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1962-1976

冯客　着

向淑容，尧嘉宁　译

联经出版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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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封面

2. 扉页

3. 目录

4. 作者&译者

1. 序

5. 第一部 大饥荒之后

1. 第一章 两个独裁者

2. 第二章 以阶级斗争为纲

3. 第三章 文化前线的战争

4. 第四章 四人集团

6. 第二部 红色年代

1. 第五章 大字报之战

2. 第六章 血红的八月

3. 第七章 打碎旧世界

4. 第八章 毛崇拜

5. 第九章 大串连

6. 第十章 造反派与保皇派

7. 第十一章 军队出动

8. 第十二章 武装竞赛

9. 第十三章 灭火

7. 第三部 黑色年代

1. 第十四章 全面肃清

2. 第十五章 上山下乡

3. 第十六章 预备开战

4. 第十七章 学大寨

5. 第十八章 大肃清卷土重来

6. 第十九章 继任人之死

8. 第四部 灰色年代

1. 第二十章 修复河山

2. 第二十一章 宁静革命

3. 第二十二章 第二社会

4. 第二十三章 情势逆转

5. 第二十四章 其后

9. 后记

11.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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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译者

作者：冯客

Frank Dikötter

1961年出生于荷兰，曾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自1992年以来出版过多部关于近现代中国的研究著作：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Exotic Commoditise: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China before Mao: The Age of Openess。2011年以《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荣获塞缪尔·约翰逊奖；《解放的悲剧：新中国革命史1945-1957》亦入围了2014年欧威尔奖。

译者：向淑容

曾任新闻编译与《国家地理》杂志资深编辑，关注文史、社会、保育等议题，支持婚姻平权及性别解放。译有《钢铁人3电影小说》、《雷神索尔2电影小说》、《法拉利：一则称霸F1赛道的意大利传奇》、《练习8分钟就静心》、《国家地理：动物大车拼》等书。

译者：尧嘉宁

台湾大学法律系硕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社会人类学硕士。现职为英/日文翻译，译有网野善彦《重新解读日本史》、大贯惠美子《被扭曲的樱花：美的意识与军国主义》、本田善彦《台湾人的牵绊：摇摆在台湾、大陆、与日本间的“三颗心”》、凯斯•桑思汀《剪裁歧视：订做民主社会的共识》、亚当•班福拉多《不平等的审判：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告诉你，为何司法判决还是这么不公平》等书。

序

一九六三年八月，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一批非洲游击战士，地点在中南海核心区里的国际会议厅，是一处镶有木质壁板的气派场馆。在那群年轻的访客中，有一名来自南罗德西亚[1]的魁梧男子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闪耀的红星已经殡落了，曾经扶持过革命同志的苏联，现在却卖武器给他们的敌人。“我所担忧的是，”他说：“中国天安门广场上空的红星，是否会殡落？你们是不是也会抛弃我们，卖武器给压迫我们的人？”毛泽东陷入沉思，抽了几口烟。“我明白你的忧虑，”他回答道：“问题在于苏联已经改走修正主义路线，背叛了革命。至于我能不能向你保证中国不会背叛革命呢？此时此刻我无法给你承诺。我们正在努力寻求方法，让中国不会变得腐败官僚，走向修正主义。”

三年后，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那天，《人民日报》刊出一篇煽动性的社论，呼吁读者“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强力要求各地人民告发那些意图“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的资产阶级代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更有甚者，四名共产党最高阶领导人被捕的消息不久后也曝了光，他们被控图谋反叛毛主席。被捕的四人之一是北京市长，他被指控意图明目张胆地把首都变成修正主义的大本营。到处都有反革命分子渗入党、政、军单位，想要把国家带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人民受到鼓动，起而清算所有企图将无产阶级专政转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人，中国就此展开一场新革命。

谁是反革命分子？他们如何渗透共产党？没有人确切知道。但是“现代修正主义”[2]的头号代表人物就是苏联领导人暨共产党总书记尼基塔•赫鲁雪夫。一九五六年，赫鲁雪夫在一次非公开演说中详述前任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下的恐怖惨况，并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盲目崇拜”，这次演说摧毁了斯大林的声望，也撼动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两年后，赫鲁雪夫提倡与西方“和平共存”，这个想法被全世界的革命共产主义教条支持者视为背叛，包括那位来自南罗德西亚的年轻游击战士。

毛泽东一直以斯大林为榜样，赫鲁雪夫推动的“去斯大林化”使他自觉受到威胁。他必定也思考过，为什么仅仅是赫鲁雪夫这样一个人，就能够在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苏维埃联邦——里谋划如此全面的政策逆转。毕竟，佛拉迪米尔•列宁在一九一七年领导布尔什维克派夺取政权后，曾经成功地克服过外国势力的勐攻，而斯大林也在二十五年后熬过了纳粹德国的攻击。毛泽东的答案是：改造人民思想的工作做得还不够，资产阶级虽然消失了，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极具影响力，使高层的少数人得以逐渐侵蚀体制，最后将其一举颠覆。

在共产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改变了生产工具的拥有者之后，还需要一场新革命来将残留的资产阶级文化全数消灭，从个人思想到私有市场皆然。就像从资本主义转变成社会主义的过程需要一场革命一样，从社会主义转变成共产主义也需要一场革命——毛泽东称之为“文化大革命”。

这个计划相当大胆，其目标是完全抹灭过去的一切痕迹。但是，隐藏在这所有理论论证背后的，是一个年事渐高的独裁者意欲在世界历史上巩固自身地位的决心。毛泽东确信自己很伟大，也时常提起这一点，并且自视为社会主义的领导者。这并不全然是狂妄自大的表现。毛主席把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带向了解放，后来又成功地在朝鲜战争中与帝国主义阵营打得难分难解。

毛主席第一次企图僭夺苏联的威望，是在一九五八年实施大跃进之时，当时有大量的农民被送进了人民公社。他以为能够借由“以劳力代替资本”并利用群众的巨大潜能，让自己的国家一跃而甩开竞争对手。他确信自己找到了通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成为领导人类走向均富世界的救世主。然而大跃进实际上是一次灾难性的实验，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

毛泽东第二次意图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轴心的行动，就是文化大革命。列宁发动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创下了先例。但是赫鲁雪夫等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党内的领导权，将苏联带回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二阶段，它会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使其免于修正主义的资害。当毛主席领导全世界备受压迫与践踏的人民走向自由的时候，也在中国打下社会主义未来的基础。是毛泽东继承、捍卫了马列主义并将其发扬光大，把它带入新的阶段，也就是“马列毛思想”。

毛泽东和许多独裁者一样，对自己的历史定位有很多宏大理想，同时也超乎寻常地恶毒。他非常易怒且满怀恨意，可以记仇多年。他对人命损失毫无感觉，总在他那许多意图威吓人民的政治运动中任意宣布要杀死的人数指标。到了晚年，他愈来愈热中于对付自己的同志和部属，让他们遭受群众羞辱、酷刑折磨与徒刑，其中有些还是他的老战友。文化大革命也和一个老人企图在死前清算宿怨有关。文革的两个层面——让社会主义世界免于修正主义的破坏，以及对真实与假想政敌的自私报复阴谋——彼此并不矛盾。毕竟，独裁者和心胸狭窄的暴君们往往同时具备狂妄与怨恨的心态。最重要的是，毛泽东不认为自己与革命有所区别，他就是革命自身，只要对他的权威有丝毫不满，就是直接威胁无产阶级专政。

他的地位经常受到挑战。所有独裁者都活在政变的恐惧中，总是不断四面张望，举目所及尽是政敌。一九五六年，毛主席一些最亲密的伙伴受到赫鲁雪夫那场秘密演说的影响，将党章内提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全数删除，并且批判个人崇拜。毛泽东为此勃然大怒，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勉强同意。不过，最大的挫折是，大跃进结束之后，这场规模空前的灾难被归咎于他一意孤行的直接结果。毛泽东相信，有许多同志将大批百姓饿死归罪于他，想要他下台。这并非他的偏执妄想，当时已有不少流言迅速传开，说他被蒙蔽、理盲，是危险人物。毛泽东可以流传下去的一切都摇摇欲坠，他担心自己会跟斯大林有同样的下场，在死后遭到批判。而即将成为中国赫鲁雪夫的那个人会是谁？

有几个可能的人选，首先是彭德怀元帅，他曾在一九五九年夏天写信给毛泽东检讨大跃进。但是党内第二把交椅刘少奇更有可能争取“中国赫鲁雪夫”的头衔，因为他曾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着数千名党内领导干部面前宣称大饥荒是“人祸”。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着手清理门户以铲除异己。正如他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的：“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

然而，毛泽东谨慎隐藏自己的计谋。文化大革命刻意使用模煳的用语，仅以“阶级敌人”、“走资派”及“修正主义者”等极为笼统的字眼称呼声讨对象，除非事证确凿，从不明白地指名道姓。一开始并没有几个党内领导干部感受到威胁，因为一九六五年时，党内高层中并没有真正的走资派，更别提刘少奇和邓小平了。他们正是毛主席愤恨的对象，但是对即将发生的风暴浑然未觉。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间，刘少奇主持了现代史上最狠毒的共产党肃清运动之一，共有五百万名党员遭到惩处。他极力证明自己足以担任毛主席的继承人。另一方面，邓小平则是最勐烈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人之一，一九六四年起担任苏联总书记的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zhnev）就称他为“反苏小矮人”。刘少奇与邓小平都是最常发声支持毛主席的人，并且帮助他整垮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包括毫无警觉的北京市长。

毛泽东着手诱捕其政敌，手法如盗猎者般精准，然而，当他布局完成后，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六年夏天爆发，却从此自行其道；那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就连最老练的谋略专家也无法预料。毛泽东意欲肃清权力高层，所以不能依靠党机器完成工作。他转而利用年轻且激进的学生，赋予他们造反和“炮打司令部”的特权，有些学生当时只有十四岁。

但是党内干部早已从数十年的政治斗争中磨练出生存技巧，没有几个人会被一群既吵闹又自以为是的红卫兵拉下台。许多干部为了转移自身可能遭受的暴行，于是煽动这些年轻人去对家庭背景不佳、已经沦落为社会边缘人的无助人民实行抄家。部分干部甚至打着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名义，组织起自己的红卫兵。按照当时的说法，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红卫兵开始内哄，为了争论谁是党内真正的“走资派”而分裂。在某些地方，当领导干部受到攻击时，党内的激进分子和工厂工人也团结起来支持他们的领导者。

对这样的现象，毛主席的回应是“号召百姓参加革命”，呼吁他们“夺权”、推翻“资产阶级当权派”，结果造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巨变。多年来饱受共产党高压统治的失望情绪一口气爆发出来，到处都是痛恨共产党干部的人，但是“革命群众”并未干脆俐落地扫除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追随者，反而自己产生分裂了，不同的派系因为争夺权力而开始互相斗争。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利用人民，然而人民也同样利用这个运动去追求自己的目标。

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情势混乱到不得不派军队介入，他们奉命完成革命，并且透过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来控制住局面。不同的军方领导人分别支持不同的派系，并且全都确信自己才能代表毛泽东真正的意愿，于是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

但是，毛主席依然占上风。他心地冷酷、精于算计，却也思绪飘忽、善变无常，令人捉摸不定，在刻意制造的混乱中愈显得意。他行事随兴所至，在这段过程中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向他屈服，并斗垮他们。他或许不是执行运动的人，但始终掌控全局，享受着一场游戏，而游戏规则总是任由他改写。偶尔，他会插手解救某个忠诚的属下，或者反过来拿某个亲信开刀。他可以随意宣称某一个派系是“反革命”，只要一句话就能决定无数人的命运。他可以在一夕之间翻转自己的裁决，更加助长了因为群众争着向毛主席表示效忠而形成的暴力循环。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在一九六八年夏天告一段落，当时新成立的所谓各级“革命委员会”接管了党和国家。革命委员会大多由军官把持，所以实权都集中在军方手上。它们相当于一套传达毛主席命令的简化系统，他所下达的指示都可以丝毫不受质疑地立刻执行。接下来的三年里，革命委员会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军事极权国家，学校、工厂和政府机构都由军人监管。一开始，数百万名不受欢迎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中包括年轻学生及其他曾经对毛主席深信不疑的人。接着，革命委员会发动一连串残酷的肃清行动，借此将所有曾在文革高峰期公开发声的人赶尽杀绝。遭到声讨的对象不再被称为“走资派”，而是被称为“叛徒”、“走狗”和“内奸”，同时设置了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百姓及昔日领导干部与敌人之间的可疑牵连。经过一场全国性的猎巫行动后，又来了一场肃贪运动，进一步威吓民众，令他们更加屈从，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罗织罪名。在某些省分，每五十人当中就至少有一人曾经在整肃行动中遭受波及。

不过，毛泽东对军方甚为提防，尤其是林彪。此人于一九五九年夏天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而且首先在军中倡导研究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利用林彪发动文革并使其持续下去，但这名元帅却反过来利用这场混乱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安插他的属下占据军中要职。一九七一年九月，他死于一场神秘的坠机事件，平民生活遭受军方全面控制的时期才告结束。

截至此时，革命的狂热已经耗尽几乎所有人的精力。即便是在文革的高峰期，许多不满一党专政的百姓顶多也只是在表面上顺从，但绝口不提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及个人感受。这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意识到党组织已经深受文化大革命的伤害，于是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低调地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即便毛主席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不断对派系挑拨离间也一样。尤其在农村地区，若说大跃进摧毁了党的声誉，那么文化大革命便是破坏了党的组织。在一场静默的革命中，千百万的农民悄悄重十传统惯例，开办黑市、分配集体资产、瓜分土地，并开设地下工厂。在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去世之前，许多农村地区早已抛弃了计划经济的道路。

这无非是十年的混乱与恐惧所留下最深远的遗绪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会容许有组织的对抗，但是农村干部每天面对大量的沉默反抗行为及无止尽的推托，根本毫无招架之力，人民尝试破坏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并以自己的主动性及聪明才智取代之。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去数年后开始掌权，他曾经短暂地试图重振计划经济，但是很快就了解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跟随潮流前进。曾经是集体化经济主轴的人民公社，于一九八二年宣告解散。

计划经济逐渐瓦解，是文革造成的意外后果之一。另一个意外的后果是残存的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被彻底消灭。毛泽东去世时，不只农村人民要求拥有更多经济机会，很多人也挣脱了毛泽东主义序数十年来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伽锁。毫无休止的思想改造招致了广泛的怀疑，甚至连共产党员也普遍抱持这种态度。

不过，有一项遗绪是相当负面的。就人命损失而言，文化大革命残忍的程度远远不及许多较早期的运动，特别是大饥荒时发生的灾祸，然而，文革所到之处，留下的尽是破碎的生活与被毁灭的文化。各界一致认为，十年文革期间共有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人遭到杀害，但是有更多人的人生被无止尽的告发、不实的认罪、批斗会和迫害活动所毁灭。中国专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曾经一语道破，文革并非突如其来的灾难，亦非大屠杀，却是一个由许多层面的损失所构成的严酷局面：“文化与精神价值的损失、身分与荣誉的损失、事业的损失、尊严的损失。”当然，人民互相敌对也伤害了彼此间的信任，人际关系亦变得难以预测。

在不同的人身上，损失程度也差异甚巨。有的人一生就这么毁掉了，有的人则勉强安然撑过了日常的磨难。此外，少数人甚至发达了，尤其是在文革的最后几年。在毛泽东时期的最后十年中，呈现了各式各样的人类经验，无法用笼统的理论去解释，随着我们走出权力的狭廊并聚焦在各行各业的人民身上，这种多样性就愈加明显。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这段历史的焦点是人民。

即便只是短短几年前，我们还很难想像可以写出一段属于人民的文革史，因为当时多数证据仍然只是来自官方的党内文件及红卫兵的发行物。但是过去数年来，中国的共产党档案库里可供专业历史学者参考的一手资料愈来愈多。本书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并与前两部一样，资料来自数百份档案库中的文件，其中大多数在这里是首度被使用。这些资料包含红卫兵受害者的详细状况、政治肃清的数据、针对农村情况所做的调查、工厂和作坊的问卷报告、警方的黑市报告，甚至还有村民写的投诉信，以及许多其他细节。

当然，市面上已经出版过许多关于文革的回忆录，本书也会提到它们。除了郑念的《上海生与死》与张戎的《鸿》等较为人所悉的作品之外，我也仔细阅读了数十本作者自费出版的自传。“自印书”是一种新近的出版现象，这个词译自俄文的samizdat，但是这种书和苏联异议人士之间传阅的“禁书”完全不同。许多这类自印书是由基层党员、甚至普通民众执笔撰写，提供了官方记载中看不到的视角。访谈纪录也是同样重要的资料来源，有些公开供人查阅，有些则是特地为本研究所蒐集的。

也有丰富的二手资料可供对文化大革命有兴趣的读者参考。红卫兵从崛起的那一刻开始，便攫取了专业汉学学者与广大民众的注意力，现在，文革的标准参考书目上，光是以英文撰写的文章与书籍就列出了数千条，这些丰富的作品大大增进了我们对毛泽东时期的理解，然而这些研究往往没有提及一般民众。本书尝试将“大历史的叙述”与曾经身处这场人伦悲剧之中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链接在一起。从处在政权顶端的领导人物，直到偏僻地区的穷困村民，大家都面临过极度艰难的考验，而他们当时做出的不同选择，颠覆了世人的印象——世人通常认为毛泽东时期最后十年里的几亿中国人都具有相当高的同质性。事实上，他们所做的种种抉择加总起来，最终将国家推向了一个与毛主席设想中截然不同的方向，他们没有打击残存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是推翻了计划经济，使党的意识形态空洞化。简而言之，他们埋葬了毛泽东主义。

【注释】

[1] Southern Rhodesia，当时为英属殖民地，现在是津巴布韦共和国。

[2] 编按：“现代修正主义”对比的是十九世纪德国社会主义者Eduard Bernstein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修正意见。

第一部 大饥荒之后

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

第一章 两个独裁者

在

北京市中心，一栋有大理石梁柱的庞大建筑在天安门广场上投下阴影，一如中国的政治生态笼罩在共产党专政的阴影之下。这座人民大会堂以空前的速度完工，以便在一九五九年十月热烈庆祝中国共产革命十周年庆典。这是一栋雄伟慑人的建筑，由于深受苏联影响而拥有一个能够容纳超过一万名与会者的大礼堂。数百盏灯光围绕着一颗巨大的红星，从天花板往下照耀。从讲台上的横幅与布幕到与会者座席和旁听席的厚地毯，一切都是红色的。大会堂内还有数十间以中国各省分命名的大厅室，整座大会堂的楼层总面积比紫禁城还要大。紫禁城面对着天安门广场，占地广阔，内有亭台楼阁、庭院及宫殿，是明、清两代的朝廷所在。

一九六二年一月，大约七千名干部从全国各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共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之所以被召集到北京，是因为领导阶层需要他们的支持。好几年来，他们都在沉重的压力下工作，因为毛主席所定下的工作指标愈来愈高，从钢铁到粮食的产量皆然。无法达到指标的人被打成右派并逐出共产党。取代他们的人冷酷且不择手段，为了私利而迎合北京高层的激进风气行事。许多人谎报成就，捏造虚假的生产数据呈报给上级长官。也有人实施恐怖治理，导致他们管辖下的农民过劳而死。在这个时候，大家普遍都认为这批人必须为毛泽东实施大跃进而引发的灾祸负责。

四年之前（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使国家陷入了狂乱，各地农民被集中到庞大的人民公社里，宣告这将是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一次大跃进。人民变成一场持续进行的革命里的卒子，被迫连续不断地劳动；冬天的农闲期有大型水利工程要做，夏天时又得土法炼钢。大跃进有一句口号：“苦战三年，改变中国的面貌！”大家都憧憬着一个丰饶富足的世界。还有另一句口号是“超英赶美”。尽管所有的政治宣传内容都说要抛弃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毛泽东真正的目的却是让中国快速超越苏联。自从斯大林在一九五三年去世之后，毛泽东便一直想要取得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

即便是在斯大林生前，毛泽东也已经自视为更胜他一筹的革命分子，一九四九年将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带进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是他，不是斯大林。一年后在韩国使美国陷入苦战的也是他，不是斯大林。然而毛泽东也是莫斯科老大哥的忠实追随者，而且有他的理由。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依靠苏联的金援与政治指导而生存下来，斯大林个人则协助毛泽东取得大权，虽然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很融洽，但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北京政权后，毛泽东便立刻模仿苏联，实施严苛的共产制度。一部近年出版的毛泽东传记指出：“他仰望全世界望之生畏的斯大林和苏联作为他的导师，以他们为效仿的楷模。”毛泽东信奉斯大林主义，因而实施农业集体化、无限制的领袖崇拜、废除私有财产、无孔不入地监控百姓生活，也付出了庞大的国防开支。

讽刺的是，正是担忧邻国强权（中国）崛起可能会威胁到其统治地位的斯大林本人，限制了中国全面“斯大林化”的脚步。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斯大林展开了冷酷无情的反富农运动，导致数千人被划定为“富农”并遭到处决，另有将近二百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苏属中亚的劳改营。但是，在一九五〇年，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完整保留富农经济体系，让刚经历过长年内战的中国可以早点复原。毛泽东对此置之不理，执意要求所有农民参与批斗传统乡绅，有时候则杀害他们。乡绅的财产全数交由群众瓜分，土地则在测量过后分给穷人。共产党谋杀谨慎挑选出来的少数民众，并将大多数人牵连在内，因而得以将人民永久与党联结在一起。没有可靠的数据可以证实土地改革期间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被杀死，但是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二年间被杀害的人数应该不会少于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另外有好几百万人被划定为坏分子和阶级敌人。

一九五二年土改运动结束后，毛泽东立即与斯大林接触，要求借贷一大笔经费来协助中国工业化。一向爱唱反调的斯大林断然拒绝，表示中国企图达到的成长率是“冒进”。斯大林大动作地缩减对中国的投资、否决了几个军事防御相关计划，并且减少了苏联协助建设的工业园区数量。不过，斯大林自己曾经主导过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苏联农业集体化，把从农村集体农场榨取来的粮食拿去供养日益壮大的工业劳动人口，以及换取从西方进口的机械。这种作法导致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地区出现大规模铁荒，死亡人数估计有五百万到一千万人。

斯大林是唯一能牵制毛泽东的人。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便加快了集体化的脚步。这一年年底实施粮食垅断政策（统购统销），迫使农民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其作物。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中国引进与苏联国营农场相似的合作社制度。这些合作社从农民手中收取土地，把农民变成了唯国家之命是从的奴仆。城市中所有商业与工业亦转入国家管制之下，政府强征民营企业，从小商店到大工厂皆无法幸免。毛泽东称之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然而在一九五六年，毛泽东的急速集体化政策却遭遇了重大挫折。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雪夫谴责了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残酷整肃、大规模流放、未经审判的处决。他在克里姆林宫——昔日沙皇的莫斯科住所——滔滔不绝地演说了数小时，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且指控他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摧毁了国家的农业。他说斯大林“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也没有会见过工人和集体农民”，对于国家的理解全数来自“为农村真实状况粉饰太平的影片”。毛泽东将此举解读为赫鲁雪夫在攻击他的权威。毕竟毛泽东是中国版的斯大林，而赫鲁雪夫的秘密演说必定会引发对毛泽东个人领导地位的质疑，尤其是以他为中心的个人崇拜。不出数月，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人便以赫鲁雪夫对国营农场的批评为由，减缓集体化的脚步。毛泽东看来似乎遭到了排挤。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去斯大林化”做出回应。他在一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致词时，积极捍卫一般百姓。毛主席装出保卫民主价值的姿态，目的是夺回党内精神领袖的地位。他超越了赫鲁雪夫。两个月之前，他被迫采取守势，像是一个与现实脱节、并且紧抓着过去早已失败的范本不放的年迈独裁者。此刻毛泽东夺回了主动权，言词远比赫鲁雪夫还要开放且令人放心得多。一周后（五月二日），他鼓励知识分子自由发表言论，要党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不过，毛泽东仍然被迫对他的同志做出很大的让步。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九月举行，旨在选出自一九四五年以来第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会中，社会主义高潮被悄悄放弃，党章中提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全数被删除，个人崇拜也受到批判。集体领导则得到赞誉。毛泽东被赫鲁雪夫的秘密演说逼到了墙角，不得不勉强同意这些做法。尽管毛泽东继续担任党主席，但他表示想要从国家主席的位置退下，他并不喜欢这个通常只是徒具形式的职位。为了考验同僚的忠诚度，他暗示可能会因为健康因素而退居第二线。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非但没有请求他留下，反而设立了“荣誉主席”这个新职位，想让毛泽东辞去党主席一职后立刻担任。毛泽东为此勃然大怒，私底下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匈牙利起义给了毛泽东重新占得上风的机会。十一月初，苏联部队镇压布达佩斯那些叛乱分子的同时，毛主席则是指责匈牙利共产党因为没有倾听民怨、放任其恶化失控而害了自己。他认为，中国的危机并非民心动荡，而是人民对党的政策绝对遵从。“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他在一次重要的演说中表示要共产党欣然接受外界的批评眼光：“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由于毛泽东在五月时呼吁福斯进行公开辩论，已有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大声表达不满。匈牙利起义更进一步引发民间骚动，学生与工人开始以布达佩斯为借镜从事反对国家的行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南京市政府前高喊争取民主与人权的口号。全国各城市都有工人罢工，抗议实际收入减少、房舍简陋，以及福利金缩水。上海有一些示威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支持者参与。

骚动不仅限于城市。到了一九五六年跨一九五七年的那个冬季，农民开始退出公社，高喊反对共产党，并且殴打制止他们的地方干部。在广东省与香港邻接的部分地区，多达三分之一的农民强行夺回土地并开始种植自己的作物。中国其他地区也有农民带着自己的牲口、种子和农具成群离开公社，一心一意要自食其力。

由于主席以人民的支持者自居，并且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所以共产党没有立场去镇压民众的反对运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更进一步鼓励原本抱持观望心态的知识分子畅所欲言。他以诚恳的言语列举共产党犯下的严重过失，并以“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些严厉的字眼谴责共产党。毛泽东呼吁一般民众表达自己的不满，借以协助党内官员改善其工作，纠正社会不公的现象。他利用全国各地罢课、罢工的学生和工人，当作一种警告同志的手段，这也预示了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作为。

很快地，一股批判浪潮爆发开来，但毛泽东严重失算了。毛原本希望群众会争相拥戴他，激进分子会遵照他的提示去惩罚那个排挤他、并且把他的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的政党。没想到民众却只是写出支持民主与人权的标语，有些标语甚至要求共产党下台。自一九五六年夏天起，便有零星的学生罢课及示威事件，但此刻走上街头的学生已有数万人。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大约八千名学生在北京会合，纪念五四运动周年，那场一九一九年爆发的学生运动以失败作收。这些学生打造了一面“民主墙”，上面贴满谴责共产党“打压国家教育机关自由民主”的大字报和标语。在上海，地方干部遭到愤怒的示威群众斥责、羞辱与嘲弄。数以百计的企业发生了大罢工，参与的工人多达三万名以上，规模为中国历来之最，甚至超越一九三〇年代国民政府全盛时期所发生的罢工。

群众不满的程度激怒了毛泽东。他派邓小平负责一场运动，把五十万名学生和知识分子打成意图摧毁党的“右派分子”。许多人被流放到偏远地区接受劳改。

毛泽东的赌局产生了反效果，不过至少他和他的战友再度联手，决意镇压人民。毛泽东回到党的决策中枢之后，一心想促成极端的农村集体化。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他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主席受邀到莫斯科参与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这时他称赫鲁雪夫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以此表示对他表面上的忠诚。但是他也会刁难这个对手，不放过眨低他的机会。赫鲁雪夫终于宣布苏联在肉、奶及奶油的人均产量将会追上美国之后，毛泽东也大胆声明中国会在十五年内超越当时仍被视为工业大国的英国。此时大跃进才正开始。

回到中国后，数年前并未对社会主义高潮表现出充分热情的周恩来等领导人物，在私下会谈与党内会议上都受到毛泽东责难、羞辱、刺激与操控。在大肆进行的政治宣传下，好几名党内领导和他们的许多部下被开除，由毛泽东的亲信取而代之，他们将农民集中到人民公社里，这是从社会主义跃进到共产主义的象征。农村地区的人民失去了住家、土地、财产和生计。在公社食堂里，按照工作量多寡来分配的少许食物成了用来迫使人民遵从每一道党命令的武器。加上民众的私人财产和牟利动机都没有了，于是这些实验导致粮食产量锐减，然而地方干部为了应付上级施加的压力，不但没有发出警讯，反而向上呈报愈来愈高的虚假产量。他们为了保住工作，便将大部分的作物收成上缴给国家，使农民只能挨饿度日。

一九五九年夏天，党内领导干部聚集在庐山开会，彭德怀元帅和其他人谨慎地发言批评了大跃进。与此同时，赫鲁雪夫则在出访波兰的波兹南市时公开批判斯大林统治下的人民公社制度。一切看起来就像是针对毛泽东精心策划的攻击。毛主席怀疑有人密谋推翻他，便将彭德怀与其支持者打成反党集团，共谋背叛国家和人民。

一场针对“右派分子”的猎巫活动随后展开，三百万名以上的干部被毛泽东积极的爪牙们取代。他们为了达成毛主席所定下的指标，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由于持续面临达成计划、甚至提前完成计划的压力，许多人便诉诸更加高压的手段，造成毫无节制的暴力操控，而且情况随着工人的工作动机消失而愈演愈烈。在某些地方，村民和干部都变得粗暴乖戾，不得不持续扩大高压控制，暴力也不断加剧循环。工作不够努力的人被吊起来毒打，有的人则被丢进水池中。也有人被泼洒尿液，或者被迫吃下粪便。到处都有凌虐致残的现象。一份传到最高领导阶层——毛泽东也收到了——的报告，记载了一个名叫王自有的男子被割掉一只耳朵，有人用铁丝捆绑他的腿，还用一块重达十公斤的石头重压他的背，然后以烧红的农具烙他——只因为他偷挖了一颗土豆。此外还有民众被活埋的案例。一个男孩在湖南的某村庄偷了一把谷粮后，当地领导熊长明强迫男孩的父亲将他活埋。这名父亲在数天后因悲伤过度而死去。

最常见的武器是食物，同时，挨饿也成了最先采用的惩罚。在全国各地，因为生病而无法工作的人都会被断粮。病残老弱者禁入食堂，遭到蓄意饿死，一如干部引述的列宁名言：“不劳动者不得食。”由于地方干部背负的压力是产量数据而非人命，要确保他们达成北京那些决策者定下的指标，因怠忽而间接被害死的人不计其数。这场政治实验以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之一告终，至少有四千五百万人因过劳、饥饿或遭受殴打而死。

到了一九六〇年底，这场灾难的规模之大，使毛泽东不得不允许周恩来及其他人削弱公社对农民的掌控权。地方市集恢复了，人民再度获准保有私人土地，国家也从海外进口粮食。这是大饥荒尾声的开始。但是，一旦减轻了农村上缴粮食、煤及其他商品给国家的压力，有些大城市便开始面临大规模的物资短缺。一九六一年夏天，财政部长李先念宣布，国家粮仓空虚是党所面对最急迫的议题。农村彻底切断了北京、天津和上海的粮食供给，迫使中央不得不倾听农村的诉求。

* * *

毛泽东的光环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会议的名称源自与会人数——来到最黯淡的时刻。若说有任何时机可以罢免他，无疑就是这场大型会议了，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终能齐聚一堂，比对彼此的记录并批评大跃进所引发的灾难。甚至有传闻指出，在会议举行之前的几个月，一臂行动不便的北京市长彭真已经要他的属下邓拓——他是党内的知识分子——将批评大饥荒，以及毛泽东在其中所扮演之角色的文件资料汇整起来。刘少奇和邓小平都知道这次调查行动，而且曾经避开公众耳目，在北京动物园中为慈禧太后兴建的行宫畅观楼开过数次会议。有人断言，彭真有意与毛主席当面对质。

数十年前，斯大林也曾面临过类似的挑战。一九三四年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的胜利者代表大会上，二千名代表齐聚一堂，庆祝农业集体化成功与工业化突飞勐进。表面上他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斯大林，私底下则对他的统治方法怨声载道，也对他的野心感到忧惧。几名党内领导对毫无节制的斯大林个人崇拜相当不满，私下密会商讨如何将他换掉。传闻指出，有太多代表投票反对斯大林，不得不销毁部分选票。基层的不满有许多是饥荒所引起的，普遍认为斯大林必须为此事负责。然而，无人直接公开批判他们的领袖。

在北京，毛泽东同样受到热烈爱戴，许多代表很珍视与毛主席合照的机会，就连高层领导也没有直接质疑毛主席。但是刘少奇向座无虚席的听众发表报告时，以很长的篇幅谈论了大饥荒。刘少奇生性严厉拘谨，松弛的脸上满是皱纹，经常工作到深夜。多数领导已经不再戴帽子，他却总是戴着无产阶级的布帽。一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干部被毛泽东派到农村调查大饥荒，他对自己家乡村子里的悲惨状况感到无比震惊。刘少奇在会议上说，湖南的农民认为这场灾祸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使用“人祸”一词，震惊全场，听众发出惊叹声。刘少奇还反驳毛泽东在强调成就多过失败时最喜欢用的说法：“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紧绷的情势显而易见。“总的来说，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毛泽东显然十分恼怒，他打断刘少奇，说道：“根本不是一部分地区，像在河北就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区减产，而在江苏则有百分之三十的地区产量连年增加！”刘少奇坚不退让，继续说：“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

不过刘少奇倒是为大跃进做了辩解。正如三十多年前的莫斯科，当时每个与会代表都急着表明“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执行过程出了差错。

尤其有一个人更是力挺毛主席，这个人就是林彪。他被视为内战时最杰出的战略家之一。他骨瘦如柴、面色苍白，对于和水、风、寒冷有关的许多事物都相当恐惧，光是听到流水声就会腹泻。他完全不喝流质食品，只靠妻子喂他沾水的馒头来补充水分。多数时候他都戴着军帽遮掩他皮包骨的秃头。林彪经常称病缺席各种场合，但是一九五九年夏天，他一改隐匿作风，在庐山会议上捍卫毛主席。他得到的奖赏是接下彭德怀的工作，成为军方首长。此时他再度赞扬毛主席，将大跃进捧成中国历史上的空前成就：“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毛泽东对林彪很满意，但是对其他人都心存猜忌。他尽可能表现出不在意的样子，以慈祥、亲切的长者形象示人，宛如“一位善于讲述中国历史的文雅巨人，能够引经据典；这位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乐于承认，就连他也可能会犯错。”他尝试让会议代表解除戒备、放下心防，鼓励创造开放民主的风气，让所有人都可以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他这么做是为了查明每个人的立场。在党内主要演说之外进行的小组讨论中，一些代表发表了相当危险的批判观点。几名省级领导干部认为大饥荒自始至终都是人祸；有人则在对比各自所代表的省分所提出的记录时，纳闷究竟有多少人丧命，也有几个人认为毛主席难辞其咎：“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要负责任。”一名代表指出，人民公社是毛主席的主意。毛泽东读过这些讨论的文字记录，深感不齿：“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不过毛泽东还是表达了极微小的歉意，他坦承自己身为党主席，也要负起部分间接责任。这是一记高招，逼得其他领导不得不跟进，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接二连三地坦承过失。比方说，周恩来为过度征粮、夸大产量、从各省搜刮粮食及增加食物出口量负起了个人责任。他相貌出众、浓眉大眼，举止带着些许阴柔，是毛泽东忠诚且能干的左右手，让自己成了一名不可或缺的最高级官员。在他的革命生涯早期，他就已经决定永不质疑毛泽东，不过毛泽东还是偶尔会当着其他领导面前眨低他。例如一九五八年的头几个月，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对农业集体化不够热心，周恩来在大跃进时便毫不懈怠地工作，以示忠诚。此时他又宣称：“这几年的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拥护毛泽东，并且总是对他阿谀奉承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坦承，他所管辖的湖北省夸大生产数据，欺骗了北京。刘子厚也承认自己辖下的河北省有几个被北京宣布为模范的县分，其大丰收的数据是捏造出来的。贵州领导周林更进一步说出，在他的领导下，村民曾因疑似私藏谷粮而遭到不当迫害。

这些人坦承有罪的行为，把众人的关注焦点从毛泽东身上移开。更重要的是，彭真打击毛主席威信的力道也被削弱了。北京市长据说花了好几个月准备的那份长篇报告从未公开。事实上，共产党并没有采取手段确保其党主席不会再酿下灾祸，反而让他保全了颜面。

毛泽东熬过了七千人大会，但他也比以往更加担忧自己会失去对党的掌控。苏联在一九三四年召开的胜利者代表大会，最后沦为一场失败者大会。会后的四年间，当初参与会议的两千名代表中，超过半数不是遭到处决，就是被送进古拉格。斯大林在大恐怖时期清除异己的成果非常突出。历史学家罗伯特•约翰•瑟维斯（Robert John service）曾经指出：“他的残暴有如诱捕笼般冷酷无情。”后来的毛泽东则随兴得多，他故意把社会搞得天翻地覆、助长数百万人毫无秩序的暴力行为，借此摧毁政敌，让自己留在党政核心。

第二章 以阶级斗争为纲

大

饥荒的情况严重到再也不容毛泽东否认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怪罪到阶级敌人头上。“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他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写道：“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几个月后，他对反革命的规模表示惊讶：“谁会料到农村藏匿了这么多反革命分子？我们并没有想到反革命会在农村层级夺权并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

此举完全在意料之中。数十年前，斯大林也曾经宣称：“集体化的成功‘激怒了失败阶级的爪牙’。”他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提到：“他们为自身的失败和破产向党和人民进行报复；对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事业进行捣乱和破坏、炸矿井、烧工厂，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工厂搞破坏，以便破坏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成绩。”；

《简明教程》仅仅在俄罗斯就发行了四千二百万本，并且翻译成六十七种语言。中文便是其一，一九四九年之后，这本书在中国便如《圣经》一般备受研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了当时的格言。据毛泽东的一位秘书所言：“斯大林的见解为毛泽东提供了方便的捷径。”《简明教程》的中心思想是：每一项重大发展都是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间的政治斗争所造成的，列宁和斯大林代表的是正确路线，而那些已经被踢出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党团体所采行的则是错误路线。赫鲁雪夫谴责斯大林之后，这本书的地位不再显赫，但是它从未遭到正式否定。

即使在一九五六年之后，毛泽东依然推崇这本书。斯大林的一个观念对他别具意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持续深化，阶级斗争亦会愈加激烈。”《简明教程》中提到，若以为“我们愈壮大，敌人便会愈驯化、愈无害”的话，就是“机会主义者的自满”。实际上正在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反，需要留意，而且是“真正布尔什维克革命分子该有的警惕”。敌人已经不在明处，但是隐藏在举目可及的地方，就在党的基层里。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只轻轻带过阶级斗争的议题：“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当时他处于退让状态，无法进一步追究这个议题。

一年前，领导阶层用尽方法避免饥荒夺走数百万条人命时，几名省级领导干部试着将小块的公共农地还给农民。安徽是首先陷入饥荒的省分之一，但也是最先脱离饥荒的省分之一，因为曾希圣开始允许农民承租土地。位高权重的政治局成员陶铸也支持这种做法。他说：“这样人民就不会饿死。”而后又说道：“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然而周恩来等人只把真正的想法放在心里，因为他们过去曾经因为放慢集体化的脚步而激怒过毛主席。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刘少奇、邓小平与一批顾问继续商讨重整经济的方法。毛泽东人不在首都，而是出巡华南，并且从远方监视这些同志。一九六二年一月党大会上没有说破的话当中，有许多都在这时被公开表达出来，有时候用的还是很刺耳的字眼。“不够谦虚谨慎与缺乏经验是我们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传闻刘少奇曾经这么说过：“我们应该把市场置于一切之上。”他和其他人提议把耕作的责任直接交给农户而非公社。除了名称以外，这其实便是完全的私人农业。几个月后，到了五月，刘少奇强烈要求给予部分村民完全退出公社的权利：“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让百分之二十的农民单干，集体经济就搞不下去。”

不过，决定性的一刻大概是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午后出现的，当时毛泽东在游泳池休息，心情很差。稍早时刘少奇请他回北京处理要务，他要刘少奇说明理由。刘少奇先报告说，陈云和田家英这两个批评大跃进最直言不讳的人想要提出他们对“分田到户”一事的看法。毛泽东听到后相当不悦。刘少奇急忙脱口而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此时毛泽东勃然大怒。“三面红旗[3]也否了，地也分了，”他怒吼道：“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两人很快就冷静下来，但这个事件必定使毛泽东开始思索刘少奇是否就是他的克星，也就是那个会在毛死后批判他、并且展开去毛泽东化的中国版赫鲁雪夫。

八月一日又发生了令他恼怒的事，刘少奇一九三九年写的文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过校订并于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连载后出版了。刘少奇自一九五九年起便担任国家主席，而这名毛泽东接班人也显然在尝试为自己树立一个独立且富开创性的思想家形象。

五天后，毛主席决定，反击的时候到了。他趁着领导阶层每年一度的北戴河海滨避暑活动时发表了一段谈论阶级斗争的重要演说。过了一个月，一九五六年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他们有重大的影响力——在北京召开会议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了最风行的口号。毛泽东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就是“分田到户”，并把目标对准刘少奇的属下邓子恢。数年前，毛主席就曾批评邓子恢在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上“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邓子恢是最大力提倡“包产到户”的人。毛泽东批评这种做法是“资本主义”，把邓子恢打成“右派分子”，同时突然对几名曾经拥护过这个体系的省级领导干部翻脸。率先把土地归还给农民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这时就被当成“走资派”而备受指责。

此外，一九五九年夏天已经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整肃的彭德怀连带再度受到批判。七千人大会结束后，邓小平已经开始让庐山会议之后被整肃的干部复职，连彭德怀也提出了政治平反申诉，但是毛泽东反而把他的罪名再加一等，指控他与世界各地的反动势力串通。

大家都看到了毛泽东已重揽大权，少数领导干部观望过风向，其中大部分意识到局势已然改变，就重新支持毛，起初保持沉默的刘少奇也顺应此举。与主席持不同意见，再度变成危险的事情。七千人大会发挥影响力的日子过去了。

几个星期之后，中央委员会议即将结束之际，毛泽东已经取得同志的完全支持。他宣告：“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

为了使革命分子提高警惕，还要将社会主义的好处教育给民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数个月后展开，其训言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是这项运动的推行单位之一，河北的邢台地区组织起好几千个这样的协会，贫协恣意攻击“资本家”和“单干户”，大声疾呼要从他们手中夺回所有比一九六〇年起允许的私人土地还要多的耕地。安徽省的农村在半年内就重新集体化，不计其数的生产队被迫将土地交给人民公社。在公社外围自行耕种的村民被控危害集体经济。贵州的周林曾经采取过与曾希圣类似的作法，但此时贵州的土地也从个体户手上收了回去。

任何在公社以外进行的活动都被视为可疑，即便是利用晚上的私人时间养鸡或编织篮子来赚外快也一样。似乎到处都有投机分子。西安有超过两千名单干的商贩，其中有些人借款出去所收取的利息比国营放贷单位还要高。位于东北的沈阳，私人企业家共有两万名，数量惊人。在长江中游的工商业中心武汉，有三千名投机商利用计划经济的漏洞与干部勾结，以国家规定的价格购买配给商品，拿去黑市转售图利。许多人的交易范围广达数省，私营生意网络拓展得又远又广，其中牵涉的不只有农产品，还有黄金和银子。有些人民公社会用飞机把自己的代表从位于热带南方的广东送往全国各地，销售稀有的产品。在公社的夹缝中，一种影子经济繁荣发展起来，有地下工厂、地下工程队、地下运输公司。就连鸦片这种帝国主义迫害的象征也再度风行起来，如丝般的罂粟花盛开在优雅的花茎顶端，从黑龙江到山西的成片田野都被染成了白色、粉红色、红色和紫色。一九三五年共产党员长征途中曾在贵州遵义歇息，毛泽东就是在这个地点被推举为领袖；此时，当地有数十家鸦片馆肆无忌惮地开门做生意。

在领导阶层眼中，是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毛泽东的大饥荒造成的毁灭中崛起。最近这一年，国家的掌控有些松动，这种地下活动当中有一大部分确实是在这段期间才突然活跃起来的，原本在大跃进期间以道德鼓励取代个人奖赏的尝试，却阴错阳差地造就了一个企业家的国度。人民并不只是被动地等着饿死，他们用尽方法在崩坏的社会中求生存。极端集体化造成的破坏太大了，民众在所有层面上试图规避、破坏，或者利用它，中共意图消灭牟利动机，人民却在暗地里将其彻底发挥。随着灾祸蔓延、夺去数千万人的生命，一个平凡百姓能否生存下来，就端看他是否能够对政府偷拐哄骗、玩弄手段、巧言欺瞒了。

偷窃成了常态。一名大饥荒的幸存者以一句话来概括：“偷不到的人都死了。偷到一点粮食的人就没死。”有时候，整村的人会联手把谷粮藏起来，保留两套记录簿，一套的数字是真的，另一套的数字则是假造的，专门用来供查粮员查核。民众学会了交易。大跃进的诸多矛盾当中，有一项就是当时什么都能卖，砖块、衣物和燃料都可以换取粮食。也有数百万人不顾限制迁移的官方规定，离开农村到地下工厂工作。他们把钱汇回老家，让家人得以活命。

在比平民稍高一点的社会阶层中，地方干部也将企业家的奸巧表现得淋漓尽致，想方设法瞒骗政府。国营企业会派出采购代表来规避僵化的供应制度。光是在南京，就有数以百计的单位涉及在国家计划以外直接互相买卖稀缺商品。有些会伪造货运许可、使用假名、印制假证书，以军队的名义运送货品来图利。

每个地方——或者看似每个地方，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政治转折一路发展的所到之处——都有政府机构、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的干部带头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他们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焦点。有一些小队成立起来，它们的作用是详阅党员的记录，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他们稽查人民公社的帐务、派粮、分地和公社颁给成员“工分”（工作点数）的方式有没有贪污的迹象。

刘少奇全力投入这项运动。一九六三年二月，当彭真正在报告关于城市中的贪腐情况时，刘少奇打断了他，严词警告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个很尖锐的阶级斗争，对我们党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他想要证明自己是坚定不移的革命分子，也有资格担任毛主席的接班人，行事作风甚至比毛泽东本人还要偏左。到了一九六三年底，刘少奇把自己的妻子王光美派到农村去领导一个工作组。她从北京出发时受到热烈欢送。她在抚宁县北戴河海滩外不远处一座名叫桃园的小村子设立了自己的总部，矢言“把权力从阶级敌人手上夺回来”。她表现出强焊阶级斗士的气势，驱使民众对党的可能敌人施加更剧烈的暴力。有嫌疑的人遭到殴打、大冷天里被迫裸身站在户外，甚至被威胁处死。传闻说王光美自行采用一种新的酷刑，名叫“坐飞机”，受害者被迫半蹲站立好几个小时，双臂还要往后伸直以加重其负担。几年后，红卫兵非常流行采用这种处罚。她的调查结论是所有干部，“不论大小”都有问题，一个都不能信任。

全国各地的工作组所揭发的贪腐情形，规模都相当惊人。在湖南省，多达八成的农村干部被查出有贪腐行为，与阶级背景不良的人——就是在先前的运动中被划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而遭批斗的人——联手图利。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阶级斗争是至死方休的”。工作组进行暴力整肃，贪腐的干部及坏分子在大庭广众下遭到公开批斗、游街示众，并且被迫承认自己的罪行。每个人民公社都有几个受害者被殴打致死。

敌人似乎无所不在，地主和反革命分子阶级试图收买地方干部，以求被重新划为贫下中农。也有反革命组织全员成功渗透进入党的基层。在湖南省道县这个被美丽自然风光环绕、拥有许多橘子园和温泉的地方，每十名干部中就有一名走上了资本主义的路：“许多人对阶级或阶级斗争的意义毫无理解，也没有区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意识。”整个道县就好像仍然处于封建的人际关系中，由氏族与家系支配着迷信的人民。

有些地区的腐败程度很严重，权力已不再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种现象在甘肃省黄土高原上干旱不毛的白银市尤其明显。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当地党委会于一九六二年三月批判了省委书记张仲良，指责他使数百万人在饥荒期间死亡，更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周恩来与毛主席本人。“如果毛主席不接受调查和修正，他会与晚年的斯大林犯下相同的错误。”有人告发了这个党委会，指其为修正主义集团。北京在一九六三年派了一个一千五百人的调查团过去。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有将近两千人遭审问、公开批斗及施以酷刑。数百人被控以各种罪名，从“投机买卖”到“道德沦丧”都有。十四人自杀。

调查团宣布：“权力已遭反革命分子夺去。”毛泽东很满意他们的报告，于是调查行动扩大到整个直辖市。从市长到党委书记、警察局长，凡是握有权力的，几乎无人全身而退。

白银市的情况证明了整个县都有可能落入敌人手中。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就连刘少奇也表示疑惑：“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

毛泽东反驳：“已经出了嘛！”他举出白银市的例子：“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同意：“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

“如果出了赫鲁雪夫怎么办？”毛泽东问：“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此时赫鲁雪夫已然成了修正主义的代言人。这位苏联领袖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出访大卫营并同意苏联裁军一百万人，意图与美国和解，此后北京便开始公然挑战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以愈发严厉的字眼谴责赫鲁雪夫“向帝国主义者求和”。赫鲁雪夫对这些批判感到愤怒，一九六〇年七月，他做出了反击，下令要数千名苏联顾问与其家眷收十家当离开中国。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瓦解，许多大规模的合作计划取消，先进军事科技的转移亦遭冻结。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飞弹危机让全世界濒临核战边缘，此后苏联、英国与美国便尝试限制其他国家生产核武，多年前赫鲁雪夫曾经承诺毛泽东盟助研发核武，此时的限核政策被毛泽东视为孤立中国之举。自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北京政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将苏联描述为受资本主义左右的国家，而赫鲁雪夫则被指为革命最顽强的敌人。毛泽东借此表示自己才应该握有共产世界的领导权，此事在阿尔巴尼亚和古巴等共产国家里引发了效应。但是他也利用这次冲突打击了他在中国内部的敌人，包含真正的敌人与假想敌。

一九六四年夏天，刘少奇正式取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挥权，一心一意要展现自己的魄力。他巡访全国，向省级领导说明国际间对修正主义势力的斗争与国内对修正主义的压制必须合力并进。毛泽东臆测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甚至认为这数字过于保守：“很可能比三分之一还要多。”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竟然有胆子怀疑反革命阵营的规模是否真有那么大，刘少奇则逼迫他做出难堪的自我批评。在大跃进时期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虽然是是毛泽东的死忠拥护者，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自承错误，这时态度丕变，宣称自己也应该被刘少奇彻底检讨一番。刘少奇借由宣示他个人对党内高干的权威，正在削弱毛泽东的威信。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一场爆满的会议上做报告，党内高层要员都出席了。周恩来领着国家主席走上讲台时，听众一片死寂，气氛诡异。刘少奇没有站在讲桌前发表演说，而是在讲台上来回踱步，双手在背后交握。他要每个人都以他的妻子为榜样，加入农村的工作组来参与社教运动：“赶快去！”他也迂回暗指那些不去的人都不适合留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整场演说不到一小时，散会时，许多高官都纳闷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几个军方官员低声咒骂刘少奇。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毛主席以外的人所下的命令，而且无疑对刘少奇如此吹捧自己的妻子很不以为然。

此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只是在偏远的乡镇。有的省分被指控全部都是走资派，贵州省便是其一，当地的领导阶层全数被打成“右派”，省府贵阳则被称为“反革命分子的巢穴”、充斥帝国主义奸细的“小台湾”。负责调查贵州的工作组追捕这些人，清查所有党员的相关资料和历史背景，搜遍他们的住家以寻找犯罪证据，鼓励民众互相告发，又将重要的被指控者拖到群众面前公审。贵州省委书记周林被整肃，他在全省的部下则遭到追缉。工作组的头头是刘少奇的亲信，他在一九六四年九月接管贵州省，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部分的县有多达四分之一的党干部被革职，有些人接到正式警告，有些则被捕或发配到劳改营。

贵州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没有太大的差异。确切数字难以得出，但一名历史学家估计，在刘少奇所指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遭到惩罚的党员有五百万人以上，其中超过七万七千人被迫害致死。他们绝大多数是无辜的，而这些裁决中有许多在一九八〇年代被推翻。刘少奇所完成的这次党内肃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历时最久且最狠毒的一次。

在刘少奇整肃部分省分的同时，莫斯科的情势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发生了戏剧化的转变。赫鲁雪夫的弟子列昂尼德•布里兹涅夫发动一场干脆俐落的不流血政变，党内同志罢免赫鲁雪夫，结束了他为期十年的统治。中国派遣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但改善两国关系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十一月七日，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的一场招待会上，喝得烂醉的苏联国防部长踉跄地走到贺龙元帅面前，用在场所有人都听得见的音量说：“我们已经除掉了赫鲁雪夫，你们应该效法我们，除掉毛泽东。这样我们之间才会有进展。”

一周后在北京机场，面色铁青的毛主席在同志陪同下迎接代表团回国，以示对苏联的不悦。《人民日报》批评莫斯科是在实行“没有赫鲁雪夫的赫鲁雪夫主义”，毛泽东则无法不去猜想：他的同志会不会打算实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主义？

从这时候开始，毛主席开始疏远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在党内展现出愈来愈强的威信，毛对此深感怀疑。十一月底，毛泽东引诱他野心勃勃的继任者：“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毛泽东经常被比作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过了几周，他开始谈论“走资派领导”，含煳地暗示有一个官僚阶级在吸取工人的血汗。后来，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毛泽东为了庆祝自己的七十一岁生日，把一群党内领导召到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他们。席间他指责中央有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翌日，毛泽东拐弯抹角地提到党内有两大派系，一个走的是社会主义，另一个则是资本主义。“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十二月二十八日，邓小平提出主席可以不必出席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议，毛泽东拿出党章与宪法，将声明他身为公民和党员故享有言论自由的内容朗读出来。“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指邓小平〕，违反党章；一个人不让我发言〔指刘少奇〕，违反宪法。”毛泽东在会议室外控诉：“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

接下来数周，毛泽东继续挑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执行方式，不断干涉党内同志的工作。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坚决表态，要求撤回对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的指控。真正令毛泽东恼怒的是刘少奇当时正把他自己的人安插在贵州掌大权，其中几名曾经在莫斯科受训，并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共产党地下时期担任过特务。一如大恐怖时期的斯大林，刘少奇也意图利用公安及党内机构来完成他的肃清行动。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聚焦于农村的基层干部。如果要防止修正主义占领全国，位居高层的当权者便应该被检讨。刘少奇派出了自己的妻子去调查基层，并要求其他人追随她的领导，加入全国各地的大型工作组。毛泽东不喜欢这种由上而下的方式，他中意的是由下而上，让人民将调查焦点聚集在带领那些工作组的领导身上。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修改了运动的纲领，其中一个要点就是“纠正党内位居要职的走资派”。就在一年多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把这段文字奉为圭臬，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终成了文革的前奏曲。

【注释】

[3] 即大跃进的三要素，包含人民公社。

第三章 文化前线的战争

史

达林曾在胜利者大会上说过，前方还有激烈的战斗在等着。关于这件事，《简明教程》是这么写的：“他告诫党说，虽然党的敌人，即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和偏离共产国际的民族主义者都已经被击溃，他们残余的意识形态却依然留在部分党员的思维中，并且经常表现出来。残留在经济生活、尤其是在人民意识中的资本主义，为挫败的反列宁集团意识形态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温床。人民的心性发展与他们的经济地位并不同步。结果就是资产阶级观念仍然残存在人心之中，而且即便资本主义在经济生活中已经被彻底摧毁，这些观念还会继续残留。”

斯大林与和其他的领导都相信，社会主义要求完全屏弃过去的态度和观念。在胜利者大会之后的数年中，苏联对传统文化宣战。民间出版社被关闭、宗教遭全面禁绝，而知识分子“不是被攻击到只能屈从，就是遭到放逐”。在文化第一线参与战争的人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亲自过问高等文化的控管工作，一方面将少数小说家推崇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把无数的其他作家置于死地。斯大林企图一手掌控福斯文化。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就已经否决了艺术可以只是纯艺术的观念。共产党在偏远的陕西延安山区创建根据地、吸引数以万计的学生、教师、艺术家、作家和记者涌入当地之后，他便展开了一项运动，打算根除思想自由在这些年轻志愿者之间残存的任何影响。他们被带到大批群众前审问、被迫在思想改造大会上认错，还要互相批斗以求自保。有些人被囚禁在洞穴中，也有人遭到假处决，只为逼他们认罪。毛泽东要知识分子绝对服从。他表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打压独立思考不遗余力。民营报社在解放后几个月之内都被关闭了，数千种报刊从市场撤下，不再流通，整座图书馆都付之一炬。古典音乐被指为属于资产阶级，由民俗音乐的鼓声及革命歌曲的颂赞声取而代之，爵士乐更是彻底遭禁。新出剧作都赞扬阶级斗争，而且由巡回剧团到农村对村民演出。大多数的外国电影均被指为反动，并以俄语片取代之，例如斯大林最喜爱的其中一部电影《列宁在十月》。宗教同样成了被攻击的对象，修道院、寺庙、教堂和清真寺都被改建成军营或监狱。宗教领袖遭到迫害，他们的追随者亦被迫在公开集会上宣布放弃信仰——因为他们受到诸多责骂与刺激，更遑论还有对他们本身及家人的公然要胁。圣物则被熔化，以提炼金属。

数百万名教师、科学家和作家——共产党用语中称之为“知识分子”——发觉自己被迫向新政权效忠。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要参加永远上不完的教化课程，学习新的正确思想，研读官方文宣、报纸和教材。党不时透过猎巫行动来执行其方针，每次都会有数千人被批评为“搞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并送入劳改营。一九五五年有一个案例，著名作家胡风将共产党严苛僵化的文艺理论比为插在作家头上的刀子，招致了一场以批判他为名的运动，下至小学老师，高至党内高层的理论家，总共超过一百万人被控密谋叛国，必须证明自身的清白。许多人自杀，更多人最后被丢进规模日益扩大的劳改营。两年后，百花齐放运动走到了它悲惨的收尾阶段，又有五十万人被邓小平打成了“右派分子”。

毛泽东贬低知识分子的地位，不过他也和斯大林一样，留下了其中几位，让他们偶尔陪伴他露面。一如斯大林，只要这些人稍有不顺从的迹象，他就会毁掉他们。梁漱溟即为一例，这位卓越的思想家于一九一七年就以二十四岁之龄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毛泽东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师范学院学生。一九三八年，梁漱溟在短暂造访延安时向毛主席呈上了自己的著作，毛泽东心中大悦，一九四九年之后便与这位教授过从甚密，有时候会派出自己的座车，将他接到共产党的总部——中南海。这段交情在一九五二年梁漱溟写信为民间企业家辩护之后便冷却了。一年后，梁漱溟在一场政协会议上坚称，土改后的农村人民生活在“地狱的第九层”。与会代表对他厉声吓斥，毛泽东也疾言厉色地指责他，发表了一篇长文章，标题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并在文中说了如此重话：“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让毛泽东先是频频示好，而后却彻底鄙弃的知识分子，梁漱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 * *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不得不尽量表现出宽宏的气度，他以历史上那些不听劝谏而失败的君王为例，很大气地承担了大跃进的至少部分责任。他说了项羽的故事，这位君主“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最后被“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敌人刘邦打败了。

然而八个月后，毛泽东带头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却撤销了彭德怀要求平反的申诉。彭曾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对毛大加批判，几乎在同一时间，领导中央文教小组理论小组的康生编造了一个高层密谋反党的说法。康生身材高挑、微微驼背，留着稀疏的八字胡且相貌阴险，曾在莫斯科接受苏联内务部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Ежов）训练。斯大林于一九三四年实施大肃清期间，康生与苏联秘密警察密切合作，除掉了数百名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几年后，斯大林以专机将他送到延安。他很快就全力支持毛泽东，并且用他在苏联习得的专长来监管安全与情报工作。康生也是共产党在延安迫害知识分子的幕后推手，他的手段非常残酷，导致他在一九四五年时被迫下台。一九五〇年代他数度精神病与癫痫发作，生活过得相当低调，并且在一九五六年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遭到降职，毛泽东思想就是在那次会议中被移出党章。

但是毛泽东出手保护了这个耍计谋的专家，现在又利用他来重新取得对党的控制权。一九六二年时有一部历史小说问世，以在战场上阵亡的党内领导刘志丹为主角，康生坚称其真正用意是要为高岗翻案。在这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的第八届第十次中央委员会议上，康生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毛泽东，上面写着：“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出纸条内容，康生则严词批判数名被控参与谋划的领导。他声称这个计谋的幕后主谋是习仲勋，这位党内大老有时会在周恩来出访期间担任代理总理，在庐山会议时则与彭德怀同一阵线。在毛泽东的严厉监视下，习仲勋遭到整肃。

此时毛泽东谈论起了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意识形态的全然败坏，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强调的重点。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央警告说：“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在教育、理论、科学、文艺、报纸、刊物、广播、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在习仲勋家乡的省分，受西方文化启发的戏剧在城市中演出，而封建的戏曲则在乡村地区再度流行。在物产丰饶、经常被视为文明摇篮的渭河河谷，有些村庄的私塾老师也重新教授儒家经典。在西安这座城墙内曾经吃立过数百座寺庙、佛塔和僧院的古都，反革命组织透过在大街上成群书报摊公然贩售的刊物，散播其恶毒思想。有些组织支持胡风，有些则称颂蒋介石。一些政府单位甚至直接从国外订购读物。一九五〇年代时教出大量俄语系毕业生的西安外国语学院，也订阅了数十份外文杂志和报纸。在汉中大学，英文课程的第一课所教的即是“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话把一九四九年后普及的一句官方口号逆转过来，颇具嘲讽意味。那句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西安并非特例。在长江沿岸的商业中心武汉，自一九六一年起便有数百名流动摊贩从事书籍出借与买卖，生意相当兴旺。这些刊物中，许多都是反动的，例如《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流行通俗情歌的歌本也有出售，而且不只是从回收场抢救出来的那几十本而已。大约一万五千首的歌词，绝大部分都被批为“封建、迷信、儒家、荒谬、色情”。在火车站和码头，旅客都能买到“政治立场错误的领导人”的照片，外国女演员的照片就更不用说了。意识形态的败坏还蔓延到了这座湖北的繁忙港市之外，封建文学在乡村十分普及，公安县有数百所小学以《三字经》为教材，这本简明的经典在解放前是教导儿童儒家思想用的。

无论在哪里，农村上空似乎都笼罩着迷信的乌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河北省邢台区的贫农曾经大肆对“资本家”和“个体户”泄愤，现在干部却与反动分子串通兴建寺庙、演出戏剧及焚香作法。江西省也一样，针对自耕农的阶级斗争虽然进行得飞快，却没能处理更加根深柢固的宗教复苏现象。在曲江地区便有超过一百座佛寺重建，到处都看得到神像。随着部分农村地区似乎重新回到往日封建时光，还有更恶劣的习俗卷土重来，而共产主义原本应该要把村民从这样的过去拯救出来的。数百名女性被卖去当别人的妻子，有个名叫徐荣达（音译）的男子便花了二千二百元买来他的新娘。至于他所属公社的党书记，则是买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全国各地都有农民重十旧习俗，对共产主义不再抱有希望了：“年年有灾难，天天讲困难，究竟困难何时了？”在距离香港不远的顺德，前景一片黯淡：“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知道是否走对了？”

就连基督教似乎也未因十五年来的严酷打压而有任何动摇的迹象。复活节时，数百名基督徒在山东益都庆祝耶稣基督复活，而昌潍的教会则宣称拥有数千名会众，其中大多是在大跃进之后才信基督教的。在山东的海港城市青岛，教堂每到耶诞节总是人潮汹涌。

这些教徒当中有许多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年幼的孩子似乎特别容易受到反革命思想毒害。青岛的儿童有三分之一参与宗教活动。反动歌曲相当普及。很多人以戏谑的方式改写大家熟悉的政宣歌词，借此嘲笑共产党。在学校、工厂及办公室都规定要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于是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地瓜干〉，因为地瓜切块晒成的地瓜干是饥荒的象征。另一个颠覆原意的例子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句歌词，不出所料地被改成了“解放区的天是黑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不喜欢”。类似的改编歌曲有一百首以上。

在北京，在共产党中央的眼皮底下，有一些学生表现出更明显的轻蔑态度，得意洋洋地自称“狄托”或“赫鲁雪夫”。少数人公开谈论推翻共产党。二十七岁的北京大学生物系研究生王翠文不断提及饥荒，并将共产党指为最差劲的独裁政权。他和朋友曾在一九六二年春天试图逃往香港。他失败了，但是有许多人成功逃离。五月时，出逃的人数达到了一日五千人之多。

* * *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原意是教育人民认识社会主义带来的好处，同时也用来消灭党内基层的贪腐情形与查出反革命的阴谋——无论真假。如前所述，有超过五百万名党员受到各种惩罚。但是光靠镇压并不足以消除反革命意识形态在大跃进结束后产生的深远影响。毛泽东特别在意年轻人的教育问题，因为他们是革命的继承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解答就是雷锋。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倡导全国上下学习雷锋这名为了服务人民而奉献生命的年轻士兵。他在前一年被倒下的电话线杆击中身亡，当时才二十一岁。雷锋留下的日记当中记录了他意识形态的变化历程，在全国各地出版并广受研读。以前也有过其他的学习楷模，但大多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抗日战争或国共战争中死去的战争英雄及英雌，雷锋却是在解放后才加入军队的，指定他为楷模，是为了吸引和平时代中长大的年轻读者。在他的日记里，毛泽东的政治格言可以用来解决日常的生活困难，雷锋的形象其实是宣传部虚构出来的，把他塑造成平民哲学家。

在日记里，雷锋提到：“可以说在我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了党的血液。”他甚至梦见过毛主席：“我昨天晚上做梦就梦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像慈父般的抚摸着我的头，微笑地对我说：‘好好学习，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流着感激的热泪。”

工厂和农场工人的热情赞美之词如雪片般寄到全中国的报社，并且刊登出来。为了年轻世代好，各地举办了好几万场颂扬雷锋的大会，将他誉为理想的共产党员。有人以他为主题制作了舞台剧和电影。有人写了关于他的歌，其中有一些长达数十节。说书人游遍农村，以雷锋的英勇事迹和他对毛主席的爱戴来吸引目不识丁的农民。北京军事博物馆办过一场雷锋展，展览入口有一面大银幕，上面显示着劝勉参观者的毛泽东题字：“向雷锋同志学习。”玻璃柜中展出雷锋唯一的一套制服、他的帽子、袋子，甚至还有手帕。墙上挂着从他日记里摘录出来的标语。展场内到处是真人尺寸的超大雷锋照片，照片中的他是个圆圆胖胖、面带笑容的年轻士兵，四周都是微笑的工人、农民与孩童。曾经有个敏锐的观察家指出，雷锋就是穷人的毛泽东，是一个为福斯而存在的简化版毛泽东。最重要的是，他是年轻人的毛泽东：“一个返老还童的毛泽东，用热血青年的语言说话。”雷锋的意义是把人民从大饥荒造成的冷漠中唤醒，并且提高他们对阶级敌人的憎恨。

后来又有了其他值得仿效的英雄。一九六三年出现了欧阳海这号人物。他也曾经是军中英雄，死后留下的一本日记展现了他对毛主席的忠诚。一九六五年则出现了另一个雷锋的翻版，名叫王杰。王杰也有一本日记，他是因为飞身扑救一枚被误触引爆的地雷而死的。就如一九六三年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一般，一九六五年，全中国都出现了劝勉人民“向王杰同志学习”的标语，出现了和雷锋那时一样的照片，报刊上又登出了同样的文章。其他年轻的学习榜样一个接一个，迅速宣传成功，包括一九六五年身受重伤的水兵麦贤得、绰号“铁人”的大庆油田第一代工人王进喜，以及二十一岁时为了拯救孩童免于被奔逃的马匹所伤，而自己丧命的士兵刘英俊。他们全都在死后被短暂端出来跑龙套，帮助年轻世代感觉跟毛主席更亲近。但是他们需要永远铭记于心的，只有毛泽东。

翟振华的父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她在十二岁时和班上同学一起被要求向雷锋学习：“所有学生都有一本《雷锋日记摘抄》……‘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在我五年级时开始，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政府鼓励人民要像雷锋一样服从命令、努力工作、要做好事、无私奉献，还要研读毛主席的著作。”十岁的徐小棣则因为对雷锋深感认同而为他哭泣。在四川，张戎每天下午都会和同学走出校门去“学雷锋做好事”。运动开始发挥影响力后，部分学生变得很乐意随时“无条件把自己奉献给伟大的领袖”。

像雷锋那样在火车站帮助老妇人是好事，但学生也被警告不可以协助阶级敌人。毕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训令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了向学生灌输阶级仇恨，地方会定期举办“忆苦”大会，有成群的老工人和农民对着大批观众诉说解放前的艰苦日子。“我们听到的童年故事里充满了饥饿、没鞋子可穿的寒冬，还有人小小年纪就痛苦地死去。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对毛主席感激不尽，因为他救了他们的命，还给了他们食物和衣服。”张戎参加过忆苦大会后，被国民党政权犯下的暴行所震撼，对毛泽东的忠诚爱戴也极为热烈。在南京这样的城市，有一些退休工人对着数万人回忆、述说自己在万恶资本家手下所受的折磨与掠夺。挤满戏院的听众全都因震惊而啜泣，根本很难听清楚那些工人的描述。

学生也被带到“阶级教育博物馆”，那里将资本家的剥削行为完全展现出来，指出一般福斯过着贫穷日子的同时，阶级敌人是如何沉迷在堕落败坏的生活中。博物馆中有一贫如洗的农民被迫缴交高额租金的塑像，也有刑求室和内有铁笼的地牢，这些都是为了表现出过去的封建威权而重新创造出来的。学生也会听到，阶级敌人现在威胁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让国家回到以前封建剥削的日子，夺走他们冬天穿的鞋、偷取他们的食物，并且把他们变成奴隶。

雷锋现象的幕后主使者是军方，而军方也主导着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动力。在一九五九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就已经号召众人捍卫毛泽东，并以他尖细的声音指控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然后他高喊：“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私底下，林彪的批判其实比彭德怀尖锐得多，他仅只在私人日记中提到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然而他深知维持权力最好的方法是竭尽所能吹捧毛泽东，林彪早已经领悟到宣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多么重要了：“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林彪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之后，他立即开始宣传“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军人都要将摘录自毛泽东文章的片段牢牢记住。自一九六一年四月起，《解放军日报》便开始在头版的显眼处刊登“毛主席语录”。读者会把这些语句剪下并收集起来。后来在一九六四年一月，这些语录汇编成册出版，还有一个较完整的版本在五月时发送给解放军。这本册子的封面以大红色的胶套包覆，大小不超出一个手掌，非常便于收存在标准军服的口袋里。册子上有林彪的题字，内容出自雷锋日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到了一九六五年八月推出新版本时，这本《毛主席语录》——又称为“红宝书”——已经发行数百万本，流传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军队基层。

被神化的毛泽东得意洋洋，下令全国学习林彪与解放军。他说：“解放军好是政治思想好。”于是，军方在人民生活中的角色开始愈发重要，还在政府单位中设立了政治部门来宣传毛泽东思想。军方也营造出一种更加尚武的氛围，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互配合。农村会举办为学生和工人所规划的“军事夏令营”。小学里的学童借由射击蒋介石与美国帝国主义者的画像来学习使用空气枪。孙逸仙之妻宋庆龄创办的第一座少年宫位于上海，它原本是一栋以欧洲进口大理石建成的豪华住宅，少年宫的特别顾问会为少年先锋队设计军事游戏，少先队队员的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很容易辨识。另外有为年纪较长且背景可靠的学生所设的军训营，学生在营中学习投掷手榴弹与实弹射击。光是一九六五年夏天，上海就有超过一万名大学生和五万名中学生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训练。军方还成立了“国防体育”倶乐部，在中小学开课，最主要的教学内容是射击和通讯。有步枪倶乐部、无线电倶乐部、航海倶乐部、电工倶乐部、旗号倶乐部，甚至连跳伞倶乐部都有。阶级背景可疑的年轻人一律不准参加。

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军方为了庆祝国庆日而在天安门安排了一场盛大的节目，演出者包括数名身着军装的合唱团与芭蕾舞者。表演队伍最前方是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在〈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乐声中缓缓前进。北京市长彭真宣告，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必能战胜“资本与封建复辟的企图，以及海内外敌人的侵袭”。

在热烈拥戴军方模范的同时，伴随着对正规学习的轻视。“政治挂帅”是林彪提出的口号。毛泽东批判知识分子一向不遗余力，此时他更开始表示不信任整个教育制度。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三日，全中国都在庆祝农历新年之际，他将高中和大学的考试比作清朝科举考生必须精通的八股文：“我看这种考试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学生公布，让学生自已去研究，看书去做。”他还用更加挑衅的语气提出，作弊应该被允许：“这无非是你会我不会，你写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抄会了也是一次学习。”当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啰啰嗦嗦、又臭又长时打起瞌睡的学生们，也受到他的称赞：“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不如打瞌睡，可以休息脑筋，养养精神，对身体有好处。”

毛泽东进一步指责教育系统偏袒“阶级背景不好”——例如有资本家或地主背景——的学生，因为他们比无产阶级和农民更有本钱在教育上取得成功。最糟糕的是，学校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经营，而他们无法达成培育“革命儿女”的任务。

有些学生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想传达的意思。华林山当年还是个小男孩，生活在桂林；这座风景秀丽的城市位于广西，当地青翠的平原上矗立着许多石灰岩丘。他把毛泽东的春节谈话铭记于心：“字字珠玑。”一如许多其他学生，他自觉受到了严苛制度的压抑，那套制度只教他盲从师长、死记硬背呆板理论，而毛泽东站在他们这边。另一个后来成为红卫兵的人便说过：“上课浪费我的时间，老师浪费我的时间。”很多人都在等待毛主席的号召。

毛泽东也把目标瞄准了文艺界。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他抨击文化部在抑制封建、迷信与修正主义思想的散播方面很失败。他讥讽文化部应该改名为“才子佳人部”，或者更贴切的“外国死人部”。

一个月后，他又发牢骚说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也指控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修正主义的边缘摇摆不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

一九六四年夏天，一场全国性运动在毛主席的鞭策下展开，起初针对的是传统戏曲，它是农村最盛行的艺术类型之一。五千名领导干部与艺术家获邀参与由周恩来支持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北京市长彭真在活动中高声谴责修正主义，并且告诫在场听众，要他们思考京剧服务的对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走的是马列主义的路线，还是修正主义的路线？”毛泽东甚为欣喜，但是大会上真正吸引众人目光的是他妻子。

江青这名演员早年在上海崭露头角，然而一九三七年上海遭到日本侵袭后，她便前往延安，加入了数万名热切投身于革命的志愿者行列。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年轻女子，拥有白皙的皮肤和一双大眼睛。她也极具野心，很乐意利用身体换取权力。不久，她就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比她年长二十岁，而且与第三任妻子失和。这段关系在他的老同志之间引发了一场骚动，他们不赞成领袖抛弃结婚已久的妻子去迎娶一个来自上海的女伶。关于江青过往的流言纷纷传开，甚至有一项调查报告推测她是蒋介石的特务。主管安全工作的康生出手介入，担保她是纪录清白的共产党员。他鼓励江青继续和毛泽东交往。康生与江青是在山东认识的老朋友，他们彼此利用，巩固自己和毛泽东的关系。于是毛泽东的妻子被送到苏联养病，两人宣告离婚。江青在一九三八年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不过新任毛夫人必须同意三十年内不得参与政治活动，这使她在接下来的多年中愤恨不已。

最初的激情很快就退去了。毛泽东对性需索无度，解放后有许多女子被征召来侍候他。“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毛泽东的出轨行为愈来愈露骨，江青也愈来愈虚弱和寂寞，她患上一连串毛病，其中有些是真病，其余只是想像。她的用药量很大，处处怀疑有人要加害她，镇日抱怨有声响、风声，还有刺眼的光线。粉红色和棕色会让她眼睛不舒服，所以她坚持住宅内的一切都要漆成淡绿色——包括家具。她要别人时时刻刻持续关注她，却不断与身旁的人起争执。她满怀政治野心，渴望成为活跃的政治人物，却只能沦为毛泽东身边一名无助的附属品。

一九六一年，毛泽东被一名女子迷得神魂颠倒，她在毛泽东前往中国各地时搭乘的专用火车上担任服务员。这名叫作张玉凤的女孩当时十八岁，有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说起话来伶牙俐齿。她很快就成为毛泽东最亲近的女伴。江青是否同意不干预她丈夫的诸多外遇以换取公众地位？这点不得而知，但毛泽东确实在隔年把他的妻子推上了政治舞台。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毛泽东在党大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之后数天，江青第一次公开露面。当时印尼总统苏卡诺来访，《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张照片上，江青就站在印尼第一夫人哈蒂妮身旁。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也入镜了。这批照片在中国内外引起广大关注，连《时代》杂志都提到北京的官夫人大方地与哈蒂妮争妍斗艳。江青身着简单俐落的西装亮相，但是被穿着华丽丝绒礼服的王光美狠狠比了下去。

这个场合宣告毛夫人进入了她二十多年来一直不得涉足的政治领域。毛泽东让江青在文艺方面试试身手。他的私人医师曾提到：“江青参与政治后，她原本的神经衰弱就逐渐消失无踪。”

不久，毛泽东观赏了一齣新编昆曲历史剧《李慧娘》，主角是一名姨太太，她被残暴且满怀妒恨的丈夫处死。这出剧的转捩点在于姨太太不小心说熘嘴，透露自己很爱慕一名年轻俊美的学者，被她年老的丈夫听到，也等于宣判了她的死刑。戏剧在中南海演出，所有高层领导都在场，毛泽东却面色凝重。表演结束时，他只是慢慢拍了三、四下手，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戏剧内容太写实了，毛泽东认为那是在挖苦他自己的风流韵事。

全心投入的江青开始调查全国剧团表演封建戏剧及外国戏剧的状况。过了不久，她就自命为文化监督者，开始对戏剧、音乐和电影的制作下指令。

然而她并非单独行动。大力奉行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刘少奇也很支持这场文化战争，一九六四年一月，他批判田汉——这位剧作家写了剧评盛赞《李慧娘》——指称他的作品“针对共产党”。刘少奇也希望能有一把净化之火，将文化的基础清得干干净净。于是他在宣称农村地区三分之一以上的权力都在敌人手上之时，也暗指从大学到农村学校的所有艺术与文化，有三分之一以上都属于修正主义，应当以革命推翻。

彭真同样从来不相信可以允许知识分子拥有自由，他也是党所指派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的组长。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他便是以五人小组组长的身分发表那场关于修正主义危害的重要演说。康生也是五人小组的成员。

江青与她昔日的师父——即两年前整垮习仲勋的康生——联手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紧咬着田汉不放。康生在容光焕发的毛夫人面前，以浓重的山东口音将田汉的作品《谢瑶环》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名剧作家的脸色惨白，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子。田汉是江青的诸多眼中钉之一，江青在上海演戏时，他就得罪过她了。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肃清运动扩大到戏剧界以外。一切的知识活动都处于战争状态，从艺术到历史、经济学到哲学皆然。到处都有“彭德怀的爪牙”和“小赫鲁雪夫”被揭发。到了这场运动于一九六五年四月正式结束时，就连曾经被毛泽东嘲笑为“外国死人部”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也被斗垮了。

但是毛泽东把自己的妻子带入政治竞技场，并不光是为了打击几名剧作家。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来执行一项重要得多的任务，而这项任务针对的远远不只是文化部而已。一九六五年二月，他派江青前往上海执行秘密任务，即将使“文化”成为发动革命的舞台。

第四章 四人集团

一

九六五年一月，埃德加•斯诺受邀在人民大会堂一间宽敞的厅室内与毛泽东餐叙。他们的交情要回溯到一九三六年，来自密苏里州的斯诺当时是个年轻且满怀理想的记者，也是首批抵达延安的外国记者之一。毛泽东对斯诺述说自己的经历，斯诺也热切倾听。一年后出版的《西行漫记》成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内幕报导，让全世界认识了毛泽东，并且把共产党员描写成“在逐渐发展的伟大民主中与农民紧密团结的农村改革家”，使舆论转而支持他们。

现在毛泽东要利用斯诺向外界传达另一个讯息，这一次是关于越南：“只要美国不进攻中国，中国就不会派兵进入越南。”这次访谈从未在中国公开刊载，但是有办法读到的人无不对此深感兴趣。几个月前，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这天，中国最西部省分新疆的一座咸水湖（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片蕈状云。自从广岛原爆后，侦测放射线就成了日本举国关切之事，而这次爆炸的威力强到连远在日本民宅屋顶上的盖革计数器都侦测到了。中国刚刚引爆第一枚自制原子弹，成了继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之后，第五个达成此目标的国家。这次试爆的两个月前，美国国会才通过一项决议案，赋予詹森总统采取行动的权力，回应共产党在越南的侵犯行为。拥有原子弹的中国是否会将自己的军队派到东南亚，与美国在这场大战中交锋？

朝鲜半岛已有过一次惨痛的先例。十几年前，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八日那天，超过十八万名士兵趁夜越过边境进入朝鲜半岛。这场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现代化战争时代中规模最大的伏击”使毫无防备的联合国军队瞬间陷入苦战。

毛泽东利用朝鲜战争创建了第一流的军火工业，靠的全是苏联的帮助。另一方面，斯大林则十分期盼看见更多美军在朝鲜折损，而且大概也很乐意看到中国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陷入一场代价惨重的战争里。战事拖了三年，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不愿意让它结束。这场战争的人命损失非常庞大，中国派出大约三百万士兵到前线，估计有四十万人死亡，加上朝鲜方面亦有数十万名士兵阵亡。美军则有三万多人死在战场上。毛泽东表示，朝鲜的情况不会在越南重演。

斯诺来访后一个月，北京迎接了另一位客人。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飞弹危机过后，赫鲁雪夫一直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他并不想涉入越南的战事，但是布里兹涅夫却急着想走较为强硬的路线。一九六五年二月，在美国大举提高介入越南战争的规模之际，布里兹涅夫派遣总理柯西金到河内，以一纸防御条约提供胡志明大量金援、军事设备和技术顾问。返回莫斯科途中，柯西金在北京暂留，力劝中国与苏联合作介入越南战争。他在机场受到少年先锋队献花欢迎，但是毛泽东在整个领导阶层面前对他训了几个小时的话，并且拒绝了他结盟的请求。

毛泽东希望把精力集中在自家的革命上。然而并非他所有的同志都认为应该把内部的阶级斗争放在世界革命之前。美军开始向南越增兵时，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将美国比喻为纳粹德国，并提出警告，指东南亚可能会出现另一个像纳粹慕尼黑总部的地方。一九六五年五月五日，他以让人联想到朝鲜战争的“积极防御”概念提出警告，升温的情势正走向一场“朝鲜式的局部战争”。他大声疾呼说，共产党已经准备好“在越南人民需要时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起战斗”。

国防部长林彪出手替毛泽东解围，提出“人民战争”的概念，为毛泽东提供了不参战的理由。六月时，他废除了人民解放军中所有形式的正规敬礼、肩章、硬檐帽、勋章、军阶佩章、订制军官服及其他差别待遇。从将军到士兵，每一名战士都只在同样款式的军帽上佩戴一颗红星。过了几个月，在九月三日那天，林彪说明了一项策略，一方面可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又不需与苏联合作。他的愿景所依赖的只有一句话，而这句话即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头贯彻到尾，那就是“自力更生”。全世界的革命势力，从亚洲到非洲，都要依靠自己的军力消灭美帝国主义：“要革命，要进行人民战争，并且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准备在任何外来的物质援助都被切断的情况下独立地进行斗争。”

罗瑞卿挑在苏联战胜纳粹德国周年这天发表演说。林彪则在中国对日抗战胜利二十周年时公开他的声明。林彪的文章刊登于《人民日报》的同一天，罗瑞卿在刘少奇与邓小平陪同下，于人民大会堂的一场政治集会上重申了他春天时演讲的重点。

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竞争必须回溯到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当时他们两人都已晋升军中要职。形式上来说，林彪是罗瑞卿的上司（林是国防部长，罗是总参谋长），但罗瑞卿经常直接找毛泽东商谈。林罗两人之间的歧见很深。由于苏联专家于一九六〇年夏天撤走，苏俄的军事科技支持——从喷射机燃料、飞机零件到弹道飞弹皆包含在内——皆突然中止，林彪的反应是鼓吹“人民先于武器”的观念，罗瑞卿对此嗤之以鼻。对林彪而言，意识形态至高无上，一九六四年他在军中发放红宝书，并宣扬“政治挂帅”口号，令罗瑞卿大为惊讶。

林彪的妻子叶群——沉默寡言的中年妇女——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去见了毛泽东。她指控总参谋长中伤她丈夫，并且密谋掌控军权。毛泽东倚重林彪远超过罗瑞卿，所以很容易就动摇了。罗瑞卿被调查、讯问、长时间训话，连续遭到压迫达数月之久，最后在多达九十五名参与者进行的批斗大会上屈服了，这些人包括他昔日的支持者刘少奇和邓小平。罗瑞卿对党忠诚无比，且意志坚定，他在一九五九年成为总参谋长之前，便已经以公安部长身分创建了劳改营制度，造成了数百万平民死亡。然而就连他也在这样的压力下崩溃，试图跳楼自尽。虽然只摔断了腿，但他企图自杀的行为被解读成有罪的铁证。刘少奇还轻蔑地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也不把这当回事：“罗长子跳了个冰棍。”

* * *

在罗瑞卿以自杀决定自己的命运之前，革命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也已经被除掉了。大约在赫鲁雪夫批判斯大林的那个时期（一九五六年），各单位的机要秘书已经开始使用录音机，以确保他们为各大重要会议所誊写的逐字稿正确无误。两年后，连毛泽东与地方领导的会面都被录音，他对此表示不满。但到了一九六一年，他在东德制附空调设备的专列上与服务员张玉凤调情的内容也被录下来，使得他大发雷霆。负责技术与后勤事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幸免于难，他的几名属下则因此撤职。但毛泽东怀疑是否有同志在收集资料来毁灭他的声望，甚至有可能在编写一份报告，而这份报告的内容就类似于赫鲁雪夫针对其前上级所做的演说。

赫鲁雪夫在一九六四年十月遭政变推翻后，毛泽东的猜疑心更是变本加厉。但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正在为革命培养环境。他要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来负责党机器内的文书传递。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杨尚昆遭革职，由汪东兴取代，他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保镳之一。

* * *

一九五七年初，毛泽东呼吁知识分子将不满表达出来、帮助党员改善其工作时，彭真曾利用他身为北京市长的影响力，抑制这项运动。总部位于北京的《人民日报》拖了数周才刊出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运动最重要的一些演说内容。当时这个共产党喉舌的总编辑是邓拓，他便是听从了市长的提示。百花齐放运动令毛泽东的许多同志感到担忧，特别是刘少奇，他忧心若人民受到鼓励发泄不满，情况也许会恶化，最后一发不可收十。然而没有人像彭真那样地抗拒这项运动。这个魁梧、坚定的革命分子忙得鲜少有时间阅读和看报，他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发生于延安的迫害知识分子事件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解放后，他让北京从停滞的落后地区摇身一变成了人口六百万的共产主义重镇，而且城里没有什么事情是未经他同意就实施的。

彭真最后还是乖乖屈服了，但多年后毛泽东还是抱怨过彭对首都的掌控极为严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事实证明，彭真与刘少奇的担忧是对的。一九五七年春天，人民走上街头，大肆宣泄他们对共产主义统治的不满，使得共产党不得不出尔反尔，取消运动。无情的镇压很快就展开，彭真也竭尽全力彻查。不久，火车站里便能看到成批的学生、教师、艺术家及作家穿着厚厚的棉袄和沉重的冬鞋，有的腋下还夹着粗羊皮大衣，等着被送到北大荒的劳改营。

彭真当时也是文革五人小组的组长，该小组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受党的指示肃清文艺界。这个选择很恰当，因为彭真在一九四二和一九五七年迫害知识分子时，可谓乐在其中。但他在文化领域的首席执行者角色，加上他对首都的掌控，便成了毛主席意欲除掉的障碍。

毛泽东首先透过同为五人小组成员的康生来打击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工作组被派到全国各地，康生则决定将心力集中于北京大学。他希望借由详查单一机构来打击整个北京，就和白银市一样。一九六四年七月，一个工作组被派到北大，找到了愿意与他们合作的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工作组秘密查阅每一名干部的档案，很快就断言北大党委员会已经“烂到底”了，这个说法让彭真勃然大怒。工作组扩大成员后开始进行新的调查，数百名组员仔细钻研北大各项活动的每一个层面，包括大学与北京市党委的关系，最后宣称北京大学和市政当局共谋走“资产阶级路线”。彭真在数名北京党委成员的协助下，于一九六五年一月指责这个工作组“胡乱批评”。两个月后，邓小平也挺身维护市长，谴责工作组的作为太过火了。康生受到严厉批判，只差没有指名道姓。六十多名遭控进行“反党”活动的干部终获平反。

康生的策略逐渐引起反效果之际，毛泽东选择了一个较为迂回的方法，在一九六五年二月把自己的妻子派到上海进行一项秘密任务。当时江青已经在戏剧界牛刀小试，主导斗垮田汉一事，田汉是全中国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被控利用一齣以唐朝为背景的剧本来借古讽今，攻击共产党。这次的计划是批判另一齣历史剧《海瑞罢官》，故事内容是正直的官吏海瑞勇敢对抗暴君，结果因为他的耿直而遭罢黜。剧本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他同时也是彭真的副市长。

以借古讽今为手段来进行政治抨击，在中国渊源已久，但毛泽东自己也曾于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要求党内领导干部向海瑞这位明朝官员学习。他对海瑞这号人物相当着迷，因为海瑞勇敢对皇帝直言，并且对皇帝忠心耿耿。最重要的是，海瑞不会直接谴责皇帝，而是谴责他身边的弄臣。毛泽东当时利用这个历史人物，将大跃进引起的严重灾祸归咎于党内其他领导阶层，说他看到的粮产统计资料都是灌水过的，下属也蒙骗他。为了推广海瑞的精神，有人将他的故事搬上舞台、有人发表文章，也有人为他写传记。

然而在一九五九年夏天彭德怀遭到整肃之后，政治情势完全改变了。以此时的眼光来看，这位在庐山会议上大胆直言的元帅就像是海瑞。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可以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来解读：“你早年或许立下了几个功劳。但现在？国家对你早有不满，所有大小官员都知道。你沉迷邪道，走火入魔，自大独断，专横偏颇。”

由吴晗修订过的剧本于一九六一年二月在北京演出，其中那些隐喻的含意看在某些党内重要官员的眼中必定相当明显。一九六二年一月那场重要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其中一些官员开始私下将彭德怀比作海瑞。这出戏后来没有再上演过，但是文本依然风行。在饥荒甫结束的这段时期，毛主席对此现象束手无策。

江青在上海当过演员，因而对当地十分了解。最重要的是，这座港市的工人运动历史悠久，是一处共产主义的堡垒，并由极具影响力且深得毛泽东信任的市长柯庆施管理。市长有两名亲信自告奋勇协助毛夫人，这两人后来都变成了“四人帮”的成员。其中一个是沉默寡言、城府极深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另一个则是姚文元，这名矮胖、圆脸、秃头的年轻男子在一九五五年时曾经热忱地加入“反胡风运动”，胡风就是那位痛斥官方教条的著名作家。当一个接一个知识分子被打成“胡风集团”的成员并送去做苦工时，姚文元非常高兴，也很乐意进一步用自己的文笔来为毛主席效劳。

于是姚文元成了打手。他在江青指示下佯装患病，躲在疗养院里度过夏天，并写了一篇坪击《海瑞罢官》的长篇评论，指控吴晗支持农业私有化并以间接手法批判大跃进。他一共写了九份草稿，其中三份经过毛泽东亲自编修。即便如此，它仍然是充满枯燥言词的长篇大论，篇幅长达一万字。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这篇评论刊登在两份上海地方报纸上，毛泽东本人在上海监督这波打开文化大革命的攻势，而杨尚昆也在同一天遭到革职。

彭真陷入了两难。如果包庇吴晗——他是朋友、同事，同时也是重要知识分子——可能会被指为放任首都藏匿修正主义分子，任其横行。如果他对付吴晗，又会被指控没能早一点看出危险。彭真禁止《人民日报》和其他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借此回避问题。当周恩来去电告诉彭真，主使撰写批判文章的就是毛主席本人之后，他让步了，但仍然主张海瑞与彭德怀之间的比喻关联之争是纯学术辩论。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和他率领的五人小组前去寻求毛泽东的指引，当时毛泽东住在武汉东湖畔的一座隐蔽别墅里。五人小组的成员康生在汇报时指责《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但彭真坚持将整起事件视为一场学术辩论。毛泽东装作不知情，不理会这场冲突，并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毛泽东给了彭真一种安全的错觉。陷阱在一个月后爆开，毛泽东指责这位北京市长“搞独立王国”。毛主席告诉康生，北京市委包庇坏分子且反革命，应该解散。康生前往北京，将讯息传给周恩来，而周恩来则顺应自己的政治本能，全力支持毛主席。在一场党内大老的最高会议上，周恩来与邓小平使出了致命的一击，谴责他们昔日的同志“违反毛泽东思想”以及“反毛主席”。

* * *

第四道障碍，同时也是最后一道，那就是主管政治宣传的陆定一。他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在上司彭真垮台后，他也紧接着失势了，在先前关于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纷争中，他与彭真站在同一边。陆定一和彭真一样是文化政策的执行者，曾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宣布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他把文化部从上到下彻底肃清，但是这样还不够。一九六六年二月，愈来愈常合作的江青和林彪在上海召开一场会议，讨论军中的文学与艺术。他们的报告断定：“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现在轮到陆定一被肃清了。他在三月时因为“污蔑”毛泽东思想而下台。

毛泽东坚持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四人都属于一个“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一直在谋划一场邪恶的流血政变。林彪当着所有党内大老的面宣读四人罪状，这份罪状是毛主席命令康生替林彪撰写的：“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林彪把四名谋反者打成一个修正主义、反革命集团的领导人。他也颂赞毛泽东，将他捧上了天：“毛泽东不是天才吗？不是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吗？别人为什么不行，而只有毛泽东行呢？毛泽东思想没有创造性吗？如果没有创造性还提毛泽东思想干什么？”周恩来也力挺林彪：“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话，他说得很对。”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四名领导全数遭免职。周恩来激动地表示，他们的失势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又说：“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第二部 红色年代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

第五章 大字报之战

一

九六六年五月，在一个经常阵雨的春季尾声，一名在扬州某家剪刀厂工作的二十三岁工人往内陆步行了五十公里，抵达传说中经常闹鬼的著名历史景点——紫金山。在这个时节充满绿意的山顶，常常在日落时隐没于金色和紫色的神秘云雾之中。紫金山俯视着南京，这座城市曾经是明朝首都，也是几位皇帝和高官的长眠之地，明孝陵——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陵墓——就藏在这一片片的竹林与古老的橡树林里，而陈志高便是在这里喝下一小瓶氰化物后身亡。一个小孩在他家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上头以潦草的字体写着“拥护邓拓！”他因此承受不住压力，成了最早在文化大革命中牺牲的平民之一。

姚文元的文章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掀起了一阵反吴晗的风潮。彭真要邓拓写文章维护吴晗，多年前将毛泽东针对百花齐放运动的重要演说内容延后公开的人就是邓拓。彭真与吴晗两人失势后，接下来遭殃的就是邓拓。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已经被毛泽东牢牢掌控的《人民日报》批判了他和几个属下。大跃进刚结束时，他们曾写过数百篇文章，刊登于北京市党委掌控下的杂志中，现在他们的文章反而被指为借由历史寓言和讽刺来抨击毛主席。过了十天，也就是五月十六日那天，《人民日报》做出了激烈的控诉：“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两天后，邓拓在家中服下大量安眠药身亡，屋里尽是大批他在身为彭真重要属下时蒐集的罕见墨宝及古画。

《人民日报》是共产党的喉舌，报上的评论在全国都被人仔细研究、在集会上朗读、在广播中播送、贴在墙上或展示在布告栏的玻璃窗中。各地中学的党委书记都将大批学生集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批判吴晗、邓拓及其拥护者。好几年来，学生接受着激进的“阶级斗争”信条教育，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提醒他们要提防潜藏在每个角落、密谋推翻共产党的阶级敌人。于是有许多学生就像模范战士雷锋一样，等不及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现在上面给了他们目标。他们开始工作，奉命写大字报，领到了成捆的毛笔、许多墨水和一叠叠的旧报纸。大字报要贴在墙上，所以他们架起大锅，把地瓜粉煮成浆煳。他们在报纸上写下又大又粗的字，有时候一张报纸就写一个字，然后用扫把将报纸贴在墙上。很快地，每面墙上都贴满了这些标语：“打倒黑帮！”“打倒反党阴谋分子！”“将革命贯彻到底！”……

一些对政治较敏感的学生也会去图书馆研究《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的评论与社评，以了解吴晗及其拥护者的犯行。他们随时留意足以暗示这批人有罪的证据，每天都张贴新的大字报来报告最新发现。河北省正定县曾经是数个佛教学派的创始地，这里有群学生宣称他们发现，在一张毛泽东站在天安门演讲台上的照片中，毛主席头部上方悬着一把剑。搜索因此扩大，很快地，短篇故事、小说、电影和话剧里都发现有问题。许多年轻的激进分子都试着模仿姚文元的文体风格写评论，因为他就是靠着写文章斗垮了吴晗。一名来自正定的学生高原解释说：“方法是，第一要先宣称自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第二是针对目标提出一连串指控性质的问题，第三则是揭发事件，将其定为又一个反革命分子渗透党的案例。”

不过，当部分学生已经等不及要加入批判的队伍时，许多他们的老师却依然很困惑，其中有些竟然还在维护吴晗，济南的一所中学便出现了一篇从头到尾都在驳斥姚文元指控的文章。但是这些老师大多很谨慎，这也其来有自。他们和学生不同，都还记得百花齐放运动。一名曾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师隐约感觉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会更糟：“这次文化革命，我们教师是站在被告地位，比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还厉害。”很多人静观其变，等着看风向怎么转：“不能多说话，说错了，不得了。”少数人担忧得自行去找学校的党委书记，主动把自己的意识形态错误全盘供出，希望能得到宽恕。这时，开始有大字报质疑部分教师的背景。

* * *

随着北京市党委员会改组，也发生了更多令人不安的事。四人集团还只受到内部批判的同时，有一份通知于五月十六日在党内基层传开，宣布彭真已经把首都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本营。毛泽东呼吁全党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在时机成熟后立刻夺取政权，并且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提出急迫的警告：“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雪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这个讯息令党内基层不寒而栗。如果大权在握的首都领导人都能垮台，其他人也许很快就会步其后尘。党员开始在研习毛主席话语的大会上互相审视。少数人开始相信唯一安全的决定就是不相信任何人，只信任毛主席本人：“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

阅读《人民日报》的百姓约略感觉到权力狭廊里正在掀起一场风暴。夸大的谣言开始流传。有些人宣称彭真要召军队进北京，也有人私下耳语说有人在招募北京监狱里的罪犯，准备进行最后的对决。而毛泽东连月以来都不曾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是让情况更有如谜雾一般。

与此同时，毛泽东采取行动，解散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是毛泽东的亲信。这个小组很快就会主导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进程，成了最重要的政治机构，所有最高决策都出自这里。一如皇帝为了避开朝臣反对而设立的内朝，文化革命小组后来也会控制党、政府和军队。

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他为人刻薄、心胸狭窄，说话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一九三〇年代时曾在莫斯科受训。陈伯达在延安成为毛泽东的撰稿人，并且在解放后担任他的政治秘书之一。一九五八年，他热烈拥护大跃进，视其为共产主义的黎明。两年后，他为自己的主子免去了在这场浩劫中的所有责任，宣称数百万人的死亡是“我们向前迈进时不可避免的现象”。

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包括江青、康生、姚文元和张春桥，以及其他几名毛泽东的亲信。小组成员会随着每次的权力平衡变化而有所更动，但是小组本身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恒常占据风暴中心。小组迁入了位于紫禁城西方数公里处钓鱼台国宾馆当中的两栋楼。这处园林有湖泊与花园环绕，曾经是十二世纪金朝章宗皇帝最喜爱的钓鱼地点，不过人民大会堂等建筑本身则是一九五九年兴建的。文化革命小组很快又进驻了另外四栋楼，旗下的接线生、打字员、录音员和其他助理在这些地方协助处理每天来自国内各角落的好几袋电报和信件。毛夫人长居此地，在外界的乱象愈演愈烈之际，安然置身事外。

六月一日国际儿童节那天，文化革命小组投下了第一颗震撼弹。《人民日报》里一篇由陈伯达撰写的煽动性社论号召读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启动了文化大革命，各地人民都被强烈要求扫除资产阶级代表，因为他们意图“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这篇社论还特别指明了“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专家”、“学者”、“权威”和“祖师爷”。

仿佛这篇社论还不够耸动似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同一天晚上播出了聂元梓在一周前所写的大字报内容。聂元梓是一年多前曾经帮助康生与其工作组揭发北京大学高层“走资”的哲学系党书记。彭真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在一九六五年三月解散了康生的工作组，康生的计谋于是以失败收场。聂元梓受到严厉批判，而且几乎丢了工作。到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她发现随着吴晗和邓拓两人失势，当初迫害她的那一批人很快就会遭殃。康生将妻子派去校圜里煽动革命，聂从她那儿收到了提示。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贴出一篇大字报，声称北京大学处在资产阶级的控制下，校方领导阶层是“一批赫鲁雪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这篇大字报的消息几分钟就传开了，隔天便出现数千篇类似的大字报。康生将聂元梓大字报的副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这份文件“比《巴黎公社宣言》更重要”，对其表达了肯定之意。

六月二日，也就是聂元梓大字报全文在全国的广播电台播送的隔日，《人民日报》也将其刊了出来。北京所有学校都停课了。翌日，彭真垮台的消息公开，新的北京市党委员会也走马上任。共产党总部的大门上方挂起了毛泽东肖像，两旁则是缀有锤子和镰刀图案的红旗。弧光灯把整栋楼照得一片光明，货车载来一名又一名的委员，表达他们对新领导阶层的支持。学童欢呼喝彩，他们的脸颊都涂成了红色。庆祝活动又是放烟火、又是锣鼓喧天，直到隔天早上八点，人潮才逐渐散去。

为了升高运动形势，工人体育场在六月十三日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审判；这座庞大的混凝土建筑兴建于一九五九年，和人民大会堂及钓鱼台国宾馆一样，都是建造来纪念中国革命十周年的。来自北京、十九岁的杨国庆被控在一个月前用刀砍伤两名外国人。在电视转播镜头前，杨国庆被三名警察带到一座架高的平台上。他低着头，屈服于一万三千名群众的盛怒之下，他们齐声反复喊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反革命分子”，每喊一次口号，就高举一次拳头。

此刻的中国深陷在一场针对反革命阴谋的激进运动中，参与运动的人认为到处都存在着这样的阴谋。在每个村镇与城市，都展示着等身大小的毛泽东肖像海报。他的语录在工厂、办公室和学校的墙上迅速激增。根据一名目击者所言，街上呼吁民众注意修正主义政变危险性的标语“好像多了十倍”。全国各地的民兵部队皆处于红色警戒状态。他们练习摩斯密码、为空袭做准备，还要接受刺刀格斗训练。参加者包括年仅六岁的小女孩，她们向前冲锋时，还会以尖细的声音大喊“杀”。在山东省会济南，有一些工厂以缆线拉起模型飞机，固定在建筑物之间以进行防空演练。在该省的主要港市青岛，街上都是全副武装、带着步枪和轻机枪的民兵小队。有人担忧山东可能会被当成外国势力入侵中国的滩头堡，不过这个省已经全面准备迎战了。

在较为内陆之处，情况也很类似。在北京英国大使馆历练多年的唐纳德曾经如此写下自己沿着长江游历的经验：“我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从未见过政治宣传中有如此程度的文字及言语攻击。”警惕革命分子提防反党组织的口号随处可见，标语涂在墙上、印在报上、用扩音器播送，在农村里甚至还出现在流动看板上。

然而最能体现毛泽东内心盘算之处，是延安这个淬炼出革命的地方，也就是共产党员在数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藏身之处。那里的人与全国隔绝，又离莫斯科很远，只是偶尔以无线电通信；他们已经把清苦变成了一种美德，循着自力更生的原则生活。在他们掌控之中的根据地，各处都强制实施军事模式，由基层单位负责辖下成员的生计。单一化是被禁止的，因为理想的共产党员必须同时具有三种身分：士兵、工人及学生，在战争和工作时都要融入群体，每个学生都必须以体力劳动来对革命做出贡献，而每名士兵也都必须埋首研究政治。

延安在一九六六年夏天成了红色观光中心，大批游客在这里观看关于一九四〇年代的纪录片，片中有毛泽东年轻时身着军服的影像；或者有关开垦计划的纪录片，里面可见到排成长列的士兵在环境恶劣的山野间披荆斩棘，坚信无私奉献、坚忍不拔和团体行动可以改变大自然的样貌。在延安的公社和工厂，最广为传播的文句就是“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出自中国传统经典，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为其增添了新定义。故事主角是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他想用锄头和畚箕把一座阻挡他视线的大山移走。别人问他怎么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他回答：只要他的孩子、他孩子的孩子，以及世世代代的子孙都坚持不懈，那座山终究会被移走。毛泽东重新诠释这个故事，他说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是两座压迫人民的大山，但是凭着意志和勤勉，还是能除掉这两座山。这个故事后来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宝书里最常被拿出来朗读的三个故事之一。

毛泽东自己也在一个月前称许过延安精神。他于五月七日写信给林彪，表明军队应兼行“军学、军农、军工、军民”的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工人同样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而学生亦“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毛泽东这封信在接下来的数周里广为流传，他所计划的是一种军事组织与政治灌输的狂热理想，在这个理想中，每一名男女都要成为战士。中国的前进其实是朝过去的历史看齐。

* * *

六月一日，聂元梓对北京大学的指控一广播出来，全国各地的办公室、工厂和学校就都出现了大字报。其中有些像门一样大，用黑色墨水写成，重点控诉部分还画上了红色底线。也有一些是长篇大论的谩骂，批判地方领导背叛了党、使人民腐化、破坏革命，甚至谋划复辟资本主义。然而聂元梓张贴文章的地点，正是十年前百花齐放运动参与者张贴大字报的地方。读者在推挤争看围观这些文字之际，也纳闷着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一九五六年，共产党号召所有人畅所欲言，却在一年后指责那些开口批判的人。一名任职于外文局的围观者自问：“这次写这些大字报的人，是不是纪律严明、献身革命的党员？还是自私自利、找麻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一些犬儒的人提出，那些人只是党派出来的代表，怂恿福斯做出冒险的大胆举动，引诱他们自投罗网。

领导阶层也同样不知所措。毛泽东在五月十六日释出讯息、在党内掀起风波之后便避开众人耳目，离开了北京：“政治给其他人去忙。”刘少奇和邓小平只能自行筹谋，决定沿用党一直以来的做法。他们取得共识，打算按照固定的惯例行事，也就是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仍然飞到了杭州，征求毛主席的首肯。毛泽东依然含煳其辞，不肯把话说死。刘和邓离开后，毛对他的医生说道：“运动里的问题让他们自己解决。”然后，主席便冷眼旁观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中。

数万名干部被编成工作组送往北京各教育单位，这些单位从中学到出版社都有。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批于六月九日进驻清华大学，成员超过五百人，包括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内。中国其他地方也跟随首都的脚步，急忙派出了工作组。无论被派驻到哪里，工作组都见到他们所负责的学校早就都已贴满了大字报。

工作组鼓励学生批斗“牛鬼蛇神”，根据《人民日报》稍早刊登的一篇社论，那些人垅断了文化以压迫劳动人民。学生其实根本不需要鼓励。他们早已追查吴晗与邓拓的支持者达数周之久，而其中较为激进的学生则已经开始详查他们自己学校某些教授的背景。阶级敌人不再是过去的抽象幻影，而是威胁将国家带回以往封建剥削时代的真实人物。不久，批判吴晗的大字报就被一层层批判教师的新布告掩盖了。

受到工作组鼓励的学生首先勐烈抨击那些过去羞辱过他们的教职员。当时十五岁的学生杨瑞就读于北京最有名望的中学之一，她批判一名曾经在所有其他学生面前训斥过她的老师，指控对方在她因为身体疲乏不堪而发牢骚时，提高嗓门指责她“缺乏无产阶级感情”。这位老师正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把学生当敌人”的人。杨瑞拿起毛笔，蘸饱墨汁，以老师指责她时所用的恶毒词汇写了一篇大字报，她写道：“这个老师对自己的学生缺乏无产阶级感情，用高压手段抑制不同意见。”她的一名同学则批判另一位老师，他发现这位导师在学生出去做课间操时翻查课桌，并偷看他们的日记。随着学生开始审查课本、教学方法，甚至是教职员本身，又有其他的大字报张贴出来，揭发了更多见不得人的秘密。

部分学生较为谨慎，或者不愿意参与批斗那些和他们关系良好的教师。成都的张戎便直觉地嫌恶所有激进行动，也对壁报上字里行间令人触目惊心的暴力感到惧怕。当时十四岁的她于是开始翘课。然而袖手旁观是不被接受的。在接连不断举行的大会上，她都被批“以家庭为优先”。

海岸城市厦门距离成都一千五百公里，远眺着仍然由台湾统治的金门列岛。当地的工作组拟出了一份可疑教师的黑名单。一名教师被控具有国民党员的身分，另一名则被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有往来。“现在事实摆在眼前，”工作组对学生们说：“看你们要采取什么立场。”

很快地，教师开始互相做出严厉指控以求自保，引发了大字报战争。他们对彼此的了解，比学生所能发现的还要多，部分教师还有门路取得机密纪录，或者在高层有掌握权势的熟人。他们抹黑彼此名声的同时，也挖出愈来愈多过去的旧事来指控对方曾经与反革命分子勾结、秘密参与地下组织，或者性侵过无产阶级成员。少数教师写下自我批评，或者做出不实供述，希望取得宽恕。罪名的清单愈来愈长。正定县的清单包括了“流氓和坏蛋、卑鄙下流的富农和狗地主、吸血资本家和新资产阶级、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右派和极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和颓废分子、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帝国主义走狗和汉奸。”

随着一股仇恨的气氛被激发，文字战争也开始恶化成动手攻击工作组所挑出的目标。部分受害者被迫戴上用来羞辱人的帽子，也有人脖子上挂着指其为“资本主义走狗”、“黑帮分子”、“帝国主义汉奸”或其他罪名的牌子。许多受害者被送去游校园示众，遭人推挤碰撞，有时也会被泼墨汁。那顶帽子随着时间过去而变得愈来愈高、愈来愈重，木造的挂牌同样也变大、变重了。有时候，牌子会换成装着石头的吊桶。在凌耿就读的学校，校长便遭到这种待遇，他要挑负的石头太重，绳子深深陷入了他脖子的肉里。他和其他人被迫赤脚游校圜，敲着破锣破锅大声喊出自己的罪行：“我是黑帮分子！”

殴打事件很快就出现了。毕竟这是阶级斗争，而和敌人的斗争是至死方休的。随着激进的学生彼此怂恿、竞相表现出对革命的热情，暴力伤人的情况也愈见恶化。一些遭到指控的人被剃头，也有一些人的头发被理成“阴阳头”，也就是只剃掉半边的头发。部分的人则被丢在夏日的高温中好几个小时。在厦门，有数人被强迫跪在碎玻璃上。自解放以来，这些凌虐方法大多普遍用来对付阶级敌人，最近一次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然而有一种方法是新的，那就是“坐飞机”。受害者被迫蹲下，双手被人往后拉直。相传这种凌虐手法是王光美两年前在河北领导一个工作组时发扬光大的。从六月到七月初，福建省各地的学校有数十人在遭到学生凌虐后死亡或自杀。

牛鬼蛇神必须与公众隔绝，许多有嫌疑的人晚上就被关在临时权充的监狱里，这种监狱被轻蔑地称为“牛棚”，使用的地方包括仓库、教室及宿舍。工作组会派最受信赖的学生看守牛棚。这些学生有的带着自制武器，有的则从运动器材室翻找出西洋剑、木剑和标枪来武装自己。高原还记得：“我感觉到了自己念小学时玩间谍游戏时的那种刺激。”

* * *

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早期阶段，暴力攻击大多局限在中学，而且即便是在中学校园，其规模和激烈程度也有极大的差异。那个曾经以雷锋为学习榜样的小女孩翟振华就尽责地批判了她的几个老师，然而她就读的那所北京菁英中学，在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之后，革命的脚步便开始放慢了。

但是，针对毛泽东心心念念的那些“党内走资派高层”、那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敌人所进行的攻击又在哪里？每个地方的学校和大学中，工作组都把大部分的炮火转向被视为“黑五类”的师生，把他们拿来当代罪羔羊，或者牺牲几个地方干部以保护重要官员。他们会压制任何公开批判党的人。在正定，高原的一个朋友贴出了一篇指责学校党委书记的大字报，但工作组强迫这名学生公开道歉，化解了这场批斗。类似的场面在全国各地的中学都曾上演。

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冲突大概是发生在清华大学。戴着眼镜、身材魁梧的化学工程系学生蒯大富公开质疑：“工作组手中的权力是否代表我们？”刚加入工作组的王光美便宣称“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数天后，蒯大富被宣告为反革命分子，和数十名支持者一起在集会的学生面前遭到羞辱，而后被关在他的宿舍中。

在王光美的理解中，文化大革命是九年前百花齐放运动结束后那场反右运动的新形式。她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揭发像蒯大富这种反党的师生。这么想的人不是只有她。掌管工业、权势极大的副总理薄一波便曾以和百花齐放运动时极度相似的措辞，指示他的工作组成员“引蛇出洞”，待反党分子说出真心话、露出真面目便将其一网打尽。刘少奇也对他自己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设中学这所菁英学校领导的工作组成员下达过类似的指令：“领导阶层必须学着抓准时机，等到大部分的牛鬼蛇神露出真面目，再适时反击。大专、大学里的反党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必须被揪出来。”刘少奇甚至为学校和大学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师生人数设下百分之一的定额，相当于全国预计总共会有三十万名受害者，数字令人震惊。

数周之内，北京就有一万多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在北京大学，许多学生因为六月十八日那天抓着校长游行并加以羞辱而被指为“反革命分子”。一股公然蔑视工作组的反叛气氛蔓延开来。数十所大学院校的工作组被激进学生赶出校园，结果又被刘少奇派回去压制反抗的声音。

动荡不安的状态不仅发生在北京。西安交通大学有一名学生张贴大字报指称校长为“走资派”，因而遭到批斗，随后其他同学在省党部对面连续绝食静坐抗议三天。省当局拒绝让步，于是别校的学生也加入抗争。混乱的场面很快就出现，可以见到护士为不敌夏日酷暑而昏倒的学生打点滴，也有学生被急忙送到医院接受紧急治疗。学生派代表到北京，促成了周恩来出手干预、打破僵局。

黄河上游地区的城市兰州，位于甘肃省荒芜的黄土高原上，那里的工作组广播讯息警告学生，指所有发电报向北京领导投诉的人都会被被划为反革命分子。迫害的程度严重到令一名学生卧轨自杀，另有一名学生则是跳楼。

工作组也在全中国的工厂进行压制。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年轻英俊且不久后即光荣晋升为四人帮一员的保卫科干事王洪文率先投入文化大革命，批判厂方对工人运动的诸多限制，以及用按件计酬工作来提高产量的做法。他和他的支持者在工厂的八千名工人间挑起不满情绪。到了六月底，一个工作组被派到工厂进行反击，迫害那些曾经发表意见的人。数百名工人被批为“反党分子”，王洪文则被称作“自私自利的野心家”。

这时的刘少奇正迅速成为全中国最受人唾弃的领导者。他的工作组把无数人民变成了牺牲者。而毛泽东则准备回到北京了。

第六章 血红的八月

毛

泽东隐匿自己的行踪，避开众人目光，在中国秘密游历了几个月，即便同志也不一定确知他身在何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有一首很风行的歌谣是这么唱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然而这位领袖事实上是个与人民相当疏离的人物，广播中从来听不到他的声音，公共场合也甚少见到他的身影。

毛主席以激起“波澜”的举动，宣示回到公众面前。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那天，他在长江游泳庆祝回归，他顺着强劲的水流往下游漂去，一小时后出现在对岸，“面色红润，青春焕发”。这个消息在全中国播送，粉碎了关于他健康的流言。各大报纸赞扬道：“他没有露出丝毫倦意。”还把长江的风浪比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分子所掀起的黑色风暴——中国会安然度过这场暴风雨、大获全胜。照片中的毛泽东站在一艘船上，身着浴袍，向众人挥手。他写了一首诗词来纪念这个时刻：“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许多地方安排了庆祝游行，活动中有花灯、鼓乐，还燃放鞭炮。一阵游泳风潮也随即兴起，每个人都想要学游泳——否则要怎么学习毛主席的不畏风浪呢？北京有八千人在颐和园这座占地广阔、内有湖泊庭园及亭台楼阁的皇家园林中横渡昆明湖，其中有些还是身着全套军装的军人。上海则出现了架在船坞之间的浮动泳池，是专为喜欢游泳的港区工人所设的。在正定县，高原和他的友人则被带到当地的一条河畔，穿着运动短裤下水。他们只是在浅水处划划水，但其他地方却有人丧命。南京玄武湖有一个区域被隔成露天泳池，并且在七月十七日开放；每天都有数千人涌入，也都有几个人溺死。

毛泽东在泳渡长江两天过后回到了北京，宛如结束流放生活后从厄尔巴岛返回的拿破仑。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拒绝回中南海去住，反而暂住在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所在的钓鱼台国宾馆。隔一天，刘少奇被召到钓鱼台国宾馆时，毛泽东批评道：“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

他派出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去暗中打击工作组。他的妻子江青返回北京途中于南京暂留，警告当地领导阶层说，支持工作组和支持毛主席是不一样的。“不要盲目相信工作组，”她说明道：“那些基本上在我们这边的领导，要加强他们的权力。那些基本上反对我们的，要夺他们的权。”

然后，七月二十一日那天，陈伯达派了两名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去和仍被关在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见面。此举直接否定了王光美把蒯大富打成“右派”的作为。两天后，江青在陈伯达的陪同下现身北京大学，宣布他们是奉毛主席之命来“向学生学习”的。他们宣读声明，推翻了工作组一个月前宣告闹事学生为“反革命分子”的判决，喜悦的群众对此报以热烈欢呼。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身穿白色睡衣，在他位于钓鱼台国宾馆的住处一楼的大房间内接见数名党内领导，责备他们“害怕群众”以及“镇压学生”，并要求解散工作组。

各地的工作组皆在道歉后撤出。在翟振华就读的菁英学校，工作组则“不告而别”。造反学生的罪名都被免除，他们全都拥护毛主席，视为他们的解放者。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官方通知。多年前，曾有七千多名高级官员聚集在此，检讨大跃进带来的灾祸，此时涌进了一万多名中学生和大学生。蒯大富被人从清华大学的囚房释放出来并搭乘专车到场，受到英雄式的款待。聂元梓志得意满、神采飞扬，她在新的校文革委员会担任主任一职。刘少奇与邓小平被迫公开自我批评，为他们于毛主席不在时组织工作组一事负起责任，毛泽东坐在舞台帘幕后方凝神静听。刘少奇承认自己还不清楚要如何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他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毛泽东对此嗤之以鼻：“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吧。”大会结束时，帘幕拉开，毛主席出人意料地现身台上，宛如变魔术似的。群众发出惊奇的呼喊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一名学生后来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表情肃穆地在台上来回走动、缓缓挥手时，欢呼的听众开始节奏一致地喊出如雷贯耳的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刘少奇和邓小平茫然地望着这一切。口号声响彻整个会堂之际，毛泽东得意洋洋地离场。周恩来尾随其后，“像条忠心的狗”。

一如几个月前彭真在他的副市长吴晗遭到攻击时被迫做出艰难的抉择那样，毛泽东精心安排的策略也让刘少奇陷入严重的两难。如果他容许中学和大学爆发反党示威，毛泽东便可以指控他放任反革命势力恣意妄为，当刘少奇选择另一个做法，压制那些炮火最勐烈的批评者时，毛泽东又转而指责他“打压群众”。

为了表示支持毛泽东的看法，八月初紧急召开了一场大会。许多党内干部都因为察觉到会遇上麻烦而缺席。毛泽东在会议第二天为事件定调，指控刘少奇趁他不在北京时搞“专政”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但是，仍然有很多党内元老没有热烈力挺毛泽东，使他更加愤怒，指责他们有些人就是“牛鬼蛇神”。八月六日，他搬来了救兵，就像他在一九五九年夏天那场重大无比的庐山会议上所做的一样。林彪被召回北京，奉命批判刘少奇。他全力支持毛泽东，承诺文化大革命将会“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要闹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半年”睡不着觉。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央委员会秘密投票，选出十一名大权在握的新成员，林彪取代了刘少奇，成为第二把交椅暨接班人。

中央委员会在大会期间所发表的声明中，最重要的是八月八日广为传播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篇声明宣告这次运动要打击的重点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领导阶层一旦认可文化大革命，实权便转移到了文化革命小组手上，毛泽东已经实际掌握了国家的决策机构。

* * *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很快就广为人知，因为声明中以十六个标题列出了推行文化大革命最早的指导方针，所以又被称作“十六条”。广播电台以谨慎、严肃的语调朗读这份声明：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在工厂、办公室和学校，所有人惊讶得目瞪口呆，拼命想要听清楚扩音器传出的每一个字。声明继续宣告：“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所有听广播的人都意识到，情势就在刚刚逆转了。这个夏天意图扭曲大字报上的指责内容、把指控者斥为“反革命”的那些党员，现在反过来被党的严厉声音扣上了相同的罪名。电台播送声明之前三天，毛泽东自己写了一篇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他以简洁有力的煽动性言辞批判某些“领导同志”，说他们“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并且“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泽东指控他们“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虽然这张大字报在一年后才正式发表，但是几乎一写好就泄露出去了。

这个夏天被指为“右派”和“反革命”的人，现在在毛泽东手下团结了起来。那些曾经被工作组中伤和关押的人反过来在以前折磨他们的人面前占了上风。在毛泽东老家湖南省省会长沙的工厂，工人于工作组撤走后便马上张贴大字报，利用文化大革命来报复上级过去对他们所有不好的待遇，指责党领导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他们指控领导私吞政府财产，并且利用影响力取得稀缺物品和特权。他们谴责一名领导对妇女不规矩，趁着说话时碰触她们的肩膀，还有一个领导穿拖鞋上班，并且在办公室里脱掉上衣。”罪状一天比一天还多，每一项看来都有其可受坪击之处。

类似的场景到处上演，不过各地情况有极大的差异。有些工作组并未撤离，特别是某些地方的工作组还得到工人支持，因为他们害怕文化大革命会掀起动乱。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这里发生将王洪文和其他人批为“反党分子”的事件——许多员工都支持领导，工作组则继续指导进行文化大革命。

为了跟上运动及查明每个人的立场，阅读大字报成了必要之事。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张贴范围很快就超出了办公室、工厂和学校的走廊，遍及所有可用的空间，玄关里、主建筑的矮墙上，再贴过人行道和地面，最后还写成巨幅口号从屋顶垂挂下来。那个夏天稍晚，就连紫禁城的朱红色墙上也贴满了大字报。“有些大字报的效果好像炸弹，把场面炸开炸清。有些则像火箭炮，射穿盔甲和最严实的藏匿处。有些是手榴弹，甚至小爆竹。有些是精巧的烟幕弹。”

许多组织开始出版自己的刊物或报纸，报导运动的最新发展。光是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派发或出售的大版面快报就超过二十种。其中有些和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干部有直接联系，所以能转发官方报纸上没有报导的内幕消息。人民在北京到处游走，扫视重要政府机构的墙面，寻找关于运动方向的最新消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未公开的演说内容、机密资料、秘密报告和政府内部档案都流入了街头。这是头一次，人人都得以一窥党的内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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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群人享有的特权比其他人还要多。八月八日那天，电台广播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时，也指出大学生、专校生、中学生和小学生一律不受整肃。

毛泽东直接面向学生，把这些年轻人视为他最可靠的盟友。他们天真无知、容易操弄，而且很好斗。最重要的是，他们渴望冒险与行动。“要靠这些娃娃们造反、来革命，否则打不倒这些牛鬼蛇神。”他对他的医生这么说。

八月一日，他发了一张私人便签给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年轻人，表达支持之意。“造反有理！”毛泽东这么告诉他们。两个月前，这些学生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叫作“红卫兵”。不是只有他们这么做，北京其他地方的学生都集结起来，成立了名为“红旗”或“东风”的组织。他们全都是受到一封广为流传的信件所启发，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他在信中强力主张人民要和军队融为一体，在日常工作之外还要学习军事技巧——此举是沿用数十年前延安创下的典范。然而工作组并不容许任何组织未经官方认可便成立。在解放后的那些年里，公民社会已经逐渐被纳入党的控制之下，从独立政党、慈善组织、宗教社团和商会到工会，不是被除掉，就是受到党的正式监督。中学和大学也一样，地位受到认可的组织只有共产党、共青团与少年先锋队。工作组命令毫无经验的红卫兵解散。现在，红卫兵在毛泽东的认可之下再度出现，他们誓死捍卫毛主席和他的革命。红卫兵自视为毛泽东忠心的战士，舍弃了他们平常的装束而开始穿起军装。少数人的军装是从年纪较大的家人那儿找来的。张戎一加入红卫兵后便赶回家，从旧箱子底层找出一件灰白色的外套，那是她母亲在一九五〇年代所穿的军服。有些人则将工人所穿的长裤及棉袄改成朴素而松垮的制服，其中有部分还刻意做成破旧的样子。一般而言，太合身的制服和光鲜的装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打扮，会引发不满。皮带是必备的，方便用来鞭打阶级敌人。最后再戴上一枚有金色“红卫兵”字样的红色棉布臂章，就是一套完整的制服。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加入红卫兵。最早组织红卫兵小队而受到毛泽东赞扬的那批年轻人，都是清华大学附设的菁英中学的学生。他们是高干和军官的小孩，而且都从父母那里知道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是反毛主席的。其他中学里力挺毛泽东并组成红卫兵小队的学生，其核心成员的父母也同样是党内官员。他们在充斥政治谋略的环境中成长，而且能透过其他人没有的管道来取得机密情报。最重要的是，他们早已相当具备组织能力，因为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就参与过许多活动，从夏令营的军事训练到射击会的射击课程都有。在这个以无止尽的阶级斗争的角度来描绘世界的政治环境中，他们都因为自己属于革命阶层而自觉生来便高人一等。

其中有许多人认为，只有家世最纯正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红卫兵，他们是资深革命分子的子女，只有他们才具备领导文化大革命所必要的阶级背景，他们生来就是根正苗红：“我们诞生在这个世界，就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扛起伟大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儿子必须继承他们父亲夺来的权力。这就叫作权力的代代相传。”有一句顺口熘广为流传，内容是呼吁将所有阶级背景较差的人排除在外：“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北京，不到五分之一的中学生有资格进入以血统为标准、限制严格的团体。

红卫兵一听到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战斗口号，就开始攻击老师和校长。八月四日，即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收到毛泽东的鼓励信三天之后，他们迫使校长和副校长挂上标牌，上面写着“黑帮首领”。随后数日，红卫兵轮流殴打他们，有些学生使用棍棒，有些选择拿鞭子或铜扣皮带。副校长的头发也被烧焦了。

第一个死亡案例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六月下旬时，副校长卞仲耘已经在工作组的监督下遭受凌虐，学生朝她的脸吐口水、在她口中塞满泥巴、强行把代表羞辱的高帽子戴在她头上、将她双手反绑并打得全身瘀青。现在工作组离开了，红卫兵更坚决要除掉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八月五日下午，他们指控学校有五名管理人员集结成“黑帮”，朝那五个人泼墨汁、强迫他们跪下，用狼牙棒殴打他们。卞仲耘遭受数小时的凌虐后昏了过去，被丢进垃圾推车。两小时后她终于被送到对街的医院时，院方宣告她已经死亡。

从运动开始以来，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一直到处巡视，会见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七月二十八日，江青就已经去过北京大学，告诉群众：“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她还提出了更深入的见解：“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八月十三日，工人体育馆举行了群众集会，此时出现了更多鼓励。五个曾在数周前恐吓过红卫兵的平民，在数万名学生面前被带到台上示众，并且被斥为“流氓”。他们遭到痛殴，被人以皮带鞭打。主持这场批斗大会的周恩来和王任重，完全没有制止这些暴行。

随后数日，北京的校园中弥漫着一阵恐怖浪潮。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子女所就读的名校北京一〇一中学，十几名教师被迫在铺满炭炉渣的小路上爬行，直到他们的膝盖和手掌都血肉模煳。中南海对街的北京市第六中学，红卫兵在审问室的墙上写了“红色恐怖万岁”。后来他们把这句标语重漆了一次，用的是受害人的血。

不过，最大的刺激出现在八月十八日，当天有超过一百万名年轻学生涌入天安门广场，挤满了所有空间。这些红卫兵在刚过午夜时成团出发，并于破晓前抵达广场。有些人分配到红色的丝绸臂章，取代他们自制的棉布制品。他们在黑暗中焦急等待着，然后，就在耀眼的太阳于广场东方升起之际，穿着松垮军装的毛泽东走下了讲台。他在人群中走动了一下子，和他们握手。数小时后，一些学生被挑选出来面见毛泽东和他在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林彪发表了一段很长的演说，呼吁在场兴奋激动的年轻人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当天的高潮是一个名叫宋彬彬的学生得到殊荣，她在毛主席的袖子别上红卫兵臂章。宋的父亲是资深军官，自己则就读于两周前将卞仲耘虐死的那所学校。宋彬彬和其他红卫兵首领已经私下把那则消息通报北京市党委了。毛泽东在此起彼落的闪光灯前问她的名字有什么含意，她回答是“文质彬彬”，毛泽东便说：“要武嘛！”于是“宋要武”一夕成名。

* * *

天安门广场的集会过后，一阵暴力的浪潮吞噬了北京。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被打死，教务主任上吊自杀。在另一所位于北京师范大学附近的中学，校长被命令站在烈日下，红卫兵拿沸水往他身上浇。还有一所附属于北京师范学院的中学出现了更恐怖的手段，一名生物老师被推倒在地上殴打，并被人拉着双脚拖行过学校大门、拖下楼梯，头部不停碰撞水泥地，遭受数小时的折磨后死去，接下来，其他被抓起来批为牛鬼蛇神的老师则被迫轮流殴打她的尸体。在小学里，学生的年纪都不超过十三岁，却有老师被迫吃下指甲和粪便，也有些老师被剃头并被逼互相掌掴。

红卫兵也会对付自己的同学。多年来他们一直对家庭背景不好，但通常表现优异的学生满怀怨恨，这些学生只能靠成绩出人头地，而非身分地位。短短两年前，毛泽东才对他眼中极度菁英取向的教育制度表达过反对之意，要求限制“剥削家庭”的孩子入学。红卫兵现在非常想要一个永久歧视的体制。红卫兵生来就是红的，而他们的敌人生来就是黑的。阶级背景差的学生被关押、被迫在校园中做苦工、遭受羞辱，更有些人遭凌虐致死。出身“不红也不黑”的学生，例如文书人员、办公室职员、技师和工程师的子女，则获准协助红卫兵。

暴力也蔓延到街头。“资产阶级学阀”是红卫兵的首要目标之一，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是“毒害社会主义制度”。学生们追查吴晗、邓拓及其拥护者达数月之久，审视他们的文章、短篇故事、剧作和小说，想找出任何一点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的线索。现在，等待多时的他们终于可以出手了。邓拓已死，吴晗也已入狱，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目标。剧作家田汉写过剧评赞扬《李慧娘》，这件事惹怒了毛泽东，屡次被拖到临时搭建的台上，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标语牌，被迫下跪并遭到毒打，在场群众则高喊着：“打倒田汉！”

其他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波暴力浪潮中的攻击目标。着有小说《骆驼祥子》的知名作家老舍曾在一九二〇年代时担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师。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一九四九年后都满腔热情地为新政权服务，然而他的背景却使自己惹祸上身。天安门广场的大集会后数天，他和其他二十人被卡车载到孔庙。在那个宁静大院的古老柏树荫下有几百座石碑，上面刻有历代以来成功通过科举考试的秀才之名。一百多名第八中学的女学生站成两排，形成一条人廊。当受害者被推着走过这条人廊时，红卫兵对他们拳脚相向，同时高喊着：“打倒黑帮！”接着，他们的脖子被挂上标语牌，上面写了姓名与罪状，同时有一名官方摄影师全程纪录。殴打持续了数小时。一天后，老舍的尸体在他童年住处附近一座湖的浅水区被人发现，口袋里还留着一本毛主席的诗集。

被认为阶级背景不好的平民也会遭到公开迫害。一周前在工人体育馆被贬为“小流氓”的受害者当中，有一名的家人也被红卫兵追查到了。他们住在离发现老舍尸体的那座湖不远处，家中的父亲是个贫困老人，名叫南保山，被人拖到街上乱棒打死。他的第二个儿子则遭到殴打并关在家里，数天后在家中渴死。

当地街委会早已经向红卫兵告发过南保山及其家人了。整个北京的墙上都贴出了地方党委会或警察厅签发的名单，列出许多人的年龄和阶级背景。有时候他们的罪状会被详列出来：“解放以来一直懒散误事。”不过他们更常被直接打成“地主”、“反革命”或“坏分子”。随着红卫兵追捕特定目标，“通缉”告示也出现了。在公园、皇宫庭园和古刹，到处都看得见受害者遭人以绳索抽打、用棍棒痛殴或以其他方式在欢呼群众面前受到羞辱和凌虐的场面。一名英国领事馆的职员便看到一个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出一栋被红卫兵改成临时监狱的室内市场，写着罪状的牌子垂得跟膝盖一样低，他脸色发黑，上衣背后还有血迹。“悲惨程度仅次于这个场面的，就是两位老太太被幼小孩童丢石头的情景。”

翟振华是菁英学校里加入红卫兵的女孩之一。她第一次见到朋友解下皮带把一名受害者打得衣服上渗满血迹之后有些畏缩，但她又不想落于人后，所以还是打了下去。一开始她避免和受害者四目相对，只能靠着想像他们都是密谋复辟旧社会的罪犯，来合理化自己打人的行为。但是打过几次之后，她就知道诀窍了：“我的心肠变硬了，我也看惯了血。我像机器人一样地挥动皮带，打下去时脑中一片空白。”另一个红卫兵后来回想，自己起初对学校中爆发的暴力行为感到震惊，但很快就体验到血腥滋味的情形：“我刚开始打人时，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很软弱。但我很快就能比其他学生打得更凶猛了：无论你打得多用力，我都会打得更用力，就像野兽一样，一直打到我的拳头疼痛为止。”

孩童是最狠毒的，对少数孩子而言，把阶级敌人打得不成人形是在玩游戏，就和斗蟋蟀一样。

街委会和警察所列出的目标人物，许多都被捕并遭到下放。红卫兵在北京清除阶级敌人，要让首都“更加根正苗红”。老人脖子上挂着标语牌，双臂以绳子捆绑，被带去游街示众。不久之后，北京的火车站便有大批衣衫褴褛的人被送到乡下。这些受害者估计有七万七千名，只比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略少。

最严重的杀人行为发生在北京市郊。在大兴这个拥有砂质土壤、能种出甘甜西瓜的县里，地方干部下令消灭所有地主和其他坏分子，包括他们的子孙。这些干部的理由是，传闻阶级敌人即将强行报复，推翻地方党支部并杀死往日折磨过他们的人。接下来，几个人民公社谨慎协调，发动了一夜大屠杀。党的激进分子与地方民兵联手将受害者关在家里，或临时权充的牢房中。他们逐一被杀掉，有的被棍棒打死，有的被镰刀戳刺而死，或者被电线勒死。有几个人是被电死的。孩童被倒吊起来鞭打。

一个八岁女孩和她的祖母则遭到活埋。一共超过三百人被杀，有些是全家遇害，包括小孩在内，因为凶手要确保不会留下任何活口，以免日后遭到报复。尸体多数被丢进废弃的水井和乱葬岗。其中一处的尸臭味强到令人无法忍受，村民只好把尸体挖出来，改丢进水塘里。

一名人民解放军军官致电北京，通报大兴的屠杀事件，立刻便有一份报告送到了文化革命小组，但没有人出面制止屠杀。一周前，公安部长谢富治已经指示过一批警官要“支持红卫兵”。他嘱咐警察要“跟他们说说话、交交朋友。不要命令他们。不要说他们打坏人是错的。如果他们一怒之下打死了人，那就算了。”他这次的演说内容广为流传。

北京的受害人数并没有确切统计数字，但是八月下旬时，每天都有超过一百人被杀。一份党内部文件就报告了八月二十六日有一百一十六人死在红卫兵手中，翌曰有二百一十八人，再隔天是一百八十四人，八月二十九日则是二百人。根据一项保守估计，到了九月下旬，第一波暴力浪潮减弱时，至少已经有一千七百七十人丧命，其中尚不包括那些在北京市郊遭到屠杀的人。

第七章 打碎旧世界

杀

人事件主要局限在北京，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每天都和那里的红卫兵联系。不过，中国其他地方也有许多暴力事件，各地的学生都把毛泽东的战斗口号“造反有理”谨记在心。在八月十八日的大集会举行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就闯入超过一百五十名教职员家中，将他们抓出来带去游校园示众，迫使他们戴上羞辱人的高帽子，在脖子挂上沉重的标语牌，上头写着“反动学阀”。复兴中学在一八八六年由传教护士伊丽莎白•麦基奇尼创立，她的格言是“求真”，那里的学生拿铁槌攻击部分教师，其中一名受害者顾骨骨折。

天安门广场的大集会进一步激励了全国学生采取行动。长沙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首度面见毛泽东后，一回来就开始殴打来自“坏家庭”的学生和老师。在更南方的亚热带城市广州，一名教师被迫喝下整瓶墨汁，接着不断被人踹击腹部，他把墨汁混着血一起吐了出来，这名教师后来自杀身亡。在西安，一支“红色恐怖队”在一名教师身上浇满汽油，然后放火烧他。

但这些还只是单独个案。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早期阶段，许多北京以外的学生都还不清楚上层所容许的暴力程度为何。

真正让各地红卫兵放手大干的，是一场企图打碎旧世界一切残渣余孽的运动。八月十八日，林彪站在讲台上的毛主席身旁，号召年轻的听众走出去：“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封建意识型态束缚人民的思想已经数千年，现在，这些文化的残渣必须摧毁，以确保国家的革命色彩永远不会褪去。传统是过去的不散阴魂，还意图抓住现在的人不放，所以必须把它砸烂。美国人李敦白在解放前曾与共产党同甘共苦，并且认识许多党内领导人，对这项讯息中的狂暴情绪颇为吃惊：“一切都是砸、砸、砸。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最高层的人真的在计划摧毁他们过去二十年来所创建的一切，先大破而后大立。”

林彪的呼吁被广为传播，一天后北京的红卫兵就贴出大字报，大胆向旧世界宣战：“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红卫兵宣告，高跟鞋、别致的发型、短裙、牛仔裤、坏书籍，这些全都必须立刻消灭。官方资助的《中国青年报》于八月十九日印发了好几千份这些慷慨激昂的演说内容。八月二十日晚上，一群群的红卫兵开始在北京街头游荡，攻击所有带有旧世界痕迹的事物。他们改变街道名称，把带有革命意味的新名字贴在旧的路标上。裁缝铺、理发馆等提供服务的店铺都受到袭击，店主也遭到羞辱，有些甚至被殴打并被迫停业。到了八月二十二日早上，气氛变得愈加粗暴，红卫兵开始攻击一般百姓，强行剪他们的头发、割破窄管裤的裤管、削断高跟鞋的鞋跟。就在同一天，新华社把红卫兵誉为“毛主席的小将”，盛赞他们扫除旧文化的努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一段特别节目中向全国播出了这个消息，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八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红卫兵的暴力狂潮在全国爆发，任何与旧世界有丝毫关系的事物都无法幸免。暴力的余波久久不散，长达数月。

* * *

在正定县，高原和他的同学已经借由凌虐自己的老师而度过了一个刺激的夏季，一读到《人民日报》上关于天安门广场大集会的报导后，每个班级都开始组织自己的红卫兵了。没有良好阶级背景的学生就没有资格参与，只能垂头丧气地羞愧离去。成功加入的人则佩戴以黄漆写上文字的红布条，这些布条不像他们在报上看到毛主席所戴的臂章那样精美，但仍然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一两天后，他们密切注意红卫兵在北京砸烂旧招牌的新闻，决定把正定县所有旧世界的痕迹都消灭干净，于是出发前往旧城区，队伍前端还飘着一面写有“红卫兵”字样的红旗。他们模仿自己读到和听到的那些北京红卫兵的作为，改掉街道的名字，又污损小商店门上的金漆字招牌。他们指责叫卖商品的小贩，骂那些人是“资本家”。一名裹小脚的老妇受到骚扰，被迫挂上一块将她斥为“妓女”的牌子，在太阳下站着不动达四小时。但他们最大的目标是一道象征封建压迫的古老拱门。他们在拱门顶端绑上粗绳，用铁锹挖松地基，再把整座拱门拉倒，化为一堆碎石块。当地一座清真寺的洋葱状圆顶更难处理，动用了数百名红卫兵才把它拉下来。一个留了一小撮鬅子的老守卫试图阻止，结果被强迫在脖子绑上一条他们从当地屠夫那里拿到的猪尾巴。

全国各地都上演了类似的场景。在厦门，凌耿虽然家庭背景不佳，还是顺利加入了红卫兵。那里的小队在街上分散开来，摧毁了沿路上所见的一切旧事物，从装饰用的黄铜门把、商店的旧招牌到庙宇上方祥龙造型的飞檐，无一幸免。每个小队都带着自己的红旗列队行进。有些队伍敲锣打鼓，有些则照着精心准备好的路线图，安静且有条理地做他们的工作。图上已经由街委会标出了所有地址。他们剪掉归国留学生的头发、割断长发辫。同样由归国留学生引入的时尚——窄管裤——则有一套简单的测试方法：如果裤管塞不下两个瓶子，缝合处就要用刀割开。尖头鞋被没收，高跟鞋的鞋跟则被削断。一般百姓对此束手无策：党在八月八日那天以所谓“十六条”的形式对全国广播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时就已经将尚方宝剑赐给了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的学生。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

正定和厦门都是小城市就已经如此，在上海还可以见到比这规模更大的破坏。这个城市在解放前长期由外国势力管理，所以一直无法摆脱堕落的资产阶级大本营的形象。任何象征帝国主义过往的事物都遭到攻击，红卫兵在被他们改名为“革命大道”的外滩，将沿路那些坚固花岗岩建筑的装潢都打碎、钻洞和烧毁。古董店或花店被砸烂。床埝、丝绒、化妆品和时髦衣物全都被斥为资产阶级的奢侈品，统统运走丢弃。

上层又传来了更多鼓励。八月二十三日，由林彪掌控的《解放军报》赞许红卫兵：“你们做得对，做得好！”翌日又有一篇社论热烈吹捧这场运动，接着这份报纸郑重承诺，军方会坚决支持红卫兵：“向红卫兵学习！向红卫兵致敬！”

现在军方给了红卫兵全权许可，让他们把旧世界弄得天翻地覆，于是他们开始恣意横行。图书馆是明显的目标，他们在学校和大学里翻遍书库，没收了每一本看起来带有一丁点封建或资产阶级色彩的书籍。到处都有大规模焚书事件，有些只是象征性地烧掉几本书，有些则是让熊熊烈火连续数天照亮夜空。在厦门，凌耿和同志往火里加了六十公升煤油，让火舌窜上三层楼高。大家都带着椅子前来观看这个奇景。火红的天空下，一些旁观者挤满了周围建筑的楼顶。

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有几千本书被红卫兵焚毁。这座图书馆在一八四七年由天主教耶稣会创立，原本藏书超过二十万册，是学术的宝库。当地一名没有获准加入红卫兵的学生文贯中因为好奇而注意到，外国书籍因为有坚固的皮革封面保护，很难着火。黄浦区的购物街南京路被红卫兵破坏殆尽，有几辆卡车不分日夜地把书本运到当地的造纸厂。

公共历史遗迹也遭到破坏。在上海，红卫兵只用几天就摧毁了十八座公告过的历史古迹，包括第一个改信基督的上海人徐光启（一五六二至一六三三年）之墓，他曾经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一起工作。上海最古老的寺庙龙华塔，高四十四公尺，也成了红卫兵手中那些铁锤和绳索的犠牲品。寺方收藏的三千部经书都化为灰烬。位于一处宁静公圜、历史悠久的孔庙建筑群完全付之一炬。红卫兵还侵袭了徐家汇藏书楼旁的圣依纳爵主教座堂，拆毁教堂的尖塔和天花板，然后砸破彩色玻璃窗。上海有很多教堂，后来有一份报告证实：“所有天主教堂的物品，都被彻底摧毁了。”

红卫兵毁坏外国教堂尖塔或焚烧古老寺庙塔楼的情景随处可见。青岛的教堂在大饥荒结束后数年间一直人满为患，现在圣弥爱尔大教堂的管风琴却被锤子砸坏、窗户一个接着一个被打破。在备受道教与佛教信徒尊崇，且列入五岳之一的衡山，地方干部与红卫兵联手把每座寺庙和雕像摧毁焚烧，勐烈的火势连烧了三天三夜。

在少数地方，攻击传统的行为遭到抵制。孔子的家乡与长眠之地曲阜，是一些全中国最大的建筑群与家族墓地的所在之处。孔子这位古代圣贤有数以万计的后人安葬在孔林。这处神圣之地有数十栋建筑，以一道古老的墙围住，里面长满了盘根错节的树木。当地的红卫兵三番两次试图攻击孔林，但曲阜当局成功抵抗了他们的暴行。直到两百多名北京的红卫兵突袭曲阜，那些坟墓才遭到劫掠与亵渎。有五具保存完好的女性遗体被绑在一起，挂在树上。陈伯达亲自发电报下达指令允许他们挖开坟墓，但他要求把主建筑留下以作为“阶级教育博物馆”。

其他墓地就比较容易下手了，特别是外国人的坟墓。上海在解放前是个国际大都市，有莫斯科的一半那么大，外国人的数量仅次于纽约。市内大约有六十九处墓地，共四十万座坟墓，其中两万座是外国人的。墓碑遭到有计划的毁坏，十字架被打断，而纪念铭牌和碑文都被人以水泥抹去，或者用油漆涂污。不久，地方当局便自豪地表示：“除了少数几名革命先烈的坟墓之外，所有的墓碑基本上都已经被完全破坏或砸毁。”吉安公墓是个例外，一九五一年时有许多外国人被迁葬到这里，当班的守卫保护了一些坟墓。不过党介入干预，决定将一九四九年解放前所立的墓碑全数夷平，因为它们是“帝国主义的象征”。

在上海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土葬几乎立刻就遭到革命政令废止，只准火化。不出几周，郊区就出现了一座全新的火葬场，火葬队日以继夜地将尸体送进焚化炉。在南京，土葬同样遭到当局禁止，红卫兵没收殡仪馆的棺材，将其砸毁，并且焚烧寿衣。

整个中国在一九六六年有大约五万座坟墓属于外国人。当中有一半以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夷平，其余的则有许多被砸毁，只有十分之一能逃过一劫，毫无损伤。

地方人士的坟墓也遭受波及。其中一个受害者是海瑞，也就是那位被明朝皇帝罢黜的官员。红卫兵摧毁了他在海南岛的坟墓。

* * *

八月二十三日，上海的红卫兵袭击了大约三十六家花店。装饰用的盆栽和花材都被视为浪费且代表资产阶级的贪欲，接下来几天，红卫兵兴高采烈地恣意践踏城内各地的花圃和温室。精美的假山造景和金鱼池塘都被砸毁。丧礼上也禁止用花。一个党内打手用复杂的计算数字来强调栽种花卉原本就是剥削，推断出上海在一九六五年卖出的三百万束鲜花所需要的栽种面积，足以生产可供三千个无产阶级人民吃上一年的粮食。

犬只已经销声匿迹许久，因为它们被指为危害公共卫生，全国各城市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都执行了捕杀行动，现在则出现了屠猫的行为，红卫兵到处杀害这种被视为资产阶级堕落象征的动物。北京那个批斗过自己老师的十五岁女学生杨瑞，试着把自己的宠物猫偷偷带出她家，但红卫兵注意到她提的布袋里有东西蠕动，猜到里面藏了什么。他们抢走布袋，甩了几圈，然后砸在一道砖墙上。猫咪惨叫。“男孩们开心极了，他们一次次将布袋砸在墙上。”她弟弟哭丧着脸求他们住手，但没人理会他。八月底，走在北京街上的人都能看到路边躺着前脚被绑在一起的死猫。

攻击赛鸽这种在十九世纪由外国人引进的活动就不那么容易了。上海的第一个赛鸽倶乐部于一九二九年成立，当地的爱好者很快就开始培育以方向感、耐力和速度而闻名的赛鸽品种。到了上海解放的时候，当地已经有九个赛鸽倶乐部，它们于一九六四年合并为一个协会，受到政府严格管控。这个协会的情况一如英国，会员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饲养的赛鸽估计有三万只，不过，没有加入协会的无照爱好者还另外养了两万只。鸽子的主人被指控浪费原本可以用来供养数千名工人的珍贵粮食。红卫兵先是发出最后通牒，下令赛鸽要在两天内扑杀。然后他们再上门砸毁散布在上海建筑物楼顶的部分赛鸽栖架与鸽舍。接下来几个月里，地方当局逮捕数百名养鸽人，助了红卫兵一臂之力。尽管有这样的压力，养鸽人还是把鸽子移到避开众人目光之处，养鸽活动因而持续了下来。

不过，最骇人的事态发展显然是抄家。这种情况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发生，在随后数天达到高峰。红卫兵会收到记有搜查目标详尽细节——姓名、年龄、身分及地址——的纸张，有时候是地方警察传来的，有时候是街委会。他们搜查阶级背景差的人所住的地方，寻找可疑物品，而被指为可疑的物品愈来愈多：祭神用品、奢侈品、反动文学、外国书刊、私藏的武器和黄金、外币、堕落生活的象征、蒋介石肖像、旧地契、国民政府时期的文件、地下活动的迹象，或者牵涉到通敌行为的证据。

这些受害者当中有许多人从解放以来就已经受尽了压迫。他们屡次遭到当权者批斗，在每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中被抓去游街示众、失去工作，又被迫变卖所有家当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红卫兵洗劫过徐家汇藏书楼之后，来到曾经目睹一堆外文书被大火吞噬的文贯中家里，他们被眼前所见的情景吓了一跳。文贯中的父亲曾经是蒋介石手下的将军，现在被关在北京的监狱里，母亲则在一九五五年被逼死，母亲的奶妈一直将他们视为家人，文贯中和两个兄弟都由她照料。他们家徒四壁，红卫兵什么也没找着，屋里甚至连椅子都没有，一家人就依偎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板上吃饭。红卫兵没有东西可以砸，所有物品都已经被典当，或者拿去换取食物了。

另一方面，郑念是上海一家外商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前总经理的遗孀，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红卫兵于八月三十日晚上出现在她家，当时她正在书房里阅读《第三帝国兴亡史》。这群红卫兵有三、四十人，以两名年纪较大的男生和一名女生为首。“我们是红卫兵。我们来是要革你的命！”一个身材高瘦的小伙子对她大吼，其他人则成群散开，有系统地洗劫她两层楼的住家。可以听到有人在楼梯上上下下的声音，接着就是打破玻璃和重击墙壁的声响。储藏室里的条板箱被他们拿钳子撬开，窗帘被扯下来，镜子被打破，稀有的古董被砸碎。“地上都是牛血红、帝王黄、青瓷绿和蓝白色的陶瓷碎片。”红卫兵也用铁锤勐击卧室里的家具。衣物被扯破，丝绸与毛皮碎片在吊扇下四处飞散。因焦急而颤抖的郑念试图阻止，但他们往她的胸口勐踹。屋外草坪上燃起了篝火，红卫兵把书本丢进熊熊火焰中。在她住的那条街，到处都是庭园墙内升起的烟雾，随着红卫兵焚烧大量没收的物品而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这还只不过是开头罢了。数周后，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抵达，带着皮鞭。他们要寻找郑念家中藏起来的财宝，而且行为比之前的红卫兵恶劣得多：“他们划破床褥、割开椅子和沙发的坐埝、拆下浴室墙上的磁砖、爬进壁炉并钻入烟囱、翻开地板、爬上屋顶搜查天花板下的水箱，还爬到地板下检查管线。”花园成了一大滩烂泥，花床都被挖开，植栽也被人从花盆中拔起。

全国各地的许多城镇和都市都看得到类似场景。各地的人都赶着在红卫兵来敲门之前，把会惹出麻烦的物品丢掉。在北京，杨瑞的父母烧毁了家书和旧照片，再把灰烬倒进厕所冲掉。在西安，热爱文学的青年康正果把一些他最喜爱的书藏在米缸里，红卫兵撕毁其他的书，并且搬走了部分家具。运动所针对的部分目标，知道自己即将受害，会穿好整套衣服上床睡觉，夜不成眠地等着轮到自己。每天晚上都会出现用力敲门、物品被砸破、学生喊叫、孩童哭泣等令人惊恐的声音。但是一般百姓大多不知道红卫兵何时会找上门来，以及哪些没有问题的财产会引人猜疑。他们生活在恐惧中。有些人受到恐惧、仇恨或野心驱使而开始出卖自己的邻居。本身是红卫兵的杨瑞便被一名老妇人找上，她执意要杨瑞和她的朋友们去搜查一个知名海外华人的家。在成都，两个街委会成员来到张戎的学校，用故弄玄虚的严肃语调告发他们的一些邻居，宛如有重大任务在身。在一个已经被搜查得凌乱不堪的房间里，红卫兵看到一个衣不蔽体的女人跪在那儿，空气中弥漫着粪便和尿液的恶臭。受害者尖叫着求他们原谅，眼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其中一个告密者在门外露出称心如意的笑容。“她告发那个可怜的女人，是为了报复。”

* * *

一辆辆满载艺术品、乐器、衣柜和其他资产阶级用品的卡车，在每一座城市中来回穿梭，有时还造成交通堵塞。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地方集中收集和清点掠夺而来的物品，就像纳粹把在巴黎没收的艺术品送到国立网球场美术馆一样。在广州，位于这座古老城市中心地带的石室圣心大教堂就被选出来担当这件要务。这座教堂仿照巴黎的圣克罗蒂德主教座堂建成，有两座宏伟的尖塔。在市党委决定征收教堂作为没收物品整理处之前，它便已经遭红卫兵破坏。堆积成山的家具、书籍和衣物存放在一个宽敞的洞室里，较为贵重的物品则放在两间门口有守卫的房间里。有一个角落堆着许多银戒指、手环、项链、耳环、小饰品和坠子，金条和其他物品分开来，堆在一面墙壁前。有一名红卫兵负责用推车把黄金送进教堂，然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搜掠而来的大量音乐盒：“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音乐盒，有很多，超过一百个。”

这些物品都登录成详细的清单，其中许多现在还能从档案库中找到。湖北省的省会武汉有两万户遭劫掠，被抢走的财物包含三十一万九千九百三十三枚银元、超过三百万元的银行存款、现金五十六万一百三十元、六百七十九件古董、三千四百件家具、八千四百三十九个保险箱、九千四百二十八件银制品、九万一千多件瓷器、七百九十八只表、三百四十台收音机、八面国民党党旗、二十二把步枪、九百七十二公斤黄金与一千七百一十七公斤白银。整个湖北省被劫掠的人家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一，劫走的财物价值估计有两亿元。光是黄金就搜刮了超过四公吨。

被掠夺得最惨重的地方大概是上海，那里的一百万住户中，有超过四分之一被红卫兵搜查。三百万件以上的珍藏古董和艺术品被收进仓库里，其中还不包括估计价值六亿元的珠宝首饰及货币。

这些清单所反映出来的当然只是总体的一小部分。郑念就曾经哀求红卫兵把她收藏的稀有瓷器捐给国家，而不要砸毁它们。红卫兵一直很享受“打碎旧世界”，更是极度以挥舞锤子、斧头、铁锹、钳子和棍棒为乐。除了书籍以外，还有许多东西被烧毁。在厦门，被丢进火堆中的物品包括“木制祖先牌位、旧的国民党纸币、颜色鲜艳的中式服装、男士西装、旧招牌、上面印有戏院旧名称（现在已改名）的电影票、竹制麻将、纸牌、外国香烟、珍品、古董、书法卷轴、中国戏曲使用的弦乐器、西洋小提琴。”

搜刮而来的物品遭到许多窃贼染指。首先是红卫兵，他们将钱、珠宝和手表塞进自己的口袋，并以文化大革命之名公然占用收音机与脚踏车。“学校宿舍一下子气派了起来。许多学生在宿舍里享用抢来的东西。”也有一般的盗贼假扮成红卫兵到处搜查、夺取财物。那些物品送抵中央保管处之后，许多都还没清点就消失了。在西安，红卫兵把劫掠所得存放到城隍庙之后，只拿到一张写着潦草字迹的纸当作收据。

然而，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才是最大的盗贼。一如赫尔曼•戈林前往巴黎二十次，从国立网球场美术馆挑选最好的物品以供他个人珍藏，康生也造访过全国的主要保管中心，累积了大量令人惊叹的艺术收藏。他的藏品包括史前甲骨、古董铜器、象牙印章、珍贵画作，以及超过一万二千本书籍。康生本身是文雅的学者和技艺精湛的书法家，熟习各种经典著作。他特别偏爱稀有的石碑拓印、书法卷轴和古董砚台。一些原为邓拓所有的艺术品落入了他手中，其他大约一百名学者的收藏品也一样，而那些学者全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康生并非唯一这么做的人，他和陈伯达、林彪的妻子叶群及四名她的手下，在一九七〇年五月某次寻访时，差不多搬空了一整座仓库。康生与江青还自己私下瓜分罕见的印章与砚台。

纳粹会珍惜他们没烧掉的东西，但红卫兵就不是这样了。掠夺而来的物品绝大部分都被弃置，任其损坏。在上海，大约六百架没收的钢琴被派发到幼儿园，然而许多其他物品的遭遇就很惨，尤其是那五百万本逃过火劫的书籍。其中许多被捆在一起，丢在福州路一处生鲜市场上方的阁楼里。幅州路原本是一条书店林立的街道。在原本为了向一八七四年由英国人创立的上海博物院致敬而一度叫作博物院路的虎丘路上，有一百万本珍稀书籍堆得和天花板一样高，任凭害虫蛀蚀、风吹日晒雨淋。郊区的情况更恶劣。在一九六六年九月才刚启用新焚化场的奉贤区，一间临时权充的库房地上散落着古董书法卷轴和画作，其中大多数都潮湿、破裂且发霉。

当局到了一九六六年末才做出迟来的努力，意图抢救部分劫来的物品，对回收或打碎古铜钟、仪典用器皿和雕像都实施了限制。一组来自北京的专家负责挽救残留物品，但他们面临着一场硬仗。许多无价的古铜器早已在铸造厂熔掉，或者在黑市卖掉了。大量瓷器已被砸得粉碎。不过，这个小组仍然成功救回了二十八万一千件物品和三十六万八千本书。

上海的情况已经够糟糕了，但内陆地区的局面比上海还要恶劣得多。在武汉，保管中心无人看守，到了一九六八年时，抢来的财物大部分都已经被偷走，或者因为害虫和受潮而损毁，无法修复。

* * *

郑念家遭到红卫兵洗劫后一天，一名党内官员前来造访。他对着整栋屋子挥挥手，以夸张的口气问：“上海住房严重短缺时，你和你女儿住在九房四卫的屋子里，这样对吗？别人没有木材和基本家具可用时，你使用羊毛地毯，还在每个房间里摆满紫檀和黑檀木家具，这样对吗？你穿的是丝绸和毛皮，盖的是羽绒被，这样对吗？”她被准许收十一箱用品，然后便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房内所有家具都被搬走，只剩下一张弹簧床埝和两张椅子。不久后，她就遭到正式逮捕并送进当地一处监狱。几个工人家庭搬进了她的房子。

到处可见到背景欠佳者的住宅遭到瓜分。杨瑞虽然本身是红卫兵，却也保护不了她的家人。她因糖尿病而卧病在床的姨母被移到一间没有窗户的食品储藏室里，六个出自“革命背景”的家庭搬进宅院中，自己瓜分了房子。他们翻掘花园、夷平玫瑰花、把几条廊道变成储藏室，并且在庭院里用破碎的砖块、木头夹板和油毛毡残片等废料搭建起临时厨房。

受害者大多是一般人民，但也有党员受到失势上级领导的牵连而遭殃。在北京大学校园中，一名曾经吹嘘自己与邓拓、彭真有交情的忠实党员，发现自家墙外贴了一张大字报，宣告他必须把自己的住处让给无产阶级。他的家人只能连夜赶忙将自己的财物搬走，并且腾出足够让其他两个家庭居住的空间。

每一处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是上海的存盘证据让人对没收住屋的情况有了些许概念。一共有三万户被迫将房契交给国家。许多家庭只准保有每户三到五平方公尺的总居住面积，然而还要缴交租金。绝大多数的受害者既非知识分子，也不是为党工作的行政人员，结果都被打为“剥削无产阶级的坏分子”。还有更多人被赶出城，而且离开前还得先挨揍、被人吐口水或以其他方式羞辱。每个地方的红卫兵都模仿他们在北京的同伴，消灭城市中的阶级敌人。在上海就有老人家被双手反绑、打着赤脚游街，一路送到火车站的凄惨场面，他们衣衫褴褛，脖子上挂着列出他们罪状的标语牌。保守估计，全中国遭到流放的受害者共有四十万人。

第八章 毛崇拜

反

旧世界的暴力发泄只持续了数周，影响却相当深远。打扮时髦的女性被红卫兵整，她们在大庭广众下遭到剃头、脸上被人用唇膏乱涂，此后便开始了一股乏味无趣的拘谨风气。被斥为封建的长发辫消失了，而就算是化得再淡的妆，也被当成旧时代的遗毒。男男女女都改穿呆板的服装，通常是蓝色或灰色的棉质制服和黑布鞋。

理发店仍然继续营业，但是只帮人剪无产阶级的发型。餐厅只供应廉价而无味的餐点。销售水果、蔬菜、糖果、坚果、布料、陶瓷碗碟、煤炭和藤篮等各种用品的小贩再度遭到禁止。书店除了红宝书和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之外，卖的书寥寥无几。整个产业的人同时失业。在南京，求职者人数增加了十倍，有花匠、菜贩、水果贩、鞋匠、制革匠、铜匠、造纸匠、印刷工、摄影师、油漆工、裁缝师、刺绣工、装订员、殡葬员等等。许多人会落魄，是因为他们的店铺被迫关闭，也有人是因为入不敷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穷人。

艺术、工艺行业被整门摧毁。光是在广东省，就有大约两万名原本受雇从事手工业的人现在被斥为“迷信”。他们的产品一年产值达四千万元，从线香到纸钱都有。这批工人当中只有三分之一被调到其他行业，但就连他们也陷入了贫困中，因为他们经常只剩下一半的收入，或者失去了从事新工作所需的工具。许多人沦落到只能变卖所有家当，包括衣物及家具。汕头在解放前是华南地区第二大港，也曾是刺绣品的主要输出地，在市外的一座小镇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每个月只能靠不到三块钱过活。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震撼了整个产业界。从玩具、纺织品、化妆品和家电到瓷器，每一项产品的标签、包装及内容物都必须除去一切封建过去的残迹。一双袜子、一管牙膏或者一个美丽牌或金阁牌的搪瓷洗脸盆，都是对无产阶级的侮辱。国务院下令严格遵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但仅仅是在上海，就有将近六千种产品的标签或图案带有旧社会的气息。经过多年的全面修改，才完全符合了规定。举例来说，两年后中国纺织公司依然留着两万床羽绒被的存货，遑论还有一万五千公尺长的丝绸因为图样“封建”而成了废物。

在很多情况下，有人会用权宜之计凑合过去：在有问题的商品贴上警告标贴，带有封建或资产阶级色彩的品牌名称则用一个大红叉涂掉，从玩具、小雕像到扑克牌都比照办理。但这么做并不一定能让消费者放心，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跟那些可能遭红卫兵批判的物品有所牵连，销售量于是大幅下滑。饰有神兽麒麟图案的陶瓷筷筒再也吸引不了买主，但同样是筷筒，以革命口号装饰的即便要价两倍，却还是一下就卖光了。

还有其他的问题。彭真和陆定一等失势领导人的著作早在八月就必须销毁，但是列出“政治错误”书籍的黑名单却逐月加长。刘少奇造成的难题则更加棘手。他是国家领导人，因此从陶器、瓷器和海报到各种类型和造型的文具，无数物品上都有他的题字。文化大革命展开后，没有几个红卫兵愿意在有他题字的日记本上写东西。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叛徒和邓小平等人的所有痕迹一律消灭，但这又为当局带来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政府制作了无数的奖状和奖章来表扬立下功劳的人民，从出生证明到退休金手册等常用文件就更不用说了。这些文件中，许多都留着刘少奇这位前国家领导人的痕迹。举例来说，曾经有残障老兵抱怨他们的官方证件封面上有他的照片，封底则有他的题字。内务部应付不过来，只能把撕除所有问题内页的权力委派给地方代表。

无产阶级文化世界中的一切变得难以分辨。各地的商店都改名了，最常见的名称是“红旗”、“红卫兵”、“东方红”、“工农兵”、“解放”、“群众”、“人民”，以及“延安”。在上海，叫做“红卫兵”的店铺有一百多家。两百三十家药房中，有两百家的店名完全相同。它们的橱窗都是一个样子。“毛泽东肖像放在中间位置，周围都是红色彩带、他著作的引文，以及重要新闻的告示板。”完全一致的外观把人都弄煳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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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八月十八日的大集会上号召慷慨激昂的年轻学生打倒“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时，也同时要求树立完全属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到底是什么构成了“旧文化”已经很难说明，但“新文化”应如何界定，却更加含混不清。很快地，每个人都明白了，唯一被接纳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就是对毛泽东的崇拜。

这种崇拜最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大量涌现的标语。它们无所不在。有人近距离观察到：“过去一直有很多标语，但是以前的纪录现在都被打破了。墙上只要有空位，就一定会被人仔细地写上毛泽东语录，或者向他致敬的标语。”一些最受欢迎的标语包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和“毛主席万岁！”无论是商店、工厂和学校都贴满了这些标语，有几句还铺满了整栋建筑的楼顶。北京的重要地点盖起了巨大的砖造建筑，展示标语和伟大领袖的语录。有些建筑则展示着巨幅图画，画中的农工眼神坚毅，决心打倒所有走资派。公车、货车、汽车和厢型车的车身都漆有毛泽东语录。火车头前方挂有裱框起来的毛泽东肖像。就连脚踏车前面也都贴有一张上头写了语录的红色小卡。货车载着红卫兵在街道上穿梭，他们到哪里都带着红宝书，拿着它朝彼此挥手，仿佛它是一本属于革命分子的护照。

在这个染满红色的新世界，所有感官都遭到疲劳轰炸。红卫兵在临时搭建的台上声嘶力竭地呼吁人民加入革命。旁观者听到的都是夸张激烈的言辞，当中夹杂着毛泽东语录。在空中，国内航线的空服员则会定时以朗读红宝书来款待乘客。

不过，最可怕的武器当属扩音器了。长久以来，政治宣传活动中一直都会使用扩音器，但现在它们却是长期保持打开，反复不断地播放相同的几句语录——而且音量总是开到最大。红卫兵在警察岗亭里朗读红宝书，透过街上与岗亭连线的扩音器播出。成群结队的革命青年在城市中游行，同时高唱着颂赞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革命歌曲。同样的歌曲也在电台广播，而广播内容又透过院落、学校、工厂和政府办公室的扩音器播放出来。其中一首最受欢迎的歌曲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一首是〈毛泽东思想闪金光〉。一名外国人曾因这种他所谓“永无休止的噪音地狱”而受到惊吓，但他敏锐地指出，人民在这种轰炸之下已经学会听而不闻。

这股新的狂热，有一大部分来自上面的指导，特别是解放军，他们就是红宝书的幕后推手。举例来说，八月二十七日那天，北京就下了一道指令，规定公共场合只能展示毛泽东肖像。

没有人想要在崇拜领袖这件事情上落于人后。随着被斥为封建或代表资产阶级的物品范围愈来愈大，一般人民也愈来愈倾向改用市面上仅有的那些不会引起政治争议的商品——毛泽东的照片、毛泽东的徽章、毛泽东的海报，以及毛泽东的著作。

供不应求的情况非常严重。《毛泽东著作选读》即为一例。对一般民众发行的有两种版本，第一种专供程度较高的读者阅读，第二种则是给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文化部决定，一九六六年两种版本首刷的总印量要从四千万本增加到六千万本，但是没有足够的纸张能用来执行这个计划。于是包括休闲杂志在内，所有“非必要书籍”的印刷都受到限制，只有重要政治著作可以再版，例如雷锋的日记。然而这样依然无法满足民间高涨的需求，所以官方订下的机制纸目标产量暴增，在一九六七年来到五百公吨。为了平衡经济，全国肥皂产量被缩减了百分之十五。

在上海，有七家新工厂兴建起来，总面积一万六千四百平方公尺，大约是三个足球场的大小，就为了满足印制照片、肖像、海报和书籍的需求。在江苏省，有工厂被全面改装来印制红宝书。各地制造红墨水的工厂都日以继夜地赶制，但产量依然不敷需求。

书本需要封套——精美、鲜亮，而且是红色的。到了一九六八年，光是红宝书封套所需要的塑胶就达到了四千公吨。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商务部就已经限制了胶鞋、塑胶拖鞋和塑胶玩具的生产，全国的工厂都准备好为毛泽东思想做出贡献。

海报特别受到欢迎。小孩子都酷爱海报。红卫兵闵安琪还记得，“为了感觉跟毛主席更亲近，我在家里贴满了他的海报。”但在这方面，顾客的要求同样很高。他们在已经在反吴晗和邓拓的运动中认识到“影射”的重要性，所以会详细检视每一件产品是否含有可能带着政治意味的瑕疵。有将近一百万张毛泽东的海报遭到扣留，因为有买主投诉海报中毛泽东的肩膀上隐约印有很微小的“扒手”字样。公安局立刻展开调查，不过结论是发生了机械错误。另一款描绘毛泽东出席北京一场红卫兵大集会的海报，在他的一撮头发上似乎有两个相连的叉号。谣言开始流传。总是慎防反革命分子无处不在的顾客，都把海报退给了商店。

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政权总是公开谴责任何与资本主义有任何一丁点关系的东西，但是印有毛泽东肖像的物品该如何定价呢？这不只是一道哲学的难题。即便在这个由国家决定一切的计划经济体系中，类似物品的价格还是有极大差异。拿一款样式普通、高度十八公分的毛泽东半身石膏像来说，有顾客投诉不同百货公司卖的价钱不一样。后来价钱统一定为三角七毛，但是有些商店却开始打折，价差再度出现，和市场经济中的情况相似得启人疑窦。

在毛泽东徽章方面，牟利动机更是普遍存在。这种徽章非常流行，穿着一致服装的红卫兵时常用它们来让自己变得具有个人特色。但计划经济在这里同样跟不上广大的需求。上海有七十五家工厂加班生产，每个月做出一千五百万枚徽章。武汉的产量约为六百万枚，但是南京只做得出一百万枚。市政府在一九六七年向中央多要了九十公吨的纯铝，好将产量增加为原来的三倍。到了一九六八年，全国的徽章产量为每个月五千万枚以上。

这样还不够，于是出现了蓬勃的黑市，和国家竞争。部分政府组织会为自己的成员制作徽章，但是受到获利动机诱惑而将业务拓展到法律的灰色地带。也出现了纯粹供应黑市需求的地下工厂，它们和国营企业争夺稀有资源，偷取铝制的水桶、水壶、罐子和锅子。需求大到就连工厂里面昂贵机具上的铝质保护层都会被人剥下，拿去满足对徽章的狂热。

非法市场本身几乎都是明目张胆地经营，其中几处还吸引到上万名顾客，人多得挤到路上、妨碍交通。在上海，市政当局统计有三十多处非法市场，主要位于火车站和码头附近。人人渴望得到的逸品若非用来交换其他商品，就是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地方官员谴责这些资本主义活动“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极不尊敬”，但他们也束手无策，因为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组织把守了这些市场。上海成立了一支由五百名探员组成的专门小组，他们也起诉了数百名投机商人。这些人大多只是受到劝诫了事，但还是有二十多名业者被捕，其中包括周阿宝：他所管理的犯罪帮派涉嫌将数百公斤的铝贩卖给数十个政府单位。

徽章有几千种款式，其中几种是以压克力、塑胶、甚或竹子粗制漤造出来的，有些以手工上色的陶瓷精心制成，大多数则是用铝制基座镶上金色或银色的毛泽东侧面像，而且一定面向左边。徽章和红宝书一样，成了对毛主席忠诚的象征，而且就别在心口上。阶级背景较差的人是不准佩戴徽章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间，徽章是交易最火热的私人财产，可以拿来做每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投机买卖。红卫兵成了辨别各种徽章相对价值的专家，并且私下交换，或者在国内游历时当成货币使用。徐小棣拥有一百多枚徽章，其中最心爱的一枚在北京的拥挤公车上被偷之后，她哭得伤心极了。但最大的收藏家都是些大人物，林彪的妻子叶群便收集了数千枚，并且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岁的寿宴上，向毛泽东展示她的收藏。

由于非法制造的徽章太多，难以得出准确的估计数量，但是在革命的高峰期，全中国所生产的徽章大约是二十亿到五十亿枚。太多的铝从其他工业活动被挪用来制造徽章，导致毛泽东在一九六九年插手干预：“把我的飞机还来！”这股热潮迅速衰退，并在林彪于一九七一年身亡后大致终止。

第九章 大串连

暴

力浪潮于八月底逐渐平息。在上海，传出了市政当局不满红卫兵的流言，于是市内开始趋于平静。仍然有学生成群结队，一边高唱革命歌曲一边敲着铙钹在街上游行，但那股狂热的活力已不复见。很多贴在墙上和窗户上的标语开始剥落，商店重新开业。郑念和许多其他家中遭劫的受害者一样，审视了她周围所发生的损害。

在杀人杀得最凶的北京，红卫兵公然施暴的举动于九月的头几天开始减少，之后似乎完全消失了。警方再度掌控了治安，人民都忙着整理市容，为十月一日的国庆活动做准备。

然而这样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革命的火焰必须时常地、反复地点燃。于是，在八月三十一日那天，北京举行了另一场大集会。这一次，毛泽东要求红卫兵把他们的革命经验运用到中国的其他地方。九月五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红卫兵“出行”，北京的红卫兵前往全国各地，推动组织外地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与食宿的费用全免。

几个月前，在《人民日报》号召全国“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毛泽东便已经说过要让学生到北京参与文化大革命。但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接手革命工作后，任何人想和北京的官员取得联系，都会被打回票。在兰州，工作组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警告所有将不满上报北京的人都会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来处理。西安先前发生了一起集体抗议事件，学生为了声援一名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在省党委会前集体绝食，那里有一群学生代表成功地秘密抵达北京，寻求周恩来的支持。

八月初，上访北京的请愿者从稀稀落落变成了大量涌入，各地人民都试图推翻由工作组通过的判决结果。每天都有一千多名学生来到中南海的党中央要求见上领导一面。其中有些来自北京的学校和大学，也有一些来自各省。第一批抵达北京寻求平反的学生中，有几名来自位于北京东南方一百多公里处的港口大城——天津。他们肩并肩行进，高唱革命歌曲，朗读红宝书中的语录。他们没走多久，就被一场倾盆大雨淋得湿透，但是坚持继续前进，直到他们行进的消息传到文化革命小组那里。一列特派火车接走了那些学生，其他学生因此起而效尤。陈伯达在八月十六日——即天安门广场大集会的两天前——接见了外地来的学生，并且赞扬他们“不怕大风大雨，到无产阶级革命首都来”。他要求学生们把文化大革命带回自己的家乡。

* * *

提供红卫兵免费旅游，有其不得不出此策的原因。毛泽东进行了一年多的政治操作，才打破彭真对北京的掌控，他还怀疑全国各地还有其他干部在搞类似的“小王国”。如果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也就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远在北京之外，安然坐拥自己的地盘，那么革命又怎么会成功？他们都是铁石心肠、诡计多端的领导干部，都在数十年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中磨练出他们的求生手段，没有几个人是一群夸夸而谈、自以为是的青少年可以整垮的。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怂恿红卫兵去查抄那些阶级背景较差、属于社会边缘人而受尽屈辱的平民家庭，借此把暴力攻击的目标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来。

有些领导甚至利用红卫兵来打击自己的敌人。长沙市长把自己的形象搞成毛泽东的翻版，总是穿着军装露面，检阅当地的红卫兵。红卫兵队伍中有地方党员的子女，他们都是对自己根正苗红引以为傲的中学生，而且迫不及待想要打击党的敌人。当大学生以市政府包庇“走资派”为由，自行组织示威活动并攻击市党委会时，市长将他们打成了企图推翻党的“右派”。由于他利用红卫兵来对付其他红卫兵，很快就发生了暴力冲突。

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对抗情形，革命学生被人当成武装卫队来用。在福建省的省会福州，资深将领暨省长叶飞——他出生于菲律宾，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菲律宾人——在八月二十一日主持了一场大集会，叶飞的袖子上佩戴着显眼的红色臂章，现身在两万名红卫兵面前。但是，在更南方的厦门，凌耿和他的红卫兵伙伴们很快就厌倦砸毁古庙这种事了，他们想做的是揪出党内各阶层的“走资派”。工作组解散后，继续留下来的一名资深顾问一步步引导他们，盯上了省教育厅长。她名叫王于耕，是一个身材矮胖、双下巴、面色红润的女人，而且碰巧就是叶飞的妻子。她看似没有瑕疵可批评，但那名资深顾问拿出了暗示她有罪的证据。凌耿和大约三百名其他红卫兵执意向王于耕发起进攻，便趁着她在福州的一场大集会上演说时，在当地会合。

凌耿这边的人数居于严重劣势，因为举办那场大集会的体育场内聚集了好几千名省党委会的支持者。凌耿的一名伙伴抢下麦克风，谴责这次集会是一种掩饰手段，随即爆发了一场打斗。王于耕被保安人员匆匆带下台之后，她在地方上的支持者突然攻击反对者，展开一场激烈斗殴，反对者被迫仓促离开现场。三天后，八月二十九日，凌耿和他的造反伙伴卷土重来，这次还有援军——超过一千名示威者在省党委会前的广场上展开绝食抗议。绝食者当中包括从北京远道而来的红卫兵，他们自称“造反派红卫兵”，与支持省党委会的“保皇派红卫兵”对抗。

省党委会为求自保，动员了大约二万名地方的党内激进分子和工厂工人来支持他们。由于工人被明令禁止加入红卫兵组织，便组成了“赤卫队”，一连好几日骚扰他们的对手。地方干部供应赤卫队食物和水，传闻省党委会支付他们一笔特别津贴，还免费给他们一顶帽子，工厂都停工让工人去参加示威了。

九月五日，也就是红卫兵可以开始享受免费交通和食宿的那天下午，三万多名造反派红卫兵加入了凌耿那边的造反示威者行列，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福州会合，大声疾呼叶飞下台。两派人马在街上互相打斗，城市陷入了混乱当中。

中国许多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场景。在上海，八月二十六日之后出现的平静只维持了短短几天，来自北京和天津的红卫兵开始突袭这座城市，带来了更多混乱及暴力。九月四日和五日，他们包围市党委,要求见曹荻秋，他在柯庆施骤逝后接任市长。他们称曹荻秋为“走资派”，决心把他揪出来。

* * *

毛泽东要他的年轻战士们将革命之火传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行动分成两个相反方向进行，北京和天津的红卫兵前往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挑起暴力冲突，并且包围各地藏匿“走资派”的党委会。另一方面，各省的革命青年则来到北京学习革命的方法、钻研文化大革命，并且与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见面。毛泽东亲自检阅了数百万名红卫兵，每一场大集会结束后，都会有成为激进派的学生成批离开北京，准备将革命带回家乡。

九月上旬，来自各省的红卫兵大举涌入北京。很多人搭巴士来，而有些人出发的地方远至温州，这个曾经很繁荣的通商口岸位于北京南方一千四百公里处。在北京的主要街道上，一次可以看到多达三十辆从山西开来的公车停放在那儿。搭火车来的人更多，车箱被年轻乘客挤得都快爆开了。

全国的学校和大学都选出要送往北京的代表，他们出发时都在地方火车站受到热烈欢送，身上都带着帆布袋、铝制水壶、茶杯、牙刷和毛巾，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红宝书，它不是被收在口袋中，就是被卷在被褥里。他们最珍视的一样私人物品是一封信——由地方负责文化大革命的委员会按照程序盖印核发的正式介绍信——红卫兵打算在某个城市停留时，就出示这封信给招待中心看。有些代表还领到盖好官印的空白表格，以备在紧急状况下使用。

只有阶级背景好的学生才准许出行串连。在中国各地，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是什么阶级背景？”而且问的方式一模一样。不过仍然有少数漏网之鱼。上海那个住在徐家汇藏书楼附近的小伙子文贯中，他和学校里的几名红卫兵交情很好，他们同意让他出行，并且在他的通行证件上称他为“革命群众”的一员。

红卫兵斗志高昂地离开家乡。他们在火车上高唱革命歌曲、玩扑克牌，或者讲故事。这些兴奋的年轻人中，有些人会拿柳丁皮和蛋壳互扔，结果演变成喧闹的食物大战。

不过，随着上车的代表愈来愈多，狭窄的空间很快就被用光了。他们占据了每一寸可用的空间，坐在其他人腿上、椅背上，以及分隔座位的小桌子上。“有些人蹲在走道上，有些躺在行李架上，但还是有人只能挤进洗手间里。”火车在乡间靠站时，地方上的歹徒会爬入车窗，假装自己是革命分子，他们会在火车正要开动之前抢走红卫兵手上的表、露在窗外的袋子，甚至戴在学生鼻子上的眼镜。有些歹徒还会亮出刀子。凌耿和同学前往上海途中，数百名乞丐逼迫火车在浙江省的一个小车站停下来。他们用铁条撬开车门并砸破车窗，想要强行进入车厢内。火车开动时，有些乞丐抓着车窗不放，或者意图抓住车上的乘客，嘴里还喊着：“我们同归于尽吧！”

食物很快便耗尽了，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只吃了自己需要的最少份量。厕所挤满了人，也没有人会在火车靠站时下车去方便，因为他们深怕会上不了车。男孩子还好，他们会在火车前进时脱下裤子往窗外尿，但是女孩子就惨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弥漫开来，尿液、汗水、呕吐物和粪便的味道全混在一起。部分车厢被尿液弄得满地湿透，逼得红卫兵不得不用刀子在地板上挖出一个洞来。火车俨然变成了流动监狱。

紧张局势不时发生，特别是在长途旅程中；火车像蜗牛似地缓慢前进，要花上好几天才能从南方抵达北京。有时候木制行李架会因为承受不了数十个人的重量而崩塌。车门是锁上的，生病或受伤的乘客只能从窗户抬出去交给站台上的保安队员。红卫兵开始为了抢夺空间而争吵，敌对的团体之间爆发了打斗。一般乘客则趁着混乱，没买票就挤上火车。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出行的年轻人涌出北京火车站，他们全都戴着红臂章，说着彼此听不懂的各地方言，火车站宛如巨大的临时难民营。车站里有大型标语欢迎“毛主席的小贵宾”，即便是半夜，站前广场也被探照灯照得像白天一样明亮。扩音器发出震耳欲聋的指示，引导刚抵达的红卫兵前往车站一角的接待室。北京火车站是一栋有两座钟塔的苏维埃式建筑，钟塔顶端以上釉的砖瓦砌成曲面屋顶。广场上，一排排的学生就睡在自己的被褥中。北京每一处可用的空间都被硬挤出来接待红卫兵，他们成批地被送进大学、中小学、旅馆，甚至政府单位办公室中临时权充的宿舍。

高原和他的同学被送往北京的名校一〇一中学。不到一小时，就学到了宝贵的一课：这所学校里的红卫兵——几周前才强逼老师们在炭炉渣上爬行——当他们是乡巴佬，拒绝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于是他们又搭上车，来到鼓楼附近的一所小学，睡的是铺在礼堂地上的草席。

张戎的运气比较好，她的小队被安排到清华大学，那是全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凌耿和他的朋友们也被分派到那里，睡在八楼的一间大教室里。那里的恶臭令人无法忍受，许多红卫兵连续几周都没有换过衣服，也没有洗过澡。那些装有棉胎的被单由一个接一个代表团轮流使用，几乎没有洗过，而走廊尽头的厕所都满溢了，污水淹没了磁砖地板。“即使到了今天，我依然闻得到那些厕所的味道。”张戎回忆道。

整个北京都被撑挤到了临界点。在运动的高峰期，除了七百七十万的固定人口之外，还有三百万名访客住在这座城市里。周围农村的粮食都耗尽了，因为所有食物都被强征去供应北京所需。混乱场面开始出现。在隆冬时节，一名造反派工人从上海来到握有大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室，结果看到地板上满是垃圾和因严寒而冻结的排泄物，令他大吃一惊。他不禁疑惑：“怎么回事？这里到底是地狱，还是革命的圣地？”

红卫兵提出抱怨，但显然没有人愿意为必须清理这一团混乱、被迫把双手伸进马桶中清除堵塞物的清洁工人着想——他们就是共产主义用语所称的“无产阶级”。在上海，有人不懂得使用坐式马桶而直接蹲在上面，把情况搞得更糟糕。几名清洁工抱怨臭味令他们呕吐，拒绝继续清理，结果得到的回应是：“臭的不是粪便，而是你们自己的观念。”

打斗经常发生，而且不只是因为观念不同。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红卫兵之间嫌隙很深，会为了食物、住宿范围和在某些地区司空见惯的偷窃事件而起争执。军方派出许多军官协助办理照料数十万名年轻人的后勤事宜，其中一名军官就注意到，学生们在严格监督下的表现良好，但是只要无人看管，他们就会互相攻击。有时候会有几十个红卫兵涉入，他们用拳头和皮带互殴。凌耿在清华大学的第一个早上，便走过一名被人从四楼丢下而颅骨破裂的学生身旁。似乎也没人担心他。

在北京市里，交通是免费的，许多学生便到处跑，把自己在政府机关和大学校园读到的大字报全文抄进笔记本。一些政府部门还立起了投影银幕，以提供更多空间。每个银幕前都挂上了电灯，如此一来大家在晚间也能前来阅读。

红卫兵也会排队购买毛泽东徽章，有时候一排就是好几个小时。繁荣的黑市兴起，与人满为患的商店竞争。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松树下，用十张小幅的毛泽东相片可以换到一枚徽章。但随着天气在十一月逐渐转冷，许多学生不到中午都不愿意离开他们有暖气的房间。有些人花光了盘缠，对革命也兴趣尽失。他们在那里只是吃饭、睡觉，以及偶尔闹事。

红卫兵参加了和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进行的大型会议、人民解放军高层军官的演说，甚至还有军训课程。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来到北京都是为了见毛泽东。在八月十八日和三十一日的两场大集会之后，北京还举办了六场红卫兵检阅大会。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举行最后一场时，毛泽东的身影已经在一千二百万名红卫兵面前出现过了。

* * *

毛泽东当初举办大集会，是为了散播革命的火花。但是到了十月，大集会已经成了必要的活动。红卫兵不管自己屡次被警告不能一直留在北京，坚持没见到毛主席就不离开。于是毛泽东不得不一次检阅上百万人，最后就连紫禁城外那片宽阔的天安门广场都再也容不下那么多人，他便搭着敞篷吉普车巡遍北京，一次见上两百万人。

每场大集会的准备工作都很早开始，红卫兵在半夜成群结队地往广场前进，或者由六千辆卡车组成的车队送达。集会举行前从不事先宣布，所以刚洗过唯一一套衣服的倒霉学生只能浑身湿透地前往，有些人要步行好几个小时。保安人员会对学生搜身查找危险物品，例如刀子和金属制品，钥匙也包括在内。一名士兵没收了一枚发叉，坚称它可以用来刺杀毛主席。学生被命令成排坐下，每一支队伍都会分配到自己的位置。随着时间过去，很多人都打起了瞌睡，把头靠在别人身上。大家都上不了厕所，于是地上开始出现一滩滩的尿液。

时间仿佛静止了，然而，经历好几个小时的等待后，消息在队伍间传开：“他来了！他来了！”大家都跳起来，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寻找毛主席的身影。他们蜂拥向前，高声欢呼：“毛主席万岁！”并非所有人都见得到伟大的舵手。一名穿着湿衣服步行到广场的学生，只能从远方认出一抹领袖的身影，发现毛主席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高。另一方面，在广州负责将没收的黄金运往大教堂的那名红卫兵则把毛主席看得一清二楚。他带了一副双筒望远镜，是他在一个月前查抄某个资产阶级家庭时偷来的。

很多人都陷入狂喜中。有些人后来回想时，还会把见到毛泽东的那一刻当作一辈子最重要的成就。张戎只瞥到一眼毛泽东的背影和挥动的右手臂，觉得很失望；她已经知道站在自己身旁的女孩会说什么了，因为北京的每一场大集会结束后，同一句话总会被报纸、广播和电视没完没了地报导：“我是今天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然而大集会的宣传文件展现出红卫兵激动挥舞着红宝书的模样，投射出来的是一种虚幻的单一形象。王荣芬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学生，她参加了八月十八日举行的的第一场天安门广场大集会，林彪发表政策演说时，让她不得不联想到希特勒在纽伦堡那些大集会上的演讲。一个月后，她上书毛泽东，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这名十九岁的学生后来被捕，并且入狱十三年。

她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上海青年刘文忠来自一个被斥为“反革命”的家庭，他是由哥哥在家自己教育的，在其他学生参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他被教导要尊重人权及珍惜民主。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他就已经称毛泽东为暴君。在天安门广场上，他所站的位置和毛泽东仅仅相距三十公尺，近得连毛泽东下巴上的痣都看得见。身边的人都在欢呼时，他只感到一阵恐惧袭来。

另一方面，凌耿开始冷眼旁观这整个运动，还会思忖那位看起来样子有点轻蔑、望着远方僵硬地举起手的肥胖男人有没有可能是替身。凌耿也在电影院中看过红卫兵欢呼、雀跃、流泪的画面。无论他怎么尝试，就是无法让自己和他们一样兴奋。“一切看来就像是场表演，每个人都在互相模仿。”这让他觉得有些恶心。

相机捕捉到了集会的盛况，却没有拍到结束后的情形。红卫兵事先已经被警告要将鞋带绑紧，但是每场集会中的人潮蜂拥向前时，仍会有数千人弄丢鞋子。那些鞋子会被集中起来，堆在附近的一座体育场内；可以看到穿着单薄袜子的学生在那里翻找，想拿回成双的鞋子。

最后一次集会简直是场灾难。那场集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市郊的一座军用机场举行，后来演变成踩踏事件。两百万名群众往唯一的出口奔去，踏平了麦田，折弯了树木，还推倒了挡在路上的泥巴棚屋。尝试弯下腰捡东西或绑鞋带的人都遭到了踩踏。一条小河上的木桥塌了，紧接着便传来凄厉的尖叫与哭喊声。一阵恐慌蔓延开来，一波波人潮被推进河里，不得不涉过浅水到对岸去。大部分河水被人群的棉裤吸干，只留下一大片软烂的污泥。过了河之后，红卫兵开始疏散，但此时很多人都没了鞋子，在冬季的酷寒中，每走一步都是痛楚。凌耿设法弯下腰，十起一双破掉的胶底布鞋。在大混乱的景象中，还看得到堆满衣服、鞋子和袜子的军用卡车迅速从唯一的一条道路驶离。有些还载着支离破碎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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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造访北京期间学到的许多教训中，有一样特别重要：他们发现了祖国是慷慨大方的。在北京，学生会排队借钱借粮票，只需要提供姓名和所属学校就可以了。由于不需要身分证明，许多红卫兵会报上假名，参与过集会后便不见踪影。但是他们并没有将革命带回家乡，而是开始周游全国。来自安徽省的红卫兵李世华简明扼要地说：“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吃、住、行一律免费，哪里有这样的好机会？”

他和朋友对政治的兴趣极低，在天安门广场为毛泽东欢呼过后不久，便动身前往武汉。他们受邀出席一场在大运动场举行的群众集会，省长张体学穿着军服现身——就像福州的叶飞一样——替省党委会辩护。站在省长身旁的是宋要武，也就是在北京的第一场大集会上为毛泽东别上臂章而一举成名的那个女孩。当李世华他们可以离开时，却往东湖出发，那里就是毛泽东进行著名的“畅游长江”之前匿居的地方。他们参观了黄鹤楼，这个位于长江畔的道教圣地此时尚未遭到红卫兵勐烈摧残。他们为宏伟壮观的长江大桥惊叹不已，满怀敬畏地看着火车和汽车从上下两层分离的桥面越过长江。他们去了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和南京，一路上在全国各地的接待中心借衣服和急用金，有些人回到家乡时还带了许多礼物给家人和朋友，浑然不知帐单会在数年后跟过来。他们是学校中少数在周游全国时天真地提供真实姓名的学生，后来他们在劳教营工作时，从微薄的工资里扣款偿还当时所欠的债。有些学生在全国各地进行串连达数月之久，有些则因为思乡而在出门数周后回家了。

翟振华和朋友从北京出发，打算前往三峡，长江在那里流穿陡峭的崖壁和险峻的高山。然而，从上海开往武汉的船逆流上行，速度很慢，足足行驶了三天。她和朋友困在三等舱的双层床上，只能透过小小的舷窗往外看，只能看见混浊的江水与单调的江岸线。到了武汉之后，她放弃了三峡之行，搭火车折返。李世华和翟振华都与友人同行，一路上结成了深刻、长久的友谊。但有少数人是单独出门的。在上海取得红卫兵介绍信的文贯中便独自游历北京并走遍全国。他交过短暂的朋友，但很快又离他们而去，因为他担心旅伴会发现他真正的阶级背景。

多数学生都是红色游客，把握机会造访在学校经常读到的那些革命圣地。在延安，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全都迫不及待地探索毛泽与其革命同志在大长征结束后藏身过的窑洞。毛泽东的出生地湖南韶山也同样有大批红卫兵涌入，他们排着队参观毛泽东成长期间所住的黄泥砖屋，和他在橘子洲就读过的学校。这座湘江里的狭长小岛上满是橘子园，毛泽东年少时曾在此处享受阳光。

井岗山是另一处革命圣地。一九二七年时，毛泽东和他那群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农民协会。这个位在江西省的高原地区偏远、贫穷、险峻且林木茂密。年轻人不断到来，对于经过数周的旅程后终于来到革命的摇篮之地，感到既得意又兴奋。但是当地村民无法应付他们。到了十二月，每天都有六万名以上红卫兵抵达，一个月后，游客人数已达当地人的三十倍之多。圣地很快就变成了灾区，逼得人民解放军必须以直升机空投食物包裹和药品。一支由一百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被派来疏散整个区域。

红军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之间被迫撤离井岗山，一路长途跋涉到延安。红卫兵受到大长征的启发，也组成长征队徒步出行。文化革命小组在十月二十二日对此举表示支持，以便为濒临崩溃的运输系统减轻负担。学生尽可能地循着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奋力体验先人承受过的种种苦难，好证明自己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继承人。有时候，队伍前方会有一名红卫兵举着一面写有长征队名称的红色旗帜。一些年轻朝圣者会在背包上挂着刻有毛语录的小牌子，让跟在后面的人阅读。

井岗山是场灾难，其他热门路线沿途的小村庄同样蒙受了损害，因为那里人民公社里的接待站必须提供食物和住宿。在湖南，有路边小站提供热水，可以灌满水壶，还有从大木桶中盛出来的米饭，但是，在江西，村民再也应付不了愈来愈多的红卫兵了，学生指控接待站的工人没有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因此和当地人起口角。

就连城市里也感受得到压力，勤奋工作的人开始因为自以为是的学生赖着不走而感到愤慨。在成都，有一个名叫李正安的贫穷妇女，大饥荒期间生活穷困，逼得她不得不把四岁的女儿寄养在另一户人家。被寄养的家庭不喜欢这女孩，强迫她工作并侵吞了她大部分的配给粮食。李正安发现孩子挨饿且全身长满虱子后，便把她接回家。七年后的此刻，她女儿成了被强征到一处接待站帮忙的一员，负责清洗红卫兵使用过的寝具。这个工作对十一岁的她来说很困难，因为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并且患有严重的风湿。她的母亲一辈子都节省度日也仅能让家人勉强猢口，无法理解为何政府浪费这么多钱提供学生免费旅游及膳宿。许多人都有和这位母亲一样的想法。在北京，有位官员负责照料一千二百万名访客，他也只能对巨大的花费望而兴叹。红卫兵之外的一般民众，无论做什么都还是得付帐。免费的旅游膳宿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才废止。

* * *

红卫兵免费旅行，微生物、病毒和细菌也跟着他们到处走，散播到了全国各地。革命青年造成过于拥挤的环境，卫生状况急速恶化，导致许多疾病猖獗，其中又以脑膜炎最为致命。这种疾病意指包覆脑部与嵴髓的保护膜产生发炎现象，是透过咳嗽和打喷嚏传播的。拥挤的火车和宿舍极不通风，病毒散布的概率大为增加，足以成为流行病。

脑膜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首度出现于北京，并且在几个月后达到流行高峰。相关单位发出警讯，中央委员会也得到正式通知，却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因为无论什么都不可以阻碍革命的道路。起初，在北京被感染的学生搭火车把脑膜炎带到铁路网沿线的大城市，十一月时，脑膜炎在这些地方演变成流行病。后来学生受到激励，以步行方式宣扬革命，于是脑膜炎便从城市传播到了乡村。免费旅游在十二月废止，但是许多红卫兵仍然继续享受着他们刚得到的自由。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开始，直到文化革命小组终于在隔年二月呼吁所有红卫兵返乡，这段期间，脑膜炎在所有主要铁路沿线都很盛行。然而，到了这个阶段，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陷入文化大革命的荼毒中，就连基本的口罩等医疗用品都处于短缺状态，这也导致许多治疗脑膜炎病患的护士和医生自己都受到感染。

多数医院连口罩都买不起，更遑论治疗脑膜炎所需的药物。仅有的少数财政资源都被挪用到文化大革命上，而红卫兵却瘫痪了政府的许多日常工作。早在一九六四年，卫生部就曾被毛泽东指责，称其只为领导阶层服务而不是人民，因而陷入混乱。到了一九六六年秋天，卫生部又被红卫兵包围，要清算窝藏在里面的“走资派”。

美国表示愿意提供医疗援助，但是中国相应不理。一九六七年二月，治疗脑膜炎用的磺胺嘧啶实在过于短缺，政府不得不向西欧和亚洲的药厂求助，购买了数百公吨药品。另外也设立了管制中心来协调整合全国预防及治疗脑膜炎的措施。然而这么做为时已晚，到了情况获得控制的时候，已有超过十六万人死亡。

第十章 造反派与保皇派

红

卫兵以自己的阶级背景为荣，也会想办法让团体的背景保持纯正。当学生在八月的最后一周开始涌进北京时，有纠察队在车站等着他们，数千名家庭背景不好的年轻人遭到驱逐。北京第六中学的学生王光华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满腔热情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要将革命带到国内的其他地方，却在九月下旬返家后被一支纠察队绑走，他被指控未经学校的红卫兵批准就出行，因而遭凌虐致死。

但是随着时间一周又一周地过去，“旧”红卫兵逐渐失去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掌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为了哪些人有资格加入革命行列而激烈争吵。最引人注目的其中一份文件是一名红卫兵的演讲稿，他名叫谭力夫。身为高官之子的他，慷慨激昂地谈论为何需要把出身不“红”的人排除在红卫兵组织之外。他在八月二十日于北京发表演说，各级地方政府都印制了文稿，并且很快就分发到各地的校园内。然而，在部分学校里，地方干部的子女只占少数。在厦门，第八中学里许多成为红卫兵的学生都出身于“黑”背景，他们受到具有革命家庭背景的同学强烈排斥，这些同学指控凌耿和其他人试图颠覆革命，并且对无产阶级做出“阶级复仇的举动”。但这些批评者的人数其实比被批评的人还少。

在福建省，厦门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将矛头指向省党委会，他们专程到福州去对抗叶飞和他的妻子王于耕。在长沙，对抗地方党务机构的则是被贴上“右派”标签的大学生。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勇于质疑地方领导的红卫兵，和集结起来维护地方领导的红卫兵之间出现了分裂。他们很快就分别被给予“造反派”、“保皇派”或“保守派”的称号。造反派当中有许多人出身于“黑”背景。

到了十月，势力的平衡有了改变。福州有人发了一则电报到北京的中央委员会，指控造反派在省党委会前绝食抗议是流氓团体在台湾的支持下策动的反革命行动。许多其他饱受指责的党组织也同样向中央当局求助。北京在十月三日以社论的形式做出回应，刊登在由陈伯达主编的党媒《红旗》杂志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是赫鲁雪夫式的人物。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要阴谋篡党篡军篡政。他们是我们最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这篇社论接下来也谴责了那些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两周后，陈伯达首度指名刘少奇与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要整的主要目标。他将他们一直跟随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拿来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对比。陈伯达阐释，每个地方的群众都要自我教育及自我解放。他斥责谭力夫的“血统论”是反动思想，并且严词批判“爹是英雄儿好汉”这句广为流传的顺口熘，说它封建且“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几个月前一炮而红的谭力夫，现在反而被指控为“反文化大革命”。中国各地的校园都召开了大会来批判他。一如谭力夫的讲稿在八月时一发就是数百万份，现在陈伯达的演说内容也依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各地传播。

这是文化大革命里极其重要的转捩点，因为“红”与“黑”这两个词的定义从此有了改变。那些“自来红”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待错了阵营，因为他们的父母被批为走刘少奇和邓小平所宣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几乎在一夜之间，全体红卫兵组织都突然变成了“自来黑”，他们发现自己的家人都被打为密谋夺权的“黑帮”成员。不过就在数周前，他们还热烈支持这场革命，现在却反倒成了被革命的对象。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和帮助父母免受攻击，原本激进的青年变成了保守派，亟欲保卫现状。

陈伯达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诠释，在出身背景被视为没资格搞革命的学生之间引发了非常热烈的回响——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全心投入革命了。那些家庭背景既不“红”也不“黑”——通常被形容成“灰”——的人变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出身背景不好的年轻人终于有机会重新整合，对抗昔日折磨他们的旧红卫兵。他们也加入了毛泽东用来对抗党机构的大批人马中。到了十一月，到处都看得见造反派红卫兵了。张戎还记得自己曾经在一列满是红卫兵的火车上遇到一个漂亮纤瘦的女孩，她有一双柔美的黑眼睛和长长的睫毛。那个女孩对张戎说自己是“黑”背景出身时，那份沉稳自信完全出乎张戎的意料。无论在什么地方，毛主席都给了人民挺身反抗红色权贵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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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崛起的同时，暴力攻击的目标正巧也改变了。地方的党领导在此之前都还能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抨击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来，让红卫兵对一般民众发泄怒气，使得人民因为背景不对而成为代罪羔羊。现在则是有一批逐渐壮大的造反派大军，对带有走“资本主义反动路线”嫌疑的党领导群起围攻。在福州，大势逐渐离省党委会而去。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航空航天大学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都南下助造反派一臂之力。造反派分散开来夺下具有战略价值的建筑、学校与办公室。他们找来几十辆车，一但有建筑物遭到对手进逼时，便载着一批机动队伍在福州各处快速行动。当地民众大多分成两派，不是倾向造反派，就是倾向保皇派。由于政治宣传至关重要，所以市内重要路口的邮局和百货公司都装设了扩音器，双方都想压过对手广播的声音。在这一切的背后，同时有队伍上北京面见陈伯达，向他申诉叶飞和省党委会支持谭力夫的阶级论以压迫造反派的事。

几天后，造反派在十一月一日夺下了省委会的控制权。凌耿和他的朋友冲进叶飞的住家。省长正由两名仆人服侍吃早餐，他看见红卫兵进入饭厅，吓得脸色发白。接下来几天，他都被抓去游街示众，不久后，叶飞向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请求援助。身材削瘦、左手因伤残而萎缩成鸡爪模样的韩先楚拒不介入。到了年底，叶飞便已失势。韩先楚接下了省领导的工作。

就在同一天，《红旗》登出了另一篇社论，这次的标题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这篇社论为那些被视为“保皇派”或“保守派”的红卫兵组织敲响了丧钟，并且批判领导阶层的党员把群众当成无知无能的阿斗：“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他们把群众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

这篇社论刊出来后，引起了一阵加入造反派组织的热潮，因为大家都不想被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支持者。不过，投入革命行列的人现在已经远远不只是学生了，无论他们的背景红不红，每个地方的人都加入文化大革命，想要改善自己的命运。在西安，康正果就能感受到“他们积压起来的愤怒有如溃堤的水一般涌出”。工厂的临时工要求长期工作，下放到农村的青年想要回到城市，被辞退的政府雇员要求复职。他们全都责怪“资本主义反动路线”。“领导们现在都可以被批评了，再也没有人害怕抨击他们。”

* * *

这看起来像是一场属于人民的革命。毛泽东一如在几个月前煽动学生反抗老师那样，现在又要平民把怨气发泄在他们的党领导身上。他这么做，引发了人民积聚已深的恨意。对党内官员心怀不满的人似乎数之不尽，每个地方的居民都在地方干部的指挥下组成独立的工作队，而每一队里面都有变成造反派的人——从农民、工人、教师和店员到政府职员都有。

这个国家是个巨大的压力锅。十七年前，共产党征服它的时候，许多平民怀着恐惧、希望和屈从的心情接受了解放。内战结束，人民普遍都松了一口气。这个政权所宣扬的价值，包括平等、公义和自由，似乎确实相当吸引人，而且党不遗余力地鼓吹“新民主”，这个口号允诺包容所有人，只有当政者最顽强的敌人例外。最重要的是，共产党承诺让每个怀有不满的群体得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农民要的土地、少数民族要的独立、知识分子要的自由、商人要的私有财产保护、工人要的提高生活水准。

这些承诺一一被毁弃。政府消灭了一系列真实或假想的敌人，而一些被劝诱与共产政权合作的人在无意间提供了帮助，却在日后成了被对付的敌人。到了一九五七年，每一种自由都被缩减，从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到迁徙自由和居住自由这么基本的权利皆然。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一切屏障都被排除了，所有人——从农民和知识分子到僧侣——都变成了国家的员工，都被编入政府管辖的单位里按照地方干部的命令工作。接下来的几年里，大饥荒不但在农村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也让多数平民对美好未来所存有的任何希望完全幻灭——只有一小撮坚信到底的人除外。

大饥荒浩劫过后的那些年，党又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申对人民的控制权。套用一位政治学家说过的话：“这个国家在这段期间对社会的统治，其彻底的程度是其他任何一段同样长度的时期都比不上的。”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大跃进导致的庞大经济损失，政府执行了无情的劳工成本删减政策，因而伤害到许多城市居民的生计。早在一九五五年时，周恩来为了防止农村人口企图留在城市，便将一九五一年开始在城市使用的户籍登记制度扩大到农村。这种制度类似于苏联的国内护照，将粮食配给和每一户登记的人数绑在一起，能有效防止村民搬迁。但它也把人民划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边被归类成“城市居民”，另一边则是“农民”。小孩的身分从母亲继承而来，亦即如果一个农村女性嫁给一个城市男性，则她和她的小孩都属于“农民”。农村人民被当成世袭种姓般对待，无法享有国家赋予多数城市居民的优待，例如住房补助、食物配给，以及卫生、教育与残障的福利。

饥荒结束后，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大批城市居民被派到乡下，也失去了他们的身分地位与连带福利。这项政策于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展开，当时被赶出城市、待在全国各地人民公社中自生自灭的，超过两千万人。

政府刻意想办法减少有权享受国家福利的长期工人，而这只是开端。在上海，曹荻秋——也就是一九六五年柯庆施骤逝后接任，结果也饱受指责的市长——下令工厂和企业聘用更多临时工。原本工作稳定的人被发配到偏远的农村，而农民反而在冬季农闲期间被雇用。他们分配到的都是最低贱的工作，酬劳也远比长期员工低得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由于国家努力缩减福利支出的缘故，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人签的都是临时合约。

简而言之，当时中国依然深陷在大跃进所造成的灾祸中。到处都听得见要求改善工作环境、提高薪资、强化卫生保健和增加福利的声音。所有工人在共产党的说法中都被划为“无产阶级”，但工人之间本来就有巨大的差异。在薪资分布的顶端，是工会工人与技工，他们可获得的福利范围仍然遵循解放初期的标准，有些工厂为所属员工提供重要的福利设施，包括大型员工餐厅、诊所、图书馆、桌球设备、休息室、员工子女学校，以及最高达退休薪资百分之七十的优厚退休金。而在薪资分布最底端的，则是属于贫穷工人下层社会，他们只有临时合约、住在拥挤而不卫生的宿舍里、任由雇主聘用或解聘而没有任何附加福利，其中有些在大型建设计划的工地工作，却没有任何基本权利。在这两种极端之间，也有许多工人控诉居住品质低劣、薪资缩减、惩戒严苛，以及经常超时工作却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形。

紧张情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进一步扩大。六月和七月时，工人已经加入学生的行列，撰写大字报来批判“牛鬼蛇神”，按照官方的引导，那些都是压迫劳动人民的人。心怀不满的员工不太需要他人怂恿，很快就开始批判掌握他们生死大权的地方干部。在上海的光明钟表厂，党书记在每一条走廊都看到了指控他贪污且任人唯亲的大字报。其他工厂也一样，部分领导被指责为“暴君”，员工也要求他们下台。一些较为激进的抗议者还组成了战斗组，与其他工厂内志同道合的煽动者联合起来，查抄办公室以找出领导的罪证，还指控管理阶层是“保皇派”，除了虚假的自我批判以外什么也没做。八月里，短短的一天内，就有超过四百名工厂干部被抓出来，戴着高帽子在上海游街示众。

超过一百万名上海工人在夏天参与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尽管有那么多不满的情绪发泄出来，部分工作组仍然成功地把攻击的矛头从自己转移到了一般工人身上。在全国各地，工作组把工厂与办公室中不计其数的普通人民打成“反革命”和“右派”，在他们的个人档案中留下了会永久扼杀他们事业的污点。

毛泽东在十月号召“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时候，他被视为解放者。《红旗》杂志十一月一日的社论严词谴责“保皇派”将革命群众冠上了“反党分子”和“右派”的恶名。文中也要求将工作组编写的个人档案销毁，以及推翻他们的判决。

一夜之间，工作组的受害者都被平反了，同时世界也被颠覆了。那些夏天时遭到迫害的人，他们的厄运看来就要结束了。首先，造反派红卫兵迫使一些学校的党委会交出所有个人档案，然后公开销毁它们。很快地，各地人民都仿效他们，冲进党办公室、翻遍储藏室、搜出自己的个人档案，并将档案公开烧毁。

不久，以往运动的受害者开始高呼争取公义，当中包括了遭到惩处或开除的党员。这些人也要求平反，并且加入了攻击刘少奇与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列。毕竟，必须为社会主义运动期间党内那场恶意整肃负起责任的人就是刘少奇，当时有五百万名党员遭到惩处。而邓小平负责监督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那场运动中有数十万人被打成“右派”，放逐到劳改营。

不满的原因非常多，每个地方的人都运用他们新得到的自由去抗议。工厂无论大小，都开始印制自己的公告和报纸，享受刚得来的出版自由。光是在上海，就成立了数百个各种立场的协会，因为人民终于以“伟大无产阶级民主”的名义取得了集会结社的自由。百姓出游不再需要官方批准，于是大家成群离开工作，前往全国各地的地方党委会。大约有四万名工人从乡下返回上海示威表达不满，他们之中有些人占领了上海大厦：这栋装饰艺术风格的豪华公寓大楼启用于一九三六年，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只保留给最高领导阶层使用。也有人在劳动局前绝食抗议。许多人加入了包围市党委会的造反派。

几乎没有一个工作队里面不包含某种形式的造反派势力。在一些地方，革命仅限于几篇措辞激昂的大字报，但是也有些地方的革命演变成不同派系之间的针锋相对。多数情况下，造反派工人面临的都是屹立不摇的反抗力量。工厂领导很有组织，他们早已适应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也经历了多年革命经验的磨练，其中有些还是参与过大长征的老手。他们掌管着控制严密的支持网络，范围上至工厂党委会、政治部门和公安代表，下至楼层主管和工厂督导。工人间有党内的激进分子，也有坚定维护旧秩序的工会成员。临时工人原本就可以随时辞退，但就连一般的工人也会在党的行政单位做出处置时，遭遇一系列的报复手段。他们可以被调去做不同的工作、派到偏远的乡下工厂、福利被缩减，或者被迫迁出享有补助的住处。造反派高喊要无产阶级民主的公义，但工厂领导也这么做，他们也懂得要加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所有人都批评刘少奇，同时表明效忠毛主席。每个地方都升起了红旗。工厂主管为了表现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奉献，也成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资金丰厚、分工明确，而且拥有许多可靠的追随者。现在的情势演变成了工人斗工人。

双方阵营都向北京告状。在南京，每个行业都爆发了打斗事件，愤怒的党内官员打电话或上书高层举报反革命阴谋，以及抱怨工厂陷入停摆使得经济损失愈来愈大。造反派工人则派代表去抗议他们的党领导。动乱的规模极为庞大：光是南京机械用具与电子仪器工厂的一百八十五名工人，就有三分之一在十月底前往北京表达他们的不满。

许多示威者聚集在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楼高七层的中华全国总工会，那里很快就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他们对薪资不平等、工作不稳定、健康遭危害，以及欠缺社会与政治权利表示不满。“他们这群人安静得出奇，但他们所感受到的不公义带着满满的威胁，悬在北京上空。”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那天，一个刚由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全国性独立工人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面见了江青及其他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江青赞赏他们：“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她力劝他们打击合约制度，她认为那是刘少奇及其党羽发明的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目的是犠牲无产阶级来缩减国家的开支。她也亲自批判了劳动部长，“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姚文元附和道。在此之后，工人体育场接着举行了一场更大的集会，示威者在会中一个接着一个上台批评剥削人的工作条件、破旧的居住环境和份量少得教人捱饿的膳食，发言中充满了愤怒与尖刻。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随后便在劳动部前扎营露宿。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激动的谈话时，命令劳动部让所有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因为批评企业领导而被开除的工人复职，长期工或临时工都一样。他们在这段期间的工资也必须支付。《人民日报》当天就刊出她的决定，这也进一步阻止了地方干部对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工人强行做出任何形式的报复。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与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一起庆生时举杯祝愿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 * *

与在夏季期间受到煽动投入革命的学生相比，工人进入革命的过程慢多了，但是造成的影响同样深远。这一点在上海最明显，这里就是一年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起点。

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在九月初包围市长曹荻秋的办公室时，有数千名忠诚的工人被动员来抵制他们的要求。情势看似陷入僵局，双方都没能取得优势。然而十一月一日《红旗》刊出社论，指责党内领导“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之后，造反派工人便加入了这场斗争。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几个月前，王洪文才因为煽动工人的不满情绪而被工作组打成“自私野心家”，现在又以他为首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王洪文说：“如果公安局发现了，把我们宣判为反革命逮捕我们怎办？你害不害怕？我不害怕！我就是要造反！”

造反组织在午夜突袭一家布店，抢走了好几匹红布，拿来做臂章。十一月九日，“红色劳动者”组织在文化广场正式举行了成立仪式；文化广场是昔日法国租界的赛狗场地。曹荻秋市长对这个活动表示唾弃，说造反派工人是“人渣”。就在成立仪式结束后，两万多名工人游行到市政厅，要求市方承认他们的组织。抗议者在冬季的倾盆大雨中等待好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传来一封电报的消息在他们之间传开：“如果上海市委会不想见你们，就来北京。我会见你们！”那只是个谣言，但是大家都因此而匆忙赶到火车站。超过一千名工人硬是挤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特快车，但是铁路管理单位在火车驶出上海大约二十分钟后，将它转到了一条支线轨道上。造反派拒绝下车，有些人躺在铁轨上，高举着红旗。地方官员安排送热水和包子给乘客时，部分乘客把食物丢出窗外：“我们不吃修正主义者的食物！”

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瘫痪三十个小时之后，终于由张春桥打破了僵局，心机深沉的他，曾在一年前以上海党机关宣传主管的身分协助过江青，现在身为文化革命小组一员。张搭乘军机带着陈伯达的口信前来调解纠纷。他冒着大雨站在一辆卡车后头，透过扩音器对工人说话，呼吁他们返回上海。

造反派成功了，他们得到了北京的官方认可。数日后，一场群众会议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举行，地点是外滩和平饭店的好几间套房，相当舒适。

党机器现在改变方针，组织起自己的人力来压制造反派。他们被称为“赤卫队”，资金和人数都远胜过红卫兵。到了十二月中，上海就像一座处于长期战役中的城市，数十万名红卫兵与人数百万的赤卫队之间出现过多场大规模的交战。其中一场最血腥的冲突于十二月三十日发生在康平路上，十万名造反派手持铁管、棍棒和竹竿，对看守市党委会的二万名敌人发动攻击。王洪文亲自带队进攻，整个行动造成近百人伤亡。在张春桥的指示下，市内各处工厂里的赤卫队办公室遭洗劫，臂章被没收，还有数百名领导遭到围捕。

为了削弱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工厂管理阶层开始给表现优良的工人特别奖励，包括同意加薪、核发旅行证，以及发放红利奖金。他们又充分利用《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生日当天刊登的社论，意图借由答应造反派的部分要求来安抚他们。各界并无完整统计数据，但根据一段描述，光是一九六七年的第一周就有大约三千八百万元被提领出来，金额将近平常的两倍。流向造反派的钱太多，随即造成银行挤兑，因为人人都亟欲领出自己的存款。紧接而来的是一阵购物潮，而且很快就演变成疯狂抢购，因为民众担忧商店里的木炭和食用油等日常必需品会售馨。

混乱的情形蔓延到乡下，数万村民进城加入了造反派。在上海附近的一些农田，只剩下妇女和老人下田耕作。由于港口被封锁、火车站被瘫痪，劳动力又投身于革命，物资的严重短缺对上海造成了威胁。这座城市每天需要三千五百公吨的谷粮，但是到了跨年夜，却连足够供应一周所需的储备量都没有。煤的储备量最多也只能供整座城市用上五天。

僵持的局面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终于解除，北风带来酷寒的天气，街上都下着霰。红卫兵和造反派工人戴着安全头盔、拿着铁棒攻进最大几家报社中的两家，取得了市内宣传机构的控制权。另一部分人则接收了市营电视台及广播电台。几天后，所有进入上海的主要道路都遭到封锁。王洪文在一场大型集会上带领数万名造反派冲进市政厅，途中撞倒了镇守在大楼门口的两只铜狮子。一面巨大的红旗在群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升起。工厂也响起警报声，迎接无产阶级的胜利。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向“红色劳动者”祝贺，此举也给予旧秩序致命的一击。他写道：全国都应该学习上海，将权力从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手中夺下。

“夺权”成了最流行的口号箴言。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毛泽东授意下刊登了一篇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赞扬此时被称为“上海一月风暴”的这起事件：“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

第十一章 军队出动

毛

泽东呼吁群众团结起来，由基层向上夺权，扫除所有阻碍无产阶级革命的走资派。然而各地的党领导似乎都地位稳固，很善于转移反对力量，以及操控部分群众组织，使情势有利于自己。在全国许多城市，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都陷入了僵持状态。此外，“革命群众”本身也不怎么团结。即使是上海的“红色劳动者”，也并非组织良好且完全听命于张春桥与王洪文的团体，而是背景混杂、各拥其主的造反派团体所组成的脆弱结盟。他们在市党委会升起红旗的那一刻，各派系之间也展开了争权互斗。

毛泽东赞扬一月风暴，但这场风暴造成了巨大的代价：数十万名工人罢工或身陷延滞几个月之久的抗争中，导致地方经济遭到摧毁。企图借着一场红色浪潮将全国所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拥护者一举除掉的机会微乎其微。

还有其他问题。毛泽东并不信任公安体系，这个体系是罗瑞卿花费多年时间创建起来的，他在一九五九年成为总参谋长之前，曾经担任过十年的公安部长。毛泽东一心想摧毁阶级敌人渗入的公安单位、检察单位和法院。达成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公开羞辱罗瑞卿。几个月前自杀未遂而无法行走的罗瑞卿，被人装在篮子里送到了工人体育场，他的左腿还缠着绷带。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和五日，一连两天，红卫兵代表一个接着一个上台表达他们的憎恶，使得在场观众的愤怒情绪高涨。罗瑞卿被两名士兵强迫摆出“坐飞机”姿势的照片广为流传。

公安人员与旧秩序之间的关系，使他们沾上了污点，于是国务院不依靠他们来负担部分较为紧急的执法任务，而是转向军队求助。各地银行在某些状况下被迫汇款给群众组织，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一月十一日那天，荷枪实弹的士兵开始出现在银行的营业大厅里。翌日，他们也奉命接下全国各广播电台、监狱、码头、粮仓及重要桥梁的公安工作。

另一方面，上海的一月风暴结束几周之后，有一整个省加入了革命阵营，然而这并不能视为一场由下层发动的革命。王洪文攻入上海市政厅时，与康生过从甚密的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人在北京。康生怂恿他，说毛主席支持造反派，并且希望在全国看到一连串的夺权运动。刘格平赶回山西省会太原，在其中一名省军区司令员的支持下贴出一篇大字报，宣布展开造反夺权运动，但是遭遇同志的激烈抵抗。一月二十日，那名司令员写信给林彪寻求支持，于是国家第二把交椅表态了，仅仅是这样一个动作，就令军方势力失衡。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文庆贺国家的第二场夺权成功。

一月二十一日，文化革命小组又收到类似的求援讯息。在安徽省，大约二十万名造反派即将在群众集会中批斗省党委会了，但是若没有军方支持，他们的夺权行动势必会失败。几个月前，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那天，军队已经收到明确指示，不得参与文化大革命。于是毛泽东写了一张便签给林彪：“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他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早期阶段，军方的确被要求不得介入，但这种中立的态度是“假”的。林彪也同意。两天后，即一月二十三曰，军方接获命令，凡是无产阶级左派求援时，都要派出军队支持。

不过，在涉入文化大革命之前，军方从毛泽东那里争取到了很大的让步。部分军事将领先前成了红卫兵的受害者，其中几位在批斗大会上遭到一连数小时的羞辱，包括殴打及被迫摆出坐飞机姿势，军中对此普遍强烈反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庐山会议时对抗毛泽东的彭德怀，在四川被一队红卫兵奉江青之命抓走，并送回北京。他所受的折磨可想而知。他和罗瑞卿一样，被拖出监狱面对无止尽的批斗大会。有一名旁观者还记得曾经看到彭德怀在一辆敞篷货车上被红卫兵包围起来，他试着不服地将头抬高，但一名瘦小的学生不断打他的脖子，想要逼他俯首顺从。“我惊恐地看着一切。这个人终其一生都为革命奋斗，全中国都认识他，几乎把他当成传奇人物。在这种无法无天的混乱中，如果就连他也没有得到保护，那我们平凡百姓要怎么办？我感觉到自己哽咽了起来，我好想哭出来。”

贺龙的遭遇同样在军中上下激起不满情绪，他是一名特立独行的传奇元帅，早期游击生涯被称为“两把菜刀闹革命”。他比林彪更资深，而且在军中受到广泛支持。十二月时，数十名红卫兵试图追捕他，但周恩来设法将他收容在自己的官邸里。

包括徐向前与叶剑英在内的其他几名将领，联合起来要求首先恢复军中秩序。林彪亟欲维护自己在军中的权力基础，于是默许了他们的要求，并且呈交了一份与这些资深将领商议后拟出的文件给毛泽东。此举实质保护了军方，使其免于受到造反派攻击。文件中包含一张未来的致胜王牌，赋予军方对证实为反革命分子及反革命组织者采取“果断措施”的权力。

毛泽东的选择不多了。到目前为止，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没能让“党内各阶层的走资派”下台。军队是唯一有能力贯彻革命、控制局势的力量。然而毛泽东允许让军队决定谁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之后，一连串的灾难也就此展开。

* * *

造反派工人袭击上海广播电台后不到一周，军队就接管了局面。他们并不受欢迎，然而一群造反派团体聚集起来的乌合之众也做不了什么。接下来出现了更多限制规定。一月二十二日，所有公园都遭革命政令关闭，因为它们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的联系地点。电影院歇业、博物馆关门，当时已改名为“东方红”的上海大世界游乐中心也大门深锁。民众依然可以在南京路上走动，但一月二十四日那天，出现了超过十二辆载着士兵的卡车，缓慢而吵杂地行驶在这条主要购物大街上，车上的士兵一边反复呼喊口号，一边挥动手中的红宝书。三天后，大量传单空投下来，传单内容说明人民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工具，真正的革命分子都应该支持解放军。

文化革命小组全力支持的张春桥，开始铲除此时与他争权的昔日盟友。他宣读林彪的指示，强调纪律与服从。他以往的支持者遭到军队搜捕。一队士兵被派到复旦大学，占领一个敌对组织的办公室。决策者下达许多指令，要革命组织的人返回工作岗位。一月二十九日，文化革命小组发出电报支持张春桥，并指控部分造反派领袖把“批斗的矛头”转向他。

张春桥的重大日子在二月五日到来，当天人民广场举办了一场大型集会，成立新的“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是仿照巴黎人民公社所取的，巴黎人民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法国对德国战败后，曾经短暂统治过首都巴黎的革命政府，这个公社在社会主义的想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被马克斯誉为参与式民主的典范，毛泽东本身也极度赞赏巴黎人民公社。在那个晴朗的周日午后，天气暖和，万里无云，数千面大红色、黄色和绿色的横幅被高高举起。几具迫击炮以散弹筒发射了绑着三角旗的气球。看见气球升空的人，也全都注意到了，在一些可俯瞰广场的建筑物楼顶，有全副武装的部队驻守。

“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站在我们这边。”张春桥宣告，姚文元则陪在他身边。他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指示军方及警方“果断镇压破坏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上海人民公社及社会主义经济的反革命分子”。半数造反派被排除在成立大会之外，他们站在会场外头抗议。

张春桥喜出望外。然而一如他不愿与其他造反派共享权力，毛泽东也没打算把上海委托给他。北京并没有发来祝贺电报。数周后，毛泽东表示：“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那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

二月二十五日凌晨，上海人民公社悄悄将名字改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清洁工彻夜忙碌，到了早上，“公社”二字已经几乎彻底消失。“革命委员会”成了新潮流，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八个月间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结合了造反派代表、党的核心干部和军方官员，本应是团结的展现，但实际上却是由军方一手掌控。

* * *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军队都意图强行掌控秩序。没有几名军中领袖对造反派有好感，因为他们响应“夺权”号召的方式就是攻击政府办公场所、搜查党办公室和接管报社与电台。遭到造反派指责的政府官员，通常都是军方人员的同事或朋友，其中许多是忠诚为党的老革命分子。在很多将官眼中，控制造反派组织的人，阶级背景都很可疑，都是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革命中要革除的对象。他们怀疑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受到了反革命分子操控，而那些反革命分子利用文化大革命为借口来攻击党，以及发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愤恨。

有几个省发生了暴力冲突。新疆省是中国进行第一次核子试爆的地方，那里的人口以穆斯林居多，在该省的主要交通枢纽——石河子市，军方和旧势力联手攻击造反派组织，指称他们是国民党及坏分子的余孽。到了一月底，有数十人遭机关枪扫射身亡。

长沙市长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利用红卫兵来打红卫兵之后，有数万名抗议者被打成了“反革命”和“右派”。文化大革命规定不得整学生，所以当时的受害者大多是一般人。一个名为“湘江风雷”——以流贯该省的湘江为名——的造反派组织为了他们起而反抗。这个组织在整个湖南省得到惊人的热烈拥护，一九六七年初时便号称有百万成员。它是个松散的联盟，作用是充当许多小组织的保护伞，而那些小组织都是在毛泽东于十月号召群众“教育自己、解放自己”后，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众争相加入它们的行列——工人、教师、店员，甚至还有看出形势转变的政府雇员和地方干部。

湘江风雷受到上海一月风暴的激励，也试图在长沙夺权。但是他们和上海的红色劳动者不同，并没有来自北京的强大权势支持他们。一批心怀不满、并且与湘江风雷有关的退伍老兵攻击当地某处指挥所之后，与军方的关系决裂了，军方将这起事件定调为武装反革命分子在前科犯协助下所发起的暴动。陈伯达亲自下令镇压，当地亦宣布戒严。军方组织了大规模的追缉行动，数万名学生、教师、工人及退伍军人都遭到缉捕。一些学校和工厂被改装成监狱来关押受害者。一个与受害组织敌对的造反派团体积极协助军方追拿与他们争权的对手，而这样的局面后来就变得司空见惯了。

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此时已经接替叶飞上台，造反派与军方过从甚密，会定期造访司令部，在司令部打桌球和篮球，或者看电影。然而这里也发生了分裂，一些群众组织谴责军队司令部的人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拥护者。他们要求韩先楚下台。流言逐渐传开，声称陈伯达暗中鼓励造反派整垮韩先楚。

在福州南边一点的地方，毛泽东号召夺权后，凌耿和造反派成功击垮了厦门市党委及其拥护者。他们仿效上海，成立了厦门人民公社。不出数日，地方政府的整个部门接连垮台，把权力交给了造反派。然而保皇派有地方警察的支持，于是两边阵营很快就为了争夺公安局三层楼建筑的控制权而打斗。造反派工人助了一臂之力，攻进公安局里并袭击警察，将他们的警徽扯下、打掉他们的帽子。势力强大的地方帮派也不请自来，加入这场争斗。他们比任何人都痛恨警察，而且打斗技术非常高明。这起事件造成一百多人受伤。当地人民都很欣喜，有些人还赶去帮忙，带着一篮篮的柳橙，在街道两旁为造反派欢呼。

这是策略上的错误，因为韩先楚和省军区司令部都批评了这次攻击行动。厦门军方介入，命令造反派投降，数百人遭到逮捕，并且在工人文化宫前广场接受公审，而工人文化宫就是造反派设立总部的地方。凌耿被列在黑名单上，于是逃出了福建省。

最严重的一场冲突发生在青海，这个荒凉的省分位于新疆的东边，省内多是草原和沙漠。在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后，军方的代理司令员于二月二十三日派出军队，镇压一个掌控了一家大报社的组织。一开始，报社所在的那栋办公大楼外的扩音器全部被击落，接着是一阵枪林弹雨，杀死了所有守在大楼门口的人。军方准备了几具喷火器，但后来也用不上，因为造反派没有武器。所有的抵抗都崩溃了。军队花不到二十分钟便攻入了报社。一百多人在这次袭击中被杀，包括一个在受伤父亲身旁哭泣的七岁女孩，遗体都被草草掩埋在一处乱葬岗。代理司令员发电报向人在北京的叶剑英报告，而叶剑英也称赞了他。林彪与毛泽东想着要保护军方，于是没有插手。接下来的一周内有数万人被捕，其中许多以“反革命分子”的身分受审，并且发配到劳改营。诚如一位文化大革命历史学家的评论，这场镇压比民国时期由军阀或外国势力所犯下的任何杀戮行为都还要残暴。

* * *

造反派在其他省分也同样被军方指为“反革命分子”，因而遭到暴力镇压，例如湖北、广东、四川及内蒙古。徐向前与叶剑英这两位资深将领，成功地保护了军队，使其免于在一月底受造反派组织攻击，因此声势扶摇直上。二月中，他们又看到了另一个巩固自身势力、可与文化革命小组对抗的机会。

到了一月底，毛泽东对总部设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文化革命小组愈发不满。他们自己也起了内讧，康生与陈伯达无法忍受对方，江青则是行事风格跋扈专横，而且往往会抢走同事的锋头。虽然拥有强大的后勤支持，文化革命小组却似乎缺乏条理，并且有私下处理问题而不向毛泽东上呈正式报告的倾向。张春桥就曾在未进行任何形式商议的状况下，为上海人民公社举行成立仪式，因而使自己陷入险境。

在二月十日召开的一场会议上，恼火的毛泽东认为，该是挫挫文化革命小组锐气的时候了。毛指责他们缺乏政治历练，还说他们傲慢。他称陈伯达“投机分子”，过去就曾试图利用他与刘少奇不和一事来捞好处。他也针对了自己的妻子：“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这次会议的场面很难堪。“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

军方领导得知毛泽东发了这顿脾气后，意识到了一个扭转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机会。在翌日的中央领导阶层会议上，叶剑英严词坪击陈伯达，此时他还在因为被毛泽东批判而心烦意乱。“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徐向前拍桌，说起清华大学的造反派领袖：“你们还要不要这个支柱！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五天后的第二场会议上，军方将领更是变本加厉。张春桥提起群众时，大跃进期间在农业方面曾经是毛泽东最忠诚助手的谭震林很是气愤：“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他怒不可遏：“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所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个都打倒。”

最激烈的批评来自脾气暴躁且直言不讳的外交部长陈毅，一九四九年时攻下上海的就是他。陈毅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延安时期，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佯称自己是最热烈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而他及在场的其他老军官却受到责难。斯大林还在世时，赫鲁雪夫也是拥护他的。

两派人马争吵的同时，周恩来极少发言，以确保自己不会与那些将官做出的激烈评论有所牵连。谭震林正准备愤而离席时，周恩来勐力拍桌，要他回到会议上。

这次发难无异是军方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集体攻击。这是一个转捩点，攸关着毛泽东的愿景所面临的命运。从来没有一个像军方势力如此强大的群体，曾对毛泽东亲自发起的运动直接攻击。如果那些将领赢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可能很快就会复出，针对他们遭遇过的所有屈辱进行报复，并且摧毁毛泽东的声望。

毛泽东审慎考虑自己的处境，了解到自己需要取得两个人的支持，才能智取反对势力。林彪很轻易就被拉拢了。毛泽东向他转述陈毅关于赫鲁雪夫和斯大林的评语，而这些话直接打击到林彪身为接班人的地位，并且指出他并没有得到权力高层的广泛支持。毛泽东还向林彪的妻子叶群招手，并邀请她加入文化革命小组，借此巩固他与林彪之间的关系。

不过，周恩来才是关键。这位总理原本大可以支持那些将官，让权力平衡倒向他们，但周是誓言永远不与毛泽东为敌，才成就了他到目前为止的事业。周恩来没有插手约束那场会议，让争吵持续进行，但他也很高明，没有表现出任何支持的迹象。毛泽东下令文化革命小组停止发布任何批评周恩来的文件。

获得两名最重要的幕后参与者支持后，毛泽东在二月十九日一早便和党领导们开会。在盛怒之下，他以激动的言词胁迫那些将领屈从。他不停大声责骂，表示军方将领在那两场会议上攻击文化革命小组，是冲着他本人和林彪来的。由于林彪并没有出席，他便警告林彪的妻子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毛泽东誓言与任何打击文化革命小组的人对抗，文化革命小组犯下的错误总共只占了百分之二、三而已。情况相当令人不安，宛如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那些夸张的威吓再度重演，毛泽东预告要和林彪上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康生事后透露，他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

接下来举行了谭震林、陈毅和徐向前的批斗大会，这几场大会都由周恩来担任主席，地点就在中南海里那个他们带头攻击文化革命小组的房间，而那里也是他们多年前获颁军阶的地方。所有反对势力都瓦解了。在党内呼风唤雨多年、权势极大的政治局常委会宣告瘫痪。现在掌控局面的是文化革命小组。周恩来必须顺从毛夫人。“以后你们做决定，”他低声下气地说：“我给你们办事。”

* * *

三月八日，叶剑英元帅邀请青海那名先前派出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代理司令员到北京。人民解放军有自己的场地，可让军中要人闭门会面、商讨重大决策，那是一家位于北京西区的苏联风格饭店。在这家一九六四年落成的京西宾馆，该名代理司令员被誉为镇压反革命叛乱的典范，受到盛大款待。一连三天，他自豪地向来自其他军区那些急于学习如何遏制造反派的军方领导说明自己的平乱方法。但是，数周来一直赞成军方决断的毛泽东，却在此时出手干涉。叶剑英和徐向前被迫写下自我批判，承认他们处理青海造反派的方法是重大错误。那名代理司令员和他的伙伴都被关进监狱。青海的造反派则被奉为烈士。

然而军队的作用并未减低。三月十九日，现在完全由林彪掌控的军事委员会，要求军队行使控制权，接管政府单位的运作，下至学校和工厂，上至各大行政机构——如国家部会及整个省分。随后数个月，大约二百八十万名士兵离开驻扎营区，分派到全国各地，紧盯着党和国家的结构。几天后，康生说明了军事控制的意义：“军事控制就是专政。你什么得都听我的。你得发出公开通知，声明你听我的。”

在三月进驻翟振华学校的军事分队并没有跟红卫兵开会。他们只是把学生集合起来，宣布红卫兵曾经帮助过工作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阶级背景较差的学生，而没有将攻击目标放在走资派身上。他们要求学生挺身对抗红卫兵，而红卫兵则被迫在班上坦承自己的错误。翟振华一夜之间从革命领袖变成了被革命的目标。一群新的学生领袖崛起，由一名总指挥领导。翟振华则被抛弃在一旁。

在正定县，三十六名士兵背着背包行军进入高原的学校。这是从九月以来，学生第一次真正一起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交流彼此周游全国的经历。负责管理的军官把守秩序的观念带进学校，军号声在日出前唤醒学生，他们会被带到操场上做训练操。多数时间都用来研读毛泽东思想。

情况看来宛如革命就要结束了。原本到处乱闯的学生都回到了学校，服从严格的军纪管教。工人回到了工作岗位。在这场政治分歧中站错边的造反派们也被要求做出自我批评，然后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受到赞赏，宣传机器宣布军方、革命干部与群众组织的伟大结盟将会声势大涨，除去一切的派系之争。北京公车上的大字报及标语都拆下了，商店窗户也擦得干干净净。时间正值春季，而少数年轻情侣甚至敢于手牵着手走在一起。民众坐在自家门前晒太阳，也有一些人在巷道中打羽毛球。

这只是脆弱的暂停。即使是由张春桥牢牢掌控的上海，要学生在半年的混乱之后回到课堂上也是件难事。学校建物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侥幸逃过严重破坏的还不到一半，而且有五分之一必须完全拆除。许多学校的门坏了、窗户碎了、屋顶也破了，更遑论那些被砸烂的桌椅和黑板。即便是在可以恢复上课的学校，课程也进行得断断续续。有几所学校每周只开门两、三个小时。部分学生并未现身课堂。在宁波路小学和南京东路小学，学童组成了名为“东京”或“野战军”这类名字的帮派，在社区里闲晃，寻找公物来破坏。他们偷窃自己学校的电话机、电灯泡、麦克风和脚踏车，还有锁头、窗玻璃和电缆。少数人会抽烟、赌博。他们会打人，有时候是收钱办事（一九六七年三月的行情是打一个人十块钱）。教师之间弥漫着恐惧情绪，此时他们依然会遭到一些比较叛逆的学生吐口水，也有人从楼上朝他们丢掷粪便。

和平并未持久。毛泽东尝试过抑制革命的火苗，逼迫全国所有的造反组织派系在军方的单一指挥下团结一致。然而他也不想让革命平息。

到了四月，毛泽东将权力平衡转向造反派。首先，一道新指令限制了军队将人民指为反革命分子并任意逮捕的权力，先前因为攻击军区司令部而被捕的受害者都必须平反。这在青海已经实行了。现在文化革命小组想要把其他造反派从军方手中解救出来。四川的人民解放军曾经在造反派于二月围攻成都的军队司令部达一整周之后，逮捕十万多人，现在有大约二万八千人获释出狱。

《人民日报》开始赞扬“革命小将”，说他们一直以来所走的都是正确的路线，而且应该坚决对抗修正主义势力。不过，最重要的一道命令出自林彪手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四月六日，中央军委明令禁止军队向造反派开枪、解散群众组织，或者对攻击军队司令部的人进行报复。30

这些文件到处被人复印、传阅及张贴。它们在几天内便逆转了情势。原先被军方解散的造反派组织重新成立。本来被打成“右派”或“坏分子”的人燃起了希望。学生再度走上街头，高喊“造反无罪！”一些学校的学生连夜领到臂章，隔天就上街游行。其他造反派也跟进，当中包含了工人和政府雇员。传闻指出，有军队指挥官公然包庇走资派，并且与他们共谋成立独立王国。造反派再度成了被需要的对象，许多人都欢欣鼓舞，将毛泽东当成他们的救世主和最高指挥官来拥戴。

禁止军方对造反派使用暴力的隔天，《北京日报》坪击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失势后就一直被软禁在家的刘少奇。四月十日，蒯大富按照江青和周恩来的详细指示，在清华大学集结了三十万人，要批斗王光美这个“中国赫鲁雪夫的臭老婆”。一群女红卫兵强迫她穿上旗袍和高跟鞋，那身衣着是她一九六三年在印尼进行亲善访问时的打扮。她又被逼着戴上一条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用意是取笑她当年把自己变成“苏卡诺的婊子”时戴的珍珠项链。她被人在台上推来推去时全身颤抖，走得跌跌撞撞，头发蓬乱不堪。观众陷入疯狂，大家都想要爬到别人肩上看个清楚。隔天出现了大字报，上面附有漫画，内容是王光美穿着临时套上的旗袍和假项链，在台上脚步踉跄的样子。

宣传机器火力全开，不断严词指责刘少奇这位前任国家领导人。这次行动意在联合造反派组织，并且协助将他们的怒气转向刘少奇和他在党核心里的代表。正定县的学生都拿到了党内杂志《红旗》上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高原和同学开始撰写大字报攻击这个官方指定的标靶。“那是团结对抗共同敌人的一次绝佳展现。”

然而这场结盟太脆弱了，无法持续。全国许多地方的受害者都没有听从北京的指示，反而寻求向昔日迫害他们的人进行报复。这当中有许多人都曾被关在拥挤、脏乱的监狱里长达数周，在那里遭到羞辱、殴打，并且被迫认罪。监狱的伙食少得可怜。他们要报仇。他们攻击敌对派系，也与受到限制而无法对他们动手的军队为敌。这种情况不只是那些有军队支持旧秩序的省分才会发生。在山西，康生和他的傀儡刘格平曾经从上层策动一场造反，许多当时被划为“走资派”而遭到迫害的人也亟欲来一场斗争。这么做的结果，是形成了一股新的暴力浪潮。

* * *

各地都爆发了反军队暴动，造反派要求军方释放他们还在徒刑中的同志、平反那些被划为“反革命分子”的人，以及为镇压群众组织一事道歉。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学生、工人和政府雇员分裂成两派，一派依赖军队，另一派则反对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两派人马都宣称自己代表的才是真正的革命，但他们通常其实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军方本身也经常有所分歧，情势因而变得更加复杂。在军队的最高层，林彪及其支持者，与资深将领之间界线分明。在毛泽东于二月下旬打击过那些将领后，林彪这名接班人显然取得了重大胜利。情况看来就像一场革命中的一次政变，林彪的拥护者从军中的后续余波得到了好处。但是毛泽东也处处提防自己的副手，并且在四月时尝试与将领们和解。他对那些老军人说，他们也应该成为他团结大计的一环。毛泽东允诺他们可以出席五一劳动节的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广场的司令台上现身。

在各个省分，不同的群众组织各自拥护不同的军方单位，于是派系间的日常交锋开始将一些城市变成纷乱的战场。在厦门，凌耿和他的派系重见天日，并且支持一个福州军区派来的防空炮兵团。他们的对手则拥护第三十一军团及当地的军队司令部。每个派系都用带刺铁丝网巩固自己占领的建筑，这些建筑都受到全天候看守，因为派系间的突袭行动都是在夜里发动的。他们现在用的武器包括刀子、棍棒、标枪，以及将剪刀绑在木棍前端所制成的简陋长矛。还有用消防水管喷洒的石灰、硫酸、杀虫剂。战斗人员总是戴着从消防队偷来的藤制与金属头盔，他们也搭建了特训场来练习爬墙与匍匐前进。另有战情室让大家踊跃提供军事策略，通常有军事顾问或退休公安人员协助。还有负责外务、财务、交通及公安等部门，每个派系都想要统治这座城市，因而开始学习政府组织。

起初，两方人马的冲突并没有直接涉及军队。但是许多造反派亟欲为先前遭到的迫害展开报复，于是很快就出现了直接攻击军队的情形。凌耿和一千名第八中学的同学突袭了地方军队司令部的办公室，砸碎了正在吃午餐的士兵所用的碗盘，抢走防护装备和七辆车。士兵受到明文限制，不能开枪，所以并未阻止他们。

谣传江青与陈伯达支持造反派。两派之间的小规模战斗使得整个城市愈来愈两极化，双方成员都挨家挨户地拜访，怂恿民众切断电线、在供水系统中下毒，或者用别的方法骚扰支持敌对阵营的邻居。市郊的社区整片整片地成了支持敌对派系的人去不得的地方。

中国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态。正定县的冲突同样蔓延到校园之外，整批的组织与工作组开始和其他派系结盟。高原的派系得到一所直属于北京总参谋部辖下的导弹工程学院支持，他们的对手则有位于石家庄的地方军队司令部撑腰；石家庄就位于正定县南方，是一处淳朴的现代铁路枢纽，一九五〇年代时，在苏联的协助下，工厂迅速激增。高原和厦门的凌耿一样，深深投入了城市游击战当中，交战双方占领建筑、绑架敌人的领袖，也交换战俘。夜里在战略要塞附近爆发小型战斗，经常找不到敌人的踪影，只听得见隐约的跑步声和偶然出现的玻璃碎裂声，划破黑暗中的寂静。每死伤一个人，血债便积得更深，造成了复仇与新一波暴力的恶性循环。

到了七月中，敌对势力已经被迫退守到一栋由公安局控制的建筑。高原和朋友架起巨大的投石器，将砖块射进那栋大楼，同时屋顶上的扩音器也大声播放政治宣传的内容。他们拥有自己的军火库，里头的武器都是在一名铁匠的帮助下，以高碳钢锻造而成的。几名学生也用钢板制作了盔甲。正当他们准备进行最后一次攻击时，一个身影高举着一面写有组织名称的红旗，出现在敌对阵营三楼的窗前。她是高原的同学，但是投错了阵营。她大声喊道：“我宁死也不会向你们投降！”然后便从窗台纵身跳下。在她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同时，红旗展开了。“她的身体动也不动，包在旗子里。”随后，一面白旗从大楼里升起，所有的抵抗都在这时瓦解了。

各省省会还发生了更残酷的战斗。在四川，敌对的两股势力分属李井泉与一对人称“二挺”的夫妻。李井泉是一名热衷于集体化的激进领导者，曾经发下豪语说：“连屎都要集体化！”在大跃进期间，他是毛泽东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省公安厅曾向他呈交一份报告，宣称四川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间有大约八百万人死亡，他看了之后，将大跃进拿来与只有十分之一士兵走完全程的大长征相比：“我们不弱，我们更强，我们还留着骨气。”

然而，李井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和刘少奇扯上了关系。在一九六四年主导运动，使邻省贵州的领导阶层全数垮台的人就是他。毛泽东反过来支持张西挺和她的丈夫刘结挺，这两人都曾经效力于一个在一九五〇年时参与过入侵西藏的军事单位，后来被派驻到宜宾——一座被竹林环绕的富裕港市，位于四川南部的长江畔。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从事无止尽的迫害与政治斗争，并且在县内引发大饥荒。批评饥荒的人都遭到封口。二挺漤权的程度严重到使自己在一九六五年被开除党籍，但是他们向一位北京的密友求助，那个人就是陈伯达。他把二挺介绍给江青，江青也因为志趣相投而赏识他们。二挺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平反，并且获得授权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四月和五月，数百人在成都两派的激烈战斗中受伤。张戎看见几万名造反派组成的队伍抬着浑身是血的尸体，那些人都是在冲突中被杀死的。她的父亲因为触怒了二挺而遭到逮捕、批斗及游街示众。成都的战事比其他地方更激烈，因为这座城市是军火工业重镇，部分工人会使用手榴弹、自动步枪、迫击炮和火箭炮。

四川棉织厂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李正安的十一岁女儿曾经被叫去为红卫兵整理床铺，而她自己现在被要求加入在棉织厂中占优势的派系，否则她原本已经很微薄的工资就会变得更少。早上她得洗衣服，下午则必须从废墟中把尸体拉出来，救护车会将伤者送到医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波武装冲突。

无论在哪里，文化革命小组都尝试将其意志强加于各省，但是小组并不具备足够的强制力。即便是在李井泉被赶走之后，战斗依然持续下去。一如刘少奇当初在权力高层安插自己人，李井泉也在重要位置上任用了自己的属下。二挺就算有毛泽东支持，势力依然很薄弱。宜宾发生了残酷的战斗，枪、手榴弹、迫击炮和机关枪都用上了，而这些战斗又更加深了军方的分裂。

双方人马都不肯退让。刺激他们的因素是对敌人的仇恨，同时还有一个信念：敌对阵营并不是毛主席最忠实的追随者，自己才是。然而最重要的是，造反派与保皇派都是为了自己能在政治中生存下去而战，他们在捍卫自己过去的选择。许多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工人和干部都曾经被迫在极度令人困惑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定。局势不断转变，运势也会随着北京反复无常的政治情势而出现让人摸不着头绪的逆转。几乎每个地方的民众都朝向分裂的不同阵营靠拢，结果与自己的朋友、同事，甚至家人相争。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自己被揭发，那么获胜的一方就会把他们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最好的结果是被逐出工作单位，失去所有福利，被迫在社会边缘挣扎求生，最坏的结果是被送到劳改营。他们是为了求生存而战。诚如一位研究红卫兵的历史学家所言，他们陷在暴力冲突的循环当中，而在这个循环里面，失败者的下场是难以想像的。

第十二章 武装竞赛

到

了一九六七年六月，中国大多数地区都已陷入混乱。北起大连，南到广州，全国的主要港口都不再有货运工人和码头工人的踪影。每天平均有一百三十八艘船要停泊卸货，但半数以上的船只在下锚后必须等上一整个月。在中国的工业重镇东北地区，大量依赖海运的工厂都停止生产了。在上海，革命委员会不得不将学校、寺庙和其他公共场所拿来当作临时仓库，由数百辆货车负责清运四十万公吨被遗弃的货物。在重庆，军方也不得不介入处理堆积在这座内陆港的存货。

火车拥塞不堪。即便红卫兵免费搭车的措施早在半年多前就已经废止，依然有无数的造反派代表前往北京寻求翻案，或者向党请愿。缀有黄铜门钮的国务院大门前，可以看到一排排等着面见周恩来的人裹在被褥里睡觉。不过最重要的是，派系间的战斗瘫痪了铁路系统的干线。全国的铁道网几乎每天都有某些部分遭到群众组织攻击。五月十六日，一百多名敌对的红卫兵在上海准备搭上一列货运火车时互相斗殴，使得所有交通停滞好几个小时。第二天，另一群不同的造反派挡下了一列开往杭州的火车。全市都有“铁道游击队”专门砸破车窗、攻击乘客，并且殴打服务员。

当时殴打“资本主义者”或搜掠“修正主义者”的住家都被视为革命行动，但即便以这种松散的标准来看，犯罪情形依然猖獗。在上海，市场、车站、商店和公园周边都有小偷。一九六七年五月，警察在上海北站逮捕的扒手人数是前一年的六倍之多。抢劫案件不断增加，犯人大多是年轻人，其中许多都是在“红八月”那段光荣的日子里学到了犯罪行为。

暴民正义大行其道，从上海传出的几个案例说明了这一点。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一名学徒因为疑似“羞辱”了一个女孩而遭一群人殴打致死。隔天造反派来到赵阿大的住家，撞开他家的门，把他、他的儿子和女儿带走并徒刑起来，还说他们是“流氓”而殴打他们。平凡的工厂工人赵阿大伤重而死。当周稍晚，一个刚出狱的囚犯在外滩靠近一名女子，结果被红卫兵打死，还有一群旁观者在一旁叫好。六月十一日，一群暴民杀死了被第二任妻子指控虐待她六岁女儿的男人。似乎在每个地方，民众都开始利用文化大革命来伸张个人的正义，为过往的不公义强行报复，或者组织保安团来强制执行他们所认为的正义。

与此同时，高涨的革命浪潮似乎没有达到任何成就。运动本身并未将造反派、革命干部和军队领向大团结，反而愈加分裂，制造出更多敌意与公开的暴力行为。军方没有协助左派为胜利做出最后一击，只是努力抵挡过去被军队压迫的群众组织所发动的无数攻击。最重要的是，自二月以来，只有一个地区从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掌控中解放出来，那就是北京。四月时，革命委员会盛大成立，迎接一九六六年五月写下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和其他人加入。

革命未能按照计划推展。但既然毛泽东绝对不会错，失败就只能是执行缺失造成的。中央领导阶层有些成员支持恢复秩序，有些人则主张使用较为强硬的方法。但这些紧张情势尚未化解，在武汉发生的事件就改变了这场革命的界限，引发一场军备竞赛，后来更将暴力事件提高到全新的层次。

* * *

武汉和南京、重庆并称中国三大火炉。它位于两大河流的汇流点，湖泊众多，经常因为豪雨而出现水患，而且夏天时高温与湿气笼罩，闷热异常。武汉也是一座繁忙的内陆港及交通枢纽，在一九五〇年代转型成重工业基地。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九月的大跃进高峰时造访过这座城市，为一座苏联协助建造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工厂举行启用仪式，参观第一次开炉后，熔铁从熔炉中流出的情景。

武汉和其他地方一样，两大派系的零星打斗已经持续好几个月，偶有数千名战斗人员以长矛、铁撬和土制武器互斗，造成致命的暴力冲突。旧秩序那一派占了优势，因为党领导受到全市办公室雇员、技工、党内运动人士和民兵所组成的组织保护，这个组织很自以为是地取名为“百万雄师”。造反派则是钢铁工人、学生及来自北京的红卫兵组成的联盟。六月时他们遭到围攻，并且因为百万雄师强行征用卡车攻击他们在长江大桥对岸的根据地而有全面覆灭之虞，武汉钢铁公司就位在那个地方。造反派总部被占领时，有数十名捍卫者丧命。

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公开支持百万雄师。他一心一意要消灭反对势力，没有多留意林彪在四月下令禁止军方对造反派开枪或解散其组织一事。

周恩来在七月十四日飞到武汉，想要把北京针对造反派组织地位所下的命令直接传达给地方领导。当天晚上，正在私人火车上视察南方的毛泽东也来与他会合。就在同一天，其他代表也被召集到武汉来协助谈判，其中包括曾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呼吁警方支持红卫兵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以及文质彬彬、外表看来有如银行家的王力，他已经相当习于代表文化革命小组奔走全国谈判协商。

周恩来和他的特使们在与军区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所开的一系列激烈会议中，声明了他们对造反派的支持。军方强烈反对，但毛泽东在一场私下会面中说服了陈再道，告诉他该做自我批判了。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陈再道就此让步。周恩来心想危机已经化解，便飞回了北京。

此举太过草率，因为陈再道无法控制武汉的紧张情势。谣传百万雄师已经被一个以谢富治和王力为首的委员会盯上了，于是愤怒的士兵在晚间来到他们位于东湖的饭店。七月二十日清晨，他们将王力拖到军队总部，怒不可遏的人群在那里殴打他、一把把地扯下他的头发，还打断了他的脚踝。

自内战期间陈再道效力于徐向前麾下的时候开始，林彪长期以来一直对这位武汉司令相当憎恶。他意识到这是另一个机会，可以再度打击二月时反对他的那些老将领。他极力渲染这次事件，并且派部下把一封危言耸听、但有江青背书的信送给毛泽东，警告他有生命危险。毛泽东勃然大怒，怀疑林彪利用他，把他当成自己计谋中的一颗棋子，不过在和赶回武汉的周恩来谈过后，他还是配合了林彪。毛泽东在空军官兵的护送下前往上海。武汉陷入动乱，桥梁关闭、通讯管道被封锁、战略建筑遭占领、机场被夺下。警笛声在河上作响，广播车大声播送批判造反派的口号。卡车在街道上穿梭，载着百万雄师在市内各地攻击他们的敌人。

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人已经在武汉，准备保护毛泽东。他也得到了邻省湖北的空降部队支持。谢富治与王力在一场造反派的行动中获救，并且在两天后被偷偷送出武汉。

林彪立刻将武汉事件批为“反革命动乱”。毛泽东召集武汉所有的领导到北京说明情况，他们一降落就被手持步枪的士兵包围，步枪上还装好了刺刀。在京西宾馆一场长达六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中，他们接受了严密的审问。空军总司令吴法宪是林彪手下的人，他负责主持审问，对陈再道大呼小叫，甚至掌掴他。陈的上司徐向前则被控是这场叛乱的幕后主谋。

京西宾馆外面，有一百万人在一场盛大集会中游行迎接被奉为革命义士的谢富治与王力。扩音器播放着如雷贯耳的口号谴责叛乱：“打倒陈再道！”七月二十七日，新一批与林彪关系密切的军方领导接掌了武汉，并强行将曾经压迫过群众组织的单位解除武装。百万雄师就此瓦解。造反派庆祝“武汉第二次解放”，对数万名他们的敌人加以迫害。

毛泽东在造访武汉期间，于七月十八日与周恩来和王力会面时，曾经提到要把学生和工人武装起来。一周后，王力和江青手下的文化革命小组为《红旗》杂志写了一篇社论，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篇于八月一日刊出的社论号召群众组织掌握武器，引用了毛泽东说过的名言：“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革命的武装，人民就不可能翻身。”文中又继续提到，中国的赫鲁雪夫已经将其亲信彭德怀与罗瑞卿安置在人民解放军中，阴谋夺权。正如同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现在也需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

就在同一天，国防部举行了一场盛宴，庆祝人民解放军成立四十周年。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晚宴上演说时，将彭德怀与罗瑞卿指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层军官的掌声稀稀落落，他们脸上则面无表情。不过江青炒热了气氛，她和林彪的妻子叶群从座位上起身，拿着酒杯在年轻一代的委员间穿梭。身着笔挺军装、微卷短发上戴着军帽的江青向坐得离宴会厅中央较远的革命造反派和年轻干部敬酒。对于为了这场宴会而齐聚一堂的军官和将领，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红旗》杂志的社论赞许林彪是毛泽东最忠实的拥护者。林彪利用这次呼吁武装一事，为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这三个协助他接管武汉的人提高了军阶。他们三人在内战期间都曾在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中服役，但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头几个月受到基层士兵严厉批评。现在林彪谴责攻击他们的人，并要求左派得到武装，因为要让“坏人斗好人”。这是他针对军中的反对者，也就是正在夺权的那“一小撮走资派”，所发动的另外一击：“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和广东的军方领袖黄永盛，不久后便成为这个接班人的“四大护法”。

那篇刊登于《红旗》的社论形同号召群众发动内战。革命的任务不再是夺下政权，而是要夺下军权。这则通知在广播中宣读出来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开始攻击军火库和军队司令部，搜寻武器。一阵暴力的狂潮席卷全国，同时毛夫人与林彪则联手合作，攀上权力高峰。

* * *

其中一场早期的主要战事发生在上海。毛泽东从武汉抵达上海数天后，张春桥请求他准许工人自行组成民兵团。毛泽东默许了。八月四日，曾在一月时带头攻入市政厅的王洪文聚集了一支由十万名配备草帽和铁棍的工人组成的小型军队。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吸引对张春桥及王洪文心怀怨恨的人加入的造反派派系，那些人都是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造反派、被打为右派的学生，以及被迫解散组织的工人。他们藏在上海柴油发动机工厂，那是一个范围广大的厂区，十年前在苏联的协助下成立。一架起重机被用来破坏金属大门，同时另有推土机夷平厂区周围的高大砖墙。一队队的战士从破坏后的缺口冲入厂区，在一场计划缜密的军事行动中散开来，将里面的建筑一栋接一栋地占领。所有的反对者都遭到镇压。许多造反派被殴打得全身瘀青，少数几个被丢在路边等死。共有一千多人受伤，十八人死亡。毛泽东观看过战斗的片段后，对王洪文的胜利予以称赞。

这只是开始。上海的工人很快便取得了轻武器和高射炮。到了一九七〇年，他们已经成长为一支拥有八十万民兵的军队，其中许多配有在当地工厂制造的半自动武器。

其他地方的武装战斗比在上海还要剧烈得多。一如对上海柴油发动机工厂的攻击行动，所有战事都是由上层策动的。在长沙，一个由湘江风雷组织属下的造反派所组成的松散联盟在数个月前被宣告为“反革命”，并且在陈伯达一声令下遭到残暴镇压。八月十日，一道北京发出的指令推翻了判决。一名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群聚的省领导面前，郑重宣读一封来自文化革命小组的电报，声明湖南军区司令部攻击造反派是犯下了过失。军方应支持湘江风雷，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左派的代表。省领导被宣告为“走资派”，文化革命小组换掉了他，以毛泽东出生地韶山的党委书记华国锋顶替。

三年前，华国锋在韶山兴建了一座献给毛泽东的大型纪念馆。这个圜区和曲阜孔庙没什么不同，包含了毛泽东故居、他父母的坟墓、他上过的私塾、几座宗祠，以及必有的雕像。此举令毛泽东大悦。一九六七年六月，他派周恩来去和一个造反派组织谈判，要求对方释放华国锋。现在湖南省由华国锋掌管，他上任后的第一道指示就是镇压反对势力。第四十七军也在一旁协助他。这支军队曾效力于林彪手下，是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

权力一夜之间转移，造反派攻击他们昔日的迫害者。他们在进行报复，攻进敌人的据点，砸破窗户、扯下广播系统、焚烧文件，并且以皮带鞭打俘虏。一般平民则是过足了瘾，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在原先支持旧秩序而令他们的生活悲惨无比的党内运动人士、模范工人和忠诚干部身上。

但是，造反派很快就因为无法决定要支持哪个军方派系而开始起内哄了。他们为了权力分配的事争吵，因为有些人在临时党委会中并未占得席位。老同志反目成仇，大家开始争夺以毛主席之名行使政权的权利。第四十七军所分配的枪已不敷使用。他们从地方民兵那里偷窃，也闯入军火库、攻击军事基地。他们拥有手榴弹、刺刀、机关枪、大炮和防空飞弹。八月的闷热高温中，子弹在街上飞窜，警笛在远处呼号，卡车则在路上穿梭。夜里实施了宵禁，但即使在白天，出门买菜的一般百姓如果离一些由武装战士看守的战略建筑太近的话，也会有被流弹打中的危险。“大家都用胶带交叉贴住窗户，以免市内的爆炸和炮击把窗户震碎。”发射大炮的都是经验不足的造反派。一些炮弹打歪了，在屋顶上爆炸、掉在马路上，或是打中建筑物。天空在夜里会出现闪光，白天时则是发出橘红色的光芒。

造反派利用他们的武器来取得因为严重受到运输系统瘫痪影响而愈来愈少的粮食供给。抢劫粮食商店的事件不断发生。八月时，长沙市中心人民路旁的攀西巷有一家店就反复遭抢，损失了好几公吨白米。会有卡车突然停在店门口，让持有武器的造反派从车子后方跳下来，强行搬走一袋袋的粮食去“支持战事”。

一般百姓则趁着内战之便来追究私人恩怨，而且对象不仅限于自己的邻居。有数万名村民无证居住在长沙。他们会痛打负责户籍登记系统的公务员并洗劫其办公室，撬开抽屉柜搜索文件。那年夏天，他们在二十起这样的事件中亮过枪。其中一次，有一名不满的男子挥舞着一把左轮手枪大喊道：“谁说我不能拿居住证，我就对谁开枪！”动乱的规模令人难以置信。在单单一个市内行政区，仅是十天内就估计有二千六百人参与类似事件。

江青和林彪无论在哪里，都忙着煽动革命。在中国最贫穷的省分之一甘肃，他们的目标是汪锋，这名党领导在大饥荒发生后将农业管理的责任从人民公社手中拿走并归还给村民。一九六〇年时，习仲勋曾经引荐过他。汪峰的地位在他的另外两位恩师彭真和邓小平失势后，便愈来愈岌岌可危。他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先被毛泽东归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人之一。

甘肃的情况和湖南一样，地方军队和军区司令部是分裂的。中国划分成十三个军区，每个军区涵盖二到三个省，并且以其总部所在的城市为名。另外有各省军队，隶属于军区。兰州军区是中国的一个战略要地，距离新疆和西藏都很近。然而甘肃省军队同样驻扎在兰州，而军队效忠于汪锋。尽管周恩来一再指示，军队司令员仍然不肯背叛其省领导。一九六七年五月和六月，激烈的冲突令兰州四分五裂。和其他地方一样，令人眼花撩乱的众多群众组织大致分为两个对立的派系。两边都认定自己才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但是他们对地方领导是否忠诚，看法却是分歧的。一方批判汪锋、拥护掌管兰州军区的司令员张达志。他们的敌人则将张达志视为“兰州陈再道”，并且支持汪锋和省军队。

八月三日，北京认可兰州军区那一边的派系为“真左派”。《红旗》号召无产阶级“牢牢掌握枪杆子”仅仅两天后便发生这件事，紧接着全省各地都传出了军火库及兵工厂遭攻击的事件。在天水，一群红卫兵闯入一家炸药工厂，抢走了数百公斤的炸药。他们使用机关枪和大炮进行革命。在平凉，所有出入县府所在地的道路都被封锁。“市民无粮可吃，所有工厂停工、商店歇业。”一则报导写道。数千人与军队对立，其中包括数百名持有临时自制武器的儿童。在合水，一处劳改营的囚犯联合起来攻击守卫，并且彻底搜索办公室，寻找武器。

在兰州，似乎所有人都加入了争斗。工人在矛尖绑上螺丝起子。一篮篮的石块被运到市内各建筑物的楼顶。就连大饭店的服务生和厨师也围着铁砧制作武器。敌对者甚至在光天化日下互相追逐。有一批暴徒围住一名男子，用临时制作的标枪戳刺他的身体，直到他倒卧在汩汩流出的血泊中。一个经营一家小店的老年男子被人用长矛刺穿腹部。街道上满布着尸体。

这段时间里，康生一直在北京与红卫兵代表的私下会面中提供详细指示。八月十日，他勐烈抨击汪锋，吩咐他的听众支持兰州军区，而且不要理会那些把军区领导张达志批为“兰州陈再道”的人。

然而，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们并不仅仅是听命于毛泽东的爪牙。他们也会利用这个运动来解决私人恩怨。在这个一党专政国家，人际关系比意识形态重要得多。善于记仇的人不只有毛泽东一个，他们都会仔细注意每一个小疏忽，并利用宫廷政治手法，在多年后对毫无戒心的受害者进行报复。数十年前，江青曾因为一嫁给毛泽东便被迫放弃政治活动而心怀怨恨。成为文化革命小组首脑后，她疯狂追究家族世仇与私怨。在她面前只要稍不小心说错话，就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康生同样心怀不轨，挟怨报复，最擅长捏造对敌人不利的虚假指控。一九六六年九月，他上书毛泽东，表示他怀疑六十一名曾于一九三六年向国民党投降、后来获刘少奇平反的党领导成员是反共的。刘澜涛是其中之一，他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时，是汪锋的恩师。毛泽东起初并不相信，但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改变了想法，于是有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此后数个月里，在康生怂恿下意欲揪出党内叛徒的红卫兵调查了大约五千名干部。有好几名干部因此被逼死。

在与兰州红卫兵会面时，康生将矛头指向一名曾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触犯到他的旧同事。“你们要除掉沙韬。”康生说道，并且解释沙韬是个改名换姓的特务，在刘少奇手下工作。一周后，沙韬在兰州被红卫兵拖到外面，打得血肉模煳。他在狱中苟延残喘了六年，经常被盘问他与其他嫌犯之间的关连。多年后，一项追踪调查才完全还他清白。

* * *

现在人民有了武器，于是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也鼓吹大家以革命之名而战。在重庆，一些红卫兵甚至为三艘炮艇配备了大炮，并在八月时与一支由他们敌人操控的小型舰队发生冲突，对方以机关枪朝他们开火。在广西省，造反派会打劫从苏联运送军备到越南途中的货运列车。光是八月十九日一天，就有数千枚防空机枪子弹被抢，使得派系冲突愈发激烈。

然而，登上最多外国媒体头版的事件是英国办事处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夜里所发生的火警。红卫兵好几个月来都在围攻被批为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同年稍早，苏联大使馆周边开始被一道愤怒的人墙包围，一批批自以为是的红卫兵封锁了大使馆，将一百七十名俄国人困在里面。东欧、甚至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每天都冒着枪火带上伏特加、啤酒、面包、汤等补给品给遭到围困的同事，还要被人羞辱、吐口水和推来推去。俄国人甚至一度将大使馆的泳池注满水，因为他们担心市方会切断供水。在夜里，群众会燃起营火，投射出仿真苏联领袖遭私刑处死的恐怖黑影。

在肯尼亚大使馆前，有一个脸部被涂黑的稻草人被吊起来挂在大门前长达多月。印尼和蒙古大使馆则长期受到围攻。

没有表现出绝对忠诚的外国人，全都成了众矢之的，但是英国人受到的关注比谁都多。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北京南方大约二千公里外的英国直辖殖民地香港。一九四九年竹幕在中国降下后，这座城市便成了外界的一个观察站，但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暴力蔓延出了大陆的边界。香港情势有了大震荡，不再只是旁观者。九龙一座塑胶花工厂的罢工活动很快就演变成一场大型公众骚乱，有数千名抗议的工人加入。他们当中许多人住在九龙拥挤廉价公寓的分租小房间里，当地街道上尽是破旧不堪的高楼。革命青年走上街头向殖民政府示威，一边挥舞着红宝书，一边高呼革命口号。随着紧张情势升高，抗议者开始朝警察丢掷石块和瓶罐，警察则以警棍和催泪弹还击。很快的，群众开始在街上架起路障，把汽车翻覆，并点火焚烧一辆双层巴士。

动乱起初是由当地共产党精心策划的，但北京很快就提供帮助，宣称英国人在香港搞“法西斯暴行”。当时的英国驻北京代办是一名温和沉着、军功彪炳的二战军官，名叫霍普森。他被召进外交部，接下一份最后通牒，文中要求将所有被捕的嫌犯释放，并且赔偿他们坐牢期间的损失。伦敦方面拒绝答复。

广州和北京都举办了声援示威者的群众集会。在香港有要求“血债血偿”的大字报贴出，还有其他大字报强烈要求“红烧白皮猪”。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工人罢工、罢课。中国银行的扩音器大声播放政宣内容，许多亲北京的报纸则刊登极具煽动性的文章。但是运动未能取得更广泛的支持。香港这座城市是由一波波来自大陆的难民建设起来的，一百五十万的劳动人口中，极少有人对共产主义抱着遐想。到了六月底，罢课和罢工的气势便开始减弱。

接着，七月八日那天，在那条将小渔村沙头角划分为英国和中国领土的白色分界线那一头，跑来大约三百名中国示威者越界侵入了派出所。警察一开始遭人投掷石块和瓶罐，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一挺机关枪开始越过边境扫射，杀死了五名警察。这个事件令暴力行为死灰复燃，暴动很快就瘫痪了大半个香港。

当地实施宵禁，警察也开始搜查疑似共产党活动中心的地方。示威者则连续以炸弹攻击警察局和政府建筑，作为还击。到了七月底，戏院、公园、市场和其他公共场所都被安装了炸弹和许多假冒的“诈弹”，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它们之中有许多是透过从爆竹中取得火药而粗糙组装起来的自制装置。不过有几个确实能致命。有一枚炸弹被包装成礼物的样子，炸死了七岁女童黄绮文和她二岁的弟弟。拆弹专家拆除的装置有八千件之多。八月二十四日，批评共产党不遗余力的当红广播主持人林彬被伪装成道路维修工人的行刑队困在自己的车里。他和同车的堂弟被泼汽油，活活烧死。许多其他曾经公开批评示威者的知名人物，都收到过死亡威胁。

这段时间，香港一直有传闻说北京在边境集结军队，准备夺回香港。然而毛泽东对他自己发起的运动，掌控权其实非常不稳，而且无论如何，共产党都需要香港作为金融平台和与全世界接触的窗口。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则极度倚赖来自大陆的供水,一年的供应量为十亿加仑。中国从未切断过供水。

但是武汉事件发生后，北京对英国大使馆施加了更多压力。尽管表面上红卫兵在香港殖民政府镇压示威后持续吵着要复仇，这一切真正的目标却不是英国。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针对的是周恩来，他的地位在毛泽东于二月责难过那些老将领后，便严重减弱。无路可退的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但也因此处于江青的阴影下。很快地，周总理的罪证开始流出。北京有人贴出大字报，批评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且极力主张推翻他。杀伤力最强的文件来自天津，当地的造反派找出了一篇一九三〇年代早期的报纸文章，宣称他曾经退出过共产党。

那些造反派透过江青把他们的发现呈给毛泽东。江青信心满满，准备揭发周恩来，要他自己全盘供认。五月十九日，周恩来上陈毛泽东，呈给他一份篇幅极长的资料来证明报纸上那篇报导是当时他的敌人陷害他的手段。毛泽东对这件事并没有不予理会，而是把周恩来的上陈书传给文化革命小组的每一个成员。现在，他们有了在任何时刻都可以用来击溃周恩来的武器。然而，一向喜欢在派系间挑拨的毛泽东并不想除掉他的总理。到了五月底，他指示陈伯达传递一份公告给红卫兵，禁止他们再去挑周恩来的不是。

武汉事件进一步强化了文化革命小组的掌控权。八月七日，脚上打着石膏的王力现身钓鱼台国宾馆，呼吁外交部的激进分子夺权。当时外交部长陈毅已经在中南海家中遭到数千名红卫兵包围。八月十一日，他被迫出现在一场群众集会上，当场被指控想要向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投降。王力的演说也激起了一股对在港英国人更加抵制的风气。八月二十日，也就是黄绮文和她弟弟身亡的那天，英国驻北京代办收到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撤销共产书刊的出版禁令。这份周恩来不得不批准的外交照会，期限于两天后届满。

随着最后通牒被公开，激进学生开始对英国大使馆施压。八月二十二日早晨，一名在外国语学院工作的外国人看见一些他的学生沿学校旁边那条两旁树木林立的街道走着，“脸上挂着欢乐期待的神情，就像夏天野餐的人一样。”他们带在身上的是罐装汽油。到了午餐时间，英国大使馆外面的群众多到令二十二名外交官和职员困在里面出不来。

傍晚时，波兰外交官尝试警告英国外交官，红卫兵正磙着一桶桶的油，朝英国大使馆去，但是电话线被切断了。依然离不开大使馆的英国人中，有一些桥牌爱好者和霍普森玩起了牌，其他人则观看彼得•谢勒演出的电影《做贼抓贼》。大使馆外头，探照灯四处摇摆，照亮了使馆建筑。晚上十点，一枚火箭炮从外交部发射出来。一直安静守秩序地坐在紧密行列中的人群一致起身，开始愤怒地推挤由一小批士兵在大门前手勾着手形成的单薄封锁线。他们咆哮着冲进大使馆，馆内很快便挤满了人。困在里面的人撤到登记处一扇厚重的金属门后方，门外档案柜和一座巨大的黄铜讲台挡着。那扇门设于一九〇〇年，当时有数百名外国人躲藏在英国大使馆，被清朝军队及义和团包围了五十五天。

登记处外燃起火焰，烧着窗外的木制遮阳板。浓烟飘进屋里，室内陷入一片黑暗。在狂乱的呼喊声、口哨声和窗户碎裂声中，还能听到破城槌持续勐击的声音。它打穿了砖结构，墙上露出一个小洞。一只拿着手电筒的手伸出洞口。此时浓烟的味道不断扩散，投降显然是唯一的选项。

大使馆的人从逃生门走出来，等着他们的是一阵痛殴。有些人遭到暴徒拉扯，背部和肩膀被殴打。暴徒出手还算克制：打起来是很令人痛苦，但还不会致残。他们也拍了照片，不过拍照过程也非常注意细节规矩。受害者的头必须被扯着头发抬高，或者压低，双臂则要由两个人抓紧。有几个人在混乱中逃进了对面的芬兰大使馆，也有人躲起来。士兵将他们所有人聚集到一条巷子里，避开群众给他们礼遇，最后将他们带上一辆卡车，载往外交公寓。当天深夜美丽而平静，夜空中星光灿烂。从好几英里外都能看见燃烧着英国大使馆的烈焰。使馆人员被软禁了好几个月之久才获得自由。

这是结束的开始。文化革命小组做得太过份了。第二天，周恩来将王力的讲稿传给人还在上海的毛泽东，借此将批判的焦点从外交部移开。毛泽东几经思量后，将他的决定告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令其传达回北京。他表示，王力和文化革命小组的几名其他成员是在外面破坏革命的“坏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权力又从文化革命小组那里回到了周恩来手上，而文化大革命的下一个阶段也即将展开。

第十三章 灭火

周

恩来主持了一场长达十一个小时的批斗会，被批斗的人是王力，包含他姻亲在内的所有亲属也都被批为“一窝黑垃圾”。

王力和另外两名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都因为火烧英国大使馆事件而受到究责。毛泽东利用了这个机会，和军方内部日渐恶化的分裂问题撇清关系。他曾在四月时对那些老将领释出善意，邀请他们参与他伟大的团结计划。然而武汉事件发生后，那些老将领再度备受压力，因为军中出现了追捕“小陈再道”这类人物的现象。

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号召无产阶级“牢牢掌握枪杆子”，说要把军队里的一小撮叛徒揪出来。毛泽东发现，这句口号造成的伤害已经快要达到危险的程度了。林彪利用这个运动来巩固自己对军方的掌控，毛泽东对他十分提防。这个接班人趁着陈再道垮台，派自己的手下管理武汉军区。数周后，兰州军区宣布支持文化革命小组。在湖南，过去曾经为林彪效力的第四十七军则奉命协助造反派。不只是军方内部的权力平衡面临崩溃危机，在全国的好几个地区，不同的派系间都有暴力冲突发生，而这些派系背后的军事力量所拥护的对象，也各不相同。

毛泽东看见了危机。

在上海，他在《红旗》那篇极具煽动性的社论旁批示了“还我长城”四个字——“长城”是他对人民解放军的称呼。于是，“尊敬军队”成了最风行的格言。九月五日，一个月前才怂恿造反派攻击军方的江青，严词交代他们不得偷取解放军的武器。她警告他们，士兵已经接获了开枪还击的指示。她所说的话在领导阶层里广为流传，传达了党的新路线。就在同一天，毛泽东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授权军方对造反派组织采取自卫措施，欲借此终结派系斗争。这道命令宣告了中央明确支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所领导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解放军”。

当文化革命小组努力扑灭自己在一个月前所放的这场火时，一连串的社论及通知也相继发表出来。毛泽东巡视全国，造访那些因派系斗争而差点酿成内战的地区，呼吁所有革命势力结成伟大的同盟。他总结说：“工人阶级分裂成两个水火不同的阵营，这毫无道理。”他的宣言被当作一个伟大战略计划当中的一环，在全国各地反复播送，而这个计划则是要号召所有派系以无产阶级纪律的名义，团结一致。

革命处于退潮状态。北京市的墙壁、窗户和人行道上的大字报都被清除，准备迎接十月一日的国庆。一个居民说：“这座城市如何被那些写大字报的人淹没在纸海中，无论怎么描述，都无法向没有亲眼看过的人精确形容那种程度。”经过几天的擦洗后，墙面几近完全清洁。现在只能张贴官方的标语和大字报，而它们所鼓吹的都是团结、生产，以及支持解放军的重要性。在大学校园中，扩音器日复一日地大声播放着同样的讯息：“团结一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十月一日，在一场展现团结的盛会中，五十万名士兵在一尊银色的毛泽东塑胶人像带领下，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跟在他们后方的是数十万名被迫一起行进的平民，其中有许多还和敌对派系的成员同组。讲台上站满了军方的大人物，毛泽东身边的重要位置都是老将领，包括陈毅、徐向前和叶剑英。

原本已经成为文化革命小组喉舌的《红旗》杂志安静了下来。江青退隐幕后，然后干脆离开北京，去杭州休养。到了一九六七年底时，文化革命小组已处于黯然失色的状态。周恩来成为焦点所在，他多数时候都在幕后进行谈判，意欲让不同的派系团结起来，形成先前大力预告的伟大联盟。毛泽东现在为革命设下了时间表，决定各地都要在一九六八年的年底前成立革命委员会。不再透过暴力夺权来达成革命的目标，而是透过和平谈判。七嘴八舌的代表们一批接着一批来到北京参与谈判，每个派系都想在新的革命委员会里取得一席之地，周恩来守在人民大会堂里，努力从他们之间找出折衷之道。

* * *

这时候出现了第三个派系，一般人称之为“逍遥派”。这个派系由对局势感到失望的人所组成，刻意置身于政治之外，而且无人领导。他们都是从派系斗争中默默退出群众组织的人，来自政治光谱的所有部位，不过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对政治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一九六七年底，厦门的凌耿发现已经召集不到足够的人来举办群众集会了，夏天时还会有几千人自豪地展示自己的武器，现在会响应号召的不过几百人。“每个总部里的人员都愈来愈少，最后整个办公室都没人了。”大家学乖了，对政治或其他方面的斗争感到倦怠，甚至厌恶。情况开始变得无趣且了无生气。文化大革命拖得太久了，刺激感早已消失，那些曾经大声疾呼革命正义的人，不再深信所有的互相谩骂、凌虐和杀戮是有意义的，有些人甚至在夜里难以成眠。

意兴阑珊的学生把时间用于帮忙家务、看小说，或者打牌、下棋。他们过的生活相对而言自在逍遥，但也沉闷无比。公圜被捣毁了、图书馆关闭，任何形式的社团都遭到禁止。“几乎完全不能看书、不能听音乐、不能看电影、不能去剧院、不能逛博物馆、不能去茶室，简直没有办法打发时间——只能打牌，这项活动虽然没有得到官方正式批准，却私下再度风行了起来。”

那些不再与派系斗争有所牵连的人，开始玩起音乐或组装电晶体收音机。被批为属于“资产阶级”的休闲活动重新复苏。西安的康正果和一些朋友，在位于市内穆斯林区的大清真寺里发现了大量黑胶唱片，他挑了俄罗斯民谣唱片带回家，“对我和这些朋友而言，这段时期宛如一场小规模的文艺复兴，是这片文化沙漠里的一点甘泉。”

康正果也悄悄取得了许多各种书籍，包括一些中国文学经典名著。其中一本是未经删节的完整版《金瓶梅》，这是一部情色小说，故事背景设定在北宋时期，描写一名富家浪荡子的情欲生活。遗憾的是，一些重要的页数不见了。翟振华在一九六七年三月被逐出所属的红卫兵组织，此后便立刻成为逍遥派，她从学校图书馆取得了读物。图书馆被人用木板封了起来，因为大部分的窗户都被砸破了，但是有些条板是松动的，可以移开。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学生从来不准靠近那些书架，现在她可以从所有禁书中随意挑选想看的。她最喜欢的是居礼夫人传记。

有些人选择了出去走走。有人骑上了脚踏车，开始在乡间探索。少数人在一年前那段可以免费出行的狂乱高峰期学会了开车，现在就开着车出去旅游。然而他们都远离与共产党有关的历史景点，而是往大自然走。学生宋永毅在一九六七年稍早曾经加入一个反张春桥的造反派组织，此时他搭便车从上海到了黄山，这处位于安徽南部的绝美山区有温泉、松林，以及严峻崎岖、高耸入云的花岗岩峰。他和朋友一路上用毛泽东徽章换取搭车的机会。

退出政治的不只有学生，部分造反派工人也沉浸于看似无忧无虑的安逸当中，因为工作纪律已然松弛，让厌倦政治的人享有许多空闲时间。南京的方子奋加入了一群同样是坏阶级背景出身的朋友，他们喜欢谈论音乐、文学和电影。和康正果一样，他们也找到了一批红卫兵在一年前搜掠民宅时没收的唱片，其中他们最喜欢的是柴可夫斯基和莫札特。他们也在紫金山的一些历史景点举办郊游活动，那里就是一九六六年陈志高服下氰化物自尽的地点。

也有少数人加入了帮派。黑社会在城市中蓬勃发展，职业犯罪组织与意气相投的年轻结拜兄弟互斗，并且吸收孤儿、少年犯、失势的红卫兵、父母被送去劳改营的孩子，以及躲藏在城市中的农民。这些帮派当中有许多都仿效党的阶级组织，将总架构划分为好几个层级。多数帮派都非常穷困，但是至少帮派成员的生活看似是“超越政治”的，或多或少摆脱了文化大革命那些永不停歇的运动。但是，随着派系间的暴力冲突开始减少，军方掌握的权势愈来愈大，那些为数极少的相对自由领域也宣告终结。武器被收缴，学生回到学校，工人也恢复了完整的工时。

政治立场有问题的干部们，得到了改造思想和重新加入伟大革命联盟的机会——然而是在军方的监督之下。长沙的军队终结了一整个夏天的残酷争斗，可疑的干部一批接着一批被送进市内的党校，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同时他们的案件开始接受调查。许多人将此视为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也很庆幸自己受到保护，不用再被群众组织逼着没完没了地游街示众和接受批斗。

* * *

在党的整体威望逐渐消退之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日益增强。到处都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解放军多年前就开始支持毛泽东思想，现在他们利用这种“领袖崇拜”来施行命令与纪律。依照林彪的说法，这种个人崇拜将会团结“整个党、整个军队，以及全体人民”。

一个名为“三忠于四无限”的运动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展开。这个运动把毛泽东崇拜提升到新的境界，要求对毛主席、他的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绝对忠诚。在学校、办公室和工厂，都设有敬拜毛主席的圣坛。用大红色纸张剪成的“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几个大字，在他的肖像上方排成拱形，他的头部绽放出太阳的光芒。一名办公室员工回忆起当时：“每天早上，我们都会拿着红宝书站在圣坛前，大声朗读几段。然后我们会一边挥舞红宝书，一边说三次‘祝伟大的领袖、导师、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以及‘祝林彪副主席永远健康！’我觉得那很愚蠢，几乎就像是种宗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发现我们多数人都那么认为。然而，在当时，没有一个头脑清楚的人胆敢像这样公开说出来，讨论就更不用提了。”

在新开设的教室里也一样，除了红宝书以外，什么都缺。高原和同学每天早晚都必须在毛泽东肖像前集合，高喊口号、唱歌，并且挥舞红宝书。正定县在夏天经历过派系间的血腥战斗后，人民很欢迎这种暂时的安定，而且有些学生很快就开始把这个运动带往了新的方向。毛语录比赛变得相当流行。那些学会了占领建筑、绑架敌人、凌虐俘虏、打造武器、发射枪炮的学生，现在则试图在精通红宝书方面胜过对方。有一名学生可以将全书二百七十页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另一名学生则能正确说出任何指定页数上的语录。高原在这方面的表现不太好，但他可以毫无瑕疵地背诵毛泽东的诗作，让他的同伴佩服不已。不久后，人民在日常情况下都引用语录交谈，以毛主席的智慧箴言取代了闲聊。

北京有人贩卖小型圣坛，打开来是相连的三折。中间是一幅毛泽东肖像，左右两边则写有毛语录。这种崇拜用的物品取代了家里的旧式神龛，大家每天一起床就会先与毛主席面对面，晚上也会向他汇报一切。

甚至还有一种“忠字舞”，由几个把手从胸口伸向前方毛主席肖像的动作组成。这种舞的伴奏歌曲是〈敬爱的毛主席〉。电视上会整晚播放仪式性的歌舞，舞台中央通常有一座巨大的半身像，发出随着电流切换而跳动闪烁的光线，宛如光芒与能量从神的头部放射出来。

毛泽东的雕像无所不在。教室、办公室大厅和会议室里都有他的半身像，通常是颜色惨白的石膏像。每个玄关和回廊都立起了等身大小的雕像。户外的大学校园和市区公园里则矗立着以他为形象的纪念碑，将他塑造成伸出右手接受群众崇敬的模样。成都在四月分爆发第一场武装冲突事件，市中心的一座古代宫门被炸毁，以腾出空间来放置一座巨大雕像。出现了一种称为“忠诚车”的卡车，像游行用的花车一般装饰着红丝带，专门运送山上开采出来的白色大理石。在采石场，一批批汗流浃背的工人抛开所有机械不用，徒手工作以展现对领袖的忠诚。

政府单位争相展示更好、更高大、更昂贵的雕像。一九六八年，上海的公家单位设置了六十万座以上的雕像，其中许多是石膏像，不过也有用钢筋混凝土、铝和马口铁制作的。有些宏伟的雕像耸立在行人上方，高达十五公尺，也有一些规模较小，只有三公尺高。稀有的资源被大量投入这种非正式的竞争，这座城市在一九六八年时，光是马口铁就用掉了九百公吨。上海钢铁研究所不出所料，改为生产不锈钢以设置自己所内的纪念碑，耗资十万元。另一个单位为了制作自己的雕像，挪用了将近四十公吨原本要用来建设仓库的混凝土。

对领袖海报、肖像、圣坛与雕像的需求仿佛永无止尽。然而制作崇拜用具其实是有危险的，只要画错了一笔、制作石膏像时手抖了一下，任何看似无害的小过失都可能招致长久的政治后果。艺术家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国家的雇员，而他们应当把自己当成不带个人意识的媒介，透过忠实复制领袖的形象来链接人民与领袖。有许多探子和告密者随时等着告发艺术家或者有意、或者无意地在描绘领袖时掺入个人风格。在上海，一般百姓都会写信投诉，认为制作不够精良的毛泽东肖像会给他们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跟从群众明哲保身的陈素真，便写了一份由她在卫生局的同事签署的请愿书，投诉有产品将全民的领袖表现得“不够庄严及诚恳”，显然这样的作品“让人民在看见它们时，深感受到冒犯”。

这种投诉引发了严重的后果。有一位著名的肖像画家张振仕，在复制量最大的毛泽东肖像中，有一幅就是他画的。在他画的其中一幅肖像里，毛泽东的脸稍微偏向了错误的方向，他因此被毒打。画家石鲁出身于富有的地主家庭，同时也是版画大师及书法家，他在一九五九年的一幅作品，将毛泽东画在一座前方没有去路的悬崖之前，因而遭到责难。一九六七年，石鲁入狱，被徒刑了三年。因为这样，没有几个专业艺术家愿意冒着赔上自己事业的风险来大量创作需求居高不下的肖像。供需之间的落差于是被有事业心的个人利用，他们通常出身于政治不正确的阶级背景。南京那位把空闲时间用来和朋友讨论古典音乐的方子奋，便拿起笔刷，为没有能力聘请知名画家的政府单位绘制大型壁画。他从来没有收过现金，但是雇主都会提供他食宿。一幅大壁画耗时多达二十天，小幅的则要一整个星期。这份工作让他有很多时间阅读。

萧牧也是阶级背景不佳的边缘人，却因为毛崇拜而获得成功。他十年前曾在百花齐放运动期间发言，因而被划为“右派”，现在和他的团队靠着在政府机关的墙面漆大型标语，一个月可以赚上一千元。他们按字数计费，而且可说是把一整座城镇都漆成了红色。萧牧曾经短暂尝试制作雕像，但是做这行的风险大多了，被退货的产品必须藏在麻布袋中，趁夜丢进湖里。由于担心被控污蔑毛泽东，他只做几天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 * *

这波运动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平缓下来。一九六七年八月英国大使馆被纵火后，毛泽东便下令收手。文化革命小组在那之前的几周里做得太过火，不但呼吁军队要肃清内部，还煽动造反派夺取武器。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毛泽东处分了数名小组成员。最近垮台的一名成员是戚本禹，他是激进派理论家，也经常为《红旗》撰文。他被逮捕、审判，并且于一九六八年一月送进监狱。然而，毛泽东虽然打算保护军方并抑制派系暴力，他并无意全然放弃文化大革命。军方接掌权势的速度相当快，这让他提高了警惕，也担忧军方借着宣扬毛泽东思想来掩饰自己的权威。各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主要由军官掌控，它们看起来令人不安，就有如军政府似地，将实权集中在军方手上。

这些委员会中，许多都是由效忠老将领的军区军官所把持。虽然林彪在夏天时取得一场重大胜利，将一些党羽安插在几个军区的重要职位上，但他在军中的威信其实一点也不牢靠。罗瑞卿失势后，林彪亲自拔擢了九月时曾经在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来回奔走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但是一九六七年二月过后，林彪对杨成武起了疑心，因为他开始支持周恩来，想要保护一些老将领。杨成武陪伴毛泽东在全国各地进行长途巡游，但是林彪要他报告毛泽东说了哪些话时，杨都含煳其词。

另一个可能的威胁来自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他和杨成武一样，都效忠于那些老将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经动用北京的军队保护军中将领，让他们免于被造反派攻击。他的手下负责高层领导的人身安全，包括守卫林彪官邸，以及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所在的钓鱼台国宾馆。如果老将领们发动政变，那么傅崇碧就是取得权力的关键之一。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杨成武写了一篇社论，号召全国“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七日发了一封短笺给林彪、周恩来和文化革命小组，表达警告之意。他在短笺中表示，所有的权威都是一贯相关的。他这么做是为了挽回文化革命小组的威信。到了一月底，江青复出并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代表。三月十五日，她阴沉地暗示“右派主义”潜藏的危险，她视其为“主要的危机”。数日后，她在林彪的妻子叶群、康生、陈伯达及吴法宪的陪同下，向来自浙江的代表团说：“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

一周后的三月二十二日，傅崇碧、杨成武以及一名空军政治委员遭到逮捕与整肃。江青指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指示下，密谋以武装军力攻击她的总部。广东的军方领袖黄永胜接替了杨成武的职位，他是林彪的“四大护法”之一。北京卫戍区的指挥权显然是由林彪这位接班人的另一个忠实追随者接下了。

两天后，林彪和周恩来都热烈吹捧江青，说她有“很大很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她能“发现很多问题”、她树立了“很多的功勋”、她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场高层领导会议上慷慨激昂地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其他领导也跟随他致上崇高的敬意。报纸上也刊出了歌功颂德的长篇文章，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将林彪和江青形容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书店显然也开始接受预订《江青同志讲话选集》，不过这本书从未出版过。

* * *

杨成武被逮捕的那一刻，造反派的希望便又重新燃起。高层的权力转移，引起了各地方的回响。

在正定县，高原开始梦想情势逆转，他的敌人长久以来不停夸耀自己所支持的地方军队与杨成武有直接关联，现在他们失去最重要的代言人了。然而他的梦想很快就宣告破灭，县里的革命委员会主要都是地方军队司令部的军官。高原有一个同学是敌对势力的领袖，他当上了副主任。

傅、杨被捕事件在全国各地引发了反响，原本跟随杨成武的“反革命两面派”，在山东、辽宁和陕西这些省分都遭到追捕。原本只剩下部分地区还会零星发生派系斗争，现在重新大规模席卷湖南、四川、广东和广西。但是，毛泽东开始在国家里培植对立的军方派系，让情势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了。毛泽东需要接班人林彪来推动文化大革命，但对于林彪的势力坐大也极度当心。林彪的忠诚追随者中，许多出身于第四野战军，毛泽东却支持由徐向前元帅领导的第四方面军，以及曾经为邓小平效力的第二野战军。他正在利用来自地方军队的将领牵制林彪。

许世友是这些将领之一。身材魁梧、露出金牙的他被称为“和尚将军”，因为他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加入共产党之前，曾经在少林寺当过学徒。他原本在第四方面军服役，效力于张国焘手下。毛泽东在大长征期间与张国焘起过冲突，到了延安之后，就对第四方面军进行了严苛的肃清。许世友被控领导一个“反革命集团”，但是毛泽东解救了他，亲自解开他的缭鋳。许世友批判自己昔日的领导是“机会主义者”和“投机分子”，并且将自己往后的军旅生涯全部奉献给毛泽东，就像被收养的狗那般忠心。一九五四年，许世友当上了南京军区司令员。他鄙视红卫兵，称他们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土匪，也对聚集在江青身旁那些激进的思想理论者表现出蔑视的态度。他在一九六七年成为造反派的目标，不得不躲藏起来。这次毛泽东再度出手干预了，他很清楚，有了许世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长江下游就会处于他的掌控之下，而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庆阅兵大典上，许世友就站在他身边。经过几个月漫长的派系协商后，南京终于成立了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也安排许世友当主任。许世友上任后，立刻着手打击以前的对手和可能成为政敌的人，借此收紧他的控制权。

就军事角度而言，广西省是比南京更加重要的地区，因为该省与越南接壤，边境长达六百公里。广西的邻省广东有强大的空军与海军基地，由身为林彪“四大护法”之一的黄永胜掌控，只要能同时控制这两省，就可以在南方创建足以挑战北京的权力基础。广西和其他每一个省分一样，有两大主要派系，其中一方支持出身当地的广西省省长韦国清。他出生于一个壮族家庭，壮族是在广西分布广泛的一支少数民族。韦国清十六岁加入共产党，曾经在邓小平手下一路高升，而且与第二野战军有密切往来。与他对立的是一个松散的造反派联盟。韦国清有省军方的支持，但是军区司令部却掌控在广州的黄永胜手中。一九六七年二月，一个属于第五十五军且与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关系密切的单位，遵从毛泽东“支持左派”的命令，被派到广西帮助造反派，很快就与广西省委副书记伍晋南联手了。两个派在不同的军队支持下，打得非常激烈。周恩来站在韦国清这边，而康生甚至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斥责伍晋南是叛徒。然而，七月发生武汉事件之后，轮到了韦国清被指为广西省的“陈再道”。此时双方都公然夺取军队的武器，并为此袭击运送军备去越南的货运列车。夏季期间发生了不少血腥战斗，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省会南宁爆发了一场数万人参与的大规模武斗，三百人丧生。

在高层干预之下，派系冲突变成了激烈的内战。周恩来与林彪都在利用代理人为自己打仗，双方都想把自己的人马安插在即将掌管广西的革命委员会当中。到了一九六七年底，争夺省内重要城市控制权的战斗中已经用上了迫击炮、机关枪和汽油弹。然而，权力平衡开始偏向韦国清。毛泽东数次脱口说出了对他有利的话。韦国清在十一月自愿进行自我批判后，毛泽东表示韦国清只是犯了“几个错误”，可以轻易改正。几个月后，周恩来提议派遣一个营的军队去协助韦国清镇压造反派。来自第五十五军的部队开始悄悄撤退，留下造反派自生自灭。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了大规模屠杀，最终夺去了数千名造反派受害者的性命。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毛泽东终于亲自介入，谴责广西的派系斗争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并且下令立刻停止暴力冲突。韦国清趁这个机会迫害反对他的人，命令手下“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来除掉他们。造反派在南宁的解放路上有几处据点，结果整片区域不断遭到炮火攻击。经过迫击炮和大炮一连两周的剧烈轰炸后，该区有两千多栋住屋变成瓦砾堆。几千名造反派被关押在临时牢狱里，其中许多人受到严刑逼供。后来有二千多人遭到处决。一批为数二十六人的囚犯，在当地一家摄影工作室前被士兵当场射杀。军方无法将数千名造反派从他们藏身的混凝土防空洞逐出，便打开附近一条河流的水门，用洪水把他们逼出来。散落在市内各处的尸体太多，只能把它们丢进煤矿坑和壕沟里。一大群火葬人员分成八组，忙了好几个星期才将六百多具遗体焚化完毕。清洁防空洞时用了大量的甲醛及其他消毒剂，但是尸体腐败发出的恶臭在炎热、潮湿的夏天里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季风带来雨水，使流经广西的几条主要河流水位暴涨，数千具尸体也被一并冲走，流过稻田和石灰岩山区，最后流入离香港不远、位于南宁下游大约五百公里处的珠江。在这里加入它们的是广州受害者的遗体，那年夏天，广州也爆发了激烈的派系斗争。香港警方在港口里捞起了数十具尸体，其中有许多遭到捆绑及肢解，模样惨不忍睹。搭乘渡轮前往澳门的乘客，可以看见从大陆漂到下游来的浮木和残骸中夹杂着尸体。

那个夏天，广西省全境有八万人遭到杀害。地方民兵与军方联手，在各地追杀疑为造反派和政治弃卒的人。在柳江，部分受害者当众被斩首，砍下的头颅会被拿来展示，并且附上一张注记，上面写着“反革命”。在一处人民公社里，谣传指出地主即将发动反革命阴谋，夺回自己的土地，结果有大约六十人被反绑双手，送往一处荒野，然后被强押着跪下，任人拿锤子重击他们的头。

然而，最黑暗的惨剧发生在武宣，这个座落在高耸石灰岩山间的古老市集城镇有一条河流经过，还有一道长长的石阶通往河岸，岸边又大又平坦的岩石被当成了屠宰台。周石安便是受害者之一。他是个“坏分子”，曾经因为在大饥荒期间偷了一袋白米而被判服刑七年。他在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从一个劳改营返家，在此之前，他弟弟曾经领导过一个造反派组织。“这是周伟安的哥哥。他是来帮他弟弟报仇的！”一名迫害者高喊道。当时他弟弟已经被切块分食，头和一条腿被放在市集里展示。现在轮到周石安了，一把五英寸长的刀切开了他的胸膛。此时他还活着。一名地方领袖挖出他的心和肝，其他村民也有样学样，把受害者分食到只剩下骨头。武宣总共有七十多名受害者被吃下肚。

分食阶级敌人的仪式里也有阶级之分。领导人才能享用与猪肉和少许香料混在一起的心和肝，而一般村民只能分食受害者的手和脚。几名教师在一所中学被分尸后，一群人把肉块装在袋子里拿走，袋子还滴着血。学生在临时以砖块搭成的炉台上用砂锅煮肉。监督宰杀过程的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后来被开除党籍，但是对自己的行径却相当自豪：“吃人？那可是地主的肉！汉奸的肉！”后来的一项调查列出了武宣受害者的所有死法，包括“打死、溺死、枪杀致死、捅死、砍死、拖死、活活切碎、砸死，以及吊死”。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广西省终于成立了新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仪式非常盛大，包括为一座巨大的毛泽东大理石像揭幕。北京也发来了贺电。

* * *

在毛泽东将广西的派系冲突归咎于“阶级敌人”与“反革命”，并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发布的指示中要求暴力行为即刻停止时，他其实是在对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喊话。他所说的话广为传播，但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暴力事件依然持续发生，未见衰退。七月二十四日又有新的命令发布，要所有造反派遵从七月三日公布的指示，放下他们的武器。接下来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为了宣扬党的新路线，便派出大批由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大学。

七月二十七日那天，来自六十多家工厂的大约三万名工人朝清华大学前进，一边挥舞着七月三日指示的副本，一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遭遇死硬派的残存红卫兵激烈抵抗，对方拥有冲锋枪、步枪，甚至还有一辆临时自制的坦克车。这些学生开火杀死了五名工人，另有许多人受伤。到了此时，大多数的学生都离弃了他们的校园。还在坚持抵抗的人早已迷失在一个看似永无休止、并且已经失控的派系斗争轮回中。不过，他们的队伍因为数百名其他省分的造反派到来，而有了复苏迹象。这些造反派中，有部分是在韦国清不断攻击南宁的解放路时设法逃出来的。两年前挺身反抗工作组的火爆领袖蒯大富，现在则宣称有一只“黑手”派了那批工人来摧毁他的革命。

蒯大富和其他四名红卫兵领袖被召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数天前的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与康生才分别接见来自广西的造反派，指责他们为阶级敌人工作。康生盘问道：“你要老实交代在北京造了些什么谣言？参加了些什么黑会？搞了些什么黑活动？哪个黑司令部指示你的？”陈伯达也插话：“清华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蒯大富不要狂妄自大。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毛泽东思想，他们懂得多少？”

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由江青、林彪、周恩来、叶群、康生、谢富治和其他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陪同。与他们面对面的是最具影响力的红卫兵领袖当中的五名，其中包括现已成为市革委副主任的聂元梓。蒯大富因为还身陷清华大学的冲突中而来晚了。于是毛泽东先声夺人，对蒯大富声称在进驻他学校的宣传队背后有黑手一事讥讽了一番：“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毛泽东指控造反派刻意无视他七月三日的公告：“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八月五日，也就是毛泽东用自己亲自写的大字报宣告“炮打司令部”后两周年，他送了一篮芒果给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的工人，那些芒果是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在北京进行正式访问时送他的礼物。隔天，宣传机器便加足马力使劲宣传，各地报纸都报导了工人们的欢欣雀跃。他们开心欢呼，感动落泪，高喊着毛泽东的语录，誓言对主席效忠。所有人都明白了此举的含意，曾经屡次遭红卫兵劫掠的前壳牌公司总经理的遗孀郑念亦然。她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的牢房中读了《人民日报》的报导后，便明白芒果是一记清楚明了且意味深长的警告，要学生们不得反抗宣传队的惩戒行动。这表示工人又重新掌权了。如果这样的讯息还不够清楚，那么姚文元还写了一篇文章，提供了革命最后一个阶段的立论基础。文章的标题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这是红卫兵的末日。最后一轮愤概激昂的指控和反控结束后，大学校园中扩音器持续不断的喧闹声终于停止了。北京一片宁静，令人欣喜。学生们看起来死气沉沉，他们跟在毛主席的肖像后方行进是因为习惯了，而不是出于信念。毛泽东暂时搁置了文化大革命。

接下来的几周，宣传队进入了全国的大学和中小学。他们的正式名称是“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过队伍中并没有农民，也只有几个工人。这些宣传队都是由打扮成平民的军人及忠诚的党干部所组成的。

宣传队掀起了芒果热潮。在清华大学，那些毛泽东赠送的神圣芒果中，有一颗被保存在装了甲醛的瓶罐里，供所有人瞻仰。很快地，到处都出现了塑胶和蜡质的复制品，同时有数百万名工人排队，就为了一睹神圣的芒果。在靠近西伯利亚边境的大庆油田规定每个人都要去看芒果，于是工人全数在零下三十度的隆冬时节，搭着没有暖气的巴士去观赏这颗国宝。大家都知道他们看到的是蜡制的山寨品，但是无人吭声。芒果的图像出现在徽章、铅笔盒、糖果包装纸、被套、水盆、杯子和餐盘上。十一国庆的游行上还有巨大芒果花车。还有一部名为《芒果之歌》的电影推出。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周恩来站在天安门广场的讲台上，宣布全面胜利，所有省分和主要城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周恩来说：“现在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可以说，我们终于在这二十个月反复的斗争中，粉碎了以中国赫鲁雪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内奸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实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一个月后，刘少奇被正式开除党籍，并且宣告为“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第三部 黑色年代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一）

第十四章 全面肃清

一

九六八年九月七日那天，周恩来宣告全国山河都被染成胜利的红色之时，他也号召全民进行一场阶级大肃清。把帐算清楚的时候到了，揪出叛徒的运动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现在成了举国注目的中心。它将会主宰平民百姓和党员的命运，一九六八年夏天到一九六九年秋天，有数百万人遭到迫害。

这场运动源自康生于一九六七年三月时一手策画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他借此说服毛泽东，党内有数十名最高层党员都是在一九三〇年代时曾向国民党投降的叛徒。毛泽东利用这个案件指控刘少奇叛国，这个罪名是要判死刑的。接下来几个月，有超过五千名干部受到调查，其中数百人最后落得死亡的下场。

案情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升高，领导阶层中流传着一份报告，声称仅仅在黑龙江省就揭发了一百多人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有关，或者是两面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萧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这份报告同时指示，要审阅解放前敌人及傀儡政府的档案，如此才能将隐藏的敌人、特务、与外国势力有联系的人，以及反革命分子揭发出来，并且逐出党外。

一个月后，江青和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现身人民大会堂，说明“右派”是革命的新敌人，康生更进一步阐述：“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是把暗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揪出来。”他宣布刘少奇是曾经向国民党和日本投降的大叛徒，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是美国特务，也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彭真是特务叛徒，彭德怀里通外国，罗瑞卿从来也没有加入过党，是个特务分子。”贺龙是土匪、陆定一是蒋介石雇用的特务、谭震林（“现在有了确实的证据！”）是叛徒。正当康生即将结束他对一干前共产党领导的惊人指控之际，江青把身子往前探，高呼：“打倒邓小平！”康生立即又说邓小平是个逃兵。文化大革命针对的目标已经不再是“走资派”甚或“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变成了为敌人工作的特务。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泽东正式批准运动进行。他阅读了一份关于北京一家印刷厂的报告，中央警卫局的军队依照二月五日的通知内容，在这家印刷厂找到了二十多个在解放后潜入党内的敌方特务。

“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毛泽东把找出敌方特务的工作交给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则利用这场运动来除掉他们自己的敌人。他们在学校、工厂和政府办公室设置监牢，并且成立自己的起诉委员会，扮演法官、陪审团和创子手。

一如所有一党专政的国家一样，党内必须周期性地清除敌人，无论是真实的敌人或是假想敌，毕竟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段无止尽的肃清史。然而，这次运动的性质与以往的运动不同。文化大革命让党、政、军皆元气大伤，毛泽东向来不满意毫无秩序杂乱扩张的一党专政机制，因为权责重叠、利益冲突。他想要一个回应更积极的指挥系统，能让他的命令迅速执行且不受质疑。革命委员会于是诞生。他们将前所未有的庞大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人手上，并且受到军方支配。所有省级的革命委员会中，大约有半数都是以军方将领为首。这个人民共和国从一九六八年夏天起，开始变得像军事独裁国家。

* * *

清党运动在每个地方展开的确切时间不同，但在一九六八年夏天到一九六九年秋天期间进行得如火如荼，到处都查出了汉奸。上海的地下组织从一九二〇年代起便蓬勃发展，当地有数千名在解放前秘密入党的党员受到调查。由于共产党员和他们的敌人以往都曾经使用欺诈和双面交易的手段，特务经常变换效忠对象、捏造证据或使用假名达二十年以上，所以罗织叛党罪名的机会很多。被揭发的敌方组织共有三十九个，三千六百多人遭到关押、讯问和迫害。然而，在共产党占领上海后才入党或为政府工作的人也受到调查，总计一共有将近十七万人受尽折腾。这些人当中，有五千四百人因为自杀、遭殴打或处决身亡。

高层中也有受害者。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掌控市党委的二十名领导官员中，只有三个人没被指责为“叛徒、汉奸和走资派”。但是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平民百姓，任何以往与国外有联繋的人都成了可疑分子。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上海这个大都会的外国人数量仅次于纽约，外资也比伦敦或巴黎还要庞大，所以只要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都被牵连。举例来说，一位日内瓦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在一九二九年创立了上海音乐学院，不到十年，它就发展成了世界级的学术机构，吸引而来的国际人才都是像俄罗斯作曲家暨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这样的水准。陈又新担任这所学院的管弦系主任，同时也是上海市管弦乐队头几名中国籍成员之一，他从一栋摩天楼的屋顶跳楼自杀，民族音乐系主任沈知白同样自杀身亡。到了一九六八年底，这所音乐学院有超过十二人被逼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任何从事过国际贸易的人看来都很可疑。郑念被拖出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在党领导精心设计的批斗大会上，接受以往在她手下的员工质问。她的旧识被指为“外国情报员”，她以前的秘书是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逃到上海的诸多俄国人之一，这名女子也被揭发是为英国和苏联工作的双面间谍。大家都受到残酷无情的威胁、压迫、审问、羞辱，最后被迫对以往的同事做出最荒唐的指控。“所有指控加在一起，就是一齣拙劣的谍报戏，没有令人信服的主题、开头或结局。”郑念讥讽地写道。一名前会计主管明显情绪失控，以颤抖的声音承认自己是间谍，郑念承诺只要他不说出来，就会给他一大笔钱。郑念回到狱中后，接着就受到无止尽的审问，地点都在一间挂有毛泽东肖像的房间。漫长的审问过程中，郑念在俯视着她的毛泽东脸上看见了一抹志得意满的笑容。她在狱中最惨烈的日子才刚开始。

一九六八年夏天，北京大约有六万八千人被告发，超过四百名受害者遭殴打致死。在中学和大学里，迫害教师的人不再是红卫兵，而是换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多被划为“黑帮分子”或“反革命”的人当中，谁能获准重回教职？而谁又是真正的敌人？为了清党和分出敌友，教师、干部和学生被迫搬进宿舍，持续在互相监视下共同生活。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最先被挑出来接受公开批评，接着其他人也受到调查。

用来辨别阶级敌人的标准相当模煳。在学习班上误解一句出自红宝书的语录，就足以被控犯下反革命罪行。不过，这场运动真正的目标很快就显现了。在聂元梓于一九六六年六月时以大字报批判校方领导阶层的北京大学，那些与失势的校长曾经关系密切的人都被挑了出来。“事情愈来愈清楚，宣传队没有说出来的目标，就是要将原本受到陆平重用的教师和干部一举永久消灭。”陆平校长被指与彭真往来密切。有一次，一名沉默低调的实验语音学专家在学习班课堂上被指为反革命分子，每个人都为之震惊。宣传队长利用这个机会得意洋洋地宣告，一个人即使从来不谈政治，骨子里也有可能是敌人，而这种内在的罪行在无产阶级面前是无法掩饰的。

这样的压力对某些人而言太过沉重，难以承受。北京大学有二十三人自杀，其中一人喝杀虫剂，一人跳楼，多数受害者都是上吊。历史系有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毕生奉献给革命的忠贞党员，他和妻子一起服下过量的安眠药。他们被发现时一起躺在床上，衣着整齐，面容安详。一位古代史讲师被指控为间谍，其遗体在一间办公室被人发现，浑身是伤。系上还有一名行政人员自杀。北京和其他地方大专院校里的许多科系都传出了类似事件。

到了一九六九年春天，北京的受害者总数已经达到十万人。他们当中有“死忠资本家”、“反动资本家”、“间谍”、“叛徒”、“反革命”以及“反动知识分子”，但绝大多数都是社会边缘人，也就是那些因为阶级背景差而被眨到社会底层的人。

每个省的革命委员会都进行了清算，有时以虚构的罪名指控他们的敌人，偶尔也找代罪羔羊来补满定额，总是借着这次运动打压地方人民。虽然大多数被怀疑是阶级敌人的人都是在城市中被告发的，但各地县城也不落人后。河北省有七万六千多人在当局破获敌对组织后遭到关押，邱县有超过一千名受害者被囚禁，人数约占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一，县城有四十栋住屋被强制征收，因为当地监狱无法关押所有的嫌犯。有些人被拘禁了一周，有些人则一待就是好几个月。许多人被指控隶属于由台北控制的“新国民党”。县内各地都出现了刑讯室，受害者被迫招供，因此牵连了更多人。数百户人家遭到突击搜索以找出罪证，屋里的地板被掀开，一些墙壁也被打掉。革命委员会主任有一句简单的名言：“杀一把、抓一把，再处理一把。”有七百多人被逼死，一千三百一十六人终身伤残。

与此同时，农事荒废、产量骤降，使得半数当地人口生活在赤贫中。一项后来的调查揭露，整个事件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河北还查获了其他“新国民党”的分支。单单是在威县的一个村落，就有一百多名嫌犯被吊在梁柱上毒打。一些村民还被人以铁丝穿刺耳朵，绑在一起。柏各庄国营农场成立于一九五六年，位于该省港市唐山市郊，是收容十万名囚犯的劳改营，这里有数百名受害者被拖到一间讯问室，遭人以“七十酷刑”逼供。超过一百三十人死亡。即便此案在数年后翻案，部分遗体也未能找回。

尽管运动是由上层指引的，各行各业的人却都趁这个机会复仇或“替天行道”。在位于正定县南方，市容简朴的铁路枢纽石家庄，占优势的一方是高原的敌人。一九六九年五月，革委会每天平均收到三十八封告发信，是平时的两倍之多。新乐县革委会除了每天收到信件以外，还有大批人潮亲自登门告发自己的邻居或同事。在同样位于河北的抢州，有一个由二十名老妇组成的治安维持小组会有系统地检查胜利路所有居民的身分。她们表示，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查出“是否有可疑的人”。她们最后只查到一个独居男子隐瞒了自己以往的地主身分。

* * *

全中国共有两千多个县，而绝大多数的县都有超过一百人在这场阶级清理运动中被打死，或者被逼得自杀。有些县里死去的受害者多达四、五百人。一项估计指出，全广东省有四万人因为非自然因素而死亡。

像广东这样的边境区域，比其他地方更容易产生暴力事件。不只是因为当地邻近被视为敌国的国家，多了很多不稳定因素，这些地区也住有许多少数民族，而他们被怀疑对共产党有二心。在与越南、老挝[4]和缅甸接壤的副热带省分云南，政府将三分之一的人口划为“少数民族”，其中不少民族在历史上都经常跨越国界，往来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康生对这个地区的猜忌很深，并且指控省党委书记赵建民是“暗藏的叛徒”和“国民党的间谍”。公安部长谢富治曾经管理云南省直到一九五九年，因此他在这里有许多私人恩怨要解决，于是也支持康生。

一九六八年一月，在京西宾馆的一场会议上，康生指着赵建民说：“凭我革命四十多年的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毛主席和党领导有深刻的阶级仇恨。”这句话说完后，一场运动就此展开，目的是查出赵建民在云南的间谍网。数万人被牵连，其中有部分是少数民族。距离越南相当近的重要伊斯兰城镇沙甸被指为反革命据点，数百人遭到逮捕、羞辱、凌虐以及关押。到一九六九年为止，这场政治迫害在全省共造成一万七千人死亡，六万一千人终生伤残。

内蒙古也笼罩在一片猜忌的疑云之下。该省占有全中国十分之一以上的面积，与蒙古和苏联相邻。省内主要是一片黄土、沉积沙土和草原覆盖的高原。一九四七年，共产党在斯大林与红军的战略支持下夺得了这个地区的控制权，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共产党吸收了内蒙古人民党的党员，这个党是由苏联训练出来的蒙古人乌兰夫在一九三〇年代创立的。

有“蒙古王”之称的乌兰夫在当时成了省领导。然而，在大饥荒之后，极端集体化所引发的破坏程度显现出来，于是他开始疏远毛泽东，并且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严词批判大跃进。在内蒙古，他放松对人民公社的控制，也尽可能地避开了由刘少奇带头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勿忘阶级斗争”的口号疯狂盛行之际，乌兰夫则对阶级差异的存在表示质疑：“大多数牧民的脑子里，是没有阶级的，强行划分阶级太主观了。”一九六六年六月，他被召到北京出席多场会议，为期六周，令人筋疲力尽。七月二日，刘少奇和邓小平轮流痛斥乌兰夫，把所有想得到的罪名都加诸在他身上，从“利用生产取代阶级斗争”、“鼓吹民族分裂主义”、“搞独立王国”到“修正主义”和“反对毛主席”都有。乌兰夫的身影从此消失于众人眼前。

康生和谢富治在一九六八年初旧事重提，又针对内蒙古人民党的前成员发动了一场恐怖活动，那些前成员遭疑为间谍及叛徒。内蒙古人民党员大多是一般的蒙古农民与牧民，而他们却得承担这场运动带来的冲击。全省各地都出现了刑讯室，有将近八十万人遭到徒刑、审讯，并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对受害者的刑求手段，即便以文革的标准来看也极其恐怖，包括拔舌头、以钳子拔牙、挖掉眼睛、以烧热的铁在身体上烙印。妇女遭到性侵，她们的胸部、腹部和下体被人以用火烧红的手杖烫伤。男性则被人以皮鞭抽打背部，打得皮开肉绽，有时甚至深可见骨。还有几个人被活活烧死。

虽然蒙古族占全省人口不到百分之十，却占了受害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在部分地区，几乎每个蒙古人都被拘捕。呼和浩特铁路局的四百四十六名蒙古族员工里，只有两人没有遭到迫害。蒙古族的菁英——干部、管理人员、学者、技师——被大举消灭，蒙古语也禁止出现在任何出版物上。估计死亡总数从一万六千人到二万三千人都有，这场运动看来宛如种族灭绝。屠杀的主要煽动者是担任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将军滕海清。一九六九年五月，毛泽东下令要他收手，但他从未受到制裁。内蒙古进入军事控制状态，该省后来遭到分割，大部分土地被并入了邻近省分。

【注释】

[4] 即老挝。

第十五章 上山下乡

清

党运动的目标是肃清在文化大革命前混入党内的间谍和叛徒，整体来说对年轻人没有影响。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周恩来现身在天安门广场的讲台上盛赞各地革命委员会时，他心中的愿景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目标：学生应该“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到工厂、矿山、农村里去劳动。”

在学校和校园中，学生整个秋天都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协助下认真念书。但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传来了一份政令：“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人民日报》写道。毛泽东下令学生到乡下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这就是红卫兵的末日。接下来几个月，乡镇和城市中都没有年轻人了。随后的十年中，有数百万名学生被送到乡间的偏远地区。在北京，可以见到学生列队走向火车站，队伍长得看不到尽头，现场有人挥舞横幅，管乐队卖力演奏，人人笑容满面、全心期待。车站中挤满了学生、家长和朋友，“有的人拿着手提袋和脸盆走上火车，有的人则紧抓着窗缘，和窗里的人说话。”扩音器播放着革命歌曲，其中一首的歌词出自毛主席的红宝书：“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此之前，翟振华已经听过这段话上百次了，以往她的内心会为此充满骄傲，但是在前往延安那天，她觉得这话听来其实很讽刺。“世界是我们的？”她自问：“放屁！”

周恩来在九月号召学生向群众学习后，许多人就已经自动离开了。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坚贞信徒与忠实拥护者，有些人认为上山下乡对他们这个世代是一场真正的考验，因为他们是革命的红色继承人，是明日的领袖：他们可以在乡下磨练自己，为革命做出贡献。

被派到新疆、内蒙古和满洲等地军队农场的学生，对于能加入人民解放军都相当自豪。高原被征召入伍时，他觉得自己终于在履行自己的使命了。他的冬季军装是用最好的棉布制作的。“我对着大镜子欣赏自己。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现在，只差一颗红星，我就是真正的军人了。”其他志愿者则受到田园式的描绘所吸引，在这种描绘中，乡间被美化成美不胜收、生活富足的地方。曾经试图把自己的猫咪从红卫兵同伴手中救出的北京学生杨瑞，就对人称北大荒的满洲充满了期望：“在我想像中，这是一方遥远、神秘而令人神往的水土。辽阔的处女地，一望无边的雪山松林，小木屋，篝火，狩猎和滑雪，野兽出没，暗藏的敌人，夜间苏修特务偷越国界。”

有些学生非常向往直接和身为革命支柱的农民接触，甚至在运动开始进行之前，就先自己实行了。徐小棣和同是十六岁的朋友们，在一九六八年夏天从北京骑脚踏车到大兴县去做工，一天赚三毛钱。这个实验一个月后就结束了，因为村里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劳工关系复辟的传闻。

有些人并没有抱着那么多幻想，纯粹是太无聊了，因为他们一连数月都被关在宿舍里，也渴望有点新鲜的事做。

不过，反抗的人也不少。按照规定，流放下乡是永久的，学生必须把户口卡缴交到警察局，从此不能在城市中合法居住。他们失去了城市居民通常享有的补贴与优待，更遑论会因为与家人朋友永久分离而出现创伤。

在湖南，收到下乡命令的全部学生中，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假装不知情，希望运动会停止。许多家长拒绝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乡下，便恳求地方干部，或者运用关系向他们的长官说情。他们急着在孩子被送下乡之前，帮他们在地方政府单位或工厂中寻找工作机会。在襄阳县，每十个学生当中就有四个有这种情形。也有家长篡改身分文件，或者谎报孩子的名字。少数几个家长则是公然反抗：“我女儿是因为我的政治争议而受迫害，要被送到乡下去。但我并不是反革命，如果你们要我女儿下乡，就得还我清白，否则她一天都不会离开家，就算我得花大钱从黑市买粮食来养她也一样，我看你们要怎么办！”

学生的家人并不孤单。许多文化大革命时组成的群众组织和他们以前的成员还有联系，现在也帮忙将一些学生藏在城里，部分干部甚至断然拒绝服从上山下乡政策：“我宁愿做征兵工作十次，也不要把学生送到乡下一次。”

学生自己也挺身反抗，尤其是在第一批下放的学生走漏乡间生活的实情，并且传回城里之后。“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下乡，死了用担架抬去倒是可以。”一个反抗的学生是这么说的。

* * *

杨瑞一抵达满洲，她的幻想就破灭了。她被派去的地方没有什么白雪皑皑的高山和原始森林，只看见一片满是蚊子的大沼泽。那些蚊子又大又嗜血，轻轻松松地就能刺穿工装叮咬她。早上六点在田里开始工作，一周要作七天，而食物仅能勉强绷口。她必须走在一英尺深的泥泞中，用镰刀割大豆，整条田垅割完要走一、二英里。杨瑞还得向自己的身体开战，把体力用到极限，再突破极限。“这是考验，是审判，是战斗前线。”她这么想，生怕自己在田间被压垮。一开始她并不洗澡，因为当地没有公共澡堂，也没有私人浴室。发现头发上有虱子后，她学会在宿舍里赤身裸体，当着众人的面用铁盆洗澡。就连洗衣服都是苦差事，因为必须从井里打水，再用扁担挑回去。水冰冷得刺骨。

她算是幸运的。许多学生连一片遮风避雨的屋顶都没有。在湖北，下乡的学生中大约有一半是这样，很多人住在洞穴、破庙、猪舍或临时架起的棚屋里。在湖南省，每四个学生当中就有多达三人没有固定住所，比例惊人。有些人每隔几周就必须到别的地方落脚，有些人则只能住在无法挡风遮雨的棚屋里。理论上他们在分派到的农村里有居住津贴，但是地方干部通常会私吞这笔津贴。而政府透过提供购买木材的资金来弥补住房短缺时，村庄的领导又把钱挪来制造棺材。有一次，某户人家埋葬了一名亲戚，但是几天后又把棺材挖出来，将木板还给原本的补助对象。

家具也极度缺乏。在大跃进时期，为了增加钢铁产量，各地农民到处将树砍光，把木头放进自家的熔炉燃烧。湖南茂盛的森林被砍尽，只剩下光秃裸露的山头。长沙附近一座曾经苍翠茂密的森林，变成了一大片泥泞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个省完全尚未从漤伐造成的后果中恢复过来，而木材一直是稀有商品。要买一张床，就连在城市里都是个挑战，人民仅能将一些木板钉在一起充当床板。在湖北省天门县，有些学生没有床也没有蚊帐，“有的甚至连锅和碗都没有。”

在乡下，帮火堆添柴都是问题了，更别说制作家具。村民时时刻刻都在留意木材和草，打谷后剩余的谷壳也被拿来当作燃料。丘陵区的山丘因为在大跃进时遭到勐烈攻击而被称为“秃山”，当地村民得从家里走上五英里去采集树枝。

湖南并非特例。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加剧了山东省燃料短缺的情况，原本供平民使用的煤炭量被削减了三分之一。一九六八年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年轻学生被派下乡时，有些村民必须烧自己的家具，后来变成烧屋顶上的干草才能取暖。在莱西，甚至有木造的小桥被拆掉，噼成木柴丢进火堆里。也有猪因为草料被拿去当作燃料而饿死。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食物都相当缺乏，村民已经自身难保，更别提还要喂饱多出来的人。大饥荒本身在一九六二年已经大致结束，但是仍然持续令数千万人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就连城市中的食物也不够。一九六六年春天是大饥荒之后复苏的高峰期，此后的生活条件就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再度恶化。当时南京的肉类仍然是配给的，而市场中找得到的蔬菜不是发霉，就是腐烂。浩瀚的长江流经南京的西门，附近有很多湖泊，但是人民依然必须排队买鱼。常有人为了争夺水果而互殴，因为每天只送三、四公吨的水果到市场，平均每人只分得到几公克。

大部分乡下地区的状况更是恶劣得多。凌耿和他的同学在一九六六年秋天游历安徽与山东时，到处都看得见乞丐和游民，田野荒芜，树皮都被剥光了。“铁轨旁不时会看到尸体。”精确数字难以取得，但仅就山东省而言，一九六六年春季就有一千万人缺乏粮食。沧州有数千人因为因为饥荒而出现水肿现象——某些身体部位因为积水而肿胀。许多人卖掉了所有家产，包括衣服，最后只能在路上行乞。鄄城有些饥饿的灾民卖掉了自己的孩子。一年后，该省有一千四百万人挨饿。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村民从来没有摆脱过饥饿。

多数学生在乡下看到穷困无比的景象，都大吃一惊。家住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附近的文贯中被派到位于满洲的四平，这里在内战期间发生过非常惨烈的战事。在此之前，他的家人被迫拿出所有家产来换取食物，曾经一起瑟缩在空无一物的地板上吃饭，但乡下的赤贫仍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村民住在用草、麦杆和泥巴煳起来的小屋里。下雨时，这些小屋会慢慢崩解，融化在泥地里。一整个家庭只有一套衣服，只能赤身裸体地在村子里走动。仅有的食物，全都伴随着苍蝇和蛆。

数字可能很冰冷直接，但它们能表现出通常在个人访谈或回忆录中所缺少的比例概念。在湖南许多地方，最多有四分之三的下乡学生缺乏食物。在整个衡阳地区，有一万七千个年轻人被派到农村里，其中百分之八十三都在挨饿。

翟振华被发配到延安的一座窑洞里，延安这个革命摇篮，仅仅两年前还有热切的红卫兵排队参观毛泽东的旧居。此时她每天吃的是粟米包、一盘土豆和腌包心菜。肉类非常稀有，油则用得非常省。

一名被派到满洲的学生靠着吃烫包心菜、水煮土豆和甜菜根撑了下来。她抵达满洲后，有五个月的时间都没尝到油。冬季来袭，温度一下降到零下四十度，食堂供应的却只有汤，而且只是几片菜叶漂浮在有咸味的清汤里，每天供应三次。在整个北大荒，粗重的工作加上恶劣的饮食，造成每十名女学生当中就有九个人月经失调。

其他疾病也很常见。在江西和云南这两个大概是情况最差的下乡省分，来自上海的学生中每六人就有一人得到慢性病，从肝癌到心脏病都有。发配到中国北部的学生则因为长期缺碘而患有甲状腺肿大。有些疾病令人疲惫不堪，无法工作，生病、营养不良和工作表现不佳的情况不断加剧。

患病率的数据难以取得，但是，知识青年在湖南早逝的案例被形容为“不断发生”。死因据报有中毒、溺水和其他意外，更遑论还有自杀。暴力事件在乡下层出不穷，有些学生也卷入了村庄政治里，他们的尸体在路边被人发现。在由军方管理的生产队里，纪律非常严格，但是体罚相当常见，光是在云南就有超过一千名年轻学生被士兵殴打，其中两人死亡。

有少数人上书抗议他们所处的状态。湖南的一个年轻人还记得他在一九六九年被选出来下乡工作时的那份自豪。“现在呢？我只是在混日子罢了。我对书和报纸已经兴趣全无，对祖国的前途或人类的理想毫不关心。我只是机械式地做着吃饭、工作、再吃饭的动作，好像我变成了区区一头为了生活而工作的畜生。”

另一个年轻学生觉得自己遭到村民严重排斥，于是反复要求家乡的主管机关改判他终生在劳改营里服刑（他显然对牢狱生活完全没概念）。翟振华痛恨生命，形容自己是“多余而无意义的存在”。她说：“我的国家找不到更好的事让我们做，就把我们全都像粪土一样丢到乡下。农民不需要我们。我们是他们的负担，只会带给他们麻烦。”

起初，工作令人痛苦至极，对那些派到军方生产单位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日常生活那种全然的无聊乏味也同样折磨人。杨瑞描述她在满洲所住的沼泽地时写道：“村里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图书馆，没有乒乓球桌，连棋和扑克牌都没有。”有些学生设法拿到了书，有些则将电晶体组装成收音机，收听敌国的广播。有几个人出去猎食野狗或采集植物、莓果和坚果。也有一些人成群结队，夜晚时到田里去偷取食物。

女生很容易遇到危险。进入军方生产单位或者被成批派到乡下的，还能集体行动以策安全，但有许多人是单独成行，无人帮助，完全不知所措，而且经常任由村庄的领导摆布。在这个男性霸凌还能得到奖赏的一党专政国家，性侵早已是家常便饭，而离乡背井的学生现在就处在乡间权势阶层的最底端，在家乡得到的层层保护全数被剥夺。在安徽阜阳县的一个生产队里，有六名年轻女性遭到性侵，其中两名受害者自杀，一人发疯。

一些受害者或者单独、或者集体向更高层级的主管单位报案。有一封从湖北黄岗寄出的信，署名的是十个年轻女性，她们指出自己一到乡下，就被人调戏和性侵。有几个人怀了孕，被迫嫁给侵犯她们的人。但是总体而言，很少有女孩会投诉，就算有也无人理会，还有很多人更加遭到村民排斥，甚至有几个人被指控“行为不检”，诱使人性侵她们。

任何投诉顶多只能获得些许回应。一九七一年，湖南有几个加害者被枪毙，但是一如主管单位所言：“在某些地方，性侵和逼婚被当成一般男女关系的一部分。”当然，归咎于地方文化是一种规避责任的方式。实情是：权力高层没有人想要质疑毛泽东指派城市学生接受“群众再教育”的智慧。一九六八年决定派数百万年轻人下乡的是毛泽东，而一九七三年解救年轻人的行动，他也有份。福建的中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陈述他儿子在乡下承受的可怕状态，而毛泽东也在他的私人回函中表达了关切之意。他还慷慨地随信附赠三百元：“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

接下来便出现了一连串匆忙的动作。中南海召开紧急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而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姿态是含蓄地将事态怪罪给周。各地的性侵案件突然都重见天日了。在位于湖北、距离武汉西边只有六公里的天门县，一项彻底调查揭发了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间，有两百多名年轻女性遭到猥亵、性侵，或者如调查报告中的用词：被以其他方式“糟蹋”。有些受害者年仅十四岁。曾经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多年的副总理李先念亲自在报告的页边写下：“湖北省恐怕不是一个天门，其他县有没有？”湖北共有四十几个县，若以报告的数字推算，光是在该省便有至少八千名女性受害。

类似的报告也从中国其他地方呈到了北京。辽宁省揭发了三千四百件施暴或性侵案件，领导阶层怒不可遏，周恩来叫嚷道：“公安部要有动作！不能心软！”李先念大声疾呼：“杀了那些禽兽，否则我们无法安抚人民。”接下来的一年，湖北有超过五百人因为对年轻学生猥亵、施暴或性侵而被判刑，其中七人被判死刑。

情况有些许改善，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并未废除。每年仍有一百万名年轻学生被发配到乡下。就连毛泽东死后，仍然有许多人被困在乡间。有些人结了婚，有些人则无法取得城市居住证。一九六二至一九七八年间，总计约有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名学生被逐出城市。

* * *

被流放到乡间的不只是学生。一九四九年竹幕降下之后，新政权就开始挑出几类“可能威胁社会秩序和浪费公共资源的人”，整批逐出城市。娼妓、穷人和窃贼，还有数百万的难民和退伍军人，都被成批送到乡下，乡间因此成了不良分子的集中地。接下来这些年，户口登记制度严格控管了人民的迁徙状况，于是产生了一种猫捉老鼠的现象，有时还会赔上人命。在乡间，最有效的生存之道就是离开农村，移居到城市里。当局需要廉价劳力，所以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个庞大的下层阶级就此形成，这些人被交付肮脏、困难、有时也很危险的工作。移工的状态不稳定，随时都有被驱逐回乡的危险。偶尔会有扫荡行动，清除城市中没有正式身分文件的人。被抓到的人会被送回他们的村子，严重的累犯则会被发派到劳改营。

一九五八年正值大跃进的高峰期，工业生产量的目标数字持续上修，当时有超过一千五百万名村民移居城市。但是三年后国家破产，被遣送回乡下的有二千万人。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宣布学生应该上山下乡、向伟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学习的时候，也敦促党要清理阶级队伍，并且“要精简我们各单位的机构”，将精简出来的人员下放到乡间去加入生产。在此之前，有数百万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势，找到方法进入城市，现在总理则暗示，驱逐他们的时候到了。

这次流放的规模非常惊人，远超出一九六六年夏天红卫兵当权时的现象，当时全中国有大约四十万个家庭背景不佳的人被逐出城市。到一九七五年为止，仅仅是从上海迁走的就有大约三十三万人，这还不包括九十五万名学生。在一些比较小的城市，下放到乡间的平民人数其实比学生还多，比例是二比一。光是位于湖南南部丘陵地带、有数条河流汇流的零陵，就有三万五千名城市居民被驱逐到乡下，而学生则是一万七千名。在洞庭湖畔的衡阳，有三万个平民遭流放，人数是学生的两倍。每十人中就有九人在饥饿边缘徘徊不定，每月仅能靠十二公斤带壳的榖粮勉强度日，相当于一天不到一千卡路里，远低于国际救援组织认定生存所需的最低量——一千七百到一千九百卡路里，也就是每个月二十二到二十六公斤。

也有全家人都被放逐的案例，不管他们是否有能力生存。六十一岁的黄英被划为“反革命”，和他的岳母、妻子及女儿一起被送走。驼背的刘素材由于妻子有学习障碍，便由他负责照料年龄四岁到十四岁不等的四个小孩。他在乡下无法维持生活，大多数村民做苦工所挣得的食物都仅能勉强让自己煳口，更遑论要养活全家。刘素材不是个案，在湖南被下放的家庭中，大约有五分之一，负责养家的人无法赚得足够的工作点数来照顾其他成员，无论是孩童、病人、残障者或老人。在许多案例中，没有务农经验的人——小贩、工匠、机工、文书职员、教师——都直接被丢到乡下，任由他们和依靠他们生活的人自生自灭。

阶级背景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非常重要，然而，无法养活自己是个远比背景不良还要严重得多的污名。换言之，在这个社会中，贫困的人是被当成贱民看待的。国家经济处于萧条状态，于是政府便想把会造成资源消耗的人数减少。在中国许多地方，遭到流放的都是最弱势的族群，在河北的港市唐山，有数万名失业者及游民被迁出。

上海市当局甚至缺省要减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早在一九六八年四月，所有退休和因病休假的工人都被下令，若没有正式的阶级证明，就必须回到乡下，而且没有任何退休金或医疗支持。一年半之后，被遣返的人数已经超过六十万，当中包括学生和其他不良分子。这时又出现了一项新计划，提议将等待遣送的人数增加到三百五十万，数字非常惊人。所有医疗人员中有半数要被遣走，还有全部的失业者和退休人士，慢性病患也被列入名单。就连监狱都要迁到城市边界以外。这项计划并没有全面执行，但是上海的人口此后很多年都停滞在一千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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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歧途的干部也要下乡接受再教育，而他们被送去的地方是“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有一大部分的刺激来自一个二战时期便已经在延安开始萌发的愿景，当时每个人无论在战场上或工作上，都要与集体同进退，同时身兼军人、工人及学生。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写信给林彪称赞延安模式，鼓励人民学习不同的技能、为生产做出贡献。恰恰两年之后，为了纪念此事，黑龙江省成立了一座名为“五七干校”的劳动农场，“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和其他不守规定的官员要在这里劳动、生活，以及改过自新。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正式认可这项实验，并表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不到一周，《人民日报》便发文吹捧五七干校，呼吁全国效法黑龙江的榜样。

各处都成立了干部学校。曾经强迫教师和干部搬入宿舍，并且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监视下一起学习的北京大学也加入这股风潮，挑选了江西省鄱阳湖附近一片泥泞的狭长土地来成立干校。这个地方荒凉无比，与世隔绝，举目所见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地，上面均匀地覆盖着黄沙。在这个位于北京南方一千多公里的地方，宣传队可以在严密控管的环境下监视麻烦的知识分子和可疑干部。表现出对毛主席忠心不二的人就能被召回城市里，而冥顽不灵的就会被判永久流放。只有那些在清党运动中存留下来的教师和干部最可靠，可以留在校园中。

这所干校什么都没有，只有四座在荒地中搭起的临时棚屋。包括比较坚固的住屋在内，一切都要从头建起。工人用铁丝捆绑竹竿，嵌进以竹篾编织并涂上灰泥的墙壁。衣服披在绳索上晾干。屋顶会漏水，漏得最严重的地方必须放脸盆来接水。为了在暴风雨中保持身上干燥，大家都睡在绑在竹架上的塑胶布下方。较为坚固的砖造建筑渐渐完成，每一块砖头都是用铲子将硬黏土切下，再与水混合、压入木造长方体模型后在窑里烧成的。

干校由军方管理，每个人都被编入为数十人的班里，十个班便组成一个连。这里的纪律严格，工作严苛，一天的工时为九到十个小时，一周工作七天。连长总会找出新方法来考验大家，在下雨时指派户外工作，或者毫无理由地叫人把砖块搬来搬去。他们认为，让大家的日子尽可能难过是他们的职责，否则就无法达到透过劳动进行再教育的目标。干校中也有军事演习，有时候是在半夜进行。也有强迫参加的学习班，教师和干部会在早上集合起来学习毛泽东思想。

这里的人包含了一些全国最卓越的科学家、医师、工程师和哲学家，他们在远离自己办公室与实验室的地方，被迫做粗重的苦工、铲泥土、背砖头、采集树枝或搬运粪肥。有一次还动用了一位剑桥大学培养出来的数学家和一位在莫斯科大学写过博士论文的物理学家来杀一只猪。他们搞砸了工作，被那只愤怒的猪逃掉了，鲜血喷得到处都是。不过也不缺真心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某些受害者具有同一个信念，那就是他们必须成为社会上更具有生产力的一分子。乐黛云认同宣传队的目标，所以她“很少对我们所受的待遇感到愤慨”。有些人则认为这种单纯的生活可以脱离文化大革命的各种苦难，因此欣然接受。

并非所有人都如此镇定。面色蜡黄、呆若木鸡，已经不再被当成造反派英雄来崇拜的聂元梓，每天早上负责把笨重的尿桶拿去倒掉。与她誓不两立的敌人彭佩云，曾经是北京大学校长手下大权在握的党委副书记，也被派去做同样的苦工。宣传队亟欲摧毁她们的权力，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过的派系，其领袖在全国各地的干校里都遭到迫害。

大多数的干校都完全与社会隔绝。干校的工人偶尔可以去地方上的市场，或者短暂到城里采买食品和领取邮件，但是他们从没见过自己应该要仿效的模范工农兵。他们做的所有粗重工作也没有多大的用处，连养活自己都做不到，干校必须依靠大量补助才能维持运作，包括定期配给的榖粮、食用油、蔬菜和肉。

最重要的是，和被发配到乡下且返乡无望的大量平民与学生比较，被送到干校的政府官员是相对受到保障的。而且他们的人数也少得多。以甘肃省为例，一九七〇年春天时住在干校里的人数不到二万，占党内官员总数约百分之五，相较之下，被放逐到乡下的学生有五十万人。河北省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干部只有略多于三万二千人，他们大多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官员一样，在一九七〇年秋天获准重返自己的职位。

第十六章 预备开战

稀

稀疏疏地长着桦木与浓密矮树丛的达曼斯基岛，长度不到两公里，最宽的地方仅有八百公尺。这座岛位于中国与苏联的界河乌苏里江下游，中国人称她为“珍宝岛”。冬季时，她只高出结冰的江面顶多一公尺。褪去夏季红色皮毛、换上厚重灰棕色皮毛的东北马鹿，有时候会从家乡越过结冰的界河。这座岛屿是一处领土争议的焦点，因此该区域不断爆发冲突事件，中俄双方身着白色冬季制服的边界巡守员会拿船钩、猎熊矛和狼牙棒互相打斗。有几次，中国这一侧的河岸边停了一排卡车，几百名士兵下车暖身准备开打，同时扩音器还播放着军乐。

过去的冲突都没有用过重型武器，但一切在一九六九年三月改变了，长期积累的紧张局势当时来到了爆发点。三月二日那天，覆满白雪的岛屿燃起一片火海，数十名中国武装士兵在清晨越过江面的冰，占领了小岛，并且近距离朝对岸的苏俄边界哨站开火，人民解放军同时以迫击炮轰击敌方所在位置。这场交火持续了数小时，直到苏联援军抵达，并部署飞弹发射器以摧毁敌方，才宣告停火。

两周后的三月十五日，数千名士兵再度于达曼斯基岛上交战。然而这次苏联准备得更周全，出动了数十辆坦克车和装甲车来击退敌人。有数百人在战斗中阵亡。

中国从几个月前就开始策画达曼斯基岛战斗，目的是在边界冲突中重新取得主控权。整个行动都是从北京的京西宾馆指挥的，有一条专属电话线路联系宾馆与乌苏里江的军队，所有重要决策都由周恩来做主。但是，三月十五日的战斗过后，毛泽东介入了：“到此为止。不要再打了！”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那就是警告苏联，以及利用这场冲突，让国内的紧张局势升高。

这场边境冲突一结束，宣传机关便开始击起战鼓：“备战！”成了最常听到的口号。向来不避讳夸大的毛泽东宣布全国应该准备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两周后，毛泽东期待已久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他终于有机会推翻第八届大会在一九五六年九月所做的决定了。十三年前，党代表们低调地刻意不提及“社会主义高潮”，也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时的冒进，企图实现全国集体化的失败尝试。那次会议的召开时间恰好在赫鲁雪夫于一九五六年二月批判斯大林的半年后，所以他们也删去了宪法上所有提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并且批判个人崇拜。

毛泽东利用边境冲突所营造出来的好战氛围，严格规定在夜间搭乘军方专机到北京的与会代表必须保密。他们被指示不得跟任何人讨论这次大会。

林彪发表了政治综合情况报告，内容是由张春桥与姚文元在毛泽东的严谨指示下拟好的。这份报告赞扬文化大革命，也承诺会严加提防阶级敌人，绝不懈怠。周恩来则盛赞林彪这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要求正式提名他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新宪法明文规范“马列毛思想是指导党内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再度成为引导中国的意识形态。

大会的最后一天，一千五百名与会代表要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过程经过精心操纵，候选名单上的人数和必须选出的人数一致，所以他们全部都保证当选——除非超过半数代表在某个候选人的名字上打叉。边境冲突大大增加了军方人士出线掌权的机会，而候选人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来自陆海空三军。江青，还有康生、林彪及周恩来三人的妻子也都当选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不过后来她进行了一项秘密调查，想找出是哪十个代表没有投票给她。虽然江青顺利当选，但她所属的文化革命小组却开始逐渐停止运作，并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完全停摆。

* * *

随着林彪的权势达到高峰，中国也更加军事化。达曼斯基岛冲突之后的数个月，中国全民都动员备战。但是一九六九年八月中，发生了反击行动。在中苏两国七千公里长的边境另一端的新疆，有三百多名苏联士兵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突袭，深入打击敌人的领土，也歼灭了一个中国驻扎在边境的中队。

三月的达曼斯基岛冲突使莫斯科的领导阶层很不安，他们相当担心人民解放军会大规模入侵苏联领土。苏联的一些强硬派人士甚至主张有必要消除“中国的威胁”。苏联军队的官方媒体《红星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承诺以毁灭性的核爆来对付那些“现代野心家”。苏联在新疆执行了精准攻击而重新取得优势，接着开始加速为一场全面战争做准备。五天后，苏联大使在华府询问美国人，如果俄罗斯攻击中国的核能设施，美方会如何反应。整个过程中，苏联官方喉舌《真理报》一直呼吁全球必须了解，中国已经变得很危险。此时这两大核武强权之间似乎即将爆发一场全面战争。

毛泽东非常震惊。他从来没想过苏联会考虑发动战争。满洲的争议边界有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作为天然界线，但沿着新疆干旱沙漠延伸的广大边境则不同，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罗布泊核子试验场离边界并不远。此外，尽管有一项屯垦计划使数百万名汉族移民迁入这个区域，当地人绝大多数仍属于维吾尔、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及其他少数民族，国家意图将其畜群集体化的政策已经严重引发他们的不满，而且渴望实质独立。一九六二年大饥荒告终时，已经有六万四千多人越过边界进入苏联，其中包括带着小孩与少量家当的家庭。

该区域的苏联军队不但远比中方强大，而且还有中程飞弹支持。在短短几年前的一九六六年一月，苏联便已经和直接邻接新疆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订下联防协定，并派驻了一支军队。

诡谲的战云笼罩着北京。尽管高喊“备战”口号，但中国受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多年混乱严重冲击，根本无法打仗。林彪现在要求军费加倍。八月二十八日，中央委员会下令在与苏联及蒙古接壤的省分进行军事动员，并且宣布中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人民为苏联大举入侵做好准备。

在一切的背后，北京一反过去的强硬，大动作让步，同意与苏联商讨边界问题。但是即使苏联总理柯西金多次做出妥协以降低紧张情势，林彪和毛泽东仍然极度多疑。莫斯科的善意表现，被他们视为掩饰未来攻击的烟幕弹。他们惊慌到什么程度呢？一支苏联代表团预定在十月二十日抵达北京商讨边界问题，中共下令要党和军方的所有领导当天都离开北京，毛泽东自己则走避武汉，只有周恩来留下，与军方总参谋部的人员一起进驻市郊的地下指挥中心。早在十月十七日，林彪就从苏州某处地下碉堡发出“一号命令”，要所有军事单位高度戒备。一百万名士兵、四千架飞机和六百艘船舰在全国各地就定位。到了十月二十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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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整个族群的行动早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就已经开始了，遭到流放的包括阶级背景不好的家庭、没有资格在城市居住的农民、临时工、退休人士、残障者、年轻人以及大量干部。尽管如此，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此时仍然被利用来加快将数百万人撤往乡下的速度。政府进行了一场运动，要把非法从乡下回到城市的人抓出来；同时，被送去五七干校的员工的家眷，以及被指派要到乡下永久定居的整个家庭，现在都被赶出城市了。广东和福建到处可以见到难民大排长龙，手中提着装有蚊帐、脸盆及厨具的篮子和袋子。

留在城市中的人则要准备开战。上海和其他城市都向民众派发了小册子，说明飞机投炸弹是向前抛而不是垂直往下丢、核爆时该如何寻找掩蔽、如何挖掘战壕、如何用步枪射击飞机、建筑物中哪些部分可以避难、如何进行急救、如何灭火以及如何分辨敌机。城里也架起了大看板，上面画着苏联和美国战机、运输机与直升机的标志及剪影。

每个城市都很快就贴满了反苏及反美的海报。上海外滩有幅漫画的内容是布里玆涅夫从碎花帘幕后面探头出来参与和平谈判，但手里却偷偷捏着一根火柴，随时准备引爆一枚紧紧夹在他赤裸脚趾间的火箭。另一幅漫画描绘尼克森总统一边怂恿苏联领导人开战，一边怜爱地抚摸着一个地球仪。并非每个人都相信那些政治宣传。很多人都明白，边境冲突被利用来升高国内情势，以及严密管控地方人口。在河北邯郸进行的一项随机意见调查指出，有些居民还会公开质疑这一切动作的意义何在？因为双方军队只不过是彼此开了几枪而已。但是有些人真的陷入恐慌。那些担忧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当中，有部分逃往乡下，有的则完全相反，他们留在城市中，将所有家产变卖换钱，在世界末日的倒数时刻享用最后一顿美酒佳肴。在城市之外的地区，有些农民害怕自己养的牲口又遭强征，于是把所有的猪都宰了。在某几个地方，预期会开战的心理激发了疯狂抢购潮，商店里的电池和蠘烛被一扫而空。

还有少数人极度兴奋。有人贴出反革命标语，预言共产党会灭亡。某个县里的地下组织向当地人民发出武装动员令，主张“我们攻击北京的行动要与美、苏一致！”到处都有人掮风点火，大概是为了帮助敌军入侵。有些狂热分子甚至自愿为敌军效力。冯贵渊便是其中之一，他大胆宣告：“等苏联军队来了，我会去欢迎他们。”有些人则开始盘算摆脱共产主义之后的生活。在万全县，丈夫是地主的马玉娥便把她的孩子带去看那栋二十年前实施土地改革时，共产党从他们手中强行夺走的房子。彻底的绝望也发挥了作用。曾经充满理想、效法雷锋的学生翟振华，此时住在延安的窑洞里，她暗自希望战争爆发。“战争带来灾难，但也带来机会。我宁愿轰轰烈烈地死在战场上，也不要过他们给我的绝望生活。如果我死不了，中国的一切一定会在战后变得更好，我是这样想的。这无疑是很疯狂，但当时我就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

不过多数人还是确确实实地按照规定行动。工厂工人、政府雇员，甚至学童都接受了民防训练。在上海，可以见到孩童列队行进，一声哨音令下，立刻仆倒并遮住双眼，领队发出另一个信号，便起身继续行进，通常还乐在其中。其他人则拿着假的步枪加入。北京年轻人拿着木枪上演仿真街头枪战，每个战士胸前都别着帮助分辨敌友的纸片。士兵教导刚征召入伍的新兵如何使用枪械。晚间打开探照灯搜索则成了常态。

政府呼吁人民踊跃捐血。但最重要的是贡献力量挖掘战壕及防空洞。毛泽东号召大家“深挖洞、广积粮”。早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他就已经表示过：“我看还是房子地下挖洞，大约一丈左右深……所有房子都挖通，各家搞各家的，也不要国家出钱。”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逐街与俄军短兵相接，进行激烈的肉搏战，毛泽东受此启发，希望每座城市都为打巷战做好准备。他在一九七〇年与一位外国访客谈话时，也说明了所有建筑都会经由地道网络链接成一体，人民可以撤到防空洞中躲藏、学习、练习射击和骚扰敌军。

在北京，毛泽东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一年多来，北京不断进行建筑工程，城里到处是一堆堆的泥土和“多得令人无法置信”的砖块。百货公司和政府办公室里都挖掘了很深的地道，可以通往一个由复杂蔓延的狭窄信道和碉堡组成的地下世界，还有电梯可以搭乘。天安门广场立起了大型围板，遮蔽起重机和打桩机，因为军队被交付了一项重大任务，那就是将人民大会堂和这个地道迷宫链接起来。有工程师及军方监督的建设工程，进度都相当快，最后北京有了一座面积八十五平方公里的地下城市，里面有餐厅、诊所、学校、剧院和工厂，而且似乎还有一座轮鞋熘冰场。部分防空洞拥有能隔绝毒气的舱门和厚达三十公分的防辐射钢门。地下也储存了粮食和油，另有特殊农场种植只需少量光线便能存活的蕈类。

部分挖掘工程是与数年前开始的地铁工程一并进行的。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当天，为了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周年，第一条地铁开始试营运；起点是郊区的军营，终点则在北京车站。

但是，各处都有意外发生；当毫无工程知识，甚或不懂基本物理学的地方干部做出指令，而状况外的市民又盲目听从时，灾情更是严重。毕竟，延安精神称颂的是群众的集体智慧，而专业知识则被鄙视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在许多小型工程中，挖掘出来的沙土都只用独轮手推车运往街上倒掉。下大雨时，沙土就变成烂泥，导致脚踏车打滑、手推车翻倒、排水沟阻塞溢流。在上海的浦西，仅仅八条乾道组成的区域就沿路被倒了超过一百堆挖出来的泥土、沙、淤泥、瓦砾和腐坏的垃圾，总重量估计有三万公吨。每样东西都溅上泥巴，场面就像强大台风肆虐后进行清理的样子。全国各地许多街道上都能见到类似的景象。

只有重大的工程计划才会进行地质探勘，所以住宅遭到破坏的案例相当多。黄埔区在一九四三年归还给国民政府之前，一直由上海公共租界管辖，那里有数十栋住屋的地基因挖掘地道而严重受损，造成坍塌或龟裂。巩固工程没有做好的防空洞塌陷时，也会酿成致命事故，使一些工人被活埋，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学童也必须参与挖掘工作，当工地崩塌时，有些学童便窒息而死。

人民也必须捐献砖块。这种诡异的情况令人想起大跃进，当时全国各地的民宅都搭起了临时熔炉，以响应加倍产钢的号召。现在每个城镇都出现了临时砖窑，这么作是为了将挖掘出来的废土烧成砖块，用来巩固地下的防空洞。在北京，大堆的废土旁都搭起了泥砖窑，规定每个人都要上缴三十块砖。那些砖块上都印着反苏口号，这大概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上海，有一篇报导热切地指出，人民“主动拆掉了鸡舍和鱼池，有的把家里用来支撑床头柜脚、加固墙壁、埝高灶头、铺地坪的砖头都献了出来”。许多人也自愿提供煤炭供临时砖窑燃烧，而这些砖窑总共生产了七百万块砖头——还不包括从既有建筑回收或清理时取得的数量。

政府对清点伤亡人数这件事，并不若纪录砖块数量来得热切，但是伤亡必定时常发生，因为有些以沙、石块、耐火土或砖块搭建的砖窑倒塌或爆炸了。在上海尝试于一九七一年国庆日来临之际创下新的砖块产量纪录时，普陀区一座这样的设施发生内爆，有十二人遭到活埋或受伤。直到一九七五年，都还有人死于这类为巩固防空洞而搭的临时砖窑。

北京在这场鼹鼠大赛中领先，建成了全中国最庞大的地下网络。上海紧追在后，有如蜂巢般的地洞据说可容纳二百五十万人。河北省六座主要城市所挖掘的地道也足以庇护一百万人。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末，中国七十五座大城市中的地下防空洞，都能容纳各自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这些地道大多是人工挖掘的。

具有战略价值的山丘内部也挖了许多隧道，有些宽得足以容下几辆巴士。郎茂山位于山东省省会济南市郊外，这座山里的隧道宽八公尺，高七公尺，通往一个可以容纳超过一万公吨榖粮的地下储存设施。附近的万灵山深处有一座地下停车场，可以停放二百辆军用车。就连荒芜的甘肃省内陆深处，在一九七〇年末时也挖好了将近一百万平方公尺的地下网络。在地处偏远、与中国其他地区隔绝，数十年前被毛泽东相中且用来作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延安，翟振华和一些村里最优秀的工人就得不停地挖土，打通一座黄土山。

这些工程耗费了巨大的资源，而大部分都徒劳无功。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埃德加•斯诺在一次精心安排下造访了北京的防空洞。他被人带领着走过狭窄的廊道，来到一座全新的碉堡，还在那里接听了一通西哈努克亲王打来的电话，当时西哈努克由于在祖国柬埔寨被军事政变推翻而流亡北京。可是，战争一直没有爆发。这个错综复杂的地道网完工后，很快就被众人淡忘，还长满了真菌和害虫，最后，许多地道都封闭了。这个网络被视为军事机密，所以那些靠自己双手挖出地道的人是不得进入的。

几乎全中国的每一个大人小孩，都参与了防空洞的建设。对战争的恐惧促成了全国的团结。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内斗之后，国家非常需要这种情绪。这项工作让人民保持忙碌，疏散市民、挖掘战壕和囤积食物帮助大家超越了派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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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的学生当中，毛泽东向来是心思很敏锐的一个，他领悟到昔日导师所犯下其中一个最严重的错误——除了没能发现赫鲁雪夫后来会反咬他一口之外——就是没有一个可以应付敌人大规模入侵的全面疏散计划。直到德军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执行巴巴罗萨计划，在这场战争史上最大型的军事行动中派遣一百个师越过边界后，斯大林才任命了一个疏散委员会。在一项史无前例的后撤计划中，苏联有一千五百多家大型工厂被拆解并运往东方。那个夏天，火车将二百五十万名士兵送到西边的前线，回程时则将工业器械运到东边。想要在乌拉山脉、中亚及西伯利亚找到足够的建筑物来安置这些撤走的工厂，又是另一道考验，于是大量的机具一直在仓库里存放到一九四二年春天。这场工程极为浩大，但与德军占领的三万二千家工厂相较之下，撤走的数量其实非常少。尽管苏俄努力弥补，还是失去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力和很大一部分的工业。

毛泽东决意不重蹈覆辙。赫鲁雪夫于一九六四年垮台前，中苏之间的紧张情势升到高峰，双方都不断发出挑衅声明。这时毛泽东口头问起莫斯科会不会攻打他的国家：“苏联有没有可能派军队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与此同时，美国正提高投入越南战争的规模。毛泽东的解决之道，是在内陆——远离最有可能于战争时遭到攻击的海陆边界之处——进行“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的目标是在中国内陆建造完整的工业基础设施。一九六四至一九八〇年间，中国政府进行了一项大型计划，把一部分工厂迁到内陆最偏远、最不宜人居的地点，远离北部和沿海那些人口密集的平原。四川省是个富饶的盆地，四周围绕着绵延不绝的高耸山脉，因此经常被称为天然堡垒，这里就是三线建设的中心。不过，还有另一些多山区域也被选为开发地点，从山西、湖北一路延伸到横跨云南和贵州的高原地带。有些工厂整座拆迁，但多数时候只有一部分的机械和员工被迁到内陆，其他设施则从头开始建设。

攀枝花位于四川南端，这片险恶贫嵴的土地下蕴藏着大量矿产资源，在一九六五年之后建起了一座大钢铁厂。数万名建设工人从全国各地调派过来挖掘煤矿、铺设铁轨以及建造发电厂。从这座新钢铁城铺设铁路通往成都和昆明，必须凿穿一些隧道，光是这些铁路就耗资三十三亿元。有一名共青团员是一九六五年首批向攀枝花报到的人员之一，他说：“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连煮饭用的煤炭也没，山上只有不适合拿来烧的灌木丛……我们穿着仅有的一套衣服游荡，戴着一顶宽边帽遮阳，还带了一个水壶。至于交通，我们只有自己的两条腿。”然而，再多的困难也无法阻碍三线建设。急切的毛泽东对冶金工业部长说：“不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设好，我就睡不着。”他为建设资金不足而担心，便捐出了红宝书和其他著作的版税来支持这个计划。

一九六五年，国家重划了这座新城市的边界，将周围几座人民公社的八万多个农民纳入其行政管辖之下。那些农民备受压榨，当地的死亡率攀升至百分之十三，高得惊人。严峻的环境、军队般的纪律和执行计划的急迫程度，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一位研究三线建设的历史学家曾经指出，攀枝花和其他地方的建设都缺乏筹备阶段，从选址、规划到建设都是临时决定的，这种做法会产生损失庞大的错误，需要不断进行改正措施来补救。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三线建设的许多工程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摆，交通中断也导致攀枝花的工程断断续续。但是一九六九年爆发达曼斯基岛冲突之后，又涌入了新一波的投资，还动用了数十万名临时工进行人海战术，透过铁路网将内陆的其他部分链接起来。在运动的高峰期，政府利用对战争的恐惧驱策劳动人民卖力工作，每一公尺铁轨最多动用到两名工人来铺设。

几百家工厂在内陆各处的高山上创建起来。位于湖北西部深处的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超过一百四十家工厂和研究机构协助生产。许多与第二汽车制造厂有关的工厂遍布在该区，制造轮胎、橡胶、涂料和汽车零件。有些工厂位于狭窄的谷地，有些则在山上挖出来的巨大洞窟里，即使有了新的铁路，也经常难以进行交通运输。

三线建设把大约六十万名工人带到了这个区域，将当地的总人口提升到四百万，随之而来的压力让地方难以承受。十堰本身仅有五百名店员，却要服务二十万人。他们的工作程序反复无常，每天卖的物品都有限制。举例来说，某个周一早上他们卖胶鞋，但是只有三十八号，想买大一号的顾客，只能隔天再光顾。能买到鞋的人都算幸运。这里严重短缺物资，有些新工厂的工人根本没鞋子可穿。灯泡、热水瓶、毛巾、袜子、罐头和脸盆的供应量也不足，电话线只够接通百分之六的电话。在远安县城，一段一百公尺长的大街道路上，只有一个灯泡凄凉地挂在那儿。不过，三线建设的工人仍然享有优于当地农民的特权。住在新工厂附近的农民，发现自己原本就已经很恶劣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差了，因为一切都被挪用去支持战备计划。一些小村子连火柴都没有，有些则缺少修缮简易水车所需要的铁钉。

食物也是问题，而且因为许多三线建设的工厂刻意选在偏远的地方而更形恶化。有些食堂——例如第二汽车制造厂附近的那些——提供的餐点只有煮水饺和萝卜汤。蔬菜供应短缺，工人通常只有一点点酱油可以沾包子或水饺。肉类是奢侈品，除了庆祝农历新年之外，鲜少能见到。

湖北西部是偏远内陆的一部分，但是就连中国较为先进的地区也备受类似的问题所困扰。一线建设位于边境和沿海地区，从满洲的工业带延伸到天津、上海等等东岸主要沿海城市。二线建设则是在国内其他地区，而这些地区同样也被迫进入战备模式，城市的工厂往内陆迁移了数百公里。邯郸位于河北南部，距离天津不到五百公里，在那里的某些区域，新工厂的所有工人都只吃得到清汤配几条腌瓜，有些工人谈起食堂中的食物价钱时说道：“我们挣的是社会主义的钱，吃的是资本主义的食物。”当地没有商店，因为工厂是策略性地设置在偏远乡间。工人必须以物易物，向村民换取香烟。若要购买更实用的物品——譬如鞋子——就必须远道前往大约三十公里外的县城。

三线建设的规模非常惊人，内陆设立了大约一千八百家工厂来进行战备作业。一位学者曾指出，在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一年之间，中国的工业投资约有三分之二投入了这个计划，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经济政策就是以它为主体。这项计划充其量只为内陆的交通运输系统打下了基础，但是如此大规模的计划，即便规划良好、执行周全，也仍需要耗费钜资，因为地点偏远分散，而且高山上和狭窄谷地里的地形都很崎岖。计划匆促执行、疯狂赶工，而且是在大灾难即将来临的氛围中进行的。一位研究三线建设的专家写道：“我们手上的资料显示，几乎每一项计划都不断追加成本和延期完工，因为没有做好充分的事前准备。”一九七〇年七月，第一座铸钢熔炉终于在攀枝花开工冶炼，但是其他三座炼钢厂到了一九八〇年代都还在兴建。位于甘肃省酒泉的炼钢厂，厂房设计更改了六次，然而，尽管投入了超过十亿元，它也是到了二十七年后才开始产钢。其他计划同样浪费了巨大的金额。有几名经济学家计算出，光是因为支持三线建设而损失的生产力，就耗费了国家数千亿元，因为它的优先地位占用了其他地方亟需的投资经费。这可能是整个二十世纪以来，一党专政国家在资金分配上造成最大损耗的案例。就经济发展而言，三线建设是仅次于大跃进的一场灾难。

第十七章 学大寨

一

九六九年四月，当第九届全国党代表大会进行到最后一天时，必须选出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一位当选者是不识字的农民，他的皮肤黝黑粗糙，鬅渣多日未剃，名字叫做陈永贵。所有委员后来都认得了他的注册商标——他总是紧紧包着一条白麻头巾，用来挡阳光。六年前，陈永贵的村子毁于一场洪水，但是他不愿意接受政府任何援助，他号召村子里的人，全凭意志力让村子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大粮仓。“大寨”，这个位于中国北方贫瘠黄土高原上的小地方，很快便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天是毛泽东的寿诞——陈永贵获邀到北京与毛主席共餐，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这句话决定了未来十五年间的农业政策，就像工业政策被定调为“三线建设”一样。

大寨表现的是“人定胜天”这个毛泽东一直引为圭臬的想法。它最重要的意思是要靠自己、自力更生。陈永贵坚持“三不要”的原则——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

自力更生并不是什么新念头，早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就看到了快速工业化的关键，就是要用劳力取代资本。他曾经宣称：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资产就是数以上千万计的劳动人口。毕竟，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唯一动力。当时的政治宣传里早就写明了：“集体力量大，祖先要用几千年做的，他们花几个月就可以达成。”村民一变成为庞大军队中的士卒，他们列队走进人民公社，接受军训一样的生活，并听从地方干部的指挥。

大跃进这场实验带来的只是灾难，但是自力更生的概念还是遍地开花、深植人民的脑中，尤其是在苏联取消许多大型建设项目，又冻结了转移精良尖端军事技术之后。一九六四年时，中国的盟友已经很少，而两年之后，又因为推展文化大革命，在国际间被孤立的情况更加严重。自力更生变成一个很方便的借口，叫人民自生自灭。人民被教导要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力量。大量劳动力再一次被用来填补资本的不足。“大寨”成了典范，因为国家现在要求农民把荒芜的土地变成肥沃的田野——而且不能靠国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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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位于北京的西南面约三百五十公里外，就在赤贫的山西省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四周都是干涸的河谷和陡峭的高山，但就是这个地方成为毛主席心目中的模范公社。这个村子在一年内吸引了数十万名访客，很多人都是来吸取革命经验，学习自力更生、如何与大自然对抗以及完全平等的理念。这里有数不尽的海报，画着陈永贵和村民们一起在田野间劳动，把荒凉的山区变成梯田。还有报纸、杂志记者和电影制作团队，跟着村民、报导他们的日常工作——种苹果、胡桃和桑椹，养蚕、养蜂、照顾鸡和把猪养肥——而这些全部都不靠政府的补助。在政治宣传里，大寨的所有村民都享有免费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到了一九六八年，已经大约有一百三十万人到访过大寨，那里现在有一个演讲厅、一个专供访客用餐的餐厅和旅馆，可以安顿所有的游客——包括外国贵宾和友邦国家的高阶外交官员。其实大寨就是重新回到大跃进的路线。大寨里的所有东西都被公社化了。

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号召人民跟随大寨路线，内容就重提了大跃进的口号——“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大跃进时的狂热再一次出现在大寨模式里，农民不仅白天要工作，夜晚也不得停歇，不管刮风、下雨或是下雪。若是以物质作为诱因，会遭到唾弃，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热诚和无尽的政治宣传，工作场所都装了喇叭，在村民休息时播放音乐和歌曲。和大跃进时一样，人民要完成一个接着一个的基础建设，大跃进时是冬天要挖蓄水池、夏天产钢，大寨模式则是移山、挖隧道、开运河，无私奉献为大家。一九五八年时的口号是“三年困难艰苦奋斗，改变中国面貌”，而一九六四年的口号则是“苦干三年鼓劲干，定叫瓦瓷变大寨”。全国各地的上千个土坡上，都有用石头砌成的“学大寨”几个字，和大跃进时山上刻著称赞大跃进的大型标语一样。陈永贵自己也走在大跃进的旗帜下，要确保所有的私有财产都收归公社化。即使在一九六一年之后，全国重入了自留地，大寨里却没有任何一块私有的土地。

但是在文革的头两年，大寨还不过只是纸上谈兵。一九五八年，毛泽东确保了全党团结一心支持大跃进，一九六六年，他忙于斗垮党内的其他人，利用人民打击党内一切真实或者凭空想像出来的政敌。

这并不是因为红卫兵里没有人真心相信这个理念。毕竟，文革在一开始时就主张这是一个打倒“赫鲁雪夫之类的走资派修正主义者”的运动。红色八月时，红卫兵遍布在各大城市，甚至还有些激进的学生前进到周围的乡下，去攻击一切“资本主义”的遗害。例如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也就是是林彪在天安门广场上号召打倒旧世界的同一天——南京的学生们就强行将属于市郊农民的所有自留地公社化了。

随后的几个月虽然事件频仍，但是，乡间的暴力事件一般还是局限于主要城镇附近的村子里。例如高原和他的朋友前往正定市的几个小村庄——离主要公路大概要走一小时——只是为了看到地方领导已经开始揪出所有的坏分子。旧地主、富农和其他阶级敌人都要比其他人早起，上街扫地。“他们都戴着黑臂章，上面用白字写着他们的身分，所以一眼就能够认出他们。”

在乡下的其他地方，也有些红卫兵会破坏庙宇、砍伐风水树和销毁黄历，以及其他和迷信有关的东西。不过大部分受害的村子都离城市不远、在铁路线上或是主要道路旁边。大部分乡下地方都只被城镇的骚乱扫到一点点。

毛泽东心知，革命若要成功，城市的粮食供应一定要稳定，所以并不打算把乡下也搞得天翻地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政府规定文化大革命只限于县城和大城市，学生和红卫兵均不得在村子里作乱。周恩来就曾经在红卫兵的代表面前说过：“我们既要革命，也要生产……不然我们吃什么？”

不过，到了一九六七年，当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陷入内战时，各派系都试着要从附近的乡下招募更多人加入战斗。在湖南的双峰，就有人叫来一些农民，聚集在县城里批斗保皇党，除了平时的工分之外，这些农民还可以领取额外的两毛钱。很多村民都异常雀跃，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就像要去赴盛会一样。他们还带了自己的积蓄，批斗完党委之后，就一哄而散，去买新毛巾和小镜子。

在湖南的其他地方，如果派系斗争扩散到乡下，通常结局都相当悲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文革小组推翻了对于长沙造反派的判决。长沙造反派是一群叫作“湘江风雷”的乌合之众，在全省都有支持者。几天之后，他们的支持者获得了北京的肯定，因而受到鼓舞，计划在道县重重地打击敌人——一群受到地方官员和民兵支持的强大组织。被打败的派系散播谣言说：大报复即将来临，一场腥风血雨便在乡间展开。他们宣称“湘江风雷”都是一群坏分子，包括旧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或女儿，这些人都和蒋介石里应外合，打算和蒋的国民党军队一起反攻大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将近五千人因为出身于错误的阶级背景而遭到屠杀，甚至有些被害者还只是婴儿。道县事件只是个特例，但是根据一位专家的说法（他是乡间大屠杀事件的专家），在中国乡下，光是文革期间就有超过四十万人被有计划地杀害了。凶手不是红卫兵，而是邻居之间互相残杀。

许多这类暴行都只限于少数几省，主要是广东、广西和湖南。而且即使是在这些地方，也有很多村庄只是开开批斗会、斗斗坏分子，要他们戴着高帽子游街之类文革时期的家常便饭，绝少有民兵之间爆发大规模屠杀。比起大跃进时有上千万的人被打、过劳和饿死，文革的头几年大概都避开了。

但是，村民们也不是只会坐山观虎斗，旁观城里乱得像翻了锅。他们也有许多不满。其中最大的不满，大概就是大跃进时的极端公社化了。砖块、家倶和工具都被征收去赶建大饭堂。在一些人民公社里，几乎是所有私有财产都被废除了，连人民身上的衣服都要收归公社。锅碗瓢盆全部充公，防范村民在食堂外自己开伙。一整排房子都被拆了，空地被用来堆肥、建宿舍、重新安置村民、修直道路，或只是留着，以待将来有更好的用途，或甚至只是为了找原本住在这里的人的麻烦。为了提升国家的钢铁产量，家用工具和农具都被丢进熔炉里，但产出的却只是无用的铁渣。牲口数量大跌，除了动物都被宰杀后出口之外，也因为它们都染病、或是饿死了。祖坟被夷平，空地被清出来耕作，墓碑则被拿来供灌溉系统之用。为了让已经极度疲乏的劳动力还要继续服从，地方干部只好用强迫、恐怖和暴力的统治方式，迫使他们工作。

其实，在大跃进的饥荒过后，人民公社对于农民的权威已经大减，但是农民依然怨恨国家垅断粮食销售。他们想要重新掌握对于自己农作物的控制权。他们想要拥有土地，也想要重新享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自从一九五五年引入户籍登记制度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这个权利。他们还想要做贸易。在某些乡下地方，文革的混乱让农民有机会重获一些在共产主义下失去的自由。因为很多政府官员受到北京所发起的政治斗争的牵连，有些人还在挣扎求生。乡间过去很少进行有系统的调查，不过党的档案库里还是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资料。一项对于陕西省三十个县的全面调查指出，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地方市场，开办时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官方的监管。国家就这样失权了。在乡间，有一些地方交易的规模甚至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在引镇和三桥——两者都是离省会并不远的村庄——光是木材的黑市交易量，一天就有约三万元。窗、门和棺木的交易活络，利润也不容小觑，等待交易的人龙长得阻塞了交通。还有多达一百名农民组成的小组上山砍树，完全不依照国家的计划行事。这样的情势早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天便已开始，因为文革使地方政府部门一直疲于奔命。

在耀县的县城里，每天都有超过一万人上市场，街上挤满熙来攘往的小贩。有时候这是获得许可的，但是他们也卖许多配给物品，这就完全违反国家的垅断粮食政策了。依照估计，一天下来，这里就卖了二点五吨地瓜和几百公斤花生。一个市场里可能有多达八十辆单车易手，有数十个流动小贩或者零售商人根本没有许可证。在富平县，有些市场完全没有受到管制，无照医生、牙医和私宰屠户都在这些地方做生意。这里卖纸钱、电池、灯泡、染料和煤块，而且市场相当蓬勃，直到一九六六年才遭到取缔。

富平和其他地方一样，黑市贸易在大跃进的饥荒期间非常兴盛，不过，随着饥荒过后经济慢慢复苏，黑市就跟着消失了。到了文革期间，因为红卫兵瘫痪了交通运输，妨碍到地方经济，于是黑市再度出现，但是这次不再是鬼鬼祟祟的、一见到警察便四处逃散了，现在许多黑市小贩的胆子都大了，会公然拒捕。市场稽查员也无力干涉，因为只要他们多问了这些小贩两句，立刻就会有一堆同情小贩的旁观者聚集过来、包围住他们。有些小贩还联合起来，不让任何政府官员妨碍他们做生意。在宝鸡市，甚至有一位稽查员被愤怒的民众打死。

不只是像陕西省这样贫困的内陆省分会出现黑市，在文革水深火热的当下，沿海城市的黑市也大行其道。在广州，所有地下工厂都是为了供给黑市需求而出现的。商人卖的不只是粮食或是香烛这类配给物品或者违禁物品，任何人只要付得出现金，都可以买到汽油、黄金、武器、弹药、爆裂物和炸药。

乡村民众也利用政治斗争来争取更多的自留地。我们很难找到证据，不过在一九六七年的春天，陕西省定边县的某些农民，手上的自留地已经多了一倍。正常来说，每家其实只可以养几头牲口，但是也有农民艇而走险，买了多达五十头羊。在安康县，有些村民完全脱离了人民公社，他们决定自食其力，或是到城里碰碰运气。这种趋势十分明显，甚至可以说某些村子实际上已经是去公社化了（decollectivisation）。

去公社化的不是只有几个偏远的地方。甘肃也有几个人民公社瓦解了，村民利用他们新得到的自由让自留地翻倍，并增加牲口数量，江苏省也有些农民要求返还他们被政府没收的庙宇和祖祠，山西省则有些地方的人分掉了所有公社财产，并屠宰牲口，带到私有市场上卖掉。中央政府十分担心，只好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透过《人民日报》号召人民提防乡间的反革命势力，因为他们试图“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从革命人民手里夺权”。当务之急是乡下地方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春耕，有些地方根本是全部的人都无心播种。在关中地区，地方干部根本对于渭河下游河谷的肥沃地带毫无实权，只好要求军队介入。甚至还印了六百万份传单，用飞机在陕西四处散播，号召当地人民返回公社耕种。

但是党并没有打算对农民开战。大跃进期间，曾有一份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报告指出，乡间有人囤积粮食，毛泽东为此曾下令征收三分之一的粮食，远多于从前征粮的比例。他还要求举报那些无法达标的地区。甚至还额外腾出了一万六千辆货车来应付这项工作。干部们纷纷赶在村民把粮食吃掉之前收走粮食，“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成了当时的口号。接下来之所以会发生饥荒，强征粮食便是原因之一。

八年后——一九六七年五月，又有一份报告举发村民私藏口粮。不过毛主席不打算再重蹈覆辙了。他把弱点转化为优势，要求乡间广积粮食，加强村民自食其力的能力。他说：“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周恩来甚至跟着说：“农民总是农民，”因为“只要情况好一点，他们总是向资本主义发展，个体经济几千年了，集体才几年，个体经济习惯势力大。”这次政府没有再提高征收额，反而减少了要卖回乡间的粮食总量。大寨的自食其力精神，意味着国家不会有多余的粮食来接济任何人。

* * *

文化大革命要到一九六八年才扩展到乡间。革命委员会掌权后，很快就恢复了秩序。在浙江，掌权的是吴法宪支持的第二十路军，他是空军总司令，也是林彪的拥护者。军方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开始统领全省，不计其数与反对势力有关的人遭到肃清。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制实行大寨模式。为了“彻底粉碎中国赫鲁雪夫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第二十路军派了一支由一百名干部所组成的代表团，去山西向陈永贵学习。他们逐一向省里的每个人民公社推广自食其力的精神。首先是贴出了无数海报，然后是报纸报导、电台广播和纪录片。乡村也正式向资本主义宣战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浙江省用公费陆续再派遣三万名干部和农民去大寨。很多人回来后全然信服“大寨模式”。到了一九六九年底，已经有超过两百个村庄被封为模范公社。浙江和其他省分一样，都有自己的“大寨”，浙江的大寨叫作“南堡”。这个村庄在一九六九年七月被洪水夷平，但是南堡农民没有依靠国家的援助，在党书记李金荣的领导下重新振作起来。他们重建住屋、复垦稻田，倾尽一切努力达到经济独立。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的《人民日报》盛赞南堡是“人定胜天”的典范。也有超过一百六十万人从浙江各地来南堡参访。

有些地方却有点失控了。一些干部急着要重新回归集体经济，于是废除了自留地，甚至杀掉私有牲畜。整个省里有四分之一的生产小队又回到了大跃进时的极端公社化，他们把管帐的责任交给生产大队（也就是介于人民公社和生产小队之间，属于乡村第二层组织）。这个情况意味着农民们失去了控制分配收入的权力。在某些县里，竟然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生产小队都是这种情形，光是捡些柴火或是养只水牛，都会被批评为资本主义。

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其他地方也都可以看到，因为军方从一九六八年便开始向各地强制推销大寨模式。在甘肃省——也就是汪锋和刘澜涛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方——有超过七万七千公顷的自留地必须交回给公社，这大约是所有自留地的约三分之一。在某些县分——例如林肇、玉门和苏北——“所有自留地全部收回”。还有一些村庄，每棵树和牲口都重新回到公社手中。

这股浪潮（重新收归公社所有）自然引发了民众的反抗，例如农民就趁着东西还在自己手中时，抢着屠宰牲口或是砍伐树木。当人民公社要打击“资本主义歪风”的消息传出之后，村民们赶忙去追逐在泥砖屋之间乱窜的猪只，杀猪的哀鸣响彻街道。湖南的“每个园子都变成屠房，每个人的手都沾满血”，因为村民们都偷偷把肉烟熏腌制，藏在陶罐里，免得被别人看到。

其他省分也有这样的例子。在河北隆尧县，自留地只占所有土地的百分之六，但是，在一九六九年之前，连最后的一丁点地也被公社收回了。在正定县——高原和他的朋友们曾在文革时并肩作战的地方——到了一九六八年夏天，整个乡下似乎都恢复成大跃进时的状况。养猪养羊的农民被批评为“资本家”，所有制作堆肥的诱因都被废除了，连一棵树都被视为公有财产。在省里某些地方，大部分重要决策现在都必须由公社决定，不再是由农民作主。以前农民们在农闲时会做些副业，现在都被禁止了。有些干部甚至还没收了所有对集体经济没有直接贡献的用具。

重新公社化之后，粮食对国家的重要性也开始重新获得重视，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拿粮食当命根”。就像大跃进时一样，国家呼吁乡间的每个人都要生产粮食，其他农作物——不论是否比较适合当地水土——一律禁止种植。果树、茶树和草药都要砍掉，连蔬菜都被弃耕。比较适合放牧的草原也拿来改成粮田，有时候连牲口也要宰杀。如果是表土层单薄的土地，就下很重的肥料。不管土地多么贫瘠荒凉，人定胜天，死土里也能拉扯出口粮来。

每个地方都出现了梯田，就像陈永贵在大寨辟建了无数的灌溉河道和梯田，所以能够增加粮食产量。每个县也都要能够“从山上产粮，从湖里产粮”，不管气候，也不管地形，湖泊一律填平，森林就砍光，沙漠也要开垦，从蒙古草原到满洲沼泽地，都拼了命要效法大寨。全国上下都遵从教条般的一致性，在此可以举出盲目跟从的极端案例：有些地方干部甚至决定要在平原上堆出小山——只因为这样就可以像大寨一样开辟梯田了。

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后，“学大寨”运动更是加快了步伐，并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之间达到颠峰。学大寨模式现在等同于为战争作准备，每个区域都感受到提升粮食产量的压力，还要把多的存起来。

在延安，翟振华得帮忙在黄土山上辟出梯田。除了冬天土壤冻结的时期之外，这件事让村民忙上了一整年。在重庆，有一名妇女记得自己和其他农民被迫去开垦山上的荒地。大家都害怕被批评，所以没有人敢违抗。“我们在山上开辟梯田，搬来泥土和肥料。每寸空着的地面都要种种看。但是山上本来就不适合种田，那里只能长树。”

陡坡上都建了梯田——不顾因此会让大雨或是洪水造成水土流失。有些地方从山腰直接切到岩床。还有些地方只因一点小雨就会崩塌，而且全年都要维护，反而耗掉更多泥土。

连草地都变成农田。但是，如果硬要灌溉干燥的土地，其实会出现盐碱化现象，因为缺少雨水去溶解灌溉水里含有的盐分，最后会积在土里，大大降低地力。一位被送到劳改营开垦荒地的“国家敌人”，如此形容宁夏省的土地：

旷野上到处是一块块废弃的田地。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硝硷，像是肮脏的雪原，或像是披麻戴孝的孤儿。虽然经过多少次风吹雨淋，但是仍然能看到一条条如伤疤般、犁田后留下的痕迹，横七竖八的划在旷野的肌肤上。在这里，人类和自然一样受到了鞭笞：“学大寨”的结果是造出了更多的不毛之地，硝硷之地上，连一株草都不长。

还有其他地方的草地也变成一方方废土。张家口附近的坝上草原，原本是一片连绵无际的草地，风吹草低美景无限，但是却因大风沙而变成一大片焦黄的沙地。青海省约有六十七万公顷的绿草场被转作为粮田，但是很快也变成沙漠化，整个环境遭受了无法逆转的损伤。

湖水被抽干，河的上游都建了水坝，湿地被填平，一切都是为了学大寨。在湖北，有上百个湖泊消失了。最大的一个湖位于湖北和湖南之间，它原本有五十六万公顷，现在只剩下二十八万二千公顷。中国的第六大湖——云南的滇池——位于群山环抱之中，四周建有庙宇、佛塔和凉亭。十九世纪时，道士们从山岩中凿出走廊和洞穴，而在一九七〇年春天，军方动员了数十万人力想把这里的湿地填平。山被炸开、取出大石，然后把大石丢进湖里，用这种方式把湖变成稻田。这个工程是在省级革委会——也就是林彪的亲信——的领导、监督下进行。每天日出时分，军人就会叫农民列队到湖边，要他们挖坑、堆泥、搬石和开田，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以人工进行。像是快要开战的气氛为人民带来了压力，不同的工作队之间也要竞争，大家都要达到最高的工作目标。最后，湖虽然填平了，但是填平后的泥土根本太软、太湿，不适合耕种。人民只好再填上更多泥土，但是产量依然无法提高。生态平衡遭受永久伤害，清澈湛蓝的湖水也变成了一池浊泥，淹死了不少动物。一九六九年时的渔获量超过六百万吨，但是在十年后，只剩下十万吨出头。

全国各地都有军方积极介入推行大寨模式。他们极力鞭策可工作的劳动人口，把农民当作步兵一样对待，寻求提升产量。满洲某个由军方经营的国家农场里，所有人都必须在每天清晨三点半的哨声中起床，没有人敢稍显怠慢，否则就会被指控为不支持毛主席。每个人的表现都被记录下来，埝底的人会被公开批斗。年轻的上海学生南楚（音译）拿着装满堆肥的藤篮走向田间时，都要催促自己尽最大可能走快一点。汗水浸湿了她的衣服，寒冬中，咸咸的汗水在她的嘴角结成了冰，但是她并没有慢下来。湿透的衣服吹在寒风里很快就冻成了冰结的硬甲，随着她每走一步就喀喀作响。每个人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捱过这场运动：“我们的腰酸、腿疼、骨头都快散了，但是几个月来，我们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地方干部也尽全力要将劳力做最大的利用，矢志要在自己的辖区创造奇迹。他们都希望自己的村子变成下一个大寨，这样就可以获邀到北京见毛主席。如同一位农民所说的：“学大寨就是大跃进的延续。”

就像大跃进一样，“学大寨”也是一场欺上瞒下的伟大表演。大寨本身就是个骗局，里面的模范农民都只是毛主席笔下的一些不情愿的表演者而已。奇迹般的大丰收是假的，靠的是夸大了数字、再向别的村子借粮。灌溉系统也大多是人民解放军建造的。大寨非但不是自食其力，甚至还接受了巨额的补助，以及国家各种形式的援助。大寨所发生的事也在全国各地上演，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都浪费在示范工程上，从攀枝花的炼钢厂到滇池重垦的湿地都是如此。一位研究这场运动的著名学者曾说：“在历史上，这是罕见的‘政治压迫’和‘理念错置’的同时发生，甚至还以专制的方式决定事情的优先顺序和正确方式，于是造成了对于大自然的密集破坏、对环境的摧残，以及对人类的折磨。”

第十八章 大肃清卷土重来

在

一九六八年夏天到一九六九年秋天之间，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开始为共产党清理门户，用他们的权力肃清敌人。套句官方的说法是：“敌方特务、叛徒内奸已经渗透到党所设立的所有单位里面，假意遵循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他们昔日的错误遮掩起来。”这次运动要打击的是党员以往的叛党行为，整体而言，对于解放之前年龄还小的人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当时都还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的荼毒。这些现在还只是学生的人，只不过是被送到乡下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但是，这些解放后才出生的人，在政治上到底是不是真的可靠？人们还是十分存疑，尤其是文革以来出现的派系斗争那么复杂，群众组织又多得让人眼花撩乱。肃清党内敌人的运动在一九六九年底接近尾声，此时，又有一波新的运动开始了——这次是要揪出现在藏身于年轻人当中的敌人。北京当局宣称出现了一个叫作“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这让人想起一九六六年的五月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一项通知，揭发彭真把首都变成修正主义的大本营一事。

“五一六通知”是促使文革发动的党内文件，但是它在一年之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才公诸于世，在此之前一直是机密文件。在原始的通知中，毛主席指出，除了彭真之外还有其他修正主义分子“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一些红卫兵把这句话解读成周恩来正要失势，于是开始出现了把周恩来总理打成“反革命双重间谍”的大字报，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江青更带头试着要揭发周恩来。

毛主席插手保住了这位忠心的手下。几个月之后，八月上旬，对于总理的攻击再次遭到驳斥，并且展开了对五一六分子的猎巫行动，这些人现在被指为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八月二十三日火烧英国使馆之后，出现了一些详尽的行动纲领，钜细靡遗地指出各层面都存在有组织的阴谋，他们的地下党成员也几乎渗透到政府和军队的每个部门里了，使得猎巫行动愈形扩大。周恩来利用这次肃清的机会，打击了一些文革小组中他自己的政敌，打倒了几个江青的得力手下，包括鼓吹红卫兵到外交部夺权的王力。周恩来机警地让姚登山——他在外交部里挑起事端——成了火烧使馆一案的代罪羔羊，姚登山被打为“五一六集团”的“核心成员”。另外还有几十个人因受到打击而下台。

但是运动的高峰要到三年之后才出现。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现身人民大会堂，要演说地下组织带来的危机。他解释道：“五一六”只是一个名字，背后是个复杂无比的秘密组织，里面“既有国外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右派和坏分子。”就在两个月之后（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又发出了一份通知，将搜查对象扩大到所有犯下“左倾”或“右倾”错误、有违党路线的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外交部里，有超过一千个人在一九七〇年春天被揭发是五一六阴谋的支持者，占整个部门大概一半的职员。

这样看来，似乎到处都是反革命组织的成员。革命委员会利用这场阴谋来解决曾经在文革期间出言反抗的人，总共有上百万人受到牵连。在“僧将”许世友掌权的南京，一百万名居民中就有二万七千人成为运动的目标。许世友非常憎恶造反派，因此用反革命的名义竭力迫害他们。他会亲自审问重要的疑犯，为了取得口供，还曾经掌掴一名重要将领。南京大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教职员受到迫害，

数百人遭到徒刑，其中二十一人受迫害致死。南京林学院的每十位教师中，就有九人受害。曾经响应加入文革行列的人，现在的处境都很危险了，包括曾经到北京串联的学生、曾经批斗党干部的红卫兵、参加夺权的造反派，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曾经反对过许世友的人。

宋尔力（音译）便是曾经反对过许世友的其中一人，他在文革的高峰期还是个学生，曾经写过反对许世友的大字报。他的大学受到军方操控，而他毕业后被分派去的国家农场也归军方管理。他被迫写了一篇又一篇的自我批评。但是，在一九七〇年初，他又被送往一个“学习班”，该学习班的目的是为了查出五一六分子，也归军方管理。学习班不过是个监牢，军队里的长官给了他一份长长的名单，里面全都是被怀疑谋反的老师和学生。“一开始，我觉得这场运动非常奇怪。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五一六集团。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听过这件事。但更奇怪的是，我的同志一个接着一个地招供了。每个招供的人都要在整个学习班的群众大会上招一遍。”最后，嫌疑犯的名单包括了所有曾经公开发表反军方言论的人。看起来像是命运的大逆转似的，连支持许世友的造反派最后也被指为叛徒。“因为他们是造反派。军方不喜欢造反派。”

运动范围也不限于南京。整个江苏省都有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并因此受到迫害。有一个说法是，和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时被打为“右派”的人数比起来，这次的受害者是当时的二十倍之多。当时流行一句俗语：“五一六无处不在，亲戚朋友里都是。”在无锡，刚开始有三十位嫌疑人自白招认，最后扩大并牵连了至少一万一千人。这里跟其他的地方一样，被告都被迫要供出其他成员的名字。受了酷刑之后，他们便会招出自己捏造的嫌疑人名单，使得被告人数直线上升，甚至某些政府单位里所有的职员都被逮捕了。

江苏全省有超过二十五万人遭到运动所累，超过六千人在审问时受伤或甚至被打死。有些遭到指控的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牵连其他人。有一名女子把床单的一端绑在窗框上，另一端绕着自己的脖子，跳出窗外自杀。但是即使她死了，都还是被批评背叛了党。她的同僚则被迫参加批斗大会，一个接一个上台，承认是她引荐他们进入地下组织的。

江苏的情势十分险恶，不过军方在其他一些省分还是有遇到反对势力，他们也利用这场运动来根除敌人——不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假想敌。广西的韦国清纵容军队对付造反派，使得无数人遭到追捕。在上海，任何反对过张春桥的人，现在都被关到牢里了。对于曾经在文革中站出来的人，这场运动称得上是对他们的最后一场迫害。我们很难得到确实的统计数据，不过全国的受害者人数可能高达三百五十万人。

* * *

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被驱逐出党的一个月之后，刘少奇在单独徒刑的囚室中死去。当时他已经虚弱得下不了床，但是没有人替他梳洗、更衣或如厕。他满身褥疮、形容枯藁、一头长发又脏又乱。他的双腿肌肉都萎缩了，但是看守的人还是用约束带绑着他，防止他自杀。

刘少奇在一九六七年遭到逮捕，此后就不断被拉到群众批斗会上遭受殴打，他的糖尿病也无法得到医治，还罹患了肺炎。但是，直到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党都一直试着保他不死。毛主席让周恩来负责刘少奇一案，而周总理把这个旧日同僚斥为“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的尸体火化以后，周恩来在一场小型宴会上为自己“圆满完成任务”举杯庆贺。

但是还有很多会危害到党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于是周总理上书毛主席，指出必须果断行事，才能对付一小撮企图破坏国家战备的反革命分子。毛主席也同意了。于是，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发出呼吁，要打击所有的“反革命活动”——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几乎包含所有“破坏性”的活动。一周之后的二月五日，委员会再发出指令，表示所有“贪污”、“投机”和“浪费”一律要断然清除。这个指令非常含煳，里面的用词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只要在计划经济以外，从在黑市上卖一颗蛋，到在食堂里用太多油——都可以构成犯罪。这两场运动一直从由一九七〇年二月延续到十一月，而且时间大致上是重叠的，统称“一打三反”。这些共产党的话语，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的目的，就是要不留余地打击那些无法被纳入五一六阴谋的一般民众。

上百万人的生活因而遭到破坏。光是湖北就有十七万三千人被指为有嫌疑，并受到“反革命活动”的调查，另外还有二十万七千人被指控渎职、投机或是浪费。虽然这运动应该只维持了十个月，不过革命委员会在一九七一年又迫害了十万七千名“反革命分子”，另外还有二十四万人被控以经济犯罪。直到林彪死亡——一九七一年九月——时，个案已经累积到七十三万六千宗，相当惊人。虽然有些疑犯最后洗脱了嫌疑，但是这依然表示，在省里的每个村庄中，大约每五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在这场运动中受害。

跟五一六阴谋一样，很多被控的罪名都是凭空捏造的，其中一个好例子是《扬子江评论》。这份期刊创立于一九六七年，创刊者是一些造反派，都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还有一些人以年轻时的毛泽东为典范。他们渴望重返大跃进时期，在文革的高峰时期，还曾在武汉近郊推行严格的共产主义实验。他们废止了所有生产小队，确保所有和生产有关的事情都是由人民公社里的上级单位操控。所有私有牲口都要上缴，也再度恢复了大跃进之后废除的人民公社食堂。私有住屋都拆掉了，农民都被迫住进集体宿舍里。这个实验遭到了强烈的抵抗，地方上的军队也很快就出面制止。

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下令停止派系斗争，受到《扬子江评论》牵连的一乾造反派，也在当时命运底定。几周之内，武汉的省级革委会宣布这份刊物“反动至极”，有几名成员立刻遭到逮捕。不过，北京在一年之后——一九六九年九月——宣布《扬子江评论》是“一小撮内奸、间谍和反革命在背后操纵的大杂烩”，接着才加大了迫害的力度。原本的小组成员只有十几人，但是现在全省却有几千人受到追捕。到了一九七一年，在严打反革命的运动中，至少揪出了一万五千名《扬子江评论》的支持者，大部分人甚至连这个刊物的名字都没有听过。

不过大部分的受害人其实和文革里的派系政治都没有关系。在湖北，大约有八万九千名阶级背景欠佳者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这只是一九七一年的统计）。和其他地方一样，受运动波及的总是这群人，只要说他们曾经表示对党有所不满——也不管真伪——就足以使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他们之中有些人被指控在毛泽东的海报上戳了一个洞，有些人则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有人因为听了外国电台的广播而被逮捕。甚至有几百个子虚乌有的“通敌”地下组织被人识破。另外还有一些心怀不满的人与香港或澳门的亲戚联络，或是曾经写信给《真理报》——克里姆林宫的对外窗口。

其实只有很少数的罪犯被枪决，大部分人都被分派到“学习班”接受再教育，并且受到宣传队的严密监视，至于坚不悔改的人则送去劳改营。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些人愿意与权力对抗。曾经有一名男子被送到学习班再教育时说：“你办三年，我顽固三年，你办六年，我顽固六年。”

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有韧性。不论是因为无尽的骚扰、无情的审问或是当局所捏造出来的无稽指控，总有一些受害者会觉得生无可恋。单只在运动的头六周，全湖北省就有超过六百人自杀。

湖北或许是个特例，但其实甘肃的人数也差不多。在运动的前三个月，有超过二十二万五千人被批斗，相当于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到了一九七〇年底，总人数不断增加，直到三十二万人，也就是每五十人中就有一人。有些城镇还发起有组织的搜捕行动，一次出动就会抓走几百人。平凉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曾经在一天内就清查了三百九十三人。

就像在湖北一样，甘肃的自杀率非常高。关于自杀的报案系统非常混乱，而且地方部门也经常把事件淡化，所以我们得不到完整的数字。但是直到一九七〇年十月，自杀人数已经超过二千四百人了。光是在泾川这个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四十五人自杀了。

和其他地方一样，也一直不断的有“反革命”组织被揭发出来。成县查出了十六名“民主党”成员，和政县则有九个“救国党”的主要发起人被捕。当局夸口说，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之前，已经识破了超过两千个反革命组织、帮派和阴谋。到了这个阶段，连省级的革命委员会领导都不得不出声了，他们提出劝告，在指控这些组织时要谨慎，因为有些真的完全是捏造出来的。

不过，所有地方都一样，地方上的领导都热中于彼此较劲，揭发出更多的案子，以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忠诚。在位于旧丝路线上的武威（这是个内蒙边界的城市），因为抓了太多医生，连主要医院都快要面临关闭了。有五位药学专家被控“反革命”，其中一人是因为“喜欢自由”而被定罪。另一人的罪名是在一九六三年收听过一家外国电台广播。第三个人则在一九六六年被人偷听到在唱反动歌曲。连小孩都受到批斗和游街，因为他们在墙上涂鸦口号。要达成政绩的压力太大，就算下了判决，也可能在三周之内又被推翻不下十数次。官员动辄就把人关押、上缭铐或是动刑，用这些手段帮他们取得结果、达到定额。

* * *

对于乡下地方那些在土地上集体劳动的人来说，“学大寨”运动曾经承诺他们会变得丰盈和富足。这场运动打击贪污、投机和浪费，这是革命委员会用来实现这个远景的工具。“三反”是针对全国上下数以百万计的一般人民，针对他们曾经在文革期间利用混乱的局势谋取私利的行为，包括扩大自留地的贫穷村民，以及去黑市买了点菜的平民百姓，这个运动要完全摧毁那些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一九七一年十月间，被湖北省当局骚扰的受害者共有七十三万六千人，上述那些人就占了其中的四十四万七千人。在甘肃，头三个月被揪出来接受批斗的二十二万五千名疑犯中，他们占了十六万九千人。在巫山县一个超过四千人的镇里，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被当局怀疑参与黑市活动——不论是在固定的地方摆摊，或是沿街叫卖的小贩。当然，抓走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不过严打几个明显的目标杀鸡儆猴，就足以让当地民众屈服了。

严打的目标仍然是那些出身阶级背景不佳的人。他们不是被指为“反革命”，就是被打成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幕后黑手。在巫山县，有许多人涉及黑市交易，当局特别对准五十个“地主”、“富农”和其他阶级敌人。这并不是特例。据当局统计，全甘肃可以精确地统计出十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三个阶级成分不好的人，他们许多人都在破坏集体经济。省会兰州的官方媒体厉声指责他们颠覆社会主义道路：“在一些地方，一小撮还未经重新改造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疯狂的反对和破坏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走回资本主义的道路。农村里的资本主义倾向和经济挂帅的反革命歪风，还在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生产。”

在其他省分，也一样有号召肃清坏分子的呼吁。云南省当局指责那些只为了一己之利，隐身在贪污、挪用公款、投机、怠忽农作等罪行幕后的所有牛鬼蛇神。

社会边缘分子会因为违反计划经济而遭受处罚，即使罪行非常轻微。不过官员也会因为“奉行资本主义路线”而被革除。在甘肃省的和政、广和两县，这样的人占所有政府职员的十分之一。其他省分也有类似的肃清行动。河北省有四万五千名干部因为受到怀疑而接受全面调查，在管理贸易和商业行为的官僚中，这占了六分之一。有数千人遭到逮捕、革职或是降级。

* * *

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九大”之后，随即发生肃清行动，这次肃清到底牵连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光是搜捕五一六分子，已经波及了三百五十万人之多。不过，最凶险的运动显然是“一打三反”，因为它要打击的目标太含煳不清，所以任何一个革委会都可以用它来排除异己。如果湖北和甘肃的数字可以代表全国，那么表示每五十人之中就有一人曾经受过批斗，换算起来，就是八亿多人的总人口中，有一千六百万人受过批斗。并非所有被正式调查的个案都会被指为“反革命”，有很多案子只有一部分人被定罪，其中又只有极少数人被枪决。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经历了多次腥风血雨，也执行了数以十万计的死刑。在一九五〇年十月至一九五一年十月之间，国家处决的人数介于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人之间。虽然死刑名额的上限定在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但是南方有很多地方是这个数额的两倍。然而，经过二十年之后，革命委员会判决死刑时的确比较有节制，大约只有数万宗。在甘肃，一九七〇年四月之前被枪决的人数大概只略多于二百人，还不到被定罪（不管罪名为何）人数的百分之一。大部分嫌疑犯是自杀的，自杀的人数是被处刑者的七倍。这些肃清运动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清除政权的敌人——不论是真实存在的敌人或是假想敌——而是要尽可能的恐吓最多的人。最终的目标是要让人民被驯服得不知反抗，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安上一个罪名。

第十九章 继任人之死

刘

少奇的遗体在深夜里偷偷的被火化了，用的还是假名。因为对外说这是一具“带有高度传染性病人的尸体”，所以只有两个工人处理他的火化过程。毛泽东生前从来不曾对外公开过刘少奇的死讯，但是很快的，大家就开始争议是谁要取代他、接任国家的领导。

林彪身为国家的第二把交椅，自然心想这个位置除了他之外应该不作第二人想。但是为了避免冒犯毛主席，他必须谨防自己显出野心勃勃的样子，甚至必须装作对这个位置无欲无求。在中国，不论是党或是国家的领导人，正式的职衔都是“主席”。林彪知道只能有一个“主席”。

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时必须肩负起许多象征性的仪式责任，毛主席对此甚为不喜，甚至不想再承担这个职位，所以他在一九五九年便卸下国家主席一职，交给刘少奇。一九四九年时——也就是十年前——掌管外交礼节的首长曾经劝毛主席遵从国际惯例，穿着深色西装和黑皮鞋，他因此而被革职。最后在文革期间以自杀收场。毛主席喜爱自由，绝不受到时间表、惯例或是仪式的束缚。

另一方面，毛主席开始对林彪起了疑心。在一九六九年十月，领导阶层曾经仓皇疏散，撤离北京以防止苏联突袭，林彪紧接着在苏州的某个碉堡发布“第一号命令”，将军队的戒备状态提升为红色警戒。他调动了一百万名士兵驻守全国的战略重地，还有数千台坦克、战机和战舰在后方支持。这道军令很快就被撤销了，因为这件事清楚显示了指挥阶层中有人越俎代庖，完全未向毛主席禀报，而毛主席也因权力遭到僭越而大为震怒。其实从来没有人搞清楚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但是毛泽东一定发觉到他的第二把交椅竟然可以如此轻易地接掌军队，所以如果有一天林彪要背叛他的话，根本易如反掌。

毛泽东需要林彪，但是也要压制他多年来在军中扶植派系、党同伐异而日益增长的势力。但是林彪在“九大”上大获全胜，在即将向苏联或是美国开战的紧张气氛下，整个国家全面军事化了，军队不仅接管了政府，还掌控着经济。林彪带领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其实这也代表人人要向军队学习。毛泽东自己的周围总是不乏士兵围绕，但他其实也怀疑士兵们是不是真的对上级毫无隐瞒。他憎恶军队掌握他的生活，而这种憎恶，逐渐演变成对林彪和他的将领们的怨恨。

毛泽东小心地操弄国家主席的议题，好对付这位他自己挑选的后继者。他故意含煳其词地婉拒自己重回这个职位，让大家猜测他其实是想要下属卑下地求他接受。同时毛也想用这个位置当诱饵，测试他的第二把交椅有何反应。而林彪坚持这个位置必须由毛主席来担任。

很快的便出现两派阵营。林彪在手下李作鹏和吴法宪的力拱之下——这两位将领曾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帮林彪夺得武汉的控制权——坚持应该保留国家主席这个职位，由主席来领导国家。而且他们还一贯谄媚地不忘要求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写进宪法里。张春桥和康生这两位文革小组的资深成员，则并未坚持继续设置国家主席一职，也反对用“天才”一词，因为这个词是林彪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序里所用的字眼。两边都相信只有他们才知道毛主席真正的心意。

到了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七〇年夏天召开会议时，这个问题面临了重要的转折。在会议开始时，林彪请求毛泽东允许处理“天才”一词的争议。毛泽东看到有机会陷害林彪，便鼓励他这么做，还针对张春桥和江青说了几句不赞同的话，林彪接着用了足足一小时来盛赞毛主席。

第二天，与会者讨论了由陈伯达署名的一篇〈天才论〉。陈伯达在名义上是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不过他其实很讨厌康生，而且因为康生和江青长期维持着良好关系，也使他倍感威胁。其实他的大权已经旁落，因此当林彪在九大上被正式宣布为毛泽东的继任人之后，他便转投林彪阵营。

从延安时期开始，陈伯达就是毛主席的文胆，很多党内领导干部也假设这篇文章反映了党的路线。他们认为张春桥是头号目标，于是开始含沙射影地攻击他，要求将否认毛主席是天才的“野心家”和“反革命分子”驱逐出党。毛主席一直保持着距离，静静观察此事发展，很快的，就有人热切地吁请毛泽东和林彪出任国家的正、副主席。

毛泽东现在可以收回他布的网了。毛泽东在一场特别会议中，批评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长久而来是敌方的间谍，但是他放过了林彪。毛主席终结了对于他是天才的讨论，还命令林彪的手下——那些曾经带头攻击张春桥的将领们——自我批评。但是他们的自我批评都不符合毛主席的要求，还被毛主席多番指责，于是显得这些将领的命运堪虑。

此后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在军队最高层中安插了自己的心腹，以便监视林彪的将领。他也重整了北京军区，将两名领导人停职。陈伯达又进一步被批评为“叛徒、间谍、野心家”。林彪的势力正在下滑，此消彼长，江青则开始得势。

* * *

陈伯达的失势虽然在几个月之后才被公开，但是，能读出言外之意的人都早已感觉到事有蹊翘。陈伯达以前在领导阶层中名列第四位，现在报纸上平常会出现的重要领导人名单里却少了他。而且还冒出了若有所指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这类字眼，这一定是指某一个位高权重的中共领导干部。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暗示政策将有巨变。每一年的国庆，所有的主要城市都会举办游行庆祝，数十万工人、农民和学生会一队队出场，喊口号、挥舞红旗并高举毛主席的肖像。毛泽东自己也会在党内高官的簇拥下，登上天安门上方的指挥台，在那里观看每一年的游行队伍。外国政要和外交官也有特设保留席，他们会和其他人一样，留意毛主席身旁站的是谁。在这一年，这份殊荣首度由一个美国人享有。陈伯达则不见踪影。

几个月之后——十二月二十五日——每一份主要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埃德加•斯诺站在毛泽东身旁的相片。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就曾经利用这位资深记者让外面的世界知道：只要美方不犯中方，中国就不会派兵到越南。现在他又释出了另一个讯息，也就是他们跟美帝的关系正在酝酿重大的改变。

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九大”之后，毛泽东一面保持模煳的态度，一面询问了一群专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取代林彪提出的“全民参战”模式的外交政策。这项任务是秘密，只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知道，这些人都是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反对过文革的老将领。他们得到很大的自由，可以不受限制地提出想法。因为在一九六九年八月苏联突袭新疆之后，中苏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所以这群将领们想到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打美国牌。他们赞成对美国开放，再利用美苏这两大强权之间的嫌隙。他们的评估和林彪及其将领完全不同，林彪这边认为美国和苏联都是敌人，没有什么区别。

类似的思维改变也发生在太平洋的另一边。美国刚选出的尼克森总统并不信任莫斯科，而且不信任的程度远超过北京，尼克森也了解，应该把中国拉进国际秩序之中。他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写下了一则备忘：“中国共产党：短期——不变。长期——我们不能排挤八亿人，让他们自己在小圏子里生气。我们要靠近他们。”

美国还有其他的考虑。一九七〇年四月，中国在广州主办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会议”，会议主席是柬埔寨的施亚努亲王，他刚在一个月前被一个亲美的柬埔寨军官推翻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共产势力在会中缔结同盟，创建了一个新的印度支那革命战线。五天后，尼克森总统决定将越南战争扩大，战线延伸到越南边境之外，进入柬埔寨境内，这个行动的名称叫作“全面胜利（Totalvictory）”。但是，美军并没有一举消灭包围边境的共产党分子，反而把越南战争扩大成第二次印度支那大战。很快的，美国便向中国寻求协助，希望中国能协助美国从这场混战中脱身。美国也希望挑起中苏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的不和，好把北越的主要靠山（苏联）孤立起来。

中美双方曾有好一段时间试着在外交大使层级上重启对话。但都因为展开“全面胜利”行动而告吹了，不过，紧张的局面终于在一九七〇年底有所缓和。就在报纸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刊出毛主席和斯诺合照的一周之前，毛泽东告诉斯诺，他非常乐意与尼克森会面：“不管是以总统的身分，还是以游客的身分。”

双方进行了秘密协商以商定议程，却因为台湾问题而使事情复杂化，因为蒋介石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双方还是决定彼此让步。一九七一年四月初，中国乒乓球队被派到日本参加一场国际比赛。中国有三名最优秀的球员已经在一九六八年党内大肃清运动时自杀了，但是这次周恩来指示队伍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他们还在名古屋邀请美国球队访问中国。几天之后，九位美国球员和几位官员取道香港，跨过大桥来到中国境内，停留一星期进行友谊赛，还参观了万里长城和颐和园。

球员并没能走进紫禁城——虽然它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对面，但是，一周之后就有几个外国人获准入内了，这还是一九六七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也是一九六七年以来第一次有多达七十位外国外交官搭乘专用火车到全国各地进行正式参访——参观大钢铁厂、水力发电站、拖拉机工厂和模范生产组。

还有其他迹象显示：中国的对外态度有所纡缓。以往外国人和党内官员交涉时会遇到的不屑和蛮横态度，都明显消失了，有些干部好像还相当好沟通。几年前，越境去香港的人还会被开枪射击，但是现在却亲切得不太寻常。在广州的一场展销会上——这是国家官员和外面世界的主要商业接触管道之一——暂停了毛泽东思想班的宣传。酒店房间也不再悬挂毛主席的肖像，反美标语也撤掉了。全城都收十过了。

当然，当地居民是不被允许进入展销会的，里面展示着专供外销的食物和衣服，种类之繁多，和平常店里可以买到的寥寥数种商品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一般人民还是可以感受到风向变了。斯诺站在毛主席身旁这一幕燃起了一线希望。郑念虽然还身陷第一看守所中，但是也私下感到欢喜和一丝盼望，同时也有一点担忧：“共产中国要渐渐向西方世界靠拢了，这好像太美好了，美好得不像真的。”在监狱的墙外——广州、上海和天津——街头把徽章别在衣服上的人愈来愈少了。一些跨省的火车上，毛主席的肖像也被悄悄拿下来了。”

乒乓外交结束之后不久，尼克森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就受邀出访北京。美方对于这个可与中国当面晤谈的机会喜出望外，于是准备了一份大礼让基辛格带去中国。其实美国还有对台条约的限制，但是华盛顿方面已经准备好随时背弃盟友，改为在外交上全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基辛格表示：美国可以帮助北京在联合国里取得中国的席位。他还盛赞中国领导人，甚至愿意提供高度机密的资料，包括美国与苏联双边会谈的细节。“我们会告诉你和苏联谈了什么；但是不会把我们和你的对话内容告诉苏联。”基辛格过于敬畏中国，以至于美方并未要求中方作出对等的让步，以达成真正的双方互惠。

这趟行程全面保密，不过尼克森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上了国家电视台，透露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已经作好准备工作，并公告自己即将出访中国。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因为这表示冷战的局势已经不再偏向苏联了。毛泽东在北京自鸣得意地说：“（美国）从猴子变成人了，但还不算是人，尾巴还在。”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在毛泽东面前自眨身价，自居为觐见帝皇的使节。

* * *

在美中秘密会谈期间，毛主席和他的继任者（林彪）之间的嫌隙还在日益扩大。毛泽东在一九七〇年夏天露了一手，借林彪的天才论打击他，但在那之后，毛泽东便得了肺炎。医生开了抗生素，但是毛泽东怀疑是林彪要毒害他。毛主席抱怨说：“林彪想要我的肺烂掉。”情况相持不下，但是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还演变成政治僵局。

除了个人的不信任之外，其他地方也有问题。林彪的生活像是隐居般，老是遮遮掩掩的，从不招惹人注意。他还常常告病，病情疑假似真。毛泽东有一次语带嘲讽地说这位将军确实“永远健康”。从一九七〇年夏天开始，林彪变得更不积极了，全靠他的妻子批阅党内文件和代替他工作，还缺席重要会议。毛泽东非常失望，认为林彪似乎有辱继任人的地位。

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毛泽东的猜忌心日重，他甚至会去猜想如果林彪叛乱的话，有哪些地区的司令会效忠林彪。林彪的支持者大多在北京。于是毛泽东启程南下，取得武汉、长沙、杭州和上海等地军方领导的支持。他没有直接指出林彪的名字，但是散播消息，说有人在一年前急着要夺取国家

领导的位置，现在则试图要分裂党和夺权。毛泽东像是开玩笑地说：“有人说天才在世界上是几百年一遇，在中国则是几千年一遇。”“有人说他要支持我、提升我的地位，但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支持自己、为自己抬轿。”

一个月之后，毛主席搭的火车在九月十二日黄昏回到北京。几小时之后——隔天的凌晨两点半左右，一架英制三叉戟战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上空坠毁。飞机残骸散落在大草原上，不过当地警方很快就找出八男一女的焦尸。其中一名最先到达失事现场的警官——图瓦尼•久米得（Tuvany Jured）——回忆后说：“他们大部分烧得只剩下枪套和皮带。”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直到今天都还是个谜，但是很快就有谣言传出，说林彪是在阴谋行刺毛主席失败之后，尝试出走苏联。

这件密谋除掉毛泽东的行刺事件背后，真正的黑手其实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他当年二十五岁，因为得到空军总司令吴法宪的庇护，在军中有着与年龄颇不相称的影响力。林立果知道父亲的地位正面临威胁，他也懂政治，明白毛主席对于敌人是绝不会手软的：

有哪个政治势力可以从头到尾留在他的身边，并保持安然无恙？他以前的书记不是自杀、就是被逮捕。他少有的同志和心腹也都是被他一手送进监牢……他有妄想病和虐待狂。他解决别人的方法是一不做二不休。每次他要解决一个人，不弄死他，绝对不会罢休。他一开始伤害你就会做到底，再把所有罪名安到其他人头上。

林立果和几个亲近的党羽策划了一个不成熟的计划，要除去毛泽东，包括用火焰喷射器袭击毛泽东专列、派飞机从空中轰炸专列，或者把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桥梁炸掉。林立果把他的计划告诉姊姊豆豆（林立衡），但是她不同意这件事，豆豆认为试图挑战毛主席只会为父亲带来严重的后果。她在九月八日把消息泄漏给两个负责林彪安全的保镳。

没有任何行刺计划曾经付诸实行。我们不清楚毛泽东本人是不是听到了一点风声，不过在九月八日的子夜左右，他突然决定缩短南下的行程，命令火车返回北京，途中曾经短暂停在南京，接见他的忠实部属许世友，接着便在四天后返抵北京。火车一进到京城近郊的车站，毛主席立刻接见了几位北京军区的领导将领，其中两个人是他在不到一年之前安插在军方高层以监视林彪及属下将领的。北京开始加强戒备，毛主席自己也藏身在人民大会堂里。

就在同一天，林立果因为怕毛泽东会对他的父亲不利，所以飞回了北戴河，他与全家人都待在一栋可以眺望渤海的豪宅里。他希望父母都逃走。豆豆问：“逃到哪里去？”“大连或者广州，或是香港。哪儿都行，看情况。”但是他们的父亲动都不愿意动。林彪脸色苍白，形销骨立，眼窝凹陷，满脸胡渣，几个月以来，他很清楚什么事在等着他，也似乎预备好静待他的命运。

豆豆心知潜逃计划根本无望，便召来中央保安队，试着保护父亲。她爱父亲，但是和母亲叶群的关系不太好。那天傍晚，周恩来接到电话、知道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阻止林家上飞机。林立果和母亲帮林彪穿好衣服，并在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把他拖上车，冲到当地的机场，车程大约是四十分钟。持枪士兵让他们通过了。有军队被派往机场，但是他们也没有拦截这行人。车子开到了三叉戟战机前，这时恐惧到达了顶点。林彪一家和随行人员慌忙登机之后，叶群坚持马上起飞，虽然飞机根本还没有加满油。机上也没有领航员、电讯操作员或是副机师。

飞机升空之后不久，整个区域都陷入一片漆黑。留守北京的周恩来要求全国飞机着陆，并且命令所有的跑道熄灯。林彪的飞机向北飞，但是因为燃料不足，它没有飞多远就在蒙古坠毁了。

* * *

飞机才刚坠毁，林彪的“四大护法”就立刻着手销毁他们与这家人有关联的一切证据，他们烧掉所有照片、信件、笔记本和电话记录。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也在九月二十四日被革职，周恩来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负责调查林彪事件。肃清他军中党羽的行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三年五月，有几百人丢了官，这些受害者包括重要的政府官员和军队的领导，几乎遍布各省。

曾经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批评过林彪和文革的老将领们，现在自然洋洋得意。他们毫不浪费时间，马上开始批评这位昔日的同志。有话直说的陈毅谴责了他的“卑劣所为、双重间谍、培植党羽和长久的计划”。

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的游行取消之后，就有流言说林彪已经垮台。郑念在上海的牢里，发现国庆日的早晨广播并未提到向来都有的庆祝活动，还觉得非常惊讶。就在同一天，一名守卫来逐一收回所有囚犯的红宝书。书在当天晚上就还给郑念了，但是林彪的序已经被撕走。

很快的，每个人都听说有行刺阴谋这回事了。听外国电台的人可以从外面收到消息。丹棱在一九四九年时只有十六岁，他曾经带着横幅布条到北京，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但是他在文革期间被打为反革命分子，并流放到满洲的乡下。一个村中的会计请他到自己家里，转了好几个电台频道。一则日本新闻报导清楚地提到了林彪的死讯。

不管是偷听外国电台，或是在党内会议上收到消息，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惊。毛主席理应是不会错的，多年以来，林彪都是以他的亲密战友和钦点继任人的身分示人。对于像丹棱这样年轻时大力拥护党的人来说，这则日本的新闻报导是他受过最好的政治教育了。因为这彻底摧毁了他对于体制怀抱的一切信心。被送到满洲国家农场的年轻姑娘南楚也想：如果连毛泽东最亲密的追随者都不相信毛泽东了，为什么她还要相信？“在我心里那根精神上的支柱完全瓦解了。我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于毛泽东坚定不移的拥护也崩溃了。”

很多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林彪不是什么受欢迎的人物。不过最重要的是，人们知道林彪之死象征文革即将进入尾声了。一位翻译员在参加会议时听到官方的公告，他当时觉得“几乎可以听到大家松了一口气的声音”。不过，每个人的反应很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反感，也有人觉得受到背叛。一位下乡的年轻女性回忆起她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整个世界都崩溃了：“我不停发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她最亲近的朋友（和她同样是被流放的学生），却因为看到了希望而感到欣喜。

毛主席也动摇了。他的健康急转直下。那个容光焕发、精神饱满、热爱政治斗争的领袖人物不见了，他陷入抑郁之中，卧病好几个星期。毛泽东一直苦于慢性感冒、双脚浮肿和心律不整。他走路时有点跛，事发后两个月左右，他与北越总理会面时，这个情况在镁光灯下表露无遗。

但是周恩来则大感快慰。他告诉毛泽东的医生说：“这样收场是最好的。”“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林彪和叶群两人的尸体从来没有归还给中国。他们葬在蒙古，但是一队来自莫斯科的法医专家又把他们和其他罹难者的遗体挖了出来。林彪也和其他中国高阶领导人一样，曾经长期在苏联就医。俄罗斯想要核实他们的身分，于是把其中两具尸体的头切了下来（这两具尸体镶有金牙），放进大汽锅里煮，煮去他们的肌肉和毛发。其中一具的骨头构造和林彪的医疗记录完全吻合。两个颅骨最后一起被带到莫斯科，存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档案库里。

第四部 灰色年代

（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六）

第二十章 修复河山

毛

主席在病榻上躺了将近两个月，终日郁郁寡欢，筹算着自己所有的选择，最后终于准备好了下一步棋。他打算和在文革中备受冷落、一直处于失势状态的旧将领来一次大和解。陈毅——他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暗示过林彪不过和赫鲁雪夫同等货色——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死于结肠癌。在他丧礼的当天，毛泽东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但是起床后突然决定要出席奔丧。毛泽东来到殡仪馆时，身上还穿着丝质睡袍和皮凉鞋。他安慰了陈毅的遗孀，使力地眨眼睛，挤出一点眼泪来。很快的，房间里所有人都哭了出来。

丧礼过后，其他将领也都官复原职。过去曾被林彪指斥为“反革命兵变”的武汉将领陈再道，也获准重新主持官方的活动。杨成武在一九六八年三月的大肃清之前，曾经是代总参谋长，现在也恢复原职。毛泽东说杨是受到林彪所害，还写下：“杨成武，我了解你。”此外，在一九六五年因为受不了批斗大会逼供而跳楼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也获得平反。毛主席说：“在上海，是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我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我要做自我批评。”毛泽东利用了一个已死之人，装作自己一直都被奸佞之徒朦骗。

除了最高层大洗牌之外，也有其他迹象显示新的改变即将到来。在一九七一年春天的乒乓外交之后，情况已经有渐趋缓和的倾向，到了一九七二年初的几个星期，整个北京城更是焕然一新，理由很简单：尼克森要来中国了。

为了准备尼克森来访，整座北京城都刷洗了一番，大字报拆走了，反美标语也大大减少。一些从文革时期一直留下来的路牌也漆上了新名字，例如把“红卫兵道”改回“马骡道”（这是它本来的名字）。在通往中南海、钓鱼台和天安门广场的大街上，两旁房子的门窗都被漆得闪闪发亮。还用吊臂车把一排排的树种在天坛入口的公园里，有些树甚至有三公尺高。但主要建筑物都还是有军人把守。

上海也是一番新气象。有人观察到，上海在那几个星期用掉的油漆，比这座城市二十二年来用过的还要多。豫园——十六世纪时由一位富甲一方的官员所建的庭园——那庞大的庭园里尽是亭阁和长廊，而几百道门都涂上了新漆。很多店铺都改回文革前的名字。红色以外的颜色重新出现了，标示牌上现在会有天空蓝、乳白色和苹果绿。政府还鼓励大家用不同风格的书法字体，一改以往毛体字当道的风气。

文革以来张贴的标语和海报都拆除了——拆除运动经过仔细的协调，一条街接着一条街、一个区接着一个区。一群俨如小型军队的妇女，把和平饭店门前的三公尺高巨型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撤走了。换上了新的标语——“拥护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橱窗里摆的所有毛泽东的形象物也都拿掉了。

雕像是个问题。它们的数量太多，而且石膏常常剥落，会对路人构成危险。光在一个小区里，就有大约两千座雕像，这对于福斯是潜在的危机。上海展览中心前有一座毛主席伸臂向前敬礼的立像，手臂都已经塌下来了。几千座雕像必须移走，谨慎地送到石膏工厂回收。

一般福斯也不那么热衷于小型的毛主席像了。很快的，百货公司的地下仓库就堆满了上万尊石膏像和珐琅像，瞪着空无一物的半空。

公园也翻新了。上海原本有超过三百公顷的绿地，从一九六六年起便改为工业用途，现在《解放日报》宣布：公园才是社会主义的新面貌。几百个在文革中遭到严重损害的公园和花园，现在都重新整修了。复兴公园在一九〇九年启用时，原本有花圃、喷水池和塔楼点缀，红卫兵把里面的灯都砸破，而现在这些破灯全修好了。中山公园的入口大门原本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象征，所以被拆走了，而现在至少也恢复了一半昔日光辉。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场地位于旧法国租界，通往会场的大路也被重新整顿了一番，有些长得不太好或是生病的枫杨树，都被砍掉或是换掉了。

毛泽东也换了一番面貌示人。在临时起意为陈毅奔丧之后，他的身体再度变差，发生一次短暂的昏迷之后，便开始接受抗生素、强心剂和利尿剂的治疗。不过情况很快又好转了。他开始练习坐起、站立，并且在时隔五个月之后，剪了第一次头发。紧急医护队藏身在盆栽后面待命，一有情况便能够在几秒钟内集结应变。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与尼克森的会面相当成功。原定十五分钟的会谈，最后持续了超过一小时。一周之后，上海发出一则公报，内容是两国承诺会共同合作、寻求确立彼此的外交地位。

经历林彪事件之后，尼克森的访华具有很大的政治宣传价值。因为大家都将之理解为：美国承认孤立中国是失败的。据说朝鲜领袖金日成欣喜异常，更说这是“尼克森到北京举白旗了！”政治宣传词是：人们以前害怕帝国主义，现在他们看穿了美国的本质，也不过就是纸老虎罢了。

苏联的威势也受到打击，尼克森访华触发了一连串的反应。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国领导人都到北京来争取承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来访，又是毛泽东的一次胜仗。虽然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但是美中双方在上海发表公报之前十五分钟才告知日本。这次事件打击了美日两国的互信，影响延续了好几年。

两国领袖对谈之后，美方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虽然在上海得到了一些承诺，但是真正在外交上的承认，却要等到六年之后了。尼克森原以为这次示好可以让中国在越南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但是中国甚至更下定决心要帮助他们在印度支那的盟友。中国支持赤柬（Kher Rouge）这个杀人政权的方针从来没有改变过。在接下来的几年，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困境只有更糟，没有更好。

* * *

虽然一些老将领在事过境迁后恢复了名声，但是林彪事件确实大大削弱了军方的地位。就在几年前——一九六七年初的几个月，还有超过二百八十万名军人被号召起来支持革命，紧紧追随党国路线。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人民解放军已经退回了他们的军营。

毛泽东只好找回在文革时被打为“走资派”的党内干部。这些党内干部取代了军方，而军方官员则悄悄退出了民政。曾经一度被指为内蒙古修正主义领袖的乌兰夫，被重新委以重任，虽然他的省分已经缩小了不少。曾经败在四川“二挺”手上的李井泉也得到平反。其他还有二十六个省分的首长，也都恢复原职。《人民日报》写道：“我们要有信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很好、或者是挺好的，大部分犯过过错的，也都是能够改过的。”到了一九七二年底，大多数还留在五七干校里的政府官员和党干部都回复原职了。

但是这些人昔日的权力和威望已然消逝。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在文革的政治内斗中饱受摧残，遑论在此之后，还有革委会出现，在军方的监视下，肃清运动也不计其数。这些旧将领受够了政治的险恶，他们心知政治风向随时可能大变，也时刻提防别又犯下什么政治错误。很多人急着要展示自己已经过完全的再教育，而且“能够改过”。他们不打算再提出什么偏离共党纲领的想法了。

这场复苏受到一些限制，这点在经济方面体现无遗。经济方面毫无进展，三线建设不再那么重要，因为和美国亲善之后，显然不会有立即交战的威胁，但还是有大量资源被投入重工业。钢产量要向上调整，所以常常导致电力短缺，也必须实施能源配给。在一九七三年二月时，湖北只有党的最高领导和外国专家可以获得正常供电。武汉有一半的街灯要定时关掉。

许多国有企业的生产力仍然低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士兵已经走了，但是，取代他们的旧干部，无论是地位或是威信都已经被文革摧毁了。他们最多只能维持收发公文的职责，但是这些人生怕又来个什么政治运动，所以处理业务时也会自缚手脚。工人间弥漫着散漫和事不关己的情绪，他们多年来已经学会了一套抵抗上层压力的技俩。他们都知道怎样偷闲、避重就轻和推卸工作。纪律十分松散，有些人用工厂设备洗自己的衣服，一等到主管转身，就有人开始打扑克牌，还有人偷走工厂的产品，私相授受给亲朋好友，或是在黑市倒卖。

工人毫无热诚，产品素质自然低劣。在广东的一些工厂，只有三分之一的产品（不论是电风扇、照相机或是拖拉机）符合生产标准。在陕西的一些工厂，瑕疵品的比率达到一半。有鉴于瓷器的品质实在太差了，甚至有些百货公司的店员会拿汤匙把每个碗都敲一敲，检查有没有瑕疵。

国有财产也因为人为疏忽或是渎职而蒙受损害。汉口是华中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但是运货工人却常从三公尺高的地方把纸箱包裹丢下来，因此把里面的货物摔个稀巴烂。如果有新来的工人质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会说：“管理阶层才不在乎，我们也不管。”

我们很难知道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因为计划经济体系从来就不重视透明度和会计稽核。在一九七二年，甘肃的国有企业中每六家就有一家是亏损的。林彪死后的那一年，因为生产力降低，以及所谓的“管理混乱”，工业部门的总亏损攀升了三分之一以上。接下来的情况也毫无改善，三年之后的一九七五年，每四家就有一家是亏损的。

在陕西省，每三家工厂就有一家呈现赤字。没有几个国有企业干部关心产品的成本问题，他们只关心如何达到国家订下的产量目标。在一九六六年，每一百元的固定资产可以生产出比一百六十元多一点价值的产品。而到了一九七四年，生产价值跌到只有八十四元，绝大部分都被浪费了。光只是西安电线公司，就有一千七百吨产品被退货，总价值四百万元，在后院里堆得半天高。

由于国家还是把重工业视为最优先产业，所以忽视了民生消费品。在林彪军政独裁的年代，计划经济就连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也无法满足，甚至已经到了一种十分离奇的地步，追究其原因，是因为过于严厉地要求人民自食其力，让原本就存在的资本分配不当问题更加恶化。“学大寨”运动迫使整个省中断许多旧有的贸易往来，让经济陷入封闭，就连生产纽扣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成了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新疆生产的衣物都会运到浙江加工，那里有些村落是整个村专门在生产纽扣。这种国内网络现在都中断了，因为纺织厂被迫要在本地生产所有东西，结果所有人都活在物资短缺中。

新疆面临的问题不只是没有纽扣。在这个人烟稀少的省分，四处都是干草原、连绵的山脉和遍布流沙的沙漠，长久以来，一般人民都是靠贸易来维持居家所需。但是到了一九七〇年，就连要横越戈壁沙漠的货车司机想买个保暖壶，都要等上好几年。婚礼上要用的酒杯也严重缺货。吐鲁番位于一个肥沃绿洲的中央，红卫兵曾经将这里的回教尖塔和清真寺都改成工厂——现在这里连一条肥皂都要分给三个人用一整季。省会乌鲁木齐昔日曾是丝路上的主要枢纽，但是现在每人每四个月才能分到一包洗衣粉。火柴和打火机是奢侈品，就连买打火石也要有配给证。

新疆固然位处帝国边陲，但是就连香港附近（珠江沿岸）的贸易城市也摇摇欲坠。佛山缺乏火柴、肥皂、牙膏、电池和棉布。往北走到南京城郊外，牙刷在那里是奢侈品，大部分人要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才有牙刷可用。

政府也了解问题所在，并且作出了一些调整。虽然“学大寨”运动要到毛泽东死后数年才被慢慢放弃，却早就不再坚持严格的自食其力经济了。国有企业再次派遣业务代表和采购人员出差，一九七一年起，国内各地的商业、贸易联系逐渐恢复。广州商贸展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参加人数节节高升。在一九七三年春天，商展一天会吸引十二万七千名访客，远多于前一年的人数。每家酒店都订满了。客房还要另外加床位，变成团体寝室，但是依然不够，还有数百名代表得在旅馆的大厅过夜。上海也是如此，贸易重启之后，采购人员的数量不断刷新记录，在一九七三年的头几个月，来到这里的人数大约是六万五千人，每家酒店都挤满了人。光是华山饭店就有四百个客人得睡在走廊上，新华酒店的客人必须在接待处坐上三晚，才能够拿到一张埝子睡在走廊上。还有几百人睡在理发店地上。政府鼓励人民与西方国家做生意。美国有一群很感兴趣的商人，非常想到北京来探路。中国银行里挂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银行家大卫•洛克斐勒（David Rockefeller）穿着花运动衫，笑脸盈盈，与一群面带微笑的官员合照。中国也从国外引进了新设备和新技术，并淘汰了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旧机器。

文革高峰时期对于文艺和工艺的管制，现在也放宽了。虽然轻工业部门还是禁止“反动、色情、令人反感的产品”，但是过去被指为“封建”或是“迷信”的工艺品，则重新获得了制造许可，每年还带来数百万美元的出口量。少数民族也获准恢复一些一九六六年以来被禁的工艺品，从朝鲜镬到藏族碗都有。整体来说，轻工业产品得到的注意比以前多了。

乡村也可以引进更多种类的产业和成立小工厂了，这项政策是由周总理在一九七〇年八月所举办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中宣布的。这个政策希望让中国“用两条腿走路”，农村企业要支持农业发展，例如生产农具、化学肥料和水泥。但是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大寨，陈永贵手下的农民也经营砖窑、面厂和铝土矿，工农融合，拓展集体事业。“用两条腿走路”的理念早在大跃进时就已经有了，当时毛泽东认为，只要把工业搬到农村，释出每个农民的生产潜力，投入大型人民公社中，中国要超越对手就不是问题了。受到国家鼓励的农村企业仍然确实在集体领导的制度下运作。

虽然官方说法有所软化，政策也有松动，不过计划经济仍然无法改善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了一九七四年，很多城市仍然仅能生产民众所需的基本日用品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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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位于瑰丽的自然景致环抱之中，这里是汉江（长江支流之一）流经之地，一边有长江之水浩浩汤汤流过，另一边围绕着连绵群山高耸入天。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中，雨水充沛，正是陕西省顶级茶叶的出产地——茶树翠绿的叶子都富含硒。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这里查访的共产党官员看到路边的一间小屋里住了一家七口，小屋仅用茅草和木板搭建，这一家七口只能睡在地上，用一层薄薄的石板和一点点棉絮隔开冰冷的泥土地。他们没有衣服穿，只能裹在稻草里取暖。稻草很难兜在一起，那位四十岁的母亲根本衣不蔽体，只能任她干瘪的乳头裸露在外。全家人的财产就只有几个破碗和一个镀锡的浪板罐。一位老人坐在角落静静地啜泣着，重复说着同一个绝望的请求：“请政府关心关心我们吧！”查访官员原本想把自己的大衣留给他们，但是想到自己还有十天的行程，必须在零下十度的寒冬中赶路。他事后回想道：“我为自己当时没有脱下那件衣服去帮助他们感到很难受。”当他询问地区首长时，地区首长告诉他，有五分之一农民的状况都是类似的。光是一个公社，过完春天就有五十个人饿死，冬天的状况应该更糟。

接下来两年的状况还是差不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紫阳县有大约七成人口每天可吃的口粮不足五百公克。县内山区的贫穷情况更加严重，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农民连买盐或是点油灯的钱都没有，很多人没有被子、碗或是务农的工具。

全省有超过五百万人正在挨饿。一名官员说：“有的农民一整年只有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三十公斤的口粮，如果再加上他们要清偿的债，在未来的几个月，他们每个人每月都连十公斤的口粮都吃不到。”饿死的人多达数千。饥饿所引发的水肿和重度衰弱相当普遍。没有饿死的人就想逃离乡下，沿路行乞。在陕西省南方，也就是紫阳县这里，人民饿到吃泥土。

陕西省不是唯一一个有数百万人挨饿的省分。在一九七六年之前，许多乡下地方都饱受饥荒之苦。整个河北省——除了北京和天津之外——在一九七五年有超过五百万名农民缺乏粮食。只以青县为例，全村人平均起来每天只有四百公克粮食可吃。

越过河北省境，东南面的山东省在一九七三年也受到饥荒侵袭。到最后，东明县有一半农民连预留下季播种的种子都吃掉了。他们也吃光了用来喂犁田牲口的粮草（当然那些牲口早就没了），又卖掉了屋顶的瓦片、床铺，有时候连衣服也卖掉了。数千人流落街头，聚成一队队乞丐在乡间游荡。数字非常惊人：济宁区有一百六十万人缺乏食物，而临清县则有二百二十万人处于饥饿之中。

再往内陆——即使在林彪事件之后的几年，湖北省依然普遍闹饥荒。在一九七二年，许多县里有高达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个月只用十三公斤口粮勉强维持生命。湖北省的第二大城宜昌——它近郊的广阔区域在司法管辖权上都属于宜昌辖区——有一份官方报告指出：“因为营养不足，人民开始出现水肿、衰弱、子宫脱垂、闭经等症状。”

两年后——一九七四年——通山县的许多农民每月还是只有不足八公斤的食物，也就是大约每天两颗小地瓜。有一位调查员注意到，有些村庄从三月到五月“每人每月平均只有一点五公斤口粮”。饥荒不限于通山县，在长江北岸的监利县，有数万人得靠乞讨过活。皮汉宾就是其中一人，他一个月只有不到十公斤的口粮，还得和妻子及五个小孩分食。不是所有人都撑得过去，到城市里试着找点食物。皮汉宾邻村的陈正先，因为受不了孩子一直喊饿，就服老鼠药自杀了。类似的资源缺乏在全省随处都可见。

这只是乡间的几个例子，其他省分的资料也绝对不乏这类案例，不过，就连昔日繁荣城市邻近郊区的村落也一样面临饥荒问题。上海市郊的人民公社，就有整整三分之一在一九七三年陷入贫困之中。温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个繁荣的通商口岸，但是，在一九七六年也有一群群村民必须变卖家产来逃避大饥荒。

城市里没有人饿死，因为乡村出产的粮食大多是留给城市居民的。不过，就算是在首都北京，食物也只是刚好够吃而已。根据一名中美友好后首批获准进入北京大学就读的外籍学生所说，北京大学的餐厅是“木板凳和简陋桌子所组成的黑暗汪洋”——活脱脱就像是索忍尼辛笔下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里的囚犯食堂。职员和学生都要拿着自己的瓷碗在一扇小窗下排队，等着领取那么一小勺稀稀的液体。这种食物对于饥荒中的村民来说应该是盛宴了，但是它每天都一样：“无味的麦片煳，再加一匙难以下嚥的咸菜。午餐是我的同学唯一吃到肉的机会，但那也只是一两片肥猪肉，和无味的白菜混在一起。米饭又干又没味道，全是碎米，灰灰的，不太像白饭，里面还会稍微掺进一点小石头和煤灰。我学会了要小心地嚼，才不会把自己的牙给咬崩了。”在国家首屈一指的大学里，学生从来没有得到过充足的营养。

旧官僚既没能挽救颓败的工业，他们也改变不了人民公社的农产基础。

领导阶层并不是不知道农村里这样持续经年的危机。中国在一九七〇年进口了六百五十万吨化学肥料，还买了五百三十六万吨口粮——这是文革开始以来的最高记录。为了提高粮食生产量，政府自一九七〇年八月开始引进了不少农业改革，从国外输入先进科技改善国有企业，同样的，部分农村也开始有改良过的种子、杀虫药、肥料和农耕机器可用了。

放弃了极端的公社化之后，也开始鼓励村民在工余时间耕作自留地，前提是公社的工作要先做好。农村现在容许地区性市集，但是必须在计划经济的限制之下，这表示有不少种类的产品仍然在禁止之列，包括所有国家垅断的物资——从棉花、食用油、肉类、谷物到烟草和木材。这些措施的作用不大，和大跃进酿成灾难之后推行的一些政策相比，并没有高明到哪里去。

不过，些许的政策改变对于破产的经济还是有影响的，尤其是这个经济体系已经受到军政独裁统治多年了。粮食的产量增加了。但是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有几位经济学家用官方数据计算，发现农村人口的人均开支在一九七〇年代其实是下跌的。原因很简单：国家夺取了一切的剩余。在一九七一年，全国的农作物生产量有二亿四千万吨，比以往都多，但是如同北京的领导所说的，这只不过表示在政府抽走四千五百万吨之前，理论上每人每月会有微不足道的二十五公斤加工前口粮。除了粮食之外，其他农业生产项目也有类似的情况。领导阶层依然着重生产口粮，但同时鼓励经济的多元化，甚至让人民公社种点经济作物在地方市场上销售，以达成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但是在这方面的改变也是很有限的。猪只数量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上升了，但是猪肉还是由国家垅断，所以人民没有太多的动机去改善所有人的蛋白质摄取量。例如：在一九七一年，甘肃省比前一年多了一百万头猪，比起一九六六年更是多出差不多两百万头，但是每头牲口的平均体重却比五年前减少了三分之一。所以，省会兰州在一九七一年每个月消耗一百五十五吨猪肉，也就是每人略少于半公斤。而在一九六五年，虽然兰州的人口比较少，但是这个数字却是二百四十吨。就跟日用品一样，在口粮和猪肉方面，这个政权还是无法赶上日益增长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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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死去时，全国至少有两成人口活在长期的营养不良中，大约相当于两亿人。半饥饿的状态也很普遍，而且影响到人民的健康状态。全国各市镇的医院都在文革高峰期受到批斗大会和派系斗争的冲击，在一九六七年春天，武汉大部分医院都陷入混乱，即使没有被造反派批斗的医生，也都因为怕被指控有资产阶级的行为，只好不眠不休地工作，所以开始因过劳而昏厥。一个医护站的调查发现：因为卫生条件不佳，十名员工中有九个都感染了肝病。武汉并不是特例。我们很难得到可靠的统计数字，不过河北省的医护人员人数在一九六五年是八万八千四百名，但是在五年后减至六万六千九百名。医护人员与总人口的比例，甚至比二十年前的一九五二年还要低。

林彪死后的几年，人员耗损的状况慢慢缓和下来，但是档案库的资料显示许多人开始患上各式各样的慢性病。一九七三年时，位于广州南方大约二十公里的佛山，有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每个月赚不到二十元。一户人家平均每个月要花十至十一元在食物上，连一个月要多花二到三元的小病都足以令他们入不敷出，更严重的病一个月要多花十元，而佛山的人还比广东省其他城市的人都算过得好了。一九七四年时，肇兴县有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一个月只能赚十二元。

每五个佛山工人中，就有一个人罹患慢性病。广东全省都差不多。在某些化工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都生病了。肺结核、肝感染和精神病很常见。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些医疗机构专治这些病，但是它们后来都合并到一般医院里，少了几千个床位。

农村的情况比这还差得多。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亲自批评卫生部，指控它是城市老爷的卫生部，只服务上层社会，忽略广大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的民众。两年后，“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成为当时的口号。毛泽东甚至开出了神奇的药方，他认为教育的力量太言过其实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医生。一般村民在上过一些短期课程后，就足以肩负起照顾群众医疗的责任。毛主席还称他们为“赤脚医生”。

四川的张戎便是其中一位，他是被派到乡下的学生，后来被选为医生。她在上工前“完全没有受过训练”。其他地方还有些医生是几乎不识字的农民，连简单的医药课程都没上过，只受过短短十天的训练。其中一个受过这种训的人记得：“课堂开始了二十分钟，就有些学生困了，他们的头愈来愈低，头点得像鸡啄米一样，每过一分钟就有更多学生打瞌睡。之后，还有几个睡到流口水、打起鼾来，叫也叫不醒。”

这又是场骗局，偷天换日把国家的责任推到公社头上。在讲求自食其力的原则下，除了预防疫苗之外，赤脚医生并没有从国家那儿得到一点援助。许多赤脚医生甚至连简单的急救步骤都做不来。不过，赤脚医生的人数还是很多，而且其中许多人对于行医也毫不懈怠，或许只是因为这项工作让他们免于下田劳动。另一个正面的效果是基本医疗变便宜了，有些诊疗器材是赤脚医生都必须配备的，例如听诊器、体温计和血压计，这些工具变得比以往普及多了。

许多药物治疗也变得比较便宜了。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呆小病”（先天性碘缺乏症候群）不再那么普及了，这个疾病的成因是飮食中缺乏碘，导致生理和心智发展迟缓。例如紫阳县的山区，有许多村民因为买不起盐，让很多小孩得了这种病。现在因为有便宜的碘片可以发放，陕西全省的呆小病病例从文革开始时的四百万人，到一九七四年只剩下一半。

但是就连含碘盐这种基本的民生必需品依然供应短缺，像是在陕西、湖北和其他省分，国家政府还是无法接触到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虽然有一些很容易预防的疾病减少了，但是其他疾病却增加了。例如湖北罹患疟疾的人数在一九六六年之后多了五倍，到了一九七四年，仍然夺去了二百六十万名农民的生命。

从现实情况来看，赤脚医生所代表的集体医疗，只在一九六八年政府推动政策的高峰期短暂地发展起来。短短几年之后，许多乡下地方便已无以为继。只举阜阳镇这个地方当作例子，直到一九七一年，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公社摒弃了赤脚医生。村民们又和许多城市的工人一样，必须付钱才能够得到医疗服务，而要价二至十元的医药服务，几乎没有人负担得起。

所以，在大部分乡下地区，健康欠佳是常态。因为文革期间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让有关部门总是得面对许多紧迫钉人的要求，所以不曾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但最根本的是他们没有资金应付乡间的慢性病，更不可能进行深入的医疗检查。不过，一九七二年有工作队被派到山东的农村（遍布几十个县），检查届生育年龄妇女的健康状况，他们发现，在接受检查的妇女中有百分之三十到三十八有妇科疾病。有些人因为工作过劳和营养不良而子宫脱垂，也有人骨盆腔发炎或是子宫颈糜烂，许多人病得下不了床。因为得不到医疗照顾，婴儿的死亡率也很高，村民们被迫依赖传统医学，向没有受过医疗训练的当地接生婆求助。传统接生婆如果在一个村里接生了三十个婴儿，其中会有十个夭折。产褥热和孕产妇死亡也十分普遍。一九七一年时，光是在高唐县的一个公社里，便有三十六名妇女在生产时死亡。大部分村落里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真正的医疗进步——也就是一九八二年人民公社废除之后。

第二十一章 宁静革命

在

共产党的宣传里，延安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座落在陕西省北部的磙磙黄沙之间，连周围的山峦也是黄沙的颜色。中共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于一九三六年开始盘据在此处，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延安是共产党的临时首都。数十年后，延安成为共产主义模范人格的标志，象征个人在战争和工作中都与群体密不可分的特质。“延安精神”提倡无私奉献、我为人人的原则，人人都融入群体里，才能汇聚成开山移海的力量。

不过，延安虽然在共产主义的想像中意义重大，其实它只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在文革中也完全不受重视，但这无碍于当地人在没有当权者的帮助下尝试自己摆脱贫穷。宣传队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到达延安时，发现当地的黑市已经发展得十分蓬勃而且成熟了。有一个村庄早就不再花心思在干旱贫瘠的泥土上种植食物，而是改以卖猪肉为主。为了应付国家上缴口粮的要求，他们用卖猪肉赚来的钱，从市场上买回玉米。整个行动都由地方干部推动，村里没有一个人对政治有兴趣。林彪死后三年，这里还有这位前任接班人的海报随风飘动。外墙上漆的政治标语已经褪色，而且大多是一九六九年就贴在这里的。

采行市场制度的并不只有延安一处。从西安坐公车不到两小时路程的洛南县，一个个人民公社都已经分了家，把公有财产和生产责任都还给各家各户。虽然政府二十年来都规定农民只能种单一作物，好增加口粮生产量，以应付城市的需要，以及贩卖到国际市场上，但是许多村民已经抛弃了这种做法，只种黑市里卖得好的作物。也有人把农地租出去，自己到城市里打工（譬如在地下工厂工作），再把收入寄回村里。也不乏其他种形式的经济自由。连生产大队的主任也在前门贴着唐朝皇帝撰的对联，而不是歌颂毛主席的标语。风水之说在解放之后一直被视为迷信思想，但在这里还是十分盛行，甚至比党的指示还重要（党的指示根本无人理会）。灵媒和算命师到处都是。

比西安再北一点的蒲城，甚至还有些干部对于村民忙自己的事情根本不闻不问、暗地默许。这里的门上贴的同样是传统书法写成的吉祥话对联，而不是用大红字写的响亮口号，党干部也没什么兴趣读报，更不要谈跟上党的路线了。一份报告甚至抱怨说：“这里一次都没开过党的会议，规定的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也一本都没学过。”有些生产大队还把电话线剪了，让村民拿去晒甘薯，所以根本不可能开电话会议。人民也不会为公社工作，任何有专长的人都只为出得起最高价钱的人工作。医生要收诊金才给私人看诊，也有个体经营的工匠。被打为“富农”及“反革命”的陈鸿儒便在黑市里当木匠，旺季的时候，如果他帮生产队的忙，一天可以赚至少二十五个工分，就算一个男性工人在公社里勤劳工作，也只能赚到他的一半。

这一切都发生在陕西——有上百万人挨饿、有人吃泥巴剥树皮维生的陕西。紫阳县的一位巡查员发现，有一家七口在寒冬中饿着肚子、住在路边的小屋里，当地政府部门却不予理会。但是在这个省里的其他地方，有些干部宁可把地交给村民，要他们试着自己耕种过活，而不想看着他们饿死或者直接到田里去偷。

穷则变，变则通，极端的贫穷和企业家的冒险精神通常是一起出现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安徽。安徽是一九五九年首批闹饥荒的省分之一，也是首先摆脱大跃进饥荒的省分之一，因为他们在一九六一年时准许农夫租用土地。在一九六二年夏天，毛泽东坪击省长曾希圣是“走资派”，在接下来的几年，土地又重新收归公社所有。

但是因为林彪的军政独裁瓦解，士兵都撤回军营，所以很多乡下地方的农民都试着重新夺回土地的控制权，并且让国家释出一点权力。某些地方干部也的确带头把土地分给农民。有时候，政府代表会和种地的农民商量好，把一定比例的作物上缴给党干部，来制造公社还存在的假象。农民还私下买通干部，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贿赂也助长了企业的自由化。

上层的分裂加速了市场法则的回归。在整个文革期间，领导阶层之间的党争和派系斗争，使得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因此，村民经常受到政治动荡波及，集体经济的内容不断变更——不论是自留地的大小或是一户人家要饲养几头牲口，在这场运动是这样，到了下一场运动又不同了。这也变成了地方干部可以施予的恩惠，因为既然规则经常变更，干部们就有诠释或是谈判的空间了。

在一九七〇年夏天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因为周恩来想要修复极端公社化所带来的破坏，这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报纸上发表了多篇文章，都强调农民有权利耕作自己的自留地、地区性的农民市场相当重要，以及经济作物可以帮助集体经济。这些措施并没有推翻大跃进酿成灾难之后采行的政策，但是相较于“学大寨”运动时所采用的一些极端手法，这些政策确实软化了许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刚好在陈永贵与毛主席共进午餐、推行“农业学大寨”口号的七年之后——《人民日报》甚至劝导大家要慎防“盲目学大寨”。

林彪死后的肃清运动也有助于比较温和的农业方针。支持极端公社化的六位省级领导遭到撤换。但是陈永贵并没有在一九七一年之后销声匿迹。在整场文化大革命里，毛泽东使每个派系互相争斗，陈永贵在一九七三年获选为位高权重的政治局委员，调到北京，而在两年之后，他又获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一直具有影响力，甚至在毛泽东死后，他还继续批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露出的尾巴”，也曾经建议整个甘肃省都要学习大寨模式。

因为领导阶层的讯息充满矛盾，所以不同农村的做法也各自不同——某些地方由过度狂热的干部继续推行激进的公社化，禁止自留地，也有些地方的农民可以有较大的空间追求个人的动力。不过最重要的是，因为林彪事件使党的地位受挫，有些干部就开始故意扭曲国家的命令，让它们大大偏离了领导阶层的原意。一名村庄干部曾说：“（农村干部）因为政府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又常常在批斗大会上受辱。”他们现在已经对政治生厌了，反而将精神放在生产上。他们之中还有些人会开放公社财产的每一部分让大家商量，从猪只、渔塘和树林的控制权到自留地最后确实的面积。他们也容许黑市发展，因为他们知道人民的生计——包括他们自己吃的东西——都有赖自由贸易。他们甚至还鼓励村民离开公社，自己闯一闯。

凤凰县就是一个好例子。凤凰是湖南的古城，当地一直用大木轮来汲取河水灌溉梯田、种植稻米。和其他地方一样，村民抓紧了三个机会扩大自留地：第一次是在大跃进造成饥荒时，他们得尽力让自己摆脱饥饿；接着，他们利用文革初期的混乱，从政府手上拿回了更多土地；“学大寨”运动时，他们被迫上缴所有收获，但是到了一九七二年，他们的自留地已经扩张了超过百分之五十。

自留地只占土地的百分之五，而且人们也只准在完成公社每天的工作后才可以耕作自己的土地。但是在凤凰——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有一些农民在干部的许可下，把放宽了的农业政策解释成容许大家脱离人民公社，一整天只干自己的活。有许多人走上了自营的道路，以种菜或者捕虾为生。譬如吴庭忠就放弃了加入生产队后可以获得的基本食物补给，只凭在自己土地上种的土豆、蔬菜和烟草过活，除了养活自己之外，如果卖掉多余的，一年还可以赚上四百元。整个生产队很快就开始学他，集中资源一起种植经济作物。这变成了一个完全颠倒的社会主义社会，追随市场路线的人得利，而公社成员则深陷在贫穷的泥沼之中。吴庆华是个一直谨遵人民公社命令的忠诚分子，但是只能赚到刚好够生活的工分。他住的地方是用茅厕改建的，穿得破破烂烂，一贫如洗，歉收时还要向公社借钱才能熬得过去。凤凰县一分为二，而干部们则比较倾向吴庭忠。

全国还是对贸易有所限制。即使地方官员和生产队领导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是干脆扭曲规则，但是像吴庭忠这样的人还是得避开税务官或是其他政府官员。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地区性农民市场再次受到鼓励，但是国家垅断的商品——例如口粮、肉类、棉花、茶叶、烟草及以花生——还是禁止买卖。不过，在林彪事件之后，国家对这方面的掌控也大大削弱了。

其中一个例子是村民唐皇道，他会在晚上炒点花生和糕点，白天就出来在路边摆摊，卖给过路人。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也把大部分货物藏在田里，只把一小部分带在身上卖。如果被抓到，他所有的东西都要充公，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惩罚了。

河南（唐住的村庄就在这个省）在大跃进期间的饥荒情况非常严重，除了唐的村庄之外，河南的其他地方有时会有禁令，严禁口粮买卖——通常都是从一九五三年初以来，近几十年都由政府垅断的口粮。一进入初夏——要收割小麦的前后几个月——主要道路上都会有检查站，阻止人民用自行车运走一袋袋的玉米或是小麦。不过村民们都知道怎样可以避开民兵，他们会趁着黑夜带上比较少的数量，或是分装在藏起来的容器里，来回好几趟，以避开检查。无论如何，人民经过多年的艰困，都已经磨练好技术了，个人下定决心的话，积弱的政府根本敌不过。能从大跃进的恐怖饥荒里存活下来的村民，即使看到路障里明显站着一个穿制服的税务官，也根本不可能会心生胆怯。

* * *

正如同“需求”决定了国家大部分的政策，同样的，村民也要自己动脑筋来摆脱赤贫。机会有时候也很重要，有些村庄就是过得比较好，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来改善集体的命运——不论他们的优势是邻近交信道路、渔获野味丰富、水源稳定、土地肥沃、地势平坦可供农作，或者是有煤或木炭等能源。

富裕的地区与贫困的地区一起进行了一场无声的革命，最后推翻了计划经济。在华南沿岸的一些村落，人们开始养鸭、养蜂、养鱼、烧砖和伐木，但还是都以公社的名义行事。在一九七一年底，浙江的新昌县（人口大约有二十五万人）已经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村民是独立的“单干户”。这大多数是地方部门默许的，他们把土地租给个体户，并且得到一部分的作物作为回报。在毛泽东死去前一年，如果一个人离开公社，在自己的自留地上试试运气，或者是到地下工厂去工作，这在省里被认为是“很普遍的”作法。温州更是把这股潮流实践到极致，不管在市区内或是郊区的三角洲地带，私有资本主义都蓬勃发展，即使政府多番骚扰，也都阻止不了。

不过这股趋势最明显的还是在广东——广东省地处亚热带，不乏阳光、热能和水源，河道密集，又有长长的海岸线，十分利于经济发展。这里市场林立。以清远为例，几乎每一种由国家垅断（因而被禁）的货物，都可以在这里公开售卖，包括口粮、花生、油和烟草。业务蒸蒸日上。二百公斤的粮食，只须村中长老派五个年青人出去卖，不出半个小时就卖光了。

在更内陆的普宁县，有大约三十个市集提供超过一百万人所需的物资。这些市集招来了地方农民、工匠和小贩，每个人都用提着、背着或是用推车载来要卖的货物。小贩带来传统戏曲的彩色绘图、帝制和民国时期的书本，以及没有毁在红卫兵手上的古诗集。还有行走江湖的医生会替人治病。说书人说到精采之处，会打响他的木头拍板。只要给一点打赏，盲人会为你演唱民俗歌谣。有人在茶楼外觉售配给票。每天都有几百人从省里的其他地方骑脚踏车到来，某些市集里还有专跑沿海路线的帮派，甚至会到上海去交易违禁品。因为当地农村想要机器化，还有几个人远从江西带了拖拉机来卖。

这里的地方干部也不太愿意干涉。甚至有些人还鼓励农民不要管政府规定的口粮生产，改种更赚钱的作物。政府官员也无力杜绝非法买卖，据写调查报告的人说，他们“只管收费，不管政策”。报告上还说，他们可以查禁小贩，但是这样的话，“干部、群众都要没菜可吃”。

计划经济里的农产品价格是固定的，但是一般人往往愿意付更多的钱，所以市集就可以赚到当中的差价。差上一倍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过有些货品——例如黄豆——甚至可以差到百分之五百，也就是说，国家以每公斤〇点四四元采购，但是在市场上可以卖到二二一元。

普宁的市集之所以发展得起来，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因为计划经济里的货品无法满足一般人民的需要。普遍性的货品短缺迫使价格上升，造就了私营企业。木材便是一例。在一九七三年时，松木的价钱是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十倍。整个县里有上千间房子因为缺木材而无法完工，只能荒废在那里。有些人愿意在黑市里付更高的价钱买到，省里北部的山区里就有人随意地伐木。这种买卖不只是几个农民骑自行车、拉车带着木板来卖。乐昌、清远和怀集有数百家工厂非法买卖木材，有人估计：光是一九七三年的交易量就高达七万立方公尺。

广东还有另一项优势可以帮助人民们逃离计划经济。离珠江三角不远的地方，是连绵不断、像是地毯般伸展开来的翠绿蕉林，在这些蕉林之间，零星散布着一些向来是海外移民聚居的县市，例如开平和台山。在解放之前，整个地区都分布着海外归来的移民建造的巨大别墅，其中还包括上千座西洋风格的大型塔楼，还有抽水马桶、大理石地板、哥德式的塔顶和碉楼。这些从海外回来的移民社群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恶劣，而且在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一九五二年都受到土地改革的血腥运动所累。多年后——在文革的高峰时期——又有很多人因为阶级背景的缘故，被指为“间谍”、“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更使这些海外归国的移民不满。不过在一九七〇年之后，货物和外汇又一次从境外涌入了。到了一九七四年，这些海外归国移民手上握有的钱是一九六五年的两倍。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在文革时是最早受害的，但他们现在是最先摆脱整体贫穷的人。多年来因为放任不管和反帝国主义象征而造成的住房问题，由他们用外汇解决了。在台山市和区内的其他地方，是他们买来了钢铁、木材和水泥。陈季金（音译）一家八口都住在简陋的泥屋里，他们在等一笔两万元的汇款来重建新家——这笔钱相当于三十个熟练工厂工人一年的薪水。

从海外寄来的包裹与日倶增。省会广州在一九七二年便累积了超过二十万件，不过在年终前都清掉了。包里里主要寄的是衣物和食油，这反映出地方市场的匮乏。其他物品还包括豆类、灯泡、火柴和药物。其中有些最后会流入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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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省分也同样有去公社化的措施。在大跃进的饥荒时期，四川这个占地辽阔的内陆省分可算惨绝人寰，后来又有所谓的“二挺”之乱，革命委员会完全受到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把持，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才终于开始将土地租给农民。拥有土地本来就是下层人民的愿望，只是很久以后，才得到地方部门的承认。

耕者有其地，只是乡村宁静革命的其中一环。有一些比较富裕的村子，不只会针对市场种植一些利润较高的作物，甚至开始兴建地方的工厂，这种做法在广东许多地方都很常见。座落于汕头外的潮安，因为刺绣在文革高峰时期被打为“封建”，所以整个村子都陷入贫困之中，直到轻工业部在一九七二年取消贸易禁令之后，潮安村才恢复以往与海外社群的联系。两年之后，在某些村里，有多达一半的妇女重十针线刺绣，她们的产品在海外市场有高达一百三十万元的价值。也有人转投入五金和工具制造。不过，虽然有些农村的企业归集体所有，但是很多人都只是用集体的表象来经营完全私人的生意。东里大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地有四百二十户，除了四十户之外，全部都是一家钉子工厂的成员。他们在家里工作，按件计酬，所有利润都直接进到每个工人手中。工人也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原料，有些人向街头小贩买原料，有些人可以从黑市得到回收的废铁，也有些人会到汕头大批进货。赚得多的工人一天可以赚五到十元，这等同于一般农民在公社做上一整个月赚到的钱。

农村企业对市场的贡献不止这样而已，他们不仅靠中间人卖产品，也把赚到的钱用来买粮草、养猪，或是买计划经济下没有的进口货品——包括鱼油和阿斯匹灵。他们会派出采购人员与政府单位争夺生意需要用到的稀有资源，例如煤、钢和铁。

这些都是广东的例子，不过不是只有南部地方有农村企业。江苏一带有些地方的生产大队早在一九六九年便与个体户签订契约，公然违反当时的激进政策。这种作法通常是从土地不宜耕种的地区开始的，例如在沿岸地带，有些村民早就不在那里的沙地上白费气力，改成养鱼，然后再慢慢把心思转到工业上。国家原本规定川沙村民必须种棉花，但是川沙村的总产量中，工业产出的比例从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五十四，在五年后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四，这个增长率远比一九七八年之后还要高得多——虽然一九七八年之后提倡“经济改革”。相较之下，松江县的地方领导则只是继续遵从政府要求的粮食上缴规定。

家庭式的工厂（这是长江三角洲一带在解放前原有的生产习惯和商贸路线）也有所成长。政府一松手，这些旧作法和路线便重见天日。例如汕头的刺绣长久以来都外销，上海附近的村庄专门生产家用品、陶瓷、布、丝绸和其他手工艺品，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机械化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愈来愈普及，村里的纺织厂已经有了生产丝（绕线）的简单机器，让产品更加多样化。上海已经有成熟的行会、商贸会和银行（当中有许多都与海外有联系），合力汇聚成日渐茁壮的贸易枢纽。像是上海市的缫丝工业同业工会，在一九四九年被共产党下令解散之前，对上海、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的丝业生产和贸易都有助长。

农村工业在一九七〇年代初重十昔日光辉的程度，从数据上可略窥一二：江苏全省的工业在一九七〇年只占乡村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三，但是在一九七六年，竟已达到百分之四十。工厂通常都属于公社，虽然有时只是名义上的。塘桥村在地方干部的协助下，在一九七〇年成立了一家金工厂，拥有二十五名员工。一年之后，这家工厂又建了一座发电厂和纸箱工厂，以及几家五金店和一座饲料加工厂。接着又在一九七二年盖了一家制砖厂。这一切发展，都等于将政府要乡村种植口粮和“学大寨”的要求完全置之不顾。村级领导此时在政治上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还开始在“综合工厂”的名义之下，成立更多新企业。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去时，他们就马上脱下了计划经济集体制的外衣。

其实还有地下工厂，它们会假装是公社所拥有的。这些工厂也是由村领导经营，它们在大跃进时就出现了，但是之后发生的灾难让很多工厂都倒闭了。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谈及这些地下企业时说：“农民并不关心所有权的性质为何，他们只关心如何维持生计。”这些工厂中有一些是由个人经营的，他们通常只使用公社的名义和会计，也就是说，它们会并入生产大队中，甚至依赖政府官员的保护。

面对这种形势，高阶官员可以做的事不多。张春桥曾经在上海严厉指责农村里“资本主义的苗头”。也有其他人抗议过这类事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打击，不时就有运动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过通常都效果不彰，因为村民们会屠宰自己的牲口，并瓜分公社资源，作为己用。私人企业转入地下，至少是暂时避避锋头。更重要的是，虽然有些激进分子依然拥护毛主席，但是他们的势力无法及于某些城市的外围部分，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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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留地和租地上发展出来的菜园经济，只要有多余的产出，农民们便会骑单车进城销售，货品包括蔬菜、水果、鸡鸭鱼肉等。有些人会逐家逐户登门叫卖，有些人则聚集在百货店外、火车站或是工厂前面，坐在路边把货摊在地上，或是摆张小桌子。公安常常驱赶他们，但是他们总会回来。有时候，地方部门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会在约定的时间聚集起来，在这临时的市集进行买卖。农民不只恢复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他们展开大规模迁徙，完全不理会户籍登记制度的限制。在大跃进期间，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移居到城内，在地下工厂打工或是在工地里做工。在饥荒时期，有很多人被送回家乡，但他们还是会回到城里，做一些城市人不愿意做的苦工、肮脏活儿和危险的差事。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早期，已经有许多村庄发展出迁徙的传统，他们知道如何避开政府的纠察、怎样在城里找到工作、怎么照顾留在乡下的家人。有时候，甚至是因为干部答应照顾留守的老人和幼童，让大人们出城，才促成了一连串的迁徙。因为，在城里打工后汇回来的钱，构成了整个村子的命脉。迁到城里的人会继续透过亲戚上缴口粮，或是直接缴给村里的领导。

林彪事件后，数百万人想要规避政府的控制，钻户籍登记制度的漏洞，定居在城市中心或是外围。城市周围出现了一圈圈相对有钱的人，因为小贩和农民都移入边缘地区种菜或做些小手工，卖给城市居民。也有些人甚至不再耕种，直接在市集旁边开起小吃摊或是小餐馆。

很多人都处于模煳地带，他们必须一直逃避政府的监控，又要冒着被送回乡下的风险，但是，也有很多人计划着要拿到城市的居留权。他们不全是农民，有些是想得到城市居留权的农村干部、三线建设的工人，或是一九六八年之后被禁止回城的原城市居民。他们会想尽办法动用私人关系、行贿或是向当局求情，这里头有许多人都受雇于国有企业，这让工厂领导减少劳工成本。如果成为可以正式居留的人，他们就会把村里的亲戚朋友也带来。

这些民工的数字令人吃惊，政府曾经在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间试图减少城市的人口，但是当时达到的效果，至此已经完全被抵消了。陕西全省的主要城市在一九七〇年都增加了二十五万人，隔年更增加了约三十三万人，总计达到三百六十万人口。如果考虑到自然的人口增长和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变更，我们可以知道，增加的人口中，有很多都是避过了户籍登记限制的农民、士兵和干部。

在别处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湖北的城市人口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〇年间只增加了约三十三万人，但在之后的两年，便增加了五十万人。光是一九七二年，就有超过三十万人计划取得城市的居留权，其中的五分之一是靠欺诈取得的。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并没有居留权，包括嫁给城市居民的妇女和他们的孩子。除此之外，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还有五十万个农民定居在城市外围的城乡交界处，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会在城市进进出出，轮日班或是值夜班。

北京当局也发现人民的流动情况很难管制。到了一九七三年，已经有一群群的无业人士公然在街上游荡，有些人是在找工作，有些则是被赶到乡下后又悄悄回来。也有一整群民工只是在去黑龙江的途中路过此地。一项估计指出：每天大约有二十至三十万人会经过北京。这造成的负担太大，逼使公安部在一年之后，要雇用一万名以上的人手，日夜不休的清除北京里的不速之客。

不仅愈来愈多人不理会户籍登记制度对自由迁徙的禁令，他们还乐得可以免费旅游。根据黑龙江省会哈尔滨的当局估计，在一九七三年，大约有一百三十万人在坐车时逃票。甘肃省的省会兰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例子：兰州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四日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查票时，发现每三个旅客中就有两个没有票。同年在兰州，还有大约三十三万人偷偷爬上运货的火车。另外，从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快车也“常常”遭到一整群人拦截，他们逼使火车慢下来，然后这些没买票的人就会爬上车。在国内的某些地方，坐霸王车简直是种习惯，因为人民会说：“人民火车”自然是让人民坐的。在郑州（河南的主要铁路枢纽）的车站里，每天都有上千名乘客没有买票就冲上了火车。

市内的交通也一样，人们上公车都不肯买票。有时候收票员——甚至连司机——还会被蛮横的乘客或是流氓殴打。光只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山东省省会济南就有数十位收票员（或是司机）遭到当众殴打，有的甚至伤势严重到无法再回去上班。

积弱的政府没有什么办法阻止数百万人民在各处移动，不过还是有个安全阀。政府在一九七〇年五月正式容许一些民工定居在黑龙江。当地多山，又全是未开发的原野、紫椴树和东北桦木，充足的天然资源早已吸引了许多在大跃进时陷入饥荒的人来此避祸，不过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依然是无人居住的原野，政府也希望自愿前来的移民可以开发出更多资源——而不是只有大型的劳改营。

大部分民工来自山东和河北，而且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没有等到政府的政策开放就已经来了。光只是肇源县，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就有两千人远道而来，并且留下来在黑龙江讨生活。有些村子几乎成了空城，有多达三分之一的本地人用脚投了票——包括会计和所有的党领导。

前文提到的丹棱——从日本广播中听到林彪死讯的年轻人——也在一九七三年一月获得释放之后决定去试试运气，和其他民工一起前往当时被认为是丰饶之地的黑龙江。在地方政府同意让他们合法化之前，他和其他旅伴一直睡在火车站的长椅上。他在全省转了一圈之后，终于找到一个朝鲜社区，让他的工科技术在那里有用武之地。他们都很穷，只吃得起小米，但是他们很满足，因为至少在这里是个自由人，“没有人会因为政治的原因而觉得低下或受辱”。他们不必共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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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专心搞经济的地方领导，或是重建民间市集（这在解放前早就有了）的农民，全国老百姓都默默地在和过往重新创建联系。有时候，农民只是带点玉米上市集，或是多花点时间在耕作自留地，一点一点地试着越过计划经济的界线。也有些时候，他们会大胆起来，开设地下工厂，或是做些投机买卖（而商品通常是政府管制的物资）。但是不管在哪儿，文革的失败都让人民的胆子变大，用各种方法、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便注意到：“人民决意不想再过他们之前过的生活，他们想出不同的方法来摆脱困境。”这是一场由下层人民发起的革命，它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无所不在地发生于全国各地，并没有大声张扬，但是最终却席卷了整个国家。

第二十二章 第二社会

中

央的计划经济把国家搞得惨不堪言，只有民间自发的“第二经济”在默默地寻找解决办法，同时，在那些不再对共产主义教条抱有希望的人民里头，也有一个“第二社会”正在慢慢浮现。和东欧与苏联的情况一样，在常规的政治系统中，藏着一股不能见光的第二社会力量。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共产党在一九五〇年开始压制基本的经济自由时，就出现了黑市。同样的，新政权所不容许的社会活动，也设法以避免引人注目的方式继续存活下去。解放后的头几年，庙会节日受到箝制，宗教领袖也被送去劳改营，就在这时，宗教活动已经转到地下了——何谓“地下”？正如字面所示，华北地区真的挖了地下室还有隧道以连通整个村庄里的重要地点，河北省有几位宗教领袖甚至藏身在地面下几公尺深的洞穴里长达四年之久。基督教和佛教还是保留了很大的力量，虽然信徒已经不再佩戴显眼的标志，但是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一九五〇年代早期发动过一场文字审查，大批藏书沦为废纸浆，根本无害的书籍也被下架了，但是在那之后许多年下来，人们还是继续偷看禁书，而且也不见得会遇上很多的阻力。

虽然领导阶层在解放之后一直力图摧毁旧思想和旧习俗，但是他们最后意识到：这实在难以根除。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就是让他们知道：虽然经过了十七年的共产党领导，但是旧社会依然存在于许多人的情感和思想里。虽然表面上大家的意识形态都是一致的，但是，在肉眼不可见的世界里则充满了次文化和反文化，而且这些有别于表象的文化体系对共产党产生了威胁。在官方的话语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革完成以后，还需要另一场革命来清除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不然修正主义思想可能复辟，危害到共产主义的霸业。

但是，经过抄家、焚书、批斗大会、肃清和无止境的再教育运动（无论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或是五七干校）之后，旧习俗依然难以杜绝。文化大革命想要改造每个人的生活的每个面向，包括他最内在的思想和个人的感受，但是往往人们实际上只维持表面的服从。人们互相欺瞒，用谎言和空洞的口号对抗谎言和空洞的口号。很多人变成了最佳演员，假装服从，完全明白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第二社会并不是一个隔绝开来的领域，而是某些人还保留着的自由范围。拜永无止尽的思想改造运动之赐，很多人已经学会怎样阳奉阴违，嘴巴上说爱党，但是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套。所有人都膜拜毛主席的神坛，但是有些人却保留了自己相信的价值，无论是政治上或是宗教上的。当官方的意识形态每次出现转弯时，当然也有真诚的信徒或投机主义者会选择热切地跟随党，但是更多的其他一般人民却只是屈服于必须从众的压力。有些人便发展出两套精神或是两套思想，一套用来表现给别人看，另一套则纯为己用，只在可信的朋友和家人面前流露。有些人能够轻松自在地在两套想法之间游走，但是也有些人因为无法顺利地调和他们周遭的思想和自己的信念，所以只能够显得冷漠，或是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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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场文革的政治口号都极力宣导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对象不分老幼——无论是没有经历过旧世界的年轻一代，或是经过修正主义洗礼的老一辈。但是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教育制度变得残破不堪，高等学府都关闭了，国家最优秀的人才也困在五七干校里。学生一念完中学就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黄明珍（Jan Wong）在一九七二年来到北京大学——她是当年录取的两位外籍学生之一——迎接她的是一所几乎荒废的学校。学生大约只有几百人（一般大学通常一次会录取几千人）。“很多大楼都用挂锁锁上了，大讲堂都是空的。我们住的二十五号大楼是一栋灰黑色的砖楼，屋顶上铺着弧形屋瓦，在我们来之前，已经空了六年都没有人住。”

红卫兵在文革的高峰期占领了很多初中和小学，这些学校后来又被恣意扩张的官僚体系占用。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之前，江苏省已经损失了七十万平方公尺的学校用地，相当于几万间教室的大小。工厂进占小学，政府单位也把学校的大讲堂拿来当办公室用。

数据可以骗人，因为绝大多数可得的数据都是政府编造出来应付福斯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资料里看出些端倪。河北省在一九六五年有大约八百万学生，但是在五年之后只剩下六百万，也就是大约减少了四分之一。不过减少最多的还是高等教育单位，学生人数从文革前夕的二万七千人，锐减到不足五千人（一九七〇年）。

学校里最主要的还是讲授意识形态，连大学也不例外。一九七五年时，山东省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语文课几乎都忙着颂扬文革的功绩，还有百分之十七在教最新的政治运动。到了一九七二年，江苏省的语文课本里有一半的课文是马列毛语录，还有三分之一选自《红旗》和《人民日报》之类的政治宣传刊物。

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或许可以不假思索地背出红宝书中的段落，但是文革时的乱局其实对他们长期的学业发展毫无帮助。在长江出海口附近的南通，有些孩子说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何年何月成立的。同样地，在江苏省的江宁，甚至有些孩子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在东台县的三仓公社，一个班里有五十四个孩子，其中有二十个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有四十个不会写阿拉伯数字。

中学学生对于基本地理的知识也程度不一，有些学生甚至没有办法在地图上标出北京在哪里。富宁县有些学生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够从世界地图上找到自己的国家。南通和徐州的许多学生没有学过加减运算。一项测验的结果显示：并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一小时有几分钟。

有些老师的知识程度也不高。针对江宁县各学校的一项详细调查，发现有大约一半的教员写不出许多省会的名字。而且，即使到了一九七四年，还是有很多老师害怕受到批斗或是迫害，“所以非常宽松，不敢纠正学生写的错别字”。

这些都不是特例。山东省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和百分之六十的成年人是半文盲或全文盲，省里的某些地方（例如临清区）有一半的青少年和三分之二的成年人写不出自己的名字，或是读不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小文章。这些数字反映出的是全国性状态。国务院也承认，到了一九七八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在全中国不同年龄层的儿童和青少年之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率已经攀升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某些地方更超过百分之五十。党员也不例外，河北有一百四十五万名干部，其中的三分之一是文盲，只有少数几个是高中毕业。

不过，虽然整体而言识字率在下降，但是读禁书的机会却反而愈来愈多。即使是在文革的高峰时期，红卫兵当道，试着要清除一切封建过去的标志，但是他们之中也有某些人悄悄收起了吸引他们注意的书本。很多书被捣成纸浆或是被烧掉，但是也有不少被卖到黑市，因此得以重见天日。张戎就写过：成都有各式各样的人在买卖书本，有“想从抄家得到的书里赚一笔的红卫兵；想要钱的失意生意人；不愿意书本被烧掉、但又不敢自己收藏的学者；还有爱书人。”她的弟弟每天都到黑市去，卖掉他从回收纸厂捡回来的书，以交换其他的书。他的阅读量很大，每天都会读个一两本，但是他不敢同时保有太多书，通常不过十几本，全都好好地藏着。

这些地下读者很快就愈来愈多，因为人民对于政治愈来愈失望。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之后，有些学生开始退出派系斗争，加入了所谓的“逍遥派”。他们用来打发时间的方法就是读各种类型的书籍，而且都是文革前无法取得的书。这样的地下阅读活动在一九六八年夏天之后变得更加普及，因为有数百万年轻人下乡，他们靠着传阅书本度过漫长的冬天。张戎被派到四川的一个小村庄时，她的弟弟就给了她一整叠书本。她每天下田时都想着这些书想得心痒痒的：“村里的生活很平淡，在我潮湿的住处里，每个宁静的深夜都是我开卷沉思的时候。”从长沙流放而来的梁恒比较幸运，他被安插到一所初中，并且在那里发现了一整库书本被尘封在储藏室里，发霉褪色。他的心跃动了起来，一个全新的、充满想像的世界在他面前打开：“我的生命完全改变了。”

林彪死后，对于意识形态的管制比较宽松了，禁书的世界也进一步发展起来。虽然书店里卖的书没有太大的不同，还是一排排摆着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但是台面下流通的书本种类却增加了许多。除了从私人藏书或是公众图书馆里救回来的禁书之外，还有现代和当代作家的译本，这些译本的数量约有一千种，都由国家印发，发行的数量有限，原本仅限党员阅读，现在都流通到了民间。有一名高级领导的女儿回忆起：她的父亲会把禁书锁在抽屉里，却忘了把钥匙藏好，于是她便有机会拜读苏联的小说，其中尤以伊凡•沙米亚金（Ivan shaiakin）的《多雪的冬天》（Snowy Winters）最令她印象深刻，这本书讲述苏联干部含冤受屈的故事。张戎最为津津乐道的，则是尼克森总统的《六次危机》（Six Crises）——虽然译本经过删改。另外，大卫•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的《出类拔萃的一群》（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描述肯尼迪时期的美国，也让她对美国开明的政治气氛感到惊奇。

最具影响力的译本之一，当属威廉•夏伊勒（Willia shirer）的《第三帝国兴亡史》（The Rise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因为其中好些内容都与文革如出一辙。哈瑞•杜鲁门总统的《回忆录》（Memoirs）、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和索忍尼辛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都广受欢迎，并有助于读者对共产革命产生批判的观点。在这个托洛茨基主义者（Trotskyist）都必须被枪毙的国家里，托洛茨基（Trotsky）的著作也有不小的影响力，最权威的当属《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和《斯大林评传》（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也有重要的文学著作，包括阿尔贝•卡缪（Albert Caus）的《异乡人》（The strangers）、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旅途上》（On the Road）、萨缪尔•贝克特（Sauel Beckett）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和杰洛姆•大卫•沙林杰（J•D•Salinger）的《麦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

禁书有时候是手抄本，甚至还有专门交流禁书的读书会，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课题。北京有一个读者交流网络，成员遍及全国，大家都以通讯方式交流，他们还大胆地称自己是“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虽然政府会打压，但是这些沙龙小组的成员还是愈来愈多，因为有愈来愈多读者开始以批判性视角看待文革。

不是所有流传的文学作品都那么高深，黑市里也有情色小说，因为这种书会惹来更大的政治麻烦，所以它们的售价最高。在这个清规戒律的社会里，就连司汤达尔（Stendhal）的十九世纪经典著作《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也被认为是情色小说，每本叫价相当于普通工人两星期的工资。情色小说多半是手抄的，也有用简单的模板或是手压设备制作的粗糙油印本。在文革最高峰的时候，许多单位开始自己印发传单或是刊物，有些器材没有落到文宣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手里，现在就派上用场了，它们被拿来印刷情色小说或是猥亵的歌谣，在工厂、学校甚至政府单位里传阅。

其中一本最广为传阅的小说，是《少女之心》（The Heart of Maiden），它的故事是说一个大学女生和表哥以及其他男子的爱情（色情）故事，文章很短又露骨，所以非常受欢迎。到底流传了多少本？恐怕不会有人知道，不过，除了红宝书之外，说不定这是最多人读过的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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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文革期间，人们都甘冒着被邻居举报、被判反革命罪的危险，一直偷偷收听外国电台广播。在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期间，清楚显现出这个情况的普及度，当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哪怕只是流露出一丁点对于党的不满（无论是真的或是冤枉的），都宁枉毋纵地受到迫害。即使是位处内陆的甘肃省，省里的一家工厂每五十名工人中就有一个人在收听苏联、美国、台湾、香港、日本或是印度的电台广播节目。当时也有“四川地下电台”和“解放军之声”这样的电台。

在文革高峰期，一般人民众学会了怎样使用印刷设备，也有不少学生学会了无线电广播技术。正定县的高原担任学校里的广播社社长，他会架设各种设备，从最简单的二极管接收器到晶体七级管收音机都难不倒他。最厉害的收音机可以接收到远至莫斯科的讯号。

广播社很快便惹人怀疑，不过黑市里的收音机晶体管和半导体倒是卖得火热。在上海，热衷于这种兴趣的年轻人可以到福州路去，会有工人从工厂偷出零件拿到那里卖。当局一直试着打压这种交易，不过并不成功。

当局一直试图干扰美国之音和从台湾来的电台讯号，但是也都失败了。在讯号战上，只要讯号够强、够稳定，就没有任何技术能够阻止大部分听众接收。政府还把收音机旳价钱压低，这其实让人民反而更容易收听到海外来的短波节目。文革未爆发时，一台收音机在乡下相当于一整头猪的价钱，没几户人家花得起，当时收音机的接收范围大约是三百到五百公里不等，也就是说，像伊宁这样的城市，因为离省会乌鲁木齐太远，在白天是收不到讯号的。接下来的几年，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收音机价格调降了三分之一以上，到了一九七〇年，国内的许多地方，一台四管收音机的售价甚至比生产成本还要低。

经过几年之后，广播网络已经可以延伸到各省的大部分人口，因为各地县城都有广播电台，人民公社里也有广播扩音站。连很穷的村民，都绝对接触得到政治宣传。在一九七四年的时候，湖北省全省有超过四百八十万支喇叭（在文革前只有十八万支），相当于几乎每户人家都分配到一支。

不过，就算宣传机器从不休止，也淹没不了来自国内外的不同声音。就连海南岛（广东省海面上的一个亚热带外岛）这样的穷地方，人们也会偶尔听听“解放军之声”这样的反毛泽东电台。还有一个电台叫作“共青之声”，它会整天不定时播放反动口号，一般认为这个电台是广州中山大学的毕业生成立的。广州的计程车司机会公开收听香港电台，不是只有他们这么做，即使到了现在，最忠诚的共党官员还是不敌外国电台的诱惑，只因为他们想要知道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前文说到那位在家中抽屉发现《多雪的冬天》的女孩，有一天走进父母房间时忘了敲门，就听到一个响亮的声音说：“这是莫斯科电台！”

被国家禁止的其他社会活动也蓬勃发展起来。例如：有地下的歌唱社，人民会以唱革命歌曲的名义聚集起来，但其实是要演出被禁的戏剧、唱被禁的歌曲。在一九六九跨一九七〇年的冬天，上海第二机床厂有一百个年轻工人每周五都聚在一起玩违禁音乐，还吸引了其他工厂的人来听。

旧世界悄然回归，几年前，红卫兵将昔日的休闲活动眨为封建或是资产阶级的品味，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回到人民的生活中了。林彪死亡时，儿童之间唯一流行的游戏是跳绳，不过北京街头很快又出现了打陀螺、跳房子和扯铃等玩意儿。虽然有传统花纹的丝绸风筝还是只能卖给外国人，不过有些孩子已经懂得撕开《人民日报》贴在木头骨架上弄成风筝来玩了。京城那些曲折狭窄的巷弄里，会有人躲着打扑克牌，天上有赛鸽在飞，它们的尾羽上绑着小竹管，飞起来会发出哨子一样奇妙的声音。人们重新开始养鸟，有时候还会在大清早到公园里遛鸟。

普通人成了地下艺术家，他们会在艺术中寻找逃离政治桎梏的出口——他们的画作故意偏离当时什么都据以为本的“社会现实主义”，完全不像当时墙上所贴的宣传海报和党官方赞助的“人民艺术”。许多画作都故意与政治脱勾，希望辟出个人空间，让他们可以和内在的自我对话。他们的艺术都见不得光，就像地下文学沙龙和歌唱社一样，是一群由业余艺术家所组成的非正式团体，大家一起从事共同的兴趣。他们会利用废弃的工厂、公园或是私人土地，选择的建筑物又通常有黑暗的走廊和独立的楼梯间。他们会传阅艺术书籍和展览的目录，人民重新开始接触西方的东西了，例如米开朗基罗、毕加索，同时还有传统中国水墨画。

在北京，这类背景各异的新进艺术家组成了一个团体，并且在日后被取了一个名称，叫作“无名”。“在这个时代，自由结社就是犯罪，所以这个团体必须无名、无形，同时是自发的。他们没有规章、没有成员、没有统一的艺术原则和风格。”他们很多都来自阶级敌人的家庭，经历过家庭破碎、校园关闭和社区崩坏之类的文革经验。他们拿起画笔，最初都是画政治宣传画和毛主席肖像来磨练自己的功夫，而且这样才可以拿到珍贵的油彩和画布，让他们在闲暇时间，用这些来作练习。大自然是他们喜爱的题材，无论是植物园里的桃花和丁香，或是北京市郊外明十三陵的日落，都是他们取材的对象。有一次，几个成员伪造介绍信，骗过了公安，在国庆日去了北戴河海边一游。但是他们也凭记忆作画，剖析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无名”的成员之一——知名画家王爱和——便记得曾经有一个工厂工人在窗前凝视良久，想着该怎么画下他看见的远方那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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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也转入地下，让人可以偷偷的保持自己的信仰，无论是像基督教、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这样有组织的信仰，或者是地方神灵、祖先的民间信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偶尔会爆发民众抗议。以河北省为例，在一九六九年就曾经有基督教徒公开叫喊：“我不信毛泽东，我信上帝！”省里的其他地方也曾经在五一（劳动节）当天出现口号，写着：“敬拜创造天地的上帝。”不过这都是个别事例，很快就被无所不在的军方压制下去了。在大多数时候（尤其是在乡下），一般村民都是默默地，以不公然对抗的间接方法，维持着自己的信仰。此时的宗教领袖大致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一般村民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讽刺的是，曾经在一九五〇年代领教过迫害之苦的教派，在文革期间却比较能熬得过去。倪柝声和“小群教会”就是如此，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是中国扩大得最快的新教教派之一，当时信众有七万人之多。解放之后的头五年，小群的很多领导者都遭到了逮捕，聚会也经常受到打压，倪柝声则于一九七二年在狱中逝世。不过，一般信众将打压视为对信仰的考验，在文革开始的多年前，他们便已经学会组织小组和家庭聚会了。识时务的非法敬拜传统，让他们得以存活下来。

有些宗教组织也采用类似的方法——没有中央组织，只是让一群群的信众分布在乡间。喇嘛、阿訇（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和神父虽然都在劳改营里，但是会有一般信徒站出来维持社群的团结。他们也继续招募新的成员，这些人历经文革之痛，都需要慰藉、希望，寻求救赎和内心的平静。最重要的是，负责宗教事务的政府部门也是泥菩萨过江，外有造反派打击，内有派系斗争，不同的教派都重新浮出水面，并组织起来，为毛泽东死后的宗教复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地方神明也同样顽强，虽然政府多次试图以毛泽东崇拜取代地方信仰，但是地方上的神祇依然屹立不摇。有些村庄停办了地方庆典和公开仪式，庙宇也被关闭，不过许多村民还是照样在家里安放小神龛或是神坛，供奉这些神祇。他们会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上香、还愿、招灵或是供养神明。家家户户供奉的神祇中，各方神圣都有，包括祖先神灵、保佑地方的神祇、雨神和送子观音。最颠覆性的作法莫过于把毛主席当作地方神灵来拜。虽然庙宇大多被拆了，或是改建为粮仓，但是较大的神像仍然保存了下来。有些神像不断地从一处搬到另一处，直到一九七二年，当地人才觉得让祂们安定下来是安全的。也有些公社假借修建学校的名目来动用资金建庙，这种作法在甘肃省平凉县可以见到，相信国内的其他地方也一定有这种情况。

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一向密不可分，即使在文革的高峰时期，也同样地位稳固。江青头几次的公开露面，其中一次便是在一九六四年夏天的京剧节，那时她还决意要改革当时在农村广受欢迎的传统戏曲。不久之后，她便严禁所有的戏曲表演——除了八套歌颂人民解放军和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戏之外。八套样板戏出现在海报、明信片、邮票、餐盘、茶壶、花瓶和日历上。特定的剧团会到学校和工厂演出。被送到延安种田的翟振华幸运地被一队巡回演出的剧团选上，他们在野外搭起粗制的舞台，表演给工人和公社农民看。“观众很多，但通常没有什么人拍手。这些戏到哪儿都没什么人想看，只除了一个地方——你想都想不到——延安大学。”

虽然国家的政治宣传铺天盖地，不过有些群体还是坚守他们自己的传统。在一九六八年，浙江的几个农村联手举办了大型集会，集会上表演了传统戏曲，还有几百张桌子排开来，以烟酒奉客，列席者包括有头有脸的宾客，也有当地的人家。江西虽然比浙江穷得多，但是有些集会也会有几千人公开聚集在一起观赏传统戏曲。在某些乡下地方，公社成员会定期庆祝传统节日，并且向地方神灵祈求。有些村庄成立了公基金筹办龙舟赛，除了通常会有许多观众之外，还会杀猪，并在供桌上摆一大堆食物，相当铺张。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早期，除了唱戏的戏班子之外，也有其他传统技艺的师傅在农村地区讨生活，包括乐师、风水师、灵媒和占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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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教会有时候叫作“家庭教会”，因为都是一小批信众秘密在家里聚会、分享信仰。虽然宗教不再是光明正大维系整个社群的黏着剂，不过它转变成比较个别、私人经验的形式，远离教堂、庙宇和清真寺，走进家里继续存在。吊诡的是，虽然文革攻击私人领域，将它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各式各样不同生活背景的人，还是都退回家中寻求一点孤岛式的个人自由。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城市里，公寓和住房都是几个家庭共享，好管闲事的邻居和七嘴八舌的人们都是麻烦的根源。文艺沙龙、读书会和地下艺术家就跟宗教信徒一样，有时候会偷偷摸摸地密谋在私人家中聚会——虽然他们必须不断改变地点以避过侦查。

但是，真正坚守家里的相对私密性的，不是什么宗教组织或是地下沙龙，而是家庭本身。虽然学校教育制度的确崩坏了，不过家庭教育还是让一些父母把他们珍视的信念灌输给儿女。全国有数百万儿童受到阶级背景影响，只能读到小学，他们不仅因此免受国家政治宣传之害，有些还由家人在家中教养长大。在家庭教育的丰富文化中，母亲的角色特别吃重，而且她们在传统家庭中的地位经常是由子女的学业成就所决定。刘文忠就是出身于这样一个上海的反革命家庭，他在家里自学，学习人权和民主价值。

在解放之前，很多传统技艺也是由家庭的纽带来培育和传递的。某些村里的几户人家——甚至是整个村子——会专门制造纸伞、布鞋、丝帽、藤椅、柳条鱼篓或竹篮，以供市场贩卖。即使在文革时期，还是有些家庭坚守家业，其中有做平安符、印黄历或是黏灯笼的，还有其他许多技艺都是依靠家庭传承，例如武术、传统戏剧或戏曲唱腔。

家庭在文革期间当然一直受到攻击。有些家庭一分为二，因为不同的家人隶属于不同的派系，或是受到地方政治浪潮的影响。人民常常因为这种毫无道理又不知何时会发生的猎巫行动担惊受怕，使得整个社群分崩离析，只剩下驯服、落单的个人，并且只能效忠毛主席。家人都要在批斗大会上互相指责，如果夫妻中的其中一人被送到劳改营，另一个就要和他\她离婚。而且——特别是在城市中——因为家庭成员会被送到不同的乡下地方，所以很多家庭都被无情地拆散。孩子刚从中学毕业就要被送走，有时候则是父母必须分开下放到不同的劳改营。一般工人最后会流落到三线建设的贫困工厂里，而政府员工则在毛泽东学习班或是五七干校里接受农民再教育。以四川的张戎为例，她的父母就分别被送到两个不同的劳改营（劳改营由二挺直接控制），而她的四个兄弟姊妹则必须到成都的偏远村落去种田。

但是，中国有着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复杂亲属制度，经过几个世纪的调节，发展出一套复杂的词汇，根据性别、长幼、堂表和辈分，几乎每个家族成员都有不同的称谓。孝悌是儒家伦理的基础，氏族和家系组成的大家族是一九一一年才瓦解的天朝帝国的骨干，因此，家族即使受了打击，也很快就会恢复了。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变得更加密切。张戎和她的兄弟姐妹就学会了如何互相照顾，而且经常到营里探望父母，变得更加团结。

真正会批斗自己父母的子女只占少数，这点也显示出亲族的联系力量。政治宣传中的确有很多例子，说年轻的标兵会选择为国家尽忠，优于对父母尽孝。苏联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在一九三二年因为告发自己的父亲而遭到亲人杀害，这个故事变得家喻户晓。故事虽然是假的，但是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它。在崇拜莫罗佐夫的背后，其实是鼓励孩子们对斯大林效忠，借此来取代家庭的团结。

中国的政治宣传同样不遗余力。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里，“爹亲娘亲不及毛主席亲”的口号已经深植在每个孩子的脑海里。正如一个学生所说的：“我们被灌输要把每个不全心拥戴毛泽东的人视为敌人，就连父母也不例外。”父母也教导子女要顺从官方的意识，因为他们知道唯有这样才能够保障他们的将来。

但是，在苏联真正狂热批斗自己父母的人其实不多，文革里记录在案的例子甚至更少。这些为数不多的孩子告发自己的亲人后，往往会众叛亲离。马定安告发他的父亲在黑市买卖粮票之后，先是被逐出家门，被村民唾弃，还被困在一座废弃的寺庙里，连党干部都拒绝和他有任何关系。

更令人吃惊的案例是张红兵，他十五岁时出卖了自己的母亲，主张她应该因为反革命罪名而被枪毙。党遂了他的心愿。他母亲唯一的罪名只是烧了毛主席的肖像，却必须被枪毙。这个孩子受到大家的崇拜，当地党委大力称赞他的革命情怀，但是不久之后，反而因为他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因而遭到迫害。几十年来，张红兵倍受良心谴责，最后他选择在二〇一三年公开忏悔，希望能够减轻一些痛苦。公开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要求将至亲处死的人。在中国（也和苏联一样），年轻人通常只会和家人断绝往来，但是没有批斗他们。

即使是在家庭以外，旧有的忠诚伦理偶尔还是得以保留，因为人们会和朋友及同事站在一起。张戎被允许定期去见她的父亲，就是因为一位二十几岁（将近三十）的队长，一直尽力想要（不张扬地）帮他认识的人改善生活。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翻译员也记得，她在一九六九年成为肃清运动的目标之后，同事都背弃了她。不过这些同事的家人虽然住在同一栋公寓，但是都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私下送给她一些配给品。回忆录和访谈里也证明：有时候就算是完全陌生的人，也会表现善举。

在使社会瓦解的过程中，政权用尽一切手段想斩断传统社会的联系，但还是无法摧毁家庭。家庭的纽带仍然存在，甚至还产生了新的联结。这个政权蔑视恋爱关系，在文革期间，夫妻很少公开表达爱意。爱情被视为颓废的资产阶级情绪，性爱更是禁忌。许多学生长大后连基本的生理常识都不懂。例如：濯非在和一个年轻男子共骑一辆单车之后，很怕自己会怀上孩子，但是她害怕得不敢问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亲戚。杨瑞——前文提到一心向往满洲的北京红卫兵姑娘——便言简意骸地说：“我们没有性，想都没有想过。性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这不用说！在我的脑子里，它是污秽的、丑恶的，也是很危险的。在我读的书和看的电影里，只有坏蛋想干这回事。革命家都不干的。革命家恋爱时是用心去爱的，连手都不碰。”

但是和很多下乡的学生一样，看到农场里的动物之后，杨瑞很快的就学会了。她被分派到的工作是公猪育种，要引导那些公猪将正在抖动的生殖器插进母猪的阴道里。“就像一天到晚在看色情电影一样。”也有人是看《少女之心》学会的。林彪消失后，年轻人立刻开始互相见面，悄悄地走在一块儿，远离集体宿舍和拥挤的饭堂，到外面寻找一点自己的小天地。满洲有时候只有零下三十度，但是在国家农庄里，年轻的爱侣们也只能待在外面。虽然他们想要对抗寒冷，但还是不到二十分钟后就跑回宿舍里抱着暖炉。

另一方面，没有去军方农业公社、而是跟农民一起生活的学生，接触到性的机会就多得多了。有些年轻人甚至会同居，这在城市里是无法想像的。有些人未婚便有了孩子，但是他们害怕会被困在乡下，所以不愿意结婚。

不过，除了从城市来的学生以外，绝大部分的乡下人都不忌讳性事。有些年轻学生第一次到农民主人家里时，就被他们不避讳的表达爱慕之情吓坏了。十六岁就被送到内蒙古的姑娘王媛媛，有天看到一对男女在水沟边作爱，她把事情告诉队长。“但那些老农没当一回事，只是笑。”和许多其他的民间风俗一样，文革触及到的都只是皮毛。

第二十三章 情势逆转

冰

雪开始融化之后反而是最冷的。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就已经担忧，如果打击林彪的声望，会使整个文化大革命功亏一篑。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于北京举行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检讨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决议将林彪和林的主要“反党”党羽剔除。毛泽东改为推举王洪文——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的保安主管，曾带头掀起文革。并由王洪文代替毛泽东将主席的一票投进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票箱中，这样的政治表演，无非是要显示王洪文是毛泽东亲自挑选的继任人。为了小心平衡各方势力，一些旧人又重新回到委员会里，包括邓小平、李井泉、乌兰夫和谭震林。但是他们在党内的位阶还是比不上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等人，这些文革的核心人物都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用来制衡周恩来。

周总理愈发被孤立。因为他一直在谋求老干部的复职、振兴经济，毛泽东对此相当忌惮，怕自己死后周恩来就会反扑，全面推翻文革，破坏他的政治遗产。周恩来一向相当忠心，但这只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谋略计算，而不是因为他在意识形态上真正信奉毛主义。就像是一位为周立传的人所写的：“周恩来总是文质彬彬、处处忍让、甘愿退让，他考虑周全又面面倶到，性情温和但又深不可测，对于毛泽东来说，周恩来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在一九七四年一月，毛泽东指使江青一派对付周总理，指桑骂槐地说他是现代的孔子。批判林彪的运动最后演变成批林批孔。《红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日报》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在政治思想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党的宣传机器从来没有指名道姓说是周恩来，反而用尽尖酸言词批评孔子，谴责他代表一个古老、封建的社会，并且把时间花在“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上。

也出现了一些批评总理政策（要开放国家）的标语。周恩来曾经在一九七二年邀请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来访中国，游历全国之后，他拍成《中国》这部记录片，在这场反外来文化的运动中，这部片首当其冲。安东尼奥尼在一九七四年一月被批为“反华”、“反共”，但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或是看过这部片子。当时（尤其是在上海）也对于盲目崇拜外国势力大加批评，这就是针对周恩来。江青本人也曾经嘲弄过一些人，说他们觉得“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和江青过从甚密、现在成为政治新星的王洪文，把这场运动叫作“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甚至还把旧口号“造反有理”重新拿出来。也再次上演常见的群众大会、大字报和用报纸社论批评修正主义势力。有一些北京学童再次打坏了教室的窗户和桌椅，某些省里也有些原本的造反派认为机会来了，可以挑战当权者、夺权、重启文革早期的狂乱时光。杭州的旧造反派组织了一场群众集会，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学校和工厂的人参加。他们都受到王洪文的鼓舞，宣称“造反有理”，并集中火力攻击当地政府的官员、瘫痪经济和党政机关。一些有领袖魅力的人还想要革除当权的政敌，成为实际掌权的省领导。他们检阅地方的军营，打击被认为会阻碍他们夺权的军方领导。

武汉的旧造反势力也利用他们广受支持这一点来对抗地方上的领导，跻身于掌权者之列。另一方面，在南京，利用这场运动来对抗军方领导的却不是造反派，而是曾经因为是五一六分子而受到打击的受害者。数万名曾被流放下乡的人涌回市内要求平反，用阻碍铁路交通的手段抗争了好几个星期。

这场运动成功迫使周恩来从第一线上退下来，削弱了他在党内日益壮大的影响力。但是江青野心过大，做过了头，妄图染指党和军队。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介入，归咎他妻子让事态失控。

为了进一步制衡党内的两个阵营，毛泽东让邓小平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再耍了一点手腕之后，一九七四年四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联合国去的人就变成了邓小平，而不是一直以来规划国家对外关系、促成中美两国修好的周恩来。半年前，基辛格再次来访时，周恩来处理中美事务的方式受到非议，邓小平也加入江青、姚文元的阵营，一起批判周总理。他表现得如此恶毒，足以使外交部的许多干部相信：毛主席这次特意挑邓小平来制衡周恩来。

周恩来在一九七二年被确诊为膀胱癌，不过医护团队一直没有将病况告诉他，毛泽东也不让他得到适当的治疗。一九七四年五月，癌症扩散到身体其他地方，但他还是不被允许动手术。虽然他一直在失血，但是靠着每天输血还是继续工作。周恩来第一次真正的手术是在六月进行的，但是为时已晚，没过几个月，就出现癌细胞转移到其他重要器官的迹象。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时值国庆前夕的政府晚宴。他瘦得弱不禁风，但还是硬着头皮在四千五百人面前亮相，其中还包括超过两千位外国宾客。出席那次晚宴的人之中，也有几十个在文革后首次露面的党官员。

这次事件透露出真正的政治变革已经在酝酿中了。批林批孔运动的确让几个省会闹得天翻地覆，不过大部分地方都还是有所保留，没有多少人希望文革再来一次。在许多人眼中，周恩来代表的是与江青（和她的党羽）对抗的一股清流。不过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眼里唯一有能力阻止另一波文革的人已经住院了。“每个地方的人都流露出焦虑，对周总理只有尊敬和祝福。”在晚宴那天，真正的英雄不是毛主席，而是周总理，在他现身会场时，宾客都起身对他报以掌声，全体高呼：“周总理！周总理！”

毛泽东以身体不适为由，没有现身接待宾客，而是隔了一段距离在观察周恩来。因为大家对周赞誉有加，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收敛一下对这位总理的攻势。于是毛泽东重新安排了中央领导的席位，改由邓小平担任副总理来抗衡周恩来。但是江青却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长久以来，她都自比是万中无一的女皇帝武则天，还在报章媒体上刊出文章，颂扬武则天在六世纪统一了全国，有不可磨灭之功——虽然在一般人民眼里，都认为武则天不过是个打压异己毫不手软的暴君。这位毛夫人还收藏了几套根据武则天的帝服所缝制的古装，虽然从未穿来示人。她主持会议、接见外来访客时，还用帝王红在自己的照片上签名。

她也很害怕朝中生变，甚至几近于妄想。为了防范有人从空中狙击，她在中南海的住所屋顶上架了几把枪和旋转射击台。她吃很多不同种类的药，但是一直觉得医护队里有人要杀她。

江青憎恨邓小平，并试图破坏新的权力架构。毛泽东一直在充当仲裁人，最后更警告她不可以和上海帮的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结成一党。他们最后还是成了“四人帮”。

周恩来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离开医院，到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演讲（这是他最后的几次演讲之一）。当时他呼吁国人要针对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几个领域推动现代化，尤其是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在毛主席的首肯下，他称之为“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负责的事务日益增多，实际上日常事务已由他主理。他的工作风格和周恩来截然不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家人受到诸多刁难，一个儿子甚至还被红卫兵弄成跛脚，不过这些文革经验并没有吓倒他，依然迈步向前，不怕招惹政敌。他的手段大刀阔斧，也不留情面地顶撞江青。

邓小平马上就要求交通系统恢复正常，并以严厉的惩罚来威胁那些无法让火车准时到站的铁路官员。在一九七五年初，便有数以千计的人因为涉嫌抢劫、或是妨碍运货火车而被判刑，其中有八十五个人甚至因此而被处死。下一个目标是工业，他警告钢铁业的领导阶层，说他们“软弱、疏懒又放纵”。并要求他们应付好罢工和政治争斗问题，集中心力达成最新的钢产目标，期限也订得很严格，还派了权力非常大的工作小队来，迫使人人只得遵从。对于庞大的辽宁省鞍山钢铁集团公司，邓小平裁减了他们的管理阶层，此举让指挥结构变得更为精简，和文革前相似。

邓小平也干涉了一些还在第二次文革的影响中挣扎的省分，对还在瘫痪浙江省的杭州造反派采取了无情镇压。因为派系斗争的关系，光是在一九七五年的第一季，工业产量就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全省可以获得的收入也差不多减半。邓小平派出一支工作队突袭造反派总部，逮捕了几个首谋。浙江省也在夏天进行了盛大的反党争运动，杭州的主要造反者的命运是毛主席亲自拍板决定的，毛泽东还形容他是一个“邪恶的人”。

邓小平身为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也下令军方进攻云南省的回教重镇——沙甸，当地农民主张，除非他们得到宪法上赋予的宗教自由，否则拒绝上缴更多口粮，于是爆发了种族衡突。大阵仗的武装部队进驻，将一些村庄夷为平地。有超过一千六百人被杀，包括数以百计逃跑中的儿童和老人。

不过，即使邓小平表面上有毛主席撑腰——无论是平息民众动乱、逮捕主要造反派和革除有所拖延、办事不力的干部，然而江青又针对“经验主义”发起了新运动。这场运动摆明了就是要打击邓小平，瞄准了他偏重经济发展、忽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作法。江青再一次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在集会的工人面前宣布“经验主义”是最大的敌人，是修正主义的同谋，必须清除。四人帮控制了出版界和大多数的主要刊物，他们安排党内亲信发表了一连串攻讦文章。邓小平只得向毛主席求助，于是毛泽东介入，并宣布反修路线同时代表反经验主义和反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所指的正是江青和其他三位上海帮的人物，现在毛主席开始称他们为“四人帮”。毛泽东煽起派系斗争，让一派去打另一派，以确保没有人会坐大到能够挑战他。

但是毛泽东也不是没有改变过心意。在邓小平的强硬作风下，其中一个遭难的是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他当时还很年轻，气势凌人，在辽宁省革委会担任党委书记。毛远新对于邓小平插手鞍山钢铁一事很不以为然，在一九七五年九月成为毛泽东的个人联络官之后，他就不时向伯父进谗言。他对毛主席说，反文革的新风气已经兴起：“我一直注意着小平同志的讲话，看到一个问题，他很少提起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功绩，或是批评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他宣称邓小平副总理造成的危害其实比周总理更深。他暗示党内正有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正在出现，邓小平就是他们的代言人。

毛泽东有点惊慌失措，但还是觉得可以留下邓小平。毛泽东现在罹患了没有被诊断出来的葛雷克氏症，他的心智仍然健全，不过控制肌肉——包括喉咙、声带、舌头、横隔膜和肋骨肌肉等——的神经细胞都慢慢退化了。他现在必须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够站起来，也要戴着氧气罩才能呼吸。还要用鼻胃管喂食鸡汤等流质食物。他已经口齿不清，只能够透过唯一听得懂他说话的张玉凤和外界沟通（张玉凤就是二十年前被他勾引的列车服务员）。

毛泽东知道大限将至，所以力图稳守自己身后的影响力，尤其是关于文革的一切。他自己认为这场革命的成功和失败是七三开，不过他希望可以作出一个正式的决议案，免得这一切在他死后都被推翻。毛泽东决定测试邓小平是否忠心，于是要他主持一场党内元老聚会，决定对于文革的最终论断。但是，在十一月二十日的会议上，邓小平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甚至连毛泽东要他监督决议的草案作成，他也拒绝了。这等于是公然对抗毛主席。

就在同一天，清华大学贴出几百份大字报，都在指责胆敢“否定文革”、“在教育上攻击无产阶级”的人。打压邓小平的运动持续了一年，而此时堪称是高潮。被四人帮牢牢掌控的上海，报纸标题和扩音器广播每天都在说：“打倒右倾翻案歪风！”激进派指控有些人试图“否定文革”，这句话成了当时的口号。人们再一次“低头踮步走路，害怕误入雷池，务必表现得毕恭毕敬。”矛盾日深，北京也召开了无数次政治局会议，目的就是为了批评邓小平。邓小平并没有出面说什么，只是在十二月作出了有限的自我批评，另外一次则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不过毛主席还是认为不够。

* * *

周恩来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他身染三种癌症，身形消瘦，但是外表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毛泽东没有把王洪文升为总理，或者委任邓小平身边的亲信老干部，反而选了一个不属于这两个阵营中的人，这个人就是华国锋。华国锋身材修长、斯文而清瘦，几年前曾经在韶山建了一个巨大的毛主席纪念堂。

毛主席也用尽一切努力防止周恩来的锋头盖过他，即使在周死后也是如此。这位总理的死讯只用一则简短的电台广播宣布，也没有让公众瞻仰他的遗体。江青（及其党羽）试图禁止人民配戴黑臂章或是白菊花，还宣布除了官方的仪式之外不用其他任何纪念活动。人们在排队领粮食或是等公车时，都表达出不满和愤怒的情绪，有几个勇敢的人还出面——大声而愤恨地——投诉这种禁令。

虽然四人帮使尽全力，但是福斯的情绪还是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周恩来早已成了温和派的象征，许多人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之中，唯有他试图减轻文革带来的灾难，代表了一线曙光。虽然送葬队伍的路线并没有公开，还是有数以万计的人上街，顶着寒风送总理最后一程。当灵车经过时，许多人早已泪水盈眶。一名北京大学的外国学生也因为大家对于总理逝世的反应而动容：“这种万众同心的悲哀，我从来没有见过，似乎所有人都在哭泣，不分男女老幼。有些人更是失了常性。公车司机、清道夫和店铺店员在干活时，眼睛都是红红肿肿的。”邓小平发了一篇悼词，这成了他一年来唯一的一次公开露面。他在几天之后就被革除了所有职务。

福斯开始厌倦江青（及其党羽）得势，尤其是得势后还升高对邓小平的攻势。毛泽东老迈又有病，无力阻止江青。周恩来已死，邓小平再次遭到整肃，人们开始不安起来，对未来感到担惊受怕。

在清明节的前几天，人们造反了。清明节是扫墓的日子，是传统中凭吊先人的日子，家人们会聚在一起，为祖先的墓地拔除杂草、清扫干净、为死者献花。清明节是四月四日，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为周恩来献上花圈。南京的革命先烈祠更是出现了一副纪念周恩来的挽聯，被拆除后，隔天反而又有学生放上了另一幅标语，大胆地宣告他们愿意“誓死追随周恩来！”。

但是真正惹怒一般民众的，是一则上海在三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社论，社论指控周恩来是“党内走资派”，意图让邓小平等“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重夺权力。抗议该篇文章的信件、电报和电话对报馆进行了疲劳轰炸。在南京，学生们不理会地方当局的禁令，手持总理遗照到革命先烈祠游行。很快的，整个城市都贴满了攻击四人帮的大字报，有人高喊“打倒江青！”也有人要求张春桥下台。示威者还把口号贴在火车和长途公车上，用这个方法把讯息传遍全国。

无锡（南京东边约两百公里外的工业城市）的广场上挤得人山人海，大家都挥舞着总理的肖像，并大声播放邓小平为周撰写的悼词。从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在天津被拦截下来，重新被漆上绿色。

即使在北京，也有民众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花圏。虽然公安部门把这些花圏都没收了，但是悼念的人还是带着诗、花和花圏涌向广场，有些人用铁链把这些致敬的贡品绑在碑旁的白色大理石围栏上，免得被公安拆掉。也有人志愿留守在那里站哨。到了三月三十一日，开始出现“江青老巫婆”的诗句。两天后，有大约四千名警察和民工被派到现场，市党委也禁止政府单位致送花圈，但是此举只是激发更多人参与抗争，诗词和花变成拿来对付四人帮的武器。

星期日就是清明节了。数十万人涌往广场，在旗竿上贴起海报，又在碑前放满花圏。有些人还拿了一捆捆颜色鲜艳的气球来放，下面绑着献给周恩来的横额，希望毛主席可以从中南海的官邸里看到。一个年轻人故意穿着传统丧服，站在台上带领数千人慢慢吟唱挽诗。在那个雨丝纷纷的日子里，他拿着传统的油纸伞，用古老的装扮提醒群众：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们也是这样抗议当时的统治者——一样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其他人比较直接，拿起扩音器攻击“新慈禧”。有个学生高举一面白缎，上面用血书写了为总理辩护的誓词。但是整体而言，气氛是肃穆的，不同阶层的人——不论是身穿昂贵羊毛大衣的高官或是身着破烂棉衣的普通农民——一起无声地反抗着他们的最高领导的意志。

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指责这件事是反革命。毛远新将这个决议告诉伯父，毛泽东也同意了。在四月五日清晨，警察开始清理广场，调来两百辆货车把所有花圏载走，并且用消防水管喷水，清掉所有漆在墙上的口号。不出几个小时，便有愤怒的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两边都召来人手增援。当日稍晚，便有车辆被纵火，一个指挥所遭到劫掠。

到了晚上，多达一万名警察和五支公安队严阵以待。从下午六点半开始，扩音器就一直播出警告讯息，指责这件事是“反动阴谋”，要求群众散去。几个小时之后，带着警棍和铁棒等配备的民兵移动到广场附近的重要位置。到了晚间九点半，忽然有人打开探照灯。广场被封锁，被困在里面的两百多个人遭到殴打，并被强行拖离之后遭到拘捕。江青从人民大会堂用望远镜看到了整起事件。当晚稍后，她出席了庆祝晚宴，席上端出花生和烧肉。他们以米酒干杯，江青宣布“我们胜利了”。就在午夜之前，一百名公安排成一列走过广场，用水清洗掉上面的血迹。

这时候，毛泽东的身体虽然走下坡，不过神志依然清醒，他深信邓小平是幕后黑手。虽然邓小平被革除了所有职务，但还是保留了党籍。随后，全国展开了肃清运动，数千人因为反革命的罪名而遭到逮捕。还有更多人被带去问话。在河北的省会石家庄，每个被纪录下曾经到过北京的人，都要接受调查。北京全市学校、工厂和办公室的人，都要回答他们有没有参与过天安门事件。超过十万人被要求配戴指责邓小平的红臂章在北京街道上游行。一个参与过的人说：“我们游行时，其实心里是抗拒的。”

全国人民都被要求批评这位前任副总理，不过他们都用行动表示反抗，在大会上闲聊、读书、编织、甚至打瞌睡。那些被迫在公众大会上站起来发言的人，都只是朗读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讲词，声音平板、不带感情。没有人真心这么想，所以运动的火苗也很快就灭了。人民都在等待一切赶快结束。在成都，常有群众因为听说毛泽东快要死了而聚集在街上。

第二十四章 其后

中

国的天朝传统相信天灾往往预告着朝代的更替。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晨，北京东面一百五十公里外渤海边的煤矿城镇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伤不计其数。最少有五十万人丧命，甚至有一些估计认为死亡人数高达七十万人。

其实，在一九七四年的夏天就有地震学家预测过，这个区域有可能在两年内发生极大的地震，但是因为文革的缘故，他们极度缺乏现代仪器和受过训练的人员。

因此，地震发生时几乎毫无防备。唐山城本来就盖得马马虎虎，矿坑口的结构、起重机塔和输送带都只是搭在像是快要倒塌的一层楼高的房子上，地面下就是大范围的地道和深井。在那个可怕的瞬间，地层被扯开了一条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裂缝，造成的损害比投在广岛或是长崎的原子弹还要大。柏油路断成两截，铁路扭曲变形，大地以闪电般的速度错动，其速度之快，甚至于在裂缝两侧的树木都烧焦了。一些住屋向内坍塌，另一些则被大地吞没。整座城市原本有一千一百万平方公尺的居住空间，其中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五都倒塌了。

地震大致平静下来之后，茫然的生还者余悸犹存之际，天上又降下一场冷雨，浓雾和倒塌建筑物所扬起的灰尘笼罩了整座城市。在地震发生后的一个小时内，除了倒塌住屋的瓦砾堆中窜出点点火星之外，整个唐山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有些生还者接着被烧死了，但更多的是窒息而死。一名灾民当时只有十二岁，他记得：“我当时呼吸到的都是死人的灰烬。”

四周都是死亡。“有些人试着从窗户逃出外面不成，尸体最后都挂在窗边。一个老妇卧在街上，头被飞来的瓦砾砸个稀巴烂。在火车站里，一根水泥柱把一个年轻姑娘刺穿，把她插在墙上。在巴士厂里，有个厨子被一整锅热水烫死。”

地震来袭的时间坏得不能再坏。毛主席陷于弥留之际，中南海到处都是医生和护士，北京陷入了瘫痪。地震发生时，毛泽东在病床上也感受得到，也一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北京的很多建筑物都剧烈摇晃，一些盆子、花瓶翻倒了，挂在墙上的画也在晃，玻璃窗都裂了。很多人不敢回家，只敢睡在路边临时铺的一些塑胶布上，等待余震结束。在这种时候，有些临近的公社还用扩音器大声广播着“批判邓小平，将文革进行到底”，而不是用来播送消息。当局不察民情疾苦，终于激起了广大的民愤。

因为缺乏计划、通讯不便，又要事事先问过北京的领导，所以军方部门的行动在震后头几个星期里缺乏效率。救援也要讲求谋略，唐山是矿业重镇，万不可失，但是附近村庄的农民就只能自生自灭了。华国锋想借此机会宣示领导权力，并展示国家的自信，所以断然拒绝了一切外国提出的救助，包括搜索队、直升机、救援仪器、毛毯和食物等。没有专业知识和足够装备的年轻军人只好靠人力去救出埋在废墟底下的一万六千人，当中有一部分还是灾民先前自己营救的。人民解放军也在城外划设乱葬岗，数以万计的尸体被撒点漂白粉之后，就草草埋葬了。政府并没有订下某一天让全国哀悼。大概也不怎么承认有人死掉。

* * *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刚过几分钟，北京市有一台心电图的讯号变成了一条直线。那天正是中秋月圆后的第二天，按照传统，家家户户都在中秋节聚在一起祈求平安。

一九七二年来到北京大学的外国学生黄明珍，那天踏着脚踏车上学时听到广播里播放着熟悉的国葬曲。中央广播电台以往雄浑的声线，今天却充满哀伤，凄声宣告毛主席辞世的消息：“我们怀着深切的悲伤宣布，我们尊敬爱护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午夜零时十分逝世。”其他也骑着单车的人看起来都很惊讶，却不怎么伤心。在课堂上，她的同学眼眶都不曾红过，只是忙着折纸白菊、弄黑臂章和纸花圏。“没有人叹息，也没有泪水，大家只觉得松了一口气。”这个场面和九个月前周总理去世时众人难禁凄怆的情景截然不同。

在学校、工厂和办公室里，人人都聚集起来听官方的宣布。虽然有人觉得放下了心头的一块大石，但是也只能把感情隐藏起来。张戎正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她听到消息时，心中尽是狂喜，一时间还反应不过来。但是她周围的人都哭了。所以她也只能表现出正确的情绪，不能显得与众不同。她一头埋进前面一个女子的肩膀，那个女子那时在啜泣落泪。

假装悲伤的不是只有张戎一个人。在中国传统上，表现孝道的方式就是要当众为亡者哭泣，甚至还要在棺木前哭倒在地，如果没有泪水的话，家族是会蒙羞的。有名望的人有时还会雇用孝女白琴在丧礼上高声嚎哭，好让其他守丧者放下矜持、尽情大哭。这时候的人们已然经历过多场批斗大会，对于表现无产阶级的愤怒已是身经百战，眼泪自然是说来就来。

人们在私底下就较少流露悲伤了。在云南省的省会昆明，酒一个晚上就卖完了。一位年轻女子记得她的父亲当晚把最要好的朋友请到家里，锁起门来，开了他们唯一的一瓶酒。第二天，他们照样去参加公共追思会，和其他人一起哭得死去活来。“我当时只是个小女孩，不明白大人在做什么，每个人在大家面前都好像很伤心，但是我爸昨晚明明那么高兴。”

不过，还是有人真心觉得悲痛，尤其是在文革中受惠的人。而且当时也不乏真心相信毛主义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当时二十二岁、一心想要入党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的艾晓明，就伤心得几乎哭到要昏厥。

不过，在农村就没有什么人哭了。安徽的一位贫穷的农夫记得：“当时没有一个人哭。”不管有没有流泪，在九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国葬时，大部分人都已经收十好心情了。领导阶层（除了被软禁的邓小平之外）全都出席。罗瑞卿——他是第一批在文革中遭到批斗的领导阶层之一——更是坐在轮椅上坚持要去奔丧，他仍然崇敬这个曾经迫害过他的人，愿意为他哭泣。华国锋利用这个机会，呼吁民众继续批判邓小平。在下午三点整的时候，他宣布全体保持肃静三分钟。顿时，全国上下一片鸦雀无声，火车站停摆，公车停靠在路旁，工人停下手上的工具，脚踏车上的人下车，行人也止步。然后王洪文高喊：“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广场上的一百万人便面对台上的毛泽东肖像行鞭躬礼。

这是领导阶层在大风暴之前最后一次公开展示团结。毛主席的遗体被打了防腐剂，保存在北京市的一个地下冷冻室里，但是在此同时，不同派系已经在蠢蠢欲动、觊觎权位了。四人帮掌控了宣传机器，展开反走资派运动。不过他们在党内的权力不大，在军中更是毫无影响力。他们唯一的靠山已经死了，民意也不站在他们这边。除了江青之外，他们的权力基地都在上海，离舞弄权力的核心——北京——相当远。

最重要的是，他们低估了华国锋。就在毛泽东死后短短两天，华总理便悄悄接洽现在掌管国防部的叶剑英。他也联络了汪东兴——毛泽东生前的保镳，现在负责领导军队，保障领导人的安全。在十月六日——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政治局便召开会议，商讨《毛泽东选集》第五辑。当四人帮踏进会议厅之际，就一个接一个遭到拘捕。江青事前感到苗头不对，没有前往，但是她还是在自己的住处被抓了。

官方在十月十四日宣布了四人帮被捕的讯息，城里彻夜燃放烟火爆竹，商店里的酒全卖光了，其他货品也被一扫而空，普通罐头也不放过，人们迫不及待地庆祝四人帮倒台。有一位居民事后回忆：“我看到到处的人走路时都是笑的，而且全都宿醉未醒。”

连官方也在庆祝，“跟文革时的集会完全一样。”在北京，有数以十万计的人结队挥舞着长布条，大声批判“反党四人帮”。十月二十四日，天安门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会上的领袖都是政变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此时已坐上党主席之位的华国锋在指挥台上走来走去接受群众欢呼时，他会轻轻地拍拍手、或是和蔼地微笑，和毛泽东生前如出一辙。

上海外滩沿岸的建筑物上，贴满了几层楼高的海报，街上挤满庆祝四人帮倒台的人。郑念被迫带着“江青去死”的标语参加游行，她感到极度厌恶，但是许多示威者都非常高兴地带着布条、敲锣打鼓游行。

政治运动从未停止。“我们现在不打邓小平了，改斗四人帮。”江青和她的三名狂热党羽成了代罪羔羊，扛起过去十年来所有灾祸的责任。有些人不太能把毛泽东和他的夫人分开来看，但是这个策略还是有好处。一个以前信奉毛主义的人说：“这样比较舒服，要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幻想毕竟并不容易。”

* * *

邓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夏天重新掌权，这点令华国锋大失所望。在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的肖像旁现在挂着华主席的肖像。他把头发梳得跟这位伟大的舵手一样，无论是拍照的姿势、引经据典的习惯，也都沿袭已逝领袖的风格。不过，虽然宣传机器印发大量的海报，呼吁民众要“紧紧追随我们杰出的领袖”，但是这位新任党主席却欠缺实权，也没有足够的威望可巩固权力。他对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拙劣模仿，让很多党内元老心生不满。他不愿意放弃文革路线，这一点也不符合民众求变的心。却有很多在文革时吃过苦头的老党员支持邓小平，他轻而易举就得到比华国锋更多的拥戴。

一般人民也都视邓小平为救星。许多人在文革时蒙受了各种不白之冤，他们都冀望于这位曾历经三次整肃还没倒下的人。上百万的下乡学生（他们大部分本来都是红卫兵）现在接连回到城里，也担心自己的前途。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数以万计因为文革而陷入冤狱、现在从劳改营里放出来的囚犯。各种不同的人——从控诉地方领导奸淫掳掠的穷困村民到位高权重的政治斗争受害者——现在都要求政府为他们平反。上访者在国务院外扎营，北京顿时出现了小贫民窟。

在天安门广场西边一公里处，西单一个老公车站附近的一面长形砖墙，现在变成了民众不满现状的发泄场所。在一九七八年十月——一场党内重要集会的几个月之前，有人在墙上贴了一些手写海报，吸引了许多不畏寒风的人围观。一些抗议者细诉自己的苦楚，要求实现公义。还有一些人大声疾呼，要求让邓小平以及其他曾经在大跃进时对抗毛泽东，因而受到肃清的高级官员（例如彭德怀）复权。甚至有传言说：人民的背后是邓副总理在主导，是他向外国记者说：“西单的民主墙是件好事！”邓小平自己的口号“实事求是”似乎也令人期待。还有民众要求普及化的选举，北京动物园一位叫作魏京生的电工，更在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上，要求加上“第五个现代化：民主”。

邓小平利用民主墙，在两个月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举行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华国锋还是保留了许多头衔，不过党的实际控制权却落到了邓小平手上。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亲自访美，还在德州的马场上戴着牛仔帽，让美国民众沸腾起来。他坐在马车上绕了比赛场一圈，向人群挥手，而且在访问期间吸引了不少商界领袖和政治家。

邓小平回国后，发现民众鼓躁的情绪日增。民主墙已经成为异议的温床，一名曾被党委书记强暴的工人，在周恩来的忌日带领了一群示威者，选择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有组织的抗议游行，最后遭到逮捕。不过他们胆敢公然对抗共产党的行为，引发了不少人仿效。魏京生便写了一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里面将邓小平评为“法西斯独裁者”。

民主并不存在，魏京生和其他数十名异议人士遭到拘禁，还有的人刑期长达二十年。一个不再心存冀望的观察者说：“这些旧人只是用旧的方法在管理国家。”一年后，曾是文革第一波批斗对象的北京市长彭真，提议将宪法的四项基本权利（这是在毛泽东死后写入宪法的）再次撤回。公民“自由发声、自由表达意见、大鸣大放和写大字报”的权利，被认为是造成文革之乱的祸根。罢工权在一年之后也废除了。

不过，每个独裁者都还是必须和前任划清界线，邓小平也一直试图和文革保持距离。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大约一半的人口都加入了共产党，大多数的前红卫兵们也在文革中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有了污点，万一必须将犯事的人都彻底查出来伏法，势必会酿成巨大的肃清行动。所以，平反的案例很多，但是受到控诉的人很少。刘少奇和他的追随者也在一九八〇年二月正式获得平反。

在政治上，最方便抓出来追究责任但是又不会拖累到共产党或是创党之父的作法，就是公审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于是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走进天安门广场旁正义路上的法院，被控策划这十年的阴谋诡计。江青表现得非常不服，向指控她的人口出恶言。她甚至曾经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要我咬谁就咬谁。”这齣公堂戏是由彭真率领的特别小组在幕后指挥的。江青和张春桥被判死刑，再改为终生徒刑。十年后——一九九一年——江青在囚室里用袜子和手帕捆成的绳索上吊自尽。隔年，王洪文也死在狱中。不过姚文元和张春桥在服刑二十年后获释，余生在严密的警察监视下度过。

其他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也都被判刑，包括陈伯达。他本来就在一九七〇年被毛主席判刑入狱，直到一九八八年才获释。

因为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一向都是党的各级官员在决定谁该受罚，谁又可以幸免。“一些造反派是罪有应得的。一些人受到严惩，另一些则从轻发落。”

共产党在一九八一年七月欢度六十周年党庆，同时也颁布了关于党史的正式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中几乎没有提到大跃进造成的饥荒，文革的责任也都被推给林彪和四人帮，而大致放过了毛泽东。毛泽东曾说自己对于文革的功过是七分成功三分失败，邓小平就用这个说法来评量毛泽东在党史上的地位。毛泽东也是这么评价斯大林的——七分成功三分失败。

订出决议案，是想要平息公众对于党的过往历史的争议。如果想要针对大跃进和文革之类的重要议题进行学术研究，政府一律会大力阻挠，只要是与官方版本不符的解读，就会被以怀疑猜忌的眼光看待。

但是这份文件还有其他目的，它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而非真正取决于历史事实。邓小平用这份决议案来批评华国锋，创建自己身为最高统帅的威望。华主席的统治被拿来和文革合为一谈，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三中全会则被赞扬为“历史的伟大转捩点”，在邓小平的带领之下，共产党终于在此时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这条道路所包含的计划是以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为基础，它最明显的特色就是推动经济改革时显得十分勉强。直到一九七六年，国内大部分地方还陷在三十年来经济管理不善和多年的政治乱局中。但是领导阶层的改变却姗姗来迟。三中全会算不上真的是“历史的伟大转捩点”，因为它试图将计划经济回复到文革前的样子。邓小平和其追随者看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在农业政策方面，他们恢复了多项一九六二年的措施，保护农村不再陷入大跃进时的极端公社化。现在重新获准保留小范围的自留地，但是严禁分地，一九七九年四月甚至还要求退出公社的农民重新加入公社。不过同时还是有些让步：在毛泽东死后三年，党终于将国家征粮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农业机具、肥料和杀虫剂的价格也降低了百分之十至十五。

真正的改变来自下层。在持续了至少十年以上的宁静革命中，干部和农民都开始重十旧习，帮助自己脱离贫穷。有些乡村会私下将土地出租，成立黑市和经营地下工厂。这些自由的作法大多是偷偷进行的，所以很难评估它们的规模，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在毛泽东死后，这些作法更加活跃了。直到一九七九年，许多安徽省的县级领导只好同意各家可以自己耕种土地。如同一位地方领导所说的：“承包制就如一股浪，挡也挡不来，自己就超过了我们设立的限制，打也打不下，转也转不来。”四川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地方领导很难制止人民分地。赵紫阳在一九七五年到四川接手省党委书记，当时他也决定顺应这股潮流。

到了一九八〇年，地方干部们已经做出上万条决策，安徽生产大队的百分之四十、贵州大队的百分之五十和甘肃大队的百分之六十都已经改行承包制，邓小平既无意愿也没有能力与这股趋势逆向而行。就如同周晓所说的：“政府取消限制，不过是承认了事实，不受组织管制的农民多得让这些限制变得多余。”

在一九八二跨一九八三年的冬天，人民公社正式取消了，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农村中——从文革晚期开始——在台面下盛行的做法，现在变得益发流行了，农民们又回到自家耕种，种植可以拿到市场上卖钱的作物，成立自家商店，或是选择跑到城市里的工厂打工。农村的去公社化反而释放出更多的农村生产力，让农村企业出现小阳春。全国出现了两位数的经济成长，其中农村工业的贡献不少，抵消了国有企业表现不彰的情况。在这场大转型里，农民占有核心位置。快速的经济成长并不是先由城市开始，然后再扩及到农村的（trickle-downeffect），反而是由农村起头后，再进入城市。改造经济的私人企业家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农民，他们其实比国家做得更好。要是问起经济改革的伟大建筑师是谁，其实必须说是人民。

邓小平用经济成长巩固了共产党，维系了党的高压统治。但这是有代价的。除了大多数的农民会要求更多的经济机会之外，他们也逃出了毛主义数十年来的意识形态桎梏。文化大革命实质摧毁了马列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一切残余。无止尽的思想改造运动造就了愈来愈多的对抗，甚至于在党员之间也是如此。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已经不复存在，合法性也危在旦夕。领导阶层害怕自己的人民，不断打压他们的政治诉求。在一九八九年六月，邓小平亲自命令军队镇压北京的民主示威运动，坦克车开进天安门广场。这场屠城展现了国家的野蛮力量，表现出国家的旨意不可违逆，它想要传达的讯息只有一个——即使在今天也无所不在：

一党专政不可违抗。

----正文完----

后记

我要特别感谢香港研究资助局A-HKU701/12项目以及法国国家研究部的联合赞助，让我能够完成这本书。这个联合赞助是设计来鼓励香港大学文革研究中心以及法国中心研究当代中国的专家们合作。同时我也要感谢Jean-Philippe Baja、Michel Bonnin' Sebastian Veg和Wang Aihe。此外，Nelson Chiu、Caro lNga Yee Lau和Zardas Lee三位研究助理协助铺选已出版资料，并校订了最终文稿的注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还有些人阅读了草稿并提供了宝贵的意见，特别是Gail Burrowes、Christopher Hutton、Francoise Koolen、Robert Peckham、Priscilla Roberts、Patricia Thornton、Andrew Walder和Lynn White。我要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她让我注意到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记忆材料非常重要。还有许多人慷慨地与我分享故事、建议以及资料，包括Tony Blishen、Elizabath Blishen、Thomas DuBois、Nancy Hearst、Karl Gerth、Guo Jian、Guo Zijian、Roderick Mac Farquhar（马若德）、Lynn Pan、Jennifer Ruth、Eve Song、Helen Sun、Matthew Wills、Jennifer Zhu Scott、Zhou Zehou、李小琳、凌耿、宋永毅、姚蜀平、徐泽荣、王友琴、吴一庆、常成和朱嘉明。我和其他文革研究者一样，必须特别感谢马若德，若没有他先前对于文革时代菁英政治的研究　　他与Michael Schoshals（沈迈克）合着的这本书将不可能完成。

我也获得了中国大陆一些朋友和同行的协助，但我觉得还是不宜在这里将他们的姓名写出来，虽然这样似乎太过小心了，但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几年的演变看起来，我宁可失之于谨慎。从书末的参考文献可以看出，关于毛时代最好也最勇敢的研究通常都是来自中国内部的作者——即使这些作品必须在国外出版。

我还要感谢一群人，他们耗费了巨大的时间与精力，为文化大革命数码资料库收集材料，并维持它的运作。宋永毅和他的团队花了很多心血整理排列这个文化大革命资料库里的材料。吴一庆的网站“difangwenge•org”现在也是最有价值的文革研究图书馆之一。

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与我分享文革记忆的人们，他们来自各种行业与不同的生活背景，包括那些被专注于红卫兵的叙述所忽略的社会边缘人（黑五类），虽然我无法在书中放进所有的访谈，但他们的故事全都在脑海里引导着我的写作。

最后，我也要感谢我的出版商：伦敦的Michael Fishwick和纽约的George Gibson　　以及负责这本书的编辑Peter James，还有Anna Simpson、Marigold Atkey、Laura Brook和Bloomsbury出版公司的整个团队。还要向我的经纪人纽约的Andrew Wylie和伦敦的Sarah Chalfant、James Pullen表示感谢。最后要感谢我的太太Gail Burrowes：我爱你。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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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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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扉页

目录

作者&译者

序

第一部 大饑荒之後

第一章 兩個獨裁者

第二章 以階級鬥爭為綱

第三章 文化前線的戰爭

第四章 四人集團

第二部 紅色年代

第五章 大字報之戰

第六章 血紅的八月

第七章 打碎舊世界

第八章 毛崇拜

第九章 大串連

第十章 造反派與保皇派

第十一章 軍隊出動

第十二章 武裝競賽

第十三章 滅火

第三部 黑色年代

第十四章 全面肅清

第十五章 上山下鄉

第十六章 預備開戰

第十七章 學大寨

第十八章 大肅清捲土重來

第十九章 繼任人之死

第四部 灰色年代

第二十章 修復河山

第二十一章 寧靜革命

第二十二章 第二社會

第二十三章 情勢逆轉

第二十四章 其後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