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地理學中革命性的與反革命的理論及貧民區形成之問題

第二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地理─馬克思理論的重構

第三章　資本主義下的都市過程─一個分析框架

第四章　紀念碑與神話─建造巴黎聖心堂

第五章　時空壓縮與後現代狀況

第六章　從管理主義到企業主義─晚期資本主義都市治理的轉變

第七章　環境的本質─社會與環境變遷的辯證

第八章　戰鬥性地方主義與全球雄心

第九章　「新」帝國主義─掠奪式積累

第十章　金融危機的城市根源─為反資本主義鬥爭重奪城市

第十一章　資本的演化

註釋

參考書目

前言
Preface

我有幸參與出版大衛．哈維的許多著作，包括他一九六九年的第一本書和四十七年後的這一本。前者是《地理學中的解釋》（Explanation in Geography），哈維在這本書中重塑了地理學者蒐集、分類和詮釋資料的方法，以及據此推斷和建立理論基礎的方法。他做這件事時，借助了一些其他學科，尤其是哲學、統計學和數學。他致力為地理學方法和理論建構引進他所稱的「理性論證的適當學術標準」。這是一本傑作，迅速在世界各地廣受好評。哈維在布里斯托大學地理系擔任講師時寫完這部鉅作，該書出版時，他已經是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地理和環境工程系副教授。經歷了一九六八年騷亂的巴爾的摩，這段體驗戲劇性地改變了哈維的研究重心，開啟了他與馬克思學說的長期關係。他兩年後的文章〈地理學中革命性的與反革命的理論及貧民區形成之問題〉（本書第一章）彰顯了此一轉變。這篇文章的主題跟他之前的著作大相逕庭，但兩者同樣突顯了哈維的特質：他相當重視一絲不苟地蒐集和分析資料，以及嚴謹地詮釋資料分析結果對理論和實踐的意義。這也是哈維此後著作的一貫特徵。

哈維在第一章的評註中指出，他對巴爾的摩房屋問題起因的見解，贏得市政官員、地主和金融業者的欽佩。他承認，那次他並未提到，他的分析是以馬克思學說為基礎的。他對資本多變本質的研究，後來繼續贏得他所批評的資本主義者的稱讚——即使他明確地以馬克思學說為框架也不例外。例如於二○一○年出版的《資本之謎》（The Enigma of Capital），便獲得《金融時報》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的《金融與發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的好評。本書第十一章摘錄自《資本之謎》，清晰而精彩地闡述了資本的演變方式，你看完便會明白哈維的分析獲得讚賞的原因。一如他傑出的前輩，哈維在診斷資本危機的成因和資本滅亡的必然性的同時，還能針對資本的歷史和適應力提出敏銳中肯的分析。

在本書許多精闢見解之中，我自己特別喜歡的部分包括了第四章關於巴黎之所以興建聖心堂（Sacré—Coeur）的分析、第五章檢視後現代主義時對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的闡述、第八章有關牛津汽車工人罷工的評論（從分析地方行動與全球事業之間的緊張關係，轉到仔細檢視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小說），以及本書一再提到的這主題：過度積累的問題明顯地殃及池魚，導致無節制的城市化，造成許多社會禍害。

哈維漫長的學術生涯成果豐碩，本書集合他迄今每個時期的重要作品，對已熟悉哈維學說的讀者和第一次接觸哈維著作的讀者一樣很有吸引力。

約翰．戴維（John Davey）

二○一五年八月於牛津

引言
introduction

眼下中國傳出了一些驚人的消息。美國地質調查局指出，中國在二○一一至二○一三年間，用了六十六億五千一百萬噸水泥，而美國在一九○○至一九九九年間用了四十四億零五百萬噸。美國人在許多地方灌了大量混凝土，但中國人必定更誇張地到處狂灌混凝土。這種事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這樣？會造成怎樣的環境、經濟和社會後果？

本書正是希望協助讀者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那麼，我們來看上述的赤裸事實是發生在怎樣的背景下，然後想想我們可以如何建立一個理解當前事態的通用框架。

中國經濟於二○○八年面臨嚴重的危機：出口業嚴重受挫。數以百萬計的勞工（某些估計認為多達三千萬人）遭裁員，因為美國（中國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場）的消費者需求崩跌：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家庭不是因為房貸止贖（借款人因違約而失去贖回房屋的權利）而失去了住家，就是面臨這種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當然沒有購物的興致。美國在二○○一至二○○七年間房市興旺並形成泡沫，是對二○○一年網路股泡沫破滅的一種反應。當時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以積極的低利率政策因應股市崩盤，快速撤離股市的資金因此改以房地產作為理想的標的，直到美國房市泡沫於二○○七年破滅。資本的危機傾向便是以這種方式轉移的。而二○○八年的危機主要是美國西南部（加州、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和南部（佛羅里達州和喬治亞州）的房市製造出來的，而到了二○○九年初，這場危機在中國的工業區造成數以百萬計的勞工失業。

中國共產黨知道它必須設法令這些失業工人恢復就業，否則中國可能爆發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二○○九年底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和國際勞工組織合作的一項精細研究指出，這場危機估計令中國失業人口淨增約三百萬人（美國則是淨增七百萬人）。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以某種方式在一年間創造了約兩千七百萬個職位。這是驚人之舉，甚至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那麼，中國人做了些什麼？他們又是如何做到的？中國人策劃了一波巨大的實體基礎設施投資潮。這些投資的目的之一，是在空間上整合中國經濟，手段包括興建交通網絡連結東部沿海興旺的工業區和相對落後的內陸地區，以及改善南北工業和消費市場之間的聯繫（在此之前兩者間是相對隔絕的）。在此之外，中國當局還執行大型的強制城市化計畫，除了興建全新的城市外，還擴張和重建既有城市。

這種因應經濟危機的方式並不新奇。拿破崙三世一八五二年便請奧斯曼男爵到巴黎，藉由重建這座經歷過一八四八年革命和經濟崩潰的城市，重振就業。美國一九四五年之後也做了同樣的事：它動用大部分的新增生產力和剩餘現金，採用羅伯．摩斯（Robert Moses）的風格，建設所有大城市的郊區和都會區，並且藉由興建州際公路系統，將南部和西部融入整個美國經濟中。在上述兩個例子中，當局的目的都是藉由相對充分地利用剩餘的資本和勞動力，確保社會穩定。中國人在二○○八年之後做了同樣的事，但一如水泥用量數據顯示，中國做這件事的規模大不一樣。但這種規模上的變化以前也發生過：羅伯．摩斯負責的城市規畫工作，涉及的都會區面積遠大於當年僅負責城區規畫的奧斯曼男爵。在二○○八年之後，中國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至少有四分之一源自於房屋營建；如果加上實體基礎設施（例如高速鐵路線、公路、水壩和水利工程、新機場和貨櫃碼頭等等），則中國約一半的ＧＤＰ和幾乎全部的ＧＤＰ成長（在近年之前長期高達約一○％）都是拜人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方面的投資所賜。中國便是這麼擺脫經濟衰退的。而這也是中國用了那麼多水泥的原因。

中國這些行動產生了戲劇性的間接影響。二○○八年後，中國用了全球約六○％的銅，以及全球超過一半的鐵礦砂和水泥產出。因為對原物料的需求快速成長，那些供應礦物、石油、農產品（木材、大豆、皮革和綿花之類）的國家迅速擺脫二○○七至○八年崩盤的影響，經濟快速成長（包括澳洲、智利、巴西、阿根廷和厄瓜多等國家）。德國因為供應優質機械設備給中國，經濟也欣欣向榮（法國因為沒有這種條件，經濟便相對萎靡）。危機解決、移轉的速度一如危機傾向那麼快。不均衡的發展在地域上因此也變動不定。但毫無疑問地，中國在二○○八年之後藉由它規模巨大的城市化和人造環境投資計畫，領導各國拯救了陷入危機的全球資本體制。

中國人是怎麼做的？基本答案很簡單：他們採用債務融資的方式。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銀行不計風險地提供貸款。當局也指示市政府以致地區和村政府盡全力推動發展計畫，同時放寬民眾和投資人貸款購買房屋自住或投資的條件。結果中國的債務出現了驚人的成長：負債自二○○八年以來近乎倍增，負債對ＧＤＰ的比率如今高居全球前列。但與希臘不同的是，中國的負債是以人民幣計價，而非美元或歐元。中國的央行必要時有足夠的外匯儲備償還債務，而且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行貨幣。中國人接受了雷根（令人驚訝）的觀點：赤字和債務無關緊要。但到二○一四年時多數市政府已經破產，中國也出現了一個影子銀行系統，協助掩飾銀行過度放款給不賺錢項目的嚴重問題；此外，房市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賭場，不時出現投機活動造成的波動。房產貶值和人造環境中過度積累的資本貶值的威脅二○一二年開始出現，於二○一五年達到頂峰。簡而言之，中國遇到了可預料的人造環境過度投資的問題，好比奧斯曼一八六七年在巴黎，以及羅伯．摩斯在一九六○年代末至一九七五年的紐約財政危機時期所經歷過的情況。規模巨大的固定資本投資潮理應提升中國經濟的整體生產力和效率（一如美國一九六○年代的州際公路系統那樣），將一半的ＧＤＰ投資在固定資本上，而這些資本貢獻的成長率卻不斷下跌，實在不是個好主意。中國經濟成長正面的間接影響因此逆轉。隨著中國經濟成長放緩，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巴西、智利、厄瓜多和澳洲等國家的經濟因此受挫。

那麼，在人造環境中資本過度積累、負債快速增加的情況下，中國人打算如何處理他們的過剩資本處置問題？答案一如中國的水泥用量數據那麼驚人。首先，中國計畫建設一座可以容納一億三千萬人（相當於英法兩國的總人口）的城市。這座城市以北京為中心，在不大於美國肯塔基州的區域內，以高速交通和通訊網絡將各部分連接起來（這可以做到馬克思曾說的「經由時間消滅空間」）。這個仰賴債務融資的計畫，是希望能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吸收過剩資本和勞動力。這個計畫將用掉多少水泥真是天曉得，但用量驚人是肯定的。

考慮推動這種建設計畫的地方，絕非只有中國。規模較小的計畫到處都有。波斯灣國家近年戲劇性的城市化發展，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土耳其打算將伊斯坦堡發展成容納四千五百萬人的城市（目前該市人口約為一千八百萬），已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北邊展開巨型的城市化計畫。一個新機場和一條新的跨海大橋已經動工。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土耳其不能以本國貨幣舉債替這些建設融資，而國際債市對這些項目的風險如今變得比較緊張。這個計畫如今有停頓的危險。目前全球幾乎每一個大城市都能看到建設潮，房價和租金則隨之上漲。紐約市無疑是這樣。西班牙之前也經歷了這樣一段榮景，但泡沫在二○○八年破滅；市場崩盤時，許多投資計畫的揮霍和愚蠢暴露無遺。馬德里南邊的雷阿爾城建了一個全新的機場，耗資至少十億歐元。但機場落成後根本沒有飛機使用。機場營運公司破產，當局二○一五年春季拍賣機場，最高出價僅僅一萬歐元。

但對於中國人來說，加倍投資在城市建設上並不足夠。他們也放眼國外，希望找到方法消化中國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當局有意重建所謂的「絲綢之路」，也就是中世紀經由中亞地區，連接中國與西歐的交通路線。「創造這條古代貿易路線的現代版本，已成為習近平主席領導下中國的標誌性外交政策行動，」克勞福（Charles Clover）和韓碧如（Lucy Hornby）在二○一五年十月十二日的《金融時報》上寫道。新絲路鐵路網的起點是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經由內蒙古和外蒙古和多個中亞國家，到達德黑蘭和伊斯坦堡，再延伸至歐洲各地和莫斯科。如今中國的商品利用這條路線，四天便可以運到歐洲，而經由海運則需要七天。新絲路較低的運輸成本和較快的速度，未來將把中亞相當荒涼的地區改造為繁榮的一連串都市。這種過程已經開始了。克勞福和韓碧如在探索中國發展新絲路的理由時指出，中國迫切需要消化大量的過剩資本和原物料如水泥和鋼鐵。中國人過去三十年間吸收了大量的過剩資本，然後也製造出與日俱增的巨量過剩資本，如今亟欲利用我稱為「空間修補」（見本書第二章）的手段來處理他們的資本過剩問題。

中國人有興趣的全球基礎建設計畫並非只有這一項。南美洲區域基礎設施一體化倡議（IIRSA）二○○○年啟動，是個雄心勃勃的計畫，目的是建設交通基礎設施、促進南美十二國的資本和商品流通。橫貫南美大陸的路線經過十個成長極（growth pole）。當中最具雄心的項目連接南美洲西岸（祕魯和厄瓜多）和東岸（巴西）。但南美國家資金不足，這正為中國提供了參與機會。中國特別希望打通與巴西的新貿易路線，不再仰賴必須繞道的海上路線。二○一二年，中國與祕魯簽約，開始建設穿越安地斯山脈、通往巴西的路線。中國人也有意出資興建穿過尼加拉瓜的新運河，與巴拿馬運河競爭。在非洲，
中國人利用自身的勞動力和資本，已努力投入整合東非交通網的工作，並且也有意建設橫貫非洲大陸的鐵路。

我講述這些故事，是為了說明一件事：為了消化快速積累的剩餘資本，世界的地理環境不斷經歷創造和再創造的過程，有時還會因此遭毀滅。這種情況如今仍進行中。為什麼會這樣呢？簡單的答案是：因為資本積累的再生產要求這樣。既然如此，我們必須以批判的態度去評估這種過程潛在的社會、政治和環境後果，並且思考以下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走這條路嗎？抑或我們必須直搗問題的根源，控制或消除資本無止境積累的衝動？本書看似迥異的各章，正是靠這個共同主題聯繫起來。

世界的地理環境不斷經歷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們目睹這類事件發生在我們周遭，從媒體上看到，也經常聽到這類新聞。像底特律這種城市，風光一時後便隨著其他城市興起而衰落。兩極冰帽逐漸融化，原始森林的面積亦隨之縮小。但是，以下這種觀念則可說是革命性的：要理解這一切，我們不能只靠敘述，還必須創造新的框架，去了解「事情發生」的方式和原因。例如經濟學家建構他們的理論時，似乎便把地理當成固定不變的自然環境，經濟力量便在這種環境中產生作用。有什麼比喜瑪拉雅、安地斯或阿爾卑斯山脈更堅固的呢？有什麼比各大洲的形狀和地球各個氣候帶更固定的呢？近年來，一群備受敬重的學者寫出了暢銷書，提出了這種觀點：地理這種固定不變的自然環境決定了人類的命運。這群學者們包括二○○五年出版《終結貧窮》（The End of Poverty）的薩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一九九七年出版《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的戴蒙（Jared Diamond）。薩克斯指出，國際間的財富差異，主要是跟國家與赤道的距離以及是否有可通航的水域有關。但也有學者寫出暢銷書駁斥上述觀點，例如二○一二年出版《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的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森（James Robinson），他們表示地理根本與此無關，真正重要的是歷史和文化建構出來的制度框架。一方會說，歐洲變得富裕，而且成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誕生地，是拜它的降雨形態、鋸齒狀海岸線和生態多樣性所賜，而中國則是受平滑的海岸線和該國的水文情勢拖累：前者不利於航海，後者則需要中央集權和科層式的國家治理，不利於自由市場和個體的積極行動。另一方則主張，強調私有產權以及國家與區域權力分散的制度創新可能只是碰巧出現於歐洲，結果形成帝國主義力量，壓榨世界上人口密集的地區（如印度和中國），直到最近還抑制這些地區的經濟，而美洲和大洋洲的移民型殖民社會則截然不同，其開放性刺激了自由市場體制下的經濟成長。學者圍繞著這些主題，建構了一些令人信服的人類歷史：想想湯恩比的巨著《歷史研究》（在該書中，環境造成的挑戰和人類的反應是歷史轉變的根源），或是戴蒙近年意外大暢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在該書中，環境決定一切）。

我在本書收錄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與上述兩種傳統觀點皆不同，主要是因為那兩種觀點根本是錯誤的。我說它們是錯誤的，不是因為它們搞錯了細節（雖然很明顯地：中國的海岸線是否平滑和歐洲的海岸線是否為鋸齒狀，完全取決於地圖比例），而是因為它們有關何謂地理的定義根本不合理：其定義倚賴對自然與文化的笛卡兒式人為分隔，但現實中我們在土地和街道上，不可能辨明自然在哪裡終結和文化從哪裡開始。倚賴一種虛假的二分法是致命的錯誤。地理呈現文化與自然的統一；它並非像許多人聲稱的那樣是某種因果互動的產物。這種虛假的二分法製造出各式各樣的政治和社會災難。

一如中國最近的歷史顯示，世界的地理並非固定不變，而是變動不居的。例如運輸速度和成本的變化，便一直在重新界定全球經濟的相對空間。如果不是因為新的運輸和軍事宰制技術改變了全球經濟的時空座標（鐵路和汽船的應用尤其重要），西方國家便不可能自十八世紀起持續榨取東方的財富。真正重要的是相對空間，而非絕對空間。當年，漢尼拔為了運送大象越過阿爾卑斯山而吃盡苦頭，但在辛普朗隧道（穿越阿爾卑斯山、連接瑞士與義大利的鐵路隧道）落成後，商品和人員要在義大利北部與歐洲多數地區之間流通，已變得相當方便。

在本書收錄的文章中，我希望找到一個框架，用來理解世界地理的創造和再創造過程，以及這種過程對人類生活和地球環境的影響。我說的是「框架」，而非條理嚴密的具體理論，因為世界地理持續在變——一來是因為人類會以積極的行動創造有利於其生產模式（例如資本主義）再造的環境，二來是因為與此同時，其他的力量也正在改變世界的生態系統。這些變化有一部分（但絕非全部）是人類行為造成的意外後果，如全球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臭氧層破洞、空氣和水品質惡化、海洋垃圾、魚類資源萎縮，以及物種滅絕等等。在此同時，新的病原體和病毒（例如愛滋病毒、伊波拉病毒和西尼羅河病毒）出現了，舊的病原體有些遭到消滅（例如天花），有些看來仍難以控制（例如瘧疾）。我們所處的自然世界也處於持續的運動中：地殼板塊移動可能導致火山爆發、噴出熔岩，也可能引發地震和海嘯，而太陽黑子也以多種方式影響地球。

地理環境的再造以許多不同方式發生，有著各種各樣的原因。奧斯曼設計的巴黎林蔭大道其實也是一種軍事設施，為了方便掌權者在軍事和社會上控制向來不聽話的城市人口。土耳其眼下的水壩建設潮也有類似的軍事目的，主要是為了製造洪水摧毀庫德族獨立運動的農業基地，並在安納托利亞（土耳其的亞洲地區）東南部建起許多壕溝，藉此阻礙庫德族游擊隊的行動。在這兩個例子中，建設林蔭大道和水壩可以消化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看來完全是附帶結果。文化觀念和習俗不斷以各種具體方式融入景觀中，而景觀本身則成為昭示身分認同、社會和集體意義的一系列符號（例如巴黎聖心堂或像白朗峰那樣的山峰）。在義大利的托斯卡尼區，山頂建有小鎮和村莊；在韓國，某些山頂因為被視為神聖之地而空無一物。如此多樣的事物，根本不可能塞進單一的連貫理論中。但這不代表地理之創造是人類完全無法理解的。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我們可以試著建立某種「框架」來理解新地理環境之產生，城市化和地域發展不均（為什麼有些地方興旺，有些地方沒落？）的動態，以及這一切產生的經濟、政治、社會和環境後果（對地球生物的總體影響，以及對鄰里、城鎮和區域中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

為了建立這種框架，我們必須探索基於過程的探究哲學，並且樂於採用一些比較辯證的方法；在這些方法中，典型的笛卡兒式二分法（例如自然與文化之二分）化解為歷史與地理創造性破壞的單一流程。起初這或許顯得難以理解，但我們確實有可能認清一些關鍵的事件和過程，因此較能推測如何在危險的海域航行，駛往未知的陸地。當然，沒有什麼能保證這種框架能防止我們的船失事或因為無風而停下來；它也不一定能防止我們陷入流沙中，或因為屢遭挫折而沮喪到放棄努力。任何人想想當代中東各方糾結的關係和互動，便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本書貢獻的認知地圖提供了一些踏腳處和把手，有助於我們調查各種亂局如何發生，或許還能幫助我們找到擺脫當前困境的方法。這話相當大膽，但在目前這種艱難時期，要有所作為就必須有勇氣和能夠堅守信念。此外，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我們肯定會犯錯。於此，學習意味著擴大和深化我們頭腦中的認知地圖；這些地圖總是不完整的，並且正迅速地改變，眼下改變的速度還愈來愈快。它們是我約四十多年來工作、思考和與人對話的結果，雖然不完整，但或許提供了一種基礎，協助我們建立對世界地理的批判理解（我們正是生活和存在於這種複雜的地理中）。

這引出了一些問題：我們的世界未來將會是怎樣的？我們想住在一個有一億三千萬人的城市嗎？為了防止資本陷入危機而到處灌水泥，是合理的做法嗎？因為社會、環境、美學、人道和政治等等方面的原因，那個中國巨型城市的願景對我毫無吸引力。面對這種發展巨獸，致力維護個人或集體的價值、尊嚴和意義感，看來是注定失敗的，結果將是最深刻的異化。我無法想像會有很多人期待這種發展，而且會致力促進它或為它做計畫。不過，顯然有一些未來學家正在為這種烏托邦式願景煽風點火，也有足夠多的認真的新聞工作者真的相信了這種願景，會想報導這種計畫；此外，還有一些掌控過剩資本的金融業者已做好準備，亟欲動用這些資本來實現這款願景。

不久之前，我在《資本社會的十七個矛盾》中斷定：在當前的年代，我們站在批判性的反資本主義立場去認真檢視世界地理的變化，是一項合理的做法，亦屬當務之急。在當前支配世界的政治經濟體制下，資本的維繫和再生產似乎要求我們以愈來愈快的速度到處灌水泥。既然如此，我們當然應該至少得去質疑造成這種離譜現象的體制——甚至抵制它。否則，當代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必須證明一件事：資本的再生產可以透過沒那麼暴力和有害的方式達成。我興致盎然地期待相關辯論。

第一章

地理學中革命性的與反革命的理論及貧民區形成之問題

我們如何促成地理思想上的革命？我們這麼做的原因何在？針對這問題，若想得到一些洞見，我們應該檢視各門科學的革命和反革命是如何發生的。孔恩（Thomas Kuhn）針對自然科學中的這種現象，提出了很有意思的分析。1他將多數科學活動稱為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在這些活動中，科學家研究某個典範（paradigm）的各方面（所謂典範，是指科學家社群某個時候普遍接受的一組概念、範疇、關係和方法）。常態科學活動會產生某些異例（anomalies），也就是現行典範無法解釋的觀測結果或矛盾。這些異例愈來愈受矚目，最後導致現行典範陷入危機時期，期間科學家大膽地嘗試各種方法，希望解決異例造成的問題。這些嘗試最終產生了一組環環相扣的新概念、範疇、關係和方法，在解決現行難題之餘，保存和納入了舊典範有價值的部分。新典範因此誕生，再度為常態科學活動所遵循。

我們可以基於若干理由，批評孔恩的框架。在此我將相當簡略地討論兩個問題。首先，孔恩沒有說明異例如何產生，以及異例產生之後如何造成危機。就此而言區分重要和不重要的異例，或許便能回應此一批評。例如我們早就知道，水星的運行軌道與牛頓力學所預測的不同。但此異例不重要，因為它與牛頓力學的日常應用無關。如果橋樑建設方面出現一些異例，我們無疑將認為它們極為重要。只要牛頓力學典範在應用上未遇到無法解決的重要問題，我們便認為它是令人滿意、未被駁倒的。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新典範如何得到科學的接納，而孔恩一直未能提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孔恩承認，接受新典範不是邏輯的問題。他認為這涉及克服疑慮的「信心躍進」（leap of faith）。那麼，這種信心躍進的基礎是什麼呢？根據孔恩的分析，答案是一股他不曾明確檢視的引導力。在他的經驗中，這股引導力的根源在於對操控自然環境以促進人類利益的基本信念。信心躍進顯然是基於這種信念：新典範將擴大和深化人類操控自然環境的力量。但我們講的是自然的哪一方面？照理說，應該是對歷史上某個時刻的日常活動及日常生活有重要意義之自然的某一方面。

上述兩個問題指向對孔恩的重要批評：他將科學知識之創造抽離了其歷史物質脈絡。在科學思想顯然從根本上配合物質活動的時候，孔恩針對科學進步提出了一種理想主義詮釋。伯納（John Desmond Bernal）曾探索科學知識進步的歷史物質基礎。2物質活動涉及操控自然以促進人類的利益，我們對科學的理解不能忽略此一基本驅動力。但是，在這裡我們被迫多考慮一個問題，因為「人類的利益」可作不同的解釋，而如何解釋取決於我們考慮社會的哪一部分。伯納指出，在西方，科學直到最近一直為中產群體所包攬；甚至到了最近，即使所謂的「菁英管理制度」（meritocracy）興起，科學家在其職業生涯中仍往往受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及思考方式吸引，並投入其中。因此，我們或許可以預期自然科學界心照不宣地追求操控自然環境當中那些對中產階級有意義的方面。但是，遠比這重要的是藉由研究資助駕馭科學活動，維護生產工具和金融工具控制者的特殊利益。產業界和政府的聯盟有力地主導科學活動。因此，操控自然變成是為了促進社會中特定群體（具體而言是產業界、金融界和中產階級）的利益，而非社會的整體利益。3掌握這些觀點之後，我們比較能夠理解科學進步的基本驅動力；這些驅動力隱藏在於孔恩敏銳地描述的、那些反覆發生的科學革命中。

常有人質疑孔恩的分析是否可以延伸應用在社會科學上。孔恩似乎認為社會科學是「前科學的」（pre—scientific），意思是至今沒有一門社會科學真正建立了它的典範（一套普遍獲得接受的概念、範疇、關係和方法）。事實上，這種看法在科學哲學家當中相當普遍。4但是，我們迅速檢視社會科學思想史，便會發現社會科學思想確實曾發生革命，而且這些革命的許多特徵與孔恩看到的自然科學革命相同。亞當斯密無疑為經濟學提出了一種典範框架，隨後由李嘉圖繼續建構。在現代，凱因斯完成了類似亞當斯密的事業，提出了主導西方經濟學（直到一九七○年左右）的典範框架。詹森（Harry Gordon Johnson）曾研究這些經濟學思想革命。5他的分析在許多方面與孔恩相似，但也另有一些見解。他認為凱因斯革命的關鍵，在於之前的經濟學理論無法處理一九三○年代最迫切的重大問題——失業；失業問題因此成為重要的異例，導致經濟學陷入危機。詹森這麼說：

對革命性新理論快速傳播最有幫助的情況，顯然是眼下有一種已確立的正統理論，它與當前現實中最受矚目的事實顯然有矛盾，但其信徒對自身的知識力量有足夠的自信，因此試圖解釋那些事實，結果在這過程中相當可笑地暴露了正統理論的無能。

當前的客觀社會事實因此壓倒了傳統觀念，暴露了它的缺點。

正統經濟學對解決實際問題顯然毫無作用，人們普遍感到困惑；在此情況下，新理論如果能針對問題的本質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並且根據這種解釋建議一套政策措施，它便有機會大行其道。

到這裡為止，詹森的分析與孔恩相當相似。但詹森接著便提出一些新見解，當中有些其實源自科學社會學本身。他聲稱，新理論必須具有五項主要特徵，才能廣獲接受：

首先，它必須攻擊保守正統理論的核心論點，提出學術上可接受的新分析，推翻該論點。……第二，這個理論必須令人覺得它是新的，雖然它實際上盡可能吸收了現行正統理論有效或至少不容易質疑的成分。在這過程中，替舊概念取一些令人困惑的新名稱，強調一些以前被視為平凡無奇的分析步驟至關緊要，對普及新理論大有幫助。……第三，新理論必須有適當的理解難度，以致資深學者覺得它不容易學習也不值得學習，因而寧願浪費精力在次要的理論問題上，以致於他們成為比較年輕和「飢渴」的學者便於批評和排斥的對象。在此同時，新理論必須顯得夠困難，足以激起年輕學者和學生的學術興趣，但實際上只要願意投入足夠的學術努力，便能掌握。……第四，新理論必須為天賦較高、較不投機的學者提供一套比既有的方法更具吸引力的新方法論。……最後，它必須提供一種可以測量的重要實證關係。

過去十年的地理思想史的發展正如上述分析所顯示。舊地理學的核心命題是質性的（qualitative）和個殊的（unique）。這顯然無法抵抗社會科學追求社會操控工具的整體傾向，而這種追求要求學者掌握計量（quantitative）和總體（general）方面的東西。此外，在過渡過程中，一些舊概念無疑被冠上了令人困惑的新名稱，而一些相當平凡的假說也有人做嚴謹的分析研究。我們也無法否認這一點：地理學中所謂的計量革命造就了公開羞辱地理學元老的機會，尤其是當他們冒險地處理與新興正統理論有關的議題時。當然，這場計量運動也提供了難度適中的挑戰，而且有望貢獻一些新方法論——當中許多方法論因為可以產生寶貴的分析洞見，可說是相當有用。最後，出現了許多可測量的新事物；距離衰減函數（distance—decay function）、市場需求門檻（threshold）、商品銷售範圍（range of a good）和空間模式（spatial patterns）之測量，便是顯然重要的四個新的實證課題，可讓地理學者投入無數時間研究。因此，這場計量運動可分成三部分來理解：它希望解答一組具挑戰性的新問題；它是一個學科框架中一場相當不光彩的權力和地位鬥爭；它希望回應外部壓力，在可大致稱為「規畫界」（the planning field）的領域中發現一些操控方法。為免有人以為我這麼說是在指責某些團體，容我把話說清楚：我們所有人都涉入了此一過程，而且過去和現在都完全無法免於涉入其中。

詹森也在他的分析中採用「反革命」一詞。在這方面，他的見解不是很有啟發性，因為他顯然亟欲批評他稱為反革命者的貨幣學派，儘管凱因斯正統理論正因為一個重要的異例（高通膨與高失業率並存）而面臨嚴重威脅。但反革命一詞有必須分析的重要意義。將社會科學中的觀念變遷視為一種基於革命和反革命的變動，直覺上似乎是合理的；而乍看之下，這種概念並不適用於自然科學。

我們可以利用我們對自然科學中典範形成的認識來分析反革命現象。自然科學中的典範形成，是基於人類對自然發生的現象之操控能力的延伸。同樣道理，我們可做此設想：在社會科學中，典範形成的驅動力是一種操控慾，一種操控人類活動和社會現象以促進人類利益的慾望。這立即出現一系列的問題：誰操控誰？這種操控是為了誰的利益？如果是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誰來負責界定公共利益？因此，在社會科學中，我們被迫直接面對此操控的社會基礎及其涵義的問題，而這種問題在自然科學中只會間接出現。如果我們假定操控的基礎在社會中是公平分布的，便實在太蠢了。歷史顯示，這種基礎通常高度集中在社會中的少數群體。這些群體可能很仁慈，也可能喜歡剝削其他群體。但問題不在這裡。關鍵在於社會科學提出的概念、範疇、關係和方法無法不受現行社會關係影響。因此，這些概念正是它們想要描述之現象的產物。新典範賴以為基礎的革命性理論，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廣泛獲得接受：該理論體現的社會關係本質，在現實世界中實現了。反革命理論則是特地針對革命性理論提出的，其目的是藉由收編或顛覆，防止革命性理論因為廣獲接受而實現了它想促成的社會變革。

社會科學中的這種革命性與反革命過程，彰顯在兩種政治經濟學理論之間的關係上；這兩種理論分別是亞當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提出的，而恩格斯在他為《資本論》第二卷所寫的序言中，就兩者的關係提出了一些不同凡響的洞見。6爭論點在於有人指控馬克思剽竊了剩餘價值理論（theory of surplus value）。但是，馬克思其實明確地承認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均曾討論剩餘價值，而且兩人也局部理解剩餘價值的本質。恩格斯說明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述有何新意，以及他的剩餘價值論如何「晴天霹靂般振聾發聵」。恩格斯為此提到化學史上的一件事，也就是關於拉瓦節（Antoine Lavoisier）與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在發現氧氣這件事上的關係（很巧的是，這件事是孔恩建立其自然科學革命結構理論的靈感來源之一7）。拉瓦節和普利斯特里都做了類似的實驗，並得出類似的結果。但是，兩人有一個本質上的差異。普利斯特里終其一生堅持以舊的燃素說（phlogiston theory）詮釋其實驗結果，因此把他發現的東西稱為「脫燃素氣體」（dephlogisticated air）。拉瓦節則認識到，他的發現與既有的燃素說不相容。他因此得以在全新的基礎上，重新建構化學的理論框架。因此，恩格斯（和隨後的孔恩）認為拉瓦節是「真正發現氧氣的人；相對之下，其他人則只是製造出氧氣，但不知道自己製造了什麼」。恩格斯繼續寫道：

在剩餘價值理論上，馬克思與前人的關係，一如拉瓦節與普利斯特里的關係。……我們如今稱為剩餘價值的價值（value）那部分，早在馬克思之前便已有人確知其存在；有關剩餘價值是勞動的產物，以及占有剩餘價值的人並未支付等值的代價，也已經有人講過，雖然相關論述的清晰程度不一。但是，前人的論述也就到此為止。……〔所有經濟學家皆〕囿於既有的經濟學範疇。此時馬克思出現了，而他的看法與所有的前人截然相反。在前人看到解決方案之處，馬克思只看到了問題。他知道眼前的東西既不是脫燃素氣體，也不是火氣，而是氧氣：問題既不在於記錄一種簡單的經濟事實，也不在於此一事實與永恆正義和真正道德的衝突，而是在於此一事實必將徹底改變經濟學，並為那些懂得使用它的人提供理解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訣竅。在此一事實的協助下，馬克思研究了經濟學既有的全部範疇，一如拉瓦節在氧氣實驗結果的協助下，研究了燃素化學既有的全部範疇。8

孔恩據稱徹底改變了我們對科學進步的想法，但在此之前近一個世紀，恩格斯便已詳細闡述了這種思考方式，這當然是不同凡響。馬克思經濟理論顯然是危險的，因為它似乎提供了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訣竅，而且是站在並不控制生產資料的人的立場。因此，其範疇、概念、關係和方法有形成新典範的潛力，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權力結構構成巨大的威脅。隨後邊際價值論（marginal theory of value）出現（尤其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如博姆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和孟格〔Carl Menger〕），清除了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許多基本分析（尤其是勞動價值論），也產生了一種附帶作用：阻擋了馬克思學說對經濟學的挑戰。馬克思理論在列寧死後的俄羅斯遭遇反革命收編，加上西方社會學對馬克思主義論述的反革命收編（收編程度之深，甚至促使某些社會學家說出「我們現在全都是馬克思主義者」這種話，但這些西方社會學未能傳達馬克思思想的精髓），實際上阻止了馬克思思想真正開花結果，因此也就扼殺了馬克思設想的人道主義社會。馬克思學說當中的概念和設想的社會關係，雙雙受挫。

因此，思想上的革命與反革命是社會科學的一種特徵，但在自然科學中則顯然不是這樣。思想上的革命無法與實踐上的革命根本分離。這可能指向社會科學確實處於一種前科學狀態的結論。但這個結論其實不成立，因為自然科學從不曾脫離特定利益集團的控制。自然科學中沒有反革命，正是拜此一事實所賜，與自然科學的固有本質無關。換句話說，自然科學中實現的思想革命對現行秩序不構成任何威脅，因為這些革命的建構過程大致顧及現行秩序的要求。這並不是說這過程中沒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因為科學發現是不可預料的，它們因此可能成為社會張力（social tension）的來源。不過，這確實告訴我們一件事：自然科學目前處於一種前社會（pre—social）狀態。因此，自然科學本身並不納入這些自然科學的技術經常幫助解決的有關社會行動和社會控制的問題。自然科學研究遵從現行社會秩序的指示，納入社會問題據稱會令研究變得「偏頗」；如果自然科學因此便就一直拒絕考慮社會問題，這其實有某程度的拜物教問題。對那些認真看待自身社會責任的科學家來說，他們因此面對的道德困境是很真實的。由此看來，我們似乎可以得出與流行觀點相反的結論：社會科學哲學有可能比自然科學哲學卓越許多，而這兩個學術領域的最終融合，將不是靠社會科學「科學化」，而是有賴自然科學「社會化」。9這可能意味著接受典範的基本準則，將從是否可以增強操控能力改為是否有助人類實現潛能。在此情況下，科學的所有方面將經歷思想上的革命和反革命階段，而它們無疑將與社會實踐的革命性變革有關。

現在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我們如何促成地理思想上的革命？我們這麼做的原因何在？計量革命已經完成便命，邊際報酬遞減的現象顯而易見：再一篇因子生態分析（factorial ecology）、再一次嘗試測量距離衰減效應或辨明某種商品銷售範圍，對我們了解重要事物的作用是愈來愈小。此外，現在有一些比較年輕的地理學者，他們一如一九六○年代初的計量派那樣雄心勃勃，有點渴望得到賞識，但也有點欠缺有意思的事可做。因此，在計量派牢牢控制研究生教育和各學系課程之際，這個學科的社會構造之中有不少人在低聲抱怨。如此的知識狀態不足以在此學科當中證成一場思想上的革命（也不是必須如此），但這種狀態確實存在。更重要的是，我們正在使用的理論和方法論框架如此精密，我們就周遭發生的事件提出真正有意義評論的能力卻是如此低下。照理說，我們應該能夠解釋和操控某些事物，但實際情況當中卻有太多的異例。我們面臨生態問題、城市問題和國際貿易問題，但我們似乎沒有能力就任何一個問題說出有深度的話。我們真的開口說話時，那些話顯得老套又可笑。簡而言之，我們的典範未能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推翻它的時機已經成熟。客觀的社會環境要求我們說一些合情理或條理清楚的話，否則便永遠保持沉默（因為我們失去了信譽或者客觀的社會環境更惡化了，後一種情況更糟）。地理思想之所以亟需一場革命，基本上是因為我們顯然沒有能力處理新出現的客觀社會環境。

我們應該如何成就這樣一場革命？我們有幾條路可以走。我們可以採納一些人的建議，摒棄計量運動的實證主義基礎，改為採用抽象和哲學的唯心主義（idealism），然後期望客觀社會環境自行改善，或者期望唯心主義思考模式下形成的概念最終能累積足夠的內容，促進客觀社會環境的創造性轉變。但是，唯心主義有一個特徵：它注定永遠徒勞無功地尋找實質內容。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捨棄一九六○年代的實證主義基礎，代之以現象學詮釋。這看來比唯心主義路線更有吸引力，因為它至少有助我們維持與以下概念的接觸：「人」是一種與周遭的社會和自然現實保持感官互動的存在。但是，現象學路線可能引導我們走向唯心主義或回到天真的實證經驗主義，也可能同樣輕鬆地引導我們走向一種具有社會意識的唯物主義。地理學中所謂的行為主義革命（behaviourial revdution）便同時指向這兩個方向。因此，在這個關頭，最有益的策略是致力尋找這樣的理解區域：實證主義、唯物主義和現象學的某些方面於此區域有所重疊，為我們所處的社會現實提供可以接受的解釋。馬克思思想最明確地探索了這種領域。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賦予他的思想體系一種有力和動人的現象學基礎。

馬克思主義與實證主義也有一些共同之處。兩者均有一種唯物主義基礎，也都訴諸一種分析方法。當然，兩者本質上的差別在於實證主義僅追求認識世界，而馬克思主義則是追求改變世界。換句話說，實證主義從既存現實（包括它的所有缺陷）中得出它的範疇和概念，而馬克思主義的範疇和概念，則是在歷史經由事件和行動展現出來之際，歷史地運用辯證法建構起來的。例如實證主義方法涉及應用傳統的亞里斯多德二值（bi—valued）邏輯來檢驗假說（統計推論中虛無假設是不折不扣的亞里斯多德手段）：假說只有成立或不成立兩種可能，而且答案一旦確定便永遠不變。另一方面，辯證法則提出一種理解過程，它容許對立物互相滲透，納入矛盾和悖論，指向解決過程。就重要的真與偽的問題而言，「真」是存在於辯證的過程中，而不是存在於辯證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陳述。這些陳述只能在某個時刻稱之為「真」，且都可以和其他的「真」陳述有所矛盾。辯證法容許我們必要時把倒轉分析，視答案為問題，視問題為答案。

現在終於講到貧民區形成的問題。看到這裡，讀者可能會覺得上述文字是詳盡的引言，對於理解貧民區形成問題和提出解決方案意義不大。但它其實有重大意義，因為我將提出以下觀點：我們必須自覺地建立一種革命性的地理學理論來處理貧民區問題，才有能力針對這問題說一些有意義的話。我也將指出，我們可以利用許多既有的工具來建立對貧民區問題的認識。但是，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以相當不同的新方式去理解這些工具。簡而言之，我們必須抱著氧氣的觀念而非脫燃素氣體的觀念去思考問題。

貧民區是美國城市的一大社會問題，吸引了大量的關注。整個一九六○年代，貧民區成為一波又一波社會動盪的中心，而高潮是一九六八年四月馬丁路德金恩遭刺殺後，底特律、洛杉磯和許多城市爆發暴動。它是美國出現所謂「城市危機」的一大關鍵，造成了政治權力必須面對的一些問題，迫切需要公眾的回應和介入。在英國的城市，人們也愈來愈擔心「極化」和「貧民區化」的問題。人們普遍認為貧民區是不好的東西，而消滅貧民區（最好是不必消滅貧民區容納的人口）對社會是好事。（班菲爾〔Edward C. Banfield〕對後一個問題的態度看來有點含糊。）本文不打算詳細分析有關貧民區的文獻，也不想捲入貧民區的定義問題。我想做的是檢視一些地理學理論，它們看似對理解貧民區形成和維持的問題有一些意義。在這裡，最明顯需要檢視的一類理論，當然是都市土地使用理論。

地理學當中的都市土地使用理論，有一大部分是受芝加哥社會學派啟發。帕克（Robert E. Park）、伯吉斯（Ernest Burgess）和麥肯西（Roderick Mckenzie）長篇論述都市，並以生態學的角度詳細闡述都市這種形態。10他們注意到，低收入群體集中在城市的某些地段，而其他許多族群亦復如此。他們也發現，各城市的空間形態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伯吉斯據此發揮，創造了所稱的都市同心圓理論。帕克和伯吉斯似乎把都市視為一種人類創造的生態複合體，社會適應、職能專門化和生活方式特別化、居住空間競爭等過程，在都市中產生作用，創造出一種連貫的空間結構，而這個整體由某種衍生自文化的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維繫在一起；帕克將這種社會連帶稱為「道德秩序」。11都市體系中的各種群體和活動基本上是靠這種道德秩序維繫在一起；在這種道德秩序強加的限制下，各方以種種手段競逐社會地位和空間位置。此派學者主要是想了解各方最後占到什麼位置，以及他們占到那些位置時情況如何。芝加哥學派的主要動力必然是描述性的。此學派對地理學和社會學思想擁有異常巨大的影響力，而雖然描述的技術已有所改變（因子生態分析基本上取代了描述性人文生態學），其基本方向大致未變。芝加哥都市地理學派無疑是衍生自芝加哥社會學派。12但奇怪的是，帕克和伯吉斯不怎麼關注經濟體系的運作所產生的那種社會連帶，也不怎麼注意經濟考量衍生的社會與經濟關係。當然，他們並未忽略此類問題，但確實認為它們是次要的。因此，以他們發展出來的都市土地使用理論用來解釋貧民區，便有嚴重的缺陷。有趣的是，在帕克和伯吉斯之前約八十年，恩格斯便在著作中提到都市的同心圓現象，但選擇從經濟階級的角度去解釋。他闡述這問題的文字值得引述，因為當中含有若干關於都市空間結構的洞見：

曼徹斯特的中心是一個相當大的商業區，長寬均約半哩，幾乎全都是辨公室和貨倉。整個區幾乎完全無人居住，晚間顯得荒涼。……此區有若干大街穿過，巨大的交通流量集中在這些大街上，而大街兩旁的地面都是一些光鮮亮麗的商店。商店上方的樓層有人使用，直到深夜才靜下來。除了這個商業區外，整個曼徹斯特本城、整個索爾福德（Salford）和休爾姆（Hulme）……都是純粹的工人居住區，像一條平均一哩半寬的帶子，將商業區圍繞起來。高等和中等資產階級住在這個帶狀工人區以外的地方。中等資產階級住在鄰近工人區的整齊街道上，……高等資產階級住在遠一點的花園別墅裡，……那裡享有自由的、有益健康的郊區空氣，住家別緻舒適，每半小時或十五分鐘便有進城的公車經過。這種格局最妙之處，是這個富裕階級的成員可以走最短距離的路線，穿過工人區前往他們辦公的地方，但完全不會看到藏在大街兩旁後方的貧困骯髒景象。這是因為從商業區中心四面八方通往城外的大街兩旁幾乎是連綿不斷的商店，而這些商店是中低層資產階級管理的。……他們有能力將這些商店打理得乾淨體面，以免那些腸胃健壯但神經衰弱的有錢人看到隨他們發財而產生的貧困骯髒景象。……我很明白這種偽善的城市格局或多或少是所有大城市共有的；我也知道零售商因為自身的業務性質，不得不占用大街的兩旁；我知道無論在哪裡，這些街道上的好建築比壞建築多，而這些地方的地價高於偏遠地區。但與此同時，我從不曾見過一個地方像曼徹斯特這樣，如此系統性地將勞工階級排斥在大街以外，如此費心地把可能刺激資產階級眼睛和神經的一切隱藏起來。但是，在其他方面，曼徹斯特的營建方式比所有其他城市更隨意，更不遵循官方規定，更像是偶然因素的產物。當我連帶想到中產階級熱切地堅稱勞工階級生活相當好時，我不禁覺得那些自由派製造商，那些曼徹斯特的重要人物，對這種可恥的城市格局絕非沒有責任。13

恩格斯於一八四四年的分析方式與冷酷的經濟和社會現實高度契合，這一點遠優於帕克和伯吉斯的文化生態分析方式，而且如今仍然如此。事實上，恩格斯的描述只需要做一些顯而易見的修改，便能反映美國當代城市的狀況（例如同心圓格局，住在郊區的有錢人享有良好的交通設施，以及有錢人進城路上看不到隨著他們的財富產生的貧困骯髒景象）。當代地理學者向帕克和伯吉斯而非恩格斯尋求啟發，看來是很可惜的。恩格斯注意到的社會連帶，不是某種高層的「道德秩序」產生的。城市的苦難，是罪惡和貪婪的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產物。社會連帶是市場交易制度的運作強制產生的。恩格斯因此這麼批判倫敦：

這些倫敦人為了創造他們的城市中隨處可見的種種文明奇跡，被迫犧牲他們的人性中最好的一些特質。他們身上的上百種能力處於休眠狀態：這些能力被壓制著，因為他們必須充分發揮少數幾種能力，並且與其他人的能力結合以便產生更大的作用。……這些人愈是擠在有限的空間裡，個人殘忍的冷漠、冷酷的孤立（孤立於自己的私人事務中）愈是令人厭惡。……人類分解為一個個的孤立個體，每一個都有自己的一套原則；這種原子化的世界在這裡發展到極端了。……這也造成一個結果：社會戰爭，每一個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在這裡公開宣告開打了。……每一個人都只把別人當作是可以利用的東西，每一個人都剝削別人，結果是強者把弱者踩在腳下，少數強者（也就是資本家）奪取了一切，多數弱者（也就是窮人）只能勉強生存。……處處都是野蠻的冷漠和冷酷的自私心態，而另一面則是無以名狀的苦難；處處都是社會戰爭，每個人的住家都受到圍攻，到處都是法律包庇下的互相掠奪。這一切做得如此的無恥和公然，後果赤裸裸地展現在眾人眼前，以致我們對這種社會狀態不寒而慄，只能對這種瘋狂的結構至今仍未崩解感到訝異。14

如果我們清理一下這些文字（例如刪去提到資本主義的部分），它們將值得納入柯納委員會（Kerner Commission）的報告中15——成立這個委員會，是詹森總統嘗試解決一九六○年代困擾美國的城市危機的重要一步。

因此，恩格斯以及帕克和伯吉斯注意到的城市共同的空間結構，可從經濟和文化的角度分析。恩格斯提出的問題（有關這樣一個系統如何可在不受「重要人物」指導的情況下演變，但又顯然有利於這些人）隨後成了精細經濟分析的主題。從地租的角度、利用邊際主義經濟學原理解釋此一現象的可能性，最初可見於邱念（Johann Heinrich von Thunen，又譯「屠能」）有關農地的研究中。邱念的研究為相對近期發展出來的都市土地市場經濟學理論奠定了基礎，後者是阿隆索（William Alonso）和穆斯（Richard Muth）的研究成果。16在此我們不必細述該理論，但值得花些篇幅談談它對理解貧民區如何形成的貢獻。

根據這個理論，都市的土地如何使用，是由一種土地使用權的競標（competitive bidding）過程決定。這種競標導致接近經濟活動中心的地方地租較高（該理論通常假定所有就業集中在某個中心區）。假設現在有一個就業中心，而兩個群體（一富一窮）要選擇居住地，我們可以藉由檢視他們的競租曲線（bid rent curve，反映哪些社會群體負擔得起哪些居住空間），預測兩者各將住在哪裡。窮人的競租曲線相當陡：他們可以花在交通上的錢很少，競標土地使用權的能力因此會隨著與就業中心的距離拉長而快速衰減。有錢人的競租曲線則相當平，因為他們競標土地的能力不怎麼受交通費用影響。如果這兩群人競爭土地使用權，窮人將被迫住在市中心，有錢人則會住在市郊（一如恩格斯所描述）。這意味著窮人被迫住在高地租的地段。他們適應這種情況的唯一辦法，當然是縮減居住空間，擠在相當小的地方裡。根據這個模型，窮人將集中住在接近市中心的高地租地段，而且將住得過度擁擠。我們可以建構這個模型的若干變異版，因為有錢人的競租曲線其實取決於他們相對於交通費用的空間偏好（preference）。利夫（Lester B. Lave）指出，如果有錢人的偏好改變了，都市的空間結構也將會改變。17例如市區的塞車問題如果愈來愈嚴重，以致有錢人認為長時間通勤既費時又不愉快、相當不值得，他們可以輕易改變自己的競租函數（bid rent function），搬回市中心居住。我們可以根據競租曲線的形狀推測出多種都市空間結構，而有錢人住在市中心、窮人住在市郊是完全有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窮人被迫調整適應，例如為了省錢而多花一些時間（為了節省交通費用，花很多時間走路去工作；這種情況在拉丁美洲的城市並不罕見）。這一切其實意味著有錢人總是可以迫使窮人配合自己的偏好，因為有錢人的資源充裕得多，既可以花在交通上，也可以用來取得自己喜歡的土地（無論是在什麼地段）。針對所得差異很大的情況應用邊際主義經濟學原理（競租曲線是典型的邊際主義分析工具），自然會推出這種結果。這個理論是以在房屋市場達致所謂的「柏雷托最佳狀態」（Pareto optimality）為基礎。

這種理論模型或許可以用來分析都市體系中的失衡情況，以及研擬政策以助恢復均衡狀態。自一九五○年以來，美國的就業迅速郊區化；在此情況下，我們會預期貧窮人口從市中心流向市郊（考慮到窮人的競租函數），因為他們會想住在比較接近其就業中心的地方。但是，這種人口流動並未發生，因為郊區土地規畫對住宅建設有嚴格的限制。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現代社會中貧民區問題的嚴重程度，取決於那些阻止都市體系恢復均衡狀態的制度發揮了多大的作用。政治和制度上的障礙會妨礙我們實踐理性的經濟解決方案。我們或許可以藉由訴訟之類的手段，質疑那些土地規畫限制是否合法合憲。（相當有趣的是，支持這種行動的既有民權組織，也有企業，因為前者認為郊區規畫限制是歧視性的，而後者則擔心郊區低薪勞工供應不足。）我們也可以嘗試修改土地使用規畫，以免出現媒體報導的這種情況：在紐澤西州普林斯頓地區約二十個社區，工商業規畫提供一百二十萬個職位，但住宅規畫僅夠住十四萬四千名勞工。18我們也可以嘗試克服舊城區與市郊交通設施不足的問題，例如補助某些運輸系統，或是替貧民區居民前往市郊工作設計特別的交通安排。這必然要求貧民區居民為了省錢而多花時間（如果政府補貼交通服務的話）。諸如此類的方案多數失敗了。我們也可以嘗試利用都市更新計畫或支持黑人資本主義（Black capitalism；譯註：美國黑人希望藉由經商致富的運動）等手段，重振市中心的就業，藉此恢復均衡狀態。這些方案全都基於這個不言明的假設：都市土地使用情況失衡了，政策應以恢復都市土地使用的均衡狀態為方向。它們可說是自由主義的方案：它們認識到有不公平的情況，但試圖在現行的社會機制中（在此例中是與邱念都市土地使用理論一致的機制）糾正這種不公平。

我們該如何找到較具革命性的解決方案？來看穆斯如何處理邱念的理論。19穆斯先對邱念的理論做了一番分析，然後拿芝加哥住宅土地使用的現行結構檢驗邱念的理論，藉此評估該理論的實證意義。他的檢驗顯示，邱念的理論大致正確，但也有一些誤差；不過，這些誤差可用房市中的種族歧視之類的因素解釋。我們因此可以推斷該理論是正確的。這個利用典型實證主義手段得出的結論，可以用來幫助我們辨明問題。對穆斯來說，他是成功驗證了一個社會理論；對我們來說，這結果卻是點出問題何在的一個指標。這個理論預測窮人無可避免地必須住在他們最負擔不起的地方。

我們的目標是消滅貧民區。因此，若以此目標為評斷標準，政策必須能夠消除那些令邱念理論得以成立的條件，才算是有效的政策。換句話說，我們希望邱念的都市土地市場理論失效。就此而言，最簡單的作法，是消滅那些支撐這個理論的機制。這個例子的情況很簡單：那個機制便是土地使用權的競標。如果我們能消滅這個機制，照理說應該就能消滅其結果。由此我們立即可以想到一種消滅貧民區的政策，它理應摒棄競標制度，代之以社會集體控制的都市土地和住房體制。在這種體制下，邱念的理論（反正它是一種規範理論）對我們理解住宅土地運用的空間結構將失去實證意義。這種做法已在若干國家試行過。例如在古巴，所有的城市公寓均於一九六○年國有化。住戶向政府支付租金，「政府視租金為住戶取得房屋所有權的分期付款；住戶必須準時定期繳付租金，並負責維修房屋」。20民眾若想更換住處，只能向某個政府機關申請辦理。

民眾若是住在一九四○年或之前建造的房子，而且自一九五九年起一直準時繳付租金，一九六五年起將不必再付租金。此外，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之後，所有的新空置公寓均分配給有需要的家庭，他們必須支付相當於家庭所得百分之十的租金。另外，在一九六六年中，住在破舊公寓裡支付六十個月以上租金的住戶，均獲得餘生免租金居住的權利。在一九六九年，共有二十六萬八千零八十九個家庭不必再付租金。21

像古巴這樣、經濟發展處於相對早期階段的小國，顯然將長期受房屋短缺的問題困擾，而房屋問題本身無法靠上述措施解決。但是，這種措施仍是有意思的，因為它們最終將令阿隆索與穆斯的都市土地市場理論對理解住宅用地的空間結構變得毫無意義，而照理說這正是我們成功消滅貧民區之後會發生的事。

這種處理貧民區土地和房屋市場的方式，指向一種分析問題和研擬方案的不同框架。例如在古巴的例子中，所有舊公寓都變成是免租金的。如果我把某個都市地區的所有既存房屋視為一種社會財（social good）而非私有財，則在地社群顯然已為舊房子支付了費用。根據這種分析，都市地區某個時間（例如一九四○年）之前建造的所有房子（以及此後建造的某些房子）都是已經付清了費用：相關債務已分期償清。這些房子唯一還需要支付的成本，是維修和提供水電瓦斯之類的費用。我們的社會有巨量資本被鎖在既存房屋中，但在土地和房屋的私有市場制度中，房屋的價值並非總是以它的居住用途衡量，而是以房子在市場交易中的價值衡量，而這種交換價值受外部因素（例如投機活動）影響。在眼下許多都市的舊城區，許多房子顯然是幾乎毫無交換價值。但這不代表它們沒有使用價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因為無法建立交換價值而浪費了使用價值。這種浪費不會出現在社會共有的住房制度中，它是我們因為固守私有財產觀念而承受的代價之一。當然，一段時間以來，經濟理論假定使用價值體現在交換價值中。雖然兩者顯然是相關的，但關係的性質取決於站在誰的使用立場。例如在舊城區的房屋市場，地主利用房屋作為一種收入來源，住戶則主要關注房屋的居住價值，房子的使用價值對兩者大不一樣。

這個關於阿隆索與穆斯住宅土地使用論點的說法是過度簡化了。為了發展理論而假定的某種機制，在實際運作中與該理論之預測相符的結果，經常未必就真的是那種機制造成的。因此，如果我們立即斷定市場競爭機制是貧民區形成的根本原因，那便太危險了。成功檢驗理論也只能提醒我們，市場競爭機制有可能是問題的根源，而我們必須更具體檢視該機制。

市場在短缺狀態（scarcity）下運作。換句話說，如何分配短缺的資源，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我們因此有必要檢視「資源」和「短缺」這兩個概念的內容。地理學者早就認識到，資源是一種技術性的和社會性的評價（technical and social appraisal）。22也就是說，原料要成為自然資源、人要成為人力資源，必須有適當的技術條件和社會狀態配合，使我們能夠利用這些原料和勞動力。鈾會成為一種資源，有賴核子物理學的技術進步；人會成為資源，是因為他們為求生存，被迫在市場上出賣勞動力（這是「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兩個概念的實質內容）。另一方面，短缺的概念也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在社會行動和社會目標的脈絡中才有意義。23短缺是社會界定的，不是自然決定的。市場體制有賴資源短缺的狀態，因為只有在這種狀態下，定出價格的商品交易市場才有可能出現。市場體制是一種協調及整合經濟行動的高度分散化（decentralized）的控制工具。在歷史上，這種協調能力使人類得以大幅增加創造財富。我們因此遇到了一個弔詭的情況：創造財富的制度必須在資源短缺的狀態下，才能有效運作。也就是說，如果短缺的狀態不復存在，市場經濟（資本主義體制中生產性財富的來源）將會崩潰。但是，資本主義體制總是在增加它的生產能力。為了解決這個難題，資本體制創造出許多制度和機制，以求確保短缺的狀態不會消失。事實上，許多制度的設計，是追求維持短缺狀態的（大學便是一個好例子，雖然當局總是以「品質」為理由）。還有許多機制是以控制生產要素的流動為目的。在此同時，不斷增加的生產能力必須有出路，因此也就出現了浪費（例如浪費在軍事行動和太空計畫上）和創造需求的過程。當然，這意味著不消滅市場經濟便無法消滅短缺。在像美國這樣的先進生產社會，消滅短缺的主要障礙在於支撐市場經濟運作、環環相扣的一組複雜的制度（包括金融、司法、政治和教育等方面）。我們來看這種情況如何呈現在舊城區房市上。

貧民區住宅有一些奇怪的特徵。其中一種弔詭的情況，是最擁擠的地方也是空屋最多的地方。巴爾的摩目前有約五千棟空置的建築物，多數狀況良好，全都在居住環境最擁擠的地方。其他城市眼下也有類似的情況。這些地區的另一個特徵，是相當多房子因為屋主不想繳房屋稅而被廢置。在眼下的舊城區房市中，房東並未像許多人所想的那樣賺得厚利。事實上，數據顯示，他們在其他地方的房市應該可以賺到更多錢。24當然，有些房東是不道德的，但明理、有道德的好房東只能賺到較低的報酬率。不過，相對於居住品質而言，這些房東收取的租金是相當高，而房子如果有買賣，價格往往微不足道。銀行自然有很好的商業理由不為舊城區的房子提供抵押貸款。舊城區的不確定性較大，而且在任何情形下，那些土地往往被視為已到了再開發（redevelopment）的時機。銀行也當然知道，舊城區房子無法取得貸款會讓再開發的時機變得更成熟，因為這些土地拿來做商業再開發有厚利可圖。因為大家都追求利潤極大化，我們不能說這種決定是不道德的。事實上，貧民區住宅具有這樣一種普遍特徵：如果我們接受有關正常的、合乎規範的、富企業一定精神的道德觀念，所有人都會願意把貧民區那種客觀的社會情況當作是可怕的，浪費著潛在的房屋資源，我們也無法就此責怪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許多有矛盾的陳述是「正確的」。因此，在現行的經濟和制度架構下，似乎不可能有一種政策能糾正這些情況。聯邦政府補貼私人住宅的政策失敗了；租金補助因為市場的調整而迅速失去作用；公共住宅因為數量太少，作用微不足道，地點太有限（通常是在窮人被迫居住的地區），而且僅提供給社會最低階層。至於都市更新，則不過是把問題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其他地方，而且有時還得不償失。

在一八七二年發表的題為《論住宅問題》的系列文章中，恩格斯預測，資本主義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法必然會走進這種死胡同。理論上，恩格斯的預測可以藉由批判邱念的分析推斷出來，方法與馬克思批判李嘉圖的分析完全一樣。因為邱念模型（以及阿隆索與穆斯模型）概念化地租的方式基本上與李嘉圖相同（它不過是在略微不同的情況下產生的），我們可以直接引用馬克思的批判。25馬克思指出，地租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例如私有產權）下之剩餘價值的一種表現，我們理解地租的本質時不能忽視此一事實。把地租金當作是獨立於生產方式的其他部分、獨立於資本主義制度，是犯了概念上的錯誤。阿隆索與穆斯的模型正是犯了這種錯誤。此外，資本主義市場過程也體現了這種「錯誤」，因為這種過程追求租金（或資本報酬）極大化，而非實現最大的社會剩餘價值。因為租金不過是剩餘價值的多種可能表現之一，而且是不完整的表現，追求租金的極大化而非產生租金之剩餘價值的極大化，勢必造成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緊張狀態。事實上，這會觸發一些妨礙實現剩餘價值的力量——因此我們會看到，因為商業利益集團追求他們控制的土地報酬極大化，以及一些社區追求它們的稅基極大化，土地使用上的變化導致潛在勞動力遠離工作地點，以致生產萎縮。在《論住宅問題》中，恩格斯指出這種市場競爭過程衍生的種種後果：

現代大城市的發展，人為地大幅提高了某些街區（尤其是市中心）的土地價值。這些土地上的原有建築物是壓低了而非提高了土地的價值，因為相對於已經改變的環境，這些建築物變得格格不入。於是它們被拆掉，代之以新蓋的建築。首先被拆掉的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為即使這些住宅相當擁擠，它們產生的租金永遠無法超過某個上限（或只能相當緩慢地做到這一點）。它們於是被拆掉，代之以新蓋的商店、貨倉和公共建築物。26

這種過程（在每一個當代城市都顯而易見）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地主必須實現一種與土地區位的租金相符的報酬率。它絕非跟促進生產必然有關。這種過程也是順應某些其他壓力。

現代自然科學已經證明，擠滿了工人的所謂「惡劣街區」，是不時困擾我們城市的種種流行病的滋生地。……資本主義統治階級以在勞工階級中製造流行病為樂，是無法不受懲罰的：後果總會落到資本家頭上來，而死神肆虐起來，對資本家不會比對工人仁慈。科學一旦確定了此一事實，仁慈的資產階級便開始爭相以高尚行動關心工人的健康。他們建立各種協會、著書立說、草擬方案、討論並通過法律，以求杜絕一再發生的各種流行病。當局檢視工人的居住環境，採取措施力求糾正最急迫的惡劣狀況。……政府任命了一些委員會，委以調查勞工階級衛生狀況的任務。27

現在比較嚴重的問題是社會病態（例如毒品和犯罪），但問題看來並無本質上的不同。此外，當局研擬出來的解決方案也仍有相同的特徵。恩格斯這麼說：

事實上，資產階級只有一種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法，而這種方法會一再地重新製造出它要解決的問題。這種方法名為「奧斯曼（Haussmann）（譯註：指十九世紀法國都市規劃師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以及他在法國第二帝國時期擔任賽納省省長任內（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七○年）推動的巴黎大改造（Haussmann’s Renovation of Paris ）計劃。這個改造計劃大規模拆遷了巴黎舊城區的房屋以及原本狹窄蜿蜒的巷道，建造了筆直寬闊的大道及新房宅。應拿破崙三世之邀，佩雷爾兄弟（Freres Pereire）金融集團以獲得改造後的道路沿線土地開發權為條件，向此計劃提供大量融資，開創了大規模拆除重建之都市更新的新土地開發模式。新開闢的大道，不利於反抗者像過去一般在舊城區狹窄蜿蜒的巷道設置街壘，有利於政府調動大量軍隊，對於一八七一年政府軍鎮壓巴黎公社革命有很大幫助。可參見本書第四章）」。……我說的「奧斯曼」，是指那種如今普遍用來破壞大城市中工人街區（尤其是位於市中心的街區）的做法，無論當局的理由是為了改善公共衛生、美化市容、市中心商用不動產的需要，還是交通方面有需要，例如需要修鐵路或街道（有時看來有令人難以架起障礙、從事戰鬥的戰略目的）。……無論理由如何不同，結果到處都一樣：那些可恥的小巷弄消失了，資產階級大肆自我吹噓，宣稱取得巨大的成就，但那些可恥的小巷弄立即在另一些地方重現，而且往往就在緊鄰的街區！……那些流行病的滋生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迫使勞工長期居住的蝸居和地下室，並未遭消滅；它們只是被轉移到其他地方！它們最初出現是某些經濟條件的必然結果，在其他地方出現也是同樣的條件導致的。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繼續存在，期望住宅問題（或任何其他影響工人命運的社會問題）能單獨解決無疑是愚蠢的。真正的解決方法在於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勞工階級自己占有全部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28

在當代美國城市實施都市政策的經驗，與恩格斯所講的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我們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固有的矛盾助長這種困境。因此，我們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我們起初的懷疑是正確的，而市場機制確實是這種慘劇中的罪魁禍首。如果採用這種思路，我們可以解釋為什麼幾乎所有為舊城區設計的政策既有可取的結果，也有不可取的結果。如果我們推動「都市更新」，我們不過是把貧窮狀況轉移到其他地方；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們將只是坐視社區衰敗。如果我們阻止街區破壞（blockbusting；譯註：房地產業者散播少數族裔即將入住社區的消息，藉此說服社區內白人屋主低價出售房屋，然後再以高出許多的價格轉售給亟欲遷離貧民區的黑人家庭），我們也將妨礙黑人家庭取得住宅。這種情況造成的挫敗感，很容易衍生矛盾的結論。我們可以把問題歸咎給窮人（班菲爾認為這是適當的結論），然後制定「善意漠視」的政策（這種做法至少不會造成其他政策失敗時必將造成的那些問題）。因此，以下現象很有意思：眼下的都市政策看來改變了重心，從致力拯救舊城區（各種計畫注定失敗）轉向致力維護「灰色地帶」（市場體制在這些地方仍足夠有力，因此有望取得某程度的成就）。這種政策能否防止社會不滿和衰敗蔓延，或許令人懷疑。但不幸的是，這種政策也涉及註銷舊城區累積的使用價值，以及犧牲目前被迫住在舊城區的一千五百乃至兩千五百萬人的生活。如果我們只是因為逃避實事求是地去考慮恩格斯得出的結論和該結論的理論基礎，便必須承受這種後果，這代價看來相當高昂。我想指出的是，雖然所有認真的分析者都會承認貧民區問題相當嚴重，幾乎沒有人質疑支配我們的經濟制度核心的力量。因此，我們討論所有東西，但就是不討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我們研擬種種解決方案，但就是不包括可能要求終止此種經濟制度的方案。這種討論和政策建議只會令我們顯得愚蠢，因為它們最終將引導我們發現恩格斯早在一八七二年便已深知的事：資本主義方案無法提出處理社會狀況惡化的問題的基礎。它們不過是「脫燃素氣體」。但如果我們願意嚴謹地、批判地檢視我們的社會運作基礎，我們將可以發現氧氣和隨之而來的一切。這正是革命性的理論進路首先必須完成的任務。這任務涉及哪些事情呢？

我先講它不涉及哪些事情。這任務不涉及針對貧民區的社會狀況再做實證調查。我們去蒐集更多證據、證明人類公然不人道地對待人類，其實可說是一種反革命的行為，因為它使我們當中的軟心腸自由主義者在我們無所作為的情況下，得以假裝我們正在努力地幫忙提出解決方案。這種經驗主義行為毫無意義。國會報告、報紙、書籍和各種文章中已經有足夠的資料，提供了我們所需要的全部證據。去蒐集更多證據不是我們該做的事。我們該做的也不是那種只能稱為「道德自瀆」的事：像受虐狂那樣蒐集大量有關貧民區居民日常面對的不人道境況的資料，為此捶胸頓足，表達悲憤之後互相安慰，然後回到家裡的火爐邊享受溫暖舒適的時光。這種行為也是反革命的，因為它只能減少我們的罪惡感，但從不能迫使我們面對根本問題，遑論為此做一些事。沈迷於那種「情感旅遊」（emotional tourism）也不是辦法；這種活動吸引我們去跟窮人一起居住和工作「一段時間」，期望可以藉此真正幫助窮人改善生活。這種行為也是反革命的——如果我們用了一個夏天去幫助某個貧困社區贏得一個遊樂場，然後秋天時發現該社區的學校狀況惡化了，那該怎麼辦呢？以上所講的，是我們不該走的路。它們只會令我們分心，忽略了眼下真正的必要工作。

我們眼下立即該做的，是深刻地批判既有的分析架構，自覺地建構一種新的社會地理思想典範。這是我們最有能力做的事。畢竟我們是學者，懂得利用學術工具。因此，我們的任務是動員我們的思想力量，研擬可用來促成人道的社會變革的概念與範疇、理論與論點。這些概念與範疇不能抽象地研擬；我們必須根據周遭發生的事件和行動，寫實地將它們研擬出來。在這裡，我們可以利用、也必須利用實證證據、既有檔案資料和社區實地經驗研究。但是，除非我們能將它們綜合成有力的思想形態，所有這些經驗和資料都沒什麼實質意義。

但是，我們的思想不能僅停留在既存現實上。它必須創造性地接受替代方案。我們不能以實證主義理論為基礎去規畫未來，因為這麼做只會鞏固現狀。但是，我們建構新典範時，須有所準備，以納入和重新組合那些理論當中有用和有價值的部分。我們可以考慮未來的潛在行動計畫，據此重組既有理論。我們可以批評既有理論不過是在替支配社會的力量（資本主義市場體制和隨之而來的所有制度）辯護。這樣的話，我們將能確認區位理論（location theory）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用來創造比較美好的未來，以及它在什麼情況下會鞏固有利於維持現狀的思想模式。很多時候問題不在於邊際主義方法或最佳化技術本身，而是在於我們在錯誤的脈絡下運用這些方法。柏雷托最佳狀態應用在區位理論中是反革命的概念，而任何理論若僅追求剩餘價值的任何一種不完整表現（例如地租或資本投資報酬）的極大化，也必然是反革命的。但是，就了解如何調動資源以最有利於創造剩餘價值而言，規畫求解法（programming solutions）卻是極有意義的。在社會達成分配平等的基礎上研擬的各種規畫，除非是已認識到也如何組織生產以創造剩餘價值，否則它們也是反革命的。藉由研究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至少可以開始評估既有理論，而在此過程中（誰知道呢？），或許可以開始釐清新理論的輪廓。

我們將一些概念與構想、範疇與關係編織成一個比較優越的思想體系，便成就了一場科學思想革命；我們拿現實檢驗新的思想體系，證實它比較優越，而現實要求的解釋，則令所有對立的體系顯得荒唐可笑。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主要對手是我們自己，許多人將會發現，這條路的第一步將是令自己感到不舒服，令我們覺得自己可笑。這並不容易，尤其是如果我們無法放下學術自負感的話。此外，真正的地理思想革命能否出現，勢必受限於我們對革命實踐的決心。當然，革命性理論能否廣獲接受，將取決於革命性實踐的力量和成就。我們將必須做很多艱難的個人決定，而做這些決定需要「真實的」決心而非「僅僅是自由主義派的」決心。我們當中無疑會有很多人對下這種決心感到畏懼，因為只當一名自由主義者確實是相當舒服的。但是，如果情況一如許多人所想的那麼嚴重，我們將會愈來愈認清一件事：下這種「真實的」決心不但不會有什麼損失，一旦成功還將有極大的收穫。

那麼，我們在地理學這門學科中建構革命性理論的前景如何？我們有若干積極的事必須做。我們必須清除我們周遭的反革命雜波。我們也必須體認其他理論之替現狀辯護的特質。我們必須認清下述幾點：

1. 每一門學科都是利用由範疇、命題、設想的關係和普遍性結論所構成的理論框架去研究實際情況，藉此找出問題和解決方案。

2. 理論有三類：

⑴ 現況理論：這種理論建立在它試圖描繪的現實上，能準確反映它在某個時候處理的現象。但是，這種理論因為賦予它包含的命題一種普遍真理地位，它產生的規範型政策（prescriptive policies）只能導致現況永遠持續下去。

⑵ 反革命理論：這種理論可能看似建立在它試圖描繪的現實上，也可能不是，但無論如何，它會令那種現實變得更晦澀更難解，損害我們理解那種現實的能力，而這可能是刻意的設計或偶然的結果。這種理論通常很誘人，因此十分流行，而它之所以誘人，可能是因為它條理清楚、容易操作、看起來有美感，又或者只是因為它有新意或成為一種時尚。但是，因為某些原因，這種理論其實遠離它理應反映的現實。反革命理論會自動阻撓我們去創造或執行可行的政策。因此，它是一種令我們無所作為的絕佳手段，因為它會轉移我們的注意力，令我們忽略根本問題，致力研究一些表面的問題或根本不存在的問題。它也可以成為一種欺詐手段，用來支持旨在阻撓必要變革的反革命行動，以及替這種行動辯解。

⑶ 革命性理論：這種理論穩固地建立在它試圖反映的現實上，而它的個別命題被賦予一種偶合的（ontingent）事實狀況（這些個別命題是處於逐漸成立或逐漸不成立的過程，視所處的情境而定）。革命性理論是以辯證的方式研擬出來的，理論本身可以包含衝突和矛盾。藉由辨明當下情勢中的內在選擇範圍，革命性理論對未來的社會過程提供真正的選擇。這些選擇的付諸實行將驗證理論是否成立，並提供新理論構思的依據。革命性理論因此提供了創造真實而不是發現真實的可能性。

3.個別命題以致整體理論結構本身未必屬於上述三個類別的任何一個。它們僅在被用於特定社會情勢的過程中進入某個類別。除此之外，命題和理論將只是抽象、理想化和非現實的框架，有形式但沒有內容（不過是一些字詞和符號）。反革命框架往往永遠留在這種沒有內容的狀態。

4. 理論框架可能因為環境改變或受應用結果影響，從一個理論類別移轉到另一個類別。因此，我們必須防止兩種危險的情況：

⑴ 反革命收編：革命性理論淪為反革命理論。

⑵ 反革命停滯：革命性理論因為未能重構以適應新環境或情勢，陷入停滯狀態，結果可能變成現狀理論。不過，我們也有兩項重要的革命性任務可做：

● 革命性否定：找出反革命理論，暴露其本質。

● 革命性重組：找出某些現況理論或反革命理論框架，讓它們動起來或為它們提供實質內容，利用它們辨明現況當中內在的真正選擇。

唯有體認到若干有組織的的知識追求（特別是劃分學科）的反革命態度，並直接面對現實，我們才能完成在地理學中建構革命性理論的任務，並且避免上述的危險。

評　註
Commentary

這篇文章流傳於美國地理學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一九七一年的波士頓會議。它源自我對巴爾的摩居住狀況的詳細研究；巴爾的摩的居任狀況在一九六八年四月馬丁路德金恩遭刺殺後，成為引發該城市（和美國許多其他城市）黑人暴動的因素之一。我在一九六九年秋進入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後不久，參與這些居住狀況研究的。在我們撰寫的報告中，我做了一項個試驗，利用馬克思《資本論》提供的概念，以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關係，分析住宅供應的商品性質，指出一個問題：仰賴市場機制導致了低收入人口無法獲得足夠的合適住宅。我也指出公共政策如何普遍地未能解決住宅問題，而只是在轉移問題。因為顯而易見的策略理由，我在報告中隱瞞了這些見解的來源。市政官員、地主和金融業者覺得這樣的分析符合常理、引人入勝並且對他們有幫助，對我來說是意外的驚喜。這鼓勵我繼續探索馬克思的見解，而當時馬克思的理論對我而言還是新鮮事物。二○一五年四月的巴爾的摩暴動發生在一波巨大的房貸止贖（housing foreclosure）潮（以女性為主的單親家庭和黑人家庭首當其衝）之後，呼應了一九六八年的事件。二○一五的這場暴動不幸地確認了美國的都市過程對低收入和遭邊緣化的人口造成的持續可怕的後果（二○○二至○八年間播出、在巴爾的摩實地取景的美國警匪劇《火線重案組》（The Wire）也是給此）。令人驚訝的是，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寫的文章對我一個世紀後寫的文章如此重要，如此相應，以及這些文章討論的問題此刻正在伊斯坦堡、聖保羅、倫敦、上海、曼徹斯特和巴爾的摩諸城上演。

第二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地理——馬克思理論的重構

資產階級因為必須不斷擴大其產品的市場，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鑽營，到處落戶，到處建立聯繫。……所有舊的民族產業不是已遭毀滅，就是正在遭到毀滅。它們被新的產業排擠，而建立新產業已經成為所有文明民族生死攸關的事。這些新產業使用的原料不再是本地出產的，而是從極遙遠的地區運來的；它們出產的產品也不再僅供本地消費，而是提供給全球各地。舊的需要被新的需要取代了，前者靠本國生產便能滿足，後者則有賴遙遠的地方、不同的氣候區所生產的產品來加以滿足。地方和民族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的舊時代過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各民族全方位的交流和普遍的相互依賴。1

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當中的地理面向已經被忽視太久了。馬克思本人對此負有部分責任，因為儘管《共產黨宣言》對資產階級征服全球有戲劇性的描述，他在資本積累之地理面向的著述零碎、草率，也不成系統。顯然馬克思並不希望他這方面的著述如此缺乏理路。他有計畫想要撰寫關於國家、世界市場和危機形成的著作，但這些著作不曾完成。不過，若仔細閱讀馬克思未完成的著作，可以看到他這方面的思想，足以提供我們紮實的理論化與歷史詮釋的卓越框架。我想做的是賦予這個框架比較明確的形貌和內容，為有關資本積累之空間動態理論奠下基礎。我希望這能幫助我們闡明和理解資本主義的實際歷史地理。

這一步的重要性幾乎無須強調。我們有機會藉此闡明許多許多不同的現象，將它們納入馬克思留給我們的宏大理論體系中；這些現象包括都市化、地理的不均發展、區域之間的互賴與競爭、區域分工和國際分工的再結構、社群與國家機器運作的領域性，帝國主義、和因此而發生的地緣政治鬥爭。訣竅在於闡明資本積累之時間動態（temporal dynamics）與生產、交換和消費之新空間構造生產之間的關係。

要達到這樣的理解，必須克服各種各樣的障礙。馬克思完成的理論習慣將資本主義當作一種封閉系統來處理。其外部的空間關係和內部的空間組織對塑造資本積累之動態顯然沒有起作用。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者多數遵從馬克思的處理方式。結果是這些人十分反對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建立明確的空間以及空間關係的理論化。那麼，我們如何可以糾正這種遺漏，把空間和地理重新置入馬克思主義裡呢？在本文中，我將堅持空間和地理不應被當成僅僅是已確立之理論的附加物，某種事後添加上去的東西。我們該做的並非只是說明資本主義如何塑造空間組織，如何創造和不斷徹底改變生產、交換和消費的地景。我將主張，空間關係和地理現象是分析從一開始便必須考慮的基本物質性，而它們呈現的形式對發展的可能路徑並非沒有影響。簡而言之，我將把它們視為根本，資本主義矛盾動態中的「主動要素」（active moments）來加以分析。空間之生產是一種生產力（force of production）。我的這種堅持有兩方面的立論基礎。

首先，我認為馬克思的方法並不是尋求牢固和不能改變的概念組件（然後利用它們推出結論），而是一種辯證地前進的過程。在探索過程中的每一個新階段，馬克思都會延伸、修正和擴充用來展開探索之基本範疇的詮釋。他的概念工具（conceptual apparatus）會隨著論證過程進展而演變。例如他探索危機形成的動態、固定資本的流通和信用制度的運作時，均曾對諸如「使用價值」和「價值」等基本概念進行顯著的重新界定。如果我們也像馬克思那樣傾向於在一開始暫不考慮空間和地理面向，只要我們懂得在探索過程適時調整概念工具，未必會對我們的最終理解造成不好的影響。

第二，大量文本證據顯示，這恰恰是馬克思當年想做的事。《資本論》前幾章已提到若干空間概念（例如社群、地方和世界市場等）。他的表達方式經常令人想到空間和地理現象與馬克思基本概念工具的關聯。例如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很早便指出，「貨幣是一種結晶體」，是交換「發展和擴張的歷史過程」必然的產物，而這種過程「使商品性質中潛在的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差別對立開展起來」。2然後「隨著商品交換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商品的價值日益發展成為人類勞動的一般體現」。3這是馬克思學說中常見的主題。世界市場中貿易的成長，對於使用價值、價值的區別、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區別至關緊要。既然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區別是「清楚理解政治經濟學的關鍵所在」，誰能懷疑有關市場交換與資本流通的地理整合以及不斷改變的空間關係之研究，可以帶給對價值本身的詮釋很多啟示呢？而且這絕非孤例。例如我們可以找到馬克思以下的觀點：跨越空間的運輸可以「創造價值」；克服空間障礙的能力屬於「生產力」；精細分工與社會分工有賴空間中勞工聚集和生產力集中；勞動生產力的差異有一部分是拜自然差異所賜；勞動力的價值因地理環境等因素而異。4每當馬克思提到空間和地理現象，隨後他通常很快便會動用其基本概念工具。空間現象因而必須在馬克思整體理論中被賦予一個根本地位。

那麼，我們的任務便是將空間關係和地理現象明確置入馬克思理論的主體中，然後考察此舉對基本概念的詮釋有何影響。我們的第一步是細察馬克思自身著述中散布各處的大量線索，藉此釐清探索方向和路徑。我們愈努力做這種研究，便愈有機會建立一種可用來理解資本主義之歷史地理動態的理論。

運輸關係、空間整合，以及以時間消滅空間

可以把標準形式的資本流通界定為這樣一個持續的過程：貨幣被用來購買商品（勞動力和生產工具），生產活動將它們轉化為新的商品推出市場，換回最初支出的貨幣，外加若干利潤。但是，商品的流通不過是指商品的市場交換形態。商品的市場交換並非必然需要資本的循環，但後者卻是預設了前者的存在。因此，出於分析的目的，我們可以先把商品的交換當成資本整體循環中的單獨的轉換要素（transitional moment）區隔出來。藉由分析商品在空間中流通的情況，我們可以朝較透徹地認識資本在空間中的循環邁進。

馬克思指出，在以貨幣為媒介的情況下，商品的流通「突破產品直接交換必然涉及的一切時間、空間和人的障礙」。5在某地賣出商品、持有貨幣、然後在另一地買進商品，成了一種正常的社會行為。無數的買賣行為集合起來，界定了貨幣和商品的流通過程。這些過程涉及兩類費用。6馬克思所稱的流通「虛費」（faux frais），是不生產的但是必要的費用，是生產所創造出的剩餘價值之必然扣除。這些虛費包括貯藏和簿記之類的流通費用，以及零售、批發、銀行、法律和金融等服務耗費的勞動和榨取的利潤。這些成本不同於為了將商品、貨幣和資訊從一地移到另一地而耗費的勞動力，後者是能創造價值的。

因此，分析買與賣在空間中的分隔，會直接引導我們考慮交通運輸在商品和貨幣流通中的作用（因此也就是在資本流通中的作用）。馬克思在這方面說了很多。馬克思指出，那個把「改變區位」當作產品販售的產業是直接生產價值的，因為「站在經濟學的角度，空間條件、將產品送到市場上，屬於生產過程本身；必須送到市場上，產品才算真正完成」。7這意味著可以用有益生產力的方式將資本投資於促進商品在空間中的流通。但是，這個產業有它獨特的生產和實現法則，因為運輸服務的生產和消費是同時發生的，而且它往往十分仰賴固定資本（路基、海運碼頭，以及鐵路車輛等）。雖然這個領域有可能直接產生剩餘價值，除了在某些有利的情況下，資本家有很好的理由不投入這種生產。因此國家在運輸交通服務的生產上往往相當地活躍。8

馬克思表示，降低運輸成本很重要，因為「市場的擴張和產品的可交換性」，以及原料和成品的價格，均會相應受到影響。9我們是否有能力利用產自遠方的原料和將產品送到遠方的市場，顯然受這些成本影響。降低這些成本有賴「改善運輸服務、降低其成本和提升其速度」。10因此，站在生產的角度，「降低（空間中）實質流通的成本，屬於資本所從事的生產力發展」。11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中有一種追求不斷徹底革新生產力的衝動，這個一般性命題意味著資本主義中無可避免會出現持續追求改善運輸交通的傾向。馬克思提供了一些有關這種進步如何在壓力下產生的線索。「工業和農業生產方式的革命，使交通運輸工具也必須徹底革新」，以便它們「調整適應大型工業的生產方式，以一個由內河輪船、鐵路、遠洋輪船和電報構成的系統滿足需求」。12

馬克思也提出了以下的一般性命題：「生產愈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因此也就愈倚賴交換），交換的物質條件——交通運輸工具——對流通的成本愈重要。資本本質上力求突破一切空間障礙。因此，對資本來說，創造交換的物質條件極有必要」。13運輸成本降低為商品和資本的流通開闢了新天地。「直接產品得以大量在遠方的市場實現價值」，「由資本驅動的勞動價值實現領域」得以打開。14

但是，商品的長程運輸即便可用較低的成本完成，它通常也會拉長流通過程占用的時間。除非流通速度能相應加快，資本的週轉時間（生產時間加流通時間）15將拉長。因為資本的週轉時間愈長，它每年可以產生的剩餘價值愈少，對資本的循環來說，商品的流通速度一如流通成本那麼重要。馬克思明確考慮到這一點。在生產和交換這兩個領域均加快「資本流通速度」，可以促進資本積累。站在商品流通的角度，這意味著「連空間距離也轉化為時間：重要的不是市場在空間上的遠近，而是商品可以多快送達市場」。16因此，資本有極大的誘因盡可能縮短商品流通所需要時間。17資本積累因此必然產生降低移動成本和移動時間的雙重需求：「資本一方面必須力求清除妨礙交流（也就是交換）的一切空間障礙，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又必須力求以時間消滅空間。……資本愈發達，……愈是力求擴大市場，同時力求以時間消滅空間」。18

「以時間消滅空間」這個詞組在馬克思思想中有重大意義。它意味著資本的循環令時間成為人類事務的一個基本向度。畢竟在資本主義下，價值實質上取決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time），利潤源自剩餘勞動時間（surplus labour time），而剩餘勞動時間對社會必要週轉時間（socially necessary turnover time）的比率界定了利潤率，並最終界定了平均利率（rate of interest）。因此，在資本主義下，空間的意義和創造人類事務新空間組態的衝動，只能與這種時間方面的要求聯繫起來理解。「以時間消滅空間」並不意味著空間向度變得無關緊要。這概念只是提出了這個問題：空間可以如何運用、組織、創造和控制以滿足資本循環頗為嚴格的要求？

因為思考這個問題，馬克思踏上了若干有意思的探索路徑。例如他指出，跨越空間流動的持續性和傳輸的規律性，對週轉時間有重要意義：減少各種備用庫存可以減少整個週轉過程中必然閒置的資本數量。也就是說，組織交通運輸系統以確保輸送的規律性、速度和低成本，大有必要。19

但是，資本流通的時間要求推進資本主義組織中更進一步的重要調整，以應付所遇到的空間障礙。20長程貿易因為生產與消費相隔較久，對資本循環的持續性構成嚴重問題。在馬克思看來，信用制度的「其中一個物質基礎」正是在這裡。馬克思較詳細地說明了他的看法，而其表達方式闡明了資本主義下時間、空間與信用制度之間的關係：

流通看來是資本的必要過程。在商品轉化為貨幣之前，生產過程不可能重新開始。這種過程持續不斷，也就是價值暢通無阻地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或是從過程中的一個階段轉進下一個階段），看來是以資本為基礎之生產方式的一個基本條件；相對之下，這個條件對以前的所有生產方式遠遠沒那麼重要。〔但〕雖然這種過程的持續性是必要的，這個過程的各個階段在時間和空間上卻是分開的。……因此，無論是否為必要條件，構成整個過程的各個不同部分能否連成一個持續不斷的整體過程，看來要看運氣。資本本身消除這種偶然性的方法，是利用信用。……這也是為什麼成熟一點的信用形式不曾在以前的生產方式中出現過。在以前的制度中，也有借貸行為，高利貸甚至是上古年代最古老的資本形式。但借貸未必就是信用活動，正如勞動未必就是產業勞動或自由雇傭勞動。信用作為必要、成熟的生產關係，也只有在以資本或自由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流通中，才會在歷史上出現。21

信用制度使貨幣得以在不受制於其作為等價商品的情況下，於空間中自由流通。如此一來，世界市場中的信用流通成為以時間消滅空間的一個主要機制，戲劇性地增強了使商品跨空間流通的能力（因此也增強了資本跨空間循環的能力）。在此過程中，相對於工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獲得了某種力量，而信用制度中固有的矛盾在地理上也有具體的表現。22

商品跨越空間流通的效率，有賴於商業資本家的活動。馬克思就此比較了商人在過去歷史的角色與商人在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角色。在歷史上，商人所做的事包括低價買進以求高價賣出；充當散布各地、不甚成熟的生產商之間的中介；藉由牟取暴利、強奪和暴力手段累積資本；以及建立世界市場。23至於在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馬克思認為商人的作用是專注於行銷職能，藉此降低商品流通成本並加快其流通速度（進而促進資本循環）。24商人若能以良好的效率發揮這種功能，便能賺取利潤。但是，一如金融資本家，商人在整個資本流通過程中的地位，賦予他們相對於工業資本家的某種力量，也十分頻繁地賦予他們機會去表現對於投機、牟取暴利、詐欺和過度積累的愛好。不過，因為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必要性決定了現代資本主義的核心，25我們再也無法將世界市場的形成歸因於商人的活動，而是必須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追溯其根源。

因此，除了仰賴技術革命降低移動所耗費的成本和時間、改善移動的持續性和效率，藉此直接減輕空間障礙造成的限制外，還可以致力提升信用制度和行銷系統的組織效率。後者有助於以時間消滅空間，進而促進散布各地之生產商的空間整合。但是，工業資本家可以藉由他們的生產組織、選址決定和技術選擇，大致達到同樣的作用。我們來看馬克思如何處理這種可能性。

獲取得剩餘價值的能力，與所利用勞動的物質生產力有關。在這裡，資本家可以利用那些源自於自然的差異。26同樣道理，貿易也可以利用優越的區位。因此，在強制性的競爭法則下，我們可以合理地預期生產場所的區位選擇對自然差異和區位優勢愈來愈敏感。馬克思拒絕這種思考，但他並未否定人類活動的自然與區位基礎。首先，他堅決認為土壤肥沃度、生產力和區位是社會決定的，可能因為人類的行為而直接改變，也可能因為生產技術改變而重新加以評估：「資本關係是在一種經濟土壤中產生的，而那種經濟土壤是一種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現行的勞動生產力是資本關係起初的基礎，而這種生產力並非自然的恩賜，而是數十萬年歷史的恩賜」。27土壤肥沃度是可以逐漸增強的，運輸技術的進步會改變相對的區位，而人類的勞動也可以在土地本身中置入新的生產力。28此外，利用瀑布作為動力來源的優勢，可能因為蒸汽機的出現而立即消失。馬克思主要關注的是諸如此類的轉變可以如何將資本主義生產從自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並創造出一種人造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作為人類活動的舞臺。而如果自然的土壤肥沃度和位置優勢持續賦予有特權的生產者永久的優勢（馬克思承認，在他的年代，這是農業上常見的事），這種好處可以藉由徵收地租奪走。

因此，不能將生產在哪裡進行理解為只是對自然條件的反應；它其實是一種社會過程的結果，而自然、區位優勢和勞動過程的改變在這過程中彼此相連。空間與資源的固有束縛持續存在，因此必須理解為資本主義發展邏輯的一種內在結果，而非屬於外部自然環境的東西。這引導我們回到以下見解：資本主義生產組織邏輯內在的原則之一，是以時間消滅空間和減少空間障礙。

例如資本家因為尋求相對剩餘價值而致力動員和占用勞動的合作力量時，會把活動集中在相對小的空間裡。29為了同一目的而重新組織精細分工，要求以前在時間上依次進行的多種工序「在空間中肩並肩地同時進行」。30機器的應用和工廠制度的興起，鞏固了這種將勞動和生產力集中在有限空間裡的傾向。同一原則也適用於社會分工中有關產業之間的連結問題。生產集中在若干大型都市中心，集中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工場，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傾向。31在這些例子中，我們都看到，生產在空間中的理性組織方式，對縮減資本流通過程中的週轉時間和成本至關緊要。

人口和生產力集中在大型都市中心的傾向，因為若干相當重要的其他過程而增強。例如技術創新可能令某些產業不必再仰賴某種只能在某些地方找到的原料或能源，進而使生產可以進一步集中在都市中心。這恰恰是蒸汽機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因為這種機器「幾乎是萬用的，也相對不受取決於在地條件的選址決定影響」，因此「使生產得以集中在城鎮」。32運輸工具的進步也傾向有利於既有的市場，也就是有利於「主要的生產和人口中心、出口港等等」。「貿易便利加快了資本的週轉，……促使生產中心及其市場加速集中」。33

「有時因此加快的人口與資本集中」，因為以下原因而進一步增強：「那些因為產品的性質而主要服務本地市場的生產活動，例如釀酒，莫不在主要的人口中心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34馬克思實際上是在描述資本主義中促成都市化的那種強大的累積力量。他幫助我們看清一件事：這些力量是追求消除空間障礙和以時間消滅空間的種種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運輸技術的發展加快了空間中的移動速度，空間距離因此在時間中縮短了」。35

但這種過程也需要勞工的聚集，也就是需要人口集中在都市中心相對有限的空間裡。「一個工業或商業城市的資本積累得愈快，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human material）流入得愈快」。36這種流動可以源自「不斷從農村吸收原始的、未腐敗的生命要素」，這預設了「經常潛在的過剩人口」之存在，而這些人口可能因為原始積累（圈地和其他暴力的土地徵收手段）而流離失所。37馬克思特別關注英格蘭的工商業中心輸入愛爾蘭勞工的現象，因為這不但提供了必要的過剩勞動人口，其做法還分裂了勞工階級運動。38如果沒有這種人口遷移，勞動力的擴張則仰賴勞動人口的「快速更新」和「絕對增加」；這有賴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條件中顯然與城市密切相關的根本轉變，例如人們普遍早婚和兒童獲得就業機會（這鼓勵勞工「累積」兒童作為他們唯一的財富來源）等。而如果出現勞動力不足的情況，技術變革傾向創造出「浮動的」產業後備軍，集中在「現代工業的中心」。39即使在技術變革造成嚴重失業的情況下，資本家仍然可以指望「勞工維持自身生命和繁殖後代的本能」將實現勞動力的再生產。40空間中的資本積累與「苦難、勞動的折磨、奴役、愚昧、殘酷和道德退化之積累」並行，而兒童則是在「可恥的環境」下成長。41

生產力和勞動人口日益集中在若干大型都市中心顯然是有極限的，雖然這種集中或許有助縮減週轉時間和流通成本。人類的苦難以這種方式集中，會成為階級意識和階級組織的溫床，工廠和居住空間過度擁擠則可能成為社會抗議的焦點。42但是，資本不會等到這種問題出現，才展開它自身的地理分散。畢竟建立世界市場的傾向是「資本的概念本身固有的」，在一個據點創造剩餘價值要求「在另一個據點創造剩餘價值」，而這意味著利用創造新的生產和交換據點的互補傾向，「創造一個不斷擴大的流通領域」。「探索整個自然界以求發現東西新的有用屬性」和取得原料，涉及「普遍交換所有地方、種種不同氣候條件下產生的產品」。43因此，集中的傾向因為日益精細的地域分工和因應現代工業需求的「新的國際分工」興起而有所抵銷；地域分工「令特定的生產活動集中在一國之中的特定地區」。44信用制度和新的運輸技術藉由促進長程移動、減少空間障礙和以時間消滅空間，促進了這一切。

馬克思看來是要提出這樣的地理概念：因為資本力求縮短週轉時間以便獲得剩餘價值，追求空間的集中與分散的兩種力量形成資本主義地景中普遍存在的張力。如果這當中有某種普遍的結構（馬克思並未清楚說明這一點），那便是生產力（包括勞動力）不斷的地理集中連同市場機會快速的地理擴張。馬克思指出，資本積累之下，「空間中的流動」大幅增加，而隨著「市場在空間上擴大，邊陲距離中心愈來愈遠，可以畫出一個愈來愈大的圓圈」。45中心與邊陲因此似乎必將形成某種關係，而這可能是呼應原本的城鄉對立關係（社會分工正是源自這種對立關係）。46

但是，不懈的資本積累追求不斷地重塑這種結構。創造絕對剩餘價值有賴「創造一個不斷擴大的流通領域」，創造相對剩餘價值則涉及「擴大現行消費的數量；……將現行需要推廣至更大的範圍以創造新的需要」，以及藉由「全方位探索地球」，「生產新的需要，以及發現和創造新的使用價值」。馬克思接著將科學的興起、新的社會欲求和需求之定義、世界文化的轉變整合進他的全球轉變之普遍圖像中，而這個普遍圖像是擴張性的資本主義在資本為積累而積累的衝動下必然造成的：

資本突破國族界線、克服國族偏見，同時也克服自然崇拜，克服所有傳統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於現有需要和重複舊生活方式的狀況。資本破壞這一切，並不斷徹底改造這一切，突破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全方面發展生產、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與精神力量的一切狀況。47

資本主義生產「在矛盾中前進，不斷克服矛盾，但也不斷產生矛盾」；由此可知，矛盾是這整個擴張動態中固有的。例如資本尋求生產與消費的「理性」地理佈局，與資本徹底革新交通運輸生產力的衝動便是矛盾的。擴張發生在這種背景下：跨空間移動的成本、速度、持續性和效率的變化，改變了「生產地與較大型市場之間的相對距離」。這涉及「舊生產中心的沒落和新生產中心的崛起」。「交通運輸工具的變化改變了生產與市場的相對位置，造成進一步的轉移及置換」。48馬克思顯然完全可以接受這種概念：空間是相對的，取決於交通運輸方面的投資。由此造成的不穩定性，因為技術和組織的革新過程而加劇；這種革新過程可能使生產不再受制於具體的區位要求（例如必須仰賴特定區位的原料、能源或勞動技能），也可能鞏固地域分工精細化的趨勢。勞工（短暫或永久）遷移的物質能力和社會能力不時改變，也與此有關。49

這種過程導致的空間組態變化造成某種程度的麻煩，因為資本主義需要一些固定、不可移動的基礎設施；它們成為固定在特定地方的特定使用價值，發揮促進生產、交換、運輸和消費的作用。資本主義「建立它在土地上面的居所，而土地資產看似由自然而賦予了堅固之預設，不過是由產業置放的」。50那些嵌入土地的使用價值所體現的價值不能移動，一移動就會毀掉。資本因此必須以物質地景的形式表現自己，而這種地景是根據資本自身的形象創造出來的，以人類勞動創造的、嵌入土地中的使用價值促進資本的進一步積累。由固定不可移動的資本構建的人造地理景觀，既是以往資本主義發展的極致成就，也是妨礙資本進一步積累的樊籠（恰恰是因為它製造出以前沒有的空間障礙）。創造這種地景對資本積累至關緊要，但它最終卻是與清除空間障礙和以時間消滅空間相對立的。

倚賴固定資本（機器、廠房和各種實體基礎設施）的程度愈高，這種矛盾愈嚴重。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問題，是因為「固定資本的價值受限於特定的使用價值」，52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資本固著的程度隨著固定資本的耐久性增加。51有關固定資本循環的條件，馬克思如是說道：「固定資本的價值只有在生產過程中被消費時，才會再生產出來。固定資本不被利用，就會喪失它的價值，沒有把它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因此，固定資本發展的程度愈高，生產過程的持續性或再生產的不斷進行，就愈成為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外在強制條件」。53簡而言之，運用固定不可移動的資本，對資本的未來循環和勞動力的未來雇用提出了強力的要求。投資在此類資產上的資本會隨著資產被利用而最終攤銷完畢，但在攤銷完畢之前，資本和勞動力在地域上的流通形態將受到限制：流通形態必須有助實現那些沉淀（sunk）到土壤裡……「工業產品以種種形式焊接在地表上」所包含的所有人為努力的價值。54

資本主義發展必須保護體現於土地上的既有資本投資的價值，但有時又必須摧毀這些價值，以便開拓資本積累的新地理空間；資本必須在兩者之間找出一條刀口上的窄路。一種無休止的鬥爭於是展開：符合資本主義要求的物質地景在某個時候被製造了出來，但一段時間之後便遭破壞和毀滅（通常是在危機的過程中）。

這種矛盾內藏一種諷刺，在運輸產業至為明顯。消除空間障礙和以時間消滅空間要求「一部分社會財富有所增加；它們不是直接的生產資料，而是投入在交通運輸工具以及操作這些工具所需要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上」。55換句話說，資本要征服空間，只能創造一種固定的空間組態（例如鐵路、道路和港口系統）。有時候，資本征服空間的衝動要求廢棄之前的相關投資，而這些投資所含的價值可能遠未在使用中得到實現。

馬克思的區位理論（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並沒有比上述所言明確多少（但他對地租和固定資本形成的分析很有意思）。其零碎議論的價值不在於它們有多精細，而是在於它們提出了以下洞見：地理景觀和空間關係之創造和不斷調整，是資本積累動態中的主動要素（active moments）。嵌入土地之生產力、以及征服空間和以時間消滅空間之能力的徹底變革，並不是某種分析寫到最後一章才附加的見解。它們有根本的重要性，因為我們必須利用它們，才能賦予馬克思的核心範疇（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實質的肌理和意義。

最後一點相當地重要，值得深思。馬克思指出，人類勞動力「以一種具特定目的之特別形式」耗費，以便在某時某地生產使用價值，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人類生活本身）得以實現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56具體勞動的不同性質經由交換、最終經由資本的循環而互相關連起來。而那個將不同的具體勞動活動綜合成為一種一般性社會關係的過程，賦予同樣的勞動過程若干與價值有關的抽象性質，體現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概念上，也就是「在現行的正常生產條件下，以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57但是，如果沒有討論到的交換的空間和資本循環的空間，「正常生產條件」和「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便無從指明。因此，世界市場的形成、空間整合、國際分工和地域分工、生產（勞動力和生產力）的地理集中過程，對理解具體勞動過程如何得到抽象、普遍的特徵至關緊要。對地理學者來說，這無疑是馬克思最深刻的洞見之一，因為它不但將有關空間關係和地理分化（geographical differentiation）的研究置於馬克思理論建構的核心，還為長期以來挑戰地理學想像力的以下問題指明出路：各種獨一無二的空間特性顯而易見，我們如何可以找到能解釋這一切空間特徵的通則？答案當然不在於哲學沉思，而是要研究資本循環的過程究竟如何將特定時空中獨特的人類行為納入一個普遍性的框架裡。這想必正是馬克思值得重述的這個令人讚嘆的概念想表達的：「具體勞動變成擁抱世界市場之各種不同勞動方式之總體的程度如何，抽象財富、價值、貨幣、（因此還有）抽象勞動的發展程度便如何」。

對外貿易

馬克思針對對外貿易提出了一些零散的評論（他未能完成有關世界市場的寫作計畫），當中有一部分可視為他有關區位與空間關係之觀點的合理延伸。不過，這些評論的焦點主要在於資本積累的歷史和動態如何經由業已存在的地理結構（尤其是民族國家）表現出來，而非那些更早時創造出空間組態的過程。馬克思接受資本積累的發明主要是一種國族事務，這當然代表他某程度上接受了一種相當悠久的思路；該思路從重商主義者經由重農學派傳到亞當斯密，最後衍生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此一傳統在政治經濟學中實力堅強，必然會吸引馬克思批評它的一些基本論點，並部分接受其他論點。如果馬克思就此描繪的評論跟我們之前所講的不大一致，我們之前的論述不會因此就變得比較不合理。它們是馬克思站在相當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地理互動的世界所提出的觀點。要充分理解馬克思的觀點，我們必須綜合兩種相當不同但同樣合理的、針對資本主義積累地理的視角。

馬克思認為對外貿易的發展、世界市場的形成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是整體地關聯在下一個過程當中，而該過程某一階段的結果是下一階段的先決條件。例如資本克服空間障礙的衝勁，便預示了在資本循環的均質化力量下，所有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均將遭吸收、瓦解或改變。這種過程的步驟包括貨幣化、商品交換，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最終盛行。

馬克思宣稱，光是貨幣形式的穿透便對孤立的社會有一種「瓦解」的影響，會「將新大陸捲進循環的新陳代謝（metabolism of circulation）」。58這種「循環的新陳代謝」一旦確立，便能直接促成資本積累。城市累積使用價值，因此也就累積源自農村的價值，而作為歷史上先於生產資本的一種組織形式，商業資本。

榨取各國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占據絕大部分的剩餘產品：這一方面是藉由充當各個共同體之間的中間人，而這些共同體基本上還是傾向生產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因為在以前那些生產方式中，與商人交易的剩餘產品主要占有者，也就是奴隸主、封建地主和國家（例如東方專制君主），是代表財富消費的代表，而商人會設法奪取那些財富。……因此，商業資本如果占有支配性的地位，總是發展成為一種掠奪制度，一如它在古代和現代貿易民族中的發展，是與暴力掠奪、海盜行徑、綁架奴隸、征服殖民地直接相關。……貿易和商業資本的發展，總是令生產朝交換價值的方向發展，擴大為了交換價值而生產的範圍，使它多樣化並具有世界性，使貨幣發展成為世界貨幣。貿易總是或多或少地對業已存在的生產組織方式產生瓦解的作用，那些生產組織都是傾向生產使用價值為主。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瓦解舊生產方式，主要是取決於這些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此外，這種瓦解過程的結果如何（也就是怎樣的新生產方式將興起以取代舊生產方式），並不取決於貿易，而是取決於舊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59

商人的資本在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從農村流向城市，或是從整個世界流向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是，當商人的資本變得必須屈從於工業資本，因此被迫遵守公平交換的規則時，這一切便改變了。此時商人變成不過是代理人，只能實行比較基本的資本主義宰制形式。例如：

機器製造的物品的廉價特性，以及交通運輸方面的技術革命，提供了征服外國市場的武器。機器生產摧毀其他國家生產成品的手工業，迫使其他國家變成原料產地。印度便是因此被迫為大不列顛生產棉花、羊毛、麻，黃麻和靛藍染料。大型工業在它紮根的所有國家不斷生產出「過剩的」勞工，促使人口迅速外移，將外國變成殖民地，變成宗主國的原料產地，例如澳洲便因此變成了生產羊毛的殖民地。一種新的國際分工出現了，它迎合主要工業國的要求，將地球的一部分改造為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地區，服務繼續主要從事工業生產的另一部分地區。60

但是，這種新的國際分工之確切地理形態，取決於許多「特殊因素」和矛盾的作用，使資本主義生產宰制全球的道路變得特別曲折。例如就殖民地而言，馬克思便堅持一個他認為至關重要的區別：

第一種是原本意義上的殖民地，例如美國、澳洲等等。在這些地方，務農的多數殖民者雖然也從宗主國帶來或多或少的資本，但他們不是資本家，也不從事資本主義生產。他們或多或少是自己勞動的農民，主要的目的是生產自身生活所需的東西。第二種殖民地是一開始便涉及商業投機的那種種植園，是為了世界市場而生產。這裡存在著資本主義生產，雖然只是形式上的，因為黑人奴隸制排除了自由雇傭勞動，也就是排除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不過，利用奴隸的商業運作是資本家在做的。61

就積累的全球過程而言，這兩種殖民地的發展十分不同。第二種殖民地無論是主動建立的還是從某種前資本主義社會演變而成的（例如東歐的情況），都勢必相當賺錢，至少起初是這樣，因為藉由將殖民地的生活必需品減至最低限度，可達致很高程度的剝削。這種將必需品變成奢侈品的傾向

決定了一些落後國家的整個社會形態，這些國家與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上的世界市場有聯繫。它們（非資本主義生產者）從奴隸的剩餘勞動中榨取剩餘產品，而無論這些以棉花或穀物等簡單形式存在的產品數量有多大，這些國家可以堅持這種簡單、無差別的勞動，因為對外貿易使它們能夠將這些簡單的產品轉換成任何類型的使用價值。62

在這種人為造成的低度發展狀態下，生產力無法徹底革新。長期而言，這種殖民地正是因此變得脆弱。

相對之下，由小型獨立生產者構成、將部分剩餘產品拿到市場上交易的那種殖民地，則往往會出現勞動力不足、工資高昂的情況（有大量廉價土地的地方尤其如此）。這種殖民地不甚適合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甚至可能積極抵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滲透：

在那裡，資本主義制度不斷遇到這種生產者造成的障礙：他們是自身勞動條件的主人，利用自身的勞動替自己而非資本家創造財富。這兩種完全對立的經濟制度之間的矛盾，實際表現在兩者之間的鬥爭上。資本家如果有宗主國的力量作後盾，將試圖利用暴力清除以獨立生產者自身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和占有方式。63

這種衝突的重要性，呈現在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偏遠地區的開拓者催生的無數民粹運動和激進運動上。但因為這些殖民地是主要積累中心的剩餘人口帶著少量資本形塑出來的，也因為它們往往為資本主義生產形成不斷擴大的市場，它們最終也融入了霸權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因此，在馬克思的年代，美國逐漸從一個大致非資本主義的獨立生產體系演變成為新的資本積累中心。馬克思指出：「在那裡，資本主義生產正飛速向前發展，雖然工資的下降程度和仰賴雇傭勞動的程度遠未達到歐洲的正常水準」。64

但是，新的國際分工之確切地理形態還必須考慮有其他「特殊因素」。例如馬克思認識到，「勞動生產力受制於自然條件」，自然條件的差異因此構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但他也強調，這種差異只是潛在的可能（而且並非人類的行動無法改變的），因為歸根究底，勞動生產力「並非自然的恩賜，而是數十萬年歷史的恩賜」。65此外，在資本主義下，生產力是指勞工替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的能力，66國家之間和區域之間的勞動力價值差異因而變得至關緊要：

因此，比較不同國家的工資時，我們必須考慮決定勞動力價值量變化的所有因素，包括生活基本必需品（在其自然和歷史發展中）的價格和份量、訓練工人的成本、婦女和兒童勞動的部分、勞動生產力，以及勞動的持續時間和強度。……各國的平均勞動強度各有不同，有些國家高一些，有些低一些。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種尺度，其計量單位為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因此，相對於勞動強度較低的國家，勞動強度較高者可在同樣的時間內生產出更多價值，而這表現在更多貨幣上。67

馬克思承認，勞動生產力以及勞動力的價值可能出現很大的差異，甚至在一國之內也是這樣。68而資本主義生產不但不會消除這種差異，還很容易加強或甚至是製造出這種差異。「一個國家的勞動強度和生產力超過國際水準的程度，與該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程度成正比例」。69貨幣關係和簡單商品交換的穿透，看來沒有能力改變這種地域發展不均的情況。而這有重要涵義：

投入在對外貿易的資本可以產生較高的利潤率；這首先是因為它是與生產條件較落後的國家生產的商品競爭，較先進的國家因此能以高於商品價值的價格出售其商品，雖然它賣得比競爭對手便宜。……占優勢的國家以較少的勞動換回較多的勞動，雖然兩者的差額被某個階級拿走了。70

在此基礎上，發達社會與低度發展社會之間、中心與邊陲之間的貿易條件可能出現某些古怪的情況。71此外，這種差異可能持續存在。某些商品的生產最終可能被某些國家壟斷，而其他因素也可能「藉勞動時間來攤平價值，乃至於藉由一般利潤率來攤平成本價格」的情況直接發生。72更驚人的是，馬克思承認：

價值律在這裡經歷了重大變化。不同國家的工作日之間的關係，可能類似一國之內技術性的、複雜的勞動與非技術的簡單勞動之間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較富有的國家剝削較貧窮的國家，即使後者從交換中也得到好處。73

這說法看來完全違背馬克思理論的以下要旨：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換在普遍的貨幣所代表的單一價值律下必然的全球整合中。畢竟，「只有在世界市場中，貨幣才充分地發揮這樣一種商品的作用：它的自然形式同時就是一般的人類勞動實現之直接的社會形式」。74

此外：

唯有對外貿易，唯有市場發展為世界市場，才使貨幣發展為世界貨幣，抽象勞動發展為社會勞動。具體勞動變成擁抱世界市場之各種不同勞動方式之總體的程度如何，抽象財富、價值、貨幣、（因此還有）抽象勞動的發展程度便如何。資本主義生產奠基於價值上，也就是奠基在產品裡包含的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上。但是，這一點只有在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發生。因此，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也是它的結果。75

在這裡，你是否察覺到馬克思是在模糊地呼應他在談地點時比較明確指出的矛盾——資本為了消滅地理差異，必須製造出新的差異？特定的物質地理結構看來無疑是勞動的抽象面向（一種經由世界市場上的交換達致的社會決定）與勞動的具體性質（特定的人在特定時空從事之勞動過程的特殊性）之間的中介。如我們所見，商人資本家「占據絕大部分的剩餘產品，部分是因為商人充當各個共同體之間的中介，而這些共同體主要仍是為生產使用價值而生產」。76

正是諸如此類的「特殊因素」使得對外貿易成為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之所以出現這種複雜性，並非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無法克服阻礙它成為全球霸權的社會和文化障礙（雖然這些障礙可能極難克服，而且有時還是決定性的）。這種複雜性是源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內在的矛盾。因此，我們在對外貿易方面遇到的多數複雜性，必須視為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全球表現。而這些表現的背後藏著一個相當實在的可能性：資本主義最終可能製造出妨礙其自身發展的最大（地理的以及社會的）障礙。

評　註
Commentary

多數的左翼理論化和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欠缺地理視角（與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有關的那些除外），這在一九七○年代初是基進地理學（radical geography）的一個熱門話題。集中關注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的理論，與關注某個地域的人剝削另一個地域的人的理論之間，有一種令人尷尬的關係，而這個問題連列寧也未能解決。英美馬克思主義圈內的數名地理學家積極參與補救此一不足，而以拉考斯特（Yves Lacoste）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為核心的一些法國學者也為此努力。大家清楚看到，建立在克魯泡特金（Pyotr Kropotkin）和何可律（Élisée Reclus）學說上的無政府主義地理學，處理空間、地方和環境問題的方式比主流馬克思主義敏感得多。但是，無政府主義欠缺馬克思開創的有力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我自己對這問題的貢獻，是檢視馬克思的文本，了解當中是否有可以促進相關討論的內容。馬克思常提到資本動態中空間的生產和社會關係的空間面向，但他通常是在題外話、附加說明和正文以外的地方談這些問題。我決定將這些零碎的內容組合起來，看看能否綜合成比較有系統的東西。我對結果感到滿意，而且天真地以為主流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將十分欣賞這些新洞見。但他們基本上忽視我的研究結果，而我估計部分原因在於主流馬克思主義者多數並不相信地理學者可以對馬克思主義有任何貢獻，一如主流地理學者很難理解認為馬克思思想對地理學可能有意義的看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相互的懷疑已有所減輕，但絕未消失。這充分說明了將知識勞動分化為許多學科造成的限制。我將撰寫本文所得到的許多想法和見解，納入了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資本的極限》（The Limits to Capital）的最後數章。

第三章

資本主義下的都市過程——一個分析框架

我的目的乃是認識資本主義下的都市過程（urban process）。而我僅著眼於資本主義的都市化形式的原因是我接受此一觀念：「都市」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有一種特殊涵義；若換成在其他社會脈絡下，其含義（和事實情況）勢必根本性地改變。

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中，我對都市過程的理解繫於積累和階級鬥爭這兩個理論。這兩個主題互不可缺，必須將之視為一枚銅板的兩面，是我們觀察整體資本主義活動的不同窗戶。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性質意味著勞工受資本宰制。講得具體一些：資本家階級掌控勞動過程，組織勞動過程以賺取利潤；勞工只能控制自身的勞動力——而勞動力一種必須於市場上出售的商品。這種宰制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勞工必須替資本家創造利潤（剩餘價值）以換取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工資。當然，這些都是極度簡化的說法；在實際的生產體系（包括生產、服務，以及流通、分銷和交換的必要成本）中，實際的階級關係（以及階級中各派系之間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不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洞見是：利潤源自資本宰制勞工，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若想自我再製必須持續擴大利潤的基礎。我們因此得出如下的社會概念：資本主義社會是建立在「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的原則上。積累是資本家階級自我再製和延續其對勞工的宰制的手段。積累因此無法脫離階級鬥爭。

資本主義的矛盾

我們可以藉由分析資本主義的矛盾，開展出一套有關都市過程的論點網絡。以下先談論這些矛盾的主要形式。

先來看資本家階級本身的內部矛盾。在「交換」此一領域中，每一位資本家皆於個人主義、自由和平等的世界裡運作，可以自發和創造性地行動且必須這麼做。但藉由競爭，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法則變成了「束縛每一位個別資本家的外部強制性法則」。表層的個體性和自由遮掩了底下順從和強制的世界。但個體行動無法完整或完美地轉化為符合階級規範的行為——這是永遠無法辦到的，因為資本主義規則下的交換過程總是假定個體性之存在，而價值律的自我表現卻總是社會性的。因此，每一名資本家都根據自身的直接利益行事，這些個別行為的總結果卻有其可能將完全違背資本家階級的集體利益。舉一個相當戲劇性的例子：競爭可能會迫使每一位資本家大幅延長工作時間和提高勞動強度，結果嚴重損害勞工創造剩餘價值的能力。企業家個別行動的集體作用可能會嚴重危害未來積累的社會基礎。

現在來看積累對勞工的意涵。剩餘價值理論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利潤源自剝削勞動力。資本主義積累因此有賴資本家階級對勞工施加某種暴力。但馬克思證明了一件事：這種剩餘價值的占有可透過某種方式實現，不必違反交換領域中必須有的平等、個體性和自由的原則。勞工一如資本家般「自由地」在市場上交易他們可供出售的商品。但勞工也必須彼此競爭工作，勞動過程則被掌控在資本家手中。在競爭不受約束的情況下，資本家無論願意與否都被迫對他們雇用的人施加愈來愈大的暴力。個別的勞工無力反抗，因為他們被鎖在與其他勞工競爭的關係中。勞工的唯一出路是自我組織成為一個階級，尋找抵抗資本掠奪的集體方法。資本主義積累方式因此導致勞工與資本之間公開、明顯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之間的矛盾解釋了資本主義歷史的許多動態對於認識積累過程非常重要。

這兩種矛盾密切相關並為某個整體的不同表現，必須將其視之為同一事實的不同方面。但我們可以實用地區分它們。無論兩者如何密切相關，資本家階級的內部矛盾跟資本和勞工之間的階級對立相當不同。接下來，我將先著重討論積累過程，假設勞動階級對資本積累沒有任何明顯的反應。接著擴大視角以討論勞動階級的組織和它做出明顯集體反應的能力如何影響資本主義下的都市過程。

我們也可以考慮其他矛盾以便提出更完整的分析。例如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經常與非資本主義或前資本主義部門存在著對立關係，後者可能存在於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之中（例如家戶經濟、農夫和工匠生產部門）或之外（例如前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也應該注意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與「自然」的矛盾，這是積累的動力與資本界定之「自然資源基礎」的關係所必然產生的矛盾。任何針對資本主義下都市化歷史的分析都顯然皆須考慮以下這些問題。

積累的法則

我將先概述一個價值生產和價值實現體系中的資本流動結構。我借助幾個示意圖來處理，它們看起來是高度「功能主義」的圖示，可能顯得過於簡單，卻有助於我們理解積累過程的基本邏輯。我們也將看見個別資本家製造出違背其階級利益的結果將如何造成問題，此外我也將討論一些或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簡而言之，我將試著以短得離譜的三至四頁篇幅，概括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論點。

資本的一級迴路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創造剩餘價值的衝勁仰賴延長工作日的勞動時間（絕對剩餘價值），或是藉由重新組織勞動過程、持續革新「生產的力量」以提升勞動力的生產力（相對剩餘價值）。資本家藉由組織工作過程中的合作與分工，或是應用固定資本（機器），占得相對剩餘價值。持續革新工作過程、提升勞動生產力的原動力在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每一名資本家都希望藉由採用優於競爭對手和社會平均水準的生產技術賺取超額利潤。

在〈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法則〉中，馬克思探索了此一生產過程對勞動的意涵。馬克思在這裡檢視了剝削率（rate of exploitation）和工作過程變化的時間節奏如何隨著勞動力的供給情況（尤其是產業後備軍的形成）而改變，假定資本家階級必須維持零的積累率（rate of accumulation）方能自我再製。其分析針對嚴格限制的一些互動且假定所有其他問題不存在或者情形不變。（圖3.1）概括了其所檢視的關係。

《資本論》第二卷最後提出了一個擴大規模的積累模型假定所有其他生產因素保持不變（包括技術變革、固定投資資本等等）。馬克思檢視了生產手段（means of prodution）和消費資料（means of cunsumption）之全年總生產物所涉及的比例性（proportionality）問題，他這樣做乃是為了說明生產過程中的出現比例失調（disproportionality）危機的可能性。不過，馬克思此已擴大了他仔細研究的關係結構（圖3.2）。必須注意的是，在以上兩個分析中，馬克思都默認地（tacitly）假定所有商品是在同一段時間裡生產出來並且隨即消費掉。（圖3.2）檢視的關係結構可稱為資本的一級迴路（primary circuit of capital）。

《資本論》第三卷中針對利潤率下滑及其反向傾向的分析，基本上也假設生產與消費在同一段時間裡完成，雖若干證據顯示馬克思有意擴大分析範圍。不過，我們將《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分的分析視為頭兩卷論點之綜合為有可用性。它敘述了隨著個別資本家以違背其階級集體利益的方式行事，資本的一級迴路中會發生什麼事。這往往會製造出過度積累（overaccumulation）的狀況，也就是太多資本被生產出來（所謂太多資本是相對於利用資本的機會而言）。這種傾向有多種表現形式，包括：

1. 商品過度生產，市場上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

2. 以價格衡量的利潤率下滑（不同於以價值衡量的利潤率下滑，後者是一種理論構想）。

3. 剩餘資本可以表現在閒置產能上，也可以表現在找不到有利潤之使用方式的貨幣資本上。

4. 剩餘勞動及／或上升的勞動力剝削率。

這些表現形式之中的數種可能有幾種會同時出現。如此一來，我們便擁有了一個分析資本主義危機的初步框架。

資本的二級迴路

現在，我不再假設生產與消費在同一段時間裡完成，並將商品的生產與使用涉及多段時間（例如勞動和流通等所需要的時間）所造成的問題納入考慮。這是極其複雜的問題，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於某個程度上處理了此一問題。此處，我將僅針對固定資本（fix capital）和消費基金（consumption fund）的形成進行一些說明。馬克思認為固定資本需要被特別分析，因為它的生產方式和實現價值方式有些特別之處。這些特色是因為固定資本物品可以在資本主義的正常商品生產過程中製造出來，但它們是用來支援生產過程而非作為直接的原料投入。此外，它們的使用時間較長。我們也可以對固定資本做出實用的區分：其中一種固定資本包含於生產過程之中，另一種的功能則是作為生產的物理框架。我稱後者為「生產的人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 for production）。

在消費方面也出現類似結構。消費基金由一些商品構成，這些商品的功能是支援消費，而不是作為消費的直接投入品。在這些商品中，有些是直接包含在消費過程中（耐用消費品如火爐和洗衣機等），有些是作為消費的物質框架（例如房屋和人行道等）。我將後者稱作「消費的人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 for consumption）。

必須注意的是，人造環境中有些物品既支援生產，也支援消費（例如運輸網）；有些物品可以改變用途，它們的類別亦會因而改變。此外，人造環境中的固定資本在空間中是不可移動的；此指這些資本所內含的價值不能移往別處，一旦移動就會毀掉。因此，投資在人造環境一整個物質地景的創造，以滿足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的需求。

我將資本流入形構成固定資本和消費基金稱作資本的二級迴路（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讓我們思考這種資本流動怎麼發生的。明顯地，資本和勞動力在滿足當前的生產和消費需求之餘必須有「剩餘」才能促使資本流向別處，形成長期資產，尤其是那些構成人造環境的資產。過度積累的傾向會不時在資本的一級迴路中創造出這種狀態。因此，這種過度積累問題的一個可行解決方法（雖然或許只能暫時解決問題）是引導資本流入二級迴路。

基於種種原因，個別資本家要實踐這種資本轉移向來相當困難。個別資本家尤需克服巨大的障礙才能投資人造環境，這種投資往往是大規模和長期的，通常很難以正常方式定價，且成果往往是所有個別資本家都能利用的。事實上，正多虧了這些障礙，如果沒有外力介入，個別資本家往往會因為人造環境投資不足，導致其的集體生產需求未能獲得充分滿足。個別資本家傾向在資本的一級迴路中過度積累，在資本的二級迴路中則投資不足；他們必須克服相當大的困難才能組織起來，促成資本在一級迴路與二級迴路之間的平衡流動。

因此，資本流入二級迴路一般需要一個有效運作的資本市場，也可能需要國家為建設人造環境的大型長期投資提供融資和擔保。出現過度積累時，各種過度積累的表現必須能轉化為可以自由流動的貨幣資本，不受拘束地流入這種投資中，資本才能從一級迴路轉進二級迴路。如果在實際的生產和消費之前沒有貨幣供給和信用制度創造出「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來，這種資本流的轉向是無法實現的——不僅針對固定資本，消費基金亦是如此（消費信貸、房屋抵押貸款和市政債等因故相當重要）。因為貨幣和信貸的產生是一種相對自主的過程，我們必須把控制這種過程的金融制度和國家制度，認知為規管和中介資本一級迴路與二級迴路關係的一種集體神經中樞。這些金融和國家制度的性質和形式，以及它們奉行的政策，可能對於抑制或促使資本流入二級迴路或當中的特定領域產生重要的作用，例如交通、住宅和公共設施等。因此，這些中介的結構如果改變，可能會限制某些領域的資本流入並開通新的資本流動管道，影響資本流量與流向。

資本的三級迴路

為了完整呈現資本循環的一般情況，我們必須思考到資本的三級迴路（tertiary circuit of capital）。三級迴路包括科學和技術方面的投資（其目的是駕馭科學以服務生產需求，促進社會中生產力的持續革新）以及種類廣泛、主要與勞動力的再生產有關的社會支出。我們可以對這些社會支出做一個實用的區分：一種是以資本為依歸致力改善勞動力素質的投資（教育和公共衛生方面的投資可以增強勞工的工作能力），另一種社會支出則是利用意識形態、軍事和其他手段致力收編、整合和壓制勞工。

資本家個別而言很難做這種投資，無論這種投資對他們多麼有利。資本家因而再度被迫在某程度上集結成一個階級，通常是借助國家的作用設法將資本導向科技研發和改善勞動力素質的投資。我們必須認識到，資本家往往必須藉由投資為進一步的積累建立必要的社會和政治基礎。但社會支出方面的投資深受階級鬥爭的狀態影響。壓制和意識形態控制方面的投資規模與勞動階級能多有效地組織起來抵抗資本的掠奪直接相關。勞動階級必須建立起足夠強大的力量，資本家階級才有必要設法收編勞工。因為國家可能成為階級鬥爭的活躍場域，國家的中介作用絕不會完全符合資本家階級的要求。有關國家在組織資本流入三級迴路中所扮演的角色，需要在理論的和歷史的層面仔細探討。

資本的整體循環及其矛盾

（圖3.3）呈現了資本在其三種迴路循環中的整體關係結構。此圖的呈現方式是很結構功能主義式的。我想不出可以清楚呈現資本流動之種種面向和路徑的其他方法。接下來，我們必須考慮這些流動和關係當中的矛盾。首先我將假定資本與勞工之間沒有明顯的階級鬥爭。這樣我們將能看到個別資本家與資本整體之間的矛盾本身就是積累過程當中的一個主要動盪源頭。

我們已看到，資本家階級內部的矛盾如何造成資本一級迴路中的過度積累趨勢。我亦已指出這個問題至少可以藉由將資本導入二級或三級迴路暫時獲得解決。因此，資本有多種投資選項，包括投資在固定資本或消費基金上，投資在科技研發上，投資在「人力資本」（這是資產階級文獻對勞工常用的說詞），又或者投資在壓制勞工上。在特定的歷史勢態中，資本家未必能同樣積極地從事所有這些投資，具體情況取決於資本家自身的組織程度、他們建立的制度，以及生產狀態和階級鬥爭狀態決定的客觀可能性。我將暫時假設這些問題都不存在以集中討論過度積累的傾向如何表現在資本循環的整體結構中（迄今我僅談到資本一級迴路中的過度積累傾向）。為此，我必須先說明投資的生產力（productivity of investment）這個概念，尤其是有關流入資本的二級和三級迴路的那類投資。

二級和三級迴路中的投資生產力

基於多個理由，我選擇「生產力」（productivity）而非「營利能力」（profitability）的概念。首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所論述的利潤率，是以價值而非價格來衡量的，而且沒有考慮將剩餘價值分入各組成部分（貨幣資本的利息、生產資本的利潤、地租、商人資本的利潤等等）的問題。利潤率被視為所有部門中個別資本家賺到的社會平均利潤率並假定競爭將使利潤率平均化。這種設想實在不適合用來檢視資本三種循環之間的流動。首先，若不理解資本市場的形成和剩餘價值當中以利息（interest）存在的那部分的分配，我們便無法理解人造環境中固定資本的形成（特別像是運輸網那樣的集體生產工具）。其次，二級和三級迴路中生產的許多商品無法以普遍方式定價，而藉由國家執行的集體行動也無法以正常的營利標準衡量。第三，利潤率完全適合用來理解彼此競爭的個別資本家或個別企業的行為，但如果不做出某些重要假設（例如像馬克思假設社會利潤總額等於資本主義體系生產出的剩餘價值總額），遂無法將其轉化為一個適以檢視資本家階級整體行為的概念。

若我們能審慎釐清，生產力這個概念有助我們繞過上述某些困局。事實是，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確實會做一些投資（通常透過國家去做），希望藉此創造出有利於未來的資本積累、有利於資本家階級的自我再製並有利於他們繼續宰制勞工的環境。因此，我們可以將有效投資界定為直接或間接擴大產生剩餘價值之基礎的投資。在某些情況下，二級和三級迴路中的投資顯然有可能做到這一點。問題在於如何辨明令這種有效投資潛力得以實現的條件和方法，此即困擾資本家並困惑著我們的問題。

購置新機器是最容易想到的例子。如果這種投資能擴大產生剩餘價值的基礎便是有效的；如果這種好處未能實現便是無效的。投資在科技研發上也是類似的情況，它可能產生可用來擴大積累的新科技亦可能徒勞無功。但投資在道路、住宅、醫療和教育、警力和軍事上的話又會如何？如果勞工桀驁不馴，資本家階級聰明地投資在警力上，利用警力威嚇勞工並破壞勞工的集體力量，確實有可能間接幫助資本家獲得更多剩餘價值（十九世紀美國的平克頓〔Pinkerton〕偵探事務所正是發源於此）。但若警力被用來保護資產階級從事炫耀性消費，麻木不仁地漠視他們周遭的貧困和苦難，則警方的作為並非促進資本積累。這種差別可能相當地細微，此亦說明了箇中困處。資本家階級可以如何精準地辨明資本的一級和二級迴路之中，直接和間接的有效投資機會？

這正是許多公共政策辯論的焦點所在。無效投資的代價必將在某處呈現，甚至可能助長某種危機形成（往往環繞著公共支出和公共政策）。

資本主義下的危機形式

危機是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的內在矛盾的真實表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想講的似乎是：資本主義中總是有達致「平衡成長」的可能，但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社會關係的結構，這種可能性永遠無法實現。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結構導致個別資本家製造出整體而言違背其自身階級利益的結果，導致他們對勞動階級施加不可忍受的暴力，進而引發明顯的階級鬥爭。

我們已經談過資本家如何在資本的一級迴路中傾向製造出過度積累的狀態，也說明了這種結果的各種表現形式。積累過程隨著壓力愈來愈大停滯不前，抑或，資本經由各種管道流入二級和第三級迴路找到新的投資機會。這種資本流動起初可能只是涓涓細流，但隨著擴大剩餘價值生產的潛力變得顯而易見，它們投入二級和三級迴路的資本流可能變成滔滔大河。但過度積累的傾向並未消除，只是轉化為二級和三級迴路中普遍的過度投資傾向。這種過度投資純粹是相對於資本的需要，與人民的實際需要毫無關係，後者毫無疑問地無法被滿足。危機因此將表現在資本的二級和三級迴路中。但因為這種投資的周轉時間很長，危機要相當長一段時間後方出現。投資的成敗可能需要多年才能看清。但在某個時刻，危機將在資本的二級和三級迴路中表現出來。

在固定資本和消費基金方面，危機會呈現在資產的估價（valuation）上。長期的過度生產會導致固定資本和消費基金中的資產貶值，這種貶值過程影響人造環境，也影響生產者耐久財和消費者耐用品。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危機在資本流動結構中的其他環節形成，包括社會支出（醫院、教育、軍事鎮壓）、消費基金形成（住宅）以及科技研發。每個環節的有效投資的潛力耗盡（資本再進一步流入已無法擴大生產剩餘價值的基礎）。必須注意的是，這些環節中的危機無論規模大小，都會成為金融和國家體系中的危機，而金融和國家體系具有相對自主性，又可以成為獨立的危機來源（因此，除了國家支出的財政危機之外，我們可能還會遇到金融、信貸和貨幣危機）。

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非理性合理化機制」（irrational rationalisers）。它們反映出生產、交換、分銷和消費過程出現失衡現象並迫使這些過程合理化。危機也可能迫使制度結構（尤其是金融和國家制度）合理化。根據我闡述的整體關係結構，我們得以區分不同類型的危機：

1. 局部危機：這種危機影響某個部門、地域或某一套發揮中介制度，可能出於任何原因，但或許能夠在那個部門、地域或制度中解決。例如我們可能遇到自發形成的貨幣危機（可藉由法規和制度改革解決），而某些地方在形構人造環境的過程中也可能出現危機（可藉由破產或在地經濟的復甦解決）。

2. 轉移危機：這種危機涉及資本流動的重大重新組織和結構調整，也可能涉及發揮中介作用的制度的重大結構調整，而這些調整是為了開通有效投資的新管道。轉移危機可分兩種：

ⅰ 部門型轉移危機：這種危機涉及將配置在某個部門（例如固定資本形成）的資本轉向另一個部門（例如教育）。

ⅱ 地域型轉移危機：這種危機涉及將配置在某個地域的資本轉向另一個地域，對人造環境投資特別重要，因為人造環境在空間中是無法移動的。

3. 全球危機：這種危機對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所有部門、所有環節和所有地域或多或少都有影響。因此，當全球危機爆發時，我們可以看到所有地方會在同一個時間出現普遍的固定資本和消費基金的貶值、國家支出的財政危機，以及生產力和利潤的危機。順帶一提，二十世紀只曾爆發兩場這種危機：先是一九三○年代的全球危機和它的二戰餘波，然後是一九七三年之後的那場危機（一九六八年起已沉穩地醞釀）

局部危機可能擴大為全球危機。而與資本主義中的不均等地理發展密切相關的轉移危機，是個特別有趣的研究題材。

評　註
Commentary

這是我首次嘗試利用馬克思的範疇，藉由檢視都市化與資本積累的聯繫為解釋都市化建立理論基礎。它將資本主義積累的地理分析帶到都市層面的具體情況。雖然這個理論可能顯得過度簡化且需要詳細闡述（尤其是有關國家和信貸的角色），我認為它仍提供了一種強而有力的思考方式去探究固定資本對人造環境的長期投資在資本再生產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也開啟對過度積累的傾向如何從資本的一種迴路轉移至另一種迴路的探索以及此將產生何種影響。人造環境中的過度積累是明顯的危險。此一框架解釋了中國如何在二○○八年美國消費需求崩跌後，以國家力量強迫剩餘資本和剩餘勞動投入大規模都市化及實質基礎建設項目，藉此因應中國出口貿易大幅萎縮的影響。此舉使中國得以在其他國家經濟衰退之際，於二○○九年之後維持較高的經濟成長率。美國在一九四五年之後，以其鍾愛的「蓋房子並購置大量用品」的方法（也就是郊區化）去避免危機也屬於類似情況。在二○○七／○八年時，美國因無法故技重施而觸發了一場國際金融危機。我在二○一五年撰寫這段評註時，愈來愈多證據顯示中國出現了人造環境過度投資的問題。當局正努力防止資本二級迴路中的過度積累危及中國經濟以至於全世界，後續如何實然值得關注。

本章有關資本迴路的分析跟馬克思在關於資本藉由成長而生產和再生產的那種有機的、生態系統式的和演化式的思考方式。列婓伏爾（Henri Lefebvre）在《都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中提到資本二級迴路的概念。除此之外，只有巴西地理學家桑托斯（Milton Santos）曾提出這種分析，雖然他是從截然不同的角度出發。我在一九七○年代曾與桑托斯討論並頗富斬獲。

為求簡潔，我省略了文章的後半部分。後半部分提供了階級鬥爭和資本二級迴路投資的若干歷史資料，大致上亦符合前半部分的理論探討。

第四章

紀念碑與神話——建造巴黎聖心堂

聖心堂（Basilica of Sacré—Coeur）位據蒙馬特山丘（Butte Montmartre）上的戰略要地，居高俯瞰巴黎。它的五座白色大理石圓頂和聳立一旁的鐘樓，在巴黎任何一區皆能眺見。走在老巴黎稠密幽深的街道網中，偶爾可以一瞥聖心堂。它引人注目，雄偉壯麗；無論是在盧森堡公園遛小孩的少婦，辛苦爬上聖母院頂樓或在龐畢度中心輕鬆搭電扶梯向上的遊客，抑或從格勒納勒搭乘地鐵穿過塞納河或湧進巴黎北站的通勤族，到週日下午逛到肖蒙山丘公園岩頂的阿爾及利亞移民，都能感受到這一點。在法比安上校廣場玩滾球的老人，也能清楚看見聖心堂。法比安上校廣場位於貝爾維爾（Bellevill）和維萊特（La Villette）這兩個傳統勞工階級區的邊陲，這些地方在我們的故事中有重要的角色。

在寒冷的冬日，疾風抽打拉雪茲神父公墓古老墓碑間的落葉時，從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首任總統梯也爾（Adolphe Thiers）墓前的台階上可以望見聖心堂。雖然拉德芳斯商業區的辦公大樓如今幾乎遮蔽了聖心堂，在逾二十公里外聖日耳曼昂萊的巴維農亨利四世飯店（梯也爾去世之所），仍可看到聖心堂。但是，因為奇怪的地形，同樣在拉雪茲神父公墓，從著名的公社社員牆（Mur des Federes）卻看不到聖心堂。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這個如今喚作公社社員牆的地方，最後殘存的一些巴黎公社士兵在墓園碑石之間經過激烈的戰鬥之後，被團團圍堵，隨即受戮。這面牆如今爬滿藤蔓，因為一棵老栗樹的遮蔭而顯得陰鬱，你在這裡無法望見聖心堂。公社社員牆是社會主義者、工人及其領袖的朝聖地，聖心堂則是虔誠天主教徒的朝聖地，兩者被山脊隔開了，而梯也爾陰森的墳墓正好座落在山脊上。

幾乎沒有人會對聖心堂美麗、典雅有異議（圖4.1）。但多數人也會承認聖心堂引人注目、非常特別，承認它那種直接的拜占庭風格造就一種高傲的氣派，似乎要求它腳下的城市向它致敬。天晴時，從遠處能看見閃閃發亮的聖心堂，即使在最陰沉的日子，它的圓頂似乎也能捕捉光線，散發白色大理石的光芒。晚間在泛光燈探照下，彷彿懸於空中，顯得陰冷飄渺。聖心堂因此給人神聖壯麗、永久紀念的印象。但紀念著什麼呢？

被吸引到聖心堂尋找答案的訪客，必須先沿著蒙馬特山丘的陡坡向上爬。停下來喘口氣的人會看到向遠方開展的城市美景，看到許多屋頂、煙囪、圓頂、塔樓和紀念碑。一八七二年十月某個起霧的晦暗早晨，巴黎大主教看到的老巴黎景色與此相差無幾。那天他走完同樣的陡坡之後，太陽神奇地驅散了雲霧，在他眼前美麗的巴黎全景顯露了出來。大主教讚嘆了一下，然後大聲喊道：「就是這裡！殉道者就在這裡。聖心必須支配這裡，才能召喚所有人前來！」1那麼，壯麗的聖心堂是在紀念哪些殉道者呢？

進入這個聖地的訪客，首先最可能因為內殿圓頂上的巨大耶穌畫像而感到震撼。畫中的耶穌展開雙臂，胸口有聖心的圖像。畫像下方寫著拉丁格言GALLIA POENITENS（高盧悔罪）。再下方則是一口大金棺，裡面有耶穌聖心圖像：聖心鮮血充盈、荊棘環繞，正燒得熱烈。此處日夜燈火皆通明，是朝聖者禱告之所。

在聖瑪加利大（St Marguerite—Marie Alacoque）真人大小的塑像對面，刻著這位聖徒一封信裡的話「時間：一六八九年；地點：巴萊勒毛尼（Paray—le—Monial）」，告訴我們有關聖心崇拜的故事：

永恆的父希望在受難的屈辱中嘗盡苦楚的聖子寶心得到補償，故建造一座聖殿使聖心形象得到尊崇。

據《聖經》所載，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受苦時，一名百夫長持長矛從耶穌的體側刺入，使耶穌的心曝露出來。向耶穌聖心禱告的行為，在十七世紀前便已出現，但多次得到神聖啟示的瑪加利大將聖心禱告轉化為一種天主教的獨特崇拜儀式。瑪加利大一生經歷了許多考驗和苦難，行事作風嚴厲精確，但聖心崇拜展現的基督形象卻以溫暖慈愛為主，充滿了懺悔與溫和神祕主義的氣息。2

瑪加利大及其門徒相當熱心地傳播聖心崇拜。她曾寫信給路易十四，宣稱自己替基督傳遞訊息，要求國王懺悔，向聖心奉獻以拯救法國，將聖心畫在王旗上，並修建禮拜堂以榮耀聖心。聖心堂的石刻文字，正是引自一六八九年的這封信。

聖心崇拜以緩慢的速度傳播。它與十八世紀的法國理性主義不大一致，後者對天主教徒的信仰方式有強烈的影響。此外，聖心崇拜也與當時頗具影響力的詹森主義（Jansenism）所宣揚的耶穌形象（刻苦、嚴厲、自律）截然對立。但到了十八世紀末，聖心崇拜吸引了一些重要的擁護者，他們有巨大的潛在影響力。路易十六私下表示自己和家人信奉聖心崇拜。法國大革命期間，路易十六遭囚禁，他矢言一旦獲釋會在三個月內公開宣布信奉聖心崇拜，藉此拯救法國（至於法國面臨什麼威脅，他並未說明，也無需說明）。路易十六更矢言建造一座禮拜堂以奉拜聖心，但他最終解脫的方式使他無法兌現誓言。王后瑪麗．安東娃妮特的情況也沒有比較好：她做完最後的聖心禱告後，上了斷頭臺。

這些事件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它們預示了對我們的故事相當重要的一種關係，也就是聖心崇拜與反動君主主義的法國舊體制（ancient regime）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使聖心崇拜的擁護者原則上堅決反對法國大革命。另一方面，信奉自由、平等、博愛原則的人，也極少喜歡聖心崇拜；無論如何，這些人都明顯傾向反對教會干預政治。革命時期的法國絕非傳播聖心崇拜的安全地方，當時連瑪加利大的遺骨和遺物（如今展示於巴萊勒毛尼）都須謹慎藏匿。

一八一五年君主制復辟改變了一切。在歐洲列強監視下，波旁王室盡力恢復舊社會秩序。值此同時，要求為革命時期暴行悔罪的輿論也很強大。路易十八並未實現亡兄的聖心誓言，但他在兄長一家草草埋葬之處，用他自己的錢建造了一間贖罪禮拜堂——高盧悔罪。

一個宣傳聖心崇拜的組織成立了，一八一九年向羅馬教廷要求給予瑪加利大榮耀。保守君主主義與聖心崇拜的關係進一步獲得鞏固。聖心崇拜在保守天主教徒中傳播，但法國天主教會中的自由進步派對此頗有疑慮。同時，另一個大敵正蹂躪法國、擾亂社會秩序，那即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造成的緊張和壓力。問題在七月王朝（始於一八三○年，終於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時期間歇性出現，到了拿破崙三世的第二帝國初期出現了一波大爆發，根本地改變了法國若干經濟部門、制度結構和社會秩序。3

此時聖心崇拜團體所集結的人，不只是因性情或環境而被溫和寬容的基督形象所吸引的虔誠教徒，還有那些夢想恢復舊政治秩序的人，乃至於那些覺得自己受新社會秩序中的物質主義價值觀所威脅之輩。在這種新社會秩序中，金錢成了聖杯，金融資本的權威威脅教宗權威，財神取代了上帝，成為人們主要崇拜的對象。在保守的天主教徒看來，這種轉變威脅法國人生活中的多數神聖事物，因為它帶來了愚昧冷酷的物質主義、浮華墮落的資產階級文化，以及更加尖銳的階級緊張。

除了這些普遍的情況，法國天主教徒在一八六○年代還有一些其他更具體的不滿。拿破崙三世終於支持義大利統一，決定在政治和軍事上幫助義大利中部各邦從教宗的世俗權力中解放出來。教宗對這種政治運作非常不滿，但迫於軍事壓力，只好隱居梵蒂岡，拒絕在其世俗權力恢復前露面。教宗利用這種條件，嚴厲譴責法國的政策，同時抨擊席捲法國的道德敗壞現象。他希望藉此團結法國天主教徒積極支持他的訴求，而時機正好對他有利。一八六四年，瑪加利大獲教宗碧岳九世（Pius Ⅸ）宣福（beatified）。聖心崇拜成了團結所有保守反對勢力的旗幟。前往巴萊勒毛尼朝聖的年代開始了。許多朝聖者搭乘火車來到巴萊勒毛尼，那些新鐵路是金融鉅子協助興建的。朝聖者為公眾與私人的過錯懺悔，為法國的物質主義和墮落的繁榮懺悔，為限制教宗的世俗權力懺悔，為古老珍貴的社會秩序體現出來的傳統價值之消逝懺悔。高盧悔罪。

訪客剛踏進巴黎聖心堂正門，便能看到以下碑文：

主後一八七五年六月十六日，神聖教宗碧岳九世治下，經巴黎大主教（Guibert）吉伯許可，實踐亞歷山大．勒讓提（Alexander Legentil）與休伯特．羅奧弗勒（Hubert Rohault de Fleury）一八七○至七一年戰爭期間的誓言，執行國民議會一八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的表決結果，根據建築師阿巴迪的設計，樞機主教吉伯為耶穌聖心堂奠基……

我們來替這段濃縮的歷史敘述補上細節，找出背後的事實。一八七○年夏天，隨俾斯麥大軍對法國連戰皆捷，末日將至的感覺席捲全法國。許多人認為法國軍事失利乃出自神意，是上帝對迷途和道德墮落的法國的正當懲罰。正是在此氣氛下，歐仁妮皇后經人力勸，攜同家人和廷臣，全部身穿喪服，從杜樂麗宮步行至聖母院，公開宣布將自己奉獻給聖心。雖然皇后從善如流，但這次同樣為時已晚。九月二日，拿破崙三世於色當戰敗被俘；九月四日，共和國在市政廳的臺階上宣布成立，同時組成「國防政府」。歐仁妮皇后同一日逃離巴黎；此前，她在皇帝的敦促下已精明地收妥行李，並將較貴重的財物運往英格蘭。

法軍在色當戰敗，結束了法蘭西第二帝國，但戰爭並未就此結束。普魯士軍隊繼續挺進，到九月二十日時已包圍巴黎，此後一直圍困這座城市至翌年一月二十八日。一如許多有地位的資產階級人士，亞歷山大．勒讓提在普軍迫近時逃離了首都巴黎，在外避難。他在普瓦捷艱苦度日，為巴黎的命運苦惱不已，十二月初發誓：「如果上帝拯救巴黎和法蘭西，並解救教宗，他將根據自身財力盡力捐輸，促成巴黎興建一座奉獻給聖心的聖殿。」他尋求同道共同發誓，很快便獲得休伯特．羅奧弗勒的大力支持。4

但是，勒讓提誓言的內容使它無法獲得熱烈支持，因為就像他很快發現的，首都以外的地方「當時十分憎惡巴黎」。這種現象並不奇特，我們在此打個岔，討論一下此現象的基礎也是有益的。

在舊制度下，法國國家體制已形成強烈的中央集權特質，而法國大革命和帝國時期鞏固了此特質。中央集權此後成為法國政治組織的基礎，賦予巴黎相對於法國其他地方更重要的地位。巴黎在行政、經濟和文化上的優越位置獲得了保證。但是，一七八九年的事件也顯示，巴黎人有能力建立政府，也能摧毀政府。巴黎人顯然善於運用此種權力，因此不怕自視特權階級，認為自己有權、有義務將他們認定為「進步」的一切強加在他們眼中落後、保守、以農村為主的法國其他地方。巴黎的資產階級看不起狹隘的農村生活，認為農民令人作嘔，不可理解。5

從另一面來看，巴黎一般被視為權力、控制與機會的中心。巴黎令人羡慕，也惹人憎惡。權力和權威過度集中在巴黎難免引起敵意，除此之外，小鎮和農村一般也對大城市抱存敵意，因為後者被視為特權、物質成就、道德敗壞、罪惡與社會不安的中心。法國情況的特別之處，在於「城鄉矛盾」造成的緊張，體現在巴黎與法國其他地方的關係甚為強烈。

第二帝國時期，這類緊張關係顯然益發劇烈。巴黎經歷了一波巨大的經濟榮景，因為鐵路開通使它成為全國空間彙整的樞紐。值此同時，運輸成本下跌、自由貿易政策（特別是一八六○年的英法通商條約）使巴黎與新興全球經濟建立起一種嶄新關係。法國出口貿易持續成長，巴黎所占比例大幅增長，加之農村勞工大量移入，其人口也快速地成長。6隨著巴黎成為金融、投機和商業運作中心，財富和權力進一步快速集中於此。貧富差異愈趨驚人，且日益表現在地理區隔上：資產階級集中在巴黎西區，北區、東區和南區則是勞動階級區。貝爾維爾成了化外之地，西區的資產階級人士極少膽敢前赴冒險。一八五三至一八七○年間，貝爾維爾人口增加逾一倍，而資產階級媒體說那裡住了「一些人渣」，陷入「貧困和怨恨的深淵」，「嫉妒、懶散與憤怒之氣不斷沸騰。」7社會崩壞的跡象隨處可見。隨著一八六○年代經濟成長趨緩，加之帝國的權威開始失效，巴黎成了社會動盪的溫床，很容易因有心人的煽動而失序。

此外，奧斯曼（Haussmann）奉皇帝之命，著手闢建寬闊的林蔭大道、公園和花園，以及各式紀念性建築「美化巴黎」。這是為了使巴黎成為真正具有帝國威嚴的都市，不但配得上法國，還足以代表整個西方文明。奧斯曼為此耗費巨資，動用了最狡猾的財務手段，而這當然並非節儉的非巴黎人所樂見。奧斯曼突顯的公眾富足形象，只有資產階級的炫耀性消費才配得上，許多資產階級人士正是把握了奧斯曼建設衍生的投機機會才得以致富。8

無怪首都以外和農村的天主教徒都不想拿出自己的錢，建造又一座紀念性建築來美化巴黎，無論此舉是出於多麼虔誠的意圖。不過，他們反對勒讓提的計畫還有一些更具體的理由。在非巴黎人仍普遍支持君主制之際，向來膽大妄為的巴黎人宣布共和國成立。此外，續留巴黎面對圍城之苦的人顯得格外強硬和好戰，宣稱不惜苦戰到底，但巴黎以外的法國人卻強烈傾向早日結束與普魯士的衝突。有關巴黎勞動階級已出現一種新唯物主義政治傳言和暗示，加上革命狂熱的各種各樣跡象，令人覺得這個城市在較體面的資產階級人士出走後，已經被激進乃至社會主義理念所支配。被圍困的巴黎與其他地方通訊只能仰賴信鴿和氣球，因此容易產生誤會，農村的反共和派與城市的反君主派都能趁機打擊對手。

勒讓提因而發現，將誓言中明確提及巴黎的字句刪去乃是明智的做法。但到了一八七一年二月底，他的計畫獲教宗支持，此後集結了一些支持力量。三月十九日，一本小冊子出現，以頗長的篇幅提出支持勒讓提誓言的論點。9小冊子的作者表示，這項工程的精神必須是國族性的，因為法國人必須為國族的罪行作出國族的補償。他們確認了在巴黎建造紀念性建築的意向。至於有人反對進一步美化巴黎，他們的回應是：「即使巴黎化為灰燼，我們仍想坦承我們國族的過錯，在巴黎的廢墟上宣告上帝的正義。」

這本小冊子出現的時機及其措辭，意外地具有先見之明。三月十八日，巴黎人做了一些無可挽回的事，以巴黎公社之名建立了自治政府。公社成員的罪行隨後震撼並激怒了資產階級；這些罪行有些是真的，有些則只是人們的想像。隨著巴黎許多地方真的在異常猛烈的內戰中化為灰燼，在廢墟上興建一座贖罪聖殿的構想愈來愈吸引人。羅奧弗勒顯然相當滿意地提到：「此後數月裡，巴黎化為灰燼的景象一再產生了巨大的作用。」10我們來談談這段歷史。

巴黎公社的根源在於一連串錯綜複雜的事件。正因巴黎在法國政治上至關緊要，它長期以來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不能成立代議式自治政府。在十九世紀大多時間裡，以共和派為主的巴黎人在君主派（無論擁護波旁王朝的「正統派」還是「奧爾良派」）和威權波拿巴主義者的統治下忿忿不平。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訴求由來已久，在巴黎更得到普遍的支持。

一八七○年九月四日成立的國防政府既不基進，也不革命，11但它畢竟是共和派政府。然而事實顯示它既怯弱且無能。當然，它面對了某些困難，但那些問題根本不足以成為它表現拙劣的理由。例如它無法得到君主派的尊敬，而且一直畏懼右派反動者。十月二十七日，巴贊（Bazaine）將軍率領的法國東部軍在梅斯向普魯士軍隊投降，予人的印象是，他會投降是因為他的立場屬於君主派，無法替共和政府作戰。他屬下一些反對投降的軍官認為巴贊重視其個人政治立場勝過法國的榮譽。隨後數年，此事仍持續擾動著法國政治。軍官羅塞爾（Rossel）對巴贊顯然欠缺愛國精神感到十分震驚，便是其中之一；後來他曾指揮巴黎公社的軍隊，繼而因此被捕並遭到處決。12

然而，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派別的緊張關係，比起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真實或想像中的敵對關係，根本算不上什麼——前者十分傳統、異常頑固，後者在當時自信日增，逐漸變得很有自己的想法。無論正確與否，在一八六○年代，對於勞動階級組織和政治團體的出現、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巴黎分部的活動、勞動階級思想的沸騰，以及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哲學的傳播，資產階級表達了非比尋常的憂心。另一方面，勞動階級雖然絕非如對手所擔心的那麼有組織和團結，但無疑也充分展現了他們新興的階級意識。

如果沒有勞動階級的普遍支持，國防政府既無法阻擋節節勝利的普魯士，也無法打破巴黎遭圍困的局面。雖然左派領袖起初反對皇帝的這場戰爭，但卻非常樂於支持國防政府抵擋外敵。布朗基（Blanqui）承諾給予政府「有力和絕對的支持」，連第一國際的領袖也積極投入組織巴黎的防衛戰，並且盡職地呼籲德國工人不要參與手足相殘的鬥爭。勞動階級騷動的中心貝爾維爾浩浩蕩蕩地團結了起來，以共和國之名為法蘭西民族奮戰。13

資產階級覺得眼前是一口陷阱。當時一名資產階級評論者寫道，資產階級發現自己夾在普魯士人和他們喚為「紅色分子」的人之間。他說：「我不知道這兩個惡魔哪一個更令他們害怕：他們憎恨外國人，但相對地，他們對貝爾維爾人的恐懼又更大。」14無論他們多想打敗外國人，他們都無法容許勞動階級大軍充當前鋒。結果，法國資產階級選擇向德國人投降（這在法國史上不會是最後一次），留下左派成為愛國陣線的主要力量。一八七一年，對「內部敵人」的恐懼壓倒了國族尊嚴。

法國人未能替巴黎解圍，人們起初認為是因為普魯士軍事實力強過法國。但隨著一次又一次承諾勝利的突擊宣告慘敗，正直的愛國人士開始懷疑掌權者是否在耍一些近乎叛國的詭計。愈來愈多人視國防政府為「叛國政府」——馬克思後來頗為有效地利用此一詞彙來替巴黎公社辯護。15國防政府也極不願回應巴黎人的民主自治訴求。因為許多有地位的資產階級人士早已逃離了巴黎，如果舉行選舉，市政權力看來將會落入左派手中。因為右翼君主派的猜疑，國防政府認為絕不能答應巴黎人長期以來的民主自治訴求。它因此被無限期地拖延下去。

早在十月三十一日，這些不同情況便交織了起來，在巴黎引發了一次暴動。巴贊可恥地投降後不久，便有消息指政府正與普魯士談判停戰條件。巴黎人上街抗議，令人畏懼的貝爾維爾人大舉出動，挾持了數名政府官員，要求政府口頭保證舉行市政選舉，並且不向普魯士投降，否則將不釋放人質。此事無疑激怒了右派。勒讓提十二月時感受到的「對巴黎的仇恨」，正是此事直接激起的。國防政府熬過了這一關。不過，隨後的事件顯示，這個政府對付貝爾維爾人遠比對付普魯士人有效。

巴黎繼續遭受圍困。城市裡的情況不斷惡化，對本已不穩的社會情勢造成不確定的影響。政府對民眾的需求顯得既無能又麻木，這如同在市民悶燒中的不滿情緒添柴加火。16巴黎人以貓狗為食，較有地位的人士則分食動物園中的小象普魯克斯（Pollux）——象鼻每鎊賣四十法郎。老鼠（鼠肉「味道介於豬肉與鷓鴣之間」）的價格從每隻零點六法郎漲至四法郎。政府直到一月才採取配給麵包的基本預防措施，但為時已晚。糧食供給萎縮，麵包摻入骨粉成為一個長期問題，更令人不悅的是，骨粉來源是特別從墓穴挖出的人骨。因此，一般人在不知情下吃下了自己祖先的骨頭，期間，仍有人在過著奢侈的咖啡館生活，消費囤積的商人仍供應貴得嚇人的商品。留在巴黎的有錢人享樂一如既往，雖則他們如今必須為此支付高昂價格。政府縱容商人牟取暴利，縱容有錢人繼續他們的炫耀性消費，對無權者的感受則麻木不仁。

至十二月底，反對國防政府的激進勢力與日俱增，結果，一月七日出現了著名的「紅色告示」。該告示由巴黎二十區的中央委員會簽署，指控政府因優柔寡斷、怠惰和拖拉，將國家帶往深淵的邊緣。它暗示政府不懂治理也不懂作戰，堅稱這樣的政權繼續下去，結果必將向普魯士投降。它宣布了統一徵集資源、配給語發動大規模攻擊的計畫。「人民當家！公社作主！」17告示以這句著名的口號作結。

在巴黎處處出現的紅色告示起了作用。軍方果斷地組織最後一次大規模突擊，但行動之笨拙和傷亡之慘重同樣驚人。利薩加雷（Lissagaray）寫道：「人人都知道自己是被送出去犧牲的。」18對接近行動、較了解情況的人來說，政府叛國如今證據確鑿。這促使資產階級中正直的愛國人士、激進異議者與勞動階級結盟，因為他們重視國家甚於階級利益。

巴黎人憤怒被動地接受了一月底無可避免的停戰協議。據停戰協議，法國將舉行大選，組成制憲議會以協商並核准和約。停戰協議也規定法軍須解除武裝，但巴黎國民衛隊則不必（要解除後者的武裝並不容易）。在普軍監視下，飢餓的巴黎得到了物資供給。殘留的資產階級多數逃往他們在鄉間的避難所，窮困、領不到薪水、士氣低落的士兵湧進了巴黎，給這座城市平添社會與政治壓力。在二月的選舉中，巴黎選出許多激進共和派代表，包括勃朗（Louis Blanc）、雨果、甘必大（Gambetta）以至加里波第（Garibaldi）。但是，農村和其他城市一面倒地投票支持和平。因為左派反對投降、國防政府中的共和派因政府作戰無能，聲譽嚴重受損，而波拿巴主義者也已聲名狼藉，支持和平的選票最後投給了君主派。明確支持共和派的巴黎發現君主派在國民議會占有多數優勢，對此驚駭不已。

七十三歲的梯也爾獲選為國民議會議長，一來是因為他有豐富從政經歷，二來是因為君主派不想負責在必然帶恥辱性質的和約上簽署。梯也爾將亞爾薩斯和洛林割讓給德國。但在巴黎人看來，更糟的是他同意普軍三月一日象徵性占領巴黎；因為許多巴黎人揚言發起武裝鬥爭，這很容易演變成一場大屠殺。左派知道普魯士人樂意替梯也爾出手毀滅他們，因此及時發揮了組織力量，加上暗中運作的新組織「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的協助，防止了一場大災難。普軍走過香榭麗舍大道，旁觀的群眾面無表情、一聲不響，所有重要的紀念性建築都被罩上黑布。這種恥辱無法輕易淡忘，而人們將此歸咎於梯也爾。梯也爾也同意支付巨額戰爭賠償。對於這件事，他表現了一點愛國精神：他拒絕俾斯麥的提議，不接受由普魯士銀行家借錢給法國支付戰爭賠償。梯也爾將這個機會留給法國人，讓這多災多難的一年成為法國金融鉅子最賺錢的其中一年。19這些金融鉅子告訴梯也爾，若想籌得資金，他必須先對付「巴黎那些流氓」。這恰好是梯也爾特別拿手的事。他在一八三四年擔任路易菲利普的內政部長，曾負責血腥鎮壓法國史上最早的其中一次真正的勞動階級運動。他向來鄙視「卑賤群眾」，早就有對付他們的計畫——一八四八年，他曾向路易菲利普提出該計畫，如今終於能付諸實行。20計畫很簡單：他將利用法國的保守勢力粉碎巴黎的激進力量。

三月十八日早上，巴黎人醒來，發現殘餘的法軍已經抵達巴黎，前來接收此處的大砲，而這顯然是解除巴黎武裝的第一步（圖4.5）；自去年九月四日起，大批巴黎民眾投入了國民衛隊。巴黎勞動階級區民眾展開了自發行動，希望奪回他們的大砲。畢竟這些大砲是圍城期間他們收集金屬親手鑄造的，不是嗎？在蒙馬特山丘上，疲倦的法國士兵守衛著集中存放在那裡的一排排大砲，面對著愈來愈喧鬧、憤怒的群眾。勒孔特將軍（Lecomte）命令士兵開火。他下令一次，兩次，三次。士兵完全無心殺人，反而槍托向上，興致勃勃地與群眾同歡。被激怒的群眾俘虜了勒孔特將軍。群眾偶遇克萊蒙托馬將軍（Clément—Thomas），他因為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殘殺行為而受人痛恨。兩名將軍被帶至薔薇街（Rue des Rosiers）六號的花園裡，在混亂、憤怒的爭論裡被推至牆角射殺。

這件事至為關鍵。保守派如今有了他們的烈士，梯也爾也可以為不服從的巴黎人貼上謀殺者和刺客的標籤。不過，蒙馬特山頂早就是基督教聖徒的殉道處，而現在殉道者名單可以加上勒孔特和克萊蒙托馬的名字。在接下來數月以至數年間，隨著建造聖心堂的鬥爭展開，常有人表示須紀念「以往為了捍衛基督教社會而犧牲的烈士。」國會議會任命一個委員會研究立法使建造聖心堂成為公共工程，該委員會便真的採用了此說法。21一八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聖心堂奠基儀式完成，羅奧弗勒對聖心堂將在蒙馬特山頂上興建欣喜不已。他寫道：「這個原本如此神聖的地方，被撒旦選來行恐怖之事，雖造成了極大破壞，但也為教會貢獻了兩位如此光榮的殉道者。……沒錯，正是在此，巴黎公社成立之處，克萊蒙托馬和勒孔特兩位將軍遇害之處，聖心堂將會在此建起。」他為以下情況而欣喜：「大量善良基督徒如今堅決敬拜上帝，而上帝深知如何挫敗邪惡之人，破壞他們的計畫，並在他們掘墓的地方放置搖籃。」他拿這些虔誠教徒與「滿是入迷惡魔、居民顯然敵視所有宗教思想並憎恨教會的山坡」對比。22高盧悔罪。

對三月十八日的事件，梯也爾的反應是下令軍人、政府官員完全撤離巴黎。在隔著安全距離的凡爾賽，他縝密地為入侵且降服巴黎進行準備。俾斯麥完全不反對法國重建一支具足夠力量消滅巴黎激進分子的軍隊，為此他還釋放了俘虜並提供物資。

巴黎一時間得以自治，巴黎人對事態的發展感到有些意外，遂在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領導下，安排三月二十六日的選舉。三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成為政治事實。這是巴黎一般民眾歡喜慶祝的一天，也是資產階級驚駭不已的一天。

不過，巴黎公社的政治運作談不上連貫一致。雖然法國史上第一次有許多工人獲選為民意代表，巴黎公社仍控制在資產階級的激進派手裡。公社由多個不同的政治派別組成，包括中道的共和派、雅各賓派、蒲魯東派以至第一國際的社會主義者、布朗基主義革命分子。因此公社裡常有黨爭，而對於應該走如何的激進或社會主義路線，更是經常發生激烈爭論。不過，公社在立法方面相當進步。他們延緩了房租支付的日期，並停止烘焙坊的夜間工作。他們重新組織教育和藝術，開放大眾參與藝術，打破高級藝術與日常生活的深度區隔，並探索各種嶄新的民主參與方式。在這些方面，巴黎公社卓有創新，致使起初持負面與懷疑態度的馬克思全心地支持公社。23

但這一切最終都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因為無論巴黎公社成員有怎樣的社會主義現代主張，無論他們在政治上多麼進步，他們都很快就被一波反動的保守主義浪潮擊潰。梯也爾於四月初發動攻擊，巴黎第二次遭圍。法國的農村力量被用來摧毀勞動階級的自治巴黎。

接下來的事對巴黎公社來說是一場大災難。凡爾賽軍隊終於突破巴黎外圍防線（一八四○年代由梯也爾修建的）後，快速穿過巴黎西部的資產階級區，沿著奧斯曼修建的大道進入了勞動階級區，然後緩緩挺進，展開無情的殺戮。民眾堆起很多街壘，但軍方準備了大砲炸開這些路障，並以燃燒彈燒毀敵對勢力藏身其中的建築物。一場極度惡劣的屠殺就此展開；法國史上充斥著血腥事件，而鎮壓巴黎公社是最駭人的其中一件。凡爾賽軍隊貫徹了殺無赦的要旨。除了街上戰鬥的死傷（據多數的描述紀錄，這方面的死亡人數不算多）外，未經審判便遭任意處死的人多得驚人。一位著名醫師因為他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觀點而被殺，共和派代表、批判巴黎公社的米利埃（Milière）也遭處死，因為一名陸軍上尉剛好不喜歡他在報上發表的文章。士兵強迫米利埃跪在先賢祠的臺階上為自己的罪過乞諒，但他反而高喊「公社萬歲」——這是他第一次這麼做，也是最後一次。隨著行刑隊開始執行任務，盧森堡公園、洛鮑（Lobau）的軍營和拉雪茲神父公墓迄今仍受重視的那面牆不斷地傳出槍響。二至三萬名公社社員就此喪生。高盧悔罪——而且是百倍奉還。

在這段悲痛的歷史中，有一件事引起我們注意。五月二十八日早上，筋疲力竭的瓦爾蘭（Eugène Varlin）被認出並遭逮捕。他是書籍裝訂工，第二帝國時期的工會與食物合作社組織者，國民衛隊成員，聰明、受敬重且非常正直，也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和勇敢士兵。他被帶至勒孔特和克萊蒙托馬先前受戮的那一間薔薇街上的房子，下場更慘。瓦爾蘭立即被判處死刑，隨後被押往蒙馬特山丘遊街示眾，被反覆無常的暴民虐待、毆打並羞辱（有人說歷時十分鐘，有人說持續數小時）。最後他被帶到牆角槍決，年僅三十二，行刑隊開槍兩次才將他殺死。在第二次開槍前，顯然並無悔意的瓦爾蘭高喊：「公社萬歲！」他的傳記作者說他像耶穌般地受難了。左派也可以有他們的殉道者。而聖心堂正好座落於瓦爾蘭的蒙難處。24

人們所謂「血腥週」也涉及極大的財物毀損。巴黎陷入火海。除了砲擊造成的火災，撤退的公社成員出於戰略因素也故意縱火。因此出現一種傳說，指公社的「縱火犯」到處放火作為報復。公社成員確實不迷戀私有產權，也不反對鏟除他們憎恨的象徵符號。例如拿破崙三世極喜愛的芳登廣場凱旋柱便在隆重儀式下被拉倒，象徵人民終結了威權統治。畫家庫爾貝（Courbet）後來被認為必須為此事負責，被罰自掏腰包支付凱旋柱的重建費用。公社成員也決定拆除贖罪禮拜堂（由路易十八建造，目的是令巴黎人記得他們犯下處死路易十六的罪行），但並未付諸實行。梯也爾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後，公社成員也樂於拆掉他的巴黎住所的一塊一塊磚石，而龔古爾（Edmond de Goncourt）認為這項富象徵意義的行動產生了「傑出的壞影響」。25

然而，不分青紅皂白燒燬巴黎則完全是另一碼事。如前所述，公社成員撤退時出於戰略因素刻意縱火，因此有人傳言公社的「縱火犯」為求報復遍處放火。凡爾賽媒體謠傳有可怕的婦人使用汽油縱火，導致一些被懷疑縱火的婦女當場被擊斃。26資產階級日記作者奧德烏（Audéoud）得意地記下他如何告發白街（Rue Blanche）一名穿著得體的女性為「汽油縱火犯」，只因為她拿著兩個瓶子（裡面裝了什麼我們永遠無從得知）。27這名女性推開了一名猛衝過去、顯然喝醉了的士兵，士兵從背後開槍將她射殺了。

無論實情如何，縱火犯的傳言甚囂塵上。不到一年，教宗本人便已將巴黎公社成員說成是「將地獄之火帶到巴黎街頭，來自地獄的惡魔」。巴黎燒為灰燼成了巴黎公社對抗教會的犯罪標誌，而這些灰燼成了肥料，助長建造聖心堂的能量。難怪羅奧弗勒對自己寫下「即使巴黎化為灰燼」此話感到相當得意。28他說，「隨著公社的縱火犯令世界陷入恐怖之中」，那句話的效力將大大增強。

巴黎公社遭受鎮壓，結果毫無可喜之處。巴黎街頭堆滿了屍體，惡臭令人無法忍受。舉個例子：肖蒙山丘曾是吊死小罪犯的刑場，後來是巴黎市的垃圾場，奧斯曼在那裡闢建了一座美麗的新公園，公園的湖裡這次被棄置了約莫三百具屍體。幾天後，這些屍體浮出水面，極度腫脹，迫使當局派人將它們拖離湖裡，送到火葬場，花了數天才燒盡。奧德烏看到那些「布滿彈孔、腐爛發臭」的屍體時感到欣喜，並說「屍體的惡臭」是「和平的氣味，即使敏感的鼻孔發出抗議，靈魂仍欣喜不已。」29他還寫道：「我們也已經變得殘忍無情，我們應該對能夠用他們的血洗手感到高興。」但是，血腥殺戮開始令資產階級感覺噁心，最後除了他們當中最殘忍的人，所有人都高喊：「夠了！」著名日記作者龔古爾試圖說服自己這一切是正義的，他寫道：

這件事既無和解，也不涉及討價還價，而這是好事。解決方法是殘酷的，完全訴諸武力，使人無法選擇懦弱的妥協方案。……流血是一場清洗，藉由殺光好戰分子，可以讓下一場革命延後至少一整個世代。如果掌權者膽敢去做這次所做的每件事，舊社會將擁有二十年的平靜日子可過。30

這恰恰是梯也爾的想法。不過，龔古爾稍後經過貝爾維爾，看到了許多「乖戾沉默的面孔」，不禁認為這是一個「被擊敗但未臣服的地區」。要消除革命的威脅，真的沒有其他辦法嗎？

一八七○至七一年間發生的事件，加之拿破崙三世與教宗的對抗，以及第二帝國的「節慶物質主義」，促使天主教徒普遍沉思自省。他們多數接受法國犯了罪的說法，而這促成了神祕且盛大的贖罪展示和虔誠運動。31主張教宗至上的強硬天主教徒無疑希望恢復良好的社會秩序，也希望政治上的解決方案能以尊重權威為基礎。而在當時，有望恢復良好社會秩序的是君主派，他們的組成以強硬的天主教徒為主。自由派天主教徒對這一切感到不安和不悅，但並無條件動員他們的力量——連教宗也說這些力量是法國「真正的禍源」。在此情況下，沒有什麼能夠阻止君主派與天主教中的強硬派鞏固關係。兩者有力的結盟關係確保了聖心堂得以興建。

不過，對最初立誓興建聖心堂的人來說，眼前的問題是如何將這個虔誠的願望付諸行動。這需要官方的協助。勒讓提和羅奧弗勒尋求新任巴黎大主教吉伯的支持。吉伯與梯也爾一樣出生自圖爾，他經一番遊說後同意出任巴黎大主教。先前三位巴黎大主教都橫死於暴力：第一位死於一八四八年暴動，第二位於一八六三年遇刺，第三位死於巴黎公社時期的混亂。因應凡爾賽方面的血腥鎮壓計畫，公社成員決定先挾持一些人質。巴黎大主教成為最重要人質，公社成員希望以他交換布朗基。梯也爾拒絕談判；他顯然認為大主教殉道對他來說較有價值（反正這位大主教是自由派天主教徒），總好過為了營救他，放走活力充沛、對政府頗有威脅的布朗基。在「血腥週」期間，某些公社成員（尤其是布朗基派）竭力採取報復行動。五月二十四日，凡爾賽軍隊以最殘忍血腥的方式殺進巴黎，任意殺死疑似與公社有關的人，大主教在這天遭到槍殺。在那最後一個星期，七十四名人質被殺，其中二十四人是神職人員。巴黎公社反教權的傾向一如一七八九年時那麼強烈。但是，血腥鎮壓殺死了超過兩萬名公社成員，另有近四萬人遭到囚禁，無數人被迫逃亡。梯也爾因此得以在六月十四日相當篤定地寫信告訴吉伯：「『紅色分子』已被徹底擊潰，明天將不會重新展開活動。他們剛打輸了這麼大一場仗，五十年內都無法再來一次。」32吉伯因此得以安心前赴巴黎出任大主教。

興建聖心紀念聖殿的運動讓新任大主教相當感動。一八七二年一月十八日，他正式接下興建聖心堂之務。他在寫給勒讓提和羅奧弗勒的信中這麼說：

你們已經真正檢視了我們國家的罪惡。……許多人的心接受了背叛上帝和基督的陰謀，而為了懲罰極普遍的叛教行徑，社會被迫經歷戰爭的種種恐怖，且遭外敵所敗，然後還經歷了更恐怖的同胞相殘戰爭。我們因說謊和背叛上帝，在困境中墜入了無政府的深淵。法蘭西的土地上出現了毫無秩序的恐怖景象，而未來還有更多的恐怖。……這座聖殿代表公眾的悔悟和補償，矗立在我們之間，是對那些讚美邪惡與不虔誠的紀念性建築和藝術品的抗議。33

一八七二年七月，極保守的教宗碧岳九世（仍自囚於梵諦岡）正式表示贊同興建聖心堂的誓約。盛大的宣傳活動於是展開，興建聖心堂的運動獲得愈來愈強大的支持。到了年底，這場運動已募得逾一百萬法郎，剩下的工作就只是實踐誓約，把聖殿建出來。

第一步是選址。勒讓提希望聖心堂蓋在尚未建成的巴黎歌劇院那裡，他認為這座歌劇院是「標誌著奢侈、不雅和壞品味的可恥建築。」34最初由查理．羅奧弗勒（Charles Rohault de Fleury）負責的歌劇院設計，一八六○年在瓦樂斯基伯爵（Count Walewski）的堅稱下遭放棄（瓦樂斯基伯爵身分曖昧：他是拿破崙一世的私生子，而他的妻子曾是拿破崙三世寵愛的情婦）。35在勒讓提看來，取而代之的設計（也就是留存至今的巴黎歌劇院）無疑最能代表「讚美邪惡和不虔誠的紀念性建築」，而在同一位置建造聖心堂取代歌劇院，最能作為抹去帝國記憶的代表。勒讓提或許沒有留意，巴黎公社成員正是出於同一想法才拉倒了芳登廣場的凱旋柱（Vendome Column）。

但是，到了一八七二年十月底，巴黎大主教已掌控了整件事，選擇在蒙馬特山頂興建聖心堂，因為聖殿必須蓋在此地才能象徵性地支配整個巴黎。因該址有一部分為公地，教會須取得政府的同意或積極支持方能成事。政府當時正考慮在那裡建造軍事堡壘。大主教告訴當局，軍事堡壘可能引起民眾的強烈反感，而他提議的工程則比較不會冒犯民眾，是較穩健的做法。梯也爾和他的部長們顯然相信了意識形態防禦優於軍事防禦的說詞，於是鼓勵大主教正式提出其計畫。大主教在一八七三年三月五日的信中做了此事。36他要求政府特別立法，宣布建造聖心堂是公共工程。如此一來，政府便能引用徵收法取得聖心堂的建築用地。

特別立法違反長期以來支持政教分離的民意。但天主教保守派當時支持聖心堂計畫的力量相當強大。梯也爾使出拖字訣，但很快便證明徒勞。君主派認為他們當權的時機已臻成熟。五月二十四日，君主派把梯也爾趕下臺，換上極保守的保皇派人士麥馬洪元帥（Marshal MacMahon）。不過是兩年前，麥馬洪才帶領凡爾賽軍隊血腥鎮壓巴黎公社。法國再度陷入政治動亂，君主制復辟看來迫在眉睫。

麥馬洪政府迅速就特別立法提出報告，這是它建立道德秩序統治的行動之一。在這種體制中，掌握財富和特權的人（維護社會秩序因此攸關他們的切身利益）將接受君主的領導並與教會權威結盟，有權利也有義務保護法國免受未久前發生的那種社會動亂危害，從而防止國家墜入無政府的深淵。教會動員人力參與大型集會，作為重建道德秩序感的部分活動。最大一次集會於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巴萊勒毛尼舉行。三萬名朝聖者（包括五十名國民議會議員）前往當地，公開將自己奉獻給聖心。37

正是在這種氣氛中，負責研究特別立法的委員會（當中四分之一成員參與了建造聖心堂的誓約）七月十一日向國民議會提交報告。該委員會認為建造贖罪聖殿無疑是公共工程，而選址於蒙馬特山頂，使所有人都能看到它是正確和適當的，因為那裡是殉道者（包括最近犧牲的人）流血的地方。「賴此一贖罪工程、抹去令我們悲痛不已的罪惡」是必要的，而法國「受苦甚深」之後，必須「懇求上帝的保護和恩寵；上帝按照祂的意願決定是否給予保護和恩寵，決定成功或失敗。」38

七月二十二和二十三日的議會辯論，有一部分圍繞著立法技術問題，以及此次立法對國家與教會關係的含義。天主教強硬派不顧一切提議要更多。他們希望國民議會正式表態，支持一項「不但抗議巴黎公社武裝鬥爭，也象徵安撫與和諧」的國家工程。這項修正案遭否決，但建造聖心堂的法案以二百四十四票的壓倒性優勢通過。

辯論中唯一的異議，來自代表巴黎的一位激進共和派人士：

巴黎是自由思想和革命的源頭，你們想在巴黎的制高點蓋一座天主教紀念性建築，在想什麼呢？你們是在紀念教會戰勝了革命。沒錯，你們想消滅你們稱為革命瘟疫的東西。你們想復興天主教信仰，因為你們與現代精神為敵。……我了解巴黎人的感受，我和他們一樣感染了革命瘟疫，我可以告訴你們，你們虛矯的信仰無法教化巴黎人，他們只會對你們更反感。……你們不但無法教化我們，還會把我們推向自由思想，推向革命。人們一旦看到君主派、看到革命敵人的這些表現，將會認為天主教與君主制是一體的，反對其中一個就會一併反對另一個。39

在法律賦予了徵收權的情況下，負責促進聖心堂建造計畫的委員會取得了蒙馬特山頂的土地。他們向已承諾捐款的人收錢，並著手募集更多資金，以便聖心堂能一如推動工程的理念那麼偉大。當局舉辦了聖心堂設計比賽。這座聖殿必須宏偉堂皇，符合基督教傳統，但必須與第二帝國時期建造的「讚美邪惡且不虔誠的紀念性建築」截然不同。設計比賽吸引了七十八組參賽作品，它們公開展出，最後由建築師阿巴迪（Abadie）的設計勝出。40評選委員會非常喜歡這款設計壯麗的圓頂、純淨的白色大理石，以及簡樸的細節——還有什麼比這樣的設計更異於浮華到令人反感的巴黎歌劇院呢？

到了一八七五年春，萬事俱備，只差破土。但是，巴黎的激進派和共和派顯然並未真正悔悟。大主教抱怨建造聖心堂被視為挑釁行為，被視為企圖埋葬一七八九年的原則。大主教說，如果那些原則剛好死去而且被埋葬了，他不會祈求它們復活。這些觀點引發了可悲的爭論，而大主教發現自己無法置身事外。他發出公告，對「宗教的敵人」敵視聖心堂建造計畫表示震驚。他聲明，有些人竟敢對出於信仰和虔誠的思想作政治詮釋，這是不可容忍的。大主教向他的讀者保證：「我們建造聖心堂的靈感，與政治毫無關係，反而是因為深信政治無力處理國家的災禍。這些災禍的根源是道德和宗教上的，因此必須在道德和宗教上尋求解藥。」他且表示，這項工程不能理解為政治運作，因為政治旨在製造分裂，「而我們的工作是以聯合所有人為目標。……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社會和解」。41

此時顯然處於守勢的政府緊張不已，擔心聖心堂舉行的盛大奠基儀式會引發難堪的對抗場面。政府規勸相關方面謹慎行事。聖心堂委員會必須設法以不至於太挑釁的方式替工程奠基。教宗伸出援手，宣布奠基當天為全體天主教徒的聖心奉獻日。在這種掩護下，規模大大縮裁的奠基儀式得以順利完成。工程終於展開了。高盧悔罪正以物質象徵形式在進行著。

聖心堂從奠基到一九一九年祝聖啟用的四十年間，也出現了許多麻煩。蒙馬特山丘因為多年開採石膏，地基變得不穩，在其山頂蓋這麼大一座教堂必須克服許多技術難題。建造成本大幅增加，而隨著聖心崇拜的熱情消退，工程出現了財務困難。政治爭議也在持續。聖心堂委員會很早便擬訂了各種鼓勵捐款的方法。個人和家族可以捐助石材，在那裡，聖心堂的訪客可以看到許多石頭上刻著捐贈者的名字。當局也鼓勵各地區及組織認捐各個小禮拜堂。國民議會、軍隊和教會的成員都以這種方式捐助工程。各間小禮拜堂各有自身的意義。

例如在地下的小禮拜堂中有一座「耶穌師長」（Jesus—Enseignant），如羅奧弗勒所言：「法國的大罪之一，是愚蠢地發明了沒有上帝的學校教育。」42一八七一年之後，在保護教會教育權的激烈鬥爭中落後的一方，便會捐錢贊助這座小禮拜堂。在它旁邊，也就是地下室最遠的那邊，接近以前薔薇街通過的路線，則是名為「耶穌工人」（Jesus—Ouvrier）的小禮拜堂。天主教工人想捐款建造他們自己的小禮拜堂，在某些人看來這是相當值得欣喜的事。勒讓提寫道，這不但顯示工人希望「抗議一大部分勞動階級正墜入的那種可怕的不虔誠狀態」，還說明他們決心抵制「那個不虔誠、惡魔般的團體，它幾乎正在讓整個歐洲成為它的奴隸和受害者。」43他講的團體無疑是指國際工人協會，而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的資產階級圈子裡，人們普遍認為巴黎公社是受國際工人協會這個「惡魔般團體」的惡劣影響（但這觀點是錯誤的）。不過，世事的意外轉折往往造成歷史的諷刺：耶穌工人禮拜堂幾乎剛好座落於「瓦爾蘭像耶穌那樣受難」之處。因此，這座矗立於高處的聖殿在紀念不久前遇害的兩位右派烈士之餘，無意中在其地底深處紀念了一位左派烈士。

勒讓提對這一切的理解其實有些扭曲。在巴黎公社的最後日子裡，一位名為穆恩（Albert de Munn）的年輕天主教徒沮喪地看著公社成員被帶走殺害。他震驚之餘，不禁思索「合法組成的社會對這些人做了些什麼」，結論是這些人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是富裕階級的冷漠造成的。一八七二年春，他進入富裕階級憎惡的貝爾維爾中心區，成立他的第一間「工人俱樂部」。44這標誌著法國開始出現一種新的天主教組織——這種組織力求憑賴社會行動照顧工人的物質和靈性需求，與位居聖心運動核心、主張教宗至上的天主教強硬派截然不同。正是經由這種新組織，工人的小額捐款開始流向在蒙馬特山頂建造聖心堂的工程。

但聖心堂工程面臨愈來愈艱難的政治局勢。法國最終還是通過了一部共和憲法（主要是因為君主派的強硬態度），如今因通訊變得便利、教育普及，加之產業發展，法國已堅定地走在現代化的路上。這個國家接受了溫和的共和主義，對支配一八七一年選出的國民議會那一種保守君主主義備感幻滅。在巴黎，「不臣服的」貝爾維爾人和他們在蒙馬特和維萊特的鄰居振作了起來，提出自己的主張，遠比梯也爾當初預期的更快。他們要求特赦流亡公社成員的呼聲愈趨強烈，對將矗立於巴黎的聖心堂之憎恨也與日俱增（圖4.13）。反對建造聖心堂的行動愈來愈有力。

一八八○年八月三日，巴黎市議會收到了如下建議：「在屬於巴黎市的土地上，於蒙馬特山頂、聖心堂前面，立起巨大的自由神像。」當時的法國共和派以美國為模範社會，認為美國在沒有君主制和其他封建形式的情況下運作得非常好。法國共和派當時正募款建造一座自由神像送給美國（也就是如今矗立於紐約港的那座自由女神像），藉此向法國人宣傳美國的模範，以及表達他們對自由、共和與民主等原則的深刻感情。向市議會請願的人表示：為什麼不用類似的紀念性建築遮掩令人厭惡的聖心堂呢？45

共和派表示，無論另一方怎麼說，聖心堂都象徵右派的偏狹和狂熱——它羞辱文明、敵視現代原則、緬懷過去，是一個全法國的恥辱標記。巴黎人看來決心表明自己對堅持一七八九年的原則毫無悔意，決心建一座之前大主教認為是「讚美邪惡和不虔誠」的紀念性建築，藉此遮掩他們眼中「天主教盲信」的象徵。到了十月七日，市議會改變了戰術。市議員指聖心堂「不斷挑起內戰」，以六十一票對三票決定要求政府廢除一八七三年認定聖心堂為公共工程的法律，並利用因此回歸公有的土地建造真正具有全國意義的建築。市議會俐落地避開了如何賠償聖心堂捐助人的問題（此時聖心堂還沒真正蓋起來），將其建議提交給政府。一八八二年夏天，法國下議院開始討論巴黎市議會的提案。

吉伯大主教再次被迫為聖心堂工程公開辯護。此時民眾對反對聖心堂的論點已經耳熟能詳，而吉伯提出的反駁也是人們熟悉的。他堅持工程不是出於政治考量，而是出於基督教和愛國情感。對那些反對聖心堂贖罪性質的人，吉伯的答覆很簡單：無論何時，沒有人可以認為自己的國家是永不犯錯的。至於聖心崇拜是否適當，他認為只有教會內部人士有權判斷。對於有人認為聖心堂是在挑起內戰，吉伯這麼說：「基督教堂曾經造成內戰或暴動嗎？常上教堂的人難道易受煽動去做違法的事嗎？你能在不時困擾我國城市的混亂和暴力場面中，找到常上教堂的人嗎？」他還說，拿破崙一世曾想在蒙馬特蓋一座和平教堂，「如今終於真的在蓋和平教堂的是我們。」46

他也指出終止工程的負面影響。停建聖心堂將嚴重傷害基督徒的感情，並造成不和。他說，如果這種宗教事業受政府一時的政治想法支配，無疑將立下惡劣的先例（他對一八七三年特別立法的先例倒是完全不以為意）。除此之外，終止工程還涉及複雜的賠償問題：不但須賠償捐款人，還須賠償已經完成的工程。最後他還指出，聖心堂工程為六百個家庭提供工作，剝奪「巴黎這個重要的就業來源委實不人道。」

這些論點對下議院中的巴黎代表毫無說服力。一八八二年時，法國下議院以主張改革的共和派為主，包括來自貝爾維爾的甘必大（Gambetta）和來自蒙馬特的克列孟梭（Clemenceau）。此事在議會引發激烈辯論。政府宣稱它堅決反對一八七三的特別立法，但同樣反對廢除該法律，因為國家將必須為此賠償教會一千兩百萬法郎。為了化解左派明顯的憤怒，主管此事的官員表示，如果廢除那條法律，大主教將卸下建造聖心堂的艱鉅任務，而教會將獲得巨款從事宣傳工作，「其效果將遠大於主張廢法的人反對的聖心堂工程。」

但是，激進共和派並不打算視聖心堂為大白象工程。他們也不想賠款。他們決心廢掉被他們視為象徵虔誠教權主義的可惡聖心堂，以一座紀念自由思想的建築取而代之。激進共和派認為內戰的責任完全在於君主派和他們的天主教強硬派盟友。

克列孟梭提出了激進派的論點。他宣稱一八七三年那條法律是一種羞辱，是當年的國民議會試圖將聖心崇拜強加於法國的舉動，而這是因為「我們過去和現在一直為人權奮鬥，因為我們發起了法國大革命。」他指那條法律是教會反動的產物，是企圖污辱革命的法國，「迫使我們乞求教會寬恕，只是因為我們不斷奮鬥以求壓倒教會，藉此實踐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他宣稱：「我們必須以政治行動回應政治行動。」如果不這麼做，法國將處於不可容忍的聖心召喚下。47

克列孟梭以這種激情的演講煽動了法國人的反教權情緒。下議院以二六一對一九九票通過廢除一八七三年那條法律。還沒蓋起來的聖心堂看來就要塌了。

但技術問題救了聖心堂。下議院因為太晚表決，結果未能符合頒布法律必須滿足的所有形式要求。政府因為真心害怕此事涉及的代價和責任，暗中運作阻止該法案重新提出，而下議院在下一會期也就忙於處理其他重要且急迫得多的事務。巴黎共和派在議會獲得僅具象徵意義的慘勝。巴黎大主教鬆了一口氣，加緊推動聖心堂工程。

但爭議並未就此平息。一八九七年二月，反聖心堂動議在議會再度被提出。48當時反教權共和派勢力已大有成長，正以一個活力充沛、聲勢日大的社會主義政黨推動勞動階級運動。不過，蒙馬特山頂的工程同樣大有進展。聖心堂內部已經啟用，一八九一年開放作禮拜之用，而大圓頂也瀕臨竣工（圓頂上的十字架一八九九年正式獲祝福）。雖然聖心堂仍被視為「挑起內戰」之物，現在要拆掉如此巨大的建築也是很嚇人的想法。此時挺身而出、捍衛聖心堂的正是我們稍早提到的穆恩，他那一派的天主教徒已經明白，與勢力日衰的君主派區隔是好事。教會開始學到教訓，而聖心崇拜也開始因應社會局勢的變化，獲得了嶄新意義。到了一八九九年，比較有改革意識的教宗將聖心崇拜奉獻給種族和諧、社會正義與和解的理想。

但議會中的社會主義代表卻不以為然，認為教會只是在耍一些收編的把戲。即使工程幾乎已經完成，即使國家必須為此動用三千萬法郎賠償八百萬名捐款人，他們仍堅持拆掉聖心堂這個令人憎恨的象徵物。但多數議員想到這種後果不免害怕，結果動議以三二二對一九六票遭否決。

這是聖心堂最後一次受官方行動威脅。圓頂一八九九年完成後，人們的注意力轉向建造鐘樓的工程，而鐘樓終於在一九一二年落成。到了一九一四年春，萬事俱備，只欠祝聖。當局預定於十月十七日替聖心堂正式祝聖，但因為法德再次爆發戰爭而耽擱。血腥的戰爭結束後，聖心堂才終於正式祝聖啟用。克列孟梭為此發表了激昂演說，勝利的法國歡樂地慶祝聖心堂落成；這座紀念性建築是在一個世代前，法國對德作戰慘敗時的構思，此時對法國人別具意義。高盧悔罪終於得到了報答。

這段多災多難的歷史迄今仍有微弱的迴響。例如一九七一年二月，一些示威者在警察追捕下躲進了聖心堂。他們堅守據點，呼籲他們的激進同志加入，一起占領聖心堂；他們指出這座教堂「蓋在巴黎公社成員的屍體上，是為了抹殺人們對巴黎曾經紅旗飄揚的記憶。」激進分子縱火的古老傳說因此立即復活，顯然驚慌的院長找來警察阻止縱火。警方以非常野蠻的手段將「紅色分子」驅離聖心堂。巴黎公社的百年紀念就這麼完成了。事件的尾聲是一九七六年有人在聖心堂引爆炸彈，嚴重破壞其中一個圓頂。據稱在那一天前往拉雪茲神父公墓的訪客可以看到布朗基墓前放著一枝紅玫瑰。

羅奧弗勒亟欲在其他人「掘墓的地方放置搖籃」。但訪客看著外觀像陵墓的聖心堂，大有可能思索這裡埋葬了什麼。是一七八九年的精神？法蘭西的罪惡？天主教強硬派與反動君主派的聯盟？勒孔特和克萊蒙托馬那些烈士的鮮血？還是瓦爾蘭與一同遇害的約兩萬名巴黎公社成員？

聖心堂將其祕密隱藏在陰冷的寂靜中。活著的人必須認識這段歷史，了解前人為何堅持要在這裡蓋這座美侖美奐的教堂，以及為何有人堅決反對，才能真正發掘出埋藏在這裡的祕密，從死寂的墓穴裡解救出豐富的體驗，將它轉化為搖籃喧嚷的起源。

評　註
Commentary

了解都市化不能只靠分析資本的流動或人群的遷移。公民身分、歸屬、異化、團結、階級和其他形式的集體政治，對親密空間、社會關係空間和公共功能空間之產生了關鍵作用。移動、相遇、衝突和政治對抗對都市過程同樣重要。城市中發生的許多事情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我寫這篇關於聖心堂的文章時，看了很多狄更斯的作品（我小時候對自己被迫看他的作品感到很厭惡！），對他能栩栩如生地表現城市生活的感覺、氣味和活動大為欽佩。我覺得自己似乎應該在我有關城市的著述中加入類似的東西，作為資本論述的補充。一九七六／七七年，我獲得古根漢研究獎（Guggenheim Fellowship）前往巴黎，表面上是要研究馬克思理論。在巴黎期間，我對蒙馬特山頂那座建築的起源感到好奇，也想知道為什麼我置身其中會感到毛骨悚然。我決定去了解那裡埋葬了哪些幽靈。我發現愈多，愈是沉迷。這不但促使我寫了這篇文章，還使我決定在巴黎研究理論之餘，也要了解第二帝國時期奧斯曼改造巴黎時發生了什麼事。本章的第一個版本一九七九年完成。我寫得很開心。在生活冷酷、政治已死的情況下，寫作賦予我活力和生趣。

這些研究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框架，可以促成一種對話：一邊是歷史和理論，另一邊是馬克思和歷史地理學。我抵達巴黎時，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該如何理解有一套想法，離開時則帶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巴黎公社的歷史對馬克思有關我們應該如何塑造替代體制的想法有重大影響，無疑也影響了我的想法（迄今仍有影響）。深入研究巴黎公社的歷史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羅斯（Kristin Ross）近作《公社的享受：巴黎公社的政治想像》（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探索了它持久的意義。本文的修訂版收入了我二○○三年出版的著作《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這本書和《資本的極限》（The Limits to Capital）記錄了我這段時期的研究結果。

第五章

時空壓縮與後現代狀況

空間和時間的運用與意義，如何隨著世界從福特主義（Fordism）轉向彈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而改變？我想指出，近二十年來，我們經歷了一段強烈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時期，而它對政治經濟實踐、階級權力格局乃至於文化及社會生活已產生了一種令人迷惘且具破壞性的影響。雖然做歷史類比總是危險的，我認為這種情況毫不意外：後現代感性相當地同情二十世紀初某些混亂迷惘的政治、文化和哲學運動（例如發生在維也納的若干運動），當時的時空壓縮感也特別強烈。我也注意到，約從一九七○年起，地緣政治理論和地方的美學再度吸引愈來愈多人關注，也有愈來愈多人願意重新全面思考空間性（spatiality）問題（甚至是在社會理論中）。1

世界從福特主義轉向彈性積累，一部分是藉由生產領域中迅速運用新的組織形式和新的技術而達成。雖然後者可能是源自追求軍事優勢的努力，其應用乃是避開福特主義的僵化以及加快資本周轉速度密切相關，而加快周轉速度是為解決福特主義——凱因斯主義的問題；這些問題一九七三年大爆發，造成公開的危機。生產方面的加速是憑賴垂直方向分解的組織方式轉變（例如分包、外包）來達致的；這種轉變扭轉了福特主義的垂直整合傾向，愈來愈多的生產方式，即使面臨金融集中度與日俱增的趨勢。其他的組織方式轉變（例如降低庫存的「即時制」物流系統）配合新的電子控制技術與小批量生產方式等，縮短了許多生產領域（電子、機械工具、汽車、營建、服飾等等）的周轉時間。對勞工而言，這全都意味著勞動過程的強烈程度增加（勞動過程加速），而且為了滿足新的勞動需求，去技能化與重新技能化的速度也必須加速。

加快生產中的資本周轉速度，有賴同時加速交換和消費。通訊和資訊系統的進步，加上配銷的合理化技術（包裝、庫存控管、貨櫃化、市場反饋等等），使商品得以在市場體系中加速流通。電子銀行和塑膠貨幣之類的創新則提升了貨幣回流的效率。在電腦化交易協助下，金融服務與市場運轉的速度也加快了，結果全球股票市場令「二十四小時變成一段漫長的時間」。

在消費領域的眾多發展當中，有兩項特別重要。首先，動員大眾（而非菁英）市場中的時尚力量，成為加快消費速度的一種手段——不但服裝、飾品和裝潢如此，生活風格和娛樂方面的各種活動（休閒與運動習慣、流行音樂風格、電子與兒童遊戲之類）亦不例外。第二種趨勢是從著重物質商品消費轉向了著重服務消費——不僅個人、商業、教育和醫療服務，還包括了娛樂、奇觀、即興表演與消遣等等。此類服務（參觀博物館、聽搖滾演唱會、看電影、聽演講或是上健身房）的「壽命」雖然難以估算，但無疑比汽車或洗衣機短得多。如果物質商品的積累和周轉受到各式限制（即使伊美黛．馬可仕可以擁有六千雙鞋子），資本家提供各種極短暫的服務來供人們消費就大有道理了。這種追求可能正是一九六○年代中期以降，資本主義迅速穿透若干文化生產領域的根本原因，而曼德爾（Ernest Mandel）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都注意到這樣的趨勢。2

在資本周轉普遍加速造成的無數種後果中，我將集中關注那些對後現代思考、感受和行為方式有特殊影響的後果。

第一個主要後果是突顯了時尚、產品、生產技術、勞動過程、觀念與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既有常規的易變性與短暫性。世人幾乎不曾如此普遍感受到「堅固的東西全都化作了輕煙」（這可能正是此一主題近年產生眾多著作的理由）。這對勞動市場和勞動技能的影響卓著，而我在這裡想探討的是整個社會受到的廣泛影響。

在商品生產領域裡，主要影響是突顯即時性（立即食品、速食和其他即時滿足）和可棄性（使用一次即可丟棄的杯盤、餐具、包裝、餐巾與服飾之類）的價值與優點。作家托佛勒（Alvin Toffler）將這種社會稱為「拋棄式社會」3，其動態在一九六○年代開始變得明顯。在此種社會中，人們不但隨意丟棄生產出來的產品（造成嚴重的廢棄物處理問題），還可以拋棄價值觀、生活方式、穩定的關係以及對東西、建築物、地方、族群和行為標準的感情。「大社會裡加速的驅動力」與「個人一般日常經驗」碰撞，隨即產生這些明確的效應。4經由這種機制（它們被證實得以十分有效地加快消費中的商品周轉速度），個人被迫處理可棄性、新奇性和未來很多東西可能即時報廢的問題。

「相對於變化速度沒那麼快的社會中的生活，任何一段時間裡都有更多情況流經過此一管道，而這意味著人類心理發生深刻的變化。」托佛勒又接著指出，這種變動不居的狀態造成「公共和個人價值體系結構的一種暫時性」，進而成為分裂的社會中「共識崩解」和價值觀多樣化的背景。光是商品方面綿密不輟的刺激，便已造成嚴重的感官超載問題，足以讓齊美爾（Georg Simmel）二十世紀初剖析的現代都市生活問題顯得無足輕重。但是，恰恰因為這類轉變的性質相仿，人們的心理反應大致還在齊美爾辨析出來的心理反應範圍內，包括隔絕感官刺激，否定刺激和培養漠不關心的態度（blasé attitude），短視的專業化，回到昔日的形象中（紀念物、博物館和遺跡因而十分重要），以及過度簡化（出現在自我表現或對於事件的解釋中）。在這方面，經驗到時空壓縮的托佛勒呼應齊美爾的思想，而後者的想法形成於逾七十年之前相仿的創傷時刻——這一點無疑饒富啟迪意義。5

這種變動不居的狀態當然令所有長期規畫作業都變得極度困難。事實上，學會正確處理波動性（Volatility）跟加快周轉速度同樣重要。換句話說，眼前有兩條路可以走：學會靈活應變、快速適應市場的變化，又或者主動掌控波動性。第一種策略主要傾向進行短期而非長期的規畫，同時培養某些技能以便盡可能把握短期獲利的機會。這是近來美國管理模式惡名昭彰的一種特色。企業管理高層的平均任期已縮短至僅僅五年，名義上從事生產業務的公司經常藉併購或是金融、外匯操作尋求短期獲利。這種環境下的管理績效壓力相當大，因此產生許多副作用，例如所謂的「雅痞感冒」（有才幹的人因為心理壓力而感覺無力，出現類似感冒的持久症狀）和某些金融業者的瘋狂生活方式（他們工作成癮，工時長得嚇人，不時出現權力衝動，精神狀態很像詹明信描述的那種精神分裂情形）。

另一方面，控制或積極干預波動性，涉及操控品味和輿論，故而有如下兩種方法：一是當所謂的時尚教主，二是令市場充斥著某些形象，藉此塑造波動性以滿足特定的目的。此兩種方法都涉及了建構新的符號系統和意象，而這本身是後現代狀況的一個重要面向，必須從幾個不同角度加以檢視。首先，廣告和媒體形象如今在文化實踐上發揮了一種強大的融合作用，在資本主義成長動態中的重要性大增。此外，廣告操作也不再基於一般意義上的告知或推銷概念，而是愈來愈傾向利用可能與商品毫無關係的形象來操控大眾的慾望和品味。現代廣告經常直接訴諸金錢、性和權力這三個主題，因此如果拿掉這些內容，幾乎就沒剩下什麼東西了。此外，在某種意義上，形象本身變成了商品。這現象促使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提出了這種論點：馬克思對商品生產的分析過時了，因為資本主義現在關注的主要是符號、形象和符號系統的生產，而不是商品本身的生產。6布希亞指出的轉變有其重要意義，但我們其實不難延伸馬克思的商品生產理論來處理這種轉變。當然，形象的生產和行銷系統確實有一些必須重視的特點（一如土地、公共財和勞動力市場）。某些形象的消費周轉時間確實可以非常短（接近馬克思認為最有利於資本流通的「瞬間」標準）。許多形象也可以立即跨越空間大量銷售。在加快周轉時間（和克服空間障礙）的壓力下，站在資本積累的角度，最短暫的那種形象得以商品化看來是天賜大禮，尤其是在解決過度積累問題的其他方法看來不管用時。短暫性和可以跨空間即時傳播的特質因此成了資本家出於自身目的而探索與挪用的好東西。

但是，形象也必須發揮若干其他功能。企業、政府、政界和知識界領袖莫不重視一種穩定（但充滿活力）的形象，並將之視其為他們威望和權力光環的一部分。如今政治媒介化（mediatisation）已相當普遍。這實際上已經成為一些短暫、淺薄和虛幻的手段，被個人主義過客社會用來表達它對共同價值觀的懷舊之情。只有相當世故的人才能創造並行銷這些象徵著恆久和權力的形象，因為這種形象必須保留其持續性和穩定性，同時強調形象背後的人或事物的適應力、靈活性和活力。此外，形象在競爭中變得極其重要——除了名字和品牌為人所知十分重要外，也因為形象令人聯想到「體面」、「優質」、「名望」、「可靠」和「創新」之類的特質。形象建構方面的競爭已成為企業間競爭的關鍵一環。因為一旦成功便可以得到極大的利益，投資在形象建構上（贊助藝術、展覽、電視節目、新建築，以及直效行銷）變得一如投資在廠房和設備上那麼重要。形象有助於在市場中確立一種身分，包括在勞動市場。建立一種形象（靠購買某種符號系統，例如名牌服飾或形象適合的汽車）已成為在勞動市場表現自我的至為重要之事，進而成為對追求個人身分、自我實現和人生意義格外重要的事。這種好笑但悲哀的追求非常普遍。加州某公司生產汽車電話的仿製品看起來就跟真的一樣；該產品大為暢銷，因為很許多人迫切希望花一點錢購買一種可以讓自己顯得位高權重的東西。《國際先鋒論壇報》的報導指出，個人形象顧問在紐約市已成為一筆大生意，因為這裡每年有約一百萬人報讀這種業者提供的課程，而業者自稱是「形象組合者」、「形象建構者」、「形象設計師」或「形象創造者」。一名形象顧問說：「現在人們看到你，只需十分之一秒就能決定他們對你的看法。」另一名形象顧問的口號則是「裝久就成真」。

當然，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財富、地位、名望和權力的象徵符號一直都很重要，但這種符號的運用如今應該遠比以前普遍。戰後的福特主義繁榮期創造出愈來愈多物質財富，以下問題循此而生：如何將日增的所得轉化為有效需求，滿足青年、女性和勞動階級各種愈來愈強烈的渴望？既然已經有能力大致隨心所欲地將形象當作商品那樣來生產，資本積累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建立在純粹的形象生產和行銷上。如此一來，這種形象短暫性的一部分原因可以被理解為，受壓迫的各種群體努力建立自己的身分認同（包括替自己創造某種街頭文化、音樂風格和流行時尚），而有心人迫不及待將這種創新轉化為商業利益（一九六○年代末的倫敦卡納比街即是傑出的開創者）。結果，我們有如生活在充滿瞬間製造的形象的那種世界裡，體會到感官超載的心理衝擊，類似齊美爾和托佛勒注意到的那種影響，但作用則是加倍的。

生產和再生產這種形象所需的材料如若並非唾手可得，材料本身便已成為創新的焦點——形象可以複製得愈好，形象生產的潛在大眾市場愈大。這本身是個重要問題，促使我們較明確地思考後現代主義中「擬仿」（simulacrum）的作用。「擬仿」是指一種複製技術近乎完美，以致原物與複製品幾乎無法區分的狀態。拜現代技術之賜，如今要以擬仿方式生產形象相對容易多了。因為身分愈來愈倚賴形象，連續和重複複製（個人、企業、機構和政治）身分已經成為一種非常實在的可能性與真實的問題。我們無疑可以看到這種情況在政治領域裡產生作用，因為形象製造者和媒體如今在政治身分的塑造上正發揮了更強大的影響力。但除此之外，擬仿也在許多更明確的領域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們利用現代建築材料可以相當精確地複製古代建築，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古董和其他藝術品也完全有可能複製出來，高級贗品因此在藝術收藏界成了嚴重問題。因此，我們不但有能力透過電視螢幕不拘一格地同時呈現來自過去或其他地方的各種形象，甚至有能力將這些形象轉化為人造環境、事件和奇觀之類的物質擬仿物，而這些擬仿物在許多方面與原物完全一樣。當仿製品變得真實、真品具有仿製品的許多特質時，文化形式將受到怎樣的影響？這是我們稍後將討論的問題。

「形象生產業」中普遍的勞動條件和組織方式也相當特別。畢竟這種產業須倚賴直接生產者的創新力量。直接生產者的生計相當不穩定，好在一旦成功便能得到極豐厚的報酬，而且表面看來至少可以在某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勞動過程和創造力。事實上，文化作品的成長相當驚人。泰勒（Brandon Taylor）比較了紐約一九四五年的藝術市場狀況（只有寥寥數家畫廊，經常辦展覽的藝術家不超過二十位）、巴黎十九世紀中期（巴黎和鄰近地區活躍的藝術家約有兩千名），以及紐約最近的情況（紐約地區的職業藝術家約有十五萬名，他們的作品在約六百八十家畫廊展出，十年間生產超過一千五百萬件藝術品，遠遠超過十九世紀末巴黎的二十萬件）。7雖然規模驚人，泰勒提到的還只是文化生產的一小部分，尚未計入在地表演者、平面設計師、在街頭和酒吧表演的樂師、攝影師，以及已建立一定地位的藝術、音樂和戲劇等等的學校。但是，規模比這大得多的是貝爾（Daniel Bell）所稱的「文化大眾」（the cultural mass）8，其定義為：

並非文化的創造者，而是傳播者：那些在高等教育界、出版界、雜誌社、廣播媒體、劇場和博物館工作的人，他們處理嚴肅文化產品，影響大眾對這些產品的反應。它本身大到足以成為一個文化、書籍、印刷品和嚴肅音樂錄製品的市場。它也是由作家、雜誌編輯、電影製作人和音樂家之類的人組成的群體，為大眾文化受眾生產通俗的材料。

這整個產業專門生產和行銷各種形象，致力加快周轉速度。在這個產業裡，名聲可以驟然產生也可以一夜喪失，財力雄厚者毫不含糊地發揮了影響力，往往個人化的強勁創造力投入了系列化和重複的大眾文化大染缸裡。它是流行時尚的組織者，對現代性相關體驗一直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它成為一種社會手段，產生那種時程崩解感（sense of collapsing time horizons），而它又相當熱切地去利用這種感覺。

像托佛勒《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這樣的作品會流行起來，正是因為它極有先見之明，察覺到了未來正迅速體現在當前。也是因為如此，某些事物之間的文化差別瓦解了，例如「科幻」小說與「常規」小說變得難以區分（譬如湯瑪斯．品瓊和多麗絲．萊辛的作品），而消遣娛樂電影則與未來主義世界電影彼此融合。我們可以將詹明信強調的後現代性精神分裂的面向，與生產、交換和消費中的周轉加速聯繫起來；這種加速導致未來感的喪失，除非未來能夠體現在當前。波動性和短暫性也令人難以維持牢固的連續感。過去的經驗被壓縮到某種勢不可擋的現在之中。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如此描述他從事的小說寫作所受的影響：9

現在寫長篇小說或許是矛盾的：時間這個維度已經裂解為碎片，我們只能在時間的碎片裡生活或思考，而這些碎片沿著自身的軌跡運行，瞬間消失。我們只能在歷史上一段時期的小說中重新發現時間的連續性，那時時間看來既非靜止不動也非四分五裂，但那段時期只有不到一百年。

從不畏懼誇大的布希亞認為，美國社會因為太過沉迷於速度、運動（motion）、電影形象和技術修補手段，結果造成了一種解釋邏輯的危機。10他認為，這代表「效果戰勝了原由，瞬間戰勝了永恆，淺薄和徹底客觀化戰勝了激情的深度。」這當然就是一種能讓解構主義盛行其間的環境。如果在這種朝生暮死的碎片化世界之中不可能說出任何牢固恆久的話語，那為什麼不參與語言遊戲呢？從寫小說、哲學探索以至勞動或建造居所的經驗，每件事都須面對周轉時間加快、傳統或歷史流傳下來的價值觀迅速面臨淘汰的挑戰。一如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所言，一切事物中的「臨時契約」遂成為後現代生活的標誌。

但是，一如常見的反作用情況，世界陷入了短暫性漩渦也導致與此對立的情緒和傾向的大爆發。首先，各式各樣的技術手段被用以防範未來的衝擊。企業訴諸轉包或彈性雇用等手段，為未來市場變化將造成的雇用問題預先做好了準備。從玉米、豬肉、貨幣到政府公債都有期貨市場，而各種暫時的、浮動的債務都可以「證券化」——由此可見，將未來折算到現在的技術已經相當發達。利用各種保險合約防範未來的各種波動，也遠比從前來得容易。

此外，還出現了一些較深刻的意義和詮釋問題。短暫性愈強，發現可能藏在其中的某種永恆真理（找不到便設法創造）的需求愈迫切。這方面的例子包括自一九六○年代末以降大大增強的宗教復興趨勢，以及政治上對真實性和威信的追求（其特徵包括強調國族主義、本土主義，以及敬仰具尼采式「權力意志」的魅力型「多面人」）。世人對基本組織（例如家庭和社群）的興趣復甦，且努力尋找歷史根源，在在顯示了人們在變動不居的世界裡尋找相對牢靠的支柱和較持久的價值觀。例如羅伯格霍爾頓（Eugene Rochberg—Halton）一九七七年針對芝加哥北部的居民抽樣調查，發現家庭中實際重視的物品並非物質主義文化中「作為社經地位、年齡、性別之類的可靠指標」的「錢財戰利品」，而是一些工藝品，它們體現當事人「與親友的關係、寶貴的經驗和活動，以及關於人生裡重要事件及人物的記憶。」11照片、特別物件（例如鋼琴、時鐘和椅子）和事件（例如播放某段音樂、唱某一首歌）成為沉思回憶的焦點，進而產生一種在消費主義文化和時尚導致的感官超載以外的自我感。家庭成為防止時空壓縮蹂躪的私人博物館。值此同時，隨後現代主義宣稱的作者已死以及反氣韻藝術（anti—auratic art）在公共領域興起，藝術市場更強烈意識到藝術家簽名的壟斷力量，以及原真性與贗品的問題——雖然羅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那種作品本身只是複製拼湊出來的東西。後現代主義建築即使一如使用粉紅花崗岩的菲力普．強生（Philip Johnson）作品AT&T大樓那麼堅固，也須仰賴債務融資，建造在虛擬資本的基礎之上，且建築構思（至少就外部而言）傾向重視虛構（fiction）而非功能（function）——這種情況或許也是適切的。

空間調整的創傷也沒有比較輕。衛星通訊系統一九七○年代初開始投入使用，通訊的單位成本和所需時間因而變得與距離無關：跨越五百哩的衛星通訊，成本與跨越五千哩相同。商品的空運費用同樣也大幅降低，貨櫃化則降低了海運和公路運輸的成本。像德州儀器（TI）這樣的大型跨國企業如今可以在全球逾五十個地點，同時做財務、市場、投入成本、品質控管和勞動過程方面的決定，以維持各地廠房的運作。12拜電視普及和衛星通訊技術所賜，世人如今幾乎可以同時體驗從不同地方湧來的影像，世界的空間因此化為電視螢幕上的一系列影像。整個世界都能觀看奧運會、世界盃足球賽、獨裁政權倒臺、政治高峰會、致命的悲劇等等，而大眾觀光行程以及在壯觀景點拍攝的電影，則把各種對世界的模擬或間接體驗的經驗帶給許多人。因此一如其他東西，地方和空間的形象也都可以生產和短暫使用。

易言之，我們經歷了又一輪經由時間消滅空間的猛烈過程（這種過程在資本主義的動力中始終具有核心地位）。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解釋了他為何認為「全球村」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已成為交流通訊上的事實：

三千年來憑藉支離和機械技術爆炸性成長之後，西方世界眼下正在經歷內爆。在機械時代，我們於空間之中延伸了我們的身體。如今經歷逾一個世紀的電子技術後，我們又全面延伸了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因此在我們這個星球的範圍內廢除了空間與時間。

近年來，許多著作思考到此問題，並試著探索，作為社會生活物質化基礎及其有形維度的時間、空間一旦消失，到底會產生什麼文化後果；維希留（Paul Virilio）的《消失的美學》（L’Esthétique de la Disparition）即是一例。13

但是，空間障礙遭瓦解並不意味著空間的重要性正在減少。許多證據顯示情況恰恰相反，而這在資本主義歷史上並非頭一遭。在危機狀況導致競爭加劇之下，資本家被迫更注意相對位置優勢，而這恰恰是因為空間障礙減少使資本家得以非常有效地利用細微的空間差異。空間在勞動力供給、資源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小差異變得比以前更有意義。更強的空間控制能力成為階級鬥爭中更重要的武器。它成為一種強迫不馴服的勞工加快勞動並重新界定勞動技能的手段。地理上的移動能力和分散運作的做法，被用來對付向來集中在量產工廠中的工會勢力。資本外逃、某些地區的去工業化和另一些地區的工業化，以及傳統勞動階級社區的破壞（因此摧毀勞工在階級鬥爭中的權力基地），成為彈性積累環境下空間轉化的主題。14

隨著空間障礙減少，我們對世界空間當中所包含的東西比過去更敏感了。彈性積累往往利用各種看似偶然產生的地理條件，將它們重新建構為其自身涵蓋的邏輯的結構化內部元素。例如勞動控制模式和控制強度的地理差異，以及勞動力的素質和數量上的差異，如今對企業選址策略的意義便比以前大得多。新的產業群聚出現了，有時幾乎是無中生有（例如世界各地的「矽谷」），但更常見的是以某種既有技能和資源組合為基礎。「第三義大利（Third Italy）」（艾米利亞羅馬涅區）﹝Emilia—Romagna﹞立基於一個奇異的組合（合作式企業家精神、工匠人才，以及亟欲創造就業的共產黨執政的政府），將其成衣產業打進競爭激烈的世界經濟裡，取得驚人的成就。法蘭德斯（Franders）吸引外來資本的基礎，則是分散的、靈活且技能不差的勞工，以及對工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深懷的敵意。洛杉磯透過接受大量移民，引進了東南亞極成功的父權勞動體制，加州和南威爾斯則引進了日本和臺灣著名的家長式勞動控制。這些例子的故事各自不同，地理環境的獨特性因此看似具有空前巨大的意義。但諷刺的是，這種情況正是空間障礙遭到瓦解的結果。

雖然勞動控制始終至關緊要，在積累條件變得更具彈性的情況下，地理組織許多其他面向變成具有重要的新意義。因為需要精確的資訊和快速的通訊，金融和企業體系中所謂「世界城市」的角色變得更突出；這種世界城市是指一些具備衛星通訊設施、機場、固定通訊網路，以及能提供各種金融、法律、商業和基礎設施服務的中心城市。空間障礙的減少使得全球都市體系中的層級結構被確認與調整。一個地方能否提供特別的物質資源，乃至是否能稍微壓低成本，開始變得空前重要；市場品味的地方差異也變得相當重要，而如今廠商可藉由小批量生產和彈性設計，更加輕鬆地利用這種差異。創業能力、創投資本、科技知識和社會態度方面的地方差異也變得重要，而地方的影響力和權力網絡、地方統治菁英的積累策略（相對於國族國家的政策）涉入彈性積累體制中也更加深。

但是，這也突顯當代社會中空間角色變化的另一面向。如果資本家對構成世界地理的不同空間特質愈趨敏感，控制這些空間的人和勢力便有可能改變空間以便吸引高度流動的資本。例如地方統治菁英可利用各種策略吸引資本投入發展他們所掌控的空間，手段包括地方勞動力控制、提升勞動技能、提供基礎設施，以及制定針對性的賦稅政策和法規。因此，地方特質勢必在日增的「空間的抽象化」（abstractions of space）裡突顯出來。積極創造若干特色，在地區、城市、區域和國家的空間競爭中成為一件重要的事。統合主義（corporatist）治理形式可以在這種地方盛行，而在創造有利的商業環境和其他地方特質的過程中，它們本身也擔起了一些創業角色。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比較能夠理解世界各地的城市何以競相建立某種獨特的形象，以及致力創造某種地方氛圍和地方傳統以求吸引資本和「適切」人員（也就是有財有勢的人）。地方之間的競爭加劇，理論上應可在日益同質化的國際交換中創造更加多樣化的空間。但隨著這種競爭替積累體制打開了這些城市的大門，結果是製造出鮑約（C. Boyer）所稱的「遞歸（recursive）」和「系列化（serial）」的單調景象，「根據既有的形態或模式，在各城市製造出氛圍幾乎完全一樣的地方：紐約的南街海港，波士頓的昆西市場（Quincy Market），巴爾的摩的港灣區（Harborplace）」。15

順此我們便看到了核心矛盾：空間障礙愈不重要，資本對空間中的地方差異愈敏感，地方建立自身特色以吸引資本的誘因愈大。結果是在高度一體化的全球資本流動空間經濟中製造出分裂、焦慮不安，以及瞬息的不均等發展。資本主義歷史上知名的集中與分散之間的緊張關係，如今正以新的方式展現出來。工業生產極度分散和擴散的結果，是先進資本主義世界裡連環製造出來的購物中心幾乎每一個都銷售班尼頓（Benetton）和羅拉艾絲莉（Laura Ashley）的產品。新一輪的時空壓縮雖然能為某些地方提供生存機會，或為過度積累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但它製造出來的危險顯然一樣多。

去工業化、地方失業率上升、財政緊縮和註銷地方資產等等的貶值地理（geography of devaluation），確實是個悲傷的圖像。但我們至少可以看到這一切的邏輯：希望藉由擠進彈性的和移動能力較強的積累體制，為過度積累的問題找到解決方案。不過，我們也有先驗的理由（以及一些重要的有利證據）做此猜想：看來，經歷了最大程度的變動和分裂的區域，長期而言必將是最經得起創傷和貶值考驗的區域。許多跡象顯示，現在面臨小幅貶值，好過日後在正面成長機會嚴重受限的世界裡，為求生存而大幅貶值。如果不先經歷去工業化和貶值，再工業化和結構重整便不可能達成。

如果貨幣代表價值的方式不曾根本改變，上述的時空經驗轉變將不會具有意義或者產生任何衝擊。雖然貨幣長期以來具有支配性地位，但貨幣從來不是價值無可置疑的代表形式；事實上，貨幣的角色有時變得非常不明確，以至貨幣本身成為危險和不確定性的重要源頭。在二戰後重建秩序的過程中，主要國家為世界貨幣的問題建立了一個相當穩定的基礎。美元成為世界貿易的媒介，技術上以按固定價格兌換黃金的承諾為後盾，政治和經濟上則以美國生產體制的超強力量為後盾。美國生產體制的空間實際上成為國際價值的擔保者。但是，如前所述，福特主義─凱因斯主義體制崩解的一個標誌，是《布雷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崩解，也就是說，美元不再能按固定價格兌換黃金，世界轉為採用浮動匯率制度。上述的制度崩解之所以發生，部分原因在於資本積累造成的空間和時間向度變動。債務負擔不斷加重（尤其美國），以及在擴大積累的情況下，重構後的世界經濟空間產生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這些均與美國經濟擔當世界貨幣唯一擔保者的能力受損有重大關係。

而這對許多方面都產生影響。價值如今該以什麼形式代表、貨幣應該採用什麼形式，以及我們可用的各種貨幣形式可以肩負什麼意義，這些問題一直與我們近來關注的事物有相當直接的關係。自一九七三年以降，貨幣已經「去物質化（dematerialised）」，也就是貨幣不再與貴金屬或任何其他有形商品具有形式上或實質上的關係（雖然貴金屬仍是貨幣眾多可能形式之一）。貨幣也不再僅僅仰賴特定空間裡的生產活動。世界在歷史上第一次仰賴非物質形式的貨幣，也就是以數字代表的特定幣別（美元、日圓、德國馬克、英鎊等等）帳戶。不同貨幣之間的兌換價格一直十分波動。匯率波動可能造成巨額損失，而適時持有合適的貨幣則可以賺得可觀的財富。我持有什麼貨幣，跟我對哪些地方有信心直接相關，而這可能與各國不同制度的力量有關。制度的力量決定了國家在世界中的經濟競爭力，而因為資本可以靈活地跨空間積累，這種力量本身會快速改變。結果是支撐價值的空間變得與價值本身一樣不穩定。這個問題因為投機性資本轉移可不理會實際經濟力量和經濟表現，進而引發自我實現之預期而加重。金融系統脫離了有效生產以及貨幣的物質基礎，價值以這種貨幣形式作為代表是否可靠，因而頗有疑問。

貨幣（價值之度量）因為通貨膨脹而貶值的過程，最有力地彰顯了這些困難。在福特主義─凱因斯主義年代，通膨率相當穩定（通常為三％左右，極少超過5％），但自一九六九年起情況大變：所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膨率，在一九七○年代全都上升到雙位數。更慘的是，通膨率變得非常不穩定，無論是國家之間還是國家內部均是如此；所有人因此無法確定特定數量的貨幣一段時間後還有多大的真正價值（購買力）。

貨幣因此失去了儲存價值的作用，無論你想儲存多久（在一九七○年代，實質利率有幾年時間處於負數水準，也就是名目利率低於通膨率；這種情況導致儲蓄者損失他們想儲存的價值）。世人因此必須另找方法有效地儲存價值，某些資產（收藏品、藝術品、古董、房屋等）的價格因此飆漲。如果在一九七三年購入一幅竇加（Edgar Degas）或梵谷的畫作，隨後一段時間的資本利得無疑可以超過幾乎所有其他投資。事實上，一九七○年以來藝術市場的成長（以及它對作者簽名的關注）和文化生產強烈商業化的情況，可說與世人在一般貨幣形式出現顯著缺陷的情況下尋找其他方法儲存價值大有關係。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一九八○年代發生的商品價格飆漲和一般物價膨脹雖然一定程度上已經受到控制，問題卻絕非已解決。通貨膨脹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以色列等國家仍是嚴重問題（它們最近的通膨率全都達到三位數），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也仍舊面臨通膨威脅；無論如何，我們或許可以說：雖然商品和勞動市場的價格膨脹在一九八○年代初已經受到控制，但資產價格（房屋、藝術品和古董等）的膨脹起而代之。

貨幣不再能可靠地代表著價值，它本身即在先進資本主義中造成一場代表性的價值危機。這場危機因時空壓縮問題而加重，而它也顯著加重了時空壓縮問題。貨幣市場跨世界空間的快速波動、全球股票和金融市場中貨幣資本流動的驚人力量，以及貨幣代表的購買力波動不定，可以說，使得後現代政治經濟當中作為彼此相扣連之社會權力要素的貨幣、時間和空間的交集變得大有問題（這種交集本來就很有問題）。

此外，我們也不難看到這一切會如何造成一種相對普遍的價值代表危機。資本主義向來用以驗證和評估其行動的核心價值體系，如今、已經去物質化變動不定；時域（time horizons）正在崩解；而當我們評估事物的原因與效果、意義或價值時，已很難說明自己確切處於什麼空間。巴黎龐畢度中心一九八五年引人入勝的「無形（Immaterial）」展（李歐塔正是顧問之一），或許正是反映了資本積累變得靈活的情況下，價值的物質代表形式瓦解了，而所謂「時間和空間不再是人類思想和行動有意義的向度」（維希留的說法）到底是什麼意思，則令人困惑。

我認為有比這更實際的方法能夠用以評估空間和時間對後現代狀況的意義。例如我們能探討轉變中的空間、時間和貨幣經驗如何已形成一種獨特的物質基礎，支撐起了獨特的詮釋和再現系統，以及或許也為政治美學化的復興打通一條路。如果我們視文化為符號和涵義（包括語言）的複合體，而這些符號和涵義交織成社會價值觀和意義的傳播符碼，那麼我們至少可藉由體認貨幣和商品本身是文化符碼主要承載物這件事，開始闡明文化的複雜性。因為貨幣和商品、資本循環的關係極為密切，文化形式可說是牢牢根植於日常的資本日常循環的過程。因此，我們應該以日常的貨幣和商品經驗作為起點展開探討，無論一般人的經驗是否能提煉出特殊商品乃至整個符號系統、構成「高級」文化抑或我們已有評論依據的專門形象。

經由時間消滅空間（annihilation of space through time）已經根本地改變了進入日常再生產中的商品組合。無數的地方食物系統已經因為融入全球商品交換體系而經歷重組。例如在一九七○年的美國大城市，法國起司通常僅在少數幾家美食商店有售，但如今在美國各地都能買到。如果你覺得法國起司的例子太「高級」，我們可以看看啤酒的例子。傳統的區位理論認為啤酒消費應該是高度在地化的，但如今這種產品已經徹底國際化了。一九七○年的巴爾的摩基本上只供應一種（本地釀造的）啤酒，但隨後來自美國其他地區如密爾瓦基和丹佛的啤酒開始出現，然後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啤酒，隨後歐洲、澳洲、中國和波蘭等地的產品也來了，且啤酒變得更便宜。以前的奇特食物如今變得稀鬆平常，曾經相當便宜的在地美食（在巴爾的摩是藍蟹和牡蠣）則因成為長程貿易的商品，價格暴漲。

借用雷班（Jonathan Raban）的話，市場向來是「各種風格的大商場」。但我們只需要看食物市場這個例子，便知它現在與二十年前大不一樣。肯亞出產的菜豆、加州的芹菜和酪梨、北非的馬鈴薯、加拿大的蘋果和智利的葡萄，全都並排在英國超市的貨架上。多樣的食材也造就菜式多樣化，連較窮的人的菜式也不例外。當然，料理風格向來就是四處傳播的，通常隨著人群的遷移發生，然後經由都市文化逐漸普及。新的移民潮（如越南人、韓國人、菲律賓人和中美洲人，以及歷史較久的移民如日本人、中國人、墨西哥人和許多歐洲族裔；美國接收的這些移民全都發現，他們承傳的料理方式可以在美國發揚光大，而這件事有趣又有利）令典型的美國城市如紐約、洛杉磯和舊金山（上次的人口普查顯示，少數族裔已超過舊金山人口的一半）除了是世界商品的大商場外，還是料理方式的大商場。但這方面也經歷了加速的發展，因為料理方式的傳播比移民潮更快。美國不必接收許多法國移民，牛角麵包便傳遍整個美國，挑戰傳統甜甜圈的地位；歐洲也不必接收許多美國移民，快餐漢堡便傳遍所有的歐洲中型城市。西方國家如今可以消費的菜式根本數不完，包括中餐外賣、美國連鎖集團經營的義式披薩店、中東法拉費丸子攤與日本壽司店等等。

整個世界的菜式如今都被組裝在一個地方裡，其方式幾乎與複雜的世界地理每天晚上化為電視螢幕上的一系列形象完全一樣。艾波卡特（Epcot）和迪士尼等主題樂園利用了這種現象；正如美國一個廣告所言，現在已經可以「不必真的去到就體驗舊大陸一天」。這當中的普遍意涵是：藉由體驗從食物和煮食習慣以至音樂、電視、娛樂和電影等事物，我們現在能利用擬仿物以間接感受方式體驗世界的地理。日常生活中交織在一起的各種擬仿物將不同的（商品）世界集結在同一個時空。不過，這種集結方式幾乎完全隱藏了有關這些商品的來源、其生產涉及的勞動過程或社會關係的一切跡象。

擬仿可以進而成為現實。布希亞在《美國》（L’Amérique）一書裡更進一步（我認為有些誇張了）認為，美國的現實如今就是一個巨大的銀幕：「電影無所不在，主要是在城市裡，令人讚嘆的電影和場景持續不斷。」16各個地方（尤其是有能力吸引遊客的地方）可能開始「打扮起來」，迎合電影描繪的某種形象。中世紀城堡提供中世紀式週末（食物和服飾，當然不包括原始的暖氣設施）。間接感受的方式參與這些不同的世界，對這些世界的組織方式有實際的影響。詹克斯（Charles Jencks）便認為建築師應該積極參與其中：17

從德黑蘭到東京，任何一個大城市的居民必定都有一個「形象庫」，持續靠旅行經驗和雜誌更新內容。這個形象庫內容豐富，事實上是過度豐富了。都市人的「想像博物館」或許就像生產者的大雜燴，但對他的生活方式來說是很自然的。除非生產和消費的異質性因為某種極權勢力而減少，建築師學會利用這種必然出現的語言異質性看來是符合眾望的。此外這也很有樂趣。如果你有能力生活在不同的時代和文化中，為什麼要把自己限制在此時此地呢？一種文化若有選擇，自然會走向折衷調和。

流行音樂的類型也大致如此。錢伯斯（Iain Chambers）曾評論拼貼和折衷調和近年如何成為主流，然後說明反抗和次文化音樂類型如雷鬼音樂、美國黑人音樂和西班牙語裔黑人音樂如何已在「固定的象徵結構博物館」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形成由「已看過、已穿過、已玩過、已聽過」的東西構成的彈性拼貼物。18他認為「單一他者」的強烈感覺已經被「眾多他者」的微弱感覺取而代之：許多不同的街頭文化在當代城市的碎片化空間中鬆散地匯聚，重新突顯了日常生活中這種「他者性（otherness）」的偶然和意外面向。這種感覺也出現在後現代小說中。麥克海爾（Brian McHale）關注「存有論（ontologies）」，他論述有潛在和實際的多重宇宙，形成一種不拘一格和「無政府的多元世界地景」。19茫然迷惑的人漫遊在這些世界裡，沒有明確的位置感，不清楚「我現在身處哪個世界，用了哪一種個性。」麥克海爾認為我們的後現代本體景觀「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至少其多元程度是空前的。」截然不同的世界空間似乎摺疊在一起，就像世界各地的商品並列在超市貨架上，各種次文化並列出現在當代城市裡。在後現代小說中，破碎的空間性壓倒了觀點和敘事的連貫性，一如進口啤酒與本地釀造啤酒並存、本地就業因為外來競爭而崩解，以及相異的世界空間每晚化為一種形象拼貼集結在電視螢幕上。

日常思想和行動中的這一切似乎有兩種不同的社會學效應。第一種大致如詹克斯所建議的那樣，暗示我們利用所有的不同可能性，創造出一整個系列的擬仿物，作為逃避、幻想和消遣的媒介：

我們周遭的一切，廣告板、書架、唱片封套和電視螢幕上的一切，這些小東西為我們提供了逃避和幻想的媒介。我們看來必將以這種方式生活，帶著分裂的個性，私人生活受到據稱可前往另一種現實的逃避路徑所擾。20

站在這個觀點，我想我們必須接受麥克海爾的論點，也就是後現代小說是對某種東西的模仿，就像我已經論證的這種情況：哲學和社會思想中對於短暫性（ephemerality）、拼貼、碎片化和分散的重視，是反映彈性積累的各種條件。同樣不應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九七○年以來各種特殊利益和區域利益集團崛起、產生一種碎裂的政治，情況與這一切絲絲入扣。

但正是在這裡，我們碰到一種相反的反應，稱之為追求個人或集體的身分認同、在變動不居的世界裡追求可靠的精神支柱，應該是最恰當的概述。在由疊加的空間形象（內爆呈現於我們眼前）構成的拼貼世界裡，地方認同（place—identity）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因為人人都占據一種個性化的空間（一個身體、一間房間、一個家、一個形成中的社群、一個國家），而我們個性化的方式決定了我們的身分認同。此外，如果在這個變動不居的拼貼世界裡沒有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可靠的社會秩序怎麼可能形成或維持呢？

這問題當中有兩個要素值得細察。首先，多數社會運動控制地方的能力優於控制空間，地方認同與社會認同之間的潛在關係因此格外受到重視。這一點彰顯在政治行動上。市政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的防衛性、對捍衛勞動階級社區的堅持，以及反資本鬥爭在地化，成為不均等地域發展整體形態中勞動階級鬥爭的核心特徵。社會主義或勞動階級運動面對普遍化資本主義所遇到的難題，也是其他抗爭群體（少數族裔、殖民地族群、女性等等）所面臨的，後者相對有能力在地方組織起來，要進行跨空間組織則相對無力。但是，這些反抗運動因為（往往不必要地）堅持一種綁定在某個地方的認同，結果成為碎片化趨勢的一部分，而這種趨勢正是流動的資本和彈性積累可以利用的。「區域抵抗」、爭取地方自治的鬥爭和固守某個地方的組織或許是政治行動的極佳基礎，但本身承擔不起基進歷史變革的重任。「思考全球化、行動在地化」是一九六○年代的革命口號，現在仍然值得再喊。

維護任何綁定在地方上的認同，到某個時候總是必須倚賴傳統的激勵力量。但是，面對彈性積累造成的種種流動性和短暫性，我們很難維持任何歷史連續感。諷刺的是，傳統如今往往靠商品化和行銷操作來保護。尋根最壞的情況，是變成了一種形象、擬仿物或仿製品的生產和行銷作業（例如建造一些令人想起某種民間形象的仿造社區，以都市仕紳取代傳統的勞動階級）。照片、文件、景觀和複製品變成歷史，恰恰是因為它們對現在有巨大的意義。問題當然在於這一切都有可能出現竄改或乾脆造假以迎合當前目的的情況。在最好的情況下，歷史傳統被重組為一種博物館文化，未必是高級現代主義藝術的那種文化，而是地方歷史、地方生產的文化，展現一個地方曾經如何生產、銷售和消費某些東西，並將它們融入一種喪失已久和常被浪漫化的日常生活當中（當中壓迫性社會關係的痕跡則被完全抹去）。藉由呈現一種部分虛幻的過去，地方認同或許能得以彰顯，而且可能有利可圖。

對現代主義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 of modernism）的第二種反應，是尋求以質性方式建構地方及其意義。資本主義的空間霸權令地方美學重新大受關注。但誠如我們所見，這與空間差異吸引資本的概念太契合了（四處遊走的資本非常重視移動能力）。這個地方不是好過那個地方嗎——不但是站在資本運作的角度來看，也是站在生活、消費和處於變動世界中感到安全的角度啊？建構這種地方、塑造某種在地美學形象，使人得以在內爆空間性的拼貼世界中建構某種有限的（limited）和限制性（limiting）的認同感。

這些對立當中的緊張關係相當清楚，但其學術和政治意涵則難以體察。例如傅柯（Michel Foucault）便曾從他的立場出發處理這問題：21

空間是任何共同生活形式的基礎，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我想起我一九六六年應一個建築師團體之邀，做了一項空間研究，研究當時我稱為「異質空間」（heterotopias）的東西，也就是特定社會空間中的一些奇特空間，它們的功能與其他空間不同，甚至是恰恰相反。建築師做了研究，而研究結束時，一位追隨沙特思想的心理學家猛烈抨擊我，說空間是反動和資本主義的，而歷史和生成（becoming）則是革命的。這種荒謬的話語在當時一點也不稀奇。現在聽到這種話，人人都會狂笑，但在當年不會。

那位沙特派批評者的說法雖然粗糙且對立，但遠非傅柯講的那麼可笑。另一方面，後現代主義觀點無疑傾向支持傅柯的立場。例如現代主義視城市空間為「社會功能的一種附帶現象」，後現代主義則傾向解除城市空間對功能的倚賴，視其為一個自主的形式系統，結合了「修辭和藝術策略，而它們都獨立於任何簡單的歷史決定論。」22正因這種與功能的脫離，傅柯才得以在他的權力研究中如此廣泛地運用各種空間隱喻。空間意象脫離其社會決定（social determination）的根源，它成了描述社會決定性力量的一種工具。但傅柯的隱喻，距離強化那種將地方和存有（being）及其所有相關美學特質視為社會行動合適基礎的政治意識形態，只有一步之遙。距離地緣政治和海德格式的陷阱也不是很遙遠。詹明信有以下看法：23

後現代主義空間的奇特性是一種新困境的徵兆與表現，這種困境在歷史上前所未見，涉及我們作為個別的主體進入一組多面向的、完全不連續的現實中；這些現實的範圍極廣，從仍然存在的資產階級私人生活空間，到全球資本主義本身難以想像的去中心化盡在其中。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或早期現代主義者的多重主觀世界，都無法充分描述這個過程；它在生活經驗中能被感受到，靠著所謂的主體之死，準確來說，是主體的碎片化的和精神分裂的去中心化及離散……而或許你並未意識到，我在這裡所談的是政治實踐：自從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發生危機以來，協調地方草根或鄰里的政治行動與全國或國際的政治行動面臨巨大的戰略和戰術困難，我認為這些迫切的政治難題直接源自我設想的極其複雜的新國際空間。

詹明信有點誇大了這種經驗的獨特性和新奇性。當前狀況無疑令人感受到巨大壓力，但其性質類似導致文藝復興和現代主義者重構空間和時間概念的那種狀況。然而，詹明信對當前困境的描述是精確的，他捕捉到了當代空間意義（空間在當代政治、文化以至經濟生活中的意義）在後現代感性中飄忽不定的情狀。但是，如果一如批評傅柯的那位沙特派人士所言，已經喪失對形成（becoming）的現代主義信念，那麼除了將空間性美學化的反動政治之外，我們還有其他出路嗎？我們是否可悲地註定要走上西特（Camillo Sitte）的路線，像他那樣訴諸華格納式神話來支持他所主張的論點——在變動不定的空間世界裡，地方和社群至關緊要——嗎？更糟的是，如果美學生產如今已經徹底商品化、因此被實際納入文化生產的政治經濟體制中，我們還如何可能阻止這種循環閉塞於一種被生產出來的、因此太容易被操縱的全球媒體政治的美學化？

這應當令我們警覺到近年迅速的時空壓縮所附帶的嚴重地緣政治危險。世界如我們所見從福特主義轉向彈性積累，理應伴隨著人類心智地圖、政治態度和政治制度的相應轉變。但是，政治思想未必能那麼容易轉變，且無論如何會受到源自空間整合和空間差異化的矛盾壓力影響。我們的心智地圖未必符合當前現實，這種危險無所不在。例如雖然個別國族國家控制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權力嚴重受損，但並未出現政治運作朝向國際化發展的轉變。事實上，大量跡象顯示，本土主義和國族主義勢力增強，恰恰是因為在彈性積累造成種種持續變動的情況下，人們追求地方始終能提供的安全感。地緣政治和人們對克里斯瑪政治（柴契爾的福克蘭戰爭，雷根揮軍入侵格瑞那達）的信賴復興，與這個在心智和政治上愈來愈仰賴巨量短暫形象流動滋養的世界再契合不過了。

時空壓縮總是損害我們應付周遭現實情勢的能力。例如在受到壓力的情況下，我們愈來愈難對事件做出正確反應。在商用飛行通道起飛的一架伊朗空中巴士被誤認為下降飛向一艘美國軍艦的戰機（此事導致許多平民死亡），是壓力和時空壓縮狀況下的一種典型情況：現實被製造了出來，而不是得到理解。這種情況與肯恩（Stephen Kern）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描述相似之處，很有啟發性。如果「老練的談判者在緊張對峙和多夜無眠的壓力下崩潰，為他們的倉促判斷和輕率行動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痛苦不已」，那麼現在做重大決定是否更艱難？差別在於我們現在甚至沒有時間痛苦不已。而且問題並非僅限於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決策，因為世界的金融市場總是在沸騰：一時在這裡做了倉促判斷，一時在那裡說了輕率的話，一時在某處做出直覺反應，一出錯便可能令虛擬資本形成和相互依賴的過程潰不成軍。

後現代時空壓縮的各種狀況，在許多方面放大了以往現代化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不時面對的困難（特別令人想起一八四八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那段日子）。當前經濟、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反應可能並不新奇，但這些反應的範圍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同於以往。西方資本主義一九六○年代以來的時空壓縮強度，以及它在政治、私人和社會領域呈現的過度短暫和碎片化的相應特色，看來確實表明了一種經驗脈絡，讓後現代狀況變得有些特殊。但是，藉由將這種狀況置入其歷史脈絡中，視其為資本積累面臨壓力不斷尋求經由時間消滅空間和縮短周轉時間，進而導致一波波時空壓縮潮的歷史的一部分，我們至少可以將後現代狀況放置到可進行歷史唯物主義論分析及詮釋的範圍當中。

評　註
Commentary

《後現代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一推出便得到熱烈反應，且持續受到歡迎，令我感到意外，因為這本書我寫得很快，寫得相當率性，利用了我之前在政治、經濟和都市研究中累積的材料與見解。例如我熟悉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巴黎發生的文化變遷，也廣泛閱讀了城市史方面的資料。我也隨性地納入小說家和畫家的觀察，而因為我是都市研究者，有關建築和規畫角色的問題一直離我的思想表層不遠。因此，當後現代浪潮或時尚（或隨你高興怎麼說）在一九八○年代席捲學術界時，我覺得自己有充分條件提出批判回應，尤其是因為它看來令許多人感到困惑，而那些熱情投入或為它感到興奮的人看來對它有嚴重的誤解。這一切適逢我從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當時我在那裡處於一種中年危機式的停滯狀態）轉到牛津大學，出任地理學講座教授，而該講座是以反動的帝國主義辯護士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命名。當時看來是我主動出擊，做一些新鮮事的好時機。

種種後現代觀念中無疑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我對後現代主義者頻頻否定馬克思主義思想相當反感，而且他們認為有關後設理論（metatheory）的一切都須從每個人的思想中抹去的教義對我也毫無吸引力。他們太晚發現社會關係中的空間向度是我們世界中的一個重要屬性，而這發現被他們用來拆毀和破壞元理論。這是特別令人惱火的事：我自己是努力將空間生產問題融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但到了一九七五年左右，資本的運作方式顯然出現了重大變化。當彈性積累、去工業化、國際金融力量日增、全球化，以及我稱為時空壓縮的強勁趨勢全都被動員來摧毀勞動階級組織和文化的力量時，許多人誤以為這些變化是解放性的。當時我只能看到這一切的一半，後來我在二○○五年出版的《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中講述了完整的故事。但當年我講的一半故事顯然引起了廣泛共鳴。《後現代狀況》辨明了一些新觀念，並說明了資本如何影響這些觀念的生產。

第六章

從管理主義到企業主義——晚期資本主義都市治理的轉變

過去二十年來，我在學術上的核心關懷之一，是釐清都市化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和資本積累的條件下。為此我必須更深入探討資本主義如何塑造獨特的歷史地理形勢。當都市化的物理和社會地景是根據特定的資本主義準則而塑造時，資本主義未來的發展路徑將受到了限制。這意味著雖然資本主義下的都市過程是由資本循環和積累的邏輯所塑造，但在隨後的時空中，這種都市過程會反過來塑造資本積累的條件和情境。換句話說，資本家或許跟所有其他人一樣，會致力創造自己的歷史地理景觀，但他們也一如所有其他人，並不是在自己個人選擇的歷史和地理情境下做這件事，即使就集體而言他們在塑造這些情境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甚至決定性的角色。這種相互作用和支配的雙向關係（在這種關係中，資本家一如勞工，發現自己受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支配和限制），在理論上以辯證方式處理可以掌握得最好。我正是站在這種知識立場尋求更有力的洞見，進一步認識城市打造的過程，而這種過程既是資本主義發展最近階段中社會持續轉變的產物，也是其條件。

當然，探討都市化在社會發展動態中的角色，一點也不新奇。這問題不時成為重大爭論的焦點，雖然這往往涉及特定的歷史地理情境，在其中，因為某些原因，都市化和城市的角色特別顯著。城市形構對文明興起之作用，例如城市在古希臘和羅馬扮演的角色，長期以來一直不乏討論。城市在封建制度過渡至資本主義的過程中產生的作用是人們持續爭論的問題，多年來觸發了大量富啟發性的文獻。現在，同樣有大量證據可以說明都市化對十九世紀的工業、文化和政治發展，以及隨後資本主義社會關係隨後傳布至較低度發展的國家（支持了目前世上成長最快速的一些城市）具有重要意義。

但是，有關都市化研究太常脫離社會變遷和經濟發展的研究，彷彿都市化可被視為乃是更重要且根本的社會變遷之附帶現象，或被動的副產物。有時候有人提議，要理解技術、空間關係、社會關係、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等等相繼發生的徹底變革（這種持續的變革是資本主義歷史的特徵），不必深入探討都市過程的根源與本質。誠然這種判斷大體上是默會的，是疏忽之過而非刻意為之。但總體經濟和總體社會變遷研究中的反都市偏見（anti—urban bias）已持續太久，令人不安。因此，去探究近來人類活動地理的激烈重構，以及地域不均等發展的政治經濟動態之中，都市過程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看來是值得的。

都市治理轉向企業主義

一九八五年，法國中北部城市奧爾良舉辦了一場研討會，與會者來自七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八個大城市，包括學者、商人和政策制定者。1研討會的目的，是探討先進資本主義世界許多大城市在經濟和財政基礎普遍損蝕的情況下，城市政府可採取怎樣的行動方針。與會者有一個強烈的共識：城市政府必須更具創新能力和企業家精神，願意探索各種方法，致力紓緩自身困境，為居民爭取更美好的未來。與會者所見不同之處，僅在於什麼才是最好方法。城市政府是否該支持或甚至直接參與創立新企業？如果是，該是何種企業？城市政府是否該致力保護或甚至接管受威脅的就業機會來源？如果是，該是哪一些？抑或城市政府該自我設限於僅提供基礎設施、場所、租稅誘因、文化和社會方面的誘人事物，藉此穩定既有的經濟活動並吸引新形式的經濟活動？

我引用這個例子，是因為它顯示了近二十年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都市治理方針的調整。簡而言之，一九六○年代典型的「管理」（managerial）取向，已逐漸讓位予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強調開創和具「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ial）的行動方式。尤其近年來，先進資本主義世界似乎出現一種普遍共識，認為城市在經濟發展上發揮企業家精神，可以獲得正面效益。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共識似乎跨越了國界，甚至是跨越了政黨和意識形態的界線。

例如巴狄（Martin Boddy）和卡克蘭（Allan Cochrane）均認為自一九七○年代初以降，英國地方當局「涉入愈來愈多與生產和投資直接有關的經濟發展活動。」2里斯（Gareth Rees）和蘭伯特（John Lambert）則闡明了「英國地方政府增加了經濟領域的倡議，是受一九七○年代接連幾屆中央政府所鼓勵」，而這是因為當局希望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政府致力改善英國工業的效率、競爭力和營利能力。3布朗克特（David Blunkett）曾領導工黨掌握雪菲爾（Sheffield）議會數年之久，最近他批准了某種都市企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項目：

從一九七○年代初開始，隨著充分就業不再是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標，地方議會開始承擔解決這一難題的重任。當局的措施包括支援小公司，加強公共與私營部門的聯繫，以及為地方做宣傳以招徠新生意。當局調整英國地方政府在經濟方面的傳統角色，提供各種誘因，包括補助、免息貸款和公共資助的基礎設施，而且不要求投資者對當地社區有對等的投入，以求吸引正在尋找合適投資和貿易地點的工商業者。……現在的地方政府一如以往，在面對技術和產業結構調整造成的經濟與社會巨大變遷時，可以發揮它自身獨特的企業家精神和事業心。4

在美國，市政振興主義（civic boosterism）和企業主義向來是都市系統的主要特色，5因為聯邦重分配款（federal redistributions）和地方稅收在一九七二年後減少（尼克森總統一九七二年宣布都市危機已經過去，這意味著聯邦政府不會為解決都市危機再次提供財政資源），以致振興主義復興，使古德曼（Robert Goodman）認為州和地方政府堪稱「最後的企業家」。6現在已有大量文獻闡述新興都市企業主義如何在美國的都市政策規畫和都市成長策略中占得核心角色。7

都市治理轉向企業主義的過程肯定還未完成。英國許多地方政府至少直到最近尚未回應對新的壓力和可能性，而在美國，如紐奧良這樣的城市仍受到聯邦政府照顧，財源極度倚賴聯邦重分配款。此外，都市企業主義的結果雖然仍有待妥善記錄來說明，但顯然成敗參半，而且何謂「成功」也仍有極大的爭議（我稍後會談及此一問題）。儘管現象紛紜，都市治理從管理主義轉向某種企業主義依然是一九七○年代初以來備受重視的主題。這種轉變的原因和涵義都值得探究。

當然人們普遍認為，此轉變與一九七三年蕭條以來，困擾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難題有關。去工業化、普遍的和看似「結構性」的失業、國家及地方層級的財政緊縮，結合日益高漲的新保守主義浪潮，和遠比以往強烈的對於市場理性和私有化的訴求（雖然往往是理論多於實踐），構成了一種背景，這樣的背景有助我們理解為何那麼多城市政府即便其政治信念與掌握的法律、政治權力有很大不同，卻全都走上了大致類似的方向。當局比以前更強調利用地方行動處理這些難題，似乎也與國族國家控制跨國企業資金流動的力量衰退有關；因此愈來愈多投資計畫是國際金融資本與地方勢力協商出來的，而後者莫不盡可能提高本地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吸引力。同樣道理，都市企業主義的興起，可能在資本主義動態從福特主義─凱因斯主義資本積累體制轉向彈性積累體制的過程中產生了重要影響。8我認為過去二十年都市治理的轉變有其重要的總體經濟根源和意涵。如果珍雅各（Jane Jacobs）說對了一件事，亦即：要理解國家財富如何創造出來，就應該研究城市，9那麼都市治理從管理主義轉向企業主義對未來的成長前景，可能有深遠的意義。

例如，如果都市企業主義（最廣義而言）是在城市之間爭奪資源、就業和資本的零和（zero—sum）競爭框架中運作，則即便是最堅定且前衛的市政社會主義者（municipal socialists），最終也將發現自己在玩資本主義的遊戲，並替他們想抵抗的那些過程擔任規訓的代理人。在英國，工黨控制的地方議會正是受到此問題所困擾。10他們一方面須推動一些計畫以求「產生與勞工需求直接相關的結果，而且運作方式可以增進勞工的技能，而不是令他們喪失技能」，11另一方面又認識到，如果他們的都市區域無法取得相對競爭優勢，這些努力基本上只是徒勞。但在適當條件下，都市企業主義乃至都市之間的競爭，或許可以造就一種非零和的發展模式。這種活動在以往資本主義發展中無疑發揮了關鍵作用。至於它在未來能否造就進步和社會主義的變革，則尚未有確定的答案。

概念問題

這種探究面對著若干概念上的難題，值得先行討論。首先，都市的實體化（reification），在結合了視都市過程為政經發展之活躍面而非被動面的語言之後，會造成嚴重危險。那樣的使實體化，將「城市」誤導為宛如主動的施為者(agents)，但它們其實僅是事物（things）。我們應當把都市化為看作一種植基於空間基礎(spatially grounded)的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相當多樣的行動者帶著相當不同的目標和議題，透過某種環環相扣的空間實踐形態彼此相互作用。在受階級關係制約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空間實踐會培育出明確的階級元素，但並不是所有空間實踐都可以這麼理解。事實上，許多研究者已證明空間實踐可以取得、也確實會取得性別、種族和科層行政內容（而這只是重要可能性裡的一部分）。但在資本體制中，具支配力的仍是與資本流通、勞動力和階級關係的再製，以及與控制勞動力的要求相關的各種階級實踐。

此中困難，在於找出一種方法，既能明確處理過程與客體的關係，又不會受不必要的實體化謬誤斲害。我稱作都市化的這一組植基於空間的社會過程，製造出無數人造物，構成一種營造形式，生產者具有若干特質的空間和資源系統組織構成獨特的空間形態。隨後的社會行動必須將這些人造物納入考量，因為很多社會過程（例如通勤）實際上有賴這些人造物當中介。都市化也產生某些制度安排、法律形式、政治和行政系統，以及權力階層等等。這些事物也賦予「城市」具有客體化特質，可能支配日常習慣和制約隨後的行動計畫。最後，都市居民的意識也受經驗環境影響，而知覺對象徵的解讀和抱負正是從這種環境中浮現。在所有這些面向中，形式與過程、客體與主體、活動與事物之間都有持續的張力。否認客體化的作用和力量、否認我們創造的事物可能變成各種支配我們的形式，就像認為這些事物具有社會行動能力般愚蠢。

有鑑於資本主義的動態傾向，我們發現這些「事物」總是處於變遷的過程中，各種活動不斷脫離固定形式的拘限，都市的客體化性質長期不穩定。這種資本主義動態相當普遍，以致都市和「城市」的概念也變得不穩定，這不是因為概念的界定有問題，反而恰恰是因為概念本身必須反映形式與過程、活動與事物、主體與客體之間不斷變動的關係。因此，我們談論過去二十年都市治理從管理主義轉型為企業主義時，必須經由它所衝擊的都市制度和都市人造環境去認識這種轉變所產生的作用。

不幸的是，空間實踐的領域近年已經改變，將都市明確界定為一種獨特空間領域，因此變得更有問題。一方面我們看到都市社會空間進一步片斷化，成為鄰里、社區和許多街角社會，另一方面，遠距離工作（telecommuting）和快速運輸則令以下這種概念失去意義：城市是一種有牢固屏障的實體單位，乃至於是一個有連貫組織的行政領域概念。一九六○年代的「巨型都會」經歷了進一步的片斷化和散布，尤其在美國，因為都市去中心化的步伐加驟產生了「蔓延型城市（spreadcity）」。但都市的空間基礎以某種形式保留了下來，並有特定的意義和影響。在蔓延型城市中，新生態格局和結構之產生，對生產、交換和消費如何組織起來、社會關係如何建立、（金融和政治）權力如何行使，以及社會行動的空間整合如何達成重要意義。我必須補充一點：利用生態學措辭敘述都市問題，絕非預設了生態學式解釋。這只是強調生態格局對社會組織和行動深具意義。都市治理轉向企業主義因此須以不同的空間尺度來檢視，包括地方鄰里和社區、城市中心與郊區、都會、區域，以及國族國家等等。

同等重要的是具體闡明誰具有企業家精神，以及對什麼事情有企業家精神。在此我想強調，都市「治理」的涵義遠多於都市「政府」。不幸的是，多數文獻（尤其是英國方面）集中關注都市政府，雖重新組織都市生活的真正力量不在都市政府中，或至少是存在於範圍較廣的某種勢力聯盟中，而都市政府和行政系統在其中僅發揮支援和協調的作用。組織空間的能力源自多樣的社會行動者所動員的各種錯綜複雜的力量。這是一個矛盾重重的過程，在社會密度非常多變的生態空間裡尤其如此。在整個都會區中，我們必須探討結盟政治（coalition politics）和階級聯盟之形構如何成為各類都市企業主義的基礎。當然，市政振興主義往往是以下三種勢力的特權：地方商會；地方金融業者、工業家和商人組成的小團體，以及企業領袖和房地產開發商組成的「圓桌組織」。後者常常聯合起來，形成「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政治中的指導力量。12教育和宗教機構、政府各部門（從軍事到研究以至行政機關）、地方勞工組織（尤其是營造業），以致政黨、社會運動和地方的國家機器（相當多樣，而且往往有顯著不同）也可以參與地域振興主義的遊戲，雖然它們往往抱持著各自相異的目標。

結盟是非常微妙和困難的事，因此有願景、韌性和技巧俱全的人（例如魅力強大的市長、聰明的市政官員，或富有的企業領袖），有機會顯著影響都市企業主義的性質和方向，甚至是塑造它以迎合特定的政治目的。在巴爾的摩，發揮領導作用的是像薛佛（William Donald Schaefer）市長這樣的公職人員；在英國城市如哈利法克斯（Halifax）或蓋茲赫德（Gateshead），發揮領導作用的是民間部門的企業家。在其他案例中，都市治理計畫成形則有賴人與制度更複雜的結合。

我提出這些問題，不是因為它們無法解決或十分地棘手（資本主義的都市化實踐每天都在解決這種問題），而是因為我們必須以謹慎和嚴肅的態度，關注這些問題實際獲得解決的方式。不過，我要大膽提出三個較廣泛的主張，我知道它們在巴爾的摩這樣的城市是成立的（巴爾的摩這個案例支持我在這裡提出的多數論點），而且或許可以更普遍地應用在其他地方。

首先，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概念：即傳統的地域振興主義結合地方政府權力之運用，力求吸引外部資金、新的直接投資或新的就業來源。奧爾良研討會上一再有人提到這種公私合夥運作的重要性，13而一九七○年代英國地方政府推動改革以便建立這種合夥關係（最終也可能是藉由成立都市開發公司，繞過地方的抵制），正是為了執行一些經濟面的專案（涉及房屋、教育之類）。在美國，聯邦支持、地方執行的公私合夥傳統於一九六○年代衰微，當時各個城市的政府經歷了都市騷亂後，致力藉由實質所得再分配（以窮人為目標，提供較好的住房、教育和醫療等的服務），重新獲得對於難駕馭人口的社會控制。一九六○年代地方政府促進資本主義發展利益的角色衰退了（相對於穩定資本主義社會的角色而言）。英國也出現了對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屑態度：

一九七○年代初是一段抗拒轉變的時期，出現了反對修建公路的團體、反對清除貧民區的社區行動，以及反對市中心再開發的行動。策略性的和企業的利益在地方社區的壓力下遭到犧牲。但如今我們正進入另一段不同時期，企業的角色再度占得顯著優勢，而這是可以理解的。14

在巴爾的摩，我們可以準確指出轉折點出現的時間。這個城市經歷了一場富活力和爭議的政治運動後，一九七八年驚險通過了一項公投案，核准一個私人開發計畫動用該市的土地，成果便是非常壯觀和成功的港灣區（Harborplace）。此後，公私合夥政策在幾乎所有都市治理事務中都有民意授權以及檯面下的有效作用。15

第二，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家精神，恰恰是因為其執行和設計是投機性的，因此會遇到投機性發展難以避免的種種困難和危險（相對於理性規畫和協調發展而言）。在許多案例中，這意味著公共部門承擔風險，私營部門獲取利益，雖然也有不少例子並非如此（例如在蓋茲赫德（Gatehead）的都市中心開發案中，私營部門便承擔不少風險），不宜做絕對的概括。不過，我懷疑正是因為地方的公共部門（而非聯邦或中央政府）承擔風險，使得當前階段的都市企業主義不同於以前的市政振興主義（當時民間資本普遍來說，似乎沒那麼不願承擔風險）。

第三，企業主義關注地方（place）的政治經濟遠多於關注領域（territory）範圍的政治經濟。就後者而言，我指的是主要旨在改善特定行政轄區內的生活或工作條件的計畫。另一方面，建造一個地方（例如一個新的市民中心或工業園區）或改善某個地方的狀況（例如介入地方勞動市場，提供再培訓方案或壓低工資）所產生的影響可能小於也可能大於此類計畫所在的地域範圍。像巴爾的摩、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哈利法克斯等城市，藉興建文化、零售、娛樂或辦公中心提升了城市形象，可以對當地整個都會區域產生看似有益的影響。這種計畫可以在都會尺度進行公私合夥行動，並使得超越市區——郊區之對立的結盟關係得以形成，那種對立在管理主義階段經常困擾著都會區域。另一方面，紐約市頗為相似的「南街海港（Southstreet Seaport）」開發案雖然也建造出一個新地方，但影響僅限於該地方，遠遠未能影響整個都會區，其造就的勢力聯盟基本上也僅限於那個地方的房地產開發商和金融業者。

當然，建造這種地方也可視為造福特定行政轄區人民的手段，而這其實也是支持這種計畫的公共論述的主要論點。但由於其計畫形式的原因，建造這種地方所產生的效益大多是間接的，且影響範圍不是大於便是小於它們所在的行政轄區。這種針對特定地方的（place—specific）計畫往往成為公眾和政界關注的焦點，以致關注、甚至資源，都偏離了困擾整個區域或領域範圍的較更廣泛問題。

於是，新都市企業主義往往仰賴公私合夥，致力以投機性的地方建造計畫促進投資和經濟發展，而非以改善特定領域的狀況作為直接的（雖然絕非全部的）政治和經濟目標。

都市治理的策略選擇

都市企業主義有四種基本的發展策略選擇，每一種都值得個別深究，雖然我們必須綜合考慮它們才能得到線索，了解近來先進資本主義世界中都市系統不均等發展的快速轉變。

首先是國際分工中的競爭，這意味著充分運用生產商品和服務的特定優勢上。有些優勢源自資源基礎（例如德州一九七○年代的繁榮有賴當地的石油資源）或區位（例如加州的城市有良好管道參與太平洋沿岸地區活躍的貿易）。但其他優勢則有賴公共和私營部門投資在實質和社會基礎設施，這種投資增強了都會區域輸出商品和服務的經濟基礎。政府直接干預以刺激新技術之應用、新產品之創造或創投資本（venture capital）之供應（因此，創立的新企業甚至可以合作擁有和合作管理），也可能有重要意義，而地方營運成本亦能藉政府補助來降低（例如政府提供租稅優惠、低率貸款和便宜場所）。現在的大型開發案幾乎都有地方政府（或由較廣泛的勢力聯盟所組構的地方治理）提供一套可觀的援助措施作為誘因。國際競爭力也取決於地方勞動力供給的品質、數量和成本。當地方取代國家進行集體談判，當地方政府和其他大型機構（例如醫院和大學）率先壓低實質工資和福利時（一九七○年代巴爾的摩的公共部門和機構出現一連串有關工資和福利的鬥爭，是典型狀況），地方的營運成本最容易得到控制。

品質合適的勞動力，即使成本高昂，也可能很有力地吸引新的經濟發展活動；因此，投資培養訓練有素、技術純熟的勞動力，迎合新的勞動過程及其管理要求，可能得到豐厚的回報。而都會區域還有聚集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課題。商品和服務的生產，通常並不取決於個別經濟單位的決策（如大型跨國企業決定在某地建立分廠，其地方外溢效果通常很有限），而是取決於如何在一有限範圍的互動空間裡，集結多種活動，以促進高效互動的生產系統的運作，從而產生所謂的聚集經濟效益。16就此而論，如紐約、洛杉磯、倫敦和芝加哥的大型都會區域擁有若干獨特優勢，未被城市擁擠所造成的代價抵銷。但是一如波隆那（Bologna）的案例17和艾米利亞羅馬涅區（Emilia—Romagna）的新工業迅猛發展所顯示，地方政府（在這個例子中是共產黨執政的）採取有力行動審慎支持的工業生產銷售，可促進立基於聚集經濟和高效組織的新工業地域和工業佈局的旺盛發展。

在第二種選擇中，都市區域可以致力改善自身在空間區隔的消費市場中的競爭地位。這並非僅限於利用吸引遊客和退休養老的事物替都市區域引入資金。一九五○年後都市化的消費主義風格，為大眾消費奠定了愈來愈廣闊的基礎。雖然經濟衰退、失業和高昂信貸成本已損害了一些重要階層的消費能力，但可以利用的消費力仍非常可觀（其中很多仰賴信貸支持）。爭取這種消費力的競爭白熱化，而有錢的消費者或許可以比過去還要挑剔。因應普遍的經濟衰退，旨在吸引消費者花錢的投資弔詭地快速增加。它們愈來愈注重生活品質。縉紳化、文化創新和都市物質環境的提升（包括訴諸後現代建築和都市設計風格）、吸引消費者的場所（運動場、會議和購物中心、遊艇碼頭、風格奇特的餐廳）以及娛樂活動（組織短暫或永久的都市奇觀），全都成為都市再生中遠比過去更重要的面向。最重要的是，城市必須令人覺得是個創新、刺激、富創意且安全的地方，適合居住、遊覽、玩樂和消費。例如巴爾的摩在一九七○年代初曾有「東岸腋窩」的惡名，但經過不到二十年大規模的都市再開發，已將觀光業就業人口從不到一千提升至逾一萬五千人。較新近的例子是英國十三個衰弱的工業城市（包括里茲、布拉福、曼徹斯特、利物浦、紐卡索和史篤城）攜手推動了一項宣傳計畫，力求在英國觀光業中占得更大市場。此舉相當成功，《衛報》有如下的報導：18

在失業問題看似無解的地區，觀光業創造了收入和就業。除此，它也產生了顯著的衍生效果，廣泛改善了當地環境。為吸引遊客而改善市容和增建設施也提升了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甚至引來新產業。雖然個別城市的資產顯然各有不同，每個城市都能提供許多建築物，提醒人們這些地方當初是如何崛起的。換句話說，它們都有一種可以推銷的要素，那便是工業和（或）海事遺澤。

節慶和文化事件同樣成為投資活動的焦點。英國藝術協會最近一份報告的引言便陳述：「藝術創造出一種樂觀的氣氛，一種對發展創業文化至關緊要的『辦得到』精神。」該報告還說，文化活動和藝術有助打破舊城區經濟停滯的惡性循環，有助人們「相信自己和自己的社區」。19奇觀和展示成為社區活力的象徵，無論是在共產黨執政的羅馬和波隆那，還是巴爾的摩、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如此一來，都市區域有望成為社區團結的中心，得以凝聚並存活下去，同時在衰退擴散的大潮中探索利用炫耀性消費的可能。

第三，都市企業主義也受另一種競爭強烈的影響，那便是為了爭取高階金融、政府機關或資訊蒐集與資訊處理（包括媒體）領域關鍵的控制和指揮功能而展開的激烈競爭。此類功能需要成本向來高昂的特殊基礎設施。在關鍵決策者必須親自互動的部門裡，在世界通訊網之中居中心地位且能高效運作也非常重要。這意味著必須大舉投資在運輸和通訊上（如機場和通訊設施），以及提供充分的具備內外部必要聯結功能的辦公空間，以便盡可能加快交易速度和降低成本。集結範圍廣泛的支援服務（尤其是快速蒐集和處理資訊，以及可以快速諮詢「專家」的那類服務），則需其他類型的投資，而此類活動需要的特殊技能，則令能提供特定類型教育資源（企管、法律、高科技生產以及媒體技能等）的都會區域占有優勢。在這個領域的都市間競爭（inter—urban competition）涉及頗為高昂的成本，而且特別艱難，因為聚集經濟在這個領域仍至為重要，而要打破根基穩固的中心（如紐約、芝加哥、倫敦和洛杉磯）的壟斷力量特別困難。但因為指揮功能是近二十年來成長特別強勁的部門（英國相關就業人口不到十年間增加了一倍），愈來愈多人認為追求這些功能是都市生存的理想方法。結果當然造成這一種印象：未來的城市將純粹是發揮指揮和控制功能的城市，是資訊城市、後工業城市，而服務的輸出（金融、資訊、知識生產）成為都市生存的經濟基礎。

第四，經由中央政府（或美國的州政府）重新分配剩餘資源而建立競爭優勢仍非常重要，因為許多人誤以為中央政府不再像以往那樣積極從事再分配工作。這樣的再分配管道已經改變：在英國（以布里斯托為例）和美國（以長堤─聖地牙哥為例），和國防軍事合約成為都市繁榮的支柱，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合約涉及巨額資金，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們提供的就業類型和衍生（spin—opp）的所謂「高科技」產業。20而雖然各方盡可能終止中央政府對許多都市區域的持續援助，但在許多經濟部門（例如醫療和教育），甚至整個都會經濟體（參見Smith and Keller有關紐奧良的研究21）中央的這種援助仍是不可能終止的。因此，都市統治階級聯盟有充分的機會利用再分配機制作為都市生存的手段。

這四種策略並不互相排斥，而都會區域參差的際遇則取決於都市治理聯盟的性質、企業主義策略的組合與時機、都市區域可以運用的資源（自然、人力和區位等方面）以及競爭的激烈程度。但成長的參差也源自使種策略可以促進另一種策略的綜合效果。例如洛杉磯——聖地牙哥——長堤——橘郡這個巨型都會的成長，看來便是受到兩種作用的互動效果助長：一種作用是政府以有力的再分配措施支持國防工業，另一種是指揮及控制功能的迅速成長；這種互動效果進一步刺激了消費導向的活動，甚至造就某些類型的製造業顯著復甦。另一方面，巴爾的摩的消費導向活動強勁成長，卻似乎對其他功能的成長並無明顯幫助（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銀行和金融服務相對幅度不大的成長）。但也有證據顯示，美國南部「陽光帶」或英格蘭南部的城市和都市區域網絡產生比北部類似區域更強勁的集體綜效。諾耶爾和史坦貝克也指出，都市層級（urban hierarchy）中的位置與功能，對都市機遇和厄運的模式有重要影響。22若想解釋都市治理從管理主義轉向企業主義期間的都市際遇與不幸的分布形態，我們就須將城市之間和都市層級中的傳遞效應（transmission effects）納入考量。

但是，都市企業主義意味著都市之間必有某種程度的競爭。我們在此遇到一種力量，它令藉由特定計畫改變城市命運的能力受到明確限制。事實上，如果都市間的競爭變得較激烈，這種力量幾乎一定會變成一種施加於個別城市的「外部強制力」，令這些城市更親近資本主義發展的紀律和邏輯。它甚至會迫使各城市重複和系列化複製某些發展模式（例如「世界貿易中心」、新的文化和娛樂中心、濱水區、後現代購物中心等）。有充分的證據顯示都市再開發（redevelopement）的一系列類似形式複製的證據相當有力，其背後原因值得注意。

隨著運輸成本降低，貨物、人員、貨幣和資訊流動必須克服的空間障礙隨之減少，地方特質的重要性因此提高，都市之間資本主義發展（投資、就業、觀光商機等）的競爭則顯著加劇。我們先從高度流動的跨國資本的角度考慮這問題。隨著空間障礙減少，距離市場或原料產地的遠近，對選址決定的意義也就不如以前重要。空間競爭中的壟斷要素對拉什區位理論（Löschian location theory）能不能起作用至關緊要，如今這些要素消失了。沉重、低價值的物品（例如啤酒和礦泉水）以前都是本地生產以滿足本地需求，如今卻成為遠程貿易商品，以致「商品圈」（range of a good）等概念幾乎完全失去意義。另一方面，因為如今資本有更大的區位選擇彈性，一個地方的具體生產條件因而顯得格外重要。在以前高昂的運輸成本導致本地生產滿足本地需求的「自然」壟斷情況，如今地方之間在勞動力供給（量與質）、基礎設施和資源、政府規管及稅法方面的小幅差異，變得遠比以前重要。同樣道理，跨國資本如今有能力利用旨在滿足地方利基市場的小批量和特殊化生產，因應高度在地化的市場品味差異。在競爭加劇的世界裡（例如戰後經濟榮景在一九七三年戛然而止後的情況），高度的壓力迫使跨國資本對於不同地在生產和消費可能性方面的小幅變動，變得遠比以前敏感和挑剔。

接著我們從地方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地方如果不提供必要的條件以留住企業或吸引企業進駐，勢必損失經濟活動。事實上，空間障礙的減少已令地方之間、都市區域之間和國家之間關於爭取資本投資的競爭變得更激烈。都市治理因此遠比以前重視提供「良好的商業環境」以及創造各種誘因，以吸引資本流入。都市治理轉向企業主義，當然是這種過程的部分結果。但我們在這裡看到都市企業主義的另一面，正是為了追求資本投資而使得創新被局限於一個非常狹隘的範圍內，一切都是為了提供一套有利的條件以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簡言之，都市治理的任務是吸引高度流動和靈活的生產、金融和消費之流（production, financial and consumption flows）進入該地。都市投資之所以具投機特質，是因為在經濟顯著不穩定的世界裡，無法準確預測哪一套舉措會成功，哪一套會失敗。

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在都市企業主義盛行、都市間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的都市成長各種良性循環和都市衰退的各種惡性循環。許多都市統治階級聯盟的創新和競爭反應已令不確定性不減反增，結果是讓都市系統更容易受到快速變動的不確定性所傷害。

都市間競爭的總體經濟意涵

都市企業主義盛行和都市間競爭加劇對於總體經濟與地方發展的意涵，值得仔細檢視。將這些現象與資本主義某些更普遍的轉變和趨勢聯繫起來特別有用；自從一九七三年戰後首次經濟大衰退引發資本主義各種看似深刻的調整以來，我們便觀察到這些普遍轉變與趨勢。

首先，都市間競爭和都市企業主義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都市空間打開了機會之窗，理論上所有類型的新的發展模式均可被採用，即便至今的淨影響是科學園區、縉紳化、世界貿易中心、文化和娛樂中心，以及配備後現代裝飾的大型室內購物中心等的系列化複製。對於創造良好地方商業環境的重視，強調了地域性作為基礎設施提供、勞動關係、環境控制乃至應對國際資本之租稅政策的調節場域的重要性。23公共部門吸收風險，尤其是承受提供基礎設施的壓力，意味著跨國資本改變運作地點的成本降低了，其跨地域流動的能力因此不減反增。新都市企業主義興起使跨國企業在區位策略上的地域彈性不減反增。因為地方成為調節勞動關係之處，它也有助於提高了空間上區隔的勞動力市場的管理策略彈性。地方而非全國層次的集體談判向來是美國勞動關係的一個特色，但近二十年來，地方性協議盛行的趨勢在許多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皆相當明顯。

簡言之，都市企業主義一點也沒有違反自一九七○年代初以降，資本主義發展的形式和風格在總體經濟層面上發生某種轉變的論題。事實上，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有力論點，即都市政治的轉變和都市企業主義的興起，在凱因斯國家福利主義支持的、區位選擇上相當不靈活的福特主義生產體系轉向地域上開放、以市場為基礎的彈性積累體制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24我們還可以說，以都市為基地的設計、文化形式和生活風格的現代主義轉向後現代主義的趨勢也與都市企業主義興起有關。接下來，我將說明這種連結如何產生以及為何出現。

我們先來看都市企業主義的一般性分配後果。例如在美國受到吹捧的「公私合夥」計畫，大部分形同補貼富有的消費者、企業和勢力強大的指揮功能，以求留住他們，在此同時犧牲了提供勞動階級和窮人之在地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開支。貧困和無力化（disempowerment）的問題普遍增加，包括製造出一個獨特的「底層階級」（underclass）；這種現象出現在美國許多大城市，已有無可置疑的證據。例如列文（Marc v. Levine）便提供了有關巴爾的摩的豐富細節，該市的再開發計畫宣稱可以從公私合夥中得到大量益處。25巴狄也指出，他稱為「主流」（相對於社會主義式）的英國地方發展方式向來是「房地產主導、商業和市場導向和競爭性的，主要著眼於經濟發展而非就業，並著重小企業發展。」26因為主要目的是「為有利可圖的投資創造先決條件，藉此激勵或吸引私營企業」，地方政府「實際上支持了私營企業，承擔了部分生產成本」。如今由於資本四處遊走的能力傾向增強而非減弱，地方對資本的補貼很可能會增加，對弱勢者的援助則會減少，結果是實質所得的社會分配更趨兩極化。

在許多案例中創造出來的就業類型，因為重視小企業和分包（subcontracting）甚至可能演變為直接鼓勵以「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作為都市生存的基礎，同樣不利於所得分配往進步的方向發展。非正式生產活動在許多城市（尤其是美國）興起是近二十年來的一個顯著特徵，如今愈來愈多人視之為必要之惡，或視之為一個能讓衰敗中的市中心恢復某程度製造業活動的有活力的成長部門。27此外，在都市區域穩固下來的服務業活動和管理職能不是低薪工作（經常是全由女性擔當），就是高薪優渥的最高管理層職位。都市企業主義因而擴大了財富和所得分配不平等，且助長了都市貧困問題，即使呈現強勁成長的城市（例如紐約）也不例外。當然，這種結果正是英國工黨控制的地方議會（以及美國一些較進步的都市行政當局）向來努力防止的。但是，即使最進步的城市政府也可能無法防止這種結果，因為它們置身於資本主義空間發展的邏輯中，競爭的作用看來並非一隻有益的無形之手，而是一種外加的強制法則，在根據競爭機制組織起來的都市系統中迫使當局承擔最少的社會責任和提供最少的福利。

許多創新和投資是希望促使特定城市成為更具吸引力的文化和消費中心，但它們很快便被其他地方模仿，結果都市系統中的競爭優勢往往只能維持很短的時間。到底能有多少個成功的會議中心、體育館、迪士尼世界、海港城和壯觀的購物中心呢？成功往往是短暫的，可能很快便因其他地方出現類似的或另類創新而失去效果。在競爭的強制法則下，地方聯盟別無選擇，為求生存只能努力維持領先地位，在生活方式、文化形式、產品和服務組合，甚至在制度和政治形式上追求跳躍式創新。結果是製造出一種刺激但往往有害的創新漩渦；這些創新以都市為基礎，涉及文化、政治、生產和消費。正是在此，我們可以辨明都市企業主義興起與後現代口味流行之間隱蔽卻重要的關係；後現代口味偏好設計都市片斷而非全面的都市規畫，偏好短暫、折衷的時尚和風格而非追尋持久的價值，偏好引用和虛構而非發明與機能，偏好媒介而非訊息、形象而非實質。

在美國，都市企業主義特別盛行，結果是都市系統變得相當不穩定。休士頓、達拉斯和丹佛在一九七○年代欣欣向榮，但一九八○年後突然陷入資本投資過度的困境，許多金融機構因而瀕臨破產。矽谷一度是創造新產品和新就業的高科技奇跡，但突然失去了光彩。另一方面，一九七五年瀕臨破產的紐約在一九八○年代復甦，受惠於該市金融服務業和指揮功能的巨大活力，但在美股一九八七年十月崩盤後，金融業經歷裁員和併購的「合理化」浪潮，紐約的前景因此再度受威脅。舊金山是環太平洋貿易的寵兒，一九八○年代初忽然面臨辦公空間過剩的問題，但幾乎立即克服困難。紐奧良由於仰賴聯邦政府的重分配款，本來就已處境艱難，結果因主辦了一次災難性的世界博覽會而陷入更深的困境。另一方面，本已繁榮的溫哥華則舉辦了一次極成功的世界博覽會。一九七○年代初以來都市際遇的變化當真非同小可，而這與都市企業主義盛行和都市間競爭加劇大有關。

但是，還有另一種比較微妙的作用值得檢視。都市企業主義鼓勵發展那種提升房地產的價值，擴大稅基，增強收益的在地流通及促進就業成長（通常是期望前面那些效果促進就業成長）的在地化活動和實踐，因為跨地域流動的能力日增，加上技術快速變化，許多商品生產形式變得非常不可靠；在此情況下，都市企業主義最穩定的實踐基礎，看來是生產高度在地化和周轉速度極快的那種服務。重視觀光業、重視奇觀的生產和消費，以及致力在特定場所舉辦一些短暫的活動，顯然成為當局救治衰弱都市經濟愛用的手段。諸如此類的都市投資或許能快速紓緩都市問題，但效果短暫。這種方法也往往是高度投機的。例如申辦奧運會便是成本高昂的作業，未必能收回成本。美國許多城市（例如水牛城）投資建設大型運動設施，希望能吸引一支職棒大聯盟球隊進駐。巴爾的摩便計畫興建一個新場館，希望能吸引若干年前為了更好的場館而遷至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支美式足球隊回流；這是以前巴布亞紐幾內亞貨物崇拜（cargo cult）的當代美國版本，彷彿建造一條簡陋的跑道就能吸引飛機運來神奇的現代貨物。這種投機計畫是更普遍的總體經濟問題的重要部分。簡而言之，仰賴信貸融資的購物中心、體育場館和炫耀性高消費的其他面向，都是高風險的計畫，時機不好時很容易出狀況，進而加重資本主義整體而言很容易出現的過度積累和過度投資問題，而「美國購物中心過多」的狀況戲劇性地說明了這問題。28

美國金融體系普遍不穩定（迫使政府動用約一千億美元的公帑來穩定大量破產的存貸業），部分原因在於金融業者對能源業、農業和都市房地產開發業的許多放款淪為呆帳。《巴爾的摩太陽報》最近一篇報導指出，十年前有如帶給「陷入困境的城市一盞阿拉丁神燈」的「節慶市集」，如今自身多數陷入了困境。29維吉尼亞州里奇蒙市、密西根州福林特市和俄亥俄州托雷多市的發展計畫由羅斯企業開發公司（Rouse’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管理，現在損失以百萬美元計。連紐約的南街海港和紐奧良的河濱道（Riverwalk），也遇到了嚴重的財務困難。在這一切向度上的都市間破壞性競爭，很可能造成債台高築的困境。

但是，即使經濟效益不彰，最後這幾種計畫看來仍有其社會面和經濟面的吸引力。首先，城市行銷，非常倚賴創造一種誘人的都市意象。城市領袖可能將這種投資視為吸引其他開發案的「犧牲打」（loss leader）。近二十年來我們看到的發展，有一部分便是希望建立某種城市物質和社會意象以迎合這種競爭目標。創造這種都市意象也有其內在的政治和社會作用。它有助抵抗疏離（alienation）和失範（anomie），（齊美爾〔Georg Simmel〕早就指出，這些是現代城市生活頗有問題的特徵）。如果都市地域在奇觀和遊戲的環境中將城市地區開放作為展示、時尚和「自我表現」之用，效果會更明顯。如果從龐克族和饒舌歌手到「雅痞」和高級中產，所有人都藉由他們的社會空間生產參與創造一種都市意象，則所有人至少能感受到一種對所在地方的歸屬感。精心安排的都市意象生產如果成功，還有助創造一種社會團結感、市民自豪感和地方忠誠感。在資本愈來愈不把地方放在眼裡的世界中，眾人共同創造的都市意象甚至可以成為心靈的避風港。都市企業主義（相對於面目模糊的官僚管理主義）在這裡嚙合了人們對地方認同的追求，並開啟了一套社會控制機制。麵包加娛樂是著名的羅馬統治公式，如今經歷改造後再度流行，地域性、地方和社群的意識形態則成為都市治理的核心政治修辭；這種修辭專注於利用親密無間（togetherness）的信念藉此抵禦源自國際貿易和激烈競爭的那充滿敵意及威脅的世界。

巴爾的摩藉新的濱水區和內港開發徹底改造了都市意象，便是一個好例子。此番土地再開發使巴爾的摩以新形象受人矚目，贏得「復興城市」（renasissance city）之稱，登上《時代雜誌》封面，擺脫了以往陰鬱和貧困的形象。它看起來是個充滿活力、積極進取的城市，已做好準備接納外來資本，歡迎資本和「合適」的人進駐。但事實則是貧困加劇，都市整體狀況惡化；一項基於社區、市民和企業領袖訪談的詳盡地方調查，發現巴爾的摩「光彩背後有大量的衰敗狀況」30；美國國會一九八四年的一份報告指出，巴爾的摩是美國「最破敗」的城市之一；列文針對這次城市復興的周全研究也一再指出，此番土地再開發的益處相當地局部且有限，且整體而言，這個城市的衰敗加快而不是被扭轉。31但是，繁榮的表象掩蓋了一切，遮掩了基本的困境，而且將成功的形象傳播到國際上，以致英國的《週日泰晤士報》可以毫無批評地做此報導：32

儘管失業率高漲，巴爾的摩勇敢地將其破敗的海港改造為遊樂場。觀光客意味著購物、餐飲和交通，而這又意味著建設、配送和製造，結果是就業成長、居民增加、活動也增加。舊巴爾的摩的衰敗減緩、停止，然後逆轉。港灣區如今是美國最誘人的觀光景點之一，都市失業率正迅速下降。

然而，如此改造巴爾的摩、賦予它更強的地方感和地方認同，在政治上顯然成功地鞏固了促成這項計畫的當地公私合夥集團的影響力。它為巴爾的摩引進了開發資金（但考慮到公共部門承受風險，這個城市是否得不償失還很難說）。此番再開發也賦予當地民眾一種與地方緊密相連的認同感。即使麵包仍不足，娛樂方面成功了。形象徹底戰勝了實質。

都市治理的企業主義轉向

近年來，有關地方國家（local state）相對於資本積累動態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引發了大量辯論。都市治理轉向企業主義，言下之意似乎是地方行動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性。我在這裡闡述的都市企業主義概念，全然沒有假定地方政府（或都市治理的階級聯盟）自動地（或甚至出了名的「在最後關頭」）淪為資本家階級利益的俘虜，抑或假定我們可以從反映資本積累要求的角度直接預測其決策。因此，至少表面看來，這似乎讓我的說法與馬克思主義版本的地方國家理論不一致，像考克伯恩（Cockburn）33所提出的，也與許多非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論者的觀點大不相同，如馬連可夫（Mollenkopf）、洛根與莫洛奇（Logan and Molotch）、葛爾與金恩（Gurr and King），史密斯（Smith）。34然而如果我們把都市間的競爭納入考量，看似自主的都市企業主義是一種可以和資本持續積累同時確保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再生產的矛盾要求相協調的作風。

馬克思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論點：在資本循環占據霸權力量的任何社會裡，競爭必然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維持者（bearer）」。競爭的強制法則迫使個體或集體行動者（資本主義企業、金融機構、政府、城市）進入某些作為資本主義組成元素的活動形態中。但這種「迫使」發生在行動之後而非之前。資本主義發展總是投機性的——事實上，理解整段資本主義歷史最好的解讀方式，是一連串微小的、有時浮誇的投機衝勁，在歷史上和地理上一個接一個堆疊起來的整個系列。例如沒有人能準確預想當面對市場競爭時，公司將會如何調適及反應。每一家公司都將尋找自身的生存之道，事先並不知道什麼做法會成功或失敗。唯有在事後，市場的「無形之手」（亞當斯密的說法）方能宣稱其為「一種自然強加的後驗必然性（posterior necessity），控制著生產者不受約束的任性行為。」35

都市治理也同樣容易既沒有章法又任性善變，甚至猶有過之。但是，我們有充分理由預期這種「毫無章法的恣意妄為」將因都市之間的競爭以及在事後得到調控。追求投資和工作機會的城市競爭，很可能產生各種騷動，尤其在普遍失業及工業結構調整的情況下，以及資本積累快速轉向更具彈性和地理移動力階段中，涉及了如何以最好方式，在特定在地條件下，把握發展機會並刺激地方發展。每一個地方聯盟都會找出自身獨特的「積累策略和霸權計畫（negemonic project）」——用傑塞普（B. Jessop）的概念來指稱。36站在資本長期累積的角度，探索政治、社會和企業主義實踐的不同路徑和不同組合是絕對必要的。唯有如此，像資本主義這樣一種動態的和革命性的社會體系才能發現新的社會和政治調控形式及模式，以配合新的資本積累形式和路徑。如果這就是地方國家的「相對自主性」之意，那麼都市企業主義就原則上來說和所有資本主義廠商、制度和企業在探索資本積累之各種路徑時所掌握的「相對自主性」，沒有什麼不同。這種意義下的相對自主性，完全符合我贊同的資本積累一般理論，事實上還是這套理論的一部分。37然而，我們之所以遇到理論上的困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主義思理論處理相對自主論證時，似乎認為它可以脫離空間關係的控制力來考慮，而且都市間競爭和空間競爭都不存在或無關緊要。

根據此論點，似乎是在都市間競爭不激烈情況下的管理主義立場才會使都市治理較不迎合資本積累的規則。但若要說明此論證，必須詳細分析一九五○和一九六○年代期間，福利國家和國家凱因斯主義（地方政府的行動鑲嵌其中）與資本積累的關係。這裡不是展開這種分析的地方，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大部分有關地方政府之相對自主性的論證，是從福利國家和凱因斯式妥協方案的角度提出的。認識到這一點有助我們理解為何，市政振興主義和都市企業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中歷史悠久、屢試不爽的傳統（當然是始於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和義大利各城邦）。過去二十年來，此一傳統的復興和強化以及都市間競爭再起，顯示都市治理已向資本積累赤裸裸的要求進一步靠攏而非反向而行。這種轉變要求徹底重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並使地方政府活動完全脫離福利國家體制和凱因斯式妥協方案（兩者近二十年間均受到強烈抨擊）。而且，不消說，許多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近年來在這方面有強烈動亂證據。

正是從這樣的視角，我們才有可能針對都市企業主義當代版本建構批判性視角。首先，我們應該集中探究許多都市經濟振興計畫的表面活力與深層狀況趨勢的懸殊差別。我們必須認識到，許多計畫看似成功，但其表面風光掩蓋了一些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且在許多城市形成一種雙元城市（dual city）的地景：內城復甦，周遭大片城區卻愈趨貧困。批判的視角也應該聚焦於若干危險的總體經濟後果。因為都市間競爭產生的強制力，這些後果許多看似無法避免，包括所得分配惡化、都市網絡劇烈變化，還有許多計畫帶來的好處快速消失。致力經營奇觀和都市形象而非處理經濟和社會的實質問題，長期而言也可能有害，雖然這種做法可以輕易取得政治效益。

然而，這裡也有一些正面的東西發生，值得細察。在進步學說和進步實踐的「萬神殿」中，視城市為可在其中採用民主決策方式的一種集體社團（collective corporation）的理念——有悠久的歷史（社會主義歷史中的典範案例當然是巴黎公社）。近來有人試圖在理論38和實踐上39復興這種統合主義（corporatist）願景。因此，雖某些類型的都市企業主義在方法、意圖和結果方面或許堪稱純然的資本主義，但認清以下事實也有些幫助：集體統合主義行動的許多問題，並非源自某種市政振興主義的項目，甚至不是因誰控制了都市階級聯盟或設計出怎樣的治理計畫。因為問題的核心，是在資本主義不均等地理發展的整體架構中，都市間普遍的競爭嚴重限制了發展選項，以致「壞」計畫驅逐「好」計畫，以致立意良好和仁慈的階級力量聯盟被迫變得更「現實」和「務實」，致力配合資本主義積累的要求，而非為滿足地方需求或爭取最大社會福祉而努力。但即使在這裡，都市間競爭本身是否就是我們必須說明的首要矛盾，也還不清楚。我們應該視其為這種競爭所鑲嵌的任何生產方式之中更普遍的社會關係的「維持者」（借用馬克思的說法）。

當然，一城市奉行社會主義（socilism within one city）「譯註」即使在最好情況下，仍是不可行的。但城市是可以利用的重要權力基地。關鍵在於設計一種都市之間連結的地緣政治策略，以紓緩都市間的競爭，並且讓政治視野不再局限於地方，以凝聚挑戰資本主義不均等發展的更普遍力量。例如在歷史上已證實勞動階級運動有頗強的能力掌控地方政治，但面對空間關係的規訓，以及由日益國際化的資產階級所把持的（軍事上和經濟上）強大的空間支配力，勞動階級運動仍一如既往地脆弱。這種情況下，過去幾年都市企業主義崛起後的發展軌跡，維繫和深化了不均等地理發展的資本主義關係，因此以耐人尋味的方式影響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整體路徑。然而，都市企業主義的批判視角指出的不只是其負面效應，還有它轉化為進步都市統合主義（progressive urban corporatism）的可能性；利用敏銳的地緣政治嗅覺，建立跨空間結盟和串連，使其即便無法動搖、也能減輕霸道的資本主義積累對社會生活之歷史地理之的宰制霸權。

譯註 「一城社會主義」指僅有單一城市施行社會主義，但其他地區或城市依然依循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而這將使得單一城市裡的社會主義難以為繼。

評　註
Commentary

這是我迄今獲引用次數最多的一篇文章（我獲引用次數最多的書和文章均於柏林圍牆倒下那一年面世，確實相當不尋常）。本文的參考文獻清楚顯示，這不是因為我討論的題目很特別。一九八○年代從事都市研究的人都該熟悉柴契爾和雷根年代西方國家經歷去工業化和經濟結構調整之際，都市治理的轉變趨勢。當時歐洲和北美的老工業城市流失大量製造業工作，對社會結構和社群團結產生戲劇性和毀滅性的衝擊。反對新自由主義化的力量——很多人希望有另一種未來——主要集結在城市——李文斯頓（Ken Livingstone）在他非常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時期領導的大倫敦議會堪稱最具代表性。因此，我這篇文章在政治上一點也不奇特。當然，藉由綜合陳述整合這一切是很有效的。但我認為這篇文章之所以特別，在於它強調都市企業主義興起的總體經濟和一般性的根源及其後果，例如它對社會不平等快速惡化的助長作用。這篇文章說明了經由空間競爭力量的集結和協調各種地方過程，如何構成一種極其重要的全球過程，而光靠地方動員很難抵抗它。本文明確地突顯了馬克思所稱「競爭的強制法則」（the coercive laws of competition）如何經由地方分權和都市間競爭產生作用。最後，它強調在自主和自由的情況下，誘人的自治決策諷刺地產生了我們如今必須忍受的強制和不自由的結果。

一九七八／七九年，傅柯在法蘭西公學院講授「生命政治的誕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提出另一種方式思考此一轉變的後果。他假定世界轉向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術，其中經濟理性從相對狹隘的市場經濟領域轉向自我規管的領域，而我們全都變成了企業家，肩負建立自身「人力資本」的責任。傅柯的觀點對建構我所談的轉變趨勢並無發生影響，但確實對政治主體性改變的潛在可能及其相當負面之政治後果提供了有趣的詮釋方式。我撰寫本文時並未使用新自由主義一詞，而是選擇使用「彈性積累」，而它也架構了我在《後現代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一書中的想法。二○○五年，我在《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中闡述了都市企業主義在新自由主義浪潮下興起，背後的政治經濟變遷。事後回頭詮釋過去所發生的事，比理解當下正在發生的事來得容易。我常思考一件事：數年後回首現在的困惑時，我們會怎麼想？（不受教條主義束縛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直覺在此或許正可派上用場。

第七章

環境的本質——社會與環境變遷的辯證

一九七○年的「地球日」左右，我記得商業雜誌《財星》（Fortune）推出了環境特刊。該特刊認為環境問題成為愈來愈多人關注的「非階級議題」是好事，而在一篇特約評論中，尼克森總統表示，未來的世代將完全根據他們所繼承的環境品質來評斷我們。而在「地球日」當天，我參加了巴爾的摩的一個校園集會，聽了一些令人振奮的演講，主要是中產白人激進派的演講；他們抨擊大家不夠關心我們呼吸的空氣、喝的水、吃的食物品質如何，並且哀嘆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盛行，造成各種各樣的資源耗竭和環境退化問題。第二天，我去了「左岸爵士俱樂部」，這是巴爾的摩黑人喜歡光顧的地方。樂手在演奏的間隙也與顧客互動，評論環境惡化的問題。他談到就業機會不足、居住條件惡劣、種族歧視和城市破落等問題，最後宣稱他們的主要環境問題是尼克森在當總統，此時現場爆出熱烈的歡呼。

當時觸動我、隨後令我念念不忘的一點，是「環境問題」對不同的人必然有相當不同的意義，結果整個來說，它近乎無所不包。企業領袖關心政治和法律環境，從政者關心經濟環境，城市居民重視社會環境，而罪犯無疑關注執法環境，污染者則關注監理環境。「環境」一詞有這麼多種用法，可見它作為單一概念，它欠缺基本的連貫性。但是，一如「自然」這個詞（它「包含相當大量的人類歷史，雖然我們往往沒注意到這一點……隨著其他觀念和經驗改變，自然這個複雜的概念也不斷在變」1），我們可以從「環境」這個詞的各種用法中得到很多啟發。但是，「被忽視」的方面造成一些特別的困難，因為我們總是很難發現「在一個人或一個世代思想中起作用的不完全清楚的假設，或是某程度上不自覺的心智習慣」，但這些東西卻決定了「一個時代的主導性知識傾向」。洛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還說：2

它不過是一些言語，卻能成為歷史中具有獨立行動能力的力量，這主要是拜這些言語的含糊性所賜。一個專有名詞、一個片語、一個慣用語，因為它的其中一個含義或暗示的其中一種觀念而流行起來或為人們所接受，則它與流行的信仰或價值標準是意氣相投的。一個時代的品味可能因為流行言語的主要意思改變了（使用者未辨明的這些言語的其他含義或言外之意，逐漸變成這些言語的主要意思），成為改變信仰、價值標準和品味的助力。「Nature」（自然、本質）這個詞是這種情況最非凡的例子，這幾乎是無庸贅言的。

圍繞著「自然」和「環境」這些詞的當代爭鬥，並非只是語意的問題，還是政治衝突的前線，雖然它是在意識形態的領域，「我們在那裡意識到政治事務並展開爭鬥」。這種爭鬥之所以出現，恰恰是因為「自然」和「環境」這些詞，傳達了我們關心的事的一種共性和普遍性，而其意義正是因為含糊，可作許多不同的解讀。「環境」是周遭的一切，更準確點講是某個時候對某存在物有重要意義的周遭一切。就環境之定義而言，存在物的「情境性」（situatedness）及其內部情況和需求，一如周遭情況本身那麼重要，而何謂「有意義」也可能大幅改變。不過，人人都處於一種「環境」中，因此人人都對環境問題有某種想法。

但是，近年出現了一種粗略的慣習，它將環境問題的含義縮窄，主要關注人類活動跟以下三者的關係：(a)支撐人類活動的生物系統或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況；(b)這種生態系統的一些要素，例如空氣、水、土壤和景觀；(c)人類活動的自然資源基礎的質與量，包括可再生和可能耗竭的資源。但即使是溫和的生物中心式（biocentric）解讀，也會相當正確地質疑這種慣習隱含的「自然」與「文化」的分割。因此造成的「環境主義者」與「生態主義者」的分割，正引起政治上的爭議；前者視環境為外部的東西，往往認為環境是要管理的，後者則視人類活動為嵌入自然中的東西。3無論如何，公眾愈來愈接受以下概念：我們稱為「自然」的東西，至少就地表生態和大氣而言，被人類的活動顯著改變了。4因此，城市人造環境與農村（和偏遠地區）因為人類而改變的環境，兩者的區分除了具體反映歷史悠久的城鄉意識形態差異外，看來是任意的。5但是，我們忽視這種差異的意識形態力量是危險的，因為它是許多生態修辭令中普遍的反城市偏見的基礎。

接下來我將試著建立一種理論立場，藉此理解上述的狹義環境課題。

我們先看以下兩段話：

我們濫用土地，因為我們視土地為屬於我們的商品。如果我們視土地為一個共同體，而我們屬於這個共同體，我們或許便會懷著愛與尊重去使用土地。6

貨幣本身若不是共同體，它就必須使共同體瓦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本前提，是勞動必須直接產生交換價值，也就是貨幣；而貨幣也應可直接購買勞動，因此也就是購買勞動者，但僅限於勞動者在交換中讓渡其活動。……貨幣因此直接和同時成為現實的共同體，因為它是所有人賴以生存的一般物質，同時也是所有人的共同產物。7

上面兩段話，第一段出自李奧波（Aldo Leopold），第二段出自馬克思。在馬克思看來，李奧波嚮往的土地倫理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看來是無望的，因為在那種社會中，貨幣共同體壓倒一切。李奧波嚮往的土地倫理若要實現，必須建立另一種生產和消費模式來替代資本主義。有趣的是，此論證如此清晰和不言而喻，但未能立即促成生態／環境主義政治與社會主義政治之間的友好關係；兩者至今仍保持一種對立的關係，而我們檢視上面兩段話，可以明白此中的原因。李奧波在狹隘的經濟約束之外界定了一個思考和行動的領域，他的思考方式是相當生物中心的。因此，按照李奧波的定義，工人階級政治（尤其是它致力追求徹底革新政治經濟過程這一點）被視為令問題持續存在，而不是解決問題。常有人表示，在最好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政治也只是能成就一種（工具性和管理主義的）環境政治，而不是一種生態政治。在最壞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屈從於所謂的「普羅米修斯式（Promethean）」計畫，而這種計畫假定「支配」自然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

我撰寫本文，是希望探討是否有辦法有效處理這種對立，將它變成一種創造性而非破壞性的張力。進步的社會主義政治是否容得下一種獨特的「生態」立場？是否必須容得下這種立場？若是，它應該是怎麼樣的？我們先來談社會是否可以評估「自然」的價值。

貨幣價值

我們可以替「自然」標價，也就是估算其貨幣價值嗎？如果可以，應該怎麼做？原因何在？以下是三種支持這種做法的觀點：

1.貨幣是我們日常活動當中評價自身環境相當廣泛的重要方面的工具。我們每次購買商品，實際上便是參與了一連串的貨幣和商品交易；經由這些交易，我們賦予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涉及的自然資源或重要的環境特徵某種水準的貨幣價值（同樣重要的是決定某些東西是免費的）。因為這種日常活動，我們所有人（無論是否關注環境生態）都涉入對自然的貨幣評價。

2.我們目前充分理解且通用的價值尺度，只有貨幣。我們都使用貨幣，對其意義有實作和智性上的認識。貨幣幫助我們交流彼此的需要、欲求以致選擇、偏好和價值觀，包括與自然和其他人具體相關的那些。不同的生態計畫（從建水壩到保護野生生物或生物多樣性的措施）要互相比較，必須有一個共同的標準（默認或公認的）來決定哪一個計畫更值得推動。目前除了貨幣外，我們沒有令人滿意或大家普遍接受的其他價值標準。如馬克思指出，貨幣是平等主義者（leveller）和犬儒主義者（cynic），它將極其多面向的生態系統世界（包含使用價值、人的需要與欲求，以致各種主觀意義）簡化為一種人人都能明白的共同價值標準。

3.在我們的社會上，貨幣是社會權力的基本表達方式（雖然絕非唯一的表達方式）。借用貨幣的概念表達意見，是利用社會上有權勢者喜歡和理解的表達方式。若想在環境問題上有所作為，我們往往不但必須以所有人都明白的方式（借用人人理解的貨幣概念）說明問題，還必須使用一種能說服有權勢者的表達方式。「生態現代化」的話語，正是試圖將環境問題說成是有利可圖的事業。環境經濟學也是將環境問題提上議程的有用工具。我們來看生態學家奧登（E.P. Odum）的例子：他致力在家鄉喬治亞州爭取保護濕地，但其訴求一直不被重視，直到他估算出濕地對喬治亞州經濟的貨幣價值（這些價值估計看似合理，但也是相當隨意的）。8該州議會因此較早通過法案，廣泛保護濕地。我們可以找到足夠的類似例子（例如柴契爾夫人於一九八八年忽然轉向支持某種環保政策），清楚說明一件事：政治影響力有賴我們訴諸不加掩飾的貨幣概念，清楚說明環境問題。

但具體的實踐方式涉及很多難題。例如《布倫特蘭報告》（Brundtland Report）9提出一個人們普遍接受的觀點：「永續」發展意味著當前的行動不應損害未來的世代滿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皮爾斯（David Pearce）等人試圖將該觀點轉化為可行的目標，認為這意味著代代相傳的總資產的價值，包括人造的（例如道路、田地和工廠）和「自然」賦予的（例如礦物和水源），必須保持不變。10但這些資產要如何量化？它們不能以不可比較的實物（實際或潛在的使用價值）來測量，當然也不能以內在品質來測量；貨幣價值（交換價值）因此是唯一的共同（普遍）衡量標準。

但這種程序涉及很多困難。

1. 例如貨幣是什麼呢？貨幣本身沒有生命和行動能力，是靠一種社會過程獲得價值度量的特質。馬克思指出，產生貨幣交換的社會過程顯示，貨幣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價格則是「價值的貨幣名稱」。但這種過程是矛盾的，貨幣因此總是問題重重、不可靠的社會勞動價值再現方式。硬幣品質降低、某些地方某些時期異常高漲的通膨率、投機狂潮，全都說明貨幣作為價值的再現方式本身可以相當不穩定。我們說貨幣「只值它能買到的東西」，甚至談論「貨幣的價值」，這意味著無論我們選擇什麼作為貨幣，我們都將所交換的一切固有的某些社會特質賦予貨幣。此外，貨幣本身有多種形式，例如金和銀、符號、代幣、硬幣，以及紙幣（我們應該使用美元、英鎊、日圓、巴西幣還是馬克？）。有時候官方貨幣因為失去信譽，人們會以巧克力、香煙或其他實物商品作為貨幣。因此，以貨幣評估「自然」或「流動的環境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涉及一些嚴峻的問題，而「固定價格」或「價格平減指數」等複雜計算方法，以及在匯價相當波動的世界中計算不變匯率的可敬努力，只能解決部分問題。

2. 如果不考慮特定資產所提供之商品和服務的實際市場價格，評估資產的貨幣價值將相當困難，因而得出的貨幣評價往往只是隨意的數值。結果經濟評價淪為一種套套邏輯（tautology）：我們希望獨立評估某些資產的價值，但唯一的根據卻是市場上實際出現過的價格。因此，市場價格的迅速波動意味著資產價值同樣迅速的波動。近年來人造環境中固定資本（空置的工廠和倉庫之類）大幅貶值，以及房地產市場崩盤的影響，彰顯了仰賴市場行為和市場狀況的資產評價劇烈的波動性。在市場經濟體中，「自然」資產的評價也有同樣的問題（想想一九七三至七五年石油供給緊張時期，德州一個油井的價值，以及它在一九八○年石油供給過剩時的價值）。因此，如果我們以貨幣價值為標準，致力交給下一代價值不變的資本資產（包括人造和自然資產），看來是一種很不可靠、甚至適得其反的做法。

3. 貨幣價格依附於具體的東西，以可交換的實體為前提，私有產權從而可以被確立或推斷。這意味著我們可以設想將實體抽離其所屬的生態系統。例如我們假定自己可以評估魚的價值而不考慮魚所處的水域。根據這種邏輯，要估算一整個生態系統的貨幣價值，只能將其各部分的價值加起來，而我們假定系統各部分與整個系統之間是一種原子論的關係（atomistic relation）。但是，如果我們認為環境是以有機的、生態系統的或辯證的方式形式，11也就是環境並非一種各部分可替換的笛卡兒式機器，則這種以貨幣評價的方式往往是不可行的。事實上，就自然世界如何構成的本體論而言追求貨幣評價意味著，信奉一種徹底的笛卡兒——牛頓——洛克式本體論，而它在某些方面是「反生態」的（見下文）。

4. 貨幣評價（money evalution）假定了某種時間和空間結構。時間結構由折現（discounting）程序界定；在這種程序中，我們將未來的利益折算為現值。折現並無公認的嚴格準則，而在環境文獻中，針對有關環境特質折現方法的評判和辯護都相當多。實際利率波動不定，折現時選擇使用什麼利率往往相當隨意（例如在公共計畫的評價中），使評價工作變得特別困難。此外，資產必須可交換，這種評價才有意義；因此，將海洋或大氣中的能流（energy flux）狀態的未來價值折算為現值，是完全不合理的。不同生態過程含涉的往往非線性的多重時間概念，也造成深層的問題。例如關於人類的時間偏好，我們或許可以有所發現（或至少提出合理的假設），然而生態系統中起作用的多重時間性（multiple temporalities）往往是根本不同的類型。麥洛伊（Arthur McEvoy）12便以加州水域沙丁魚群的（非線性）生殖週期為例：這些沙丁魚適應「生態波動」的方法，是個別的魚「活得夠久，使每一代都至少能有條件良好的一年可以繁殖」。當捕魚作業「奪走這些魚群的自然緩衝量」時，魚群便忽然銳減了。當然，考慮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明智政策和做法或許可以防止這種結果，但以下問題仍然存在：這種生態行為界定的時間性，與我們在經濟計算中慣常使用的線性、不斷前進的和相當牛頓式的時間概念是對立的。但即使假設我們可以得出某種評價，深刻的道德問題仍然存在（或許將存在一段時間），因為如古丁（Robert E. Goodin）13指出，「透支未來可能符合經濟效益」，但「這麼做是不對的」，因為「這對未來的世代是不公平的」。正因如此，加上其他原因，「綠色價值理論」（古丁的說法）相當反對折現法。深層生態學家內斯（Arne Naess）寫道：「對未來的關注應延伸至無限」。14但如此一來，我們就不能投資在任何未來的計畫上了。

5.產權安排可以有多種不同類型。例如政府若有力地保護濕地或嚴格管制土地使用方式，產權看起來便相當不同。當代許多環境政策的任務，是設計一種管理框架，藉此提供誘因或說服掌握私有產權的人以對環境友善的方式使用他們的財產，甚至是關注比市場折現更長遠的未來。這種政策的理論、法律和政治問題或許相當困難，但它仍假定環境有一種足夠明確的結構，因此有關環境商品與個體化產權的關係，我們可以提出某種成本效益論。簡而言之，訴諸貨幣評價迫使我們信奉一種世界觀，它將生態系統視為一種「外部事物」，只能藉由某種任意選擇和強加的價格結構或管控體制，內化於人類的行動中。

6. 考慮到這些問題，我們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貨幣評價有一些特質令它本質上是反生態的，因而將思想和行動局限於工具性環境管理。雖然環境經濟學（理論上和實踐上）的要旨在於掙脫過於狹隘的評價邏輯，並設法替本來沒有價格的資產估算出貨幣價值，它無法掙脫其自身的制度和本體論假設（大有可能有錯誤的）的局限；這些假設是關於世界的秩序和評價方式。

7. 最後，貨幣無法適當地反映人類需求、慾望、熱情和價值觀的強度與複雜性。齊美爾說：「究其本質，貨幣與賣淫有相似之處」。15馬克思也同意這種說法。16佛洛伊德注意到人們喜歡說金錢是骯髒的（「髒錢」和「不義之財」是常用的說法），他對此有進一步的發揮。他寫道：「人類所知的最寶貴物質與最無用物質之對比，可能產生黃金如糞便的見解」。這種視黃金為變形的糞便、資產階級交換關係為已昇華的肛門儀式之見解，震撼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讀者。佛洛伊德的朋友費倫齊（Ferenczi）寫道：「貨幣不過是無味、脫水的污穢物，但被弄得閃閃發亮」。17我們不必像佛洛伊德和費倫齊那麼極端，也能認識到，將一個人一生中所賺的錢折算為現值、藉此評估人命的價值，以及以貨幣標準估算「自然」的價值（例如棕熊和斑點鴞的命運），道德或倫理上是可有問題的，甚至是極度令人反感的。

根據最後一種觀點，資本主義受一種核心道德缺陷困擾：貨幣排擠了所有其他形式的意象（宗教、傳統宗教權威等），而它本身因為無色、無味、對它原則上代表的社會勞動漠不關心，並無獨特的形象；如果說它有形象，也只是令人想到污穢、骯髒、糞便和賣淫。結果是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一種道德真空——一種無色的價值自我形象，對社會認同毫無作用。它無法提供正常意義上的社會紐帶或共同體的形象（雖然它是馬克思所稱的「現實的共同體」），而它作為核心價值系統，無法清楚表達哪怕是最世俗的人類希望和抱負。為了日常再生產的目的，我們渴求貨幣；在此意義上，它確實成了共同體，但卻是一種沒有道德熱情和人道意義的共同體。就此而言，李奧波試圖表達的感想是正確的。

貨幣評價的批評者（他們相當關心環境退化問題）在此面臨一種兩難：他們可以棄用日常經濟實踐和政治權力的表達方式，說一些無人理會的話；又或者利用一種明知不恰當或根本不相容的表達方式（也就是訴諸貨幣概念），述說一些不可貨幣化的深刻價值。在我看來，這些矛盾暫時無解。在小說《金錢》（L’Argent）中，左拉借凱洛琳夫人之口說出一番有見地的話：

金錢是滋養未來人類的糞肥。沒有投機就沒有生氣蓬勃、成果豐碩的事業，正如沒有性慾就不會有孩子。生命之延續有賴這種過度的激情，有賴生命如此可鄙地消耗和喪失……毒害和摧毀一切的金錢，正成為各種社會成長的溫床。它是支撐偉大公共工程的糞肥，這些工程正聚合全球各地的族群，令世界變得和平……一切的好事都出自這種邪惡的東西。

雖然左拉這本小說的最終寓意，是接受這種觀念會導致投機鬧劇和個人悲劇，重要理論家如韋伯（Max Weber）曾提出適當的嚴正警告：認為善只會產生善、惡只會產生惡，是相當嚴重的錯誤。金錢或許沒有靈魂、有嚴重的不足，堪稱「萬惡之源」，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社會以致所有的生態禍害都是源自市場運作（私有財產、個人主義和貨幣評價在這種運作中產生作用）。另一方面，有關卡普（Karl William Kapp）所稱的私營企業的社會代價，我們也有充分的證據，知道情況失控時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因此，我們應該知道，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市場行為的必要之惡會自動結出善果）也是虛妄的。馬克思指出，如果放任不加干預，資本主義發展是「劫掠勞工、劫掠土地之技術的發展」，而資本主義技術得以發展，「只能靠損害一切財富的本源，也就是土地和勞工」。18

因此，結論就比許多人可能想接受的那種結論要模糊得多。首先，我們只要從事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實際上就不可能避免貨幣評價（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這樣）。第二，評估環境資產的貨幣價值雖然問題重重、有嚴重的缺點，但並非絕對邪惡。但是，除非我們有某種其他價值概念可以用來評斷貨幣評價的適當性或倫理，我們不可能知道針對「自然」的任意評價有多好（一旦我們不願停留在沒有價格的商品和服務流的簡單概念上，）。我們也無法避開牛頓和笛卡兒式的生物圈觀念（如今很多人會強烈質疑這種觀念不適合用來處理生態問題）與經濟思維和資本主義實踐基礎之間的深刻關聯。必須強調的是，牛頓─笛卡兒式觀念本身並非錯誤，一如亞當斯密涵蓋原子式個人主義、市場行為和產權的模型本身並非錯誤。但兩者的適用範圍都有嚴重的局限，而我們如今知道，它們並不適用於許多領域（例如量子理論和生態問題）的決策和行動。牛頓力學和亞當斯密經濟學用來建橋樑可能綽綽有餘，但用來判斷蓋橋樑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則完全不適合。

自然是否有天賦價值？

在資產階級生活中，抵制貨幣這種價值表現方式、尋找替代方案的努力由來已久。宗教、社群、家庭、國家全都是人們曾提出的替代方案，但我在這裡想討論的替代方案，都以某種方式認為價值存在於自然中——浪漫主義、環境主義和生態主義都內含這種倫理觀的大量元素。這種觀念和馬克思主義也並非不相容（至少在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詮釋中是這樣）。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19中曾說，金錢「剝奪了整個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價值」，而且「在私有財產和金錢的統治下形成的自然觀，是對自然界的真正蔑視和實際貶低」。由此可見，他相當接近認同以下觀點：金錢已經摧毀了或許可復原的自然的固有價值。

視價值存在於自然中的好處，在於它提供了一種立即的本體論安全感和永恆感。自然界豐富多樣，大有可能提供通用而永恆的價值，指導人類行動，賦予短暫和碎片化的生命某種意義。20李奧波寫道：「在我看來，如果對土地沒有愛、尊重和讚賞，或者不重視土地的價值，則人和土地之間不可能存在一種合乎倫理的關係。我說的價值，當然是比純粹的經濟價值廣義得多；我說的是哲學意義上的價值」。他因此認為：「一件事如果傾向保護生物群落的完整、穩定和美好，它便是正當的，反之則是不當的」。21但是，我們怎麼知道「完整、穩定和美好」是自然的固有特質？而這麼說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就講到一個關鍵問題：如果價值存在於自然中，我們如何能知道它們是什麼？有多種不同方法。直覺、神祕主義、冥想、宗教啟示、形上學和個人內省，一直是、也將繼續是得到這種領悟的方法。至少表面看來，這些方法與科學探索根本不同。但如我將說明，它們全都必然有一種共性。這些方法揭露的自然價值，全都相當仰賴特定的人類能力和以人類為中心的中介作用（anthropocentric mediations），有時甚至仰賴富遠見的個人施展魅力介入。藉由運用富強烈情感的詞語如愛、關懷、培育、責任、完整和美等等，它們無可避免地以明顯人性化的方式表達「自然」價值，因此產生有關內在價值的獨特人性。論述對某些人來說，這種自然價值的「人性化」是可取的，本身是崇高的，反映人類在「存在巨鏈」（great chain of being）中的獨特性。22

「人性乃是意識到其自身的自然」（Humanity is nature becoming conscious of itself），這是無政府主義地理學家何克律（Elisée Reclus）的格言，它清楚指出，至少在以人性化詞語表達自然固有價值這方面，認知主體有其創造性作用。但若如殷戈德（Tim Ingold）23所言，「自然的物質世界不能以那種方式理解，遑論對抗或占用它，除非是通過某種程度上從自然當中解放出來的一種意識」，我們如何能確知人類是自然中所有價值的合適代言人？

因此，發現自然之內在價值的能力，取決於被賦予意識、反思和實踐能力的人類主體成為那些價值之中立中介者的能力。這往往導致對人類行為的嚴格律戒（例如禁慾苦行或瑜珈之類的鍛鍊），如一些宗教所提倡的，以便確保人的意識對自然界保持開放。這種以人類為中心的媒介作用的問題，在科學探索中同樣存在。在科學探索中，科學家通常也是以認知主體扮演中立中介者的角色，遵循某些方法最嚴格的規則（嚴謹程度有時遠遠超過許多佛教徒），致力發現、理解和準確陳述自然中起作用的各種過程。如果自然中有天賦的價值，科學因其客觀的程序，應可提供一種相對中立的方法找出這些價值。至於這種方法有多中立，人們有頗多議論。以下提供兩個例子，有助認識這當中的困難。

一、精子與卵子的預言

多年來，女性主義著作揭示了科學研究中性別隱喻的廣泛運用。結果往往是將有關性別關係的社會觀點寫進有關自然界的科學陳述中，因而使那些社會建構看起來是「自然的」。例如麥茜特（Carolyn Merchant）24便強調，培根（Francis Bacon）在他有關實驗方法的基本論證中，利用了性別意象對待自然（視自然為有待探索的女性身體、有待以計謀或武力支配和馴服的女性精神；這意象對理解莎劇《馴悍記》大有幫助）。這並非個別的特例。哈洛威（Donna Haraway）寫過一篇頗有見地的文章，討論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中的「泰迪熊父權體制」指出「衰頹——城市、文明和機器的威脅——如何存在於優生學政治和動物標本剝製技藝中。這座博物館實現了保存和創造永恆的科學目的，而它所處的都市世界在二十世紀初似乎處在混亂和崩潰的邊緣」。此博物館拿來與這個不安的社會性世界對照的，是一種展示的視覺技術，其用途之一是向外界傳達一種有關自然秩序（以層級制、父權制、階級和家庭為基礎）的真正有機論（organicism）的感覺；這種自然秩序應該是任何社會秩序的穩定基礎。它這麼做是明確利用了、也將繼續利用靈長類動物學來創造或發揚某種種族、階級和性別關係。

馬丁（Emily Martin）25提出的精子與卵子傳說極富啟發意義。有關人類生育的醫學和生物學文獻普遍使用了該傳說。在這種傳說中，女性生殖過程（尤其是月經）被說成是相當浪費（相於男性產生精子的極強能力而言），而受精過程則被說成是主動、充滿活力、奮勇向前的男性精子，在經歷了艱辛費力的旅程後，捕獲被動的女性卵子，得到獎勵。在這種說法中，精子很古怪地像是尋寶的探險家或是競逐生意的企業家（可對照前面提到的左拉小說中有關金融投機的說法：一種揮霍的貪慾，是生產活動所必須的）。但是，人類生育科學研究使用的這種隱喻原來根本是誤導的：精子絕非傳說中那麼目標明確、活力充沛和相當勇敢（如果沒有外來的助力，它是萎靡不振和漫無目的的），而卵子原來在受精過程中發揮了主動的作用。但是，研究者摒棄性別偏見是需要時間的，而當他們捨棄原本的偏見時，通常是轉為將卵子說成如同富侵略性的「蛇蠍美人」，以精細的圈套誘捕男性（精子），令其成為犧牲品。馬丁指出，新資料「並未使科學家摒棄他們描述精子與卵子時抱持的性別刻板印象，他們只是開始轉用同樣有害的其他方式描述精子與卵子」。26有關自然中固有的價值，我們顯然不能靠這種研究和探索得出結論。

二、達爾文的隱喻

第二個例子是達爾文《物種起源》中並列和對立的一些複雜隱喻。首先是家畜育種方法的隱喻（達爾文因曾培育家畜，對此有豐富知識）。如楊格（Robert M. Young）27指出，這個隱喻將家畜育種中人們熟知的人工選擇程序置於一種自然背景中，帶出一個直接的難題：誰是天擇背後有意識的行動者？其次是達爾文明確承認對其理論有根本重要性的馬爾薩斯隱喻。競爭和適者生存的企業家價值，於是成為達爾文著作中的「自然」價值，後來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倚賴的概念，至今仍為當代「常識」所利用。但是，托迪斯（Daniel P. Todes）28詳細考察達爾文的理論在俄羅斯得到的反應，發現俄羅斯人幾乎一致否定馬爾薩斯隱喻，並且貶低物種內的鬥爭和競爭作為一種演化機制的重要性：

這種統一的民族風格源自俄羅斯國民生活的基本條件——源自其階級結構、政治傳統、土地和氣候的性質。俄羅斯的政治經濟體缺乏一個活力充沛、支持自由放任政策的資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是地主和農民。俄羅斯人政治上主要傾向支持君主制和社會主義導向的民粹主義，其共同特徵為一種崇尚合作的社會性格，同時厭惡與馬爾薩斯和英國密切相關的競爭性個人主義。此外，俄羅斯地廣人稀，氣候極端且變化迅速。馬爾薩斯的主要概念，是生物由於生存空間和資源有限，不時因為過度繁衍而被迫彼此衝突，但俄羅斯的情況與這種概念格格不入……反馬爾薩斯和非馬爾薩斯影響加起來，使達爾文的隱喻失去了常識力量和解釋力。29

馬克思雖然相當欽佩達爾文，但也注意到這問題。他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值得注意的是，達爾文在動植物世界中看到了他的英國社會，看到該社會中的分工、競爭、開拓新市場、發明，以及馬爾薩斯的『生存鬥爭』」。30

如果達爾文（和華萊士）並沒有當年的許多英國人那樣震驚於異常豐饒的熱帶環境，並轉而考慮亞寒帶地區，而且熟悉我們如今稱為「農民道德經濟」的景象，他們大有可能像所有俄羅斯的演化論者那樣，貶低競爭機制的重要性。他們或許會比較重視合作與互助。克魯泡特金（Pyotr Kropotkin）當年從俄羅斯去到倫敦，因為他信奉互助是自然和社會演化中的強大力量，所以人們都視他為無政府主義瘋子（儘管他有了不起的科學資歷）。當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氣氛便是這麼濃烈。

不過，還有一個有趣的隱喻融入了達爾文的理論中，它某程度上與競爭和生存鬥爭的隱喻是對立的。該隱喻與物種多樣化有關，對應的現象似乎是分工的普及，以及工廠體系中生產環節越來越多的趨勢；達爾文對此也有豐富的知識，因為他的妻子是工業家韋奇伍德二世（Josiah Wedgwood II）的女兒。在所有這些例子中，以社會為基礎的隱喻與科學探索相互影響，我們因此很難從科學發現中提煉出不受社會影響的有關自然本身價值的訊息。因此，各種政治運動挪用達爾文影響力巨大的科學觀點作為其政治計畫的「自然」基礎，也就不令人意外。31此外，其他人，例如阿利（Warder Clyde Allee）和他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生態學家同事，以他們關於動物生態學的科學研究為手段，支持、宣揚他們的社群主義、和平主義和倡導合作的思想，也同樣不令人意外。32

對於我來說，據之得出一些結論是必然的。如果價值存在於自然中，我們並沒有獨立的——不受特定科學研究方法所運用之隱喻中隱含的價值影響的——科學方法可以用來理解價值是什麼。連我們使用的名稱都會誤導問題的深度和廣度。「工蜂」（worker bees）無法理解《共產黨宣言》這種說法，並不比「祈禱螳螂（praying mantis）」去教堂好到哪裡去；然而術語有助於將獨特的社會權力關係和常規「自然化」。33「自私的基因」和「盲眼鐘錶匠」之類的說法，為科學論點提供了同樣生動的社會指涉對象。有趣的是，盧梭早就看穿了這種手段，因為他曾撰文指出，「那些人推斷自然的狀態時，總是引入他們在社會狀態中累積的觀念，犯了大錯」。34例如生態學家致力說明均衡、植物演替和頂級植被是自然界的特質，這既反映人類尋求永恆和安全，也反映人類希望針對生態過程提出準確和中立的敘述或理論。此外，「與自然保持和諧並非人類的慾望，而是自然施加的必然」這觀念，也含有以下意味：自然狀態是和諧而非衝突的。在科學和詩歌中，我們往往無意識地將自己對金錢以外價值的渴望寄託於自然。

價值選擇在於我們而非自然。簡而言之，在我們針對自然界的研究中，我們能看到的價值，僅限於那些富含價值的隱喻容許我們看到的。和諧與均衡；美好、完整和穩定；合作與互助；醜陋與暴力；層級與秩序；競爭與生存鬥爭；動盪與不可預測的動態變化；原子式因果關係（atomistic causation）；辯證與互補原則；混亂與失序；碎形與奇異吸子；這些全都可視為「自然價值」，而這不是因為它們被任意加諸自然，而是因為無論我們的探究方法如何無情、質樸和嚴格地「客觀」，詮釋框架的提供是透過隱喻的而非透過證據。當代繁殖和細胞生物學告訴我們，世界必然形成層級化的指揮控制系統，看起來像福特式工廠體系；當代免疫學則告訴我們，世界是一種流動的交流體系，有分散的指揮─控制─智慧網絡，看起來很像當代的彈性工商組織模式。35因此，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當有人宣稱「自然是導師」時，接下來通常是「演講者根據自身的目的，選擇性地借題發揮」。36

針對這問題，解決方案不可能是尋求一種沒有隱喻的科學探究方法。含有隱喻之方法的運用（如同理論模型之運用）是所有知識建立的根基。波姆（David Bohm）和匹特（F. David Peat）指出，「隱喻感知（metaphoric perception）對所有科學都有根本的重要性」，無論是擴展既有的思想過程，還是進入「未知的現實領域；在某種意義上，這些領域隱含於隱喻中」。37因此，我們只能批判地反省我們使用的隱喻的特性。然後我們會發現，那些據稱是自然固有的價值，總是所使用之隱喻的特性，而非真的是自然固有的。卡普拉（Fritjof Capra）便說：「除非同時談論我們自己，我們絕對無法談論自然」。38

道德共同體與環境價值

近年來，深層生態學家（deep ecologists）傾向捨棄那種視價值全然為自然所固有的觀念。39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是受到量子理論影響，以及卡普拉極富影響力的《物理之道》（The Tao of Physics）和《轉捩點》（The Turning Point）將波耳和海森堡的物理理論轉化為一種獨特的生態論述。在此同時，一些人轉向利用形上學、詮釋學和現象學作為發現和陳述自然中價值的方法，強調認知主體的力量。例如福克斯（Warwick Fox）便寫道：40

描述和表現深層生態學的合適論述框架，並不是那種跟非人類（non—human）世界之價值有密切關係的框架，而是與人類自我的本質和可能性密切相關的框架，或許也可以說是有關我們是誰、我們在大千世界當中可以成為和應當成為什麼的問題。

此處「應當」一詞暗示，價值確實依附於我們是其中一部分的廣大生物群落，但發現這些價值的方法，主要倚賴我們在自然之中（而非之外）「自我實現」的努力（不同於較為狹義的「自我滿足」或資產階級社會中「自我實現」）。「深層生態學」文獻在此不言而喻訴諸「人類本質」或「人類潛力」的概念（又或者馬克思所講的、特質未充分實現的「類存在」）；因為與「自然」分離，人類根本地疏遠了（無論是實際上還是潛在地）這種本質或潛力。恢復這種聯繫（因為現代科技、商品生產、以普羅米修斯或效益主義的方式對待自然，以及貨幣流的「共同體」等諸如此類的東西而被切斷了）的渴望，是人們利用直覺、沉思和現象學方法尋求「自我實現」的根本原因。內斯指出，倘若價值「以社會和經濟為基礎」，我們的哲學任務便是質疑那些造成異化的工具性價值。41藉由「精心建構一種哲學體系」，我們可以達致「價值的全面清理和澄清」，進而引發一場有望「促成人類文明重新定位」的集體運動。

在此我們可以借助各種哲學、形上學和宗教方面的「澄清」。例如海德格便為當代生態思想提供了可觀的養分。42有趣的是，他對現代性的根本反對，不但呼應反對商品拜物教的論點，還捕捉到貫穿範圍廣泛的生態形上學的許多感受性：

技術領域的目的性（object—character）以愈來愈快速、冷酷和徹底的方式，在地球上散布。它不但使所有東西都可以藉由生產過程製造出來，還利用市場遞送生產的產品。在自我肯定的（self—assertive）生產中，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化為可計算的市場價值，而這個市場不但是涵蓋整個地球的世界市場，還作為意志的意志（the will to will），交易著從事存有（Being）的本質，因此令一切存有物皆受制於一種交易計算，而這種計算大大地支配了那些根本不需要數字的領域。43

海德格對這種狀況的反應是此派生態運動的典型反應，那便是完全退縮到一種存有的形上學中，視存有為一種棲居（dwelling）方式，展現為一種築造（building）形式，致力培育、珍惜、保護、保存和滋養環境，使我們與環境變得較親近。政治上的任務則是恢復「人」如今受嚴重威脅的「根性」（rootedness）。自然不應該變成「巨大的加油站」，而是應視為「供養者，開花結果，在岩石和流水中展開，化身為植物和動物」。海德格認為凡人「棲居，拯救地球」，但「拯救並非只是令某些東西擺脫險境，其真正意義在於令某些東西得以自由表現自我」。環保團體「地球優先」（Earth First!）的口號，例如「解放河流」（set the rivers free!），雖然並非源自海德格，但恰恰訴諸同樣的觀點。海德格接著指出，所有真正的藝術作品都有賴紮根於鄉土（native soil），有賴創作者秉持棲居精神創造它們的方式。44他說，我們是「植物（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承認），必須利用我們的根，破土而出，以便向上生長，開花結果」。棲居是達致人與物精神統一的能力。地方之建造應該尋求找回根，找回與自然棲居的藝術。

海德格的「本體論挖掘」（ontological excavations）聚焦於「一種談論和關懷我們的人性和環境的新方式」，以致「對地方和地球的愛絕對不是僅在所有的技術和物質問題都解決之後，才能放縱一下的額外情感；它們是世上存有的一部分，先於所有技術問題」。45此處提出的關係是主動而非被動的。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寫道，「棲居首先要以認同環境為前提」，「建築的存在目的因此是要讓一個場所（site）變成一個地方（place），也就是發現特定環境中的潛在意義」。46人類「接受」環境，在一個地方「彰顯環境的特性」，而這個地方除了取得某種身分外，也將這種身分加諸我們身上。

海德格的觀念與北美的生物區域倫理運動有相似之處。在這種運動中，李奧波的建議（我們擴大共同體的範圍，「納入土壤、水域、植物、動物，或集體而言，納入大地」）被實際當作在地方與自然共生的方案。地方綁定的（place—bound）的環境認同理念相當強烈。伯格（Peter Berg）和達斯曼（Raymond Dasmann）表示，這意味著：47

在一個被過去的開發破壞和傷害的地區，學會在地方生活。這涉及藉由認識在地方內部和周遭產生作用的生態關係，成為那裡的在地人。這意味著了解各種活動和發展社會行為，藉由它們豐富地方的生活，恢復它支援生活的體系，並在其中建立一套生態和社會可持續的生存模式。簡而言之，這意味著在一個地方當中、與地方一起充分展現生命力。這意味著爭取成為一個生物群落的一員，不再是它的剝削者。

因此，作為一種文化運動，生物區域主義（bioregionalism）「讚頌一個地方特殊、獨特和往往不可名狀的特徵，包括藉由視覺藝術、音樂、戲劇和符號傳達地方的感覺」。48

在此我們觸及古丁所稱的「綠色價值理論」的核心。49它是一套情感和價值主張，提供一種「統一的道德願景」，以各種外貌貫穿幾乎所有生態和綠色政治思想。如我們很快將談到，它的表現形式可以是激進的、自由主義的或相當保守的。而因為它的道德共同體強烈依附於地方經驗，它常常將環境政治導向保護和增強已形成的地方特質。

但道德共同體的概念也是很有問題的。例如我們可以看看它如何影響薩戈夫（Mark Sagoff）的論述。50在所有其他方面，薩戈夫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義評論者。他認為雖然個人往往自私地追求實現自己的目標，像全然自利的原子式經濟行為者，但他們作為某個「道德共同體」的成員，有能力、也經常真的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事，尤其是在涉及環境問題的事情上。就美國而言，他的結論是：

社會管制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與一個民族的身分認同有關——例如這個民族在歷史上可能致力於欣賞和保護相當美妙的自然遺產，並決心相對完整地將它留給未來的世代。這不是我們想要什麼的問題，也不完全是我們相信什麼的問題，而是我們是什麼的問題。這不是理論能解答的問題：答案與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命運，以及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自我感知有關。51

我們可以就此提出一些評論。首先，這是福克斯有關「自我實現論」（見前述）的強烈的社群主義版本。第二，它談論民族身分認同的建構跟談論環境一樣多。在此我們立即遇到有關綠色價值的道德勸說和政治涵義的難題。因為這些價值無可避免地涉入特定類型的「道德共同體」之建構，而這些共同體除了可以是民主的、去中心的和無政府式的，也同樣容易變成是國族主義的、排他的，甚至是激烈法西斯主義的。例如布拉姆韋爾（Anna Bramwell）52便指出綠色價值與納粹的關聯，不但是經由海德格（他的角色主要是象徵性而非實質的），還經由以德國浪漫主義、「血與土」之類的主題為中心建立起來的獨特的法西斯主義傳統；她也順帶提到納粹推動的廣泛和經常是創新的保育和造林計畫。即使布拉姆韋爾有所誇大，我們也不難看到，對特定環境的獨特態度可以有力地涉入國族主義或社群主義身分認同的建構之中。薩戈夫無感地使用America而非United States來指美國，傾向支持削減美洲原住民人口，而且在談論美國處理環境問題時忽略階級、性別和種族結構，透露出許多同樣令人不安的排他傾向。

如此一來，環境政治便致力追求傳承一種基於特定環境特徵的國族認同感。換句話說，完全不訴諸環境意象和身分認同的國族主義，是最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森林是德意志民族的象徵，則森林枯萎便是對國族認同的威脅。此一事實對觸發當代德國綠色運動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對該運動造成顯著的困難，因為它揭示了一個難堪事實：當代生態感受性的根源，在於那些促使納粹成為第一批「掌握國家政權的激進環境主義者」的傳統。53連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54這樣的生態激進人士也被迫承認，「綠色政治的精神面向是西德一個極其緊張和有問題的領域」。

此處的教訓，不在於認定有關「道德共同體」、區域主義或地方綁定的思想（例如國族主義和想像的共同體）必然是排他或新納粹主義的。例如雷蒙．威廉斯便將此類思想的元素融入他的社會主義思想中。在他的小說中，有關環境意象、地方綁定的理想，以及當代資本主義對兩者的破壞，這整個富爭議的領域提供了有關異化和人與自然關係問題根源的有意義論點。因此，我們的任務是致力說明怎樣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經濟情況，將這些有關人與「自然」特殊關係、地方綁定的情感，轉化為排他、有時甚至是激進新納粹主義的情感。

布拉姆韋爾提及納粹聯繫（雖然它本身是保守派對綠色運動敵意的表現，視綠色運動人士為「敵視市場自由主義的新權威主義者」）在這裡很有意義，因為它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強烈支持反動而非進步路線的傾向，到什麼程度上可能會最終涉入綠色價值理論？無論如何，我們很快便看清了一件事：源自道德共同體的環境價值，對共同體政治的著墨與對環境的著墨一樣多。

政治價值與環境生態課題

研究有關環境生態的辯論時，比較有趣的一件事是檢視各種論點，但並非著眼於它們針對環境說了些什麼，而是它們針對「共同體」和政治經濟組織說了些什麼。我們會看到，論者提出許多另類的社會組織形式，宣稱它們是解決問題所「必要的」，同時也指出，倘若眼下的生態劇碼要以大團圓結局而非悲劇收場，我們必須打倒許多不同的罪人和惡棍。帕赫克（Robert C. Paehlke）55指出，環境主義者不但「占據傳統的從右到左的意識形態光譜上幾乎每一個位置」，還可以適應多種不同的政治立場，同時宣稱自己超越一般意義上的政治。但是，「自然及其法則的權威」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指出來，或用以證明現行社會狀況是合理的，或者是「將成為解決生態問題的新社會基石」。56雷蒙．威廉斯暗示，生態和環境主義論點所涉及的，往往是「不同類型社會的觀念」。57

此處的部分問題，是環境生態論點恰恰因為其多樣性和概括，可能會被用在環境主義者和生態主義者幾乎一定會反對的許多用途上。環境生態辭令被用在許多特別的目的上，例如奧迪汽車、牙膏、「自然」食物風味和「自然」形象（主要針對女性）的廣告，以致比較明確的社會控制目標和「永續發展」或「自然保育」的投資目標。但事情的另一面是，生態主義者和某程度上甚至較傾向管理主義的環境主義者的論點中，往往留下大量漏洞，其文本因此充斥著徵兆性的緘默、含糊和矛盾，以致我們幾乎不可能準確地確認他們的社會政治計畫為何，即使他們的目的可能「不亞於一場革命，希望推翻整個污染、掠奪和物質主義的工業社會，代之以一種使人類與地球得以和諧共處的經濟和社會新秩序」。58

在下文中，我無意提供某種嚴謹的分類，或是批判評估若干政治（我們可以針對下述每一種政治立場提出嚴肅的反對理由）。我只是想說明一件事：環境生態主張很容易衍生難以置信的政治多樣性。

一、威權主義

奧佛斯（William Ophuls）寫道，「無論其具體形式為何，永續社會的政治看來很可能引導我們在政治光譜從自由至上主義走向威權主義」，而我們必須接受「個人主義、自由和民主的黃金時代基本上已經結束」。59面對愈來愈嚴重的匱乏現象，海伯納（Robert L. Heilbroner）也認為我們只有一種解決方案：建立一種社會秩序，「它結合一種『宗教』傾向和『軍事』紀律，或許會使我們反感，但我估計它最有希望促成未來世代必須完成的深刻及艱難的適應」。60雖然他們的個人立場顯然是自由主義的（海伯納傾向社會主義），兩人均不情願地承認，要「切實」回應天然資源限制以及這種限制無可避免地迫使我們作出的艱難適應，某種集權式威權主義是必要的。至於生態運動中強烈傾向馬爾薩斯主義的一派（哈定〔Garrett Hardin〕很可能是最佳代表），他們顯然認為訴諸威權主義方案是解決「公有地悲劇」的唯一政治方案。此派的多數著述假定資源匱乏（和因此造成的成長限制）和人口壓力是環境生態問題的關鍵。因為這些問題在一九七○年代初至為重要，這種論調也在當時達到高峰。但是，環境生態運動近年已經放棄尋求以威權主義方案解決環境危機。61不過，威權主義渴望總是存在於生態政治的某處。

二、企業和國家管理主義

威權主義方案較弱的一種版本，仰賴在國家行政系統中應用科技理性的技術，配合強大的管制和官僚權力，而這些權力和「大」科學和大公司資本聯繫在一起。此派的核心論點是：我們對許多生態問題（例如酸雨、臭氧層破洞、全球暖化、食物鏈中的殺蟲劑之類）的定義必然仰賴科學，解決方案同樣仰賴運用科學知識和技術，以及嵌入（國家領導的）理性的政治經濟決策過程中的企業技術能力。「生態現代化」（ecological modernisation）62是這種政治的意識形態口號。在這種政治中，保育和環境管制（全球和國家層面上的）被視為是為為了永續的未來而做的理性和高效的資源管理。全球管理或「地球醫學」的意象相當吸引某些企業資本，尤其是那些可望藉由提供地球健康狀態監測技術獲益的公司。例如IBM便帶頭推動企業政治的「綠化」，因為該公司很可能將是提供全球監測技術的主要廠商。在這裡，「永續」的概念看來對企業勢力和生態系統同樣重要。

三、多元自由主義

正因為我們很難以全知全能的方式界定何謂適當的環境生態政策，民主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言論和意見自由）有時被看作是生態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在容許各種壓力團體（例如綠色和平組織）壯大的社會中，公開和持續商討環境生態問題，被視為確保環境問題總是處在議程中的唯一辦法。任何人都可以替「自然」說話或談論相關問題，而國家也會建立各種制度（例如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和環境法規），容許人們爭論「樹木和貓頭鷹的權利」。各種利益集團經過複雜的協商和權力運作之後，有關環境問題的共識才能妥善形成，保護環境的最佳方案才有望確立。但是，在激烈爭論、有關自然價值和如何看待生態變化的多元價值政治中，共識最多也只是暫時的。

四、保守主義

某些生態文獻特別重視謹慎和尊重傳統的原則。這些文獻認為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適應和改造，是歷經多個世紀的結果，不應不必要地擾亂它。保護和維持既有地景和習俗（有時明確地訴諸美學判斷），賦予這種框架一種保守意味。63但這種框架也有一種基進潛力。它可以是強烈反資本主義的（反對開發），而放在國際脈絡中，它可以是強烈反帝國主義的。照理說，所有地方的傳統都應該受到尊重，毫無保留的現代化因此總是被視為有問題的。受商品化和交換關係威脅的原住民，因此理應得到相當多同情。這一切有它浪漫的一面，但也可能產生一種高度保護特定環境的、頑強的地方政治（politics of place）。問題不在於不干預環境，而是在於保護傳統的社會和環境互動的模式，原因正是這些模式已證明在某種意義上是有效的，至少對某些群體是有效的（通常是菁英群體，但也並非必然如此）。當然，保護這些群體的政治權力和價值在此一如環境考量那般重要。

五、道德共同體

因為訴諸「道德共同體」理想而產生的複雜問題，我們之前已經檢視過。許多「共同體」發展出一些粗略的共識，涵蓋共同體在社會關係模式和有關「自然權利」的行為方式方面有怎樣的道德義務。64因為共同體的內部異質性或社會變遷壓力，這些道德規則經常引起爭論；不過，這些道德規則，例如有關人與自然關係的規則（愈來愈有賴「環境倫理」來表達），可以成為凝聚共同體（確立國族主義情感）和培力（empowerment）的重要意識形態工具。這是針對環境問題進行道德辯論的最佳空間，65這些道德規則可闡明社群主義政治和價值——它們以公民美德理想為中心，而這些理想融入了人與自然良善關係的某些概念中。

六、生態社會主義（Ecosocialism）

社會主義圈明確傾向認為環境主義是中產和資產階級議題，也往往強烈懷疑零成長和限制消費的提議。66但是，生態社會主義在不少方面與社會主義有相當多共識，足以成為可行的政治計畫（儘管在多數主流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它仍是相對小眾的主張）。某些環境問題，例如職業健康和安全，與工人息息相關，而許多生態團體認同環境的問題可能要「追溯至資本主義規則：生產技術之選擇，完全取決於利潤極大化的私利考量」。67海拉（Yrjo Haila）和萊文斯（Richard Levins）斷言：「如果希望生態健全，我們必須為社會正義奮鬥」。68這意味著對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實行社會控制，以及控制「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的資本主義系統（因為它是許多環境問題的根源），並且認識到「人類的未來根本不能建立在少數人快樂生活、多數人受苦的基礎上」。69這種思想將環境問題牢牢置於社會主義軌道上。如此一來，認同人類面臨生態危機的社會主義者便會指出，有第二條道路可以達致社會主義；70這條路線強調生產的社會組織與生產的（生態）條件之間的矛盾，而不是強調階級矛盾。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因此得以部分確立，因為只有在這種社會中，我們才能找到徹底、持久和符合社會正義的方案解決環境問題。

七、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

女性主義運動針對天性─教養爭議（nature—nurture controversy）的辯論是最徹底的，而針對如何將環境生態問題與女性主義政治聯繫起來，生態女性主義提出了多元的觀點。例如在基進生態女性主義中，把自然的價值和地位遭貶低視為和女性的價值和地位遭貶低密切相關。對此的政治反應，是藉由發展儀式和象徵手段，以及一套關懷、培育和生育的倫理，讚頌（而非否定）女性與自然之間網狀般的相互關係。在這種思想中，女性主義一如生態那麼重要（甚至是更重要），而生態問題的解決方案被視為有賴接受女性主義
原則。

八、去中心的社群主義

多布森（Andrew Dobson）71認為，大多數當代生態運動在原則上會規避威權主義方案，「主張建立一種參與式社會，針對盡可能廣泛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展開討論，尋求形成明確的共識」。這種政治通常從「奉行無政府主義路線的自力更生社群」獲得靈感，72而像布克金（Murray Bookchin）、高德斯密（Edward Goldsmith）那樣的作家和其他許多人（包括德國綠黨）都試圖闡明在這種自力更生社群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關係形式；這些社群因為其規模，可以「比較接近」自然。平等主義、非層級組織形式，以及普遍的在地培力和決策參與，被描述為政治規範。73去中心化和社群培力，加上某程度的生物區域主義，被視為處理人與自然關係和社會關係異化的唯一有效方案。

不過，我在此概述的這些生態政治立場還需要補充注意愈來愈多、更為複雜的各種特別訴求，而它們提出環境生態問題，是出於相當特定的社會目的。例如科學家因為渴望外界的資助和注意，可能製造出某些環境問題，而這些問題所反映的科學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與它們反映的環境狀況一樣重要。例如梅伊（Robert May），一位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的研究教授74撰文討論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明顯迫切性時，除了關注如何界定該問題的重要性和處理方法外，也同樣重視對分類學的資助經費不足（相對於物理學而言）的問題。雖然科學上的無知顯然會妨礙我們適當辨明相關問題和潛在解決方案，出於自利考量（希望得到更多資助）的說法當然會引起懷疑。

傑克斯（Graham Vernon Jacks）與懷特（Robert Orr Whyte）75提供了一個更陰險的例子。這兩位備受敬重的土壤科學家相當關注非洲的土壤侵蝕問題，一九三九年撰文表示：

在非洲當前的發展狀況下，一種封建類型的社會看來最普遍符合土壤的需求；在這種社會中，本地耕種者某程度上被綁住在其歐洲領主的土地上。除非經過鬥爭，否則不可能期望非洲接受封建制度；在英國的非洲殖民地，這意味著放棄前景光明的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制度實驗；在任何地方，這意味著否定本地人通過勞動而獲得某些自由和物質提升的機會。但是，這將使適當的人承擔對土壤的責任，他們已經是土壤侵蝕的主要原因，但有辦法和能力控制問題。不受本地人對抗困擾的自利考量，將確保這些人履行責任，保護土壤的最終利益。當前，對本地人的人道主義顧慮，使歐洲人未能贏得他們可取得的支配土地地位。人道精神或許是較崇高的理想，但土壤需要有人取得一種支配性的地位，而如果白人不這麼做、黑人則無力承擔這種責任，植物將會發揮這種作用，而土壤侵蝕最終將把白人擠出非洲。

這段話既直率又驚人，彰顯了一件事：有心人可用保護環境的名義，對「他者」的權利強加諸多限制，同時又把各種權利（以及義務）賦予那些據稱掌握知識和高技術的人。雖然如今已經沒有什麼人膽敢如此囂張，我們仍可在世界銀行的論點和看似進步的文件如《布倫特蘭報告》（Brundtland Report）中，找到這種思想的強烈氣息。在西方國家許多有關全球環境管理的提案中，我們稍加分析便能發現，有心人以保護地球生態、持續防止環境退化的名義，企圖控制其他人的資源。正是因為意識到這種可能，開發中國家相當抗拒源自西方的任何形式的環境主義。

每當環境生態問題被轉化為美學問題時，也會出現類似問題。例如《財星》雜誌一九七○年的環境特刊便強烈主張再開發美國的城市中心區，其理由我們現在會稱為「後現代」路線，聲稱首要目標是改善環境品質（通常是說要創造方便友善的環境，以及綠化和親水空間）。如威爾遜（Alexander Wilson）76指出，整個當代的「自然文化」（culture of nature）是一種相當人為和強制推銷的品味，說到底都是把自然當成一種商品。

憤世嫉俗的觀察者可能會很想這麼說：討論環境問題不過是暗中推動某種社會和政治計畫的方法，手段為訴諸人們對生態危機的恐懼，或是聲稱自然界的狀況迫使我們採納某些解決方案。不過，我希望提出一個較為廣義的結論：所有的生態計畫（和主張）都同時是政治經濟計畫（和主張），反之亦然。生態主張對社會絕非中性的，一如社會政治主張對生態也絕不是中性的。因此，如果我們要更好地掌握處理問題的方法，就有必要較仔細地檢視生態與政治的相互關係。

社會─生態計畫的政治經濟學

有關社會─生態變遷的歷史地理記錄異常豐富，相當有助於我們了解社會政治計畫與生態計畫如何彼此糾纏、超過某個程度後變得無法區分。考古學77、人類學78、地理學79和較近期的歷史學80提供了大量相關資料。但是，當代有關環境生態問題的多數辯論，雖然表面上追求跨學科和「深度」的理想，實際上卻彷彿對這些資料視若無睹，而即使承認這些資料的存在，也只是將它們當作是支持某些特別主張的零星證據。系統性的研究相對罕見，而即使有，81在相關討論中也遠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目前馬克思主義圈內的辯論，例如班頓（Ted Benton）82與格倫德曼（Reiner Grundmann）83之間的辯論，是在一種極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理抽象層次進行。甚至連像《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自然》（Capitalism, Socialism, Nature）這樣一本旨在從社會主義立場探討綠色議題的期刊，也是討論理論和零星證據為主，缺乏系統化處理歷史地理記錄的嘗試。

只要做一項粗略的調查，便能清楚看到，社會致力替自身創造某些生態條件：這些條件不但有利於社會的生存，還是其社會關係「在自然當中」的表現和例證。因為沒有一個社會可以完成這項任務而不遇到意料之外的生態後果，社會與生態變遷之間的矛盾有可能變得極有問題，甚至不時危及社會的生存。恩格斯很久以前便指出了這一點：

但是，我們不要過度自滿於人類戰勝自然的事跡。人類每一次戰勝自然，自然都會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會帶給我們期望的結果，但一段時間、兩段時間之後，它會產生相當不同、意料之外的作用，往往抵銷了最初的結果……因此，每一步都提醒我們：我們絕非像征服外族的勝利者那樣支配自然，像站在自然界之外那樣控制自然——我們這些有血有肉有腦的人，實際上是自然的一部分，存在於自然之中，而我們之所以能在某程度上掌控自然，全賴我們相對於所有其他生物的優勢，也就是有能力掌握並正確應用自然的規律。

這意味著我們絕對有必要認真看待社會與生態變遷的雙重性。例如歷史學家克洛農（William Cronon）便認為：84

生態史始於假定環境與文化之間存在一種不斷變化的動態關係，而這種關係產生矛盾的傾向和持續性的傾向一樣強。此外，它假定環境與文化的互動是辯證性的。環境起初可能決定了某個時候一群人可做哪些選擇，但文化隨後因應這些選擇重新塑造了環境。重塑出來的環境為文化再生產提供了一組新的可能性，因此展開一個相互決定的新循環。有關人們創造和再創造其生計的方式如何改變，我們分析時不但要考慮他們的社會關係，也要考慮他們的生態關係。

這是換個方式陳述馬克思與與恩格斯的這句話：只有在「人與自然的關係被排除在歷史之外」時，才會產生「自然與歷史的對立」。85但是，克洛農有關新英格蘭殖民地的研究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它顯示，印地安人居住和利用森林（藉由焚燒促成常有豐富多元物種的森林邊緣環境）超過一萬年產生的環境，如何被殖民者誤認為原始、純淨、豐饒和未被原住民充分利用的。此外，植入歐洲的治理和產權制度（加上歐洲人積累財富的典型渴望），造成了巨大的生態變化，以致原住民被剝奪了其生活方式的生態基礎。因此，傳統生活方式遭滅絕（因此也就是消滅了印地安人），除了是生態事件外，也是同樣重要的軍事或政治事件。這與歐洲人將新的疾病（例如天花）帶到美洲有關，但土地上的變化也導致原住民不可能維持遊牧式、相當靈活、傳統的生產和再生產模式。

因此，鞏固某一套社會關係的方法之一，是致力改造生態，而這件事有賴社會關係的再生產來支持。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就大型灌溉計畫與專制政府之間的關係提出了他的理論，沃斯特（Donald Worster）86將該理論應用在美國西部時無疑有所誇張，但其基本論點肯定是正確的。十九世紀末，地質學家鮑威爾（John Wesley Powell）針對美國西部研擬了社群主義式、去中心的、「生物區域的」、限於江河流域的定居計畫。大型企業利益主導的美國國會否決了這種方案（鮑威爾在這過程中備受詆毀），這些利益集團隨即致力推動水壩和大型水利建設工程，大規模改造西部生態系統，希望藉此確保自身利益的再生產。如此宏偉的生態計畫相當倚賴創造和維持集中的政府權力和特定的階級關係（例如建立和維持大型農業企業，以及受壓迫、無土地、務農的無產階級）。傑佛遜式農民民主（agrarian democracy）理想因此遭顛覆，此後在一些州（如加州）的政治體制中造成激烈的矛盾。87但這當中有另一種涵義（克洛農的多數著作未提到這一點，是明顯的缺失）：社會關係中的矛盾（在沃斯特的例子中是階級矛盾，但性別、宗教之類的矛盾也可以同樣重要）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呈現在土地上和出現在生態系統計畫中。不僅有錢人占據有利的居住環境，窮人往往在較有毒害和危險的地方工作和生活，而且生態系統的改造計畫都具有其社會關係的意涵。反過來說，以純粹生態名義（例如所謂的「綠色革命」）發起的計畫也會造成各種分配和社會方面的影響（例如綠色革命導致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並製造出失地的農民無產階級）。

因此，創造出來的生態系統通常既反映創造它們的社會體系，也為這種體系提供例證。不過，它們反映和提供例證的方式是矛盾而不穩定的。這個簡單的原則理應對環境生態辯論中的所有觀點產生遠比現在重大的影響。列萬廷（Richard Lewontin）88便認為生物學和社會科學都同樣遺忘了該原則：

我們不能視演化為物種針對預先確定的環境「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因為正是物種本身的生命活動同時決定了環境問題和解決方案……生物在其個別的生命中以及作為一個物種的演化過程中，並不只是去適應環境，而且是在建構環境。它們並非只是受自然法則影響的客體，只能改變自身以適應無可避免的情況；它們還是根據自然法則改造自然的主動的主體。

例如只有純粹的唯心論才會認為我們可以透過某種方式，不必付出重大代價便能拋棄當代資本主義都市化既存的巨大生態系統結構，以便「重新親近自然」。這些既存的系統是「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經過改造的一種形式；如果我們任由它們變壞或崩塌，人類必將面臨生態災難。若想妥善管理這些系統（包括對它們進行社會主義式或生態方面的長期改造，令它們變成完全不同的某些東西），可能需要過渡性的政治制度、權力層級關係和治理系統，而這些過渡性安排大有可能是生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厭惡的。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某種根本的意義上，在紐約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自然的，而即使在過渡時期維持這樣一個生態系統，也必然涉及與構成該系統之社會組織和社會關係形式的妥協。

將都市化稱為「人造的生態系統」，聽起來可能有點古怪。但我們不能將人類的活動視為在生態系統計畫之外。如果抱持那種看法，將如同試圖研究授粉作用但忽略蜜蜂，或研究美國東北部殖民時期之前的生態系統但忽略海獺。一如所有其他生物，人類是「根據自然法則改造自然的主動的主體」，而且總是處於適應自身建構的生態系統的過程當中。因此，談論社會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宛如它們是兩個有互動的獨立系統，是犯了根本的錯誤。描述我們周遭世界的典型方式，是畫兩個彼此有互動、分別標註「社會」和「環境」的框框；但這種方式不但在直覺上沒什麼道理（不信你可以試著替你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與「環境」畫出分界線），而且在理論或歷史上也找不到支持它的基本理由。

例如我們必須將貨幣和商品的流動視為當代生態系統中的基本活動，而這不但是因為這種流動會使一些動植物從一種環境跨地域轉移到另一種環境，89也因為這些流動形成一種協調網絡，使當代生態系統以其特殊方式持續再生產和演變。倘若這些流動明天就終止，世界的生態系統將陷入極大的混亂中。而隨著這些流動的特質改變，社會─生態系統中的創造性衝動（creative impulses）也將改變，而改變的方式可能是緊張、矛盾或和諧的。克洛農視芝加哥為北美各生態系統之間的重要交流點，以及這些生態系統之中促進轉變的一股力量，90在此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案例。它實際上轉化和擴展了史密斯（Neil Smith）91有關經由商品交換和資本積累「生產自然」的理論，創造出一種詳細的歷史─地理敘事。

正因如此，「環境或生態運動」或許是一種誤稱，尤其是應用在原住民對生態變化的抵制上時。這種抵制可能並非像許多西方人所想的那樣，是基於原住民某種深層的內在需求（為了保護一種獨特和非異化的人與自然的關係，或是保護他們珍視的某種祖宗象徵之類），而是可能因為他們相當明確地認識到，外部強加的生態變化（如新英格蘭殖民時期發生的事，或是亞馬遜流域的割膠工人最近面臨的情況）將摧毀原住民的傳統生產模式和他們獨特的社會組織形式。例如古哈（Ramachandra Guha）92研究印度喜馬拉雅山區反對商業伐木和高技術森林生產管理的抱樹（tree—hugging）運動，便發現「這場第三世界最著名的『環境』運動，在其參與者眼中首先是農民捍衛他們在森林中的傳統權利的運動，其次才是『環境』或『女性主義』運動——如果真的還有其他意義的話」。但是，因為一種「同質化的都市─工業文化」正製造出其獨特的生態和文化矛盾與危機，抱樹運動恰恰因為其生態實踐，「堪稱是對現代社會中的生態和文化危機最創新的其中一種反應」。93

但是，原住民群體在他們的生態實踐上也可以是完全不動感情的。一種深受對現代工業主義的浪漫反應影響、主要是西方建構出來的觀念，導致許多人認為原住民以前比我們「更親近自然」，而且如今仍然如此（在我看來，連古哈有時也掉入了這個陷阱）。面對往往與「親近自然」有關的生態脆弱性，原住民群體可以驚人的速度改變他們的生態實踐方式和對自然的觀念。此外，即使他們有各種文化傳統和象徵儀式能展現對自然靈性的深厚敬意，原住民群體也可能廣泛地改造生態系統，以致損害他們延續某種生產模式的能力。例如中國人雖然有對生態敏感的傳統，如道家、佛教和儒家傳統（這些思想傳統對促進西方的「生態意識」產生了重要作用），但在中國破伐森林、土地退化、河流侵蝕和氾濫的歷史地理現象中，許多環境事件以現代的標準衡量堪稱大災難。考古學證據也顯示，冰河期晚期一些人類部落因為過度捕獵，導致許多動物絕種，而火無疑是史上影響最深遠的生態轉變媒介之一，使相當小的群體得以對生態系統產生巨大的影響，而如蘇爾（Carl Ortwin Sauer）94指出，這種影響並非總是有益的。

此處的重點，不在於指出人類活動擾亂環境生態是「太陽底下無新事」；重點在於因為當代的社會─生態轉變空前快速、規模巨大，我們應該評估這當中具體哪些事是新的，而且造成過大的壓力。不過，這種歷史地理探究也使我們看清了通常是由生態學者提出的一種說法：從前「所有地方的人都懂得如何與自然和諧共處」95；此外也促使我們質疑布克金同樣可疑的說法：「相對自足的社群因為相當仰賴其環境支撐生計，會對支撐社群的有機的相互關係產生一種新的尊重」。96當代的「生態自覺」（ecologically conscious）辭令大多數過於注意原住民群體說些什麼，卻不看他們做些什麼。例如我們無法從路德．斯坦丁．拜爾（Luther Standing Bear）的以下說法中，得出印地安原住民的生態實踐優於我們的結論：

我們屬於土地，而土地也屬於我們。我們愛那些在這片土地上和我們一起成長的禽鳥和野獸。牠們和我們喝一樣的水，呼吸一樣的空氣。在自然中，我們全都是一體的。因為抱持這種信念，我們的內心相當和平，對所有活著的、生長中的東西都懷有善意。97

若要從這種論調中推論出印地安原住民的生態實踐優於我們的結論，結果便是，我們要麼相信存在著確保生態結果「正確」的某種外部心靈指南，要麼相信在這個充斥著各種意外後果的動態行動領域中，原住民或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判斷和實踐存在著非凡的全知者(omniscience)。「過度開採資源的可能性，完全可以跟人們親近自然生活並在行動上據之遵奉的觀點相容不悖。」。98此外，「比較研究已顯示，所有結合了增強策略的高級文明都是具有暫時穩定性的（metastable），而它們的成長軌跡可以這麼理解：能源開採不斷加速，直到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承受力受到考驗，隨後絕對熱量生產力（absolute caloric productivity）和投入產出比率便持平或衰退」。99至於資本主義如何直到現在還能避免這種命運，則是個長篇的故事。如巴澤（Karl W. Butzer）指出，所有社會都有自身的生態困難，我們可以藉由研究它們學到很多東西。

因此，原住民或前資本主義時期的生態實踐，不會因為那些群體主張尊重自然（而非抱持現代「普羅米修斯式」的支配或控制自然的態度），就必然比我們優勝或差劣。100格倫德曼101駁斥班頓102，無疑是說對了：「控制自然」的說法（其性別意味暫且不論）並非必然導致破壞，也同樣可能促成愛、關懷和培育等行為。此外，不加批判地接受看似「生態自覺」的陳述，在政治上也可能是誤導的。路德．斯坦丁．拜爾在講出上面引述的那段話之前，提出了相當政治性的主張：「拉科塔族認為這片大平原是他們自己的土地」。印地安原住民或許有相當有力的理由維護自身的土地權利，但如我們稍早指出，創造一種「生態自覺」修辭來支持這種主張，是一種常見但危險的特殊訴求，並非出於保護生態的目的。

我們同樣可以批判檢視若干意識形態、美學和「生態自覺」傳統，因為它們對我們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有根本的影響。格來肯（Clarence J. Glacken）的巨著《羅德海岸的痕跡》（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103很好地說明了從古希臘時代到十八世紀末，在各種地理脈絡下，人類的自然觀在歷史上經歷過的一些轉折。雖然格來肯並未直接關注這種觀念上的轉變與實際的政治經濟變遷有何關係（或是否可能決定了政治經濟變遷），兩者的關係總是默默存在的。連馬克思都願意贊同觀念是嵌入於社會實踐，從而成為歷史變遷的一種「物質力量」。因此，就生態與社會計畫的混合而言，同時檢視觀念和實踐看來相當重要。

例如近年來，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成了一場有趣辯論的焦點。貝特（Jonathan Bate）104視華茲華斯為「浪漫生態學」（romantic ecology）的先驅，是一位純「綠」作家，而麥甘（Jerome J. McGann）105等人的討論指出了華茲華斯對恢復一種人與自然關係的關注；麥甘認為華茲華斯完全是某些階級關係的辯護士。這些辯論某種意義上未能切中要點。華茲華斯實際上兩者都是，而且都是認真的。連貝特也完全不懷疑華茲華斯試圖恢復或重構某一套社會關係，作為其生態主義的重要部分。他的旅遊指南寫作藉由製造出厄里（John Urry）106所謂的「觀光客的凝視（tourist gaze）」，吸引人們以家長心態消費自然（最終造成破壞，這是英國湖區（Lake District）的當代訪客很快就會發現的）。當代英國人將自然當成文化奇觀來消費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拜華茲華斯開創的觀念和實作所賜。

因此，檢視歷史地理記錄，對理解「自然」和「環境」之類的詞語為何包含「相當大量的人類歷史」107大有幫助。在日常生活以致意識形態、再現和美學等領域中，社會與生態計畫互有糾纏，以致所有社會（包括文學和藝術）計畫也都是有關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計畫，反之亦然。在歷史唯物主義傳統中研究的人，應該不會覺得這種說法很難接受。畢竟馬克思認為我們若想知道自己是誰、是什麼（以致了解人類這個物種的潛能），只能藉由改造我們周遭的世界，並從而將社會與生態變遷的辯證置於人類歷史的中心。但是，這種辯證該如何理解呢？

笛卡兒陷阱

像恩格斯那樣，將一種簡單的辯證邏輯加諸「自然」，會有明顯的危險。不過，當代生態文獻中有許多辯證和準辯證的立論方式，類似馬克思所採用的方式。如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108指出，因為這原因，「生態中心主義與社群主義以及社會主義政治哲學產生綜合理論的潛力，遠大於生態中心主義與例如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式政治哲學」。這些生態文獻中有許多內容猛烈抨擊笛卡兒、牛頓和洛克的本體論預設，以及這些預設所衍生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的化約（非辯證）形式；在此我希望大略談一下此現象的涵義。109生態理論一般是訴諸量子理論（quantum theory）（海森堡、波耳和大衛．波姆的著作備受重視）和各種形式的生態科學，取得一套相當不同的本體論預設。

生態學者反對的笛卡兒系統有以下預設：思維物（res cogitans）與廣延物（res extensa）之間(也就是心智與肉體、事實與價值、「實然(is)」與「應然(ought)」之間)可以嚴格區分，科學家所研究的物質性(materiality)被科學家心智(mind)中的科學知識影響的程度，不超過科學家具有「客觀」表述能力的心智被他們所研究的物質性影響的程度。笛卡兒主義還根據某些基本原則構建了一個宇宙的詳細圖像。它假定世上存在著一套「自然」和不證自明的實體（個體或物），它們「自身內部是同質的，至少就它們影響它們自身所構成的整體而言是這樣」。這些實體可以根據外在給定的、絕對空間和時間個別辨明（這便是牛頓的假定，而如我們所見，它轉移到約翰．洛克的社會理論和當代經濟學中）。此外，這些實體「在本體論上先於整體」，而整體（whole）的各部分（parts）（個體）「具有獨立擁有的內在特性」。整體（一個社會或一個生態系統）不過是其各部分的總和（在複雜的例子中，可能是各部分相乘的結果）。此外，各實體之間的關係，可與實體本身清楚區分。關係之研究因此是研究實體（例如檯球或人）碰撞的偶合（contingent）方式。「首因」（prime cause）的問題因此產生，促成笛卡兒─牛頓的這種設想：宇宙是一種類似時鐘的機制，由上帝上好發條並啟動其運作。在這種思維模式中，「原因（causes）與結果是分離的，原因是主體的屬性，結果是客體的屬性；雖然原因可能對源自結果的資訊有所反應（所謂的『反饋循環』），然而有關哪個是產生原因的主體、哪個是受影響的客體則是毫不含糊的」。110

這種笛卡兒理論廣為傳播，已證實是產生知識和認識宇宙如何運作的極有力工具。它也有直覺吸引力。我們會遇到「物」（例如個體）和系統（例如運輸和通訊網絡），它們的存在看來是穩定且不證自明的；因此，根據它們的範疇和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形態建立知識，看來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站在辯證的角度，這是以過度限制性的片面方式審視事物。萊文斯和列萬廷指笛卡兒理論是「異化的」，因為它描繪了這樣一個世界：「部分與整體分離，並且物象化為物自身；原因與結果分離；主體與客體分離」。馬克思對這樣一種「常識」觀點也持類似的批判態度：「它一旦看到獨特性便未能看到一致性，一旦看到一致性便未能看到獨特性」。111對於支配當代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原子化和因果的推論（atomistic and causative reasoning），以及滲透當前多數政治（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之類的東西，馬克思無疑也會同樣嚴厲地批判。

笛卡兒思想在環境領域呈現的最典型形式，可能是視「社會」為一個有邊界的系統（bounded system），與名為「生物圈」的另一有邊界系統互動。我們現在意識到的環境問題，因此大致上是以這兩個系統之間複雜和有問題的關係去界定。實務上我們很難看清「社會」始於何處和「自然」終於何處（不信你可以看看自己周遭，試著找出社會與自然的界線）。但即使作為一種抽象行動，這種思維方式看來正是異化推論的結果，並無歷史根據或充分的科學根據。生態文獻中有一種強烈的共識，認為這種常規加上它的笛卡兒推論形式基礎，本身不但是深刻反生態的，還因為它對社會實踐的影響，是我們許多生態問題的根源。果真如此，則分析馬克思主義、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rational—choice Marxism）、方法論個人主義，甚至可能還有馬克思主義實在論（Marxist realism）（雖然巴斯卡〔Roy Bhaskar〕正尋求將辯證法納入其理論中），因為大致上都採用笛卡兒式本體論，也都是深刻反生態的。如此一來，格倫德曼與班頓有關馬克思主義和生態學的辯論，看來是一場以根本錯誤的本體論預設為基礎的爭論。

辯證法

笛卡兒─牛頓─洛克理論的替代方案，是一種辯證本體論，它能統一馬克思主義傳統和有關生態理論適合採用怎麼樣本體論的新興共識。這或許可藉由細述以下論點闡明：

辯證思維重視理解過程、流動、流變和關係甚於去分析元素、物、結構和組織化系統。後者並不存在於支撐、衍生或創造它們的過程之外。貨幣（一種物）不能置於支撐它的交換和資本循環之外過程來理解，正如生物不能置於構成它們的環境關係之外來理解。112馬克思界定的資本，既是循環的過程，也是儲存的資產（商品、貨幣和生產設備之類的「物」）。量子理論也提出了類似的說法：「同一實體（例如一個電子）在某種情況下表現為波，在另一種情況下則表現為粒子」。113然而，物理學家花了多年時間，才認識到這兩個概念並非不可兼容或相互排斥。他們認識到這一點之後，現代量子論才得以開始成形。同樣地，事實證明社會科學家也很難摒棄確立於洛克和休謨等人的哲學體系中、歐爾曼（Bertell Ollman）114所稱的「常識觀點」：「有物，也有關係，兩者互不包含」。

考慮到構成它們的過程和關係，「物」因此總是被假定為「在每一個層次都是內在地異質的」。115這衍生若干推論。首先，任何「物」都可以分解為彼此之間互有某種關係的「其他物」。例如一個城市可視為與其他城市互有關係的一個「物」，但也可以分解為多個街區，再進一步分解為人、房屋、學校、工廠之類，而這種分解是可以無限進行的。因此，就有關世界如何運作的任何理論重構而言，「物」並無不可分解的組成部分。在某個層次看似一個系統的東西（例如一座城市或一個池塘），在另一個層次變成了更大的東西（例如城市的全球網絡或某個洲的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如萊文斯和列萬廷指出，116探究「沒有底層」可言，因為經驗顯示，「過去被預設為不可分解的『基本單位』〔basic units〕後來證實全都是可以分解的，而這種分解打開了研究和實踐的新領域」。這意味著研究「每一個組織層次，但不追尋基本單位」是正當的做法。但如此一來，探究事物時就必須特別注意一件事：我們必須確定過程、物與系統有效運作的尺度（通常是指空間和時間範圍），因為在某個尺度（例如池塘）有意義的東西，在另一個尺度（例如某個洲）可能就沒有意義。第二，如果所有的「物」由於構成它們的複雜過程（或關係）因而是內部地異質的，則我們認識「物」的質與量屬性的唯一方法，是認識「物」所內化的過程和關係。在此我們發現，歐爾曼117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建構為內在聯繫的論證，與艾克斯利118、伯奇與柯布119、內斯120和齊默曼121提出的生態論點有很強的一致性。不過，這種說法是有限度的。我作為一個個體，實際上並不內化宇宙中的一切，而是藉由我與在一個相對有界的領域（我的生態系統、經濟和文化之類的體系）中運作的過程之關係（新陳代謝、社會、政治、文化之類），吸收主要對我有意義的東西。這個系統並無固定或先驗的界線。對我有意義的環境始於何處、終於何處，本身取決於我做些什麼，以及與此相關的生態、經濟和其他過程。設定空間、時間、尺度和環境方面的界線，在此也成為發展概念、抽象和理論的一大策略考量。

空間和時間既非絕對的，也不是在過程之外，而是偶合的和包含在過程之中。不同的物理、生物和社會過程涉及多重空間和時間（以及時空）。借用列斐伏爾122的說法，這些過程全都生產出其自身的空間和時間形式。過程並不是在空間和時間中運轉，而是主動建構空間和時間，並因此界定了其發展的獨特尺度。

部分與整體彼此相互構成。這句話的意思，並非僅止於擬物的（thing—like）實體之間存在一反饋循環。例如我取得存在於與我相關的生態和經濟系統中的力量，在我們運用這些力量重構或改變原本提供力量的那些系統之前，我就已在我內部主動重構或改變了這些力量（再舉一個瑣碎的例子：我吸入空氣，利用我在自己身體中改變的氧氣重構了自己，然後我呼出空氣，改變我周遭的空氣）。化約主義「往往忽略這種關係，將各部分當作預先存在的單位區隔開來，再以這些單位構成整體」，而整體論實踐則反向而行。123

部分與整體交錯接合，必然使得「主體與客體可互換，因與果可互換」。124例如我們必須視生物為既是演化中的主體，也是客體，一如我們必須視個體為既是社會變遷過程中的主體，也是客體。因果關係的可逆性使載明因果關係的模型（即使含有反饋循環）變得可疑。實際上，辯證推論正是因為嵌入持續過程的流動中，而且表述這種流動，所以很少訴諸因果論證。

「變化是所有系統和系統所有方面的一個特徵」。125這可能是所有辯證原理當中最重要的一個，也是歐爾曼126最重視的。這意味著變化和不穩定是常態，而「物」或系統的穩定性則是必須加以解釋的。歐爾曼這麼說：「因為變化總是事物本質的一部分，我們的研究問題只能是：事物或系統如何變？何時變？變成什麼？以及為何它們有時看來沒有變化？」127

變革行為——「創造性」——源自互補性和矛盾，而互補性和矛盾依附於萬「物」已內化的異質性和各系統之中比較明顯存在的異質性。它因此在物質、生物和社會世界裡無所不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某個尺度下某個持續過程中的所有環節，對認識變化或穩定性都具有同等意義。我們在理論和實證研究上的任務，是辨明鑲嵌於持續流動中的那些特別的「環節（moment）」、「形式」和「物」——它們可以造成根本的轉變，又或者賦予一個系統獨特、完整和相對穩定的特質。社會、生物和物質系統中的「能動性」（agency）問題，必須大致據此闡述。

辯證探究本身並不自外於辯證探究自身的論證形式，而是也受它檢驗。辯證探究是一種過程，產生包括概念、抽象、理論和各種制度化的知識，它們各自受持續的探究過程支持或破壞。此外，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隱含著某種關係，並不是「局外人」（研究者）將研究對象當作客體觀察加以那樣的關係，而是兩個主體之間的關係：因為起作用的那些過程，兩者必然都內化一些來自對方的東西。海森堡便說，觀察世界必然也是干預世界，一如解構主義者會說，文本之閱讀對其生產有根本的重要性。馬克思也堅稱，我們必須改變世界才能改變自己，而如果不同時改變世界和我們自己，我們就不可能理解世界。此原則使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的二元性變成虛假的對立（一如總是被迫討論天性與教養關係的女性主義理論已大致認定，本質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之間的對立是虛假的，因為兩者都是彼此不可缺少的；參見法斯〔Diana Fuss〕的著作128）。辯證不能當作精神戰勝物質的行為加諸世界（這是恩格斯的關鍵錯誤，不幸萊文斯和列萬廷也犯此錯誤）。理論與實踐的根本統一，看來永遠不會被打破，只能削弱或暫時異化。我認為這裡可以找到通往班頓129追求之目標的真正道路，也就是超越對立。

如布克金堅稱，推斷（eduction）——探索各種可能性，包括改變、實現和建構新的整體性（例如社會生態系統）等等可能性——而非演繹（deduction）或歸納（induction），是辯證實踐的核心主題。因此，辯證探究必須將倫理、道德和政治抉擇之建立納入其自身的過程中，並視建構出來的知識為處於一種權力運作中的論述。例如價值並非外部強加的通用抽象概念，而是經由鑲嵌於各種實踐和權力運作形式中的探究過程而獲致的；這些活動致力探索我們和我們所處世界中的各種可能性。近年興起的「綠色價值理論」，必須視為生態過程和權力運作的產物。

馬克思的論證（例如《資本論》中的論證，以及歐爾曼130所闡明的論證）中的辯證思維（包括本體論和認識論），顯然與範圍很廣的生態著述中以多種形式提出的辯證有很大的共通性。這種共通性並非沒有人注意到，131也不能視為沒有問題。132但是，這課題至今未有人創造性地研究它。一如馬克思理論可以辯證地延伸，用於理解空間和時間之生產（空間和時間畢竟是「自然」的基本屬性），馬克思理論也可以用來理解自然之生產；133因此，建構一套比較豐富和連貫的、有關自然之生產的馬克思理論，是目前迫切需要投入的理論工作。馬克思的辯證原則上顯然完全不反生態。因此，我們大有希望創造一種政治經濟生態學，但前提是辯證的想像能夠恢復它在馬克思理論中的核心地位（之前因為受許多新馬克思主義思潮影響，辯證想像失去了原有的核心地位）。

邁向一種生態社會主義政治

班頓最近表示：「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可以如實地視之為一套以生態取向理解人性和歷史的方案」。134他認為這當中的困難，是在相關的成熟著述中，上述的大目標與馬克思有關勞動過程的政治經濟概念未能接連貫通。我想指出，如果我們比較辯證地理解馬克思的概念，視勞動過程為「賦予形式的火」（a form—giving fire），一直在改變其他過程，同時產生特別的「物」，上述難題即可基本解決。如此一來，我們不但可以探索馬克思思想與當代某些生態思想之間的共通性，還可以開始建構比較合適的語言，用來深思社會─生態活動和計畫的本質。

在此，我們應該檢視一下我們談論生態問題使用的多種語言，包括科學的、詩學的、神話的、道德和倫理的、經濟和工具性的，以及訴諸情感和印象的。這是因為常有人說，我們需要某種跨領域的語言，才能更好地表述和解決生態問題；此外，我們有多種有關「自然」的論述，這正是問題核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們相當不願意將我們有關「自然」想說的一切，塞進單一的同質語言中。在此我想指出，兩者都有有限的道理。

一方面我們無疑需要一種比現行的情況更加統一的社會科學和生物／物理科學的語言。當然，科學的統一性(unity of science)問題，已有人多次討論，尤其是馬克思。135但是，每次有人訴諸生物學基礎，社會理論那一邊便出現嚴重的問題（廣為人知的例子包括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納粹主義的相遇，以及有關社會生物學的爭論引起的深刻社會對立）。社會科學界的反應往往是拒絕檢視社會計畫的生態面，然後認定那些問題不重要，或是必須被當成是在探究範圍之外。我想指出，這不是令人滿意的處理問題的方式；我們必須設法創造一種比較共通的語言。但是，這是個危險的領域（是歡迎有機論或整體論思考方式，而非辯證思考方式的開放領域）；社會與自然科學界都必須深刻改變其本體論和認識論立場，此事才有望成功。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接受一件事：關於「自然」之論述的異質性，不但是生態論證的必然特色，還是相當有建設性和創造性的特色。前提是：我們不能將關於自然的論述理解為鑲嵌於孤立社群中零碎和個別的思考與行為方式，而是必須視其為內化的異質性、差異之呈現，是我們與人類和非人類世界中的「他者」互動必然會感受和體驗到的東西。有意義的工作和與他人往來的樂趣，對工人的生活並非沒有意義，而以詩歌讚頌這些，可傳達的東西並不少於科學提供的對世界較為疏離的表述。

但是，這當中有一種無所不在的危險。不同的論述彆扭地並存，使我們難以在差異中辨明一致性。不過，仔細分析權力關係如何嵌入各種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論述廣泛的概念混亂和「吵雜」，對於資本主義的再製中是有作用的。批判處理這問題，是重要的政治任務。倘若所有社會政治計畫都是生態計畫而且反之亦然，則在我們所說和所做的一切之中，某種「自然」和「環境」的概念無所不在。此外，倘若概念、論述和理論內化於社會─生態實踐和行動之後，可以成為塑造歷史的「物質力量」，136則當前有關「自然」和「環境」概念的鬥爭具有重大的意義。所有針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批判檢視，同時也是對社會的批判檢視。位居統治地位的利益集團耗費驚人的力氣，試圖遏制、形塑、蒙蔽和混淆當代有關自然與環境的議論（主要是在有關「生態現代化」、「永續性」和「綠色消費主義」的論述中，以及將「自然」當作文化奇觀商品化的操作），證明了這種關聯的巨大意義。

此處的危險，是往往無意識地接受一些妨礙基進批判的概念。例如我們來看「匱乏」（和同源的「人口過剩」）的概念如何影響當代的生態辯論。137它強調人類發展之可能性所面對的「自然極限」。在李（Keekok Lee）138的論述中，人類行為的規則似乎應該源自熱力學第二定律和生態系統固有的支撐力量（兩者對解釋人類社會組織的歷史變遷都毫無幫助，遑論生命的起源）。但是，如果我們採用相當傳統的地理觀念，視「自然資源」為「針對存在於自然中、因為特定的社會目的而動員之元素的文化、技術和經濟評價」，139則「生態匱乏」（ecoscarcity）意味著我們欠缺改變我們的社會目標、文化模式、技術組合或經濟形式所需要的意志、智慧或能力，以及我們無力根據人類的要求改變「自然」。即使資本主義的歷史不長，無疑也證實了這些面向沒有一個是固定的：它們全都是動態和不斷變化的。我們是可以說資本主義因為目標狹隘，加上資本積累的規則，如今正遇到生態匱乏和人口過剩的狀況。事實上，我們可以相當有力地指出（請馬克思見諒），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模式，總是會製造出匱乏狀況，因此若聚焦於普遍的限制因素，將是完全忽略了政治─生態方面的要點。至少在這一點上，班頓140提出了正確的說法：

我們必須認識到，每一種社會／經濟生活形式，與它自身特殊的背景條件、物質資源、能量來源和自然調節的非意圖結果（「浪費」和「污染」的各種形式），都有它自身特殊的模式和相關的動態。任何形式的社會與經濟生活的生態問題……在理論上必須視之為這種自然／社會特殊關係結構產生的結果。

當代環境爭論使用的許多名詞，無意識地納入了資本主義價值觀。例如雖然「永續性」一詞對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意義，141該詞使用方式的演變使它置於這樣的背景中：利用特定的生態計畫維持特定的一套社會關係。例如我們可以想像一個高度簡化的生態─經濟處境（參照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論蓋亞的「雛菊世界」）：紐約市只剩下國際銀行業者和蟑螂這兩個物種。國際銀行業者是瀕危物種，「永續性」因此被界定為組織地球的使用方式（譬如組織馬拉威的「永續」農業以確保債務得到償還）以維持國際銀行業的運作。這個例子雖然看似牽強，但頗能說明一些問題，因為它可以告訴我們，國際金融業（經由世界銀行）如今為什麼那麼關注生態永續。生態與社會計畫的二元性在此出現了有趣的轉折，因為雖然一如生態學家指出，償債是許多生態問題的根源，恰恰是債務違約的威脅，迫使國際金融業承認這種生態問題的存在。

我們無法承受因為內化了資本主義邏輯（與永續性、生態匱乏和人口過剩的概念有很深的牽連）而限制了自己的選項，而出於完全相同的原因，社會主義者不能滿足於嘗試收編不滿生態狀況的批判語言。我們的任務應該是界定某種生態社會主義計畫並為之奮鬥，而目的是將我們從資本主義正在造成的壓迫和矛盾中解救出來。很久以前，馬克思便相當簡潔地概括了這種問題：

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富含自身的反面。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但我們看到飢餓和工作過勞隨之而來。新發現的財富來源，因為某種古怪、神祕的魔力而變成了貧困的根源。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品格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日強，但人似乎也以相同的速度淪為別人或自身惡行的奴隸。甚至連科學的純潔光輝也彷彿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所有的發明和進步造成的結果，似乎是將賦予物質力量智慧生命，同時令人變蠢，淪為物質力量。142

恩格斯提出了有效解決生態和社會難題的道路，相當吸引人，可惜不足以真正解決問題：

藉由往往痛苦的長期經驗，加上蒐集和分析歷史材料，我們正逐漸學會認清我們的生產活動產生的間接和較遙遠的社會影響，因此也就得到控制和調節這些影響的機會……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僅僅有認識是不夠的，還必須徹底改變我們現行的生產模式和整個當代社會秩序。

我說這不足以真正解決問題，是因為它未處理有關生態社會主義計畫可能採取之實際方向的大量難題。就此而言，馬克思主義者與各派生態主義者的辯論可以提供許多值得參考的東西。當然，這些辯論主要是闡述某些固定的立場，但我們也可以用比較辯證的其他方式理解它。馬克思說，「片面的表述總是限制的和有問題的」，而面對難題時，最好的做法是「拿多個概念木塊互相摩擦，使它們起火」。在此我提出五個關鍵領域結束本文；在這些領域中，這種「摩擦」可能有助生態社會主義的概念政治起火燃燒。

一、異化與自我實現

追求「自我實現」的理想在生態文獻中十分常見。這種理想在某些方面類似馬克思對人類解放和藉由發揮創造力自我發展的關注，尤其是他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較後期著作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所表達的。然而馬克思主義傳統一如既往地關注貧困和剝奪現象，生產力的解放結果被視為達成人類自我實現和解放之更廣泛目標的主要手段，某程度上甚至可說是唯一的手段。143如此一來，它本身也就成為一個目標。

生態主義者對社會主義者的「生產力主義」（productivism）的批判在此是有幫助的，因為它迫使馬克思主義者重新檢視異化的問題。144在資本主義中，私有財產、階級關係、雇傭勞動和市場交換制度下的拜物教，使我們與「自然」以及其他人分隔和疏離，不再有感官上的直接聯繫（在基於階級關係之分工制度下可達致的零碎、不完整的聯繫除外）。但如果「人靠自然生活」，則「自然就是他的身體；如果他要活下去，就必須與自然維持一種持續互相交換的關係」。自然的健康對我們的健康至關緊要。「尊重」自然就是尊重我們自己。與自然往來和改造自然，就是改造我們自己。這構成馬克思論點的其中一面。但是，與自然疏遠（斷絕感官上的直接聯繫）是意識形成的一個必要環節。它因此是通往解放和自我實現的道路上的一步。145但這當中有個矛盾。這種意識的永無止境的疏遠使得對解放形式的知識進行（例如科學）反思和建構成為可能，但也衍生一個問題：意識使我們與某些東西疏離，我們如何回到在此之前的狀態？面對當代分工制度和技術─社會組織，設法恢復非異化的人與自然關係（以及社會關係的非異化形式），於是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和生態主義者的共同計畫的一部分。兩者因為這個計畫而無可避免地密切相連，而兩者分裂則是因為對如何恢復非異化關係意見不一。

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我們不可能像許多生態主義者似乎在主張的，回到一種無中介的（unmediated）人與自然關係（或一種只以面對面關係打造的世界），回到一種前資本主義和社群主義世界，仰賴對世界的非科學認識，而且分工的程度相當有限。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唯一可行的路，是尋求以政治、文化和知識手段「超越」各種中介（例如科學知識、組織效率和技術理性、貨幣與商品交換），同時承認這些中介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持續探索建立在異化上的現代社會的解放潛力。但我們不能把那種持續探索本身當作目的（這是常見的問題），因為那將如同是把異化當成目標。現代資本主義以具體的事例說明了人如何與自然（和其他人）異化，生態主義者和早年的馬克思關注我們如何回到沒有異化的那種狀態，這必須成為所有生態社會主義計畫的根本目標。追求有意義的工作和有意義的活動（例如力求「技術的勝利」並非以「品格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成為一個核心議題，勞工運動可以藉由該議題，果斷地處理生態論證中有關人與自然、與其他人以至與自身異化的問題。

這並不是說現象學方法在此毫無意義或作用，無助於我們探討人是否能與自然或其他人建立比較親近和直接的關係。甚至連海德格方法中隱含的情感之深度及強度也並非不相關，一如尋求適當的詩意語言、表述和象徵系統並非沒有意義。畢竟沙特的存在主義受惠於馬克思和受惠於海德格的啟發一樣多。但如果這種思維模式被假定為政治的唯一基礎（這會產生內向、排他或甚至是新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危險便會產生，而馬克思無疑是希望在差異中尋找一致性。探究這種二元性必須成為生態社會主義政治的核心任務，而這意味著在純粹的工具性（中介的）價值與純粹的存在性（無中介的）價值之間有一種令人不快然而有益的二元性。

二、社會關係與生態計畫

探究人類的「物種潛力」和我們自我實現的能力，需要認識生態計畫與發起、執行和管理這些計畫所需要的社會關係之間的關係。例如成功運用核能需要高度集中和非民主的權力關係，加上階層式的命令與控制結構。因此，反核能力量除了強調核能的生態問題（對健康的影響和長期危險的核廢料問題），也同樣重視它必然涉及的社會關係。同樣地，蘇聯執行的許多生態計畫，本質上也需要特定的社會關係配合，而這些社會關係與建構平等、民主新社會的理論計畫有根本的矛盾。但做這種批判相當容易。因為倘若我們把問題反過來思考，宣稱生態計畫涉及的社會關係必須是非層級式、去中心化、高度民主和根本平等的，則我們可以推動的生態計畫將相當有限，而這甚至可能危及許多人的性命。採取這種立場無疑不符合開放地探究人類物種潛力的要求，而且很可能妨礙我們減輕世界上多數人承受的顯著物質苦難。

除了充分認識這種緊張關係的本質以及尋求政治方法與其共存外，這種持續的矛盾是無解的。更直接而言，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特定類型的社會關係反映在「自然」中產生的影響。例如倘若我們視當代生態系統包括城市中的人造環境和支撐它們的資本與商品流動（我認為我們必須這麼做），而如果這些生態系統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我們還可以進行哪些可行的（不能造成災難性的破壞）社會與生態改造呢？

三、技術問題

「技術揭露人處理自然的方式，人藉以維持生命的生產過程，因此也揭露了其社會關係的形成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心智概念」。146

然而將任何技術決定論歸於馬克思顯然是錯誤的（「揭露」不能理解為「決定」），因為技術和技術選擇對社會關係嵌入生態計畫（反之亦然）至關緊要，我們必須仔細注意這問題。格倫德曼147指出馬克思方法中的一些深層張力，無疑是道理有的。例如若機器使人與自然的關係疏離異化，不但奪走工人的剩餘價值，還剝奪他們的技藝，則自我實現（無論我們如何強調計畫的集體性）可能因為技術原因而難以成事。某些類型的技術甚至與人類更好地控制自然的目標背道而馳。不過，我們面對的是更深層的問題。資本主義留給我們的技術組合（及其特殊的社會——生態計畫組合），必須徹底摒棄（這是許多生態主義者現在的主張），又或者逐步改造以迎合社會主義社會關係，以及這些社會關係衍生的心智概念（例如那些有關人與自然關係的心智概念）。有關「適當的技術」和「小即是美」的爭論因此產生了，不是要把它們當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技術原則或路線，而是提出一連串針對社會主義社會未來之技術組織的問題。148

四、共性與差異、集中與去中心化的辯證

因為如今流行的基進生態批判多數源自無政府主義，這種批判往往選擇強調社群、在地性、地方、親近「自然」、特殊性和去中心化（強烈反對國家權力），而不是較為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關注無產階級鬥爭的普遍性，追求推翻作為世界——歷史之支配系統的資本主義）。任何生態社會主義計畫都必須面對因此產生的反對力量。在此我認為一種更加地理的、生態敏感性較高的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大派用場，無論是在分析功能上還是促成變革的潛力上。反對資本主義統治形式的總鬥爭，總是由許多個別的鬥爭組成——它們反對資本家參與的特定類型的社會——生態計畫，以及這些計畫預設的特殊社會關係（例如喜馬拉雅山區反對商業伐木和森林管理的運動，加州反對大型水利工程或法國反核能的行動）。因此，因應所面對的社會——生態計畫的性質和規模，如何闡述鬥爭的社會主義原則，可能會有很大的變化。因為同樣的理由，我們所追求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本質，主要取決於特定計畫的社會——生態可能性——尼加拉瓜或辛巴威的情況看起來與瑞典的情況截然不同；就緊鄰住宅區的醫療廢棄物處理場而言，與就跨國金融而言也截然不同。但正是在這一點上，過渡至社會主義的一般性假說值得深思。

社會主義並非必然追求建構同質性。探究我們這個物種的潛力，照理說也應該可以是創造性地尋找和探索多樣性與異質性。社會─生態計畫可視為某種社會主義未來的根本部分，因為這些計畫相當符合解決異化問題和造就自我實現之多元可能性的要求。資本主義只會產生枯燥乏味、商品化的同質性的不均等地域發展，這無疑是資本主義最突出的一種失敗。

集中關注地方建構（place construction）和生物區域主義之類的基進生態文獻，在此可以提供一些富創意的東西：它可以為我們提供極佳的材料，以便批判資本主義製造浪費（我們真的有必要將英國啤酒運到澳洲，將澳洲啤酒運到英國嗎？），以及它在都市設計等領域製造出持續雷同的情況。例如孟福（Lewis Mumford）便相當希望區域能夠「像它對應的人造物——城市，是一種集體的藝術品」，並非「自然中的既成產品，也不全然是人類意志和幻想的創造物」。這種思考方式嵌入生態改造的社會主義計畫中，啟動「自然的生產」，產生多樣的在地化藝術品，製造出生態系統差異，可以像尊重生態系統多樣性那樣尊重文化和地方的多樣性。在自由探索自然其他部分的豐富性、複雜性和多樣性的背景下，人類容納複雜性和多樣性的豐富能力，可以成為任何生態社會主義計畫關鍵的一部分。生物區域主義者伯格（Peter Berg）149便說：「我們每個人都居於一個『意識領域』中；該領域主要由我們居住的地方、我們所做的工作，以及我們一起生活的人所決定」。我們完全沒有理由不像伯格那樣進一步主張：「重新創造出仁慈和永續的人類文化」，應該成為「我們時代『真正作為』的一部分」。伯格的主張呼應了一些源自雷蒙．威廉斯和海德格的觀念。

但也正是在這裡，生態社會主義與純粹的生物區域主義、地方和在地社群主義政治分道揚鑣。問題在於這種去中心政治的強制地方主義有強烈的威權主義、監視和限制（confinement）的意味，而且天真地相信（１）尊重人類的多樣性與如下信念是兼容的：所有的去中心化社會必然是「以民主、自主、自由、正義之類的〔啟蒙！〕價值觀為基礎」150建構起來，不會是以奴役、性壓迫之類的原則為基礎。151（２）經常由於共同體的自給自足和嚴格限制對外貿易而帶來的「貧困」是可以克服的；（３）限制人口遷移和排斥造成破壞的「外人」，可以藉由某種方法，變得符合個人自由最大化、民主和對「他者」開放的理想。楊格152就此提出了有益的警告：若把共同體定義為反對其他人、並因而以一種完全排他的、沙文主義的和種族主義的方式來闡述，則社群主義政治將會淪為一場夢魘。這種問題並不容易避免。例如高德斯密153便曾以屈尊的姿態寫道，「可以容許若干外人住下來」，但他們不得「參與社群的管理，直到社群的公民決定接納他們成為自己人」。這種說法明顯傾向新法西斯排他政治，無法不令人感到不安。例如義大利北部右翼倫巴底聯盟（Lombardy Leagues）的「生態主義」，便正是持這種看法，而且不但對非義大利裔外來移民如此，對來自義大利南部的人也是這樣。此外，這種思想假定生物區域是自然或歷史的既成產物，而非在相當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尺度運作的各種互有關聯的過程製造出來的。換句話說，這種思想以最不辯證的方式思考生物區域，視其為既成的東西，而非各種變動不定的過程產生的不穩定產物。這便挑起一個問題：一個生物區域、地方或人類社群，應該在什麼尺度上界定？

我們可以斷定，生態社會主義政治必須注意「普遍性（universality）」在其當中具有雙重意義的那種政治。楊格154的以下準則最好地表達了這一點：「每一個人都參與道德和社會生活並成為其中一員，這種意義上的普遍性，並不是意味著接受一般性觀點、拋棄特定密切聯繫、情感、承諾和欲望的那種普遍性。」。因此，這兩種普遍性之間關係的無休止協商，必須一直居於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位置，無論事情是涉及性別、族群或其他社會聯繫上的差異，還是涉及社會主義下可以探索的各種社會——生態計畫的差異。

五、時間和空間尺度的問題

乍看之下，尺度的問題似乎是純技術問題。例如尺度可能涉及這種問題：生態系統（或社會─生態計畫）始於何處又終於何處？池塘如何不同於海洋？為什麼在某個尺度下影響巨大的一些過程，在另一個尺度下毫無作用？海拉和萊文斯155認為：「設定適當尺度的問題，是認識社會─自然互動的基本理論難題之一」。他們表示，界定時間和空間尺度「並無單一的『正確』方法」：何謂適當的尺度取決於我們研究什麼生物，因此在自然中任何一個地點，不同的尺度同時存在。倘若如辯證法的觀點（如前所述），如果不存在可以還原所有事物的基本單位，則我們選擇什麼尺度來檢視各種過程，是既關鍵又困難的決定。人類作為生態施行者（ecological agents）產生作用的時間和空間尺度一直在變，使得尺度問題變得更困難。例如克洛農156便指出，在歐洲人開始殖民新英格蘭之前，來自歐洲的遠程貿易便已經使兩個當時大致孤立的生態系統產生聯繫，使印地安人的物質文化商業化，並且破壞他們早期的生態實踐。如果我們想想現在的早餐食物涉及的商品和貨幣流動所界定的尺度，以及這個尺度過去一百年間的演變情況，我們會立即清楚看到，源自資本積累、商品交換等實踐的尺度定義是不穩定的。

但是，如史密斯157所言，「地理尺度（geographical scale）產生的理論」（我認為還應該加上時間性（temporalities）產生的理論）仍「相當貧乏」。這似乎意味著界定一個疊套尺度層級系統（從全球到地方），而我們總是面對如何「在它們之間協商和轉譯」的政治——生態問題。生態論證正是在這一點上驚人地混亂。一方面是蓋亞星球健康專家在全球層面上思考，並尋求全球行動；另一方面是生物區域主義者和社會無政府主義者致力於地方層面的思索和行動，相當錯誤地假定對地方有益便是對整個洲或地球有益。但在這一點上，問題變得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和生態性，因為負責社會——生態計畫之決策和執行、規管其非預期結果的政治權力，也必須在某個尺度上適當界定（在當代世界，多數建立於過去一百年間的國族國家維持一種特權地位，即使它們未必能發揮必要的政治——生態作用）。這也相當具體地說明了所有生態社會主義計畫都必須面對的一些情況。一方面是人類的各種做法必將繼續演變，進而重新界定時間和空間尺度；另一方面是我們必須建立適當的政治權力結構，以便「協商和轉譯」不同類型的計畫涉及的不同尺度。在這裡，生態社會主義眼光似乎也對有關以下問題的社會主義思考有巨大的意義：我們該如何探索人類的潛力？我們可以創建什麼類型的政治制度和權力結構，確保它們對所有社會主義計畫的生態面向都具有必要的敏感度？

結語

馬克思曾觀察到：「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存在於勞動者的想像中」。158我在這裡從事的這種勞動，是希望澄清一些概念上的問題，進而對社會主義的政治實踐有所貢獻。但是，如艾克斯利敏銳地指出，若想達成這目的，這種分析產生的抱負「必須與個人當前的知識批判地聯繫起來，進而聯合欲望與分析，產生知情的（informed）文化、社會和政治參與」。呼應本文開頭提到的問題，這意味著發展各種方法將生態問題概念化，並把它們闡述出來，從而對工人階級運動和部分婦女運動和生態主義運動的抱負產生吸引力，同時也對那些非洲裔美國人產生吸引力，那些非洲裔美國人多年前在巴爾的摩左岸爵士俱樂部中相當正確地把他們主要的環境問題定義為是尼克森在當總統。

評　註
Commentary

空間、地方和環境問題對地理思考至為重要。藉由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論處理這些問題，是基進地理學的一個核心任務。空間、地方和環境之生產，並非只是資本積累和階級鬥爭的附帶結果，而是資本主義演化動態中的一個主動環節（active moment）。例如為了維持規模愈來愈大的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我們必須投入巨資在人造環境上，並維持這種環境中的資本循環。這種投資造成的不均等地理發展，可成為危機形成和危機解決過程中的主動要素（一如過去十年左右的房地產市場）。都市過程與環境變遷之間也有一種有力的內在聯繫。都市化對許多狀況有深刻的影響，包括棲地損失、臭氧濃度以致污染和全球暖化等問題。愈來愈多剩餘資本有待吸收消化，這種需要驅動著都市化；這種動態若不根本改變，當前時代的一些重大問題（環境退化和社會不平等惡化的問題）將是無解的。

我的前同事尼爾．史密斯藉由他影響深遠的著作《不均等的發展：自然、資本與空間的生產》（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促進了有關這些課題的思考。在一九九○年代初，他所稱的「自然的生產」成為社會運動的一個焦點。這是那些年間並未停滯或衰退、反而成長的一種反資本主義思想。追求環境正義得到的支持，當時甚至超過了追求社會正義。

綜合環境問題和人與自然的關係涉及許多方法論上的問題。政治經濟學中「政治」的涵義必須重新界定，而我向來喜歡的關係取向辯證（relational approach to dialectics，以歐爾曼的著作為基礎）在社會與自然現象的交界處可以如何運作，也並非可以立即釐清。不過，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The Dialectics of Nature）中偏好的那種方法顯然不適合。我的結論是，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基於過程的（process—based）辯證法，主要借鑑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過程與實在》（Process and Reality）而非黑格爾的《邏輯學》（Science of Logic）。

本文探討這些問題，一九九三年首先發表於《社會主義年鑑》（Socialist Register）。三年後我出版的著作《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進一步闡述這些問題。將人與自然的關係納入分析，攪亂和破壞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當中一些確定的東西（很像在此之前，將空間納入分析造成的結果）。但是，這大大豐富了相關觀點，並促成一種開放的馬克思演化論版本，增強了現實性，即使邏輯連貫性有所損失。這篇文章和隨後那本書，標誌著我思考自然和人類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方式出現了重大轉變。這是我首次嘗試界定一種歷史─地理唯物論的原則。

第八章

戰鬥性地方主義與全球雄心

一九八八年，我到牛津工作不久之後，便參與了一項研究計畫，探討當地路華（Rover）汽車廠的命運。在許多人（尤其是外地人）的印象中，牛津是個有夢幻尖塔和雄偉大學的城市，但最晚到一九七三年，位於牛津東部考利（Cowley）的汽車廠雇用了約兩萬七千名工人，而大學的員工不到三千人。二十世紀初，莫里斯汽車（Morris Motors）在牛津設廠，該市古老的社會結構起了變化，對當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形成社會主義意識的過程與《共產黨宣言》描述的三個階段幾乎完全一致。多年來，工人穩定地圍繞著車廠及其附屬設施集結起來；他們意識到自身的利益，建立了組織（主要是工會）來捍衛和促進這些利益。在一九三○年代、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初，這座車廠是極激烈的階級鬥爭的中心，攸關英國勞資關係的前景。勞工運動同時成為一種有力的政治手段，成就了地方工黨，一九八○年之後持續控制牛津地方議會。但是，到了一九八八年，合理化（rationalisations）改革和裁員行動已經使工人總數降至約一萬，到了一九九三年更是降至不足五千人（而此時大學的員工已增至七千人）。汽車廠徹底結束的威脅不再遙不可及。

海特（Teresa Hayter）和我編了一本有關考利車廠的書，書名為《工廠與城市：牛津考利汽車工人的故事》（The Factory and the City: The Story of the Cowley Auto Workers in Oxford），於一九九三年末出版。這本書源自一項為了支援一九八八年起反對關閉考利車廠的運動而進行的研究計畫。當時英國航太公司（British Aerospace, BAe）在柴契爾政府一項甜美的私有化交易中，收購了路華汽車公司。公司隨即宣布關閉考利車廠部分設施並將推動合理化措施。考利車廠徹底關閉一事看來已勢在必行。當時牛津的土地價格很高，房地產市場景氣大好，英國航太於一九八九年收購了一家專門從事商業區開發的地產公司（阿靈頓證券〔Arlington Securities〕）。當地人擔心的是，車廠工作將會被轉移到伯明罕的長橋（Longbridge）——甚至更慘——被轉移去不在工會勢力範圍內的斯溫頓（Swindon）的一處新開發區（本田公司與路華在當地已有共同生產協議），釋出考利車廠的土地作利潤豐厚的再開發之用，而多年來發展起來服務該車廠的社區（還有數千人）幾乎將失去所有的就業機會。

討論反關廠運動的初次會議，吸引了各方的代表。此會議決議成立一個研究小組，針對事態發展、英國航太可能採取的行動如何影響工人，及牛津經濟提供資訊。牛津汽車產業研究計畫（OMIRP）因此成立，而我同意擔任計畫主持人。不久之後，車廠的工會領袖撤回對於運動和這項研究計畫的支持，市議會的多數工黨成員也跟著照做。研究工作於是落在車廠中一小群異議工人代表以及一撮獨立研究者身上，當中有些人任職於牛津理工學院（現為牛津布魯克大學）和牛津大學。

因為個人因素，我在這場運動中並不活躍，也未積極投入初期研究工作。但我幫忙宣傳成果，並調動資源支持研究計畫；當時，工會領導層和地方工黨的多數成員都積極嘗試阻止該研究計畫，因為他們正與英國航太針對車廠和廠址的未來進行「微妙的協商」，不想看到任何事情「搞砸」談判。幸運的是，就在英國航太宣布另一波合理化措施（打算裁減一半車廠工人，釋出一半的土地進行再開發）之際，OMIRP印製了《考利工運》（Cowley Works）這本宣傳手冊，細述車廠的歷史、發起運動的鬥爭故事，以及隨後的事態發展。

海特是OMIRP的協調人，一九八九年時她接受了牛津大學聖彼得學院為期三年的一份研究工作，負責編輯一本書，內容包括考利的歷史、這場失敗的工運，以及動員各方抵抗企業資本專斷行動涉及的政治問題。為了這本書，海特必須組織一個有廣泛基礎的群組（包括學者和政治行動者），每一名成員針對自己最熟悉的主題為該書撰文。每一章寫完後交由群組成員閱讀評論，經過多次的修改審閱方定稿。我答應與海特共同編輯這本書，部分原因在於希望這本書能更吸引出版業者。為此，我除了與人合寫該書中的一章，還花了很多時間與海特一起編輯此書，委託作者撰寫新章節以確保書的內容完整，而且各部分能連貫起來。

這本書是一份迷人的文獻。它集結了全然迥異的各方人士，包括不具名的車廠工人代表、車廠其他員工、牛津東部的長年居民、學者、規畫師和獨立左翼人士。各章的文字風格差異極大，例如源自工廠經驗的行動派意見（我稍後將跟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說法，稱之為「戰鬥性地方主義」〔militant particularism〕）便與學者那較為抽象的判斷形成鮮明對比，而源自社區的觀點也與源自生產線的觀點很不一樣。意見與風格的異質性，正是這本書的獨特優點。

但是，我們很早便發現：許多撰稿人的政治觀點和詮釋顯然大不相同。起初我們還能克服這種困難，也就是大家為了完成這本書，小心翼翼地避免引爆意見分歧的地雷。但到了撰寫結論時，我們還是遇上難題。我原本提議寫兩個結論，我和海特各寫一個，以便讀者更好地理解我們的政治觀點差異，並由他們自己判斷。但這個提議遭否決。我因此根據群組中數名成員的不同見解，起草了一個結論。結果這份草稿引爆了我們之前小心避開的幾乎每一個地雷。事態變得極度緊張和艱難，海特與我之間有時出現明顯的敵意，其他群組成員在某種程度上圍繞著我們形成了對立的兩派。

我們多次激辯。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聖彼得學院吃午飯時，海特質疑我，要求我說明自己站在哪一邊。她很清楚自己的立場，她堅決站在激進的車廠工人代表那一邊；這些工人不但在可怕的環境中工作，還每天努力奮鬥，希望從反動的工會領袖手上奪回控制權，以便為社會主義建立更好的基礎。相對之下，海特認為我是個隨波逐流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對每個人都沒有忠誠可言。所以我的忠誠到底在哪裡？

這個問題深深震撼了我，迫使我此後不時認真思考它。我記得我當時說，雖然忠於仍受雇於車廠的工人（或許還有社會主義展望托派〔Socialist Outlook Trotskyists〕，他們構成反對勢力的核心，但其觀點屬少數派）很重要，但牛津東部還有很多人遭解雇而且沒有希望找到工作（例如感到疏離和不滿的年輕人，當中有些不時飆車，導致整個社區的人被當成罪犯，受到警方的壓迫），他們值得受到同等關注。我認為社區政治作為與工作場所政治的平行力量很值得關注，但我留意到，海特始終很懷疑這一點。當時我還認為，在圍繞著考利車廠建立起來的勞工階級團結關係顯然日趨薄弱、甚至可能徹底消失的情況下，我們也應該考慮一下社會主義在牛津的前景。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致力締結更廣泛的力量聯盟，以便支持車廠工人，同時延續社會主義理想。我也認為如果我們沒有跟已經發生的事保持一種批判距離，以便更好地了解這場反關廠運動為何無法成功；那便是一般意義下的不忠誠。但是任何哪怕只是對在行動中進行情感支持動員策略有一丁點批判的聲音，海特都不贊同。同樣的，任何不把在工廠中爭取權力的重要鬥爭當作基礎的視角，她也一概否定。

然而尚有各種其他問題令我們意見不合。例如由於車廠裡的工作條件愈來愈差，我們很難明確主張長期保留這些實際上已淪為「爛頭路」的工作，即使短期而言，我們顯然必須捍衛這些工作，因為根本沒有其他可接受的選擇。這裡的問題不在於使短期行動屈從於長期幻想，而是要指出：想要走上長期而言是正確的道路，然而當短期危急關頭迫切需要一些很不一樣的東西時，那真的非常困難。我也關注英國以至整個歐洲汽車業驚人的產能過剩問題。有些地方會支撐不住，而我們必須找到某種方法保護工人的整體利益，同時避免陷入當時癱瘓正統工會政治的「新現實主義」反動政治中。但我們講工人的整體利益，應該考慮多大的空間範圍？是應該考慮英國？歐洲？還是全球？當時我主張至少要從整個歐洲的視角來考慮汽車業產能的調整，但發覺一旦受到催逼，我很難為在這個尺度上進行思考做辯解。此外，我認為還有重要的生態問題必須納入考量；這些問題不但源自車廠本身（上漆作業是惡名昭彰的污染源），也源自產品的性質。替富豪製造路華汽車，因此助長生態惡化，看來不是值得追求的社會主義長期目標。我認為我們不能迴避生態議題，雖然牛津北部的傳統資產階級若有機會，很可能會利用此議題徹底消滅考利車廠。我們再度遭逢了時間範域（time horizon）和階級利益的問題，而我認為應該明確地討論而非遮掩它們。此外，雖然我絕不會替英國航太可怕的行為辯護，可我確實認為應該指出以下事實：該公司在一九九二年的頭幾個月內已損失約三分之一的股票市值，由於房地產市場一九九○年崩盤，它在房市大賺一筆的希望也已嚴重受損。這就指出了以下的問題：公共部門或社區要以怎樣的新方式去控制企業的活動（在上例中是企業以房地產投機替代生產活動），才能避免重蹈國有化的悲痛歷史（例如路華公司在一九七○年代尚名為英國禮蘭汽車〔British Leyland〕時，便經歷了災難性的合理化措施和工作結構調整）？

我認為，如果不在這本書的結論中討論這所有的問題，那就是對作為實際可行之替代出路的社會主義理念的不忠誠。我想馬上補充一點：我這麼說不是因為這些問題全都可以被解決，而是因為在我看來，這本書蒐集的材料至少涉及這些問題，它們因此構成相關討論和辯論的開放領域。這樣的結論可以維持選擇的開放性，因此有助讀者檢視範圍廣闊的各種可能，考慮做出一些積極的選擇，同時適切地注意各種複雜困難的情況。不過，即使海特部分認同這些觀念的長遠意義，她仍認為提出這些問題會削弱眼下的鬥爭（其目的是保住考利的工作，阻止它們被遷往不在工會勢力範圍內的斯溫頓新開發區）。她認為，我想提出的問題必須等到勞工和進步的工人代表在工作場所重奪權力、恢復原有勢力後才能處理。

很顯然的，我是在不同的層次上作業，採取了不同的抽象類型。但這場運動、這項研究和這本書的推動力，都不是來自我。它源自考利車廠戰鬥性工會傳統的非凡力量。這種傳統有它自己的國際主義和普遍真理觀念，雖然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它被相當狹隘的托派思想控制並因此變得僵化，而這一如我與海特的根本意見分歧，正是問題的一環。但是，將這些爭論說成完全是派系歧見所致，也是不對的。因為純粹以工廠為基礎的政治，與涵蓋範圍較廣的政治總是存在著某種對立。我無法放棄我自己對一項信念的忠誠：可以毫無問題地從工廠延伸出一種全面改造社會的預期模型，那樣的政治有根本上的缺陷。若認為站在富戰鬥精神的考利工人代表立場來看是正確而且好的，對牛津市以至整個社會來說的話也必然是正確而且好的，這種想法實在太簡化了。我們必須開展其他層次和類型的抽象概念，才有可能使社會主義突破其地方束縛，建立可行的生產和社會關係模式，進而真正取代資本主義。但是，要將一種由抽象概念所引導的政治，強加在多年來以某種方式在某個地方生活和勞動的人們身上，也同樣是成問題的。

那麼，我們應該開展什麼樣的層次和什麼類型的抽象概念呢？對於抽象概念而非真實的某群人的忠誠，又意味著什麼呢？這些問題底下還有其他問題。是什麼構成了具有特權的知識主張？我們又如何判斷、理解、裁定乃至協商在截然不同的物質條件下、於截然不同的抽象層次(levels of abstraction)建構出來的各種不同知識？

雷蒙．威廉斯與抽象的政治

這些正是雷蒙．威廉斯為之著迷的問題，且一再出現於他的著作中；但因為一些很快就會揭明的原因，威廉斯的小說對這些問題的闡述遠優於他的文化理論。我必須說明一點：我在此並非要高舉威廉斯作為這些問題上的某種正面模範。事實上，我接受這種批評：威廉斯的立場愈是向「文化整體論」（cultural holism）靠攏——這種觀念認為文化必須被理解為一種「整體生活方式」，而社會實踐則必須被理解為「持續的社會物質過程中不可溶解的元素」——他就愈接近一種社會秩序的有機論觀念，而這種觀念必然是排斥外人的，而且在某些方面對內部成員也具有壓迫性。薩依德（Edward Said）1和吉洛伊（Paul Gilroy）2的批判有力地指出了外來者面臨的困難，後者指控威廉斯與都會殖民主義（metropolitan colonialism）和帝國主義共謀，因為他所處的「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與勞動階級對大英帝國的支持有關。純粹的有機論觀點，也使得檢視文化形貌裡的多重壓迫和宰制力量變得困難。例如：一般認為威廉斯對性別問題的敏感度遠遠不足（但他同樣覺得在自己小說中對這些問題的處理遠比他在文化理論中的處理可靠）。羅曼（Leslie G. Roman）從女性主義和對種族問題較敏感的角度針對威廉斯有時似乎掉入的陷阱提出了同情且具建設性的批判，揭露了威廉斯創造的某些危險和機會。3此外，如霍爾（S. Hall）指出，4威廉斯不願放下「親身經驗」無疑導致他接受一種相當「經驗主義的經驗觀念」，好像將日常經驗當成建構理論的直接基礎是完全不成問題的。威廉斯在這方面的緘默，甚至導致某些批評者提出我認為錯誤的結論，也就是除了賦予葛蘭西的霸權觀念新穎且豐富一些的新生命外，在理論上毫無實質貢獻。

不過，此處也存在一種弔詭的情況：威廉斯雖然有批評者指出的各種缺點，但他「在強調女性主義、第三世界和勞動階級運動反霸權面向的當代文化研究中，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5

我不打算在這裡捍衛或系統性地批判威廉斯富爭議的政治和文化立場。6但針對他的著作，有兩個關鍵特點，這或許有助解釋一件事：對威廉斯最尖銳的批評者，往往發現自己無法擺脫他的構想。這一點涉及威廉斯構思其概念的辯證方法。我們來看以下段落：

多數描述和分析，慣常地以過去式陳述文化和社會。這種立即和慣常地將經驗轉化為成品（已完成的產物）的做法，是認識人類文化活動的最大阻礙。在有意識的歷史（conscious history）中一種情有可原的操作程序，是在某些假設下許多行動可以明確地視為已完結，然而人們卻不僅習常地將其投射到還在活動的過往事務，還投射到了當代生活。在當代生活中，我們仍然主動涉入其中的那些關係、制度和形構，經由前述程序被轉化為各種已形成（formed）的整體，而不是正在形成（forming）與形構性（formative）的過程。於是分析便集中關注這些已經產生的制度、形構和經驗之間的關係，以致當下一如已經產出的過往，僅存在著固定的明確形式，而活生生的當下就定義而言，總是不斷退去。7

威廉斯也未能免於創造若干異化概念（alienated conceptions）的傾向，藉此說明「已形成的整體」如何支配了「正在形成和形構性的過程」。但在上述那段話中，他確實表明了他對辯證式閱讀的強烈偏好。這種方式重視理解過程甚於理解對象（things）；因此，威廉斯有關社群的有機論觀念，因為他對維繫社群的複雜流動和過程的認識而得到調和。威廉斯在此描繪了一塊內含多種理論可能性的領域；在這塊領域裡，我們可以持續質疑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化約為概念與概念間關係的做法，而我們對關係、制度和形式的理解，可以藉由關注那些創造、維繫或瓦解它們的過程而變得更鮮活。

第二點是，政治行動「鑲嵌」（當代社會學家如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8的說法）於人類學家所稱的「親密文化」（intimate culture）9中的方式，既能培力也會構成問題。但隨之而來的是，我們所訴諸的抽象概念，不能脫離政治和理論活動鑲嵌其中的任何事物以及那些親密的社會生活來理解、研究威廉斯的某些構想，在這裡可能會有極大助益，因為他既運用了鑲嵌和親近文化的概念，也系統性地質疑這兩個概念。接下來我將特別注意威廉斯如何將環境、空間和地方當成框架性概念，它們有助我們界定這些觀念的意義。

小說即環境史

將你的手指緊壓在這塊長滿地衣的砂岩上。帶著這片砂岩和這片草地，帶著這些紅土，就是這個地方給人的感受，以及地方創造和不斷再造的方式。世世代代各有不同，但全都忽然現身當前。10

威廉斯未完成的最後一部小說《黑山之人》（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上、下兩卷的開場白均以上述這段話結束。故事始於西元前兩萬三千年，跨越巨大的環境和社會變遷階段。例如第二個故事便設定在西元前一萬六千年冰河作用高峰期，環繞威爾斯黑山的大冰原的邊緣。隨後的故事背景包括人類進入定耕農業時期、開始使用書面語言，以及人類活動改變物質和社會環境的其他關鍵時刻。早期的故事大量使用考古學、古生物學和環境史資料（第二卷末列出了大量資料來源），近代的故事則主要參考經濟、社會和文化史學家的著作；這些虛構的故事因此有很深的學術研究根源，深植於許多不同學科辨識出來的物質現實中。在一個接一個的故事中，作者生動地描述了他想像出來的曾在黑山這個地方出現和奮鬥的人。

那麼，為什麼英國最傑出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之一，要在他最後一部虛構作品中描寫黑山的社會與環境史？部分原因想必在於威廉斯堅持認為社會存有（social beings）無法不鑲嵌於自然世界中，而歸根結柢，任何政治行動概念的抽象化，在最終分析上絕對承擔不起沒有將這項事實納入。因此，對威廉斯來說，「自然」是個關鍵詞11——可能是「我們的語言中最複雜的一個詞彙」，因為這個概念「包含相當大量的人類歷史，雖然我們往往沒注意到這一點……隨著其他觀念和經驗改變，自然這個複雜的概念也不斷變化」。12因此，探索環境史和不斷變化的自然概念，是探究和理解社會與文化變遷一種優越且有力的方法。威廉斯辯證地理解社會與環境，視之為一體兩面。

但是，威廉斯密切注意環境這一面，必然會使原本可能被忽略的某些特點突顯出來。他的唯物論和批判實在論始終認為：勞動（他在其他地方稱之為「生計」）是一個基本過程，人類經由勞動過程建立與自然世界的關係，以及對自然世界的認識；勞動被廣義地理解為同時創造生命和文化的活動。「我們一旦開始述及人類將其勞動與大地結合，我們便置身於整個人與自然新關係的世界中，此時要將自然史與社會史分割開來就變得極有問題」。13有關特定社會關係如何聯繫到勞動與土地結合的新方式，上述這種辯證和轉化性觀點並非威廉斯獨有，它呼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只要人類存在，自然史與人類史就是相互制約的」，因為「人類藉由其活動影響並改變身外的自然世界，同時改變了自身的本質」。14環境史學家克洛農（William Cronon）也曾提出類似見解：15

生態史始於假定環境與文化之間存在一種不斷變化的動態關係，而這種關係產生矛盾的傾向和持續性的傾向一樣強。此外，它假定環境與文化的互動是辯證性的。環境起初可能決定了某個時候一群人可做哪些選擇，但文化隨後因應這些選擇重新塑造了環境。重塑出來的環境為文化再製提供了一組新的可能性，因此展開一個相互決定的新循環。有關人們創造和再創造其生計的方式如何改變時，不但要考慮他們的社會關係，也要考慮他們的生態關係。

但是，黑山的環境史並非僅在地方上演化。這本小說也是一波接一波的移民和殖民的故事，將黑山的歷史置於空間性的基礎上，由跨越歐洲和其他地方的流動和移動構成。其獨特性——威廉斯深情地稱之為「地方的甜美」——乃是外來的干預和影響施加在那個地方的結果所造就的。地方、空間和環境這三個主題，就在這本小說中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成為社會和環境變遷的複雜過程中不可分割的要素。

但為什麼要採用小說的形式探索這些主題呢？為什麼不直接寫環境史，或滿足於威廉斯所引用的豐富資料來源？我想有兩個原因。小說中的關鍵角色反省自身知識和理解的本質時，便再三清楚闡明了第一個原因。在《黑山之人》中，16作者利用葛林（Glyn）這個角色呈現過去的故事和以前人們的想法。葛林尋找在山中失蹤的叔叔，反省各學科彙整的有關黑山這個地方的大量文獻：

但是，這些學科採用的探究方法有其缺點……他們會把他們研究的對象簡化成為一種內部程序；在最壞的情況下，會化約為其封閉職涯的素材。認真探索地方和生活，必然要對地方和生活有強烈的情感。聚苯乙烯模型及其文本和理論相等物，依然不同於它們重構和模擬的實體……在他於圖書館或山谷房舍的書籍和地圖中，有一段共同的歷史可以轉譯到任何地方，置於重視證據和理性探索的社群裡。但是，他唯有走進山裡，才能以一種不同的心智來確認他自己：頑強地土生土長，但接觸到超出本地範圍的共同流動，觸摸和呼吸在那裡取代了記錄與分析；不是歷史即敘事，而是故事即生活。

這是威廉斯小說中一個常見的主題（有趣的是，它預告了歷史學從敘事向故事形式的轉移）。《邊鄉》（Border Country）中的馬修．普萊斯（Matthew Price）便是類似的角色，他和威廉斯一樣：劍橋大學畢業，來自威爾斯農村，父親是鐵路訊號員。在這本小說中，普萊斯是倫敦某大學的經濟史講師，他研究十九世紀威爾斯人口遷移的工作陷入了僵局。資料都齊了，但就是還缺某些東西：

我學到的技術一如冰塊那麼堅固和精確，前提是必須維持某個溫度。但我無法維持這個溫度：箱子的門一直敞開著。這幾乎不能說是從葛林莫爾（Glynmawr；譯註：《邊鄉》中虛構的威爾斯鄉村）到倫敦的人口遷移，而是一種本體上的變化，因為他們離開自己的村莊時，必然是這樣。衡量這種現象的方法超出我的學科。它們完全是在其他地方，我可以感受但無法操控，可以觸摸但無能掌握。17

這段話的涵義相當清楚，而且用來談威廉斯自己的著作也相當合適。他向來關注人們的實際生活，而小說這種形式使他得以呈現這些生活的日常特質，這是其他方法無法處理或掌握的。因此，雖然威廉斯堅持認為他的小說不能和他的文化理論分開來看，但他也坦率承認，他發現利用小說探索某些主題，要比在理論著作中探索容易得多。18

威廉斯選擇小說這種形式還有另一個原因。他總是希望強調，特定條件下所做出的特定個人選擇，正是歷史——地理變遷的本質。小說不像較為分析性的思考那樣受制於封閉性約束。小說中總是有各種選擇和可能性、永遠無法解決的張力和分歧、情感結構的微妙轉變，而即使在最困難緊迫的情勢下，這一切都會改變辯論和政治行動的條件。這也正是威廉斯欽佩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戲劇的原因。他說，布萊希特發明了「呈現真正替代出路的新方法：不是像傳統戲劇那樣用對立的角色體現不同的出路，而是用同一個人來體現；這個人以某種方式生活，然後又以另一種方式生活，最後由我們自行評斷」。19威廉斯指出，這意味著「沒有強加的解決方法——張力始終存在，而我們是受邀去思考它」。威廉斯筆下的重要角色都生活在這種張力中。《黑山之人》的故事正是如此。在政治上，威廉斯因此得以提醒我們，藉由他們所做的選擇和他們過的生活方式，這些人如何「都是歷史性地現身」（all historically present）。他希望藉由讚頌求生的力量和能力，在當下培力。但也不僅如此：

我父親信奉社會主義，是一名鐵路工人。他過世後我經歷了一場危機，那是價值觀受挫的感覺——我一直未能向人好好說明這一點，但或許我在我的小說《邊鄉》中解釋了一部分。我的反應或許是不合理的。沒錯，我父親死了，死得太早，但世間男女都會死。但我很難不認為他終究是一名受害者。我想正是這種經驗使我回到我目前正在寫的歷史小說《黑山之人》，它講述威爾斯某個地方很長一段時間經歷的歷史變遷。這段歷史記錄了……挫敗、侵略、犧牲、壓迫。我血緣上的祖先承受過的事，令人覺得幾乎無法置信……這種挫敗再三發生，我的小說想探索的，因而不過是任何能生存下來的條件。這不是簡單的愛國主義反應：我們是威爾斯人，我們仍在這裡。關鍵在於這些人靠著無窮的韌性，甚至利用狡詐的手段，得以在極度惡劣的狀況下生存下來，而且他們表現自身自主性的信念如此驚人地多樣。一種克服了各種不同形式壓迫的價值感……共同生活可能性的一種體現，它根深柢固、堅若磐石，但也變動不居。20

威廉斯在這裡想讚頌的鑲嵌性（embeddedness），是人類身為社會存有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使人類得以在其日常生活和文化實踐中，即使面對驚人的信念異質性，也有可能延續和培養這樣的價值感，去追求社會生活的共通性。但是，維持這種價值感相當倚賴某種人際聯繫，而這種聯繫通常出現在特定的地方。

空間與地方的辯證

那麼，人們在黑山建造些什麼呢？這是正在「被感受，以及被創造出來和不斷再造」的地方。但「地方」對威廉斯來說意味著什麼呢？這不是他重視的一個關鍵詞（但他在著作中使用「社區／社群」時，一般帶著受地方束縛[place—bound]的含義）。但他也說：

社會主義的新理論如今必須納入地方為核心要素。記住，我們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這正是它與資產階級不同之處。但是，因為國際經濟的爆炸性成長和去工業化對老社區的嚴重傷害，地方已成為連結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對於擁有資本的階級，這對勞動階級可能更重要。資本出走時，地方的重要性就更清楚地顯露出來。21

根據這種說法，勞動階級政治行動的鑲嵌性首先就是在「地方」。但在威廉斯的小說中，地方的意義變得格外清楚，因為地方的創造和瓦解過程，幾乎像是在行動中成了積極的能動者（相對於某個真實的地方已形成的實體，地方的創造和瓦解過程又是一個相當辯證的概念）。但地方的構成無法脫離空間關係變動不定的形態。這一點在《黑山之人》中表達得相當明白，而它當然也是造就威廉斯在《鄉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建立極為豐富的文學分析的指導原則。但這種物質關係在《邊鄉》的罷工情節中描述得更生動：威爾斯某座農村社區中有鐵路通過，貨物和資訊沿著鐵路流動；該社區的政治意識因為它與南威爾斯礦工罷工的關係而改變，但最終因為倫敦的決策而被出賣了。在一篇談一九二六年英國總罷工的文章中，22威廉斯明確表示，《邊鄉》的罷工情節是他與他父親長談之後才構想出來的。他接著反省了問題的結構，寫了這段話：

鄉村車站的這些人是產業工人、工會成員，是以農村和農業為主的經濟體中的一個小群體。他們所有人一如我父親，仍與那種務農生活有密切的關係……與此同時，因為鐵路，火車經過這裡，它們來自城市、工廠、港口和煤礦場。電話和電報則對鐵路訊號員特別重要，他們靠這些技術形成一個社群，跨越很廣的社會網絡。他們彼此交談，內容超出工作範圍，交談對象可能從未謀面，卻相當熟悉彼此的聲音、觀點和故事。由於這一切，他們成為現代產業勞工階級的一分子。

罷工情節主要是為了說明某種特別的事態如何被造就——在這個例子中，特別的事情是階級意識的覺醒，以及認識到真正替代出路的可能性（威廉斯討論所有事情時，總是隨時可能用上「可能性」一詞）。但這種可能性恰恰是靠那個地方和社區內化了源自外界的脈動。那些外來脈動如何轉變和內化為一種非常在地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是故事的關鍵部分。虛構的葛林莫爾（威廉斯寫道，罷工將共同進步的可能性提升到「極其逼真可行」23）和真實的潘地（Pandy）發生了一些非常特別的事情，令一種異乎尋常的高階的社會主義具有意義，因而使得它遭遠方出賣的悲劇變得格外慘痛。

這裡有一股逆流在起作用。罷工潰敗之後，活力充沛的其中一名領導者摩根．普若瑟（Morgan Prosser）開始經商，他終於成為山谷裡最重要的商人，但他的生意最終被企業資本收購了。摩根說：

「這個地方完蛋了。從現在起，重要的不再是田野或山地，而是道路。未來不會再有村莊這種獨立存在的地方。只會有一個你經過的地名，房子建在路邊。注意，那就是你將來居住的地方。就在路邊」。24

摩根一再宣稱，如果能找到另一種真正的共同進步出路，他願意放棄他的生意。但他也極力主張以下觀點：唯一的選擇是在地方「安頓」下來並接受可能發生的一切，又或者將外部力量當中可以利用的東西內化，並運用它們來促進特殊的、個人的或地方的利益。

在《門諾德之戰》（The Fight for Manod）中，這種資本主義價值觀於地方的在地內化變得更加明顯。基進社會學家彼得．歐文（Peter Owen）被派去研究在威爾斯荒僻鄉間建造一個新城鎮的潛在影響。他說：「真實的歷史在那個血腥的中心：伯明罕─杜塞道夫軸心，在倫敦、布魯塞爾、巴黎和羅馬設有辦公室」。當地居民葛溫（Gwen）抱怨道：「外來的金錢總是令我們分裂」。25隨著公司祕密收購土地的消息曝光，我們看到面目模糊的資本主義如何深深腐化每一個人：

公司。然後是距離，一段尋常無奇的距離，在門諾德那條小巷的距離，有葛溫、艾佛、崔佛、葛辛和其他人眼下的問題，那是他們與這個公司登記的距離，但與此同時，關係又是如此穩固，已經登記在案。這些交易直接落在他們身上。不僅是一股外來的力量，也是他們涉入其中、如今成為它的一部分的力量。但它仍是一股完全不關心他們的力量，一股自行其是的力量。26

對馬修來說，隨之而來的是痛苦的領悟：「要追求看似我們自己的利益，一如門諾德這些農民所為，並不是對抗[這種過程]，而是要成為它的一部分；成為它的本地再製。」這一切涉及尖銳的政治認同問題，取決於在什麼樣的空間範圍裡有政治思想及行動形成的可能：

「這是湯姆．謬瑞格，」彼得說：「他住在蘭德洛斯（Llanidloes）或歐洲，我不記得是前者還是後者了」。湯姆．謬瑞格笑了……彼得說：「他無法拿定主意，不知是要立即宣布成立凱爾特民族聯邦，讓巴斯克人（Basques）成為榮譽成員，還是拿出他們在山中幻想出來的這種新公社社會主義，直接接管歐洲」。謬瑞格說：「兩者都可以，但還有第三種可能：我們把一個自己人送進地區議會」。27

這段對話的幽默掩蓋了一種驚人的張力。原來這些外來力量在門諾德的內化，相當倚賴地區議會中一名農夫利用其特殊地位，了解其他地方制定出來的計畫。關於政治行動（以及小說中的行動）究竟應以怎樣的地方和怎麼樣的範圍為行動目標，必須採用一種特別辯證的方式來界定跨空間的地方忠誠，才能解決問題。而在這種忠誠中，我們總會發現抵抗與共謀之間存在著一種特別的張力。

社會主義政治的地方

威廉斯試圖將「地方」更直接地融入社會主義理論。此處的關鍵詞是威廉斯採用的「戰鬥性地方主義」（militant particularism）。我想特別注意這個概念，因為它捕捉到對社會主義的歷史和前景都相當重要的東西，至少在威廉斯看來是這樣。威廉斯的反思如下：28

勞動階級自我組織的獨特而不尋常的特質，在於它試圖以一種相當特別的方式，將特定鬥爭（particular struggles）與普遍鬥爭（general struggle）連結起來。作為一場運動，它已著手實現一種乍看之下不尋常的主張：某些特殊利益的捍衛和促進適當集合起來，事實上便是捍衛和提升普遍的利益。

把從地方正面的團結經驗鍛造出來的某些理想，概括化和普遍化一種能造福全人類的社會運作新模式，這就是威廉斯所講的「戰鬥性地方主義」的意思。他認為這種觀念在英國進步社會主義的歷史中根深柢固，而且是「威爾斯歷史極重要的一部分」。雖然威廉斯本人不願意捨棄其思想根基中的真實地方的特殊性和獨特性，但要將特定鬥爭的宗旨普遍化並不難。畢竟法國革命便高舉「人權」原則；國際工人運動宣稱要追求全球奉行社會主義以造福全人類；美國民權運動清楚表達了追求普世種族正義的理想；當代女性主義和生態運動的某些派別，則視他們的戰鬥性地方主義為廣泛的社會重建的基礎，以期造福或甚至是拯救全人類。

威廉斯似乎暗示，即使不是全部，也有許多政治參與的形式是以一種戰鬥性地方主義為基礎，立足於我在考利遇到的那種特殊的情感結構。但困難在於：

因為起初的經驗是在地的和正面的，它假定自身的地方和社區經驗可以毫無問題地延伸成為一種普遍許多的運動，結果總是未能充分意識到它將遇到相當系統性的障礙。29

要理解這種障礙，我們只能訴諸抽象概念，因為這些概念能處理直接的地方經驗所無法觸及的過程。而這也正是困難之所在。從一些實在的團結關係（從成員之間具有感情、相互交識的社群所發展出的若干社會生活形態）轉移到一組比較抽象、能普遍應用的概念，涉及從依附於地方的抽象層次轉移到能夠跨空間延伸的另一個抽象層次。而這種轉移的過程必定會流失某些東西。威廉斯感傷地表示：「否定的政治、分化的政治、抽象分析的政治必然隨之而來。而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它們現在是必要的，即使我們只是想了解眼下正發生什麼事」。甚至語言也改變了，例如礦區會講「我們的社區」和「我們的人」，而在最激烈辯論抽象概念的大都市則說「有組織的勞動階級」、「無產階級」和「群眾」。30

從某個概念世界、抽象層次轉移到另一個，可能危及在特定地方達致的、作為戰鬥性地方主義基礎的價值感和共同目的：

這是我最悲痛的發現：我發覺在我身上……最關鍵的帝國主義形式已經出現了。也就是說，你的心智某部分已經被一種觀念系統、一種情感系統占據，而它們確實源自權力中心。就在你的意識中，就在被壓迫和剝奪的社區中，存在著那個統治中心的思想和情感的複製元素……如果否定的政治是唯一的政治，那麼在我看來，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之終極產物的思想模式的最終勝。無論它的政治標籤是什麼，這種思想模式實際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或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31

個人為了理解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必須援引抽象概念；這些抽象概念具有不同的層次和類型，它們之間的張力在威廉斯的小說中有特別生動的表現，往往內化於主角互有矛盾的情感中。在《邊鄉》中，馬修在故鄉葛林莫爾以外使用父親替他取的這個名字，但在葛林莫爾，人人都叫他威爾（Will），這是他母親想為他取的名字。他到底是馬修還是威爾？這種身分雙重性產生的作用貫穿整部小說。雙重身分的衝突，令馬修幾乎無法找到說話的語言：

他被訓練成習慣保持一種抽離的狀態：語言本身以其一貫的抽象化和概括化，在這方面支持了他。這種抽離在另一方面也是真實的。他覺得自己在這間屋子裡，既是一個孩子，也是一個陌生人。他不能以其中一種身分說話，完全不能以自己的身分說話，只能以這種模式所限定的方式說話。32

這種張力甚至表現在主角對熟悉的地景的記憶上：

他無論在哪裡，只要閉上眼睛就一定會再度看見它，這是他唯一的風景。但將這景象記在心裡是一回事，站在現場看著它是另一回事。它的美並沒有少了幾分，地方的每一個細節仍舊令人興奮。但它不是靜止的，不像心中的景像那樣。它不再是風景或景色，而是人們正在利用的山谷。他觀看時領悟到離鄉意味著什麼：他記住了山谷的風景，但忘了它的作用。觀光客看到美景，居民看到自己工作和交友的地方。他在遠方閉上眼睛時，看到這個山谷，但是像觀光客那樣看它，像旅遊指南書那樣看它：這個山谷，他在這裡度過了大半生。33

對威廉斯來說，「觀光客的凝視（tourist gaze）」與在地實際生活的區別至關緊要。實際生活和依附它的價值感，鑲嵌於藉由工作、遊戲和各種文化實踐積極塑造和成就的環境中。《邊鄉》的環境氣氛與《黑山之人》較明確的環境史之間，有一種深刻的連續性。在《邊鄉》中，馬修與威爾要到最後才能復歸一體，或許是為了調和兩種不同的情感結構，它們分別源自走在山裡時確立起來的那種心智，以及經由「聚苯乙烯模型及其理論相等物」所獲得的知識：

現在像是放逐結束了。不是回去，而是放逐的感覺告終。因為距離已經測量過了，這是真正要緊的事。藉由量度距離，我們回到了家。34

這種雙重性在威廉斯的小說中一再迸發。不同抽象層次之間、對地方特質的獨特理解之間，以及將這些理解帶到更廣大領域所必然涉及的抽象之間的爭戰，將戰鬥性地方主義轉變為在資本主義世界舞臺上某種更重要事物的鬥爭。這些要素成為矛盾和張力的主線，驅動威廉斯小說的故事情節。這種張力是《忠誠》（Loyalties）的核心主題。威廉斯這本小說對某些困境的探索，遠比任何理論著作來得深刻。

忠誠問題

《忠誠》的故事始於一九三六年，一些威爾斯礦工與劍橋大學的學生在威爾斯某農莊會面，商討如何共同對抗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因為這次會面，藝術天分傑出的威爾斯女孩涅絲塔（Nesta）與上層階級背景的年輕劍橋學生諾曼（Norman）短暫地熱烈交往。兩人在物質條件和社會地位方面的顯著差異，立即成了問題。她堅稱是丹尼卡培爾（Danycapel）這個地方造就了她這個人；他則禮貌地表示，既然如此，這一定是個好地方，但他也敦促她不要被這個地方困住。她餘生都在那裡度過——這位女性鑲嵌於這個滋養了她、而她也持續給予滋養的地方。他則回到一個更為寰宇主義、國際主義和看似無根的國際政治密謀和科學研究的世界。兩人短暫往來之後不曾再有交談，但這本小說延續了他們之間的張力，主要是表現在葛威（Gwyn）這個角色上。葛威是涅絲塔與諾曼的非婚生子；兩人階級地位不同，涅絲塔畢生固守一地，諾曼遊走於較廣闊的空間，他們因為大致由共產黨界定的所謂共同政治事業而結合。葛威一如《邊鄉》中的馬修．普萊斯，內化了這種張力：他成長於涅絲塔居住的地方，最後去了劍橋大學讀書——這與諾曼姐姐的堅持有關，她發揮了一種關鍵作用，維持與葛威的家族聯繫，而諾曼則大致忽略了這種聯繫。

源自威爾斯的階級團結和性別關係經驗、局限一地的政治，與學者和政黨領袖所持的較抽象的概念截然不同。必須注意的是，這並非地方主義與普世主義之間的差異。礦工伯特（Bert）——他娶了涅絲塔，成為葛威實際上的父親——便與其他工人和學生一起到西班牙作戰。一名與諾曼相熟的劍橋同學在戰鬥中陣亡，伯特拿走他的雙筒望遠鏡（視野的象徵？）臨終前才交給葛威。伯特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被宣傳為「反法西斯終極戰爭」）中作戰，在諾曼第身負重傷，因而永久毀容，餘生都帶著他為國際主義奉獻而在身上留下的標誌。

葛威的生父諾曼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裡，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塑造出對於黨和理念的忠誠。諾曼可能是以伯吉斯（Burgess）、麥克林（Maclean）、費爾比（Philby）和布朗特（Blunt）為榜樣（這幾個人於一九三○年代在劍橋讀書時成為蘇聯間諜），參與向共產國家轉移科學知識的工作，承受訊問和長期精神壓力之苦。他早年便認定了效忠對象，在當時這種忠誠是合理的，但到了冷戰時期，有良心的人可能會認為必須改弦易轍，結果這種良心的掙扎令他痛苦不已，造成精神創傷。有意思的是，威廉斯並未譴責諾曼，雖然他有力地記下了伯特臨終時對這些「自身階級的叛逃者」的嚴厲批評：「他們利用我們……我們現在知道，這些事我們必須自己做」。葛威呼應伯特的批評：諾曼和他的同類是最糟的人，「因為他們背叛了理應成為另一條出路的東西：他們自己的勞動階級政黨，他們的社會主義」。

葛威最後曾與諾曼憤怒地對質（參見下文），但他自己也曾遇到母親涅絲塔極不尋常地對他暴怒。這件事發生在涅絲塔拿出兩幅她過去藏起來的素描肖像給葛威看時：一幅是年輕時的諾曼，一頭金髮，相當迷人；一幅是已去世的伯特，是他從戰場回來後畫的，「看上去相當恐怖，他受創的臉像是仍然裂開似的」。葛威深受感動，但他唯一能說出口的是後一幅肖像「極美」：

她憤怒地盯著他。她的臉和身體似乎因為突然的痛楚而扭曲了。他很困惑，因為他不曾見過她生氣，哪怕只是普通的怒氣。她向來都相當從容、安靜、可親，看起來總是比實際年齡年輕，顯得沉著，有點內向。

「那不是美！」她尖叫，聲音高亢得嚇人。

「媽，拜託，我不是那個意思」。葛威勉強說出這句話。

「你什麼都不明白嗎？」她繼續尖叫。「你什麼都不懂嗎？你什麼都沒學到嗎？」

「媽，我的意思只是……」

「那不是美！」她又大叫。「這叫醜。這是毀滅！這是一團被打爛的血肉！」

「是的。是這樣。但真相，你看到了真相……」

「它很醜，它很醜！」她尖叫著，完全失控了。35

這種感受性（威廉斯稱之為「情感結構」）的激烈衝突說明了一切。此處的問題已不僅是社會主義政治的世界觀在哪個抽象層次建立，還涉及能夠依附在不同抽象層次的截然不同的情感結構。葛威能抽離地將父親的肖像視為藝術作品，視為美學事件，視為美的東西，恰恰是因為它能基本真實地記錄和表現毀容之恐怖。但對涅絲塔來說，表現本身不重要，表現什麼才重要；這件事最根本最重要的意義，一直都是它造成的絕對痛苦。

尋求任何類型的批判距離所造成的困難，因此更清楚地呈現出來。例如在《邊鄉》中，馬修／威爾便喜歡攀登附近的卡斯崔山（Kestrel），從高處欣賞風景。眺望著「那小塊土地」，那個他長大的地方，他知道：

它不只是一個地方，還有人民，但從這裡看過去，像是沒人居住似的，就像從不曾有人在那裡生活，但它這樣靜止不動，便成了他自己的記憶……這座山就是有這種抽離和淨化的力量，但最終他不能留在這裡：他必須回到下面他生活的地方。36

然後：

下山途中，幻象逐漸消失，日常身分回來了。他腦中的聲音漸止，平常的聲音重新響起。就像老布雷克利拿他的拐杖戳著草地，問他：威爾，你想讀什麼？書嗎，先生？不，最好不要。歷史，先生。卡斯崔的歷史，你坐在那裡，看著記憶移動，越過寬闊的山谷。那就是它的意義：去看，去理解，去試著弄清楚。只有令你瞇上眼睛的風，以及你內在的許多東西，決定你將看到什麼，以及如何看到。永遠別上去看。你會發現，你是在看著自己。37

但在這裡，重要的不僅是不同再現方式涉及的抽象層次。因為在這些對話裡，還有其他重要的東西在進行，源於認識世界的不同方式所能達到的抽象類型。而在這裡，威廉斯的論點顯然兩極化。殷戈德（Tim Ingold）38在一個相當不同的脈絡中描述了兩種對立的世界觀念：一種將世界看作是包含我們在內的某個領域（sphere），另一種將世界視為一個我們可以凝視的球體（globe）：

地方與全球是不同類型的概念：不是將範圍或關注點縮窄便是地方。地方是基於一種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這種模式的基礎，是在實際生活中，與所住世界的要素積極、感性地互動，而不是抽離和冷漠地觀察世界。站在地方的角度，世界是一個領域……以某個地方為中心。從這個經驗的中心出發，當地居民的注意力愈來愈深入世界，以求獲得知識和領悟。

伯特和涅絲塔似乎總是以他們最重視的地方（丹尼卡培爾）為中心去接觸外界，而諾曼則總是以比較抽離的方式去認識世界，然後決定他的政治忠誠。葛威內化了這兩種視野，因此時常經歷思想和情感的衝突。但威廉斯似乎想說，兩種類型的抽象我們都需要，正如我們同樣需要必然附著於其間的互有衝突的再現模式。威廉斯試圖將這兩種視野之間的關係界定為一種互補、甚至是辯證的關係，但我認為在這兩者當中，他顯然有自己的偏好。他一再強調，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受壓迫者親身經歷的那種殘酷醜陋的現實。我們不應將這些親身經驗美化或理論化，以致它們脫離了當事人感受到的痛苦和憤怒。如果這麼做，我們將削弱或甚至是消除對不義和剝削的原始憤怒，而這種憤怒是推動人們爭取改變社會的重要力量。例如「真就是美」這種俗套的觀點，確實是該承受涅絲塔發出的那種暴怒的對待。

因此，忠誠問題是由表述政治問題所仰賴的抽象層次和類型界定的。因為是一種與感情和情緒密切相關的政治力量，忠誠總是依附於某種特定的情感結構。威廉斯小說中個性最豐富的角色，正是內化了不同的、互有衝突的且依附於極端不同之情感結構的忠誠的那些人，例如《忠誠》中的葛威、《邊鄉》中的馬修．普萊斯，以及《第二代》（Second Generation）中的歐文．普萊斯（Owen Price）。威廉斯利用小說這種形式探索此中的矛盾和張力，絕非偶然。布萊希特式手法隨處可見，暗示張力永遠無法解決，而且我們也絕不應期望能解決。藉由永遠讓張力保持開放，我們可以維持促成社會進步所需要的創造性思考和實踐的首要資源。

這生動地說明了我們許多人必然可以認知到的問題。我當然認知到這問題，不僅是因為我像威廉斯一樣，從英國的公立中小學進入劍橋大學受教育，也因為我涉入考利工運的政治爭論（後者是比較直接的原因）。我的忠誠在哪裡呢？威廉斯的警告是有益的。我們從某種抽象層次或某種認識論轉移到另一種的時候，背叛的可能性便在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中隱約出現。考利車廠的異議工人代表很可能針對我說了一些很不客氣的話，就像《忠誠》中的伯特譴責「階級叛逃者」那樣。有趣的是，海特（雖然她比起我來說甚至更是個「階級叛逃者」）在那本書的結論中加入了一名車廠工人代表講得很重的話：「背叛是一種過程，不是個別行動，而且並非總是有意的。」雖然這些話不是針對我說的，但它很可能出現在我們的討論中。

但是，背叛是個複雜又尖刻的詞。我們暫且回到《忠誠》的虛構情節。諾曼的一位好友在葛威面前替諾曼辯護，他這麼說：

「確實會有人做一些事，真正背叛自己所屬的群體。但是，你只要看看敵友關係的變化，包括國際層面的，以及一國之內階級之間複雜的敵友關係，便明白這個可界定的行為數量會有多麼大的變動。階級之中有背叛國家的人，國家之中有背叛階級的人。在某些時代，這些忠誠關係比較穩定，那時候的人比我們幸運」。

「不只是時代，還有地方」。葛威說。39

無論如何，諾曼從事的是參照領域截然不同的科學研究工作。這必然涉及：

高度專門化的領域中的動態衝突。至關緊要的一件事，是防止它因為失衡而達到極度危險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它會根據自身的邏輯，超越國家和階級，超越我們所知的一切忠誠。最後可能只剩下一種對人類的薄弱忠誠。40

考利那個案例當然並未涉及這種情況。不過，《忠誠》的尾聲有個小轉折，可以聯繫到這種情況。諾曼獲准保住名譽退休，他買了一塊林地，以免它因為開發而遭摧毀。葛威指責他背叛階級，背叛支撐丹尼卡培爾這種社區的戰鬥性地方主義的「共同生存的道德」。諾曼這麼反駁：

「你濫用了你所謂的我的階級，但你真正傷害的是知識和理性。透過社會的樣態，正是在這裡，跟我們在一起觀念才產生出來。所以，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既是好主意，也是錯誤。但是，我們已經開始糾正錯誤，而能做的也就只是這樣。在理性和良心上，我們的責任已不再是忠於社會主義，而是要保護和拯救地球。但無論是哪一樣，你所謂的同胞都沒有什麼重要貢獻。事實上，這正是他們的不足。這是他們的無能，但也正是你對我提出的要求的不當之處。因為我的同胞無知、短視和偏見，我就應該對無知、短視和偏見保持忠誠嗎？因為我的同胞參與這種破壞，我就應該無所作為，縱容破壞地球的行為嗎？因為某種傳統的顧忌，我就應該這麼做嗎？因為那些無知無能的人和我說同一種語言、住在同一個受威脅的島上，我就必須繼承一種共同的無知無能嗎？你認為我應該這麼做，到底是在倡導什麼道德呢？」

葛威的回應相當尖銳：

「你以前對共產主義的想法，你現在對自然的想法，都不過是反映你的個人喜好。對其他人來說，每一種信仰都是真實的，這個事實不過是讓你可以欺騙他們而已」。41

《忠誠》中的爭論當然沒有解決。而我認為威廉斯想強調的是，這種爭論永遠解決不了。在某種尺度、某個地方、根據某種情感結構建立的忠誠，無法直接套用或轉移到其他脈絡下應用；它們若要成為促使社會主義在其他地方有望實現或普遍有望實現所需要的忠誠類型，必須經過某種轉化或轉譯。但在轉譯的行動裡，某些重要的東西必然會遺失，留下張力一直無解的苦澀殘餘。

忠誠、認同與政治承諾

接受這一點會引發某些令人不舒服的政治反省。我來說明當中最突出的情況。英國的社會主義理想，一直都是以威廉斯描述的威爾斯那種戰鬥性地方主義為推動力，而我在考利也遇到了這種精神。我相信我們可以找到大量歷史證據支持這說法。最近出版的論文集《阿帕拉契的反擊》（Fighting Back in Appalachia）便精彩地記錄了美國的這種情況。42但這種戰鬥性地方主義在某些意義上有其深刻的保守性，因為它們奠基於社會關係與社群、團結與忠誠之模式的永存，而這些形態是在某種壓迫性和冷酷的產業秩序下形成的；即使這種地方主義有時可以集結成全國運動（一如英國工黨曾在某些歷史時期做到的），也未能擺脫那樣的保守性。雖然所有權可能會改變（例如藉由國有化達致），礦場和生產線必須維持運作，因為它們是鑲嵌於特定地方和社區之社會關係和階級團結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政治之所以有其保守性，是因為它無法輕易地徹底改造和顛覆舊有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它必須先求維持礦場和生產線的運作，為此不惜代價（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英國連續幾屆工黨政府混亂的產業政策便是證據）。考利的鬥爭應該追求維持車廠日趨壓迫的工作，還是追求在某種相當不同的、對生態比較敏感的生產系統中較理想、健康和令人滿足的不同工作？在沒有其他出路的脆弱時期，考利的鬥爭必然是全力追求前一個目標，但我明確覺得感到即使就長期而言，在最好的情況下，那些在工廠工作的人，那些受與工廠工作有關的戰鬥性地方主義強烈感染的人，也必然總是追求前一個目標。

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式說明這道理。某地在一種壓迫性產業秩序下形成的政治和社會認同，在這種產業秩序崩潰或徹底改變之後，還能維持下去嗎？我會馬上說「不能」（而且我同樣認為可以找到大量證據支持此結論）。果真如此，那麼這些政治認同和忠誠的永續，需要的是引發它們的那些壓迫條件的持續。於是，勞工階級運動也許會尋求延續或回返產生那些運動的壓迫狀態，一如那些在男性暴力肆虐的環境下形成自我意識的女性，一再回去與施暴的人共同生活。

這樣的相似性很有啟發意義。一如許多女性主義者指出，也一如許多女性已經證明，打破既定形態、擺脫依賴性是有可能的。同樣道理，勞工階級運動也可以保持一種革命衝動，同時在已改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下，形成新的政治認同。但這是一個漫長艱難的過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細心工作。威廉斯討論生態問題時，明確地認識到這種困難：

如果你只是告訴南威爾斯的礦工，你們正身處生態災難中，那是毫無作用的。他們已經知道。他們生活在其中。他們已生活在其中好幾個世代。生態問題就在他們的肺裡……但你不能只是跟他們說，這一切都必須改變；他們已經將自己的生活和社區投入在這些生產活動上。你不能只是說：捨棄這些有害的產業，捨棄這些危險的產業，我們來做一些更好的事情。一切都要經過協商，公平的協商，而且要穩當地一步步來。43

協商之路走到最後，要擔心的是，社會主義政黨和政府將只是成功破壞了提供其自身溫床的社會與政治認同和忠誠（我們同樣可以找到許多證據，證明二戰之後的西歐是這樣）。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總是包含了否定其自身政治認同之物質條件。而巧合的是，過去二十年間，資本主義的發展消除了向來支撐社會主義政治的許多戰鬥性地方主義——礦場關閉了，生產線減少或停工了，造船廠完全安靜了下來。在此情況下，我們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海特對我說的：在牛津，社會主義的前途取決於爭取大量汽車生產工作回到考利的鬥爭是否成功（我無法接受這種看法）。另一條路，是尋找新式和舊式戰鬥性地方主義的新結合方式，以便作為一種相當不同的社會主義政治打下的根基。我認為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走第二條路，無論這條路可能多麼艱難。這並不涉及拋棄階級政治、轉為投入「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但涉及探索可以重構和更新階級政治的不同結盟形式。務實地說，牛津的階級政治經得起考利車廠完全關閉的考驗，但前提是它能找到可靠的新基礎。

這一切還有另一個向度，與空間尺度和時間範域的問題有關。有關前者，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最近便指出，我們在學習如何協商和連結社會理論化和政治行動之不同空間尺度方面，做得相當差。44他強調的問題，在我看來是當代社會主義建構的一項核心混淆，起源於對於「尺度問題的巨大緘默」：

地理尺度的理論（更準確地說，是地理尺度生產的理論）嚴重的低度發展。我們實際上根本還沒有地理尺度的社會理論，遑論這種理論的歷史唯物論版本。但是，尺度問題對我們物質生活的整體地理建構有關鍵作用。天安門廣場的殘暴鎮壓是地方事件、區域事件、國家事件，還是國際事件？我們或許可以合理地假定四者皆是，而這立即強化了以下結論：社會生活是在某種套疊的階層空間（nested hierarchical space）而非某種拼貼式空間中運作，同時它也建構了這種套疊階層空間。我們如何批判地設想這些不同的套疊尺度？如何衡量這些尺度？如何在它們之間調處和轉譯？

作為一種社會系統，資本主義不但致力於協商、還經常積極操縱這種以階級鬥爭形式出現的尺度困境(dilemma of scale)。在資本主義達致不均等的部門發展和地域發展的強烈傾向而言，這一點特別真實，迫使在不同尺度上界定的地方之間展開分裂性的競爭。但是，「地方」始於何處，又終於何處？是否超過某種尺度，「戰鬥性地方主義」便不可能建立基礎，遑論維持下去？社會主義政治必須設法回答此類問題，不是要找到終極答案，而是要界定不同的抽象類型和層次之間的溝通和轉譯方式，藉此尋找問題的答案。

關於結論

最後我讓海特去寫《工廠與城市》的結論，畢竟這本書主要是她努力的產物。結果讀起來很怪異。它完全聚焦於重獲工廠徹底控制權之鬥爭的「工人主義(workerist)」主張，但又在幾處地方因為提到產能過剩、社區介入和環境方面的問題而有所改良。產生的效果很奇怪，因為我認為它未能觸及任何一種可識的或有益的內化張力。我覺得這很可惜，因為我們本來有機會可以不去尋求結束爭論，而是利用書中的材料，反省已發生的事情並且從中學習，以便開啟討論和辯論的領域。我認為這個不足之處，有助解釋為什麼威廉斯訴諸小說這種形式來探討某些困境。在文化研究或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我們經常被迫要尋求以某種結論告終，但如果利用小說探討問題，則可以較輕鬆地一直維持問題的開放性以便繼續深思，即使是像馬修．普萊斯那樣，一旦「測量了距離」，某種和解是有可能的。《工廠與城市》這本書若能有兩個版本的結論，顯然將有助維持問題的開放性、呈現各種張力，同時突顯不同抽象層次和類型的問題。

因為這一切，在《工廠與城市》那本書完成一段時間之後，我讀到威廉斯的小說《第二代》時，頗為震驚。這本書一九六四出版，以差不多那時候的牛津為背景。故事圍繞著兩方之間的張力展開，一方是以大學為基地的社會主義，另一方是汽車工廠中的政治爭鬥。開場的一段為一個分裂城市中的社會主義政治問題設定了場景：

今天如果站在城鎮路中間，你可以看到兩個方向的景觀：往西是大教堂和大學的尖頂與塔樓，往東是汽車廠的工場和庫房。你看到不同的世界，但它們之間沒有邊界，只有一座城市的活動和交通。45

凱特．歐文（Kate Owen）是工黨的地方組織者，丈夫為車廠工會領袖。她左右為難，既想忠於家庭和社區，又嚮往階級鴻溝的另一邊、以大學為基地的社會主義誘人的性自由。她兒子彼得．歐文也陷於類似的兩難中。他在牛津大學某學院攻讀工業社會學博士，此時車廠爆發激烈的鬥爭，使他父親疲憊不堪。威廉斯在其他地方發展出來的關於可能獲得及掌握的知識類型的一切主題在這裡中有豐富的闡述，包括在融入社會主義政治的「情感結構」中，性別與階級的相互影響。

但有趣的是，考利計畫那本書提到的許多實質議題，在《第二代》中也出現了，只是問題尚無解決。如果我在參與考利研究工作之前而非之後閱讀這本書，我的做法很可能有所不同，我會更強烈主張採用保持結論開放的布萊希特手法，但另一方面，我也會更注意以下威廉斯的忠告：「一切都要經過協商，平等的協商，而且必須一路堅持下去」。46

評價與可能性

空間、地方和環境這三個詞，涵蓋了地理學家的大部分工作。地理學界對它們的意義多年來有激烈的爭論，尤其是在基進地理學期刊《對蹠》（Antipode）；爭論的議題包括地域性和地方如何重要、為何重要，以及如何正確看待地方與空間的關係。47這些討論一再提到抽象層次和尺度的問題。48但處理這些問題的並非只有地理學家。近年來，我們應該賦予空間、地方和自然什麼意義，已成為社會、文化和文學理論爭辯的重要議題，49而地理學家無疑也參與了辯論。50學界之所以熱衷討論這些議題，部分原因在於浮現中的全球資本主義文化，與各種反動及具進步潛能的、以特定地方為基礎的「戰鬥性地方主義」之間關係的問題，加上顯然非常嚴重的全球環境惡化的威脅。此外，這也與威廉斯協助界定的、迅速發展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傳統有關，它重視情感結構、價值、鑲嵌、差異，以及抗爭團體建構的反霸權論述和社會關係的特殊性。

威廉斯深入思考了空間、地方和環境的問題，而且顯然關注這些問題可以如何融入他的文化理論，融入他對如何建構社會主義的看法。空間、地方和環境的社會性轉化，就支配與控制之實踐而言，既非中立、也不是純真的。事實上，它們是基本的框構性決策，充滿各種可能性，主導了生計條件（往往是壓迫性的）。51因此，爭取解放的鬥爭不能不處理這些問題。此外，這些鬥爭必須將某些層次和類型的抽象當作實際行動的重要工具，它們必須內化這些抽象層次和類型的某種反身性，甚至是某種無法解決的張力。

但是，威廉斯主要是在他的小說中處理空間、地方和環境問題，並表達他對這些問題的關心；由此看來，他在將這三個概念工具納入文化理論的核心時，有著某種猶豫，甚至可能感到很為難。但是，結論並非空間、地方和環境無法納入社會和文化理論，而是建立理論時必須對納入這些問題的可能性和困難保持開放的態度。如果我們認真看待威廉斯所講的話，並視其小說和批判性文化理論為同一種努力範域中的互補面向，我們會發現，相對於許多忽略這些面向的當代文化理論名家，他開啟的理論建構領域要深刻得多。理論不能當成純粹的抽象成就來建構；更重要的是，理論實踐（theoretical practice）必須建構為兩方之間的持續辯證：一方是實際生活的戰鬥性地方主義，另一方是追求足夠的批判距離和抽離程度的鬥爭。在這方面，威廉斯界定的問題無疑有足夠的普遍意義，可以帶來自身成果。以批判唯物論和徹底扎根的方式（而非有侷限的隱喻性和純粹觀念論方法），將地方、空間和環境納入文化和社會理論的努力已經開始，而且成敗影響重大。如此一來，讓理論回到日常政治實踐的世界，跨越非常多樣且具有層級化結構的、社會和生態變化的地理空間，將成為一種特殊類型的理論實踐的目標和回報。

《阿帕拉契的反擊》最感人的其中一章以「唱歌跨越黑暗空間」為題。這一章是謝宣斯（Jim Sessions）和安斯利（Fran Ansley）對阿帕拉契一九八九年激烈的煤礦罷工中，工會和社區接管匹玆頓（Pittston）摩斯三號廠（Moss 3 Plant）的個人敘述；此次接管非常重要，使罷工能以礦工比較可以接受的條件解決。謝宣斯在占領期間以「獨立見證者」的身分置身廠內，安斯利則一直在外面，他們記下了每天的見聞。後者在占領了兩天之後，寫道「有一些超越性時刻可以教導我們，讓我們感受到存在於我們內部、我們周遭的人、以及我們身為或可能身為其中一分子的群體中的各種可能性。」52理論家也可以學習如何唱歌跨越日趨暴力和痛苦的社會與文化衝突的黑暗空間。但我們必須對威廉斯創造的各種可能性持開放態度，才有望做到。我應該要學會更仔細聆聽考利車廠工人和當地長期居民的心聲，同時堅持忠於那些有助闡明資本的冷酷運作方式和演化方向的分析和理論建構。

評　註
Commentary

所有地理學家都面對這個理論難題：如何以表現出統一性且不壓抑差異的方式，把空間、地方和環境這三個主題放置在一起？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做法，是宣稱所有統一性都是「矛盾的統一性」（contradictory unities）；如果我們能很好地掌握矛盾的性質，以及它們個別或聯合的運作方式，這種方法是有幫助的。這是我上一本書《資本社會的十七個矛盾》的焦點所在。馬克思處理這種問題的方式很有意思。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諸多決定因素之匯集，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53地理學家通常處理具體的事物，例如巴黎聖心堂之建造。我在本書第四章處理的問題是：建造聖心堂涉及的「諸多決定因素」是什麼？接續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確定這些決定因素？馬克思認為是「抽象的決定因素藉由思維方式導向具體的再製」。例如在聖心堂的例子中，階級鬥爭這個抽象概念（還有許多其他抽象概念）顯然發揮了這種作用。但這種抽象的開展方式何以是有理的？馬克思說，答案是我們必須以具體作為「觀察和構思的起點」，而研究方法「必須仔細地取得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真實的運動才能適切地被展現出來。如果這點成功達成，題材的生命一旦從觀念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闡釋了。」54這觸及馬克思辯證法的核心。準備工作揭示「諸多抽象概念」，它們成為具體事物的「諸多決定因素」。我所講的聖心堂建造故事如果像一個先驗的闡釋，那正是因為它說明了階級衝突對奧斯曼的巴黎建造計畫多麼重要。

在一九八○年代，地理學界曾激烈爭論地域性如何影響地理學研究。當時我支持以下立場：地域性研究（locality studies）是地理學家應該做的一項關鍵工作，但如果研究地域性自身變成了目的，它們將危害基要的計畫。對我來說，頌揚地域的特殊性、頌揚以某種方式牴觸統一性的差異、頌揚地方政治作為對抗全球化抽象力量的獨家場域，看來都是很成問題的。我們這些關注此類問題的人，有時候表面上看似完全反對地域性研究：地域性研究（尤其是英國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慷慨資助的一個非常大型的計畫）的捍衛者，經常把我們這些人說成對那些於在地層次看得比較清析的多重差異（從性別關係到種族、宗教和族群歧視等等）感覺遲鈍。但事實根本不是這樣。一切取決於這些研究如何連結到「多樣中的統一性」。

我撰文討論「戰鬥性地方主義」（對我來說是個正面的概念，因為它源自雷蒙．威廉斯的著述），是為了設法擺脫圍繞著地域性爭論的重重誤解。此事適逢我轉職到牛津，並參與考利研究計畫（研究那場捍衛路華車廠工人工作的運動）。沒有人會指責威廉斯對地方的「情感結構」感覺遲鈍，雖然很多人覺得他的相關論述有問題。他在他的小說中處理地方與全球力量的矛盾統一的方式，是吸引我的重點。地理學界的相關爭論已平息，但基本問題仍在。事實上，相關政治問題變得更激烈了，因為反資本主義政治如今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地方行動為基礎，這值得重新成為討論的焦點。

第九章

「新」帝國主義——掠奪式積累

即使面臨多次的危機和重組，而且左派和右派都悲觀地預測它即將死亡，資本主義仍長久地生存了下來；這是一個需要解釋的謎。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認為他著名的評論已經提供了答案：資本主義是藉由空間的生產得以生存的。但他並未確切解釋這當中的道理。列寧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出於相當不同的理由，運用相當不同的論據，都認為答案是帝國主義（空間生產的一種形式），不過，兩人都認為此一解決方案的效力有限，因為帝國主義自身有致命的矛盾。

我在一九七○年代研究這個問題的方式，是檢視「時空修補」（spatiotemporal fixes）對資本積累內部矛盾的作用。2時空修補論必須放在資本主義過度之積累危機傾向的脈絡下，才有意義。過度積累危機出現時，資本和勞動力同時過剩，而且沒有顯而易見的方法可以撮合這兩種剩餘，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完成對社會有益的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資本和勞動力並未經歷系統性的貶值（或甚至是毀滅），資本主義將必須設法消化這些剩餘。地域擴張和空間重組是可使用的一種手段。但這種手段與時間修補（temporal fixes）無法割分，因為地域擴張通常涉及投資在壽命很長的實體和社會基礎設施上（例如運輸和通訊網絡，以及教育和研究），需要多年時間才能藉由它們所支持的生產活動，將其價值償還到資本循環中（見本書第三章）。

自一九七○年代以來，全球資本主義出現了慣常和持久的過度積累問題。布倫納（Robert Brenner）為了證明這一點而蒐集了若干實證資料，3我認為它們大致上頗有說服力。但是，我認為國際資本主義這些年間的波動，可視為一系列暫時的時空修補，而它們甚至未能在中程之內應付過度積累問題。如高恩（Peter Gowan）所言，美國試圖藉由精心安排這種波動，保住它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的領導地位。4就此而言，一九九○年代末美國的「新美國世紀計畫」轉向以軍事力量為後盾的無遮掩的帝國主義，或可視為其霸權減弱的一個跡象。在小布希總統任內，美國更明確地奉行帝國主義政治，看來是因為當局需要一種政治手段應付美國國內經濟衰退和普遍貶值的威脅。在此之前，一波波貶值潮已衝擊其他地方，例如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初的拉丁美洲，然後，更嚴重的危機在一九九七年蹂躪了東亞和東南亞，隨後席捲俄羅斯，接著在二○○○年代初衝擊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5但我想指出的是：在資本未能藉由持久地擴大再生產持續積累的這段期間，「掠奪式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舉措興起了。而我認為所謂「新帝國主義」（某些人愛用的說法）的標誌，正是掠奪式積累。6

時空修補及其矛盾

時空修補的基本概念相當簡單。一個地域系統出現過度積累的問題，意味著它出現了勞動力過剩（失業率持續上升）和資本過剩的狀況（其表現包括市場上商品供過於求，必須承受損失才能處理掉；相當多的產能被迫閒置；及／或貨幣資本過剩，欠缺有利的生產投資或金融投資出路）。這些過剩的勞動力和資本可以藉由以下方式消化：⑴時間置移手段：投資在長期資本項目（例如建設人造環境）或社會支出（例如教育和研究）上，大幅推遲目前過剩的資本再投入未來資本循環的時間；⑵空間置移手段：在其他地方開發新市場、新產能，以及新的資源、社會和勞動可能性；或⑶前兩種手段的某種組合。

如果我們集中注意力於嵌入人造環境中的固定資本，則時間置移和空間置移手段的結合特別重要。這些固定資本提供了必要的實體基礎設施（包括工業園區、港口和機場、運輸和通訊系統、污水處理和供水系統、房屋、醫院和學校等等），以便生產和消費能跨越空間和時間持續進行。這顯然不是經濟中的一小部分。它有能力消化巨量的資本和勞動力，尤其是在快速的地域擴張和強化發展的情況下。

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運用在這些投資上，需要金融機構及／或政府機構居中協助。這些機構有能力創造信貸。一定數量的「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被創造了出來，可以不使用於現行消費，而投入到著眼未來的項目（例如建設公路或增加教育支出），藉此重振經濟（可能包括提高建築工人和教師對過剩商品如服飾和鞋子的需求）。如果人造環境和社會改良方面的投資被證實有效（也就是日後能促進比較高效的資本積累方式），則虛擬價值將能收回（債務得到償還的直接的方式，或是稅收增加使政府得以償還公債）。如果這些投資無效，則人造環境或教育領域將出現明顯過度積累的情況，相關資產（房屋、辦公樓、工業園區、機場等等）將貶值，抑或國家無力償還因為投資在實體和社會基礎設施上而欠下的債務（也就是國家出現財政危機）。

此類投資對資本主義的穩定性向來有重大的正面或負面影響。例如我所注意到的，一九七三年危機的起點是世界各地的房地產市場普遍崩盤（先是德國赫爾斯塔銀行〔Herstatt Bank〕出事，然後拖垮了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緊接著便是紐約市一九七五年實質破產（稅收追不上社會支出的典型案例）。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從一九九○年起、長達十年的經濟停滯，由房地產和其他資產的投機泡沫破滅、危及整個銀行體系揭開序幕，而一九九七年的亞洲經濟危機則始於泰國和印尼的房地產泡沫破滅。美國和英國各產業於二○○一年中起普遍衰退，此時，支撐經濟最重要的力量，是房地產市場的活躍投機活動。自一九九八年起，中國即訴諸一些靠債務融資、規模令三峽大壩工程相形見絀的巨型投資計畫（八千五百哩的新鐵路、超級高速公路和都市化項目、將長江的水送到黃河流域的巨型工程，以及興建許多新機場等等）以維持經濟成長並盡可能消化過剩的勞動力。有關資本積累的多數說明（包括布倫納的說明）不是完全忽略這些事實，就是視之為次要現象，這在我看來真是相當奇怪。

我所講的「修補」有雙重涵義。首先，總資本的相當一部分將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內，被綁定在某些實體資產上（被綁定多久，則視實體資產的經濟和物理壽命而定）。因為政府的承諾，某些社會支出亦呈現領域化，固著在某些地方不能移轉。（但接下來我將不會明確地將社會基礎建設納入考量，因為這問題相當複雜，需要大量篇幅才能闡明。）某些固定資本是可以遷移到其他地方的（例如有些機器不難拆下來，然後運送到其他地方使用），但某些則固定在土地上不能移動，一旦遷移就會毀掉。譬如飛機是可以移動的，但機場則是不可移動的。

另一方面，時空「修補」喻指藉由時間延遲和地域擴張來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方法。空間的生產，組織全新的地域分工，開發比較便宜的新資源複合體，開拓資本積累的新動態空間，以及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和制度安排（例如契約規則和私有產權制度）穿透業已存在的社會形構，提供了消化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的多種方法。但這種地域擴張、重組和重構，往往威脅到固著在地方但尚未在別處得到實現的價值。固著在地方的巨量資本，成為妨礙尋求在別處實現空間修補的因素。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構成紐約市固定資產的價值都很龐大，它們在一九七五年和二○○三年面臨大幅貶值的威脅，每一次都有許多人認為會對資本主義的前途構成重大威脅。如果資本確實撤離，會留下毀壞的痕跡：資本主義核心地帶如匹茲堡和雪菲爾（Sheffield）及許多其他地方（例如孟買），在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經歷了去工業化，它們的情況便能說明這一點。另一方面，如果過度積累的資本並未轉移或無法轉移，勢必直接貶值。我通常這樣地概括此過程：資本必然會在某個時候創造出一種反映自身形象的物質地景，但因為它總是傾向製造出過度積累的危機，它必須訴諸地域擴張和時間置移的手段來解決問題，結果不得不摧毀它之前創造出來的物質地景。資本主義物質地景和社會地景的演化，因此會有這種創造性破壞的歷史，造成種種有害的社會和環境衝擊。

時空轉化的動態中，會出現另一系列的矛盾。如果某個地域（例如某個國族國家）出現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無法在該地域之內消化（訴諸內部的區域調整或社會支出都消化不了），這些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將必須在別處找到有利可圖的實現方式，以免被迫貶值。這有幾種可能，例如過剩的商品或許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市場。但接收過剩商品的地方必須要有支付能力，例如手上有黃金、貨幣準備或可以交換的商品。在此情況下，過剩的商品流出，並換回貨幣或另一些商品。但過度積累問題只能暫時減輕：過剩的商品不過是換成了貨幣或其他商品；如果接收過剩商品的地方有可交換的比較便宜原料或其他生產要素（這是常見的情況），過剩商品輸出地的利潤率下跌壓力將能暫時減輕。但若接收過剩商品的地方沒有資產或商品可以交換，它必須設法找到（英國在十九世紀便迫使印度這麼做，將印度出產的鴉片賣到中國以榨取白銀），又或者得到信貸或援助。在後一種情況下，某個地區獲提供貸款或金錢援助，以便它購買援助者的過剩商品。英國在十九世紀便對阿根廷這麼做；日本在一九九○年代貿易盈餘帶來的過剩資金則多數借給了美國，藉此支撐購買日貨的消費活動。這種市場和信貸交易，顯然可以減輕過度積累的問題，至少短期內是這樣。在地域發展不均、某地供給過剩而另一些地方相對供給不足的情況下，這種交易運作得相當好。但是，訴諸信貸系統也會令各地區容易受投機和虛擬資本流動衝擊；這些流動可能促進也可能損害資本主義的發展，甚至如近年的情況所顯示的：被利用以迫使脆弱地區猛烈貶值。

資本輸出——尤其是伴隨著勞動力輸出的資本輸出，運作方式大不同，通常會產生較長期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過剩的資本（通常是貨幣資本）和勞動力輸出到其他地方，在新的空間啟動資本積累的過程。十九世紀英國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在美國和其他殖民地如南非、澳洲和加拿大找到了出路，在這些地方創造了活力充沛的新積累中心，對英國商品產生需求。因為這些新地域的資本主義可能需要多年時間才會成熟到開始出現資本過度積累的問題（如果有這麼一天的話），過剩資本輸出國有望在頗長的一段時間裡受惠於這種過程——尤其如果新地域需要的是固定的實體基礎設施（例如鐵路和水壩），這些設施是未來資本積累的基礎。但是，這些人造環境長期投資的報酬率，最終取決於所在地能否發展出強健的資本積累動態。英國在十九世紀後期借貸給阿根廷便屬於此情況。美國藉由馬歇爾計畫援助歐洲（尤其是德國）和日本，便乃是清楚認識到，美國的經濟安全（且不說與冷戰有關的政治和軍事考量）有賴這些地區的資本主義活動強勁復甦。

因為活力充沛的資本積累新空間最終將產生過剩的資本，必須藉由地域擴張加以消化，矛盾將因此產生。自一九六○年代末起，日本和德國便成為美國資本的競爭者，一如美國在二十世紀壓倒了英國資本（為摧毀大英帝國出了一分力）。觀察一個國家內部的強勁發展何時達到必須訴諸時空修補手段，總是趣事一件。日本在一九六○年代達到這種程度，該國首先採用的手段是貿易，再來是輸出資本：先在歐洲和美國從事直接投資，後來是大舉投資東亞和東南亞（包括直接投資和金融投資），最後借貸給外國（尤其是美國）。韓國在一九八○年代突然轉向外部發展，然後很快輪到一九九○年代的臺灣；兩者不但輸出金融資本，還輸出一些相當惡劣的勞動管理方式，為全球跨國資本代工（運作地點包括中美洲、非洲，以及南亞和東亞各地）。也就是說，成功的資本主義後進發展國家，也迅速發現自己必須利用時空修補手段，解決資本過度積累的問題。某些地區（如韓國、新加坡、臺灣以致現在的中國）相對於資本主義發展以前典型的緩慢節奏，從資本淨接收者變為資本淨輸出者的速度之快相當驚人。但基於相同道理，這些成功的地區也必須迅速調整，以便適應自身時空修補手段產生的後座力。中國以接受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吸收日本、韓國和臺灣的過剩資本，如今正迅速在許多生產和出口部門取代這些國家的地位（尤其是在較低附加價值和勞力密集的部門，但中國也正迅速發展較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就此而言，布倫納看到的產能普遍過剩的問題，可以視為一連串層疊、擴散的時空修補手段，主要是在南亞和東亞，但也出現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如今還包括東歐和土耳其。而一種有趣的逆轉也出現了：美國近年藉由大舉增加負債，吸收了主要來自東亞和東南亞、但也包括其他地區的過剩資本。7這主要是因為美元是可靠的世界準備貨幣，美國因此享有鑄幣特權（seigniorage）。

但整體的結果為國際競爭愈來愈激烈，因為在全球經濟許多不同空間出現強勁的過度積累趨勢時，多個富活力的資本積累中心崛起於世界舞臺並彼此競爭。由於長期而言，這些積累中心不可能全部成功，結果是最弱的地區經不起競爭壓力，陷入嚴重的貶值危機；或者地緣政治對抗演變成貿易戰爭、貨幣戰爭，甚至是軍事對抗（亦即在二十世紀造成不同資本主義勢力之間兩次世界大戰的那類對抗）。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先進國輸出的是貶值和破壞（一九九七／九八年美國金融機構在東亞和東南亞造成的危機，便屬這一類），時空修補手段變得十分惡毒。我們尚必須進一步釐清這種過程的幾個要點，才能更好地理解它實際上如何發生。

內部矛盾

在《法哲學原理》（The Philosophy of Right）中，黑格爾指出，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辯證造成貧富兩極化（造成財富過度積累之餘，也製造出大量貧民），結果促使它尋求以對外貿易和殖民／帝國主義手段解決問題。8他不認為這種社會可以利用內部再分配機制，解決社會不平等和不穩定的問題。列寧引述了塞西爾．羅德斯（Cecil Rhodes）的說法：對外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是避免內戰的唯一辦法。在領土受限的社會形構中，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會促使人們尋求外部的時空修補。

十九世紀末的相關證據很有意思。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綽號「激進喬」〔radical Joe〕）與伯明罕自由派製造業利益關係密切，他起初反對帝國主義（例如他反對一八五○年代英國與阿富汗的戰爭）。他積極投入教育改革，致力改善社會和實體基礎建設，提升家鄉伯明罕的生產和消費條件。他認為這可以為過剩的資本找到有益的出路，長期而言將能獲得不錯的回報。他是自由保守主義運動的重要人物，親身目睹英國高漲的階級鬥爭浪潮。一八八五年，他發表了一場著名的演講，呼籲有產階級認清自身的社會責任（也就是改善社會底層的生活條件，並投資在有利於全國的社會和實體基礎建設上），而非只是致力增進自己作為財產主人的個人權利。有產階級的激烈抨擊迫使張伯倫撤回言論，而此後他變成最熱心的帝國主義倡導者（最後他擔任殖民大臣時，帶領英國陷入波耳戰爭的災難中）。這種生涯軌跡在那個時期相當普遍。法國的茹費理（Jules Ferry）在一八六○年代熱烈支持國內改革，尤其是教育改革，但在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事件後，轉為倡導殖民擴張（導致法國在東南亞深陷泥淖，最後在一九五四年的奠邊府戰役中大敗）；克里斯比（Francesco Crispi）試圖藉由在非洲的殖民擴張，解決義大利南部的土地問題；甚至美國的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也在歷史學家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聲稱美國已再無邊疆可以開拓之後，轉向支持帝國主義政策而非內部改革（特納的說法是錯誤的，至少就投資機會而言是錯誤的）。歐洲國家面對政治經濟問題時，從尋求內部解決方案徹底轉向尋求外部方案（受巴黎公社之後可怕的階級鬥爭狀態影響），這段引人入勝的共同歷史在Julien、Bruhat、Bourgin、Crouzet和Renovin合著的一本鮮為人知的文集中有美妙的敘述。9茹費理、張伯倫、老羅斯福和克里斯比等人的例子，在這本文集中有詳細的比較分析。

在所有這些例子中，這些國家轉向帝國主義的一種自由模式（以追求進步和肩負文明教化的使命為其意識形態），不是因為經濟上非如此不可，而是因為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不願意放棄任何特權，以致國家不可能藉由內部的社會改革消化過度積累的資本。在今天的美國，資本的主人激烈反對任何再分配或內部社會改良的政治，同樣使美國別無選擇，只能尋求以外部方案解決其經濟難題。這種內部階級政治迫使許多歐洲強國在一八八四至一九四五年間，尋求以外部方案解決它們的問題，期間的歐洲帝國主義形式因此具有一種特色。在這段時期，許多自由派甚至是基進派人物變成了自豪的帝國主義者，而許多勞動階級運動被說服去支持帝國主義事業，理由是勞動階級的福祉有賴成功的帝國主義事業。不過，這需要資產階級利益集團完全掌控國家政策、意識形態機器和軍事力量。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0認為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帝國主義是「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第一階段」，而非列寧所講的「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事實上，鄂蘭所分析的十九世紀情況，和我們當代的情況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例如她有以下評論：

帝國主義擴張由一種古怪的經濟危機觸發，那便是資本的過度生產和「過剩」金錢的出現，而這是過度儲蓄造成的，結果是過剩的資本再也無法在本國範圍內找到有益的投資機會。前所未見的情況出現了：權力的投資無法替金錢的投資鋪好路，權力的向外擴張卻溫順地跟隨金錢輸出，在遙遠國度不受控制的投資構成一種威脅，將社會的廣大階層變成賭徒，將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從一種生產體系變成一種金融投機體系，以佣金帶來的利潤替代源自生產的利潤。在帝國主義時期之前的十年，也就是一八七○年代，詐騙、金融醜聞和股市中的賭博行為以空前的幅度增加。

我們稍後將看到，鄂蘭的思想還有另外幾個方面適合用來理解當代的帝國主義實踐。

空間權力的制度安排

在一篇中肯的比較分析文章中，亨德森（Jeffrey Henderson）11說明了一件事：在一九九七／九八年的亞洲危機中，臺灣和新加坡（除了貨幣貶值外，兩者均能避免受到重大衝擊）與泰國和印尼（經濟和政治幾乎徹底崩潰）的差別，取決於國家角色和金融政策的不同。前兩地因為國家有力的控管和金融市場受保護，未受流入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資金衝擊，而後兩者就沒那麼幸運了。這種差異顯然很重要。中介協調機構（尤其是政府）的運作方式，決定了資本積累動態，但其本身也是資本積累動態的產物。

一九七三年以來，有關不均等地域發展和帝國主義政治的故事中，最重要、最複雜的元素之一，無疑是國家、超國家和金融勢力（這些是一方）與廣泛的資本積累動態（經由生產和選擇性貶值呈現出來——這是另一方）之間的關係變化形態。我認為高恩的看法是正確的：一九七三年之後國際資本主義的根本結構調整，是美國一連串的冒險行為，目的是維持美國在世界經濟事務中相對於歐洲、日本、東亞和東南亞的領導權地位。12事情始於一九七三年危機期間，尼克森維持高油價和放寬金融管制的雙重策略。美國銀行業者獲得回收利用波斯灣地區積累的巨額油元（petrodollars）的獨家權利。此舉使美國重新成為全球金融活動的中心，連同美國放寬金融管制的政策，順帶將紐約從它本地的經濟危機中解救出來。華爾街與美國財政部因此結合成一個強大的金融統治體，享有對全球金融機構（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控制權，有能力藉由信貸控制和債務管理手段，支持或損害許多相對弱小的外國經濟體。高恩指出，美國歷屆政府利用這個貨幣和金融統治體，「作為一種可畏的經濟管治手段，推動全球化和與此相關的新自由主義內政改造」。這種統治體制在危機中壯大。「IMF承擔風險，確保美國的銀行不會虧損（相關國家藉由結構調整履行支付責任），也確保因為局部危機而撤離的資本最終壯大了華爾街的勢力……」13此種運作的結果是美國的經濟力量在國際上擴張（盡可能與其他勢力結盟），強迫其他國家開放市場，尤其是允許資本和金融資金自由流動（如今已成為ＩＭＦ會員國的要求），並將新自由主義的其他運作方式（世界貿易組織是其最高表現）強加在多數其他國家身上。

有關此體制，我們必須注意兩個重點：首先，商品的自由貿易常被說成是為世界引進自由和開放的競爭。但一如列寧很久以前便指出的，一旦遇到壟斷或寡頭勢力（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方面），這種競爭論就完全站不住腳。例如美國便一再以允許或拒絕其他國家進入龐大的美國市場為武器，迫使其他國家服從其意願。最近有一起相當粗暴的案例便來自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Robert Zoellick）：他實際上表示：如果新當選的巴西總統、工黨的魯拉不配合美國的美洲自由市場計畫，巴西將被迫「以南極洲為出口市場」。14臺灣和新加坡也因為被威脅拒絕進入美國市場而被迫簽訂協議加入世貿組織，從而對投機資本開放金融市場。在美國財政部的堅持下，一九九八年時韓國為了獲得ＩＭＦ的援助，也被迫接受了這種要求。如今，美國打算於向窮國提供「挑戰補助」（challenge grants）時，也要求受助國在金融制度方面滿足美國的若干要求。在生產方面，主要以資本主義核心地區為基地的寡頭壟斷勢力，實際上控制了種子、肥料、電子設備、電腦軟體、藥品、石油產品和許多其他商品的供給。在這種情況下，打開新的市場並不會帶來競爭，實際上只是為壟斷集團提供擴張勢力的新機會，可能造成社會、生態、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各種後果。如今接近三分之二的國際貿易由主要的跨國企業集團包辦（包括同一集團內部和不同集團之間的交易），此一事實頗能說明情況。許多評論者也同意，甚至連看似充滿善意的行動如「綠色革命」，在造就農業產出成長之餘，也導致南亞和東亞的農業部門財富顯著集中，而且更加倚賴遭壟斷的投入要素供應。美國菸草公司搶攻中國市場，看來能彌補它們在美國市場的損失，與此同時，未來數十年間卻勢必造成中國的公共衛生危機。在這所有的方面上，有關新自由主義的流行說法，也就是新自由主義追求促進公開的競爭（而非追求在寡頭壟斷體制下的壟斷控制或有限競爭）不過是騙人的謊言，通常利用了世人對市場自由的崇拜遂行掩飾。自由貿易並不意味著公平貿易。

此外，商品的自由貿易與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有巨大的差別，這是連自由貿易的倡導者也會爽快承認的。這立即產生一個問題：我們是在談論哪一種市場自由？有些人，例如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15，熱烈捍衛商品的自由貿易，卻認為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未必是好事。我們來說明這當中的難題：信貸資金流動對生產性投資和資本在生產上的重新配置（從一種生產活動轉移到另一種，或從某生產地轉移到另一生產地）確實至關緊要。在空間分離（spatially disaggregated）的某些地方的生產有剩餘而另一些地方有不足的世界裡，信貸資金流動對於造就消費需求（例如居住需求）與生產活動之間有望達到平衡的關係也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所有的方面上，無論國家是否涉入，金融體系針對資本主義藉由不均等地域發展去協調資本積累動態而言都相當重要。但另一方面，金融資本也從事大量的非生產性活動；在這種活動中，金錢被用來從事商品期貨、匯率、債務等方面的投機活動，純粹只為搾取更多金錢。當市場上有巨量的資本可以投入這種活動，開放的資本市場便成為投機活動的工具，而一如我們在一九九○年代看到，有些投機活動可以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網路公司和股市的泡沫便是這樣），就像對沖基金（hedge funds）因為掌控以兆美元計的資金槓桿，可以迫使印尼乃至韓國破產，無論它們的基本經濟實力如何。華爾街的多數活動與促進生產性投資毫無關係。它們完全是投機活動（因為也就有「賭場」、「掠奪式」以致「禿鷹」資本主義的說法，而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LTCM〕這家企業的崩潰，需要二十三億美元的紓困金，則提醒我們投機很容易出事）。但是，這種活動對資本積累的整體動態有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它們促使政治經濟勢力重新集中在美國，而其他核心國家的金融市場（東京、倫敦、法蘭克福）也分享到一些權力。

至於這一切如何發生，則取決於核心國家出現怎樣的支配性階級聯盟，核心國家在協商國際協議（例如一九九七／九八年之後確立、取代一九九○年代中所謂華盛頓共識的國際金融新架構）方面的權力格局，以及主要行動者用來處理過剩資本的政治經濟策略。美國出現的「華爾街─財政部─ＩＭＦ」複合體，有能力控制一些全球型機構，並能透過一個由其他金融和政府機構組成的網絡，在世界各地行使巨大的金融權力，對全球資本主義近年的動態產生了很大的決定性影響。但這個權力中心僅能透過這種方式運作，因為這個中心以外的世界已經網絡化，而且融入了一個由環環相扣的金融和政府機構（包括超國家機構）組成的結構化框架中。七大工業國（G7）央行官員之間的協調合作，以及處理特定難題的各種國際協議（有關貨幣策略的協議是暫時性的，世貿組織協議則比較長久的）因此相當重要。16而若是市場力量不足以達成特定目標、馴服頑固分子或「流氓國家」，當局可以（或明或暗地）訴諸無敵的美國軍事力量，強行解決問題。

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理想狀態下，這種複雜的制度安排應該是致力維持和支撐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成長）。但一如戰爭與外交的關係般，以國家權力為後盾的金融資本之介入，往往變成達致資本積累的其他手段。國家權力與掠奪式金融資本的邪惡同盟，成為「禿鷹資本主義」的利刃，被用來強迫資產貶值和占有資產，而不是藉由生產性投資創造資產。但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些積累或貶值的「其他手段」？

掠奪式積累

在《論資本積累》（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中，羅莎．盧森堡指出了資本積累的兩個方面：17

其一是商品市場和產生剩餘價值的地方，例如工廠、礦場和農場。在這方面，資本積累是一種純粹的經濟過程，而它最重要的階段是資本家與受薪勞動者的交易……在這裡，至少在形式上，和平、產權及平等居主導地位。至於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所有權如何變成對他人財產的掠奪、商品交換如何變成剝削、平等如何變成階級宰制，則需要科學分析敏銳的辯證才能闡明。資本積累的另一方面，涉及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關係。這些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其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國際借貸制度（一種利息面的政策）和戰爭。武力、詐欺、壓迫和掠奪是公然行使的手段，行使者完全無意掩飾。要從這種亂成一團的政治暴力和實力比拼中發現經濟過程的嚴密規律，還真需要費一些力氣。

她認為資本積累的這兩個方面是「有機相連的」，而「我們必須綜合考慮它們，才能體會資本主義的歷史過程」。

馬克思的資本一般積累理論（general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是建立在一些關鍵的初始假設上。這些假設大致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假設一致，排除了原始積累過程。這些假設是：自由運作的競爭市場，配合私有產權、法理個體主義（juridical individualism）和契約自由的制度安排，以及由「催化型」（facilitative）國家保證的合適的法律和治理結構，而國家也保證貨幣是可靠的價值儲存工具和流通媒介。資本家作為商品生產者和交換者的角色已經牢牢確立，而勞動力已經成為一種大致按照其價值買賣的商品。「原始」或「初始」積累已經發生，如今積累是在「和平、尊重產權及平等」條件下運作的封閉經濟體中的擴大再生產（雖然涉及了剝削生產過程中的活勞動〔living labour〕）。這些假設使我們看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自由主義計畫（或當代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新自由主義計畫）實現將會發生什麼事。馬克思辯證法偉大之處在於指出市場自由化（自由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的信條）將不會成就一個所有人的生活都改善的和諧世界，反而會造成愈來愈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盛行下，過去三十年間的全球趨勢確實如此，尤其是在最堅持這種政治路線的國家，如英國和美國。馬克思還預言，這將造成嚴重和不斷惡化的不穩定，最終導致長期的過度積累危機（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危機）。

這些假設的缺點在於：它們將基於掠奪、詐欺和暴力的積累歸類為已不再重要的「初始階段」，或像羅莎盧森堡般視之為以某種形式存在於資本主義體系之外。因此，一如幾名評論者最近指出，18重新評估資本積累漫長的歷史地理過程中，「原始」或「初始」積累的掠奪行為持續不斷的事實及其作用，是很有必要的。The Commoner（www. thecommoner.org）這個網站上也有人大量討論新圈地運動（new enclosures），以及原始積累是應該視之為純粹歷史上的還是持續中的過程。眼下仍持續中的過程，稱之為「原始」或「初始」積累實在奇怪，因此，我接下來將採用「掠奪式積累」的概念。

細察馬克思有關原始積累的敘述，19可以看到範圍廣泛的各種過程，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以及對務農人口的強制驅逐；將各種形式的財產權（例如公有的、集體擁有的、國有的）變成獨占的私有產權；壓制利用公有資源的權利；勞動力商品化，以及壓制其他的、本地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占有資產（包括天然資源）的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過程；交換和課稅（尤其是土地方面）貨幣化；買賣奴隸；以及高利貸、國債和信貸制度。國家因為壟斷了合法武力的使用權（也壟斷了合法性的界定權），是支持和促進這種過程的關鍵力量。一如馬克思暗示和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所證實的，20大量證據顯示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與國家的立場息息相關，例如英國政府就大致支持這種發展，而法國不大支持，中國則相當反對（直到近數十年才改變）。中國近數十年出現的原始積累，顯示這是一個持續中的問題。此外，有力的證據（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顯示，國家的政策和政治（想想新加坡的例子），對資本積累新形式的強度和路徑有關鍵的影響。「發展型國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在資本積累最近階段中的作用，因此成為學者們深入研究的問題。韋德與范尼羅素（Wade and Veneroso）21將發展型國家界定為具有以下特徵的國家：「家庭儲蓄率相當高，加上企業的債務股本比（debt / equity ratios）相當高，銀行、企業與國家協調合作，國家奉行若干產業策略，以及提供基於國際競爭力的投資獎勵」。我們可以從俾斯麥時期的德國或明治時期的日本看到，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早就存在。而東亞近數十年的例子，顯然也有意義。22

馬克思提到的特色，仍然全數有力地存在於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中。當中某些東西經過微調後，如今發揮的作用甚至比過往更強大。列寧、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羅莎盧森堡便全都指出，信貸系統和金融資本一直是掠奪、詐欺和盜竊的重要工具。股票推銷，龐氏騙局（Ponzi schemes），利用通膨系統性地毀壞資產，完成併購後出售公司部分資產，鼓勵借貸以致幾乎所有人都成為債奴（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也不例外），企業詐欺，以致藉由操縱信貸和股票掠奪資產（退休基金遭掠奪，或因為股市崩盤或公司破產而化為烏有）——這一切全都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特色，安隆公司（Enron）破產便剝奪了許多人的生計和領取退休金的權利。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對沖基金和其他重要的金融資本機構所從事的投機性掠奪，這是近年掠奪式積累的利刃。一些對沖基金在東南亞製造出流動性危機（liquidity crisis），迫使一些賺錢的公司破產。核心國家因此可以利用過剩的資本，以「跳樓大拍賣」的價格收購這些公司，造就韋德與范尼羅素所述的「過去五十年間，全世界和平時期最大規模的資產轉移——資產從（東南亞）本地人手中轉移到外國人（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手上」。23

掠奪式積累的全新機制亦已啟用。世貿組織談判相當重視智慧財產權，各國締結《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由此可見，基因組（DNA）、種子原生質和許多其他產品取得專利和授權使用的方式，如今可以用來對付許多族群，雖然在這些物質的發展過程中，這些族群的環境管理方式發揮了關鍵作用。生物剽竊（biopiracy）相當猖獗，世界的DNA資源正持續遭掠奪，受益者是少數幾家跨國公司。全球環境公有資源（土地、空氣、水源）的損耗日趨嚴重，棲息地環境退化的情況愈來愈普遍，結果是農業生產只容得下資本密集的生產方式，而這種問題同樣是源自各種形式的自然資源商品化。文化形式、歷史和知性創造力的商品化，也涉及大規模的剝奪——利用、占有草根文化和創造力，是音樂產業惡名昭彰的問題。原本一直公有的資產（例如大學）被公司化和私有化，以及席捲全球的供水和其他公用事業的私有化浪潮，是新一波的「圈占公有資源運動（enclosing the commons）」。一如以往，國家的權力常被用來強行完成這種過程，即使違背民意也在所不惜。同樣一如以往，這種掠奪行動激起廣泛的反抗，如今構成反全球化運動的核心動力。24剝奪民眾在以往的階級鬥爭中贏得的權利（享用國家提供的養老金、社會福利和公共醫療服務的權利），使民眾回到必須仰賴私營部門滿足相關需求的狀態，是新自由主義名義下最惡劣的其中一種掠奪政策。美國小布希政府打算將社會保險民營化（民眾能享有多少養老金，將因而受制於變幻無常的股市）便是一個好例子。難怪近年反全球化運動相當強調重奪公有資源，同時抨擊政府與資本聯手掠奪公有資源。

資本主義內化了各種同類相殘、掠奪和詐欺行徑。但一如羅莎盧森堡中肯地指出：「要從這種亂成一團的政治暴力和實力比拼中發現經濟過程的嚴密規律，還真需要費一些力氣」。掠奪式積累能以多種方式實現，其運作方式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和隨意性。但無論在哪一個歷史時期，掠奪式積累都無所不在，而且一旦擴大再生產出現過度積累的危機，一旦除了貶值之外看似沒有其他出路，這種積累方式便會顯著增強。例如鄂蘭便指出，25一八六○和一八七○年代的蕭條促使英國推動一種新形式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史上第一次意識到，「不折不扣的劫掠多個世紀前造就了『資本的初始積累』（馬克思的說法），也啟動了所有的進一步積累，而為免積累的馬達忽然停下來，劫掠這種原罪最終還是必須再犯」。這將我們帶回時空修補的驅動力、國家權力、掠奪式積累和當代帝國主義各種形式之間的關係。

「新」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社會形構往往有特定的地域或區域組態，通常由某個領導權中心支配，早就訴諸類似帝國主義的方式，尋求以時空修補手段解決過度積累的問題。但是，我們有可能對這種過程的歷史地理劃分時期，例如採納鄂蘭的以下說法：一八八四至一九四五年，以歐洲為中心的帝國主義時期，是資產階級第一次嘗試掌控全球政治。個別的國族國家推動自身的帝國主義事業，藉此處理其勢力範圍內的過度積累和階級衝突問題。這是帝國主義的第一個體系，起初在英國領導權下維持穩定，以資本和商品在世界市場的自由流動為基礎，這在二十世紀初瓦解：主要強國在愈來愈封閉的體系中追求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它們之間出現地緣政治衝突，結果爆發兩次世界大戰，大致如列寧所預測。在這段時期，其他地方多數遭強國掠奪資源（看看日本對臺灣或英國對南非維瓦特斯蘭〔Witwatersrand〕做了什麼，便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強國希望藉由這種掠奪式積累，解決資本主義在一九三○年代凸顯出來、難以維持擴大再生產的長期問題。

一九四五年，這個體系被另一個以美國為首的新體系取代。新體系希望為所有的資本主義強國締結一種全球盟約，以免它們之間發生兩敗俱傷的戰爭，並希望以理性的方式集體處理一九三○年代困擾資本主義世界的過度積累問題。要達到這目的，資本主義強國必須共享核心區域的資本主義強化整合的好處（美國因此支持歐洲國家邁向歐盟體制），並且推動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地域擴張（美國因此極力主張將其他國家的去殖民和「發展主義」作為普遍目標）。全球資產階級統治的第二個時期，主要是靠冷戰的偶合性維繫。由於冷戰之故，美國的軍事和經濟領導地位使其成為唯一的資本主義超級強權，結果導致了霸權式的美國「超級帝國主義」，這主要反映了美國政治和軍事上的需求，而非經濟上必須如此。美國本身並不是相當倚賴海外市場，甚至也不很倚賴輸入生產要素，它甚至可以對其他國家開放市場，因而藉由美國內部的時空修補手段（例如建設州際公路系統、郊區蔓延開發、發展南部和西部），協助消化德國和日本一九六○年代開始出現的顯著過剩產能。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藉由擴大再生產達致的強勁成長。掠奪式積累相對不顯活躍，雖然資本過剩的國家（例如日本和西德）愈來愈需要開拓海外市場，包括競逐發展中的後殖民國家市場的控制權。26但是，歐洲多數國家仍強力管制資本（而非商品）的出口，東亞引進的資本仍然有限。階級鬥爭主要是個別國族國家中圍繞著擴大再生產（有關其實踐方式和誰將受惠的問題）的鬥爭。主要的地緣政治鬥爭若非冷戰的鬥爭（美帝與蘇聯帝國的鬥爭）便是些殘餘之鬥（往往與冷戰政治有關，導致美國支持許多反動的後殖民政權），此乃歐洲強國不願捨棄其殖民地利益所導致（英國和法國一九五六年入侵蘇伊士運河是標誌事件，美國完全不支持此次行動）。但是，對於被迫一直屈從於權力中心的愈來愈強烈忿恨，確實引發反依賴和民族解放運動。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尋求現代化，然而是在完全不同的階級和政治基礎上。

這個新體系在一九七○年左右失靈了。隨著過剩的美元淹沒世界市場，資本管制變得難以執行。陷入越戰的美國試圖兼顧高漲的軍事支出和消費支出，結果造成相當強勁的通膨壓力，與此同時，許多核心國家的階級鬥爭加劇，開始侵蝕企業的利潤。美國因此尋求建立一種不同的體系，以國際和金融制度安排的新組合為基礎，希望能有效應付德國和日本帶來的經濟威脅，同時扶植華爾街金融資本為經濟權力的中心。尼克森政府與沙烏地阿拉伯共謀，於一九七三年將油價推至極高的水準，此舉對歐洲和日本經濟的傷害遠大於對美國的傷害，因為當時美國並不相當倚賴中東石油。27而美國銀行業者獲得將油元重新導入世界經濟的特權。在生產領域受威脅的美國，利用金融手段重新確立其霸權。但這個體系要有效運作，端賴於各國需對國際貿易開放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需要美國動用國際手段（例如透過ＩＭＦ）強力施壓，並且堅決以新自由主義作為新的經濟正統理念。這過程還涉及調整資產階級內部的權力和利益格局，將重心從生產活動轉移到金融資本機構上。這種手段可以用來攻擊擴大再生產中的勞動階級運動，直接做法是監督規訓生產活動，間接做法是提升各種資本的跨地域流動能力。因此，在資產階級全球統治的第三個時期，金融資本至關緊要。

這個體系遠比以前的體系不穩定，掠奪性也強得多，以多波不同形式的掠奪式積累（往往藉由IMF管理的結構調整方案來執行）應付擴大再生產領域的難題。在某些例子中，例如一九八○年代的拉丁美洲，某些國家整個經濟體遭劫掠，資產落入美國金融資本手中。一九九七年，對沖基金攻擊泰國和印尼的貨幣，IMF則把導致通縮的政策強加在這些國家身上，致使一些本來健全的企業也破產，結果東亞和東南亞在社會和經濟方面本已取得的非凡進步毀於一旦，數以百萬計的人因此經受失業和貧困之苦。這場危機也「合宜地」觸發資金湧入美元資產，確認了華爾街的支配地位，並使美國的有錢人享受到驚人的資產增值。階級鬥爭開始圍繞著ＩＭＦ強加的結構調整、金融資本的掠奪行徑，以及私有化導致民眾喪失權利等議題集結起來。

債務危機可以被用來重新組織一國的內部社會生產關係，以便外來資本穿透該國。藉此方式，這些國家的本地金融體制、本地產品市場、興旺的本地企業，可能落入美國、日本或歐洲公司的掌控中。資本主義核心區域低迷的利潤，因此可以靠海外賺到的較高利潤來補充。掠奪式積累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的重要性大增（私有化是它的一個核心口號）。抵抗這種做法在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運動中變得更加重要。但因為左派身陷於擴大再生產的政治之中（至今在許多方面仍然如此），遲遲未能認識到反ＩＭＦ和其他反掠奪運動的重要性。事後以觀，沃爾頓（John Walton）有關反ＩＭＦ騷亂形態的開創性研究顯得很突出。28不過，我們似乎也應該以更細緻的方式分析這當中的許多運動，以了解哪些運動是倒退和反現代的（相對於社會主義的立場而言），哪些是進步的，或至少可藉由結盟導向進步的方向。一如既往，葛蘭西對「南方問題」的分析，看來是這方面的開創性研究。佩特拉斯（James Petras）29最近在他對哈德（Michael Hardt）和納格利（Antonio Negri）著作《帝國》（Empire）的批判中便強調了這一點；他指出《帝國》一書中沒有區分對抗去中心的帝國權力的各種力量的差別。富農反對土地改革與沒有土地的農夫為生存而抗爭，完全是兩碼子事。

這個體系雖然以華爾街——美國財政部的複合體為中心，但在許多方面是多國聯手的，參與其中的包括東京、倫敦和法蘭克福等金融中心，以及許多其他全球城市。它與跨國公司的出現有關；這些公司雖然可能以某個國族國家為基地，但它們建立全球事業版圖的方式是帝國主義早期階段無法想像的（列寧描述的托拉斯和卡特爾全都與特定的國族國家緊密相連）。柯林頓政府從華爾街投機圈中選出魯賓（Robert Rubin）擔任「全能」財長，試圖以集中式多邊主義（彰顯在一九九○年代中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上）控管這樣的世界。曾有那麼一段短暫的時間，列寧似乎錯了，而考茨基（Karl Kautsky）的協作式「超帝國主義」理論則可能是對的。所有資本主義強國「和平地」協調合作（彰顯在七大工業國的合作和所謂「新國際金融架構」上），以此為基礎建立超帝國主義體制（雖然仍受美國霸權領導），看來是有可能的。30

這個體系如今已遇到嚴重的困難。例如羅莎盧森堡從以前便注意到：權力衝突造成的劇烈波動和混亂分裂，使人難以辨識出在煙幕和表象（尤其是金融相關運作）背後，嚴密的經濟規律如何地運作。不過，一九九七／九八年的危機顯示，過剩產能主要集中在東亞和東南亞（這也是美國選擇該地區為貶值目標的原因）；因此，東亞和東南亞某些國家的資本主義迅速復甦，也就使過度積累的普遍問題重新成為全球事務的關注焦點。31這令人想到下述問題：一種新形式的時空修補（進入中國？）可以如何組織？抑或，誰將在新一輪的貶值中首當其衝？美國在經歷了約十年的輝煌榮景（即使是「非理性」的）之後，二○○一年時陷入衰退；由此而觀，問題一旦爆發，美國可能亦無法倖免。有可能引發動盪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的國際收支急劇惡化。布倫納指出，在一九九○年代「美國進口爆增，促進世界經濟成長，但這也令美國的貿易和經常帳赤字增至空前的水準，使美國對外國的負債以前所未見的幅度增加」，而且「令美國經濟對資本外逃和美元崩盤變得空前脆弱」。32但這種脆弱性是雙面的。如果美國市場崩潰，那些靠它支持過剩產能的經濟體也將跟著重挫。日本和臺灣等國家的央行相當樂意借錢給美國彌補赤字，主要原因之一是要維護本國的利益。它們因此提供資金支持美國的消費，以免本國產品失去市場。如今它們可能發現了自己也為美國的戰爭行為提供資金。

但美國的支配地位如今再度受到威脅，而且這一回看起來更危險。舉例而言，如果布勞岱爾及隨後的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席佛（Beverly Silver）33說的是對的——強勁的金融化浪潮很可能是支配權力從一個領導權轉移到另一個領導權的序幕，美國朝向一九七○年代的金融化發展可能正是一種自毀的行為。美國的赤字（無論是內部的或對外的）不可能無止境地失控下去，其他國家（主要是亞洲國家）替美國融資的能力和意願（如今平均每天必須提供二十三億美元）也不是可續的。任何其他國家的總體經濟狀況如果像美國那樣，應該早被ＩＭＦ強制要求該厲行撙節和結構調整。但如高恩所指出的：「華府操縱美元價格和利用華爾街國際金融支配權的能力，使美國當局得以避免做其他國家必須做的事，包括注意國際收支，調整國內經濟以確保國內儲蓄和投資保持高水準，注意公共和民間部門的債務水準，以及維持有效的國內金融中介系統，以確保國內生產部門強健發展」。34美國經濟「有辦法逃避所有這些任務」，結果變得「相當扭曲和不穩定」。此外，一波接一波的掠奪式積累（以美國為中心的新帝國主義的標誌）無論發生在哪裡，莫不激起抵抗和怨恨，不但導致活躍的反全球化運動（其形式與嵌入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階級鬥爭相當不同），還在先前已馴服的國家裡引發針對美國霸權的積極抵制——尤其在亞洲（韓國便是好例子），如今甚至也出現於歐洲。

美國的選擇相當有限。它可以捨棄目前的帝國主義形式，辦法是在其境內進行大規模的財富再分配，並設法利用內部的時間修補手段消化過剩的資本（大幅改善公立教育和更新老舊的基礎設施，是不錯的優先措施）。復興製造業這類產業策略也會有幫助。但若要這麼做，美國將需擴大赤字融資或加稅，而且政府必須強勢主導國家的發展方向，這恰恰是資產階級不願考慮的，就像約瑟夫．張伯倫當年在英國遇到的情況。任何從政者倡導這種政策，幾乎必將受到資本主義媒體及其理論家猛烈抨擊，並在壓倒性的金錢勢力下輸掉選舉。諷刺的是，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核心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內部出現針對新自由主義政治和削減國家與社會支出的大規模反擊，可能正是防止西方資本主義自毀的少數方法之一。

然而，在美國國內，如果倡導主動執行ＩＭＦ通常強加在其他國家身上的那種撙節方案將是政治自殺。如果外力試圖迫使美國這麼做（例如藉由撤走資本、引發美元崩跌），估計必將引發美國野蠻的政治、經濟以致軍事反應。我們很難想像美國平和地接受及適應東亞的驚人成長，並承認全球權力的領導權中心正在轉移到亞洲（阿銳基認為美國應該這麼做）。阿銳基並未預期美國面臨嚴重的外部挑戰，但他和他的同事確實認為「相對於一個世紀前的英國，美國有更大的能力將它衰落中的領導權轉化為剝削性的宰制權。如果這個體系最終崩潰，那將主要是因為美國抗拒調整和適應。反過來說，美國調整和適應東亞越來越強的經濟勢力，是全球不必經歷重大災難便可過渡至新世界秩序的一個關鍵條件」。35

美國不大可能平靜溫和地接受自己的霸權告終。無論如何，這涉及東亞的資本主義重新定位（已有若干跡象顯示這種過程已經展開），從仰賴美國市場轉向在亞洲建立自己的市場。中國大規模的現代化計畫（一種時空修補手段的內部版本，相當於美國在一九五○和一九六○年代發展郊區和開發南部「陽光帶」的作為），正可能在這裡發揮關鍵作用，逐漸吸收日本、臺灣和韓國的過剩資本，進而減少資本流向美國。舉個例子，臺灣現在對中國的出口便已超過對北美的出口。資金因此減少流向美國，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看到美國政治體制中某些人希望炫耀美國的軍事力量（他們僅剩的一種絕對力量）；他們公開談論美國可以選擇成為帝國（想必是希望獲得其他國家的進貢），並希望控制石油資源，藉此對抗全球經濟中可能不利於美國的權力轉移。美國希望控制伊拉克和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前者據稱涉及建立民主制度，後者則涉及推翻民主制度），對它而言大有道理。這種企圖令人想起一九七三年的情況，因為歐洲、日本、東亞和東南亞（如今包括至為重要的中國）都比美國更倚賴波斯灣的石油。如果說美國除了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政權也設法推翻查維茲政權，穩住或改革「武裝到牙齒」的沙烏地阿拉伯政權（沙國的威權統治目前很不穩固，政權有落入激進伊斯蘭勢力手上的迫切危險——這畢竟是賓拉登的首要目標）；如果美國的勢力能從伊拉克延伸到伊朗（看上去頗有可能），並鞏固它在土耳其和烏茲別克的勢力（作為覬覦裏海盆地石油資源的戰略據點），則美國因為能牢牢地控制全球石油供給，而有望有效地控制全球經濟，保住它未來五十年的霸權地位。

這種策略是相當危險的。美國將遇到強力抵制（尤其是來自歐洲和亞洲的抵制，當然還有俄羅斯）。聯合國不願意授權美國軍事入侵伊拉克便是個好例子；法國和俄羅斯尤其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因為這兩國在開採伊拉克石油方面原已建立了有力關係。歐洲人覺得考茨基的超級帝國主義設想誘人得多：在這種體制中，所有的資本主義強國原則上將平等地協調合作。持續以軍事力量和冒險主義為基礎、可能嚴重危及世界和平穩定的美國霸權，對其他國家來說一點也不迷人。但此並非意指歐洲模式來得進步得多。如果我們相信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顧問庫柏（Robert Cooper）所述，36則歐洲模式是重新確立十九世紀對文明國家、未開化國家和野蠻國家的區分，只是換上後現代國家、現代國家和前現代國家的外衣，其中的後現代國家是非中心化的文明行為之守護者，料將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促成全球對普世規範（反映西方和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和人道（即「資本主義」）實踐的尊重。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如彌爾（John Stuart Mill）恰恰是以這種方式替英國控制印度和榨取外國資源辯解，同時讚揚本國的代議政府制度。如果仰賴擴大再生產的持續積累未能強勁復甦，為避免積累的馬達完全停下來，世界各地的掠奪式積累政治必將深化。

這種另類形式的帝國主義，對世界各地許多人來說是無法接受的，過去數十年，他們已經經歷過掠奪式積累和其他資本主義的掠奪形式（有些人也已開始反擊）。庫柏提出的那種自由主義詭計，後殖民主義作家再熟悉不過，所以根本吸引不了什麼人。37至於美國所倡導的公然的黷武主義（倡導者愈來愈強調這是對付全球恐怖主義的唯一辦法），不但相當危險（包括為「先發制人的攻擊」立下危險的先例），還被愈來愈多人認為其另有真正目的：就是維持美國在全球體系中受到威脅的霸權。

不過，最有意思的問題，可能與美國本身的內部反應有關。鄂蘭對此也提出了很有見地的看法：若不在國內積極鎮壓異議，或甚至實行暴政，國外的帝國主義事業是無法長期維持的。38帝國主義可能嚴重傷害國內的民主制度（阿爾及利亞人爭取獨立期間，法國人便認識到這一點）。美國民眾傳統上是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過去數十年間，美國在世界事務上扮演了帝國的角色，而當局費了很大的工夫，才像變戲法那樣（或許也可以說是用了騙術）掩蓋了此一事實，或是利用崇高的人道主義加以粉飾。美國若公然追求成為長期黷武的帝國，是否能獲得美國人民普遍支持（超過當年支持越戰的程度）是很難說的。就如威廉．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指出的，美國民眾對於從事帝國主義冒險事業一直抱持著一份憂心。39美國民眾也不大可能長期接受為了海外的帝國主義事業，而在國內承受公民權利和自由受損的代價；由於《美國愛國人士法》和《國土安全法》中壓制人權的條款，美國人已為此付出可觀的代價。如果躋身帝國必須拋棄《權利法案》，美國人是否會輕易接受這種交易，還是很難說的。但另一方面的難題則是：如果依靠擴大再生產支持的持續積累無法強勁復甦，而且掠奪式積累的機會相當有限，美國經濟很可能將陷入令日本過去十年左右的經濟困難相對顯得微不足道的通縮型蕭條困境。此外，如果資金大舉撤離美元資產，美國將必須厲行撙節措施，除非它能實踐一種截然不同的財富和資產再分配政治（資產階級會認為這是相當恐怖的情況），藉此徹底重新組織其社會和實體基礎建設，將閒置的資本和勞動力導向對社會有益的事業，而非用在純粹投機的事上。

因此，新帝國主義的樣貌和形式仍是未確定的。唯一確定的是全球體系的運作方式正經歷重大轉變，而目前有多種力量正發揮作用，隨時可能影響轉變的方向。在掠奪式積累與擴大再生產之間，資本積累方式已偏向前者，而且這種趨勢很可能只會加深，令掠奪式積累成為新帝國主義的標誌（並使有關新帝國主義和帝國必要性的公然宣示具有巨大的意識形態意義）。雖然我們清楚亞洲的經濟發展方向至關緊要，但軍事支配權仍握在美國手上。如阿銳基指出的，這是一種獨特的形態，而我們很可能將從伊拉克局勢看到，在經濟普遍衰退的情況下，這種獨特形態在世界地緣政治舞臺上第一階段的表現。在二戰之後的一段時期裡，美國的霸權是以生產、金融和軍事力量為基礎；一九七○年代後，美國在生產方面已失去優勢，如今大有可能再失去金融支配權，只剩下軍事優勢。因此，美國國內局勢的發展是決定新帝國主義未來如何連結的關鍵要素。此外，反對掠奪式積累加劇的力量正在集結。但由此激起的階級鬥爭形式，本質上與擴大再生產領域中典型的無產階級鬥爭截然不同；後一種鬥爭仍持續中，但形式變得比較平和，而許多人向來認為社會主義的前途繫於這種鬥爭。這些不同的鬥爭力量開始聯合起來，促進這種團結相當重要，因為我們從中可看到一種完全不同、非帝國主義的全球化形式的一些特徵；這種全球化形式強調社會福祉、人道目標和富創意的不均等地域發展形式，而非歌頌金權與股市價值，以及跨越全球經濟各種空間、不擇手段、無止境的資本積累（結果財富總是異樣地集中在少數空間）。當前或許是相當波動和不確定的時候，但意味著當前也是可能出人意表、極富變革潛力的時候。

評　註
Commentary

本文寫於美國入侵伊拉克前夕，但發表於此事發生後。它概括我二○○三年出版的《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的主要論點，是我第一次強調「掠奪式積累」這個關鍵概念的文章，我認為它對於理解資本積累變化中的全球動態相當重要。這個概念此後普遍受到重視，因為它與世界各地持續中的大規模強奪土地、榨取利益的行動息息相關。二○○七年後，美國房市內的金融機構藉由房貸止贖（借款人因違約而失去贖回房屋的權利）及奪取財產的浪潮，還有因此造成的跨階級資產價值轉移，讓人看到掠奪式積累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性。智慧財產權是掠奪式積累的政治至關緊要的另一個領域。我撰文時全球資本主義中的動盪感明顯出現在這篇文章中，而讀者也應該能感受到，當時顯然有必要提出理論解釋正在發生的事。馬克思有關資本總是傾向過度積累的概念，對此特別有用。當時房市開始成為消化美國過剩資本的主要工具，而雖然《新帝國主義》並未預言美國房市終將崩盤，我確實指出了這種可能。

近年有人以撙節政治「無可避免」為理由，掩飾掠奪式積累持續的政治運作。但一如希臘的情況戲劇性且悲愴地顯示了：撙節政治不過是有組織地掠奪民眾的利益。文明世界根本不應該考慮採取如此野蠻的行動。但是，自從一九八二年的墨西哥債務危機以來，掠奪式積累便已成為全球資本主義中的標準政治操作；這種操作以「結構調整和撙節支出」的名義對付大眾，同時卻極慷慨地獎勵那些嚴重犯錯的銀行業者。

第十章

金融危機的城市根源——為反資本主義鬥爭重奪城市

二○一一年二月五日的《紐約時報》刊出一篇名為〈房地產泡沫十分罕見〉的文章，作者為席勒（Robert Shiller）1，也就是因參與創建美國的凱斯席勒房價指數(Case—Shiller index of housing prices)而被許多人視為重要房市專家的那位經濟學家。他安撫所有人，說不久前的房地產泡沫是「罕見事件，未來好幾十年都不會再發生」。他說二○○○年代初的「巨大房地產泡沫，不能跟歷史上任何國家的或國際的房地產週期相比較。以前的泡沫都比較小，而且比較區域性」。席勒斷言，稱得上相似的情況只有很久之前的一八三○年代末和一八五○年代的美國土地市場泡沫。以下我將說明，這是對資本主義歷史的驚人錯誤理解。席勒的說法沒什麼人批評，這證明當代經濟思維中有一個嚴重的盲點。不幸的是，這也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同樣嚴重的一個盲點。

傳統經濟學慣常地輕視人造環境的投資和都市化，認為相較於名為「國家經濟(the national economy)」的想像實體中所發生的更重要事情，它們只是「花絮」。「都市經濟學」這個次領域因此被視為次等經濟學家的舞台，重要的經濟學家則在其他領域發揮他們的總體經濟技能。甚至當後者注意到都市過程時，他們也弄得彷彿空間重組、區域發展和城市建設不過是一些作用在更大尺度上之過程的著地結果，而這些過程不受它們所產生的這種結果所影響。因此，二○○九年的《世界銀行發展報告》雖然歷來首次認真看待經濟地理問題，但報告作者完全沒有提到，都市與區域發展可能會災難性地出錯，以至引發一場整體的經濟危機。該報告完全由經濟學家執筆（不曾諮詢地理學家、歷史學家或都市社會學家），其目的據稱是探究「地理對經濟機會的影響」，以及「將空間和地方的位階，從僅為影響政策的潛在因素，提升至受矚目的焦點。」

這些作者實際上是想證明一件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慣常妙計應用在城市事務上（例如國家不再認真規管房地產市場，並且盡可能減少干預都市、區域和空間規劃），是增強經濟成長（也就是資本積累）的最佳方法。雖然他們得體地對於沒有時間或空間仔細探究他們自身建議所造成的社會和環境後果，表示「遺憾」，他們顯然相信：「城市若能提供靈活的土地和房地產市場及其他支援性制度，例如保護財產權、確保契約之履行和提供住宅融資，長期而言比較可能適應市場的需求變化而蓬勃發展。成功的城市放寬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法令，容許較高價值的使用者去競標珍貴的土地，而且採行能適應隨著時間變化之城市角色的土地使用管制措施。」2

但土地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品。它是一種源自於對未來地租之預期的資本的虛擬（fictitious）形式。過去幾年間，極大化土地收益，已將許多低收入以至中等收入家庭趕出曼哈頓和倫敦市中心，對弱勢族群的階級不平等和福祉產生災難性影響。孟買達拉維(Dharavi)的高價值土地正是因此承受巨大的壓力（達拉維是所謂的貧民窟，世界銀行的報告正確地將它描述為一個富成效的人類生態系統）。簡而言之，世界銀行的報告倡導一種市場基本教義，而這種思想導致像是二○○七—○九年危機的總體經濟崩潰，同時催生反對縉紳化、鄰里破壞和驅逐低收入人口以配合較高價值土地使用的都市社會運動。

自從一九八○年代中以來，新自由主義都市政策（例如運用在整個歐盟的那種政策）斷定藉由財富再分配來支持條件較差的鄰里、城市和區域是徒勞無功的，因此應將資源導向富活力的「創業」成長極（growth poles）。這種「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的空間版本長期而言將解決所有棘手的區域、空間和都市不平等問題（可惜這個著名的「長期而言」是指向無限遙遠的未來）。將城市移交給開發商和投機的金融業者，最後將惠及所有人！世界銀行的報告表示，中國人若將其城市的土地使用交給自由市場力量決定，中國的經濟成長速度將會更快！

世界銀行顯然偏愛投機資本而非人，它並不曾審慎檢視以下的可能性：一座城市可以發展得相當興盛（資本積累表現得很好），但其居民（特權階級除外）和環境狀況卻很差勁。更糟糕的是，世界銀行的報告與導致二○○七至○九年經濟衰退危機的該種政策，兩者沆瀣一氣。這一點特別奇怪，因為該報告發表於雷曼（Lehman）破產六個月之後，距離美國房市情況惡化和房貸止贖（foreclosure，借款人因違約而失去贖回房屋的權利）海嘯顯然發生已近兩年。舉例來說，該報告絲毫不帶批判意味地告訴我們：

自一九八○年代後半段金融體系放寬管制以來，以市場為基礎的住宅融資規模迅速擴大。在已開發國家，住宅抵押貸款市場規模如今相當於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四○％以上，但在開發中國家則小得多，平均不到ＧＤＰ的一○％。公共部門的作用，應該是促進受妥善監理的私營部門參與……為簡單、可執行和審慎的房貸契約建立法律基礎，是良好的開始。國家的制度較為先進和成熟時，公共部門可以鼓勵次級房貸（secondary mortgage）市場的發展、促進金融創新，以及擴大房貸證券化（securitisation）的規模。住戶自有的房屋通常是一個家庭最大的資產，價值遠超過其他資產，對於財富創造、社會保障和政治有重要意義。擁有房屋或居住權得到保障的人，在所處的社區中持有較大利益，因而較可能遊說當局打擊犯罪、加強治理和改善環境。3

想想這幾年發生的事，這些說法實在令人吃驚。想想次級房貸業務：因為迷信所有家庭都擁有房屋的好處，次貸市場得以快速發展，有毒的房貸則被包裝成信用評等很高的債務擔保證券（ＣＤＯ），賣給不疑有他的投資人！想想無止境的郊區化開發：這種相當耗費土地和能源的發展方式，根本不符合人類在地球上永續生活的要求！世界銀行報告的作者或能貌似有理地堅稱：他們沒有責任將其有關都市化的想法與全球暖化問題聯繫為一。他們或許也可以像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宣稱自己對二○○七至○九年間的事件大感意外，而外界不能期望他們預料到他們描述的美好前景可能嚴重出錯，因為報告中使用了「審慎」和「妥善監理」一類字眼，似乎就已針對潛在的批評「買了保險」。4

但是，既然他們引用了許多「慎選的」的歷史事例來支持其新自由主義妙計，為什麼獨獨漏掉一九七三年，源於全球房市崩盤、導致數家銀行破產的金融危機呢？另外，難道他們沒有注意到這項事實——日本經濟榮景於一九九○年告終，乃是與該國地價崩盤有關（問題至今仍未解決）；由於房地產市場炒作過度，瑞典一九九二年被迫將銀行體系國有化；東亞和東南亞於一九九七／九八年危機的觸發因素之一，是泰國過度的都市開發；美國於一九八七至九○年爆發主要由商用不動產造成的存貸危機，導致數百家金融機構倒閉，並造成美國納稅人約兩千億美元的損失——此事令當時的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董事長艾薩克斯（William Isaacs）深感憂慮，促使他於一九八七年警告美國銀行家協會改善他們的做法，否則當局將祭出國有化的手段。5

這一切發生時，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在哪裡呢？自一九七三年以來，全球已發生過數百次金融危機（在此之前則很少），而且當中不少是房地產或都市開發造成的。而大約從二○○○年起，美國房市出現了一些相當惡劣的情況，這是幾乎所有人（包括席勒）只要認真想想都可以明白。「非理性榮景」和金融業者的「動物本能」逐漸失控。6但席勒視之為特殊情況而非系統性問題。當然，席勒大可聲稱前述所有例子僅為區域性事件。但這樣的話，站在巴西或中國民眾的立場，二○○七─○九年的危機也是如此。這場危機在地理上的震央是美國西南部和佛羅里達州（某程度上波及喬治亞州），以及若干其他熱點（早在二○○五年，聲勢浩大的房貸止贖危機便已開始，發生在較老舊的城市如巴爾的摩和克里夫蘭，但因為主要影響到黑人和少數族裔，問題被視為太局部和「不重要」）。在國際上，西班牙和愛爾蘭也受到嚴重衝擊，英國的情況相對輕一些。不過，當時法國、德國、荷蘭、波蘭和整個亞洲的房地產市場並無嚴重問題。

可以確定的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一場區域性危機演變成全球危機，而這是以前的區域性危機（例如一九九○年代初日本或瑞典的危機）不曾發生的。不過，主要發生在一九八七年（那年的股市崩盤至今仍被視為完全個別的事件）的存貸危機產生了全球性影響。極受忽視的一九七三年初全球房市崩盤也是這樣。傳統觀念認為只有一九七三年秋的石油價格飆漲才重要。但事實是在油價飆漲之前六個月左右，房市崩盤了，而到那年秋天時，經濟陷入衰退已是確鑿的事實。此前數年間的房地產榮景反映在以下數據上：美國不動產投資信託（ＲＥＩＴ）資產從一九六九年的二十億美元增至一九七三年的二百億美元，同期商業銀行抵押貸款從六六七億美元增至一一三六億美元。隨後，一九七三年春季的房市崩盤，因為顯著影響了政府財政收入，造成地方政府財政危機（如果經濟衰退只是因為油價飆漲，便不會出現此情況）。隨之而來的一九七五年的紐約財政危機則非常重要，因為當時該市的財政預算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共預算之一（這促使法國總統和西德總理請求當局救濟紐約市，以免全球金融市場崩潰）。經此一役，紐約成為新自由主義實作的發明中心，賦予銀行業者藉由道德風險獲利的機會，同時透過調整市政契約和市政服務，迫使民眾承受代價。最近這次房市崩盤，也導致美國某些州（例如加州）近乎破產，幾乎所有的州、市政府都承受巨大財政壓力，連帶威脅政府雇用人員。一九七○年代的紐約財政危機，也與最近的加州財政危機驚人地相似，而加州現在的財政預算是全球第八大公共預算。7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近期揭露了房市榮景引發資本主義嚴重危機的又一起事例。葛茨曼（William N. Goetzmann）與紐曼（Frank Newman）8研究一九二○年代的房地產數據，發現「公開發行的不動產證券經由抵押週期機制（collateral cycle），影響了一九二○年代的營建活動，造成房價崩跌，可能導致隨後一九二九至三○年的股市崩盤」。就住宅市場而言，當年的佛羅里達州（一如現今）是投機型開發的中心，建築執照的名目價值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年間增加了八○○○％。同期全美住宅價值估計成長約四○○％。9相對於同期的商業不動產開發，這不過是小兒科；當時美國的商業不動產開發幾乎全集中在紐約和芝加哥，在各種金融手段和證券化操作手段支持下，製造出「只有二○○○年代中期的情況可以媲美的」不動產榮景。葛茨曼和紐曼繪製的紐約市高樓建造圖表則更能釐清問題，一九二九、一九七三、一九八七和二○○○年崩盤之前，房市榮景像一隻長矛般突出。他們尖銳地指出，我們在紐約市看到的大樓，代表的「並非只是一場建築運動；它們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廣泛金融現象的表現」。在指出一九二○年代的不動產證券與「現在一樣毒」之後，他們得出了結論：「紐約的天際線強烈提醒我們，證券化運作有巨大的能力將投機的大眾與建築冒險事業聯繫起來，為後者提供資本。增進對早年不動產證券市場的認識，或許可以對建立模型以分析未來的最壞情況有所貢獻。金融市場中的樂觀情緒使大樓拔地而起，卻無法確保相關債務得到償還」。

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和衰退顯然與投機資金的流動密切相關，而房市景氣急升暴跌對總體經濟有重大影響，也會造成各種外部效應，導致資源耗竭和環境惡化。此外，房市規模相對於ＧＤＰ的比例愈大，人造環境中融資與投資的關係愈可能成為總體危機的源頭。如果世界銀行的報告是正確的，那麼在開發中國家（例如泰國），房貸債務僅相當於ＧＤＰ的一○％，房市崩盤當然有可能成為促使其總體經濟崩潰（類似一九九七／九八年的那種情況）的因素之一，但不可能會是唯一因素；在美國，房貸債務相當於ＧＤＰ的四○％，房市崩盤無疑會導致總體經濟崩潰，這也正是二○○七至○九年的情況。

馬克思主義觀點

就算資產階級理論不完全是理盲的，也欠缺將城市發展與總體經濟波動聯繫起來的洞見。一般人以為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由於掌握自負的歷史唯物方法，就會猛烈抨擊租金高漲和野蠻掠奪居所的現象；這些現象具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稱之為第二剝削形式（secondary forms of exploitation）的特徵，商人資本家和地主就在勞動階級的居住處，將這些剝削特徵強加其身。照理說，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會強調兩種現象的對比：一邊是有力人士在城市中藉由縉紳化、建造高級公寓大樓和「迪士尼化」（Disneyfication）占據空間，另一邊是大量人無家可歸，欠缺負擔得起的住房，以及面對城市環境惡化的問題（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前者如空氣品質惡化，後者如學校衰敗和所謂「善意漠視」的教育政策）。在有限的馬克思主義都市學者的圈子中，確實有人這麼做（我自認為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的思考結構，其實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十分類似。都市研究被視為專門技術領域，而馬克思主義總體經濟理論真正重要的核心則不存於此。「國家經濟」的想像再次取得優越地位。持平而論，此經濟體也是若干重大政策決定之處。人們不太了解在二○○七至○九年經濟衰退危機的形成，以及隨之出現的失業惡化及財政撙節（大部分在地方和市政層面執行）過程之中，房地產市場究竟產生了怎樣的作用，因為始終沒有人認真嘗試，把都市化過程和人造環境如何形成的兩者的理解，整合到資本一般運動定律（general laws of motion of capital）的理論中。因此，許多鍾愛危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傾向認為最近的經濟崩盤是他們支持的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某種版本的明確體現（無論是利潤率下跌、消費不足還是其他東西）。

這個問題某種程度上得歸罪馬克思，雖然他是無意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引言表示，馬克思寫《資本論》的目的，是闡明資本一般運動定律。此即意味投入全力去關注剩餘價值的生產和實現，抽離和排除其聲稱的價值分配的「特殊性」（利息、地租、賦稅以致實際工資和利潤率），因為它們是偶然取決於特定時空下的特殊情境。馬克思也抽離交換關係的特定性，例如供求和競爭狀態。他認為供求均衡時，供求情況便不再能解釋任何東西；此外，競爭的強制法則（coercive laws of competition）乃是資本一般運動定律的強制執行者作用，非屬決定因素。此即促使我們思考，缺乏強制執行機制時將會如何——這種情況會發生在壟斷化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將空間競爭納入思考也會遇到這種情況，因為我們早已知道，空間競爭始終是壟斷性競爭（如同城市間的競爭）。

最後，馬克思視消費為一種「個別情況」（singularity；一個有強烈史賓諾沙風格的概念，哈德〔Michael Hardt〕和納格利〔Antonio Negri〕近來致力推廣，希望它能復興）。馬克思視消費為混亂、不可預測和不可控制的，基本上不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他在《資本論》第一頁宣稱，研究使用價值是歷史學而非政治經濟學的任務）。馬克思也認為因為「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關係」是所有形式的人類社會的普遍狀態（universal condition），所以與認識資本一般運動定律（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與歷史建構）大體無關。職此之故，整部《資本論》對於環境問題的處理相當含糊（這不代表馬克思認為環境問題不重要或沒意義，正如他其實不認為消費無關大局）。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基本上堅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概述的框架。10他專注地探討剩餘價值生產的一般性情況，將其他一切排除在外。他不時地承認這麼做是有問題的，並注意到這有「雙重假定」（double positing）的問題：土地、勞動、貨幣和商品是與生產有關的關鍵事物，但利息、地租、工資和利潤卻被視為分配的「特殊性」，而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馬克思這種做法的好處，在於他可以抽離該時代的特殊和特定的情況（例如一八四七至四八年，以及一八五七至五八年的金融商業危機），並且很清楚地解釋了資本的一般運動定律。這正是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能去閱讀他的著作，並從中看到其論述的當代意義。但這種做法也是有代價的，首先，馬克思明確指出，要分析一個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情境，必須將普遍的（universal）、一般的（general）、特殊的（particular）和個別的（singular）方面，辯證地整合起來，視其為一個運轉中的有機整體。因此，我們不能期望僅以資本一般運動定律來解釋實際發生的事件，例如二○○七至○九年的經濟衰退危機（這正是我反對試圖將這場危機的事實，硬塞到某種利潤率下滑理論中的原因之一）。但反過來說，我們也不能在不考慮資本一般運動定律之下，就試圖去解釋實際發生的事件（雖然馬克思似乎曾經這麼做過，例如他在《資本論》中解釋一八四七至四八年「獨立和自主」的金融與商業危機，以及在法國霧月政變和階級鬥爭的歷史研究中，他完全沒有提到資本一般運動定律）。

第二，隨著《資本論》中的論點繼續發展，馬克思抽離特殊性、集中探討一般情況的做法開始出現嚴重問題。這方面的案例很多，但最突出且與此處的論證最相關的一個例子，涉及馬克思處理信用體系的方式。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數次提到信用體系，在第二卷中也一再提及，但都將信用體系當作他尚未準備處理的分配面事物而擱置一旁。第二卷所探討的資本一般運動定律（尤其是有關固定資本循環和勞動期間、生產時間、流通時間和週轉時間的定律），全都必須仰賴信用體系。這一點他說得相當清楚，他談到墊支的貨幣資本數量總是必須超過用在生產剩餘價值上的貨幣資本、以應付週轉時間差異時，他指出週轉時間的變化可以將之前預付的一些貨幣「釋放」出來。「因為週轉運動（turnover movement）這種機制而釋放出來的貨幣資本（加上由固定資本相繼回流而釋出的貨幣資本，和滿足每個勞動過程的可變資本所需的貨幣資本），一旦信用制度發展起來，必定有重要作用，且必定是須構成信用制度的其中一個基礎」。11此評論和其他類似的評論清楚顯示了，對於資本循環來說，信用體系變得絕對必要，資本一般運動定律由而必須對信用體系有所著墨。這也造成一個嚴重的問題：進入《資本論》第三卷分析信用體系時，我們發現，利率由供需及競爭狀態決定，而馬克思先前設定的一般理論層次，則完全沒有考慮這兩種特殊狀態。

我提到這一點，是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替自己設定的理論探索規則，其重要性通常被忽略。如果馬克思扭曲了甚至完全違背這些規則（例如像他處理信用體系和利息時的作為），我們便有機會建立新的理論來超越馬克思已提出的洞見。當馬克思展開他的理論探索時，實際上在一開始便認識到有此可能。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12他表示，消費（因為涉及各種個別的情況，乃是其探討的範疇中最難分析者）雖然如同使用價值，其研究「本來不屬於經濟學的範圍」，但消費有可能「反過來作用於起點（生產）並重新發起整個過程」。生產性消費（productive consumption），也就是勞動過程，本身尤其如此。因此，特隆迪（Mario Tronti）和其他馬克思追隨者如納格利（Negri），將勞動過程本身視為一種「個別情況」（混亂、難以規訓、不可預測，因此對資本總是構成潛在的危險），內化於資本一般運動定律中，此屬全然正確。13資本家尋求調動勞工的「動物本能」來生產剩餘價值時，面臨廣為人知的各種困難，顯示這種「個別情況」存在於生產過程的中心（例如我們將談到，此類情況在營建業尤其明顯）。如果我們希望應用馬克思的理論工具以更有力地影響實際事件，那麼，將信用體系和利率與利潤率的關係內化於資本的生產、循環和實現的一般定律中，乃同屬必要（雖然它會擾亂既有理論）。

不過，將信用體系納入一般理論，此舉需審慎為之，以確保既有的理論洞見得以保留（雖然其形態會改變）。例如就信用體系而言，我們不能將其視之為獨立的實體，和某種位於華爾街或倫敦金融城、自由漂浮於實體經濟活動之上的活躍事物。許多基於信貸的活動，或許確實是投機泡沫和令人噁心的贅生物（源自人類對金錢和純粹金錢勢力的貪欲），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對於資本的運作有著根本的重要性，是絕對必要的。至於什麼信貸活動是必要的？什麼是（ａ）必要虛擬的（例如政府債務和房貸債務），以及什麼是（ｂ）完全過度的，它們之間的界線則並不容易界定。

若想分析最近這場危機的動態及其後果，但不考慮信用體系（美國房貸債務相當於ＧＤＰ的四○％）、消費活動（消費為美國經濟貢獻七○％的驅動力，遠高於中國的三五％）和競爭狀態（金融、房地產、零售和許多其他市場出現了壟斷勢力），顯然相當荒謬——在美國，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y Mac）主導的房貸次級市場上有一．四兆美元的房貸，當中很多是有毒的，迫使政府提出四千億美元的預算支應潛在的救援行動（已耗費約一四二○億美元）。為了搞清楚這點，必須釐清馬克思所說的「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是什麼，以及它與土地、房地產市場之間的關係。是故，我們需要一種方法，來理解證券化是怎麼如同葛茨曼和紐曼所言的「將投機的大眾與建築冒險事業聯繫起來」。14最近的這場危機之所以形成，圍繞著房地產價格和地租的投機，豈不是根本因素之一嗎？

對馬克思來說，虛擬資本並非某些華爾街交易員吸了古柯鹼之後虛構出來的東西。它是一種拜物建構（fetish construct），根據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對拜物教的界定，它足夠真實，同時也是一種表面現象，掩蓋了某些重要的東西（跟它背後的社會關係有關）。銀行借錢給國家並因此得到利息時，國家似乎在做一些能真正生產價值的益事，但國家所做的事（例如打仗）多數與價值生產毫無關係（但我將很快地說明，國家所做的事並非全都如此）。當銀行借錢給消費者購置房屋而持續獲得利息時，房屋中的某些活動好似直接生產價值，實際上卻非如此。當銀行認購債券，為興建醫院、大學和其他教育機構提供資金因而收取利息時，這些機構似乎直接地產生價值，但事實亦非如此。當銀行借錢給人購買土地和房產，而借款人的目的是賺取租金時，屬於分配範疇的租金就被吸收到虛擬資本循環的流動中。15當銀行借錢給其他銀行，或中央銀行借錢給商業銀行、再由後者借錢給希望賺取租金的房地產投機客，虛擬資本看上去愈來愈像是個層層虛構、永無止境的玩意。這全都是虛擬資本流動的例子，正是這些資本流動，將實在的資產轉化為非實在的虛擬資產。

馬克思認為支付的利息源自其他地方，例如稅收、直接抽取剩餘價值生產的成果，或是對收入（工資和利潤）加以課稅。對馬克思來說，價值和剩餘價值當然只能在生產的勞動過程中創造出來。虛擬資本流通中所發生的事情，對維持資本主義或許具有社會必要性。這可能是生產和再生產的一部分必要代價。零售商、銀行和對沖基金，可以藉由資本主義事業以「第二形式」榨取剩餘價值。但在馬克思看來，如果一般生產活動不能生產價值和剩餘價值，這些部門不可能獨立存在。如果沒有人生產出襯衫和鞋子，零售商能賣什麼呢？

然而，必須注意這當中極其重要的一點：某些虛擬資本的流動確實可能與創造價值有關。如果我將借房貸的房屋改建為雇用非法移民的血汗工廠，房屋本身就變成投入生產活動的固定資本。如果國家修建道路和其他基礎設施，作為資本的集體生產工具，則相關支出必須歸入「生產性國家支出」的類別。如果醫院或大學成為研發新藥物或新設備的地方，它就變成了生產場所。馬克思根本不受這些問題困擾。如他所言，某種東西是否為固定資本，取決於其用途而非物質特徵。16當紡織工場被改建為公寓而微型貸款將簡陋農舍轉化為（成本低廉得多的）生產的固定資本時，固定資本量是減少的！

生產活動所創造的大部分價值和剩餘價值，經由各種複雜方式的引導，流經虛擬管道（fictitious channels）。銀行借錢給其他銀行時，以變動不定的資產價值為基礎、不具社會必要性的各種副支付（side—payments）和投機操作，顯然有可能發生。那些資產價值取決於關鍵的「資本化」（capitalisation）過程——一項資產（土地、房產、股票之類）產生的收入流（revenue stream），被賦予一項可被買賣的資本價值，具體數字取決於由貨幣市場供需狀態決定的利率和折現率。這些資產無法在市場上買賣時要如何評估其價值，在二○○八年成為一個大難題，迄今尚未解決。房利美手上的資產到底有多毒，是幾乎令所有人感到頭痛的難題（一九七○年代也曾爆發類似的資本價值爭議，如同所有其他令人尷尬的真相，傳統經濟學很快便把問題掩蓋起來）。17

信用體系所造成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它對資本的生產、循環和實現至關緊要，另一方面，它又是種種投機和其他「瘋狂」活動的最高表現。馬克思正是基於指出艾薩克．貝海荷（Isaac Pereire）具有「騙子和先知的迷人特質」；18當年奧斯曼男爵主持巴黎的重建大計，貝海荷兄弟（艾薩克和他哥哥埃米爾）正是控制這項投機計畫的主要勢力之一。

以都市化為手段的資本積累

我在其他著作中曾詳細說明一件事：在整個資本主義歷史中，都市化一直是消化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的關鍵手段。19我早已指出，都市化與消化過度積累的資本之間有著非常特別的關係，具體原因則與人造環境投資那漫長的使用時間、週轉時間和使用期有關。都市化也具有地理特定性（geographical specificity），以致空間和空間壟斷（spatial monopoly）的生產，成為積累動態必要的一部分，這不僅拜商品跨空間流動不斷改變的形態所賜，亦源於這些動態所在的、被創造和生產出來的空間與地方的性質。但也正因為這種人造環境營建活動（順便一提，這是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相當重要的一個地方）歷程如此漫長，金融資本和國家參與的某種組合對其運作則屬絕對必要。此活動長期而言顯然是投機性的，總是可能在相當久之後、以更大的規模複製出它起初協助緩和的過度積累狀況。因此，都市和其他形式的實體基礎設施投資（橫貫大陸的鐵路和公路、水壩之類）具有容易造成危機的特質。

這種投資在十九世紀呈現的週期特質，因為布林利．托馬斯（Brinley Thomas）的嚴謹研究而留下了很好的記錄。20但是，約莫從一九四五年起，營建業的景氣循環（construction business cycles）理論被忽視了，部分原因是人們認為國家主導的凱因斯式干預有效地消除了這種景氣循環。營建業的景氣循環（在美國的週期約為十八年一回）事實上消失了。21然而，系統性的凱因斯式反週期干預在一九七○年代中之後逐漸終止；由此看來，營建業的景氣循環頗有可能重新出現。數據顯示，雖然營建活動的波動保持和緩，資產價值泡沫變得遠比以前劇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針對一九二○年代情況的說法，卻可能會被視為與此相反的證據）。如今，週期波動也呈現較為複雜的地理形貌，甚至在國家之內亦如此（例如美國南部和西部的節奏，便與東北部和中西部不一樣）。

若我們缺少這樣的宏觀視野，就甚至無法去認識那些導致二○○八年房市和都市化大災難的動態；二○○八年的災難發生在美國某些地區和城市，以及西班牙、愛爾蘭和英國的某些地區。同樣地，如果沒有這種視野，我們也無法理解一些國家（特別是中國）為了擺脫基本上由其他地方製造出來的亂局，而採取的若干路線。如同布林利．托馬斯記錄的十九世紀英美之間的反週期波動（一國住宅營建榮景的作用，因為另一國的營建崩盤而遭抵銷），如今，美國和歐洲多數地區營建崩盤狀況，被中國大規模的都市化和基礎建設投資所抵消（連帶影響若干其他地方，尤其是所謂的金磚國家）。為了正確掌握總體情況，我們應即時注意到，美國和歐洲經濟如今陷於成長低迷的狀況，中國經濟在二○一一年則成長一○％（其他金磚國家也落後不大）。

美國房市和都市發展藉由投機活動消化過剩資本的壓力，自一九九○年代中期開始積聚，並在二○○一年高科技泡沫破滅、股市崩盤之後猛增。某些原本可敬的金融機構（包括房利美和房地美）承受政治壓力，降低授信標準以配合房市的興旺發展，加上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偏好低利率政策，無疑助長了房市榮景。但如葛茨曼和紐曼所言，金融運作（在國家支持下）可以建設城市和開發郊區，但無法確保相關債務得到償還。那麼，是什麼刺激了需求呢？

為了理解箇中動態，我們必須認識生產性資本和虛擬資本循環如何結合起來，迎合房地產市場的需求。金融機構放款給開發商、地主和營建公司，以便他們建造房屋，例如在加州聖地牙哥附近建設市郊住宅區，或在佛羅里達州或西班牙南部建造公寓。在景氣繁榮時期，營建業直接雇用約七％的就業人口；如果把建材供應商和圍繞房地產業的法律和金融服務業算進去，該比例將增加一倍以上。但是，這個經濟部門之所以能運作下去，是假定房地產的價值可以實現。這正是虛擬資本派上用場之處。金融業者借錢給購屋者，該族群被假定為有能力利用收入（工資或利潤）償還貸款。

因此，金融體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調節市郊住宅和公寓的供給與需求。支持住宅供給與住宅需求的金融作業的差異，類似馬克思《資本論》22所辨明的支持生產的「借貸資本」以及促進市場上價值實現的匯票貼現作業的差異。以加州南部的房市而言，同樣地，金融業者往往既為營建活動提供資金，也為購屋者提供房貸。一如在勞動力市場，資本有能力同時操控供給和需求——這與世界銀行報告所假定的情況（市場自由地運作）截然不同。23

不過，這種關係已嚴重失衡。銀行業者、開發商和營建公司可以輕易組成一種階級聯盟（class alliance）（往往在政治和經濟上支配所謂的「都市成長機器」24），借房貸的消費者卻是個別而分散的，通常屬於另一個階級，有時甚至屬於地位較低的族群或族裔（房貸的種族或族裔問題在美國比較嚴重，在愛爾蘭則幾乎沒有）。拜房貸證券化所賜，金融業者得以在發放房貸、盡可能賺取相關收入之後，將所有風險轉嫁給其他人，他們當然也正這麼做了。如果金融業者必須選擇是要讓開發商因為價值實現失敗而破產，或是要讓房貸借款人因為無力還款而破產、失去贖回房子的權利，其傾向於後者是很明確的，尤其如果房貸借款人屬於地位較低的階級或少數族裔，其中必然涉及階級和種族偏見。

此外，土地和房產構成的資產市場難免都有某種程度的龐氏騙局（Ponzi）特質，即使市場中沒有馬多夫（Bernie Madoff）這種人也是如此。我購入一筆房產，隨後房價上漲，鼓勵其他人相繼購屋。當信用真正可靠的客源枯竭，為什麼不開拓收入較低、風險較高的其他客源呢？如此一來，房市最後會出現一些沒有收入也沒有資產的買家，而他們獲利的希望，在於等待房價顯著上漲後轉手賣出（房地產交易商可能會廉價購入破落的房子，整修外觀〔這種美化作業的價值常被大幅高估〕，然後替不疑有他的買家安排「優惠」房貸，後者住進房子，直到天花板坍塌或火爐崩壞）。這種運作將持續到房市泡沫破滅為止。金融機構有極大誘因竭盡所能地維持泡沫，問題是泡沫列車加速太快，業者往往無法在列車出軌前安全脫身。《資本論》第二卷中精細地分析了週轉時間差異的問題，在此也顯出重要性。營建項目的融資契約遠在房產可以開始出售之前就已簽訂，當中的時間差可以相當大。紐約帝國大廈於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開幕，距離美股崩盤將近兩年，距離房市崩盤超過三年。紐約世貿中心雙塔在一九七三年股市崩盤後不久即開幕（隨後多年找不到私人租戶），如今，於九一一遺址新建的大樓，即將在商用不動產市場低迷之際推出市場！因為價值實現對於收回最初的放款相當重要，金融業者會用盡方法刺激市場，即使超出市場承受力也無所謂。

在此處，我們還必須考慮一些較長期的問題。如果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報告是正確的，則美國營建業榮景於一九二八年後崩潰（導致營建投入銳減二○億美元〔在當年是很大的金額〕，大城市的房屋開工量萎縮九○％以上），對於一九二九的股市崩盤有重要的影響，至今卻很少人明白這點。維基百科相關條目寫道：「營建業損失兩百萬份高薪工作，影響極大，而利潤和租金的損失也打擊許多地主和房地產投資人」。25無疑地影響人們對股市的信心。難怪小羅斯福總統執政期間，美國政府祭出相當手段希望重振房市。政府推動一連串房貸融資改革，終於在一九三八年成立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俗稱「房利美」），藉此創造出次級房貸市場。房利美的任務是擔保房貸，使銀行和其他放款機構得以將房貸轉售出去，進而使房市得到它迫切需要的流動資金。這些制度改革後來發揮了關鍵作用，使美國二戰之後的郊區開發獲得必要的資金支持。

上述措施雖然有其必要性，但尚不足以使房屋營建在美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更上層樓。當局基於政治和經濟考量，以各種手段提高房屋自有率，包括提供各種賦稅獎勵（例如容許房貸利息支出扣稅），制定對房市有幫助的《美國軍人權利法》（GI Bill），以及相當積極的一九四七年「房屋法」——該法宣稱所有美國人都有權住在「體面生活環境中的體面房子裡」。擁有自己的房子，被廣泛宣傳為「美國夢」的核心要素，而美國人的住宅自有率從一九四○年代的略高於四○％，提升到一九六○年代的超過六○％，在二○○四年觸及接近七○％的高點（到二○一○年時已回落至六六％）。在美國，擁有自己的房子或許是一種根深柢固的文化價值觀，但這種價值觀始終是在國家政策的鼓勵和資助下達到高峰。當局推動這些政策的理由，正是世界銀行的報告所講的內容。但在一九三○年代會公開宣告的政治理由（背負債務的屋主不會罷工！），在今天極少有當局會公開承認。26從二戰戰場歸來的軍人，如果面臨失業和經濟蕭條的境況，將危及社會與政治穩定。若能藉由大規模的房屋營建和郊區開發計畫重振經濟，同時藉著購屋夢和房貸債務，將較高薪的勞工收編到政治保守派，還有什麼方法好過這種一石二鳥的妙計呢？

無論站在政治還是總體經濟的角度，這些政策在一九五○和一九六○年代都是有效的，並支撐了美國經濟長達二十年的強勁成長。此成長的效應也擴散到全球。問題是，這種都市化過程在地域上是不均等的，勞動階級中的所得分配也嚴重失衡。郊區蓬勃發展之際，舊城區陷入停滯和衰退。在勞動階級中，白人的經濟狀況顯著改善，相對之下，舊城區受衝擊的少數族裔（尤其是美國黑人）的境況差得多。結果是美國發生一連串的舊城區暴動，包括底特律和洛杉磯瓦特區（Watts），一九六八年馬丁路德金恩遇刺事件成為衝突的高潮，在全美約四十座城市引發暴動。所有人都看見美國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後來被稱為「都市危機」，定名很容易想（但站在總體經濟的角度來看，它不是一場關於都市化的危機）。一九六八年後，美國聯邦政府撥出巨款處理這問題，直到尼克森在一九七三年經濟衰退期間（出於財政考量）宣布危機結束。27

上述過程中，房利美一九六八年成為政府資助的民營企業。到了一九七二年，當局為房利美成立了一家「競爭對手」，也就是俗稱「房地美」的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Federal Home Mortagage Corporation）。此後，兩家公司在提高美國人的住宅自有率和支持住房營建業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歷時數十年後最終造成重大破壞。房貸債務如今占美國民間總債務餘額約四○％，如同我們所見，當中很多是有毒的。房利美和房地美都已經由政府接管，如何處理它們是一個攸關美國債務、極富爭議的政治問題（一如政府補助民眾購屋的問題）。無論當局怎麼做，後續發展對美國房市和都市化（攸關美國的資本積累）都有著重要意義。

目前美國各種跡象很令人擔心：住宅部門未見復甦，甚至因為聯邦經費枯竭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看起來很可能陷入可怕的「雙底」衰退。房屋開工率歷來首次跌至一九四○年代之前的水準。截至二○○一年三月，營建業失業率仍超過二○％，遠高於製造業相當接近全美平均水準的九．七％。當年大蕭條期間，直到一九三九年還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營建業勞工失業。重振營建業就業是當年政府干預措施（例如設立工程進度管理署）的關鍵目標。歐巴馬政府有意提出藉由基礎建設投資刺激經濟的方案，但主要因共和黨反對而受挫。更糟的是，州與地方政策的財政狀況極差，導致當局裁員和強迫員工無薪休假，並且蠻橫地削減市政服務。房市崩盤、全國房價下跌二○％或更多，重創十分倚賴財產稅的地方政府財政。隨著州政府和市政府削減支出、營建業萎靡不振，美國內部正醞釀著一場都市財政危機。

除此之外，還出現了一種出於政治而非經濟原因、以撙節之名進行的階級政治。基進右翼共和黨人控制的州和地方行政部門，利用所謂的債務危機，猛烈攻擊政府施政計畫，削減州和地方政府的職位數量。這種攻擊行為當然是一種受資本激勵、行之已久的手段。當年，雷根將有錢人的稅率從七二％降至三○％左右，並且仰賴債務融資，與蘇聯展開一場軍備競賽。結果在雷根任內，美國政府的負債猛增。雷根的預算局長史托克曼（David Stockman）後來表示，負債高漲成為政府減少管制（例如放寬環保法規）和削減社會福利的一個方便藉口，等同將環境惡化和社會再生產的成本外部化。小布希總統忠實追隨雷根路線，其副手錢尼宣稱：「雷根教導我們一件事：財政赤字是沒有關係的」。28小布希政府替有錢人減稅，打了兩場財源沒有著落的戰爭（伊拉克和阿富汗），藉由國家資助的處方藥計畫送大禮給大藥廠，結果使聯邦政府財政收支從柯林頓任內的盈餘變成巨額赤字，以致共和黨人和保守的民主黨人後來如資本勢力所願，盡可能將資本從不願意承擔的成本（環境惡化和社會再生產的成本）予以外部化。

環境和民眾的福祉是故遭受明顯侵害，這一切乃出於政治和階級原因，而非必要經濟緣故。如史托克曼最近指出的，這顯然正引發一場階級戰爭。如巴菲特（Warren Buffett）所言：「我們現在無疑正經歷一場階級戰爭，而它是我的階級，也就是有錢人發起的，而且我們正節節勝利」。29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民眾何時會發動階級戰爭，反擊回去？

我們可以先關心迅速惡化的都市生活品質：許多人因為房貸止贖而失去居所，都市住宅市場的掠奪性操作持續不斷，政府削減市政服務；最重要的是，幾乎所有都市都出現支持體面生活的就業機會不足問題，某些城市的就業前景簡直令人絕望（底特律是典型的例子）。比起從前，現況也是不折不扣的都市危機。

都市的掠奪性操作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及，工人剛領到「現金支付的工資，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舖老闆等等向他們撲來」。30馬克思主義在其理論和政治實踐中，向來將這些形式的剝削和必然因之產生的階級鬥爭貶至次要地位。但我希望在這裡指出，至少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當中，這些形式的剝削構成一個規模巨大的掠奪式積累領域，貨幣經由該領域被吸入虛擬資本的循環中，支撐金融體系中產生的巨額財富。

美國房市崩盤前，次貸領域的掠奪性操作無所不在，其規模頗具傳奇性。危機爆發前，低收入美國黑人因為掠奪性次貸操作，估計約損失七一○億至九三○億美元的資產價值。在此同時，因為純粹的金融操縱手法（尤其是房貸證券化相關操作）產生空前豐厚的利潤，華爾街業內人士得到的獎金飆升。由此推斷，巨額財富經由各種隱匿管道，從窮人轉移到有錢人囊中，而且方式不僅止於後來被揭露的，如全國金融（Countrywide Financial）的房貸業者那些明顯問題不小的操作手法。31

隨後發生的事更加驚人，許多止贖案件（過去一年間就超過一百萬宗）原來是非法的，甚至根本就是一種詐欺行為。這促使佛羅里達州的一名眾議員致函佛州最高法院，信中寫道：「如果我聽到的報告屬實，現正發生的非法止贖作業，是銀行和政府機構企圖掠奪私有財產、規模空前的一次行動」。32全美五十個州的檢察總長如今正著手調查此事，不過（或許一如我們該料到的），他們看來全都希望盡可能以簡便方式了結此事，可能只有少數案件賠錢了事（不會歸還非法奪取的房產）。目前看來，並不會有人因此鋃鐺入獄，儘管有明確的證據顯示，金融業者已出現了系統性的法律文件造假問題。

這種掠奪性操作由來已久，以下提供巴爾的摩的一些例子：一九六九年，我搬到這座城市不久，即參與一項舊城區住宅供給研究。這項研究主要關注不同行動者——屋主、租戶和房貸戶、經紀人和放款機構、聯邦住宅管理局、市政當局（尤其是執行住宅法規的機關）——在巴爾的摩舊城區的駭人居住環境形成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馬丁路德金恩遇刺後，暴動損害了舊城區，結果這些地方上老鼠肆虐，環境相當恐怖。低收入黑人聚居的地區實際上仍被「畫紅線（redlining）」，意即銀行拒絕為該地區的房屋辦理房貸，在當時，這種排斥行為卻被視為是因應高信用風險的正當反應，而非針對特定族裔。巴爾的摩若干地區出現了活躍的街區欺詐（blockbusting；譯註：房地產業者散播少數族裔即將入住某社區的消息，藉此說服該社區內白人屋主低價出售房屋，再以高得多的價格轉售給亟欲搬離貧民區的黑人家庭），冷酷的房地產業者撈取豐厚利潤。但這種做法若要行得通，黑人必須處於被銀行一律視之為高風險借款人的情況下，以某種方式獲得房貸融資。這可以藉由「土地分期付款契約」（Land Installment Contract）達成：部分屋主「幫助」黑人，充當黑人與信貸市場之間的中間人，出面取得房貸。數年之後，黑人家庭支付房貸利息之餘，也償還了部分本金，因此證明自身信用；此時，房子的所有權理應在友好屋主和當地房貸業者協助下，轉移到黑人住戶名下。有些黑人住戶成功了（這類情況通常發生在房價下跌中的街區），有些住戶則會遇到無良屋主（在巴爾的摩有很多這種情形，但在土地分期付款契約也相當常見的芝加哥，無良屋主似乎沒那麼多），此時，這種操作就可能變成掠奪式積累的一種掠奪形式。33屋主獲准向住戶收取費用以支應財產稅、行政和法律費用等等。這些費用（有時相當高昂）可以加進房貸本金之中。許多家庭穩定還款多年之後，發現自己所欠的房貸本金不減反增。如果他們在利率上漲之後無力支付較高的還款額，契約會馬上作廢，而他們也會被逐出房子。這種做法造成了一些醜聞。有人針對最惡劣的屋主發起了一項公民權利行動。但行動失敗了，因為那些簽了土地分期付款契約的人根本沒看契約中以小字體列出的附屬細則，也不曾請自己的律師看過這些細則（窮人極少擁有自己的律師）——無論如何，那些細則一般人是看不懂的——你有看過你的信用卡的附屬細則嗎？

這種掠奪性操作並不曾消停。一九八○年代，土地分期付款契約被「炒賣法（flipping）」（譯註：短期內將房子買進並轉手賣出，藉此獲利）取代。隨著次貸市場在一九九○年代開始形成，巴爾的摩、克里夫蘭、底特律和水牛城等城市，成為高漲的掠奪式積累浪潮的主要中心（全美的規模高達七百億美元或更多）。二○○八年市場崩盤之後，巴爾的摩終於提起公民權利訴訟，控告富國銀行集團（Wells Fargo）採取歧視性次級房貸操作方式——也就是「逆畫紅線」，誘導有資格辦理正常房貸的人辦理次級房貸，系統性地剝削黑人和女性單親家庭。這宗訴訟幾乎肯定會失敗（雖然有心人三度堅持提訟，法院終於受理），因為控方幾乎不可能證明銀行的做法是出於有意的種族歧視（銀行不難提出合理的辯解：一切都是基於信用風險的考量）。一如往常，那些正常人看不懂的附屬細則，賦予金融業者很大的操作空間（消費者當心了！）。克里夫蘭採取了較為微妙的做法：控告金融業者造成公害，因為大量的止贖案迫使市政當局將大量房屋查封起來。

中國的情形

就因應這場危機的方法而言，中國的情形頗值得注意：近年，中國的房地產熱潮，加上仰賴債務融資、規模巨大的基礎建設投資浪潮，發揮了重大作用，不僅刺激中國的內部市場（接收了出口業的失業勞工），還刺激了與中國貿易密切相關的經濟體，例如為中國供應原料的澳洲和智利，以及供應高速鐵路產品和汽車的德國（相對之下，美國的營建業遲遲無法顯著復甦；如稍早提到的，美國營建業失業率是全國失業率的兩倍有餘）。都市投資通常需要漫長的時間才能完成，相關建設若要達到成熟狀態則需時更久。因此，資本過度積累是否已經或即將演變成人造環境投資的過度積累，總是很難確定的事。人造環境投資過度，是很有可能發生的——十九世紀時經常發生鐵路投資過度的問題，而營建業興衰週期的漫長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這種輕率的都市化和基礎建設投資潮，如今正徹底改變中國國家空間的地理形貌，而中國之所以能無畏地這麼做，部分原因在於，萬一出了問題，中央政府有能力任意干預銀行體系。中國的主要城市（如上海）於一九九○年代末，出現相對溫和的房市衰退，導致中國的銀行持有大量「無盈利資產」（non—earning assets，我們稱之為「有毒資產」（toxic））。非官方估計顯示，淪為無利資產的銀行放款可能高達四○％。34中央政府的反應，是利用中國充裕的外匯存底重建銀行的資本（可說是美國的問題資產救援計畫〔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的中國版本）。資料顯示，中國在一九九○年代末動用了約四五○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來做這事，間接動用的資金很可能多得多。但隨著中國的制度變得比較接近全球金融市場的標準，中央政府要控制金融部門變得比以前困難。

目前，中國的相關資料顯示，中國的情形很像二○○○年代的美國西南部，或一九二○及二○○○年代的佛羅里達州，令人無法安心。中國住房供給於一九九八年大體私營化之後，房屋營建業以驚人的速度蓬勃（且投機性地）發展。資料顯示，自二○○七年以來，中國房價已上漲一四○％，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過去五年間飆漲達八○○％。上海房價在過去一年內據稱便漲了一倍，公寓平均價格已高達五十萬美元。即使在二線城市，一間典型房屋的售價「約為居民平均年收入的二十五倍」，顯然處於不可持續的水準。房價飆漲的後果之一，是通膨壓力變得強大。中國政府的一份聲明中說道：「國家的經濟成長仍過度倚賴導致通膨升溫的房地產開發支出，以及政府在道路、鐵路和其他巨型基礎建設項目上的投資。在二○一一年第一季，固定資產投資（營建活動的廣義指標）較去年同期大增二五％，房地產投資增加三七％」。35

在中國，某些主要城市廣泛徵收土地，規模驚人的人口數被迫遷離原居所（過去十年間，在北京便有多達三百萬人遭迫遷），這顯示整個中國推動巨型都市化建設之際，也出現了一種掠奪他人財產的活躍經濟運作。強制拆遷和掠奪財產，很可能是中國民眾抗爭愈演愈烈（有時涉及暴力行為）最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出售土地給房地產開發商，已成為地方政府相當重要的收入來源。二○一一年初，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約束許多人認為已失控的房市，結果使許多地方政府迅速面臨財政困境。

如今，在中國內陸地區出現了「鬼城」，也就是已經建好但幾乎無人居住，也沒有實際經濟活動的嶄新城市；美國財經媒體上因而登出了一些古怪的廣告，目的是吸引投資人和企業前往這個全球資本主義的都市新邊疆。36一如二戰之後美國的郊區開發熱潮，如果我們將所有相關的消費或投資（購置家電和其他設備）算進去，中國的都市開發熱潮顯然正在刺激全球經濟復甦，甚至可能是促進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力量。「根據某些估計，在一些重要的大宗商品和原料市場，例如水泥、鐵礦砂、鋼鐵和煤，中國的消費量占全球的比例可能高達五○％，而中國的房地產開發是這種需求的主要源頭」。37因為至少一半的鋼鐵用量是投入到人造環境中，意味著中國的相關建設使用了全球四分之一的鋼鐵產出。這種房地產熱潮並非中國獨有，其他「金磚國家」似乎也全都出現了類似情況。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的房價僅去年便上升了一倍，而印度和俄羅斯也有類似情形。但這些國家目前的整體成長率都十分高。

中國中央政府試圖藉由逐步提高銀行的存款準備金要求，抑制投資熱潮和通膨壓力，但這種做法迄今成效不彰。在中國，據稱出現了一個與房地產投資密切相關的「影子銀行體系」。結果是通膨顯著升溫，各地躁動不安。目前消息顯示，中國境內已出現了計程車和卡車司機怠工情況（如上海），而廣東工業區也忽然出現工廠罷工行動，抗議工資微薄、工作環境惡劣和物價高漲。官方數據顯示，各地騷亂事件大增。現在，許多地方正配合政府的政策調整工資，以求穩定民情，而當局或許也希望藉此刺激內需市場，減少仰賴風險較高、目前停滯的出口市場（其消費目前僅占中國ＧＤＰ三五％，遠低於美國的七○％）。

然而，要理解這一切，我們必須考慮中國政府因應二○○七─○九年危機的具體措施。這場危機對中國的主要影響是出口市場（尤其是美國）驟然大幅萎縮，導致二○○八年初中國出口業大跌二○％。一些相對可靠的數據顯示，在二○○八年，中國出口產業一段很短的時間裡，損失了大約二千萬個就業。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的數據顯示，截至二○○九年秋，中國的就業淨損失僅為三百萬個。38這中間的差異，有一部分可能是因為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失業後回鄉了，但其餘的人幾乎一定是因為中國政府推出了一個巨型的凱因斯式刺激方案，大舉增加都市和基礎建設投資。中央政府拿出了近六千億美元，命令中央政府控制的銀行大量放款支持各種地方開發項目（包括房地產開發），藉此消化過剩的勞動力。這項大規模計畫旨在刺激經濟復甦，如果ＩＭＦ的就業統計可信，該計畫看來至少初步成功地達成其目的。

顯然這當中的大問題是：這些國家支出是「生產性」（productive）支出嗎？如果是，它們生產了什麼？替誰生產？中國的國家空間無疑能受惠於更深刻、更有效率的空間整合，至少表面看來，這波巨型的基礎建設和都市化投資恰恰做到了這點，將中國內陸與較富裕的沿海地區，以及北部和南部更有效率地聯繫起來。在都會的層次，都市成長和都市再生過程，看起來也帶來了現代主義的都市化技術，以及較多元的活動（包括各種官方指定的文化產業和知識產業活動，例如眾所矚目的上海世博；這些活動是歐美新自由主義都市化的典型特徵）。在此情形下，除卻此法，很難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故以這種方式消化過剩的流動資金和過度積累的資本，無疑支撐了中國以致全球許多地區的資本積累。

某些層面上，中國的發展類似二戰後的美國，當時，美國的州際公路系統將該國南部和西部整合起來，而這加上開發郊區，對支撐就業和資本積累產生了關鍵作用，這兩者的對比還有其他面向的啟發性。美國一九四五年之後的發展方式，不但浪費能源和土地，如我們所見，此舉使遭邊緣化和排斥的都市民眾陷入特別的危機中，在一九六○年代末促使政府以許多政策措施因應。一九七三年美國經濟受挫之後，政府卻不再積極處理問題：尼克森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宣布都市危機已過去，聯邦政府將不再針對該問題投入經費。在市政層面上，造成一場都市服務危機，自一九七○年代末起，導致公立教育和公共衛生衰敗、平價住宅供給萎縮等可怕後果。

中國的投資策略也有類似的失衡危機。上海與北京之間開通高鐵，對商人和較上位的中產階級是好事，但每年過年返鄉的多數勞工負擔不起這種交通服務。同樣道理，服務有錢人的高級公寓大廈、門禁社區、高爾夫球場和豪華購物商場，對窮人的生活並無意義。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印度以及世界各地無數城市——這些地方聚集了許多遭邊緣化的人群，巴黎躁動的郊區便是如此；而阿根廷、南非以致整個北非，都有社會運動蠢蠢欲動。事實上，在許多資本主義城市，窮困、不安和遭排斥的勞工構成一股居於多數、照理說可以占得主導地位的勢力，而如何處理這股勢力可能成為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在某些地方已經是這樣），其重要性大到連軍事計畫也十分重視如何處理躁動，以及有可能促成革命的、以都市為根據地的運動。

不過，中國的故事還有一個有趣之處值得注意。中國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其發展方式在某些方面是基於一簡單理論：分權是實行集中控管的最好方法之一。此概念是在一個集中控管和市場協調的框架之內，放手讓區域、地方乃至村級的政府自由，探索改善自身境況的方法。地方試驗證實成功的做法，會成為中央政府重新擬訂政策的基礎。來自中國的消息顯示，計畫中的二○一二年權力轉移，面臨一個奇妙的抉擇。目前重慶市的情況備受矚目：該市偏離市場導向政策、回歸政府主導的再分配路線已有一段時間，並積極利用毛澤東主義口號作為「武器」。在重慶模式中，「一切都回到貧困和不平等的問題上」，市政府「將國有企業在市場上賺到的盈利導向傳統的社會主義計畫，利用這些資金建設平價住宅和交通基礎設施」。39住宅計畫涉及大型營建項目，目標是為該市三千萬人口的三分之一提供平價公寓，預計將建設二十個衛星市鎮，每個可住三十萬人，當中五萬人將住在政府補貼的住房。其目標（與世界銀行的建議相反）為減輕中國過去二十年間不斷加劇的社會不平等。這是糾正私營開發商為有錢人建設門禁社區的一種方法。這種做法回歸社會主義再分配議程，利用私營部門達成若干公共目的，如今亦為中央政府提供了一種可以採用的模式。它靈巧地解決了消化過剩資本的問題，同時提供了一個提高都市化的程度的方式，並藉由為窮人提供合理的居住保障，消除民眾的不滿。這與美國一九四五年之後的都市政策有相似之處：政府致力維持經濟成長，同時收編可能躁動叛逆的人口。但是，這種計畫涉及大規模的土地徵收，如今已引起遭迫遷者的不安和抗爭。

中國也有與重慶模式對立的市場導向路線，尤其是沿海和南方的城市（如深圳）。這些地方比較重視政治自由化，以及類似資產階級都市民主的東西，加上深化自由市場倡議。這種模式接受社會不平等加劇的現況，視之為維持經濟成長和競爭力的必要代價。目前我們無法預測中國的中央政府將傾向哪一種路線。但關鍵在於以城市為基礎的倡議或許可以開創不同的未來。那麼，左派在理論和政治實踐上可以如何與此種可能性連結起來？

邁向城市革命？

城市一向是能夠壯大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地方。這種鬥爭歷史相當震撼人心，從巴黎公社到上海公社、西雅圖總罷工、圖庫曼起義和布拉格之春，以至於一九六八年較為廣泛的都市運動（如今在開羅和麥迪遜依稀可見）都是這樣。但這種鬥爭過去也受政治和戰術難題困擾，以致許多左翼人士低估和誤解了以城市為根據地的運動之潛力和效應，視之為獨立於階級鬥爭之外，因而缺乏革命潛力。而當這種鬥爭成為標誌事件時（例如巴黎公社），它們往往被稱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起義」之一，即使它們同樣重視重奪接近城市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以及生產中的階級關係革命。

反資本主義鬥爭追求消滅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勞資階級關係，這種關係使資本得以生產和占有剩餘價值。反資本主義鬥爭的最終目標很簡單，也就是消滅這種階級關係。即使這種鬥爭有時需要透過種族、族裔、性慾特質和性別的角度檢視，也特別是在這種時刻，它必須觸及資本主義體系的本質，消滅位居其核心的階級關係惡瘤。

如果我們說，馬克思主義左派長期以來特別重視產業工人，冀望他們成為領導階級鬥爭的先鋒行動者，經由無產階級專政達致國家和階級消除的世界，這話雖然含有諷刺意味，但亦屬實情。如果我們說事情從未如此發生，這話雖然諷刺也同為實情。馬克思認為，要消滅宰制的階級關係，必須靠工人聯合起來，控制自己的生產過程和生產協議。這就衍生出追求工人控制生產、工人自治和工人合作社等政治訴求的悠久歷史。40這種崇高的努力多數未能證明，自身就長期而言是可行的，儘管不少人無畏激烈的敵對狀態和強力的鎮壓，持續為此犧牲奉獻。多數失敗收場的主要原因很簡單，例如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指出，資本的循環包括三種不同的循環，也就是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之循環。這三種循環互相混合，共同決定彼此的運作方式，沒有一者能脫離另外兩者單獨存在。同樣地，我們不可能僅改變其中一個循環而不同時改變另外兩個。雖然有關工人自治的辭令相當樂觀，但面對不友善的信用體系和商業資本的掠奪行徑，在相對孤立的生產單位中，工人極少能長期控制一切。商業資本勢力（如沃爾瑪現象）近年尤其顯著復興（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備受忽視的另一個領域）。

因為認識到這種困難，許多左派認為，無產階級經由鬥爭控制國家機器，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唯一方法。國家將是控制三種資本循環的媒介，並且馴服那些管理流動——支持生產的階級關係得以延續的流動——的機構、勢力和階級代理人。當然，問題始終在於國家命脈來自促進和利用那些它會控制的流動——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是這樣。除非那些流動能享有某種程度的自由，否則集權和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並不可行（中國人已證實非常擅長此道）。但這些流動一旦被解放，因為資本主義精靈逃離了瓶子，將會天下大亂。那麼，既然工人自治和國家集權控制本身都不能有效制衡資本的力量，我們能否在政治上找到中間路線？

工人控制生產的問題，在於鬥爭的焦點向來是工廠（被視為生產剩餘價值最重要的地方），而產業勞動階級則被視為最重要的無產階級先鋒，是主要的革命行動者。但巴黎公社並不是工廠工人創造出來的。因此有持異議者認為巴黎公社並不是無產階級起義或階級運動，而是一場都市社會運動，旨在重奪接近城市的權利，而不是要走革命路線，去建立一種反資本主義的體制。41

但為何不能兩者皆是？都市化本身是一種生產過程。數以千計的工人投身於此，他們的工作產生了價值和剩餘價值。我們何不將剩餘價值生產場所的概念重構為是重視城市而非工廠呢？如此一來，我們便能換個方式理解巴黎公社：那些創造了巴黎這個城市的無產階級，希望奪回他們的權利，享有和控制他們所創造的這個城市。這種無產階級與馬克思主義者向來重視的那類無產階級相當不同。在所謂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當前歷史階段，工廠無產階級群眾已大為地減少。因此，我們能選擇去哀悼革命可能性的消失，又或者改變我們對於無產階級的概念，將人數眾多、無組織的城市化生產者視為無產階級，探索他們獨特的革命能量和力量。

那麼，是哪些工人生產了城市？城市建造者，尤其是建築工人，是我們最容易想到的，雖然他們不是唯一一種，亦非規模最大者。作為一股政治力量，建築工人近年在美國（可能還有其他地方），太過頻繁支持帶有階級偏見的大型開發計畫；這類計畫有助他們保住工作。但並非如此不可。泥水匠和建築工人在巴黎公社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九七○年代初，新南威爾斯營建工會發起「綠禁令（Green Ben）」運動，抵制他們認為對環境有害的營建項目，大部分行動都成功了。這項運動最終敗在國家權力的鎮壓和信奉毛主義的工會領導層手上，這些工會領袖認為，關心環境問題是軟弱的資產階級感傷癖的表現。42

但是，各種經濟活動其實是無縫連接的：礦工開採鐵礦砂，煉出鋼鐵，用於修橋鋪路，卡車載著商品經過這些道路，穿梭於生產商品的工廠和消費市場之間。馬克思認為所有這些活動（包括空間中的移動）都生產著價值和剩餘價值。倘若一如馬克思所言，保養、維修和更換（實務上往往難以區分）都是價值生產之流的一部分，那麼我們城市中參與這些活動的勞動大軍，也貢獻於生產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實體基礎設施投資，這些基礎設施塑造了城市的樣貌。如果商品從產地流向其目的地是生產著價值，則工人受雇於連接農村生產者與城市消費者的食物鏈，同樣也生產價值。這些工人若組織起來，將有能力截斷城市的必要物資流動。運輸工人罷工（如過去二十年間的法國和現在的上海）是極其有效的政治武器（一九七三年的智利政變也動用了這種武器，是一個反面例子）。其他例子還有洛杉磯公車乘客聯盟，以及紐約和洛杉磯的計程車司機組織。43

除了食物和其他消費品的流動外，我們也應考慮能源、水和其他必需品的流動，以及這些流動中斷的危險。城市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雖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標準，當中有些活動是「非生產性的」，但仍具有社會必要性，是勞資階級關係再生產的部分「虛費」（faux frais）」（譯註：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二卷闡述，“虛費（faux frais）”是使價值由商品形態轉化為貨幣形態的一種必要流通費用，其效用是減少社會上被拘束在非生產機能上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這種勞動多數一直是暫時、沒有保障、流動和不穩定的。對這種生產和維持城市生活的勞動力來說，新的組織形式是絕對必要的。美國新成立的遭排斥工人協會（Excluded Workers Congress）便是新組織形式的一個例子；該協會集結受短暫和無保障雇用條件困擾的勞工，他們往往一如家庭傭工，在空間上分散於都市各處。44

正是依據這種見解，傳統勞動鬥爭政治的歷史需要重寫。許多勞動鬥爭被說成是完全以工廠工人為重心，但加以檢視後會發現，其基礎廣闊得多。例如科恩（Margaret Kohn）45便抱怨，左翼勞動史學家歌頌二十世紀初的杜林工廠會議（Turin Factory Councils），完全漠視此一事實：該運動的政治操作多數形成於社區中的「人民之家」（Houses of the People），多數後勤支援也源自社區。湯普遜（E. P. Thompson）則告訴我們，教堂和社區中發生的事，對英國勞動階級的形成，就像工作場所中所發生的事那般地重要。若非大量失業者和社區組織在門外不斷提供物質和道德支持，一九三七年的弗林特靜坐罷工會如此成功嗎？在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的英國礦工罷工事件中，居住於如諾丁罕那樣分散的都市化地區的礦工，是率先軟化的一群，來自諾森布里亞緊密社區的礦工則團結到最後，這個現象豈非發人深省？社區組織工作對勞動鬥爭的進行，有如工作場所的組織工作一般重要。因為在許多所謂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當然，不包括中國和孟加拉），傳統的工作場所大量消失，如今的社區組織工作看來甚至更為重要。

在所有例子中，隨著觀察對鬥爭所處社會氛圍的視角改變，我們對於「誰是無產階級」以及「他們渴望什麼」的看法也會改變。工廠之外的關係一旦成為關鍵要素，對抗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的性別組成看來便截然不同。工作場所的社會動力與生活空間中的社會動力那些並不一致。在後一種空間中，性別、種族、族群和宗教差異往往更深刻地銘刻入社會結構中，而社會再生產的問題對塑造政治主體性和政治意識的作用更加突出，甚至是主導性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階級鬥爭的動態和政治訴求的性質看來大不一樣。但若我們回頭看看、重新評估這一切，我們會發現，它們總是與馬克思主義者一廂情願的設想大相逕庭。

佛萊契（Bill Fletcher）和加帕辛（Fernando Gapasin）46因而認為，勞工運動應該更重視組織的地理形式而非行業的形式，而且在行業組織之外，還應該培力城市的中央勞工委員會。

勞工談到階級問題時，不應視自身為獨立於社區之外。勞工一詞應該代表紮根於勞動階級的組織形式，明確追求促進勞動階級的階級訴求。就此而言，紮根於勞動階級（例如工人中心）、處理特定階級問題的社區組織，就是一個勞工團體，一如工會。更進一步地說，幫助失業者和無家可歸者的社區組織，比起那種只維護某部分勞工利益的工會（例如白人至上主義的同業工會），更值得被視為勞工團體。47

佛萊契和加帕辛因此提議採用一種新的勞工組織方法，而這種方法根本反對現行工會締結聯盟和採取政治行動的方式。事實上，具有這樣一個核心假設：如果階級鬥爭並不局限於工作場所，工會亦應如此。因此得出的戰略結論是：工會必須著眼於組織城市而非只是組織工作場所（或行業）。而工會必須與大都會區各社會領域的盟友合作，城市組織工作才有可能成功。

他們接著問：「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組織一個城市？」在我看來，如果反資本主義鬥爭未來幾年要復興，這是左翼必須回答的關鍵問題之一。實際上，這種鬥爭有其輝煌歷史。一九七○年代「紅色波隆那」（Red Bologna）的啟示，便是一個好例子。48此外，自一九六○年代以來（甚至到今天仍然如此），法國共產黨在市政管理上的表現，一直遠優於它在政治生活中其他領域的表現（部分原因在於它不必奉行來自莫斯科的教條或實作命令），這是令人好奇的歷史諷刺之一。一九八○年代初，英國各地市政當局對抗柴契爾主義的鬥爭不但反對當時的政治主流，還有創新的潛力——例如大倫敦議會便是這樣，可惜這整層的治理機構後來遭柴契爾廢除了。即使在美國，密爾瓦基的市政機關曾有很多年是由社會主義者執政的，值得注意的是，至今唯一當選美國參議員的社會主義者，從政生涯的起點是在佛蒙特州伯靈頓當市長，並贏得當地民眾的信任。

若說巴黎公社中的生產者是想奪回他們對巴黎這座他們創造出來的城市的權利，我們該怎麼看「人接近城市的權利」（the right to city）這樣的口號？它可能成為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講的「吶喊和訴求」、成為團結政治力量投入反資本主義鬥爭的關鍵口號嗎？這個口號當然是一個空洞的符徵，其中充滿內在的但非超越性（transcendent）的可能性。這並不意味著它無關緊要或政治上無力。一切取決於誰來賦予這個符徵革命性的而非改良主義的內在涵義。這必將是富爭議性的，一如馬克思曾說道：「在相等的權利之間，力量起決定作用」。49

區分城市場景下的改良主義倡議與革命性倡議確實相當困難。巴西愉港的參與式預算，巴西庫里奇巴的生態敏感計畫，或美國許多城市爭取「生活工資」的運動，表面看來都只是改良主義的倡議（而且也不是很重要的改革）。中國重慶的試驗雖然採用了毛主義的辭令，但比較像重視再分配的北歐社會民主制度，而不是一場革命運動。但隨著這些活動的影響力擴散，它們揭示了在大都會尺度研擬更基進的概念及行動的其他深層可能性。例如有關「接近城市的權利」的修辭廣為傳播（從薩格勒布傳至漢堡再傳至洛杉磯），似乎暗示這當中可能涉及較為革命性的東西。50這種可能性顯現現行政治勢力（例如出席二○一○年里約世界城市論壇的眾多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機構，包括世界銀行）迫切希望收編該語言，用於自身的目的。

抱怨這種收編企圖是毫無意義的，左翼應視之為一種恭維，並致力提出我們獨特的內在涵義，充實這種修辭。我們強調的觀點很簡單：參與城市的生產和再生產勞動的所有人，享有一項集體權利，不僅可以享用他們生產出來的東西，更有權決定生產什麼、在哪裡生產、如何生產。我們必須建構一些民主工具（並非現行的金權民主制度），以便決定如何在宰制的階級關係之外，較符合「我們」（都市化和都市狀態的生產者）心願的方式，恢復城市生活的勃勃生氣。

當然，立即有人提出反對意見：目前有很多種農村、農民和原住民運動，都有可能奪回他們自身的獨特權利；既然如此，為什麼要集中關意城市呢？無論如何，城市作為一種實體對象，不是已經失去作為鬥爭對象的意義了嗎？這種反對意見固然有其根據，都市化已經產生了一種高度差異化的社區和互動空間馬賽克，我們很難去為了任何一種連貫的政治計畫，將這些社區和空間集結起來。事實上，構成城市的各種空間之間有很多競爭和衝突。我估計列斐伏爾正是因為這理由，將他的焦點從都市革命轉向較為寬廣的空間生產領域——若採用我的說法，是轉向不均等地域發展之生產，作為理論分析和政治鬥爭的焦點。

缺乏想像力的學者們，可能會因為這種反對意見而得出這樣的結論：城市已消失了，接近城市的權利因而成為凌虛蹈空之舉。但是，想像力對政治鬥爭的激勵作用並不亞於實際存在之物。「城市」一詞具有一種標誌性和象徵性歷史，深深嵌入政治意義的追求中。上帝之城，山頂之城，烏托邦渴望之城，城市與公民的關係，城市作為變動不居的時空秩序中的一個獨特歸屬地，這一切都賦予城市一種政治意義，能動員特定的政治想像——如果將口號改為「生產空間的權利」或「不均等地域發展的權利」，這種政治想像便會消失無蹤！

接近城市的權利不是一種排他的權利，而是一種集中的權利。享有這種權利的不僅是建築工人，還包括對日常生活的再生產有貢獻的所有人：護理人員和教師，下水管和地下道維修工人，水電工，醫院工作人員，卡車、公車和計程車司機，餐飲業勞工和演藝人員，銀行職員和市政官員。它在極其多樣的碎片化社會空間中尋求一致性。可行的組織形式或許有很多種——例如工人中心，區域工人大會（多倫多提供了一起範例），乃至於其政治目標亦顯多樣，包括追求此權利的各種聯盟（例如「接近城市的權利聯盟」）、「遭排斥工人協會」，以及工作不穩定勞工的其他組織。若想改變世界，這就是我們必須組織的無產階級力量。如果想組織整個城市，我們正必須從這裡做起。城市生產者必須站起來，奪回他們接近自己集體生產出來的城市之權利。改造城市生活，尤其是消滅都市化生產過程中的階級關係，必須成為通往反資本主義變革的道路之一（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那條路）。這是左翼必須設想的，它將是未來多年左翼政治策略的核心。

評　註
Commentary

二○○六年一月，我搭乘高鐵從西班牙的科多巴前往馬德里，途中經過位於馬德里南方的雷阿爾城。我記得，當時我心想：我不曾見過這麼多建築起重機同時出現在一個地方。該地顯然正經歷一波投機性的營建熱潮，而這種情況幾乎總是慘淡收場。不過，當時建造的並非只有房屋，該時期，幾乎每一座西班牙城市都展開了各種揮霍的公共基礎建設項目，它們在經濟面上幾乎毫無道理。雷阿爾城耗費約十億歐元建造了一個新機場，但當地沒有什麼能吸引企業或遊客的東西。二○一五年七月，那個空蕩蕩的機場被拿出來拍賣，結果最高出價是一萬歐元。在中國，若干全新建設的城市一直閒置著。其他地方，房市二○○七／○八年崩盤之後，如今又出現正形成另一個資產泡沫的跡象，尤其是在土地和房產價格飆漲的大都市如倫敦、紐約、上海和伊斯坦堡（這還只是我曾去過的一些城市）。

我們最近經歷的這場經濟危機，其關鍵時刻一般孰認是二○○八年九月十五日的雷曼兄弟破產事件。此後，已經有人大量發表關於這場危機的著述，談論在美國聯準會和華爾街（誰對誰說了些什麼）、影子銀行體系錯綜複雜之處、各種新金融商品的複雜性、信貸市場凍結和消費需求崩跌如何導致失業率高漲，以及這種影響如何在日趨一體化的全球金融體制中波及其他地方（視曝險的規模和形式而定，各地受影響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因為某些原因，很少人關注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一切始於美國某些地區，以及一些外圍國家如西班牙、愛爾蘭、拉脫維亞和匈牙利的房地產市場？

房市和人造環境投資是當代經濟的一大部分，而它們涉及的債務對全球資本主義的穩定構成不小的威脅。如我在本章指出，中國在人造環境方面的投資，是二○○八年之後穩定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大支柱。中國的都市化步伐最近放緩，已拖累原物料供應國（例如澳洲、加拿大、智利和巴西），導致這些國家瀕臨或已陷入經濟衰退。那麼中國現在提出了什麼類型的都市化計畫呢？中國計劃建設一個巨型的城市複合體，面積約如美國堪薩斯州，以北京為中心，容納一億三千萬人左右，以高速交通和通訊網絡將各部分連接起來。伊斯坦堡也有一個規模較小的類似計畫，但在融資方面遇到了困難。這種計畫因為投機過度而崩潰或造成環境災難的風險並不小。截至二○一五年八月，全球再爆發一場大危機的威脅已經隱約浮現。此外，這種投資的純物理性質就很有問題。但是多數分析師對此視若無睹。

房市崩盤及其隨後參差的復甦造成的經濟和財富效應，受到很多關注。我們看到很多房貸止贖（法拍屋）分佈圖，而它們顯示，弱勢和被邊緣化的人口（在美國以黑人、西班牙語裔移民，以及主要為女性的單親家庭為主）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資產價值損失。我們也知道，頂層一％人口的多數財富儲存在房地產上，而相對於建造為民眾提供平價住宅的城市，資本看來對建造城市供有錢人（和對沖基金之類的機構）投資熱衷得多。我們也知道，許多跡象顯示，城市日常生活的品質造成的不滿已經沸騰，以致世界各地出現很多城市騷亂和暴動（例如伊斯坦堡蓋齊公園（Gezi Park）事件，以及二○一三年七月巴西多個城市的騷亂）。城市日常生活的政治已經成為政治行動主義的溫床。

我寫這篇有關這場危機的都市根源的文章，以及隨後《叛逆的城市：從接近城市的權利到都市革命》（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這本書，是希望引導人們去注意當代世界的這些特徵。即使只是略懂馬克思研究資本循環和積累的分析方法，也不難看到這當中的潛在壓力點和脆弱環節，以及應付問題的臨時方案（例如將危機轉移到別處或未來）。在這個分析過程中，我致力忠於馬克思的以下基本見解：我們在二○○七─○九年間經歷的這種資本危機（這場危機在許多方面仍未結束），是「彼此分離、獨立運作但互有關聯的多項因素的狂暴融合」，不多也不少。有關這場據稱始於二○○八年的危機的一般解說，忽略了許多相關關係。當中的一項需要我們較仔細地檢視資本在其二級迴路中的循環和積累。我們必須發掘出這些被忽視的關係，並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加以綜合說明。

第十一章

資本的演化

自一七五○年以來，資本主義興起所釋出的力量已經多次改造世界。如果你在一八二○年飛越英格蘭中部地區，你會看見幾座建築密集的工業化城鎮（從小工廠煙囪噴出有害煙霧），城鎮間被大片的農業區分隔開來，散布其中的村莊和農場仍保留傳統的農村生活方式，與此同時，莊園地主對新的農業生產方式讚不絕口，這種方式顯著提升了農業生產力（進而提高貨幣地租）。建築密集的工業中心（如曼徹斯特和伯明翰）藉由塵土飛揚的公路和狹窄的運河互相連結，並連接主要的商業港口城市（如布里斯托和利物浦）和興旺的資本之城如倫敦。裝滿煤或其他原料的駁船由辛勞的馬匹或飢餓的婦女（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記錄）沿著運河拖行——當時的運輸速度還相當慢。

如果你在一九八○年飛過珠江三角洲，你會看到像深圳和東莞這種小鄉鎮散布在基本上自給自足的農業地區，其主要生產活動是種植稻米和蔬菜、飼養牲畜、養殖水產，並以公社的形式組織起來，以地方黨官的鐵腕統治的公社形式組織起來，而這些黨官享有「鐵飯碗」，不必擔心挨餓。如果我們在二○○八年飛過上述兩個地區，會發現它們的景觀已徹底改變：眼前是無序擴張的城市景象，而這些地方的生產和運輸方式、社會關係、使用的技術、日常生活和消費方式，皆已截然不同。

馬克思曾經主張，我們的任務主要不是理解世界，而是改變世界。果真如此，我們必須說資本主義已聽從他的意見並已取得挺不錯的成績。這些巨變發生前，促成轉變的那股力量往往不曾費心去了解世界的運作方式或變化造成的可能後果。意料外的事一再發生，不知不覺造成許多十分麻煩的後果，需要龐大的學術和實務工作投入去解決。

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充斥著各種矛盾，即使部分類型的社會理論（尤其是經濟理論）都源自於考察這些矛盾。糟糕的一面是：我們不但面臨不時打斷資本主義發展的週期性和經常是地域性的經濟危機，我們還面臨種種其他問題，包括資本主義陣營之間及帝國主義陣營之間的世界戰爭、環境惡化、喪失生物多樣的棲息地、人口快速成長之際貧窮蔓延、新殖民主義、嚴重的公共衛生困境、疏離異化、大量的社會排斥，以及因為暴力、缺乏安全感、欲求不滿而焦慮不安。往好的一面看，我們一部分人所生活的世界，如今享有空前的物質生活水準和幸福程度，旅行和通訊方式已徹底革新，互動的實質空間（儘管不是社會空間）障礙已大為減少，醫學（包括生物醫學）進步延長了許多人的壽命，龐大而蔓延的、布滿奇觀的城市被建造起來，知識大增，希望長存，一切看來皆有可能（從自我複製到太空旅行）。

但無可否認，這正是我們所處的矛盾重重的世界，而且正繼續以無法預料和看似無法控制的方式快速演變。這種演變背後的原理一直晦澀難明，不像達爾文研究的自然演化那樣具有若干支配性的演化原理，部分原因在於是我們人類創造了這段歷史，依據各種彼此競爭的集體（有時個別）的慾念，如果我們希望藉由有意識地干預、集體地將世界改造得比較合理和合乎人道，就必須先設法大幅增進我們對世界的運作方式、對自身作為及其後果的理解。

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當然不能化約為資本積累問題。但我們必須承認，大約自一七五○年以來，資本積累和人口成長便是人類社會演化的核心動力。了解它們確切如何發揮作用，對解開資本之謎至為重要。其中是否存在某些演化規律，可以幫助我們解開謎團？

我們暫先不考慮資本主義持續演變的空間組織、地理動態、環境影響和制約，而先著眼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想像資本圍繞著幾個不同卻互相有關的「活動領域」（activity spheres）運轉動以追求利潤的情境。其中一個關鍵的「活動領域」涉及創造新的技術和組織形式。此一活動領域中的變化對社會關係和人與自然的關係有深刻的影響。但我們也知道，社會關係和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正以某些絕非由技術和組織形式決定的方式演變。此外，勞動力供給不足或自然資源短缺，有時也會帶來創造新技術和新組織形式的巨大壓力。例如美國媒體間近來出現了許多評論，認為美國必須利用一系列的新技術好使國家可以不再倚賴進口石油同時對抗全球暖化。歐巴馬政府已承諾為此執行一些計畫，並已推動汽車業生產電動車或油電混合車（遺憾的是，中國在這方面已經遙遙領先）。

生產體系和和勞動過程及日常生活經由消費得到再生產的方式同樣密切相關。這些都無法不受支配性的社會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適時創造出來的技術和組織形式影響。雖然我們所說的「自然」明顯地受到資本積累影響（棲息地遭破壞，物種滅絕，全球暖化，新的化合物造成污染，精密的管理方式提高了土壤和森林的生產力），無疑地卻非資本積累所決定。地球上一直都有不受其他因素影響的演化過程在進行，例如新的病原體（譬如愛滋病毒）便可能對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要求資本積累過程中的技術、組織和社會面向對此有所回應）。這對日常生活的再生產、性關係、性活動和生育方式均有很深的影響，但醫療技術的發展、制度上的調整以及社會和文化信念的變化，某種程度上緩和了這種影響。

這些「活動領域」全都處於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例如私有產權和市場契約）和行政架構（國家和地方政府、跨國組織）當中。這些制度也有自身的演變步伐，但也不時被迫適應危機狀況和變動不定的社會關係。此外，世人總是根據自身的預期、信念和對世界的理解而各行其是。社會體系倚賴（對專家的）信任、決策者掌握充分的知識和資訊、人們接受合理的社會制度（有關階層結構或平等程度）以及倫理和道德標準的建立（例如關於人類與動物的關係、人類對大自然和其他物種的責任）。既有的文化規範和信仰體系（例如宗教和政治意識形態）相當有力，但它們無法獨立於社會關係、生產和消費以及支配性的技術而存在。演變中的資本積累技術要件和社會條件，及與無止境積累相符的知識結構、文化規範和信仰體系，彼此之間相互鬥爭的關係，對資本主義的演化有關鍵影響。為了方便論述，我將最後面這些要素歸入「對世界的心智概念」的類別中。

根據這種思考方式，資本主義的演化軌跡中有七個不同的「活動領域」，也就是技術和組織形式、社會關係、制度和行政安排、生產和勞動過程、人與自然的關係、日常生活和人類的再生產以及對世界的心智概念。這些活動圈沒有一者獨占主導地位，但也沒有一者與其他活動領域毫無關聯。此外，所有活動領域都是其他所有活動領域能夠集體決定的。每個活動領域會自行演化並總是與其他活動領域保持動態互動。技術和組織形式因為各種原因而改變（有時是意外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始終相當不穩定地變化著，僅有部分變化是人類去改良的。我們對世界的心智概念也往往是不穩定，爭辯不休，除了受科學發現影響外，也受到各種幻想、時尚潮流以及狂熱的文化與宗教信仰及慾望影響。心智概念的變化會產生各種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後果，影響我們所接受的技術和組織形式、社會關係、勞動過程、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制度安排。日常生活和人類再生產那領域產生的人口學動態，既是自主的也深受與其他活動領域的關係影響。

這些活動領域之間複雜的相互影響一直在重塑每個活動領域。此外，這些互動未必是和諧的。事實上，我們可以根據不同活動領域之間的緊張對立關係來重新界定「危機」此一概念，例如新技術與人們重塑社會關係的渴望背離，或是破壞現行勞動過程的組織，便可能產生危機。不過，我們在這裡不會像分析資本循環時通常會做的去依次檢視這些活動領域，而是將視其為在資本主義漫長歷史中的集體地共同存在和共同演化。

就特定時空下的特定社會而言（例如一八五○年的英國或現在的中國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我們可以根據這七個活動領域的組織方式和相互關係，界定該社會的一般特質和狀態。我們也可以根據這些活動領域之間的緊張關係和矛盾，展望當地社會秩序的未來可能的演化動態乃視情境而定故非恆定的。

資本的循環或積累必然以某種方式涉及這七個活動領域的每一個。資本如果在某個活動領域之中或某些活動領域之間遇到障礙或限制，就必須設法繞過障礙或超越困難。如果困難很嚴重，便可能成為危機的源頭。因此，研究這些活動領域的共同演化可以提供一個框架，幫助我們認清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演化和它容易產生危機的特質。那麼，這個相當抽象的分析框架，可以如何具體運用呢？

有件趣事或許有助回答此問題。二○○五年秋，我獲邀擔任一個評審委員會的共同主席，為韓國一座全新的城市挑選設計構想。該城市當時被稱為「多功能行政城市」（今為世宗市），最初的構想是要成為韓國的新首都，但受限於憲法故降級為衛星城市。它處於首爾與釜山的中間，將成為韓國政府許多行政機關的所在地。評審委員會的任務是評斷設計構想，而非選出最終設計方案。最終方案由該項目的負責人決定，負責人參考我們的意見，納入他們認為參賽作品中有用的東西。評審委員中一半為韓國人，一半則來自其他國家，以工程師、城市規畫師和著名建築師為主軸。韓國政府顯然對於韓國和亞洲多數國家截至當時所流行的公式化城市規畫方式感到厭倦，希望有所創新，甚至是樹立城市規畫的世界級新典範。

做出決定之前，我們討論該用何等標準以評斷提交來的諸多設計方案。最初的討論圍繞著建築師的觀點，評審委員對圓形和方形設計迎合不同發展策略的象徵意義和實際功能有不同看法。我們瀏覽各方案的設計圖便很容易看清這方面的差異。此時我介入討論，建議評審們擴大討論範圍，考慮若干其他評斷標準，例如這座城市與自然的關係和採用的技術組合；設計方案的處理方式將會導致何種生產和就業形式以及相關社會關係（例如我們應如何面對該城市將由科技和官僚菁英主導的問題）；不同階層的居民的生活品質和其中所涉及的對世界的心智概念，包括這種新型城市的居住體驗可能會產生的政治主體性（居民會變得更加個人主義或傾向某種社會團結方式？）。最後我表示，期望硬體設計能處理所有這些問題是不切實際的，但我們應該盡可能敏銳地顧及這些標準來建設這座新城市。

其他評審對這種思考方式頗有興趣。大家圍繞著我的想法討論了一陣子，直到一位建築師顯然對這種複雜的討論感到不耐煩，於是打斷我們表示雖然這些標準無疑都有道理，但其中一個顯然是最重要的，那便是心智概念；由此出發，最重要問題是象徵意義。結果我們很快便回到之前的話題，再度討論起城市設計中圓形和方形的象徵、概念和物質可能性！

這聽起來或許太理想主義了，但如果我有機會負責建設一座全新的城市，我會希望它是一座可以演化以迎合未來需求的城市，而不是一個固定、僵化、已建造完成的永久結構。此外，我不但要想像不同活動領域之間的可行互相激活方式，更希望有意識地利用它們，目的主要是為了打開各種可能性，而非達成某個具體目標。當然，一開始時這座城市必得依據支配性的社會關係、就業結構、可用的技術和組織形式被建造。但是，我們也可以視它為一個實驗場所，利用它來探索新的技術和組織形式，以發展比較平等的社會關係（例如促進性別平等）以及建立更和諧的人與自然關係——相對於資本以３％的複合成長率無止境積累（這種追求正變得愈來愈邪惡）所要求的人與自然關係。

這種思考框架不是我發明的。它其實是利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五章一個註腳發展出來的[譯註：郭大力、王亞南的《資本論》中譯本第十三章〈機械與大工業〉第四個註腳]。有趣的是，馬克思在該註腳中略為提到達爾文的演化論，然後評論道：「技術揭示人與對自然的能動關係，人類生活之直接生產過程，從而揭示了人類生活之社會關係的生產過程，及由以此為基礎的心智概念之生產過程。」馬克思在這裡提到我所講的七個活動領域的其中五個（如果「人類的生活之直接生產過程」包括商品生產和日常生活中的商品消費，則可說是六個）。唯一沒提到的是制度安排。

這則註腳出現在馬克思詳細檢視資本主義的支配性技術和組織形式如何形成之前，這一點意義深遠。馬克思希望了解工廠制度的起源，也想了解器械產業（利用機器生產機器）作為致力創造新技術的一種自主行業如何興起。《共產主義宣言》指陳「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是資本主義至今未變的標誌，而器械產業正是支撐此一標誌的關鍵產業。

在馬克思長篇討論機器的這一章中，不同的活動領域共同演化，迎合並鞏固資本主義不斷變革的特質。以前的人們視生產為一種技藝，後來的主流觀念則變成生產是基於科學知識、有意識地應用新技術。隨著工人日益淪為可以靈活運用的機器附屬物，工人不再是具有獨特技能的工匠，階級、性別和家庭關係隨之改變。同時，資本家利用新的技術和組織形式作為武器，在階級鬥爭中對付勞工（最終是利用機器來規訓勞動者）。大量女性加入勞動市場（無論是當年還是現在），產生各種各樣的社會影響。勞工愈是必須靈活地適應不同的工作要求，公立教育（在當年是一種制度創新）愈有必要存在。這促成了其他制度的變革，尤其值得注意英國當年在資本家和地主主導下通過了「工廠法（Factory Acts）」，當中便有教育條款。英國政府的工廠視察員制度也為馬克思提供了支持其論點的大量子彈。新的組織形式（企業式工廠）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倡導應用新技術，進而影響社會關係和人與自然的關係。在整個過程中，不曾出現某個活動領域似乎支配其他活動領域的情況。

但是，各活動領域發展參差不齊，結果造成資本主義演化過程中的壓力。在某些重要關頭，這些壓力將資本的演化導向特定方向。隨著愈來愈多女性被吸收到勞動市場中，這種動力是否會產生一種「更高級」的新家庭形式？資本體制要求公立教育培養出識字、靈活和訓練有素的勞工，最終是否會促成普遍的啟蒙，使勞動階級運動獲得主導力量？技術發展能否減輕勞工的負擔，而不是把勞工更無情地綁在資本無止境積累的體制裡？過程中有著各種可能性，但實際的選擇將資本主義推向愈來愈壓迫的道路。英國人對自由放任政策的偏好在十九世紀並不必然壓倒其他政策方向。但一旦如此，資本主義的演化便往一個十分特別（但並非特別仁慈）的方向前進。

講到這裡，我來總結一下。七個活動領域在資本主義的演化史中各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演化。沒有一個活動領域能凌駕其他活動領域，每個活動領域都有自主發展的可能（自然地，自主地突變和演化，心智概念、社會關係、日常生活方式、制度安排和技術應用等等也是如此）。每個活動領域都會因為與其他活動領域的互動和自身的內部動力不斷地更新演變，導致人類事務不斷推陳出新。活動領域之間的互動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而是經由資本的循環和積累，辯證地彼此交織。整個結構因此形成一個社會——生態總體（socio—ecological totality）。我必須強調，這不是一種機械結構，不是各組成部分必須嚴格服從整體命令的社會引擎。它更像一種由許多不同物種和活動形式構成的生態系統，也就是法國哲學家暨社會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稱的「總體」（ensemble），或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所稱的各組成要素處於一種動態相互關係的「聚合體」（assemblage）。在這種生態總體中，各組成部分的相互關係流動開放，但也無可避免地交纏一處。

各個活動領域的發展差異除了產生偶然狀況外，也造成緊張和矛盾（極似達爾文演化論中不可預料的突變造成偶然狀況）。此外，某個活動領域在特定時空下出現爆炸性發展進而發揮先鋒的作用則完全有其可能。新病原體的突然肆虐（例如愛滋病毒、禽流感或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有關勞工權利、民權、女權、同性戀權利的社會運動盛行，技術創新大井噴（例如近年電子和電腦晶片技術的快速發展）或烏托邦政治強烈爆發，都曾在不同的時空下引領共同演化的過程，對其他活動領域構成巨大的壓力，迫使它們迎頭趕上或凝聚反抗勢力。一旦技術本身成為一種生意（這是十九世紀中以來愈來愈明顯的趨勢），資本主義體制有時就必須創造出某種社會需求來利用新技術。例如醫藥界便創造了針對某些身心狀態的全新診斷方式以配合新藥銷售：抗憂鬱藥百憂解（Prozac）便是經典例子。資本家乃至社會大眾皆普遍地相信每一個問題都可以利用技術手段解決、每一種病痛都有相應的藥物可治，此導致各式各樣的後果。「技術崇拜」由而在資產階級歷史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既帶來驚人的成就也造成許多自找的大災難。此導致許多人認為，人與自然的關係出現問題必須靠新技術而非社會再生產和日常生活的革命來解決！

歷史上的某些時期，某些活動領域之間似乎出現根本的矛盾。例如美國雖然極度重視科技發展，但卻有許多人不相信演化論；全球氣候變遷的科學研究已相當成熟，卻有很多美國人深信氣候變遷論是場騙局。如果許多人因為宗教和政治信念而不相信科學，我們還能如何增進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解呢？這種情況往往將資本主義導向停滯階段或徹底的重構。危機通常成為該階段即將來臨的徵兆。此處，資本主義的危機同樣地傾向於不曾被解決，僅是被轉移了。

但這一切是有底線的。無論在哪裡出現怎樣的創新或變遷，資本主義要長期生存下去，就必須能夠創造３％的複合成長率。資本主義歷史上充斥著技術創新失敗的例子，也曾有過許多倡導新社會關係的烏托邦計畫（例如美國十九世紀的伊卡利亞公社（Icarian communes）、一九五○年代以色列的「基布茲」（Kibbutzim）集體社區或是現在的「綠色公社」），結果在資本主義邏輯的壓倒性優勢下被收編或放棄。但無論發生什麼事、無論採用什麼手段，資本都必須以某種方式組織七個活動領域，遵循３％成長的法則。

資本主義的實際演化類似古爾德（Steven Gould）有關自然演化的「斷續平衡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各活動領域相對緩慢、和諧的共同演化時期，被一些擾亂既有秩序、激烈變革的階段打斷。目前（二○一○年）我們可能正處於這樣一種激烈變革階段，但也有跡象顯示，某些勢力迫切希望恢復原本的秩序，希望能像什麼事都沒變生過那樣繼續前進（他們認為根本不應出現任何重大變革）。

資本主義上一個重要的重構階段發生在一九七三至八二年的危機時期，我們且以此為例檢視斷續平衡論。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中，我試著闡述資本主義始於該時期的重構過程。當年，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尤其是在美國（當時無可置疑的資本主義首要強國），資本家階級的勢力相對於勞工和其他社會運動顯得正逐步減弱，資本積累也出現了滯後的狀況。主要企業的老闆、媒體大亨和富豪（當中很多人是資本家的後裔，例如洛克菲勒兄弟）於焉展開反擊。他們啟動了「國家金融連結體」的根本重構（先是在美國，然後在國際上，解除對金融業的管制、解放債務融資，為世界引進更激烈的國際競爭並重新界定國家機器在滿足社會需求方面的角色）。藉由製造失業、去工業化、引進移民、境外生產和各式各樣的技術和組織形式變革（例如轉包），資本重新確立了它相對於勞工的勢力優勢。後來加上雷根／柴契爾年代對所有勞工組織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攻擊，資本藉由壓低工資和縮減國家對社會需求的承擔，解決了營利能力和財富萎縮的危機。資本訴諸新自由主義原則，宣傳個人自由必然鑲崁在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中這種觀念，重塑了人們對世界的心智概念和政治主體性。根據這些原則，國家必須縮減滿足社會需求的工作，而且必須逐漸廢除一九七○年代初建立的規管（例如環保法規）。新形式的小眾消費主義（niche consumerism）和個性化生活方式突然興起，其基礎是一種後現代都市化方式（市中心的迪士尼化和仕紳化）以及圍繞著自我中心個人主義、認同政治、多元文化主義和性偏好的社會運動興起。

這些運動不是資本創造出來的，但資本確實找到方法利用和操縱這些運動，一方面破壞重要的階級團結，二方面將這些運動相關的情感需求和實際需求商品化，並將這些需求導向利基市場。廣泛應用於生產和消費上的新電子技術對勞動過程產生了巨大影響，對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也影響至深刻（筆記型電腦、手機和iPod隨處可見）。新電子技術可以解決世界所有問題成為一九九○年代拜物教的箴言。伴隨而來的是人們對世界的心智概念起了同樣巨大的轉變：更加強烈的占有式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興起，賺錢、負債、資產投機和私有化流行，社會各階層也普遍接受了強調承擔個人責任的文化規範。例如針對眼下這波房貸止贖潮（大量借款人因違約而失去贖回房屋的權利）的初步研究顯示，許多失去住家的人責怪自己未能盡到為家人提供住所的個人責任，而非怪罪制度或系統問題——無論他們是出於什麼原因違約。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年代，世人對國家和國家權力應該發揮什麼作用的看法已戲劇性地改變，隨著國家被迫提供巨額援助以因應當前危機，這種看法如今受到質疑。

當然，具體情況則複雜得多，產生作用的多種力量縱橫交錯。在世界舞臺上，新自由主義的不均等地域發展顯然隨處可見，各地抵制的強度則各有不同。我在這裡想說明的是一九八○至二○一○年間，就那七個活動領域而言，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對於經歷了這段時期的每一個人而言，這些活動領域的共同演化顯而易見。

就社會理論和大眾的認知而言，其危險在於認定某個活動領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先前提及韓國新城市設計評審委員會中有位建築師表示心智概念顯然是最重要的；這種主張相當常見，而且無疑地受到可理解的簡化渴望所驅使。但這種簡化既沒有道理，也可能產生危險的誤導。事實上，我們周遭充斥著危險的、過度簡化的單一因果解釋。在暢銷著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中，新聞工作者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便厚顏地主張一種技術決定論（他誤以為這是馬克思提出的觀點）。戴蒙（Jared Diamond）的暢銷書《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則認為人與自然的關係才是最重要的，人類演化因此變成了環境決定論的故事。例如他認為非洲貧窮是環境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因為非洲人種素質較差，也不是因為非洲受到始於奴隸交易、長達幾個世紀的帝國主義掠奪（他沒有提到後者）。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等人則認為制度創新無疑是決定國家財富差異的關鍵因素。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則多數相信階級鬥爭決定論。某些人認為性別、性慾特質或種族方面的社會關係在社會演化中扮演先鋒角色。另一些人則認為當前的問題源自極端的個人主義和普遍的人性貪婪。唯心論認為心智概念是社會變遷的先鋒，此派的歷史相當悠久（黑格爾的歷史理論最具代表性）。但除此之外，也有許多派別將一些重要創新者和企業家、宗教領袖或烏托邦政治思想家的願景和觀念視作一切的核心（毛澤東主義的某些派別是最後一類的例子）。這些派別認為真正重要的是改變信念和價值觀。某些人會說，只要改變論述，世界也將改變。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中的工人主義派則認為真正革命性的變化只能源自勞動過程，因為改變世界的真正力量只存在於勞動活動中。哈洛威（John Holloway）便宣稱，只有從這裡出發才可以「不掌權便改變世界」（這是哈洛威著作的書名）。在另一本暢銷書《看不見的力量》（Blessed Unrest）中，霍肯（Paul Hawken）似乎認為，當代的社會轉變只能源自無數人在他們的居住地改變日常生活的實際作為，拋棄以往造成災難的各種政治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心智概念（從共產主義到新自由主義），而且這種轉變已經開始了。如今，這種觀念的左派版本認為特定地區的日常生活政治是政治行動和基進變革最重要的溫床。創造在地的「團結經濟」（solidarity economies）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自稱「制度學派」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則相信一種社會變遷理論，認為控制和改革制度安排與行政體系至為重要。這一派的革命列寧主義版本認為必須奪取和粉碎國家權力。另一種基進版本則源自傅柯的「治理技術」（governmentality）研究，很有意思地分析了制度和行政系統與日常生活（被理解為「身體政治」）這兩個活動領域的交集。

眾多可能性之中，每一種立場都可以針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態動態和建構替代體制的可能性，提出一些重要但面向單一的觀點。如果這種觀點被高估為唯一正確的教條，從而視之為變革最重要的政治施壓點，便會出現問題。社會理論史上不乏因為偏重某些活動領域而造成災難的案例。有時候是因為某個活動領域（例如階級鬥爭或技術變革）似乎成了當前演變的前鋒。在這種情況下，不承認那些在特定時空下走在社會生態演變前面的力量未免太固執了。因此，我並非主張對這七個活動領域一視同仁、等量齊觀，而是主張我們必須牢記其不均等發展中辯證的緊張關係。

於某時某地顯得不重要的事物，換作不同時空下可能變得十分關鍵。勞工運動在政治上的作用目前並不如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初那麼重要。眼前我們對人與自然關係的關注遠比以前密切。當代對「日常生活政治」的關注，顯然是好事，原因很簡單：以前它並未得到應有的關注。現在，我們大概不必再一次說明新技術和組織形式的社會影響，以往我們太常不加思索地偏重新的技術和組織形式。

事實上，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如何從封建制度中興起的整套論述，可以依據上述七個活動領域的共同演化觀來重構和理解。資本主義取代封建制度，並不是靠某個活動領域產生的力量完成乾淨俐落的革命。它必須在舊社會的空隙中成長，一點一點地取代舊制度，有時巧取（利用一些狡詐的伎倆），有時豪奪（動用武力奪取資產）。雖然資本主義最終贏得這場戰爭，但在這段過程中，它也常在某些戰役中輸給舊秩序。不過，建立了一點勢力之後，新生的資本家階級欲建立旨在取代舊秩序的社會體制時，起初必須以封建制度中早已建立的技術應用、社會關係、行政制度、心智概念、生產體系、人與自然關係和日常生活形態為基礎。各活動領域經過一段時期的共同演化和參差發展之後，資本主義才找到了自己獨特的技術基礎、信仰體系和心智概念、充滿階級壓迫的不穩定社會關係、奇特的時空節奏、同樣奇特的日常生活方式、生產過程和制度與行政框架，並得以宣稱這是真正的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完成這些轉化的過程中，挾帶著不同環境所賦予的多種標記。雖然基督新教、天主教和儒家傳統的差異對於資本主義在世界各地的運作方式的影響很可能被誇大，但若認為這種影響與此無關或微不足道，則太過魯莽。此外，資本主義站穩腳跟後，便投入各活動領域持續不斷的革命性運動中，好去調和資本以某個複合成長率無止境積累所產生的必然壓力。一九五○和一九六○年代英國勞動階級的習慣和風俗，與一九九○年代出現的勞動階級日常生活習慣和心智概念幾乎沒有什麼關係，「勞動階級」社會關係的定義也已截然不同。資本主義啟動的共同演化過程是無休止的。

以往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嘗試過程中最嚴重的一種失敗，或許是不願意在政治上處理全部七個活動領域，利用它們之間的辯證關係打開各種可能性。革命共產主義（尤其是蘇聯那種）在一九二○年代的革命試驗時期後遭史達林終止；他將各活動領域之間的辯證關係簡化為一項單一路線計畫，以生產力（技術）為變革的先鋒。這種做法無可避免地遭致失敗。它導致一種停滯狀態，行政和制度安排變得僵化，日常生活變得單調乏味，也扼殺了探索新社會關係或心智概念的可能。它忽略人與自然的關係，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當然，當年列寧別無選擇，只能在舊秩序（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基礎上致力建設共產主義；站在這個角度，列寧接受福特主義式工廠制度，接受其技術和組織形式，視其為過渡至共產主義的過程中必要的一步，這是可以理解的。他提出了看似合理的主張：如果真的要過渡至社會主義然後再成就共產主義，一開始必然要以資本主義已創造出來的最先進的技術和組織形式為基礎。問題是，當局並未認真致力構想社會主義（遑論共產主義）的技術和組織形式，當然也不曾實際投入相關建設；這問題在史達林掌權之後尤其明顯。

毛澤東因為對矛盾的運作有強烈的辯證意識，且至少在原則上認識到革命必須是永久的（否則一文不值），結果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意識地偏重不同活動領域的革命改造。「大躍進」強調生產、技術和組織變革。它未能達成其直接目標，並造成一場大饑荒，但幾乎肯定地對於中國人的心智概念產生巨大影響。文化大革命試圖直接徹底重構社會關係和中國人對世界的心智概念。雖然當代普遍認為這兩場運動都以慘敗收場，令人有所懷疑的是，從許多方面來看中國自一九七○年代末推動制度和行政改革以來出現驚人的經濟表現和革命性的轉變，是牢固地建立在毛澤東時期的真正成就基礎上（尤其是隨著共產黨加深對日常生活的控制，許多「傳統」的心智概念和社會關係遭摒棄，）。例如毛澤東在一九六○年代派出大量「赤腳醫生」前往以前遭漠視的貧窮農村地區，教導人民基本的疾病預防知識、公共衛生措施和產前照護方法，徹底改變了基層醫療服務體系。中國的嬰兒死亡率因此大幅降低，若干年之後產生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剛好可以支撐中國一九八○年之後的經濟成長。中國也藉由一胎化政策，強制執行嚴苛的人口控制措施。這一切為後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此結果雖屬意外，卻影響相當地深遠。

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利用這種社會變遷的共同演化論來理解革命策略？該理論提供了一種探索框架，對透徹思考宏大的革命策略以致都市化和城市生活的重新設計都可能有實際意義。與此同時，它也告訴我們，我們將一直面臨各種偶然性、矛盾、不可控制的可能性和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

一如封建制度過渡至資本體制的過程，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空隙，在這些空隙中發起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然而，出於好意的行動也大有可能被收編或走上歧路、造成大災難。相反地，看似負面的發展最終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好結果。我們應該因此被嚇阻嗎？因為整個世界的演化是無法阻止的，人類社會的演化尤其如此（無論是否受制於資本體制的命令），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參與演出這場大戲。我們唯一可做的選擇是，是否該致力了解我們的干預如何產生或不產生作用，並準備好在狀況逐漸明朗或非預期後果顯而易見時迅速改弦易轍？資本主義在這方面展現了明顯的適應力和靈活性，提供了一種值得仿效的重要模範。

那麼，我們的革命性反資本主義運動應該從哪裡開始呢？是心智概念嗎？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日常生活和繁衍方式？社會關係？技術和組織形式？勞動過程？還是應該先奪取制度的控制權並展開徹底改造？

如果我們考察各種反資本主義思想和社會運動，會發現人們對應該從哪裡開始有不同的想法（不幸的是，這些想法往往還互不相容）。但是，從上述的共同演化論看來，只要我們並不一直停留在起點，我們可以從任何一個地方著手，也可以一開始便多管齊下！革命運動必須名副其實：如果它不能在各活動領域內部和活動領域之間行動穿梭，最終必將是一事無成。認識到這一點，我們便知道將圍繞著不同活動領域的社會力量聯合起來確屬必要。深知人與自然的關係如何產生作用者，必與深諳制度和行政安排如何運作、如何利用科學和技術手段、如何以最輕鬆的方式重新組織日常生活和社會關係、如何改變心智概念以及如何重新組裝生產和勞動過程者聯合起來。

評　註
Commentary

本章取自《資本之謎》（The Enigma of Capital），概括了我對以下問題的想法：馬克思的演化思想可以如何用來掌握資本主義當下和未來軌跡的複雜性，幫助我們設想資本主義如何、為何及何時有可能演變成某種其他的生產模式？馬克思將其他類型的有限技術和經濟探索（有些是採用數學模型的形式）嵌入這種宏大的演化觀中，視資本為變動不居的社會與自然關係的動態總體。資本的再生產過程和不時重構為不同組態的過程是流變的，明白這一點相當地重要。要求改變生產與社會關係、消費與分配、人與自然的關係、制度安排、日常生活方式和心智概念的壓力互有交集，構成一種持續演變、不停地運轉和不斷容易爆發危機的總體。我在《資本社會的十七個矛盾》（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中的細緻分析顯示，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緊張關係是變革的主要源頭。研究資本環環相扣的多種矛盾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資本要求的無止境積累是瘋狂而不可能的，會造成各種荒謬的後果。我們必須開始想清楚必要的政治策略，來面對此時此地的剩餘資本，並謀求建構可行的替代性政經體制。

註釋
NOTES

　　第一章

1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2 Bernal, Science in History, 1971.

3 同上；Rose and Rose, Science and Society, 1969.

4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p. 37; Nagel,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1961.

5 Johnson,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1971.

6 Althusser and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1970.

7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pp. 52–6.

8 Marx, Capital, vol. 2, 1978, pp. 97–8.

9 Marx,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1964, p. 164.

10 Park, Burgess and McKenzie, The City, 1925.

11 同上。

12 Berry and Horton,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1970.

13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87, pp. 86–7.

14 同上，第68–9頁。

15 Kerner Commission, 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1968

16 Alonso, Location and Land Use, 1964; Muth, Cities and Housing, 1969.

17 Lave, ‘Congestion and urban location', 1970.

18 Wall Street Journal, 27 November 1970.

19 Muth, Cities and Housing, 1969.

20 Valdès, ‘Health and revolution in Cuba', 1971.

21 同上，第320頁。

22 Spoehr, ‘Cultural differences', 1956.

23 Pearson, ‘The economy has no surplus', 1957.

24 Sternlieb, The Tenement Landlord, 1966; Grigsby et al., Housing and Poverty, 1971.

25 Marx, Capital, vol. 3, 1978;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2, 1968.

26 Engels, The Housing Question, 1935, p. 23.

27 同上，第43頁。

28 同上，第74–7頁。

　　整二章

1 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2008, pp. 46–7.

2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128.

3 同上，第183頁。

4 Marx, Capital, vol. 2, 1978, pp. 225–9.

5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209.

6 Marx, Capital, vol. 2, 1978, ch. 6.

7 Marx, Grundrisse, 1973, pp. 533–4; Marx, Capital, vol. 2, 1978, pp. 226–7.

8 Marx, Grundrisse, 1973, pp. 533–4.

9 同上。

10 Marx, Capital, vol. 2, 1978, pp. 134–5.

11 Marx, Grundrisse, 1973, pp. 33–4.

12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506.

13 Marx, Grundrisse, 1973, p. 524.

14 同上。

15 Marx, Capital, vol. 2, 1978, p. 327.

16 Marx, Grundrisse, 1973, p. 538.

17 Marx, Capital, vol. 2, 1978, pp. 327–8.

18 18. Marx, Grundrisse, 1973, p. 539.

19 Marx, Capital, vol. 2, 1978, pp. 249–50.

20 同上，第357頁。

21 Marx, Grundrisse, 1973, p. 535.

22 Marx, Capital, vol. 3, 1978, Part V.

23 同上，ch. 20。

24 同上，chs 16–19。

25 同上，第52–3頁。

26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p. 284–5, 647–50.

27 同上，第647頁。

28 Marx, Capital, vol. 3, 1978, pp. 784–7, 814–16, ch. 47.

29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446.

30 同上，第464頁。

31 Marx, Grundrisse, 1973, p. 587; 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2008, pp. 47–8.

32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499.

33 Marx, Capital, vol. 2, 1978, pp. 328–9.

34 同上。

35 同上，第327頁。

36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815.

37 同上，第380、848頁。

38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55, pp. 236–7.

39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p. 794–5.

40 同上，第718頁。

41 同上，第799頁。

42 Cf. 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2008.

43 Marx, Grundrisse, 1973, pp. 407–10.

44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p. 474, 579–80.

45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3, 1972, p. 288.

46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474;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xxxx, p. 69.

47 Marx, Grundrisse, 1973, pp. 407–10.

48 Marx, Capital, vol. 2, 1978, pp. 327–8.

49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p. 1013–14.

50 Marx, Grundrisse, 1973, p. 740.

51 同上，第728頁。

52 Marx, Capital, vol. 2, 1978, ch. 8.

53 Marx, Grundrisse, 1973, p. 703.

54 同上，第739–40頁。

55 Marx, Capital, vol. 2, 1978, p. 351.

56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133

57 同上，第129頁。

58 Marx, Grundrisse, 1973, pp. 224–5.

59 Marx, Capital, vol. 3, 1978, pp. 448–9.

60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p. 579–80.

61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2, 1968, pp. 302–3.

62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3, 1972, p. 243.

63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931.

64 同上，第940頁。

65 同上，第647頁。

66 同上，第644頁。

67 同上，第701–2頁。

68 Marx, Wages, Price, and Profit, 1965, pp. 72–3.

69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702.

70 Marx, Capital, vol. 3, 1978, p. 345.

71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2, 1968, pp. 474–5.

72 同上，第201頁。

73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3, 1972, pp. 105–6.

74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241.

75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3, 1972, p. 253.

76 Marx, Capital, vol. 3, 1978, pp. 448–9.

　　第四章

1 Jonquet, Montmartre Autrefois et Aujourd' hui, 1892.

2 同上；Dansette, Histoire Religieuse, 1965.

3 Price, The Economic Modernisation of France, 1975; Braudel and Labrousse, Histoire Economique, 1976.

4 Rohault de Fleury, Historique de la Basilique de Sacré Coeur, 1903–09.

5 Zeld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on III, 1958; Zeldin, France, 1848–1945, 1973.

6 Gaillard, Paris, La Ville, 1852–1870, 1977.

7 Lepidis and Jacomin, Belleville, 1975.

8 Pinkney,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1958.

9 Rohault de Fleury, Historique de la Basilique de Sacré Coeur, 1903–09, pp. 10–13.

10 同上，第10–13頁。

11 Guillemin, Cette Curieuse Guerre de 70, 1956.

12 Thomas, Rossel 1844–71, 1967.

13 Lissagary, Histoire de la Commune, 1976.

14 Bruhat et al., La Commune de 1871, 1971, p. 75.

15 Marx and Leni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968.

16 Lazare, La France et Paris, 1872; Goncourt, Paris under Siege, 1870–71, 1969.

17 Bruhat et al., La Commune de 1871, 1971;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

18 Lissagaray, Histoire de la Commune, 1976, p. 75.

19 Guillemin, 1956; Bruhat et al., La Commune de 1871, 1971, pp. 104–5; Dreyfus, Monsieur Thiers contre l'Empire, 1928, p. 266.

20 Allison, Monsieur Thiers, 1932; Guillemin, 1956.

21 Rohault de Fleury, Historique de la Basilique de Sacré Coeur, 1903–09, p. 88.

22 同上，第264頁。

23 Marx and Leni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968.

24 Foulon, Eugène Varlin, 1934.

25 Goncourt, Paris under Siege, 1870–71, 1969, p. 288.

26 Thomas, The Women Incendiaries, 1966.

27 Cited in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1937, p. 339.

28 Rohault de Fleury, Historique de la Basilique de Sacré Coeur, 1903–09, p. 13.

29 Cited in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1937.

30 Goncourt, Paris under Siege, 1870–71, 1969, p. 312.

31 Dansette, Histoire Religieuse, 1965, pp. 340–45.

32 Guillemin, 1956, pp. 295–6; Rohault de Fleury, Historique de la Basilique de Sacré Coeur, 1903–09, p. 365.

33 Rohault de Fleury, Historique de la Basilique de Sacré Coeur, 1903–09, p. 27.

34 Jonquet, Montmartre Autrefois et Aujourd' hui, 1892, pp. 85–7.

35 Pinkney,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1958, pp. 85–7.

36 Rohault de Fleury, Historique de la Basilique de Sacré Coeur, 1903–09, p. 75.

37 Dansette, Histoire Religieuse, 1965, pp. 340–45.

38 Rohault de Fleury, Historique de la Basilique de Sacré Coeur, 1903–09, p. 88.

39 同上。

40 Abadie, Paul Abadie, Architecte, 1812–1884, 1988.

41 Rohault de Fleury, Historique de la Basilique de Sacré Coeur, 1903–09, p. 244.

42 同上，第269頁。

43 同上，第165頁。

44 Dansette, Histoire Religieuse, 1965, pp. 356–8; Lepidis and Jacomin, Belleville, 1975, pp. 271–2.

45 Ville de Paris, Conseil Municipal, Prods Verbaux, 3 August, 7 October and 2 December, 1880.

46 Rohault de Fleury, Historique de la Basilique de Sacré Coeur, 1903–09, pp. 71–3.

47 同上，第71ff頁。

48 Lesourd, Montmartre, 1973, pp. 224–5.

　　第五章

1 例如可參考Gregory and Urry,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1985;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1988.

2 Mandel, Late Capitalism, 1975; Jameson, 1984.

3 Toffler, Future Shock, 1970.

4 同上，第40頁。

5 同上，第326–9頁。

6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1981.

7 Taylor,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Realism, 1987, p. 77.

8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1978, p. 20.

9 Calvino, If on a Winter's Night, 1981, p. 8.

10 Baudrillard, L'Amérique, 1986.

11 Rochberg—Halton, Meaning and Modernity, 1986, p. 173.

12 Dicken, Global Shift, 1986, pp. 110–13.

13 Virilio, L'Esthétique de la Disparition, 1980.

14 Martin and Rowthorn, The Geography of Deindustrialisation, 1986; Bluestone and Harrison, The Deindustrialisation of America, 1982; Harrison and Bluestone, The Great U—Turn, 1988.

15 Boyer, ‘The return of aesthetics', 1988.

16 Baudrillard, L'Amérique, 1986.

17 Jencks,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1984, p. 127.

18 Chambers, ‘Maps for the metropolis', 1987.

19 McHale, Postmodernist Fiction, 1987.

20 Cohen and Taylor, Escape Attempts, 1978, quoted in McHale, Postmodernist Fiction, 1987, p. 38.

21 Foucault, The Foucault Reader, 1984, p. 253.

22 Colquhoun, 1991.

23 Jameson, ‘Cognitive mapping', 1988, p. 351.

　　第六章

1 Bouinot, L'Action Economique des Grands Villes, 1987.

2 Boddy, ‘Local economic and employment strategies', 1984; Cochrane, Developing Local Economic Strategies, 1987.

3 Rees and Lambert, Cities in Crisis, 1985, p. 179.

4 Blunkett and Jackson, Democracy in Crisis, 1987, pp. 108–42.

5 見Elkin, City and Regime, 1987.

6 Goodman, The Last Entrepreneurs, 1979.

7 見Judd and Ready, ‘Entrepreneurial cities', 1986; Peterson, City Limits, 1981; Leitner, ‘Cities in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1989.

8 有關這個富爭議的概念之闡述和批判反思，請參考Gertler, ‘The limits to flexibility', 1988;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 Sayer, ‘Post—Fordism in question', 1989; Schoenberger, ‘From Fordism to flexible accumulation', 1988; Scott, New Industrial Spaces, 1988; Swyngedouw, ‘The socio—spatial implications of innovations', 1986.

9 Jacobs,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1984.

10 以下著作對此有精彩的敘述：Rees and Lambert, Cities in Crisis, 1985.

11 Murray, ‘Pension funds and local authority investments', 1983.

12 Molotch,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1976.

13 Bouinot, L'Action Economique des Grands Villes, 1987.

14 Davies, ‘The relevance of development control', 1980, p. 23, quoted in Ball, Housing Policy and Economic Power, 1983, pp. 270–71.

15 參見Berkowitz,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lly works', 1984; Levine, ‘Downtown redevelopment', 1987; Lyall, ‘a bicycle built for two', 1982; Stoker, ‘Baltimore: the self—evaluating city', 1986.

16 參見Scott, New Industrial Spaces, 1988.

17 參見Gundle, S., 1986.

18 Guardian, 9 May 1987.

19 參見Bianchini, ‘The arts and the inner cities', 1991.

20 Markusen, ‘Defense spending', 1986.

21 Smith and Keller, ‘Managed growth', 1983.

22 Noyelle and Stanback, 1984.

23 參見Swyngedouw, ‘The heart of the place', 1989.

24 參見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 ch. 8.

25 Levine, ‘Downtown redevelopment', 1987.

26 Boddy, ‘Local economic and employment strategies', 1984.

27 Sassen—Koob, Global Cities, 1988.

28 Green, 1988.

29 Baltimore Sun, 20 August 1987.

30 Szanton, Baltimore 2000, 1986.

31 Levine, ‘Downtown redevelopment', 1987.

32 Sunday Times, 29 November 1987.

33 Cockburn, The Local State, 1977.

34 Mollenkopf, The Contested City, 1983; Logan and Molotch, Urban Fortunes, 1987; Gurr and King, The State and the City, 1987; Smith, City, State and Market, 1988.

35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476.

36 Jessop, ‘Accumulation strategies', 1983.

37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1982.

38 參見Frug, ‘The city as a legal concept', 1980.

39 參見Blunkett and Jackson, Democracy in Crisis, 1987.

　　第七章

1 Williams,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1980, p. 67.

2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64, pp. 7–14.

3 參見Dobson,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1990.

4 Marsh, Man and Nature, 1965; Thomas, Man's Role, 1956; Goudie, The Human Impact, 1986.

5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

6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1968.

7 Marx, Grundrisse, 1973, pp. 224–6.

8 參見Gosselink et al., The Value of the Tidal Marsh, 1974.

9 Brundtland Report, Our Common Future, 1987.

10 Pearce et al.,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 1989.

11 Norgaar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1985.

12 McEvoy, ‘Towards an interactive theory of nature and culture', 1988, p. 222.

13 Goodin, Green Political Theory, 1992, p. 67.

14 Naess,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1989, p. 127.

15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1978, p. 377.

16 Marx, Grundrisse, 1973.

17 Borneman, The Psychoanalysis of Money, 1976, p. 86.

18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1, 1967, pp. 474–5.

19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 1971.

20 Cf. Goodin, Green Political Theory, 1992, p. 40.

21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1968, pp. 223–4.

22 Lovejoy, 1964.

23 Ingold, The Appropriation of Nature, 1986, p. 104.

24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1980.

25 Martin, ‘The egg and the sperm', 1991.

26 同上，第498頁。

27 Young, Darwin's Metaphor, 1985.

28 Todes, Darwin without Malthus, 1989.

29 同上，第168頁。

30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55, p. 128.

31 參見Gerratana, ‘Marx and Darwin', 1973.

32 Mitman, The State of Nature, 1992.

33 Cf. Bookchin, Remaking Society, 1990.

34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1973.

35 Martin, ‘The end of the body?', 1992.

36 Williams,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1980, p. 70.

37 Bohm and Peat, Science, Order and Creativity, 1987, pp. 35–41.

38 Capra, The Tao of Physics, 1975, p. 77.

39 Cf. Dobson,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1990, pp. 57–63.

40 Cited in Naess,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1989, p. 19.

41 Naess,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1989, p. 45.

42 Steiner, Heidegger, 1992, p. 136.

43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1991, pp. 114–15.

44 Heidegger, 1966, pp. 47–8.

45 Relph, ‘Geographical experiences', 1989, pp. 27–9.

46 Norberg—Schulz, Genius Loci, 1980, pp. 15–21.

47 Cited in Alexander, ‘Bioregionalism', 1990, p. 163.

48 Mills, cited in Ibid.

49 Goodin, Green Political Theory, 1992, ch. 2.

50 Sagoff, The Economy of the Earth, 1988.

51 同上，第17頁。

52 Bramwell, Ec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89.

53 Cited in Ibid., p. 11.

54 Spretnak,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Green politics', 1985, p. 232.

55 Paehlke,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Progressive Politics, 1989, p. 194.

56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1991, p. 114.

57 Williams,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1980, p. 71.

58 Porritt and Winner, cited in Dobson,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1990, p. 7.

59 Ophuls,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 1977, p. 161.

60 Heilbroner,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 1974, p. 161.

61 Dobson,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1990, p. 26.

62 Hajer,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 1992; Weale, The New Politics of Pollution, 1992, ch. 3.

63 例如參見Collingwood, The Idea of Nature, 1960.

64 參見Nash, The Rights of Nature, 1989.

65 參見Attfield, The Ethic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1991.

66 以下資料是很好的概述：Benton,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1989, p. 52.

67 Commoner,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1990, p. 219.

68 Haila and Levins, Humanity and Nature, 1992, p. 251.

69 同上，第227頁。

70 參見O'Conno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988.

71 Dobson,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1990, p. 25.

72 O'Riordan, Environmentalism, 1981, p. 307.

73 Dauncey, After the Crash, 1988.

74 May, ‘How many species inhabit the earth?', 1992.

75 Jacks and Whyte, Vanishing Lands, 1939.

76 Wilson, The Culture of Nature, 1992.

77 參見Butzer, Archaeology as Human Ecology, 1982.

78 參見Bennett,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1976; Ellen, Environment, Subsistence and System, 1982; Ingold, The Appropriation of Nature, 1986.

79 Thomas, Man's Role, 1956; Goudie, The Human Impact, 1986.

80 參見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90中的辯論。

81 例如Butzer, Archaeology as Human Ecology, 1982.

82 Benton,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1989; Benton, ‘Ecology, social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1992.

83 Grundmann, ‘The ecological challenge to Marxism', 1991;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1991.

84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1983, pp. 13–14.

85 Marx and Engels, 1975, p. 55.

86 Worster, Rivers of Empire, 1985.

87 參見Gottlieb, A Life of Its Own, 1988或波蘭斯基執導的電影《唐人街》（Chinatown）。

88 Lewontin, 1982.

89 參見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1986.

90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1991.

91 參見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1990, and Smith and O'Keefe, ‘Geography, Marx and the concept of nature', 1985.

92 Guha, The Unquiet Woods, 1989, p. xii.

93 同上，第196頁。

94 Sauer, ‘The agency of man on earth', 1956.

95 Goldsmith, The Way, 1992, p. xvii.

96 Bookchin, ‘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 1985, p. 97.

97 Cited in Booth and Jacobs, ‘Ties that bind', 1990, p. 27.

98 Haila and Levins, Humanity and Nature, 1992, p. 195.

99 Butzer, Archaeology as Human Ecology, 1982, p. 320.

100 參見Leiss,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1974.

101 Grundmann, ‘The ecological challenge to Marxism', 1991.

102 Benton,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1989; Benton, ‘Ecology, social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1992.

103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1967.

104 Bate, Romantic Ecology, 1991.

105 McGann, The Romantic Ideology, 1983.

106 Urry, The Tourist Gaze, 1990.

107 Williams,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1980, p. 67.

108 Eckersley,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1992, p. 53.

109 參見Capra, 1975.

110 Levins and Lewontin,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 1985.

111 Cited in Ollman, ‘Putting dialectics to work', 1990, p. 44.

112 Eckersley,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1992, p. 49.

113 Bohm and Peat, Science, Order and Creativity, 1987, p. 40.

114 Ollman,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1993, p. 34.

115 Levins and Lewontin,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 1985, p. 272.

116 同上，第278頁。

117 Ollman, Alienation, 1971; Ollman,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1993.

118 Eckersley,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1992, pp. 49–55.

119 Birch and Cobb, The Liberation of Life, 1981.

120 Naess,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1989, p. 79.

121 Zimmerman, ‘Quantum theory', 1988.

122 Lefebvre, 1991.

123 Levins and Lewontin,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 1985.

124 同上，第274頁。

125 同上，第275頁。

126 Ollman, 1990; Ollman,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1993.

127 Ollman, 1990, p. 34.

128 Fuss, 1989.

129 Benton, ‘Ecology, social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1992, p. 72.

130 Ollman,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1993.

131 Parsons, 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1977; Lee, ‘On the Marxian view', 1980.

132 Clark, ‘Marx's inorganic body', 1989; Dickens, Society and Nature, 1992, pp. 190–95.

133 參見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1990.

134 Benton,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1989, p. 55.

135 Marx,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1964.

136 Cf. Lovejoy, cited above; Ollman, Alienation, 1971, pp. 23–4.

137 例如參見Benton,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1989; Benton, ‘Ecology, social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1992.

138 Lee, Social Philosophy, 1989.

139 例如參見Spoehr, ‘Cultural differences', 1956; Firey, Man, Mind and the Land, 1960.

140 Benton,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1989, p. 77.

141 參見Redclif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87.

142 Cited in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1991, p. 228.

143 同上，第54頁。

144 參見Meszaro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1970; Ollman, Alienation, 1971.

145 Cf. Ingold, The Appropriation of Nature, 1986, cited above.

146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1, 1967, p. 352.

147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1991.

148 Cf. Commoner,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1990.

149 Cited in Alexander, ‘Bioregionalism', 1990, p. 170.

150 Sale, Dwellers in the Land, 1985.

151 參見Dobson,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1990, p. 122.

152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1990.

153 Cited in Dobson,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1990, p. 97.

154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1990, p. 105.

155 Haila and Levins, Humanity and Nature, 1992, p. 236.

156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1983, p. 99.

157 Smith, ‘Geography,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1992, p. 72.

158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1, 1967, p. 174.

　　第八章

1 Said, ‘Appendix', 1989.

2 Gilroy,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1987.

3 Roman, ‘On the ground', 1993.

4 Hall, ‘Politics and letters', 1989, p. 62.

5 Snedeker, ‘Between humanism and social theory', 1993, p. 113.

6 詳細的討論可參考Eagleton, Raymond Williams, 1989, and Dworkin and roman, Views beyond the Border Country, 1993.

7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1977, pp. 128–9.

8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985.

9 Lomnitz—Adler, ‘Concepts for the study of regional culture', 1991.

10 Williams, 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1990, p. 2.

11 Williams, Keywords, 1983, p. 219.

12 Williams,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1980, p. 67.

13 同上，第76頁。

14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173.

15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1983, pp. 13–14.

16 Williams, 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1989, pp. 10–12.

17 Williams, Border Country, 1960, p. 10.

18 Williams, 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1989, p. 319.

19 Williams, ‘The achievement of Brecht', 1961, p. 157.

20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1989, pp. 321–2.

21 同上，第242頁。

22 同上，第165–6頁。

23 同上，第153頁。

24 Williams, Border Country, 1960, p. 242.

25 Williams, The Fight for Manod, 1979, p. 140.

26 同上，第153頁。

27 同上，第133頁。

28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1989, pp. 249, 115.

29 同上，第115頁。

30 Williams, Loyalties, 1985, p. 293.

31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1989, p. 117.

32 Williams, Border Country, 1960, p. 83.

33 同上，第75頁。

34 同上，第351頁。

35 Williams, Loyalties, 1985, pp. 347–8.

36 Williams, Border Country, 1960, p. 293.

37 同上。

38 Ingold, 1986, p. 41.

39 Williams, Loyalties, 1985, p. 317.

40 同上，第317–19頁。

41 同上，第364頁。

42 Fisher, Fighting Back in Appalachia, 1993.

43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1989, p. 220.

44 Smith, ‘Geography,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1992, pp. 72–3.

45 Williams, Second Generation, 1964, p. 9.

46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1989, p. 220.

47 參見Agnew and Duncan, The Power of Place, 1989; Cooke, Localities, 1989; Cooke, 1990; Massey, ‘The political place of locality studies', 1991; Pred, ‘Place a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 1984; Smith, ‘Dangers of the empirical turn', 1987; Swyngedouw, ‘The heart of the place', 1989; Swyngedouw, ‘Territorial organisation', 1992.

48 參見Cox and Mair, ‘Levels of abstraction', 1989; Cooke, Localities, 1989; Duncan and Savage, ‘Space, scale and locality', 1989; Horvath and Gibson, ‘Abstraction in Marx's method', 1984; Merrifield, ‘Place and space', 1993; Swyngedouw, ‘The mammon quest', 1992;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1990; Smith, ‘Geography,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1992.

49 參見Carter et al., Space and Place, 1993.

50 參見Bird et al., Mapping the Futures, 1993; Gregory and Urry,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1985; Keith and Pile,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1993.

51 參見Keith and Pile,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1993.

52 Fisher, Fighting Back in Appalachia, 1993, p. 217.

53 Marx, Grundrisse, 1973, p. 101.

54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102.

　　第九章

1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1976.

2 Harv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isation', 1975.

3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2002.

4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1999.

5 參見Wade and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1998.

6 Panitch, ‘The new imperial state', 2000; Gowan et al., ‘The state, globlisation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2001; Petras and Veltmayer, Globalisation Unmasked, 2001; Amin, ‘Imperialism and globalisation', 2001; Coope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2002.

7 Carchedi, ‘Imperialism, dollarisation and the euro', 2002.

8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1967.

9 Julien et al., 1949.

10 Arendt, Imperialism, 1968, p. 15.

11 Henderson, ‘Uneven crises', 1999.

12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1999.

13 同上，第23和35頁。

14 Editorial, Buenos Aires Herald, 31 December 2002, p. 4.

15 Bhagwati, 1998.

16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2002;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1999.

17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1968, pp. 452–3.

18 例如Perelman,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2000.

19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1, 1967.

20 Braudel,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967.

21 Wade and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1998.

22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1982; Webber and Rigby, The Golden Age Illusion, 1996.

23 Wade and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1998.

24 參見Brecher and Costello, Global Village or Global Pillage?, 1994; Gills, Globalis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2000; Bello, Deglobalisation, 2002; Falk, Predatory Globalisation, 2000.

25 Arendt, Imperialism, 1968, p. 28.

26 Armstrong et al.,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1991.

27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1999, pp. 21–2.

28 Walton, Reluctant Rebels, 1984.

29 Petras,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2002.

30 Anderson, ‘Internationalism: a breviary', 2002; Soederberg, ‘The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2002.

31 Burkett and Hart—Landsberg, ‘Crisis and recovery in East Asia', 2001.

32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2002.

33 Arrighi and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1999, pp. 31–3.

34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1999, p. 123.

35 Arrighi and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1999, pp. 288–9.

36 Coope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2002.

37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1999.

38 Arendt, Imperialism, 1968, pp. 6–9.

39 Williams,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1980.

　　第十章

1 Shiller, ‘Housing bubble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2011.

2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2009.

3 同上，第206頁。

4 Harvey, ‘Assessment: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5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 pp. 145–6, 169; Turner, The Credit Crunch, 2008.

6 Shi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2000.

7 Bardhan and Walker, ‘California, pivot of the Great Recession', 2010; English and Gray, The Coming Real Estate Crash, 1979; Tabb, The Long Default, 1982;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2005.

8 Goetzmann and Newman, ‘Securitisation in the 1920's', 2010.

9 White, ‘Lessons from the great American real estate boom and bust of the 1920s', 2010.

10 Marx, Grundrisse, 1973, pp. 88–100.

11 Marx, Capital, vol. 2, 1978, p. 357.

12 Marx, Grundrisse, 1973, p. 89.

13 Tronti, ‘The strategy of refusal', 1966; Negri, 1989.

14 Goetzmann and Newman, ‘Securitisation in the 1920's', 2010.

15 Marx, Capital, vol. 3, 1978, chs 24, 25.

16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1982, ch. 8.

17 參見Harcourt,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1972.

18 Marx, Capital, vol. 3, 1978, p. 573.

19 參見Harvey, The Urbanisation of Capital, 1985;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2010.

20 Thomas,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1973.

21 Grebler et al., Capital Formation in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1956; Long, Building Cycles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1940; Gottlieb, Long Swings in Urban Development, 1976.

22 Marx, Capital, vol. 3, 1978, ch. 25.

23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p. 793.

24 Logan and Molotch, Urban Fortunes, 1987.

25 參見‘Citie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www.wikipedia.org.

26 參見Boddy, The Building Societies, 1980.

27 Kerner Commission, 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1968.

28 Weisman, ‘Reagan policies gave green light to red ink', 2004; Greider, ‘The education of David Stockman', 1981.

29 Stockman, ‘The bipartisan march to fiscal madness', 2011; Buffett, ‘In class warfare, guess which class is winning', 2006.

30 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2008, p. 4.

31 Ehrenreich and Muhammad, ‘The recession's racial divide', 2009.

32 Morgenson and Rosner, Reckless Endangerment, 2011.

33 Sagalyn, ‘Mortgage lending in older neighborhoods', 1983.

34 Bradsher, ‘China announces new bailout', 2004.

35 Barboza, ‘Building boom in China stirs fears of debt overload', 2011; Anderlini, ‘Fate of real estate is global concern', 2011; Cookson, ‘China bulls reined in', 2011.

36 Barboza, ‘A city born of China's boom', 2010.

37 Anderlini, ‘Fate of real estate is global concern', 2011.

3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The Challenges of Growth, 2010.

39 Hille and Anderlini, ‘China: Mao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2011.

40 Ness and Azzellini, Ours to Master and to Own, 2011.

41 Castells, 1984; Gould, Insurgent Identities, 1995;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2003.

42 Tully, ‘Green Bans and the BLF', 2004.

43 Wines, 2011; Leavitt and Blasi, ‘The Los Angeles Taxi Workers Alliance', 2010.

44 Excluded Workers Congress, Unity for Dignity, 2010.

45 Kohn, Radical Space, 2003.

46 Fletcher and Gapasin, Solidarity Divided, 2008.

47 同上，第174頁。

48 Jaggi et al., Red Bologna, 1977.

49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1996; Marx, Capital, vol. 1, 1976.

50 Sugranyes and Mathivet, Cities for All, 2010.

參考書目
Bibliography

Abadie, P. (1988), Paul Abadie, Architecte, 1812–1884, Paris: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de la Communication, des Grands Travaux et du Bicentennaire, editions de la réunion de Musées Nationaux.

Agnew, J. and J. Duncan (eds) (1989), The Power of Place: Bringing Together the Geographical and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s, Boston, MA: Unwin Hyman.

Alexander, D. (1990), ‘Bioregionalism: science or sensibility', Environmental Ethics, 12: 161–73.

Allison, J. (1932), Monsieur Thiers, New York: Norton.

Alonso, W. (1964), Location and Land Us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Althusser, L. and E. Balibar (1970),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Amin, S. (1973),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min, S. (2001), ‘Imperialism and globalisation', Monthly Review, 53: 2.

Anderlini, J. (2011), ‘Fate of real estate is global concern', Financial Times, 1 June.

Anderson, P. (2002), ‘Internationalism: a breviary', New Left Review, 14a.

Arendt, H. (1968), Imperi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rmstrong, P., A. Glyn and J. Harrison (1991),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The Making and Break—up of the Great Boo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Arrighi, G. and B. Silver (eds) (1999),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ttfield, R. (1991 edn), The Ethic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Ball, M. (1983), Housing Policy and Economic Pow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wner Occupation, London: Routledge.

Baran, P.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arboza, D. (2010), ‘A city born of China's boom, still unpeopled', New York Times, 20 October.

Barboza, D. (2011), ‘Inflation in China poses big threat to global trade', New York Times, 17 April.

Barboza, D. (2011), ‘Building boom in China stirs fears of debt overload', New York Times, 7 July.

Bardhan, A. and R. Walker (2010), ‘California, pivot of the Great recess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abor and Employ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arrett Brown, M. (1974),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Baltimore, MD: Penguin.

Bate, J. (1991), 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Baudrillard, J.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MO: Telos Press.

Baudrillard, J. (1986), L’Amérique, Paris: Grasset.

Bell, D. (1978),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Bello, W. (2002), Deglobalis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

Bennett, J. (1976),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Human Adaptation,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Benton, T. (1989),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Left Review, 178: 51–86.

Benton, T. (1992), ‘Ecology, social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a reply to Reiner Grundmann', New Left Review, 194: 55–74.

Berkowitz, B. (1984),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lly works: Baltimore, MD', in R. Bingham and J. Blair (eds),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Beverly Hills, CA: Sage.

Bernal, J. (1971), Science in History, 4 vol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erry, B. and F. Horton (1970),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Urban System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Bhagwati, J. (1998), ‘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llars', Foreign Affairs, 77(3): 7–12.

Bianchini, F. (1991), ‘The arts and the inner cities', in B. Pimlott and S. MacGregor (eds), Tackling the Inner Ci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irch, C. and J. Cobb (1981), The Liberation of Life: From the Cell to the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rd, J., B. Curtis, T. Putnam, G. Robertson and L. Tickner (eds) (1993),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Bluestone, B. and B. Harrison (1982), The Deindustrialis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Blunkett, D. and K. Jackson (1987), Democracy in Crisis: The Town Halls Respond, London: Hogarth Press.

Boddy M. (1980), The Building Societies, London: Macmillan.

Boddy, M. (1984), ‘Local economic and employment strategies', in M. Boddy and C. Fudge, Local Socialism, London: Macmillan.

Bohm, D. and F. Peat (1987), Science, Order and Creativity, London: Routledge.

Bookchin, M. (1985), ‘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 Antipode, 17(2/3): 89–97.

Bookchin, M. (1990),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 Essays on Dialectical Naturalism,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Bookchin, M. (1990), Remaking Society: Pathways to a Green Future,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Booth, a. and H. Jacobs (1990), ‘Ties that bind: Native American beliefs as a foundation for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Environmental Ethics, 12: 27–43.

Borneman, E. (ed.) (1976), The Psychoanalysis of Money, London: Urizen Books.

Bouinot, J. (ed.) (1987), L'Action Economique des Grands Villes en France et à l'Etranger, Paris: Centre de Formation des Personnels Communaux.

Boyer, C. (1988), ‘The return of aesthetics to city planning', Society, 25(4): 49–56.

Bradsher, K. (2004), ‘China announces new bailout of big banks', New York Times,

7 January.

Bramwell, A. (1989), Ec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Braudel, F. (1967),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raudel, F. and E. Labrousse (eds) (1976),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vol. 3, Paris: Presse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Brecher, J. and T. Costello (1994), Global Village or Global Pillag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Bottom Up,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Brenner, R. (2002),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Bruhat, J., J. Dautry and E. Terson (1971), La Commune de 1871, Paris: Edns Sociales.

Brundtland Repor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ffett, W. (2006), ‘In class warfare, guess which class is winning', interview with Ben Stein, New York Times, 26 November.

Burkett, P. and M. Hart—Landsberg (2001), ‘Crisis and recovery in East Asia: the limit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8.

Butzer, K. (1982), Archaeology as Human Ec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lvino, I. (1981), If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l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apra, F. (1975), The Tao of Physics, Berkeley, CA: Shambhala.

Capra, F. (1982), The Turning Point: Science, Society, and the Rising Cul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Carchedi, G. (2002), ‘Imperialism, dollarisation and the euro',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Carter, E., J. Donald and J. Squires (eds) (1993),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Castells, M.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mbers, I. (1987), ‘Maps for the metropolis: a possible guide to the present', Cultural Studies, 1: 1–22.

Cheney, G. (1999), Values at Work: Employee Participation Meets Market Pressures at Mondragon, Ithaca, NY: ILR Press.

Clark, J. (1989), ‘Marx's inorganic body', Environmental Ethics, 11: 243–58.

Cochrane, A. (ed.) (1987), Developing Local Economic Strategie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Cockburn, C. (1977), The Local State, Management of Cities and People, London: Pluto Press.

Cohen, S. and L. Taylor (1978), Escape Attempt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sistance to Everyday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Collingwood, R. (1960), The Idea of N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quhoun, a. (1991), ‘On modern and postmodern space', in A. Colquhoun, Modernit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Architectural Essays, 1980–87,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ommoner, B. (1990),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New York: Pantheon.

Cooke, P. (1989), Localities: The Changing Face of Urban Britain, London: Unwin Hyman.

Cookson, R. (2011), ‘China bulls reined in by fears on economy', Financial Times, 1 June.

Cooper, R. (2002),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Observer, 7 April.

Cox, K. and A. Mair (1989), ‘Levels of abstraction in locality studies', Antipode, 21: 121–32.

Cronon, W. (1983),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Cronon, W. (1991),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Norton.

Crosby, A.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nsette, A. (1965), Histoire Religieus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aris: Presse Universitaires de la France.

Dauncey, G. (1988), After the Crash: The Emergence of the Rainbow Economy, Basingstoke: Green Print.

Davies, H. (1980), ‘The relevance of development control', Town Planning Review, 51: 7–24.

Dicken, P. (1986), Global Shift: Industrial Change in a Turbulent World, London: Sage.

Dickens, P. (1992), Society and Nature: Towards a Green Social Theory,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Dobson, a. (1990),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Unwin Hyman.

Dreyfus, R. (1928), Monsieur Thiers contre l'Empire: La Guerre et la Commune, Paris: Grasset.

Duncan, S. and M. Savage (1989), ‘Space, scale and locality', Antipode, 21: 179–206.

Dworkin, D. and L. roman (eds) (1993), Views beyond the Border Country: Raymond Williams and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Eagleton, T. (ed.) (1989), Raymond Williams: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ckersley, R. (1992),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 London: UCL Press.

Edwards, S. (1971), The Paris Commune, Chicago, IL: Quadrangle.

Ehrenreich, B. and D. Muhammad (2009), ‘The recession's racial divide', New York Times, 12 September.

Elkin, S. (1987), City and Regime in the American Republic,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llen, R. (1982), Environment, Subsistence and System: The Ecology of Small—Scale Social Form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mmanuel, A. (1972), Unequal Exchange, London: New Left Books.

Engels, F. (1935 edn), The Housing Question, New York: Lawrence and Wishart.

Engels, F. (1940 edn),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Engels, F. (1987 ed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English, J. and E. Gray (1979), The Coming Real Estate Crash, 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Enzensberger, H.—M. (1974),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logy', New Left Review, 84:

3–31.

Excluded Workers Congress (2010), Unity for Dignity: Excluded Workers Report, c/o Inter—Alliance Dialogue, New York, December.

Falk, R. (2000), Predatory Globalisation: A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Fanon, F. (1967),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ey, W. (1960), Man, Mind and the Land, Glencoe, IL: Free Press.

Fisher, F. (ed.) (1993), Fighting Back in Appalachia,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Fletcher, B. and F. Gapasin (2008), Solidarity Divided: The Crisis in Organised Labor and a New Path Toward Social Just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une Magazine (1970), Special Issue on the Environment, February.

Foucault, M. (1984),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 Rabinow, Harmondsworth: Penguin.

Foulon, M. (1934), Eugène Varlin: Relieure et Membre de la Commune, Clermont Ferrand: Edns Mont—Louis.

Fox, W. (1990), Toward a Transpersonal Ecology: Developing New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ism, Boston, MA: SUNy Press.

Frank, a. (1969),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Frug, G. (1980), ‘The city as a legal concept', Harvard Law Review, 93(6): 1059–1153.

Fuss, D. (1984), Essentially Speaking: Feminism, Nature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Gaillard, J. (1977), Paris, La Ville, 1852–1870: L'Urbanisme Parisien à l'Heure d'Haussmann: Des Provinciaux aux Parisiens: La Vocation ou Les Vocations Parisiennes, Paris, H. Champion.

Gerratana, V. (1973), ‘Marx and Darwin', New Left Review, 82: 60–82.

Gertler, M. (1988), ‘The limits to flexibility: comments on the post—Fordist vision of production and its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13: 419–32.

Gills, B. (ed.) (2000), Globalis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Gilroy, R. (1987),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lacken, C. (1967),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etzmann, W. and F. Newman (2010), ‘Securitisation in the 1920's', Working Paper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Goldsmith, E. (1992), The Way: An Ecological World View, London: Rider.

Goncourt, E. (1969), Paris under Siege, 1870–71, From the Goncourt Journals, edited by G. Beck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oodin, R. (1992), Green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oodman, R. (1979), The Last Entrepreneurs,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Gosselink, J., E. Odum and R. Pope (1974), The Value of the Tidal Marsh, Baton rouge: Center for Wetland Resource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Gottlieb, M. (1976), Long Swings in Urb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Gottlieb, R. (1988), A Life of Its Own: The Politics and Power of Wat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Goudie, A. (1986), The Human Impact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Gould, R. (1995), Insurgent Identities: Class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Paris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wan, P. (1999),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Bid for Global Dominance, London: Verso.

Gowan, P., L. Panitch and M. Shaw (2001), ‘The state, globlisation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9.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Grebler, L., D. Blank and L. Winnick (1956), Capital Formation in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een, H. (1988), ‘Retailing in the new economic era', in Sternlieb, G. and J. Hughes (eds), America's New Market Geograph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Gregory, D. and J. Urry (eds) (1985),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Greider, W. (1981), ‘The education of David Stockman', Atlantic Monthly, December.

Grigsby, W., L. Rosenberg, M. Stegman and J. Taylor (1971), Housing and Poverty,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Grundmann, R. (1991), ‘The ecological challenge to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87: 103–20.

Grundmann, R. (1991), 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ha, R. (1989), The Unquiet Woods: Ecological Change and Peasant Resistance in the Himalay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uillemin, H. (1956), Cette Curieuse Guerre de 70: Thiers, Trochu, Bazaine, Paris: Gallimard.

Gundle, S. (1986) ‘Urban dreams and metropolitan nightmares: models and crises of communist local government in italy', in Marxist Local Govern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66–95.

Gurr, T. and D. King (1987), The State and the Cit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ila, Y. and R. Levins (1992), Humanity and Nature: Ecology, Science and Society, London: Pluto Press.

Hajer, M. (1992),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 choices in design', in E. Lykke (ed.),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Goals: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 London: Belhaven Press.

Hall, S. (1989), ‘Politics and letters', in T. Eagleton, Raymond Williams: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away, D. (1989),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New York, New York: Routledge.

Harcourt, G. (1972),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243–8.

Harrison, B. and B. Bluestone (1988), The Great U—Turn: Capit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aris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Harvey, D. (1974),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deology of science', Economic Geography, 50: 256–77.

Harvey, D. (197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isatio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G. Gappert and H. Rose (eds), The Social Economy of Cit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arvey, D. (1985), The Urbanisation of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arvey, D. (1990),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 418–34.

Harvey, 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 (2003),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 (2009), ‘Assessment: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0(6): 1269–77.

Harvey, D. (2010),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Books.

Harvey, D. (2012), ‘History versus theory: a commentary on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2): 3–38.

Hayter, T. and D. Harvey (eds) (1993), The Factory and the City: The Story of the Cowley Auto Workers in Oxford, Brighton: Mansell.

Heidegger, M. (1966), Discourse on Thinking,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Heidegger, M. (1971),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Heilbroner, R. (1974),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 New York: Norton.

Henderson, J. (1999), ‘Uneven crises: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ast Asian economic turmoil', Economy and Society, 28(3).

Hille, K. and J. Anderlini (2011), ‘China: Mao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Financial Times, 2 June.

Hobson, J. (1938), Imperi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Horvath, R. and K. Gibson (1984), ‘Abstraction in Marx's method', Antipode, 16: 12–25.

Ingold, T. (1986), The Appropriation of Nature: Essays on Human Ec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2010), The Challenges of Growth, Employment and Social Cohes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Jacks, G. and R. Whyte (1939), Vanishing Lands, New York: Doubleday.

Jacobs, J. (1984),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Jaggi, M. et al. (1977), Red Bologna, London: Writers & Readers.

Jameson, F. (1988), ‘Cognitive mapping', in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Jellinek, F. (1937),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London: Victor Gollancz.

Jencks, C. (1984),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Jessop, B. (1983), ‘Accumulation strategies, state forms and hegemonic projects', Kapitalistate, 10/11: 89–112.

Johnson, C.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7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C. (2000),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Johnson, H. (1971),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monetarist counter—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6(2): 1–14.

Jonquet, r. (1892), Montmartre Autrefois et Aujourd'hui, Paris: Dumoulin.

Judd, D. and R. Ready (1986), ‘Entrepreneurial citie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 Peterson and C. Lewis (eds), Reagan and the Cities, Washington, DC: Rowman and Littlefield.

Julien, C—A., J. Bruhat, C. Bourgin, M. Crouzet and P. Renovin (1949), Les Politiques d'Expansion Impérialist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Kapp, K. (1950), The Social Costs of Private Enterprise, New York: Schocken.

Keith, M. and S. Pile (eds) (1993),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Kern, S. (1983),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rner Commission (1968), 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Kohn, M. (2003), Radical Space: Building the House of the Peopl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uhn, T.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uznets, S. (1961), Capital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ts Formation and Financing, Princeton, N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Lave, L. (1970), ‘Congestion and urban location',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25: 133–52.

Lazare, L. (1872), La France et Paris, Paris: Bureau de la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Leavitt, J. and G. Blasi (2010), ‘The Los Angeles Taxi Workers Alliance', in R. Milkman, J. Bloom and V. Narro (eds), Working for Justice: The LA Model of Organising and Advocacy, Ithaca, NY: ILR Press.

Lee, D. (1980), ‘On the Marxian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nvironmental Ethics, 2: 1–21.

Lee, K. (1989), Social Philosophy and Ecological Scarcity, London: Routledge.

Lefebvre, H. (1976),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Lefebvre, H. (1996), Writings on Cities, trans. and ed. E. Kofman and E. Leba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eiss, W. (1974),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Leitner, H. (1989), ‘Cities in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the local state as entrepreneur', M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Lenin, V. (1963 ed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Leopold, A. (1968),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pidis, C. and E. Jacomin (1975), Belleville, Paris: H. Veyrier.

Lesourd, P. (1973), Montmartre, Paris: France—Empire.

Levine, M. (1987),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s an urban growth strategy: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 Baltimore renaissance',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9(2): 103–23.

Levins, R. and R. Lewontin (1985),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wontin, R. (1982),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 in Plotkin, H. (ed.), Learning,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ichester: Wiley.

Lissagaray, P.—O. (1976 edn), Histoire de la Commune, Paris: Maspero.

Logan, J. and H. Molotch (1987),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mnitz—Adler, C. (1991), ‘Concepts for the study of regional culture', American Ethnologist, 18: 195–214.

Long, C. (1940), Building Cycles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ovejoy, A. (1964 edn),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uxemburg, r. (1968),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Lyall, K. (1982), ‘a bicycle built for two;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 Baltimore', in S. Fosler and R. Berger (ed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 American Cities,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Lyotard, J.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cCay, B. and J. Acheson (1987), The Question of the Commons: The Culture and Ecology of Human Resource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Mcevoy, A. (1988), ‘Towards an interactive theory of nature and culture: ecology, production and cognition in the California fishing industry', in 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Gann, J. (1983), The Romantic Ideology: Critical Investiga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Hale, B. (1987), Postmodernist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McLuhan, M. (1966),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Signet Books.

Mandel, e. (1975), Late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Markusen, A. (1986), ‘Defense spending: a successful industr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0: 105–22.

Marsh, G. (1965), Man and N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E. (1991), ‘The egg and the sperm: how science has constructed a romance based on stereotypical male–female roles', Signs, 16: 485–501.

Martin, E. (1992), ‘The end of the body?', American Ethnologist, 19: 121–40.

Martin, P. and D. Cohen (n.d.), ‘Socialism 30 in China', the—diplomat.com.

Martin, R. and B. rowthorn (eds) (1986), The Geography of Deindustrialis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Marx, K. (1964),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 (1967),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 (1968),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 (1970),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 (1971), Colon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 (1971),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D. McClellan (ed.), Karl Marx: Early Text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Marx, K. (1972),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 (1973),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Marx, K. (1976 edn), Capital, vol. 1, London: New Left Books (Penguin).

Marx, K. (1978 edn), Capital, vol. 2, London: New Left Books (Penguin).

Marx, K. (1978 edn), Capital, vol. 3, London: New Left Books (Penguin).

Marx, K. (1965), Wages, Price and Profit,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Marx, K. and F. Engels (1955),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 and F. Engels (1970),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 and F. Engels (1975), Collected Works, vol. 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 and F. Engels (2008 ed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Pluto Press.

Marx, K. and V. Lenin (1968 ed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The Paris Commune, New York.

Massey, D. (1991), ‘The political place of locality stud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3: 267–81.

May, R. (1992), ‘How many species inhabit the earth?', Scientific American, 267(4): 18–24.

Mehta, U. (1999), Liberalism and Empir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rchant, C. (1980),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Merrifield, A. (1993), ‘Place and space: a Lefebvrian reconcili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18: 516–31.

Meszaros, I. (1970),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Merlin Press.

Mitman, G. (1992), The State of Nature: Ecology, Community,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1900–195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llenkopf, J. (1983), The Contested C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olotch, H. (1976),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309–32.

Morgenson, G. and J. Rosner (2011), Reckless Endangerment: How Outsized Ambition, Greed and Corruption Led to Economic Armageddon, New York: Times Books.

Murray, F, (1983), ‘Pension funds and local authority investments', Capital and Class, 230: 89–103.

Muth, R. (1969), Cities and Housing,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aess, A. (1989),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gel, E. (1961),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Problems in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 Hackett Publishing.

Nash, R. (1989), The Rights of Nature: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Negri, A. (1991),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London: Autonomedia.

Ness, I. and D. azzellini (eds) (2011), Ours to Master and to Own: Workers' Councils from the Commune to the Present, Chicago, IL: Haymarket Books.

Norberg—Schulz, C. (1980),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Norgaard, R. (1985),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 evolutionary critique and a plea for pluralism',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2: 382–94.

Noyelle, T. and T. Stanback (1984),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ities,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anheld.

O'Connor, J. (1988),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 11–38.

Ollman, B. (1971),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llman, B. (1990), ‘Putting dialectics to work: the process of abstraction in Marx's method', Rethinking Marxism, 3: 26–74.

Ollman, B. (1993),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Ophuls, W. (1977),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 A Prologue to a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Steady State, San Francisco, CA: Freeman.

O'riordan, T. (1981), Environmentalism, London: Pion.

Paehlke, R. (1989),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Progressive Polit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Panitch, L. (2000), ‘The new imperial state', New Left Review, 11: 1.

Park, R., E. Burgess and R. McKenzie (1925), The Cit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sons, H. (ed.) (1977), 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Westport, CN: Greenwood Press.

Pearce, D., A. Markandya and E. Barbier (1989),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 London: Earthscan.

Pearson, H. (1957), ‘The economy has no surplus', in K. Polanyi, C. Arensberg and H. Pearson (eds), Trade and Markets in Early Empires, New York: Henry Regnery Co.

Perelman, M. (2000),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eterson, P. (1981), City Limit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tras, J. (2002),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The fragrance of imperialism',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9(2).

Petras, J. and J. Veltmayer (2001), Globalisation Unmasked: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Zed Books.

Pinkney, D. (1958),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ed, A. (1984), ‘Place a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 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4: 279–97.

Price, R. (1975), The Economic Modernisation of France, London: Croom Helm.

Raban, J. (1974), Soft City, London: Picador.

Redclift, M. (198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ploring the Contradictions, London: Methuen.

Rees, G. and J. Lambert (1985), Cities in Crisi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War Development in Britain, London: Hodder Arnold.

Relph, E. (1989), ‘Geographical experiences and being—in—the—world: the phenomenological origins of geography', in D. Seamon and R. Mugerauser (eds), Dwelling, Place and Environment: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Person and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ochberg—Halton, E. (1986), Meaning and Modernity: Social Theory in the Pragmatic Attitud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hault de Fleury, H. (1903–09), Historique de la Basilique de Sacré Coeur, 4 vols (limited edn), Paris: F Levé.

Roman, L. (1993), ‘On the ground with antiracist pedagogy and Raymond Williams' unfinished project to articulate a socially transformative critical

Realism', in D. Dworkin and L. Roman (eds), Views beyond the Border Country: Raymond Williams and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Rose, H. and S. Rose (1969), Science and Socie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Rougerie, J. (1965), Procès des Communards, Paris: Julliard.

Rougerie, J. (1971), Paris Libre, 1871, Paris: Seuil.

Rousseau, J.—J. (1973),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London: Everyman.

Sagalyn, L. (1983), ‘Mortgage lending in older neighborhood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65 (January), pp. 98–108.

Sagoff, M. (1988), The Economy of the Earth: Philosophy,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id, E. (1989), ‘Appendix: Media, margins and modernity', in R. Williams (ed.),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London: Verso.

Sale, K. (1985), Dwellers in the Land: The Bioregional Vision, San Francisco, CA: Sierra Club.

Sassen—Koob, S. (1988), Global Ci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uer, C. (1956), ‘The agency of man on earth', in W. Thomas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vols).

Sayer, A. (1989), ‘Post—Fordism in ques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3: 666–95.

Schoenberger, E. (1988), ‘From Fordism to flexible accumulation: technology, competitive strategies and location', Society and Space, 6: 245–62.

Scott, A. (1988), New Industrial Spaces: Flexible Production Organis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London: Pion.

Shiller, R. (2000), Irrational Exube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iller, R. (2011), ‘Housing bubble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New York Times, 5 February.

Simmel, G. (1971),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D. Levine (ed.),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mmel, G. (1978),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Smith, M. (1988), City, State and Marke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mith, M. and M. Keller (1983), ‘Managed growth and the politics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in New Orleans', in S. Fainstein et al. (eds), Regime Strategies, Communal Resistance, and Economic Forces, New York: Longman.

Smith, N. (1987), ‘Dangers of the empirical turn', Antipode, 19: 59–68.

Smith, N. (1990),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mith, N. (1992), ‘Geography,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J. Doherty, E. Graham and M. Malek (eds),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Macmillan.

Smith, N. and P. O'Keefe (1985), ‘Geography, Marx and the concept of nature', Antipode, 12(2): 30–39.

Snedeker, G. (1993), ‘Between humanism and social theory: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Raymond Williams', Rethinking Marxism, 6: 104–13.

Soederberg, S. (2002), ‘The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imposed leadership and “emerging markets”',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London: Merlin.

Soja, E. (1988),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Spoehr, A. (1956),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W. Thomas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pretnak, C. (1985),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Green politics', in C. Spretnak and F. Capra, Green Politics: The Global Promise, London: Paladin.

Spretnak, C. and F. Capra (1985), Green Politics: The Global Promise, London: Paladin.

Stanback, T. (1982), Cities in Transition: Changing Job Structures in Atlanta, Denver, Buffalo, Phoenix, Columbus (Ohio), Nashville, Charlotte, Totowa, NJ: Allanheld Osmun.

Steiner, G. (1992 edn), Heidegger, London: Fontana.

Sternlieb, G. (1966), The Tenement Landlor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Stockman, D. (2011), ‘The bipartisan march to fiscal madness', New York Times, 23 April.

Stoker, R. (1986), ‘Baltimore: the self—evaluating city', in C. Stone and H. Sanders (eds), The Poli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Sugranyes, A. and C. Mathivet (eds) (2010), Cities for All: Proposals and Experiences towards the Right to the City, Santiago: Habitat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Swyngedouw, E. (1986), ‘The socio—spatial implications of innovations in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Working Paper no. 20, Johns Hopkins European Centre for Regional Planning and Research, Lille.

Swyngedouw, E. (1989), ‘The heart of the place; the resurrection of locality in an age of hyperspace', Geografiska Annaler, 71.

Swyngedouw, E. (1992), ‘The mammon quest; globalis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ew monetary order, the search for a new spatial scale', in M. Dunford and G. Kafkalis (eds), Cities and Regions in the New Europe, London: John Wiley.

Swyngedouw, E. (1992), ‘Territorial organisation and the space/technology nexu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17: 417–33.

Szanton, P. (1986), Baltimore 2000, Baltimore, MD: Morris Goldsecker Foundation.

Tabb, W. (1982), The Long Default: New York City and the Urban Fisc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Taylor, B. (1987),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Realis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or Art, Winchester School of Art Press.

Thomas, B. (1973),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Study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E. (1966), The Women Incendiaries,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Thomas, E. (1967), Rossel 1844–71, Paris: Gallimard.

Thomas, W. (ed.) (1956),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vols).

Todes, D. (1989), Darwin without Malthu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Russian Evolutionary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offler, A. (1970), Future Shock,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onti, M. (1966), ‘The strategy of refusal', Turin: Einaudi, libcom.org.

Tully, J. (2004), ‘Green Bans and the BLF: the labour movement and urban ecology',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Online, 357, 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

Turner, G. (2008), The Credit Crunch: Housing Bubbles, Globalisation and the Worldwide Economic Crisis, London: Pluto Press.

Urry, J. (1990), The Tourist Gaze, London: Sage.

Valdès, N. (1971), ‘Health and revolution in Cuba', Science and Society, 35: 311–35.

Virilio, P. (1980), L'Esthétique de la Disparition, Paris: Galilée.

Wade, R. and F. Veneroso (1998),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Walton, J. (1984), Reluctant Rebels: Comparative Studies on Revolu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eale, A. (1992), The New Politics of Pol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Webber, M. and D. Rigby (1996), The Golden Age Illusion: Rethinking Post—War Capit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Weisman, J. (2004), ‘Reagan policies gave green light to red ink', Washington Post, 9 June.

White, E. (2010), ‘Lessons from the great American real estate boom and bust of the 1920s', Working Paper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illiams, R. (1960), Border Countr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ams, R. (1961), ‘The achievement of Brecht', Critical Quarterly, 3: 153–62.

Williams, R. (1964), Second Genera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ams, R. (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 (1979), The Fight for Manod,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ams, R. (1980),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London: Verso.

Williams, R. (1983), Keywords, London: Fontana.

Williams, R. (1985), Loyaltie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ams, R. (1989), 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The Beginning,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ams, R. (1989), Resources of Hope, London: Verso.

Williams, R. (1990), 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The Eggs of the Eagl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ams, W. Appleman (1980),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A. (1992), The Culture of Nature: North American Landscape from Disney to the Exxon Valdez, Oxford: Basil Blackwell.

World Bank (2009),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ster, D. (1985),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rster, D. (1985), Rivers of Empire: Water, Arid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Young, I.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Young, R. (1985), Darwin's Metaphor: Nature's Place in Victorian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eldin, T. (1958),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on III, London: Macmillan.

Zeldin, T. (1963), Emile Ollivier and the Liberal Empire of Napoleon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Zeldin, T. (1973), France, 1848–1945, vol. 1: Ambition, Love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immerman, M. (1988), ‘Quantum theory, intrinsic value, and panentheism', Environmental Ethics, 10: 3–30.

Zola, E. (1967), L'Argent, Paris: Pléiade.

文化思潮 191
挑戰資本主義：大衛．哈維精選文集

作　　者— 大衛‧ 哈維（David Harvey）

作　　者— 許瑞宋

審　　閱— 楊友仁

主　　編— 湯宗勳

特約編輯— 崔舜華

美術設計— 陳恩安

發行人— 趙政岷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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