从来没有在理论上或政策上承诺狭隘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现在的自由主义接纳国家的新概念，即国家与个人生活和私营企业有关。

议员政党化在第一次议会改革后日益凸显，比如，在1835-1837年出席议会投票的594位议员中，有294人一直支持自由党，273人始终支持保守党，投票不固定的只有27人。这种截然分明的政党分野现象在1832年以前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如格拉斯顿在1841年大选前指出的那样：“政党的原则对本国的突出影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几乎达到无限的程度。我认为这是真正代议体制的本质属性。”。

1832年议会改革后，英格兰在选民人数和议会席位数方面依然占据绝对优势，比如在1835年大选时，英格兰的选票和席位数分别是491540张和464席，而全国总数是611137张和658席，英格兰占其中的80.43%和70.52%。保守党有较好的地方组织系统，更容易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选区领先，从而夺取大选胜利；辉格党为取得胜利，就必须得到爱尔兰奥康内尔派和苏格兰、英格兰激进派的支持。该年大选，辉格党凭借其在1832年改革中留下的好印象，在英格兰各选区比托利党多得64席；但1837年大选保守党反超辉格党14席，在威尔士也多出6席。在苏格兰和爱尔兰，辉格党则比保守党分别多出13席和43席；1841、1847、1852年大选也大体呈现同样情况。

如前所述，在托利党向保守党转变的过程中，皮尔起了重要作用。但保守党多数人跟不上这位锐意改革的领袖的步伐，因废除《谷物法》问题，皮尔遭到保守党内部多数人的反对，致使党内发生分裂。其后果是严重的，它使保守党在此后30年时间里处于劣势，1846年6月至1868年12月，保守党仅有三次短暂组阁（1852年2-12月，1858年2月——1859年6月，1866年6月——1868年12月）。在这三次短暂执政时期，党的领袖是德比伯爵，但真正掌舵者是迪斯雷利；后来，在1867-1868和1874-1880年，迪斯雷利两次出任首相。

在德比和迪斯雷利第二届政府期间，皮尔派作为一个议会派别其作用已大不如以前。此时，保守党已不再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皮尔派中多数人又回到保守党阵营。当然，一部分皮尔的忠实信徒比如格拉斯顿，在商业政策和宗教宽容问题上与自由党更加接近，后来转向了自由党。此时，党派意识已非常清楚，在政党与议会关系上，政党是“议会身躯的骨中骨，肉中肉”。

1860年，自由党在伦敦成立了党监控制的中央总部。1877年5月31日，自由党95个地方协会的代表在伯明翰召开“自由党全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会议决定自由党全国委员会应该在党的活动中起重大作用，由它确定党在议会内的工作，统一自由党议员的立场。大会章程规定：自由党全国委员会由两个机构组成——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代表由各地按人口比例选出。总委员会的职责是协助和协调地方自由党组织的工作。1881年1月，自由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推动政府实施各种改革，包括修改土地法、扩大选民范围、重新分配议席等。总委员会明确要求各选区组织对该区自由党议员施加压力，敦促他们在投票时与党保持一致。伯明翰自由党委员会明确表示：自由党所有的不忠诚议员将失去他们的议员身份。

1868年，保守党也成立了由党监负责的“中央委员会”，两年后定名为“保守党中央总部”（Conservative Central Office）。但此时的保守党总部是“自我产生”的机构，不是由选举产生。1886年5月，保守党全国大会通过新章程，确定大会的任务是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协助建立党的地方分会，宣传党的政治主张。

1867年，自由党在伯明翰率先进行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制改革，代表由各分区委员会选出，并在会章中规定：凡捐助一先令的自由党人都可成为协会会员；协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推选党的专职工作人员和协会执委会成员。伯明翰组织改革的成效在1868年大选中得到印证，在地方协会的统一组织、精心策划下，各分区委员会按照党总部要求进行投票，使自由党获得伯明翰全部3个议席。约瑟夫·张伯伦担任伯明翰市长后，重新改组该市的自由党组织，进一步扩大党组织的活动权限，包括：决定党的政策，提名议会候选人，提名学校董事会候选人，支持各分区候选人等。改组后的伯明翰自由党组织力量增强，不仅将伯明翰的3个议席全部保留在自由党手中，还在市议会选举中获得70个席位中的68席。伯明翰的做法为其他自由党地方组织所模仿，到1887年，地方代表制组织发展到700多个。

自从1835年颁布《市镇自治机关法》（The 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1835）以后，地方选举就对自由党有利。在1838年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市镇选举中，没有保守党人当选。对此，保守党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加快了自身的组织建设，比如，保守党成立了“保守党商人协会”、“商人改革协会”等地方性组织，以抗衡自由党对大多数市镇议会的控制。在地方组织工作中，保守党还注意吸收工人阶级新选民，比如在1868年大选中，因得到工人选民支持，保守党有21名议员获得连任，而自由党只有13名。另外，保守党也在70年代初推广布莱德福特代表制经验，截至1875年，保守党代表制组织也达到400多个。

19世纪60年代以后，保守党和自由党都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党组织，各党议员候选人几乎全部由党的总部指定或基层组织遴选。大选结束后，各党总部很快就可以计算出自己的得票数，不必等正式结果公布就知道选举胜负。在确立和完善中央党组织的过程中，党魁和首相的产生是一个重要问题。一般来说，首相或前首相分别是执政党或反对党的党魁，但在第二次议会改革之前，党魁的产生和更替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党魁主要凭借出身、家产、资历和政治才干等产生，而不是选举；首相也不具有民众基础，是以国王大臣的身份而不是党魁的名义就职的。1868年，格拉斯顿率先以自由党党魁的身份发表竞选演说和组织政府，这以后首相与党魁职务才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党魁就率领本党组建政府。

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顿对英国党魁制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868-1886年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顿轮流执政，被称为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顿的时代。他们作为保守党和自由党的领袖，分别凭借个人的魅力，使保守党与自由党真正成为各有特色的两大政党。两人都是中等阶级出身，表明中等阶级已取代贵族成为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这一时期，选民的投票意向往往不是看保守党或自由党的政策，而是根据自己对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顿两人的好恶来取舍，因此，迪斯雷利与格拉斯顿之间的个人竞争，就决定了保守党和自由党在大选中的沉浮。

迪斯雷利出身于犹太家庭，在他13岁的时候，为了躲避犹太教徒在社会和法律上的不公待遇，全家皈依英国国教。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他完全要靠个人的才干获得选民好感，党内很多人并不愿意迪斯雷利担任党的领袖，但他们又离不开这样一个政治“天才”。1837年迪斯雷利初次当选议员，不久就成为“青年英格兰”（Young England）的领导人之一，该组织反对1832年议会改革，主张开明的贵族领导工人阶级，重建国家的传统价值，回归过去的“金色英格兰”，因此，他与主张改革的皮尔有很大不同。但在60年代后期成为保守党领袖后，他意识到工业化已经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保守党必须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这些变化，才能拯救自身于危亡之中。于是，他转而遵循皮尔的改革路线。

维多利亚女王喜欢善于奉承的迪斯雷利，而讨厌严肃说教的格拉斯顿。但女王的爱憎只影响到她本人对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态度，却不能阻止“人民的威廉”的长期执政。威廉·格拉斯顿出身于一个靠奴隶贸易起家的大商人家庭，曾在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和牛津大学神学院（Christ Church,Oxford）就学。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与报效上帝融为一体，他精力过人、才能出众，被迪斯雷利称为没有任何缺点的人。

1832年，年仅23岁的格拉斯顿成为托利党议员，与迪斯雷利一样，他也反对议会改革及30年代的其他改革，尤其是教会改革。所不同的是，他一直非常敬佩皮尔，在1834-1835和1841-1846年两届皮尔政府中担任贸易大臣和殖民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1852-1855年他在辉格党和皮尔派的联合政府中出任财政大臣，并于1859-1865年出任帕默斯顿政府的财政大臣，和其他皮尔派一起正式加入了自由党阵营。在他担任自由党党魁期间，自由党的原则被确定下来：自由贸易，低税收，削减不必要的公共开支，改革政府机构，最小化政府，非国教徒的选举权，反对不合理的战争。

在格拉斯顿第一届政府期间（1868-1874年），自由主义处于高峰，七年内，格拉斯顿的改革涉及英国制度的所有方面，比如，废除军队中的买官惯例，依据才能来确定军职；颁布1870年《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 Act1870），建立国家初等教育体制；允许非国教徒进入牛津和剑桥大学；颁布1871年《工会法》，确定工会及其基金的合法性；颁布1872年《无记名投票法》（Ballot Act1872），投票人只需在候选人名字上打钩即可以；颁布1873年《司法法案》（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Act1873），重组中央法院系统，规范和加快了案件的审理程序，等等。格拉斯顿的这些改革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1874年3月，格拉斯顿在其日记中也承认党内存在着很大的政策分歧。

与此同时，“新托利主义”的掌门人迪斯雷利也在准备改革，他一方面指责格拉斯顿在改革的名义下败坏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又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试图为保守党树立“全民党”的形象。他所制定的保守党原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捍卫传统的国家制度，二是保护和扩大英帝国，三是通过社会改革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于是在选民看来，保守党不再是一个阶级的党，它能够代表所有阶级的利益。迪斯雷利在振兴保守党的同时，也塑造了保守主义的新内涵。

1874年大选中自由党获得52.7%的选票，保守党只得到43.7%选民支持；但保守党得到350个议席，自由党只得到242个，尤其在英格兰各选区，自由党比保守党少109席。反观1868年大选时自由党获得61.5%的选票和387个议席，保守党只获得38.7%的选票和271个议席。对比之下可以发现，自由党依然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但优势正在下降；格拉斯顿的改革触犯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失去了他们的支持。

但改革已经是潮流，保守党与自由党在改革问题上只有形式和程度的差异，而并非改革与反改革之别。迪斯雷利更关注本党利益，执行现实主义路线；格拉斯顿则体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追求，更具有全局关照。迪斯雷利第二次执政期间（1874-1880年）也在很多方面进行改革，比如1874年《工厂法》（Factory Act1874）规定女工的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6个小时，1875年《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1875）旨在改善卫生条件，1876年《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 Act1876）将初等教育确定为义务教育，等等。

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分歧主要不表现在国内事务上，而体现在外交和帝国政策方面。1876年，在野的格拉斯顿再度出山，攻击迪斯雷利政府在巴尔干（Balkan）问题上处置不当。1879年，格拉斯顿在洛锡安郡（Lothian County）开始他的竞选活动，一周内进行9次演讲，每场听众都在2500人以上，最高达2万人，很多听众冒着大雨聆听他的演说，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洛锡安郡的竞选活动是英国历史上大众竞选的最早范例之一，格拉斯顿的成功表明，这位“人民的威廉”依然受到选民的欢迎。1880年大选中，自由党以352∶237的绝对多数战胜保守党，再次执政；1881年4月迪斯雷利去世，格拉斯顿与迪斯雷利之间的长期竞争终于告一段落。

格拉斯顿在他的第二任首相期间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但从这时开始直至以后的两任首相期间，他始终被爱尔兰问题所困扰，他试图与爱尔兰自治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领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合作，提出了“爱尔兰自治法”（Government of Ireland Bill 1886），受到爱尔兰新教徒的反对，而党内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帝国统一派甚至与保守党联手抵制该法案，自由党再次出现大分裂。1882年，英国政府出兵埃及，却有悖于自由党自己的反扩张立场，使其威望受到损害。1894年，这位老眼昏花的86岁老人在激烈的党内论争中退休了，由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ury）接任首相。1898年格拉斯顿去世，享年100岁，英国为他举行了国葬。

在格拉斯顿与迪斯雷利的竞争过程中，英国现代两党政治最终形成。为了组织全国范围的选举工作，操控选民进行投票，两党都加强中央的领导力度，突出党魁的个人影响，发展党监制度，强制本党议员服从党的决定，在议会表决中站在本党一边。另一方面，两党都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构建组织网络，培养党工人员。在两党的严密组织系统下，个人要想竞选议员，必须得到某个政党的支持，否则就很难当选。正因为议员是在政党力量的支持下当选的，所以他必须与党的立场保持一致，否则，他在下次大选中就被剔除在外。党的宣传、组织和纪律工作成为重要的党务工作，由专职党务人员负责。政党之存在，其目的就是执政，大选胜利它就上台，大选失败它就下台；反对党在野期间也组织影子内阁（Shadow Cabinet），随时准备击败政府，可以立即上台。政府一旦失去议会多数，它要么解散议会，举行大选；要么宣布去职，让反对党组建政府。这样，就要求本党议员坚定地按照党的指令投票，一旦背弃党的立场，就会受到责难，接受处罚，很可能丢掉政治生命。

迪斯雷利去世后由索耳兹伯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接任保守党领袖，在1885-1886、1886-1892和1895-1902年三次出任首相。保守党的阿瑟·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1902-1905年），自由党的坎贝尔班纳曼（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1905-1908年）和赫伯特·阿斯奎斯（1908-1915年）也先后组阁，从而延续了格拉斯顿和迪斯雷利轮流执政的传统。在20世纪刚刚来临的时候，工党成立了，工人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希望有自己的政党在议会为本阶级说话。但两大政党轮流坐庄的态势并未改变，新世纪的两大政党是工党和保守党。

两党在结构上呈金字塔形，顶端是党魁，党魁下面是党的前排议员（Frontbencher），然后是后排议员（Backbencher）；前排议员在党执政时，有可能按照其在党内的威信和贡献担任内阁职务或其他职务。在18世纪，内阁还是国王的办事机构，内阁大臣主要负责王室所赋予的行政管理事务，有关公共政策的议案一般由议员个人提出，而不是由内阁集体提交议会讨论。议会的立法程序和有关制度也很少给内阁以优先权，任何议员都有权长时间发言，也可以随时提出议案、交议会讨论。在这时的议会，内阁的作用并不突出。

到19世纪，内阁逐渐成为议会的“执行委员会”，按议会的意旨管理国家。70年代以后内阁的地位日益增强，内阁和议会的关系也发生倒转，作为议会基本职能的立法权被内阁控制了，因为执政党必须占据议会多数，每逢议会投票表决，执政党就会尽一切努力保证本党议员服从党的意愿，让党的政策得以通过；结果，议会所通过的任何法案其实都是由执政党制定的，也就是政府制定的。

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大英帝国的扩大，原有政府部门不够用了，一些新增机构不断出现。除原有的内政部（Home Office）、外交部（Foreign Office）、陆军部（War Office）、海军部（The Board of Admiralty）、殖民事务部（Colonial Office）、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等等，19世纪又设立新的机构，包括贸易部（Board of Trade）、教育部（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on Education）、爱尔兰事务部（Northern Ireland Office）、农业部（Board of Agriculture）、卫生部（General Board of Health）等。到20世纪初，内阁管辖的部一级行政机构达到20多个，其中有些大臣不进入内阁，出现内阁大臣和非内阁大臣之分。政府部门的增加扩大了首相和内阁的权力。

内阁权力扩大，使议会至上的原则逐渐被内阁至上所取代。1875年，迪斯雷利内阁不经议会讨论就借款400万英镑，购买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近一半的股票。财政权本是下院的专利，在这个问题上内阁也可以无视议会而独来独往，可见英国权力的重心已经转移。为保证“国家事务”被优先考虑，内阁依仗其控制的议会多数制定工作日程，使议会围绕政府工作转，据统计，1878-1887年，政府占用议会的平均时间是83%,在此后的十年中，增加到84.5%。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根本不能列入日程，极少数私议案要通过抽签才有可能在议会中讨论，并且只有在星期五才能对私议案进行二读审查，许多议案需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解决，因此每年大约只有10-15件私议案获通过并成为法律。

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有些议员在发言时采取疲劳战术，以滔滔不绝的讲话干扰议会正常程序，造成政府的议案不能通过。为此，迪斯雷利政府于1877年制定《中止辩论程序法》，规定：当制止辩论的提议得到100人以上的支持时，议长（Speak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可以中止过于冗长的发言。这项法案出台后，每年动用20-40次之多；1881年1月31日，议会讨论格拉斯顿政府提出的《强制法案》时，一位爱尔兰自治派议员故意拖延时间，连续讲话41小时多，结果被议长中止发言。事后不久，格拉斯顿政府促使下院通过了《紧急法案》，规定在紧急情况下，首相可以要求议会对他提出的议案立即进行表决，无须经过议会辩论程序。

19世纪后期，“委托立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即在很多重大问题上议会只确定法案的原则，而将实施细则的制订工作授权给内阁或某一行政部门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议会通过《授权法》，授权内阁可直接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以上这些规定形成了现代议会的特色，内阁也经常被人们说成是立法机关的“第三院”。

由于政府控制下院，19世纪末，政府议案已很难被否决或修正，在1906年之前的20年内，只出现过9次修正案被通过的情况。不仅如此，议会在19世纪后期已经很难参与政府的决策，决策的范围越来越大，时效性越来越强，内容日益专业化，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议员受制于专门知识的缺乏，很难做到积极有效的干预，通常情况下只能充当政府的表决机器。从理论上说，议会仍享有对政府的监督和质询权，政府大臣必须将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向议会陈述理由，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议会可以罢免他们的官职。然而，在英国近代实践中，不管内阁做了什么，几乎都未被议会所罢免，相反，内阁还掌握着解散议会的生杀权。有人戏称，议会成了内阁的御用议事会。自19世纪以来，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政府凭借下院多数，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综上所述，英国政党政治在19世纪逐步走向成熟并最终确立下来。随着议会改革的进行，为了更多地获得选民的支持，辉格党（自由党）和托利党（保守党）竞相改革。党能否组阁执政，关键看其在下院的议员数量，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为了组织全国范围内的选举、操控本党选民进行投票，都必须加强中央的领导，突出党魁个人的影响力，因此它们大力发展党监制度，加强纪律建设，发展党的地方组织。若党在大选中获胜则上台，失败则辞职，政府与选举结果共进退。反对党在野期间也会组成影子内阁，随时准备在议会中击败对手并出面组阁。至此，现代政党体制在英国已经发展成熟，政党政治取代了以个人影响力为特征的贵族政治。在20世纪刚刚来临的时候，工党成立了；工党的出现是20世纪英国政治中的大事，它很快改变了英国政党政治的版图。

第四章　行政制度变化

随着政党制度产生，在两党轮流执政和内阁共进退的原则下，政党一旦掌权，就竭力在政府各部门安插本党成员，形成上下裙带关系，政府腐败由此产生：“无论哪派贵族掌权，都要将大小官职分发给在争权斗争中立下功劳的人，然后再分给朋友或者儿子的朋友等等。为了谋得官职，人们就必须攀枝依附、请人说项、拉各种关系、走各种门路，无所不用其极。”政党一旦下台，政府部门就可能发生大洗牌，致使官吏频繁变动，既不利于行政工作的连贯性，也妨碍官员精通业务，导致效率低下。

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政府的内外事务日益繁多，政府机构也相应增加，官员人数于是迅速膨胀，行政经费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攀升；与此对应的是，政府中冗员充斥，贵族政治的裙带关系长期延续，腐败风气盛行。对此，刚刚跻身于政治权力圈之中的工业资产阶级十分不满，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受到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的影响，希望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使行政管理像工业生产一样有效。文官制度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1848年，议会批准成立特别委员会，对行政开支进行调查。当时任财政部助理秘书的查尔斯·屈维廉（Charles Trevelyan）在向特别委员会汇报情况时，将财政部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官制度本身，建议对文官队伍进行彻底整顿。他批评官员晋升中论资排辈的制度，主张高级文官要从受过大学教育的绅士或其他职业中有突出才干的人中选调，按业绩而不是资历予以提拔。由此，政府开始任命专门委员会对政府各部门进行调查，英国现代文官制度改革正式启动了。

在改革中有两个人物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查尔斯·屈维廉，被称为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总设计师，他曾在印度殖民政府工作14年，对文官制度的弊病深有体会；他还在文官学校系统地学习过两年课程，这两方面经历为他进行文官改革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格拉斯顿的秘书斯坦福·诺斯科特（Stafford Northcote），他参加了8个议会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在改革中与屈维廉通力合作，拟订了文官改革的总体方案。1853年11月23日，诺斯科特屈维廉提交《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也称“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该报告成为1850-1870年间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该报告针对文官的选拔、录用、提升和级别划分等等提出一整套建议，目的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常任文官制，以便在两党竞争和轮流执政的背景下，保证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政策连续性。报告在人才挑选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建议除常务次官等少数高级官员外，其他文官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报告建议将文官分为高级和低级两大类。低级文官以一般中等教育水平为录取标准，录用年龄限制在17-21岁；高级文官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毕业生中招考，也可从其他工作岗位上的优秀人士中选调，录用年龄限制在19-25岁。考试注重文科基础知识，而不强调专业技能，这是针对高级文官的工作性质提出来的，因为高级文官不处理日常杂务，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政策性和原则性事务上。报告要求对文官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根据才能高低和勤奋程度决定是否晋升；新任文官必须从低级做起，只要他不犯大错、按部就班地例行公事，也可以得到提升。报告建议对事务官员的工资标准予以统一，以便在各部门之间进行流动。正如报告在结尾部分明确指出的，它的目的有三：一是建立录取文官的考试制度，二是根据个人勤奋与绩效决定晋升，三是对各部分文官实行统一管理，清除文官制度中的弊病。

报告公布一年后，英国成立了民间的“行政改革协会”，该协会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群众集会，发表改革宣传品。在要求改革的呼声下，1855年5月21日，新首相帕默斯顿绕开议会，径直以枢密院（Privy Council）的名义颁布了文官制度改革的正式法令《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法令决定任命由三人组成的文官制度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 mission），根据候选人的年龄、身体和品德等情况进行文官初选，符合条件者参加“必要知识水准”考试，考试合格者获颁证书，然后可以分配到不同政府部门，经6个月的试用期后，再决定是否正式录用。这个枢密院令虽然将考核工作交给文官委员会，但各部门首脑仍然拥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力，尤其是提名高级文官的权力，只要被提名的候选人没有严重问题，文官委员会一定批准通过。而且，考试内容也由文官委员会与各部门负责人商定，这就为徇私舞弊留下了空间。1870年6月4日，格拉斯顿政府颁布第二个枢密院令。它以“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为基础，规定除外交部和内政部外，其他部门文官都要通过公开考试、竞争上岗。财政部还制定了两份考试细则，对高级文官和低级文官的考试分别确定不同标准。这以后，文官制度逐渐趋于完善，虽然有关文官的待遇、分级、晋升等细节还有待进一步规定，但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这两个枢密令中确定下来，特别是第二个枢密令。

外交部和内政部拒绝执行第二个枢密令，它们被称为旧制度的堡垒。尽管如此，1850-1870年的英国文官制度改革意义非常重大，它确立了现代文官体制，巩固了英国议会改革的成果，并为欧美国家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树立了榜样。不过，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高级文官职务都基本被牛津和剑桥毕业生所垄断，因为高级文官需要具备高等精英教育背景。

地方政府改革也是行政改革的重要方面，目的则是健全地方政府，把原来近乎没有的地方机构建立起来。一直到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英国地方治理基本上沿用中世纪的管理体制，原因是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很强，即便在都铎时期，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各郡、各教区的管理权仍然掌握在当地权贵手中，贵族乡绅是地方管理的主体。光荣革命不仅没有触及地方政府问题，相反由于王权式微和枢密院权力的旁落，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还在减少，中央与地方之间更是一种协商关系而不是指令关系，中央不设地方事务部，中央政府在各地也没有下属机构，地方财政来自于地方税收，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一般不拨款，也很少干预地方事务。地方官员，尤其是教区一级的治安法官基本上是无薪任职，以当地社会的天然家长自居的地方乡绅认为管理地方事务是他们的应尽义务，对此尽心尽力。

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乡绅的地位受到动摇，农业家长制的管理体制不适应新的形势了，城市变得很重要，工厂主阶级要求进入地方管理。同时，因工业社会带来复杂的社会现象，地方管理也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乡绅以家长身份进行管理的局面完全过时，而他们在工作中玩忽职守、编织裙带的做法也饱受诟病，建立完善的地方政府机制势在必行。

1832年议会改革为地方政府改革创造了契机，1833年2月格雷政府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各市镇自治机构的情况，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探讨“现有的市镇自治机构存在哪些弊病，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些弊病”。该委员会于6月提交抽样调查报告，其中认为：目前的市镇机构已不能适应社会现状，为改变这种状况，市镇官员应扩大遴选面，遴选的程序应该公开并接受公众监督。

7月，辉格党内阁成立以改革家约瑟夫·帕克斯（Joseph Parkes）为首的皇家委员会，负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市镇团。1835年，委员会提交了长达3446页的调查报告，详细列举了市镇团的种种弊端。报告结论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市镇团已得不到英国人民的信任，地方政府改革势在必行。为此，格雷政府于1835年6月向议会提出了市镇改革法案，于1835年9月获通过。

《城市自治机关法》（The Municipal Corporation Act）主要内容包括：（1）取消所有的市镇团，建立地方议会；（2）地方议会由居住满三年的当地纳税人选举产生；（3）地方议会议员任期三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4）地方议会选举市长（Mayor），任期一年，选举高级市政官（Alderman），任期6年；（5）每个市镇设1名司库（Treasurer），定期公布账目和年度预算；（6）地方议会负责处理警务、供水、排污、道路等事务；（7）没有议会的市镇可以申请建立市镇团。该法案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178个市镇，在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1832年2月，即在建立皇家委员会调查市镇机构之前，议会任命了一个调查地方济贫情况的皇家委员会。1834年，该委员会向议会提交报告认为：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是造成现行济贫制度种种弊端的主要原因，因为那些受到院外救济的穷人，其生活状况比靠劳动为生的低收入阶层还要好，于是人们不愿意劳动，宁愿接受救济，救济变成了向“懒汉和罪犯发放救济金”。报告认为政府应该迫使穷人以劳动为生，因此，“劣等处置”（Less Eligibility）是救济的第一原则，即不能让接受救济的人其生活水平好于低收入的劳动者。

根据上述原则，英国议会于1834年8月颁布《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1834），其主要内容有：废除有劳动能力的人的院外救济；合并教区，在每个联合教区建立济贫院（Workhouses）；济贫院的生活条件要低于最低收入劳动者，以防止懒人进入济贫行列；在伦敦建立济贫法委员会（Poor Law Commission），负责指导济贫事务，制定全国统一的济贫标准。

根据该修正案的原则，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济贫院。济贫院中采取苛刻的男女隔离制度，夫妻子女也概不例外；食物供应少而差，衣服是劣质的统一制服，受济贫者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样的环境确实如同监狱，结果，济贫院收容的并不是所谓的“懒人”，而是没有生活来源的老人、寡妇、残疾人、孤儿或弃婴。

新济贫法受到边沁功利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前者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接受救济的人不包括在“最大多数人”之列；后者主张限制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的罪魁祸首是无所事事的穷人，需要对他们进行惩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新济贫法不可能是普惠的。这个法案一直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只有过几次较小的调整。但从地方政府改革的角度看，它统一了各地的济贫方式，建立了全国性的指导机构，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职责，在客观上促进了地方政府改造。

19世纪英国的城市环境很差，人口拥挤，住房奇缺，工人劳动生活条件恶劣，公共设施稀少，环境污染严重，城市人口死亡率特别高。19世纪流行性瘟疫高发，城市公共卫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穷人，也威胁到富人的安全，因此，公共卫生改革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责任。

在18世纪后期，已经有一些组织和个人为公共卫生问题奔走呐喊。据1840年一个大城市居民卫生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在很多城市的工人居住区里，污水处理无人过问，排水和清洁工作完全谈不上，传染病和致命疾病流行肆虐，体衰力竭的幸存者成为教区和富裕阶层的沉重经济负担……报告明确指出，这些灾难是地方政府的失职或无能造成的。

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在公共卫生改革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是世界公认的第一位“卫生思想”的倡导人。1839年他受上议院委托主持工人卫生状况调查，三年后发表了《英国劳工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书》（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该报告列举了城市卫生中的恶劣状况，驳斥了抵制卫生改革的各种论调，提出了实施卫生改革的具体建议。以此为基础，皮尔政府于1843年设立一个皇家委员会，对城市卫生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查德威克为委员会起草了大部分报告，提出许多建议，比如，地方政府应负责供水、清洁等具体事务，中央政府负责监督，并加快公共卫生立法。在查德威克等人的努力下，《公共卫生法》于1848年成为法律，其内容有：建立卫生部，负责全国卫生管理工作，地方政府在以下情况中也必须建立卫生委员会，包括：请愿要求建立卫生委员会的人数超过缴纳地方税人数的十分之一，或在7年中当地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二十三；各地卫生部门负责当地的供水、清洁、墓地、屠宰场、住房排污等涉及卫生的管理工作。

1848年《公共卫生法》是英国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起点，中央卫生委员会虽然在1854年停止了工作，但相关权力被移交给内政部。截至1853年底，有284个城市申请建立卫生委员会。以后，卫生工作成为政府的日常事务，在制度层面上保证了卫生工作的开展。

地方行政改革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各种职能机构数目繁多且管理权限重叠，19世纪60年代，地方机构除了传统的教区外，还有济贫法委员会、卫生局（某些城镇的这两个机构合二为一）、洗浴局、殡葬局、下水排污办、公路局等，1870年又设置了教育局。这些机构职能重叠，比如与公共卫生相关的部门就有卫生局、殡葬局、济贫法委员会、地方督察、工厂巡视员等。为了克服这种混乱状况，中央政府于1871年成立“地方政府部”，开始在地方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比如，中央立法对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约束力，1875年“公共卫生法”就汇集了以前颁布的30项立法，并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必须执行。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行政区划和机构设置也做了调整，还批准地方当局拥有借贷权。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地方的财政资助，在1832年、1870年和1900年分别是0英镑、125万英镑和1200万英镑。财政资助的增加伴随着对地方事务的更多干预，比如，中央政府在警察、教育方面的拨款是否兑现，取决于地方部门有关工作是否符合中央的标准。尽管如此，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地方事务主要还是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中央对于地方政府，更多的是督促而不是强制。

根据1835年的《城市自治机关法》，市镇机关是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的，选民选举地方议会，地方议会选举市镇官员。但这项立法只适用于大城市，不适用于农村地区，农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地方乡绅的家长制管理下。可是中等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这种情况已经不适合变化的形势了，于是在19世纪80年代进行了农村行政制度改革。

1888年《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1888）规定设立郡和郡级市的地方政府，由郡或郡级市议会委任，郡或郡级市议会则由选民选举产生，由此，英格兰和威尔士郡一级的行政管理权从治安法官手中移交给地方议会。这一年，首都伦敦成立“伦敦郡议会”，并很快成为全国最有作为的地方议会。

1894年《地方政府法》建立都市区、农村区及教区的地方政府，其组织原则如同郡级单位，但教区设教区会议而不是议会，所有成年男女都可以参加并投票表决。通过这两项《地方政府法》的改革，地方事务管理权集中到地方议会手中，过去多重管理的现象得到纠正，民主的原则也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得到确认。193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地方政府法》，将以上诸项立法汇聚为一体。至此，全国统一的地方管理体制建立起来，形成了郡或郡级市、都市区或农村区、基层教区的三级地方机构，不过这三个层次彼此并没有上下级关系，因为各级机构都是由该级选民选举产生的。

到19世纪末，地方政府不仅要负责当地的法律和治安、济贫工作，还要承担公共卫生（包括污水处理、供水和医院）、教育、河流管理等任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开支不断增大，1803年地方政府支出仅500万英镑，到1911年达到1.4亿英镑。面对日益繁重的地方事务，带薪的职员人数不断增加，地方政府也日趋官僚化，19世纪60年代初地方政府职员人数是1.1万，30年后增加到5.1万，其中还不包括警察在内。地方政府改革是与两党建立地方组织的努力同步进行的，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党派倾向也日趋明显化。

在19世纪，司法改革也逐步展开。英国法律包含着三种元素，即习惯法、普通法和衡平法。简单地说，习惯法（Customary Law）是一些自古形成的司法惯例，具有强烈的地方性；普通法（Common Law）是剔除了地区差异性以后形成的全国通用的司法惯例，这是英国整个司法制度的基础。衡平法（Equity）是对普通法的补救和修正，使司法判例尽可能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在19世纪司法改革前，英国司法体系依然保持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二元特性，三大中央普通法院、大法官法院（Court of Chancery，是衡平法院）、海事法院（the Admiralty Court）等也几乎完整地保留下来。不同的法院都有一套自己的诉讼程序、审判规则和法律术语，对同一案件的审判结果可能不同。

三大普通法院包括：高等法院（也叫“王座法院”，the Court of King's-bench），主要审理政治、刑事案件；高等民事法院（the Court of Common Pleas），负责受理民事案件；财政部法院（the Court of Exchequer），主管税务等经济案件。从形式上看，上述三大法庭分工明确，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各法庭对各种诉讼案件都可以接受，当事人不仅要向律师支付酬金，还要向法院行贿纳贡，办案人员为了多得好处费，经常故意拉长审判时间。

衡平法院也是如此，法庭诉讼冗长而复杂，一件简单的案件往往需要5年时间才能结案，这背后隐藏着大量的金钱消耗。比如，“摩根诉克拉伦敦勋爵案”立案时间是1808年，16年之后，诉讼费用高达3719英镑，但案件依然处于庭审阶段。那些依据撰写文本页码多少领取薪酬的职员，为了获得更多报酬，人为将文本拉长，据说一个高明的职员可以将6个页码的文本拉长为40个页码。

各类法庭的司法权限也界线模糊，有些案件一直到向议会上院上诉的时候，当事人才发现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法庭，只好从头再来。比如，在1844年的“克纳特诉沃斯福德的马魁斯”一案中，因为克纳特弄错了诉讼法庭，从而使诉讼拖延了14年之久。种类繁多的令状（Writ）也给当事人的诉讼设置了障碍，不同的令状又有不同的诉讼程序，如果选择了不合适的令状，当事人必须撤回诉讼，否则就要败诉，审判效率低下和冤假错案也就在情理之中。不仅如此，因为不同法院自成体系，相同案件不同结果的判例时有发生，比如，普通法院经常驳回在衡平法院视为合理的诉讼请求，而衡平法院可以宣布普通法院作出的判决无效。

法律的基层执行者是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治安法官一职是义务工作，不拿薪酬且办事清廉，但不熟悉法律知识，基本上凭个人经验办案，在执法过程中尺度的把握因人而异，独断专行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英国司法体系的弊端，在中央一级是职能混杂、低效腐败；在地方一级是人治、而非法治。这种制度在分散而隔绝的农业社会尚可维持，但到工业社会就格格不入。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这时的英国司法制度还算是好的，英国有悠久的法治传统，司法过程相对独立，而且英国主要实行习惯法，有比较完善的陪审团制度。因此，英国司法改革的任务不是确立法制，而是在效率和统一问题上满足社会的需要。

1828年2月7日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在下院发表题为“普通法状况”（State of the Courts of Common Law）的长篇演说，提出对普通法进行全面改革。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普通法存在缺陷，需要进行改革；但由于涉及面太广，有关陈述如皮尔所言“过于笼统，不够精细”。结果布鲁厄姆的主张没有在议会中表决，他在议会辩论即将结束时指出，不改革的“危害性是毫无疑问的”，而如何修正的任务应该“留给下院去完成”。

下院在1832年颁布《统一诉讼程序法》（Uniformity of Process Act1832），规定三大普通法院应启用同一个程序提起诉讼；1833年又颁布《不动产实效法》（Real Property Limitation Act1833）和《民事诉讼程序法》（Civil Procedure Act1833），废除了几乎所有的对物诉讼和宣誓裁判。1852年和1854年颁布了两个《普通法诉讼程序法》（Common Law Procedure Act），废除了原告根据令状选择诉讼形式的规定。这些是最早的司法改革。

但改革必须改变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对立的状态，并统一英国的司法体系，1873年制定的《司法权法》（the Criminal Jurisdiction Act）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该法规定：英国设一个最高法院，下分高等法庭和上诉法庭；高等法庭再分三个审判庭，即王座法庭、大法官庭和遗嘱、离婚及海事法庭。上诉法庭接管议会上院的大部分司法权，打破了上院对上诉案件的垄断。1875年该法实施后，废除了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法院的区分，建立起单一的司法体系，并明确在普通法和衡平法发生抵触时，以衡平法为准。此外，法案将治安法官组成的地方法庭置于高等法庭管理之下，治安法官业余司法的性质宣告结束。1873年《司法权法》是司法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它统一了司法体系，简化了手续，降低了费用，克服了司法制度中的许多弊病，使司法成为国家的又一公务部门。

在《司法权法》的基础上，1883年司法委员会制定了《最高法院规则》（The Judicature Acts and Rules of the Supreme Court,1883），取消了民事诉讼的陪审制，同时确定了“对抗式的交叉庭审询问制”。它还授予法官单独审理案件的权力，大大提高了民事诉讼的效率，降低了成本。“对抗式的交叉庭审询问制”使律师成为法庭的主角，他们不仅要负责案件的调查取证，准备相关的法律文书，还要承担法庭陈述、答辩、质疑、反证等庭内事务，双方当事人则可以沉默不语。法官的角色是保持中立，不能主动提问，只能对诉讼双方的提议给予有效或无效的裁定。交叉询问的方式有利于澄清事实真相，作出更加公正的裁决。

在18世纪，法律定刑太重，但执行时又量刑太轻，小偷小摸可以定为死刑，实践中又很少按此定刑。当时的法律规定了200余种死刑罪责，地方治安法官出于怜悯往往不肯加以定罪，反而出现了司法漏洞。针对这个弊端，托利党政府于1823年提出一揽子方案，将死刑罪削减了约100种，根据过失大小制定合适的判刑标准，统一量刑、轻重分明，提高了法律的实用性。1837年又将死刑罪减少到16个，财产犯罪不再是死刑罪。19世纪60年代议会连续通过7个法案，规定只有叛国，杀人，武装的海盗，纵火焚烧皇家造船厂、军械库或船只的罪行才可以判死刑，且不得在公共场所处决犯人。1867年废除了刑事犯罪流放到殖民地的处罚。以上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英国刑法的严酷性，也增加了法官定罪量刑的可操作性。

在司法改革的同时，警务改革也在进行。1829年以前伦敦的警务工作分成五部分，一是在弓街的地方行政长官，他有自己的侦查队和巡逻队；二是1792年建立的在7个地方法院内负责侦查事务的警务，三是泰晤士河码头警卫，四是伦敦城巡捕，五是伦敦地区的教区警务官（parish constable）和巡夜人（night police）。中央政府支付前三个部分的警务费用，教区警务官的经费则从各个教区征收的地方税收中开支。19世纪以后伦敦地区发案率高，原因之一就是警察力量薄弱、素质低，各警务机构权力有限，相互间又缺乏合作，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往往依靠军队。针对这种情况，罗伯特·皮尔在担任内政大臣时决心予以改变，在伦敦建立一支新型、有效的警察队伍。1829年6月19日，《大伦敦警察法》（Metropolitan Police Act1829）正式生效。

根据该法令，伦敦地区组建统一的警察队伍，所有警察统一着装，配备蓝色燕尾服上衣，皮革硬领巾，加厚的陀螺帽（1864年换成头盔），外加一只手摇警报器（1846年换成口哨）。上衣领口印有一个字母，代表该警察所属的警察署，字母后面是他自己的编号。警察总部设在白厅街4号，因相邻有一个名叫“苏格兰场”的院子，人们于是用“苏格兰场”来称呼伦敦警察。大伦敦辖区下分若干区，每个区设立一个警署，各配1名警监（superintendent）和4名警督（inspector），每个警督手下有4名警佐（sergeant），每个警佐指挥9名警务官（constable）；所有警察由警察厅长统领。1829年大伦敦警察厅发布《警察训令》（Police Mandate），具体规定警察的工作目标、管理体制和行为准则等。根据训令，警察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预防犯罪”，警察的基本规范是文明执法和依法执法；警察必须纪律严明，服从指挥。

大伦敦警察厅建立后成效显著，据1834年下院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披露，因抢劫和盗窃造成的财产损失从过去的每年90万英镑下降到2万英镑。此后，中央政府设法通过了若干法规，对国家的治安工作进行规范，比如1835年的《城市自治机关法》规定城市要建立“治安委员会”（watch com mittee），市长是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应设立一支全天候的警察部队，其装备、工资、人数等由各市自己决定。1839年的《郡警察法》（The County Police Act，也称《农村警察法》）试图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建立正规警察机构，由内政大臣负责制定统一的警察规章，包括警察体制、薪水、警服、装备等。但1835和1839年立法都不是强制性的，因此到1856年之前，只有25个郡设立了警察机构。

1856年“郡市警察法”（County and Borough Police Act）则是强制性的全国警察立法，该法规定：各郡、市都需建立警察部队，财政部给予经费补贴；内政大臣通过国王任命的警务监察，对郡、市警察工作进行监督。这个法规是英国现代警察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里程碑，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警察制度。

总之，在19世纪，英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司法、行政、警务改革，通过改革，不适应工业社会的旧的体制被革除了，一整套新的制度建立起来。人们的法律意识得到加强，依法治国成为共识，一系列新的立法层出不穷，标志着政府职能迅速扩展：宗教法、健康法、劳工法、教育法、经济法等等都被制定出来，成为政府施政的法律依据。到20世纪开始时，农业时代家长式的统治方式已经基本过去了，一种现代形式的治理模式基本定型。

第三篇　社会

第一章　阶级对抗

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结构，随着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等级社会结构也在向阶级社会结构转变，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两大阶级逐渐意识到利益的对立，磨砺了彼此的思想锋芒，厘清了阶级关系。在此期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逐渐主宰社会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生活方式主导了19世纪的社会，引领了社会风尚。土地贵族尽管在物质财富方面仍然占有极大的优势，但是到19世纪晚期，他们在政治、军事领域逐渐失去了优势。

工业化之前英国就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但并不能改变农业社会的基本属性，“土地是最大的单一经济驱动力，财富的最大源泉是租金，土地也是最大的雇用者。”但工业化改变了这些，到19世纪初，从事工商业的家庭远远超过了农业家庭：1801-1803年间，从事商业的家庭有205800个，从事工业和建筑业的家庭有540026个，从事农业的家庭则下降到32万个。

曼彻斯特成为世界棉业之都，连带着周围许多工业村镇，形成了庞大的棉纺织工业区（见表31）。

表31 1841年兰开郡棉纺织厂平均规模

以棉纺织业为起点，现代工业迅速发展，从煤矿开采到金属冶炼，从炼钢炼铁到机器制造，各行各业先后发生革命性变化，蒸汽机和机器制造业把英国变成了工业国家。到1860年，只占世界人口2%和欧洲人口10%的英国，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40%-50%,欧洲工业品的55%-60%。

工业化改变了经济地理布局，原来落后的英格兰西北部崛起为新兴工业基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Sheffield）、利兹（Leeds）等崭露头角。曼彻斯特是“工业化奇迹”的最有力证据：1772年，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Salford）仅有2.5万人，1821年达到18.1万人，到1851年达到了45.5万人。曼彻斯特的崛起使附近的港口城市利物浦（Liverpool）再度繁荣，利物浦曾经是奴隶贸易中心，但奴隶贸易在1807年定为非法后它就衰落了，而曼彻斯特的棉业崛起拯救了利物浦。在1815-1835年间，利物浦新建8个码头，进口的原棉在1820-1850年间增长了3成，人口在40年代增长了6成。

工业化改变了工农业生产的比重。1788年，农业占英国经济总量的40%以上，工业和建筑业不到21%;到1850年，农业的比例下降到21%,工业和建筑业上升到35%,运输业从不足12%上升到19%。工业超过农业，工业财富迅速增长。

工业化改变了人口就业结构。19世纪初，近40%的家庭务农，约40%从事工商业；到184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成年男性中只有26%务农，在苏格兰是28%。19世纪，在农业中就业的人口绝对数字和相对比例都不断下降，到世纪末，大约只占劳动力总数的10%。

表32 19世纪中叶英国就业人数最多的职业及就业数（单位：人）

工业化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把传统的等级社会改造成现代的阶级社会。在传统的家长制等级社会中，贵族乡绅是天然的“家长”，庇护和照顾下层民众，而民众则要服从上层的统治。“家长”与“民众”间有着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同时也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家长制社会中，尊卑有别，各安其分，社会秩序井然，掩盖了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蒸汽机把劳动力集中到城市，把农业社会中“家长”与“民众”的关系切断了，工人成了“自由”的劳动力，他们除了“做一天工，拿一天钱”之外，与工厂主没有任何关系。家长制关系一旦松弛，上下间的冲突便立刻显现，温情脉脉的家长制社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阶级”社会。

在19世纪初，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社会，1803年，位于顶端的是300多个贵族家庭，在塔底有134万个底层家庭，两者之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中间阶层，即“中等阶级”。

表33 180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家庭收入分布

工业化改变了垂直的等级结构，把它改变成横向的阶级结构。工业和城镇发展，工厂主和工人相伴而生，使传统的以门第出身为判断标准的社会分层方法不合时宜了；而财产的区分、利益的对立成了新的划分方法，于是以横向视野、经济标尺来观察社会结构的视角出现了，这就是阶级分析方法。

关于19世纪的英国阶级社会，马克思的分析最有影响力，他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论。他相信，当工业化遍及于整个社会时，人们最终会归并于两个阶级：工厂主和工人，也就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就是从这种分析中得出的。

社会两极分化的看法流行于当时许多人心中，政治评论家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2-1835）曾说：“我们正日益变得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了——主人及其卑贱的从属。”后来成为保守党首相的迪斯雷利在他早年当作家时也说：英国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一边是穷人，一边是富人。科贝特是从雇佣关系的角度来说的，迪斯雷利说的是贫富差距，他们都涉及了财产问题，但都没有意识到阶级与经济地位有关。

亚当·斯密最早觉察到这个关系，他说他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三个阶级，由其生活来源的不同而成为不同的阶级。他的学生大卫·李嘉图承续老师的说法，把三个阶级的区别阐述得清清楚楚：“劳动、机械和资本在土地上面联合使用，所生产的一切土地生产物分归社会上的三个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地主有土地，资本家有耕作土地的资本，劳动者则以劳力耕作土地。”换句话说，社会分成三个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工人。这是一种三阶级划分论，就19世纪现实而言，这种观察可能更有说服力。

19世纪末，社会调查家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1840-1916）在他17卷的调查报告《伦敦人的生活与劳动》中，将收入水平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他把伦敦人分为8类，依生活水平从低到高排列：A为最低下的临时工、流浪者及半罪犯，B为非常贫困的临时工，C有断断续续的收入，D为拥有极少经常性收入，E为位于贫困线以上的经常性标准收入，F工人上层，G中产阶级下层，H为中产上层阶级。其中A和B属于极度贫困，C和D类属于“穷人”，A-D四类构成伦敦东区35%的人口，E等级就占42%。布思用详细的资料揭示了伦敦的贫困，并率先提出“贫困线”的概念。

20世纪的英国学者更倾向于从职业性质的角度来理解阶级，比如历史学家罗伊尔（Edward Royle）认为19世纪中期英国有5个阶级，分别是“专业人员”（professional occupations）、“中间职业”（intermediate occupations）、“技术职业”（skilled occupations）、“半技术职业”（partlyskilled occupations）和“非技术职业”（unskilled occupations），它们在人口中的比例如下：

表34 1841-188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结构（20岁以上成年男性百分比）

然而，只从经济的角度或职业的角度理解阶级显然是不够的，自我意识也很重要。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Thompson）对阶级的阐释非常独到，他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换句话说：唯以经济地位（贫富或职业）不足以解释阶级，只有在具有共同经济地位的人认识到存在共同利益的时候，阶级才出现。因此，阶级是“形成”的。

按照汤普森的理论，如果说18世纪有阶级存在，那就是贵族，因为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利益，也最具有阶级意识。

贵族拥有头衔、地产和等级优势，他们无需工作，过着悠闲的生活，通过出身和财产控制着国家权力，远非其他阶层可比。英国贵族人数极少，1800年英格兰有头衔的贵族共267人，到1900年也只有524人，有其他名号的人不超过2000个。在1837-1886年间新册封的200多名贵族中，不具有贵族家庭背景的只占10%,其他都来自贵族圈子。贵族有共同的血统、教育、追求、思想、语言、宗教和名望，庞大的地产和古老的家世血缘是贵族集团相同的基础。尽管18世纪末雅各宾主义和激进派对贵族体制发动了攻击，但贵族保住了它的地位，财富和政治势力并没有减少。

土地是财富的体现，是贵族地位的基础。土地数量是衡量贵族身份的标准，在19世纪英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大土地所有者仍然是权力最大也是最富裕的人。保守党领袖德比伯爵说，所谓贵族，“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大批土地所有者”。理查德·科布登说：“我们是一个奴性十足的、眷恋贵族制度并受贵族驾驭的民族，仍像贵族和从男爵阶层那样看待土地。”恩格斯称“贵族的权力也并不在于它有权在立法机关中获得世袭的席位，它的权力表现在完全不同的东西上面。贵族的势力就在于他的巨大地产，在于他的全部财富”。

贵族富可敌国。1873年有27名公爵，其中4人的地产收入在10万英镑以上，13人在5万——10万之间。1803年，占全国1.4%的贵族家庭拥有全国15.7%的收入；1861年，710个土地所有人拥有英格兰和威尔士1/4的土地，“近3/4的不列颠岛集中在不到5000人手中”。19世纪末家产超过百万英镑的巨富中，半数以上是贵族。

一些贵族趁工业化之机投资于矿藏、码头和运河，改善交通运输业，也有人出租土地，再用所获利润扩充地产。19世纪头号大地主诺森伯兰公爵就利用出租土地和经营工业的收入购买了5万英亩的沃土良田。1839年，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一次拿出37.5万英镑购买土地。19世纪中后期，贵族占全国的土地份额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一流地主”和“社会首富”仍属世袭贵族。

贵族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牢牢地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军队的各种职位。1843-1900年的10名首相中，有7人是上院贵族，1人是贵族之子，1人是从男爵，只有格拉斯顿终生与爵位无缘。内阁其他职位也多被贵族所占据，19世纪的英国内阁人数在10-20人之间，一些荣誉职位，如大法官、枢密大臣、侍卫大臣和掌玺大臣等，必须由大贵族领衔；再一类，像殖民大臣、印度事务大臣、苏格兰事务大臣，习惯上归贵族所有。其他几个有实权的职务，即国库大臣、外交大臣等，也多由大贵族担任，1806-1900年的21名外交大臣中，只有乔治·坎宁1人是平民；这样，留给非贵族人员的内阁职位就寥寥无几了，1780-1820年所有65名阁员中，贵族43人，贵族之子14人，贵族之孙1人；余下8人中6人出自乡绅家庭，而且3人退休后进入上院。

官运亨通的国务活动家很容易成为贵族，如乡绅出身的“平民首相”沃波尔（Sir Robert Walpole,1676-1745）晚年成为奥福德伯爵（Earl of Orford），来自富商家庭的老皮特被封为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1708-1778），犹太血统的迪斯雷利在古稀之年成了比康斯菲尔德伯爵（Earl of Beaconsfield）。当时，上院中主要因为行政、外交、军事和司法等方面的功绩而获爵位的人有89个，占贵族总数的30%,当然不意味着这些新封贵族都是平民出身。

贵族还牢牢地控制着下院，表现为贵族控制下院选举。1802年大选中有225名候选人靠贵族赞助进入下院，5年后增至235名。1832年议会改革后，贵族对下院的操纵并没有结束，1833年，下院中贵族的亲属仍有151人，直到60年代，大约2/3的乡村议员有土地贵族的背景，1/3以上是世袭贵族，两党内阁成员中有一半是贵族。只是到1872年颁布“无记名投票法”之后，上院对选民的操纵手段才慢慢削弱。

贵族还利用上院打压下院。托利/保守党曾长期在上院占据多数，多次否决经下院通过的辉格/自由党议案。比如在1831-1832年的改革浪潮中上院否决辉格政府议案，1860年否决自由党政府的纸税法案，1893年击败格拉斯顿的第二次爱尔兰自治法案等。因此有人说：上院多年的立法记录是“一部可耻的反动历史”。

贵族也在军队中占据绝对优势。英国军官是贵族化的军官，直到1871年所有军职都需花钱购买，金钱和庇护保证了职位的迁升。1800年，30%的高、中级军官拥有爵位或封号；1838年，462名陆军军官来自大贵族之家，267名来自从男爵家庭。1875年，有50%的陆军军官来自贵族阶级。

总之，19世纪的英国贵族仍然垄断着国家各种权力，使英国具有强烈的贵族化特点。恩格斯评论说：“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

不过，也正是从30年代开始，英国中等阶级开始挑战贵族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开启了政治变革的制动阀，使中等阶级也成为“有权的”阶级，并且在议会之外形成强大的压力集团，贵族面临严重的挑战。但贵族权力被真正削弱却始于1867年议会改革之后，这次改革较大程度地改变了下院的阶级成分，而剥夺贵族政治特权的立法也接踵而至，1870年，格拉斯顿政府进行文官制度改革，用考试竞争取代了贵族庇护制。1872年实行无记名投票，使选举中的贿选行为受到遏制。1883年颁布了《取缔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法》，贿选现象受到致命打击，长期以来贵族操纵选举的做法终于得到有效控制。1884-1885年的议会改革、公学和牛津、剑桥的教育改革、专业人才跻身于社会精英队伍、文官和军队的职业化，都使得贵族政治向职业集团统治转变。这一切，在各个层面上削弱了贵族的力量。

贵族的血统也发生变化。1835年，金融家亚历山大·巴林（Alexander Baring,1774-1848）被封为阿什伯顿男爵（Baron Ashburton），1856年工厂主出身的爱德华·斯特拉特（Edward Strutt,1801-1880）成为“第一个工业贵族”。19世纪后期，保守党演变成中等阶级政党，工商企业主和金融家也能获得封赐爵位的机会。以乔治·菲利普（Sir George Philips,1766-1847）为例，他早年在曼彻斯特经营棉业销售和制造、从事股票投机，是闻名遐迩的“棉花大王”。后来他买了许多土地，每一年的工商业收入由1812年的17976英镑减少到1820年的3693英镑和1829年的5346英镑，而地产收入则由1812年的0，增加到1820年的4066英镑和1829年的6250英镑。其子第二代男爵菲利普爵士（Sir George Philips,1789-1883）娶了沃特帕克勋爵（Baron Waterpark,1732-1804）的长女，3个孙女也都嫁入名门。1828年乔治获男爵封号，他的儿子将地产扩充到1873年时的6694英亩，地租年收入达10655英镑。随着血统如此的变化，到最后一个贵族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政府时，新封贵族中资本家出身的约占1/3.在1832-1885年这半个世纪里有166人授封贵族，几乎全是乡绅出身，其中3/4是政界人物，通常是议员；但在1886-1914年近30年时间里，有200人授封贵族，其中来自工商业——企业家、商人、船主、媒体大亨等方面的有1/3.

贵族的经济地位也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农业的衰落、“谷物法”被废除、海外农产品竞争等因素出现，1879-1894年间小麦价格下降一半，许多农田沦为荒地，而租金在1874-1878和1894-1898年期间也平均跌落25%。1888年英国地租收入共5900万英镑，1901年降为4200万英镑。90年代开始对土地征收更高的赋税，惩罚所谓“不劳而获”的收入，贵族开始变卖地产，在1873-1894年之间，2/3的诺福克（Norfolk）乡绅因地价暴跌一半和租金猛降45%而卖掉了土地。所有这些都削弱了地主的经济力量，到这时，富裕资本家的数目超过了富裕地主的数目。

到19世纪晚期，贵族处于衰落的边缘，虽然贵族保持着声誉、地位和奢侈的生活方式，但是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全面失势。作为财富源泉的土地跌价，损害了其经济基础；政治权力的丧失则使其日益显得无所事事。贵族的生活方式也失去了魅力，以前贵族过着两栖式的生活，在首都出席议会上院会议或从事社交活动，回到乡间则狩猎、掌管地产、兼任治安法官、成为一方领袖。现在，资产阶级的娱乐方式如海滨度假等超过了贵族式的悠闲，在引领文化时尚方面日益占上风。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取代了贵族式的乐善好施，资产阶级的进取勤奋取代了贵族式的悠闲散漫。资产阶级用财富创造财富，贵族则将财富用于消费和聚敛地产；资产阶级强调自我奋斗，贵族强调血统和尊古；资产阶级强调工作，贵族则是有闲阶层；资产阶级崇尚节俭，贵族讲究大方豪爽；资产阶级注重物质利益，贵族相信荣誉，愿意为之献身；资产阶级指责贵族是寄生集团，贵族则以热情好客、家长式的慈善和公共责任感关心民众，鄙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到19世纪末，贵族作为一个群体走向衰落和解体，他们的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也开始崩溃。不可否认，19世纪末的贵族作为一个整体是真的失势了。

中等阶级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革命把他们放在相同的经济地位上。19世纪初，英国仍然在土地贵族的统治下，贵族凭借其政治优势，利用国家权力来保护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谷物法》是其最充分的体现。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斯（Harold Perkins）说过：这项阶级的立法使中等阶级睁开了眼睛，加速了中等阶级的形成。《谷物法》颁布后，工业家通过各种途径，利用报纸杂志表达自己的不满，也逐渐认识到共同的利益。在政治上，他们参与到议会改革运动中去，要求改变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废除腐败的议会选举制度；在经济上，他们要求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在劳资关系上，他们要求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废除国家在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干涉行为。在共同利益的认同与表达中，工业家意识到他们是一个“阶级”，并且比贵族更有价值。1821年，报业主和政治作家爱德华·贝恩斯（Edward Baines,1800-1890）写道：“太阳底下的任何国家的人都没有比英国的中等阶级更有价值、更受尊敬和更值得尊敬。"1826年，詹姆士·密尔（James Mill,1773-1836）写道：“这个国家中等阶级的价值，他们日益增长的人数和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1831年，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1778-1868）在议会中说：“中等阶级是这个国家的财富和智慧，是英国名称的光荣。”

如果说李嘉图的思想标志着中等阶级共同的经济利益意识的形成，那么詹姆士·密尔的思想就表明他们的共同政治利益意识的成熟。1832年议会改革、1946年废除谷物法、50年代宣示自由贸易政策，这些都证明中等阶级已经“形成”一个阶级。工业家在与贵族、工人的对立中，发现、认识和表达了一个阶级的利益，取得了阶级的认同；“中等阶级”这个词表明他们置身于贵族和工人之间。

19世纪的中等阶级大多是不信仰国教的非国教徒，尽管非国教流派众多，包括教友会、公理会、浸礼会、卫斯理宗等，但世俗盈利活动却克服了宗教信仰上的派别纷争，把非国教徒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利兹的哲学文学学会就是在该城的非国教精英领导下、表达中等阶级主流文化的核心场所。18世纪下半叶曼彻斯特的“月亮会”（Lunar Society）和19世纪上半叶的“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就更是这样。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等阶级崛起并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挑战土地贵族，而且在政治上向贵族体制发起进攻，逐渐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

资产阶级（bourgeoisie）一词源于法国，财产的含义比较明显；在英国，人们更习惯使用“中等阶级”（middle classes）这个词来表达一个社会群体，而且通常使用复数，表现它自身的复杂结构。在社会学含义上，“中等阶级”指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中间等级，在19世纪英国，它具体指处于贵族与工人这两极之间的广大阶层；它不仅具有经济的内涵，也包括文化的、社会的、思想状态的“中间地位”。19世纪工业社会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使中等阶级队伍迅速扩大，可以说，英国工业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中等阶级崛起的历史。虽然迄今为止并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说明这个阶级的情况，但是从零星的资料里，我们仍然可以大致看到英国中等阶级崛起的轨迹。

中等阶级上层包括金融家、商业家和大工业家，他们是“富裕的中等阶级”，他们经济条件优越，社会地位略差，因此努力向上流社会看齐，处处模仿贵族，不屑与其他中等人士为伍。他们是物质财富丰裕的象征，迫切追求相应的社会地位。其中，金融家和对外贸易商跻身于19世纪最富裕的英国人之列，他们集中在像伦敦和利物浦这样的城市，而英国商业财富最集中的地区自然是伦敦城那一平方英里的区域，那里是英国顶尖金融业和商业机构的总部所在地。外省也有大量的商业和金融财富，船主、银行家和商人构成了这个部分的主体，他们不仅集中在利物浦和爱丁堡这样的纯商业城市，也散布在各地的制造业中心。

工业资本集中在北部，企业家至少有以下来源：一是独立的手工作坊主和工场主，二是发明家、创造家，三是一部分商人顺时应势创办工厂从而变成工业家，四是有些贵族从事炼铁、制陶、采煤等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成为企业家。这些人经过工业革命的熔炉，脱掉原来各自阶层的特性，凝结成一个有着共同生产活动和利益的集团，即工业资本家集团。这个集团是英国工业化的中坚力量，他们发动了工业革命、并从中获益，成为财富上的中间等级；但相比于大土地贵族和银行家、商业家，他们的财力相对有限，他们最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跃，要求实行资产阶级的统治。

19世纪是新兴专业人员崛起、老专业人员扩展的世纪。在1809-1829年间去世的拥有16万——50万英镑财产的154人当中，专业人员和行政人员占22.7%。新专业人员如外科医生、机械师、建筑师、会计师和其他需要专门知识的“技术”专业人员增长十分快，例如从1841年到1911年，建筑师从1486人上升到7821人，土木工程师从833人上升到7208人，牙医从522人增长到8674人。其他如教师、护理、图书馆员等新兴专业也迅速崛起，到20世纪初，这个集团已相当庞大，在有些方面甚至比商务阶层还重要。专业人员的增长有数字可以说明：在1841、1870、1895年进入温彻斯特学院的221个随机抽样的学生中，后来有72%的人从事专业工作，其中62%的父辈就是专业人士。

中等阶级下层有基本的温饱生活，有比较固定的职业和工作，但他们需要辛苦谋生，承负着极大的生存压力。传统上，中等阶级下层包括小商人，小店主；独立工匠、手艺人，尤其是个体或家庭工场主，店员；下级教士和公务员，低级专业人员如小学教师、护士、银行普通职员、公司推销员等等。这些人在中等阶级中占有极大的比例，他们与上层工人阶级的差别只是一水之隔；他们和上层中等阶级有相当大的差距，和工厂主、企业家也有很大区别。中等阶级各阶层在各地的分布是不同的，比如在谷物城镇贝弗利（Beverley），人口中7%-9%是中等阶级；在退休城镇（富裕的退休人员居住地）如立奔（Ripon）有10%-13%的中等阶级。在港口城镇赫尔和惠特比（Whitby），中等阶级比例更高，其中12%-13%是船主。传统老城镇如林肯（Lincoln）、埃克塞特（Exeter）和巴思（Bath）的中等阶级有两个群体：上层是银行家、专业人员、乡绅和有钱的退休人员，下层是店主、商人、零售商及小业主。工业城镇利兹的中等阶级有：上层的企业家、大商人、银行家、退休官吏，以及医生、律师等高级专业人员；中层的普通专业人员如报刊编辑、会计师和店主；下层则是日益增多的白领职员和教师等等。

在政治上，中等阶级经历了从默默无闻到崭露头角的过程，从中取得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中等阶级在各种社会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议会改革到市政改革，从文官改革到军事改革，中等阶级无不在其中摇旗呐喊。虽然有人认为“新选民中的大部分不想去改变贵族寡头制，而只是从它那里赢得承认”；“中等阶级已经满足于他们桌上的面包屑。”但中等阶级在改革中扩大了他们的政治发言权，1831年，银行家、商人和工业家在议会下院只占24%,1885年上升到38%;1874年，议员中只有61个工业家，占9.3%;到19世纪末，“下院绝大多数议员是中等阶级及其附庸们选出来的”。富裕的中等阶级支配了下院，掌握着政治、经济实权。

中等阶级的生活方式慢慢弥散于整个社会，以前繁文缛节的华丽服饰让位于简单精干的西装革履，女性麻烦的裙服逐渐变成舒适飘逸的连衣裙；贵族俱乐部让位于中等阶级酒吧和咖啡馆，贵族社会的“社交季节”让位于大众休闲。绅士的西式燕尾服、高筒帽、文明棍成为19世纪男性行装的主流，女性则以裙装、小花伞、镂空手套引领服饰潮流。

中等阶级文化取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它宣传自助、自律和个人成功，这方面的故事总是让人心神恍惚。《自助》这样的书塑造了许多白手起家的模范人物，成功人士的故事成为维多利亚中等阶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纷纷建立起来；1823年，伦敦的国立美术馆落成。这些场馆主要服务于中等阶级及其家属，穷人因价格昂贵而被排斥在外；1759年开办的大英博物馆，在购买门票时甚至需要提供书面介绍信。

英国贵族（包括其家庭）仅有4万——5万人，中等阶级却有400万之众，占到全国人口的1/6.他们越来越自信，认为自己是国家繁荣的主要贡献者。作为李嘉图的忠实信徒，他们把实业家描绘成经济的驱动力、财富的创造者，把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奉为神明。1850年伦敦博览会召开时，中等阶级的乐观主义充斥社会。

总之，随着19世纪时间的推进，中等阶级从经济到政治、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化到生活，在各个领域都逐渐主宰了英国社会，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

作为一个阶级，工人阶级的形成最晚，他们的自我意识发展相当缓慢。直到19世纪上半叶，大多数工人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工人，迟至1841年，棉纺织业中只有39%的成年男性在工厂里工作；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受雇用的618508个纺织工人中，只有349545人是工厂工人，比例是56.8%。绝大多数工厂规模很小，并严重依赖童工和女工。不过，我们不能否认工厂支配着纺织业，1803年，苏格兰最大的棉纺织厂新拉纳克（New Lanark）雇用了2000名工人，而最大的纺织厂主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雇佣着3000-4000名工人。那些在家里工作的男性，或者以前是工厂里的童工，或者其妻子在工厂里工作。越来越多的人依赖工资为生，不再是独立的生产者。曼彻斯特统计学会（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估计，1936年曼彻斯特64%的人口属于“工人阶级”，而在邻近的纺织城镇，工人的比例更高，在阿什顿是81%,在杜金菲尔德（Dukinfield）是95%。

表35 1838年英格兰西北部棉纺织厂平均规模

尽管人数众多，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许多重大事件相关。法国大革命初步启发了“无套裤汉”的政治遐想，工人们（当时主要是手工工人）第一次走上政治舞台，尽管他们自己也拿不准：是不是有资格这样做。拿破仑战争、大陆封锁和稍后的英美战事引起英国经济萧条，在1811-1812年可怕的冬天，面包价格飞涨，打破了纪录。经济困境和工业苦难与法国革命带来的激进主义融合在一起，最终以卢德运动（Luddism）和议会改革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并在1819年8月16日的彼得卢大屠杀中达到顶点。彼得卢屠杀加强了工人阶级的认同，它从此成为一个阶级仇恨的象征。

19世纪20年代，阶级意识进一步发展。它受到了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罗伯特·欧文这些人思想的影响，欧文不仅谴责贵族制的腐败，也谴责资本家的贪婪，而汤普森和他的同僚则在宣传一种“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在1831-1832年的议会改革时期，伦敦、利兹和曼彻斯特的工人组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同盟，成为中等阶级的竞争对手。工人阶级独立地参与到议会改革之中，表现出工人阶级意识的成长程度。改革以后，议会在功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鼓励下颁布的立法，尤其是1834年新济贫法，在工人眼中恰恰是“阶级立法”，表明刚刚取得政治权利的中等阶级立即将剑尖指向工人阶级，于是它和中等阶级正式分手。

从30年代起，十小时工作制运动蓬勃开展。工人阶级的缩短工时委员会与家长主义的托利党改革派联起手来，共同对付他们的对手，即辉格党自由派支持的工厂主集团。工人们收集了大量证据，表明工人阶级的恶劣工作环境，将它们呈交给议会委员会，要求政府提供保护，免受“自由”市场的残酷剥削。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工人阶级与中等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反谷物法运动和宪章运动则把两大阶级从暗中较量拉到了真枪明斗的战场，两个阶级的分野在政治社会中日益明晰地崭露出来。如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所说：“在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经历了许多年才完全相信，他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在现存社会关系下是固定的阶级。”

阶级的迹象随处可见，从生活模式、服装、文化，甚至人的外貌也可以让人一目了然。

工人的生存条件是恶劣的，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导言》中说：“产业革命……把工人变成了简单的机器。”隐藏在大工厂背后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浮出水面，暴露在世人面前，引起人们对工厂工人生活状况的普遍关注：“工厂一般是不卫生的，工厂的建筑师对于卫生和美观同样是不关心的。天花板很低，以期尽可能地少占空间，窗户狭小并且几乎经常关闭着。在纱厂里，那些细碎的飞花像云彩似的飘荡着并钻到肺里去，久而久之就造成最严重的病害。在纺麻厂里，人们使用湿纺法，那里，水汽渗透了空气并浸湿了衣服。拥挤在不流通的、夜间被烛烟污染的空气里，往往发生一种类似斑疹伤寒的传染性的热病。这种‘工厂的热病’的最初的案例是1784年在曼彻斯特近郊被人发现的。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大多数工业中心流行起来并造成许多工人死亡。”工厂车间狭小拥挤，温度高，湿度大，通风差，粉尘多，废气浓，工人的劳动条件异常恶劣。

工厂工人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经常可以看到30或40个工人站在工厂上锁的大门外，带着罚款簿的人却在工厂的车间里乱转，把缺工工人的织机数目记下来。……实现这种文明抢劫的办法就是把时钟向前拨半小时。”在依靠水力的乡间纺纱厂里，每天工作14至16小时是常见的事；在1833年之前，童工每天的工作时间从14小时到18小时不等，一般也要在13.5小时左右。纺纱厂中，"1815年，工人来回看管——按12小时工作日计算——两台40支纱锭的走锭精纺机，必须步行8英里。到1832年时，在12小时内相当于步行20英里，并且往往还要多。”

工伤事故频发。工业革命初期，由于机器设计比较粗糙，“而且几乎完全没有安全设备”，不停转动的机器时常威胁着工人的身体，稍不留神就会发生事故，造成终生残疾甚至死亡。没有或者很少有赔偿，受伤者只能自认倒霉。最常见的是一个手指被压碎一节，比较少见的是整个手指、半只手，或整只手、整条胳膊被轮子卡住并且轧碎。矿道崩塌也是常见事故，井中随时都有危险，把工人活埋或者使之伤残。

工人的居住环境肮脏不堪，简陋的屋棚茅舍拥挤，或单调排列成行。1800年以前，曼彻斯特已经有了一些带着狭窄、污秽小巷和破烂房屋的工人区；在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街道堆积着污泥、垃圾，各种废弃物腐烂、发酵，污水洼遍地。在斯坦福（Stanford）郡，铁业区的工人在类似畜栏的简陋棚舍里居住，其肮脏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但最令人不安的是童工、女工问题。1839年，童工在纺织部门劳动力中的比例为：棉纺业46%,毛纺业50%,亚麻业54%,丝织业62%。服装、采矿、冶金等其他行业也使用童工。童工开始工作的年龄很小，1816-1818年间，有70%以上的工人开始工作的年龄是10岁或以下。童工的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工资收入低。一些童工长期超负荷劳动，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又得不到充足的营养，所以许多人在未成年时就夭折，据1881年一项统计，纺织厂中15岁以下童工的死亡率是15%,而他们的工作时间一般都在12个小时以上。

在需求旺盛时，童工会被分成两班日夜开工，英格兰北部有“他们的床从来不会凉”的谚语，而“低矮、拥挤、满是尘土的或潮湿的工作室”以及“肮脏而闷热的空气”，就是他们的隐形杀手。1803年，在花布印染厂里，童工的工资只有成年工人的1/3左右，大约在3先令6便士到7先令之间。在利兹的丝织厂里，童工的工资最低只有每天1便士。因此“三个每周工资为6至8先令的13岁女孩，排挤了一个每周工资为18至45先令的成年男子”。

女工问题也同样引人注意。女工在许多行业就业，“她们出现在铸铁业、制钉业、制绳业、铅制品制造业，也现身于衣料漂白厂、造纸厂、丝织厂和成衣厂，以及玻璃制造车间、陶器制造场、砖瓦场、煤矿井口和石料场，在这些地方，成堆的女人不是像人一样工作，而是像马一样劳作。”女工的人数很多，1839年英国的419560名工厂工人中，有242296名妇女，超过了一半。到1851年，英国有280万名妇女受雇于人，占当时英国妇女总数的1/4强。女工与童工一样是廉价劳动力，“全日制女工的平均工资大约是男工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左右”。女工与童工一样，成为恶劣的生存状况的牺牲品，“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英国工业城镇奥德姆死于结核病的人数是全国平均数的2倍。而25-35岁的妇女则是平均数的3倍。”

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在工人阶级长期不懈的斗争、申诉下，在一些社会慈善家的奔走、呼吁下，加上代表乡绅、贵族的托利党社会改革派的公开支持甚至是参与和领导，政府终于着手调查工厂问题，1844年和1845年，城镇卫生委员会（Health of Towns Commission）发表《大城镇和区域状况调查第一和第二次报告》，以详尽的资料描述了以曼彻斯特为典型的大工业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与工作状况；埃德温·查德威克的《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书》也细致地叙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隐藏在工厂里的种种不人道行径被公之于世，这样，长达几十年的工厂立法活动开始了，有论者说：“在19世纪社会机构的所有发明中，工厂法是传播最广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它的影响即便不是无处不在，也远比公立小学或警察的存在意义要大得多。”

最早提出对工厂进行立法干预的是曼彻斯特的医生帕西瓦尔（Dr.Percival）。1796年1月25日，帕西瓦尔提出一份报告，其中指出：“（1）大纱厂中雇佣的儿童等人特别有遭受传染性热病的危险，这类疾病一发生，不仅会在密集于同一地方的人中间、而且还在他们的家里和四邻很快地传播开来。（2）大工厂对在其中劳动的人们的健康，一般都有有害的影响。（3）夜工和延长工作日不仅会损害儿童的体力，缩短他们的寿命，还会助长其父母的懒惰。（4）工厂中雇佣的儿童一般都失去各种学习机会和接受道德与宗教教育的机会。（5）……应向议会交涉，以便获得一些合理的人道的制度，行使于所有这些工厂中的法令，如果不能通过别的办法来达到目的的话。”报告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包括托利党乡绅中的家长主义者，这些人后来在工厂立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世纪的工厂立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830年以前为起步阶段，1830年至工业革命结束为第二阶段，19世纪下半叶为第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首先采取行动的是托利党议员老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1750-1830），即后来的首相小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的父亲。老皮尔是一个富裕的棉纺厂老板，他对工厂的情况相当熟悉。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他在1802年4月6日向议会提出《棉纺厂儿童健康和道德调整法》，主要内容有：学徒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12小时，吃饭时间不计在内；车间墙壁和天花板每年用石灰刷白两次，各车间都应有足够大和足够多的窗户，以确保空气流通；学徒期的头4年给予文化教育，并必须进行宗教教育；由本郡治安法官每年任命两名视察员来监督法令的实施等等。这项法案在6月22日得到国王批准，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工厂法，但它的不足之处是：第一，适用面狭窄，仅用于棉纺厂和毛纺厂，对象只是学徒童工，内容只涉及工作时间；第二，操作性不强，因为没有落实法律的执行人，所以效率不高。

1819年议会通过《棉纺工厂法案》（Cotton Mills and Factories Act），规定不得雇佣9岁以下的儿童，9-16岁儿童每天工作不超过12小时。有人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厂法。

第二阶段处于19世纪上半叶议会立法的高潮期。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发表了关于童工、女工悲惨状况的调查报告，很多地方也成立了“十小时工作日委员会”，工人卷入工厂立法运动。在议会内部，托利党的米切尔·萨德勒（Michael Thomas Sadler,1780-1835）和阿什利勋爵（Anthony Ashley Cooper,1801-1885）先后成为运动的代言人，最终在议会通过了1833年工厂法（English Factory Acts）。这一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纺织厂，主要内容包括：“工厂不得雇佣9岁以下的儿童；9-13岁之间的儿童每天工作8小时，13-18岁之间的青少年一天工作12小时，每年必须保证两个整天和八个半天的假期，每个儿童必须有医生适宜工作的证明才能被雇佣，任命4名专职的工厂监督等等。”

这部《工厂法》是第一个真正有效的工厂立法。它规定由政府检查员而不是地方官员进行监察，因此大大提高了执法力度，起到了保护工人的效果。但它也有严重不足，一是保护的范围仍然窄小，主要以棉纺织厂的工人为保护对象，针对童工及女工的条款特别多，而对于其他类型的工人或棉纺织厂成年男性的工人却缺少保护条例；二是具有滞后性，它只对工厂中出现的事故提出解决方法，而缺少预防性措施；三是将该法的执行责任完全交给了检查员。

40年代的工厂立法就旨在弥补这些不足，比如1842年的《矿工与矿山法》禁止采矿业雇佣妇女及10岁以下男童。1844年的《儿童减半工作日法》规定妇女和13至18岁的少年男工每天工作不超过12小时，13岁以下儿童不超过6个半小时，8岁以下儿童不得被雇佣；对危险的机器须加防护设备，机器运转时，禁止儿童和妇女清洗机器等。1847年，议会终于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Ten Hour Act），它适用于纺织工厂，规定女工和青少年男工每天工作不超过10小时。三年以后，议会再次通过工厂法，规定周一至周五工作10个半小时，周六工作半天。至此，历时十余年的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英国议会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案，就工作时间、劳动条件、安全卫生、工厂视察员等作出规定。这些后续法律与以前的相比，增加了调整的内容，扩大了适用的范围和对象。

19世纪下半叶的工厂立法主要是对以前的立法加以扩充和细化，比如将工厂监察员确定为国家公务员，1892年又任命15个工人为助理监察员，分布在全国各地协助监察员工作，并规定地方政府应接受监察员对违规雇主作出的控告，地方政府则应每年向内政大臣报告工厂法执行的情况。工厂法的制定及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增进了社会和谐，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也就在根本上巩固了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第二章　城市化与城市病

19世纪铸造了一个城市社会，既带来城市的诸多优越性，也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从环境恶化到犯罪猖狂，从拥挤到疾病丛生，从工作到生活状况的恶化，彰显了城市化这把历史大锤的正负效应。1851年，“在不列颠岛上，住在城市的人口（尽管常常很少）第一次超过住在农村的人口：这同英国的过去、同任何别的国家的经济都形成鲜明的对比。”英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英国基本上完成了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到1911年，城镇人口达到79%。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孪生姐妹。马克思说：工业革命“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中外来移民特别是青年移民占很大比例，到1851年，伦敦（London）和其他61个英国城镇的近60%的人口可能是从农村迁入的；伯明翰一半以上人口是移民。人口迁移在19世纪中叶达到顶峰，铁路建设进一步刺激了人口移动，工业城市成为特殊的磁铁，伦敦是其中最大的磁铁。

工业革命开始后，在煤铁矿资源密集地区和工业发达地区，崛起了一大批工业城镇——棉纺织工业中心是曼彻斯特（Manchester）、索尔福德、斯托克波特（Stockport）、波尔顿（Bolton）、奥德姆、伯里（Bury）、普雷斯顿（Preston）等等，织袜和花边工业中心是诺丁汉（Nottingham）、德比和莱斯特（Leicester），利兹（Leeds）、哈德斯菲尔德、布拉德福（Bradford）和约克郡（Yorkshire）西区则是毛纺织工业中心，伯明翰及其附近的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沃尔索尔（Walsol）、威尼兹伯里（Weinysbury）等也成为工业城市。煤铁工业的中心在南威尔士，包括卡迪夫（Cardiff）、斯旺西（Swansea）、纽波特（Newport）、默瑟尔提德维尔（Merthyr Tydfil）等等。交通枢纽和海港城市在运河、铁路、海运的刺激下发展起来，而位于交通咽喉处的古老城镇也会变得繁荣。此外，还有一批以疗养、旅游和度假为主体的温泉、海滨城市，风景名胜地区也得到发展。

如果说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城市尚是寥若晨星的话，那么到19世纪末，城市已经如夏夜的繁星般布满英国。1801年英国有1036个大小城镇，1911年达到1541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发展神速，1801-1851年，纺织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是229%,港口城市是214%,制造业城市是186%,发展规模都很惊人。北方新兴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谢菲尔德、布拉德福和诺丁汉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曼彻斯特在1811-1821年增长40.4%,利物浦（Liverpool）在1821-1831年增长43.6%,利兹增长47.2%。1841-1851年，伯明翰人口增长22.3%,谢菲尔德增长22.4%,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增长21.8%。1861-1911年，米德尔伯勒（Middlesbrough）人口增长6倍，兰开郡的海滨城市布兰克浦（Blackpool）增长了17倍。

老城市也获得新的增长空间。在伦敦工业区，1861年人口中当地出生的占69.71%,1881年这个数字为73.04%;在伦敦其他区域，1861年伦敦的出生者为58.28%,1881年为59.89%。这些数字说明：更多的外来人口在伦敦定居下来。工业化使毛纺织业的中心从诺里奇（Norwich）转移到约克郡西区的利兹和布雷福德，利兹居民从1775年的1.7万人增至1851年的17.227万人，增加了9倍多。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规模扩大，大城市日益增多。1801年时大城市还屈指可数，伦敦人口是第二大城市曼彻斯特的14.5倍（见表36）。然而到1861年，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达到了13个，如曼彻斯特有50.1万人，利物浦47.2万人，格拉斯哥44.3万人，伯明翰35.1万人。1901年，上述几个城市的人口分别增长到103.5万、88.4万、100万和84万，几乎都翻了番。特大城市数目也在不断增长，1851年有10个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1861年有16个，1911年有42个。到19世纪末，英国已成为高度城市化而且是大城市化的国家。

表36 19世纪英国主要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表（单位：万人）

如果说工业化使曼彻斯特、伯明翰迅速变成大城市，那么伦敦就从大城市变成了大都市。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18世纪就把伦敦说成是巨型怪物；19世纪的伦敦人口则以每10年几乎20%的增长速度飙升不止，到1901年，伦敦的人口等于排列在它后面的18个大城市人口的总和，几乎是欧陆4个最大的城市巴黎、柏林（Berlin）、维也纳（Vienna）和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人口的总和；这意味着，每5个英国人中就有1个是伦敦人，威廉·科贝特因此把伦敦说成是一个肿瘤。

城市化还催生出城市群和城市带。随着人口激增，大城市周围出现了许多中小城市，大城市不断兼并这些中小城市，形成当时举世罕见的城市群。在城市群中，空间相对集中，经济、信息和服务互相呼应，互相依托，产生了极大的聚集效应。据估计，1891年英格兰城市群人口的分布为：大伦敦（Greater London）563.8万人，兰开郡（S.E.Lancashire）189.4万人，西米德兰地区（West Midl ands）126.9万人，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141万人，默西赛德（Merseyside）90.8万人，泰恩塞德（Tyneside）55万人，此外，南威尔士和苏格兰也有城市群。

城市化改变了英国经济地理的版图。英国传统经济重心在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现在英格兰中部、西北部，威尔士煤铁地区，苏格兰南部都成为工业区，涌现出许多工业城市，人口也向这些地区移动。

英国城市有明显的专业特点，其中包括制造业城市、交通枢纽城市、旅游休闲城市和综合性大都市等不同类型。工业革命中，制造业城市首先发展，比如远近闻名的“黑乡”——斯坦福郡就因其丰富的煤铁资源而发展起来；英格兰中部的伯明翰扩大了它传统的五金业，生产从枪炮、黄铜到小装饰品的各类商品。以曼彻斯特为中心，其周边出现一大批分工明确的工业村镇：波尔顿是纺纱城镇，奥德姆、布莱克本、伯里和普雷斯顿专事织布，曼彻斯特集商品贸易和金融业为一体。随着铁路的发展，涌现出一批以铁轨和机车制造著称的城市，如斯温顿（Swindon）和沃尔弗顿（Wolverton）等。

交通枢纽城市是随着运河、公路、铁路的修建发展出来的，可分为运河城市、铁路城市和海港城市三大类。在18世纪的运河时代，70个一流城镇几乎全是运河城镇；铁路则创造了全新的铁路城市，如希尔顿（Shilton）、克鲁（Crewe）、斯温顿、沃尔弗顿等。以沃尔弗顿为例，它起先只是个庄园所在地，在铁路狂潮时期开办了机车制造厂，刹那间，一座有十条街道的整齐城市便平地而起。港口城市包括著名的四大港口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纽卡斯尔（Newcastle）、赫尔（Hull）、桑德兰（Sundl and）、雅茅斯（Yarmouth）、朴茨茅斯（Portsmouth）、普利茅斯（Plymouth）等也成为重要的海港城市。其中利物浦为兰开郡的纺织业进口了大量北美原棉，又向外倾销各种棉布，在19世纪初，它一跃成为英国的第二大城市。

休闲城市构成第三类专业城市，在19世纪下半叶，这是人口增长最快的一类城市。18世纪时，休闲城市为上流社会所独享，火车时代则带来了大众休闲城市的崛起。法定假日的颁行，熟练工人收入的提高、廉价的火车假日优惠，以及对上流社会消费行为的模仿，都为休闲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绍森德（Sou thend）从1867年的3000人增加到1911年的6.3万人，布兰克浦则从4000人增加到5.8万人。斯卡伯勒（Scarborough）既是矿泉城，又在海洋边，于是很快得到发展；海滨城市布赖顿（Brighton）为伦敦的上、中层人士提供了理想的休闲场所。

最后一个类别是综合性大都会，以伦敦最有代表性，它一方面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又是陆海交通枢纽。它的人口增长令人瞠目，远非其他欧洲国家首都可比。在17世纪初，伦敦只有巴黎的一半人口，而到该世纪末就一跃而成为全欧最大的城市。工业化时期，伦敦发展越出了旧城区范围，它随着公路、铁路向外伸展，将邻近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格林尼治（Greenwich）等市镇收入囊中，形成了一个庞大无比的都市区，即大伦敦，乃至有人会说：整个英格兰只是大伦敦的郊区而已。伦敦市内有豪华的宫殿，壮观的政府大楼，巍峨的大教堂，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多种多样的博物馆、俱乐部、艺术馆等等。

但城市的急速发展也引发了“城市病”。正当英国从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乡村社会变成机器轰鸣、厂房遍地的城市社会时，大量人口涌进城市却造成资源配套落后、公共设施不足、城市发展混乱无序的状态。1842年查德威克在《劳动居民卫生状况报告书》中针对这种情况忧心忡忡地评论道：“在我国的某些城镇里竟如此缺乏市政管理，以致清洁方面之糟，几乎和一个野营的游牧民群或一支无纪律的军队不相上下。”工业革命中，英国人全神贯注地发展经济、追逐利润，对身边的世界——城市和环境不闻不问，于是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严重脱节，英国患上了“城市病”。

“城市病”的症状，无论在迪斯雷利的《西比尔》（Sybil,or the twonations）还是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的《玛丽·巴顿》（Mary Barton）与《南方和北方》（North and South），在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或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都有深刻的描述。

当时的城市完全没有“规划”，是无拘无束“自由”发展的产物。恩格斯曾针对他所生活的曼彻斯特城市说：“只要哪里还空得下一个角落，他们就在哪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们就在哪里盖起房子来把它堵住……东一排西一排的房屋或一片迷阵式的街道，像一些小村庄一样，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粘土地上。”

城市中没有照明、排水等公共设施，夜晚漆黑一片，出门要自带灯具，否则就寸步难行；即使自带灯具，由于道路崎岖不平、曲直不一，仍旧很难行走。若遇下雨，更加是满地泥泞，遍地污水，在城市贫穷区，雨水与粪便、垃圾混在一起，情况极其恶劣。“工业革命时期城市中的条件是令人吃惊的，其污秽拥挤成为通病而非个别例外。19世纪中叶，城市卫生协会对英国主要城市当时状况的报告中是这样概括的：‘波尔顿市——实在糟；布里斯托尔市——糟极了，死亡率很高；赫尔市——有些部门坏得不堪设想，许多地区非常污秽，镇上和沿海排水系统都极坏；严重拥挤和普遍缺乏通风设施’。”

住房拥挤、紧缺，环境肮脏、混乱。1853年发表的一项关于利兹的调查报告说：在被调查的658所住宅和地下室中居住着3457人，只有62个厕所。1842年的一次调查显示：普雷斯顿422个居所里居住着2400人，共有852张床，即每个居所平均居住5.68人，每张床的平均使用者为2.8人；其中84张床由4人共同使用，28张床由5人共同使用，13张床由6人共同使用，还有一张床是8人共同使用。根据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的说法，三五个家庭同住一个小房间的现象并非特例，而这个房间可能只有12平方英尺甚至更小。许多人以地下室为居所，城市中一些低矮潮湿、密不通风的地下室里住满了人，格拉斯哥、利物浦、曼彻斯特的地下室更是臭名远扬，“据盖斯克尔·G统计，仅仅曼彻斯特本城就有两万人住在地下室里。”

还有一批无家可归者，“伦敦就有5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无家可归者可以到收容所过夜，伦敦的中央收容所1844年头三个月平均每夜就有460人寄宿。如果有一两个便士，这些人就可以到“夜店”（lodginghouse）找个栖身之所。1831年，曼彻斯特本城就有这类夜店267个。“每一个夜店容纳二三十个人，所以这些夜店每夜总共要住5000-7000人。这些房屋和它们的老主顾的特点也和其他城市中的一样。每一间屋子里都没有床，只是在地上铺上五张到七张铺，不管投宿的人有多少都统统安插在这上面，大家乱七八糟地睡在一起”。

工人阶级的住房情况尤其恶劣，他们往往住在“背靠背”的建筑物里，那是一种低矮的平房，每两排平房背靠背，每两组背靠背平房之间有一条狭窄的过道，穿越过道与另一组平房门对门。这种住房节约用地，造价低廉，但没有光线，没有流通空气，更没有卫生设施，很容易滋生疾病。

一直到19世纪末，城市拥挤乃至“过度拥挤”的现象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189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11.2%、即350万人居住在过度拥挤的环境中，到1901年仍然有8.2%。尽管19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了火车和电车，让有条件的工人迁移到郊区较少拥挤的住房去，并且某些地方当局还致力于拆除贫民窟，但过分拥挤仍旧是住宅问题的最大顽症，如表37所示：

表37 1885年皇家委员会调查的人口拥挤个案

卫生问题是“城市病”的又一顽症。工业革命中大城市迅速扩张，但公共设施缺乏，经常出现人、畜、垃圾共处的现象，臭水塘举目皆是，“街道既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有的在小院子里或猪圈里关着，有的自由自在地在山坡上溜达”。曼彻斯特周边几英里的地区内空气不洁、水流不畅、草木不长；“在城市的最热闹的地区，也正是在商业中心区，堆满了肉庄、厕所和垃圾”。“英国市区边缘形成了丑陋的新贫民区，那里除了污秽的棚屋，就是难看的工厂、用家庭垃圾做饲料的养猪场和肮脏的街道以及堆积如山的垃圾”。

贫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孳生地，被人们称为“霍乱国王的巢穴”。在利兹，最不卫生的地区是工人住的狭窄的房屋区，这类建筑物里不具备任何一种排水设施，厕所少且前后无遮无盖。至1830年，曼彻斯特的一半房屋、利物浦的大部分房屋都还没有排水系统和清洁设备，恩格斯记载道：“听说在这个区域里，大约每120人才有一个厕所。”

城市污染严重，以伦敦为例："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伦敦雾（其实是霾）如“豌豆汤”般笼罩在伦敦上空，它与大本钟（Big Ben）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一样，成为伦敦的著名“景观”。19世纪末伦敦雾日每年有3个月之久，“在冬天，100多万只烟囱同时呼出烟、烟灰、硫酸气、水蒸气、碳酸气，整个城市烟气腾腾像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一样。"1881-1885年间，“在12月和1月，伦敦市中心所能见到的明媚的阳光不足牛津、剑桥、莫尔伯勒（Marlborough）和盖尔得斯通（Geldeston）等四个小镇所享有的阳光的六分之一。”

河流污染也造成严重的卫生问题，影响着城市的发展。据记载，由于泰晤士河水太脏，1832-1886年伦敦曾有4次霍乱流行，仅1849年就死亡1.4万人。在一段25英里长的河道里，一年中有9个月河水不含氧。河水的污染“搞臭”了伦敦，每逢夏日，其臭难忍。据记载，1858年7月天气酷热，泰晤士河成了臭河，河中散发的臭味弥散空中，连议会大厦都要给窗户蒙上厚厚的帘子，挂起浸泡过消毒水的被单，点上熏香，仍旧无济于事，因此，这一年就以“大臭年”（Great Stink）留名史册。1878年3月，“爱丽丝公主”（Princess Alice）号游船在泰晤士河一条下水道口沉没，640人遇难，其中许多人并非淹死而是被河水毒死。

泰晤士河的污染并非个案，其他河流都有类似命运。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描述说：流经利兹的艾尔河（Aire），“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而流经约克的卡尔德河（Calder）在1852年之前还是鱼类喜爱的栖息地，至1867年，连皇家委员会也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流经约克的与其说是河水，不如说是墨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们捕鱼的乐园，现在被工业潮流染成黝黑，“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将它点燃”。

犯罪是又一个“城市病”。城市化使人们从彼此熟悉的乡间社会转入了具有强烈匿名性的城市社会，为犯罪率上升提供了客观条件。私有财产的恶性膨胀一方面使任何“侵犯”都成为犯罪，以前被乡村社会视为正常的行为被认定为侵犯财产，另一方面又使许多人为聚敛财富而不择手段，或因拥有太多的财富而为所欲为。从19世纪上半叶起，英国的犯罪数量快速增长。按英国内务部公布的犯罪数据统计：英格兰和威尔士历年发生的刑事犯罪案为：1805年4605起，1815年7898起，1825年14437起，1835年20731起，1842年31309起；短短37年中，犯罪数字增加了6倍。另一数据显示：在1805年受到法庭起诉的男女分别为3267人和1338人，到1842年激增到25740人和5569人。可以说，19世纪上半叶是英国犯罪率极高的时代。

儿童犯罪是个严重的问题。狄更斯在《雾都孤儿》（Oliver Twist）里描写了贫民窟里受成年人控制的儿童扒窃团伙，白天在大街上扒窃行人钱包，夜间则翻窗入室行窃。统计数字显示：1840年代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送交审判的人当中，有20%-25%年龄在15-19岁之间，在全国范围内这个数字是10%,另有25%是20出头的年轻人。

卖淫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根据1837年伦敦警方的记录，当时妓院中的妓女数量是895人，街妓1612人，暗娼竟高达3864人，比前面两种类型加在一起还要多；可是英国媒体的估计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它们认为伦敦的妓女有12万之多：在表面上性道德严厉的维多利亚时期，卖淫业竟可以如此兴旺，实在是叹为观止！因此《泰晤士报》在1858年1月8日感叹道：在欧洲，没有一个首都像伦敦那样不分白天黑夜地展示卖淫。卖淫必须有卖淫的对象，在当时，日趋富裕的城市中中等有产者恰恰是卖淫业最大的市场，从而对中等阶级的道德宣教构成辛辣的讽刺。

“城市病”的根本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资源分配的极度失调，造成严重的地区差异和贫富不均；二是英国在市场经济的信条下执行自由放任主义，造成政府对社会问题不作为，纵容并加剧了城市病，使其不断累积并长期延续。因此治理城市病，一方面要尽可能缩小社会差距，构筑和谐社会，另一方面要政府管理到位，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这些，都需要改变根深蒂固的自由放任思想偏见，把放任自流变成政府干预。但这种转变必然会冲击到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私有财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自由”形成限制。市政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市政当局对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成就是泰晤士河治理。19世纪早期，泰晤士河是一个开放的下水道汇聚处，各种生活与工业污水无序排入，对伦敦公共卫生造成灾难性影响。为改变这种情况，伦敦当局着手建立一个现代下水道系统，由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1819-1891）规划建造了5条相互衔接的下水道，包括450英里的主干道和1.3万英里（约2.1万公里）的支道。工程到1868年完工，总花费460万英镑。与此相配合，还兴建了泰晤士河堤工程，包括3英里长的河堤与大道。通过整治，原先污浊不堪的烂泥潭变成了漂亮的大道和装饰性花园，泰晤士河水污染得到缓解，河道也被改造，成为更易航行的商业通道。1875年又建成133公里长的交叉下水道，穿越伦敦市。

《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水环境保护法。法案不仅详细列举了禁止排放的各类污水和违法行为（比如工业废料、颗粒和悬浮状污染物、下水道污水排放等），还任命专家担任审查官，向工作部门提供实施建议，并通过技术监测控制河流污染。这是一部“框架性”法案，其原则一直沿用到1951年。1898年，英国再次任命由多名专家组成的皇家委员会，调查污染来源和监督河流防治的进度。这个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案供政府采纳，在河流防治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空气治理也提上日程，就伦敦而言，它必须摘掉“雾都”之名。治理大气污染的主要任务是清除烟尘，为此，需要用议会立法来限制燃料使用的时间、地点及污染物的排放量。1843年，议会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锅炉排放烟尘的法案；1863年又通过第一个《碱业法》（Alkali Works Act），要求制碱业抑制95%的排放物，以控制生产中产生的毒气。1874年议会颁布第二个碱业法，要求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控制有毒气体，并且制定了氯化氢的最高排放标准。至于对家庭壁炉和工厂锅炉的煤烟排放，主要在技术上和教育上进行。以伦敦为例，1880年成立了消除烟雾委员会（The Smoke Abatement Committee），该委员会展开消烟展览系列推广活动，举办讲座，宣传消烟知识，推广无烟煤，奖励减烟雾消烟雾的壁炉和锅炉等。不过，总体说来，19世纪英国城市的消除烟雾效果不佳。真正解决煤烟问题要到20世纪。

在19世纪30、40年代，霍乱多发使人们意识到城市的水质关乎居民的生死，于是由市政管理机关经营自来水的思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846-1865年间，一共有51个市政府新建或购买了供水公司，取代了原有的私人水公司；在1866-1895年，又有176个城市提供市营自来水，供水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治理，英国城市的供水、排污及整个卫生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到80年代中期，合乎卫生的都市生活的起码要素，在所有较大的社区中都已具备了。水既充沛又清洁——往往在城市比在乡间还更为充沛，更为清洁”；伦敦也成为整洁、干净的城市大都会。

50-60年代煤气市营成了新的热点。1867年格拉斯哥（Glasgow）市政府购买了两家私营煤气公司，1870年利兹以763243英镑的代价也购买了两家私营煤气公司；1871和1872年，布拉德福和波尔顿也分别购买煤气公司，到1875年，全英已有76个市政府拥有了自己的煤气公司。到19世纪末，各城市的煤气基本市营，不仅价格比较便宜和固定，而且设施也更加统一与安全，便于维修更换，于是在市民中普遍使用，连工人阶级住宅也安装使用。并且煤气用来照明，街道两边都安装了煤气灯，摸黑走夜路的情况成为历史。以后，浴室、医院、公园、供电、有轨电车等公共设施也渐由市政管理和经营，公用事业逐步摆脱私营体制单纯牟利的动机，转变成为市民服务的“公用事业”。

伯明翰在这个阶段的市政公用事业改革中落在后面，直到1870年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当选为伯明翰市长，才开始许多城市改造工作，比如开辟公园、铺设街道、提供自来水和煤气等。1870年，张伯伦以自治市的名义强制购买两家相互竞争的煤气公司，该公司头一年运营中就挣得3.4万英镑利润。1876年，由于水污染导致伯明翰传染病死亡率上升，他才强制购买了伯明翰供水公司，创立了伯明翰市供水部（Birmingham Corporation Water Department）。张伯伦倡导的这种由市政府组建公共事业公司、以商业模式进行经营的方法被称作是一种“市政社会主义”，张伯伦由此被视为是“激进派”，他也开始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与此同时，城市规划与改造工作也开始了，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清除贫民窟、拓宽街道、建设新城区，二是修建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注入文化内涵。在市政建设方面，格拉斯哥市议会率先设置了城市改善基金，以立法形式大刀阔斧地对市中心的拥挤区域进行改造。改造后的格拉斯哥市中心不仅街道宽阔，还有绿树成荫的公共广场和公园。城市改造将新鲜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带进了城市，大大改善了市民的居住环境。爱丁堡也在1850-1875年间把原先拥挤杂乱的街区改造成文化街，街两旁矗立着大学、中学、研究所、博物馆等文化学术机构。

在建设绿色城市方面，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掀起了公园热，为市民提供休闲、活动的场所。公园是专门开辟的公共空间，有专人管理，园内有曲折的小路，有水池，有大量花草灌木，还有宽敞的草地供人们嬉戏，让孩子们放风筝、蹦蹦跳跳。公园中一般都有出售熟食的小店，还可能有小船泛舟湖上。公园改变了城市肮脏的、工业气息浓厚的、唯利是图的丑陋面貌，提供了充满自然情调的开放的空间。

通过以上这些措施，英国的城市面貌逐步发生改变，到1892年7月，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的第48年，他在德文本第二版序言中说：“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因此，“城市病”已得到初步控制。

为解决住房问题，许多个人、民间组织作出了长期努力，政府也最终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而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是最严重、也是最难解决的，住房问题归根结底是工人阶级住房问题，不改善工人阶级的住房条件，英国城市永远是贫困和疾病的渊薮。

工业化早期的工厂沿河而建，远离城市，工厂主常常要为工人提供住宿，多数工厂的住宿条件极差，一般是背靠背的平房，空间小、环境肮脏，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张床。但也有一些模范工厂给工人提供较好的生活环境，比如罗伯特·欧文的新拉纳克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他例子有：提图斯·索尔特（Titus Salt,1803-1876）在艾尔河（Aire）河谷建立的索尔泰尔（Saltaire）模范村庄，爱德华·阿克罗伊德（Edward Akroyd,1810-1887）在科普雷（Copley）建造的模范住宅以及在阿克罗伊顿（Akroydon）建造的模范住宅小区等。其中阿克劳伊顿可说是田园住所的真正先驱，它围绕一片乡村绿地而建，住宅是石板瓦屋顶，采用了网格状街道设计，有后院和小巷，在当时十分显眼。

一些民间团体也致力于改善工人阶级居住条件，其中一个著名的团体是“改善劳动阶级状况会社”（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另一个是“改造工业阶级住宅都市协会”（Metropolitan Associationfor Improving the Dwellings of the Industrious Classes）；后者于1874年在伦敦法灵顿路（Farringdon Road）建起一座6层楼的建筑，提供了260套住房以及一些商店；而在此之前，它已经修建过1122套家庭住所。

1862年美国商人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1795-1869）捐赠15万英镑建立了皮博迪信托会（Peabody Trust），用于多层住宅建设项目，到1887年已建成5014套住宅。1863年英国慈善家西德尼·沃特洛（Sydney Waterlow,1822-1906）开办了“改善工业住宅公司”（Improved Industrial Dwellings Company），启动资本为5万英镑，它也建造5至7层的楼房，主要为技术工人提供独门公寓。这些人的工作为其他人所仿效，伦敦工人区出现了一排排所谓的“模范住房”（modeldwellings）。1867年成立的“技工、工人和一般住宅公司”（The Artizans'and General Dwellings Company）主要发展郊区住宅，但也只限于为富裕工人提供住宅。

1884年成立的“伦敦东区住宅公司”（East End Dwellings Company）则为最穷的非熟练工人和季节工提供最低标准的住宅，它的第一个工程是斯特普尼（Stepney）的凯瑟琳住宅（Katharine Buildings），提供281个单人房间，共用盥洗间和厕所。女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奥克塔维亚·希尔（Octavia Hill,1838-1912）通过改造旧住宅为工人提供廉价居所，直到今天，在美国和德国还存在奥克塔维亚·希尔组织。此外，威廉·利弗（William Lever,1851-1925）、乔治·凯德伯里（George Cadbury,1839-1922）、约瑟夫·朗特里（Joseph Rowntree,1836-1925）也分别在利物浦、伯明翰和约克（York）启动建设项目，企图为工人阶级提供较好的居住空间。

但要根本解决住房问题却有赖于政府的立法。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各城市纷纷制定地方法规，规范住房标准。利物浦市政会于1840年颁布《关于调整利物浦房屋建筑的条例》，1842年又颁布《利物浦建筑法》，其中对居民住房和建筑物提出要求。针对伦敦的特殊情况，政府颁布一系列住房条例，如《1844年首都建设法》《1855年首都建设法》《1862年首都管理修正案》等。其他城市一般会在国家“公共卫生法”的框架下用地方性法规调节住宅建筑的某些方面，比如说背靠背建筑、住房间距离、两排建筑之间的街道宽度等等，以改变人口拥挤的状况。

但地方性法规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要有中央政府的干预。议会通过的第一部住宅法是1866年的托伦法（Torren's Act）；1875年《公共卫生法》第157款授权地方当局制定地方法规，规范街道的布局和铺设、新住宅的建设、住房周边空间和相关的卫生设施。1879年法律给予地方当局拆除贫民窟的权力，但是未被广泛执行，只在格拉斯哥、爱丁堡、利物浦和伯明翰拆除了有限的贫民窟。约瑟夫·张伯伦做伯明翰市长期间，拆除贫民窟建设起焕然一新的市政街（Corporation Street）。该项目花费了当地政府30万英镑，贫民窟居民则重新安置到郊区。效果非常明显，市政街的死亡率从1873年的53‰下降到1879-1881年间的21‰。张伯伦还开辟了公园、道路，建设了学校和博物馆，到90年代，伯明翰获得了“世界上治理最佳城市”的美誉。

1875、1882和1885年议会相继颁布了三部《工人阶级住房法》（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ct），授予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清除和改造贫民区的权力；1890、1894和1900年又先后通过新的《工人阶级住房法》，对地方机构的职责作了明确说明。其中1890年立法是改善工人住宅的重要举措，标志着政府开始直接参与工人的住房建设，地方政府成为房东，营建所谓的“公共住房”（council house）。在1890-1914年间，新成立的伦敦郡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更新了2.2万所住宅，又新建2.5万所。地方当局中最活跃的是利物浦，它在该法框架下修建了2895个住所（全部是公寓），占民居住房的1.3%。1900年《工人阶级住宅法》将赋予伦敦的权力扩展到外省城市，据统计，在1890-1914年间建造的所有住宅中，地方当局提供了大约5%。

经过以上这些努力，特别是改善工人阶级住房条件，到1901年，全国的住房状况已经有极大改进，当时，只有18%的居民居住在3居室或以下的住处，但伦敦的比例是38.8%;在布里斯托尔，有84.8%的居民有4居室或5居室住房，在诺丁汉有87%,在纽卡斯尔有46.7%。在德比，超过4/5的人有5居室住房，在布拉德福这个数字还不到2/5，而盖茨海德（Gateshead）只有1/5.（见表38）

表38 1901年几居室住房居民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单位：%)

从表中可以看出，尽管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到世纪末城市住房问题已基本解决，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为解决城市卫生问题，政府也必须承担起责任。鉴于“所有的市镇，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都面临着公共卫生的严峻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最终都不得不正面应对、并着手解决。

1838年一个由三位医生组成的委员会调查了伦敦的卫生情况，并将调查结果作为当年济贫法委员会报告的附录予以公布。1842年政府发布了《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认为“飘着恶臭的厕所、污水沟和被污染的饮用水”是引发霍乱的根源。1844和1845年，城镇卫生委员会提交《大城镇和区域状况调查第一和第二次报告》，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在同一时间面世。这些报告提供了当时城市公共卫生的详尽资料。

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第一部改善工业城镇环境的立法《公共卫生法》，把公共卫生置于国家的监督下，开创了中央政府干预城市治理的先例。该法律要求对污水和废弃物进行集中处理，在中央的统一管理下，由地方当局负责清洁水供应、排污、城市清扫等事宜。由于该法是由查德威克推动的，因此又被称为《查德威克法》。根据该法，在1848-1854年间全国共成立182个地方卫生委员会，负责维护城市卫生；此后25年中，又有数百个类似的委员会问世。

1871年英国成立地方政府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次年通过新的《公共卫生法》，该法把全国分为若干卫生区，每个区设一个公共卫生局，各区都必须任命一名医官和一名检查员，对城市供水、排污和贫民窟清理进行监督。1875年又一次颁布《公共卫生法》，这项法律标志着全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是卫生建设方面的里程碑，它不仅授权城市卫生当局制定地方法规，而且授权在地方政府部的指导下采取卫生方面的措施。随着这些法律逐一被执行，城市的卫生面貌大有起色，60年代后，城市居民的死亡率显著下降。在三年时间里，英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就基本建立起来了，这项法律直到1936年才被新的卫生法取代。

为解决城市犯罪问题，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19世纪中叶是英国犯罪史上的重大分水岭，记录在案的大多数犯罪稳步下降。从19世纪50年代末到1909年，英国的可诉讼犯罪率稳步下降：盗窃报案率（每10万人）下降35%,普通殴打率下降71%,伤害率下降20%,凶杀率下降42%;从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投报的抢劫与入室偷窃率下降35%。

从表39可以看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可诉与不可诉的逮捕和传票在数量与比例上基本平稳，有的甚至低于20世纪初的水平。

表39 可诉与不可诉的逮捕和传票的数量与比率（英格兰和威尔士）

针对财产的犯罪明显下降，但另一方面，其他形式的犯罪却引起人们注意。60年代所谓的“武装抢劫”（garrotting）造成广泛的恐慌，1862年有一位议员晚间回家途中被抢，报纸杂志大肆渲染抢劫时的恐怖气氛，一时间人人自危，个个恐慌。尽管实际的抢劫并不算太多，据报道9月份2起，10月份12起，11月32起，12月14起，1月份2起，但报刊却营造了谈虎色变的氛围，成为耸人听闻的大事。1888年8月7日到11月9日又发生了“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事件：在伦敦东区的白教堂（White Chapel）一带，凶手以极其残忍的手法连续杀害了至少5名妓女，其死状极其惨烈，经媒体一渲染，引起极大的恐慌。这件事始终未能破案，“杰克”也成为欧洲文化中臭名昭著的神秘人物，为侦探小说提供了无限的遐想空间，直到最近还有人尝试用DNA去侦破此案。

专业性很强的犯罪也在19世纪晚期出现了。比如70年代名噪一时的小偷皮斯（Charles Peace）在富人区居住，平时伪装成绅士，出没于伦敦南部的富裕家庭行窃，盗得大量财物。1855年的火车大劫案是团伙犯罪的典型案例，犯罪人经过有组织的周密考察、详细踩点，细致分工，在从伦敦到巴黎的快车上盗得价值1.2万英镑的金币，轰动一时。另一种专业型犯罪是有组织的敲诈，它在伦敦和其他城市发展很快，常常与赌博、卖淫和贩毒纠结在一起。此外，商业犯罪不断增加，被抓获的犯罪人多数都是银行或商业公司的白领职员。1850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过948次针对盗用公款、欺诈、伪造账目的审判，而到1900年增到2948件；1900年被控贪污公款的职工案件达1378件，却很少抓到大人物。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增长和工业化为无良商人和实业家提供了无穷的机遇，让他们在光鲜的外衣包裹下进行投机和诈骗，据估测，19世纪多达1/6的公司有不正当的推销，“铁路大王”乔治·哈德森（George Hudson,1800-1871）在40年代的铁路狂潮中赚取大量财富，其手段令人生疑；1856年1月提普雷利合股银行（Tipperary Joint Stock Bank）破产，暴露出主管约翰·塞德勒（John Sadleir,1813-1856）的行骗丑闻，他盗用了大约20万英镑资金，还采用发行虚拟股票和假造产权证的方法获利；后来，狄更斯以他为原型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中塑造了银行家莫多尔（Merdle）。十年后，基德明斯特（Kidderminster）的议员阿尔伯特·格兰特（Albert Grant,1831-1899）为公司做推销赚大钱，而这些公司却是一文不名的；1874年，格兰特因贿选被逐出议会。

尽管有以上种种劣迹，1900年与1800年相比，英国的犯罪率显然下降了，社会秩序也更好了。原因并不单一，但经济状况的改进与国家机器的加强是两个重要方面。

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由此产生的大量利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英国的整体生活水平，贫穷问题有所缓解，小偷小摸现象明显减少。城镇改造和清理贫民窟也使许多犯罪失去巢窠，有利于提高安全保障。

另一方面，警察部队的建立更为重要，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支专业化的治安力量。现代警察制度发源于伦敦，1829年，由当时的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倡导，议会制定《首都警察法》，由此建立伦敦警察。那是一种全天候、职业化和层级制的保安部队，皮尔借鉴军队的组织方式，包括统一着装、实行警阶制度、强调指挥的权威性等，警察因此是一支准军事力量。伦敦警察总局设在苏格兰场（Scotl and Yard），后来，人们用“苏格兰场”来指代英国警察。

1835年《市镇自治机关法》授权各自治市建立自己的警察力量，但进程却很缓慢，到1837年，171个自治市中只有93个建立了警察；1840年达到108个，但1848年仍有22个自治市没有警察。

警察承担三大任务：防止和控制犯罪、预防性巡逻、执行准军事行动。为“防止犯罪”，警察实行日夜巡逻，在巡逻期间，尤其是夜间巡逻时，他们需检查住户的门窗是否关好，因粗枝大叶而没有发现门窗开启的警察很可能受到上级训斥。警察还负责街头的礼仪规范，随便摆摊、在街头嬉戏、穿着不庄重、女性夜间单独行走等，都属警察的管辖范围。此外，警察还要负责更多的公务，如街道照明、报时、火警等。警察的出现使英国各城市治安状况明显改善，对抑制和打击犯罪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在19世纪，英国经历了城市化过程，由此成为第一个城市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城市病”接踵而至，为医治这些城市病，英国又付出了巨大努力。到19世纪结束时，现代形式的城市已基本形成了，工业化加城市化，构成现代英国的基本特征。

第三章　财富与贫困

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急剧拉开了贫富差距。19世纪的英国不仅财富日益丰腴，也造成惊人的贫困现象，形成像伦敦东区这样的贫民区。如迪斯雷利所说，伦敦西区（West End）和伦敦东区（East End）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801-1861年，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25.6%,1851-1901年又增长213.9%。作为工业革命支柱产业的煤铁棉花生产都有惊人的增长，100年里英国煤的产量增长20倍，生铁生产和原棉进口则增长30倍。1780年英国的铁产量还不如法国，到1848年就已经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总和。1875-1879年，英国生产全世界铁产量的46%、钢产量的36%,不仅垄断国内市场（1876-1885年英国国内钢铁需求的96%是英国生产），并且供应国际贸易中的73%。

1850-1860年英国棉布生产增长一倍，其中大部分用于出口：在1820-1850的三十年间，它的棉布出口约增加11亿码；而1850-1860的十年间就增加了13亿码。工业化把整个世界都变成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如诗歌所说：

噢！你们所有这些巨轮，究竟开到哪里去？

为什么满载着英格兰的煤炭，在咸海上漂泊？

我们是去给你们带来黄油和面包，

还有你们的牛肉、猪肉和羊肉，以及鸡蛋、苹果和干酪。

1870年，英国工业经济占据42%的就业和40%的生产，大约是农业经济的两倍；服务业占据45%。1871年，纺织和服装业占据英国工业劳动力的41%,采矿业占据9%,二者相加相当于全部工业劳动力的一半。1870年，英国棉布、羊绒、亚麻布和丝绸的出口，以及煤炭、焦炭和相关产品的出口实际上占到了商品贸易量的60%。

1851-1881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从5.23亿英镑上升到10.51亿英镑，人均生产值从25英镑上升到74英镑；1850-1859这十年出口总额为1亿英镑，下一个十年上升到1.6亿英镑，再下一个十年出口了2.18亿英镑。英国的船舶吨位从1850年的360万吨位增长到1880年的660万吨位，铸铁产量在1850-1875年间增长了2倍。迪斯雷利说：这是“翻天覆地的繁荣”。

1851年世界博览会成为展示英国巨大财富的窗口，英国展品，从蒸汽机、收割机到厨具、棉布乃至邮票，无不展示英国在工业、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卓越成就。连水晶宫本身都是财富的生动体现，展厅门口那块巨大的煤，更向人们显示英国财富的力量所在。世界各地有600多万人前来参观，英国的富裕名传世界，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称其为“一场财富和繁荣的收获”；霍布斯鲍姆（Eric.J.Hobsbawn,1917-2012）则说它“是在资本主义的老家举行的隆重典礼”。

19世纪中叶，英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当时人也对英国的财富增长确信无疑。借用剑桥欧洲经济史的资料（表40），可以看出这种增长：

表40 1812、1863年人们对国民财富的估计（单位：百万英镑）

1875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已达10亿英镑——比1850年提高3/4；而1875-1914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0亿——30亿。海外资产的年度聚积占1870-1913年间英国所有投资的1/3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外国证券占伦敦股票交易所交易面值的48%。1851-1911年，英国来自服务业的收入从2400万英镑增加到1.52亿，而来自海外的红利收入从1200万英镑增加到1.88亿英镑。难怪有人这么说：“从这条污浊的排水管中，排出人类工业的最大一股潮流去滋润全世界；从这条肮脏的下水道中，排出纯金的潮流。在这里，人类的发展成就既是最完备的，又是最野蛮的。”

英国社会各阶层，除了最贫穷的，似乎都从繁荣中受益。在70年代，大约有50万人支付所得税，到1900年上升到90万；186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比法国高50%,比德国几乎高两倍。物价上涨，但工资提高得更快，特别是技术工人，根据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统计学家达德利·巴克斯特（Robert Dudley Baxter,1827-1875）估计，当时全部工资收入的1/4，归1/7的工人所得。利润提高了，地租和农业收入也增加了。

伦敦城成为“世界的票据交易所”，支配了国际贸易、货币流通和保险产品的世界市场。在一个由市场力量统治的世界里，伦敦以其专业机构和庞大的信息网控制了五大洲的经济活动，通过黄金货币、熟练的服务、股票和商品市场，确保了英国在世界的特殊地位，并增进了特权者的财富。

机器把往日的奢侈品变成了寻常的日用品，达官贵人的家庭摆设走进了平民百姓家。就在1851年博览会的那一年，有一个法国人感叹道：“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的国家却成功地为人民提供物品，而法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却只会为贵族生产。”这句话无意中道破了传统手工艺与机器大生产的本质差异，在一个工业社会里，财富有可能为更多的人所分享。

财富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当时有人赞美说：“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在工业区周游，看到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和中年人，其中许多靠以前的任何一种工作方式都无法赚取每日的面包，现在却丰衣足食，吃穿不愁，他们的住房比首都的议员和贵族们聚会的地方还要通风，还更有益于健康，在其中每一个毛孔都不会出汗，同时又避开炎夏的烈日和寒冬的大雾。”这种美化显然过分了，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却是看得见的。

1874-1906年，英国国民收入从11.33亿英镑增长到17.56亿英镑，人均收入从34.9英镑增长到42.7英镑。1882-1902年，英国的货币工资增长了30%,实际工资增长了近40%。但扣除物价因素后，工人的实际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有人对1755-1851年不同职工群体中成年男性全日工作的收入趋势做了研究，结果表明，1851与1755年相比，农业工人的实际收入增长约52.8%,非技术工人增长约110.3%,技术工人增长约77.7%,此三类工人群体即蓝领阶层总体增长约77%;白领阶层同比增长约178%。所有职工放在一起，同比增长约134%。（见表41）

表41 1851年与1755年相比，各类全日职工的名义、实际工资增幅（1851=100）

就平均数而言，《英国经济增长》中的数据显示，1780-1851年工人实际工资平均每年增长0.8%。

以前的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下层家庭也能够购买更多价廉物美的商品，享受更舒适的物质生活，食物、衣服、被褥、家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曾经是奢侈品的棉纺织物成为一般大众的消费品。90年代，自行车成为时尚。商店、澡堂、洗衣房、酒馆、图书馆、阅览室、职工学校等等，都丰富了普通人的生活。自1855和1861年废除“知识税”后（报刊印花税和纸张关税、商品税），日报和星期日报纸得到惊人的发展，尤其在外省。到1863年，英国有1000多家报纸，例如约克郡，1867年的86家地方报纸中有66家是1853年以后创办的。伦敦的《每日电讯报》从1855年起改为每天售价1便士，1871年发行量达到20万份，远远超过了《泰晤士报》。报纸成为大众商品。

人们注意家居的舒适，家庭装饰发展起来，地上铺着上了油的地板，墙上贴了墙纸。80年代，肥皂和洗涤碱等扩大了生产；90年代以后，机械洗衣房大为普及，煤气灶和照明灯得到迅速发展。

工人的餐桌上出现了丰富的菜肴。廉价的美国谷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冻肉和水果大量输入英国，使英国人不论贫富、其食品消费都持续走高。除了面包、土豆和啤酒外，肉类、牛奶和蔬菜日益普及，咖啡、茶、糖也成为英国人喜爱的日常食品。1793-1850年，咖啡的人均消费量上升了927%,茶上升58%,糖上升72%。从女王登基到1870年，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食糖从18磅增加到35磅，1870-1899年又增至54磅，到1910年增加到85磅；茶叶则从1.5磅增至4.25磅和6磅。当时啤酒已经成为国民饮料，所以啤酒的消费量也不断增长。19世纪初，“面包加油沥”是贫民家庭常见的膳食组合，到19世纪之末，工人的餐桌上也出现了肉类。据估计，1863年北部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达勒姆（Durham）、兰开斯特（Lancaster）等地的人均每周食肉量在2磅左右；1881年的一份报告说，英国人的肉食消费大大超过了面包支出，牛奶、禽蛋、黄油、奶酪支出超过了土豆支出。

1800年，50个英国人中没有一个穿袜子的；到1900年，50个英国人中没有一个不穿袜子的。农业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济贫税下降了，接受救济的人数减少了，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农夫“模仿上层”，放弃旧式生活方式，“用名牌瓷器吃饭而不是锡器，让女儿受教育，坐上了双轮马车，耀武扬威……这无疑是一种生活水平的提高”。

19世纪中叶，英国人的工资水平高于欧洲其他国家50%左右。工人阶级从早期的“大杂院”、背靠背、地下室等住所，逐步走进联排式住宅。在出行方面，从步行发展到公共马车、有轨电车，再到地铁，扩大了人们的出行半径。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很多人享受星期六半休；到世纪末，只有极少数人仍旧每周需要工作六天。19世纪50年代起，全国范围的大众体育运动成为显著的特征，虽然上流社会热衷于高尔夫、网球等体育活动，但板球、足球、游泳和骑自行车日益流行，男人的钓鱼俱乐部也很时尚；当然，足球是一种人民运动。海滨休假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而成为中等阶级下层的日常生活，在北方甚至成为工人的生活。

尽管19世纪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但贫穷问题并没有解决，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茅屋与宫殿并存。财富的分配如此不均，以至于后来成为保守党首相的迪斯雷利也说：“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19世纪中叶一位社会学家对工业革命的心脏城市曼彻斯特议论道：“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的贫富悬殊是如此之大，贫富之间的鸿沟是如此难以逾越。”

1803年，最富裕的1.4%的家庭占有国民总收入的15.7%;到1867年，0.07%的家庭就占有16.2%的国民总收入，60年间，财富的集中增长了20多倍！1803年，收入最多的2%的人占有国家财富的1/5,1867年则是2/5;1803年，收入最多的10%的人占有国家财富的2/5,1867年则超过一半。而体力劳动者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细看1867年国民收入分配表（表42），能更清晰地看出财富分配的不公：只占总数1/4的上中层家庭却据有3/5的国民总收入；占总数3/4的体力劳动者家庭只占有不到2/5的国民总收入。

表42 1867年国民收入分配示意图

直到19世纪末这种情况都没有改变，1896年英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情况为：年收入1000-5000英镑的上等阶级只有5万人，年收入100-1000英镑的中等阶级约有200万人，年收入不足100英镑的普通工人却有777.5万人，他们是人口中的大多数，财富占有量却最小。

从物质方面看，19世纪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是艰难的，其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贫困中。19世纪存在着大量的贫困现象，有普遍贫困，也有季节性的饥饿，更有行业性的失业痛苦。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部分由于新机器的影响，部分由于战争原因，诺丁汉、约克和兰开郡出现周期性的失业、低薪与饥饿，这引发了大范围的卢德运动。在维多利亚时代，马考莱（Macaulay）注意到年景不好时会有1/15-1/10的人需要救助。1834年一项调查表明，在35个棉、毛、丝纺中心城镇，占居民总数1/4的49294人中，平均每人每周收入只有1先令9又5/8便士，其中房租、燃料、照明等需支出6又1/2便士，剩下1先令3又1/8便士供衣食之用。据估计，在工业革命时期，有1/3左右的工人家庭始终处于贫困状态。1834年，英国贫困人数有12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8%。有的地方情况更严重，1849年，伯明翰23万人口中，至少有3万人属于最穷的阶层。

20-30年代，差不多20人中就有1个是乞丐；根据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社会上1/5的人衣不蔽体。根据提交给枢密院的医疗状况报告，农业工人和城镇中的大批劳动者食不果腹，甚至因饥饿而命丧黄泉；绝大多数英国人终身劳作，年老时唯有靠教会救济。

在饥饿的40年代，“黑乡”的悲惨状况难以言表，通常兴旺的斯托布里奇（Stourbridge）愁云惨淡，到1842年1月，有1/3的居民陷入绝望境地，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有50户人家没有床，到6月份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在家；9月份，人们到地里偷土豆充饥。饥饿状况持续到1843年初的寒冷冬季，到夏季铁工厂重新开工才算结束。

1886年布思估计，伦敦人口中有30%生活在贫困中；1894年他估计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30%是赤贫（表43）。

表43 查尔斯·布思对伦敦收入水平的分类

总计：贫穷者占30.7%,舒适者占69.3%。

布思指出，在A、B两类贫困人口中，55%源于就业不足；14%源于个人不良习惯，如酗酒、不节俭；还有27%源于生活环境，如疾病、多子女、收入不稳定等。在C、D两类贫困人口中，相应的比例分别是68%、13%和19%。

1899年，朗特里（B.S.Rowntree,1836-1925）对约克的第一份调查显示，18%的居民绝对贫困，另有18%生活在困乏中：“这种贫困状态的生活意味着仅能维持生存。意味着一个家庭完全不可能花钱乘车，不可能买报纸或听音乐会，不可能给在外面的孩子写信，不可能对教堂施以捐助，不可能给邻居提供任何金钱方面的帮助，不能存钱，不能参加友谊会、俱乐部和工会，不能给孩子买玩具，父亲不能喝酒抽烟，母亲不能为自己和孩子购买衣服。除了维持生存必需的东西以外什么都不能买，所买的必需品也一定是最普通最便宜的。”他对约克贫困人口的贫困原因归纳为：家庭主要劳动力死亡；家庭主要劳动力年老或生病；家庭主要劳动力失业；非经常性就业；多子女；低薪就业等。他指出人生中可能贫困的几个时段：童年，兄弟姐妹年幼而缺少劳动力，上有老下有小的壮年，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换言之，任何阶段稍有不慎都可能陷入贫困中。

可见，19世纪的英国社会财富丰盛是一个事实，生活水平提高也是事实，但贫穷也是事实：富裕与贫穷同在。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现象，原因在于财富分配不均，以及政府对社会问题的无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认为贫困是懒惰的结果，贫困对社会是有好处的，它是催人奋发的推动器。1806年帕特里克·科克洪（Patrick Colquhoun,1745-1820）说：“没有贫困就没有人愿意去劳动，这对于那些富有者来说，也就没有金银财宝，没有精制物品，没有舒适生活，什么益处都没有——这是因为，若没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那些游手好闲者就不可能为争取美好生活而努力工作……因此，罪恶之源不在于贫困，而在于懒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国于1834年制定新济贫法，即《济贫法修正案》。

《济贫法修正案》的原则是鼓励穷人“自立”，惩治“懒惰”，根治贫穷。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成立英格兰和威尔士济贫法委员会，负责全国济贫工作，包括建立济贫院、实行贫困儿童教育等；二是确立院内救济原则，严禁对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济贫院之外的救济，接受济贫者必须进入济贫院并参加劳动，实行男女分居。这些规定引起贫困工人与农民的强烈反感，因此在英格兰南部农业区与北部工业区都爆发了反对新济贫法的群众运动，贝德福德（Bedford）郡和萨福克（Suffolk）郡爆发了反对济贫法的抗议，民众占领济贫院，有些地方甚至与军队发生冲突。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工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很快转变为反对新济贫法的运动，1837-1838年又与宪章运动相结合，使运动达到高潮。宪章运动后期领袖甘米奇（R.G.Gam mage）回忆说：“人们对新济贫法的规定一开始就怀着普遍恐惧的心理。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目前的苦难和未来的巴士底狱，一旦有钱的压迫者不再需要他们效劳时，他们就会被禁闭在那个监狱中。”济贫院被人们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1838年，全国共建立了38个反对新济贫法的民众协会。

在反济贫法运动的打击下，各地建立济贫院的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到1840年，也仅有271个济贫区制定了建设计划，85个济贫区租用或改造了旧济贫院，34个济贫区购买了用于建立济贫院的建筑物，24个济贫区将旧建筑物改造成济贫院；到184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643个济贫区只建立了707个济贫院，平均每个济贫院能容纳270人。

关于济贫院中的生活有许多报导。1839年一位济贫法检察官从肯特郡（Kent）报告说：不久前，这个郡到处都在传，说济贫院中的孩子被杀死用于做肉饼；济贫院中死去的老人被埋在济贫监督官家中的土地上，据说是为了省下购买棺材的钱。波尔顿混合济贫院里没有任何形式的区分，男女同住一个房间，甚至使用同一个厕所。1837-1846年，安多弗（Andover）济贫院有61个人为了摆脱济贫院的恶劣生活而故意犯罪，进入监狱；1845年，该济贫院发生了穷人为抢夺磨骨粉作肥料的骨头上残余的肉末而大打出手的事件，这就是“安多弗丑闻”。这些情况引起了注意，结果在1847年，新的济贫法委员会（New Poor Law Board）取代了旧委员会；1871年，新成立的地方政府部接管了济贫工作。

19世纪后期济贫制度开始变化。首先是对贫困的态度发生改变，人们对贫困的原因重新进行思考，对贫困的现象有了新的认识。费边社会主义者提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了贫困，是社会原因而不是个人懒惰导致贫穷，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生活，保证社会所有成员都拥有起码的生活水平。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一切关于劳工的教育、卫生以及其他各种涉及人的自由的现代立法，都是政府职责之内的事，一个人的自由以其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布思和朗特里等人的调查从实证的角度表明：真正因为个人原因造成的贫穷在社会统计学上只是少数，多数贫穷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人们对济贫院的抱怨与指责日益增多，从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到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都对济贫院的恶劣状态予以猛烈抨击。

在这个背景下，院内救济的官定原则逐渐发生变化，转变成内外兼顾的救济体系。尤其是在北方工业区，院内、院外救济并存，不仅帮助小孩、老人和病人，而且在萧条时期救助失业者。表44展示1840-1914年在院内、院外接受救济的人数与开支，可见接受院内救济的人数一直远低于接受院外救济的人数。事实上，由新济贫法确定的原则从一开始就难以执行，尤其在北方工业区，由于反对的声音极其强烈，地方当局一般都不敢严格执行新济贫法：

表44 1840-1914年英国济贫院内、外救济情况表（单位：千人；千英镑）

济贫院内的生存状态也得到改变，首先是对病人给予照顾。1867年议会制定《都市济贫法》（The Metropolitan Poor Act），授权在伦敦地区为穷人和精神病人建立单独的救济院，照顾患有传染病和精神病的穷人。1868年济贫法委员会颁布条例，在济贫院设立病房、雇用护士。到19世纪末，许多城市建立专门的医院，这些医院是免费的，实际上成了下层劳工的医院。此外，济贫院采取措施改善物质与娱乐条件，院内食物种类增加，1891年后为老年人购买书籍和报纸，为儿童购买文具；1892年开始给成年人购买烟草，1893年又开始提供茶叶；1904年同意每个济贫院可以购置一台钢琴或风琴，供宗教或娱乐活动之用。到世纪之交，济贫院的状况有了明显改观，“巴士底狱”式的济贫院慢慢消失了。

但济贫制度终究不可能彻底解决贫穷问题，一直要到20世纪构建福利制度后，贫困现象才得到根本的改观。

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工人阶级也开始享受工业文明的物质成果，英国进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财富丰盛，二是财富分配比较合理，这两个条件到19世纪末开始具备。

消费社会的前提是廉价的生产，这在19世纪是由无数的“血汗工厂”完成的。梅休（Henry Mayhew,1812-1887）对维多利亚中期伦敦的“血汗工厂”进行了长期的调查，调查结果发表在他写给《晨报》（Morning Chronicle）的系列报告中。根据他的发现，伦敦存在着许多手工业作坊，其中实行严格的分工，许多工人拥挤在狭小的车间里，每个人都只完成一道工序，用分工合作的方式成批量地生产诸如服装、家具这一类日常生活用品。这种生产方式成本低、速度快，大量式样划一的商品很快涌入市场，非常适合于大众消费。但工人由于实际上不需要技术，因此工资低，工作环境也极其恶劣，加上劳动时间长、工作单调，实实在在只能赚一点“血汗钱”。

大批量生产降低了物价，而廉价的商品推动了大众消费。在消费者方面，购买力的增强和对舒适的追求使他们充当了市场的俘虏，在185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的消费社会逐渐崛起。城市零售业和商店出现了重大变化，新颖的推销手段层出不穷。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商家开始注重销售场所的美观与舒适：玻璃窗越来越大、越来越明亮，把商品完美地展示在消费者眼前；明码标价直接显示商品的档次，使购物者明白自己的购买力。在新的购物商店前，小商小贩逐步消失了，明码标价代替了讨价还价。从60-70年代起，大规模推销商品成为重要的商业手段。

后来，广告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橱窗装饰和街头展示，广告日益占据了中心位置。报纸、杂志、屋宇、车辆都成为广告的载体，又构成销售革命的组成部分；19世纪晚期，中等阶级的英国已形成一种“商品文化”，这种说法并不过分。伦敦西区崛起为繁华的商业区，其他城市也相继出现商业销售中心。商业区和商业中心的形成是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商店不仅满足人们的购物，而且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煤气照明的普及更促进了消费趋势，商店里灯光灿烂，增添了商品的魅力。电灯和有轨电车则更加方便了消费者，购物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70-80年代出现了连锁商店和百货商店，这些革命性的销售方式首先在茶叶和食糖业兴起。1871年，托马斯·立顿（Sir Thomas Johnstone Lipton,1848-1931）花100英镑在格拉斯哥开设了一家茶叶铺，到1914年拥有了300家左右的连锁店。他的成功秘诀在于大宗采购、廉价销售，大做广告、大量销售。其他商人紧紧跟上，比如说伯顿（Montague Burton,1885-1952）的成衣店、杰西·布特（Jesse Boot,1850-1931）的“纯药”店等等。迈克尔·马尔克斯（Michael Marks,1852-1905）和汤姆·斯宾塞（Thomas Spencer,1859/1864-1907）都是从利兹市场的货摊起家的，后来发展成马尔克斯——斯宾塞（Marks and Spencer）“一便士”连锁店。

百货商店是由大城市里的服装商人扩展业务、销售更多样商品发展而来的，如曼彻斯特的肯德尔米尔纳福克纳百货公司（Kendal,Milne&Faulkner），纽卡斯尔的班布里奇（Bainbridge）百货商店，牛津街的彼得·罗宾森（Peter Robinson）百货店等。威廉·惠特利（William W hitley,1831-1907）号称“世界供应商”，1863年他在伦敦开了一家商店，到1867年扩展到17个独立分部的大百货公司；另一位富有创业精神的利物浦零售商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1823-1885）把他和他的伙计说成是“人民之友”。

合作商店是零售革命的另一种形式，它在北方许多繁荣的工人社区很盛行。它由工人消费者合资创办，从生产者那里直接进货，以平价出售给消费者自己或其他顾客；若产生利润，则在集资者内部分配。这种销售形式的理念是：资本主义的商业利润是一种剥削形式，消费者自己办商店就绕开了这种剥削形式。不过，这种形式后来仍旧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商业道路，变得和其他商店没有两样了。

但街头小店仍然是穷人的消费去处。在19世纪下半叶，街角商店得到发展。罗伯特·罗伯茨（R.Roberts）描述索尔福德的一个街角有：15家啤酒店，1家旅馆，2家无证商店，9家食品店、杂商店，3家蔬果店，2家牛肚店，3家理发店，3家木鞋店，2家炊具店，1家鱼条店（fish&chips，一种油炸土豆条和炸鱼的英式快餐），1家旧衣店，几家典当店，2家贷款所。

奢侈品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等级的象征，奢侈性消费从衣食住行到茶点、嬉戏，从家庭装饰到高尔夫球，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19世纪60年代一位法国学者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在谈论伦敦郊外8英里内中等阶级家庭时说，“他们展示住宅，犹如我们展示巴黎的华丽商品”；他把这种家庭归因于“一个富庶的、出手阔绰的中等阶级，大不同于我们”。这种家庭生活需要符合以下条件：3名仆人，子弟能进好学校，标准化的马车，适当的烹调，殷勤好客，广泛的社交，参加从文学社、小教堂到维多利亚时代志愿组织的活动来表现自己的社区意识，并通过花园、图书、家具和绘画等等来展示自己的文化品位。

在日常生活方面，早在1851年世界博览会上就展出了品种繁多的大众消费品，包括火柴、钢笔、信封、邮票等。在维多利亚中期，廉价的德国钢琴成为城镇中等阶级下层可以接受的消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许多家庭而言，房租下降、家庭规模缩小、生活必需品价格下降，都为购买耐用消费品创造了条件，因此自行车、收音机、摩托车（以及后来的汽车）等等一时热销。煤气照明变成了电照明；留声机、照相机也成为大众消费品。新衣、新家具、装饰品、海滨度假、纪念品、廉价报纸、书籍……这一系列非生活必需品都成了热门的消费。人们争相消费，消费成了一种大众文化。到这时，英国变成地地道道的消费国家，成为一个“轻佻琐碎的、放纵浪费的和肤浅的社会”。

第四章　人口、婚姻与家庭

自18世纪中期以来，英国的人口稳定增长，一直持续到19世纪。1801年首次进行人口普查，以后每10年普查一次，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人口增长的情况：

表45 英国人口增长情况表（单位：百万）

表46 1801-19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增长百分比（单位：%)

以1821年为起点，到1851年，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人口增长了31%。但爱尔兰人口受马铃薯收成的影响很大，1845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饿死了50万至70万人，并迫使100万人在以后几年向外移民。在1841和1851年的两次人口普查中，爱尔兰岛的人口从820万下降到660万，到1911年时只剩下440万。

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特别快，但大约从1820年代中期开始，增长速度就降下来。1801-182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粗出生率是40.2‰,1851-1875年下降到35.8‰。人口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死亡率上升，当时城市的卫生环境非常坏，清洁住房和干净水的供应都严重滞后，直到19世纪晚期各市才努力改善城市的卫生状况。

从1870年代中期开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出生率进入长期持续下降的阶段，从1870年代的35‰下降到1900年的25‰。不过死亡率也同时下降，从1870年代的22‰下降到1900年的16‰,婴儿死亡率从1801-1825年的167‰下降到19世纪最后25年的150‰。表47是19世纪英格兰的人口指数情况，可以作为19世纪英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窗口。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苏格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开始下降，尤其是儿童死亡率于1870年代稳步下降。

表47 1801-1900年英格兰的人口指数（单位：‰)

在19世纪早期，生育率没有显示明显的阶级差异，每个阶层都能生育很多子女，构成大家庭。但19世纪晚期生育率下降，则开始呈现阶级差异，从1870年代中期到一战爆发，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是雇主、专业人士和技术工人，其次是非技术手工工人；下降最慢的是农业工人和矿工。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生率明显下降，其原因一是不结婚的人比例上升，结婚率普遍下降，到1860年代40-44岁的人群中大约有11%从未结婚，比半个世纪前增加了一倍。另一原因是婚姻内的生育节制，孩子的抚养和教育费用日益高昂，妇女也不愿意承受过多的生育负担，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中等阶级首先实行生育节制，但工人阶级却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仍然维持传统的大家庭，直到1900-1914年才开始限制家庭规模。

死亡率在19世纪有明显的阶级和地区差异，工人的死亡率高于农业劳动者，城市的死亡率高于农村。1861年，苏格兰四个主要城市的粗死亡率为28.1‰,其他城镇只有23.4‰,农村地区只有17.9‰,凯思内斯郡（Caithness）、奥克尼郡（Orkney）和设德兰群岛（Shetl and）则只有15.5‰。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城市环境逐步改善，城乡间的死亡率差异开始缩小。但是与城乡及地区间的差别相比，行业间的差别更大，根据统计数据，最健康的群体是居住在乡村、过着中等阶级生活的教士。

工业化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首先是老年化。表48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年龄结构的分布情况：

表48 英格兰和威尔士年龄结构分布（占总人口百分比）（单位：%)

表49是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三地按年龄统计的人口情况：

表49 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三地按年龄统计的人口情况（单位：万）

1821-1851年，少儿组人口增长1.54倍，青壮年组增长1.81倍，老年组增长2倍多；1851-1901年，少儿组增长2.30倍，青壮年组增长3.53倍，老年组增长3.51倍。这一变化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没有引起足够注意，但后来随着人的预期寿命增加、出生率下降及婴儿夭折率下降，老年化速度明显加快。

人口的职业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从表50可看出各部门就业人员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表50 19世纪英国各部门就业人员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例（单位：%)

1851年以后，农业劳动力不仅相对数字减少，绝对数字也在减少，这一年农业劳动力有205.4万人，1861年198.2万，1871年181.7万，1901年只有147.6万。

人口的地区变化，在英格兰，以沃什湾（Wash）到塞汶河（Severn）画线，以南以东是农业区，以北以西是工业区。老的农业各郡在1801年时容纳了全国人口的44%,到1881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9%,并一直保持到1931年。同一时期，伦敦及邻近的两个郡容纳的人口从14%上升为19%,沃什——塞汶线以西以北各郡从1801年的45%上升到1881年的53%,可见人口向工业区集中。

苏格兰南部的工业与商业中心地带其地域只覆盖苏格兰土地的14%,但1755年时集中了人口的37%,到1821年集中了47%,1911年甚至达到68%,1931年达到75%的最高峰。与此相对的北部各郡，面积约占苏格兰的3/4,1755年时人口占苏格兰的一半，到1951年仅占1/5了。

19世纪，工、矿地区增加的人口大部分来自附近农村，这与18世纪的人口流动有很大不同。以前，农村人口流动主要在村庄之间进行，但工业化与城市化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农村人口流向工业区、矿山和城市。在这方面，铁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19世纪最后20年迁移的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城市化几近完成，国内人口迁移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而应该看作是从某一萧条地区向相对繁荣的地区移动，工业区到工业区比农村到城市的流动更频繁。

由于人口从农村流向工商业区和矿山，导致19世纪英国人口分布的另一重要变化即大城市人口膨胀。1811年人口普查时，除伦敦外，英格兰没有一个城市人口超10万。但那以后城市化速度加快，到19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中有35%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苏格兰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1755年苏格兰人很少生活在大城市，到1801年人口普查时，尽管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人口超过了8万，但苏格兰仍然没有10万人以上的城市。可是1851年苏格兰5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容纳了全苏格兰人口的17%。到1901年，英国完全成为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国家。

在19世纪，爱尔兰向英格兰、苏格兰移民的趋势不减，1841年人口普查时苏格兰有12.5万在爱尔兰出生的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9万。在1861年的高峰期，英格兰和威尔士有60.2万人、苏格兰有20.4万人是在爱尔兰出生的，分别占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3%和苏格兰人口的7%。国际方面，1870-1914年间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数量增加，在1911年高峰时，大约有28.5万来自欧洲大陆的人口居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5万人居住在苏格兰，其中以俄罗斯人、波兰人和德国人为主，也有一部分来自法国和意大利。此外还有来自白人殖民地和印度的人，在1871年大约有7.1万人。

英国人口外迁的规模也很大。按照英国人的说法，向外移民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减轻失业问题，并帮助英国打开国外市场和初级产品来源地，因此政府积极鼓励向外移民，1815-1850年间共有50万英格兰和威尔士人、10万苏格兰人移民国外。移民最高峰是在1880年代，有80多万英格兰和威尔士人移民海外，几乎是全国人口的4%。移民目的地主要是美国，但1905-1914年转向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英联邦地区，这些地方工资水平远比英国要高。但大约有40%的移民会返回英国，有的回来定居，有的则因工作原因短期返回。

在移民海外的人口中，年轻的单身男子是多数，1871-19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移民中2/3为男性。这种移民模式造成本土居民性别比例的失调，1850年代移民高潮过后，英格兰25-29岁年龄段上的性别比（每一千妇女男性数）从1851年的906下降到1861年的879，在苏格兰从828下降到769.因此有学者认为，移民是维多利亚中期“剩女问题”的诱因之一。

19世纪英国的婚姻观与工业化之前相比变化不大。如果说“爱情的因素和财产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近代早期欧洲人的婚姻基础”，那么19世纪英国仍然保持着这种观念，爱情不是人们在考虑婚姻问题时的唯一因素，在婚姻选择中，经济利益同样有影响。经济状况是婚姻的前提之一，英国有一句谚语：“当贫困来临时，爱情就飞出去。”

“门当户对”是一切时代的婚姻原则，维多利亚时代也不例外，上、中层阶级对婚姻有明显的门第观念，他们都趋向于在相同社会地位的人中间通婚，这种倾向一直到19世纪晚期才逐渐弱化。对贵族来说，婚姻不仅是为了建立家庭，并且是提高门第的机会，一个低级贵族娶了高级贵族的女继承人，领地和家产就骤然增加，社会地位相应提高。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幼子娶一个贵族的千金，可能以后自己也成为贵族，因此他在选择配偶时非常小心。19世纪时，虽然贵族阶层的圈内婚姻率逐渐下降，但对财富的追求却上升了，他们愿意把女儿嫁给伦敦的银行家，自己也愿意娶工业大亨的闺女。贵族婚姻通常是包办的，从本质上说，是两个家族的经济和政治联盟。19世纪后期，他们甚至把婚姻的彩球抛到大西洋彼岸，1837年亨利·斯坦福爵士娶了加拿大铁路、银行大王蒙特·斯蒂芬的养女爱丽丝，经济状况立即好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共有100多个贵族的儿子娶了北美富豪的女儿作配偶。由于没有爱情基础，贵族婚后感情融洽的并不多，同床异梦者比比皆是。

中等阶级在选择配偶时更多考虑对方的财产，把婚姻作为增强经济实力的工具。对中等阶级来说，“一个女儿最高尚的行为就是缔结一门能增长家庭财富的美满婚姻，至于新郎的年龄、品质及知识才能与亲事毫无关系。”中等阶级妇女的婚姻是被限制在很小的圈子里的，许多人终身未婚，成为老处女。尽管如此，维多利亚英国婚姻中的爱情因素相比欧洲大陆还是要多一些，夫妻感情也更亲密，1837年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说：“大体而言，英国的妻子要比法国的妻子们在婚姻关系中得到更多的温暖。”

相对来说，工人阶级的婚姻较少考虑财产和地位，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因此受家庭的限制也较小，婚姻基本上是年轻人自己的事。不过社会下层的年轻人在择偶时也会遭到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反对，特别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年轻人对家庭经济起重要作用，父母总是想推迟孩子们结婚的时间。孩子却总是我行我素，在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矿工们有时采取私奔的形式，去苏格兰举行一个匆促的婚礼。但工人阶级在择偶时也并不完全以感情为基础，而是在能力、性格、经济条件、宗教信仰等方面作综合选择。

健康是任何阶级在择偶时一定会考虑的一个因素。19世纪末，出于优生学的影响，健康变得越来越重要，婚姻手册质疑身体情况欠佳的人是否有结婚的权利，暗示这种结婚会把疾病遗传给孩子。择偶时还要考虑年龄的因素，和现在一样，19世纪人们对小丈夫、大妻子的婚姻普遍感到厌烦。

19世纪的婚姻经常为时不长，中断婚姻的一般是死亡而不是离异，这一方面是由于19世纪的死亡率较高、预期寿命不长（见表13-3）；但更重要的是，1857年之前离婚是被禁止的。虽然经由议会立法可以获得离婚许可，但该程序复杂，既费钱又费时，因此议会离婚其实是有钱人特别是有钱男人的奢侈品。由议会立法离婚，收费标准一般为200-300英镑，这远不是普通民众可以承担的。乔尔·普林梯斯（Joel Prentice）主教曾说：在英格兰，“离婚只能通过议会私人法案进行，且只有极少的情况，费用特别高，超出广大民众的承受能力，这就使不离婚又结婚、通奸、私生子现象每天都发生。重婚罪也时有发生。”

1857年议会颁布了《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承认离婚的合法性，婚姻诉讼从教会法庭转向新设立的离婚法庭，使民事离婚成为可能。但这项法律只承认通奸是离婚的唯一理由，而且女方须证明丈夫的通奸行为性质恶劣。因此，离婚被看作是道德错误的后果，与感情破裂无关。所以有学者说”1857年立法的依据是宗教思想（尽管教会裁判权已被国家裁判权所取代），并且，没有一点点那种个人主义的、私人化的和强调个人思想的痕迹”。尽管萧伯纳（George Bernad Shaw）在1903年的《人与超人》中乐观地说：“十分明确的是，在英格兰与美国，进步的婚姻契约的改革将会继续进行，直至它如同普通的商业行为关系一样。”但事实上英国离婚法的发展十分缓慢，直到一战以后，因为妇女在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离婚法才发生了重大变化。

维多利亚时代对家庭看得很重，家庭是这个时期道德的基础，多生子女是完美家庭的象征，19世纪中期一个英国家庭的平均人口是4.7人，到世纪之末，这个数字达到6.2人。1/6的家庭有10个子女以上，维多利亚自己就有9个孩子，因此被看作是英国家庭的典范。家庭很重要，米歇尔·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对兰开郡纺织工业区的研究表明，工业化使家庭的纽带更加重要，在社会流动性很高的工业化时期，工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家庭亲属网络的支持。1871年，在普雷斯顿（Preston），23%的家庭有亲戚住在一起；10%的家庭是父母与已婚子女同住。在对兰开郡的其他两个城市特顿（Turton）和索尔福德（Salford）进行研究后发现，差不多同一时期，中等阶级家庭中大都会有亲戚共同居住。这些情况表明，棉纺织业城镇的工业化生活促成了扩展式（即复合型）家庭的形成，农村三代同堂的情况也非常多。

扩展式家庭与工业化、城市化有密切联系。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失业、城镇住房拥挤、工资低下等一系列问题都给下层民众造成重大生存压力，工厂制又将许多妇女赶进工厂，使她们不可能一边劳动一边照顾家务，这些因素都使得几代人同住一起既是必须、又是必要，亲戚之间相互照顾也是当时的家庭模式。对中等阶级来说，未婚的姐妹在兄弟家寄居、鳏寡的父母与儿子同住，也是很正常的事，况且在维多利亚时期，中等阶级家庭都会有保姆和家庭教师，这些都使家庭规模庞大。可以说，“在工业化的初期，亲属关系网通过对新来城市者提供立足点而有利于地理的流动；而且也是一张可以避免在存在着低工资、周期性失业、高死亡率和守寡普遍的社会中出现困难和危机的保险单。"20世纪以后，特别是1908年引入老年养老金制度后，老人的生活开始有保障，亲属们也更容易找到工作，这样，家庭结构才慢慢变得简单了。

安德森将19世纪中叶的普雷斯顿（Preston）、约克（York）及农村地区，与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的100个前工业社会中的社区进行比较（表51），结果发现家庭规模不但没有下降，相反，7人以上规模的家庭所占比例与前工业社会相比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

表51 各社区中每一户中的人数及不同规模家庭的百分比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孩子数目多有关。孩子多可能是以下因素造成的：（1）平均婚龄更早，（2）育龄内的已婚妇女增加，（3）子女在父母家居住的时间更长，许多已经工作的孩子继续住在父母家、直至结婚。因此，家庭规模在19世纪中叶以后有所扩大不但归因于儿童死亡率降低，也归因于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现象增加。

到19世纪末，由于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的流行，家庭规模开始缩小，在R.K.韦伯（R.K.Webb）看来，维多利亚晚期的家庭基本变化之一是规模急剧缩小，这种结果是由理性的家庭计划导致的。很多家庭只生育1-2个孩子，占1900-1909年间婚姻总数的1/3;9-10人的大家庭开始减少，不到总数的4%。1914年之后结婚的夫妻中，45%-50%的家庭都只生育1-2个孩子，生育9-10个的只有1.5%;不生孩子的家庭增则加了一倍，从8%上升到1914年的16%。与此对应，家庭的平均规模也在下降：1860年代为6.2人，1881年代为5.3人，1890年代为4.1人，1920年代只有3.3人。

对中等阶级而言，家庭是男性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身心疲惫的避难所，也是一座有围墙包围的花园，女性是营造这美好氛围的天使。男人属于公共领域，女人属于私人领域，其主要责任是相夫教子、护理家务。卢梭（Jean Jaques Rousseau）曾说过，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蜜而且愉悦。正如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所描述的：妇女在“家门以内是秩序的核心、痛苦的安慰和美的镜子”。这样，女人必须是家中的鲜花，美丽而温顺。

对大部分工人阶级家庭而言生存是主要使命，亲属间的纽带使得家庭在危急时刻互相帮助，妻子和丈夫都要为生活奋斗，因此他们的关系相对是平等的。当然妻子要服从丈夫，但她是“家”的核心，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当母亲去世时，这个家庭也就散了。”社会的变化强化着女性留守家中的意识，到19世纪末，工人阶级女性把做全职家庭主妇当作理想。当时，男工工资提高了55%-70%,妇女们确实有了待在家里操持家务的可能性，这时，妻子也必须走进职场为家庭挣扎的情况才有所缓和。

19世纪的现代化没有改变英国妇女的“第二性”地位，她们在工作、教育、家庭、政治等各领域都处于服从地位。工人阶级妇女虽然需要出门打工，但社会始终把男性放在“挣面包者”的地位，是他们养活了一家人。大部分劳动妇女则属于临时性工作，在各行业中，女工的工资一般只有男工的四分之一至一半。妇女的就业非但没有改变经济上的从属性，而且使她们既屈从劳动压迫，又承担繁重家务，忍受双重压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妇女没有财产权，因此从法律的角度说她们的所得都属于丈夫的财产；她们对孩子没有监护权，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妇女属于私人领域，男人属于公共领域，这不仅是中等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也对此津津乐道：“女人的职责就是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创造舒适家庭是妇女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就中等阶级而言，虽然女性被吹捧成“家庭天使”，似乎有崇高的象征地位，但在经济上却只能依附于男性，终生忙于生儿育女和侍候丈夫，她没有自我，只是家庭的附属品。

法律不承认已婚妇女有独立的人格与身份，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在其名著《英格兰法律述评》（Com mentaries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称：“妇女一旦结婚就要失去法律的存在。夫妇属于同一个法人，这个法人就是丈夫。已婚女子不准管教子女，也不准管理自己的财产。”因此，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说：“无论她的什么都是他的！”从结婚之日起，妇女的动产和不动产，统统转到丈夫的手里。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末才有所改变。

离婚是不可能的，即使颁布了1857年《婚姻诉讼法》，妇女的离婚程序也要比男性难，她需要证明丈夫在通奸行为之外还有重婚、虐待、遗弃、乱伦或其他性侵害才能获准离婚。有一些妻子被丈夫遗弃，可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甚至失去生活来源。同样，依据法律，孩子也属于丈夫，除非丈夫想甩掉孩子；丈夫死后妻子仍然得不到监护权，除非丈夫在遗嘱中规定让妻子这样做。1839年议会才颁布“监护法”（The Custody Act），规定离婚或分居时母亲可以监护7岁以下的幼儿。

在教育领域男女也是不平等的，社会普遍认为受教育是男孩子的事，女孩子只需要成为理想的妻子和母亲，更好地为家庭服务。因此女子的教育除了一般的启蒙课程外，主要是学习简单的“才艺”如缝纫、歌唱、绘画等。家庭教师不停地向女孩灌输这样一种思想：自己所受的任何教育，都是为日后找一位“好丈夫”。以婚姻为目的的教育使中等阶级女性无法获得实际的工作能力，也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职业。19世纪末高等学校才接纳女性涉足，而且只允许妇女听课、且不能得到正式的学位。在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女孩的入学率非常低，上层或中上层家庭一般都会给女孩聘请家庭教师。

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中等阶级出现一批“新女性”，她们反对传统习俗，要求教育、要求工作，希望得到经济独立和思想自由，与男性一样地生活。她们不满足于扮演“家庭天使”的角色，勇敢地走出来，开展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

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些妇女的组织与报纸刊物，为妇女的就业大声呼号。巴巴拉·博迪雄（Barbara Leigh Smith Bodichon）创办的《英国妇女杂志》（English Women'Journal）宣传“女性需要工作，给妇女更多的工作机会”，在杂志存在的六年中，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859年成立的“妇女就业促进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of Women）和1862年成立的“中等阶级妇女移民协会”（Female Middle Class Emigration Society）也都在促进妇女就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另一方面，一些妇女先驱者以自己的行动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其中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最为知名。南丁格尔出身富裕的中等阶级家庭，她为了打破中等阶级妇女不外出工作的陈规陋习，不顾家庭的阻挠和社会的偏见投身到护士职业中去，在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中作出卓越贡献，被人们称为“提灯女士”，成为战士心中的一盏明灯。军人们捐款9000英镑，让她建立了一所护士学校，南丁格尔也成为现代护士学的奠基人物。以后，更多的中等阶级妇女参加工作，成为护士、教师、职员、店员和秘书等。在1851年，英国大约有7万名女教师，到1901年达到17.2万人；女护士在1891年已经有5.3万人。1911年，邮政部门的女打字员占打字员总数的58.9%,其他岗位的女职员占总人数的40.5%;在商业部门，女性的比例为24.5%。

在女子教育方面，19世纪40年代末建立了两所培养女教师的学校：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和贝德福学院（Bedford College），这两所学校成为英国妇女教育的摇篮，很多毕业生后来成为妇女教育工作者。1864年英国成立汤顿委员会（Taunton Com mission）调查英国教育状况，起先妇女教育问题不在调查范围之内，经埃米莉·戴维斯（Emily Davies）多方游说，终于使女子教育状况也进入调查视线。下层社会的学校大量涌现，女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女子学院给妇女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经过女性主义者不懈的努力，女生也可以获得大学学位，只是牛津和剑桥不在内。

19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者同时展开了争取受丈夫虐待的妇女独立生活权和争取孩子监护权的斗争。在各阶层人士、包括男性的共同努力下，1886年议会颁布《幼儿监护法》（The Infant Custody Act），规定父母有平等的选择孩子监护人的权利，当夫妻离婚时也拥有平等的申请监护孩子的权利，并且年幼孩子的监护权只属于母亲。劳伦斯·斯通（Lawrance Stone）认为，"1857年之后，两性双重的道德规范逐渐向两性同等的标准发展”。

家庭暴力也受到法律的制裁，议会于1853年通过“愤怒袭击法案”，试图以立法手段制止家庭暴力。在此基础上，60年代的法律规定：地方治安官可以对殴打妻子造成严重伤害的人判处6个月的苦役监禁。1878年的《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进一步授权地方官可以判决被殴打的妻子不与丈夫同住，丈夫须支付妻子生活费，并且由妻子监护10岁以下的孩子。这项法律与1895年的《即决裁判法》（The Summary Jurisdiction Act of1895）为有效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870年议会通过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该法规定：“已婚妇女因从事任何职业、工作或手工艺，或者因独自经营而得到的工资收入，她因凭借文学、艺术或科学技术获得的现金和财产，以及用这类工资、收入、现金或财产投资所得全部利息，都应被视为和确认为她所独自拥有和处理的财产，她本人的收据将是这类工资、收入、现金及财产的有效偿还者。"1882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更加完善，它确定妇女拥有财产权和独立签订契约权，在法律上承认了已婚妇女的独立存在。“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Married Women's Property Committee）在最终报告中高度赞扬该法案，说它“和平地推翻了道德权力的错位，这是人类平等战胜性别不公正的第一次胜利，这是没有流血却是有益的革命”。

女权主义者还对双重性道德标准进行抨击。维多利亚时代对性采取压抑态度，将性与娼妓、与不道德联系在一起，公开场合不可谈论，性快乐被视为邪恶。但在事实上性道德经常被破坏，尤其被男子破坏。上层人物常有情妇，工厂主则可以占有工厂女工，下层的性关系从来就比较随便，在工业革命中更是有所败坏，娼妓的数量也一直很大。卖淫被视为“最大的社会公害”，但男人却随意寻花问柳，不为所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维多利亚双重性道德。以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lter）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对此进行抨击，通过她们的活动，歧视女性的《传染病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在1886年被废除。

妇女的另一目标是争取选举权，为女性取得平等的政治权利。1866年，伦敦和曼彻斯特先后成立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团体，由伊丽莎白·沃斯登霍姆（Elizabeth Wolstenholme）发起的曼彻斯特团体是妇女选举权运动早期的核心。1897年，由17个最大的妇女选举权组织联合成“全国妇女选举权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这是全国性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开端。这个运动得到许多男性知名人物的支持，如约翰·密尔等。经过多年努力，支持女权的男性议员们在1869年顺利通过了《城市自治机关选举权法》（Municipal Corporations Franchise Act），它允许纳税的单身女性与男性一样，可以在地方市政会的选举中投票，据1892年统计，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有50.3万名妇女得到了这种选举权。

妇女政治权利逐渐得到两党的认可，1887年自由党妇女成立了“妇女自由党联盟”（Women's Liberal Federation),1883年保守党成立“樱花同盟”（Primrose League），使妇女选举权运动得到了更大的活力。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可看作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它给了单身妇女在地方政府职能委员会中任职的权利，到1900年，妇女委员已经在全国各地方政府委员会中占了13.7%;1900年，有100万妇女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拥有地方政府的选举权。

20世纪初出现了“战斗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其核心人物是潘克赫斯特夫人（Mrs.Em meline Pankhurst）和她的两个女儿。潘克赫斯特是曼彻斯特一位激进律师的妻子，她在1903年建立“妇女社会和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从一开始就对工人阶级妇女的选举权感兴趣。该同盟建立后主张战斗性的斗争策略，包括示威、游行、在各种会议上进行捣乱等。从1912年起她们还发动砸窗户、纵火、围攻政界人物的活动；1913年埃米莉·戴维斯在赛马时冲进赛场，死在国王的马蹄下。自由党首相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对妇女们的行为非常反感，运动自身也发生分裂。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运动暂时中止了，直到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妇女才获得议会选举权，而且仅限于30岁以上、有财产的妇女。

虽然在19世纪妇女一直没有能获得议会选举权，但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中，妇女提高了政治觉悟，产生了集体意识，积累了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采取多种斗争方式，向社会展示了她们的热情和行动能力。妇女在地方议会拥有选举权，在济贫法委员会、学校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市政机关任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妇女的政治目标，推进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经过女权主义者的努力，英国妇女在19世纪末比19世纪初享有更多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权利，到世纪之末，妇女外出工作已很普遍，出现了不少女教师、女医生，甚至还参加地方事务的管理。不能否认，19世纪英国女权主义者的努力为20世纪英国妇女取得更多的社会平等权利奠定了基础，她们向往的妇女解放理想也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女权运动，并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先导。但妇女问题的真正解决却要等到20世纪，19世纪是妇女地位最低下的一个世纪。

第五章　宗教与教育

英国在19世纪经历了现代转型，宗教方面也不例外，自由主义在19世纪高歌猛进，宗教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18世纪开始，宗教逐渐淡出政治领域，到19世纪结束时，信仰已完全是私人的事了。国教会和其他教派都对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重新思考，各教派之间的对立和分歧也日渐消退。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化成为社会的特征，而世俗化的内涵之一，就是对宗教的高度包容。人们意识到，宗教情感与世俗化并不冲突，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在精神领域，另一个在生存领域。宗教由此找到了新的社会功能，从而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国教仍然是主流宗教，但其他教派也呈现“繁荣”趋势，宗教多元化趋势出现了。

19世纪英国是一个虔信的国度，维多利亚时代也是自觉信仰的时代，人们相信英国的繁荣和稳定、自由和帝国都植根于基督教信仰，有组织的宗教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没有宗教，国家会解体。

做礼拜是大多数英国人在星期天的选择。据1851年3月30日的调查数据，在全国1792.8万人中，有1041.939万人出席当天的礼拜仪式，其中494万人参加国教礼拜，511.4万人参加非国教礼拜，36.5万人参加天主教礼拜。因此，在19世纪中叶，星期天做礼拜仍是英国人的主要活动。

国教（English Church）继续享有独尊地位。从“国教”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来，它意味着“国家的”宗教，它的正式名称是“安立甘教”（Anglicanism）或“圣公会”（Episcopalism）。它控制着洗礼、婚礼和葬礼这三件大事，其中洗礼是父母代办的，葬礼由后人操办，婚礼是自己安排的，因此婚礼最能代表英国人的宗教倾向，在184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婚礼中国教占90.7%,到1901年仍占66.6%。

国家重要的政治仪典是国教性质的。君主加冕礼由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主持，国教祈祷和礼仪是国家活动的组成部分，几乎每一个与国家事务或历史事件相关的纪念仪式都会有国教牧师参加；议会的开幕、闭幕采用国教的仪式，26个国教主教和大主教是上院的当然成员。更重要的是，英王和王位继承人必须是国教徒，王室主要成员是国教徒，国家重要的职务基本上也由国教徒担任，在19世纪政治生活中，非国教的内阁大臣几乎没有。

牧师、尤其是国教牧师也许是英国最大的职业集团，其从业人员远远超过了律师、医生和机械师。国教牧师的数量在19世纪增长比较快，从20年代的1.2万人增加到1871年的2.1万人，再增到1901年的25363人。其他有些教派也出现同样趋势，比如卫斯理宗（循道宗）牧师从1831年的736人增长到1901年的1675人。教职仍是大多数青年学人的职业选择，许多男青年梦寐以求，19世纪40年代牛津剑桥毕业生中73%接受圣职，到1864-1873年这个数字仍然有51%。

总之，19世纪英国人仍然是虔信的，宗教情绪空前浓厚。不过，宗教情绪浓厚不意味着信仰一致，可以说，恰恰是在19世纪，英国从宗教划一向宗教多元化过渡，国教仍然主宰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非国教也得到迅速发展，天主教恢复了合法的地位，非基督教的宗教也慢慢得到了容忍。

新教少数派（非国教）中最大的派别是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浸礼会（Baptists）、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和教友会（即贵格会[Quakers]），此外还有一神派（Unitarism）等其他教派。天主教是和整个新教对应的一个派别，它隶属罗马天主教会。在19世纪，非基督教少数派中最重要的是犹太教（Judaism）。

非国教分为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团体，在19世纪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1850-19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浸礼派成员从大约17.5万人增长到34.6万人；相比之下，公理会从22.5万人增长到40.8万人，教友会从1.5万人增长到1.75万人，一神教保持在4万人左右。

尽管英国有反天主教的传统，在很长时间中把天主教徒看作是国家潜在的威胁，但1801年爱尔兰被并入联合王国，使天主教徒的数量大增；上、中层阶级中也有一些天主教的忠实信徒，此外还有改信天主教的人。由此，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天主教徒从20年代的约50万增加到1861年的130万人和1900年的150万人；在苏格兰，则从1827年的7万增加到1900年的43.3万人。1829年，由于爱尔兰危机的冲击，天主教徒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

犹太人在1830年只有大约2.5万人，1880年有6万人，由于俄国在1881年以后排犹，大批俄国犹太人移民英国，到1905年也许达到了25万。犹太人中有许多银行家，他们定居在伦敦中心，经营国际金融业务，在当时英国31个百万富翁中有24个是犹太人，33个资产达到50万的富翁中有8个是犹太人，这些数字虽然只及国教徒的一半，但与其人数相比却是高得不成比例的。犹太人的财富帮助他们取得平等的公民权，1833年他们获得占有土地的权利，1835年伦敦犹太人得到议会选举权，1858年《犹太人解放法》允许犹太籍议员入座议会大厅，当年，犹太教的银行家罗思柴尔德（Baron Lionel Nathan de Rothschild,1808-1879）当选为议员，标志着犹太教徒得到了政治上的平等地位。

不仅如此，1869年议会废除圣公会在爱尔兰的国教地位，这对国教会而言是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此后无神论也得到了它的政治地位，1880年无神论者查尔斯·布雷德洛（Charles Bradlaugh,1833-1891）当选为下院议员，尽管引发了长时间的争议，但还是在1886年得到承认。1891年的《消除宗教限制法》最终取消了一切宗教限制，任何人不论其信仰如何，都有担任议员的资格。至此，除了王位等少数几种职务，所有公职都向公民开放，而不论其有什么信仰。

在宗教多元发展的冲击下，19世纪初的国教会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稳如磐石。在1851年的宗教普查日，参加非国教礼拜的人比参加国教礼拜的人还要多一点（表52）。国教会与民众的关系显得疏远，它与国家的亲密关系不见得是优势，它的组织结构更适合稳定的农业社会，不适应快速变化的城市社会，快速变化的城市需要大量有进取心的牧师，国教会却显得步伐缓慢，因此不断面临非国教各种教派的严峻挑战。

表52 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宗教普查

虽说到19世纪晚期国教会仍然在英国社会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它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挑战，其影响力日渐下降。在外部，它受到科学的挑战，特别是1859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提出进化论，直接挑战了上帝的权威，在精神领域制造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达尔文理论在科学的层面上削弱了圣经的真理性质，而且由于“适者生存”，似乎说明基督教道德本身就有问题。这让许多思想家和博学之士经历了深刻的“信仰危机”，而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则遭遇了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对决。

但更大的挑战来自内部。首先，国教会对信徒的控制能力下降了，按照1850年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裁决，教会对持有非正统观念的人不可轻易审判和惩罚，对非国教徒也不可任意排斥。这项裁决尽管使国教会维持了妥协、调和的中庸性质，内部可以存在分支流派；但在另一方面却使国教会缺乏明确的立场，容易造成信仰危机。

其次，“高等考证”（higher criticism）挑战了《圣经》的权威性。“高等考证”起源于德国，30-40年代也在英国教会知识界流行，这种考证对《圣经》（Bible）进行学术考察，从中找出前后矛盾甚至荒谬之处，如旧约前五章声称是摩西（Mose）所作，内容却包含摩西之死。考证对知识界信徒形成冲击，使他们对信仰的根基——《圣经》产生怀疑。

第三，教会内部腐败迭生，花样繁多，其中一大弊端是教士兼职。当时教士的收入差距很大，例如达勒姆主教年收入6000英镑，但布里斯托尔主教只有450英镑；1810年，近1/4的教区年开支还不到100英镑。这使许多低收入的教士兼领圣俸，一个人在好几个教区兼任，获得几份收入，同时又疏离职守，严重削弱了工作效率。兼职牧师花钱雇用助理牧师代他行使职责，到1830年，只有40%的教区牧师住在本教区。

第四，国教会脱离群众，不能发挥教牧作用。19世纪有许多牧师担任治安法官，在20年代大约有1/4的治安法官是由牧师担任的。这些牧师忙于世俗事务，追求世俗利益，日益远离教民，失去他们的信任。而星期日的布道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式上都脱离大众需要，仪式庄严有余，内容沉闷乏味，毫无吸引力。教会的立场又经常背离时代潮流，人们不假思索地认为它站在政治反动和极端保守的阵营里。

面对这些问题，英国教会试图用改革来应对。1835-1836年辉格党政府立法废除了兼领圣职的做法，它重新分配教区收入，缩小了贫富教区间的收入差距，还讨论了什一税和教区税问题。

国教也开始以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待其他宗教派别，如允许非国教人士入选议会——1828年是其他新教宗派，1829年是天主教，1858年是犹太教。70年代起，除了少数职务，所有公职向各教派敞开大门。1836年国教会放弃了对出生、婚姻与死亡的注册独占，1858年放弃了对遗嘱公证的独占权；牛津与剑桥也在70年代初允许招收非国教教派的学生。到19世纪晚期，安立甘教作为英格兰的国教仅仅是仪式的和习惯的，而不再是法律的；同时，它也不再是爱尔兰的国教。

为扩大影响，国教会还大规模建设新教堂，特别是在大城市。1818和1824年教会得到两笔议会拨款，在大城市建立了600座新教堂；从1861年到1901年，教堂数从大约14731个增长到17368个。19世纪国教会的牧师人数几乎增长一倍，但19世纪晚期牧师数的增长幅度不大，在1871年到1901年期间，从19411人增长到23193人。

尽管有这些措施，但仍显得迟缓乏力，不能解决深刻的危机，也无法消除英格兰教会内部的争端。首先是产生于18世纪的卫斯理宗（Methodism），在其领导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去世后，迅速从国教中分离出去，发展成颇有实力的新的教派。19世纪初该派增长速度极快，从1800年的9.4万人增长到1830年的28.6万人，还有大量参加仪式却并未入会的人。18世纪卫斯理宗主要在城镇活动，到19世纪则迅速发展到农村及西部、北部的半城镇地区，对农夫、矿工、手工工匠、小商人和小店主吸引力很大。它让青少年和女性找到了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是体制化的国教所没有的；而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则让它在农民、手工业者和劳工中找到了许多皈依者。

面对卫斯理宗的迅速发展，国教福音主义运动（Evangelical Movement）形成了。国教的种种弊端引起一些教士的反思，他们感到国教会在管理体制上落后，地方教区设置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教区收入拮据，造成教士贫困，不能很好地履行宗教职责；国教组织忽视穷苦人的要求，越来越远离普通教徒。这些人觉得国教会必须关注下层民众的贫困问题，主张所有人都可以获得上帝拯救，而不管他出身如何、财产多寡，他们被称为“福音主义者”。福音主义是对国教高高在上、脱离民众作风的背离。

福音主义在国教内部有很大影响，其中“克拉彭派”（the Clapham Sect）尤为著名。这个派别因一些重要人物居住在伦敦郊区的克拉彭村而得名，其代表人物是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其他还有扎加利·马考莱（Zachary Macaulay,1768-1838）、詹姆士·斯蒂芬（James Stephen,1789-1959）等。他们中有许多是议会议员，还有富裕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由于政见比较一致，他们在议会中形成一个小派别，即所谓“圣徒团”（the Saints），成员中包括威尔伯福斯、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1760-1815）、詹姆士·斯蒂芬、泰格茅思勋爵（Lord Teignmouth,1751-1834）、格兰维尔·夏普（Grenville Sharp,1735-1813）和约翰·维恩（John Venn,1759-1813），正是这些人在1795年组成了“克拉彭派”。。“克拉彭派”提倡社会、宗教改革，推进社会慈善事业，其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组织和推动了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社会运动，最终与其他教派中的福音主义者一起迫使议会废除了奴隶贸易（1807年）和奴隶制（1833年）。从19世纪30年代起，福音运动领袖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其中沙夫茨伯里伯爵（Lord Shaftesbury,1801-1885）是典型。

福音运动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巨大，尤其对普通民众有很大影响。福音主义宣扬维多利亚时代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提倡严格的安息日制度，主张在民众中恢复真正的宗教热情，而这些又恰恰是卫斯理运动的目标。福音运动印发大量的宗教宣扬品，尤其是书册、祈祷书、廉价圣经、布道文，并开展以主日学校为中心的大众宗教教育。它宣传家庭的核心作用，把家长领导的家庭视为基督教价值和基督徒生活的主要体现。福音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贵族社会的腐败风气，到1850年代，这种风气就不那么公开和普遍了。当时社会上很多著名人士都受到福音主义的影响，著名的有首相威廉·格拉斯顿；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受他父亲扎加利·马考莱的熏染，著名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早年也笃信福音主义。

但福音运动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一是福音派人数不多，从来没有占据国教的主流，其社会基础主要在中上层贤达之士之中；二是它自始就是一个组织松散的运动，其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三是福音派持保守主义政治立场，比如在1832年支持托利党，反对议会改革，这是它致命的弱点。

在19世纪的宗教运动中，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另一个重要的运动。牛津运动起源于国教“高教派”，它强调英国教会的天主教而不是“新教”传统。宗教改革以后，英国国教仍然保留着许多天主教因素，在组织结构、教阶制度和仪式方面都与天主教有明显的纽带关系；当时，国教强调国家的权威，支持君权神授，反对激进的变革和民众参与政治。19世纪，高教派的学术人士和教会人员对国教中日益盛行的自由主义倾向极为担忧，他们主张恢复昔日的教会权威和早期的圣徒传统，提倡类似天主教形式的礼拜仪式，并在事实上认为教会高于国家。

“牛津运动”是1833-1845年间国教内部的一次宗教复兴运动，运动从牛津大学开始，旨在抵制教会的自由主义倾向，恢复17世纪的“高教”特点。该运动的核心人物是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 man,1801-1890）、理查德·弗洛德（Richard Hurrell Froude,1803-1836）、约翰·凯布勒（John Keble,1792-1866）和爱德华·皮由兹（Edward Pusey,1800-1882）等。早期的领袖是纽曼，后期由皮由兹执掌大旗，这些人提倡恢复传统教义和高教礼仪，故有“崇礼派”之称。

一般认为牛津运动始于1833年。当年，辉格党政府通过一项宗教宽容法，它改革了爱尔兰教会，把爱尔兰主教减少到10个，建立教会委员会管理教会财政。这些措施使保守的国教徒十分担忧，他们担心圣公会最终将失去在整个国家中的国教地位，而牛津运动的活跃分子走得更远，他们反对国家干预教会事务，反对“国家至上”的信条；他们抵制政教分离和宗教多元化趋势，批判宗教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主张回归基督教的古代教父传统，因而使运动成为一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运动。

牛津运动出版了大量的书册，因而也被称为“书册运动”（Tractarianism），这些书册宣传牛津派的主张，在国教内部一时引起激烈争论。但这些主张越来越引起国教人士、甚至国教高层人士的警惕，他们认为牛津派的真正目的是恢复罗马天主教，取代英国国教的地位，这样，就唤醒了英国潜在的反天主教精神。1845年纽曼正式皈依天主教，使牛津运动雪上加霜。尽管又有一些重要人物先后加入天主教，但大多数人仍然留在了国教内部，被看成是“伪装的天主教徒”。

大多数国教领袖既非福音派也非牛津派，而是所谓的“广教派”（Broad Church）。这是国教内部的中间派，他们避开极端，尽可能兼收并蓄。广教派反对过高强调教会的权威，不赞成高教派恢复旧制的主张，认为教阶、圣品与圣事礼仪并不重要，信仰才是基督教的真谛。它支持福音派及新教非国教的一些做法，反对繁文缛节，强调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心，主张新教各派的联合，共同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废除奴隶制。由于受到福音主义的强烈影响，他们也被称为“国教福音派”。

19世纪晚期，国教会中高教派和低教派都在发展，反映了国教中“天主教”和“新教”传统的碰撞。总体而言，19世纪英国国教仍然走中间道路，许多上层人士厌倦了教义争执，渴望一个理性和务实的宗教，让人们能够平静地礼拜。这种“不拘泥于教义和仪式”的向往使国教不仅接收福音主义，而且吸纳牛津运动。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福音派在牧师中势力强大，但大学却是高教派的堡垒，广教派则受到政府的支持。两大改革运动克拉彭派和牛津运动的领袖人物都活跃在国教的框架内，这并非偶然。直到世纪末，国教仍然是英国最重要、最具活力的宗教派别，尽管相对而言它在衰落。

关于19世纪的英国教育，它有两套不同的体系，一是精英教育，二是大众教育。精英教育确立了以“重点”中学（公学）和“重点”大学（牛津、剑桥，合称“牛桥”）为主体的“精英”人才培养体系，为教俗两界及军队等输送合格的官吏。受教育一直是重要的进身之路，受教育的权利一直为上流社会所独享，精英教育旨在培养绅士素质，而非专业技能。大学收费昂贵，很少提供奖学金，因此历史悠久的牛津、剑桥就一直是贵族子弟的天下。大学崇尚古典课程，讲究宗教意识，注重人文教育，看重体育活动。

公学（public school）是英国精英教育的基础，名气大，声望高，旨在培养少年贵族的良好情操和高尚人格。在预备学校、中学和大学教育中，公学是中坚，是关键，因为公学是国家统治者的制造商，大学只对他们进行强化，而非塑造。所以凡是社会精英就要上恰当的公学，一旦进入公学，就取得了永久的社会优越地位。

公学分两个层次，上层是贵族、乡绅和上层中等阶级学校，培养未来的政教军各界领袖，还有高级专业人才。工业社会的出现和中等阶级的成长要求对教育进行改革，1861年组织了以克拉伦敦勋爵（Lord Clarendon,1800-1870）为首的委员会对9所历史悠久的“公学”进行调查，这9个学校后来被称为“克拉伦敦学校”或“克拉伦敦九”，其中包括7所寄宿学校：伊顿（Eton College,1440年）、哈罗（Harrow School,1572年）、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 School,1552年）、切特豪斯（Charterhouse School,1611年）、温彻斯特（Winchester College,1382年）、拉格比（Rugby School,1567年）和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 School,1179年），还有2所走读学校：圣保罗（St.Paul School,1550年）和梅钦泰勒（Merchant Taylors）。

这些公学几乎都以古典课程为主，直到1870年，在拉格比公学，每周22个学时中有17个是拉丁文、希腊文等古典课程，反映了贵族的文化观。公学也逐渐吸收了资产阶级的公平竞争（fair play）精神。公学为英国输送了大量官员，1880年以来，有60%以上的内阁大臣受过公学教育，其中仅伊顿就占34.7%。90%的大贵族上过公学，其中75%上过伊顿或哈罗；上层文官中71%上过公学，其中48%上过伊顿或哈罗。议员的相应数字是69%和49%,企业家的数字是63%和42%,外交官中67%是伊顿毕业生。

下层公学通常建校时间较短，旨在为中等阶级子弟提供教育，培养中上层管理人才、律师和商人。1837-1869年创立了31所寄宿学校，但并非所有这些学校都立即获得公学的地位。这类公学还可以大体上分成三种：一是语法学校，一般是在19世纪被改造的古老学校；二是非营利私人学校，通常在40年代以后为中等阶级创立；三是私人建立的营利学校。中等阶级公学中最出名的是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1841）、莫尔伯勒（Marlborough,1842）、罗素（Rossall,1844）、雷德利（Radley,1847）、兰辛（Lancing,1848）、埃普索姆（Epsom,1853）、克利夫顿（Clifton,1862）、哈雷伯里（Haileybury,1862）和莫尔文（Malvern,1865）。两所天主教公学也名声不错——耶稣会（Jesuits）的斯通赫斯特（Stonehurst）和本笃会的爱普福斯（Ampleforth）。

1869年议会颁布了《受捐助学校法》，正式认可上学收费的原则，并要求兼顾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于是语法学校遍地开花，在英格兰就有1448所，威尔士有31所。这些学校有着类似的教学体系，既开设古典课程，也教授现代科学技术，从而培养社会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

从公学毕业，学生可进入高等院校。19世纪初，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牛津、剑桥这两所古典大学，它们是贵族和乡绅子弟独占的大学，在课程设置上体现被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称为“绅士教育”的目标。19世纪以后，牛津是培养政治家的摇篮，剑桥成为哺育科学家的温床，英国历史上有29位首相、5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分别毕业于这两所大学。其他精英群体也从“牛桥”获得力量，1880-1899年，“牛桥”毕业生占文官上层的78%,主教的96%,高级知识分子的84%,企业家的68%。

作为英国国教的组成部分，古典大学在18世纪受到冲击，发展缓慢，到19世纪中叶才恢复元气。牛津大学在17世纪30年代达到招生顶峰，新生数达到500人；18世纪中叶下降到不足200人，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再次超过500人。剑桥在17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60年代下降到100出头，到19世纪60年代恢复到500多人规模。就学生出身而言，1810年，牛津大学贵族和乡绅子弟占学生人数的99%。

在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下，古典大学的变化却十分缓慢，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议会才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对牛津、剑桥进行重大改革。第一是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1854年和1856年的牛津剑桥大学法（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Act）分别为两校建立了管理机构，除三一学院外，所有学院都放弃宗教测试，彻底取消了宗教甄别。1871年允许非国教徒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和研究员职位，可以进入大学管理机构。入学方法也改革了，奖学金和研究基金采取公开竞争制。1877年的另一项立法废除了对教员的独身要求，而此前只允许学院院长结婚。

第二个重大变革是古典大学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一是改革寄宿制，牛津在1868年、剑桥在1869开始接纳非住宿生，以方便中下层子弟入学。二是向非国教徒敞开大门，创办教派宿舍，其中两个——牛津的基布尔（Keble）和剑桥的塞尔文（Selwyn）是国教性质，牛津的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则面向非国教徒。

改革的第三个方面是教学与课程，尽管本科仍开设死记硬背的古典课程，但是逐渐增加了科学课程。1807年古典学校和数学学校分离，新科目渐渐加进了旧课程体系。1824年剑桥大学开始文学士荣誉学位考试（Classics Tripos），1848年道德科学（包括历史）和自然科学也开始荣誉学位考试。到19世纪中叶，牛津设有自然科学院、法学院、现代历史学院和神学院；“牛桥”都建立了科学实验室。即便如此，大学科技教育仍然进展缓慢，尤其在牛津大学，1900年，在牛津专业课程里古典文学占34%,历史占33%,自然科学仅占8%,数学占6%。但是在剑桥通过的荣誉学位考试中，最多的是自然科学，占27%,古典文学占25%,数学占16%,历史占10%。这种以古典教育为主导的高等教育的结果是：“英国虽有许多科学家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却缺乏足够的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第二个部分是技术学院（Academy）。如果说古典大学为国教精英提供了高等教育，那么技术学院则为非国教徒提供了相应的教育机会。Academy意为“学院”，指中高等专科学校，它们注重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追求创新和全面发展。1662-1843年间共有73所有一定影响的非国教学院（Nonconformist Academy），与宗教完全分离的技术学院是私立学院（Private Academy），依照法、意等国的专业学校模式组建，特别强调实用科目设置，主要教授自然科学与职业技术，培养社会实用人才。据说英国第一所私立学院是17世纪80年代缪尔（Meure）创办的伦敦索霍学院（London Soho Academy），这所学校以实用职业技术教育为主，设有文法、商业、技术、海军和艺术五个领域。私立学院规模不大，但发展更快，到18世纪80年代已超过200所。

古典大学和技术学院都有强烈的宗教属性，而世俗大学则始于1828年创办的伦敦大学，它与宗教完全分离，有着强烈的功利和实用倾向。1831年开办的国王学院则遵守教派传统，承认国教会的主导地位。这两所学校只颁发毕业证书，均无学位授予权。两者在宗教问题上针锋相对，暗暗较量，斗争的结果是妥协：在保持两校原有建制不变的原则下，将1828年成立的伦敦大学改名为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与国王学院一样独立办学。另外成立一个实行联盟制的新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其任务是考试和授予学位，它不是教学机构，不招生、不授课。伦敦及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新的学院，它们在教学事务上独立自治，从伦敦大学接受学位。到1851年，新伦敦大学下属29所普通学院，60所医学院，最远的在约克和卡马森（Carmar then）郡，甚至锡兰（Ceylon）、孟加拉（Bengal）、马耳他（Malta）等海外殖民地。伦敦经济学院（1895年）和帝国学院的一部分——皇家科学学院、皇家矿藏与城市学院、基尔特学院等都属于高等学历技术教育。1898年修改了伦敦大学章程，防止学院变成独立的大学。1858年，除医学院外，允许在英国任何一所大学注册读书的学生参加伦敦大学的学位证书考试；后来，没有大学学历的自学者也可申请参加考试。

伦敦大学的办学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从19世纪50年代起，一大批新式大学（初为学院）在英格兰许多城市兴起，史称“新大学运动”。这些学院以非宗教、讲求实用为特征，以培养科技人才为目标。1837年创办的杜伦（Durham）学院是其先驱，以后曼彻斯特的约翰·欧文斯（John Owens）学院、利兹的约克郡自然科学学院、利物浦的大学学院、伯明翰的梅森科学学院等都比较出名。“这些大学的目标与牛津、剑桥显然不同，它们的办学资金大多来源于地方工业家，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这些地方性大学强调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等新兴学科教学，以满足国家的需要。"19世纪下半叶各城市学院逐渐发展成大学，比如1880年欧文斯学院成为维多利亚大学，以后利物浦、利兹、伯明翰的学院也获得大学地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明显增加了，到1900年，英国大学生人数达到2万左右。教育内容从古典文化发展到科学技术，精英培养从政教两界扩大到科技和工商业。随着时间推移，城市大学里专业人员的子弟增多，1893年，在伯明翰的梅森学院（Mason College）里，专业人员和中等阶级下层的儿女各占近37%,还有13%的工匠子女。

女性的高等教育步履维艰。议会指定的关于教育问题的汤顿委员会（Taunton School Inquiry Com mission）因女权主义者埃米莉·戴维斯（Emily Davies,1830-1921）的努力，接受了女子受教育的观念，于是把一小部分教育捐款拨给女子学校，不过到60年代，英格兰只有12所女子学校得到资助，到90年代有80所。在苏格兰，女子受教育的传统比较悠久，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是在1823年创办的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Cheltenham Ladies College），以后又开办了圣安德鲁斯的圣伦纳德学校（St Leonard）和布赖顿的罗迪安学校（Roedean）。走读学校中，弗朗西丝·玛丽·巴斯（Frances Mary Buss,1827-1894）在1850年创办的北伦敦学院（North London Collegiate School）影响最大。玛丽亚·格雷（Maria Grey,1816-1906）和她的姐姐埃米莉·希立夫（Emily Shirreff,1814-1897）在1871年创办女子教育全国同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 of Women of all Classes/Women's Education Union）；受她们启发，1872年创建了女子公学公司（Girls'Public Day School Company,1872-1905），用来资助创办女子中学。第一所受资助的学校是1873年在切尔西（Chelsea）开办的，以后在伦敦和其他地区拓展，到1901年公司共资助38个女子中学；1906年公司更名为女子公学信托基金（The Girls'Public Day School Trust,1906-1998），1998年后更名为Girls'Day School Trust.1883年起，英格兰教会学校公司仿照这种模式在全国开办女子学校。

1863年，剑桥大学同意让女生私下参加地方考试，两年后举行公开考试，当年有126名女生参加考试。1869年，剑桥大学试行女子预考（Previous Examination）和普通学位考试（Ordinary Degree）；1880年又准许女性参加荣誉学位考试，但不可获得正式学位。1877年牛津大学也步其后尘，举办了独立的女子考试。

1847年，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弗雷德里克·莫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1805-1872）开始给女教师授课，次年开办了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尽管它其实是个中学，但培养了一批女子教育的先驱者，包括弗朗西丝·玛丽·巴斯、多萝西娅·比尔（Doro thea Beale,1831-1906）、索菲亚·杰克斯布莱克（Sophia Jex Blake,1840-1912）等。1849年伊丽莎白·里德（Elizabeth Reid,1789-1866）在贝德福广场给女子授课，1878年贝德福学院（Bedford College）获得为女性参考伦敦大学学位的地位。其他女子学院也逐一开办，如1879年国教的玛格丽特女子学院（Lady Margaret）和非国教的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1882年开办的威斯特费尔德学院（Westfield）和1886年开办的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等。

女子获得平等高等教育权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剑桥大学直到20世纪才给女性授予学位；不过，在此之前，伦敦大学各附属学院和威尔士、苏格兰的大学早就给女子授予学位了。

1900-1901学年，除牛津剑桥之外，英国的全日制大学生达到14347人，其中英格兰7943人，威尔士1253人，苏格兰5151人，有2749名是女生。不过，高等教育仍然是精英教育，2万个大学生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微不足道，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还有待于大众教育的发展，有待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与精英教育发展迅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众教育举步维艰，直到1870年为止英国都没有统一的大众教育制度，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英国传统思想作怪，重精英教育轻民众教育；另一方面则是自由主义盛行的结果，反对国家干预教育，将其视为私事，与政府完全无关。孩子受不受教育、受什么教育，全看父母意愿，家长的经济状况、性别、阶级和宗教信仰决定孩子的受教育状况。在自由主义主导下，政府虽然在1839年设立了教育委员会，但1859年的纽卡斯尔委员会就初等教育作出结论说：政府资助势必对私人权利造成无端的干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国的大众教育全面落后，不仅落后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甚至落后于18世纪的英国。

大众教育的落后首先表现为19世纪以来英国识字率呈下降趋势，1839年男性平均识字率为66.3%,女性为50%（表53）；但已婚青年中男性识字率从1795年不足40%下降到1840年的33%,女性从1750年60%多下降到1840年的50%以下；在圣乔治（St Geroge）、圣詹姆士（St James）、圣安妮（St Anne）等教区70%的孩子没有受到教育，似乎是年龄越小，识字率越低。

表53 183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识字率

其次表现为国家没有教育政策，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毕业标准，私人、教会、慈善机构甚至企业都可开办教育，而国家完全不管。这就使英国的大众教育参差不齐，各种学校五花八门。其中主日学校的影响比较大，这是一种宗教机构开办的学校，在星期天上课，后来也有私人办这种学校，向贫苦儿童教授一些基本的读写和算术知识。主日学校借教堂或其他公共场地做教室，不收或只收很少学费。1801年仅伦敦就有1516所主日学校，约15.65万名学童；在19世纪中叶，5-15岁的工人子弟大约有2/3上过主日学校。1851年有240万注册学生，实际上学人数约180万。

“导生制”（monitorialsystem）学校也有较大影响。导生制也称“级长制”，1810年左右开始形成，曾在教会主日学校实行过，国教会教士贝尔（Andrew Bell,1753-1832）和公理会教士兰开斯特（Joseph Lancaster,1778-1838）分别进行了系统的实践，因此又称“贝尔——兰开斯特制”（Bell Lancaster method）。在这种学校中，教师先对年龄较大的学生进行授课，再由这些学生教授年龄较小的学生，并负责检查和考试。这是一种廉价的教学方法，一个教师可以教授很多学生。到1813年底，英格兰至少有133个市镇开设了导生制学校，有35个地方还开设了招收女童的导生制学校，招生总数达10万——15万名。到1851年，估计有1500多所导生制学校。

“国民学校”（nationalschool）也对穷人进行基础教育。1811年创立的全国穷人教育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Education of the Poor）负责这方面工作，到1851年已经有1.7万多所国民学校。穷人的学校还有妇孺学校（dame's school）、工场学校（workhouse school）、茅屋学校（cottage homes）等。妇孺学校就是早期的私人小学，通常由女性任教，学校就开在教师家里。19世纪30年代统计学会（Statistical Society）发现：曼彻斯特上过学的孩子中54%只上过主日学校，其余两大类是日校（day school,16%)和妇孺学校（11%).1802年工厂法要求厂主为童工开办教育，尽管该法很少被执行，但它是国家干预教育的起点。1833年工厂法要求建立“工场学校”，为童工提供每天3个学时的学习时间。1844年进一步提出在厂外开办半工半读的“工业学校”，这项立法使接受教育的童工增长了一倍。60年代，在农村还出现过“茅屋学校”，它借用家庭概念，每个“家庭”容纳12-30个孩子，除了教室外，还有工场、医务室和礼拜堂。

这些学校虽说都面向工人，但都不是免费的，一般每个学童每周要付1-9便士，所以赤贫儿童仍然得不到教育。为此，福音派创办了“乞儿”学校，为“粗俗、肮脏、缺衣少穿”的赤贫子弟提供免费教育。学生一般都是童工，平日须挣钱谋生，只有星期天才有空接受一点起码的教育。“乞儿”学校不提供像样的“读写算”，它只提供预备教育，主要目的是让孩子们远离街头，避免陷入犯罪。到1851年英格兰有74所乞儿学校，1853年增加到116所，这类学校校舍破烂，教师素质极其低下。

根据纽卡斯尔委员会的报告，到1858年，英国有86万名学生接受私人学校教育，167.5万名学生接受宗教学校教育。1833年开始政府提供教育拨款，希望能借此调控学校的教学水平。到1839年，大量拨款拨给了宗教机构，使教会学校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公共教育的主渠道。国家教育津贴从1848年的12.5万英镑增长到10年后的80万英镑，尽管如此，在19世纪中叶，英国仍没有令人满意的小学教育体系。

1870年通过了福斯特（William Edward Forster,1818-1886）的《初等教育法》，它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全国划分为若干学区，由地方教育委员会统一管理。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学校稀少的地方，创建由选举产生的学校委员会（school board）。三、每区由民间维系一所学校，否则地方教育委员会有权收税、收学费以共同维持；家长若付不起学费，子女可免费入学，但实行强制性的基础教育，凡6-13岁的儿童必须入校学习。这项法案是英国初等教育史上的一大转折，它扭转了大众教育不受国家重视而受制于教会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教育的发展。

随即，在大多数城镇成立了学校委员会，到90年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学校委员会超过了2000个。不久，在工人区创办了寄宿学校（board school），为穷人的孩子提供基础教育。委员会有权减免学费，也有权强制上学，不过在大多数地方教育仍旧既不强制也不免费。1876年另一项立法规定：在没有学校委员会的地方创建享有类似权力的入学委员会；到1880年，所有年龄在5-13岁的儿童都被强制入学，但如果经由半工半读可以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仍可在10岁时开始工作。

教育法的实施使官办学校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到19世纪末，英国官办学校已经达到2500所，在校小学生190万；加上民办学校的在校生120万，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作为其结果，英国成年男性最低限度的“读写能力”比例，从1844年的67%增至19世纪末的97%,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在坎特伯雷附近的一个村庄，5-14岁男女儿童的入学率从1851年的33%和42%,迅速增长到1881年的73%和80%。

在教育管理层面上，1839年成立的枢密院教育委员会是英国第一个国家教育监管机构，标志着由教会控制教育向国家管理教育发展。1858年教育委员会下设教育行政部，加强对普通教育的管理。1880年实施小学义务教育法，1899年成立教育部。政府和议会展开教育调查和立法活动，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直接领导。在地方层面，190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学校委员会被地方教育委员会（localeducation com mittee）所取代，教育委员会由郡、市议会提名，负责指导小学和中学教育。苏格兰已在1901年通过了相似的法律，不过苏格兰的学校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

综上所述，19世纪英国的教育经历了从私人到公共、从地方化到中央干预、从随意到计划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众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了，两性的文化差距缩小了，1815年，男性的文盲率是58%,女性是81%。到1871年，根据统计局（Register General）的记录，有80%的男性和73%的女性能读会写；到1897年，文盲率下降到3%。英国的大众教育终于确立起来，使其与英国的经济和帝国地位基本对应。

第四篇　外交

第一章　均势外交

19世纪英国外交有两个基点，一是捍卫国家领土免遭侵犯，二是提高对外贸易、促进经济繁荣。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上述两点都受到严重威胁，这使英国认识到：维持欧洲均势才能维护英国安全，因此和平外交成为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主线，它服务于欧洲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原则。

1814年4月4日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宣告退位，波旁王朝（Maison de Bourbon）复辟，5月30日反法同盟与法国签订《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 of1815），恢复正常关系。这次和约对法国比较宽厚，目的是提高波旁王室的声望并抚慰法国民众。从11月2日开始各国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讨论战后欧洲格局，这次会议延续至1815年6月9日。

会上，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试图夺取波兰，进军西欧，成为拿破仑那样的欧洲霸主；奥地利反对俄国对波兰的领土要求，并希望巩固自己在德意志的盟主地位；普鲁士（Prussia）则希望彻底肢解法国，并对奥地利心存芥蒂。英国的主要目标是恢复欧洲大陆的均势，获取海外贸易及补给点，因此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在会上坚决反对肢解法国，认为只有采取刚柔相济的政策才能维持一个和平的法国。英国最担心俄国在法国之后独霸欧洲，认为中欧强大可以阻挡俄国或法国的扩张，但中欧的强大取决于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协调一致，因此它竭力在奥、普之间进行调解。俄国却愿意维持奥、普之间的对峙状态以获渔翁之利，故而采取压奥扶普的政策，在最有争议的波兰及萨克森王国（Kingdom of Saxony）归属问题上，俄国支持普鲁士。

在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 and Périgord）的安排下，1815年1月3日英、奥、法缔结了一个秘密条约：在必要的情况下三国将联合阻止俄普计划的实施，并向俄国发出警告。双方都不愿意为此交战，于是俄国和普鲁士收回建议，最后波兰的领土由俄、普、奥三国瓜分，仅剩下克拉科夫（Kraków）作为自由城市存在；普鲁士还获得萨克森40%的地区，剩余部分留给萨克森国王。按照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von Metternich）的提议，德意志34个邦和4个自由市组成松散联盟。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企图让奥、普联盟对抗俄国的构想并没有实现，但这个结果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了均衡局面。

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重返巴黎，战火再次燃起。6月9日维也纳会议各方签订“最后议定书”，在欧洲创造了某种政治平衡。但战后的法国依然是强国，而《巴黎和约》的主要目标却是遏制法国，英国的主要对手并没有改变。荷兰、德意志诸邦国和撒丁王国（Kingdom of Sardinia）得到加强，瑞士成为永久的中立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越发感到只有在欧洲大陆维持均势，才能保障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战略利益，因此在拿破仑战争后的近百年中，英国总是努力保持符合英国利益的欧洲均势，当某一国或集团的势力过度膨胀时，它就会感到受威胁，就会毫不犹豫地与另一国家或集团结为同盟。

1815年9月26日俄、奥、普在巴黎签署《神圣同盟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Holy Alliance），宣布三国君主将以手足之情互相援助，保卫宗教、和平与正义，镇压法国革命引发的宪政改革和自由主义运动。英国虽然不愿意看到俄、奥、普三国的结盟，但作为保守的托利党人，卡斯尔雷也反对在法、西、荷等国进行宪政民主改革。英国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种防范法国东山再起的制约机制，因此它最终拒绝参加该同盟，但很多英国人却认为卡斯尔雷是支持神圣同盟的。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后路易十八再次复位，1815年11月20日，法国与第七次反法同盟签订第二个《巴黎和约》和《四国同盟条约》（Treaties of the Quadruple Alliance）。在第二个《巴黎和约》中，列强对法国施加了更严苛的报复，但英国仍愿将马提尼克（Martinique）、瓜德罗普（Guadeloupe）等岛屿归还给法国，这些是在第一个《巴黎和约》中规定下来的。英国这样做连拿破仑也感到吃惊；然而在英国看来，遏制法国虽说是保障欧洲安全的历史教训，但适度强大的法国依然有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换句话说，一个强大而不谋求霸权的法国比一个虚弱的法国更符合英国的利益。

《四国同盟条约》的主要倡导者是梅特涅，他不相信神圣同盟能发挥实质性作用，希望重组一个有英国参加的新同盟。作为维也纳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与俄、奥、普重新确定并修订了1813年的“四国同盟”协定，主要目的是通过大国合作维持欧洲的力量均势，防止法国再次发动战争。盟约规定，任何盟国如果受到法国攻击，每个盟国将出兵六万予以援助；同盟将实行“定期会议制度“(Congress system),”考虑每个时期最有利于各国安定和繁荣的措施，维持欧洲和平”。至此，维也纳体系（Vienn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就算形成了，它的目标是通过大国的一致行动来协调国际事务，维护和平与均势。

卡斯尔雷是“定期会议制度”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在拿破仑战争后，各战胜国之间应建立一种经常性的磋商机制，以维护欧洲的和平。《四国同盟条约》是执行《巴黎和约》的保证，而不是干涉其他欧洲国家内政的文件。英国的职责是协调欧洲大国间的关系以保证和平，而不是充当任何大国联合体的领袖，或干涉欧洲大陆事务。俄、普、奥三国却并不如此认为，它们把欧洲的任何革命运动都看作对战后秩序的威胁，因此应随时准备镇压革命。因此，卡斯尔雷虽被誉为“定期会议制度之父”，但英国与其他三国的出发点不同，这种差别造成英国在1815年之后的欧洲外交中有点格格不入。

卡斯尔雷担任外交大臣十年，同时兼任下院议长。他在本质上属于18世纪的贵族政治家类型，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态度强硬，包括支持利物浦政府在彼得卢大屠杀后颁布的“六项法案”（Six Acts）。他的外交政策也遭到国内民众特别是激进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大国协商是与欧洲的专制国家沆瀣一气，充当梅特涅的马前卒。客观地说，当时的英国因工业革命而经济繁荣，确保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至关重要，战争或战争的威胁有可能干扰贸易活动，因此用协商方式保持欧洲的和平是符合英国利益的，“定期会议制度”在维护欧洲和平方面确实起了一定作用，尤其在法国参与后更加如此。这种国家协商的机制后来在“国联”（League of Nations）和“联合国”（United Nations）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由于西班牙、意大利及葡萄牙相继爆发宪政革命，“定期会议制度”问题再次引起争论。1820年1月，西班牙贵族军官黎亚哥上校（Colonel Rafaeldel Riego）率部在加的斯附近起义，成立了革命政府，宣布恢复1812年宪法。事件发生后，1820年5月5日，英国内阁发布了一份由卡斯尔雷起草的报告，表明英国在大国干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报告指出：“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试图超越同盟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概念和原则，更能削弱甚至毁灭同盟的真正功能……”；卡斯尔雷则在下院强调：“西班牙目前状况无疑严重加剧了欧洲的政治骚乱”，但是现在干涉西班牙事务尚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且，“同盟从来就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或者要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1820年7月那不勒斯（Naples）爆发起义，梅特涅建议召开五国会议。10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特洛波（Troppo）召集五国会议，英国和法国都只派出观察员，特洛波会议实际上成了三国神圣同盟的一次聚会。11月19日，俄、奥、普三方签署《特洛波议定书》，宣布缔约国的君主有权对任何国家的起义实行武装干涉。英国强烈反对俄、普、奥的干预政策，认为革命不是欧洲和平的威胁，大国协调机制不应成为镇压革命的工具。1821年1月19日英国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指出除奥地利外，普、俄均无权干预意大利革命，五国同盟也没有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权力。由于英国和法国反对，俄、普、奥的合作更加密切了，大国间出现了分裂。1821年1月21日俄、奥、普、英四国召开莱巴赫（Lebach）会议；3月23日奥地利军队占领那不勒斯，镇压了那里的革命；4月10日奥军又会同撒丁王国军队剿杀了皮埃蒙特的革命，恢复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优势地位。面对这些事变，英国在莱巴赫会议上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用军队干涉皮埃蒙特（Piedmont）革命，与其他三国再次对立。

奥地利出兵镇压那不勒斯革命后，西班牙革命和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却仍在继续。法国在西班牙问题上逐渐与“三皇同盟”立场一致，主张武装干涉，于是，英国在五国同盟内就更显得势单力薄了。恰在此时，1822年8月12日，已晋升为伦敦德里侯爵（Marquess of Londonderry）的卡斯尔雷因精神分裂症自杀身亡，坎宁接替卡斯尔雷出任外交大臣和下院领袖，他不喜欢“定期会议制度”，在西班牙革命问题上与同盟严重分歧，最终使“定期会议制度”在维罗纳会议后解体。

坎宁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1794年进入议会，属托利党自由派。坎宁不支持欧洲的自由主义和革命行动，但又认为专制的坏政府应该被推翻，而“定期会议制度”就是在维护专制君主统治。在他接任外交大臣之前，在利物浦的一次讲话中，他阐述了对英国外交政策的思考：“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国家之间围绕君主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原则，展开了公开或隐蔽的斗争。我们无须参加任何一方的争斗，只要保持自己的可靠而固有的宪政制度不变，做这场争斗的坚定而毫不动摇的旁观者，只需付出我们的同情心。我们不能站在任何一边，最终可能成为一个仲裁者。所有的国家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坎宁不喜欢1815年以后的欧洲协商机制，理由是：第一，英国舆论支持孤立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支持与欧洲大陆保守的君主保持密切联系，讨厌强国通过“协商一致”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第二，大国协商机制束缚了英国的自由行动，他希望采取更加灵活的大陆均势政策，以维护英国利益。因此，除了参加只涉及维也纳和约的巴黎大使会议外，坎宁不再派代表出席五国会议。

1822年10月20日至12月14日，同盟各国在威尼斯的维罗纳召开会议，讨论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西属南美殖民地和希腊反抗土耳其等问题。在西班牙问题上，坎宁维持卡斯尔雷的立场，反对大国干涉，9月27日，在他出任外交大臣的第11天，他给英国派往维罗纳会议（Congress of Verona）的全权代表威灵顿公爵发出指示：“大陆同盟国家意欲通过武力或威吓的方式干涉西班牙问题，任何这样的干涉对英国都是毫无价值的和危险的。……因此，我指示你……坦率而果断地声明，英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成为干涉的一员。”

法国要求对西班牙进行军事干涉，俄国予以支持，威灵顿希望梅特涅会反对，但后者惮于奥地利帝国东部的安全，不敢公开反对沙俄。11月初，虽然有威灵顿的反对，俄、奥、普、法四国代表还是接受了梅特涅的方案，即各国独立发表一份内容相似的外交声明，反对西班牙革命。为此，威灵顿向坎宁报告说，法、奥、普将向西班牙革命政府递交谴责信，英国只能做好法、西双边的调解工作，才能防止战争爆发。于是，英国一方面让法国保持克制，为西班牙新政府保留一条妥协的通道；另一方面劝说西班牙新政府让步。但1823年1月28日路易十八发表声明说：10万法军已整装待发，准备恢复斐迪南七世（Fern ando VII de Borbón）的权力。

坎宁认为，法、西战争一旦爆发，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如果法国战败，就可能再次引发法国革命，而这可能意味着新的欧洲战争；如果法国胜利，就可能爆发另一场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战争，拿破仑在葡萄牙的覆辙有可能重现，而葡萄牙政权在1820年夏季之后已经掌握在自由派手里了。无论发生哪种情况，英国都可能再次卷入战争，因此他坚决反对武装干涉西班牙。

坎宁反对干涉西班牙，还有一层商业的考虑，在他看来，南美是比美国更大的商业市场，坎宁愿意承认西班牙南美殖民地的独立地位，从而为英国获取商业利益。其实，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拿破仑就极力阻挠英国的海外市场，而借机起义的原西班牙殖民地则对英国打开了南美的大门。坎宁认为，这些地区一旦成为独立的国家，和英国的贸易就会大大增加，而斐迪南的统治一旦恢复，他就会重新要求得到这些殖民地，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相反，法国会在美洲大陆再度得势。

以上两种考虑使英国在西班牙问题上举步维艰：一方面，它不希望卷入战争，因此要极力做好调解工作，防止法、西战争爆发；另一方面，英国如果承认西属南美独立，就破坏了英国劝解西班牙的基础，西班牙就不会接受英国的调停。在避免战争和支持南美独立两者间，英国只有一种选择。结果，西班牙和法国最终未能互相让步，英国只能以保持中立换取了法国的三项保证：一是不对西班牙进行持久的军事占领，二是不入侵葡萄牙，三是不威胁西班牙的海外领地。1823年4月6日，法国军队越过毕达索阿（Bidassoa）河，战争爆发；5月，法军占领马德里，西班牙革命被镇压了，斐迪南七世复辟。对坎宁而言，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意味着英国在欧洲问题上的某种失败，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对抗法国，但“神圣同盟”却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鼓励，在1822年4月22日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俄、法、奥、普四方制定了一份有关“同盟军队”的详细计划，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革命进行恐吓。

1823年9月24日坎宁指出：法国利用“定期会议制度”麻痹了英国，使英国没有做出强硬的反对，因此，英国应不再参加这类会议，应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行动，反对法国干涉西班牙殖民地。法国为了平息英国的愤怒，并在西班牙问题上让英国沉默，便郑重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西班牙殖民地采取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英国试图与美国就西属殖民地问题达成谅解，1823年10月，坎宁邀请美国参加有关西班牙问题的国际会议，欲与美国联手共同反对“神圣同盟”，禁止把拉美再度殖民化。这种意图根本得不到“神圣同盟”的支持，西班牙也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参与，因为美国已经承认了美洲殖民地的独立。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也不完全赞同与英国合作，在亚当斯的坚持下，门罗政府决定采取独立立场，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President Monroe）宣称：“在欧洲国家的战争中，在与欧洲国家本身有关的事情中，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做也不符合我们的政策。……对于现存的任何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或属地我们未曾干涉过而且将来也不干涉。但是那些已经宣布独立并且维持着独立的政府，如果遭到任何欧洲国家为了压迫它们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控制它们的命运而进行的干涉，我们只能认为那是对美国的不友好意向的表现。”这就是《门罗宣言》。

在坎宁看来，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至少可以防止欧洲大国再度征服美洲，因此他接受了“门罗主义”原则；1824年年底，英国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eris）（即阿根廷）、哥伦比亚（Colombia）和墨西哥（Mexico）为独立国家。

在处理战后欧洲问题上，坎宁的立场也非常坚定，只要不损害英国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商业利益，英国就不动用军队，也不卷入他国事务。在他看来，法国入侵西班牙冒犯了英国的荣誉和情感，但英国仍应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和平手段未穷尽之前不要动用武力。1826年12月12日坎宁在下院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法国军队进入西班牙破坏了大国均势，我们应该用战争去恢复它！我已经说了，当法军进入西班牙时，如果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可以采取战争方式予以回击并表示我们的愤怒。但是，是否没有其他的、战争之外的方式来恢复大国均势呢？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大国均势是在法国、西班牙、荷兰、奥地利和英国之间调节的。多年后，俄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又过了一些年，普鲁士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君主国。因此，在保持大国均势原则不变的同时，就要增加和扩展调节的手段。英国试图在另一个半球得到物质上的补偿。如果法国得到西班牙，就不应该是包括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我引入新大陆这个词就是为了修正旧大陆的均势。”欧洲同盟的表象下隐藏着深深的分歧，坎宁知道英国与其他欧洲大国的分歧难以弥合，因而中断了“定期会议制度”，进而利用奥、俄等国之间的矛盾，在1826年秋终止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定期会议制度”的欧洲四国的大使会议。

法国帮助斐迪南恢复了专制统治，大大鼓舞了葡萄牙的专制主义者，1823年5月，若昂六世（Joāo VI）的次子米格尔（Miguel）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若昂六世长子佩德罗（Pedro）支持的合法立宪政府。葡萄牙于1822年刚刚建立立宪君主制，坎宁非常担心葡萄牙也遭遇西班牙的覆辙。在法国干涉西班牙后，英国国内情绪有利于坎宁在葡萄牙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1825年，坎宁宣称“葡萄牙一直是并且永远属于英国”。坎宁的言论言之过分，却也有一定的历史因缘，早在西班牙王位战争时英、葡就结成反法同盟，1703年双方还签订商业条约，英国向葡萄牙免税出口毛织品，葡萄牙则以低于法国三分之一的关税向英国出口葡萄酒。况且，葡萄牙还拥有巴西这样的殖民地，英国当然不希望巴西也落入其他国家之手。因此在葡萄发生内乱后，为防止葡萄牙成为法国的附庸，坎宁决意干涉葡萄牙事务，他一面离间俄、奥关系，防止大国协调一致，一面又派遣英国雇佣军在海上击败了米格尔的舰队，打击他借助法国恢复专制政体的企图。

关于希腊问题：希腊于5世纪就处于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统治下，1821年3月爆发起义，次年1月1日宣布独立。土耳其政府调兵镇压，在希俄斯岛进行了大屠杀。英国人受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对希腊一直心存好感，因此当希腊爆发反抗土耳其的战争时，民众的感情是站在希腊这一边的。但作为政治家的坎宁却不能如此简单地考虑问题，因为任何严重削弱土耳其的行为都会鼓励俄国在该地区的扩张，这是英国所谓“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的实质。“东方问题”在本质上是“西方问题”，指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巴尔干民族主义的兴起，欧洲列强因此卷入巴尔干事务，各自怀有不可告人的野心。对英国而言，奥斯曼帝国十分重要，它既是欧洲均势的支撑点，也是通往印度的陆上通道，并且是阻挡俄罗斯向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扩张的关键屏障。简言之，俄国和奥地利希望改变土耳其的现状，英国和法国则主张维持原状不变。在土耳其问题上各国利益既有交叉又有冲突，利害关系搅成一团，使“东方问题”非常复杂。

从保护英国的海上通道出发，英国政府承认了希腊的交战国地位，并向希腊政府提供两笔贷款。但英国并不想走得太远，它试图在双方的争斗中保持中立，以候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东方航线是英国通往印度的交通生命线，英国唯有维持住土耳其的政治独立，确保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不落入俄国手中，才能保护它的东方航线。

其他欧洲列强也都因为各自的考虑而坐视希腊事态，因此直到1825年年初埃及军队进攻希腊，各国都没有正式干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一直在寻求摆脱土耳其的统治，但又不愿意放弃希腊这次机会以求领土扩张，土耳其向他承诺：只要帮助打败希腊军队，就可以得到他所占领的地区。1825年2月11日埃及军队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isos）登陆，1826年4月11日埃土联军占领希腊重镇梅索朗吉，8月攻占雅典城；1827年6月24日雅典卫城落入土军之手，至此，希腊败局几乎已成定论。英国和俄国都不能容忍这种结局，虽说两国的目标是完全相反的：英国希望阻挡俄国势力西扩，俄国则想把巴尔干收入自己囊中。这样，英国开始与俄国进行协商，于1826年签订一份协定书。据此，俄、英、法三国于1827年7月签订《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提出在土耳其享有宗主权的前提下，给予希腊自治权，并决定组建联合舰队迫使双方停火。同年10月，在纳瓦里诺海战（Naval Battle of Navarino）中，三国联合舰队击溃了土、埃联合舰队。

坎宁试图在希腊问题上采取折中办法，既给希腊以自治权，又维持土耳其在名义上的管辖权，希望能既保住土耳其，又挡住俄罗斯。但这种政策并没有成功，1828年4月俄土战争（Russo Turkish War of1828-1829）爆发，法国则出兵占领伯罗奔尼撒，此前坎宁已在1827年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威灵顿公爵认为希腊的半独立状况会成为俄国继续执行干涉政策的借口，于是就承认了希腊的完全独立。1829年9月，俄、土签订《亚得里亚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土耳其被迫接受《伦敦条约》;希腊军民则利用土军被牵制、被削弱的有利时机，迫使土军撤出了希腊的大陆部分。1830年2月希腊被正式承认为独立王国，4月，土耳其承认希腊独立。但俄土战争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东方问题”因俄土战争的扩大而变得日趋严重，英国也在这个问题上越陷越深了。

第二章　炮舰外交

1830-1865年，英国外交的掌舵人是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掌管英国外交26年，打下了深深的个人烙印。帕默斯顿践行炮舰政策，凭借海军优势控制海洋，强制推行“自由贸易”，迫使世界为英国的商品打开大门。

帕默斯顿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他早年就支持常备军政策，主张在和平时期也保持常备军，为此可以牺牲英国人的生活需要，1820年他就曾在下院说过：为维持常备军而承受的负担和痛苦，是维护英国自由和独立须付出的代价。在政治上他是坎宁派，支持1832年议会改革；1830年他拒绝加入威灵顿内阁，此后就转入了辉格党阵营。在外交方面帕默斯顿延续坎宁的思想，1848年3月31日他对议会说：“如果允许我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位英国外交大臣应该遵守的原则，我将采纳坎宁的话：英国的利益应该成为每一个英国大臣制定政策的标准。”

此时，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经济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一，这种实力体现在帕默斯顿的外交理念上，他认为，作为一个可以特立独行的世界强国，英国不需要结盟，也不需要依靠其他国家，英国应该成为正义和权利的维护者，但行动上要谨慎，不充当现代的堂吉诃德。他说英国应该依据自己的标准进行判断，“支持它认为是对的东西，制裁它认为是做错的事情”。英国这样做并不会孤立自己，相反，只要行为得当，它就能得到其他强国的支持：“将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当成英国的永恒的盟友或永久的敌人是一种狭隘的政策，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我们的责任是遵循这些利益。”

虽然帕默斯顿以强硬著称，是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的开创者，但他并不主张四面出击，只要不涉及英国的根本利益，英国应该对国际风云袖手旁观。1848年4月他在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写道：虽然欧洲连续发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政府却宁愿观望而不是行动。他认为，英国虽然具有强大的实力，但均势外交依然是必须恪守的原则。1865年他在临去世前仍旧重申：英国应遵守欧洲力量平衡的原则，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力量过大。

1830年法国革命为修复英法关系提供了契机，作为同样的宪政国家，英、法应该是天然的盟友。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时期，英、法两国政治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政治变化不能改变英、法两国的地理位置，帕默斯顿认为，无论法国出现何种性质的政体，法国都是英国的竞争对手。因此帕默斯顿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大国相互对立，这样，英国就可以从中渔利。

帕默斯顿执掌外交事务之初，比利时独立问题是一个考验。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把原来的奥属尼德兰划归给荷兰，目的是在法国北部构造一道坚实的屏障，遏制法国扩张。但是在1830年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比利时发动了反对荷兰的起义，得到了法国的全力支持；俄国和普鲁士却主张镇压，以维护维也纳会议的权威性；奥地利虽然正忙于镇压意大利的革命，却也表示支持俄、普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态度就举足轻重了。比利时独立符合英国利益，这样可以削弱荷兰，让英国有机可乘，把荷兰的殖民地抢夺过来。但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愿看到比利时被法国控制，如果让比利时成为一个独立的中立国，得到欧洲所有大国的承认，英国就可以实现它自己的目标，维持欧洲均势。为此，帕默斯顿一方面与法国联手支持比利时独立，另一方面又利用俄、普、奥牵制法国，防止它吞并比利时。最后，英国的主张被各方所接受，帕默斯顿的现实主义外交初获成功。

然而由谁来担任比利时国王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提出由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兼任比利时国王，这个提议遭到英、法两国的共同反对。比利时国民议会试图把王位交给法国的王子内穆尔公爵（Duke of Nemours），英国也反对如此安排，认为它违反大陆均势的原则，因此发出严正警告，表示将不惜动用武力阻止法国王子获取比利时王位。

萨克森科堡亲王（Prince of Saxe Coburg）利奥波德（Leopold）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利奥波德是德国萨克森·科堡·萨尔菲德公爵的幼子，在拿破仑战争中他取代兄长恩斯特接受了公爵爵位，并于1815年晋升为元帅。利奥波德曾经是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女婿，尽管他的妻子因难产去世，英国人却对他非常满意。利奥波德还促成他的孀居姐姐维多利亚与英国王子爱德华结婚，他们的女儿就是后来的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的坚持下，利奥波德出任比利时国王，他向宪法宣誓的那一天成为比利时的国庆日。

但荷兰和比利时之间还是爆发了战争，荷兰占领安特卫普（Antwerp）后法国出兵比利时，英国也派出海军特遣队予以支援。在英法联合行动下，荷兰退出安特卫普，但法国却不愿撤军了；于是，英国又与普鲁士等国家联手，对法国提出战争威胁。1831年11月15日英、法、俄、奥、普共同承认比利时独立，并宣布比利时的永久中立。利奥波德就任国王后娶法国公主路易丝·玛丽（Louise Marie）为妻，法国因而也比较满意。但荷兰不愿接受这个现实，总想把比利时再夺回来，在英国和法国的反对下，荷兰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1839年4月19日，关于比利时永久中立的五国条约生效，比利时正式独立。

在比利时问题上帕默斯顿不惜与英国的传统敌人法国联手，而对付英国的盟友荷兰，其现实主义外交可见一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为英国在75年后卷入欧洲战争埋下了种子。其实，比利时独立意味着尼德兰再也不可能统一了，而统一的尼德兰应该更能抵抗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侵略。强调实力的帕默斯顿忽视了这个问题，他的比利时政策是否符合英国利益，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在伊比利亚半岛问题上，帕默斯顿采取了与比利时事件基本相同的立场。1826年3月10日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去世，其长子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Pedro I）兼任葡王。两个月后，佩德罗传位于其女玛丽亚二世（Maria II），并指定自己的弟弟米格尔为摄政。1828年9月，在贵族和教士的支持下米格尔自封为葡王，即米格尔一世（Miguel I）。米格尔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对自由派进行严厉的镇压。1829年玛丽亚返回巴西，佩德罗在英、法的支持下，决意夺回玛利亚的王位，1832年7月遂爆发米格尔战争。

而西班牙也发生了宪政危机。1833年9月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Ferdin and VII）去世，其幼女伊莎贝拉（Isabella II）在军队的保护下登上王位，由其母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ia Christina of the Two Sicilies）摄政，得到中等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支持。在贵族和教会的支持下，斐迪南的弟弟唐·卡洛斯（Don Carlos）在北部地区发动暴乱，以争夺王位；伊莎贝拉派兵征讨，启动了第一次卡洛斯战争（First Carlist War）。

面对相继出现的葡萄牙、西班牙危机，英、法两国在帕默斯顿的极力主张下联手站在立宪派一边。1834年4月22日英、法、西、葡在伦敦签订协议，建立了四个立宪国家之间的联盟（Quadruple Alliance），英法合作由此进入高峰。1834年5月米格尔投降被逐出葡萄牙；1839年8月卡洛斯逃往法国布鲁日（Bruges），在英、法的支持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立宪派先后获得胜利。

但支持立宪政权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这个政权是亲英的，不会损害英国的利益。玛利亚二世在其父亲去世后对立宪主义心生恶感，在其夫君的帮助下开始恢复专制制度。对英国而言，掌权者亲英还是仇英，这是根本的判断标准，玛利亚夫妇都是英国的坚定盟友，因此仍得到英国的支持，英国支持伊比利亚立宪派的外交政策多少具有虚伪的成分。

而且，对欧洲自由运动的同情也是有前提的，即不能损害欧洲均势原则，更不能引发欧洲大战，因此，由于担心奥地利国力下降会削弱中欧抗衡俄国的力量，英国对奥地利统治范围内的自由运动都采取不支持立场，不向它们提供援助；为避免与三皇同盟国家发生直接冲突，英国也未向西班牙境内派出军队以帮助西班牙的立宪运动。炮舰外交并不是四面出击，符合英国利益才能开炮。1850年6月25日，帕默斯顿在议会发表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讲话，为他十多年的外交政策进行辩护，他在讲话结束时说：“在过去，罗马人只要说‘我是罗马人’就可以免遭别人轻视。英国人也一样，无论在哪里都会感到自信，英国的呵护和强大将保证英国人免遭非难。”帕默斯顿的讲话迎合了日益膨胀的英国人的高傲心理，很快就传遍千家万户。这种不可一世的感觉在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以后登峰造极，在很多英国人心中，英国不仅高于那些“次等”国家，也高于其他欧洲强国，多数英国人认同帕默斯顿的炮舰政策，认为它维护了国家利益，代表了进步的思想理念。

在英、法关系有所缓解后，俄国成为英国主要的防范对象。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外交重点关注两个方向，一是尼德兰地区即低地国家，二是奥斯曼帝国，前者关系到法国对英国本土的威胁，后者关系到通往印度的路线畅通。在奥斯曼问题上，俄国是英国的主要对手。

英、俄冲突表现在两次土、埃战争（Turko-Egyptian War）中（1831-1833年，1839-1841年）。希腊革命时，奥斯曼帝国驻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出兵帮助土耳其镇压希腊人，土耳其苏丹（Sultan）曾承诺将叙利亚交给埃及以作回报。但战争结束后苏丹并没有兑现诺言，只答应给阿里一个小小的克里特岛。阿里十分恼火，决定动用武力。阿里本来就野心勃勃，他试图以埃及为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取代日益衰落的土耳其奥斯曼。法国帮助埃及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俄国则自我标榜为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人。在1806-1812年、1828-1829年的两次俄、土战争中，俄国沉重打击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变得更衰落了，俄国则成为多瑙河（Danube）各公国以及塞尔维亚（Serbia）的保护人。如果俄国帮助土耳其平息了埃及的反叛，就可以迫使苏丹接受沙皇的要求。

第一次土、埃战争爆发，埃及军队势如破竹，苏丹政府遂向西方求救。当时英国正陷在议会改革的危机中，因此没有给苏丹实质性的支持。帕默斯顿希望建立一支多国联军来阻挡埃及军队的进攻，并向亚历山大港（Port of Alex andria）和达达尼尔海峡（The Dardanelles）派出一支英国海军中队。但这个计划没有得到内阁的批准，从而给俄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在维护奥斯曼帝国主权的问题上，只有英国和俄国的立场最坚定，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并不一致。根据《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俄国与土耳其缔结了长达8年的合作关系，土耳其承诺在俄国遭到外国军事攻击时关闭达达尼尔海峡，除了俄国军舰，其他外国军舰都不得驶入黑海（Black Sea）；俄国则向君士坦丁堡提供安全保证。埃、土双方停战后，阿里得到了叙利亚，但继续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

这个结果完全不符合英国利益：俄国势力控制黑海，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影响力；叙利亚落入阿里手中，则威胁了英国的印度通道。为此，帕默斯顿寻找机会扭转局面，在英国的怂恿下，1839年春，奥斯曼苏丹以埃及不接受新的英、土商约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土、埃战争。埃军军队很快打败土耳其的进攻并攻入土耳其本土，就在土方准备求和之际，英国利用沙皇对埃及的不满，并在奥、普等国的支持下，出动军队帮助苏丹打败了埃军。1840年7月，英、俄、土、奥、普签订《伦敦条约》，要求埃及接受，被阿里拒绝；9月，五国开始进攻埃及。此时正好发生叙利亚的反埃及起义，英国派军舰封锁叙利亚海岸，支持叙利亚的起义力量，使埃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法国也不愿为了埃及而与英、俄、普、奥四强兵戎相见，阿里只好接受了列强和土耳其提出的一切条件。与此同时，英国与奥地利、普鲁士联手，迫使俄国取消了1833年的俄、土条约。1841年7月，在帕默斯顿的斡旋下，英、俄、法、奥、普及奥斯曼帝国签订《海峡条约》，禁止一切军舰在奥斯曼帝国和平时期进出土耳其海峡（Turkish Straits）。埃及撤军，仍旧臣属于奥斯曼。这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活动让英国摆脱了第一次土埃战争的不利结果，为今后控制埃及并加大对奥斯曼帝国事务的干涉打下了基础。

在东半球，“炮舰外交”的典型案例是中英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前，中国在中英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为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政府有意无意地鼓励鸦片贸易，1833年以后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使许多“散商”加入鸦片贸易，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增加。鸦片输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使大量白银流出中国。

1839年道光皇帝下令禁烟，林则徐在广州虎门焚烧英商鸦片，并禁止中英贸易。英国在华商人要求英国政府动用武力，保护他们的丰厚利润。1840年4月，英国下院就是否对华开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以9票多数否决了皮尔派议员格雷厄姆爵士（Sir J.Graham）提出的反对开战的提案。当年6月英国发动对华战争，1842年迫使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按条约规定：中国须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赔款2100万银元，并割让香港岛；中国关税应经与英国商榷，并允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这是西方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门户从此被打开，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中国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

10年之后英国又以“亚罗号事件”（Arrow Incident）为由，与法国联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只，为走私方便在香港向英国当局注册。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了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John Bowring）的指使下，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致函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送还被捕者并赔礼道歉。叶名琛只答应放人，但拒绝赔偿和道歉。包令要求英国政府出兵干涉，英国内阁在是否出兵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但首相帕默斯顿坚持认为，无论“亚罗号事件”本身正义与否，英国都应该成为它派驻中国使节的后盾，这是英国的荣誉使之然。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清廷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瑷珲条约》，中国的市场进一步开放，社会危机更加深重。

英国政府的侵略行径遭到以理查德·科布登为代表的激进议员的指责，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武断而不道德的行为。帕默斯顿则认为这是在捍卫英国的利益，利用英国人的爱国狂热，他在1859年大选中再次胜出并连任首相。

克什米尔战争是炮舰外交的另一个例子。第二次土埃战争后英国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俄国不肯善罢甘休，英、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战争不可避免，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圣地”事件正好成为导火索。

从理论上说，法国长期保护“圣地”，但由于成本过高，去朝拜的天主教徒又远远少于东正教徒，因此它并没有认真承担职责，这就给俄国干预巴勒斯坦（Palestine）问题提供了机会。俄国一直说它是东正教的保护人，苏丹也承认俄国对该地区东正教的保护权。在天主教徒的压力下，法国的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于1850年决定重启圣地保护的责任，在1852年得到土耳其政府的认可。俄国针锋相对，声称拥有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并向苏丹施压，要求夺回对圣地的管辖权。法、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

1853年7月俄国占领摩尔多瓦（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以此向苏丹继续施压。在法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土耳其苏丹不退让，并于1853年10月4日向俄国宣战。由于奥斯曼帝国对英国而言十分重要，英国对尼古拉一世沙皇又十分反感，两种因素使英国在圣地危机中站在法国一方，不过，按照英国的一贯做法，英国不愿为法、俄之间的摩擦而卷入一场全面战争，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然而一份报告刺激了英国人开战的决心。

1853年1月英国驻俄大使在提交议会的报告中写道：尼古拉一世有一次与他交谈时说，一旦奥斯曼帝国解体，俄国将取代它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受此报告渲染，以帕默斯顿为代表（他已于1851年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主战派，在议会内强烈要求与法国结成反俄联盟。尽管如此，阿伯丁政府（Aberdeen ministry）依然举棋不定，认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付诸战争手段。随后，俄国海军在黑海击沉土耳其军舰，在帕默斯顿等人的压力之下，阿伯丁政府终于下决心与法国联合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俄国不予理睬，1854年1月英法舰队驶入黑海，3月28日英法向俄国宣战。在这种情况下，俄军被迫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但已经太迟了，英国和法国已经决定诉诸战争，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爆发了。

战争中双方都打得很艰苦，俄罗斯的技术装备明显不如英法，军事指挥也不尽如人意；英、法军队也打得不好，指挥不佳、后勤保障工作十分混乱，大量伤员得不到照顾，军队腐败也在战争中暴露无遗。南丁格尔是这次战争中最著名的英雄人物，唯独她，才是战场上的一盏“明灯”。英国议会对阿伯丁政府的作战能力提出质疑，1855年1月26日罗巴克（J.A.Roebuck）在下院提议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战争组织情况，追查政府责任。1月29日议会就此进行表决，最终以305:148的多数票通过了提议，阿伯丁辞职，帕默斯顿接任首相，“炮舰外交”似乎得到了多数英国人的肯定。

帕默斯顿发誓要将战争打到底，5月28日他致信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不寻求妥协，不要让外交活动抵消已经取得的军事胜利，他希望继续战争，让大炮说话。但拿破仑三世希望见好就收，他认为凭英法两国的力量，不可能把俄国彻底打败。1855年底，在奥地利的斡旋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作出让步，为和平谈判打开了大门。

战争以俄国战败收场。1856年2月25日英、法、奥、普、撒丁、土耳其及俄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3月30日签订《巴黎和约》。根据和约，各国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黑海及两个海峡为非军事公海，所有国家的商船都可以进出，欧洲国家不得部署军队和设施；俄国放弃多瑙河口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ya）、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以及塞尔维亚，放弃对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徒的保护权。多瑙河向所有国家开放。俄国虽然签署了和约，却不可能长期忍受这些束缚，“东方问题”没有结束，1856-1870年间发生在欧洲的许多事都与《巴黎和约》有关。

克里米亚战争对欧洲造成持久的影响。战后，俄国认识到自己与西欧的距离，开始进行内部改革，外交上则进入半孤立状态，与早期的扩张政策形成对比。普鲁士不必担心俄国的威胁了，于是抓住时机加快了德国统一的进程。奥地利失去了俄国的支持，其前程比较暗淡，如果奥地利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Second War of Italian Independence）和1866年的普奥战争（Austro Prussian War）中得到俄国的支持，欧洲的历史可能要重写。

《巴黎和约》签订后英国再次将法国看作主要的防范对象，法国又成为潜在的外来威胁，这种担心一直维系到法兰西第二帝国（Second French Empire）终结。对法国的提防又影响到英国对普鲁士的态度，在后来的普法战争中，英国并不干预。克里米亚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1815年巴黎和会建立的欧洲国家体系，欧洲局势开始重新洗牌。在19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英国利用德国来制衡法国，而德国过分强大时，又联合法国牵制德国，最终使英国自己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这个结局是事先没有料到的。

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执行炮舰政策。在亚洲，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又发动了针对日本的萨英战争（Anglo Satsuma War）和下关战争（Shimonoseki Campaign）。在西非，英国常常用炮舰迫使土著就范，其中最典型的是阿散蒂战争（Anglo Ashanti War），阿散蒂（Ashanti）是黄金海岸以北内陆的一个部落国家，为征服这个地区，英国人多次发动战争，直到1873年攻入阿散蒂腹地。在印度，英国镇压了1857年的民族大起义。

在北美洲，英国与美国在很多问题上不和，尤其在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问题上一直存在争执，英国甚至怀疑美国想要吞并加拿大。但英国在加拿大问题上一直很克制，它只动用抗议与警告的外交政策，而不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其原因是，一方面英美有特殊的种源关系，另一方面英国在美国有大量投资，它对美国棉花有很大的依赖性，一旦发生战争双方贸易就会受损，而且还会给其他欧洲国家提供机会。

英美关系在罗伯特·皮尔的第二届政府期间（1841-1846）得到很大改善，其中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的贡献最大。在他的努力下，英美签订1842年8月9日的《韦伯斯特阿斯伯顿条约》（Webster Ashburton Treaty），它解决了英属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与美国缅因州（State of Maine）的边境争端，确认了美国对康涅狄格河（Connecticut River）上游200平方英里土地的所有权，解决了自美国建国以来所存在的边界争议，并在取缔奴隶贸易的问题上达成合作意向。

在俄勒冈（Oregon）问题上，英美两国争议的是哥伦比亚河（Columbia River）与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以西北纬四十九度线之间的三角地带。美国移民在19世纪40年代大量涌入俄勒冈，使美国籍居民大大超过了英国籍居民。在1844年大选中，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波尔克（James Knox Polk）提出“北纬54°40‘或战争”的口号，上台后加大了吞并整个俄勒冈的力度。阿伯丁依然主张和平解决，最后双方都作出让步。1846年英美签署俄勒冈协定（Oregon Treaty），划定北纬49度作为俄勒冈的北部边界。

在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American Civil War）中，英国内部的意见不一致，但英国经济与美国南部联系密切，南部生产的棉花是英国工业的重要原料，在北方封锁了南部港口后，兰开郡的原料来源受阻，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美国北方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从情感上会倾向南方，但又不能无视北方关于废除奴隶制的要求。因此，它必须在经济利益与道义之间进行权衡。

帕默斯顿政府决定采取严格的中立立场。1861年10月南方特使与英方代表在古巴哈瓦那（Havana）举行秘密会谈，南部联盟（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要求英国派船支援南方作战，但被英国拒绝，只同意为南方建造军舰。此后，南方先后从英国购买了多艘军舰，引发了英美间的争端。

1861年，南部联盟使节乘坐英国特伦特号（Trent）船前往欧洲，寻求英国和法国的援助，途中被北方军舰查获，两名南方官员被逮捕。帕默斯顿大发雷霆，发誓绝不姑息，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最后美国联邦政府正式道歉并释放了被捕官员，放行船只驶往英国。此后又发生亚拉巴马号事件：1862年亚拉巴马号（Alabama）交付南部联盟使用，此后在两年内击沉或俘获了60多艘北方舰船，美国联邦政府认为这违背了英国的中立立场，战争结束后，许多被英国制造的战舰掠夺过的美国船主和货主，向英国提出赔偿要求。英国政府拒绝赔偿，两国关系一度紧张，双方报纸也展开了一场舆论战。格拉斯顿政府同意将亚拉巴马号事件提交国际仲裁，1872年9月，由瑞士、意大利等国组成的国际法庭作出裁定，英国向美国赔偿1550万美元，以补偿北方蒙受的损失。英国接受了这一仲裁，不过，帕默斯顿已在1865年去世了。

炮舰外交依靠的是英国强大的经济和海军力量，在帕默斯顿去世的时候，英国仍保持世界的领先优势。但英国的优势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其他大国已追赶上来，于是在19世纪最后的30-40年时间里，英国作为地理小国的不利因素开始凸显，与之前的50年相比，其对外政策也更显得扑朔迷离。

第三章　帝国主义外交

在19世纪，英国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其外交的原则是不变的，那就是帝国的利益、强大的海军、欧洲的均势、英国的安全。但在具体行动和政策上两党还是有差别的，在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顿轮流执政时期，两人的竞争和分歧也体现在外交上。

19世纪60年代后期，欧洲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欧洲协调制度的衰落，二是均势思想不再流行。主要原因是，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不再是维护欧洲现状的重要力量，法国和普鲁士则希望改变现状，特别是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为完成德国统一所采取的行动，更是引起了欧洲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作为世界经济的最强国，它的态度至关重要。但1866年6月至1868年12月爱德华·斯坦利（Edward Stanley）担任外交大臣期间，英国却采取了绝对不干涉政策。

1862年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出任普鲁士首相后，便积极策划德意志统一。为排除奥地利这个主要障碍，保证由普鲁士主宰统一运动，俾斯麦在1866年发动了普奥战争。俾斯麦蓄谋已久的这场战争其意图是：通过战争解散现存的德意志邦联，使普鲁士获得领导权。英国对俾斯麦的意图非常清楚，却很难找到有效的办法加以阻止。意大利与普鲁士结成同盟参加战争，目的是从奥地利手中夺回威尼斯。奥地利得到了德意志多数邦国的支持，但它依然不敌普鲁士军队，于是就向法国求援。法国希望与英国一起干预，并建议奥地利接受普鲁士和意大利的两个停战条件：一是放弃威尼斯，二是不加入德意志联邦。

俾斯麦断定英国不会与法国合作。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感到棘手，它虽然反对普鲁士和意大利向奥地利开战，可是在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它同情意大利，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又倾向于奥地利，但统一的德国明摆着是平衡法国的重要力量，而俄国和法国却是英国的最大威胁；此外，奥地利如果被迫放弃威尼斯，英国也会感到高兴。这样一来，英国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可能让自己面对两难，所以它宁愿保持彻底的中立，实行完全的“不干涉”。同时，英国正卷在第二次议会改革进程中，新上任的保守党政府受制于国内事务的巨大压力，大臣们无力顾及也不赞成那些在他们看来不涉及英国重要利益的外部战争。1866年7月20日，普奥签订停战协定的那一天，斯坦利在议会中的一席话清楚表达了这种态度：“英国不被拖入欧洲大陆战争是极为重要的，这是议会内外的一致态度。我们奉行和平政策，我们的政策是观察而不是行动。……如果战后出现一个强大的北德意志帝国，这确实会遭到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嫉妒，但对英国利益却没有丝毫的影响。”

议员塞缪尔·莱恩（Samuel Laing）立刻作出回应，他说：“我相信英国已经足够强大，只要她不成为它们之中的一员，就不必为可能发生在欧洲大陆的任何难题感到紧张或害怕。如果她的荣誉和利益受到伤害，英国当然知道如何捍卫自己；但只要未受攻击，英国的政策就不是通过剑而是通过贸易和文化来宣扬她的主张……”

自由党的格拉斯顿也赞成这个立场，他在同一天的发言中说：“在应该如何解决德国问题上，我们不要自作主张地作决定。同样，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内部分裂、斗争和敌对所造成的问题，也不是任何英国人可以决定采用什么办法就能够解决的。”

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把话说得更清楚，他指出英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帝国而不是欧洲，应避免对欧洲事务进行不必要的干涉，这不是因为英国实力下降，而是因为英国力量强大。英国不只是欧洲国家，它更是一个海洋帝国，帝国的边界在最遥远的海洋；英国的利益在亚洲，它不仅是一个欧洲国家，它更是一个亚洲国家。

关于“不干涉”欧洲，这个变化背后还有一个因素，即英国的军力以海军为主，其目标是保卫殖民地。当时，英国本土陆军还不到9万人，其中只有2万人能投入战斗；相比之下，普鲁士和平时期的兵力有30万，还有60万预备役军人；法国有40万兵力可投入战争，另有20万的预备役。1845年帕默斯顿曾要求加大国防开支，尤其是增强海军力量，在他担任首相的最后一任期间，他推行了更强大海军的政策。但英国陆军的劣势是明显的，海军再强大，也无法干预欧洲大陆的内部纷争，因此当其他欧洲国家军力剧增时，和平外交更符合英国的利益。

表54 英国陆军和海军兵力（1815-1914年）

普奥战争结束后，普、法矛盾迅速加剧，1868年西班牙爆发新的革命，伊莎贝拉二世女王流亡国外，王位空缺所引发的继承人问题使业已紧绷的普法关系雪上加霜。普鲁士通过私下活动，让西班牙临时政府宣布普王威廉的堂兄利奥波德（Prince Leopold）出任新国王，这意味着霍亨索伦王族将接管西班牙，于是就严重挑战了法国的利益。法国立刻作出激烈反应，第二天，7月6日，法国驻英大使拉瓦莱特侯爵（Marquis de Lavalette）就向新任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说：法国绝不允许该项计划实现，并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施压影响。

很显然，德国统一和霍亨索伦王族（House of Hohenzollern）接管西班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为平衡法国，英国愿意看到德国统一，这符合均势原则；但德国与西班牙联合，却破坏了英国一贯主张的欧洲均势，可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Franco Prussian War）爆发前，英国人却深信一个强大的德国可以抵消法国的力量，普鲁士不对英国构成威胁，英国驻普鲁士大使洛夫斯特勋爵（Lord Augustus Loftus）就曾向政府报告，说普鲁士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正如莫斯（W.E.Mosse）所言，英国所有党派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德意志，以抑制法国和俄国的野心。德国和英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还可以为保护比利时和英吉利海峡（English Strait）作出贡献；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将是英国稳固而可靠的伙伴。在这种信念指导下，英国外交部执意不干涉。

俾斯麦以西班牙王位问题发难，诱使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1870年战争爆发，英国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它与德、法两国都签订协约，要它们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并且宣布：只要双方都信守诺言，英国就不干预德、法之间的冲突。针对这个立场，下院有议员提出反对；首相格拉斯顿反驳说：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并不是保护英国的私利，而是保证比利时人民的自由生存；如果比利时被吞并，公权与公法的丧钟将被敲响。这是格拉斯顿典型的“道德”外交的说辞。在这个问题上，迪斯雷利的立场与格拉斯顿相一致，认为这次协议是1839年协议的补充和强化。

普法战争以法国失败告终，法兰西第二帝国解体，德意志第二帝国（German Reich）却建立了，德国完成统一大业。根据1871年5月10日德、法签订的和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赔款50亿法郎，这个结局完全打破了拿破仑战争以后建立的欧洲力量均势，欧洲大陆开始变得前景不明了。

1870年10月30日，俄国政府利用法国战败的有利时机，向1856年《巴黎和约》的签字国发出通告，宣布该和约有关俄国和黑海中立化的条款失效。俄国单方面撕毁条约让格拉斯顿感到恼火，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谴责俄国的举动，但俄国的态度非常强硬，英、德等国被迫让步。1871年3月13日俄、土、德、奥、英、法、意7国在伦敦签署公约，取消了《巴黎和约》所规定的黑海中立条款，但重申了封闭海峡和禁止外国军舰通行的原则，不过土耳其可以在平时向友好国家军舰开放海峡。在当时的局势下，欧洲诸国都不愿再看见一次战争，格拉斯顿沿用大国协商机制对俄国的行为稍有一些遏制，这虽然为英国挽回了一点面子，却不能让仇视俄国的英国舆论感到满意。

作为自由党党魁和四任首相的政治家，格拉斯顿的外交理念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他曾说英国不应该帮助弱者、并且鼓励它对抗强者，而应该通过说服、阻止强者进犯弱者。格拉斯顿信奉古典自由主义，他主张自由贸易，降低税务，缩减开支。他在帕默斯顿政府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就反对帕默斯顿的进攻性的外交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会破坏自由贸易，增加国家的公共开支。他主张在国际关系中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处理国际事务时严格遵守条约规定。他认为英国的外交原则应该是争取、培养和保持欧洲的协调，约束各国的自私目的，唯有欧洲国家的共同目标，才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格拉斯顿甚至说世界各民族应当平等，1879年11月26日他在苏格兰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在称呼‘他’为野蛮人时，要记住他的权利，记住他的茅舍的快乐，记住冬雪中阿富汗山村的圣洁生活，他在全能上帝眼中与你一样神圣。记住他与你共同组成了人类，也有血有肉，因共同的爱与你相连，这种爱不只存在于我们岛屿的海岸，也不是基督教文明才有，它穿越了整个地球表面，包容着最卑微与最伟大。”

格拉斯顿思想中包含着和平、规则、合作的特点，现实主义的考量，因为在英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时刻，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与英国军力不足相匹配的最大利益。但欧洲平衡已被德国崛起打破了，大国不愿像从前那样坐下来协商问题，格拉斯顿的欧洲协调思想很难得以施展；同时，格拉斯顿历届政府都面临大量棘手的国内问题，他不能全力关注外部事务。这些都使他重拾阿伯丁的“不干涉”路线，以“道德”为裁判点。

迪斯雷利是机会主义者，追求有利于眼前的任何外交活动，他的做法看起来却好像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在迪斯雷利看来，无论自由贸易还是保护政策都只是权宜之计，他在议会发言中公开说：“我反对自由主义的原因就是，它将哲学思想替代政治原则注入了人类崇高的生活实用事务——政治学。”

迪斯雷利第二次上台组阁后不久就出现近东危机（Great Eastern Crisis）。1875年底，奥斯曼在巴尔干的两个行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起义，反对土耳其统治；1876年4月保加利亚人的聚居区也发生起义。奥斯曼帝国在英国外交中一直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遏制着英国去往印度的通道，并且是阻挡俄国向地中海扩张的屏障，英国希望维护它的稳定。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英国通往印度的航线缩短一半，这也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范围内。迪斯雷利上台后迅速购买苏伊士运河44%的股份，打破了法国对运河的垄断权；1876年他又让维多利亚女王戴上“印度女皇”的桂冠，将印度放在英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在这个背景下，英国需要确保奥斯曼帝国的平安稳定，但巴尔干的基督教徒给迪斯雷利出了一道难题。4月25日，奥斯曼动用军队镇压起义，58个村庄和5个修道院被摧毁，1.5万人被杀。5月中旬，暴动被完全镇压下去。

土耳其的穆斯林屠杀了巴尔干的基督教徒，这对整个欧洲都是个震动，消息传到英国，朝野哗然，纷纷要求迪斯雷利政府撤销对土耳其的支持。英国议会召开会议就英国支持土耳其问题进行讨论，要求政府立即调查事实真相。对此，迪斯雷利一面派英国驻伊斯坦布尔（Istanbul）使馆二等秘书沃特·巴林（Walter Baring）赴保加利亚（Bulgaria）调查情况，一面又否认英国对土耳其负责，说英国的责任只限于《巴黎条约》条款以内。8月11日他对议会说：在当前的危急下，政府的责任只是维护英帝国，任何时候都不应采取危害英帝国的行动。格拉斯顿公开发表文章，呼吁政府停止支持土耳其，他写道：“我恳求我的国人……要求并敦促我们的政府转变工作方向，全力以赴地与欧洲国家一道，取消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的行政权。”迪斯雷利回应道：牺牲道德只是权宜之计，在处理国际问题时英国利益应该优先。他不肯公开指责土耳其的暴行，并且说保加利亚有370万人口，屠杀1万多不影响它的存在。1877年2月20日他更向上议院说道：“本国人民非常关注（东方问题中的）人道主义和博爱思想，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爵爷们会永远支持这个决心——保护英帝国。”

为了恐吓俄国，迪斯雷利命英国陆、海军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可是当1877年4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后，英军没有卷入战斗，迪斯雷利希望通过外交努力维护英国利益。从5月7日开始下院连续五天进行辩论，最后在决议中加入了这样的共识：“下院不会考虑任何可能不利于英国政府捍卫和平和维护英国利益的决议。”

1878年1月俄军逼近君士坦丁堡，英国内阁发生严重分歧，12个成员提出7种不同的对策。在这种情况下，迪斯雷利政府不可能作出与俄国交战的决定，最后，迪斯雷利以英国舆论对土耳其屠杀感到愤怒为由，拒绝了土耳其要求英军参战的吁请。

1878年3月3日土耳其被迫与俄国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其中规定：土耳其承认门的内哥罗（黑山，Montenegro）独立，塞尔维亚完全独立；俄国获比萨拉比亚（Bessarabiya）西南部以及阿尔达汉（Ardahan）、卡尔斯（Kars）、巴统（Batum）、巴雅西特（Beyazit）等地；建立大保加利亚公国（Third Bulgarian State），隶属土耳其苏丹，并由俄军占领2年。如果该条约付诸实施，俄国就离君士坦丁堡不远了，土耳其海峡通道受到威胁，英国在土耳其的优势被严重削弱。迪斯雷利处理“东方问题”，整个出发点是保卫印度，1876年5月他直言不讳地告诉维多利亚女王说：英国军舰驶往地中海，不是为了保护基督徒或土耳其，而是为了保卫女王的帝国。迪斯雷利坚守传统的信念：俄国若染指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印度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保卫印度的关键在君士坦丁堡，不在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因此，迪斯雷利不可能接受《圣斯特凡诺条约》，他决定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为此，迪斯雷利说服德国和奥地利与英国一起制定一份新协议，迫使俄国做出让步。1878年5月，迪斯雷利以同意俄国占领卡尔斯、阿尔达汉等地为诱饵，换取俄国放弃“大保加利亚”计划。6月，与苏丹签订《英土反俄防御同盟条约》（Convention of Defensive Allianc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urkey），从土耳其手中得到塞浦路斯（Cyprus）。为平息法国的不满，他支持法国占领突尼斯（Tunisia）。1878年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就是完全按照迪斯雷利的意图进行的，《柏林条约》（Treaty of Berlin）确定了各大国瓜分土耳其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仅达到了削弱俄国影响的目的，而且获得了塞浦路斯岛，从而在地中海东部得到立足点。1878年7月16日迪斯雷利从柏林会议凯旋而归，他在多佛尔（Dover）发表的讲话中说：“我们带回了和平，我们相信我们带回了具有荣耀的和平，我们相信这种和平接下来将带给国家以繁荣。”

有人指责迪斯雷利处理俄土战争的做法非常自私，迪斯雷利回答说：“如果英国利益遭到攻击或威胁，我们将立即宣告停止中立。全世界批评说这是一种自私政策，但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自私自利。”从这个时候起，两党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就不再有共识，迪斯雷利认同传统的外交路线，即支持土耳其、防止俄国扩张。格拉斯顿坚持完全不同的立场，首先因为他讨厌奥斯曼帝国，其次他同情巴尔干人民的独立要求。但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家，他并非仅凭感情处理外交事务，在他看来，为有效抵御沙皇俄国的扩张，独立的巴尔干国家比衰落的土耳其更好。迪斯雷利则认为，一个成长中的保加利亚会成为俄国的附庸，因此必须让奥斯曼帝国维持原状。两个人的看法都有部分道理，但都被后来的历史部分地否决了。

格拉斯顿在1880年大选中指责保守党错误的外交政策，并答应在自由党获胜后完全将其纠正。但格拉斯顿上台后立即发表声明，说新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尽快履行《柏林条约》。作为英国领导人，格拉斯顿不可能主动放弃英国的既得利益，因此无论他和迪斯雷利有什么分歧，英国外交的指向是十分清楚的——捍卫英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时得到的好处，都会被另一个政党全盘接收。

1880-1882年的埃及事件是很好的例证。苏伊士运河股票被英、法收购后，埃及经济命脉已被控制在这两国手中，埃及的政治事务也日益受英、法的干预。1881年，埃及爆发由阿拉比领导的民族抵抗运动，英国乘机出兵，单独占领了整个埃及，并将其变成事实上的殖民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拉斯顿在1882年初还明确声称“埃及人的埃及是解决埃及问题的唯一好方案”，到7月，他就向埃及派出了军队，并占领埃及。

当然，格拉斯顿并不认为出兵埃及违背了他一贯的道德主张，他在1882年7月24日的下院发言中说：英国占领埃及，可以给这个穆斯林世界带来文明生活的幸福和法治。格拉斯顿曾试图通过欧洲协调的原则来解决埃及问题，他先是希望与法国采取共同行动，但被法国拒绝；接着又寄希望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欧洲会议，在会议上敦促奥斯曼帝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以恢复埃及的秩序。然而在会议上其他国家与英国的意见不一致，1882年6月25日会议通过一份议定书，规定缔约国不得占领埃及的任何部分，不得在埃及谋求任何特权；意大利驻土耳其大使甚至建议：在会议结束之前，任何国家不可以采取单独行动。为此，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达弗林勋爵（Lord Dufferin）在会议上作出声明：在发生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例外，比如在苏伊士运河受到威胁或发生任何涉及英国利益的特殊灾难或突发危险时，英国可以单独采取行动。可见，即使是格拉斯顿政府，在事涉英国“国家利益”时，也不会以“道德”来指导行动。

英国单独占领埃及，不仅加剧了与法国的紧张关系，而且造成英国外交上的孤立。1884年德、俄、奥三国续签了1881年的第二次三皇同盟（The Three Emperors'Alliance），该盟约规定：缔约国之一与第四国作战时，其他两国应保持善意中立；土耳其欧洲领土出现任何改变，都须经三国共同协商；博斯普鲁斯（Bosporus）和达达尼尔海峡须维护封闭原则，不可作任何交战国军事活动之用。三皇同盟是对格拉斯顿外交政策的重大打击。

普法战争后，德、俄实力攀升，而俄国是能够在军事上与英国抗衡的唯一国家。由于俄罗斯境内没有不冻港，几个世纪以来，历代沙皇都把获得波罗的海（Baltic Sea）和地中海南北两个出海口作为首要战略目标。18世纪初沙俄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18世纪下半叶俄国将版图推进到黑海沿岸。拿破仑战争后，俄、英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俄国中止了向西部的扩张，把近东和中亚作为新的战略目标，其锋芒直指奥斯曼帝国这个“中亚病夫”。俄国希望通过控制虚弱的土耳其，打开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从而进入大西洋。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对英帝国而言又极其重要，它不仅可以减轻对英国海军的潜在威胁，而且可以更好地保护印度。因此在整个19世纪，英国的近东和中亚政策就是阻挡俄国、不让它获得南方暖水出海口，排除俄国对印度的威胁。由此，英、俄在奥斯曼控制区、波斯和阿富汗（Afghanistan）与俄国展开激烈竞争，这就是著名的“大棋局”（the Great Game）。

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盘棋中的一局，战后签订《巴黎和约》，使英国在中近东的影响力大增，但“东方问题”并没有解决。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翻转了棋局，使英国再次面临挑战，俄国则成为地中海大国。柏林会议抑制了俄国的扩张势头，英国得到塞浦路斯，又一次改变地中海格局。到这时为止，英国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并不算失分。

但阿富汗问题却十分复杂。阿富汗保护着印度的北大门，紧邻英国从北非到印度的势力范围带，被称为“印度庭园的围墙”；俄国实施“南下”政策，也把阿富汗作为目标。19世纪70年代起，两国在阿富汗以南和以北同时进行扩张，将自己的边界向阿富汗推进，对该国构成直接威胁。当时，阿富汗是一个独立国家，在巴拉克扎伊王朝（Barakzai Dynasty）的统治下。

为解决争端，1873年英、俄达成这样的协定：奥克苏斯河（Oxus）确定为阿富汗的北部边境，英国不干涉该河以北的中亚事务，俄国则不侵犯奥克苏斯河沿岸地区。此时英国已经占领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英印统治范围直抵阿富汗南境。就在这一年俄国占领希瓦（Khiva），引起英国不悦，但英国却不能干涉，因为俄国承诺不会跨越阿富汗边界，英国的阿富汗政策无形中为俄国留下了可乘之隙。

1876年俄军又占领浩罕（Khok and）并进驻土库曼（Turkmenia），英国认为俄国的真正意图是夺取梅尔夫（Merv），但俄国保证恪守1873年协议，不对梅尔夫采取行动。如前所述，尽管英、俄两国在阿富汗边界问题上有一个默契，但俄国的行动仍让英国感到难受，中亚当地人愿意接受俄国人，而印度人对英国殖民统治却十分不满，这更让英国政府感到寝食不安。

此时，阿富汗统治者舍尔·阿里汗（Shere Ali）改变中立立场，开始奉行亲俄疏英政策。1876年新任印度总督利顿勋爵（Lord Lytton）向舍尔·阿里许以金钱、人力和军事支持，希望他在外交、军事和经济上服从英国指导。但阿里拒绝了英方建议，并且在1878年6月接受俄国提出的条约草案，同意俄军在喀布尔（Kabul）驻扎。英国认为这是俄、阿合作反对英国，威胁了印度，因此英、俄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增大。所幸的是当1878年7月俄国使团抵达喀布尔时，《柏林条约》已经签订，战争的可能性随即消失。

然而利顿勋爵却在11月派5万大军入侵阿富汗，理由是阿富汗拒绝了英军驻扎喀布尔的要求，迪斯雷利不完全同意利顿的行动，但仍然公开说，印度的西北边境是值得商榷的，并祝愿利顿的军事行动获得成功。舍尔·阿里向沙皇请求军援，未获同意，在逃出喀布尔后于1879年2月21日死去。5月26日阿里的儿子亚古柏汗（Yakup Khan）与英国签订《甘达马克条约》（Gandamak Treaty），阿富汗成为英国的附庸国。但是9月3日喀布尔就爆发大起义，起义者将英国驻阿富汗总督府包围，并将英国总督杀死。1880年9月，英军在坎大哈战役中打败舍尔·阿里的次子阿尤布汗（Ayub Khan）。格拉斯顿上台后，决定停止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新任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r Rahman Khan）部分接受了《甘达马克条约》;1881年4月英军撤出阿富汗，但英国保留对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的控制权，并拥有阿富汗的外交权，同时又答应向阿富汗提供保护并支付一笔资助金。

1884年1月俄国吞并梅尔夫，将英、俄关系推向公开冲突的边缘。梅尔夫是中亚大绿洲和丝绸之路的中心城市之一，自古就有“世界王后”之称，战略和经济地位极为重要。英国驻印度高级官员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爵士认为，梅尔夫的战略位置比奥克苏斯河还要重要，是征服印度的必经之路，从梅尔夫到赫拉特（Herat），可以绕过难以翻越的兴都库什（Hindu Kush）山脉。俄国占领梅尔夫时，有梅尔夫人向英国求援，但被格拉斯顿政府所拒绝。1885年3月俄国再向阿富汗北部逼近，在旁支墩（Panjdeh）与阿富汗军队发生冲突。旁支墩已经非常接近赫拉特，在1856-1857年的波斯（现在的伊朗）战争中，英国曾因波斯占领赫拉特而对其宣战，迫使波斯撤出该地。这时格拉斯顿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便打算与俄国打一场战争；后来在新任印度总督里彭勋爵（Lord Ripon）的坚持下，俄国承诺不再在梅尔夫以外提出领土要求，并且尊重阿富汗的领土完整。这件事结束后，英俄边界委员会最终划定阿富汗的北部边界，库什卡（Kushka）成为它征服领土的边境。到了19世纪末，波斯、阿富汗成为英帝国和沙皇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英俄为了避免因在波斯的竞争而开战，同时为了对付德意志帝国，两国在1907年8月31日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波斯北部被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波斯东南部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其余的波斯领土为“中立地带”。至此，19世纪的英俄大棋局才告结束。

格拉斯顿把自己的外交政策构建在国际法和道德的基础上，他主张欧洲大国协商，避免进攻性的扩张行动，对于正在衰落的英国而言，这种做法也是一种现实主义；但在欧洲均势被打破的时代，迪斯雷利的外交政策更能在短时期内为英国获取更多利益。这两人的外交虽有区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两人都执行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都为英国的利益服务；两人执政期间，英帝国扩张到极限，英国与欧洲列强的矛盾或合作，基本上围绕帝国扩张和帝国安全展开，因此这是一个帝国主义外交的时代。这种帝国主义外交最终不能解决大国之间的冲突，反而使矛盾越来越尖锐了，英国与欧洲最终全都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四章　大战前外交

19世纪最后十多年的英国外交，是由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Cecil,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执掌的。索尔兹伯里出身于保守世家，父亲担任过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和枢密院大臣（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他早年养成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观，这使他成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在德比迪斯雷利政府任职期间，他因为不支持第二次议会改革而辞职，他认为保守主义应当阻止民主的增长，不让它破坏社会秩序。索尔兹伯里鄙视迪斯雷利，认为他不诚实，是一个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

在外交事务中，有一段话很能体现索尔兹伯里的基本思想，他把世界国家分为有活力国家和垂死国家两种：“垂死国家瓦解和衰退的速度与有活力国家的力量积聚和增长的速度同步。弱国越来越弱，强国越来越强。有活力国家将逐步侵占垂死国家的领土，文明国家之间冲突的种子与缘由将迅速出现。当然，有活力的国家并不全部具有治疗和切割这些垂死国家的权力。于是，关于谁拥有这样的权力、它又将采取何种办法的争执，就将造成强国之间的军事对抗与相互威胁。……我认为这种威胁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来临。无论世界发生任何变动，英国都不能处于不利地位。但如果有竞争者染指那些英国军队不能到达的贫瘠土地时，我们也不要嫉妒。”在这段话中，“垂死国家”就是受侵略的亚非拉国家，“有活力国家”则是西方侵略者；索尔兹伯里已经看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将引发战争，而英国的处境并不乐观。

按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 m）的说法，1875-1914年是“帝国的年代”。英国在19世纪后期加快了殖民扩张的步伐，到1914年，英帝国的版图囊括3000万平方公里，人口逾3亿。英国在亚洲、非洲急剧扩张，与欧洲列强进行激烈争夺。在这个进程中，英国与布尔人发生了两次战争，并在祖鲁兰（Zulul and）、东非、西非、中非、阿富汗和西藏采取了军事行动。1870-1914年间帝国与外交事务纠结在一起，两者关系紧密重叠，外交常常是为了处理殖民地问题，准确地说，这一时期的帝国和外交经历着相互影响的过程，而英国总是在欧洲和海外领地两个领域寻求自己的利益。

1878年索尔兹伯里走马上任外交大臣时，列强正为争夺非洲而激烈争斗。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保守主义者，他希望英国成为世界的“拯救者”，但他又认识到一个实力下滑的英国只能面对现实而找准自己的位置，因此他更倾向于自由主义鼎盛时期的“无形帝国”，企图在军事占领和自由通商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他希望通过工程师和商人的和平入侵，来维护英国的控制力，不通过武力，就能统治这些地方。因此他与迪斯雷利的外交观点不同，却与格拉斯顿更加相似，尽管在党派上，他属于迪斯雷利的党。

但他又不同意格拉斯顿的欧洲协调政策。19世纪末期，欧洲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俾斯麦通过德奥盟约、三皇同盟、三国同盟等大国联盟来孤立法国，德国的力量已明显增长，英国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英国不可能成为欧洲协调的领导者了。索尔兹伯里甚至认为，“欧洲协调”政策的唯一成就，是协调大陆国家一起反对英国。

1882年5月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这个同盟的目的是孤立法国、针对俄国。当时，英国最担心的是法、俄两国建立反英同盟——英国占领埃及造成了英法关系的持续紧张；英、俄在近东及印度的对抗可能是英国外交的主要担忧。因此，1885年索尔兹伯里政府上台后就努力恢复英、德关系，6月26日索尔兹伯里在接见德国外交使节时表示，保守党希望与德国有良好的互通渠道，他本人将尽最大努力建立和保持与德国的良好关系。6月29日俾斯麦的儿子致电德国驻英大使说，俾斯麦非常满意索尔兹伯里的友好表示，同时对英方的善意作出了积极回应。7月2日索尔兹伯里致信俾斯麦，重申了6月26日的讲话内容，并请求德国在阿富汗和埃及问题上给予帮助。7月8日俾斯麦也在回信中重复了6月29日的电报精神，并答应在埃及问题上帮助英国，也希望英、俄能协商解决阿富汗问题。

尽管如此，英国依然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加入三国同盟。在索尔兹伯里看来，英国是一个衰落的大国，不可能实施帕默斯顿和迪斯雷利时代的攻击性外交。英国外交的合理定位是：不试图操纵，只伺机而动，在事情发生时作出反应，始终将保障英国安全作为主要目标。因此在对欧关系上虽力求合作但避免同盟，既要获利又不被困扰。1887年的两次《地中海协定》（Mediterranean Agreement）充分体现了索尔兹伯里的这种外交思想。

法、俄是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最大竞争对手，此时，英、俄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再度紧张对立，法国则因埃及问题对英国不满，意大利与法国争夺北非，奥匈和沙俄因巴尔干问题关系恶化，俾斯麦则力促英国和意、奥合作，试图把英国拉进三国同盟，共同对付法、俄。1887年两次地中海协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目的是保护这一地区的现状不变。该协定矛头直指法国和俄国，确定了未来10年英国外交的基本走向。

第一次地中海协定是1887年2月12日签订的，英、意两国约定共同维持地中海、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爱琴海（Aegean Sea）和黑海现状；意大利支持英国在埃及的政策，英国支持意大利在北非的政策；在共同利益方面实行全面合作，但不一定予以军事援助。奥匈和西班牙先后加入该协定。这次协定是索尔兹伯里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减轻了俄国在近东的压力，让英国腾出手来应对其他方向的挑战。

第一次地中海协定后爆发了保加利亚危机（The Bulgarian Crisis），该危机是因保加利亚统一问题和欧洲列强争夺在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引起的一场巴尔干政局的危机。面对这种局面，英、奥、意三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达成一份协议：支持土耳其抵抗沙俄的侵略。在此基础上，1887年12月12日英、奥、意三国缔约，这就是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其中规定：三国共同维持近东现状，保护黑海海峡，确认土耳其对保加利亚及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宗主权，共同抵御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扩张。

地中海协定不是一种同盟协定，因为缔约方没有承担军事义务，它反映了英国既想分享同盟优势、又不愿承担同盟义务的政策思想，因此仍然是索尔兹伯里的外交思想。尽管如此，地中海协定仍然是英国走向结盟的一个重要步骤，正如索尔兹伯里对维多利亚女王所言：这是英国在和平时期所能做的最接近同盟的一种关系，是避免危机的重要手段。

种种因素促成法、俄两国迅速靠拢，1892年8月17日法俄同盟关系（France Russian Alliance）在彼得堡确定，根据协定：当法国遭到德国或意大利的攻击、俄国遭到德国或奥匈帝国的攻击时，双方都以全部兵力相互支援。如果三国同盟或其中一国动员兵力，法、俄应立即将兵力调到边境；法、俄应迫使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

至此，欧洲大陆形成了三国同盟与法俄同盟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对峙集团，英国尽力游离在外，保持不结盟状态。90年代，德国已取代俄、法成为英国最大的对手，地中海协定逐步丧失意义。1896年1月，奥地利提出一项反对俄国干预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协定，被索尔兹伯里政府拒绝，地中海协定因此不再续签，英国与三国同盟的合作关系也就结束了。

随着德国力量壮大，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扩张意图也越发明显，1890年俾斯麦被迫退休，威廉二世亲自接掌外交事务，他提出德国成为“世界帝国”的“新路线”，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Weltpolitik）。英国觉得德国已经太强大了，正在挑战英国的霸权，如果德国顺利地推行了“世界政策”，英帝国的“不落”太阳就要陨落，因此，德国的威胁已超过俄、法等国家。德国在非洲、近东和远东开始与英国争夺殖民地，英德矛盾尖锐化，英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将主要竞争对手和防范对象转向德国。

从70年代开始，“自由帝国主义”理论受到挑战，英国失去了工业垄断地位，德国、美国、法国都在迎头赶上，纷纷在世界各地抢占地盘。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殖民地是一个负担，英国也必须拥有它，否则就丢失了国外市场和原材供应地。“无形帝国”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英国必须投入到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去。

工业革命后期，植物油、橡胶、象牙等成为新的工业原材料，可可的需求量在急速增长，而西非拥有大量的这类资源。19世纪80年代，法国在西非的扩张威胁到英国的既有利益，英国与法国之间矛盾不断。同时，1887年成立的“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提出了“双开计划”（Cape to Cairo Railway），打算修建从开罗到开普的纵贯非洲大铁路，索耳兹伯里意识到开普地区的重要性，决定放手让南非公司行动。

但这个计划与法国和德国的计划彼此交叉，德国在80年代初得到西南非洲南纬26度到葡属西非殖民地（现安哥拉）之间的地区，1884至1885年又占领西非的多哥、喀麦隆（Cameroon）和德属东非（坦噶尼喀，Tanganyika），德国希望将德属西非和德属东非连成一片，建立从大西洋到印度洋、横贯非洲的殖民地。于是，英国和德国的计划，就在德兰士瓦地区形成交叉。法国在80年代占领了西非、北非、刚果河北岸大片地区和马达加斯加，它希望将索马里和萨赫勒地区（Sahel）连成一片，横穿非洲大陆，和英国的计划在法绍达（Fashoda，今苏丹科多克）地区形成交叉。此外，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也都在非洲拥有自己的地盘；英国自然不能落在其他国家后面，于是就开始了对非洲的全面扩张，先后将尼日利亚（Nigeria）、贝专纳兰（Bechuanal and，现博茨瓦纳）、英属东非（现乌干达、肯尼亚）、英属索马里（Somalia）、桑给巴尔岛等收归己有，在这个过程中，与德国、法国形成了正面对抗。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使法国感到极不愉快；随后苏丹发生反对英、埃统治的马赫迪起义（Mahdi Uprising），英国派军队进行镇压，并且吞并了苏丹，这样就加深了英、法在尼罗河上游的矛盾。1898年双方军队在法硕达地区对峙，虽说最终没有爆发战争，却使英法关系降至冰点。

与德国的矛盾也在发展，德国计划修筑”3B铁路”，把柏林拜占庭（伊斯坦布尔）巴格达（Bagdad）连接在一起，这使英国感到很恐慌，因为这条铁路可以让德国从本土直接到达波斯湾，因而会威胁到英国至印度的海上交通安全。在中国，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在长江流域，并且它长期标榜自由贸易；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抢占势力范围，德国将胶州湾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德国从19世纪末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海军力量。

英国试图缓和与德国的矛盾，双方在1890年7月签订“英德协定”（Anglo German Agreement），根据协定，英国将北海的赫尔戈兰岛让给德国，换取德国在非洲的桑给巴尔岛。条约还承认了德国在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的主导权，划定英属黄金海岸与德属多哥兰（Togoland）、英属尼日利亚与德属喀麦隆之间的分界线。尽管如此，当英国加紧在南部非洲扩张，与布尔人发生剧烈冲突时，还是受到德国的明里暗里的阻挠。

自1815年以后英国一直采取不结盟政策，即所谓的“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这不意味着不与其他国家合作，比如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联合法、土对抗俄国，1834年与法、西、葡建立四国联盟共同解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宪政危机等。1840-1841年它还和俄、法、奥、普先后合作共同处理过埃及和奥斯曼帝国间的战争冲突，1860年它又和法国一起侵略中国。“光荣孤立”只意味着英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与其他国家缔结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不让自己被别国的利益拖入战争，从而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独善其身的地位。19世纪末，欧洲大国纷纷结盟，英国认为这些结盟有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英国的“孤立”仍然符合英国的利益。

但其实英国已经丢掉它“孤立”的本钱了，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最强盛的时期，当时英国的国力相当于世界的总和。从70年代开始，其他欧美国家快速进入工业化，英国的脆弱性就暴露出来了，英国的强大有赖于殖民地，它要全力保护帝国的利益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当其他国家也投身殖民地争夺时，“光荣孤立”很可能使英国彻底孤立，得不到任何国家的帮助。当英国的国力相当于全世界的总和时，它可以不需要别国帮助；但在它丢失这种优势后，完全的孤立就会很危险。世纪之末，关于“孤立”的辩论已经很激烈，1896年1月16日，加拿大财政部长兼下院议长福斯特（George Eulas Foster）在下院说，“在这些有麻烦的日子里，伟大的母亲帝国光荣孤立于欧洲”；22日《泰晤士报》（The Times）给予渲染的报道。2月26日英国海军大臣戈申勋爵（Lord Goschen）对“光荣孤立”作了这样的陈述：“我们独自地站在这里，这是所谓的孤立，我们的光荣孤立。对此，我们的殖民地予以充分的表述。”但相反的观点却认为：“英格兰处于危险的孤立中，而不是光荣孤立。”连戈申勋爵也曾在1900年力劝索尔兹伯里采取与德国结盟的政策。人们认为光荣孤立非但没有帮助英国，还让一个充满敌意的大陆联盟与英国对立。

福斯特的言论有特定的背景，1895年出现委内瑞拉危机（Venezuelan crisis），英国和委内瑞拉在英属圭亚那边界问题上发生争执，英国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支持。福斯特的意思是英国得到英帝国的支持，英帝国“光荣孤立”于整个欧洲。其实，英国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孤立的局限性了，有学者说索尔兹伯里从来不用“光荣孤立”这个词，甚至反对使用这个词。1897年4月12日外交副大臣寇松（George Curzon）公开说自己不欣赏光荣孤立，其结果是一种无能为力。同一天，财政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也不认同光荣孤立政策。

客观地说，索尔兹伯里掌管英国对外政策的十余年中，英国没有卷入欧洲大陆冲突，应该说是一个成绩。除了索尔兹伯里个人的理念外，他也意识到英国表面辉煌下的脆弱之处，英国需要捍卫它遍及世界的帝国利益，却没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避免战争是理性的选择。索尔兹伯里曾经说：“寇松总是要我在与俄国谈判时（强硬得）就像背后有50万军人，可是我没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在争夺殖民地的钩心斗角中，战争危机不断加重，英国开始彻底放弃“光荣孤立”，重新寻求与其他强国结盟。这种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的实力开始下降，二是德、法、俄等国在瓜分殖民地过程中的竞争。面对不断增长的压力，英国的“孤立”政策已难保其殖民利益，除非英国愿意放弃这些利益，否则就必须寻求与其他大国联盟。1898年2月8日保守党议员巴特利爵士（Sir E.Ashmead Bartlett）在下院直截了当地说：“光荣孤立”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绝对的无能，除非英国与其他国家结盟，否则将丧失一系列利益。4月5日，格雷爵士（Sir E.Grey）在议会中指出：英国不应该再使用“光荣孤立”的语言，必须不孤立，必须找到与其他国家的共有利益。

英国在英布战争中精疲力竭，整个欧洲都在谴责英国，看来英国确实陷入了严重的外交孤立。为了摆脱这种窘境，英国必须调整它的对外政策，改变日益孤独的状态。

德国是英国优先考虑的国家，虽然英、德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很多英国人赞同巴特利爵士的观点：“我们与德国之间是经济竞争而不是政治竞争，我们的政治利益与德国相同，双方有着200年的联盟关系，在德国的帮助下，我们将成为近东、远东和欧洲的主人。"19世纪末英德之间达成过一些协议，比如1890年解决两国殖民地纠纷的“英德协定”，1898年有关葡萄牙殖民地的条约，1900年关于中国问题的“扬子协定”。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是最主张与德国结盟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英国应该和英国利益最接近的大国结盟，德国如果不能成为英国的盟友，就会是英国最危险的敌人。

1900年11月兰斯多恩侯爵（Marquess of Lansdowne）接任外交大臣后开始改变英国的外交政策，尝试与德国进行结盟谈判。但英国一方面希望德国在远东问题上和英国一起反对俄国，另一方面又不愿接受德国的要求：加入德、奥、意三国同盟并参与欧洲事务；英国认为这样做的风险很大，有卷入欧洲战争的危险，因此是得不偿失的。德国愿意与英国结盟，但不想伤害与俄国的关系，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言：德国希望保持德俄边界的和睦，从来就不会站在英国一边反对俄国，却总是讨好俄国而抛弃英国。英国最担心法、俄结盟反对英国，作为首相，索尔兹伯里希望借三国同盟之力平衡法国和俄国的潜在威胁，同时避免卷入欧洲冲突；如果结盟的结果是卷入欧洲冲突，他宁愿保持孤立立场。这样，与德国的谈判无果而终。

但是，索尔兹伯里内阁中的多数成员认为必须保证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因为英国在远东拥有巨大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当时的情况是，在中国海和北太平洋海域，俄国和法国的战舰总数超过了英国，英国要保住海军力量的双强标准，在经济上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英国从地中海或北海抽调军舰增援远东，英国将失去在地中海对法国、或北海对德国的优势，本土安全就受到威胁。1889年英国制定《海军防卫法》（Naval Defence Act），规定在未来五年里，拨款2150万英镑用于建造新军舰，保证英国海军的双强标准。英国原想借此吓唬其他国家，不与英国比拼海军实力，但这只是英国的一厢情愿；结果是，英国扩军刺激了其他国家的海军建设，到1907年要想满足双强标准，英国需要投入4300万英镑建造新舰艇。它其实无力做到这一点，因此只能寻求与其他国家结盟。

既然德国不愿帮助英国，日本就成为另一个对象。英国如果与日本结盟，不仅减轻了日、俄联合的可能性，而且能牵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促使沙皇政府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既解决了英国在东方实力不够的困境，又避免了在欧洲爆发战争时卷入西方冲突的责任。在1900-1901年的远东危机中，日本极力游说英国共同反对俄国试图独占中国东北的企图，英国虽然没有完全满足日本的要求，但它认识到在远东问题上日本是英国值得依靠的盟友。在索尔兹伯里内阁中，除他自己之外，其他大臣都主张调整英国的外交政策，积极承担国际义务，改变英国的国际地位。在索尔兹伯里执政的最后两年里，海军大臣赛尔伯恩伯爵（Earl of Selborne）和外交大臣兰斯多恩等都提出了与日本结盟的建议。

1902年1月30日，英、日签订了《英日同盟》（Anglo Japanese Alliance），主要内容是：双方相互承认各自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这些利益如果受到侵害，两国有权进行干预；缔约国一方为保护上述利益而与第三国作战时，另一方应严守中立；缔约国一方如果遭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进攻时，另一方应给予军事援助，协同作战。在秘密条款中还规定：两国海军应配合行动并保持在远东海域的优势。

英国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目的是保护其在东方的利益，而不是卷入欧洲战争，即使日本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根据英日盟约，英国依然可以中立，不必卷入战争。在世纪之交，英国外交政策依然延续过去的思路，侧重帝国和海洋，对欧政策服从于英帝国的利益。尽管如此，英日同盟仍然是英国从孤立转向结盟的转折点。

索尔兹伯里政府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直严守秘密，议会中绝大多数议员直到2月13日才知道此事。在当天的下院辩论中，外交副大臣克兰伯恩勋爵（Lord Cranborne）道出了结盟的经济原因：“盟约建立在三个基础上，门户开放、领土完整和日本的特殊地位。前两条关于中国的原则，所有大国几乎都会同意，这符合他们的利益。然而，英国和日本拥有特殊的利益，这是将我们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除此之外，我们在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商业利益，大致地说，我们拥有所有对华船舶贸易的60%,拥有所有对华往来贸易的大约一半，而中国几乎具有无限的商业发展能力。”辩论中许多议员都指出“光荣孤立”的错误，财政大臣贝尔福说：英日同盟“是一个新的开始”。以亨利·诺曼（Sir Henry Norman）为首的反对英日同盟的议员也认为，英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而英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说，英国外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自由党前首相罗斯伯里（Lord Rosebery）说：“英国与日本签订协议是很多年第一个此类协议，但协议一旦签署，它就不是最后一个。”

这时，英国已很难在世界上保持孤立了，但一旦结盟，它又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欧洲战争。尽管英日同盟在签订时是针对俄国的，但在战争爆发时英国是和俄国站在一起的。英日同盟的初衷是希望日本能帮助维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但结果却是日本利用英国的保护在远东疯狂扩张，最终把英国赶出了远东。英日同盟在英国外交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历史作了最好的回答。

英日同盟是英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这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盟政策就成为英国外交的重点。其中，1904年的《英法协议》（Entente Cordiale）和1907年的《英俄协定》（Anglo Russian Convention）是两个最重要的结盟条约。

英法结盟的基础是共同对付德国，早在1881年3月，当威尔士亲王爱德华访问法国时，就曾与法国讨论过反对德国的协议。但英国占领埃及和不承认法国在摩洛哥（Morocco）的优先权，都使英、法关系蒙上阴影，1898年的法硕达事件更使英、法之间形成对峙。1898-1901年，英国与德国进行了三轮谈判商讨结盟问题，这些谈判失败后，英国把目光再次转向法国。1901年爱德华王子登上王位，英国就重启了与法国签约的计划，两国元首实行互访，就排除殖民地纠纷问题进行商讨。1904年4月8日双方签订《英法协议》，其中包括三项内容：一是法国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则承认摩洛哥属法国的势力范围；二是满足双方在纽芬兰和西非、中非殖民地的各自主张；三是确定暹罗为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缓冲地带，双方都不予侵占。

英法协议引起德国的强烈反弹，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北部的丹吉尔（Tangier）时，宣称德国要维护摩洛哥的独立，各国在摩洛哥的地位完全平等；德国政府在发给法国的照会中，又以战争相威胁。法国对此作出强硬表态；英国政府则明确通知德方：如果法、德发生冲突，英国政府可能在公众压力下支持法国。欧洲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1905年底，坎贝尔班纳曼自由党政府上台，新外交大臣格雷爵士是英法协议的坚定支持者，他警告德国，如果德国发动对法战争，英国不可能保持中立。但他并不想把英国带进一场欧洲战争，他说英国并没有对保卫法国作出法律承诺，呼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

1911年春爆发了摩洛哥危机，首都非斯发动反对土耳其苏丹和法国的起义，5月法国派兵占领非斯等地。7月1日德国以保护本国商人为由，派遣军舰开往阿加迪尔。英国认为德国想把该地转为德军在大西洋的军港，于是向德国显示出强硬态度。11月4日，法国与德国达成协议，德国承认摩洛哥受法国保护，法国给德国一部分法属刚果领土作为补偿。此事促使了英、法两国的进一步合作，但德国却极端恼怒，德国政府和舆论都认为英国在压德挺法，德国的强硬势力乘机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加强海军、与英国抗衡。

1907年签订的英俄协定，是英国走出孤立主义的最后一步。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落败，遂将注意力转向西藏、阿富汗、波斯等地区，英国感觉受到压力，就希望与俄国缓和关系。格雷出任外交大臣后不久就向俄国驻英大使表示：他赞成与俄国签订某种协定。1906年5月28日新任驻俄大使尼克尔森爵士（Sir Arther Nicolson）抵达圣彼得堡，6月7日正式启动与俄国的磋商。

格雷的态度非常明确：英国不能在谋求联法的同时，采取抗俄政策；英俄协议是英法协议的补充。格雷上任后也曾试图改善与德国的关系，但很快发现可能性很小，于是他认为必须加强英、法合作来抑制德国的军力增长。格雷说：如果在未来的德法战争中英国保持中立，法国将永远不会原谅英国，俄国也不会再与英国往来，因此英国将失去所有的朋友，让德国从中获利。外交常务次官（Permanent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for Foreign Affairs）哈丁（Sir Charles Hardinge）甚至认为：法、德、俄用不了多久就会签订某种协议或盟约，英国会被排除在外。

经过多轮谈判，1907年8月31日《英俄协定》在圣彼得堡签订。根据协定，波斯被一分为三，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南部近波斯湾地区为英国势力范围，中间是缓冲地带；阿富汗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俄国中断与埃米尔的联系。协定还确认了中亚铁路的路线走向并划分在中国西藏的势力范围。《英俄协定》让英国完全走出孤立状态，英国也彻底走上了结盟的道路。

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英法协议》还是《英俄协定》，其内容全都与争夺殖民地有关，通过划分势力范围消除了彼此的冲突与对立，从而可以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其他列强，在更大规模的殖民争夺中获取更大利益，这就是一战之前帝国主义列强结盟政策的实质。在这个过程中，被侵略民族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只能是任人宰割，在西方强大的时代，世界的格局就是这样。但列强的结盟策略却把自己引入毁灭，英俄协定出台后，三国同盟（德、奥、意）和三国协约（法、俄、英）两大集团正式形成，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诱因。1907-1914年危机频频出现，欧洲上空一直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几乎所有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都与这两大集团相关。1899和1907年在海牙（Hague）召开的两次国际和平会议所形成的决议，也未能阻止两大集团的军事对抗。

英国改宗结盟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德国海军力量的急速上升，让英国感到它在海外殖民利益受到巨大威胁，德国在1898年和1900年连续发布两个海军法案，旨在建立强大海军，与英国争夺制海权，可见表55:

表55 1870-1914年欧洲强国海军支出表（单位：百万英镑）

从表中可以看出，德国在实施海军法之前，其海军支出不仅少于英国，也赶不上法国、俄国甚至意大利。此后德国海军支出就迅速增长，很快超过法、俄。英国要保持双强标准，就必须跟上德国的步伐，但这是英国经济难以承受的。为此，格雷始终想和德国签订协议，缓和英、德海军竞赛。1912年2月英国政府提出英方愿作出的保证，以换取德国削减海军军备，其中包括：英国不无端攻击德国，不执行针对德国的攻击性政策；英国与其他国家的任何条约、协议或合作，都不以德国为目标，今后也不参加具有这种目标的任何组织。但德国提出额外要求：一是如果德国被迫进入战争，英国保持中立；二是德国的海军计划不受此原则的限制。这两项要求是英方不能接受的，于是，英德谈判失败。德国随即发布第三个海军法案。

此时欧洲局势已非常严峻，意土战争（Italo Turkish War）和第一次巴尔干战争（First Balkan War）使奥斯曼帝国濒临瓦解，第二次巴尔干战争（Second Balkan War）使巴尔干国家分裂成两个互相敌对的集团，一个是俄国控制下的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黑山等国，另一个是战败的保加利亚，它和土耳其一起倒向了德、奥同盟国集团。巴尔干由此卷入欧洲大国争端的旋涡，最终成为战争的引爆桶。

然而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assination of Archduke Franz Ferdin and of Austria）发生时，英国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7月23日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还在下院说：英、德海军争端已经解决了，英、德关系比前几年好得多；英、德不是竞争关系，它们是两个伟大的帝国，它们之间的合作点比差异点更大、更多并且更重要。在英国决定参战前的两天，格雷依然说：法国已作出决定，但英国尚不需要作出承诺。

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英国的预料。7月23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24日俄国对塞尔维亚作出安全保证，25日奥匈帝国拒绝塞尔维亚的复照，26日格雷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解决塞尔维亚危机的建议遭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拒绝。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7月30日俄国开始总动员，31日德国要求俄国停止动员，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法国实行总动员；8月2日，德国占领卢森堡，俄国占领东普鲁士，大战爆发了。

8月3日英国下院进行辩论，此时尚未得知德国侵占比利时的计划，但格雷承认：欧洲的和平已不复存在，俄国和德国已彼此宣战；不过到昨天为止，英国除了外交支持外，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并且他相信，如果不是因为与俄国的同盟关系，法国也不会卷入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他还说：英国没有加入法俄同盟，但英法两国已有多年的友好关系，法国在北部和西部海岸都没有布置海军力量，如果某个外国舰队沿英吉利海峡而下，炮击没有设防的法国海岸，英国不可能坐视不管。格雷特别提到了比利时问题，他说保持比利时的中立是与英国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比利时失去中立，荷兰就会失去独立，英国的利益就危如累卵；如果法国战败并成为德国的附庸，如果比利时、荷兰和丹麦也成为德国的附庸，其后果将非常严重！而且，无论英国参战与否，英国的对外贸易将全部中止，因此即使英国不参战，它所遭受的痛苦也不会少于参战的痛苦，并且还丢掉了道义的责任。

保守党领袖博纳·劳（Bonar Law）当即表示支持政府参战，他说：“我作为本党领袖向政府保证，无论政府采取何种保护本国荣誉和安全的措施，都将得到反对党的坚决支持。”

工党领袖基尔·哈迪（Keir Hardie）反对参战，他说：工党与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的兄弟党正在采取所有的方式保卫和平，不要以“为荣誉而战”作借口，英国曾经为荣誉而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现在谁还说它是正确的？英国曾因荣誉而卷入布尔战争，现在有多少人可以证明它是正确的？如果英国参加这场战争，几年之后，我们会为政府因为如此不足信的理由参战而感到疑惑和惊愕。

此时已收到比利时驻伦敦公使馆的电报，称德国已于8月2日7时照会比利时：德国要征用比利时领土，如果遭到拒绝，将视其为德国的敌人；比利时政府已经拒绝了德国的无理要求，决心采用任何可能的手段捍卫国家。格雷向下院公布了上述报告，表示政府将严重关注比利时事态。

这样，自由党政府决心参加战争，8月4日清晨格雷通过英国驻柏林大使转告德国：英国已得到比利时要求外交支持的吁请，英国要求德国遵守维护比利时中立的条约并迅速给予答复。不久，英国驻比利时使馆报告说：德国于当天上午再次照会比利时，说比利时政府将会为拒绝帝国政府的建议而感到后悔，德国会采取必要的军事手段实施这个建议，以防范法国的威胁。与此同时，比利时公使馆通知：德国已经入侵比利时领土。

德国外交部向英国发来电报，要英国不要误解德国的意图，德国只是为了防范法国的威胁，而不会吞并比利时。英国再次要求德国保持比利时的中立，并限定在当天午夜之前作出答复。此时，英国公众舆论掀起了反德的高潮，包括对英国参战持怀疑态度的劳合·乔治，也被伦敦街头群众的参战热情所鼓舞，并坚定了参战的决心。8月4日晚11时，英国以德国拒绝保证比利时中立为理由，正式向德国宣战。8月6日议会一致通过政府提出的1亿英镑的紧急战争拨款。不久，殖民地纷纷跟随英国参战，欧洲战争演变为一场世界大战。

19世纪见证了“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的支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成为国际外交秩序的主要规范者。然而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英国已不再具备这些优势条件，它在所有方面都受到挑战，不仅失去对地中海的绝对控制，而且在远东、中东都面对着新的霸权争夺，连印度也有危机四伏的感觉。英国的国力已成明日黄花之势，它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外交路线。它不能再以老大哥自居，在全世界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而只能够审时度势、接受现实，放弃它执行了一个世纪的“光荣孤立”，去寻找最能够帮助它维护自身利益的同盟国。在欧洲列强中，德国在人种与语言方面与它最接近，德国皇室与英国女王也有最接近的亲缘关系，英国人的第一直觉是向德国伸出橄榄枝，但很快就发现，作为异军突起的新兴大国，德国对英国的威胁最大：德国已成为欧洲的第一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而名列世界第二，德国产品正在把“英国制造”排挤出市场，其工业竞争力与日俱增；德国也向全世界伸出了触角，不仅抢占殖民地，而且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力发展海军，威胁到英国的海洋霸权。相比之下，仅次于德国的法国和俄国，尽管与英国也矛盾重重，也在争夺殖民地和商品市场，但法国终究衰落了，俄国其实还没有真正崛起，联合法、俄，打击德国，这符合英国自17世纪（甚至更早）就形成的外交传统，英国于是放弃“光荣孤立”，而回归到它更为深远的外交规范中去，那就是联合其他列强、打击第二强国。18世纪英国外交是这种范式最典型的体现，英国也因此取得辉煌的成功。“光荣孤立”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不足以体现英国的外交本质。为解释英国的反德结盟以及英国在一战中的立场，一般英国书籍都会说德意志帝国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英国的选择，而战争消灭了这个制度。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它似乎忘记了：沙皇俄国才是那个时代欧洲最专制的政治实体，而为了与俄国结盟，英国作出了重大让步。

第五篇　帝国

第一章　第二帝国的发展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成为异乎寻常的世界强国，它是无可置疑的海洋霸王，统治着一个巨大的殖民帝国。在欧洲国际舞台上，英国的老对手西班牙和法国已被打败，无法再和英国抗衡。在殖民地方面，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殖民地大大缩小，英国殖民地却不断扩大，自从失去北美殖民地、丢失第一帝国以来，英帝国首次处于空前稳固的状态。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确认了英国的海上霸权，“无论在海上称霸还是在世界贸易方面，它都不怕任何对手。”长达22年的反法战争，其实质是英法争夺世界的商业和殖民霸权，因此，当反法联军在欧洲大陆与拿破仑军队激战时，英国却在海上与法国较量，如果说1798年埃及亚勃基尔湾（Aboukir Bay）海战初步确立了英国的海上优势的话，那么1805年的特拉法加大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就决定了大英帝国今后的命运：它使英国获得了制海权，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港口，掌握了地中海，成为真正的海上霸主。

从欧洲各国海军力量的对比来看，1790年时，英国的海军总吨位为48.59万吨，仅次于它的法国是31.54万吨，位处第三的西班牙为24.22万吨，这时，尽管英国排名第一，但仍然没有绝对的优势，法、西两国海军的总数加起来超过了英国。但是到1815年，英国海军的总吨位达到60.93万吨，法国虽说排名第二，但吨位只有22.83万吨，俄国位列第三，是16.73万吨，西班牙只剩下不到6万吨了，英国吨位数已超过排在其后的三个国家的总和，而且大致相当于世界所有国家海军吨位数的总和。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国家可以和它争夺海洋霸权了，英、法自1689年以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海洋争夺战告一段落，这就为以后缔造“日不落帝国”提供了实力基础。

从反法战争中走出来的第二帝国，已经拥有广阔的殖民地，既包括繁华富庶的印度和物产丰饶的西印度群岛，也包括尚待开发的澳洲大陆和零星分布于各大洋、各大洲的战略据点。反法战争期间英国从敌人手中夺取了不少战略要地，如非洲的好望角和毛里求斯（Mauritius），亚洲的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美洲的特立尼达（Trinidad）和圭亚那（Guiana），地中海中的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和马耳他（Malta）等。初步统计表明，在反法战争前后，从1792到1816年，英国的殖民地从26个增加到43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衰落为英国打开了南美大西洋沿岸的大门，而1833年占领福克兰群岛（Falkl and Islands），又为英国提供了控制合恩角（Cape Horn）的战略据点。这些据点本身的经济价值并不大、并且人口稀少，但战略意义巨大。英国占领这些据点，标志着重商主义秩序的终结，自由贸易的时代即将到来。

第二帝国主要由印度、北美殖民地（即后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南非的开普殖民地以及散布全球的海军基地构成，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爱尔兰。世界各大洲都可以看到英国殖民者的身影，看到高高飘扬的米字旗。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虽然慷慨地归还了战争期间占领的某些法国殖民地，但对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殖民地或能作为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的殖民地，则寸土不让，这些地方包括从法国人手中抢来的毛里求斯、塞舌尔（Seychelles）、多巴哥（Tobago）和圣卢西亚（Saint Lucia），从荷兰人那里拿来的锡兰和好望角，从西班牙、丹麦等国手中强取的马耳他、特立尼达、赫尔戈兰（Heligol and）等。按《巴黎和约》规定，英国还得到对爱奥尼亚群岛和塞舌尔岛的保护权。一个新的帝国已经形成，在英国历史上，这个新帝国叫“第二帝国”。

爱尔兰是离英国地理位置最近、建立时间最早的殖民地，由总督治理，不过严格说来它不能算真正的殖民地。爱尔兰是英帝国的成员，还是联合王国的领土，一直是理不清的问题，英国人将爱尔兰视为领土，爱尔兰人则不以为然，因此，爱尔兰既是英帝国的堡垒，又是帝国内的一颗地雷。1801年爱尔兰与英国合并，成为联合王国的一个部分；1829年爱尔兰天主教徒获得解放，取得了完整的公民权。爱尔兰事务由英国内阁大臣直接管理，而不是由殖民部管辖，爱尔兰在英国议会有100个下院议席，32个上院议席。英国人由此把爱尔兰看成是英国的一部分，但爱尔兰人认为合并就是兼并，是一种殖民统治，所以时刻想摆脱英国的统治。

爱尔兰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早在19世纪30-40年代，有政治家试图改进在爱尔兰的统治，格雷内阁和墨尔本内阁因此分裂；皮尔提出《爱尔兰人民人身保护法》，遭到政敌攻击而被迫辞职。

19世纪上半叶爱尔兰发生了几次大饥荒，它由此成为当时西欧最贫穷的民族。爱尔兰人生活贫困，穷人几乎都以土豆为主食，1845年土豆受灾，几乎颗粒无收，随之而来的饥荒致100万人饿死，还有100万人逃往国外。到1860年，还有30万爱尔兰人在加拿大，25万在澳大利亚；60年代，又有100万人移居美国。

皮尔政府废除了谷物法，取消了对谷物进口的限制，压低了粮价，但这对于以土豆为食的爱尔兰人来说无济于事，于是对英国统治的怨恨激剧增长。1848年，青年爱尔兰党人发动起义，反抗英国统治，但很快被镇压。幸存的起义参加者詹姆斯·史蒂文斯（James Stephens,1825-1901）在1858年创立芬尼社（Fenian），继续推进爱尔兰的民族解放事业。芬尼社主张用暴力推翻英国统治，1867年在英格兰发动起义，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有过起事，但都没有成功。芬尼社运动以后，爱尔兰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斗争，从土地同盟到自治运动（Home Rule movement），迫使英国统治者意识到爱尔兰问题的严重性。这样，爱尔兰问题从一个极度敏感的雷区，逐渐进入英国的政治生活日程，也造成了自由党与保守党在政策方面的重大分歧。

相比之下，印度则是第二英帝国的基石，这里地广人多，物产丰富，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18世纪末19世纪初韦尔斯利（Richard Colley Wellesley,1760-1842）任总督（1798-1805）期间，对印度的扩张近乎神速，他出兵征服了强大的迈索尔（Mysore）土邦，于1799年打败了提普苏丹（Tipu Sultan,1750-1799），赶走了法国劲敌，扩大了英国直接统治的领土范围。他还拉拢较弱的土邦，建立依附联盟，试行间接统治方法，虽然以前的总督也尝试过这种联盟体系，但韦尔斯利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在南方，他与海德拉巴（Hyderabad）结成同盟打击迈索尔，吞并其沿海地域，而将其他地区置于一个强制性的城下之盟中。他也强迫海德拉巴放弃贝拉尔富饶的棉花种植区，随后又剥夺了卡纳蒂克（Carnatik）邦年轻继承人的继承权，并吞并坦焦尔（Tanjore）。在三年时间里，印度南部已落入英国之手。

在北方，1801年他迫使奥德（Oudh）邦割让了丰产地区，其中包括莫卧儿王朝的首都德里（Delhi）；莫卧儿皇室迁居红堡（Red Fort/Lal Qila），仅仅以年金度日。面对势力强大的中部马拉特（Mahratt）同盟，他在1803年挑拨马拉特人内乱，试图乘机夺取土地和管制权。到1805年他奉调离任时，印度大部分已经在英国控制之下了。

韦尔斯利的继任者继续执行扩张政策。1818年英国对马拉特同盟再次发动战争，将其中某些部分兼并，其余部分被迫臣服。1825-1826年英国进攻毗邻的缅甸，兼并其南方领土。1843年英国不提出任何理由就接管了信德邦（Sind），三年后又以制止内乱为借口吞并旁遮普（Punjab），保证了对西北印度的控制。完成对印度的征服后，它进而向印度外围扩张，1814-1815年割去尼泊尔（Nepal）南部土地；1824和1852年两次入侵缅甸，将阿萨姆（Asamu）、若开（Arakan）、丹那沙林（Tenasserim）并入英属印度。1864-1865年又将不丹（Bhutan）的达吉岭（Darjeeling）和噶伦堡（Kalenpung）置于英印管理之下。

此时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基本上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统治，由英国总督直接治理；一种是间接统治，英国与各土邦王公签订条约，王公们承认英国的宗主权，将军事与外交权交给英国，但保留内部事务的管理权。1833年英国议会制定《印度法》，规定印度的行政权属于由国王、议会派遣和任命的总督及参事会，立法权属于由总督指定的立法委员会。这样，从1833年起，印度的实际统治权已经转入英国议会和政府手中了，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权名存实亡。1853年又取消了公司董事会对印度官员的任命权，实行文官考试制度。

印度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1813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以后，印度成为英国工业品的主要倾销地。在1834-1856年间，印度的进口额从426万英镑增加到1340万英镑，出口额也从799万英镑增加到2300万英镑；但进出口总量中以英国份额为主，比如1855年印度进口总额为1300万英镑，其中英货占60%。棉纺织品是印度最重要的进口商品，在1857年以前的25年中增长了15倍，占英国对外出口棉纺织品总量的25%。英国采用极不平等的关税政策保证英国产品向印度倾销，比如由英国输往印度的纺织品只征收2%-4%的关税，由印度输入英国的纺织品则要收10%-30%的关税。在英国商品的打击下，印度传统纺织业纷纷破产，工人失业饿死，甚至连英国总督都说印度的纺织工人“白骨蔽野”。

英国在印度训练了一支20余万人的土兵（Sepoy），土兵是印度人，军官由英国人担任。这支军队是英国统治印度的真正的力量所在，它不仅用来对付印度的土邦王公，而且也用来征服邻近国家，有学者说：“从军事角度看，是这支英印军队使不列颠成为伟大的帝国。”英印军队的调遣权在英国议会手中，英国在波斯、埃及、埃塞俄比亚（Ethiopia）、乌干达（Ug anda）等地的驻军也大多是印度兵。

英国在印度推广西方文化，以加强印度的同化进程。1835年，规定英语为印度的官方用语和法庭用语，同时在全印设立教育基金，在学校普遍教授英语。达尔胡西侯爵（Lord Dalhousie,1812-1860）任印度总督时（1848-1856年），大力推行文明教化工作，他在印度引进了新的科学技术，建铁路、修水利、办电报、设学校，传播基督教，允许寡妇再婚，反对寡妇殉夫，禁止杀戮女婴。这些“文明进步”虽然带来了新的气象，却与印度的传统文化背道而驰，引起印度人的心理恐慌。

以上种种，一方面把印度牢牢地置于英国的统治下，使其成为英帝国的柱石；另一方面也给印度带去了现代的气息，使印度接触到现代世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双重使命”。

但印度还是爆发了反英大起义，其根本原因是永无止境的土地兼并。1831年，当时的总督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1774-1839,1823-1835年在任）以“治理不善”为由，剥夺了迈索尔王公的统治权，由英国接管；1834年他又以没有合法继承人为借口，兼并卡恰尔（Kacar）和库尔格（Coorg）。奥克兰勋爵（1st Earl of Auckl and,1784-1849）任总督（1836-1842）时，以管理不善兼并阿豪姆（Ahom,1838年）；艾伦巴勒勋爵（Lord Ellenborough,1790-1870）任总督（1842-1844）时，又兼并了齐塔尔（1843年）。1848年任总督的达尔胡西加紧吞并土邦，使更多土邦丧失内部管理权。他使用“权利丧失说”（Doctrine of Lapse），把没有嫡亲子嗣的土邦王公领地转归英国所有，而不允许他们按传统习惯过继子嗣；他还以“治理不善”（misgovernment）为名，随时没收土邦土地。依据这两项理由，他在任8年先后吞并7个土邦，包括桑巴普尔（Sambalpur）、萨塔拉（Satara）、那格浦尔（Nagpur）、乌代普尔（Udaipur），以及更重要的詹西（Jhansi）和奥德。1849年他镇压旁遮普暴动后，将旁遮普完全置于英国管辖下。1848-1856年兼并的结果，全印土邦面积减少了1/3.他还威胁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Bahadur Shah II,1775-1862）：在他去世后将永远取消皇帝称号，皇室赡养金也将从每月10万卢比减少到1.5万卢比。这些举措引起王公们的强烈不满，一场各阶层的反抗运动逐渐酝酿起来。

其实印度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1806年在马德拉斯（Madras）以西80英里的小镇韦洛尔（Weiluoer）发生过起义，起义的印度土兵杀死了129名欧洲人及忠于政府的土兵，英国人镇压起义后处死了350人。1820年比哈尔邦（Bihar）爆发持续7年的反英起义；1827年发生的孟加拉（Bengal）穆斯林起义坚持了数十年，并一度攻入英军大本营加尔各答。1854年孟加拉的桑塔人（Santalis）再度起义，有5万多人参与。但最引人注目的是1857发生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在英国史书中，称其为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

起义是从印度土兵开始的，当时军中使用的子弹上涂有牛油或猪油，使用时土兵要接触这些动物脂肪，但牛油是冒犯印度教土兵的，猪油则冒犯穆斯林，因此在1857年5月有85名穆斯林土兵拒绝使用这种子弹，他们被判10年监禁，当着全军的面戴上镣铐、关入大牢。5月10日其他土兵发难救出战友，并以伊斯兰“圣战”相号召。这件事成为全印民族大起义的导火线，短期之中，40多个地区爆发起义，起义者赶走英国人，建立自己的政权，要求恢复莫卧儿的统治。起义领导者是各地王公，包括马拉特（Maratha）邦主的养子纳纳·萨希布（Nana Sahib,1824-1857）和詹西的女王拉克什米·巴伊（Lakshmi Bai,1828-1858）。德里地区以伊斯兰教作为号召，并把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抬出来作为首领，萨希布和詹西女王则想恢复在本邦的统治地位。恒河流域的领袖是婆罗门，显露出浓厚的宗教色彩。起义的主体是印度土兵，尤其是孟加拉军队。

起义爆发时4万多名英国军人分布在方圆几千公里的范围内，力量分散，所以起义者给英国人造成重大打击。英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英国军队从旁遮普、下缅甸甚至波斯调来镇压起义；一支派往中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军队也临时奉调转向印度。

9月14日集结力量的英军分五路向德里发动总攻，起义军英勇奋战，展开了为时6天的德里保卫战；英军虽然占领了德里，却伤亡惨重，有5000多人阵亡，包括多名指挥官。英军占领德里后进行血腥屠杀，巴哈杜尔·沙二世也被英军抓获，后被流放到缅甸，1862年死于仰光，其二子一孙则在押解途中遇害，莫卧儿王朝就此覆灭。

德里陷落后，紧接着发生勒克瑙保卫战和詹西保卫战。此时力量的悬殊越来越明显，到1858年底，已经有68个英国步兵营在印度作战，并得到一部分土兵的支持。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英国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许多人未经审判就被绞死或枪杀，骨干分子被塞进炮筒，点上火药，发射成灰。在有些地方，英军在破城之后实行屠杀，被杀的印度人不计其数；坎普尔附近地区被烧成一片废墟，惨不忍睹。

起义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英军强大，战略战术都非常成熟，一旦兵力集结，战局就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则因为起义力量四分五裂，印度不仅土邦林立，相互敌对，而且社会被种姓制度所割裂，不同种姓之间互不来往，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对立更给这种分裂雪上加霜。起义的分散状态导致整个起义过程中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也不可能根本动摇英国的统治。起义者目标分散，没有统一领导，容易被英军各个击破。投身起义的土邦王公数量甚少，他们只是想恢复自己丢失的权益，多数王公站在殖民者那一边，甚至派自己的军队帮助殖民者。因此，1857年印度起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大起义，印度的民族主义意识尚未形成。

但这次起义使英国政府意识到印度的统治必须改变。1858年，议会颁布《印度政府法》（Actfor the Better Government of India），在三个层面上改变了印度的统治方式：首先，在帝国层面上：完全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行政参与权，将其所属土地和军队全部转归英国政府。英国政府设印度事务大臣负责印度的治理，设15人组成的印度事务咨询委员会协助他工作，其成员中多数须有10年以上在印度生活的经历。其次，在印度层面上：印度总督代表女王，由女王直接任命，为了加强总督的权威性，后来又给他加上“副王”（viceroy）称号。总督听命于英国内阁，是600多个土邦的最高统治者；土邦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其中海德拉巴等近500个邦实行间接统治，而孟加拉和旁遮普这些最重要邦，则实行直接统治。最后，在基层层面将英属印度划分为7省250个区；到1859年，在英国直接统治下的印度领土有259万平方公里，1.45亿人口，而土邦面积150万平方公里，4800万人口。

1861年，英国颁布《印度参事会法》（Indian Councils'Act），首次准许印度人进入立法会议，以此来平息印度人的怨愤。同时，政府内部实行职能分工，成立内政、外交、税收、财政、法律、军事等部门，形成部长制。这些改革目的是为民意的表达提供安全阀，并且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当局也对印度军队进行改组，增加了英籍军人，直至对印籍土兵的比例达到2∶5（大起义前的1848年有2.9万英国士兵，23.5万印度土兵）。军中建制要考虑宗教与种姓差异，比如把穆斯林、多拉斯人（Dogras）和贾特人（Jats）编排在不同的军事单位里。

1860年，坎宁总督还宣布废除“丧失权利说”，承认王公养子的王位继承资格。并且还有选择地归还了一些已被兼并的土邦，如在1881年归还迈索尔的土邦统治权，1886年归还瓜辽尔（Gwalio）堡的统治权；但奥德、詹西、那格浦尔这些邦，因卷入起义而坚决不归还。通过这样一些让步和怀柔政策，英国巩固了它在印度的统治。1876年，英国制定《皇家称号法》（Royal Titles Act of1876），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印度也成了英王直属殖民地。

与印度相比，北美殖民地（加拿大）虽然地域广阔，但气候寒冷，人口稀少，经济与政治价值没有那么大。加拿大内部矛盾重重，首先是英裔与法裔之间矛盾迭出，争吵不休；其次是殖民统治水土不服，英国大臣对加拿大事务知之甚少，他们横加干预的做法激怒了殖民地人，加拿大总督受几个豪门大族的影响，普通民众的抱怨越来越多。为此，在1814-1840年期间，历任总督不断摸索，试图寻找适合加拿大的统治方式。

澳大利亚殖民地发展得很慢，虽然早在1770年库克（James Cook,1728-1779）船长就抵达澳洲东南沿海并升起英国国旗，宣布“凡是所发现之地，均为大英帝国所占有之领土”，并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但很长时间中它只是流放罪犯的关押地，并长期保持着罪犯殖民地的特色。到19世纪初，英国开始允许英国自由人移民澳大利亚；1803年在塔斯马尼亚（Tasmania）岛上建立了移民点，逐步将犯人监管地转变成移民殖民地。1813-1815年，殖民者翻越蓝山（Blue Mountains）进入丰腴的大草原，开始发展养羊业。养羊业促进了澳大利亚的迅速发展，羊毛所创造的大量财富吸引了更多的移民接踵而来，开发这块荒无人烟的新大陆。到1823年，新南威尔士成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殖民区——新南威尔士殖民区。

除了这些大面积的殖民地，英帝国也有面积不大但战略意义重大的小殖民地，其中多数是战略咽喉，扼制着世界的海上贸易通道。它们虽然分散，但串起来就构成了英国的远洋贸易航线，这类殖民地包括南非的好望角、地中海的马耳他及爱奥尼亚群岛、印度洋中的毛里求斯、北海的设得兰群岛（Shetl and Islands），还有亚洲的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即马六甲海峡）和锡兰，它们都是通往东方、拱卫印度的海洋门户，对英国的贸易有重要意义。

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的经济力量空前强大，作为那个时代的“世界工厂”，英国高度依赖对外贸易，自由贸易思想遂成为主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要求实行自由贸易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国家，对殖民地，也以“贸易优先”作为行动指南。

早在美国独立前后，就有人提出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应该实行“自由贸易”，挑战了传统的重商主义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宗师亚当·斯密则认为：母国对于殖民地的贸易垄断，不仅对殖民地的发展不利，而且对母国自身也不利，他主张向各国商人开放殖民地市场，最终实现贸易自由。斯密的学生大卫·李嘉图也认为应该使进出口贸易尽可能处于自由状态，如果“可以自由出口或进口而不加限制，那么国家……所享受到的将是举世无双和简直难以想象的繁荣和幸福”。这种“自由贸易”理论反映了工商业集团要求废除殖民地贸易垄断的强烈愿望，在1815-1849年间，自由贸易理论渐渐获胜，英国走进全面的“自由贸易”时代。

按照这种理论，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应更关注海外贸易航线的建设与安全，占据并保护交通要塞、战略要地、关键的基地与海岛，以确保帝国贸易航道的畅通。随着自由贸易理论大行其道，英国逐渐放弃了贸易垄断政策，“贸易优先于统治”成为新的殖民政策。于是在19世纪英国海外殖民地的保有或占领中，就表现出明显的“贸易优先”原则。

1808年，英属新斯科舍（New Scotia）和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总督宣布，允许英国或美国船只把某些商品转运到西印度，突破了100多年来《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的限制。1811年，英国允许除法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船只装载某些重要产品，如小麦、面包、饼干、树脂、沥青等进入英属哈利法克斯、圣安德鲁斯、圣约翰（St.John）等港口。

印度也逐步放开了自由贸易，瓦解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从1793年起，一定吨位的英国个体商人的商品被允许进入印度；到1813年，英国政府废止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资格，在印度初步确立起“自由贸易”原则。

1840年代，自由贸易在英国臻至顶峰，英国废除了《谷物法》（Corn Laws）和《航海条例》，变贸易保护主义为自由贸易政策；它开放了英国自身的市场，也用种种方式使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这样，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新一轮的殖民扩张，不过，这一时期的重点在争夺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而不是扩大帝国版图，“贸易优先”主宰了英国扩张的新思路，在世界各地，它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第一种形式是以贸易为目标，用商品和资本打开落后国家的市场。帕默斯顿就宣称：“我们所要的是贸易，土地对于贸易并非必须，在属于其他人民的土地上，我们能很好地开展商业。”英国对那些愿意接受“自由贸易”的地区不使用武力，也不占领土地，它更愿意采用欺骗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即便像帕默斯顿那样的帝国强硬派也是如此，他在1839年议会辩论土耳其问题时说，他主张“用和平手段从物质上支持大不列颠的商业，没有和平，就不能指望有繁荣的商业”。这番话虽然有一点矫揉造作，但确实体现了当时英国的“贸易优先”政策。

第二种形式是通过施加政治影响，来诱使弱小地区就范。因此，帕默斯顿拒绝拿破仑三世瓜分埃及的建议，就一点也不奇怪，他说英国的动机是“我们想要与埃及的贸易，想要穿越埃及的通道，但我们不想要统治埃及的责任与负担，让我们用商业的影响来改进所有这些国家，让我们避免一次十字军东征”。对中亚，虽然这个地区是介于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有助于保卫印度，但只要有可能，英国就通过政治影响来贯彻它的意旨，因此它分别在1836年和1857年与伊朗签约，1838年和1861年与土耳其签约，得到了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特权，如开设工厂、减免关税等。

第三种形式是“炮舰政策”。英国以海军的力量强制推行“自由贸易”，强迫全世界为英国的商品打开大门，在这种政策下，领土扩张并不是首要目标，重要的是贸易“自由”。对于公开抵制“自由贸易”、不服从英国意愿的国家，英国用武力进行打击，强迫对方接受贸易。理查德·科布登、约翰·布莱特等自由贸易的吹鼓手曾指出：英国……只乐意在迫使非欧洲国家打开市场时才诉诸武力。帕默斯顿是推行炮舰政策的主要人物，在他主导下的两次鸦片战争，就是炮舰政策的典型案例。英国战胜后，通商和赔款是和约中的主要内容，中国因此被迫打开国门，让英国制造品无限制地涌进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很快被冲垮了，中国由此而深陷在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英国让鸦片这种罪恶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自由”地贸易，“自由贸易”的道德合法性具有极大的讽刺性。

英国对日本也实行炮舰政策。1858年，美国“黑船”打开了日本的大门，英国人便很顺利地搭上美国人这趟便车，达到了与日本通商的目标。但1863年8月，英国以使馆人员被杀为由发动“萨英战争”，炮击鹿儿岛（Kagoshima），索取巨额赔款；次年又发动下关（Shimonoseki）战争，再次索取大量赔款。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迫使日本作出更大的让步。

在美洲，1845年英国用炮舰封锁普拉特河（River Plate），打击阿根廷的贸易垄断，后来它改用劝诱手段促使其改变经济政策，而放弃了兼并普拉特河口的计划，“贸易优先”跃然可见。

在西非，炮舰政策以阿散蒂战争最典型。英国从17世纪起侵入西非，先后占领冈比亚（Gambia）、塞拉里昴（Sierra Leone）、尼日利亚（Nigeria）、黄金海岸（Gold Coast）等地，奴隶贸易曾经在这些地方盛行不衰。后来英国放弃了奴隶贸易，但西非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为英国提供咖啡、矿产等工业原料。到19世纪中叶，以阿克拉（Accra）为中心的盛产黄金的沿海地带“黄金海岸”是英国的“保护地”，但内陆土著部落组成的阿散蒂联邦不屈服，英国于是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企图征服阿散蒂。在1806和1821年的两次战争中英军被打败，1821年英国总督甚至战败自杀；但是在1826-1831年和1873年的两次战争中，英军获胜，并且在1896年攻占阿散蒂首都库马西（Kumasi）。1901年阿散蒂发动起义，失败后被并入英国的黄金海岸殖民地。

最后一种形式是占领重要的贸易据点，建立要塞，以保证“贸易优先”。在第二帝国时期，英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保卫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海上通道，为此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将荷兰在锡兰和开普的海军基地占为己有，后来又占领亚丁、新加坡、塞浦路斯等地，并与俄国划分在伊朗的势力范围，建立起从好望角到印度洋的通畅的海上通道。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占领埃及也属于这种情况。

占领殖民地也是为了贸易，这在印度表现得很明显。在第二帝国时期，印度是“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是帝国财富的最大源泉，是英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与工业品销售市场。统计表明，1757-1815年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攫取的财富高达10亿英镑；1830年《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写道：“我们在东方海域的势力应当维持；不能设想任何针对我们伟大商业的致命打击，能比放弃这些有价值的属地更为有效。”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市场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印度为英国提供了大量原料和广阔的市场，英国棉布曾大量涌入印度，挤垮了当地传统的手工纺织业，摧毁了土著经济，又为英国的棉纺织业开辟了用之不竭的消费市场。殖民当局引导农民种植英国所需要的工业原料，包括棉花、蔗糖、靛青、鸦片等，除鸦片主要输往中国之外，其他基本上面向英国出口。通过这样的一进一出，一种依附性的商业经济体系在印度形成。

通过“贸易优先”的政策主导，大大小小的殖民地、通商口岸、势力范围或租借地成为英国构筑世界贸易网络的大小支点，难怪有人骄傲地宣称：“英国是每一片海洋的主人，殖民地人控制着每一块海岸，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有我们的工业产品。”通过“贸易优先”的政策，英国变得更加强大了。

自由贸易发展到极度，就出现了“无形帝国”的倾向。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曾在理论上论述过殖民地是一种负担，占领和统治殖民地，对母国和殖民地都不利。这种政策在自由党执政时表现得特别充分：帕默斯顿的炮舰政策，其实也是一种“无形帝国”的行为表现；格拉斯顿则希望以“自由、自愿”为基础，以英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建立与殖民地之间的和谐联系。1868-1874年格拉斯顿执政时，就大力推行过“无形帝国”政策，尽管正是在这个时期，英国吞并了埃及。

就殖民地而言，“无形帝国”包括两个互相关联的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自我防卫”，鼓励殖民地承担防卫责任，提倡殖民地的“自我成长”；第二个内容是在内政方面，让殖民地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两方面内容都是为了减少母国的财政负担，摆脱沉重的军事与行政开支。

关于“自我防卫”：大英帝国拥有辽阔的殖民地，又有众多的大小属地，既要保证从非洲到中东、从太平洋到北美殖民地的安全和稳定，又要时刻警惕欧洲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有着巨大的防务压力。1846年，英国的殖民地防卫开支达到400万英镑，引起各界不满，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对殖民地的防务问题持怀疑态度，于是就产生了让殖民地承担一部分防卫开支的设想。1850年英国出现一个名为“殖民地改革协会”的组织，其宗旨是将母国从殖民地地方事务的全部花费中解放出来。1861年又出现一个“殖民地军事费用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殖民地防务费用问题，调查的结论是：为了减轻帝国政府的负担，殖民地不但应承担其内部安全防卫的支出，而且还应该协助帝国政府加强其外部防务。1862年英国议会通过决议：“行使自治政府权力的殖民地，应当承担起主要的责任，既提供它们自己内部的秩序和安全，也应当援助殖民地的外部防卫。”当时，从新西兰撤出英国军队就成为现实问题，在新西兰殖民的过程中，英国移民与土著毛利人（Maori）冲突不断，导致长达8年的毛利战争，英国投入的战争费用竟高达100万英镑之多。所以，格拉斯顿政府一上台，就果断地从新西兰撤军。1869年10月殖民大臣格兰维尔（Earl Granville,1815-1891）宣布从新西兰无条件撤军。对此他解释说：这不是对殖民地利益漠不关心，而是因为考虑到，在已建立自治政府的殖民地雇佣英国军队是违反原则的。

关于自我管理，体现为白人殖民地的责任制自治政府。亚当·斯密推崇自由贸易，认为殖民地是母国的负担而非财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并接受这种观点，格拉斯顿指出：“如果殖民地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享有自由的特权，它就称不上是自由的。”结果必然的逻辑是：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允许殖民地按自治原则建立责任制政府。这个过程从加拿大开始。

1791年的《加拿大法》确立了以英裔为主的上加拿大和以法裔为主的下加拿大二元结构的形成，但这没有减少加拿大的矛盾和冲突。上加拿大的主要矛盾是贫富差异和分配不公，非国教徒与国教徒争夺土地资源，反对派要求改革政治制度，但总督和行政当局反对改革，把改革派领袖威廉·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1795-1861）赶出立法会议，导致双方冲突升级。下加拿大原来是法裔人的居住区，19世纪初大量英裔涌入，在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法裔人，法裔人感到受排挤，要求控制英裔移民。1815年法裔领袖路易·帕皮诺（Louis Joseph Papineau,1786-1871）当选为立法会议长，开始了立法会与行政当局的长期对抗。

1834年帕皮诺提出改革纲领，要求参事会由民选产生、财政权交给立法会议。这些要求被政府拒绝，于是帕皮诺在1837年发动叛乱，很快被镇压了。但上加拿大在麦肯齐的领导下也乘机暴动，虽然在第一时间就被镇压，但上、下加拿大同时发生暴动却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警觉。英国人清楚地记得美国独立时的情况，执政的辉格党政府认为殖民地本来就是个包袱，在不损害帝国利益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满足殖民地的要求，以避免美国革命重演。于是政府派达勒姆勋爵（Earl of Durham,1792-1840）担任加拿大总督，由他领导一个调查委员会，了解并提出解决方案。1839年达勒姆提出《英属北美事务报告》（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也称《达勒姆报告》（Durham Report），这份文件奠定了随后一个世纪英国殖民新政策的基础。

达勒姆报告涉及许多问题，包括土地分配、城市建设、议会工作程序、移民等，但核心是政治体制问题——如果不想让加拿大变成另一个美国，那就必须让加拿大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为此他提出两项措施，一是上、下加拿大合并，组建成一个国家（但必须是英裔人占多数）；二是建立民选议会，政府向议会负责，总督只起象征性作用，就如同英国本土的国王。加拿大的内部事务完全由自治政府处理，只在帝国问题上它才服从英国的指导。

达勒姆的建议似乎步子太大，英国政府断然拒绝，但鉴于美国独立的教训，还是作出了一些改变。1840年上、下加拿大合并，次年成立加拿大联合省，首任总督西登姆（Lord Sydenham,1799-1841）削弱特权集团的势力，让温和改革派领袖进入行政委员会，从而缓和了与改革派的矛盾。1846年辉格——自由党政府在英国上台后，加拿大成立责任制政府的障碍被扫除了，1848年新斯科舍和加拿大联合省成立责任制政府，1851爱德华王子岛、1854年新不伦瑞克、1855年纽芬兰也先后成立责任制政府。这样，到1855年，英属北美全境全都建立了责任制政府。再往下，就是实现加拿大的联合。经过1864年9月夏洛特城会议（Charlottetown Conference）和10月的魁北克会议（Quebec Conference），各殖民地签署《魁北克决议》，完成了加拿大联合。在加拿大的要求下，英国政府于1867年颁布《英属北美洲法》（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of 1867），由魁北克、安大略、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四个殖民地组成“加拿大自治领”（Dominion of Canada），首府设在渥太华（Ottawa）；总督由英王任命，是名义上的自治领元首；议会是立法机关，参议员由总督指定并终身任职，众议员由各省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自治领政府由议会产生，各省也都建立拥有较大自治权的地方政府。加拿大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标志着英国殖民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前的总督统治转变成殖民地自治。

有趣的是，达勒姆的建议在加拿大受到阻挠，却在澳洲首先试行了。到1840年为止，英国在澳洲建立了四块殖民地：新南威尔士、范·迪门（Van Diemen's Land）、西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184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政府条例》（New South Wales and Van Diemen's Land Government Act），按照选举原则建立新南威尔士自治政府；立法会由36人组成，其中2/3由民选产生，拥有制定殖民地法律和批准财政预算的权利。新南威尔士的变化极大地激励了其他殖民地的自治运动，而“一种发展的自然规律很快就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殖民地的自治”。1850年菲利普港地区（Port Phillip）脱离新南威尔士，单独成立一个维多利亚殖民地（Victoria）。同年的《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条例》（Australian Colonies Government Act）规定将新南威尔士的代议制度推广到范·迪门、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1853-1856年间，责任制政府先后在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等地建立起来。1859年，新南威尔士又分裂出昆士兰（Queensl and）殖民地，到1860年，除西澳大利亚外，所有澳洲殖民地都已建立责任制政府，实行内部自治。1868年以后西澳大利亚也逐渐实现了自治。

新西兰殖民地也发展起来。1839年成立的“新西兰”土地公司向新西兰派出第一批移民，基本上都来自澳大利亚；1840年，英国与岛上居民毛利人签订《怀坦吉条约》（The Treaty of Waitangi），正式将新西兰归并到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次年，又成为独立的皇家殖民地。1852年英国制定《新西兰宪法草案》（New Zeal and Constitution Act），授权较大的殖民点奥克兰、新普利茅斯（New Plymouth）、威灵顿（Wellington）、纳尔逊（Nelson）、坎特伯雷（Canterbury）、奥塔哥（Otago）等建立省级立法机构，同时将征税权授予联邦立法机构。1853年，新西兰总督乔治·格雷（Sir George Grey,1812-1898）组建了一个两院制政府，1856年建立责任制政府，新西兰也成为自治殖民地。

至于白人占人口少数的南非开普殖民地，英国只给了它“代表制”（representative）而不是“责任制”（responsible）政府（1853年），在这种制度下，英国保留了很大的控制权。

通过改变白人殖民地的统治方式，英国成功地避免了美国独立的再现，白人移民在取得自治的权利后，对帝国的认同程度提高了，对母国的依恋感情也提高了。帝国政策的调整并没有造成移民殖民地各行其是和分道扬镳，相反，却带来帝国历史上空前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然而“无形帝国”不意味着不开疆拓土，英国人从来没有考虑过放弃帝国的任何一部分。1850年，自由党首相约翰·罗素宣称：“每个人都承认帝国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商业价值，许多殖民地为帝国贸易提供了港口和安全，它们在和平时期是最有用的，而在战时则是绝对必需的。”英国的海外扩张一直带有私人性质，但一旦私人公司占据了海外领土，政府基本上会给予保护和认可，占领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是马六甲海峡的“瓶颈”，而马六甲海峡扼制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道之咽喉，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必经之路。马来及印尼的贸易一直为荷兰人所垄断，拿破仑战争中，英国成功占领爪哇和马六甲，但战后又把它们归还荷兰。1818年12月，印度总督弗朗西斯·黑斯廷斯（Francis Rawdon Hastings,1754-1826,1813-1823年在任）赞成在马六甲以东建立商站，以控制海峡的南端，于是，强烈反荷的英属明古连（Bencoolen）副总督斯坦福·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从加尔各答（Calcutta）出发，率领远征军于次年1月在新加坡升起东印度公司的旗帜。当时，岛上一片荒凉，居民大约不到150人。但莱佛士相信，占领该岛对商业贸易意义重大，“马耳他在西方的地位，可能就是新加坡在东方的地位……”虽然莱佛士此举并未得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批准，但后来还是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默认。

为保卫印度航线，英国已经占领了好望角、毛里求斯、塞舌尔、锡兰等地，而19世纪20、30年代法国在埃及扩大影响以及穆罕默德·阿里（Moham med Ali,1769-1849）野心勃勃，使英国政府深感不安。驻孟买总督格兰特（Robert Grant）在1838年写给外交部的备忘录中说：“法国正经由埃及逐渐向印度进逼，同时又伴随着俄国经由波斯向印度的进逼，对此决不能等闲视之。”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则指出：“穆罕默德·阿里的计划是建立一个由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组成的独立国家，而坚定地站在他背后的是法国政府，一旦这个计划实现了，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也将被挤压进这个体系，法国就会成为地中海事实上的主人。”

对此最好的应对方案，就是在红海与波斯湾交界处获得一个立足点。1839年1月，英国从印度孟买派出一支分遣队，以伤亡15人的代价攻占了亚丁（Aden），把它变成英国的保护地。亚丁很快成为英国到印度和澳大利亚航船的经常加煤站，并作为皇家海军基地，发挥着更加突出的战略作用。英国还将自己的势力插进了波斯湾，1861年将巴林（Bahrain）变成保护地。通过亚丁和巴林这两个战略要冲，英国牢牢控制了从红海和波斯湾到印度的贸易交通线。

占领新加坡后，英国不顾1824年《英荷伦敦条约》中将婆罗洲（Borneo）划为荷兰势力范围的规定，渴望在北婆罗洲建立一个海军基地。1841年和1842年，文莱（Brunei）先后将沙捞越（Sarawak）和北婆罗洲割让给英国。1846年，英国政府积极支持詹姆士·布鲁克（Sir James Brooke）进攻文莱，由此而获得拉布安岛（Labuan）及其附近岛屿。1847年，文莱自己也成了英国的“保护国”。这样，英国人便在从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贸易航道上有了重要的立足点。

在南美洲，1857年英国占领丕林岛（Perim Island）；而此前已于1833年占领了南美东海岸以外的马尔维纳斯群岛（Islas Malvinas），并将其改称为福克兰群岛。

1840年，英国强迫清朝政府割让了香港，同时又持续在印度及周边地区夺取新的土地。可见“无形帝国”并不排除占领新的殖民地，正如帝国史专家劳埃德所指出的那样：“滑铁卢战役之后30-40年间里……帝国的成长却如此迅速，看上去似乎存在着某种强大的力量，一旦被发动，就会带着帝国的疆界一路向前，直到被高山或海洋所阻挡。”事实确实如此，根据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估算，181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领土扩张的速度大约是每年10万平方英里。尽管大多数英国人反对承担统治殖民地的财政负担，却不反对占领重要的岛屿和基地，也不反对在印度、南非和澳洲的扩张，这就是英国的“无形帝国”。

第二章　巩固帝国的努力

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世纪，随着欧洲国家纷纷完成工业化，英国面临日益加大的竞争压力，于是它在19世纪中期执行的无形帝国政策，让位给70年代以后的有形帝国政策。这个政策的要点是：既要控制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又要抢占更多的殖民地，建立最庞大的世界帝国。在这种政策指导下，英帝国的版图迅速扩大，同时也卷入与殖民地人民的剧烈争夺；英国获得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但也加剧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矛盾与争端，这些矛盾与争端最终发展到不可调和，英国被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几十年时间里，英国努力巩固它的帝国，在领土扩张的同时摸索与改变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结构开始向联邦形式变化。

“有形帝国”政策以迪尔克（Charles Wentworth Dilke）的种族帝国思想为理论基础。1868年，当“无形帝国”仍盛行之时，迪尔克出版了《更大的不列颠》一书，描述了以种族为纽带的“更大的不列颠”这样的“有形帝国”。他认为国家是由不同的种族组成的，一个种族代表一种文明；但英国的种族却不仅组成国家，它组成帝国，这就是“更大的不列颠”，帝国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这“更大的不列颠”的组成部分，“与我们种族总体的胜利相比，我们种族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终极未来无关紧要。但是，英国法律的威力、英国统治的原则却并不仅仅是一个英语国家的事务，它的持续对全人类的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迪尔克的理论受到帝国狂热派的热捧，他们希望通过扩大帝国，来挽救英国的颓势。19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为了保护民族工业，纷纷实行保护关税政策，针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建立起层层壁垒。英国的对外贸易受到沉重打击，严重制约了英国的经济表现。迪尔克的理论似乎为扭转危局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按照他的逻辑，“更大的不列颠”自己内部进行贸易，足以抵消关税壁垒对英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这个“不列颠”越大越好，这就为帝国的有形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迪尔克的理论受到许多保守党人的欢迎，迪斯雷利说：无形帝国仅仅从“财政角度估量一切，完全忽视了英国赖以成为伟大国家的种种道义和政治上的考虑”，是“瓦解英帝国的行为”；而“有形帝国”可以利用殖民地广阔的市场，增强英国的经济实力，重塑英国作为欧洲均势操纵者的形象，确立英国在各个帝国之间的至高地位。

自由党人并不反对帝国的进一步扩张，他们与保守党人的差别在于：保守党更强调领土的有形扩张，强调英国的世界权利，自由党在领土方面略有节制，强调英国对殖民地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保守党要求建立帝国关税制，以保护英国与殖民地的特殊关系，自由党则坚守自由贸易原则，反对采用报复性关税政策。两党在执政时都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只是保守党人更直接、更赤裸裸，自由党人则有点羞涩、更喜欢把道德问题挂在嘴上。因此到19世纪末，英帝国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张，为构建“日不落帝国”划下几笔浓墨重彩。

1874年迪斯雷利就任英国首相，立即开始他的有形帝国政策，他任命殖民问题专家卡纳温勋爵（Lord Carnarvon,1831-1890）为殖民大臣，卡纳温在上院发言时说：“英国具有在南海扩大其殖民区域的使命”，斐济气候宜人、资源丰富，拥有交通枢纽地位，英国绝不能“放弃这些岛屿”。议会迅速通过了吞并斐济的提案；吞并斐济就成了“有形帝国”政策起始的标志。

紧接着出现的是埃及问题。长期以来，欧洲人绕过非洲南部去往东方，这也是英国人到印度去的传统航线。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它把欧洲通往东方的航线缩短了一多半，造成欧洲列强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力量的失衡。此时，法国把持了运河公司52%的股份，确立起法国在埃及的优势，英国人把这看作是拿破仑对中东的又一次远征，而运河就是插在英国通往印度道路上的一支利箭。于是，为了印度的安全，英国积极介入运河事务，力图把红海和波斯湾都变成通往印度的平安大道。

埃及在修筑运河时欠下巨款，它的“疯狂的现代化”项目，包括铁路、港口、城市建设、电气化改造等等也耗费大量资金，使埃及的外债在60-70年代增加20倍，达到1亿多英镑。为偿还贷款利息，埃及统治者伊斯梅尔（Ismail Pasha,1830-1895）赫迪夫于1875年抛售了44%的运河股票，这一举动为英国的干涉创造了契机。

此时迪斯雷利上台不久，他立刻出手，让政府出面提供担保，说服伦敦银行家出资400万英镑几乎全数收买这些股票。这一“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不仅让英国控制了苏伊士运河，而且还削弱了法国人在埃及的影响，改变了列强在埃及的力量对比，为日后英国单独统治埃及打下了基础，因此英国举国欢庆，甚至连在野的自由党报纸也称其为“大胆的、适时的行动”。此举让迪斯雷利大得人心。

尽管伊斯梅尔抛售了股票，但未能阻止埃及破产。1876年11月英、法派代表到埃及，组织“埃及债务管理委员会”，共同监督埃及财政，以确保债权国的利益。两国各派一位财政总监管理埃及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埃及事实上失去了财政大权。1878年，两国又迫使伊斯梅尔接受英、法人员进入内阁，组成所谓的“欧洲人内阁”。这使伊斯梅尔和埃及的贵族、军官都很不愉快，伊斯梅尔于是不再承认与英、法的协议。1879年，英、法施压让奥斯曼的素丹废除了伊斯梅尔，改由其子陶菲克（Muham med Tewfik Pasha,1852-1892）任赫迪夫（意为总督），重新恢复了英、法的“双重控制”（Dual Control），并成立一个以英、法为主的国际委员会负责处理埃及财政问题。这样，就引发了1881年的阿拉比起义。

阿拉比（Ahmed Arabi,1841-1911）是埃及一名本地人军官，早年参加陆军，后成为中校。当时的埃及军队在名义上仍属奥斯曼帝国，所以军中有大量外来军官，并占据高级将领职位。阿拉比作为埃及本地人军官，在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中享有盛誉。陶菲克继任赫迪夫后，阿拉比领导军队两次发动兵谏，要求限制英、法官员在埃及政府中的影响，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反对外国人干涉埃及内政。1881年，在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埃及“祖国党”组阁，阿拉比此时是祖国党的领袖，在新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

面对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力量，英国决定对埃及动武，1882年7月11日英军炮轰并占领亚历山大港，挑起了侵埃战争。阿拉比领导埃及军民进行艰苦的反抗，从7月28日起，埃及军队多次迎击英军，使英军无法从北部进攻开罗。但是，由于上层统治集团的叛卖，以及阿拉比轻信苏伊士运河区的中立，导致东线防御薄弱。结果，8月，英国大军在运河区登陆，接着向开罗进犯，9月15日开罗陷落，阿拉比等被捕。这以后，尽管埃及在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但事实上已完全被英国控制，由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巴林“暂管”。巴林的“暂管”一直延续了24年，他也成了埃及的“太上皇”。1915年，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英国宣布埃及是保护国，正式将它纳入了英帝国范围之内。

随即，英国将目光投向苏丹。苏丹是埃及的附属国，但领土比埃及还要大，也没有完全被埃及征服。1869年伊斯梅尔派英国军官前往苏丹南部建立赤道省，1874年，曾在中国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查尔斯·戈登（General Charles Gordon,1833-1885）接任赤道省省长。1881年，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哈迈德（Muhammad Ahmad,1844-1885）的人自称马赫迪（Mahdi/Madhi，意为“受真主指引的人”），在苏丹发动民族起义，于11月击败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的埃及军队，驱逐了埃及占领军，建立了苏丹人自己的政权。当时，格拉斯顿政府不想进行军事干预，遂于1884年1月命戈登去喀土穆（Khartoum）观察形势，寻找出路。戈登先到开罗，被任命为苏丹总督，随后到喀土穆，要求政府派兵增援，以镇压马赫迪起义，但英国政府未予采纳。1885年初，4万起义军攻克喀土穆，在总督府前击毙戈登；至夏天，起义军已解放苏丹全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戈登被杀在英国引起一阵帝国主义的叫嚣，人们指责格拉斯顿“谋杀”了戈登，并且拒不派兵为他报仇；连维多利亚女王也公开谴责格拉斯顿，格拉斯顿遂于1885年辞职下台。90年代，为了与法国争夺东非，英国再次发动对苏丹的战争，到1899年才最终镇压了马赫迪运动。是年英国宣布苏丹是英、埃的共管地，实际上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镇压马赫迪起义期间，1898年英、法两国军队在法绍达发生对峙，差一点发展成战争。最终双方达成妥协，英国承认苏丹以西的赤道非洲为法国势力范围，法国放弃尼罗河流域。

此时，法国占领了非洲西部、北部和刚果河北岸大片地区以及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比利时在刚果河南岸及非洲腹地建立“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德国占领西南非洲、德属东非（坦噶尼喀）和西非的喀麦隆，意大利染指索马里，葡萄牙则占据着印度洋、大西洋沿岸的大片土地（今莫桑比克[Mozambique]和安哥拉）。列强在非洲的争夺趋于白热化，英国自然不甘落后。

在西非，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采用与当地部落酋长签订协定的方式，控制了尼日利亚南部和北部，在一般情况下，部落酋长们保留着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但需要承认英国的统治权。

19世纪中叶以后，黄金海岸成为英国在西非扩张的重点。1861年英国兼并拉各斯。1871年，荷兰将黄金海岸的几个据点转让给英国，激化了英国人与阿散蒂人的矛盾。两年后，英国发动第七次阿散蒂战争，虽遭受重创，却靠施展诡计强占了阿散蒂人的部分土地。80年代在阿博索（Aboso）发现金矿，在尼日尔河下游又发现锡矿，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这时，黄金海岸已经与塞拉利昂分开，而与拉各斯合并在一起。1896年英国再次挑起与阿散蒂的战争，占领了库马西，俘虏了国王与王太后，勒索了5万盎司的黄金，还逼迫阿散蒂交出镇国之宝金凳子。到1900年，英国彻底征服阿散蒂，把该地分解为16个受英国总督支配的小国；同年铺设从金矿到沿海的铁路，进一步刺激了淘金热。1902年，阿散蒂被并入黄金海岸殖民地。这样，在19世纪晚期，英国把沃尔特河流域和尼日尔河下游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占为己有，形成英属西非殖民地。

在东非，东非公司主要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地区活动；1893年英国政府接管乌干达，过两年又接管了公司所辖的全部土地。1884年，趁埃及放弃对索马里的管辖权时，英国迫使酋长们接受英国的“保护”，三年后建立英国保护地，这就是英属索马里。不过，英国对东非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桑给巴尔素丹来实施的，素丹对邻近大片领土拥有宗主权。1856年塞义德·塞德（Seyyid Said）素丹去世，英国卷入了一场继位纷争。1881年，时任素丹要求成为正式的保护国，但直到1890年才被英国所接受。这样，从埃及到维多利亚湖，非洲东北部都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还得到尼亚萨湖（Lake Nyasa）以西的领土，就是后来的尼亚萨兰。

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是非洲南部，在这个地区的扩张奠定了英国在非洲的战略优势，并使英国在非洲的角逐中最终取得最大份额。从1806年起英国就取得了开普殖民地，但这里原归荷兰所有，荷兰人在这里生活了许多世代，已形成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自称是“非洲人”（Afrikaners）或“布尔人”（Boers）。英国占领开普后，大量英国移民进入该地，引起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种种摩擦。英国废除奴隶制后，对大规模蓄奴的布尔人形成重大冲击，布尔人开始大迁徙（Great Trek），他们驾着牛车，赶着牲口，带着全部家当和奴隶，越过奥兰治河（River Orange），向只有沙土和矮灌木的内陆地区转移，建立自己新的家园。

布尔人的迁徙分为两路，一路向东北的纳塔尔（Natal）前进，打败土著祖鲁人（Zulu）后，于1840年建立纳塔尔共和国。但1843年英国人以布尔人同土著交战为由，吞并了纳塔尔共和国。布尔人于是再向西部内陆高原迁移。1844年在奥兰治河和瓦尔河（Vaal River）之间建立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

另一路布尔人向北迁徙，其中一部分越过了瓦尔河，与从纳塔尔过来的布尔人会合，建立了几个小殖民地，后来在1849年合并成德兰士瓦共和国（Transvaal），意思是“越过瓦尔河”。

1836-1846年间，总共有1.4万人参加了大迁徙。布尔人所到地区，本来居住着许多非洲土著部落，所以迁徙的过程就是驱逐土著居民的过程，于是就造成了复杂的种族关系：既有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对立，也有英国人和布尔人的对立。英国人起初与布尔人妥协，于1850年与德兰士瓦签订协定，1854年与奥兰治签订协定，承认了两个国家的独立地位。

布尔人的共和国举步维艰，发展很困难。其中德兰士瓦共和国尤其落后，既无学校、银行，又无投资、财政，它同英国人和当地土著之间的冲突不断，军费开支浩大，政府有时用土地来支付公务员的薪水，邮政局长用邮票当工资发放。奥兰治自由邦在兴办羊毛业后，经济状况好转，但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很少，1866年仅有6.3万英镑。两个布尔共和国闭塞落后，在经济上依赖英国人的开普殖民地，它们没有出海口，农牧场经济十分落后。但60年代在德兰士瓦发现金矿和钻石矿，在奥兰治河畔发现金刚石，“黄金热”和“钻石热”立即席卷南部非洲，大批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淘金者来到这里，迅速改变了南非的经济和政治地位。1871年，经纳塔尔副总督罗伯特·威廉·基特（Robert William Keate,1814-1873）的裁决，金刚石产地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用当时英国殖民大臣金伯利（Earl of Kimberley,1826-1902）的名字命名为金伯利（Kimberley）。围绕金伯利矿脉迅速形成一座有3万人居住的采矿城镇，到1882年这里开采的金刚石总值已达2600万英镑，当年出口值就达400万英镑，是开普殖民地其他商品年出口总值的5倍。著名的矿业巨头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1853-1902）便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同他的德比尔斯矿业公司（De Beers Mining Company）一道走上了南部非洲的商业和政治舞台。

德兰士瓦共和国乘机向东、西、北三面扩展，吞并更多的非洲人酋长国，老谋深算的英国抓紧兼并贝专纳兰（Bechuanaland，包括今博茨瓦纳共和国以及南非开普省北部）和祖鲁兰（Zulul and，今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北部）地区众多的黑人酋长国，1885年贝专纳兰正式成为英国保护国。

1876年，德兰士瓦共和国向东扩张争夺出海口，与非洲土著的佩迪（Pedi）王国交战，遭到惨败。与此同时，用英国人提供的来复枪、英国人训练的军队武装起来的祖鲁王国也对布尔人国家虎视眈眈，准备收复被布尔人移民抢走的土地。9月，英国派遣纳塔尔省总督谢普斯通（Sir Shepstone,1817-1893）去德兰士瓦，游说布尔人参加英国主宰的南非联邦。这时德兰士瓦正经受严重的财政和经济危机，又面对祖鲁人和佩迪人的外部压力，加上英国人答应维持布尔人的种族政策，不改变土著非洲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德兰士瓦的统治集团接受了英国的条件，1877年4月德兰士瓦共和国成为英国殖民地，谢普斯通出任行政长官。

同时，英国人对祖鲁人发动战争。祖鲁是南部非洲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居住在纳塔尔省北部、德兰士瓦和开普殖民地之间的地带。1869年英国吞并巴苏陀兰，1871年又吞并格里夸兰（Griqual and），祖鲁人感到受挤压，新任祖鲁王的塞蒂瓦约（Cetshwayo kaMpande,1826-1884）向周边白人和其他非洲部落居住的地区同时扩展。1878年12月，英国以保护白人和弱小部落为名向祖鲁人开战，发动了祖鲁战争。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祖鲁人使用的是长矛和弓箭，对抗英国人的步枪和钢炮，尽管如此，1879年1月祖鲁人在伊桑德尔瓦纳（Isandhlwana）杀死了约1600名英军。英国从本土增派大批援军才挽回战局，7月，英军在乌隆迪（Urundi）打了胜仗，俘获塞蒂瓦约，结束战争。此后祖鲁被拆分为13个酋长国，1887年成为英国的保护国，1897年被并入纳塔尔省。

这以后，英国人与布尔人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两次英布战争就是这种矛盾的结果。1880年9月巴苏陀兰发生暴乱，英国驻德兰士瓦的主力部队南下镇压，留守的不足3000人。德兰士瓦的布尔人乘机发动起义，于12月召开国民大会，宣布恢复南非共和国，升起镶嵌绿边的红白蓝三色国旗，推举克鲁格（Paul Kruger,1825-1904）、朱伯特（Piet Joubert,1834-1900）、小比勒陀利乌斯（Marthinus Wessel Pretorius,1819-1901）等人为领袖。20日，驰援比勒陀利亚的英军，在布龙克霍斯特干河（Bronkhorst Spruit）遭到布尔民团的伏击，247名英军中有77人阵亡，157人受伤，布尔人只有2人死亡，4人受伤。随后，驻扎在德兰士瓦的英军被分割包围。

1881年1月英国援军从纳塔尔出发，向德兰士瓦进军。2月26日夜，科利将军（Sir George Pomeroy Colley,1835-1881）指挥650名英军士兵试图夺取马尤巴山（Majuba），战斗中英军被打死93人，133人受伤，54人被俘，科利本人也被击毙。布尔军方面只有1人阵亡，5人受伤。3月6日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此时英国国内政局发生变化，迪斯雷利下台，格拉斯顿上台。格拉斯顿担心持久的战争会对英国不利，遂与布尔人议和，于8月3日签订《比勒陀利亚协定》（Convention of Pretoria），其中规定英军撤退，放弃联邦计划，不兼并德兰士瓦，保证德兰士瓦在英国女王宗主权之下建立自治政府，但英国保留三项特权：控制德兰士瓦的对外关系，控制德兰士瓦同非洲部落的关系，战时英军可借道德兰士瓦。这就是“第一次英布战争”。

1883年克鲁格出任德兰士瓦总统，他决心削弱英国的势力，他和副总统朱伯特前往伦敦活动，希望重获“独立”。他的目标部分成功了，在1884年的《伦敦协定》中，“英国监督非洲事务”字句被删除，其实也就消解了英国对德兰士瓦的宗主权，只保留了外交事务权。但克鲁格也作出重大让步，同意在德兰士瓦和卡拉哈利（Kalahari）沙漠之间留出一条受英国保护的通道，这个通道后来成为把开普殖民地和广阔内陆联结起来的接口。

许多人对格拉斯顿不满，认为他让步太多。南非金矿吸引了大批英国人，他们与布尔人的冲突正在发展，而布尔人也不喜欢英国侵略者。不过，如果没有罗得斯、张伯伦、米尔纳之流火上浇油，也许不会引起另一场战争。

罗得斯十几岁就来到南非，1876年他23岁时，已经靠经营钻石发了一点财，以后又在钻石开采业中崭露头角，80年代得到了奥兰治金伯利钻石矿的垄断权，以及在德兰士瓦的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 and）开采金矿的权利。在此后几十年中，这些矿产就是罗得斯商业和政治冒险的力量所在，是“罗德西亚”帝国的核心。他利用手中的财富成为开普殖民地的议员，并野心勃勃地计划向开普以北的方向扩张，建立一个“开普帝国”。为得到英国政府的允许，罗得斯在1889年前往伦敦进行游说，首相索尔兹伯里认为不需要英国政府花钱就能扩大英国的势力范围，何乐而不为！回到南非，罗得斯就开始去实现其美妙的帝国梦想，1890年他成为开普殖民地总理，随即，他就把扩张的目标对准了德兰士瓦共和国。

德兰士瓦长期陷于财政困境，但1884年它发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其黄金储备量超过当时全世界可开采黄金储量的40%。1886-1890年，殖民者在这里组织了141家矿业公司，1887-1895年这里的黄金产量从1200公斤增长到62700公斤，占世界产金量的21%。大量的黄金出口使德兰士瓦摆脱了破产的威胁，到1892年其税收已经达到开普殖民地税收的一半，6年后就几乎持平。南非的重要性突然加大了，有史以来它第一次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区。英国人担心德兰士瓦成为整个非洲最强大的国家，更担心布尔人会建立一个强大的南非同盟，最终吞没开普和纳塔尔殖民地。

在这个背景下，罗得斯于1887年发起成立“英国南非公司”，1889年得到英国政府批准，在以后的殖民扩张中充当了急先锋。罗得斯认为，要保住英国利益，必须向北扩张，才能使南非成为英国的南非而不是布尔人的南非，如果英国人不向北发展，那么德兰士瓦的布尔人一定会。于是，南非公司用各种手段攫取非洲领土，它通常的做法是：公司派代表与土著酋长签订条约，酋长把部落的领土交给公司，接受公司的“保护”。这个过程通常是由威胁和欺诈共同完成的，许多酋长根本就不知道条约的含义，当他们不愿签约或签约后又反悔时，就会受到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总之，南非公司很快就把大片土地攫为己有，这片土地后来被称为“罗得西亚”，即现在的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布尔人对英国的扩张感到不安，他们感到受包围了，因而疑虑重重；他们对英国人抱有敌意，不给“外侨”选举权，也不让他们取得国籍。外侨于是抱怨不迭，其中的英裔便要求英国政府给予保护。1895年，约瑟夫·张伯伦成为英国殖民大臣，他公开宣称要在南非扩大殖民地，和罗得斯默契配合，寻找机会兼并布尔共和国。克鲁格看到了危险，于是就寻求外援，德、法两国势力在80年代中叶已经进入该地区，德国借给德兰士瓦共和国几百万英镑购买武器，布尔共和国境内也已经有5000多德国移民，这些都使局势越变越复杂。

罗得斯暗中鼓动德兰士瓦的外侨，让他们发动“革命”；同时让亲信、南非公司的高级职员利安德·詹姆森（Le ander Starr Jameson,1853-1917）筹组一支雇佣军，伺机进攻德兰士瓦。1895年12月29日，詹姆森率领470名骑兵，携带几支机关枪和火炮，开始向约翰内斯堡进军。但是在次年1月2日他的部队就被布尔人包围了，被迫投降。詹姆森和他的同伙被移交给英国，以“企图对友邦进行军事远征”的罪名判处15个月监禁；约翰内斯堡的同谋们被捕受审，4人被判处死刑（后减刑），近60人遭监禁或罚款。德兰士瓦认为英国政府在暗中操纵了詹姆森袭击，罗得斯被迫在1896年辞去总理职务，但新任总理斯普里格（Sir John Gordon Sprigg,1830-1913）只是他的喉舌。

詹姆森投降后第二天，德皇发出贺电，公开祝贺布尔人“在未向友邦求助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力量抗击侵略，击败了入侵贵国的武装集团，重建和平，维护国家独立”。这样，德国摆出德兰士瓦共和国保护者的姿态，警告英国不要占领葡属东非的德拉瓜湾，并宣布反对罗得斯的活动。

有德皇作后盾，克鲁格的态度强硬起来，他拒绝了英国所要求的和外侨之间的调解，转而要求全面承认其独立的外交权，加强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并于1897年与奥兰治自由邦签订了攻守同盟。德兰士瓦人积极备战，从法国和德国购买了大量军火，包括最先进的榴弹炮、加农炮、毛瑟枪、机枪等，“足以消灭所有欧洲军队的武器弹药”，克鲁格的地位也更加稳固。

1897年，狂热的帝国主义者米尔纳（Alfred Milner,1854-1925）接任南非高级专员，张伯伦——米尔纳——罗得斯三驾马车于是准备停当。1898年初罗德西亚爆发黑人反抗，罗得斯本打算东山再起，不过大选的结果未让他如愿；但他继续鼓吹在南非的扩张。1899年他又一次去英国，一方面寻找同盟者，同时也为修建赞比亚（Zambia）铁路筹集资本，并商讨铺设从南非至埃及的电报线。

德兰士瓦加强对外侨的压制，并暗中做战争准备。米尔纳则利用外侨的不满煽动在德兰士瓦的2万多英国侨民向维多利亚女王呈递申冤书。当年6月，米尔纳和克鲁格在布隆方丹（Bloemfontein）就外侨问题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英国要求英裔侨民获得选举权；可是在德兰士瓦7.5万人的总人口中有5万是外侨，这5万人中又有3.7万人是英裔，如果他们获得选举权，英裔人口就控制了国家。克鲁格还是作出让步，8月他同意给居住期满5年的外侨选举权，并且在议会里为他们保留1/4的席位；但同时他也要求英国放弃对德兰士瓦的宗主权，停止干涉共和国内部事务。张伯伦答复：克鲁格必须放弃这些要求，否则就下最后通牒。克鲁格不肯让步，英国遂派军队前往纳塔尔边境，并向开普和纳塔尔增派兵力。10月9日克鲁格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国部队撤出边境地区，并撤回6月份以来增派南非的所有军队。英国人拒绝了这些要求，德兰士瓦军队遂于11日攻入纳塔尔，奥兰治军队同时攻入开普殖民地，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

战争初期形势对英国人非常不利，布尔人先发制人，士气高昂，并准备充分。在12月9-15日的“黑色星期”内，英军在东、中、西三线全部失利，布尔人歼灭2800多名英军。在莱迪史密斯（Ladysmith）以南12英里的火车站科伦索（Colenso）附近，英军动用18000名士兵，包括步兵、骑兵、炮兵等，并配备各种后勤保障设施，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英国投入战斗的最大一支武装力量，但结果却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英军1000多人受伤，143人阵亡；布尔方面伤29人，战死7人。消息传回英国，朝野震动不已。

英国随即指派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k Sleigh Roberts,1832-1914）为南非远征军总司令，赫伯特·基钦纳（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1850-1916）为总参谋长，率军驰援南非。1899年1月援军抵达南非，使其在南非的总兵力达到25万。2月份英军攻入金伯利和莱迪史密斯，3月份占领奥兰治首都布隆方丹，5月份进占约翰内斯堡，6月攻入德兰士瓦首都比勒陀利亚；克鲁格逃往欧洲寻求援助，两个布尔共和国被英国兼并，战争似乎已经结束。

但布尔人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发动了游击战争，继续进行抵抗。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神出鬼没，给英军造成重大伤亡。当时布尔人几乎全民皆兵，使英国人穷于应付。到年底，英国再度增派兵力，1901年1月女王去世时战争仍未结束。于是基钦纳开始使用残酷的战争手段，他采用碉堡战术，实行三光政策，摧毁布尔人的农场和牲畜，把布尔人赶进集中营，在战争中不分老幼，一律追杀。布尔人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的农庄被毁，庄稼被烧，牛羊被赶，国土荒芜。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2月份进攻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于是英国派出更多的军队，人数达到45万，其中25万是正规军，比布尔人的人口总数还要多。战斗中3.4万名布尔战士被杀，约2万名妇女儿童死于集中营。布尔人终于坚持不住了，1902年3月双方开始谈判，5月31签订了《弗里尼欣和约》（Peace of Vereeniging），布尔人承认英国的主权，但英国人给布尔人支付300万英镑战争赔款，允许其使用荷兰语，并答应他们实行自治、保留自己的武装。布尔共和国虽然寿终正寝了，但英国实际上输了这场战争。1908年英国为南部非洲四个殖民地即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起草了一部联邦宪法，1910年南非联邦正式成立，成为又一个英国海外自治领。

至南非联邦成立，英国基本上实现了“双开计划”。其在非洲的领土前所未有的辽阔，从埃及、苏丹到索马里兰（Somaliland）、英属东非、尼亚萨兰和罗德西亚，除德属东非（坦噶尼喀）尚待吞并外，从开罗到开普的计划基本实现了。英国殖民地分布广泛，人口最多，经济价值最高，资源最为丰富，这是非洲大地上最大的一个殖民帝国，各类殖民地、保护国、自治领共16块，计955万平方公里，占非洲总面积的32%,成为大英帝国版图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英布战争在英帝国发展史上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帝国仍在上升期，在此之后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尽管一战之后英国又从战败国手中夺取一批“托管地”，但它没落的过程却因英布战争的结局而启动了。

爱尔兰问题也体现着这种趋势。面对着不断增长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英国试图以怀柔方式稳定爱尔兰，在这方面，自由党的格拉斯顿成为重要推手。1868年3月格拉斯顿即提出议案，要求取消安立甘教在爱尔兰的国教地位，实行宗教宽容，缓和天主教的不满情绪。此议案在下院以65票多数获得通过，当时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进退两难，只得请女王解散议会重新进行大选，但大选结果是自由党获胜，格拉斯顿出面组阁，他于1869年制定立法取消了英国国教在爱尔兰的国教地位，使它与其他宗教平等。

格拉斯顿宣称他的“使命是安抚爱尔兰”，在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同时，他又致力于解决土地问题。爱尔兰的土地问题既与宗教有关，又与民族有关。在爱尔兰，地主多数是信仰新教的英格兰移民，而佃户多数是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1870年格拉斯顿制定了《爱尔兰土地与佃户法》，禁止地主随意驱逐已交纳地租的佃户；在对未交地租的土地收回租佃权时，应该对佃农所建的房屋和设施给予补偿，并由政府提供贷款帮助佃农赎买土地。该法案的效果不大，地主提高地租迫使佃户退佃，并抬高地价，使佃农买地不成。

这样，爱尔兰就掀起了土地运动，抵制爱尔兰地主的夺佃行为。1880年，厄恩勋爵（Lord Erne）地产上的一个农民被无故解佃，“土地联盟”（Irish National Land League）在迈克尔·达维特（Michael Davitt,1846-1906）的领导下发动农民抵制该地产总管博伊科特（Charles Boycott），不让他购物，也不让他销售，最终迫使他离开爱尔兰。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领袖帕内尔抓住这个时机向爱尔兰农民发出号召，要他们参加到“抵制”（Boycott）中去，对一切任意解佃、随意提高租金的地主实行制裁。于是，爱尔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解雇、反高租的运动，农民们积极投入斗争，该年共发生了2590起反抗地主的斗争，而自治运动也开始得到农民的理解与支持。

这一年格拉斯顿第二次组阁，他把爱尔兰问题列为重中之重。1881年政府制定新的爱尔兰土地法，确定“3F”原则，即固定租期（fixity of tenure）、公平租金（fairrents）、允许佃农自由出售其租地权（freedom of sale of thetenant's rights）。土地联盟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就自行解散；但帕内尔认为自由党想用土地问题来取代自治，遂提出土地国有化的新主张。格拉斯顿非常愤怒，他颁布《强制条例》，逮捕帕内尔及1000多名土地同盟成员，结果刺激了爱尔兰人，爱尔兰出现更加激烈的斗争局面。无奈之下格拉斯顿只得与狱中的帕内尔谈判，达成非正式协议《卡尔梅姆协议》（Kilmainham Treaty）：政府答应进一步修改土地法，而帕内尔答应用他的声望来平息局势。恰在此时，新上任的爱尔兰总督及其副手遭到一个名叫“决策者”的组织刺杀，形势变得异常微妙。在这种情况下格拉斯顿履行诺言，释放了帕内尔，而帕内尔出狱后也履行其诺言，劝说爱尔兰农民保持克制。

1885年6月保守党上台，它基本上延续了自由党的政策，制定出第三个土地法，规定由政府出资从地主手中赎回土地，由佃户取得所有权，佃户可以在几十年内分期偿还。后来的历届政府都接受了这项法律，到1909年，大约有一半的土地转归佃户所有，爱尔兰的土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面对着英帝国的颓势，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J.R.西利（John Robert Seeley,1834-1895）在1870年代提出了帝国联邦的设想。他认为科技发展已消灭了空间距离，而种族特征成为帝国联系的纽带：“科学给予政治有机体一种新的蒸汽运行机制，一种全新的电力的神经系统。这些新条件使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整个殖民地问题，这首先可能实现更大不列颠的旧乌托邦，同时必须这么做。”在他眼中，大西洋“不比希腊和西西里之间的海洋宽”；“如果大不列颠的确存在，那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我们而言就如同肯特和康沃尔。”

19世纪末，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已发生很多变化，如前所述，像加拿大、澳洲这样的殖民地已建立“自治”政府，它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印度这样的殖民地也出现了反抗英国统治的潮流，而南非则更爆发激烈的战争。因此，如何调整与各种不同类型殖民地的关系，就成了维护一个“有形的”英帝国的关键所在。从70年代起，英国就出现了许多旨在加强英国与白人自治殖民地联系和团结的建议，西利的理论是其中之一。

1884年各界名流组建“帝国联邦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目的是宣传帝国联合的主张，以确保帝国的永恒存在。它主张在英国主导地位确凿不变的前提下，与白人自治殖民地进行外交和防务方面的合作，从而加强彼此的亲近感。罗斯伯里伯爵（5th Earl of Rosebery,1847-1929）说：“我们所企求的这个联邦，乃是英王所统治的各自治领之间尽可能更紧密的联合，它和全世界的英国臣民那种与生俱来的民族自由发展的权利是相一致的，它是在同情心、在对外行动、在国际事态上的最紧密的联合。”帝国联邦的设想是：英国和殖民地代表组成一个帝国议会，这个议会设在伦敦，由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派议员参加，管理联邦共同事务，将来可以吸收印度和其他殖民地代表。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协会还办了一份杂志，刊名就叫《帝国联邦》。

帝国联邦协会是一个超党派组织，由担任过爱尔兰事务大臣的福斯特（W.E.Forster,1818-1886）担任主席。会员中有许多著名人物，如后来当首相的自由党罗斯伯里伯爵，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弗洛德（James Anthony Froude,1818-1894），法学家詹姆士·布莱斯（James Bryce,1838-1894），自由党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1864-1929），经济学家霍布森（J.A.Hobson,1858-1940），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坦尼森（Alfred Tennyson,1809-1892），以及大名鼎鼎的帝国主义者约瑟夫·张伯伦和塞西尔·罗得斯等。

张伯伦任伯明翰市长期间，在市政改革方面独树一帜，由此而名声大噪，逐渐步入国内政坛。1876年他入选议会，属自由党激进派，担任过贸易大臣、地方政府部大臣等职，后来因为格拉斯顿执行爱尔兰自治政策，张伯伦认为伤害了帝国的统治，因此退出政府，率领“自由党统一派”（Liberal Unionists）与保守党合作，并加入保守党政府，出任殖民大臣，在任期间大力支持罗得斯在南非的扩张活动，也是布尔战争的主要执行人。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分子中的一个，他后来把大量精力放在建立帝国联邦的活动中，为此，他开始鼓吹帝国关税特惠制，由此又冲击了英国已实行近一百年的自由贸易政策。

张伯伦热衷于“帝国联邦”的设想，鼓吹把各个殖民地建成一个“更紧密的联合体”，成为“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希望“帝国联邦”设置统一的法律和统一的议会，实行统一的贸易和对外政策，英国是联邦之首，英王也是殖民地和依附国的君王。帝国联邦计划打算在伦敦设中央代议机构，借助一致对外的保护性关税把英国及其领地组建为一个经济共同体。然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以加拿大为首的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反对，就像不久之后一位加拿大记者所说的那样：英国希望将“一个设在首都的中央集权机构——罗马人的计划加以调整”，来控制各个殖民地。英国人不会让殖民地在管理帝国事务时拥有同等权力，对于已获得一定自治权的加拿大而言，这只是一种倒退。尽管如此，张伯伦仍然满怀信心，他在189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人们到处都告诉我说，帝国联邦是一个徒劳无功和空洞无物的梦想”，但对人类想象力而言，有着如此巨大影响的这类梦想自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实现。

在188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之际，帝国联邦运动促成索尔兹伯里的保守党政府召开了第一次殖民地会议，各殖民地政府总理大多出席会议，以示对英国的忠诚。到1902年为止一共召开过四次殖民地会议，讨论英帝国和帝国联邦的问题。英国推行帝国联邦计划，把它说成是“全世界不列颠种族之间联合的最强有力的纽带”。加拿大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心存疑虑，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美国接壤，因此它更倾向于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帝国联邦”。布尔战争爆发后英国要求加拿大出兵，但加拿大的法裔人坚决反对，因为南非的情况与加拿大有些相似，人口多数的英裔人进攻人口少数的荷裔布尔人，使法裔加拿大人非常警惕。身为法裔却又忠于帝国的总理洛里埃（Wilfrid Laurier,1841-1919）左右为难，最后采取折中方式，派一支由英裔人组成的军队参战，但军队指挥权归加拿大而非英国。

帝国联邦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它提出的方案难以实行，基本上得不到白人自治领的支持。运动没有统一的思想与计划，在目标蓝图方面四分五裂。帝国联邦协会中保守党人占优势，在1888年的83个理事会成员中，自由党人仅有6位，这使它具有强烈的党派色彩，而且是保守党色彩，因此得不到广泛支持。资深政治家中，很少有真正严肃对待“帝国联邦”计划的，两位最主要的政党领袖，索尔兹伯里把张伯伦的热情概括为“其所有计划的灾难是……在细节上似乎不可行”。格拉斯顿更是冷嘲热讽，甚至说帝国联邦“如果不是胡说八道，也是荒唐空想的”。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帝国联邦协会在1893年提出的计划，不久协会就瓦解了。布尔战争后，关于帝国联邦的争论也就完全消失了。

张伯伦把注意力转向关税改革，他认为英帝国应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这才能保证帝国永世长存，为此就应该建立共同的关税，以保护帝国产品不受外来竞争。这种想法反映了世界变化的现实，即英国已不能垄断世界市场，它已面对剧烈的竞争，因此对英国来说，建立保护性关税乃是大势所趋。但这个思想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由贸易原则，遭到两大政党的一致反对。1903年张伯伦公开宣布主张建立保护性关税，并且辞去在政府的职务，建立“关税改革同盟”，他希望这会有助于帝国议会的形成，最终促成联邦。但张伯伦在1914年去世了，他的关税改革愿望也就告一段落。

第三章　第二帝国的危机

19、20世纪交接之时大英帝国臻于极盛，英国殖民地遍布于全世界，东、西、南、北到处都有米字旗飘扬，英帝国成为名符其实的日不落帝国。然而，维持这个帝国是要付出代价的，辽阔的帝国带给英国无尽的财富，也意味着英国为征服、统治和维持这个庞大的帝国，需要投入多少人力和物力。帝国从福音变成魔咒，变成挂在英国脖子上的沉重磨盘。为此，大英帝国面临新的调整，它尝试改变殖民地的统治方式，从自治领的代议制到印度、埃及等的“开明专制”，从黑非洲的直接统治到附属国的间接统治，都体现了调整的尝试。英国一以贯之的“分而治之”策略，也表明大英帝国有一定的弹性。然而，这些情况同时也表明：帝国辉煌的光环下不祥之兆已经聚集，从民族主义的兴起，到独立意识的增强，都预示帝国的末日正悄悄到来。

18世纪以来，英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把政治、经济、文化势力渗透到遥远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殖民地，建立依附国，构建势力范围，缔造了日不落帝国。到20世纪初，当世界领土几乎被瓜分完毕时，英国占有了最大的份额。1800年英国拥有15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2000万人口；1880年拥有77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人口2.6亿；1899年达到930万平方公里土地，3亿多人口；1900年拥有1100万平方公里土地，3.9亿人口；到1914年增加到335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4亿多人口，相当于英国本土的139倍，人口的10倍多，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和当时人口的1/4!英帝国的领土遍及于东西两个半球，分布在除南极以外的世界六大洲，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也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

在1911年英帝国人口中，有6000万白人和3.44亿有色人种。在各殖民地，印度人口达3亿之多，西非殖民地次之，有1800万，埃及和苏丹有1100万，东非和南非各有760万，人口最少的是新西兰，但也有100万之众。（表56）

表56 1911年英帝国人口分布（单位：万人）

让我们追随太阳的运转轨迹，来清点英国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从新西兰向西，是澳大利亚殖民地，还有太平洋中的许多岛屿，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大洋之中。进入亚洲，从马来半岛开始，向西经印度次大陆，沿波斯湾直到阿拉伯半岛和两河流域；向北经缅甸、印度、中国西藏，再进入中国内陆，这是一片广大的亚洲区域。进入非洲，包括北非、东非、南非、西非殖民地，英国在非洲占取了最大的份额，也获得最多的财富。越过大西洋，它据有北美的加拿大、纽芬兰，南美的英属圭亚那、福克兰群岛，还有加勒比海上大大小小的群岛，那里是非常富裕的地方。

白人殖民地大部分位于最适合人类生存的温带或寒温带，包括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殖民地是英帝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英国是母国，它们是自治领，是母国的分支，主要由白人居住，实行自治，管理内部事务。帝国的其他区域大多位于热带或亚热带，气候炎热，居民主要是黑色和棕色人种，只有少数白人在这里定居。

殖民地是英国重要的原料产地与商品销售市场，英国通过繁忙的商路向殖民地输送工业品，殖民地则向英国提供原料和农产品。英国从加拿大获取木材和小麦，从纽芬兰获取丰富的水产资源；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获取牛羊肉、奶制品、羊毛和矿产；从印度获取棉花、茶叶和香料，从马来半岛获取橡胶和水果；从非洲得到各种热带作物和矿物，包括黄金和钻石；从加勒比得到烟叶和甘蔗，还有其他热带美洲原材料。在这繁忙的商业活动中，英国建构起几条国际海上航线，服务于英国与殖民地的贸易活动。第一条是最为繁忙的大西洋航线，它从英国穿越大西洋，直达美洲的加拿大或牙买加。第二条穿过地中海到埃及，再由苏伊士运河到印度、东亚和澳洲。第三条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直达好望角，中途可到达西非各个港口；从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就到了印度、锡兰、马来半岛，虽说这是从葡萄牙时期就有的传统航线，可是到20世纪初它仍然很重要。最后一条航线从加拿大西海岸斜插太平洋，可以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条航线发展得相对较迟，是随着澳洲的开发而重要起来的。这四条航线在不同的地点相互交叉，为英国构筑了一个世界性的海上交通网，而这些，就是英帝国的生命线。

商路上有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是维护帝国的生命点，其中包括地中海口的直布罗陀，地中海中的马耳他岛；红海的出海口亚丁，大西洋沿岸的弗里敦；大西洋中的阿森松岛（Ascension）、圣赫勒拿岛、百慕大群岛；非洲南端的开普敦；印度洋中的毛里求斯和塞舌尔，锡兰的科伦坡（Colombo）；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马六甲海峡、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在太平洋航线上，最重要的是斐济群岛。

殖民地为帝国财政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英帝国税收分布表来看（表57），印度的收入几乎一直是英国本土财政收入的一半，可见它在帝国内部的重要性。在1897-1911年期间，澳大利亚的财政收入增长了近1倍，加拿大则增长了近3倍，西非（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里昂和冈比亚）增长5倍。

表57 英帝国税收分布表（单位：万英镑）

南非的黄金维持着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从世界和英帝国的黄金产量来看（表58），英帝国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1901-1911年英帝国在世界黄金产量中的比例从46.29%增长到59.1%,其中德兰士瓦所作贡献就从2.03%增长到37%。

表58 世界和英帝国的黄金产量

经济学家杰文斯在1865年曾说：“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谷仓；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矿区；加拿大和北欧半岛为我们种树；澳大利亚为我们牧羊；还有阿根廷为我们养牛；秘鲁送来白银，南非进贡黄金；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至于我们的棉花种植园正在从美国南部向地球一切温暖的地方扩展。”总之，整个世界都在为英国服务！

30年之后，英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帝国，在五大殖民帝国中名列前茅：

表59 20世纪初世界五大殖民帝国对比表

这个帝国靠夺取和控制一大批战略要地来支撑，靠皇家海军来保卫，靠打击对手和镇压殖民地来维持，靠霸占海洋来生存。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通往远东或加拿大的海上航道始终保持通畅，从未受到过真正威胁，无论是从苏伊士运河到波斯湾，还是从好望角到印度洋；无论从开普敦到广州，还是从直布罗陀到孟买，英国把海上交通看作是帝国的禁脔，所有挑战者都会受到无情打击。这就是所谓“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那时的英国人浸染着帝国的矫情，格拉斯顿说：“帝国情绪是与每一个英国人与生俱有的。”卡纳温勋爵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世界“传播明智的法律、优秀的政府以及组织良好的财政”，向世界“提供一种体系，以使最谦卑的人可以与最伟大的人平等地享有不受压迫的自由”。对19世纪英国人来说，拥有并统治最大的殖民帝国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是英吉利民族所担负的世界责任，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英国人对帝国的狂热已经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了”，“一想起帝国，每一个英国人的心中就必然充满骄傲。”因此，每一个不经意的举动都会散发浓厚的帝国意识：历史教科书描述帝国的建立、赞美帝国的伟大；大英博物馆陈列世界各地的文物，有意无意地颂扬殖民者掠夺的功绩；维多利亚女王的塑像在全世界矗立，无声地昭示着大英帝国的辉煌；当英布战争中英军解除马弗金之围的消息传来后，英国举国欢腾，伦敦人高唱爱国歌曲，在大街上庆祝游行。帝国意识渗透在每个英国人的肌肤中，有书宣称：“少男少女共学习，要做帝国之藩篱。英伦人民无所惧，吾国强大不可移。”殖民主义者对殖民统治大唱赞歌，罗得斯多次说：“我们碰巧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种族，拥有体面、正义、自由、和平这些最高的理想。”连自由主义的旗手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都在赞扬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说它“不仅在意愿上是最纯洁的，而且是有史以来对人类最为有益的统治之一”。

然而，日不落帝国真的能永远不落么？早在英帝国如日中天的1852年，迪斯雷利就说过“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脖子上的沉重磨盘”。索尔兹伯里在1861年也抱怨说，英国每年支出150万英镑保卫殖民地，“仅仅收养了一大堆军事驻地和一种‘日不落帝国’的自满情绪”。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则首先使用了“白人的负担”，来表达他心目中的英国与殖民地。

其实，对“英国从殖民地究竟得到多还是付出多”的问题，英国一直争论不休。自由主义者宁愿从无形帝国的贸易中获益，认为自由放任比开疆拓土更有效，亚当·斯密认为殖民地是“一场金钱的浪费”，保卫帝国更是纳税人的负担。一位写过《牛津大英帝国史》的历史学家，甚至推算出如果英国在19世纪40代中期就甩掉帝国的包袱，那么它可能得到相当于减税25%的“去殖民化红利”。1870年以后，随着有形帝国不断扩展，帝国的经济效益呈下降趋势，似乎验证了自由主义关于帝国的“预言”，从1897年到1911年，英国对殖民地的进出口都处于下滑中，进口从85.76%下降到72%,出口从75.9%下降到68%。

表60 英帝国内英国对殖民地的主要进出口贸易情况（单位：百万英镑）

殖民地的原材料也不是轻易得来的，为了向黄金海岸内陆地区扩张，1896-1900年又发动了两场阿散蒂战争，直到1903年英国控制阿散蒂首都库马西以后，那里的可可、黄金和木材才能被利用。殖民地也并非总是投资的第一选择，例如，对印度的投资虽然一直在增长——1870年1.6亿英镑，1895年2.7亿英镑，1900年3.05亿英镑，不过英国对印度的投资一直少于对美国的投资；1870-1913年英国对印度的出口也从85%下降到66%。在殖民地的投资并未带来人们预想中的巨大收益，东印度公司那样的“飞来横财”似乎再也不会重现。就投资而言，有人研究了482个公司的情况，结论是对帝国的投资收益逐渐减少，1860-1884年间，国内与海外投资收益均为5.8%,而对帝国的投资收益则为9.7%;但1885-1912年利润率下降，国内收益为5.5%,海外收益为5.3%,帝国收益只有3.3%。因此有人争辩说，兼并和领土扩张并不是大大有益于英国。

帝国只是为少数人谋利而已。英国的一些理论家尖锐地指出，帝国为资本家创造了大量利润，却对殖民地和英国的普通百姓毫无益处。J·A·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认为，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是“国家生活中一种让人堕落的选择”，从根本上迎合“自私的攫取欲和暴力统治欲”。他在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断言，资本主义不平等的财富分配造成穷人入不敷出，富人却能积聚财富，并将这些财富作为资本投向海外，以获得更大的收益。这就是帝国存在和扩张的动力。

帝国负担首先是征服的负担，帝国史专家P·马歇尔做过细致的分析，他说：“在征服战争中以及建立新的行政机构时，导致的开支如果有很大可能要落到英国的纳税人头上的话，英国的财政部和下院是反对的……也有一些团体基于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理由，反对入侵战争并在一场明显的非正义的战争中夺人性命……政府通常能够比较容易经受这些批评而不至于倒台。但是一场似乎毫无理由而又代价高昂无法速胜的海外战争，是政府希望避免的令人尴尬的问题。”

其次是殖民地的管理费用。殖民地虽说是原材料的供应地，是商品和金融投资市场，但控制和经营殖民地也必须付出，并承担保护和发展殖民地的责任。殖民地越大越多，英国承担的义务也越多，以冈比亚和黄金海岸为例，19世纪上半叶从这两个殖民地收取的商业税远远赶不上行政开销，议会几次建议缩小殖民地规模或将其完全抛弃，只是由于皇家海军需要在几内亚湾建立据点，英国才保留了这两个地方。曼彻斯特学派在要求自由贸易的同时也提出殖民地自由，他们认为殖民地是帝国的负担，为殖民地提供行政和安全经费得不偿失，据他们统计：“我们每年与殖民地的贸易额为1000万英镑，而花费的保护费就高达500万英镑。”

第三是镇压和维护统治的高额开支。科布登私下以为，指望英国去保卫遥远的澳大利亚是荒唐的，他被称为“小英格兰人”。其实小英格兰人反对的不是帝国，而是保卫帝国所需的花费。1898年为镇压塞拉里昂反茅屋税起义花了4.5万英镑，1895-1905年东非保护地（肯尼亚）强迫人们交税，支出占保护地公共开支的1/3.为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共花费5000万英镑；布尔战争则消耗了2亿多英镑，相当于英国和平时期一年的军费开支，占1902年英国国民收入的约14%,成为英国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最巨大、最昂贵的一场战争。历史学家说：“这次战争没有能够粉碎布尔人，但它确实粉碎了格拉斯顿式的财政制度，……战争……显示了帝国的弱点，帝国似乎过于庞大，无法协调。”

最后表现为人力的消耗。西非一直是“白人的坟墓”，一系列致命疾病如伤寒、黄热病、疟疾等肆虐，1819-1836年驻扎在冈比亚、黄金海岸的英国军队有3/4死于疫病，只有一小部分适合值勤。镇压印度起义动用了1.1万名军人；为使起义“永不重演”，多达7万名英国士兵永久驻扎在印度。1896年，在一场反对英属南非公司的游击战中，有600多名欧洲人被打死。在布尔战争中，英国先后动员近45万人投入战争，包括25.6万正规军和10.9万英国志愿军，还动员了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的3.1万人参战。三年战争中英方伤亡近2.2万人，其中有1072名军官和20870名士兵丧生。为了支持战争，英国先后动用1027艘舰船，除了把38万军事人员运到南非外，还运送了35万匹马，10万匹骡子，134万吨军备和其他物资。战争的巨大负担让英国吃紧，最后只能与布尔人妥协。

布尔战争使大英帝国的道德支柱发生断裂。英国一向声称，殖民统治是向野蛮民族传播文明，是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福音教化，犹如父母对子女的关照与爱护。但布尔战争是白人对白人的战争，成千上万的白人，包括妇女、儿童死于暴力和冲突。战争中白人破坏白人的财产，焚毁他们的村庄，偷盗他们的牲畜。英国人对布尔人实行三光政策，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这些措施在英国激起了从基督教人道主义到各种反战团体的道德谴责。1900年10月，集中营里的儿童死亡率达到34.4%;据估计，至战争结束时，集中营中有2.5万——2.8万名妇女和儿童死于非命，比死于战争的人数还要多。参战的布尔人有3700人阵亡，3.1万人被俘，2万人投降，1万多人流亡到德属西南非洲和莫桑比克。英国失去了道德制高点，经济学家霍布森出版的《在南非的战争》一书，提出“我们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战争不过是“为了使一小部分国际矿业和投机寡头在比勒陀利亚处于掌权地位”。透过飘扬在比勒陀利亚上空的米字旗，英国的上层社会产生了信心危机。

这场战争让人们感觉到帝国扩张的沉重负担，后来当首相的自由党政治家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1836-1908）说：英国无论如何“已经不能负担一个战斗的帝国了”。连一向热衷于帝国扩张的张伯伦也持同样观点，战争结束后一个月，1902年6月，他在殖民地会议上向各自治领呼吁：“筋疲力尽的巨人在命运的巨大轨道上蹒跚，我们已经多年承担责任了，我们认为，该是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支撑它的时候了。”战争的挫折给英国人的帝国热情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确实，为支撑帝国，英国必须维持巨大的防务开支，1860-1912年英国用于防务方面的开支平均每年占母国预算的37%,自治领的3.3%,印度的32.5%（除土邦外），在其他依附地为2.8%。

表61 1909年列强防务开支对照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英国人口相对少，防务开支却最高。直到1909年，英帝国的防务开支大部分是由母国承担的，1910年的开支几乎是1890年的2倍。

为保卫帝国和通往殖民地的航道，英国不断扩大海军力量，1880年英国海军预算为1020万英镑，1890年为1380万英镑，1900年增加到2920万英镑。1889年索尔兹伯里政府提出“双强标准”，即英国海军总吨位应该是第二、第三海军强国吨位数之和，同年的《海军防卫法》拨款2150万英镑建造10艘战列舰，还实行了各种军舰设计建造的标准化。在1897年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活动中，英国有165艘军舰接受女王检阅，盛况空前。

为减轻母国的负担，英国开始重新考虑帝国的防卫政策，殖民地会议承担了这项任务。许多人把帝国联邦运动看作一场失败，但正是帝国联邦运动促成了殖民地会议的召开。1886年8月9日，帝国联邦协会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向首相索尔兹伯里提出一项建议，就是在英国政府的赞助下，召开一次由自治殖民地参加的代表会议。索尔兹伯里接受了这个建议。

1887年4月4日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之际，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殖民地会议，所有自治殖民地都派代表出席，多数殖民地政府总理参加了会议。帝国联邦协会的出版资料显示：出席会议的人员中英国有11人，纽芬兰2人，加拿大2人，开普殖民地3人，纳塔尔1人，新南威尔士3人，塔斯马尼亚2人，南澳大利亚2人，维多利亚4人，昆士兰2人，西澳大利亚2人，新西兰2人。

会议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是防卫与贸易问题。与会者同意“其他事情都可以等待，但帝国防卫问题一天都不可等待。”作为会议结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意每年向皇家海军支付12.6万英镑，为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开支之用，而英国则同意在未得到殖民地同意之前，不削减太平洋舰队。会议还同意在温哥华和澳大利亚之间铺设一条海底电缆，并把英女王的称号改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殖民地和所有附属国的女王和印度女皇”。

这一届殖民地会议本身并不重要，但意义却很特别，因为它让母国领导人与各殖民地政府首脑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帝国的有关事项。它试图在各殖民地之间创造一种亲近感，并且在英国人中强化帝国热情，让他们为帝国的存在而自豪。

1894年在渥太华（Ottawa）举行了第二届殖民地会议，与会代表分别来自加拿大、开普殖民地、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和维多利亚，英国代表是泽西伯爵（Earl of Jersey,1845-1915）。会议通过了诸项加强帝国联系的决议，比如铺设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底电缆，开通英、加、澳之间的快递邮路等。会议还讨论了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和关税问题，提出殖民地相互间的贸易优于外国贸易，但这个建议只得到加拿大、塔斯马尼亚、开普殖民地、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的赞成，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新西兰反对。会议最后决议：在母国能找到办法解决与殖民地的关税问题之前，希望各殖民地采取措施，使其他殖民地产品或部分产品比外国产品更有优势。

第二次殖民地会议同意定期召开殖民地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主要是防务和贸易问题。加拿大主动提出给英国进口商品以优惠关税，其他殖民地也对关税问题发表了见解，这就把帝国特惠关税问题提出来了，它很快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1897年举办了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祝大典，各殖民地代表也再次齐集伦敦，并召开第三次殖民地会议，殖民大臣张伯伦做主席，13个殖民地的总理参加。会议讨论了政治关系、商业关系和国防事务，殖民大臣张伯伦提出加强英国与殖民地合作的三项建议，即在商业上建立统一的关税联盟，在政治上成立统一的帝国议会，在军事上形成统一的帝国防御体系。帝国议会（Federal Council）的主张为殖民地代表所婉拒，他们宁愿宣称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是“满意的”，不需要改变。而在贸易问题上殖民地就直截了当地拒绝帝国关税同盟（Imperialcustom msunion），认为那样就取消了殖民地的保护性关税；相反，他们要求实行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以增强向英国出口的能力，英国因此不能接受，从而无法实行。但加拿大同意削减英国货物的入口税，算作是帝国特惠制的最初尝试。

关于帝国防御问题，海军部希望建立统一的帝国海军，陆军也提出类似建议。开普殖民地总理在会上答应支付军舰费用，但回到开普就收回了诺言。澳大利亚只愿意继续承担太平洋地区的年度防卫费用；加拿大坚决反对统一的帝国防御计划，对统一的关税同盟及帝国议会也不置可否。这次会议最后无果而终，只作出了如下决议：集会的总理们一致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联合王国与各自治殖民地的政治关系基本令人满意。

1902年，张伯伦主持了他毕生最后一次殖民地会议。1900年他曾提议建立“帝国会议”（Imperial Council），侧重处理帝国防务问题，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在1902年会议上，张伯伦首先赞扬各自治领和自治殖民地在英布战争中的作用：“在整个这段期间，我们一直受到我们本血统和本民族人民的支持、加强、鼓励和帮助。自战斗开始的第一天起直到投降条件签订之日为止，我们一直获有英王的所有各领地和附属地的同胞们的诚挚关注和赞许，我们一直获有他们的积极的帮助，我们一直获有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出于这种同胞之情，张伯伦希望这次会议能取得实质性结果，切实巩固大英帝国。

会议讨论了帝国防务问题，英国建议各自治领和殖民地共同承担防务开支，这一次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大洋洲各殖民地同意每年将海军捐款增加到20万英镑，开普殖民地每年拨出5万英镑，纳塔尔殖民地拨款3.5万英镑，纽芬兰同意每年出资3000英镑，只有加拿大拒绝出资。在关于帝国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英国允诺在可能的范围内征求各有关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意见，使它们能够参与帝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但张伯伦提出的改革关税和帝国特惠制却遭到反对。这种政策与英国一贯推行的自由贸易背道而驰，自治领对此众说纷纭，其中加拿大尤其不愿意降低英国货物的进口税，最后，与会各方同意向特惠制方向努力，但不做任何决定。受此打击，以及在内阁中与其他大臣政策相左，张伯伦辞去殖民大臣一职。

但会议还是将殖民地会议明确为帝国的一个常设机构，每三年开一次会，讨论与帝国有关的各种问题，以增强帝国内部的联系。1904年又设立帝国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帝国的防御战略。

也是在1902年，首相贝尔福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维持英国与自治领、殖民地的关系，于是就开始了对“英联邦”概念的探讨，这种探讨影响了英帝国后来的发展。1907年的殖民地会议形成决议，英国正式启用“自治领”一词取代“殖民地”，殖民地会议也改称“帝国会议”。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身份地位的变化，标志着白人自治殖民地成为帝国内部具有不完全国家身份的特殊实体。自治领与英国之间的地位差别缩小了，自治领向主权国家方向发展。即便如此，加拿大民间仍然发出不同的声音，在一本1908年出版的书中，有人把加拿大看成是在“帝国内的独立”，这种独立应该与英国的独立一样，加拿大议会应该具有和威斯敏斯特议会一样的权限；“自治领”这个词仍然隐含着从属性，加拿大应该属于加拿大人，而不属于英国人。

随着殖民地会议转变成帝国会议，大英帝国开始了从帝国到联邦的转变，英国也开始改变帝国政策，从19世纪晚期致力于扩大帝国版图，转变为20世纪初完善殖民地内部的治理和加强帝国内部的联系。

针对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英国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英国殖民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白人移民自治领；印度、埃及这样的非移民殖民地；分布于非洲与其他地区的英国附属地。

移民殖民地在1907年正式改称为“自治领”，成为殖民地中“成熟的子女”。这类殖民地通过大量移民的方式，将母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全盘移植到殖民地，最终实行自治。自治领拥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英国政府一般只控制其外交和防务。自治制度有效地缓解了英国与殖民地的紧张关系，既维护了英国的宗主国利益，又保证了殖民地的相对权益。这一类殖民地包括加拿大（1867年）、澳大利亚（1901年）、新西兰（1907年）、纽芬兰（1907年）和南非联邦（1910年），其中除南非之外，其共同特点是白人占人口多数，文化传统比较单一，与母国的关系相对平和。

爱尔兰也走上了争取自治的历程。1870年，在艾萨克·巴特（Isaac Butt,1813-1879）领导下成立了“爱尔兰自治会”（Irish Home Government Association,1873起称Irish Home Rule Association）。巴特是律师，长期为芬尼社出庭辩护，后来滋生出爱尔兰自治思想。爱尔兰自治会只要求自治（home rule），让爱尔兰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并不要求脱离英国。1871年巴特进入英国议会，开始领导自治运动。在1874年英国大选中，自治党获得了100个爱尔兰议席中的58个，1880年获得60个。不过，由于爱尔兰议席在英国议会总席位中的比例小，巴特又比较谨慎，因此爱尔兰的诉求很难在议会中真正表达。1879年巴特去世，查尔斯·帕内尔接过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领导权，这时，出现了1885年的议会大选，给爱尔兰自治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自由党比保守党多得86个议席，而爱尔兰自治党恰好得到86个席位，按照大选组阁的规矩，自由党单独组阁，必须得到爱尔兰自治党的支持，否则这个政府是不稳定的；而保守党如果和自治党合作也可以组阁，于是自治党的立场就成为由谁组建下一届政府的关键了。格拉斯顿决定支持爱尔兰自治，把自治党拉到自己一边，从而确保自由党掌权。于是，1886年自由党上台后立即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按照这个法案，爱尔兰将组织自己的议会，并成立责任制政府，处理爱尔兰自己的事务。伦敦政府管理爱尔兰的外交、军事、财政和关税等，如果爱尔兰议会的法律与英国法律相抵触，那么英国国王可以否决爱尔兰法律。格拉斯顿坚持认为，帝国统一和爱尔兰自治并非不兼容，但这个立场遭到大多数英国人的反对，保守党认为其荒谬愚蠢，连自由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93名“自由党统一派”也反对法案，格拉斯顿于是被迫下台。

在1886年7月的大选中，格拉斯顿的自由党惨败，只获得191个席位。自由党于是和自治党结成联盟，继续为爱尔兰自治而斗争；张伯伦的“自由党统一派”则与保守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坚决反对爱尔兰自治。自由党的内部分裂由此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都不能挽回这个党的颓势。由于保守党在下院的地位稳固，自治党失去了制衡能力。不久，帕内尔因风流韵事受到舆论谴责，政治上陷于被动，心绪不安，不久病故，自治运动受到沉重打击。

1892年格拉斯顿第四次组阁，再次提出爱尔兰自治法，除原有内容外，还规定爱尔兰向伦敦议会选派80名议员，并允许爱尔兰贵族进入英国上院。该法案在下院讨论了82次，辩论异常激烈；1893年7月27日双方在下院几乎动武。不过，法案最终以43票的多数获得通过，但在上院却以419票对41票遭到否决。格拉斯顿的爱尔兰自治事业功败垂成，爱尔兰留在联合王国内部的最后机会终于丢失了。

到20世纪初，爱尔兰民族主义更为高涨，出现了爱尔兰文化复苏运动，以恢复和弘扬凯尔特文化为特征。1905年，诞生了主张爱尔兰独立的政党“新芬党”（Sinn Fin）。在1910年大选中爱尔兰自治党又获得平衡地位，当时自由党获274席，保守党加自由党统一派得273席，工党获得41席，爱尔兰自治党获得82席。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再度把爱尔兰自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12年“自治法”在下院获通过，该法规定爱尔兰可以建立两院制议会，上院议员由英国任命，下院议员由选举产生，行政权操在总督手中，外交、军事、税收等仍由英国掌握。1914年英王批准了该法案，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恰巧爆发，英国政府借口战争，宣布延期执行自治法；等到战争结束，爱尔兰已不再满足于自治了，它要求完全的独立。

对印度和埃及这样的非移民、非白人殖民地，英国采取恩威并重的手法，希望以此来巩固它的统治。英国人牢牢守住最高宗主权，同时进行某种改革，作出一些妥协，比如增加当地人的参政权利，在地方事务及次要事务上与当地人合作，使他们为英国统治服务。在经济上，把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推销地，推行单一作物种植制。

英国于1882年占领埃及之后，一直宣称它只实行“暂时”管理，但实际上埃及已落到英国手里，受英国控制，英国驻开罗总领事（Consul-General）成了埃及的太上皇，巴林（Evelyn Baring）在这个位置上占据24年之久（1883-1907），是埃及的实际统治者。继任的戈斯特（Eldon Gorst,1861-1911）继承巴林的政策，扶持埃及原统治集团，增加地方政府中埃及人所占的比例，同时对民族主义实行打压，颁布《放逐法》，规定未经审判便可囚禁任何人。1911年继任的基钦纳勋爵同样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对付埃及人，他加大埃及立法会的权力，同时又厉行镇压。经济上，在埃及推行棉花单一作物种植，为英国纺织业提供原料。

在印度也是这种情况，寇松（George Curzon,1899-1905）和明托（4th Earl of Minto,1905-1910）任总督时，同样挥舞“胡萝卜加大棒”。寇松曾说：“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一旦丢掉了印度，我们的地位将一落千丈，降格为一个三流国家”，因此，“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为了争取印度人的好感，寇松开办学校，兴修水利，改良农业生产，改革税制，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还大力修筑铁路，发展公共事业；另一方面，他又减少印度人在市政机构中的比例，使英国人占据多数，并且不让印度人担任高级文官，取消印度人对教育的控制权——这些就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他认为开明专制是适合于印度的统治方式，“没有其他任何统治形式适合一个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仇恨而分裂的种族各异、语言不同的广大人口，而且也没有一种比村委员会更大的自治政府的经验适合于它。”

1905年寇松拆分孟加拉省，以分化和削弱民族主义运动，此举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反抗，孟加拉发生罢市，许多人上街游行，有些地方还发生暴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诉求第一次与民众运动产生对接。明托在这个时候上任，他面对的是“强烈不满的遗产”，局势极为动荡，到任后他连续两次受到炸弹的袭击，国大党也在1906年宣布以“自治”作为斗争目标。明托于是又一次挥舞“胡萝卜加大棒”，他一方面加强镇压，逮捕和流放了许多民族主义领导人；另一方面又实行改革，调整统治政策，启动了所谓的“莫莱明托改革”（Morley-Minto Reform）。在这种情况下，1909年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立法会议法》（Government of India Act），规定印度人可以参加设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委员会和设在德里的总督行政委员会，并增加各级立法会议中印度议员的人数。他还在隶属于副王的行政会议中任命了一个印度人，这些改革暂时平息了印度的局势，使英印政府渡过了20世纪第一次群众运动的高潮。应该指出，改革并没有改变专制统治的本质，英国统治印度的整套机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英国的统治并没有改变普通印度人的困苦生活，据估计，在19世纪晚期的饥荒中，有1500万印度人死于饥饿。

在附属殖民地，像赤道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和东南亚这些地区，英国人广泛采用“间接统治”形式。附属殖民地可以分为直辖殖民地和保护领两类，前者直接归英国殖民当局管理，后者有名义上的“国家”地位。自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感觉到直接的统治不是好办法，因此在很多地方实行间接统治，其特点是保留该地原有的管理体系和统治者，但要求他们按英国的指令行事。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英国人不需要直接面对殖民地普通民众，当地原有的统治者（例如酋长）充当了殖民当局与当地民众之间的缓冲器。这一类殖民地面积总计超过200万平方公里，80%以上分布在非洲和亚洲。

这一制度是由尼日利亚殖民地总督卢加德（Lord Lugard,1858-1945,1914-1919在任）创立的，后推广到乌干达、阿散蒂、巴苏陀兰等地。1900年前后尼日利亚分为南北两个省，间接统治方法是他在北尼日利亚首创的。当时，北尼日利亚的土著国家十分强大，卢加德决定利用当地“天然的统治者”实施实际统治，英国官员进行监督，按照他的解释：“每一个素丹和埃米尔以及主要的官员均由遍及全国的英国高级专员来任命，……被任命的埃米尔和酋长将按照旧时的方式统治人民并按照高级专员的建议收税，但是他又必须遵守总督的法律和驻扎官员的意愿。”后来他将这种方式推广到南尼日利亚，1914年两地合并后，整个尼日利亚都实行了间接统治制度。在间接统治制度下，土著统治者拥有某些权力，比如维持社会秩序，征收赋税，传达和执行殖民当局的命令和政策，在税收中留取一部分用于日常行政开支，按土著法对土著居民实行审判等。通过这种方式，从尼日利亚的酋长到乌干达的国王和贵族，都变成了英国殖民地的基层官员。

总之，从19世纪晚期开始，英国调整了在各种类型殖民地的统治方法，借助分而治之的手段，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控制。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挡殖民地的离心倾向，事实上，殖民地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它们离心的过程，无论自治领还是其他殖民地，离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移民殖民地，随着其经济力量逐日增长，便日益感觉到自己正在成熟，自治政府提升了它们对自我管理的自信心，在海外出生长大的移民后代与英国的关系已不像其祖辈那么亲密，新的“家”导致新的身份认同，一旦新的认同产生，脱离母国就是一种趋势。加拿大在这方面首当其冲，其自主意识越来越强。早在布尔战争之初，法裔加拿大民族主义领袖布拉萨（Henri Bourassa,1868-1952）就竭力反对加拿大卷入战争，他说：“如果我们派出2000人、花费200万加元去与两个总人口不过25万人的国家作战，那么我们又要派多少人、花费多少钱来与第一流强国或强国联盟作战呢？”战争期间，加拿大国防部长博登（Sir Robert Laird Borden,1854-1937）曾隔着桌子对一位英国将军大吼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加拿大仍旧作为帝国的一个部分是否值得？”针对历届殖民地会议的首要议题，即帝国防御问题，加拿大不愿自动承担参与战争的责任，正如总理洛里埃所指出：加拿大不认为有义务参加每一场战争。加拿大还拒绝向英国皇家海军支付军费，同时又要求组建自己的海军。从1909年起，加拿大坚持“加拿大必须有自己的、由加拿大人控制的海军，这支海军应尽可能由加拿大人亲手缔造、并由加拿大人组成”。

1900年以后，由英国全面负责帝国的防卫已经非常困难了，英国希望白人殖民地能够分担，包括提供军队和军费。在支付军费问题上，殖民地的态度让英国人失望，它们不肯付钱，或只是象征性地支付极少金额。1909年大英帝国决定各自治领建立海军并建立自己的国防体系，但殖民地并不肯把自己的军队交给英国指挥。以澳大利亚为例，在1859年之前，澳大利亚海上防御完全依靠英国皇家海军，1859-1913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参与维持和控制。1909年英、澳双方在进行详细的讨论之后决定组建澳大利亚舰队，第一批舰艇于次年11月抵达澳大利亚，1911年7月该舰队正式更名为“皇家澳大利亚海军”，1912年10月舰队的全部控制权正式移交给澳大利亚。一战前夕，澳大利亚海军拥有3800名现役军人，一艘战列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2艘潜艇、相当数量的保障及辅助船舰。

在经济方面，自治领竭力维护其自主性，以加拿大为例，科布登早就说过：“我们听到了加拿大的忠诚，然而这种忠诚实际上是极大的讽刺，他们既不纳税，又不遵守帝国法律，也不履行战争义务，他们甚至要求放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对他们领土的宗主权。他们建立的关税制度不仅排斥外国产品，而且排斥母国商品。”自1878年以来加拿大就抵制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实行保护关税。加拿大政府提出和英国实行平等互惠关税制，并于1897年率先给英国工业品以优惠税率。1898年加拿大把对英国的关税优惠率提升为25%,1900年又提升到33%。1906年加拿大财政部长对前来洽谈的英国代表说：“加拿大已经给过了，下一步应该由英国走出。”英国迟迟不愿做答，各自治地区于是彼此签订互惠协定，把宗主国抛到一边。

离心倾向不仅在自治领滋长，而且从印度到西非，从埃及到东亚，受过西方教育的殖民地知识分子都逐渐走上争取独立之途。印度在1885年组建国大党，早期的国大党成员来自中产阶级，受过西方教育，许多人还为英国殖民政府工作，是政府职员。印度的民族主义就是在殖民统治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正是在这些人中，滋生出早期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起初，英国统治者赞成在这些人中建立政党，认为与其让其暴露在极端思想的侵害下，不如给他们一个活动的场所，让他们支持殖民统治。因此在一名退休的英籍军官艾伦·休谟（Allan Octavian Hume,1829-1912）的策划下，在孟买成立了“国民大会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国大党后来成为民族主义的旗手，最终把印度引上独立之路，这是英印统治者始料未及的。

埃及的情况也是这样。镇压阿拉比起义后，英国把埃及变成它事实上的殖民地，并在20世纪初将它列为保护国。但埃及人民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新世纪刚刚来临的时候，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很快就翻开了新的篇章。

在非洲，宗教运动成为民族意识最早的启蒙师。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播很快，整个部落、有时整个地区皈依伊斯兰教，在后来动员民众、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将会起号召作用。赤道非洲与南部非洲基督教的传播，一方面有利于西方的统治，有利于殖民者的精神控制；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滋生出“本土的”教会，这些教会憧憬基督教的“平等”与解放，后来发展成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动员中心。

尽管如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帝国看起来仍旧是牢不可破的，白人殖民地仍旧向英国表示效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有密不可分的经济和防卫关系。印度基本上是平静的，知识分子的离心倾向还没有转变成强大的民众运动，也没有找到它发动民众的合适方法。黑非洲殖民地基本上仍处于无意识状态，民族意识尚有待开发。英国在亚洲有强大的势力，除了与俄国的角逐之外，似乎还找不出其他国家在向它挑战。英国殖民地遍布全球，它们既忠诚又刚开始产生朦胧的自主意识，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殖民地状况。英帝国何去何从，殖民地向什么方向发展，这些问题就要留给20世纪去解决了。

第六篇　思想与文化

第一章　文学

19世纪的英国文学可分为三个阶段，1800-1832年为浪漫主义时期，1832-1870年为维多利亚前期，此后是维多利亚后期。三个时代有不同的艺术特征，第一阶段是浪漫主义，此间英国诗歌达到了第二个高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描述社会现实，体现作家的道德理想；第三阶段是向现代主义的过渡，艺术家通过小说和戏剧表现了中等阶级价值观的危机。

浪漫主义时代是英国社会乃至西方社会的一个骚动时期，工业革命产生了它的社会后果：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权力从土地贵族转向工厂主。面对工业社会的大烟囱、贫民窟与阶级对立，浪漫主义情怀既是对简朴、田园的农村生活的留恋，也带有对未来不确切的惶惑憧憬，以及对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带来的各种理想的激进追求。

浪漫主义是现代思想最重要的线索之一，它从欧洲大陆（比如卢梭、歌德）向英国传播，再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展。1800年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兴起的标志，不过，18世纪中叶的伤感主义却是浪漫主义的前奏，在哥特式小说与墓园派诗歌中都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痕迹。对于18世纪英国的奥古斯都文学或古典主义而言，浪漫主义文学是一种反叛，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看待与体验生命的方式，古典主义在理想方面注重理性和秩序，相信进步与社会完善的能力，主张克制情感；浪漫主义则倾向情绪、直觉与心灵的表达。古典主义是外向的，沟通社会与外界；浪漫主义是内视的，偏重自我审视。古典主义希望理解可观察的世界，浪漫主义注重非理性力量和神秘的体验。古典主义关注秩序，浪漫主义庆贺自由。古典主义强调社会调节与改良，浪漫主义对社会持激进的批判态度，例如，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古典主义者认为孩子是不成熟的，他的本能需要抑制，野蛮的天性需要教化，而浪漫主义者认为孩子是神圣、纯洁的，他因为与天意相连而不受文明的污染。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差异无处不在，在语言形式上，古典主义表现出形式化的书写方式，注重对仗与平衡，尊重诗的格律；浪漫主义则坚持个人体验，竭力使语言贴近自然，贴近普通读者。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称：诗歌应该把握日常的生活事件，用普通人的语言将其表述出来，再加上想象的色彩，从而让作品显得不同寻常，这些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宣言。用这些特点去比对哥特式建筑对平衡与明亮的反叛，比对特纳和康斯特布尔对色彩的强调，就可看出它们与文学浪漫主义有着一致性。

浪漫主义也有与启蒙主义相通的地方，即浪漫主义继承了启蒙主义对权威的对抗，但这种对抗大多是意义上的，而不是制度安排。启蒙主义反对宗教权威，浪漫主义往往对抗世俗权威而不反对宗教权威。

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由七位作家主导：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拜伦，他们是诗人；奥斯丁和司各特是小说家。1832年司各特去世，这被视为浪漫主义的结束。

英国浪漫主义第一位诗人应该是彭斯（Robert Burns），他一生未离开过苏格兰。彭斯生长在一个农民家庭，后来在税务局当一名小职员，他自幼喜爱文学并自学了法语，对拉丁文也稍有涉猎。彭斯支持法国大革命，曾一度引起当局不满，而他对现存秩序的否定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也令当权者不悦。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苏格兰民族主义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苏格兰方言歌集》（Poems Chiefly in the Scotish Dialect,1786）收集了他改编的300首民歌，其中涉及自然、习俗、政治和爱情，体现了他对苏格兰方言、成语和韵律的敏锐把握，因此改写就成了创造。彭斯的民歌大部分是抒情诗，多有对爱情的赞颂，体现了年轻人的勇气和直率，比如《一朵红红的玫瑰》（ARed,Red Rose）、《高原玛丽》（Highl and Mary）和《走过麦田来》（Comin'Thro the Rye）。他的诗《不管那一套》（A Man's a Man for A'That,1795）以民歌、重复韵律的形式，表现对权贵和等级制度的愤恨。诗歌表达了一些来自法国大革命的观点，如自由、平等以及对贵族、富人和懦夫的嘲笑，并预言人人平等友爱的未来终会来临。彭斯的诗歌主题丰富，他写了各种类型的诗，讽刺诗《威利长老的祷词》（Holy Willie's Prayer）和叙事诗《圣集》（The Holy Fair,1785）很有名。彭斯的诗歌多以苏格兰方言写就，不事雕琢，以朴实见称。他的诗歌音乐性强，在政治性诗歌和讽刺诗里都表达了他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专制的厌恶。彭斯的诗歌是为大众而写，“它不是庙堂、学院和客厅的产物，而是在法国大革命风云激荡的历史时刻由几种从不同方面要求解放人性的思想趋势形成的，彭斯……提供了古苏格兰民间文学的深长根子。”

布莱克（William Blake）是个工匠、版画家，他经历复杂、一生激进，具有奇异的想象力，《圣经》、赞美诗、弥尔顿和但丁都是他的灵感来源。布莱克终其一生都反对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反对英国奥古斯都式诗歌对格律的重视。他的诗歌充满着象征意义：孩子、鲜花和季节是纯洁的象征，城市、工业、机器、宗教和组织则是压迫的象征。《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1789）和《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1794）是布莱克的重要作品，他用这两部诗集，“表现人的灵魂的两种相反状态”。。

《天真之歌》是他第一本自写自刻的诗集，在诗中，布莱克描绘了一个快乐而纯洁的世界，尽管偶尔也有苦难，但是居于其中的人默默忍受自己的命运，期待着秩序的调整，坚信宗教会带来救赎和希望。《经验之歌》出版于1794年，当时法国革命刚爆发不久，英国的局势则动荡不安，因此这部诗集表达的景致已由愉悦变成悲伤，“想象力的丧失让人臣服于虚伪造作的宗教和社会，从而失去了天真的天堂，走进了经验的地狱。”《经验之歌》里的优秀诗歌《老虎》（The Tiger）和《伦敦》（London）表明布莱克对暗喻和象征已能够成熟运用。两部诗集虽然有相似的主题，但承载了不同的情绪，比如在《天真之歌》里，扫烟囱的小男孩还对未来有所期待，但在《经验之歌》里却只能哭泣，他的宗教信仰成了劝说他服从的工具，而布莱克的态度也由讽刺转向谴责。《天真之歌》里赞颂羔羊，《经验之歌》里描写老虎，说明布莱克既崇尚善良也拥护威严。他的长诗《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1791）是为拥护法国大革命而做的，其中歌颂了革命暴力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布莱克对纯洁的情感与想象有坚定的信念，儿童或童年是他的诗歌中最常出现的意象。他的诗歌充满着自然与社会、纯洁与堕落的对立，也充满着象征和预言，经常显得深奥难解。《经验之歌》中的《毒树》（APoisoned Tree）、《爱的花园》（The Garden of Love）是优美却又意义模糊的抒情诗；《美国，一个预言》（America a Prophecy,1793）和《欧洲，一个预言》（Europe a Prophecy,1794）把革命的激情、预言以及人的普遍命运结合在一起。

到60多岁的时候布莱克不再写诗了，开始埋头作画。他一生创作了近百件油画和雕版画，有许多是以其他诗人的作品为主题的，比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朝圣，还有但丁诗里的幻想。布莱克善于用构图、颜色和配图表达抽象观念，他的两幅画作《古时》（The Ancient of Days,1794）和《牛顿》（Newton,1939）可以反映他的观念：前一幅作品画的是上帝，白发白须裸体老人伏在黄边红底的圆形物体内，伸出左手，巨大的圆规，下面是一片黑暗：上帝创造的不是光，似乎是黑暗。后一幅，坐在岩石上的牛顿左手执圆规右手按一卷纸，是在测算什么，这是测量与算计，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他把牛顿、伏尔泰和卢梭式的理性主义比作沙子，迷不住别人，只会迷住自己的眼睛。他对科学和理性表达的不满，也许是浪漫主义的时代精神的体现。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是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的领袖，他生于一个律师家庭，1787-1791年就读于剑桥的圣约翰学院。他于1790、1791年两次去法国，法国革命曾使他振奋，但后来雅各宾派的暴力又使他恐惧。1842年他成为桂冠诗人。他和其他浪漫主义作家一样，通过反省，开始相信单纯的生活和善良的人性，认为回归自然就可医治社会百病。1795年他与柯勒律治结识，《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1798）是他们的合作诗集。1800年华兹华斯为诗集第二版作序，其中指斥新古典主义的造作，声称要用一种自然的、如对话一般明白晓畅的语言，通过自己的想象，为普通人的生活写出新意。在这本诗集中，他对浪漫主义文学作了阐述，强调诗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普通生活里的普通事情；诗歌应排除辞藻的堆积，用自然语言为事物增色。他还说诗歌应捍卫崇高、捍卫人性与爱。有论者说：“他写的每一首诗都有一个道德目的。诗歌的道德意义不应该模棱两可。一首诗就是一位诗人强烈情感的抒发。诗人必须深思熟虑，控制自己的感情，以便让这些感情与重要的主题联系起来。”

在创作《抒情歌谣集》时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各有分工，华兹华斯负责写普通生活，关注历史对现在的影响，作品有《刺树》（The Thorn）、《痴儿》（The Idiot Boy）等。柯勒律治写带有迷信或神秘色彩的故事，比如《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夜莺》（The Nightingale).“华兹华斯称他欲探索日常主题并赋予其浪漫主义或超自然的色彩，柯勒律治则要将日常的感知赋予超自然世界。”集子里有一首抒情诗《写在早春》（Lines Written in Early Spring），把自然的清新、美好、快乐与诗人的伤感结合在一起，表达作者的道德忧虑：自然如此美好，人为什么彼此残酷？这首诗将作者的情绪与对自然的细致描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自然与灵魂成为他诗歌中两个紧密联系的元素。

华兹华斯延续卢梭的命题，对科学取批评的态度。大自然带来学问的甜美，而科学只会歪曲事物之美。华兹华斯还咏叹自由，1797年法国征服威尼斯和瑞士，他悲叹自由被侵犯，法国人由解放者变成侵略者。在1802年拿破仑战争时期，他呼吁弥尔顿那样的自由、激情与崇高诗风；他看到英国社会一潭死水，呼吁弥尔顿式的美德、力量与自由。

华兹华斯几乎在所有的诗歌形式上都进行过重要探索，他发现无韵白体诗更自由，适合于描写和抒发情感，也适合叙事。华兹华斯提倡简单明快、不事修饰，他在诗歌中常常引入日常用语和普通人之间的对话，《序曲》（The Prelude,1850）是他花了近40年时间不断润色的作品，1805年初步写成，1850年他死后才出版。这部长篇自传体诗歌以《一个诗人心灵的成长》（Growth of a Poet's Mind）为副标题，从童年、青年、大学一直写到法国革命，时代和诗人的经历结合在一起。诗人在美与爱之中度过童年，青年经历了剑桥和伦敦的混乱，法国革命使他狂喜，而法国革命是事件的中心，也是这部长诗的核心观念：革命先唤起诗人的理想与渴望，进而又使诗人的心灵感到幻灭，但诗人在寄情自然中得到新生，使热爱自然与热爱人类终可统一。诗人不断从行动转向内省，从社会中返回、逃向自然。

但华兹华斯的创作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后期的作品过分注重修辞和说教，不像年轻时那样洞察力强、灵感丰富。德·昆西曾在1835年这样评价华兹华斯："1820以前的华兹华斯无人问津，从1820年到1830年他起来抗争了，1830到1835年间他大获全胜……拜伦和雪莱开玩笑说：他既‘肤浅’又‘无趣’,济慈质疑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崇高感’,而海什力特和后来的布朗宁称他是‘迷失的领袖’。”不过，这并不动摇华兹华斯在英国诗史上的地位，是他告诉诗歌界：“当一个诗人真有深刻的思考而善于表达这种思考的时候，他可以达到怎样的前所未有的诗歌高峰。”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批评家，作为诗人，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篇诗作《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忽必烈汗》（Kubla Khan）和未完成的《克利斯特贝尔》（Christabel）中，这三篇精品诗作都创作于1797-1798的一年之中。柯勒律治的诗和布莱克的一样绮丽非凡又意向模糊，充满对超自然的向往和神秘色彩。叙事长诗《克利斯特贝尔》只完成了两部分，一共677行，它受哥特小说的影响讲述离奇的故事：古堡女孩克利斯特贝尔在月夜看见一位少女在哭泣，遂把她带到自己的睡房，原来少女是老爵士的仇敌之女，正当老爵士准备让少女将其父亲接来同住时，克利斯特贝尔发现少女乃是蛇的化身，于是求父亲将少女赶走，但遭父亲拒绝。诗歌就写到这里，没有完成。诗歌在烘托气氛、叙述故事和运用格律方面都显得极有特色。

《忽必烈汗》写诗人的一个梦境，按照作者的说法是在梦中写成。诗中一会儿是荒野山谷、月夜魅影，一会儿是冰雪晶莹、殿宇闪耀，歌咏随作者的梦境转换，显得诡异而紧凑。《古水手咏》综合体现着民歌的格律、古朴的用词和离奇的冒险故事，表达了强烈的对比色彩、奇幻的想象，宗教的寓言和对生命的追问，《古舟子咏》通过老水手出海、受困、受惩罚、获救的生死经历，展示了同样的特征，在柯勒律治的诗作中似乎可以看到浪漫主义诗人用诗歌的语言重回17世纪的流浪故事。短短的一年内，柯勒律治创作了大量能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作品，但不久之后柯勒律治便认为自己的想象力衰退了，难以成为天才诗人，于是准备放弃诗歌事业。

作为艺术批评家，柯勒律治把想象力作为诗歌理论的核心，这是对浪漫主义的精确概括。在他的主要理论著作《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1817年）中，他对想象力和幻想作了区分，认为前者是上帝或大自然无限的创造过程在有限的头脑中的重复，“在提出想象力理论这一点上他前抗古典主义，后引现代主义，而在他当时则成为几乎全部浪漫主义诗——从布莱克到济慈——的代言人。”

随着拜伦、雪莱和济慈的出现，英国浪漫主义迎来了自己的盛夏时节。拜伦（George Gordon,Lord Byron）出身于没落的贵族，曾就读于哈罗公学（Harrow）和剑桥大学，1811年成为上院议员，1816年因与妻子离婚而遭受非议，遂出走意大利，1823年参加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的斗争，担任总指挥，一年后因病去世。

1807年拜伦发表第一部作品《闲散的时刻》（Hours of Idleness,1807），招致《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的攻击，他以《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1809）作为回应，对同时代的重要作家进行攻击。1809年拜伦游历地中海，从西班牙直到希腊，这为《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1812）提供了素材，这部诗作为他赢得声誉。诗作记述战争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暴政给地中海地区带来的灾难，作者这个带有流亡贵族身份的观察者，心中充满莫名的痛苦和渴望的激情，将那个时代的精神、不满和狂热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中用口语化、夸张和激烈的语言，在讽刺、挑战与蔑视社会的同时显示自己的放荡不羁。在这部作品中，叙述和情感、历史和地理，与情绪的宣泄不断交替，而自我的探索与争论，歌曲的特征和史诗风格，同样也处在从容的变换之中。

《唐璜》（Don Juan,1819-1824）是又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这部讽刺史诗共16卷，唐璜这个人物似乎不再是他笔下常见的出身高贵、孤傲厄运的形象，而是一个消极被动、更加活泼的形象。诗中大量使用会话和复调的手法，是他前些年探索悲剧写法的继续。诗中采取自由、轻松的叙述，随时停下来对主人公的所见所闻进行讨论。《唐璜》中有两个主角，一个是18世纪的唐璜，另一个是随时议论的作者。唐璜生于西班牙，因爱情纠纷漂泊于海上，经历了各种冒险（海上遇风暴、船只沉没、被卖到奥斯曼帝国后宫为奴等等），游历了希腊、土耳其和俄国，成为女皇的宠臣。这种叙述方法与主人公无法预知结果的游历是有关的，“唐璜的旅途断断续续，曲折迂回，穿越地中海区域，北达叶卡捷林娜的俄国”，这样，他就在地理和历史的广阔时空中表现了对时代的感受、愤怒与讽刺。诗中对海啸和船难的叙述，质疑了浪漫主义和卢梭的人性善良、互爱得救的信条。《唐璜》中的《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from Don Juan,Ⅲ)成为名篇中的名篇，其中诉说了他对希腊历史的哀悼，对现时西方的失望，以及对法国革命乃至暴力的推崇。

除了《哈罗尔德游记》和《唐璜》之外，拜伦还创作了《东方故事集》（Oriental Tales）及许多诗剧，如《曼弗雷德》（Manfred,1817）、《马林诺·法里埃罗》（Marion Faliero,1820）、《福斯卡里父子》（The Two Foscari,1821）、《该隐》（Cain,1821）等，塑造了一批“拜伦式的英雄”（Byronic Hero）。法国批评家泰纳于19世纪50年代晚期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仅用寥寥几页介绍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和济慈，却将众多篇幅留给拜伦，说拜伦是“这些艺术家中最伟大最具英国风的；他居功至伟，以至于我们从他的作品里了解到的关于他的祖国和他生活年代的事实，比从其他所有诗人那里加起来的都多”。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出身贵族家庭，18岁从伊顿公学毕业，进入牛津大学，1811年因撰写《无神论的必要性》（On the Necessity of Atheism,1811）被学校开除。雪莱是拜伦的朋友，也是他自我流放时的同伴，和拜伦一样对当时的精神与政治抱有敌意，不同的是他的论点似乎更清楚，理想也更沉着，不像拜伦那样愤怒的情绪压倒一切。雪莱是民主主义者，他吸收前辈的激进科学观、变革观和否定精神，反对英国的贵族传统，反对保守主义，支持爱尔兰民族主义，在《无政府的面具》（The Mask of Anarchy,1819）中直率反对“彼得卢屠杀”，在《麦布女王》（Queen Mab,1813）中揭露国王、僧侣和政治家“像毒素流进荒芜社会的无血脉管”，对人类进行摧毁。

雪莱的诗评论政治，表达抗争与革命，反对暴政。《伊斯兰的起义》（The Revolt of Islam,1818）写一对兄妹为反抗奥斯曼统治而进行斗争，他们虽然失败了，但其精神激励后人。诗中结合着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攻击与对法国革命的反思，以及对英国现实的思考，按作者自己的说法，该诗要激发人们对自由和正义的热忱、对美好和新秩序的信仰。在抒情诗剧《解放的普罗米修斯》（Prome theus Unbounded,1820）和《古希腊》（Greece,1822）中，雪莱用诗歌语言阐述“解放”，预言当代希腊对奥斯曼的斗争必将获胜。《阿斯特拉或孤独的灵魂》（Alastor,or the Spirit of Solitude,1816）显示只有在群体或人类的生存中才能找到意义，“痛苦、死亡、罪恶不过是暂时的灾祸。人类也必然会随着成长而抛弃宗教，因为各种神灵不过是人们头脑中制造出来的幻象。”雪莱的诗艺术水平高超，华兹华斯曾这样称赞他：“就自成风格的技艺来说，雪莱是我们当中最杰出的诗人。”

济慈（John Keats）是工匠之子，15岁给外科医生当学徒，20岁通过药剂师考试，由于长期与病人接触特别是照顾患病的弟弟而感染肺病，26岁便英年早逝。他自学成才，热爱文学，寄情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他的4000行的长诗《恩狄米昂》（Endymion,1818）发表后受批评家的攻击，这影响了他的情绪，但在以后的三年里他写下上万行诗句，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的奇迹之一。

济慈的短篇作品如《读荷马诗有感》（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1816）、《再读李尔王》、《灿烂星空》、《每当我害怕》等，都是广为传诵的优秀抒情诗。《莱米亚，伊萨贝拉，圣阿格尼斯之夜和其他诗歌》（Lamia,Isabella,The Eve of St.Agnes,and Other Poems）出版于1820年，其时诗人已身患绝症，诗集中大部分作品完成于1818年春至1819年秋，除了书面的四篇主要诗作之外，还包括未完成的史诗作品《海披里安》（Hyperion）和五篇颂诗。《伊萨贝拉》是叙事诗，讲述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其中自然意象、道德评论和中古背景交混，按作者自己说：形成一个“适度悲哀的”氛围。五篇颂诗中更著名的是《夜莺颂》（Odeto a Nightingale）、《忧郁颂》（Odeon Melancholy）和《希腊古瓮颂》（Odeon a Grecian Urn），其中《夜莺颂》将放声歌唱的夜莺与旁观诗人的痛苦、麻木形成对比。《海披里安》取自希腊神话，写的是泰坦家族的故事，诗作前二章写海披里安（太阳神）的泰坦家族与新人战斗，泰坦家族失败，诗歌写得壮丽而充满豪情，第三章的主角是获胜的新人阿波罗，这部分写得优美抒情，带有忧郁色彩。《海披里安之亡》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神话再作叙述，有论者说：“他的颂歌形成了他感性的理解和一种新的、有诗歌气息又聪明简练的风格。”济慈书信的价值不亚于他的诗歌，读者从中可以窥探他灵感的来源和他对罪恶和苦难这一主题的探索。终其一生，济慈都以诗歌书写感情，“在他的诗歌里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他在24岁终结了创作生涯，他的成就超过了24岁时的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

在浪漫主义时期，重要的小说家有奥斯丁和司各特。奥斯丁（Jane Austen）生长于法国革命时期，但她的小说却是非政治化的、具有庄园般的宁静。奥斯丁小说创作中重要的有：《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815),《劝告》（1818）和《诺桑觉寺》（1818），这些小说传递着她的保守主义的哲学观念，她只描写中上等阶级——他们的生活、教养、园林和自然。伦敦和重大政治事件只是小说的背景，她很少直接写伦敦，小说中没有重大题材，几乎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琐事和闲聊。婚姻和爱情是她一贯的主题，奥斯丁认为财富和地位是婚姻的必备条件，但爱情是不可或缺的，面对爱情须理性思考，不可仅凭一时冲动。这种作品要表现的不是讲述什么故事，而是故事的讲述方式。她的两部杰作《爱玛》和《曼斯菲尔德庄园》都是如此，美国评论家伊恩·瓦特这样评价奥斯丁：“在小说叙述中，理查逊与菲尔丁只能部分解决的两个难题被简·奥斯丁顺利解决了，她将理查逊的现实主义手法和菲尔丁的现实主义评论的优点、将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和外部描写有机地结合成和谐的整体。”

司各特（Walter Scott）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父亲是律师，但他对法律没有兴趣，却很早就开始写作。他早年搜集苏格兰的古代民谣，特别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地区的民谣，他的《苏格兰民歌集》（The 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1803）及两部叙事诗《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The Lay of Last Minstrel,1805）、《玛恩密》（Marmion,1808）在当时都有重要影响，但拜伦发表《哈罗尔德游记》后，司各特觉得自己在诗歌创作上无可媲美，故转向小说写作。

司各特的小说都是历史小说，他创作的不是他身边的事，而是几代人之前的事。他的第一部重要小说《威弗利》（Waverley,1814）以1745年詹姆士党人叛乱为背景，这个主题后来在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其后18年中司各特创作了20多部小说，从1820年起，他把写作时段向前推到12世纪及伊丽莎白时代，在风格上，用人物对话替代第三人称叙述，这是他的特征。在后期创作的小说中《昆廷·达沃德》（Quentin Durward,1823）更为出色，这部小说描写15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与封建主进行斗争，建立了中央集权，实现了法国统一，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专制君主。和他以往的小说一样，这部作品也选择历史转折时期的某个重大事件，雨果说“很难找到一本小说比它编织得更好、比它把道德的效果和戏剧的效果结合得更好”。

在英国历史上，维多利亚时代是辉煌的时代，虽然1848年欧洲发生了革命，但英国的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从1832年起英国进入改革时代，和平改革的历史背景更加突出了现实问题，思想界倾向于关注社会、关注社会改良，这样，现实主义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

在蒸汽时代，机器生产和城市化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乞丐变富翁的故事似乎每天都在发生，“昨天我是铁匠，今天我将是什么？”这是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说的一句话。但机会未见得代表乐观，它也会带来焦虑，在19世纪思想界弥漫着“位置的焦虑”，许多人意识到社会发生剧烈变化，而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便是贵族的统治正在消失，中等阶级开始挤进政治领域，随之而来的是中等阶级价值观，如自我约束、努力工作、重视家庭生活等等，正日益取得优势。密尔曾说19世纪是各种极端思想互相碰撞的时代，对19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的两种思想——功利主义和宗教奋进思想彼此作用，导致中等阶级价值观最终形成。桑德斯称：“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相互矛盾的解说和理论的时代，一个充满科学自信心和经济自信心的时代，一个充满社会悲观主义和宗教悲观主义的时代，一个深刻意识到进步不可避免并对特性深感忧虑的时代。”

浪漫主义的标志是诗，维多利亚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散文与小说。散文有多种形式，从理论期刊，到历史著作、美学评论等，都属于散文。技术革命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方式和读者群，在19世纪初印刷品还十分昂贵，到30年代印刷成本就大大降低，报刊大量涌现，激进的政治评论和故事叙述成为阅读兴趣点，连载文学成为时髦，直到这个时候，小说才真正成为大众文学，而写小说也成了谋生手段。《一便士杂志》（The Penny Magazine,1832）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10万份印数，而19世纪40年代的伦敦，至少有80种售价低于两便士的刊物。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像卡莱尔、拉斯金、阿诺德、纽曼、密尔等这样一批人。

卡莱尔是维多利亚时期历史著作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篇小说《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1834）围绕“衣服哲学”，描写一个德国作家和编辑的关系，通过尖刻的讽刺表达自己的活力、真诚和责任感，他指出人类存在着永恒的否定和永恒的肯定两种力量，前者是失败，后者则顺从神意。约翰·纽曼体现着19世纪30年代的信仰危机，他在书册运动中发表的作品虽大量涉及神学和宗教的深奥知识，却拥有广泛的读者，丰富了19世纪的散文写作。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另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他平静温和，善于理性分析，这些特点在他的时评与著作中充分显示出来。拉斯金比密尔涉猎更广，“他关于艺术和社会的关系的看法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思想的作者——前有莫里斯，后有萧伯纳。”

小说在维多利亚前期进入鼎盛，而现实主义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萨克雷、特洛罗普、勃朗特姐妹、艾略特等等，都是现实主义高峰时期的重要代表。现实主义是个模糊的概念，这些人之所以是“现实主义者”，只是因为他们和欧洲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巴尔扎克、斯汤达及托尔斯泰一样，把写作看作是社会诊断，视其作品多少反映着现实生活。狄更斯是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固守人道主义，相信改革和教化可以改进生活，他的小说描写奋斗与成功，作品中不乏光明的结尾。但在萨克雷的作品中理想主义的成分变少了，平庸和自私构成他那个时代的主调。在盖斯凯尔、特洛罗普、艾略特那里，现实主义的因素变小了，他们的小说更像是浪漫主义的诗歌，社会主题让位于家庭主题。

狄更斯出身社会底层，祖父母都曾给克鲁勋爵当佣人，父亲是海军部一个小职员，因无力还债而住进监狱。狄更斯12岁到鞋油作坊当童工，父亲出狱后他一度进学校学习，不久又因家贫而辍学，15岁时，他到律师事务所当学徒，后来他学会速记，在伦敦民事律师会（Gray's Inn）做记录员。30年代早期狄更斯担任《议会镜报》（The Mirror of Parliament）和《真阳报》（Morning Chronicle）驻议会记者，这些经历帮助他后来走上了写作道路。他的早期作品《特写集》（Sketchesby Boz,1833-1837）记载一些奇闻佚事，显示出对伦敦生活百态的细微观察。

工业化过程中的犯罪、贫富对立与道德沦丧，是狄更斯作品中经常的主题，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1836-1837）是典型的“流浪汉小说”，讲述伦敦俱乐部几个会员的故事，这几个会员在英国漫游，经历了各种事情，小说也就变成了揭露英国社会阴暗面的画卷。《雾都孤儿》（The Adventures of Oliver T wist,1837-1838）描述孤儿奥利弗·特维斯特在伦敦的冒险生活，将下层民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鲜明对比反映出来。《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1838-1839）虽然结构散漫，但对孤儿和童工的描述深深触动时代的神经。《老古玩店》（AChristmas Carol,1840-1841）在他自己的刊物《汉弗莱大师的钟表》上连载，讲述古玩店主吐伦特和他美丽、善良的外孙女小耐儿相依为命的悲惨故事，其结局让人扼腕痛惜。《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849-1850）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利用一些自传材料，在结构和语言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色。大卫自幼丧父，后来被送到工厂当学徒，大卫在苦难、挫折中逐渐成熟，最后成为一名作家，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狄更斯的准自传。《荒凉山庄》（Bleak House,1852）运用象征和比喻鞭笞社会的不合理，比如用阵雨和浓雾隐喻社会控制无所不在。《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描写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阶级冲突，是对宪章运动的回应。《双城记》（ATales of Two Cities,1859）尽管说“有些地方取材于卡莱尔的《法国革命》，有些地方取材于一部古老的通俗闹剧”，但它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体现着作者对革命这个现象的深沉思考。《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0-1861）描写了一个孩子在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中曲折的经历，从堕落到翻然悔悟，表达了狄更斯的道德理想。

狄更斯的一生著作等身，他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巨擘。他有意塑造了一些古怪、丑陋或者不同寻常的人物，抓住某些特征将其夸张并反复呈现，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写实作风常被说成是夸张的，以致人们怀疑“现实主义”这个词是否适合于他的创作。但他对社会的剖析却是真实的，社会底层的痛苦让人难以忘怀。他在描写风景时，“喜欢赋予无生命物体以生命，并拿它们跟活物作比较。”另外，他追求情节的戏剧性，虽是虚构，却让人不得不信服。

盖斯凯尔夫人与当时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曼彻斯特是工厂制度的发源地，社会问题非常严重，盖斯凯尔夫人用小说写下了她对该城的阶级关系、劳工生活和下层生存状况的观察，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的英国社会。《玛丽·巴顿》（Marry Barton,1848）是她第一本表现曼彻斯特生活故事的小说，其中以细致的观察和细节的描写，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工厂倒闭、工人罢工、低工资、失业以及工人阶级觉悟的形成，宪章运动是小说的时代背景。从她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工人阶级糟糕的生活情况：“从这一小块肮脏的地方再走下一步才来到地下室，有一簇人就生活在这里面。里面暗极了。有许多的窗子已经破坏，就把破布去蒙在上面，因此哪怕到了中午透进来的光线依旧灰暗。”在她的第二部小说《南方和北方》（North and South,1854-1855）中，盖斯凯尔既描写了英格兰南部绅士的虚伪，也描写了英格兰北部商人的势利，但她也表达了乐观主义的展望态度，表示工业关系是有可能妥协的。盖斯凯尔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写作书信及杂文，她的6部长篇小说分别是：《玛丽·巴顿》(1848）、《露丝》（Ruth,1853）、《克兰福德》（Cranford,1853）、《南方与北方》(1855）、《西尔维娅的恋人》（Sylvia's Lovers,1863）、《妻子与女儿》（Wives and Daughters,1866).

与狄更斯及盖斯凯尔夫人相比，萨克雷和特洛罗普代表着另一风格，他们创作“反英雄”的实验小说。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起先是散文作家、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后来从事小说创作。《巴得·林顿的幸运》（The Luck of Barry Lyndon,1844）连载于《弗雷泽杂志》，是萨克雷的优秀作品，此外《凯瑟琳》（Ca therine,1839-1840）和《贺大第钻石》（The Great Hoggarty Diamond,1841）也能体现他作品中的讽刺特点。他虽然崇拜马考莱，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印证某种道德观念，而是对社会失范进行讽刺。《巴利林登的幸运》的主人公是爱尔兰冒险家，七年战争时应征入伍，后来开小差，成为职业赌徒。这个人撒谎成性，不断更换姓名，故事就是他对这些经历的自述。萨克雷最知名的作品是《名利场》（Vanity Fair,1847-1848），小说中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没有崇高也没有卑劣，所有的人都在“名利场”中，演绎着愚蠢和滑稽；在这个世界里，除了调侃和讽刺外，也没有什么是值得赞赏和贬低的。作为“道德讽刺家”，萨克雷展现的不是道德关怀，而是作家的叙事技巧和语言魅力。

继《名利场》之后，萨克雷还创作了《潘登尼斯的历史》（Pendennis,1848-1850),《亨利·埃斯蒙德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1852），前者记叙一个绅士的成长，后者讲述安妮女王时期一个贵族的行为；《弗吉尼亚人》（Virginians,1857-1859）是这部作品的续集，讲述埃斯蒙德家族退隐美洲的故事。

安东尼·特洛罗普（Anthony Trollope）是中等阶级出身，他父亲是知名律师，母亲是知名小说家，但他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悲惨，因为学校的教育和父亲的疏远使他蒙受了屈辱。他对狄更斯作品中同情下层的倾向不以为然，《养老院院长》（The Warden,1855）就调侃了狄更斯和卡莱尔。特洛罗普是一位政治小说家，在他创造的世界中，政治就是野心和手腕、陷阱和丑闻，是钩心斗角。他一生写作47部小说，还有大量其他作品。在他的“巴塞特郡小说系列”（Barsetshire novels）和“巴里赛小说系列”（Palliser novels）中，人物与故事都是互相关联的。

勃朗特三姐妹可算是第三种类型，她们与奥斯丁一样，生活与写作都远离城市，但她们营造的不是阳光明媚、充满田园风味的理想村庄，而是满载着疯狂、暴力和恐怖神秘事件的阴暗庄园，曼斯菲尔德的田庄变成了“呼啸山庄”。大姐夏洛蒂（Charlotte Bronte）最知名的作品是《简·爱》（Jane Eyre,1847），它在许多方面是夏洛蒂自己的生活写照。和作者一样，女主角出身于贫穷的牧师家庭，很小就被送往寄宿学校，然后在富人家里做家庭老师。小说围绕简·爱和罗切斯特庄园主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其文笔优美简洁，情节生动曲折。简·爱性格独立，虽地位卑微但顽强保持着尊严与稳健，她有坚定的生活态度与道德操守，在得知罗切斯特夫人仍然活着时毅然离开，而得知庄园在大火中被焚烧殆尽罗切斯特已双目失明时，她又回到了他身边。小说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的，从其出版之时起就跻身于经典行列，其社会反响、角色塑造、情节编织和语言把握，都达到至高的水平。

二姐艾米莉（Emily Bronte）的代表作是《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1847），它和《简·爱》一样是经典名作，但人物与故事完全不同，如果说《简·爱》表达女性的道德与尊严，《呼啸山庄》则表现男人的激情与野性报复。呼啸山庄的主人欧肖先生收养了一个吉卜赛孩子，取名希斯克利夫，欧肖先生特别宠爱他，遭到小主人亨德雷的嫉恨，欧肖先生死后，亨德雷把希斯克利夫贬为奴仆，百般迫害，但妹妹凯瑟琳却跟他亲密无间。后来，凯瑟琳爱上画眉田庄的埃德加，希斯克利夫愤而出走，三年后他致富回乡，凯瑟琳已嫁给埃德加，希斯克利夫进行疯狂的报复，将亨德雷、凯瑟琳、埃德加等一干人系或置于死地、或夺其财产，连其亲朋甚至自己的儿子都牵涉在内，最后，他复仇的计划得逞了，但他自己也忧郁而死。这部作品虽说其情节跌宕曲折，文笔激励，但相比于夏洛蒂的《简·爱》，却缺少温柔的人性之美。

三姐妹的文学创作有一段佳话，1846年，三姐妹每人完成一部小说送给出版商，夏洛蒂送的是《教授》，被出版商拒绝，她补送一篇，即是《简·爱》。艾米莉送的是《呼啸山庄》（1847），随即被接受。小妹安妮（Anne Bronte）送的是《艾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1847），也被接受了。三部著作同年出版，成就了19世纪英国文学中三星并列现象。三部小说在发表时都是以“贝尔”（Bell）的假姓和男人的名字署名的，直到差不多一年之后，她们的女性身份才被公布。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是维多利亚中期最知名的女作家，也是真诚探索、塑造理想的创造者。她出身于房产暴发户家庭，本名是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和当时许多女作家一样，她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因此很长时期内人们不知道她是女性。她受过良好教育，后来成为那个时代的著名知识人之一。她翻译过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作品，研读过孔德的社会学，对宗教、古典学和哲学都有研究。后世有人评论说：“在她的大部分作品中，乔治·艾略特都在描绘工业革命前的乡村景色，描绘小城镇里英国中等阶级的生活情况，她的视角融合着乡愁和对以前生活局限性的清醒认识。”她笔下的乡村既不同于奥斯丁的乡村，又不同于勃朗特姐妹的乡村，那是一种平静和谐的自然景象，平凡的人物体现出崇高正直的道德标准。《亚当比德》（Adam Bede,1859）面对失败，坦然接受失败，顽强地做一个好人；《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1860）讲述女主人公追求个性解放、无法与传统价值达成和解。《激进分子菲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the Radical,1866）和《米德尔玛契》（Middlemarch,1871-1872）是政治小说，它们以1832年议会改革为背景，展现那个时代的重要题材，也表达了作者对各种问题的时代思考。《米尔德马契》中的女主人公渴望改变时代，然而既缺少清楚明晰的信念与原则，更缺少行动的力量，结果以失败告终。社会政治思想和个人心理描写是乔治·艾略特的写作特点，尤其是心理描写，为康拉德和乔伊斯等现代派作家开启了方向。

维多利亚后期的知名小说家有玛丽·沃德、托马斯·哈代，诗人有吉卜林、叶芝，知名戏剧家有王尔德和萧伯纳。这个时候，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和信仰、行为准则都受到怀疑，在文学中表现为“现代主义的痛苦”。哈代标志着现代派小说的源起，在有些评论家看来，19世纪末的英国文学渗透着“世纪末”情节，早期作家如狄更斯那样的人道主义、改变现状的热情，到这时已经没有了，作家们思考的是“意义”。

玛丽·沃德（Marry Augusta Ward）的畅销小说《罗伯特·埃尔斯米尔》（Robert Elsmere,1888）讲述主人公埃尔斯米尔的故事，他对信仰感到迷茫，辞去了牧师职务，与伦敦东区那些从来不去教堂的穷人们住在一起，后来通过“新耶稣兄弟会”推进道德与社会改良。宗教的迷茫、不可知论，是沃德小说中重要的议题，像她一样对19世纪末的“信仰问题”进行写作的还有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他的畅销书《埃瑞洪》（Erewhon,nowhere的颠倒写法）发表于1872年，是一个乌托邦故事，不过是一个颠倒的乌托邦，在他的笔下，埃瑞洪这个地方把病人送上法庭、把罪犯送进医院，牧师用无人能懂的语言布道传教，一切都很荒唐。

哈代（Thomas Hardy）又一次把文学的背景置于乡村，他的早期小说充满了牧歌情调，对威塞克斯的田园风光和简朴生活予以描述，这是他的“理想主义时期”。从《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1878）开始，悲观、怀疑、凝重的情绪开始出现了，《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1886）延续这种情绪，被看作是英国农民破产的编年史。他一生创作47部小说，其中《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bervilles,1891）是最有名的一部，女主人公苔丝是一位美丽的农家少女，因受地主少爷亚历克的诱迫而失身怀孕。苔丝的失身为社会不容，她只好到一个农场做挤奶工，她在这里遇到了不上大学、不做牧师而学习养牛的安吉，便和他结婚，却在新婚之夜将往事告诉了丈夫。安吉觉得无法接受这件事，于是去了巴西；苔丝去安吉家打听消息，却意外遇到了成为牧师的亚历克，并受其纠缠。她写信请安吉回来保护自己，恰逢此时安吉在巴西遇挫，于是就回来与苔丝修好；苔丝为了表示自己的真爱遂将亚历克杀死，在与丈夫团聚五天之后她被捕并走上了绞刑架。通过塑造苔丝这个形象，哈代质疑维多利亚时代的“贞洁”观，从而也触动了性道德这条文明的底线。他用《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1895）这部小说似乎证明：基督教和基督徒的道德从各方面看都“显得荒谬可笑”，于是小说出版后立即受到宗教界和舆论界的猛烈批评，此后，哈代就不再写小说了。虽然哈代自称他信仰宗教，但从他的作品中却很少能看到有什么证据。到20世纪哈代主要写诗歌和戏剧，其中《群王》（The Dynasts,1903-1908）是一部野心勃勃的史诗，但其影响都不如19世纪创作的小说那么大。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出生于都柏林，母亲是一个诗人，他凭借戏剧天赋成为名噪一时的戏剧家，提倡“为艺术而艺术”，后来又成为社会批评家，颇能引起旁人的非议。从本质上说，王尔德是19世纪末的颓废主义者，在道德方面对抗社会的主流，他在艺术中倡导唯美主义，其知名格言是：所有的艺术都是无用的，从而与卡莱尔、密尔、阿诺德和狄更斯的19世纪艺术观念相抵触。作为批评家，他写下《谎言的衰落》（Decay of Lying,1889）、《作为艺术家的社会批评家》（The Critic as Artist,1890）、《面具的真实》（The Truth of Masks,1891）、《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1891）等论证文，他最重要的小说是《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1890），描写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违背习俗的人，这个人头脑里塞满了彼此冲突的道德、艺术观念，不可自拔，最后选择了自杀。

王尔德更是一位戏剧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莎乐美》（Salome,1893）、《温德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1892）、《无足轻重的女人》（AWoman of No Importance,1893）、《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 and,1895）、《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1895）等等。《莎乐美》取材于《圣经》:少女莎乐美爱上施洗者约翰，但约翰只爱上帝；以色列王希律爱上莎乐美，为博得她一笑，希律王允应莎乐美提出任何条件。莎乐美要先知的头颅，先知被杀害了，莎乐美捧着先知的头颅狂吻，这激怒了希律，希律把她处死了。对于这个圣经故事，王尔德并不想展示其中的爱与死、怨恨与悲剧，他只是要展示人物之间的欲望关系，于是就引起了关于道德方面的争论。除《莎乐美》之外，其余四部戏剧都属于“风尚喜剧”，描写中等阶级和上流社会的生活。有论者认为：“王尔德不承认艺术反映了现实，而认为是现实反映了艺术。在他眼中，现实是丑陋的，唯有美才有永恒的价值，而艺术家则是美的创造者。王尔德主张，艺术家不应有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也不应受道德标准的约束。”王尔德始终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挣脱道德的企图，究竟是一种时尚、还是一种颓废？

总结而言，19世纪的英国文学经历了前期的浪漫主义憧憬与讴歌、中期的现实主义批判与揭露，到晚期进入迷茫与疑惑，作家们怀疑维多利亚鼎盛时代的价值取向，有可能是预感了20世纪即将面对的英国的衰落。

第二章　社会思想

19世纪的英国见证了工业化、民主化和都市化，社会思想正是对这个过程的回应，人们思考：新社会的特点是什么，应该向哪个方向前进，社会变化意味着什么，会产生哪些后果？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两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面向未来，坚持改革和人民权利，愿意推动19世纪的各项改革；保守主义面向过去，坚守秩序与基督教信仰，多少怀疑或抵触改革。如此概括虽然难免简单化，比如19世纪英国思想界巨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便自觉地将两种倾向都囊括在自己的思想中，但正是密尔自己，在《柯勒律治与边沁》一文中，对两种思想作了精确的划分，在他看来，贯穿整个世纪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属于第一种意识形态，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批评家，包括牛津运动那些人，则属于第二种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在19世纪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广义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作为国家基础，认为国家的合法性存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之上，当国家忠实地执行这种使命时它就是合法的，当它不执行这种使命甚至侵犯个人权利时它就是非法的，在这个时候，以重建社会为目标的革命便会到来。在霍布斯、洛克甚至英国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想中，权利主要指生命、财产与选举权；在19世纪，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成见，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

19世纪早期的30年中，自由主义的旗手是边沁（Jeremy Bentham）和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边沁提出“功利主义”理论，他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但作为个人的结合体，社会的整体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功利主义”。他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判断国家立法与制定政策的基本标准，凡符合这一标准的法律与政策是合理的、正确的，凡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法律与政策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他因此提倡出版自由、宗教宽容与立法改革，支持议会改革，主张改进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同时又反对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道德与立法的原理》（Introductionto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1780）、《惩罚与奖励的理论》（Punishments and Rewards,1811）、《议会改革问答》（Parliamentary Reform Catechism,1817）、《论证据》（ATreatise on Judicial Evidence,1825）等。他死后留下2000万字左右的手稿，为边沁式的自由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詹姆士·密尔的主要著作有《论政府》（Esay on Government,1820）、《政治经济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1）、《人类心灵现象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1829）、《教会及其改革》（The Church and Its Reform,1835）。作为功利主义的信徒，密尔的根本信条是：人类的所有制度装置乃至所有活动，都服务于一个扎根于人性的目的：趋乐避苦、寻求幸福。这是他考察历史与社会问题的根本点。作为历史学家，密尔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有益于文明的进步。他毫不掩饰对印度与中国文化乃至种族的轻蔑。密尔认为政府是实现共同体和个人幸福的工具。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而苦乐要么来自自然，要么来自人的同类。国家主要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使人获得快乐。除了国家外，密尔还关心教育、刑罚，特别是议会改革。教育的目的是产生好人特别是公民，政治教育是统治的基石，犯罪是基本上缺少教育所致，因此惩罚是一种补救性的教育，目的是重塑性格，让罪犯回归社会。密尔生活在法国革命与英国议会改革之间，他坚信代议制既可以避免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也可以避免直接民主导致的混乱。成年男子的普选权是他一生致力的目标。

詹姆士·密尔的儿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是新一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他早年受其父及边沁的影响，是功利主义的代言人；后来他将功利主义改造得更富有人情味，内容也更加广泛。他认为人的品质有差异，幸福的品质也有差异，只有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才能让最大多数人都感到幸福。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既要反对政府的控制，又要反对多数人的强制，为此他主张扩大议会选举权，把工人阶级纳入到政治体制之内，并建立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表制地方政府。之所以需要这样做，不是因为抽象的“权利”，而是在他看来：政治参与能够培养“公民”而不是“臣民”，通过培养公民，就能够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他的这些观点最集中体现在他最著名的作品《论自由》（On Liberty,1859）之中，这本书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新的起点。他还主张给妇女以选举权，认为女性的资质并不差，只是社会条件让她们无法发展。由此，约翰·密尔成为英国现代女权主义的最早发起人。他的其他著作还有《逻辑体系》（ASystem of Logic,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论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851）、《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1）、《论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等，他也实际参与政治活动，一生都是印度事务部文官，并且是议会中的激进派议员。

约翰·密尔关于“代议制”的论述也很值得注意：他认为文明意味着人类从消极服从走向自我管理，开明专制对于野蛮人是合适的，这种带有家长制特征的开明专制，是一种可以与代议制竞争的政治形式。代议制是古代民主制度的扩展，但代表们并不组建成政府，他们只代表人民来制约政府，由代表组成的议会只对政府进行检查，它只是一个协商机构，是意见的大会、民意的机关，是讨论和辩论公共事务的地方。他反对在代议制条件下多数人的强制，而主张思想的绝对自由，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需要的，因为除了在自由的条件下接受竞争性的言论的检查以外，没有人可以称自己为正确。但约翰·密尔同时又认为，言论自由与公民的责任联系在一起，文明的公民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所以它不适用于儿童和野蛮人。

与约翰·密尔同时代的马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从“自由”的角度对英国历史进行诠释，开启了英国历史学界的“辉格学派”；他把英国历史描写成自由制度形成的历史，对以后的英国思想界甚至欧美思想界都产生重大影响。马考莱的父亲是殖民地官员；马考莱自己早年喜欢文学，对艺术与历史感兴趣，是《爱丁堡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1830年入选下议员，大力支持1832年改革，是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后来他担任印度管理委员会成员，推动印度的刑法和教育改革。从1839年起他撰写《詹姆士二世以来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ion of James the Second,1848），简称《英国史》），把王权与议会的平衡以及议会对“自由”的捍卫，作为历史叙述的主线，他认为光荣革命最伟大的成就是恢复了英国的宪政传统，而自由宪政也是英国历史前进的目标。该书第一、二卷出版于1849年，第三、四卷发表于1855年，第五卷出版于1861年，由于他过早地去世，书中的历史只写到1702年；尽管如此，这部书被认为是19世纪英国历史编纂学最高的成就。

作为自由主义的又一个吹鼓手，马考莱并不赞成边沁的功利主义，他不认为从几条简单的功利原理中，就可以推导出政府的行为准则。他认为趋乐避苦不符合历史的全部事实，政治研究应该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而不以抽象的人性为对象。在20年代末，他曾对詹姆士·密尔的政府理论进行猛烈批判，不过他却和密尔一样用“进步”来解释历史。“进步”的历史主要是由辉格党推动的，宗教自由、政治自由、贸易发展、废除奴隶制、大众教育、刑法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辉格党的功绩。他在《英国史》中论证，过去160年中在物质、道德与智力方面的进步，都与辉格党有关，工业进步使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种乐观主义态度与密尔表现出来的忧虑不同，因此马考莱常被视为是单线进步论者。在他的书中，大宪章、宗教改革、1640年和1688年革命、议会战胜王权等等，都是进步的章节。因为这样的观点，马考莱被认为是辉格史学流派的创始人，他的书也是辉格史学的集大成者。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出身于卫斯理宗家庭，是功利主义、进步理念和达尔文主义的合流人物，他的自由主义强调削弱国家的干预，扩大个人的选择范围。在19世纪中叶，斯宾塞是进化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几乎可与达尔文齐名。他在1862-1897年陆续出版了多卷的《综合哲学体系》（System of Syn thetic Philosophy），试图将进化论运用于哲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之中。

斯宾塞年轻时曾为《经济学家》杂志撰稿，与密尔、卡莱尔、赫胥黎、艾略特这些人交往甚密。此时斯宾塞是个功利主义者，支持当时的各种激进思潮。1851年他发表《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也称“对幸福的基本条件的研究”，一举成功。该书受圣西门、孔德的影响，认为随着国家干预的减少，人类将完全适应于生存环境，在社会中适应社会；通过保存行之有效的交往模式，人类能防止相互间的敌意并防止社会解体。这本书表达的“自发秩序”的思想，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重要生长点。1852年他发表《发展的假说》（Development Hypo thesis），提出“适者生存”，把生物学原理运用于社会，认为国家就是一个有机体，“进化”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在1855年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 of Psychology）中，他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个体与种群都面临着进化。他还认为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包括文化、语言、道德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科学”的视野，与维多利亚时期人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不同。

在9卷本的《综合哲学体系》中，他把以前表达的思想系统化了，在他看来，从生物世界到心理的、社会的、道德的世界都是可以解释的，它们都服从某些最普遍的规律，而“进化”是其中最重要的规律。进化从简单到复杂、从同质到异质，而人的世界的进化即社会进化是进化的最集中的体现。社会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黩武的、等级制度的，服从是它的普遍行为准则，这个社会处于进化的起点，是原始的、未开化的社会形式。另一种是进化的终点，它是工业社会，工业社会需要经过复杂的进化过程才能产生，在这个社会里，国家的强制力变小了，自由以知识为基础取代了服从；与道德一样，工业也是社会适应的结果，人类通过适应最终进入完美社会的完美阶段。至此，斯宾塞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然而作为体系思想家的斯宾塞与早年作为社会评论家的斯宾塞却完全不同，在早年，斯宾塞是各种改革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到这时，从他的“体系”出发，斯宾塞反对一切社会立法，包括反对义务教育。

英国的自由主义后来受到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它开始接受国家干预理论，接受国家有机体的观念，从而发生了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转变，其代表人物是格林、霍布豪斯和鲍桑葵。托马斯·格林（Thomas Hill Green）是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哲学唯心主义运动的领袖，他受黑格尔的影响。格林从1855年进入牛津大学以后，便一直任教于这所大学，他的社会哲学又称社会自由主义，以和谐与一致为目标，倡导国家的干预与个人的自由相统一。在格林之前，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而自他开始，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有机体的共同利益。新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是社会的有机构成，对社会负有责任，从表面看，这只是强调不同的侧重点，但实际上却划分了自由主义的不同时代。在格林看来，个人的权利和幸福当然是文明社会追求的目标，但在工业化条件下，工人的贫困和健康的恶化却造成了不平等的机会与权利，自由放任带来的社会后果，与政策的设计者所预期的结果相反。为纠正如此弊端，国家应承担责任，在保障所有人得到平等发展机会方面发挥作用。自由的含义不再是免于干涉，而是清除不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的障碍。

格林的重要著作包括：《伦理学导论》（Prolegomena to Ethics,1879）、《政治义务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1879）、《自由主义立法与契约自由》（Liberal Legislation and Freedom of Contract,1881）等，最后一部书在他去世后才出版。他从德国哲学，特别是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中找到了平等主义政治理念的依据；在宗教哲学方面，格林也从德国哲学中找到了对抗抽象机械论的源泉，他认为信仰是宗教生活的本质，不是神迹支撑信仰，而是信仰解释现象。真正的基督徒在良心中发现上帝，生命的物质方面始终在阻碍精神方面，这是人类的困境；但这不妨碍人的现世生存，因为信仰是内在的，上帝通过信仰、通过与信仰者之间的沟通来确证自己。

在19世纪，自由主义是中等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虽然不等同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说话的。两种思潮在社会改革方面属于同一阵营，它们相互影响，到19世纪中期以后，自由主义似乎更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因此在密尔、斯宾塞和格林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倾向都比较明显。

现代社会主义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对工业化导致的贫富分化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回应。社会主义主张平等的财富占有，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互助的人类社会。这种思想与资本主义牟利思想一样久远；在前工业化时期，西方社会主义主要从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兄弟邻里之爱中寻找思想资源。但现代社会主义关注的不是天国，而是世俗的平等，自启蒙与工业革命以后，社会主义主要从世俗人道主义与18、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中寻找资源。

英国的社会主义非常复杂，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对工业社会的态度也各不相同。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生于启蒙运动的全盛时期，也可说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他在19世纪中下阶层中的影响，也许只有约翰·密尔可以比拟。欧文在童年时期开始学徒，深感社会不平等之苦，后来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企业管理人之一。1800年他接手新拉纳克工厂以后，依靠他的管理才能将它办成了英国最出色的机器大工厂。新拉纳克雇佣了1300多名工人，与当时大多数企业主不同，欧文改进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环境，缩短工作时间，开办学校让他们接受教育，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乍看之下，欧文是一位慈善家，他的善举不仅没有影响他的经营利润，相反给他带来更大的成功，因为工人焕发出更大的工作热情。这样，许多人到新纳拉克参观，他的工厂成为观光热点，吸引了众多的头面人物，甚至包括美国的国父们、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欧文也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名人。20年代他在美国建立“新协和村”，开始他的社会主义平等试验，但没有成功。此后，他创办了许多协会与杂志，宣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他的主要思想体现在《道德新世界》（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1826-1844）一书，以及《新社会观》（ANew View of Society,1813）、《致拉纳克郡的报告》（Reportto the Commiteefor the Relief of the Manufacturing Poor,1817）等作品中。

欧文认为工业社会是罪恶的社会，这个社会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竞争造成社会动荡、贫富不均，每一个人都与他人为敌，把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相对立。工厂主为追求最大的利益，用机器与工人的劳动进行竞争，工人被彻底打垮，成为一无所有的人，历尽贫穷与苦难。社会的贫困现象就是由竞争造成的，而要消灭贫困，就要清除竞争；竞争的根源是私有制，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能制止竞争现象，将社会恢复到和谐、友爱的境界。由此，他提出公有制理想，希望建立人类大同的社会。他希望用建立“新协和村”的办法来进行社会主义试验，为世界树立榜样，而试验的失败却使人们认为那只是一个乌托邦。

欧文认为环境造就了人，没有人天生懒惰或道德败坏，是错误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私有财产制造成普遍的道德沦丧，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导致人类的分裂。因此，加强社会立法特别是实施教育，消灭私有财产，让人们在合作中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便能使人类摆脱苦难。他的《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阐述教育和性格陶冶的原理及实施计划，勾画了造福于贫民的社会制度。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环境造成的，这是欧文的人性理论。由此出发，他呼吁建立国家教育制度，让劳动阶级享受合理的教育。他还提倡工人们通过合作获得自救，在他的启发下，工人们建立了许多消费合作社，自筹资金，建立小商店，直接从生产单位购进产品，以优惠价格卖给会员，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的商业盘剥。

欧文同时代的托马斯·霍奇斯金（Thomas Hodgskin）有与欧文不同的经历，他12岁加入英国海军，参加过拿破仑战争，退役后进爱丁堡大学学习，随后去伦敦成为自由撰稿人，受到普莱斯、边沁和老密尔的影响。1823年他与罗宾逊创办《技工杂志》（Mechanics Magazine），1832-1857年为《经济学家》撰稿，他的名作《反对资本，为劳动辩护》（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1825）是在伦敦技工学校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时的讲稿，也是与另一位社会主义者威廉·托马斯的辩论结果。在这篇文章中，罗宾逊用李嘉图的理论证明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根源，他发现劳动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劳动生产率也越来越高，但工人的所得却越来越少，工人变得越来越穷。他因此指出：工人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资本家占有了，资本家的财产来自对工人的剥削，换句话说，资本家剥夺了工人生产的剩余产品，这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先河。霍奇斯金的许多论断都给马克思很大启发，因此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曾多次提到霍奇斯金的这本书。霍奇斯金的其他著作还有《通俗政治经济学》（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1827）、《财产权：自然与人为的对照》（Natural and Artificial Right of Property Contrasted,1832）等，他反复论证劳动创造得越多，就被榨取得越多，利息、地租和利润都是对劳动价值的侵占，也是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自然权利是社会的基本法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霍奇斯金死于1869年，这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第三年，第一国际成立后的第五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伦敦写成的，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英国广泛流传。英国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早期的欧文主义，以及在70-80年代开始兴起的费边主义。

1884年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组成费边社，其中包括社会评论家韦伯夫妇、小说家萧伯纳、历史学家赫伯特·威尔斯等，这些人都带有某种社会主义倾向，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费边社规模最大时只有一二百人，但这些人影响巨大，他们不定期出版《费边论丛》，阐述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尽管这些小论文在思想和观点上并不完全一样，但基本出发点却是相同的，即批判资本主义，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费边社认为：随着工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已经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资本集中，最终一定会形成生产手段的社会所有，这个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是历史的必然。既然如此，社会主义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应该认识这个趋势、自觉地迎接社会主义的到来。但社会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会将发挥关键作用，一旦财产的私人占有消失了，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将接管所有财产，实行社会化生产。因此社会主义的形成是一个和平的过程、渐进的过程，人们应该做好长期的准备，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他们把这个过程比作古代罗马将军费边的战术，即不直接冲击资本主义，而是用迂回的手段促进它灭亡，由此而产生“费边社”这个名称。

费边社的主要理论家是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比阿特丽丝是一个富裕工厂主的女儿，生于1858年，她同情工人，参加过查尔斯·布思关于伦敦贫困问题的调查，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她曾在有关妇女和工人问题的皇家委员会里工作，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和合作社问题。西德尼于1859年在伦敦出生，曾在陆军部、殖民部担任文官，两人共同撰写过《英国工会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1894）、《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1897）、《英国地方政府》（English Local Government,1906-1929）等重要著作，对费边社及英国的工会运动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关于工会将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构造者的思想，为后来工党的建立及工党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提供了理论指导。西德尼在1892年帮助创办了伦敦经济学院并担任教授，在20世纪参加了最早的两届工党政府并出任大臣。

19世纪末另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他是画家、艺术家、诗人，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向社会主义靠拢，并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他自小对中世纪有兴趣，50年代进牛津大学，受牛津运动重要人物纽曼的影响，后来又参与了拉菲尔前派的艺术运动，对中世纪的艺术与建筑充满神往。1870年以后他卷入政治活动，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倾向，他相信社会主义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唯一方式，可以克服贫困、失业、阶级对立等尖锐矛盾。1883年他加入民主同盟并开始阅读《资本论》。在《艺术与社会主义》（Art and Socialism,1884）、《社会主义原则》（Principles of Socialism,1884）、《社会主义圣歌》（The Chants of Socialism,1885）这些作品中，他批评当时的社会，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艺术的原创性，把生活变得枯燥无味，使人失去人性。他相信社会主义将把英国从工业社会带回温暖的中古社会，那个时候，社会平静、和谐，没有动乱不已的阶级冲突。他参加过街头抗议，曾因街头演说而被捕，作为大学教授他出入于各种工人聚会，甘愿与下层人为伍。他一生都迷恋中世纪，认为中世纪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英雄主义、骑士风度、真正的爱，等等。由此便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社会主义憧憬和他的家具设计与小说里都充斥着浓厚的中世纪情节。

《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是莫里斯的主要著作，与莫尔的《乌托邦》一起成为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这是一部幻想小说，把中世纪的田园梦幻与社会主义的想象结合在一起。在乌有乡，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都市，没有银行与法院，也没有学校，议会大厦里堆放肥料，工作是一种艺术也是生活，劳动是创造、是快乐之源；乌有乡里人人平等，因此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方案。

如果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归于“进步”的一类，那么在19世纪思想界还有“后退”的一类，他们继承18世纪的伯克传统，形成了贯穿于19世纪英国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思潮。这一类思想家反对功利主义，认为工业与民主破坏了文明；一定程度上，他们体现着浪漫主义色彩，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浪漫主义艺术家。从这个角度看，属激进主义阵营的约翰·密尔和格林也有这种倾向，而莫里斯更明显。密尔思想发生变化，是因为发现边沁与柯勒律治之间有差异，他试图用柯勒律治的感情追求来补充边沁的功利主义。人们意识到只有利益与快感，并不能让人感到幸福，于是在19世纪思想中出现了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对中世纪的浓厚乡愁。所以，19世纪的思想分野是非常复杂的，这是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保守主义来源于伯克，伯克之于19世纪的保守思潮，正如洛克之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一样。在“后退”的浪漫主义思想家中，首先要提到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是他在维多利亚时代用传统寻求秩序，抗拒科学与政治的变革。他反对政治经济学，把它说成是“阴郁的科学”，他不赞成经济学家的论断，甚至认为奴隶劳动比自由劳动更好。

卡莱尔生于苏格兰一个加尔文教家庭，其父希望他成为牧师，但在爱丁堡上大学时，他便失去了宗教信仰。在大学里，他读了大量德国文学作品，受歌德、费希特这些人的影响。他的第一部有影响的小说《被剪裁的裁缝》，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品。1834年卡莱尔移居伦敦，经过4年的阅读与思考，于1837年出版《法国革命史》，这使他一举成名。该书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从路易十五之死到拿破仑掌权之间的重要事件，将叙述与愤怒的评论融为一体。在卡莱尔看来，革命意味着某种精神性质的致命影响，在革命中，那些已僵化为教条的观念，带着冲动、希望与恐惧，在集体的暴力事件中发挥作用。卡莱尔在书中开始表达他后来在所有著作中表现的英雄崇拜主题：当混乱超出于肇事者的控制能力时，只有像费希特所说的“伟大人物”出现了，才能收拾残局——当然，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主题在《英雄与英雄崇拜》（On Heroes,Hero-Worship,and The Heroicin History,1841）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书中六篇文章是系列演讲，强调英雄对时代的救治，穆罕默德、克伦威尔和莎士比亚这些人都是伟大的人物，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创造性地处理了人类的困境。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不在于他的道德，而在于他的力量：穆罕默德单枪匹马把敌对的氏族结合成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莎士比亚、克伦威尔等也都是英雄。因此在卡莱尔那里，历史是英雄们的历史，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这就是卡莱尔的英雄史观。

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843）这本书里，卡莱尔将19世纪的放荡人物与中世纪的修士进行比较，他指出中世纪特别是修道院是人类的理想境界，在那里，人们保持着人性与精神的统一，体现着对深邃与超越的追求。现代人的生活是分裂的、表面化的，它分解成经济力量、普遍权利和自然规律三种价值，从而表现为完全的表面化。在19世纪，集体主义让位于个人主义，道德让位于“阴郁的经济学”，这样，卡莱尔就远离了密尔式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极端的、嘲讽的口气，评论他所处的时代。

《当代评论》（Latter-day Pamphlets,1850）是卡莱尔对1848年革命的反应，在书中他攻击民主是个荒谬的理想，因为政府应该托付给强者，群氓是无法实施有效的治理的。书中出现“永恒的肯定”与“永恒的否定”两个术语，成为19世纪后期的口头禅，前者指有坚定信仰的人，后者指无神论和怀疑论者。六卷本《斐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858-1865）是卡莱尔后期的重要著作，在普鲁士斐特烈大帝的身上，他看到了克伦威尔的身影。卡莱尔对1867年改革深感厌恶，他讨厌欧文式的慈善行为，赞美专制，为奴隶制辩护。总之，卡莱尔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尽管他崇尚力量、赞美超人、要求超越平庸，但他却表现出悲观乃至绝望的情调。他的思想受德国哲学的影响，反过来又对尼采的超人哲学产生了影响。

另一位有影响的批评家是马修·阿诺德（Mar thew Arnold），与卡莱尔的狂暴相比，阿诺德要文雅得多。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提升社会的品味，用传统所积累的崇高美学理想来恢复道德观念，使日渐平庸的生活具有意义——这就是他所说的“文明”。就这一点而言，他与密尔有很多共通之处。阿诺德1841年进入牛津大学，此时牛津运动正处于盛期，对阿诺德产生影响。在大学期间他与华兹华斯相识，直到40岁他都是诗人，40岁以后才成为文化角度的社会批评家。在文学作品以外，他的主要著作有：《论荷马翻译》（On Homer Translation,1861）、《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1867-1868）、《法国大众教育》(1861）、《民主》(1879）、《文学与教条》（Literature and Dogma,1873）、《批评论集》（Essaysin Criticism,1865-1888).

阿诺德把他的重点放在教育与影响社会上，在阿诺德看来，人性具有可塑性，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教育使人性得到最完美、最充分的发展，使人的能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各种知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有重要地位，而文学特别是诗歌是一个时代的表现，是对时代的表达与解释。可见，这种教育理想是扎根于西方古典文化与文艺复兴的传统之中的。

“文化”和“文明”是19世纪英国思想中少数几个关键词，在阿诺德看来，追求文化就是探究完美，它要求消除社会的阶级属性，使所有人生活在“甜美与阳光”下；它追求文明的传承，将每一个时代的自由思想固定下来，渗透到社会的习惯之中。通过对知识的学习与运用，人被塑造成有文化的人，社会被塑造成文明的社会，从而都臻于完美的境界。对社会的批评是对所有继承下来的观念进行梳理和反思，用最好的、仍然有价值的观念来对照现实，从而达到提升现实的目的。另一方面阿诺德又强调：优秀的批评家追求心灵自由、追求精神的自我满足，而不顾及外在的力量，因此批评只面对事实。他认为工业化和财富并没有带来幸福，只带来社会的市侩化，他的名言是：火车并不使人自由，只不过把人们从一个不自由与肮脏的地方送到另一个不自由与肮脏的地方而已。

阿诺德把当时的英国社会分成三个等级：野蛮的贵族、市侩的中等阶级和愚昧的百姓。这三个等级没有一个具备高雅的文化，特别是中等阶级，他们对创造性的知识产生威胁。正因为如此，他觉得那些企图恢复道德的人是孤立无援的，只能在纯粹的思想与想象世界中自我放逐。不过他还是展望一个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在物质的世界里寻找精神的救赎。他认为大众需要道德支持，这只有到《圣经》中去寻找，因此他提出抛弃基督教的神学与形而上学部分，而专注于道德格言。阿诺德敬仰纽曼，但认为纽曼的信仰是无效的，牛津运动无法理解。他称上帝的存在无法证实，因此神学不成立，但《圣经》的道德根源是有益的，《圣经》为此提供了支持，只有在提供道德的正当性这个意义上，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宗教。由此可见，阿诺德为理解基督教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在19世纪下半叶，拉斯金也许是最重要的道德和社会批评家，他的思想很复杂，很难用“激进”或“保守”来评判。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是画家、建筑师、艺术评论家，多才多艺，新艺术的领军者，维多利亚时代最聪慧的智者之一。这位牛津大学艺术系教授几乎涉猎过与公共生活相关的所有领域，他写过政治经济学、地质学、植物学论文，作过诗歌、绘画和文学作品，他讨论过云彩和劳工的不满，只要公众希望了解，他都可以作出解释。

作为艺术家，拉斯金和阿诺德一样从艺术和生活的角度思考社会。他们发现在艺术的框架里自由有不同于政治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发挥创造力。在拉斯金看来，艺术是所有人的事，与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艺术是艺术家情绪的表达、想象力的发挥。正因为艺术应该是原创，他认为工业化带来的复制艺术，是对艺术乃至感觉的巨大挑战；他反对这种艺术，认为是对艺术本身的亵渎。在《劳动者的力量》（1871）和《经济学释义》（1872）中，拉斯金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原则是违反人性的，他反对维护剥削制度的立法，认为劳资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资本家不应榨取工人的血汗。他还认为机械生产扼杀了工人的自主性，中世纪的手工劳动是理想的，因为那是一种艺术，因此，他主张回到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他高度评价文艺复兴之前的艺术作品，否定文艺复兴中现世的和肉欲的艺术。他认为工业社会过于丑陋，既没有艺术，也没有美。拉斯金最重要的著作是《建筑学七盏灯》（1849）和《威尼斯石头》（1851-1853），在其中，他抒发了关于艺术和美的观点。

除了从美和道德的角度否定工业社会，保守主义的另一支从宗教角度提出问题，其典型是牛津运动。激进的社会思想家和改革家可能认为宗教信仰与他们无关，有的人甚至认为它是改革的障碍。不过在19世纪，公然的无神论者是很少的，那些深陷于信仰危机之中、认为基督教神学无法证明的人，反倒不是无神论者。在19世纪，倡导宗教与科学和解、与社会改革结盟的思想基本上是18世纪的遗存，而回归传统的思想反而得到发展，这样就产生了牛津运动。

牛津运动的重要人物有纽曼、基布尔和皮由兹，1833-1845年，这几位牛津学者发表系列小册子《时代书册》（Tracts for the Times）讨论各种宗教问题，包括国教与天主教的关系，现时代的信仰表达，原始基督教的各项制度等等，因而也被称作“书册运动”（Tractarian Movement）。基布尔（1792-1866）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在牛津大学获圣职，1827年出版诗作《基督徒的年历》获巨大成功，1831年受委任主持牛津大学诗学讲席。纽曼（1801-1890）1816年进牛津大学，1821年毕业，三年后成为牛津基督教教堂的执事，开始其神职生涯；1841年他发表《第90号书册》，也是最后一本书册，其中表达了明显的天主教倾向，1845年他皈依天主教。皮由兹（1800-1882）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28岁即出任钦定希伯来研究教授，他对牛津运动的贡献是仪式研究，出版了《大教堂制度》《施洗礼的圣经学评论》《论圣餐制》等书；1836年开始编辑《牛津教父文库》，历40年凡48卷，是牛津运动的重要学术成果。

牛津运动起源于18世纪开始的教会危机，国教失去它的号召力，民众丢失宗教热情，而日益变得物质化和功利化。牛津运动的发起人认为应该恢复英国教会的活力与威望，重新唤醒民众的宗教信仰。为此，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天主教会的演化过程上，旨在证明英国的教会与基督使徒及早期的教父们是一脉相承的。为证明这个问题，他们把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与罗马教会近几百年的腐败区分开来，论证罗马教廷制定的教义符合使徒与早期教父的教导。但当他们刻意强调英国国教与天主教的延续性时，他们却掉进另一个陷阱，即英格兰教会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就已经和罗马教廷一刀两断了，而且在此后300年中国教被视为英国民族性的重要标志，英国民众一直对天主教心存反感。纽曼等人为提升信仰而强调仪式，结果就有意无意地背离了宗教改革的基本方向，等同于否定宗教改革，使国教的合法性受到挑战。人们越来越怀疑他们以弘扬信仰为掩蔽，意图恢复天主教。即使连国教高教派最后都认定牛津运动心怀叵测，将其斥为裂教图谋，而高教派在开始时是多少对其持同情观望态度的。纽曼一批人后来果真皈依了天主教，给牛津运动致命的一击。

19世纪，国教的地位受到动摇，政教分离已不可逆转，在这个时候，牛津运动试图以强化仪式和教阶制度的方式来恢复教会在国家中的正统地位，对抗教会的“自由主义”倾向，在这一点上，它和其他保守主义思潮是彼此呼应的。

在讨论过以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牛津运动四种社会思潮之后，尚需关注两个特殊的论题：女性主义和帝国主义。女性主义源于启蒙时期，1792年，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出版《女权辩护》，站在进步与理性的立场上伸张女性权利，她认为女性的无知、脆弱、多愁善感以及足不出户的状况，是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结果，成见与印象形成了带有专制性质的性别贵族制。在她看来，男女两性都从造物主那里得到理性，因此女性应该与男性一样享有自然权利。她希望给女性以平等的教育权利和工作机会，从而改变她们的受压迫地位。

欧文也关注妇女问题。他同意那个时候人们对女性的判断：狭隘、做作、欺诈，但他认为这些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不良社会制度的结果，即家庭、宗教与婚姻关系，财产制度与工业生产，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个人主义观念等等，都成为妇女不幸的原因。他认为仁爱与理性可以促成两性平等，而这有赖于一种良好的共同体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社会主义实验有利于妇女解放，只有参加工作，才能把妇女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受欧文影响，威廉·托马森（William Thompson,1775-1833）于1825年发表《人类另一半的呼吁》（Appeal of One Half the Human Race），反驳詹姆斯·密尔的政府理论，他认为女性在婚姻与政治中有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契约者地位，为了获得公民权，妇女应该得到精神与智力的支持；他主张以合作关系取代竞争，平等的财产权利是性别平等的前提。

从功利主义出发，约翰·密尔是60年代女性权利的最重要的倡导人。1860年他发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文，主张平等的两性关系，认为新型的婚姻关系不仅惠及妇女，也惠及全社会。他指出有选举权、受过教育、有固定职业的妇女和男性一样都是纳税者，因此应享受与男性一样的尊严。

尽管女性主义在多数场合伸张平等的权利，但它也关心妇女的独特性，在这个方面，萨拉·刘易斯（Sarah Lewis）是一个典型。她在《妇女的使命》（Woman's Mission,1836）中反对妇女外出工作，建议把妇女限制在家庭中，她认为女性是道德的维护者，母性是女人的根本；女主内，男主外，这种分工建立在两性差异的基础上，也是基督教的根本原则。刘易斯认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应该分开，因此，女性不应进入男性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女性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它强调的是妇女的特殊性。罗斯金同意刘易斯有关两域分离和母性力量的观点，他认为女性应该将这种“女王般的力量”扩展到家庭之外。

女性主义有两个分支，一个分支追求权利，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她们组成激进的参政同盟，采取低度暴力手段（如在公共场所放置炸弹，又向媒体公布炸弹的位置），争取妇女的选举权，其领袖人物是潘克赫斯特母女。这些行动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同时也重视塑造自己的淑女形象，经常把时装展示和示威游行结合起来。另外一个分支是在约翰·密尔等中等阶级思想领袖影响下的温和群体，她们强调女性的品德培养，主张通过宣传、教育让整个社会都意识到妇女问题的重要性，通过立法来解决女性的权力问题。这些人用一种沙龙式的方法开展活动，一边听课、讨论，一边修习刺绣、缝纫等女子工艺。他们的工作重点是说服上层人物，请他们帮助完成妇女的解放。

关于帝国主义问题，在19世纪，无论激进派还是保守派，几乎都支持帝国主义，即使有人抨击殖民者的掠夺与暴行，也认为西方的制度比东方好，西方在技术、制度和文化诸方面，都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温和的思想家吁求用和平、人道的方式，或宗教、商业的方式促进西方文明，而不采用武力和占领的方式对付非西方文明。人们普遍认为非西方文明是落后的、野蛮的，这种心态一直影响到20世纪。自由主义相信普世价值，而这些价值只是西方文明中某些特征；进化论相信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而西方的现在为全人类指引未来。所以在19世纪，总的思想潮流是帝国主义，“自由主义者往往是最热切的帝国主义者，他们也常常对帝国主义提出强烈的批评”，但批评只局限于手段的残忍方面。

密尔父子支持帝国主义，认为落后民族经过先进民族的统治，其文明程度将得以提升，好帝国主义与坏帝国主义的区别在于统治者能否从落后民族的幸福出发，统治后果能否改善它们的福祉。詹姆斯·密尔曾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对英国是一个负担，但有可能使印度人民受益，他不赞成粗暴地对待殖民地，但同时又说：即使欧洲人滥用武力，也比东方专制主义要好。马考莱说：英国人无法对那么多的印度人进行教育，但能够在印度人中培养出一个阶级，作为“我们”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桥梁；这个阶级应该是印度人的肤色，但具备英国人的趣味、观念和道德。约翰·密尔在《论自由》说中，只要结果是野蛮民族得到改进，专制统治也是合法的。文明世界有义务帮助落后社会成长，这是“白人的责任”。张伯伦在1897年说：应该把占领的意识变为责任意识，“我们觉得，如果能证明我们对他们的统治为人民带来幸福和繁荣，这就是我们对这种统治合理性的唯一证明。”

反对帝国主义的也有人在，边沁是其中之一。从功利主义出发，他认为西方对非西方的统治并不像这种统治的倡导者所说的那样高尚，西方统治者和东方被统治者的关系其实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对双方来说这都是毁灭性的。他呼吁解放殖民地，认为西方没有权利统治他们，西方的统治有悖于被统治者的利益。与边沁持同样立场的还有斯宾塞，他虽然是个进化论者，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却不支持密尔。他从40年代起就反对帝国主义，认为暴力统治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到90年代，他激烈批评殖民母国的贪婪、傲慢和虚伪，他认为英国知识精英中弥散着沙文主义，维持帝国将使英国自己陷入野蛮化，那些自称为文明民族的统治者不过是白色野蛮人，他们用枪和炮去征服黑色野蛮人。

霍布森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的，他从帝国对母国的危害的角度，来批判帝国主义。保持帝国对国内和平构成挑战，伤害经济发展，阻碍改革，尤其是，从187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国家剧烈争夺殖民地，刺激了对外投资，造成剩余资本外流，使国内市场迅速萎缩，影响了国内的社会事业。在霍布森看来，到19世纪末，西方国家已经发展成逐利的帝国主义了，为追逐利益而互相争夺，而争夺殖民地就形成战争的根源。霍布森的这些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列宁，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思考方向。

第三章　艺术与科学

19世纪，英国绘画艺术趋向繁荣，建筑风格竞相争艳，音乐与欧洲大陆相比基本上乏善可陈。19世纪初，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新古典主义以古典艺术为理想，突出理性与美德，希望用古典世界的理想改善世界。新古典主义甚至相信希腊和罗马的一切都尽善尽美，它强调永恒。浪漫主义发现激情无法驾驭，它并不背弃传统，而是以自身的价值来改造传统。在绘画领域，浪漫主义注重颜色而非线条，突出动感而非构图，强调情感与个人体验而非普遍价值。

风景画是英国浪漫主义画家的重要主题，1862年，帕尔格雷夫（Francesco Turner Palgrave）写道：“本世纪我们的艺术生命力差不多在于风景画和情节画中，两者实际上是最近六十年的发明。”在19世纪风景画兴盛之前，人们不重视以乡间建筑和花园景色为主题的画家，但是18世纪末期浪漫主义新潮涌动时，艺术家对风景画的态度发生转变，两位同时代的风景画家，威廉·特纳和约翰·康斯特布尔，用各自的画风烘托了19世纪英国风景画的繁荣。

特纳（William Turner）出身贫寒，是理发师的儿子。他幼年就显露出绘画天赋，曾在雷诺兹的画室里学习素描；15岁其作品参加了皇家美术院展览，18岁成立自己的画室，27岁成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之后他游历欧洲，在32岁时担任美术学院透视学教授。

特纳的早期作品是写实主义的，1810-1815年他创作了泰晤士河风景组画，这些画作是对瞬间风光的迅即描绘。他在《廷特恩修道院》里用写实手法画下建筑结构，又以戏剧般的明暗对比，使建筑物产生一种神秘而可畏的雄伟感觉。他的第一幅大师级作品是画布油画《暴风雪：汉尼拔及其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1812），画面上颜色明亮的、动感的暴风雪使灰暗、模糊的营寨变得非常渺小，于是人与自然相比微不足道的感觉油然而出。这幅画受多种因素影响：他在阿尔卑斯山旅游，亲身感受着山中风雪；他对意大利风景画进行观摩，其中提香、普桑和伦勃朗对他的影响最大。正如他自己所说：“提香……为大部分的历史画增加了高雅的情趣”；“普桑在历史和田园诗题材方面的才能……（使）我们真正感觉到一种特别的庄严”；伦勃朗“用他的明暗对照法，使人深切地感觉到光和暗的冲突，给最平庸的粗俗事物蒙上一层神秘的气氛”。加上他对1810年一次暴风雨的亲身体验，让这幅大师级画作震撼人心。

特纳准确地描绘自然，特别是其中的壮丽场面。他对自然的恐惧与敬畏感，表现在《暴风雪》和《涉溪》（1814）等画作中。他认为构图、对称和光效应产生纵深感，《威尼斯大运河》（1835）对色彩的精湛运用，使特纳成为印象派的先驱：淡彩的底色、金色的视景和彩色的蒸汽，在色彩调配上达到光彩夺目的效果。《雨、蒸汽和速度》（1844）与《涉溪》形成对比，整个画面的底色由上方的黄白色向下方的黄褐色过渡，中间有一条模糊的地平线；右下方，一列火车从背景中冲出。当康斯特布尔认为特纳的艺术“粗野不堪”时，既是对他性格的说明，也是对他画风的评价。

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生于萨福克郡，是磨坊主之子。他和特纳一样，是19世纪英国最知名的浪漫派风景画家，他很少出国游历，只愿意在自己家乡观察和临摹，说自己在干农活时学会了观察，风车、运粮船、乡间小径都是他的绘画素材。康斯特布尔的艺术理念集中在这一点上：艺术家要在画布上表现他在观察自然时抓住的一瞬间美感。有时候他画的不是景物，而只是自己对景物的印象。特纳的画充满动感，康斯特布尔的画则充满宁静气息。画布油画《干草车》（1821）是他的重要作品，画的是中午时刻吉本庄园的威利洛特小屋：左侧是浓密的树和小屋，右侧是天空和草原，有景深和开阔感；干草车位于画面中下部，右边的河流形成一块反光面。康斯特布尔的绘画除了临摹自然，便是对颜色的试验，《造船》（1815）体现了他对色彩的独特处理：本应是冷色的灰色与绿色，却用来产生温暖的感觉。康斯特布尔也是个画天空的高手，他经常写生云团，并记下云彩的种类和日期，印象派也把他视为先驱者之一。

康斯特布尔崇尚自然，不刻意猎奇，直到1829年他才当选皇家美术学院院士。他批评19世纪初英国画坛的浮夸：“现代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胆大妄为，企图在真实之外去追求什么东西。追求时髦，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但它总是有一定时间性的，要得到后人的承认，只有万物中的真实才会永存。”康斯特布尔对自然景象仔细观察，说明了科学对艺术的影响，他的作品质朴细致，以笔触和色彩记录他周围的风景。

19世纪中期出现了拉斐尔前派艺术家，这是19世纪英国绘画的第二阶段。这些画家对15世纪以前的绘画有浓厚兴趣，反对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以后程式化和学院派的艺术，而特别反对以雷诺兹为代表的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画风，但他们还是继承了康斯特布尔注重自然、注意细节、特别是模仿自然中艳丽色彩的风格，其中重要者有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米莱（Sir John Everett Millais,1829-1896）、亨特（William Halman Hunt,1829-1896）等。拉斯金是该派重要的理论家，同时也是重要的画家；他们在1848年组织拉斐尔前派兄弟会（Pre-Raphaelite Bro therhood），由此而出现“拉斐尔前派”这个名称。

拉斐尔前派的作品往往取材于圣经和中世纪故事，注重色彩、细节，特别强调光，罗塞蒂的《莉莉丝》（1864-1868）和亨特的《悠闲》（1866）是这个画派早期的名作。由于该画派在早期特别倾心于中世纪，认为中世纪代表着纯洁和创造力，因此被视为是对抗启蒙、与浪漫主义相联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米莱的《基督在父母家中》（1850）曾因为十分注重细节与写实，而引起很大争议，狄更斯就称该画将人物画得像酒徒，亵渎了耶稣一家。拉斯金在《现代画家》，也就是19世纪名噪一时的艺术史研究系列中，为这个画派进行辩护。

维多利亚后期兴起了新的绘画风格，即理想主义绘画。理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拉斐尔前派的补充和修正，它以神话情节吸引人，重视形式美，强调装饰性，模仿古希腊的完美裸体的崇高精神。理想主义画家的代表有莱顿（Frederic Leighton）、乔治·华兹（George Frederic Watts）、阿尔玛台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等等。弗雷德里克·莱顿是19世纪末最有声望的学院派画家，他的名声一度超过雷诺兹。莱顿在布鲁塞尔、巴黎、法兰克福接受过绘画训练，1852年来到罗马，从古典艺术中吸取营养。这一年绘制的作品《圣列的行进》，于1855年在皇家美术学院展出，即被维多利亚女王买下。1878年莱顿当选为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1896年受封为男爵，成为英国唯一获得这项荣誉的画家。

19世纪后期兴起了工艺美术运动，这场运动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影响。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工业时代用机器复制的粗糙艺术品，强调艺术设计和工艺制作的重要性。参加运动的人有画家、设计师、建筑师、作家、哲学家，他们倡导实用技术与美术相结合，反对大工业的平庸与缺少美感，主张消除生活与艺术的鸿沟。运动的倡导者是莫里斯、拉斯金和普金，这些人自称是美术工匠，和手艺人一起参与产品的制作。1859年“红屋”的设计，标志着运动正式开始，莫里斯、韦伯、罗塞蒂和琼斯都参与了设计。工艺美术运动对19世纪后期的城市、住宅、图书设计，日用品、家具、器械的造型都产生很大影响，他们建立工艺美术公司，既销售产品也推销理念，同时也改变了艺术家的生活方式。

19世纪的建筑经历了连续的繁荣，不同的风格竞相出现，建筑风格带有试验性，希腊式、哥特式、意大利式都得到表现，威斯敏斯特是哥特式的，大英博物馆则是古典式。在19世纪，古典建筑风格仍然大行其道，这与欧洲和美国的情况大抵相似，约翰·纳什（John Nash）是古典式代表，从白金汉宫到雷泽公园的连排住宅，整个伦敦西部都受其影响。埃尔姆斯（Harvey Lonsdale Elmes,1813-1847）的利物浦圣乔治大厅（1840-1854）气派雄伟又简洁明快，在功能和空间组合方面极具特色，被认为是19世纪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最高成就。哥特式建筑的复兴，与巴里（Sir Charles Barry,1795-1860）、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1812-1852）等建筑师有关，1836-1838年威斯敏斯特的重建方案主要是他们制定的。19世纪在建筑方面出现一个新进展，就是在桥梁、商店和车站建筑中使用钢和玻璃，史蒂芬森（Robert Stephenson）的布里坦尼铁路大桥（1850），玻特（George Porter）的百货店（1858），布鲁尼（A.K.Brunel）的皇家阿伯桥（1860）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艾利斯（Peter Ellis）设计利物浦的欧瑞尔议事厅（1860）时，将新材料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结合起来；而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设计的水晶宫（1851），则是使用钢与玻璃的巅峰之作，这个庞大的建筑物宽125米、长560米、高22米，预制和组装结合，在几个月内就完成了设计与建造。

与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浪漫主义音乐相比，英国的音乐成就总体不高，不仅没有可与大陆相比的音乐大师，而且其创作也呈衰落趋势。宗教音乐特别是合唱音乐是英国的传统，19世纪仍然维持着。教堂管风琴音乐一向是英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内特（William Sterndole Bennett）和帕里（C.H.Parry,1848-1918）受大陆浪漫主义影响，他们的创作可算作欧洲浪漫主义的一个部分。19世纪中叶爱尔兰的巴尔夫（Michael William Balfe）和华莱士（William Vincent Wallace）写过一些清新优美的歌剧，前者以《波希米亚少女》（The Bohemian Girl）出名，后者以《玛丽塔娜》（Maritana）为人所知。剧作家威廉·吉尔伯特（Sir William Schwenck Gilbert）和阿瑟·沙利文（Sir Arthur Seymour Sullivan）写了许多英国风格的喜歌剧，这些歌剧继承了民谣歌剧的传统，近似于轻歌剧，其中如《日本天皇》（The Mikado,1885）、《皮纳福号军舰》（H.M.S.Pinafore,1878）和《彭赞斯的海盗》（1879）等，至今仍在英语国家上演。1822年英国建立了著名的皇家音乐专科学校，许多作曲家和演奏家在这里献身于音乐教育工作。

19世纪的科学，除物理学仍在寻找世界的统一性，已脱离了哲学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宏大理论，而成为应用的科学。纯粹的科学问题导致技术革新，技术又向科学提出新课题。科学与技术从未有过如此密切的联系，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和麦克斯韦（James Clark Maxwell）的电磁学对电气、巴思德（Louis Pasteur）的微生物研究对医学、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的遗传学对农业，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科学与哲学似乎分开了，科学家和大众都不再以哲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科学处理的是现象，而终极意义不再是科学家思考的对象。19世纪是实证主义的世纪，科学理论有赖于实验证明，“实验已经成为一种系统的、有规律的工作程序，实验在已建立的实验室进行，把可以重复的结果在专门杂志上报道。”此外，各国和各大学设立科学研究基金，系统地奖励科学进步。在科学发展方面，英国科学是实用的、经验主义的、个人化的，与法国人注重数理表达、德国人注重思辨规划形成对照。英国有大量自学成才的人在科学上取得成就，托马斯·扬的（Thomas Young）光波动说，汉弗莱·戴维（Sir Humphry Davy）的电化学，道尔顿（John Dalton）的原子论，法拉第的电磁实验，都是重要进展。

19世纪的数学出现了许多新科目，这与物理学的应用有关。复变函数论与热传递技术，高斯（C.F.Gauss）的分析论与电学、微分方程与力学之间都有密切关联。数论、形论、群论、函数论的发展引人注目，凯利（Arthur Cayley）、克莱因（Felix Christian Klein）、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对非欧几何有重大贡献。19世纪前30年的英国数学家，包括皮科克（George Peacock）和德摩根（Augustus De Morgan），致力于代数学的公理化，在此基础上哈密尔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发现四元数。

英国的代数学以符号运算以及符号去处与数学事实的关系为研究方向，产生英国式的代数运动。皮科克的《代数学》（1830）把代数分成算术代数和符号代数，后者是一门“通过某种确定而又任意的方式处理符号和记号的组合的科学”。哈密尔顿是爱尔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力图证明负数和虚数在代数运用中的合理性问题，他的四元数概念标志着量概念在物理学中的广泛运用。德摩根的贡献主要在分析学、代数学、数学史及逻辑学等方面，在代数学方面，他认为代数学实际上是一系列“运算”，这种运算能在任何符号的集合上，根据一定的公式来进行。在逻辑学方面，他发展了一套适合推理的符号，并首创关系逻辑的研究。他提出了论域概念，并以代数的方法研究逻辑的演算，建立了著名的德摩根定律。他更对关系的种类及性质加以分析，对关系命题及关系推理有所研究，从而推出一些逻辑的规律及定理。逻辑学家乔治·布尔则在另一个方向对代数自由性问题进行探讨，他是现代符号逻辑的重要人物。

在天文学方面，从古代直到18世纪，天文学家的主要工作是对天体运行规律进行数学描述，这项工作的顶峰是牛顿的运动定律。18世纪的英国天文学是天文观测学，赫歇尔兄妹（Friedrich Wilhelm Herschel,Caroline Lucretia Herschel）不断改善望远镜，以精确绘制恒星的位置与天体结构。19世纪初，赫歇尔主要进行星云研究；他的儿子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于1864年出版了包括5000多个星云与星团的天文总表，是现代星系图的基础。19世纪下半叶先进仪器的使用，导致天体物理学诞生，天文学家对棱镜光谱进行分析，理解其中包含的意义。威廉·哈金斯（Sir William Huggins）通过分光镜将气状星云和星状星云区分开，照相技术也改变了天文学的特点和天文观测的性质。天文学家不再受人眼观察的局限了，它和基本粒子及细胞研究一样，需要更精确的实验手段。

原子论是19世纪英国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关于原子的猜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但直到1801-1804年道尔顿以气体做实验时，原子的存在才被证实。19世纪以前，人们假定一切物质的原子都相同，道尔顿则指出不同物质的原子也不相同，同一性质的原子相互排斥，不同物质的原子相互不排斥；不同物质（元素）的原子其大小、重量、单位体积内的数目都有差异，当两种物质合成一种化合物时，但若两种元素生成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化合物时，其中一个元素的质量固定，另一个元素的质量与之形成简单的整数比（倍比定律）。他还发现一个元素的原子可以与另一个元素的三个或更多的原子化合。他以氢原子的重量为单位，列出各个已知元素的当量重量，根据这些当量重量，可以推算出化合物中各个元素的原子量。

在化学方面，另一个进展是电离实验。从1801年起汉弗莱·戴维对盐液和固体化合物做电解实验，1807年他用250对锌片和铜片组成电堆，实现了对草木灰（碳酸钾）和苏打（碳酸钠）的电解，发现了两种重要的新元素钾和钠。1808年他又发现钙、钡、镁、锶四种元素，第二年解析出硼。他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结论：使元素形成化合物的化学吸引力具有电的属性。结合柏齐力阿斯的实验，戴维提出化合物的二元说：化合物被电解时，氢、金属和碱类元素被吸引到电流的负极，它们是正电性族；氧、非金属和酸被吸引到正极，它们是负电性族；其他元素呈中性。60年代以后，随着原子量和化合价的确定，元素分类和寻找新元素主导了化学研究的方向。

在电磁学研究中有两个重要人物，即法拉第和麦克斯韦。法拉第出身于铁匠家庭，年幼即开始学徒生涯。1813年他担任皇家学会主席汉弗莱·戴维的助手，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1821年法拉第发明了第一台电动机，即利用电流使物体运动的装置。1831年他发现电磁感应现象：一个电流可以产生另一个电流，一个金属线圈中的电流强弱发生变化时，能在一个邻近的线圈中感应出一个瞬时电流；将一块永久磁铁在线圈附近移动，也会产生相似的现象。这样，磁、电和机械运动就联系在一起了。麦克斯韦将法拉第的实验结果概括成一组公式，对电磁学做了理论性的推导。

在热力学方面，焦耳（James Prescott Joule）推动了能量守恒定律的确立。焦耳深信能量具有不同的形式并保持不灭，相信热是粒子的运动，与机械能是一回事。他试图以实验证明上述观点，他测量各种能量转化为热的情况，1840年他测量电流通过电阻线时发出的热，发现电流通过导体时产生的热量，与电流强度的平方、导体的电阻和通电时间成正比。这就是所谓“焦耳定律”。自然界一切物体都有能量，能量有各种不同形式，能够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从一个物体传递给另一物体，在转化和传递过程中能量保持不变，这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也称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对这个定律的确立作出了贡献。

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果是进化论，进化论完全改变了人对生命的看法，确立了人类起源的科学基础；它深刻影响了19世纪人的思维，影响了此后人们的一般思想方式。在达尔文出生之前，进化的思想就已经产生，解剖学家兼自然神论者贝尔（Charles Bell）曾论证：动物的本能、组织和手段与其对自然的适应相联系，每一个物种都在自然中有其位置，它是适应（即机体对环境的有益调整）的结果。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强调动物的生存竞争，主要是争夺雌性。梅森曾经说，进化论与各国的民族思潮有关，英国的竞争自由主义容易产生达尔文式的进化论。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起先在爱丁堡学医，后到剑桥学习地质学和自然史。在剑桥他受到地质学家基季威克和植物学家亨斯洛的影响，1831年12月至1836年10月他随英国政府南太平洋远程考察船出行，进行博物学考察，途经南美洲和太平洋群岛。在考察中，达尔文采集了许多地质、植物和动物标本。1842年，他根据收集到的地质学资料发表《珊瑚礁的结构与分布》这本地质学著作。在远航过程中，他就形成生物进化的想法；从1837年起，20多年中他追随赖尔的地质学研究方法，对生物学资料进行整理。1859年他出版《物种起源》（完整的书名是《论通过自然选择或生存斗争保存良种的物种起源》），书中从灭绝物种的时间分布和活着物种的空间分布两个方面，提供生物进化的证据。系谱递传和自然选择是他的理论的两个关键，通过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他指出生物化石在地质上有连续性、在地理分布上有相关性，因此生物系谱是存在的，而个体的胚胎发育过程基本上是物种进化过程的复制。在进化过程中，那些具有优势变异的动物生存下来、并繁殖其种类，而具有不利变异的物种则灭绝了；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产生物种变异，形成新的物种。但环境因素，如气候的变化或食物的改变等，对生物的影响是非常缓慢的，它的效应是累积的，这就是自然选择。

达尔文不认为生物体内有某种内驱力导致进化，也不认为进化朝着更高或更完善的方向发展，他强调生物进化的被动性质，这是他与法国的拉马克和德国的精神哲学不同的地方。恩格斯给达尔文的科学成就以非常高的评价，说它和能量守恒定律与细胞学说共同构成19世纪最伟大的三项科学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奠定了现代生物学的基础，为物种起源和生物演变提供了科学解释。进化论发表后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神学和教会尽全力反驳，甚至不惜采用人身攻击的手段，反对人猿进化说；保守主义思想家也大肆攻讦，对“进化”的思想予以反击。但科学界很快就接受了达尔文的理论，并将其作为生物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社会学和政治学家中也有人接受进化论，把它演绎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主义”将人种、肤色和“进化”联系在一起，结果成了为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提供依据的学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盛行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理论，就经常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出发点。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党更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奉为至宝，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至于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达尔文理论，后来经过科学家的发展与修正，到20世纪就变得越来越完善了，已为人类从整体上接受。

对英国而言，19世纪是最辉煌的世纪，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也是最强大的国家。这使它引领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欧洲国家以及后来整个世界，都以英国为项背，逐渐向工业社会靠拢。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民主化进程，到世纪之末已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这在西方乃至世界都是引领风骚的。19世纪的英国为世界提供了许多思想，它的理论成果也举世瞩目。科学与文化竞相斗艳，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英国的贸易覆盖全球，它的工业品输往世界各地，为英国带来繁荣和富庶。为了能在全世界永远汲取财富，它构建了日不落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以前没有，以后也不可能再出现了。总之，19世纪的英国展现出无比的辉煌。

但阴暗面也在弥散，工业革命给劳动者带来无穷的灾难，人们惊诧在这个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贫穷，穷人甚至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个奇怪的现象是由英国工业化的执行方式造成的，亚当·斯密式的自由主义理论大行其道，人们普遍把贫困归咎于懒惰与笨拙，从而为社会开脱了它的责任。19世纪的英国是富裕的，却也是贫穷的，英国因此而动荡，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阶级分裂，各阶级都为自己的利益而彼此对抗，运动和反抗生生不息。在这些抗争中，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形成和壮大了，政治参与权被迫扩大，一直扩大到工人阶级。传统的统治集团慢慢萎缩了，社会结构发生彻底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面对动荡的社会，英国被迫实行一系列改革，尽可能缓和社会冲突，由此便进入了“改革时代”。

帝国主义扩张也渐露危机，19世纪，英国的扩张至于顶峰，英帝国覆盖于全世界。但这种扩张也把英国带进激烈的国际冲突中，一方面是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竞争，这样的竞争从来不曾停止过，即便在英国最强盛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英国必须面对殖民地人民的不断反抗，以及被侵犯国家的间断战争。到19世纪末，这两种危机都接近临界点，终于在20世纪刚开始时就爆发了：第一种危机把英国推向世界大战，第二种危机让它在20世纪丢掉了所有的殖民地，大英帝国也轰然倒塌了。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中国古代哲人从冥冥中领悟的神秘历史踪迹，被19世纪的英国清楚地印证了。成功与失败都随着这条轨迹进入了20世纪，到20世纪，英国慢慢地失去了它的辉煌。

附录

一　地图

1.1820年的大英帝国

2.1832年以前的议会代表分布情况

3.1832年的议会改革

4.1789-1861年的爱尔兰

5.1819-1910年的工人运动

6.1825-1914年的铁路

二　大事年表

1800 创办皇家学院

1801 与爱尔兰合并；第一次全英国人口普查；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张；政府通过第一个“圈地总法案”将圈地程序予以简化

1802 皮尔通过第一个工厂法

1805 特拉法加战役

1807 宣布废除奴隶贸易

1811 “卢德”骚乱；威尔士亲王乔治任摄政

1812 《惩治捣毁机器法》

1813 废除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

1814 乔治·史蒂文森制造第一部蒸汽机车

1815 滑铁卢战役；维也纳会议；反法战争结束，维也纳会议；英国议会通过谷物法，将谷物价格规定为每夸脱80先令

1817 《反煽动性集会法》;创办印度学院

1819 彼得卢大屠杀；占领新加坡；《棉纺工厂法案》颁布

1820 乔治三世去世，乔治四世继位

1821-1823 爱尔兰饥荒

1822 《进口法》颁布

1823 创办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

1824 《英荷伦敦条约》

1825 承认工会合法；英国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1826 英格兰颁布第一个银行法案

1828 建立西澳大利亚自由殖民地；创办（老）伦敦大学，后改名为伦敦大学学院

1829 《天主教解放法》，赋予天主教徒各项权利；联合王国工厂纺纱工总工会成立；《大伦敦警察法》

1830 乔治四世去世，威廉四世继位；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开通；詹姆斯·尼尔森发明了用鼓风炉把热空气吹进熔铁炉的新方法

1830-1832 第一次大的霍乱流行；以格雷为首的辉格党人掌权

1831 “斯温运动”；工人阶级全国同盟成立；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

1832 第一次议会改革；《统一诉讼程序法》

1833 《工厂法》规定工厂限制使用童工；东印度公司不再从事贸易活动；占领福克兰群岛；废除奴隶制

1833-1845 《时代书册》出版；牛津运动

1834 废除不列颠帝国内的奴隶制；成立教区济贫院；罗伯特·欧文成立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塔姆沃思宣言》;《济贫法修正案》;《新济贫法》;伦敦成立了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伦敦和威斯敏斯特银行

1835 《市镇自治机关法》

1836 伦敦第一条铁路——从伦敦桥到格林尼治建成

1837 威廉四世去世，维多利亚女王继位

1838 反谷物法协会成立；《人民宪章》

1839 反谷物法同盟成立；《达勒姆报告》;成立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枢密院教育委员会

1839-1855 马考莱《英国史》陆续出版

1840 全国宪章派协会成立；焦耳发现电热转化；上、下加拿大合并

1841 成立加拿大联合省；国教会创办第一所女教师培训学校“怀特兰兹学校”；罗伯特·皮尔担任首相，开始领导保守党向自由贸易方向转化

1842 查德韦克《劳动居民卫生状况报告书》

1844 “英格兰银行条例”颁布，奠定了现代中央银行的基础；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成立

1844-1845 爱尔兰发生大饥荒

1845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面世

1846 《谷物法》废除；辉格党掌权

1847 《十小时工作日法》;文莱成为英国“保护国”

1848 《公共卫生法》;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

1849 辉格党政府废除了《航海条例》

1850 英国与德兰士瓦布尔人签订《沙河协定》;成立维多利亚殖民地

1851 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英国基本实现城市化

1852 德比第一个少数派保守党政府；英国通过《新西兰宪法草案》

1852-1855 阿伯丁联合政府

1854 《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英国与奥兰治自由邦签订《布隆方丹协定》

1854-1856 克里米亚战争，反对俄国，保卫欧洲在中东的利益

1855 帕默斯顿的第一届政府；伦敦公共事务委员会建立

1856 新西兰建立责任制政府

1857 议会颁布了《婚姻诉讼法》，承认离婚的合法性

1857-1858 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欧洲商品打开中国的大门

1858 印度民族大起义和印度法案

1858-1859 德比的第二届少数派保守党政府

1859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出版《论自由》;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成立昆士兰殖民地

1859-1865 帕默斯顿的第二届自由党政府

1860 英国与法国签订第一个自由化双边商约：《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

1861 康索特亲王艾伯特去世；英国兼并拉各斯

1862 “中等阶级妇女移民协会”成立

1862-1890 斯宾塞《综合哲学》陆续出版

1863 全国矿工联合会成立

1864 全国改革同盟成立

1865 帕默斯顿去世

1865-1866 罗素第二届自由党政府

1866-1868 德比第三届少数派保守党政府

1867 第二次议会改革；加拿大自治领法案；保守党全国联盟成立；成立加拿大自治领

1868 德比出任首相；西澳大利亚实现自治

1868-1874 格拉斯顿第一届自由党政府

1869 苏伊士运河通航；解散爱尔兰教会

1870 《教育法》;议会通过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

1871 成立地方政府部

1872 迪斯雷利水晶宫演讲；苏格兰《教育法》

1873 格拉斯顿政府在爱尔兰大学法案被否决后辞职；伯明翰市长约瑟夫·张伯伦策划领导市政改革

1874-1880 迪斯雷利第二届保守党政府

1875 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英国控制运河；《密谋与财产保护法》

1875-1876 通过克洛斯保守的社会改革计划

1876 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印度女皇”

1877 自由党全国同盟成立；德兰士瓦共和国成为英国殖民地

1878 《英土反俄防御同盟条约》;《柏林条约》

1879 《甘达马克条约》;英国银行家公会成立

1880 实施小学义务教育法

1880-1881 第一次英布战争

1880-1885 格拉斯顿第二届自由党政府

1881 爱尔兰土地和强制条例；成立了皇家技术教育委员会。

1882 英国占领埃及

1883 《选举舞弊和非法行为禁令》;《最高法院规则》

1884 帝国联邦协会成立

1884-1885 议会改革和重新分配法案

1885 索尔兹伯里第一届少数派保守党政府

1886 格拉斯顿第三届自由党政府提出第一个爱尔兰自治法案；议会颁布《幼儿监护法》，规定父母有平等的选择孩子监护人的权利

1886-1892 索尔兹伯里第二届政府

1887 第一次殖民地会议

1888 《地方政府法》

1889 《海军防卫法》，索耳兹伯里政府提出“双强标准”

1890 《英德协定》;《警察法》

1891 帝国贸易同盟成立

1892-1894 格拉斯顿第四届自由党政府（少数派）

1893 上院否决第二个自治法案；独立工党成立

1894 帝国联邦（防务）委员会成立

1894-1895 罗斯伯里少数派自由党政府

1895 约瑟夫·张伯伦成为英国殖民大臣

1895-1902 索尔兹伯里第三届统一党人内阁

1896 英帝国同盟成立

1896-1898 征服苏丹

1897 全国妇女选举权联合会成立

1899 成立教育部

1899-1902 第二次英布战争

1900 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成立；澳大利亚联邦法案

1901 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爱德华七世继位

1902 英日同盟成立

1902-1905 贝尔福反爱尔兰自治者政府

1903 张伯伦关税改革运动开始；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成立

1904 《英法协议》

1905-1908 坎贝尔班纳曼自由党政府

1906 自由党赢得大选；工党成立

1907 《英俄协定》;殖民地会议改为“帝国会议”，用“自治领”取代“殖民地”

1908-1915 阿斯奎斯自由党政府

1910 爱德华七世去世，乔治五世继位；南非联邦自治领成立

1911 议会法案削减上院权力，规定5年选举一次；劳合乔治的家国保险法案；摩洛哥危机

1912-1914 通过第三个爱尔兰自治法案和取消威尔士教会法案，但暂缓执行

1914 萨拉热窝事件，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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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译名对照与索引

A

阿伯丁政府（Aberdeen ministry）

阿博索（Aboso）

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 of Saxe-Coburg and Gotha）

阿尔达汉（Ardahan）

阿尔萨斯（Alsace）

阿富汗（Afghanistan）

阿根廷（Argentina）

阿豪姆（Ahom）

阿克拉（Accra）

阿林顿街协定（Arlington Streetcompact）

阿姆斯特丹（A msterdam）

阿散蒂（Ashanti）

阿森松岛（Ascension）

阿什伯顿男爵（Baron Ashburton）

埃克塞特（Exeter）

埃普索姆（Epsom）

埃塞俄比亚（Ethiopia）

埃塞克斯（Essex）

艾伦巴勒（Ellenborough）

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

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

爱丁堡（Edinburgh）

爱尔兰事务部（Northern Ireland Office）

爱尔兰自治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Home Rule Party）

爱尔兰自治法（Government of Ireland Bill）

爱丽丝公主（Princess Alice）

爱普福斯（Ampleforth）

爱琴海（Aegean Sea）

安大略（Ontario）

安多弗（Andover）

安立甘教（Anglicanism）

安特卫普（Antwerp）

奥德（Oudh）

奥德姆（Oldham）

奥福德伯爵（Earl of Orford）

奥克兰（Auckl and）

奥克尼郡（Orkney）

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

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

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条例（Australian Colonies Government Act）

B

巴尔干（Balkan）

巴格达（Bagdad）

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

巴拉克扎伊王朝（Barakzai dynasty）

巴勒斯坦（Palestine）

巴黎（Paris）

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 of1815）

巴林（Bahrain）

巴林银行（Barings Bank）

巴斯（Bath）

巴苏陀兰（Basutol and）

巴统（Batum）

巴夏礼（Sir Parkes,Harry Smith）

巴雅西特（Beyazit）

白教堂（White Chapel）

白金汉（Buckingham）

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 on West Africa）

柏林条约（Treaty of Berlin）

包令（Bowring,John）

保加利亚（Bulgaria）

保加利亚危机（The Bulgarian Crisis）

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党全国联盟（the 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Associations）

保守党中央总部（Conservative Central Office）

北赖丁（North Riding）

贝德福德（Bedford）

贝德福学院（Bedford College）

贝尔兰开斯特制（Bell-Lancaster Method）

贝弗利（Beverley）

贝专纳兰（Bechuanal and）

奔宁山脉（Pennine Range）

比哈尔邦（Bihar）

比较成本学说（Comparative Cost Doctrine）

比康斯菲尔德伯爵（Earl of Beaconsfield）

比萨拉比亚（Bessarabiya）

彼得卢事件（Peterloo Massacre）

俾斯麦（Bismarck,Otto von）

波尔顿（Bolton）

波尔克（Polk,James Knox）

波罗的海（Baltic Sea）

波旁王朝（Maison de Bourbon）

伯里（Bury）

伯罗奔尼撒（Peloponnisos）

伯明翰（Birmingham）

博爱会（Philanthropic Society）

博茨瓦纳（Botswana）

不丹（Bhutan）

不动产实效法（Real Property Limitation Act1833）

布尔人（Boers）

布拉德福（Bradford）

布拉萨（Bourassa,Henry）

布里格斯（Briggs）

布里斯托尔（Bristol）

布隆方丹（Bloemfontein）

布隆方丹协定（Bloemfontein Convention）

布鲁日（Bruges）

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eris）

C

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

柴郡（Cheshire）

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承兑商行（Accepting houses）

城市银行（City banks）

城镇卫生委员会（Health of Towns Com mission）

传染病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

D

达达尼尔海峡（The Dardanelles）

达尔胡西侯爵（Lord Dalhousie）

达弗林勋爵（Lord Dufferin）

达吉岭（Darjeeling）

达勒姆（Durham）

达勒姆报告（Durham Report）

大保加利亚公国（Third Bulgarian State）

大本钟（Big Ben）

大臭年（Great Stink）

大汇运河（Br and Tunclion）

大饥荒（Great Famine）

大伦敦（Greater London）

大伦敦警察法（Metropolitan Police Act1829）

大迁徙（Great Trek）

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

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丹那沙林（Tenasserim）

导生制（Monitorial System）

德比（Derby）

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

德比尔斯矿业公司（De Beers Mining Company）

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Ⅱ）

德拉瓜湾（Delagoa Bay）

德兰士瓦（Transvaal）

德里（Delhi）

德摩根（De Morgan,Augustus）

德文郡（Devonshire）

德意志第二帝国（German Reich）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迪恩和科尔（Deane&Cole）

地方教育委员会（Local Education Committee）

地方考试（Local Examination）

地方政府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

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1888）

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协定（Mediterranean Agreement）

帝国关税同盟（Imperial Customs Union）

帝国会议（Imperial Council）

帝国联邦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

帝国贸易同盟（United Empire Trade League）

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 System）

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mpany）

帝国议会（Federal Council）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Second Balkan War）

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First Balkan War）

第一次卡洛斯战争（First Carlist War）

丁格尔（Dingle）

定期会议制度（Congresssystem）

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n）

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

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都柏林（Dublin）

都市济贫法（The Metropolitan Poor Act）

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杜金菲尔德（Dukinfield）

多巴哥（Tobago）

多佛尔（Dover）

多哥兰（Togoland）

多拉斯人（Dogras）

多瑙河（Danube）

sss多重选举权（Plural Votes）

E

俄勒冈（Oregon）

俄勒冈协定（Oregon Treaty）

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

厄恩勋爵（Lord Erne）

F

法俄同盟（France-Russian Alliance）

法兰西第二帝国（Second French Empire）

法兰西银行（Bank of France）

法灵顿路（Farringdon Road）

反谷物法同盟（The Anti-Corn Law League）

反谷物法协会（Anti-Corn Law Association）

反煽动性集会法（Seditious Meeting Act）

范·迪门地区（Van Diemen's Land）

非国教学院（Nonconformist Academy）

非洲人（Afrikaners）

菲茨赫伯特夫人（Fitzherbert,Maria Anne）

菲利普港地区（Port Phillip）

斐迪南七世（Ferdin andⅦ）

斐济（Fiji）

费边社（Fabian Society）

芬尼社（Fenian）

弗里尼欣和约（Peace of Vereeniging）

弗洛德（Froude）

浮动汇率（Floating Exchange Rate）

福克兰群岛（Falkl and Islands）

福克斯·福勒有限公司（Fox Fowler and Co.of Wellington,Somerset）

福斯特（Foster,W.O.）

福音主义运动（Evangelical Movement）

妇女就业促进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of Women）

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妇女自由党联盟（Women's Liberal Federation）

妇孺学校（Dame School）

副王（Viceroy）

G

噶伦堡（Kalenpung）

改善工业住宅公司（Improved Industrial Dwellings Company）

改善劳动阶级状况会社（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盖茨海德（Gateshead）

盖尔得斯通（Geldeston）

盖斯凯尔（Gaskell）

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

甘达马克条约（Gandamak Treaty）

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

高等考证（Higher Criticism）

高效农业（high farming）

戈斯特（Gorst,Eldon）

哥伦比亚（Colombia）

哥伦比亚河（Columbia River）

格拉斯顿（Gladstone,William Ewart）

格拉斯哥（Glasgow）

格雷伯爵（Earl Grey）

格林尼治（Greenwich）

格洛斯特（Gloucester）

工厂法（Factory Act1874）

工场学校（Workhouse School）

工党（Labour Party）

工会（Trade Unions）

工会代表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

工会法（Trade Union Act1871）

工人阶级全国同盟（National Un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工人阶级住房法（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ct）

公薄持有农（copyholders）

公共事务委员会（Board of Works）

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1848）

公共住房（Council House）

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

公平贸易联盟（Fair Trade Federation）

公学（Public School）

公园（Public Park）

功利主义（Benthamism/Utilitarianism）

孤立主义（Isolationism）

古典政治经济学（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谷物法（Corn Laws）

雇主与工人法（Employers and Workmen Act1875）

瓜德罗普（Guadeloupe）

瓜辽尔（Gwalio）

关税改革同盟（Tariff Reform League）

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Report on the Orgamization of the Permanent Civil Service）

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

广教派（Broad Church）

圭亚那（Guiana）

贵族阶级（Gentry Class）

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国教会（Established Church）

国联（League of Nations）

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国民外省银行（National Provincial）

国民学校（National School）

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

H

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

哈雷伯里（Haileybury）

哈利法克斯（Halifax）

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

哈瓦那（Havana）

海德拉巴（Hyderabad）

海军部（The Board of Admiralty）

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海军防卫法（Naval Defence Act）

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海牙（Hague）

汉堡（Hamburg）

汉布罗（Hambros）

汉普登俱乐部（Hampden Club）

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

合恩角（Cape Horn）

合作社（Co-operative Society）

合作知识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Cooperative Knowledge(BAPCK）

赫德斯菲尔德（Hartsfield）

赫迪夫（Khedive）

赫尔（Hull）

赫尔戈兰（Heligol and）

赫拉特（Herat）

黑海（Black Sea）

黑山（Montenegro）

红堡（Red Fort/Lal Qila）

后排议员（Backbencher）

胡格诺教徒（Les Huguenots）

花布印染商协会（the Calico Printers Association）

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

怀坦吉条约（The Treaty of Waitangi）

怀特兰兹学校（Whitel ands College）

皇家澳大利亚海军（Royal Australian Navy）

皇家称号法（Royal Titles Act）

皇家婚姻法（The Royal Marriages Act1772）

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

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

黄金海岸（Gold Coast）

辉格党（Whig）

惠特比（Whitby）

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1857）

霍布豪斯（Hobhouse,Leonard Trelawny）

霍亨索伦王族（House of Hohenzollern）

J

机械工人混合工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

基德明斯特（Kidderminster）

基钦纳（Kitchener）

激进主义（Radicalism）

极端托利派（Ultra-Tories）

即决裁判法（The Summary Jurisdiction Act of1895）

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

技工、工人和一般住宅公司（The Artizans'and General Dwellings Company）

济贫法（Poor Law）

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1834）

济贫税（poorrate）

寄宿学校（Board School）

加尔各答（Calcutta）

加拿大自治领（Dominion of Canada）

家长制（Paternalism）

贾特人（Jats）

监护法（The Custody Act）

碱业法（Alkali Works Act）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剑桥郡（Cambridgeshire）

教育法（Education Act）

结社法（Combination Act）

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 system）

津巴布韦（Zimbabwe）

近东危机（Great Eastern Crisis）

浸礼会（Baptists）

警察（Police）

警察训令（Police Mandate）

警务官（Constable）

旧制度（Ancien régime）

均势（balance of power）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郡市警察法（County and Borough Police Act）

K

卡迪夫（Cardiff）

卡尔斯（Kars）

卡拉哈利（Kalahari）

卡马森（Carmar then）

卡纳蒂克（Carnatik）

卡纳温勋爵（Lord Carnarvon）

卡斯尔雷（Viscount Castlereagh,Robert Stewart）

卡图街密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

喀布尔（Kabul）

喀土穆（Khartoum）

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

凯恩斯（Keynes,John Maynard）

凯尔德爵士（Sir Caird,James）

凯思内斯郡（Caithness）

坎贝尔班纳曼（Sir Campbell-Bannerman,Henry）

坎普尔（Kanpur）

坎特伯雷（Canterbury）

康涅狄格河（Connecticut River）

康沃尔郡（Cornwall）

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Cobden-Chevalier Treaty）

科利将军（General Colley）

科伦坡（Colombo）

科伦索（Colenso）

克拉伦敦（Clarendon）

克拉伦敦勋爵（Earl of Clarendon）

克拉彭派（The Clapham Sect）

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克利夫顿（Clifton）

克鲁（Crewe）

肯德尔（Kendal）

肯尼亚（Kenya）

肯特郡（Kent）

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口袋选邑（Pocket boroughs）

库马西（Kumasi）

魁北克会议（Quebec Conference）

昆士兰殖民地（Queensl and）

L

拉布安岛（Labuan）

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

拉各斯（Lagos）

拉纳克郡（Lanark）

莱巴赫（Leach）

莱迪史密斯（Ladysmith）

莱斯特（Leicester）

兰开郡（Lancashire）

兰开斯特（Lancaster）

兰斯多恩侯爵（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Fitzmaurice,5th Marquess of Lansdowne）

兰辛（Lancing）

蓝山（Blue Mountains）

劳埃德银行（Llyods Bank）

劳工代表权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

老萨勒姆（Old Sarum）

勒克瑙（Lucknow）

雷德利（Radley）

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

黎亚哥上校（Colonel Rafael del Riego）

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

里昂斯对维尔金斯案（the Lyons vs Wilkins）

里奇菲尔德协议（Lichfield House Compact）

里奇蒙公爵（Duke of Richmond）

利奥波德（Leopold I）

利顿（Lytton）

利物浦（Liverpool）

利兹（Leeds）

联合国（United Nations）

联合碱业公司（United Alkali Company）

联合王国工厂纺纱工总工会（Gr and General Union of Operative Spinners of the United Kingdom）

劣等处置（Less Eligibility）

林肯（Lincoln）

林肯郡（Lincolnshire）

令状（Writ）

柳叶刀（The Lancet）

六项法案（the Six Acts）

卢梭（Rousseau,Jean-Jaques）

陆军部（War Office）

鹿儿岛（Kagoshima）

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伦敦（London）

伦敦东区（East End）

伦敦东区住宅公司（East End Dwellings Company）

伦敦和威斯敏斯特银行（London and Westminster Bank）

伦敦郡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

伦敦索霍学院（London Soho Academy）

伦敦通讯会（the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伦敦西区（West End）

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

罗奇代尔（Rochdale）

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

罗思柴尔德（Rothschild）

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

洛夫斯特勋爵（Lord Augustus Loftus）

洛里埃（Laurier,Wilfrid）

洛锡安郡（Lothian County）

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

M

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

马德拉斯（Madras）

马丁斯银行（Martins Bank）

马耳他（Malta）

马尔维纳斯群岛（Islas Malvinas）

马赫迪（Mahdi）

马拉特（Mahratt）

马六甲（Malacca）

马提尼克（Martinique）

玛格丽特女子学院（Lady Margaret）

玛丽亚二世（MariaⅡ）

迈索尔（Mysore）

麦金莱关税法（Mckinley Tariff Act）

曼彻斯特（Manchester）

曼彻斯特统计学会（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

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

毛里求斯（Mauritius）

毛利人（Maori）

茅屋税（Hut Tax）

茅屋学校（Cottage Homes）

贸易保护主义（Trade Protectionism）

贸易部（Board of Trade）

贸易部大臣（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

梅林税则（Meline Tariff）

梅森科学学院（Mason College of Science）

梅森学院（Mason College）

梅特涅（Metternich,Klemens Wenzelvon）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

门罗总统（President Monroe）

蒙默思起义（Monmouth Rebellion）

蒙特利尔（Montreal）

孟加拉（Bengal）

米德尔伯勒（Middlesbrough）

米德尔顿镇（Middleton）

米德兰银行（Midl and Bank）

米尔纳（Milner,Alfred）

米格尔（Miguel）

米格尔一世（MiguelⅠ）

密谋与财产保护法（Conspiracy an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Act1875）

棉纺工厂法案（Cotton Mills and Factories Act）

缅因州（State of Maine）

民事诉讼程序法（Civil Procedure Act1833）

明古连（Bencoolen）

模范住房（modeldwellings）

摩尔多瓦（Moldavia）

摩根（Morgan）

摩洛哥（Morocco）

摩西（Mose）

莫尔伯勒（Marlborough）

莫莱明托改革（Morley-Minto Reform）

莫桑比克（Mozambique）

墨尔本（Melbourne）

墨西哥（Mexico）

N

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拿破仑三世（NapoleonⅢ）

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

那不勒斯（Naples）

那格浦尔（Nagpur）

纳尔逊（Nelson）

纳塔尔（Natal）

纳瓦里诺海战（Naval Battle of Navarino）

南北战争（American Civil War）

南部联盟（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南方和北方（North and South）

南非共和国（South African Republic）

内政部（Home Office）

尼泊尔（Nepal）

尼古拉一世（NicholasⅠ）

尼克尔森爵士（Sir Nicolson,Arther）

尼亚萨湖（Lake Nyasa）

尼亚萨兰（Nyasal and）

黏土（heavyl ands）

牛津大学神学院（Christ Church,Oxford）

牛津剑桥（Oxbridge）

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

纽芬兰（Newfoundland）

纽卡斯尔（Newcastle）

纽约（New York）

农业部（Board of Agriculture）

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

女子公学公司（Girls'Public Day School Company）

女子公学信托基金（The Girls'Public Day School Trust）

女子教育全国同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 of Women ofall Classes/Women's Education Union）

诺贝尔街（Noble Street）

诺丁汉（Nottingham）

诺福克（Norfolk）

诺里奇（Morwick）

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 and）

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

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

O

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

P

帕默斯顿（Temple,Henry John,3rd Viscount Palmerston）

潘克赫斯特夫人（Mrs.Paneline）

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

佩德罗（Pedro）

佩德罗一世（PedroⅠ）

彭特里奇（Pentridge）

皮埃蒙特（Piedmont）

皮博迪（Peabody）

皮尔派（Peelite）

皮由兹（Pusey,Edward）

漂白剂协会（The Bleachers'Association）

贫民卫报（Poor Man's Guardian）

平炉炼钢法（Open-hearth process）

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朴茨茅斯（Portsmouth）

普奥战争（Austro-Prussian War）

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

普雷斯顿（Preston）

普利茅斯（Plymouth）

普鲁士（Prussia）

普通法诉讼程序法（Common Law Procedure Act）

普通学位考试（Ordinary Degree）

Q

七月革命（The July Revolution）

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

乞儿学校（Ragged School）

乔治四世（GeorgeⅣ）

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Cheltenham Ladies College）

切尔西（Chelsea）

切斯特（Chester）

寝宫危机（Bedchamber Crisis）

青年英格兰（Young England）

圈地总法案（General Enclosure Act）

权利丧失说（Doctrine of Lapse）

全国大团结工会联合会（Gr 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

全国妇女选举权联合会（the 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

全国各业劳工保护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bour）

全国矿工联合会（The National Union of Miners）

全国宪章派协会（National Charter Association）

全国政治同盟（National Political Union）

R

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

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

若昂六世（JoāoⅥ）

S

撒丁王国（Kingdom of Sardinia）

萨德伯里（Sudbury）

萨福克郡（Suffolk）

萨克森科堡亲王（Prince of Saxe-Coburg）

萨克森王国（Kingdom of Saxony）

萨拉热窝事件（ssassination of Archduke Franz Ferdin and of Austria）

萨默塞特郡（Somerset）

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萨塔拉（Satara）

萨英战争（Anglo-Satsuma War）

塞蒂瓦约（Ceteshwayo）

塞尔维亚（Serbia）

塞拉里昂（Sierra Leone）

塞浦路斯（Cyprus）

塞汶河（Severn）

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

三皇同盟（The Three Emperors'Alliance）

桑德兰（Sunderl and）

桑给巴尔（Zanzibar）

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

沙河协定（Sand River Convention）

上层阶级（Upper Class）

绍森德（Sou thend）

设得兰群岛（Shetl and Islands）

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神圣同盟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Holy Alliance）

圣安德鲁斯（St.Andrews）

圣安妮（St Anne）

圣彼得堡（St.Petersburg）

圣海伦（St Helena Place）

圣赫勒拿（St Helena）

圣卢西亚（Saint Lucia）

圣乔治（St George）

圣斯特凡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

圣徒团（Saints）

圣约翰（St.John）

圣詹姆士（St James）

施罗德（Schroeder）

十小时工作日法（Ten Hour Act）

食盐联盟（Salt Union）

世界政策（Weltpolitik）

市长（Mayor）

市镇自治机关法（The 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1835）

市政街（Corporation Street）

收费公路信托公司（Turnpike Trusts）

首都政治同盟（Metropolitan Political Union）

书册运动（Tractarianism）

枢密院（Privy Council）

衰败选邑（Rotten Boroughs）

双开计划（Cape to Cairo Railway）

双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

双议席选区（two-memberconstituencies）

双重控制（Dual Control）

司法法案（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Act1873）

司法权法（Criminal Jurisdiction Act）

司库（Treasurer）

私立学院（Private Academy）

斯迈尔斯（Smiles,Samuel）

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协会（Society of Spencean Philanthropists）

斯坦福郡（Stanford）

斯托布里奇（Stourbridge）

斯托克波特（Stockport）

斯旺西（Swansea）

斯温顿（Swindon）

四国同盟条约（Treaties of the Quadruple Alliance）

松土（lightl ands）

苏丹（Sudan）

苏格兰工党（The Scottish Labour Party）

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 and）

苏格兰银行（Bank of Scotl and）

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

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

索马里（Somalia）

T

塔夫谷案（Taff Vale Case）

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 and-Périgord）

塔姆沃思宣言（Tam worth Manifesto）

塔斯马尼亚（Tasmaniab）

太平洋舰队（Pacific Squadron）

泰恩塞德（Tyneside）

泰晤士报（The Times）

坦噶尼喀（Tanganyika）

坦焦尔（Tanjore）

汤顿委员会（Taunton School Inquiry Com mission）

汤普森（Thompson,E.P.）

特顿（Turton）

特立尼达（Trinidad）

特伦特号（Trent）

特洛波（Troppo）

天赋人权（naturalright）

天主教解放法（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1829）

贴现行（Discount Houses）

铁路大王（The Railway King）

铁路员工联合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Railway Servants）

统计学会（Statistical Society）

统一诉讼程序法（Uniformity of Process Act1832）

突尼斯（Tunisia）

土埃战争（Turko-Egyptian War）

土邦（Princely State）

土地联盟（Irish National Land League）

土耳其海峡（Turkish Straits）

托利党（Tory）

托伦法（Torren's Act）

W

瓦拉几亚（Wallachia）

外交部（Foreign Office）

外侨（Uitl anders）

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

威尔明顿（Wilmington Place）

威尔斯（Wills）

威根（Wigan）

威廉四世（WilliamⅣ）

威灵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

威尼兹伯里（Weinysbury）

威斯敏斯特（Wesminster）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

威斯特费尔德学院（Westfield）

韦伯斯特阿斯伯顿条约（Webster-Ashburton Treaty）

韦尔斯利（Wellesley,Richard Colley）

韦克菲尔德（Wakefield）

韦洛尔（Weiluoer）

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

维罗纳会议（Congress of Verona）

维也纳体系（Viennasystem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

卫生部（General Board of Health）

卫生法（Sanitation Act）

卫斯理宗（Methodism）

委内瑞拉危机（Venezuelan crisis）

温哥华（Vancouver）

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

文官制度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文学士荣誉学位考试（Classics Tripos）

沃波尔（Sir Walpole,Robert）

沃尔弗顿（Wolverton）

沃尔索尔（Walsol）

沃什湾（Wash）

沃特帕克勋爵（Baron Waterpark）

乌代普尔（Udaipur）

乌干达（Ug anda）

乌隆迪（Urundi）

无记名投票（secret ballot）

无记名投票法（The Ballot Act1872）

无形帝国（Informalimperialism）

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

伍斯特郡（Worcester）

X

西米德兰（West Midl ands）

西区银行（West End banks）

西西里（Sicily）

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

希尔顿（Shilton）

悉尼（Sydney）

锡兰（Ceylon）

下层阶级（Lower Class）

下关（Shimonoseki）

下关战争（Shimonoseki Campaign）

宪法知识会（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

宪章运动（The Chartism）

萧伯纳（Shaw,Bernard）

小杜丽（Little Dorrit）

小亚细亚（Asia Minor）

小英格兰人（Little Englander）

谢尔本勋爵（Petty,William,2nd Earl of Shelburne）

谢菲尔德（Sheffield）

谢普斯通（Sir Shepstone）

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

新加坡（Singapore）

新拉纳克（New Lanark）

新模范工会（New Model Trade Unions）

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

新斯科舍（New Scotia）

新西兰宪法草案（New Zeal and Constitution Act）

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信贷银行（Credito Italiano）

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

选举权法（The Franchise Act,1884）

选举舞弊和非法行为禁令（The 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Prevention Act,1883）

学位考试（Senate House Examination）

学校委员会（School Board）

雪莱（Shelley,Percy Bysshe）

巡回法庭（circuitjudge）

巡夜人（night police）

Y

牙买加政府法案（The Jamaica Act of1839）

雅茅斯（Yarmouth）

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

亚杜兰洞派（Adullamites）

亚拉巴马号（Alabama）

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Ⅱ）

亚历山大港（Port of Alex andria）

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Ⅰ）

亚罗号事件（Arrow Incident）

耶路撒冷（Jerusalem）

耶稣会（Jesuits）

夜店（Lodging-house）

一神派（Unitarism）

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

伊顿公学（Eton College）

伊斯坦布尔（Istanbul）

已婚妇女财产法（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

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Married Women's Property Committee）

议长（Speak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议会改革（Parliamentary Reform）

议席重新分配法（The Redistribution Act,1885）

意大利战争（Second War of Italian Independence）

意土战争（Italo-Turkish War）

银行家公会（Institute of Bankers）

印度参事会法（Indian Councils'Act）

印度立法会议法（Government of India Act）

印度民族大起义（Great Rebellion of1857,Indian Mutiny）

印度女皇（Empress of India）

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

印度土兵（Sepoy）

印度政府法（Actfor the Better Government of India）

印度总督（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英德协定（Anglo-German Agreement）

英帝国同盟（British Empire League）

英俄协议（Anglo-Russian Convention）

《英法通商条约》（《伊顿条约》）

英法协议（Entente Cordiale）

英格兰麻业公司（British Company）

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

英国缝纫棉线公司（English Sewing Cotton Company）

英国妇女杂志（English Women's Journal）

英国劳工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书（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

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英吉利海峡（English Strait）

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

英土反俄防御同盟条约（Convention of Defensive Alliance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urkey）

英印银行（Anglo-Indian banks）

英属北美事务报告（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英属北美洲法（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of1867）

樱花同盟（Primrose League）

犹太教（Judaism）

幼儿监护法（Infant Custody Act）

鱼条店（fish&chips）

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

约克郡（Yorkshire）

Z

泽西伯爵（Earl Jersey）

詹姆森袭击（Jameson Raid）

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

政治纪事（Political Register）

殖民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殖民事务部（Colonial Office）

制砖机（tilemaking machinery）

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

中等阶级（Middle Class）

中等阶级妇女移民协会（Female Middle Class Emigration Society）

中央卫生委员会（Central Board of Health）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主仆法（Master and Servant Act）

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

注册处（Registry Office）

自由党（Liberal Party）

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自由劳工联盟（Liberal-Labour）

自由贸易（Free Trade）

祖鲁兰（Zulul and）

祖鲁人（Zulu）

最高法院规则（The Judicature Acts and Rules of the Supreme Court,1883）

后记

本卷作者分工如下：

刘成撰写第二篇“政治”、第四篇“外交”，胡传胜撰写第六篇“思想与文化”，陆伟芳撰写第三篇“社会”（第四章除外）、第五篇“帝国”，傅新球撰写第一篇“经济”、第三篇“社会”第四章，刘成统稿，钱乘旦对内容和文字进行了修改。

版权信息

书名：英国通史.第六卷

作者：钱乘旦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年8月

ISBN: 978721415036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出版说明

总序

前言

第一篇 政治

第一章 20世纪政治制度

第二章 新的世纪

第三章 从战争到战争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重建

第五章 “共识政治”与“撒切尔革命”

第六章 撒切尔之后与工党执政

第二篇 经济

第一章 20世纪经济理论

第二章 落日余晖

第三章 “馅饼”与“餐刀”

第四章 走向干预

第五章 改弦更张

第六章 复兴与危机

第三篇 社会

第一章 人、职业和阶级

第二章 财富、贫穷和福利制度

第三章 工会、劳工运动和劳工立法

第四章 家庭、妇女、两性关系

第五章 宗教与教育

第六章 社会冲突、治安与犯罪

第四篇 帝国与联邦

第一章 巩固帝国的努力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帝国的衰落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帝国的解体

第四章 从英帝国到英联邦

第五篇 外交

第一章 均势、现实与理想

第二章 二战中的外交及影响

第三章 从波茨坦到冷战

第四章 大调整时代

第五章 布莱尔的战争和外交

第六篇 思想与文化

第一章 20世纪初的思想遗产

第二章 文学、音乐与艺术

第三章 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第四章 学术与科学

尾声：21世纪的挑战

附录

一 英王世系简表（自诺曼底征服始）

二 英国历届首相表

三 英联邦成员国一览表

四 地图

五 大事年表

六 参考书目

七 译名对照与索引

后记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总序

钱乘旦

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一直是我们的夙愿，这个夙愿已经持续好几代人了。

英国史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19世纪，第一个打开中国国门的是英国，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强烈地想要了解英国，看这个小国是如何成为世界大国的。1839年林则徐组织编写《四洲志》，其中关于英国历史的记载有一两千字，这就是中国人对英国历史最早的系统记叙，算是一篇“简明史”。1841年，魏源将《四洲志》的内容综合于《海国图志》中，中国人关于英国历史的了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以后，到20世纪初，陆陆续续出版了一批翻译书籍，向国人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泰西新史揽要》、《万国通史》、《万国史略》等等，这些著作中英国的内容占很大篇幅，比如《万国通史》30卷中，涉及英国史和英帝国史的有6卷，反映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英国的注意特别强烈。1881年，有一本叫《大英国志》的翻译书在上海出版，其中内容全都相关于英国史，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英国通史”。译者是一位英国传教士，虽说他向中国人介绍英国的历史完全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但客观上，他是第一个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自古代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历史脉络的有心人。

1907年出版了另一本译著《英民史记》，该书英文作者叫葛耺（J.R.Green，今译格林），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英国历史学家，他改变了当时史学界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史的一贯传统，而以普通人民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要对象。《英民史记》在今天可以翻译成《英国人民史》，那是他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那个时代被译成中文，的确有一点超时代的意味。

几乎与此同时，1903年，作新社推出《英国维新史》，此书以英国革命为题材，记叙了查理一世从继位到内战结束被斩首的历史，是一部宣传革命改造国家的作品。1906年，《北洋学报》则连续14期刊登《英国变政小史》，其内容涉及英国的议会、宪法、国王、内阁、地方自治等各个方面，宣传用变革的方式改造国家。尽管这两部作品都不属于通史范畴，却都是中国人撰写的有关“英国史”的最早文字，多多少少算是“断代史”。

民国时期继续出版翻译著作，其中钱端升的《英国史》最为突出。这部书的作者是屈勒味林（亦译为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他是20世上半叶英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辉格史学的创始人马考莱的外甥。这部书本身的价值很高，但译文却半文不白，读起来很费力。钱端升本人是著名学者，他翻译的这部《英国史》，曾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指定为高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几本英国通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1958年英国历史学家莫尔顿撰写的《人民的英国史》在北京出版，莫尔顿是英共党员，其论点受苏联体系影响很大，但书中仍保留着英国历史学家的一些特点，有自己的编写结构。这部书从远古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通史”；但它作为通史又太简单了，所以只能算是英国简史。此外，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太陈旧了，不再被历史学家们所认同。

苏联学者塔塔里诺娃的《英国史纲（1640-1815）》于1962年出版，它的内容仅限于1640-1815年，其实是一部英国近代史。这部书的引进，是当时全盘学习苏联的必然之物，书中典型地体现了那个时代苏联主流学界对英国近代历史的基本观点，其中对一些重大事件及人物的评价（如17世纪英国革命、工业革命、工会运动等），后来都成为我国世界史教科书中的标准说法。即使在今天，这本书对中国的英国史学者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让我们了解苏联体系对英国历史的处理方式，终究，苏联体系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重要历史学体系。

“文革”结束后，翻译作品在各个领域中如泉喷出现，而最早出现的英国通史著作，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丘吉尔是政治名人，但也写过许多历史著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当然，这些著作大多是由他口述而由别人代笔的。《英语国家史略》分上下两卷，第一卷写英国本土及殖民扩张史，第二卷写英帝国白人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历史。丘吉尔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他的历史观也充满保守主义色彩，他的这部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并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以保守主义立场撰写的英国通史，让读者有机会了解保守学派对英国历史的阐释。

另一部保守主义作品是《英国现代史》，作者梅德利科特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主编的《朗曼英国通史》（Longman History of England）共11卷，我们翻译的是其中最后一卷，内容涉及1914-1964年的英国史。由于是多卷本英国通史中的一卷，所以这本书只是一部断代史，而且是一部不完整的20世纪断代史。

有一部真正的“英国通史”被译成中文，即肯尼思·O.摩根主编的《牛津英国通史》。摩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他这本书从公元前55年一直写到1983年，内容涉及英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外交、战争、司法等内容，而且把衣食住行、人口家庭、心态娱乐等这些新鲜的领域也写进去，体现着战后西方的史学观念。但是作为单卷本的英国通史，在有限的篇幅内写这么多内容其实是不可能的，结果，在一般书中要用好几页纸才能说清楚的事，在这本书中往往只剩下一两个小节。对不了解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起不到蒙学的作用；而对于专业的英国史学者来说，这本书又太浅了，学术含量不够。

阿萨·勃里格斯的《英国社会史》也是一本通史性质的书，按照当代西方史学观念，这样的社会史其实是“去政治”的英国史，它的重点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内容很少提及。专门的“社会”通史其实也很重要，它让人们了解那些在政治家眼里不起眼的事，也就是老百姓的琐碎事。《英国社会史》从史前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涉及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内容之丰富、涵盖面之广，很少有单卷本通史书能够超越它。

2013年出版的《英国史》（上、下册）是一部适合普通中国人阅读的书。这部书从古代一直写到20世纪下半叶，它采用传统的历史学叙事方法，以时间为序，铺陈了英国历史的完整过程。它试图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内容都包含进去，对初学以及想一般了解英国历史的人来说，是一本不错的书。只是它叙述平平，虽说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却缺乏思想和思考，可说是一部“专业”书。

在翻译著作接踵而来的同时，中国学者自己编写英国通史的工作也终于起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英国史研究也获得跳跃式发展。按道理说，中国人接触到的第一个外国国家的历史是英国的历史，写英国史包括英国通史应该很早就开始，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的、资源的、历史条件的、学科传统的等等，到林则徐组织《四洲志》的140年以后，中国学者才终于下决心开始这项工作。1981年，程西筠、王璋辉合写的《英国简史》率先出版，虽说该书确实是“简史”，拿今天的眼光看可以有更大的期许，但它终究迈出了第一步，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英国通史。接着又有一些通史出版，其中陶松云、郭太风合著的《英国史话》是一本供青少年阅读的普及性读物，在当时也是一个尝试。王荣堂的《英国近代史纲》是一部断代史，它涉及1640-1914年的英国史，虽说它只是断代史，却也是一部完整的断代史。王觉非主编的《近代英国史》更进了一步，从学术含量方面说，这本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198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分量的英国通史终于问世，标志着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由蒋孟引主编，辜燮高、王觉非、张云鹤、孔令平四位学者参加写作的《英国史》计62万字，从英国远古一直写到20世纪。书中吸收了许多研究新成果，从多个角度再现了英国的历史进程。这本书的出版，改变了中国没有自己的英国通史的局面，为国内大学提供了一部完整的英国史教材。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达了中国学者自己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拿不出自己的观点是不行的，否则它也就成为变相的翻译了。

21世纪初有三部英国通史接踵出版，它们是钱乘旦、许洁明的《英国通史》，阎照祥的《英国史》，高岱的《英国通史纲要》。这三部书都出自新一代学者之手，其观点和知识体系都更加新颖、更能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新发展。它们作为英国史入门书是绰绰有余的，不仅为英国史课堂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教材，也为一般想了解一点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提供了读本。但是，作为对英国历史更精细的阐述，以及中国学者更深入的研究，它们却远远不够；要反映中国学者对英国历史理解的水平、研究的能力，需要写一部多卷本英国通史，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抱持的夙愿。

我们这部英国通史从2008年开始筹划，历经七年终于写成，现在就要出版了。参加写作的，多数属于更年轻一代的英国史学者，其中许多是我的学生。作者们都经受过相当严格的英国历史专业训练，熟悉国际学术界状况，了解研究动态；他们都有国外学习的经历，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接触史料、著述，因此有优厚的学术条件。所有这些和他们的先辈比较起来都是得天独厚的——写一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在20年前几乎是天方夜谭！不过，学术总是一浪推一浪的，没有先辈的努力和积淀，也就没有今天这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

英国这个国家值得人们的特别关注，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特殊的作用。我在《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的卷首语中曾经这样说：

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即使对世界事务不甚了解的人也会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即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在世界历史的长剧中，属于英国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着实不多见。

但正是这个不爱走极端的稳重的民族为现代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奠定了好几块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榜样。英国的发展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渐进道路的可行。英国的科学精神和经典理论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其求实与理性的态度明显地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英国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与其稳重的行为方式一样令世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英国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英国是现代世界的开拓者。

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历史就值得特别注意，人们需要走进英国历史自身之中，来品味它的特征。尽管时至今日，英国的辉煌已经不再，它重新回到静谧的英伦三岛，但英国的历史还是值得回味的，我们写这部英国通史，便旨在和读者们一同去回味这个历史，并沉思它的蕴意。

江苏人民出版社给了我们坚定、热情、长期的支持，王保顶先生为书的写作和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一卷编辑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此，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希望能从读者那里得到回报。

2015年7月8日，于北京

前言

20世纪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世纪，对英国来说情况也不例外。

20世纪开始的时候，英国是世界上一号强国——当时美国偏安一隅，德国的威胁还不为人知，俄国尚很落后，日本刚刚露头，中国则被人宰割，世界其他国家就更不能与英国相匹敌了，只有法国是英国的老对手，而这时显然已位居下风，无法与英国相比。

然而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人们回头去看：世界的变化何其之大！所有那些潜在的对手都走上舞台，有些又匆匆走下去了，只有美国成为世界超强，顶替了19世纪英国的位置。英国在决定世界命运的每一次斗争中都是赢家，但最后却输得最厉害。现在，许多人已经忘记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忘记了历史上曾经有过“英国时代”。英国的国际地位大大下降，人们说：英国衰落了！

但如果仅仅从世界霸权的角度看英国衰落，那是很褊狭的。事实上，人们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强权争夺后，已意识到暴力不是强大的体现，最强大的力量植根于“引领世界潮流”。

英国最强大的时候，正是它引领了世界潮流。看一看17世纪以前的历史，英国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走，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它跟在别人后面搞文艺复兴，搞宗教改革，又跟在别人后面闯进海洋，投入地理大发现；它跟在别人后面建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从而在欧洲民族之林中初露头角。但一直到17世纪中叶，它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而已，完全谈不上“领先”。这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从它发生政治变革起，几个世纪中它一直站在时代前列，引导世界的潮流。它非但不再跟别人，相反整个世界都开始跟它：它率先在世界上开展政治革命，这个革命导致现代国家制度的诞生；它率先在世界上开展经济革命，这个革命导致工业生产方式的形成；它率先在世界上开展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导致现代社会的出现；它率先在世界上开展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创造了人类的现代思维；此外还有技术革命、科学革命、文学革命、艺术革命……所有这些“革命”都是用和平、渐进的方式完成的，并不依赖暴力和流血。因此英国的发展方式本身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这方面它也引领其他国家。所有这些“引领”，使英国在世界潮流中独树一帜，其他国家无不试图仿效它、超越它，有意无意地将它视为发展的楷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英国时代”，19世纪英国的强大，得到世界公认。

但到20世纪，英国失去了“引领”优势，英国的强国地位也就丢失了。在20世纪初，“领先”的地位已是强弩之末；到20世纪中叶，世界潮流已由别人来领导了。尽管英国在20世纪前半段尚能南征北战，维护大国的体统（从“争霸世界”的角度说它应能保住“霸权”），但它输掉的却是“引领潮流”的势头。这一输是根本的输，这以后它就开始“衰退”了，从世界强国的地位上退下来。英国的衰退其实与狭义的“争霸”没有直接关系，世界最强国必须有“引领世界”的能力，丧失这个能力，就丧失了最强国的地位。20世纪的历史说得很清楚，英国确实不能引领潮流了：科学技术的潮流不在英国，思想文化的潮流不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潮流不在英国，价值取向的潮流不在英国——事实上都不在。英国现在又退回到“跟”别人的状态之中，比如说，它在外交上跟美国，在经济上被迫走进欧洲。它的科学技术能力明显衰退，它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已丢失殆尽，几乎成了美国人的应声虫。即便在文学艺术方面，二战后英国也很少表现出独创性，而只是模仿美国的“流行”作品。

所以我们说，英国的“衰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衰落，即它不再引领世界潮流，它只能跟在别人之后走，而且，跟别人还得费一番力。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从世界强国的峰巅跌落下来，成为人们所说的“二流”、“三流”国家。英国的“衰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表明它不能以自己的样板来吸引别人。

在绝对的意义上，“衰落”是不存在的。从本书的陈述可以看出：几乎在每一个方面，20世纪的英国都没有落伍，不存在“倒退”的问题。在政治上，英国制度仍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在经济上，它仍是一个世界大国，到世纪末它的经济总量仍在世界上排名第四，只落于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社会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最大的变化是从两极对立的阶级结构向多层次、多方位的结构发展，展现出“后现代”的特征。英国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所共有的，英国并不特殊；它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其他发达国家普遍的问题，英国并不突出。总体而言，20世纪的英国变得更复杂、更多元了，而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社会，英国人变得更加恍惚，不知道向哪个方向发展。这是在19世纪所没有的，在那个时候，英国人信心百倍、意气十足。于是，在20世纪就出现对现代社会的叛逆，这种叛逆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在社会风气、文化创作、商业道德等等方面都有所反映，许多新的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都是反现代的，有些表现剧烈，甚至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色彩——当然，这些都不是英国的特有现象，很多发达国家都有；不过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英国没有特别的东西，它不能引领潮流了，只是顺流而动而已，并且越来越被动。但19世纪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它当时意气风发，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开风气之先，比如男士的燕尾服和女士的鲸骨裙，这些都是工业资产阶级的标准服装，后来成为全世界公共场合的标准礼服。到20世纪，这种“领先”的能力到哪里去了？难道时装的潮流不在巴黎或纽约，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的标志不是好莱坞或麦当劳？

可以说，“英国的时代”是工业的时代，当工业向“后工业”转变时，潮流就离开英国而去了。读者在本书中可以看到这种转变：一方面，英国仍在发展，仍在变化；另一方面，它失去了引领潮流的能力，于是只能在潮流中尽可能跟进。

20世纪的英国丢失了帝国，这也是潮流，不过有一点是它独特的：当其他帝国都烟消云散时，英帝国却留下一个影子，即英联邦。英联邦体现着英国的风格：一切变化都逐步进行，能分成两步走，决不走成一步。事实上人们发现，20世纪英国的一切变化都体现这个特色。

渐变是英国近代历史最大的特点，也是20世纪英国的特色。我们在总结20世纪的英国历史时尤其指出这两点：一是渐进的发展，二是失去引领的能力。20世纪的英国夕阳西下，但它还是在向前走，只是不能走在世界潮流的前面——作为一个小国，除非它有足够的能力“引领世界”，否则它最佳的状态就是跟潮流。

20世纪的英国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但英国全部的历史，却给世界留下深刻的遗产。

本书曾在1997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作为多卷本《英国通史》的第六卷再版。再版时增加和改写了许多内容，文字也有大量修订。作者全都是英国历史的专业研习者，经受过出色的专业训练。他们尽很大努力写出这本书，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可。

本卷主持人钱乘旦

2015年1月，于北京

第一篇　政治

第一章　20世纪政治制度

20世纪开始的时候，欧洲仍保留着旧制度的痕迹，当时，除法国和瑞士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是王国或帝国，君主制是各国通行的政治制度。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还保留着“王国”的称号了，而英国正是其中之一。

在20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主要国家都遭受过革命或战争的直接洗礼，其政体乃至国体，都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说，法国经历过三个共和国和两次革命危机；德国有过两个帝国和两个共和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崩溃了；俄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但70年后苏联也瓦解了。就连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波兰这些重要性略低的国家，在20世纪也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动荡，无一保留20世纪初的政治面貌。但是，英国却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几乎和开始的时候一样，维持着它那古老而连续不断的政治制度，至少在表面上并无变化。

然而，变化是悄悄进行的，许多无声无息的事件已经使英国的政治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异。今天的英国政治制度，尽管看起来几乎和20世纪之初差不了多少，但细究其内里，其变化之大，竟可让任何人都大吃一惊。

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英国没有“宪法”，严格地说，是没有写成文字的宪法。

英国“宪政”建筑在传统基础之上，因此比“成文的”宪法更牢固。但另一方面，修改英国“宪政”也并不费事，它不需要繁琐复杂的程序，下院多数的同意和习俗的变化，都会导致英国“宪政”发生变动。

英国“宪政”是由许多先例、律令和司法案例组成的不定型体，其中“习惯”起决定的作用。英国宪法有些部分写成文字（如历年的案例），有些部分则不成文，而仅仅是以前发生过的事。先例在英国政治制度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英国政府的权力、上下院的职能、首相产生的办法、政府更替的规则等等，所有这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方面，都是由“习惯”确定其原则的，并没有写成文字。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主要就建立在传统所规定的约定俗成之上，似乎并不需要一部成文的“宪法”。

先例不一定非是“古”的不可，现代的先例也一样有效。1975年，工党的威尔逊（Harold Wilson）首相为解决在加入欧洲共同市场问题上出现的党内和国内的分歧，决定进行一次全民公决。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举。自此以后，全民公决就成了决定国家大事、特别是有争议的大事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在20世纪，新的先例可以说层出不穷。比如在1895-1902年间，担任英国首相的还是贵族，但后来情况就改变了，经过几十年由“平民”担任首相，人们现在一般认为只有下议员（“平民”）才有资格当首相。因此1963年霍姆勋爵（Lord Alec Douglas-Home）接任首相时，他就非放弃其贵族的称号不可。但无论是下议员担任首相还是贵族在放弃爵位后担任首相，都只是习惯而已，并没有任何成文的规定，并且，两种习惯都是20世纪才出现的，比起更古老的习惯来，它们当然自愧不如。因此，今后哪一天若再出现一位有爵位的贵族当首相，而他又不愿意放弃头衔，那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那种做法有更古老的先例可循。

这样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以先例和习惯为基础的宪法，在执行上会有许多不规定性，操作时会有各种理解，也会产生许多争议。1707年安妮女王（Queen Anne,1702-1714年在位）最后一次行使国王否决权，否决了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这以后，国王再也没有行使过这种权力。然而，并没有哪一条成文的法律规定国王不可以行使否决权（当然也没有规定国王可以行使否决权），因此行使和不行使都可以看作符合先例，也就是符合英国“宪政”，那么到底应该行使还是不行使呢？1910-1914年，英国政界在上院改革和爱尔兰自治问题上产生严重对立，有人建议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1910-1936年在位）在必要时行使否决权。首相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则说：国王的否决权早就和安妮女王一样作古了；从那以后，“君主从未企图对一项得到议会批准的法案表示不同意”。在这场争议中，双方都有先例可以援引，同时又都没有成文的宪法作为依据。

英国不存在像美国那样有权解释宪法的“最高法院”，因此当出现宪法争议时，没有一个可以做出最终裁决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民意就成为最高的判决者了，哪一种做法能够取得多数民众的认可，它就取得了宪法的合理性。英国政治制度中这种现象是很奇怪的，18世纪末，保守主义大师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激进主义大师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曾为要不要“法先人”的问题激烈地争论过，英国“宪政”仰赖先例，实际上是遵循了伯克的路线；但哪一种“先例”应该仰赖，却要由当时活着的人来判断，在这一点上潘恩的原则又体现出来了。

英国“宪法”中也有一些见诸文字的东西，主要是历朝历代制定的法律、条令等。有一些律令虽经几百年沉浮沧桑，至今却仍然有根本性的影响，它们就成为英国宪法的组成部分，如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arta）、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等等。和先例一样，宪法的这个组成部分也是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充实的，19世纪曾经对选举制度进行过一系列改革，由此产生的许多法律也就融进了英国的“宪法”。到20世纪，这一过程仍在继续：1911和1949年分别通过的两个《议会法》（Parliament Acts);1918、1948和1969年通过的三个《人民代表权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s);1944和1958年的《下院议席重新分配法》（Redistribution of Seats Acts);1958年的《终身贵族法》（Life Peerage Act）等等，就都属于这一类情况。关于这些法律，在下文适当的地方将分别作进一步说明。

另外，一些司法案例也是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1884年的“布雷德洛对戈塞特审判案”（Bradlaugh vs Gossett）确定了这样一种原则，即在有关议会内部的事务上，议会的权力高于法庭。

英国既然没有一部统一的成文“宪法”，那么也就毋须去修改“宪法”了；但英国的宪政又是随时可以修正或者补充的，做起来比有成文宪法的国家都要简单。在20世纪的英国，一项关系到国家政治制度的立法，哪怕关系到国家的根本政体，在实践上也只需要下议院的简单多数即可通过并最终生效。举例来说，两个《议会法》对上院的权力狠狠地加以削减，使权力完全集中在下院手中。这明显是20世纪英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动，但这个过程就是靠下院的简单多数完成的。从理论上说，每一个政府都掌握着下院最起码的简单多数，否则这个政府就无法存在。因此，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政府都可以随意对英国政体的任何部分进行修改，包括彻底改变英国政体，比如取消君主制或取消上院等等。由此看来，不成文的宪法具有最大的不稳定性，政治动荡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激烈的变动在英国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按照英国的传统，创新也要以“先例”为依据，得不到传统支持的创新很难为多数人所接受。“英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是：在人民方面有合作信任，在政府方面有温和节制。由此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政府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合法权力，却以节制的精神行使这种权力……如此便有必要强调那种真正的牵制力量，它是由传统通过对温和、得人心、讲道理的政府的承诺而施加于政府的行为之上的。”

有人把英国宪法叫作“柔性宪法”，这种宪法的特点是无定型、易变、多变。“一个具有柔性宪法的国家，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改变它的宪法”，例如，通过或废除一道法律，就可能对宪法的某一部分做出或大或小的变动；长期地保持某种习惯或抛弃某种习惯，也可能改变宪法。然而，对于英国政治家来说，要操心的主要是现实问题，宪法有没有受到触动，这似乎并不重要。当他们为解决某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而制定出某项法律时，他们很可能就改动了宪法中的某个部分；但他们从来就不是蓄意要改变宪法，他们只考虑现实的需要。即使像《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这样一些最接近于“根本大法”的法律文件，在其制定时，也只是为应付当时紧迫的政治需要。英国政治家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制定一部“宪法”，英国“宪法”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而且永远都在形成与变动的过程中。这就使英国宪法既有一种在长时期中缓慢变化的特点——永远也不是同一个模样；同时，它又有很强的连续性，要在很长的时间里才能看出它的变动幅度和变化方向；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里，它似乎就是静止不动的——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

20世纪的英国“宪政”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我们深入一步，看看在政治制度的每一个方面承继与变异的情况。

自古以来，英国政体就由三部分组成：国王、上院和下院。按英国官方的说法，“这三个部分集合在一起，就组成立法机关；作为宪政的单个方面，它们则发挥不同的作用，享有不同的权利与特权”。

在英国历史上，这三个部分曾先后成为权力的重心，比如在专制时期，国王是权力的重心；专制制度消灭后，上院成为权力重心；19世纪开始，重心明显向下院转移，到20世纪，只有下院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其他两个部分已经沦为陪衬了。然而从形式上看，这三个部分却始终存在着，而且似乎保留着它们传统的作用。

国王是个很奇怪的部分，按理说它和民主制度是很难相容的。但英国君主制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与英国宪政似乎不可分。原因在哪里？詹姆斯·凯布尔（James Cable）说，“英国君主制的尊严之增长，恰与其实在的政治权力之下跌相对应”；庞尼特（R.M.Punnett）说得更清楚，他说，“几百年来，君主制发展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对变化中的政权形式的适应性，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它演变成了立宪君主制”。也就是说，君主制在英国能延续到今天，关键在于它改变了自己。

现代君主制的关键是立宪。君主制在20世纪的英国能安然无恙，其原因就在于国王已绝对地放弃了一切实权。1913年，一位廷臣对乔治五世国王说：“君主只要按在下院多数支持下的政府大臣的建议行事，他就不会做违宪之事。政府负责制是君主制的保护伞，失去它，王位就不能在政治冲突和激烈的暴风骤雨中维持长久。”

那一年，乔治五世不赞成实行爱尔兰自治，曾考虑使用国王的特权否决议会决定。首相阿斯奎斯给国王写了一份备忘录，告诫他不要行使否决权。其中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牢固确立了两百年的传统，即归根到底，王位的占有者接受其大臣的建议并据此行事。君主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些个人的权力与权威，但王位却由此而避开党派政治沉浮的风暴。君主制扎根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支撑这个基础的是悠久的传统和普遍的信念，即：君主的个人地位对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存起着不可估量的保障作用。”所以，国王并没有使用否决权。

君主服从内阁是18世纪就形成的传统，但20世纪的特点是：国王在一切公务问题上都越来越放弃主动性，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甚至不主动对政治问题发表个人的见解。国王只是在私下向政府表达他对解决某个问题的看法，这种看法纯粹是私人的建议，政府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这样一来，国王就绝对地超然于政治纷争之上了，而只有这样，君主制才能永久存在下去。

那么，当代君主在国务活动中起哪些作用呢？首先，他是国家元首，起礼仪方面的作用，不仅在对外交往上英王代表英国，而且一次纯国内性质的活动，国王或王室成员的出场就表明这次活动的重要性。其次，英王作为国家的人格化，为英国人提供了效忠的对象，是英国民族团结的纽带。国王既超脱于党派斗争之上，他的存在就使英国人可以反对政府但不反对国家，从而成为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在日常政治活动中，国王以其丰富的阅历及长期的经验，为历届政府提供咨询意见，为政府解决政治难题出谋划策。正如1867年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英国宪政》一书中所说：“立宪君主有三项权利：被咨询权、支持权与警告权。”最后，作为英联邦的首脑，英王还起着联邦纽带的作用，英联邦至今犹存，与英王的存在不无关系。

国王还有一个很含糊的权力，即遴选首相。首相如何产生，并没有成文的规定，只是按习惯办事。近几百年来形成的习惯是：首相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国王加以认可。但如果大选没有产生多数党（如1924年）或有多数党但没有产生明确的党领袖（如1957年）时，国王就要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了。1924年，乔治五世任命了一个少数党政府即第一届工党政府；1957年，伊丽莎白女王二世（ElizabethⅡ,1952年继位至今）任命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为首相。两次任命都是相当出人意料的——当然，国王是在广泛地征询了意见、特别是政界元老的意见之后才做出决定的。1931年，乔治五世做了一个20世纪最引人争议的决定：当时，工党首相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 Donald）辞职，按惯例应召唤反对党（保守党）领袖组阁，但乔治五世听从了自由党领袖塞缪尔（Herbert Samuel）的建议，组织了一个多党联合政府，由麦克唐纳继续任首相。难以确定首相的情况主要出现在保守党执政时，20世纪70年代，保守党制定出选举领袖的明确程序，这以后国王挑选首相的灵活性就减少了，因为保守党和工党一样，不会再出现没有领袖的情况了。

反对君主制的人指出：君主制实际作用很小，代价却很大；国家每年要拨出大笔款项作为王室经费。20世纪初，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最后一笔经费是47万镑；1952年伊丽莎白二世获得47.5万镑的经费，其夫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也获得4万英镑年金。此后，王室经费逐年增加，到1979年已达260多万镑。除此以外，国王还从其私人产业（如庄园、城堡、园林、艺术收藏品等等）上获得大量收益，王室是英国最富有的家族。不过，王室开支仍然入不敷出，国家每年都要以各种名义给王室以种种补贴。

尽管如此，作为上千年古老传统的延续，英国王室在普通老百姓眼里还是有一种神圣、庄严的色彩。在20世纪内，多数英王都以其出色的表率作用赢得英国人的尊敬，乔治五世和乔治六世（GeorgeⅥ)在两次战争中的勇敢表现，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几近半个世纪的仁和形象，都对提高君主制的威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53年伊丽莎白登基典礼曾引起全国人民的狂欢庆祝；1981年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婚庆大典再次形成尊王的热潮，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 Spencer）的服装发式曾成为千百万英国少女模仿的榜样。英国人对王室的尊崇，间杂着对古老传统的崇拜及对个人魅力的信服。但近几年王室成员连续曝光的爱情危机，使王室的形象大受损害，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的分居及离婚、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的离异、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的风流艳事等等，都使人对君主制的道德基础产生了疑问。显然，君主制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它在英国政体中的作用，也取决于王室成员特别是君主个人的表现。

如果说国王的权力至少在名义上保留下来，国王在决策过程中仍还有一些发言的机会的话，那么上院在20世纪就实权丢尽，连名义上的权力都几乎没有了。上院即贵族院，全体贵族都是上议员，实行世袭制。世袭的原则当然不符合现代民主精神，因此改造上院是迟早的事。但迄今为止英国人处理上院的方式很特别，他们只是在事实上剥夺上院曾经有过的大部分权力，同时在形式上又尽量不去触动它，让它保留原来的尊严。

直至20世纪初，上院和下院还有大体上平等的立法权，两院都可以提出法案，都可以否决对方已通过的立法。按照惯例，上院不可以否决下院提出的财政预算，除此之外，下院的法案如遭上院否决，该项法案也就寿终正寝，这不可避免地会在上、下两院间造成冲突。上院是世袭的，下院是民选的，下院意见应占上风，这在民主制度下本当不成问题。但从社会成分上说，上院代表较富有的阶层，下院则声称代表普通民众。从党派属性上说，上院基本上为保守党所控制，比如1979年保守党约占上议员的三分之一，另有二分之一无明确的党派属性；下院由哪个党控制，则由选举结果而定。因此，人们抱怨上院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且每当其他党派在下院占多数时，就会与保守党占多数的上院发生冲突。保守党往往利用上院否决其他党执政时提出的重要法案，使其政纲无法实行。

1911年，执政的自由党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下院通过《议会法》，规定：一项“非财政法案”如连续三次被下院通过而又连续三次被上院否决，那么，只要在下院第一次通过和最后一次通过之间已经有两年的时间，则“尽管上院未同意该法，该法案也将……呈送国王陛下在取得陛下批准后成为法律”。这意味着：上院最多只能将一项法案延置两年，两年后法律就自动生效，上院的否决权由此受到极大的削弱。1949年，工党政府通过第二个《议会法》，将上院的延置权减为一年。在实际操作中，一项法案从下院通过到被上院否决至少也要好几个月时间，因此，上院事实上能拖延的时间也只是半年多一点而已。《议会法》是一次静悄悄的革命，它实际上把上院的权力几乎全部削尽了。上院从此以后不能再和下院平起平坐，上院的存在与否都成了一件无所谓的事。一项法案只要通过下院就可以成为法律，上院阻挡不住，国王则非批准不可。于是，权力的重心完全倒向了下院，一个从17世纪革命就开始的过程到这时可以说完成了。

那么现在的英国上院还起哪些作用呢？首先，上院仍然有创议权，即提出法案的权利。许多政府都很乐意利用这块阵地，把一些两党都同意的法案交给上院去处理，以便让下院能集中精力去解决分歧严重、难度很高的重大问题。上院特别适于处理琐碎、庞杂的事务，1948年的《公司法》就是一例。这个法案有许多过细的条文，相对清闲的上院有充足的时间去讨论它。

其次，上院虽不能否决一项立法，却可对它进行拖延及修改。由于上议员党派观念相对淡薄，因此有时可以“派性”较少，看问题比较客观，提出的修改意见往往很有参考价值，政府乐意加以接受。上院的延置权也可起政治缓冲器的作用，一项政策若引起极大的争议，执政党在激烈的辩论中情绪激动、强行通过的法案，也许会失之偏颇。经上院拖延一段时期，斗争双方头脑都会冷静下来，也许能考虑得更周到一点。

第三，上院是一个充分发表意见的理想场所。下院负担太重，有些次要问题得不到充分讨论，于是就转移到上院去辩论，各党都可在那里阐述观点。

第四，上院是政府大臣的方便的储存所，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20世纪以立法的形式，如1937和1964年的《王国政府大臣法》（the Ministers of the Crown Act），认可了各届政府都必须有一部分上议员任大臣的惯例，因此历届政府都必须从上院挑选一部分大臣。其次，如果出现某个政界要人落选下议员而政府又一定要他担任大臣，或某个专门人才不愿涉足党派之争而政府又希望他主管政府某个部门的情况，政府就可以通过册封该人为贵族的方法，使他成为上议员，从而将其延揽入阁，从上院入阁是大臣规避竞选的一种办法。

最后，上院是英国的最高上诉法庭，行使最高司法权，这一职能由若干“上诉司法贵族”（Lords of Appeal）执行。上院最特别的一个职务是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大法官是上院议长，又是内阁主管司法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还是国家的最高法官，集立法、司法与行政三个职能于一身。但他与内阁共进退，并不是终身职。不过上院的这个功能到21世纪开始时被取消了，上诉司法贵族从上院分解出来，建立英国最高法院，执行终审判决职能。相应地，大法官的职能也有所变化。

在上院权力被削减的同时，上院的构成也发生变化，这主要集中在改造上院的世袭性质上。1958年通过的《终身贵族法》规定可以册封“终身贵族”，也就是不可以世袭的贵族。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世袭问题是很古怪的，因为世袭的贵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会占多数，不世袭的贵族只是“掺沙子”，因此到80年代末，上院总共约1200名贵族中，只有四分之一是终身贵族。不过再过10年，到1999年11月，上院有世袭贵族759人，约占总数的58.8%（其中公爵29人，侯爵34人，伯爵173人，子爵103人，男爵420人）；终身贵族则增加到478人，占总数的37%,可见终身贵族的比例增加得很快。

尽管如此，世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况且并没有法律规定以后不可以再册封世袭贵族，事实上，在80年代又开始册封世袭贵族了，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时期册封了4人，布莱尔（Tony Blair）时期册封了1人，尽管数量很少，却确确实实进行了册封。

为彻底解决世袭的问题，20世纪有过许多议论。其中有三次努力最为认真。第一次是1917年任命的下院委员会即“布赖斯委员会”，在第二年提出该委员会报告（Bryce Report），其中建议：上议员四分之三应由下院按地区原则选举，另外四分之一是贵族和主教，由上下两院一个联合委员会共同选出。第二次是1948年的各党会议，确定上院多数不应始终控制在一党手中、世袭权不应自动成为上议员资格的原则。会议提议任命“议会贵族”（hereditary peers）组成上院，未当选“议会贵族”的贵族可以竞选下议员。第三次是1968年由工党政府提出的一份白皮书，其中提出以下建议：（1）上议员分为两类，一类有表决权，另一类没有表决权；（2）有表决权的贵族领取薪金；（3）世袭贵族将不再自动取得上院席位；（4）上院延置权减为半年。以上三次努力最后都是不了了之。虽说保守党和工党都承认上院有改造的必要，1981年保守党政府甚至还提出一项《上院（选举）法》，也未获成功。上院始终未能被彻底改造的原因是很奇怪的，按庞尼特的说法，人们害怕“一个经过改造因此得到加强的上院将成为下院的严重对手”。20世纪，权力重心已完全转移到下院，如果真的把上院改造得“合理”起来并重新发挥重大作用，那么英国的权力结构就会立即失去平衡。

不过在20世纪最后一年终于出现了变化，1997年大选时工党做出竞选承诺，表示胜选后会对上院进行改革。工党上台后即开始制定改革计划，但它仍然采取极为保守的做法，不是将上院改造成可以与下院竞争、通过选举产生的“第二院”，而是基本沿用1968年工党的方案进行改革。1997年工党政府提出《贵族院法》（House of Lords Act),1999年获议会通过，其中规定世袭贵族自己选出92人参加上院投票，其余贵族虽保留贵族头衔并且如果自己愿意仍可出席上院的会议，但没有表决权。这样一来，到1999年12月，有表决权的上院贵族减少到670人，除世袭贵族92人外，终身贵族525人，其余是司法贵族和宗教贵族即主教、大主教。

尽管如此，世袭问题并没有解决，至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想真正解决；此外，终身贵族是由政府提名的，因此党派利益掺杂其中，上院不是一个经选举而形成的“第二院”。到1999年上院改革前，上议员有近1200人，但积极参与其事的只有300人左右，这些人往往受政党纪律的约束，是“党派上议员”。一个党执政后，往往会提名本党人士进入上院，以此来控制上院的表决，让法案在上院获得通过。撒切尔在任11年，册封4位世袭贵族、193位终身贵族；梅杰（John Major）在位7年，虽没有册封世袭贵族，却册封了161位终身贵族。保守党的大肆册封引起工党反弹，布莱尔1997年上任后，两年内就册封了149位终身贵族再加上1位世袭贵族。

如此规模的册封在英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英国上院从来就控制在保守党手中，而布莱尔居然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了，工党第一次在上院占据多数。不过这也导致“金钱换爵位”的丑闻：2005年有媒体曝出工党用爵位换金钱，警察介入调查，内阁成员全都被警方传讯，甚至被内定为犯罪嫌疑人；布莱尔也没有逃脱干系，他曾三次被警方“约谈”。所谓“金钱换爵位”（cash for honour），是指大选获胜的政党在上台后为酬谢在选举时提供大量竞选经费（可达上百万甚至数百万英镑）的巨富大亨，授予其贵族称号，使之成为上院议员。这种做法在英国政界一向是“潜规则”，谁都心照不宣。况且在提供政治献金时顺便提一提爵位问题，对方也只是“点点头，眨眨眼”，这些都不算犯罪。问题是工党自己制定了新的法律——《政党、选举与全民公决法》（Parties,Elections and Referendums Act）以制止这种做法，布莱尔又保证他的政府要“纯而又纯”，结果就变成了引火烧身。此案侦讯了两年之久，最终不了了之，但给布莱尔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也是造成布莱尔辞职的一个原因。

终身贵族的组成，其中许多是资深或卸职的政治家，经多年的政治活动之后，进入上院有一个归宿，并且仍能为自己的党派服务。前首相往往被延揽进上院，工党和保守党都一样。此外，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外交家、军事指挥官等等，也会被册封为贵族，进入上院，算是对他们贡献的表彰。

1963年议会曾通过《贵族法》（Peerage Act），规定世袭贵族可以放弃贵族头衔。第一个这样做的是第二代斯坦斯盖特子爵（即安东尼·韦奇伍德·本，Viscount Stansgate,Antony Wedgwood Benn），他放弃爵位，然后参加竞选，成为下议员，属于工党激进派。那一年，霍姆勋爵也放弃爵位，成为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Sir Alec Douglas-Home），随即进入下院，担任首相。至1979年，有15个贵族放弃了自己的头衔。

上院在20世纪人数剧增，1901年只有591个贵族，1999年改革前达到了1291个。人数的剧增恰恰是上院权力迅速消退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贵族称号变成了对杰出贡献的奖励。总之，20世纪是以上院的权力削减为标志的，英国的上院今后将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

在上院职权削减的同时，下院权势却急剧增长。20世纪的下院是英国权力的真正重心，它由选民的普遍直接选举产生出来，宣称自己代表英国全体人民。由此，它获得了理论上充分合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拥有最大的权力。按照惯例，下院多数票在英国政治制度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没有这个多数，政府就不能存在，法律就无法制定，一切政治机构都要瘫痪。有了下院多数，就可以在英国政坛上做出任何想做的事——制定法律、废除法律，下达行政命令等等。如果它高兴，还可以改换政体，废除君主制。在20世纪，“议会”实际上就是指一个保持着稳定多数的下院。

20世纪的下院与以前几个世纪有什么不同？从选举权上看，20世纪已完全实现了民主原则。19世纪末已基本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20世纪主要是使妇女取得选举权。1918年，《人民代表权法》规定30岁以上“有财产”的女子可以进入选民行列，十年后另一个《人民代表权法》使全体妇女获得选举权。1948年起又实行彻底的“一人一票”制，取消所有的复投票权；1969年第三个《人民代表权法》把选民年龄资格从21岁降为18岁。现在，凡年满18岁的英国公民都可以参加选举，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议员。

从被选举人方面看，除公务人员、神职人员、贵族等少数情况外，凡年满21岁的英国公民都可当选为下议员。下议员领取薪金，20世纪初的年薪是400镑，1988年已近2万镑，1999年达到4.5万镑，此外还有近5万镑的业务费。议员领取薪金，使社会下层人士（如劳工）也可以出任议员，但同时又使议员成为一种“职业”，使他有可能从他的“职业”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

从议席分配情况看，到1983年，下院有650个席位，其中英格兰（England）523个，威尔士（Wales）38个，苏格兰（Scotland）72个，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17个。以后几年中略有微调，到1996年议席总数达到659个。20世纪实行单选区制，即每个选区选出一名议员。从理论上说，各选区的选民数目应基本相等，但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经济地理状况又很不相同的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大的选区可以有21万选民，最小的只有1.1万，但多数选区在3.5万——10万之间，“平等选区”的原则多少还是存在的，这与19世纪不同。

从1883年起，议员竞选费用受到法律严格限制，以求杜绝贿选现象。1974年的规定是：候选人最高费用为2700镑，外加选民追加数（城市每一选民追加2.3便士，乡村3.1便士）。在实际操作中，选举费用差别很大，比如全选区只有一个候选人时，费用可不超过200镑，选举人一多情况就很难说了。1974年10月大选中，全国用于竞选的总金额达216万镑，平均每个候选人是963镑。但后来这个规定被突破了，因为影响选举费用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货膨胀，于是就采用枢密院令（Orders in Council）的方式来规定选举费用，在1997年大选中全国竞选总开支接近1300万镑，平均每位候选人花费3471镑。可见选举费用增长得非常快，绝不是寻常人可以想象的。单凭这个理由，多数候选人也要依靠某个政党，“独立”候选人到20世纪已经很少了（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政党的支持就无法当选，1922-1924年丘吉尔两次以“独立候选人”资格竞选都失败了）。

因此从各方面看，英国的选举制度到20世纪，从理论上说几乎是合理的，民主的原则确实体现在制度中。问题是，它如何产生一个议会的多数？这个“多数”究竟是什么含义？这是理解20世纪英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所在。

按照规定，选举采用“领先者获胜”（first past the post）的原则，即谁得票最多，谁就当选。得票最多并不意味着一定过半数，一个选区有几个候选人参加竞选，票数就可能很分散，谁也过不了半数。在这种情况下，领先者获胜，尽管他得票的比例事实上很低（比如40%或30%）。这种做法的优点是手续简化，避免一轮又一轮的反复投票，而且很容易在议会产生一个稳定的多数，为英国两党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但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当选议员不一定体现本选区多数选民的意志，即不是由多数选民选出来的。假如一次大选，全国有许多选区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整个下院就不一定代表全国选民的多数，由此产生的“多数党”实际上并不由“多数”选出。1945年以来，没有一个政党在大选中得到过50%以上的选票（包括1979年撒切尔当选和1997年布莱尔当选），1974年两次大选中产生的“多数党”，其得票率甚至不到40%。这样，前面说过的下院多数的权威性基础就动摇了——“多数党”既不能代表真正的多数，如何能以多数的名义实行统治呢？更有甚者，“领先者获胜”的原则还可能使得票多的党反而得到较少的议席，成为“少数党”，比如在1974年2月大选中，保守党得到37.9%的选票，比工党多0.8%,但得到议席却比工党少4个。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保守党选票分散在太多的选区里，结果在多数选区并没有领先。工党得票虽少，但选票集中在一批选区，从而赢得了更多的席位。

还有一个因素也影响到“多数”的真实性，这就是实际参加投票的选民数。20世纪参加投票的选民比例最高是86.6%（1910年1月），最低的只有58.9%（1918年），一般保持在70%多。用这样一个百分比乘上“多数党”所得到的得票率，“议会多数”所代表的“人民”就从来只是一个少数。1979年撒切尔政府上台时，保守党得到43.9%的选票，当年投票率是76%,比例并不算低。但计算下来，这届议会中保守党的“多数”实际上只是由33.3%（即三分之一）的选民产生的，而这个议会“多数”，如前所说，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

选举的“多数”既然如此，议会表决的“多数”又如何呢？

“责任政府”意味着政府对议会负责。按惯例，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必须由议会多数派组成，这个多数派可以是一个党，也可以是几个党的联盟。首相由多数党领袖担任，各部大臣都必须是议员（或为下议员，或为上议员），政府集体对议会负责。下院多数的支持才能维持一个政府，如果下院多数对政府投不信任票，或在一项重大表决中击败政府，则政府要么辞职，要么建议国王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政府的一切决定都必须经下院同意，政府要接受下院的质询，回答下院的任何问题，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由此可知，只有控制着议会多数，一个政府才能维持下去；由微弱多数组成的政府是摇摇欲坠的，少数派政府则随时可能倒台。因此，保持下院多数成了任何政府的生死攸关的大事。但是，政府如何来控制“多数”呢？

18世纪，政府靠政治贿赂、封官许愿控制下院多数，腐败是政府运作的润滑剂。19世纪中期议会步入“黄金时代”，当时议员有相当大的自主性，政府必须靠小心翼翼的政治技巧才能维持微妙的多数。此后，政府越来越依靠政党来保证下院多数，到20世纪，政治成了典型的“政党政治”。

政党的作用在选区就体现出来。和19世纪不同，20世纪的政党都有完善的地方组织系统，专门负责竞选工作。按一般的做法，地方党组织负责推选本党在本地区的候选人；若得不到某个政党的支持，几乎任何候选人都不可能当选：他无法承担沉重的竞选费用，也无力在一个流动、多变的庞杂社会中从事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这些工作都是由地方党组织的专职人员来做的，候选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但候选人必须支持党的纲领，如果和党的地方组织有分歧，他就得不到支持。例如，1956年，保守党议员尼科尔森（Nigel Nicolson）因赞成废除死刑并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投弃权票，结果在保守党地方组织的信任表决中失利，他于是不得不表示下次不再竞选连任。同年工党议员埃文斯（Stanley Evans）也在苏伊士问题上投弃权票，结果工党地方党组织要求他辞职，他服从了。由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地方党组织在决定本党候选人方面，几乎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就使英国议会的“多数”原则受到进一步伤害，因为所有议员加在一起，也不过是由一小批党的专职工作者挑选出来的，根本谈不上“多数”。这种情况与19世纪有很大不同，当时由于没有党的地方组织，选民保留着较大的自由选择余地。

一旦进入议会，议员就受到本党议会党团的纪律约束。英国政党对普通党员没有纪律要求，也无法控制他们如何投票。唯一能够约束的是议员，而且控制了议员也就控制了本党在政治上的实力。因此，各大政党在下议院都设党监（whip），以及协助他工作的若干名助理党监。他们的任务是负责督促本党议员在议会服从党的纪律，与本党的正式立场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在重大问题付诸表决时，党监会要求本党议员全体出席议会，有时候表决结果仅取决于一两票之差，因此在这种场合下不到会表决，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最有效的惩罚手段，当然是在下次选举时不提名他为党的候选人。有时，议会党团还会开除其出党。

政党对议员为什么要严加约束？因为下院表决决定一个党的命运。执政党必须保证在一切重大问题上获多数支持，否则就要下台。反对党要争取在关键时刻击败政府，从而迫使政府辞职，或提前举行大选。当然危机出现在两党有严重分歧的问题上，即两党皆视为原则的问题，比如从1948年起，钢铁部门国有化问题成为两党分歧的焦点，工党执政时将其国营，保守党上台则恢复民营。所以在接连几届议会中，每逢把这个问题交付表决时，各党议员都接到训示要保证出席，生怕稍有闪失就出大问题。

议员在这种约束下是很难有独立性的。他必须按照党的指示投票，否则就失去本党支持，断送政治前程。于是我们看到：议会表决的“多数”实际上控制在党的领袖手里，在多数场合下控制在政府（执政党）手里。政府通过政党而掌握议会多数，由此，不是政府听命于议会，倒是议会要听命于政府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倒置，是20世纪英国政治结构的最大的特点。

议员若不同意本党政策，他可以投奔另一党，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下院的一边穿过中间过道走到另一边，加入另一阵营，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1905年就是这样做的。不同意见也可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出来，即“后座议员”（本党普通议员）造反。1922年保守党后座议员反对本党继续奉行支持自由党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的政策，结果导致联合政府垮台，党的领导更替。1994年梅杰首相也遇到后座议员造反，反对他在“欧盟”内让步。议员叛党和后座议员造反都可能使执政党失去议会多数，进而导致政府更迭。这些情况使党的纪律更为重要，党必须牢牢地控制自己的议员。

政党在20世纪政治中既然发挥如此大的作用，那么政党的组织建设就具有头等重要性。1832年之前，政党既无固定组织，也无正式领导，辉格党（Whigs）和托利党（Tories）都是这种情况。1832年以后，中等阶级进入政治领域，对新选民的组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一些地区于是出现了政党的地方组织。1867年以后，工人阶级的一大部分取得选举权，政党的组织作用更加重要。第二年保守党就成立了“全国保守党同盟”（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s），1870年成立中央办公厅（Conservative Central Office），由党监们负责掌管。保守党在1874年的大选胜利，迫使自由党也建立全国性机构，于是很快就出现了“全国自由党联合会”（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与此同时，两党地方组织也普遍建立，形成了从全国到地方的完善组织系统。

工党（Labour Party）的崛起是20世纪英国政治史上的大事。1884年全体工人阶级获选举权，工人选民的政治组织工作迫在眉睫。1893年在布雷德福召开的一次代表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工会代表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在伦敦召集会议，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Fabian Society、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等）派代表出席，会上成立了“劳工代表权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专门负责选举工人议员事务。1906年，委员会改称“工党”。工党成立后很快就取代了自由党，在不到20年时间里它成了英国的两大党之一。

工党取代自由党的重要原因，是它夺走了自由党（Liberal Party）的选民，使自由党成为无本之木。19世纪末，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已逐渐侵占自由党的地盘，争取到许多中等阶级选民。自由党日益依靠新获得选举权的工人阶级选民，但在经济利益上，它又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工党成立后，工人选民很快就被工党吸引去。英国的政治传统一直是两极化的，英国的选举制度也保证两党制。自由党被挤到中间的地位之后，“中间立场站不住”，自由党于是很快就衰退为无足轻重的配角。

“中间立场站不住”，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在20世纪，还有一次对两党政治构成严重挑战的事件，那就是1981年成立“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但社民党一开始就站在工党和保守党之间，并且与残存的自由党结成同盟，企图建立一个强大的中间力量。但这种企图最终还是失败了，中间立场的确站不住。

在其他英国小党中，有一些是极端的政治派别，如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法西斯同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但多数小党是民族主义政党，如爱尔兰的新芬党（Sinn Fein），苏格兰的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党（Plaid Cymru）等，它们都多多少少地起过或正在起某些实质性的作用。1993-1994年，新芬党与英国政府的会谈又一次引起人们对爱尔兰问题的关注。英国共产党（Com 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成立于1920年，曾有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加入其中，它在历史上曾产生过5名议员，1990年约有9000名党员，1991年受苏东变局影响改名为“民主左翼”（Democratic Left）。

保守党和工党有哪些不同？在组织方面，保守党由三条交叉线组成，第一条是议会党团，第二条是全国同盟和地方党组织，第三条是中央办公厅。议会党团是真正的“党”，它是党的领袖和中心实体；全国和地方党组织是党的“运动”，它为“党”提供民众支持；办公室是办事机构，为“党”的实际活动服务。全国同盟每年召开年会，讨论党的纲领。但年会对“党”没有约束力，“党”实际上是由领袖控制的，政策也由领袖们制定。议会党团中有一个后座议员的自发组织叫”1922年委员会”（1922Committee），虽然是非官方性质，无权参与政策制定，但执政的保守党领袖却经常应召参加其会议，回答后座议员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迟至1975年，保守党才制定出由议会党团选举党的领袖的程序，在此之前，党的领袖是由党内元老向各方征求意见后推荐出来的，往往采取由国王任命为首相的方式正式产生。

工党的基础是工会（trade unions），1918年以前它只吸收集体党员。所有加入工党的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成员从理论上说都是党员。1918年以后它开始吸收个人党员，隶属于地方党组织。工党有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由每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选出并执行其决议。执委会对工党议会党团（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有很大影响力，而工党议会党团在政策制定中又起很大作用。工党领袖和副领袖都由选举产生，起先由议会党团选举，1981年调整选举办法，使工会获40%的权重，选区工党组织和议会党团各得30%,因此工会对工党的发言权增大了。但约翰·史密斯担任工党领袖后于1993年修改选举办法，将工会、选区工党组织和议会党团的选举权重都设为1/3，并规定前二者在选举时按党员个人计票而不是按地区组织计票，通过这一改变，压低了工会在工党中的影响力。

工党议会党团产生一个12人委员会，称“议会委员会”，这12人加上党的正副领袖、上下院工党领袖和上下院工党党监等6人，形成党的真正的领导集团，是工党的前排议员。

在党的领导层的社会构成方面，20世纪两党差别逐渐缩小。20世纪初，保守党议员主要有两部分人，专业人员（律师、医生等）占52%,经营管理人员占32%。工党议员中工人占72%,使其“工党”的性质显得非常突出。但从40年代起，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保守党基本维持原样，工党工人出身的议员则逐步降到40%、30%,甚至20%,专业人员的比例则上升到30%-40%、甚至近50%。现在，两党议员中最大的职业集团都是“专业人员”了。两党议员在文化程度方面的差距也迅速缩小，1906年（工党成立的那一年），保守党议员中有57%受过高等教育，工党则无一人。1979年，保守党为73%,工党为57%,两党议员的社会经历和心理素质实际上都在接近。

这种接近反映在政治立场上。工党刚出现时，曾被当时的两大党（保守党和自由党）共同视为危险的敌人，特别是1918年工党发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正式纲领后情况更是如此。但在1924年和1929-1931年，接连两届工党政府表明，工党只不过是现存体制内的一支力量，这以后，工党就以两大党之一的面貌出现了。它的“公有制”纲领虽然保留到布莱尔出任党领袖，但从未全面执行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约30年的时间里，两党在许多方面并没有太大差别，包括福利主义和部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政策。《泰晤士报》一篇文章谈起在撒切尔夫人上台前的保守党时说：

那些人（指保守党）相信：像他们自己这样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顶层，有责任关照处于底层的人，就如军官照料他们的军队、地主照料他们的佃户那样。由于他们的私人财产缩减了，他们就把国家当作行此善事的施主，于是福利国家被接受了，保守党几乎变成另一个工党。

这30年是20世纪的“共识”时期，此后两党间又拉开距离，以撒切尔上台为标志。

两党的社会基础曾经有过相当大的差别，但70年代开始又迅速缩小。1967年还有学者说：“阶级是英国政党政治的基础，其他都是摆设、是小事。”但20年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总的来说，工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体力劳动者及其家属，保守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非体力劳动者。这在70年代以前表现得十分明显，1966年，变化发生前最后一次大选，工党得票中81%来自体力劳动者，保守党得票中60%来自非体力劳动者。1963年一项调查表明：在公开表示支持两大党中某一党的选民中，72%的体力劳动者支持工党，75%的非体力劳动者支持保守党。1966年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工党支持者中体力劳动者减少了，非体力劳动者增加了，保守党支持者则发生波动性变化，两党的社会基础正在缩小差别。下面这张图是1959-1979年七次大选中两党获社会阶层支持的情况，它表明，工党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单一社会阶层的支持，这种情况导致工党在70-80年代大选中表现不佳，因为只要这个阶层与工党产生不和，工党就得不到选票。保守党社会基础则较宽阔，因此在大选中活动的余地比较大。

从图中可以看出，两党虽然都有基本的社会基础，但都从对方基础中控制到相当大一个比例的支持者。在20世纪，体力劳动者占选民总数的大部分，因此保守党必须在体力劳动者中寻求支持，否则它就永远不能掌权，这样，保守党纲领中必须有一些吸引体力劳动者的东西，这就是它认可福利制度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工党能够吸引的体力劳动者逐渐减少，这使它必须到非体力劳动者中去争取选票。可是这样一来党内政策就发生分歧：到底对“中等阶级”作多少让步才好呢？工党的内部政策分歧一直比保守党大得多，这影响了它在多次大选中的表现。

从1979年起，工党在四次大选中连续失利，这迫使它认识到：要想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工党从建党之初起就依赖工会支持，工会在党的政策制定中一向有很大影响。但这也使工党摆脱不了“阶级党”的形象，似乎它只代表一个阶级，甚至只代表一个“压力集团”，即工会。这在20世纪上半叶体力劳动者占据社会多数时未必不是好事，但二战后，“中等阶级”和“白领阶层”越来越膨胀，社会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工党的“阶级党”色彩就严重妨碍了党的发展，工党在大选中连连失利，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此。为摆脱颓势，工党必须脱下“阶级党”的外衣，争取更广泛选民的支持。在组织上这要求工党改变党员的社会阶级成分，并尽可能削弱工会在党内的影响，为此，工党领导层采取了许多措施。

根据1981年关于选举党的领袖的规定，工会曾取得40%的发言权，选区党组织和工党议会党团各取得30%。这一规定大大加强了工会在党内的地位，而且由于选举是以集团计票的，因此最终决定权实际上操纵在工会领袖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手里，普通党员并没有发言权。1992年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接任工党领袖后对这一规定作了修改，根据后来通过的决议，工党选举领袖将实行一人一票制，即所有党员包括工会内的集体党员都以个人为基础进行投票，最终结果由参加投票的党员过半数来决定。从形式上看，这是加强了个人在党内的权利，实质却是削弱工会和地方党组织的影响，在把权力分散到个人的过程中，强化党的领导层的决定权。史密斯还把工会、地方党组织和议会党团在领袖选举中的权重比例修改为各占1/3，由此工会在党内的影响进一步削减。1994年托尼·布莱尔继任工党领袖，他进一步改变党的社会基础，在修改党章的同时大力发展个人党员，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将其人数从25万发展到大约40万（保守党大约有50万党员）。这些人中多数是年轻、有专业技术特长的“中等阶级”，反映了工党在改变党员成分方面的认真尝试。通过这些努力，工党现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工党已彻底抛弃“阶级党”的外衣，而努力塑造“全民党”的形象。近20年的党内变革使工党在建党原则与社会基础方面与保守党已相差无几，这为它取得较广泛的社会支持并在90年代末重掌政权打下了基础。

我们已经考察了英国政治制度中的许多方面，最后来考察政府的情况。政府实际上是当代英国真正的权力聚焦点，有些学者说它是“内阁独裁”或“行政专制”。撇开各种理论上的推论，如今英国政治制度的真正运作情况是：政党通过竞选，产生一个选举出来的议会“多数”，“多数”组成政府，由多数党领袖担任首脑。政府组成之后，再通过政党控制议会，使英国的政治机构在“多数”的原则上得以运行。

从理论上说，议会通过立法指导政府工作，政府服从议会指导，这叫作“议会制责任政府”，然而在实践上，立法草案绝大多数出自政府之手，政府依靠政党来约束本党议员，使他们在表决时与政府保持一致。在20世纪，议会和政府的关系是颠倒的：不是议会控制政府，而是政府控制议会。关于这一点，担任过工党大法官的埃尔温琼斯勋爵（Lord Elwyn-Jones）1984年就曾在上院说：“政府正对议会做出巨大的伤害……人们越来越担心下院和上院正在变成符号，而政治权力已完全落入行政之手。”甚至早在1950年5月17日，上院就曾辩论过一项决议，其中说：“内阁正在增长的权力对国家的民主宪政是一个威胁。”在整个20世纪，只发生过一次当权政府丢掉对议会多数控制的情况，即1979年卡拉汉（James Callaghan）政府，其他所有政府都成功地保持着议会多数，行政的权力是相当稳固的。

人们还进一步这样说：政府作为一个整体也失去其权威了，实权落到首相手里。1964-1970年在工党政府中连任数职的克罗斯曼（R.Crossman）曾抱怨说，他任职期间从未对政策的制定发生过影响，政策都出自首相一人。丘吉尔担任首相时说过：“我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在适当的讨论之后听从我的意见。”霍姆勋爵在担任外交大臣时则说：“每个阁员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首相的代理人——是他的助手……内阁是首相的，首相是为内阁的所作所为直接对女王负责的人。”因此有人说，英国政府起初是“国王陛下的政府”，然后是“内阁政府”，现在则是“首相的政府”。

20世纪的首相确实权势很大，1936年爱德华八世国王（EdwardⅧ,1936年1-12月在位）的退位，几乎是由首相鲍德温（Stanley Baldwin）逼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的权威无与伦比，这当然和战争有关。1962年7月，麦克米伦一下就解除了7个内阁大臣（占内阁总数三分之一）和9个非内阁级大臣的职务，这件事被称作“长刀之夜”，表明首相的地位远远超出于大臣之上。撒切尔夫人更是以其领导作风强硬而著名，如学者所说：“与多数首相不同，她不仅主持内阁讨论，还积极参与其中，通常出现的情况是：她支配他们。”

许多人认为英国首相的权力实际上比美国总统还大——美国总统还必须随时当心国会惹麻烦，英国首相则在绝大多数场合控制着议会；美国总统必须为他所任命的每一个政府部长争取国会的批准，英国首相则愿意指定谁就可以指定谁，愿意解雇谁就可以解雇谁；美国的立法权完全控制在国会手上，英国的法律草案则基本上出自政府，而首相是政府这条船的船长。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来描述英国政治制度以及它在几百年中的变化情况：英国政治制度仿佛是一架大机器，它依靠传统的惯例在运转。在运转的过程中，一会这个部位显露出来，一会那个部位显露出来，于是我们看到权力的重心从国王转到上院，再从上院转到下院，首相和政党都在这部机器中起作用，只不过它们彼此间的相对位置不同而已。不过从整体上看，这部机器从来都没有被改装过，因此从表面看起来，它似乎一点变化都没有。

20世纪的英国政治制度，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连续过程的延续而已。

第二章　新的世纪

1901年1月22日，8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当灵车穿过伦敦时，大街两旁站满了沉默的人群，悲痛笼罩全国。4年前，刚为维多利亚女王举行了60周年登基大庆，当时，朴茨茅斯港口排列着30英里长的船只兵舰，一列六行浩浩荡荡地接受检阅。那时，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占有全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英国的强盛已达到极点。女王的逝世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结束，它恰好发生在世纪交替之时。

1901年，英国正在遥远的南非打一场战争。这是英国打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其影响之深刻、场面之惨烈，预示着今后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

1901年，在英国执政的是保守党。这是一个维持传统与制衡变革的党，在19世纪末，它是“猎场与牲口市场的联盟”，“是‘农业利益’的党，即那些耕种土地的人的党”。1867年议会改革之前，保守党取得农业方面议席的67%,1867年以后这个数字更上升到77%。1874年大选中产生的保守党议员，只有17.5%来自5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60%来自农村、集市。14%的保守党议员是酿酒商，73%是地主。那一年组成的保守党政府，除一人外，其他都是贵族、乡绅，包括一个公爵、一个侯爵、三个伯爵和一个男爵。保守党又是国教徒的党，是国教（Church of England,Anglicanism）的大本营。到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中等阶级转入保守党阵营，他们原来是支持自由党的，但从保护财产的角度出发，他们与保守党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由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大力推行“新托利主义”（New Torism），主张“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安全的”，因此它也吸引了一些工人阶级选民，在屠宰工、烟囱清扫工、酿酒工等等中特别强大。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保守党是一个正在转化的党，它的社会基础正在扩大。

1901年，反对党是自由党。自由党几乎主宰了整个19世纪，19世纪就是自由主义的世纪。自由党把“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抬高为英国的国策，使自由资本主义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在政治上，自由党以改革的旗手自居，在历次议会改革中扮演了主角。1830-1886年，除了几次短暂的间歇，自由党一直掌权。正因为掌权，自由党延误了自身的改造，党的领导权长期把持在两伙人手中，一是原辉格党贵族，二是原来追随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的保守党人。在1860年，自由党议员中还有49%是地主，中等阶级还只是初露头角。不过后来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14年，地主出身的议员只有6%。在格拉斯顿（William E.Gladstone）时期，它的中等阶级性质已十分明显，然而同时，它的危机也出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基本实现，迫使自由党越来越依靠工人阶级选民，格拉斯顿于是推行与劳工的合作（称“自由劳工联盟”，Lib-Lab）；另一方面，中等阶级要求保卫财产，开始大批转向保守党，因此到20世纪开始的时候，自由党的社会基础已经动摇。

两党在19世纪末都陷入深刻的思想分歧。自由党的思想基础是“自由放任”，但在19世纪末，以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年）为首的“激进派”则反对“自由放任”，要求进行国家干预，用行政的力量调节生产与分配。约瑟夫·张伯伦原是伯明翰一个富裕的螺丝制造商，后来当选伯明翰市长。任职期间，将私营的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等赎买为市政府所有，开创了市政府经营城市公共事业的先例。他还组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工程，修筑街道，铲除贫民窟，取得很大成功。他成为自由党全国性领导人之后，声称要把“为伯明翰做的事拿到全国来做”，他制定的“激进”纲领包括：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累进税率制，用富人的税收举办社会公益，以图消灭贫困；普及初等教育，由国家支付教育经费；取消英国圣公会的国教地位，所有教派一律平等。他的这些主张使国王、教会和保守党都大为惊恐，自由党内的辉格派也恐惧万分，生怕自由党会变成反对有产者的社会民主党。

但张伯伦却在另一个问题上使自由党永久地分裂了：1885年，自由党在大选中比保守党得票多，但这些席位刚好被爱尔兰自治党抵消了。自治党不满自由党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的拖延政策，便一反常态，与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导致自由党下台。这使格拉斯顿下决心实行爱尔兰自治。1886年他重新执政后，立即提出爱尔兰自治法，结果张伯伦带领93名自由党议员投了反对票，使自由党政府垮台。不久后，张伯伦正式投奔主张维护帝国统一的保守党，成了“统一自由党人”（Liberal Unionists）。自此以后自由党的优势便丧失了，在接着的十年中由保守党执掌政权。

但保守党内部也分歧重重。保守党虽然把张伯伦及其一伙拉进自己的阵营，但张伯伦的另一个主张后来却分裂了保守党。1902年5月，索尔兹伯里（Marquis Salisbury）政府为填补布尔战争（Boer War）的巨额亏空而开征一种新税，即小麦与面粉的进口关税。征税额虽然很小，但意义十分重大，它标志着保守党开始背离自由贸易传统。1903年，新上台的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政府迫于党内压力废弃这种新税，但立即引起张伯伦的反弹。张伯伦声称自由贸易政策早已过时，必须建立关税壁垒，以抵御大陆国家对英国的贸易侵害，同时实行帝国内部的特惠政策，以维护帝国的统一，保证英国在20世纪持续强大。张伯伦的主张使保守党内出现两个对立的集团，即支持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同盟”（Tariff Reform League）和反对张伯伦的“自由食品同盟”（Free Food League），后一个集团中包括张伯伦从自由党带过来的54个统一自由党人。10月，张伯伦在格拉斯哥发表演说，正式开始了关税改革运动。他不仅要求对进口粮食征收进口税，而且要求对一切工业品征10%的进口税。关税问题成了20世纪初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之一，自由党抓住这个问题重新整合队伍，在1906年大选中获胜，以后十年又重新主掌英国政权。

因此，在20世纪最初十年，英国政坛面临着三大分歧：关税问题、国家干预问题、爱尔兰问题。它们分别涉及19世纪的三大原则：自由贸易原则、“自由放任”原则和帝国统一的原则。这些问题在20世纪逐一展开，有些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在1902年，还有另一个引起分歧的问题：贝尔福政府颁布一项教育法，本意是拯救英国的教育，想不到却触发了由来已久的宗教争端。

1870年格拉斯顿政府曾通过一个教育法，结果却造成各类学校相互竞争，管理混乱。到20世纪初，有四种学校同时并存，即传统的贵族“公学”；由国教会创办并得到国家补助的“志愿学校”；由地方税支持、接受各地民选委员会指导、实际上是在非国教教派控制下的“公立学校”；以及在郡参事会指导之下新涌现的职业技术学校。1902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1902）企图解决管理混乱、经费不足的问题，它解散了2000多个地方委员会，代之以300多个地方教育局，由教育局统一管理各类学校，并从地方税开支各类学校的教育经费。在宗教问题上，“公立学校”将不开设具有教派色彩的宗教课；“志愿学校”虽可继续开设原有的宗教课，但学生家长可决定让孩子听或不听这些课。这个教育法统一了全国的教育体制，保证了教育经费，制定了培养师资的办法，促进了英国的初、中等教育发展，因此在英国教育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然而在法律通过的当时，却受到非国教徒的强烈反对。首先，解散地方委员会，在政治上是对非国教徒的一次打击，使他们在地方上减少了发言权。其次，国教主导的“志愿学校”现在可以得到地方税的拨款，非国教徒则不愿将自己的纳税用在支持国教学校上。第三，在只有一个学校的地区，非国教徒将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国教学校去，这是他们所不愿做的。非国教徒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声称将不交纳地方教育税。自由党利用这个机会弥合内部的分裂，张伯伦也在保守党统一自由党内部发难，一时间教育问题成了世人瞩目的问题。

在两大党内部分歧重重、分化组合的同时，第三支力量却悄悄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工人政党。

1884年的第三次议会改革，基本上实行了成年男子普选权，这以后，工人选票成了决定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保守党用保护关税政策和帝国政策来吸引工人，自由党则允诺工人便宜的面包，保证要把正统的自由主义改造成“新自由”集体主义。1886年格拉斯顿组阁时，任命一个工人出身的工会领导人参加政府，担任内政部次官，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在那一年大选中，有11个“自由劳工党人”当选为议员，当然他们是在自由党的旗帜下参加竞选。1891年，格拉斯顿在一次自由党大会上，敦促各地方党组织推举更多的劳工候选人，但除了在工会力量强大的矿区之外，一般由中等阶级占优势的选区都不大愿意这样做。后来成为工党创始人的基尔·哈第（Keir Hardie）、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c Donald）、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等，都曾被中等阶级选区领导人拒于门外，这使他们深感寄人篱下之苦。

工人与自由党虽然长期合作，但在许多问题上其实分歧很大，举例来说，工人要求8小时工作制，这与工厂主的切身利益直接冲突，很受中等阶级反感。自由党受“自由放任”传统的影响，很不愿意扩大政府职能，这又和工人希望扩大国家功能以保护工人利益的要求相抵触。“自由劳工联盟”其实是很难维持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依附某一大党，劳工候选人根本就无法参加竞选；即使侥幸当选，也因为议员没有工资而无法维持生活，因此没有办法出席议会。同时，工会代表大会又不愿支持独立的劳工候选人，所以独立劳工候选人只能在工会之外进行活动。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工人政治活动家开始筹建自己的“党”，第三支政治力量就这样逐步形成。

在创建工人独立政党的过程中，基尔·哈第发挥了很大作用。哈第是一个苏格兰矿工，10岁起就开始干活。1888年他与自由党分手，致力于独立的工人政治活动。1889年，哈第创建苏格兰工人党（Scottish Labour Party），纲领是选出独立的工人议员。1892年，苏格兰工人党选出3名议员，这对独立的工人政治运动是极大的鼓舞。第二年，以哈第为首成立了英国独立工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目标是“确保一切生产、分配与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保障工人阶级“独立的代表权”，认为这是“实现工人经济解放的最佳方法”。党在最初讨论的时候曾打算用“社会主义工党”这个名称，但后来把“社会主义”改为“独立”，尽管在其纲领中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内容。

1895年大选中独立工党提出了28名候选人，但全部落选，“自由劳工党”人士也只有9人当选。这对于整个运动都是一次打击，独立工党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工党未得到工会支持，工会的广大群众未能接受党的社会主义纲领。为此，有必要与工会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争取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独立的代表权。1899年，工会代表大会终于同意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它通过一项决议，号召“一切合作社、社会主义团体、工会以及其他工人阶级组织”携手合作，“在下一届议会中增加工人议员数目”。

1900年2月27日，129名代表在伦敦法林顿街纪念会堂开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人政治组织：“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合作社组织没有派人参加。到会的主要是工会代表，再加上三个社会主义团体——独立工党、社会民主同盟和费边社的代表。所有这些组织共有成员57万，还不到有组织的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与会者在几乎一切问题上都有许多分歧，因此很难制定共同的纲领。社会主义者与工会主义者在目标、手段、基本政策等方面都难以统一，所以最后就在1899年工会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找到了共同点，即：推进工人议员的产生，争取更多的“工人代表权”。

独立工党在会上占主导地位。根据哈第的提议，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应建立一个“明确的议会工人党团”，应该有自己的党监，服从其政策，这就为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是一个“党”而不是一个松散的“论坛”奠定了基础。由于独立工党的坚持，劳工代表权委员会设立一个12人执行委员会，其中工会推派7人，各社会主义团体共推派5人（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同盟各2人，费边社1人）。执委会的存在使劳工代表权委员会事实上可以不受工会的控制，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为加强这一点，决议让各地行业协会也可以申请加入，而行业协会一般不在工会的控制之下。独立工党还在组织上取得优势，它的代表拉姆塞·麦克唐纳当选为劳工代表权委员会的书记，使独立工党事实上成为这个新政党的核心。劳工代表权委员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小小的宗派，它以工会为社会基础，以费边主义为指导思想。它在组建之初谨慎地避开意识形态方面可能出现的分歧，而把选举工人议员作为全体一致的行动纲领。1900年大选中，它提出15名候选人，其中2名当选，包括哈第在内。

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成立后，立即使英国政治格局发生微妙变化。1901年，东北拉纳克选区的劳工候选人参加补缺竞选，分散了原属于自由党的选票，结果使保守党人当选。1903年，又有两个选区出现同样情况，引起自由党的高度警觉。1903年8月，自由党与劳工代表权委员会签订秘密协约，自由党答应把35个选区让给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去竞争，以此得到工人方面的允诺：他们将在其他选区支持自由党，并支持日后可能产生的自由党政府。显然，这是一个在新的层次上的“自由劳工联盟”。

1906年，保守党因为关税问题分裂，张伯伦为首的关税改革主义者在其内部争夺领导权。首相贝尔福提前举行大选，希望自由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分歧可以使保守党重新获胜，同时打击张伯伦的势力。但大选结果是自由党大获全胜，得到了400个席位。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有50人参加竞选，结果30人当选，是一次划时代的胜利。在这次选举中，还有24名工人站在自由党旗帜下竞选获胜，使工人议员总数达到54人。就在这次大选之后，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改名工党，在议会建立工党党团。不久以后，工党就将在20世纪发挥半壁江山的作用了。

1906年大选是一道分水岭，它标志着英国真正走进20世纪。“土地利益”长达几百年对议会的控制，至此算是真的结束了。当选议员中，有一半是新面孔、具有新的社会背景。随着工党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19世纪下半叶取得选举权的工人选民，到这时才当真发挥作用了。决定大选结果的主要是一些社会问题，如生活水平问题，机会平等问题，限制经济方面的阶级特权，疾病、就业和老年保险等等。法国历史学家哈勒维（Elie Halevy）说：1906年大选并不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胜利，而是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先声。自由党被迫把社会问题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自由主义变成了“新”的自由主义。J.A.霍布森（J.A.Hobson）写道：“自由主义现在正式执行一项任务，其中无疑包含着一种新的观念，它涉及国家与个人生活及私人产业的关系问题。”老的“自由放任”原则被逐渐抛弃了，自由党越来越卷入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行动之中。

自由党政府组成之后，很快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立法，包括《劳资争议法》（Trades Disputes Act）、《工会法》（Trade Unions Act）、《工人补偿法》（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学校供餐法》（School Meals Act）等等。1908年，首相坎贝尔班纳曼（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因身体欠佳而辞职，由赫伯特·阿斯奎斯继任，社会立法的步伐更快。在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的通力合作下，1908年通过《养老金法》（Old Age Pension Act），这是英国的第一个社会福利法案。这以后，他们又再接再厉，打算建立一个范围广泛的社会保险体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触发了与上院的斗争。

早在1906年大选之前，贝尔福就说不论结果如何，“统一党”（即保守党与张伯伦派）总是能控制国家的。自由党认为这是在暗指上院，因为在那个时候，经常出席上院会议的602个上议员中，属于自由党的只有88人，其余保守党355人，“统一自由党”124人，35个主教和王室成员算是无党派。在这种力量对比下，上院在1906-1907年间否决了自由党制定的一系列立法，其中包括《教育法案》（Education Bill）、一人多票法（Plural Voting Bill）、《卖酒执照法》（Licensing Bill）、《爱尔兰参事会法》等等；还对农地持有法、爱尔兰市镇租佃法等进行了重大修改，将其修改得面目全非。面对这种情况，自由党决定摊牌，一劳永逸地把上院这个建立在世袭原则基础上的机构排除出政治决策圈。

1909年，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代表政府提出一个刺激性很强的预算草案，其中规定：

（1）大幅度增加遗产税，比如价值超过100万镑的庄园将征收25%的遗产税；

（2）增加所得税，3000镑以上的收入提高税率，5000镑以上征收超额附加税；

（3）征收土地税，出租的土地每次租期届满时对增值部分征收10%的税，地产转手时，对自然增值部分征收20%的税，对未开发的土地矿山征收闲置税；

（4）提高烟酒税。

增加的税收用于实施养老金计划、建立劳动交易所、改造农村设施等。劳合·乔治说：他的目标是“筹集款项对贫穷与肮脏发动无情的战争”。很明显，预算案是要把钱从富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用于公共事业，实际上是对财产进行再分配。保守派报刊立即指责这个预算案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党则称之为“人民预算”（People's Budget).

预算提出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议会从6月份开始辩论，整整辩了73天，有时通宵不散，一直辩到第二天早晨。11月4日，议会以379∶149票通过预算草案，但11月30日上院将其否决；两天后，下院的决议称上院的否决违反宪法，因为根据传统，财政立法是下院的特权，上院从来没有否决过。

上院宣布解散议会，于次年1月份举行大选。选举结果自由党获274席，保守党获273席，爱尔兰民族党82席，工党40席。这样，“人民预算”的命运就掌握在爱尔兰人手中了。自由党于是决定让爱尔兰取得自治，争取爱尔兰人的支持。3月份，阿斯奎斯在下院提议：（1）财政法案在送交上院一个月后即自动成为法律；（2）其他法案经下院在连续三次会议上通过、而三次相隔的时间已超过两年的，无论其是否得到上院的批准，也自动成为法律；（3）议会任期从7年减为5年。4月，阿斯奎斯的提议在下院获通过，正打算送上院审批时，爱德华七世国王（EdwardⅦ)恰巧去世。两党于是同意休战，让新国王乔治五世有时间熟悉他的工作。

11月风波再起。自由党这时得到工党和爱尔兰民族党的支持，控制着下院多数，因此不怕保守党推翻政府。自由党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因此强迫乔治五世答应：在必要时册封足够数量的新贵族，以迫使上院在表决时与下院保持一致。11月16日乔治五世作出了这一承诺。12月，举行本年度中的第二次大选，结果与前一次大选几乎完全一样（272∶271）。次年2月，自由党根据阿斯奎斯的三点建议制定《议会法》，于5月15日在下院通过。上院在辩论中提出了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修正意见，阿斯奎斯立即要求国王履行诺言，册封新贵族，并开列了一份大约250人的册封名单。8月，上院经过激烈辩论，终于决定让步，于9月以131∶114票通过《议会法》。

《议会法》是对英国上院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上院的血统原则虽未受触动，但它的权力大大被削减了。从此以后，上院只能使下院通过的法律延迟两年执行，除此以外就发挥不了更大的作用了。在上院与下院的斗争中，下院取得最终胜利。

为兑现它对工人作出的许诺，自由党在1911年提出《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让1400万人得到病残保险或失业保险，保险基金由国家、雇主和工人三个方面按比例分担。这是继养老金法之后，英国在社会保险方面迈出的又一步。虽说在本质上它并没有脱离互助的性质，其实施与管理都由所谓的“授权团体”（如工会）进行，但国家终究站在法律的背后起监督人作用，因此它是自由党向国家干预迈出的一大步。1911年《国民保险法》并没有实行福利制度，不过它与福利制度毕竟靠得更近了。

为兑现它对爱尔兰民族主义作出的许诺，自由党于1912年4月提出第三次《爱尔兰自治法》（Home Rule Act，前两次分别在1886和1893年提出），爱尔兰问题再度烫手。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反对自治，组成厄尔斯特志愿军，天主教徒则组成爱尔兰志愿军，内战一触即发。英国的保守党站在新教徒一边，甚至暗中支持新教徒的武装。在这样一种激动的气氛中，自由党运用手中的多数票通过了自治法，不过，那时已是1914年9月了。由于战争爆发，法律延期至战争结束后执行。

战争开始以前，妇女选举权也成了社会争执的问题。从1860年代起，妇女就发起议会选举权运动，不过起初参加进来的是中等阶级妇女，运动也很温和，她们的政治组织是1897年成立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进入20世纪，妇女的政治地位有很大提高，1907年一项法律允许妇女入选郡、市参事会，有些妇女还担任公职，比如地方教育委员、济贫委员乃至郡、市政府官员等，但议会选举权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许多中下层妇女对这种状况失去耐心，190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Em meline Pankhurst）在她的两个女儿的协助下建立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and Political Union）。这个组织的成员用比较激烈的方式表达妇女的愿望，比如冲击议会、围攻议员、放火烧教堂、打碎商店的玻璃等等。1913年一位叫埃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的姑娘突然冲进赛马场，冲到属于乔治五世的赛马前面，结果马惊踏人，戴维森致死，引起社会很大震动。这些妇女积极分子后来被称作“战斗的妇女参政运动者”，由于她们的活动，妇女选举权问题得到全社会的关注。

第三章　从战争到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这使20世纪初的事件发展大多数都中断了，比如爱尔兰问题和妇女选举权问题就是这样。不过，从长远来看，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20世纪初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比如国家的作用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帝国问题、新政治力量崛起的问题等等，依然按照各自的逻辑向前发展。

战争中自由党的原则几乎都被破坏了。起初人们对战争抱着近乎浪漫的情调，许多人觉得英雄主义时代降临了，因此满怀激情走上战场，准备为“自由”打一场漂亮的短兵战。但战争却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前线的艰苦与牺牲震惊了全国，人们突然意识到：全国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人民必须不遗余力，作出牺牲，才能打赢这一场史无前例的现代恶战。

于是，几个世纪人们所珍惜的价值不得不暂时弃置，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为打赢战争，政府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权力，统制全国的财力物力，调动一切力量投入战争。1914-1915年，议会连续通过三个《国土保卫法》，授权政府颁布战时条例，控制军火生产和其他生产。不久，政府就对铁路、军工和煤炭实行控制，委派了政府管理人员；然后又征用商船，调节农业生产，强行开发荒地，限制粮食价格，规定食用品的质量标准等等。1918年初，当战争进入最后同时也是最艰苦的阶段时，政府不得不对食品实行定量供应，这在英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有这些措施都与自由党的“经济自由”信念背道而驰，但执政的自由党人却不得不服从战争的需要，一步步远离自己前辈们所尊崇的金科玉律，走向某种形式的国家管制经济，甚至某种程度的“国营经济”（如铁路和军工等）。1915年政府设立军工部，直接管理大约200个工矿企业；1916年又成立劳工部，统筹调配全国人力。这两项措施都是绝对违反自由主义信条的，因为他们把国家的职能不仅扩大到管理“物”，而且扩大到支配“人”。

1916年，自由党政府采取了另一项背离自由主义传统的措施，宣布实行征兵法。这种做法虽然在普鲁士这样的国家算不得什么，但在英国，却被看作是专制主义的象征，强迫人民屈服于政府的淫威。政府还不得不征收33%的奢侈品进口税，这就把自由贸易这道防线也冲垮了。到战争结束时，自由党的原则其实已所剩无几。

1915年，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受挫，海军大臣丘吉尔与第一海事大臣费舍勋爵（John Fisher）在战略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导致费舍勋爵挂冠而去。保守党领袖博纳·劳（Bonar Law）通知阿斯奎斯说：保守党应参与领导战争，否则它将扮演积极的反对派角色，反对政府的战争努力。自由党于是不得不同意组织联合政府，新内阁包括12名自由党人，10名保守党人，1名工党人。这届政府维持了大约一年半时间，由于战争情况越来越糟，国内充满了失望的情绪，人们都认为在现存政府的领导下不可能打赢战争。阿斯奎斯迫于党内外强大的压力，于1916年12月辞去首相职位，由学徒出身的威尔士人劳合·乔治继任首相。这次政府更迭本不涉及党派分歧，不过，以阿斯奎斯下台为标志，自由党在英国政界两分天下的局面也就永远结束了！

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主要由保守党组成，21个内阁成员中除8个自由党人、2个工党人之外，其余都是保守党人，而且占据主要位置。劳合·乔治还建立了一个大权独揽的“战争指导委员会”，可说是内阁中的内阁，其中保守党3人，工党1人，自由党只有劳合·乔治自己。战争中英国政府的这两次更迭都是政党间协商的结果，并没有经过通常的宪法程序，更没有由议会选举来决定政府去留。虽说这可以看作是战争时期的非常措施，但它却体现了20世纪的总体趋势，即政府控制了议会，政党是20世纪英国政治的灵魂。

新政府在工作作风上也背离了传统。“战争指导委员会”起核心的作用，主要决定都是在这个委员会做出的。内阁虽然很勤奋，几乎每天都开会，但它的主导作用已经被战争指导委员会取代了，次要一点的部长只在问题涉及其各自主管的部门时，才应邀参加内阁会议，他们更像是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制定者。在各部以及整个内阁之上，有一个像美国总统那样的首相，各个部都向他负责，而不是向内阁负责，更不向议会负责。这种做法明显背离了英国传统，却和20世纪首相权力扩大的趋势相吻合。不管怎么说，劳合·乔治用新方法新体制打赢了战争，政府的效率提高了，敷衍塞责、拖延推诿的现象大为减少。

战争结束的时候，劳合·乔治成了英雄，人们都说他可以担任终身首相。但仅仅4年之后，大家又指责他政治品质恶劣，追求个人权势，背弃英国政治传统中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似乎他是英国政界的一个流氓。后来在80年代成为工党领袖的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出身在一个传统的自由党家庭，他说他从小就听父辈们说劳合·乔治毁灭了自由党，“为得意洋洋、幸灾乐祸的托利主义打开了大门”。1918年5月，军令总监弗里德里克·莫里斯（Friedrich Morris）被解除职务，他于是指责劳合·乔治向公众谎报英国在法国的军情。阿斯奎斯以此发难，要求议会组织调查。他的动议虽被否决，却获得98个自由党议员的支持。这以后，自由党就正式一分为二。著名历史学家泰勒（A.J.P.Taylor）称这是“有悠久历史的自由党实行自杀”。

到1918年，议会已经有8年多没有举行选举了，因此战争一结束，劳合·乔治就决定立刻大选。他想维持战时的联合政府，实际上是依靠保守党继续执政。自由党在大选中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劳合·乔治与保守党联合的政策，一派追随阿斯奎斯，反对联合。由于联合派候选人在竞选中都得到一张两党签发的“联票”证明，因此这次大选被称为“联票选举”。选举结果，联合派大胜，但事实上是保守党大胜，因为保守党得到335个席位，劳合·乔治派只有133席。阿斯奎斯派自由党输得很惨，只得到28席，连阿斯奎斯自己都落选了。自由党的崩溃不仅仅表现在阿斯奎斯派的失败上，就连劳合·乔治派的胜利也是虚假的。劳合·乔治派主要在工人选区得票，而工人选区随时可以被工党夺走。只因为劳合·乔治打赢了战争，工人才投了他的票。根据“联票”协议，保守党不向这些选区推派候选人，因此劳合·乔治派实际上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当选的。但这种情况在下一次大选中不会再现，到下一次大选的时候，自由党的衰落就暴露得一清二楚了。对此，老格拉斯顿的儿子、自由党总部督导赫伯特·格拉斯顿（Herbert Gladstone）看得很明白，他后来说："1918年的结果粉碎了党，不仅在下院，而且在全国。党的地方协会消失了，或名存实亡。我们最好的党员大批投奔工党，其他人倒向保守党或变成独立派。"1918年大选实际上是自由党的死亡宣告书。

不过，劳合·乔治仍然在他个人威望的顶峰。他刚刚打赢一场战争，紧接着便要去凡尔赛，在那里主导和会，创建国联，成为世界级政治领袖。自由党的劳合·乔治领导着一个保守党的政府，不过在内政方面，他继续执行战前政策。政府提高了养老金标准、扩大了享受失业保险的范围、增加了教师工资、拨款补助住房建筑等等，可见尽管保守党占优势，它对战前自由党的政策却已经能认同了。这对自由党来说其实是一种更深刻的威胁，因为自由党的旗帜现在也可由保守党扛起来。与此同时，保守党还以财产的保卫者自居，它一方面接过自由党的社会政策，一方面又反对“财产共有”，反对“社会主义”。这在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倾向日益明显的时候，对中等阶级选民尤有吸引力。弗朗斯·科齐（Frans Coetzee）说：“反社会主义最终将使保守党能够重组、保存下来，并在两党制的合适形式中大获其益。”

1922年，保守党已经强大到不需要一个自由党首相来充当它的保护伞了。这一年的10月19日，275名保守党议员在卡尔顿俱乐部开会讨论保守党今后的前途。多数保守党人要求摆脱劳合·乔治，因此对党的老资格领袖如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约瑟夫·张伯伦的儿子）、贝尔福等人要求维持联合政府的呼吁反应冷淡。博纳·劳和斯坦利·鲍德温在这次会议上大出风头，鲍德温入阁才一年多，在党内是一个相当嫩的新手。他在辩论中突然站起来对劳合·乔治进行猛烈攻击，说继续与他合作将加深党的分裂，直至“古老的保守党被碾成碎片消失在废墟中”。表决结果，185个保守党议员反对与劳合·乔治合作，只有88人主张继续维持联合。这天下午5时，劳合·乔治就辞职了，一个打赢了战争的英雄这时却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

1922年大选，保守党以345票获胜，工党位居第二，得142票，博纳·劳出任首相。1923年，博纳·劳因病辞职，由鲍德温接任保守党领袖，他立刻提出了关税改革问题，即建立约瑟夫·张伯伦在20年前倡导的关税壁垒。但选民在这个问题上仍不愿放弃自由主义传统，因此在新的大选（1923年）中，保守党失去多数，三个党谁也没有超过半数。博纳·劳不愿与劳合·乔治合作建立联合政府，而阿斯奎斯又不愿和保守党合作。劳合·乔治于是暗中活动，支持工党组成少数派政府。1924年，在工人代表权委员会建立24年、工党建立18年之后，这个党居然在英国掌权了！

工党的“社会主义”性质此时已公开表露。俄国革命在英国形成巨大冲击，1917年8月，联合政府中唯一的工党代表亨德森去苏俄访问，为此他辞去内阁职务，并且在访俄回国后立即开展工党独立的竞选活动。但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欣赏，他在回国后写道：“就我所能见到的而言，假如那种试验付诸尝试，其结果只会对整个事情造成灾难。”他认为要想抑制布尔什维主义，工党就必须成为强大的议会党，而且公布自己的社会主义宗旨，把工人吸引到自己周围。

1917年9-10月间，亨德森与工会领导人、费边社领导人频繁接触，为工党制定出一部章程。在此之前工党始终没有党章，而1918年党章一出现，就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这集中表现在章程第四款上，即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款。条款中的提法不是亨德森的，而是韦伯（Sidney Webb）的，韦伯认为这种提法主要不是为吸引工人（工人无论如何总要跟工党走的），而是为了吸引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那一部分先进的中等阶级。尽管党章中明确写进了社会主义内容，但当年党的代表大会对此似乎并无所谓。会上讨论的主要是组织问题，亨德森的发言主要谈工党如何才能组织政府，而不是工党的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因此当工党在1924年执政后，并不当真去实行“社会主义”。工党从来没有执政的经历，突然处于掌权地位，便事事生疏，手足无措，对那台庞大的英国政治机器不知该如何操纵。担任首相的麦克唐纳说：“……我的前任有现成的秘书和运转的机器，而我却什么也没有，我必须白手起家。”这是工党刚上台时一派窘境的真实表露。工党还讲究“体面”，处处模仿上流社会，比如它的阁员在第一次觐见国王前，就要找老师专门教习宫廷礼仪，生怕稍有疏忽，便做出什么“贻笑大方”的事。因此工党这10个月的掌权，就仿佛是初上台面的学徒，做了10个月的见习生。它做的最大一件事是制定一项“住房法”（Housing Act），对工人阶级住房给予建筑补贴。麦克唐纳主要对外交事务感兴趣，他自己兼任外交大臣，参与德国赔款问题的国际谈判，还打算与苏联签订条约。但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工党政府栽了跟头，保守党和自由党都怀疑工党企图与布尔什维克勾结，于是就联合起来，把工党政府推翻了。

在新的大选中，发生了季诺维也夫信件（Zinoviev letter）事件。10月25日，选举前4天，《泰晤士报》（The Times）突然发表一封据说是由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季诺维也夫签署、寄给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抄本，信中要求英共动员英国工人阶级支持英苏两国正在谈判的条约，因为这将“有助于国际及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化”，“使我们能够在英国及其殖民地扩大与发展列宁主义的思想宣传”。信件还要求在军队中加强鼓动，做好军工生产部门工人的工作。这封信暗含的意思是工党的政策有助于布尔什维克的颠覆活动。信件发表后，苏联代办处和季诺维也夫本人立即加以否认，英国外交部则背着麦克唐纳提出抗议。信件对选举结果产生很大影响，保守党大胜，获419席，工党只得到15l席，比上次少了40席；而自由党则大败，劳合·乔治和阿斯奎斯两派加在一起才40席。在过去两年中，自由党先是捧工党上台，使反对社会主义的选民投了保守党的票，然后又赶工党下台，使倾向社会主义的选民投了工党的票。自此以后，新的两党政治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混乱状态结束，自由党被排挤出英国政治的主流。

鲍德温出任首相，他其实是一个能力很有限的人。1923年他以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的身份出访美国，谈判战时债务问题，结果草草率率就签了一个协议，条件比法、意等国得到的都差。1923年他第一次出任首相，英国朝野上下都感到意外。不过，他的第二届政府却很稳固，一直延续到1929年。鲍德温做事懒散，不受刺激就提不起精神。但他和气亲切，平易近人，把分歧重重的保守党团结起来了。他认为工党不是搞颠覆破坏的党，而是现存政治体制中一支负责的力量，保守党如果不像工党一样找到吸引“社会下层”的方法，“我们就是一只手绑在背后进行战斗”。鲍德温正确地估计到工党今后是保守党的主要对手，因此为保守党提出了一条“新保守主义”路线。

为吸引“社会下层”，鲍德温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主要由约瑟夫·张伯伦的另一个儿子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执行。张伯伦在鲍德温内阁任卫生部长职，工作做得很有成就。他在4年多的时间里就制定了21个法律，多数是关于住房、卫生、城市建设、休息场地与度假设施的。他还制定了一个《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规定由郡、市政府承担济贫职责（原来由教区承担），这是向国家解决贫穷问题迈出的一大步。在他任职期间，全国新建100万所住房，国民卫生状况改进了，1928年婴儿死亡率降到4.5%,也开办了许多产科医院和儿童诊所。他的多数立法都既长又复杂，比如《地方政府法》包括12项115款，花两个半小时才通读一遍。这个法案虽然对解决社会问题很有价值，但提出来的时机却不对。它要求增加地方税以作济贫之用，而新的征税率恰巧在1929年大选之前送到许多选民手里，因此使许多选民感到不快。

1926年政府面临严重危机，起源是煤炭工业的劳资冲突。1913年，英国最强大的三个工会签订协定表示在斗争中将互相支持，由此形成“三角同盟”。三角同盟的参加者是煤矿、铁路和运输工会，当时分别有80万、27万和25万会员。这三个工会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因此三角同盟的存在，对资方和政府都是巨大威胁。

煤炭业在20世纪弊病丛生。英国采煤业起步很早，但始终规模小，技术落后，采掘无规划，开采水平很低。在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情况下，竟长期得不到改造，结果成本高而利润低，工人劳动强度大，工资却很低，1926年与1913年相比，工资只增加20%,生活指数却增长100%,此外还加上很高的失业率。长期以来，煤矿开采靠政府补贴，补贴一旦停止，工资就将更低，危机会立刻爆发。1921年煤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但罢工失败，罢工失败的那天（4月15日）被称为“黑色星期五”。1925年冲突再起，政府有惮于三角同盟的实力，不敢贸然摊牌，便宣布延长补贴9个月，这一天（7月31日）被称为“红色星期五”。9个月延长期快到时，双方都意识到摊牌不可避免，于是都在做决战的准备。

1926年3月，关于煤炭问题的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公布调查报告，报告对工人的处境表示同情，建议对煤炭业实行改组，包括国有化、合并小矿井、改造工作环境、建立全国工资统一标准等等。但报告也宣称国家对煤矿开采的补贴应该停止，为弥补其间的差额，矿工要么降低工资，要么延长工时。

矿工十分愤怒，他们提出“工资不减一分，工时不加一分”的口号。工会要求：在煤炭业进行改组之前，首先应谈妥工资问题；矿主则坚持：井下工作日恢复到8小时，工资则回归到1921年水平。双方谈判破裂。4月30日，9个月的延长补贴期届满，现存的工资标准作废，矿主宣布同盟歇业。5月1日，各行各业的工会代表828人投票宣布将采取“联合行动”声援矿工，并授权工会代表大会总委员会解决争端。5月3日午夜，全国总罢工（General Strike of 1926）开始。

工会一再宣称这是一次产业冲突，不含政治目的。政府则声称罢工企图推翻政府，改变政治制度。罢工气氛总的来说是平静的，很少发生暴力冲突，但平静中蕴含着紧张，因为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总罢工”。直接参加罢工的有300万工人，领导总罢工的是工会代表大会，它拥有430万有组织的产业工人。卷入罢工的行业包括煤炭、运输、码头、印刷、钢铁、化工、电力、建筑等。罢工的影响超越国界，引起全世界的密切关注。鲍德温政府对罢工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它宣布罢工“违宪”，一方面又呼吁重开谈判，停止罢工。它组织了大批中等阶级市民参加维护交通、分发食品等工作，结果使正常的社会生活勉强维持下来，未发生崩溃，罢工的威力因而也就减轻了。5月12日，工会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宣布停止罢工。当天下午，鲍德温在下院受到欢呼，他说这是“常识的胜利……是联合王国全体最优秀人民的胜利。现在我们又能够以合作的精神来恢复我们的工作，把怨愤与仇恨都丢到脑子后面去了。”

尽管鲍德温做出和解的姿态，似乎对罢工已全然忘记，但1927年，政府制定新的《劳资争议法》，宣布总罢工和同情性罢工为非法；工会若征收政治性捐款，必须事先得到各有关会员的书面同意；而在过去，是每一个工会会员都必须交纳政治捐款的，除非他公开声明不愿这样做。总罢工的失败和随之制定的《劳资争议法》极大地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工会人数剧减，1920年工会会员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5.2%,1933年只剩下22.6%了。罢工次数在以后的13年中降为原先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工会运动也变得更温和了，工会领导人采纳了一种更加合作的策略。

尽管如此，工党反而因总罢工受益。它没有直接卷入罢工斗争，因而在政治舞台上丝毫不受影响。相反，它指责1927年《劳资争议法》是“阶级立法”，说它是为有产者服务的，因此在工人中提高了声望。1929年大选，工人选民下决心对总罢工失败和《劳资争议法》实行报复，工党在那一年第一次成为议会最大的党，由麦克唐纳出面组成第二届工党政府。那一年，自由党在劳合·乔治领导下做最后一次努力，企图恢复它原有的地位。它提出一个与工党纲领几乎无异的竞选纲领，完全放弃了自由主义原则。但在工党与自由党之间，工人选民当然选择工党。

工党第二次入主政坛，已经摆出一副当仁不让的架势。麦克唐纳虽然出身卑微，是苏格兰一个女仆的儿子，但他一副绅士派头，似乎是“人群中的一个王子”。他出入于克里斯蒂拍卖行，搜集古玩与名画；他到棋盘山庄（the Chequers）去度周末，与伦敦德里侯爵（Marquess of Londonderry）等保守党贵族来往甚笃。他的财政大臣斯诺登（Philip Snowden）信奉传统的金融政策，周旋于银行家之间，被授予伦敦城自由市民称号。亨德森是真正献身于工党事业的，但他担任外交大臣，在这方面颇觉生疏。这些人也许想在第二次执政期间有所成就，但他们掌权不是时候，就在工党政府成立后不久，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开始爆发了。

危机中英国受到很大打击，产业萧条造成失业大增，1929年5月工党执政时失业人数120万，到1931年7月已达到280万，占投保工人总数的23%。但斯诺登企图以传统的自由主义来解除危机，他采用提高间接税、削减政府开支的方法，结果却反而增加了失业，对贫苦阶层造成更大的压力。一个下院调查委员会认为，必须从1931年的政府预算中削减1.2亿英镑，其中6700万英镑应减自社会救济。麦克唐纳等人同意削减7800万英镑，但当内阁进行讨论时，多数成员只同意削减5600万英镑，而且不许从社会救济方面削减。1931年8月24日清晨，内阁就此进行表决，11票支持麦克唐纳，9票反对。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麦克唐纳宣布他将辞职，说罢他便前往白金汉宫，觐见乔治五世国王。中午，原来的工党大臣却惊讶地听说：乔治五世国王没有按惯例授权保守党领袖鲍德温组织新政府，而是让麦克唐纳继续留任，组织了一个“国民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

这件事前因后果究竟如何，到现在人们也不大搞得清楚。大家现在知道的是，乔治五世接受了自由党领袖塞缪尔的建议，要求麦克唐纳继续任职，而麦克唐纳当场就接受了邀请。人们现在不知道的是：究竟麦克唐纳早就有盘算，故意促成工党政府的分裂，为“国民政府”铺平了道路呢，还是他随机应变，临时接受了国王的授权，以“拯救”英国于危难之中？无论如何，工党认为麦克唐纳背叛了本党：他在接受新的任命时居然不和本党商量，就与反对党结成联合政府！工党政府的枢密院长帕穆尔勋爵（Lord Parmoor）后来在回忆录中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他一向相信内阁是英国政府的核心，“但如果说内阁确实占有这个地位，那么在1931年首相对待内阁时却不是这样”。8月26日，工党与工会代表大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不支持麦克唐纳政府；两天后，工党议会党团选举亨德森为新的领袖；9月28日，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式开除麦克唐纳及其支持者出党。

然而新政府却成功地渡过了危机。世界经济危机此时已基本缓解，各国财政状况开始好转。斯诺登从美法两国得到8000万英镑贷款，足以解救近火之急。随后，英国放弃金本位，英镑也贬值30%。1932年议会通过《进口关税法》，正式放弃了自由贸易的原则，而约瑟夫·张伯伦在30年前倡导的关税保护主义，现在竟成了国策。19世纪时英国人争取自由贸易，20世纪却又争取保护主义，这大概就是历史的逻辑！1932年，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召开帝国经济会议，建立了帝国特惠制，从此以后，帝国对英国来说，具有了新的经济意义。

1931年大选，“国民政府派”（包括保守党、麦克唐纳工党和自由党）获554席，工党只得到52席，是1910年以来输得最惨的一次。但经济的复苏非常缓慢，“饥饿的30年代”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的单一产品工业区造成很大苦难。1935年工党终于恢复过来，这一年它得到一位新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并且在新的大选中获154席。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后一次选举。

30年代政治主要围绕军备与和平问题。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德国掌权，战争的乌云开始聚集，面对纳粹德国（Nazi Germany）的喧嚣，英国应采取什么对策？这是个长期困扰着英国政治家的问题。30年代初，大多数英国人不愿再卷入另一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经历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因此战后和平主义始终抬头。许多人幻想国联和裁军可以给欧洲带来永久的和平，因此当德国的民族复仇战鼓咚咚敲响的时候，英国人却在从上到下地大唱和平经。

在这个问题上，三党领导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主张真心实意地裁军，真心实意地依赖国联。1931年7月，三党领导人同时出现在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共同保证为即将召开的世界裁军会议取得成功而不遗余力。希特勒上台后，许多人同情纳粹的立场，认为德国在1919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它重建民族尊严的努力是无可非议的。许多人宁可要希特勒而不要斯大林（Joseph Stalin），认为与德国的对抗就意味着怂恿苏联。1933年2月，就在希特勒刚刚上台的时候，牛津大学学生会经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声称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这项决议在社会上形成巨大冲击波，报章与广播都广为报道。

1932年，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个法西斯党——英国法西斯同盟，其领导人奥斯瓦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曾担任过工党政府大臣。虽然这个组织成员最多时也未超过2万人，社会影响也很小，但在1934-1936年间它也曾掀起过小小的波澜，是世界性法西斯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1940年战争打起来后，它被政府取缔。

在30年代，和平主义是主要思潮。1934年下半年，狄克·谢泼德牧师（Rev.Dick Sheppard）组建“和平宣誓同盟”（Peace Pledge Union），到1935年底，已征集到10万人签名。同盟组织“全民和平表决”（National Peace Ballot），结果有1150万人参加，占全体选民的40%。投票结果显示：90%-95%的人赞成裁军，支持国联，同时主张国联对侵略者进行经济制裁。针对问卷第五款提问：在必要时，各国是否应联合行动，用军事手段制止侵略？有60%的人作肯定回答，20%否定，20%弃权。因此“表决”的结果是很奇怪的，人们一方面支持裁军，反对使用武力；一方面又希望对侵略者实行集体制裁（甚至动用武力）。如何理解表决的结果？也许正确的解释是：英国人希望在国联的庇护下，以裁军和制裁为威胁来避免一场战争。如果问卷的问题是：是否赞成英国卷入一场战争？那么回答大概会是99%的反对了。无怪乎政府要说问卷的出题是一种误导。

工党在某种程度上比保守党更倾向和平主义。1935年5月工党新领袖艾德礼就说：“我们反对把使用武力作为一种政策手段，我们主张裁减军备和集体安全保障……我们的政策不是通过重整军备来寻求安全，而是通过裁军来寻求安全。”他主张彻底销毁一切军备，在国联领导下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为“和平表决”的结果所作的注解。

在政府方面，它一面执行绥靖主义（appeasement）政策，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和平；一面又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裁军政策，于1936年开始重整军备。这一年，军费开支比前一年增加36%,达到1.86亿英镑。1937年达到2.65亿英镑，1938年为4亿英镑，1939年激增到7亿英镑，当然这时战争已经打起来了。空军的力量增长最快，1935年空军预算仅2750万英镑，到1939年已达到2.48亿英镑，翻了9倍。“国民政府”重整军备虽说是半心半意的，但终究使英国在战争爆发时并不是赤手空拳，因此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优先发展空军的政策也是富于远见的，如果不是空军的作战能力在战前最后几年急速提高，英国将无法在战争的最初阶段顶住德军的轰炸，阻挡德国的入侵。但工党当时对这种半心半意的重整军备也大加反对，1935年在辩论是否要重整军备的时候，艾德礼说：要用“全世界舆论”的力量来阻止侵略。

真正反对绥靖、清醒地估计到纳粹侵略危险的政治家是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出身名门，其先祖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马尔博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丘吉尔年轻时在印度、南非等地服役，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过多次远征行动。26岁时他当选为议员，此后一直是英国政坛的宿将。他先参加保守党，后来投奔自由党，然后又回到保守党，在两党历届政府中担任过许多要职。但在政治上如此飘忽摆动，是英国政界很难见容的，因此他的名声相当不好。保守党不信任他，从1929年起，就把他排斥在决策层之外，当作一个惹是生非的野心家。工党讨厌他，视之为仇敌，因为他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真正的历史使命才刚刚开始。就在绥靖主义思潮弥漫全国的时候，丘吉尔单枪匹马地预言战争的梦魇，喋喋不休地主张扩军备战。还在1936年年底他就在议会声称：纳粹德国将很快在“经济财政崩溃和内乱，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1938年慕尼黑的“和平”刚刚取得，他又在议会大唱反调，说“不要以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在当时，这种论调听起来就像是升平歌舞中突然冒出来的尖声怪调。在30年代，丘吉尔是最不得人心的政治家。

1935年英国举行大选。虽说选民们关心的主要是国内问题，政治家却都在谈论安全与军备。5月，国民政府已经改组，由保守党领袖鲍德温接替麦克唐纳任首相，三分之二的内阁大臣也由保守党人来担任。国内的形势对国民政府很有利，失业人口已从1933年初的近300万降到不满200万，生产总值比1929年提高了10%。多数英国人相信国民政府能解决遗留的经济问题，而不必依靠“新政”或其他更极端的手段；工党那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纲领这时还得不到较多人的支持。在关税问题上，保护主义已成定局，反对它的人已经是少数。

但是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许多人情绪却很激动，保守党打算实行有限制的重整军备，工党与许多选民却仍然坚持和平主义立场。竞选中，鲍德温采取两面手法，他既“支持重整军备从而使保守党能够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协调关系”，又“支持国际联盟盟约，从而使和平主义者能够与重整军备协调好”。由于采纳了这样一种双重立场，11月选举结果出来，保守党获432席，工党无论是国民政府派还是反国民政府派，其领袖人物全都落选，其中包括麦克唐纳、亨德森等。但工党的政治力量却恢复了，它取得154个席位。自由党只剩下20个席位。输得最惨的是麦克唐纳派，它在保守党内无法立足，在工党内则为人所痛绝，至此便消失了。

新政府刚刚组成，就面临着爱德华八世的退位危机。1936年1月，乔治五世去世，他是个颇得人心的国王，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年代里发挥着立宪君主的作用。乔治五世的继承人是爱德华八世，1934年，他邂逅一个已婚美国妇女辛普森夫人（Mrs.W.Simpson），并开始与她相爱。辛普森夫人已经离过一次婚，如果与爱德华八世结婚，就必须再离一次婚。许多传统的英国人对此难以接受，况且辛普森夫人的第二个丈夫虽说是美国出生，却已加入英籍，因此是一个普通的英国公民——英国国王如何能娶一个普通国民的前妻为妻呢？鲍德温正代表着这种传统的看法。因此当1936年10月辛普森夫人取得第二次离婚判决书、爱德华八世就要与她结婚时，危机来临了。鲍德温向国王强硬地表示：要么放弃辛普森夫人，要么放弃王位：“在选择王后的问题上必须听听人民的意见。”爱德华八世请求沿用“贵人娶贱女”的古老做法，不让辛普森夫人获得王后头衔，但也被鲍德温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华八世在退位诏书上签了字，带着辛普森夫人悻悻离开英国，从此浪迹天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很久以后，到20世纪末，有人说当时逼迫爱德华八世退位的最主要原因是他的亲德立场，人们担心一旦战争爆发，一个亲德的国王会把英国置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上。

鲍德温由于这件事而大得人心，丘吉尔却因为支持了国王而名声更坏。事后不久，鲍德温认为已经到激流勇退的时候了，于是在1937年5月新国王乔治六世（爱德华八世的弟弟）加冕之后，立即辞去首相职务，由内维尔·张伯伦接任。

内维尔·张伯伦是约瑟夫·张伯伦的次子，担任卫生大臣期间因解决住房问题而出了名，以后又担任财政大臣。他接任首相后，把绥靖政策推行到极点，最后亲自到慕尼黑去与希特勒签订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协议。在张伯伦任内，战争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而张伯伦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和平。这个政策受到丘吉尔的猛烈抨击，随着希特勒的野心日益昭显，接受丘吉尔观点的人也越来越多。

1938年2月，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因不同意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而辞职。慕尼黑协议（Munich Agreement）签订后，有30位保守党议员拒绝出席批准该协议的议会表决，其中包括张伯伦的一些亲密同事，如后来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海军大臣达夫·库珀（Duff Cooper）等。到年底，张伯伦自己也开始动摇了。次年3月，纳粹德国进军布拉格，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在严峻的事实面前，张伯伦终于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于是开始认真地做战争准备，并且对波兰做出了安全保证。不过他始终存有一种幻想，希望德国军方有理智的人会发动一场政变，阻止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因此直到战争打起来，张伯伦仍然是犹犹豫豫。

工党直到1935年竞选时，还指责国民政府重整军备的决定是对“世界和平和本国安全的威胁”。但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其内部出现政策分歧，以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和休·多尔顿（Hugh Dalton）为首的一批人开始认识到重整军备的重要性。1937年工党议会党团对军费预算投了赞成票；同年，工党代表大会正式同意重整军备。1939年春，工党代表大会以167万票反对、28万票赞成的悬殊比例，否决了党内和平派要求不与政府合作的动议。9月2日晚，即德军入侵波兰后的第二天晚上，工党发言人在议会敦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不再拖延已经被拖得太久的事”。次日凌晨，当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把宣战的决定告诉多尔顿时，久等在内阁会议室外的多尔顿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说：“感谢上帝！”

希特勒得寸进尺，终于把全体英国人从绥靖主义的泥淖中拉了出来。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虽说是主旋律，但在“国内战线”即英国的内部事务方面，20世纪的几大主题仍然在展开。尽管因战争状态它们表面上退居次要地位，但战争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为社会创造了解决问题的环境。20世纪初提出的那些问题，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酝酿成熟、而到战争结束后逐一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开创了一个“新社会”。

当然，战争是当时的主旋律。

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但战争在半年的时间里却是“西线无战事”，以至张伯伦始终暗藏希望，幻想德国将不战自乱，或者它也许不会在西线进攻，而直接把祸水指向东方。1940年1月，经济战争部发表的第一个情况通报十分乐观，它说德国已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其程度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之后，因此可指望用经济的手段打赢战争。这无异于是说德国将不战自败，既然如此，何必要大动干戈呢？于是，就形成了丘吉尔所说的“灰暗的战争”。多数英国人此时精神麻痹，已疏散的人口又返回家中，舞厅和电影院通宵营业。3月复活节假日，旅游胜地挤满了度假的人群，战争仿佛与英国无关。

转折点发生在挪威战役爆发后。4月初，就在该战役爆发的前夕，张伯伦还对战局持轻松看法，他公开宣称希特勒“错过了班车”，没有在“我们有时间弥补不足前”压倒盟国。但随着挪威战局的失利，国内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5月2日，张伯伦宣布英军已撤离挪威，不满的情绪立刻上升到极点。5月7-8日，议会辩论战争问题，最尖锐的批评意见来自保守党内部。张伯伦的老朋友、老同事艾默里（L.S.A mery）用当年克伦威尔解散残余议会时的话对张伯伦说：“你在这儿坐得太久，对你没有好处。走吧，我说……以上帝的名义，走！”他的话受到热烈的欢呼。工党提出不信任投票，张伯伦虽然以281∶200之多数渡过了这一关，但大约有40名保守党议员投反对票，另有约60名弃权。9-10日的民意测验显示，只有22%的人支持张伯伦。5月10日，工党通知张伯伦将不参加他所领导的联合政府，而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对于战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那天下午，张伯伦知趣地辞去首相职，并提议由丘吉尔接任，国王立刻批准了对丘吉尔的任命。那天晚上，丘吉尔就寝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他觉得“好像是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他“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

但丘吉尔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就在这一天，德军越过荷、比边界，发动对西线的全面进攻。三个星期后，英军已被全部赶出欧洲大陆，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再过三个星期，法国已经投降了，英国成了唯一还在与纳粹德国作战的国家。这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战争爆发时，它的军力远不如敌国。与1914年相比，其陆军数量很少，仓促组织起来，缺乏有效的训练。英军的装甲部队远落后于德国，而这个兵种在以后的地面战争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英国海军虽然强大，但舰只陈旧、装备落后，而且航空母舰不如日本多，装备不如日本先进。如果英国同时与德、意、日三国开战，它的海上力量将穷于应付，四处挨打。英国空军在那几年发展得很快，装备也不错，但其数量仍比不过德国，并且德国的地空配合作战显然在战术上占了上风。

最糟的是英国经济实力已大不如以前，1914年英国工业生产能力占全世界的13.6%,当时还不到10%。英国出口量减少，致使其支付能力弱，据估算若战争长期进行，英国将在1941年破产。法国投降后，英国就是孤军作战了，1914年还有东线和南线，当时只剩下一个不列颠孤岛。

但英国的士气却开始高昂。丘吉尔接任后第三天，他在议会发表著名的就职演说，他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这些话改变了政府软弱无力的形象，表达了新政府战斗到底的决心。由于丘吉尔组阁，人民恢复了信心，法国沦陷后曾出现一幅著名的漫画，上面画着一个英国兵，面对英吉利海峡自豪地说：“孤立无援么，很好！”民意测验显示，只有3%的人认为会输掉战争。丘吉尔在《战争回忆录》中说：“一股不可抗拒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们这个岛屿的每个角落。”

丘吉尔组成的联合政府由三党领导人共同参加：艾德礼任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掌管下院；后又兼丘吉尔的副首相（Deputy Prime Minister）、接任枢密院长；贝文出任劳工大臣，负责政府与工会的沟通，保证向战争提供人力；哈里法克斯留任外交大臣（Foreign Secretary），但很快被艾登取代，由艾登领导战时外交；自由党领袖辛克莱（Archibald Sinclair）担任无关紧要的航空大臣，从而象征性地保证了三党联合；报业大王比弗布鲁克（Lord Beaverbrook）出任飞机生产大臣，他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不列颠之战”（Battle of Britain）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张伯伦留任，担任枢密院长（Lord Presidentof the Council），直到10月份他去世为止。丘吉尔自己兼任国防大臣（Minister of Defence），负担指导战争的全部重任，并以他为中心成立一个核心内阁（战时内阁），协助首相指导战争。

联合政府在战争中经受了两次考验，一次是1942年初，当时，日本在东南亚发动攻势，夺取了中国香港，攻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准备入侵澳洲；在北非，德军则开始了新的一轮进攻。议会于是出现骚动，甚至有谣言说丘吉尔准备下台。1月27日，丘吉尔要求议会举行信任投票，他号召所有议员公开表态，“在投票时谁都不必胆小如鼠”。议员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结果以460∶1的票数投了政府的信任票。

第二次发生在1942年夏天。德军在北非取得重大进展，他们突破英军防线，攻占了托卜鲁克，正在继续向阿拉曼（el Alamein）迅速推进。英军则一溃千里，尼罗河三角洲危在旦夕，英帝国似乎要从非洲被赶出去了。丘吉尔刚从华盛顿回到伦敦，立即面临一次不信任投票，提出动议的是保守党财政委员会主席沃德洛米尔恩（Sir John Wardlaw-Milne），他得到海军元帅罗杰·凯斯（Sir Roger Keyes）和前陆军大臣（Secretary for War）霍尔贝利沙（Hore-Belisha）的支持。这些人对“皇家军队的英勇气概和坚忍精神表示敬意”，但是对“中央有关战争的指挥工作却不予信任”。丘吉尔立即予以反击，他要求下院“必须成为国家中的持续稳定的因素，而不要成为新闻界中那些心怀不满的一部分人……的工具”，他说这几天的辩论“已在国外造成有害影响……我们的敌人就会对此大加利用”。他要求全体议员投票支持政府，让英国人正在与之做殊死斗争的“暴君的耳边响起失望的丧钟”。投票结果，支持米尔恩提案的只有25人，弃权的约30人，476人投反对票，联合政府成功地渡过了战时最大的一次危机。

在战争中，政府的职能迅速扩大，以前认为政府不应该管的事，现在则必须管起来，这样就触及20世纪的一大主题，即国家的作用问题。在战争的压力下，政府的规模大为扩展，成立了许多新的部，比如物资供应部、经济战争部、新闻部、粮食部、海运部、国内安全部，乃至飞机生产部、民航部、城乡规划部、燃料动力部、厂房建筑部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央政府的规模相当小，自由主义的传统从来都把政府看作“不可避免的祸害”，因此要尽量限制它，使它不能危害个人的自由。但要想打赢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场“总体战争”，没有政府在一切方面发挥作用是不行的，于是人们认可一个无所不在的“大政府”，让越来越多的“官僚部门”建立起来。这些新增加的部在战后大多都保留下来，从而为国家干预整个社会奠定了基础。

战争还导致权力集中，丘吉尔也许是20世纪权力最大的首相。他直接指导战争，直接领导外交行动，直接与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斯大林等人通信往来，并直接与各战地指挥官保持热线联系，指挥战斗。他成立内阁国防委员会和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亲任其主席；枢密院长委员会是一个内阁外的“内阁”，负责协调各方面关系。他还成立了其他各种委员会如生产委员会、本土防卫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粮食政策委员会等等，负责制定各种政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对首相本人负责，其所制定的政策要求各部执行。丘吉尔还有一班私人顾问，其中最重要的是伊斯梅将军（General Ismay）和林德曼博士（T.A.Lindemann），前者在许多场合充当首相的私人代表，为协调文武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后者是首相的科学顾问，他能把科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用浅显的语言向首相介绍，从而保证这些成果能迅速而准确地运用于战争。

战争需要对人力进行最大的动员。战争刚爆发，征兵制就开始了。接着，一系列议会立法授权劳工大臣对全国人力进行统筹支配，包括必要时向某些紧缺的生产部门指派劳动力。1940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民登记，18-50岁的男女必须以某种形式为国家服务（服兵役或参加本土保卫、维护治安或在政府指定的部门工作等等），19-22岁的妇女必须全日工作，其他妇女则至少要半天工作。1941年夏，已经有800万男女组织在军队、国土防卫队或军工生产部门中，到年底，14-64岁的男子有94%被国家征用。这种规模和形式的动员在英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战争期间甚至暂时停止了某些公民权利，几百年来形成的言论出版自由、罢工自由等等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劳资双方还实行“休战”。1939和1940年的《紧急权力法》（Emergency Power Act）授予政府广泛的权力，甚至可以在“有利于公共安全和国土保卫”的前提下任意拘捕任何人。但总的来说，英国对公民的控制相对于其他交战国来说还是宽松得多：英国始终没有实行劳动力调拨制，工作变动基本上是自愿的；它还最大可能地维护个人权利，限制行政部门“越权”。1944年下院组织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对各部发布的每一项命令进行审查，看它们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但不管怎么说，战争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也改变了人们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看法。

战争使工党地位迅速上升，从而完成了从20世纪初就开始的新政治力量崛起的过程。1931年工党政府垮台后，该党曾陷入严重的内部纷争，左右两派在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和社会改革的幅度方面分歧都很大，因此大大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1935年，党在大选中虽然成果辉煌，但党的领袖全部落选，结果只好挑一个不知名的生手担任议会党团领袖，而在此后约四年中，他似乎只是个背景人物，在前台的还有像贝文、多尔顿这样的人。

工党的社会主义纲领特别是党章第四款是工党执政的重大障碍，不仅有产者对此充满敌意，而且一般百姓也对“社会主义”是否符合英国的国情心存疑虑。人们不知道工党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而要知道它是什么，又非得工党先掌握政权、将它付诸实行才行。因此在整个30年代，工党就陷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中：反对它的人不支持它，应该支持它的人也不准备支持它。

战争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战争需要工党的支持，一个为党派纷争所困扰的国家不可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作为最大反对党的工党此时必须进入政府，参与政府决策。张伯伦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不能延揽工党入阁，这说明了工党的重要性。

其次，战争需要工党发挥作用，工党与工会的关系使它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在战争中，正是因为工党与工会的特殊关系，才使英国顺利地调动了全国人力，充分地利用了它本来是十分贫乏的人力资源。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一场“人民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发了人民对未来的期望，而工党正为人民提供了这种期望。在战争中，人们发现：战争是人民打赢的，因此人民应得到充足的补偿。人们还发现：战争中政府涉足于一切领域，它不仅组织了战争，而且组织了整个社会生活。比如说，战争刚开始时，政府就组织城市儿童疏散，几十万城市儿童被转移到乡村，其有条不紊、组织之精良，竟使许多人深感吃惊。战争中，政府负责劳动力分配，使人突然想到由政府来安排就业也许可以消灭失业！政府制定物价与工资，结果物价稳定，工资水平却不断上升，贫困问题似乎可以解决。政府实行食品定量，结果战争的艰苦岁月不仅没有造成饥饿，反而依平均水平估算，人民的营养程度比过去更好。所有这些都说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并不见得好，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国家干预理论则大可行得通。

工党的“社会主义”，如果指的是依靠国家的调节，使财富的分配变得更合理，那么这不仅在实践中可行，而且正是千百万在战争中做出了牺牲的普通人所一心向往的。人们对工党的疑虑消失了，工党成了可以引导英国走向战后“新社会”的一个可能的选择。关于战后要建设一个“新社会”的议论，早就在平民百姓中盛行，媒体乃至教会中人士都津津乐道。1942年9月由工业基督教徒协会发起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宣称应该对土地与货币实行公共管理，约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则强调国家制定住房计划的重要性。1940-1942年，连续三个议会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强烈主张政府在战后应该对工业及人口的分布、土地的开发利用、市镇的重建等等进行规划指导。

在这种氛围中，解决20世纪另一个主题的时机开始成熟了。1942年12月1日，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向全国公布了他著名的“报告”。贝弗里奇是经济学家，曾担任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院长，1941年底他受政府委托主持一项调查，对社会保障问题提出建议。参加调查的有十几个部的代表，但只有贝弗里奇一个人不具有官方身份，因此由他签署了“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国家在战后应当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每个人不再受贫困的袭扰。贝弗里奇“报告”实际上勾画了一个战后“新社会”的蓝图，因此立即形成巨大的冲击波。伦敦各报以显著版面刊登“报告”摘要并发表评论，《泰晤士报》说，“报告”把“希望变成了明确现实的计划”，它应该成为“政府行动的基础”；《经济学家》（Economist）说它是“迄今所起草的最令人瞩目的政府文件之一”，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应同步进行”。一年中，“报告”全文售出25万多份，摘要本售出近37万份，另在美国还售出4万份。许多人排长队购买一本两先令的“贝弗里奇小册子”。“报告”是有史以来销售量最大的一份官方文件，12月中旬的民意调查表明：有95%的人知道贝弗里奇“报告”。

“报告”显然为战争中的英国人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憧憬——这是一个“新国家”，许多人把它叫作“福利国家”，但贝弗里奇认为“社会服务国家”更合适。在这个国家中，“贫穷”将永久消失，人人都将有生存的保障。丘吉尔虽说富于远见，但这一次他对民众的情绪掉以轻心。他在给政府大臣的备忘录中说要警惕“危险的乐观主义”，“不要产生虚假的希望”。工党领袖为了维护联合政府的一致性，也认为应集中精力打仗，暂不要对战后问题讨论过多。1943年2月，两党后座议员不顾各自领袖的阻挠，强行在议会开展辩论；政府对“报告”反应冷淡，丘吉尔甚至不参加讨论。工党后座议员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支持并执行贝弗里奇“报告”，结果以119∶335票失败。无官职在身的工党议员中，除一人外全都支持动议：这是战时政府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领袖们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失望，1944年新闻部一项报告说，“许多人尤其是工人一方面支持这项计划，一方面又担心它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成为法律”，有些人甚至说政府会“向孩子们提供家庭补助金，然后再通过削减儿童享受的所得税扣除的办法，把补助金重新拿走”。

对“新社会”的期望和对政府的失望交织在一起，就导致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但胜局已定时举行的那次大选中，选民把一位领导他们走向胜利的英雄赶下了台，这在英国历史上虽不是没有先例，但仍然使全世界大吃一惊。贝弗里奇“报告”发表后举行的几次议会补缺选举中，其结果就显示选民的情绪正普遍左倾。政府失去的16个席位，主要是丢在保守党方面，而工党的声望则开始增长。1943年6月到1945年6月所作的一系列选举预测表明：假如举行一次新的大选，工党将比保守党领先7-18个百分点。

工党对战后政局的关注要比保守党认真得多，也许正因为丘吉尔享有崇高的个人声望，保守党才在选举问题上似乎并不担心。丘吉尔自己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大选失败的可能性，他希望联合政府能继续执政，在自己领导下完成战后的重建工作。但工党在1944年底的代表大会上明确表示：它只希望联合政府存在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刻为止。1945年5月18日，德国投降后仅9天，丘吉尔写信给艾德礼，要求把联合政府维持到日本战败。艾德礼本人是支持这个建议的，而且他和丘吉尔共同起草了这封信，但工党全国委员会第二天就开会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丘吉尔于5月23日正式辞职，定在7月5日举行大选，在此期间，由丘吉尔担任看守政府首脑，工党则全部退出内阁。

工党为大选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它颁布的竞选宣言——《让我们面对未来》中，它作出三项许诺：1.充分利用国家资源，提高生产能力；2.通过工资、社会服务和保险，将购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3.对关键性的工业部门及医院、学校等实行计划投资，政府指导新工厂的设立。在宣言的结论中工党声称：“工党是一个社会主义党，并为此而自豪。工党的最终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它自由、民主、有效、进步、富有公益心，它的物质资源将组织起来服务于英国人民。”大选的结果完全出乎丘吉尔意料之外：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保守党只获213个席位，工党则获393席。当天（7月25日）晚7时，丘吉尔觐见国王，提出辞呈。艾德礼随后应召入宫，组织工党的第三届政府，也是它第一次掌握议会多数的工党政府。

工党掌权后，就要来解决战争中酝酿成熟的许多问题了。这届工党政府打算实行两个目标，一是国有化（nationalization），二是建立“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两个目标虽不相同，却又有内在的联系。

新的议会开幕时，政府就通过国王之口提出扩大工业中公有制成分的政策；此后两年里，政府制定一系列议会法案，实行国有化：首先是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国有化，接着是煤矿国有化，再接下来，民航、铁路、公路、运输、煤气、钢铁、电力等部门也都实行国有化，由国家建立相应的经济实体（如国家煤炭局等）作为财产所有权的体现者。这些“公共法人团体”以政府代理人的身份负责经营，而政府自己却不直接插手，只由相关各部作出政策性指导。企业的实际管理权在多数场合下仍掌握在原有的经营人员手中，这样，原有的私人企业结构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工人仍然是劳动力的提供者，他们仍然与“资方”讨价还价，举行工资与工作条件的谈判。他们还可以发动罢工，用罢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政府不直接经营企业，因此在出现“劳资冲突”时，政府仍可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调解双方分歧。这当然是一种巧妙的安排，但这样一来，“国有化”的实质就在于政府接过企业的“所有权”（一般给予原“所有人”巨额赔偿），而让管理权保留在原来那些人手里，因此并没有改变企业中原有的产业关系。

工党的思路在1934年党的纲领《为了社会主义与和平》中就已形成，战争只是使实施这些纲领的条件成熟而已。保守党多数已经对“国家干预”习以为常，因此只对工党的方案作一些修修补补，并不当真反对其原则。丘吉尔一面大喊“社会主义”将毁灭英国，一面又支持英格兰银行国有化。他在向保守党1922年委员会作政策说明时，只说他“不想用更广泛的改革计划和工党抢先争腔”，而并没有反对已经出台的国有化措施。1947年保守党研究部抛出了一部《工业宪章》，实际上是保守党的政策调整宣言。其中认可了英格兰银行和煤炭等行业的国有化，但对拟议中的钢铁国有化表示反对。到这个时候，两党在国有化问题上的争执更多的只是一种竞选策略，而不是真正的政策分歧了。

但两党在钢铁国有化问题上，还是着着实实地较量了一番，并且触发了第二次上院改革。

1949年工党政府提出钢铁国有化法案，这时离下一次大选只剩下一年多时间。政府意识到保守党会把钢铁国有化作为竞选的一个重要话题，并可能利用它所控制的上院行使延置权。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在法案被延置两年之后，万一工党竞选失败不再掌权，钢铁国有化方案当然也就夭折了。考虑到这一点，工党政府决心对上院再开一次“刀”，它依靠下院多数通过一个新的《议会法》，将上院延置权缩短为一年。后来上院果然否决了钢铁国有化法案，但一年后它就自动生效了。以后，保守党上台就将该法废除，工党上台又将其恢复，如此两起两落，经过四个回合，其间并不存在实质分歧，只是两党借钢铁国有化问题检验自己的实力而已。

国有化对英国的冲击并没有事先想象的那么大。到1948年国有化基本告一段落时，80%的劳动力仍然在私营企业工作，“以后十年，国有企业更只是私营企业彻底的奴仆而不是它的主人”。国有化不是“公有化”，它没有威胁到私有制的存在，也没有威胁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并没有“参与”企业管理，他们不是“合伙人”，更没有“所有权”。热情支持国有化和激烈反对国有化的人事实上都错了，国有化的结局是双方都不满意。中等阶级本来就对国有化心存疑虑，随着1947年经济危机的到来，大批选民离工党而去，在这种压力下，工党修改政策，国有化到此基本结束。但强烈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又对工党的“背叛”表示不满，因此到下一次（1950年）大选时，双方的不满都发泄出来，工党只得到5票多数。

如果说国有化政策半途而废，那么“福利国家”却取得了成功。“福利国家”主要体现在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服务法》（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中，其他一些立法比如有关住房、教育、社会救济、家庭补贴等等的法案，则可看作辅助性措施。所有这些措施实行之后，英国人便处在“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国家仿佛是一把张开的大伞，把所有国民都置于它的保护下。资金是从雇主、雇员和国库三个方面征集的，全国每一个人在生病、失业、工伤、老年的时候，都可以享受社会津贴。这以后，贫穷问题不再是英国的社会问题，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现象不再存在了。工党领导人对“福利国家”的成果自视甚高，负责制定《国民医疗服务法》的工党卫生大臣比万（Aneurin Bevan）就把医疗保险制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1950年大选，工党以微弱多数获胜。这时摆在工党面前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走？国有化告一段落了，“福利国家”也基本形成，保守党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作原则反对，而是自我调整政策，转变成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尽管两党在竞选中论战激烈，但给人的印象是大政方针基本一致，不存在根本分歧。一个只拥有5席多数的政府其实什么也不能做。选举后仅半个月，保守党就在钢铁国有化问题上发难，结果工党险胜而政府幸存。此后工党内部因朝鲜战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艾德礼、贝文等主张增加军费，支持联合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比万等人则反对介入朝鲜战争，说应该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多的社会福利。1951年4月，比万派退出内阁，工党内部分裂，政府的多数保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大选已不可避免，10月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得票总数虽然比保守党多，但保守党取得的席位却比工党多，它以321席超过半数获胜，组成新政府。

五年之后，工党新领袖盖茨克尔（Hugh T.N.Gaitskell）总结工党失利的教训时说：“繁荣使太多的工人投了托利党票。”工党其实是陷进了一个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体系要靠沉重的赋税来支撑；它实行了国有化，但国有企业要以降低生产效率为代价。生产率的降低和税率的提高都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但如何才能使不断上升的社会福利开支在生产力不能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得到必要的财政基础呢？如何才能在人们对物质需求的过高期望与为获得社会保障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之间找到出路呢？——这似乎是一道永远也得不出结果的数学方程式，在此后30年中将困扰每一届英国政府。

第五章　“共识政治”与“撒切尔革命”

这以后约30年，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共识政治”（concensus）时期。在这个时期，“分歧不是绝对的，而只有‘多’、‘少’之分，简言之，在国内问题上，大家都同意由政府保证范围广泛的福利制度；都同意以政府作为可被接受的执行者，维持高额稳定的就业率；都同意继续保持混合经济。在对外问题上，它包括承诺对西方的集体防卫义务，与美国结成伙伴关系，反对苏联，同时保持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独立地位，并逐渐将依附性的帝国演变成自愿结合的英联邦”。达顿（David Dutton）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共识政治”的特征。两党在这个时期内外政策几乎一致，如果有分歧，那也只是程度与方法上的争论，而不涉及原则。两党在这个时期的价值取向已相当融洽：工党以实现福利国家为满足，不再追求更长远的“社会主义”目标；保守党认可福利制度，接受有限的国有化方案，承认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在这相似的价值取向背后，其实有两个共同的思想根源：一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二是贝弗里奇的“报告”。

“混合经济”是两党一致的经济方针，在这种体制下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共存，“计划经济”和自由竞争并立。政府不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但它下达“计划”，进行“指导”，用行政的力量调节经济发展的方向，并用税收等手段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力求“分配公正”。从战后到1970年左右，这种政策颇有成功之处，工业成长率在这个时期维持在平均每年3%左右，1948-1970年每12个月的平均失业率也没有超过3%,基本上做到了全员就业。

“共识政治”最明显的标志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词“Butskellism”，它的词根是两个人的姓，他们分别在50年代担任过两党的财政大臣，其中一个是保守党的巴特勒（R.A.Butler），另一个是工党的盖茨克尔。把这两个姓拼在一起，就创造出一个“巴特茨克尔主义”。1954年2月《经济学家》曾不无讽刺地说：“巴特茨克尔先生已经是威斯敏斯特和白厅餐桌谈话中的一个著名人物了，现在应该把他介绍给更多的人。”巴特勒和盖茨克尔任职时执行几乎相同的经济政策，而“巴特茨克尔主义”这个词的出现就表明英国公众对这种现象的认同。

尽管如此，工党内部的政策分歧却仍旧很大，有人说工党内部的分歧比它与保守党的分歧还要大。比万等人继续要求推进“社会主义”，主张进一步国有化，进一步扩大社会福利。在50年代末，他们大概有57名议员，是一股可观的势力。多数工党议员以盖茨克尔为首，他们主张适应变化的形势，为了争取中等阶级选民，应该修改党章第四条（即“社会主义”条款）。盖茨克尔1955年起担任工党领袖，至1963年他突然病故为止。

工党的分裂及两党在政策上的一致，使保守党能够持续执政，并且从执政期间的经济繁荣中捞取政治资本。工人对“社会主义”已失去兴趣，国有化没有改变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而“福利国家”又已经有了，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工党没有告诉他们，他们也不指望工党拿出新的东西。1959年民意测验表明，38%的人认为两党无甚差别，而在1950年，这个数字只有20%。工党长期在野的重要原因是工人政治热情消退，而党制定不出新的政策又是原因中的原因。

这样，保守党在连续三次大选中获胜，1951-1964年一直执政。起初丘吉尔担任首相，到1955年4月引退（但留任议员直到1964年他逝世前的几个月），由艾登继任首相。1956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Suez Canal Crisis）中失败，这使保守党地位受到损害。但工党未能抓住机会推翻政府，它内部分歧太大，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对，结果保守党很快稳住阵脚，继续执政。但艾登却一蹶不振了，1957年1月他辞去首相职，由麦克米伦接任。

麦克米伦在最初几年威信很高，但后来他的经济政策、殖民政策（特别是有关罗得西亚的政策）和共同市场政策，在党内引致分歧，最终结束了保守党的连续统治。1961-1962年经济形势恶化，保守党政府应对失策，结果声誉大降。为重新塑造保守党形象，麦克米伦于1962年7月13日一下解除了7名内阁大臣（占三分之一）和9名非内阁大臣的职务，这就是所谓的“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麦克米伦也因此得到“长刀麦克”的称号。就在这时，几宗间谍丑闻案曝光，保守党的地位更加不稳了。

第一宗是政府一个叫瓦萨尔（William Vassall）的职员，据说与一个低级大臣搞同性恋，同时又向俄国人提供情报。尽管调查表明这个故事中有许多不实之处，但瓦萨尔于1962年10月被判刑，那位低级大臣也因此辞职。1963年1月，军事情报局前苏联科主任菲尔比逃往苏联，这是第二宗丑闻，也是战后最严重的一宗间谍案。但接下来发生的普罗富莫事件，使政府受到更大的打击。普罗富莫（John Profumo）是麦克米伦政府的国防大臣，他与一个名叫基勒（C.Keeler）的妓女有染，而基勒又和苏联驻英国使馆武官伊万诺夫（Ivanov）同床共寝。事发后，人们担心英国的国防机密被泄漏出去，后来尽管查明并无此事，但对麦克米伦政府的打击却是决定性的。10月份，麦克米伦因为一个小病做了手术，他以此为借口决定提前下台，并提议由霍姆勋爵继任首相。霍姆为此放弃爵位，成为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

麦克米伦说他这样做是表达那些“比其他人更可信赖的人的意见”，但党内很多人对霍姆继任很不高兴，有两个重要人物麦克劳德（Iain Macleod）和鲍威尔（Enoch Powell）甚至不肯入阁。保守党的不和终于给工党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下次大选中（1964年10月）工党以4票多数获胜。保守党在这次失败后很快更换了领袖，由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接掌舵盘，开始了新一代的领导体制。希思是第一个由议会党团选举出来的保守党领袖，在此之前，党的领袖都是党内元老“协商”的结果。霍姆继任时充分暴露了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因此由霍姆建议，制定了选举领袖的正式程序。

工党这时的领袖是威尔逊。原领袖盖茨克尔于1963年病逝，许多人认为盖茨克尔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不是过早地去世，他会干得很出色。威尔逊以前属于工党左派，曾和比万一起退出艾德礼内阁，造成工党分裂。但他执政后执行的政策却很温和，完全是传统的中派政策。

从威尔逊执政起，“共识政治”就进入一个新时期，战后对英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此时受到严重考验。福利制度从一开始就开支庞大，随着福利范围的扩大，这笔开支越来越沉重。1959-1964年，公共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1970年更上升为38%。1960年，政府已出现2.4亿英镑的收支赤字，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7亿多英镑贷款才渡过了这一次难关。工党政府上台时，又出现3.5亿英镑的赤字，以后直到撒切尔政府上台前的15年中，有8年出现赤字，1974年甚至出现35亿英镑的赤字。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下降，1965-1970年工业增长率只维持在年平均2.5%左右；进入70年代，工业发展阻滞，有时甚至出现负增长。在经济成长率下降的同时，物价指数却直线上升，以1963年指数为100，在此之前17年零售价指数才翻了一倍，此后7年则又翻一倍；从1974年起，物价飞涨，该年零售价指数是201，第二年就是250，第三年是291，到1978年，已经是365了。失业人数在70年代也突飞猛进，1971年达到86万，1972年突破90万，1975年突破100万，1978年8月达到160万。这样，在英国出现了“滞胀现象”，一方面生产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这种现象，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的，如何理解这个难以解释的怪现象，医治举世瞩目的“英国病”呢？这成了从威尔逊开始的历届英国政府的头号难题。

政府面临工会的强大压力：为平稳物价，抑制通货膨胀，历届政府都希望减缓工资的增长幅度，紧缩公共开支，这就与工会的目标发生冲突。威尔逊政府在1965年制定一个“国民计划”，其中要求对工资与物价的上涨作“自愿调控”。工会领导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工会会员作表决时，有37%的人投了反对票。1966年夏天，海员工会举行一个半月的大罢工，据说是1926年以来最严重的劳资冲突，结果提高工资10%,“自愿调控”就此夭折。海员罢工结束后，政府不得不以议会立法的形式强行冻结工资与物价6个月，然后再实行6个月的严格管制。这个做法后来也被保守党政府沿用，因此在医治“英国病”方面，两党仍然“共识政治”。但严格的工资物价政策引起更多的工人罢工，从60年代末开始，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在最严重的1972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近2400万个，大概是40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罢工造成持续性危机。罢工的目标是提高工资，工资的提高又带动物价上升，物价上升则刺激进一步提高工资的要求，因而引发更多的罢工。政府不敢与工会对抗，于是往往满足罢工要求，在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之后，卷入这次罢工的部门工资得以大幅度提高，但这又刺激其他部门发动相同性质的罢工，提出同样的工资要求；而且，为了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工会方面往往一开始就把要求提得很高，可以达到吓人的程度。但在生产不能相应地发展的情况下，过高的工资涨幅是很危险的，这只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1970年就业与生产大臣提供的数据表明，该年上半年工资增长12%,物价上涨6%,生产只增加2%还不到。60年代开始，英国在西欧10个发达国家中工业成长率最低，其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力价格过高，加大了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太大可能会引起许多不良后果，比如加速资本向工资较低的国外流动，削弱英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等等。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还会造成政府开支紧缺，于是就要增加税收，扩大债务，减省教育与福利经费，从而加剧了社会不满。正因为如此，解决工资涨幅太大的问题似乎成了英国经济的关键所在，历届政府都无可回避。

但工资问题涉及政府与工会的关系。1966年工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觉得自己地位比较稳固，就想对工资问题采取措施。1969年，威尔逊政府企图制定一个工业关系法，对罢工实行某种限制，特别是限制非官方罢工（即未经工会正式批准的罢工）。威尔逊曾说这项法案“对本届政府持续执政至关重要”，但惮于与工会的特殊关系会受到破坏，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1970年大选，保守党获胜，希思组成政府。当年12月政府就抛出一个工业关系法，要工会对非官方罢工承担责任，并规定提高工资要经过法律程序认可，建立一个“国家工业关系法庭”来裁决工业争端。这项法案在第二年8月成为法律，预定在1972年2月全面执行。但工会方面强烈反对这项法律，工会代表大会甚至威胁要开除依该项法律进行登记的附属工会。结果，1972年成了1926年以来罢工活动最频繁的一年，矿工、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先后罢工，从1月份一直延续到8月份。铁路工人提出增加工资16%的要求，煤矿工人则提出增加47%。经过谈判，矿工得到20%的额外工资，铁路工人也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政府却大大地丢了脸。该年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仅增长1%,失业人数达到90万，是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年；零售物价指数增长11%,工资增长甚至更快；对外贸易出现巨大逆差，英镑第一次实行“浮动”汇率，其市场汇率立即从2.61美元下降到2.42美元，英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希思政府宣布三阶段经济复苏方案，第一阶段冻结工资和物价90天，第二阶段取消冻结但限制其上涨幅度并禁止罢工，第三阶段视经济扭转情况逐步提高上涨幅度。但就在第三阶段预备付诸实行时，中东战争爆发了（1973年10月），英国受到更严重的打击。为了减轻能源危机的影响，政府实行严厉的节约能源措施，包括减少照明用电、夜间关闭娱乐场所等等。就在这时，1974年2月，矿工又宣布大罢工，政府终于顶不住了，于两天后宣布举行大选。希思政府在严重的经济混乱中度过了四年，英国进入战后最困难的时期。

在大选中，工党仅得37.1%的选票但获得301席，保守党虽获37.9%的选票却仅得297席，两党均未获议会半数。希思试图组阁但没有成功，于是威尔逊组成少数派政府。新政府向矿工大幅度让步，废除了希思的工业关系法，停止实施保守党的工资政策，想用这些方法寻找出路。但在6个月中，物价又上涨8%,工资增加16%,通货膨胀更加不可收拾，股市则直线下跌，其幅度比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时还要大。5月份铁路工人罢工，7月份医务人员罢工，工党的少数派政府岌岌可危。10月份举行了新的大选，工党以319席勉强过半数。但新的工党政府面临更严重的经济问题，1975年通货膨胀率达27%,零售物价上扬24.2%,工资上涨25.4%,消费价是20年前的三倍，出口量大大减少，生产连续萎缩，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下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下跌3%,工业生产总值则下跌7%,股票指数跌到160点以下，而在1972年5月则是530点；失业人数在1975年超过100万，1978年8月达160万。

在1976年4月，威尔逊辞职，换了一个工人出身的卡拉汉出任首相。尽管有的历史学家说他是“自麦克米伦第一个任期以来最有效率的首相”，他却仍然不能使英国摆脱困境。他上台的那一年，英镑贬值19%,通货膨胀率仍达17%,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39亿英镑才勉强维持经济运转。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政府提出三项对策：限制工资、削减公共开支、承认失业不可避免，而这三条都与工党的信条相背离。1978年，政府准备对工资问题采取强硬措施，规定年增长率不可超过5%。但工会提出警告，工党代表大会也表示反对。第二年新年伊始，卡车司机就要求增加工资25%,油罐车司机则要求增加14%;1月22日，150万公用事业职工（自来水工人、下水道工人、清洁工人等等）举行为期6周的大罢工，使人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政府出于无奈，只好同意把他们的工资提高9%,另加每星期l英镑补贴。5%的限制被突破了，政府颜面丢尽。

没有几天，3月28日，保守党就提出不信任议案，以311∶310的一票多数获议会通过。卡拉汉只得宣布立即举行大选，保守党在大选中获绝对多数，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首相。历史学家摩根（Kenneth O.Morgan）在讲述这段历史时不无辛辣地写道：“在泛滥成灾的垃圾箱、关闭的学校和未及掘成的墓穴中，工会任着性子摧毁了一个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政府……”这句话的确表达了许多当代英国人对6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问题症结所在的看法，即工会的行动太不负责任。

撒切尔上台标志着“共识政治”的结束。在大选中，工党继续许诺减少失业、降低物价、控制工资、节俭开支，保证降低个人所得税，却同时扩大社会服务——这样一些矛盾的许诺，在经济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如何可以兑现？保守党则提出：在更多的分配之前必须有更多的生产，控制通货膨胀只能由控制货币供应来实现。两党的纲领实际上反映了两个不同的经济理论，表达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舍。工党仍然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认为扩大消费就能解决经济危机。保守党则接受了货币供应学派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产生于公共开支过大而不得不发行过量的钞票。

在两种理论的背后，实际上有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一方要加强政府的干预，用增加开支的办法来消灭失业、扩大消费，从而刺激生产；一方则要努力缩小政府干预，让经济“自由”地发展，提高利润，增加投资，强化竞争，加强市场调节作用，靠刺激人们赚钱的动机来发展生产。在具体做法上，前者着眼于消费，因而主张最大限度地提高工资，最大限度地保证就业；后者着眼于利润，因而认为只有尽可能限制工资增长，并为此不惜维持一支“劳动后备军”（即失业人口），才能保证最高的利润率，从而带动生产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前者将受到工会的欢迎，后者则受到雇主的欢迎。自战后以来，两党第一次产生如此深刻的思想分歧，“共识政治”的思想基础已经被保守党抛弃了，它现在决心甩掉战后一贯的做法，尝试一下新的“自由市场经济”。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保守党现在要做的，似乎是一百多年前自由党曾经做的，而保守党在当时曾竭力反对这样做。但新的“自由市场经济”不会是老的自由放任经济，国家已经在每一个社会领域深深地扎下了根，要想完全退出是不可能的。“福利国家”已成为现实，要想否定它更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保守党如何让经济“自由”地发展，的确是一个让人拭目以待的问题。

保守党内意见不一，多数人虽想做一些尝试，但对于完全脱离30年来两党共同执行的一致政策，却显得不那么坚定，这些人是党内的“湿派”——黏黏糊糊的一派。撒切尔及其支持者是“干派”——干干脆脆的一派，他们执行强硬路线，而不管其后果如何。

撒切尔担任首相后在下院第一次演讲时就说：“人民面临的选择是：继续在阶级合作主义的全能国家的道路上走下去，还是恢复有利于个人的那种平衡？工党赞成前者，我们提出后者……”此后她大刀阔斧地执行货币主义政策，包括大幅度削减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意在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投资积极性），紧缩银根，大规模提高贷款利率（以控制货币总量），削减公共部门借款需要，猛砍公共开支（包括行政经费、教育经费、住房补贴、医疗保险费、英国广播公司事业费等），以及变卖国有财产。

英国在这样一副“猛药”的捶打下，经历了自1931年以来最大的经济萧条，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失业率最高达13%,总人数超过300万。由于大批工人失业，工资上涨的要求得到抑制，通货膨胀是降下来了，但代价极大。很多中小企业倒闭，社会冲突也加剧，许多人说：这副药对英国的损害比“英国病”还要大。364名经济学家在《泰晤士报》上联名发表文章，反对货币主义经济政策（但不久又有几乎同样多的经济学家撰文表示支持这个政策）。撒切尔夫人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却毫不动摇地说：这正是她所预料之中的——她真不愧那“铁娘子”的光荣称号。

撒切尔夫人的措施主要有四：一是私有化，二是控制货币，三是削减社会福利，四是打击工会。

在私有化方面，撒切尔政府把大批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到1987年，国有企业40%实行私有化，总资产达200亿英镑，涉及职工60万人，其中包括英国电讯公司（British Telecom）、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和英国钢铁公司（British Steel）等巨型企业。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把国有企业的股票上市出售给私人。到1989年，持股人从300万增加到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20%,这似乎加强了“全民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印象，而企业的生产也因此提高50%左右。

撒切尔政府执行严厉的货币政策，1980-1988年间，通货膨胀率从19.7%下降到4.9%,价格运动也趋向平稳。

在削减社会福利方面，撒切尔政府力图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对养老金、家庭补贴、产假补贴、失业补贴等等做出严格的限制，并企图对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不过，社会福利是英国工人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成果，在这方面做出的任何变动，都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冲突，因此撒切尔政府在这方面虽然喊得多，实际能做的却并不多。“福利国家”已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任何人想改变它都是极其困难的。

但在打击工会力量方面，撒切尔政府却取得成功。长久以来，保守党理论家就把“英国病”（British Disease）的病根归结为工会力量太大，他们认为工会也是一种“垄断力量”，垄断了劳动力市场，使之不能按市场规律运行。工会以罢工为武器，人为抬高工资，结果引发物价的全面上涨。因此，要控制通货膨胀，就必须削弱工会的力量，特别是磨掉工会最锐利的武器即罢工。

出于这种理论，1980-1984年，撒切尔政府制定了两个《就业法》（Employment Act）、一个《工会法》（Trade Union Act），对工会的权利和责任做出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罢工及与罢工有关的活动（如设置纠察线等）做出严厉的规定。1984年，撒切尔政府向力量最强的工会之一煤矿工会摊牌，政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包括改建发电厂，使之既可烧煤又可烧石油；大量储备煤炭，在1984年达到5700万吨等等。1984年3月5日，罢工开始，一直延续362天，到1985年3月3日才宣告结束，其间政府出动大批警察，并且每星期要因为燃烧石油而贴补2000万英镑。工会最后坚持不住，终于无条件复工。南威尔士矿工工会的领导人说：“矿工的失败打掉了工会运动的勇气”，政府还查封该工会全部800万英镑财产，直至1986年工会向法庭认错才归还。这次摊牌以政府的全胜告终，英国工会的力量由此受到极大削弱。

撒切尔路线从1983年起开始奏效，到1988年，英国经济已全面好转。6年中经济不断增长，超过了美国和欧洲共同体的平均增长水平，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也下降，财政收支出现盈余，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人均年收入稳步成长，按撒切尔的说法，英国“出现了经济奇迹”。

在保守党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工党却分歧不断，危机重重。1981年卡拉汉引咎辞职，在选举新领袖时左右两派势均力敌，出现严重对峙，结果左派富特当选。工党改变了由议会党团选举领袖的做法，改由工会、地方选区组织和议会党团共同选举领袖，而且工会取得最大的发言权（40%）。这种事态发展促使右派脱离工党，另组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创始人是三位男议员和一位女议员，于是被戏称为“四人帮”。社会民主党站在工党和保守党中间，企图建立一支强大的中间力量。它与自由党谈判合作，形成社民自由联盟，在民意调查中取得近30%的支持率，对英国的两党政治构成巨大的威胁。一时间，社会舆论纷纷猜测英国是否会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或是否再出现一次当年工党取代自由党的剧变。但这种情况终于没有出现。在英国，两党政治根深蒂固，而且“中间立场站不住”。当年，自由党被工党挤到了中间的位置上，结果越来越衰落；现在，社会民主党自觉地站在中间立场上，因此注定成不了大事。1983年大选，社民自由联盟虽然获得25.4%的选票，但只得到23个席位；工党获得27.6%的选票，却得到209个席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领先者当选”的原则，社民自由联盟的选票极其分散，因此虽然支持它的人很多，能当选议员的却很少。自此以后，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一直把按比例分配议席列为它们的奋斗目标。

此时，撒切尔夫人已处在她声望的顶峰。经济已越过最困难的关口出现转机，福克兰群岛之战（Falkl and s War）又似乎重振了帝国雄风，使许多人重温着帝国旧梦。保守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取得397个席位。工党经过这次失败，分裂得更加厉害了，许多人说工党提出的那个竞选纲领是“历史上最长的自杀备忘录”，该纲领把各派观点塞在一起，结果成了个大杂烩。但两党分歧却在各自纲领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国内政策方面，工党继续要求增加公共开支，进一步实行国有化；保守党则力陈在货币主义政策指导下取得的成就，保证进一步非国有化。

大选后工党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调整政策的过程，富特辞职，由金诺克（Neil Kinnock）接任。金诺克虽属左派，却灵活地执行了中派路线；右派的哈特斯利（Roy Hattersley）任副领袖。1987年，英国经济已出现“奇迹”，撒切尔再次提前举行大选，结果以超出其他政党102席的多数第三次获胜，成为20世纪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也是自1827年以来唯一能够在连续三次大选中获胜而连任的首相。

工党在第三次惨败后开始全面调整政策，放弃全盘国有化政策，同意降低高收入人士的税率，主张充分就业但并不提出实行之期限。金诺克在党代会上公开说：在“社会主义”到来之前，“我们面临的是市场经济问题……我们必须把它管理得比托利更好”。党的竞选负责人古尔德（Bryan Gould）也说：“对市场进行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人民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就应该证明我们这个党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可见在选举的压力下，工党将越来越背离其“社会主义”立场，日益向“市场经济”靠拢。

第六章　撒切尔之后与工党执政

1990年11月22日，撒切尔夫人一改其“决战到底”的立场，突然宣布她打算辞职。保守党选出在经济上执行撒切尔路线、但在社会问题上持温和态度的约翰·梅杰任党的领袖，继撒切尔夫人之后出任首相。从表面上看，“撒切尔时代”突然结束，是因为保守党在对待欧共体问题上分歧严重，但除此之外，它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撒切尔夫人对欧共体一直持怀疑态度，她反对与欧共体联系太紧，认为拟议中的欧洲联盟会损害英国主权。秋天在党代会上，撒切尔夫人勉强同意英国加入欧洲汇率体制，但对参加欧洲货币同盟的建议坚决反对。11月，担任过财政大臣的保守党下院领袖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突然宣布辞职，对撒切尔夫人的外交路线提出严厉批评。许多报刊说，这是自1940年艾默里对张伯伦进行猛烈攻击后，一个政府成员对首相做出的最无情指责。豪实际上是在发泄对撒切尔夫人领导作风的极度不满，作为一个名不虚传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个性太强，常常使同事们难以忍受，甚至在和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她也会不时让他们感到难堪。

1985年，政府决定征收“社区费”，这是一种按人口征收的税赋，被许多人看作“人头税”。撒切尔夫人说征税决定是在内阁会议上做出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在全体内阁会议上讨论这件事。次年1月，国防大臣黑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借此辞职，对首相的工作作风大加挞伐。但在这表面分歧之后又有其他原因：黑塞尔廷是“亲欧派”，主张把一家英国直升飞机公司（威斯特兰集团）出售给欧洲财团；撒切尔夫人则是“亲美派”，主张由美国资本控制的财团收购这家公司。因此，领导作风问题和英欧关系问题在1986年的“威斯特兰危机”（Westland crisis）中交织到一起。而1990年豪宣布辞职时，相同情况又一次出现。黑塞尔廷乘豪起事之机插上一脚，很快宣布他要和撒切尔夫人争夺党领袖地位，同时意味着他要争当首相。在这种情况下，保守党议会党团进行表决，撒切尔夫人在第一轮投票中领先，但以4票之差（204票）未能获胜，于是就需要第二轮投票。撒切尔夫人起先表示要“决战到底”，但在内阁成员的一致劝说下，她在两天后宣布了辞职的愿望，主动结束了“撒切尔时代”。

撒切尔夫人辞职是有深刻背景的。英国的“经济奇迹”到1988年达到顶峰，1989年却出现回落。几年中，经济的相对高速发展，使工资和物价都重新上涨，生产成本高又使英国产品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贸易逆差比1988年高40%,通货膨胀回升到10.9%。“英国病”似乎又要发作了，而削减福利开支则早已使许多人不满。“人头税”正式开征，恰好给不满火上加油。

在英国历史上，“人头税”（poll）曾引发1381年的农民起义，因此它与“英国的自由”联系在一起。1990年3月，伦敦街头出现了反“人头税”的街头动乱。到秋天，民意调查表明工党已领先20%,撒切尔夫人的声望已降到极低。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一致劝说撒切尔夫人辞职，而撒切尔夫人终于也同意主动下台，就很容易理解了。看来，“撒切尔主义”并不是万能膏药。1985年撒切尔夫人曾说“我已经改变了一切”，若果真如此，那么在此之后，还能做什么呢？有一点是不能变的，即福利国家的框架不能变。无论撒切尔夫人如何强调个人的主动性，强调国家不能包办一切，但福利国家的原则她却动都不能动，这就使她在1985年以后，实际上已经不再能做什么了。如果“英国病”还是治不好，撒切尔夫人也就回春无术了。

撒切尔夫人下台后，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的支持率大幅度回升。在新的大选中，保守党第四次获胜，这又是20世纪的一项记录。工党大失所望，说保守党“猎走了我们的狐狸”。梅杰以“机遇的社会”为口号，企图把平等与竞争在“机遇”的概念中结合起来。1990年12月，他在党代会上说：“我要把90年代变成机遇的十年。”但仅仅两年多时间，梅杰就被看成是英国历史上最没有作为的首相之一：他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看起来很有教养，但没有魄力，没有新思维，他在多数问题上继续执行撒切尔政策，似乎是撒切尔的一个影子，“撒切尔时代”似乎仍然没有结束。从1993年起，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得分就每况愈下；1994年夏天，梅杰为表现保守党的“中兴”，更改它在选民中的形象，一次解除了一大批政府大臣的职务，但这并没有使保守党得益，保守党反而更加显得无能为力。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保守党将面临重大挑战。

为迎接这次挑战，梅杰决定背水一战。他必须首先明确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充分肯定他是保守党领袖。1995年6月22日，他突然宣布辞去保守党领袖职务，并定于7月4日选举新领袖。此时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频频失利，选民中的支持率只有20%,落后工党近40个百分点。保守党内部对欧洲联盟的态度不一，相当多的人反对向欧盟进一步靠拢，尤其反对实行欧洲单一货币。但党内不满情绪虽然浓厚，却无人有足够的威望团结反对派，因此梅杰仍然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再次当选。尽管如此，保守党内部的分歧却明朗化了，有三分之一保守党议员不支持其领袖，保守党在下一次议会大选中前途不妙。

与此同时，保守党又受到政治丑闻的困扰。1994年7月《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揭发：两位保守党议员里迪克（Riddick）和特里迪尼克（Tredinnick）落入该报记者的圈套，愿意接受1000英镑酬款，代表送款人在议会辩论时按事先的约定提出质询，影响辩论结果。这种做法被称为“金钱换提问”（cashfor questions），事实上是一种权钱交易。从理论上说，议员代表选民的意愿，由他们在议会表达选民的愿望，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可是通过“金钱换提问”，送款人在议会找到了代理人，议员们不再是选民的代表，而是送款人的代表，代表某个公司或特定的利益团体，为金钱活动。如此一来，议会制度的初衷就完全走样了，金钱成为决定性因素。早在80年代末，人们就开始怀疑议会中有这种做法，可是凭据不足，现在终于被《星期日泰晤士报》拿到了证据。尽管里迪克和特里迪尼克很快就意识到上了当，因此抽身而出，但冰山似乎被砸开了一角，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人们发现有许多议员收取金钱，在议会为金钱的利益服务；政治家对此并非不知道，只是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0月份爆发出更大的丑闻：政府一位低级部长消费与法人事务大臣（Minister for Consumer and Corporate）尼尔·汉密尔顿（Neil Hamilton）被爆出从80年代开始就从哈罗德百货商店（Harrods）接受财物，为该公司在议会及政府中说话。梅杰立即成立一个“公共生活规范委员会”（Committee on Standardsin Public Life）调查此事，并尝试建立更加完备的政治道德标准。在委员会成立的当天，汉密尔顿宣布辞职。

这些丑闻对保守党的打击很大，梅杰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布莱尔试图充分利用这件事，他说我领导的政府已‘病入膏肓’……”梅杰不否认事情的严重性，但他认为：这种现象在政治生活中已成为潜规则，“它们可能揭示出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有一些东西需要纠正”。梅杰的判断没有出错，英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制度性问题。布莱尔幸灾乐祸地嘲笑梅杰，可是等他自己组阁后，“病入膏肓”甚至更严重。不过在这个时候，保守党的政治丑闻显然影响了下一次大选，因此尽管梅杰试图以改组政府、重建道德标准来挽回影响，其效果却不佳。

另一方面，到90年代为止，工党已经连续四次在大选中失败了，这给党的生存蒙上了阴影。工党连续失败有许多原因，包括党内政策分歧、组织涣散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工党正在失去社会基础，这是很可怕的，因为在20世纪初，自由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丢掉了它的大党地位。二战后英国社会变化很大，以“有产”和“无产”为标志的两极社会结构已变得模糊，新技术发展将许多体力劳动者转变为“白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距正在缩小。社会下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在提高，劳动者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为他们进入“中等阶级”创造了条件。中等阶级的壮大把英国社会转变成一个多层次、多元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上层和下层都是小块，“中间阶层”最大。更为令人瞩目的是，“工人阶级”的含义也变得模糊了，大批有专业技能的人受雇于人，是“工薪阶层”，但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他们却属于“中等阶级”。真正从事社会低下工作的人有许多是外籍劳工、少数种族或妇女，这些人对政治问题又最不关心。因此工党如果继续以“工人党”自居，那它注定要找不到社会基础。因此摆在工党面前的选择是严峻的：它继续以“阶级党”自居，还是力图成为“全民党”？工党选择了后者。

这个过程从50年代末就开始了，问题的症结在党纲中的公有制条款即“第四条”。1959年，盖茨克尔第一次提出修改党章第四条，并要求对社会主义、国有化问题等进行重新认识。盖茨克尔的动议遭党内左翼和多数工会代表的否决，这是对党的性质进行讨论的第一次尝试。威尔逊执政时慑于党内左派力量的强大而停止了辩论，但是在实践中也停止了国有化步伐。70年代以后，党内左派势力日益高涨，其高潮是1983年大选中工党提出的竞选纲领《英国的新希望》。这个纲领不仅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提出大幅度扩大公共开支（从而意味着大幅度提高税收），加快国有化步伐，以及退出欧共体、单方面实行裁军等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工党在大选中惨败，这终于使工党领导层大为震动。这以后，一个所谓的“工党现代化”运动在党内展开了，新任党领袖金诺克虽然出自左派，却认识到变革党的迫切性。他在理论上开始承认市场的积极意义，主张在国家指导下发挥市场作用。在实践上他企图悄悄取消党章第四条（Clause IV）即公有制条款，印发了一批不包含第四款条文的党证。但此举又遭左翼斥责，他只好收回了这批党证。1992年约翰·史密斯继任党领袖，开始加快“现代化”进程。他明确表示，工党只有在放弃公有制纲领之后才有可能重新执政，他认为工党应抛弃“非此即彼”即若非“国有”便是“私有”这种两极化的思维定式，寻找一个中间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混合经济”。史密斯路线显然为后来的布莱尔开拓了方向，他的“中间解决办法”，其实是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前身。

1994年上半年，深孚众望的史密斯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工党将“现代派”主将之一的布莱尔推上领袖地位。布莱尔当时仅41岁，是工党历来最年轻的领袖。他继任后，立即打出“新工党、新英国”的旗号，着手对工党进行根治手术。他认为“新工党”（New Labour）最基本的含义便是完全抛弃“阶级党”的承诺，把工党转变成“全民党”。为此他认为必须尽快放弃“公有制”纲领，把“第四条”从党纲中彻底清除。他说：“我们的衰落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不接地气，社会变了，我们却没有变；我们的结构已经过时。”于是上任不久他就在10月召开的工党年会上提议废除“第四条”。虽说这次动议没有成功，但半年后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却同意修改党章，把原本“第四条”中这样的表述：

在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制的基础上，保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辛勤劳动的充分成果，及这些成果尽可能的平等分配……

改写成：

（工党致力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为公众利益服务，其中市场进取精神和竞争活力、与伙伴和合作力量相结合，生产国家所需要的财富，为所有人提供工作与成功的机会；在这个经济体中，既有繁荣的私人部门，也有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其中对共同利益至关重要的事业，若非由公众所有、就是要对其负责。

如此修改过的党章虽说开宗明义宣称工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a 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但公有制已经没有了，“社会主义”意味着合作伙伴关系及人人享有的机会。

这就是著名的修改党章第四条。通过修改党章，工党从“阶级党”变成了“全民党”，目的是扩大它的社会基础，争取中等阶级对它的支持。为了吸引更多的选民，布莱尔大力宣传“第三条道路”，竭力让选民们相信：一种新的理论已经问世，它将给英国带来崭新的前途。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曾引起理论界广泛的好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还是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道路”？其实，对于布莱尔来说，“第三条道路”的意思是：既不是撒切尔夫人，也不是艾德礼。布莱尔曾经把20世纪分解成三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那是集体主义成长的时期，福利国家是其结果；第二阶段是撒切尔主义张扬的时期，个人的作用被夸大，社会的不公正不断扩大；第三阶段就要靠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来完成，按布莱尔的说法：“我这一代人站在新与旧的交接点上。”显然，“第三条道路”要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调和起来，个人奋斗与社会关怀结合起来。这种说法起听来新鲜，其实只是工党向保守党靠拢的一个说辞，“新工党”也要走个人主义道路，只是不会像撒切尔夫人走得那么远。

在废除“公有制”条款的同时，布莱尔决心把工党与工会拉开，彻底改变“阶级党”的形象。几乎在他担任领袖伊始，就公开宣布“工会将不再在工党内部占据特别或有特权的位置”，今后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基础是“公平而不是偏爱”。他认为工党与工会保持特殊关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双方应互相尊重，各自找到正确的位置。工会应该做工人的发言人而不是工党的发言人；工会可以就工党的政策提出意见，但不能支配工党。在他出任工党领袖之前，史密斯已经改变了工党领袖产生的办法，将工会在领袖选举中的权重从40%压低到1/3，并且实行“一人一票”（One Member One Vote,OMOV）的选举方法。以前，工会代表大会中的每一个工会都以本会会员的名义投出一票，因此领袖其实是由工会领导干部们选出来的；史密斯的新选举办法就把工会的集体力量打碎了，选举权分散到数百上千万工会会员手里，工会在工党事务中完全被边缘化。

布莱尔就是按这种办法产生出来的第一位工党领袖，还在他担任工党领袖的前夕他就说：“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工党是一个工商党……那种认为保守党是工商党，而工党是工会党的看法完全过时了。”由此，工党不再是工人的党，而是各种人的党，中等阶级不必害怕它了。

以此为背景，工党投入到1997年大选中。此时，保守党已执政18年，气势消沉，内部闹分裂。工党于是大获全胜，在全部659个议席中获取419席，几乎是总数的2/3.这是工党在建党后取得的最大胜利；然而，那一年只有71.5%的选民出来投票，是1935年以来最低的，工党得到其中43.2%选票，因此工党只得到全体选民总数中大约30%的支持。相比之下，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还得到33.3%的选民支持。

布莱尔于是踌躇满志，时隔18年工党重新执政。不过，这时执政的是一个抛弃了工党纲领的“新工党”，英国进入第二次“共识政治”。工党在竞选中曾作出5项承诺：教育方面，增加教师和教育经费，缩小小学低年级的班级规模；治安方面，加快对青少年惯犯的司法处理，改善治安环境；医疗方面，缩短预约就医的等候时间，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就业方面，为25万25岁以下的青年提供工作机会，不再领取救济金；税收方面，不增加所得税，降低通胀与利税。这些问题都是当时英国人特别关心的具体问题，工党于是从这些问题起步，开始了它的13年执政。

但解决这些问题并非轻而易举。二战后英国政府的一个特大难题是庞大的福利开支，布莱尔执政前，这笔开支已达到900亿英镑，是英国政府最沉重的负担。巨大的福利开支迫使政府实行重税政策，而这样做就必然阻碍经济活力，造成通货膨胀，从而形成“滞胀”。福利制度造成的副作用还包括：纳税人负担加重，不满情绪增加；一部分可以工作的人宁愿享受福利待遇，而不愿工作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撒切尔夫人曾实行激烈的货币主义政策，将政府的关注点从刺激消费转向刺激生产。她采取减税、削减福利开支和文化教育经费等措施，这些措施曾缓解了“英国病”，但同时又造成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抗加剧等弊病。

布莱尔政府一方面接受撒切尔夫人对福利政策的基本态度，采取措施控制福利开支（比如削减给单身母亲的福利津贴，迫使其外出工作）；另一方面则试图寻找新的方案，既能保留福利框架，又能解决根本问题。它认为政府与其把钱花在直接的福利项目上让人消费，还不如用在人力、智力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从生产角度解决问题，因此是撒切尔思路的另一个版本。出于此种思路，它鼓励公私企业共同向基础部门投资，尤其扶持中小企业，用创造就业来代替救济。它提倡对教育事业加大投资，通过发展人力资源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保障经济发展。政府还向英格兰银行下放权力，让它独立于政府，自行决定汇率。在医疗保健方面，它一面承诺大幅度增加政府拨款，一面又在具体执行时小心翼翼，精打细算，节省每一笔开支。在劳工政策方面，它一方面批准了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社会宪章”（Social Charter），限制劳动时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参加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疏远工会，将工会的作用边缘化。

总体而言，首届布莱尔政府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福利开支方面还算比较成功。1999年，政府自称它在竞选宣言中提出的177项任务中的多数已经完成或正在执行。英国经济平稳发展，实现了低通胀、低利率、低失业。布莱尔顶住了参加欧元区的压力，兑现了“反对建立欧洲联邦”的承诺，在2000年欧盟尼斯峰会上，他继续采取英国那种若即若离的立场，为实行欧洲统一的税收与社会保险政策保留了否决权。在如此有利的政治环境中，布莱尔政府提前解散议会，于2001年6月举行新的大选。工党在大选中再次全胜，获413个席位，只比上次少了6席。保守党再次落败，只比上次多出1席，获166席。但是选民投票率只有59.1%,比上次大选还要低得多。

这次大选后，工党的锐气就开始消退，“第三条道路”也日渐消声，人们不大谈论它了。这条“道路”的始作俑者吉登斯在大选之前就注意到这一点。费边社书记马丁·雅各布斯（Martin Jacobs）则说道：

新工党悄然离世，却不意味着要回到旧工党……回去不是选择。……假如第二届（工党）政府想要完成它的历史承诺，工党就必须找一个适合于新时代的故事出来。

显然，他们知道“第三条道路”只是讲“故事”。现在回过头去看，它当时只是一种选举策略、一个选举的口号。每一次大选都需要一个选举口号，哪一个党的口号动听，哪一个党的胜算就大。等到第二届工党政府组建之后，“第三条道路”也就慢慢偃旗息鼓了。如同雷声大雨点小，一场闹哄哄的理论展示也匆匆收场。人们曾经把“第三条道路”看作是一个理论的创新，但其实它不是。

布莱尔第一届政府还做了以下两件事：

一、1998年提出上院改革法案，取消世袭贵族在上院的表决权，这是工党在竞选时作出的承诺。不过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的结果是：保留了92位世袭贵族的表决权，其中2人为职守上议员，其他由党派产生。1999年11月，《贵族院法》（House of Lords Act）正式获通过，工党的上院改革承诺就算执行了。

二、1997年履行另一项竞选承诺：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进行分权公投，两项公投都获多数通过。根据公投结果，1999年两地都选出分权议会。工党这样做并非没有党派利益考虑：它在两地都有选举优势，分权后可以控制两地的议会；它认为这样会加强它在伦敦议会中的地位，达到长期掌握全国政权的目的。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十分短视：苏格兰民族党很快就在苏格兰的分权议会中掌握控制权，不久又在全国大选中拿下了几乎所有的苏格兰议席。它乘胜追击，提出了苏格兰独立的主张，并迫使后来的卡梅伦政府同意举行独立公投。分权有可能导致国家解体，工党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那是属于21世纪的故事了，到20世纪结束时，布莱尔政府如日中天。

第二篇　经济

第一章　20世纪经济理论

一定的经济政策总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在一定时期，一般有多种经济理论存在，但被政府接受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往往只有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理论也许会逐渐不符合本国的实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往往采用它们认为更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相应的经济政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政策依据的经济理论非常重要。不了解一定时期的经济理论，就无法理解各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为何采取这种经济政策，而不是那种经济政策。在20世纪曾经对英国政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以下一些经济理论。

一、局部均衡论

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美国和德国工业发展迅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工业产值和主要工业品的生产方面超过了英国，德国也直逼英国；但英国从殖民地和国外投资场所攫取的利润远远超过了美国和德国，它的经济实力仍是最雄厚的，伦敦仍是世界金融中心，英镑仍是世界上最坚挺的硬通货，英国船队仍然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利润，英国银行家仍然能向外国政府和企业界提供最大数额的信贷。尽管如此，绝对优势毕竟丧失了。

在绝对优势已经丧失、相对优势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英国是继续实行以往的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像美国和德国那样，实现保护贸易政策？对经济是放任自由，还是加以干预？凡此种种，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1890年，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是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在《经济学原理》，尤其是在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价值的一般关系》中，马歇尔充分表述了作为剑桥学派核心的局部均衡论。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表述的一个主要概念是“均衡”。所谓均衡，是相反的两种力量所形成的均势，它“和一条弹线所系的一块石子或一个盆中彼此相依的许多小球所保持的机械均衡大体上一致”。马歇尔通过增量分析，把均衡理论进一步运用到供求关系上，把供求关系归结为相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的。市场的一方是需求，另一方是供给。如果在某一供给条件下，市场的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卖者就趋向于增加供给量，而供给量的增加又趋于压低需求价格，提高供给价格，缩小二者的差距以趋于一致；相反，如果在某一供给条件下，市场的需求价格低于供给价格，卖者就趋于减少供给量，而供给量的减少又趋于提高需求价格，压低供给价格，使二者趋于一致，在两者之间达到稳定的均衡。当供求处于稳定的均衡时，如有任何意外之事使得生产规模离开它的均衡位置，则将有某些力量立即发生作用，使它恢复均衡，“正如同一条线所悬着的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它的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一样，生产数量围绕着它的均衡位置发生的种种动荡，具有相同的性质。”

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二十多年中英语国家经济理论的基础，并且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被经济学家奉为圭臬。英国在这一时期经济政策上的自由放任思想，即由此推导而来。既然经济中的供求两种力量能自行调节产量和价格，使之趋于均衡，有什么必要依靠政府来进行调节呢？既然英国的相对优势还存在，能源源不断地从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中获得巨额的收入，有什么必要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呢？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供求两种力量都会自行发挥作用，即使有可能造成供求的不相适应，但最终仍然会停留在某个均衡点上。

由于经济均衡总是自行确定的，政府完全可以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政府在经济方面只要执行自由贸易和平衡预算政策，实行金本位制，并听任市场力量的自由活动去建立均衡，那么事事都会遂从人愿，进入理想境界。同样，根据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学说，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自由放任思想，对经济危机应主要依靠资本主义自身内部的力量，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来解决。经济危机是局部或偶然失调导致的均衡破坏，是从均衡破坏到恢复之间的过渡性衰退。因此，经济危机（economiccrises）既不会十分严重，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政府无须加以干涉。如果加以干涉，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必然有损于均衡的正常恢复。由于经济危机是局部的、暂时的、偶然的过渡性失调，因此，失业（unemployment）人数不会太多，并且在性质上是摩擦性失业或自愿失业，只要通过市场机制，特别是工资的调节，失业问题即可以得到解决。

总的说来，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学说，是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极盛时期”的基础之上，它与英国当时还拥有的经济优势和实力是相适应的，同时也是英国对自身经济力量和经济前景的乐观展望的反映，是英国竭力想维持现状，而且自以为能够维持现状的信念的一种必然表露。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英国在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始终主张自由贸易、平衡财政和实行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就是不难理解的事。

二、凯恩斯理论

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使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学说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尤其是通过市场的充分调节而充分就业的学说，未能经受住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在危机面前，正统派再也站不起来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

凯恩斯生于1883年6月5日，曾在剑桥大学受教育。1908年应马歇尔的邀请，在剑桥任经济学讲师，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讲坛上，凯恩斯一遍遍地重复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赞美自由经济的完美和谐。他于1919年底发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举成为国际知名人物。1923年，凯恩斯在其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中，第一次大胆地触及了传统的自由放任原则，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思想在这本书中初露端倪。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的终结》，提出改进资本主义的口号。但迄至30年代危机，凯恩斯总是把经济方面的弊病归结为货币的不稳定性，总是在稳定货币、稳定物价上做文章。当危机波及英国时，凯恩斯更多的是充当教育家和劝导者的角色，他认为政治家“有耳无眼”，因此，他收集一切有关信息，并使这些信息传到政治家的耳朵里。他把自己视作经济机器自动装置失灵时被召来修理机器的机械师。

当劳合·乔治为兴办公共工程而四处游说时，凯恩斯与赫伯特·亨德森（Herbert Henderson）合写《劳合·乔治能做到吗？》，支持劳合·乔治的主张，首次隐约提到乘数论以及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当时德国纳粹为提高就业机会也在兴办公共工程。有笑话说，德国纳粹分子计划把弯曲的湖泊搞直，把黑森林刷白，在波兰走廊铺设亚麻油毡，这种传说似乎也增加了英国对就业问题的重视。1930年，凯恩斯在谈到失业问题时说：“如果我们无所作为，半年以至一年内还将有100万以上的人失业，因此我认为，尽管有些冒险，一些激进的政策还是值得试一试的。”凯恩斯积极鼓励投资：“如果你没有任何门路去花钱，那就雇人挖地洞，然后再把地洞填起来。"1931年，他在一次有关失业问题的讲话中推断说：“要是你节约5先令，就会使一个人失业一天，反过来，要是你购买商品，你就会增加就业。按这一比例，1.2亿英镑的财政赤字就可以解决英国的失业问题。”

然而，凯恩斯在论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以及失业问题时，只是零打碎敲。失业的进一步增加，传统理论和政策的失灵以及政府在危机面前的无能为力，促使凯恩斯对以往的经济学重新加以审视和思考：大英帝国为何会出现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的危殆局势？英国经济长期萧条的症结何在？如何才能使英国走上繁荣的道路？为了救治资本主义病症，凯恩斯开出了一个个药方，同时也一步步背离了正统的理论。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他对经济危机思索的成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

从《通论》一书的标题可以看出，凯恩斯强调的是“一般”这个词，他的就业理论是关于一切就业水平的，而不是像一般经济学那样只涉及充分就业这种特殊情况。局部均衡论认为市场的供求能起自动的调节作用，具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倾向。凯恩斯认为，这种以充分就业为假定前提的理论，它的前提本身就有问题。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通常的情况是经济活动处于不稳定状态，从充分就业到普遍失业，交替出现各种就业水平，而典型的就业水平是就业不足。《通论》集中考察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通常情况下存在的就业不足问题。

凯恩斯把解决失业问题，从而达到并保证充分就业作为写《通论》的目的。在凯恩斯之前，传统的经济学要么否认具有普遍意义的失业问题，要么将失业说成是“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凯恩斯在继续袭用这两个传统的失业范畴的同时，提出第三种失业范畴——非自愿失业，即失业工人愿意接受比当前实际工资低的工资，但仍然找不到工作。

凯恩斯在承认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的前提下，以这种失业为出发点，探索和分析失业的原因，并拟定救治的对策。凯恩斯认为造成“非自愿失业”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谓有效需求，是针对市场上有支付能力和购买能力的需求而言的，只有既有欲望、又有购买能力的那种需求，才算是真正的“有效”需求，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凯恩斯认为，社会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这两者又受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定律的制约。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由于流动偏好引起的利息率偏高造成投资需求不足。由于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商品滞销，存货充斥市场，引起生产缩减，这样势必造成解雇工人，使社会就业量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于是，非自愿失业的出现不可避免。由于上述三个基本心理定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必然存在的。要消除危机和失业，就要消除有效需求不足。如何消除呢？凯恩斯提出必须依靠政府调节经济。具体办法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尤其是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以弥补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不足。

《通论》出版后，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在西方各国逐渐趋于兴盛。一些信徒对凯恩斯歌颂备至。有人把凯恩斯的《通论》同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列为政治经济学家写过的三本“确实伟大”的著作。有的信徒甚至把凯恩斯的理论对古典学派的“革命”比作哥白尼在天文学、达尔文在生物学、爱因斯坦在物理学方面的革命。

尽管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很快被英国许多经济学家接受，尽管人们对经济危机的性质的认识愈来愈深入，但凯恩斯主义似乎并没有对两战期间的英国经济政策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英国政府的实际政策在整个30年代一直停留在传统的水平上。直到1939年，凯恩斯对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仍很有限。人们只是听他的，他的建议却很少成为政策的依据。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大战等于给英国人上了一堂凯恩斯主义理论课。1944年，英国政府公布关于就业政策的白皮书，表明政府开始承担就业水平的责任，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被官方接受。战后，英国在经济恢复以后，便开始将凯恩斯理论付诸实践。

三、货币主义

英国在结束战时控制以后，从1951年开始至1973年实行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为主要手段、以实现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从60年代末开始，英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停滞（包括危机期间的生产下降和非危机期间的经济缓慢增长和波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经常性的大量失业；另一方面，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物价持续上涨。这两方面互相融合，交织并发，西方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滞胀”（stagflation）。

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种双头怪物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遭到破产。这种理论既不能否认这只双头怪物的存在，又无法解释其出现的原因，同时更无法找到摆脱这种现象的途径。而政府的政策由于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这两个过程：它既想用膨胀性的政策来克服失业，又想用紧缩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反失业需要刺激生产，这样会把通货膨胀率推向新的危险的水平，而反通货膨胀会使有效需求减少，使失业现象持续下去或更加恶化。对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的现象，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指望通过其他手段加以解决，如辅之以收入政策等。然而卡拉汉政府时期以限制工资增长为主要内容的收入政策，不仅没有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反而成为引逗通货膨胀这条公牛的红布。

凯恩斯理论对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实际问题所表现出的混乱和无奈，为货币主义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货币主义（monetarism）这个词是美国经济学家布伦纳（K.Brunner）在1968年7月发表的一篇题为《货币和货币政策的作用》的论文中首先提出的。但早在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说，奠定了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60年代，弗里德曼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经济理论：一个假定的题目》、《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通货膨胀：原因与后果》、《货币最优数量与其他论文》、《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等，货币主义逐渐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体系。70年代，货币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派，开始与凯恩斯主义分庭抗礼，成为“第一个意义重大的对抗革命的革命”。

货币主义以费雪（Irving Fisher）的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但与费雪不同，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既影响物质水平的变动，也影响商品与劳务总量或国民收入量的变动。由于货币流通速度（V）是比较稳定的，货币流通量、物价、总产量三个变量之间有一定的自行调整、走向新的均衡的趋势。市场经济会根据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在价格上作出反映，而价格上的调整又会相应地反映于生产，使生产很快作出调整。因此，只要货币供给量能按稳定的比率增加，价格就不会发生突然的波动，而生产所受的冲击也不会很大。通货膨胀（inflation）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货币数量的增长快于生产量的增长，具体原因是政府开支过多，而政府收入却远远不能弥补支出，由此造成的财政赤字使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过大，过多的货币引起了通货膨胀。要制止通货膨胀，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同国民经济中产量的增长相适应。

货币主义认为，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关系在长期内是不存在的。一旦工人了解到通货膨胀的存在引起实际工资率下降时，工人就会要求增加名义工资，以维持原来的实际工资水平，而只要工人的实际工资率不变，那么，通货膨胀就不可能使失业率下降。在任何时候，经济中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相适应的一种均衡的失业率，即“自然失业率”。因此，不管生产率如何增长，都无法使一切想工作的人都能就业，这种失业既可以同通货膨胀并存，也可以出现于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提高通货膨胀率，不可能消灭这种“自然失业”。

货币主义由此推论，凯恩斯主义者的财政赤字政策不仅不能医治通货膨胀和失业，而且还会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损害。凯恩斯主义者以调整利息率为主要内容的货币政策不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因为影响利息率变动的因素很多，其中许多因素不是中央银行能控制的，而且调整利息率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对货币供应量发生作用。有效的办法只能是采取有计划的、稳定的增加货币供应的做法，即按照经济增长率的一定比例来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以收到逐渐使经济趋于稳定的效果。此外，由于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趋向于稳定，国家对经济的调节，特别是财政调节是有弊无利的，国家应尽量减少干预。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中存在“自然失业率”，失业是不可避免的，靠扩大政府开支来消灭失业是办不到的。只有保证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让经济从国家干预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起来，经济本身才能产生自动吸收就业的力量，久而久之，除那些实在没有就业能力的人外，一部分失业者总会找到工作。

这一时期，供应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也对凯恩斯主义只重经济的需求方而忽视供应方提出了批评。这一学派的基本观点是：生产的增长始终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而生产要素的供应和利用取决于自由市场的调节。该派特别强调应重视萨伊定律（Say's Law），即“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政府不应刺激需求，而应把供给放在首位。凯恩斯主义采取的大幅度扩张和紧缩货币流通量的做法，只能使市场受到更大的冲击，难以发挥正常的调节经济的机能，从而使通货膨胀和失业更加难以控制，因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完全没有必要。在具体政策上，供应学派主张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稳定货币供应量，尤其是通过大规模减税来刺激供给。

货币主义虽然产生于大西洋的彼岸——美国，但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英国却有着良好的土壤。1968年，英国财政部官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从这次会议开始，货币主义主张在英国逐渐盛行。但直到1976年，官方的思想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政府对经济形势判断的方式以及它所采用的措施，与以前没有太大区别。人们只是对政府干预不抱幻想，承认这种干预不会达到假定的目标，从而更大地倾向于市场力量罢了。

对英国的货币主义来说，1976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代。卡拉汉在这一年指出：“我们总是想，只要采用减税和增加开支的办法就可以走出衰退和增加就业，我坦率地告诉你们，这种选择已不再存在了，而且即使当它存在时它也是起了对经济注入通货膨胀的作用，而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平均失业水平就增长，随着更高通货膨胀而来的是更高的失业，这是过去30年的历史……对通货膨胀条件下实行需求管理的难度是人们普遍承认的，需求管理的基础是对供给自行创造需求这一主张的否定，而70年代以来发生的情况又否定了相反的主张，即需求自行创造供给。”是年工党政府确定了货币目标。货币目标的确立，表明就业政策受到贬低。不过，在1974-1979年，工党政府没有明确放弃就业政策，只是没有采取减少失业的强力措施，并且确定的货币目标是年度目标而不是长期目标。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后，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才成为英国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从20世纪英国经济政策的演变来看，钟摆不断地摆动：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减少干预，从平衡预算到赤字财政再到平衡预算，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再到货币政策，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不同理论指导下的不同政策选择，从中可以看出经济理论对经济政策的指导作用。

第二章　落日余晖

就英国的经济发展而言，1900-1914年，在某种意义上属于19世纪而不是20世纪。时序的变换和女王的去世似乎并没有给英国的经济带来太大的变化。这一时期，英国挟工业革命的余威，其经济仍以一定的增长速度向前发展。英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强国，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最大的贸易国，她的首都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的中心，英镑仍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她的国际储备仍然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她的工业品仍然充斥整个世界市场，她的船只仍然在世界各大海洋和江河游弋。但另一方面，19世纪英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制约因素，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明显，英国的经济霸权地位日益受到美国和德国的挑战，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地位削弱了。

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的工业具有独特的结构，形成了棉纺、煤炭、钢铁、造船等传统产业。这些产业不仅在英国工业产值中占有绝对的比例，使用大量的劳动力，而且还是英国的主要出口行业。英国经济的发展，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英国伦敦之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与这些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里，这些行业都经历了一定的增长（见表1和表2）。

表1 英国工业生产的增长率

表2 英国各工业部门产量

单位：万吨

A：英国年均生棉消耗量

B：英国年均生羊毛产量加生羊毛进口量

C：英国年均生铁产量

D：英国年均钢产量

E：英国年均煤产量

F：英国每年为本国公民和公司建造的船只吨位

在英国的四个传统产业中，棉纺业的历史最短，在工业革命中才起步，19世纪才成为英国出口的主要支柱。1911年，这一行业的工人达64.6万人。进入20世纪后，棉纺工业开始从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中恢复过来。1905-1908年，英国新建棉纺工厂约120个，拥有纱锭1000万至1200万枚，这个数字超过了当时德国纺织工业拥有的纱锭的总数，英国纺织工业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高的增长率。单是1905-1907年就建立了95个新工厂，增加纱锭850万枚，增加生产能力近1/5.由于新市场的开拓以及欧洲对纱线的需求增加，这一时期，纺织业尤其是纺纱业的产量有所提高。1913年，棉纺品仍然占英国出口的1/4.据1907年的估计，制造业部门的工业产值中，1/3是由纺织品和成衣创造的。市场的繁荣使得纺织业在这一时期相对稳定。1905-1909年，在2500个左右的棉纺企业中，每年大约只有11个企业破产，而同期金属工业每年有390个企业破产。

钢铁工业是英国的古老工业。在1880年前，英国的钢铁工业完成了从中世纪的作坊到大规模现代工业的转变。但到这时，只有不到1/4的生铁炼成钢。此后钢的生产增快，到19世纪末，钢成为这一行业的主要产品。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的钢铁工业仍有一定的发展，产量有所增加。以1890年的钢铁产量同1913年的钢铁产量相比，其指数从71.3增至100.

英国的煤炭工业不如钢铁工业的历史悠久。在19世纪，煤炭主要是为炼铁业提供焦炭，为蒸汽机、铁路及轮船提供燃料。到1880年，煤炭工业已成为英国最大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南威尔士、苏格兰低地、诺森伯兰、德勒姆、兰开郡南部以及约克、德比和诺丁汉。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煤产量为1.53亿吨，90年代为2.0亿吨，1913年达到2.87亿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部地区、南威尔士、诺丁汉和德勒姆所生产的煤即占全国煤产量的3/4.由于矿权属私人所有，英国的煤炭工业大多由小型企业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全国有3289个矿井，分属1589个企业。由于规模小，不利于新技术的运用。尽管煤炭是机器生产的基础，但煤炭业是英国各工业中使用机器最少的。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仍是“使用铁镐和铁锨的工业”，煤主要靠人力开采和拖曳。

造船工业是这一时期英国仍保持较大优势、没有受到其他国家实际挑战的工业。英国制造的船只，一方面供直接出口，另一方面用于装备英国各船运公司。由于这一时期世界航运量增加，英国造船业相对繁荣。1905-1907年，英国每年都有100万吨位的船只下水。直至1910-1914年，英国制造的船只吨位仍占世界船只总吨位的61%。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将蒸汽机和钢用于造船，帆船逐渐被淘汰，蒸汽船发展起来。1900年，在英国建造的144.2万吨位的船只中，帆船只有28条，总吨位9871吨。此后，其数字更小，几乎不值一提。随着蒸汽船数量的增加，蒸汽船的吨位也增加了。1914年，在英国登记注册的蒸汽船占世界蒸汽船总吨位的42%,如加上在海外登记注册的，将达到45%。

这一时期，英国的农业日益受到外部的竞争。同前一时期相比，其生产的结构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城市和工业部门对食物的需求增加，农产品市场进一步扩大，生产技术得到改进，资本投资增加。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一度非常繁荣，但自19世纪70、80年代开始，随着运输条件和冷冻技术的发展，随着美国和加拿大中西部、河套地区以及俄国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开发，这些地区廉价的小麦和其他农产品，对英国农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由于英国习惯上以种小麦为主，成本高，又缺乏关税保护，欧洲以及上述新的粮食生产区的小麦开始涌进英国市场。面对外部竞争，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英国农业被迫进行结构调整：减少谷物的耕种面积，增加牲畜和牛奶制品的生产；减少低质肉类的生产，增加高质肉类的生产；农业更多地转向果品和商品蔬菜的生产。

进入20世纪以后的十余年，尽管投资减少，获利率下降，但英国农业结构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这一时期受竞争影响最大的是小麦，小麦的进口量日益增加。19世纪80年代初，英国每年从海外进口的小麦已达到300万——400万吨，仅从美国进口的小麦数即达到英国国内的小麦生产数。90年代，阿根廷成为英国的第二小麦进口国。1900年以后，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的小麦数量增加最快。1914年前的十余年，英国每年从海外进口的粮食达500万吨，三倍于国内的生产数，也就是说，英国农民只生产国内粮食市场需求的1/4.

与谷类生产的情况相反，这一时期的畜牧业和商品蔬菜的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土地面积还是劳动力都有增加。1890年，英国用于生产谷物的土地为803.2万英亩，1900年下降到733.5万英亩，而用于畜牧业的土地由1601.8万英亩增至1672.9万英亩。根据1911年的统计，这一年英国的农业工人比1881年减少25%,但从事商品蔬菜生产的工人却增加了77%。从混合型耕种向单一品种的专业化生产发展，有利于农业抵御外部的竞争。这一时期，农业产品除谷物外，还有土豆、胡萝卜、卷心菜、豌豆、蚕豆、球芽甘蓝，畜牧业主要是生产奶制品。据1908年的统计，英国农业总产值中，只有1/3的产值来自谷物和园艺，来自奶制品的产值占1/5，其余的产值主要来自畜牧业和家禽业。

对外贸易在英国的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世界经济在经历了19世纪80和90年代的萧条以后，在20世纪初出现繁荣，1905-1907年再度繁荣，1910-1913年极度繁荣。外部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英国的对外贸易。这一时期，英国的贸易量增加。1895年，英国出口总值为2.86亿英镑，1912年达到5.99亿英镑；与此同时，进口量也有较大增加：1890年，英国进口总值为4.21亿英镑，1913年达到7.69亿英镑。

直到1914年，英国的出口集中在纺织、煤炭、钢铁等传统出口工业上，以工业品和半制成品为主。表3大致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出口结构。

表3 英国出口的商品构成

单位：百万英镑，以现价计算

这一时期，英国出口的地理方向也有了变化。英国的出口倚赖于外部经济的发展，但外部经济的发展可能有利于英国出口增长，也可能会对英国的出口形成压力。这两种力量对比不断变化，必然导致英国出口的地理方向发生变化。1914年前，英国贸易最明显的特征是对西欧和中欧的出口额继续上升，对北美出口的比例下降，对南美的出口，1911-1913年保持在11.7%的水平。

这一时期，英国进口以粮食和生产资料为主。粮食和生产资料的进口在英国由来已久。在食品方面，英国的主要进口物是谷物、糖、酒、咖啡、肉类、黄油以及奶制品。19世纪下半叶起，随着冷冻技术的发展，食品进口呈多样化，但这种基本的进口结构，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太大的变化。在生产资料方面，英国主要的进口物是棉纺所需要的原料，如丝、亚麻、黄麻、羊毛、棉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食物进口占英国总进口的30%,棉纺生产资料的进口占20%（其中生棉的进口仍占这一时期总进口的9.2%），制造品（绝大多数是钢铁和机器）和燃料的进口占5%。英国的进口传统上主要来自西欧、北欧、地中海地区、西印度群岛、北美和爱尔兰。随着生棉进口的增加，从美国南部进口的比重增加，到1913年，从美国的进口数占进口总额的18.4%,其次是西欧，占13.6%,亚洲占12.1%。

这一时期，由于进口倾向重，英国的进口额仍大大超过出口额，有形贸易出现逆差。但这一时期英国在无形贸易方面的收入大大增加，无形贸易方面的顺差足以抵消有形贸易的逆差。无形贸易方面的收入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是来自为其他国家提供的服务而获得的收入，以船运的收入为主；二是来自对外投资的收入。1855年，英国在海外投资总额为6.25亿英镑，1914年达到40.8亿英镑。1900年后，英国海外投资进入高潮，1905-1913年每年平均达1.61亿英镑，1913年更是高达2.24亿英镑。海外投资的收益比国内投资的收益大。据埃德尔斯坦（M.Edelstein）对566种债券的抽样研究表明，1870-1913年国内投资的年回报率为4.6%,而海外投资的年回报率为5.7%,在生产因素自由流动的时候，资本倾向于投放到收益高的地方。这样，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其在海外投资数占国际投资总数的41%,而海外投资数占世界第二位的法国则不到英国的一半。

英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欧洲以外地区，这是英国海外投资的重要特点。1913年，德国在欧洲外的投资只有6.63亿英镑，而英国则达到38.67亿英镑。1913年，英国拥有海外资产40亿英镑，而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美国加在一起不到55亿英镑。英国在海外拥有巨大利益，这在为英国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限制了英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英国以不同于其他各国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发展。

这一时期，英国仍处于多边国际支付体系的中心，伦敦仍是世界金融的中心。这与英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密不可分。1890年后，随着多边贸易结算模式的确定，世界贸易已与国际经济一体化。随着欧洲、美国以及日本的工业化，它们对其他各国（包括英帝国）原料的需求大大增加。尽管这些工业化国家也卖工业品给原料生产国，但在同印度、澳大利亚，某种程度上还有锡兰（Ceylon，现名斯里兰卡）、马来亚和英属西非（British West Africa）这些地方的商品贸易方面出现赤字。欧洲大陆各国利用同英国有形贸易方面的剩余以及同美国在无形贸易方面的剩余，抵消其有形贸易方面总的赤字；而美国则利用其与英国和加拿大的支付剩余，抵补它同欧洲和印度贸易的赤字。对英国而言，这些商业关系的净结果是：英国同美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以及同加拿大、新西兰、南非、东非、锡兰和马来亚等国的有形贸易方面的赤字，被英国同西非、澳大利亚、尤其是同印度的支付剩余抵消。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具有两个明显特征：

第一，英国经济形成以棉纺、煤炭、钢铁和造船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些产业构成英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英国经济发展首先要倚赖这些行业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四个产业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与此同时，这种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也变得越来越明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新的工业部门陆续出现，由于其产品销路广，利润高，能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因而能吸引大量的投资。新资本的流入加快了这些新兴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的正确选择应是一方面保持传统工业的优势，另一方面又不固守于这些传统的工业部门，及时迅速地发展新兴产业，尤其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业。但实际上这一点很难做到。英国的工业部门建立时间长，各工业部门中旧企业比重大，资本大量集中在这些部门和企业，建立新兴工业部门在国内存在压力。

当国外竞争者如德国和美国在新兴产业方面已先走一步，拥有某种独占优势时，英国大资本家不愿放弃在传统工业方面的利益。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仅仅为军事目的建立了为数不多的新兴工业部门和企业。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对传统工业投资的增加、劳动力的扩大以及产量的提高来实现的，缺少技术变革，有人称这种增长模式为“哈罗德多马式增长”。这种独特的工业结构影响了英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使英国经济发展对他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德、美经济发展的绝对优势，正在减少甚至消失。

第二，英国经济对外倚赖程度高。工业革命后，英国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利用这一庞大的体系，一方面向海外输出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品，如棉纺品、钢轨、铁路、车辆、机器等；另一方面，从海外输进原料和食品。这使得英国的经济发展既取决于国内传统工业的发展，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英国经济对外倚赖程度高表现在：一、英国对外投资超过对国内工业的投资。英国将对外投资的收入投入到国内工业中，再将国内工业生产的产品销往海外，这使得英国国内经济发展倚赖于海外投资的收益。二、英国的进口比例比较高。

英国经济对外倚赖性高，制约了英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它客观上要求将英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置于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内经济围绕着国际经济运转，及时适应国际模式的变化；其次，要进一步发展出口工业，只有出口工业发展了，才能为英国赢得更多的外汇收入，才能缩小有形贸易方面的收支不平衡；再次，这种对外倚赖，使得其经济离不开其他一系列机制的共同作用，如金本位制、自由贸易政策、平衡财政等，一旦某一条件改变了，经济发展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一战爆发前的十余年，由于这些条件还存在，经济发展出现了增长热潮。但是，这是战前最后一次增长热潮，是后来延续多年的停滞和衰落前夕的“回光返照”，是英国“极盛时期的尾声”。

第三章　“馅饼”与“餐刀”

1914-1945年，英国经济进入了转型时期。一方面，维多利亚时期自由放任的原则受到侵蚀，比如金本位制停止实行，自由贸易被放弃，平衡预算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尽管这一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活动增加了，但还未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种“混合”经济或“管理”经济。

这一时期，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削弱了，英国不再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和最大的债权国，伦敦不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国际金融中心，英镑的地位不再稳固，英国的船运业开始走下坡路，英国的传统出口工业由于市场萎缩、低效率、低增长率和缺乏竞争力，变得越来越不景气。用贝恩斯（Dudley Baines）的话来说，这一时期，不仅国际贸易这块馅饼变得越来越小，而且英国赖以分割馅饼的传统出口工业这把餐刀也变得越来越小。

国际经济以及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客观上要求英国作出相应的调整，于是英国对工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对传统出口工业进行消肿，加大对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新兴工业的投入；与此同时，英国从致力于发展外贸导向型的国际经济，转向发展国内经济。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调整还比较缓慢，新兴工业虽发展较快，但还不能取代传统出口工业的地位。旧的优势失去了，新的优势还没有建立。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上下普遍缺乏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因此，在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英国政府除了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外，很少干预经济生活。战争初期，英国报纸上最流行的一句话是：“生意如旧。”只是随着战争的拖延和深入，英国政府才改变策略，将和平经济转为战时经济。

战时经济最大的特征，是国家对经济采取直接控制和干预的措施，努力将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以保证战争的供应；经济的发展围绕着战争目的来进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保证战争的最后胜利。

政府利用《国土保卫法》所赋予的权力，控制了弹药生产的各个方面，包括征用生产资料、制成品。为了保证战争工业的正常运转，劳合·乔治劝说工会领导人同意不进行罢工。根据《战时军需法》，建立大量的国家工厂，加快弹药、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的生产。为协调和管理军需产品的生产，1915年5月设立以劳合·乔治为首的军需部。该部接管了各种经济和社会权力，负责制定军需产品的产量、价格和利润水平，干预劳资关系，甚至管理卫生、住宅、道德乃至酒的消耗量。在军需部的集中控制下，英国形成了独特的战争供应和生产模式。不仅在国家工厂和“受控企业”，而且在此以外，国家也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性控制施加巨大的影响。例如，政府垄断皮革、生皮、羊毛、石油、油脂以及肉类、食糖、谷物、奶酪和黄油等，通过对这些物资的发放，解决军需生产与民用生产的矛盾。工厂的产量直接由政府部门控制，或间接地通过与商人或制造商的谈判加以确定，国内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由政府集中购买，然后分配给制造商去从事生产。在一些与战争关系比较密切的企业里，甚至工人变换工种，事先都要有雇主出示的证明。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政府一方面强制购买土地或强制将牧场改为农田以生产粮食，另一方面对小麦价格进行补贴。到1917年底，主要粮食范畴都实行了价格控制，进口的粮食85%由军需部购进。由于大量的劳动力被征用从事军需生产，或被征募入伍，英国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16年10月，近一半的工业劳动力受雇从事各种与战争有关的工作，到1918年7月，甚至达到61%。以上措施最终建立起以中央高度集权、全面控制为核心的战时经济体系。到1917和1918年，英国经济已不再是依靠市场力量起作用的经济了。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解除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终止战时生产，实行战后复原，恢复正常的经济运转，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21年，英国经济基本上回到了1914年前的状况。

1919年4月至1920年5月，英国经济出现了战后的第一次“繁荣”。这次“繁荣”是战时被压抑的需求在战后膨胀的结果。战时的定量供应、物价管制和其他形式的控制被取消以后，需求上升，居民消费增加。这次“繁荣”也是实际工资迅速上升所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的结果。“繁荣”期间，许多公司和企业增加投资，更新设备。几乎任何种类、任何价格的商品在国内外都有迫切的需求。棉纺业老板通过贷款或利用棉纺工人的存款，大量投资新机器，建立新工厂，尤其是建立合股公司。1919年，原始股份资本仅为267万英镑的62个棉纺企业出售价达1531万英镑。1920年，英国制造品生产总值比1919年增加4.79亿英镑，其中20%是由棉纺工业创造的。钢铁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战争期间，英国新建22个高炉，有的高炉到战争结束时尚未建成。1920-1926年又建成36个高炉，其中许多建于“繁荣”时期。由于这一时期建造的高炉容量比较大，加上旧有的高炉未拆除，生铁的生产能力从1913年的1100万吨增至1927年的1200万吨，炼钢能力则从800万吨增至1200万吨。造船主也疯狂进行投资，仅在1919年的一个月里就有30家造船公司开张，总投资达400万英镑。1920年，英国的造船产量达到200万吨位的高峰。

然而，这次“繁荣”是不可能长久的。一旦商店的存货补满，设备得到替换，薄弱环节得到加强，需求压力就迅速消失，“取消订单”成为商业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经济崩溃不可避免，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说："1920年4月一切都很好，1921年4月一切都很糟。”

尽管这次“繁荣”只有一年时间，但对英国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极其不幸的影响，在两次大战期间的经济史上留下了痕迹。“繁荣”期间，国内外对传统工业产品重新进货的需求，鼓励将劳动力吸引到战前已得到很大扩展、在战时为满足战争需求又进一步扩展的传统工业。由于将过多的资源集中在煤矿、钢铁厂、船坞和棉纺厂这些市场长期前景并不景气的领域，短暂的“繁荣”使原先即已存在的问题更显复杂，造成英国的传统工业不能随传统市场的瓦解而迅速减员。

在经历了短期“繁荣”之后，英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最迅速的瓦解，在20年代一直处于不景气之中。

在战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已经丧失、传统工业由于战争及随后“繁荣”造成的生产能力与市场萎缩的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及时进行结构调整，同时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围绕国际经济转向国内经济。然而，战后“繁荣”给英国造成了心理影响。“繁荣”期间，英国经济仿佛恢复了战前状况：外国人纷纷购买英国货，这使英国重建经济的理想被普遍的怀旧情绪所代替，相信市场的自由运转将带来更有利的后果。战前是“正常”时期，回复“正常”成为普遍的取向。战争和随后的“繁荣”使英国选择了“向后看”的道路，这对英国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向后看”主要体现在1925年以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制。恢复金本位制是20年代英国经济政策的基石，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只有金本位制才能复兴遭到战争破坏的国际经济，保障国际经济的稳定，从而为英国传统出口工业的复兴创造条件。从1919年起，英国即朝这一目标迈进，但到1925年才付诸实施。这一方面是因为战时债务和战争赔款仍威胁着市场稳定，造成外汇兑换的混乱和物价水平的剧烈变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战后初期英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和资本地位恶化。因此，在1925年前，英国没有恢复金本位制，只是在为恢复金本位制创造条件。1925年春，当英国和美国的物价水平关系与战前的汇率大体一致时，英国才恢复了金本位制，英镑与美元的比率恢复到战前的1∶4.86的水平。这使英镑的定值比实际价值要高10%。

20年代以恢复金本位制为主体的经济政策，对英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存在着方向上的错误。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英国仍固守战前的政策，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牢固不变，出口乏力，国内需求被压低，经济得不到恢复。20年代，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实行扩张性金融和财政政策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都比较快。英国是20年代欧洲各大国中唯一经济停滞的国家。只是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英国才被迫实行大的转变。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爆发经济危机。尽管当危机到来时，英国经济活动的起点比较低，但危机仍然给英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危机期间，英国投资减少，生产下降，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商品出口几乎下跌1/3，有形贸易赤字增加，无形贸易收入急剧减少。更重要的是，这次危机最终动摇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三大基石。首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德国和奥地利也相继爆发金融危机，英国向这两个国家提供的短期贷款被冻结，导致外国纷纷挤兑留在英国伦敦的短期资金结余部分，到1931年9月，英国黄金储备实际上枯竭；其次，危机期间，其他国家一方面利用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向英国倾销原料和食品，另一方面，在国内纷纷采取关税壁垒，致使英国有形贸易的赤字增加，自由贸易的基础丧失；再次，危机期间，由于失业率上升，政府用于救济的开支增加。到1930年，政府预支保险金达1亿英镑，财政赤字达4000万英镑。国家开支委员会在1931年7月31日报告，预计到1932年4月财政年度结束时，财政赤字将达1.2亿英镑，这已严重背离了平衡财政的正统原则。

在危机的打击下，英国的金本位制已形同虚设，自由贸易也实行不下去了。现实迫使英国政府对政策进行调整。长期以来，英国政府一直不肯正视自己的现实地位，这次危机终于强迫英国调整认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次危机对英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危机期间，英国进行了重大调整，开始将经济的重心由国外转向国内。

第一，放弃金本位制，实行浮动汇率。1931年9月21日，英国政府宣布脱离金本位制，禁止英镑出口，英镑对美元的比率从1∶4.86下降到1∶3.40.金本位制被放弃后，“犹如一块堵在溪流中的巨砾被搬掉，能量被解放出来，并流向新的渠道，环流于新的方向。”英国国内政策不再受高利率和压低物价需要的限制，这为新的货币政策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1931年9月后，“当局事实上第一次面临着有意识的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它表明英国在试图先重建国际秩序后复兴本身经济的尝试失败后，终于意识到了必须先解决自身的问题。

第二，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近百年来，自由贸易一直是英国的传统政策。战时，英国财政大臣麦肯纳（Reginald Mc Kenna）对奢侈品征税，税额占商品总值的1/3.1921年，对奢侈品征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尽管如此，到危机时仍然有80%以上的进口商品免税。危机期间，一些国家利用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千方百计向英国国内市场倾销商品，使英国经济更加恶化。金本位制放弃后，英国不再以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作为本国经济发展、因而也作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前提，在危机期间各国普遍实行关税壁垒的情况下，继续实行自由贸易（free trade）政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现实。1932年，英国颁布《非常规进口法》，迈出走向保护贸易的第一步。但背离自由贸易的关键一步是1932年2月4日通过的《进口税法案》。该法案规定，除已课税的商品以及小麦、肉类和其他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进口商品外，一律征10%的进口税。为了保证英国进出口有稳定的渠道和出路，1931年召开了渥太华会议，开始了英帝国成员国之间的谈判。1932年英国最终采取帝国商品特惠制（imperialpreference）：在英帝国市场上，各成员国给英国工业品优惠条件；而在英国市场上，英国则给各成员国的食品和原料以相应的优惠条件。

通过以上的政策调整，英国经济复苏比较明显，30年代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远远超过20年代。在各大国中，英国是第一个在工业生产方面超过1929年水平的国家。工业生产指数以1924年为100,1929年第四季度为114,1934年第四季度则达到116.这一事实可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英国20年代经济发展的起点低，二是政策调整对英国经济产生了效果。

与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国外转向国内相适应，英国从30年代开始加速工业结构的调整，这就是对一些传统的出口工业进行消肿，进一步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兴工业。实际上，工业结构的调整在20年代即已开始，只不过由于国际贸易的低速发展以及维持高利率，结构调整困难重重。30年代初的政策调整给工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机会，结构调整的步伐才开始加快。

两战期间英国工业结构的调整，更大程度上体现在对传统工业的消肿上，这主要是通过生产的合理化来实现的。对煤炭工业的消肿，主要采取计划控制。工党政府在上台时就通过了一些法律。1930年的煤矿法，将全国划成几个区域，规定生产限额和价格控制计划，在计划范围内规定最低价，对不执行者进行惩罚。通过这一办法，“阻止了不必要的竞争，改进了该工业的财政地位，使该工业有时间引入自愿重组计划，以保证煤矿业有更大的效率和竞争力”。在此基础上，1938年，英国设立煤矿重组委员会，负责煤矿业的合并工作。该委员会利用生产定额和价格控制，关闭效率低的矿井，使煤炭生产集中在低成本的大矿井。

20年代，棉纺工业面对生产能力增加与市场萎缩的矛盾，通过缩短劳动时间、破产的办法，消除了一些过剩的生产能力，但到危机发生时，棉纺业所面临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1936年，英国颁布《工业重组法》，对纱锭征重建税，收购和废弃过剩的生产能力，同时英格兰银行给这一行业提供大量低息贷款。到1939年，纺纱能力减少一半，10年中减少了2100万枚。织机在1924-1938年减少了30万台。1936-1937年，棉纺工业一度繁荣，生产成本下降。1932年，棉纺工业的失业率为28.5%,1937年只有11.5%。但30年代末该工业的生产效率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同英国相比，美国的棉纺业在纺纱方面有61%-72%的优势，在织布方面有150%-160%的优势，全面生产水平比英国高一倍。

钢铁业主要依靠关税保护进行合理化。与其他传统工业不同，钢铁业尤其是生产钢的企业在20年代即在银行的支持下，根据自愿的原则，组成大型公司，以增加竞争力。但仅此还不够，因为危机使钢铁工业困难重重，其他与钢铁工业相关联的工业的不景气也加剧了这一行业的困难。这需要政府的干预。1932年春，政府对钢的进口征约33.33%的进口税。1934年，英国成立钢铁联合会，规定钢铁生产的最高数量，控制销售价格。这一联合会也试图对钢铁业进行重组，但它更关心调控功能，通过对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的征税对效率比较低的企业提供资助，因而未能关闭成本高的企业，未能对钢铁生产进行集中和整合，只是在企业间达成协议，进行零星的合理化。由于关税保护，钢铁业较快从不景气中恢复过来。随着国内需求的增加，钢铁业在30年代出现温和的繁荣。尽管如此，钢铁工业仍然存在生产能力过剩、设备落后、以小企业为主、各企业之间竞争激烈等诸多问题。

造船业主要通过自我消肿实现合理化。危机期间，随着竞争的加剧，生产能力过剩与市场萎缩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造船业的不景气导致该工业自愿减少生产能力。1930年，在银行家工业发展公司的支持下，造船业形成全国船主保险公司。该公司购进一些船坞并加以拆毁，对其余船坞生产的船只征1%的销售税，用以支付收购和关闭生产不景气的船坞的费用；到1937年，英国造船业共减少了100万吨位的生产能力，相当于造船工业总生产能力的40%。在拆除船坞方面，政府也给予一定的资助。1934年，政府贷给造船工业950万英镑，用于发展造船业。1935年，政府对不定期船运给予资助，旨在通过限制竞争提高运费。政府的资助对旧船坞和旧船的拆毁工作不利，使拆毁工作放慢下来。同时，消肿也没有发展到合并或对剩下的船坞更新设备的地步，致使30年代英国造船工业逐步丧失其固有的优势。

与传统工业的消肿相反，两战期间，英国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工业，包括汽车、电机、化学工业等发展较快。这些工业或得到国家政策上的支持，如关税保护，或得到国家的直接资助。特别是30年代，随着国家的政策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改变，新兴工业的发展进入了“狂飙猛进”时期。

汽车工业的发展尤为明显，英国早在1895年就生产出第一辆“兰切斯特”牌汽车，1896年成立专门生产汽车的丹姆勒公司，但到1913年，英国汽车工业的总产量只有3.4万辆，而同年仅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就生产19.9万辆T型汽车。到1913年为止，英国汽车的进口一直超过出口。1915年，英国征麦肯纳税，对汽车工业进行保护，即使如此，汽车工业的规模仍然不大。进入20年代以后，汽车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整个20年代，汽车产量增加了3倍。1929年英国汽车产量达18.2万辆，占世界汽车生产总数的3.5%,欧洲的32%。在这10年，不仅汽车工业的从业人数增加，而且技术也有较大的进步。技术进步使汽车生产成本降低。1922年，奥斯汀牌汽车的成本为450-490英镑，1928年，尽管同样牌号的汽车更快、更舒适、更精致，但它的成本却只需325-335英镑。30年代，汽车工业的发展更快。1930年，英国生产的私家车和商用车共23.7万辆，1935年为40.4万辆，1937年达到50.8万辆，1928-1938年，汽车行业（包括摩托车和飞机制造）的就业人口从24.5万增至41万人。30年代，汽车工业的出口量也以相同的比例上升，它在世界汽车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比20年代大得多，其出口量仅次于美国。

电机工业在20年代得到一定的发展。这一部门中的重电机部分，如发电机、马达、开关、齿轮、变压器、互感器等，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增长较快的是轻电机部分，如电线、电缆、电池、电话机等，但由于产品竞争优势不大，出口量小。30年代，电机工业发展较快，就业人数从1930年的19.2万增加到1935年的24.8万。该工业的各部门，尤其是电子管、收音机、留声机和重电子设备，都有一定的发展。铁路系统的现代化和电气化，住宅的建设，消费者对电灯、雪柜和无线电需求的增加，都刺激了电机工业的发展。与此相关，电力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长足的发展。1926年，英国成立中央电力委员会，负责建造电力网和大发电站。1933年，英国建立国家电力网，电的生产集中在数量较少、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的发电站。到30年代中期，这一行业基本上实现了中央控制。1935年，英国已拥有4000英里的输电线。1929年，英国电力用户为300万家，10年后增加了3倍。30年代，英国人均电拥有量赶上了法、德、意，与美国不相上下。

化学工业也是这一时期发展较快的部门。该行业包括炸药、油漆、炼油、药品、染料和化学肥料等。20年代，英国吸取化学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能满足战争需要的教训，将诺贝尔化学公司等合并成帝国化学公司。该企业资本达5400万英镑，股份资本达5700万英镑，无论从就业人数、地理分布、资本投入，还是从产品多样化方面来看，帝国化学公司在当时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一公司不仅可以达到规模效益，跨国经营，而且还可以同美国的杜邦化学公司和德国的法本化学公司进行竞争。30年代，政府加强对化学工业的关税保护。1931年，整个化学工业的关税约33.33%。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政府力图使化学工业满足本国的需求，重化学如染料、药品和石油的生产，在30年代增长比较迅速。1930-1935年，这一部门的人数只增加18%,但生产增加了一倍。

两战期间，传统的出口工业部门日益萎缩，其生产能力通过合理化而被有意识地削减；与此同时，新兴工业部门在这一时期增长迅速，其重要性日益增加。英国在危机的打击下，终于能够正视现实，将经济发展由国际轨道转向国内轨道，由依附传统出口工业转向注意发展新兴工业，这就使英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如果没有这两个转变，英国在二次大战后的衰落将更快。遗憾的是，就产值、就业人数和重要性而言，新兴工业部门相对于传统工业部门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1932-1934年经济恢复的关键年月，新兴工业仍只占就业人数的7%和总净投资的3%。

农业在这一时期得到政府较多的重视。与工业不同，这一时期的农业没有强烈的外部竞争。政府在农业方面主要不是通过关税保护，而是利用定额、工业组织的市场计划来维持高价，或者直接给农业以补贴。1931年，英国通过《农业市场法》，该法律规定，生产者必须准备市场计划，一旦计划得到政府批准或者得到大多数农民的同意，就必须强制实施。但真正从这一法律中受惠的只有蛇麻草的生产。蛇麻草产量减少，生产垄断化，价格提高。1933年，英国再次通过《农业市场法》，重申了1931年的法律，同时增加了限制有关农产品进口的条款，规定了土豆、生猪和牛奶的计划。其中以土豆的生产和销售计划最为成功。土豆的进口实行许可证制度，规定超过最高进口额者予以罚款。生猪的计划旨在稳定价格，增加产量。1933年，英国实行生猪进口配额制，但由于涉及面比较广，该计划至1937年破产。牛奶业在30年代占农业生产总值的25%多，而且这一时期牛奶的消耗量也在增加，因此，这一部门在农业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尽管以上有关农业的各项计划是一种政策拼凑，并且不协调，但仍取得了一定的积极后果。1930/1931-1936/1937年，农业总产量增长20%,就业人数在20年代的基础上继续下降，从帝国外进口的粮食下降。但这一时期由帝国市场进口的粮食数量增加。消费者比在自由市场上付出的更多。一些农产品如牛肉和咸肉的质量也不如外国产品。如果将1934-1938年给农民的补贴的一半给海军，能建4艘航空母舰。

两战期间，英国的对外贸易困难重重。这一时期，国际经济关系比较混乱，凡尔赛和约产生的欧洲新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工业和市场，在20年代组成复杂的高关税体系，这不利于国际贸易；战债和赔款对国际贸易起了阻碍作用；价格和汇率的波动也不利于对外贸易。更主要的是，由于英镑估价过高、技术处于劣势以及成本刚性，英国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由于得不到大量的订单，传统出口工业过剩的生产能力找不到出路。1929年，煤、棉纺以及羊毛的出口水平还不如1913年。汽车、化学制品生产的增长，不足以抵消传统出口工业的急剧下降。1929年，世界出口总值比1925年高7.6%,但英国却比1925年下降10%。1925年，英国的出口和再出口总值为9.274亿英镑，1930年为5.233亿英镑。30年代，国际贸易环境更加恶劣。澳大利亚、巴西、中国等国家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以替代进口，它们排斥外国商品，尤其是排斥英国传统出口工业的产品；原先主要从英国进口商品的国家由于受到1929-1933年危机的影响减少了进口。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传统工业的生产下降。1929-1937年，英国的钢铁、棉纺品和煤炭出口量下降1/3.由于这些原因，英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从20年代末的11%下降到30年代末的10%。在出口方向上也发生了变化，向英帝国、中东等地区的出口增加，向西欧、俄国、远东、北美和中南美洲的出口下降。

与出口下降相反，进口呈上升趋势。表4表明，1910年，英国进口总值为6.783亿英镑，1925年达到13.2亿英镑，1930年仍有9.195亿英镑。20年代末，英国进口量占世界进口总额的15.5%,30年代末上升到17.5%,实际进口量上升。30年代，随着电机、化学、造纸和其他工业的发展，对有色金属、石油、橡胶、纸浆、料布和茅草的需求增加，因此，生产原料以及半制成品的进口增加，粮食的进口减少。此外，由于30年代住宅建筑的发展，木材进口增加。

进口的地理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从英帝国、东欧等地的进口增加，从西欧、俄国等地的进口减少。英帝国在英国总进口中的份额从17%上升到26%。不过出口量下降，而进口量以相似的水平上升，这意味着一定量的出口现在能换回更多的进口商品，说明贸易条件改善了。导致贸易条件改善的主要原因是价格变化的差异。20年代，生产原料如小麦、水果、橡胶、锡、钒土和石油的价格下跌，大陆与大陆间运输费用减少，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30年代，贸易条件在20年代基础上继续改善。以1913年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00,1921-1929年为120,1931-1938年为133.有利的贸易条件既可使英国增加进口量，使英国国民生活得更好，又对改善经济结构有利。英国可以利用这种进口商品比较廉价的优势，将资源从出口行业转向非出口行业。但遗憾的是，英国未能将因贸易条件改善而节省的资源用于其他方面，进行更大的结构调整，相反继续生产国内外市场已饱和的棉纺品和煤，因而错过了良机。

两战期间，无形贸易也不景气。战后，各国加强对本国船运业的资助或成立本国的商业船队，英国航运业面临激烈的竞争，从这一渠道获得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如战前。从金融和其他服务行业获得的收入更少，1891-1913年，英国从以上两个途径获得的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1921-1929年只有2.2%。在海外投资方面，战前每年平均获得1.5亿至2亿英镑的收入。战争期间，由于海外资产的出售和交战国不履行债务，英国失去8.5亿至10亿英镑的海外投资，损失数为海外投资总数的20%至25%,因此，海外投资的收入在20年代初令人失望。

表4 1910、1925和1930年英国贸易量和贸易方向

单位：百万英镑

注：出口额包括再出口，在每一栏中，上边为贸易量，下边为百分比，1925年只有百分比。

英国海外净投资在1929年后实际上已结束，为防止资本大规模外流而致英镑地位的削弱，英国在短期内曾禁止对外投资。即使在不禁止时，由于1931年以后外国大量违约拖欠债务，外汇管制使世界几个地区的资本和利息支付日益困难，再加上欧洲各国政治上的不宁和远东战争阴影的影响，因此，英国的投资者宁愿将资本投向帝国内和国内。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经济再次转为战时经济。这种经济最大的特征，是由中央管理的经济替代两战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也就是说，由国家分配最重要的资源，决定生产什么，支付多少。就这一点而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太大差别。关于这次战争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学术界争议较大。50年代和60年代的传统观点认为，这次战争对英国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战争大大改变了政府的影响和作用，政府在战时采用了凯恩斯的某些政策，战时征税及相关政策致使社会趋向更平等；第二，战争证实了英国工业和经济的实力。这些观点在80年代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同意战争导致公共部门的增长这一看法，并认为这是一种位移作用，因为尽管战后没有维持战时高水平的政府开支，却也没有回到战前的水平。但他们认为采用凯恩斯政策是战争结束后几年的事，因为战争期间是对物质资源而非财政资源的计划管理。同时，他们也不认为战争使社会更平等，而是分化更大，中产阶级从中受益最大。关于第二点，一些学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以美国和英联邦的支持为基础的，这一胜利掩盖了英国出口方面的潜在弱点，使英国在战后大量建造住宅，建立福利国家，而不是投资新工厂、新机器、研究与开发，改变技术教育和训练方面的缺陷。关于这种争论，我们不予置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战争后，英国的普遍情绪是“再不回到战前去”，正是这种情绪，为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营造了适宜的氛围。

第四章　走向干预

战争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选择了一条向前看的道路。在经过短暂的战后恢复以后，从1951年至1973年，英国实行以需求管理为主要手段、以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政策。经济平均以2.2%的增长率向前发展，失业率维持在贝弗里奇提出的3%的目标以下。这一时期，尤其是50、60年代，是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时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国民收入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以至于有人感叹：“日子从来没有如此好过。”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业国家。到这一时期结束时，英国已沦为二流国家中的穷国。因此，这一时期也是英国自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以来经济相对衰落最快的时期。

这一时期，英国历届政府根据凯恩斯的主张，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加强调控。按照政策目标的不同，宏观经济政策可分为扩张性政策（即政策目标是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和紧缩性政策（即政策目标是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调整税率）和货币政策（通过银行利率的变化直接控制信贷）。由于政策目标的相互制约，这一时期的宏观政策按“逆向调节”的原则去实施，即通货膨胀时采取紧缩政策，而失业率太高时采取扩张政策，因此，偏重于“微调”为主。

在1951年前，需求管理没有成为英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工党政府上台后最初两年的经济政策与战时的经济政策没有二致。1947-1949年，工党政府采取通货紧缩的财政策略，但这不是凯恩斯的通货紧缩，随后实行的廉价货币政策，主要也是为了减轻政府在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借款和国债的利率负担，同时也是出于对战后世界不景气的担心，而不是刺激需求。在工党政府执政的6年里，为稳定经济这一目的而实行的需求管理还没有出现。

1951年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开始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调控需求以应付当时最迫切的经济问题，即国际收支不平衡。首先是调整利率，将1932年以来（除1939年的几个星期以外）一直维持的2%的银行利率提高到2.5%,短期和长期贷款的利率也随之提高；其次，压缩和限制进口，对进口实行许可证制度；再次，削减公共开支，增加直接税和间接税。由于这些措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有所改善，供求关系也日趋平衡。1952-1954年底，保守党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以刺激经济，包括放松对生产资料进口和消费品配给的控制，减少收入税，取消对分期付款购物的限制，扩大海外投资。这些措施是成功的。1954年6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告说，英国经济奇迹发生了：充分就业而又没有通货膨胀。以至于1953年伊丽莎白加冕为王时，许多人称英国“开始了伊丽莎白时代”。当时的财政大臣巴特勒也于1954年乐观地提出，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望在以后25年内提高一倍。

从1951年保守党上台执政到60年代初，占支配地位的政策手段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起辅助作用。1951-1964年，银行利率变动24次。从政策效果来看，这一时期经济大体保持平稳的缓慢增长，失业率维持在贝弗里奇提出的3%的政策目标下，国民收入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适度，国际收支在保守党的前两个任期相对趋于平衡，个别年份略有剩余，1956和1958年，英国的有形贸易在20世纪第一次出现剩余。但经济发展常常出现波动，尤其是从5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停停走走”的局面。这一时期，任何通过增加需求从而刺激经济迅速发展的企图，都会因为造成国际收支的危机而作罢。1952、1955、1957和1961年都发生过这样的危机。为解决危机，政策常常发生逆转，在每一个经济扩张阶段后都进入紧缩阶段。由于紧缩，国内经济增长的目标被牺牲。

50年代末，人们对“停停走走”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对政府选择的干预时机提出各种批评。与此同时，有关其他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的数字和文章第一次得以公布和出版。这些数字和文章表明，无论是GDP的增长率，GNP的增长率，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劳动生产率，还是在世界制造品贸易中的份额，英国在发达国家中都是相对落后的。对“停停走走”发展模式的批评以及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的比较，促使保守党政府对政策手段进行调整。1959年“拉德克利夫报告”（Radcliff Report）发表后，货币政策降到次要地位，财政政策变得更为重要。与此同时，政府开始从注意短期问题即国际收支问题转向注意长远问题即经济增长问题。1962年，英国首次成立了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NEDC），制订了1962-1966年第一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但未及实施，保守党就下台了。

1964年10月，工党借经济增长的诺言上台执政。工党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扩大“国家计划”，其中以1965年12月编制的“全国经济计划”最为著名，它的目标是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实现和维持收入的实际增加。但由于受这一时期国际收支不平衡以及汇率不稳定的影响，工党政府被迫采取紧缩政策，结果，经济计划被束之高阁。英国的计划化只是需求管理的一种补充和扩张，无非是政府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一种预测和控制的数字，是对经济增长的一种设想罢了。工党政府采取的另一个促使经济增长的措施是“价格和收入政策”。经济增长倚赖于包括工资收入在内的各种因素的作用，长期以来，英国工业生产的高成本一直对经济增长起制约作用，高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工人的工资收入比较高，经济要得到增长，必须限制工资收入的增长。为此，1965年，工党政府成立价格和收入委员会，首要目标是劝说资方和工会接受该委员会提出的控制价格和收入增长的主张。1966年在国际收支恶化的情况下，工党政府规定在以后的12个月内禁止红利的增长，在接着的6个月内不准涨工资，限制物价上涨。但到1966年，收入和价格政策连同计划化一同宣告结束。

综观工党政府执政的6年，经济增长的目标并未达到。到60年代末，失业人口已增至55.5万，此后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从1967年起，通货膨胀率上升，到60年代末，通货膨胀率已达到8%。工党政府未能使经济获得持久和稳定的增长，导致1970年下台。

希思政府上台后，发誓“不折不扣地改变本国的历史方向”。具体做法是改革税收结构，将收入税以及对高收入者征收的超额累进所得税合为一个收入税；减少直接税以及对利息、租金和红利征收的特别投资附加税；废除选择性就业税，代之以增值税；削减公共开支，使私人部门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利用；引入“竞争和信贷控制”，让银行面向市场；解散工业重组公司，拒绝为“跛脚鸭”工业提供支持。但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很大的难度。1971年起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失业人数自1945年以来首次突破百万大关。为治理失业问题，政府被迫转向经济扩张，实行财政刺激，减税10亿英镑，同时辅以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同时，通货膨胀也日益恶化。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说明通货膨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物价上涨的原因必须从供给方去寻找，反通货膨胀的重点应放在降低成本上，尤其是放在控制工资增长上。因此，1972年11月，政府正式实行收入政策：冻结工资增长3个月，每周最高只能增长1英镑加现有工资的4%。1973年，由于中东石油危机，从小麦、钢铁、食糖到黄金等基本生产原料价格上升。价格上升威胁生活标准。政府再次制订了1973-1974年阶段的收入政策，规定工资增长的限额为7%略多一点。如果生活费上升幅度超过7%,就被认为超过了临界线。物价每增加1%,工资可增加40便士。这种收入政策的目的是将价格增长限制在7%以下，并以挣工资者现有的生活费用为固定点，力求不低于此限。但实行收入政策的时机不利，到1974年3月，收入政策被迫告一段落。

保守党政府在治理经济问题方面的软弱无力，导致其在1974年大选中失败。工党政府上台后，开始对危机采取综合治理。最主要的办法是实行“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工会领导人允诺一年中只提出增加工资二次，工资增长与生活费用增长一致，最高工资增长率为6%。与此同时，加强对工业的干预，控制私人企业，增加公共所有权，由国家“购买”关键的制造业，提高工业效率，加强国际竞争，为高失业地区提供就业机会。但无论是“社会契约”还是干预工业的政策都未取得预想的效果，不仅通货膨胀问题未解决，而且失业问题更趋恶化，公共开支和信贷失去控制，英镑疲软，导致1976年英镑再度贬值。

早在1974年9月，保守党的智囊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即在普雷斯顿发表著名的演说，把通货膨胀问题的产生归于以往各届政府在发行货币方面犯了错误。工党政府上台后，面对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问题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以往的经济政策，从而趋向货币主义政策。1975年，工党政府实行“现金限制”政策，同时对纳税人征收较高的收入税，而这两者正是货币主义者所赞成的控制通货膨胀的方式。1976年，经济危机达到顶点，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告贷。该组织提出以英国实行货币主义政策为条件。为此，1976年7月，英国削减公共开支。1976年9月28日，工党政府首相卡拉汉在工党年会上发表著名的演说，标志着英国与凯恩斯主义决裂，宣布了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结束。

尽管卡拉汉的工党政府迈向货币主义是出于“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其效果是明显的。危机很快过去，国际收支很快恢复盈余，失业人数虽然上升到150万，但实际生活水平同样再次提高。到1978年，通货膨胀率又下降到一位数。但随着1977年底紧缩货币政策的终止，宏观政策再度趋于扩张，英镑M3的供应量超过了预定计划，这对政府正在实行的紧缩性的收入政策造成压力。由于不满政府的一系列政策，1979年冬，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和暴力冲突，被称为“愤懑的冬天”。“愤懑的冬天”是战后经济问题的总爆发，它表明英国的经济问题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了。

这一时期的英国经济有两大明显特征：第一，从经济成分而言，由于对一些重要的工业实行国有化，战后的经济不再是单一的私营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第二，由于维多利亚时期工业结构弱点的影响以及需求管理本身的问题，这一时期工业增长尤其是制造业的增长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比较缓慢，衰落的速度加快。

还在两次大战期间，英国就建立了一些国营企业，如中央电力委员会（CEB,192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1926年）和伦敦客运委员会（LPTB,1932年）。这些国营企业为战后的国有化提供了现成的组织和管理模式，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实行了国有化政策。由韦伯夫妇奠定的国有化的基本原则到1945年以后才得到发展，这一年工党上台后即开始组织实施国有化。1945-1951年，国有化主要在六个重要部门进行：英格兰银行、煤炭工业、电力工业、煤气工业、铁路工业、钢铁工业。这一时期的国有化主要集中在两个部门：一是公用事业和燃料部门，二是制造业部门。在国有化过程中，国家给予的补偿达26.39亿英镑。

1951-1964年保守党执政期间，除争议较大的钢铁工业以及公路运输回到私人部门外，国有工业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变化。60年代，工党执政期间除了对钢铁工业重新国有化外，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国有化行动。70年代，工党政府对工业采取更加干预主义的立场，对航空工业和造船工业实行国有化，建立了国家企业局，并通过财政救济活动，将几个面临破产的主要私人公司如英国莱兰公司（British Lailand）、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 Ltd）公司收为国有。到1979年，英国政府控制了主要的基础工业部门，在煤炭、造船、电力、煤气、铁路、邮政和电讯等部门，国有企业的比重达到100%,在钢铁和航空部门达到75%,在汽车制造和石油工业部门也分别达到50%和25%。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5%,就业人数达200余万，占全部就业总人数的8.1%,固定资产达56.4亿英镑，占全国固定资产总额的15.3%。

在国有化的动因方面，尽管政治愿望、道德愿望、技术目标和经济目标交织在一起，但经济效率和现代化是国有化最主要的目标，国有化不过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一个途径，因此，国有化工业运行状况的好坏首先要从这一方面来加以判断。总的来说，英国国有工业的运行状况没有国有化初期想象的那么好。表5全面反映了国有工业在英国经济中的地位，包括国有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就业人数以及固定资本构成。表6则提供了主要国有工业的生产率、总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数据。

表5 国有工业与国民经济

表6 国有工业年均生产率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除了航空和电讯工业由于市场的扩展和技术变革而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外，其他部门经济运行状况普遍不好。1976年，英国经济发展署首次公布了有关1960-1975年国有工业状况的全面报告，国有工业总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1%,低于整个制造业的年均2.7%,一些国有工业，如煤炭、钢铁、公共运输的增长率在这一时期不断下降。普莱克通过对1968-1978年国有工业人均产量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该研究还指出国有工业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是它的管理和控制系统不足以促使成本降低，因此，国有工业价格上升的速度快于整个工业，而盈利则低于整个工业的平均水平。

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尽管这一时期是英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同时也是英国衰落最快的时期。原因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国在经过工业结构调整后，旧优势失去，新优势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这一时期，煤产量下降，甚至在50年代初高峰时也未达到1939年时的水平，煤炭出口1939年为4600万吨，战后从未达到2000万吨，60年代初只有约500万吨。棉纺工业在这一时期基本上未实现现代化，面对日益增加的外部竞争，棉纺工业日益转向政府保护。但由于结构不合理，设备老化，技术陈旧等诸多原因，战后英国棉纺织业仍迅速削弱。1914年，英国纱锭数为6000万枚，1961年下降为900万枚，织机数从1914年的80.5万台下降至1981年的2.2万台。60年代，英国的棉纺业在失去海外市场后，国内市场又受到亚洲廉价纺织品和欧洲高质量纺织品的渗透，导致这一工业最后瓦解。造船业在这一时期也日益衰落，在1950年，英国造船吨位仍然占世界造船吨位的1/3以上，产量为139.8万吨位，到1981年只有21.3万吨位，其产量已被法国、丹麦、联邦德国、意大利、挪威、瑞典、西班牙以及美国、巴西、韩国和日本赶上或超过。造成英国造船工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落后，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由于不肯采用新的技术，英国建造的船只的成本60年代普遍比国外同类船只高10%-40%,致使英国造船业不仅失去海外市场，而且也威胁到其对国内市场的垄断。钢铁工业也不景气。战后钢铁工业最大的问题是未形成规模效益，导致钢铁产量下降迅速，1960年，世界钢产量为3.36亿吨，1982年增至70.8亿吨，而同一时期，英国钢产量则从2470万吨下降到1380万吨。

这一时期，不仅煤炭、纺织、造船和钢铁等传统工业衰落迅速，而且新兴工业也未获得大的发展。英国的汽车工业集中反映了英国制造业的结构弱点：企业小、仅在国内市场进行竞争、产品种类太多。1952年，英国的两个主要汽车制造企业奥斯汀和莫里斯组成英国汽车工业公司。但新公司不仅继续生产众多牌号，而且保留原先的工厂和组织结构。这种合并没有达到合理化，也未增加投资以增加效率。到1977年，尽管英国汽车的生产主要集中在莱兰公司，但仍低于最低有效规模。由于未能形成规模效益，从50年代起，英国汽车工业的增长落后于其他汽车主要生产国，在70年代末的总衰退中，比其他汽车主要生产国的衰退速度快。60年代英国汽车公司人均每年生产汽车9辆，而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和沃克斯霍尔汽车公司则达到12辆。60年代末，英国汽车工业的资本回报率为3.5%,德国为12.4%,法国为6.8%。英国汽车工业的国外市场主要是西欧，1975年，莱兰公司在这些国家只卖出7204辆，而这里的市场销售总数达359万辆。相比较而言，英国汽车在国内市场占较大份额，但随着英国加入欧共体后进口关税的减少，以及国产汽车成本比较高，国内市场受到国外竞争者的侵蚀。60年代，进口汽车在英国市场只占6%,70年代达到40%。英国汽车工业的衰落对其他制造业有广泛的影响。这一行业是投资和就业大户，60年代和70年代初占工业产量的11%,与此相关联的工业占工业总产量的27%。它的衰落造成原先英国最繁荣的中西部地区近乎萧条。

照理说，战后世界的长期繁荣，贸易的自由化趋势，铁路、道路、港口、集装箱化等条件的改善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和转移的费用的减少，电讯的发展造成的国与国之间联系的更加方便，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恰恰相反，国内经济发展却未对英国的对外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英国的贸易状况普遍不佳，对经济发展起制约作用。

这一时期英国的出口有较大的增长。1956-1963年，英国的出口量增长25%,1963年至1970年增长40%,但其他发达国家出口增长更快，结果，英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1950年，英国出口占世界制造品出口的25%,1960年下降到16.5%,1975年下降到不足10%。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出口主要是到平均增长率比较低或正采取进口替代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英国的出口商品缺乏价格竞争优势。此外，7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巴西、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增长也对英国的出口造成压力。

这一时期，出口的商品构成发生变化，转向以技术相对发达、增长相对迅速的部门的产品为主（见表7）。

表7 1935-1983年英国商品出口百分比（部分出口产品）

随着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出口的地理方向发生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出口主要到英帝国，50年代同英镑区的贸易仍然比较多。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出口增长幅度较大的是西欧。1971年，英国28.6%的出口进入欧共体（European Economic Com munity）成员国，15.9%进入西欧各国的附属国，出口到生产资料生产国的不到25%。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这种出口方向进一步加强。到70年代末，英国商品57.7%出口到西欧，74.6%出口到发达工业国家。

这一时期，随着50年代末英国对进口和往来存款账目控制的解除，以及世界贸易的普遍自由化，进口迅速增加。1950年，进出口大致保持平衡，但到1970年，英国出口相当于GDP的10%,而进口相当于GDP的18%。在经济扩张年月，出口增长率平均为4.9%,进口增长率为7.9%。

这一时期，由于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变化，英国进口的商品构成发生了变化（见表8）。粮食和生产资料的份额下降，制造品的比重上升。1951年，制造品在所有进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为19.7%,80年代初达到62.5%。进口的制造品主要包括机器、办公设备、通讯设备、消费品、汽车、纺织、服装、钢铁和船只。

表8 1935-1983年英国进口百分比

进入60年代后，英国进口的地理方向也发生了变化。1961年英联邦仍供应美国进口商品的1/3，但此后的20年进口逐渐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共体国家获得。到1981年，英国42.2%的进口来自欧共体国家，另有15.2%来自西欧的其他国家，14.8%来自北美。到80年代初，发达国家提供英国进口的79.6%。这完全改变了二次大战以前长达两个世纪的贸易模式。

无形贸易也进一步恶化。1960年，英国的商业船队一共有2950艘500吨位以上的船只，70年代船只数字大减，只是由于这些船只的平均吨位上升，在1975年前商业船队的总吨位没有减少。这一时期，民用航空发展较快，但不足以抵消70年代以来海上运输的赤字。海外旅游到70年代也出现赤字，财政和其他服务则有所增长。

这一时期，从海外投资获得的收益在GDP中的比重下降。1913年，从海外投资获得的收益占GDP的9.6%,1972年下降为3.1%。造成海外投资收益减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后海外资产的丧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拥有的海外资产达41.8亿英镑，两次世界大战分别使英国失去海外总资产的15%和28%。二是国际财政模式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伦敦国际财政中心地位的下降。

由于战后出口贸易不景气，进口倾向高，有形贸易出现逆差是必然的事。这一点与二次大战前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不同的是，在二次大战前，由于无形收入的大量剩余，英国支付平衡并未出现赤字，反而有剩余。但二次大战后，随着无形贸易收入的减少，支付平衡问题变得比较突出。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英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见表9），但同时也是英国相对地位下降最快的时期（见表10）。1880年，英国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例为22.9%,到一个世纪后，也就是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时期结束时，只有4.1%。对这一点只能从“需求管理”和英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中去寻找原因。

战后，英国实行以需求管理为手段、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经济政策，这必然导致经济增长被放在次要地位。英国战后经济发展需要同时旋转四个球，这就是充分就业、经济发展、物价稳定、英镑坚挺。需求管理必须同时兼顾这四个政策目标，任何一个政策目标没有实现，都意味着需求管理的失败。但这些政策目标之间不完全是和谐的关系，有时甚至是冲突的关系，要在四个政策目标之间保持长期协调是不容易的。

表9 1700年以来英国经济增长率（年均百分比）

表10 1950-1973年各主要工业国家年平均增长率（百分比）

制造业运行状况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由于制造业的重要性，学者们在探讨这一时期英国相对地位下降的原因时，都注意到了制造业本身的问题。卡尔多认为制造业与英国地位的升降有对应关系，制造业的增长率一般高于服务业的增长率，经济转向服务部门减少了生产率的增长。康沃尔认为制造业的增长会从其他非生产部门吸引劳力，当这种吸引力减弱，制造业就业增长率下降，就会发生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培根和埃尔提斯则提出，6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非生产部门增长过快牺牲了生产部门。由于生产部门创造整个经济的财富，生产所有的出口产品，占用大量的投资和提供绝大部分私人消费，这一部门被挤压引起经济发展的困难，尤其是非生产部门的增长会使资源转移，国家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险和国防方面的投入，挤压了出口部门和制造业的劳工和资本。有的学者则提出出口引导型增长理论：出口增长会产生人均产量的持久增长，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和竞争的改善。一般来说，出口主要集中在具有高生产潜能的部门，国内市场主要提供低生产率部门产品的出路，如服务和公共设施，由于未能获得出口市场，需求有限，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低投资，就业和产量增长缓慢。这样，出口引导型刺激的机能失常，英国集中生产世界需求未能随之增长的商品，限制了有效需求，导致出口不佳和经济增长情况不好。

第五章　改弦更张

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政府上台执政，此后一直连任至1990年。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英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她一改战后长期实行的经济政策，在宏观政策上以货币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要政策目标，以控制货币发行量，减少公共部门借款需求为主要政策手段；在微观政策上以供应学派的理论为指南，从更多地强调经济的需求方转向强调经济的供应方，从更多地强调市场转向强调减少产品成本，从更多地强调社会的平等转向强调效率，具体政策手段是私有化、减税、工会改革以及其他的工业政策。这一时期，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就业工人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全员生产率都明显好于70年代。工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变得“更瘦但更健康”。尽管这一时期仍保持低速增长的趋势，但暂时的经济复苏和短期的繁荣未能改变长期衰落的局面，尤其是这一时期失业人数居高不下，商品贸易连年逆差，国际收支恶化，英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失去竞争力。

治理通货膨胀之所以成为撒切尔政府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基于对70年代英国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这一现实的反思，以及对通货膨胀危害性的认识。撒切尔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是造成英国70年代经济运行不佳，尤其是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它掩盖了相对价格运动，减少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引起低投资，使英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价格优势。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过分的货币增长，要减少通货膨胀，必须减少货币供应，尤其是减少公共部门借款需求。与以往各届政府不同，撒切尔政府在宏观政策上只致力于治理通货膨胀问题，而将失业问题留给微观政策去治理，因为在他们看来，失业主要是由微观条件造成的。

撒切尔政府治理通货膨胀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81年，这是货币主义的试验时期，也是撒切尔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的确定时期。撒切尔政府上台后，在1979年11月和1980年3月的预算中都未提到维持和增加就业水平问题，而把重点放在控制政府开支和货币供应增长率上，具体措施是提高利率，减少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同时实行严厉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减少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1980年，英国制定中期金融战略。由于财政紧缩，直接后果是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3%,失业人数在1981年突破200万大关。更重要的是，货币目标也未实现。1980-1981年度英镑M3的增幅高达19.5%,远远超过计划的7%-11%。中期金融战略的实施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在国内引起普遍的反对。1981年3月30日，在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弗兰克·汉恩和罗伯特·尼尔德的组织下，英国364名经济学家联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公开信，对撒切尔政府的政策加以指责。

第二阶段是1982年到1985年11月。这一时期撒切尔政府对中期金融战略进行调整，使之具有更大的伸缩性，同时放弃单一的货币控制目标，引入了狭义货币M1和宽泛的货币PSL2作为货币控制目标。1984年又增设最狭义的货币目标M0.由于政策更灵活，更实际，通货膨胀率已开始下降，紧缩政策停止实行，货币目标基本实现，金融形势好转。伴随汇率的下降，经济开始回升。1985年10月，英格兰银行宣称英镑M3的供应量已不再是主要的调控目标，这标志着英国正式放弃了货币主义的主张。

第三阶段从1985年11月到1988年夏。这一时期撒切尔政府宏观政策的重心从货币政策转向汇率政策，宏观政策开始放松，汇率已取代货币增长目标成为政府反通货膨胀的最主要的工具。这一变化与1985年秋的“市场协定”和1987年春的“卢浮协定”有关。美日德三国在汇率政策上的协调一致，推动英国提出自己的汇率目标，一方面将英镑同坚挺的德国马克挂钩，汇率在1英镑兑换3马克上下浮动；另一方面，为抵御美元和马克上扬对英镑的压力，英格兰银行大量吃进外汇，并通过降低利率阻止外资涌入。到1987年4月，英国官方外汇储备已达250亿英镑，基础利率从1986年11月的11%逐步调低到1988年5月的7.5%。

第四阶段从1988年到1990年。由于前一时期利率调低，经济出现过热的现象，消费支出迅速扩大，1985-1988年平均增长率为6.2%,1986-1987年，房地产价格平均上升16%,到1988年上升了38%,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1986年第三季度为2.6%,1988年底高达6.5%。面对经济过热的情况，宏观政策趋紧，政府开始处理经济过热现象。但这一阶段政府政策目标混乱，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既不相信控制货币总量的作用，也不依靠汇率工具，只是一味实行货币紧缩政策，被动地等待通货膨胀率的下降。

总的来说，撒切尔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是好的。1980年，英国通货膨胀率为18%,1983-1987年平均在5%以下，这是60年代末以来所没有的。这一通货膨胀率与其他工业国家大体一致。从1988年开始，通货膨胀率降而复升，1989年为7.8%,1990年达到9.5%。造成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的原因很多，主要与总开支增长过速、1987年以后工资开始增长、政府推行一系列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政策等有关，不能断定货币主义政策完全失效。

在微观政策方面，撒切尔政府以供应学派的理论为指导。供应学派理论的实质是减少收入税和公司税，以此作为改善经济运行状况、包括减少通货膨胀的诱因。但撒切尔政府并没有以此作为策略的中心，而是逐渐发展了基础更为广泛的改进供应方的策略，如私有化、改革劳资关系、更积极的竞争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等。

私有化（privatization）政策是撒切尔政府改善供应方管理的重要政策，被称为撒切尔舰队的旗舰。私有化的出发点一方面在于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给政府造成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另一方面也是减少公共部门借款需求的需要。关于私有化，没有明确的定义，从后来的具体实践看，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出售政府拥有的资产，这些资产大多为政府最近通过国有化获得的，并且常常是通过政府的挽救企业计划获得的，但也包括较早被国有化的企业的资产。第二种是承包，即将原先由公共机构如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和学校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承包给私人企业去生产和服务。第三种为自由化或非调控化，即放松对企业活动的限制，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英国的私有化主要集中在第一种即国有资产的出售方面。

撒切尔政府上台后，首先出售了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National Oil Corporation）的一部分股份，从而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私有化的进程。不过，直到1983年大选前，私有化进程一直比较缓慢，筹资规模比较小。1983年，撒切尔夫人在大选中连胜并在政治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此后，私有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撒切尔政府以英国电讯公司的出售为先声，先后对英国煤气公司（British Gas Corporation）、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英国钢铁公司（British Steel Corporation）、英国机场管理局（British Airports Authority）等大型公共垄断企业实行私有化。1989年下半年，政府又将私有化扩展到电力、供水等公共服务部门。1990年以后，政府拟订了进一步私有化的计划。从1979年至1989年，撒切尔政府将40%的国有企业出售给了私营部门，如果算上1990/1991年度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的私有化，比重则上升到80%。截至1987年底，国有企业的产值、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下降到6%、3.8%和6.5%。到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辞职时，除英国铁路公司（British Railways）、英国煤炭公司（British Coal）和皇家邮政（Royal Post Office）三个部门外，国有工业全部实现了私有化。

通过出售国有企业，政府获得了大量收入（见表11）。

表11 1979/1980-1989/1990年英国出售国有资产收益

税制改革是撒切尔政府当政期间为改善英国经济的供应方状况而推行的另一项重要政策。长期以来，英国税收体系的特征是高直接税、低间接税。这种税制使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两个阶层在边际效率中得不到任何刺激，这是英国高层管理人才和各种专业人才大量外流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采取从紧的宏观政策，相应地要求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下降，这为税制改革提供了前提。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的第一个预算就将个人所得税的基础税率从33%降至30%,最高税率由83%调为60%,以后在1985、1986和1988年三次下浮，基础税率降至25%,最高税率降至40%。同时，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原来的8000英镑提高到1万英镑。据估计，仅1979年预算案的减税额就达45亿英镑，免税将近130万人。同时，投资收入税的起征点从1700英镑提高到6250英镑，公司税从1974年以来的52%降至35%。另一方面，撒切尔夫人提高间接税，增值税由原来的8%-12%提高到15%,汽油、烟酒、汽车以及其他高档消费品的附加税也相应提高。撒切尔政府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激发人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降低直接税税率可以使企业家的个人努力得到较好的报酬，保护企业家的主动精神；提高间接税可以发挥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刺激投资，发展生产。但税制改革使英国的贫富差距扩大。1979-1987年间，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一半的阶层，其承担的税率由13.9%上升到16.1%,而5倍于平均水平的阶层承担的税率从51.5%下降到43.1%,1992年更下降到35%。

改革劳资关系，削弱工会的权力和作用，也是撒切尔政府为改善经济的供应方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由于战后各届政府采取工团主义政策，英国各工会逐步享有各种法律和制度化的权力，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它不仅间接地导致了1970年威尔逊政府的失败和1979年初“愤懑的冬天”，而且对政府推行的收入政策和反通货膨胀政策形成制约。因此，从60年代开始，工会权力问题一直是政治论争的焦点和中心。撒切尔政府上台后，克服阻力，通过五项重要工会立法，即1980、1982、1988和1990年的就业法以及1984年的工会法，取消了工会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的普遍的法律豁免权，缩小排外性雇佣制企业（Closed Shop）的合法性范围，取消声援性纠察线的合法性，并且加强了工会会员对工会官员的选择权和罢工的决定权，同时，拒绝采用收入政策，以此作为削弱工会权力的一个重要途径。面对政府的进攻，在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工会的抵抗往往显得软弱无力。由于以上措施，工会成员从1979年占总劳动力的53%下降到90年代初的40%以下。尽管80年代英国公共部门仍发生一系列罢工，但总的趋势是罢工次数减少，持续时间缩短，工作日损失减少，尤其是1987-1991年五年间，全国罢工次数比前五年减少70%,远远低于西欧其他国家。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运行状况普遍比70年代好。人均实际产量增长率超过美国、德国和法国；其全员生产率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仅次于日本和法国；其每小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6个发达国家中名列第六位。英国与其在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的差距大大缩小，1977年，德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比英国高49%,到1989年只比英国高15%。但作为经济政策的一种代价，在英美法德日五国中，英国的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是最高的，1979-1989年年均9.1%。

我们在论述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的运行状况时，不能不提到国有工业，这不仅因为国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因为国有工业是撒切尔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焦点。国有工业的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英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是撒切尔政府经济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撒切尔政府对国有工业主要采取两方面的变革：一是减少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s），这主要通过私有化来实现；二是改进剩下的公共部门的效率，具体办法是增加财政压力，迫使其削减成本。因此，我们对国有工业的分析也集中在这两个部门。

由于私有化，国有工业部门的比重减少，1987年，国有工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就业人口约80万人。1980年以后，垄断和合并委员会每年对公共机构进行效率方面的调查，包括成本、生产率、服务质量、价格和投资政策的调查。这些调查表明，直到1987年底仍由公共占有的企业，其生产率在1979/1980至1986/1987年年均为4.7%,比制造业的年均生产率高一个百分点。

私有化后的企业的运行状况则普遍不如仍然留在公共部门中的企业。一些大型企业，如英国电讯公司、英国机场管理局、英国煤气公司等被私有化以后，其全员生产率并没有明显增长。毕肖普（M.Bishop）与凯伊（J.Kay）的研究表明：“英国煤炭公司和英国钢铁公司（这两个企业直到目前仍看不到私有化的可能）以及电力供应部门的全员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英国煤气公司，而自1983年以来运行最差的企业是私有化的旗舰——英国电讯公司。”米尔沃德（R.Millward）和帕克（D.M.Parker）对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进行比较后指出，没有迹象表明私有企业的效率比公有企业更高。弗格森（P.Ferguson）总结了对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效率所作的15个比较，其中8个研究涉及英国的电力工业。他的结论是：有两个研究表明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有三个研究表明公共企业的效率比私营企业高，一个研究表明私有企业的效率比公有企业高，一个研究表明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成本都比竞争水平高2.5%,还有一个研究表明，私有企业以高于公有企业的价格卖电，以低于公有企业的价格买电。其他7个有关自来水、铁路和航空的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效率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大致相同。拉罗（G.Rarrow）则得出结论：“在有关企业面临更强的竞争，而其他形式的生产和要素的市场失败相对不重要时，私营企业更有效些……而在生产和要素的市场失败显得至关重要的地方，两者的运行状况的差异不大。事实上，在电力供应方面，公有企业的运行状况更好。”总之，私有化并没有像撒切尔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提高经济效益。

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去工业化”变得更为明显。就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产业，即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行业，包括农业（agriculture）、林业、渔业以及矿物和石油的开采；第二部分是我们常说的工业（industry），即加工生产资料的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和能源生产（如煤气和电），有关工业生产的数据主要是这些部门加上采矿业（建筑业不包括在内）的产量；第三部分是服务业（service），包括产品的分配和服务的提供。

图1 1967、1977和1988年各部门产量和就业情况

图1展示了不同时期英国三大部门的产量和就业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发展趋势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上升，无论是从产值还是从就业人数而言，其重要性都明显增加，服务业既是就业人口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产值的主要贡献者。1979-1988年，服务部门新增加了240万个职位，单是银行、金融和保险部门在这9年内就增加了100万个职位，增加了50%。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从1971年的53.2%增至1988年的68.1%。1987年，服务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3.5%。增长最快的是金融服务业。1951年，金融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只占总就业人数的2%,1988年上升到15.3%,90年代初大致相同。

农业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继续下降。这种下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初，农业的就业人数约占总就业人数的9%,80年代下降到2%左右，其产值从1967年占总产值的3.2%下降为1987年的1.6%。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在就业人数和产量方面下降最快的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1966年达到36%的顶峰，此后逐渐下降，1979年为31%,1983年为27%,1988年为23%。制造业的产量也呈相同的发展趋势，1973年后，制造业的产量再未出现上升的趋势。1973-1986年，英国制造业净产量平均增长率为-0.6%,而同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为2.3%。

由于这一时期制造业的去工业化，作为生产率增长潜能所在的制造业现在变得核心太小。1979年——1989年，制造业年均产量的增长率不到1%,80年代末几乎所有的投资增长都出自服务部门而不是制造部门，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79年的26%下降到1990年的20%。在高新技术中，英国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在中等技术方面，如汽车和家用电器等消费品方面，英国与其他国家有较大差距，外国的产品完全控制了英国市场。由于在整个工业装备方面的潜在投资不足，以及在劳动力技巧、开发与研究这些无形资产方面的潜在投资不足，制造业难以维持长期增长。

英国经济是高度“开放”的经济。1987年，英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按市场价计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5%,商品和服务进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5%。高度开放意味着英国的生产和就业结构易于受国际专业化的影响，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这一时期英国去工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对外贸易状况并不景气，商品贸易连年出现逆差，影响了支付平衡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英国对外贸易的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商品构成和地理方向都明显不同于前一时期。表12全面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对外贸易商品构成的变化。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英国在出口方面增长较快的是制造品，下降幅度较大的是燃料、润滑油和基本生产资料。在商品进口方面，增长最快的也是制造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英国的对外贸易更多的是用制造品交换制造品。商品构成发生变化有许多原因，北海石油的发现和开采，去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英国加入欧共体后英国制造品竞争地位相对软弱，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随着商品构成的变化，英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也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是英国商品的进口和出口日益趋向西欧。这一时期对西欧的出口比例上升，从1980年的占出口总额的57.6%上升到1987年的58.9%,其中以出口到欧共体国家的比重增长最快。1980年，英国对欧共体的商品输出占总出口的43.4%,1987年达到49.4%。除西欧外，美国和日本在英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有所增加。与此相反，英国出口到石油输出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下降，分别从1980年的10.1%和12.4%下降为6.5%和10.7%。在进口方面，从西欧的进口增长最快，1980年，从西欧的进口占英国进口总额的55.9%,1987年为66.4%,而在西欧中，又以从欧共体各国的进口增长最快，从1980年占进口总额的41.3%增至1987年的52.7%。这一时期，美国、石油输出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英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总之，西欧尤其是欧共体国家在这一时期英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中变得更加重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国对外贸易转向用制造品交换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的制造品，这种结构变革意味着英国工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经受着更大的竞争。

表12 1955-1987年英国对外贸易的商品构成

由于出口不佳而进口倾向较重以及国外对英国的进口渗透增加，这一时期有形贸易逆差严重。1979年，英国在有形贸易方面的逆差为33.98亿英镑。1980-1982年间，由于石油的出口，商品出口大于进口，有形贸易出现顺差。但从1983年开始，商品进口日益超过出口，商品贸易逆差持续增加，1988年高达205.57亿英镑，创历史最高记录。

与有形贸易的情形相反，无形贸易则连年出现顺差。1973-1979年，无形贸易的顺差年均22.86亿英镑，1980-1985年为41.69亿英镑，1986-1987年更是达到80.88亿英镑。在这一时期的无形贸易方面，服务业的收入维持在30亿——50亿英镑之间，转移支付的收益波动较大，除个别年份（1980年）外，其他年份均为黑字（正数），维持在10亿至60亿英镑之间。

利息收入和红利方面一直红字（负数）。由于这一时期的服务贸易和转移支付方面状况较好，无形贸易的顺差大为增加，超过战后任何一个时期。无形贸易连续出现顺差表明英国服务业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地位，正是因为无形收入增加，才使英国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年份的经常账户出现剩余。

1990年10月，梅杰取代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梅杰政府上台执政后，继续遵循撒切尔夫人的货币主义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力求实现低通胀的经济适度增长。在追求经济政策总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将财政政策目标同公共部门借款需求联系在一起，以削减公共部门开支，平衡预算，缓解财政借贷对货币供应量的压力，另一方面将货币政策目标与具体的货币供应增长指标挂钩。

梅杰政府任内，其具体政策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0年10月至1992年第3季度。从1990年起，英国经济与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一样，开始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滞胀性衰退，1990年，英国通货膨胀率高达9.5%,这使梅杰政府被迫实施财政和货币双紧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为经济目标首务，以平衡预算和高利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主要政策工具。到这一阶段结束时，通货膨胀率降至2%。

第二阶段：从1992年第3季度到1994年4月。第一阶段的政策实施在降低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带来平衡预算的努力落空，公共借款需求增长迅速。这迫使梅杰政府从强硬的货币主义政策后退，退出欧洲汇率机制，采取松紧搭配以松为主的政策。基础利率不断被调低，同时将财政政策维持在“中性”位置上，任由财政系统的“内在稳定器”发生作用。这一政策把英国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较早从滞胀衰退中拉了出来。1993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3%,1994年则达到3.8%。

第三阶段：从1994年4月至1996年第2季度。前一阶段政策实施的另一面是货币供应量超标，同时通货膨胀预期升高，为此，梅杰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持紧的立场。从1994年起，梅杰政府放弃大选时不加税的许诺，将增值税扩大到家用燃料、电力；将国民保险税由9%提高到10%;调低已婚家庭所得税起征点；减少对抵押贷款利息税的减免度。在货币政策方面则以通货膨胀预期为转移，时紧时松，其中1994年第2季度至1995年5月，货币政策适度从紧，此后为刺激经济，又倾向于适度放松。这一阶段英国经济实现了低通胀代价的增长，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8%,通货膨胀率为2.9%。

第四阶段：从1996年4月至1997年初。尽管第三阶段经济增长情况良好，但由于增税，结果英国人均税负担超过1979年保守党上台前水平，对保守党的支持率下降。为改变形势，应付即将到来的大选，1996年4月起，梅杰政府的宏观政策立场再一次调整，改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加松紧灵活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增加卫生与教育开支。这一阶段，全英人均可支配收入总数增长31亿镑。

总的来说，梅杰政府时期，尽管其经济政策在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但未逃脱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的轨迹，只不过旧瓶装新酒。由于政策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英国在经历1990-1992年衰退后，从1993年起经济出现了强劲复苏与稳步增长。随着经济复苏，英国的失业人口从1993年的290万（失业率为10.4%)持续下降到1995年的213万（失业率为7.8%）；政府预算赤字从1993年的481.52亿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8%,下降到1995年的234亿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左右。英国国债几年来始终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58%左右。这是长期推行货币主义以及把对付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目标的结果。当然，90年代英国经济增长较为迅速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在经济结构方面，英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金融、股票、证券等无形资产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因而在海外投资方面不断扩大，保持着世界第二大输出国的地位，特别是对东亚、南亚和东南亚投资意向明显加强；其次，英国的经济增长与它同欧盟的特殊地位有关。英国是欧盟（European Union）的成员国，但又不参加货币联盟和欧洲宪章，这使英国受欧盟的制约少，而其他国家则为了达到欧盟的趋同目标而采取紧缩的政策，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再次，英国是出口带动型国家，在英镑退出货币机制后，英镑贬值和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就业；最后，外国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回升起推动作用，推动了产业的技术革新。此外，这一时期英国还重视基础性研究向应用性研究的转变，加强和鼓励学术界与企业界的联系，激发企业的竞争，减轻了政府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负担。

但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许多弊端在梅杰任内开始显现，或者说梅杰政府为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付出了代价。货币主义政策下的高利率使英国的经济增长缓慢，海外投资与国内投资比重失衡，迅速增加的进口抵消了海外投资及出口的利润，私有化政策对提高效率不明显，而且还带来许多问题；特别是在梅杰政府后期，改革势头减弱，内阁中官僚腐败现象严重；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存在严重问题，许多公众特别是中等阶级感到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保守党政府对欧盟政策不明朗、不稳定，影响了工商界人士的选择。凡此种种，导致保守党政府下台。1997年5月，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在连续18年在野后上台执政，开启了20世纪英国经济史的最后一个篇章。

第六章　复兴与危机

从1997年布莱尔在大选中胜出起，工党开始了长达13年的执政。在野期间，工党对自身进行了反思和改革，如对工党党章第四条有关公有制的条款进行了修改；改变了对工会的态度；调整了工党的组织结构，在政策上进一步淡化意识形态，宣称在自由市场（free market）经济与国家干预（state interference）主义之间寻求某种“第三条道路”（Third Way）。布莱尔努力确立“新工党”形象：首先，在所有制方面，他主张在政府与工商业间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避免在自由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他认为公有制只是获得自由、平等的手段之一，他主张放弃国有化目标，减少国家干预，以“参与制社会”或“人人所有的社会所有制”取代国有制以及保守党推行的私有制，让每个人都参与决策，每个人都成为股东，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经济活动。其次，在经济政策方面，他注重经济稳定和价格稳定，重视市场的自我矫正作用，视之为中立的、特定商品分配的有效手段。再次，在实现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方面，他主张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将国家作用局限于为市场实现投资、生产和就业的最大化提供必要的货币和财政条件，使国家成为经济发动机中的润滑剂。最后，在公共开支方面，他主张降低税收，对公共开支进行严格控制。布莱尔政府上台执政后，以“经济增长、扩大就业、鼓励长期投资与更好的财政平衡”为政策目标，把利率的日常变更权交给英格兰银行，使决策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在财政政策方面适度从紧，减少政府开支，避免增加税收。

布莱尔上台后在经济路线方面保持着与保守党政府的延续性，有人因此认为工党拿走了保守党的衣裤，新“共识政治”由此开始。不过这一次是以工党向保守党靠拢为特征的，正因为如此，有人称布莱尔的思想是“布莱切尔主义”，称布莱尔为“托利·布莱尔”。

在布莱尔的两个任期内，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任财政大臣，两人的经济理念和观点在多数情况下都能保持一致。布莱尔执政时期的经济政策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保持经济稳定，控制通货膨胀。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是工党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实际上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有不言而喻的政治含义，经济稳定将为下一次大选赢得更高的支持率。保持稳定的目标通过控制通货膨胀来实现，其措施是将通胀率锁定在年均2.5%,而且要求波动平缓，上下偏差不超过一个百分点。对此，布朗最令人瞩目的改革就是赋予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相当的自主权，由该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来决定利率。该委员会有九名成员，包括英格兰银行的总裁和两名副总裁、两名银行的其他职员、四名行外成员。由于利息率将对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直接作用，故而会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胀率。委员会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利率，当通胀率波动超出目标值上下一个百分点范围时，英格兰银行总裁要以公开信的方式向财政大臣说明情况。利率调整由更专业的人士来决定，使之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并且还使调整金融市场的责任不再成为政府的负担。从统计数据来看，1997-2000年确实保持了平稳的低通胀，通胀率最高的1998年为3.4%,最低的1999年为1.6%,与1974-1992年通胀势态相比，的确取得明显成效。2003年通胀目标值调整为2%。2004-2007年通胀压力增大，对此，英格兰银行在2006年中期到2007年7月曾5次提高利率，将政策利率提至5.75%。

二、调整税收结构，稳定财政收支。执政之初，政府保证不提高收入税标准，控制开支，为此，1998年削减了公司税（corporation tax），1999年削减了所得税（income tax），1999年预算废除了多种减税项目，如夫妇津贴、抵押税减免等。但同时为了应付支出，财政部又不得不开发新的税收来源，如在1997年7月的首次预算中，一次性对私营公共事业征收利润税，预计筹集5.2万亿英镑。2000年4月，拍卖第三代移动电话许可证，筹集225亿英镑，按人口平均为每人380英镑。2001年大选获胜后，政府在税收方面变得大胆起来，2002年布朗宣布对高税率的纳税人和雇主提高国民保险的缴付比率，用以支持健康和教育开支。高收入税税率将提高到41%。国民保险税提高1%,单此一项就将每年从雇主处额外筹集35亿英镑，从自主就业者处增收4.5亿英镑。通过冻结个人税收津贴，从个人身上增税7亿英镑。增税无疑招致了一些不满。

政府长期坚持两项财政收支原则：一是黄金法则，即政府仅能以借款的方式投资，而不能将当前开支转为长期债务。二是可持续投资法则，将公共部门净债务占GDP的比例稳定在一定水平，不可超过GDP的40%。净公共债务在1997年时占GDP的44%,2002年早期降到约30%,其后又逐渐上升，2007年4月占到37%。2002年以后的上升与政府财政政策的调整有直接关系，第二次大选获胜后，工党政府在财政方面不再像以往那样谨慎，2002年，布朗宣布增加2002-2003年的公共借贷，数额从110亿英镑增加到200亿英镑。

三、促进经济增长。1997年布莱尔上台后即承诺，要通过提高投资比率、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来弥补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发展差距。实施措施从促进生产率增长的“五项驱动力”体现出来，即，投资、技能、创新、竞争和事业，具体措施为：增加公共资本支出，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对研究与发展项目予以减税，进行法律改革以促进竞争，改革公司税，鼓励创业。政府希望通过上述措施改变过去投资不足的状况，提高劳动者的教育和技术素质，鼓励科技研发，以达到促进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目的。2002年政府提交了一项五年滚动计划，到2008年将教育支出提高到每年690亿英镑，健康支出提高到1060亿英镑，相比之下，1979年这两项支出只是360亿和410亿。

四、促进就业。关注就业是布莱尔政府的重要内容，并制定了所谓“就业新政”。这个项目于1998年4月首次引进，总投入36亿英镑，旨在实行“从福利到工作”（welfare-to-work），以达到降低失业率的目标。工党执政的前七年中，政府不断调整、扩展该政策，使之适用于各个群体。其中，18-24岁的长期无业青年是优先考虑对象。政府声称，1998-2004年间帮助了约120万人获得工作，包括53.5万年轻人和20万成年人。1997年在劳动适龄人口中就业的比率为70.8%,2004年末增长到74.7%,人数从2570万增长到2740万。但也有批评认为政府公布的数字并不可靠，由此获利的人数远没有这么多。也有人估计，到2004年末通过政府项目获得真正就业的只有13万人。

在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MU）的问题上，自1997年到2003年初布莱尔政府采取了“备而后决”（prepare and decide）的态度，实际上与以前的保守党政府一样犹豫不决。国内关于此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赞同的理由大致为：加入单一货币能刺激与欧元国之间的贸易，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提高英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等等；反对者则认为：英国的通胀趋势可能与其他国家不同，单一货币迫使各国采用统一的对策，这对任何国家可能都不适合，单一货币可能使英国失去单独决定其利率和干预汇率的能力，等等。可见，争论的焦点是单一货币对英国的经济是否有利。总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数民众反对加入单一货币体系，摩利公司（MORI）在2000年10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有71%的人反对加入，而支持的只有18%。反对意见在女性、低收入者和支持保守党的人中更为流行。2001年的大选中，保守党还将反对加入单一货币作为重要政治纲领。布莱尔希望能够加入货币联盟，但在此问题上和财政大臣布朗的意见相左。最终，在2003年6月，英国宣布不加入欧洲货币联盟。

2007年大选后，布朗接替布莱尔成为首相，在他执政的前几周，就宣布住房是其政府的优先考虑目标。他承诺到2020年建300万套住所，费用由私人和财政共同承担。他还许诺要减少贫困儿童数量，并声称他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已经有60万儿童脱贫，到2010年应将剩下的数字减少一半，到2020年消灭儿童贫困现象。但布朗政府显然时运不佳，上台伊始便遭遇了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摆脱危机也成了这届政府面对的挑战。在稳定经济方面，布朗延续了一些以往的做法，仍由英格兰银行货币委员会控制利率进而控制通胀。危机初期，英格兰银行副总裁约翰·吉夫（John Gieve）曾这样说：“国内金融政策……决定中期联合王国的通胀线路。……我向你们保证，为了将通胀拉回到中期的设定目标，我们会做任何事。”危机对英国的打击很大，一直到布朗政府下台，英国仍未摆脱危机。

布莱尔上台以后，英国经济整体发展有如下特点：一是产业结构继续变迁，“去工业化”特征更为明显；二是经济增长稳定，绩效突出。

20世纪下半叶，英国产业结构变化的特征是工业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农业则缩减到更加微小的比例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经济已表现出“去工业化”的特征，服务业的重要性超过工业，并在就业和产值方面持续扩大，工业领域不断缩小。1997-2010年的13年间，产业结构延续了这个趋势，工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97年的26.7%下降到2009年的19.6%,产值则由30.2%下降为22.0%;与此同时，服务业就业比重由71.4%上升到79.3%,产值从68.4%上升到77.1%;本来已无足轻重的农业则仅余下约1%的份额（参见表13）。2005年的《经济展望》上一篇文章曾经预言：“未来，带动经济增长的部门将是通讯、金融和商业服务。”此语道出了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特征。这个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是相似的，到2009年，美国的服务业就业率占总数的80.9%,德国是68.4%,法国是77.4%。

表13 英国产业结构1997-2009年

单位：%

资料来源：Labour Force Statistics2010,OECDPublishing,pp.3639;OECD,National Accounts of OECDCountries:Main Aggregates19922003,p.295;OECD,National Accounts of OECDCountries:Main Aggregates20022009,p.163.

1997-2008年，按当前价格计算的GDP呈持续增长势态，1997年为8300亿英镑，2008年为1.43万亿英镑，平均年增长率为5.1%（同期，按环比量计量的GDP年均增长率为2.8%).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工党政府任期内的英国经济实现了十余年的低通胀和稳定增长。而且，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进步也颇令人鼓舞，2007年的《经合组织调查》称：其“宏观经济绩效也非常突出。人均GDP水平目前名列G7国家的第三位（在美国、加拿大之后），与此相比，10年前则处于垫底的位置。特别从2000年开始，联合王国已经领先于欧元区”。

在经济增长态势良好的宏观环境中，房价自90年代中期开始快速上升，1996年第一季度房产平均售价为5.13万英镑，1999年同期为6.75万英镑，2003年为11.99万英镑，2007年是17.55万英镑。1997-2004年间房价增长最快，年增长率常在10%以上，有时甚至超过25%。房产价格快速持续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大大鼓舞了购买者的信心；再有，金融竞争使银行抵押贷款条件更为优惠，从而刺激了更多的需求；最后，受现有资源的限制，房地产供给增长难以满足需要。

但在整体经济的增长中，工业部门总比其他部门来得慢。2001-2008年全部制造业按当前基础价格计算的总附加值增长停滞，2001年为1290亿英镑，2008年为1500亿英镑。劳动力就业从425.7万人下降到301.4万，也就是说，八年间制造业失去了123.8万个工作岗位。同期，服务业实现了持续且快速的增长，2001年按当前基础价格计算的总附加值为6610亿英镑，2008年为9960亿英镑，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持续增加。其中，金融业的增长尤其引人注目，2001年为480亿英镑，2008年为1170亿英镑。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愈来愈依赖于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增长过程中“去工业化”的特征在产值和就业方面都日益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已经不再，替代的是金融和信息。

2007年《经合组织调查》称：“过去十年中联合王国感受到了生产率的强劲增长，由于其相对自由的产品和劳动市场，这个国家已经居于从全球化的机遇中获利的良好位置。”从1995年到2005年，英国的生产率增长在欧洲国家中是相当突出的，优于德、法两国。不过，这十年的后期，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与美国相比存在着距离。造成这种距离的原因，主要是英国在批发及零售贸易、商业服务等方面的生产率落后于美国（参见表14）。生产率的增长是英国经济绩效的重要体现，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积极参与了贸易全球化。首先，开放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竞争，迫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第二，外商的直接投资和国外跨国企业的进入有利于新技术转移，提升本国企业竞争力；第三，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国际贸易商品的范围；第四，国外加工有助于提升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企业有能力将资源更集中于产品的核心部件生产，创造更多的高附加值，并将低附加值、低技术的生产转给低成本的国外厂商。

表14 英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增长1995-2005年

单位：%

资料来源：OECD,OECDEconomic Surveys:United Kingdom2007,p.115.

这些年中英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出两个特征。首先，外贸逆差不断扩大，外贸条件长期处于恶化之中。1999-2009年出口商品值在波动中有所增长，1999年为1660亿英镑，2008年为2520亿英镑。相比之下，进口却持续、快速地增长，1999年为1950亿英镑，2008年为3450亿英镑。入超迅速扩大，1999年为290亿英镑，2008年为930亿英镑。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进出口都明显下降，以2005年为100，贸易条件指数1999年为97.0,2002年为97.1,2009年为99.3，贸易条件总体处于恶化之中。

其次，进出口商品结构和地区分布都有所调整。出口产品中石油等燃料和化工产品、金属和纺织等制造品、机械、交通设备四大类在2000年占总出口额的81.1%,2008年占79.9%。其中，机械和交通设备为出口额中最大的一类，但在2000-2009年却体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的46.7%降到2004年41.1%,2008年的35.4%。金属和纺织等制造品占出口额的比率相对比较稳定，除2009年下滑到10.8%外，多数年份都保持在12%左右。化工类产品的比例从2000年开始几乎是持续上升的，从13.3%增长到2009年的20.7%。服装、靴鞋等制造品出口大致在11%上下波动，出口值有所增长。化工产品中的医药类产品是所有次级产品类目中价值和比率增长最突出的，2000年的出口额为72.17亿英镑，到2009年几乎一路增长为204亿英镑，所占比例也由同期的3.8%升为9.0%。机械和交通设备类的份额下降主要由其中的电器类产品的下降所致，此类产品2000年出口额还在426.8亿英镑，此后除2006年大幅上升到553.4亿英镑外，其余年份基本上呈下降趋势，2009年为242亿英镑，比例也从2000年的22.7%减少到2009年的10.6%。从比例看，出口商品结构的最大变化，是这些年中机械、交通产品的部分份额由医药类产品取代，相关状况可参见图2.

图2 联合王国出口结构2000-2009年单位%

资料来源：Office National Statistics,Annual Abstract of Statistic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0,p.315.

从出口商品的流向看，2000-2008年超过70%的份额分布在欧盟和北美国家，2000年欧盟国家占其中的60.9%,北美占17.9%;2008年欧盟占56.2%,北美15.7%。这些年中出口到欧盟和北美的商品价值虽在增长，但所占比例却在下降，更多的出口比例转移到了石油输出国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相当显著，2000年出口额为14.7亿英镑，2009年增长到54亿英镑，同期所占比例由0.78%上升到2.15%。

进口商品中的最大份额同样是机械和交通设备类，2000-2006年约41%-46%属于此类，但2008、2009年比例则明显下降。2000-2009年化工产品进口价值呈持续增长态势，所占比例也有所提高。纺织、金属等制造品进口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比例基本维持在12%左右。到2009年之前，服装、靴鞋类制造品进口值是逐年递增的，而比例基本保持在15%上下。同样，进口燃料类商品自2004年起无论从价值还是从比例上都呈快速上升趋势，2000年的比例是4.5%,2004年就占了7%,2009年则上升到11.4%。从比例上看，进口结构的最大变化是2004-2009年间燃料替代了机械、交通产品的部分份额。相关状况可参见图3.

从进口商品的来源看，2000-2008年进口商品价值的60%以上来自欧盟和北美国家，其中2000年欧盟占53.3%,北美占15.1%;2008年欧盟占52.4%,北美占9.5%。从北美进口的商品值，在这些年中略有下降，比例上则明显减少；从石油输出国和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比例都在增加，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一直很迅速，2000年进口额为48亿英镑，2009年为243亿英镑，所占比例则从2.18%上升至7.85%。2007年的《经合组织调查》就指出：“来自中国的进口正变得日益重要，1995年占全部进口的1%,2005年上升到3.7%。”

图3 联合王国进口进构2000-2009年单位：%

资料来源：Office National Statistics,Annual Abstract of Statistic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0,p.316.

就业状况，至少到金融危机来临之前都渐行好转，且形势相当乐观。1997年失业率为7.1%,2003年为4.9%,2008年为5.3%,就业状况不仅优于法、德等欧盟国家，而且比美国还要好一些（见表15）。在失业人口中，失业时间超过1年的长期失业者比例，1997年为38.6%,2003年为21.5%,2008年为24.1%,其比例明显降低。相比之下，法国的长期失业比例一直波动在40%左右，德国在50%上下，并未表现好转迹象。失业人口中时间为6个月至1年的比例，英国在欧盟国家中同样是比较低的。低失业率和失业持续时间短成为这些年中英国就业状况的特征，也是相对优势所在。乐观的就业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自主就业的人数增加，工党政府的就业政策是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但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视。就业形势的好转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1993年失业率达到10.3%的高峰，以后就持续下降，1996年为8.1%。这个时期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也相对较好，因此《英格兰银行季度公报》认为：“全球影响的结果可能构成了联合王国失业率好转的部分解释。”

表15 英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失业率1997-2009年

单位：%

资料来源：OECD,Labour Force Statistics2010,OECDPublishing,pp.48-49.

自1997年以来雇员的收入持续增长，1997年平均每周321英镑，2007年457英镑，2010年则达到499英镑，且13年间的增长率一般都高于通货膨胀率（零售物价指数）。同时，平均工作时间则略有降低，1997年为每周40.0小时，2010年为39.2小时。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数据，1998-2005年英国实际工资年均中值增长率为2.07%,高于同期的法国（0.79%)和美国（1.28%）。各产业部门中，收入最高的为采矿业，其次是信息与通讯、金融、专业与科技等，农业和餐饮服务属收入最低的行业。从收入差距角度看，2010年全职员工中最底层10%的平均收入是每周276英镑，10%的最高收入群体是984英镑，差距比例是3.6倍。收入差距与1997年相比基本稳定，当时是3.5倍。此间，男女雇员的收入差距有显著降低，2010年性别差距为19.8%,而1997年则为27.5%。

1995-2009年，按家庭原始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52，保持了14年的稳定不变。当然，这意味着收入的高度不均等，收入最高的20%家庭是最低20%家庭的17或15倍。但通过税收和福利制度的调整，家庭最终收入的差距明显缩小，基尼系数调整为0.37或0.38（见表16）。值得注意的是，贫富差距在这些年中稍有增长，这应该和十余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有关，也和政策导向有关。累进税和家庭福利津贴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政府通过各类福利津贴的发放实现了高收入家庭向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为此，1995-1996年以现金和实物形式发放的津贴总共为1670亿英镑，占政府总支出的55%;2003-2004年是2470亿英镑和55%,2008-2009年则为3420亿英镑和52%。

表16 联合王国收入分配变化1995-2009年

资料来源：Officefor National Statistics,The Effects of Taxes and Benefits on Household Income,19951996,www.ons.gov.uk;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The Effects of Taxesand Benefitson Household Income,20032004,www.ons.gov.uk;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The Effects of Taxes and Benefits on Household Income,2008/2009,July2010.

1997-2008年家庭消费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首先，住房支出额度和比例持续提高，1997年用于住房的家庭开支平均为每周51.5英镑，占全部支出的16%,而2008年已上升为94英镑和20%。这个情况与房价的快速上涨有关，人们需要在住房方面花更多的钱。其次，用于休闲的比例上升，从12%变为14%,休闲娱乐受到更多的重视。第三，酒类、烟草的开支从6%降低到4%,这说明人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正变得更为健康。吸烟早已不是英国的绅士行为，街头巷尾越来越少见到男士在吸烟，相反倒是常常见到女士们吸烟。

总之，从1997年至2007年，英国经历了超过10年的连续繁荣，直至卷入到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危机起源于2007年夏的美国房贷违约，其直接诱因是房地产价格下跌和银行利率上升。危机通过金融体系向外扩散，触发了全球货币市场的动荡。2008年9月美国莱曼兄弟公司（Lehmann Brothers）申请破产保护，危机进一步深化，英国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卷入其中，布雷德福与宾利（Bradford and Bingley）公司是英国一家以吸纳零储和贷款为主的金融公司，从2007年起就出现了流动性问题，到2008年再度陷入困境且难以摆脱。2008年9月27日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宣布其无法履行金融义务，两天后该公司依照《2008年银行业法》被国家接管。从此开始，金融局势渐为明朗，金融机构纷纷降低了向个人和商业机构提供贷款的意愿。

金融危机最终扩展为更加广泛的经济危机，到2009年第一季度，英国经历了连续4个月的经济衰退，该季度与2008年同期相比GDP下降了4.9%,而持续十几年快速上涨的房产价值也明显回落，2007年第四季度的均值是18.4万英镑，2009年第一季度降为15万英镑。从全年经济生产产值看，2009年与2008年相比有明显下滑，工业生产总附加值下降了11.2%,其中采矿业下降32.6%,电器等下降23.6%,制造业下降12.9%,建筑业下降16.8%;服务业的总附加值下降很少，仅为1.1%,其中最大的下降来自住宿和食品服务，为5.7%。但也有些行业依然繁荣，如艺术、娱乐与休闲业的总附加值与2008年相比上升了9.4%,健康和社会工作类上升了8.3%。

金融危机初期，英国政府开始采取干预措施，努力确保金融市场稳定。2008年10月8日，布朗政府宣布了一整套对金融系统的支持方案，包括四个方面：一、英格兰银行特别流动性扩展计划，创设1000亿英镑的财政部证券（treasury bills），用于执行该计划，到2009年1月30日共有1850亿英镑的财政部证券按该计划贷出，参与的银行和建筑协会共32家。二、信用担保计划，为银行和建筑协会的贷款提供不超过2500亿英镑的担保，目的是激活银行之间的同业借贷。三、政府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四、资本结构调整计划，为金融机构注入净资产。2009年1月19日，政府再次推出金融系统干预措施，共有三项：一、资产保护计划，允许银行对不确定价值资产予以保护；二、英格兰银行资产收购措施，利用英格兰银行的一个子公司收购公司资产和政府证券；三、为金融机构的资产支持证券提供担保。

2010年春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工党下野，此时危机尚未解除，前景仍不明朗，房产价值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回升，2010年第二季度最高曾达到16.9万英镑，这一迹象似乎给人一些鼓舞。但此后房产价值再度下滑，2010年第四季度为16.3万英镑；就业状况也持续不乐观，至2010年11月为止的3个月，失业率为7.9%,失业人数250万，比8月份的统计数字又升高0.2个百分点，同比上一年上升0.1个百分点。2010年结束时，英国离走出低谷还有多远，依然是不能确定的。

总结本篇内容可以看到，当刚迈入20世纪的门槛时，英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当这个世纪快结束时，英国已沦为二流国家。从英国的经济发展来看，其中衰落速度最快的时期是二战以后的几十年。英国的衰落固然有许多原因，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构调整的失败是最主要原因：英国经济在失去原有优势的同时，未能建立新的优势。

第三篇　社会

第一章　人、职业和阶级

1901年英国全国人口大约是4150万（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全部爱尔兰）。在此之前，英国经历了150年的人口快速增长，19世纪一百年中人口翻了4倍。但从1870年开始，人口增长率就逐渐下降，到20世纪，人口只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在1911年，人口是4520万，1921年达到4710万，1931年4600万（由于爱尔兰南部独立，人口减少，此后数字不包括南爱尔兰），1941年是4820万，1951年5020万，1961年5271万，1971年5550万。在这70年中，英国人口只增长了大约三分之一，比起其他一些国家来说，增长率是比较小的。有趣的是，在70年代下半叶，人口绝对数字也开始下降，从1974年的5592万下降到1978年的5582万，在有人口记载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此后人口回升，到1990年英国的人口大约是5740万，1998年大约是5924万。

20世纪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甚至成负数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下降。1900年人口出生率曾高达28.2‰,1950年降为16.2‰,1977年只有11.8‰,刚好比死亡率（11.7‰)高一点点。过去曾认为，出生率下降主要是由妇女婚龄提高造成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避孕措施普及是出生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从人口性别结构来看，女性一直超过男性，据统计，在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1000个女子只对应960个男子，到1911年下降为936个，1951年更降为924个，但1981年又回升到948个。值得注意的是，从60年代起，性别的比例开始出现逆转，据1971年人口统计，15-29岁及30-44岁两个重要年龄段上的男子都超过女子。而在1988年，16-35岁年龄段上的男子比女子多出21.2万人。特别在婚姻高峰期的20-24岁年龄段上，男子比女子多5.9万人。专家们说，性别比例逆转是由男孩的存活率提高造成的，从生育统计数字看，男婴的出生数从来就比女婴高。

在年龄结构上，20世纪的变化情况如表17.

表17 20世纪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单位：%

从表中可看出，青壮年人口比例在20世纪呈拱形变化，世纪初比例相对小，30-50年代上升至高峰，然后又下跌。未成年者比例基本呈下滑状，反映了出生率方面的微妙变化。老年人比例稳步上升，到80年代已经超过20%(1991年的统计数字是21.1%），几乎是100年前的3倍。由此可见平均年龄上升是20世纪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老龄化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这就意味着：社会必须拨出更多的资源，来供养更多的老年人。

在人口的分布与流动方面，19世纪的趋势是：人口大量向工业区流动，农业区人口骤减，大城市人口膨胀，伦敦作为金融、商业与服务中心，集中了全国的大量人口。除伦敦外又形成六大城市工业带，这六个工业带基本上是在北部、西部和中西部地区，所以如果把国家分成西北、东南两个区，那么西北部是工业区，东南部是农业区（伦敦除外），而人口在西北部增长快，在东南部增长慢，并且从农业区向工业区流动。这是一种典型的工业化人口分布：工业区与农业区差异明显，工业区繁荣，农业区凋敝。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全国8成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其中一半集中在伦敦与六大工业带。

但从20世纪初开始，情况便趋向复杂，尽管19世纪的那种模式仍在继续，一些老的工业中心却开始衰落，人口从这些地区流出，向新的经济中心流动，而这些新中心则不一定是工业区，比如从二三十年代起，兰开郡、约克郡西区、诺丁汉、德比这些工业革命的老中心就在丢失人口，新出现的休闲、度假中心则明显得到发展，这些中心过去曾经是边远冷僻的地区。同时，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越来越多的人逃离喧闹的大城市，向城市边缘地带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远离城市地区，住进了僻静偏远的小城镇或纯粹的农村地区。大城市越来越不受欢迎，仅1974-1984十年间伦敦就丢失50万人口。

新的社会状况导致20世纪下半叶出现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人口由北向南移动，二是由城市向农村移动。如果我们仍然以原来的东南与西北划线，那么在1971-1974年间，东南地区每1000人口每年净增3.0人，西北地区只增加1.0人；到1984-1987年间，东南地区每1000人口平均净增5.8人，西北地区则丢失0.4人，呈负增长。同时，在1971-1981年间，伦敦及其他大都市人口减少8%,次大城市减少1%,中等城市人口反而增加2%,小城镇增加6%,农村地区则增加9%,人口“倒流”的趋势是显著的。从这一点上说，工业化的人口分布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后工业化”迹象。

20世纪人口变化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方面，即非白种人口数量大增。非白种人口主要是从原英国殖民地迁徙来的入籍移民，他们中包括西印度群岛人、南亚次大陆人、非洲亚裔人以及非洲人等等。1951年，非白种人口只有20万，20年后就已经翻了6倍，而80年代中期更达到240万。许多年来，非白种人口的增加是英国总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1971-1986年，非白种人口增长120万，同时期英国总人口只增长67.2万，这表明白种人口事实上还减少了50多万。非白种人口中三分之二以上是由三大种族集团组成的，他们是印度人、西印度群岛人和巴基斯坦人，在80年代中期分别有76万、53.4万和39.7万。非白种少数民族的大量增加在英国引起许多社会问题，这在20世纪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人口的职业分布方面，19世纪的变化比较小，多数变动都是在同一个职业等级内部进行的，比如说，一个技术工种衰落、人数减少，另一个地位相当的技术工种则兴旺、人数增加。不同职业等级之间的流动相当少，所以在整个世纪，职业分布状况基本稳定，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0世纪的变化则相当大，总的趋势是：非技术职业比例缩小，技术职业比例扩大；体力劳动人数减少，非体力劳动人数增加。见表18.

表18 20岁以上男子职业分布表（1881-1961）

单位：%

1971年开始，“技术职业”分为两栏，一栏是非体力劳动的技术职业，另一栏是体力劳动的技术职业。根据这样的划分，职业分布情况见表19.

表19 15岁以上男子职业分布表（1971-1981）

单位：%

很明显，非技术和半技术职业人员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减少了很多，这些都是原先从事重体力劳动、完全靠出卖体力为生的人；技术职业在20世纪增长很快，而且在后三分之一世纪中出现很明显的增长趋向，同时非体力劳动性质的职业大幅度增加——七八十年代已超过职业总量的三分之一。这种情况反映了20世纪技术与社会的重大变化，在20世纪，以机械、动力为中心的传统工业结构逐渐过时了，以信息与服务为支柱的新的经济结构逐步形成。表现在职业上，就是大量非技术职业消失，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非体力劳动部门，换句话说，社会对“脑”的依赖大大超出了对“手”的依赖，这是20世纪社会的重大变化之一。

按生产部门分类的职业分布同样也显示着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见图4.

图4 按部门分类的职业结构图（1850-1988）

图4清楚地表明：20世纪在服务部门（第三产业）工作的人员总数急剧增加，从60年代起就达到2200万人左右（男女总数）；农业部门就业人员继续减少；工业部门工作人员在上半世纪虽说比例减少，但总数仍维持在一个高峰上（大约1000万人），到下半世纪，其绝对数字也开始剧减，呈现“后工业化”特征。据统计，1911年在第一产业（农业）就业的人员占全国就业总量的9%,第二产业（工业）占55%,第三产业（服务）占36%;到1931年变化已经很明显，当时在这三个产业就业的人员比例分别是6%、45%和49%。这样一种比例基本上维持到60年代（1961年是4%、48%和48%），这以后发生重大变化，到1987年，农业部门只占就业总量的2.4%,工业部门占29.8%,服务部门却占了67.8%,超过了就业总量的三分之二，这表明：“消费社会”正在英国形成。

按职业分布，可以把社会分成三层，即上、中、下三个层次。这种分法，不仅可以大略地表现出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的区别，到20世纪中期为止，还可以大体上把工人阶级和社会其他阶级分开：凡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基本上都属于“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则分属中等阶级（middle class,middle classes）和上等阶级（upperclass）。这三个阶级由于其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不同，其收入及收入的来源也不同，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身份也不同。

按职业性质划分，表18中3、4、5三个职业集团大体上属于工人阶级，并且还把工人阶级分成了上、中、下三个阶层。以职业集团作为划分的标准可以看出，一直到20世纪中期，社会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上、中阶级的整体比例略有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很小，80%的人属于体力劳动阶层，他们是社会的绝大多数。较大的变化发生在工人阶级内部，技术与非技术职业的界线日益模糊，技术工人职业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这反映了20世纪快速发展的技术水平，也反映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变化：以技术为生的工人职业集团逐渐扩大，工人阶级的整体收入也随之得到改善。

20世纪下半叶，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反映在职业分布上（见表19），就是把“技术职业”划分成“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两块。“体力劳动技术职业”属于工人阶级，这在英国人看来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但“非体力劳动技术职业”到底属于哪一个阶级——是属于“工人阶级”还是属于“中等阶级”？这一点却不那么明确了。从收入来说，他们已很接近“中等阶级”甚至在个别场合还高出中等阶级下层。但在工作方式、劳动性质和社会地位上他们又和其他工人阶级有更大的相似性，因此这是个介于“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集团，它形成从“工人阶级”到“中等阶级”之间的过渡。

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之间的界线也日趋模糊。在18世纪和19世纪，贵族（aristocracy）一直是占优势的阶级，他们是社会的上层，不仅在政治上垄断权力，而且在经济上也最有实力，他们占有大量地产，是全国最富裕的人。这种情况到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才开始改变，而到20世纪初，变化则相当激烈。1909年的“人民预算”已对贵族地主形成重大打击，它规定对增值的地产征收20%的转手税，又对收入最高的人征收高额所得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贵族地主的打击更大，在战争中，贵族与乡绅（gentry）子弟大批上前线，担任各级指挥官，结果在英国社会各阶层中，他们的伤亡率最大。这种情况造成大量地产失去继承人，许多庄园因无人继承不得不出售，据估计到1921年年底为止，英格兰有25%的土地转手，仅在1918-1921年就出售600万——800万英亩土地，是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转手运动。买进土地的大多是社会中层，比如在1914年，只有11%的农用土地由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到1927年，这个数字已增加到36%,说明中等富裕的农场主大大增加了土地控制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的社会上层，它使乡绅贵族衰落，同时使中等阶级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挤入上层圈子的不仅有工商业巨头，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如高等律师，资深法律顾问，企业高级经理，银行高级主管，科学、学术权威，文化、艺术名流等等，由政界或高级文武官员途径进入上层的则更是俯拾皆是。

20世纪的社会变动使人们很难像19世纪那样以谋取财富的手段来区分上、中阶层——在19世纪，大土地所有者可说都属于上层，工商业则大多数属于中层。20世纪的变化则很大，收入的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分离，“上层”这个概念与土地乃至资本都不一定有直接联系；收入最高的人中，可以有体育与艺术界的超级明星——当然他们不一定因为收入高就一定跻身于“上层”之中。

在一个阶级界线日益模糊的社会里，要清楚地勾画出阶级的结构是相当困难的。1984年，社会学家戴维·罗斯（David Rose）和卡罗琳·沃格勒（Carolyn Vogler）做了一次问卷调查，有1000多个被询问者对自己的阶级属性作了回答，其中，

历史学家阿瑟·马威克（Arthur Marwick）对这些数字做了技术上的处理，然后他认为：在80年代，英国大约有58%的人属于工人阶级，39%的人属于中等阶级，3%的人属于上等阶级；而在40年前（1945年），工人阶级大概占60%多，中等阶级大概占30%多，上等阶级大约是2%。根据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提供的数字，在20世纪初，工人阶级占人口的75%,上层和中层合在一起占25%,上层当然不会超过2%。如果这些数字可靠，那么在20世纪，阶级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工人阶级逐渐缩小，中等阶级正在扩大，上等阶级也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十分小。如果我们把这个结论和财富分配的变化相对照，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是吻合的。

如果我们用文字来描述各阶级的特征，那么，作为“工人阶级”，体力劳动是他最本质的特点。他受雇于其他人，靠劳动为生，在劳动中听命于他人，不能有自己的独创性。他会读书写字，但只限于普通的运用，他很早就离开学校，受教育不多。他个头矮小，看起来挺结实，但实际上却不那么健康，工人的婴儿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都不如其他阶级。最能表现他的阶级属性的外部标志是他的穿着和语言，他可以有相当不错的衣服，但他的日常装束却总是和其他阶级不同，工作时必须穿工装，如果穿衬衣打领带，那就表明他已爬进了更高的社会阶层。20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出现了“蓝领”和“白领”之分，工人阶级上层和中等阶级下层之间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了，但多数工人对自己的地位还是很清楚的。1972年做的一次社会调查中，大约有70%的体力劳动者说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其他10%说自己是“下层阶级”或“穷人”，只有19.3%的人说自己已经是“中等阶级”了，而工人阶级上层和中等阶级下层之间的模糊界线，却正反映在这个19.3%上。

除体力劳动之外，语言是另一个明显的标志。工人阶级说话总带有很浓的乡土口音，语汇也比较粗鲁；受过教育的人从小就讲“牛津英语”，这使他们长大了能从语音中找到自己的同类。在英国，说话的口音很能表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一个新上任的部门主管第一次召集自己的下属说话，只要他一开口，就能让人知道他的阶级背景：他出身于哪一个阶级，接受过什么教育，几乎都可从口音中听出来。

对中等阶级来说，工资、职位、家庭摆设、文化趣味等等都是社会地位的表现。20世纪初，拥有家庭女仆是中等阶级的显著标志，一个中等阶级家庭可能不如一个有手艺的技术工人收入高，但他不可以从事体力劳动，不可以没有女仆。据一位中等阶级家庭主妇回忆：直到30年代，女孩子还“根据各自家庭所拥有的女仆数字来判别贫富，有时候……还故意多说一个女仆来加深同伴们的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家用电器开始取代女仆成了中等阶级家庭的标志，但这也同样表明中等阶级不必动手做家务劳动。6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各种家庭用具也进入普通工人家庭，因此从消费角度看，工人与大多数“中等阶级”的差距已经不大了，但一个中等阶级成员仍可以把自己和工人区分得很清楚。70年代有一位伦敦中等阶级妇女曾这样说：“人总是不一样的，即使有同样的房子、同样的钱，还是不一样。我们的心灵要比工人阶级充实，因为我们读书。”而早在1949年，一位政府女职员就这样说：“收入有一点关系，但现在已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很多工人阶级成员比中等阶级下层工资还要高，而很多上层阶级的‘新穷人’拿的钱还不如他们。”但她说中等阶级有这样一些特点：在一个小型私立学校念过书，有一个“中等阶级职业”，“住在中等阶级街区”，由于有这些特点，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别就很明显。应该强调，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中等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60年代，一位刚刚爬进中等阶级行列的年轻化学家曾这样说，“我知道我要干什么”，假如“我能够再往上爬几级，我就能把孩子们送进寄宿学校了”。

还在1949年，一位自称属“中等阶级下层”的工厂管理人员的妻子把她和工人阶级做了清楚的划分。尽管她的话长了一点，但内容却十分精彩，充分表达了当代英国人对阶级属性的看法，因此转录如下，以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当代英国“阶级”的内涵。她说：

……我们的教育水平比大多数工人阶级要高，这造成与工人阶级群众不同的音乐、艺术与文学鉴赏水平。……在这个地区，我们的语言和工人阶级的多数不同，我们有特别的语调，有一个大得多的词汇量。我们的朋友圈子中主要是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只有两三个例外，他们和工人阶级的熟人不大合得来。别以为我是势利眼，我很能和工人群众混在一起，在教堂或家长联谊会的活动中尤能如此。但要交朋友，我就觉得他们不理想，而且在谈话的时候双方缺乏共同话题。

在“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就这样存在着一道无形的沟壑。

“上等阶级”在20世纪初就已经不完全是指土地贵族，一些靠工商业起家的人也开始挤进“上层”的行列。1886-1914年取得贵族头衔的200人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新富”，即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三分之一来自他们对国家所作的贡献，如高级文官、高级军官、殖民地官员、高等法官等等；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靠个人奋斗挤进“上层”的圈子，土地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来源，爵号也不再是“上层”的唯一标志。有人说：上等阶级现在分为三层：“首先是公认的贵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占有土地、财富、头衔和地位；其次是较小的地主，即‘乡绅’,他们有时与贵族联姻；第三是上等阶级的下层，其组成者……由适当的教育、对国家的服务或婚姻而升进了上等阶级的行列。”有人给上等阶级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上等阶级控制和消耗“国家资源的精华——它的资金、它的职位、它的津贴、它的血气，它只要张口打一个呵欠，就能保证全国上下洗耳恭听”。上等阶级在20世纪有广泛的社会来源，就连工会活动都能把一个普通工人从社会底层推进“上层”的行列，其典型的例子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麦克唐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贝文等。

上层还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多数毕业于私立学校，特别是几所最好的公学（public school），如伊顿（Eton）、哈罗（Harrow）、拉格比（Rugby）等等。举例来说，1920-1940年间，保守党议员中至少有68%的人毕业于私立学校，而伊顿一个学校就占27.5%。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所做的统计，内政部所属年收入在1000英镑以上的271名高级文官中，三分之二以上（190人）毕业于私立学校，其中43人毕业于伊顿等5所最好的学校。1929年通过公开考试进入高级文官队伍的人，有四分之一毕业于12所著名的私立学校；10年后，其比例仍为五分之一，此外还有大约七分之一的人毕业于其他各种公学。私立学校毕业生的背景在国教高级教士、高等法官、高级军官甚至大企业家、大银行家、高级记者、社会名流等等的队伍中都相当明显，英国上流社会是通过“公学”这种特殊的教育机构结成一张社会精英之网的，幼年的同学到成年后分布在社会各界，尽管其出身、经历可以不尽相同，但共同的教育和共同的志趣，却保证国家永远掌握在少数具有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观念的人手中，这就是英国的“上等阶级”。

总之，在20世纪，人们对阶级的意识仍旧非常强，但阶级间的界线却日渐模糊，财产和收入的方式都不再是阶级的明显标志，人们越来越强调一些非经济的因素。阶级在英国社会中仍起着很大的作用，但阶级（以及阶层）以什么为划分标准，则是不同英国人争执不休的问题。

第二章　财富、贫穷和福利制度

1905年，自由党议员莫尼（L.C.Money）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富与贫》。他在考察英国当时贫富不均的情况时说：“国家全部收入的将近一半是由人口的九分之一享有的，我们还应该加上另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即：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由国民的不到三十分之一享有。”确实，在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贫与富的差距非常之大。

这时，土地仍然是最坚实的财产，新富和老富都以土地为归宿，将土地看作财富和身份的最终标志。1873年进行的一次土地调查表明：全国80%的土地掌握在7000个私人手里，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批贵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如果一个外国人在19世纪中期游历过英格兰，那么他在20世纪初旧地重游时，就会发现农村旧景如故，“殿堂、公馆、别墅、圈围的园林散布于全英格兰，与皇家的宅邸争奇斗艳”。

20世纪初，第十七代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拥有好几个大庄园，7万英亩土地，从矿井、房租和地租中每年收入30万英镑。军火商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Sir William Armstrong）靠军火生意发财，但他在1900年去世时已经有两个庄园，1.6万英亩土地，曾经花125万英镑改造他的第二个庄园。第一代威斯敏斯特公爵（Duke of Westminster）在1899年去世时，留下1400万英镑财产，他的金融帝国分布在四大洲，而伦敦市中心则有他的300英亩土地（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伦敦市中心地价极贵）。1896年，一个美国富豪的女儿嫁给第九代马尔博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温斯顿·丘吉尔的堂兄），带来了价值200万镑的嫁妆，给这个古老的家族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贵族与金融巨头之下，是中等阶级的行列。那时，一个成功的大律师年收入可达2.8万英镑，一个高等法院法官固定的年薪应该是5000英镑。1000英镑以上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很舒适的生活了，而500镑收入则可能随时感到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一个已经有四年教龄的私立学校教师每年只有200镑的薪水，即使教满十年书达到教师的最高薪金，他每年也只有300英镑。小学教员每年的收入不到100镑，一个乡村小教区的牧师每年薪水也差不多，他们跻身于“中等阶级”，主要是由于地位和职业而不是收入。中等阶级的生活水平千差万别，从接近一个奢华的贵族到几乎就是个普通的工人。

中等阶级可以外出旅游，从旅游欧洲到巡游英伦三岛，视其财力而定。伦敦开往海滨的专线列车在19世纪末就开通了，为中等阶级甚至工人阶级上层提供了方便的交通工具。自行车的普及扩大了人力所能及的活动范围，星期天远足成了殷实家庭青年男女时髦的游乐。私人汽车在20世纪初还只限于上层阶级，但中等阶级上层也开始加以追求。中等阶级居住在特定的街区，最富有的住宅四周有草坪环绕，灌木丛把它与其他房屋分开。但多数中等阶级居住在沿街修筑的成排住宅里，室内高大而宽敞，摆设讲究。

离开有产者的行列，进入社会的另一极，我们看到在20世纪初，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是每周27先令，亦即年薪70英镑出头。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差别很大，技术工人可达到每周40先令，非技术工人则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多一点，依靠这笔收入，一个四口之家是很难维持像样的生活的。1913年有人估计，全国有200万男子或总共800万人口在每周25先令以下的收入水平下生活，而工资越低，失业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低工资家庭的实际收入要比人们所能估算的更低。1904年对2000个工人家庭所作的调查表明：每周收入在25先令以下的家庭要把收入的67%用于伙食，而且只能以面包、土豆、茶和罐装牛奶为主。工人们住在肮脏、狭小的住房里，卫生设备很差，每个城市都有大片大片的工人住宅区，这种住宅低矮、阴暗，两排住房背贴着背，隔着一道墙，各自面对一条狭窄的街，街上满是污泥浊水。工人阶级街区供水、排水都很成问题。根据1911年的统计，全国有10%的人居住在过度拥挤的房屋里（即每间房超过两个人），在伦敦，这个数字是16.7%,在桑德兰则是32.6%。

许多偏远乡村似乎还没有受到工业化的影响，整个生活方式都是传统的，一切生活品全都在农场自行生产，许多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出生地。据估计，农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只有每星期17先令半，其中不仅包括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工资，而且包括一切实物形式的收入，如免费的住房、牛奶、土豆等等。

1899年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在约克市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发现有1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有18%接近于贫困线。他所测定的贫困线是指家庭收入只够“单纯维持体力”，这意味着一家人“决不花一个子儿去坐火车或坐汽车，不到乡下去，除非走着去；不花半个子儿买报纸，不花一个子儿买通俗音乐会的门票；他们买不起邮票，所以决不给在外地的孩子写一封信；他们不给教堂募捐，不给邻居提供花钱的帮助，他们不能储蓄，也不能参加医疗互助会或工会，因为交不起会费”；孩子不能买玩具，父亲不能抽烟喝酒，母亲不能买新衣服，“除了维持体力所需要的东西外，他们不能买任何东西，而要买东西就必须是最简陋最省钱的品种”。1913年朗特里又发表对农村的考察，其中认为除五个郡之外，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地区的农业工人平均收入都在“单纯维持体力”的贫困线以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各种调查表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又有相当数量生活在赤贫中。社会学家们发现：贫困的原因依次是：（1）老年；（2）家庭因疾病或死亡而丧失主要劳动力；（3）失业；（4）低工资和无固定工资；（5）家中人口过多。由此可见，解决老年、疾病和失业问题是解决贫穷问题的关键。

贫穷影响到国民身体质素。布尔战争期间，报名参军的人中有将近40%体检不合格，像利兹、设菲尔德这样的工业大城市，不合格的比例高达60%。政府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结果发现贫穷、居住条件差、工作环境恶劣、酗酒和营养不良是体检不合格的主要原因。1910年，体检不合格的仍有52.2%,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实行征兵制之后，体检不合格的情况仍然很严重。此外，在1900年，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达到152‰,如此高的比例可以与19世纪“饥饿的40年代”相比。

总之，贫穷以及与贫穷有关的诸多问题已经成了社会的显患，不解决贫穷问题，社会便不能和谐地发展。贫富之间的沟壑使解决贫穷问题具有特别的紧迫性，19世纪最后十年爆发的激烈的劳资冲突，充分显示了问题潜在的爆炸性。

于是，从1906年开始，新上台的自由党着手解决贫穷问题，由此开始了20世纪大规模的社会立法进程。1906年《工伤赔偿法》（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将工伤赔偿的范围扩大，使600万工人能够适用于工伤补偿。同一年的《学校供餐法》授权地方当局向家贫的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尽管到1914年只有一半地方当局执行了这项法律，却有3.1万名穷人的孩子从中受益。1907年一项法律规定对儿童进行体检并允许做治疗，到1914年有75%的地方当局加以执行。1908年的《养老金法》规定向70岁以上、每年收入不到26英镑的老人发放每周1先令的养老金，这是国家用行政手段向穷人提供生活补助的第一个举措，是用社会的力量认真地清除贫穷的第一次尝试。

1909年，自由党政府提出一份前所未有的预算法案，把矛头指向了富裕阶层，由此而得到“人民预算”的美名。根据这项预算，政府将对年收入3000镑以上的人征收较高的所得税，对年收入5000镑以上的人则征收超额所得税；同时，对低收入家庭发放儿童补助金，从而在实际上减轻了穷人的负担。需要交纳超额所得税的在全国只有1.2万人，但这种把对富人的征税用来补贴穷人的做法却带有革命性。与此同时，“人民预算”还对土地增值部分征收20%的转手税，对未开发的土地、矿山加收每英镑半便士的附加税，对租约期满的土地征收增值部分的10%的回归税。尽管这些税收总共只给国库增加了50万英镑收入，但它们都是向传统的统治阶级开刀的，因此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钱，将用来修筑公路、开办全国性的劳工交易所、改进农村生活条件等。“人民预算”引起富裕阶层尤其是土地阶级的强烈抵抗，结果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宪法危机，而且导致上院的改造。

1911年，自由党政府又挟初胜之勇，在议会提出了《国民保险法》。这项法律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医疗保险，第二部分涉及失业保险。在医疗保险方面，法律规定在强制交纳保险金的基础上，为16-70岁的体力劳动者，及年收入低于160镑的其他工资收入者（如低级文职人员）提供保障。职工在生病的头13个星期，男性可领取每星期10先令的生活补助，女性7先令6便士；在随后的13个星期中，无论男女都领取5先令。在伤残情况下，基本保障是每星期5先令；当投保人的妻子生产时，她可领取30先令津贴。为取得受保资格，男工每星期须交纳4便士，女工交纳3便士，雇主为每个雇员交纳3便士，国家补贴2便士，由此组成全国性的医疗保险基金，法律委托所谓的“授权团体”如工会、互助会等负责具体执行。

在失业保险方面，法律规定职工和雇主每星期各交2.5便士，国家补贴全国总金额的三分之一，从这笔资金中，工人失业时可每星期领取7先令生活补贴，但每交纳5个星期才可以领到1星期补助，而且每年最多领15个星期。尽管如此，这项法律却第一次为低收入者提供了全面、广泛的社会保险，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贫病交加的威胁。但法律适用范围很小，只适用于某些特定行业的工资劳动者，已参加其他保险项目（如私人保险公司）的不在其列，不受雇于他人的人（如独立劳动者）也不在适用范围内，职工家属和以前一样不受保护。法律刚生效时，只有225万人受益，后来，法律经过两次修改（1920年、1942年），降低了标准，扩大了范围，到1938年，大约有2000万人受到这项法律的保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物价上涨，工资也上涨，而且涨得比物价快，于是工人的生活水平大为改观。比如说，在技术工人方面，1914年7月一个泥水匠的每周工资是42先令10便士，到1919年7月已达到79先令2便士；1914年7月造船厂铆钉工的每周工资是37先令9便士，1919年7月是74先令9便士。在非技术工人方面，泥水匠帮手的工资从29先令1便士提高到65先令2便士，机械工帮手的工资从22先令10便士提高到58先令3便士。据推算，如果以1930年的数字为100%,那么1913年的工资指数是52.4%,1920年是143.7%;扣除通货膨胀因素，1913年的实际工资是82.8%,1920年的实际工资是91.2%。因此，战争结束时工人的日子比战前好过了，而且越是收入低的阶层获益越大，以至1918年伦敦负责学生保健工作的官员说：“营养不良的孩子比例已不足1913年的一半。”

战后各阶级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首先表现在收入方面。比如，高级律师在1913年收入为478英镑，到1937年达到1090英镑。开业医生在1913年收入395英镑，1937年1094英镑。银行职员1911年收入142英镑，1935年368英镑。政府职员1911年收入116英镑，1935年260英镑。火车司机1906年收入119英镑，1935年258英镑。排字工人1906年收入91英镑，1935年218英镑。就连农业工人的工资也从1906年的48英镑提高到1935年的89英镑。收入虽是成倍增长，物价在1913和1935年间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1913年的批发价指数是26，零售价指数是21;1935年的指数则分别是27和30，可见，到1935年，各阶级的实际收入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高出许多，因此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大为提高。有人统计说：1910-1914年间，食品消费增长了30%-35%,其中水果消费增加88%,蔬菜消费增加64%,黄油消费增加50%,鸡蛋消费增加46%。

随着营养增加、品种增多，国民健康状况也明显改善。两次大战期间，人口死亡率降低，平均寿命延长，青少年体重增加，身高增长。1936年约翰·奥尔爵士（Sir John Orr）对营养结构的改进作了充分肯定，他说，“具有高度生物学价值的食品增加……说明人们摄入了更多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盐”，因而“随饮食改进而来的，是国民健康的相应改善”。

收入的增加还改变了消费结构：1914年工人阶级家庭要把60%的收入用于食品，另外16%用于房租和纳税；到1935年，用在这两方面的比例已下降到35%和9%,剩下的收入可用来购买更多的衣服、家具、消费品和书报，还可以用于文化娱乐活动。1932年就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年轻的女工们以前只在特殊场合才梳妆打扮，现在则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注意她们的头发、牙齿和指甲。"1944年约翰·希尔顿（John Hilton）也写了一本《富与贫》，其中说：工人阶级增加的收入不仅用于更好的吃、更好的穿，而且用于“打赌、烫发、下酒馆、抽香烟、看电影、打球、游泳、上公园球场、看赛马、玩乐器，以及其他各种一两个便士的玩意儿”。

财富的分配也比过去合理了。1913年，人口中74.1%的人从事体力劳动，1938年只剩下71.4%,但他们在国民收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却几乎没有变，这说明体力劳动者的总体收入提高了。194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税收及《国民保险法》的渠道由富裕阶层流向贫困阶层的财富，在1937年达到2亿——2.5亿英镑，其中多数以生活补贴的形式支付给年收入低于125英镑的阶层。如此造成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的总体收入提高了8%-14%,上层和中层的收入则减少了10%-18%。

尽管如此，贫富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1938年，人口中88%的人年收入在250英镑以下，即每星期不到5英镑，其中31%每周工资不足2.5英镑。假如把家产变换为货币，那么有75%的家庭其财产值不超过100英镑。另一方面，大约有50万人每年收入超过685英镑，其中约2000人收入在2万英镑以上，其纳税前的平均收入是4.35万英镑，他们是英国真正的富翁。在1937年，1%的人拥有国家财富的55%,5%的人拥有国家财富的79%。由此可见，在两次大战之间，一方面是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另一方面却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前面提到的约翰·奥尔爵士在充分肯定了营养结构方面的进步之后，也指出贫富之间在食品消费方面有明显差别。家庭越贫穷，用于伙食的消耗就越少，蔬菜蛋奶鲜肉等必不可少的食品消费量也越小，因此营养结构就越不合理，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各种成分越不平衡。他的结论是：要想“达到现代健康水准所要求的饮食规定，只有那些收入超出人口半数以上水平的人才能做到”。

1936年，朗特里对约克市进行了第二次社会调查。他使用的判断标准与1899年基本相同，但最低贫困线有所提高。结果，他发现大约18%的人（占工人阶级的31%)处于新的贫困线之下，其中约一半属于赤贫。他还发现，贫穷的三大原因依次是：（1）低工资（32.8%);（2）失业（28.6%);（3）老年（14.7%），这和1899年已有所不同。在指出贫穷依然存在的同时，他认为与1899年相比，工人阶级的总体生活水平提高了大约三分之一，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一方面提高了，一方面又未能消除贫穷。

失业是贫穷的重要原因，失业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别严重。1921-1940年，失业人数从来没有少于100万，1921-1922、1931-1935年甚至超出了200万。四大支柱产业受失业的打击最大，表20说明了这种情况。

表20 30年代各支柱产业失业人数百分比

单位：%

1936年，威尔士每1000个工人中有322个人失业，英格兰东北部有212个人失业，英格兰西北部有186个，中部地区有101个，西南部有89个，伦敦地区76个，东南部是62个。许多人失业时间超过一年，据“朝圣者基金会”1936年夏天的统计，当时每1000个工人中持续失业时间已超出一年的，在煤炭业中有123人，在造船业中有95人，在棉纺业中有67人，在水手中有59人，在钢铁业中有57人。全国各行业长期失业者平均比例为每1000个工人41人，而四大支柱产业占了其中的40%。失业给工人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纽卡斯尔（Newcastle）一个工人回忆说；在大萧条时期，“碰到熟人……问候时不是说‘嗨，你好’或‘家里都好吗’,而是说‘你还有工作吗’”。一个已失业两年，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工人说他感到“孤独无望”；他说在打仗的时候人们对他说“国王和国家需要你”，但现在怎么不说“国王和国家不需要你”呢？

贫困的另一原因是老年。1934年出版的《伦敦生活与劳动新考》中说：“任何年龄在65岁以上者，若其单独生活，除养老金外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在1929年就一定要落于贫困线以下。”多子女是贫困的再一个原因，在贫困线以下生活的人中，16岁以下是很大的一批人。贫穷意味着生活条件恶劣，1943年“妇女关心公共福利小组”曾说：“伙食差、睡眠不足、空气不好、没有健康的运动和娱乐，这些都影响人们的心身。”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几十万儿童撤离伦敦疏散到全国，结果接待家庭往往发现穷人的孩子“不仅装备不全，而且根本没有替换的衣服……给他们洗衣服时主人家必须让孩子们躺在床上不起来”。

虽然说，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为缓和贫困付出了很大努力，比如从1921年夏天起，一个失业工人可以每星期领取15先令生活补助金，他的妻子可以领到5先令，每个孩子也领到1先令，但领取补助金并不是无限期的，超过一定期限就会丧失资格，因此长期失业者前景非常不妙。此外，许多行业被排除在保险范围以外，其中最大的群体一是农业工人，二是家庭仆佣，三是小手工艺者。这些人一旦失去工作，就只能靠古老的济贫制度即教区征收济贫税的制度勉强过活。20年代末开始失业人口激增，国民保险制度承受很大压力，政府为应急，便允许预支以后有可能得到的生活补助金，待今后经济形势好转时再偿还。1931年，经济衰退更趋严重，失业人口更多，为减少开支，政府引进了“家产检查”制度，即派员去申请者家里检查其家庭的整体经济状况。检查官要求被检查者出示一切家产，包括家具、家用设备、存款、儿女的收入等等，根据这些情况决定是否补助及补助多少。检查官还会提出一些“建议”，比如卖掉某些家具，节省某些开支等。“家产检查”使大批工人失去受补助的资格，据称在兰开郡，只有16%的申请者能够领到全额补助，有三分之一的人则被完全拒之于外。“家产检查”还使工人感到人格上大受侮辱，他们不明白：凭什么政府官员可以强行检查他们的每一便士财产？

总之，到30年代，国民保险制度已充分暴露其不足之处，无论从其覆盖面之小，其资金额之不足，还是从它不得已而实行的“家产检查”制度来看，它都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了：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只着眼于缓和某些职业集团的贫穷，而不认为国家应该承担责任，彻底清除贫穷现象。

于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国家来承担责任的想法就形成了。1941年6月，政府组成一个有12个部参加的委员会，“调查现存的国民社会保险方案及其有关的服务措施……并提出建议”。委员会主席是威廉·贝弗里奇爵士，他曾经担任过劳工交易所的主任和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1942年12月，委员会提出正式报告，对战后的社会发展方向设定了一系列原则。报告认为：社会保险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只有在个人与国家的合作下才能完成。报告建议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分阶级，不分贫富，适用于一切人，按统一标准收费、管理并分发补助费。它主张制定全国最低收入标准，标准的制定以生活需要为依据；一个人即使丧失工作能力，也应该得到最低的生活保障。对一些特殊的需要，如婚姻、生育、死亡等等，应该给予特别的补助。通过这些措施，委员会指望以后可以彻底消除贫困，将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

“报告”发表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憧憬着“报告”所勾勒的蓝图，对“报告”寄予无限的期望。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政府于1943年发表白皮书，基本上接受了“报告”的原则。白皮书分四卷，第一卷提出社会保险的方案，其内容与“贝弗里奇报告”大体一致；第二卷讨论工伤事故的赔偿；第三卷关于儿童津贴；第四卷是就业与医疗卫生方面的内容。1945年工党政府开始兑现白皮书的内容，于当年通过《家庭补助法》（Family Allowances Act），法律规定对各家庭从第二个孩子起每个子女每周提供5先令生活补贴，以解决因多子女而引起的贫穷问题。1968年，这项补贴已增加到第二个孩子每周15先令，以后的孩子每人每周1英镑。

1946年，工党政府连续通过两项最重要的法律，从而为“福利国家”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石。根据新的《国民保险法》，一切有收入的英国人都定期向“国民保险基金”交纳同等数目的投保金，任何人失业，都可以从这笔基金中领取12个月的失业津贴。1948年法律生效时，失业津贴的数额是每周26先令，外加妻儿补贴；1979年已提高到每周18镑50便士，外加妻儿补贴。失业者恢复工作13个星期以后，他重新获得受保资格。为保证由于种种原因未被此项法律所覆盖的人也能过上温饱不愁的生活（比如残疾人从来没有工作、失业时间过长丧失受保险资格等等），1948年又通过《国民救助法》（National Assistance Act），使这些人的生活也有了保障。

根据《国民医疗服务法》（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全国几乎所有医院都收归国有，由卫生部及所属地区医院理事会、地方执行委员会等机构管理。全国实行免费医疗，医疗费用由国家支付。医生可以根据病人的要求实行收费服务，而某些“教学医院”则可保留独立的经费来源。全国按地区建立中心医院，为国民提供最高水平的综合医疗服务。《国民医疗服务法》最终解决了贫穷阶层的医药问题，使英国人不再为疾病而担忧。后来，由于费用负担沉重，《国民医疗服务法》屡经修改，规定某些医疗项目实行收费服务，不过基本的医护费用仍然由国家负担，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

国民保险制度经历过两次重大修改。1959年的《国民保险法》允许投保人交纳比别人多的老年保险金，作为交换，他在退休后也将领到比别人多的养老金。1966年，工党政府将失业投保与收入联系起来，按收入比例交纳投保金，在失业后的一定时期内，投保人也将按原有的工资比例领取失业津贴，这就是说，原有的收入越高，失业后的津贴也越高。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社会保险部法》（Social Security Ministry Act），将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作为一项权利确定下来，凡是其收入达不到法律所规定的生活标准的，将补足到该标准，而不论其交纳投保费的情况如何。总之，从战后直到70年代末，历届政府都不断制定各种法律，完善和改进社会福利体系。各种立法涉及伤残、老年、产妇、孤儿、精神病患者、鳏寡、儿童等等。由于这一系列立法，福利制度确立起来，英国成为“福利国家”。

福利制度使贫穷问题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自16世纪以来，英国一直靠济贫制度（Poor Law System）解决贫穷问题，在济贫制度下，救济是一种施舍，是“有”对“无”的恩赐，虽说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贫穷的最坏恶果，但其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避免出现“茅屋没有面包，宫廷就没有和平”的局面。况且，济贫税（poor rate）是按人头分担的，与财产多寡无关，所以它实际上是把一部分穷人的面包拿给另一部分穷人，富人逃避了很大的责任，结果在济贫制度实行的三百年中，贫穷却愈演愈烈，终至成为社会的恶瘤。福利制度建立后，济贫制度就终止了，福利制度把基本的生存保障作为“权利”确立起来，一切人都应该有基本的生活水平，贫穷问题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生活水平的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朗特里于1950年对约克市进行第三次调查。他发现只有2.8%的工人（占居民总数的1.7%)仍生活在贫穷中，贫穷的主要原因第一是老年（68.1%），第二是疾病（21.3%）。根据其调查结果，朗特里宣布：贫穷——作为人们所熟知的18、19世纪式的贫穷，到20世纪下半叶已经消失了。但他为贫穷划了一条新标准线——《国民救助法》所规定的领取救助线，在这条线下，仍有5.8%的居民（占工人阶级的9.7%)需要补助。

无论如何，繁荣已成为战后英国的现实，一个全民富裕的社会可以说已经到来了。据统计，在1986-1987年，已经有47%的家庭拥有录像机，17%的家庭拥有家用电脑，23%的家庭拥有微波炉，83%的家庭拥有电话，72%的家庭拥有冰箱和冰柜，62%的家庭拥有至少一辆汽车，20%的家庭拥有两辆以上的汽车，现代化的家庭设备已经是基本的生活条件了，进入90年代，这些数字还在增加。

住房是衡量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20世纪初，多数人口的居住条件还相当差，许多人住在拥挤的小屋里，空间狭小，环境恶劣，没有厨房，也没有卫生设备。为解决这个问题，历届政府都把建筑住房作为大事来抓，而且视之为判断政府业绩的主要依据之一。由此在英国掀起规模宏大的建房热潮，其建筑数量如表21.

表21 英格兰与威尔士房屋建造情况1920-1978

单位：万幢

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建筑热潮冲击下，住房问题已基本解决了，生活空间已不再拥挤。据1977年统计，有54%的住房为居住者自己所有，到1987年底，由于政府鼓励住房私有化，这个数字已增加到64%。按现在英国的标准，平均每间房住两个人就算拥挤住房。

国民健康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进。1850年，有15%的初生婴儿在出生后一年内死亡，1970年这个比例下降为1.5%。1900年，只有5%的人活到65岁以上，1991年有21%的人活过这个年龄。1890-1970年，男性的平均寿命从44.1岁增加到69.6岁，女性的平均寿命从47.8岁增加到75.8岁；1997年，男性增加到74岁，女性增加到80岁。一个15岁的男孩在19世纪末可指望活到60.2岁，女孩可指望活到62.6岁；到1970年代，男孩可指望活到71.2岁，女孩可指望活到77.1岁。一个70岁的男人在19世纪末可指望再活5.3年，女人6.3年；到1970年代则可指望再活7.4和11.4年。19世纪末最致人死命的疾病是传染病；1980年代则是心脏病、循环系统病和癌症。1983年全英国只有923个人死于19世纪末的致命传染病，但是有7189人死于车祸。

财富的不平均已大为缩小。1911年，最富裕的1%人口拥有国家财富的69%,1946年已减少到50%,1951年这个数字再减少到42%,1977年只剩下24%。1938年，10万收入最高的人得到国民收入总数的11.7%,到1955年只得到5.3%;1938年，100万收入最高的人其收入总数占国民总收入的21.5%,到1955年只剩下12.3%。1938年，2200万在职人员中，1200万收入最低的人其收入在123英镑以下，1955年已提高到510英镑，尽管当时的币值大约只有1938年的一半。他们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虽说没有提高，但1949-1955年，他们的实际收入却增加了24%,而收入在他们之上的另外那1000万人，其实际收入只增加了14%。1953-1973年，最贫穷的5%及10%的人其实际收入都提高了75%;而在1953年最底层的20%人口所过的那种生活，到1973年只剩下2.5%的人仍停留在那个水平上。

不过从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起，收入两极分化的趋势又开始了，到90年代初，只有富人的实际收入事实上增长了，而占人口5%的社会底层人士的实际收入减少了，若算进住房，有16%的国民收入减少；1979年以后，只有富人的生活变好了，中等阶级则向两极分化。

生活水平的差距仍然很大，从1970-1972年45-64岁各职业类型人口死亡率的统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比如说，工厂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每10万男性人口平均死亡数字为559人和512人，非体力劳动的低级职员和体力劳动的技术工人则达到832人和784人，半技术工人的死亡数字是828人，提供私人服务的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则更高达1069人和1079人。死亡率依职业地位下降而急剧上升的情况，表现了收入差距对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有决定性影响。

同时，福利基金的迅速增长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见表22.

资金的大量投入虽然使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但也使财政开支的承受能力抵于极限。70年代后期，失业人口剧烈增加，失业津贴直线上升，人们的期待值又越来越高，福利制度面临严峻的考验。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以“鼓励私人创造性”为名节制福利开支，绝对价值虽仍旧增加，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持续下降，比如用于医疗服务的开支从1983年的6.29%降为1985年的6.02%,再降为1987年的5.2%,比她1980年上台时的5.98%还要低。1986年撒切尔政府还制定了一个《社会保障法》，对60年代以来名目繁多的各种补助加以削减，申请补助者要经过严格的财产审核，失业津贴只向确有能力工作者发放。一视同仁的原则被取消了，福利补助只适用于在一定财产以下的人。

表22 社会服务及住房开支费用1965-1987

单位：百万英镑

总之，福利制度在英国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也有许多问题仍未解决，而同时又产生了不少新问题。这个制度将来如何发展，无疑将成为今后英国社会的一大重要课题。

第三章　工会、劳工运动和劳工立法

20世纪工会运动的基础是19世纪下半叶的劳工立法。1867年，蒸汽机制造工协会（Steam Engine Makers Society）向法庭起诉该会的书记侵吞公款，被法庭驳回，理由是工会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不能通过法律手段追回赃款。法庭进一步声称：工会虽然不是犯罪的团伙，但由于它“有碍行业”，因此其实是非法的。

这一判决把工会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工会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当时，工会是按行业原则组织起来的，不同企业的相同行业组织在一起，但同一个企业中不同的行业则组织在不同的工会中。这种按行业组织的工会叫“混合工会”（amalgamated trade unions），几个最大的混合工会在伦敦设有总部，有专职干部处理日常会务。伦敦各总部间常就共同关心的事相互磋商，于是形成非正式的“Junta”（西班牙语，意为“协商会议”）。在一些大的工业城市，地方工会也形成类似的协商机构，称“各行业委员会”（tradescouncils）。蒸汽机制造工协会的案件发生后，工会感到有必要进一步联合起来，协同一致采取行动。于是，在1868年，由曼彻斯特各行业委员会发起，在该市召开了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这以后，工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最终发展成工会运动的最高权力机构。

本来，工会对政治活动并不感兴趣，而只关心眼前的实际利益。蒸汽机制造工协会案件发生后，工会发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连生存的权利都受到威胁，于是就打算卷入政治，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恰巧在这时，政府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设菲尔德发生的一起工潮。工会方面抓住这个机会，提出工会合法存在的问题。工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做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向委员会提供了大量证词，终于使两党开始注意劳工立法问题。1871年，议会通过《工会法》，其中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并规定不得以“有碍行业”为罪名否认它的合法性。但同一年的《刑法修正案》（Criminal Law Amendment）仍把罢工时工会设置纠察线确认为非法，因此实际上使罢工活动很难生效，从而剥夺了工会与资方斗争时最有力的行动武器。在工会的强大压力下，《刑法修正案》于1875年被废除，代之以一个《密谋与财产保护法》（Conspiracy an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Act），该法宣称设置罢工纠察线是工会的合法权利，并规定凡由一个人所为不算犯罪的，在工会集体所为时也不算犯罪。同一年的《雇主与工人法》（Employers and Workmen Act）规定劳资双方在劳动契约方面的同等地位，这个法律将过去的《主仆法》（Master and Servant Act）废除并取而代之，名称的变更本身就体现了新的平等精神。所以20世纪开始的时候，工会已受到全面的法律保护，它作为工人群众公认的代言人，已全面融入了社会主体结构。

这时，工会的组织结构是这样的：在全国有工会代表大会，下属各工会，重大问题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决定，做出的决定要求各工会服从。各工会有参加代表大会和退出代表大会的自由，代表大会也有接收或开除下属工会的权利。代表大会的重大决策往往交给各工会的所有会员去投票表决，投票结果决定工会运动的最终方向。伦敦的“Junta”消失了，它的作用让位给工会代表大会；地方性的各行业委员会仍保存下来，它们成为与工会代表大会平行的机构，但只关心与地方有关的事务。

19世纪90年代，工会运动出现新格局。在此之前工会运动经历过两个阶段。19世纪30年代欧文（Robert Owen）领导的全国大团结工会（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企图把所有的工人组织在一个庞大的工会中。运动失败后，在50年代出现“混合工会”，这是技术工人的工会组织。80年代末，由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非技术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工会总人数从1888年以前的不足75万增加到1892年的150万以上。新出现的工会战斗性很强，随时准备与资方开展决战，在新工会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老工会也被迫改变尽量避免与资方决战的策略，而改用新工会的斗争手段。不久，工会代表大会的领导权也落入新工会之手。

在新工会运动（New Unionism）的鼓舞下，工会运动大为发展。1900年，英国共有1325个工会，会员总数191万人，其中184个工会参加了工会代表大会，下属会员125万人，有组织的工人总数虽然只占全国劳动力的12.6%,但这却是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在整个20世纪，工会人数总的来说呈上升趋势，但1926年大罢工使工会力量遭受重大挫折。工会成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如表23，它反映着20世纪工会力量的消长：

表23 工会会员占全国劳动力总数比例表

单位：%

表24 工会统计数字

撒切尔政府上台后对工会力量进行压制，工会数逐年减少，会员比例也降到40%以下，1991年下降到34.3%。

从会员人数方面看情况也如此，可参见表24.

从工会活动方面说，20世纪刚开始工会就受到一次沉重打击，这次事件不仅导致新的劳工立法，而且奠定了英国政治舞台新格局的基础。

1900年，南威尔士塔夫谷铁路公司的职工发动罢工，罢工前没有得到工会组织的正式同意，但罢工开始后，铁路员工混合工会派总干事前往塔夫谷支持罢工。1901年，铁路公司对混合工会提起诉讼，指责它侵犯财产。法庭判铁路公司胜诉，一方面禁止工会干部对罢工采取支持行动，另一方面以财产损害罪判工会罚款5万英镑，其中23000英镑赔偿铁路公司。

塔夫谷判决（Taff Vale case）使工会受到巨大威胁，因为如果仅因罢工就可以对工会进行起诉并判定罪名，那么一切工会都无法对资方进行有效的斗争，一切罢工都可以被认定是“损害财产”，而19世纪70年代的劳工立法便成为一张废纸。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会运动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为塔夫谷判决翻案。工会代表大会采取的策略是：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争取新的劳工立法。于是，工会代表大会决定支持劳工代表权委员会的活动，力图在议会选举中选出独立的工人代表。

劳工代表权委员会于1900年成立后，当时前景并不乐观，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政治团体出现，但后来都因为没有经费而无所作为。现在，工会代表大会突然倾全力支持劳工代表权委员会，使委员会立刻获得新的活力。1902年一些工会开始向会员征收政治捐款，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受到启发，便着手制定全面征收政治捐款的方案。1903年，工会代表大会接受了政治捐款的原则，这一年，以自愿为原则，向每个会员征收每年一便士的政治捐款。同一年工会代表大会还做出决定：凡接受工会资助的议会候选人，都只能以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而不得与其他政党合作。工会代表大会号召工会会员在新的选举中支持劳工代表权委员会，这就承认了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是工会运动的政治代表。1904年，工会代表大会将政治捐款定为会员的义务，从此，工会的政治捐款就成为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后来是工党——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从而为英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新生力量——工党的崛起创造了经济条件。

在工会参与工党政治方面，费边社发挥了重大作用。费边社一向看重工会的力量，认为在向“社会主义”和平“长进”的过程中，工会的地位无可取代。按韦伯夫妇的说法，工会是一所大学校，工人阶级在这所学校中演习了民主的程序，当他们把工会的原则运用到国家政治中去时，便能产生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国家，因此，工会是从“工业民主”向“政治民主”过渡的最好桥梁。出于这种理论，费边社竭力促成工会与工党的结合，从而为英国工会运动参与政治作出重大贡献。

工党既接受工会的资助，它与工会的特殊关系便得以形成。在整个20世纪，工党的政策都必须得到工会代表大会的支持，否则便很难行得通。工党一般要出席工会代表大会的年会，向大会通报党的政策和党的活动。工党产生党的领袖，一般要和工会方面商量，到后来，工会还直接参与工党领袖的选举，对工党事务保有很大的发言权。工党依靠工会取得党的群众基础，工会则通过工党参与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但是，工党和工会在组织上却从来没有隶属关系，早在1904年，工会代表大会就确立了一项原则：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是一个“外部组织”，工会代表大会对它不行使职权。

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力量迅速扩大，在1906年大选中有29名候选人当选。为笼络工党，执政的自由党政府通过了1906年《劳资争议法》，这项法律给工会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它使和平设置罢工纠察线合法化，即使其结果是阻止他人履行劳动合同也罢；它给工会以充分的豁免权，使它们不会因罢工等工会活动而受到法律起诉；它使工会会员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在劳资争议的过程中，他不会因为卷入了集体抗争活动而受到与个人所为的行动不同的惩罚。《劳资争议法》否决了塔夫谷判决案的结果，工会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

这以后，英国工会开始摆脱行业工会的传统，向产业工会的方向转变。1910年，汤姆·曼（Tom Mann）和本·蒂利特（Ben Tillett）组建了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Federation）；1912年，南威尔士矿工散发一份文件，要求全国矿工联合起来，“在完全独立并敌对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基础上，开展地方和全国性的政治活动”。1913年，铁路员工混合工会等三个铁路工人工会组成全国铁路工会（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men），成为按产业原则组织起来的一个典型工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暂停了工会改组的过程，但战后改组工作又继续进行。1922年，由码头、港口及河港搬运工工会（Dock,W harf and Riverside Labourers'Union）等合并而成的运输及通用工人工会成立（Transportand General Workers'Union），以欧内斯特·贝文为总干事，后来在20世纪劳工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1924年，煤气工及通用工人工会（Gas Workers'and General Labourers Union）等也合并成全国通用工人及市政工人工会，成为另一个大工会。1915年，早在19世纪就成立的矿工工会（Miners'Unions）与全国铁路工会及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签订协约，组成著名的“三角同盟”，三方答应在罢工时彼此支持，形成声势浩大的工会联盟。

在工会按产业原则改组的同时，罢工次数也骤然增加。1910年发生棉纺织业和造船工业的罢工，矿工和铁路工人也出现骚动。1911年，水手和消防队员发动罢工，伦敦的码头工人表示声援，接着，各地码头工人、搬运工人、水上运输工人都卷入罢工。这一年，利物浦铁路工人的罢工引发了全国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在政府的坚持下，铁路公司第一次面对面地与工会进行谈判，制定了对工人有利的工资方案。1912年，码头工人再次发动全国性罢工，而春天发生的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则几乎引起工业生产的全面停顿。罢工延续一个半月之久，直到首相阿斯奎斯亲自干预后才得到解决。

这些年中，多数罢工都以资方的让步结束，这样，工会的威望提高了，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工人参加工会。1910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达986万多个，1911年达到1015万多，1912年竟高达4089万个；1913和1914年罢工浪潮略有平息，但仍维持在1910年的水平。此后，由于战争爆发，劳资“休战”，工潮才趋平静下去。

战后工潮再起，1919年因罢工造成的损失达3497万个工作日，1920年又损失2657万个，1921年达到战后罢工的最高潮，共损失8587万个工作日。

1919年，劳资争议主要围绕工时问题展开。在战争中，有些行业得到政府的保证，说战后可以缩减工时，按每周48小时计算。1919年，克莱德河（River Clyde）沿岸地区（格拉斯哥周围）和贝尔法斯特（Belfast）地区的地方工会分别提出40小时和44小时周工时制，但没有得到全国工会组织的支持。两个地区的工会遂发动同盟总罢工，结果发生一些骚乱。政府以维护治安为名派军队弹压，仅在格拉斯哥一地，就派出1200名士兵，还有6辆坦克车。由于持续不断的冲突，克莱德地区得到“红色克莱德”的美名。

战后，一些新的意识形态在工人中传播，其中“土生土长”的学说是“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基尔特社会主义从中世纪的行业公会，即“基尔特”中得到灵感，它主张以全行业的工会为基础，组成行业联合体，其中不仅包括工人，也包括行业中的“脑力劳动者”即资方与管理人员，由联合体取得对本行业生产过程的集体控制。当全国各行业都实现基尔特的控制之后，一个“国民基尔特”的国家便建立起来。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最早由奥拉治（A.R.Orage）和霍布森（S.G.Hobson）提出，费边社第二代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代表柯尔（G.D.H.Cole）曾经是它热烈的鼓吹者。1915年出现了一个“全国基尔特联盟”；1920年建筑业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原则改组，建立了资方和劳方（由工会做代表）合作管理的机制。但运动在1922年失败，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失去群众性影响。

“外来的”新学说主要来自苏俄。十月革命后，列宁主义（Leninism）传入英国，接着在1920年成立了英国共产党，其早期领导人是英克平（A.Inkpin）和波利特（Harry Pollitt）。英国共产党主要在萧条严重的地区有一些影响，它领导了20年代的全国工会少数派运动和全国失业工人委员会。失业工人委员会在20年代曾发动过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活动，组织失业工人向伦敦发动“饥饿进军”，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召开大规模抗议集会，和警察发生严重冲突，一时引起国内外的密切关注。但英国共产党在英国始终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工联主义与费边主义影响深厚，英国共产党其实一直是游离在英国工人运动的主流之外。

尽管有以上这些非主流的思想与活动，战后英国工人运动还是表现出充分的组织性与向心性，这与战前自发分散的情况有很大不同。20年代的劳资冲突多数是大工会有组织的行动，其中以煤矿工人的活动尤为突出。英国的煤矿效率很低，设备陈旧，经营分散，很难实行现代化改造。矿主为了谋取利润，便把工资压得很低，工作条件维持在很差的水平上，因此煤矿问题迟早要爆发，而煤矿工人工会又是力量特别强大的工会。战争中，政府接管煤矿，情况有所好转。战争结束后，矿工立即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实行煤矿永久性国有化，政府于是任命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煤矿问题，并答应按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办。委员会提出一个有利于矿工的方案，但政府拒绝执行。矿工要求工会代表大会支持他们的立场，但代表大会否决了罢工的动议。1921年，政府把经营权交还给矿主，矿主立即削减工资。矿工于是发动罢工，但“三角同盟”中其他两个工会未能作出反应，于是矿工的斗争失败。复工的那一天是星期五，被称作“黑色星期五”。

继矿工失利后，其他许多行业的罢工斗争也在以后几年中相继失败，工人害怕资方取得全面胜利，因此到1925年矿工的斗争再起时，出现了各行业工人团结一致的局面。这一年，煤矿主再度削减工资，并声称要恢复原来的八小时轮班制。矿工立即要求工会代表大会给予支持；工会代表大会这一次答应了矿工的要求，保证在必要时发动全国总罢工。这个保证迫使政府介入煤矿业的劳资冲突，于是政府一方面给煤矿提供补贴，以维持矿工的工资不变；一方面又指定一个新的调查委员会，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新的调查委员会在1926年提出报告，尽管其内容多数偏袒资方，但还是被矿主否决了。矿工也表示不接受方案，于是在政府补贴期满时，摊牌便不可避免，引发了12天的全国总罢工（详见本书第52-53页）。

罢工失败后，工会力量受到很大削弱。1926年矿工联合会有80万会员，到1927年减为72.5万，1928年只剩下60万，30年代更减为50万人了。全国工会总人数也从1926年的550万骤减到1930年的485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才恢复到原有的水平。罢工也骤然停止，1925年全国损失795万个工作日，1927年只损失117万个。1927年，政府通过《劳资争议与工会法》（Trades Disputes and Trade Unions Act），其中宣布声援性罢工为非法，实际上使总罢工在今后不可能再出现。它还否定了1913年《工会法》的原则，即工会会员若不愿交纳政治捐款，必须公开签署声明表示不愿这样做。1927年的法律规定工会不可以征收政治捐款，除非会员公开签署声明表示愿意这样做。法律的初衷是切断工会与工党的联系，但结果却适得其反：1929年大选中，工人们为报复1926年的失败和1927年的《劳资争议与工会法》，反而大批投了工党的票，使工党得以第二次掌权。

30年代，工会的力量始终未能恢复，加上矿工领袖麦克唐纳等背叛工党，致使工党政府解体，所以整个劳工运动陷入深刻的分歧中，一直很不景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资再度“休战”，贝文等工会领导人参加政府，工党和工会的力量才逐渐恢复。1945年工党在大选中取得胜利，新的工党政府在1946年废除了1927年的工会立法，煤矿也和其他部门一起实行国有化。大罢工的失败使英国劳工运动经历了近20年的低谷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恢复过来。

50年代，英国进入“富裕时代”（Age of Affluence），工人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失业率几乎等于零（1951年1月为不到1%），福利制度建立起来，贫穷的威胁也不再存在，工党与保守党轮流掌权，两党在政治上实行“共识政治”，执行相近的社会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大约25年时间中，英国的劳工运动一直比较平静，例如在1965-1969年间，按平均每年计算，罢工次数只有2380次，参加人数120.8万人次，损失工作日395万个，而在此之前的20年中，情况就更加平和。多数罢工都是在工会官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发地发生的，等工会领导知道时，罢工已经结束了。但是从1968年起，由大工会发动的正式罢工越来越多，到7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活跃的工潮期，1970年罢工3906次，卷入工人179.3万人次，损失工作日1098万个；1972年是罢工极厉害的一年，尽管罢工次数（2497次）和卷入人数（172.2万人次）都比1970年少，但损失工作日却达到2391万个。此后罢工数字忽高忽低，但在1979年损失的工作日突破了1926年以后的最高数字，达到了2947万个，是20世纪第五个最高年份（前四个分别是1926年、1921年、1912年和1919年），参加工会的人员总数达到1329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工潮在70年代骤然高涨，是因为英国的滞胀现象已很严重，一方面经济萧条，失业率大增，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又居高不下。工会用罢工的手段追求工资大幅度增长，以求抵消通货膨胀，但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工资增长，而只会带动物价增长，物价增长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成为新的一轮工资增长的充足理由，于是就带来了新的劳资冲突——这就是英国在70年代发生的事。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决心对工会力量进行限制，认为工资太高是英国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1980年，政府通过第一个《就业法》（Employment Act），对“续发性纠察行动”（即已经罢工的工人到尚未罢工的工厂设置纠察线，强迫该厂罢工）和其他“续发性行动”（如声援性罢工、罢工者宣布“关闭”尚未罢工的工厂等等）加以禁止。1982年通过第二个《就业法》，规定罢工若未严格按法律之许可条件进行，则罢工的工会将承担法律责任，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1984年撒切尔政府又通过《工会法》，规定在选举工会干部和发动罢工斗争时，都必须由全体会员进行无记名投票。

1984年，政府的这些法律受到严重挑战，挑战者恰恰又是煤矿工会。英国的煤矿开采问题始终很大，到70年代，由于北海（North Sea）发现石油，更出现了煤炭积压、供大于求的问题。政府打算把煤炭生产置于市场的调节之下，这意味着减少政府补贴，从而使矿工的收入大受影响。1984年3月，约克郡一个煤矿被国家煤炭委员会下令关闭，引发了各地矿工的大罢工。罢工工人向不参与罢工的矿区派出纠察队，于是与政府的新法律直接对抗。政府动员大批警力保护仍在开工的矿区，暴力活动逐步加剧，3月14日还在混乱中挤死1人。5月份，冲突集中到设菲尔德市郊的一座炼焦厂。5月29日，矿工工会总干事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亲临指挥，冲突升级。第二天，政府指责斯卡吉尔图谋不轨，企图推翻政府，下令逮捕了斯卡吉尔。6月18日在炼焦厂出现了一万人的纠察线，都属于“续发性纠察”。矿工本想用围困炼焦厂的方法来掐断炼钢厂的焦炭供应，从而迫使钢铁业停工，但由于政府手段高明，未能成功。入秋，罢工渐渐平息下去，其间又发生一起出租汽车司机送一矿工去复工途中被人用水泥板砸死的事件。但12月以后事态渐趋平静。1985年3月，矿工特别代表会议做出决定下令复工，罢工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结束了，参与罢工的人甚至没有从工会方面领到罢工津贴。

这次罢工给整个工会运动以沉重的打击。罢工失败后，工会人数日减，会员比例从1979年的50%以上下降到1989年的不到40%,撒切尔夫人再次向世人显示了她的“铁娘子”作风。尽管这次罢工可以与1925-1926年的煤矿罢工相比，但奇怪的是，舆论却倾向于政府，对工会十分不利。如今，工会发动罢工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在罢工前必须经全体会员投票表决，然后报一仲裁法庭加以裁决，如仲裁法庭许可，则由全体会员再复议一次，然后方可开始罢工。总之，由于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态度，工会在八九十年代已不像70年代那样无所拘束了，它的活动已经受到许多限制。

但罢工仍旧不时发生，许多罢工发生在基层，即“非官方”罢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劳工运动中就出现一种“车间代表”机制，他们由各工作场地的工人直接选举产生，一般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工会。“非官方”罢工往往是由“车间代表”发动的，他们提出纯粹是本企业的一些问题与厂方交涉，而以罢工为威慑手段。这种罢工规模一般都很小，涉及人员不会多，但它有一个特点，即打破不同工会的门户之见，分属不同工会的工人这时在基层的层次上联合起来，共同争取某个目标。英国工会运动门户之见一向很深，从来就没有真正团结过，但恰恰在“非官方”罢工中工人阶级的团结精神显示出来了，这是英国劳工运动的一个特点。

工会领袖与工人群众间有很深隔阂，大工会领导人权势很大，其一言一行都有全国影响，会影响到国家政治。有200万会员的运输与通用工人工会的总干事杰克·琼斯（Jack Jones），在其自传中就对自己的权势十分自信：他提出的意见会变成法律，政府会拉拢他，要他当大臣或晋封爵位，达官贵人对他侧目而视，女王及各国元首都会与他谈笑风生。工会领导人一般都主张与政府合作，比如在70年代都支持政府的工资政策，赞成对工资增长有所限制。但这些主张与基层的看法会分歧很大，这是存在大量“非官方”罢工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构成发生变化，“白领”工人大量出现，于是在工会运动中，“白领”工会也相继出现，白领工人占了很大的比重。根据统计，1948-1974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会会员下降了6.8%,而白领会员却增长了104.7%,这时白领工会已达到300个，会员总数350万。1964年，“科技与管理职工会”（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Technicaland Managerial Staffs）只有6万名会员，到1988年已达65万，改名为“制造、科学与财政职工会”（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ing,Science,Finance）。许多从来没有工会组织的行业现在也有了工会，比如警察、护士、秘书、大学教师等等。

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现在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后工业化”趋向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独立经营者，许多人在家中工作，体力劳动色彩也逐渐消退。工会本来就建筑在体力劳动者集体力量的基础上，现在，工作的分散化和脑力劳动化在根本上改变着劳动大军的性质，以体力劳动有组织的大生产为基础的工联主义运动，在变化的社会条件下将如何发展呢？这显然是21世纪的一个命题。

第四章　家庭、妇女、两性关系

20世纪是妇女摆脱家庭束缚、取得独立人格的一个世纪，妇女的地位在20世纪有很大提高。最先突破的是政治领域，20世纪初，妇女取得了平等的政治权。

19世纪下半叶，中等阶级妇女已萌发妇女解放意识，她们组成政治团体，要求取得选举权。1897年成立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是妇女政治组织的全国性联合团体，妇女参政运动者（suffragists）做了许多工作，还召开过群众大会，组织过街头游行。这些活动在那个绅士风度的“维多利亚时代”都引起过不小的震动——窈窕淑女上大街游行，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思议。

但她们的活动并没有取得很大成果，在绅士风度的英国社会中，女性虽然有“Lady first”的典雅特权，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却都依附于男子，社会的主导思想是把妇女看作摆设品。

于是在20世纪初，出现了“战斗的妇女参政运动者”（suffragettes），她们对温柔的妇女运动感到不满，主张用激烈的手段争取妇女权利。1903年，潘克赫斯特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领头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标志着妇女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些新上阵的女权主义者摆出战斗的姿态，让社会立即感觉到她们咄咄逼人的风格。战斗的妇女运动者们不仅使用集会、游行、出版等常规手段，而且还在各种公共场合围攻政府大臣或者议员，甚至对他们动手动脚，使那些派头十足的高雅绅士们脸面丢尽，狼狈不堪。战斗妇女们还冲击议会，阻碍交通，砸毁商店橱窗，切断电话线，放火烧毁教堂，做出种种招惹社会注意的行动，目的是提请公众重视她们的要求。60年后，当历史学家们评论当时的情景时，珍妮·布莱克曼（Janet Blackman）说：妇女们采取这些狂暴的行动，“也许是出于失落，反映了她们没有其他办法与权力部门接触”。

妇女的活动终于改变了社会的态度。从1907年起妇女可以当选为市、郡参议员，到1914年，全国已经有48个妇女当选，1920年则达到320个。这一年，有2039个妇女在担任地方济贫法督察，有几百个妇女在地方教育委员会任职，进入区一级参议会的妇女则更多。各政党都已经意识到妇女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各党在正式场合还是反对妇女取得选举权，但每一个党都成立了妇女组织，为本党在大选中拉选票，竞选时还派出妇女演说员等等。

突破点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爆发后，英国军力迅速扩充，在战争的头14个月里就有225万人走上前线。1916年实行义务征兵制，到1918年战争结束，英军总兵力已达到536万人，占全国男子总数的22%。如此多的男子走上前线，妇女便承担起他们的工作。1914年，在机械及军工部门工作的妇女仅21万人，到1918年已接近100万。农村妇女承担了绝大部分农业劳动，从而保证了战时的粮食供应。10万妇女在运输、文秘、商业及政府部门工作，还有15万妇女直接参加战争，在诸如医疗、通讯、运输等部队服役。妇女在各条战线上的出色表现，使许多人意识到，没有妇女参与，战争是打不赢的，于是先前反对妇女选举权的人现在也改变了态度，著名记者加文（J.L.Garvin）在1917年写道：“过去我认为是男人单独支撑了国家，现在我知道，现代国家对男人和女人必须同样依赖。”就在这一年，曾坚决反对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前首相阿斯奎斯在议会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尽早“讨论妇女选举权的方法”。

1918年，议会通过《人民代表权法》，让30岁以上有一定财产的妇女取得选举权。1928年《平等选举权法》（Equal Franchise Act）使21岁以上的女子和男子有平等的选举资格，妇女的政治权利现在得到保障了，但经济与社会权利却仍需继续争取。

妇女的社会经济权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进展。1919年，议会通过一项意义深远的法律《性别失衡法》（Sex Disqualification Act），规定不能因性别或婚姻的原因使任何人丧失担任公职的权利。法律颁布后，尽管执行起来仍有许多障碍，但至少在法理上，妇女取得了平等的工作权利：一切公职现在都必须向妇女开放了，妇女也可以在所有领域参加工作。这项法律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法律，它为20世纪妇女的社会、经济解放设定了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妇女的地位继续提高。尽管多数妇女现在又回到家中，让前线复员的士兵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但就业妇女在1921年还是比1911年多出25万。许多妇女离开环境恶劣的“血汗行业”（sweatingtrades,sweat-shops），女仆的人数也大幅度减少。女工的工资比战前增加了一倍，有些女孩的工资之高在战前是难以想象的，已婚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此后，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持续提高，据1924-1978年的统计，从事体力劳动的男工的平均工资按货币面值算增加了27.8倍，女工的工资则增加34.2倍。1959-1978年，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男工的工资增长4.6倍，女工的工资则增长5.1倍。妇女的收入增长显然比男子快，尽管从绝对数字上看，妇女的收入仍不如男子。1970年，议会制定《同工同酬法》（Equal Pay Act），规定做同等工作的人必须领取同等报酬，雇佣的条件及环境也不得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别。1975年议会又制定《性别歧视法》（Sex Discrimination Act），对妇女的平等就业与受教育权利做出更明确的保障。这一年还通过一项《就业保护法》（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规定不许因怀孕或生育而解雇妇女。

表25中是20世纪妇女参加工作的统计数字。从表中可以看出：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妇女劳动力一直维持在总劳动力的30%以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妇女再次被动员起来大量参加工作，接替由男子腾空的工作岗位，根据1943年6月的统计，有775万妇女受雇于各个部门，还有许多妇女从事独立的工作。战后，受雇妇女人数再一次下降，低至600万上下，但以后重新掀起妇女参加工作的热潮，这和女权主义（feminism）运动兴起恰成对应。1961年，受雇妇女人数已达到840万，1977年更上升到900万以上。妇女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逐步上升，到80年代达到40%。

表25 妇女劳动力变化情况

单位：千人

表26 妇女劳动力变化情况1951-1981

从表26里可以看出：到80年代，参加工作的妇女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尽管有很多妇女只是部分时间参加工作。

60年代以后妇女大量参加工作，第一是因为当时兴起全球性的女权运动，妇女的独立意识再起高潮；第二与当时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有关，传统经济部门相对衰落，第三产业勃然兴起，妇女就业恰巧适应了这种变化，衰落的经济部门正是男子占优势的部门，而第三产业中有许多适合妇女从事的工作。但这种情况也给妇女就业带来问题，20世纪上半叶妇女占优势的两个行业是教师和护士，20世纪下半叶又加上两个——文书和售货员。妇女在这些行业中任职，虽然使行业的形象变得亲切、温柔，很适合行业自身的要求，但所有这些行业都是低技能、低要求的，不需要复杂的专业训练，工作时间上的要求也不很严格。这虽然很适合妇女的特点，但工资也相对低，做出成就的可能性也相对小。所以尽管到20世纪末妇女就业已取得很大进步，但她们在就业选择方面仍处于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由于妇女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她们的财产权利也得到保障。19世纪末，已婚妇女获得一定的财产权，但男子仍保留相当大的支配权。1926年议会制定《新财产法》（New English Law of Property），让妇女取得与男子一样的财产权。1935年的《司法改革法》（Law Reform Act）使已婚妇女与未婚妇女一样可以立遗嘱处置自己的财产。1970年的《婚姻诉讼与财产法》（Matrimonial Proceedings and Property Act）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它用法律手段规定夫妻双方都对另一方及家庭子女承担赡养义务，而且妇女的家务劳动也应该算在双方的共同收入之内，因此她取得对家庭收入的共同所有权。这项法律使“妇女劳动”的含义大大地扩大了，家庭妇女也取得完全独立的经济地位，她不再被看作是由丈夫所赡养的人。

妇女既然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家庭的功能便发生变化。18世纪时，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父母子女在一起，从事某个过程的完整的生产。工业革命改变了这种情况，劳动与生活分开，家庭逐渐成为单纯生活的场所，是建立感情和养育子女的地方。20世纪家庭的功能再次变化，由于妇女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的功能便逐渐消失了，1971年一项法律（《财政法》[Finance Act])甚至允许夫妻双方分别纳税，这说明社会已不再把家庭当作整体的经济单位。在这种情况下，性爱便是家庭唯一的基础了，而性爱的结束便意味着家庭的破裂。

但在20世纪上半叶，妇女对家庭的依赖仍然很强，“贤妻良母”仍然是女性的标准形象，即使她外出工作，她的基本位置仍然在家庭。萨福德一个工人阶级妇女在回答社会工作者的调查时曾经说：“假如你是个好母亲，你就要照管好孩子，其他事你别管，只要孩子们好就行了。”一直到1948年，当有人问一个曼彻斯特的小伙子他的姐姐是否参加任何俱乐部的活动时，那小伙子还回答说：“不，她要么出去谈情说爱，要么呆在厨房里，那地方是归她的。”

根本变化发生在下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证明了妇女的重要性，福利制度则使每一个人的生存得到保障，不再要家庭作生存的依托。妇女在福利制度下取得独立地位，洗衣机、雪柜等家用电器的普及更使妇女从家务劳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生育的减少使她们减轻了那项永久的生活负担——妇女这时不必为养儿育女付出终生的代价了，她们可以享受生活，家对她来说越来越成为感情寄托的场所。于是，妇女真的从家中“解放”出来了，她成了完全独立的“人”。

但接着离婚率也提高了，妇女不需要依附于男子，也就不必忍气吞声地接受男子的颐指气使。家庭的经济功能既已消失，结婚和离婚也就可以不从经济的角度来权衡利弊。社会对离婚的看法也改变了：既然感情已经破裂，婚姻再维持下去也就有害无益。最后，法律的变化也使离婚变得更加容易，20世纪曾通过许多关于离婚的法律，都是让妇女取得像男子一样平等的离婚权。1969年的《离婚改革法》（Divorce Reform Act）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充足理由，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提出申诉。夫妻双方若已分居5年，则毋须申诉也自动解除婚约。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20世纪的离婚率不断上升，1910年全国只有801起离婚案，到1940年已经有8396起，1970年达到6.201万起，1977年翻倍，达到13.4252万起。1984年一项法律使离婚变得更加容易了，导致离婚率在1985年就创纪录，1990年是16.5658万起，1995年是16.7748万起。离婚率高使家庭变得极不稳定，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单亲家庭、子女成长和教育等。

结婚率在20世纪经历一个驼峰形变化，1900年每1000人口中只结成15.1对婚姻，此后时有升降，到1940年达到每1000人口22.2对，此为20世纪的峰巅，这以后驼峰又有升降，1960年就退回到世纪初的水平，降到每1000人口15对。70年代以后，尽管人们大谈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但结婚率仍不断下降，到1997年只剩下11.6对。于是，一方面是结婚率下降，另一方面是离婚率上升，结果在20世纪末造成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即单亲家庭增加，1988年达到家庭总数的8%。

家庭规模在20世纪持续缩小，20世纪以前，英格兰和威尔士家庭平均人口维持在4.6-4.75人之间，1911年降为4.4人，1931年降为3.7人，1951年降为3.2人，1971年降为2.91人，1981年降为2.70人。这个趋势在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明显，比如1971-1988年间，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从17%上升到26%,6个人以上的家庭则从6%下降到2%。家庭人口减少，家庭总数却增加了，1911-1931年，家庭总数增加25%,从800万户增加到1000万户；1971-1988年，增加幅度也达到20%。

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第一是“大家庭”消失，“核心家庭”兴起，即父亲母亲携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成为家庭主要形式，祖孙多代同堂的情况越来越少。子女结婚后就另组家庭，不与父母同住，留下老夫妻甚至老父、老母一个人单独过日子，两口人（小夫妻或老夫妻）和一口人（老父老母一个人或夫妻离异）的家庭大量增加。

第二是生育减少，晚育少育成为风气。这与社会对生育的看法发生变化有关。基督教文化一贯认为：生育是上帝安排的，人不可以强行。现代社会改变了这种观念，生育成了可以控制的事，减少生育不仅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可以提高妇女的地位，让她们减轻哺育儿女的重负。20世纪初有一个叫汉娜·米切尔（Hannah Mitchell）的妇女写过一本自传，其中说：“尽管计划生育可能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完善办法，但现在对穷人来说，却是首要而最简单的自我帮助办法；对于妇女来说，它还是取得某种程度自由的最可靠的方法。”对中等阶级来说，节育意味着生活更舒适，时光更悠闲。随着消费型社会的形成和教育经费急剧增长，计划生育还成了给子女提供较好教育机会的保障。同时，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也使多生成了没有必要的事。因此在20世纪，避孕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们在公开场合谈论避孕，各种避孕器具也是公开出售。社会本来是反对避孕的，但教会在30年代开始软化立场，政府则允许传播避孕知识。60年代，面对汹涌澎湃的女权运动，1967年终于通过一项法律，使堕胎行为合法化。节育的结果，是出生率大大下降，1900年出生率是28.2‰,1930年就下降到16.8‰,以后一直到1970年都维持在14‰——18‰之间，1977年则下降到11.8‰,1980年的数字回升到13.2‰,1990年是13.9‰,1997年又下降到12.3‰。出生率下降，使家庭人口减少，过去一家六七个子女是司空见惯，现在两个孩子就已经不少了。

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功能的变化，家庭关系也改变了。夫妻间关系变得比较平等，男性不能再以养家糊口者自居，以男性为中心的家长制权威开始动摇。除极少数上层家庭之外，仆役已从一般家庭中绝迹，男子也要分担家务，特别是在妻子也参加工作的家庭中更加如此。家庭变小了，空闲时间增加了，成员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享受假日的乐趣，夫妻子女一同出门旅游，一同看电影，一同观看艺术表演。长辈与晚辈间的关系变得平等，父母更多地不是以家长的姿态出现，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子女从小就养成独立的人格，在走进大学之门后就事实上脱离了家庭。当然同时，亲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亲情日益变得淡薄。

20世纪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人们对性的态度的变化。19世纪，在所谓“维多利亚遗风”的约束下，人们的性道德十分拘谨，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婚姻被视为神圣的事，婚外性行为被社会拒绝，性是社会的一个禁忌，它只存在于隐私之中，在公开场合是不可抛头露面的。妇女尤其被看作是性道德的守护神，性对于妇女来说，只不过是生活中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而不是她们的本能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有两种道德标准，一种针对男子，一种针对女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性的看法开始改变了，人们开始谈论妇女的性快乐与性享受，学者开始研究人类的性活动，作家开始写作性与健康的关系。1930年荷兰作家费尔德（Theodore van de Velde）的《理想婚姻》被翻译成英文，其中强调夫妻双方的性满足对美满婚姻的重要性，并且介绍了性活动的各种技巧。1932年一本基督教的《婚姻入门》专门为已经订婚的青年人出版，其中教授如何才能使双方达到性高潮。妇女杂志也开始谈论性问题，在妇女中当然影响更大。作为结果，婚前性行为增加了，1904年以前出生的妇女中，只有19%的人有过婚前性经历，1904-1914年间出生的就有36%有这种经历，1914-1924年出生的人则有39%有过这种情况，在1918-1945年间，以处女身份结婚的比例已从80%降为60%。

与此同时，妇女的衣着向短、轻、露的方向发展。19世纪的鲸骨长裙已经没有了，轻便的衣裙取而代之，裙边日益上移，已经移到膝盖以上。厚重的内衣内裙逐渐被淘汰，兴起的是各种人造纤维的轻巧胸衣和内裤。毛袜被丝袜取代，泳装不再有袖子和裙子，而成了“露背”的式样。在两次大战之间，妇女的衣着表现着变化的时代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性的态度更开放了。杰弗里·戈勒（Geoffrey Gorer）在1951年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刚过半数的男子和不到三分之二的女子不赞成婚前发生性行为，43%的人承认有过婚前或婚外性关系，47%的人明白无误地予以否认。1969年他又做了一次调查，这次调查表明：只有26%的男人和63%的女人在结婚时尚未与人发生关系，另有20%的男人和26%的女人是先有关系再结婚的。这时，67%的女人和65%的男人声称他们把性关系看作婚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舍此便不成其为婚姻；而在1951年的调查中，持这种观点的男人比例不变，也是65%,女人比例只有51%,可见在这十几年中，妇女作为整体，对性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这恰恰就是60年代性解放的结果。

1960年，法庭大张旗鼓地对企鹅出版社进行审判，原因是它出版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中有许多章节露骨地描写性行为，因此自20年代写成以来，就一直不能在英国出版。审判以原告方败诉为终结，结果对所谓的“黄色书报”的禁令被突破，性的描写及性的暴露可以在书刊上大胆地表现。1978年出版的莫利·帕金（Molly Parkin）的小说《玩具铁路》中就有一段这样的描写：“鲍珞姗（原文为Blossom Tree——引注）睁开两眼，天还没亮，但她被粗暴地搞醒了，她丈夫那坚挺的东西正在她两片温暖的屁股间剧烈地颤抖，像果敢的鱼雷那样搜索进门的通道。”这一类描写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已算得上是很含蓄的了，而像《太阳报》这样的通俗报纸则几乎每天都刊登裸女的照片。一些妇女杂志曾尝试刊登裸体男子像，但心理学家发现女子对男子的身体兴趣并不大，相反倒喜欢看裸体女像，所以这些杂志未能成功。不过，性解放的思潮还是不时反映出来，表现为一些女子俱乐部组织观看男子脱衣舞等。在衣着方面，则表现为超短裙和比基尼泳装，甚至天体主义。

1980年，《十九岁》杂志作了一次问卷调查，受调查的一共有一万名少女，其中，在17岁年龄层上，只有43%说她们没有性经历，18岁年龄层上没有性经历的则降为22%,19岁年龄层的降为17%,20-21岁降为12%,22岁以上的只有8%仍然是处女。所有女孩加在一起，有26%说她们在16岁之前就有性关系了，而在所有曾有过性经历且尚未结婚的女孩中，有72%说她们有过两个以上的性伙伴。性行为的放松主要表现在女子这一方，因为男子的性行为从来就不是很严格。然而到80年代末，由于艾滋病出现，人们在性方面又出现回归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对性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性行为也比世纪中期有所节制。同性恋本已被社会容忍，但根据统计，说同性恋不好的人已从1972年的62%上升至1987年的74%。两性关系也趋向严肃，1983-1987年，虽说反对婚前性关系的人从28%降为25%,但反对婚外性关系的则从83%升为88%。

20世纪两性的关系越来越随便，家庭关系也越来越淡薄，许多人不结婚而生孩子，不组织家庭而同居。反映在统计数字上，就是结婚率降低，家庭不稳定，1971年单亲家庭占家庭总数的7%,1995年已占到10%;20%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其中多数是与母亲一同生活。在一个人组成的家庭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由一个65岁以下男人构成的家庭，从1971年的3%增加到1996年的9%,据预估到2016年会增长到13%,将超过由一个65岁以上的女人（一般是丈夫去世之后）所构成的家庭比例，这显示男人不受婚姻约束的倾向正在加强。同时，夫妻共同组成的家庭在1961年占家庭总数的74%,涉及人口总量的82%;到1995年，这两个数字已下降到58%和74%了。虽说到这个时候为止大多数英国家庭仍然是“传统家庭”，但很明显，婚姻和家庭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对英国社会而言，这些已经是非常不确定的因素，到21世纪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

第五章　宗教与教育

在英国历史上，宗教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许多政治斗争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16世纪中叶，亨利八世（HenryⅧ)发动宗教改革，创立英国国教，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17世纪，国教内部又出现分歧，形成“清教”（Puritanism).17世纪英国革命失败后，“清教”消失了，融于一个含义广泛的“非国教”范畴，包括许多教派。

从18世纪起，世俗主义在政治领域渐渐占上风，宗教因素才慢慢从政治斗争中剥离出来，国家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secularization）了，1829年通过《天主教解放法》（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让天主教徒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这表明宗教分歧已不再对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政治和宗教终于分开。但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宗教感情仍然非常虔诚，因此无论国教还是非国教，都有很大的精神权威，宗教的社会势力仍旧非常大。

20世纪宗教方面的发展趋势是：不仅政治世俗化，而且社会也世俗化。这种趋向当然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从1836年起，婚礼可以不在教堂举行，而在此之前是绝对不可以的（苏格兰除外）。但这时非宗教婚礼仍是特例，每1000个婚礼中有974个按各种宗教仪式举行，只有26个是所谓的“世俗婚姻”。1904年世俗婚姻的比重已增加到179个，70年后的1974年发展到465个，具体数字见表27.

表27 每1000婚礼中宗教婚姻和世俗婚姻的比重

可见世俗化的趋向多么明显。由于婚礼是一个人生命中自己能够做出安排的唯一一次重大庆典（其他两次是洗礼和葬礼），因此婚礼的世俗化最能反映人们的宗教情绪。

另外一个数字也反映这种情绪变化，那就是星期天参加教堂礼拜的人数。朗特里在约克市作社会调查时，曾对这个数字作过记载。据他对三个不同年份某个特定的星期天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在50年时间里，上教堂做礼拜的人显然持续减少，见表28.

表28 约克市教堂星期天做礼拜人数统计

在这三次调查中，约克市人口已经从48000人增加到72248人再增加到78500人，因此做礼拜的人所占比例要比实际的人数下降还要厉害。按比例统计，1901年是35.5%,1935年是17.7%,1948年只有13.0%——在1948年那次统计中，出席礼拜的人已经以妇女和老人为主了。这种情况决不只发生在约克市一地，1933年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叙述伯明翰一个非国教教堂的情况时说：参加礼拜的几乎就是30年前那同一批人，“教徒中主要的不同在于年轻人少了，特别是男青年更少。我怀疑在整个教堂里35岁以下的男人是否有半打——如果说还有男孩，那一定是逃过了我的眼睛。有几个小女孩，有一些星星点点散坐着的大女孩和年轻妇女，其他所有的教徒和合唱队员就都是中年人了。我估计在我以前上教堂的时候，参加礼拜的人其实有两倍这么多”。

各教会成员数的变化也同样说明宗教情绪的变化。在英国，英格兰国教（Anglicanism,Church of England）、苏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nism,Presbyterianist Church）和卫斯理宗（Wesleyanism,Methodist Church）是新教最大的三个派别，它们在20世纪人数的变化如表29.

表29 20世纪新教三派人数变化情况

单位；百万

注：括号中数字表示占人口的百分比，其中第一栏括号中数字表示占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比例，第二栏括号中数字表示占苏格兰人口比例，第三栏括号中数字表示占大不列颠总人口比例。

从表中数字可以看出，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有过轻微的回升，20世纪总的趋势是教会人数下跌，占人口的比例则下降更快。英格兰国教（即通常所说的英国国教）的情形尤为典型，几个世纪中它曾经是英格兰国家的宗教，从理论上说绝大多数居民都应该是它的成员，然而在20世纪，它的正式成员越来越少了，从表30就可以看出来，越是成年、越是有自己主见的人群中，教会正式成员数量就越少，比例也十分低。

表30 坎特伯雷大主教区与约克大主教区国教成员人数变化表（共43个主教区）

单位：百万

注：括号中数字表示占人口的百分比，其中第一栏括号中数字表示占两大主教区总人口数百分比，第二栏括号中数字表示占13岁以上人口百分比，第三栏括号中数字表示占相应年龄段人口百分比。

较小的新教派别人数也经历同样过程，比如浸礼会（Baptism,Baptist Church）成员在1900年约有36.6万人，经过30年的发展到1930年达到40.6万人，此后人数持续下降，到1975年只剩下25.6万人。公理会成员在1900年为43.6万人，1930年为49.0万人，1971年为16.5万人。英格兰长老会1900年有7.6万人，1930年有8.4万人，1971年只剩下5.7万人。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m,Congregational Church）和英格兰长老会在1972年10月合并为联合革新教会（United Reformed Church），但其人数却从1973年的19.2万人下降到1977年的17.5万人。

相比之下，天主教会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却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是它在宗教改革后受压制、19世纪初被“解放”以来恢复生命力的高度表现。1900年，英国（不包括北爱尔兰）大约有200万天主教徒，1940年达到300万，1957年达到400万，1990年则达到创纪录的560万。但这以后天主教会的人数也开始下降，到90年代中期下降到480万左右。天主教人数剧增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爱尔兰移民大量涌入，他们保留了原有的信仰。另外，与其他教派相比，天主教徒更能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天主教徒。第三个原因是教会越保守、仪式越庄重，就越容易保留住自己的成员，这不仅体现在天主教方面，在新教方面，也是越“自由”、越不讲究仪式的教派就越容易衰落，公理会与浸礼会的对照就是如此。

然而不做礼拜、不参加教会，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基督教意识，更不意味着对基督教（Christianism）信仰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二战结束后不久，一个从事社会研究的民间团体“群众观察”曾对伦敦人的宗教状态作过调查，其结论是：“十个人中最多只有一个人……真正和某个教会组织有密切来往，大约三分之二的人从来或事实上不去教堂。然而，多数人——五分之四的妇女和三分之二的男子——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上帝存在的可能性的，其他多数人则只提出疑问而不加以否认。绝不相信上帝的大约只占二十分之一。"1941年，另一位作者也曾这样写道：“我们至少可以满有把握地说：我们人民中大多数确实是相信上帝的——即使是朦朦胧胧地相信也罢，而且他们还不打算用其他信仰来取代其‘国家教会’所拥护的基督教。”

实际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在20世纪，尤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对宗教的虔信大概是消退了，但多数人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不论属于哪个教派，总之都是基督徒。不过这更多地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即认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而不是真正在宗教信念上的认同，即对神学的无条件的接受。艾德礼的传记作者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艾德礼“相信基督教的伦理，而不能相信黑非洲的魔神”。他曾问艾德礼对神学是否持不可知论，艾德礼说：“我不知道。”再问他是否相信死后世界，艾德礼说：“大概吧。”艾德礼是个知识分子，又是“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他对神学的态度如此，是带有典型意义的。

根据各种调查，20世纪人们对神学问题的看法如表31.

表31 宗教信仰调查

单位：%

可见，对上帝的信念始终是大多数人的信念，而对基督教某些教义的认同则明显呈下降趋势，其下降速率明显比前者快得多。对这种情况宗教界是知之甚深的，1945年，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坦普尔（William Temple）创建的“福音委员会”（Evangelist Committee）曾发表一份报告，其中说：“英国这个国家看起来似乎最接近于理想的基督教国家，其国王在登位时的加冕仪式，议会在开幕时的例行祈祷，伦敦市长的专职牧师，军队与国家机关在宗教问题上的规定，大众刊物上的宗教文章，英国广播公司的宗教节目，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情况，都说明国家的精神仍然是基督教的……然而在表象之后却呈现出一种不那么吉祥的预兆。”

为了挽留人们的宗教感情，20世纪的教会做了许多努力，其中最大的努力就是改变自己的形象，尽量不以说教面目出现，并且努力追赶时代潮流，尽早用教会之口说出千百万普通民众的迫切心愿，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教会对“福利国家”的态度。

20世纪上半叶，彻底解决贫穷问题成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共同心声，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民为“人民的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对未来的展望尤为热切。在这种背景下，国教会迅速做出反应。1941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坦普尔发表言论说：“国家不仅也不应该只局限于维持秩序，实际上当秩序相对稳定时，‘秩序’这个概念也在扩展。起初，维持秩序的含义似乎只是防止骚乱和暴力，然而当人们的身体可以有保证不受别人的攻击时，接下来出现的问题就是：掐人脖子的竞争和掐人脖子的抢劫是否属于同一性质呢？"1948年，英国国教会发表兰伯思会议（Lambeth Conference）公报，其中说：“国家处于上帝的道德法律之下，由上帝的意志成为人类福利的工具，我们因而欢迎现代国家对其公民的日益关心，并号召教会成员承担他们的政治责任，与国家及其工作人员协同努力。”教会支持福利国家的创建，无疑为自己争得了不少民心。

教会自身也做了不少改革，使自己变得更接近民众，更加民主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一个以士兵为对象的宗教俱乐部“Toc H","Toc H”是信号兵对“塔尔博特之家”（Talbot Home）的缩写拼音，塔尔博特是一位在战争中牺牲的年轻士兵。俱乐部的用意在于为普通兵士提供一个放松情绪的场所，抚慰一下他们在战争中受了伤害的心灵。后来，"Toc H"发展到全国各地，1922年还得到国王的特许状，成为一个著名的慈善团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还发起组织“全国忏悔与期待传教团”，意在为民众解除心灵创伤贡献力量。一战后，他们又先后组织了五个委员会讨论社会问题，其中第五个委员会的报告“基督教与工业问题”尤其切中许多人关心的话题，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色彩。1923年，国教会还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常设机构“国教大会社会与工业委员会”，专门研究社会问题，像坦普尔这些后来走上领导岗位的开明宗教界人士，都是在这个委员会中崭露头角的。

20世纪上半叶还出现消除教派成见、结成基督教大一统组织的尝试，这主要表现为国教承认非国教的平等地位，以及非国教小教派的合并趋势。1918年，作为英国国教最高首脑的英王携其王后参加了非国教各派组织的一次感恩典礼，这是自英国发生宗教改革以来在位的君主第一次出席非国教一次重大的庆典活动。卫斯理宗三派在1932年的合并、苏格兰新教各派在1928年与长老会（苏格兰的国教）合并等等，也都体现着这种基督教共同精神的取向。当然，教派的完全融合是很困难的，这里边不仅有教义的分歧，而且有传统的差异。但是在20世纪，宗派差别并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不平等，“国教”也不能以“正宗”自居，宗教不同只表明信仰不同，而信仰则纯粹是个人的事，这正是世俗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

由于有这个前提，20世纪英国的宗教已经出现多样化趋势，新教各派相安并存，天主教也可以自由发展，到1980年达到553.9万人，相比之下，当年获确认的英格兰国教徒只是870万人。非基督教的各种宗教也在20世纪大为发展，据估计，在1990年，英国大约有50万伊斯兰教徒，32.6万犹太教徒，25万锡克教徒，14万印度教徒，此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比如佛教、巴哈教、琐罗亚斯德教等等，其信徒总数相加应超过130万人，而当年在各教区登记的英格兰国教徒大约是154万。非基督教宗教主要在外来移民中流行，比如伊斯兰教在南亚次大陆和中东移民中流行，印度教和锡克教在印度移民中流行等等，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英国人口构成的变化。

宗教的多元发展一方面体现了信仰自由的原则得到确认，但另一方面也给英国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即基督教与非基督教之间的差异逐渐凸显，最后有可能发展成某种程度的宗教冲突，到世纪之末，这种冲突越来越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方面微妙地表现出来。宗教的差异经常和种族差异、贫富差异纠结在一起，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英国的教育制度问题一直很多，相对于其他先进国家而言，它的教育发展显得相当缓慢。在英国，教育一向由私人负责，国家不插手教育事业。在很长时间中，学校主要是由教会开办的，不同教派都有自己的学校，为本教派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国家不存在教育政策，也不制定教学要求，各校水平因此参差不齐，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以后更趋严重，当时出现了许多草率开办的学校，往往是一批家长雇一个老师，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开班上课，而这个老师自己有没有受过像样的教育都很成问题。1833年政府开始给教育拨款，并以拨款为手段调控教学水平，但拨款是通过教会下达的，这就引起各教派之间的争夺，从而成为政治上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尽管如此，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仍不存在统一的地方教育制度，据1868年统计，英格兰和威尔士6-12岁的学龄儿童总共有253.1万，其中95万在国家补贴的（因此是教学质量受到监督的）学校上学，69.7万在非补贴学校上学，83.9万（占总数的33%)根本不上学。据1866年统计，苏格兰的49万在校学童中有20万在质量没有保障的学校上学，另有9万（占18%)的儿童不上学。

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于是从1870年起就开始了建立国家教育制度的努力。1870年教育法规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范围内学校缺乏的地区，可以成立地方性的学校董事会（Board of Education），负责开办“董事会学校”（board school）。相应的法案在1872年为苏格兰地区制定，这项法案规定在苏格兰建立校董会，由它们接管所有的现存学校，形成全苏格兰单一的教育体系，并实行全体学龄儿童的强制教育。1880年，英格兰也实行强制教育，5-13岁的儿童必须上学。1902年（苏格兰是1901年），英国在建立国家的教育制度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该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规定取消校董会，建立统一的教育委员会（Education Committees），由民选的市、县参事会委派工作人员，并可征收地方税支付教育经费。这样，经过30多年的努力，教育终于被置于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下，一个全国统一的教育体系初见端倪，不过这仅仅停留在初等教育的层面上。

尽管有这些进展，英国教育体系仍呈现出混乱状况，并且表现出强烈的阶级色彩。最早落入国家管辖之下的学校，无论是教会或私人团体办的慈善学校，还是校董会创建的新学校，基本上是面对较贫穷人家的子弟，他们在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之后就离开学校开始工作。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家长宁可把孩子送往收费高的学校，让他们接受更多的教育——在英国，教育一直是重要的进身之路，并且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收费高的学校是私立学校，在英文中称为“公学”（public school），这也是一种“语法学校”（grammar school).

语法学校是一种很古老的学校形式，它们往往有很长的历史，在创建之初一般都带有一笔财产（例如土地或股票），由开办人捐赠给学校，作为办学的经费。语法学校教授拉丁文和其他古典课程，兼备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功能，它主要为男孩子上大学做准备，同时也是乡绅或商人子弟培植必备的文化素质的机构。早期语法学校由于有附带的财产，所以有可能实行一定程度的免费教育，有些有天分的穷人孩子也可能进入其中学习。但到18世纪，多数语法学校已陷入财政危机，于是它们中有许多转变成收费的私立学校（private school），其他则变成慈善学校或者倒闭。1869年，议会通过《受捐赠学校法》（Endowed Schools Act），正式认可了收费的原则，其课程则要求古典和现代兼备。这个时候，英格兰有1448所语法学校，威尔士有31所，多数是中等阶级子弟受教育的地方，少数是贵族的特权学校。贵族学校中有9所特别出名，1861年克拉伦登勋爵（Lord Clarendon）领导的皇家委员会曾对这9所学校的地位加以确认，因此被叫作“克拉伦登九”（Clarendon Nine）。9所学校中有5所地位又特别显著，它们是伊顿公学、哈罗公学、施鲁斯伯里（Shrewsbury）公学、温彻斯特（Winchester）公学和拉格比公学。20世纪初，国家最高职务中约有一半是由这5所学校的毕业生担任的，他们是英国真正的精英。

大多数语法学校为中等阶级子弟服务，但它们相对于国家补助的“初级学校”而言，也已经有天壤之别了。一位在20世纪由于“莫名其妙地交上好运”而进入里士满语法学校的学童，在他成为教授之后曾回忆说他似乎“走进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因为孩子们都穿着漂亮的校服，学校装备着完善的设施。像他这样“交上好运”的人是少而又少的，因为从一所寒碜的乡村“初级学校”获奖学金而跨进语法学校的大门，其比率在19世纪末是270∶1.贫苦的孩子一般在读完初级学校后就辍学了，离校的年龄是13岁（1918年以后是14岁）。

20世纪初，许多语法学校财政状况不佳，入不敷出，政府于是在1902年教育法中规定语法学校可以向刚刚成立不久的教育部申请经费，也可以要求地方政府补助，条件是接纳一定数量的初级学校优秀生入学。1907年政府增加拨款，但规定25%的名额要保留给初级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在通过激烈的考试竞争后可以免费进入语法学校，这是把中等教育纳入国家体系的重大步骤。今后新建语法学校，将实行男女合校，这样，继19世纪下半叶许多语法学校开办女生部以后，在发展女子教育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000多所由国家补助的中等学校，将近19万学生。但这时中等教育仍是一种社会特权，每1000个适龄孩子中，只有56个初级学校学生最终进入语法学校。苏格兰的情况要好一点，1901年苏格兰教育法规定年满12岁的孩子只要智力合格都可以进入中学，苏格兰在中等教育方面再次走在前面。

1918年，政府要求领取国家补贴的中等学校做出决定，是申请教育部经费还是要求地方政府补贴，二者不可兼得。多数学校选择了后者，但仍有230多所学校选择前者。由于不受地方政府直接管辖，它们的地位便接近了完全不受国家补贴的私立学校。20年代又开始出现一些不以上大学为唯一目标的普通中等学校，一般由地方当局主办，常被称作“现代学校”（modern school）。在这些学校里，学术性课程和实用性课程兼而有之，各种类型的学生都可以入学。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已形成全国性的初等教育网，中等教育网也已经初具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人们对战后的期待愈加迫切，对福利国家的憧憬日趋热烈，人们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加强了，把它看作是人人都应该享有的一种社会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1944年教育法，其基本出发点是普及中等教育。

这项法律有两条原则，一是向所有5-15岁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从而满足了一切人享有受教育权利的要求；二是建立统一的教育体制，取消过去那种“初级教育”和“继续教育”两级分段制，将教育过程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阶段。在中等教育阶段上，所有中学分为三种类型：语法学校为上大学做准备，技术学校进行特殊技能的职业教育，现代学校教授一般性课程，其学生包括学童中的最大多数。所有学生在初等教育结束即11岁时参加分级考试，成绩最好的进入语法学校，其他则视各人志趣及能力等等分别进入现代学校或技术学校。这样一种在11岁时经考试而分流的制度叫”11岁向上”（eleven-plus）制，在法案实行后，大约只有20%的学生可以进入语法学校，5%的学生进技术学校，其他都进现代学校。1944年教育法还把教育部由非内阁级升为内阁级，其职责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监督有关教育事宜”，而是“促进人民的教育事业”，向各地区提供“普遍而多样的优越教育服务”。

1944年教育法终于在英国建立起完整统一的国家教育制度，因此在这方面它的功绩不可低估。但另一方面，这项法律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是语法学校地位很特殊，显然是一种精英学校，因此尽管法律的初衷是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事实上却造成不平等的教育机制。人们还指出：11岁时仅凭一场考试就决定终身命运，这对孩子们来说太早也太不公平。因此从50年代起，许多人开始提倡“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l），一切孩子都在11-15岁（1973年后改为16岁）期间到这种学校接受中等教育，毕业后再考虑未来的发展。1965年工党政府指令各地方政府制定实施“综合学校”的方案，到1970年已有三分之一的适龄学生在综合学校就学。这一年，新上任的保守党政府改变政策，恢复”11岁向上”制。但1976年工党政府再次指令实行综合学校方案，这一年的教育法取消了中央政府对中小学校的直接拨款，结果有一部分以前接受直接拨款的学校转而寻求地方政府的资助，但多数则转轨为私立学校，所以私立学校的阵容反而扩大了，英国传统的那种公立私立两种教育制度并存的现象更加明显了。

1988年产生了另一部影响深远的教育法即《教育改革法》（Education Reform Act），这项法律扩大了中央对教育的管辖权，学校经费与招生人数挂钩，家长可以在一定区域内选择上哪一所学校，这样就使教育纳入了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因此是撒切尔政府改造英国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教育部授权制定统一的中小学课程，规定数学、英语和科学为主干课，历史、地理、外语、劳技、音乐、体育和美术为基础课。所有学生在7、11、14和16岁进行四次水平测试，测试成绩是学生升学的参考因素。这次改革的目的是改进中小学教学质量，因为许多人认为：英国的教育质量已经下降，而教育质量下降又是经济景况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后几年中，撒切尔政府又连续制定了几个教育立法，给中小学校以更大的自主权，可以“跳出”（opt out）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管理体系，而成为“依靠赞助”的学校（grant maintained school）。这其实是鼓励学校的私有化，让筹资充足的学校有更好的教师与教学资源，从而拉开教育质量距离，事实上成为从1902年开始的教育改革方向上开倒车。

目前，中小学教育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公立和私立的对立，私立学校培养社会精英，是阶级差异的明显表现。显然，如何处理公共教育和私立教育两种制度间的对立，是21世纪英国教育问题中最大的课题。

然而在高等教育方面，20世纪明显表现出平等化趋势。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是牛津和剑桥，但一直到19世纪中叶，它们都具有太强烈的宗教色彩，与教会关系太密切。宗教改革后，这两所大学依附英国国教，结果使大量非国教徒（dissents，从社会阶级来说大多是中下阶层）避而远之，不愿把子弟送来接受国教教育。从教学内容上说，课程以古典和宗教为主，实用性科学性课程很少，这种情况也使大学教育与社会的发展远远脱节。高等教育的目标一是培养神职人员，二是培养政治精英，所以学生的家庭背景大多是贵族和乡绅，连中等出身的人都不多。

19世纪中叶以后牛津和剑桥经历世俗化过程，50年代取消获取学位的宗教考试，70年代非国教徒可以获得学位，也可以受聘任教或担任行政工作。课程设置也开始变化，学术水平得到强调，不再像过去那样把“道德”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学生入学及教师的选聘都以公开考试为基础，同时，一些非国教派的学院也在校园内建立起来，为非国教徒提供了生活和学习的环境。但学生的阶级基础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大学仍旧是精英阶级的世袭领地。

在苏格兰，高等教育也和普通教育一样比英格兰平民化、普遍化。苏格兰人口比英格兰少，但它有5所大学，而且学费相对低廉。学校实行课程收费制，任何人只要愿意交纳低廉的学费，就可以去听课，不一定像英格兰大学那样非要住校不可。这样，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阶层比英格兰广泛得多。在18世纪末，格拉斯哥大学有一半学生出身于工商家庭，其中又有一半其实是家境相当贫寒的。但苏格兰大学专业程度较低，学术水平比英格兰的大学要矮一个层次，按19世纪上半叶一个皇家委员会的说法，“学位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不再是争取的目标”，受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苏格兰的模式影响到英格兰，于是在19世纪初出现伦敦大学（London University）。伦敦大学的创始人中有许多是著名的政治家（如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和休谟Joseph Hume）、哲学家（如边沁Jeremy Bentham和密尔James Mill），因此它一创建就是世俗的和功利的，开设实用性和科学性课程，受教育对象主要来自中等阶级。伦敦大学向所属学院的学生颁授统一的大学学位，到1851年，它已经有29个普通学院和60个医学院，其中有些学院还设在外地，甚至设在海外殖民地，如印度、加拿大等等。伦敦大学的创立给英格兰的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预示着20世纪的新潮流。19世纪还出现了设在北方的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1837年）和设在曼彻斯特的欧文学院（Owens'College,1851年），前者是教会学校，后者是中等阶级的世俗学校。

19世纪中叶，女子高等教育也开始起步，1866年开办的贝德福学院（Bedford College）成为第一所以女生攻读学位为目标的高等学校，以后又相继出现其他学院。1878年伦敦大学开始向女生授学位，但牛津和剑桥大学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迈出这一步，尤其是剑桥大学，直到1948年才让女生取得完全平等的学位资格。20世纪上半叶，尽管所有大学都已向女生开放，但妇女进入高等院校的比例却很小，迟至1961年，牛津和剑桥还一共只有593名本科女生，占在校人数的13%。

在20世纪，一直到50年代末，英国的高等教育都发展得很慢。1900年，全国（不包括爱尔兰）只有大学生2万人，到1955年也只达到8.2万人；师范院校在校生1900年大约是5000人，1955年达到2.8万人。除此以外，还有1.2万人接受研究生教育。这个时候，高等学校在校生占人口比例非常小，当时的人口大约是5000万，每100个英国青年中只有4个进入大学，而在美国则有20个，瑞典有10个，比利时有11个，荷兰有8个，法国有7个，英国高等教育跟不上形势由此可见其一斑。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曼彻斯特、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利兹和设菲尔德这些大工业中心建立了市立大学，但人数都很有限，最大的曼彻斯特大学到1963年只有8000学生。1893年成立威尔士大学，到1963年有5个学院，共8000人。雷丁、诺丁汉、南安普顿、埃克塞特、莱斯特和赫尔在一战前后建立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s），二战以后转化为独立的大学。1954-1955年，各大学总经费3390万镑，而1919-1920年只有440万镑，其中来自政府的拨款分别占当时的65%和22%。政府资助高等教育在英格兰开始得很晚，1889年才第一次拨款，当年拨款只有1.5万镑。

60年代初高等教育开始迅猛发展，1961-1965年间在坎特伯雷、约克等地新建8所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文理并重的综合性大学。1963年议会罗宾斯委员会（Robbins Committee）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报告正式发表，这成为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点。按照报告的建议，在伦敦、巴思、卡迪夫、格拉斯哥等地又新建12所大学，使全国大学总数超过了40所。除此以外，以原有的技术专科学校为基础建立了一批理工学院（polytechnics），但这些学院始终被认为低人一等，从来达不到综合性大学的水平。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也急速增加，1964-1965年达到8920万镑，1975-1976年达到5.57亿镑，其中还不包括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1964-1965年，政府拨款占大学开支总数的72%,1975-1976年占78%。

在校学生数也大幅度增长，表32说明了这一情况。

80年代初在校学生数已达到50万，90年代则超过100万，而这时的人口数是5700多万。学生中女生的比例大幅度增长，从60年代的大约25%增长到1990年新生总数的45%。成人在校生的人数也明显增加，他们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重新回到学校的成年人，包括相当多的中老年妇女，在孩子成人之后重新走进学堂。

表32 20世纪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单位：万

注：1980年以后数字包括北爱尔兰；1996-1997年数字的猛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前几年将许多理工学院和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升格为“大学”所致。

1969年，根据罗宾斯委员会的建议，创建了一个向全体公民公开开放的“开放大学”，这个大学通过电视、广播等方式向全国公开授课，并在许多地方设立地区性的辅导站。达到该大学考试标准的学生可以申请学位，这就为所有英国公民接受高等教育创造了条件。1970-1995年，开放大学授予了14万个初级学位，1996年它有10万名在校生，其中许多是妇女。

高等教育中的阶级特征曾经非常明显，迟至50年代末，适龄青年进入大学学习的，在较高社会阶层出身的人中有三分之一，而在半技术或非技术工人家庭出身的人中只有1%。这种情况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1962年，政府终于制定一项政策，要求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向交不起学费的录取新生提供资助。由于这种政策再加上60年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及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等因素，阶级差别从70年代起明显缩小，许多工人阶级子弟从大学毕业，从而改变了知识分子的阶级构成。

80年代，撒切尔政府实行紧缩政策，高等教育成为紧缩的主要目标。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取消了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而代之以大学基金理事会（Universities Funding Council），其基本政策是用一种商业精神来分配资金。撒切尔政府时期，大学经费缩减了，教师编制减少了，学生助学金也被大大削减，政府还引进一种美国式的贷款制度，以借贷取代助学金。撒切尔政府的政策对英国教育事业造成很大危害，但这恰恰是一个两难的局面：教育发展需要大量资金，而教育不发展又影响21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英国教育一直是重人文轻理工，重理论轻应用，最优秀的中学毕业生都愿意选择人文学科以图将来进入文官队伍。这种结构上的缺陷已经使社会经济发展受到负面影响，而理工方面大量出色的研究成果又往往不能在英国被运用，从而对英国经济发展更为不利。因此，21世纪的英国教育其实形势是很严峻的，如何应对面临的挑战，显然关系到21世纪英国的国计民生。

第六章　社会冲突、治安与犯罪

在社会冲突方面，阶级冲突与劳资冲突已经在前面谈过，本章主要谈民族问题和种族问题。

英国存在四个主要民族，即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1990年分别占人口总数的83.3%、8.93%、5.01%和2.77%。在历史上，这四个民族都曾形成过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但威尔士在13世纪末就被英格兰吞并，以后一直处在英王的直接统治下。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1801年爱尔兰也合并进来，最终使四个地区结合为一个国家，成为“联合王国”。在这个国家中，英格兰人是主体民族，英语则是通用的和官方的语言。但是，在几百年时间中，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仍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其语言和民族意识始终没有消失。20世纪，当英帝国风雨飘摇最终解体时，英国国内的民族问题也不断发生，成为20世纪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

爱尔兰问题始终是“联合王国”的一大忧患。英国一直把爱尔兰视为殖民地，早在17世纪的斯图亚特王朝（House of Stuart）时期，英国向爱尔兰的移民过程就开始了。当时英国已信奉新教，爱尔兰则信奉天主教，因此民族的差异和信仰的不同交织在一起，使爱尔兰问题一开始就相当复杂。英国革命时期，爱尔兰人支持王朝反对革命，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奉命率议会军进行讨伐。他的军队依靠残暴的杀戮镇压了反抗，同时，又没收大量爱尔兰土地，分给大批涌入的英格兰新教徒。从这时开始，英国人就成了地主，爱尔兰人反而变成佃农。这样，土地问题又纠缠到本来就很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中去，使英、爱两族人民难以沟通。爱尔兰与英国合并后，大量没有土地的爱尔兰人涌入英国本土寻找工作，主要成为大工业城市中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在政治上低人一等（因为是天主教徒），经济上又饱尝剥削（因为是受雇佣者），民族情绪和阶级意识彼此交织，从而使爱尔兰问题变得加倍复杂。在19世纪，爱尔兰人总是最穷的，无论在爱尔兰的农村还是在英格兰的城市，情况都是如此。

19世纪70年代，爱尔兰兴起自治运动（Home Rule），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民族的议会，为爱尔兰争得自治的权利”。运动初起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并肩战斗，争取爱尔兰的自治权利。自治运动并且和农村佃农的土地运动结合起来，调动社会的各个阶层，形成声势浩大的全民总动员。80年代，爱尔兰自治党和英国自由党结成同盟，开始在议会提出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s）。到1912年，自治法案获得通过，眼看自治就要成为现实，爱尔兰自身却陷入了激烈的对抗之中。

原因是北爱尔兰（即厄尔斯特，Ulster）不愿实行自治。在北方，新教徒占人口多数，而且经济也比较发达。新教徒认为：爱尔兰的自治将使他们变成整个人口中的少数，落在天主教徒的统治下，并且落后的南方将统治先进的北方，为此，他们宁愿留在一个统一的英国议会中，而不愿看到在爱尔兰出现一个“民族议会”。北方新教徒组织起武装的“厄尔斯特志愿军”（Ulster Volunteers），声称要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南方的天主教徒针锋相对，他们在民族主义分子鼓动下坚决要求全爱尔兰的自治，并组建“爱尔兰志愿军”（Irish Volunteers），准备与北方决一死战。正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南北内战才得以幸免。

大战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并肩走上前线，在英国的国旗下忠诚地战斗。全体爱尔兰人都认为战争会给他们带来自由，战争结束后爱尔兰会获得平等地位。但英国的政策使平等的愿望终成泡影，战争中，北方新教徒可以组成独立的厄尔斯特师，南方的天主教徒则必须分散到各团队去，受他们英国战友的监视。南方的爱尔兰人突然意识到：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他们永远得不到平等。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使民族对立的情绪更加严重。1916年4月23日，复活节，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的一批激进领袖在都柏林（Dublin）发动武装起义，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Irish Republic）。共和兄弟会是1907年成立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主张用暴力推翻英国的统治。他们明知起义不能获胜，然而用一位起义领导者的话来说：他们指望用“战地上的红色酒浆”来温暖“爱尔兰的胸膛”，希望用鲜血来唤醒爱尔兰人民，建立独立自主的爱尔兰国家。但在当时，起义并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许多人认为起义者是上了德国人的当，才干出这种蠢事来。但英国政府更加愚蠢，起义被残酷镇压后，接着实行恐怖统治，不仅进行军法管制，逮捕了许多无辜群众，而且不顾公众舆论的强烈呼吁，处死了15名起义领袖。果然，古老大地的胸膛被红色血浆温暖了，爱尔兰人突然转变了他们对起义的态度，牺牲者成了民族烈士，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成了爱尔兰民族历史上最悲壮的事件之一。爱尔兰籍著名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对此大惑不解，他讥讽说：“英国人正在把他们的囚犯捧为圣徒。”

就在这时，英国政府干了一件更大的蠢事：它在爱尔兰强制征兵，以求解决战争中兵力枯竭的问题。然而对爱尔兰人来说，自愿参军是他们的选择，强制征兵则意味着他们受人奴役，因此爱尔兰民族情绪大为高涨。尽管由于战争突然结束，强制征兵并没有当真执行，但这也足以使大多数爱尔兰人坚定他们要独立的立场了。战争结束后举行的大选中，主张独立的新芬党（意为“我们自己的党”）在爱尔兰大获全胜，由其新领袖德·瓦列拉（Eamon de Varela）——复活节起义中唯一幸存的领导人——开始执行把爱尔兰引向独立的政策。

1919年，爱尔兰志愿军改组为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这个组织在20世纪给英国造成最大的困扰。暴力活动随之而起，1919年有17个警察被共和军杀死，1920年则有165个被杀，251个受伤，另有89个平民丧生。政府在多数地区实行军管，并依靠退伍军人组成的“褐衣黑带队”（Black and Tans）与共和军对抗。双方都采用极端残忍的恐怖手段，结果使爱尔兰全境布满杀机，很不安宁。

1921年12月，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达成协议，在爱尔兰成立“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取得类似加拿大那样的帝国内自治领的地位；北爱尔兰六郡可以不参加“自由邦”，继续保留在英国统治下。德·瓦列拉和他的战友要求建立完全主权的共和国，因此对条约不加承认，并继续进行暴力活动。新成立的自由邦政府用强力镇压了暴力活动，到1923年终于恢复秩序。这一年春天，北方六郡脱离爱尔兰，仍留在“联合王国”内。英国在失去南部爱尔兰之后改国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英、爱合并120年之后，英国和爱尔兰终于开始分家了。

迄今为止的英、爱关系史说明什么？说明一个较大的民族对一个较小的民族采用欺压手段是行不通的。英国一向把爱尔兰当作被征服地区，视爱尔兰民族低人一等，这是英、爱双方始终不和好的根本原因。等英国人意识到这一点，愿意用比较平等的态度来对待爱尔兰时，历史的积怨已经把两个民族分得很开，复杂的局面不是由一厢情愿解决得了的。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用比较平等的态度对待爱尔兰，企图对爱尔兰问题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但爱尔兰问题的复杂性使它到世纪之末都看不到解决的曙光，其症结所在是北爱尔兰的地位：它保留在“联合王国”内，还是回归爱尔兰？

20年代中叶，德·瓦列拉放弃暴力，组织了合法政党芬尼亚党（Fianna Fail，意为“命运斗士”，是现在共和党的前身）。芬尼亚党在1932年大选中获胜，德·瓦列拉执政。他领导爱尔兰政府与英国政府重开谈判，并且从1933年开始修改宪法。1938年，英爱两国签订新的协议，爱尔兰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爱尔兰保持中立，不参加英国对轴心国的战争。1948年爱尔兰宣布完全独立，成为爱尔兰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reland）。

但英、爱两个民族的冲突并未到此结束，北爱尔兰归属问题立刻提了出来。1926年德·瓦列拉成立芬尼亚党时，新芬党多数人追随他，少数人却坚持下来。此后，他们和爱尔兰共和军互为犄角，一个从事合法政治斗争，另一个进行非法暴力活动，两个组织都把注意力转向北爱尔兰，发誓要实行爱尔兰的重新统一。为达到此目的，共和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把活动范围扩展到英格兰，制造了好几起爆炸事件。但他们在英格兰受围捕，在爱尔兰也受到本国政府的压制，处境很不好。50年代末60年代初，共和军又在爱尔兰南北两地掀起暴力活动的高潮，但它在北方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在南方又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共和军内部渐发生分裂，看起来是很难维持下去了。

正在这时，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北方天主教徒掀起争取平等权利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受到当时美国黑人运动的鼓舞，同时也得到全欧洲正在开展的人权运动的声援。天主教徒在北爱尔兰处于少数地位，政治和经济上一直备受歧视。60年代中叶，他们成立了北爱尔兰人权协会（Nor the rn Ireland Civil Rights Association），要求得到平等的权利。1968年10月，伦敦德里的人权协会组织一次和平示威活动，结果被警察驱散。北爱尔兰行政当局未能妥善处理这一事件，英国在爱尔兰问题上再一次犯了粗暴高压的错误。次年春夏之间，一系列暴力事件发生了，北爱尔兰陷于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建筑物被烧毁，政府机关受到袭击，人员伤亡，财物毁坏。1969年8月14日，在一次冲突中有6人丧生，两天后英国军队奉命开进北爱尔兰，从此开始了对这个地区长达20多年的占领。

英军占领使共和军获得了新的生机，现在它又可以爱尔兰民族主义维护者的姿态出现了。它开始把暴力活动指向英军，1971年2月它杀死第一个英国士兵，这一年一共有175名英军士兵被杀，第二年又有400多名丧生。一场城市游击战在爱尔兰开展起来，20多年中，暗杀事件层出不穷，成千英国士兵死在北爱尔兰。同时，要求脱离英国的天主教徒和反对脱离英国的新教徒之间的冲突也不断升级，双方武装人员都在杀害对方人员。在天主教方面，除共和军之外，又出现更加极端的“爱尔兰民族解放军”（Irish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在新教方面，则有“厄尔斯特防卫队”（Ulster Defence Force）和更极端的“厄尔斯特自由战士”（Ulster Freedom Fighters）。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残杀行动几乎不断，比如1994年夏天，英国报章就报道一位爱尔兰妇女失踪后遭到杀害，原因是有人怀疑她给英国政府做眼线。接着，新教方面也采取相应的报复行动，亲共和军的几个人也相继遭到杀害。

20多年的暴力冲突中，有这样一些事曾引起全英国震动：1971年12月，麦格克酒吧（Mc Gurk Bar）发生爆炸，15个天主教徒被炸死。1972年1月30日，人权协会不顾政府禁令组织游行，13人被军队开枪打死，造成所谓的“流血星期天”。为报复此事，共和军在英国伞兵团营地引爆炸弹，造成重大伤亡。1973年7月31日，共和军在贝尔法斯特同时引爆20枚炸弹，炸死11人，伤120人，这是所谓的“流血星期五”。70年代末，共和军越来越把英国本土作为暴力活动的场所：1979年3月，共和军刺杀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盟友艾雷·尼夫（Airey Neave）；这一年8月，它又杀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名将领、王室成员蒙巴顿勋爵（Lord Mountbatten）。蒙巴顿的死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共和军的作为也越来越失去人们的同情。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对共和军采取了强硬的态度，1981年关押在梅茨监狱的共和军犯人进行绝食，从3月持续到8月，导致世界各地都向伦敦发出求情的呼吁。但撒切尔夫人铁石心肠，不予理睬，最终有11名犯人在狱中绝食而死。从1982年起，共和军对英国本土发动激烈的报复袭击，它不仅在伦敦市中心海德公园里制造了爆炸事件，而且在1984年10月保守党正在海滨胜地布莱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引爆了会议驻地宾馆的炸弹，其目标明显是对准撒切尔夫人的。英国政府立即加强反恐怖措施，授权保安部队随时可拘留任何潜在的嫌疑犯，还有报道说政府暗中指令军队执行“即杀”政策，即可对嫌疑分子现场击毙。1988年8月30日，英军一个特别行动队在北爱尔兰开枪打死三个人，原因是他们“和共和军有很大牵连”，此事甚至引起统治集团内部人士的质问。尽管政府方面予以否认，但实际上英军在北爱尔兰的确变得更强硬了，两个民族似乎就处在交战之中。

历届英国政府都在寻求政治解决的办法，但始终没有能够成功。政府的谈判努力反而使主张维持英国统治的新教徒起了疑心，他们怀疑政府打算抛弃他们，与天主教徒暗中交易。于是一些极端新教分子在1986年开始暗杀皇家骑警队，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在共和军方面，他们丝毫不愿放弃暴力活动，1990年夏天他们刺杀了保守党议员伊恩·高（Ian Gaw）。1991年2月，他们居然可以向地处伦敦市中心的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发射几枚杀伤火箭，当时新上任的首相梅杰和他的内阁成员正在那里开会！

爱尔兰问题深深震撼了英国社会。70年代开始，英国面临持续的经济衰退，各种问题成堆：劳资冲突不断发生，失业率居高不下，犯罪问题日趋严重，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与地位也不断受到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爱尔兰问题更像是时时发作的痉挛，让整个英国不时地感到它的震颤。正如历史学家肯尼思·摩根（Kenneth Morgan）所说：爱尔兰问题的“暴烈影响威胁到英国本土的生命与财产”。另一位历史学家基尔南（Victor Kiernan）说：“时至今日，英国每一个人……都会公开或私下里对（英国）撤军感到高兴”，但他同时也说：反对撤军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指出：英军撤离将在北爱尔兰造成血腥的后果，“如同1921-1923年野蛮的内战那样”。

英国在爱尔兰已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它很想快快丢掉这个包袱，但它所欠下的一笔历史的债却使它不能就此撒手不管。然而继续拖延下去，它又无法解决复杂的爱尔兰问题——无法使爱尔兰双方同时感到满意，因此它提不出真正的解决办法。平心而论，近几十年中，英国历届政府都想找出一个能使大家都基本满意的方案，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它几乎永远也做不到。

梅杰感到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政策无济于事，于是就想改换策略，致力于政治解决爱尔兰问题。他和共和军的政治组织新芬党接触，要新芬党说服共和军放下武器，走上谈判桌。1994年8月，共和军宣布“停火”，和平进程于是开始。同一年，新芬党领袖亚当斯（Jerry Adams）访问美国，受到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的接见，标志着美国卷入了爱尔兰问题的政治解决过程。1995年，英国政府与爱尔兰政府达成协议，认同了北爱尔兰回归爱尔兰的可能性。英国政府并且和新芬党进行谈判，答应从北爱尔兰撤出英军，条件是共和军交出武器。尽管双方对许多原则问题达成了共识，但在先撤军还是先交出武器的问题上却争执不下，共和军不肯先交出武器，认为那样做无异于宣布投降。和平进程于是就拖延下来，在很长时间里毫无进展。

1996年1月，梅杰政府提出在北爱尔兰举行选举，让选出的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决定北爱尔兰的前途，但这个方案被新芬党否决。1996年2月9日，共和军宣布中断“停火”，同一天晚上，伦敦西区发生大爆炸，100多人在爆炸中受伤，两人丧生。以后几天中又连续发生暴力事件，看来一轮新的暴力浪潮正在兴起，和平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前景似乎又变得黯淡了。

但爱尔兰的公众却不希望暴力的浪潮卷土重来。就在共和军宣布中止“停火”后不久，北爱尔兰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手举“还给我们和平”的标语牌，表达了追求和平的强烈愿望。国际舆论也希望和平进程能继续下去，美国政府还特别发出了强烈的呼吁。由于美国是除爱尔兰之外爱尔兰人最集中居住的国家，所以美国的态度对爱尔兰问题就有相当重的分量。这些情况显然对共和军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在以后的一两个月中，暴力活动并没有迅速蔓延，以至让梅杰政府有时间与爱尔兰政府达成一项共识，认同了梅杰的通过选举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的方案。6月份北爱尔兰多党和平谈判正式开始，但由于共和军不肯“停火”，其政治组织新芬党就被排除在和谈之外，因此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1997年5月工党上台执政，和平进程出现了新的曙光。工党决心在爱尔兰问题上有所突破，因此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推行和谈政策。工党此时的地位极为有利，首先它控制着议会的绝对多数，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制定一项可行的解决方案。其次是工党在野多年，与爱尔兰冲突各方都没有夙怨，可以比较客观地解决问题。第三是布莱尔与克林顿关系密切，可以借美国力量进行调解。爱尔兰人对无止境的暴力冲突已经厌倦了，这是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民心基础。工党抓住这个契机，上台后立即与新芬党接触，说服它在7月份劝导共和军再次宣布停火。9月，新芬党签署了放弃暴力活动的宣言，工党政府则立即宣布让新芬党参加多党谈判。布莱尔在10月和12月还两次与亚当斯正式会晤，让亚当斯成为20多年来第一位进入唐宁街10号的新芬党领袖。与此同时，英国和爱尔兰两国政府就北爱尔兰地位问题达成一致立场，即：北爱尔兰地位的任何改变都必须以该地区人民的普遍赞同为基础。据此，爱尔兰将放弃宪法中对北爱尔兰的领土要求，英国则接受今后南北爱尔兰统一的可能性。在这种前提下，经过近7个月的艰苦谈判，多党和平会议终于在1998年4月10日制定出一个历史性的协议，为结束长达近30年的流血冲突并最终解决爱尔兰问题开辟了可能性。这一天是星期五，协议因此被称为“好周五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或“复活节和平交易”（Easter Peace Deal).

协议包括以下内容：（1）在北爱尔兰成立一个地方议会，其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享有平等的权力，议会任何法案都必须经两派议员各自的多数同意才能生效。议会组成后，将建立行政部门，负责北爱尔兰地方事务。（2）建立南北委员会和东西委员会，南北委员会由爱尔兰政府代表与北爱尔兰议会代表组成，负责协调南北关系；东西委员会由爱尔兰政府、北爱尔兰议会和英国政府及苏格兰、威尔士的地方议会代表组成，负责协调爱尔兰岛与不列颠岛本土之间的多边关系。（3）爱尔兰共和国修改宪法，放弃对北爱尔兰的领土要求，宣布只有在北爱尔兰多数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南北爱尔兰才能统一。（4）北爱尔兰敌对派别解除武装，英爱政府分别释放两派政治犯。（5）英国从北爱尔兰撤出部分军队与警察，结束直接统治，恢复正常治安。由此可见，协议是各方都做出重大让步的结果，但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而是被搁置了。不过协议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北爱尔兰归属问题应由当地人民通过和平的、宪政的手段加以解决，各方都不得使用暴力。

尽管如此，爱尔兰的前途究竟如何，在协议签订时仍然不得而知，新教和天主教的极端派都指责协议背弃了自己的立场，许多地方也发生零星的暴力事件，使协议变得更加脆弱。不过，人民中的多数已对暴力残杀感到厌恶，5月，爱尔兰南北两方分别举行公民投票，北方以81%的投票率和71%的支持率、南方以56%的投票率和94%的支持率，对协议投了赞成票，这样，就使协议得到了民意基础。6月份，由新教和天主教按比例选举选出一个北爱尔兰议会（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随即又产生由两派共同组成的北爱尔兰地方政府。尽管这个议会和这个政府曾两次流产又两次重建，但最终它还是生存下来了。1998年8月15日，奥马（Omagh）发生大爆炸，29人丧生，200多人受伤。这次事件和其他一些较小的事件都没能阻挡和平的进程。1999年12月，新芬党正式宣布“以完全和平与民主的方式追求我们的目标”，代表新教方面的厄尔斯特统一党（Ulster Unionist Party）则立即表态：它承认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以完全和平与民主的方法追求爱尔兰统一的政治目标，是合法的”。作为回应，爱尔兰共和国也按照“好周五协议”的要求修改了它的宪法，在法理上放弃对北爱尔兰的领土要求，和平进程看起来正蹒跚前行。

然而2001年北爱尔兰议会大选却让双方的极端派都占了上风，温和派反而失利了，看起来，北爱尔兰的前途仍然未卜。不过从“好周五协议”到现在，北爱尔兰的局势基本上是可控的，两个势不两立的政治力量平等分权的方案应该是可行的。对英国来说，爱尔兰问题一直是个死结，正如历史学家罗宾斯（Keith Robbins）所说：“回头路是没有的，但向前走的路又不可能在爱尔兰内部产生。”他所希望的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西欧各国的差异将逐步缩小，在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中，英国和爱尔兰都将成为它的平等的组成部分，使用共同的旗帜，实行共同的政策，到那时，北爱尔兰到底属于英国还是属于爱尔兰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许真的是爱尔兰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然而，欧盟的归属也不确定，因此这样美好的愿望仍只是期待。

如果说爱尔兰问题体现的是两个民族的公开对抗，那么苏格兰问题则体现着对民族特性的顽强保护，而这又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英国电视记者约翰·奥斯蒙德（John Osmond）说得很精彩，他曾说：“读一读苏格兰过去250年的历史，就显示出其心理基础上一种人所共知的双重民族性——苏格兰人和英国人——这是由深层的人格分裂所揭示出来的。”苏格兰人在民族认同感上表现出一种“人格分裂”，这正是20世纪苏格兰问题的症结所在。

苏格兰内部也有差异，从地理上说，苏格兰分为南北两部，北部高地居住着比较古老的苏格兰部落，有一些至今还保留着十分古老的传统，流行古老的盖尔语。南部低地居民从种族上说与英格兰人区别不大，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从英格兰迁徙到苏格兰来的，说一种口音很重的英语方言。经历过历史的长期洗礼，苏格兰中上阶层特别是城市中等阶级已经高度“英国化”，能说十分标准的英语，但在下层劳动者阶层中，苏格兰方言则是流行的语言。因此在苏格兰，高地和低地其实是不同的，中上层和下层也有明显的区别。

苏格兰（Scotland）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王国，13-14世纪的苏格兰独立战争（Scottish Wars of Independence）打退了英国的入侵，使苏格兰保住了独立的地位。17世纪初，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格兰，成为两个国家共同的君主，但直到1707年苏格兰才和英格兰合并，两国联合成“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合并的条件十分优惠：苏格兰得到和英格兰一样的平等地位，英格兰让它分享海外商业和殖民利益，两国间的经济屏障也完全拆除。苏格兰很快从合并中得到好处，它的经济经历了和英格兰一样快速的增长，在工业革命中迅速实现了工业化。20世纪，苏格兰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新的工业部门在苏格兰建立起来，尤其是70年代以后，北海油田得到开发，苏格兰高地最北端、曾经是最封闭最落后也是部族传统最深厚的地区成了英国石油工业的基地，但苏格兰的独特传统也因此而丢失得更多。总之，苏格兰在合并中有得有失，但得到的多，失去的少，正是这种情况使苏格兰人在民族认同方面产生了“人格的分裂”，即他具有双重民族认同：既是苏格兰人，又是“英国人”。不过应该严格地指出：苏格兰人可以接受他是“英国人”（British——不列颠人），但决不会容忍说他是“英格兰人”（English），这一点在他的民族认同中是绝对清楚的。

苏格兰人努力保持自己的特性，语言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许多苏格兰人，包括大学教师，故意不讲标准英语，而讲那种口音很重的苏格兰方言。苏格兰人碰到一起，哪怕双方本来都在用很标准的英语交谈，但很快就会改用方言，本能地体现出民族亲和力。20世纪下半叶，有一些作家故意用苏格兰方言写作，结果他们所写出来的书完全是另一种单词拼法，不懂苏格兰方言的人就看不懂。苏格兰剧作家用方言写戏，用方言演戏，爱丁堡艺术节成了展示苏格兰文化的极好场所，许多苏格兰艺术家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们的苏格兰人格。苏格兰特性在其他许多方面被精心地保留着，比如说，遍布苏格兰各地的历史古迹受到很好的保护，抗击英军侵略的古战场尤其受到格外青睐。苏格兰出身的作家、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处处被人推崇，尽管在外人看来，他们会属于一个更大范围的概念——“英国人”（British）。苏格兰人精心地保护着他们民族精神的文化标志：他们喝闻名世界的苏格兰威士忌，男人穿独一无二的苏格兰男裙（kilt），乐队吹奏苏格兰管风笛，英国武装力量中的苏格兰团队也保持着浓厚的苏格兰风情，至今他们的军礼服和军乐队仍旧是独特无双的。

60年代，苏格兰民族主义开始在政治上强烈地表达。1928年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成立，但在几十年时间中，除1945年曾短暂地争取到一个议席（为时3个月）外，政治上一无进展。1962年它在一份宣言中说：“苏格兰民族党主张建立一个独立而现代的苏格兰，它相信：在没有独立之前，它不可能成为现代的国家。”这以后，它在政治上进展很快，这一年，它的一位候选人在议会补差选举中击败保守党，名列选区第二；受到这件事鼓舞，党在1964年推出15位候选人，而1959年它只提出5位。1967年，它选出第一位在英国议会长期站住脚的议员，以后又在1970年和1973年各选出一位。支持它的选民比例急速增长，1970年，该党推出65位候选人，得到苏格兰11.4%的选票。1974年2月它提出70名候选人，得到21.9%的选票；1974年10月它提出71名候选人，支持它的选民比例达到30.0%——几乎三分之一的苏格兰选民支持它。同时，该党当选议员也从1974年2月的7人增加到10月的11人，它俨然成了苏格兰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所有苏格兰人都在谈论民族党的政治要求：在苏格兰建立独立的苏格兰议会。一时间，苏格兰民族党大有成功的希望，在和英格兰合并270年后，苏格兰似乎正在向与英格兰分手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正视现实，在1978年通过《苏格兰法》（Scotland Act），答应在苏格兰建立分权的议会，但必须有40%的公民支持这样做。1979年3月，苏格兰举行全民公决，32.9%的人支持分权（devolution），30.8%的人反对分权，36.3%的人不参加投票，法案失败了。这以后，苏格兰民族党的势力迅速削弱，在不久后举行的大选中，它只得到17.3%的选票，选出2名议员。看来在20世纪，苏格兰还难以和英格兰分离。但是在1997年，新的工党政府一成立就立即兑现它在竞选中作出的保证：让苏格兰进行第二次全民公决。这一次，有74.3%的选民赞成建立苏格兰议会，63.5%的选民并同意使这个议会取得有限的征税权力。这意味着在苏格兰将出现一个分权的议会，虽然它还将派代表参加伦敦议会，但苏格兰议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苏格兰的地方事务。第二天，即9月12日，新任工党首相布莱尔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对欢呼的人群发表演说，称全民公决对苏格兰、对不列颠、对联合王国都是“很好的一天”；但新任保守党领袖黑格却发表相反的意见，说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实行分权“可能导致联合王国的解体”。1999年5月在苏格兰举行了第一次分权议会的选举，工党获胜，同年7月组建起第一个苏格兰分权政府。但是在21世纪，关于苏格兰和威尔士地位的问题仍将继续争论下去，苏格兰是否成为独立的国家，也是英国面临的麻烦问题。

威尔士的民族主义比苏格兰更温和，更带文化倾向性。威尔士与英格兰的融合已经有几百年时间，人们在习惯上已经把它和英格兰连在一起。英国的王位继承人叫“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实际上是在不断重申英国的主权。但威尔士人、特别是威尔士北部山地，其人种起源却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克尔特人（Celts），这和英格兰甚至苏格兰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种源都截然不同。在这些地区，保留着古老的克尔特语，现在的威尔士语就是这种古克尔特语的延展。威尔士在几百年时间里其实是和英格兰同步发展的，英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都铎王朝（House of Tudor）起源于威尔士，其祖先曾经为威尔士最强悍的联盟君主做宫内大臣。20世纪，威尔士又出了一个领导全英国的著名人物，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英国取得胜利的首相劳合·乔治。正因为如此，奥斯蒙德认为“威尔士人很容易生活在把英国看成是扩大了的威尔士的神话中”，这意味着威尔士人很容易使自己与“英国”认同。

工业革命以后，威尔士成为英国的煤炭基地和钢铁基地，是产业工人大规模集中的地方，工人运动十分发达。阶级的认同性使社会下层也逐渐丢弃民族的特征，19世纪，威尔士工会运动不再使用威尔士语，而把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到20世纪，讲威尔士语的人进一步减少，1921年还有37%的人能讲威尔士语，到1981年就只有19%。这种情况引起许多人的忧虑，因为在威尔士，威尔士语似乎是唯一能使人们回想起威尔士民族认同感的东西。有一位著作家曾写道：“威尔士的（民族）认同在几百年时间中不是政治和制度的认同，而是语言和文字的认同……”语言问题就这样在威尔士的民族主义中成了重要因素，1925年成立的基姆鲁党（Plaid Cymru，即“威尔士民族主义党”）的纲领就是：从英国分离出来，保护威尔士的文化、语言和经济。这个党直到1966年才取得第一个议席。当苏格兰民族主义在70年代初达到高峰时，威尔士党也进入峰巅期，1970年它得到威尔士11.5%的选票，1974年两次大选中分别获得10.7%和10.0%。1978年，英国议会也同样通过一个《威尔士法》（Wales Act），允许在威尔士建立一个分权的议会。1979年3月举行全民公决，结果只有11.9%的威尔士人投赞成票，却有46.9%的人投反对票，另有41.2%的人不参加投票，《威尔士法》同样也被否决，把威尔士从联合王国中分离出来其实是不大可能的。民族主义的唯一成果是1967年通过的《威尔士语言法》，它规定在威尔士使用两种正式语言，即英语和威尔士语。现在，在威尔士，所有政府行文和司法程序都需要用两种语言进行，商标路牌也同样使用两种文字。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在这一点上得到满足；但反对这样做的人却说：无论行政部门议事还是大学的讲坛开讲座，都需要花费双倍的时间，让两种语言轮流表达同样的思想。

1997年工党上台后，也在威尔士进行一次全民公决，决定是否建立分权的议会，结果有50.3%的人同意这样做。1999年5月威尔士也举行分权议会的选举，结果也是工党获胜，随后组建分权政府。不过威尔士的分权权力要比苏格兰小，威尔士与英格兰的联系无论如何都紧密得多。

与苏格兰、威尔士温和的民族主义相比，种族问题越来越成为英国社会中一个尖锐问题。英国外来移民中，早期主要是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他们在英国都造成程度不同的社会矛盾。爱尔兰问题在前面已经说过，仅有一点需要补充，即居住在英国本土的爱尔兰裔人始终不会忘记他们是爱尔兰人，因此英国政府在处理爱尔兰问题时，不得不考虑在英国的爱尔兰裔人的情绪。

犹太问题相对简单。犹太人（Jews）大量涌入英国是1870年以后的事，犹太人有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十分不同。犹太社会组织得很好，他们往往形成相对封闭的小圈子，竭力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大量犹太人的涌入使许多英国人心存疑虑，导致政府在1905年制定一项《外国侨民法》（Aliens Act），限制犹太人流入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许多犹太难民从德国、奥地利等中欧国家迁入，英国虽然接纳了他们，但在英国公众中却又激起不大不小的反犹情绪。所幸的是，犹太社会一般都能够积极地帮助和妥善地安置新来的移民，犹太人经济实力比较强，富人有许多置身金融、贸易业，穷人多数从事成衣工作，贫苦的犹太人一般也能自立谋生，所以并没有给英国社会带来很多不安定因素。1980年，全英国大约有11.1万犹太人。

给英国社会带来新问题的是有色人种移民。18世纪有色人种开始进入英国，这是当时英国大规模殖民扩张的副产品，最早的有色人种来自印度、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国家，他们主要是跟随发了财的殖民主人回到英国，给这些殖民老爷做仆人。18世纪有色人种不多，大约只有1万人，能够被上流社会接纳为童仆，以此作为时尚。19世纪有色人种的来源是军队和水手，外籍士兵和殖民地水手在英国定居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且备受歧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在殖民地大量招募士兵，本国劳动力缺乏也需要许多殖民地人来补充，这样，有色人种就开始多起来，而种族间的冲突也日趋明显。1919年夏天，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纽波特、卡迪夫等地相继发生种族骚动，白人袭击西印度群岛来的海员，攻击其人身，捣毁其居地，3个人在卡迪夫冲突中死亡，利物浦也有一人丧生。这是在英国发生的最早一次全国性种族冲突高潮，它预示着20世纪一个新的社会问题正在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多的有色人种进入英国。1948年《国籍法》（Nationality Act）明确阐明帝国内的臣民都具有英国国籍，于是大批西印度群岛移民蜂拥而至，到“祖国”来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1948年第一艘移民船从牙买加带来492个移民，50年代中叶，每年进入英国的西印度群岛移民超过2万，到1958年，已经有12.5万西印度群岛人在英国定居下来。与此同时，印、巴分权造成的社会动荡使大量印、巴籍移民进入英国，很快在英国形成一个庞大的南亚次大陆族群。1956年一年，印、巴两国就移民7700人，第二年超过1万，1962年，两国移民总共达47000人。4年以后，东非殖民地肯尼亚和乌干达先后发生种族骚乱，于是大批持英国护照的“亚裔人”（主要是南亚次大陆后裔）又潮水般涌进英国。到1971年，大约有129.4万“英联邦人”居住在英国，其中来自西印度群岛的30.3万，南亚次大陆的46.2万，澳大利亚的3.2万，其他地区的49.6万。

从50年代末起，移入的人口就已超出移出的人口，出入相抵每年净入5万人，1961年净入数达到10万，这明显给英国社会带来了新的压力。到80年代，移民占英国人口总数的7%,其中有200万有色人种。这时候移民中有许多已经是英国出生的了，比如西印度群岛人中的49%、非洲人中的35%、巴基斯坦人中的39%和印度人中的33%是出生在英国。

移民大量增加给英国造成巨大压力，尤其从60年代下半叶起英国经济不景气以后情况更加如此。新移民、主要是非白种移民进入英国后面临种种困难，他们往往很难融入英国社会，在生活、就业、文化、教育方面都很容易感到受排挤。许多英国人、尤其是社会下层对移民抱不欢迎甚至敌视态度，认为移民夺走了他们的饭碗，使他们的生计面临威胁。这样，一方面是有色人种感到受压抑，另一方面是英国白人感到受威胁，种族间的对立情绪就很容易发生，从而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

政府对这种情况当然很清楚，政府的对策是：一方面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另一方面禁止种族歧视。就第一方面而言，议会在1962年通过《英联邦移民法》（the 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规定，除得到英国用人单位的聘用证书，联邦范围内的各国公民都不再有权在英国定居。1968年《移民法》（Im migration Act）规定，联邦公民除非本人或父母、祖父母中有人在英国出生，否则不可自由出入英国。1971年《移民法》将联邦公民自由出入英国的权利仅限制在本人出生在英国的人中，而非联邦国家出生的人（主要是白人），其父母或祖父母中有出生在英国的，反倒可以自由出入，因此很明显这条法律主要是针对有色人种的。1981年，新的《国籍法》彻底堵住了联邦公民自动进入英国的大门，根据这一法律，出生在英国的人并不自动取得英国国籍。实际上，为了不让更多的有色人种定居英国，英国人把自己孩子的天生国籍权都剥夺了！

但同时英国政府也制定一系列反种族歧视法，保护已定居在英国的有色人种权利，具体来说体现为1965、1968和1976年的《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s Act），前两个法律设立专门的机构监督和调解种族关系，后一个法律将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规定为非法。

尽管如此，种族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1978年美国社会学家科特尔（T.J.Cottle）写了一本书叫《黑人证词》，其中说：

在英国，人们对种族问题很少提及，日常谈话中过多地回避这个话题。听有些人说，英国没有种族问题；在另一些人口中，它似乎又是个很容易解决、只不过故意让人难堪、被夸大或很微妙的小问题。但情况并非如此，任何人假如和居住在英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或毛里求斯人家庭谈过话，都不会把他们的景况说成是微不足道、被夸张或微妙的小问题。

有色人种聚居在大城市，许多人、特别是黑人很穷，只能住在城市特别衰败的街区，生活条件差，失业率高，受教育机会少，出头的希望几乎等于零。1986年，一份关于伦敦哈克尼地区的报告曾经说：“有些人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他们住在没有暖气的潮湿屋子里或无家可归，穿着大拍卖时买来的别人不要的衣服，许多人把收入的40%-60%用于住房和燃料，而家庭日常开销只有20%……”这种情况在许多大城市有色人种聚居区都有报道，因此历史学家马威克（Arthur Marwick）问道：“现在，是否种族问题成了分裂英国社会的最大因素，以至使阶级的潜在能量都黯然失色了？”

1982年，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西印度群岛人和亚裔人的失业比例特别高，如果有工作，一般也是低收入的工作：“平均而言，白人挣的钱比黑人多得多。”在住房方面，有色人种也处于不利地位，“黑人更多地住在公寓里，而住公寓的又更多地住在较高的楼层，有房子的人又很少有单独或半单独的地产……”正是这种情况使调查种族冲突的斯卡曼勋爵（Lord Scarman）在1986年说：“种族低劣地位是当前英国生活中的一个现实，我同时还认为：这是导致布里克斯顿骚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1985年9-10月，伦敦、伯明翰、布里克斯顿、利物浦相继发生严重的种族骚乱，这些都是有色人种高度聚居区，经济状况又相当不好。1985年9月，伯明翰的汉兹沃思区有36%的劳动力失业，24岁以下的失业率达50%,失业者中有色人种占多数。7月，汉兹沃思区已发生过两起骚乱事件，都是青年人（主要是黑人青年）与警察的冲突。9月9日，一个黑人青年为违章停车事与警察争吵，随即许多人围观，警察也渐渐增多。据后来报道，围观人群中有一个黑人妇女被打，两小时后骚乱就开始了，40多幢房屋起火燃烧，两个亚裔青年在大火中窒息致死，30多人（主要是警察）受伤，财产损失达1000多万镑。9月28-29日，布里克斯顿也发生骚乱，起因是警察到一个姓格罗斯的黑人妇女家中搜捕其儿子，冲突中警官开枪误伤格罗斯太太（Cherry Groce），当天晚上就发生了骚乱，警署受到汽油弹攻击，商店被抢，房屋被烧，43个平民和10个警官受伤，230人被捕，财产损失300多万镑。布里克斯顿骚乱刚平息，利物浦骚乱又起，4个黑人青年因斗殴受审要求保释未获法庭准许，引起300多名青年与警察开展巷战，许多汽车在冲突中被烧。10月6日，伦敦的托登南姆区发生更严重的骚乱，一名警官被人刺死，255名警官和20名平民受伤，冲突中有人向警察开了枪，警察则配备了催泪弹和橡皮子弹，但最终没有当真使用。

1985年骚乱是种族冲突的最公开的表露，其实，大大小小的冲突是经常发生的。1958年8月伦敦就发生过西印度群岛移民和当地白人暴力冲突的事件。1994年夏天，伦敦一位亚裔学童被人打死，原因仅因为他是南亚次大陆人。汉兹沃思事件发生后，西中部地区都市郡一个小组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称英国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因为权力和资源都掌握在白人手里，黑人只是“二等公民”。小组委员会完全由黑人组成，其结论难免有偏颇之处，但英国存在着种族矛盾与种族冲突，这又是不可讳言的社会现实，其严重程度从小组委员会站在黑人的立场上做出的这个结论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20世纪，除了民族与种族冲突，社会秩序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犯罪。20世纪，一直到40年代初，犯罪率相对来说都比较稳定，但1930-1950年开始加速增长，此后的增长速度就非常快，以每年10%的增长率递增。试见表33.

表33 每10万人口犯罪率1901-1951（英格兰和威尔士）

就犯罪类型而言，轻度犯罪的比例增长缓慢，重度犯罪的比例增长很快，比如说，1900-1963年，必须起诉的罪行从犯罪总数的6.5%增加到46.5%,破屋行窃罪和伪造罪分别增长40倍和20倍，而传统的扒窃罪只增加46%。1970-1980年，轻罪增长了16.6%,重罪则增长47%（英格兰和威尔士）。相比之下，杀人罪几乎未增长或者减少，这反映了犯罪的动机主要是财产方面的：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人们的贪欲却更加膨胀。表34就表现了各种犯罪类型变化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针对财产的犯罪是多么严重，而且增长速度是多么快！

同时，少年犯罪也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1910年由各即审法庭审理的少年犯罪案件只有1.2万多宗，其中1万件多一点被判有罪，1938年数字分别是2.9万多宗和2.7万多宗，1960年达到5.8万多宗和5.6万多宗，70年代中期则已经接近10万宗和9万宗，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毋须向法庭起诉的犯罪和交通违章事件。

表34 各种类型犯罪率增长指数1901-1963（英格兰和威尔士）

(1901-1905年平均数=100)

70年代重大犯罪总数曾一度减少，受起诉的人也相应减少，但暴力侵犯人身的事件以及青少年犯罪的比例却增加了，强奸罪也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政府官员腐败事件则不断曝光。青少年的吸毒、酗酒现象越来越严重，据估计，高校学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服用大麻，同龄的其他青年中有六分之一，连中小学生中都有十分之一。服用海洛因的人大大增加，海洛因是一种强毒品，往往使服用者卷入暴力犯罪，70年代英国形成很大的海洛因市场，1973年警方缴获的海洛因仅3公斤出头，1978年缴获量达60公斤——而这仅仅是被警方查获的数字！

80年代犯罪率显著增长，1981-1987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犯罪率以每年5.5%的速率增长，1986-1987年一年之中，侵犯人身的犯罪就增长12%。1988年，暴力犯罪和性犯罪再度大量发生。受害者集中为三种人，一是老人，二是妇女，三是儿童。在大城市的某些街区，老人成为暴力犯罪的对象，呆在家中也感到不安全。有些地方妇女晚上不敢出门，如果出门，则可能随身带着剪子、小刀之类防身的武器。针对儿童的犯罪活动在80年代也引起社会严重关注，儿童越来越成为性犯罪和暴力犯罪的对象。

犯罪活动增加可能有多种原因：城市管理不善，市区中衰败街区的存在，少数民族的经济状况，英国经济的整体衰落等等都会有影响。传统道德的松弛及人们对某些现象的容忍态度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性观念的改变，社会对性问题的开放，对吸毒问题的相对宽容等等，都会助长某些类型犯罪的增加。直到70年代初，吸大麻者初次被捕还有可能被送进监狱，这以后则往往是罚款了事。媒体与书刊影视的负面效应也不应忽视，色情与暴力描写会刺激少年犯罪的比例。在20世纪，犯罪增加与财富增长同步进行，这不能不说是对“后工业社会”的一大警告！

另一个统计也说明同样的情况：

表35 有记录的犯罪1900-1997

从表中可以看出：20世纪的治安情况连续恶化，犯罪记录不断攀升，但转折性的变化发生在70年代以后，恶性案件（杀人、人身伤害、暴力抢劫、强奸等）成倍甚至数十倍增长，维多利亚时代的翩翩风度已荡然无存。这恰恰发生在西方社会大肆张扬“个性解放”的时刻，时至今日，情况不是变好，而是更坏。

与此同时恐怖主义活动也渗透到英国，除前面已叙述过的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洛克比空难事件等等之外，阿以冲突的幽灵也悄悄爬上英伦三岛。1994年夏天，一个阿拉伯妇女在伦敦使馆区引爆炸弹，炸毁以色列驻英国使馆，使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2003年英国追随美国参加伊拉克战争，更把“文明的冲突”引进英国，此后，英国发生过好几次重大的恐怖主义活动，比如2004年图谋袭击希思罗机场，事发前败露。2005年伦敦地铁大爆炸，造成数十人死亡等等。

总之，从80年代下半叶起英国就变得不那么安宁了，一个谦谦君子的国度越来越被暴力和恶性事故所缠扰。英国警察原本是在繁华大街上漫步巡逻的绅士，现在却和美国警察一样不得不配备武器，随时准备和银行抢劫犯枪战。伦敦原本是宁静美丽的花园都市，现在却使人感到有一点生活在纽约的味道，似乎到处都飘忽着一种不安全感。90年代，人们接连被一些令人发指的血腥罪行所震惊：兄弟两人枪杀父母，伪造现场，为的是继承有钱父母的遗产；年轻妇女将汽车坠入海底，淹死在车上的两个亲生女儿，目的是清除障碍，和一个相好的男子结婚；海滨胜地的女招待被强奸再被杀死，几星期后凶手被追捕得穷途末路而上吊自杀……最令人发指的是“死亡之屋”案件：一对貌似憨厚的夫妻竟是一对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在若干年时间里，他们把十多个（甚至更多的）青年妇女诱骗到家中，加以强奸，然后杀害，再埋在自家房屋的地板下或花园里。在这些残暴的罪行中，妻子为丈夫帮凶，不仅帮他蹂躏妇女，而且帮他杀人灭尸，被害人中竟包括她自己的女儿、养女、朋友和亲戚！

看来，“现代病”在英国已经愈演愈烈了，犯罪与治安问题将是21世纪的严峻挑战。

第四篇　帝国与联邦

第一章　巩固帝国的努力

19世纪下半叶，英国逐渐丧失了工业霸主的地位，美国和德国等后起的工业强国迅速赶了上来。面对这一局势，英国国内对大英帝国的态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19世纪40-60年代时，许多人将殖民地视作英国的负担，主张与殖民地分离。而到了70年代，原先持这种立场的政治家，如自由党领袖威廉·格拉斯顿和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转而积极维护和增强帝国。著名的“维多利亚帝国热潮”在国内掀起，出现了两个主要趋势：其一是主张在英国与自治殖民地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确保帝国基础的稳固；其二是向尚未被西方列强征服的地区扩张，夺取新的领土，增强帝国的实力。1887年，在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之际，第一次殖民地会议召开，讨论帝国内部事务。英国和各自治领、自治殖民地的政府首脑参加了会议。此后殖民地会议又数度召开，到1902年共开了四次。1907年，该会议改称“帝国会议”。在此期间，英国积极参与瓜分非洲，获得大片新殖民地，还在亚洲吞并缅甸、俾路支和塞浦路斯，扩大了势力范围。英国殖民地已遍及全球，成了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1898年10月11日，南非的布尔人率先向不可一世的英国军队发起进攻，引发英布战争（1899-1902年），使得英帝国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02年5月，英国人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布尔人被迫在《弗里尼金和约》（Treaty of Vereeniging）上签字，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均变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它似乎已耗尽了人民、甚至政府对于帝国的热情”。英帝国的领土扩张阶段到此结束，英国对于帝国的政策亦转而以巩固帝国为核心。

在英国殖民地中，那些拥有一定自治权利的殖民地，其居民以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占多数，因此又称为移民型殖民地，其中除1867年获自治领地位的加拿大之外，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非的种族成分不同，但统治制度与它们相似。英国政府在加强与自治领联系的前提下，对其扩大自治权的要求采取了宽容和支持的态度，其目的仍是维持帝国的存在，避免美国式的独立战争在这些殖民地重演。

从1788年英国在澳洲大陆建立第——个殖民地——新南威尔士之后，英国开始向这里运送大批流放犯人，不久自由移民也移居该地。随着居民的增加和开发的深入，其后又分化、产生了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殖民地。它们相对独立，互不隶属，19世纪中叶前后相继建立起各自的责任制政府。这些殖民地对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忠心耿耿，丝毫未受1867年加拿大事件的影响，甚至在1871年英国军队撤出澳洲之后，局势也没有发生变化。

但从80年代初起，各殖民地要求建立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和获得更大自治权的呼声逐渐高涨。其原因在于：在防务方面，英国把重点放在非洲和欧洲，不愿在澳洲承担义务，以至于昆士兰于1883年兼并新几内亚岛的行动受挫，反而让德国人乘虚而入，于次年占据了该岛的东北部地区，对澳洲大陆形成威胁。在移民政策方面，澳洲各殖民地自19世纪中叶相继实施排斥有色种族的“白澳政策”，但各殖民地政策不一，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协调。在经济方面，各殖民地经济模式相类似。以农牧矿业为主，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末经济衰退，给各殖民地带来巨大冲击，罢工行动也冲破各殖民地的边界限制，表明各殖民地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经济联系。其他诸如关税、交通等问题也使各殖民地进一步联结在一起。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英国投资人、债权人向澳洲讨债，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英情绪。要求建立联邦的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蓬勃展开。

1880年，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总理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s）提议设立一个联邦会议，他认为“某种联邦权力机构也许能比各殖民地更有效地处理”那些涉及殖民地之间事务的问题。该会议于1885年设立，次年在塔斯马尼亚首府霍巴特召开首届会议，其全称为澳大拉西亚联邦会议。由于该会议没有立法、行政方面的实权，新南威尔士没有加入，所以作用十分有限。

1889年10月2日，帕克斯发表“滕特菲尔德演说”，建议设立有实权的联邦机构来取代澳大拉西亚联邦会议，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命运”的口号。1891年3月，各殖民地总理来到悉尼，出席第一届联邦大会，着手起草宪法。此后又召开两次联邦大会，审议宪法草案。1898年6月，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南澳大利亚就宪法草案举行公民投票。除新南威尔士的赞成票未达到规定票数外，宪法草案在另外三个殖民地获批准。为了使澳洲所有殖民地部接受联邦宪法，各殖民地总理于1899年初在墨尔本再次修改宪法草案，同年举行第二次公民投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均批准该草案。次年7月西澳大利亚也举行公民投票，批准联邦宪法草案。

英国议会甚至在西澳大利亚举行公民投票前就爽快地批准了澳大利亚联邦宪法草案，并于1900年7月由维多利亚女王正式签署。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诞生，成为大英帝国内又一个自治领。

新西兰也是英国的移民型殖民地：它与澳大利亚是近邻，英国政府曾将澳新两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治，新西兰代表在19世纪下半叶也多次出席在澳大利亚举行的联邦会议。不过，新西兰殖民地的发展过程与澳洲其他殖民地并不一样。迟至1840年1月29日，英国驻新西兰第一位代理总督威廉·霍布森（William Hobson）才由悉尼来到新西兰上任，开始英国的殖民统治。1853年，新西兰实施本殖民地的宪法：1856年5月第一届责任制内阁建立。60年代，英国移民与土著居民毛利人之间爆发了战争。毛利人被打败，所拥有的土地也被没收，人口急剧减少。1850年前后毛利人仍有8万——10万人，1896年下降到4万余人。新西兰虽在19世纪下半叶参与了澳洲殖民地的联邦运动，但由于经济上相互依赖性很小，而且都争取在英国农牧产品市场上获取更大的份额，所以新西兰最终没有加入澳大利亚联邦，而是在1907年获得了独立的自治领地位。

南非的非白人居民人数一直多于白人移民人数，所以它不是移民型殖民地，而是二元型殖民地。但白人移民自建立殖民地后，一直控制着统治权。早在1806年，英国军队就攻占了隶属于法国的开普殖民地。1843年又在东面的纳塔尔海口一带建立纳塔尔殖民地。原居住在这两个殖民地的荷兰裔居民（即布尔人）愤然北迁，建立起奥兰冶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其后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布尔战争后，布尔人的领地被英国人兼并。1908年，负责起草南非联邦宪法的国民会议在德班举行。到次年6月，宪法草案获各殖民地议会的批准。9月20日，英王批准成立南非联邦。1910年南非联邦正式建立，成为英帝国中又一个自治领。

爱尔兰一直是英国的心头之患。英国势力在诺曼时期侵入这个邻岛。伊丽莎白一世首次向爱尔兰派驻大臣，开始确立英国的统治，并派军队镇压当地的反英暴动。1601年，蒂龙伯爵（Tyrone,Earl of）率领的爱尔兰军队向英国投降。1649年，克伦威尔率军征服、平定爱尔兰。英国实行严厉的惩罚制度，剥夺爱尔兰人拥有的土地，在政治经济上实施全面的压迫政策，导致民众的普遍不满。19世纪初英国正式合并爱尔兰之后，爱尔兰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此起彼伏，激烈程度达到空前。1860年代起，芬尼亚运动发动武装反抗。帕内尔（Charles S.Parnell）则在80年代领导了议会中爱尔兰民族主义党团的斗争。英国首相格拉斯顿先后两次在议会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Irish Home Rule Bill），试图以授予爱尔兰某些自治权的方式来解决危机，但未能成功。直到1913年，第三个《爱尔兰自治法》才获得通过，成为法律。但是，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反对爱尔兰自治，要求留在英国统治下，并组建准军事组织——厄尔斯特志愿军。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亦组建了自己的武装——爱尔兰志愿军，与之对抗。爱尔兰内战呈一触即发之势。但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暂时缓解了紧张局势，爱尔兰自治进程被拖延。

由于各自治殖民地相继以和平的方式成为自治领，自治领与英国的感情、文化纽带未受伤害，政治和经济联系依旧。在布尔战争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派兵参战，体现了它们与大英帝国共命运的立场。另一方面，殖民地会议（帝国会议）和一些帝国机构也对巩固帝国起了积极的作用。1902年的殖民地会议是20世纪召开的第一次殖民地会议，也是殖民大臣、著名的帝国主义者约瑟夫·张伯伦所主持的最后一次殖民地会议。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是历次会议所难以比拟的。

会上，张伯伦热情称赞各自治领在英布战争中的作用：“在整个这段期间，我们一直受到我们本血统和本民族人民的支持、加强、鼓励和帮助。自战斗开始的第一天起直到投降条件签订之日为止，我们一直获有英王的所有领地和附属地的同胞们的诚挚关注和赞许，我们一直获有他们的积极的帮助，我们一直获有他们道义上的支持。”由于大英帝国正在发生种种变化，所以张伯伦希望这次会议能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为巩固帝国作出贡献。

张伯伦的要求得到积极的响应，会议决定将殖民地会议变成帝国的一个常设机构，每3年开一次会，讨论有关帝国的一切问题，并增强帝国内部的联系。会议还讨论了防务问题，英国建议各自治领和殖民地共同承担防务开支；大洋洲各殖民地同意将每年的海军捐款增加到20万英镑，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每年各拨出海军军费5万英镑和3.5万英镑，纽芬兰同意每年出3000英镑。加拿大以损害其自治权为由拒绝承担军费，但同意考虑加强自身海上防务。在帝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英国承诺在可能的范围内征求各有关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意见，使它们能够参与帝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不过，张伯伦提出的关税改革和帝国特惠制的主张，却遭到来自英国国内的反对。英国国内主张自由贸易的势力反对在帝国内外实行不同的关税，认为此举会造成物价上涨、出口减少，并对造船业和银行业产生不利影响。各自治领和殖民地意见不一，加拿大尤其不愿降低英国货的进口税。最后，与会各方同意向特惠制方向努力，暂时不作决定。不久，张伯伦因在帝国政策上与其他内阁成员意见不合而辞去殖民大臣的职务。

在埃及和印度这样的非移民型殖民地，鉴于当地社会结构比较稳固，土著统治者尚有一定的威信和权力，因此英国人在保持其最高统治权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革，作出某些妥协，增加当地人的参政权利，在地方事务及一些次要事务方面与土著统治者及当地知识阶层进行合作，借助其力量进行统治。

1882年英国用武力占领埃及，尽管此时埃及在名义上仍隶属于奥斯曼帝国，其君主立宪制也得到保留，但它事实上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驻埃及总领事伊夫林·巴林（Evelyn Baring，后被封为克罗默[Cromer]勋爵）成为埃及政府顾问，是埃及事实上的统治者。埃及本是种植多种农作物的国家，出产棉花和谷物。英国统治者发现当地产棉花质量好，便停止种粮，推行棉花单一种植制，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进而，英国在两件事上严重伤害了埃及人的民族感情：1906年，敦沙韦的村民举行暴动，遭到英国当局残酷镇压，事件过程中英国统治者玩弄“分而治之”手段，偏袒科普特基督徒，打击穆斯林；1909年，英国提出将归还苏伊士运河的时间延长40年。埃及民族主义者感到无法容忍，决定采取行动以表达意向。克罗默勋爵反应迟钝，而另一个英国高级官员在1907年就发现：埃及的民族主义“十分活跃，危害极大”。不过，克罗默在离任前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分化民族主义者，对其中的温和派作了一些让步：他任命一名温和派成员担任教育部长，并号召温和派组建一个政党，希望这个党“可以用来对抗极端派”。

克罗默的继任者是埃尔登·戈斯特（Eldon Gorst），他于1907年来到埃及后继续推行前任的政策。戈斯特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官员中增加埃及人的比例，另一方面扶持埃及的原统治集团。然而，这些措施无法平息埃及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因此不久之后，英国统治者就改用镇压手段，宣布实行新闻检查，颁布《放逐法》，规定未经审判便可囚禁任何人。

1911年戈斯特因病离任，基钦涅勋爵（Lord Kitchener）继任，他仍运用“大棒加胡萝卜”手段来对付埃及人民。他加强埃及立法会议的权力，扩大埃及人在该机构中的比例，同时又加强镇压。埃及民族主义者通过立法会议陈述其主张，使英国统治者感到头痛。因此，英国那些主张加强和扩大英帝国的人士认为埃及是英国妥协政策失败的典型，在他们看来：对当地人的让步只会降低“统治种族”的威望，给未来制造麻烦。

印度是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受英国统治的时间也比较长。在1899-1905年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Lord Curzon）在谈到印度对英国的意义时说：“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进入20世纪，英国对印度的投资有了较大的增长，同时从印度获得的各种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也比以往多得多。寇松乐观地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将永远延续下去。

当寇松于1899年到任时，印度的局势较为平静，政治活动处于低潮。尽管他在发展印度教育、兴修水利和削减盐税方面有所作为，但他的高压统治却引起印度人民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分裂孟加拉的行为，使印度掀起又一个民族主义高潮。

1905年10月16日，寇松颁布分裂孟加拉省的法令，决定将该省分为东、西两省，其中东孟加拉的居民以穆斯林为主，西孟加拉则以印度教徒为主。印度各界对此反应强烈，认为这是——个分化瓦解印度的阴谋，于是纷纷起来表示抗议。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对反英运动的方式有不同的主张，以戈克海尔（Gopal K.Gokhale）为首的温和派坚持采用和平请愿、示威的方式，而以提拉克（Bal G.Tilak）为首的激进派则倾向于走暴力反抗的道路。由于国大党是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者，这种意见分歧削弱和分化了运动本身。因此，寇松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不屑一顾，他说这场运动“仅仅是水面上的漂浮物，我毫不怀疑……下面流动的是深邃而平静的水流”。

显然，寇松低估了这场运动的意义和巨大的潜能。在他心中，独立的印度民族是不容存在的，任何此类运动或思想均须查禁。同时，为保持英国对印度的永久统治，寇松主张在印度建立一个类似于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政体，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使印度成为“帝国的最伟大的伙伴”，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英印民族。为使他的这个主张深入人心，寇松大力保护和发扬印度的传统文化，1903年在德里举行规模宏大的朝觐活动，以显示印度的“团结和爱国主义”，并大力使印度在经济上减少对外界的依赖性。寇松对自己的政策充满信心，认为其政策已在印度大获成功，他得意洋洋地宣称：“我以为全印度人民……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忠诚可靠。”

另外，寇松不顾英国政府在帝国政策上的调整，执意向中国西藏扩张。但是，他与新任英军驻印总司令基钦涅不和，最终于1905年辞去总督一职。

同年底接任印度总督一职的是明托勋爵（Lord Minto）。当时的印度局势与寇松的描述相去甚远，用戈帕尔（S.Gopal）的话来说，就是“印度的不满从未如此强烈和广泛”。明托抱怨寇松“留下的强烈不满的遗产”，明托夫人则说寇松“耗尽了他的臣民们的忍耐，达到了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英国新任印度事务大臣约翰·莫莱（John Morley）迟至1917年还心有余悸地回忆：“部分由于表面的、部分由于本质的不同原因所造成的政治动荡缓慢地横扫印度的那副场景。”

为了应付这一困难的局面，明托感到高压手段只是权宜之计，必须对英国的统治进行较大的改革才能实现较长期的稳定。通过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明托感到国大党的作用不可低估，应当尽力将其拉到英国统治者一边。为此，他专门去见莫莱，陈述自己的主张：

国大党究竟会成为带来益处还是制造罪恶的力量，其关键主要在于我们自己，而不论我们是否对该党抱有好感（从个人的角度说，我不喜欢它）。也许，与国大党有联系的可疑者人数不少……因而，我们更有理由在与他们打交道时避免采用粗暴和僵硬的手段。

显然，明托试图用较温和的方式来笼络国大党。而要做到这一点，一味的高压政策是不能奏效的，因而他改变策略，推出以改革为主导的政策。此举与英国人在埃及的做法颇为相似。

国大党内部对明托的新政策产生分歧。以戈克海尔为首的温和派将建立“大英帝国之内的自治政府”作为目标，主张与英国统治者合作。而极端派坚持与英国当局进行斗争，尤其对明托维持孟加拉分裂局面的做法感到愤怒。1907年4-5月，东孟加拉、旁遮普等地人民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在如何对待罢工示威的问题上，两派关系恶化。极端派主张使用暴力驱逐英国统治者，温和派则认为暴力的道路十分危险，有损于国大党本身的利益。结果，温和派在这一年的本党年会上将提拉克等极端派驱逐出党。此后极端派在各地引爆炸弹、进行暗杀行动，招致英国统治者的镇压。提拉克被捕入狱，公共集会被明令禁止。此外，英国人还进行新闻检查，并镇压了1908年7月的孟买大罢工。

明托决心依靠国大党温和派和文官阶层的支持实行改革，在征得英国政府的同意后，与莫莱一道推出了所谓“莫莱明托改革”，即190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印度立法会法案》（Indian Councils Act），规定在各级立法、行政机构中增加印度人的比例，扩大印度人名义上的参政权。英国政府任命一名印度人为总督行政委员会委员，任命另外两名印度人为设在伦敦的印度委员会委员。全印立法会的印度议员比例得到提高，地方立法会的民选印度议员比例也有较大增长，穆斯林须在各级立法会中拥有数目固定的席位。各级立法会首次被授予辩论预算案、动议和通过决议的权力。但实际上，上述措施均未能动摇英国的统治，莫莱曾在1908年对明托说，改革的目的不是削弱英国统治，而是促使印度人甘心接受这种统治，“使政府能够更好地了解被统治者的需求、利益和情感。另一方面，在机会到来时给予被统治者更好的理解政府立场的机会，以避免误传那些无知而具有恶意的见解”。

经过这次改革，印度的局势逐渐恢复平静，民族主义运动陷于低潮。英国人在印度又恢复了信心，以至于新任总督哈丁勋爵（Lord Hardinge）到任不久就取消了分裂孟加拉的法令。此后几年的事态发展表明，莫莱明托改革的确在手段上比寇松的大棒政策更有效，基本上收到了预期效果。

在刚占领不久的非洲殖民地，英国面临着全新的处境，因此只向这里派遣为数不多的官员、专业人员和军人，自愿移民人数很少。有一个被派往东非的英国殖民官员写道：

在非洲的这个中心地带，只有我们3个白人，外加20个黑人士兵和50个黑人警察，却要治理一个居住着50万装备良好的野蛮人的地区，并维持该地区的治安，离这里最近的医生和增援部队驻扎在68英里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殖民者无论采用何种统治方式，均诉诸拉拢利诱和威吓屠杀的手段。在那些间接统治的地区，英国人给予土著统治者某些权力：在行政上，土著统治者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征收赋税，传达和执行殖民当局的命令和政策，同时接受殖民官员的监督；在税款分配上，土著政权可保留一部分税款用于日常开支及土著官员薪俸；在司法上，土著统治者可按土著法对土著居民实行审判。以此为条件，英国殖民官员在“合作”的旗帜下，将一些地区的土著统治者变为其统治工具，如北尼日利亚的酋长、乌干达的干达族贵族、苏丹的反马赫迪派等等。

另一方面，英国殖民者严厉镇压反抗者，用武力手段维护其统治，连温斯顿·丘吉尔在得知英国人在肯尼亚的暴行时，亦感叹那“就像一场屠宰”。据英国方面的资料，在1905-1908年中，共有1700余名肯尼亚人被杀。1906年在尼日利亚西北部的索科托发生反抗殖民统治的起义，英军屠杀了2000余名起义者才恢复了秩序。在1906-1908年的南非祖鲁人起义中，英军屠杀了3500余名起义者，并囚禁了约7000人。英国承认在大部分殖民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抗行为。

在20世纪开头的十余年中，无论保守党还是自由党，都在帝国及殖民地政策上以布尔战争为鉴，不再热衷于帝国扩张，而是将重点移到巩固帝国上来。这一政策调整除了英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欧洲事务，如何应付德、奥、意威胁，牵制了英国政府的大部分精力。如果说保守党政府中还有约瑟夫·张伯伦这样的人希望建立更强大的帝国的计划，那么自由党政府则采取近乎“无为而治”的政策，除了维持现状，就再无“奢望”。

这样，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作为第一殖民大国的大英帝国，其地位仍未受到根本性的挑战。除了爱尔兰等少数地区外，各殖民地给英国带来的是财富和荣耀，而不是烦恼和负担。按英国政府的想法，这种局面最好能长期维持下去，当然可以作一些调整和改革。不过，资本主义国家中后起的德国等却不甘心在殖民扩张中的落后地位，它们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局面。于是，在各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以欧洲为主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帝国的衰落

早在大战爆发之前，一些主张巩固帝国的人就不断提醒对德国的野心保持警惕，但多数英国人仍对帝国的强大沾沾自喜，甚至当战火在巴尔干半岛燃起之际，英国的最初反应是此事与自己不甚相干。可以这样说，大英帝国在卷入这场世界大战时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

然而，令英国人感到欣喜的是，一俟英国宣布参战，帝国所属各自治领和殖民地立即响应，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母国的感情和作为帝国成员的责任，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帝国的存在取决于英国的安危，倘若英国沦陷，帝国亦会崩溃，自治领和殖民地都会受到殃及。不过在身穿各式军服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士兵走向战场时，英国决策者并没有料到这场战争对帝国产生的消极作用会如此之大。诚然，大战所激起的民族感情最初使帝国向心力加强，但后来，这种感情又最终导致帝国解体。

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大都在法国领土上展开，人们因此会忽视那些发生在欧洲以外的、以争夺殖民地为目标的战事：在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军队与日本一起，仅用4个月便夺取了德国在这里的所有殖民地；在东非和西南非，以南非军队为主的帝国军队用稍长一点的时间就摧毁了德国的势力。

战争给英国提供了机会，也使它对帝国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首先，战争为英国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条件，尽管本国及协约国的领土和殖民地处于不确定的状况，但是同盟国方面亦如此，尤其是德属殖民地和站在同盟国一方的奥斯曼帝国更如此。换言之，大英帝国有可能得到扩大。其次，大战使帝国对英国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帝国成为人力和物力的重要来源。各自治领、殖民地共派出250万人参战，另有更多的人为战争的后勤、医疗、武器弹药生产出力。从阵亡人数来看，印度为69056人、澳大利亚59330人、加拿大56639人、新西兰16711人、南非7121人、东非约2000人、纽芬兰1204人、西非850人。澳大利亚阵亡人数超过了全国人口的1%,是帝国中比例最高的。战争期间，英国进口额大增，由1910-1914年平均7.14亿英镑增加到1915-1919年平均11.61亿英镑，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数额最大，但从帝国内部进口的总额高出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主张巩固和加强帝国的呼声再起，帝国主义派又得到重用。帝国主义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在1917年宣称帝国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如果它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将“强大到足以击败所有进犯者”，并使英国置身于“欧洲错综复杂的局面之外”。这种观点在英国很有市场，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自由党政府感到有必要动员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那些在19世纪最后10年兴起的“新帝国主义派”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寇松勋爵和亚瑟·贝尔福于1915年5月进入政府。1916年12月，以劳合·乔治为首相的联合政府成立时，米尔纳也进入政府。

另一方面，英国对印度、埃及等殖民地大量许诺，以示安抚，并为在中东等地扩张作准备。大战爆发时各殖民地局势较为安定，但到1916年，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克服了分歧，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于12月达成《勒克瑙条约》（Lucknow Pact），握手言和；国大党内温和派和极端派重新联合，获释后的提拉克在1916年年底恢复了国大党党籍。印度民族主义者积极活动，英国驻印度总督在1917年3月致函国内，称印度局势告急，任何敷衍搪塞都将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Edwin S.Montague）随即发表宣言，承诺在印度政府各部门增加印度人的比例，并逐步推进自治制度。1918年8月，“蒙塔古切尔姆斯福德报告”（Montague-Chelmsford Report）公布于世，提议在各邦实行责任政府制，由邦政府主管教育、卫生和农业等事务，而英国总督则把持财政、司法、治安等大权，这就是所谓的“双重统治”。

英国早有侵占中东地区的企图，大战为实现其企图提供了机会。当1914年10月奥斯曼帝国宣布加入德奥同盟对协约国作战时，英国立即看出瓜分这个衰落帝国的时机来到了。于是，英国在同年12月将埃及变为保护国。为安抚埃及的民族主义者，英国又许诺在战后考虑建立埃及自治政府的问题。1915年英军在加里波利战役中遭挫后，转而鼓励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的统治，10月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ac Mahon）作出许诺：英国将“承认和支持阿拉伯人的独立”。在英国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下，阿拉伯人的起义不断发生，客观上配合了英军的行动。到1916年12月，英军攻占耶路撒冷，次年又攻占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部分地区。

然而，英国对阿拉伯人的许诺并无诚意，实际上是利用阿拉伯人来达到其瓜分奥斯曼帝国、称霸中东的目的。就在1916年4月，英法秘密达成《赛克斯皮考特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具体确定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案。按此条约，英国将得到巴勒斯坦、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和波斯湾，并将约旦至波斯湾一线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为争取美国和俄国犹太人利益集团的支持和遏制阿拉伯人的势力，英国大力宣扬犹太复国主义，于1917年11月发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再次许诺：“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贝尔福本人就直言不讳地说过：“俄国、美国以及全世界绝大多数犹太人此时都赞成犹太复国主义。如果我们能够发表一项赞成这个理想的宣言的话，我们将能在俄国和美国进行一场极为有用处的宣传。”

英国所作的种种许诺都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因而自相矛盾。在英国人心目中，“独立”是在英国势力范围内的“独立”，“自决”也有其特定的含义，寇松解释道：他之所以接受“自决”，是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将作出有利于我们的决定”。英国在战争期间所作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许诺，为以后的种种矛盾和冲突留下了隐患。

协约国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获得的第一批战果，就是从德国等战败国手中夺取大片殖民地，使英帝国的版图又有所扩大。寇松昔日之梦想——建立从印度到地中海的英国势力范围以及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的“开普开罗”计划，均得以实现。南太平洋的德属殖民地也由英帝国的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接管。尽管这些新获得的土地在名义上是国际联盟授权的托管地，但在实际上与殖民地并无本质差别，利奥波德·艾默里称托管权“只不过是对国际联盟所承担的一种形式上的义务，即遵循已在我们的其他非洲殖民地推行的某些原则”。

不过就在此时，这个貌似空前强大的英帝国却出现了分化的迹象，战争唤醒了帝国内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自治领开始要求得到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殖民地则寻求更多的自治权利，争取独立的趋势逐渐呈现。

当时的形势对这一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欧洲大陆上的几大帝国相继崩溃，这个局面不能不对英帝国产生消极影响。其次，殖民地、自治领在大战中不仅在战场上作出了贡献，而且它们的工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实力加强，政治地位提高。凡尔赛和会接纳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和印度为国际联盟成员国，使它们在法理上获得了主权国家的地位，这种变化无疑对以宗主附庸关系为本质的英帝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再次，英国政府在战时的许多承诺，到这时就需要兑现，更严重的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因此而迅速复活，再掀高潮，其中以甘地（Moh and as K.Gandhi）在印度发起的“不合作”运动和新芬党在爱尔兰发动的争取独立的斗争最引人注目。英国政府陷入一种两难境地：若兑现诺言，就会失去许多殖民地，动摇帝国的根基；若背弃诺言，又会使自己失信，并反过来激发民族主义运动。因此，英帝国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不安，它所面对的矛盾、冲突甚至武装斗争所达到的激烈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从帝国后院传来的阵阵枪声印证了它的不利处境。1919年3月埃及发生民族主义的反英斗争，人们举行示威游行，从事破坏活动并刺杀英军军官。4月，印度旁遮普邦发生一系列骚动事件，巴勒斯坦发生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严重冲突。5月，英国与阿富汗交战，与土耳其的战争似乎近在眼前。1920年7月，伊拉克发生大规模暴动，英军在镇压中阵亡400余人，比在战时军事行动中阵亡于中东的人数还多。

而爱尔兰危机的爆发无疑是雪上加霜。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首府都柏林发生暴动，主张独立的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市民军占据了市中心的邮政总局大楼，袭击英军巡逻队。英国派出援军，付出了130名官兵阵亡的代价才平定了这场暴乱。暴动发生在一战期间，英国军队被牵制了整整一个星期，其意义非同寻常。暴动领导人之一的汤姆·克拉克（Tom Clarke）在被处决的前夜告诉前往探视的妻子：自由正在到来，爱尔兰不会倒下，“在此刻和自由之间，爱尔兰还要冲破地狱的桎梏”。

此后，英国政府调整了对爱政策，作出一些让步。1918年大选中，劳合·乔治允诺实施爱尔兰自治，同时对东北部新教地区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大选结果表明，爱尔兰除了北部6郡之外，主张独立的新芬党赢得全面胜利。新芬党议员在都柏林召开自己的议会，拒绝去伦敦出席英国议会。1920年，新芬党的武装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劳合·乔治连忙在英国议会通过新的《爱尔兰自治法》，总的精神是扩大爱尔兰自治权，在南北爱尔兰各设议会和政府，并各派议员去伦敦出席英国议会。这项法案遭到新芬党的拒绝，爱尔兰再次爆发流血冲突。直到1921年12月6日，双方才签订《英爱条约》（Anglo-Irish Treaty），英国承认爱尔兰（不含东北6郡）为自治领，享有与加拿大相同的各项权利和权力，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并命名为“爱尔兰自由邦”。就这样，曾经是英国一部分的爱尔兰获得自治权，之后又于1937年12月签订《英爱条约》，成为一个主权国家，1948年改国名为“爱尔兰共和国”。

在印度，英国政府并不急于兑现在战争中许下的诺言，但为了有所交代，印度总督蒙塔古在1919年制定《印度政府法》（Government of India Act），中央政府仍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最重要的变革在省政府方面，9个设有省长的省份建立二元制政府，即行政机关首脑负责警政、行政、司法、税务等事务，不对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则负责教育、卫生、农业、公共工程等事务。同年，为对付国大党人的抗议和暴动以及防范布尔什维克式的活动，英印政府颁布严厉的《罗拉特法案》（Rowlatt Act），允许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审判，规定各省总督有权下令逮捕嫌疑人犯。印度各地立刻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阿姆利则的英军将领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下令向民众开枪，打死380余人，打伤1200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血案”。事后，英印当局和英国政府对戴尔百般袒护，英国《晨邮报》在一个月内为他筹集到2.6万英镑以示慰问。此举大大伤害了印度人民的感情，甘地于1920年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一些民族主义者袭击警察时，甘地感到当局会以此为借口进行镇压，便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英印当局立即以策动暴乱的罪名将甘地投入监狱，判刑6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遇到的麻烦并不都是战争造成的。爱尔兰、印度、埃及等在战前就潜伏着危机，战争其实还暂缓了危机的爆发，而中东等新扩张地区的动乱，与英国在战争中随意许诺、为了自己利益而忽视其他民族的利益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战争一结束，帝国面临的共同敌人被打败了，于是内部矛盾便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而且，英国战时庞大的军队在战争结束后大批复员，到1922年仅剩20万人。英军总参谋长在1920年5月抱怨道：“我们这支规模不大的军队过于分散，在任何地方都不够强大，无论是在爱尔兰、英格兰、莱茵河地区、君士坦丁堡，还是在巴吐姆、埃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都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到1920年，那种认为帝国是英国负担的看法在英国政界又占上风，于是，在对帝国主义派的一片指责声中，英国政府着手调整殖民地政策。在伊拉克，英国于1921年废除了“印度式”统治，允许伊拉克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政府，但通过1922年10月的条约和随后达成的财政和军事协定，英国仍保持了“保护”该国的权力。英国还与约旦达成类似协定。在埃及，英国于1922年2月在高级专员艾伦比勋爵（Lord Allenby）的强烈要求下，宣布承认该国“独立”，但英国保持对外交、军事以及外侨事务的支配权，并在苏伊士运河继续驻军。在一些较平静的地区，如塞浦路斯、波斯湾西岸等，英国统治不但形式未变，而且得到加强。贝尔福在这个问题上明确指出：英国所需要的是“行使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最高控制……可采取与阿拉伯人进行友好和谦和的合作方式，但是，这是应采取的最后一种方式”。

如果说以上这些变化还不足以使英国从“帝国梦”中清醒的话，发生在1922年的另一个本与英国并无多大关系的事件，却给英国政治家们造成很大的震动，使他们开始比较认真地考虑帝国的前途了。劳合·乔治为进一步削弱土耳其，积极鼓动希腊对土开战，占领土耳其在小亚细亚及欧洲的部分领土。1919年5月，希腊在英、法、美军舰支持下占领士麦那，此后又攻占一些城市和地区。但土耳其在1922年夏反攻，把希腊军队赶到小亚细亚沿海岛上，并对那些未能逃脱的希腊人大肆杀戮。英国本来是怂恿希腊人发难的，此刻却不打算伸手帮一把。紧接着，土军向英军驻扎的达达尼尔海峡南岸逼近，于9月中旬抵达英军驻地查那克附近，形成对峙的紧张局面。

面对突然降临的查那克危机，英国改变只与法国进行磋商的习惯做法，而直接向各自治领求援。9月16日，英国请求各自治领派军队帮助应付这场危机，期待自治领能像在大战爆发时那样及时伸出援手。但自治领方面却反应冷淡，在所有5个自治领中，只有两个最弱的——新西兰和纽芬兰愿意提供援助，澳大利亚政府回复道：它“愿意会同大不列颠的英王陛下政府参加保卫海峡自由通航和加里波利半岛不可侵犯性的任何必要行动，并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派遣一支澳大利亚部队”，但同时暗示派兵问题需提交澳议会讨论批准。加拿大总理要求得到更多的情报，并称这个问题必须提交本国议会决定。南非以总理史末资（Jan C.Smuts）休假为由，不发一言。这场危机后来在驻君士坦丁堡的联军总司令查尔斯·哈林顿爵士（Sir Charles Harington）的努力下得到化解，但给英国造成的震撼是强烈的，迫使它以冷静而现实的目光重新审视大英帝国。

事实上，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加虚弱了，它在帝国事务上面临的种种麻烦只是虚弱的一种表现。20世纪20年代西方经济全面繁荣，而英国的发展却落后于其他竞争对手，从英国外贸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60年为25%,1913为17%,到二战前的1938年再降为14%。30年代，在把无形贸易和对外投资收入都计算在内的情况下，英国国际收支仍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首次出现赤字。经济实力下降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一方面，它削弱了对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政治控制能力，加剧了帝国内部的离心倾向；另一方面，它使英国更加依赖帝国自身的市场、原料来源，从而力图扩张，加强帝国内部的经济纽带。

此时，自治领最令英国感到头痛。1914年英国带领它们向同盟国宣战，自治领并未表示异议，毫不迟疑地投入了战争。但战争使参战国的民族意识得以加强，自治领开始注重其自己的民族利益。大战结束后，自治领的离心趋势逐渐明显，在1921年的帝国会议上，各自治领不同意举行宪法会议进行修宪，打消了将帝国建成联邦制国家的幻想。11月，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派代表，与英国共同组成大英帝国代表团出席华盛顿会议，从而提高了自治领的国际声望。1923年3月2日，加拿大在没有征询英国意见的情况下与美国缔结《渔业权条约》，显然，加拿大已将自己视为一个主权国家。同年召开的帝国会议确认了加拿大的做法，并承认所有自治领均拥有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力。这次会议无疑是自治领的又一次胜利，“自治领的个性已达到极致”。

这些事件和查那克危机中自治领的态度使英国感到不快，因此在1923年召开关于解决查那克问题的洛桑会议时，英国不再沿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先例，未通知自治领与会。自治领、尤其是加拿大感到无法容忍，加总理麦肯齐·金（W.Mackenzie King）在议会下院表示，除加拿大自愿之外，将不对洛桑会议签订的条约承担任何义务。而且，他还告诉英国，不要指望加拿大签署和批准该条约。

同时，自治领在向其他国家派驻外交代表的问题上也造成突破，1924年爱尔兰向美国派驻外交代表。接着，加拿大援用此例，于1926年派出驻美公使，1928年派出驻法公使，1929年又派出驻日公使。南非亦紧紧跟上，于1930年派出驻美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公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此不予认同，没有采取类似行动。

此时任英国殖民大臣的是利奥波德·艾默里，他一直热心于巩固和扩张帝国，是约瑟夫·张伯伦之后最热衷于帝国事业的殖民大臣。他在1924年上任后确定三项主要工作，并按其重要程度依次列为：第一，将“白种人”自治领紧密地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第二，从东非殖民地中划出新的“白种人”自治领，同时将巴勒斯坦列为考虑对象；第三，“发展”非白种人附属地。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团结自治领的努力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帝国制度中，自治领与英国的关系是附庸与宗主的关系，其地位与它们的实力及在国际上所起的作用不相符合。而且，自治领在法理上不能充分行使全部权力，其外交、国防等权力仍由英国行使，这不仅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且为自治领的民族自尊心所不容。因此，有关自治领的地位与权利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危及英国与自治领的关系。英国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感到有必要在这方面采取积极的步骤来加以解决。

1926年帝国会议是英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会上，爱尔兰和南非摆出一副不给予完全平等的地位就脱离帝国、实现独立的架势。加拿大从中调停，但实际与它们的立场相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反对对帝国关系作重大改变。最后会议指派一个以英国枢密院大臣贝尔福为首的帝国委员会，就此问题起草报告。报告提出：英国和自治领是“英帝国内的自治实体，地位平等，在对内和对外事务的任何方面彼此均不互相隶属，虽然以对英王室的共同效忠关系而联成一体，却是各自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而自由结合在一起”。这样，有关自治领地位和权利的问题就有了结论，即自治领具有与英国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且拥有对内对外事务的全部权力。

此外，报告还确定了英国驻自治领总督的地位和权限：“英联邦各成员之间的现行平等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各自治领的总督均为国王的代表；他在自治领的公共事务管理上所居的地位，在一切重要方面和国王陛下在英国所居的地位相同，而他并不是英国的英王陛下政府或该政府的任何部门的代表或代理人。”根据以上陈述，总督将与英王一样，仅具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统而不治。“贝尔福报告”在1926年帝国议会上获得通过，成为英联邦的奠基性文件。

为了探讨有关英国议会与自治领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问题，英国和各自治领的司法专家和官员于1929年10月8日至12月4日举行会议，会议就以下四个问题达成共识：

一、关于英王对自治领立法机构所通过的法令、法案的否决权，会议认为英王不得再行使该项权力。事实上，英王自1873年以来就没有行使过这个权力。

二、关于自治领的治外立法权，会议建议不作明确表示，但后来的《威斯敏斯特法》对此作了规定：“一个自治领的议会有充分的权力制定效力及于领土外的法律。”

三、关于自治领制定商航法的权力，会议认为自治领立法机关应享有这一权力。

四、关于1865年《殖民地法律效力法案》的地位，因该法案中含有英国议会可为殖民地制定法律的内容，所以会议建议废止该法案。

1931年，英国议会根据“贝尔福报告”和1929年专家会议的建议，制定并通过了意义深远的《威斯敏斯特法》，以法律形式将以上两个文件的精神和原则肯定下来，即自治领和英国具有平等的地位，并享有完全独立的立法权，这是英联邦正式形成的标志。

英联邦创立之初，只包括英国及各自治领，即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亚、爱尔兰和纽芬兰。它当时不包括英国的其他殖民地和保护国，所以并未立即取代英帝国。

同时，英国又在其他一些方面努力加强帝国纽带，比如为了解决国内失业问题，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推行国家资助移民计划，议会亦于1922年制定《帝国定居法案》，规定由国家资助人民移居帝国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具体办法，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40余万人受惠于此，英国政府为此支出约600万英镑。

在贸易方面，帝国的向心倾向表现得更加强烈。英国长期以来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包括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均未付诸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迫于战争费用的压力，英国于1915年开始对某些奢侈进口货物征收三分之一的关税，标志着英国开始放弃自由贸易政策。但尽管从1917年以来历次帝国会议均呼吁实行帝国特惠制，即给予帝国内部产品以特别优惠的关税率及其他便利条件，但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据统计，这一年英国的进口货物中有83%完全免税。

1931-1932年，英国经济危机达到高潮，被迫完全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英国议会于1932年2月通过《进口税法案》，规定对大部分进口货物征收10%的关税，并注明在必要的情况下可给予增税或特惠。1932年7月，帝国经济会议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这是20世纪在英国以外举行的首次帝国会议，英国及各自治领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互惠协定，建立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帝国特惠制。与此同时，完成了英镑区的组建工作，维护了英镑在国际金融中的中心地位。英联邦各国（加拿大除外）均加入了英镑区。

由于解决了英联邦所面临的大部分有关政治、经济和立法权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其领导人在1939年二战爆发之前只聚会一次。英国政府主要通过英联邦成员国之间互派高级专员的办法来互通信息，保持联系和协调。

另一方面，英国计划在非洲扩大白人居住地，“允许南罗得西亚和肯尼亚发展成为‘白人国家’”。其目的是想借此重振帝国威风，更有效地控制和攫取当地矿产和农业资源，并抗衡其他欧洲列强。

在肯尼亚，蒙巴萨-基苏木铁路于1901年通车，建立了从印度洋沿岸到维多利亚湖畔的陆上交通线。为鼓励白人移民来肯尼亚定居，英王颁布土地敕令，强占大片土地，将铁路沿线的马萨伊人迁到偏僻的保留地内。1907年，殖民部指令英国驻肯尼亚总督成立一个立法会议，迈出了走向自治的第一步。1918年，立法会议员改由白人移民选举产生，同时有两名非官方移民代表进入行政会议。但在1920年，英国政府却宣布肯尼亚为“直辖殖民地”，此后，肯尼亚在向“白人国家”过渡方面再无大的动作，终导致这项计划失败。究其原因，首先是在肯尼亚未能发现有价值的矿产资源，无法再现其他地方的淘金潮，因此阻碍了移民的进入。

其次，白人移民增长不快，总数过少，成不了气候。在1923年，肯尼亚的白人移民仅9600余人，而非洲人口则多达250万，移民与当地人口数量太悬殊。

再次，肯尼亚不具备重要的战略位置，其他殖民强国要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退出非洲，要么与英国关系良好，暂时不会对英属殖民地形成威胁。

第四，在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国内的一些人道主义团体、传教士组织和政治家猛烈抨击白人移民在肯尼亚的剥削和压迫行为，白人移民中的开明人士和非洲人政治组织也遥相呼应，给英国政府造成不小的压力。

最后，肯尼亚还有数目较大的亚洲移民，据1921年的统计，其人数为23000人，多数来自印度。他们的政治组织较为成熟，比非洲人的政治意识更强，而且还有来自印度方面的关注和支持。亚洲移民与非洲人一样不愿接受少数白人的统治。

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即英国政府受亚洲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影响而在肯尼亚行动迟缓，错过了建立“白人国家”的时机。1919年印度爆发战后第一次大规模反英斗争，发生多次流血冲突，英国政府担心其波及肯尼亚，决定不扩大该地白人移民的政治权力，以免引起印度移民的不满，并于1923年发布一份《白皮书》，声明“这种至上的托管权将一如既往地……由帝国政府代表行使，不得僭越”。结果，肯尼亚未能在这一年与罗得西亚一起获得自治权。

4年之后，提出“白人国家”计划的艾默里已就任保守党政府的殖民大臣，他又发出一份与1923年《白皮书》内容相悖的新《白皮书》，规定白人移民有权分享托管权。针对东非各殖民地提出的建立一个由南罗得西亚占支配地位，包括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在内的“更紧密的联邦”，艾默里也表示支持。

但是，在英国国内，扩张帝国的热情已经消退，保守党政府不便直接批准这个构想，而是派出以爱德华·扬（Edward Young）爵士为首的皇家委员会调查此事。该委员会行动迟缓，直到1929年才提交报告，其内容令艾默里大失所望。首先，该报告称“更紧密的联邦”应只限于协调土著政策；第二，它认为土著政策的制定权交由白人定居者并非最佳选择，从而使“大白人自治领”的计划受挫。保守党政府于1929年5月辞职下台，接任的工党政府重申了1923年《白皮书》和“爱德华·扬报告”的立场。

但南罗得西亚则由于毗邻南非的独特地理位置而受到英国政府的关注，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最终变成中非的一个“白人国家”。

南罗得西亚及北罗得西亚殖民地的名称源自其创建者——塞西尔·罗得斯。1888年，罗得斯采取欺骗手段从马塔贝莱国王洛本古拉（Lobengula）手里得到“土地租让书”，从而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上增加了一块新的土地。为使这块土地变成殖民地，罗得斯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是大力移民，1890年9月12日首批200名白人青年打着“拓荒队”的大旗从南非来到索尔兹伯里堡，升起英国国旗。至1923年，该殖民地已有白人移民约3.5万人。其次是镇压当地非洲人的反抗，大肆掠夺和奴役他们，白人移民武装于1893和1897年先后两次镇压了非洲人起义，并将非洲人的土地掠为已有，驱使失去土地的本地人为白人开办的矿山和农场做工。第三是继续向北扩张，1890年罗得斯故伎重演，诱使赞比西河北面的洛兹国王和隆达族酋长签约，将其土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895年，罗得斯将上述两大片土地命名为“罗得西亚”，以赞比西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由于南罗得西亚与南非为邻，其战略地位重要，加上世纪之交的英布战争，英国政府于是有意识地将南罗得西亚建成一个“白人国家”。在英国新任驻南非高级专员米尔纳的主持下，南罗得西亚成立了立法会议，其席位在英国南非公司和移民代表之间分配。1922年，英国同意该地移民就殖民地前途问题举行公决，在同年10月27日的公决中，8774人投票赞成成立南罗得西亚责任政府，5989人投票主张该殖民地并入南非。根据这项公决结果，英国政府于1923年10月1日将统治权移交给南罗得西亚立法会议，给予南罗得西亚“自治殖民地”的地位，实际上拥有与其他白人自治领相当的权力和待遇。这样，南罗得西亚的“白人国家”初步形成。

如果说英国对自治领和由白人移民占支配地位的殖民地的自治要求采取了宽容乃至支持的态度的话，那么它对英帝国内另外两个战略经济地位重要、但属非移民型殖民地的自治和独立倾向，则在作出某些让步的同时，果断地予以阻止和扼制。

在埃及，英国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从而维系英国与东方各殖民地的联系通道。1922年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关系期满时，一项“独立”宣言保留了英国对埃及的国防、苏伊士运河区和苏丹地区的控制权。埃及民族主义者对此深感不满，发动了反英运动，——些激进分子还采取暗杀之类的恐怖行动。1924年，埃及军队中的英籍总司令李·斯塔克（Lee Stack）爵士被暗杀，英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派出数艘军舰前往亚历山大港外水域进行恫吓，并对埃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在强大的压力下，埃及政府被迫接受了英国的全部要求。为加强控制，英国政府于1925年派前首相劳合·乔治到埃及任高级专员。

进入30年代，英国对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存在和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感到担忧，于是被迫调整对埃政策，以安抚埃及的民族主义者。英埃谈判延续了数年，终于在1936年达成协议。1936年新条约规定：英国承认埃及为主权国，放弃在1922年宣言中保留的多项权力，但英国军队仍留驻运河区。由于英军的存在，埃及并未获得真正的独立。

软硬兼施的手法亦用于印度。到20年代末，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再度高涨，由国大党人莫蒂拉尔·尼赫鲁（Motilal P.Nehru）领导的各政党委员会于1928年8月草拟了一部宪法草案，旨在实现印度的独立，但穆斯林联盟不接受这部宪法草案，因为它未满足穆斯林单独进行选举的要求。英国驻印度总督欧文勋爵（Lord Owen）提议召开圆桌会议以解决问题，获首相麦克唐纳的批准。按照欧文的安排，出席会议的应该是英国和印度的各主要政党与团体，但国大党认为圆桌会议不讨论自治问题，因而拒绝出席。1930年3月，甘地宣布发起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3月12日，甘地率领78名信徒开始“食盐进军”，以打破食盐专卖的方法掀起民众反英高潮。英印当局随即进行镇压，将6万名参加这场运动的人投入监狱，其中包括甘地和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5月，英军还镇压了白沙瓦起义。

1932年初，甘地又一次发动不合作运动，英国进行了更严厉的镇压，在1月份颁布了一系列紧急法令，甘地和其他国大党领袖均被捕入狱，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同时，英国政府也意识到镇压只能在短时期内起作用，作出让步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就向议会提交一份关于解决印度问题的提案。议会经过长达18个月的审议和辩论后，于1935年通过了新的《印度政府法》，规定在各邦建立责任制政府并实行自治；在中央一级设立两院制议会，英国总督保留外交、国防以及保护少数民族和确定关税政策的权力，印籍官员掌管内政和地方事务。

1937年，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条例得以实施，国大党在7个邦获选举胜利，主持邦务，但关于中央政府的规定却未能实施。虽说该项法案标志着印度在自治的方向上又迈进了一步，但也受到多方面批评，英国工党领导人指责该法中“存在的种种限制”，保守党人丘吉尔则说它意味着“我们在印度权力的确定无疑的衰落甚至消失”。在印度，国大党和伊斯兰联盟都不满意其中的某些条款，国大党领导人钱德拉·鲍斯（S.Chandra Bose）指出：该法案“并不是为了建立自治政府，而是在印度王公和教派以及反动的、亲英组织的帮助下，在新的政治条件下维持英国的统治”。

在印度之外，英国在帝国事务方面还推出两项重要举措，即推动英属赤道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加强英国在海外战略要地的军事防务能力，以获取更多的原料，保护英帝国的利益和安全。

艾默里于1925年在下院指出：“对我们来说，建立赤道帝国也许比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作同样努力的经济可行性都要大。我们在那里拥有广阔的领土和富饶的自然资源。”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工党政府于1929年主持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资助“大规模的殖民发展，这项发展接着便会给我国人民提供就业”。艾默里的赤道殖民地发展规划集中在交通运输项目上，肯尼亚——乌干达铁路于1936年全线通车，尼日利亚的一些公路也建成完工，肯尼亚的基林迪尼和黄金海岸的塔科拉迪港口宣告竣工。艾默里还建立了——些专门机构以促进这个地区的医学和农业研究，如1927年建立的殖民地医学研究委员会和1928年建立的农业咨询委员会等。

不过受到殖民地应“自给自足”的观念的影响，政府中其他官员不愿在殖民地大量投资，因此艾默里手头的资金严重不足，尤其是从1929年英国陷入大萧条起，这方面的拨款更难。据统计，英国在前后十年里在这方面的投资总金额仅为100万英镑。由于投入资金有限，而且资金均用于交通运输业和研究上，所以产业部门并未受益。

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萧条也给殖民地带来消极影响，工业化国家生产停滞，导致对原材料需求的下降，受其影响，殖民地原材料和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急剧下降，价格猛跌。如利物浦进口的可可豆价格在1920年为每英担81先令，1930年猛降至每英担37先令11便士，1939年再降到每英担23先令2.5便士。对此，工党议员乔赛亚·韦奇伍德指出：殖民地“突然发现它们只是一部巨大的贸易机器上的齿轮，这部机器突然崩塌，使它们本身、它们的产品和它们的谋生手段处于困境，毫无用处”。因此，英国发展赤道地区殖民地经济的计划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英国在加强海外军事实力方面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和财力。迟至20世纪30年代，英国仍将自己视为一个世界强国，而不仅仅是欧洲强国，这样，英国理应在世界上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以保卫帝国利益不受侵犯。为此，英国采取了以下三方面措施：一是在世界性会议上，如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大力维护英国的一流军事强国地位。二是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方修建军事设施，比如从1921年起修建新加坡海军基地，历时十余年到1938年才完工，耗资6000万英镑。三是将保卫帝国自治领和殖民地工作置于重要地位，为此不惜减少对欧洲的关注和介入，内维尔·张伯伦在1934年写道：“我们无力同时对付日本和德国的敌意行动。”由于英国在远东和南太平洋有大片殖民地和自治领，因此它侧重于对付日本的威胁，另一方面对德国实行绥靖。此刻，英国并没有想到其世界大国的地位正在丢失，它的庞大的殖民帝国也将土崩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竟使这——切成为事实，曾作为历史宠儿的英国，这一次受到了历史的嘲弄：它打赢了一场战争，却失去了一个帝国。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帝国的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使英国人大吃一惊，但对那些热衷于捍卫帝国事业的人来说却像是一剂高效兴奋剂，他们希望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整个帝国同仇敌忾的局面再次出现，并以此为转机，重振大英帝国雄风。

果然，英国对德宣战后，英联邦各成员国（爱尔兰除外）和殖民地随即表示站在英国一边参战，不久后出任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颇带感情色彩地称赞这一壮举：“在那黑暗、恐慌同时也是光荣的时刻，我们得到了国王陛下的所有自治领的保证——无论其疆域大小、实力强弱：我们将同生死、共存亡。”不但自治领看上去忠心耿耿，就连殖民地也态度积极，投身于战火之中。1940年，英国前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 Donald）对此感慨不已：“我想这是个不凡之举：这些6000万芸芸之众散布于50余块土地上，他们还没有自治权，他们由我们统治，却本能地承认……我们是弱小民族自由和福祉的真正保护者。”英帝国在战争到来时的一致行动使希特勒大失所望，他原认为英帝国会在战争爆发后迅速瓦解。

在参战问题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反应十分积极，毫不犹豫地宣布随英国参战。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G.Menzies）在1939年9月3日晚向他的国民宣布：“英国已经参战，因此澳大利亚也处于战争状态。”但加拿大受美国中立政策的影响，却倾向于保持中立，在拖延一个星期后，加拿大议会才决定参战。加拿大的法语区对英国并无好感，虽然法国已经宣战，却对战事热情不高，以至加拿大的英语区于1944年要求实行征兵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南非的反复更大，詹姆斯·赫尔佐格（James B.M.Hertzog）总理决定采取中立立场，亲英的史末资则在议会中提出参战修正案与之对抗，结果，该修正案以80票对67票获得通过。受挫的赫尔佐格要求解散议会，但遭到总督的拒绝。混乱之中，史末资受命组织政府，才解决了参战和政府危机这两个难题。

在爱尔兰，1937年上台执政的德·瓦列拉刻意要拉开爱尔兰与英国之间的距离，他认为爱尔兰虽是英联邦成员国，但这只是爱尔兰的一种“外部联系”，因此在大战爆发后他宣布：只要爱尔兰还处于分裂状态，它就不参加英国的战争。爱尔兰于是保持中立。

埃及国王在作战问题上态度不积极，为防不测，英国迫使他退位让权。印度表现得更加不驯服，英国宣战后，英国驻印度总督事先未与印度任何党派联系，便宣布印度已进入战争状态。国大党对英国总督的霸道行为十分不满，该党在各邦的部长集体辞职，以示抗议。1940年10月，甘地又一次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英印政府担心运动会演变为起义，便再次镇压，在此后的6个月里，共有1.4万名参加者被投入牢房。

尽管出现以上波折，英帝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仍派出约500万人参战，这个数字远高于它们在一战期间派出的人数。帝国成员还在军火生产方面作出贡献，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例，加拿大共提供飞机15957架、坦克5678辆、防空武器4286件、轨道车辆33987辆、机枪251925挺；澳大利亚则提供飞机3181架、坦克57辆、防空武器768件、轨道车辆5501辆、机枪30992挺。在资金方面，英国也从帝国得到支援，英国将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在英国的存款以政府借款的形式用于战争，又以赊欠方式支付从殖民地进口的物资和劳务，到二战结束时，英国向殖民地（不包括印度）的欠债由1939年的1.5亿英镑增加到4.54亿英镑；而对印度的债务关系，则由印度欠英国3.5亿英镑，变为英国欠印度12亿英镑。这种情况标志着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已发生微妙的变化。

战时，英国在战场和外交两条战线上坚决维护英帝国的完整，不容侵占和肢解帝国。在欧洲、东南亚和中东战场，英军与德国和日本军队作战，保卫和恢复帝国；在谈判桌上，丘吉尔与美国和其他盟国激烈交锋，坚持按英国的方式管理帝国，反对去殖民化。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郑重表达了这一立场：“对于英国而言，英国决不谋求获取任何新的领土或基地，但决心维护所拥有的一切。”他说：“除非使用战争手段，否则别想从英国手中拿走任何东西。”从实际效果来看，英国基本上达到了以上目标，战后，英帝国在东南亚和中东的属地均被恢复，顶住了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巨大压力，殖民地在战争期间没有给英国造成太大的麻烦，英帝国似乎像战前一样稳固。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丘吉尔虽然已经下野，但他仍然踌躇满志地说：

在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之后，英联邦和帝国再次安然无恙、团结一致。曾经威胁到我们生存的恶魔暴君们被彻底击败，我们帝国的王冠在绚丽的光辉映照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耀眼。……这是真正的荣耀，它将在很长的时间里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但事实证明，二战是英帝国瓦解的起点。首先，英帝国在战争中受到重创，动摇了英帝国的基础。日军在很短时间内连夺香港、马来亚，又于1942年2月15日攻克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地——新加坡，并击沉英国皇家海军的著名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不久日军又攻下英属缅甸，将战火烧到英帝国的心脏——印度的边境。这些失败不仅使英国失去了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而且丢失了自治领的信任，它们不再把英国视为可靠的、强大的保护者。二战开始时，澳大利亚宣布站在英国一方投入大战，但热情已比一战时下降。澳大利亚远征军于1940起在埃及和中东地区与英军和其他英帝国军队并肩作战，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澳、英分歧加剧，丘吉尔坚持要求澳军留在中东作战，抗击德意军队。但澳大利亚新任总理约翰·柯廷（John J.Curtin）执意从中东撤回澳军全部3个师。丘吉尔知道后十分失望，又试图将其中的两个师投入缅甸战场，再遭柯廷拒绝。帝国军队在战时不服英国调遣，这在英国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

印度的情况更糟。1942年8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各地引起多次冲突，英印当局竟在镇压中打死900人，英印统治者与印度民族主义者及印度人民的关系趋向紧张。英印军队中的印度官兵军心动摇，许多人不愿屠杀自己同胞，于是开小差，其中约4.2万人没有跑回家去，而是投到了鲍斯的“印度国民军”旗下，反过来帮助日本人打英国人。印度国民军的部队与侵缅日军一起发动英帕尔战役，企图打开印度的东大门。好在英印军队在英帕尔战役中取胜，随后东南亚战局发生变化，盟军转入反攻，印度的危机才告结束，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在战后却更明显地展示出来。

其次，迫于战争压力，英国放松了对殖民地的控制，并对殖民地统治方式进行修改。1942年12月，殖民部战后问题委员会主席海利勋爵（Lord Haley）在太平洋关系协会的会议上宣布，帝国的殖民地政策是培育和建立自治制度，主要措施为：（1）建立地方自治体系；（2）在政府机构中逐渐以当地人取代欧洲人；（3）创建本地立法机构。1943年，殖民部官员威廉斯拟就一份有关非洲殖民地宪政改革的备忘录，提议西非的宪政改革循序渐进地进行：首先在地方一级建立具有顾问性质的议会，然后推广自由选举，逐渐增加立法议会内非官方指定的非洲议员人数，最后走向自治。这份备忘录得到政府的重视，殖民部负责非洲事务的官员科恩（Andrew Cohen）制定了非洲自治计划，按此计划，非洲自治将分成四个阶段：（1）非直接选举的非洲议员在立法议会中占多数，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进入文官系统；（2）在英国总督治理下，非洲议员出任殖民地政府对内事务的部级主管；（3）非洲议员担任除外交、国防、财政之外的所有部级主管；（4）由非洲部长组建英国式的殖民地政府，完成自治。在当时战争的情况下，该项计划未能实行。不过，这些主张为战后的去殖民化设计了模式，也为英联邦全面取代英帝国作了准备。

第三，大战推动了殖民地民族意识的觉醒，直接为二战后的去殖民化作了准备。战争期间，盟国领导人为争取受纳粹侵略和威胁的国家和人民组成最广泛的联合阵线，曾多次强调民族自决原则，著名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便是一个例子。这部在1941年7月14日发表的文献是关于对德战争的目的和战后秩序的宣言，宣布要“尊重各民族自由决定其所赖以生存之政府形式的权利”。显然，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制定这一原则时，他们是特指当时被德国占领的各欧洲民族，但其影响范围决不限于此，战后去殖民化过程中这项原则被广泛引用便是明证。因此，盟国领导人强调的民族自决原则在英帝国内的殖民地各民族中产生共鸣，这虽然不是英国领导人的初衷，但所造成的后果却毋庸置疑。

另外，大批黑人应征入伍走上战场与白人士兵并肩作战，击败白人敌军，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军事技能和英语水平得到提高。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打破了原先对白人的神秘感和恐惧感，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不论其肤色如何。南非的著名黑人领袖西托莱（Ndabaningi Sithole）就深有体会地说：黑人士兵发现“枪弹打在白人身上和打在黑人身上，效果是相同的。……经过4年追杀白人敌军之后，非洲人再也不把白人当作神看待了”。这些士兵复员后便成了唤醒本地民族意识的生力军，两位曾在西非边防军中服役的英国保守党议员就指出：

我们将会看到大批非洲人在战后返回故乡，他们受训或部分受训成了有技能的人，守纪律，懂英语，有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在外面的阅历。现在他们返乡，返回到原先的生活环境中去，他们有些人的家在遥远的村庄和偏僻的地区，但他们将以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生活。

战争期间，英国加强了对殖民地的宣传工作，结果是既调动了帝国成员的参战积极性，又为殖民地和其他属地人民提供了有关民族意识的启蒙教育。二战开始后，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级机关──新闻部，负责政府的宣传工作。该部各司按地区设置，此外还设置了一个帝国司，负责计划、监督和实施对自治领、殖民地进行宣传。1940年，该部在题为《关于大英帝国的宣传工作》的备忘录中规定了帝国宣传工作的指导原则：（1）宣传应真实和客观；（2）宣传应有选择；（3）宣传应扩大覆盖面和可信度。在殖民部的配合下，新闻部拍摄和发行电影宣传片，建立无线和有线广播网，印发各种宣传品，等等。这些宣传总体来说相当成功，殖民地人民普遍相信纳粹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是罪恶之源。但另一方面，正如殖民部官员埃德迈特所预言：宣传“也许能赢得战争，但不能赢得和平”。宣传开拓了殖民地人民的视野，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用民族主义鼓舞本国人民的同时，殖民地人民有系统地经受了民族主义的教育。像《大西洋宪章》这样的文献在帝国内广泛传播，播下了去殖民化的火种。因此，在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就感到难以应付来自帝国内要求民族独立的挑战，不得不顺应去殖民化的潮流。

第四，英国在二战中的主要盟友——美国和苏联都对英帝国不抱好感，因此当战争结束时，它们便着手拆毁英帝国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苏联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十分明确，列宁、斯大林对此作过大量阐述，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奴役和剥削。为实行宗主国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和殖民地的反帝力量与社会主义国家大联合，列宁指出必须确认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决权。至于美国，它原本是英国的殖民地，通过战争赢得独立，自然不会对英帝国抱有好感。并且，已成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也希望看到英帝国垮台，从而为自己争夺更大的势力范围。对日战争爆发后出版的《生活》杂志直截了当地说：“有一件事我们肯定不会为之而战，这就是维护英帝国的完整。”有不少美国人甚至“把摧毁英帝国作为他们的战争目的之一”。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最初一批成员中，苏、美、拉美国家都对帝国持否定态度，《联合国宪章》亦将尊重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作为宗旨之一。如果说一战使欧洲的几个帝国走向灭亡，那么二战就为大英帝国敲响了丧钟。昔日显赫一时的英国到这时已经耗尽国力了，它对战争中的盟友美、苏等国欠情太多，因此明知道它们在干不利于英帝国的事也不敢发作。这样，随着大战落幕，英帝国解体的序幕也就拉开了。

战争中，英国对殖民地政策作了一些调整。在经济方面，英国的传统政策是要自治领和殖民地自给自足，财政自立，不成为英国的负担。二战爆发后，殖民地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价值日益显现，促使英国政府放弃原有的传统概念，正式提出要大规模向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以争取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战争行动的支持。早在1938年，殖民大臣麦克唐纳就曾提出过殖民地改革设想，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上实现非自由化，不再强调自由放任政策，改为向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政治上推行非部族化，考虑将权力移交给受过西方教育的殖民地人。但张伯伦政府并不想实施该方案，所以改革并没有进行。战争开始后，丘吉尔政府主持通过了1940年《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and Welfare Act），其核心内容是将英国对殖民地的经济援助制度化，规定此后十年里每年提供500万英镑的经济援助，以后，英国议会又多次通过类似的法案。

在政治方面，英国加大了某些殖民地自我管理的权利，比如批准北罗得西亚建立地区议会；同意在黄金海岸颁布新宪法，允许当地非洲人在立法会议中占有多数；在历来由白人垄断的肯尼亚立法会议中，也接纳了第一位非洲人。在世界其他地区，英国于1943年准许锡兰成立自治政府并制定宪法，马耳他也获准建立自治政府，牙买加于1944年实行普选制，进行众议院的选举。在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也都制定了新宪法。

但无论如何英国政府都坚持帝国（及英联邦）为英国的立国之本和战略核心。英国本土疆域有限，离开帝国就难以维持世界一流强国的地位，丘吉尔深知这一点，他在1944年为战后英国确定世界战略时，提出了以帝国为核心的“三大实体”构想，在此基础上他后来提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成为战后历届英国政府的行为准则。

战争期间，丘吉尔亲自指导帝国事务，表现在以下三件事上：

一是克里普斯（Sir Richard Stafford Cripps）出使印度。印度是帝国的柱石，素有“帝国王冠上的宝石”之称，印度为英国的战争行动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英国也为保卫印度竭尽全力，仅防卫费用就高达每天100万英镑。但1942年印度面临严峻的考验，英帝国军队在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战火已蔓延到印度边境，曾任国大党主席的鲍斯居然前往柏林和东京寻求支持，企图依靠轴心国力量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他组建一支约3万人的“印度国民军”，协助日军作战，在军事上、心理上都引起印度的震动。

1942年2月，蒋介石偕夫人访问印度，意在说服印度领导人行动起来抗击日本。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请蒋介石传递消息，要求英国同意印度成立责任制政府。丘吉尔对此十分警惕，他决不能接受蒋介石作为他与甘地、尼赫鲁之间的中间人，他于是致电蒋介石，敦促他不要插手印度事务：“我冒昧地希望阁下，请不要迫使问题与总督和英王的意愿背道而驰……”接着，丘吉尔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致电驻印度总督林利思戈，明确政府的立场：可以考虑允许印度自治和成立印度自治政府，但该政府必须代表各个教派和种姓，不能由国大党一统天下。第二，成立战时内阁印度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和处理印度问题。第三，就是派遣克里普斯前往印度，了解情况，代表英国政府作出承诺，安定人心，维护英国的殖民统治。

1942年3月22日，克里普斯抵达德里。他此行带去了英国政府关于印度问题的宣言草案，草案的最大特点是首次明确了印度自治的时间表，主要内容为：（1）大战结束后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给它自治领的地位。（2）成立邦和土邦的代表机关以制定新宪法。（3）不愿参加印度联邦的邦和土邦，可以保持与英国的原有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治领。（4）在战时，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不作变更，印度各政党应帮助英印政府作战，全部防务责任由英国政府承担。

克里普斯就宣言草案与各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穆斯林联盟接受其一般性原则，土邦表示听从英国的安排，国大党则坚决反对，不接受战时不成立责任政府的规定。最终，克里普斯的使命未能成功，但印度在此后的战争年代里相对稳定，宣言草案对战后印度的去殖民化进程具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征调澳大利亚军队增援缅甸战场。二战爆发后，澳大利亚追随英国参战，将4个主力师派往海外作战。1942年初战场形势急转直下，2月15日新加坡陷落，澳大利亚失去了北方的防御屏障，澳军第8师也成了日军的俘虏。四天之后，日本飞机轰炸澳大利亚的北方重镇达尔文，这是澳大利亚领土首次遭受外敌袭击，243人被炸死，23架飞机被炸毁，8艘船只被炸沉，“发生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澳大利亚政府决定从中东北非战场急调两个师回国。

恰在此时，日军逼近缅甸的仰光，英军急需增援，而英国在东南亚已无军可派，正奉调回国的澳军恰恰在此时乘船驶经附近的印度洋。丘吉尔亲自出马，于2月20日急电澳大利亚总理柯廷，要求将澳军调往缅甸战场，投入仰光保卫战。他还下令运送澳军的船队调转航向，向缅甸方向行驶，试图迫使澳方就范。但柯廷总理拒绝了丘吉尔的要求，称：“我们感觉到首要的责任在于挽救澳大利亚，这不仅是为了它的本身，而且要保持它作为抗日战争的基地。在这种情势下，要推翻我们极度审慎地作出的并且一再重申的决议，是不可能的。”由于澳方态度十分坚决，丘吉尔只得放弃他的要求，澳军返回本国设防。通过这件事英国方面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宜违背自治领的意向对其发号施令，否则只会动摇帝国内部的团结，危及英帝国的整体利益。

三是镇压伊拉克叛乱。伊拉克原属奥斯曼帝国，一战时被英国军队攻占，战后由英国实行委任统治。1921年英国挑选一位阿拉伯亲王费萨尔任国王，称费萨尔一世（FaisalⅠ）。根据1930年的英伊条约，1932年英国的委任统治应结束，伊拉克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但英国有权继续使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提供军事保护，因此英国仍把持实际的控制权。二战开始时，在位的费萨尔二世（Faisal II）年幼，由叔父阿卜杜尔伊拉（Abd al-Ilah）任摄政，以王室为首的亲英派与以军方的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首相为首的亲德派发生冲突，1941年4月2日阿里发动叛乱，企图依靠轴心国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阿卜杜尔伊拉逃往约旦，亲英的巴士拉省长萨利赫·贾布尔也被捕。

面对帝国的又一次危机，丘吉尔迅速介入。4月8日他指示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从印度抽调军队增援伊拉克，此后又令总参谋长伊斯梅（Ismay）和中东战区总司令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向伊拉克派出援军。5月2日，英军与叛军在巴格达以西的英国空军基地哈巴尼亚发生激战，丘吉尔亲自致电战地指挥官斯马特少将，鼓励他顽强作战：“你的坚强而出色的行动已使局势大致恢复以往的状态，我们大家正注视着你所进行的辉煌战斗。”德、意方面派出空军支援叛军，但英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在力量对比上取得了优势。5月27日，英军扫除了巴格达的外围阵地，30日进入巴格达城区，平息叛乱。在总结这个事件时丘吉尔颇为得意，他批评韦维尔的消极态度：“由我主持的国内领导部门从白厅直接推翻了现场负责人的决策，我们从他手里把事情揽过来，自己负责下令驰援哈巴尼亚，并拒绝所有同拉希德·阿里进行谈判或接受曾经一度提起由土耳其出面调停的想法，结果迅速而圆满地获得成功。”

在处理帝国事务的过程中，丘吉尔对英国在帝国内的地位、英国与帝国成员的关系以及帝国在战后的走向等有了新的认识，以至于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战后英国的去殖民化作了必要的铺垫。

英国于1945年7月举行大选，工党获胜成为执政党。一贯以维护大英帝国为己任的丘吉尔此时却没有机会显露身手了，等他六年之后重任首相时，已无力改变帝国的命运。

从历史上看，工党对帝国的热情一直不高，大部分工党支持者对帝国不屑一顾。战后英国公众深受经济困难之苦，对帝国的命运漠不关心。据有关调查，1948年时四分之三的英国人不知道自治领与殖民地的区别，每两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说不出任何一个殖民地的名称。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党政府的殖民政策自然不如保守党那么积极主动，其基本原则是在不放弃帝国的前提下，改善殖民地的教育、医疗等民生事务，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从现实主义出发，对执意独立的殖民地不加以阻拦，但对其独立进程予以干预，力图保护英国的利益和英国的影响。

工党上台后百废待兴，重建英国经济是政府的主要任务，英国出现了放弃帝国的呼声。工党政府根据英国经济实力下降的现实，以及它对帝国问题的不同理解，提出了重新审议和调整帝国政策的设想。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和财政大臣休·多尔顿（Hugh Dalton）是持有这种观点的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艾德礼从战略的角度进行思考，他认为英国已无力承受帝国防务的重担，提出要撤出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理由是：第一，联合国比英帝国更适宜承担该地区的防务，按他的说法：“大英帝国只有依赖其联合国组织成员国的身份才能够得到捍卫……如果这个新的组织已经是新的现实存在的话，那么由谁来支配昔兰尼加或索马里或者由谁来控制苏伊士运河就无关紧要了。”第二，英国国力下降，不须再承担不必要的防务责任，英国应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保卫重点地区上，如东南亚。艾德礼认为帝国立场的鼓吹者主要是“基于过去的情感理由”捍卫帝国，而在现实中，“摆脱这种梦魇般的重担将会对我们有好处”。第三，英国应改变与附属地的关系，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具体办法就是以安抚和援助取代武力和强制，同时顺应殖民地关于自治和独立的要求。在英国与埃及重开关于英军在苏伊士运河区军事存在的谈判时，艾德礼的立场十分明确，他认为英国不可能用武力来保有在埃及的军事基地，当英国的利益与当地人民的意愿相违背时就会受到损害。

财政大臣多尔顿关注的角度不同，他认为英国已不具备维持庞大帝国的经济能力，必须从中东和南亚等地区撤出，以减轻其无法承受的负担。因此，英国在依靠美国和加拿大的信贷维持经济体系运转的情况下，必须尽快采取以下的措施：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和开支，收缩兵力部署和防御范围，大力提高出口额以减少赤字。他对政府中其他成员的掉以轻心感到担忧：“我的一些同事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未来几年的严峻前景，也没有考虑到必须采取的种种措施，而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至少能够使我国在避免发生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灾难的条件下渡过这几年的难关。”他特别指出：如果英国的经济状况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的改善，一旦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信贷在1949年初告罄，那么英国就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政府将不得不削减国民的配给额度，减少国外制成品和原料进口，进而引发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针对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多尔顿明白无误地宣称：英国应当放弃它承担的责任，殖民地在独立后能否自我管理，那与英国无关：“试图压制这些人的意愿，是在浪费英国的人力和物力”，“即使发生流血、腐败和无力治理……的情况”，那也无关紧要。“我们必须尽量不让美国人或我们自己误以为：我们能够做到那些我们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我们已经过分不堪重负了。”

但工党政府中的另外一些重要大臣却多次强调不放弃帝国的决心，1945年，殖民大臣阿瑟·琼斯（Arthur Jones）告诫工党内的社会主义者不要因其对帝国主义的反感或“对‘解放’的感情倾向”，而急于抛弃帝国，在他看来，“像这样抛弃殖民帝国将是对各族人民和我们责任的背叛”。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也明确表示他“不准备牺牲英帝国”，因为他知道，“如果英帝国垮台了……将意味着我们选民的生活标准迅速下降”。贝文这番话表达了英国在经济上对帝国的倚赖性，事实上，战后英国对帝国的倚赖程度反而加强了：在二战之前，帝国占英国进口额的39.5%和出口额的49%,而在1946-1949年间，所占比例分别扩大到48%和57.5%。

为了保住帝国，工党政府继承了保守党政府的做法，增加对殖民地的财政援助。1945年通过的《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规定在未来10年中的援助额为1.2亿英镑，同时要求援助的实施必须有计划、有目的。援助的重任被委托给一些公共发展公司，援助项目包括修建道路、建设住宅和医院，开办大学，资助经济发展。英国议会还在1949年和1950年两度通过相同法案，追加援助。但这些计划附带有限制条款，比如那些没有资源可供开发的殖民地和想用援助冲抵赤字的殖民地均不在受援之列，结果是越穷的殖民地越得不到援助。有些大规模的开发项目考虑不周，比如耗资3700万英镑的坦噶尼喀花生种植项目就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英国的援助政策虽对改善殖民地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在去殖民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它已无法阻止殖民地走向独立。正是从40年代后半期起，英国殖民地的独立进程就开始了，首当其冲的是有“大英帝国基石”之称的印度。

根据战时的承诺，1945年底至1946年初在全印各地举行了选举，国大党赢得大多数印度教徒的支持，穆斯林联盟得到了全部的穆斯林选票。接着，英国派3名大臣到印度巡视，他们在报告中提出在印度建立松散型联邦制度的方案，其主要内容为：在邦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建立一个二级政府，其中在穆斯林占优势的地区由穆斯林组建该级政府，在其他地区由印度教徒组建该级政府。两个二级政府再联合组建成第三级政府即中央政府，决定有关国防、外交、交通与通讯政策。尼赫鲁指责这个方案有亲穆斯林的倾向，于7月予以拒绝。穆斯林方面则感到这项方案中未包括他们建立巴基斯坦国的计划，也表示不支持。

在印度两大党都拒绝之后，英国仍希望在印度建立某种联邦。1946年9月，英国驻印度总督韦维尔按照大选结果组建行政委员会，委员会由他本人主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出任副主席。穆斯林联盟方面经过1个月的谈判后参加了该委员会，但是，他们与国大党的矛盾依旧。8月，从加尔各答开始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很快蔓延到孟加拉、比哈尔和其他地区，英印当局已无法控制局势，只好在无可奈何之中作最后一次努力。同年12月，总督韦维尔、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穆斯林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和其他印度领导人在伦敦聚会，商讨维持印度统一的可能性。但会议未取得任何成果。

此后，首相艾德礼听取了蒙巴顿勋爵的建议，为印度的独立确定了最终时间表，印度两党必须在此时间之前解决它们的矛盾，否则英国将不顾后果从印度撤出。艾德礼后来在解释这项方针时指出：“除非这些人面临时限的紧迫压力，否则将会是无休止的拖延。”英国撤出的最后时限确定在1948年6月底，蒙巴顿也接替韦维尔出任印度总督。这项决定表明英国放弃了维护印度统一的努力，而一俟宣布英国将撤离，英国对印度的影响力也就大大削弱，在野的保守党沮丧地指出：这让英国丢掉了涉及印度问题的发言权，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不存在了。

时限方针产生巨大影响。其一，穆斯林联盟改用拖延策略，来实现其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的目标。面对旁遮普和孟加拉的乱局，国大党人也明白自己无能为力。因此，两大政党终于形成共识，即实行分治。其二，时限宣布后，印度的无政府状态愈演愈烈，秩序混乱，行政系统失去效力。蒙巴顿的主要助手坎贝尔约翰逊（A.Campbell-Johnson）回忆说：“印度在1947年3月就像是一艘位于大洋中央发生火灾的船，船上载有火药。”蒙巴顿认为必须立即确定印度独立的日期，以防火药提前爆炸。最终，他把这个日子定在1947年8月15日，比艾德礼先前宣布的日期提前了10个月。

为维持英国对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仍有影响，蒙巴顿插手了印度的独立与分治。他到印度后，并没有把精力放在调解两大党的矛盾上，而是一门心思地制定了关于印度独立的方案，即“蒙巴顿方案”。根据方案，独立后的国家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建立政府；各土邦均享有自主决定权，可以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任何一国。方案公布后很快得到了印度两党的积极反应，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先后于6月9日和16日宣布接受该方案。

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如期宣布独立，尼赫鲁和真纳分别担任两国总理，蒙巴顿应邀留任印度总督。由于印度的独立十分仓促，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杂居严重，两国之间按宗教划分的边界就不尽完善，被划入对方境内的印度教徒或穆斯林纷纷越界进入由本教派占优势的国家，霎时间，上千万人汇入两支方向相反的迁徙潮流中。双方的移民均遭到对方的武装袭击和屠杀，教派冲突加剧，据估计，被杀害的人数在50万以上，有人说超过100万。刚刚赢得独立的印巴两国，建国的洗礼居然是一场腥风血雨。

两国间的麻烦并未就此了结，印度境内各土邦面临着紧迫的选择：要么并入印度，要么陷入纷争。到1947年底，大部分土邦都并入印度；海德拉巴土邦邦主尼扎姆七世（Nizam VII）不愿并入印度，印度军队于1948年9月开入该土邦，以“恢复秩序”为名占领了这个地域辽阔的土邦。海德拉巴位于印度境内，所以印度没费多大周折就兼并了它。但位于印巴边境的克什米尔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克什米尔的全称是查谟和克什米尔，此时的统治者是哈里·辛格（Hari Singh），他本人信奉印度教，但居民中有大量穆斯林。在印巴两国独立时，辛格不想加入任何一方而打算维持独立，因此他用强制手段维持土邦的秩序，将当地的国大党和穆斯林领袖都关入监狱。1947年10月，信奉伊斯兰教的帕坦部落军与“自由克什米尔”联手，向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逼近。辛格于10月24日向印度求助，同意并入印度。巴基斯坦不能允许这种事态，印、巴军队遂先后开入克什米尔，战争爆发。后来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于1949年初停火，并就停火线达成协议，克什米尔分为巴基斯坦控制区和印度控制区。

继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周边其他殖民地也相继独立。1948年1月缅甸独立；同年2月，印度以南的锡兰岛也获得独立。

40年代后半期英国又撤出了在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是英国的托管地，该地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的矛盾，加上美国的干预，使英国遇到了很大麻烦。英国在一战后准许一定数量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到30年代时移入的犹太人大幅增加，引起巴勒斯坦人的不满，经常发生暴力冲突。为此，英国在1939年打算在加利利一带划出一块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但因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都不满意而作罢。此后，英国开始严格控制犹太人入境，每年接纳不超过1万人，并打算将权力逐步移交给阿拉伯人。这样做又招致犹太人的强烈反弹，犹太武装人员不仅以武力保护犹太居民，还与阿拉伯人发生对抗，甚至袭击英国人。

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力扶持犹太复国主义，准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1945年夏，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英国准许10万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遭到英国拒绝。于是，“哈加纳”、“伊尔贡”等犹太武装组织进行恐怖活动，袭击英国军营、军火库、炼油厂、火车站等，并实施暗杀、爆炸、绑架等活动，致使许多英国军警人员伤亡。1946年6月底，英国当局采取严厉措施予以镇压，查抄犹太人组织总部，逮捕2700余名犹太领导人和恐怖分子。7月22日，“伊尔贡”进行报复，用汽车炸弹炸毁英军总部，致使上百人伤亡。英国在受此重创后改变手法，于9月邀请巴、犹双方领导人去伦敦会谈，但无法取得进展。至1947年2月英国已对巴勒斯坦问题感到厌倦，决定一走了之，外交大臣贝文宣布将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而英国政府则表示将在1948年5月放弃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权。1947年11月29日，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提出的解决方案，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和犹太两个独立的国家。此后，犹太武装组织更是肆无忌惮，驱赶和屠杀阿拉伯人，抢占地盘。1948年5月14日英国正式放弃对该地的托管，以色列亦于同日宣布立国。接着就爆发了第一次阿以战争，以色列占领了划分给阿拉伯人的大部分地区。英国撤出巴勒斯坦之后，巴勒斯坦问题反而更加复杂化、尖锐化了，联合国决议中关于建立独立的阿拉伯人国家的条款并未得到实施。英国在巴勒斯坦采取了比在印度更快的撤离策略，背弃了工党政府的“可控去殖民化”（controlled decolonization）原则，没有向巴、以任何一方“移交权力”。此外，英国也没有兑现向巴勒斯坦人作出的安全保证，阿以战争爆发后完全未加干预。

此时困扰工党政府的另一个问题是南非问题。南非在帝国体系中身份特殊，既不同于北美和澳洲的白人移民殖民地，又不同于亚洲、非洲的非移民型殖民地，结果就形成了多种文化、多种社会体系并立的状况，呈现出二元特征。1948年，主张“种族隔离”的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领袖丹尼尔·马兰（Daniel F.Malan）出任总理。南非的种族歧视由来已久，但国民党政府从法律上将种族歧视制度化，实施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此举将英国推向十分尴尬的境地，出于利益和冷战的需要，英国力图将南非保留在英联邦之内，但英国一方面要面对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尤其受到非洲民族主义的激烈反对，一方面又要消除南非白人对英国殖民政策的疑虑，同时还要限制南非向北面的扩张。权衡之后，工党政府的政策原则是在战略上与国民党政府联手，但在具体问题上却缺乏一致性。工党政府向南非提供军事物资，对南非兼并西南非洲（即纳米比亚）的行为听之任之。但英国又在南非北面建立“中非联邦”，其主要动机是阻止南非北进。这些政策最终仍旧是失败的，南非问题仍然带来许多麻烦。

在1945-1951年工党政府执政期间，由于帝国内的殖民地、托管地脱离英国统治走向独立，大英帝国开始解体。英国的帝国政策也作出重大调整，它放弃了不惜代价捍卫帝国完整的政策原则，而代之以在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同意南亚殖民地独立、撤离中东托管地，实际上开启了去殖民化的进程。但工党政府以为这一波去殖民化浪潮只是使那些英国控制不住的殖民地离开帝国，而历史的事实却证明，那只是刚刚开始。

第四章　从英帝国到英联邦

英联邦创建之初，英国只打算将它办成一个白人自治领的俱乐部，并不想接纳非白人殖民地，更不会想到用它来取代英帝国。但二战结束后，英国实力大大下降，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在英帝国分崩离析之际，英国政府考虑以英联邦取代英帝国，以此维持英国对原来所辖地区的影响力。出于此种考虑，英国先将“英联邦”（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中的“英国”（British）一词去掉，以示各成员国平等，同时又将英联邦的范围扩大到帝国所有自治领和新独立国家。接着，英国力争新独立的国家都留在联邦内，即使这些国家不实行君主制也无妨，只要求它们承认英国君主是英联邦之首。印度是由此而进入英联邦的第一个共和制国家。随后，英国又对帝国的职能机构和组织体制进行改造，使之适应英联邦的需要。1947年，英国的自治领事务部更名为联邦关系部，帝国特惠制改称联邦特惠制，英镑区予以保留，而原先的帝国会议已在1944年更名为英联邦总理会议。

1951年大选保守党获胜，丘吉尔出任首相。与11年前第一次担任此职时相比，丘吉尔不再感到那么激动。10月31日，他在大选后首次向下院发表的演说中，以极为平淡的语气说：“本月26日夜，我接到国王要我组织政府的御旨。按照上届政府提出的计划，议会于今日，31日开幕。”此时此刻，丘吉尔心中明白，他所面对的国内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他在二战中竭力维护的大英帝国，在战后的去殖民化浪潮冲击下已面目全非，南亚各国已获独立，缅甸甚至不肯按英国的条件加入英联邦。在帝国其他殖民地，民族运动此起彼伏，势不可挡。尽管丘吉尔在口头上似乎要坚持原有的捍卫英帝国的立场，改变工党政府的去殖民化政策，但他实际上知道形势的变化，明白去殖民化政策的必要性，因此，保守党在帝国和联邦政策上并无选择余地，只能延续工党的去殖民化政策，当然在具体措施上会有所不同。

新任殖民大臣利特尔顿（Oliver Lyttelton）就任伊始，便接纳了助理政务次官、非洲司司长科恩的建议：“尽早发表一项声明，宣布联合政府和工党政府所制定的有关宪政演进的总体政策将延续下去。"11月7日，利特尔顿向丘吉尔呈交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一项政策声明，声明说英国的殖民政策是超越政党界限的，两大党都会接受和执行。声明陈述了两项基本原则：“第一，我们的全部目标是帮助殖民地在英联邦的框架内获得自治。为此目的，当形势需要时，我们寻求尽快在每个地方都建立自治制度。第二，我们决心推动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与政治发展相同步。”

但保守党的政策只是对工党政策的简单延续吗？答案是否定的。保守党对帝国一往情深，绝非像工党那样对帝国的衰亡无动于衷。在政策表层下面，保守党希望在对殖民地作出让步的前提下，尽量维护英帝国的统治，保持宗主国-殖民地的传统关系。它希望将内政权力移交给当地人，英国则继续控制外交和国防。保守党认为对地域较小、生存能力不足的殖民地（主要指非洲），英国尤其应当控制，不能轻易交权，原因是：一、防止殖民地独立之后成为敌对势力的同盟者；二、防止英联邦由于质量不好的成员大量涌入而发生蜕变，影响英国的国际地位。因此，丘吉尔政府在允许自治方面较为宽松，但对殖民地独立则严加限制，为此不惜动用武力。

作为这项政策的具体体现，英国在马来亚、肯尼亚和塞浦路斯打了三场战争，延缓了这些殖民地的独立进程。

马来亚共产党自1848年发动武装斗争，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工党政府派重兵镇压，但直到1951年仍无明显收效。1951年10月6日，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亨利·格尼（Henry Gurney）在吉隆坡以北110公里处遭马共游击队伏击，当场被击毙。丘吉尔上台后极为关注马来亚局势，派出殖民大臣利特尔顿于12月急赴马来亚，宣布将对马来亚政策做重大调整。殖民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提交了“马来亚局势”的备忘录，陈述和分析了这个殖民地的情况：首先，“敌方是马来亚共产党，几乎全由华人组成”，其核心成员活跃在丛林中，只有数千之众，从散居在政府控制地区之外的50万华人那里获得支持。其次，旨在切断马共与其支持者的“布里格斯计划”的第一阶段行将结束，已有约35万人被迁居到政府指定的地区，但对他们的安置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人心尚未安定。第三，马共武装仍很活跃，短时间内还无法将其制服，马共不仅得到华人的支持，也得到一些马来人的支持，因此要尽快切断对马共的支持。第四，战事使当地经济遭受不小的损失，“橡胶生产在过去的一年中大幅度下降，一些橡胶园因恐怖活动而未开工”，锡的生产也大受影响。备忘录认为，争取华人的合作是当务之急，“他们的帮助不仅对于更快地结束战事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避免严重的社会动乱也是至关重要的”。

英国防务协调委员会（远东地区）亦于1951年11月15日发回专电，指出“尽管布里格斯计划基本上是个不错的计划，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共产党对马来亚的控制如果不比以往更稳固的话，至少没有减弱”。该委员会提出的对策是：重组和加强警察部队，争取华人对英国的信任，扩大华人的迁居行动，对华人的参政权作出某些让步，提高英国在马来亚的军事能力，充实军官队伍。当时，英国在马来亚的兵力达12万人，1951年用于马来亚的军事开支为5690万英镑，其中正常开支4850万英镑，其余840万英镑为额外开支。

1952年初英国政府推出两大举措：第一，对马来亚殖民官员进行调整，任命杰拉德·坦普尔（Gerald Templer）将军为驻马来亚高级专员，统掌军政大权；约翰·尼科尔（John F.Nicoll）调往新加坡任总督。坦普尔在继续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推行与华人缓解的措施，他的目标很明确：在军事上消灭马共，同时确保马来亚向英联邦内的自治领过渡。第二，实施新的两手抓政策，首先是增派军队，把兵力对比进一步拉开，到5月份，英方有25万名正规军、15万名警察和17万名保安队，而游击队只有1万人。英国控制下的马来亚联邦立法会（Federal Legislative Council）还在7月3日通过一部新的《征兵法》，征召所有18-55岁的男子入伍，组建马来亚国民军（National Army）。同时，强制推行隔离游击队的“重新安置计划”（resettlement program），在1951年，约有42.5万名华人被迁入410个由村警守卫的新村。其次是采取怀柔政策，试图在政策上笼络人心，其主要做法是：（1）扩大马来亚公民权范围，将其扩大到部分华人和印度人，由此有100万以上的华人（约占总数的50%)和18万印度人（约占总数的30%)获得马来亚公民权。（2）资助橡胶树种植，对10月15日之前种植橡胶树的农民，每公顷补助40元。（3）对低收入者实行社会保障，当局设立“雇主供款基金”（Employers Provident Fund），于1952年7月开始实施，60万名低收入者获基金提供的社会保障。（4）扶持不受马共控制的“独立”工会，削弱马共在工人中的影响，在1952年，当局批准成立了210个工会，下设400个分会，约有12.2万名会员。

坦普尔对形势的判断是，马来亚的各个族裔并没有要求独立的“真实愿望”，民族主义运动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而民族主义政党也没有提出建立议会制的诉求，因此英国应当掌握去殖民化的主动权，不让马共占领先机。同时，法国在印度支那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也给英国带来压力，担心多米诺效应会波及马来亚。于是，坦普尔于1952年12月在殖民部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马来亚自治进程的路线图：1953年实现市镇、地方立法会议的选举，1954-1955年进行州一级的立法会议的选举，1956-1958年间举行联邦立法会议的选举，1960年成立自治政府，完成自治进程。坦普尔的建议得到殖民部的首肯，同意在8-10年内完成马来亚自治，并在必要时缩短这个进程。

1953年马共调整战略，将重点由武装袭击转为争取民心，战事频度大幅下降，月平均战斗数由1951年的194起降为1952年的117起，而在1952年的前4个月总共只发生了18起。同时，马来亚的政治发展也有新的起色，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UMNO）和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MCA）结成联盟。1954年春，联盟提出要与英国殖民大臣利特尔顿举行谈判，将立法会成员由当局任命改为主要由选举产生，并提出选举产生的比例应当是3/5.利特尔顿拒绝谈判，但联盟仍派出代表团到伦敦，并最终见到了殖民大臣。利特尔顿坚持不让步，谈判未获成果，联盟随即于6月14日宣布从行政机构中撤出其成员，并抵制任何立法会议选举。但是在与也主张立法会改革的新任高级专员唐纳德·麦吉利夫雷（Donald Mac Gillivray）会谈之后联盟改变了立场，同意与当局继续合作，并参加定于次年举行的立法会选举。

1955年，殖民当局与马共的交战基本结束，当局控制了局势，几年武装冲突共造成约1.1万人丧生。7月27日举行立法会选举，结果，由东古·拉赫曼（Tengku Abdul Rahman）领导的联盟大胜，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Malayan Indian Congress）此时也加入了联盟。选举之后，英国让拉赫曼出任首席部长。由于取得出乎意料的大胜，拉赫曼决定将马来亚独立的时间提前，要求“在未来的一两年内，（建立）完全民主的自治政府”。他在8月31日新的立法会议开幕式上说：对于马来亚而言，独立是除了共产主义以外的唯一选择，“我们的要求是绝对和清晰的：要么取得独立，要么（英国）撤走”。8月，新任殖民大臣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Alan T.Lennox-Boyd）出访马来亚，同意次年与马来亚方面在伦敦举行进一步会谈。

拉赫曼也与马共就结束武装冲突举行了谈判。本来，马共在6月就以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名义主动建议与英国政府就实现马来亚和平、民主与独立问题举行谈判，也表示愿与联盟和其他主张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的政党会商和平问题。于是，在1955年12月28-29日，拉赫曼和陈祯禄等人便在北部小镇贝岭（Baling）与马共领导人陈平举行谈判。但这次谈判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第一，承认马来亚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赦免马共成员。拉赫曼不同意自动赦免，坚持要对放下武器的马共成员进行忠诚审查，马共于是也就不同意停止游击战，谈判由此破裂。拉赫曼在12月30日宣布：他将强化对马共的军事行动，借以为他的伦敦之行造势。

局势变化使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首先，马来亚民族主义运动愈加高涨，不仅马来亚共产党的游击战争会继续进行，而且马来亚民族运动的新一代领导人正在崭露头角，影响力日渐强大。殖民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在1957年1月7日的一份致内阁殖民政策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建议尽快解决马来亚问题。尽管有枢密院长索尔兹伯里的反对，内阁大部分成员都赞成殖民大臣的建议，同意就马来亚的权力移交问题尽快举行谈判，而不对谈判设置条件。马来亚联盟要求在1957年8月31日之前移交权力，英国政府表示同意。双方将尽快任命一个制宪委员会起草宪法，马来亚在独立后将留在英联邦和英镑区之内。马方同意在国防、安全、财政和公务员任免等方面确保英国的利益，英方承诺提供援助并帮助马来亚组建军队。7月11日，马来亚立法会通过了新的宪法；7月19日，英国下院批准这部宪法。8月3日，拉赫曼由9名土著领袖（苏丹）选为国家元首，任期5年。8月31日，英国移交统治权，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拉赫曼成为首位总理。

在非洲的肯尼亚发生了第二场殖民战争。19世纪英国势力侵入东非，起先由1888年建立的英属东非帝国公司（Imperial British East Africa Company）进行统治，1895年因财政困难，英国政府接管该地，成立东非保护国（East Africa Protectorate），1920年改名为肯尼亚。在非洲殖民地中，肯尼亚是除南非和南罗得西亚之外英国移民最多的殖民地，按照英国政府的计划，肯尼亚应发展成一个“白人国家”。白人移民在这里侵占大片土地，与非洲人的关系相当紧张，约3000名白人移民占据了1.67万平方英里的肥沃高原，550万非洲人却住在5200平方英里的“保留地”内，生活极为贫困。但英国的移民计划并不成功，移民数量一直上不去，因此不仅没有成为计划中的“白人国家”，也没有像南罗得西亚那样变为自治殖民地。殖民地除由英国委任的总督进行统治之外，还成立了有咨询权的立法会议，立法会成员开始时全部是白人，20世纪20年代开始引入亚裔人和阿拉伯裔人。非洲人进入立法会是40年代中期的事，在此之前，非洲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非洲人的反抗斗争始于一战结束之后，肯尼亚成立了民族主义的东非协会（East African Association），1922年被查禁。1924年，基库尤人成立中央协会（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其初衷是收回被欧洲人占据的土地，发扬基库尤人的文化传统。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是著名的非洲民族主义领袖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肯雅塔年幼时接受过长老会的教育，30年代初居住英国，曾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他的研究课题以《面向肯尼亚山》（Facing Mount Kenya）为名出版，书中指出殖民化以前的非洲和谐有序，正是殖民主义的到来中断和破坏了原有的秩序。这本书使肯雅塔名声大震。

肯雅塔于1929年和1931年两度代表基库尤人中央协会前往伦敦进行交涉，要求英国归还被侵占的土地，改善殖民统治，给非洲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机会，但英国政府不予理睬。1944年，一个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肯尼亚非洲同盟（Kenya African Union）成立了，其目标是肯尼亚自治和独立，1947年，肯雅塔成为该党领袖。1948年，肯尼亚非洲同盟向联合国提出申诉，要求联合国关注肯尼亚非洲人被剥夺土地的情况，但毫无结果。1949年，肯尼亚最大的部族基库尤人建立了秘密的反抗组织——“茅茅”（Mau Mau），提出的口号是：把白人夺去的土地收回来。1951年，肯尼亚出现暴力反抗的苗头。

1952年，白人移民与非洲居民在土地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引起了伦敦的注意，当时，肯尼亚各主要族群中，欧洲裔4万人，印度裔10万人，非洲裔550万人，其中基库尤人最多，占1/5.利特尔顿在内阁备忘录中写道：“东非地区非洲人口的迅速增加在一些非洲人居住地区造成严重的人口过密的局面，非洲人要求欧洲农牧场主，尤其是那些在肯尼亚高原地区的白人农牧场主放弃土地，让给他们。”他提议“必须采取措施来应付非洲人实在的和严峻的困难”。利特尔顿所说的措施并不包括将白人移民占据的土地归还给非洲人，而是提高生产率、开发尚未利用的荒地和派遣调查团前往调查等。内阁在5月20日的会议上同意派遣调查团；调查团迟至1955年才提交报告，对缓解紧张局势并未起作用。

1952年9月，政府收到另一份有关肯尼亚局势的重要报告，提交报告的是殖民部国务大臣霍普金斯（H.L.Hopkins）的私人秘书彼得·史密瑟斯（Peter Smithers），他刚从东非和中非巡视归来，发现肯尼亚等地的“民族主义迅速高涨”，有可能给整个地区造成“灾难性影响”，因此建议英国政府作出让步，给殖民地某种程度的自治。英国殖民部不接受他的建议，殖民大臣说他“不相信出现了非洲民族主义跨边界传播的局面。……茅茅在更多的意义上只是寻衅滋扰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带来一场深刻的政治动荡的组织”。显然，殖民部对肯尼亚的局势估计不足，大大低估了茅茅的力量，因此，当10月初肯尼亚总督巴林发来有关局势恶化的两封急电时，殖民部大为震惊。

巴林的第一份急电于10月10日发出，称在基库尤，针对白人移民的袭击事件急剧增加，袭击者茅茅运动是一个有组织的阴谋集团，其策划者是以肯雅塔为首的肯尼亚非洲同盟。他认为“避免流血的稳妥方法是宣布紧急状态，并根据《紧急状态法》以行政手段追捕肯雅塔和他的追随者”。10月13日，巴林再次发出急电，希望英国政府能在10月23日批准实施紧急状态法，要求动用一个营的兵力进行镇压。

10月14日丘吉尔召集内阁会议，未经周折便批准巴林的请求，丘吉尔还向国防大臣提议，为了表现英国的军威，英军可在骚乱地区附近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空降演习。在紧急状态宣布后的10月21日，肯雅塔与其他186人被捕。肯雅塔随后被判7年徒刑，罪名是策动茅茅起义。次年，肯尼亚非洲同盟被查禁。

但茅茅运动未被压服，在其领袖德丹·基马提（Dedan Kimathi）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反抗，起义由内罗毕扩散到基库尤全境，后又蔓延到与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接壤的地区。茅茅运动在其控制的地区建立了政府，实行征兵制，征收税务，建立后勤补给系统。参加茅茅运动的主要是基库尤族下层民众，而基库尤人上层则站在英国一方。茅茅运动还攻击与殖民当局合作的基库尤人，1953年3月27日，茅茅一个突击队袭击了基库尤人的一个村庄，杀死150名村民，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在战争中，英国不断增派军队，最多时达3万余人。1953年6月，英军在肯尼亚山和阿伯代尔山（Aberdare mountains）向茅茅运动游击队发起全面进攻，警察在城市抓捕了数百名茅茅运动的支持者。法院进行频繁的审判，许多人被认定犯有杀人、放火和非法持有武器等“罪行”，被判绞死。

战争也给英国带来沉重的负担，每月开支高达300万美元，尽管殖民当局向参加起义的基库尤人、恩布人（Embu）和麦鲁人（Meru）征收了特别税，但肯尼亚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如在1953年，肯尼亚的财政赤字是560万英镑，而在1955-1956财政年度，财政赤字达到1560万英镑。

在镇压的同时，殖民当局也试图以宪政改革的方法争取一部分非洲人的支持，孤立和分化茅茅运动。巴林在致利特尔顿的信中分析说：“肯尼亚的欧洲人口数目很少，又十分孤立，完全有可能被赶走。在这一点上，肯尼亚与南非和两个罗得西亚都明显不同。”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在行政部门中增加非官守议员的比例，减少文官的比例；非官守议员要包括欧洲籍人士和非欧洲籍人士，其中非欧洲籍人士应该不仅限于亚洲籍。他认为，不改革也能打败茅茅运动，但改革对肯尼亚的“重建”极有帮助。此外，英国还加大了对肯尼亚的经济援助，在1952-1955年期间，英国提供给肯尼亚的拨款为5040万美元，无息贷款为1960万美元。

不过从效果上看，英国的这些措施并未对平息茅茅运动产生直接作用。1954年英国加强了对茅茅运动的作战，茅茅运动的大部分领导人仍然继续战斗。该年战争发生转折，殖民当局开展“霸王行动“（“Operation Overlord”），并在内罗毕进行大规模逮捕，共抓捕2.8万名茅茅运动“嫌疑人”。英国又采取分化、利诱的手段，至1955年底，战事逐渐平息，1956年7月，英军撤出肯尼亚。该年10月，基马提被俘，次年2月，被绞死。据《因卡塔百科全书》提供的资料，这场战争中共有1.1万名茅茅运动成员战死，8万名基库尤人被关入隔离营，约100名欧洲人和2000名站在英国一方的非洲人丧生。尽管如此，战争却没有能阻挡肯尼亚的民族独立运动，1963年12月，肯尼亚宣布独立，肯雅塔成为肯尼亚第一位总统。

保守党执政期间发生第三场殖民战争，地点是在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起初并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由英国进行统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该岛原属奥斯曼帝国，1878年英国以援奥抗俄为由，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秘密的《防卫联盟公约》（Convention of Defensive Alliance），其中规定奥斯曼保持对塞浦路斯岛的宗主权，英国则占领和管理该岛，每年向奥斯曼帝国支付相当于50万美元的租金。这样，英军进驻塞浦路斯，1879年开始行使管理权。岛上的希腊族居民随即向英国提出与希腊合并的请愿书，但遭到拒绝。

一战中奥斯曼帝国加入中欧同盟国参战，与英国为敌，英国便宣布1878年条约无效，并于1914年11月兼并塞浦路斯。战后，土耳其承认了英国对塞浦路斯的所有权，1925年，该岛成为英王直辖殖民地，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1931年，塞浦路斯发生暴动，遭严厉镇压。二战后，希腊族的合并运动再度兴起，工党政府试图用扩大自治权的方法来缓和与塞浦路斯人的关系，便宣布进行宪政改革，在未来建立塞浦路斯的自治政府。

塞浦路斯本来没有重要资源，也不具备战略意义，但1948年英国撤出巴勒斯坦后，该岛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英国军方开始加强控制，并着重打击希族人的合并运动（enosis）。正是在同一年，主教米哈伊尔·穆斯科斯（bishop Mihail Mouskos）公开表示支持与希腊的合并，并要求举行全民公决。1950年1月，英国拒绝该要求，引起希族人的强烈不满。10月，穆斯科斯当选为塞浦路斯东正教会的大主教，称马卡里奥斯三世（MakariosⅢ），成为合并运动的领导人。

英国政府以强硬态度应对，声明它不允许改变塞浦路斯的政治地位。驻塞浦路斯总督安德鲁·赖特（Andrew Wright）听说希族人企图改变利马索尔市一些街道的名称，就下令将该市所有的希族市政委员逮捕入狱。当时在任的工党政府殖民大臣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指示赖特不要采取过激行动，但赖特不为所动。后来，总督得到了新闻检查、打击“犯罪”等权力，使该岛等同于进入紧急状态。

1954年，希腊政府介入该岛事务，要求与英国政府就塞浦路斯的前途问题进行谈判。英国认为希方的意图是在塞浦路斯先建立代议制政府，经过几年过渡之后与希腊合并，于是就拒绝了希腊的要求。希腊随即于4月29日向西方盟国递交备忘录，要求盟国协助弥合希腊与英国之间的分歧，否则就将此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以争取塞浦路斯的“民族自决权”为由，争取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英国极为愤怒，两国关系恶化。另一方面，对塞浦路斯事务同样关注的土耳其则希望维持该岛现状，支持岛上的土族居民要求，这样，塞浦路斯问题就复杂化了。

7月21日，丘吉尔政府宣布了对塞岛问题的政策纲领，主要内容是：（1）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英国维持对塞浦路斯的主权；（2）但不反对该岛在未来走向有限的自治；（3）同意根据新总督罗伯特·阿米塔奇（Robert Armitage）的改革提议，设立塞岛立法院，并规定立法院的组成结构；（4）总督有权采取一切步骤和措施，以确保现行法律的实施；（5）反对将塞浦路斯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或总务委员会的议程，联合国无权干涉塞浦路斯内部事务。

五天后，内阁会议确认了以上政策。28日，殖民部国务大臣霍普金斯代表政府在议会发言，他的讲话中有一句话引起极大反响，他说：“基于其特定的情况，英联邦中的某些地区永远不能取得完全的独立。”许多工党议员当场表示反对，而塞浦路斯的希族人则无法忍受，他们加紧了武装反抗的准备。

以马卡里奥斯（Makarios）为首的塞浦路斯希族拒绝了英国的制宪建议，他们强烈要求塞浦路斯自治，并与希腊合并。其军事组织“塞浦路斯战斗者全国组织”（即“埃奥卡”，EOKA）于1955年4月1日开始武装斗争，对英军开展游击战。岛上的土族人不同意与希腊合并，于是组织“土耳其抵抗组织”（即“特姆特”，TMT），对希族开战。8月底，在英国倡议下，英、希、土三国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结束冲突及塞浦路斯前途问题。但由于希腊与英、土的分歧过大，未能达成协议。9月25日，英国指派英军总参谋长约翰·哈定（John Harding）出任塞浦路斯总督和英军总司令，加强对希族武装力量的镇压。1956年3月，英国逮捕马卡里奥斯并将他流放到塞舌尔群岛。塞浦路斯战争一直打到1959年才结束，有关各方都感到打不下去了，英国也意识到无法维持在塞浦路斯的统治。这一年，英国与希、土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关于塞浦路斯独立的协议。1960年8月18日，塞浦路斯正式独立。

如果说在马来亚和肯尼亚的战争中英国至少取得了军事胜利，那么在塞浦路斯连这一点都没能做到，虽说英国保住了在塞浦路斯岛上的两个军事基地。英国为殖民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用于马来亚和肯尼亚的作战费用就达到1亿英镑。英国已意识到，要么为帝国的防务承受巨大的财政负担，要么大规模撤出殖民地。在举棋不定之中，一场新的战争终于使英国痛下决心。

这场战争发生在埃及，起因是争夺苏伊士运河。1952年，埃及发生“七月革命”，国王被推翻，“自由军官组织”组建了新政府。1954年10月，埃及与英国签订《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协定》（Agreement Regarding the Suez Canal Base），规定英军在协定签字后的20个月内撤离埃及。1956年6月，英军撤出运河区，完全结束了对埃及的军事占领。但协定中却有一些隐患，为英国日后干涉留下了空间。其中一项条款规定：此后7年英国保留对运河区军事建筑的监督权，一旦阿拉伯国家或土耳其遭到进攻，英军有权重返运河区，维护其安全。后来，英国就是利用这项规定，与法国、以色列共同策划了运河危机，再顺势卷入以、埃战争，派军队重新占领苏伊士运河。

战争打响后，英国指望英联邦国家会挺身而出，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那样鼎力相助。但除澳大利亚、新西兰口头上表示站在英国一边外，加拿大主张派联合国部队去维护运河区和平，言外之意是不支持英、法干预，锡兰表示反对英国的侵略政策，印度和巴基斯坦则对英国的入侵予以谴责。

但最严重的打击来自美国，美国不仅没有如英国所愿那样支持英、法，反而在英国背后捅了一刀，它和苏联一道在联合国安理会向英、法提出撤军要求，并最终迫使英、法撤出。这次战争严重打击了英国的国际声誉，英国的行径与卑鄙小人并无二致。战争表明英国已沦为二流国家，无力主宰国际事务。这迫使英国重新评估自己的实力，进而调整其外交、国防和帝国政策。

在帝国事务方面，英国认识到它已不再具备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能力，这样，第二次去殖民化浪潮在50年代后半期兴起，其中黄金海岸的独立，为撒哈拉以南地区树立了榜样。黄金海岸是英国比较富庶的非洲殖民地，二战后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早在1951年英国就批准该殖民地进行自治，著名的民族主义者、黄金海岸人民大会党主席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获胜，他随即出任行政委员会领导人，1952年3月改称总理。到1957年，英国认为黄金海岸经济基础稳固，本地官员已积累了数年的行政管理经验，符合独立国家的必备条件，因而同意它独立。同年3月6日，黄金海岸宣布独立，并更名为加纳。加纳是撒哈拉以南第一个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加纳独立使非洲其他殖民地深受鼓舞，人们普遍相信，既然加纳能自己管理自己，那么其他非洲国家也能做到，于是，撒哈拉以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很快进入高潮。

英国随即调整殖民政策，它放弃了原先缓慢撤出殖民地的做法，而力求尽快摆脱帝国这个包袱。1959年10月起任英国殖民大臣的伊恩·麦克劳德（Iain N.Macleod）在谈到这个变化时说：“我们无法用武力保住我们在非洲的领地，我们甚至在动用大批部队的情况下连塞浦路斯这个小岛都保不住。戴高乐将军无法制服阿尔及利亚，人们迈向自由的步伐可以加以引导，但无法加以阻止。当然，步子迈得快就有风险。但是，步子慢的风险要大得多。”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持有相同观点，他于1960年2月在南非开普敦发表演说，那就是著名的“变革之风”演说，他说：“变革之风正吹遍这个大陆，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民族意识的增长是一个政治现实，我们都必须接受。”

这样，第三次去殖民化高潮席卷而来，大英帝国在接二连三的殖民地独立浪潮的冲击下崩溃了。但独立还是要通过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才能实现，为避免出现类似印度独立前后那样的剧烈动荡，英国在具体操作中尽量采用非暴力方式。通常的程序是：举行选举，选出立法机构；殖民当局向当地领导人移交权力；接着便是独立庆典。

在独立过程中，外部影响也起了很大作用。首先，社会主义阵营给殖民地人民以精神和物质支持，为他们培训民族主义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提供军火，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其次，二战后美、苏取代英、法等老牌西方列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法等老殖民帝国的崩溃是这种权力中心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第三，法国殖民地的斗争与英国殖民地的斗争相互影响，其作用十分明显。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争给英属殖民地的人民斗争以巨大鼓舞，加纳的独立又使从西非到非洲其他地方的民族独立运动深受鼓舞。第四，西方的殖民统治无意中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通过“开发”殖民地，宗主国创造了一种促使殖民地人民起来对宗主国的统治提出挑战的条件。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与外部的联系、都市化的出现，使众多殖民地人民脱离原先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非洲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大多在西方的学校中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主义造就了它自己的掘墓人。

与以上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所谓“二元型殖民地”的地区基本上未受此次去殖民化的波及，在这种殖民地，白人移民人数较多，形成一定的规模，并且形成了白人社区和文化圈，但仍然在总人口中居少数地位。土著居民虽然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但土著首领的传统权力得到保留，其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在土著居住区内也得到延续，土著人口也占明显的多数。因此，这种殖民地在文化和社会上呈二元性质，相互之间的差异泾渭分明。英属殖民地中，南非和南罗得西亚就属这种类型。

二战结束后，英国为加强对南罗得西亚及周围地区的控制，维护南非的稳定，设立了中非理事会，其主要任务是协调和控制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三个殖民地的经济活动。这三个殖民地的白人统治者不愿受到英国过多的干涉和束缚，便商议组建一个联邦，维护自身的利益，此举遭到英国工党政府的反对。1951年，保守党政府上台后转而表示支持。1953年7月，三个殖民地组成中非联邦，其版图达120余万平方公里。

在50和60年代的去殖民化高潮中，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受影响较大，南罗得西亚出现了非洲人的反抗，到60年代初，中非联邦已经风雨飘摇了。白人当局严厉打击非洲人民族主义运动，1961年，查禁了南罗得西亚民族民主党（前身为1919年成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随后又解散了乔舒亚·恩科莫（Joshua Nkomo）创建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西托莱创建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暂时稳定了白人的统治权。1963年，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先后退出联邦，中非联邦于是解体。尼亚萨兰（即马拉维）和北罗得西亚（即赞比亚）宣布独立，实现了黑人多数的统治，南罗得西亚则走上与之相反的道路。

白人极端派组织——罗得西亚阵线在1963年12月举行的主要由白人参加的大选中获胜，不久，该阵线领导人伊恩·史密斯（Ian Smith）出任政府总理。英国在得知史密斯政权想要独立的意图时明确表示反对，威尔逊首相指示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1964年10月底宣读他本人的一份声明，称英国政府赞成南罗得西亚过渡到多数人统治。但史密斯政权一意孤行，于1964年11月4日举行“公民投票”，并在1965年11月11日宣布“独立”。国际社会对这种违背大多数人民意愿的“独立”不予承认，英国在强大的压力下也表示了相同的立场，并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一起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和其他制裁。南罗得西亚民族主义者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赞比亚等新独立的“前线国家”也给予巨大支持，向游击队提供了大量物质援助。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和武装斗争的强劲冲击下，史密斯政权在15年之后才同意交出权力。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正式独立。

南非与南罗得西亚同属二元型殖民地，但白人移民到此定居、开发和统治的时间要长得多，因此其发展道路又呈现不同的特色。南非在1910年成为自治领，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并未像南罗得西亚那样受到国际社会的拒绝。二战后白人种族主义的统治反而加强了，尤其是南非国民党于1948年上台，随后就大力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剥夺了黑人的一切权利。国际社会对此严加斥责，1961年，在亚非国家和部分欧美国家的压力下，南非退出英联邦。凭借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完整制度，南非白人政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了少数白人的统治权，直到1989年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任总统后，才实现政治改革，释放了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黑人领袖，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等黑人组织为合法组织，并在1994年4月举行多种族大选，实现了和平转移政权。

在帝国走向解体的过程中，英国考虑以英联邦取代英帝国。1953年，前殖民大臣艾默里对英联邦的前景作了乐观的描绘估计：“其他的非英联邦国家很有可能最终会决定加入英联邦。……天晓得英联邦会不会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呢？”的确，随着新独立国家纷纷留在英联邦内，拥护英帝国的人士感到得到了某种补偿。英国当权者将帝国原先的一套机构、制度、惯例搬入英联邦内加以实施：英国君主由英帝国的元首变为英联邦的元首，帝国会议改为英联邦总理会议，取消了总督，改为高级专员（白人自治领仍保留总督），英国的自治领部更名为联邦关系部，在1964年还增设了英联邦秘书处；保留英镑区，帝国特惠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一些英联邦的新成员国；承认英联邦所有公民享受“英国国籍”，有权自由出入英国。

但英联邦毕竟与英帝国有很大不同，英联邦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内部关系是平等的，而英国实力已大大下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不再具备控制的能力。此外，英国时时受到美国的牵制，而美国显然不允许英联邦成为另一个英帝国。最后，英联邦成员国之间不具备共同的利益基础，甚至在原来的白人自治领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向心力相当小。

这样，英联邦内各种矛盾就不断出现，亚非拉成员国将该组织当成一个表达意愿的讲坛，比如在60年代初，它们强烈反对南非推行种族隔离政策，主张将南非赶出英联邦，并且在1961年5月迫使南非撤回留在英联邦内的申请。这件事使英国感到难堪，它甚至觉得英联邦对于英国在世界上施加影响力几乎毫无帮助，失望之中，英国对外交政策和英国政府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对外关系上，英国开始转向欧洲经济共同体，尽管1962年英联邦总理会议的公报表达了对“英国加入（共同体）所可能产生影响的不安”，但英国仍提出了加入共同体的申请。在英联邦公民的国籍管理上，英国于1962年实施《英联邦移民法案》，限制英联邦国家公民进入英国。在政府机构方面，英国于1968年将殖民部和联邦关系部并入外交部，1970年又将海外发展部撤销。英国对英联邦总理会议的态度也变得不那么重视和热心了，1966-1971年间仅开过一次会，而且从1971年开始，会议地点也不限于伦敦。1972年6月，英镑区在西方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寿终正寝，联邦特惠制亦于1977年宣告结束。最后，作为去殖民化的尾声，又有一些英属殖民地在70-80年代获得独立，香港于1997年归还中国。

在防务方面，英国使之与帝国向联邦的过渡相适应。在二战结束后的20年中，英国防务政策仍以其传统的安全观为核心，即英国本土安全与海外属地的安全紧密相关。但这个观念与战后英国防务的两大目标有冲突，一是支持盟国对抗苏联，二是减少海外防务义务，减轻英国的财政负担。此外，美国的势力渗入英帝国，1951年9月，帝国内与英国关系最紧密、最融洽的两个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竟背着英国与美国签署了《澳新美安全条约》（Australia,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Security Treaty），对此英国感到痛心。1956年英国出兵苏伊士运河的原因之一，就是表明其防务的独立性，但美国略施小计，英国就栽了个大跟头。随后，英国调整了帝国的防务政策，在第二次、第三次去殖民化浪潮中，英国海外驻军大幅减少。

“帝国”防务政策的重大转折发生在1968年7月，当时英国宣布到1971年底将所有英国军事力量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这个转折与英国在帝国政策上的重大调整相比整整晚了9年时间，其原因在于：第一，英国根据各种条约在中东和亚太地区承担义务，其中包括《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ce Treaty）和《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也包括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签署的双边条约，如马耳他、利比亚、南阿拉伯联邦、巴林、卡塔尔、阿曼、科威特等。第二，英国为保住其世界军事强国的角色，十分重视军事基地的战略价值，在英国的战略应急计划中，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是保卫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的“前卫防线”，波斯湾则确保英国的石油供应，亚丁和西蒙斯敦的基地承担着保护印度洋和好望角航线的任务。第三，英国决策过程中的“官僚主义惰性”起了作用，其表现为：直到毫无退路之时，决策者避免做实质性的决定，撤出苏伊士以东地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鉴于1965年英国在苏伊士以东驻军55000人，每年军费支出达3.17亿英镑，英国财政部指出无力承担这笔巨大开支，要求削减军费。1966年，政府发表的《防务评论》指出英国军事力量“分布过广”，而且英国向动乱地区派遣应急部队次数过频，使英国难以承受。同时，英国认为对自己的安全直接相关的不再是“帝国”，而是北约，为此必须将战略防务重点转移到西欧和北大西洋。

根据撤出方案，1967年12月，英军撤出亚丁。1971年10月，关闭英国远东总司令部，大部分驻新、马英军撤出该地。同年12月，撤销英国海湾司令部，仅在阿曼留下一支很小的驻军。1972年4月，在伦敦五国防务会议上，英国表明不再向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派军，其保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任务改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承担，同时，又减少在地中海地区的驻军。1970年，利比亚新政府解除了1953年《英利联盟条约》（British-Libyan Alliance Treaty），英军被迫撤出。1972年，马耳他政府作出类似决定，英军随即撤出该岛。这样，到1974年，英国已不再充当世界军事强国的角色了。

此后英国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只有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马尔维纳斯群岛是英国在南大西洋中的一个殖民地，阿根廷一直声称对它的主权。1981年11月，英国海军撤回了部署在该群岛斯坦利港的唯一一艘护卫舰，阿根廷认为这是英海军实力下降的表现，遂决定用武力收复该群岛。1982年4月2日，阿军在群岛登陆，时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派出一支占其海军力量三分之二的特混舰队，共2.7万人，去夺回群岛。英国这次行动得到了美国的帮助，经过几个月的战争，到10月份，英国恢复了对群岛的控制权。

战争使撒切尔夫人的个人声誉大震，但不意味着英帝国恢复昔日的辉煌。从英国的实力出发，它已无力这样做，它用于福克兰群岛的防务开支就高达每年2.5亿英镑。作为交战的对手来说，阿根廷的军事力量亦不强，且又是孤军作战。当时的国际环境对英国有利，第三世界和苏联都谴责英国，但未给阿根廷实质性的援助。美国和欧洲国家支持英国，这与英、法干预苏伊士运河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撒切尔夫人的个人因素也不可低估。要想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重现以上所有这些条件，是不大可能的。因此说到底，这场战争只是英帝国在大撤退中的一次回光返照。

时至今日，昔日的大英帝国已不复存在，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寥寥可数。前帝国的殖民地如今大多成了英联邦的成员国，目前英联邦拥有54个成员国，是世界上较大的国际性组织之一。与1926年英联邦初创时期相比，该组织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由英国及白人自治领组成的排他性俱乐部，变成了英国及原自治领、殖民地组成的包容性国际组织。英联邦的官方新定义如下：

英联邦是各政府的联系体，其组建的目的是使成员国得以为国际目标而相互支持和共同工作。英联邦也是最初由大英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家庭”，其现实的基础是语言、文化、法律和教育构成的共同传统。正是这一共同传统使得成员国能够在超过其他国家的相互信任和了解的情况下同舟共济。

关于英联邦对于英国的价值，梅杰时期的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Malcolm Rifkind）曾说，英联邦是英国施展影响力的平台：“我认为英帝国发展成英联邦绝对是一种天赐。……英联邦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去影响世界上许多政府政策……去扩展我们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联系……其结果是，我们能够影响事件的走向。”说可以这么说，但英联邦对英国而言事实上已不起什么作用了，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政策发布的平台。英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已转向欧洲，转向与美国的紧密结盟。虽说英国人的帝国情结尚未完全泯灭，但英联邦不是英帝国，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历史好像和英国人开了一个玩笑，他们今天的领土范围与他们的祖辈们几个世纪之前开始向海外扩张时的差不多，显赫一时的“日不落帝国”似乎只是南柯一梦！

第五篇　外交

第一章　均势、现实与理想

自19世纪中叶起，英国一直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原则，索尔兹伯里曾在1896年对此作过概括：英国不参加固定的同盟与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但当索尔兹伯里正在伦敦市长举行的宴会上炫耀英国的外交孤立时，欧陆大国已通过结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尤其当德国与法、俄一起迫使日本将甲午战争中侵占的辽东半岛和旅顺口归还给中国时，似乎就存在着德、意、奥三国同盟与法、俄联手的可能性，受其威胁最大的就是自我孤立的英国。

在布尔战争中，欧洲主要国家对英国抱有明显的敌意，使英国感到自己的“孤立”也许是光荣有余而安全不足，因此英国有意调整外交原则，放弃孤立，而它当时心目中的潜在盟友却是后来的劲敌——德国。原因似乎很简单，即德国是欧洲各大国中在殖民地问题上与英国矛盾最少的国家。1899年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Ⅱ)偕外交大臣毕洛（Bernhard Bülow）出访英国，为两国结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双方的会谈十分融洽，英国内阁重臣约瑟夫·张伯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日耳曼族的主要性格所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族之处真是微乎其微，因而那种使我们同美国发生深厚同情的同样感情，也可以激发出来，从而形成我们同德意志帝国的深厚的情谊和同盟。”但德国并没有与英国结盟的诚意，毕洛回国后对张伯伦的讲演和建议倍加嘲讽，他写道：“英国是德国所顾忌的唯一国家。”这样，英德结盟的计划便夭折了。

但在1902年1月30日，英国与一个亚洲国家日本结盟，正式结束了“光荣孤立”。对英国来说，这个盟约可以迅速解决英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弱于法、俄的难题，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对日本而言，它对英国未和德、法、俄一起迫使它退出中国东北怀有好感，认为英国“一定会不惜一战来防患于未然，因此它的外交目的必然是孤立俄国，并准备在这个强国一旦陷入孤立时就要下手”。

此例一开，类似的结盟行动便接踵而至了。1904年英国与宿敌法国缔结协约，划分了两国在亚非等地的势力范围。1907年《英俄协约》解决了英、俄在亚洲方面的纠纷。以上两项协约及1893年的俄、法同盟，使英、法、俄三国形成了协约国集团。

从表面上，英国外交原则似乎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但实质上，其操纵均势的目的并没有变，所变的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蒙格（G.W.Monger）在分析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与俄国缔约的动机时指出：“格雷本人的陈述明白无误地表明，他寻求与俄国缔约的主要动机，是改变欧洲的力量对比，尤其要加上一个对付德国的砝码。”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亚瑟·尼科尔森（Arthur Nicolson）在1912年谈到英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时，作了十分明确的陈述：

我们的政策并不复杂，即不被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束缚我们的手脚，要独立对自己的行动作出评判，继续与法、俄保持密切的关系，这些是和平的最佳保证。与此同时，与德国保持完美的友好关系，准备与之友善地讨论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照以往的“光荣孤立”，英国仅放弃了拒绝结盟的做法，而在新形势下寻求新的均势仍是它的指导原则。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英国所寻求的新均势范围共包括四个地区，远远超出了欧洲的范围。

首先在欧洲，英国最戒备的是德国。1871年普鲁士打败欧陆最强大的法国，建立起实力雄厚的德意志帝国，从这时起，英国就对德国的霸权主义感到担心，它的对欧政策就变成防止德国肢解和吞并奥匈帝国。为此，英国曾试图与德国结盟，达到影响和制约它的目的。这个努力失败之后，就转而与法、俄缔结协约，以便与日益强大的德国相抗衡。外交大臣格雷认为，尽管英国能与德国在海上较量，但在陆地上只有法、俄能与德国抗衡，他确信德国正在策划“一场迫近的与英国的搏斗”。英国外交部对德国极不信任，针对1909年再度出现的与德国结盟的主张，外交部常务次官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就明确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英国不可能与德国结盟：“英、德、奥组成的集团不会存在多少时间，因为这个集团意味着德国在欧洲的支配地位，将不可避免地以英、德交战而告终，英国会处于一个完全孤立的境地，甚至不会得到任何强国的同情。”从这里可以看出，英国人对德国的不信任源于德国的强大。

然而，既然英、德是欧洲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那么是否存在两国携手、共同支配欧洲的可能性呢？英国外交部虽没有明确这样提及，但的确有一些人出于传统的联系，对德国存有幻想。尼科尔森就认为德国不会对英国的重大利益造成真正的威胁，甚至连格雷在1913-1914年时也倾向于相信柏林政府中存在着一个英国有可能与之打交道的温和派，尤其是在1914年初的几个月里，格雷主张缓和英、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在萨拉热窝被刺后，格雷甚至想依靠德国来影响奥匈帝国，以免作出强烈的反应。但这些努力终归还是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萨拉热窝事件而爆发。

英国和法国的关系在1904年英法协约之后不断改善，1905年，两国军事领导人通过秘密谈判，在英、法关系中增加了军事合作的内容。此后，英国在法国遇到麻烦时便给予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在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中，法、德两国剑拔弩张，处于战争边缘。英国政府于7月21日作出表态，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在伦敦市长官邸正告德国：英国将“不惜冒一切危险来维持它在世界各大国中的地位和威望”。德国根据这项声明推断英国有可能会为法国而战，才未使这场危机演变为战争。但英国仍疑心法国对低地国家存有侵略野心，而低地国家是英国十分关切的敏感地区。在整个19世纪，英国竭力维护低地国家的独立，以防欧洲强国以此为跳板入侵英国。所以当德国开始入侵比利时之时，英国便毫不犹豫地对德宣战。

其次在亚太地区，英国希望与自治领联起手来对付其他的竞争对手。20世纪初，它主要关注的重点在澳洲殖民地，英国一方面支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帝国内的自治领，另一方面借助它们的力量维护帝国的利益。在澳大利亚自治领成立仅仅3年之后，英国就将澳洲的陆地防卫任务移交给澳洲，撤走了全部英国陆军。英国皇家海军虽然继续负责海上安全，但英国要求殖民地组建自己的舰队，并分担英国海军的部分开支。澳大利亚还先后4次参与了英国的军事行动，给英国提供了极大的支持：第一次是参加针对新西兰毛利人的战事，第二次是派军队前往苏丹协同平息当地的暴动，第三次是参加南非的布尔战争，第四次是充当英国侵略中国的帮凶，派兵参与对义和团的镇压。“所有这四次海外战争都是源自当地反抗外国控制的暴动，澳大利亚军队都是站在帝国一方作战，镇压民族独立。”

第三个地区是地中海和中东，在这里，英国的主要目标是保卫通往印度的军事和商业通道。为此，英国在地中海的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修建了军事基地，在埃及培植亲英政府，在亚丁设立了有武装保护的燃料供应站，使英国海军有效地控制了这些地区和附近海域。同时，它在这个地区的另一个目标是遏制俄国。出于对俄国的担忧，英国曾两度入侵阿富汗（1838-1849年，1878-1881年），又始终支持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防止俄国鲸吞这个“西亚病夫”。《英俄协约》部分解决了两国的纠纷，直到1914年，英国也成功地限制了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但英国却未能阻止德国在1870-1914年间对这个帝国的经济渗透，而这就使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开始后站到了德国一边。

第四个地区是加勒比，在这里，英国的主要目标不仅是要确保英属殖民地的安全，而且还要保护英国与南北美洲的贸易往来，防止美国的渗透。英国海军曾成功地使加勒比地区处于英国的支配之下，不过，进入20世纪后，在实力越来越强大的美国的压力下，英国逐步退让，渐渐将保卫加勒比海上通道的任务转交给美国海军。

总而言之，在以上四个地区，19世纪英国的外交卓有成效，但1900年之后，其总体地位遭到削弱，重要的标志是逐渐丧失制海权。诚然，英国此时对殖民地的控制仍很稳固，但海军不再具有超过其他两强之和的实力。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海军缩小了与英国海军的差距，它们在自己国家附近的海域已对英国海军构成挑战。转让加勒比地区的制海权已经表明：英国在某些地区丧失了独自控制航线的能力。因此，在大英帝国最显赫的时期，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但英国未意识到世界大战近在眼前，因此对战争的准备不足。在对欧洲局势的判断上，英国虽感到最大的威胁来自德国，但英、德关系尚未恶化到军事冲突的地步，相反，在1914年还出现了改善的迹象。这时，协约国与同盟国的关系并不像1911年摩洛哥危机时那么紧张，即使在奥地利大公斐迪南遇刺后，英国也将它看作是一个地区性事件，还指望德国帮助解决奥地利难题。不管怎么说，英国人并不准备为波斯尼亚人的利益去跟德国人打仗。而且，英国的海军实力下降，陆军的规模较小，装备较差，战斗力有限，与大陆各国相比有不小的距离，因此英国对自己的军队能否参加欧洲战争颇感到怀疑。

此外，在1914年初夏，英国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爱尔兰问题上，当外交大臣格雷在7月24日向内阁成员宣读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照会时，在场的阁员都没有想到局势已经如此严重，温斯顿·丘吉尔记叙说：

他（格雷）已经朗读或讲述了好几分钟之后，我才将思绪从刚结束的乏味而不得要领的辩论中摆脱出来。我们大家都很疲劳，但随着格雷的言辞不断传来，我的心里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印象。这份照会显然是一份最后通牒，是一份在近代史上史无前例的最后通牒……

既然英国从上到下都未做好战争准备，而且德、奥、意似乎也不打算把战火烧到不列颠群岛，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英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呢？首先，自由党政府害怕英国在欧洲孤立，格雷认为英国参战所付出的代价不会比不参战大，他说：“如果战争降临，而英国袖手旁观的话，以下两件事中的一件就会发生：（1）德国和奥地利赢得胜利，彻底打败法国，使俄国蒙耻……那么一个没有盟友的英国又地位何在呢？（2）如果法国和俄国获胜，那么它们又会怎样对待英国？印度和地中海又会怎样呢？”此处，英国将自身的利益与欧战的结果、与均势联系起来，反映了过去一个世纪中英国外交政策的特点。

参战的第二个原因是保卫和扩张帝国。庞大的大英帝国与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犬牙交错地分布在世界：南非与德属西南非洲交界，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德国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德属新几内亚为邻……德国与协约国交战，显然会危及英国海外属地的安全，如果协约国打败德国，英国便可瓜分德国的殖民地，扩大自己的领土，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英国自然不愿放过这个机会。同时，英国需要加强与自治领的联系，共同的奋斗为此提供了机会，各自治领似乎对英帝国忠心耿耿，澳大利亚首任总理埃德蒙·巴顿（Edmund Barton）这样说：“冒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就等于冒犯了我们大家。”事情是否真的如此，英国想在战场上看个究竟。

第三个原因是保卫本土安全，虽然自11世纪诺曼征服后英国本土就再未受到外敌的入侵，但如果法、比、荷等国都被德国征服，英国本土就危在旦夕。以后英国把军队主力放在西线，道理也在于此。此外，根据1830年的承诺，英国对比利时中立还承担责任。

尽管有这些理由，英国高层仍有人反战，在执政的自由党内，以下院议员阿瑟·庞森比（Arthur Ponsonby）为首的自由党外交事务组就反对参战，并声称得到数百名议员的支持。但到真正开战的时候，站在这个团体一边的仅有20-30名议员。反战的主要理由是费用巨大，并认为英国海军足以保卫国家。但更强大的反战势力在内阁之中，据推断，内阁20名阁员中有一半是反战派，不过战事开始后情况就发生变化。德军进攻比利时，破坏了该国中立，迫使英国必须宣战。一些持迟疑和反对态度的阁员对英国作战计划不知情，以为英国只需出动海军，假如他们知道英国会派出远征军渡海参战，就可能反对了。此外，如果内阁不能就参战问题保持一致立场，主战的阿斯奎斯、霍尔丹（Richard D.Haldane）以及格雷等就要辞职，自由党政府也就垮台了。1914年8月2日，保守党两位重要人物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和兰斯多恩（Lord Lansdowne）写信给阿斯奎斯，敦促他立即支援法国，阿斯奎斯知道这是保守党施加压力，因此他在内阁会议上指出：政府如果不作出决定，就会被赶下台。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和工党中的反战派转而支持参战，连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领袖约翰·雷德蒙（John E.Redmond）也表示支持战争。于是，英国在8月4日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由，对德国宣战。

战争期间，英国外交部主要关注两项工作：第一，制定战后对德政策，建立新均势。英国称这场战争是“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具体地说，就是要建立永久安全体系，防止德国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战后对德政策的指导原则就是依据这一目标，在大大削弱德国的基础上重建各大国均势。因此，外交部主张不仅要根除德国的军国主义，而且要强迫它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把德国变成一个和平国家。但政府中的其他官员和军方比较温和，劳合·乔治认为维持持久的和平，其前提之一是确认：“像德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存在下去。”军方主张对德国进行惩罚和威慑，但不要强迫他们改造社会，1915-1918年任英帝国参谋总长的威廉·罗伯森（William R.Robertson）认为，一个受到惩罚但强大的德国，也许会对欧洲的均势作出贡献。政界和军界都担心战后的俄、法太强大，他们也对美国的影响感到担心，想竭力避免美国干涉欧洲事务。总之，英国对战后德国的设想仍基于传统均势原则，即防止出现过于强大的国家。

第二，维护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确保军需供应，同时避免受制于美国。由于战争物资不足，英国和协约国大量从美国购买，而美国则借机既在经济上获利，又在政治上扩大它对欧洲的影响。战争期间，美国对协约国的贷款为100亿美元，提供各种物资总价约105亿美元，成为欧洲的大债主。不过英国不愿让美国人发号施令，1916年后期，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向英国施压，要求协约国与德国媾和，遭到英国拒绝，英美关系下降到最低点。但由于美国的物资支持以及后来又直接参战，英国不得不从现实出发，将英美关系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大战深刻影响了英国外交政策的走向。1914年，英国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已非昔日可比，因此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现实政治”，避免过多卷入与己不相干的冲突和纠纷。但英国成为战胜国后，自我感觉又好起来，重新去扩大国际影响。这样，从战争结束到1939年，英国推行“过度扩张”的外交政策，超出了英国的承受力。“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在这段时间里激烈交锋，争夺对外交政策的决定权。

一战结束后，英国决策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将这场大灾难归罪于战前的“现实政治”外交原则，转而青睐被冷落已久的理想主义外交。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新成立的国际联盟上，认为它提供了集体安全体系，可以阻止战争的再度爆发。

战后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从大国外交的角度看，其实质是英、法携手，与美国对抗。劳合·乔治率英国代表团前往巴黎时，已受到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英国民众要求严惩德国，迫使它交付巨额赔款，削减军队，并要求重建英国经济，迅速恢复正常生活。英国政治家将赔款问题作为拉选票的重要筹码，海军大臣对剑桥的选民说：“如果本政府再度执政，德国人就将付出手中的每一个便士，他们会像一只柠檬那样被榨干。”但对如何确保未来的安全，英国人却显得不够关心。这个情况与法国不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émenceau）为铲除德国的威胁，采取了联英、抗美的策略，他在提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时带着讥讽的语调说：上帝也只需要“十点”。为了瓜分德国殖民地，得到更多的战争红利，英、法一拍即合，控制了和会和《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拟定。

在有关德国的领土、军备及战争赔款问题上，和约基本贯彻法国的主张，因而被英国一些内阁成员称为“法国文件”。英国在和会上得到了它想要的德属殖民地，包括德属东非（即坦噶尼喀）、西南非洲（由南非托管）、德属新几内亚（由澳大利亚托管）、萨摩亚（由新西兰托管）。1921年，英国又得到对中东地区的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和海湾诸酋长国的委任统治权。显然，英、法两国不仅是巴黎和会的操纵者，也是最大受益者。美国对此甚为不满，此时美国国内盛行孤立主义，美国国会遂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也不参加国际联盟。

和会上取得的成功使英国外交界喜出望外，急欲重振雄风，以积极的态度介入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这样，“理想主义”原则逐渐盛行起来。英国认为新的国际秩序应通过两种机制来实现：其一，进一步完善国际法，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和协定，以法治乱，维护世界的稳定。其二，建立新的外交合作渠道，加强双边或多边沟通，以合作取代对抗，以谈判取代战争，其中，英国尤其重视国际联盟。

什么是“理想主义”外交原则？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法律手段和合作外交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但这种理想从一开始就受到两大因素制约，第一是美国不合作，如上文所述，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未能得手，于是便重返“孤立主义”老路，对英、法新秩序采取不参与、不合作的态度。英国本以为摆脱美国的干预可使英国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从而重建其霸主地位，但它的国力已大不如前，加上在大战中欠下美国40多亿美元债务，因此心有余而力不足。1920年5月，英国军方就对英国控制扩大后的帝国的能力表示担心，英军总参谋长抱怨兵力不足，驻防地过于分散。英国政府无力承负各种干预和调停任务，使国际联盟从一开始就陷于瘫痪，打击了各国政府对国际联盟的信心。

第二个制约因素是“现实政治”的传统原则，英国外交官往往在公开的一般性场合大力宣扬理想主义，在私下的具体外交工作中又执行现实主义，给人以表里不一的印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20年代中期的“摩苏尔争端”：摩苏尔是土耳其南部一个地区，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英国想将它划归伊拉克，以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土耳其的凯末尔政府表示反对，英国于是主张将此争端交给国际联盟的行政院处理，以体现理想主义的外交姿态。但由于英国是行政院的主要成员，该院在1925年12月作出有利于英国的决定。土耳其政府拒绝接受这项决定，随后又不接受国际法院做出的关于该决定有效的裁决，声称要在摩苏尔发动游击战。这样一来，国际联盟就束手无策了，英国立刻改用“现实政治”的手法，执行强权外交，威胁要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并直截了当地告诉土耳其：若拒绝英方要求，将承担“严重的后果”。土耳其被迫于1926年6月与英国、伊拉克签署条约，宣布土耳其承认国联的决定，从此，摩苏尔并入伊拉克版图。

尽管如此，英国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制定多项国际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想主义外交目标。1921年11月——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及其所达成的3项条约是对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的补充，从而形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左右国际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次会议对英国来说既有收获又有损失，根据《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英国保住了一流海上强国的地位；《九国公约》则限制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保护了英国的在华利益；《四国条约》却迫使英国终止英日同盟，“使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受到永久性削弱”。

1923年1月10日，法国突然出兵占领德国的煤炭产地鲁尔区，英国担心此举会破坏欧洲和平，给法国带来太大的经济好处，于是公开反对法国的行动。英国媒体说：法国是在“用刺刀挖煤炭”。美国也不赞成法国的军事占领，于是两国迫使法国同意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研究德国赔款问题。美国金融家查尔斯·道威斯（Charles G.Dawes）和英国金融家雷金纳德·麦克那（Reginald Mc Kenna）出任专家委员会两主席。1924年4月9日，专家委员会提出了著名的“道威斯计划”，其内容除规定赔款事项外，还要求法国撤军，更重要的是通过外国贷款，来帮助德国恢复经济。

1924年，奥斯汀·张伯伦出任外交大臣，英国更积极地介入欧洲事务，对德国也显得比较宽容。德国在1924年9月提出加入国联和修改《凡尔赛和约》，英国单独与德国谈判，要它同意以国际保障的方式解决西部边界安全问题，以此打消法国的疑惧，不反对德国加入国联。美国对此表示支持。作为结果，各国于1925年10月召开洛迦诺会议，签订了《洛迦诺公约》（又称《莱茵保证公约》），英国为德国西部边界的现状和安全提供保证，德国遂于次年加入国联。至此，英国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步上高峰，以后它又筹备和参与国际裁军会议，签署《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声称“反对用战争解决国际争执”。在对德关系上，英国改变“榨干”德国的方针，认为应该维持德国经济的正常运转，这样可以使德国有能力支付赔款，同时避免德国过于弱小而破坏欧洲的均势。英国还主张削减德国赔款总量，让德国延期付款；在德国参加国联的问题上，英国也予以支持。

20世纪20年代，英国还调整了英、苏关系。苏俄诞生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急欲将它扼杀在摇篮里，于是派兵进行武装干涉。武装干涉失败、苏俄政权得到稳固，英国从现实主义出发，决定承认苏俄的存在。作为第一步，英国于1921年3月与苏联互换代办，并签订贸易协定。1924年2月工党政府执政时，英国与苏联建交。

进入30年代，以“现实政治”为内容的现实主义外交一度回归英国外交界，国际联盟此时已成为摆设，无力解决国际纠纷，日本和德国甚至退出了这个国际组织。英国开始重视英美关系，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维持世界秩序。麦克唐纳于1929年再次出任首相，他在下院宣布工党政府要解决的两大问题是失业与和平。麦克唐纳一贯重视外交工作，在他1924年首次任首相时，就兼任外交大臣的职务。这一次他把这个重要职务给了阿瑟·亨德森，但他明确表示仍要过问重大的外交问题。

此时麦克唐纳最重视的是英美关系，他在1929年10月访问美国，受到美国各界的热烈欢迎。通过与美国合作，《伦敦海军条约》（London Naval Treaty）于1930年4月签署生效。但美国受大萧条的冲击和孤立主义的影响，对欧洲事务不感兴趣，后来在30年代的一些国际危机中，美国又采取与英国不同的立场，使英国一再感到自身力量不足。30年代英国执行绥靖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力量不足的表现。“九一八事变”和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将英国的绥靖政策暴露无遗。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占领了中国东北，1932年又出兵上海。美国不愿看到日本势力过于强大，也担心美国在华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对日本的侵略表示反对，并号召各国共同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英国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主要原因是：一、担心激怒日本，影响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事变发生后，英国主要关心如何保护英国在中国和亚洲的利益，因此愿意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二、英国认为主要的威胁来自德国，因此不愿对亚洲的危机投入过多的精力。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主张与日本达成谅解，英军总参谋部则提出警告说，它没有足够的兵力同时在欧洲和远东开战。三、英国仍希望将“祸水北引”，希望日本与苏联发生冲突，正如同它希望将希特勒“祸水东引”一样。

对于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行径，英国本应予以干涉，因为周边有英国殖民地。但英国外交部认为此举不会对英国在东北非地区的利益造成损害，而且英国政府担心如果英国坚决反对意大利的侵略，会使意大利与德国更紧密地联合；同时，如果墨索里尼的地位不稳，意大利共产党就有可能乘虚而入。因此，英国决定采取不干涉政策，听凭埃塞俄比亚由命运安排。事实上，英法两国还于1935年12月制定“霍尔赖伐尔计划”（Hoare-Laval Pact），筹划将埃塞俄比亚的大片领土割让给意大利。

英国在两次危机中采取的绥靖政策，虽说使英国利益暂时无损，却使“国际联盟作为一个具有强制力机构的声誉……完全毁掉了”。平心而论，英国一些有识之士对德国的威胁是有所警惕的，早在1928年，英国驻德国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Sir Horace Rumbold）就告诫说：“每消除德国的一种不满……[就使它提出]新的要求。“1933年他又警告说：英、德战争可能在4-5年内爆发。但直至1939年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政府都不愿对他的侵略行为作强有力的回应，而是一味姑息退让。1934年，希特勒在国家预算中大幅度增加防务开支，英国向德国发出照会表示关注，但德国不予理会。1935年，德国政府正式宣布不履行《凡尔赛和约》中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恢复征兵制。英国政府的反应是：希望与德国谈判解决这个问题，说服它重新加入国际联盟，为达到这个目的，英国甚至准备将一些原德属殖民地还给德国。但德国继续推行对抗政策，一年后，德军就进兵莱茵区，开到了法国和比利时边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仍希望能与德国达成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以解决两国间的纠纷。1936年6月18日艾登在下院说：政府的目标是“不折不扣地实现欧洲和解，息事宁人”。

1937年5月内维尔·张伯伦接任首相，继续推行绥靖政策。他十分欣赏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Neville M.Henderson）对德国的温和判断，英军总参谋长提交给张伯伦的报告中，也认为德国在东、中欧的战略计划对英国没有威胁。在亨德森和总参谋长的影响下，张伯伦默认德国吞并奥地利，他也担心德国的野心会越来越大，最终破坏欧洲和平，因此，他迫切地想和德国达成某种协议，全面解决各种纠纷。

1938年夏，希特勒制造了苏台德危机，企图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并入德国。张伯伦闻讯后十分担忧，因为法国在1925年与捷克签订过一项条约，根据该项条约，法国应在德、捷爆发战争时加入战争。

当时，德国已制定了进攻捷克的“绿色方案”，德军将在10月1日进入捷克。英国不打算干涉德军的行动，但不想看到战争的爆发。因此，在9月15日，当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谈判仍无结果时，张伯伦竟不顾69岁的高龄，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前往德国面见希特勒。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在苏台德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其归属。次日，张伯伦飞回伦敦，得到了本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支持。9月19日，英法政府联合向捷克政府提交“建议书”，要求捷方接受德国的要求，坐视德国兼并苏台德。但是当9月22日张伯伦再次飞往戈德斯堡会见希特勒时，他发现希特勒变得更加强硬了，提出了德军立刻进占苏台德的新要求。德国的这些新要求传到英国时，内阁深感震惊。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 and er Cadogan）写道：“我情愿战败也不愿名誉扫地，在这件事后我们怎么有脸去见外国人？我们怎么能保得住埃及、印度和其他地区？”

9月24日，张伯伦返回英国。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和平解决这场危机。希特勒于9月28日表示接受美国的建议，向英、法、意三国领导人发出邀请，于次日在慕尼黑召开国际会议。9月29日，张伯伦第三次飞往德国出席慕尼黑会议，与会者除希特勒外，还有墨索里尼和达拉第。经过一番争论，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了“慕尼黑协定”，满足了德国吞并苏台德的野心。

张伯伦回国时洋洋得意，他走下飞机，一边挥舞一张纸，一边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这张纸是他和希特勒签署的《英德宣言》（Anglo-German Declaration），双方宣布不打仗，德国也不再提出新的领土要求。但墨迹未干，德军就在1939年3月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吞并了整个国家。事到如此，张伯伦也不得不承认“在希特勒抛弃了他的所有保证之后，我刚有时间进行思考，立刻就发现绝不可能再和希特勒打交道了。”至此，英国的绥靖政策完全失败了，理想主义外交也宣告破产。

针对德国向波兰提出但泽走廊的问题，英国和法国于3月31日宣布向波兰提供安全保证；4月6日，英国与波兰缔结互助条约，并对罗马尼亚和希腊的独立提供保证。4月15日，英、法、俄在莫斯科开始互助条约谈判，但久拖不果。4月28日，希特勒废止了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并废除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紧接着，德军在9月1日入侵波兰。9月3日，张伯伦以感伤的语调宣布英、德进入战争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二战的爆发标志着英国外交政策的失败，这个失败是对德国及其他侵略国一味妥协、执行绥靖政策的结果。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事务中依靠两个支撑点，一是国际联盟，二是集体外交行动。但由于英、法等国执行绥靖政策，国际联盟在处理日本侵略中国和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问题时软弱无力，威信丧尽，在国际事务中已不发挥任何作用。在集体外交行动中，英国对德国的扩张主义又无所作为，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终至形成“慕尼黑协定”这样英国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平心而论，英国的实力还没有软弱到不敢直着腰跟德国人讲话的地步，因此有必要深层探讨其外交失败的原因。

首先，英国一直把苏联视为最大威胁，因此在外交上对德国姑息忍让，企图将“祸水东引”，希望在德、苏战争中两败俱伤，英国可收渔翁之利。鲍德温在1936年就曾表示：他担心打败了德国，会为共产主义敞开大门。苏联在1936年参与西班牙内战，更加引起英国的担心。张伯伦在1938年9月21日对美国大使明确表示：“战争是文明的终结——接踵而来的是共产主义或者更糟。”张伯伦相信德国侵苏的可能性非常大，并且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袖手旁观。”

其次，英国担心对德国态度过分强硬，会导致新的战争爆发，英国即使在战争中获胜，付出的代价也太大：经济实力会下降，平等主义有更大的市场，国内的紧张气氛和不满情绪会增加。在国际舞台上，经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将为共产主义提供沃土，力量对比将有利于苏联；受害的是大英帝国，获益的可能还有美国和日本。这样一个推测，有许多在二战之后变为现实，所以英国坚持维持现状、避免发生战争，这种策略不能不说具有某种前瞻性。只是希特勒的侵略野心超出了英国的估计，英国没有设想到：希特勒想和日本瓜分世界！

最后，理想主义在30年代弥漫于社会，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英国外交。但理想主义的两大支柱却走向崩溃了，以集体外交的方式或依靠国际联盟清除战争威胁的做法，已经行不通。在这里，我们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绥靖主义破坏了理想主义外交的两大支柱，而两大支柱的坍塌又滋长了更多的绥靖主义。英国在20年代的理想主义外交中似乎尝到了甜头，但这个“甜头”却建立在英国实力大大跌落的基础上，英国以为理想主义外交可以填补国力的空虚——但事实证明那只是一个虚幻！

英国作为一个西方强国，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外交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其影响并不亚于二战后的美国。不幸的是，英国在这20年中推行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外交，而且在这种外交原则处处碰壁时仍墨守成规，直到战争爆发前夕才大幅度调整外交战略，重新奉行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因此，从总体上看，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外交是不成功的。英国至多只争取到了一点备战时间，稍微推迟了大战的爆发，却未能阻止大战的再度降临。

第二章　二战中的外交及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英国政府在外交上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在战时，军事行动压倒一切，但外交活动仍在积极进行之中，尤其在大战后期为决定战争结束及战后一系列问题而进行的高层外交更加引人注目，其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比军事行动逊色，而且其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二战结束时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支配世界格局达四十余年之久，就是一个证明。

英国对德宣战后并未立即与德军交火，也未发兵驰援波兰，看上去英国对德军攻占波兰并不怎么在意。但是，当苏联军队于9月17日从东面越过苏波边境时，英国感到事态的严重，担心德苏结盟，在瓜分波兰后挥师西进，共同对付英法。事态的发展加剧了英国的忧虑，11月30日苏军侵入芬兰。第二天，一个由苏联支持的奥托·库西宁（Otto V.Kuusinen）领导的芬共政府成立，英国立即决定给芬兰提供援助抗击苏联，但由于挪威和瑞典不准援助物资过境，所以英国的援助计划未能实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向法国增派远征军，因此，在大战开始阶段，英国对苏联的担心超过对德国的担心。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坦克打破了西线的平静，德军借道比利时，迅速攻入法国。英国除在战场上抵抗德军外，在外交上则力图阻止意大利参战。5月14日，美国驻巴黎大使将意大利外长加莱阿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的一次讲话转达给法国，并认为意大利有可能站在德国一方参战。但直到5月26日战事吃紧时，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才来到伦敦，将美国的转告通知了英国。英国主张给意大利一些好处，避免它参战。为此，英、法两国共同起草一份照会，同意在战争结束时满足意大利的某些要求。次日，法国政府起草了一个更大的让步计划，准备将大片法属非洲殖民地割让给意大利。但意大利的参战决心已下，墨索里尼在5月25日就写信告诉希特勒：意大利准备参战。6月10日，意大利宣布参战，英、法的外交努力遭到挫败。

6月4日，英法盟军完成了敦克尔刻大撤退，德军兵临巴黎城下，法军士气低落。法国政府准备放弃抵抗，英国则主张战斗到底。为了避免单独作战，英国试图说服法国继续战斗。6月11、12-13日，丘吉尔首相率外交大臣艾登等军政要员前往法国，与法国总理雷诺、西线盟军总司令魏刚（Maxime Weygand）等人举行会议，劝说法国不要停战。6月14日，由英国起草的一个建立英法联盟的草案通过英法经济合作委员会提交给英法两国政府，草案说：“在现代世界历史如此危急的关头，联合王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声明永不分离地联合起来，以不可动摇的决心共同捍卫正义和自由，反对把人类变成机器人和奴隶的奴化制度。”根据这项草案，英法两国合并为“英法联盟”，建立共同的机构决定防务、外交和经济政策，两国的军事机构、立法机构也予以合并，两国公民享有共同的公民权。草案还表示：“联盟将竭尽全力在任何战场上同敌人的有生力量相对抗。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英国议会在6月15和16日认真讨论了这个草案，但法国内阁在16日召开的会议上，根本没有提及这个方案。由于内阁中主张停战的意见占了上风，主战的雷诺总理于当晚内阁会议结束后宣布辞职。同日晚上10点，主和的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etain）接任总理，英法联盟计划夭折。

贝当上台后即宣布法国退出战争。丘吉尔希望法国能够将舰队转交给英国，用于对德作战，但被拒绝。失望之下，英国转向法国的反停战组织，尤其是以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为首的抵抗运动。很快，就有大批反停战的法国人士来到伦敦，包括戴高乐。6月18日，到伦敦的第二天，戴高乐就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战斗，伦敦也成了“自由法国运动”的中心。英国政府还派新闻大臣达夫·库珀和戈特将军前往拉巴特，会见在该地的25名法国议员，包括芒代尔（George Mandel）和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商讨建立抵抗政府的事。后因贝当政府逮捕了芒代尔，这个计划未能实行。

6月22日，德、法签署停战协定，当晚英国召回了驻法大使。7月4日，英国舰队袭击法国舰队，法国宣布与英国断交，英国陷入了与德国单独作战的险境。此后，丘吉尔就把争取美国支持，发展英、美关系作为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

还在德军进攻西线后不久，丘吉尔就以英国首相的名义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发出电报，要求“美国借给英国40或50艘旧驱逐舰，使我们能够从我们现在拥有的舰队，向我们在战争初期开始建造的巨型舰队顺利过渡”。罗斯福倾向于同意英国的要求，但考虑到国内反对卷入欧洲战争的呼声很高，便指示有关部门与英国进行谈判。不列颠空战打响不久，英美双方交换了照会，英国同意把在美洲的纽芬兰、百慕大、巴哈马、牙买加、安提瓜、圣卢西亚、特立尼达和圭亚那等地的军事基地租借给美国，租期99年。美国则向英国租让50艘驱逐舰，并同意出售大量军火。但英国很快就出现资金困难，到1940年11月，英国给美国支付了45亿美元，欠款约20亿美元，而英国还需要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12月8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将上述情况告知罗斯福，暗示说，英国经济若崩溃，对美国的利益也是伤害。第二天罗斯福收到了这封信，他明白这封信的分量，也知道丘吉尔想要什么。12月17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向与他相处甚为融洽的记者们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邻居的房子失火，你会毫不犹豫地把水管子借给他使用，等他把火扑灭后再和他算账。接着他切入正题，提议建立一种租借制度，将英国和其他友好国家需要的战争物资“租借”给他们。12月29日，罗斯福在广播中向全国公布了这个建议，他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向国会正式提交《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An Ac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经过激烈辩论，该法案于3月11日通过国会。该法授权总统下令制造、购买并向所有他认为与美国防务有重要关系的国家出借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等物资和情报、专利，战争结束后进行清账。这项法案不仅为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解除了财政困难，使英美关系得到加强，而且也表明美国开始放弃中立政策。

当然，英国更希望美国直接参战，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1941年1月起，英美在华盛顿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商讨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将两国关系推向高峰的是英、美首脑在大西洋的会晤，8月9日至13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大西洋纽芬兰阿根夏湾的军舰上讨论了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调整和发展了两国关系，商议了战略部署，并明确了各自的政策。会后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确定国际关系的八点原则，即：英美不谋求领土扩张；未经当地居民同意，不得改变任何国家的领土现状；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的权利；努力促进世界贸易和取得原料的机会均等；促进所有国家进行合作，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摧毁纳粹暴政，保障国际安全，战后两国须起草和平条约；保障海上航行自由；战后两国应该进行全面裁军。美国制定该宪章，原因之一是担心英国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采取秘密瓜分领土的做法。会谈中最有现实意义的决定是：美国一旦参战，应首先对德国作战。

本来，英国对苏联一直抱有很大的戒心，但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后，英国立即改变态度。丘吉尔于第二天就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苏联进行反抗。7月，英国与苏联签订了关于共同行动的协定；8月16日，英、美驻苏大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宣布对苏联提供战争援助。1942年1月1日，英、美、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宣布在战争中互相合作，不与敌国单独媾和。这样，反纳粹、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就正式形成了，英国和苏联也成了战争中的盟国。对苏联政策的重大转折，完全出于英国的现实主义外交考虑，丘吉尔认为苏德战线的开辟会减轻西线和中东方面的压力，既然斯大林成了希特勒的敌人，那么英国就可以成为他的朋友。还在英国自己对德空战激烈进行之时，在短短3个月中，就向苏联提供了450架飞机。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英国也顿时感到轻松了不少。英美的安全利益都受到同一个敌人的侵犯，为协调两国的军事行动，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12月22日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联合国家宣言》，另外，两国决定建立“特殊关系”，为此组建了好几个“联合委员会”，以确保对英国的食品、原料和军火供给。双方建立“联合参谋部”，作为军事上的最高合作机关，同意将整个战场划为几个战区，实现战区内的统一指挥。英国同意让美国使用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军事设施。这次会议直到1942年1月14日才结束。

在此后的战争进程中，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不断加强。1943年，英美领导人又举行了多次重要会议，协调盟国的战略战术，并讨论战后的处置问题。1943年1月14-2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及两国高级军事领导人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商讨盟国的近期军事行动计划。会议决定在完成北非战役后进攻西西里岛，加强对德空袭，加强盟军在太平洋战区的实力，并推迟开辟第二战场。3月12-29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到华盛顿会晤罗斯福及赫尔（Cordell Hull）、霍普金斯等美国领导人，商讨战后的有关问题，在有关苏联边界的变动、德国的分治、奥地利的重新独立等问题上双方形成共识。5月，针对斯大林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华盛顿举行了“三叉戟”会议，决定1944年5月1日实施在西欧登陆的“霸王计划”，否决太平洋战区的优先地位，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意大利成立新政府之后，两国首脑又于8月14日至24日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代号为“四分仪”的会议，中国代表宋子文也参加了有关的讨论。会议制订了四大国（英、美、苏、中）关于建立国际组织、维护和平的宣言草案；缔结了英、美合作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协定；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总司令部，由蒙巴顿和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分别出任司令和副司令，打通滇缅公路。

战争中，英、苏这两个盟国的关系虽有改善，但远不如英、美关系那么融洽。两国关系在1942年上半年比较好，苏联在5月派出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iacheslav M.Molotov）访问英、美，要求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并加速对苏联的军火供应。在伦敦，莫洛托夫未能说服英国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但与英国达成了《英苏互助条约》（Anglo-Soviet Treaty），两国约定不与希特勒政府及任何没有放弃侵略政策的德国政府谈判，战后采取一致行动以防止德国新的侵略；战后应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不参加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同盟。该条约的有效期为20年。在华盛顿，罗斯福向莫洛托夫表示：有可能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但此后便没有下文。据此苏联大为不满，认为英、美把欧洲的作战负担全扔给自己。

英国感到需要向苏联出作解释，1942年9月12日，丘吉尔和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斯大林提出严厉指责：“不难设想，英国政府拒绝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必然要破坏苏联人民的士气，因为他们一直希望开辟第二战场，同时也要使前线的红军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并且要打乱苏联政府的计划。”丘吉尔指出目前在西欧登陆的条件不成熟，作为补救，英国愿加强对德国的轰炸；英、美将在北非发动“火炬”行动，先消灭北非的德、意军队。斯大林表示接受丘吉尔的建议，但并未停止对英、美的批评。丘吉尔这次访问只取得部分成功。

1943年10月19日，艾登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去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莫洛托夫最关心的是第二战场，但艾登受命不作承诺，只对苏联提出的鼓动土耳其参战的提议表示支持。会议取得两项成果，一是在德黑兰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二是通过了关于处置德、意、奥地利三国以及关于普遍安全的四项宣言，宣布了德、日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

在赴德黑兰途中，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开罗与蒋介石会谈。11月22-26日，三国首脑集中讨论了对日作战和战后对日处置的问题。三国在《开罗宣言》（Cairo Declaration）中宣布要与日本作战到底，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宣言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会议讨论了中、英在缅甸战场的协调作战问题，但英国方面态度消极。

随后，丘吉尔、罗斯福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讨论“霸王计划”的实施和战后世界秩序。在英国看来这次会议并不成功，丘吉尔希望盟军按计划在法国登陆时，也在巴尔干同时登陆，但遭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反对。关于战后处置，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有关波兰的未来、英苏两国在巴尔干的存在方面有严重分歧；丘吉尔与罗斯福的分歧则集中在未来法国的作用和地位以及英国在中东、印度的地位和利益方面。罗斯福向斯大林表示：美国军队将在战后迅速撤离欧洲；丘吉尔对此不悦，他认为在欧洲遭到大战的削弱和摧毁的情况下，苏联会加大扩张。但会议还是通过了三份宣言，三国并宣布：“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的和平时期都将共同协作。”

1944年6月”D日”，美、英联军成功地在诺曼底登陆，英、美关系更加密切了，而与苏联之间则发生摩擦。在1944年8月——10月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英、美、苏、中四国代表决定成立联合国组织，并就该组织的宗旨原则、主要机构及其职权、会员国的资格等问题达成协议。英、美担心苏联权利过大，遂反对苏联有关安理会成员国对所有议案都拥有否决权的提议。

1944年下半年战事的发展使各大国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变化。在东线，苏联红军在当地游击队等人民武装的配合下解放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及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部分地区；在西线，英、美军队将德军赶出了法、比、荷、意等国。大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开始形成了，对此后的大国外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为协调立场和作战方案，丘吉尔与罗斯福再次前往魁北克，举行代号为“八边形”的会议。双方决定盟军在西线分两路进攻，向柏林挺进；在对日作战和划分两国在德国的占领区问题上双方也取得谅解。

英国对苏联的影响十分不安，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波兰和巴尔干问题。苏联挟红军胜利的强大势头，拒绝在波兰问题上让步，但两国在巴尔干问题上达成一些谅解：英国占领和控制希腊，苏联控制保加利亚，两国在南斯拉夫各占一半。

美国得知英、苏的以上安排后表示不快，而且它还想弄清楚苏联在波兰问题、对日作战问题上的态度，于是提议再次举行三巨头会晤。斯大林表示军务繁忙，不能离开苏联。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提议会址可设在克里米亚，苏联方面表示同意。1945年2月4日，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再次会晤，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关于德国问题，苏、美两方都不同意划出一块占领区给法国，因它对战争胜利没有多大贡献；英国却坚持要给法国一块占领区，丘吉尔对罗斯福说：因为他一再重申美军将在战争胜利后的两年之内撤出欧洲，因此英国只能在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具有活力的法国的协助下才能对抗苏联。霍普金斯同意丘吉尔的看法，他说：“没有一个强大而有影响的法国，欧洲的稳定是不可想象的。”于是罗斯福改变了态度，斯大林最后也同意了英国的主张。然而，三国在战争赔偿问题和肢解德国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

关于波兰问题，三国的分歧较大。对于未来波兰的政府组成，英国和美国倾向于支持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但苏联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卢布林政府，三国最后同意在较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扩大卢布林政府，英、美还得到斯大林在已解放的国家举行“自由选举”的承诺。不过，三国对波兰的新边界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罗斯福主张以1919年的寇松线为波东部边界，丘吉尔希望更往东，斯大林坚决反对英国的立场，提出波兰可以从德国得到领土补偿。

关于对日作战问题，丘吉尔不是很感兴趣，他只是强调：反对将香港归还中国。美国要求苏联对日作战，苏联则同意：在德国投降后两至三个月对日发动进攻，条件是收回俄国在1905年失去的在华利益。三国于是在会上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会议的另一项决定是确定在1945年4月25日于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三国首脑决定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组成及其职权。会议结束后，英国对它的评价不是很高，因为美国未能完全理解和接受英国关于加强法国地位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英、美在限制苏联对东欧的支配权方面未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雅尔塔会议后，随着德国的战败指日可待，英、美与苏联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趋明显。为了争夺战后主导权，夺取更大的物质和安全利益，东线的苏联红军和西线的英美军队展开了一场抢占德国领土的“赛跑”。4月25日，东、西盟军在易北河会师。5月7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英美与苏联在好几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关系逐渐紧张。1945年2月27日，苏联副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y Y.Vyshinsky）前往布加勒斯特干预罗马尼亚的政府更迭，他迫使国王米哈伊（Michael）同意由共产党人彼得鲁·格罗查（Petru Groza）组建新政府，取代原有的政府。美国提出抗议，英国也表示不满。4月，苏联阻止在伦敦的波兰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打电报向斯大林提出抗议。此外，斯大林则谴责英美试图安排盟国驻意大利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 and er）与驻意德军指挥官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谈判，安排驻意德军的单独投降。

为调解争端，在霍普金斯的斡旋下，三国首脑同意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期是7月17日——8月2日。如以往一样，英国十分关注波兰的前途，理由是英国参战就是为了维护波兰的安全。但英国将波兰留在西方阵营中的努力失败了，三国首脑承认了新成立的亲苏政府。会议结束时，三国首脑签署《波茨坦协定》（Potsdam Agreement），对战后德国由四国分管、审讯战犯及对日作战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由于有关波兰边界、与战败国签订和约以及战后德国的地位和国体等重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会议同意设立英、美、法、苏、中五国外长会议（Councilof Foreign Ministers），负责处理这些问题。后来，由于东西方对立，五国外长会议实际上未能发挥作用。7月26日，英、美、中三国发布《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就会被彻底毁灭。

欧洲战事结束不久，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也以盟军胜利而告结，英国再次成为战胜国，但战争给英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英国的经济实力大大降，黄金和外汇储备实际上已耗尽，私人和公司自1918年以来拥有的外国财产几乎全被政府强迫售出。英国欠帝国内各自治领和印度的债务达35.67亿英镑，而根据《租借法案》从美国获得的各种物资价值310亿英镑以上。美国政府最后决定只收回6.5亿英镑，但即使这个零头，英国也付不出。同时，英国战时出口下降到1939年的约三分之一，1945年的财政赤字达7亿英镑。

其次，英国对英帝国的控制被削弱了，战争期间，英国为争取殖民地、附属国的支持，对它们作出大量承诺，战后就必须兑现。同时，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促使帝国走向解体。

第三，欧洲的地缘政治发生变化，德国战败，在中欧留下了政治和军事真空，在波茨坦会议召开时，苏联已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些真空。1939年以前，英、法是遏制德国的主要力量，苏联处于次要地位。战后苏联实力大增，已控制了东欧许多国家，英、法仅靠自己的力量不足以与苏联抗衡，于是就倒向美国，使美国成了西方的霸主。

尽管如此，英、美关系却有一点微妙。在战争中，英、美两国相互支持，彼此依赖，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因此在战后欢庆胜利时，两国都对这种源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安全利益的“特殊关系”大加赞颂。但两国在战后世界格局方面却有不少分歧，就远东而言，分歧表现在对待印度、缅甸和马来亚等英属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上，美国主张尽可能满足民族主义的要求，英国则希望尽量拖延，延续英帝国。在中东，美国不愿看到英国恢复战前的政治、经济支配地位，英国则力图避免美国以牺牲英国为代价控制这里的石油资源。1945年2月，罗斯福在参议院的反对下被迫取消了1944年《英美石油协定》，更使英国对美国在中东的意图存有戒心。在西欧，英国主张由君主派组成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的政府，美国则认为这些人是纳粹的合作者。

战争中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也对战后英美关系产生了影响，其一，美国为建立经济霸权，刻意削弱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1942年2月英、美签订的《租借总协定》中的一项条款要求英国“在国际贸易中取消一切歧视性规定……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其目的是要废除英国的帝国特惠制。另外，美国在德国战败后，突然终止《租借法案》，令英国感到措手不及，甚至有过河拆桥之感。

其二，两国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前都没有商定共同策略，主要原因是罗斯福和杜鲁门不愿给斯大林造成印象，好像英美要合伙来对付苏联。但这也反映美国对战后英帝国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存有戒心，而英、美的分歧就使斯大林受益。

其三，两国在波茨坦会议后对苏联的扩张立场不一，美国起先主张由欧洲人自己负责保卫欧洲，美军撤回；英国则认为欧洲国家无力承担这项任务，强烈要求美军留驻欧洲。后来，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占了上风。

最后，两国在英帝国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英、美在殖民主义问题上的立场从来就不同，一方面，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是殖民主义的坚定倡导者；另一方面，美国原本是英国殖民地，对殖民主义素有反感，一战结束时威尔逊总统提出“自决”原则，向欧洲的帝国、包括英帝国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立场与他一样，他认为欧洲殖民主义是欧、美合作的主要障碍，不利于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也不利于美国扩大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他声称殖民地只需经过宗主国一段时间的“训导”便可以走向独立，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1943年在开罗时，罗斯福曾告诫丘吉尔：“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而你将不得不去适应这个时代。”丘吉尔则在英帝国军队获得阿拉曼战役大捷之后，向全世界表达了他维护英帝国的坚定信念：

我们决不放弃我们拥有的一切。我担任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主持搞垮大英帝国。至于这项差事，假使真的出现的话，那就必须通过民主程序，由另外一个人来承担……此时此地，我们坚如磐石，拯救这个前途未卜的世界。

关于《大西洋宪章》的一项原则，即民族自决的权利，两国有不同理解。英国认为它指的是欧洲受纳粹压迫的民族，与英帝国无关。丘吉尔说：“《大西洋宪章》明白无误地……是针对那些我们希望使之摆脱纳粹暴政的欧洲民族，并不是针对大英帝国的内部事务，或者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美国则认为该项原则适用于整个世界，助理国务卿韦尔斯声称：“任何一个民族要求获得自由的权利都必须得到承认……应确保《大西洋宪章》的各项原则在全世界——在各大洋各大洲都得到推行。”

美国不仅如是说，还采取具体的行动，打算将英帝国去殖民化。1942年春，美国国务院就开始拟定一份文件——《民族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n National Liberation），要求实施《大西洋宪章》提出的各项原则；它要求殖民国家“通过教育和自治的方式为附属地各民族取得独立做好准备，并公布这个过程的时间表”。美国国务院还起草了一份关于非自治民族的国际托管草案，主张将所有的殖民地置于国际托管之下。在这里，美国的企图暴露无遗：它不仅要结束老殖民国家的殖民统治，还想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托管取而代之，将原先的殖民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此，英国政府明确反对，1943年5月3日，英国政府召开了一次大臣会议，会议提出四点反对意见：反对将殖民地与被纳粹占领的国家等同起来，反对提出殖民地“独立”问题，反对制定独立或自治的时间表，反对将敌国附属地与其他国家殖民地放在一起处理。

为在争论中获取主动权，英国政府提出了名为“波因顿罗宾森方案”的殖民政策文件，主要内容是：英国的目标是促进殖民地人民的福祉，最终使殖民地走向自治；英国同意殖民地管理公开化，但反对美国主张的委任统治制度。

罗斯福虽然在许多场合提出“搞垮”英帝国的主张和要求，指示国务院等部门起草了一系列文件，但并未产生直接的效果。随着他的去世，以及美、苏对峙逐渐展现，美国政府对英国作出了重大让步，前提是维护自己在太平洋等地区的战略利益。双方在战时达成的文件只有两个：一是《大西洋宪章》，二是《联合国宪章》，其中有关于非自治领土的宣言和关于国际托管制度的内容。应当说，这两个文件中包含的反殖民主义原则对二战后的去殖民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在二战期间，这些文件并未对英帝国造成直接的冲击，因而也没有动摇英、美的同盟关系。

第三章　从波茨坦到冷战

二战硝烟仍在太平洋上飘荡之时，英国人就把功勋卓著的丘吉尔拉下了台。工党新首相艾德礼专注于内政，他不谙外交事务，甚至提出由联合国来保护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安全。他声称英帝国能够得到“联合国组织的唯一保护”，一旦“这个新的组织成为现实，那么由谁来拥有昔兰尼加或索马里或是控制苏伊士运河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但他的主张受到外交部和总参谋部的反对，未能成为工党政府对外政策的基调。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能力不凡，但他重实务而轻思想，基本上承袭了丘吉尔政府的主要政策原则。贝文十分警惕苏联的扩张，告诫艾德礼不要对苏联抱有幻想，他曾说苏联的姿态“完全是慕尼黑的翻版……假如我们按你的意思与斯大林交涉，他就会像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那样去尊重这三国的独立”。英国历史学家里奇·奥文达尔（Ritchie Ovendale）在他1979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写道：“尽管工党政府在国内追求社会主义理想，但它并未把这种追求扩展到对外政策上。”

此时英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关于英国应该联合和依靠的力量。丘吉尔根据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可能出现的东西方对抗的预测，曾提出著名的“三环外交”。1948年10月9日，他在保守党年会上说：

对于我们来说，第一环当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第二环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及其他英联邦自治领、美国也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一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大环同时并存，一旦它们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任何力量或力量的结合可以推翻它们，或敢于向它们挑战。现在你们想象一下这三个相互连接的环，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环中的每一个环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三环间的连接点上，由于我们这个岛国是海运线的中心，或许还是空运线的中心，我们就有机会把它们都连接在一起。

显然，英联邦或英帝国是“三环外交”的立足之本。从战后半个世纪英国外交的运行来看，“三环外交”被历届英国政府所推行，只是在具体方针和侧重点方面有所不同。

第二，关于英国要遏制和对抗的对手，丘吉尔也明确指出它们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期，英国军方和外交部就从大量情报和分析研究中认为：英国战后的潜在威胁是苏联。1943年11月，丘吉尔在赴德黑兰途中就对哈罗德·麦克米伦说：“德国完了……现在的真正问题是俄国。"1944年4月21日，丘吉尔向杜鲁门建议，英美联军应尽快东进抢占地盘，争取抢在苏联军队之前攻占柏林，但杜鲁门坚守了盟国之间事先达成的协议，没有听取丘吉尔的意见。

1946年3月5日，已经不是首相的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前往密苏里州，在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来。在这条线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这篇演说被视为冷战的开始，同时也是对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同年2月9日一篇讲话的反击。斯大林在该讲话中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针对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斯大林在3月13日向《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予以猛烈驳斥：“实际上，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的，而且丘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毫无疑问，丘吉尔先生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以英、苏舌战为开端，东西方步入冷战。

在三环外交中，英国直到60年代初都将英、美关系看得很重，相比之下，它对欧洲事务的兴趣不大，但防务除外。

英、美关系在二战后经历了短暂的低落，1945年9月，美国突然停止《租借法案》，12月，又解散了负责原料、生产和资源的英美联合委员会。美国还根据1946年通过的《麦克马洪法案》，停止了与英国在原子武器方面的合作。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间的亲密关系又迅速恢复，1946年7月，美国向英国贷款，帮助其战后重建。9月，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Byrnes）正式表明美军将不会很快从欧洲撤出。

战争结束时战胜国曾试图合作，以解决战争的善后问题。根据“三巨头”的《波茨坦协定》，第一次外长会议于1945年9月在伦敦举行，主要任务是为签订和约做准备。会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苏联有权决定东欧各国政府的组成，对此贝文和贝尔纳斯予以反对，因此会议没有取得成果。第二次外长会议于1946年4月在巴黎举行，与会者原打算就德国问题做出决定，但因为苏联不允许英、美干预苏占区内部事务，英、美表示不满；而英、美又认为苏联对西方占领区心怀叵测。不过，会议还是确认了对战败国和约草案的基本内容。

1946年7月，巴黎和会在卢森堡宫开幕，任务是审订盟国对意、罗、保、匈、芬五国的和约草案。会上，东西方国家在许多问题上激烈辩论，出乎西方国家意料之外的是，苏联代表团同意对存有分歧的问题通过表决方式解决，少数服从多数。结果，和会迅速取得进展，但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10月15日，当会议结束时，各方未能签署和约。

11月4日，在纽约召开了第三次外长会议，继续讨论五国和约草案。苏联外长推翻了原先同意的表决方法，引起美国的不满。后来，虽因为苏联代表团缓和了立场，确定了五国和约的文本，但美国对苏联的表现有所质疑，开始接受英国关于苏联是西方的主要威胁的观点。

苏联帮助东欧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引起英、美两国的严重不安。起先它们对苏联的举措感到可以理解，因为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东欧（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英、美无权干涉。但是当苏联的手段愈来愈强硬时，英、美担心苏联会进一步扩张，法、意两国共产党在大选中的出色表现更加剧了这种担心。正在这时，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三场危机造成了英、苏对抗，驱使英国在冷战起源中充当了更积极的角色。

英军和苏军曾经分别驻扎在伊朗的南部和北部，根据苏、美、英三国协议，在战争结束后的6个月内，所有外国军队都须撤出。1945年8月，苏联支持的阿塞拜疆民主党在伊朗北部举行起义，12月，成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同月，亲苏的库尔德民主党也宣布在西阿塞拜疆成立“库尔德人民共和国”。英国对此十分愤怒，它认为该国本属英国的势力范围。英、美在联合国安理会向苏联施压，对苏军迟迟不撤出伊朗提出抗议。1946年3月26日，苏联被迫宣布同意在6个星期内撤军，条件是安理会不再讨论伊朗问题。4月4日，苏联与伊朗达成协议，苏联履行撤军诺言，伊朗同意成立苏伊石油公司。到年底，伊朗军队镇压了北部亲苏政权，而次年10月，伊朗议会又投票否决了苏伊石油公司。这样，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取得了战后对抗苏联的第一个胜利。

接着英、苏又在土耳其发生冲突。1945年3月20日，苏联宣布废除1935年签订的“苏土中立和友好条约”，并通知土耳其政府：必须归还俄国曾占有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均位于安纳托利亚）；修改1936年关于土耳其海峡的蒙特勒公约，改由苏、土两国共同负责海峡的防务。英、美首脑在波茨坦会议上曾同意苏联有关修改条约的要求，但强调海峡自由通航的原则。英国反对苏联参与海峡的防务，因为“如果土耳其被驱至苏联的怀抱中，这将把苏联的影响带入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联盟”。美国在1946年春介入这场外交冲突，坚定地站在英国一边，杜鲁门总统公开说：“如果俄国军队在控制海峡的幌子下进入土耳其，那么俄国就会在不久以后用这些军队控制整个土耳其。"1946年8月7日和9月24日，苏联发出两份照会，要求苏联和土耳其共同保证海峡的安全，遭到英、美、土的共同反对。苏联的意图受挫，与英、美的矛盾升级。

根据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4年10月就巴尔干地区达成的秘密协定，希腊属英国的势力范围。1944年10月，英军进占雅典，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解除武装。民族解放阵线愤然退出联合政府，举行起义，遭到英军的镇压。1946年9月，民族解放阵线指责全民公决不符合规定，再次发动起义。英军协助希腊政府军进行围剿，卷入希腊内战。1947年初，英国遭到罕见寒流的袭击，生产能力锐减。2月21日，英国通知美国说它不能再继续保护希、土两国了，希望美国接手过问，向两国提供援助。美国政府同意了英国的要求，杜鲁门于3月12日发表讲话称：“余相信美国之政策端在支持自由之民族以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之征服企图。”这篇讲话被称为“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是美国正式参加冷战的宣言书。同年6月，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即“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目的是加速西欧重建，以加强其对抗苏联的能力。

接下来的冲突更加严重。1948年6月24日，苏联切断了在德国的三个西方占领区与西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对西柏林实施封锁。西方认为苏联意在把西方军队赶出西柏林，取得对整个柏林的控制权。三国空军于是投入紧急空运，向西柏林运送各种物资，同时，三国还切断了其占领区与苏联占领区之间的交通和贸易联系，实行反封锁。三国与苏联后来通过外交谈判达成妥协，危机于1949年5月才告结束。

对西方来说，这场危机促使它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也使美国政府更加坚信美军有必要留在欧洲。这样，英、美在欧洲的共同利益使它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具有了新的含义，其主要目标就是对抗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英国在冷战中坚定地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力图充当跨大西洋的战略桥梁。

英国政府积极主动地加强和发展这种特殊关系。美国本来担心，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工党政府会接近莫斯科，但艾德礼和贝文很快就打消了美国的担心。在1946和1947年，贝文在不同场合抨击苏联的威胁，使他赢得了“丘吉尔的称职继承者”称号。当时，工党政府将英美特殊关系置于英国外交的首要地位，据后来的首相卡拉汉回忆说：“1945年美、英组成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联盟，英、美联手描绘战后世界的近期未来。”另外，工党政府以尊重民族自决为理由准许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这也深得美国的赞赏。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这个行动是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大国所必须具备的，这样，英国又一次成为美国最倚重的伙伴。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未来数十年中不仅支配了英国的对外政策，也对欧洲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

英国重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并不意味着英国甘心充当美国的小伙伴，相反，英国利用大战后法俄等欧洲传统强国衰弱的良机，试图成为欧洲的领袖。英国领导人在二战结束前的盟国首脑会议上为法国讲了不少好话，甚至为法国在德国争取到了一块占领区，其目的就是通过与法国的合作，扩大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1947年3月，英国与法国签署《英法同盟互助条约》（Treaty of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rance），即《敦刻尔克条约》（Treatyof Dunkirk），力图将英国占主导地位的英法同盟作为未来西欧军事政治联盟的基础。1948年1月，贝文提议建立西欧联盟，得到西欧国家响应。同年3月，英、法、荷、比、卢五国代表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8月，组建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合作性质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但英国的实力毕竟有限，遂与其他成员国一起要求美国参与西欧防务。美国利用这个机会于1949年4月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全部加入北约，其军事机构也在1950年并入北约。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要求英国对西方的防务承担更多的义务，具体地说，美国不仅要求英国派兵参加朝鲜战争，而且希望它在欧洲防务中更有力地遏制来自苏联阵营的挑战。英国政府积极配合，随即宣布支持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将英国太平洋舰队交由美国指挥。1950年7月，英国从香港驻军中抽调两个营前往朝鲜，至11月，英军的兵力已增加到3个旅。1950年12月，贝文宣布大规模重整军备，准备在1951-1954年期间划拨47亿英镑专项开支。在朝鲜战争中，先后有约10万名英军参战，阵亡1078人，负伤2674人，另有1060人失踪或被俘。

与此同时，英国又极力阻止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企图。麦克阿瑟曾多次要求动用空军轰炸中国东北地区，按照先前的约定，美国政府正式征询英国的意见。11月16日，贝文答复道：英国不同意美军飞机进入中国；而同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等也做出相同的答复，美国政府只好作罢。1950年11月，“联合国军”的第二次北犯被击退。11月30日，杜鲁门向媒体宣布：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始终是现实的考虑”。英国政府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急忙向美国表示，艾德礼希望与杜鲁门面商此事，美方遂表示同意。12月3日，艾德礼和贝文在伦敦会晤了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Rene Pleven）和外长罗伯特·舒曼（Jean-Baptiste Nicolas Robert Schuman），以协调两国对此事的立场。次日，艾德礼抵华盛顿与杜鲁门会谈。他首先委婉地表示：英国和欧洲对杜鲁门声明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建议美国尽早同意在朝鲜停火。同时，艾德礼再次要求美国在有关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做出重要决定前，与英国和其他参战国磋商，并力阻美国动用原子弹。英国在重大问题上如此直率地向美国表述不同意见是非同寻常的，其原因是：此时苏联已拥有核武器，如果美国动用核武器，那么苏联有可能对美国的盟国比如英国实施核打击，以进行报复。杜鲁门仔细听取了艾德礼的陈述，很重视英国的立场，英美首脑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称：“总统声明他希望世界形势将永远不会需要动用原子弹。总统告诉首相：他愿意向首相通报有可能引起形势变化的各种情况。”艾德礼的美国之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扩大战争的企图，使杜鲁门打消了使用原子弹的念头。通过这个事件，英美特殊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此时，英国对建立欧洲自己的防务体系并不十分热心。1950年10月，法国总理普利文推出“普利文计划”，提议建立包括西德在内的欧洲防务体系和统一的欧洲军。美国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英国虽不反对，但表示不参加这个体系，它认为该体系会损害英国主权，影响它对其他地区的防务义务。结果，当《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European Defense Com munity Treaty）于1952年5月签署时，英国只与美国签署了一份双边附加协定，声明在该共同体成员国遭到外来侵略时，两国将予以支援，击败入侵者。这些承诺其实早已写入《北大西洋公约》，并没有新内容。英国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取悦于美国人，使其更多地承担欧洲的防务。英国为争取美国在欧洲常驻30万军队，自己也不得不向大陆派驻重兵。在北约防务体系中，英国派出了由4个师组成的莱茵军和第二战术空军，共计5万余名作战人员。

除了防务之外，英国仍不愿过多地卷入欧洲事务，而力图保留自己的行动自由。相比而言，工党政府更有意于欧洲合作，贝文在创建欧洲委员会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于1948年5月成立的机构只是一个向成员国政府提供建议的咨询机构，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清谈馆”，各成员国只在其中交换看法。英国不愿意看到它变成一个权力机关，更不愿它成为欧洲合众国的基础。

法国则大力推动欧洲的联合。1950年，法国外长舒曼提出“舒曼计划”（Schuman Plan），建议将法、德两国的钢铁、煤炭生产置于共同管理之下，同时欢迎其他欧洲国家参加。1952年1月，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其成员国有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英国没有参加，它担心对英帝国的煤钢生产和贸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且，煤钢共同体根据“多数原则”作决策的方法也不合英国的胃口，英国不愿这项原则损害其国家主权。结果，英国只是与该共同体签订了一个相互之间关系的协定。此后，当法国等上述六国于1957年3月25日签订《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时，英国再一次充当了旁观者。

在欧洲以外地区，英、美合作共同支持亲西方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影响。战争结束后的10年中，英、美合作的重点在中东和朝鲜。

在中东，英、美的目标是防止苏联渗入，将这一地区的英国基地作为对抗苏联的重要战略要地，控制该地的石油资源。美国主要通过财政援助的形式鼓励英国在这一地区维持庞大的基地网络，以备发生战争时动用。美国还支持英国在该地区建立集体防务体系，1955年成立以英国为首的中央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时，美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该组织的常设委员会。

在朝鲜，英国并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或安全利益，它之所以出兵朝鲜并召集英联邦成员国参战，其真实原因是换取美国在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务，内阁在1950年11月对此解释说：“如果我们收回对美国在远东战略的支持，那么美国就不愿意继续其支援西欧防务的政策。在失去美国对欧洲的全力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几乎不可能抵御俄国在欧洲的侵略。”

英国参加朝鲜战争，另一个因素是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予以约束，避免战争升级，特别是不愿看到核战争爆发。艾德礼和贝文都不想把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因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有可能波及香港、马来亚，甚至欧洲，损害英国的利益。但同时英国又认为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可以遏制苏联的扩张。在英国看来，朝鲜战争是苏联策划的一次侵略，朝鲜半岛一旦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印度支那、香港和马来亚也会相继陷落。

尽管在这个时期，英国外交基本上跟着美国走，但在承认新中国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它的独立性。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于1950年1月6日承认了新中国，在中英关系史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样做的原因是：

一、现实主义传统的又一次表现。英国人总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较少受其他因素的束缚，十月革命后英国也曾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苏联，现在承认新中国，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发展在华利益。

二、承认既成事实。按英国人的看法：一个政府若取得对大部分国土的控制权，便有资格获得他国的承认，而承认并不代表对它的肯定。丘吉尔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他说：“承认一个人的存在并非必定是赞同，人们不得不在这个充满罪恶和敌人的世界上承认他们并不喜欢的那些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并不是要表达恭维之意，而是要取得便利”；“当关系处于最困难的境地时，最需要的就是外交”。

三、确保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新中国成立时，英国在华投资额高达10.3亿美元，而随着美国的退出，英国商人认为这是发展对华贸易的大好时机，他们不想放弃国民党政府欠下的留在大陆的那些债务。

四、维护英国在香港的地位和权益。二战以后，英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住了香港，此时自然不愿拱手放弃。它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会用武力解放香港，因此，承认新中国并在香港问题上求得与中方的沟通和谅解，是英国迫切需要的。

五、阻挡中国进入苏联势力范围。英国从国共之间的关系中发现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同，中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愿望，这样，英国将新中国看作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不能让苏联轻易得手。1950年贝文在评价英国承认新中国之举时指出：“我相信我们当时承认人民政府是正确的，没有让俄国人以为他们是唯一可以帮助中国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六、英国对国民党感到失望，与其关系亦由冷淡转向恶化。英国政府曾多次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独裁进行抨击，尤其是对国民党海军在1949年末封锁大陆时骚扰英国商船、阻止英商贸易表示愤慨，贝文于1950年5月在下院说：国民党的封锁对英国在华利益的损害“比共产党人更为严重”。

最后，工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持较友好的态度，因此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也比较主动。工党下野后，仍重视发展与新中国的关系。1953年底，工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在得到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后，艾德礼亲率工党代表团来华。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8月为安排接待该代表团召开的会议上说：“我们应当重视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指出“英国对推进中英关系采取了主动的态度”。

但中英关系正常化进程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突然中止。此后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这个进程得以重启，在中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在二战结束后的10年中英国外交政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西方的利益受到苏联的威胁，英国应致力于消除这种威胁，但西欧自身的实力有限，因此和美国发展“特殊关系”，敦促它参与西欧的防务，是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为维护西欧的安全、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英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除负担帝国的防务，英军还在帝国之外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以致军力“过于分散”。英国由此在财政方面背上很大的包袱，它脆弱的经济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现在则遭到更大的削弱。

但英国对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却显得冷淡，在战后的西欧，英国本是唯一能担负起领导作用的国家，美国也曾希望它这样做。英国政府却顾虑重重，优柔寡断，错失了良机，它认为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这样的超国家机构会损害英国的主权，也损害它与英帝国和英联邦内其他国家的关系。假如，当时英国在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方面更加主动一点，它在欧洲的影响无疑会大得多，也不会落到后来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被拒于门外的地步。曾在外交部担任常务次官的知名外交家尼古拉斯·亨德森（Nicholas Henderson）在回顾那段经历时说：“战后那段时间里，所有西欧国家的政府都寻求我们的恩赐，在好几年时间内，我们的声望和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欧洲打上我们的印记。”然而英国在防务方面不惜承担过多的责任，体现了现实主义原则；在经济方面却很少考虑回报与收益，似乎又显示出一些理想主义遗风。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外交的一根支柱，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却使英、美关系受到重大打击。

第四章　大调整时代

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英国终于从数世纪之久的大国梦中清醒过来，看清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以此为基础，它开始调整外交政策。

中东盛产石油，又扼守亚、欧交通要冲，经济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英国竭力维护对该地区的支配权，尤其不愿失去对黄金水道——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因此，当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于1956年7月26日宣布将以英资为主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时，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立即回击，主张用军事手段夺回运河。7月27日，英国内阁开会，同意不惜采取单独行动以武力解决问题。为此，英国向美国和法国等作了通报，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法国也主张军事干涉，目的是借此打击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方面通知艾登：“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并动用驻扎在北非的45万法国军队。”美国则对使用武力持谨慎态度，艾森豪威尔致信艾登：“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美国的公众舆论断然拒绝使用武力，尤其是在足以保护我国重大利益的一切和平手段似乎还没有悉数用尽而全归无效的时候。”显然，美国主张先使用“和平解决”的方法。8月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伦敦推出“五点方案”，建议召开国际会议使苏伊士运河国际化，只有当其他努力都失败之后才考虑动用武力。

8月16-22日，专门讨论这场危机的伦敦会议如期举行，会议发表了十八国宣言，建议拟定一个新条约取代1888年条约，承认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同意埃及从运河收入中得到合理的部分，但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运河。会后，由澳大利亚、美国、伊朗、埃塞俄比亚和瑞典组成的五国委员会在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的率领下前往埃及，转达十八国宣言。纳赛尔拒绝了国际共管运河的主张，五国委员会的埃及之行未获成功。此后，第二次伦敦会议和联合国安理会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均告失败，而美国仍坚持不使用武力。于是，英国抛开美国，在10月下旬与法国和以色列举行秘密会谈。

10月24日，英、法、以三国在巴黎签署秘密文件，规定以色列在29日入侵埃及西奈半岛，进抵运河区，发动战争；英、法则在10月30日向以、埃双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们停火，各自后撤10英里，英、法军队则进驻运河区，隔开交战双方，保障运河通畅。如果埃及拒绝这个通牒，英、法军队将于10月31日对埃及开战，在战争中推翻纳赛尔政权，以听命于英、法的新统治者取而代之。以色列可在战后得到西奈半岛。

5天之后，以色列按期入侵西奈半岛。美国在震惊之余，立刻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提议谴责以色列为侵略者，制止战争，以避免苏联援助埃及和直接插手中东事务。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在给艾登的信中对美国的立场作了如下解释：“目前埃及还没有正式要求援助。但是如果联合国发现以色列是侵略者，那么埃及就会请求苏联帮助——那时中东的事务就真要变糟了。”英国不同意美国的立场，按原计划与法国一起向以、埃双方提出最后通牒。艾登估计美国仍会支持英、法的行动，因此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希望他“至少用一般的措词支持我们所做的事”。

埃及拒绝了英、法的最后通牒，英、法军队遂于次日入侵塞得港，轰炸埃及各大城市，战争于是全面爆发。出乎英国意料的是，美国立即对英、法的侵略行为表示强烈反对，艾森豪威尔说英、法的行动破坏了西方盟国的团结，也是对美国的背信弃义。作为西方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对英、法背着自己另搞一套难以容忍。再者，美国认为英、法的行动转移了世界舆论对匈牙利事件的关注，使苏联能在逃避责任的情况下达到干涉匈牙利的目的。另外，这场战争使西方与亚、非国家的关系陷于紧张，显然对苏联集团有利。因此，在美国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尽快停止这场战争，避免局势失控。

由于英、法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因此美国在11月1日向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提出一项提案，要求交战各方立即停火，并禁止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向交战地区运送作战物资。在对这项美国提案进行表决时苏联投了赞成票，艾登十分气愤地表示：“在联合国大会上带头反对以色列、法国和英国行动的，不是苏联，也不是任何阿拉伯国家，而是美国政府。”

苏联试图借此机会打入中东地区，分化西方国家。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 A.Bulganin）提议苏、美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制止侵略，为美国所拒绝。11月5日，苏联又向英、法、以发出最后通牒，警告它们必须立即停火，否则苏联有可能使用现代毁灭性武器实施打击。

得悉苏联的最后通牒后，美国感到事态严重，艾森豪威尔立即打电话给艾登，强烈要求英国停止军事活动。同时，他指示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要干预11月初爆发的英镑危机，除非英国接受美国的停火建议。无奈之下，英国说服法国于11月6日宣布停火。次日，联大紧急会议又通过决议，决定成立联合国部队进驻运河区，取代英、法军队。美国继续施压，要求英、法、以三国撤军。艾登沮丧地抱怨道：“美国政府差不多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坚决反对我们，而且在停火后比停火前更严厉。"12月3日，英、法宣布在圣诞节前完成撤军。到12月22日，英、法军队全部撤出埃及，次年1月以色列也撤回到1949年的停火线。

苏伊士运河战争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纳赛尔在反抗西方和以色列的斗争中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声望大增，逐渐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之一。他继而实施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加强了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合作。苏联通过向埃及提供武器、在战争中对埃及大力支持，而开始登上中东舞台。英国被迫撤出埃及，在世人面前丢尽了面子。英国在中东的影响急剧下降，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输家。美国则在战争中渔利，以其反侵略、反殖民主义的面貌赢得了中东地区温和派国家领导人的好感，并乘机取代了英国的地位。1957年1月，美国又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以对付“共产主义侵略”为由，进一步介入中东事务。这样，美、苏争夺中东霸权的局面开始形成。

战争使英、美关系遭到重创，“特殊关系”岌岌可危。艾登愤怒地指责美国一面声称不排除使用武力作为解决中东危机的最后手段，一面又出尔反尔，背弃英国。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指责这种背信弃义是“美国蓄意的欺骗行为，使得15年以来共同磋商、分享情报和集中资源对抗共同敌人的做法迅速划上了句号”。美国也感到对英国这个老朋友过于不讲情面了，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11月写信给丘吉尔，对美国的行为表示遗憾，同时又解释说：美国是为了对抗苏联才不得不这样做，阻止“苏联控制石油”是美国的义务。

但只要冷战格局仍然存在，只要美国仍然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就不可能与它分道扬镳，因此，1957年麦克米伦接替艾登出任首相后，就大力修复英美的“特殊关系”，两国关系又开始升温。升温从军事领域开始，1957年3月，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在百慕大会晤，艾森豪威尔做出重大决定：同意英国分享新开发的弹道导弹技术，在英国部署60枚“雷神”导弹，由美、英两国人员共同控制。这项决定清楚地表达了美国方面修复关系的愿望，对英国显然是一种安抚。这一年10月，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西方世界大惊失色，推测苏联已具备用火箭发射核弹头的能力。在外力的压迫下，英、美决心加强合作，用新的技术去迎接新的挑战。结果，美国改变不与英国在核领域合作的政策，与英国签订了《为相互防务目的使用核能的合作协定》。新的合作不仅表现在原子武器领域，苏伊士战争硝烟刚散，英、美便联手对中东地区的亲西方国家提供援助，帮助它们对抗来自国内外的威胁。1958年7月，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Hussein Ibn Talal）和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Camille Chamoun）分别向西方求助，英美联军当即前往上述两国，很快平定了两国的内乱。这次联合行动，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英、美对抗形成鲜明对照。

1960年，美国同意向英军提供新研制出来的“天弩”导弹系统，这种系统能够携带核弹头击中苏联阵营的目标，伦敦认为美国这个决定比上次部署“雷神”导弹更有意义，因为“天弩”导弹将完全由英国控制，而英国是所有西方国家中唯一得到这种先进武器的国家。但不久后美国发现“天弩”系统有重大缺陷，不能用于实战，而英国政府中有人怀疑美国是否真心帮助英国加强核力量。但美国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在宣布“天弩”出问题之后仅一个月，麦克米伦就与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在拿骚达成一项新协议，英国从美国得到了由潜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系统，这样，英国毋须在武器研究方面花费巨资，便可保持其独立的核威慑力量。

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总统肯尼迪自始至终与麦克米伦保持接触，征询英国方面的意见。美国不仅向英国提供最新的核武器，而且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听取英国的意见，这样，英美特殊关系达到了战后以来的最高峰。但这种状况未能维持多久，虽然英美在1963年与苏联谈判《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继续合作，但此后两国关系又开始降温，进入下降阶段。这个变化与美国国务院内的“欧洲派”活动有关，该派以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为核心，坚决反对英国拥有独立的核威慑力量，理由是：第一，这有可能引起核扩散，进而打破美、苏之间的核武器平衡。第二，这有可能导致西欧放松常规武器装备，因而对北约的灵活反应战略造成损害。“欧洲派”在1963年12月说服刚上任的新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支持一项“多边核力量”（Multilateral Force）建议，将英国的核力量并入这支西欧军事力量。不出所料，英国对该建议十分冷淡，认为保持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对于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至关重要。1964年10月新的工党政府上台后提出一系列反建议，主张建立“大西洋核力量”（Atlantic Nuclear Force），这支部队将包括英、法的全部核力量和美国的核潜艇部队。不过，美国已经怀疑统一的西欧核力量是否有用，并放弃“多边核力量”计划了。英国提议组建“大西洋核力量”只是为了阻挠美国的“多边核力量”，并非出于真心，因此也就不再提此事。

围绕核计划的外交纠纷使两国的分歧表面化，而越南战争使这种分歧更加深刻。1964年8月，美国称一艘美舰在北部湾遭到攻击，遂派飞机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3月，美国向越南战场派遣大批地面部队和海空军扩大战争，同时又试图按朝鲜战争模式拉盟国参战，推出“多国”参战计划，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寻求盟国的军事援助，而是平息美国国会和欧洲国家的反战情绪，提升南越军队的低迷士气，并组建针对北越的国际联合阵线。1964年10月，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它一方面希望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一方面又担心越南战争会危及地区和平，于是英国的对美政策就陷入困境，外交大臣帕特里克·沃克（Patrick G.Walker）在上任前写了一份“外交政策构想“（"Thoughts on Foreign Policy”），称：“英国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对英、美关系的反应。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协调，并从中打造出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政策体系。”外交部在新首相威尔逊访美之前提交了一份关于越南问题的备忘录，其中建议：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要在外交上表示支持，但在军事上要谨慎从事；越南战争的前景黯淡：“若以有限的攻势来拯救南越可能为时已晚，但……仅仅是继续保持守势就毫无取胜的希望。”

12月在华盛顿，面对约翰逊总统提出的派兵要求，威尔逊委婉地回答：英国经济困难，又深陷马来西亚的冲突之中，出兵确有困难。他甚至沿用当年艾德礼规劝杜鲁门不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先例，向约翰逊进言说：希望美国不要过深地卷入越南战争。威尔逊的态度，除受英国国内政局的约束，工党在议会中的微弱多数使他无法考虑出兵越南，他本人对越南问题的立场也不可忽视，早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问题上，威尔逊作为工党左翼的比万派成员，就曾激烈反对英国追随美国介入印度支那地区。

美国对威尔逊十分恼火，它在两年前向英国提供过最新的核武器技术和装备，而在美国急需帮助之际，英国却拒绝伸出援助之手。不知趣的威尔逊在1965年2月还想再次前往华盛顿劝约翰逊削减军事行动，约翰逊在电话里不客气地回敬道：“我不会吩咐你如何去统治马来亚，你也别吩咐我如何去管越南的事。……假如你愿意在越南帮我们一把，就给我们派出一些兵员和人手去对付游击队。而且，要向媒体宣布你打算给我们提供帮助。假如你现在不愿这样做，那就弄你的马来西亚问题去吧。”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更加直截了当地挖苦道：“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团而已……不要指望我们再去救你们。”结果，到1965年中期，“特殊关系”已远不如拿骚会晤时那么“特殊”了。

对“特殊关系”的更大打击发生在1967年。威尔逊政府在这一年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英国的所有军事力量。这项决定意味着英国在南中国海、东南亚、印度洋和波斯湾留下的空白只有由美国去填补，否则将落入苏联之手。这要求美国一面打越南战争，一面调拨大量军事力量去其他地区驻防。伦敦为平息华盛顿的怒气，提出将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让给美国使用，但无甚收效。对于英国来说，撤退行动“消除了自己作为美国永恒的、不可缺少的小伙伴的那种紧张心理状态”，因此其实质是削弱了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并且为以后更多地参与欧洲事务铺平了道路。

在越南战争方面，从1965年4月开始英国就试图寻找和平解决的方法。当年威尔逊政府采取了三项行动。一是派遣刚刚卸任的外交大臣沃克前往印度支那进行考察，了解各方对于和谈的立场和态度。沃克先后访问了西贡、万象、仰光、曼谷、吉隆坡、金边、东京和德里，但未获准访问河内和北京。二是在6月，由英联邦会议决定，英国、尼日利亚、加纳和特立尼达等四国首脑打算出访美国、南越、北越、苏联和中国，但因后面三国政府不同意而未能成行。三是在7月，威尔逊转而进行秘密外交，派遣工党左派议员、议会驻养老金部秘书戴维斯（Harold Davies）作为密使前往河内，试图促成越南与美国领导人的直接会谈。这一次行动走得最远，戴维斯获准进入河内。但在他抵达河内机场之前，其行程被泄漏，结果越方领导人拒绝与他见面。威尔逊政府的三次和平行动均未能成功，但也不无收获，来自工党左派的反战压力得到了明显的纾解。

1967年2月，美国在波兰的斡旋下表现出缓和的迹象，约翰逊政府提出”A阶段和B阶段”计划，同意在A阶段美国停止对北越的轰炸，然后在B阶段北越停止向南越渗透。威尔逊想利用苏联总理柯西金（Alexei Kosygin）访问英国的机会通过苏联向越南传递信息，但这次尝试仍旧没有产生效果。

英国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交战双方都对英国缺乏信任。在越南方面，越南和中国、苏联都不相信英国的中立，而英国与越、中、苏三国的关系都有很大问题。在美国方面，它表面上支持英国的努力，实际上却对英国拒不派兵耿耿于怀，不想让英国插手越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工党政府与美国民主党政府在越战问题上的分歧在1966年6月曾有一次公开爆发。6月28日，美国开始轰炸河内和海防市人口稠密地区，威尔逊在当日发表一项声明，撇清英国与轰炸的干系。这项声明进一步打击了英、美关系，约翰逊对威尔逊完全失去信任。约翰逊的外交顾问威廉·邦迪（William P.Bundy）指出：威尔逊的这个“决裂”之举，表明他“不再是一条道上的人”。

威尔逊本人在1981年承认，他给美国的是一种“负面支持“（“negative support”）。英国在越战中坚持了独立的外交原则，坚决不派军队参加战争。威尔逊政府与之前的艾德礼政府和之后的布莱尔政府都不一样，而英美“特殊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损害。原因有两个：一是威尔逊认为解决越南问题的正确方法不是军事手段，这一点与美国存在着根本分歧。1968年2月，就在越战升级的重要时刻，威尔逊在白宫晚宴上公开对约翰逊说：越南问题“永远也不能通过强加的军事手段在持久公正的基础上解决。……在人们坐到谈判桌前打定主意媾和之前，绝不会有任何解决方法”。

其次，威尔逊对英国卷入朝鲜战争印象深刻，尤其对美国动用核武器的企图感到担忧。作为艾德礼政府的一员，威尔逊对英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内情十分清楚，而美国在越战期间一直在考虑使用核武器。1964年3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讨论过在中国参战的情况下，是否使用核武器。1965年5月，腊斯克访问英国时曾向威尔逊表示：“如果发生一场新的朝鲜战争，就不会排除这种（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1967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Robert Mc Namara）提交一份备忘录，其中说如果美军向北越、老挝和柬埔寨发动进攻，“就很可能要在中国南部使用核武器”。针对这些信息，威尔逊曾直接向美方表达了他的担心：“备受困扰的总统的焦虑言辞加剧了这个危险，即美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政策。”

1970年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与美国的关系一向比较密切，但首相爱德华·希思仍然推行工党政府削减防务开支的政策，对亨利·基辛格提出的1973“欧洲年”计划漠然置之。希思任内在外交上的两大建树均与美国无关：一是加入欧洲共同体；二是实现中英关系正常化。最突出的是，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拒绝向运送军火给以色列的美国飞机提供基地，此时，英国外交已转向以西欧为中心，但又不愿为西欧防务承担更多义务。对美国而言，英国在防务方面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了，到1973年时，英美关系已变得平淡如常，再无“特殊”之处。

在7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英美之间的分歧，尤其是关于欧洲以外地区的分歧继续存在，1974年，工党重新执政后，这种分歧呈扩大之势。1974-1975年间，葡萄牙的索拉查（Antonio Salazar）独裁政权被推翻，随即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也发生了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革命，建立新政权。美国感到十分震惊，担心苏联势力在非洲扩张，但英国对这些变化却表现得很平静。在中东，卡特总统把外交重点放在埃、以和解上，最终使这两个敌国签署了《埃以和平条约》（Egypt-Israel Peace Treaty）。英国对发生在这个曾属于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地区和平进程未施加什么影响，反而与其他西欧国家一起认为：卡特的和平努力对巴勒斯坦人无益。在拉丁美洲，美国向右翼独裁者，如智利的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 García），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英国则更同情被暗杀的智利前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Gassens）和被推翻的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因为它们的许多政策与工党相似。美国支持英国在南罗得西亚结束内战的努力，但英、美关系仍降到数十年来的最低点。直到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改变了对美政策，英、美关系才进入“复兴阶段”。

如果说希思是“欧洲主义者”，那么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是“大西洋主义者”。撒切尔夫人确信要达到英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即维持英国的长期安全，就必须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因此从1979年6月起，对美关系就成为英国外交的最优先问题。

1979年12月，北约外长们解决了在西欧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式中程导弹方面的分歧，撒切尔夫人随即在恢复英、美关系方面迈出了一步。1980年1月，英国宣布它同意美国在英国境内部署160枚上述导弹，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举措表明了英国对美国的信任和支持，尤其是当西欧的公众舆论普遍关注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力量时，英国的表态更是不凡，这一年7月英美达成协定，英国从美国购买先进的“三叉戟Ⅰ型”导弹，用于替代已过时的北极星导弹，英国的核威慑力量得以加强。

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Ronald W.Reagan）出任美国总统，大大加快了英、美“特殊关系”的恢复过程。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推崇“新右派”思想体系，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强调发挥市场作用，减少国家干预，推行私有化和货币主义政策，强化资本主义制度；在对外政策上则运用各种手段遏制和对抗苏联的影响，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1981年2月撒切尔夫人访问美国，取得很大的成功，此行不仅加强了两位领导人的私人关系，而且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达成了协议，这就是由里根提出的建立一支“快速部署部队”的计划。1965年，威尔逊曾拒绝约翰逊总统的类似提议，而撒切尔夫人则宣布要加入这项计划，这让里根深为感动，不久便给予丰厚的回报。1981年10月，里根政府宣布“三叉戟II型”导弹提前投入现役，欢迎英国购买这种更先进的武器系统。经过6个月的讨论，英国与美国签订了一份购买“三叉戟Ⅱ型”导弹系统的合同，美方再次给予很大的优惠。

就在英美关系迅速发展的时候，一场重大的考验来临了。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出兵占领有争议的马尔维纳斯（即福克兰）群岛，英国立刻作出强烈反应。撒切尔夫人4月3日在下院宣布：“英国的主权领土在许多年以来第一次受到外国入侵”；“女王陛下政府的使命就是竭尽全力来捍卫这种权利”。不久，联合国的调停努力失败，英国政府于是就发动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远征行动，它出动了英国海军力量三分之二的兵力去争夺该群岛，英、阿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这次军事行动把美国推到了微妙的位置上，许多因素影响到美国的立场。首先，里根如果与英国站在一起，那么就可能损害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而拉美一直被视为是美国的“后院”，美国在这里有大量投资。其次，当时英、美在铺设苏联天然气管道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英国与其他欧共体国家赞成铺设这条管道，美国则反对这样做，这个因素显然影响了美国的决策。再次，根据《北大西洋公约》规定，任何一个缔约国受到武装攻击时，其他缔约者应出兵帮助该国，但范围仅限于北大西洋地区，所以美国并没有支援英国的义务。这样，美国起初试图以调解人的身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场争端。但阿根廷的加尔铁里（Leopoldo F.Galtieri）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都不愿意妥协，于是，到5月份里根开始倒向英国一方，他同意让英国舰只在美国军事基地补充燃料和物资，并向英国提供美国卫星获取的情报，这些情报为英军的作战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在中东，英美合作十分默契。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将巴解组织逐出了贝鲁特。在以军撤退之后，叙利亚增加在黎境内的兵力，影响也趋扩大，同时黎各派武装力量的冲突连绵不断。美国主张向黎巴嫩派出维和部队，阻止各派武装冲突，遏制叙利亚的影响。出于宣传目的，美国希望其他国家能与美国一起行动。撒切尔首相作出积极反应，于1983年9月派出一支有相当规模的英军去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直至1984年3月该部队主力撤离黎巴嫩为止。

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英国大力支持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又称“星球大战”）计划，1985年10月英、美国签订协定，同意英国公司为该计划生产部分产品。

在对南非政策方面两国也表现出空前一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一直是困扰英国政府的一个难题，英国对1961年其他英联邦国家把南非逐出门外感到不快，相反却同情南非的白人政权。80年代中期南非的种族冲突加剧，黑人民族意识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和英联邦国家要求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但英、美却反对制裁，其公开的理由是：制裁对南非的改革进程无益，却只能使人民、尤其是黑人受到损害。实际上，英、美更看重南非在冷战中的战略价值，两国都不愿看到南非在一场流血的革命后落入苏联的怀抱，于是在1986年夏，英、美联手阻止了国际对南非的制裁行动。

1985-1986年曾发生几次针对美国的恐怖行动。通过截获情报，美国认为利比亚政府策划了1986年4月在柏林一家夜总会的爆炸事件，造成多名美国军人伤亡，美国决定立即采取惩罚性行动，要求英国政府配合，同意美国军机从英国基地起飞对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进行空袭。英国政府迅速表示同意，于是，4月14-15日夜，36架美机对利比亚的两座城市进行轰炸。这次空袭进一步证明了英、美的“特殊关系”，相比之下，其他西欧国家都不让空袭利比亚的美国飞机飞越本国领空。由于在空袭前一天的欧洲外长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没有向欧共体国家进行通报，这些国家都感到愤怒。英国国内反应也很强烈，工党提出严厉的批评。更严重的是，民意测验表明约三分之二的选民不赞成英国卷入美国的行动，他们担心利比亚会对英国人进行报复。撒切尔首相为英国政府作辩护，她说不接受美国的要求是“不可思议的”，英国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欠了美国的情，而且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如果美国的远程重型轰炸机从本土出发轰炸利比亚，造成的平民伤亡可能要大得多。但利比亚问题并未就此了结，1988年12月21日，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在飞经英国北部洛克比时发生爆炸，造成机上和地面共270人死亡。美、英经过3年的联合调查，于1991年11月确认爆炸是利比亚特工所为，两国于是发表声明，要求利比亚政府将涉嫌的两名利比亚人引渡给美、英。利比亚否认它卷入了这起爆炸案，并拒绝交出涉嫌人员。于是美、英等国促使联合国安理会于1992年3月31日通过748号决议，对利比亚实行空中禁飞和军事禁运。

在1991年1-2月的“沙漠风暴”行动中，英国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将伊拉克军队赶出了科威特，这再次验证了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不过由于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先后去职，两国关系又开始降温。其实，即便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蜜月时代”，即便如撒切尔夫人所说，“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看法相同，可以说是心心相印”，英、美关系也还是有一些波折的。

第一次发生在1983年，这年10月，美国趁格林纳达发生军事政变，以保护美国侨民为借口，出兵占领了这个小国，推翻了亲古巴的政府。从入侵的结果来看，英国是表示欢迎的，但格林纳达是英联邦成员，而英国政府事先却一无所知，甚至在美国开始入侵的几个小时之前，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还在下院表示：美国的干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入侵发生后英国政府十分尴尬，因为按照惯例，美国在行动前即使不需英国同意，至少也应当通报英国。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国务院也不知道入侵的计划，因此没有办法通知英国。撒切尔夫人感到非常愤怒，她打电话给里根，抨击美国的做法，这次谈话大概是他们之间最不愉快的一次。杰弗里·豪要求西欧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的专横作风，英国舆论也对美国向一个英联邦成员国动武表示愤慨。美国不理睬英国的批评，并且在12月还宣布解除对阿根廷的武器禁运。事实表明，在“特殊关系”中，英国是次要的、弱小的一方，华盛顿掌握着主导权。

较大的波折发生在1987年。两伊战争爆发后，波斯湾的油船受到威胁，英国从1980年12月起为在这一水域航行的英国船只提供护航，效果很好。但从1986年起，伊拉克对运载伊朗原油的西方和其他国家船只进行空袭，科威特感到受威胁，便非正式地与苏联联系，请求提供护航。美国唯恐让苏联渗入科威特，于是立即同意让所有科威特油轮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海军护航。伊朗对美国海军进入波斯湾表示反对，在海湾北部航道上布下水雷。由于驻波斯湾的美国海军不具备扫雷能力，于是在1987年8月向北约盟国求助。

出乎美国意料的是，英国政府的反应十分消极，英国认为美国的行动有可能引起更大的麻烦，导致伊朗或伊拉克对西方船只采取更大规模的袭击，从而危害英国利益。而且，英国对美国运用其军事力量维持海湾秩序的决心也表示怀疑，因此，英国政府客气地回绝了美国的要求。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英国并非无条件地听从美国的旨意，在作出重大决定时，还是将英国的利益放在首位。8月末，伊朗又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直接损害了航行自由的原则，同时也对英国利益造成威胁。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英国才下令6艘扫雷舰驶往波斯湾清除那里的水雷。

1992年1月，克林顿出任美国总统，他对英、美关系不那么重视。作为英、美“特殊关系”的一个象征，里根和布什任总统时每年圣诞节前都会邀请英国首相去白宫，但克林顿却没有请梅杰。在具体政策上两国也出现明显分歧。在波黑问题上，美国主张对塞族武装进行空中轰炸，英国却多次表示反对，称此举将使驻扎在那里的联合国地面部队中的英国军人遭到报复性袭击。为照顾英国的立场，北约缩小了空袭规模。另外英国也反对克林顿政府单方面冻结核试验的决定，因为这将使英国无法利用美国的核设施作试验。1994年6月在盟军登陆诺曼底50周年之际，克林顿赴英国与梅杰一起主持纪念活动，在这个加强两国关系的大好时刻，两国领导人好像对历史更感兴趣，根本就没有提“特殊关系”。而克林顿一进入法国，立刻表现得热情洋溢，对法国的欧洲一体化政策大加赞赏。

7月11日，克林顿在出席那不勒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之后访问德国，称德国已成为“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美、德伙伴关系很独特。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说：“克林顿昨天表明：美国现在认为德国是比英国更重要的盟国。……克林顿虽然强调华盛顿和伦敦的历史联系，但是他指出，随着欧洲加快一体化的进程，德国和美国现在的目标几乎完全一致，这把它们的关系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该报在7月17日一篇题为《英国为什么总是形单影只》的文章中更明确地指出美、德关系才是“特殊关系”，“在华盛顿看来，对美国欧洲政策来说，英国现在顶多是与法国并列第二位的伙伴，也许是第三位”。

造成英、美关系疏远的首要原因是西方国家之间实力对比已发生变化，英国地位下降，不再能胜任美国在国际战略中的主要伙伴和助手。德国、日本这些国家则实力上升，远比英国更有力量。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变化和政策调整。从6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重心由东海岸向西海岸移动，太平洋地区也就更加重要，克林顿任美国总统后一再强调发展与亚太地区的关系，他在1993年11月主持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时，发表题为”APEC在创造就业、机会和安全的作用”的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创设新的制度安排，以推进我们在国际上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我们必须向太平洋经济伸出我们的双手。我们必须与太平洋国家同心协力，以为我国人民和太平洋国家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的庄严使命和绝佳机会。”事实上，到1993年，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已比与大西洋地区的贸易多50%,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谈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重点及其原因时说：“改善与亚洲的经济合作，自然是以促进国内繁荣为目的的对外政策的主要部分，已经拥有每年1万亿美元进口市场的亚洲，在今后十年将占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近一半。”美国在国际战略中的倚靠对象，在亚太地区是日本，在欧洲已变为德国。另外，当一代致力于建立和发展美、英“特殊关系”的政治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时，英美之间的传统纽带也就遭到削弱，这一点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去职后尤为明显。

随着1956年以后英国加快从帝国撤退以及1964年以后与美国的关系降温，它越来越把对外关系的重点放在欧洲，试图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不让法国和德国主宰欧洲。二战结束初期，英国曾一度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于1948年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1950年又加入欧洲支付联盟（European Payments Union）。但是到50年代，英国对法、德倡导的几个共同体抱有戒心，不愿参加，开始游离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但英国同时又担心这样会对本国不利，便在1960年1月，与瑞士、丹麦、挪威、瑞典、奥地利和葡萄牙创建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此同时，英国也加强与西欧其他国家的合作，比如在1956年7月与西德签署一份协定，同意在民用核能开发方面进行合作。次年12月，英国又与意大利签署了类似的协定。1960年和1961年，英国与多个西欧国家达成协议，同意为对方公民到本国旅游提供出入境方面的便利。

关于与欧洲的关系，英国绕不开法国，当时法国是西欧除英国之外的最强大国家，英、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英国与西欧的关系。1958年12月，戴高乐就任法国总统，他着手阻止欧洲的一体化和超国家趋势，想把共同体改造为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利组织。戴高乐这个想法符合英国的立场，因此麦克米伦在1961年10月启动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戴高乐表示欢迎，他希望建立一个不受美国控制的、真正属于欧洲的安全和经济组织。1962年12月，在美国宣布“天弩”导弹系统不能使用时，戴高乐希望与英国进行军事合作，包括核合作，借此削弱英国与美国的军事联系。但英国并不打算放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在美国取消“天弩”导弹计划后仅一个星期，麦克米伦就与肯尼迪会晤，决定以美国的“北极星”导弹取而代之。法国在得知英国的决定后，立刻撤销了对英国加入共同体的支持，1963年1月14日，法国政府否决英国的申请，戴高乐明确表示：英国的加入“最终将会出现一个倚赖于美国并在美国领导下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它很快会吞噬掉欧洲共同体”。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第一次努力至此受挫。

1964年工党执政，该党左翼认为欧共体是一个“资本主义俱乐部”，对西欧和英国的社会主义构成障碍，因而不主张加入这个组织。但1966年7月事情出现转机，工党政府新任外交大臣乔治·布朗（George Brown）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他设法使威尔逊政府改变立场，这样，英国于1967年5月第二次申请加入欧共体。戴高乐在私下交谈中向英国驻法国大使克里斯托弗·索姆斯（Christopher Soames）提出法国支持英国申请的三个条件：（1）减少欧洲对美国的倚赖；（2）改变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性质，使之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只对农产品作特别定价；（3）给予共同体内几个大国更大的决策权。这些条件对于英国来说是可以考虑的，其中大部分也是英国所希望的。但由于这次谈话的内容被英方泄露给西德，继而传遍了欧共体各国，引起轩然大波。英、法关系降至60年代的最低点。其他欧共体成员国对英国的申请也不予支持，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决定搁置英国的申请。

1969年4月，戴高乐辞去总统职务，由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继任，他主张扩大欧共体的规模。1969年12月欧共体六国首脑在海牙开会，接受了蓬皮杜的主张，宣布同意接纳英国加入欧共体。1970年6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长期以来主张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爱德华·希思出任首相，为英、欧谈判铺平了道路。英国从1971年5月开始与欧共体举行正式谈判，1972年1月签署了一系列条约。1973年1月1日起英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与此同时，东欧地区并未被英国忽视。从总体上说，英国对东欧的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个观点之上，即苏联和它的华约盟国构成了对西方的主要威胁，因而在军事上英国须作好与之对抗的准备。但历届英国政府在某些方面还是与华约国家进行“部分合作”，显示出灵活的现实主义作风。英国认为，北约的威慑力能够在短期内遏制苏联，然而从长远来看，部分合作政策可能对改善英、苏关系有所帮助，并最终消除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

在结束盟国对奥地利的军事占领问题上，英国与美、法一起同苏联进行谈判，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法。1955年，谈判取得突破，英、美、法、苏、奥五国外长于5月15日在维也纳签订了《关于恢复独立和民主奥地利国家的条约》，即《对奥和约》。此前在1月份，苏联发布了《关于终止苏联同德国的战争状态》令，给东西方关系带来了缓和气氛。奥地利问题解决后，旧日的四大盟国首脑重新聚首日内瓦湖畔，是二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

战后英、苏最高层的首次接触发生在1956年4月，艾登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来访的赫鲁晓夫，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1959年5月，英、苏签订贸易协定，有效期五年。同年12月，两国又签订了有效期两年的科学文化协定。这两个协定后来都曾多次续订。70年代前期，希思政府将部分合作原则扩大到华约其他国家，1971年4月，英国与波兰签署了长期贸易协定。第二年又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签订类似协定。1973年，英国还与波兰和东德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

英国将对外关系重点转向欧洲，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孤立于欧洲共同体之外，使英国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欧洲经济共同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政策，对内实行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些制度使六个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了英国，在1950-1960年间，共同体六国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08%,英国为2.3%;1960-1970年间，英国增长率未变，共同体六国达到了4.2%。60年代初麦克米伦政府申请加入共同体的原因之一，就是改变英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地位。

第二，美国希望英国更多地卷入欧洲事务。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想让英国在北约中承担更多的责任，鼓励英国在欧洲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英国受帝国事务的牵制，在1956年前的大部分时间对欧洲事务不够重视。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英国调整政策，慢慢地把重点转向欧洲。

第三，英帝国的解体及英联邦的衰落，加快了英国从旧帝国撤出和收缩的速度。英帝国向英联邦的转型是英国对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主动应对，其结果就是帝国失去其原有的价值，英国只有加强与西欧的关系才有可能弥补其损失。

第四，欧洲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份额加大，1954年，欧洲在英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是18.4%和21.5%,到1971年增至29.9%和29.3%,到1978年又猛增至43.1%和41.8%。这就使英国与欧洲的共同经济利益增加了。

但是在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其对欧政策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答案是否定的。在欧共体内，英国是一个不安分的成员，从加入欧共体开始，它屡屡在预算和农业问题上发难，尤其是在1975年，刚当选的工党政府为平息左翼的指责，决定就英国是否退出欧共体进行全民公决。虽然结果是大多数选民赞成留在欧共体内，但其他欧共体国家已对英国“另眼相看”。1979年撒切尔政府执政后，欧共体对英国缺乏成员国责任感抱怨不迭。1979年6月，撒切尔夫人在斯特拉斯堡欧共体首脑会议上声称，英国在那一年负担的10亿欧洲货币单位的摊派款不公。第二年在都柏林欧共体首脑会议上，她又公开说要“把我们的钱拿回来”。当其他成员国不作让步时，撒切尔夫人又声称要将各国在欧共体预算中分担的比例与当年农产品定价挂钩，威胁要对农产品定价投否决票，于是，其他欧共体国家被迫表态愿意考虑英国的要求。在1984年的枫丹白露会议上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首脑们同意在确定预算分担时，将英国划入人均收入最低国家之列，英国每年可从它所支付的份额与欧共体用于英国开支的差额中，得到66%的返还款。

之后，英国又要求调整欧共体的农业政策，认为它不仅造成农业生产过剩，而且农业补贴在欧共体预算中所占比例过大，不符合撒切尔政府的自由市场原则。1987年7月，撒切尔政府否决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共同体预算案。在建立欧洲联盟的问题上，英国虽然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但在建立经济货币联盟方面提出了保留条件，并为英国争取到在“社会宪章”和“货币统一”问题上的例外权。1994年6月，梅杰首相又在欧盟12国首脑会议上投票否决比利时首相让吕克·德哈尔（Jean-Luc Dehaene）出任下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以致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评论道：“这次会议显然是一个危机。”

否决德哈尔出于以下几个考虑：首先，英国对德、法操纵欧洲事务表示不满，德哈尔是德、法推出的人选，事先未与其他国家商量；其次，英国认为德哈尔紧跟德、法，他的出任对英国不利；第三，从国内政治考虑，需要安抚保守党内的“疑欧派”，该派对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一直持怀疑和阻挠态度，在这次会议之前该派就有言在先，如梅杰不阻止德哈尔任主席，就要对梅杰的首相地位发难。事实表明，否决哈德尔之后梅杰在党内的支持率上升，英国保守舆论界也表示赞赏。7月份，欧盟举行特别首脑会议，梅杰对卢森堡首相雅克·桑特（Jacques Santer）投了赞成票。

英国在欧洲事务中总是形单影只，其原因主要有：第一，英国在50年代没有抓住欧洲一体化的最初机会，将这个进程的主导权拱手让给德、法。第二，英国国内有势力强大的“疑欧派”，而欧洲对英国也抱有猜疑心理。第三，英国受传统的均势原则影响，对欧洲任何强国都持有戒心。第四，从心理上说，英国一直认为自己不属于欧洲，而帝国的情结更让它与“欧洲”划清界限。看来，英国与欧洲的关系还需要时间去理顺，以后如何发展仍需要时间去检验。

在70年代，英国与苏联、东欧的关系没有出现太大起伏，它基本上支持东西方的“缓和”。但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情况发生变化，舆论普遍认为她会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事实确实如此，撒切尔政府在执政之初便大大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提高国防开支。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撒切尔政府立即予以严厉谴责，并在下院提出动议，要求英国体育界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这个要求受到英国奥委会主席丹尼斯·福洛斯的反对，而撒切尔夫人在“震惊”之余，又“直截了当地”向福洛斯当面阐述她的立场。

1981年12月，波兰政局发生变化，成立了以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取缔了团结工会，逮捕了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导人。八天之后，撒切尔夫人即在英国下院严厉谴责波兰当局，指责它“正在犯历史性的错误”。1982年2月5日，英国宣布对波兰实施制裁，成为西欧采取强硬措施的第一个国家。制裁内容包括：波兰外交官只可在距伦敦25英里以内范围中活动，推迟考虑波兰延期偿还债务问题，暂停发放由英国政府担保的贷款等。政府还宣布了对苏联的制裁措施，包括限制苏联外交官在英国的行动自由，削减一些英、苏协定的条款和适用范围等。英国广播公司将波兰语广播时间由每周21小时15分钟增加到26小时15分钟。

但英国并未中断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正常往来，外交部在这方面的态度较为积极。外交大臣在1980-1981年间出访罗、匈、波三国，在1981年和1983年还访问了柏林和莫斯科。在贸易方面，英国保持了与苏、东国家的贸易，这项贸易约占英国贸易总额的2%。在对波兰采取制裁时，外交部主张克制，外交大臣卡林顿（Peter Carrington）勋爵在上院强调英国对波兰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希望波兰政府能够遵守对欧安会承担的义务和兑现关于改革的诺言。

1983年夏季，撒切尔夫人和内阁大臣重新评估英国与苏联阵营的关系，他们认为苏联有可能发生变化。9月份，政府与苏联问题专家举行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和分析东欧国家的现状。撒切尔夫人认为应该改变被动反应的策略，转向采取一些主动步骤，她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分化”策略，对那些比较容易打交道的东欧国家，要加强和它们的交往和联系。不久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出访匈牙利。次年2月，撒切尔夫人首访东欧，第一站仍然是匈牙利。10天后撒切尔夫人出席了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Yury V.Andropov）的葬礼，尽管在这次活动中并未谈及英、苏关系，但为改善这种关系创造了氛围。3月，苏联第一副外长科尔尼延科访问英国，6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也去了莫斯科，双方会谈的内容集中在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上，对两国关系涉及很少。直到1984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Mikhail S.Gorbachev）率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英国时，英、苏关系才发生重大变化。

不久后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去世，撒切尔夫人与杰弗里·豪再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一次她与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撒切尔夫人在会谈中表示要“与苏联更多地打交道”，“形成一种有建设性的关系”。此后，英、苏签署一系列经济、文化、科技合作协定，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撒切尔夫人与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关系相当不错，英国对他的“改革”表示支持。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英国大体上与美、欧保持一致，不对这些地区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

在与中国关系方面，英国在承认新中国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根据双方协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英国政府代表胡阶森于1950年3月2日起举行第一阶段建交谈判，但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英军队战场相见，谈判遂告中断。1954年4-6月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总理与艾登外交大臣多次会晤，中英两国官员进行了第二阶段建交谈判，6月17日，两国达成互派代办的协议，中英建立“半外交关系”。但由于英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紧跟美国，阻碍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在有关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英国对驱逐国民党政权投了弃权票，又同意美国提出的搁置讨论中国代表权的建议，事实上认可了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1961年，英国在联合国首次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又同意美国的提案，将中国代表权列为“重要问题”，需联大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通过。

关于中国在香港的资产——主要是指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港飞机的归属问题，英国偏袒台湾当局。当时两航已宣布起义，飞机已归属中国政府，但港英当局听任台湾将这批飞机出售给美国民用航空公司，1952年，英国的最高法院将这批飞机的所有权判给了这家公司。同时，英国政府还保留驻台湾淡水的英国领事馆，制造和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对此，中国方面多次指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耍两面派，这是中英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专门阐述了中国的立场：

英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却在联合国中协助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窃取中国的席位。同时，英国还是散布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的中心。……如果英国不改变它对待中国的两面态度，中英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利的影响。

60年代初中英关系有所改善，蒙哥马利元帅两度出使中国，推进了两国之间的了解。但“文化大革命”又让中、英关系受到冲击，一些极“左”“造反派”在北京焚烧英国代办处，酿成重大外交事件。

70年代初，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英关系也开始突破。1971年1月，两国官员开始就建交问题进行第三阶段谈判，英国政府同意改变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俟关系正常化，英国将关闭驻淡水领事馆，并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1972年3月1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英国驻华代办艾惕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实现了中英关系正常化。此后中英关系得到较快发展，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英国政府同意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以后两国领导人频频互访，经贸和文化关系也大大加强。但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的“政革”方案为两国关系投上阴影，对香港回归后的事态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中国，两国政府举行了体面的交接仪式，代表英方出席的是王储查尔斯和新任工党首相布莱尔。查尔斯在讲话中表示了向前看的态度，希望以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为基础，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工党作为执政党，它在香港问题上不背包袱，没有与中国政府发生过正面对抗，因此有一个改善两国关系的契机。工党政府外交政策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加强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力图从这个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1998年春，工党贸易大臣玛格丽特·贝科特和外交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先后访问中国。此后布莱尔首相和朱镕基总理互访，江泽民主席也于1999年下半年出访英国。英国在对华关系上摆出积极姿态，双方的经贸关系得到发展。

然而，面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在外交上除了紧跟美国之外，并没有形成新思路，也没有制定出清晰的指导原则。在英、美特殊关系再次升温的背景下，“新干涉主义”成为工党对外政策的新特点。依据这一方针，工党政府参加了美国主导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可谓大出风头。然而恰恰是伊拉克战争的旷日持久，断送了布莱尔这位自小皮特以来英国最年轻首相的大好前程。

第五章　布莱尔的战争和外交

1997年5月，年富力强的布莱尔入主唐宁街10号。作为工党新一代领导人，他的注意力似乎应主要放在内政方面，而且与保守党相比，工党也显得不那么“好战”。二战之后英国发动的历次战争，基本上都是在保守党当政时发生的，如艾登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撒切尔的福克兰群岛战争等。然而布莱尔却打破了这个传统，成为工党历史上参战次数最多的首相。

1999年3月，布莱尔在北约成立50周年前夕以科索沃战争为例公开发表他对战争的看法：

我不会对欧洲的战争和动荡置若罔闻。1991年起的波斯尼亚战事表明，我们不能想当然地看待我们所在大陆的一切。我们的责任并不是以英吉利海峡为界。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战争，就应当尽力而为之。波斯尼亚有多达20万人被杀，约200万人流离失所。为逃避家乡的种族清洗和玉石俱焚，许多波斯尼亚人逃难到欧洲各地，包括英国在内。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在科索沃重演，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科索沃战争并未得到联合国授权，但英国参与了北约空袭南斯拉夫的行动，布莱尔还准备在必要时派英国地面部队参战，称“我们提议投入地面部队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和平协定。……我们讲的是约10万人规模的地面部队，也许会更多”。

科索沃战争以南斯拉夫的分裂而告终，科索沃也于2008年2月单方面宣布“独立”。同时，北约声称的“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收到预想结果，战争造成科索沃百万人流离失所，同时又没有阻止所谓的“种族清洗”和仇杀。但美国试图主宰欧洲和世界的野心却得以加强，联合国不仅未对不经授权而发动的战争进行惩处，事后甚至予以认可，由安理会授权北约在科索沃部署军队。

就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布莱尔推出了他的“新干涉主义”（又称“人道干涉主义”或“布莱尔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当一个国家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如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时，即使危机没有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国际社会也有权进行干涉。布莱尔于1999年4月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了新干涉主义的基本内容：

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确定我们主动介入其他民族冲突的条件。长久以来，不干涉原则一直被视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则。我们并不想十分轻易地丢弃这个原则。一个国家不应以为自己有权改变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或煽动颠覆活动，或夺取有申述的土地。但不干涉原则必须符合重要标准……当政府管理建立在少数人统治之上时，政权就丧失了合法性——请看看南非的情况。

接下来，新干涉主义的结论就出现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

很显然，这是以“改变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为目标的。布莱尔认为联合国宗旨中“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在人权受到侵害时，主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换言之，人权高于主权。这种“新干涉主义”的现实背景，就是冷战后在西方兴起的所谓“价值观外交”。苏联解体后，抗衡西方的世界性力量不复存在，美国认为它可以主宰世界了，因此主动出击，准备随时动用武力，科索沃战争就是它第一次小试牛刀。布莱尔作为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愿意为美国的外交做配角，这是他与之前的英国首相不同的地方。

布莱尔的新干涉主义得到了美国的充分肯定，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完全同意布莱尔的立场，她说：“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与价值观完全融合在一起。”英美关系在布莱尔执政后有了明显改善，布莱尔与克林顿在国际战略上的立场相似，都认为解决国际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国际社会的合作、人权干预和国家建设。小布什（George W.Bush）上台后奉行强硬的单边主义战略，布莱尔起初持有不同看法，但他担心的是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的老路上去，“出现一个呆在家中的总统，放弃维和及其他国际责任”。

"911事件”爆发后，布莱尔立即予以严厉谴责："9月11日发生之事达到了恐怖主义血腥历史上无以复加的程度。……毫无疑问，本·拉登和他的手下制造了这场暴行。”他警告当时在阿富汗执政的塔利班：“要么交出恐怖分子，要么自食其果，受到随之而来的行动的打击。”从此，英国在反恐的旗号下紧随美国，参加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战争打响了，美、英等国军队连同阿富汗北方同盟的武装力量向塔利班发动攻击。起初战事进展顺利，塔利班在喀布尔的统治被推翻，但本·拉登不知在何处，战争只取得阶段性胜利。布莱尔认为英国参战不仅是因为美国受袭，而且也是为了履行他所说的国际责任，他说：对付目前危机的“不是孤立主义，而是世界与美国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国际）社会”。

当战争尚在进行之时，美国已将下一个目标指向伊拉克，布什曾多次向布莱尔表明这一点，布莱尔坚定地支持美国。2002年4月，布莱尔公开表示这个立场：“我们绝不规避我们的责任，这就是说当美国为这些价值观而战时，无论战斗是多么的艰难，我们都会与美国并肩作战。”布莱尔与布什的个人关系十分密切，不过两人的主次位置十分清晰，英国早已不是美国的平等伙伴，2002年7月，布莱尔曾对布什说：“乔治，不管你决定做什么，我都会跟着你干。”他对英国政府中的其他阁僚说得更清楚：“我要对你们说的是，我们必须调整航向靠拢美国。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影响他们行动的能力。欧洲也是这么认为：我跟诺斯潘和施罗德都说过此事，他们都认为我们不能与美国人对着干。”

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布莱尔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性质还是有所警惕的，他认为美国在伊拉克想进行“政权更迭”，这与在阿富汗直接打击恐怖主义不同。他认为发动这场战争，需要取得联合国的授权。因此他在2002年9月拟了一个单子，将此事归纳为以下四点：（1）美国人会支持对伊拉克开战；（2）乔治·布什会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3）“除非得到联合国的批准，英国人民、欧洲大陆人民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支持这场战争”；（4）“从长时段来看，美国单独打败萨达姆要比美国在国际支持下打败萨达姆的危害性更大。”从今天的角度回过头去看，布莱尔在当时的预测还是相当准确的。不过他还是在这个月去了戴维营，向布什再次表达英国的支持。

英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外交部认为对伊动武证据不足，难以获得党内外支持。2002年2月，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向布莱尔提交一份备忘录，指出贸然支持伊拉克战争，有可能造成工党的分裂。他对战争的后果尤其感到担心，认为美国只说要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出解释：如何完成政权更迭？如何保证更迭后的政权会比现在好？如何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实现民主？

不过布莱尔决心已下，3月8日内阁办公室的一份秘密文件做出判断：“总而言之，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在地面战役中使用压倒优势武力是唯一的选择，这样我们才有把握推翻萨达姆并把伊拉克重新拉回国际社会。”

为了让英国公众支持战争，布莱尔政府采取了三项措施：一、公布由英国情报机关搜集的有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文件，这些情报认定伊拉克正在制造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可以在45分钟之内将其使用。伊拉克正在秘密获取制造核武器的原料和技术，并研制、生产和部署中短程导弹。布莱尔认为这些情报证明：萨达姆政权已经对英国和世界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予以打击，因此他向英国公众呼吁，“我们必须确保他[萨达姆]不会使用他所拥有的武器，或获得他想得到的武器”，为此需要进行战争。

二、争取获得联合国的授权。英国检查总长兼皇家法律顾问戈德史密斯勋爵（Lord Goldsmith）曾向内阁会议提供法律咨询，指出在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只能有三个可选的法律依据：一是自卫行动，二是人道主义干涉，三是联合国授权。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前两个依据均不存在，只有最后一个可以争取。因此布莱尔政府积极推进在联合国的活动，以获得战争的合法性支持。联合国安理会于2002年11月8日通过第1441号决议，确认“伊拉克一直在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规定”，该决议对伊拉克发出警告：“继续违反有关规定就要面临严重的后果。”什么是“严重后果”，决议中并未说明，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安理会并未授权对伊开战。

三、在英国议会通过战争决议。关于宣战，英国的规定是经君主许可、由首相宣布即可以。但是如果有关动议未获议会批准，首相须辞职。当时，议会中反战的议员很多，其中包括工党议员，2002年11月25日议会就安理会1441号决议进行辩论，85名议员（其中多数是工党议员）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在安理会通过授权开战的决议之前，不得在伊拉克动武。26日议会继续辩论，并在辩论结束时对一项修正案进行表决，该修正案认为伊拉克战争尚处于“未获批准”的状态，结果以393∶199票被否决。值得注意的是，这199票中有121票来自工党。至此，有关支持安理会1441号决议的议案获得通过，但未批准开战。3月17日，美国总统布什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他在48小时之内放弃权力，否则将面临军事打击。布莱尔知道战争即将开始，时间十分紧迫，于是在3月18日的议会会议上由政府提出对伊开战的议案。他明确表示，如果这个议案被否决，他将辞去首相职务。反战议员照例又提出修正案，称对伊开战未获联合国授权不具合法性。下院在激烈辩论后先后对修正案和政府议案进行了表决，其中修正案被以396票对217票否决，但有139名工党议员投了赞成票，这是150年以来议会中最大的一次倒戈。按照英国政党制度的惯例，凡在重大议案表决中与本党立场不合的议员应辞职，但这一次宣布辞职的，仅有枢密院长兼下院领袖库克一人。最后，政府议案以412∶149票获通过，在开战前的最后时刻，布莱尔终于拿到了本国立法机构的授权书。

伊拉克战争又一次加强了英、美的特殊关系，90年代的低潮期已经过去。从二战后英、美特殊关系经历的风风雨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关系有很强的坚韧性，并不会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依然困难重重。相比之下，工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要比保守党积极，但在2000年10月，布莱尔在华沙发表演讲时出人意料地宣称：英国是一个“自豪和思想独立的岛屿民族”。英国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认知程度在欧盟国家中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由欧盟组织的定期民意调查——“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提供了有力证据。2000年春季调查显示，英国在欧盟认同方面表现最差，关于“欧盟成员国身份对你的国家来说是否是件好事”，英国人只有25%回答“是”（到2009年这个比例也仅为29%,在欧盟27国中倒数第二）；关于“是否相信欧盟委员会”，回答“是”的只有24%;关于“你是否支持欧元”，22%的人回答“是”；而对其他一些问题，如“是否支持欧盟的共同安全政策”、“是否将欧盟扩张列为优先处理事项”等，“是”的比例也只有26%。这些数据表明英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较明显的意识，体现在国家对欧政策上就是特立独行。

英国与德、法等国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一、欧盟改革问题。尽管各国都认为欧盟需要改革，但在改革的目标、内容和途径方面英国有自己的看法。在改革目标方面，英国的着眼点是自由经济为主导的一体化市场，保证欧洲的经济强势地位和高水平物质生活，德、法却旨在建立欧洲的政治联盟，实现欧洲政治一体化。在改革内容方面，英国认为欧盟应优先处理现实问题，如全球化、就业、环境保护、反恐和安全、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振兴经济等，德、法则重在消除欧盟内部的政治疆界。至于改革的途径，英国与德、法的分歧更大，德、法希望大力推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为此，法国曾推出每周35小时工作制，英国则力主以自由经济作为欧盟改革的突破口，要求开放市场，提高竞争力，减少欧盟的官僚习气，紧缩欧盟的巨额开支。英国舆论曾经指出：如果欧洲人只顾追求35小时工作制，那么亚洲人正在把一天当作35小时，欧洲国家如何能够与亚洲竞争？英国《卫报》甚至发出了欧洲文明正在衰落的警告。

二、欧盟领导权问题。虽然英国与德、法一样居欧盟预算供款额前三位，但由于历史原因，英国却挤不进欧盟的决策核心圈，领导权掌握在德、法轴心手中。在过去40年里，欧共体和欧盟的决策方式是：先由德、法两国达成共识、提出方案，再交给其他成员国批准实施。对此，英国一直愤愤不平。1987年，撒切尔夫人为表达对欧共体农业政策的不满，断然否决了年度预算案。1994年，梅杰不顾其他11国的支持，否决了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2005年的《欧盟宪法条约》危机发生后，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立即进行紧急磋商，试图继续保持德、法轴心的主导作用。这一次，又是英国发起挑战，英国不仅宣布不定期地推迟对《条约》的公投、拒不在返款问题上作让步，而且提议对欧盟的财政和农业政策进行重新审议。此前不久，欧盟曾打算邀请津巴布韦领导人出席欧、非峰会，英国明确表示反对，并宣称欧盟如不接受英国的主张，将抵制峰会。英国的这些做法令欧盟感到不快，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告诫英国：“在（欧洲）共同事业方面施加影响的最佳途径绝不是说‘不’,而是要对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解决方法。”

三、返款（rebate）问题。在欧盟，英国交纳的供款仅次于德国，排第二位，但根据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安排，英国每年可以从欧洲得到约48亿欧元的返款，而英国是唯一得到返款的成员国。由于欧盟的财政困难，德、法要求英国逐步减少返款，其他欧盟国家也不同程度地支持德、法的主张。英国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孤立，但不肯退让，首相布莱尔明确表示：除非欧盟全面审视其财政预算，包括“共同农业政策”及农业补贴，否则英国不考虑返款问题。对此，法国总统希拉克针锋相对地表示：法国决不同意在农业补贴方面作任何让步。其实，返款问题与欧盟的农业补贴密切相连，事情可追溯到1984年，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英国交款过多，但得到的欧共体拨款尤其是农业补贴太少，因此就宣布要“把我们的钱拿回来”。无奈之下，欧共体在枫丹白露峰会上作出决定，英国可每年得到一笔返款，返款额为其交款额与得到的拨款（包括农业补贴）之间差额的66%,这种做法一直沿用下来。英国得到的拨款偏少，原因之一是英国得到的农业补贴远低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当时英国得到的农业补贴每年约为37亿欧元，法国则是105亿欧元，约占欧洲农业补贴总额的25%,因此英国觉得不公平。即使后来加上返款，英国得到的拨款也比法国少20亿欧元，而英国的交款额却比法国多。

四、“红线”（red lines）问题。英国在参与欧洲事务时，特别注意保护国家的主权、特性和利益，因此为保护对边界的控制，它不愿签署《申根协定》;为维护金融控制权和英镑的独立性，它不加入欧元区。对《欧盟宪法条约》，英国的态度也十分消极，不仅采用公投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批准该条约，而且将公投的时间放在2006年。法国和荷兰于2005年否决了该条约，英国便第一个宣布要推迟批准该条约，布莱尔也第一个使用了“反思”（reflection）这个术语。工党政府在2007年6月的布鲁塞尔峰会前，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包括英国本国法律不受欧盟新条约的约束，不可用欧盟有效多数票强迫英国接受有关司法和国内事务方面的决定，不可要求英国将其外交政策置于欧盟的控制下，不能强求英国将有关社会安全和税收问题的控制权交给欧盟。如此，英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明显缺乏同步性，英国在欧洲特立独行的形象也依然如故。

在英国特立独行的背后，还蕴含着更深刻的原因。首先，英、美特殊关系在英国对外关系上居优先位置，在丘吉尔的“三环外交”设计里，英、美关系被置于首位，而这一思想被战后历届英国政府所遵循。英国认为，在冷战的形势下，只有依靠英、美特殊关系及美国的军事实力，才能对抗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在欧洲事务方面，英国也以英、美关系为出发点。法、德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时，英国明确表示不参加，只和美国一起，签署了一个附加双边协定。1961年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英、美关系既是其动力也是其目标，它“试图通过获得欧洲的政治领导权，为保持英国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国的传统作用而孤注一掷”。换言之，英国希望通过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来加强它在英、美关系中的地位，同时又可对欧洲事务施加更大的影响。撒切尔时代，英、美关系十分密切，抵达战后的最高峰。此后两国关系虽有起伏，但性质和地位都没有根本变化。小布什时期英、美关系再次登上高峰。然而，正是布莱尔与布什的密切关系造成了英国民众和工党内部的不满，迫使这位20世纪最年轻的英国首相提前交出权力。

其次，英国坚持国家主权的立场，对欧盟的联邦主义和超国家主义（supernationalism）持冷漠态度。丘吉尔固然在40年代后期提出过“欧洲合众国”的主张，但其意图是建立以英国为主导的欧洲联邦，英国外交官亨德森回忆道：“战后那段时间里，所有西欧国家的政府都寻求我们的恩赐。在好几年时间内，我们的影响和声望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欧洲打上我们的印记。”但英国错过了那个机会，先是在50年代初不参加由法、德倡导的欧洲一体化，后来又在不得已参加时保持距离，并动用否决权来维护本国主权。在欧盟采取重大行动时，英国经常提出保留条件，比如在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英国就表示不参加经济货币联盟，获得了在“货币统一”方面的例外权（opt-out）。在《申根协定》问题上英国的反应更为激烈，它不肯放弃对边界的控制，甚至在非欧盟成员国的挪威、冰岛和瑞士都加入该协定时，英国也不为所动。这个问题在英国十分敏感，布莱尔为安抚民众，就保证“绝不会放弃边界控制”。负责移民和难民事务的内政大臣巴巴拉·罗切（Barbara Roche）公开表示：英国永远不会接受《申根协定》，不会放弃边界的控制权。而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也是它不开放边界的原因之一。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在许多方面维护了英国主权，但在与其他成员国交往时就难免产生隔阂，并影响了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第三，英国对欧洲大陆国家始终有不信任感，对欧洲的任何强国都抱有戒心。时至今日，德、法已控制欧盟的领导权，英国虽不满，却又很无奈，找不到可行的应对谋略。它在欧盟内部行使否决权，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奏效，但从长远来看对英国更加不利。2005年6月，法国和荷兰举行公投拒绝批准《欧盟宪法条约》，这时的形势曾对英国十分有利，丹麦、捷克、爱尔兰和葡萄牙与英国一致，取消或推迟了原定的公投，英国提出的重新审议欧盟预算的要求也得到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等国的响应，它们站到英国这一边，反对削减给英国的返款。布莱尔当时十分得意，称：“如果存在这样（孤立英国）的企图，那么它失败了，我们在会议桌上并不是孤军作战。”但英国在入侵伊拉克、土耳其参加欧盟等问题上的立场很快就将这个好势头化为乌有，归根到底英国更愿意与美国保持一致。此外，英国领导人与欧洲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也不融洽，相反经常表现得很紧张。60年代，麦克米伦等英国领导人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关系不好，这是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受挫的原因之一。80年代，撒切尔夫人在欧盟政策上持强硬立场，令其他欧洲领导人一再领教“铁娘子”的厉害。梅杰在1994年十二国峰会上以一当十一，否决了德哈尔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提名。布莱尔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与德、法领导人发生冲突，颇有其前任们的遗风。

最后，英联邦仍然是英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部分，英国并没有将它放弃。英联邦由英帝国演化而来，作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重要国际组织，它又折射着英国对帝国的记忆和对往日荣耀的美好回顾。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经济关系十分重要，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与其他英联邦国家的贸易额占英国总贸易额的一半左右，一直到1962年，仍超过与西欧国家的贸易总额。因此对英国来说，“自从伊丽莎白一世以来，对欧洲大陆的承诺只是一种战略上的义务，而不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上的联盟。”英国重视与英联邦的关系，英女王照例在新年到来时会向英联邦全体成员国及人民发表祝词。布莱尔首相明确表示，“就我本人而言，长期以来我一直是英联邦的坚定支持者”，因为“英联邦代表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其中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大国和小国，拥有农业经济、服务业经济和制造业经济”，英联邦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英联邦的国际影响力已今非昔比，英联邦在英国经贸关系中的地位也远不如前。在英国主要贸易伙伴中，2006年位列前10名的没有一个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是其中最靠前的，也仅排第12位。不过英国仍把英联邦看作是维系它和发展中国家联系的重要纽带，把它作为推广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在国际事务中，英联邦依然是英国倚重的对象，伦敦之所以能获得2012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英联邦国家功不可没。而且，英联邦事务在英国外交中仍起作用，比如英国与欧盟围绕津巴布韦是否参加欧、非峰会的争议，就源于英联邦国家对津巴布韦的制裁。

总体而言，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工党的态度更加积极。20世纪90年代在新工党计划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曼德逊和里德认为：“在现代世界里，只有参加欧盟，英国才能获得真正的主权……许多问题已经超过了单个民族国家所能解决的能力，无论是全球变暖，在欧洲制止未来战争，还是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来保证欧洲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都是这样）。”

同时，对英国而言，无论英、美特殊关系多么重要，英国却首先是一个欧洲国家，与欧盟在经济上有很高的相互依存度，在政治上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因此只要欧洲一体化继续下去，它就不能游离于这个进程之外。不过英国会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这个进程，并且不排除在新的形势下出现新的政策调整。

英、俄关系在冷战后一度比较平静，主要因为叶利钦（Boris Yeltsin）采取了亲西方政策。但随着俄罗斯在外交方面加强自主性，特别是普京当政后，两国关系出现分歧，围绕伊拉克战争问题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伊战之前布莱尔与普京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所以在开战前他试图说服普京支持这场战争。但在莫斯科机场会面时，普京严厉地批评了英国的政策，后来俄、法、德三国一同采取反战立场。伊战告一段落时，布莱尔再次前往莫斯科，希望俄罗斯支持美国的伊拉克重建计划。这一次普京仍然不给他面子，他直言：“如果只是由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作出决定，并要求所有其他成员都给予支持的话，那么我们不能赞同。”他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用嘲讽的口气问道：“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都在哪里呢？”从此布莱尔和普京的关系就趋于冷淡，两国关系也开始走下坡路。

2006年发生了利特维年科事件。原俄罗斯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于当年11月1日与前克格勃特工安德烈·卢戈沃伊（Andrey Lugovoy）等人会面后发病，11月23日不治身亡。利特维年科去世前已取得英国国籍，并且曾公开批评普京，他死前还口述了一项声明，指责普京下令除掉自己。英国政府介入调查，最后断定是卢戈沃伊蓄意下毒致其死亡。英国检察机关要求引渡卢戈沃伊到英国，但被俄罗斯拒绝，普京公开表示英国的要求“是愚蠢之举”，如果英方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对卢戈沃伊的审判可以在俄罗斯进行。卢戈沃伊自己则以攻为守，指责是英国军情六处策划了这项谋杀。7月，双方的争执趋于激化，上升为外交纷争，英国政府宣布，由于俄罗斯拒绝引渡利特维年科遇害案的嫌疑人，英国驱逐4名俄国外交官。与此同时，英国还重新审查了英、俄之间的合作项目，英国下院决定中止与俄方举行的简化签证手续的谈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随即在莫斯科表示，英国此举将给俄、英关系带来最严重的后果。7月19日，俄罗斯驱逐4名英国外交官，并中止与英方在反恐方面的合作。12月，双方的纷争再现高潮，俄罗斯外交部于12日宣布，由于法律地位及税务问题没有解决，英国使馆下属的英国文化委员会在莫斯科以外的所有驻俄办事处从次年起一律停止活动。

造成英、俄对抗的还有其他因素：第一，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经常对立，表现出基本判断的不同。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俄罗斯存有很大戒心，认为对本国造成重大威胁，英国作为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当然支持东扩。在车臣问题上，俄罗斯认为那是本国的内政问题，打击分裂势力是国际反恐斗争的组成部分。英国认为俄军干涉该地区的自治权，批评其滥用武力造成平民伤亡，侵犯了人权。在美国将反导弹系统部署在东欧的问题上，俄罗斯认为此举直接威胁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因此坚决反对，作为对策，俄方恢复了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巡航任务，宣布停止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英国、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则批评俄罗斯的上述措施，英国皇家空军甚至派出狂风战斗机拦截俄罗斯的图95远程战略轰炸机。

第二，两国之间不断发生不愉快事件，加深了情绪的对立。俄罗斯谴责英国接纳俄政府通缉的恐怖分子和叛逃者，抨击英国拒绝遣返车臣恐怖分子艾哈迈德·扎卡耶夫（Akhmed Zakayev），指责英国在反恐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让俄方感到难以容忍的是，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i）流亡英国以后，英国拒绝引渡，还发给他英国护照，英国则以司法障碍为理由，对此进行辩护。俄罗斯指责英国驻俄官方机构从事与其地位不符的活动，比如英国文化委员会为军情六处招募俄青年，对他们“洗脑”，贬损俄政府的声望。英方拒绝这种指责，又声称俄政府对英国的几个机构和公司，如英国广播公司等施加压力。俄罗斯在能源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铺设由中亚通往欧洲的新天然气管道，扩大国有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能源出口方面的垄断权等，英国则警告俄方不要将能源作为“外交武器”，对俄在境内排挤英资公司的做法表示不满。

在两国的间谍活动方面，90年代以来被披露的主要事件有：1994年1月，一名俄罗斯公司经理瓦迪姆·辛特索夫（Vadim Sintsov）因为替英国充当间谍被捕入狱，判刑10年。1994年4月，英国驱逐一名俄外交官，作为对俄方驱逐一名英国外交官的报复，该外交官被指控为英国在俄罗斯的间谍机构头目。1996年5月，俄罗斯指责9名英国外交人员组成一个间谍集团，将他们驱逐出境，英国则驱逐4名俄外交官作为回应。2000年7月，一名俄罗斯外交官普拉通·奥布霍夫（Platon Obukov）被本国司法机关指控为英国进行间谍活动，判刑11年。2004年4月，俄武器专家伊戈尔·苏特亚京（Igor Sutyagin）被判犯有叛国罪，获刑15年。两国间频频发生的间谍事件使双方更加难以互信，两国关系也经常处在碰撞之中。

第三，西方对俄罗斯抱有成见，使英、俄关系很难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英国认为俄罗斯仍然是苏联的延续，将普京描绘为“新沙皇”。英国对俄罗斯加强国防力量的努力疑虑重重，虽然它很少公开说俄罗斯构成了安全威胁，但抱有的戒心却很强烈。英国批评俄罗斯没有法治、不讲秩序，指责俄拒绝引渡卢戈沃伊是袒护犯罪，俄罗斯则坚称其宪法不允许将本国公民引渡到其他国家，俄不能服从英国法院的指令。俄罗斯还对英国司法体系的独立性提出质疑，不相信英国法院会不顾英国政府的意愿而独立审案。双方对对方的基本判断如此对立，就很难真正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除以上这些具体因素外，还有两个更深刻的原因，使英、俄之间纷争加剧，一是地缘政治的，二是文化传统的。从文化方面说，虽然俄罗斯和西欧国家都属于基督教文化传统，但俄罗斯属东正教亚文化传统，西欧属天主教-新教亚文化传统，双方在文化归属上一直有很大隔阂，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经常彼此对立。西方一直把俄罗斯视为“异类”，不把它当作“自己人”。叶利钦时代，许多俄罗斯人真诚地希望融入西方，并且以为一旦脱离了共产主义，就会受到西方的热烈欢迎。但事实让他们大失所望，西方不准备给他们真诚的帮助，而只想把俄罗斯搞垮。俄罗斯人在心理上的这种转变成就了普京总统，而普京总统的上台，就使西方和俄罗斯的分歧表面化了。

在地缘政治方面，强大的俄国一直是西欧的畏惧所在。普京担任总统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迅速恢复，其国际影响也随之增长。得益于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猛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剧增，根据英国方面的资料，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自2002年以来已经增加了3倍，2006年的GDP为9750亿美元，人均GDP为1.07万美元，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9%。在此基础上，普京的首要目标是复兴俄罗斯，重新确立本国的大国地位。俄罗斯已改变了被动防御的国际战略，而采取更为主动的战略态势，以反制美国及其盟友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努力。而这又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最为担心的，贯穿于整部欧洲历史的地缘政治传统再次发挥作用，阻挡俄罗斯也就成了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西方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詹姆斯·尼克西这样说：“真正的问题在于俄外交政策中新出现的苏联特性，即建立在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基础上的莽撞和信心。”这个说法表达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基本看法。

尽管如此，英、俄关系以及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毕竟与苏联时期有很大不同，俄罗斯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双方的冲突不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两种社会制度的色彩。如果说这种冲突发展下去，那就是典型的地缘政治冲突，其结果也难以预料。就英国的地理位置而言，它直接与俄罗斯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很小，但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却把这种可能性提高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这种趋势开始明显。

但两国的利益又是互相渗透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国的经济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性。2006年英国对俄出口20.58亿英镑，从俄进口50.28亿英镑。另一方面，英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投资额在2006年和2007年连续保持外国投资的第一位，其中2006年英国对俄投资为90亿美元，目前在俄的英国公司超过400家。俄罗斯富裕阶层在伦敦拥有财产，他们的子女在英国学校读书。在伦敦证券市场上市的俄罗斯公司有30家，拥有市值在3000亿英镑以上。俄、英交恶对双方都不好，因此在互相驱逐外交人员的事件发生后普京总统表示：“我相信，俄、英关系将得到正常发展。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英国，都对发展两国关系充满兴趣，双方能够解决这一场迷你危机。”

在英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布莱尔政府执政之初就制定了两手外交策略，即一方面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推行人权外交，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大臣范卓德（Derek Fatchett）称英国对华政策的任务是开启“更加具有建设性的全面关系的新篇章，处理好贸易问题和更加困难的人权问题”。该部在2000年向下院外事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呈文中，指出对华关系的总目标是“以积极的方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施加影响，促使中国在地区和更广大的国际社会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包括四方面内容：（1）鼓励和支持中国作为友好和负责任的伙伴，在各个方面更紧密地融入国际制度；（2）帮助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实现繁荣和消除贫困；（3）促进人权方面的积极变革，“特别强调实现法治”；（4）推进英国的商业利益。

2004年5月，在中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意建立两国总理年度会晤机制，并确定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双方领导人频频互访，经贸合作不断深入。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布莱尔也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他意识到中国将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影响力继续上升；并且，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重要的机会。

布莱尔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赞同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总体而言，中英关系发展得比较平稳，也比较顺畅，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双方的立场并不一致。

布莱尔本人在总结工党政府的对外事务和政策时归纳出三个方面：第一，坚持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并重，维护和扩大英国的利益。第二，加强英、美特殊关系，保持与欧洲国家的联盟关系。第三，施展英国的综合实力，实行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外交政策。不过，从布莱尔的外交活动看，他更加重视硬实力，这一点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相当合拍。以“新干涉主义”为核心的布莱尔主义与传统的工党外交相去甚远，对比一下威尔逊政府对越战的立场和布莱尔政府对伊战的立场，其中的反差昭然若揭。布莱尔的外交和战争政策倒是更接近于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直至临下台的2007年1月，他还提出“新边界”之说，其中充满了战争的火药味：

我国的安全边界不再止于英吉利海峡。中东发生之事对我国产生影响。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发生之事，或非洲，如苏丹或索马里争夺领土和控制权的斗争同样如此。我国的安全新边界涵括全球。我武装部队将会部署在远离国土的其他国家境内，那些地方对我国国土并无直接威胁，那里的环境也显得陌生。在通常情况下，我军将与其他国家军队结盟、并肩作战，特别是与美国携手，但不排除其他国家。

因此，这位20世纪最年轻的工党首相，也成了英国和平时期最“好战”的首相。

第六篇　思想与文化

第一章　20世纪初的思想遗产

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思潮依然带有浓厚的维多利亚色彩，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可称之为传统主义，其第一个人物是梅因（Henry Summer Maine）。他在1816年出版的《古代法》中，坚持认为习惯法在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并认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1884年出版的《大众政府》中，则提出要警惕民主的危害，以及政府权力过大给自由带来的威胁。强大有效的政府是边沁（Jeremy Bentham）功利主义提倡社会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梅因则要人们注意改革的历史特殊性以及是否有先例可循。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则直截了当地攻击民主及“自然权利”说，在1873年出版的《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中，他批评密尔（J.S.Mill）在《论自由》中主张的自由主义哲学，详细地阐述了他反民主的政治思想。莱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的《民主与自由》一书描绘了在完全民主的政体下多数人实行暴政的可能性。十分有趣的是，这正是密尔自己在《论自由》一书中已经指出的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

1900-1914年间没有人在理论上超过这三位保守主义大师，但仍有一些积极地捍卫社会、宗教和政治传统的文人。马洛克（William Hurrell Mallock）是一位活跃的政论家，他在1867年出版的《新共和国》使他变得臭名昭著，不过其文笔却幽默有趣，还能吸引一些读者，不过到20世纪，他已经江郎才尽，只能机械地反对社会主义罢了。休·塞西尔（Hugh Cecil）不喜欢哗众取宠，但他却真正要在理论上捍卫保守主义的信念。1912年，他出版了有名的《保守主义》一书，从人类的天性出发来建立他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他说，人总是对突然和巨大的变化充满敌意，因为我们喜欢熟悉的事物而对陌生的事物感到恐惧。“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那是一种厌恶变化的心情。它部分地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相应地对经验而不是对理论论证的信赖；一部分产生于人们所具有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因此，人们熟悉的事物仅仅因为其习以为常就比不熟悉的事物容易被接受和容忍。”但保守谨慎并不意味着要窒息发展，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保守主义不反对变革与发展，只是反对鲁莽无知的突变而已。英国的保守主义反对标新立异，主张最大限度地维护现存体系。塞西尔推崇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因为伯克的信念建立在传统的宗教、法律和财产以及社会等级的基础之上。

伯克式的保守主义对历史和传统极端尊重。历史在英国保守主义者那里最终成为了一个人人都可以把握的本质——即经验，而这种长期积淀的经验就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传统，政治权利是通过时间本身的推移来得到保证的。历史，即我们长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做某种事情的习惯，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伯克甚至认为，就是在殖民地，英国的统治也应该对当地的习俗与传统表示适当的尊重。伯克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反复批判启蒙主义如下的观点，即社会可以通过世俗的、平等的、自治的方式进行管理。在人类的个人主义天性相互冲突时，以伯克为首的保守主义者宁愿选择社会或政府，并反对完全建立在理性行为模式上的政治组织机构。在他们看来，国家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一个巨人，一个活的个体，它是许多个人的总和，这些个人不仅是由合理的契约联系在一起，而且是由血统、遗传、传统和历史有机地关联着的。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不可分割地与整体联系在一起，有机的国家有它的精神，有它独特的、与个人一样的个性。国家的实体应该由一些古老的传统组成，个人不应该单单为了自己的利益用全新的方式来行动，他的行为应该永远是他祖先的行为的继续。所以，塞西尔对罗伯特·皮尔极为反感，他认为皮尔是保守主义的叛徒，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的作为损害了国家的传统和各种势力之间的平衡。因为他解放了天主教徒，又废除了谷物法。

在20世纪初，法西斯主义的苗头是另一股值得注意的思潮。保守主义在现代虽有一些变异，但基本上还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社会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延伸。但在1914年以前，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右翼思潮开始出现，这就是充满疯狂的战斗热情、蔑视个人一切权利的法西斯主义。从政治角度上讲，法西斯主义当时似乎仅表现为一种反闪族的种族主义，并不值得认真对待。然而在文学方面，这种思潮却有着相当可观的影响。从20世纪初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许多重要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倾向独裁与专制主义。传统的保守主义对此感到不安，但即便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传统主义也喜欢把法西斯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等量齐观，并在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宁愿支持法西斯主义。这或许是后来导致法西斯灾难的原因之一。

T.F.休姆（T.F.Hulme）是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不过他本人却在1917年的战争中于法国丧命。他的思想来源于伯格森（Henri Bergson）、索雷尔（Georges Sorel）等人，其基本观点是否认人的天性完美，否认进步与乐观的人道主义，他不相信会有一个完善无缺的人类社会，认为那是一个不可实现的乌托邦。

休姆坚称，人必须受来自外部的价值引导，而不能仅凭自己的愿望行事。这是他选择一个有权威结构的社会的基础，同样也是他选择一种古典的、有规则的拟人式艺术手法的基础。他的作品充满了隐喻，他所赞成与反对的事情都很难一下看清楚，却有一种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某些个人比常人站得高、看得远，人们必须在他们的指导下才能前进，而无法依靠自己的理性思维。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把他划归为法西斯主义的祖师之一。不过超人思想与法西斯主义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他不支持半神式的人物，也不主张民族政权、军事性的群众组织，以及反闪族的种族主义。尽管如此，法西斯主义的信徒们仍然抓住了他的思想中一些对其有利的东西，大肆宣传，造成了一定的恶劣影响。

20世纪初的第三股思潮是英国早就存在的自由主义传统。1900年，斯蒂芬（Leslie Stephen）发表了三卷本的《英国功利主义》，而这一年，另一位著名的功利主义大师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正好离开人世。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人们熟知的自由主义大师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是个复杂的思想家，坚决捍卫民主自由主义，由此而形成了维多利亚时期跨世纪的思想主流。从渊源上看，密尔更多地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人，而不是他父亲和边沁那样坚决的功利主义者。老密尔（James Mill，即密尔的父亲）曾说服边沁，认为只有民主政府才能完全贯彻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律改革，相比之下，小密尔则对民主政府在态度上有更多的保留。他受托克维尔的影响，认为纯粹的民主政府可能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所以他认为代议制是一种最好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受过更多教育的社会精英在社会的决策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小密尔当之无愧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的政治理论极度关注大多数人的意愿与少数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哲学已经带有20世纪政治的意识。就这点而言，小密尔虽然在1873年去世，他却已经是一个跨世纪的思想家。

小密尔关注的思想要点是思想与个人行为的自由，而不是民主。他的著作中一个压倒一切的主题是社会不应对个人造成更多的约束，从而妨碍个人的天赋得以充分发挥。令人惊异的是，密尔并未以功利主义的标准来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他并不认为自由是最大多数人获取最大幸福的工具。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念，即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自由的价值存在于自由自身之中。密尔的政治理论是古典自由主义最经典的代表作。他的哲学鼓吹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以反对来自政府和社会其他个人对此的干预。他认为，任何外在的干预都会不自觉地有损个人自由。尽管还有《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等著作，他的主要观点几乎全部集中在《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中。

密尔最大的特点在于，他并不仅仅局限于古典自由主义关心的政府权威与个人之间的平衡关系，而是更关心一种不易觉察的对个人自由的侵蚀。这种危害从法国大革命就开始出现，然而却一直未引起学者从学术角度进行研究，那就是人口的多数可以以公众舆论或社会的名义压制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乃至单个人的自由，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对个人的压制。因为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一致，它比暴君的统治更可怕。因为它不仅体现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和言论上也强求一致。换言之，公民自由与社会自由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而自由精神，其载体是单个的人，它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密尔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三个自由精神活跃的时期。第一为宗教改革后的时期，第二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第三是18世纪后半叶德国思想解放时期——歌德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冲破了一切精神的枷锁，获得了精神的解放与自由。正是这种精神的自由，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

然而，英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个人自由太多，而是社会控制个人自由的威胁。现在人们已不再问“我选择什么”、“什么合乎我的性格和气质”、“像我这样地位的人应该做什么”？人们的心灵已习惯了习俗，屈服在枷锁之下，人性枯萎了。因此，密尔认为，人类要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不能靠把自身中一切个性的东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权利和利益所允许的限度之内把它培养发扬出来。由于这工作还一半牵连着做这工作的人的性格，所以借着这同一过程，人类生活也就变得丰富、多彩，令人有生气，能供给高超思想和高尚情感以更富足的养料，并加强那条把每个人和本民族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因为这过程把一个民族也变得更加值得个人来做它的成员。相应于每人个性的发展，每人也变得对于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更有价值。他在自己的存在上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充实，而当单位中有了更多的生命时，由单位组成的群体中自然也有了更多的生命。

1900-1914年间在学术上似乎没有出现像密尔这样典型而杰出的自由主义代表。很多人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重复密尔的基本观点。约翰·缪尔（John Muir）在政治上表达了密尔的思想，他的主要行为之一就是反对英国发动的布尔战争，不过在理论上没有增加什么内容。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的名著《自由主义》是在继承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ois Xavier Comte）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理论的基础上发展的。在这本书中，霍布豪斯可以说透彻地反映了密尔的思想，他赞成自由是无条件地发展个人的个性与能力，而民主只是自由最为依赖的卫士而已。他还指出，民主政治的成功取决于对选民给予他们机会的反应。但是，反过来说，给选民机会必须是为了唤起反应。实行民主政体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在考虑给哪个阶级、哪种性别或哪个种族以公民权时，着眼点是该阶级、该性别、该种族对这种责任可能作出的反应：它会有效地参与研究公共生活的问题吗？或者会不会是消极的投票材料，完全受不负责任的政客的摆布？尽管如此，民主政治还是必要的，因为如果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被剥夺了这种政治参与的权利，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危险的。基于这种认识，他坚持中央机构的权力下放和地方自治是民主进步的要素。这些观点，无疑都深化了人们对民主和自由这些抽象观念的认识。与此同时，他也进一步发展了密尔政治经济学思想中的部分社会主义因素，认为可以通过累进所得税等方式增进人们的经济自由。

此外，G.L.迪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的作品对英国社会的影响也极为深远，他赞美古希腊的价值观与柏拉图的思想，认为为了保持人们的自由，必须迫切解决人们的贫富悬殊的问题，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贫穷问题。他的主要著作《正义与自由》（Justice and Liberty:APolitical Dialogue）表述了贵族派、社会民主派与实践改革派之间的争论，虽然他一再强调自由对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但仍准备承认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某些集体主义的价值。正义意味着人们的财产状况比较均等，社会的一部分财富应该用于文化发展，他还强调财富分配应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能力。

这种从密尔开始并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被人们称为“新自由主义”，但这与二战后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并非是同一个流派。它的重要主张是：要减少非正义就必须控制资本主义经济。J.A.霍布森的著作十分集中地体现了这一倾向，1889年，他出版了《工业法则》（The Industrial System）一书，认为自由企业不能自动地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不平等的分配不适当地增加了富人的储蓄，又减少了穷人的有效需求，这对于工业生产而言是一种灾难。霍布森是正统经济学派中的异端分子，他的想法遭到很多人的严厉批判，认为他无视在经济学中人所共有的起码的智慧。半个多世纪后，大名鼎鼎的凯恩斯承认自己直接受惠于霍布森的思想，才扭转了长期以来霍布森所遭受的不公平评价。

霍布森的另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是1909年出版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Study），列宁正是由此书得出了他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结论。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扩张主要是因为资本为倾销自己的产品，不得不拼命扩大海外市场。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使自由主义者们十分狼狈，而布尔战争更使他们处于一种道德上的灾难之中。按霍布森的看法，帝国主义很容易导致工业民族之间的战争，它只会为一小撮本来就已经很富有的人服务，争夺原材料产地和垄断市场只会给这一小撮富人带来利益，而广大的人民却只会在经济上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正确的解决办法，尤其是解决生产过剩这一周期性危机的办法，只能用更加合乎正义原则、更加有效地在国际上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的途径来实现。

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自密尔后开始出现分裂，从严格的功利主义退回到早期的辉格主义和洛克的自然权利说。但无论哪一种自由主义都不可能完全忽视经济方面的不公正现象，于是，对经济问题的关心造成了自由党内部的紧张，一派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维护者，另一派则是以劳合·乔治为首的激进改革派。劳合·乔治与传统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主张用政府的权力来控制自由企业经济。1914年以后，这种中等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工党的一个基本信念。坚持边沁功利主义原则的思想派别是著名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它的主张构成了20世纪英国的另一种思想传统。

费边社创立于1884年，是由一群知识分子牵头组织起来的。因而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将它与一些最知名的费边社的成员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韦伯夫妇和萧伯纳。与其他理论流派相比，费边社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治学严谨，他们强调一切结论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事实基础之上，必须能够令人信服。

费边社会主义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它主张社会主义是出于以下三种动机：（1）为所有的人提供同等的机会；（2）保障每一个人起码的生活水准；（3）发扬光大民主思想。费边社对民主的理解是：不仅每个公民都应当有在公共事务中起作用的同等机会，而且这些事务应当安排得容易些，以使尽可能多的人能在其中起积极的作用。另外，社会还应该鼓励公开讨论公共事务，让人们拥有为公益及利他主义目的组织起来的最大行动自由。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方面，费边社认为这一命题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关键是要尽可能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供有保证的基本生活，从而使他们享受到尽可能多的民主自由。以这一点看，费边社深受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后，费边思想的晚期大师柯尔更是明确指出，政府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本身并不足以保证令人向往的各种自由，只有使这种控制置于每个公民的监督之下，才能确保一个正义的经济制度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人力资源，使其按天赋进行劳动。

费边社会主义思想是边沁功利主义原则在一种强大的集体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反响，但人们最熟悉的费边原则，却往往不是它的社会主义，而是它的渐进主义，一如其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正是在这一点上，费边社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们反对革命，认为革命既不必要也不令人向往。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不过是用理论辞藻包裹起来的胡言乱语，社会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但不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是通过工业进步。社会将缓慢地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而人类在此之前所创造的很多东西，如议会民主等等，都应该保留下来。

费边社认为社会应该逐步地变革，而不应采取突变的方式，因此渐进改革方式是可取的。只有渐进变革，才不致引起社会的脱节。这种变革的主张，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它只是对英国几个世纪来的变革实践作了一次总结而已。然而，这种理论总结反过来又加强了以往渐进变革实践的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各种极端思潮在英国的传播。

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是另一股十分有影响的思潮。在19世纪晚期的社会主义思潮中，一些人同情在社会生活中最不幸的那部分人，但费边社仅强调无控制的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浪费，而不是谴责其残酷性；另一部分人则强调资本主义摧毁了劳动的真实价值，这种看法构成了世纪交接时期的第三股社会哲学思潮，拉斯基（Harold Laski）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把市场价值看成是劳动者的真实价值，认为这是在科学的幌子下，毫无人性地宣扬物质至上。拉斯基呼吁政府出来干预，照顾那些绝望的人，用更高的价值观念去教育那些受商业主义价值支配的人，使劳动具有手艺人的传统特点和人性。尽管拉斯基的思想具有集体主义倾向，但他本人却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有趣的是，他的思想反而影响了许多社会主义者，以至一些研究者也把他列入了社会主义者的范畴。

这种思潮最终在20世纪发展成在欧洲具有很大影响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这种理论认为劳动者如果不掌握劳动安排和分工权的话，就永远不可能拥有经济实力。生产大权必须掌握在某些基尔特手中，由它们垄断生产，而消费者的利益则由议会来保护。因此，基尔特能保护人类的真正价值。

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看来，国家的职能是在基尔特和议会两个机构发生冲突时扮演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最大特点是对国家政权以及一切官僚机构本能的敌视态度，它还继承和丰富了工联主义的战斗性传统，提出了工业自治和机构民主等概念。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唯物主义不感兴趣，但坚决地维护阶级斗争的观念，认为谋求物质利益的资本家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得到人的崇高尊严的劳动阶级之间的对立是不可克服的。就此而言，他们与费边主义者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费边主义者喜欢以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希望在社会阶级中造成尖锐对立。

基尔特社会主义后来发展出“国家基尔特”的概念。国家基尔特是“工业中一种全面管理、执行和生产劳动的联合组织。它包括那些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管理员、化学家、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一切能工作的人——都有权当会员。从数目上说，各工会必须形成这些国家基尔特的基础；然而，它们又必须合并成较大的团体”。

以后，G.D.H.柯尔进一步发展了基尔特理论，使其具有国家政权性质，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基尔特则管理生产活动。前者应规定商品的价格，负责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以免生产者剥削社会。国家和基尔特平等地合作，这种合作“并不是仁慈而优越的国家可以随时取消的让步，并且，为了确立这种合作，基尔特必须在平等的地位上与国家谈判。生产者同意生产和社会同意接受其生产的各种条件都必须由基尔特和国家协商决定。基尔特保留随时可以撤销劳动的权限以及经济资源；国家为制止不公道的要求，应依靠它在决定分歧问题时所享有的平等发言权和整个社会有组织的公意”。在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依靠某一个代表各种行业的公民的机关来作最后的裁定”。

生产过程既然建立在基尔特完全自治的基础上，摆脱了私人与国家的一切压迫，它就会毫无阻碍地继续下去，创造丰富的财富。社会将是一片升平景象，因为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主义既已消灭，阶级冲突和积愤也就不存在了。它从而又会给生产者带来工作自由、休息自由以及生产的创造自由。他们不再是为资本家从事机器苦役的工资奴隶，而成为了创造美好产品供整个社会享用的自由人。

不难看出，基尔特社会主义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虽然在现实中它面临着严酷的考验，也很难成为现实的政策，但它所拥有的理想主义光辉依旧让人肃然起敬。

纵观20世纪初的英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源自黑格尔的理想主义，其代表人物是T.H.格林（Thomas Hill Green），他阐述的思想后来成为20世纪学术界基本的社会哲学之一。格林同意黑格尔对个人意识的某种怀疑，并雄辩地批判了自由主义将政府作为工具的理论。人类个体的充分发展不可能离开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而抽象地进行，但在黑格尔将国家抬到至高无上的道德地位时，格林却只认为它为社会提供了一种道德的权威。两者之间的分歧是明显的，德国式的绝对主义一进入英国，也就失去了它咄咄逼人的锋芒。

纯粹的德国理想主义在1914年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总的来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政治理论只提供了一种雄辩的形而上学的判断标准，而根本未考虑权力分配问题对整个国家权力所产生的影响。对黑格尔式政治哲学保持一定距离的人认为，他们在更加合乎实际的政治理论领域已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混合到一起，认为比较理性的选择会战胜比较不理性的选择，从而使人类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趋于完善。

在格林思想影响下发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即国家可以为社会的利益而干预个人的财产。他们反对自然权利说，因而激烈地批判现存的财产观念。他们相信社会的正确判断，并认为政府采取行动干预工人的工作及生存环境是必要的。这种态度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自由放任主义已经相去甚远，而那种不加限制的经济竞争有助于社会进化的观点，与格林的看法更是针锋相对。时至今日，格林的观点不仅为政府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比较实际的基础，而且还为不那么死硬坚持自然权利的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最后一股有影响的思潮是进化论，它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引入了人类社会及政治领域。自从《物种起源》出版后，不可胜数的著作试图把进化论引入社会领域，由于作者的立足点不同，同样的出发点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赫伯特·斯宾塞认为进化的过程是各种物体充分创造自己的优势，通过无情的竞争和淘汰而形成一个繁荣的世界。著名学者赫胥黎（T.H.Huxley）认为：对社会而言，减轻生存斗争所造成的痛苦是高于一切的道德义务。本杰明·基德则强调，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关注的不应该仅仅是个体的完善，更应该是文化的未来。

但更常见的是各种混杂的进化主义，萧伯纳或许是这种思潮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一方面同情劳动者的痛苦，一方面又认为无情的竞争给强者提供了机遇，对知识分子而言，尤其对有杰出才能的人而言，这是一件好事。前面提到的新自由主义的早期代表霍布豪斯，尽管在学术上非常尊重斯宾塞，却不赞成他将生物进化直接引入人类社会。霍布豪斯认为人是有理性的生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进化方向，改善竞争环境，从而避免那种盲目的、残酷的有害竞争。

在社会心理学方面，威廉·麦克道格尔（William Mc Dougall）代表着最有成果的发展趋势。他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不提倡先验的心理学。他反对所谓的“知识主义”，赞成边沁的主张，认为对人类的行为，应该从结果而不是其他方面来理解。人类能够进行理性选择，知道应该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在进化的过程中，知识精英的导向作用是无足轻重的。

有趣的是，费边社成员之一的华莱士（Graham Wallas），在其著作中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反知识主义，他的著作《政治中的人类天性》将最新的心理学研究应用于政治实践分析。书的出发点是人们对代议制民主的普遍失望，因为这种制度的现实结果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太大。华莱士关注的是普通投票人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治行为，他们的政治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职业政治家们利用或者剥夺了。一般民众远离政治运作过程，因此对政治只能做一种简单的反应，于是，他们更多的是用感情冲动而不是用理性来对待政治，这就使少数精英可以更方便地操纵和动员群众。当然，华莱士的反知识主义并不彻底，因为他本人就是由知识精英组成的费边社成员，他不像欧洲大陆学者那样信奉政治非理性主义，他仍然相信民主，而不是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

这种对民主的信念一定程度上与英格兰自近代以来关于人民主权的概念有关。在英格兰，主权的学说和路径都与法、德两国不同。人民主权在17世纪已得到解决，国王已放弃对主权的绝对要求，甘愿充当“议会中的国王”，而议会成为实际上的主权者。从法律的角度说，议会可以做任何事，因此议会是全能和不可抗拒的，行使着不受宪法限制的权力。这种状况有利于形成一种明确界定的主权学说，也有助于形成一种摆脱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冲突并且不受这种冲突影响的学说。这一学说既不像博丹那样维护国王，也不像卢梭那样维护人民，亦不是试图在两者之间进行折中。它最终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即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主权和立法等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大思想家是边沁。边沁抛弃了政治契约论，而将整个理论结构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边沁认为，人们之所以服从权威，并非他们默认或心甘情愿，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折中比不折中对他们更有利；让他们顺从的不是遵守承诺，而是追求“最大幸福”的倾向。

边沁的接班人是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他是霍布斯以来最敏锐的法学家。他的学说体现在1832年初版的《法理学演讲录》（Lectureson Jurisprudence）中。在这本书里，他认为法哲学应该关注“法律是什么，而不是法律应该是什么”，也就是说，他关注现实中的法律而不是理想的法律。他认为英国的主权者应该是“国王、贵族和下议院的选举者团体”，这一团体在习惯上得到社会大部分人的服从。最高政府既不是合法的也不是非法的，既不是正义的也不是非正义的，最高政府只是最高政府，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保证国民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因此，主权与自由之间不存在冲突，自由与主权并存这个问题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一旦没有主权，自由如何存在。尽管奥斯丁不认为习惯就是法律，但依然暗示：英国的习惯构成司法体系的基础。习惯统治的终结就是主权的开始，而且一旦服从的习惯发展到政治社会的状态，即包括一个明确的特定的主权者，习惯的统治也就宣告结束。奥斯丁认为不可能限制主权者，但限制仍旧是存在的：倘若功利不再存在，服从也就同样终止，而主权也就达到了自己的限度。以后梅因等人对奥斯丁的学说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它在学界仍具有广泛的影响。

以上这些就构成了20世纪开始时英国的思想遗产：怀疑民主，赞扬进化，谨慎地主张某种程度的国家干预。然而，在各种表象之下，对自由与民主的信奉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其结果是，任何一种极端主义都不可能长期占据英国思想界的主流。

第二章　文学、音乐与艺术

从1914年开始欧洲进入了大动荡，一直到20世纪中叶才算告一段落。一战结束之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意大利发生法西斯夺权，然后是纳粹德国崛起。战争期间，胜利者在道德方面的崩溃与失败者几乎没有区别，各国的政治宣传压倒了一切，欧洲人心目中的真理受到了严重的践踏，于是玩世不恭的情绪出现了，人们在痛苦中丧失了信仰和价值，这是在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对很多英国人来说，许多人习惯的生活方式被战争摧毁，他们感到真正的空虚、惊慌和迷惘。但这种冲击对于文学和艺术而言也许正是推动其发展的一种动力。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美学传统，这就是浪漫的自然主义与民主精神的结合。感伤的浪漫主义一度成为英国文化的特点，按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的看法，在正常的情况下，就广阔的范围而言，“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本来就是一回事。近代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具有同一的根源，它只有一种同浪漫主义相对立的，既是好色的又是道德主义的，准科学自然主义；又是一种同自然主义相对立的，同对于真正的激情的感觉相去甚远的，常见的浪漫主义情绪”。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文化危机虽然也蔓延到英国，但20世纪初的英国文学却出现一个革新和试验时期，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现代主义”时代。现代主义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把表现对象从客观的物质世界转向主观的精神世界，着重表现“自我”。在《雾都孤儿》（Oliver T wist）一类的传统小说中，一定时期的社会存在是通过人物与环境、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冲突来表现的，读者可以从一幅幅画面中看到种种变化和进展。但在现代主义小说中，一定时期的社会存在主要通过人物内心的各种的反应、感受、经验和联想而得到表现，作者把一个个变化不定、庞大复杂的心理结构呈现在读者面前。现代派小说表现的就是这些“自我”，或者说，通过自我来反映社会现实。

在这个背景下，英国崛起一批大作家，他们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D.H.劳伦斯（D.H.Lawrence）、W.B.叶芝（W.B.Yeats）、玛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等。这些作家最优秀的作品大都在1910-1930年之间发表，虽然他们之间差别明显，但其作品中仍然有许多“家族的类似”。与文化失望和颓废派的作家不同，他们富有献身精神，写作态度认真，其中一些人摒弃公认的准则，采取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政治态度从事写作。当时人们对远古或神话时期的原始和无意识的心理现象发生兴趣，如果说他们对文化持有一种奇特的传统主义态度的话，他们的文学创作却富有创新精神，不沿用习惯的模式。他们被神话和象征所吸引，把过去与现在、现实主义叙述与神话的隐喻糅合在一起。

受伯格森与弗洛伊德影响，20世纪初的英国小说表现出很大的多样性。最有独创性的小说家之一是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原名Józef Teodor Konrad Korzeniowski），他是个船长，对世界各国都有直接的了解。他用优美的英语写了许多小说，最著名的是《水仙号的黑水手》（The Nigger of the"Narcissus"）、《青春》（Youth,a Narrative and Two Other Stories），以及《吉姆爷》（Lord Jim），这些多彩而浪漫的小说为作者赢得了声誉。而乔治·米勒（George Mills,George Millar）则从法国文学巨匠的作品中获益良多。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是另一位著名的作家，不过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不免掩盖了他的一些光辉。毛姆的创作活动开始于19世纪末，他的小说故事情节多以东方殖民地国家的生活为背景，充满了异国情调。他早年研究莫泊桑，形成了叙事简练的风格，他的作品摒弃伤感情调，用泰然自若的坦率态度去处理性爱关系。他不像同时代人，尤其是萧伯纳那样在作品中传达深刻的教诲，当生活出现不愉快的格局时，他也如实记载而不加辩驳。他的现实主义具有愤世嫉俗的因素，散文则具有斯威夫特的自然真挚的笔力。总的来说，毛姆的名气在评论家那里并不大，但作品的可读性极强。他在1919年写成《月亮与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为素材，描写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放弃西方现代文明，来到太平洋塔西提岛上与土著生活的故事。这篇作品创造出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揭示了个性、天才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20世纪众多的小说家中，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是最具独创性的小说家。乔伊斯是爱尔兰人，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大陆度过的，但在精神上，他从未离开过都柏林。乔伊斯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害怕群众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把希望寄托在爱尔兰党的议会活动上。不过爱尔兰党的活动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这对乔伊斯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的作品透露出压抑的气氛。乔伊斯试图创作一种小说，它能形象地反映全部生活，包括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囿于一般的语言常规，他要打破通常的语言结构，直到它能形象地反映这种波动的印象为止。这种努力最初使他声名狼藉，但他坚持下去，终于将英国的意识流小说推向高峰，其代表作也就是那本最具争议的《尤利西斯》（Ulysses).

有评论说，《尤利西斯》几乎触及都柏林生活的每一侧面，对哲学、历史、政治、心理学都有所触及，被有的评论者称为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但它的故事情节却十分简单，总共只描绘了1904年6月16日早晨8点到次日凌晨2点18个小时内三个人物在都柏林的生活经历。斯蒂芬（Stephen Dedalus）在母亲死后一直沉浸在悲哀与懊丧之中，他由于没有听母亲的临终遗言而抱恨终身，又因与宗教、家庭及国家决裂而感到无所依托，渴望找到一位精神上的父亲。小说的主要人物布鲁姆是犹太裔爱尔兰人，他的职业是报纸广告承揽人。他每天都在都柏林四处奔忙，但劳而无获。十一年前幼子夭折，在他心灵上留下了不可弥补的创伤。他的性机能衰退，妻子在家招蜂引蝶，使他羞愧难当，更加重了精神上的折磨。作为一个跑街走巷的广告经纪人，他使人想起漂泊流浪的犹太人。他虽为都柏林人，却始终让人感到他不过是个异乡客。他为人诚恳好客，但经常受人嘲弄奚落；他相当通达世故，但不免流于庸俗猥琐。他的性格中有许多矛盾的对立面，他这种孤独处境是都柏林中等阶级的典型，其中包含着社会对个人的疏远与冷漠。

一天晚上他们在一家妓院相遇，斯蒂芬穷极无聊，喝得酩酊大醉，布鲁姆为他解围，悉心照料。在灯影中两人相对而立，终于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各自精神上缺乏的东西。斯蒂芬找到了父亲，布鲁姆找到了儿子。布鲁姆深夜带斯蒂芬回家，他的妻子正好送走情人。当她听说斯蒂芬以后要和他们住在一起，就朦朦胧胧地感到一种母性的满足，并隐隐约约地感到对一个青年男子的冲动。她在性方面的挫折和追求从另一面反映了受伤的精神对健全的家庭和社会纽带的需求。乔伊斯通过对这三个人物潜意识活动的表现，概括了他们的全部精神生活和经历，反映出整整一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作者好像用一台高倍数显微镜，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空间浓缩到18个小时和方圆十几里的范围之内。“乔伊斯所要表现的恰恰是全部生活、全部历史，它浓缩在1904年都柏林一天的生活中。”在这个意义上，乔伊斯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和历史感，尽管它以一种让人难以把握的“意识流”的方式进行展现。

《尤利西斯》对现代文学造成巨大冲击，被视为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有趣的是，这本书最先是在美国《微评论》（Litle Review）杂志上连载刊登的，1922年在巴黎以单行本发行。此书的中文译本有800多页，内容晦涩难解，充满了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和大量的细节描写，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实验作品，也因此备受争议。该书作者詹姆斯·乔伊斯是爱尔兰人，虽然一生都在描写自己的故乡都柏林，却对整个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以惊人的文学功底和细腻的洞察力刻画主人公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本人对社会、理想与希望、存在与命运等问题的终极思考，传达出一种孤独的悲观主义情绪。1999年《时代》周刊提名他为”20世纪100位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带给20世纪小说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尽管乔伊斯在文学史上引人瞩目，但他的知名度却远不及另一位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除开其他因素外，劳伦斯的作品更有“色”彩，从而使他的作品读者面更广。劳伦斯1885年出生于英国诺丁汉郡，父亲是矿工，母亲曾当过小学教员，并始终不接受矿工的生活格调，而期待过一种较为文雅的生活。这种期待深深地影响了她的孩子们，尤其是劳伦斯。父母之间的冲突后来被记录在《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中，就劳伦斯而言，他反感母亲的苛求与偏见，而父亲那种天赋的过快乐生活的本领却使他着迷。他在后来写的自传中为父亲之后的那一代矿工被驯化感到悲哀，“与带着强劲而美丽的孤寂、半荒弃的旷野景色相呼应的，与远远地踏着泥水走来的矿工和赛狗相呼应的”那样一种“潜在的野性和未经驯化的精神”，在新一代矿工身上丧失了。他们屈从于他们的母亲，变得“节制、谨慎而一本正经……我们这一代的男人们……被弄得循规蹈矩、温良恭俭让”。

劳伦斯认为，人类一切珍贵与纯洁的东西都受到现代文明的压抑，而他又不能像威尔斯那样，在设计新世界的蓝图时寻找慰藉。在劳伦斯看来，现代文明已经腐蚀了人的感情世界，连情欲也变成了理智的某种微不足道的副产品。于是他产生一种神秘的理想，就是重新发现情欲，让它能够自由地流露。他认为这种流露中存在着满足，也存在着力量。劳伦斯的一系列作品，从《虹》（The Rainbow）、《儿子与情人》（Sonsand Lovers）、《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到最后一部作品《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erley's Lover），都将“不合法”的情爱作为永恒的主题。他抗议那种冷酷的摧毁人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趋恶化的现代文明，在这种文明的影响下，自由的、道德上纯洁的、大公无私的、感觉到自己与宇宙融为一体的自在的人变成了“社会动物”，变成了为私欲所控制的奴隶。他认为在文明社会中，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穷人还是富人，都是精神上的穷人，丢失了完整性、独创性、宇宙的统一性与强烈的敏感力。要使这些人恢复正常，就必须从恢复人类正常的性爱能力做起，所以他将两性问题看作是压倒一切的根本问题。

于是，弗洛伊德是否对劳伦斯产生过影响，就成为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了。弗洛伊德确信“文化人”中很少有人能达到柔情与感官快乐的完美统一，需要“在较低一级的性爱对象那里”得到补偿，结果便是无法与自己有教养的妻子很好相处。弗洛伊德认为，“任何希望在情爱生活中得到自由和幸福的人，必须克服对女人的敬重，而承认想与母亲、与姊妹发生乱伦关系的念头”。正经男人承认性爱是堕落的，正经女人则受其良好教养的约束，把性爱隐藏在心底。所以弗洛伊德坚信这个时代的性爱困境来源于基本的俄狄浦斯情结，人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将二者的联系切断，但这是不可能的，性爱是动物的本能，它或许永远不能与文明和解。尽管弗洛伊德和劳伦斯在手段与治疗方法上各有不同，但两人都关注了有深刻历史根源的时代病，即文明社会中情爱生活的障碍。我们可以把这种时代病称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精神困境，物欲的狂潮彻底淹没了精神。所以，菲利普·利弗（Philip Rieff）将他们二人称作“诚实的邪教创始人”。

将小说与社会、历史、政治等联系起来进行描述的作家，当首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他生于印度，父亲为殖民地官员。他14岁考入伊顿公学，获取奖学金，1921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考取公职，到缅甸担任帝国警察。在那里，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刺激了奥威尔的良知，并对他的观念和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奥威尔同情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也同情英法等国的劳动人民。他反对现代政治中的种种腐败与独裁，尤其痛恨法西斯专政。他写过不少引人注目的小说，如《缅甸岁月》（Burmese Days）、《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in Paris and London）、《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to Catalonia）、《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Socialism and the English Genius）等。

然而，奥威尔之所以举世闻名，还因为他写了两部政治讽刺小说，那就是在1948年前后出版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在他的《动物农场》中，动物们了解到自己受了人类剥削，于是就开始造反，在赶走人类后，动物们自己当家了，反而产生了更加可怕的腐败现象。由于这部小说隐射了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曾引得苏联政府大为恼火。但《1984》则直接预言苏联政权在30年后会发展到如何恐怖的程度，到那时，由于科学发达，独裁者“大哥”不仅能有效地控制个人的行动，而且还能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将世界变得冰冷而恐怖。这样的预言让人不寒而栗，所幸其大部分并没有成为现实。但奥威尔的政治小说却影响巨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标准的西方意识形态，一直流传到现在。

维多利亚时代留下的文学遗产中，还有众多的女性作家和她们的作品，19世纪被誉为英国“女性创作的丰收季节”。进入20世纪，繁盛的趋势不仅没有减退，反而进一步发展，美国评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把20世纪英国女性文学分为三个时段：（1）20世纪上半期的变革与现代主义；（2）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性主义浪潮；（3）20世纪80-90年代的多元化趋势。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女权运动的实践为英国女作家的创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从女性主义的先锋弗吉尼亚·伍尔芙，到逻辑推理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再到情感细腻的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和风格活泼的比阿特莉丝·波特（Beatrix Potter）等等，女性小说家成就卓然，影响广泛，代表了20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的高度繁荣。

弗吉尼亚·伍尔芙出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深刻变革。她与乔伊斯一样，都是意识流写作大师，但不同的是，乔伊斯关注爱尔兰下层中等阶级的心灵生活，伍尔芙则研究英国上层中等阶级的精神世界。她曾说：“如果作家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能写他想写的而不是写他必须写的，如果他的作品能依据他的切身感受而不是依据老框框，结果就会没有情节，没有喜剧，没有悲剧，没有已成俗套的爱情穿插或者最终结局……”这也许就是伍尔芙使用意识流手法的思想动机。

她的一生体现了作者本人渴望自由、不受束缚的心态。她幼年时体弱多病，却在父亲浩瀚的藏书中获取丰厚的精神财富。1904年，伍尔芙移居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后来她家也成为著名的文化团体“布鲁姆斯伯里”的活动场所，汇聚了许多文人、学者和艺术家。她一生留下多部小说和数百篇评论文章，包括《出航》（The Voyage Out）、《一间自己的房间》（ARoom of One's Own）、《奥兰多》（Orlando）、《岁月》（The Years）、《幕间》（Between the Acts）等等。1922年的《雅各布的房间》（Jacob's Room）是伍尔芙的第一部意识流作品，通过一连串场景的变换显示主人公的成长与内心活动。1925年，受到《尤利西斯》的影响，伍尔芙创作了小说《达罗卫夫人》（Mrs.Dalloway），借助回忆与现实交汇穿插的手法，将一位上层女性的一生浓缩在上午9点到次日凌晨的短短15个小时内，写作手法时而停滞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表现不同空间的活动；时而又凝固于某一地点，表现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小说用具有抒情诗旋律和意蕴的优美文体，挥洒自如地展现人物幽微深沉的内心独白和飘忽游移的自由联想……是意识流小说的又一典范。”

伍尔芙后期的作品愈发朦胧抽象，如《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和《波浪》（The Waves）都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种独特的写作技艺代表了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然而，由于内容晦涩艰深，又难免脱离普通读者。但无论如何，伍尔芙都是20世纪一个伟大的小说家，E.M.福斯特说她把英语的表达能力“又向未知推进了一些”。

另一位和伍尔芙几乎同时、为大众所熟悉的英国女作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和伍尔芙的写作手法全然不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成是“继莎士比亚后读者最多的作家”。克里斯蒂是英国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大师，“她把推理小说写到无人企及的巅峰。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她的智商，没有几个人比她的作品更悬念丛生，没有人把‘杀人游戏’比她玩得更丝丝入扣、扑朔迷离”。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统计，克里斯蒂是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著书作家，其著作曾翻译成超过103种语言，总销售突破20亿本，只有《圣经》和莎士比亚的著作在这个数字之上。无论是《尼罗河上的惨案》（Murder on the Nile），还是《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on the Oriental Express），或者是《大侦探波洛》（Poirot）和《马普尔小姐》（Miss Marple），克里斯蒂创作的作品和人物都已成为经典，深入人心。从她创作的广播剧改编而成的话剧《捕鼠器》，更是在伦敦西区上演两万余场。或许，克里斯蒂借助女性的温情，化解了谋杀的残忍和血腥，她时而幽默时而冷静、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也大大增添了故事的可读性，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参与其中，却又在结尾感到出其不意，获得极大的享受。2004年，日本NHK电视台甚至把波洛和马普尔的故事改编为动画，称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侦探波洛与马普尔》（Agatha Christie's Great Detectives Poirot and Marple).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女性的影响是深远的，对英国的女性文学来说亦是如此。多丽丝·莱辛正好出生在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由于父亲是英国驻伊朗军中的军官，她出生在伊朗，1924年又随家迁居南罗得西亚（即今天的津巴布韦）。1949年莱辛回到英国，不久加入共产党，后来又退党。如此丰富的生活经历给莱辛带来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她的小说题材几乎包括了当时的所有主题：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现代心理学等。她了解马克思主义，也了解现实社会，这使她对生活抱有批判态度，并体现在她的写作中。小说《青草在歌唱》（The Grassis Singing）描写了白人主妇与黑人女仆之间的关系，刻薄地批判“白人优越论”。著名的五部曲小说《暴力的孩子们》（The Children of Violence Series）展现在非洲一个被孤立的白人聚居地成长起来的女性探寻自我的经历。

莱辛的代表作是《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记录一位女作家安娜·伍尔芙的感情心路。安娜有黑、红、黄、蓝四种颜色的笔记本，其中黑色记录在非洲的经历，红色记录政治内容，黄色是安娜自己创作的关于艾拉的故事，蓝色是安娜自己的日记。在四个笔记本的内容不断交错之后，小说结尾出现了金色笔记，把安娜还原成一个完整的人。莱辛曾经写道：“描写一个人，也就描写了所有的人，因为你的问题、痛苦、欢乐、情感——以及你的那些不同寻常、非同凡响的思想——不可能只属于你一个人。”或许，借由安娜，莱辛挖掘了人们现实生活中支离破碎的不同侧面，希望通过这种认识实现对自我的探索。

此外，莱辛还探索其他形式的小说写作，到晚年仍在追求创新。比如她曾创作科幻小说《希卡斯塔》（Shikasta）和《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The Marriages Between Zones Three,Fourand Five），还有恐怖小说《第五个孩子》（The Fifth Child).2007年，莱辛获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评价她是战后最卓越的英国女性作家之一。

二战后英国文坛上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包括缪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等。她们描写新时代的女性，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线索，《琼·布罗迪小姐的盛年》（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在网下》（Underthe Net）和《金色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the Golden）分别是她们的代表作品。最后还有J.K.罗琳（J.K.Rowling）的《哈利·波特》，这部作品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魔幻的故事情节征服了所有读者，一问世就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哈利·波特”系列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拍成电影在全世界播放，这些作品将英国的文学创造力再一次推向高峰。

20世纪50年代以后，传统的小说写作出现危机，现代派小说呈衰落趋势，实验性作品纷呈杂现，比如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arclay Beckett）的《莫洛伊》（Moloy）、《马龙之死》（Malone Dies）和《无名氏》（The Unnamable）；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发条橙》（AClockwork Orange）等。从20年代到50年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小说创作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是在英国社会中小说的重要性却在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及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造成的，无线电广播是第一个冲击波，而电视对小说的冲击更大。二战以后，读小说不再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了，首先是紧张的生活使人们丧失了时间，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去读小说；其次，娱乐和休闲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广播和电视的优势已明显表现出来。当然，广播和电视也改编优秀的或受人欢迎的小说，但它们不仅抢走了小说读者，而且改变了一般人的口味，可读性、趣味性乃至轰动性成为人们选择的首要因素，纯粹的艺术标准已经退位了。

在音乐方面，虽然英国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曾做出过不少贡献，但自普赛尔（Henry Purcell）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本民族杰出的作曲家。但20世纪上半叶，英国结束了200年来屈从于德国和意大利音乐优势的状况，再次产生有重要影响的音乐作品。一批优秀的作曲家出现了，像当时的美国人一样，他们或喜欢勃拉姆斯的守旧派理想，或追随瓦格纳和施特劳斯的发展方向。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作曲家是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William Elgar），在一般人印象中，埃尔加似乎是英帝国全盛时代的人物，但这种印象并不正确。不过他的音乐却表现了这一时代的某种特征，具有时代的气息。

埃尔加年轻时是个站柜台的小伙计，通过不懈的自学，终于成才。使他声名大震的是1899年在伦敦演奏的《谜语变奏曲》（Enigma Variations），他由此获得全国的承认。但第二年他花了很大力气创作的清唱剧《杰隆修斯之梦》（The Dream of Gerontius）却不受欢迎。1910年他的《B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第61号）(Violin Concerto in Bminor,Op.61）再次引起轰动。事实上，这三部作品都是晚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有永久保留的价值，尤其是B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清丽、深远、忧郁，从骨子里透出一股英国绅士的特性，使人难以忘怀。这些曲子至今仍在上演，并且在英国之外也享有声誉，可以说，是埃尔加使英国音乐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20世纪，新一代作曲家对欧洲大陆的新音乐潮流十分熟悉，他们中不少人曾经在法国学习。但是两件事具有“英国特性”。第一件是1898年建立了英国民歌协会（The Folk-Song Society），它专门收集和出版一些民间音乐，这些音乐过去不被人们注意，即使被注意也未引起专业作曲家的足够兴趣。20世纪头十年，英国年轻作曲家被他们本国的音乐旋律吸引住了——这些调式与那种充满了半音阶的外国旋律大不相同，加上本国旋律中温和的6/8拍，两种因素相结合，就使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

另一件事是编辑和出版16世纪的复调声乐作品，人们把早期作曲家伯尔德（William Byrd）和塔沃纳（John Taverner）的弥撒曲、经文歌等编印成册，也把韦尔克（Thomas Weelkes）与莫利（Thomas Morley）的牧歌汇编出版。年轻的作曲家们接触了这些在教科书中学不到的轻快节奏与和声运用，这样，20年代初的英国作曲家就具备了与大陆同行大不相同的一种传统，这是一种民族传统，难以用文字表达，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由此产生了两位大作曲家：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与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在20世纪上半叶，沃恩·威廉斯非常活跃，他的作品范围广，风格独特，加上他的教学活动，都使他在那个时代无人可望其项背。

威廉斯小时候学过钢琴、小提琴与和声，从切特豪斯公学毕业后就进入皇家音乐学院，随休伯特·帕里爵士（Sir Hubert Parry）学作曲。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后，又在剑桥大学获得学位，然后以教堂管风琴师和唱诗班指挥的身份定居伦敦。1896年他去柏林跟麦克斯·布鲁赫（Max Bruch）学习。返回英国后，他参加了民歌协会并开始接触民间音乐，从而给他的作品留下了非常鲜明的烙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以后在皇家音乐学院任教，一生中其余的时间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1914年他40多岁时写下了充满活力的《伦敦交响曲》（ALondon Symphony），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此后40年中，音乐界逐渐承认他是一位日臻成熟的作曲家。他既不追赶欧洲大陆不断变化的风格，也不会原地踏步不思向前。他一生留下了许多作品，写过9首交响曲，几部大型歌剧如《牲口贩》（Hughthe Drover）、《恋爱中的约翰爵士》（Sir Johnin Love）、《假面舞会》（Job:AMasque for Dancing）等。他还写过伴奏音乐、室内乐，以及近百首歌曲。他的作品表现出典型的“英国”风格，那时欧洲大陆流行梦幻音乐，玩世不恭，但英国乐曲依然故我，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气息。

在威廉斯生活的时代，一大批青年作曲家崭露头角，其中有古斯塔夫·霍尔斯特（Gustav Holst）、约翰·爱尔兰（John Ireland）、阿罗德·巴克斯（Arnold Bax）、阿瑟·本杰明（Arthur Benjamin）、埃德蒙·鲁勃拉（Edmund Rubbra）、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伦诺克斯·伯克利（Lennox Berkeley）、艾伦·洛桑（Alan Rawslhorne）等。这中间最杰出的是本杰明·布里顿，他被誉为莫扎特式的神童。

布里顿的个人生涯与创造性与莫扎特惊人地相像。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即兴作曲，而且从未间断过。他在作曲时极为敏捷，先在脑子里完成乐曲的构思，然后随便在什么地方，剧场后台或飞机上，把构思转写为乐谱。他既写器乐作品，也写歌剧；既写世俗的合唱作品，也写宗教合唱曲；既写儿童乐曲，也写古典乐曲。他的创作兼容并蓄，人们从他的音乐中，可找到与他自己的风格完全不同的作曲家的影响，这种情况与莫扎特十分相像。

歌剧是布里顿作品的精华，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根据乔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的诗改编的歌剧《彼得·格莱姆斯》（Peter Grimes）。这是一部心理分析剧，描写一个受折磨的渔民的悲剧，许多评论家视之为20世纪最成功的歌剧之一。故事发生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彼得·格莱姆斯是一个“粗鄙”的人，孤独、贫穷，没有朋友，人们还怀疑他虐待给他干活的小徒工。小徒工死在海里，格莱姆斯被带上法庭，虽然他被宣判无罪，但除了一个寡妇之外，全村都不欢迎这个孤独的人。格莱姆斯立志要赚足够的钱以赢得全村人的尊敬，并娶寡妇埃伦为妻。为此，他又找了一个徒工，并且对他凶狠残忍，当埃伦劝阻他时，他竟然打她。最终的结局是格莱姆斯逼死了小徒工，引起全村的公愤。但当人们找到他时他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他凿沉了自己的船，淹死在海中。布里顿给这个故事谱了曲，合唱与重唱在剧中占重要位置。歌曲虽然悲凉，但十分优美。

布里顿在英国音乐史上的地位还不止于此，他的创作跨越了20世纪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20世纪发生的变化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在物质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下，音乐的原则似乎被打倒了，听众喜爱现实中的音乐；战争的冲击似乎更大，因为在二战结束后，不同的民族风格事实上已不存在，光凭音乐的旋律，已经很难判断出乐曲来自何处，正如英国评论家约翰·阿米斯（John Amis）在《速度》杂志中所说：

他们在写何种音乐？悦耳性不见了，政治性看来也过时了。当前人们爱好的是古典的、古典前期的音乐，不那么喜欢19世纪的音乐和贝尔格·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及欣德米特的音乐。十二音音乐曾引起极大的震动和争论，但除了对贝尔格的天才加以一般性称赞外，只有一个年轻的德国评论家对十二音音乐大加赞赏。具体音乐同样遭遇到了普遍的厌恶。具体音乐是一位无线电技师发明的，它只能通过录音形成，它所用的音响与抽象的音响相反，是具体的音响，如咳嗽声，锅盖在能够发出共鸣的木板上快速旋转的声响，火车声及录在磁带上的钢琴击奏后所发出的杂声。

二战之后的音乐流派纷呈，谁都无法预测现代音乐的走向：序列音乐（Serial music）、偶然音乐（Aleatoric music）、电子音乐（Electronic music）、“唯音”派（Sound）、最简单派（Minimal music）、环境派（Environmental composers）和概念派（Conceptual composers）等纷纷出现，很难说谁更能代表未来发展的主流。随着电子乐器的出现，电子音乐可以演奏各种流派的音乐，所以电子音乐对其他流派的影响是很大的。反过来，其他流派对电子音乐的影响也非常大，但在一贯保守的英国，保守的作曲家依然坚持自己的阵地，本杰明·布里顿就在其中。

布里顿创作严肃的音乐，其中最著名的是1962年的《战争安魂曲》（War Requiem）。这支曲子是为祭奠二战中被炸毁的英国城市考文垂而写作的，是一首由合唱、童声合唱、独唱和管弦乐队联合表演的大型作品。乐曲中还穿插英国诗人弗雷德·欧文（Fred Owen）的九首诅咒战争的诗，由于诗人就是在战争中死去的，歌词就加强了乐曲的感染力。

另一位保守派作曲家是迈克尔·蒂佩特（Michael Tippett），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对人类环境的关切，对纳粹暴行的抗议，对少数民族生活的赞美等等。他的作品节奏复杂，和声丰富多彩，并使用了黑人的旋律，从而显得别具风味。但他的歌剧却相对呆板，说教味太浓而缺乏戏剧性，所以并不十分受人欢迎。

总的来说，严肃音乐在20世纪似乎失去了目标，音乐几乎是无目的的游戏。流行音乐占据大部分音乐市场，古典的、严肃的音乐只能在通俗的潮流中苦苦挣扎。不过，经典作品的光辉依然与世长存，令人苦恼的是20世纪这些严肃的作曲家们，他们几乎像贝多芬一样勤奋地献身于音乐事业，孜孜以求在制作上有所突破，但他们却没有留下像贝多芬那样辉煌的作品——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深深的遗憾了。

不过，在这种遗憾中出现一个怪异的亮点，那就是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在当代世界，人们也许不知道英国在20世纪有什么音乐成就或著名作曲家，但他们一定知道披头士乐队。一个由四人组成的流行乐队能有如此的影响力，不仅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反映了时代的脉动、顺应了大众音乐的潮流，而且它生逢其时，将现代青年人的内心苦闷、欲望与追求通过一种易于流行的音乐形式表现出来，并与商业化的运作有机地结合，从而造就了一个辉煌的传奇。

披头士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正如伊安·泰勒博士所说：“再说回利物浦那些不招人待见的街道吧。依我看来，没有那些街道、那种邻里关系、码头、足球，没有利物浦所具有的，以趾高气扬、咄咄逼人、目中无人的方式体现出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感觉，就不会出现叫得上名堂的默西节拍，也不会有披头士现象。”这一段话十分中肯地界定了披头士的性质：它扎根于这样的社会土壤中，并依靠这种土壤提供的各种养分而生长。

此时，在二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他们不甘心依照父辈的模式继续生活，而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觉得需要“呐喊”，而一种大众流行的音乐，显然让他们的青春活力得以释放。20世纪50年代的利物浦，就是孕育这种新音乐最好的摇篮之一。各种各样的来客以及他们带来的唱片音乐，最终产生了属于这一代年轻人自己的摇滚乐，其最成功的代表就是披头士音乐。这种音乐融合了白人乡村音乐和黑人音乐节奏以及布鲁斯音乐的特点，很快风靡了西方世界。其中的核心人物是约翰·列侬（John Winston Lennon），他出身于一个船员服务生的家庭，从小生活在利物浦的贫民区。他一直是学校的捣乱分子，在他看来，流行音乐比小学的教育有意思。15岁那年，母亲给他买了一把二手吉他，列侬于是组建了自己的乐队。他在好友皮特的家里找到一块搓衣板和一个茶叶箱，在箱子里塞上一个扫帚把，用弦的一头系在扫帚的一端，另一头系在茶叶箱的另一边，拨弦时听起来就像一个低音提琴。

1956年，当其他几个伙伴加入后，一支名叫“采石工”（the Quarrymen）的“噪音”乐队问世了。1957年，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 Cartney）加入“采石工”，以后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和斯图尔特·萨特克里夫（Stuart Sutcliffe）也相继加入。这支乐队后来改名为“约翰尼和月亮狗”（Johnny and the Moondogs）。1960年初，由于列侬经常到一个名叫紫兰花的咖啡馆里发泄，咖啡店老板艾伦·威廉姆斯（Allan Williams）就成为乐队的第一任经理。后来一个叫拉里·派纳斯的伦敦人要威廉姆斯介绍几支乐队，“约翰尼和月亮狗”也被推荐了。不过，威廉姆斯建议队员们给乐队改名，几经推敲，有人建议他们叫“甲壳虫”（the Beetles），但列侬很快把它改写成“披头士”（the Beatles）。这个名字暗合当时流行的术语“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也标志着他们是一支新潮乐队。

改名后，1960年8月16日，他们启程去汉堡，开始在德国演出。一开始反响并不好，但是渐渐地，他们的演出有了进步，他们的听众从寥寥几个到人满为患。根据第一份合同，他们一星期要演出7个晚上，每天晚上至少要演出4个半小时。汉堡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来大家也认为，没有汉堡这一次出行，就永远不会有“披头士”。他们离开利物浦时还默默无闻，但回到利物浦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并在不久之后风靡了世界。

1964年2月7日，披头士乐队的4位成员和其他随行人员，包括美国制作人菲尔·斯派克特（Phil Spector），登上了泛美公司的101航班，开始了美国之旅。1963年底披头士已经在美国家喻户晓，一天之内他们演出的票就卖光了。披头士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没有一个中心人物，而是四个人一起上台，一起演奏，自己玩乐器，代表着一种新潮流。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停止了巡回演出，并且在1970年解散。

其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966年7月底，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几位电台人员发现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 St and ard）上刊登过的一篇采访文章，其中约翰·列侬漫不经心地说，披头士比耶稣·基督更受欢迎：

基督教会是衰败的，它会消失、萎缩，我不需要在这点上与人争论，我是对的，我也会被证明正确。我们现在比耶稣还受欢迎。我不知道哪一样先消失，是摇滚乐呢，还是基督教。耶稣还可以，但是他的门徒们愚笨而平庸。

披头士的成员后来一再进行辩解，但这种言论对其活动明显有害，一些保守派甚至对他们产生了仇恨。他们的巡回演出就此打住，即便还有其他原因，但这个因素肯定是致命的。

列侬曾经说：解散的原因是成员们渴望享有更多的自由。这个原因应该是存在的，当一个青年团体中每一个人都以追求个性和自由为目的时，要长期保持合作的关系，的确十分困难。列侬与麦卡特尼的裂痕无法愈合，而麦卡特尼的离队使人们误以为是他导致乐队的解散。此外，列侬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反战者，这就导致了更多的变数。在反对越战的美国青年人中，披头士享有很高的声誉，所以他的反战活动影响极大，也使美国政府十分头痛。美国政府试图驱逐他，又担心这样的行动会进一步加强他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只能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由FBI对他进行监督，并给他设置了很多圈套，所幸列侬都没有上当。有趣的是，英国的军情五处（MI5）也盯上了他：他们怀疑列侬给爱尔兰共和军提供过金钱资助。

1980年，约翰·列侬在纽约被一个歌迷枪杀，使披头士以前的成员心理上都笼罩着阴影，他们担心还会出现同样的事，所以，这次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人们一直怀疑列侬是被人谋杀的，原因是他的反战身份。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英年早逝的列侬如以前的猫王和后来的迈克尔·杰克逊一样，被歌迷们送上了神坛，在他被枪杀至今的30年间，列侬成为了反战、和平与爱的化身：他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多年后，一支热爱约翰·列侬的乐队激动地歌唱着他们的偶像：“那年冬天子弹给了你自由，没有了躯壳就活在人们心中。”

披头士时代过去了，但披头士音乐究竟是什么？按照马克·赫特斯加德（Mark Hertsgaard）的看法，它是“一种面向大众的高级艺术”。换言之，大众需要流行音乐，但他们也需要高级艺术，把高级艺术与大众口味协调起来，这就是披头士音乐成功的秘密：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无视大众是不行的，但只会讨好大众、自我矮化也不行，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音乐团队，必须引领时代的潮流。

在视觉艺术方面，工艺美术运动在20世纪初继续发扬光大。自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就在鼓励艺术与工艺生产相结合。19世纪初期，标准化生产和大批量生产已经严重危及传统的手工艺，因此，把艺术和生产结合起来，既可以使手艺人有工作，又可以提升工业品的美学品味。1888年在伦敦成立了工艺美术展览协会（Arts and Crafts Exhibition Society），标志着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的正式开始，在其中，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发挥了重要作用。莫里斯不喜欢大工业化制造，更偏爱手工业设计，但他解决不了经济困境，即手工制品比较昂贵，只限于少数人使用。拉斯金认为艺术品的价值与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有关，这种看法影响了莫里斯，使他接受艺术与劳动相结合的观点。19世纪最后10年，唯美主义运动（Aesthetic movement）、工艺美术运动与工业化汇集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新的装饰风格，这种风格在英国被叫作“现代风格”，在法国也被称为“新艺术”，意大利则称之为“花草风格”或“自由风格”，在西班牙被称为“现代派”，可以说，拉斯金与莫里斯等人的思想在此开花结果。

在雕塑方面，雅各布·爱普斯坦（Jacob Epstein）从1905年起生活在英国，并从新的运动中获取灵感。他认识毕加索，与他分享对非洲艺术的爱好。他的作品还受到未来派的影响，从他的作品中，甚至可以体验到机器的震颤和“音响”。但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颇受争议，因为它与德国的表现主义一样带有某种野性。

爱普斯坦影响了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摩尔曾研究大英博物馆中的史前雕塑，对这些作品中蕴藏的活力印象深刻，他认为这些作品都能对自然起直接的作用，例如阿兹特克人的雨神像，可以浇灌干涸的土地。人形的雕像在异教徒眼中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与自然连为一体。受到这种启示，摩尔开始创作躺着的形象，暗示北英格兰崎岖的山川，他自己就在这里长大，并且接受职业训练。

摩尔观察奇形怪状的岩石和兽骨，收藏它们，按照他的理解来创造雕塑。他有时做小巧精致的自然物，有时又做纪念碑式的庞然大物，无论大小，都做得很好。摩尔更喜欢雕刻，而不是铸造，他喜欢依照材料的形状进行摸索，顺其自然塑造形象，比如雕刻一块石头时，石头并不完全变形，但同时又塑造成一个人物的形象。

在20世纪初，法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服装、家具等设计都流行“装饰艺术”，在法国产生装饰艺术的那些因素，在英国也有，只是没有法国来得那么快。一战之后的那些年代里，家庭中的鲜艳色彩和衣服上的自由新风，都体现一种乐观情绪，以及对未来的美好信念。过去那种宏伟的建筑风格依然存在，这样就使公共建筑显得辉煌雄壮，但在私人建筑方面，新的观念却在形成，花园城市中筑起了英国式的别墅或都铎风格的房屋，四周环绕着草坪，沿街排列着弯曲的街道。这对拥挤的城市来说，不啻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对早先工艺美术运动的一种延续。

法国设计师使用的那种埃及和其他异域风格的流行式样，也在英国出现了，特别表现在剧场建筑以及像布兰特为塞尔弗里奇公司设计的电梯门等等的细节处理上。外国的影响也在陶瓷上反映出来，特别是在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的作品上得到反映。利奇曾在日本留学，回欧洲时带来了有关日本的传统知识，这使人们再度欣赏起东方的图形和装饰来，就如同19世纪发现日本的版画时一样。利奇在康沃尔的圣艾夫斯（StIves）工作，他采用当地的釉彩和黏土，充分发挥了地方特点。他和他的学生很像是发动了一次新的工艺美术运动。皇家美术学院陶瓷部的主任威廉·默里（William Staite Murray）还受到日本陶瓷大师滨田的影响，这样，日本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波及整整一代陶瓷专业学生。

这些情况表明，在美术与实用艺术方面，英国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一点也不保守。只要是好的和美的，英国人从不拒绝。同时，他们也不放弃自己的传统，并且尽可能在引进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时将传统的长处融合进去。

20世纪中期，一场名为“明天是什么”（What is tomorrow?)的展览唤醒了英国的波普艺术。这场展览展出许多英国著名艺术家的作品，比如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的《究竟是什么让今日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有吸引力？》(Just what is it that makestoday's homes so different,soappealing?）。汉密尔顿借一组拼凑起来的物像和人像来呈现家庭内景，这个作品被看作是波普艺术的先驱。

雕塑家安东尼·卡罗爵士（Sir Anthony Caro）是60年代英国艺术的领军人物。他在1959年访问美国，结识了美国艺术家，使他的艺术创作发生重大转变：“美国人让我看到没有障碍和规矩……当了解到雕塑或绘画的唯一限制，是它能否实现自己的意图而并非它是不是‘艺术’时，你会感到极大的自由。”这种观念来自20世纪50年代的“最简单派”（Minimal Art），作为抽象艺术的一个派别，它主张把造型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状，利用工业材料来表示强有力的结构。因此，卡罗丢掉传统的黏土和石膏，开始用钢梁和铁片进行创作。由于他在圣马丁艺术学校（Central Saint Martins）任教，因此在年轻的雕塑家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包括抽象艺术的杰出代表菲利普·金（Phillip King）、威廉·塔克（William G.Tucker）和艾萨克·维金（Isaac Witkin）等。

在绘画艺术方面，约翰·霍伊兰（John Hoyland）、霍华德·霍奇金（Howard Hodgkin）、约翰·沃克尔（John Walker）和伊安·斯蒂文森（Ian Stephenson）开创了“色域绘画”新天地，这种绘画试图唤起崇高的冥想和超然的感受，使观画者陷入沉思之中。霍伊兰的《黎巴嫩》（Lebanon）和霍奇金的《在史密斯广场的晚宴》（Dinnerat Smith Square）都是用丰富、鲜艳的色彩描绘抽象的场景，借题目与观者进行互动。

对传统的挑战激发了许多有趣的实验，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小白石圈》（Smal White Pebble Circles）和《白瀑布》（White Water Fals），巴里·弗拉纳根（Barry Flanagan）的《岩石上的思想者》（Thinkeron a Rock）和《月牙与钟上的野兔一跃》（Leaping Hare on Crescent and Bell）都是妙趣横生的作品。值得一提的还有《一棵橡树》（An Oak Tree），迈克尔·克雷格马丁（Michael Craig-Martin）于1973年创作的作品。这幅作品的主题是一棵想象的橡树，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一杯没喝过的水，放置在离地面2米多高的玻璃板上；二是水下方的文字说明，粘贴在墙壁上。马丁对这幅作品的解释是：“这杯存在的水恰恰代表了这棵成长中的橡树”，借助这种表达方式，艺术工作“揭示了自身最基本的元素，即相信艺术家自己有表达的能力，以及这种表达能被观者接受”。

对材料的演绎加上“后殖民时代的文化焦虑”，酝酿了20世纪后半期的“年轻艺术家”运动（Young British Artist Movement），它表现着一种后现代的风格，其代表人物包括前卫艺术家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雕塑家蕾切尔·怀特里德（Rachel Whiteread）与翠西·艾敏（Tracey Emin）等人。他们的作品传递了创作者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并且将日常生活与抽象的艺术联系在一起。比如在艾敏的“纪念碑山谷”（Monument Valley）里，她展示了在亚利桑那山谷中坐在祖母的扶椅上读书的自己。她在这把椅子上绣着她个人轶事的图像，又加上她曾经到过的地方的名字。作品似乎展现了作者的一次心灵之旅，结果非常成功，最终被命名为“椅子能赚很多钱”。

除椅子之外，床、情人的名字、狰狞的人像、不规则的金属部件等等，都可成为艺术的好素材。青年艺术家们举办各种展览，将其取名为“冻结”（Freeze）或“感觉”（Sensation）。他们与知名的艺术品收藏家合作，萨奇画廊曾为他们提供大量赞助，并收藏他们的作品。以后，泰特美术馆（Tate Modern）、透纳奖（Turner Prize）和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也逐渐为他们打开大门，使这个起先只是“小众”的流派成为英国艺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第三章　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20世纪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一会儿把英国推进绝望的深渊，一会儿又让它浮上胜利的高潮。历史学研究不可能超越这个时代背景，它同样有希望也有失落。

历史学的专业化倾向加强了，过去那些有钱有闲的绅士用业余时间写作历史的情况不再存在，历史学家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大学教授的职位增加了，其人数之多足以使他们每个人都专门集中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但这是个十分危险的倾向，结果是历史学与公众进行交流的机会减少了。专业化倾向与大量增加的史料有关，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向公众开放，更多的文件需要历史学家去整理，在历史学界，要成为无所不知的通才已经不大可能。当历史学家在自己专业的范围内忙于梳理时，他们发觉对研究范围之外的事几乎一无所知，满足不了公众的要求。公众于是表示不满，史学家的队伍便分成了两派，一派仍然致力于专业化研究，另一派则想为历史提供意义，提供一种历史哲学。

费边社历史学家就试图提供这种哲学。20年代末，英国工党开始掌权，历史学家以同情的目光审视这个过程，尝试解释其中的原因。他们研究工业社会的历史，展现劳工经历的苦难，寻找工党与工会运动之间的关系。1894年韦伯夫妇出版了《英国工会运动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1897年又写出《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此后，韦伯夫妇写了许多著作，其内容涉及司法、地方政府、城镇、农村劳工等等，十分有力地揭示了工业社会对工人生活的影响。他们之后，另一个费边主义者G.D.H.柯尔同样多产，同样有才华，他的多卷本《社会主义思想史》（A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第三位重要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是托尼，他在社会史与经济史研究中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也使用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托尼强调普通劳动者的历史地位，作为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相信对劳工的同情合乎人类本性。他为工党写了不少小册子，并为工人教育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不过，最让人难忘的是他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926年），这本书奠定了英国宗教社会学的基础。他在书中说：历史的任务是“鼓励和激起人们生存的勇气，而不是制造尸体，通过扩大人们的知识范围来增强人们的理解力，从而在我们时代面临的问题中看到新的天使”。自托尼以后，社会史就更加是“没有政治的历史”了。

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人们对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的老问题失去了兴趣，历史学家把注意力转移到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上。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发展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认为过去并非是一堆死去的材料，而是活生生的体验物；历史包含着对过去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只能通过历史学家的思考和体验完成。历史学家需要运用想象力，但过多的想象又可能破坏历史的真实。如果认为历史独立于历史学家而存在，那么，它要么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要么就得承认有多少个历史学家就有多少个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就是对过去的探讨。然而对置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来说，由于无法体验当时人的真实感情，过去也就没有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假如历史的意义需要到历史之外去寻找——无论是到基督教还是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如果不经过与史料对话，就有可能毁掉历史学。

剑桥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artfield）揭示了历史学的另一种危险倾向，即根据现在的需要去解释过去。他攻击辉格派史学家如马考来和屈维廉等人，他们把路德看作宗教自由的起点，把以后发生的事看作是进步与反动的斗争，而历史学家永远站在进步这一边。这种辉格派观点遭到巴特菲尔德的猛烈攻击，他认为，“假如我们把现实看作是绝对的而把过去的历代人的事迹仅看作是可以提供这种能力的，我们没有认识到在一系列的事件中，我们自身也是相对的，我们丧失了发现我们自身的思想和偏见在历史长河中应有位置的时机”。

巴特菲尔德自己的观点是：历史学家不是要发表一个一般性的宣言，而是要进行细节的考证；历史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一种工具，帮助人们认识到过去是多么复杂。他的观点对那些正在做细致研究的学者来说，当然很有吸引力，但对公众而言，他们已经被历史学家的微末细节搅得昏头胀脑，巴特菲尔德更让他们钻进羊肠小道，因此对历史学完全丧失兴趣。

这个时期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一个波兰出生的犹太人。纳米尔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多种思想的痕迹，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纳米尔从弗洛伊德那里学到了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分析的技巧，他强调心理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欣赏无穷无尽的历史文献，认为这些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有人说纳米尔不具备历史精神，因为他不相信意识形态。纳米尔毫不掩饰地认为：“一个人的自由心灵越是不受政治主张和信条的束缚，他的思想成就也就越大。”纳米尔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同时也是心理学家，他善于从表面的事件中寻求事物的本源，认为历史学家不仅要考虑一个人怎么说，更应该看他怎么做，因此，私人档案比公共档案更重要。

1929年纳米尔出版《乔治三世继位时期的政治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the Accession of GeorgeⅢ），这本书让他一举成名，并且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纳米尔证明了历史学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史料，而不是在堆积如山的史料面前畏缩不前。他还开创了一种研究组织机构的新方法，那就是对组织中的每一个人进行研究，将他们的交往、语言和行动加在一起，就能剖析组织的性质。这种方式受到了史学界的热情欢迎，并形成一个“纳米尔学派”。但纳米尔的危害也是不容否认的，他忽视思想和原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同时，由于把组织机构分解开来进行研究，就把一些原本是真实的东西也否定掉了。

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是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拯救历史，把历史从沉闷的史料堆砌中解放出来。他想恢复马考来的传统，认为历史学家首先是艺术家，掌握历史表现的艺术，远比一般艺术困难得多。不加解释的真理只是埋在地下的无用金矿，只有解释了才有用处。斯特雷奇在1918年出版《不朽的维多利亚人》（Eminent Victorians），该书用优美的散文加上闪烁的机智与幽默吸引了读者，无声地转达了维多利亚精神。他还写过一本大受欢迎的著作《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在批判技巧和心理描述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除斯特雷奇外，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努力与公众沟通，他们的尝试受到传统历史学家的冷遇，但他们并不气馁。他们想创造一种宏观史学，与原有的微观史学并列。使用这种新方法的第一位大师是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他在1918年发表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第一卷，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对人类文明抱有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文明都有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在英国史学界引起巨大震动，催生了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其集大成者是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

汤因比用乐观主义的态度对待文明兴衰，他与斯宾格勒观点相反，却仍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用宏观的方法研究历史，都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在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他列举了二十几种文明，并以一种大师的手笔描述这些文明的兴衰过程。他还从文化、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些文明加以叙述，表现出一种宏大的气派。《历史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但它同时也受到许多学者的攻击，因为汤因比闯进了一个又一个专门的领域，受到专家们的批评，专家们发现这里的事实不对，那里的材料不足，有知识的人对整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失去信心，有人甚至认为《历史研究》根本就不是历史学著作，而是小说。他们认为汤因比和斯特雷奇一样，是先有计划，再选择史料的。

尽管学术界议论纷纷，公众的反应却十分踊跃，人们对书中的观点十分满意，因为它让历史具有意义。与斯宾格勒一样，汤因比也从历史预测未来，但他的结论让人高兴，他认为西方文明尚未解体，仍旧处于发展状态，因此，西方文明仍有希望。这样的见解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值得欣慰的。

汤因比在这种“文化形态历史观”中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挑战与应战”理论。汤因比认为任何文明都会不断遭到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压力，这些压力构成了挑战。如果某种文明活力尚存，它就能够应付挑战；而一旦丧失活力，它就无法应付挑战进而逐渐衰亡，这时，文明内部的“无产者”便会推翻统治者，创建一种新的文明，或者，文明外部的敌人会攻入文明的内部，使其瓦解。

“挑战与应战”之说成了西方学者的热门话题，如何保持西方文明的活力，也成了许多西方人关注的问题。汤因比还冲击了“西欧中心论”，让西方人认识到：世界上不仅有西方文明，还有很多其他文明；西方文明若固步自封，也会有消亡的一天。这样的警示对西方历史学家后来编纂真正的“世界史”，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历史学家中，乔治·马考来·屈维廉（G.M.Trevelyan）是另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他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是阿克顿（Lord Acton）的学生。他的史学方法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他的舅舅马考来（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认为历史是哲学和诗学的结合，历史学家应注重文学描写；一是他的老师阿克顿，认为历史应该是“客观主义”的。他先后出版了不少著作，最主要的是1926年出版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不过，今天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他在社会史方面的贡献。社会史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一种与政治史相对的历史学。屈维廉在1944年出版《英国社会史》（A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这是第一部从社会史角度撰写的英国通史，按照屈维廉的看法，社会史就是“把政治排除在外的人民的历史”。

社会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社会史学家，多数社会史学家的路子与屈维廉并不相同，他们从不同角度恢复历史上的社会状态，比如劳工、妇女、教育、宗教等问题，而屈维廉的社会史其实只集中于衣食住行。

在社会史学家中，理论方面做出划时代贡献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Thompson），他的成名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汤普森认为工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从而完成了工人阶级的“形成”。他提出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在他看来，阶级不是社会中预先就有的“东西”，而是“产生”出来的；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当一个人出生时，他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一个人日后的经历；处于相同生产关系中的人会有大致相同的经历，这就构成了阶级经历。当一批人从共同的阶级经历中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并且这种利益与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只有当阶级本身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即通常所说有了阶级觉悟时，阶级才算形成。但阶级对自我的意识又只有在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中才能取得，因此，阶级只有在历史的运动中才体现出来，是个历史的“形成”。

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外，汤普森还写过许多有分量的论文，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文化等作了别具一格的剖析，这些论文后来以《共同的习惯》（Customsin Comm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为名编辑成册，其中分为两类，一类是描述性的，另一类是论战性的。第一类论文中会分析一些民间风俗，得出十分有趣的结论，比如英国在18世纪曾有一种“卖妻”现象：丈夫用绳子把妻子牵到市场上卖掉，此后双方就一刀两断。这种卖妻现象曾一度使英国学者感到难堪，因为它给“文明”的英国抹了黑。汤普森却指出：这是在一个婚姻关系由宗教的纽带严格地束缚、离婚几乎不可能的社会中下层百姓不得已而为之的离婚手段，“卖妻”是双方协议的结果，表示一种好离好散的意思。因而，这实际上是对女子爱情选择的一种让步，体现着社会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进步。第二类文章理论性比较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汤普森认为，18世纪的英国社会是一个两极社会，一方是绅士，他们是统治者；另一方是平民，他们是被统治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即英国传统的家长制观念，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统治者要管好社会，要保证被统治者的基本生存；被统治者在此前提下则接受统治者的统治，于是双方处在一种平衡状态中。一旦统治者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让被统治者感受到生存危机，被统治者就会闹事，提醒统治者回归正轨。这种冲突是“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阶级尚未形成，斗争已经开始了。总之，在18世纪的转型时期，传统与习俗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维持着统治者的霸权，使之能够继续统治；另一方面，民众又借习俗的力量保护自己，从而在统治者的霸权框架内构造一个民众的文化。

作为一代宗师，汤普森在史学领域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个影响遍及欧美，甚至及于世界。汤普森的思想深度引人赞叹，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英国史学界一个显著的特征，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多纳·托尔（Dona Torr）、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等。

希尔曾经是英共党员（汤普森也是），二战结束后与其他几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组建“共产党员历史小组”（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并创办《过去与现在》（Pastand Present）杂志。希尔主要关注17世纪的英国史，是英国革命史专家，负有盛名。他先后出版过《清教与革命》（Puritanismand Revolution）、《英国革命的思想起源》（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天翻地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革命世纪》（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等著作，认为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观点在《革命世纪》中表现得最为彻底。

霍布斯鲍姆是另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年代四部曲”（The Age of Revolution,The Age of Capital,The Age of Empire,The Ageof Extremes）是久负盛名的经典之作，对18-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史做了全景式的阐释。他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史颇有研究，然而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的，则是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since 1780），其中提出：“民族”是18世纪尤其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只有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才形成民族，因此，是民族主义缔造了民族。这个观点与汤普森的阶级“形成”的理论异曲同工，而强调群体意识在群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共同特点。

关于民族国家，霍布斯鲍姆认为那是为国家的利益而想象出来的现代产物，因此是有问题的。他虽然是一个犹太人，但始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强调他的超民族主义，有评论家认为：“或许由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霍布斯鲍姆的政治智慧，他试图把人类从狭隘的种族和民族身份中超拔出来，进入一种真正的大同主义和人道主义境界。”

作为一个“无悔的共产主义者”、一个倡导“社会历史”研究并秉持“全球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一生著述颇丰。他的研究以“漫长的19世纪”为主，同时还延伸到17、18世纪及“短暂的20世纪”，而他研究的地理范围则从英国到欧洲大陆，甚至还包括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此外，他的研究对象也不局限于历史学，他还以弗朗西斯·牛顿为笔名留下许多政治、社会与文艺评论，兼具社会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样，他关注社会底层，包括土匪和强盗这些不入大雅之堂的社会群体，写过《原匪：19-20世纪古典式社会运动研究》（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非常民：反抗、造反与爵士乐》（Uncommon People Resistance,Rebelion and Jazz）、《匪徒》（Bandits）等作品。

“自下而上地写历史”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史学的新思潮，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采用这种新视野，从而使历史学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在这方面，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是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关于婚姻、家庭和贵族制的研究反映了英国新社会史的成果。他的作品包括《贵族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1558-1641）、《开放的精英？》(An Open Elite'England1540-1880）、《家庭、性和婚姻》（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1500-1800）、《离婚之路》（Roadto Divorce:England,1530-1987）等。由于受托尼影响，他主要关注近代早期的经济与社会史。他善于运用统计学方法，利用大量案例或数据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比如在《开放的精英？》一书中，他利用赫福德等三个郡大约260年中贵族和乡绅在地产管理、庄园建造、家产传承、家庭关系和婚配离异等诸方面的档案进行研究，为了解都铎王朝后期至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精英阶层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并予以解读。

20世纪后期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擅长文化和思想史，在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亦有不少建树。他的代表作包括：《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以图证史》（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as Historical Evidence）、《知识社会史》（A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编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什么是文化史》（Whatis Cultural History）等。他迎合当时的新文化史潮流，试图用文化这一抽象的概念去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从而在历史研究中独辟蹊径。

最后，我们要介绍一位为中国的英国史学科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英国历史学家：哈里·狄金森（Harry Dickinson），他是爱丁堡大学教授、著名的18世纪史专家，作品有《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沃尔波尔与辉格党优势》（Walpole and the Whig Supremacy）、《自由与财产》（Liberty and Property）、《18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 in 18th Century Britain）、《英国激进主义与法国大革命》（British Redic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等等，共十多部，并担任过《历史》（History）杂志主编和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副主席。1980年他第一次到中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历史学家接触并带来英国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英国历史学家。此后三十多年中他先后二十多次来中国，帮助培养了好几代博士研究生。中国的英国史学界都知道他的名字，很多人得到过他的帮助或指导。他与中国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这个领域的英国籍“白求恩”。

第四章　学术与科学

英国人重视学术和科学研究，认为这是个人才智得以充分发挥的创造性活动，因此是高尚的劳动。在这些领域，产生了不少世界级的大师。

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其中的一位。按艾耶尔（A.J.Ayer）的看法，罗素是位罕见的哲学家，他不仅把哲学中的一些专门问题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而且与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结合在一起，此外还参加政治活动。他的著作涉及面非常广，但他的学术地位，主要是由他的哲学著作、特别是他在青年和中年早期完成的著作树立的。

罗素的重要贡献在逻辑哲学方面，在这方面他继承了英国经验论的古老传统。他认为，我们的一切信念都需要用哲学来证明其合理，当然，他并不认为通过哲学论证能够解决诸如写字桌的存在或滑铁卢战役的结果等等的经验论问题，也不认为它能够解决偶数集的存在或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效准这样的形式问题。但他认为哲学的论证仍然是必要的，原因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需要断定一些命题，除非我们有权利相信某些类型的实体的存在，否则我们就没有权利接受这些命题，换句话说：除非有物质的客体，否则就不可能有桌子；除非有进行战斗的人，有进行战斗的地点和时间，否则就不可能有战役；必须先有数，然后有些数才会是素数。但是我们是否有理由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能够确认物质客体或人或空间中的点或过去的事件或数的存在呢？这就需要进行哲学讨论。

罗素认为，我们从最不容易怀疑的要素出发，然后看从这些要素中可以构造出什么东西来，或从它们能推论出什么东西来。由此他认为：“科学的哲学研究的最高准则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要用逻辑构造来代替推论出来的实体”，以便最大限度地保证论证的真实性。换言之，当给予的某一种规则可以把关于A的陈述翻译成一套关于B、C、D的陈述，后者至少具有相同的事实内容时，则一个客体A就表明是一个由一套客体B、C、D所构成的逻辑构造。罗素强调为了正确地解决哲学问题，必须运用逻辑技术，由此他甚至认为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同时，因为罗素所愿意揭示为逻辑构造的实体已经在我们的信念体系中起过重要作用，构造它们的过程便采取一种分析过程的形式。正因为如此，罗素也常常被说成是分析哲学家。

罗素的思想涉及很广，这里不可能一一提及，但他关于一个古老的命题，即心灵与物质的关系问题，还是值得一提。他认为，“世界由这样的一些事实构成，这些事实不管我们愿意怎样去设想它们，都保持它们自己本来的样子”。那么，构成世界的事件特征是什么呢？一种为许多人所同意的看法是：客体或事件可以分为心理与物质的两类，它们并不重合。罗素反对这种看法，他声称：“我认为，构成我们经验世界的素材，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而是比精神和物质都更原始的东西。”罗素认为中立素材是构成心灵与物体两者的潜感觉材料，按照心灵与物体所包含的共同元素的不同的群，就形成了心灵与物体的不同。不过，以后罗素又放弃了这个被称为“中立的一元论”的立场，而赞成把物质的客体表述为推论出来的实体，而不是逻辑的结构。罗素反复强调，我们不能知道这些外在客体的内在性质，也不知道客体是否可以还原为事件，所以，如果认为客体具有我们用以说明我们知觉的性质，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同时，罗素主张，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相信，客体除与知觉有纯粹结构的相似之外，还有另外的什么东西。

罗素对世界的描述包括他认为心灵与大脑一致，物质事件与它们所引起的知觉有结构上的符合，这些看法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企图使世界的图景与现代科学理论相协调。罗素认为：“科学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完全对的，但它也很少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它作为一种规则，比非科学的理论有更大的可能性是正确的。因此，把科学理论作为假设而加以接受是合理的。”

罗素是一个有创见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对20世纪的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关心人类的命运，关心妇女的权利。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是另一个有影响的英国哲学家，他原籍奥地利，后移居英国，1945年才加入英国国籍，此时他的思想已经很有影响了。波普尔把他的哲学定名为“批判理性主义”，其中包括“证伪主义”和“社会改良”两个方面。1965年，他被授予爵士称号，并且是英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波普尔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同的看法，他把科学哲学叫作“科学发展的逻辑学”，认为它的任务不是研究科学知识的结构，而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发展。正因如此，他的主要影响来自他的科学哲学，虽然他广泛涉及了科学和社会问题。

波普尔承认科学哲学是认识论，同时又认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历来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知识的增长问题。而研究知识增长的最好途径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研究知识增长，就不能只分析概念，而必须对科学问题、理论和方法以及科学讨论进行分析。也就是说，研究知识的增长，就要研究人们获取知识的过程，不能脱离科学发展史而单纯对现成的科学理论进行逻辑分析。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哲学的，是对现代自然科学作出的唯理主义反应。波普尔据此建立起严密的“猜想反驳方法论”，这是他的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主体。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研究的逻辑》，1959年以《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为名发行英译版。1963年出版《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Conjectures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1972年出版《客观的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就哲学贡献而言，第一本著作提出了他的批判理性主义观点，第二本建立了猜想反驳方法论，第三本则倡言他的三个世界的学说。

逻辑实证主义是现代自然科学革命的第一个哲学产儿，其本质是从经验主义出发，运用现代逻辑工具对科学革命做方法论总结。囿于经验主义，它把科学知识归结为通过归纳法从经验确立起来的即将得到证实的真命题，科学的发展是这种命题和由它们构成的理论的累积；它把方法论分析局限于用形式逻辑的工具对现成知识——概念、命题和理论等等——做静态的分析。因此，它最终只建立了关于科学证明的现代逻辑方法。

现代自然科学此时最需要的是建立科学发现的方法论，波普尔正是顺应此种需要提出了自己的理论。首先，他建立了同逻辑实证主义针锋相对的科学知识观，这就是反归纳主义证伪主义，它的结论是“知识是假说”。他认为，现代自然科学表明，科学的精神是批判，也就是不断推翻旧理论，不断作出新发现，而科学发现是理性的活动，无须新的经验参与。也就是说，科学就是理性不断作出假说，而这种假说又不断遭到批判，即被证伪。因此，他提出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判据”，而应该是他所说的“可证伪性判据”。他进而提出，可证实性不仅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因为用以证实的工具即归纳法无效。相比之下，他的可证伪性判据不仅合理，而且可能，它的工具是否定式假言-直言三段论演绎法，据此可借助“判决性实验”，以单程陈述的真论证作为科学知识的全程陈述其假，即可实现证伪。他还提出，作为科学知识之表征的可证伪性还可定量地加以刻画，为此他引入了“可证伪度”的概念，只有可证伪的陈述才是科学的陈述，而科学陈述的可证伪度越高，即它禁止得越多，它的经验含量也就越多，知识含量也就越多。

其次，他从这种证伪主义出发对科学做分析，突破把知识看作静态的积累而加以逻辑分析的框框，而把科学看作知识增长的动态过程，通过“理性重建”把这个过程复现为著名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

尝试解决就是进行科学发现，解决的方案往往同时有好几个，这就要通过排除错误来做选择。他认为，这时才需要诉诸经验，即接受那些较好地经过了经验检验的理论，尽管它将来最终还是会被证伪，他将此称为确认。此外，他还用所谓“逼真度”来取代“真理”，以此对科学进步进行度量。他认为，理论包含真性和假性两部分，而逼真度是真性内容减去假性内容的差。

总的来说，波普尔的最大贡献是从唯理主义出发，建立了关于科学发现的猜想-反驳方法论，由此把逻辑实证主义开创的科学方法论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更确切地说，使科学方法论增加了新的层面，更符合科学的实际。

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约翰·凯恩斯，他的研究成果远远超出了他本专业的范围，不仅为世人所熟知，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

凯恩斯于190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当时主修的是数学和文学。其后的一年间他留在剑桥，师从当时最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此后，除了在剑桥大学任教外，他还长期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1919年他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并撰写《和约的经济后果》一文，抨击凡尔赛条约中要求德、奥战败国赔款的有关条款，由于此文，他名声大震。二战后凯恩斯任职于英国财政部，并担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是英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1944年他还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接着又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董事，对战后经济复苏作出重要的贡献。

使凯恩斯蜚声四海而成为经济学泰斗的主要著作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这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凯恩斯主义由此而来。

20世纪最初几十年，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局部均衡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早年也接受这一思想，但一战之后，英国长期遭受经济失调和严重失业之苦，凯恩斯认为这是经济紧缩导致的，因而他竭力反对恢复金本位制，认为此举会导致通货紧缩及国内外相对价格的失衡，从而使英国的出口品价格太高，不利于竞争，这正是英国经济困境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主张政府采取通货管理政策，通过价格控制来调整经济。这些看法表明凯恩斯已经开始偏离传统的经济学。

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929年经济大危机以后，这次危机的范围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对策，于是凯恩斯便潜心研究，结果，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经济理论，引发了经济学界的一场革命。

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他指出，以往经济学中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均衡，这只适合于特殊情况，而通常的情况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当大危机爆发时，经济理论无法应对。他认为他的理论既可解释充分就业的情况，也可解释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

凯恩斯认为，导致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国的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心理因素造成的。他指出，有效需求即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因此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与投资不足的结果，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对货币的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还指出，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为重要，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的边际效率突然崩溃。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机制，因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各种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着手。凯恩斯指出：“因为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相互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的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因而，政府应大量投资来干预经济，以增加就业机会，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

《通论》出版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凯恩斯革命”，并把它与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为经济学说史上的三大巨著。此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济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经历了一段繁荣的发展时期，人们把这种繁荣部分地归功于凯恩斯的学说。然而，当70年代各国碰到通货膨胀与失业交织并发的危机时，凯恩斯的学说无法解释，也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于是对凯恩斯的责难纷至沓来。在此情况下，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的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希克斯认为凯恩斯未给予通货膨胀以足够的重视，因为他关心的是萧条和失业，但以后的经济学家却从凯恩斯的著作中得出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和工资“推进”通货膨胀或二者共同起作用的结论，并用以解释当前的通货膨胀。希克斯认为这些解释苍白无力，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据此，他提出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观点。

他认为，此种通货膨胀主要来自劳工市场结构性的特点，它与总需求的变动没有直接联系，需求的多或少不会引起膨胀和收缩。这种通货膨胀与“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也不同，因为它不来自外界的、非经济的原因，也不可能像后者那样可以依赖政治协商或法律冻结的手段来解决。希克斯的看法是：这种通货膨胀有其内在的、经济的根源，即劳工市场的就业结构与工资结构，其关键是在两个部门之间生产率差距存在的既定条件下划一的货币工资增长。“在非扩展工业中的工资上升，不是由于劳工缺乏，而是由于不公平所造成的，因为在非扩展工业中的工人感觉他们是被丢在后面了。这在旧日是不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的，因为易受循环影响的工业在繁荣时期所发的高工资被认为是暂时的。对在其他工业里的人来讲，在繁荣时期仍发给他们相对低的工资，并不是那样不公平，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从工资稳定中得到好处的那个时刻一定会到来。但是在新的情况下，当由繁荣时期劳工缺乏而造成的高工资看来带有比较永久性的时候，其他工业的工人就要施加更大的压力，使他们的工资能够赶上去。”

针对这种情况，希克斯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劳工市场的结构，争取比较平衡的经济增长，注意经济效率和公平原则的兼顾问题，而不能沿用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处方，即用抑制需求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或用政治上的压力来防止工资推进，因为这些办法对结构性通货膨胀没有多大效力。

除此之外，希克斯在价格理论上也有贡献。以前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个彼此隔绝的独立领域，而凯恩斯学说作为一种宏观理论，被认为是不涉及微观理论中的价格问题的。如何沟通宏观与微观这两个经济理论领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希克斯提出的“两种价格体系”，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希克斯认为，凯恩斯在讨论收入、储蓄和投资等问题时，把价格作为已知的，这并不是认为价格不会变动，而是假定价格变动的原因是供求以外的力量起作用。希克斯认为：“在现代经济中，至少存在两种市场。在一种市场里，价格由生产者来规定，对于这种市场来说，固定价格这一假定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市场，即弹性价格市场或投机市场，在这种市场里，价格仍然决定于供求关系。”所以在经济理论中必须同时考虑两种市场或两种价格体系，而不能为了简化，只考虑其中的一种。在固定价格市场里，存货归专门经营该种商品的厂商所拥有，没有中间商存在（或中间商由买方或卖方有效控制），其实际存货和合意的存货往往是不一致的。而在弹性市场价格里，则存在中间商，所以实际存货和合意存货总是相等。正是由于弹性价格体系下中间商的存在，这些中间商的行动又必定受他们对价格未来动向的预期所决定，这就对经济生活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希克斯指出：“至少在原则上，至少在弹性价格制度里（我们将看到这种限制条件很重要），很清楚，对膨胀性工资上升和相应的价格上涨可能有一个全面的调整——一个膨胀性均衡，在其中，各种实际价格比率和在没有膨胀时并无不同。”这种均衡性膨胀，“就是在凯恩斯意义上的均衡，它不含有充分就业的意思”。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可以同大量失业同时存在，而仍然保持均衡状态，如果忽视了对弹性市场的考察，那么也就无法理解这一点。

然而希克斯认为，现实世界并不只存在弹性价格市场，而且还存在固定价格市场，那里的价格并非取决于供求，中间商也不存在。劳工市场和其他许多种商品正是这样的固定价格市场。这样，在弹性价格体系中可能出现的“膨胀性均衡”，却不可能出现于有固定价格体系存在的经济中。这时虽有膨胀，但经济并不处于均衡状态。这样的通货膨胀（它也可能与大量失业并存）将是有破坏性的，它损害劳资关系，影响社会福利，影响财政收入，并要求不断地重新规定价格。“在完全弹性价格的模型里，所有这些都不予以考虑，但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真正害人的方式。”

希克斯的分析显然比以往的学者们更有说服力，除此之外，他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单凭科学技术这一条不足以说明经济增长的浮动力。希克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以下四类：（一）技术；（二）规模经济；（三）土地；（四）劳动。

他所指的土地即一切自然资源。说到部门性劳动短缺所需的技术发明时，希克斯引申出关于中间技术或适用性技术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发明多来自先进国家，这些技术往往适用于先进国家的条件，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不甚符合。因此，适当放慢技术进步速度，多采用中间技术或适用技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

希克斯的理论固然也有其值得推敲之处，但他毕竟自成一家，影响很大。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的斗争中，希克斯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反对货币主义学派，支持凯恩斯主义，但在理论上又同后者保持一定距离。也正因如此，把他作为凯恩斯之后第二个重要的英国经济学家加以介绍是很有必要的。

说到经济史，还必须提到剑桥学派，这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世纪之交开创的，由于几位活跃人物都在剑桥任教，因此被称为“剑桥学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歇尔的学生阿瑟·庇古（Arthur Cecil Pigou）。

庇古的研究涵盖面很广，涉及经济学许多领域，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其代表作就定名为《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他从福利与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使用分配、国民收入与劳动等方面，论述经济领域中影响福利的诸因素，并为如何增加福利提供思考。本书标志着福利经济学完整理论的形成，庇古也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庇古对商业周期、失业、公共财政、指数经济学以及国民产出的量度等也有很深研究，作为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他讲授的《高级经济学》是该校以后30年经济学课程的范本。他还培养并影响了一批剑桥出身的经济学家，后来多成为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庇古还发现价格下降会使私人部门净财富的实际价值上升，从而拉动消费需求。这个发现被称为“财富效应”或利率效应，也就是著名的“庇古效应”（Pigou Effect).

除经济学领域，英国学者在文化人类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伦敦大学教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w Kasper Malinowski），他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开山大师之一。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发展一方面与考古有关，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有关。在殖民扩张中，西方国家要面对殖民地的各种问题，因此需要对殖民地的文化与社会进行研究，由此产生人类学。人类学可分为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由于体质人类学不是由一般的非专业人员所能理解的，而且人种间的体质不同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所以后来流行比较广泛的是文化人类学。

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的研究注重田野考察，他考察了许多地区，对人类学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是体质，而是心灵，心灵的差异就是文化的差异。“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其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但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毕竟太大了，使人难以把握。为了让读者易于理解他说的文化，他从功能的角度来解说文化。他首先批判进化学派和历史学派的观点，进化学派把文化发展视作一连串依一定法则循序渐进、有序进展的变化，它假定文化可以分成简单的要素，于是就有火的进化、宗教进化、陶器进化甚至饮食进化的学说。家庭、婚姻等却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变化，人的种种制度是变化的，但并不是骇人听闻的突变，而是因功能的增加而引起的形式上的逐渐分化。所以，马林诺夫斯基认为，除非我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性质有充分的了解，并且能一一规定它们的功能及描写它们的方式，否则，揣度它们的起源及发展阶段是没有意义的。“起源”、“阶段”、“发展的法则”、“文化生长”等概念一直到现在都模糊不清，而且不能靠经验来了解。

历史学派否认文化的自我变化，认为在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中最重要的是模仿，借用从外面传入的器物及风俗，他们把世界各地文化的相同之处很细心地勾画出来，来重构文化传播的路线，从而重构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但学者们重构的结果却不一样，其最主要的缺陷，是他们采用了决定文化要素的相同标准。文化不能作为一堆偶然集合的“特质”来看待，只有可以比较的要素才能相提并论。物质文化中不重要的细节、社会制度及文化价值应该分开来讨论，它们不是同样的“发明”，不能被同样地“传播”或“移植”。

因此，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必须对某一特定文化加以功能的研究，否则就无法解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弄清楚文化的形式。从功能的角度出发，马林诺夫斯基给“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文化的功能。”

从功能的角度来研究文化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马林诺夫斯基发表了不少独特的见解。比如在科学、巫术与宗教问题上，他认为：野蛮人的原始知识也来自日常生活，即人在自然界谋生的经验，是在观察中产生的，而且为理智所固化。巫术是一种情绪状态中的特殊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人所体察的不是自然而是自己，启示真理的不是理智而是感情。如果说知识的理论是逻辑构建的，那么巫术的理论则来自对欲望的联想，它们一个属于俗界，一个属于灵界。

巫术与宗教都起源于人们的情感张力，当人们在理智的经验中找不到出路时，就逃避到超自然的领域中去寻找，两者的区别是：巫术是实用的技术，所有的动作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宗教则本身便是目的，其行为别无其他目的。马林诺夫斯基还对科学、巫术与宗教三者进行归纳，他指出：科学使人认识他的四周环境，利用自然力；有了知识便有了力量，远超过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宗教能建立、固定和提高对价值的态度，比如与环境的和谐，对传统的敬服，对艰苦奋斗、视死如归等行为的信念和勇气。这些信仰保持在教义与仪式里面，其实有很大的生物学价值。正因为如此，宗教启示能给原始人以真理——一种广义的实用意义上的真理。

马林诺夫斯基对巫术文化功能的认识尤为深刻，他认为，人类由于自身的种种缺陷难免碰壁，巫术就在此时出现了，它使人恢复自信，使人保持平衡与精神统一，而不管他是在盛怒之下，是在怨恨之中，还是在情迷颠倒状态里。巫术使人乐观，提高战胜恐惧的信心。巫术的价值，是使自信胜过犹豫，使乐观胜过悲观，如果没有巫术，原始人便无法战胜他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因此人类也就不可能进步到更高级的文化。

在社会学和社会思想方面，安东尼·吉登斯也许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他和布莱尔一起提倡“第三条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1938年，吉登斯出生于英国北部，后来在赫尔大学（Hull University）学习社会学和心理学。1959年，吉登斯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读社会学硕士学位。1969年受聘剑桥大学担任讲师，1976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教授，曾被布莱尔聘为首席顾问，是“新工党”政策的精神指引。

吉登斯为人熟知的是他的“结构化理论”及当代社会本体论，也就是他从分析现代社会的变迁中得出的一系列理论。两个理论成果代表了吉登斯思想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著作包括《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社会与政治理论研究》（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Central Problemsin Social Theory）等。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著有《现代性的后果》（Consequencesof Modernity）、《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超越左与右》（Beyond Left and Right）、《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与《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等。“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些著作中提出来的，所谓超越“左”与“右”，不是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为工党寻找新的出路。

20世纪的英国，也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人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诺贝尔奖获奖人数看，英国仅次于美国之后。世纪之交取得的第一项成就在电子领域：物理学家汤姆生（William Thomson）28岁就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在1893年以前他主要研究麦克斯韦（J.C.Maxwell）的电磁理论。伦琴发现X射线后，汤姆生转而研究阴极射线，证明阴极射线确实是具有质量的带电离子束。他发现阴极射线粒子的质量和电量的比值，要比氢离子的质量和电量的比值小，如果阴极射线粒子带电量和氢离子带电量相同的话，那么阴极射线粒子的质量就是氢离子质量的一千多分之一。1897年，汤姆生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中，详细论证阴极射线就是由具有质量的带电粒子组成的，这种粒子的电荷等于基本电荷，它就是电子。

电子的发现揭示了电的物质本质，它向原子王国前进了一步，又成为量子力学的基础之一。此后，居里夫人发现了镭和提取镭的方法，然而，铀和镭等放射性物质发出的射线是什么呢？解开这个谜的，又是一个英国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

卢瑟福出生于新西兰，他凭着自己的勤奋，于1895年获奖学金去英国深造，进入享有盛名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开始他的学术生涯。1899年前后，他发现铀放射出的射线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不能穿透厚度超过1/50毫米的铝片，他取名为α射线；另一部分穿透能力较强，能穿透大约半毫米厚的铝片，他取名为β射线；β射线带有负电荷，实际上就是电子束。他后来又发现铀放射物中还有穿透力更强的г射线，其性质与X射线相像。卢瑟福与另一位英国科学家索迪合作，发现有些放射性元素会变成另一种放射性元素。1902年，他俩提出了放射性元素蜕变的假说，认为放射性现象和化学反应不一样，不是原子之间结合方式的变化，而是原子本身发生了变化，一种原子放射出α、β和г射线后就变成了另一种原子，这表明，原子是可以分裂的。

1911年，卢瑟福提出了原子结构模型，他认为原子的正电荷都集中在原子内部很小的一个原子核上，电子在核外绕原子核运动。原子核概念的提出，为现代物理学提供了重要基础。此后，卢瑟福又用α粒子作炮弹去轰击原子核。1919年，卢瑟福与助手合作用α粒子轰击氮原子核时发现，氮原子核破裂后发射出一种带正电的粒子，这种粒子被取名叫质子（实际上就是氢原子核），破裂以后的氮原子核和α粒子结合成氧原子核。这个实验表明，不但放射性现象会导致原子自然蜕变，使一种元素变成另一种元素，而且可以用人工方法改变原子核，把一种元素变成另一种元素。

卢瑟福的实验为人工轰击原子核造成裂变奠定了基础，以后的科学家继续他的工作，终于把人工利用核能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在分子生物领域，英国生化学家桑格（Frederick Sanger）做出了很大成就。他从1945年起开始研究肽链上氨基酸的排列次序，随后又研究一种简单的蛋白质分子——牛胰岛素。1953年他弄清了牛胰岛素的结构，并由此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奖。弄清蛋白质结构后，人们就可以人工合成蛋白质了，这种前景显然是令人鼓舞的。

在遗传基因研究方面，英国科学家做出了卓越贡献。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格里菲斯进行关于两种丙种肺炎球菌的研究，一种是S型肺炎球菌，把少量的S型肺炎球菌注射到小鼠身上，小鼠就会患肺炎而死亡。另一种是R型肺炎球菌，即使把大量的R型肺炎球菌注射到小鼠身上，小鼠也不患肺炎。格里菲斯有一次把加热杀死的S型肺炎球菌和活的R型肺炎球菌混合在一起注射到小鼠身上，小鼠竟然患病死亡。从死鼠身上发现了复活的S型肺炎球菌，这使人们大惑不解。后来，艾弗里等三个美国科学家解开了这个谜，原来是S型肺炎球菌的DNA进入了R型肺炎球菌，使R型肺炎球菌转化成了S型肺炎球菌。这证明DNA是遗传的关键，但DNA的分子结构如何，仍有待学者们的研究。

解开DNA之谜的仍然是英国科学家。英国物理学家阿斯特伯里（William Thomas Astbury,1898-1961）最早用X射线衍射法测定DNA结构，1940年他拍摄了一些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这些照片虽然质量不高，但仍可证明他关于DNA是由一叠扁平核苷酸构成的推断。50年代初，英国有三个研究小组在继续这项工作，其中第二组即威尔金斯小组制成了高度定向的DNA纤维，由此拍出了非常清晰的照片，进一步证实了阿斯特伯里的推断，并测出两个相邻核苷酸的间距是3.4埃。

突破性的进展是由第三组取得的，这一组包括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美国生物学家沃森（James Watson）。他们在研究DNA结构的过程中，曾设想过几种可能的模型，但拿不到照片作为实验根据。1953年2月，他们看到了第二组的照片，随后立刻开始研究，不到几个星期就通过分析照片发现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他们的结论是：DNA分子结构是一个正常的螺旋形式，这个螺旋的直径大约是20埃，沿着螺旋长度每34埃完成一个螺距，由于两个核苷酸的间距是3.4埃，所以每个螺距是由10个核苷酸组成的。根据DNA分子的密度推论，这个螺旋是由两条核苷酸构成的，是双螺旋，由此又推论出四种核苷酸碱基配对的原则，即胞嘧啶C配对鸟嘌呤G，胸腺嘧啶T配对鸟嘌呤A.沃森和克里克把他们的研究结果与威尔金斯小组提供的X射线衍射照片一起发表在1953年4月的《自然》杂志上，由于这一划时代的成就，沃森、克里克、威尔金斯三人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和生物学奖。

他们的发现可说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遗传和生命的密码，因此对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很多学者预测21世纪应该是分子生物学的世纪。

在电子技术方面，1904年，英国工程师弗莱明（John Ambrose Fleming）用爱迪生效应发明了二极管。此后，美国人又在他的基础上发明了三极管，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电子革命，收音机开始普及，广播电台也在各地建立起来。1936年，在英国产生了第一台电视机，电视的时代随之到来。这一切都表明，英国科学家在20世纪取得了令人仰慕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在物理、化学、生物、遗传工程等基础学科领域中，英国至今仍保持着世界的领先地位。

20世纪下半叶，英国放慢了科学发展的速度，但仍取得一些重要的成就。在信息技术方面，艾伦·图林（Alan Turing）在二战期间设计的用于破译德国密码机的“巨人”计算机，和他的同事汤米·弗劳尔斯（Tom my Flowers）等人设计的其他破译设备，可看作是现代电脑的雏形，为信息技术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图林的论文“计算机能思考吗？”还提出计算机可以思考的观点，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了思想依据。

在物理学方面，斯蒂芬·霍金（Steven Hawking）被认为是牛顿和爱因斯坦以后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人称“宇宙之王”。其代表作是《时间简史》（ABrief History of Time）和《果壳中的宇宙》（The Universein a Nutshell），其中讨论的都是物理学里最深奥、最抽象的概念，但它们像畅销书一样为常人所熟知。霍金的观点，包括宇宙大爆炸自奇点开始，时间始于此刻，黑洞最终会蒸发等等，都有待以后的科学家去证明或推翻。

在其他方面，英国科学家也取得不少成果。1972年英国人汉斯菲尔德（Godfrey Hounsfield）研制出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即CT，是伦琴之后在放射诊断学上最重要的成果。1978年，英国人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首次用体外受精回植的方法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以后还颁发了克隆人类胚胎的执照。帝国理工大学破解蛋白质复合体结构，被看作是新能源革命的标志性事件。美中不足的是，英国科技的大部分成果都未能在本土得到应用，而是去别国开花结果了。当然，这与英国的社会、文化机制有关，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尾声：21世纪的挑战

2007年5月1日，布莱尔执政十周年纪念日。那一天他在苏格兰发表演说：

几周后我就不再是本国首相，最有可能的是：一个苏格兰人将成为联合王国的首相……那个人建立了世界上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如我所说，他会是一位伟大的首相。

此时，布莱尔已经三次出任首相了，这在工党历史上绝无仅有。2005年英国再次举行大选，工党以66席议会多数继续掌权，虽说它的领先势头大大衰减，但布莱尔已经是世界风云人物了，他紧跟美国，似乎是西方世界的第二号首脑。但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国内的人望却急剧下降，伊拉克战争引起国人的普遍不满，而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丑闻，更损毁了工党的形象。然而，布莱尔的传记作者安东尼·塞尔登（Anthony Seldon）却说，布莱尔第三次执政成绩最斐然，在教育、医疗、福利、财政、司法公正、核能政策等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有一点他说得很准：布莱尔“没有抛弃撒切尔夫人的任何政策：私有化被保留而且加强了，工会改革没有出现任何有意义的立场，私人财政主动性（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PFI）被扩大”，总而概之，“布莱尔把撒切尔夫人的方案继续推向前，一直推到政治上允许的程度”。因此，布莱尔执政意味着新的共识政治——撒切尔式的共识政治，这应该没有问题。

布莱尔时期，曾经困扰保守党的结构性政治腐败又一次得到验证，这一次出现的不仅是“金钱换提问”，而且是“金钱换门路”（cash for access）、“金钱换爵位”（cash for honour）。早在布莱尔刚开始执政，就爆出F1汽车大赛（Formula One）老板向工党捐赠100万英镑，换取政府在颁布烟草广告禁令时得到豁免权，以维护巨大商业利益的丑闻；布莱尔自己卷入丑闻中。不久，人们又发现与梅杰时期相比，不仅议员可以收受金钱影响议会辩论，工党大臣的政治顾问也可以收受金钱为人穿针引线，让他们直接与政府成员见面，为本人或本集团牟利，这就是“金钱换门路”。2001年，工党政府重要成员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因涉嫌为两名印度亿万富翁非法办理英国护照而被迫辞职，这是“金钱换门路”的典型犯案。曼德尔森此前已经因为不正当获取政府贷款购买房屋被揭发而辞过一次职了，但布莱尔将其再次任用，因为他是“新工党”的重要奠基人。

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曼德尔森只是开始，“金钱换爵位”差一点卷倒了工党政府，断送布莱尔的人生旅途。用金钱换取爵位是英国政治中的潜规则，由来已久，政党经常用爵位来奖励向本党捐赠巨款的人，尤其是在大选时慷慨解囊的人。布莱尔任职期间，贵族册封的速度最快，多数是向工党捐赠的各种有钱人，其中包括歌剧演员迈克尔·利维（Michael Levy），他在1997年工党胜选中立下大功，为工党拉到大笔赞助费。为此他受封男爵，并多次以布莱尔私人特使的身份出访外国。作为潜规则，“金钱换爵位”不算违法，但工党上台后要表现它与保守党的区别，就加强了这方面的立法与监管。同时，工党以前靠工会提供财政支援，“新工党”与工会划清界限，就不得不另找门路，用爵位换金钱，可是它又试图要掩蔽，就示意捐款人用借贷形式转账，从而规避申报。

2006年初，终于东窗事发。经人举报，伦敦警察厅介入调查。工党当时的财务总管德罗米（Jack Dromey）居然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他对这些钱毫不知情，这就加重了公众的疑心。调查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布莱尔下台才算了结。其间，布莱尔在一个月内被传唤三次，在英国历史上，他是唯一被传唤的在职首相。利维等一干人被拘捕，多名高官被传讯，一百多人接受质询，内阁几乎所有成员都没有逃脱干系。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但在英国的政治生活和公众心理上都投下一层厚厚的阴影。

所以到布莱尔离职时，已经是阴云密布了，而工党内部的权力之争迫使他最终离开英国的政治舞台。“新工党”有两个领袖，一是布莱尔，二是布朗，他们曾经是同志加战友，都属于“苏格兰帮”（Scottish Mafia），都对工党的理想有所向往。在史密斯领导时期，他们同为改革派干将，共同憧憬“新工党”。起先，布朗是两人中的老大，但史密斯去世时他支持布莱尔出任党领袖，在布朗的支持下，布莱尔一路顺风，登上了首相宝座。坊间一直有一种传闻，说两人之间有君子协定，讲好了要先后出任首相，永不互斗，永不对抗。不过这种传闻从来没有被证实过，在真实的政治生活中，人们看见布莱尔一直让布朗执掌财政部，事实上是政府的第二号人物。但布莱尔三次连选连任，丝毫没有让位的意思，他和布朗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微妙，越来越紧张。两人经常说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话，人们甚至盛传：在“金钱换爵位”危机中，布朗是真正的推手。然而就在丑闻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时，布莱尔宣布他即将下台，布朗将接替首相职。

布朗是一位能干的理财家，在他担任财政大臣期间，英国经济平稳发展，为工党增加不少砝码。相比于布莱尔，他作风踏实，稳重老沉，对商界和资本主义较少好感，对下层民众有更多的同情。但他不像布莱尔那样能说会道，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刻板，甚至腼腆。他上任之后就出访中国，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友好。布朗的传记作者这样写道：

戈登·布朗当然希望，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公共服务和改进人类状态的时候，他的政治抱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功政府，与罗伯特·皮尔、威廉·格拉斯顿、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府一样，成为英国历史的一块基石……

但这样一位能干的理财家却在2008年以后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栽倒了，正如有学者说：“工党团队必须对那一个时段作严肃的反思，因为经济危机最坏的部分有不少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市场机制至高无上的信念也被破坏了。伦敦城的‘不守规矩’（Light-touch regulation)一度曾给这个城市成功地带来大量财富，但最终却是一场灾难。下一届政府只得举借公债、削减公共开支。新工党的规划就其初衷而言也许已经灭亡了，但寻找替代方案的过程却仍在进行中……”

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了2010年议会大选，工党丢掉议会多数，成为反对党。以卡梅伦为首的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结盟，组建两党联合政府。延续13年的工党执政至此结束，20世纪留下的这一条尾巴，也就告一段落。

但英国的历史仍在继续，21世纪对英国来说，可能意味着巨大的变化。

一方面，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英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它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彼此平衡，充分体现出优越性。它的社会相对稳定，生活水平高，经济发达，人民心态相对平稳，既不急功近利，也不暮气沉沉。它保留着一定的创造力，在世界科技领域中既领先又不冒尖；在当代巨变的湍流中既稳重又不无动于衷。它的土地安静而祥和，绿树葱葱，鲜花点点，宛如一幅幅图画。工业革命时代那种喧哗躁动的气息已经褪去了，仿佛功成名就者静静地坐下来，安享他的成就。每一个到过英国的人都能感受那种平静的气氛——一个成熟的工业化社会应有的自信与自得。

但21世纪却面对着若干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决定英国的命运。这个国家再一次来到命运的十字路口，21世纪很可能对它异常重要。

首先，英国的经济发展。自21世纪开始以来，英国的经济一直表现良好，它已经摆脱20世纪下半叶病态的衰退，进入了良性的运转期。2014年，它的经济增长率接近3%,国民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五，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但是在21世纪剩下的时间里，这个地位是不稳固的，巴西、印度、俄罗斯都可能超过它，法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本来就不比它差。这对英国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是否甘心于这种下滑？如果这种下滑继续下去，会对它造成什么影响？这是英国政治家们不得不考虑的。因此，如何保持经济发展的正面趋势，是21世纪的重大课题。当然，英国的人均收入相当高，不过它的实际生活水平并不很高，因此英国经济只能增长，不能下降，绝不能再现20世纪60、70年代的危机，然而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社会福利与经济效率如何平衡？

在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中，英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受影响最小的，英国人普遍认为其原因是英国未参加欧元区，因此侥幸躲过一劫。这种心理加上英国始终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抵触情绪很大，“岛国对峙大陆”的历史心态挥之不去，所以英国与欧盟究竟是什么关系，在21世纪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英国的两难是：它在20世纪已经丢掉帝国，经济的增长必须面对欧洲，但它从来就不接受“欧洲整体”的概念，所以在心理深处不认同“欧洲”。如此矛盾的状态使英国在对欧问题上反反复复，进进退退，2016年6月，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结果脱欧派出人意料地以微弱优势获胜。英国政坛由此受到巨大冲击，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宣布辞职，新任保守党党魁特雷莎·梅（Theresa May）随后入主白厅，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英国在融入欧洲43年后又退出欧盟，成为其进退反复之路上的又一个来回。然而问题是：退出欧盟，英国向哪里去？退出欧盟会造成世界整体格局不小的动荡，摆在英国人面前的是一个尴尬的选择。

与英国“脱欧”好像同台唱戏，苏格兰日益起劲地要求“脱英”，这让人感到哭笑不得。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联姻”一直是比较成功的，双方在互利的基础上共同生活了三个多世纪，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龃龉。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苏格兰民族主义”突然高涨，起先是文化民族主义，很快就变成政治民族主义。1999年实行分权，苏格兰民族党很快取得苏格兰议会的控制权，但它立即就要求完全的独立，却在2015年的全民公决中未能成功。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完，英国不存在反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法律，也没有限制公投次数的规定，因此这样的公投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下去，直至有朝一日一不当心，超过50%零点几个百分点，公投就过去了。所以它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公投成功，苏格兰独立，因此苏格兰和英格兰在21世纪分家的可能性非常大。可是一旦苏格兰独立，联合王国还能存在吗？威尔士会怎样？北爱尔兰更会如何？到21世纪结束的时候，联合王国也许已经不存在了，到那个时候，“英国”就又成为英格兰，现在的英国将和古代罗马一样，变成一个历史的记忆！英国解体会对欧洲、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英国人是否已做好这个准备？

即使不出现这个情况，爱尔兰问题仍然很棘手。现在形成的解决方案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有关各方事实上都把这个问题冻结起来，留待后人的智慧去解决。如本书相关章节所述，爱尔兰问题其实是一个死结，无论用什么方法去解，都不能让各方感到满意，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永久冻结，前提是各方都不打破现有的平衡。但如果联合王国因苏格兰独立而解体，这个平衡就被打破，爱尔兰将出现重大危机。一旦出现这个情况，那时的政治家们如何处理？人们不得不拭目以待。

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种族宗教冲突，本书相关章节已介绍过这方面情况，此处不再赘述。需要交代的是，英国政府在21世纪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在英国已经失败，因为“多元文化主义”造成的文化认同超越了国家认同，使社会与国家的撕裂几乎难以避免。由此可以看出种族宗教冲突有多么严重的潜在破坏力，而英帝国的历史包袱所造成的多种族、多文化的人口现状，又使这种冲突已经是一个事实。加上少数种族在经济上的劣势地位，文化差异与阶级剥削交叉在一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所有这些，都使21世纪成为一个挑战的世纪，英国人不得不细心应对。如果我们在本书结束的时候说：“机遇与挑战并存”，那绝不是一句套话。作为历史，本书以此结尾；但作为未来，英国的历史却没有结束，它还要继续走下去。

附录

一　英王世系简表（自诺曼底征服始）

1.诺曼王朝与金雀花王朝

2.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

3.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

4.汉诺威王朝和温莎王朝（1917年以后）

二　英国历届首相表

罗伯特·沃尔波尔 （1721-1742，辉格党）

约翰·卡特莱特 （1742-1744，辉格党）

亨利·佩勒姆 （1744-1754，辉格党）

纽卡斯尔公爵 （1754-1756，辉格党）

威廉·皮特 （1756-1757，辉格党）

皮特和纽卡斯尔公爵 （1757-1761，辉格党）

纽卡斯尔和布特伯爵 （1761-1762）

布特伯爵 （1762-1763，国王之友）

乔治·格伦维尔 （1763-1765）

罗金汉侯爵 （1765-1766，辉格党）

查塔姆勋爵威廉·皮特 （1766-1768，辉格党）

格拉夫顿公爵 （1768-1770）

诺思勋爵 （1770一1782，国王之友）

罗金汉侯爵 （1782，辉格党）

谢尔本勋爵 （1782-1783，辉格党）

福克斯和诺思 （1783）

小威廉·皮特 （1783-1801，托利党）

亨利·阿丁顿 （1801-1804，托利党）

小威廉·皮特 （1804-1806，托利党）

查尔斯·福克斯 （1806-1807,“全才内阁”）

波特兰公爵 （1807-1809，托利党）

斯潘塞·帕西瓦尔 （1809-1812，托利党）

利物浦勋爵 （1812-1827，托利党）

乔治·坎宁 （1827，托利党自由派）

戈德里奇勋爵 （1827，托利党）

威灵顿公爵 （1828-1830，托利党）

格雷伯爵 （1830-1834，辉格党）

墨尔本勋爵 （1834，辉格党）

罗伯特·皮尔 （1834-1835，保守党）

墨尔本勋爵 （1835-1841，辉格党）

罗伯特·皮尔 （1841-1846，保守党）

约翰·罗素勋爵 （1846-1852，辉格党）

德比勋爵和本杰明·迪斯雷利 （1852，保守党）

阿伯丁勋爵 （1852-1855，辉格党与皮尔派联合）

帕默斯顿勋爵 （1855-1858，辉格党）

德比和迪斯雷利 （1858-1859，保守党）

帕默斯顿勋爵 （1859-1865，辉格党）

罗素勋爵 （1865-1866，辉格自由党）

德比和迪斯雷利 （1866-1868，保守党）

威廉·格拉斯顿 （1868-1874，自由党）

本杰明·迪斯雷利 （1874-1880，保守党）

格拉斯顿 （1880-1885，自由党）

索尔兹伯里勋爵 （1885-1886，保守党）

格拉斯顿 （1886，自由党）

索尔兹伯里勋爵 （1886-1892，保守党）

格拉斯顿 （1892-1894，自由党）

罗斯伯里勋爵 （1894-1895，自由党）

索尔兹伯里勋爵 （1895-1902，保守党）

阿瑟·贝尔福 （1902-1905，保守党）

坎贝尔班纳曼 （1905-1908，自由党）

赫伯特·阿斯奎斯 （1908-1915，自由党）

赫伯特·阿斯奎斯 （1915-1916，联合政府）

劳合乔治 （1916-1922，联合政府）

博纳·劳 （1922-1923，保守党）

斯坦利·鲍德温 （1923-1924，保守党）

拉姆齐·麦克唐纳 （1924，工党）

斯坦利·鲍德温 （1924-1929，保守党）

拉姆齐·麦克唐纳 （1929-1931，工党）

拉姆齐·麦克唐纳 （1931-1935，国民政府）

斯坦利·鲍德温 （1935-1937，国民政府）

内维尔·张伯伦 （1937-1940，国民政府）

温斯顿·丘吉尔 （1940-1945，联合政府）

温斯顿·丘吉尔 （1945，看守政府）

克莱门特·艾德礼 （1945-1951，工党）

温斯顿·丘吉尔 （1951-1955，保守党）

安东尼·艾登 （1955-1957，保守党）

哈罗德·麦克米伦 （1957-1963，保守党）

道格拉斯霍姆爵士 （1963-1964，保守党）

哈罗德·威尔逊 （1964-1970，工党）

爱德华·希思 （1970-1974，保守党）

哈罗德·威尔逊 （1974-1976，工党）

詹姆斯·卡拉汉 （1976-1979，工党）

玛格丽特·撒切尔 （1979-1990，保守党）

约翰·梅杰 （1990-1997，保守党）

托尼·布莱尔 （1997-2007，工党）

戈登·布朗 （2007-2010，工党）

戴维·卡梅伦 （2010-2016，保守党）

特雷莎·梅 （2016——,保守党）

三　英联邦成员国一览表

国别（左）　加入英联邦时间（右）

安提瓜和巴布达1981.11

澳大利亚1931.1

巴巴多斯1966.11

巴布亚新几内亚1975.9

巴哈马1973.7

伯利兹1981.9

博茨瓦纳1966.9

多米尼加1978.11

冈比亚1965.2

格林纳达1974.2

圭亚那1966.5

基里巴斯1979.7

加拿大1931.7

加纳1957.7

津巴布韦1980.4

肯尼亚1963.12

莱索托1966.10

马尔代夫1982.7

马耳他1964.12

马拉维1964.7

马来西亚1957.8

毛里求斯1968.3

孟加拉1972.3

瑙鲁1968.1

尼日利亚1960.10

塞拉利昂1961.4

塞浦路斯1961.3

塞舌尔1976.6

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1983.8

圣卢西亚1979.2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1979.10

斯里兰卡1948.2

斯威士兰1968.9

所罗门群岛1978.7

坦桑尼亚1961.12

汤加1970.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62.8

图瓦卢1978.10

瓦努阿图1980.7

文莱1984.1

乌干达1962.10

西萨摩亚1970.8

新加坡1965.10

新西兰1931.2

牙买加1962.8

印度1947.1

英国

赞比亚1964.10

巴基斯坦1989年重新加入

南非1994年重新加入

四　地图

1.1901年的英属印度

2.1914-1922年的爱尔兰

3.1920年的大英帝国

4.1945-1966年的英国

5.1264-1967年的大学创办情况

6.1999-2000年的政府开支

五　大事年表

1900年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议会大选，保守党获胜，索尔兹伯里侯爵继续出任首相

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爱德华七世继位

1902年索尔兹伯里侯爵退休，贝尔福接任首相；颁布《1902年教育法》，第一次统一全国教育制度

1903年张伯伦退出政府并正式开始关税改革运动；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建立，开始“战斗的妇女选举权运动”

1905年贝尔福辞职

1906年议会大选，自由党获胜，坎贝尔班纳曼出任首相；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更名工党，组建独立的议会党团

1907年爱尔兰新芬党成立

1908年坎贝尔班纳曼辞职，阿斯奎斯接任首相

1909年自由党政府提出“人民预算”，遭上院否决

1910年议会大选，结果僵持；自由党和爱尔兰自治党结盟，承诺实行爱尔兰自治；爱德华七世去世，乔治五世继位；议会再次大选，自由党和保守党再次僵持

1910-1914年工会运动趋于激烈，损失大量工作日；妇女选举权运动趋于激烈，盛行低度暴力活动

1911年制定《议会法》，大力削减上院权限；制定《国民保险法》，实行自愿的社会保险原则

1912年《爱尔兰自治法案》引发爱尔兰内战危机

1914年《爱尔兰自治法》获通过，因战争爆发未被执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政府实行经济管控政策

1915年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受挫；组建联合政府，保守党参加

1916年阿斯奎斯辞职，劳合·乔治接任首相；组建战争指导委员会，为战时最高领导机构；爱尔兰复活节起义，被迅速镇压

1918年自由党分裂，形成劳合·乔治派和阿斯奎斯派；议会大选，联合政府派大胜，保守党掌权，自由党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劳合·乔治出席凡尔赛会议

1919年爱尔兰志愿军改组为爱尔兰共和军

1921年爱尔兰组建“自由邦”，取得帝国内自治领地位

1922年保守党退出联合政府，劳合·乔治下台；议会大选，保守党获胜，博纳·劳出任首相；工党成为第二大党

1923年博纳·劳辞职，鲍德温接任首相；因提出关税改革方案而进行议会大选，保守党失去议会多数；北爱尔兰6郡脱离爱尔兰留在联合王国内；英国改国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24年1月，工党组建少数派政府，麦克唐纳出任首相；10月，工党政府被推翻，举行新的议会大选，发生“季诺维也夫信件”事件，保守党获胜，鲍德温出任首相

1926年全国总罢工，300万人卷入；德·瓦列拉组建芬尼亚党

1927年制定新的《劳资争议法》，限制工会活动和罢工权利

1928年苏格兰民族党成立

1929年议会大选，工党获胜，麦克唐纳出任首相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英国受到沉重打击，到1934年才基本恢复

1931年麦克唐纳辞职，旋又受命组建“国民政府”，继续担任首相；工党将麦克唐纳开除出党；议会大选，“国民政府派”获胜，麦克唐纳继续担任首相；英国放弃金本位

1932年英国放弃自由贸易原则；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建立帝国特惠制

1935年国民政府改组，鲍德温出任首相；议会大选，保守党获胜；艾德礼出任工党领袖

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英国开始重整军备，丘吉尔发出战争警告；乔治五世去世，爱德华八世继位；国王婚姻危机，爱德华八世退位，乔治六世继位

1937年鲍德温辞职，内维尔·张伯伦接任首相

1938年慕尼黑协议，张伯伦受到英雄般欢呼；丘吉尔严厉抨击该协议

1939年3月，德军进军布拉格，张伯伦对波兰做出安全保证；9月，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张伯伦辞职，丘吉尔接任首相，发表就职演说，表示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敦刻尔克大撤退；丘吉尔组织联合政府，成立战时内阁；不列颠之战，英国摆脱了被侵占危险

1941年英军撤出巴尔干半岛，在克里特岛被歼灭；英美联合发布《大西洋宪章》

1942年英、美、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北非战事激烈，美军卷入；《贝弗里奇报告》出炉

1943年北非战场全面胜利，英美联军攻入意大利，意大利投降；英、美、中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英、美、苏三国首脑举行德黑兰会议

1944年诺曼底登陆

1945年德国投降；议会大选，工党获胜，丘吉尔下台，艾德礼出任首相；英、美、苏三国签署《波茨坦协定》，发表《波茨坦公告》

1946年工党政府制定《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服务法》，开始建立“福利国家”

1946-1948年工党政府推行国有化政策；保守党调整政策，英国进入“共识政治”

1948年爱尔兰独立，成为“爱尔兰共和国”

1950-196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在南北爱尔兰掀起暴力高潮，要求爱尔兰统一

1950年议会大选，工党以微弱多数获胜，艾德礼继续担任首相

1951年工党分裂，比万派退出政府；议会大选，保守党获胜，丘吉尔出任首相

1952年乔治六世去世，伊丽莎白二世继位

1955年丘吉尔辞职，艾登接任首相；议会大选，保守党获胜，艾登继续担任首相

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英军被迫撤出苏伊士运河

1957年艾登辞职，麦克米伦继任首相

1959年议会大选，保守党获胜，麦克米伦继续担任首相

1962年“长刀之夜”，麦克米伦解除7名内阁大臣和9名非内阁大臣职务；《英联邦移民法》取消英联邦国家公民在英国定居的权利

1963年麦克米伦辞职，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接任首相

1964年议会大选，工党以微弱多数获胜，威尔逊出任首相；希思接替霍姆成为保守党领袖；英国开始出现滞胀现象——“英国病”

1960-1970年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罢工活动连续不断，给英国经济以沉重打击，“英国病”症状日益加剧

1966年议会大选，工党获胜，威尔逊继续担任首相

1968年《移民法》取消英联邦国家公民自由出入英国的权利

1969年北爱尔兰局势恶化，英军进驻，开始20多年的军事占领

1970年议会大选，保守党获胜，希思担任首相

1971年爱尔兰共和军恢复暴力活动，引发20多年的北爱尔兰暴力对抗

1972年英国经济陷入困境，英镑实行“浮动”；工会罢工进入高峰

1973年爱尔兰共和军刺杀蒙巴顿公爵

1974年矿工大罢工，迫使希思政府宣布大选，两党均未过半数，威尔逊组建少数派政府；经济危机加剧，罢工活动加剧，议会再次进行大选，工党获胜，威尔逊继续担任首相

1976年威尔逊辞职，卡拉汉接任首相，经济危机继续加剧；颁布《种族关系法》，规定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为非法

1978年议会通过《苏格兰法》和《威尔士法》，同意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各自建立分权的议会，但需经全民公决才可生效

1979年保守党以一票多数击败政府，卡拉汉宣布举行大选，保守党获胜，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苏格兰和威尔士举行全民公决，否决了分权法案

1979-1988年撒切尔夫人执行紧缩政策，削减开支，减少福利项目，打击工会，实行私有化，猛药整治“英国病”，至1988年英国经济全面好转

1981年工党选举新领袖，左派富特当选，右派另组社会民主党；被关押的11名爱尔兰共和军绝食致死，国际舆论轰动；制定《国籍法》，规定在英国出生者不自动取得英国国籍；该法主要针对有色人种

1982年爱尔兰共和军开始对英国本土发动袭击，多地发生暴力事件

1983年议会大选，保守党获胜，撒切尔夫人继续担任首相；工党选举新领袖，金诺克当选

1984年爱尔兰共和军在保守党年会驻地实施大爆炸

1984年3月——1985年3月煤矿工会大罢工，在政府强硬应对下全面失败，工会力量受重挫

1985年伦敦及其他多个城市发生大规模种族骚乱，造成人员伤亡与重大财产损失

1987年议会大选，保守党获胜，撒切尔夫人第三次连任首相

1988年洛克比空难

1990年撒切尔夫人辞职，“撒切尔时代”结束，梅杰接任首相

1991年爱尔兰共和军向英国首相官邸发射火箭

1992年议会大选，保守党获胜，梅杰继续担任首相；史密斯接任工党领袖，开始转变工党方向

1994年史密斯去世，布莱尔接任工党领袖；工党代表大会废除党纲第四条，放弃“公有制”；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火，开始和平进程；以色列驻英使馆被阿拉伯裔妇女炸毁

1996年爱尔兰共和军终止停火，在伦敦引发大爆炸

1997年议会大选，工党获压倒性胜利，布莱尔出任首相；工党走“第三条道路”，英国进入第二次“共识政治”；苏格兰和威尔士分别举行第二次全民公决，通过了分权方案；英国政府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开始谈判，新芬党放弃暴力活动

1998年有关各方签署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和平协议，制定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基本框架

1999年议会通过《贵族院法》，使大多数世袭贵族丧失在上院的表决权；苏格兰和威尔士分别举行分权的议会选举，并组建分权政府

2001年布莱尔连任首相；阿富汗战争

2003年伊拉克战争

2005年布莱尔第三次连任首相；伦敦地铁爆炸案

2007年戈登·布朗接任首相

2009年英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2010年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戴维·卡梅伦任首相

2011年参与对利比亚的空袭

2012年伦敦举办夏季奥运会

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失败

2015年卡梅伦连任首相；伊丽莎白二世成为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2016年脱欧公投获通过，英国脱离欧盟；卡梅伦宣布辞职；特雷莎·梅接任首相，成为继撒切尔夫人之后的第二任女性首相

六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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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杨振武主编：《各国概况·欧洲部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8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七　译名对照与索引

A

阿伯代尔山 （Aberdare mountains）

阿拉曼 （el Alamein）

阿斯特伯里 （William Thomas Astbury）

埃尔温

琼斯勋爵 （Lord Elwyn-Jones）

《埃以和平条约》 （Egypt-Israel Peace Treaty）

艾伦比勋爵 （Lord Allenby）

爱德华八世 （EdwardⅧ）

爱德华七世 （EdwardⅦ）

爱丁堡公爵 （Duke of Edinburgh）

爱尔兰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爱尔兰共和军 （Irish Republican Army）

爱尔兰共和兄弟会 （Irish Republican Bro the rhood）

爱尔兰民族解放军 （Irish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爱尔兰志愿军 （Irish Volunteers）

爱尔兰自由邦 （Irish Free State）

《爱尔兰自治法》 （Home Rule Act）

《爱尔兰自治法案》 （Irish Home Rule Bill）

安德罗波夫 （Yury V.Andropov）

安妮公主 （Princess Anne）

安妮女王 （Queen Anne）

《澳新美安全条约》 （Australia,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Security Treaty）

B

《巴格达条约》 （Baghdad Pact）

巴特茨克尔主义 （Butskellism）

巴特菲尔德 （Herbert Bartfield）

巴特勒 （R.A.Butler）

霸王行动 （Operation Overlord）

白芝浩 （Walter Bagehot）

保守党 （Conservative Party）

鲍斯 （S.Ch and ra Bose）

北爱尔兰人权协会 （Nor the rn Ireland Civil Rights Association）

北爱尔兰议会 （Nor the rn Ireland Assembly）

贝德福学院 （Bedford College）

贝尔福 （Arthur James Balfour）

《贝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备而后决” （prepare and decide）

《波茨坦协定》 （Potsdam Agreement）

《波茨坦宣言》 （Potsdam Declaration）

博纳·劳 （Andrew Bonar Law）

布雷德洛对戈塞特审判案 （Bradlaugh vs Gossett）

C

财政部证券 （treasury bills）

财政大臣 （Chancellorof the Exchequer）

《财政法》 （Finance Act）

查尔斯王子 （Prince Charles）

长刀之夜 （Night of Long Knives）

长老会 （Presbyterianism,Presbyterianist Church）

超国家主义 （supernationalism）

从福利到工作 （welfare-to-work）

D

达达尼尔海峡 （Dardanelles Strait）

达拉第 （Edouard Daladier）

大法官 （Lord Chancellor）

大西洋核力量 （Atlantic Nuclear Force）

《大西洋宪章》 （Atlantic Charter）

《大宪章》 （Magna Carta）

大学拨款委员会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大学基金理事会 （Universities Funding Council）

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大英帝国 （British Empire）

戴安娜王妃 （Princess Diana Spencer）

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党监 （whip）

道格拉斯

霍姆爵士 （Sir Alec Douglas-Home）

德比伯爵 （Earlof Derby）

德克勒克 （Frederik Wilem de Klerk）

德·瓦列拉 （Eamon de Varela）

《地方政府法》 （Local Government Act）

帝国商品特惠制 （imperialpreference）

《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AStudy）

第二次世界大战 （the Second World War）

第三条道路 （Third Way）

第一次世界大战 （the First World War）

东非保护国 （East Africa Protectorate）

东非帝国公司 （Imperial British East Africa Company）

东非协会 （East African Association）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ce Treaty）

董事会学校 （board school）

都铎王朝 （House of Tudor）

独立工党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杜鲁门主义 （Truman Doctrine）

杜伦大学 （Durham University）

E

厄尔斯特 （Ulster）

厄尔斯特防卫队 （Ulster Defence Force）

厄尔斯特志愿军 （Ulster Volunteers）

厄尔斯特自由战士 （Ulster Freedom Fighters）

恩布人 （Embu）

恩科莫 （Joshua Nkomo）

恩克鲁玛 （K wame Nkrumah）

二元型殖民地 （dual-elementcolonies）

F

法西斯同盟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

《凡尔赛和约》 （Treaty of Versailes）

378,380

《防卫联盟公约》 （Convention of Defensive Alliance）

非国教徒 （dissents）

非移民型殖民地 （non-im migrationcolonies）

费边社 （Fabian Society）

费萨尔二世 （FaisalⅡ）

费萨尔一世 （FaisalⅠ）

费舍勋爵 （Lord Fisher）

芬尼亚党 （Fianna Fail）

《弗里尼金和约》 （Treaty of Vereeniging）

服务业 （service）

福克兰群岛之战 （Falkl and s War）

福利国家 （welfare state）

福音委员会 （Evangelist Committee）

妇女参政运动者 （suffragists）

妇女社会政治同盟 （Women's Socialand Political Union）

“复活节和平交易” （Easter Peace Deal）

复活节起义 （Easter Rising）

副首相 （Deputy Prime Minister）

G

概念派 （Conceptualcomposers）

甘地 （Moh and as K.Gandhi）

戈尔巴乔夫 （Mikhail S.Gorbachev）

格雷 （Edward Grey）

格林 （Thomas Hill Green）

格罗查 （Petru Groza）

各行业委员会 （trades councils）

工党 （Labour Party）

工党党章第四条 （Clause IVof the Labour Party Constitution）

工党议会党团 （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

公共部门 （public sectors）

工会 （trade unions）

工会代表大会 （Trades Union Congress）

《工会法》 （Trade Unions Act）

《工人补偿法》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工伤赔偿法》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工艺美术运动 （Artsand Crafts movement）

工艺美术展览协会 （Arts and Crafts Exhibition Society）

公共生活规范委员会 （Committee on St and ardsin Public Life）

公理会 （Congregationalism,Congregational Church）

公学 （public schools）

供应学派 （supply-side economics）

共识政治 （concensus）

雇主供款基金 （Employers Provident Fund）

《雇主与工人法》 （Employersand Workmen Act）

关税改革同盟 （Tariff Reform League）

《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协定》 （Agreement Regarding the Suez Canal Base）

贵族 （aristocracy）

《贵族法》 （Peerage Act）

《贵族院法》 （The House of Lords Act）

国大党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国防大臣 （Minister of Defence）

《国籍法》 （Nationality Act）

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国教 （Church of England,Anglicanism）

《国民保险法》 （National Insurance Act）

《国民医疗服务法》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

国民政府 （National Government）

国有化 （nationalization）

H

哈罗德百货商店 （Harrods）

哈罗公学 （Harrow）

海德公园 （Hyde Park）

“好周五协议” （Good Friday Agreement）

和平宣誓同盟 （Peace Pledge Union）

赫尔大学 （Hull University）

赫胥黎 （T.H.Huxley）

褐衣黑带队 （Black and Tans）

亨利八世 （HenryⅧ）

环境派 （Environmentalcomposers）

皇家美术学院 （Royal Academy）

皇家委员会 （royal com mission）

皇家邮政 （Royal Post Office）

辉格党 （W higs）

《婚姻诉讼与财产法》 （Matrimonial Proceedings and Property Act）

货币政策委员会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货币主义 （monetarism）

霍布豪斯 （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

霍布森 （William Hobson）

霍尔

赖伐尔计划 （Hoare-Laval Pact）

霍金 （Steven Hawking）

霍普金斯 （Harry Lloyd Hopkins）

J

基督教 （Christianism）

基督教社会主义 （Christian Socialism）

基尔特社会主义 （Guild Socialism）

基库尤人中央协会 （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

基马提 （Dedan Kimathi）

基姆鲁党 （Plaid Cymru）

基钦涅勋爵 （Lord Kitchener）

季诺维也夫信件 （Zinoviev letter）

济贫税 （poorrates）

济贫制度 （Poor Law System）

加尔铁里 （Leopoldo F.Galtieri）

《家庭补助法》 （Family Allowances Act）

剑桥大学 （Cambridge University）

《教育法》 （Education Act）

《教育法案》 （Education Bill）

教育委员会 （Education Committees）

金本位制 （gold st and ard）

“金钱换爵位” （cash for honour）

“金钱换门路” （cash for access）

“金钱换提问” （cashforquestions）

金融服务管理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紧急权力法》 （Emergency Power Act）

浸礼会 （Baptism,Baptist Church）

《就业保护法》 （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

《就业法》 （Employment Act）

军情五处 （MI5）

K

卡梅伦 （David Cameron）

《开罗宣言》 （Cairo Declaration）

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坎贝尔

班纳曼 （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

坎特伯雷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柯林伍德 （R.G.Collingwood）

柯西金 （Alexei Kosygin）

科技与管理职工会 （Associationof Scientific,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Staffs）

“可控去殖民化” （controled decolonization）

克尔特人 （Celts）

“克拉伦登九” （Clarendon Nine）

克拉伦登勋爵 （Lord Clarendon）

克里孟梭 （Georges Clémenceau）

克里普斯 （Sir Richard Stafford Cripps）

克伦威尔 （Oliver Crom well）

克罗默勋爵 （Lord Cromer）

肯尼亚非洲同盟 （Kenya African Union）

肯雅塔 （Jomo Kenyatta）

孔德 （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ois Xavier Comte）

寇松勋爵 （Lord Curzon）

“垮掉的一代” （the beat generation）

L

“拉德克利夫报告” （Radcliff Report）

拉格比公学 （Rugby）

拉赫曼 （Tengku Abdul Rahman）

腊斯克 （Dean Rusk）

莱兰公司 （British Lailand）

莱曼兄弟公司 （Lehmann Bro the rs）

兰伯思会议 （Lambeth Conference）

劳工代表权委员会 （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

劳合·乔治 （David Lloyd George）

劳伦斯 （David Herbertlawrence）

《劳资争议法》 （Trades Disputes Act）

《劳资争议与工会法》 （Trades Disputesand Trade Unions Act）

《勒克瑙条约》 （Lucknow Pact）

理工学院 （polytechnics）

联合革新教会 （United Reformed Church）

《联合国家宣言》 （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

联合王国 （United Kingdom）

列宁主义 （Leninism）

林德曼博士 （Dr.T.A.Lindemann）

“领先者获胜” （firstpastthe post）

卢瑟福 （Ernest Ru the rford）

陆军大臣 （Secretary for War）

伦敦大学 （London University）

伦敦德里侯爵 （Marques of Londonderry）

《伦敦海军条约》 （London Naval Treaty）

伦敦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of Economics）

伦敦客运委员会 （LPTB）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罗宾斯委员会 （Robbins Committee）

《罗拉特法案》 （Rowlatt Act）

《罗马条约》 （Treaty of Rome）

洛本古拉 （Lobengula）

M

马尔博罗公爵 （Duke of Marlborough）

马卡里奥斯 （Makarios）

马考来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马来民族统一机构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UMNO）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 （马华公会）

马来亚国民军 （National Army）

马来亚联邦立法会 （Federal Legislative Council）

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 （Malayan Indian Congress）

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aw Kasper Malinowski）

马歇尔计划 （Marshall Plan）

码头、港口及河港搬运工工会 （Dock,W harfand Riverside Labourers'Union）

麦格克酒吧 （Mc Gurk Bar）

《麦克马洪法案》 （Mc Mahon Act，即《原子能法》，The Atomic Energy Act）

《卖酒执照法》 （Licensing Bill）

梅 （Theresa May）

煤气工及通用工人工会 （Gas Workers'and General Labourers Union）

“蒙塔古切尔姆斯福德报告” （Montague-Chelmsford Report）

孟席斯 （Robert G.Menzies）

《密谋与财产保护法》 （Conspiracy an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Act）

密特朗 （Francois Mitterrand）

民主左翼 （Democratic Left）

《民族独立宣言》 （Declarationon National Liberation）

明托勋爵 （Lord Minto）

摩利公司 （MORI）

莫洛托夫 （Viacheslav M.Molotov）

默多克 （Iris Murdoch）

慕尼黑协议 （Munich Agreement）

553

N

纳赛尔 （Gamal Abdel Nasser）

尼扎姆七世 （NizamⅦ）

1922年委员会 （1922Committee）

女权主义 （feminism）

O

欧共体 （European Economic Com munity）

欧盟 （European Union）

欧文学院 （Owens'College）

欧文勋爵 （Lord Owen）

《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 （European Defense Com munity Treaty）

欧洲货币联盟 （European Monatory Union）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欧洲晴雨表” （Eurobarometer）

欧洲支付联盟 （European Payments Union）

偶然音乐 （Aleatoric music）

P

帕穆尔勋爵 （Lord Parmoor）

排外性雇佣制企业 （Closed Shop）

潘恩 （Thomas Paine）

潘克赫斯特夫人 （Em meline Pankhurst）

蓬皮杜 （Georges Pompidou）

披头士乐队 （the Beatles）

皮诺切特 （Augusto Pinochet）

《平等选举权法》 （Equal Franchise Act）

普京 （Vladimir Putin）

Q

齐亚诺 （Galeazzo Ciano）

棋盘山庄 （the Chequers）

F1汽车大赛 （Formula One）

乔治六世 （GeorgeⅥ）

乔治五世 （GeorgeⅤ）

清教 （puritanism）

去工业化 （De-industrialization）

《权利法案》 （Billof Rights）

《权利请愿书》 （Petition of Right）

全国保守党同盟 （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s）

全国大团结工会 （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

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 （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

全国铁路工会 （National Unionof Railwaymen）

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 （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Federation）

全国自由党联合会 （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

全国总罢工 （General Strikeof 1926）

全民和平表决 （National Peace Ballot）

R

《人民代表权法》 （Representationof People Acts）

“人民预算” （People's budget）

人头税 （poll）

S

萨伊定律 （Say's Law）

“塞浦路斯战斗者全国组织” （即“埃奥卡”）

上诉司法贵族 （Lords of Appeal）

《社会保险部法》 （Social Security Ministry Act）

社会民主党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同盟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社会契约 （Social Contract）

“社会宪章” （Social Charter）

圣马丁艺术学校 （Central Saint Martins）

史迪威 （Joseph W.Stilwell）

史末资 （Jan C.Smuts）

世俗化 （secularization）

世袭贵族 （hereditary peers）

首相 （Prime Minister）

《受捐赠学校法》 （Endowed Schools Act）

枢密院长 （Lord Presidentof the Council）

枢密院令 （Ordersin Council）

舒曼计划 （Schuman Plan）

《司法改革法》 （Law Reform Act）

私有化 （Privatization）

斯大林 （Joseph Stalin）

斯坦斯盖特子爵 （Vt.Stansgate,Antony Wedgwood Benn）

斯图亚特王朝 （House of Stuart）

苏格兰帮 （Scottish Mafia）

苏格兰独立战争 （Scottish Wars of Independence）

《苏格兰法》 （Scotland Act）

苏格兰工人党 （Scottish Labour Party）

苏格兰民族党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苏格兰男裙 （kilt）

苏伊士运河事件 （Suez Canal crisis）

绥靖主义 （appeasement）

"11岁向上” （eleven-plus）

索尔兹伯里侯爵 （Marquess of Salisbury）

索拉查 （Antonio Salazar）

索摩查 （Anastasio Somoza García）

T

塔尔博特之家 （Talbot Home）

塔夫谷判决 （Taff Vale case）

泰勒 （A.J.P.Taylor）

泰特美术馆 （Tate Modern）

《泰晤士报》 （The Times）

汤普森 （E.P.Thompson）

特拉法加广场 （Trafalgar Square）

提拉克 （Bal G.Tilak）

天主教会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解放法》 （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

《同工同酬法》 （Equal Pay Act）

统一自由党自由党人 （Liberal Unionists）

透纳奖 （Turner Prize）

土耳其抵抗组织 （即“特姆特”）

托利党 （Tories）

W

瓦文萨 （Lech Walesa）

《外国侨民法》 （Aliens Act）

外交大臣 （Foreign Secretary）

《王国政府大臣法》 （the Ministersof the Crown Act）

《王位继承法》 （Act of Settlement）

《威尔士法》 （Wales Act）

威尔士民族主义党 （Plaid Cymru）

威尔士亲王 （Prince of Wales）

《威斯敏斯特法》 （Statute of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公爵 （Duke of Westminster）

威斯特兰危机 （Westland crisis）

韦伯夫妇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唯美主义运动 （Aes the tic movement）

“唯音”派 （Sound）

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

卫斯理宗 （Wesleyanism,Methodist Church）

魏刚 （Maxime Weygand）

巫统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UMNO）

X

希特勒 （Adolf Hitler）

希族人的合并运动 （enosis）

锡兰 （Ceylon）

《下院议席重新分配法》 （Redistributionof Seats Acts）

现代学校 （modern school）

乡绅 （gentry）

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谢泼德牧师 （Rev.Dick Sheppard）

辛普森夫人 （Mrs.W.Simpson）

《新财产法》 （New English Law of Property）

新芬党 （Sinn Fein）

新工党 （New Labour）

新工会运动 （New Unionism）

新托利主义 （New Torism）

新西兰 （New Zealand）

《刑法修正案》 （Criminal Law A mendment220

《性别歧视法》 （Sex Discrimination Act）

《性别失衡法》 （Sex Disqualification Act）

休姆 （T.F.Hulme）

序列音乐 （Serial music）

学校董事会 （Board of Education）

《学校供餐法》 （School Meals Act）

血汗行业 （sweating trades,sweat-shops）

Y

雅鲁泽尔斯基 （Wojciech Jaruzelski）

《养老金法》 （Old Age Pension Act）

叶利钦 （Boris Yeltsin）

叶芝 （W.B.Yeats）

“一人一票” （OMOV(One Member One Vote）

伊丽莎白二世 （ElizabethⅡ）

伊斯梅将军 （General Ismay）

《移民法》 （Im migration Act）

移民型殖民地 （im migration colonies）

《议会法》 （Parliament Acts）

《印度立法会法案》 （Indian Councils Act）

《印度政府法》 （Government of India Act）

《英爱条约》 （Anglo-Irish Treaty）

《英德宣言》 （Anglo-German Declaration）

英帝国 （British Empire）

《英法同盟互助条约》 （即《敦刻尔克条约》）

英格兰国教 （Anglicanism,Church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Bank of England）

“英国病” （British Disease）

英国电讯公司 （British Telecom）

英国钢铁公司 （British Steel Corporation）

英国共产党 （Com 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英国广播公司 （BBC）

英国航空公司 （British Airways）

英国机场管理局 （British Airports Authority）

英国煤气公司 （British Gas Corporation）

英国煤炭公司 （British Coal）

英国民歌协会 （The Folk-Song Society）

英国石油公司 （British National Oil Corporation）

英国铁路公司 （British Railways）

英克平 （A.Inkpin）

《英利联盟条约》 （British-Libyan Alliance Treaty）

英联邦 （The British Com monwealth of Nations）

《英联邦移民法》 （the Com monwealth Im migrants Act）

《英苏互助条约》 （Anglo-Soviet Treaty）

英属西非 （British West Africa）

语法学校 （gram mar school）

约克大主教 （Archbishop of York）

约克郡 （Yorkshire）

约克郡西区 （West Riding）

运输及通用工人工会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Union）

Z

战斗的妇女参政运动者 （suffragettes）

掌玺大臣 （Lord Privy Seal）

真纳 （Muham mad Ali Jinnah）

蒸汽机制造工协会 （Steam Engine Makers Society）

《政党、选举与全民公决法》 （The Political Parties,Elections and Referendums Act）

《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 （Colonial Developmentand Welfare Act）

制造、科学与财政职工会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ing,Science,Finance）

滞胀 （stagflation）

中等阶级 （middle class,middle classes）

中央电力委员会 （Central Electricity Board）

《终身贵族法》 （Life Peerage Act）

《种族关系法》 （Race Relations Act）

“重新安置计划” （resettlement program）

《主仆法》 （Master and Servant Act）

自由党 （Liberal Party）

自由放任 （laisez-faire）

自由贸易 （free trade）

自由食品同盟 （Free Food League）

自由市场 （free market）

自治运动 （Home Rule）

综合学校 （comprehensive school）

《租借法案》 （Lend-Lease Act）

“最简单派” （Minimal Art,Minimal music）

后记

本卷作者分工如下：钱乘旦撰写第一篇“政治”，第三篇“社会”，“前言”与“尾声”；陈祖洲撰写第二篇“经济”1-5章，徐滨补写第6章；潘兴明撰写第四篇“帝国与联邦”，第五篇“外交”；陈晓律撰写第六篇“思想与文化”。钱乘旦统稿全书，并对内容和文字进行修改。孙莹帮助做“参考书目”和“译名对照与索引”，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